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6民终1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相福，男，1965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博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景晴，山东正义之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炳杰，山东正义之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相录，男，1975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博兴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爱珍，女，1972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黎金娥，山东王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相福因与被上诉人王相录、刘爱珍保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博兴县人民法院（2018）鲁1625民初25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后，因疫情影响，本案中止诉讼，恢复审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相福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博兴县人民法院（2018）鲁1625民初2524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两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相录存在着保管合同关系。一、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材料足以直接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相录存在保管合同关系，一审法院无视上诉人的有效证据，其判决明显有违事实与法律规定。1.《王相福收入支出对账单》直接证明了双方的保管合同关系，且经鉴定为真实有效。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当庭提交了《王相福收入支出对账单》，该对账单可以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保管合同关系。虽然在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刘爱珍对上诉人的签字存有异议，并对此进行司法鉴定，但鉴定结果显示，对账单中王相福的签字是其本人所签。因此，上诉人当庭提交的对账单真实有效，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对账单可以直接反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相录之间的保管合同关系。2.上诉人提交的账本、收据、结算单等证据亦能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相录之间保管关系的真实有效。上诉人在庭审过程中亦提交了本案所涉工程的账本，该账本可以客观反应各个工地的收入支出情况。而收款收据可以证实被上诉人王相录所收取的款项系因上诉人工地而产生。比如上诉人提交的东营市明珠工程有限公司收款收据，该收据系向明珠公司支付商砼款，明珠公司出具，收据中的交款机关明确写明诚信建安公司（王相福），由此可以证实支付商品砼的单位系诚信建安公司（王相福），被上诉人王相录只是在管理王相福的工地施工而代替上诉人支付的该款项。该证据亦可以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相录之间的保管合同关系。3.被上诉人王相录当庭自认保管关系的事实。本案在一审中经历了多次庭审，被上诉人王相录在历次审庭过程中均认可其与上诉人之间形成的保管关系。两人的保管关系形成于2011年7月3日，因上诉人交通事故严重受伤，无法继续管理工地，当时被上诉人王相录的两个姐姐和堂哥等人委托被上诉人王相录以及王相惠同时去管理工地，被上诉人王相录负责工地的款项收支、材料定价、采购等事项。被上诉人王相录对该事实在历次庭审中均予以认可。4.被上诉人刘爱珍虽否认上诉人的主张，但未提交任何的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刘爱珍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虽诉称保管关系不存在，施工收入系其与被上诉人王相录两人的合法共同财产。但其自始至终没有提交任何的证据加以证明。而两被上诉人针对是否对工程进行出资的问题上，虽然被上诉人刘爱珍当庭声称所有工地由被上诉人王相录出资，但被上诉人王相录当庭表示对工地未进行任何出资，其在工地上仅是一名管理者。综上几点所述，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的证据足以证实与被上诉人王相录之间形成合法有效的保管关系，对该事实被上诉人王相录当庭自认，被上诉人刘爱珍也仅仅是口头上的否认性抗辩，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却有意无视诸多的有效证据材料已经充分证明的事实，漠视上诉人巨额的财产被他人侵占的事实和被藏匿转移的巨大风险，违背事实毫无依据的作出判决。