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39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冼玮宗，男，1984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如，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聚财，男，1981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娟，北京市中伦文德（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翊竞，北京市中伦文德（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冼玮宗因与被上诉人于聚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7民初51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冼玮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于聚财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于聚财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未查清事实、认定错误，列示如下：1.双方的民间借贷关系曾转化为投资合作关系，事实上已经消灭。一审法院遗漏审查上述事实，应予以纠正。冼玮宗与于聚财曾经以投资合作工程的关系共事，此项关键事实，有于聚财的证据及其在一审庭审中多次强调的“合作工程项目”予以印证。此项关键事实是基于冼玮宗同意将于聚财的借款转为投资款，且于聚财应另外再付300000元项目介绍费为前提。确认双方曾经的投资合作关系，就可以清楚知道本案涉及的民间借贷关系已经消灭，借款已经转换为投资款，继而还原双方纠纷的真相。正是因为借款已转换为投资款，冼玮宗才放松了警惕，未能留存主张还款的证据。在冼玮宗的心中，于聚财的身份是经历了由借款人到合作者又到工程资金垫付借款人的转换，此种转换事实上严重影响了冼玮宗处理借款的行为。从于聚财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的证据中也能体现，在双方曾经的项目合作过程中，其从未向冼玮宗主张还款。一审法院未能查清双方的合作关系是由本案民间借贷关系转换而来的事实，简单粗暴地将两者割裂，导致双方的矛盾更加复杂化，增加各方诉累。2.投资合作关系因于聚财退出而终止，不影响民间借贷关系的消灭，事实上双方只存在垫付工程资金的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本案双方均承认借贷关系发生后还存在投资合作关系，一审法院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予查明就囫囵吞枣加以错误裁判，应予以纠正。双方由民间借贷关系转化为合作关系，在于聚财反悔不承认冼玮宗提出的《合作分红协议》的情形下，再次转化为工程资金垫付占用关系。本案双方均已明确承认民间借贷发生后有工程合作，相当于冼玮宗已举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于聚财应为借贷关系的继续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其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3.从常理而言，一方因工程资金困难而借入高额利息的资金，若非特殊原因，在财务状况缓解而付款给借款人时，不可能不予还款而将其只作为工程款。正是因为双方有合作的意向和冼玮宗对于聚财的信任，冼玮宗心中已确认于聚财同意将借款投入项目作为投资款，不需要还款，才做出这样的举动。但是，冼玮宗的信任和疏忽却被于聚财利用，导致本案发生。冼玮宗支付给于聚财的款项，并没有限定其用途，款项到账以后已由于聚财实际支配。现金财产作为不特定物，其可用于于聚财个人支出，也可用于支付工程款。从于聚财提供的其本人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可以看到，于聚财在2018年11月13日收齐冼玮宗的还款之后，多次从收款账户转出给于聚财其他的银行账户（2018年11月15日转出10000元、11月25日转出l0000元、12月11日转出500000元、12月18日转出20000元等等）、支付还车款（2018年12月7日）等。由此可见，于聚财在一审中以冼玮宗主张的还款限定是工程款，并不能成立。4.冼玮宗早已足额清偿于聚财垫付的资金，以下为明细：（1）于聚财转给冼玮宗的款项：2018年8月11日200000元、2018年8月15日500000元、2018年8月17日100000元、2018年8月29日200000元、2018年9月20日50000元、2018年9月22日50000元、2018年9月29日50000元、2018年10月26日70000元、2018年11月6日50000元、2018年11月22日50000元、2018年12月12日200000元，合计1520000元；（2）冼玮宗转给于聚财的款项：2018年10月30日180000元、2018年11月9日100000元、2018年11月13日950000元、2018年11月22日200000元、2018年11月23日200000元、2018年12月29日500000元、2019年1月7日100000元、2019年1月30日200000元、2019年5月23日2212032.63元，合计4642000元。