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18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传喜，男，1982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华喜膜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法定代表人：潘金华，执行董事。上诉人刘传喜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华喜膜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喜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4民初197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传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主文第一、三、四项，依法改判华喜公司支付刘传喜2018年年薪(年终奖)人民币50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支付2018年11月9日至2019年6月24日间工资差额，支付2018年5月24日至2019年5月24日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刘传喜提供华喜公司2014年、2015年出具给其年薪50万元的收入证明、另一股东的证言均可证实刘传喜年薪为5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其未举证明显不当。双方虽未书面约定年薪50万元，但刘传喜与其他股东投资比例一致，故薪酬待遇为同股同酬，长期保持一致，故刘传喜主张年薪50万元是有依据的。二、刘传喜收入(或华喜公司支出)的性质表述不一。根据已提供的证据证明2016年7月、2018年2月华喜公司分别支付刘传喜50万元。华喜公司支付的上述款项虽分别备注为“借款，还款或发包工程费”，但上述款项均未以备注的名义记入财务账册。不能仅凭华喜公司单方面备注就否认不属于年薪。三、一审法院认为系股东分红错误。另案诉讼中，潘金华、王瑞华均将华喜公司支付的50万元表述为工资。刘传喜亦未确认过该款为股东分红。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明事实的情况下，认定该款项为股东分红没有法律依据，且不符合股东分红的特征。四、劳动报酬与股东分红具有明显区别。劳动报酬属于财务记账上的企业成本，而分红应计入盈余分配。公司法对分红有明确规定,华喜公司从未就分红作出股东会决议。如分红不符合规定应退还公司，但华喜公司未向股东追缴分红，故该收入不属分红性质。五、刘传喜的50万元亦非“借款”。根据相关诉讼，华喜公司法定代表人潘金华损害公司利益事实已经得到确认，华喜公司以“借款，还款”名义起诉刘传喜的案件均已被驳回或者败诉，故不存在借款事实。刘传喜年收入50万元为其合法劳动报酬。综上，请求支持上诉请求。华喜公司书面答辩称，华喜公司与刘传喜的劳动合同争议，已经仲裁、法院处理，案件的基本事实已查明，刘传喜本案中所依据的事实已有生效法律文书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请求驳回刘传喜的上诉请求。华喜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华喜公司不予支付刘传喜2018年11月9日至2019年6月24日间工资37,356.32元。刘传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华喜公司支付其2018年工资(年终奖)500,000元；2.华喜公司支付其2018年11月9日至2019年6月24日间工资161,250元；3.华喜公司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4.华喜公司支付其2018年5月24日至2019年5月24日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58,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08年3月5日,刘传喜进入华喜公司工作,担任股东及公司监事，2017年9月29日，华喜公司任命刘传喜为技术部经理，华喜公司每月支付刘传喜工资5,000元。2018年8月30日，华喜公司以刘传喜旷工构成严重违纪为由，解除与刘传喜的劳动关系。2018年9月25日,刘传喜向上海市崇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华喜公司自2018年8月30日起恢复双方劳动关系，支付刘传喜自劳动关系恢复之日至仲裁裁决生效之日工资280,002元、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10月31日间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513,337元及2018年3月5日至2019年3月4日间未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560,004元。2018年11月8日,该会崇劳人仲(2018)办字第327号裁决书作出裁决,华喜公司与刘传喜自2018年8月30日起恢复双方劳动关系，支付刘传喜2018年9月25日至同年11月8日间工资7,298.85元，不支持刘传喜其他的仲裁请求(仲裁委认定双方于2009年3月5日起视为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华喜公司不服该裁决，诉至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要求华喜公司不予恢复与刘传喜的劳动关系，不予支付刘传喜2018年9月25日至同年11月8日间工资7,298.85元。