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4民终11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田某2，男，1952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庆云县。上诉人（原审被告）：田某3，女，1990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庆云县。上诉人（原审被告）：田某1，男，2004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庆云县。法定代理人：李某，女，1969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庆云县。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骏,山东铜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田某4，男，1976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庆云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焕文，女，1974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庆云县。系田某4之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鑫，山东今正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田某2、田某3、田某1因与被上诉人田某4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庆云县人民法院（2019）鲁1423民初2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田某2、田某3、田某1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并发回重审或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证据不足。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而本案中原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提交转账凭证后上诉人没有提供相应证据，依据本条文认定被上诉人向田义强转账的事。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三上诉人并没有参与被上诉人与田义强的资金业务往来，对被上诉通过银行转账给田义强的银行流水事宜并不知情，并且三上诉人更不是被上诉人通过金融机构转账的直接对象，与本条文规定内容不符。被上诉人应当承担进一步举证证明被上诉人通过金融机构所转账的凭证与田义强系民间借贷关系范畴，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上诉人认为如果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来认定该宗转账凭证的性质是否为借款，否则证据不足。2.本案中关于被上诉人所主张的20万元债权债务，其提交的与田义强通话录音。庭审中被上诉人主张也个人明确了将100万元出借给苗应君的事实，但田义强仅为所谓的介绍人，而实际借款人为苗应君。通过被上诉人陈述得知，被上诉人与苗应君应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与田义强无关。3.关于上诉人田某3的录音证据，首先录音材料应当事先经过对方同意，否则属于违法行为。据上诉人所知，2018年5月24日杨荣国曾为被上诉人出具借条一份，原审法院判决书第六页例数第三行：“同时对原告(被上诉人)当场陈述的205万元也未提出异议，因此，原告提交的该证据对于证明田义强欠原告200多万借款的事实有证明力。”没有提出异议并不是明确认可。田义兴、田某2井不是涉案案件的当事人，了解这些情况仅是传来证据，证明效力不足。田某4辩称，首先，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上诉人适用法律错误，《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指的是仅有金融机构转账凭证提起的民间借贷诉讼，但是本案被上诉人除了有银行转账凭证还有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亲属田义强的微信聊天记录、与上诉人及其他近亲属多段录音可以证明田义强生前借款的事实，并且上诉人也认可还款，并且协商还款的时间和方式。所以，该条款不适用本案。2.本案是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当然没有经济往来，而且有没有经济往来并不是认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近亲属田义强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纠纷的依据。而且上诉人的上诉状中也认可都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各自有各自的独立生活。3.被上诉人和田义强既是朴实的同村庄乡，又是最要好的朋友，田义强离异后，经常留宿被上诉人家里，足以说明二人感情亲密。通过两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上诉人近亲属田义强多次向被上诉人借用资金，双方从来都没有借款借据，而且田义强得的是慢××，并不是突然去世，在田义强去世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借款的时候，各上诉人及田义强的兄弟都异口同声的说：“不用说也知道，田义强生前做了交代”对金额没有异议，所以这也是符合双方的亲密关系和借款交付惯例。4.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首先是在被继承人遗产范围内偿还债务，而不是继承人的财产偿还。5.苗应君的借款已经通过田义强完全偿还，但是田义强在偿还借款时，只归还了80万元，并且双方也约定了20万元算成田义强借的。6.杨荣国的50万元是田义强指示交付的，和给李炳林的转账是同一性质，并且杨荣国自己也认可该款是田义强借的。综上所述，上诉人对录音证据避重就轻，在一审中，被上诉人多次询问“田义强已经对债务进行了交代”是如何交代的，怎么交代的，为什么在录音中明确认可欠被上诉人200余万元，但是庭审中却说一分不欠，能否做出合理解释，如果不能解释，应视为对自己不利的推断。田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本金210.5万元；2.判令被告支付利息暂定91568元（自2019年1月2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1年，支付到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田某4与田义强（已故）是同村村民。2017年至2018年期间，原告分四次向田义强的银行账户转款，其中于2017年1月27日向田义强账户转款10万元，于2017年10月24日向田义强账户转款90.5万元，于2018年1月16日向田义强账户转款10万元，于2018年2月4日向田义强账户转款20万元，以上共计130.5万元。