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民终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红。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文定，诚公顾叶（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双寅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虎刚。委托诉讼代理人：**，广东圣天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红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双寅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寅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海事法院（2018）沪72民初43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同年4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王红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文定，双寅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双寅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双寅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涉案货物在2017年3月30日双方签订协议时并未灭失。二、双方签订协议时约定双寅公司将涉案货物运至土库曼斯坦作为支付尾款的条件，分期支付的目的就是为了督促双寅公司履行合同义务，但双寅公司违反运输合同及协议约定，未能将货物运至目的地，不构成尾款支付的条件，王红不应承担尾款的任何支付责任。一审认定协议无效与事实不符。三、一审判决按比例计算各票货物应当分摊的费用金额与事实不符且证据不足。协议约定的费用系打包价，大部分是滞期费。四、协议中约定18,000美元具有违约金性质，双寅公司未转运货物构成违约。双寅公司辩称，王红在上诉状中陈述的事实与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采信。一审判决对于案涉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事项以及双方当事人在协议中约定18,000美元款项的性质以及最终依职权核定王红应当向双寅公司支付的款项金额均正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法院驳回王红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双寅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2016年8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王红委托双寅公司运输货物。双寅公司共承运了三批王红的货物。2017年3月30日，双方针对上述三笔货物运费签订了一份协议，约定三笔运费共计68,000美元。此后王红仅向双寅公司支付了40,000美元，其余28,000美元运费拖欠至今。双寅公司多次催要无果，因此诉请：一、判令王红向双寅公司支付运费28,000美元及其利息（自2017年3月30日起按每月2%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二、判令王红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8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王红以案外人新疆立中信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中信公司）的名义委托双寅公司运输三票货物至土库曼斯坦，分别为天津港出运的38车钢管，青岛港出运的2个集装箱装载机、叉车以及从上海港出运的4个集装箱柴油发电机组。双寅公司为此分别签发了样式相同的提单，并在一审审理过程中确认在涉案三票货物运输中均承担承运人责任。2017年3月30日，双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虎刚与王红签订协议。该协议载明：“甲方:赵虎刚,乙方:王红。经甲乙双方协商通过赵虎刚运输的货物信息如下：（1）钢管提单号：HY1603XXXX611，（2）青岛2个柜子提单号：HDMUQ11RXXXX342，（3）上海四个柜子提单号：HDMUQ81RXXXX541，全部货物总计运费、滞留费、保险等达成如下方案：1、按照总体打包的方式乙方向甲方支付总金额为美元陆万捌仟圆整（＄68000）解决所有问题。2、其中王红扣留壹万美金（＄10000）作为货物损坏的补偿，如果保险理赔诉讼胜利，赔偿归赵虎刚所有。3、乙方在协议签署时需向甲方支付肆万美金（＄40000）。4、剩余壹万捌仟美金（＄18000），王红以打欠条形式出据给甲方，甲方在收到肆万美金（＄40000）后配合乙方将青岛、上海货物运输到土库曼斯坦，在货物到港当天向甲方支付剩余壹万捌仟美金（＄18000）。”同日，王红向赵虎刚出具一份欠条。该欠条载明：“现本人王红欠赵虎刚运费尾款18000美元，货物到达土库曼斯坦，客户收到货物后本欠条生效。客户收到货物后我方3天内付清运费尾款18000美元，如我方不能按时付款，我方赔偿赵虎刚欠款按照民间借贷利率2分执行,我方如没有按时付款所产生的额外费用由我本人全部承担,利率2分。赵虎刚收到前期协议的40000美元后要给我方提供退税的单据,如单据因赵虎刚方产生问题造成我方损失,我方有权向赵虎刚追索。”欠条一式两份，王红和赵虎刚各在一份欠条上签名确认。双寅公司确认其已收悉王红根据协议支付的40,000美元。王红因涉案上海港出运货物未运抵目的地，诉请双寅公司和赵虎刚赔偿。