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4民终5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酉阳支行，营业场所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桃花源镇桃花源中路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2711647062F。负责人：任致君，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冉杰，男，1994年1月28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系该银行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倪伟珂，重庆渝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洪德，男，1963年4月15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上诉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酉阳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酉阳支行）因与被上诉人陈洪德侵权责任纠纷一案，农商行酉阳支行不服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渝0242民初45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3日立案后，于2020年4月22日对上诉人农商行酉阳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冉杰、倪伟珂、被上诉人陈洪德进行了询问，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农商行酉阳支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渝0242民初4550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驳回陈洪德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的案件受理费由陈洪德承担。事实与理由:1.本案借款借据成立并有效。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借款借据的一方当事人不是陈洪德，两笔借款借据未发生在陈洪德与农商行酉阳支行之间，合同未实际成立。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理解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查明1996年10月21日陈洪德在我行借款2000元，借据上加盖有“陈洪德”私章，陈洪德对该笔贷款确认无误。本案争议的两张借据发生于2002年11月23日及2003年8月3日借据记载的姓名、身份证号码与陈洪德实际姓名、身份证号码均一致，且借据上与1996年10月21日借款的凭证上加盖的陈洪德的私人印章为同一印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取合同书面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因此合同的盖章与签名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且从当时的交易习惯来看，合同中都是加盖私章代替签名，因此不能因借据上无借款人签名就认定借据无效。另《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因此本案两张借款借据均成立并有效。2.本案借款借据对陈洪德具有约束力。陈洪德在2002年11月23日和2003年8月3日在农商行酉阳支行分别签订了两张借款借据，一审查明，陈洪德的第一代身份证编号为512329620415XXX，于1988年12月31日签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编号513524196304157XXX，首次申领时间为2006年4月26日，借款借据发生时，陈洪德使用的是第一代身份证，且借据载明地址与陈洪德实际居住地址不一致，由此一审认定本案两笔借据的一方当事人不是陈洪德，因此对陈洪德无约束力。上诉人认为一审法官认定事实和适用、理解法律错误，一审认定事实中，陈洪德2006年4月26日首次申领第二代身份证，并不代表陈洪德于2006年4月26日首次取得第二代身份证号码，上诉人在接受申请人申请借款时，有完整记录客户身份信息，且加盖借款人私章符合当时交易习惯，已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已提供陈洪德1996年10月21日借款借据一张，借据上加盖的陈洪德私章与上述两张借据一致，且地址为派出所，并非法院认定的酉阳县钟多镇和平街X号，说明当时住址填写的习惯并不是完全按照身份证登记地址记载。3.上诉人不应撤销该两笔借款的不良征信记录。陈洪德征信记录反映的不良信息系真实反映，是陈洪德未按约定归还上诉人贷款导致，上诉人提供的借据凭证上显示的借款人及身份证信息均与陈洪德身份信息一一对应，属实无误。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因上诉人过错导致陈洪德产生的不良征信记录实属认定事实和适用、理解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理解法律错误，判决的内容缺乏公平、公正，实属错误裁决，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陈洪德全部的诉讼请求并由陈洪德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陈洪德辩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陈洪德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陈洪德在农商行酉阳支行处二张金融贷款合同凭条无效；2.农商行酉阳支行应撤销不良征信记录，赔礼道歉，消除影响；3.