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126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卓君，女，1973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钊，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得明，男，1966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程洲，湖北维思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波，湖北维思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卓君因与被上诉人程得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1民初11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卓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程得明全部诉请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程得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审理程序严重违法，原审法院在开庭前没有向徐卓君送达起诉状副本和证据材料、没有送达开庭传票，违反最基本的送达、举证程序，导致本案审理程序严重违法，本案应当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二、原审法院没有依法向当事人进行释明，导致原审庭审笔录记载的内容与徐卓君的真实意思表示不一致，原审法院也没有给予徐卓君举证时间和机会，此严重损害了其合法权益。三、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基础事实未予查明，基础法律关系认定错误，徐卓君与程得明不存在法律上的借贷合意，双方依法不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本案表面上为民间借贷纠纷，实际为合作协议纠纷。四、本案双方当事人主体错误，徐卓君和程得明均不是本案的适格诉讼主体，徐卓君和程得明在款项往来前后及相应期间内，其相应的行为均是执行的公司的职务行为，即便双方对此存在纠纷，本案的双方当事人应当为双方公司而非个人。五、所涉款项表面上有“借条”且载明“尚欠肆拾伍元万元”的字样，但是双方的真实意思并非法律上出于民间借贷关系中的“借款”，此款项执行的是双方所签订合作协议的款项。六、程得明杜撰事实，虚假诉讼，其起诉明显违背基本事实常理。程得明辩称，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一审开庭中，上诉人认可双方是借贷关系，所有的借贷真实存在。当时法官就问，是否需要补充，上诉人就说没有补充的。一审判决后，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说要上诉，若双方可以调解，可以延长还款期限就不上诉。2、双方借款发生在2015年9月到2015年11月间，合作在2016年，借款关系和合作关系相互独立，二者主体也不一样。借款是本案双方当事人，合作是两家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不能将此混为一谈。收到上诉状后，我向当事人核实，当时是先有借款，有借款后，上诉人要求以双方公司的名义，参与项目合作。在双方合作关系中，至今为止，还没有正式结算。3、合作双方之间是账目往来，最终也没有计算清楚，若上诉人对合作协议双方款项有异议，应该另案诉讼，不是在本案借款关系中混为一谈。程得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徐卓君向程得明偿还借款本金47万元及利息，其中利息为：（一）以45万元为本金，2016年7月1日前的欠付利息14600元，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2月1日的利息63000元，2017年2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的利息189000元，欠付利息合计26.66万元；以及从2018年10月31日至债务全部清偿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二）以2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4.75％计算，自2019年7月15日起至债务全部清偿之日止计算利息；2、诉讼费用由徐卓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程得明、徐卓君原系同事关系。徐卓君因建设工程建设需要向程得明借款，程得明从2015年9月30日至2015年11月13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提交了资金67万元。双方于2016年6月29日上午进行了第一次对账，徐卓君出具《借条》1份；于2016年6月29日下午进行了第二次对账，徐卓君向程得明出具了第二份《借条》，《借条》载明：徐卓君欠付程得明借款本金45万元，利息64666元，徐卓君承诺在三日内支付利息5万元，剩余利息14666元在7月底付息，本金45万元从2016年7月1日开始按2％月息计息。2016年7月1日徐卓君向程得明支付利息5万元。2017年1月24日程得明、徐卓君第三次对账，徐卓君出具《借条》1份。双方确认，徐卓君尚欠程得明本金45万元，利息63000元及前项欠付利息14600元，从2017年2月1日起按月息2％开始计息；同时注明前2张《借条》作废。2018年10月31日，程得明、徐卓君第四次对账，徐卓君向程得明出具《借条》1份，《借条》载明：“于2018.10.30，尚欠肆拾伍万元（￥450000.00）。利息￥63000+14600。450000+63000+14600=527600×2分/月=10552。2017.2.1-2018.10.31=21个月×10552=221592元。合计：借749192元，大写（柒拾肆万玖仟壹佰玖拾贰万整）从即时开始计息：2分/月。此条，徐卓君。2018.10.31”。2017年1月24日《借条》同时注明作废。2018年10月31日，徐卓君又向程得明借现金2万元，向程得明出具《借条》1份，借款用途为工地开支。经程得明多次催要，徐卓君未能偿还上述借款。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徐卓君因工程建设需要向程得明借款，程得明、徐卓君多次对账，徐卓君均向程得明出具《借条》，借条内容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借贷事实成立，双方形成民间借贷关系，借贷关系合法有效。程得明履行了出借义务，徐卓君未全面履行还款义务，应承担还款责任。