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35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赵云飞，男，1983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利辛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小杰，广东泽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彪，男，1970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高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财生，广东上兵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州新帝标投资管理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嘉禾街鹤龙一路自编18号A栋201房（仅作办公用途）。法定代表人：周训华。原审第三人：广州白云萧岗第三经济合作社仓储。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法定代表人：何庆锐。原审第三人：程玉夏，女，1979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高州市。原审第三人：罗朝兴，男，1977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高州市。原审第三人：宁海波，女，1992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化州市。原审第三人：钟广海，男，1990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化州市。上诉人赵云飞因与被上诉人程彪、原审被告广州新帝标投资管理发展有限公司（下简称新帝标公司）、原审第三人广州白云萧岗第三经济合作社仓储（下简称萧岗仓储）、原审第三人程玉夏、原审第三人罗朝兴、原审第三人宁海波、原审第三人钟广海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205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云飞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改判驳回程彪的诉讼请求或重新核准涉案场地占有使用费的数额；3.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程彪负担。事实与理由：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简称《租赁合同司法解释》）第二条，和《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合同权利的有效存在是合同权利转让的根本前提，以不存在或无效或已消灭的合同权利转让的，即为标的不能，转让合同无效。在程玉夏等四人与萧岗仓储签署的合同无效的基础上，程彪不可能转让并成为一份自始不存在的合同的当事人。利益分为合法利益和非法利益，法院保护的是合法利益，如法院认定一个违反法律规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出租的合同是无效的，但又认为该无效合同可以转让，即允许该无效合同变更合同主体，转让人可以享受和承担该无效合同的权利义务，获得该无效合同的非法利益，等于默认了该无效合同为有效合同。因此，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彪不是本案适格主体，请求法院驳回其起诉。二、一审法院判决赵云飞需向程彪支付综合管理费是认定事实不清。程彪在一审中主张的场地使用费是参照合同约定，包括租金和管理费两部分，但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即使法院认定程彪是本案适格主体，依照《租赁合同司法解释》第五条的规定，应按照租金标准支付占用费，而本案租赁合同约定的综合管理费是案涉场地、水电、消防设施、日常保养和维修管理人员工资等，并非涉案场地的租金。另外，依据《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六条的规定，程彪在一审中并未举证证明其履行管理义务，故赵云飞无需向程彪支付综合管理费。特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后赵云飞当庭补充如下理由：第一，自2017年11月26日至2019年7月26日，程彪提出的租金数额与赵云飞算出来的数额不一致。第二，赵云飞不应支付2017年至2019年的管理费，除了原来的上诉理由，若程彪认为提供了管理，程彪应该提供管理人员的社保清单、考勤记录、完税证明等证据材料证明。支付管理费也应该要提供发票，程彪一直未提供任何的发票证据。第三，关于加建补偿问题，案涉合同有备注，合同期内加建，加建期按总租金的70%收取租金。在合同履行期间，程彪进行了四个月的违法加建行为，故希望按照合同的约定，免除该四个月的30%的房屋占有使用费。程彪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赵云飞的诉讼请求。