2019年4月11日,该院作出(2019)沪0151民初750号民事判决，不支持华喜公司的诉讼请求。双方均不服判决，上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6月28日，该院作出(2019)沪02民终427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6月12日，刘传喜向上海市嘉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华喜公司支付2018年年薪500,000元、2018年11月9日至2019年6月24日间工资40,000元，与刘传喜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支付刘传喜2018年5月24日至2019年5月24日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560,000元。2019年8月6日，该会嘉劳人仲(2019)办字第1464号裁决书作出裁决，华喜公司应支付刘传喜2018年11月9日至2019年6月24日间工资37,356.32元，华喜公司应与刘传喜补订书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不支持刘传喜其他的仲裁请求。华喜公司、刘传喜均不服仲裁裁决，分别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另查明，2016年7月4日，华喜公司向刘传喜转账支付500,000元，摘要为“还款”。同日，华喜公司分别向王瑞华(系华喜公司公司股东，公司另两股东为潘金华、刘传喜)及胡爱芳转账支付500,000元，摘要分别为“发包工程安装费”及“还款”。2018年2月12日,华喜公司分别向刘传喜、王瑞华及胡爱芳转账支付500,000元，摘要为“借款”。一审法院又查明，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在审理(2018)沪0151民初2922号王瑞华与华喜公司及刘传喜股东资格确认一案中查明，2014年12月9日、12月26日潘金华向王瑞华配偶戈勤转账支付400,000元。2015年2月15日潘金华向戈勤转账支付440,000元，2015年6月18日、同年7月27日、7月28日，刘传喜分别向戈勤转账支付4笔款各50,000元,备注均为“分红”。2017年2月22日，潘金华转账支付戈勤200,000元。之后,王瑞华、潘金华和刘传喜三方共同制定了《华喜公司股东会行使管理权基本原则》,载明每位股东有一票表决权，股东会讨论事项必须经2/3的表决权通过才能形成股东会决议。一审法院再查明，本案所涉仲裁审理中，刘传喜陈述年薪500,000元是刘传喜、潘金华及王瑞华约定的，但2015年前因刘传喜等人出差造成的借款会在年薪中予以抵扣，因此年薪500,000元的约定并不明确，自2016年起刘传喜、潘金华及王瑞华每年年底领取500,000元，借款则与财务直接结算。华喜公司为支持其请求，提供如下证据，刘传喜发表了相应质证意见。1.崇劳人仲(2018)办字第327号、嘉劳人仲(2019)办字第1464号仲裁裁决书、(2019)沪0151民初750号、(2019)沪02民终4275号民事判决书,旨在证明刘传喜本次诉讼系重复诉讼。刘传喜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2.劳动合同文本、送达凭证,旨在证明华喜公司于本案所涉仲裁裁决作出后,向刘传喜提供劳动合同文本,要求刘传喜签订劳动合同,但刘传喜拒绝签订劳动合同。刘传喜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未表示异议,并表示华喜公司将劳动合同文本寄至刘传喜老家,而刘传喜不在老家,未收到合同文本,故未签订。刘传喜为支持其请求，提供如下证据，华喜公司发表了相应质证意见。1.嘉劳人仲(2019)办字第1464号仲裁裁决书，旨在证明本案经过仲裁前置程序处理。华喜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2.华喜公司章程(2008年)，旨在证明华喜公司于2008年3月5日成立，刘传喜与华喜公司法定代表人潘金华同为公司股东，投资比例以及持股比例相同，工资收入也应该相同。华喜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并表示章程已修改，所以该章程已作废。3.银行对账单，旨在证明刘传喜于2016年7月领取月薪之外的年薪,即年终奖50万元。华喜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并表示公司至今没有年薪制度，50万元系刘传喜向公司暂支的款项，不是刘传喜的年终奖,且交易摘要注明还款。4.短信记录，旨在证明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刘传喜发放的款项一致，还说到股东提前发放年终奖的事实。华喜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并表示该款就是暂支款，不是工资收入，打给潘金华的50万元也是还款，不是工资收入。5.银行对账单，旨在证明刘传喜于2018年2月12日分两笔领取了年薪50万元。华喜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并表示该款系刘传喜向华喜公司的借款，后来在另案诉讼中认定为分红款，也不是工资收入。6.