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44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应云，男，1935年5月4日出生，美国公民，住。委托诉讼代理人（有转委托权）：黄刚，美国公民，美国护照号码530446317。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亚芬，广东华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申云，男，1935年3月5日出生，加拿大公民，住。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向秀，女，1963年8月5日出生，加拿大公民，住，系黄申云的女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向明，男，1967年8月2日出生，加拿大公民，现住加拿大，系黄申云的儿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一梅，女，1950年1月1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立明，男，1979年9月6日出生，回族，户籍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系黄一梅的儿子。原审第三人：钟征帆，男，1954年3月2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惠东县。原审第三人：钟小云，女，1961年12月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惠东县。上诉人黄应云、黄申云因与被上诉人黄一梅、原审第三人钟征帆、钟小云共有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4民初100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应云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改判广州市越秀区法政路六合园三号房屋由黄应云、黄申云、黄一梅，钟征帆、钟小云共有，其中黄应云、黄申云、黄一梅各占十分之三产权份额，钟征帆、钟小云各占二十分之一产权份额；3.判令黄申云、黄一梅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部分错误较多。1.一审判决未明确载明黄申云、黄一梅、钟征帆、钟小云的身份证号码，可能导致判决无法执行。2.经过黄应云一方于一审庭后补充的追悼会悼词和讣告，可见黄淑筠的死亡时间应当是1985年9月15日上午9点多，而一审判决却认定“1985年9月9日，黄淑筠去世”。3.对于（89）穗证字2-11号继承证明书、（89）穗证字2-12号赠与公证书的错误之处，一审判决只简单陈述“张峨”的“峨”字写错。实际上，上述文书错误多达11处，几乎没有正确的内容。（1）张峨的名字错（写成“张莪”，与房产证记载不符)；（2）黄淑筠的名字错（与户籍资料记载不符）；（3）黄应云的出生年份错（黄应云出生于1935年5月4日，公证书写成1934年出生，比黄申云年纪还大）；（4）黄淑筠的死亡时间错（讣告上载明黄淑筠是1985年9月15日上午9点45分去世，终年81岁，公证书上却载明黄淑筠于1985年9月9日去世，终年82岁）；（5）黄淑筠终年81岁，公证书却写成了终年82岁；（6）遗漏了重要的继承人（黄淑筠的大女儿黄幼娥，参加过黄淑筠的追悼会）；（7）作出的继承公证结论错（遗漏了继承人、份额错误）；（8）赠与公证中张峨和黄申云的赠与份额错；（9）在作出继承公证的同时作出赠与公证（尚未取得应继份额就作出赠与的意思表示，将尚不属于自己的财产赠与出去）；（10）继承公证书与赠与公证书只有黄一梅手持孤本，其他继承人均没有，因此导致20年后才发现继承公证书和赠与公证书的错误，丧失了提出申诉、投诉的权利。对此，黄应云已经向公证处申诉，却被告知已经过了20年，不予受理。