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3民终83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庆国，男，1977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红，女，1980年6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佳，河北权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大伟，男，1969年2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洁，河北正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庆国、何红因与被上诉人周大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冀0391民初24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庆国、何红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由周大伟承担诉讼费用和保全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没有公开宣告判决，审判程序严重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人民法院对公开审理或者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一律公开宣告判决。当庭宣判的，应当在十日内发送判决书；定期宣判的，宣判后立即发给判决书。2019年10月29日开完庭后，2019年11月30日上诉人却径直收到了一审法院邮寄的判决书。既然不公开审理的案件都应该公开宣判，更何况本案是公开审理案件。邮寄判决书，这既不属于法定的公开宣判也不属于定期宣判，而是没有经过开庭的秘密宣判。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二审应当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二、一审认定何红承担还款责任，于法无据。借款合同具有相对性，何红不是该借款合同的借款一方，也不是担保人，不应该成为本案的被告。本案是周大伟与王庆国之间因民间借款合同产生的纠纷。王庆国向周大伟大额借款，明显不是用于家庭生活（周大伟没有提交证据能证明该借款用于王庆国的家庭生活，也没有提交证据能证明王庆国和何红是夫妻关系），而是转借给了朋友，该债务是王庆国的个人债务，而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不应该判决由何红承担还款责任。即使何红同意还款，也只是何红出于多年和王庆国夫妻关系的帮扶行为，绝不应该成为人民法院判决其承担法律责任的理由。一审法院限制了上诉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周大伟在一审法院已经明确的举证期限届满前，没有提出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应该再同意其当庭变更诉讼请求。周大伟开庭时突然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既然同意变更，就应该询问王庆国是否要求答辩期，然而一审法院却没有征求王庆国的意见，径行继续开庭审理，对王庆国的诉讼权利进行了限制，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四、一审法院开庭时没有履行释明义务，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权益。一审法院在开庭过程中没有依法履行释明义务。特别是在上诉人没有聘请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的情况下，更应该在诉讼过程中，对一些法律术语和法律规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告知上诉人，让上诉人更好地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周大伟在对三张借款复印件举证时，一审法院应当要求周大伟说明证据来源和复印件出处，在质证中一审法院也应该指导王庆国，对是否要求周大伟出示原件进行释明。这是法官基于审判权而实施的职权行为，是应当履行的释明义务。五、周大伟主张2013年和2014年三次借款没有借款原件，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证据不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或者原物。周大伟提交2013年11月26日和2014年2月22日、2014年5月1日三张欠条的复印件作为证据，不具有证据的客观性，一审法院不应该采信。六、2018年6月2日的借条属于新的借款合同，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2018年6月2日王庆国向周大伟出具的借条明确记载：“今向周大伟借款人民币柒拾万元整。”该借条是王庆国和周大伟对以前欠款合同的归统，是以2013年和2014年三份借款合同所包含的所有债权债务关系的灭失为前提，被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仅以此为依据，而没有别的依据。之所以周大伟作为债权人2013年和2014年的三张借据都没有原件，就是因为2018年6月2日的借据是双方因重新签订了新的借款合同，原有的借据双方当面进行了销毁。从2013年和2014年三张借据复印件看，没有写明归还借款日期，并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周大伟随时可以主张权利。既然如此，2018年6月2日的借据，就不应该是周大伟所认为的是对以前欠款的再确认，因为完全没有必要。从该借据字面上的“今”字也可以看出，这是双方重新签订的新的借款合同。七、一审法院在借据没有规定还款日期和借款利息的情况下，判决上诉人承担借款利息，于法无据。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由于借条没有写明还款日期，周大伟也没有提交证据能证明自何时向王庆国进行过催告，更没有提供证据能证明借款已约定了利息，以及利息的具体数额，对此周大伟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借款利息，于法无据。为此，上诉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的规定提出上诉，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裁判。 