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5民撤1号 原告：汪凌辉，男，1971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博君，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蕊，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南浔古镇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适园路徐家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03758084703G。 法定代表人：朱旭梅，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超，北京隆安（湖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中福康华景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路13号7层81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5548293200。 法定代表人：刘平山，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文，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丽华，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汪凌辉与被告浙江南浔古镇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浔旅游公司）与湖州南浔古镇景区营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浔营销公司）、北京中福康华景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中福公司）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浙05民初110号民事调解书，向本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院于2019年9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南浔营销公司于2019年12月2日注销，其股东南浔旅游公司作为法人清算后法律后果承担者身份参加诉讼。本院分别于2019年10月25日、2020年1月16日、2020年4月8日三次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汪凌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博君、陈蕊，被告南浔旅游公司、南浔营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超，被告北京中福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文、孙丽华到庭参加第一次庭审。原告汪凌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博君，被告南浔旅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超，被告北京中福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丽华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因新冠疫情影响，原告汪凌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博君、陈蕊，被告南浔旅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超，被告北京中福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文通过视频参加第三次庭审。因各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依法扣除三个月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汪凌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本院于2019年6月27日作出的（2019）浙05民初110号民事调解书；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汪凌辉是南浔营销公司的投资人，享有该公司15%的股权，该股权由被告北京中福公司代为持有。原告汪凌辉作为投资人还是南浔营销公司的董事，其投资人及股东身份南浔旅游公司、北京中福公司知晓并认可。三被告在参加诉讼并作出调解协议的过程中并未通知原告汪凌辉，在未经原告汪凌辉认可的情形下直接处分了其享有的15%股权。并且，股权转让价值明显低于实际价值，存在恶意串通侵害原告汪凌辉合法权益的情形。 被告南浔旅游公司辩称，一、原告汪凌辉不具备提起本案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1.原告汪凌辉既非南浔营销公司的股东，也不享有股权的质押权，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三被告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作出（2019）浙05民初110号民事调解书，并未损害原告汪凌辉的权益，其对涉诉公司并无独立的请求权或利害关系。2.被告南浔旅游公司和被告北京中福公司经双方合意并调解确认的股权转让价格合法、合规、合理，不存在恶意串通。3.原告汪凌辉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合同纠纷一案，第二项诉讼请求就是要求确认其在南浔营销公司享有15%的股东权利，说明其股东身份待定。二、《委托投资持股协议》应当认定为无效协议。1.南浔营销公司的股东为受湖州南浔古镇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南浔旅游公司和中国康辉旅行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指定的北京康辉景区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原告汪凌辉并未受到任何一方指定，其无权成为南浔营销公司的股东。2.南浔营销公司成立的时间为2014年10月9日，但《委托投资持股协议》签订的时间为2014年10月18日，此时，原告汪凌辉已被聘为南浔营销公司的总经理，掌握公司公章的使用权，且该协议并未出现了历次的股东会或董事会议上，因此，该协议应认定为无效。3.原告汪凌辉提交的转账凭证，不能体现代持股份的法律关系。三、即使原告汪凌辉有所投资，也不能当然成为南浔营销公司的股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即使《委托投资持股协议》有效，原告汪凌辉享有的也只是投资权益，不能享有股东权益。而从原告汪凌辉提交的2014年10月8日的董事会决议和股东会决议、2014年10月9日工商登记信息、2015年1月14日董事会决议以及2019年第四届董事会会议纪要等证据，均无法证明原告汪凌辉系南浔营销公司的股东。四、被告南浔旅游公司作为善意第三人应当得到法律保护。股东登记具有公信力，即使《委托投资持股协议》有效，也仅具有内部效力，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只要第三人的信赖合理，第三人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就应受到法律优先保护。综上，原告汪凌辉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不适格，其与被告北京中福公司签订的《委托投资持股协议》侵害了其他股东的同意权和优先购买权，应认定为无效，故请求驳回原告汪凌辉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北京中福公司辩称，一、《委托投资持股协议》违背《合作协议》的约定，且原告汪凌辉签订协议时，北京中福公司的股东为李继烈和中国康辉旅行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李继烈，本案系李继烈擅自利用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身份盗用公司之名与原告汪凌辉签署协议，并非真实有效。