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9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永军，男，1961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威海宝尔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初村镇凤凰山路618-3号。法定代表人：赵允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栾健，山东凌云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好男，山东凌云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永军因与被上诉人威海宝尔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尔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1091民初26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永军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刘永军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2016年8月至10月，刘永军为宝尔公司提供了劳动，宝尔公司应当支付该三个月的工资。一审法院调查宝尔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顾子敬时，顾子敬表示应当给刘永军发放该期间的工资。虽然刘永军在辞职时声明与宝尔公司不存在任何劳动纠纷，但不代表其放弃了这三个月的工资，而且宝尔公司主张刘永军给公司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并未提供证据证实，故刘永军不存在需要向公司赔偿损失的情形。2.宝尔公司应当支付刘永军2016年11月至2018年9月的工资。虽然刘永军于2016年10月30日向宝尔公司提交了辞职申请，但顾子敬和一审出庭的证人曹某均能证实宝尔公司并未批准该辞职申请，亦未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刘永军仍继续在宝尔公司工作。另外，宝尔公司并无证据能够证实已经向刘永军交付了解除劳动关系证明，相反其一直为刘永军缴纳社保至2018年9月。以上均能够说明2016年10月30日双方劳动关系并未实际解除，刘永军与宝尔公司的劳动关系一直存续。3.刘永军劳动报酬的数额应当由宝尔公司承担举证责任。根据《山东省劳动争议仲裁证据规则》第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七条、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因用人单位支付劳动报酬等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因此，宝尔公司应当提供会计账簿等凭证证实刘永军的工资数额及发放情况，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4.刘永军与宝尔公司的劳动关系一直持续至2018年10月初，因宝尔公司的原因解除了劳动关系，其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宝尔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予以维持。刘永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宝尔公司向刘永军支付工资165489.67元；2．宝尔公司支付刘永军未提前通知解除劳动合同工资6500元；3．宝尔公司支付刘永军经济补偿金91000元。以上三项合计262989.67元。庭审中，刘永军变更诉讼请求中的经济赔偿金为经济补偿金。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永军原系宝尔公司职工。2016年2月2日，双方签订了期限为2016年2月2日至2021年2月1日的劳动合同，约定刘永军从事财务工作，月工资6500元；刘永军应认真履行岗位职责，遵守各项规章制度，服从管理，按时完成工作任务。宝尔公司为刘永军发放工资至2016年7月，缴纳社保至2018年9月30日。2016年10月30日，刘永军以不能胜任工作为由提出辞职并向宝尔公司出具了《声明》，内容为：本人与宝尔公司劳动关系依法解除，相关离职手续均已办妥，宝尔公司与我不再有任何劳动纠纷。刘永军主张，根据宝尔公司的财务记录，宝尔公司欠付刘永军2016年8－10月的工资分别为4843.26元、4580元、6566.41元，共计15989.67元。2016年11月至2018年10月宝尔公司欠发刘永军工资23个月，每月按合同约定6500元计算，共计149500元。刘永军提交时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顾子敬的证明材料，并申请证人曹某出庭作证，曹某亦从事财务工作，其证实刘永军离职时公司未批准，从刘永军提交离职申请后，在证人2017年10月离职前刘永军一直在公司配合管理人员工作，证人经常在公司见到刘永军。刘永军未提交其他证据证实2016年11月至2018年9月期间按时上、下班，为宝尔公司提供了劳动。宝尔公司认为，其收到刘永军提交的离职申请和声明后，当天就同意刘永军离职，对于拖欠8、9、10三个月的工资宝尔公司不清楚，虽然宝尔公司为刘永军缴纳社保，仅是代缴行为，不能因此证明刘永军一直在宝尔公司工作，刘永军有义务到单位协助管理人员配合工作，并非每日按时上下班，需要配合调查时才到公司。曹某与刘永军系一个部门同事，私下感情深厚，证言不可信。经调查顾子敬，其证实：刘永军提出辞职申请时，公司未批准，但是刘永军已经离开公司，刘永军属于公司高管，公司有事需要刘永军协助时会打电话通知其到公司，问清楚后，刘永军就离开了，刘永军一个月来2次左右；宝尔公司自2016年12月7日被批准破产重整，12月7日管理人进驻宝尔公司，之后管理人说了算，管理人找没找刘永军证人不清楚，证人有时候在公司看到过刘永军，其是来配合调查工作的；刘永军离开前2016年8－10月的工资应该补发，之后的工资应不应该给证人不清楚。另查明，宝尔公司有打卡考勤制度，刘永军陈述其为公司高管，且经常出差，在2016年10月30日提交辞职申请前打卡，不打卡时签说明，高管不强制打卡，2016年11月至2018年9月期间未打卡，宝尔公司重整工作在2017年底基本结束，刘永军2017年底前基本按时上下班，2018年是随叫随到，至2018年9月宝尔公司说不用刘永军了，也停止缴纳保险。庭后，法庭通知双方补充提交相关材料，刘永军补充提交2015年8月至2016年7月刘永军与其儿子刘洋广工资发放明细，主张每月工资6500元、满勤奖100元、工龄奖150元、超出26天多一天给100元，为了避税，刘永军工资分两个账户发放，每个月分出3000元发到其儿子刘洋广账户，刘洋广干个体无法交保险，所以扣除应交保险费后，余额打入刘洋广银行账户，刘永军主张期间平均工资为6359.17元。刘永军另提交取自于宝尔公司的刘永军欠款明细，明细表载明2016年8月至10月工资数额同刘永军主张。但同时从该欠款明细还可以看出刘永军尚欠宝尔公司款项，所欠款项与2016年8月－10月的工资相抵顶后，尚欠宝尔公司3万余元。刘永军提交的仲裁开庭笔录，证实宝尔公司认可工资发放至2016年7月。但此笔录同时也可以看出，宝尔公司庭审陈述，由于刘永军造成了宝尔公司重大经济损失，所以刘永军在离职时同意放弃2016年8月至10月的工资弥补公司的损失。