由此可见，冼玮宗支付的资金足以清偿于聚财的全部垫资借款且均已返还给于聚财。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在未查明事实和事实认定存在诸多错误的情形下，必然导致裁判适用法律上的错误。于聚财主张借贷关系存在的基础应是以否定双方初期存在合作关系，即否认借款已转为投资款为前提。如此，则于聚财与冼玮宗之间不应存在任何其他合作关系，这明显不符合于聚财屡次强调合作经营三个工程项目的陈述。如果确认双方曾存在初期合作的关系，则于聚财在本案中的借款实际上已转化为投资款，双方的借贷法律关系已经消灭，于聚财以此提起本案诉讼没有事实依据。于聚财最终不同意与冼玮宗合作，此时投资合作关系终止，本案中的借款再次转为工程垫付款时，原借据上的约定已不再适用，应按无息无期限的工程垫资对待，且冼玮宗付给于聚财的资金足以清偿全部借款债务。于聚财的证据和陈述相互矛盾，其却对此不加以进一步说明，按现行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应取其不利一面加以认定。退一步而言如果存在垫付资金，即便要计算资金垫付占用利息，也应当是从于聚财明确否定双方合作关系之日起计算，利率标准不应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如前所述，双方的原借据因转换为投资合作关系而失效。一审法院在遗漏认定双方的投资合作关系的前提下，错误地认定基础事实，导致利息计算时点和利率适用标准均裁判错误，应予以纠正。而关于于聚财己付律师费的问题。同一事由，因讼争双方之问最初的民间借贷关系已经消灭，原借据上的约定已不再适用，于聚财已付的律师费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于聚财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其判决结果应当予以维持，恳请法院驳回冼玮宗全部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1.冼玮宗和于聚财之间存在本案的民间借贷关系，还存在工程合作关系，而工程合作关系并不是以借款转为投资款作为前提，这是两个互相独立的事实和法律关系，并不存在冼玮宗所言民间借贷关系因转化而消灭一说。且冼玮宗对该主张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予以证明，也与冼玮宗主张已经向于聚财偿还了1130000元借款的主张相互矛盾。2.在本案民间借贷中，冼玮宗分文未还，于聚财在2018年8月合计向冼玮宗出借1000000元中，冼玮宗提出和于聚财一起合作工程，所合作的工程包括于聚财一审所举证的三个工程项目，而全部的工程都是由于聚财对外垫资以及对外支付工程款，冼玮宗分文未出，于聚财合计对外垫资近四百万元。冼玮宗举证支付给于聚财及证人陈某的所有款项，包括冼玮宗主张本案2018年10月30日、11月13日用于偿还本案借款的1130000元，都是冼玮宗从合作项目的发包方处所获得的工程进度款，是用于对外支付合作项目的工程款，没有一笔款项是用于偿还本案的借款，并且这些款项是属于冼玮宗和于聚财工程合作关系之中的款项往来，与本案的民间借贷没有任何关系。3.根据上述于聚财一审提供的《项目分红结算协议书》以及通话录音可知，冼玮宗在2019年4月24日向于聚财表明想要以工程款抵扣本案的借款，但遭到了于聚财的反对。这证明冼玮宗是没有偿还本案借款的。冼玮宗和于聚财从未达成冼玮宗主张的2018年10月30日、11月13日支付的合计1130000元款项作为偿还本案借款的合意。4.冼玮宗和于聚财之间的借据，已就借款的利息利率和违约责任、律师费的承担作出了明确的约定，因此于聚财的上诉请求是不成立的。另外，冼玮宗在一审的过程中明确表示，其仅仅是单方面心中确认于聚财同意将借款投入项目作为投资款，但于聚财从未作出此意思表示，因此双方借款关系并未消灭，冼玮宗民间借贷关系中的还款义务不能免除。于聚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冼玮宗偿还于聚财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利息195000元（利息自2018年8月29日暂计至2019年9月29日，实计至冼玮宗清偿之日，以1000000元为本金，月利率1.5%计）；二、判令冼玮宗承担于聚财支出的律师费10000元整；三、一审诉讼费用由冼玮宗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冼玮宗向于聚财借款，于聚财分别于2018年8月11日、8月15日、8月17日、8月29日向冼玮宗转账200000元、500000元、100000元及200000元，合计1000000元。冼玮宗于2018年8月29日出具《借据》及《收据》。《借据》内容载明：“今有出借人于聚财借给借款人冼玮宗人民币1000000.00元整，即壹佰万元。借款期限自2018年8月29日起至2019年3月29日止，共7个月，利率为月息1.5%计算，利息总额共计人民币105000.00元整，即壹拾万零伍仟元，全部本息于2019年3月29日一次还清，如果到期未能还清，借款人愿按月利率1.5%计付逾期利息。借款用途暹岗村三旧改造工程。借款人同意承担上述债务，借条出具之日起到借款还清为止，所有借款本息、违约金、赔偿金、出借人实现债权的费用（诉讼费、律师代理费、差旅费、公证费及其他实际费用）。”另查明，于聚财与冼玮宗存在工程方面的经济往来。