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1民终146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沈阳片区。法定代表人：王英臣，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夏壮壮，系北京盈科（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康平县。法定代表人：孙夏辉，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冬梅、石兰娟，系辽宁神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夏辉，住址：沈阳市大东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杨，住址：沈阳市沈河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冬梅、石兰娟，系辽宁神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辽宁永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大东区。法定代表人：刘薇，系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薛琪，住址：沈阳市大东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权永范，住址：吉林省吉林市。上诉人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孙夏辉、赵杨、辽宁永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薛琪、权永范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2017）辽0104民初83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8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关宇宁（主审）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宋刚、审判员赵卫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1.请求贵院变更一审判决的第二项，判令被上诉人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在一审判决第二项的基础上再向上诉人支付888,851.85元。2.请求贵院依法变更一审判决第三项违约金的计算方式，即在第5期、第6期、第7期租金和第5期信息咨询费的违约金计算基数和计算起点不变的情况下，将计算依据和计算截止日期变更为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被上诉人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全部给付完毕之日止；同时，增加判令被上诉人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向被上诉人支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以888,851.85元为基数，自2015年7月20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被上诉人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实际给付之日止；3.请求贵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的第五项，并判令被上诉人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立即向上诉人支付律师代理费用暂定10,000元（依据上诉人后期回款金额的5%计算）；判令被上诉人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立即向上诉人支付因上诉人收回和处分租赁物而发生的费用暂定10,000元（具体数额依据评估鉴定结果或实际发生的金额）。4.请求贵院判令被上诉人辽宁永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夏辉、赵杨、薛琪、权永范对变更后的全部债务继续承担连带偿还责任。5.本案的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以《提前解除合同的申请》上未写明罚息数额为依据，进而驳回了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支付888,851.85元的诉讼请求，属事实认定错误。根据被上诉人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泰公司”）出具的《提前解除合同的申请》中的内容可知，被上诉人圣泰公司为了提前解除合同，同意向上诉人返还租赁物，并支付截止至2015年7月20日的未付租金、信息咨询费及其罚息。这也是一审判决第二项判令被上诉人圣泰公司向上诉人支付逾期租金和逾期咨询费的依据。然而，对于上述内容中同样存在的“罚息”问题，一审法院却并未予以审查，仅在判决中认定“罚息未写明”，并在一审判决中未支持上诉人索要罚息的主张，至于未支持的原因，一审法院完全未予论述。事实上，《提前解除合同的申请》中虽未明确写明罚息的数额，但是已明确了罚息的计算方式且结算结果为888,851.85元。一审法院仅以罚息未写明就否定上诉人索要罚息的主张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贵院应依法予以纠正。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的律师费于法无据，且认定上诉人回收和处分租赁物的费用属于间接损失，进而未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属认定事实错误。无论是律师费，还是上诉人收回和处分租赁物的费用，均属于上诉人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必须支出的成本，且该成本的产生源于被上诉人圣泰公司的违约行为，故被上诉人圣泰公司应对相关的成本承担责任。一审判决将律师费和回收和处分租赁物的费用认定为间接损失属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圣泰公司签订的《营运车辆融资租赁合同》的第十三条，约定了出租人因承租人违约而产生的律师费和收回和处分租赁物的费用等应由承租人承担。