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6民终3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月春，男，1963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玉华，男，1954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树强，男，1971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由被上诉人所在村民委员会推荐代理。原审被告：陈吉杰，男，1948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原审被告:滨州市滨城区梁才街道办事处大郑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梁才街道办事处大郑村。法定代表人:陈立国，该村委会主任。上诉人张月春因与被上诉人胡玉华、原审被告陈吉杰、滨州市滨城区梁才街道办事处大郑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大郑村委员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1602民初13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月春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被告陈吉杰在欠条中书写‘有大队支付’，应视为大郑村委会的债务加入而非债务转让”错误。首先，在被上诉人胡玉华一审提交的证明中，上诉人张月春的签字身份是“证明人”，而非欠款人。因为在2001年之后大郑村委会再没有支付过欠款，胡玉华称自己去跟大郑村委会要钱，让把这个债转移给村委会，所以在2002年2月6日出具该份证明，由时任大郑村委会书记陈吉杰签字确认“有大队支付”，自此涉案债务已经被上诉人要求并确认转移给大郑村委会，上诉人不再承担还款责任。其次，被上诉人在诉状中也说明之后到信访部门信访拖欠工程款的问题，众所周知，去信访部门通常是反映对政府行为不满而产生的诉求，这一点也可以说明，被上诉人是认可欠其工程款的是大郑村委会而非上诉人。再次，自2002年2月6日签署上述证明后近二十年的时间内，被上诉人没再找上诉人要过钱，且在这过程中，被上诉人还自大郑村委会处要回过5000元工程款。被上诉人这一行为也能印证其是同意并认可涉案债务已转移给大郑村委会这一事实的。之所以在该证明中以及在2002年12月19日的收条中有上诉人作为“证明人”的签字，是因为根据大郑村委会报账要求，只能列明一个债权人，所以债权人只有上诉人一人的名字。且在大郑村委会给上诉人出具的总欠条中，259263元中包含对被上诉人的欠款。所以在大郑村委会向被上诉人支付工程款时，要求上诉人在收条上签字证明，便于日后结算时在总欠条中扣除已支付的工程款数额。而被上诉人之所以要求将涉案债务转移给大郑村委会，也是因为被上诉人认为“公家好要钱”，所以被上诉人也一直通过信访的方式向大郑村委会讨要工程款。而现在，被上诉人又在向大郑村委会要钱无望的情况下起诉上诉人，其行为有违诚信，不应得到支持。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提出的涉案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答辩意见未予采纳错误。司法实践是“审慎援用”诉讼时效制度否定债权人的权利，但不是“不用”，在判断是否存在诉讼时效中断、中止等情形时应运用“从宽解释原则”而非法官毫无证据的主观推断。是否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取决于案情本身，即应当结合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来判断是否存在诉讼时效中断、中止的情形。本案中，被上诉人没有提交任何其向上诉人主张权利的证据，而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的单方口头陈述“其每年或向被告张月春、或向被告陈吉杰、或向梁才办事处讨要工程款”为依据，并按照常理分析得出“胡玉华明知被告欠其工程款，不可能在长达数年的时间内不向其主张债权”的结论，委实牵强。按照一审法院的常理分析，所有的债权人在明知债务人欠钱的情况下都不可能不主张债权，那诉讼时效制度还有何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呢？所以，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涉案债权是否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应当由被上诉人进行举证，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交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交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即认定涉案债权诉讼时效已中断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判决第二项判决大郑村委会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自相矛盾，且无法律依据。债务加入下承担人的债务，是与原债务并立的自己债务，也就是说加入的债务人与原债务人一起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暂且不论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情形属于债务加入是否正确，但是，一审判决在认定大郑村委会系债务加入的情况下，在判决内容的第二项又判令大郑村委会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明显是自相矛盾的，也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期盼二审法院，在查明本案事实的基础上，撤销错误之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胡玉华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希望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吉杰未作陈述。大郑村委会未作陈述。胡玉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张月春、陈吉杰、大郑村委会支付工程款26100元；2.张月春、陈吉杰、大郑村委会支付利息30000元；3.诉讼费用全部由张月春、陈吉杰、大郑村委会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8年，滨州市滨城区梁才街道办事处黄河滩区村居大郑村进行筑护房台工程建设。张月春等承包了该工程，后其将部分工程分包给胡玉华。工程完工后，2002年2月6日，经胡玉华多次催要，张月春经核算，尚欠胡玉华工程款26100元，并向胡玉华出具欠条。后大郑村委会时任党支部书记陈吉杰在欠条上签名，并书写“有大队支付”。2002年12月19日，在张月春见证下，大郑村委会向胡玉华偿还工程款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胡玉华与张月春口头约定，胡玉华分包张月春所承包的筑护房台工程建设，对此双方均予以认可，可见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故该口头合同成立并有效。合同成立后，双方均应享有合同权利，并履行合同义务。现胡玉华在工程完工后，要求张月春支付所欠工程款，于法有据，一审法院应予以支持。关于张月春所提的该工程款应由大郑村委会偿还，与其无关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首先，胡玉华系分包张月春所承包的工程，张月春就所有工程向发包方大郑村委会负责，而非分包人胡玉华。其次，在欠条中陈吉杰虽书写“有大队支付”，但从其后向胡玉华支付款项时，有张月春的签名，且陈吉杰亦陈述是向办事处交接账目时是留有张月春的账户，而非胡玉华的。