退一步讲，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即使协议有效，也仅仅涉及投资权益方面的约定有效，关于股东身份关系的内容无效。二、根据《湖州南浔古镇景区营销有限公司章程》的约定，北京中福公司作为南浔营销公司的股东，持有51%的股权。2016年11月，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北京中福公司成为控股股东，在股权转让过程中，李继烈并未告知汪凌辉代持的事宜，且李继烈出具承诺，保证其出售股权等资产权属清晰，导致北京中福公司并不知情。三、鉴于被告北京中福公司享有对南浔营销公司51%的股权，原告汪凌辉并不享有所谓15%股权的所有权，因此其无权要求撤销民事调解书。综上，（2019）浙05民初110号民事调解书，系在人民法院组织调解下作出，内容真实、合法、有效，原告汪凌辉无权撤销。 原告汪凌辉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9）浙05民初110号民事调解书，证明该调解书未经原告汪凌辉确认，应当予以撤销。2.《委托投资持股协议》。3.记账回执。证据2、3证明原告汪凌辉委托被告北京中福公司代持15%股权。4.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湖州南浔古镇景区营销有限公司章程及董事、监事、经理信息，证明原告汪凌辉系南浔营销公司董事、经理。5.《委托投资持股协议之补充协议》，证明被告北京中福公司向南浔营销公司派遣的董事之一就是原告汪凌辉，而南浔营销公司作为投资人、股东，显然对此知晓并认可。6.2017年12月12日信访处理意见、浔旅信（访）告[2017]3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给陈书记的信、2018年10月15日湖州市信访局处理意见、浔旅信访复字〔2018〕1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证明南浔营销公司2017年已经知晓代持情况，但并未提出异议。7.第四届董事会一次会议纪要，证明调解协议中净资产80万元的数额与实际情况不符。8.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证明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确认被告北京中福公司持有南浔营销公司的股份仅为36%。9.记账回执，结合证据3，可以证明原告汪凌辉将股权价款打入被告北京中福公司账户后，由被告北京中福公司打入南浔营销公司账户。10.服务报酬结算计算表，证明南浔营销公司2015年以来门票收入情况，汪凌辉占15%，其股权权益为1392万元左右。11.记账凭证，证明被告北京中福公司明知原告汪凌辉股东身份。 对于原告汪凌辉提交的上述证据，经当庭质证，被告南浔旅游公司认为：证据1，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调解与原告汪凌辉无关，无需经过其确认。证据2，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南浔营销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9日，而协议签订时间为2014年10月28日，此时原告汪凌辉已经被聘为南浔营销公司经理，掌握公章，且该协议从未在股东会或董事会出现，即使是股权转让，也是私下股权转让，侵犯了南浔营销公司的知情权。证据3，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并不能证明转让款系股权转让款或股权代持款。证据4，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仅能证明原告汪凌辉自2014年10月8日开始担任南浔营销公司董事，但董事与股东并非同一概念，此外，因原告汪凌辉掌握了公司公章，不排除其滥用职权之嫌。证据5，对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该补充协议没有被告南浔旅游公司、南浔营销公司公章，且被告南浔旅游公司并未追认原告汪凌辉股东身份。证据6—8，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证据9，对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记账回执只能证明原告汪凌辉向被告北京中福公司转账150万元，不能证明该款项系股份代持价款。此外，原告汪凌辉提供的《委托投资持股协议》和证据2所谓的资金投入，都是在南浔营销公司成立之后，即使真实，只能是股权转让，且需要被告南浔旅游公司同意。对证据10、11的三性均有异议。被告北京中福公司认为：证据1，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调解书内容正确，并未损害原告汪凌辉的权益，无需经其确认，不应予以撤销。证据2，对真实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汪凌辉与被告北京中福公司之间存在代持股权的关系。证据3，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款项本身并不能证明系代持股份价款。证据4，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原告汪凌辉系公司董事。证据5，对真实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汪凌辉系公司股东或投资人。证据6、8，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被告北京中福公司代为持有南浔营销公司15%股份的事实。证据7，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证据9，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向南浔营销公司汇入的款项系原告汪凌辉汇入。对证据10、11的三性均有异议。 被告南浔旅游公司未提交证据。 被告北京中福公司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企业基础信用报告，证明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之后才成为被告北京中福公司的股东，对于所谓成立时的协议均不知情，且法定代表人有越权嫌疑。2.资产负债表，证明标的公司2018年的净资产仅为82万余元，调解书内容并不损害原告汪凌辉的权益。3.南浔营销公司审计报告，证明南浔营销公司2017年净资产为29万元左右。4.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北京中福康华景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90%股权的公告，证明北京中福公司在股权转让时承诺股权不存在瑕疵。 对被告北京中福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原告汪凌辉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本案的诉讼当事人是北京中福公司而不是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收购股权时是否知情不影响本案协议的效力。证据2、3，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原告汪凌辉提交的框架协议、董事会决议及信访批示等，每年门票收入应当按照约定的比例支付给南浔营销公司，但资产负债表和审计报告均未如实记录该应收账款。证据4，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被告南浔旅游公司对被告北京中福公司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本院经审查认定，对原告汪凌辉提交的证据：证据1，系本案审查对象。