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33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郭炎荣，男，1955年2月15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豪贤，广东金本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海亮，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海涛，男，1970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小红，女，1971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大悟县。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嗣音，广东正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楚成，男，1969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智敏，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炎荣因与被上诉人邓海涛、刘小红、刘楚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2019）粤0191民初7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郭炎荣的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在原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三、被上诉人承担一审和二审所有的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费用。事实和理由：郭炎荣与刘小红、邓海涛并不存在借款关系。2013年11月18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并非郭炎荣所签署，合同内的借款400万元亦非系郭炎荣使用。虽然被上诉人提供的银行流水中，有郭炎荣及郭炎文的转账记录，但该转账并非对案涉款项的还款。综上所述，郭炎荣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予以改判。被上诉人邓海涛、刘小红二审均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刘楚成二审答辩称：原审判决已查明本案事实，同意原判。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邓海涛、刘小红于原审起诉时提出的诉讼请求：一、郭炎荣、刘楚成立即向邓海涛、刘小红支付欠款本息人民币3470000元；二、郭炎荣、刘楚成按合同约定的月利率0.79%支付利息至还清上述款项之日止，按上述请求一的款项为基数，利息暂计至2019年4月30日为人民币137065元；三、郭炎荣、刘楚成向邓海涛、刘小红支付违约金人民币400000元；四、郭炎荣、刘楚成承担本案诉讼费。后邓海涛、刘小红当庭变更诉讼请求一为郭炎荣、刘楚成立即向邓海涛、刘小红支付欠款3129000元（其中本金1233000元、利息1896000元）；变更诉讼请求二为郭炎荣、刘楚成按合同约定的月利率3%支付展期期间的利息至还清欠款日止，自2018年12月1日起按所欠本金为基数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庭审后，由于原审法院要求邓海涛、刘小红明确具体还款人及数额，邓海涛、刘小红在确认最终数额后，变更诉讼请求一为郭炎荣、刘楚成立即向邓海涛、刘小红支付欠款人民币3039000元（其中本金1143000元，借款期内利息1896000元）；变更诉讼请求二为郭炎荣、刘楚成立即向邓海涛、刘小红支付逾期还款期间的利息，参照合同约定的展期利息标准月利率3%，自2018年12月起计至还清欠款日止。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邓海涛（甲方）与刘楚成（乙方1）、郭炎荣（乙方2）于年月日签订了《借款合同》，内容为：乙方控股公司（广州市奥心通电子有限公司）因资金紧缺，需向甲方借款使用。经甲乙双方协商，就有关借款及还款事项达成如下共识：1.1本合同项下乙方向甲方借款的金额为人民币4000000元。1.3甲乙双方一致确认通过转账方式收取款项，乙方收取款项账户户名宋泽刚，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广州番禺东环支行，账号62×××86。甲方按上述约定将借款汇入乙方指定的上述收款账户或交付现金就视为乙方收到甲方出借的款项。2.1本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为5年（2013年11月18日至2018年11月17日）。3.1合同约定借款期限内的月利率为0.79%；展期期间的利息：如乙方未能在本合同约定的日期内归还借款，甲方同意乙方展期归还的，展期期间以未归还的借款本金余额为基数按每月3%利率标准计算利息，直到清偿之日止。4.1乙方偿还本合同借款的款项应汇入甲方指定的下列账户：户名邓海涛，开户行广东华兴银行广州分行，账号62×××53。如需汇入其他账户，甲方书面通知乙方。5.1乙方应按时向甲方归还本合同1.1条所述借款或利息，如乙方未能按合同约定归还借款或利息的，又未征得甲方书面同意延期的，乙方应按借款总额10%支付违约金，另外利息仍按上述约定计算至清偿之日止。