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1民终14556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宸，男，1985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齐，系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闵熙茹，系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立伟，男，1957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皇姑区。原审被告：沈阳市蓝星玻璃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于洪区洪汇路179号。法定代表人：张宸，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舟，辽宁卓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璞，男，系该公司员工。原审第三人：李付珍，女，1979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皇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凯华，系辽宁铭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宸与被上诉人张立伟、原审被告沈阳市蓝星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星玻璃）、原审第三人李付珍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因不服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2018）辽0114民初162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周啟星担任审判长并主审，审判员宋刚、赵卫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3、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鉴定费等全部由原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证据不足。（一）原审法院认定蓝星公司设立的注册资本金由张立伟支付，其事实认定是错误的。1.验资报告已确认上诉人形式完成350万出资份额缴纳，上诉人已履行法定按期足额缴纳量程约定认缴出资额的股东义务。沈阳人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2003年5月14日作出【沈人和所验字[2003]28号】验资报告载明“贵公司申请登记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万元，由张宸、李付珍2003年5月13日前缴足，经我们审验，截至2003年5月13日止，贵公司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伍佰万元。各股东均为货币出资…其中，张宸缴纳人民币350万元，李付珍缴纳人民币150万元，同时已于2003年5月13日缴存中国农业银行沈阳市于洪支行，账号为6-1250040018754号临时账户。”，该验资报告内容具有法律效力，不容否认。即上诉人以自身名义完成了蓝星公司注册资本金的缴付，与被上诉人张立伟无关。2.公司设立时上诉人年龄及工作资历与能否履行出资义务无关。上诉人自小家境优越，上学的事实与个人积蓄是否足以支付350万注册资金毫无关联。同时，公司设立时上诉人已成年，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对个人财产有处分的权利，上诉人作为公司的股东，应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且上诉人对于其所缴付注册资金的财产具有所有权，理应享有股东权利，上诉人是蓝星公司的合法实际股东。3.被上诉人张立伟并未提供其个人直接给付注册资金至蓝星公司公户的证明材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被上诉人张立伟无论在最初撤诉的案件中、或是本案原审审理过程中，均未提供其以张立伟本人名义向蓝星公司给付注册资本金的凭证，以被上诉人诱导发问、出庭证人多加推测的言词证据认定蓝星公司注册资金是被上诉人张立伟支付，与事实不符。4.自蓝星公司设立后公司从未增资，被上诉人张立伟的个人转账即非增加公司资本金数额、也未用于公司经营管理。蓝星公司自设立后，注册资本金一直为500万元，从未增资。被上诉人在案件一审审理过程中，举证多份其个人向蓝星公司转账的银行凭证，其转账用途并非用于出资，且转账行为无一发生于公司注册、验资之时。