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555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广州爱谱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法定代表人：林文林，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艳，广东中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宁波天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法定代表人：蒋梅姣，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善，广东昆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奕淳，广东昆吾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广州爱谱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谱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宁波天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87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爱谱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艳，天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善、谢奕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爱谱公司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爱谱公司无需向天安公司支付1423743元及利息，天安公司向爱谱公司支付153780元货款、利息（以153780元为本金，自2015年12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日止），天安公司向爱谱公司支付两次售后服务费12914元；2.判令天安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爱谱公司与天安公司之间的1423743元货款属于《宁波天安（集团）广州爱谱电气合作协议》项下的不平衡货款，从而认定天安公司诉请的货款未过诉讼时效，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首先，爱谱公司2010年至2015年期间向天安公司购买设备，每次均签订《购货合同》。各合同均约定了产品名称、规格型号、订单数量、单价、付款期限等，各自独立，分别履行。根据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可知，涉案货款已过诉讼时效。其次，爱谱公司与天安公司签订《宁波天安（集团）—广州爱谱电气合作协议》，是因为天安公司违反《销售代理协议》，强行抢走“江西惠昌变压器项目”，为补偿爱谱公司损失，天安公司承诺采取“易货贸易”的方式与爱谱公司进行交易。但实际上，双方自2015年7月签订该协议至今未发生过任何交易，该合同没有实际履行。最后，该合作协议所涉及的交易产品范围与2010-2015年的购货合同标的物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合作协议所约定的产品交易范围和购销合同是不一样的。合作协议第四条（货款结算）中关于“结算情形的约定”、“不平衡额的确定”，大前提均是指签订合作协议后所发生的交易，与签订前的交易无关。（二）爱谱公司与天安公司于2015年8月31日签订编号为AIxxxx1-1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约定产品金额为153780元。爱谱公司在联络函中同意按合同50％价格回收产品的条件是天安公司所退回产品数量齐全且外观无破损。但天安公司退回的产品不符合约定条件，故爱谱公司要求天安公司全额支付货款，并支付售后服务费。由于爱谱公司主张时效抗辩，爱谱公司不同意在对方请求的货款中予以扣除。天安公司辩称，（一）涉案货款未过诉讼时效。双方之间存在多年的业务合作关系，2015年7月之前主要由爱谱公司以订单方式向天安公司采购户外电缆分接箱等产品。实际履行中并未按各订单约定付款，而是滚动付款，应认定双方形成持续性业务合作关系，而不应简单认定为各自独立、分别履行，爱谱公司也无证据证明其严格按照各订单履行付款义务。2015年7月双方签署《宁波天安集团-广州爱谱电气合作协议》，就产品供应、购销模式、结算方式等重新进行约定，双方约定合作期内互相按照最低合作价格订购对方产品，原则上以“易货贸易”方式进行合作，双方贸易不平衡金额累计达到500万再进行差额结算，协议有效期三年。该协议是双方基于原有合作关系，对合作模式及结算方式的变更和延续，故本案诉讼时效应从合作协议终止日起算。爱谱公司称双方签署上述协议是因为天安公司违反《销售代理协议》而补偿其损失，双方签署协议后未发生过任何交易，这与事实不符。首先，双方从未签署过任何《销售代理协议》，爱谱公司一审中提交的《销售代理协议》是空白且未经签署的，甚至连单位名称都被涂抹掉，说明该销售代理协议与其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其次，爱谱公司作为反诉请求依据的合同便是双方在合作协议之后签订的，该合同第八条也备注结算时可互抵货款，证明将合作协议签署之前及之后发生的业务都列入《宁波天安集团-广州爱谱电气合作协议》进行结算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天安公司提交的《关于双方业务往来相关事项处理意见协议》以及通话录音、微信记录显示，虽双方就货款结算未达成一致意见，但一直在沟通，天安公司也一直催促爱谱公司支付差额货款。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原因在于，爱谱公司想继续采用“易货”方式合作，但天安公司要求支付差额货款。（二）天安公司将应付爱谱公司的货款予以抵销后要求爱谱公司支付差额货款，符合双方约定。《宁波天安集团-广州爱谱电气合作协议》签署后，双方于2015年8月31日签订购销合同，由天安公司向爱谱公司采购终端产品，对该订单项下的货款，双方已于2017年5月12日通过《联络函》达成一致意见，即天安公司向爱谱公司采购的产品，并支付货款89804元。而爱谱公司收到退回的产品后并未提出异议。因此，天安公司在诉讼中将应付爱谱公司的货款予以抵销，符合合作协议以及2015年8月31日购销合同第八条的约定。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爱谱公司的上诉请求。天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爱谱公司立即向天安公司支付货款1423743元；2.判令爱谱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至货款结清之日止（利息损失以未支付货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货款实际付清之日止）；3.判令爱谱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爱谱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天安公司向爱谱公司支付货款153780元及逾期利息27026.84元（利息从2015年12月1日起暂计至2019年8月13日，逾期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直至付清之日止）；2.判令天安公司支付两次售后服务费12914元，并支付利息2402.54元（利息从2015年9月14日起暂计至2019年8月13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直至付清之日止）；3.判令本案诉讼费由天安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天安公司与爱谱公司之间存在多年的业务合作关系，2015年之前主要由爱谱公司向天安公司以订单方式向天安公司采购户外电缆分接箱等产品。