二、一审法院未采信有效的证据，靠主观臆断认定事实严重违背客观事实，应当予以纠正。1.一审法院未对上诉人提交的全部证据加以分析认定，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反应本案的客观事实。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提交了除对账单以外诸多的证据以证实上诉人的主张。比如上诉人塔式起重机保修证，该保修证可以证实施工所用大型设备由上诉人采购并所有；上诉人在一审中还提交了基建施工预决（结）算审计验证定案表，该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在2011年以前就一直从事建筑行业；上诉人还提交了工程结算审核取证汇总表一份、工程招标代理机构业绩公示表电脑截屏打印件两张，该证据可以证实本案所涉孚特工地是2008年1月24日投标，2013年12月出具结算审核报告，由此可以证实被上诉人王相录在接受委托前，上诉人对孚特工地已进行施工。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上述证据完全可以证实上诉人的身份以及与被上诉人王相录形成的保管关系，但一审法院却对上诉人提交的上述全部证据未加以分析认定，完全靠主观臆断对本案作出了错误的认定。2.一审法院以未提供挂靠合同为由认为证据不足错误，且违背常理。众所周知，现在市场上绝大部分的施工队都是类似上诉人这样的施工队，各建设单位在接揽了工程以后，绝大部分都通过分包或者转包的方式给各个施工队进行施工。至于是否签订合同，有的可能确实是因为双方一直合作，相互之间比较了解而没有签合同。即使有那么一个或者两个项目签订了合同，但合同也是基于建设单位的强势地位，建设单位是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而进行签订的，是不会将合同交付给各施工队的。上诉人认为是否存在有效的挂靠合同并不影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相录之间形成的保管合同关系。对本案的认定应结合全部证据以及上诉人在2011年7月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事实加以分析认定，而不能仅靠挂靠合同而加以认定。3.一审法院有意曲解了上诉人的笔录陈述。在本案一审庭审后，一审法院单独对上诉人作出询问笔录一份，但鉴于上诉人在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后，本人反映较为迟缓并且对陌生人存在一种介蒂心理。上诉人陈述的工地共有财产大约五六十万仅是指固定的资产，但一个工地的运转除了固定资产外还有其他人工、物力以及财产，至于每个工地的利润也是因工地而异，上诉人所主张的金额并不是最终的净利润，本案所涉的工程后续尚有大笔工程款需对外支付。一审法院以“原告本人陈述的工地的收入与对账单中记载的收入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为理由，认为不存在保管合同关系明显系主观臆断。上诉人认为其与被上诉人王相录是否存在保管合同关系与上述理由无任何的关联性。一审法院以此为理由明显曲解了上诉人的陈述。4.一审法院全然不考虑案件材料分析认定案件事实，明显带有主观臆断，判决明显带有偏袒的故意。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完全可以证实上诉人一直从事着建筑施工的工作，被上诉人王相录的加入完全是因为上诉人发生了一起严重交通事故无法继续管理，无奈下交由被上诉人王相录、王相惠继续对工地进行管理。该事实通过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以及庭审的过程是完全可以证实的，而一审法院仅是以未能提供有效的挂靠合同以及上诉人本人的陈述为由否认整个案件事实。明显带有个人的主观臆断，并且存在故意偏袒的迹象。三、本案存在以公权力干涉私权的嫌疑。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中的对账单经鉴定材料真实，并且被上诉人王相录对对账单的内容当庭认可，该事实应被视为被上诉人王相录的自认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的规定。上诉人认为自认具有不争执性、自愿性和高度真实性的特点，一审法院可以根据自认的原则不经查证而把纯不利于自认方的事实认定为案件事实，或者把经自认的材料证据直接作为定案证据。上诉人认为本可以对被上诉人王相录自认案件事实无需加以举证，但上诉人仍提交了充足的证据对上诉人的主张加以证实。但一审法院却全然不顾庭审内容，不顾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凭主观臆断作出了错误判决，存在以公权利干涉私权利的嫌疑。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在一审庭审中提交了充足的证据证实其与被上诉人形成的保管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却完全不顾上诉人证据以及当庭庭审情况，最终作出了错误判决。恳请二审法院根据客观事实严格依法裁判，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王相录辩称，无意见发表。刘爱珍辩称，一、本案背景。1.