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1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剑丰，男，1977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大埔县。上诉人（原审被告）：魏淑燕，女，1986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仕林，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航，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玉华，女，1968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斌，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黄大和，男，1968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原审第三人：黄浩，男，1990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以上两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斌，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剑丰、魏淑燕因与被上诉人林玉华，原审第三人黄大和、黄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49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剑丰、魏淑燕上诉请求：l.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在查明事实后改判驳回林玉华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林玉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没有查清基础法律关系为何及债权数额，在黄剑丰、魏淑燕提出充分抗辩的情况下，仅凭《欠条》判决债权成立，显属事实不清，认定错误。(一)一审拒绝调查基础法律关系，对债权如何形成未进行必要的调查。1.林玉华主张的基础法律关系前后矛盾。林玉华在立案和第一次庭审中诉称的基础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在第二次庭审时改口是“债权债务关系”，但至于是什么债权债务关系，拒绝回答。黄剑丰、魏淑燕要求林玉华明确基础法律关系的请求，被一审无理拒绝。一审判决书对《欠条》的定性前后矛盾，对《欠条》是如何形成的没有调查。一审判决先是认定“两份《欠条》是对之前已经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对账清算”，后又认定“《欠条》……即契约、协议、合同”，反映出一审裁判的逻辑混乱。《欠条》属于债权凭证，不属于合同。对于债权凭证的内容是否真实，允许抗辩和反驳。黄剑丰、魏淑燕在一审时提供大量证据证明该债权凭证的形成缺乏事实依据，一审应当查明《欠条》是如何形成的，并应责令林玉华对此进一步举证证明。2.黄剑丰、魏淑燕一审提交的大量证据业已证明在黄剑丰、魏淑燕与黄浩之间存在合伙关系，《欠条》是合伙人未清算时出具的，《欠条》的金额与事实不符，应当允许黄剑丰、魏淑燕反悔。黄剑丰、魏淑燕主张的合伙事务款项基本涵盖林玉华主张的债权款项，这些款项都经黄浩收支，这些款项反映的是“同一基础法律关系”，能够清晰的反应《欠条》的形成是基于黄剑丰、魏淑燕与黄浩间的合伙经营广州市广江电器有限公司（下称广江公司），一审法院在判决中“涉案款项系用于魏淑燕经营的广江公司的生产经营”也对涉案款项系用于合伙企业予以确认。黄浩作为投资人兼会计、出纳，对双方经营的公司款项未结清，存在收入大于其投资支出的事实。即使认定黄浩仅仅作为公司财务履行职责，一审法院也应当查明林玉华诉称的“债权本金”如何产生，涉案银行流水到底是黄浩为合伙企业广江公司垫付的货款还是受黄剑丰、魏淑燕指示代其支付货款。一审法院在对黄剑丰、魏淑燕多次以合伙关系提出抗辩后，未对属于何种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必要的调查。(二)一审判决笼统地认定“黄剑丰与林玉华之间存在债权债务的法律关系”，但对这种债权债务关系到底为何不作调查。1.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应当全面客观查明案件事实，即应当查明林玉华主张的是何债权债务关系及其债权性质、金额、债权的形成，这些一审都没有查明。2.一审无理拒绝黄剑丰、魏淑燕的发问，属于程序错误。黄剑丰、魏淑燕申请一审法院追加黄浩、黄大和为本案第三人，目的是查明案件事实，而在庭审中黄剑丰、魏淑燕的代理人向黄浩发问过程中，遭到林玉华代理律师干扰，一审法院主审法官不仅不制止林玉华代理人，反而制止黄剑丰、魏淑燕代理人向第三人发问，致使黄剑丰、魏淑燕申请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的目的不能实现，涉嫌剥夺黄剑丰、魏淑燕的诉讼权利。