（11）公证申请表有两份，张峨与黄一梅于1988年8月9日签署申请表，而黄申云单独签署的时间是1988年11月5日，根本不是一同前往公证处，而黄应云则根本就没去过公证处。黄应云的出生年份错误，根本不是黄应云自己造成。4.一审判决查明“1988年5月15日，张峨、黄申云、黄一梅及其丈夫马文藻签订了《家庭会议纪要》。内容如下……，见证律师为洪某、胡某”，此处用“签订了”并不妥当，该文件只是一份会议纪要，是记录各方的陈述。黄应云本人并未出席该会议，黄申云虽出席但并未参加会议，只是被通知到场签名。黄申云见到一个陌生的男性，但并不知道是律师。而且，根据笔迹深浅，文件上两位律师的签名是后补的，并不是当场签名。因此，家庭会议纪要不能作为有效的文件来使用，在文末张峨表明，该文件还需要征求在美国的二儿子意见，说明尚未正式生效。5.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不全面，一审判决查明“1988年5月26日，黄应云办理委托手续，委托其儿子黄刚办理有关继承黄淑筠在广州市的遗产手续”，但是在1988年的6月26日，黄应云随即解除了对黄刚的委托，并确认他之前的办理统统无效，一审判决遗漏了这一事实。6.一审判决查明“本院依法开具《律师调查令》后，黄应云称经查阅并没有发现医院有张峨当时意识不清等相关方面病例材料”，这不是事实。真实情况是，经过律师调查，医院无法提供二十年前的病历，因而无法查证张峨当时是否意识不清。二、一审判决作出的法律认定存在多处错误。1.一审法院对继承问题作出了判决，避开了适用继承权证明书，但却没有明确撤销该证明书。本案争议的其中一个焦点问题是（89）穗证字第2-11号《继承权证明书》及（89）穗证字第2-12号《赠与公证书》是否应当被撤销，但一审法院并未正面回应这一问题。对于黄淑筠的遗产份额的继承，一审判决并未按照（89）穗证字第2-11号《继承权证明书》来作出裁决，一审法院明知该继承权证明书错漏百出，与事实不符，但并未依据《公证法》第三十九条依法撤销该公证书，并确认其自始无效。该继承权公证书因为与事实严重不符，遗漏了继承人，应当依法被撤销，确认其自始无效。2.一审法院对于（89）穗证字第2-12号《赠与公证书》及《家庭会议纪要》予以确认，并根据这两份文件作出了判决。但这是断章取义的裁决，是错误的。（1）《家庭会议纪要》是张峨、黄一梅、黄一梅丈夫马文藻发起的，也是他们私下召开的会议，会议结束后才通知黄申云本人过来，且在黄申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告知其这是父亲的遗愿，要求其签名。而远在美国的黄应云根本对此毫不知情，在家庭会议文末，写明需征求二儿黄应云的意见，显然也没有做到。而且，黄应云本人是要求继承财产的，说明其否决了该《家庭会议纪要》的内容。另外，该家庭会议纪要同样遗漏了大姐黄幼娥。因此，该份家庭会议纪要是未生效的文件。（2）虽然黄应云的儿子黄刚1988年回国处理过遗产的问题，但黄一梅从未向其出示过《继承权证明书》和《赠与公证书》，其无从得知该两份文件的错处，无法对该两份文件提出异议。（3）（89）穗证字第2-12号《赠与公证书》是基于（89）穗证字第2-11号《继承权证明书》而作出的，两份文件是不可分割、独立使用的。一审判决实际上否认了（89）穗证字第2-11号《继承权证明书》的真实合法性，但却使用了（89）穗证字第2-12号《赠与公证书》来作为定案的证据，这显然是错误的。一审判决认为“虽然在签订《赠与书》时，张峨、黄申云对其应当占有涉案房屋具体份额计算错误，但并不影响其将自己占有的房屋份额赠与给黄一梅的真实意思表示及其相应法律效力”，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误。首先，公证书并不是张峨和黄申云作出的，而是公证处作出，怎么可能是张峨和黄申云对自己的份额计算错误？其次，这个份额并不是计算错误，而是因为遗漏了继承人黄幼娥而导致的错误，且该错误并不是盖校对章就可以解决的错误，公证书应当被依法撤销，一审法院以计算错误来定性实属不当。因此，一审判决以此错误的《赠与书》作为定案的主要证据，是导致整个案件错误的关键点。（4）本案是家庭继承关系导致的案件，作为直接影响各继承人的重要的文件，本案的两份公证书，应当程序正义比实体正义更为重要。