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602民初1939号原告：诸暨市润同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诸暨市大唐街道草塔镇杭金七村顾家自然村。法定代表人：张炳良，系公司执行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陶哲敏，浙江点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陶阿四，女，1967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被告：鲁炬洋，男，1999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杨欣超、韩刚亮，浙江大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绍兴国藩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孙端镇张家沥村2幢106室。法定代表人：徐小花，系执行董事。原告诸暨市润同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同公司）与被告陶阿四、鲁炬洋、绍兴国藩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藩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润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哲敏、被告陶阿四、鲁炬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刚亮及被告陶阿四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国藩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润同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撤销本院（2020）浙0602执异11号执行裁定书；2、判决追加被告陶阿四为被执行人，在其未出资额45万元范围内对被告国藩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向原告承担补充赔偿责任；3、判决追加被告鲁炬洋为被执行人，在其未出资额4.54万元范围内对被告国藩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向原告承担补充赔偿责任。4、判决追加被告星海公司为被执行人，对第二、三项请求在被告陶阿四、鲁炬洋的债务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债务；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撤回第1、4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准许。事实及理由：2019年8月8日，原告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向本院起诉，要求被告国藩公司支付货款及相应的利息损失。2019年9月26日，本院作出（2019）浙0602民初7898号民事判决，判决被告国藩公司向原告支付货款350567.81元，并加付该款自2019年8月8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损失。判决书生效后，被告国藩公司并未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原告申请强制执行，但仅执行到44980.19元（包括判决书确定的利息损失2800元），本金尚有308387元未清。2019年12月31日，本院作出（2019）浙0602执537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通过穷尽司法查控措施，未发现被告国藩公司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事后，原告通过工商信息查询发现，被告陶阿四、鲁炬洋分别有45万元和4.54万元注册资本未缴纳，故依法提出执行异议申请，要求变更、追加两被告为本案的被执行人。2020年3月11日，法院经审查以（2020）浙0602执异1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的申请，遂起诉。原告认为，从工商登记备案信息显示，被告国藩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工商登记的股东为绍兴市星海印染科技有限公、鲁炬洋、潘藕娥。三名股东共认缴出资100万元，其中星海公司认缴50万元（未实缴出资），占50%股权；鲁炬洋认缴40万元（己实缴），占40%股权；潘藕娥认缴10万元（己实缴），占10%股权。2019年1月23日，星海公司在未缴清认缴出资的情形下，将其50%的股权分别转让给鲁炬洋5%(对应认缴注册资本为5万元)，转让给陶阿四45%（对应认缴注册资本为45万元）。其中，星海公司转让给鲁炬洋5%的股权时，对应的注册资本尚有4.54万元未缴清；星海公司转让给陶阿四45%的股权时，对应的注册资本尚有45万元未缴清。根据2014年3月1日施行的《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款“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以及2016年12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陶阿四、鲁炬洋作为公司的股东，应当在其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被告在执行异议裁定中认为，根据章程规定，基于出资期限未满，不应承担出资加速到期的责任。原告认为公司章程对股东认缴出资期限的约定系公司内部管理和经营安排的约定，并不直接对抗公司外部债权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务的承担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不应区分已缴出资或未缴出资，股东未出资部分亦属公司财产，在出现公司财产不能或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情况时，股东应负有缴纳相应注册资本的义务。综前所述，在被告国藩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原告债务情形下，各股东应加速出资义务到期。也就是说在公司不能清偿公司债务时，股东有义务在其认缴范围内向公司实缴出资或对债权人承担补充责任，而不能以未届章程约定认缴出资期限为由免除本应履行的出资义务。