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2民终6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杰，男，1974年8月20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盘州市。上诉人（原审被告）：芮卫红，男，1966年10月3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盘州市。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国，男，1983年11月5日生，汉族，住贵州省。三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蚕青，系贵州永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811046077。三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辉，系盘州市红果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号：32409051100080。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龚维富，男，1987年12月1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盘州市。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毕宏昌，系盘州市胜境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号：32409081100116。上诉人胡杰、芮卫红、赵国与被上诉人龚维富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2019）黔0222民初79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杰、芮卫红、赵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股权转让款400万元，并驳回被上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一审法院将上诉人于2018年7月30日支付300万元、2019年11月21日支付3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认定为利息的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2018年7月30日支付的300万元系股权转让款，而非利息。支付该笔款项时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均不能预见上诉人会违约，不能简单地以上诉人未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就将该笔款项折抵利息。同时对于2019年11月21日支付的300万元系被上诉人起诉后，上诉人积极与其进行协商，在被上诉人口头承诺再转账300万元便撤诉的情况下进行的支付，该300万元也应认定为股权转让款。二、一审关于“原告为实现债权为此支付了代理费972267元，判决上诉人赔偿代理费损失519360元”的事实认定错误。1、被上诉人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代理费发票并不能证实其已经产生了代理费损失。实际生活中往往存在前期虚开发票、后期作废的现象，如此大金额的费用，不仅应提供发票，还应提供转账记录等证据加以证明，本案被上诉人并未履行完举证责任，故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认定其支付了代理费属事实认定错误。2、一审判决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代理费损失519360元的数额过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期限、违约责任和代理费的计算方式、标准进行了约定，但不管是违约金、利息还是律师代理费，均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合同》在违约金及利息均已按照法律规定的最高标准计算的前提下还约定如此高的律师费，明显存在不公平、不合理之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的规定，违约金过高的，当事人可以要求降低，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以及逾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认定可知，违约责任是以补偿为主，惩罚为辅。现一审判决上诉人按照月利率2%支付利息，已完全能够弥补上诉人的损失。且贵州省六盘水市律师协会律师收费指导意见（市律收[2017]1号）明确载明律师费的收费标准，协议中约定的8%律师费明显违反了该规定。同时本案既存在转让合伙财产份额，还存在转让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股权经过半数股东同意即可。本案中，上诉人均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其转让的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可以办理变更登记，并未构成根本违约，故违约责任应相应地减少和降低。被上诉人龚维富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龚维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退还原告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支付2019年8月30日前的利息200万元，支付2019年8月30日起至2019年9月23日止的利息153333元，共计12153333元。并以100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支付自2019年9月23日起至全部转让款付清时止的利息；2.判令三被告赔偿原告为实现债权产生的代理费损失972267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18日，原告与三被告经协商签订《盘江精煤股份公司山脚树南井区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被告将其持有的盘县柏果镇鑫源煤矿、盘江精煤股份公司山脚树南井区、盘州市铭杰选煤有限公司、贵州得圣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资产及全部股权作价9000万元转让给原告。同时还就股权登记情况付款方式等问题进行了确认和约定。签订协议后，原告于同日向胡杰支付了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2019年7月6日，原被告以《盘江精煤股份公司山脚树南井区股权转让协议》中相关约定无法继续履行为由，协议解除《盘江精煤股份公司山脚树南井区股权转让协议》，并以三被告为甲方、原告为乙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合同》，该合同确认了股权转让的经过及签订该合同的原因，并约定：第一条、甲乙双方自愿解除2018年9月18日签订的《盘江精煤股份公司山脚树南井区股权转让协议》，协议解除后权利义务终止，双方不再履行。第二条、本合同签订后，甲方承诺在2019年7月30日以前退还乙方支付的股权转让金1000万元，并自愿支付利息150万元给乙方。第三条、本合同签订后，若甲方不能按照第二条约定履行义务，则甲方承诺在2019年8月30日以前退还乙方支付的股权转让金1000万元，自愿支付利息200万元给乙方。第四条、若甲方未按照上述约定的期限履行合同义务，则第三条约定同样生效，甲方同意在第三条约定的基础上，从2019年8月30日起以1000万元为基数每月按2%计算月利息，利息计算至股权转让金全部退还之日止。同时甲方自愿向乙方再支付违约金300万元。第五条、因任何一方的违约行为而导致另一方向法院起诉的，违约方应向对方支付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评估费、鉴定费和聘请代理人的代理费（按争议标的8%计算）。签订该合同后，被告于2019年7月26日向原告支付了300万元，于2019年11月21日支付了300万元。