周大伟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应法律正确，上诉人称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认定证据不足没有任何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上诉人认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一审法院认定何红承担还款责任于法无据，是上诉人对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认识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该解释的这条规定，是关于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问题。这是根据民法总则、婚姻法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和订立合同的基本要求制定的。从夫妻共同债务的形成角度，明确和强调了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以及其他共同意思表示形式所负的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基本原则。在一审开庭审理过程中，审判员多次询问何红是否明知该债务，是否愿意就该债务承担还款责任，何红均表示其知晓该笔债务，也愿意承担还款责任，也即何红在王庆国向周大伟借款时就认可该债务应为夫妻共同债务，虽然没有在借条上签字，但事后追认了该笔债务，且在庭审时明确表示偿还。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称的“即使何红同意还款，也只是何红出于多年和王庆国夫妻关系的帮扶行为”早已被司法解释认定为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形，法院以此判决何红承担还款责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限制了上诉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无任何依据。首先，被上诉人于2019年9月10日立案，上诉人在收到法院传票及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收到之后便通过电话联系被上诉人谈论还款事宜，尤其上诉人多次说到曾支付给被上诉人月利率2.5分的事实，但因双方无法就欠款偿还金额及时间达成一致，因此被上诉人决定继续通过诉讼程序解决争议，并立即告知一审审判员要变更诉讼请求，即将利息变更至自2014年4月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按照年利率24%计算。故，被上诉人对诉讼请求的变更是在举证期限届满之前提出，应当被法庭准许。其次，变更诉讼请求是否要重新指定举证期限，须区分其对答辩与举证负担产生的影响而定：如果该变更增加了利害相对方的答辩与举证负担，法院就应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否则，就无需再定举证期。在开庭之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沟通中，就积极主张其已按照月利率2.5%偿还过被上诉人利息，在开庭过程中，上诉人也多次重复该事实且明确表示自己对欠款事实全部承认，且无证据向法庭提交，因此，被上诉人对利息要求的变更没有改变案件事实，没有增加上诉人的答辩与举证责任。三、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前后陈述矛盾，故意利用已经销毁的证据加重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有悖于我国民事法律关系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上诉人在上诉状的第五条中写明“周大伟主张的2013年和2014年三次借款没有借款原件，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证据不足。在四条中写明“一审法院未履行释明义务，在质证中一审法院应当指导王庆国应要求周大伟出示该三张借条的原件。但却在第六条中写明”之所以周大伟作为债权人2013年和2014年的三张借据没有原件，就是因为2018年6月2日的借据是双方因重新签订了新的借款合同，原有的借据双方当面进行了销毁。”据此可见，上诉人明确表示该三张借条的原件已经被双方销毁，却要求被上诉人出示被销毁的原件，上诉人对复印件中所载明的借款事实全部认可，却以被上诉人未提交原件为由认为其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前后矛盾。既然上诉人明知该证据的原件已经被其销毁，且对复印件的内容确认无误，法院以此证据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四、上诉人认为2018年6月2日的借条属于新的借款合同，而非对以前欠款的再确认属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实际情况的歪曲解读。上诉人认为，自2018年6月2日，王庆国为周大伟出具新的借条之后，双方之前的债权债务关系即灭失。通说认为，债权债务关系消灭包括七种情形，即债的履行、债的解除、抵销、提存、债务免除、混同以及债务更新。在本案中，王庆国从未向周大伟主动偿还债务、周大伟也从未放弃债务，更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消灭的情形，因此，双方之间700000元的债权债务依然存在，从未消失，二上诉人应当基于该700000元向被上诉人偿还本金及利息。但上诉人却主张，其与被上诉人于2018年6月2日签订了新的借款合同，形成了新的借贷关系，这就意味着，上诉人认可其于2018年6月2日再次向被上诉人借款700000元，关于该700000元，被上诉人将保留诉讼权利。五、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利息的认定错误属上诉人对利息相关法律法规理解错误。上诉人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系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属引用法律错误。事实上，本案中的利息应当适用于该规定的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即“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额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中的约定，并未明确为书面约定，则应当理解为书面约定与口头约定均可。上诉人在起诉时并未将被上诉人偿还过利息的事实在起诉状中写明，被上诉人在一审开庭答辩时主动陈述其曾按照月息2分和2.5分给过被上诉人直到2015年5月份止，足以证明双方曾就利息进行约定且双方按照该约定偿还以及收取过利息。