冼玮宗分别于2018年10月30日向于聚财转账180000元，于11月13日向于聚财转账950000元，冼玮宗主张该款项为还款，于聚财主张该款项为工程款，双方各执一词。再查明，因与冼玮宗的民间借贷纠纷，于聚财于2019年9月16日与北京市中伦文德（广州）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聘请北京市中伦文德（广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为于聚财的委托代理人，于聚财为此支付律师代理费10000元。一审法院根据于聚财申请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2019）粤0117民初5121号民事裁定书，冻结了冼玮宗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江南新村支行账户：62×××68内的存款，于聚财支付保全费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冼玮宗向于聚财借款并出具借据，约定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利息及违约责任等，双方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冼玮宗应按约定向于聚财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冼玮宗抗辩已向于聚财偿还借款，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对于冼玮宗的各项抗辩主张，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一、冼玮宗主张在双方的工程合作过程中，于聚财的借款已转化为于聚财的投资款，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一审法院对冼玮宗的该项抗辩不予采纳。二、冼玮宗主张其在2018年10月30日、11月13日向于聚财转账1130000元时已口头约定是还款，但未提供相关证据，且与其第一项抗辩相互矛盾；在双方存在其他的经济来往的情况下，冼玮宗向于聚财支付的款项不能当然认定为偿还欠款，现于聚财持有冼玮宗出具的《借据》原件，而冼玮宗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双方对于其支付的1130000元属于还款作出明确约定，一审法院对冼玮宗的该项抗辩不予采纳。三、冼玮宗主张其向于聚财支付的款项已超过于聚财垫付的工程款，故其向于聚财支付的款项已包括借款本息的抗辩，一审法院认为，冼玮宗向于聚财支付的款项是否已超过于聚财垫付的工程款，是双方之间的工程合作纠纷，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不作处理。综上，冼玮宗主张已向于聚财偿还欠款的抗辩理据不足，不予采纳。冼玮宗未按约定的期限还款，已构成违约，根据合同约定，冼玮宗应向于聚财偿还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借期内利息105000元，并应自逾期之日（2019年3月30日）起按月利率1.5%支付逾期利息。冼玮宗违约导致于聚财需支出律师费10000元，于聚财请求冼玮宗支付律师费10000元符合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冼玮宗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利息105000元给于聚财，并支付逾期利息（以100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30日起按月利率1.5%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冼玮宗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律师代理费10000元给于聚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823元、保全费5000元，由冼玮宗负担。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无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于聚财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项目分红结算协议书》，载明：甲方为冼玮宗、乙方为于聚财；甲方在享有各种建设工程项目资源，乙方拟加入甲方的项目中，与甲方签署本协议，以资共同遵守：一、双方对以下情况确认：1.甲方同意乙方加入珠海铁建工程项目、增城老年大学工程项目、新塘富士康工程项目中，但乙方应当向甲方支付300000元项目介绍费，该费用甲方可以从乙方的项目收益中直接予以扣除；2.甲乙双方确认，2018年8月至2018年11月乙方向甲方支付1300000元项目投资款，乙方直接向项目工地支付1717550元，共计投资款3017550元；3.截至本项目签署之日，乙方已收回资金____元；4.甲乙双方合作的项目仅限于珠海铁建工程项目、增城老年大学工程项目、新塘富士康工程项目，项目结束若有其他合作，应当签署新的合作协议；二、项目投资收益分配方案：甲乙双方同意，在甲方扣除乙方应当支付的300000元项目介绍费且乙方收回3017550元投资成本后，三合作项目的收益由甲乙双方对半分成；三、本协议签署后，原甲乙方签署的任何书面协议或单方出具的承诺、借条等均作废，且甲乙双方确认除本协议之外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四、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等。