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晋07民终7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崔月喜，男，1963年6月27日生，汉族，住榆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军（系崔月喜之子），住榆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勇亮，晋中市司法工作者协会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月兰（系本案原一审原告崔永才长女），女，1959年1月21日生，汉族，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村民，住。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月芝（系本案原一审原告崔永才次女），女，1966年1月5日生，汉族，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村民，住。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月改（系本案原一审原告崔永才三女），女，1968年12月4日生，汉族，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村民，住。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月娥（系本案原一审原告崔永才四女），女，1972年3月1日生，汉族，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村民，住榆次区。上诉人崔月喜因与原被上诉人崔永才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2019）晋0702民初30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在上诉后，原被上诉人崔永才去世，本院通知其继承人崔月兰、崔月芝、崔月改、崔月娥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崔月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崔永才一审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第一，一审法院立案登记时填写的“案由”部分明明填写的是“所有权确认纠纷”并不是“继承纠纷”，而一审法院在法庭调查和合议庭评议案情时，在没有引用任何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的法律规定来审核“本案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共有财产的关系”这个重要的案件情节的前提下,却故意将“所有权确认纠纷”案件按照“继承纠纷”案件的实质审判程序结案，明显存在实体审判错误的迹象，实体审判的内容没有适用“立案时的案由”就草草审判结案，它会导致判决结果“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崔永才（我父亲）未进城参加工作变成城市居民之前，是郭家堡乡近城村（原范家堡村）村民，1955年到原榆次生产资料公司参加工作变成市民直到1990年退休。他老人家的初始户口为“近城村村民”并非“大东关村原始居民”,我父亲的户籍曾经长期在城里，属于“非农业户口”，所以大东关村委就从来没有在“崔永才”名下登记过“家庭联产责任制的承包土地”和“集体建设用地”。本案诉争的房产是位于郭家堡乡大东关村“东兴住宅属于我名下的“拆迁补偿安置房”，从始到终上述房产与我父亲崔永才没有物权法上的财产共有关系。第二，2001年11月26日，原院（被拆迁的老宅）“宅基地使用权”发生了“物权变动”，土地部门给本人“崔月喜”颁发的“榆集用（2001）字第01420号”《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就是本人对宅基地享有合法使用权的“物权凭证”，并且宅基地上房屋也是本人自筹资金推倒重建的,而当时崔永才并没有跟我和母亲“安秀莲”登记在一个农业户口簿上，因此一审判决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26条的规定作为“法律依据”下判决明显“适用法律错误”。1.1992年之前，原院（被拆迁的老宅）分别登记在本人“崔月喜”和我母亲“安秀莲”名下，我和我母亲各占一半产权。2001年6月初,本人想出资对老宅全部进行翻建，于是2001年6月17日，我母亲安秀莲以自己的名义提出书面申请，主动将原院的全部产权登记在了本人“崔月喜”名下，土地登记部门于2001年11月26日，给本人颁发了编号为:“榆集用（2001）字第01420号”《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此时土地使用权已经发生了“物权变动”。本人领证之后，本人自筹资金对老宅全部进行了翻建,因此上述房屋被拆迁之前，宅基地上房屋全部是本人所翻建,这一点在一审中也得到了我父亲崔永才的当庭印证。