程彪要求赵云飞支付拖欠的租金及管理费是根据合同约定主张的。萧岗仓储述称，同意一审判决，希望维持原判。新帝标公司、程玉夏、宁海波、罗朝兴、钟广海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程彪于2019年5月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赵云飞向我支付拖欠2017年11月至2019年7月25日的场地使用费合计764742.7元（场地使用费参照合同约定，每月包括租金和管理费两部分）；2.赵云飞向我支付逾期支付违约金159671.91元（以不超过拖欠金额532239.72元的30%计算）；3.新帝标公司对赵云飞应承担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程彪和新帝标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26日，赵云飞（承租人，乙方）与宁海波、程玉夏（出租人，甲方）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由甲方向乙方出租某某路某某区自编2号、3号部位的房屋，房屋面积共2327平方米，附属空地面积415平方米，租赁期限由2014年7月26日起至2019年7月25日止；房屋租金每月共计40276元，综合管理费（如：水、电、消防设施日常保养与维修，管理人员工资等）每月17395元；从第三年起每年的租金、管理费在上一年的租金、管理费基础上按10%递增计收等；乙方在本合同签订后即交给甲方租赁保证金13万元；备注：附件租赁期间遇国家征收，甲方提前两个月书面通知乙方，并出示国家征收的文件，合同期内加建的，按总租金的70%收取租金，保持门口道路畅通等。该合同落甲方落款处显示宁海波、程玉夏由一名为宋某安的人代签，乙方落款处由赵云飞签名，赵云飞在乙方落款处一并写上了新帝标公司的名称及其法定代表人周训华的名字。上述合同签订后，赵云飞将租赁场地用于办公室和仓库使用，部分分租他人使用。后赵云飞于2019年7月25日将涉案租赁场地交还给了程彪。一审诉讼中，程彪提交程玉夏、罗朝兴、宁海波、钟广海于2014年8月25日分别与萧岗仓储签订的《租赁合同》各一份及其和萧岗仓储分别与程玉夏、罗朝兴、宁海波、钟广海于2016年9月27日签订的《合同主体变更三方协议》拟证明涉案租赁场地是程玉夏、罗朝兴、宁海波、钟广海向萧岗仓储承租的场地的一部分，程玉夏、罗朝兴、宁海波、钟广海承租该场地后，于2016年9月27日经萧岗仓储的同意后由其承接了程玉夏、罗朝兴、宁海波、钟广海在上述四份《租赁合同》中的权利义务。赵云飞和新帝标公司对上述合同和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上述合同和协议中同一当事人的签名不一致，存在造假。宁海波、钟广海对上述证据均予以确认，萧岗仓储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并认可程彪于2016年9月承接了程玉夏、罗朝兴、宁海波、钟广海与其签订的《租赁合同》中的权利义务。赵云飞表示其承租涉案场地后一开始是将租金交给一名为宋某安的人或与宋某安一起将租金交给萧岗仓储，萧岗仓储向其开具其名字的发票。自2017年4月后其被告知其租赁场地由程彪承包，租金发票要以程彪的名字开具，其觉得其与程彪之间未办手续不合理，但因其当时考虑已经投入了装修费，不想把事情闹大，才继续向萧岗仓储支付租金。程彪表示其承接涉案场地后，已告知了赵云飞，2017年10月份之前，由其委托管理物业的宋某安带赵云飞到萧岗仓储交，租金交给萧岗仓储，管理费交给宋某安。2017年10月后，赵云飞就未再将管理费交给宋某安。另外，赵云飞自2017年11月起未按合同约定的租金递增标准向其支付租金。为证明其上述陈述，程彪提交发票和收据予以证明，其中发票显示2017年1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开具发票的抬头交纳人显示为程彪，赵云飞在上述期间支付租金及管理费总额共计为617929元。2019年，赵云飞共通过宋某安向程彪支付租金共计118808元。赵云飞、新帝标公司、萧岗仓储、宁海波、钟广海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另赵云飞表示租赁场地曾存在加建的情况，故按合同约定该期间的租金应按7折收取。程彪表示赵云飞承租的场地是该建筑物的一楼和二楼，加建行为对赵云飞使用场地并无影响，且该加建行为是萧岗仓储实施，故赵云飞的上述意见不予认可。萧岗仓储表示其曾于2016年10月至11月期间，在涉案场地的三楼进行过加建。另赵云飞提交收据一份，拟证明其在承租场地之初向出租人的代理人宋某安支付了租赁押金共计13万元，并表示该款项应从其欠付的费用中抵扣。程彪对上述押金不予确认。另赵云飞表示《租赁合同》落款处新帝标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周训华的名称及名字，均是其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自行签署。就涉案租赁场地的产权和规划报建情况，一审法院致函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白云分局查询。该局复函称未查到涉案场地相关《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产权记录。