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55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邱长禄，女，1981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亮，河南大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荔湾区豪达鞋业，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东海北路274号自编102房。经营者：侯双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蓉，女，1973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上诉人邱长禄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荔湾区豪达鞋业（以下简称豪达鞋业）、黄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3民初61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邱长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亮，被上诉人豪达鞋业经营者侯双华，被上诉人黄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邱长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邱长禄清偿货款124433元的一半，即62216.5元；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在豪达鞋业和邱长禄均认可黄蓉系“露林森鞋业”的合伙经营人，且有其他证据足以证实的情况下，判令邱长禄独自承担清偿责任是错误的。（一）“露林森鞋业”是邱长禄和黄蓉共同合伙经营的。1.豪达鞋业在起诉状和一审庭审中两次确认了邱长禄和黄蓉是共同经营者；2.对于豪达鞋业确认的上述事实，邱长禄在一审开庭中也明确承认；3.黄蓉虽口头上不予认可，但在行动上的表现足以印证豪达鞋业和邱长禄所述的以上事实。（二）一审认定邱长禄是实际经营者，并在准许豪达鞋业撤回对黄蓉的诉讼请求的同时，判令邱长禄独自承担全部责任，是错误的。1.另案判决中认定邱长禄为负责人，并不必然得出邱长禄是实际经营者。2.一审称邱长禄无证据证明存在合伙关系，且邱长禄定期支付相对固定金额的款项，进而否定合伙关系，是错误的。3.豪达鞋业撤回对黄蓉的诉请，而黄蓉作为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被告，邱长禄对豪达鞋业放弃诉讼请求的部分不再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邱长禄承担全部清偿责任是错误的豪达鞋业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邱长禄上诉称“露林森鞋业”为邱长禄与黄蓉合伙经营没有事实依据；（二）邱长路上诉请求改判清偿货款124433元的一半，即62216.5元，没有法律依据。黄蓉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豪达鞋业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邱长禄、黄蓉支付货款124433元，并自2018年6月5日起以124433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基准贷款利率（加逾期罚息50%）支付违约金至本金全部清偿之日止；2.诉讼费由邱长禄、黄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豪达鞋业从2016年开始与“露林森鞋业”有业务往来，由豪达鞋业向“露林森鞋业”供应鞋类货物。豪达鞋业与“露林森鞋业”之间以传真或QQ聊天对账单的方式进行对账，从2017年2月至2018年6月期间双方多次对账。至2018年6月5日最后一次对账，黄蓉在《露林森对账》上签名，确认“露林森鞋业”尚欠豪达鞋业货款124433元未付。豪达鞋业提供的其财务人员“小胡”与黄蓉聊天的QQ聊天记录及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小胡”与黄蓉多次就豪达鞋业与“露林森鞋业”之间的交易进行沟通、对账，黄蓉对上述聊天记录的内容均予以认可。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9）粤01民终526号案中查明：邱长禄在该案中提供的证据《还款承诺书》载明“……尚欠露林森档口负责人邱长禄货款……，露林森档口负责人邱长禄需履行以下行为条件……”。此外，在该案中邱长禄提供《红砂-露林森对账单》作为其主张债权的证据之一，并且该案证据显示邱长禄个人收取了多笔露林森鞋业的应收货款。黄蓉提交的银行账户明细显示，邱长禄多次向黄蓉转账付款，部分款项注明用途为“劳务费”，部分款项注明用途为“餐饮”，部分没有注明用途，其中2018年4月15日邱长禄向黄蓉转账4000元，5月15日转账5000元，6月15日转账5000元，7月15日转账5000元，9月16日转账5000元。黄蓉称上述款项为邱长禄向其支付工资，邱长禄对此予以确认，但认为黄蓉是与邱长禄一并合伙经营“露林森鞋业”。