另查明，原告为向被告主张债权，委托盘州市胜境街道法律服务所代为参加诉讼，为此支付代理费共计972267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被告已支付款项抵充哪些款项，原告主张的款项中被告还应支付多少；3.原告主张的代理费损失是否应当得到支持。原被告因股权转让产生纠纷，为解决纠纷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合同》，该合同就股权转让的相关情况，以及签订该合同的原因进行了确定，并就退还股权转让款及违约责任等事项进行了约定，该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被告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关于原告已支付款项用以抵充款项顺序的问题。根据《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合同》第二条和第三条的约定，被告于2019年7月30日付清全部转让款时，需支付利息150万元。如在2019年8月30日前未能付清全部转让款时，需支付利息200万元。该约定旨在于督促被告及时履行退还转让款的义务，并给予原告一定的补偿。该利息双方确认系2018年9月18日至2019年8月30日期间的利息，属双方的约定，被告应当予以支付。虽然被告在2018年7月30日支付了300万元,但被告在2019年8月30日前未退还全部转让款，故应向原告返还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并支付2019年8月30日以前的利息20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被告已支付的款项应首先抵充利息200万元，剩余款项100万元用于抵充应返还的股权转让款，故截止2019年8月30日,被告应向原告返还股权转让款900万元。关于被告于2019年11月21日支付的300万元抵扣的款项问题。因被告未在2019年8月30日前退还全部股权转让款，根据《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合同》第四条的约定,被告应按照月利率2%向原告支付利息,并支付违约金30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抵充顺序规定，被告于2019年11月21日支付的300万元应优先抵充2019年8月30日至2019年11月21日期间的利息492000元。关于剩余款项应抵充本金还是违约金的问题。原被告未对违约金和本金的抵充顺序进行约定，故无约定的抵充顺序可以适用。其次，约定的违约金及本金均为已到期债权，均无相应的担保，但主债务相对于违约金，先抵充本金可减少被告的利息负担，故本金相对于违约金属于负担较重的债权，且被告向原告返还股权转让款的债权于2019年7月30日到期，而违约金于2019年8月30日到期，故本金相对于违约金先到期。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被告于2019年11月21日支付的300万元在抵充利息后应首先抵充本金，故被告还应向原告返还股权转让款6492000元[900万元-（300万元-49.2万元）=649.2万元]。关于违约金，原告在本案中未直接向被告主张违约金，故不作处理。原告主张的代理费损失是否应当得到支持的问题。根据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合同》约定，原告为主张债权支出的代理费应由被告承担，按照争议标的额的8%进行计算，该约定是双方对主张债权损失赔偿的约定，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提起诉讼时双方的争议标的额为6492000元，被告应向原告支付代理费519360元（6492000元×8%=51936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被告胡杰、芮卫红、赵国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龚维富股权转让款6492000元，以未返还的股权转让款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向原告龚维富支付自2019年11月22日起至全部股权转让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二、被告胡杰、芮卫红、赵国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龚维富代理费损失519360元；三、驳回原告龚维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277元，由原告龚维富负担23420元，由被告胡杰、芮卫红、赵国负担26857元。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一审对上诉人已支付的款项的处理是否正确；2、被上诉人主张的代理费损失能否支持，金额多少？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二审民事案件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并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关于一审对上诉人已支付的款项的处理是否正确的问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应按照《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本案中，上诉人虽在2019年7月26日、2019年11月21日分别支付300万元款给被上诉人。但上诉人的付款行为并不符合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合同》的约定，因此一审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约定以及上诉人支付部分款项的事实，结合法律规定判决上诉人承担返还转让款并支付利息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一审对上诉人已支付款的处理错误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上诉人主张的代理费损失能否支持，金额多少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实，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应按照《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由于上诉人未按《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上诉人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导致被上诉人依法提起诉讼，而根据双方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合同》的约定，上诉人应承担被上诉人为实现权利而产生的费用。因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所主张的代理费损失未产生或不可能产生，故应由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根据认定的上诉人应支付被上诉人转让款的金额，按照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合同》的约定判决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代理费损失并无不当，上诉人请求关于减少或降低代理费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胡杰、芮卫红、赵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891元，由上诉人胡杰、芮卫红、赵国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景强审判员  邓少旭审判员  何与芹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吴吉书记员刘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