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场地原由宁海波、程玉夏委托宋某安签订租赁合同出租给赵云飞，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宁海波、程玉夏于2016年9月27日将其向萧岗仓储就包括涉案场地在内建立的租赁合同中的承租权利转让给了程彪，萧岗仓储及宁海波均予以确认，程玉夏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抗辩的权利，故对程彪已受让了宁海波、程玉夏与赵云飞之间签订的租赁合同中出租方的权利义务的意见予以采信。赵云飞抗辩该转让行为未向其告知，并未经其同意，故对其不发生效力的问题。从程彪提交的由赵云飞直接向萧岗仓储支付租金后开具的发票抬头显示为程彪的情况及萧岗仓储对自程彪接手涉案场地的租赁后的沟通交流情况表明，赵云飞一方面对由程彪接手涉案场地的租赁是知情的，另一方面虽对该转让行为提出过异议，但从其继续承租使用涉案场地的行为表明赵云飞对程彪承接了宁海波、程玉夏对其出租涉案场地权利义务的认可。故赵云飞的上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涉案租赁场地属未有产权登记和未办理建筑规划手续的建筑物，程彪与赵云飞就涉案场建立的租赁合同关系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应为无效。虽上述租赁合同无效，但因赵云飞实际使用了涉案场地，故依法仍应向作为出租方的程彪支付占用涉案场地期间的场地占用费。合同中关于租金和管理费标准的约定是双方在签订租赁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对于各自利益的期待，故程彪主张场地占用费参照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和管理费收取的标准计付的意见合理，予以采纳。现程彪主张赵云飞欠付2017年11月至2019年7月25日期间的场地占用费，参照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计算，上述2017年11月至2019年7月25日期间应缴的场地占用费共计为1396695.5元。根据现有举证核算，赵云飞已向程彪支付2017年11月至2019年7月25日期间的场地占用费共736737元，故现赵云飞欠付2017年11月至2019年7月25日期间的场地占用费应为1396695.5元－736737元=659958.5元。赵云飞举证其在承租涉案场地支出向出租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支付了租赁押金13万元，且同意从其欠付程彪的费用中抵扣，此意见符合节约司法资源和减少双方讼累的原则，一审法院同意将赵云飞已支付的租赁押金13万元在其欠付程彪的费用中直接抵扣，据此，程彪要求赵云飞支付2017年11月至2019年7月25日期间欠付的场地占用费，即659958.5元－130000元=529958.5元有据，予以支持。驳回程彪主张的多出上述数额的诉请。虽程彪对上述收据均不予确认，但该收据为原件，且从该收据出具的时间和内容均与涉案合同签订的时间和租赁标的相对应，经手人处为宋某安签名也与程彪陈述签订合同之初委托宋某安签订，并委托宋某安管理租赁场地，负责收取租金等意见相一致，故对上述收据予以采信。赵云飞抗辩涉案租赁场地曾有加建的情况，故租金应依约按总租金70%的标准计收的意见。虽赵云飞提供照片显示涉案租赁场地的加建情况，但因从该照片中无法体现加建的期间及该期间处于程彪主张的欠付场地占用费的时间段，故对赵云飞提出因加建行为应该扣减租金的意见不予采纳。因程彪与赵云飞就涉案场地签订的租赁合同无效，且程彪作为出租人将无产权登记和未办理规划报建手续的场地承租给赵云飞，其对合同无效亦存在过错，故程彪要求赵云飞支付逾期支付租金违约金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关于程彪要求新帝标公司对赵云飞应承担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虽涉案由赵云飞于2014年7月26日与宁海波、程玉夏签订的《租赁合同》中乙方签名处有签上新帝标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周训华的名称及名字，但赵云飞明确上述名称及名字是由其在未经新帝标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授权的情况下由其自行签署，涉案场地实际由其自行承租，从签名字迹上看上述名称和名字确实与赵云飞的字迹相同，且从现有证据看，实际履行过程中确实均由赵云飞支付租金等费用，故上述租赁合同的相对方应为赵云飞，程彪主张新帝标公司也为承租人的意见依据不足，不予采纳。据此，程彪要求新帝标公司对赵云飞应承担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19年10月30日作出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赵云飞向程彪支付2017年11月至2019年7月25日期间欠付的场地占用费共计529958.5元；二、驳回程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受理费13044元，由程彪负担3828元，赵云飞负担9216元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赵云飞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证据一，2019年1月6日编号为22070282的一份《收据》，载明“今收到赵云飞交来某某岭路2号、3号仓2018年管理费共计（16800）元正，剩余（33200）元在2019年元月11日前付清”，经手人“宋”，拟证明2019年有一笔16800元的场地占用费已经支付，一审未计算入内。