最后，鉴于本案执行过程中国藩公司未向执行法院申报财产，截止到终止本次执行程序时，国藩公司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国藩公司显然无法清偿原告到期的合法债务。基于被告陶阿四、鲁炬洋在原告提出执行异议时自认“国藩公司仍然存续，没有解散或破产”的事实，符合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11月8日下发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6条关于“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认定标准。对于做为国藩公司股东应当对国藩公司不能清偿债务，在出资不到位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之规定，提起诉讼，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请。被告陶阿四、鲁炬洋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第一，其出资期限未届满，按期认缴的合法权益应予以保护。1、其不属于出资不实的情形。原告申请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在陶阿四未出资额45万元、鲁炬洋未出资4.54万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原告所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针对的是公司股东应履行出资义务而未履行的情形，但该两个法条在公司注册资本实施认缴制之下，并不适用于股东因出资期限未届满而没有实缴的情形。其作为被告国藩公司的股东，不是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也没有抽逃出资，是因为期限没有届满而未予出资。根据《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被告国藩公司的章程中已记载且公示其认缴出资期限尚未屇满，其认缴出资是合法有效的行为，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追加的情形。2、其按期认缴出资的期待利益受法律保护。如前所述，其遵照《公司法》规定获得在章程规定期限内缴纳出资的法定权利，2019年1月16日，陶阿四受让被告国藩公司的股权45万元，鲁炬洋为5万元。根据被告国藩公司章程第十一条记载，出资时间为2036年12月31日，距今尚有16年，故被告陶阿四未出资45万元、鲁炬洋未出资4.54万元的义务远远没有到期，原告在与国藩公司交易时理应知悉，其之间的债务因认缴出资未到期而不能受偿也应有预期。因此，其作为国藩公司的股东，依法享有按照章程规定的期限出资所产生的期待利益，不承担加速出资义务所对应的责任。第二、被告国藩公司不能清偿债务的依据不足。首先，被告国藩公司没有解散清算或破产。原告所引用的法律规定适用的前提是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但迄今为止，国藩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仍然存续，没有自行解散清算或申请破产，无法确定其是否不具有清偿能力。其次，执行终结不是确定国藩公司的财产是否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债务的充分依据。原告所引用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六条的规定，其中因“执行不能”而主张股东提前履行出资义务至少需要同时满足如下条件：一是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二是公司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若干期限的规定》的规定，强制执行一般为期六个月，本案所涉被告国藩公司的执行自2019年12月3日立案，至2019年12月31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为期一个月不到，远远少于一般执行周期。其中已执行到位44980.19元，并非无财产可供执行。执行裁定书也记载了司法拘留、限制消费等措施，表明仍有多种执行措施尚在实施中。故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并不意味着被告国藩公司无财产可执行。相反，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原告发现被告国藩公司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因此，针对国藩公司的执行，没有穷尽执行措施。另外，原告也未能证明国藩公司是否具备破产原因。综上，原告申请追加其为被执行人，理据不足，依法应当予以驳回。被告陶阿四另补充，其是孙世珍的挂名股东，其是种地的，与孙世珍是邻居，这个公司其不知道，也不参与经营，公司也从没有给其分红。被告国藩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原告对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1、（2019）浙0602民初7898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要求证明原告对国藩公司享有债权350567.81元本金及利息的事实。被告陶阿四、鲁炬洋对生效判决无异议。本院对该生效判决书予以认定。证据2、（2020）浙0602执异11号执行裁定书一份，要求证明法院驳回了原告申请追加陶阿四、鲁炬洋为被执行人的执行异议请求，故依法提起本诉。被告陶阿四、鲁炬洋对证据三性均无异议，说明原告提起执行异议无法律依据。本院对本案前置程序中的该执行裁定书予以认定。证据3、（2019）浙0602执5373号执行裁定书一份，要求证明原审判决经法院立案执行后，只执行到被执行人国藩公司44980.19元，再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法院对本案作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事实。被告陶阿四、鲁炬洋对执行裁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在答辩中也说明了，该裁定书从立案到执行终结，周期仅1个月，且有部分财产已经执行到位，也有多种执行措施尚在进行中，不能证明国藩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该证据系本院对涉案执行判决书作出终本执行程序的裁定，本院予以认定。证据4、国藩公司登记基本情况及公司章程一份（均复印件），要求证明被告陶阿四、鲁炬洋出资不到位的事实。