本案的发生，源于被上诉人圣泰公司逾期履行租金支付义务的违约行为，相关的律师费和收回和处分租赁物的费用应按照相关的合同条款的规定，由被上诉人圣泰公司承担。这种观点在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613号民事判决书、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辽01民初514号和（2014）沈中民三初字第00254号民事判决书中也得到了支持。退一万步讲，即使目前相关的律师代理费和收回和处分租赁物的费用尚未发生，但一审判决也应当赋予上诉人在律师费和收回和处分租赁物的费用实际发生后向被上诉人追索的权利。一审判决径自否定了上诉人追索律师费以及收回和处分租赁物的费用的权利的做法错误，贵院宜依法予以纠正。三、一审判决将违约金的计算依据和计算截止日期进行了变更，同时对于被上诉人圣泰公司逾期给付888,851.85元的违约金未予支持，上述做法属适用法律错误。《合同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即合同解除后，非违约方可以依据合同约定违约金条款主张违约责任。这一点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8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中均有所体现。据此，上诉人有权根据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圣泰公司签订《营运车辆融资租赁合同》中的违约金条款要求被上诉人圣泰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根据《营运车辆融资租赁合同》第十三条第5款约定的违约金条款可知，上诉人有权要求被上诉人圣泰公司就欠付上诉人的债务按照日万分之八支付违约金直至还清为止。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标准为日万分之八（即年利率28.8%），上诉人选择按照年利率24%要求被上诉人圣泰公司支付违约金，已考虑被上诉人的情况及相关的法律规定。同时，本案中，被上诉人圣泰公司本应于2015年7月20日支付相关的款项，但时至今日，被上诉人圣泰公司仍未支付相关款项，其占用上诉人款项的行为一直在持续，即上诉人的损失也一直存在，故被上诉人圣泰公司应支付违约金直至上诉人的损失不再发生之日止，这也是对于被上诉人圣泰公司违约行为的否定评价。此外，对于一审判决未认定的888,851.85元，被上诉人圣泰公司同样应当支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至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止。贵院宜对一审判决的做法进行纠正。三、被上诉人辽宁永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夏辉、赵杨、薛琪和权永范对于被上诉人圣泰公司欠付上诉人的全部款项仍应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综上，一审判决存在着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况，恳请贵院查清事实，依法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辩称：一、上诉人按照融资租赁合同关系要求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支付费用缺乏法律依据。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虽然恒信租赁公司与圣泰客运公司按照“融资租赁合同”的形式签订的合同，但双方并不是按照“融资租赁合同”的法定形式履行的合同，双方实际为借款的法律关系。合同中约定的标的物一部分登记在圣泰公司名下，一部分为虽登记在圣泰公司名下，但车辆所有权实为实际车主所有（3台），一部分为圣泰游所有（21台）。双方在签订和履行融资租赁合同时，均未经车辆所有人同意及事后认可。无论从融资租赁合同关系的角度还是抵押担保的角度，对于车辆所有人来讲均是无效的。根据《合同法》237条规定，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根据该规定，融资租赁合同的成立需有三方当事人，即出租人、承租人和出卖人。本案中，21辆车的所有人即圣泰游公司对于其所有的诉争车辆买卖及租赁的事实均不知情，显然圣泰公司与恒信公司间的任何约定对其不发生法律效力。即便双方间的合同成立的话，也是部分无效的合同。根据合同法56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基于此，双方依据即使部分无效的合同而达成的解除合同及相应条款的约定也是无效的。恒信公司依据即使部分无效合同的相应主张显然没有法律依据。二、双方实际存在借款的法律关系。根据双方签订合同后实际履行的事实来看，圣泰公司实际控制人薛琪和权永范因个人用款而利用圣泰公司部分车辆抵押借款的行为。本案中仅有两方当事人，即出租人与承租人。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恒信公司对借款的保护，且恒信公司是根据薛琪和权永范对于资金的需求量而提供的资金，并不是按照合同约定的车辆价值支付的车辆转让款。恒信公司作为出租人根本不存在对租赁标的物购买的事实，因此双方也不存在购买后回租的情况。可以说，恒信公司对于标的来源，既不是向承租人购买，也不是向第三方购买，对于标的物的所有权及占有、使用、价值等情况毫不知情，故其双方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而不是融资租赁关系。三、圣泰公司不具有向恒信公司支付租金的义务。如上所述，对于借款法律关系来讲，薛琪和权永范是真正的借款主体。其二人在控制圣泰公司期间，将自恒信公司的借款全部转移至其个人名下并据为己有，其应承担还款的责任。已付部分租金应视为已还款，已交付车辆应按实际价值折抵价款，并应从本金中扣减。综上所述，恒信公司基于名为融资租赁合同实为借款合同签订的协议要求圣泰公司支付租金及相应费用的全部诉求均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撤销原审判决。