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31民终2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邬朝荣，男，1976年2月13日出生，土家族，湖南省吉首市人，住吉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径，湖南生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湘西自治州武陵法律服务所。住所地：吉首市团结西路22号（11号）。负责人：梁晋，系该所主任。原审被告：谭燕芝，女，1971年10月1日出生，土家族，湖南省吉首市人，住吉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尚伟，湖南生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邬朝荣因与被湘西自治州武陵法律服务所及原审被告谭燕芝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吉首市人民法院（2019）湘3101民初24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询问当事人、阅卷的方式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邬朝荣上诉请求：1、撤销（2019）湘3101民初2426号民事判决；2、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谭燕芝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代理行为有效的事实错误。（1）原审判决基于“原告有理由相信谭燕芝的行为是家族企业的决定，可代表邬朝荣”的理由不成立。上诉人不服凤凰县人民法院（2017）湘3123民初674号民事判决，委托被上诉人代理二审诉讼。而涉案的《资产承包经营合同》系邬朝荣个人与凤凰县商业大厦签订，一审判决内容为：凤凰县商业大厦补偿邬朝荣临时建房费76,050元，原告主体是邬朝荣个人，而非家族。被上诉人与上诉人邬朝荣签署《授权委托书》，而非所谓的家族企业签署。（2）一审判决认为，原告有理由相信谭燕芝、张吉平的行为都是邬朝荣授权的，与客观事实不符。既然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授权委托书》，作为法律服务专业单位应当知道与委托人本人签订收费协议的常识问题，而非找到与案件无关的其他的一般家属（非近亲属）来签署。谭燕芝作为上诉人邬朝荣的嫂子，与案件无关，也没有证据证明谭燕芝此前作为代理人参与凤凰县商业大厦诉讼事宜。谭燕芝签署《收费协议》，处置当事人最基本的委托代理事宜，这说明被上诉人不是“有理由相信”，而是被上诉人“明知谭燕芝没有委托授权”，恶意处置委托人的代理权益，尤其是对委托费用的支付。张吉平作为一审诉讼代理人，仅仅是出庭代理，而非授权签署委托协议及收费协议。所以，张吉平缴费行为不能代表上诉人邬朝荣认可《收费协议书》，也不能证实邬朝荣履行《收费协议书》。况且，张吉平缴费的5万元费用，并非来源于邬朝荣。（3）2018年12月26日是邬朝荣与凤凰县商业大厦纠纷一案最后一天上诉期限，因此由邬朝荣签署《授权委托书》，授权被上诉人先行提出上诉，然后双方再行商议委托代理事宜。故授权在先，委托代理在后是符合当时客观事实的。被上诉人作为专业法律服务单位，在取得当事人授权后，就应当积极联系当事人协商收费事宜并签署相关收费协议。邬朝荣没有就代理费用问题与原告协商并不等同于上诉人认可《收费协议》的效力，而是邬朝荣并不知道《收费协议》的事实。《收费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对委托代理事项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项权利、义务，被上诉人取得邬朝荣授权并签署《民事上诉状》后，明知自己的当事人是“邬朝荣”，而非“家族公司”。作为专业法律服务单位就应当主动、积极地联系自己的当事人并完善法律手续，而不是找到与案件无关的家属来处置当事人的最基本的委托权利、义务。因此，本案中的“表见代理”不成立，只能说明“委托关系”成立，而“委托代理收费内容”不明确。2、一审判决认定“案涉案件的顺利解决是邬朝荣及代理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委托人邬朝荣应当按照约定向代理人梁晋支付代理费用”的事实是错误的。（1）案涉案件的解决结果是《民事调解书》，而非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该结果非诉讼判决由凤凰县商业大厦补偿给邬朝荣各项损失。