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1121民初4784号 原告：东阳丰天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3MA28PXNMOR，住所地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南市街道紫溪村马路边。 法定代表人：邵武，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单爱萍，浙江长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青田县盛利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3311216784270754，住所地浙江省青田县瓯南街道大李村李山46号。 法定代表人：徐伟敏。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土才，浙江五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晶晶，浙江五洲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徐伟敏，男，1971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青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土才，浙江五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晶晶，浙江五洲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东阳丰天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天公司）诉被告青田县盛利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盛利合作社）、徐伟敏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9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丰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邵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单爱萍，被告盛利合作社、徐伟敏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土才、陈晶晶到庭参加诉讼。后因案情复杂，本院依法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于2020年3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丰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单爱萍，被告盛利合作社、徐伟敏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土才、陈晶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丰天公司起诉称：2017年8月9日，丰天公司（法定代表人邵武）与盛利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徐伟敏）合作养殖。2018年7月18日，合作养殖亏损200万元，徐伟敏要求退出合作，双方约定，徐伟敏不亏本退出，但承担母猪贬值损失15万元，猪场所有猪只与生产经营权归邵武所有，邵武出具50万欠条给徐伟敏。2018年12月13日猪场因非洲猪瘟瘟疫被青田畜牧局扑杀，由被告徐伟敏办理扑杀赔付等事项。2019年3月4日，被告徐伟敏告知原告畜牧局拿走100头猪赔偿款，200元每头处置费用，收到赔偿款为104万元，因政府卡扣赔偿款，打点支付9万元，与原告进行了结算并签订协议一份。后经原告了解到上述事项均是被告徐伟敏欺骗原告，徐伟敏收到的赔偿款为116.04万元，政府没有收取100头猪的费用、200元每头处置费用及卡扣赔偿款，因此原告签订2019年3月4日协议系非真实意思表示，故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原、被告于2019年3月4日签订的协议；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91.04万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按年利率6%从2019年3月4日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明确第1项诉讼请求为：判令撤销原告与被告徐伟敏于2019年3月4日签订的协议。 被告盛利合作社、徐伟敏共同答辩称：1.被告徐伟敏诉讼主体不适格；2.原、被告两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19年3月4日签署的《协议》系双方在合作终止后对合作事务的结算；3.被告先行扣除100头猪赔偿款的行为与畜牧局无关，且该行为只是导致结算中的一项数据即政府赔偿款的数额减少。并没有对其他结算项目产生影响。4.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在本案诉讼过程中，被告徐伟敏又自认合同相对方为其个人，而非被告盛利合作社。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成立，当庭列举其在举证期限内递交本院的以下证据材料： 1.2017年8月9日签订的《猪场入股合作协议书》，用以证明原、被告合作经营猪场的事实； 2.2018年7月18日《条约》一份，用以证明2018年7月18日原、被告合作关系终止，猪场猪只及经营权归原告的事实； 3.2019年3月4日《协议》一份，用以证明2019年3月4日，原告在被告知虚假事实的情况下与被告签订协议的事实； 4.录音（含译文）两份，2019年3月4日协商录音用以证明签订《协议》时，被告虚构政府卡扣100头猪的补助款而实际收到补助款只有104万元、为打点关系支出9万元、政府要求每头猪的处置费为200元的相应事实；2019年8月14日与陈胜民谈话录音用以证明畜牧局没有扣留200头猪补助款及每头猪200元处置费用，实际发放补助款为116.04万元的事实； 5.2018年12月13日录音（含译文）一份，用以证明在猪场猪被扑杀后被告徐伟敏陈述补助款可能只有50、60万元，通过其“活动”才能得到更多补助款的事实。 