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2民终8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真某，男，1982年5月25日出生，蛟河市铭亮灯饰商店经营者，住吉林省蛟河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蛟河红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于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某。上诉人真某因与被上诉人蛟河红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叶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蛟河市人民法院（2019）吉0281民初30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真某上诉请求：一、撤销（2019）吉0281民初3062号民事裁定及（2019）吉0281民初3062号民事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红叶公司的原审诉讼请求。二、一审、二审所有费用由红叶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真某系代蛟河市元洲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洲公司）签订案涉租赁合同，租赁物的实际使用人亦为该公司，原审认定真某系案涉租赁合同承租人属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审判程序违法。真某在原审中申请追加元洲公司为本案被告，一审法院对该申请未进行实际审理即直接裁定驳回，且没有指定申诉期限，属程序违法。红叶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维持原判。红叶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红叶公司与真某签订的《租赁合同》，真某腾出所租商位。二、真某给付2018年12月9日至2019年7月9日的租金8070.30元（计算标准为1152.90元/月×7个月）。三、真某给付2018年12月9日至2019年7月9日的滞纳金5084.00元（按租金总额的日千分之三计算）。四、真某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17日，红叶公司与真某签订一份《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真某承租蛟河市浩华家居建材广场一楼A区000号商位，面积为38.43平方米，租赁期间自2016年12月10日至2019年12月9日，租金为30元/㎡/月。如逾期缴纳租金，则乙方须按租金总额3‰每日缴纳滞纳金。”合同签订后，红叶公司将该商位交付真某使用。真某已给付2018年12月9日之前的租金，尚欠2018年12月9日至2019年7月9日的租金8070.30元。2019年7月23日该商位已腾出。另查明，元洲公司成立于2017年9月11日，股东分别为刘某、宿某、张来斌、张某。一审法院认为，红叶公司与真某签订《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该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关于红叶公司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并腾出商位的诉讼请求，因该商位已于2019年7月23日腾出并交付给红叶公司，应认定双方已协商解除合同，故对红叶公司此项诉讼请求不予审理。关于红叶公司请求真某给付2018年12月9日至2019年7月9日期间租金8070.30元的诉讼请求，因真某未按约定给付租金，已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及双方合同约定，真某作为承租人应当按约定给付红叶公司租金8070.30元，故对此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但因双方约定给付滞纳金的计算标准过高，一审法院酌定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年利率4.35%的1.3倍计算，自2018年12月9日至2019年7月9日滞纳金为266.22元（8070.30×4.35%÷12×7×1.3）。关于真某是代元洲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实际承租人为元洲公司的辩解，因元洲公司成立于真某与红叶公司签订《租赁合同》之后，该公司与真某系独立主体，与本案查明的客观事实并无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真某系该《租赁合同》的承租人，故对此项辩解不予采纳。一审判决：一、真某（承租的商位1F-A000）于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红叶公司自2018年12月9日至2019年7月9日的租金8070.30元，并给付自2018年12月9日至2019年7月9日的滞纳金266.22元；二、驳回红叶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真某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2019）吉0281民初2142号案件传票、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明本案适格被告应为元洲公司而非真某；证据2.租赁解除协议，该协议系真某与蛟河红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浩华分公司于2019年7月23日签订，协议中记载双方互不追究一切责任和损失，证明真某亦曾代元洲公司与红叶公司签订过类似协议；证据3.证人刘某、宿某、张某证言，证明真某是元洲公司实际股东，其是代元洲公司与红叶公司签订了案涉租赁合同。红叶公司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真某要证明的问题，其中证据2与本案无关。红叶公司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对真某提交的证据1、证据2因其缺乏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3因证人宿某与真某系夫妻关系，且三位证人均否认真某为元洲公司股东，故该证据不能证明真某要证明的问题，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案涉租赁物在租赁期内一直由元洲公司实际占有使用。本院认为，关于案涉租赁合同，从合同形式上看，红叶公司与真某分别在租赁合同文本上盖章、签字、捺印，双方对该合同形式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足以认定真某与红叶公司的缔约主体身份；从合同内容上看，本案租赁合同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违反公序良俗，依法应成立并生效，对合同当事人具有法律拘束力，合同双方互负合同权利义务。现真某对欠付红叶公司租金的事实及欠付的具体租金金额均无异议，只是认为不应由其向红叶公司承担给付义务，并提出真某系代元洲公司签订案涉租赁合同、真某为元洲公司发起人和实际股东以及一审未追加元洲公司参诉导致程序违法三点抗辩意见，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为：1.真某应否承担案涉租赁合同责任；2.一审判决是否程序违法。首先，关于真某系代元洲公司签订案涉租赁合同的抗辩主张不能免除真某的责任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真某并未举证证明在签订案涉租赁合同时红叶公司明知真某与元洲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且从时间上看，案涉租赁合同签订时间为2017年8月17日，元洲公司成立时间为2017年9月11日，即在真某以自己名义与红叶公司签订案涉租赁合同时元洲公司尚未设立，此时红叶公司在客观上亦不可能知晓元洲公司与真某之间的代理关系。本案二审中，红叶公司对案涉租赁物在租赁期内一直由元洲公司实际占有使用并无异议，同时明确表示其系依据案涉租赁合同向真某而非元洲公司主张租赁费用，故即使真某系受元洲公司委托以自己名义与红叶公司签订合同，红叶公司业已选择了真某作为合同相对人主张权利，真某应当承担合同责任。其次，关于真某系元洲公司发起人和实际股东的抗辩主张不能免除真某的责任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规定：“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人请求该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依据该条规定，结合案涉租赁合同签订时元洲公司尚未设立以及案涉租赁物在租赁期内一直由元洲公司实际占有使用的基本事实，即使真某为元洲公司发起人和实际股东，亦属于“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的情形，真某应当承担合同责任。最后，关于一审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三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行审查，申请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申请理由成立的，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本院认为，对真某提出的追加元洲公司为被告参加诉讼的申请人民法院有权审查，一审法院在进行审查后认为真某申请理由不成立并裁定驳回其申请，程序合法、并无不当。真某的该项抗辩主张不成立。综上所述，真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真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吕建萍审判员  张利宏审判员  郭立坤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书记员  王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