5.2甲方为实现本合同债权所支出的全部费用及由此造成的其他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甲方在依法主张权利过程中发生的评估费、公告费、拍卖费、差旅费等均应由乙方承担，上述实际支出费用不含在违约金内。第九条争议处理，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发生的任何争议，甲乙双方同意交由番禺区人民法院管辖。2013年11月18日，邓海涛转账4000000元至上述合同约定的宋泽刚账户。郭炎荣称，原本是刘楚成想直接向华兴银行贷款，但因为其征信不足无法贷款，所以就找了其妹夫即邓海涛，以邓海涛的名义贷款，贷款所提供的抵押物所有权人是刘楚成及郭炎荣。刘楚成确认，刘小红系其妹妹。邓海涛、刘小红则称，确系由郭炎荣、刘楚成的房产作为抵押担保，邓海涛、刘小红向华兴银行贷款4000000元，但是开始办理贷款当初是邓海涛、刘小红自身需要资金周转，贷款下来后，郭炎荣、刘楚成急需资金，邓海涛、刘小红遂将该4000000元转借给郭炎荣、刘楚成。邓海涛、刘小红提交其尾数为7553的华兴银行账户2014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29日的银行流水，并称其中户名为刘楚成、郭炎荣、郭炎文、王晓南、崔健玲对其的入账均为案涉借款的还款，广州市奥心通电子有限公司于2017年的转账亦为案涉款项的还款。上述邓海涛、刘小红确认为还款的转账记录共计转账2857000元。邓海涛、刘小红主张郭炎荣、刘楚成的上述还款均为支付案涉借款的本金。对于案涉借款的本金与利息应认定见附表。郭炎荣对于其需要承担还款责任存在异议，称其已退出与刘楚成合作经营的公司，并与刘楚成签订了协议，约定案涉借款由刘楚成一人承担，其无需承担还款责任。为证明上述事实，郭炎荣提交了其作为丙方，与甲方刘楚成、乙方黎嘉华于2014年10月23日签订的《协议书》。该《协议书》内容为：鉴于1.甲乙双方原是广州市奥心通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心通）的股东，分别为甲方持有47%，乙方持有48%的股份；2.甲乙双方对于2014年10月23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乙方将48%股权以1000元对价转让给甲方；3.甲方受让乙方股权后，成为奥心通的实际控制人；4.奥心通于2013年12月10日向华兴银行借款人民币400万元，实际使用人为甲方；奥心通于2013年1月8日向中国银行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人民币，实际使用人为乙方。为理顺上述两笔债务，明确甲乙双方的责任，甲乙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友好协商，达成如下一致意见，供双方共同执行：一、4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的余额400万元，由甲方负责偿还。二、10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由乙方负责偿还。三、甲方承诺，将根据乙方对资金使用要求，由奥心通办理续借、续贷手续；……该协议书甲乙丙方处均有各自签名及指印。邓海涛、刘小红则认为，郭炎荣提交的协议书上郭炎荣、刘楚成约定的是对华兴银行的借款，主体以及时间均不吻合，且在协议书签订期间，郭炎荣有对邓海涛、刘小红进行还款，协议书只是郭炎荣、刘楚成合伙人之间的协议，与邓海涛、刘小红无关。郭炎荣、刘楚成庭审时确认，签订上述协议书后，并未告知过邓海涛、刘小红，邓海涛、刘小红亦表示不清楚该协议书的存在。郭炎荣称，邓海涛、刘小红提交的银行流水中，郭炎荣及郭炎文的转账记录并非对案涉款项的还款，王晓南是刘楚成的妻子并在广州市奥心通电子有限公司担任财务，郭炎荣当初有投资该公司经营，故提供了上述两个账户给王晓南使用，郭炎荣及郭炎文的转账记录应当是王晓南操作的，并非郭炎荣及郭炎文自行还款。对此，郭炎荣庭后补充提交了郭炎文于2014年7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的广发银行尾数为7372的银行流水。郭炎荣指出2014年7月18日黄松山转账53256.25元至郭炎文账户，随即郭炎文转账82000元给邓海涛，认为郭炎文转账给邓海涛的钱是黄松山的；2014年8月20日刘楚成转账80000元给郭炎文，郭炎文同日转账80000元给邓海涛，认为该80000元是刘楚成的。邓海涛、刘小红则认为，郭炎文是郭炎荣的弟弟，根据其提交的明细可以看出，该账户是基于郭炎荣、刘楚成合伙经营公司所需而开设的，里面有大量的自然人之间的款项转账往来，其中也包括了郭炎荣、刘楚成的款项。邓海涛、刘小红认为郭炎荣、刘楚成转入该账户的款项显然用于公司日常开支，刘楚成在借款前就曾多次转款至该账户，并不刻意针对案涉借款的还款，即使某次转款后被用于偿还邓海涛、刘小红借款，也是刘楚成作为公司股东为公司债务承担义务的行为，不必然认定刘楚成一人承担债务的依据。郭炎荣于2019年9月16日向原审法院提出调查取证申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郭炎荣的申请已超过法定期限，原审法院对其申请不予采纳。另，邓海涛、刘小红已于2018年12月24日解除夫妻关系，但刘小红称其在2017年及2018年期间，有以个人名义代替邓海涛偿还向华兴银行的贷款，故认为邓海涛、刘小红享有案涉款项的共同债权。