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6民初3928号原告：广东金岸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445-459号夹层自编6A02房。法定代表人：彭蔚，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深星，广东华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燕，广东辩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东晶通公路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445-446号六楼。法定代表人：陈传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菁华、游文婷，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东金森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平原县大柘镇羊子甸街政府招待所。法定代表人：陈传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宗扬，北京市君泽君（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东金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岸公司”）与被告广东晶通公路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通公司”）、第三人广东金森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森盛公司”）企业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金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深星、张海燕，被告晶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菁华，第三人金森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柯兵、谢宗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金岸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晶通公司向金岸公司偿还借款本金504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5040万元为本金，从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晶通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金岸公司是晶通公司的股东。2016年至2017年期间，晶通公司因资金周转困难，通过金岸公司提供资金帮助其维持正常生产运营。据金岸公司统计，金岸公司、晶通公司之间资金往来差额累计5040万元。因金岸公司系晶通公司股东，故双方未约定书面借款协议，也未约定具体还款时间。金岸公司与金森盛公司分别于2016年12月21日、2017年3月20日签订《广东晶通公司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一）》，后双方发生纠纷诉至法院，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8日作出（2017）粤01民终22242号民事判决，判决金岸公司将晶通公司的经营管理权交给金森盛公司。2018年2月5日，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通过执行裁定将晶通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归金森盛公司所有。现金森盛公司拒不承认金森盛公司、晶通公司之间资金往来形成的5040万元债务关系，金岸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提起本案诉讼。被告晶通公司答辩称：金岸公司不是适格原告，且金岸公司与晶通公司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至今尚未对账、结算，晶通公司不负有还款义务，依法应驳回金岸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本案不是借款合同关系，而是金岸公司与晶通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金岸公司“以偏概全”,以部分往来款进行加减要求返还严重违背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一）双方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而是债权债务关系。