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42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益诺欧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所在地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前进中路3号第4幢自编363房。法定代表人：韩全。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培辉，系上诉人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昌东机械租赁有限公司，所在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夏东涌口工业区石龙北路东区四横路2号第三层之二。法定代表人：李昌东。委托诉讼代理人：颜延，广东杰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益诺欧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诺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昌东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东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7民初55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益诺欧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培辉，被上诉人昌东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昌东、委托诉讼代理人颜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益诺欧公司上诉请求：改判一审判决第一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的涉案租金金额有误，应为昌东公司确认的结算费用23.3万元而非37.5万元。根据本案双方提交的证据及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显示，李昌东作为昌东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在结算中已向益诺欧公司确认本案租赁结算总金额是23.3万元，该事实有李昌东本人签名的《承诺书》及《工程费用支付申请书》佐证，其中《承诺书》明确租赁总结算费用为23.3万元（含租金及进退场费），并承诺“益诺欧公司承诺在确认该结算费用后不再增加任何费用”。从文字意思解释，昌东公司承诺“不再增加任何费用”前提是“确认该结算费用”而不是“收到该结算费用”，亦即只要昌东公司真实自愿确认该结算金额即可，而并未约定一定收到上述款项。且李昌东在本案证据中提交的《工程费用支付申请书》中“项目内容”也记载“塔式起重机最终结算总费用-申请金额为233000元”。因此，李昌东作为昌东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上述证据上签字确认结算金额并经益诺欧公司确认，属于其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对本案的租金总金额确认为233000元。因此，一审法院对相关事实认定存在错误，应予以纠正。（二）一审法院认为昌东公司具有适格诉讼主体，对益诺欧公司主张实际和佛山市恒昌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昌公司”）存在租赁合同关系的事实不予认可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益诺欧公司认为，按照《合同法》第二十七条“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之规定，虽然益诺欧公司提供的与恒昌公司《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上并无益诺欧公司公章加盖，但从昌东公司提交的《工程费用支付申请书》中显示，昌东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昌东以恒昌公司的负责人名义与益诺欧公司提交结算款项支付申请，结合本案事实，该合同已经符合上述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合同成立之条件，属于合同成立。且该份合同和《工程费用支付申请书》内容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因此，昌东公司主体并不适格，无权要求益诺欧公司支付相关租赁结算款项，而一审法院相关事实认定存在错误，应予以纠正。（三）一审法院认定的租金起始计算公式有误，本案租赁期限终止应在李昌东出具《承诺函》的2019年9月21日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2019年11月5日。益诺欧公司曾在一审审理期间主张益诺欧公司已经从2019年6月份开始通过电话方式要求塔式起重机撤离项目现场并办理结算手续，但李昌东等一直故意不予撤走。而从本案证据《承诺函》、《工程费用支付申请书》内容可以得知，双方对本案租赁总结算发生在2019年9月21日，退一步说，无论按照社会交易习惯还是双方意思表示，既然双方对本案租赁总费用进行清算，不可能存在益诺欧公司继续租赁塔式起重机的任何可能性。