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40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亦源。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国强，广东东江勤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芳。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晓彦，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亦源因与被上诉人陈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292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亦源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国强，被上诉人陈芳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晓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亦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黄亦源无须向陈芳清偿货款157664元及利息；2.由陈芳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受理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黄亦源与陈芳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系认定事实错误。陈芳以14张有黄亦源签名的《送货单》为依据主张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之间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就本案而言，黄亦源所在的好赛时鞋厂及车间长期在陈芳处订购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好赛时鞋厂财务人员向陈芳下达订单，有时候黄亦源刚好在广州市站西路天伦鞋材市场办理其他业务途经陈芳经营的门市，陈芳就会让其在《送货单》上签名，黄亦源之所以在《送货单》上签名是基于好赛时鞋厂长期以来与陈芳之间都有商业往来，也是基于对陈芳的信任，再者好赛时鞋厂老板李江与陈芳也是好朋友，而且黄亦源回到厂区后均会与仓管确认送货数量和金额。同时，陈芳提交的14张《送货单》名称及规格、单位、数量、单价、金额等均由陈芳依据好赛时鞋厂订单单方填写，黄亦源仅在收货单位及经手人一栏签名，对于收货抬头如何填写，并非黄亦源所能控制。黄亦源之所以在第一张《送货单》上写下“亦源鞋厂”及地址榕溪恒隆工业区2区5栋二楼、手机电话132××××0931、固定电话2918×××8主要是为区别货物所送地点为好赛时鞋厂位于榕溪恒隆工业区2区5栋二楼生产车间，防止陈芳将货物送至同德街好赛时办公区，上述填写内容也是应陈芳要求填写的。黄亦源在一审期间陈述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符合常见的商业交易惯例。陈芳在相隔七年之后通过诉讼追索的做法不符合常理，榕溪恒隆工业区2区5栋二楼好赛时生产车间在2013年4月停止生产，员工基本遣散，按照正常逻辑，若黄亦源拖欠陈芳货款，陈芳应当会在2013年4月期间向黄亦源追索货款，或是要求黄亦源对已供应货款进行结算，但在案证据根本无法体现陈芳直接向黄亦源追索过案涉货款，陈芳的做法与常理不符。（二）现有大部分证据均有指向案涉生产车间系李江好赛时鞋厂隶属生产车间，仅凭陈芳提交的《送货单》难于认定黄亦源系买卖合同一方当事人。从车间工人黄某、张某、谭某1、王某，仓管严某、设计师吴某等证言共同可以证实黄亦源与他们系同事关系，并非是雇主与雇员关系，同时均证实上述证人的工资均系由好赛时鞋厂财务吴洁发放的，说明上述证人系隶属于好赛时鞋厂。再结合陈芳提交的有黄亦源签名的14张《送货单》内容，不难发现14张《送货单》中记载的货物名称及规格也是同类型的货物，再次从侧面印证榕溪恒隆工业区2区5栋二楼生产车间隶属于好赛时鞋厂的事实。黄亦源与好赛时鞋厂财务吴洁的聊天记录，更加充分印证黄亦源所在车间属于好赛时鞋厂生产车间的事实。上述证人证言、《送货单》、微信聊天记录已形成完整证据链，足以证实黄亦源系榕溪恒隆工业区2区5栋二楼好赛时加工厂的管理人员，不属于买卖合同一方当事人，依法无须承担支付货款责任，一审法院认定黄亦源为买卖合同一方当事人系认定事实错误。（三）黄亦源和陈芳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双方也没有约定具体付款方式及违约责任，一审法院判决黄亦源从2013年4月1日起支付利息，系适用法律错误。案涉14张《送货单》均没有注明货款具体付款日期，也没有注明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说明双方没有约定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更没有证据证实陈芳在何时向黄亦源主张过清偿货款权利。