不能充分保证各方继承人合法权益和知情权的公证书程序上是有严重问题的，遗漏了重要继承人的继承权证明书犯了实体上的严重错误。（5）关于（89）穗证字第2-11号《继承权证明书》，公证员在明知有二儿子黄应云存在的情况下，却没有履行通知义务以及找黄应云做笔录，草率作出继承权证明书。如果能通知黄应云到场，或者调查黄应云的档案资料，并不难发现黄应云还有一个姐姐叫黄幼娥，如果找到黄应云做笔录就不会导致出生年月的错误。并且，当时的公证员在制作公证书后并没有向相关人员发送公证书正本，而只有黄一梅手持一份正本。上述都是严重违反公证程序的，公证书依法都应当被撤销并确认自始无效。（6）（89）穗证字第2-11号《继承权证明书》中黄应云的出生年月出错，不是黄应云本人造成的，黄应云是在本案诉讼中才知悉两份文件的。而在得知该两份文件的存在后，经过多方查证也无法确认其是否真实，除了黄一梅手持一份原件外，没有任何人有原件。而在2018年黄一梅向一审法院出示原件后，黄应云随即向广州市公证处提出复查，而广州市公证处书面回复黄应云，因已经超过二十年，对于复查申请不予受理。一审判决依据黄应云完全不知情的公证书来作出对其不利的判决，显然是不公平的。本案应当按照析产案件，由各继承人按照法定继承共同共有。黄申云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改判广州市越秀区法政路六合园三号房屋由黄应云、黄申云、黄一梅，钟征帆、钟小云共有，其中黄应云、黄申云、黄一梅各占十分之三产权份额，钟征帆、钟小云各占二十分之一产权份额；3.判令黄一梅、黄应云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同黄应云上诉的事实与理由一致。补充如下：作为公证书的当事人一方，黄申云从来都不记得有去过公证处一事，不能排除有黄申云签名的公证处文件是在黄申云事先签好的白纸上作出的，黄申云本人否认有到公证处办理过继承相关事宜，一审法院对这一事实置之不理，本案的公证书错漏百出，作出的程序极其混乱、发生重大错误，但一审法院仍依据公证书作出判决，实属不当。希望二审法院对公证书的真实合法性进行查证，依法撤销该两份公证书，按照继承法的相关规定，本案应为各共同共有人共有。黄一梅辩称不同意黄应云、黄申云的上诉请求，并发表意见：黄一梅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并无异议。根据黄申云与黄应云的上诉材料，两人列举了一系列的旁枝末节的问题，目的是把水搅浑、扰乱视线，企图推翻一审判决，以及质疑由广州市公证处出具的赠与公证书等法律材料。对于上述所有细节问题黄一梅在一审阶段已经做了足够的回应。本案的核心事实是：1985年9月黄淑筠去世后，张峨于1988年5月召开家庭会议（两名律师在场见证并签名），1989年2月张峨在广州市公证处完成继承公证与赠与公证，黄申云同时做了赠与公证。张峨的处理方式非常明确地表明，其将自己所有的份额赠给黄一梅，家庭会议与赠与行为都是一致的。这是张峨的个人意愿和权利，这一点不容置疑。黄申云所做的赠与是其处分自己权利的真实意思表示，黄一梅为此给予案涉房屋当时l／2评估价值共壹万元现金作为补偿，黄申云写了收据并签名。一审法院对继承与赠与的事实（包括笔迹鉴定）已经核实并作出认定。关于黄幼娥，黄一梅对此一无所知，从未听父母及黄申云、黄应云提起，仅在2016年黄应云的起诉材料中才看到其名字，也不知为何人。黄申云、黄应云不是张峨所生，从小在外乡长大，张峨是否知道黄幼娥的存在也不得而知。关于黄幼娥的情况，是否可以通过黄淑筠及张峨的档案履历表中得以查证？而且，在一审第一次至第四次庭审中，黄应云、黄申云及代理人绝口不提黄幼娥的存在（法庭问到他们也保持沉默)。到了一审第五次开庭之前，黄应云、黄申云才提供黄幼娥的材料，试图用所谓“重要继承人”的缺失来推翻张峨的意志及公证书的效力。若黄幼娥身份属实，黄一梅同意其可以获得应得的部分，但是黄应云与黄申云显然是要将黄幼娥作为翻盘的工具。此外，黄淑筠于1985年9月去世，如果黄幼娥作为法定继承人，在明知的情况下理应在法定期限内主张继承权。黄一梅认为，根据相关法则，如黄幼娥可以继承的话，也己超过了20年法定追诉年限。在超过最长权利保护期限的情况下，二审法院应当慎重处理。另外，黄幼娥子女提交的举证材料是其自填家庭成员履历表(1951)、自填履历表(1956、1980)，且全为复印材料，没有严格的单位印章，黄一梅对其身份依然存疑。