1、从借款主体看，金岸公司本身不具有借贷关系或借款能力，且所谓的“出借款项”全部来源于晶通公司。金岸公司是晶通公司的原股东，而晶通公司近年来经营管理混乱，对外负债严重，金岸公司根本没有收益，金岸公司在无收益的情况下，根本不存在对外借款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金岸公司所谓“出借款项”，实际全部来源于晶通公司，都是金岸公司私下收取的属于晶通公司所有总额高达1.25亿元的“战略合作款”、“履约保证金”。2、从成立法律关系的方式看，双方之间没有签订借款合同或借款协议，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值得注意的是，金岸公司在《民事起诉状》中也自认“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借款协议，也未约定具体还款时间”，这显然不是借贷关系，而是债权债务关系，而双方的债权债务除了“往来款”以外，还包括保证金、战略合作款等多种款项的债权债务关系。3、从交易惯例看，双方“往来款”也没有约定借款期限、还款日期、借款用途、借款利息等，完全不符合借款的特征和民间借贷的商业惯例。在金岸公司提供的证据中，部分款项都是一天之间发生了支出、归还的流向，不符合“借款”的性质，更像是“走账”。如金岸公司提供的流水显示，金岸公司在2017年5月26日向晶通公司支付了2500万元，而晶通公司即在同一天退回2500万元，双方只是一种财务往来，不存在借款关系。4、从实际履行情况看，金岸公司提供的转账凭证也均未备注“借款”用途。根据金岸公司提供的大量银行转账凭证可知，双方之间存在的是“往来款”的关系，不是借款关系，在转账凭证中均备注的是“往来款”，而非借款。值得注意的是，假设如金岸公司所述，其是出借方，其具有优势地位，但在其自身备注的转账凭证中均未明确借款信息或字样，足以证明金岸公司也明知这些往来款不是借款；而备注了“借款”的转账凭证已经由案外人刘兴在(2018)粤0105民初3985号案中主张，不能本案中重复主张、一债二偿。综上所述，金岸公司与晶通公司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二）本案的“往来款”仅是双方债权债务的一个部分，且该“往来款”与其他款项共同组成了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无法分割处理。其一，金岸公司诉请的“往来款”只是金岸公司与晶通公司历年往来款的一部分，并非全部款项，在金岸公司未穷尽举证全部往来款的情况下，不可能单独对部分往来款进行“结算”。其二，金岸公司转给晶通公司的往来款实际是其归还给晶通公司的部分侵占款项。金岸公司作为晶通公司原股东，在经营管理晶通公司期间，滥用股东权利，收取了属于晶通公司所有的超过8000万元战略合作款、2500万元的工程项目的履约保证金，其向晶通公司转账的款项实际是向晶通公司返还属于晶通公司所有的战略合作款和履约保证金。（三）双方债权债务关系复杂，往来款也未单独对账，在未结算的情况下，无法单独就本案往来款进行裁判。金岸公司与晶通公司从未就历史债务进行对账、厘清应收应付关系，且金岸公司单独诉请的“往来款”仅为债权债务关系中的小部分，且双方也未就“往来款”进行单独对账、确认。若金岸公司要起诉厘清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就需要对历年来所有的往来款、代收代付款项、侵占款项进行结算才能清理，在双方的债权债务未厘清之前，金岸公司单独就部分往来款进行主张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依法应予驳回。二、金岸公司起诉的“往来款”涉及多个主体，无法单独通过金岸公司和晶通公司进行结算，金岸公司也非适格原告。（一）金岸公司诉请款项中的590万元的出借方并非金岸公司。根据金岸公司提供的《广东金岸投资有限公司资金支付审批表》显示，金岸公司与晶通公司之间640万元的往来款中，其中的590万元是晶通公司经营班子委托金岸公司付款给晶通公司的，该笔往来款的提供主体是晶通公司的经营班子，而非金岸公司，金岸公司并非适格原告。在金岸公司与晶通公司的经营班子厘清债权债务关系之前，金岸公司无权对该笔往来款主张权利。（二）金岸公司起诉的9000万元与案外人刘兴起诉的9000万元是重合的，晶通公司不可能一债二偿，金岸公司通过己方、案外人对同一笔款项进行二次主张实属“恶意的虚假诉讼”。除此以外，金岸公司在本案起诉的9000万与案外人刘兴起诉晶通公司的9000万是相互重复的。刘兴在海珠法院起诉晶通公司还款2500万元本金及利息，刘兴起诉晶通公司返还的该部分款项，与金岸公司在本案起诉晶通公司的往来款是重合的，晶通公司不可能对同一个债务清偿两遍。同时，在（2018）粤0105民初3985号民事判决书明确晶通公司与金岸公司的往来款核减相应款项的请求应另案即本案解决。（三）本案需以另案的审理结果作为依据。如前所述，金岸公司提起的本案诉讼实际是金岸公司与晶通公司债权债务清理，而双方的债权债务除了金岸公司提交的部分往来款外，还涉及其他往来款、战略合作款、履约保证金的清理问题，而部分款项的清理已经在诉讼中，本案需以另案的审理作为前提。其一，本案应核减（2018）粤0105民初3985号案件中，刘兴起诉的同一笔借款9000万元。