宝尔公司提交2016年10月30日宝尔公司盖章的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内容为：刘永军同志，劳动合同期限自2016年2月2日至2021年2月1日，因不能胜任本职工作于2016年10月30日自愿离职，现与我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特此证明。此份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宝尔公司在仲裁时也提交过。宝尔公司另提交2016年8月、9月、10月行政人员工资表，工资表记载：三个月刘永军工资实发金额分别为3556.26元、3293元、3939.41元。宝尔公司另提交一份说明材料和相关判决书，证实刘永军给宝尔公司造成了重大损失等事宜，刘永军否认。一审法院认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应受法律保护。本案刘永军于2016年10月30日提出辞职，并声明“本人与威海宝尔电器有限公司劳动关系依法解除，相关离职手续均已办妥，威海宝尔电器有限公司与我不再有任何劳动纠纷。”这与宝尔公司同日出具的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内容相吻合，应认定为双方的劳动合同于2016年10月30日因刘永军提出辞职申请、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在此情况下，宝尔公司无须支付刘永军经济补偿金。刘永军提交的欠款明细中可以看出，扣除2016年8－10月工资后刘永军仍欠宝尔公司款项，再结合刘永军与公司不再有任何劳动纠纷的承诺，可认定宝尔公司不存在欠付刘永军三个月工资问题。关于刘永军主张2016年10月30日之后至2018年10月期间的工资，刘永军辞职后，虽然宝尔公司一直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但刘永军无充分证据证实其仍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提供劳务，仅是配合财务调查工作，故刘永军的该部分主张缺乏相关证据证实，不予支持。综上，对刘永军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永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刘永军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刘永军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张某系宝尔公司的前台兼人事管理人员，负责新员工的入职记录、老员工的离职、行政员工的考勤记录、后勤仓库的出入库管理，张某证实刘永军在2017年12月底之前一直在宝尔公司上班，2018年6月之后偶尔到宝尔公司上班，其并未为刘永军办理过离职手续，亦未见过刘永军的离职申请书、声明及宝尔公司提交的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宝尔公司对证人证言质证称：第一，证人负责新员工入职和老员工离职，但不负责审批，只负责保管合同和花名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人力资源负责人；第二，证人认为刘永军没有离职，理由仅是没有见到刘永军的离职申请和审批，但其也认可宝尔公司出具的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上的公章与领导签字具有同等效力；第三，证人认为刘永军仍在上班，仅是因为其看到刘永军经常到宝尔公司处，其一方面说高管和刘永军不需要打卡，另一方面又以自己单方认识认为刘永军仍在上班，主观意向明显，随意性强，证明力不足，不应采信。本院对上述证人证言认定如下：因宝尔公司对证人关于刘永军2017年12月底之前一直在宝尔公司上班的证言不予认可，刘永军亦认可其自2016年10月30日之后再没打卡，且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如何认定宝尔公司与刘永军之间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宝尔公司称在刘永军2016年10月30日提交离职申请书后，向其出具了一份盖有公司印章的“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但刘永军对该证明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即使该证明书属实，宝尔公司也未能举证证实已送达给刘永军，同时其时任法定代表人顾子敬亦证明当时宝尔公司并未向刘永军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因此，不能认定宝尔公司与刘永军于2016年10月30日经协商一致解除了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然刘永军于2016年10月30日向宝尔公司提交离职申请书和声明系既定事实，从一审法院对顾子敬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出，虽然宝尔公司当时没有批准刘永军的辞职申请，但刘永军已经离开了宝尔公司，其在宝尔公司破产重整前一个月（2016年11月）只到公司2次左右，并且刘永军自认其2016年10月30日之后再未到公司打卡，亦未签没打卡说明，故该离职申请书应视为其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宝尔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在之后的一个月内，刘永军未提供劳动，宝尔公司亦未对此做出相应处理，故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应于2016年11月30日解除。基于此，刘永军主张的经济补偿金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当支付的情形，对此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刘永军2016年8月至10月的工资问题，因其在辞职时做出了与宝尔公司不再有任何劳动纠纷的声明，故该三个月的工资不应再予支付。关于11月的工资，因刘永军在11月并未正常提供劳动，即使宝尔公司仍需按照原合同约定的6500元/月的标准向刘永军支付工资，根据刘永军提交的欠款明细可以看出其欠付宝尔公司的款项数额仍高于其8-11月的工资总额，故宝尔公司亦不必支付刘永军11月的工资。关于刘永军2016年12月至2018年9月的工资问题，虽然宝尔公司为刘永军缴纳社保至2018年9月，但刘永军2016年12月之后既未到宝尔公司打卡也未签没打卡说明，证人曹某亦证实刘永军到宝尔公司系配合管理人工作。刘永军作为宝尔公司高管，在离职之后积极配合破产管理人进行调查工作，这种行为应当给予肯定，但其关于每天按时上下班并为宝尔公司提供了合同约定的劳动的主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未支持刘永军主张的2016年12月至2018年9月的工资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综上所述，刘永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刘永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乔 卉审判员 张燕妮审判员 杨秀萍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四日法官助理马文姣书记员刘金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