另外，2017年3月14日原告向杨荣国银行账户转款50万元，2018年1月17日原告向李丙林账户转款15万元。2018年1月19日田义强偿还原告5万元。另查明，被告田某2是田义强的父亲，被告田某3是田义强的女儿，被告田某1是田义强的儿子。田义强在呼和浩特市有房产（该房产位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丰州路中通御龙湾6号楼10层2单元1001号）一处，该房产是田义强的遗产。对于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清单，本院调取的田某4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及原、被告的庭审陈述予以证明，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事实及证据，原、被告举、质证及本院认定情况如下：一、对于原告转到田义强账户的四笔款项共计130.5万元，原告主张该款项为借款。三被告质证称，该四笔款项是原告与田义强的经济往来并非借款。法院认定如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的规定，原告提交了转账凭证，被告主张为其他经济往来，但被告未提供证据，因此本院认定原告向田义强的转款130.5万元为借款。二、原告提交其与田义强2018年2月18日的通话录音及文字材料一份，证明原告通过田义强借给苗应君100万元，后来苗应君通过田义强偿还原告借款，其中20万元田义强并没有还给原告，该20万元借给原告。三被告质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证明不了原告的主张。法院认定如下：该录音为田某4与田义强的通话录音，通过录音可以证实苗应君偿还田某4的借款，有20万元交给了田义强。三、原告提交其与田义强的通话录音、手机短信，证明2018年1月17日，原告向李丙林转账15万元是田义强指示的。三被告质证称，该录音证明不了是被告田义强让原告给李丙林转款15万元。因为该录音是在2018年1月17日10点21分录制，而短信是在9点57分，相差半个小时，而录音中体现的是田义强在录音之后会给原告发信息告知具体情况，而被告并未提供之后的信息。原告的以上两份证据不能相互印证，证明不了原告的主张。法院认定如下：该录音为原告汇款时向田义强核实汇款账户开户地区，通过录音可以反映出当时田义强因为未携带身份证，没有让原告将款项汇入自己的账户，而是汇入他人账户。通过田义强发送的短信可以看出他要求原告汇入李丙林账户，而原告提交的银行明细显示原告确于当日汇入李丙林账户15万元。被告虽质证称，田义强应于通话后发送信息，但从信息内容来看田义强发送的信息内容并无李丙林开户银行所在区，原告汇款时遇到问题，向田义强核实开户行所在区以便汇款，因此原告提交的两份证据并无矛盾，可以相互印证。四、原告提交其妻子崔焕文与被告田某3的录音。被告田某3质证称，该通话确为自己的通话录音，但具体情况自己不知情。其他被告质证称，田某3是在不了解情况的前提下所说的，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另外，田某3与其父亲多年来不在一起生活，田义强常年在外，田某3对他的情况不了解。法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其妻子崔焕文与被告田某3的通话录音，该录音第二段第37秒处崔焕文陈述借款数额为200多万，被告田某3认可借款数额，并承诺偿还原告该借款。被告田某3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对自己的陈述有合理认知，如果其对该借款真不知情，其没有理由认可该笔借款。原告提交该证据对于证明田义强欠原告200多万元借款有证明力。五、原告提交原告及其妻子与被告田某2及田金梅的现场录音。提交原告与杨荣国的录音，该证据证明汇入杨荣国账户的50万元，是田义强指定原告汇入的。三被告质证称，对杨荣国的录音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杨国荣是利害关系人，且杨国荣向原告借的款，在原告的诱导下所录的，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法院认定如下：对于原告与杨荣国的录音，该录音应属证人证言，杨荣国应出庭，另外，杨荣国与该笔债务确有利害关系，因此原告与杨荣国的录音本院不予采纳。对于原告夫妻与被告田某2、田某3得录音，该录音的内容主要为，原、被告之间协商用无棣县的楼房抵顶田义强欠原告借款的事宜。其中在录音第2分40秒时，被告田某3陈述“既然说俺爸爸认这50万的账，俺爷爷、奶奶也说了，俺也认这个账”，被告田某3在陈述时，被告田某2也在场，并且田某3也陈述了一开始不知道该债务的原因。因此，原告提交的该证据，对于证明原告向杨荣国转款是田义强所指示有证明力。原告提交其与田义强兄弟田义兴，被告田某2的现场录音。三被告质证称，该录音听不清，证明不了原告的主张。被告认为的该录音形成于田义强埋葬当天，田义强家人处于痛苦中，没有心情对账。法院认定如下：该证据前半段确实较为模糊无法听出具体内容，在后半段双方的对话可以看出，被告及田义兴都知道田义强欠原告的借款的事实，且被告田某2也陈述田义兴向他大哥了解了这些情况，同时对原告当场陈述的205万元也未提出异议。因此，原告提交的该证据对于证明田义强欠原告200多万元借款的事实有证明力。对于利息原告主张91568元（自2019年1月2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1年，支付到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原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告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田义强向原告借款的事实，对于借款数额，原告转入田义强账户的130.5万元，本院已在质证阶段予以认定。另外，原告转入杨荣国账户的50万元和转入李丙林账户的15万元，以及苗应君交到田义强的20万元，原告提交了通话录音和转账记录以及手机短信予以证明，其中原告与被告的录音中多次提到借款数额为200多万，被告均认可该数额，同时以上款项共计215.5万元，除去田义强偿还的5万元为210.5万元，该数额与录音中的200多万也不矛盾，可以相互印证。另外转款记录和原告与田义强的录音也对这些款项的产生经过起到了证明作用。综合以上证据，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田义强欠原告210.5万元的事实。对于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原告可主张逾期付款之日后的利息，原告要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并不超过年利率6%，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自2019年8月20日起开始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解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作为贷款利息的基本标准，因此自2019年8月20日后的利息计算应按新标准进行计算。利息起算日期本院酌定起诉之日即2019年1月25日。