金岸公司在本案诉请的“往来款”与海珠法院在（2018）粤0105民初3985号案件的诉讼标的是完全一致的，本案应核减刘兴在另案中起诉晶通公司、金岸公司的同一笔“9000万元”的借款。其二，本案的审理还需要以（2018）粤0106民初18573号案件的审理结果作为依据。如前所述，金岸公司与晶通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中，除了案涉的部分“往来款”外，还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尚未处理，本案的作为债权债务清理的诉讼尚需考虑另案“款项”的清理情况。综上，金岸公司与晶通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复杂，不是金岸公司与晶通公司之间的单纯债权债务关系，涉及其他多个主体，不追加其他主体进行结算，难以查明各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三、退一万步，单从金岸公司提供的转账凭证看，金岸公司诉请的金额与客观事实不符。1.金岸公司诉请的“往来款”金额中有590万元不属于其提供，而是晶通公司的经营班子提供的，应核减相应的金额。2.晶通公司在2017年8月12日还应金岸公司要求向“广东群英服务有限公司”支付了800万元，该800万元是晶通公司提供给金岸公司的借款，但金岸公司故意未提供该笔800万元的转账凭证。这足以证明金岸公司提供给晶通公司的“往来款”不是借款。3.金岸公司还重复统计了9000万元，正如答辩意见第二条第（二）款所述，金岸公司起诉的部分金额与刘兴起诉晶通公司的部分金额是相互重合的，金岸公司的代理人在本案中声称款项的提供方是金岸公司；在海珠法院的(2018)粤0105民初3985号案件中，同一代理人又声称该款项的提供方是刘兴。金岸公司和刘兴妄图通过重复诉讼要求晶通公司“还两次钱”，属于典型的虚假诉讼，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综上所述，金岸公司诉请归还的金额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其通过恶意诉讼的方式要求晶通公司“一债两偿”，还故意隐瞒部分款项的退还记录，恶意虚增往来款金额、查封晶通公司资产，扰乱晶通公司经营、损害晶通公司的利益，依法应予驳回。四、金岸公司起诉的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根据《合同法》第211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5条的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双方之间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且双方从未约定借款利息、借款期限，金岸公司诉请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不予支持。五、金岸公司通过恶意诉讼查封晶通公司的银行账户，干扰晶通公司的正常经营，晶通公司保留追究金岸公司恶意查封的赔偿责任。金岸公司基于其与晶通公司的部分往来款项提起了本案诉讼，而其诉请根本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纯粹通过恶意诉讼查封晶通公司名下的资产。除本案外，金岸公司的同一代理人还在其他多个纠纷中查封晶通公司名下所有的资产（银行账户和不动产），导致晶通公司无法使用自有资金、财产，严重影响晶通公司的正常经营，晶通公司将保留追究金岸公司恶意查封的赔偿责任。综上所述，金岸公司的诉讼请求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在恶意隐瞒全部往来款项、重复虚列9000多万往来款的情况下提起的恶意诉讼。金岸公司纯粹是通过恶意诉讼查封晶通公司资产，影响晶通公司的正常经营。为维护司法秩序，晶通公司恳请贵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驳回金岸公司的恶意虚假诉讼。第三人广东金森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答辩称：一、金森盛公司并非案涉债权债务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本案的处理结果也与金森盛公司无关，不应被追加为本案第三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金岸公司在本案起诉的法律关系是其与晶通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金森盛公司与该诉讼标的没有任何关系；另外，金岸公司提交的所有证据也无法显示与金森盛公司关联。据此，金森盛公司既与本案诉讼标的无关，与案件审理也不存在利害关系，不应被追加为本案第三人。二、金森盛公司并未参与“金岸公司与晶通公司的资金往来”，无法对本案的证据、事实作出评价。根据金岸公司、晶通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可知，均未出现金森盛公司的字样，金森盛公司无法对本案相关的“资金往来情况”及证据作出评价或确认，本案完全没有理由追加金森盛公司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本案的审理情况以及判决结果，均与金森盛公司没有关系。