被上诉人王相录与上诉人王相福是亲兄弟。2011年7月3日，王相福发生交通事故，其妻子、儿子均因交通事故死亡，王相福本人身受重伤，昏迷数月，住院救治1年多，至今生活勉强自理，行为受限。交通事故发生后王相福的父、母相继去世。2.被上诉人王相录与被上诉人刘爱珍系夫妻关系。王相录自2002年在外承揽工程。2010年，王相录与一个建筑队上的材料员路璐（身份证号码）相好并同居，俩人生育一子，现在3岁左右。王相录为路璐在淄博张店绿城百合花园买了一套房子。王相录与刘爱珍多次协商离婚，未达成协议。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2018年9月15日，王相录串通其哥哥王相福、姐姐**（王相录的亲姐姐、王相福的亲妹妹）编制“对账单”，称截止2018年9月15日，王相录共保管王相福11001147元，并提起本案诉讼，并申请法院查封了刘爱珍名下合法财产（银行存款以及名下房屋）。即便“对账单”上王相福、王相录、**兄弟姊妹三人的签字都是其本人签写，也不能证实该对账单表述的内容是真实的，更不能证实存在王相福将11001147元交付王相录保管的事实。2019年8月19日，一审法院对王相福询问笔录证实，王相福与王相录之间不存在保管合同关系，而且，王相福证实说了算的是其兄弟王相录，王相福本次诉讼的代理律师也是王相录找的。王相录与王相福之间不存在财产保管合同关系。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完全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依法不成立。1.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账目、7张收据等证据，不能证实上诉人与王相录之间存在保管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五条规定：“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第三百六十七条规定：“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据此，保管合同是实践性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而本案不存在王相福向王相录交付保管物的事实，上诉人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向王相录交付了保管财物。《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施工合同的内容包括工程范围、建设工期、中间交工工程的开工和竣工时间、工程质量、工程造价、技术资料交付时间、材料和设备供应责任、拨款和结算、竣工验收、质量保修范围和质量保证期、双方相互协作等条款”。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双务有偿合同，其标的是承包人以自己的创造性行为，将设计图纸变为满足功能、质量、进度、投资等发包人投资预期目的的建筑产品。基于建筑施工合同的特殊性，国家从法律层面规定了从事建筑施工必须具备的资质条件，并禁止违法转包、分包等违法行为。建筑施工合同与保管合同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类合同。即便某个项目施工人因自身原因不能继续履行施工合同义务，经发包方同意由他人继续履行施工义务的，属于建筑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施工主体及相关责任权利义务的变更，与保管合同没有任何关联。上诉人诉称的代为施工及工地代管行为不但与事实严重不符，而且不具有合法性。施工行为不属于保管合同约定的范围。上诉人一审提交的4份账目、7张收据等证据，来源不合法，且不能说明对账单所述7个工地相关的施工合同的主要内容、责任主体、施工义务履行、施工结果交付及工程款收支等基本事实，更不能说明王相福与王相录之间存在11001147元保管合同关系。2.打入王相录个人账户中的工程款与王相福无关，更非王相福个人所有财产。一审中王相录认可“对账单”中收、支款项都是走的其个人卡（详见2018年12月12日一审庭审笔录第10页）。那么，根据众所周知的事实，个人承揽工程的，发包方打入个人账户中的工程款是基于特定施工行为支付的工程款，与特定施工人及其承揽的施工行为相关联，与其他个人无关。具体到本案，其一、被上诉人王相录没有提交发包方打入其个人账户中的资金交易凭证及流水，其自认的对账单中的7000余万元是否打入其个人银行账户、以何种方式存在，如何支付等，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其二、发包方基于个人承揽施工行为打入王相录个人账户中的资金，与具体的施工行为有关，与王相福个人财产无关，更非王相福个人资金收入或王相福的工程款。王相录将自己制作的部分账册、收据等提供给王相福，称“只是在管理王相福的工地”，进而自认保管王相福11001147元，不但与事实严重不符，而且不具有合法性，直接损害被上诉人刘爱珍的合法权益，损害其他第三人的权利，比如发包方的权益、施工中提供劳务等人的权益。3.上诉人关于相互之间比较了解没有签合同的解释不符合常理。涉案“对账单”所述7个工地，涉及工程款7000余万元，根据众所周知的事实，承揽工程施工都有书面合同，分包或者转包尤其都有合同。上诉人关于相互之间比较了解没有签合同的解释不符合常理。2011年7月王相福交通事故受伤后昏迷数月，生死未卜，住院1年多，这样的情况下基于“彼此相互的了解”不签合同，将工程发包给王相福，而将7000余万工程款拨付给王相福之外的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不但不合法，而且不符合常理。