2.一审判决书第5页结尾部分的“法律依据”原文展示与上诉人提出的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问题的质疑:（1）一审判决书中所引用的第一条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条原文是这样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上诉人对一审法院引用该处法律条文作为判决法律依据提出三个质疑:第一个质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4条原文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一审庭审和合议庭评议时，是否应该考虑到土地和房屋登记证书的“独立登记物权人崔月喜”的“合法权益”是否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第二个质疑:一审人民法院在适用法律审理本案时需要考虑一个不可回避的“法理常识”就是:当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4条（特别法）的规定与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条（普通法）的规定发生适用冲突时，应当适用“旧法”和“普通法”？还是优先适用“新法”和“特别法”？第三个质疑:本案中“榆集用（2001）字第01420号”《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的登记权利人“崔月喜”的“民事权益”该不该“受法律保护”？2010年9月27日《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的被拆迁安置人“崔月喜”的“民事权益”该不该“受法律保护”？（2）一审判决书中所引用的第二条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六条原文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遗产在家庭共有财产之中的，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分出他人的财产。”上诉人对一审法院引用该处法律条文作为判决法律依据也提出三个质疑:第一个质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原文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2001年11月26日老宅的“物权登记”已经发生了变动，土地部门给本人颁发了编号为:“榆集用（2001）字第01420号”《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之后本人“崔月喜”已经变成了“老宅土地的权利人”，那么我母亲安秀莲在2008年去世时（公民死亡时），我母亲“安秀莲”名下还存在“遗产”吗？这时可被作为安秀莲的“遗产”去哪儿了？一审法院还能认定2008年我母亲“安秀莲”去世时（公民死亡时）,还存在“安秀莲”对上述房屋和宅基地的财产份额吗？第二个质疑:从2001年11月26日（物权变动之日）至2010年9月27日本人“崔月喜”与榆次区郭家堡乡大东关村民委员会所签订的《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前一天，将近10年时间，我父亲未提出过“撤销权之诉”，因此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52条规定的“五年时效”,撤销权消灭后,一审法院还能认定被上诉人我父亲崔永才对“原院（被拆迁的老宅）”享有财产份额吗？法律所赋予的“撤销权”都消灭了,我父亲崔永才还能在本案中主张“房产所有权”而提起民事诉讼吗？我方的法律依据原文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52条原文规定如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三）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第三个质疑:2001年6月17日，我母亲安秀莲以自己的名义提出书面申请，主动将原院的全部产权登记在了本人“崔月喜”名下的“法律行为”是否应当认定为“物权人安秀莲生前对自己所享有的物权进行处分的法律行为”？那么我父亲崔永才自认为是上述物权的共有人（夫妻共同财产）当时提过“反对意见”吗？如果我母亲为我办理上述宅基地的产权登记时，我父亲崔永才当时不持反对意见的理由是自从我母亲安秀莲2008年去世之后，二老生育的五个孩子中，只有我和我妻子禹淑芳（儿媳）一直照顾我父亲“崔永才”的生活起居，其他孩子们照顾过我父亲几天？直到现在我父亲还和我们夫妻二人在一个院儿里居住,要不是受他人挑唆，一个很安静的八十多岁的老人家怎能突然变得反常了？“始作俑者”故意设局挑动是非，她的内心动机是为了孝顺老父亲？还是另有企图？请看下文分解。