对于黄应云、黄申云提及的一系列细节问题，回应如下：1.黄淑筠的死亡时间为1985年9月9日，但户口簿上户口撤销的时间为1985年的9月15日，黄应云搞错了黄淑筠的死亡日期。2.张峨的本名为“张莪”，因为“莪”字较少见，在字库难以找到，多次被人误写为“张峨”。并且，黄叔筠的“淑”，应当是“叔”，黄应云搞错。3.黄应云与黄申云原来在外乡长大，在当地算旧历、算虚岁，又涉及入学等问题。因此，黄应云、黄申云的出生年月一直比较混乱，具体出生日期只有黄应云、黄申云本人清楚，黄淑筠与张峨都不能确定。4.黄淑筠终年81岁多，但农村人算虚岁，写成82岁并无问题。5.黄幼娥的问题，黄淑筠从来没有提及此人，家中履历表的底稿中也不曾提及。故黄淑筠不可能被列为家庭成员，更不可能参加1988年的家庭会议，也不能看作是张峨的有意遗漏。以遗漏黄淑筠作为否决张峨意愿及赠与公证书的理由，显然是不成立的。6.公证书只有孤本不是黄一梅等人的责任。7.1988年5月15日的家庭会议，是张峨非常重视的一件大事，她找来专业律师洪吉政、胡铭锐前来见证（洪吉政的材料已作为证据提交）。当时黄应云已经移民美国，但也电话通知其，而黄刚在同年5月底回国也是因此而来。《家庭会议纪要》记载了张峨的意愿，并有洪吉政、胡铭锐的签字，并盖上了“广州市法学会”的公章。可见，此会议是相当正式的，充分体现了张峨对房屋分配的意愿，并与一年后的赠与行为是统一的。黄应云主张《家庭会议纪要》是“不合法的文件”，这是荒谬的。8.对于家庭会议，黄申云称其“出席但没参加会议，只是被通知到场签名”，“毫无准备”等，这是一面之词。既然黄申云已出席会议，家庭如此大事，怎么可能不知其内容？何况，黄申云在一年后还到公证处签署了赠与公证，将其份额赠给黄一梅，证明其认可家庭会议纪要并将份额赠与一梅，都是黄申云当时的意志体现。值得一提的是，黄一梅为了感谢黄申云的好意，也赠与一万元人民币作为感谢。据1988年9月27日广州市房屋交易所（0007716）的估价，该房子价格为11610元，这一万元远远高于黄申云应得的比例。但当时兄妹关系良好，黄一梅也不多计较。9.所谓“一审判决忽略了黄刚1988年办理手续”的说法是错误的。黄应云的代理人，黄刚在1988年回国。张峨劝黄刚将黄应云所占的房屋份额赠与黄一梅，黄刚签署一个月后又被黄应云推。虽然黄应云一方反复不定，但我们也表示尊重他们的意见，一审判决也意识并核实了这一点。10.关于张峨“意识不清”这一问题，这不符合事实。作为全国知名眼科专家、全国政协委员，张峨在1988年还赴京参加全国政协六届会议，参政议政。80年代末张峨还经常参加学术会议，与外国知名学者对话。1993年国务院还为表彰张峨的成绩，发给政府特殊津贴及证书，可见张峨并没有“神志不清”。11.由于黄应云、黄申云都在20世纪80年代相继移民美国、加拿大，对老人几乎没尽任何赡养义务，尤其是黄应云，两老的追悼会都没有参加，可见其孝心有限。而黄幼娥更是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赡养无从谈起。只有黄一梅从始至终赡养了老人，使老人得以安度晚年。以上所述都有证据支撑，已经在一审阶段充分提交。黄应云辩称：1.我方认为一审法院没有适用物权法中关于共同共有的法律规定，涉案房屋应当由各方当事人共同共有，并以财产来源、实际管理使用、实际需要进行分割。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涉案房产归黄应云、黄申云、黄一梅、黄幼娥、钟征帆、钟小云共同共有，如要分割，应当根据共同共有的规定来分割。任何一个继承人或者共同共有人，必须应当得到全部共有人的同意才可以进行分割处理。张峨在没有得到其他共有人同意的情况下对涉案房产进行分割是违法的。2.黄一梅在一审提交证据拟证明黄淑筠在病危前三天立下遗嘱，是不符合常理的，我方认为不应当作为证据使用。3.《赠与书》中的是仿宋正楷字，据我方了解，张峨是不可能用仿宋正楷字来签名的。公证处存在违规违法的问题，张峨、黄申云填写申请表的时间是1988年8月9日，诊断证明书时间是1988年8月8日，而张峨在1988年7月6日因为患左下肢蜂窝织炎接受治疗。因此，我方认为张峨不可能亲自到公证处进行公证并签署该公证书。而且，公证书中张峨的“峨”字也写错了。另外，我方在公证处并没有查询到留底文件，我方对公证的合法有效性存疑。