4.本案中王相录自认行为违法。王相录自认与王相福之间存在保管合同关系的目的是非法的，其一、转移王相录与刘爱珍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收入，侵吞夫妻共同财产；其二、以合法形式将王相录作为实际施工人的责任转移到王相福这个孤老残弱没有任何实际履行能力、完全由王相录说了算的个人身上，而相关的、可能的工程款则全部进入王相录的账户，由王相录控制、支配（详见王相福询问笔录）。王相录自认的事实貌似对自己纯不利，实际上是对自己纯有利，只是对被上诉人刘爱珍纯不利，并进而对支付工程款的发包方及提供劳务等相关责任方纯不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307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王相录与王相福、**串通，编造“对账单”、虚假陈述保管合同关系，依法应当承担虚假诉讼法律责任。上诉人称“一审法院可以根据自认的原则不经查证而把纯不利于自认方的事实认定为案件事实，或者把经自认的材料证据直接作为定案证据”，“对王相录自认事件事实无需加以举证”，不具有合法性。恳请法庭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依法追究王相录、王相福虚假诉讼法律责任。王相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王相录、刘爱珍返还9401147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王相福与被告王相录系兄弟关系，两被告系夫妻关系。2018年9月15日王相录为原告出具对账单一份，记载截止对账之日王相录共计保管王相福11001147元。另，经本院询问王相福本人，其陈述其在2011年受伤后，其原经营的工地共有财产大约五六十万，每个工地能有六七十万的利润。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王相福诉请两被告返还保管的财产共计940余万元，并提供对账单一份，王相录虽认可对账单所记载的代王相福保管款项11001147元的事实，但涉案对账单中所出现的7个工地总收入达7700余万元之多，原告方作为自然人并无相应的建设工程施工资质，庭审中原告也未能提供有效的挂靠合同、承包合同、施工合同及明确的会计凭证证实涉案工地结余款的真实性，且原告本人陈述的工地的收入与对账单中记载的收入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依据原告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原告王相福与被告王相录之间存在保管合同关系，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保管财产的诉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相福对被告王相录、刘爱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7608元，申请费5000元，均由原告王相福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证据：证据一、山东益达建设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东营诚信建设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1.山东益达建设有限公司出具证明前进村工程、玛琅工程、锦城佳园工程、孚特工程均由王相福自行组织队伍施工，自主投资。2.东营诚信建设有限公司证明因2011年7月3日王相福发生车祸后，由王相录、王相会二人代其管理北十井工地，青陀工地，文化中心工作，惠鲁工地，惠丰工地。证据二、垦利北十井新农村建设工程（第三标段）结算审核报告中的建筑工程结算汇总表原件复印件各一份，王相会签订的工程预（结）算书三份。证明：王相福受伤后王相惠（王相会）代表王相福作为北十井项目的经办人代表东营诚信建设有限公司办理该工程的结算事宜，该工程的审定值21900507.77元，高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相录之间对账单的金额，因为诚信公司需要扣除管理费等各种费用，因此对账单显示的收入为20600000元，进一步印证对账单显示的数值是真实的。证据三、东营市现代畜牧业示范区棚户区改造工程A区第一标段竣工结算书中的补充协议书一份，东营现代畜牧业示范区黄河佳苑项目棚户改造工程现场签订单2张（一张落款人为王相福、一张落款人为王相惠，现名为王相会）、该工程工作联系单以及图纸会审记录4张。证明：（1）在该补充协议书的乙方落款处签名为王相福、王相录代表东营诚信建设有限公司与甲方签订该协议书，此时王相福已受伤，经向王相会核实，王相福的字应是王相录代签，该事实更加可以证实王相录仅是王相福的代表。同时在工程施工过程中所涉及的工程签证单落款分别为王相福、王相录、王相惠，也可以证实王相录与王相会仅是工地管理人员。（2）该项目是指对账单中的青陀工地，该项目总造价为4029万余元，但存在诚信代付款的事实，扣除代付款以及管理用等费用以后，王相福的收入为2700万，该金额与事实相符。证据四、玛琅舜华小区20、21住宅楼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一份、内部承包经营合同一份。证明：山东益达建设有限公司将玛琅村民改造工程发包给王相福施工，并与王相福签订内部承包合同，在王相福发生交通事故后，由王相会代其办理工程的结算事宜。