被告陶阿四、鲁炬洋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章程恰恰证明被告的出资时间，被告有出资时间的预期利益，原告方也应当知晓。该证据系市场监督部门出具及存档的资料，具有公示性，本院予以认定。被告陶阿四未向本院提供证据。被告鲁炬洋对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1、国藩公司章程一份、被告缴纳注册资本的出资凭证一组（包括记账凭证、银行现金缴款单、国藩公司出具的收据15张），要求证明被告鲁炬洋按照公司章程规定于2018年7月31日-11月30日陆续共缴纳注册资本39.96万元的事实。原告对银行记账凭证、现金缴款单和收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章程中已缴纳的出资金额均予认可，仅对4.54万元出资不足部分主张权利。原告对证据无异议，其仅对公司章程中记载的4.54万元未出资部分主张权利，本院予以认定。被告国藩公司未向本院提供证据。庭审中，原告及被告陶阿四、鲁炬洋对本院（2020）浙0602执异11号执行裁定书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经审理查明：被告国藩公司于2018年5月9日注册成立，该公司现有注册资本为100万元，股东为陶阿四、鲁炬洋、潘藕娥。根据该公司在市场监督部门备案的2019年1月16日制定的公司章程记载，陶阿四认缴出资额为45万元、出资时间为2036年12月31日前；鲁炬洋认缴出资额为45万元，其中40.46万元已缴足，剩余4.54万元出资时间为2036年12月31日前；潘藕娥认缴出资为10万元，已缴足。原告润同公司与被告国藩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6日作出（2019）浙0602民初7898号民事判决书：一、被告国藩公司支付给原告润同公司货款350567.81元及该款自2019年8月8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润同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因国藩公司未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2019年12月3日，根据润同公司申请，本院以（2019）浙0602执5373号对判决立案执行。执行过程中，本院已扣划被执行人国藩公司名下银行存款50579.19元，扣除诉讼费后已将剩余款项44980.19元发放给申请执行人润同公司。经对国藩公司的不动产、证券、车辆、工商等财产查询均未果下，本院以暂未发现被执行人国藩公司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2019）浙0602执537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此后，原告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追加国藩公司的股东陶阿四、鲁炬洋为被执行人。2020年3月11日，本院作出（2020）浙0602执异1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其追加申请。本院认为，2014年公司法修改引入注册资本认缴制后，对注册资本的登记管理，已从“实缴登记制”调整为“认缴登记制”。公司设立或者变更时，由章程约定股东出资期限即可，不再需要验资。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对公司财产不能清偿其全部债务，导致股东的出资加速到期，目前，只有两条法律规定：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另一条为《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司解散时，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均应作为清算财产。……”原告诉称中主张公司债权人要求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赔偿责任所依据的法律，非本案适用的范围。被告国藩公司的股东陶阿四、鲁炬洋其出资期限均在2036年12月31日之前，出资期限尚未届满。虽然本院暂未发现国藩公司有其他财产可清偿其债务，已对涉案判决作出终结本次执行的裁定，但原告以执行异议之诉程序要求追加被告陶阿四、鲁炬洋为（2019）浙0602执5373号案件的被执行人，缺乏法律依据。原告要求以最高法院印发的相关会议纪要作为本案审理的依据，因会议纪要并非法律规定，需结合个案的实际综合考量，本案尚不具备适用的条件。原告如认为国藩公司具备破产条件，可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程序，要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在对公司履行出资义务中受偿。综上，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国藩公司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视为放弃相关诉讼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诸暨市润同纺织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6627元，由原告诸暨市润同纺织有限公司负担（已预交）。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陶    珊    珊人民陪审员 施立龙人民陪审员徐一青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代书 记员 王    文    恬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公司解散时，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均应作为清算财产。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包括到期应缴未缴的出资，以及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六条和第八十条的规定分期缴纳尚未届满缴纳期限的出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债权人主张未缴出资股东，以及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或者发起人在未缴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二百二十七条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