(三)在黄剑丰、魏淑燕主张黄浩经手的款项基本涵盖林玉华主张的款项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于双方是否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及该经济往来是否与本案同属一个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抵消等问题均未予以查明。1.黄剑丰、魏淑燕主张合伙期间的经营收入和支出，都为黄浩掌管，并提出了相应证据。黄剑丰、魏淑燕主张黄浩掌管的公司支出中的款项基本涵盖了林玉华最初主张的借款本金。2.黄浩账户内资金用于公司经营收入和支出，是林玉华自认的事实。既然黄浩承认其账户内资金有收入有支出，就不能单凭其(代公司)支出认定其出借的款项(或者改口后的债权)，还应结合其(代公司)收入予以认定。3.林玉华主张黄浩账户内资金汇给案外人属于向黄剑丰借款，黄剑丰、魏淑燕主张黄浩账户内资金汇给案外人属于合伙支出，双方争议的是同一事实，林玉华截取“黄浩账户内资金汇给案外人”的事实和证据，主张黄剑丰欠她钱，显然是片面的，黄剑丰、魏淑燕已通过完整的收支，证明《欠条》所载明的金额不真实。4.黄剑丰、魏淑燕提交证据足以证明黄浩代公司收取的钱多于其代公司支出的钱，《欠条》载明的债务金额不真实，不成立。黄剑丰、魏淑燕对于黄浩收取经营收入的统计表来源于黄浩本人的电脑，是黄剑丰、魏淑燕从黄浩的电脑中复制的文件，其真实性可以通过向黄浩询问及调取黄浩电脑予以证实，也可以通过其他证据予以佐证。黄浩收取经营收入的统计表，每一笔都有黄浩本人的记录为证，也有微信收款记录为证。一审法院对于黄剑丰、魏淑燕上述抗辩均未理会，同时对于黄剑丰、魏淑燕提交的证据也均未审查，而是仅凭《欠条》认定其债权真实有效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基础。二、一审法院将本案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判决魏淑燕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一审适用的法律条款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是错误的，首先，一审判决认定“涉案款项系用于魏淑燕经营的广州市广江电器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经营”，而广州市广江电器有限责任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涉案款项应认定为广州市广江电器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其次，黄剑丰出具的《欠条》上并没有魏淑燕的签名，且涉案款项远远超过了日常生活的需要的债务金额范围。因此，本案争议的款项并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三、林玉华的起诉漏洞百出，表明其虚构事实，债权存在虚构。（一）诉状所称的基础法律关系，前后矛盾，语焉不详如前所述。（二）诉称的“债权本金”如何产生以及数额，基本事实语焉不详。第一次庭审时主张其借款本金的事实是其丈夫、儿子通过银行向案外人支付的汇款200余元，及部分现金。但对汇款为何有整有零，没有给出合理解释。对现金为何有整有零，拒绝回答。对现金如何交付，何时何地交付，拒绝回答。第二次庭审时，对其改口之后的“债权本金”是如何产生，拒绝回答。对其主张的债权数额与其提交的证据之间的关系未作出必要的说明。（三）虽有欠条，但林玉华未完成其举证义务。1.林玉华对其债权及其真实发生负有举证义务。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早就要求对大额借贷事实是否发生要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当事人的陈述、证人证言等事实进行综合判断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的核心内容可以总结为：只有在贷款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资金交付事实的发生具有高度可能性，足以使法官对交付的存在形成内心确信的标准时，才能被视为完成证明责任。林玉华虽对其主张的借贷关系予以改口，但应当对其主张的债权如何发生进行举证，上述司法解释仍有参照适用的价值。2.本案林玉华主张的借贷事实未实际发生。其在诉状中和第一次庭审时主张的事实，均为向案外人支付货款。其称其受黄剑丰、魏淑燕委托付款，但未提交证据；黄剑丰、魏淑燕称是林玉华儿子黄浩作为合伙人履行合伙经营事项的支出，并提出了证据且有证人出庭作证。其在第二次庭审时改口主张是“债权债务关系”，但并未明确所谓“债权债务关系”与其所汇款事实的关联性。3.林玉华改口的“债权”，实质是债权转让，属于合伙债权。林玉华主张事实的实质是债权转让，对受让债权的真实发生，负有举证义务。对于债权转让，黄剑丰、魏淑燕可以对黄浩的抗辩向林玉华提出。林玉华抗辩在二人合伙期间，黄浩作为投资人兼会计、出纳，对双方经营的公司款项未结清，存在收入大于其投资支出的事实。即使认定黄浩仅仅作为公司财务履行职责，黄浩也有义务通过证据否定其收取的公司应得款项大于其给付公司的款项。4.在黄剑丰、魏淑燕举证该债权(合伙清算债权)不真实的情况下，林玉华负有进一步举证的义务。5.