陈芳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民事起诉状》落款时间为2019年8月15日，也就是说截至2019年8月15日陈芳才向黄亦源主张权利，故陈芳无权主张2019年8月15日前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或利息。（四）陈芳陈述黄亦源从2012年10月开始向其采购皮料的内容、送货单载明的时间是2012年10月9日至2013年3月31日止，与黄亦源一审时陈述2012年10月开始在好赛时鞋厂的上班时间相吻合。从送货单显示该送货金额均未付款来看，也反映当时好赛时鞋厂存在经济困难，无法付款。另外，一审没有对陈芳自认黄亦源两次现金支付的时间进行审查。陈芳申请出庭的证人廖某在庭审中陈述好赛时鞋厂未设加工厂，但从陈芳提交的时间在2012年9月的送货单显示好赛时鞋厂仅在9月份在陈芳处采购了货物价值35880元的原材料，如果没有加工厂为何要花费巨额资金采购原材料，送货单记载内容与证人陈述相矛盾，且该送货单与有黄亦源签订的送货单顺序刚好衔接。陈芳辩称，不同意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一）黄亦源作为未经工商登记的亦源鞋厂的经营者和实际收货人，于2012年10月19日首次进货时，在货单上亲笔写下送货地址、姓氏、“亦源鞋厂”以及联系电话，符合商事主体初次交易时互留联系方式的交易惯例。同时，货单上载明收货单位为亦源鞋厂,与同一时期陈芳向好赛时鞋厂供货时货单显示收货单位为好赛时的情形不同，据此完全可以证实亦源鞋厂是本案合同相对方,且货物的收货人只有黄亦源一人,不存在其他员工代签的事实，故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完全成立。（二）黄亦源一审中提供的证人黄某、张某、谭某1、王某、严某均未出庭作证，没有接受当事人询问，证人的员工身份没有证据予以证实,且与黄亦源存在不同程度上的利害关系，证词与陈述存在前后矛盾的事实，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陈芳作为皮料供应商，向不同客户销售相同规格的皮料属正常现象。因此，本案黄亦源并无任何证据证实其签收货物是履行职务的行为。（三）关于利息起算时间，案涉货物现已于2013年3月31日交付完毕，故陈芳主张自2013年4月1日主张利息于法有据，应予以支持。另，补充如下：（一）亦源鞋厂与好赛时鞋厂并未有任何关联，在双方合作过程中，陈芳向好赛时鞋厂、亦源鞋厂同时送货。在2013年3月之后因亦源鞋厂的厂址进行了搬迁，因此没有再继续赊账，此后有两单小笔交易是以现金形式支付的，单据没有保留。好赛时鞋厂货款均是及时结清。好赛时鞋厂与陈芳结算货款时也没有提出亦源鞋厂的货款也一并结清。（二）好赛时鞋厂有开发部，有制作样本的车间，可以承接小量订单，当好赛时鞋厂订单爆满，无法完成，才会把相应订单交给亦源鞋厂等类似的加工厂完成，因此黄亦源所称好赛时鞋厂花费巨额资金采购原材料不属实，其实一次采购一万多并不算大额。（三）李江对所欠货款的供应商进行说明，不能证明黄亦源与好赛时鞋厂存在劳动关系。（四）关于送货单收货单位的签名问题，一审时黄亦源确认送货单是其在送货单上所有内容均填写完毕后才签名，视为黄亦源认可送货单的内容。陈芳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黄亦源向陈芳归还货款157664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13年4月1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广州市白云区松洲好赛时鞋厂于2011年8月11日经广州市白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同德所依法核准登记设立，属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李江，经营场所为广州市白云区同德街西槎路221号三楼。陈芳持2012年10月19日至2013年3月31日的“鸿鑫皮业”送货单十四张，所购货物均为皮料，其中2012年10月19日的送货单记载“收货单位：榕溪恒隆工业区2区5栋二楼，黄，亦源鞋厂，132××××0931，2918×××8”的字样，其余送货单的收货单位记载为“亦源”、“亦原”或“奕原”等，上述送货单均有黄亦源的签认，货款共计为157664元。现陈芳认为上述货款均系黄亦源在经营亦源鞋厂期间尚欠的货款，而亦源鞋厂未进行工商登记，故要求黄亦源清偿上述货款并支付利息，诉至一审法院。诉讼中，陈芳为主张其与黄亦源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广州市鞋业贸易商会复函，显示陈芳于2015年7月10日就其与亦源鞋厂和黄亦源的货款纠纷向该商会书面要求调解。该商会于2015年7月24日通过陈芳提供的联系电话和地址，试图联系黄亦源，但黄亦源以工作忙为由拒绝面谈。黄亦源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并表示其并非广州市鞋业贸易商会会员，该商会从未向其致电调解。2.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站前派出所于2017年8月21日出具的报警回执，显示陈芳曾经于2017年8月21日向该局报警。黄亦源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表示公安部门从未向其了解情况。3.广州市花瓣雨鞋业有限公司的商事登记基本信息及鸿鑫皮业送货单，显示该公司于2009年9月27日设立，法定代表人为李江，现处于吊销，未注销状态。