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8民初3995号 原告：董宏丽，女，1964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华、赵嘉琦，浙江劳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江南大道618号东冠大厦主楼五层501、503、505室。 诉讼代表人：张炜，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苗静，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董宏丽与被告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7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8月8日、2020年5月8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董宏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华、被告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施耐德上海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苗静两次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董宏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原告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之前的工资待遇（算至2019年9月为267457.51元）；被告向原告支付因拖欠上述款项所产生的赔偿金267457.51元。事实与理由：原告于1996年入职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工作地点在杭州市滨江区，担任商务合作经理一职。双方于2008年4月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9年的1月25日，原告收到了被告出具的劳动合同依法终止通知书，通知书载明：原告于2019年1月30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公司和原告之间的劳动合同及劳动关系于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终止。公司在2019年1月30日关闭了原告电脑工作平台和工作账号，致使无法正常进行工作交接，无法正常结清公司的财务借款，无法正常报销1月份业务费用，无法按原告意志赎回公司股票。被告于2019年2月开始停发工资，但是并没有给原告办理退休手续，因此其委托的单位亦依然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原告认为被告在未为原告办理完退休手续之前就终止了合同，既不合理也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原告不能上班的原因是被告导致的，同时在劳动合同终止通知书发出后原告仍然坚持工作。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利益，望法院依法判决，维护原告合法权益。 施耐德上海分公司辩称：一、被告无需向原告再额外支付工资。1.被告已经及时向原告发出《劳动合同依法终止通知书》，双方劳动合同及劳动关系自2019年1月30日起依法终止。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期间，被告一直是按时足额向原告支付工资待遇，没有任何拖欠工资的行为。自2019年1月30日起，原告达到了法定的退休年龄，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双方的劳动合同及劳动关系在原告达到法定退休年纪即2019年1月30日起终止。同时被告还在2019年1月25日向原告发送了《劳动合同依法终止通知书》，明确告知原告劳动合同及劳动关系在2019年1月30日终止。2.原告在2019年1月30日后没有开展任何工作，被告也无需向原告支付工资。自2019年1月30日以来，原告的工作平台和工作账号就已经全部关闭，原告事实上也没有办法进行工作。在原告没有继续为被告工作的前提下，原告无权要求被告再支付工资。3.被告已经在公司内部针对原告的退休事宜进行了公示，且已经有新人接替原告的工作岗位。原告在2019年1月30日以后没有开展任何的工作，被告无需支付工资。二、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支付赔偿款。1.原被告双方的劳动合同是依法终止，且依法终止以后原告没有为公司继续进行工作，被告无需向其支付工资，所以在工资没有任何拖欠的情况下，原告的该项请求自然也不应当予以支持。2.被告积极协助原告办理退休手续。被告在2018年10月29日，即在原告达到法定退休年纪之前三个月时就已经通知原告办理退休手续的相关事宜，并提醒原告办理退休所需要递交的材料流程以及需要填写的文件资料等等。但是原告收到邮件以后是一直以自己忙、出差等为由，没有积极去办理。2019年1月14日，原告提出其缺失了2008年1月至4月这一段的社保记录，最终是被告通过杭州社保局查询原告当时在宁波的转移记录，最终成功帮助原告恢复其2008年1月至4月的社保记录。2019年2月22日，被告在协助原告办理退休手续时，经江干区社保局核查，原告的档案缺失了宁波大学在编证明，即在天津航空机电公司历年工作证明等材料。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被告多次陪同原告到相关部门调取了材料，也尽到了自己的义务。2019年3月14日，原告又有提出其在天津航空机电公司还有社保缴费记录，需要合并到杭州，希望被告能够配合办理异地社保转移合并手续。因为该缴费记录历史久远，且天津社保系统进行过多次更新，所以为社保记录的转移带来了大量的困难。被告最终成功帮助原告实现了该缴费记录转移合并。2019年6月，杭州社保局在对原告档案资料进行审核的过程又发现新的情况，就是缺少了宁波大学的离职证明，现在被告也是等待着原告的离职证明，以进一步办理退休手续。可见，在为原告办理退休手续的整个过程之中，被告一直尽最大的努力来协助原告。3.原告退休手续的延迟办理，被告没有任何过错，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如前所述，原告办理退休过程中遇到了许多被告不能预见，也无法避免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被告过错所致，被告自然也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综上，请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一）原告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证据1.劳动合同，证明原告和被告之间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 证据2.《劳动合同依法终止通知书》一份，证明被告在没有给原告办理退休手续时擅自单方在其到达退休年龄时终止劳动合同关系，是违法的行为。 证据3.杭州市人力社保局办理事项材料收取单，证明是原告自己在办理退休手续。 证据4.浙江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历年参保证明，证明原告的社保记录出现了错误。 证据5.浙江省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个人专用），证明被告在通知原告终止劳动合同之后还一直在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 证据6.中国工商银行活期历史明细；证据7.董宏丽工资单，共同证明原告的年基本工资是329186元。 证据8.录音和文字整理资料，证明原告的社会保险缴费记录出现了差错以及被告及其委托单位没有给原告办理过退休手续。 证据9.《关于认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连续工龄有关问题的通知》，证明办理社会保险的主体应当是原告所在单位而非原告个人。 证据10.劳动合同书，证明原告在自行办理退休手续时才了解到，由于被告的关联单位天津梅兰日兰有限公司没有将该份劳动合同书放入原告的档案，没有为原告缴纳1998年2月和3月的社会保险，因而出现原告在宁波大学的工龄将不再计入退休金的计算依据中，影响到原告退休金的金额。 证据11.干部介绍信，证明原告是在1998年的2月从宁波大学调出，以及被告从来没有出面去给原告办理退休手续的事实。 证据12.情况说明，证明原、被告双方的劳动关系。 证据13.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证明被告企业名称的变更。 证据14.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回执，证明天津梅兰日兰有限公司企业基本信息变更的事实。 证据15.劳动合同书，证明企业基本信息的发生，以及这些可以帮助原告顺利办理退休手续的材料都由被告掌握，被告可以调取。 证据16.退休人员基本养老核定表，证明原告依法享受的月基本养老金从2019年10月起计发。 