三、从证据形式上看，金岸公司提交的也仅是截取部分期限的银行流水，无法证明其诉讼请求。在不考虑证据实体内容的情况下，金岸公司提供的证据仅能显示其与晶通公司部分的“资金往来”，在没有借款合同或其他书证的情况下，也无法证明金岸公司的诉讼请求。值得注意的是，金森盛公司也未参与到金岸公司与晶通公司的资金往来中，更无法确认其真实性。综上所述，金森盛公司与本案审理结果没有任何利害关系，也未参与本案相关的“资金往来”，无法对上述情况作出说明，依法不应追加广东金森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第三人。经审理查明：2016年7月26日，金岸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晶通公司转账640万元，用途为往来款。金岸公司主张该笔款项为借款,并提交了一份《广东金岸投资有限公司资金支付审批表》用以证明，该表资金支付说明处写明：为解决晶通公司资金周转需要，晶通公司向经营班子成员借款590万元：彭蔚300万元、杨航宇120万元、梁翱宇50万元、姚伟忠100万元、赵小宇20万元，以上人员将其借给晶通公司的款项支付给金岸公司的账户，并委托金岸公司将该款项支付至晶通公司的账户，晶通公司向金岸公司借支50万元，两项款项共计640万元一并支付给晶通公司。经办部门意见为“请领导审批”，财务部意见为“请彭董审批”，公司负责人彭蔚于2016年7月26日审批同意。2016年8月4日，金岸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晶通公司转账100万元，用途为往来款。金岸公司主张该笔款项为借款，并提交了一份《广东金岸投资有限公司资金支付审批表》用以证明，该表资金支付说明处写明为解决晶通公司资金需要，金岸公司借给晶通公司100万元，公司负责人彭蔚于2016年8月4日审批同意。2017年4月12日，金岸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晶通公司转账1800万元，用途为往来款。同日，晶通公司向金岸公司出具盖财务专用章的《收据》，写明兹由金岸公司交来往来款壹仟捌佰万元正。金岸公司主张该笔款项为借款，并提交了一份《广东金岸投资有限公司资金支付审批表》用以证明，该表资金支付说明处写明：因晶通公司资金周转需要，从金森盛公司支付的晶通公司股权转让款中支取1800万元借给晶通公司，用于解决晶通公司2017年4月12日到期的银行贷款及员工工资等问题，晶通公司待浦发银行续贷后再归还本笔借款，金森盛公司对本次借款提供保证担保，并签订书面担保合同，公司负责人彭蔚审批同意，金森盛公司意见处有“同意陈传金”手写字样。金岸公司另提交一份晶通公司的《关于向股东公司借款的请示》，写明：我司因浦发银行还贷需要，商请向广东金岸投资有限公司借入人民币1800万元，待浦发银行续贷后再归还金岸公司本项借款。该请示上落款处为晶通公司财务管理部，未盖章，落款时间为2017年4月11日，当天，赵小宇在请示上批注“情况属实，请领导审批”，杨航宇审批同意，彭蔚在请示上签名。金岸公司和金森盛公司均表示就该笔款项未签订书面担保合同。2017年5月26日，金岸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五笔分别向晶通公司转账200万元、1500万元、1500万元、2500万元、2300万元，用途均为借款。金岸公司提交了五份《广东金岸投资有限公司资金支付审批表》，拟证明前述五笔款项为借款，五份资金支付说明处均写明：为解决晶通公司资金周转需要，金岸公司向晶通公司提供借款13389万元，用于晶通公司偿还浦发银行广州分行到期贷款10889万元以及2017年春节前晶通公司为支付员工工资、退还保证金等而发生的对外借款2500万元，借款金额以实际到账金额为准。以上资金支付分为若干次支付，提供借款分别为200万元、1500万元、1500万元、2500万元，2300万元。赵小宇在五份审批表上相关部门意见处签名，公司负责人彭蔚于2017年5月26日审批同意。同日，晶通公司向金岸公司出具盖财务章的两份《收据》，写明兹由晶通公司交来借款贰佰万元正、贰仟伍佰万元正。金岸公司另提交一份时间为2017年5月25日晶通公司出具的加盖其财务专用章的《收据》，写明兹由金岸公司交来借款叁仟万元正。2017年5月26日，晶通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金岸公司转款2500万元，用途为退回借款。2017年5月27日，金岸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晶通公司转账600万元，用途为借款。同日，晶通公司向金岸公司出具盖晶通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写明兹有金岸公司交来借款叁仟叁佰万元正。金岸公司另提交一份《广东金岸投资有限公司资金支付审批表》，用以证明该笔款项为借款，资金支付说明处写明：为解决晶通公司资金周转需要，金岸公司向晶通公司提供借款13389万元，用于晶通公司偿还浦发银行广州分行到期贷款10889万元以及2017年春节前晶通公司为支付员工工资、退还保证金等而发生的对外借款2500万元，借款金额以实际到账金额为准。