且自其提供的转其独资设立的沈阳凭证中可以看出，一方面被上诉人张立伟对其独资设立的沈阳市辽东经贸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东经贸”）有多笔转款，该证据恰恰证明，被上诉人张立伟作为辽东经贸唯一控制人履行辽东经贸与蓝星公司完成商业贸易行为的附随义务；另一方面被上诉人张立伟与原审第三人、蓝星公司另一股东李付珍（其再婚妻子）有多笔转款，该证据亦能证明，因其存在婚姻关系，被上诉人张立伟协助其妻子偿还与李付珍擅自自蓝星公司支取的欠款。因此，其转款并未用于公司经营，被上诉人张立伟并不具有股东身份。（二）原审法院认定沈阳市蓝星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星公司”）自注册成立由被上诉人张立伟控制，是事实认定错误的。1.工商登记的备案公司股东信息自始至终均为上诉人。蓝星公司自设立以来，登记股东、法定代表人均为上诉人，从未变更，相关备案文件签名亦为上诉人，上诉人始终行使股东权利、法定代表人权利，具有控制权。2.自设立之日上诉人即进行公司管理，行使股东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蓝星公司自设立之初，上诉人参与公司重大决策、选任公司各业务部门管理人员、并以管理者身份进行诸如参加商务谈判（被上诉人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亦自认）、银行贷款、厂区地块摘牌等重大经营行为，凭自身真实意思表示妥善的进行公司管理，也行使了股东权利。3.被上诉人张立伟不因上诉人授权暂代部分管理职能而具有公司实际控制权。上诉人的学习经历、身处地域并不影响股东行使股东权利，也不影响上诉人进行公司管理。即使被上诉人张立伟基于上诉人授权，承担部分行政管理职责，不存在其持续完全的控制蓝星公司经营管理的情况。原审法院以“原告张立伟出示的庭审笔录、汇款凭证、证人证言等证据，能够证明其著作的待证事实”为论证，采信被上诉人张立伟出资设立公司并实际控制蓝星公司，存在严重错误。（三）仅凭证人证言等传来证据而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代持关系，事实认定错误的。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张立伟间从未签署任何代持协议。因上诉人自始实际拥有蓝星公司70%的股权，从未与被上诉人张立伟签订过任何形式的代持协议，原审法院凭借与公司设立出资、经营注资毫无关联的转账凭证以及多位与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并不足以取代法定代持协议形式要件，不应再判决中作出具有“实质代持关系”的法律判断。2.本案的根源系家庭纠纷，被上诉人企图利用司法形式实现个人目的，系对司法资源的浪费蓝星公司的实际股东为上诉人，上诉人为放上诉人张立伟的儿子；原审第三人李付珍为被上诉人张立伟的二婚妻子，被上诉人“请求确认第三人张展持有的被告沈阳市蓝星玻璃有限公司70%股权为原告享有”极具针对性、李付珍庭审过程中对被上诉人的庭审意见配合度极高，意在通过司法诉讼抢夺上诉人的合法财产。其为实现个人私欲而杜撰事实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张立伟辩称，上诉人陈述不属实，从开始创立公司以来，一直是我在经营，公司所有的合同都是由我签字，公司的员工工资都是由我来支付，所有公司的签字包括对内、对外都是我本人签字，自从上诉人把我赶走，把账目都封起来了，至今上诉人也不提供帐目，上面所有的买地及其他项目的款项都是由我支付的，我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沈阳市蓝星玻璃有限公司陈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我公司自登记设立以来，实际股东即为张宸、李付珍，我公司登记的工商信息均为真实，不存在股东代持的事实。李付珍陈述称，同张立伟的答辩意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张立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原告为被告沈阳市蓝星玻璃有限公司的股东；2.请求确认第三人张宸持有的被告沈阳市蓝星玻璃有限公司70%股权为原告享有；3.请求确认第三人张宸持有的被告沈阳市蓝星玻璃有限公司70%股份为原告所有；4.请求判令被告沈阳市蓝星玻璃有限公司和第三人张宸、李付珍协助原告办理股权登记手续；5.请求判令被告、第三人张宸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原告张立伟与第三人张宸系父子关系。2001年原告张立伟与第三人张宸的母亲离婚，于2008年与第三人李付珍登记结婚。1993年6月21日，原告张立伟注册成立沈阳市辽东经贸实业有限公司，公司类型为自然人独资。2003年5月14日，原告张立伟以第三人张宸、李付珍的名义出资设立被告沈阳市蓝星玻璃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登记股东张宸出资350万元占股份70%、李付珍出资150万元占股份30%，监事张立平。2004年6月1日，第三人张宸高中毕业，后就读于沈阳化工学院，于2008年大学毕业。