冼玮宗、于聚财双方均未在上述《项目分红结算协议书》上签名确认。于聚财陈述上述《项目分红结算协议书》是由冼玮宗于2019年4月24日通过微信的方式发送给于聚财的，冼玮宗要求将本案的借款转为于聚财对项目的投资款，在收到的项目工程款中予以抵扣，并将《借据》及《收据》作废；但于聚财明确反对冼玮宗将借款转换为工程投资款，《项目分红结算协议书》只是冼玮宗的单方主张，双方并未对该协议达成合意，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双方于2019年4月24日的通话记录为证。冼玮宗表示确认《项目分红结算协议书》的真实性，认为《项目分红结算协议书》是双方此前已谈妥的分红条件，该协议中第一条第2款约定的2018年8月至2018年11月于聚财向冼玮宗支付1300000元项目投资款，就包含了本案中于聚财于2018年8月出借的1000000元借款。冼玮宗认为双方之间先是民间借贷关系，后转化为项目投资合作关系；于聚财则认为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与工程合作关系，两个关系相互独立，不存在转化。冼玮宗与于聚财共同确认双方一共合作了三个工程项目，双方并未签订书面的合作协议。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合作项目的工程结算、项目利润分红的相关证据。再查明，冼玮宗在上诉状中主张从2018年10月30日至2019年5月23日止分多笔累计向于聚财支付了4642000元。关于4642000元款项的性质，冼玮宗承认该4642000元均不是向于聚财偿还的借款，因其认为借款关系已经转化为投资合作关系，借款关系已经消灭；该4642000元是冼玮宗向其中两个合作工程项目的甲方收取工程款后转账给于聚财，作为合作项目工程支出的费用。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冼玮宗向于聚财出具的《借据》及《收据》，以及于聚财向冼玮宗转账付款的事实，双方成立民间借贷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于聚财向冼玮宗出借的借款是否转为双方合作工程的项目投资款？二、冼玮宗是否已向于聚财偿还了借款本息。关于本案的借款是否转化为双方合作的工程项目投资款的问题。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一般民事诉讼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特殊情形下，法律予以特别规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分配规则。本案中，冼玮宗主张于聚财出借的款项转化为双方合作工程的投资款，法律对此并未做出特别规定，即未规定对此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故应当适用一般举证原则分配举证责任，即由冼玮宗对于自己的主张进行举证证明。冼玮宗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双方已经协议约定将于聚财出借给冼玮宗的借款已转化为于聚财对工程的投资款，且于聚财免除了冼玮宗的还款义务。冼玮宗向于聚财发出《项目分红结算协议书》，但双方均未在该《项目分红结算协议书》上签名确认，该协议并未成立及生效，由此也印证了于聚财主张其不同意将借款转化为投资款的意见。由于冼玮宗未能举证证明双方通过协商一致已将之前的借款转化为投资款，并且免除了其偿还借款本息的还款义务，冼玮宗的该项上诉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冼玮宗是否已经向于聚财偿还了借款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冼玮宗抗辩已经偿还借款，则冼玮宗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冼玮宗在上诉状中主张已向于聚财转账支付4642000元，但同时又承认该4642000元均不是向于聚财偿还的借款，而是冼玮宗向其中两个合作工程项目的甲方收取工程款后转账给于聚财作为合作项目工程支出的费用。因此，该笔4642000元的款项并非用于偿还本案的借款本息。冼玮宗上诉主张已向于聚财还清了本案借款，缺乏事实依据，本案亦不予支持。至于双方合作工程项目的工程款如何结算、利润如何分配，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法律所规定的必须合并审理的情形，也不属于本案民间借贷纠纷的审理范畴，双方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冼玮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646元，由上诉人冼玮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璐思审判员  吴 湛审判员  许雪芳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魏雨璇蔡琪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