另，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借最后一笔款项的时间为2014年4月1日，上诉人在答辩状及法庭调查环节向法庭陈述，其按照月利息2%和2.5%向被上诉人支付利息直至2015年5月份，因此，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自2015年6月起按照年利率24%向被上诉人支付利息属于对原债权债务关系的确认与延续。一审法院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同时确认的事实进行利息认定适用法律正确。六、上诉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对其欠被上诉人700000元本金的事实以及双方曾约定过月利率2.5%的事实积极认可，二上诉人诚信有加，表示将共同积极偿还欠款，且在庭审之后，上诉人曾主动找到被上诉人商量还款事宜，因二上诉人态度诚恳，被上诉人曾考虑可以降低利息。但反观二上诉人提交的上诉状，通篇未提欠款事实，长达5年占用被上诉人700000元的款项，长达4年未付利息，上诉状中却看不到二上诉人一丝歉意，与其在一审庭审时的态度大相径庭。二上诉人明明当庭认可是夫妻关系，却要求被上诉人提供其二人为夫妻关系的证据，王庆国明明已经将之前的三张欠条原件收回，却要求周大伟在开庭时提交。法律规定当事人享有上诉的权利是为了让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而非滥用上诉权利否认真相。二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对各种事实的叙述均与一审开庭时相矛盾，是二上诉人在一审开庭时虚假陈述还是在上诉状中歪曲事实？综上所述，二上诉人在一审开庭时明确认可欠被上诉人700000元本金的事实，明确认可双方曾约定过月利率2.5%的事实，明确认可该债务由二上诉人共同偿还的事实。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 周大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二被告偿还借款人民币70万元整及逾期还款利息（自2014年4月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按照年利率24%计算）；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大伟与王庆国系同村村民，王庆国与何红系夫妻关系，周大伟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王庆国账户转账给付借款，分别于2013年11月26日转款40万元，2014年2月21日转款30万元、2014年4月1日转款20万元，共计90万元，被告为周大伟出具了借款凭证。被告于2014年3月24向周大伟还款20万元，并以月利率2分或2.5分按月向周大伟支付利息至2015年5月份，王庆国于2018年6月2日出具借条一张，对之前欠款70万元的事实进行确认。在该借条出具之后，被告仍未向周大伟履行偿还借款的义务。 一审法院认为，王庆国、何红承认向周大伟借款的事实，且王庆国、何红对共同承担向周大伟还款责任无异议，故对王庆国、何红欠周大伟借款70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王庆国、何红均不同意按年利率24%向周大伟支付利息，通过审理查明，双方就借款约定了利息，王庆国按2%、2.5%月利率标准向周大伟支付利息至2015年5月，周大伟要求按年利率24%给付借款利息的诉讼请求不超过合理标准，王庆国、何红应共同偿还周大伟借款70万元及自2015年6月1日起至借款全部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4%给付借款利息。综上，判决：王庆国、何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周大伟借款本金70万元及自2015年6月1日起至借款全部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4%给付借款利息。一审案件受理10800元，减半收取5400元，保全费4020元，由王庆国、何红负担，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缴纳。 本院二审期间，王庆国、何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周大伟民事起诉状1页，证明2019年9月9日周大伟在起诉王庆国时，由于双方没有约定借款利率，周大伟只能按照中国人民银行6%贷款年利率进行主张； 证据二、周大伟民事答辩状5页，证明在第二项，周大伟明确说明了“因为上诉人多次说到曾支付给被上诉人月利率2.5分”。也就是说，周大伟直到一审开庭前并不知道王庆国是否会给利息，以及利息的具体数额。该证据充分证明了王庆国给不给利息，给多少利息，不是由周大伟决定的，而是王庆国自主自愿的行为，并不是来自双方的明确约定。 周大伟质证称，周大伟并非专业的法律人士，其自行书写的诉状并非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正是由于其在专业律师的指导之下结合双方之前曾支付过利息的事实，才对诉状中的诉讼请求进行变更，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表示认可，但是该证据不能实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 本案王庆国于2018年6月2日为周大伟出具70万元借条，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周大伟陈述该70万元借条系双方对2013年、2014年借款后尚欠款的确认，王庆国亦承认向周大伟借款并认可欠周大伟借款，一审法院遂认定王庆国对该70万元承担清偿责任，并无不当。周大伟主张本案借款系有利息约定的借款，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王庆国亦陈述借款后一直按2%、2.5%月利率标准向周大伟支付利息至2015年5月，一审法院遂判令王庆国按年利率24%给付相应借款利息，亦无不当。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何红认可欠周大伟借款，同意就该债务承担还款责任，一审法院遂判令何红对本案借款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亦无不妥。王庆国、何红上诉称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亦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王庆国、何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王庆国、何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晓武 审 判 员 刘 京 审 判 员 权金伶 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 代书记员 李欣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