2009年1月16日张宸出境前往美国，于2009年7月1日回国。2009年8月19日张宸出境前往英国，于2010年8月11日回国。被告沈阳市蓝星玻璃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以来，由原告张立伟控制并经营管理。2018年，原告张立伟与第三人张宸因沈阳市蓝星玻璃有限公司经营权问题发生纠纷，并报警处理。现被告沈阳市蓝星玻璃有限公司由第三人张宸实际控制。一审法院认为，股东资格确认为确权行为，工商行政部门对股东身份的登记并无创设股东资格的效力。在无协议约定的前提下，应推定工商登记记载的股东享有股东资格，但工商登记并不是直接确认股东权利的根据，当事人对股东资格主张权利的应承担举证责任。原告张立伟出示的庭审笔录、汇款凭证、证人证言等证据，能够证明其主张的待证事实，即第三人张宸名下70％的股权为代原告持有，原告实际经营管理被告沈阳市蓝星玻璃有限公司。被告沈阳市蓝星玻璃有限公司设立时第三人张宸正高中在读，第三人张宸虽否认原告的出资事实，并主张用自己的钱进行了出资，但并未提出有效的反驳证据，未能完成其应负的举证责任，故本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张立伟是被告沈阳市蓝星玻璃有限公司股东，第三人张宸持有的被告沈阳市蓝星玻璃有限公司70%的股权（对应出资额为350万元）为原告张立伟所有；二、被告沈阳市蓝星玻璃有限公司、第三人张宸、第三人李付珍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原告张立伟将上述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张立伟名下。案件受理费34,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第三人张宸承担，并直接给付原告。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张宸提供第一组证据：辽宁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申请表、公证书、挂牌交易成交确认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盛京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3份，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2份、盛京银行贷款归还银行通用凭证。证明：张宸全程参与原审被告沈阳市蓝星玻璃有限公司2010年购置地块的全部事宜，关于该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交易现场情况经过公证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试样市第二公证处公正，“挂牌”交易的结果真实、有效。一方面，张宸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甚至是土地交易，另一方面，张宸作为股东对公司发展布局有绝对控制权。张宸全程参与、且作为最终签字人控制公司几次重大融资，对公司经营、发展有绝对控制权。另外，合同中张立伟的身份是“保证人”、“抵押人”，侧面说明此期间张立伟与蓝星公司确实存在有业务往来，张立伟所提交的资金往来证据是其为蓝星公司提供担保等商业合作关系。张立伟质证称，这些东西是有的，签字是我签的，银行贷款是我签字的，但是有的是空白的后填写的，2017年末之后银行贷款是由上诉人张宸办理的，把我们撵出来了。李付珍质证称，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组证据中签字部分，张宸的签字是后填写的，可以清晰的发现所有的签字均有公章和法人章，再由法人进行签字，明显是画蛇添足，与事实不符，其中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最后的签字为张立伟代签，而该份证据恰恰可以证明当时沈阳市蓝星玻璃有限公司的经营管理与控制权均处于张立伟的实际控制之下，而非上诉人所说的张宸控制之下。蓝星公司质证称，对该组证据没有异议。上诉人张宸提供第二组证据：沈阳市蓝星玻璃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证明：该证据来源为沈阳市蓝星玻璃有限公司工商档案，公司自设立之初、所有需备案的法定代表人、股东签字均为“张宸”，无一处体现被上诉人张立伟。需备案的公司行为系属重大，张宸的签字代表其对公司的控制力。张立伟质证称，上诉人的证据无法证明想要证明的问题，没有证据证明公司从成立以来的重大事项上诉人参与了。李付珍质证称，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蓝星公司质证称，对该证据没有异议。上诉人张宸提供第三组证据：证人证言，证明：1.沈阳市蓝星玻璃有限公司设立时张宸出资部分是父母共同向银行存款。2.证明张立伟承诺将赠予张宸全部财产。张立伟质证称，证人是我前妻，15年婚姻生活没有去过公司，我们离婚的理由是性格不合，我与我前妻离婚时没有沈阳市蓝星玻璃有限公司，那个时候张宸刚15岁，所以无从谈起与他一起出资为张宸一起设立公司。