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原审法院认为，本案郭炎荣为香港居民，本案应参照涉外民商事案件适用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原审原告、原审被告双方的《借款合同》签订地及借款地均为广州市番禺区，则与本案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书面协议选择由番禺区人民法院管辖，再根据粤高法函[2018]115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的复函》，南沙区人民法院（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集中管辖天河区、黄埔区、番禺区、南沙区、增城区辖区内的第一审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纠纷案件，故原审法院对本案依法享有管辖权。合法的民间借贷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两原审被告作为共同借款人在与邓海涛的《借款合同》上签名确认，原审原告已经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将4000000元款项转至指定账户（宋泽刚），原审被告也确认收到上述款项，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合法有效。上述借款发生与两原审原告婚姻存续期间，两原审原告主张案涉债权为夫妻共同债权合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两原审被告作为共同借款人，应承担到期偿还案涉借款本金及利息的义务。郭炎荣称其与刘楚成已经签订协议由刘楚成独自承担案涉债务，但双方签订的协议并未通知原审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郭炎荣作为债务人之一，要把其债务全部转移至刘楚成，应当经债权人即原审原告的同意，但原审原告并不知悉两原审被告之间签订的协议，也未经得原审原告的同意，故郭炎荣主张由刘楚成一人承担还款义务，其无需承担还款义务的抗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郭炎荣称虚假诉讼的问题，案涉款项签订了借款合同明确指定收款账户以及利息，原审原告将案涉款项根据双方借款合同的约定转至指定账户后，刘楚成前期均有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支付利息，不能单纯因当事人之间存在亲戚关系而否定当事人之间的借款约定。更何况前期借款合同均有按约定实际履行，故对郭炎荣提出的虚假诉讼的抗辩不予采纳。关于案涉借款本金，在原审原告出借4000000元后，原审被告有陆续还款，原审被告至2017年10月13日最后一笔还款时，已偿还2857000元，原审原告在庭审时确认，上述已偿还款项视为原审被告偿还案涉款项的本金。根据双方《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间月利率为0.79%，则至借款期满即2018年11月17日止，原审被告共归还本金2857000元，尚欠本金1143000元，尚欠利息1056029.08元（具体计算方法见附表）。关于原审原告要求原审被告支付逾期还款期间的利息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的，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案涉《借款合同》并未约定逾期利息，原审原告主张按照月利率3%计算逾期还款期间的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审法院认为，原审被告应当支付自2018年11月18日起以尚欠本金1143000元为计算基数，按照月利率0.79%计算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关于原审原告要求原审被告按照约定支付违约金400000元的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的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原审原告主张原审被告支付违约金400000元案涉《借款合同》有约定，则对于违约金与利息共同主张不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刘楚成、郭炎荣应在原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偿还本金1143000元和借期内利息1056029.08元给邓海涛、刘小红；二、刘楚成、郭炎荣应在原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逾期还款期间利息及违约金（以1143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自2018年11月18日起计算违约金及利息，违约金以400000元为限；此后利息以1143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0.79%计算）给邓海涛、刘小红；三、驳回邓海涛、刘小红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当事人如未按原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受理费38857元由刘楚成、郭炎荣负担（可迳付原审原告）。