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6349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庞国辉，男，1983年5月26日，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颖茵，广东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邓惠芬，女，1958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关灵，广州市荔湾区华林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一审第三人：蔡文君，女，1983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荔湾区。上诉人庞国辉因与被上诉人邓惠芬、一审第三人蔡文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66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庞国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邓惠芬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邓惠芬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而没有适用，没有依据该规范指引辨别各方借款关系。民间借贷当事人之间通常会就借款数额、用途、利息、还款日期、违约责任等事宜作出约定，签署借款合同、借据、收据等等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及双方权利义务的凭证。而本案邓惠芬向庞国辉主张的“借款”仅有4.5万元的银行转帐记录，另外6万元只有邓惠芬、邓瑞宜本人的银行取款凭条，邓惠芬与庞国辉之间不存在任何前述凭证。依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条，法院应查明是否有这些凭证、能否认定成立借贷关系，但一审法院没有适用该法条，仅凭邓惠芬和蔡文君的口头陈述就偏信邓惠芬和蔡文君，导致错误认定庞国辉与邓惠芬双方存在10.5万元的借贷关系。且本案不存在借款合同，一审判决却引用《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作出判决。二、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有效成立，须有双方当事人的真实合法意思表示和实际交付借款。一审判决书查明事实不清，在本案缺乏借款合同等直接凭证之下，没有从当事人的主观认知出发，运用日常生活法则认定事实，反而偏信邓惠芬、蔡文君所作的缺乏证据证明，明显不符合常理的陈述。1、民间借贷的当事人通常带有一定的身份、情感或者经济属性，例如亲人之间、朋友之间、合伙人之间。本案庞国辉与蔡文君曾经是夫妻，邓惠芬是蔡文君的母亲，他们彼此有较深的认识，这是产生借款而不签订合同或收据的正向影响。但涉案借款发生在庞国辉、蔡文君感情破裂离婚之后，这对借款而不签订合同或收据是反向影响，常理分析本案的反向影响大于正向影响。所以，若前岳母邓惠芬真的有向前女婿庞国辉出借款项，不可能不要求庞国辉作书面确认，例如合同或借据之类。本案不存在借款合同、借据等直接凭证，可见各方是基于情感信赖而借款的。庞国辉与邓惠芬之间是前岳母与前女婿的关系，缺乏足够的感情信赖，难以建立无合同借据保障的借款关系，邓惠芬主张其与庞国辉之间成立借款关系是不合情理的；反观蔡文君与其母亲和外公有这种信赖基础，所以本案是连环债即庞国辉向蔡文君借款，而蔡文君所出借款项的部分款项来源于蔡文君向其母亲和外公所借。2、涉案6万元不存在银行汇款凭证，邓惠芬称是其将自己及案外人邓瑞宜存折交给庞国辉，由庞国辉取出存入自己的账户（见一审判决书第2页最后自然段），并无证据证明，不应采信。邓惠芬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陈述，也没有证据证明该两笔款项已交予庞国辉。首先，6万元的取款凭证包括有两笔，一是邓惠芬账户整存整取账户取款4万元，另一个是邓瑞宜活期储蓄账户取款2万元。整存整取账户取款是必须本人凭身份证、存折、密码去银行柜台办理的，不可能交由庞国辉自己去取款。其次，邓惠芬完全可以自行办理，之前的4.5万元（两笔）就是转帐的，没有必要假手于人，她却声称自己把身份证、存折（不可能不只存有这笔款项）、密码全告知于庞国辉，完全不顾及风险，是虚假陈述。3、蔡文君在一审中称她对邓惠芬借钱给庞国辉的款项及之后的操作不清楚，企图与邓惠芬相互配合捏造邓惠芬出借款项给庞国辉的假象。该陈述与常理不符，不应采信。首先，若邓惠芬借款给前女婿而女儿又不知情，那前岳母更不可能不要求前女婿签署书面凭证及承诺来保障自身利益，本案没有任何书面凭证，由此证明邓惠芬和蔡文君所言不是事实。其次，作为前岳母，瞒着自己女儿，把自己和自己父亲的钱，出借给前女婿，不合情理。