陈芳向其送货时送货单上“收货单位”记载为“花瓣雨”。黄亦源对商事登记基本信息不持异议，但对送货单表示不清楚。4.好赛时鞋厂的商事登记基本信息及送货单，送货单中收货单位记载为“好赛时”，黄亦源对商事登记基本信息不持异议，但对送货单同样表示不清楚。5.广州红盾信息网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广州市白云区东海鞋材店、广州市白云区森隆贴合厂并未办理工商登记手续。黄亦源对上述证据无异议。6.证人廖某的证言，廖某陈述：其为同德好赛时鞋厂的生产部经理，好赛时鞋厂与亦源鞋厂为发单和加工的关系，亦源鞋厂的老板为黄亦源；好赛时鞋厂除了亦源鞋厂以外，还有很多加工厂；好赛时鞋厂没有自己投资的分厂；黄亦源没有入职好赛时鞋厂；好赛时鞋厂有对外购买开发材料；好赛时鞋厂的财务人员叫吴洁，吴某是好赛时鞋厂的设计开发人员；证人是2013年上半年离开好赛时鞋厂的；外包加工的经营模式是好赛时提供色卡给加工厂，加工厂自行决定到何处购买材料；好赛时鞋厂向陈芳购买过样品的材料；陈芳没有参加过供应商聚餐；好赛时公司与加工厂之间是根据订单金额结算。陈芳对证人证言的陈述无异议，并认为证人证言可以证实黄亦源辩称好赛时鞋厂开设有加工厂的事实不存在。黄亦源则认为证人并不知悉事实，但其陈述证明了吴洁系好赛时鞋厂的身份；证人并不清楚好赛时鞋厂与加工厂之间是如何运作的；证人陈述好赛时公司并未在供应商处购买原材料，但陈芳提交的送货单已经记载好赛时鞋厂有购入相应的原材料。黄亦源为证实其在送货单中签名的行为系履行好赛时鞋厂的职务行为，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证人黄某的证言，该证人陈述：其与黄亦源是同乡关系；加工厂的老板不是黄亦源，是李江，发工资都是李江的财务发的；黄亦源是加工厂的经理，其是黄亦源介绍过来工作的；工资是现金发的，每月月底发放上个月的工资；工作地点悬挂的是好赛时鞋厂的牌子。陈芳认为该证人与黄亦源是同乡关系，其是由黄亦源经营的亦源鞋厂自行聘请的，并非好赛时鞋厂的员工，其陈述工资发放方式与证人吴某的陈述存在矛盾之处，故对其证人证言不予确认。2.证人张某的证言，该证人陈述：其与黄亦源是同事关系，其于2012年10月份进入好赛时鞋厂任职产品质检，黄亦源是加工厂的管理人员；好赛时鞋厂在同德围，加工厂在石井恒隆工业区；黄亦源是受指派到加工厂工作，加工厂的工资由公司财务统一发，其没有参与整个送货和接收货物的流程，公司不止有一个加工厂，等于公司有订单，分发到很多加工厂，至于公司原材料是如何供应的，证人不清楚。陈芳认为该证人与黄亦源存在亲属关系，其无法证实其为加工厂的产品质检人员，亦无法证实黄亦源是李江指派进行工作的。3.证人严某的证言，该证人陈述：其与黄亦源为前同事；好赛时鞋厂在同德围，榕溪只是一个加工厂；证人与黄亦源共同在榕溪工作，黄亦源为经理，其当时是仓管员；原材料都是经理去沟通，证人负责清点确认来货；工资是好赛时鞋厂财务人员吴洁发放的；黄亦源管理加工厂的外部协调；送货单有部分是其签的，有部分不是其签的，是由提货的人员签了拿回来由证人确认的；至于送货单中客户名称或收货单位是否必须写“好赛时”其不知道，其记不清楚是否认识陈芳，也不清楚加工厂的皮料由何人提供。陈芳认为该证人与黄亦源为同乡关系，其主张其为加工厂的仓管人员无证据予以证实，其陈述黄亦源为加工厂经理亦无证据予以佐证，故对其证言不予认可。4.证人吴某的证言，该证人陈述：其与黄亦源为同事关系，其为好赛时公司的设计师，黄亦源为加工厂的负责人；好赛时鞋厂有投资或者亲自开设的分厂是李江口头和其陈述的；好赛时鞋厂之前是外发加工的，后来自己设立了一个加工厂，就把货调整到加工厂生产，当时应该就是黄亦源去负责；证人与黄亦源平时就产品开发和生产之间存在沟通；证人签收过好赛时公司用于开发的皮料等货物；黄亦源是否有以其个人名义向陈芳购进货物证人不清楚；证人在一审法院为其制作询问笔录之前基于黄亦源的要求约见过陈芳，陈芳当时向黄亦源表示其只认黄亦源是老板，黄亦源表示其也是打工的，其老板是李江，同时表示有什么事情可以好好谈，没有必要闹得这么僵。该证人于2019年10月25日接受一审法院询问时陈述，如果是好赛时鞋厂的货物，在收货单位处会记载“好赛时”，但其不清楚黄亦源是否会备注“好赛时”的字样。陈芳认为该证人吴某在庭前帮助黄亦源约见陈芳并极力想说服陈芳撤回起诉，足以证实证人与黄亦源于庭前已经就本案的事实达成一致意见，证人已非处于中立的地位；证人所陈述的好赛时鞋厂投资加工厂的事实，是从李江口中听说，不排除李江为稳定或激励员工而作出不实的陈述，现无证据证实李江确实有投资加工厂的事实，其陈述与此前的陈述存在多项矛盾之处，如此前询问笔录中陈述工资发放形式为转账，庭审中陈述有转账，亦有现金。综上，该证人证言应认定为虚假陈述。5.谭某1、王某的书面证言及照片，两份证言的内容基本一致，均记载黄亦源为好赛时鞋厂的经理，工人工资都是李江发放的。陈芳认为上述证人未出庭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证，且其证言除了工作岗位和工资数额不一致以外，其余内容与格式均一致，证明该证言属于预先设定好的证言，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6.情况说明，显示广州市荔湾区旭新鞋材店、广州市白云区森隆贴合厂、广州市白云区东海鞋材店各在相同内容的情况说明中盖章，该情况说明内容均为李江召集欠款供应商就餐并表示黄亦源只是该厂的经理，负责与供应商衔接、沟通及工厂管理。陈芳认为广州市白云区森隆贴合厂、广州市白云区东海鞋材店未经工商登记，广州市荔湾区旭新鞋材店仅有营业执照复印件，未加盖公章，不足以认定上述情况说明的合法来源，且情况说明内容完全一致，同属预先设定的内容，且上述供应商不能证实黄亦源不存在以个人名义向陈芳采购货物的事实。