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24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大伟，男，1942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盛（系孙大伟长子），男，1964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敏，大连市沙河口区春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市公共汽车联营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中南路203号。法定代表人：袁尚宏，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洁，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宗晓，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大伟因与被上诉人大连市公共汽车联营公司（以下简称公汽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2民初98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大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关于本案所谓《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与上诉人无关。从“经协商潘善祝一次性赔付潘某人民币42万”可知，其签约和赔偿主体已明确是肇事司机潘善祝而并非是上诉人。潘善祝虽是上诉人所曾聘用的司机，但上诉人却从未授权委托潘善祝去与死者潘某丈夫矫元龙签订《赔偿调解书》。该《赔偿调解书》于2008年3月7日签订，距今十余年，在此期间，就该《赔偿调解书》所约定的42万元总赔偿款上诉人根本不知情，上诉人只知道在其以被上诉人的名义交纳其各种保险费之后，保险公司会予以理赔。2.42万元总赔偿款不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2008年大连市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5109元，人均消费支出是12135元，而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是2353元，依据上述标准所算出的赔偿金最多为279499元，保险理赔款已经完全可以涵盖。3.关于被上诉人额外多支付所谓10万元问题。在过去长达十余年中，上诉人不仅不知情，而且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披露过，更未向上诉人主张过任何权利。被上诉人额外支付10万元的原因上诉人不知情，即使支付也是帮潘善祝支付。根据2003年7月22日辽Ｂ×××××号车辆所曾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第七条可知，对于车辆所发生的事故，被上诉人不仅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也没有垫付任何费用的义务。被上诉人帮潘善祝额外多支付10万元的行为系其自愿行为。被上诉人亦曾告知我方保险公司都已经全部赔偿完了。4.关于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曾要求抵顶和扣除其所谓59361.22元抢救费等相关问题。前述款项支付的时间与总赔偿款支付时间不吻合，且金额应为5万元，而非59361.22元。5.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返还10万元车辆风险抵押金。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曾就辽Ｂ×××××号公交车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由上诉人交纳17万元车辆风险抵押金，待合同期满后而再予以无息返还。2013年1月25日，双方又签订了一份辽Ｂ×××××号《承包合同终止协议》，约定承包合同即行终止，合同中所有条款不再执行。同日，因需要更换车辆型号，故上诉人又接着承包了辽Ｂ×××××号公交车，但车辆风险抵押金已变更为10万元。2017年6月26日，因更换车辆原因，上诉人又继续承包辽Ｂ×××××号公交车，被上诉人又向上诉人开具了10万元的专用收款收据。如10万元须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理应及时从上诉人交存的风险抵押金中扣除并明确告知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另行交纳风险抵押金。6.《702路终止协议》已明确说明仅就本案辽Ｂ×××××（自编号3287）车辆的提前终止经营的相关事宜进行签订和确认，不应包括辽Ｂ×××××号车辆。该协议特别约定包括以前签订及履行的合同，双方均不存在任何遗留的债权债务（不包含可能发生的交通事故损失等），更不应包括辽Ｂ×××××号车辆的赔偿，且辽Ｂ×××××号车辆事故系早已实际发生，不存在可能发生的情形。2019年6月13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终止协议同时，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在其事先已打印好的登记明细和承诺书上对10万元车辆风险抵押金和3.32万元车辆补贴款签字确认，此行为表明被上诉人已明确表示要向上诉人发放上述两笔款项。7.本案是上诉人主张返还车辆风险抵押金，此与被上诉人主张要求上诉人赔偿其损失完全应是两个不同的基础法律关系。