广州海事法院于2017年8月8日立案，并于2018年8月24日作出（2017）粤72民初673号民事判决。2019年3月25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民终2207号民事判决，维持前述判决。（2017）粤72民初673号民事判决查明并认定：一、立中信公司与双寅公司就上海港出运货物成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立中信公司为托运人，双寅公司为承运人。双寅公司虽然未取得从事进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货物运输的无船承运业务资格，但其与托运人立中信公司之间成立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同时，立中信公司作为王红的出口外贸代理人，受王红的委托办理涉案货物出口业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王红可以行使前述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项下托运人立中信公司对双寅公司的权利；二、涉案上海港出运的4个集装箱的柴油发电机组于2016年12月8日装船启运，同年12月28日运抵伊朗阿巴斯港，此后下落不明，应视为灭失，双寅公司作为承运人，应就货物的灭失向王红承担赔偿责任。王红通过立中信公司采购货物的合同价格为人民币553300元，该价格为FOB价格，不包括运费和保险费；三、王红和赵虎刚于2017年3月30日签订协议。赵虎刚作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双寅公司的唯一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且在我国个人不能从事国际货物运输业务，故赵虎刚签订协议的行为应视为代表双寅公司作出的意思表示。广州海事法院（2017）粤72民初673号民事判决判令：一、双寅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王红货物损失人民币553300元及利息（自2017年7月2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基准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二、赵虎刚对双寅公司不履行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此外，双方在一审庭审中确认，青岛港出运的2个集装箱货物于2016年9月7日运抵伊朗阿巴斯港，同年9月10日开始转陆运；天津港出运的38车钢管于2016年9月24日运抵伊朗阿巴斯港，同年10月15日转运其中22车，同年12月14日转运其余16车，该两票货物的具体收货时间已无法查询；上海港出运的4个集装箱货物于2016年12月28日运抵伊朗阿巴斯港后下落不明，被认定为已灭失。王红在一审庭审中确认其指定客户已收悉前述天津港和青岛港出运货物，并确认就青岛港出运货物未向双寅公司提出过货损赔偿。双寅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显示，在涉案协议签订之前，双寅公司对天津港出运的38车钢管的费用报价为：海运费每车3,700美元,共计140,600美元；由于客户付款原因到港后16车货物滞留82天，滞留费为每车每天50美元,共计65,600美元；再加上商检费、堆存费、报关费、查验费、保险费等费用，账单金额合计为人民币31,246元和206,200美元。双寅公司对青岛港出运2个40尺高箱货物的费用报价为：海运费每箱3,050美元，再加上港杂费、拖车费等，账单金额合计为人民币9,100元和6,100美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涉案货物经海路分别自中国天津港、青岛港和上海港运至土库曼斯坦，具有涉外因素。根据查明的事实以及双方当事人对各自法律地位的认识，一审法院认定双寅公司与王红就涉案出口的三票货物成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王红为托运人，双寅公司为承运人。双方当事人一致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决本案实体争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的规定，本案纠纷的准据法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赵虎刚作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双寅公司的唯一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其与王红于2017年3月30日签订的协议，应视为代表双寅公司作出的意思表示。上述协议是双寅公司与王红达成一致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双方在涉案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履行过程中达成的补充协议，双方都应基于诚实信用遵照履行。根据协议约定，双寅公司主张的28,000美元欠付运费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货物损坏的补偿10,000美元，另一部分是其余未支付的费用18,000美元。一、关于王红是否应当返还货物损坏的补偿10,000美元双寅公司认为，10,000美元的货损补偿是针对三票货物的货损包括灭失约定的总括性赔偿，鉴于广州海事法院（2017）粤72民初673号民事判决已判令双寅公司全额赔偿上海港出运货物的灭失损失，故王红应将其“扣留”的10,000美元返还给双寅公司；王红则主张10,000美元系针对天津港出运钢管损坏的补偿，与上海港出运货物无关，故其无需返还。