欠条在合伙未清算的情况下，由黄剑丰出具，对其中包含的不真实的部分，黄剑丰有权反悔，其妻子有权反对。对其中是否存在不真实的成分，合议庭有责任查清。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将本案发回重审或全面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林玉华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黄剑丰、魏淑燕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原审第三人黄大和、黄浩辩称：同林玉华意见一致。被上诉人林玉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黄剑丰、魏淑燕共同向林玉华返还欠款18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80万元为本金，自2017年1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黄剑丰、魏淑燕承担连带支付责任；2.黄剑丰、魏淑燕共同承担案件受理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林玉华与黄大和是夫妻关系，黄浩是林玉华与黄大和之子。黄剑丰与魏淑燕是夫妻关系，涉案债务发生黄剑丰、魏淑燕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魏淑燕是广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唯一股东，黄剑丰在本案庭审中称其是广江公司的员工。黄浩曾在广江公司任财务人员。林玉华称黄剑丰因资金周转需要向其借款，林玉华通过其子即本案黄浩向黄剑丰出借款项，黄浩于2015年5月21日向黄剑丰转账60万元，林玉华称黄浩在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10月10日期间向黄剑丰指定的不特定的案外人转账1492613元、向黄剑丰出借现金20万元，黄剑丰共向林玉华借款230万元。黄剑丰于2017年1月20日向林玉华出具《欠条》，该《欠条》载明：“今欠林玉华现金共贰佰叁拾万元正，此款分为贰年半还清，（于贰零壹柒年壹拾贰月还款陆拾万元正，②贰零壹捌年壹拾贰月还款玖拾万元正，③贰零壹玖年六月份之前还清捌拾万元正。2017年1月20日借款人：黄剑丰身份证”。黄剑丰在出具上述欠款金额为230万元的《欠条》后向林玉华还款30万元，并于2017年12月27日向林玉华重新出具《欠条》，2017年12月27日向林玉华重新出具的《欠条》载明：“今欠林玉华现金共贰佰万元正，此款分为贰年半内还清即是30个月，于（贰零壹捌年叁月还款贰拾万元）（于贰零壹捌年壹拾贰月内还款陆拾万元）（于贰零壹玖年壹拾贰月内还陆拾万元）（于贰零贰零年六月份还陆拾万元）注，每一笔还款必须重新写借条，不计利息今收到黄剑丰还款人民币贰拾万元正（￥200000元）2018.4.162017年12月27日借款人：黄剑丰身份证：”。林玉华称上述借款本金是林玉华与黄剑丰经核对后确认的金额，黄剑丰于2017年12月27日偿还30万元后，再于2018年4月16日偿还20万元，黄剑丰至今尚欠林玉华借款本金180万元。林玉华在庭审过程中并主张不认可2017年12月27日约定的还款期限，故其主张黄剑丰仍应按照2017年1月20日出具的《欠条》约定的期限还款及支付逾期利息。林玉华并主张黄剑丰涉案债务发生在黄剑丰与魏淑燕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魏淑燕应当对黄剑丰所负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黄剑丰在本案庭审中确认上述两张《欠条》是其出具的，但称《欠条》所载本金是其与黄浩合伙经营电器开关插座（广江公司）产生纠纷，其是在林玉华逼迫写下的两份《欠条》，其与黄浩合伙经营的账目未能清理完毕。黄剑丰在本案庭审中并称黄浩向其转账的60万元是黄浩的投资款，其向林玉华偿还50万元是散伙之后归还投资款。黄剑丰在第一次庭审否认林玉华主张的全部欠款，黄剑丰在第二次庭审过程中表示涉案债务其只认可60万元，其他款项均是合伙资金，且债权人应为黄浩并非林玉华。魏淑燕称其并未参与公司管理经营，涉案债务也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魏淑燕亦未书面确认涉案债务，故魏淑燕认为其无需对黄剑丰所负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林玉华在本案中提供了以下证据：日期分别为2017年1月20日、2017年12月27日的《欠条》、微信聊天记录、银行流水、黄浩、黄大和出具的款项说明等证据；林玉华在第二次庭审要求收回其在第一次庭审中已提供的2017年12月27日的《欠条》，并要求按2017年1月20日的《欠条》来计算逾期付款利息。黄剑丰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收据、黄剑丰收款清单，拟证明林玉华与黄剑丰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借据形成的基础法律关系是黄浩与黄剑丰之间的合伙关系；2.合作协议、进货订单、购销合同、证人证言，拟证明林玉华提供的银行流水是黄浩与供货商之间货款往来流水；3.