农商行酉阳支行赔偿陈洪德商业购房与公积金购房的差额损失84555.69元；4.诉讼费由农商行酉阳支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陈洪德，第一代身份证于1988年12月31日签发，编号为512329620415XXX。2006年4月26日，陈洪德向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桃花源派出所申请首次换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公民身份号码513524196304157XXX。2011年，陈洪德发现其在农商行酉阳支行处被列入个人征信系统信贷记录。2018年12月13日，陈洪德到农商行酉阳支行处申请征信异议处理，农商行酉阳支行以“两笔借款借据均有相关借款借据予以佐证，征信记录反映的不良信息系真实反映”为由而未撤销个人征信系统中的不良记录。其中2002年11月23日重庆市农村信用社农户信用借款借据载明：借款金额3700元，借款日期：2002年11月23日至2003年11月26日，借款用途：读书，住址：方元3组，身份证号码：513524196304157XXX；其中2003年8月3日重庆市农村信用社农户信用借款借据载明：借款金额4000元，借款日期：2003年8月3日至2006年7月30日，借款用途：读书，住址：方元3组，身份证号码：513524196304157XXX。上述两张借据均加盖“陈洪德”私人印章。另查明，1996年10月21日，陈洪德确在信用社借款2000元，信用社借款支取凭证载明：借款方式：信用，借款日期为1996年10月21日至1996年12月20日，住址：派出所，身份证号码：512329620415XXX。该“信用社借款支取凭证”加盖“陈洪德”私人印章。该款项已于2002年11月23日归还。一审法院认为，争议焦点为：1.借款借据是否对陈洪德具有约束力；2.农商行酉阳支行的行为是否导致陈洪德的社会评价降低以及农商行酉阳支行是否应撤销该两笔借款的不良征信记录；3.差额损失84555.69元是否应得到支持。关于借款借据是否对陈洪德具有约束力的问题，首先，两笔借款借据发生在2002年11月23日及2003年8月3日，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证据查明，陈洪德第一代居民身份证编号为512329620415XXX，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申领时间为2006年4月26日，上述借款借据发生时，陈洪德使用的是第一代身份证，借款借据载明的身份证号码与陈洪德实际使用第一代身份证号码不一致，并且涉案两笔借款的借款人住址均为方元3组，经该院查明，本案陈洪德自1997年3月即居住于酉阳县钟多镇和平街X号，与借款借据载明的住址不一致。其次，农商行酉阳支行作为接受客户申请，为客户办理相关业务的专门机构，负有审核客户身份资料及申请资料的义务。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涉案借款借据虽有“陈洪德”私章字样，但农商行酉阳支行作为专门的银行机构，应当了解现实生活中存在盗用、假冒他人姓名办理业务的情况，应当针对客户身份资料及申请资料进行合理、有效的审查。但农商行酉阳支行也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涉案两笔借款确系陈洪德所借，比如“陈洪德”借款时所提交的身份资料等证据。再次，因私章的刻制方式多样，不排除有其他可能性因素的存在，并且农商行酉阳支行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该借款借据的借款人陈洪德即是本案陈洪德。综上，从现有证据且结合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标准来看，认定该借款借据对陈洪德没有约束力。对于陈洪德要求确认金融贷款合同凭条无效的诉讼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前提是合同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已经成立。合同无效与合同未成立系两个不同概念，合同的未成立是指当事人未就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合意。就本案来看，借款借据的一方当事人不是陈洪德，两笔借款借据未发生在陈洪德与农商行酉阳支行之间，可见合同亦未实际成立，因此该借款借据对陈洪德亦无约束力。本案系侵权责任纠纷，借款借据是否无效与本案审理的侵权责任纠纷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故对陈洪德的上述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农商行酉阳支行的行为是否导致陈洪德的社会评价降低及农商行酉阳支行是否应撤销该两笔借款的不良征信记录的问题。名誉是社会对特定的民事主体的才干、品德、信誉和形象等的客观综合评价，侵害名誉权的结果是导致民事主体的社会评价降低。对于名誉受到损害的问题，应当根据农商行酉阳支行有无过错、陈洪德名誉是否受到损害，以及在过错与损害均存在的情况下两者间有无因果关系等因素加以判断。本案中，农商行酉阳支行在接受申请人申请借款时，未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存在过错，以致造成陈洪德有不良征信记录。然而陈洪德名誉是否受到损害，应当依据其社会评价是否因农商行酉阳支行的行为而降低加以判断。对此，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中国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只有本人或者政府相关部门金融机构因法定事由才能对系统内的记录进行查询，这些记录并未在不特定的人群中进行传播。虽然陈洪德有不良记录，但该记录并不会在不特定的人群中进行传播，也不会必然导致社会评价降低，只要涉事信贷机构及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在发现该错误记录后及时申请更正即可，并不会因记录的不良信息而侵害陈洪德的名誉权。因此，对于陈洪德主张的农商行酉阳支行撤销不良征信记录的请求，予以支持；对于陈洪德要求农商行酉阳支行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主张，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差额损失84555.69元是否应得到支持的问题。