4.一审法院遗漏了涉案房产加建的问题，房屋加建的时候，黄一梅才十几岁，其根本不可能有出资的行为。黄申云辩称：1.关于家庭会议纪要的签名问题，我方认为洪吉政、胡铭锐两个律师根本不是真正的律师身份，我父亲在没有律师的见证情况下签名，我方对此是不予承认的。2.关于案涉广州市公证处（89）穗证字第2-11、（89）穗证字第2-12号证明书，我方和黄应云的意见是一样的。3.我方认为黄淑筠死亡的时间是错误的，没有按照正确的时间来落款。4.关于一万元感谢金的问题，我父亲从来没有放弃继承权，也从来没有去过公证处办理过公证，加上公证程序错漏百出，因此我方要求撤销该公证书。5.我方认为各继承人应当按照法定继承来分割共同共有的相关遗产。钟征帆、钟小云共同辩称同意黄应云、黄申云的上诉请求，并发表意见：黄幼娥是在1930年出生的，其确实不是张峨的亲生孩子。因为战争的问题，黄幼娥在15岁的时候就被卖了作为童养媳，但黄幼娥一直都有看望黄淑筠。我方对本案处理没有什么意见，认可法院的裁决。黄应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对黄应云与黄申云、黄一梅等人共有的广州市越秀区法政路六合园三号的房产进行析产，黄应云、黄一梅、黄申云均占30%的产权份额，钟小云、钟征帆分别占有5%的产权份额，由其按照前述份额共同共有；2.本案诉讼费用由黄申云、黄一梅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涉案房屋即广州市越秀区法政路六合园3号房屋，使用性质为住宅，混合结构2-1／2层，建筑面积189.68平方米，建基面积77.97平方米，使用土地面积171.84平方米。登记所有权人为张峨，所有权来历：1953年向陈兆强购买，1964年变更。黄淑筠，男，1904年7月29日出生，1985年9月16日报死亡注销户口。张峨，女，1910年11月8日出生，1995年6月7日报死亡注销户口。邓素娥，女，根据黄应云、黄申云、黄一梅陈述，其约于1904年出生，死亡时间不详。黄幼娥，女，1930年11月26日出生，1998年9月8日死亡。黄淑筠与邓素娥结婚后，生育了黄幼娥、黄申云、黄应云。黄淑筠、邓素娥约于1944年离婚。黄淑筠与邓素娥离婚后，大约在1949年期间与张峨结婚。黄淑筠、张峨夫妇于1951年抱养黄一梅。黄幼娥与钟鸿昌结婚后，生育了钟征帆、钟小云。黄幼娥、钟鸿昌于1997年6月25日离婚。钟鸿昌于2006年5月31日死亡。钟鸿昌的父母均先于钟鸿昌死亡，钟鸿昌、黄幼娥生前均无遗嘱，也未与他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1988年5月15日，张峨、黄申云、黄一梅及其丈夫马文藻签订了《家庭会议纪要》。内容如下：“张峨于5月7日召开了家庭会议，研究将来对法政路六合园3号房子问题。大儿子黄申云、女儿黄一梅、女婿马文藻参加会议。母亲（注：张峨）首先说她年事已高，应开个家庭会议，她先说明丈夫生前意愿即本人意见：两个儿子早已独立成家，自有房屋，二儿已定居美国，拟将法政路六合园3号的房子交给女儿黄一梅继承；丈夫生前存款2.1万元也提前拿出来，交由大家按份继承。黄申云接着发言：‘按父母意愿来办，无意见，房子由妹妹黄一梅继承，本人放弃。先父存款可由大家继承’。黄一梅发言：‘按父母意愿来办，对父母和大哥提出房屋由我继承表示感谢，建议父亲的存款按母亲、大哥、二哥平均分配，本人放弃’。本次家庭会议一致同意上述意见，认为须将此写成书面，聘请律师见证，并寄一份往美国，征求二儿黄应云的意见。”签名栏有张峨、黄申云、黄一梅及马文藻签字，见证律师为洪某、胡某。1988年5月26日，黄应云办理委托手续，委托其儿子黄刚办理有关继承黄淑筠在广州市的遗产手续。1989年2月24日，广东省广州市公证处出具了（89）穗证字第2-11号《继承权证明书》。其载明：继承人张峨、黄应云、黄申云、黄一梅，被继承人黄淑筠，涉案房屋虽以张峨名义登记产权，但依法应为黄淑筠与张峨的夫妻共有财产，各占二分之一产权。黄淑筠生前无遗嘱，其父母均先于他死亡；黄应云、黄申云、黄一梅是黄淑筠与张峨的子女；黄淑筠的上述遗产，应由其妻张峨及子女黄应云、黄申云、黄一梅共同继承。同日，张峨、黄申云、黄一梅签订了《赠与书》。其载明：赠与人：张峨、黄申云，受赠人：黄一梅。