第三，法院开庭当天,虽然我因为不想激化父子矛盾，所以没有去法院参与庭审活动,但是我听我儿子和妻子禹淑芳以及我的代理人回来向我陈述:我父亲崔永才在法庭上出现了“条件反射式异常举动和不符合常理的语言表达”。具体情况如下:1.一审庭审刚开始不到五分钟，法庭上出现了跟着崔永才一起到庭的旁听人员当庭故意大声咳嗽和往地下吐痰的行为,此行为使坐在原告席上的我父亲“崔永才”身体出现了“条件反射性身体突然颤动和哆嗦”，当时审判长也实在看不下眼去了，所以当庭对该人员的异常举动进行了训诫和制止。2.我听我代理人跟我陈述，我父亲崔永才在一审庭审中，当被法官问道:“您为什么要向法院起诉您儿子崔月喜，并向他索要位于郭家堡乡大东关村“东兴”我的代理人跟我说我父亲崔永才在法庭上,大致是这样回答法官的提问的:“我四女儿崔月娥很孝顺我，给我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所以她安排我，让我把她给我买电动车垫付的钱,向包括儿子崔月喜在内的其他四位子女分摊了此笔费用!所以我就找到儿子崔月喜让他把崔月娥给我买电动车的钱分摊一部分。当时儿媳禹淑芳就插话说:谁想尽孝心就谁出钱,您要想骑电动三轮车我们独立出钱给您买,不用姑娘们出钱!所以我就跟我儿子闹翻了，我就要起诉儿子崔月喜向他要一套房子养老。”这就是此案父子矛盾的“爆发点”，那么这把“父亲崔永才对儿子崔月喜的仇恨之火”是谁点燃的？我相信任何一位理性第三人都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3.法庭调查阶段，我父亲聘请的代理律师郭兰香律师，代表我父亲崔永才当庭向法庭陈述“老人家只想要一套房子住，有个自己住的住处，老人家其实要求并不高，有个房子住就行。”我的代理人代表我当庭陈述:“我方的意见是，就村委会拆迁补偿给崔月喜的那五套房子，老人家想住那套就住那套，而且可以马上就搬去住，我方全力配合!但是我方需要保留房产物权，房产物权不得变动。”当时坐在旁听席上的我妻子禹淑芳看到老人家愉悦的表情,就准备想表示同意时，情况发生了“突变”，此时同为一母同胞、坐在旁听席上的这位“导演”，拼尽全力靠近“原告席”冲着我父亲崔永才“又挤眼儿又努嘴”，表情过于夸张和滑稽。我父亲接到这个“表情信号”之后，表情顿时镇定下来，说了一句“我还是要房子（要房屋产权）”。本人认为我父亲崔永才当庭受到他人“遥控”的行为而显现出来的“本人的意思表示不能自主表达”的情况，本人表示强烈的不服。因此本人提出上诉的心理动机是不服“案外人基于个人私利,挑动父子对簿公堂，渔翁得利的行为。”而且案外人在得知我一审败诉的“好消息”之后，代表我父亲崔永才给我传话“打完官司就依法断绝父子关系”，此时我相信,任何一位内心冷静的旁观者都会清晰地看到一张充满邪恶和贪婪“面目狰狞的脸”!被上诉人崔月兰、崔月芝、崔月改、崔月娥辩称，房子是我父母的共同财产，应当有我父亲的份额。崔永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分割共有财产,确认登记在崔月喜名下位于大东关东兴小区18号楼1单元401住宅一处归其所有和居住使用。2.诉讼费用全部由崔月喜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75年崔永才及其妻子安秀莲获得在院的宅基地一处，并于当年修建平房五间，登记在安秀莲名下，该房属于夫妻共同财产;1992年，该处房产共同登记于安秀莲和崔月喜名下;2001年6月17日安秀莲本人申请将院内全部房产登记在崔月喜名下，从2001年12月26日起至今该处房屋一直登记在崔月喜名下。2001年11月26日，崔月喜领取了榆集用（2001）字第01420号集体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者为崔月喜，使用权而积为262.42平方米;2008年，安秀莲去世，房屋未进行分割。2010年房屋拆迁，崔月喜与大东关村委会签订了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补偿了五套房,该五套房分别位于大东关东兴小区18号楼一单元401室、402室、三单元301室、402室、502室，建筑面积共459.44平方米，均登记在崔月喜名下。此后，2019年，崔永才要求将位于大东关东兴小区18号楼1单元401住宅一处归崔永才所有和居住使用，崔月喜不同意，双方发生纠纷，故崔永才向该院提起诉讼，为本案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公民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本案所涉及的位于大东关东兴小区18号楼1单元401的住宅虽然登记在崔月喜名下，但是该房屋是对院拆迁进行的补偿，院当年修建时登记在安秀莲名下，安秀莲系崔永才的妻子,该房屋为案外人安秀莲与崔永才的夫妻共同财产。2008年案外人安秀莲去世，虽然安秀莲要求将大东关南小巷13号院的全部房产归在崔月喜名下，但该申请上并未有崔永才的签字，崔月喜虽取得了该房产的集体土地使用证，但是并不能否认该房屋属于安秀莲的部分为崔永才与案外人安秀莲夫妻共同财产的事实。鉴于该房屋已被拆迁的事实，崔月喜所签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对南小巷13号院补偿房屋五套,理应有崔永才的一部分,故崔永才主张依法分割共有财产,确认登记在崔月喜名下位于大东关东兴小区18号楼1单元401住宅一处归崔永才所有和居住使用的诉请，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判决:位于大东关东兴小区18号楼1单元401住宅的所有权归崔永才所有并居住使用。