我国《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四十条规定，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提供或者查询信息的机构未按照规定处理异议或者对确有错误、遗漏的信息不予更正，给信息主体造成损失的，应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就本案来看，陈洪德以“因征信存在不良记录，而未获得用公积金贷款买房”为由而主张公积金贷款与商业贷款之间的差额损失，因未提供相应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佐证，故对该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五条、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酉阳支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撤销因2002年11月23日、2003年8月3日发生的两笔借款借据而对陈洪德的不良征信记录；二、驳回陈洪德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97元（已减半），由陈洪德负担957元，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酉阳支行负担40元，并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迳行支付给陈洪德。二审中，农商行酉阳支行向本院提交以下新证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公民身份号码》（GB11643-1999），证明1997年7月1日发布公民身份号码由十七位本体码和一位校验码组成；2.2004年3月30日中国青年报报道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换发于2004年3月29日在上海市、湖州市、深圳市试点。3.陈洪德之户口迁移证、准予迁入证明，证明陈洪德户口在2002年9月23日迁入酉阳城北派出所辖区内的事实；4.陈洪德于2016年12月30日迁出注销证明。陈洪德质证认为，1.证据户口迁移是真实的，但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2.针对工作单位、身份证住址等证据，不属实，我的户籍从来没在上面的地址中出现过；3.1996年10月21日真实借款凭据有我的签字、印章加上工作单位等，与本案中两张借条仅有印章不相符；4.身份证号换代等证据，我在一审提交了相关的证据，与此组提交的证据内容不相符，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经审查认为，以上证据均不能证明陈洪德借款关系成立，即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农商行酉阳支行申请对三份借款借据加盖的印章是否为同一印章进行鉴定，因其在一审中并未申请该项鉴定，本院对其申请不予准许。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农商行酉阳支行是否应当承担陈洪德不良征信记录的撤销义务。现评述如下。其一，无法证实农商行酉阳支行主张的两笔借款的真实性。首先，该借据记载时间分别为2002年11月23日、2003年8月3日，其上记载陈洪德身份号码为十八位，而陈洪德换领十八位身份证时间为2006年4月26日，也即陈洪德无法通过在后申领的身份证到农商行酉阳支行贷款；农商行酉阳支行也未提供证据证明陈洪德通过户口簿或其它证明文书贷款，农商行酉阳支行未提供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次，陈洪德在1996年10月21日向酉阳信用社（即其后更名的农商行酉阳支行）贷款时加盖了印章并亲笔签名，而农商行酉阳支行提供的陈洪德2002年11月23日、2003年8月3日的借款借据格式打印“我已签字盖章具领”，表明银行放款要求签字和盖章方可领取贷款。陈洪德并非无书写能力之人，农商行酉阳支行在1996年贷款与陈洪德时就已要求其签字并盖章，在2002年、2003年贷款与陈洪德时仅要求其盖章，该盖章领款方式于理不合，并非农商行酉阳支行辩称的“交易习惯”即可释然。农商行酉阳支行未能举证证明为何陈洪德未签字即可领取贷款的合理原因，其主张在2002年、2003年贷款与陈洪德一事存疑，本院不予支持其主张。其二，假设陈洪德向农商行酉阳支行贷款属实，也因农商行酉阳支行长期未催收而失去胜诉权。农商行酉阳支行提供的陈洪德2002年11月23日、2003年8月3日的借款借据上记载的借款期限均为1年，而根据庭审询问，农商行酉阳支行无证据证明对该两笔贷款进行过催收。如果该债权属实，农商行酉阳支行对其债权，长达十多年而不催收，本身即甚为蹊跷；多年未催收且不提起诉讼，已导致其失去胜诉权。因此对农商行酉阳支行无权要求陈洪德归还借款。其三，国务院《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信息提供者向征信机构提供个人不良信息，应当事先告知信息主体本人。但是，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公开的不良信息除外。”根据查明的事实，农商行酉阳支行向征信机构提供陈洪德的不良信息时，并未事先告知陈洪德，导致陈洪德因此失去异议和投诉的权利，也导致农商行酉阳支行失去纠错的机会。因此，农商行酉阳支行具有过错，应予撤销因2002年11月23日、2003年8月3日发生的两笔借款借据而对陈洪德的不良征信记录。综上，农商行酉阳支行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94元，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酉阳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泽端审 判 员 王勐视审 判 员 谢长江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王秀丽书 记 员 董天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