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云26民申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某1，男，1952年12月7日生，彝族，住文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兴荣，女，汉族，1954年9月19日生，住文山市，系刘某1之妻，特别授权。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某2，女，1963年9月20日生，彝族，住广南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某3，女，1960年1月12日生，彝族，住广南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某4，女，1970年11月6日生，彝族，住广南县。原审第三人：刘某5，女，1954年12月30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泸西县。再审申请人刘某1、刘某2因与被申请人刘某3、刘某4、原审第三人刘某5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云26民终3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刘某1、刘某2申请再审称，（一）原一、二审认定事实不清。1、原审庭审已经查明，位于广南县地产，为刘炳荣、娄方仙健在时经政府批准所建，为二老遗产。申请人、第三人自始至终没有明确表示放弃继承，也没有丧失继承权的法定事由。申请人、被申请人、第三人均享有继承份额。2、广南县南坛小区39号宗地于2002年7月2日初始登记在刘炳荣名下，直至刘炳荣、娄方仙二老均归世都没有变更登记，也未对该宗地留有遗嘱。各法定继承人之间也没有形成过任何分割协议，申请人、第三人刘某5均没有明确表示放弃对该39号宗地的使用权继承份额。各法定继承人均享有份额。3、刘炳荣、娄方仙二老过世后，刘某1收到二被申请人的各3万元，没有标的物指向、没有相关书面协议支撑，更没有变更登记。不能主观臆断、想当然的认定为出售79号、80号房屋。况且，刘某1夫妇也没有79号、80号房屋、地产的处置权。退一万步讲，收条上注明的也仅为房屋，并没有包括地产。根据原一审查明的事实，79号、80号房屋、地产包括后半部分的房屋、地产和前半部分的房屋、地产。后半部分的房屋为刘炳荣、娄方仙二老健在时，刘某1夫妇全额出资翻建；前半部分的房屋为二被申请人私自仅修了门头并在此开商店从事经营多年。那么，刘某1收到的6万元，根据市值最多也只能视为刘某1将79号、80号房屋（不含地产）的前半部分处分绐二被申请人，该处分行为也还须得到刘炳荣、娄方仙的其他法定继承人追认，才能产生效力。根据《合同法》、《物权法》的规定，在没有经其他法定继承人追认并经依法登记的情况下，刘某1收取刘某4、刘某3各3万元的行为属不当得利，刘某1应返还6万元。4、广南县南坛小区38号宗地为刘炳荣、娄方仙二老健在时就已经登记在刘某2名下，为刘某2个人财产。与本案诉争事实无关联性，不应纳入争议范畴。5、本案经过鉴定部门鉴定，申请人支付了1.4万元鉴定费，应由申请人、被申请人分摊。原一、二审在没有相关证据支撑的情况下，主观臆断、想当然的认定为刘某1收到二被申请人各3万元为刘某1处置79号、80号房屋、地产得款，明显过于牵强，忽略了《继承法》和《物权法》对遗产继承权的保护及不动产交易的强制性规定，属认定事实严重错误。6、修建高铁路时，土地被征收，所得的土地征收补偿款1.6万元，在原一审庭审中，申请人、被申请人及第三人均予以认可该事实，而原一审却机械的以申请人未举证证明具体性质为由不予支持；对于出售红坡大地的4万元，该地块已经被买受人经正常程序合法使用，被申请人也明确拿到。原一审却将已经合法化的事情再以非法观点进行评价，违背客观实际。（二）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1、本案诉争的标的物均为不动产，不动产请求权为物权请求权，物权请求权的作用在于保障物权恢复圆满状态。只要物权存在，物权请求权就必然存在。根据《物权法》第33条的规定，物权请求权不受诉讼时效限制。因此，本案不受诉讼时效限制，当事人随时有权主张其权益。2、79号、80号房屋、地产及广南县南坛小区39号宗地。自刘炳荣、娄方仙二老过世后，各法定继承人之间没有任何书面协议，没有任何人明确表示放弃继承，也没有任何人丧失继承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答复江苏高院的请示而作出的《关于继承开始时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又未分割的可按析产案件处理的批复》（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参照执行）的规定，申请人、被申请人及第三人均随时有权对刘炳荣、娄方仙的遗留的房产、地产主张分割处理，不受诉讼时效限制。