（2）调解结果的形成是当事人在提出上诉后，通过自己的家属多次向凤凰县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递交申请报告，并与政府单位进行沟通、协商，由凤凰县人民政府以凤政阅（2019）42号《会议纪要》的形式，作出“对邬朝荣的门面回租问题及装饰装修款的补偿问题，由县人防指挥部及商厦负责调查核实后，予以兑现”的结果。协商、调解的过程相当艰难，仅通过会议讨论形式就有17次记录之多，这还不包括当事人及家属以口头、书面形式进行信访维权的记录。2019年7月5日，凤凰县商业大厦作出《同意调解意见书》后，并经湘西州中级人民法院确认，并作出（2019）湘31民终43号《民事调解书》。不可否认被上诉人在本案中确实付出了工作和努力，但该工作均是案件的常规代理，也是被上诉人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但不能说是被上诉人的诉讼代理行为就促成了调解结果。没有当事人及家属的多次协商、调解，仅凭被上诉人出庭诉讼代理行为，当然是达不成《民事调解书》的结果的。（3）（2019）湘31民终43号《民事调解书》的结果包含了“非诉讼补偿金额”和“案外应当补偿金额”。“非诉讼补偿金额”是指，凤凰县政府在诉前已经与当事人达成共识，答应补偿给上诉人的金额，包括了原《民事调解书》第三条即“洗脚城和新知书屋的门面回租款931,413.18元，该事实已经通过书面形式予以固定、认可。“案外应当补偿金额”是指，与原案（邬朝荣与凤凰县商业大厦租赁合同纠纷案）无关的其他事项补偿金额，在本案中一并进行补偿处理，包括了原《民事调解书》第二条、第五条、第六条即“商业大厦主楼的装饰装修款、搬迁费450,564元；开明药店装饰装修款、搬迁费140,392元；停产停业损失290,000元。该补偿费用属于拆迁补偿的正常费用，不因诉讼结果而改变。此外，《民事调解书》第四项即“临建房补偿款76,050元”属于一审裁判结果，已经确定补偿的金额，而非二审改判的结果。因此，上述三笔补偿费用非本案二审诉讼之结果，不应计入《收费协议》的内容。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1、《收费协议书》未成立，未生效。2、谭燕芝签字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被上诉人与谭燕芝签署《收费协议》，并要求张吉平缴费的行为，不符合《民法总则》第172条“表见代理”的法律规定。谭燕芝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3、被上诉人与谭燕芝签订的《收费协议书》违反了法律、法规规定。被上诉人与谭燕芝签订收费协议，不符合《湖南省基层法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第十六条关于“与委托人签订收费合同”的规定。被上诉人湘西自治州武陵法律服务所辩称：一、关于上诉认为：“原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错误”的问题。1、邬朝荣是开明大药房（家族企业）的股东。凤凰商厦的资产承包是企业旗下的一个资产包。2014年开明药店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张生华通过公开竞标，获得凤凰商厦二十年的承包经营权，将承包人变更为邬朝荣（邬朝荣当时只有22岁）。但邬朝荣仅仅只是冠名而已。从未管理过凤凰商厦的承包经营事务。涉及凤凰商厦经营上的所有事情都是由张生华的大女儿邬朝慧和儿媳谭燕芝打理。因此一审认定开明药业公司系家族企业并无不当。2、关于上诉人称“谭燕芝作为上诉人邬朝荣的嫂子与案件无关。也没有证据证明谭燕芝此前作为代理人参与凤凰县商业大厦诉讼事宜。”在凤凰商厦承包人邬朝荣和次承租人因拆迁补偿，要求次承租人搬走的排除障碍之诉和次承租人要求邬朝荣退回多缴租金押金的诉讼中，谭燕芝代表企业和承包冠名人邬朝荣，作为公司的诉讼代理人配合季康济律师出庭（一审、二审）共计三十二次之多，邬朝荣本人并未参与诉讼。足以证明谭燕芝是代表公司处理凤凰商厦的诉讼法律事务。若是邬朝荣个人的资产，这么大的法律事务邬朝荣没有理由不出面参与诉讼。邬朝荣只是在诉讼委托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上签名盖手印，涉及凤凰商厦的诉讼事务皆由谭燕芝负责处理。3、上诉人称被上诉人“找到谭燕芝来签署《收费协议》”。事实上当时不是代理人梁晋找到谭燕芝，而是谭燕芝和张吉平亲自到被上诉人单位，请求我们能帮他们家代理二审诉讼。而且这份“协议”是谭燕芝交给张生华在他们自己家里研究好了，打印签字交给被上诉人。4、关于张吉平缴纳5万元法律服务费的问题。上诉人称，“张吉平缴费行为不能代表上诉人认可《收费协议》。张吉平缴纳5万元（给我单位）并非来源于邬朝荣。”张吉平在开明药业是打工的，每月仅2,600元的工资。邬朝荣在企业是股东，工资也是企业按月发放。这些儿女们和员工的工资，都只有公司董事长张生华才有决定权。