再次，本案时间跨度长，邓惠芬说庞国辉在2013年偿还了3万元之后就拒不还款了，2013年到2017年这几年，不催庞国辉还钱，还瞒着蔡文君，不合情理。最后，蔡文君与庞国辉在2017年分手时，同意并收取了庞辉10万元以了结所有债权债务关系，当时的意思共识也包括假如庞国辉向蔡文君所借的10.5万元中有来源于蔡文君的家人的款项，也应由蔡文君自行解决处理，故庞国辉与邓惠芬、蔡文君的所有纠纷已了结。蔡文君是本案中一个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其利益与邓惠芬是一致的，法院不能简单地将其表述视为客观独立的证人证言而采信。4、一审判决错误理解邓惠芬提交的录音，片面采信邓惠芬陈述，忽略庞国辉一再强调的“要查帐”。（1）录音是邓惠芬去庞国辉公司滋扰导致庞国辉报警、警察到现场之后邓惠芬私下录制的，邓惠芬是有预谋的，话语中带着误导性。而庞国辉因多次被骚扰，更被邓惠芬去到其工作场地滋扰，当时非常气愤。人在极度气愤时通常会影响口头表述，表述不完整、有所偏差甚至产生歧义也可能发生，尤其是在另一方有意识有预谋误导的前提下，所以庞国辉的表述不能仅以口头表述去片面理解。而且邓惠芬故意在上班时间去庞国辉办公地点挑起争端，且未经当事人以及在场出警人员的同意偷录，获取途径不合法。（2）庞国辉没有确认向邓惠芬借款10.5万元，如果他在录音中确认了为何一再强调“要查帐”？可以从庞国辉的认知与逻辑来理解“要查帐”的意思。他认为是蔡文君借款给他，他已向蔡文君还款，事隔一年后邓惠芬找他说是邓惠芬而非蔡文君借的，自然反应是查帐，想了解蔡文君出借给他的10.5万元之中是否有部分是邓惠芬的，这是正常的即时反应。另一层意思是要邓惠芬提供证据证明她与借款有关，庞国辉的意思绝非认为有银行汇款凭证就承认邓惠芬是出借人。（3）自认应是明示的意思表示，庞国辉没有表述过向邓惠芬借款10.5万。他与另一现场女性案外人一直反问邓惠芬何时借过钱给他（录音0:34至1:00），基于邓惠芬说有转帐记录，庞国辉不清楚邓惠芬有否转帐给他，所以说要查帐才知（录音8:15至8:25）。邓惠芬在录音中声称10.5万元借款有证据，只是在家里没带出来，而从本案证据看，邓惠芬与其父亲只是转帐了4.5万元，显然邓惠芬为了录音一直在误导警察。警察说邓惠芬出借10.5万元不是主要争议，争议是还了多少钱，庞国辉当时应了“嗯”“没错”（录音10:36至1l:08），这是他不想打断警员说话的自然反应，并非承认邓惠芬是出借人，之后庞国辉的心思都放在了强调已还清借款且还多了之上才没有往回否认。5、一审法院以该录音认定邓惠芬、庞国辉之间成立10.5万元借贷关系，却不采信庞国辉所说的已多清偿借款，也不分析庞国辉为何要说查帐，对同一份证据，有利于邓惠芬的部分就采信，有利于庞国辉部分就当没看到没听到，是明显的偏信一方。三、本案涉嫌虚假诉讼，一审判决没有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九条第（2）项、第二十条规定，判定其是虚假民事诉讼，驳回其诉讼请求，二审应予纠正。而且，有迹象证明蔡文君目前有较多债务未清偿，经济状况堪忧，不排除母女俩在明知庞国辉已清偿全部借款，却仍在事隔一年多之后借诉讼获利以偿债的可能。四、一审判决书错误认定庞国辉与邓惠芬之间成立借贷关系，把庞国辉与蔡文君原本已结清的借贷关系，投入到混乱复杂的状态当中，非但不能定争止纷，还可能引致更多的纠纷。综上，本案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明察秋毫，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邓惠芬辩称：不同意上诉人提出的上诉请求，认可一审判决。蔡文君述称：认可一审判决。邓惠芬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庞国辉偿还欠款75000元。一审法院查明：蔡文君与庞国辉原为夫妻关系，两人于2012年8月4日离婚。案外人邓瑞宜名下尾号为8787的银行账户曾于2012年11月26日向庞国辉名下尾号为9590的账户转账25000元。邓惠芬名下尾号为2558的账户曾于2012年11月26日向庞国辉名下尾号为9590账户转账20000元。本案庭审中，邓惠芬主张借款105000元包括2012年11月26日的转账45000元及于2012年12月期间其将自己及邓瑞宜存折交给庞国辉、由庞国辉取出存入自己账户的60000元。邓惠芬为证明其主张提交证据如下：一、取款凭条，显示邓惠芬名下尾号为*1*1的账户于2012年12月17日取款40000元，案外人邓瑞宜名下尾号为61*2的账户与2012年12月17日取款20000元。二、录音一份，内容为2018年12月24日邓惠芬与庞国辉在派出所民警主持下的谈话，其中派出所民警询问庞国辉是否有向邓惠芬借款，庞国辉表示邓惠芬是有借款给庞国辉，但要查下账，邓惠芬表示庞国辉借了邓惠芬105000元，但只是还了30000元，庞国辉又表示其已经还了通过邓惠芬女儿还了60000元，邓惠芬否认通过其女儿收款，民警询问庞国辉是否已还清，庞国辉表示已还清，民警又在询问庞国辉是否105000元已经还清，庞国辉表示已全部还清，全部还给了邓惠芬女儿，且多还了。三、邓瑞宜出具声明书及邓惠芬代理人为邓瑞宜所作的笔录，内容为邓瑞宜的两笔存款是属于邓惠芬出借给庞国辉的款项，邓瑞宜同意由邓惠芬向庞国辉主张权利，邓瑞宜不会向庞国辉主张权利。