公汽公司辩称,不同意孙大伟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予维持。关于上诉人的司机潘善祝签署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等行为应由其雇主也就是上诉人承担法律后果，潘善祝的行为与被上诉人无关。至于上诉人提到的潘善祝是否有授权以及其是否在授权内行使权利的相关事宜是应另案解决的，是潘善祝与其雇主孙大伟之间的法律关系，与被上诉人无关。《702路终止协议》已明确交通事故、违章等事宜。在702路线路运营合作终止后要进行全面审计、核账、清算，故在核查清算期间发现前期的交通事故有挂账的赔偿款项，被上诉人有权要求抵扣，这是符合原协议以及终止协议约定的。关于上诉人提到的59361.22元，一审法院已经调取了相关证据，被上诉人也到银行调取了相关被害人在医院治疗期间向医院支付的支票以及在被害人治疗终结之后医院退还的一部分费用到被上诉人账上，最终在治疗期间被上诉人垫付的费用是59361.22元，在治疗终结后上诉人的雇佣司机潘善祝在交警队达成了相关协议，要再支付42万元的赔偿款系双方达成的调解，并不在上诉人刚才陈述的相关标准还是法律限制之内。并且即使标准和金额不符合当时的赔偿标准，也与被上诉人无关，这都是潘善祝作为雇员代为处理其雇佣工作中的活动，应由潘善祝与其雇主另案进行解决。根据一审法院向保险公司调取的保险单、赔偿计算书，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在保险赔偿事故中得到被保险赔偿款项是32万元，则被上诉人实际向死者家属替上诉人垫付了10万元款项，因此在702路线路终结运营结算期间对预交的10万元风险抵押金进行了抵扣，是符合法律规定，也符合事实的。孙大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所交纳的10万元车辆风险抵押金。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7月22日至2019年6月25日期间，原告承包被告的车辆进行经营活动，运营线路为联营公司702路。最后一份《承包经营合同》于2017年6月26日签订，主要内容为：原告承包的车辆所在运营线路为联营公司702路，车辆号码为辽Ｂ×××××号，承包期限为贰年，自2017年7月1日起至2019年6月30日止。原告向被告一次性缴纳车辆风险抵押金人民币10万元/台，用于承担一切原告承包经营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风险及损失。2017年6月26日，被告向原告出具10万元专用收款收据。2019年6月13日，原、被告签订《702路终止协议》，决定提前终止合同。双方特别确认：包括以前签订及履行的合同，双方均不存在任何遗留的债权债务(不包含可能发生的交通事故损失等)，被告不再因合同及相关事项的履行对原告负有任何义务。同时原告同意：若原告承包车辆在经营期间出现未结事故、违章、挂账、诉讼等情况的，被告有权在原告承包的所有车辆未发放的能源运营补贴中予以抵扣，如有不足，原告应予偿还。一审法院另查，2008年2月14日，原告承包的车辆在运营中发生交通事故，被告垫付抢救费59361.22元，交通事故协商处理期间原告的雇佣司机潘善祝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中签字确认一次性赔付被害人42万元，其后因原告未主动履行，被告垫付了42万元赔偿款。一审法院认为：2003年7月22日至2019年6月25日期间，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多份《承包经营合同》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最后一份《承包经营合同》已终止履行，根据双方合同的约定,原告缴纳的车辆风险抵押金用于其承包经营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风险及损失。原告承包的车辆在运营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被告垫付了相关赔偿款项，故被告有权在车辆风险抵押金中予以抵扣。原告亦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反驳，应承担不利的后果。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返还10万元车辆风险抵押金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孙大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1150元，由原告孙大伟承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2003年，孙大伟与公汽公司签订的车牌号码为辽Ｂ×××××号车辆《承包经营合同》第七条约定：“乙方（孙大伟）承包车辆的保险费（含车辆险、第三者险、玻璃险、驾驶员险和公众责任险）由乙方承担，由甲方在乙方的分成收入中代扣代缴。车辆发生事故，由乙方先垫付所需费用，待保险公司理赔后，再按理赔的数额返还。甲方（公汽公司）应积极办理所保险种的理赔事宜。所保险种之外的事故损失由乙方承担，并由甲方在乙方营运收入和风险抵押金中抵扣”。2013年1月25日，孙大伟与公汽公司签订《承包合同终止协议》，约定孙大伟承包车辆为702路辽Ｂ×××××（自编号2785）车辆承包合同即行终止，合同中的所有条款不再履行。2013年1月25日，孙大伟与公汽公司签订辽Ｂ×××××号车辆《承包经营合同》，承包经营期限自2013年2月1日至2018年1月31日。该合同第十三条第二款约定：“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甲乙双方签订的上一轮合同即行终止。