日记账、证人证言，拟证明黄浩与黄剑丰在合伙经营中财务账目相关事情由其负责，合伙经营中的收支账户均为黄浩个人银行账户；4.广州市珠江开关电器厂出货单、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其与黄浩合伙经营开关电器生意的事实，5.商品购销合同、收入表、付款表，拟证明其与黄浩合伙经营的收支情况，6.微信转账记录，拟证明其与黄浩合伙经营期间黄浩负责财务，7.银行流水，拟证明黄浩将合伙收入转入个人名下，8.广江公司收款表。在本案庭审过程中，一审法院要求林玉华明确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及案由。林玉华称本案是由黄剑丰向林玉华出具《欠条》而产生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本案为合同、无因管理纠纷，具体案由由法院依法确定。黄剑丰、魏淑燕则称本案应为合伙纠纷。另查明：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黄剑丰申请追加黄浩、黄大和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经审查后认为，本案第一次庭审中，黄浩、黄大和未作为林玉华的证人到庭，本案追加黄浩、黄大和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可便于查清本案事实，故一审法院通知黄浩、黄大和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以上事实有林玉华及黄剑丰、魏淑燕提供的证据及庭审笔录等可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所依据的事实及反驳对方主张所依据的事实均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根据林玉华提供的两份《欠条》、微信聊天记录、银行流水、黄浩、黄大和出具的款项说明等证据可以证实黄剑丰与林玉华之间存在债权债务的法律关系。黄剑丰先后出具两份《欠条》给林玉华，该两份《欠条》均对欠款金额、还款期限等进行了明确约定，一审法院有理由相信黄剑丰出具给林玉华的两份《欠条》是对双方之前已经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对账清算，黄剑丰与林玉华在《欠条》中的约定即契约、协议、合同，故本案的案由应当为合同纠纷。合同的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故本案应当以黄剑丰后来于2017年12月27日出具的《欠条》来确定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林玉华在本案诉讼中要求收回其已提供的2017年12月27日的《欠条》原件，而要求按2017年1月20日的《欠条》来计算逾期付款利息，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林玉华的此项主张不予以采纳。林玉华现持有黄剑丰出具的2017年12月27日的《欠条》原件，即说明林玉华对该份《欠条》中对相关权利义务约定的认可。欠款应当支付，承诺应当履行。黄剑丰与林玉华之间债权债务的合同关系清楚明确，黄剑丰应当按其向林玉华出具的《欠条》履行义务，黄剑丰在向林玉华出具两份《欠条》后已分两次共向林玉华偿还了50万元欠款，至今尚欠180万元未付，故一审法院对林玉华要求黄剑丰支付剩余欠款本金180万元的主张予以支持。因在2017年12月27日的《欠条》上注明“不计利息”，故一审法院酌情将利息的起算时间调整为从林玉华提起本案诉讼之日即2019年4月15日开始计算；一审法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关于计收逾期利率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林玉华在本案中要求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利息的主张合法合理，应当予以支持，但累计逾期付款利息以黄剑丰欠付林玉华的剩余欠款本金180万元为限。林玉华主张逾期付款利息的超出部分，一审法院则不予支持。本案债务发生在黄剑丰与魏淑燕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黄剑丰在本案庭审中也自认其参与了广江公司的经营管理，涉案款项系用于魏淑燕经营的广江公司的生产经营，即魏淑燕分享了涉案债务的利益，因此涉案债务用于黄剑丰、魏淑燕夫妻共同生活及共同生产经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涉案债务应当属于黄剑丰与魏淑燕的夫妻共同债务，魏淑燕应当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黄剑丰在本案中先答辩涉案债务不是事实，系林玉华逼迫之下才先后向林玉华出具两份《欠条》，但黄剑丰对此辩解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黄剑丰在相距近一年左右的时间先后向林玉华出具两份《欠条》，黄剑丰作为一名身强力壮的成年男子受林玉华一个女人逼迫，显然与常理不合，林玉华及第三人对此也不予以认可，故一审法院对黄剑丰的辩解不予以采信，黄剑丰出具给林玉华的两份《欠条》均应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退一步分析，黄剑丰在2017年初出具第一份《欠条》给林玉华后于2017年底向林玉华偿还30万元，在2017年底再次向林玉华出具《欠条》后又于2018年4年16日向林玉华偿还20万元，黄剑丰在本案庭审未称其向林玉华支付上述两笔款项也系受林玉华逼迫，黄剑丰反而自认其曾收到林玉华支付的60万元故已返还了50万元，由此亦可见，黄剑丰先后出具给林玉华的两份《欠条》意思表示真实。