另查明：“露林森鞋业”没有在工商部门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庭审中，豪达鞋业撤回了要求黄蓉在本案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又查明：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一审法院认为：庭审中豪达鞋业撤回了要求黄蓉在本案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这是豪达鞋业处分自己权利的行为，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因“露林森鞋业”没有在工商部门办理工商登记手续，故本案首先需要查明“露林森鞋业”的经营者是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9）粤01民终526号案中查明邱长禄在该案中提供的证据《还款承诺书》载明“……尚欠露林森档口负责人邱长禄货款……露林森档口负责人邱长禄需履行以下行为条件……”，由此可见邱长禄是“露林森鞋业”的负责人。该案中邱长禄还向法院提供了《红砂-露林森对账单》作为其主张债权的证据，且该案中邱长禄以个人名义收取了多笔客户支付的露林森鞋业应收货款，也可印证邱长禄是“露林森鞋业”的实际经营者。邱长禄主张黄蓉是与其合伙经营“露林森鞋业”，但并无提交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例如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合伙组织如何分红、双方对合伙的投资如何约定等等，邱长禄均无举证，且邱长禄起诉拖欠“露林森鞋业”货款的客户，也是仅仅以其个人名义起诉，黄蓉并无参与诉讼，在相关案件诉讼过程中，邱长禄只字未提“露林森鞋业”有其他合伙经营人，再结合邱长禄定期每月向黄蓉支付相对固定金额的款项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黄蓉是作为“露林森鞋业”工作人员每月领取固定工资的可能性极高。综合以上分析，一审法院确信“露林森鞋业”的实际经营者是邱长禄个人，而非邱长禄与黄蓉合伙经营。关于“露林森鞋业”有无拖欠豪达鞋业货款的问题。黄蓉在诉讼中能够向一审法院提供“露林森鞋业”的原始账本，结合豪达鞋业提供的豪达鞋业财务人员与黄蓉之间的QQ聊天记录及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足以认定黄蓉在“露林森鞋业”是担任类似财务人员的职责。虽然邱长禄否认豪达鞋业提供的证据《露林森对账》的真实性，但黄蓉作为“露林森鞋业”的财务人员对豪达鞋业提供的全部证据均予以确认，尤其是对其签名确认的《露林森对账》予以确认，故一审法院对豪达鞋业提供的《露林森对账》予以采纳作为定案依据，并根据最后一份《露林森对账》载明的内容，确认截至2018年6月5日“露林森鞋业”尚欠豪达鞋业货款124433元未付。因邱长禄是“露林森鞋业”的实际经营者，故豪达鞋业要求邱长禄支付货款124433元合理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货款的利息问题。双方在《露林森对账》没有约定付款期限，故货款利息应从豪达鞋业主张权利之日即提起本案诉讼之日起计算。豪达鞋业要求从2018年6月5日起计算利息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中国人民银行关于罚息利率，目前执行的是在借款合同约定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豪达鞋业要求邱长禄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上浮50%计算逾期付款损失，并不过高，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本案利息从2019年7月2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上浮50%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9年12月24日判决：一、邱长禄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豪达鞋业清偿货款124433元；二、邱长禄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豪达鞋业清偿货款的利息（利息以邱长禄实际拖欠的货款为计算基数，从2019年7月2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上浮50%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邱长禄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三、驳回豪达鞋业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972元，由邱长禄负担（受理费豪达鞋业已经预付，一审法院不再退回，由邱长禄、黄蓉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迳付给豪达鞋业）。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邱长禄当庭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录音，拟证明黄蓉在2019年1月11日仍控制着档口工作平板电脑，并将档口平板电脑交付邱长禄之前将电脑中重要文件删除，并将电脑电量耗尽，有意隐瞒相关事实；证据2.