6.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黄亦源与“好赛时财务吴洁”沟通，询问是否有发工资的单，对方表示没有了。陈芳对该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无证据证实聊天人员的真实身份，且该人员未出庭，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庭审中，针对陈芳、黄亦源之间的交易惯例，陈芳陈述系黄亦源直接到陈芳的档口确认相应的皮料、尺寸及价格后直接签字确认并自行提取货物，双方无约定付款期限及付款方式。黄亦源则表示是位于同德街的好赛时公司财务人员向陈芳下达订单，黄亦源到陈芳处签名确认后，再由陈芳派车辆送货至位于榕溪的好赛时加工厂，由工厂仓管人员验收。黄亦源表示其于2013年4月离开好赛时鞋厂后，于2015年期间在石井大岗自行开设加工厂，对外商号是振华，现在亦已经没有继续经营了，其无法向一审法院提供加工厂是李江或好赛时公司投资、工资是由好赛时鞋厂、李江或吴洁发放的以及其在好赛时公司任职的任何证据。另黄亦源确认其在陈芳提供的送货单中签名时，该送货单的内容均已填写完毕。以上事实，由送货单、复函、报警回执、证人证言、微信聊天记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陈芳、黄亦源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黄亦源是否为陈芳所主张的买卖合同相对人的问题。根据现有证据显示：1.黄亦源于2012年10月19日的送货单中书写了送货地址、姓氏、“亦源鞋厂”的字样以及联系电话，符合两商事主体初次交易时互留联系方式、送货地址的惯例。如黄亦源作出系好赛时公司财务人员向陈芳下达订单的陈述属实，下达订单并指示出卖人送货时，必然会告知送货地点、联系人、联系方式等内容，无需另行确认，故黄亦源的陈述与商事交易惯例不符。2.黄亦源主张系好赛时公司向陈芳下达订单，其直接在订单上签认再由陈芳送货至好赛时加工厂。黄亦源作为商人，不可能不知悉签收后再送货将可能因货物数量、质量等原因而发生争议，故其陈述与商事交易中的先送货再签收的惯例不符。3.陈芳提供的送货单均记载收货单位为“亦源”、“亦原”、“奕原”等同音字，黄亦源作为专门负责采购的人员，理应知悉送货单位即指向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但黄亦源在长达半年的交易期间，从未就上述内容向陈芳提出异议，现无证据证实黄亦源曾经告知陈芳合同相对人为好赛时鞋厂，亦无证据证实陈芳明确知悉合同相对人为好赛时鞋厂。4.黄亦源提供的证人证言其中张某的证言反映好赛时鞋厂有多个加工厂，该事实与证人谭某2陈述好赛时鞋厂将订单外发给多个加工厂进行加工的事实基本一致，黄亦源未能提供工资发放证明或者其他证据证实其经营管理的加工厂系好赛时加工厂投资设立的。5.陈芳主张其曾经向好赛时鞋厂供应货物并提供了收货单位为“好赛时”的送货单，该事实与证人吴某在接受一审法院询问时所陈述的“如果是好赛时鞋厂的货物，在收货单位处会记载“好赛时”的内容一致。综上，虽黄亦源提供证人证言、情况说明等拟证实其系履行好赛时鞋厂的职务行为而签署案涉送货单，但书面证人证言的内容与格式一致，情况说明内容一致，证人证言缺乏必要的证据支持且证人身份与黄亦源存在不同程度的利害关系，上述证据均不足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兼之黄亦源就交易惯例的陈述明显有违商事交易的一般规律，陈芳提供的证据已经形成高度盖然性，故一审法院认定黄亦源即为案涉买卖合同的合同相对人。黄亦源辩称其并非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人无充分证据佐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黄亦源主张的诉讼时效问题。虽《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但该规定的立法目的为明确买受人履行付款义务的期限，并非限制出卖人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现无证据证实陈芳、黄亦源曾经约定案涉买卖合同的履行期限，黄亦源未提供证据证实其曾经向陈芳明确表示不履行货款给付义务，依照上述司法解释规定，陈芳于2019年8月16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黄亦源的辩解无理，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案涉送货单所记载的货物已经于2013年3月31日交付完毕，现陈芳要求黄亦源支付货款157664元并自2013年4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因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并取消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故2019年8月20日后的利息应当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上述货款实际清偿之日止。