本院审理期间，郭炎荣于2020年3月5日出具《情况说明》，其中记载，郭炎荣已委托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对邓海涛提供的《借款合同》中的“郭炎荣”签名以及旁边的阿拉伯数字“139××××3348”进行鉴定，由于鉴定机构作出鉴定结论需要时间，因此尚未能提交有关鉴定结论。此外，郭炎荣亦已提交了《鉴定申请书》，由于《借款合同》中“郭炎荣”签名以及旁边的阿拉伯数字“139××××3348”是他人冒签的，郭炎荣另行委托的鉴定以及经法院批准的司法鉴定必为同一结论：上述签名及阿拉伯数字并非本人所签署。郭炎荣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法院向华兴银行调取案涉400万元借款的《综合授信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等相关合同以及该借款的支付凭证，向华兴银行调取邓海涛向华兴银行偿还借款的银行账户流水。郭炎荣向本院提交《鉴定申请书》，申请对邓海涛提交的证据1《借款合同》上郭炎荣的签名以及旁边手写的电话号码进行笔迹鉴定。事实与理由：邓海涛原审期间向法院提交了一份《借款合同》作为其向郭炎荣主张返还借款本息的证据，但郭炎荣已向原审法院主张该《借款合同》中郭炎荣的签名以及旁边手写的电话号码均为他人冒签，尤其是该电话号码的书写方式与其本人的书写方式有较大差别。为查明事实，特申请对该《借款合同》上郭炎荣的签名以及旁边手写的电话号码笔迹鉴定。郭炎荣向本院提交《追加鉴定申请书》，申请对邓海涛提交的证据1《借款合同》上郭炎荣的签名以及旁边手写的电话号码的形成方式进行笔迹鉴定。事实与理由：由于该份《借款合同》并非郭炎荣所签署，故郭炎荣无法确认其上面的“郭炎荣”签名是他人冒签或是通过影印形成。为查明本案事实，特申请对该《借款合同》上郭炎荣的签名以及旁边手写的电话号码的形成方式进行追加鉴定。本院二审庭询时，郭炎荣对原审判决第三页最后一段提出异议，并称借款合同并非郭炎荣所签署，且借款合同上郭炎荣的签名以及旁边的电话号码是冒签的。郭炎荣在原审期间其实已经提出过，但是因为郭炎荣在原审期间没有聘请律师，而且其也是香港居民，对这边的法律程序不太熟悉，加上自身法律知识也比较缺乏，在庭审结束之后的庭审笔录，其也没有仔细看过就直接签名，因此其主张并没有记录在案。那时候其并没有提出过鉴定申请，但是其现在已经委托了鉴定机构正在做这个鉴定，其已提交了书面鉴定申请；郭炎荣对原审判决第三页的第四、第五行提出异议，对原审期间刘楚成曾经主张郭炎荣从该400万元借款拿过175万元的事实不予认可。各方当事人均同意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本案的准据法。本院二审查明，原审时原审原告提交的证据1为《借款合同》，原审庭审笔录记载郭炎荣在质证原审原告提交的证据1-4时称，郭炎文、郭炎荣的转账记录并非还款，王晓南是被告1的妻子且在公司担任财务，为了做银行流水需要多个银行账户，该两个账户提交给王晓南使用，我方并不知情。其余证据无异议。除上述事实外，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郭炎荣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属于涉港民商事纠纷，应参照涉外民商事纠纷处理。因各方当事人在二审庭询时均同意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本案的准据法，本院对原审法院适用我国内地法律审理本案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郭炎荣提出的郭炎荣与刘小红、邓海涛并不存在借款关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撤销自认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一）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的；（二）自认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的。本案中，虽然郭炎荣在二审主张案涉《借款合同》并非其所签署，并提出鉴定申请，但依据原审庭审笔录反映，郭炎荣在原审质证时对邓海涛提交的《借款合同》表示无异议，并且郭炎荣当时也未对该《借款合同》上郭炎荣的签名以及旁边手写的电话号码及其形成方式申请鉴定，应视为其自认签署了案涉《借款合同》。现郭炎荣否认该《借款合同》上签名为其所签，该陈述与其原审时的意思表示明显矛盾，对该陈述郭炎荣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撤销自认的理由也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故本院对其鉴定申请不予支持，对其上诉理由不予采纳。至于郭炎荣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因调查涉及的事实与本案并无关联，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郭炎荣的上诉请求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00元，由郭炎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建文审判员  王碧玉审判员  罗 毅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四日法官助理郑子鹤书记员易臻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