发货单、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2018年11月、12月黄蓉仍然在经营着案涉档口，并对外发货，与黄蓉在一审中所称的2018年11月邱长禄把鞋业转给他人，黄蓉在做后期的财务对账及交接相矛盾，进而证明黄蓉在一审中称其不是合伙人的言辞明显不实。证据3.转款凭证，拟证明2019年1月7日黄蓉收到梁全强货款5842元，而邱长禄并没有收到该笔款项，该客观事实否定了黄蓉称自己只是打工的言辞。豪达鞋业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真实性不予确认。黄蓉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确认，与本案无关。2018年11月底档口交付给他人之后，样板仍然还在档口处，有些客人选中了样板，新档口的客户要求其协助下订单，相应的货款不是其本人收取。相应的送货单是新的档口跟工厂联系的，与本案无关。当时邱长禄拖欠其本人工资和提成，邱长禄让其找客人收货款来抵扣工资。另，二审期间，邱长禄申请证人叶某、梁某出庭作证，拟证明“露林森鞋业”由邱长禄与黄蓉共同合伙经营。叶某并未出庭作证。梁某出庭陈述:其跟“穆林森鞋业”有业务往来，给穆林森鞋业打过板，其几次去公司都是与邱长禄对接的；邱长禄跟其说过“穆林森鞋业”是邱长禄与其表姐合伙经营，但其不清楚表姐叫什么名字；其没有向“穆林森鞋业”收过货款，其也无法提供能证明与“穆林森鞋业”业务往来的凭证。黄蓉质证认为梁某并不清楚档口的名称，也不知道黄蓉的名字，该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其与邱长禄之间存在合伙关系。黄蓉申请证人朱某、袁某出庭作证，拟证明“露林森鞋业”的实际经营者仅为邱长禄。朱某出庭陈述：其是腾升鞋业的老板娘，跟邱长禄合作做鞋，黄蓉只是负责跟单，相应的订单均是跟邱长禄洽谈，货款也均是邱长禄支付的，从来没有通过黄蓉的账户支付过货款，其明确知道邱长禄与黄蓉之间不是合作关系。袁某出庭陈述：其与豪达鞋业是朋友关系，邱长禄是其客户，黄蓉是邱长禄的员工，其一直都是跟邱长禄沟通的。双方往来的货款一般都是邱长禄的账号支付，黄蓉没有向其支付过货款。在2018年12月后，其与新档口有订单往来，与黄蓉无关。邱长禄质证认为证人朱某、袁某的证言均不可采信。豪达鞋业质证认为邱长禄、黄蓉的证人证言与其无关。二审庭审后，黄蓉向本院提交了邱长禄与腾升工厂（朱某）、荣兴工厂（薛尚刚）的转账记录及聊天记录复印件，拟证明黄蓉不是“露林森鞋业”的合伙经营者。邱长禄对此质证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邱长禄与朱某之间有经济往来，不能否定黄蓉是合伙人之一，结合黄蓉与袁某、梁全强等人的交易记录，可证明黄蓉与邱长禄是案涉档口的合伙人。豪达鞋业质证认为黄蓉提交的证据与其无关。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范围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邱长禄对于“露林森鞋业”尚欠豪达鞋业的货款金额为124433元并无异议。鉴于“露林森鞋业”没有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因此，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露林森鞋业”的实际经营者问题。邱长禄主张其与黄蓉合伙经营“露林森鞋业”，一审期间豪达鞋业撤回对黄蓉的起诉，其仅需承担尚欠货款的一半，即62216.5元。就此，本院认为，本院二审审理期间，邱长禄并未提出新的事实和理由。虽然，在二审时，邱长禄申请梁某作为证人，出庭证明其与黄蓉合伙经营“露林森鞋业”，但梁某并未提供与“露林森鞋业”存在业务往来的相关证据，其本人也表示仅是邱长禄向其告知“露林森鞋业”还存在其他合伙人，其不清楚合伙人的具体姓名且其本人一直仅与邱长禄联系。梁某的证人证言缺乏必要的证据支持，而且黄蓉申请朱某、袁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反驳了邱长禄有关黄蓉为“露林森鞋业”合伙人的主张。黄蓉在一审时提供的证据与相关证人证言能相互印证，已经形成高度盖然性的证据链。因此，邱长禄单凭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与黄蓉存在合伙关系。一审法院根据邱长禄与黄蓉的抗辩、提交的证据，认定“露林森鞋业”的实际经营者为邱长禄个人，而非邱长禄与黄蓉合伙经营并判令邱长禄支付相应的货款及利息，相关分析内容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认可，不再进行赘述。邱长禄主张其与黄蓉合伙经营“露林森鞋业”，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邱长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55元，由上诉人邱长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爽审判员 陈珊彬审判员 徐 艳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廖 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