银行短信记录，旨在证明华喜公司法定代表人潘金华妻子胡爱芳代潘金华领取50万元。华喜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并表示该款系刘传喜向华喜公司的借款，后来在另案诉讼中认定为分红款，也不是工资收入。7.起诉状，旨在证明2019年3月起，潘金华掌控华喜公司，连续起诉刘传喜，要求返还所谓的上述借款，均被驳回或撤诉。华喜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并表示开庭时董事会决定款项为分红款，所以被驳回。8.出入境签证材料(护照、2014年、2015年收入证明),旨在证明华喜公司开具收入证明，证明刘传喜年薪为50万元。华喜公司对护照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收入证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表示公章是假的。刘传喜表示潘金华也一起出国，使用同样公章。9.(2019)沪0151民初4487号案件中潘金华证人证言，旨在证明潘金华出具证明材料，确认2016年每个股东分红140万元，还有年终奖金50万元。华喜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并表示分红140万元确认，但不能推出暂支的50万元是奖金。10.2017年10月至2018年4月工资表，旨在证明刘传喜与法定代表人潘金华薪酬待遇一致,都是5,000元。华喜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11.2018年5月至8月工资表，旨在证明其与法定代表人潘金华约定好一起涨工资，但潘金华擅自提高自己的工资水平，没有提高刘传喜的工资水平，由此产生矛盾。华喜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并表示潘金华是总经理，董事会通过。12.2014年至2018年公积金查询单，旨在证明刘传喜的缴费基数是2,290元，与刘传喜月收入匹配。华喜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并表示公积金是福利，与工资标准无关。13.个人购房借款及担保合同，旨在证明刘传喜贷款200余万元，收入不仅仅是5,000元。华喜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未表示异议，并表示与本案无关。14.(2018)沪0151民初5328号民事判决书和(2018)沪0151民初10596号案件审理笔录，旨在证明2018年5月至2019年3月间，刘传喜参与公司管理。华喜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刘传喜作为监事履职。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关于刘传喜主张2018年工资(年终奖)500,000元一节,首先,刘传喜未举证证明华喜公司、刘传喜约定刘传喜享有年终奖500,000元或者年薪560,000元的事实，亦未举证证明华喜公司承诺给予刘传喜年终奖500,000元或者年薪560,000元的事实,表明华喜公司、刘传喜并未约定刘传喜享有年薪500,000元；其次,华喜公司于2016年7月和2018年2月分别支付刘传喜的500,000元均明确还款、借款，包括支付潘金华的500,000元也注明还款、借款，并没有明确为年薪，且双方在(2018)沪0151民初2922号王瑞华与华喜公司及刘传喜股东资格确认一案中确认该款项为分红，表明刘传喜领取的500,000元系股东分红，而不是年薪；再次，刘传喜在仲裁时表示其出差等费用在500,000元中予以抵扣，500,000元年薪的约定并不明确，进一步表明刘传喜主张500,000元系年薪的依据并不充分，故刘传喜要求华喜公司支付2018年工资500,000元的请求，难以支持。依据上海市企业工资支付办法规定，企业解除劳动者的劳动合同，引起劳动争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部门或人民法院裁决撤销企业原决定，并且双方恢复劳动关系的，企业应当支付劳动者在调解、仲裁、诉讼期间的工资。关于华喜公司主张不予支付刘传喜2018年11月9日至2019年6月24日间工资37,356.32元及刘传喜要求华喜公司按月工资21,500元标准支付2018年11月9日至2019年6月24日间工资161,250元一节，首先，华喜公司认为刘传喜在该期间未提供劳动，不应支付其工资。该期间双方因解除劳动关系纠纷处于仲裁、诉讼期间，生效法律文书已确认公司应支付刘传喜工资，华喜公司该意见，不予采纳。华喜公司应支付刘传喜非法解除劳动关系期间的工资。其次，华喜公司、刘传喜均未举证证明刘传喜在职期间已书面约定刘传喜月工资标准。华喜公司按每月5,000元标准支付刘传喜工资，刘传喜未提出异议，表明双方履行劳动权利义务时,事实上确认刘传喜月工资5,000元。再次，华喜公司于2018年8月30日解除与刘传喜的劳动关系，刘传喜为此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华喜公司恢复劳动关系，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期间的工资。仲裁裁决双方恢复劳动关系,华喜公司应按5,000元/月工资标准支付刘传喜解除劳动关系期间工资。且该裁决由生效法律文书确定，表明双方对仲裁裁决华喜公司按5,000元/月工资标准支付刘传喜解除劳动关系期间工资予以确认。再者，刘传喜认为其与潘金华约定两人工资标准相同，潘金华于2018年5月擅自将其工资标准提高至21,500元/月，因此，其应按该工资标准计算解除劳动关系期间工资,对此，刘传喜未能举证证明该事实，对刘传喜该意见难以采纳。故华喜公司、刘传喜上述请求，均不予支持。