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91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妙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站前路26号之三613室。法定代表人：杨定伟，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向东，广东卓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管某某上诉人广州妙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妙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管某某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14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妙春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2.改判妙春公司无需支付管某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20000元；3.改判妙春公司无需支付管某某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21538元；4.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管某某承担。上诉的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妙春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民诉法》的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一审法院以城东派出所对杨定伟、杨远涛、梁明、冯青波等人的询问笔录作为本案证据使用，但上述证人并未出庭作证，且城东派出所所作的询问笔录是针对管某某欧打他人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据，并不是双方当事人和人民法院就本案所作的调查笔录，因此，一审法院以城东派出所所作的询问笔录来认定妙春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是错误的，没有法律依据。2.即使上述证人于2018年5月16日对管某某作出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但这只表明妙春公司有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妙春公司并没有作出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和决定，管某某提供的辞职信也足以表明妙春公司并没有作出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若妙春公司已与管某某解除劳动关系，管某某没有必要再向妙春公司提出辞职。3.即使妙春公司与管某某解除劳动关系，也属于合法解除。考勤表、行政处罚决定书已证明管某某于2018年5月16日因欧打他人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五日，之后一直旷工，严重违反公司制度，根据妙春公司的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关系并不违法，理由正当。一审法院认为妙春公司未能举证解除劳动关系的理由，认定不当。二、管某某既没有个人简历上的工作经验，也没有个人简历上的工作业绩，隐瞒事实，伪造虚假简历，采取欺骗的手段入职妙春公司，属于《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劳动合同无效的情形。因此，妙春公司无需向管某某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也无需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管某某二审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妙春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妙春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妙春公司无需支付管某某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0000元；2.判令妙春公司无需支付管某某法定节假日工资4615元；3.判令妙春公司无需支付管某某2018年4月14日至2018年5月16日的二倍工资差额21538元；4.诉讼费用由管某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管某某于2018年3月14日入职妙春公司，岗位是运营总监，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离职时间是2018年5月16日。双方约定工资为20000元/月，每月上班26天。2018年3月应发工资为11555.56元，实发工资为11329.07元；2018年4月应发工资为21125元，实发工资为21278.51元，实际发放20433.51元；2018年5月1-16日实发工资为10296元。根据考勤表，管某某入职期间出勤情况为：3月出勤16天；4月2日、5日、9日、25日未出勤；5月2日、11日、16日未出勤。管某某主张离职原因是妙春公司违法解除，并殴打其将其赶出公司，为此提交了辞职信、报警回执，病历、城东派出所询问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复议决定书、（2018）粤7101行初3731号行政判决书、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传票等证据。妙春公司对以上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妙春公司主张管某某的离职原因是2018年5月16日与同事发生矛盾，被行政处罚后未经请假擅自离开工作岗位旷工多日，属自动离职。管某某于2018年6月29日向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委于2018年10月28日出具穗花劳人仲案[2018]1340号仲裁裁决。妙春公司对仲裁裁决不服，遂向一审法院起诉成讼。一审法院认为，管某某与妙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城东派出所对管某某、杨定伟、杨远涛、梁明、冯青波等人的询问笔录均可以相互印证，梁明、杨远涛是管某某的上级，于2018年5月16日对管某某作出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管某某不服，故与杨定伟、杨远涛、冯青波等人发生争执、相互殴打，后被行政处罚。妙春公司未能举证其解除劳动关系的理由，应属于违法解除双方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应依法向管某某支付经济赔偿金。管某某工作年限不满半个月，故妙春公司应按照其工资20000元/月的标准向管某某支付20000元。妙春公司未能举证与管某某签订劳动合同，依法应向管某某支付2018年4月14日至2018年5月16日期间的二倍工资。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核定2018年4月14日至2018年5月16日期间的二倍工资为21538元，管某某对此没有异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法定节假日工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五条第（三）项规定：“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2018年5月1日为国际劳动节，管某某在该日出勤上班，故妙春公司应支付2018年5月1日法定节假日工资，计算为20000元/月÷26日×200%=1538.5元。为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五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条的规定，于2019年9月3日作出判决：一、妙春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管某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20000元；二、妙春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管某某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21538元；三、妙春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管某某支付法定节假日工资差额1538.5元；四、妙春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管某某支付2018年4月工资差额845元；五、驳回妙春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妙春公司负担。二审中，管某某提交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于2019年9月20日作出的（2019）粤71行终1484号终审行政判决。该判决查明：“管某某原系妙春公司员工。2018年5月16日12时50分许，因该公司解除与管某某的劳动合同，管某某不肯离开，与该公司销售部经理杨远涛发生争吵。该公司员工冯青波、杨炎、杨定伟等人一起将管某某拉离公司时，双方起争执，发生肢体冲突，管某某被打至头部受伤。”妙春公司否认曾向管某某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企业信用信息显示，妙春公司于2013年4月7日由李玲、梁明分别出资20万元和80万元成立的企业。2019年3月15日，公司股东由李玲、梁明变更为杨定伟，变更为自然人独资企业。本院认为，关于妙春公司应否向管某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的问题。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城东派出所对杨定伟、杨远涛、梁明、冯青波等人所作的询问笔录，是公安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过程中制作的法律文书，依法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妙春公司上诉对此提出异议，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据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于2019年9月20日作出的（2019）粤71行终1484号终审行政判决查明的事实，结合杨定伟、杨远涛、梁明、冯青波等人在公安机关调查中所作的陈述，一审认定妙春公司向管某某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妙春公司否认向管某某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与事实不符。管某某在妙春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之后书写《辞职信》，客观上并不构成其本人先行提出辞职。妙春公司主张管某某自行辞职，本院不予采纳。妙春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时，双方尚未发生肢体冲突。妙春公司以管某某严重违纪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理由不成立。2018年5月16日妙春公司向管某某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之后，妙春公司以管某某旷工为由主张合法解除，于法无据。妙春公司上诉所称的解除原因与公司股东梁明在公安机关调查中所作的陈述不一致，故妙春公司上诉所称的解除原因，本院不予采信。妙春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解除的合法性，应向管某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妙春公司主张无需支付经济赔偿金，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妙春公司与管某某未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依法应向管某某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妙春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管某某有欺诈的故意，而且双方并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因此，妙春公司主张劳动合同无效，本院不予采纳。妙春公司据此请求无需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妙春公司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广州妙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润楹审判员  何慧斯审判员  叶嘉璘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郭桂芳郭文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