2.证据二，从网上下载的（2016）粤01刑终1524号案裁判文书，拟证明实际出租人何某文2016年9月27日因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判刑3年6个月，程彪未对场地进行管理无权收取管理费。3.证据三，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白云区分局关于协助查询的复函，拟证明案涉房屋违建，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当事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但不包括管理费。4.证据四，案外人秦某山身份证复印件；5.证据五，案外人秦某山证人证言；6.证据六，案外人秦某山《房屋租赁合同》；上述证据拟证明案涉物业无人管理，不产生管理费。赵云飞另在二审庭询中表示证人已经等候在庭外，可以出庭。对赵云飞二审提交的证据，程彪质证认为，对证据一，不予认可，不应当作为新证据，程彪在一审已经向法庭提交了赵云飞的欠费统计清单。对证据二，三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四至六，三性不予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质询。萧岗仓储质证认为，对证据一及证据四至六，不了解。证据二与本案无关。新帝标公司、程玉夏、宁海波、罗朝兴、钟广海未发表质证意见。对于上述证据，除了证据一收据编号、时间、记载内容以及经手人等与一审判决认定的赵云飞在2019年通过宋某安支付118808元租金的四张收据能够对应，且对于本案查明赵云飞已经支付的款项数额和性质有重大影响，本院予以采纳之外，对于其他证据，均与本案二审查明事实无直接关联，本院均不予采纳。二审过程中，赵云飞陈述，其在本案诉讼之前几天才见过程彪，之前从未见过程彪，与程彪之间没有通话记录，之前其听说涉案房屋被程彪接手但其找不到程彪，有管理方面的事情找不到人沟通；2017年10月之前管理费都是交给宋某安的，租金则是交给村里；程彪接手之后经常有人来闹事，程彪没有进行管理，但没有保留相关证据；程彪接手之前是何某文实际出租，何某文会想办法办营业执照，但程彪接手之后找不到人，拿不到资料，也没办法办理装修审批手续，没有保安和清洁公司，垃圾清运费交给市容办，水电维修也是赵云飞自己在做，赵云飞的租户可以作证。程彪则述称，其从程玉夏、宁海波处受让涉案场地后，仍然安排宋某安进行管理，赵云飞每次交租金都能找到宋某安，不存在找不到人的问题；赵云飞所谓的没有提供管理是在未拖欠租金和管理费找借口，之前从未提出过，涉案物业一直在正常使用过程中，如果有人来闹事完全可以报警，相关水电设施一直由程彪一方进行日常维护。萧岗仓储则述称，程彪受让合同后，赵云飞和下面的其他租户一直在正常使用涉案物业，2017年到合同结束期间赵云飞也装修过两三次，正常出租正常装修，消防水电都没有问题，每次政府有要求或需要配合的事情，萧岗仓储都找程彪，程彪下去处理的，垃圾费也是其通知程彪要其通知各租户按照规定数额去市政管理所缴纳的。此外，二审期间，赵云飞陈述其主张的加建是在2016年或2017年5月到9月期间，具体以四个月为准，其在一审提供的证据照片注明“房屋楼顶加建期间”但未显示具体时间。萧岗仓储确认在2016年10月到11月期间，在赵云飞承租的一、二层仓库的三楼进行过加建。赵云飞在上诉期间提供了一份计算清单，载明程彪主张的2017年11月26日至2019年7月25日期间赵云飞共欠管理费和租金数额1395638.2元，与一审法院计算的在此期间应缴的占用费合计1396695.5元存在1057.3元的差额，但其表示差额不大，其确认一审判决上述计算数额，只是应该扣除上述时间段的管理费、4个月加建期间的减租额以及二审新提供的收据载明的赵云飞在2019年1月6日支付的16800元，再抵扣一审已经认可的赵云飞已付款项和押金，赵云飞认为尚欠程彪32661.45元。对该计算清单，程彪表示其认可一审判决的计算数额。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二审仅对赵云飞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首先，关于无效合同项下的权利能否转让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可见，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基于该无效合同仍存在相应的请求返还、折价补偿以及损失赔偿等权利义务关系，对该权利义务关系的转让并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本案中，赵云飞基于其与宁海波、程玉夏之间签订的无效的租赁合同关系取得涉案房屋并实际使用多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规定，租赁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出租人仍有权请求承租人按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占用费，因此，程彪依据《合同主体变更三方协议》向赵云飞主张占用费，原出租人并未对此提出异议，赵云飞上诉主张程彪主体不适格，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关于程彪主张赵云飞支付场地使用费是否应包括原租赁合同约定的场地管理费的问题。