利息计算方式为，以210.5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2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以210.5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对于三被告责任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的规定，三被告应在其继承田义强的遗产范围内偿还案涉借款。综上所述，被告田某2、田某3、田某1应在其继承遗产范围内偿还原告田某4借款210.5万元及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田某2、田某3、田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在继承的田义强遗产（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丰州路中通御龙湾6号楼10层2单元1001号）范围内偿还原告田某4借款本金210.5万元及利息（以210.5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2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案件受理费24372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田某2、田某3、田某1负担。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和证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杨荣国给田某4出具的借到条照片，出具时间是2018年5月24日，借款的内容是：今借到田某4现金606000元；证据二、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通用收据一张，证明153××××9777电话号码系杨荣国所有的事实；证据三、田某3和杨荣国通话录音一份，田某3手机号156××××4600，杨荣国153××××9777，证明证据一中的借据系杨荣国本人亲自所打的事实，该借据系2017年3月17日由田某4转账给杨荣国50万元所打的借条，时隔14个月，利息为月息1.5，结合田某4和杨荣国的转账记录及杨荣国的借条证实该50万元实际是杨荣国所借田某4的款项，与田义强无关。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不予认可，该证据只是一个照片，无法证明是杨荣国所书写的，如果是欠被上诉人的钱，为什么和杨荣国给田义强书写的欠条在一张纸上，这一点本身不符合逻辑和常理，对于来源的合法性不予认可，而且根据上诉人的陈述该欠条是在田义强处，既然是给田义强打的欠条为什么需要拍照。关于证据二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通用收据是上诉人自己缴费给的，除非本人缴费，否则三大运营商都不给出具带有本人姓名手机号的发票。对证据三，首先对该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通过录音的内容可以看出，是田某3的父亲田义强逼着杨荣国打的欠条。杨荣国和田义强在内蒙合伙跑生意，这也就是当时为什么田义强让被上诉人把款项打给杨荣国的账户的原因，通过录音也可以看出，他们有130万元的货款都打到了田义强的卡上。杨荣国要求与田某3见面说50万元的事情，所以不能够证实上诉人的主张这50万元是杨荣国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被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田某4工商银行账户62×××79于2016年11月28日13:58转给杨荣国建设银行62×××38银行账户17万元，以及2016年11月29日杨荣国通过上述卡号转给田某417万元两份银行回单，证实杨荣国与田某4之间没有其他的经济纠纷，而且在16年11月28日知道了杨荣国的卡号；证据二、田某4与杨荣国的通话录音光盘及文字材料一份（于第一次法庭调查后与杨荣国的录音）；证据三、田某4与田义兴（田义强兄弟）、杨荣国与崔焕文的通话录音（附整理纸质文字材料）。证据二、三证实50万元的借款是田义强要求打到杨荣国账户上的，是田义强与杨荣国合作做生意时借用的款项，在发生经济往来时田某4与杨荣国都不太熟；证据四、律师催款函，上诉人在一审的委托律师给杨荣国、崔换芹发的律师催款函，催款金额786000元。上诉人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请法庭核定，但是与本案涉及到的50万元的借款不具有关联性，该笔借款是杨荣国与田某4在50万元借款之前存在的借贷或经济往来。关于崔焕文与杨荣国的通话录音发生在上次庭审之后，对其真实性和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录音中的内容直接规避了杨荣国的一些借贷责任。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二、三、四已经超过了举证期限，应当承担不利后果。证据四是复印件不符合证据形式，同时通过其内容也恰恰证明了催要的对象是杨荣国和崔换芹，证实50万元是杨荣国用了。对双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于借条照片及催款单，因仅为照片或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不符合证据形式，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杨荣国系涉案款项的利害关系人，且未出庭作证，录音中陈述内容存在反复、矛盾内容，综合以上因素，杨荣国相关录音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关于杨荣国与田某4在涉案50万之前的经济往来，与本案无直接联系，不予认定。关于田某4与田义兴的通话录音，能够与一审中提交的其余录音相互印证，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焦点是田某4起诉主张的非转入田义强账户的85万元是否应予支持。本案在卷的田某4与田义强家人的通话录音可以证实，在田义强去世后，田某4夫妇就涉案款项与田义强家人进行了多次协商，对于数额和赔偿方式均进行了商讨，其中对于数额部分，有田义强家人在录音中所说的提前了解了情况及同意以价值200-300万的房子抵债等情况，因为房屋总价款及返还超额房价款问题协商未果，综上原审认定涉案50万元为田义强借款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关于其余35万元，有聊天记录截屏及田某4与田义强的通话录音等证据，可以认定田义强指示田某4将相关款项打入第三人账户及借用20万元的情况。综上，原审法院认定该85万元款项有事实依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372元，由上诉人田某2、田某3、田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鲲审判员  李敏审判员  杨娜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董国通书记员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