座落在广州市法政路六合园三号房屋虽然以张峨的名义登记产权，但依法应为黄淑筠、张峨的夫妻共有财产，各占二分之一产权。黄淑筠于1985年9月9日在广州市死亡，上述房屋属于黄淑筠的二分之一产权，根据广州市公证处（89）穗证字第2-11号《继承权证明书》已由妻子张峨及其子黄应云、黄申云、黄一梅共同继承。现张峨决定将上述房屋的应继份及占有份（即该房屋的八分之五）无偿赠给黄一梅所有，黄申云亦表示将上述房屋的应继份（即该房屋的八分之一）无偿地赠给黄一梅所有。对于上述赠与，黄一梅表示愿意接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规定，上述房屋所有权由受赠人持本《赠与书》向房管部门申请取得产权变更登记之日起转移给受赠人黄一梅所有，此后上述房屋与赠与人张峨、黄申云无涉。签名栏张峨、黄申云、黄一梅均签字确认。同日，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公证处出具（89）穗证字第2-12号《证明书》，其载：兹证明张峨、黄申云、黄一梅于1989年2月24日来到我处，在我的面前，在前面的《赠与书》上签字。关于前述《家庭会议纪要》、（89）穗证字第2-12号《证明书》中的《赠与书》，黄应云申请对其中张峨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黄申云否认其签署了该《家庭会议纪要》及《赠与书》并申请对其中黄申云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经各方当事人一致确认选定张峨、黄申云同一时期笔迹对比鉴材后，经一审法院摇珠选择，委托广东省绿色产品认证检测中心司法鉴定所（以下简称中心鉴定所），该中心鉴定所出具了粤广绿司鉴所[2017]文鉴字第1117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89）穗证字第2-12号《证明书》中的《赠与书》“张峨”的签名字迹与委托人提供的“张峨”样本签名字迹是同一人的字迹。2.（89）穗证字第2-12号《证明书》中的《赠与书》“黄申云”的签名字迹与委托人所提供的“黄申云”样本签名字迹是同一人的字迹。3.《家庭会议纪要》中“张峨”的签名字迹与委托人提供的“张峨”样本签名字迹是同一人的字迹。4.《家庭会议纪要》中“黄申云”的签名字迹与委托人所提供的“黄申云”样本签名字迹是同一人的字迹。前述（89）穗证字第2-12号《证明书》及《赠与书》原件系从房管部门调卷获得，其时，黄应云向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公证处调取该原件无果。中心鉴定所出具前述《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黄应云申请从公证处调取该公证《证明书》原件，并与黄申云申请对从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公证处调出的（89）穗证字第2-12号《证明书》及《赠与书》原件中张峨、黄申云的签字进行补充鉴定。中心鉴定所对从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公证处调出的（89）穗证字第2-12号《证明书》及《赠与书》原件相关签名笔迹进行鉴定，并出具了粤广绿司鉴所[2017]文鉴字第1117（补）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89）穗证字第2-12号《证明书》中的《赠与书》“张峨”的签字与委托人提供的“张峨”签名字迹样本是出自同一人书写的笔迹。2.（89）穗证字第2-12号《证明书》中的《赠与书》“黄申云”的签字与委托人所提供的“黄申云”签名字迹样本是出自同一人书写的笔迹。另查明：1988年9月23日，广州市房屋交易所出具了《广州市房屋估价答复书》（仅供赠与公证使用），其记载，经实地勘查，涉案房屋评估价值为11610元。1993年10月1日，国务院为表彰张峨为发展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特决定从1993年10月起发给政府特殊津贴并颁发证书。