二审中，本案争议焦点：原审法院确认大东关南小巷13号院内有属于崔永才的财产并将位于大东关东兴小区18号楼1单元401住宅确权给崔永才所有并由其居住使用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针对争议焦点，上诉人提供新证据：1.崔月喜2000年盖房子建房图纸4张；2.银行取款单，证明建房资金来源；3.建房工人工资6张收据；4.购买建材票据10张；5.办理土地证支付费用票据2张；6.2013年2月26日崔永才遗嘱（遗嘱内容主要为“日后在我百年之后所留遗产，我情愿给予儿子崔月喜，儿媳禹淑芳”），证明崔永才一直跟着崔月喜生活，由其照顾饮食起居，双方之间没有不愉快；7.13张照片，证明了崔永才因为此次案件，气的住院，崔月喜在医院照顾，随后进行了安葬；8.举办崔永才葬礼时的花费账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为：1.对建房图纸没有异议，是他与我母亲一起筹划的；2.对于银行取款手续有异议，不能证明取款用途；3.工人工资收据6张不能确定是否真实，但即使真实，也不能证明工资是他一个人出钱的；4.购买建材的票据没有异议，但是钱是否是他一个人出的有异议；5.对于办理土地证费用没有异议，但是钱是否是他一个人出的有异议；6.不认可遗嘱真实性；7.当时在医院是我们子女轮流照顾的，不止是他；8.葬礼花费是我们亲朋好友之间上礼，从礼金里开支的钱。被上诉人提供新证据：1.父亲于2020年2月20日在医院立的遗嘱，主要内容为“与我儿崔月喜财产纠纷一案，已进入二审阶段，日后无论我是否健在，均由我的四个女儿全权代理；若官司胜诉，所得财产分为四等份，赠与四个女儿”，有代笔人，有见证人，是大东关村委的，立遗嘱的时候所有继承人都不在场，执笔人是二小（小名），见证人是大队的柳福贵和薛某（小名）；2.视频一份，立遗嘱时我父亲和村委交代的内容，是崔月娥的女儿在场并录像。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为：1.对于遗嘱的真实性存在质疑，等待核实后才有定论，有代笔人，代书人都不清楚其身份和现场的其他人员情况；2.对于视频真实性认可。对于为何将宅基地使用证办理至上诉人名下，双方所述不一致，由安秀莲出具的申请书内容为“我叫安秀莲，现住院内，我愿将记在我名下的全部房产归在我儿子崔月喜名下，特此申请”。上诉人称，以前登记在我母亲一个人名下，我于1987年结婚，我结婚了以后我母亲给我分了一半的房子，一共有6间房子，我住西面的三间，我父母住东面的三间，至1992年登记成了我和我母亲共同的。在2001年时全部都登记成了我名下，是因为我于2000年将旧房子翻建成了二层楼。办理在我名下是我母亲亲自申请的，她本人签名的。翻建房屋是我一个人出资建的，父母都没有出资。被上诉人称，2000年重新丈量土地，一个院子里只能有一个证件，所以直接写成了上诉人的。我父亲于55周岁1990年退休开始就是崔月喜一直领取的工资，我母亲于2005年至2008年期间拿着我父亲的工资本，2008年我母亲去世后，父母积蓄有7万元，我舅舅经手全部给了上诉人，2009年正月我们家里协商过如何赡养老人，结果是同意工资本交给上诉人，由上诉人赡养老人，在2009年秋天再次召开了家庭会议，舅舅、叔叔也都在场，上诉人每月给我父亲100元，我父亲嫌少，要求增加，双方发生矛盾，最后协商结果每月给我父亲300元，发生矛盾的时候，我父亲提过要分割共同财产，我父亲去土地部门查阅以后才知道房院已经登记在上诉人名下，没办法了。上诉人称，从我母亲去世2008年开始我父亲和我生活，我领取我父亲的工资，工资用于照顾父亲开支。开始时是每月1600元，至2019年3月结束，2019年3月工资不到4000元。经二审查明，1.崔永才是城市户口，当兵转业回来在地区生产资料公司上班，当时在榆次市内没有房子，每天下班后回村居住。1990年将户口迁至大东关村，同年，上诉人接了其父亲崔永才的班，并且也成为城市户口。其妻子户口则从左权迁至大东关。2.崔永才于提出上诉后的2020年2月22日去世。其他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审原告崔永才在二审期间死亡，本院通知其继承人参加诉讼，但崔永才一审的诉讼请求，在其死亡后已经不能继续进行审理，其继承人参加诉讼，会导致本案诉讼请求、案由、审理范围发生变化，但本案又不符合法律规定终结诉讼的情形，故发还重审。重审中，应对各方当事人及其家庭成员户籍变迁情况进行调查，审查其是否依法有资格享有涉案房院物权，在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的基础上作出裁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2019）晋0702民初3053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重审。上诉人崔月喜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予以退还。审判长 许 俊审判员 段 锋审判员 胡庆刚二〇二〇年五月九日书记员 白书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