李付珍质证称，1、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该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应采纳。2、证人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证明力低，证明事项并不是事实。3、该份证言中表示张宸的资金来源为赠予，与第一次庭审时其主张资金为其自有自相矛盾。蓝星玻璃质证称，对该份证据没有意见，我方认为该份证据可以说明股东张宸的出资是在接受钱款赠予后以个人名义进行缴纳，与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一致。上诉人张宸提供第四组证据：张宸对沈阳市蓝星玻璃有限公司出资情况整理、张宸个人建行账户银行流水。张宸在2018年7月至2019年7月间，通过建设银行一个账户为公司经营注资539万余元。在2019年8月至2019年12月间，通过建设银行账户为公司经营注资近140万余元。证明问题：张宸从未从沈阳市蓝星玻璃有限公司支取资金，始终管理公司，也为公司经营进行大额注资。张立伟质证称，2018从公司被迫撤出之后，所有的账目都是之后发生的。李付珍质证称，同意张立伟的质证意见，该组证据同样不属于新证据，不予采纳，这些资金往来均发生在公司被张宸实际控制期间，其有经营、投入、产出均属于正常现象，但是不能据此判定张立伟的主张并不真实，原审法院裁判有误，另外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也并完成，仅有其向蓝星玻璃注资的记录，并没有其账户中资金来源的证据，也就是说他是否从公司取钱的事实无法考证。蓝星玻璃质证称，对该组证据没有异议，其显示的员工工资数额、电费数额及公司与其他合作伙伴的诉讼的结案费用等相关费用均一致。上诉人张宸提供第五组证据：证据一，蓝星公司与张立伟、辽东经贸、李付珍资金往来情况整理内容：梳理2011年1月至2018年7月张立伟、辽东经贸、李付珍与蓝星公司资金往来，往来款张立伟转入总数结余为负141450元。证据二，李付珍自蓝星公司挪用资金情况整理。内容：李付珍在2011年1月至2018年7月间挪用资金近3900万元。证据三，蓝星公司中国银行基本账户银行流水。内容：证明2011年1月至2018年7月间公司中行基本账户资金出入情况。证据四，一审张立伟举证“银行流水”中涉及蓝星公司的转账情况整理。内容：张立伟提交证据中显示其资金转入数额为5850万元，与主张七千余万的情况不符。证明：1.张立伟举证主张出资的转款记录都发生在2011年以后，与公司设立的2003年相距甚远，不应认定其缴付注册资本金。2.张立伟主张为公司经营转入资金(含辽东经贸)经核算均被李付珍挪用转出，至今欠付公司款项，不存在张立伟对公司经营注资几千万情况。3.蓝星公司与辽东经贸为正常业务交易，不应认定为出资款缴付或经营注资。4.李付珍利用职权挪用公司近3900万资金，极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张立伟质证称，对方的证据恰恰可以证明了两个公司都属于我本人经营，也是确实证明了不管资金都是由我和现任妻子经营的正常调配，我在一审中已经有证人证明企业是由我出资设立经营的。从2018年7月之后所有的账目全部被张宸扣留，法院提出多次，也不拿出来，这些资金往来都是正常的调配，这么多年都是我实际经营企业，有实际决策权。李付珍质证称，该组证据同意张立伟的意见，不属于新证据。另外该证据仅为公司中国银行账户的流水情况，但是公司账目不只一个，所以上诉人提供该组证据断章取义了公司在2011年—2018年期间的账目往来情况，其所述并不真实。在该组证据第二份文件中上诉人称是李付珍挪用了资金3900万元，但在证据中显示事项是张立伟而非李付珍，与李付珍相关仅有4.6万元，其关于挪用的指控毫无根据。蓝星玻璃质证称，第一，在2011年—2018年期间经与公司核实蓝星玻璃仅有中国银行一个基本账户。第二，对公司而言仅承认和认可李付珍与张宸的股东身份，并不知晓所谓张立伟与李付珍的代持关系，也不知其隐名身份。李付珍的身份一是股东，二是财务负责人，在2011年—2018年期间李付珍作为财务负责人可以控制公司的账户的转入及转出。李付珍操作公司账户向张立伟个人大额转出资金，其是否构成共犯关系不在本案中讨论的焦点。公司的管理职能一直由张宸主持，但基于与李付珍的亲属关系无法过多采取公权力的介入措施。上诉人张宸提供第六组证据：证据一，浦发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内容：2018年11月26日至2019年10月25日张宸主持蓝星公司借款1000万元。证据二，浦发银行最高额保证合同。内容：张宸为蓝星公司1000万元借款承担保证责任。证据三，估价委托合同。内容：2017年11月张宸主持对蓝星公司厂房土地评估抵押价值。证明问题：张宸始终控制蓝星公司经营。结合第一组证据张宸亲自办理银行贷款等融资合同数个价值近4000万人民币直接控制几次重大融资，维系蓝星玻璃运营资金，偿还购买土地资金，购买物资运营等借款，偿还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辽东经贸）各方的往来款需要，至今张宸仍就以个人财产以保证的担保方式向银行偿还借款和提供担保。