徐卓君辩称，2018年10月31日的2万元借款，是用于双方合作的项目，不应计算利息，程得明未予认可，徐卓君也未提交证据，对此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程得明、徐卓君在2018年10月31日2份《借条》中均未约定借款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之规定，对程得明主张徐卓君偿还借款本金和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程得明、徐卓君对45万元借款约定了借款利率，未约定逾期利率；对2万元借款未约定借期内利率和逾期利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程得明主张徐卓君以45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自2018年10月31日起至此债务全部清偿之日止计算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程得明主张以2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4.75％计算，自向人民法院主张权利之日即2019年7月15日起至此债务全部清偿之日止计算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程得明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徐卓君向程得明偿还借款450000元并支付2018年10月31日前欠付利息266600元；二、徐卓君向程得明支付借款450000元2018年10月31日后的利息，以45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自2018年10月31日起至本债务全部清偿之日止；三、徐卓君向程得明偿还借款2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2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4.75％计算，自2019年7月15日起至本债务全部清偿之日止；以上一、二、三项金钱给付义务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943元，由徐卓君负担。二审中，徐卓君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以下四组证据：第一组证据：1、深圳市安星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营业执照。2、中建鼎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工商注册信息。第二组证据：3、烽火通信研发中心建设（一期）1号建筑室内装饰工程第三标段工程合作协议书。4、建设工程专业分包合同。5、专业分包工程开工报告。6、工程验收单。第三组证据：7、签收条。8、备忘录四份及附件。9、双方合作工程项目均签字确认的支出凭证及明细。第四组证据：10、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徐卓君）。11、招商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徐卓君）。12、招商银行活期账户交易明细（武汉君尚艺术发展公司）。13、程得明与徐卓君转账流向明细表。14、武汉君尚艺术发展有限公司项目部分转款支出明细。以上四组证据拟证明程得明与徐卓君是合作关系，本案所有借条均是合作事项下的合作往来。程得明质证认为：1、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以上证据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证据，一审开庭中，法官多次提醒上诉人有无证据要提供，徐卓君说没有，一审开庭笔录中均有记载，现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2、以上证据均是两家公司之间的合作及合作期间的账目往来，与本案无关。3、本案借款关系发生在双方合作之前，是2015年9月到11月，当时上诉人向程得明借款67万元，但是双方合作在2016年，因此二者无关联性。4、双方借贷关系经过四次对账确认，长达两年多时间，若上诉人认为是合作关系中的账目往来，作为一个有独立的、公司负责人，绝对不会连续出具几份对账单，几份借条，我们提交的四份借条均是相互连续，每份借条对前面欠的本金、利息多少均有载明。上诉人在二审提供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徐卓君在二审提交的证据均不是程得明个人与徐卓君个人之间的相关经济往来，而本案是程得明个人与徐卓君个人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故徐卓君在二审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徐卓君本人到庭参加了一审庭审。一审庭审过程中的调解未成后，徐卓君在举证阶段称“暂时没有证据，我要提交的证据不是否认原告的债务，而是提交合作项目的资料，希望原告考虑合作的情况”。当审判人员再次询问双方有无新的证据提交时，徐卓君陈述“没有”。一审庭审过程中，徐卓君对一审程序并未提出异议。二审中，徐卓君陈述“目前没有明确的材料能将协议中最后的钱和18年11月31日的借条对应”（即徐卓君于2018年10月31日出具的《借条》）。本院另查明，2016年6月29日，徐卓君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于2016年6月29日，还有210000.-（贰拾壹万元整）及我个人使用的240000（贰拾肆万元整），合计肆拾伍万元整（￥450000.-元）没退还。从2016年7月1日开始计息。2分/月。此条。”在徐卓君签字下方，注明有“还剩0.72万+3.5866万息未付”。2016年6月29日下午，徐卓君出具第二份《借条》，载明：“于2016年6月29日，还欠21万+24万，合计45万元整（肆拾伍万元整）利息结止2016年6月30日，息为35866.-元+28800.-元（合计￥64666元）、（于近3天先付5万元整）、（余下的14666元7月底付清）、（陆万肆仟陆佰陆拾陆元整）.￥45万元整从2016年7月1日计息、2分/月。以此条子为准，上午条子作废”。2017年1月24日，徐卓君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于2016年7月1日，尚欠肆拾伍万元整（￥450000.-元）。利息结止2017年2月1日，息为陆万叁仟元整（￥63000.-），加上上项余下欠息壹万肆仟陆佰元（￥14600.-元）。以此条为准”。在徐卓君签字下方，注明有“从2017年2月1日起，开始计息，月息2%”。同日，徐卓君于2016年6月29日出具的两份《借条》均注明“此条作废”。一审判决对徐卓君于2018年10月31日出具《借条》的内容引用准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一审采取简易程序审理，且徐卓君本人到庭参加了诉讼，包括申请回避、答辩、质证、举证、辩论、调解等诉讼权利并未受到侵害，故对其主张一审程序严重违法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庭审笔录清晰明确的记录了徐卓君本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徐卓君本人亦在庭审笔录上签字确认，故对于徐卓君主张庭审笔录记载的内容与其真实意思表示不一致的上诉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系程得明依据其持有的借条向徐卓君个人主张偿还借款本息，徐卓君主张双方是执行公司职务行为，但相关《借条》并不能体现程得明、徐卓君系执行公司职务，徐卓君主张的公司之间的合作与本案无关，其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且徐卓君在一审中亦并未否认程得明的债权，故一审认定双方形成民间借贷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借条中的文字表述问题，由于2016年6月29日的两张《借条》和2017年1月24日《借条》已经被注明作废，且程得明也是依据2018年10月31日的《借条》主张权利，故一审对该三张《借条》的内容予以概括后进行表述，不影响对本案实体的处理。综上所述，徐卓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886元，由徐卓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潘捷审判员  张剑审判员  刘阳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法官助理龚燕书记员伍雅玲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