虽然上述司法解释第五条规定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按照租金标准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但在本案当事人签订的《租赁合同》中，赵云飞使用涉案场地不仅需要支出租金，还需要支付一定数额的综合管理费，该笔费用也是赵云飞使用涉案场地应支付的对价的一部分。上述司法解释第五条旨在规定在租赁合同无效的情况下房屋占有使用费仍可依据当事人的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计算，但并未排除对合同约定的其他费用一并考虑计入当事人使用涉案物业应支付的占用费的情况，相反，将其他费用一并纳入考虑才更接近双方当事人对各自履行合同成本的预期和真实意思。合同无效，任何一方当事人都不能因此获得比合同有效更大的利益，本案中，赵云飞援引上述司法解释主张仅按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占用费，不再支付约合租金四成多的占用费，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赵云飞辩称程彪接手以后并未提供管理的问题，其所谓的程彪接手以后不能办理营业执照、不能进行装修审批、有人去闹事等，均无证据证明，而其在搬离涉案场地之前，并无证据证明涉案场地无法正常经营使用或其对此提出过异议，其提供的证人证言均是证明从其手中承租涉案物业的次承租人遇到水电消防故障会通知赵云飞并由赵云飞解决问题，但赵云飞作为转租关系的出租人，次承租人依据转租合同找赵云飞解决相关问题是应有之意，该等证言不能证明涉案场地无法正常使用。因此，一审法院判决赵云飞支付的占用费包含了合同约定的综合管理费，并无不当，赵云飞对此提出的上诉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再次，关于赵云飞主张在其承租房屋加建期间按照原租金70%缴纳租金的问题。赵云飞和萧岗仓储均确认在赵云飞承租的场地楼顶有加建行为，赵云飞称应该是2016年或2017年的5月到9月期间进行加建，萧岗仓储则确认其在2016年10月到11月期间进行加建，并认为该加建没有影响到赵云飞正常使用涉案房屋不应减免租金。本院认为，虽然合同约定“合同期内加建的，按总租金70%收取租金，保持门口道路畅通”，但在赵云飞及萧岗仓储各自确认的加建时段中，赵云飞均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全部租金，在合同双方对上述加建减免租金的条款是否以在租赁范围内加建、影响承租人使用为前提存在争议的情况下，赵云飞在加建当时并未主张减免租金，而在几年之后搬离涉案场地才主张减免加建时的租金，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最后，关于赵云飞应支付的占用费具体数额问题，因赵云飞和程彪均认可一审法院计算的2017年11月到2019年7月25日期间赵云飞应缴占用费数额和除了赵云飞在二审中新提供的2019年1月6日收据记载的16800元之外赵云飞已经支付的款项数额，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程彪在一审期间提供了四张2019年2月17日到3月21日期间经手人为“宋”的收据证明赵云飞在上述期间通过宋某安缴纳了118808元租金，赵云飞对该证据予以确认，一审法院亦对此予以采信，故对于赵云飞在二审补充提供的2019年1月6日的16800元收据，与上述四张收据在时间、编号、经手人等处能够对应，本院亦予以采信，对该部分款项，应在赵云飞应支付的占用费中予以扣除。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因赵云飞在二审期间补充提供证据致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占用费数额进行调整，赵云飞怠于举证，应自行承担该部分上诉费用。赵云飞除上述16800元之外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2057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2057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赵云飞向程彪支付2017年11月至2019年7月25日期间欠付的场地占用费共计513158.5元；三、驳回程彪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044元，由程彪负担5803元，赵云飞负担724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100元，由赵云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明艳审判员  韩志军审判员  谭红玉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书记员  眭 翘黄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