张立伟质证称，都是之后发生的，在之前也办过，但是之前张宸做的法人，让他出面签字盖章，不能证明钱是他出的，都是我来经营，维护企业的发展，购买土地及设备，不能证明张宸经营及出资。李付珍质证称，该三份合同其中保证合同和借款合同均发生在张宸实际控制蓝星玻璃期间，作为正常经营产生借贷也是正常现象，并不能据此认定张宸即为蓝星玻璃一直以来的实际控制人和出资人。蓝星玻璃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的内容和证明问题没有异议。上诉人张宸提供第七组证据：2007年1月税务局制《蓝星公司房产税申报表》等、2007年1月税务局制《蓝星公司增值税申报表》等、2007年11月税务局制《蓝星公司房产税申报表》等、2008年1月税务局制《蓝星公司地方税费申报表》等。证明内容：2006年-2008年部分蓝星公司主管税务局填报的《会计报表》。证明问题：2006年-2008年期间，张宸参与蓝星公司报税等日常管理行为，作为负责人为蓝星公司经营材料、报税材料签章。上诉人张宸提供第八组证据：合同号LX-PROCUT-1采购合同、全自动打胶机合同书、产品购销合同、设备订购合同及发货单（均为复印件）。证明内容：2011年5月12日张宸作为负责人参与、主持蓝星公司多项设备采购。证明对象：2011年期间，张宸参与、控制蓝星公司生产设备采购等日常经营管理活动。对上述两组证据质证如下：张立伟质证称，税务报表是会计报，写的名字都是代签，不是我本人去做，这么多年都是。如果想知道打电话给当时税务专管员去问一下，就知道老板是谁，上诉人提供的日期当时张宸在沈阳化工学院上学，不可能经营这么大的公司。财务报表我们从一开始诉讼张宸就称被别人拿走了，到今天又拿出来了，财务报表中有很多都是真实的东西，他们都不拿出来，包括合同，每个合同都是我亲自与他们签定的。李付珍质证称，同意张立伟的质证意见，补充一下，关于财务报表上面张宸的签字均为代签，恰恰可以证明当时张宸并没有参与经营。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上诉人一直主张相关账册不在其手中，今天拿出了相关的申报凭证及证据，可见相关书证均在其控制下，人民法院合议认定我方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即蓝星玻璃依职属于张立伟实际管理控制。关于合同真实性有异议，合同中关于张宸的签字有些是后补的，不是合同订立时就签署的，还有是别代签的，被上诉人向以此证明张宸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但是事实上从其伪造的合同上可以体现出张宸根本没有参与经营管理。蓝星玻璃质证称，没有质证意见。被上诉人张立伟提供第一组证据：樊秀杰的证人证言，证明在2003年办理了验资报告的款项，是张立伟给我的钱，存到农业银行于洪支行办理验资。张宸质证称，张立伟提交的证人证言是由樊秀杰2020年4月22日作出，樊秀杰以第一人称身份“我”作出了该证人证言，但是经过开庭质证，对于四笔钱的时间、金额不知道，对于张立伟提供的证人证言真实性明显存在问题，质证中张立伟的代理人交给了樊秀杰四张纸，我不清楚是什么四张什么纸，企图引诱证人对于其无法作证的部分按照张立伟一方的意图强化记忆信息的引导，至今我们尚未让证人对于其所声称签字的四张存款单。上诉人反复询问该钱的所有权归谁所有，证人闪躲后，最后解释是辽东经贸公司老板张立伟是我的老板，我就认为是张立伟的钱，这是一个主观的推测，并无法证明张立伟想要证明谁出资的问题，以及前次我们辩论中资金来源的问题。李付珍质证称，对证据没有异议。蓝星玻璃质证称，第一，证人与张立伟有利害关系，在证明的工作期间张立伟是他的主管领导，且在刚才询问的环节，证人对于出资的时间具体金额均表示记不清楚了，但是在证人证言中却写的很清晰，在回顾开庭时间4月21日是上次开庭的时间，22日就作出了证人证言，其真实性以及是否受到诱导无法判断。第二，证人表示并不清楚张立伟80万元现金的来源，也不清楚这80万元是为哪个股东支付的实缴资金。第三，证人仅能证明经他手处理的80万元的资金与验资报告记载的500万元相距甚远。第四，经过询问可以知道张宸至少在2007年就已经参与了蓝星玻璃的经营，而并非主张的从未在蓝星玻璃参与经营管理。被上诉人张立伟提供第二组证据：各类票据凭证、裁定书。证明：四年中账都在会计手中，可以查到的近四年所有的票据都是由张立伟签字，在此期间关于蓝星玻璃的裁决都是由张立伟签字，有原始凭证提供给法院。张宸质证称，第一，这不是蓝星玻璃的财务账，上面是否有张立伟签字不能证明本案的相关问题。第二，从记录内容看该账本多页都是辽东经贸公司的内账，有张立伟的签字正常。第三，公司的帐簿不允许存在公司之外，对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李付珍质证称，没有异议。蓝星玻璃质证称，同意张宸的质证意见，财务账簿原件只有11本并不是全部的，该案件的结案付款是张宸个人银行卡支付的，凭证已经提供。蓝星公司提供证据：公司经理赵璞因向公司法定代表人好友辛子阳所要公司内部文件发生矛盾，因而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的相关材料。证明：沈阳市蓝星玻璃有限公司的财务账簿、公司交易合同等材料均为辛子阳扣留，暂无法提供法庭查阅，被上诉人申请的调查另也无法配合提供。