在一审中，张生华出具的证明，“是我从家里拿了50000块钱现金给了张吉平去交纳律师费用的。”证明张吉平交给被上诉人单位的，按《收费协议》约定的前期费用50,000元是张生华支付，亦证实了开明药业公司家族企业的管理模式。5、关于上诉人称“邬朝荣并不知道《收费协议》的事实。”因邬朝荣是凤凰商厦的冠名承包人，企业都是邬朝慧和谭燕芝打理，张吉平作为被公司聘用的职工，为公司四处跑腿。邬朝荣不知道有“收费协议”的存在是正常的，因为企业指定了邬朝慧、谭燕芝负责整个凤凰商厦的补偿和诉讼法律事务。6、在一审中，上诉人自己举出的《会议记录》17份，就证明了本案二审期间，邬朝荣作为冠名人从未参加过一次与凤凰商厦及政府关于补偿问题的协调会，均由邬朝慧、谭燕芝、张吉平到场处理。证明了邬朝荣是凤凰商厦承包经营冠名人而已。7、关于开明药业公司这个家族企业的家庭关系：张生华是公司的董事长（实际控制人）也是邬氏三兄妹的母亲。邬朝晖是长子，谭燕芝是其媳妇，邬朝慧是次女，邬朝荣是小儿。公司事务全由母亲张生华说了算。而且在公司他们都持有股权。二、关于上诉人称，二审《民事调解书》，而非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的问题。1、民事调解书与民事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2、上诉人上访和凤凰商厦庭外达成调解意向，本来就是上诉人的权利，与代理人的诉讼代理没有冲突。在二审法院组织的数次法庭调解中，代理人梁晋都发表了法律意见。关于补偿的代理意见和调解观点，及补偿金额和数值计算在法庭调解中，得到了凤凰商厦诉讼代表和开明药业公司代表谭燕芝、张吉平的确认。同时，承办法官通过耐心细致的做双方代理人和当事人的工作，促使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3、关于上诉人提出的凤凰商厦给予邬朝荣补偿金额的问题。①当事人可以和相关人（凤凰商厦）在诉讼中庭外进行协商补偿数额，但此行为不能抵消代理人梁晋在诉讼中的作用，更不能影响到双方《收费协议》的约定。②《民事调解书》第二条、第五条、第六条所列金额，本来在邬朝荣诉凤凰商厦补偿案一审中，该诉讼请求已经提出，仅因举证不能，凤凰县人民法院一审未支持。邬朝荣起诉1400多万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仅判补偿76,050元。本案上诉后，二审中，通过诉讼代理人的努力，多次与该案的对方当事人进行庭内、庭外、电话沟通。凤凰商厦的代表人才同意加进这部分金额，在法庭调解时也才把这部分金额加进了调解协议中。这部分数额也应当是被上诉人的诉讼代理成果，并非上诉人他们单方自己努力得到的。这几百万元的补偿款都是因诉讼而产生的诉讼结果。三、关于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不当的问题。1、一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已经作出了客观公正的认定。2、在适用法律上，上诉人认为谭燕芝的签字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①双方在订立合同行为与过程中存在表见代理行为。②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谭燕芝）有代理权，主观上我们属于善意。构成表见代理对我们的主观方面有两个要求。谭燕芝在《收费协议》上的签字行为，致使表见代理成立。签订的《收费协议》有效。2、邬朝荣本来可以在“协议”签订后一个月内予以追认或否认协议签字。但邬朝荣一直没有行使此权利。3、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谭燕芝有代理权。1、被上诉人曾经是邬朝荣的多其民事案件的代理人，而且与邬朝荣发生过授权委托代理的行为。每次代理都是邬朝荣在授权书上签字，他从不过问任何诉讼法律事务。2、被上诉人持有二审出庭的授权委托书可以证明邬朝荣的签字文书。3、三十日签署了《授权委托书》，按照一般理性判断谭燕芝的签字行为代表邬朝荣。4、邬朝荣未表示反对；5、谭燕芝作为家族企业的诉讼代表，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她有权在协议上签字。6、该“协议”已经实际履行，支付了5万前期费用。三、上诉人认为我们与谭燕芝签订的《收费协议书》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规定的问题。1、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断章取义，错误的引用法条。《湖南省基层法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该收费办法实行的是市场调节价收费。