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陕民申85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培民，男，1938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碑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喜顺，（刘培民之子），住西安市碑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解良，陕西絜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崔伟，男，1979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莲湖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杨光，男，1976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碑林区。 原审第三人：陕西地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西安市高新区东间。 法定代表人：何璐，该公司执行董事。 再审申请人刘培民因与被申请人崔伟、杨光，第三人陕西地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地建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陕01民终86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刘培民申请再审称，1.申请人拥有陕报集团“南山花园”项目购房指标一个，2016年，申请人告知杨光要转让“南山花园”商品房购房指标，让杨光帮忙打听受让人。2016年5月4日，经杨光介绍，申请人与案外人刘某某签订了《陕西日报社南山花园内部购房名额转让协议》。之后，为谋取不当利益，被申请人杨光背着申请人威逼利诱刘某某被迫解除了转让协议，并冒用申请人名义，自行书写授权委托书，将购房名额加价转让给被申请人崔伟，并以自己名义与崔伟签订了房屋名额转让协议。2016年5月6日，杨光、崔伟两被申请人到第三人处，以申请人名义与第三人陕西地建公司签订《南山花园商品房认购协议》。2018年7月，在统一办理更名手续时，申请人才知晓房屋名额被转让给崔伟的事实，并明确表示反对，于是产生纠纷。2.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二审判决认定：杨光为继续完成申请人的委托，自书委托书，和崔伟签订转让协议，由崔伟代刘某某继续购买申请人的购房指标。虽然杨光与崔伟签订转让协议时没有申请人的书面授权委托书，但是杨光在刘某某与申请人签订转让协议中的行为，使得崔伟有理由相信杨光取得申请人的授权委托。且申请人在崔伟以申请人名义与陕西地建公司签订认购协议、交付认购金过程中，始终没有提出异议，可以认定申请人认可崔伟购买自己的购房资格。以上认定，与事实完全不符，显属错误。首先，“申请人始终没有提出异议”是因为申请人根本就不知道杨光与崔伟之间的行为，直到2018年在统一办理更名手续时，申请人才知晓房屋名额被转让给崔伟的事实，并立即表示反对。其次，申请人并不认识崔伟，申请人与刘某某签订转让协议时崔伟也不在场，XX道XX房名额是申请人的，却只以杨光自行书写的授权委托书即认为杨光有代理权，不仅是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更是故意规避法律，以图恶意取得申请人的房产。再次，即使崔伟在场或以其他方式知晓申请人、杨光和刘某某三人之间的情况，其肯定知晓申请人亲自与刘某某签订转让协议，其在之后与杨光签订协议时也应当知晓申请人未授权杨光签订协议，在杨光拿出授权委托书时应当与申请人进行确认，而不是直接与杨光签订协议，其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最后，表见代理是指因为被代理人的过错，让第三人有理由相信被代理人有代理权。本案中，杨光自书授权委托书，违反申请人的意思表示，申请人并无过错，且申请人与刘某某的签约行为也不会让崔伟有理由相信杨光有代理申请人直接订立合同的代理权。所以，二审判决认定“崔伟有理由相信杨光取得申请人的授权委托”“申请人始终没有提出异议”，缺乏证据证明，属于猜测性的认定，是明显的认定错误。3.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将居某甲行为认定为代理行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款第六项之规定，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应当依法再审。首先，二审判决认定刘某某通过杨光与申请人签订转让协议，并通过杨光向申请人支付了转让费。但事实上，杨光的行为并不是代理行为，而是居某甲行为。《民法总则》第161条规定：“民事主体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民事法律行为的性质，应当由本人亲自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代理”，第162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以上规定可以看出，代理人可以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直接与第三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从事民事法律行为。《合同法》第424条规定：“居某甲合同是居某乙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根据以上规定，居某乙是指促成居某乙以外的双方达成交易、合作的人。虽然委托代理人与居某乙都有受委托人委托的性质，但是委托人并未将“以委托人名义从事民事法律行为的权利”委托给居某乙。本案中，刘某某通过杨光与申请人签订转让协议，是申请人亲自与刘某某订立协议，而不是杨光直接以申请人名义与刘某某订立合同，杨光只是作为中间人促成双方达成交易，杨光行为属于居某甲。其次，即使按代理行为认定，杨光未取得申请人的授权，其行为也属于无权代理。崔伟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没有理由相信杨光取得申请人的授权，申请人对杨光的无权代理行为没有过错，杨光的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根据《民法总则》第171条，杨光未取得申请人的与崔伟签约的代理权，且未经申请人追认，其与崔伟的行为对申请人不发生效力。原判决适用《民法总则》第172条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错误，应予纠正。申请再审请求：1.依法撤销本案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一审原告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被申请人崔伟提交意见称,尊重一、二审判决，其对于刘某某与申请人签约的过程都知情，有理由相信杨光是委托代理人。 被申请人杨光提交意见称，尊重本案一、二审判决，本案构成表见代理，刘某某是主动退出协议的，不存在威逼利诱的情况。2017年其给申请人打电话告知刘某某退出的情况，其自始至终没有收过钱，属于无偿帮忙。 第三人陕西地建公司提交意见称，南山花园项目是该公司为陕西日报社定向开发的房地产，该公司自始便在项目部内外张贴有拒绝对外销售房屋的告知书且从未对外销售。虽然第一批次《认购协议》约定“有且仅有一次变更实际购买人的权利”，但设置该条款的初衷是考虑到陕西日报社内部职工家庭的实际情况，为了方便房产在陕西日报社职工家庭内部的承继，并非为了促成房屋认购资格的对外转让。 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申请人主张的本案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经审查，杨光在与崔伟签订转让协议时虽然没有刘培民的书面授权委托书，但是杨光在刘某某与刘培民签订转让协议中的代理行为，使崔伟有理由相信杨光取得刘培民的授权委托。而且，其后崔伟以刘培民名义与陕西地建公司签订认购协议、交付认购金的过程中，刘培民始终没有提出过异议，且2018年7月，刘培民之子刘喜顺通过短信要求崔伟再出50万元，否则拒绝办理手续。综合以上情况，可以认定杨光以刘培民名义将购房资格转让于崔伟的代理行为有效。关于申请人主张的本案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将居某甲行为认定为代理行为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61条规定，“民事主体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民事法律行为的性质，应当由本人亲自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代理”，第162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24条规定，“居某甲合同是居某乙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被申请人杨光接受申请人刘培民的委托后，除了为申请人刘培民联系介绍订立合同机会外，还代理申请人刘培民进行了合同签订、款项交付等一系列的民事法律行为，因此被申请人杨光的行为构成代理行为，而非居某甲行为。 综上，刘培民的再审申请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事由。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刘培民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尤 青 审判员 王琪轩 审判员 闫 涛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卫 琳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