张宸质证称，对真实性没有异议，起诉意见书记载的事实可以证明账目起码是在要求提供账目的期间内不在沈阳市蓝星玻璃有限公司的控制范围内，另外对账目这一事实我方没有举证责任，被上诉人没有就其诉讼请求相关证据在其举证能力范围内作出充分的举证，始终围绕账目举证不能的事实发表意见，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张立伟质证称，公司设立以来一直都是我在经营，只要把账目拿出来，就可以证明实际是谁在经营，上诉人为了逃避举证责任将财务账私自拿到家里后发生争执，致使财务账无法返回。李付珍质证称，同意张立伟的意见，该份证据可以证明在张宸实际控制公司之后，公司管理混乱，侧面可以反映出该公司并不是张宸一直在经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法律并不禁止合法有效的股份代持行为，在当事人内部之间就股权归属产生的纠纷时，应重点审查是否实际履行出资义务、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等实质性要件，名义股东不能仅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的权利。本案中，上诉人张宸与被上诉人张立伟均主张其对公司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实际行使了股东权利，故应由上诉人张宸、被上诉人张立伟对其主张的事实分别承担各自的举证证明责任。首先，关于出资的问题。案涉蓝星玻璃成立于2003年5月14日，公司实行实缴资本制度，公司验资报告载明截至2003年5月13日止，公司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金。故上诉人、被上诉人应就其于验资前已向案涉蓝星玻璃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的事实承担各自的举证责任。就此问题，被上诉人张立伟提供了中国农业银行记账凭证四张及樊秀杰的证人证言，用以证明其于2003年5月9日至2003年5月14日以现金方式实际出资80万元。该记账凭证与证人证言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证明樊秀杰系受上诉人张立伟的指示向案涉蓝星玻璃公司账户存入现金80万元，被上诉人张立伟以现金方式实际出资80万元。上诉人张宸提供了《验资报告》证明其已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验资报告系在实缴资本制度下设立公司所必须对外提供的证明文件，本案系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件，上诉人张宸为公司登记股东，现上诉人张宸仅以公司设立过程中对外提供的证明文件记载为由证明其已实际履行了股东出资义务，该证据证明力明显不足。其次，关于行使股东权利的问题。本案中，被上诉人张立伟主张其为案涉蓝星玻璃的实际出资人，被上诉人为名义股东，案涉蓝星玻璃从2003年设立以来，直至2017年被上诉人张宸将其赶出公司，公司一直由其实际经营控制。被上诉人张宸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予以否认，其主张公司从设立至今一直由其实际经营控制。针对双方的诉辩主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2017年以后案涉蓝星玻璃已由上诉人张宸控制一事没有异议，故本院应就公司从设立至2017年之间公司的实际控制经营情况进行审查。被上诉人张立伟提供的各类票据凭证上均有张立伟作为公司管理人的审批签字，系其在公司经营期间对内行使财务管理审批权的证明，可以据此证明被上诉人张立伟在公司设立至2017年期间对公司进行实际经营与控制。上诉人张宸所提供的银行借款合同、项目申请表、成交确认书等证据均为上诉人张宸作为工商登记记载的股东在公司对外经营活动中所形成的文件材料，上述证据对于公司以外的债权人具有公示效力，但对于公司内部人员就股权归属产生争议的证明力较弱。关于上诉人张宸主张被上诉人张立伟对其进行赠与的问题。赠与须赠与人作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的意思表示，受赠人表示接受。本案中，被上诉人张立伟对上诉人提出的赠与主张不予认可，上诉人张宸亦无法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曾向其作出过赠与的意思表示。另外，上诉人张宸于2010年8月11日即回国，如前所述，上诉人张宸回国后亦没有对公司进行控制经营管理，没有作出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故本院对上诉人张宸提出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800元，由上诉人张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啟星审判员  宋 刚审判员  赵 卫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法官助理贺菲书记员梁婉莹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