最后，陈吉杰在欠条中书写“有大队支付”，应视为被告大郑村委会的债务加入，从其后支付时有张月春的签字，这一情形可见该债务加入应是“第三人加入债的关系与原债务人共同负担同一内容的债务”，即大郑村委会对该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而非张月春所提的债务转让。综上所述，对张月春所提的该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张月春所提的胡玉华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司法实践中在援用诉讼时效制度时，应将保护权利人作为诉讼时效制度的应然价值趋向，在判断是否存在诉讼时效中断、中止等情形时应运用从宽解释的原则，审慎援用诉讼时效制度否定债权人的权利。根据庭审中胡玉华所述其每年或向被告张月春、或向陈吉杰、或向梁才办事处讨要工程款，这从其提交的信访材料中亦能够予以佐证，且按照常理分析，胡玉华明知张月春欠其工程款，不可能在长达数年的时间内不向其主张债权，故一审法院对张月春所提的该答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胡玉华所提的所欠工程款利息，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依据双方的陈述，对于工程完工双方均没有具体的记录，从张月春向胡玉华出具欠条及之后的支付情况，一审法院认为，胡玉华所主张的利息自最后一次付款起计算为宜，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关于胡玉华要求陈吉杰承担偿还义务，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陈吉杰在欠条上签字时为大郑村委会书记，而且结合2002年12月19日，胡玉华领取工程款的情形可以印证陈吉杰签字行为系职务行为，而非担保行为，故胡玉华要求陈吉杰承担偿还义务，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张月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胡玉华支付工程款21100元及利息（以21100元为本金，自2002年12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滨州市滨城区梁才街道办事处大郑村村民委员会对上述款项及利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三、驳回胡玉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02.50元，减半收取计601.25元，由胡玉华负担120.25元，张月春、滨州市滨城区梁才街道办事处大郑村村民委员会负担481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1：证明一份，证明本案实际是债权债务转移，原来上诉人给胡玉华打的条，后来郑家村委会又重新打的条，并且打完条子后十个月胡玉华已经拿走5000元。证据2：陈吉杰在笔记本上书写的证明一份，证明内容同上。被上诉人胡玉华质证称，对证据1真实性有异议。陈吉杰在证明中有签字，应当出庭接受法庭质询，但陈吉杰没有出庭，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2的意见同证据1。被上诉人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交通话清单一份，证明在2019年4月10日被上诉人和上诉人联系过，目的是讨回工程欠款。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通话是胡玉华问我有没有去办事处要账，我说我去了，我又问胡玉华是否去了，找到什么情况，从2002年债务转移到去年双方没有打过一次电话。本院经审查认为，1.上诉人提交的大郑村委会证明包含陈吉杰的签字，陈吉杰既非大郑村委会负责人也非经办人，其向人民法院提供证言应当以出庭作证的方式作出，在大郑村委会证明上签字不符合法律规定；大郑村委会作为本案当事人，其出具的证明效力等同于当事人陈述，无其他证据佐证时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2.上诉人提交的陈吉杰个人书写的账本系陈吉杰单方制作保存，证明力较低，不足以证实其主张。3.被上诉人提供的通话记录仅能证实其与上诉人通话的时间和时长，不能证实其主张的通话内容。故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均不予采纳。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陈吉杰在欠条中书写“有大队支付”应视为债务加入还是债务转移；2.原审判决对上诉人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的认定是否正确。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上诉人主张陈吉杰在欠条中书写‘有（由）大队支付’的性质为债务转移，应当对债权人胡玉华同意债务转移、放弃对原债务人张月春的债务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但上诉人并未提交胡玉华同意债务转移的直接证据，而仅是从证据本身、胡玉华的行为等方面提出质疑，未尽到证明责任，且其质疑本身也不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1.上诉人主张其在证明中的签字身份是“证明人”，不能否定该债务原发生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事实，其对大郑村委会是否负有清偿义务作出证明与其本身的债务是否存续之间，并不具有绝对的对立性；2.上诉人主张胡玉华通过信访反映问题说明其主张权利的对象为大郑村委会，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访条例》第二条的规定，信访是指信访人向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的活动，并不必然以行政机关本身为信访对象；3.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曾在大郑村委会处支取5000元工程款，这一事实也不能甄别上诉人是否仍对被上诉人负有债务。且根据上诉人的自认，大郑村委会记载的对上诉人负债中仍然包含被上诉人主张的涉案工程款，这一行为在外观上也更接近债务加入而非债务转移——如系债务转移，则村委会将对上诉人和对被上诉人的债务并列记载更符合习惯做法，上诉人对此解释称根据大郑村委会报账要求只能列明一个债权人，对此也未提供证据证实。综合以上分析，原审判决认定陈吉杰书写“有（由）大队支付”的性质为债务加入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在认定大郑村委会加入债务的基础上，上诉人与大郑村委会系被上诉人的连带债务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故被上诉人通过信访、直接催要等方式向大郑村委会主张权利，亦产生对上诉人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原审判决综合考量诉讼时效制度中的价值导向，认定上诉人提出的时效抗辩不成立，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此外，在法律用语中，“共同”常用于描述当事人的行为，如共同承揽、共同侵权等，而“连带”则是对权利或责任形式的表述，系指当事人共同享有或承担的权利义务。上诉人主张原审判决既认定债务加入又判决连带责任存在矛盾，属于对法律用语习惯的误解，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02.5元，由上诉人张月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秀峰审判员  李添珍审判员  刘 洋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书记员  王亭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