以上资金支付分为若干次支付，本次提供借款600万元。赵小宇于2017年5月27日在审批表上相关部门意见处签名，同日，公司负责人彭蔚审批同意。2017年5月31日，金岸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晶通公司转账400万元，用途为借款。金岸公司另提交一份《广东金岸投资有限公司资金支付审批表》，用以证据该笔款项为借款，资金支付说明处均写明：为解决晶通公司资金周转需要，金岸公司向晶通公司提供借款13389万元，用于晶通公司偿还浦发银行广州分行到期贷款10889万元以及2017年春节前晶通公司为支付员工工资、退还保证金等而发生的对外借款2500万元，借款金额以实际到账金额为准。以上资金支付分为若干次支付，本次提供借款400万元。赵小宇于2017年5月27日在审批表上相关部门意见处签名，同日，公司负责人彭蔚审批同意。金岸公司确认，2017年5月26日、2017年5月27日、2017年5月31日向晶通公司转账的款项合计9000万元，与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5民初3985号案（以下简称“刘兴案”）中的9000万元为同一款项。2017年6月5日，晶通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金岸公司转款3000万元，用途为还借款。2017年8月1日，晶通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金岸公司转款100万元，用途为往来款。2017年8月4日，晶通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金岸公司转款100万元，用途为往来款。金岸公司称前述晶通公司向金岸公司的转款均为归还9000万元借款本金，加之2017年5月26日晶通公司向金岸公司转账的2500万元，共计偿还5700万元，此外，金岸公司主张晶通公司直接向案外人刘兴偿还了800万元，视为是向金岸公司的还款，就该笔9000万元款项，晶通公司尚欠金岸公司2500万元。金岸公司表示晶通公司尚欠借款为2016年7月26日的640万元、2016年8月4日的100万元、2017年4月12日的1800万元、刘兴案的2500万元，共计5040万元。金岸公司称自2016年起其向晶通公司的转款均为借款，除上述未还款项外，另有四笔借款晶通公司均以偿还，分别是2016年11月28日的1000万元，2016年12月12日的1000万元，2016年12月20日的两笔各1000万元，并分别提交了金岸公司、晶通公司的银行回单共七份、《收据》各三份、金岸公司的《广东金岸投资有限公司资金支付审批表》三份、晶通公司的《关于向股东公司借款用于提前还贷的请示》、《关于向股东公司借款的请示》各一份予以证实。就金岸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晶通公司质证认为：1.对全部的银行回单及《收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但银行回单中显示双方是“往来款”的关系，金岸公司提供的证据也是说“往来款明细”，即金岸公司承认本案并非借款合同关系，双方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2.对所有的《广东金岸投资有限公司资金支付审批表》和《请示》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审批、请示为金岸公司的单方书证，没有得到晶通公司的确认。《请示》是在彭蔚、杨航宇、赵小宇之间形成，该三人同时为原告的股东和被告的高管，身份具有混同性，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3.从时间上看，该部分单据仅仅是2016年、2017年的部分单据，而非全部往来款的凭证，通过抽取部分时间、部分单据的方式得出的结论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无法证明金岸公司主张的欠款事实，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应结合双方的往来款、应收应付款项进行审查。4.从内容上看，该部分往来款也没有单独的列账、对账，只是部分往来款的单据，无法证明双方完整的往来款关系。5.该部分单据中有9000万元款项，金岸公司的代理人在另案中主张属于案外人刘兴所有的，不属于金岸公司的债权，金岸公司主张的欠款存在着重复恶意诉讼的问题，金岸公司应明确往来款项的交易主体、停止恶意诉讼。金森盛公司对金岸公司提交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均是金岸公司和晶通公司的资金往来，没有办法核实。晶通公司提交了本院审理的（2018）粤0106民初18573号案《起诉状副本》、《受理通知书》、《协议书》、《会议纪要》，用以证明金岸公司与晶通公司债权债务关系复杂，金岸公司提交的只是部分往来款凭证，金岸公司私下收取属于晶通公司的8000万元战略合作款至今未归还，远超金岸公司诉请的金额，金岸公司不具备资金出借能力，金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彭蔚表示金岸公司没有收入。