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7民终3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付力荣，女，1964年8月30日出生，满族，无业，住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孜伟，辽宁厚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玉民，男，1965年6月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福旭，辽宁燕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付力荣因与被上诉人张玉民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义县人民法院（2019）辽0727民初10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付力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孜伟，被上诉人张玉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福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付力荣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责令被上诉人立即返还不当得利款37万元及利息；二、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原审认定了大量与本案无关的，且没有证据证实的事实。即2011年以后上诉人拉玉米的事实。这些事实在义县法院（2013)义刑初字第00166号刑事判决中根本没有作为事实予以认定。义县法院（2013)义刑初字第00166号刑事判决审理的是刑事案件是否构成的事实，不是民事交往是否成立的事实。其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最关键的错误就是，故意在合伙往来的时间上和资金上搞模糊认定，意在混淆是非。一审认定，“另查明，原、被告在合伙做玉米种子生意期间，曾发生过多笔资金往来，其中有一笔系原告付力荣委托甘肃龙博种子科技有限公司通过网银转账方式于2009年11月7日转给被告张玉民人民币30万元，另有一笔系原告付力荣通过银行卡转账给张玉民人民币7万元”。这一认定最关键的地方就是关于多笔资金往来的认定是错误的。第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伙是发生在2010年年初，在2009年11月份，二人刚刚认识，还没有合伙。一审将2009年11月的事情，故意说成是合伙期间，这是明显错误的。第二，既便是合伙，其合伙方式也是由被上诉人张玉民出资，上诉人出力。不存在上诉人出资给被上诉人经营的事实。一审将此故意说成多笔资金往来，意在混淆是非。一审的上述错误认定，直接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二、一审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的论述不仅明显错误，甚至可以说是在故意错判，故意偏袒被上诉人。首先，一审己经查明被上诉人在2009年11月7日收到上诉人37万元。其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09年11月以前，除了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36万元外，没有其他经济往来。再次，关于二人合伙一事，双方均承认合伙的方式是被上诉人出资，上诉人出力。不存在上诉人给被上诉人资金的任何理由。关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36万元一事，义县法院己经作出判决，令上诉人偿还了本金及利息，而且己经执行完毕。最后，上诉人承认给被上诉人37万元的本意，是偿还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之前的借款36万元本金和利息。正是由于义县法院的生效判决，不认可上诉人给被上诉人的37万元是偿还借款，所以才导致被上诉人没有任何理由接收上诉人的37万元。三、一审判决在诉讼费问题上也存在错误。依据最高法院颁布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八条一款二项的规定，对于裁定不予受理、驳回起诉、驳回上诉的案件，不收取案件受理费。本案既然一审判决结果是驳回起诉，那就应该使用“裁定”而不是“判决”。使用裁定，法院则不应该收取诉讼费。一审驳回了上诉人的起诉，还要让上诉人承担诉讼费用，这同样是违法行为。请二审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请予以支持。张玉民辩称，原审判决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明显不能成立，在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欠款纠纷时，上诉人称37万元是偿还36万元及利息，已经生效的判决没有支持上诉人的主张，如果上诉人对其主张不服，应通过申诉途径解决，而不应就同一标的再进行诉讼，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付力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返还不当得利款37万元及利息；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0月2日，原告付力荣以经营玉米种子生意缺少资金为由，向被告张玉民借款人民币36万元。此后，双方合伙共同经营玉米种子生意，利润平分。被告张玉民先后付给原告付力荣现金及其他用于做种子生意的投资。至2010年初，原告付力荣对被告张玉民称，种子生意共盈利人民币56万元，被告张玉民也未向原告付力荣索要借款、投资款及利润。之后二人协商共同投资培育玉米种子。2010年秋，玉米种子收获后，原告付力荣将共同投资培育的部分玉米种子运至他处存放，因被告张玉民联系不到原告付力荣，被告张玉民遂派人对该处的玉米种子予以看管，禁止出售。原告付力荣得知此消息后即通过其哥哥付二波找到案外人李洪伟、梁贺祥出面调解。2011年3月3日，在案外人李洪伟、梁贺祥在场的情况下，原、被告对以往的账目进行了对账和粗略结算。原告付力荣为被告张玉民出具了证明两份和欠条一张。第一份证明的内容为：“收到利润伍拾陆万元整，2011年1月1日，其中付力荣返回贰拾贰万元。”第二份证明内容为：“山洞里的种子、地里的种子卖出后两人共分，利息共担。”欠条的内容为：“欠张玉民叁拾陆万元整（利息没算），2009年10月2日。”此后原告付力荣即将存放在他处的玉米种子拉走并对外销售。当时原告付力荣为被告张玉民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收到地里育的种子（508）陆万斤、（547）捌万肆仟斤，张玉民给付力荣写的欠条收条全部作废，2011年3月4日”。此后，因原告付力荣拒绝接听被告张玉民的电话，被告张玉民即向公安机关告发原告付力荣涉嫌诈骗犯罪。义县公安局和义县人民检察院通过立案侦查和审查起诉，本院于2014年4月4日，以（2013）义刑初字第00166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付力荣无罪。另查明，原、被告在合伙做玉米种子生意期间，曾发生过多笔资金往来，其中有一笔系原告付力荣委托甘肃龙博种子科技有限公司通过网银转账方式于2009年11月7日转给被告张玉民人民币30万元，另有一笔系原告付力荣通过银行卡转账给张玉民人民币7万元。2012年10月24日原告张玉民向本院起诉，要求被告付力荣偿还其借款人民币36万元及利息，2016年11月25日，本院作出（2012）义民二初字第015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付力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张玉民借款本金人民币36万元，并给付自原告张玉民起诉之日即2012年10月24日至此款还清之日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被告付力荣对该判决不服，提起上诉，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2日作出（2017）辽07民终73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原告主张2009年11月7日被告所得的37万元属于不当得利，但在被告起诉原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原告已抗辩此款是原告还给被告的借款，但本院生效判决并未采信原告的抗辩理由，且也未将此款与被告主张的借款相抵消；原、被告双方在2011年对双方合伙经营进行结算时，原告还为被告出具了借款金额为36万元的欠条，由此可见，被告至此不负有向原告给付37万元的任何义务，且此后双方也未发生任何经济往来。综上所述，原告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所得的37万元属于不当得利，故对其诉求，本院不予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付力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600元，由原告付力荣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一审法院作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2）义民二初字第01551号民事判决中认定张玉民与付力荣在合伙做玉米种子生意期间，曾发生过多笔金钱上的往来。落款日期为2009年10月2日的欠条，上诉人付力荣自认是于2011年3月3日出具，在该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上诉人付力荣抗辩36万元的欠款，其已于2009年11月7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偿还，但此抗辩未被一、二审法院采信。如上诉人付力荣已经偿还37万元，则其没有必要于2011年3月3日往前再补写欠款36万元的欠条。上诉人付力荣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37万元属不当得利，对此诉求一审法院判决予以驳回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付力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600元，由上诉人付力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玉龙审判员  高 帆审判员  王金业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杨艳洲书记员张采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