2、本案属重大疑难案件，可以按市场调节价协商收费。3、收费协议就是合同。一旦签订，双方就要按此协议履行。而且本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原审被告谭燕芝陈述：一审法院判决谭燕芝不承担责任是正确。谭燕芝不构成表现代理，被上诉人多次强调家族企业，家族企业并不是公司法中的主体，被上诉人在签约的时候没有审查谭燕芝的身份，被上诉人在主观上并不是善意的，存在重大过失。2018年10月26日邬朝荣出具了委托书，被上诉人没有进行催告，谭燕芝的行为不构成表现代理。谭燕芝并不是本案的诉讼代理人。其次，被上诉人违反了法律规定，从收协议书能够看出就算收费协议书产生效力后，该收费协议书的数额也仅是10万元。一审时本案并未实际执行，所以，就算收费协议成立的情况下，也只是在二审判决后支付另外5万元的诉讼费，而不是未实际执行金额（超过100万有才可收取）的10%。湘西自治州武陵法律服务所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法律服务费50,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法律服务费377,200元；3．案件受理费判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0月26日，被告邬朝荣与原告签订《授权委托书》，委托该所的主任梁晋代理邬朝荣与凤凰县商业大厦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上诉案。2018年10月27日，被告谭燕芝在没有取得邬朝荣授权的情况下与原告签订《收费协议书》，对梁晋代理的邬朝荣与凤凰县商业大厦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上诉案的收费标准、付款时间进行了约定。2018年10月29日，被告邬朝荣的亲属张吉平向梁晋支付50,000元代理费。2019年7月18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湘31民终43号民事调解书，凤凰县商业大厦需向邬朝荣支付各项费用共计3,626,019.18元。邬朝荣与凤凰县商业大厦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上诉案调解结案后，邬朝荣未能按照协议约定向原告付款，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诉讼代理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一、谭燕芝代替邬朝荣签订《收费协议书》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二、邬朝荣是否应当按照《收费协议书》的约定向原告支付代理费。关于争议焦点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谭燕芝代替邬朝荣与原告签订《收费协议书》时没有取得邬朝荣的授权，系无权代理人。原告是否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谭燕芝有代理权限是本案是否构表见代理的关键。首先，邬朝荣是家族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谭燕芝是邬朝荣的嫂子，是家族企业的成员之一，多次作为其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原告服务所的主任梁晋，曾接受谭燕芝、邬朝荣及其家族企业的委托代理参加诉讼，对谭燕芝、邬朝荣及其家族企业的关系十分熟悉，有理由相信谭燕芝的行为是家族企业的决定，可代表邬朝荣。其次，原告与邬朝荣签订《授权委托书》的第二日，谭燕芝即找到原告以邬朝荣委托代理人身份与原告签订《收费协议书》。协议书签订两日后，张吉平按照协议书约定向梁晋支付了50,000元代理费，以实际行为履行了部分协议内容。张吉平系邬朝荣与谭燕芝的亲属，与原告代理的案件并无直接关联，原告有理由相信谭燕芝、张吉平的行为都是邬朝荣授权的。第三，原告与邬朝荣签订委托后，委派该所主任梁晋代理邬朝荣与凤凰县商业大厦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上诉案，直到该案结束，邬朝荣都没有再就代理费用问题找原告或者梁晋进行协商。邬朝荣在代理费用没有确认的情况下即接受原告及梁晋的代理，不符合常理。原告有理由相信谭燕芝与原告签订《收费协议书》的行为就是邬朝荣授权的，故没有再找邬朝荣进行确认签字。综上，原告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谭燕芝是有权代理邬朝荣与其签订《收费协议书》的，谭燕芝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代理行为有效。