证据2、3、5—9，真实性予以确认，其证明目的是否成立需要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评判。证据4，予以确认。证据10，系原告汪凌辉单方制作，对其三性不予确认。证据11，因北京中福公司未盖章确认，且认为该证据取得方式不合法，不予确认。被告北京中福公司提交的证据，对关联性予以确认，其证明目的是否成立需要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评判。 经审理查明，2014年7月5日，湖州南浔古镇管理委员会与中国康辉旅行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后更名为中国康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自协议生效后一个月内共同投资设立“南浔古镇营销有限公司”，湖州南浔古镇管理委员会出资490万，占49%股权，中国康辉旅行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510万，占51%股权；自2019年1月1日起，湖州南浔古镇管理委员会有权收购中国康辉旅行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南浔营销公司2%的股权，自2024年1月1日起湖州南浔古镇管理委员会有权收购中国康辉旅行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南浔营销公司19%的股权，最终达到湖州南浔古镇管理委员会可持有南浔营销公司70%的股份。 2014年10月9日，南浔营销公司登记设立，其中，南浔旅游公司持有的49%股份，北京康辉景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持有51%的股份。北京康辉景区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于2014年11月7日、2014年12月11日向南浔营销公司转账360万元、150万元。南浔旅游公司分别于2014年10月31日、2014年11月18日向南浔营销公司转账100万元、390万元。2014年10月18日，汪凌辉与北京康辉景区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南浔营销公司签订《委托投资持股协议》，约定北京康辉景区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代汪凌辉持有南浔营销公司15%的股份。2014年10月8日，南浔营销公司股东会选举汪凌辉为公司董事，任期三年。同日，南浔营销公司董事会聘任汪凌辉为公司经理。2014年10月20日，汪凌辉与北京康辉景区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委托投资持股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汪凌辉在南浔营销公司的北京康辉景区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份中实际投入150万元，并约定由汪凌辉出任一名董事。2014年11月21日、12月8日，原告汪凌辉向北京康辉景区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转账50万元、30万元、70万元。 另查明，2016年7月5日，北京康辉景区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为北京中福康华景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2019年12月2日，南浔营销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办理注销登记。 又查明，南浔旅游公司向本院提交确认书，对在清算期间以及公司注销之后以南浔营销公司名义委托代理人和参加诉讼的相关行为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委托投资持股协议》、《委托投资持股协议之补充协议》是否有效；二、汪凌辉请求撤销（2019）浙05民初110号民事调解书的诉请是否成立；三、本案是否需要中止审理。 一、《委托投资持股协议》、《委托投资持股协议之补充协议》是否有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基于公司治理透明化的要求，虽然股权代持并不被鼓励，但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股权代持合同，如果并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撤销或无效的情形，应当认定为有效。本案中，原告汪凌辉提交了其与北京康辉景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之间签订的《委托投资持股协议》、《委托投资持股协议之补充协议》，并提交了银行转账凭证，在无证据证明本案存在撤销或无效的情形下，应认定《委托投资持股协议》、《委托投资持股协议之补充协议》有效。 二、汪凌辉请求撤销（2019）浙05民初110号民事调解书的诉请是否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股东名册、工商登记是公司股东行使股东权利的外观依据。对于公示体现出来的权利外观，导致第三人对该权利外观产生合理信赖，法律应当予以保护。本案中，南浔旅游公司基于公示信赖与另一股东北京中福公司就南浔营销公司股权转让事宜达成调解协议，并由本院制作调解书，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原告汪凌辉因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其不能以其与北京中福公司之间存在委托投资关系为由对抗显名股东之间就股权转让事宜签订的调解协议。由此，原告汪凌辉请求撤销（2019）浙05民初110号民事调解书的诉请，不能成立。 虽然《委托投资持股协议》、《委托投资持股协议之补充协议》均盖有南浔营销公司印章，但基于汪凌辉系南浔营销公司经理，存在掌握公章之职务便利，故《委托投资持股协议》、《委托投资持股协议之补充协议》虽盖有南浔营销公司印章，但在无其他证据证明南浔旅游公司对此知情的情形下，委托投资持股协议的效力仅及于代持人和被代持人，不能约束公司或其他股东。至于汪凌辉参与公司经营的问题，系其基于公司管理人员的履职行为，在无证据证明其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经营的情形下，汪凌辉以其为股权的权利人为由主张撤销显名股东的股权处分协议，不应予以支持。 三、本案是否需要中止审理 庭审中原告汪凌辉以已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合同纠纷之诉为由向本院提交中止审理申请书，但根据其提交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商事传票，案号为“2019年朝预民字第72154号”，从上述“案号”分析，该案并未正式立案受理，本案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中止诉讼的情形，故原告汪凌辉要求本案中止审理的请求，本院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原告汪凌辉请求撤销本院（2019）浙05民初110号民事调解书的诉请不能成立。至于北京中福公司转让其股份的行为，是否损害汪凌辉的合法权益，其可以另案主张。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汪凌辉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14859元，由原告汪凌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赵 龙 审判员 林型茂 审判员 杨 峰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 书记员 徐 星 -12-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