对原告所提供的证据材料，被告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系存在合作关系，该协议的第3点注明，所有项目的政府补贴均由被告徐伟敏个人所有；对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所主张的待证事实，理由在证据3的第2条里有说明，该条明确双方的合作一直到2019年3月4日合作才终止；对于证据3的三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协议》的意思并非原告真实意思表示的事实；对于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从录音的内容看，只所以支付给被告20万元处置费理由并非如原告起诉里所讲的，而是基于被告实际进行相应处置，录音中均有体现；而关于9万元的费用支付问题，并非被告要原告支付，而是原告自身主动要给被告的；对于证据5因没有录音原始载体，要求法庭核实原始载体后再予以认定，被告确认有这个谈话过程，但是案涉补助金额的多少，并非被告说多少就多少，政府是有规定的，原告完全可以打听到实际情况，且该录音的行为也证明原告对被告是极度不信任，不可能完全听信被告的陈述。 被告盛利合作社、徐伟敏为支持其抗辩主张成立，当庭列举其在举证期限内递交本院的以下证据材料： 1.原、被告之间的《猪场入股合作协议书》两份，用以证明双方的合作过程及合作的相应内容； 2.入账通知书一份，用以证明案涉的116.04万元款项的收款方是被告盛利合作社，原告如主张该款系归其所有，应当举证证明； 3.青农〔2019〕17号文件及其附件一份，用以证明案涉款项性质是“非洲猪瘟防控经费”，而发放的对象系被告盛利合作社，款项与原告无关。 对被告盛利合作社、徐伟敏提供的证据材料，原告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的三性没有异议，第1份协议书实际上杨展是代表原告签署的，且该两份协议只能证明双方2018年7月18日前的合作关系；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该份证据恰好可以证明案涉补助款已于2019年2月28日发放，而在2019年3月4日的录音中所称的案涉补助款需要“打点”才能发放的说法系在虚构事实；对于证据3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证明的事实并非被告抗辩的事实，结合原告的证据4可以确定案涉款项系对猪被扑杀的补助款。 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结合庭审调查情况，本院综合认定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及被告提供的证据1能够证明原告与被告徐伟敏合作的事实；原告提供的证据2、3、4，被告对证据三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1、2、3，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其中证据3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4，对原告所主张的待证事实，本院予以认定；原告所提交的证据5，因未提交证据原始载体，且该证据不影响对其他证据的采信及本案事实的认定，本院对该证据在本案中不予采信。对本院调取的被告盛利合作社的账户明细、财农[2018]98号文件、《关于非洲猪瘟预防性强制扑杀补助工作的专题会议纪要》等证据，原、被告质证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徐伟敏系被告盛利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原告与被告徐伟敏于2017年8月9日签订《猪场入股合作协议书》一份，该协议双方就养猪合作事宜进行了约定。双方合作期间于2018年7月18日签订了《条约》一份，条约写明：“2018年8月9日起徐伟敏与邵武等签订共同养猪的合同终止，猪场的所有猪只与生产经营权归邵武等所有（截止到2019年8月9日）……”。同日，原告向被告徐伟敏出具了《欠条》一份，明确被告徐伟敏退出猪场合作，原告结欠被告50万元款项的事实。因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需要，原告所养的967头猪属于扑杀范围，原告委托被告徐伟敏帮忙处理扑杀、后续填埋及申报防控经费的工作。2019年2月28日，青田县财政局根据《青田县农业农村局青田县财政局关于下达第二批非洲猪瘟防控经费的通知》的规定，案涉967头猪的补助款116.04万元汇入被告盛利合作社的账户。原告与被告徐伟敏于2019年3月4日就上述补助款的处置进行协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邵武对协商过程进行录音，录音内容显示在协商过程中被告徐伟敏隐瞒了116.04万元补助款已全额到账的事实，并虚构“有100头猪的补助款（12元）给政府扣去作为费用”的情况，与原告以104万元补助款为基础进行协商，最终双方确定：扣除原告结欠被告徐伟敏的50万元款项和支付给被告徐伟敏的处置费用20万元、“打点费”9万元后，被告徐伟敏需返还给原告25万元。为此双方签订了《协议》一份，《协议》写明：“1.徐伟敏打给邵武250000元整（贰拾伍万元整）。2.自2019年3月4日起，徐伟敏猪场与邵武的合作关系终止（原邵武租赁青田盛利生态养殖合作社到2019年8月19日合同终止），从此徐伟敏猪场与邵武没有任何关系。3.邵武原先欠徐伟敏50万元已还清。4.猪场因非洲猪瘟政府处置所得的赔偿款全部归徐伟敏所有，邵武没有异议。”《协议》签订后，被告徐伟敏于当日向原告支付了款项25万元。 另查明，根据《关于非洲猪瘟预防性强制扑杀补助工作的专题会议纪要》的规定，对本次采取预防性强制扑杀的生猪补助标准定为1200元/头。案涉补助款发放至被告盛利合作社账户后，被告徐伟敏于2019年3月1日将该款转到其个人账户，其于2019年3月4日转给原告的25万元款项系上述款项的一部分。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案涉116.04万元款项的性质；2、被告徐伟敏何种行为构成欺诈；3、原告与被告徐伟敏之间的结算项目，哪几项属于因为错误认知作出的非真实意思表示；4.被告盛利合作社是否应当对被告徐伟敏应支付给原告的款项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1，虽然在青农〔2019〕17号文件中将案涉款项称为“非洲猪瘟防控经费”，但从文件附件来看，系按967头猪，1200元/头来计算款项；从2019年3月4日双方的协商录音来看，原、被告均认可被扑杀的猪是967头，案涉款项就是对被扑杀猪的补助款，结合2018年7月18日的《条约》中已约定猪场所有猪只归原告所有的事实，可以认定案涉款项系对因非洲猪瘟猪场967头猪被扑杀的补助，应归原告所有。 关于争议焦点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而要构成本条所规定的可撤销的受欺诈行为，须具备以下要件：一是欺诈方须有欺诈行为；二是欺诈方须有欺诈故意；三是被欺诈方须因欺诈行为而陷于错误认知，并基于错误认知作出意思表示；四是被欺诈方的意思表示违背其真实意思。在2019年3月4日原告与被告徐伟敏协商过程中，被告徐伟敏隐瞒了案涉款项已经到账的事实，虚构了本次补助款本来是按每头大猪1200元、中猪800元、小猪500元进行补助，而通过其找“关系”，最后案涉被扑杀的猪均按每头1200元进行补助的事实，使原告信以为真，从而决定将补助款中的9万元给被告徐伟敏作为找“关系”的费用。