但该项目在王相会、王相录负责管理以后，并没有收款，因此对账单中并不体现该项目。证据五、法人授权委托书一份。证明：王相福在2011年7月3日发生交通事故后，由王相会代为管理工作，山东益达建设有限公司向王相会出具授权委托书，由王相会办理锦程佳园工地的后续结算事宜。证据六、法人授权委托书一份，关于胜利油田孚特工贸有限公司1号职工公寓楼工程结算的审核报告中的工程结算审核取证汇总表一份。证明：王相福在2011年7月3日发生交通事故后，由王相会代为管理工地的工作，山东益达建设有限公司在2011年11月8日向其出具法人授权委托书，委托王相会处理孚特公司公寓楼的结算事宜，后王相会作为经办人办理了该项目的工程结算工作。证据七、山东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所鉴定报告一份、（2013）博民初字第392号民事判决书网上打印件一份。证明：上诉人因发生交通事故，经山东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所出具（2013）精鉴字第28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为精神障碍（中度智力损伤），伤残为六级，因此王相福本人在目前状态下，在陌生的环境与陌生人交流，其意见表达无法如实和准确地进行陈述，只有在近亲属，特别是亲妹妹**的陪伴下，待其精神状态较好时才能对之前的相关事实进行正常的表达。证据八、山东益达建设有限公司内部承包经营合同一份，东营诚誉工程造价有限责任事务所报告书中基建施工预决（结）算审计验证定案表一份、现场签证单2张。证明：在2006年山东益达建设有限公司将前进村居改造工程发包给上诉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所有签证均为王相福作为施工单位签字确认，并同王相福于2011年1月29日办理了工程结算，该证据可以证实上诉人在2011年以前就一直从事建筑行业，有自己的施工队伍。王相录质证意见：证据一中东营诚信建设有限公司证明中的公章与审计报告原件中载明的公章不太一致，其他没有异议。刘爱珍质证意见：证据一两份证明真实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不能证实王相福与王相录之间存在保管合同关系，因为施工行为不是保管合同约定的范围，而且对两份证明内容的合法性有异议，其证实的代管工地不具有合法性，代管工程范围与事实严重不符，证实所得工程款均由王相福所有与事实严重不符，不具有合法性。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证据与王相福没有关联。相关的施工行为与王相福没有关联，相关的工程款支付更与王相福没有关联，而且证据二不能证实相关工程款的支付情况。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证据同样与王相福没有关联。施工合同、施工行为、工程款的拨付都与王相福没有关联。该证据同样不能证实相关工程款的收支情况。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质证意见同证据三。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证实的内容不真实。授权委托书中所述的工程施工合同、施工行为及相关的工程款与王相福没有关联。对证据六的质证意见同证据五。对证据七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证据说明2011年7月王相福受伤后至今精神障碍不能正常表达，其本人没有承揽工程施工的行为能力和事实，王相福与涉案对账单中七个工地具体施工及工程款支付没有关联。对证据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综上，综合质证意见：上诉人提交的不是新证据，且在一审未提交，证明内容与2019年8月19日王相福自认事实严重不符，与保管合同没有关联，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不具有合法性，依法不予采信。同时，上诉人申请证人王相会、王某出庭作证。王相会证言：“其是王相福的堂兄，王相福受伤以后，王相福的亲戚王相彬在2011年7月4日找我为王相福管理工地，我等了大约两个月才到的工地，王相福借用的别人的名义进行施工。第一个管理工地是北十井在建工地，金程家园是追要剩余工程款，孚特工地也是追偿工程款，交工、结算、追要工程款都是我干的。后续又承接了青陀工地、文化中心、惠鲁工地，青陀工地和惠鲁工地还没有完工。2014年1月份因身体原因就不干了。所有财务我给管的账，所有王相福的诉讼都是我为其整理材料。钱都是王相录管着。王相福约有100名工人，机械有塔吊、搅拌机、一辆货车，水准仪、经纬仪、底盘车、小推车、厨房设备、办公设备及职工宿舍。2013年期间有一段时间刘爱珍也记账。刘爱珍记账多久不清楚，有时候一两个月记一次。王相录支的材料款、工人工资、工人借支，然后我粘贴好它，刘爱珍负责记账”。王某证言：“其与王相福系堂叔伯关系，我给王相福干活，2009年去的时候在孚特工地担任小组长，孚特工地完事后，我又去的北十井担任小组长，王相福出事之后，王相彬跟我说让去北十井管理工地，后面又陆续去了惠丰工地、惠鲁工地、文化中心。只知道是给王相福干活，具体哪个公司干活就不清楚了。对上述证言，王相福意见:证人的证言能够证明王相福、王相录以及**签字的对账单上所记载的工程均系王相福的工地，上述工程所获得工程款收入均系王相福所有，但因王相福发生交通事故后，由王相彬协调，王相会、王相录到王相福的工地代为管理，王相录从上述所获取的款项均为代王相福保管，两证人证言与诚信公司、益达公司以及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账本及其他材料能够相互印证，以证实王相福与王相录之间真实有效的保管合同关系，与上诉人一、二审中的陈述是一致的。