2015年7月10日双方签署《宁波天安（集团）-广州爱谱电气合作协议》，就产品供应、购销模式、结算方式等重新进行了约定。双方约定合作期内天安公司、爱谱公司互相按照最低合作价格订购对方产品，原则上以“易货贸易”的方式进行合作，每个季度末月进行结算平衡，双方贸易不平衡金额累计达到五百万元即进行差额结算，合作协议有效期三年。合作协议有效期已于2018年7月9日届满，合作协议有效期届满后，天安公司有权在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爱谱公司仍应付天安公司货款累计1513547元，2017年5月12日双方协商一致签订《联络函》，其中约定天安公司退回联络函所涉货品，爱谱公司按照50%的价格回收，另行按18449元的70%价格收取天安公司安装费用，即12914元，天安公司后依约将2015年8月31日订购的一批35KV内锥终端退回爱谱公司，爱谱公司在本案诉讼前未对退货产品质量情况提出异议，天安公司仍应付爱谱公司货款及安装费用共计89804元，债务抵销后爱谱公司仍应付天安公司货款1423743元。爱谱公司所称事故损失问题18830元，天安公司、爱谱公司之间就事故原因及责任进行过沟通，但未达成一致意见。本案天安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销售合同、发票、发货单、《联络函》、《宁波天安（集团）-广州爱谱电气合作协议》《关于双方业务往来相关事项处理意见协议》。本案爱谱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销售代理协议书、授权书、2015年2月28日《联络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货款金额为153780元的《联络函》、残次品照片、与天安采购王志刚通话录音、与天安采购王志刚微信记录。一审法院认为，天安公司与爱谱公司签有销售合同及《宁波天安（集团）-广州爱谱电气合作协议》，双方之间存在合法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天安公司、爱谱公司双方所签合作协议约定双方贸易不平衡金额累计达到五百万元即进行差额结算，合作协议有效期三年，该合作协议于2018年7月9日到期，双方未再续期。天安公司对合作协议到期后的双方之间不平衡货款提出请求支付，合法合理。天安公司诉请货款中的75700元约定向天安公司所在地法院起诉，因此在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没有诉权，天安公司提出撤回该部分诉请，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在本案中，经统计，爱谱公司所欠天安公司货款为1513547元。天安公司所欠爱谱公司货款，因双方已在《联络函》中确认由爱谱公司按50%货款金额回购并由天安公司承担12914元的安装费用，即89804元，天安公司退回该函所涉货品之后，爱谱公司在几年时间内均未对退回货品提出质量异议，视为认可退回货品质量及数量无问题，双方应按该函所约定89804元确认天安公司所欠爱谱公司货款。爱谱公司所诉请的货款金额153780元及安装服务费12914元均已在上述89804元中得以认可和兑现，超出部分不符合法律规定与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爱谱公司所抗辩事故造成损失18830元，因无事故原因及责任的鉴定结论，天安公司、爱谱公司双方亦未达成一致意见，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爱谱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天安公司支付货款1423743元及利息（自2019年7月2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爱谱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18294元，由爱谱公司负担17370元，由天安公司负担924元；反诉受理费2111.24元，由爱谱公司负担。经审理查明，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另查明以下事实：签订时间为2015年8月31日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第八条约定，天安公司在三个月内向爱谱公司付清货款153780元，结算时可互抵货款。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综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证据，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天安公司诉请的货款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二、天安公司是否需要向爱谱公司支付货款153780元以及服务费12914元。对此，本院认定如下：关于天安公司诉请的货款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天安公司诉请的货款发生在2010年至2015年，爱谱公司支付货款的时间和金额与双方签订订单的时间和金额并不能一一对应，爱谱公司辩称各订单是分别独立履行的，依据并不充分。2015年7月10日的《宁波天安（集团）-广州爱谱电气合作协议》约定双方以易货贸易的方式进行合作，合作期为三年，即2018年7月9日届满。该协议签订之后，双方又于2015年8月31日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由天安公司向爱谱公司采购价值153780元的货物，双方结算时可互抵货款，可视为爱谱公司对之前货款的确认。爱谱公司辩称前述合作协议签订之后，双方未发生任何交易，与事实不符。之后，根据爱谱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和通话录音显示，双方直至2019年还在就货款结算问题进行沟通协商。从双方交易模式和事后就货款结算问题进行沟通的情况来看，《宁波天安（集团）-广州爱谱电气合作协议》并未将2015年7月10日之前的货款排除在外，而只是将双方的结算方式变更为易货贸易。因此，不能将2015年7月10日之前的货款与之后的货款割裂开来，天安公司关于应将2015年7月10日之前的货款纳入新的合作框架进行结算的主张，更符合双方的交易实际，2015年8月31日《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第八条关于双方结算时可互抵货款的约定则可以对此进行佐证。综上，至天安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之日，即2019年7月24日，天安公司的诉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天安公司是否需要向爱谱公司支付货款153780元以及服务费12914元的问题。对于该笔交易的结算问题，双方已在2017年5月12日通过《联络函》的形式进行了处理。根据《联络函》的约定，天安公司仅需向爱谱公司支付货款和安装费合计89804元。该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背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爱谱公司在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要求天安公司支付全款，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爱谱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614元，由上诉人广州爱谱电气设备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国平平审判员  易超前审判员  汤 瑞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任永乐王敏何冠莲张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