晶通公司另外提交了汇款的银行回单五份、银行凭证三份、收据存根一份，用以证明：2011年5月31日，金岸公司在广清项目中私下收取蔡惠光缴纳的履约保证金500万元；2011年3月21日，金岸公司在广清项目中私下收取广东电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缴纳的履约保证金400万元；2011年3月29日，金岸公司在广清项目中私下收取广东电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缴纳的履约保证金100万元；2012年1月9日，金岸公司在广清项目中私下收取电白县大众劳务有限公司缴纳的履约保证金500万元；2011年4月22日，金岸公司在广清项目中私下收取广东中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履约保证金300万元；2011年6月27日，金岸公司在广清项目中私下收取广东中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缴纳的履约保证金200万元；2011年3月24日，金岸公司在广清项目中私下收取佛山市博富勤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缴纳的履约保证金500万元，共计2500万元。（2018）粤0106民初18573号案晶通公司以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起诉金岸公司、彭蔚、杨航宇，主张确认被告金岸公司、彭蔚、杨航宇收取8000万元战略合作款而转让晶通公司工程项目、侵占晶通公司履约保证金的行为构成侵权；诉请判令被告金岸公司、彭蔚、杨航宇共同赔偿收取8000万元战略合作款和2500万元履约保证金以及刘兴案2500万元的利息损失等。晶通公司称案涉款项来自金岸公司私自收取的战略合作款和履约保证金，性质为往来款，其与金岸公司不存在借贷事实。对晶通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金岸公司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上述款项属于金岸公司与晶通公司在2011年期间的款项往来，与本案借贷法律关系无关。（2018）粤0106民初18573号仍在上诉受理期间，晶通公司所称的金岸公司私自收取属于晶通公司的战略合作款和履约保证金尚无定论，与本案借贷关系没有关联。金森盛公司不发表质证意见。另查明：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5民初3985号民事判决查明，刘兴主张金岸公司向其借款，提交了《借款合同》（签订日期2017年5月25日）、2017年5月25日两份《保证合同》（出借人均为刘兴，借款人均为金岸公司，保证人分别为彭蔚、杨航宇）；并提交了2017年10月17日《借款合同补充协议》，列明出借人为刘兴，借款人为金岸公司（签约人为彭蔚），丙方（借款人）为晶通公司（签约人为杨航宇），记载鉴于刘兴、金岸公司于2017年5月25日签订《借款合同》，晶通公司确认《借款合同》项下借款均用于偿还到期债务，晶通公司是《借款合同》项下借款的实际用款人；晶通公司同意作为共同借款人，和金岸公司一起承担《借款合同》的还款义务。刘兴委托案外人广东群英劳务有限公司向金岸公司于2017年5月26日汇出3000万元、2500万元、2500万元，于2017年5月27日汇出1000万元。刘兴主张金岸公司已自行还款5700万元，晶通公司已还款800万元，提交了四份付款人为金岸公司、收款人为广东群英劳务有限公司的加盖“中信银行广州分行回单专用章”的客户回单、一份2017年8月16日付款人为晶通公司、收款人为广东群英劳务有限公司的加盖“中信银行广州分行回单专用章”的客户回单，晶通公司认为2017年8月16日的客户回单注明是代金岸公司支付借款，晶通公司不是借款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刘兴对此表示2017年8月16日晶通公司代为偿还借款，作为实际用款人才会出现之后2017年10月17日的补充协议中确认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105民初3985号民事判决，判决金岸公司、晶通公司共同向刘兴偿还借款本金25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2500万元为本金，从2017年5月28日起至2017年8月27日止按月利率1%计算为75万元；从2017年8月28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案件受理费17805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金岸公司、晶通公司共同负担。后晶通公司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01民终12457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刘兴已在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执行到晶通公司款项3923.2217万元，该案已执行完毕。