乙方对承包经营的702路辽Ｂ×××××（自编号2785）大客车在上一轮合同经营期间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纠纷承担全部责任，与甲方无关”。2017年6月26日，孙大伟与公汽公司签订BM5360号车辆《承包经营合同》，承包经营期限自2017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该合同第十三条第二款约定：“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甲乙双方签订的上一轮合同即行终止。乙方对承包经营的702路辽Ｂ×××××（自编号1641）大客车在上一轮合同经营期间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纠纷承担全部责任，与甲方无关”。同日，公汽公司向孙大伟出具10万元车辆风险抵押金的专用收款收据。2019年6月13日，孙大伟与公汽公司签订《702路终止协议》，约定：“甲（公汽公司）乙（孙大伟）双方就标的辽Ｂ×××××（自编号3287）车签订的702路《承包经营合同》将于2019年6月30日经营期满。现双方经过协商，决定提前终止合同。就合同终止事宜，双方确认如下事项：1.乙方于2019年6月25日（当日运营班次结束即下线后）将承包车辆开至甲方指定场所，双方进行验收，车辆符合合同约定的收回标准的，双方签字确认，车辆交付甲方；2.甲方将于乙方终止运营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对乙方承包车辆是否存在未结事故、违章、挂账、诉讼等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如不存在上述情况且车辆保持完好（符合验收标准），基本确定无未报事故后，甲方将于2019年7月31日前无息返还乙方缴纳的风险抵押金；……”。另补充查明，2008年3月，辽Ｂ×××××车辆发生事故后，死者潘某家属矫云龙与肇事司机潘善祝在交警部门达成《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除交强保险范围内由潘善祝全部赔偿外，超过交强保险范围的按责任承担，经双方协商潘善祝一次性赔付潘某人民币42万，并以现金方式十日内付清。潘善祝及矫云龙在当事人或代理人处签字。本院除对一审法院“另查”部分事实不予确认外，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余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公汽公司应否返还上诉人孙大伟10万元车辆风险抵押金。首先，2003年至2013年，孙大伟承包经营辽Ｂ×××××号车辆，根据2013年1月25日《承包合同终止协议》约定辽Ｂ×××××车辆承包合同终止，该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之规定，故孙大伟与公汽公司就前述车辆承包期间的所有权利义务终止，此在之后孙大伟承包的辽Ｂ×××××号《承包经营合同》中亦有印证。在承包期间，辽Ｂ×××××号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即使应由孙大伟承担，亦应由公汽公司按双方《承包经营合同》约定从风险抵押金中抵扣，而公汽公司不仅未抵扣辽Ｂ×××××车辆风险抵押金，相反在双方就该车辆承包权利义务终止后又重新开具了风险抵押金的收款收据，并重新建立承包经营合同关系，并就标的车辆辽Ｂ×××××号车辆承包进行了重新约定。其次，根据《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所载，赔偿义务主体应为潘善祝，即便孙大伟应承担雇主责任，根据孙大伟与公汽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约定，也应由孙大伟就事故损失先行垫付，之后由孙大伟自行承担。现公汽公司主张代孙大伟支付赔偿款15万余元，且在孙大伟在公汽公司处留存风险抵押金，而公汽公司在重新签订《承包经营合同》以及重新开具风险抵押金收款收据的情况下仍不就前述其主张已支付费用进行抵扣，现事隔十余年才予以提出，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及日常经验法则。第三，《702路终止协议》的标的为辽Ｂ×××××号车辆。根据该协议约定，对承包车辆的理解，在前述两辆承包车辆承包合同终止的情况下应理解为辽Ｂ×××××号车辆。因案涉车辆风险抵押金系基于辽Ｂ×××××号车辆所设立，在公汽公司无据证明该车辆存在应扣除车辆风险抵押金的情况下，公汽公司以之前已终止承包的辽Ｂ×××××号车辆存在事故为由抵扣辽Ｂ×××××号车辆风险抵押金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公汽公司应抵扣辽Ｂ×××××号车辆风险抵押金继而判决驳回孙大伟的诉讼请求不妥，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孙大伟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2民初9826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大连市公共汽车联营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上诉人孙大伟车辆风险抵押金10万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以上合计3450元，均由被上诉人大连市公共汽车联营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霍 宏审判员 周欣宇审判员 孙文英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书记员 张文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