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租金终止日期为2019年11月7日是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昌东公司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一）、昌东公司是涉案塔式起重机的实际出租方，恒昌公司是昌东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昌东儿子开办的公司。当时是因为开票问题，所以才由恒昌公司向益诺欧公司请款，但新的租赁合同益诺欧公司并未盖章。（二）、涉案塔机正式拆除时间是2019年12月18日，在此之前，昌东公司都有权要求益诺欧公司支付实际租赁期间的租金。一审法院关于租金费用的认定并无不当。昌东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益诺欧公司立即支付塔吊租金375000元（暂时计算至起诉之日）；2.诉讼费用由益诺欧公司承担。庭审中，昌东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益诺欧公司立即支付塔吊租金423000元；2.判令益诺欧公司配合昌东公司拆除并运走涉案的塔式起重机，益诺欧公司协助通电通路，如益诺欧公司不配合我方，我方将保留主张塔式起重机的租金的权利；3.本案诉讼费用由益诺欧公司承担。一审认定的事实：昌东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昌东，成立日期为2012年8月3日；恒昌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波，成立日期为2019年1月3日。2018年9月29日，昌东公司与佛山市自来水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自来水公司”）签订《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约定自来水公司因工程施工需要，向昌东公司租用自升塔式起重机一台，代自来水公司在云浮市新瀚能污水处理厂使用。租金为每月30000元（不包含塔机司机工资），不足一个月按1000元一天计算。塔机的进退场费为60000元，塔机进场安装完毕时，检测合格自来水公司一周内一次性支付60000元给昌东公司作为进退场费。合同其他约定事项在此不予一一叙述。合同中显示，自来水公司签名人为沈渊，昌东公司签名人为李昌东并盖有昌东公司印章。2018年12月5日，益诺欧公司向昌东公司作出《承诺书》，内容为：“鉴于广东佛山（云浮）产业转移工业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业主方）要求云浮市新瀚能污水处理厂立即安装塔式起重机，我司作出如下承诺：在云浮市新瀚能污水处理厂工程施工许可证办理下来前，塔式起重机安装过程中或安装完成后发生任何安全、经济、法律及相关责任问题，以及一切责任后果由我司全部承担。”《承诺书》盖有益诺欧公司印章。2018年12月8日，沈渊与昌东公司签订《塔式起重机起租停止登记表》，登记了塔式起重机型号、租赁合同编号、租赁用户名称、使用地点，及进场时间（开始计租时间）2018年12月7日。沈渊及李昌东在登记表中签名并盖有昌东公司印章。昌东公司出具的2018年12月6日-2019年9月21日对账单显示，益诺欧公司租赁昌东公司塔式起重机租金一共为345000元。2019年9月21日签订的《工程费用支付申请书》显示，塔式起重机最终结算总费用为233000元，昌东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昌东及陶毅在申请书上签名。同日，恒昌公司向益诺欧公司出具《承诺书》，内容为：“根据我司与贵司签订的《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合同编号：XHN2018），经贵司与我司友好协商一致，云浮市新瀚能污水处理厂工程项目同意总结算费用为23.3万元（含租金及进退场费），贵司应于2019年9月25日前以承兑汇票的形式向我司交付支付凭证，我司承诺在确认该结算费用后不再增加任何费用。”《建筑起重机械维护保养记录表》显示，涉案塔式起重机在2019年3月至2019年11月由广州骏晨建筑机械有限公司进行了9次维保。益诺欧公司提交的《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显示，签订日期为2019年9月21日，租用方为益诺欧公司，出租方为恒昌公司，合同内容在塔式起重机型号、司机工资等方面与昌东公司提交的《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有差异，另外益诺欧公司无盖章，恒昌公司有盖章。益诺欧公司提交的《工程费用支付申请书》与昌东公司提交的《工程费用支付申请书》内容一致，签订日期显示为2019年9月21日，均确认塔式起重机最终结算总费用为233000元及陶毅签名，但益诺欧公司提交的《工程费用支付申请书》上有恒昌公司盖章及预算部负责人、财务部负责人等三人签名。庭审中，益诺欧公司承认自来水公司是涉案工程项目的总施工方，益诺欧公司是该公司的分包方，沈渊是益诺欧公司的员工，陶毅为益诺欧公司项目负责人。并陈述一开始并不确认昌东公司与自来水公司签订的《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但后来为了尽快施工，就同意以自来水公司名义租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租赁合同纠纷。昌东公司在庭审中变更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因此，关于昌东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准许。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昌东公司是否是本案的适格原告；二是若昌东公司是本案的适格原告，益诺欧公司是否应支付租金及租金如何计算。