庞国辉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二，确有录音的谈话，但无法确认是否有剪接，邓惠芬未经当事人许可进行录音，故对该录音其不予认可，录音中庞国辉也多次表示没有欠邓惠芬及其女儿款项，对证据三，真实性庞国辉无法确认。邓瑞宜所说的不是事实，2012年12月26日庞国辉是收到邓瑞宜的25000元转账，但该笔款项是庞国辉向蔡文君所借。2012年12月17日所谓20000元的转账我方没有收到。蔡文君质证认为，对邓惠芬的证据均无异议。庞国辉为证明其主张提交证据如下：一、庞国辉名下工商银行账户流水，显示其多次转账付款给蔡文君，且于2012年12月10日向邓惠芬转款2000元，于2013年8月12日向邓惠芬转款30000元。二、庞国辉名下华润银行账户流水，显示有向蔡文君转款记录。三、庞国辉的微信截图、支付宝截图，显示其多次转账给蔡文君，且于2015年9月9日向邓惠芬微信转款200元。四、庞国辉与蔡文君的离婚协议。邓惠芬质证认为，对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四不予认可，不清楚庞国辉与蔡文君往来情况。蔡文君质证认为，庞国辉转账给蔡文君的款项与邓惠芬借给庞国辉的款项无关。蔡文君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微信转账记录为证，显示蔡文君多次转账给庞国辉，蔡文君主张用于证明双方的账目往来，蔡文君转款给庞国辉，庞国辉又还款给蔡文君，还有部分款项系蔡文君为庞国辉还信用卡、贷款的款项，且10月30日庞国辉的转款是分水费，系蔡文君与庞国辉分开前产生的款项。邓惠芬质证认为无异议，蔡文君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庞国辉向邓惠芬转款合计29万元，已经偿还了借款。一审法院认为：关于邓惠芬、庞国辉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根据邓惠芬提交的录音材料，庞国辉确认其有向邓惠芬借款，且民警询问是否已还清105000元借款，庞国辉表示其已还清，故可印证邓惠芬、庞国辉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对邓惠芬主张之庞国辉向其借款105000元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关于是否已还清借款问题，根据庞国辉提交的微信及银行转账记录，庞国辉已向邓惠芬转款32200元，此应认定为还款。至于庞国辉向蔡文君的转款，首先，庞国辉并未提交证据证明邓惠芬有委托蔡文君收款，且邓惠芬及蔡文君均对此不予确认；其二，蔡文君与庞国辉原为夫妻关系，蔡文君与庞国辉之间互有账目往来，双方之间有其他经济来往，仅凭转账不足以证明庞国辉向蔡文君转款即为对邓惠芬的还款。故此，对庞国辉已还清借款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庞国辉应在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邓惠芬清偿借款72800元。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675元（邓惠芬已预付）由邓惠芬负担49元，庞国辉负担1626元。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上诉争议焦点是涉案借款中的现金6万元是否真实存在、涉案借款是否全部清偿完毕以及本案是否涉嫌虚假诉讼。首先，根据邓惠芬提交的录音材料，庞国辉确认其有向邓惠芬借款，且民警询问是否已还清105000元借款，庞国辉表示其已还清，故可印证邓惠芬和庞国辉之间确实存在105000元的借贷关系，故庞国辉主张现金借款6万元不存在与其自认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关于庞国辉是否已还清所有借款的问题。根据庞国辉提交的微信及银行转账记录，其已向邓惠芬转款32200元，应认定为还款。至于庞国辉向蔡文君的转款，因邓惠芬不承认其曾委托蔡文君收取还款，蔡文君也不认可收款性质为庞国辉对邓惠芬借款的还款，且庞国辉也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委托收款事宜，故庞国辉主张已向邓惠芬还清所有借款理据不足，本院亦不予采信。最后，关于本案是否涉嫌虚假诉讼的问题，因庞国辉对此未举证证明，故其该项主张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庞国辉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20元，由上诉人庞国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汪 毅审判员 谷丰民审判员 汤 琼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曾晓敏邱明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