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之规定，于2019年11月27日判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黄亦源向陈芳清偿货款157664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157664元为基数，自2013年4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付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上述货款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454元，由黄亦源负担。于民事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案件受理费3454元。本院经审理查明，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黄亦源、陈芳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黄亦源向本院申请吴洁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但吴洁并未到庭。二审庭审时，黄亦源表示送货单中名称、规格、单位数量、单价填写完毕后其才签名，但左上角收货单位这一栏是没有填写的。陈芳表示一审时黄亦源确认送货单是其本人在收款单位上签收，是在送货单上所有内容均填写完毕后其才签名，视为黄亦源认可送货单的内容。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否为黄亦源以及案涉货款利息的计算问题。关于黄亦源是否为案涉买卖合同相对方的问题。黄亦源上诉主张与陈芳发生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为好赛时鞋厂，黄亦源只是好赛时鞋厂的员工。对此，本院认为，本院审理期间，黄亦源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另外，黄亦源上诉主张其与好赛时鞋厂属雇佣或劳动关系，但并未提供劳动合同或工资相关记录等证据证明其与好赛时鞋厂的劳动关系。因此，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认定黄亦源为案涉买卖合同相对方，并对该问题进行了分析认定，相关分析内容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认可。黄亦源该部分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案涉货款利息计算的问题。本院认为，双方并没有明确约定付款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本案货款的利息应当从陈芳主张权利之日即2019年8月16日提起本案诉讼之日起计算。一审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至于利息的计算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因此，一审法院认定，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付，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上述货款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并无不当，本案予以维持。黄亦源上诉主张利息不应从2013年4月1日起算，本院予以采纳。综上所述，黄亦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合理的部分应予支持；一审判决对利息的起算时间认定有误，导致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29298号民事判决；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黄亦源向陈芳清偿货款157664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157664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1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付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上述货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陈芳其余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45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454元，均由黄亦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爽审判员 陈珊彬审判员 徐 艳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廖 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