黄剑丰在本案中的辩解显然前后矛盾，其在本案中存在不实陈述，一审法院对黄剑丰在本案中所有庭审陈述及提交的证据均应当严格审查，并持高度怀疑态度。合同是合同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合同具有相对性，合同仅对合同缔约方产生效力，除合同当事人以外，任何其他人不得享有合同上的权利，也不承担合同上的责任。黄剑丰自认其是广江公司的员工，但黄剑丰并非广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广江公司并未在黄剑丰出具的两份《欠条》上加盖公章，涉案两份《欠条》内容也未涉及广江公司，故黄剑丰出具给林玉华的两份《欠条》与广江公司无直接法律关系，即广江公司与本案合同纠纷并无直接法律关系。若广江公司与黄浩等存有其他纠纷，也应另循法律途径予以解决，本案不宜调处。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六条的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一、黄剑丰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剩余欠款本金18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18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从2019年4月15日起计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累计利息以180万元为限）给林玉华；二、魏淑燕应对判决第一项判项确定的黄剑丰的债务（欠款本金、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林玉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付款义务人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235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黄剑丰、魏淑燕共同负担。二审查明，一审法院2019年10月24日第二次开庭审理，庭审结束时黄剑丰、魏淑燕明确对该次开庭审理的程序没有意见。一审林玉华提交其与黄剑丰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如下：2016年10月10日黄剑丰向林玉华发送王晓龙工行账号，林玉华回复“好”“已转30W”黄剑丰发送“和你老公，王晓龙，三人一起吃饭”林玉华回复“好的”2017年1月18日，林玉华发送“丰：早上好！首先感谢你让我儿子成长！结账按你的计算也是对的，要+库存，还有一种计算方法就是我跟燕子沟通的那种，其实你老婆对数很精明的，如果你觉得我们合作令你少赚钱了，又麻烦，我尊重你的决定”“让他们把收、支对好先，库存也要盘点”，黄剑丰回复“可以”，黄剑丰发送“我也相信你，怎么算都可以，这些都是小事，因为你相信我才会和我合作，所以我真的感谢你们俩公婆，今年把数对好，明年我才能计划好怎样去做，毕竟这业务我才是主角”，林玉华回复“数要算对，合作就要明算账，大家才会开心”；2017年1月19日，黄剑丰发送“玉华，你叫你财务算下，我下午过来，我们商量怎样处理”，林玉华回复“不用了，你叫的就行”，黄剑丰发送“我叫不公平的，你叫吧”林玉华回复“不用，数算对就行，有数据的，怎么会不公平”“下午大约几点过来，等你”黄剑丰回复“我现在准备下去”；之后黄剑丰发送“玉华，你好。昨晚上一夜都没睡，突然多出二百多万的债务，负担很重，关于那利息之事你就不要收我的，我会尽快把那二百多万还上了，你对我的关系与支持我会铭记于心的，压力实在太重了，望玉华帮助下我”“本来黄浩说给二百万，算出二百三十万，其中三十万我也不说了，你就当帮下我吧！”林玉华回复“怎么是债务，做生意总该要本钱吧！今年的利润都不计了，别当我是傻瓜，你给别人是5分，我是5厘”。黄剑丰二审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予以确认。一审庭审中，黄剑丰称黄浩2015年12月至2017年1月在广江公司工作，广江公司一年货款300多万，黄浩收取货款未交回公司。林玉华一审提交统计表格主张从黄浩、黄大和账户转出的款项2092613系代黄剑丰付款，再加上通过黄浩向黄剑丰支付现金20万元，构成《欠条》记载的230万元债权。二审庭审中，黄剑丰、魏淑燕提交短信、60万元收据、房屋租赁合同、购销合同、进货订单、销售单、合作协议、府库单、收款单据等，拟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黄浩账户支出款项实际为货款以及黄浩实际收取了公司货款，并申请广江公司员工出庭作证，林玉华、黄浩、黄大和对此均不予质证。