邬朝荣应当按照约定履行相关义务。关于争议焦点二，被告辩称，与梁晋的授权委托中没有授予调解权限，经审查，邬朝荣与梁晋的《授权委托书》中明确约定了梁晋可代为和解，调解权限包含于和解权限内，即邬朝荣已经授予梁晋调解权限。被告辩称，邬朝荣与凤凰县商业大厦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上诉案调解成功是因被告积极主动与政府联系，由政府出面协商的，与梁晋的代理无关。但案件的诉讼包含多个环节，从最开始的立案，到审理过程中的与当事人协商、与法院沟通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被告虽举证证明梁晋作为代理人并未参加凤凰县政府就案涉案件召开的多次协商会议，但梁晋亦举证证明在法院组织的多次调解中自己已经作为代理人出庭。一个案件的顺利解决并非由其中某一项因素决定，而是多方面努力共同达到的，且一个案件就是一个整体，一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就是一个整体，不能因为其中某一人花费的精力较多就否定其他人的努力。本案被告虽在联系政府方面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但代理人梁晋亦在立案、整理诉讼资料、在与法院沟通时付出了努力、提供了专业服务。案涉案件的顺利解决是邬朝荣及代理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委托人邬朝荣应当按照约定向代理人梁晋支付代理费用。按照原告与谭燕芝签订的《收费协议书》约定，“双方商定由甲方付给乙方诉讼代理费、法律服务费壹拾万元整。一、根据本协议收费约定，乙方立案完毕甲方即付给乙方50,000元，尚欠50,000元。甲方承诺在本案第二审审结即结清全部法律服务费用。另外，本案按诉讼标的执行到位10%收取法律服务费用。二、1、执行标的到位必须保证100万元保底才能计收10%；”被告辩称该收费标准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应当支持。经审查，《收费协议书》约定的代理费，一部分为诉讼阶段的代理费10万元，另一部分是按照实际执行到位的金额收取10%的执行代理费（100万元保底才能计收10%）。该约定是双方自由协商的，也没有违反规定，合法有效。案涉案件现已经调解结案，邬朝荣应当将剩余的50,000元法律服务费支付给原告。故对原告主张被告支付50,000元的诉请，予以支持。案涉案件的调解金额为3,772,010元，该调解内容尚未执行到位，原、被告双方约定的履行条件尚未成就，但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合法有效。为减轻当事人的诉累，对原告主张被告支付377,200元代理费的诉请，作出相应调整。被告谭燕芝不属于本案合同相对人，不应对该合同的后果承担责任。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被告的抗辩意见，部分予以采纳。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邬朝荣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湘西自治州武陵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费50,000元；二、被告邬朝荣自（2019）湘31民终43号民事调解书执行标的到位（包括法院强制执行、当事人自动履行、他人债务抵扣等）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湘西自治州武陵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费，支付标准按照实际执行金额（超过100万元才可收取）的10%计算；三、驳回原告湘西自治州武陵法律服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708元，减半收取3,854元，由被告邬朝荣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邬朝荣及原审被告谭燕芝未提交新的证据。