案件审理过程中，黄应云认为张峨在1988年召开家庭会议期间以及办理继承权公证、赠与公证期间已经生病并很可能神志不清醒，并申请调取张峨生前住院的广东省人民医院住的院病历。一审法院依法开具《律师调查令》后，黄应云称经查阅并没有发现医院有张峨当时意识不清等相关方面病历材料。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前述查明事实，涉案房屋的购买及产权变更登记时间均发生在张峨、黄淑筠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依法属于张峨、黄淑筠的夫妻共同财产。黄淑筠于1985年9月16日报死亡注销户口，其占有涉案房屋二分之一产权份额依法应当由其配偶张峨及黄淑筠子女黄幼娥、黄申云、黄应云、黄一梅共同继承，张峨、黄幼娥、黄申云、黄应云、黄一梅均从黄淑筠依法继承涉案房屋十分之一的产权份额。前述《家庭会议纪要》以及（89）穗证字第2-12号《证明书》中的《赠与书》，根据中心鉴定所出具的前述鉴定意见书可知，张峨、黄申云在《家庭会议纪要》及《赠与书》中的签名均应属于两人亲笔签字，应属于张峨、黄申云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黄应云认为张峨在签订前述《家庭会议纪要》及《赠与书》期间神志不清醒，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且该主张与张峨在签订《家庭会议纪要》及《赠与书》之后仍然正常履行医生工作职责并获得国务院颁发特殊政府津贴的事实明显不符，故对该主张不予采信。由于该《赠与书》依法经过公证，且没有证据证明其并非赠与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故黄应云及黄申云认为该赠与无效或应当予以撤销的诉请及主张，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在《家庭会议纪要》及经过公证的《赠与书》中，张峨及黄申云均明确表示将其享有（包括继承黄淑筠相应份额部分）的涉案房屋份额赠与给黄一梅。虽然在签订《赠与书》时，张峨、黄申云对其应当占有涉案房屋具体份额计算错误，但并不影响其将自己占有的房屋份额赠与给黄一梅的真实意思表示及其相应法律效力。根据《家庭会议纪要》及经过公证的《赠与书》，张峨应当占有的涉案房屋十分之六的产权份额、黄申云应当占有的涉案房屋十分之一的产权份额均赠与给了黄一梅，且前述赠与依法经过公证。据此，黄一梅占有涉案房屋十分之八的产权份额，黄应云占有涉案房屋十分之一的产权份额。至于黄幼娥应当占有的涉案房屋十分之一产权份额，依法应当由其子女钟征帆、钟小云继承，钟征帆、钟小云两人各占二十分之一产权份额。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一百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广州市越秀区法政路六合园三号房屋由黄应云、黄一梅、钟征帆、钟小云共有，其中黄应云占有十分之一产权份额，黄一梅占有十分之八产权份额，钟征帆占有二十分之一产权份额，钟小云占有二十分之一产权份额；二、驳回黄应云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诉讼费用51808元（其中案件受理费21871元，笔迹司法鉴定及补充鉴定费用29937元），由黄应云承担32465.3元，黄一梅负担4374.2元，黄申云负担14968.5元。本院二审期间，黄应云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1.苏某出具的证明，拟证明涉案房屋存在加建的情况，原来是两层，但现在是三层。而且，第三层由黄应云和其妻子出钱出力建造，黄应云在继承时应多分财产。2.调查取证申请书。因证人苏某身体不好，无法到庭参与调查。3.鉴定申请书，申请鉴定张峨在1985年《赠与书》的签名，拟证明黄一梅是否存在虚假陈述的事实。黄申云质证称：我方已经了解清楚情况，同意黄应云提交的证据作为二审新证据。黄一梅质证称：不同意黄应云提交的证据作为二审的新证据。钟征帆、钟小云称：上述证据是否作为二审的新证据由法庭来评定，我方不了解上述情况，不发表意见。