晶通公司称前述执行款3923.2217元含本金2500万元、利息1423.2217万元，和执行费106632元均应由金岸公司负担。金岸公司在第一次开庭时同意从诉请金额5040万元本金中扣除2500万元本金，并扣减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在第二次开庭时，金岸公司认为晶通公司的主张为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金岸公司出借款项给晶通公司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应当在本案中处理，晶通公司可另行主张权利或者另案诉讼。晶通公司提交了《广东晶通公路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用以证明金岸公司与晶通公司之间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晶通公司借款需要经过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但金岸公司起诉的款项既无合同，也没有公司决议，无法证明借贷关系的存在。对此，金岸公司质证认为晶通公司的章程与本案无关，不能以其否定双方借款的事实。金森盛公司不发表质证意见。晶通公司还提交其股东保利长大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大公司”）于2020年4月20日出具的《回复函》，写明：长大公司作为晶通公司的股东对金岸公司以晶通公司名义并以高于银行贷款利率向刘兴借款一事不知情、也不同意。根据晶通公司章程的规定，晶通公司对外借款需要经过股东会决议，此借款没有经过股东会同意。对此，金岸公司质证意见为：金岸公司已退出晶通公司，长大公司与晶岸公司为密切利害关系人，其出具的回复函不可信；长大公司作为股东，其委派授权代表、董事、股东参与被告公司的管理，在案涉借款的借款过程中均有参与，清楚知悉案涉借款的来龙去脉，事后否认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案涉借款为向股东借款，并非对外借款，不适用公司章程中的规定；晶通公司参与借款是明确的，不是金岸公司以晶通公司名义对外借款，晶通公司盖章确认，可见长大公司和晶通公司均是知情的，杨航宇为长大公司派驻被告的代表；该回复函无经手人签名，无人出庭，不具备证明效力，不影响本案借款关系的成立；《回复函》中长大公司称只是对金岸公司以晶通公司名义向刘兴借款一事不知情，但事实上从未出现金岸公司以晶通公司名义借款的事实，刘兴案借款与本案借款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金森盛公司对《回复函》的三性予以确认，第三人对借款事项不知情，但根据公司章程，晶通公司对外借款须经股东会决议同意。就刘兴案的晶通公司转账的800万元款项，晶通公司主张该800万元系其出借给金岸公司的借款，并就此提交了金岸公司于2017年8月16日向其出具的《付款委托书》，载明：金岸公司委托晶通公司将计划支付金岸公司的借款800万元直接付至广东群英劳务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晶通公司汇款后即视为金岸公司收到上述800万元借款。对此，金岸公司质证认为该800万元是晶通公司偿还的款项，而不是其向晶通公司的借款。金森盛公司不发表质证意见。庭审中，三方当事人确认金岸公司曾是晶通公司的股东，金森盛公司于2019年3月4日从金岸公司处接受金岸公司持有的晶通公司的股权成为晶通公司的股东。金森盛公司称其已于2019年4月15日将其持有的晶通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案外人广东唯实公路工程有限公司。案外人彭蔚、杨航宇、梁翱宇、姚伟忠、赵小宇到庭就通过金岸公司银行账户借款590万元给晶通公司的事实予以确认，并且均确认590元借款金岸公司已全部返还。金岸公司、晶通公司均表示（2018）粤0106民初18573号案与本案无关。再查明：案涉款项发生期间，彭蔚是金岸公司的股东、董事长兼经理、法定代表人，同时是晶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杨航宇是金岸公司的股东、监事，同时是晶通公司的董事、总经理。梁翱宇是金岸公司的股东、董事，同时是晶通公司的晶通公司的副总经理。姚伟忠是金岸公司的股东、董事，同时是晶通公司的副总经理。赵小宇是金岸公司的股东，同时是晶通公司的监事，晶通公司确认赵小宇是晶通公司的财务经理。本院认为：金岸公司提供银行转账凭证、《广东金岸投资有限公司资金支付审批表》、《请示》、《收据》等证据主张其与晶通公司存在企业借贷关系。晶通公司抗辩案涉款项并非借款，而是双方之间的往来款，款项实际为金岸公司私自收取晶通公司的战略合作款和履约保证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的规定，晶通公司应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但本案中晶通公司并未明确说明具体是基于何种原因产生的往来款，也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而本案原告就每笔款项的用途、资金来源均能作出合理说明，且晶通公司所称的战略合作款和履约保证金发生在2011年，距2016年案涉款项发生长达五年之久，晶通公司不能证明案涉款项来源于战略合作款或者履约保证金，故本院采信原告的主张，认定金岸公司与晶通公司之间的企业借贷关系成立、合法有效，2016年7月26日款项640万元、2016年8月4日款项100万元、2017年4月12日款项1800万均构成借款。