被告对证据1、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5-7、证据9、证据12-1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持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被告对证据3、4、10、11的真实性表示无法核对，且对证据10、11与本案的关联性也持异议，本院经审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被告对证据8的三性均持异议，本院经审核，认为被告无反驳证据提交，故对该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明力将综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二）被告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证据1.《劳动合同依法终止通知书》、证据2.EMS快递单及签收记录，证明被告书面告知原告终止劳动合同的事实。 证据3.《办理社保查询及退休手续通知》、证据4.EMS快递单及签收记录，证明被告积极协助原告办理退休手续，原告未予配合等事实。 证据5.通知原告办理退休手续的邮件（2018年10月29日），证明被告已提前通知原告办理退休手续的事宜，被告不存在过错等事实。 证据6.2019年4月22日电话录音（五方会议）、证据7.录音文字整理资料，证明原告认可是由于个人原因导致退休手续延迟，并非被告过错所致。 证据8.公司内部公告邮件，证明被告已经通过邮件形式在公司发布公告，通知原告退休及相关工作由他人接替的事。 证据9、10情况说明两份，证明被告在2019年1月30日以后继续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的原因是基于政策的规定以及被告委托浙江外企德科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办理员工的社保代缴落户养老、退休等事实。 证据11.浙江外企德科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情况说明，证明对被告多交的社保费用社保机构已经如数返还被告，进而证明双方的劳动关系自原告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就已终止。 证据12.原告的退休证，证明原告的退休时间是2019年1月。 原告对证据1、5、8-1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持异议；对证据2表示没有收到邮件；对证据3.4的真实性持异议，表示未收到邮件，本院经审查，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原告对证据6、7的真实性持异议的，认为录音并不是完整，有裁剪，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核，认为原告无反驳证据提交，故对该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明力将综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依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董宏丽于1996年入职被告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工作地点在杭州市滨江区，担任商务合作经理一职。双方于2008年4月1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8年10月29日，在距离原告退休年龄将至的三个月前这一时间，被告向发出电子邮件，告知原告办理退休的相关手续及所需资料。2019年的1月25日，被告向原告邮寄了《劳动合同依法终止通知书》一份，通知书载明：“原告于2019年1月30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公司和原告之间的劳动合同将于原告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终止；原告应向公司指定人员进行工作交接以及尽快办理退休手续等”。1月29日，被告向原告邮寄《办理社保查询及退休手续通知》，告知原告其提出的2008年1月至4月这一时间段的社保记录不存在断缴，而是存在宁波社保向杭州社保转移时发生缴费记录丢失，需要本人前往查询，以及被告会派人协助等事项。1月30日，被告关闭了原告电脑工作平台和工作账号，原告自此无法继续工作。因原告的退休手续一直未能办妥，2019年4月22日，原告、被告的ＨＲ，以及被告北京外企主管、天津外企刘总、浙江外企经理等五人进行了线上的五方会谈，就原告在天津航空机电公司的社保缴费记录合并到杭州，在办理异地社保转移合并手续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商谈。此后，原告董宏丽向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5月31日作出浙杭劳人仲不（2019）32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以董宏丽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劳动合同履行地在杭州市为由而认为其行使管辖权的依据不足，决定不予受理。 另查明：原告的年基本工资为329186.6元。被告委托浙江外企德科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为其员工代办社保、住房公积金、落户、养老退休办理等服务。因原告档案材料（主要是宁波大学、天津航空机电公司）缺失问题，原告退休手续直至2019年10月才办妥。在此期间，浙江外企德科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仍依杭州市相关政策（退休必须社保在状态下才能办理）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2019年10月9日，杭州市江干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在原告的《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核定表》中确认其基本养老金按5075.6元/月（预发），从2019年10月起计发。随后，原告董宏丽领取了职工退休证，江干区社保机构则将董宏丽超过55周岁后所缴纳的社保费用退回了被告。 本院认为，《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项规定“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劳动合同终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则只是规定“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的，人民法院按劳务关系处理”，故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劳动合同终止的标准。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所规定的终止权并不意味着用人单位在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就自动终止，否则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极为不利。 本案中，原告董宏丽在2019年1月底时虽然年满55周岁，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但是在办理退休手续过程中，因原告部分档案材料缺失退休手续直至2019年10月才办妥，即原告系自2019年10月起才领取退休工资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由此，本院认定双方的劳动关系应延续至2019年9月30日。当然，对原告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至其享受养老保险待遇这段时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认定是为了保证原告作为劳动者的基本合法权益，其与被告即用人单位之间的权利义务，仍应根据劳动合同履行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即被告仍应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被告支付给原告的工资亦应结合原告的实际工作情况而定，而非绝对按原工资标准来执行。否则在原告未提供劳动以及被告也无需其提供劳动的前提下仍按原工资待遇给付亦有违公平。综上，结合原告在2019年2月至9月间未取得退休工资、原告未在被告处提供劳动，以及被告在为原告办理退休手续过程中并无重大过失等实际情况，本院参考2018年杭州市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酌情支付原告相应月份的工资共计49118（6139.8元/月*8）元。对于原告主张的赔偿金，无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二款、第四十四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董宏丽工资49118元； 二、驳回原告董宏丽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董宏丽与被告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各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季隽虹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高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