被上诉人湘西自治州武陵法律服务所为支持其主张，提交了下列三组证据：第一组证据是凤凰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和湘西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谭燕芝作为邬朝荣的诉讼代理人，配合律师季康济参加邬朝荣诉凤凰商厦次承租人排除妨害诉讼案（共计三十二次诉讼代理），拟证明谭燕芝作为开明药业公司的高管人员，被指派参加凤凰商厦关于拆迁补偿系列案的法律事务代表；第二组证据是湘发改价服{2018}150号《湖南省基层法律服务收费办法》，第五条基层法律服务收费按不同法律服务事项，分别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管理，拟证明我所和邬朝荣（代理人谭燕芝）所签订的协议是按照市场调节价根据本案的难易程度进行协商收费；第三组证据是2011的判决书、2012年的裁定书，拟证明从2011年-2013年被上诉人作为邬朝荣的代理人，邬朝荣从未参与诉讼活动，有理由相信谭燕芝可以代表邬朝荣签订收费合同。上诉人邬朝荣质证认为，第一组组证据判决书是真实的，但是有瑕疵，本案涉及的是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与原来系列案排除妨害案中谭燕芝参加代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于判决书、裁定书、起诉状是真实的，邬朝荣请了律师可以不出庭，本案的原审被告谭燕芝没有在案子进行代理，也并不是邬朝荣的代理人。原审被告谭燕芝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谭燕芝在该组证据作为代理人也不是邬朝荣委托的。对于判决书、裁定书仅仅只是两个案子，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为邬朝荣作为代理人服务了十年的证明，该组证据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本院认证认为，被上诉人湘西自治州武陵法律服务所所举证据系人民法院法律文书或国家有关部门规范性文件，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一、原审第三人谭燕芝与被上诉人湘西自治州武陵法律服务所签订《收费协议书》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是否有效；二、上诉人邬朝荣是否应当按照《收费协议书》的约定向被上诉人湘西自治州武陵法律服务所支付法律服务费。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这是法律对表见代理制度的界定。认定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关键在于是否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一是行为人实施了无权代理的行为，具有代理的表面特征。本案中，作为邬朝荣嫂子的谭燕芝以委托代理人身份代理邬朝荣与被上诉人签订《收费协议书》时未出示邬朝荣的授权委托文书，没有证据证明其取得了签订《收费协议书》的授权，谭燕芝系无权代理。二是客观上有使相对人有理由相信有代理权的表象。被上诉人列举的下列事实足以使被上诉人对谭燕芝代理邬朝荣与其签订《收费协议书》权限产生信赖：1、上诉人邬朝荣与被上诉人湘西自治州武陵法律服务所负责人梁晋签订《授权委托书》后，其知道被上诉人为其提供有偿法律服务需另行签订收费合同，次日谭燕芝即以委托代理人身份与被上诉人签订《收费协议书》；2、上诉人邬朝荣曾二次委托梁晋作为民事案件诉讼代理人参与凤凰县商业大厦与邬朝荣租赁合同纠纷案件的诉讼活动，且此次与梁晋一同代理诉讼的张吉平（邬朝荣表兄）是同学关系，素有来往，梁晋自认为知晓邬朝荣企业经营属家族经营模式，相信谭燕芝取得邬朝荣授权代理签订相关协议；3、梁晋知晓谭燕芝作为特别授权诉讼代理人参与了30余件凤凰县商业大厦与邬朝荣排除妨害纠纷的诉讼活动的情况，邬朝荣本人从未参与诉讼活动。三是相对人为善意且无过失。双方在签署《收费协议书》时，梁晋与谭燕芝、张吉平进行了充分协商，后续的代理行为也尽到了职责，其善意且无过错亦得到上诉人的认可。且协议签订两日后，由邬朝荣的母亲张生华将50,000元交给张吉平向被上诉人支付了协议约定的第一期法律服务费，以实际行为履行了部分协议内容，直至案件终结，邬朝荣未提出异议，事实上亦得到邬朝荣的认可。综上，谭燕芝与被上诉人湘西自治州武陵法律服务所签订《收费协议书》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代理行为有效，邬朝荣应当按照约定履行相关义务。关于争议焦点二，上诉人邬朝荣与湘西自治州武陵法律服务所梁晋签订《授权委托书》后，梁晋书写了《民事上诉状》，办理了上诉立案手续，收集调取了共十三组证据向二审法院提交，并参加了二审法院询问及多次调解等诉讼活动，与凤凰县商业大厦法定代表人及谭燕芝多次沟通协调，直至达成调解协议，签收调解书。诉讼代理人梁晋在代理过程中尽到了合同约定的代理义务并达到了约定保底100万元以上的代理效果，有权要求当事人按照约定支付法律服务费用。