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涉案协议中未明确10,000美元的货损补偿具体针对涉案哪一票货物，但根据协议第4条有关赵虎刚应配合王红将青岛港和上海港出运货物继续运输至土库曼斯坦的约定,可合理推知10,000美元只能系对天津港出运货物损坏情况作出的补偿约定，与上海港出运货物的灭失损失无关。双寅公司的此节主张没有任何证据加以证明，也未得到广州海事法院（2017）粤72民初673号生效判决支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因此，双方已协议以免除王红10,000美元的支付义务，作为王红放弃相关货损赔偿债权并将可能从保险公司处获得的保险赔款转让给赵虎刚的对等条件，王红无需再向双寅公司支付该笔费用。二、关于王红是否应当继续支付剩余款项18,000美元双寅公司认为协议第4条是针对履行期限的约定，在涉案三票货物中有两票货物已运到目的地的情况下，王红拒付所有剩余运费将导致双方权利、义务的不对等，违反公平原则；王红则认为协议第4条是附生效条件的约定，因上海港出运货物灭失，付款条件未生效，因此王红无需支付18,000美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第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八条和第一百六十条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或者附期限。条件与期限的主要区别在于条件是不确定的偶然性事实，期限是确定的必然性事实，条件之事实能否成就是不确定的，而期限是肯定会到来的。涉案协议第4条中有关青岛港和上海港出运货物被运到土库曼斯坦港口当天王红向赵虎刚支付18,000美元的约定，存在涉案两票货物能否被运到土库曼斯坦的两种可能性，因此该约定不符合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中期限必然到来的法律特征，不构成附期限的约定。第二，在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中，条件的重要特征不仅是存在能否成就两种可能，而且条件成就与否导致的民事法律行为的后果应不相同。王红支付运费的义务并非因涉案两票货物运到目的港才产生，而是在涉案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成立并依法生效时已产生。涉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前述约定仅表明双方同意在两票货物到港后再行支付剩余运费18,000美元，并未约定因其中一票货物灭失而永远无法到达目的港时免除王红的付款义务，因此涉案协议第4条约定不符合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的特征。此外，根据查明的事实，上海港出运货物于2016年12月28日运抵伊朗阿巴斯港后下落不明，双方于2017年3月30日签订协议时，货物已经下落不明超过3个月，可以被认定为已灭失，广州海事法院（2017）粤72民初673号民事判决只是在法律上最终确认货物灭失的事实。换言之，在双方签订协议时，上海港出运货物灭失已是既定事实。双方签约时虽然主观上可能不知该既定事实，但因约定的条件为确定不可能成就的既定条件，因此也不符合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的特征。综上两个理由，涉案协议第4条约定虽有附条件的表象，但并没有实质性条件存在。第三，当事人如果特别约定了以某种不确定条件的成就作为已产生的合同权利的履行条件，则此种约定并非“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中所称之“条件”，而应当被解释为当该不确定的事实发生时，为权利的行使期限届至，因此，涉案协议第4条是双方关于王红付款期限的约定。因上海港出运货物灭失，双方约定的履行期限已永远无法届至，即当约定事实的到来已确定不发生的，应认为其履行期限已经届至。第四，协议第4条约定王红支付18,000美元的履行期限需待青岛港和上海港出运的货物运至目的地后才届至，是为督促双寅公司及赵虎刚继续履行运输合同项下义务。现涉案上海港出运货物虽已灭失，但广州海事法院（2017）粤72民初673号生效判决已全额支持了王红要求双寅公司和赵虎刚赔偿其货物损失人民币553,300元的诉讼请求，并支持了其相应利息，要求双寅公司和赵虎刚依法承担违约责任，对王红权利的保护已相当于涉案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得到正常履行的程度。此时，基于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王红应当继续向双寅公司支付欠付费用，否则对双寅公司明显不公平。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五十五条“货物灭失的赔偿额，按照货物的实际价值计算；……货物的实际价值，按照货物装船时的价值加保险费加运费计算。前款规定的货物实际价值，赔偿时应当减去因货物灭失或者损坏而少付或者免付的有关费用”的相关规定，上海港出运货物的海运费也属于货物灭失的赔偿范围，因此对于王红尚未支付的上海港出运货物的海运费，王红可免予支付，应当在其剩余未支付的18,000美元中予以扣除。双寅公司和王红就涉案三票货物的所有费用协商了总计费用68,000美元，并未明确其具体构成及计算方法，双方也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此前协商一致的三票货物各自的计费标准，但双寅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显示当时其对天津港出运货物的海运费报价为每车3,700美元，对青岛港出运货物的海运费报价为每个40尺高箱为3,050美元，王红提交的证据材料显示其主张涉案上海港货物出运时海运费应当为每箱3,000美元至3,250美元。同时，双寅公司主张两票运到货物对应的运费应当按照三票货物具体的计费单位数量依比例计算。鉴于青岛港和上海港出运货物的海运费收费标准大致相当，天津港出运货物单价略高，故双寅公司主张的计费办法对其自身不利，因此一审法院综合上述情况，认为按比例计算各票货物应当分摊的费用金额比较合理，据此酌定王红还需向双寅公司支付的费用为18,000美元/(38+2+4)×(38+2),即16,364美元。