王相录意见：没有异议。刘爱珍意见：有异议。1.王相会、王某与王相录、王相福兄弟二人是堂兄弟关系，是一家人，而且两人是受王相录雇佣在王相录承揽的工地上干活，两人与王相福及被上诉人王相录存在身份、工作及利益上的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足为信。2.王相福受伤后至今不能正常表达，王相彬并非王相福法定监护人，王相彬与王相福没有关系，两个证人关于受王相彬委托到工地，与王相福没有关联。通过该两个证人的证言结合2019年8月19日王相福陈述，我们对王相福的资格及其代理人有异议。既然王相福不能正常表达，证人王某陈述的不和正常人一样，谁是王相福的法定监护人？谁有权代表王相福做出起诉及委托代理？我们认为上诉人的代理人代理资格有问题。3.两个证人对于涉案对账单中七个工地施工合同主要内容如何履行以及工程款是否拨付，如何支付均不清楚，更不能证实对账单中的七个工地是王相福的工地。4.该两个证人证言于2019年8月19日王相福自认事实不一致的，应当以王相福自认事实为准。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上述书面证据及证人证言仅能证明其在相关承包工地进行施工的情况，但具体收入是否与涉案对账单完全一致，并未有提交工程款拨付明细予以证明，不能其证明目的。二审查明，2018年9月15日，上诉人王相福与其妹**、其弟王相录签订一份“王相福收入支出对账单”，内容为：1.“锦程佳园工地收入1034333元，支出5321元，余1029012元；2.浮特工地收入1023930元，支出175118元，余848812元；北十井工地收入20600000元，支出19275086元，余1324914元；4.青陀工地收入27000000元，支出25647288元，余1352712元；5.文化中心工地收入2152176元，支出1718976元，余433200元；6.惠鲁工地收入15800000元，支出12149136元，余3650864元；7.惠丰工地收入9600000元，支出5031536元，余4568464元；8.王相福赔偿款614102元；9.王相福生活医疗支出162593元；10.王相录工资2011年7月-2018年9月，87个月×10000，共870000元；11.其他支出汽车鲁Ｅ×××××，总支出315000元。经核对，截止2018年9月15日，王相录共保管王相福11001147元，因以后由**保管王相福全部财产，王相录同意将保管的资金预留备用金500000元，将剩余的10501147元交给**，备用金不够时王相录根据使用金额与**协商支付。2019年8月19日，一审法院承办人对王相福进行了询问，笔录记载内容如下：“审：你是那一年受伤的，说一下具体情况。答:已经七八年了，具体哪一年记不清楚了，当时昏迷了一两个月，在医院住了将近一年，回家后还是不清醒，我住院期间我父亲去世，我母亲是我回家后去世的，我在家了又呆了好多年。期间我的吊车都报废了，当时买的时候很先进。我当时有六十万的设备，我不去都瞎了。现在我基本能够自理，我在受伤后两三年就能走了，但是逐渐开始的，好了之后又去过工地了，当时我兄弟在干着，当时原来的人都认识我。当时我有三个工地。当时我受伤之后他才去的，我是干土建，我兄弟干安装。跟着益达建工干，我出来事之后没投过钱，是我兄弟干的。我兄弟在工地上干了七八年了。当时一个工地能挣五六十万、六七十万。当时家里的钱、存折卡都找人家偷了去了，说了算的就是我兄弟，好多管理的都走了。审：你说一下这次起诉的情况。答：当时我工地上好多东西，都没了，给我打官司的这个律师是我兄弟王相录去找的，她所在的事务所我以前就认识，律师费是谁出的我不清楚，找律师这个事是我兄弟提起来的，我也去找王相录。审：你现在跟着谁生活。谁和你一起生活。答：我现在能够自理，钱都瞎了，我现在主要靠口粮田出租生活。审：你怎么想起起诉这件事情来的。答：主要是想找回我的工地的事情来。我以前有三个工地。”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五条规定：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第三百六十七条规定：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上诉人主张与被上诉人王相录之间形成保管合同关系，对此，王相录也予以认可“2018年9月15日王相福收入支出对账单”中涉及的款项由其保管，鉴于上诉人与王相录是亲兄弟关系，且还涉及另一被上诉人刘爱珍的合法权益。则上诉人应提交涉案款项实际交付时间、如何交付等方面的证据，虽然上诉人在一、二审期间提交了相关证据，但仅能证明其存在承包工程的事实，但不能证明其所称工地工程结算款项每一笔款项如何交付给王相录的事实，王相录也未提交其保管的工程款项保存在何处方面的证据，仅是自行陈述保管了对账单上的款项，若证明王相录的保管事实存在，不能仅凭其陈述，其还应当举证证明每一笔款项的支付人、拨款时间及明细，且与对账单中的数额均一致，才能确定涉案对账单的真实性。另对账单涉及工地数目与王相福在笔录中陈述不符合，在此情况下，一审对王相福的诉求不予支持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7608元，由上诉人王相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忠民审判员  唐顺江审判员  王 杰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法官助理刘亚茹书记员宋廷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