华喜公司应按刘传喜5,000元/月工资标准支付刘传喜2018年11月9日至2019年6月24日间工资。关于刘传喜主张补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一节，仲裁裁决华喜公司应与刘传喜补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华喜公司未表示异议，予以照准,刘传喜该请求，予以支持。依据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于刘传喜主张2018年5月24日至2019年5月24日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一节,首先，华喜公司、刘传喜均未能举证证明刘传喜在职期间，双方已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双方对对方主张已签劳动合同的事实及期限也未予认可，表明双方关于已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的意见，均无充分的事实依据；其次，刘传喜于2008年3月5日进华喜公司工作,华喜公司未在一年内与刘传喜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视为双方自2009年3月5日起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再次，刘传喜要求按21,500元/月工资标准计算二倍工资差额，也没有事实依据。因此，刘传喜要求华喜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三款、第三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上海华喜膜结构工程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传喜2018年11月9日至2019年6月24日间工资人民币37,636.36元；二、上海华喜膜结构工程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与刘传喜补订书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三、驳回刘传喜要求上海华喜膜结构工程有限公司支付2018年工资(年终奖)500,000元的诉讼请求；四、驳回刘传喜要求上海华喜膜结构工程有限公司支付2018年5月24日至2019年5月24日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58,000元的诉讼请求；五、驳回刘传喜其他的诉讼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上海华喜膜结构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刘传喜提供2019年10月15日于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就(2019)沪0151民初4487号一案的庭审笔录复印件3页，2013年、2014年、2015年以及2018华喜公司审计报告各一份，(2019)沪02民申1071号民事裁定书一份、(2019)沪0151执2424号限制消费令及潘金华为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各一份。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刘传喜于2008年3月进入华喜公司工作，双方对是否签订过劳动合同说法不一，且均无相应依据证明，故应认定刘传喜进入华喜公司次年起双方即视为建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关系，刘传喜要求华喜公司支付2018年5月至2019年5月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本院不予支持。刘传喜系华喜公司股东及监事。根据相关规定，董事、监事的报酬由董事会决定，刘传喜未提供证据证明董事会就其年薪50万元有过相应决议，亦无书面合同约定其年薪为50万元，而华喜公司按每月5,000元发放刘传喜工资，故一审法院认定刘传喜每月工资为5,000元并无不妥。刘传喜提供的华喜公司出具的收入证明系为其出国、购房所需开具，虽刘传喜称其每年固定领取50万元，然就此性质刘传喜自己多次陈述为分红。因劳动报酬与分红是有区别的，且刘传喜具有股东身份，故其以此要求确认其年薪50万元，本院不予采纳。至于华喜公司股东内部不符合法律规定操作行为，非本案劳动争议审理范围。因华喜公司违法解除刘传喜劳动关系已由生效法律文书予以确认，华喜公司应支付刘传喜诉讼期间工资收入，支付标准为每月5,000元，刘传喜要求按每月21,500元支付该期间工资，本院不予支持。二审期间刘传喜提供的证据，除(2019)沪02民申1071号民事裁定书形成时间在2020年，其余证据形成时间均在2020年之前，相关内容不齐全，无法达到证明目的，而民事裁定书的内容与本案并无关联，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刘传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刘传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法官助理莫敏磊审判长 黄 皓审判员 陈 樱审判员 姜 婷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书记员 莫敏磊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