3、从立法本意角度考量，《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均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均以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为起算点。从文学常识理解，知道即为有证据证实事态真实面貌，应当知道则为在无证据证实的情况下，法官对事态面貌的一种推定。即，在有证据证实的情况下法官不能适用推定。况且，我国法制体系下也是严格限制内推的。刘某1已经有充分证据证实其是2017年2月24日委托律师从广南县国土资源局调取不动产登记情况之日，才知道权益被侵害。法官的内推判案权就受到了严格限制，就不能采用内推。就应以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作为判案依据。而原一审法院在有证据证实的情况下，还盲目的适用内推。明显违背立法本意。（三）一审越权办案。刘某4伪造证据将广南县南坛小区39号宗地几次转手出售，本身就为颁证部门审查不严所致，依法应予撤销。上诉人暂未主张撤销该宗地的产权证。是综合考虑法的价值评判原则及姊妹亲情，才暂未主张撤销。而原一审法院却将错就错，不严格审查颁证程序的错误性、违法性，不考虑本案的综合性。以错误的产权证作为判案依据，明显超越办案权限。（四）原一、二审判决错误。79号、80号房屋、地产及广南县南坛小区39号宗地为刘炳荣、娄方仙生前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修建高铁路时，土地被征收，所得的土地征收补偿款1.6万元及出售红坡大地的4万元为刘炳荣、娄方仙生前就已经产生的收入，均应定性为其生前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刘炳荣、娄方仙死亡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第三人未对上述遗产进行过分割。况且，申请人对79号、80号房屋、地产及广南县南坛小区39号宗地主张分割为对不动产主张权益，为物权请求权，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申请人收到的6万元无证据证实其性质，不应主观的视为其对遗产份额的处分。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出现同一案号内容各一的三份判决书。综上所述，申请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二）、（三）、（六）项规定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已生效的（2016）云2627民初1251号民事判决和本案一、二审查明的事实，1990年8月刘某1与刘某4及刘炳荣、娄芳仙共同生活而翻建一幢砖混结构房屋，实属四人共有财产。2003年3月，刘某3、刘某4回来南街老房赡养刘炳荣、娄芳仙，并由刘某3、刘某4将临街部分老房翻建成现争议的79号、80号房屋前半部分居住生活，刘某3、刘某4对二老尽了赡养义务。二老去世后，刘某1已对自己的共有份额及对父母的继承份额均作出了处分即收到刘某3、刘某4各30000元。二审结合已查明事实，确认刘某3、刘某4已按口头协议履行了对老人的赡养、安葬义务，按协议履行了对刘某1应享有的共有份额及老人遗产份额的补偿无误。二审法庭调查中，审判长征询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法律事实是否有异议，双方均回答无异议。申请人提出原一、二审认定事实不清的理由不予采信。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本案为法定继承纠纷诉讼，受我国《继承法》的调整，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2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刘某1于2017年1月提起法定继承纠纷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另，对于征地补偿款1.6万元和红坡大地款4万元，二审已阐述因征地补偿行为发生于刘炳荣、娄芳仙去世之后，根据征地补偿款性质，不能认定为刘炳荣、娄芳仙的遗产；红坡大地款4万元，因售地行为发生于刘炳荣、娄芳仙在世之时，售地款项至二人去世时是否尚有结余，为谁收执，刘某1刘某2未能举证证明，不能认定为刘炳荣、娄芳仙遗产。一审驳回刘某1、刘某2的诉讼请求，二审予以维持并无不当。刘某1、刘某2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某1、刘某2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杨应辉审判员  王汉水审判员  廖俊雁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书记员  韦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