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湖南省司法厅制定的《湖南省基层法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基层法律服务收费，可以采取计件、按标的额比例、计时及其他收费方式。通常情况下采取计件、按标的额比例和风险代理三种方式计收法律服务费。本案中，《收费协议书》约定，由甲方（邬朝荣）付给乙方（湘西自治州武陵法律服务所）诉讼代理费、法律服务费壹拾万元整。一、根据本协议收费约定，乙方立案完毕甲方即付给乙方50,000元，尚欠50,000元。甲方承诺在本案第二审审结即结清全部法律服务费用。另外，本案按诉讼标的执行到位10%收取法律服务费用。二、1、执行标的到位必须保证100万元保底才能计收10%。根据协议内容，存在计件收费和风险收费两种收费方式。《湖南省基层法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计件收费一般适用于不涉及财产关系的法律事务。本案系涉及财产关系法律事务，故应采取风险收费计收法律服务费，且一般不同时采用其他收费方式，但风险代理与服务结果挂钩，事先不支付法律服务费，故对约定的先行计件收取10万元法律服务费不予支持。根据所代理案件一审判决情况，上诉人请求金额1550余万元，仅支持76,050元，部分诉请需另行提起行政诉讼解决，可以预见本案二审的复杂程度及需要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也存在难以足额收取法律服务费的风险。双方约定在达到100万元保底条件下计收10%法律服务费，系双方协商一致，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现该案已全部履行完毕，支付法律服务费的条件已成就，上诉人邬朝荣应当支付，本院对支付金额予以明确。但根据本院（2019）湘31民终43号民事调解书，应以调解协议1-6项共计3,626,019.18元为基数计费，调解协议第七项系案件受理费及评估费分担，非法律服务获得的利益，不计入计费金额。另外，上诉人邬朝荣已经支付50,000元，应予扣减。扣减后上诉人邬朝荣应支付被上诉人湘西自治州武陵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费312,601.92元。综上所述，上诉人邬朝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实体判决不当，本院予以变更、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湖南省吉首市人民法院（2019）湘3101民初242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维持关于“三、驳回原告湘西自治州武陵法律服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的判决；二、撤销湖南省吉首市人民法院（2019）湘3101民初242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即撤销关于“一、被告邬朝荣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湘西自治州武陵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费50,000元”的判决和关于“二、被告邬朝荣自（2019）湘31民终43号民事调解书执行标的到位（包括法院强制执行、当事人自动履行、他人债务抵扣等）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湘西自治州武陵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费，支付标准按照实际执行金额（超过100万元才可收取）的10%计算”的判决；三、上诉人邬朝荣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五日内支付被上诉人湘西自治州武陵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费312,601.92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854元，由上诉人邬朝荣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708元，由上诉人邬朝荣、被上诉人湘西自治州武陵法律服务所各负担3,85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光福审判员  杨安寿审判员  曾浩恒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书记员  张 艺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