本院二审期间，黄申云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讣告，拟证明公证书与《赠与书》上面的显示黄淑筠的去世日期是错误的。黄应云质证称：同意黄申云提交的证据作为二审的新证据。黄一梅质证称：不同意黄申云提交的证据作为二审的新证据。钟征帆、钟小云称：我方有参加过黄淑筠的追悼会，但公证书与《赠与书》上面的显示黄淑筠的去世日期我方也说不清楚。本院二审期间，黄一梅提交了如下证据：黄淑筠退休申请表，拟证明申请表里面有写到其有2个儿子，1个女儿，分别是黄应云、黄申云、黄一梅，但是没有提到其有黄幼娥的名字。张峨很可能不知道黄幼娥的存在，黄幼娥根本不算家庭成员，所以家庭会议的时候没有黄幼娥出现。黄应云、黄申云质证称：不同意黄一梅提交的证据作为二审的新证据。钟征帆、钟小云称：上述证据是否作为二审的新证据由法院来评定。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对黄应云、黄申云的上诉请求评析如下：本案的被继承人黄淑筠、张峨分别于1985年和1995年去世，黄应云在继承开始后超过二十年才提起本案诉讼，虽其主张是析产，但析产的前提是明确各继承人的继承份额。黄淑筠生前没有定立遗嘱，其去世后遗产按法定继承处理。经查，黄淑筠的法定继承人为张峨、黄幼娥、黄应云、黄申云、黄一梅，遗产应由法定继承人均等继承。广州市公证处（89）穗证字第2-11号《继承权证明书》因遗漏了法定继承人，故所处分属于黄幼娥的部分无效。1989年2月24日张峨、黄申云、黄一梅在《赠与书》上签名，表示张峨将广州市法政路六合园三号的应继份及占有份、黄申云的应继份无偿赠与黄一梅所有。广州市公证处（89）穗证字第2-12号《证明书》证明张峨、黄申云、黄一梅在《赠与书》上签名。虽然，（89）穗证字第2-11号《继承权证明书》处分属于黄幼娥的部分无效，但并不影响张峨将广州市法政路六合园三号的应继份及占有份、黄申云的应继份无偿赠与黄一梅所有意思表示的法律效力。黄申云否认其签署《赠与书》，但经一审法院委托鉴定，上述《赠与书》为其本人亲笔签名，其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张峨已在其生前对广州市法政路六合园三号的应继份及占有份作了处分，上述财产不属于张峨的遗产，黄申云、黄应云要求将张峨在广州市法政路六合园三号的应继份及占有份作为张峨的遗产重新按法定继承，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虽然张峨、黄申云继承黄淑筠遗产的份额有变化，变化后所占的份额比其作出赠与表示时的份额更少，两人作出的赠与表示仍有效，无损其权益。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以《赠与书》作判决依据，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期间，黄应云、黄申云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所提交新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范畴，且不能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一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黄应云、黄申云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审查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32465.3元，由上诉人黄应云负担17496.8元，上诉人黄申云负担14968.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咏梅审判员  徐俏伶审判员  沙向红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龙劲文梁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