对此，一审法院作以下分析：首先，关于昌东公司是否是本案的适格原告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昌东公司与益诺欧公司是否存在合同关系。本案中，昌东公司与自来水公司签订《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合同中自来水公司处签名人为益诺欧公司的员工沈渊，后益诺欧公司向昌东公司作出《承诺书》，庭审中益诺欧公司陈述其后来确认了上述合同并同意租赁昌东公司的塔式起重机。从合同的签订到《承诺书》的作出、再到庭审中益诺欧公司的自认，一审法院认为益诺欧公司作出《承诺书》应视为对合同的追认，而且从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看，昌东公司与益诺欧公司亦存在事实上的合同关系，昌东公司并没有与自来水公司存在合同关系。益诺欧公司提交的《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的合同相对方虽为恒昌公司，但益诺欧公司没有在合同中盖章，合同不能成立，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该租赁合同实际也不存在。益诺欧公司提交的《工程费用支付申请书》及第二份《承诺书》中均为昌东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昌东签名。塔式起重机最终结算总费用为233000元，对该事实益诺欧公司在庭审中也认可是与昌东公司共同协商作出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昌东公司与益诺欧公司的合同关系成立，故昌东公司是本案的适格原告。第二，益诺欧公司是否应支付租金及租金如何计算的问题。昌东公司与益诺欧公司存在租赁合同关系，且昌东公司履行了交付塔式起重机给益诺欧公司使用的合同义务，故益诺欧公司应当支付租金给昌东公司。双方在《工程费用支付申请书》及第二份《承诺书》中确认塔式起重机最终结算总费用为233000元，昌东公司在《承诺书》中表示“贵司应于2019年9月25日前以承兑汇票的形式向我司交付支付凭证，我司承诺在确认该结算费用后不再增加任何费用。”从上述内容可看出，在益诺欧公司没有按期支付该总结算费用233000元的情况下，昌东公司并不停止租金的计算，涉案塔式起重机也未撤离工程现场，故租金应从起租日2018年12月7日计算至昌东公司起诉之日即2019年11月5日，共10个月零28天，即为60000元（进场费）+30000元/月×10个月+28天×1000元/天=388000元，昌东公司起诉金额为3750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判决如下：益诺欧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支付塔式起重机租金375000元给昌东公司。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63元，由益诺欧公司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本案为租赁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有二：其一，涉案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的出租方如何确定？其二，益诺欧公司向出租方支付的租赁费金额为多少？本院分析认定如下：第一，昌东公司签订有2018年9月29日《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涉案塔式起重机给益诺欧公司使用。在塔式起重机租赁期间发生的维护保养中，各方也均确认设备产权单位为昌东公司，益诺欧公司并无提出异议。恒昌公司虽另作为出租方与益诺欧公司签署《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但该合同签订于2019年9月21日，此时，昌东公司与益诺欧公司的租赁合同，已履行至结算租赁费阶段。退一步讲，即使2019年9月21日《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成立，但恒昌公司并未履行该协议项下出租义务。另一方面，昌东公司并无向恒昌公司转让其涉案租金请求权的意思，其称仅是因为开具发票问题，而变更请款主体，具有合理性。因此，本院确认昌东公司系涉案租赁关系的缔约当事人及实际履行义务方，其有权向益诺欧公司主张涉案租金费用。第二，《承诺书》记载的租金金额与昌东公司提交的《对账单》记载的租金数额相较，存在较大差距。《承诺书》并非双方据实结算的对账凭证，而是经协商一致后，在益诺欧公司承诺及时付款的条件下，昌东公司给予益诺欧公司的结算优惠，该结算金额的达成是附加条件的。但是显然，益诺欧公司并未按照承诺时间履行付款义务。在此情况下，昌东公司主张据实结算租金费用，一审法院从起租日开始计算租金至昌东公司起诉之日，并无不当。益诺欧公司称其自2019年6月开始要求昌东公司办理塔式起重机撤场手续，但未能提交证据证实，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所述，益诺欧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926元，由上诉人广东益诺欧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汤 瑞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易超前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书记员 林燕贞梁惠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