经当庭查核原件，短信并未提及双方是合伙关系，60万元收据仅有广江公司公章与黄剑丰签名，并无林玉华、黄浩的签名确认。对一审林玉华提交的统计表，黄剑丰、魏淑燕对于该表中记载的黄小珍8万元、李嘉伟65000元、还有一个不知道转给谁的1万元、王晓龙的35000元和30万元不确认，其他确认是货款。王晓龙30万元是黄大和借给王晓龙的高利贷。二审庭后，黄剑丰、魏淑燕提交黄剑丰2016年5月26日向黄浩还款48万元的银行交易流水记录以及黄浩出具的收据和账本记录，主张黄浩确认该日之前垫付货款已经结清，对此林玉华、黄浩、黄大和书面质证认为该48万元系归还黄浩2014年9月5日提供的借款48万元，对收据和账本记录不予确认，并提供了黄浩2014年9月5日向黄剑丰提供借款48万元的银行流水记录，黄剑丰对2014年9月5日的48万元称是林玉华经营需要向其换现，其已现金支付。黄浩庭后提交银行卡交易记录、微信聊天及付款记录、支付宝转账记录，拟证明已向广江公司、黄剑丰、魏淑燕支付货款。黄剑丰、魏淑燕基本确认收款，但认为黄浩提交的金额远不及其收取的货款480万元。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案涉《欠条》明确有当事人、标的、数量的约定，一审法院认定成立合同关系，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欠条》记载的债权是否成立。对此，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首先，黄剑丰对《欠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其上诉主张《欠条》并非结算，包含不真实部分，但从2017年1月20日《欠条》出具前后黄剑丰与林玉华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来看，该《欠条》经过双方对数结算，而且黄剑丰出具该《欠条》后对于对数的结果也无异议，仅是要求林玉华帮一下，且在之后亦归还30万元，并再次出具2017年12月27日《欠条》，之后又归还20万元，故黄剑丰该上诉主张不足以采信。其次，黄剑丰主张双方是合伙关系，但其至今无法提交证据证明双方确有共同投资共担风险的意思表示，而广江公司工商登记现仍为魏淑燕独资的自然人独资企业，虽然双方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及双方有合作关系，但合作并不等同于合伙，而双方的合作关系经过结算而形成的《欠条》即可作为双方债权债务的确认。第三，对于《欠条》确认的共计230万元债权，林玉华提交了相关的转账记录并统计成表，黄剑丰、魏淑燕对其中大多数确认是支付货款，则林玉华的举证可以佐证230万债权的构成，黄剑丰、魏淑燕对其中部分不予确认，并未提交相反证据反驳，其中60万元主张是合伙入股款，但仅提交广江公司盖章、黄剑丰签名的收据，并未有黄浩、林玉华的确认，而王晓龙的30万元，从微信聊天记录看，是黄剑丰提供王晓龙银行账户指示林玉华转款，当时黄剑丰亦称与王晓龙、黄大和在一起，则黄剑丰、魏淑燕称是黄大和与王晓龙之间的借贷关系，在无其他证据证实的情况下，不足以采信，综合双方举证和陈述，对《欠条》记载230万元债权的实际存在，可以合理采信。第四，黄剑丰、魏淑燕一、二审均称《欠条》记载的是黄浩代垫货款的统计，其二审提交黄浩收取货款的证据和证人证言，主张黄浩收取480多万货款未交回，而双方均确认黄浩在广江公司负责财务工作，公司员工收取货款后交给黄浩或黄浩本人收取货款，均是黄浩工作职责范围，如黄浩收取高达480多万货款未交回，广江公司以及黄剑丰、魏淑燕在本案诉讼前从未向其追讨，特别是既然黄剑丰主张《欠条》是黄浩代垫货款的确认，却又不对黄浩收取的货款进行抵扣，极不符合常理，而黄浩与广江公司、黄剑丰、魏淑燕的经济往来频繁，《欠条》是有关黄浩在广江公司任职期间的款项结算，即使存在黄浩代收货款的事实，双方业已结算，且结欠为黄剑丰欠款，黄剑丰再主张《欠条》未扣除之前黄浩已收取货款，不足以采纳。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林玉华凭据《欠条》主张对黄剑丰的债权，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予以支持并无不当。因涉案债务发生黄剑丰、魏淑燕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魏淑燕是广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独资股东，双方均确认《欠条》记载的债务系产生于广江公司的经营中，魏淑燕实际分享了涉案债务的利益，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认定涉案债务应当属于黄剑丰与魏淑燕的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黄剑丰、魏淑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350元，由上诉人黄剑丰、魏淑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庄晓峰审判员  汪 婷审判员  李 杰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肖 乔肖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