而根据《关于非洲猪瘟预防性强制扑杀补助工作的专题会议纪要》的规定，本次养殖户因防控非洲猪瘟需要将养殖的猪扑杀的，补助款不分猪的大小均是按1200元/头进行补助（该款其实已于协商之前就足额支付至被告盛利合作社的账户），而被告徐伟敏亦未举证证明其为了办理委托事项有其他合理支付。因此，被告徐伟敏虚构要通过找“关系”才能按1200元/头发入补助款的事实和隐瞒116.04万元补助款在双方协商时已经支付到账的真相的行为可认定为欺诈行为。故原告支付给被告徐伟敏9万元“打点”费系受徐伟敏的欺诈行为而陷于错误认知作出的非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第1条的约定是基于原告需要支付给被告79万元（50万元抵扣《欠条》款、20万元处置费、9万元“打点”费）的情况下而作出的，现查实其中的9万元系受欺诈行为影响而作出的非真实意思表示，虽然50万元及20万元的处置系真实意思表示，但因9万元的处置非真实意思表示，所以被告仅需返还给原告25万元亦非原告真实意思表示，该条约定应当予以撤销；同理，《协议》第4条所处分的内容系非原告真实意思表示而订立的，应当予以撤销；《协议》第2条系双方对之前合作养猪场的权利义务进行重新约定，《协议》第3条系对双方之前结算好的债务进行抵扣行为，并非是受欺诈而陷于错误认知而作出的非真实意思表示，而是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存在其他可撤销的情形，故不应予以撤销。综上，本院认为《协议》第1条、第4条应当予以撤销，第2条、第3条不应撤销。 关于争议焦点3，因2019年3月4日《协议》部分条款被撤销，基于被告徐伟敏的欺诈行为而作出的非真实意思表示处分的款项被告徐伟敏应当返还给原告。关于《欠条》所载50万元款项，根据《协议》第3条的约定，应当予以维持；关于20万元的处置费，原告虽主张系被告徐伟敏告诉其如果给政府处置的话要按200元每头扣除费用，才使其认为就是需要这么多处置费，但事实上原告确实将扑杀和填埋猪只的工作交付给被告徐伟敏，被告徐伟敏亦实际完成了相应工作来看，处置工作并未交给政府，而经双方协商，原告系认为被告处置确实需要费用支出，其系自愿支付20万元的处置费用，故对该20万元处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9万元的“打点费”，结合争议焦点2的论述，被告徐伟敏应当将该款返还给原告；关于被告徐伟敏隐瞒的12万元款项，因该款系属于原告所有，被告徐伟敏的占有没有事实依据，原告在诉讼请求中亦有主张返还该款项，故本院认为，该12万元款项被告徐伟敏亦应当支付给原告。综上，案涉补助款116.04万元，基于《协议》第3条的约定抵扣原告结欠被告徐伟敏的款项50万元，原告应支付给被告的处置费20万元，剩余款项46.04万元，被告徐伟敏已于2019年3月4日支付了25万元，余款21.04万元被告徐伟敏应当返还给原告。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双方结算的50万元及20万元处置费，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以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4，原告自认其系与被告徐伟敏之间进合作，而被告徐伟敏亦认可系其个人与原告进行合作。原告现仅凭案涉款项支付至被告盛利合作社账户即要求被告盛利合作社承担共同付款责任，有违合同相对性的原则，亦依法无据，故原告要求被告盛利合作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以支持。 综上，2019年3月4日原告与被告徐伟敏签订的《协议》第1条、第4条应当予以撤销，被告徐伟敏还需返还给原告案涉补助款21.04万元。因被告徐伟敏的欺诈行为导致《协议》部分条款被撤销，从而导致应支付给原告的款项未支付，产生的利息损失是客观存在的，在双方2019年3月4日进行协商处置案涉款项时，如无被告的上述欺诈行为，相应款项被告应当于当日即支付给原告，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自2019年3月4日起的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但原告要求按年利率6%赔偿利息损失，无法律依据，本院酌情调整为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年利率4.35%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年利率4.25%计付。原告主张要求被告徐伟敏返还收取的200元/头的积极处理奖励及主张处置费用应由街道承担，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原告东阳丰天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徐伟敏于2019年3月4日签订的《协议》中的第1条、第4条； 二、被告徐伟敏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原告东阳丰天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款项210400元，并支利息（利息自2019年3月4日起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年利率4.35%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年利率4.25%计付）； 三、驳回原告东阳丰天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2904元，由原告东阳丰天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负担8448元，由被告徐伟敏负担445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忠俊 人民陪审员  夏掌珠 人民陪审员  范鹏飞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代书 记员  傅依依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及申请执行提示：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主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示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余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助。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的审查核实证据。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