关于双寅公司有关利息损失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王红逾期付款会造成双寅公司资金占用的损失，因此双寅公司有关利息损失的主张于法有据，可予支持。双寅公司请求自双方签订涉案协议之日的2017年3月30日起计算利息，但根据协议第4条的表述，此时青岛港出运货物尚未运到土库曼斯坦，王红也未获得上海港出运货物的赔偿，显然相关费用的履行期限尚未届至。一审法院综合全案情况，基于公平原则，酌定以判决作出之日为利息起算日。关于每月2%的逾期付款利率标准，虽然欠条无效，但王红在一审庭审中对双寅公司主张的计息标准明确表示没有意见，且该利率也未超出受法律保护的最高利率，故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王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双寅公司支付16,364美元及其利息（自2019年11月11日起按每月2%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153元，由双寅公司负担人民币1,601元，由王红负担人民币2,552元。二审中，王红提交了：1.电话录音，用以证明双方签订协议时货物并未灭失；2.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双方签订协议时货物并未灭失，但此后赵虎刚违反协议约定，拒绝安排转运，并在微信群中变卖了涉案货物。双寅公司质证认为，上述两份证据提交的时间均已超过举证期限，且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二审新证据的范畴，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电话中并非赵虎刚，微信记录也无法确认系赵虎刚本人发出。本院认为，双寅公司否认了电话录音和微信聊天记录中的相对方系赵虎刚本人，而电话录音中相对人的身份无法确认，微信聊天记录来自案外人，无法核实真实性，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证据效力不予确认。双寅公司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双方当事人均未能提出有效证据予以推翻，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王红是否应当根据协议约定支付剩余的尾款；2.涉案上海港出运的货物运费如何确定。关于王红是否应当根据协议约定支付剩余的尾款。双方当事人对协议关于剩余18,000美元支付的条款存在不同理解，王红认为支付剩余款项是附生效条件的法律行为，而双寅公司认为是附期限的法律行为。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八条和第一百六十条的规定，期限是确定的必然事实，而涉案货物是否能运送至目的港存在两种可能性，故该约定不符合附期限民事法律行为中期限必然到来的法律特征。同时，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中，条件的构成要素之一是其必须决定整个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条件的成就与否将导致不同的民事法律行为后果。如果条件不是决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而只是决定其内容，则不属于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本案中，协议系双方对全部货物的运费、滞留费、保险等达成的有关金额及付款期限的约定，该费用性质并非王红主张的违约金，且双寅公司要求支付上述费用的权利实际来源于双方之间的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涉案协议约定双寅公司将青岛、上海货物运到目的港后，王红向双寅公司支付剩余款项18,000美元，并未约定货物未能运到目的港则免除双寅公司对剩余款项的付款义务。故该约定也不符合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的特征。广州海事法院在（2017）粤72民初673号生效判决中已经认定涉案货物运抵伊朗阿巴斯港后下落不明，视为灭失，故双方约定的付款期限已无法届至，关于付款期限的不确定事实已确定化，可视为付款期限已经届至，王红应当承担付款责任。本院对王红关于其不应承担尾款支付责任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关于涉案上海港出运的货物运费如何确定。本院认为，双寅公司未将上海港出运的货物运至目的港，双寅公司存在违约，其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广州海事法院在（2017）粤72民初673号生效判决中已经要求双寅公司和赵虎刚赔偿因上海港出运货物灭失导致的王红的损失。但该判决中并未处理上海港出运货物的运费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货物灭失的赔偿额按照货物的实际价值计算，而实际价值按照货物装船时的价值加保险费加运费计算。故涉案上海港出运货物的运费，王红可免于支付。由于双方对上海港出运货物的运费并无明确约定，协议约定的费用又包含了所有货物的运费、保险费、滞留费等，且王红在上诉状中称大部分费用是滞期费而非运费，一审法院酌情确定涉案运费并在剩余费用中予以扣除后，判决王红支付16,364美元并无不当。综上，王红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598.06元，由上诉人王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辰旻审 判 员 张 俊审 判 员 张 雯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于 舒书 记 员 罗 罡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