关于晶通公司主张的2016年7月26日款项640万元中的590万元出借方不是金岸公司，金岸公司并非适格原告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案外人彭蔚、杨航宇、梁翱宇、姚伟忠、赵小宇五人到庭确认借款590万元给晶通公司，由金岸公司一并支付给晶通公司，且金岸公司已将590万元款项均已返还给上列五人，金岸公司与上列五人就59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已厘清，故本院对晶通公司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金岸公司主张刘兴案9000万元借款中晶通公司尚欠其2500万元的问题。9000万元款项，对外而言，金岸公司与晶通公司为共同借款人，对内而言，金岸公司收到9000万元后全部支付给了晶通公司，就9000万元款项的性质，金岸公司提供了证据证明是晶通公司向金岸公司借款，可以理解为金岸公司、晶通公司对外借取的款项对内约定了晶通公司为借款人，综合来看，晶通公司为金岸公司、晶通公司对外借款的实际用款人，因此，晶通公司应当向金岸公司偿还9000万元。晶通公司已向金岸公司实际支付5700万元，已向案外人刘兴支付800万元，晶通公司尚欠金岸公司2500万元。晶通公司主张该800万元是向金岸公司的单独借款，本院认为，即便是构成单独借款，根据同种性质的债务可以互相抵销，抵销后晶通公司仍欠2500万元，也应予清偿。但是，就2500万元，因案外人刘兴已在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执行到晶通公司3923.2217万元，即外部债务已清结，故金岸公司无权再向晶通公司主张偿还。晶通公司关于执行款中利息1423.2217万元及执行费106632元在往来款中进行核抵的请求，不属于本案调处的范围，晶通公司可另寻途径解决。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晶通公司应向金岸公司偿还借款2540万元。金岸公司诉请超出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并依法予以驳回。关于借款利息的问题。金岸公司主张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2月18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利息应以借款本金254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本院调整为以本金2540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金岸公司诉请超出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并依法予以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东晶通公路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东金岸投资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2540万元及支付利息（从2019年2月1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利息以本金254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以本金2540万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广东金岸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6300元，由原告广东金岸投资有限公司负担146972元，由被告广东晶通公路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4932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广东金岸投资有限公司负担2480元，由被告广东晶通公路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252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赵艳华人民陪审员  禤秋兰人民陪审员  梁细女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书 记 员  尹 丽谢宜静汤嘉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