被上诉人孙夏辉辩称，本案争议的产生，孙夏辉根本没有对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进行实际经营，均由权永范、薛琪、刘薇经营，产生的纠纷孙夏辉根本没有参与，对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支付的款项1200万元，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根本没有使用，而是由以上三人个人提走，并未用于公司经营，其诈骗行为孙夏辉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以上人员已列为网逃，孙夏辉对本案不应当承担责任，请求法院对本案中止审理，等待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再行审理。被上诉人赵杨辩称，赵杨与孙夏辉已与2013年5月17日解除婚姻关系，不能再以婚姻的配偶进行担保，不应当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恳请法院驳回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辽宁永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薛琪、权永范未答辩。上诉人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标的车辆65台中有21台不属于上诉人所有。上诉人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于2013年11月13日与被上诉人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签订的《恒信售后回租车辆采购合同》（合同号：HXZLCG2003003)《营运车辆融资租赁合同》（合同号HXZL2013006)部分无效。双方签订的将上诉人所有的65车辆经营车辆出卖给上诉人恒信租赁公司，其中有21台车辆登记的所有权人并不是上诉人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其中这21台车辆上诉人是没有所有权的，是无权出卖上诉21台车辆的，故原审法院认定以上合同均合法有效，是错误的。双方签订的合同中明确约定：乙方（上诉人）应将与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相关一切手续及文件交付给甲方（被上诉人）,即双方在签订的合同时上诉人已将本案车辆的所有手续交与被上诉人，其中有21台车辆的手续不是上诉人所有，被上诉人是明知的，被上诉人明知上诉人所售和融资租赁的65台车辆中有21台车辆没有所有权，而与其进行交易。二、租赁标的车辆一直登记在承租人名下，因此双方的融资租赁关系不成立。根据法律规定融资租赁回租的标的物必须是由承租人拥有并有权处分，以非承租人的车辆作为标的物，名为融资租赁实为借款。即本案有21台车辆，上诉人不是所有权人，无权处分，因此本案融资租赁关系不成立。本案讼争车辆在签属融资租赁合同之前即属于承担人所有，若出租人欲办理融资租赁业务，则必须先由承租人将车辆所有权转让予出租人，再由出租人回租予承租人，即办理售后回租。但在本案中出租人并未举证证明其曾经与承租人签署过车辆买卖合同，买卖关系不成立。虽然签属了融资租赁合同，但车辆所有权仍然属于承租人。在此情况下，即便承租人有违反双方约定的行为，出租人亦无权擅自收车并处置，现被上诉人收车行为对承租人已经构成侵权。上诉人保留对被上诉人侵权主张赔偿的权利。三、原审被告薛琪、刘薇、权永范通过融资租赁的形式诈骗1200万元已由沈阳市大东区经侦立案受理，薛琪、刘薇、权永范已列为网逃，原审法院应当终止本案的审理。上诉人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辩称：一、《采购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有效。《采购合同》中约定，恒信公司购买65台客车，价款共计1200万元。其中的44台汽车登记在圣泰公司名下，而另外21台汽车登记在沈阳圣泰游旅游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泰游公司”）名下。在《采购合同》签订之时，圣泰公司明确声称，其有权就未登记在其名下的21台车辆享有处分权。同时，退一万步讲，即使圣泰公司对上述21台车辆不享有处分权，在《采购合同》的签字部分也有对案涉21台车辆享有处分权的圣泰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薛琪进行签字确认。由此可见，65台车辆的所有权人对于车辆所有权的转移等事实是明知的，也是同意的，故相关合同真实有效。圣泰公司以其无权处分21台汽车来否定《采购合同》效力的做法既无事实依据，亦无法律依据。同时其既然并非该21台汽车的所有权人，就更无权就车辆所有权转移的问题提出任何异议。二、案涉车辆的所有权已经转移给了恒信公司，双方的融资租赁关系成立。《采购合同》第五条约定了相关车辆所有权转移的方式为占有改定，故自甲方付款之日起，相关车辆所有权即转移给了恒信公司。圣泰公司所谓的车辆一直登记在其名下，恒信公司就未取得车辆所有权的说法毫无法律依据。一方面，车辆是动产，在我国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动产所有权的转移要以登记为生效要件。另一方面，根据公安部《关于确定机动车所有权人问题的复函》（公交管[2000]98号）和《关于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时间问题的复函》（公交管[2000]110号）之规定，公安机关办理的机动车登记，是准予或者不准予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这一点在最高人民法院给湖北省高院的回复（2001年11月8日[2001]民一他字第23号）中亦明确采用此种观点。所以，即使车辆登记在圣泰公司名下，也不意味着圣泰公司享有车辆的所有权，故相关的融资租赁合同成立。三、圣泰公司在违反合同约定后，企图以所谓的合同不成立以及涉及刑事案件等为借口来逃脱违约责任的做法，严重违背诚信，贵院应给予否定评价。本案中，无论是《采购合同》，还是《融资租赁合同》，恒信公司作为一方主体，均完全的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即在《采购合同》中支付了1200万的价款，在融资租赁合同中向圣泰公司交付了租赁的车辆（圣泰公司有盖章确认）。而圣泰公司违反合同约定，逾期支付租金的行为已经给恒信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圣泰公司在一审中从未提过任何有关车辆所有权及涉及刑事案件的事实，现在企图在二审中以上述理由逃避违约责任。此种做法严重的违背诚信，贵院应对此种做法给予否定评价。同时，恒信公司在此明确，如果圣泰公司坚持以其无权处分案涉的21台车辆为由来否定《采购合同》的效力，则就《采购合同》的签订而言，圣泰公司存在着严重的合同诈骗行为。如果此事无法妥善解决，恒信公司保留向公安机关报案，以追究圣泰公司及其相关负责人、法定代表人等刑事责任的权利。孙夏辉与薛琪、权永范等得刑事案件属于上述当事人自身之间的纠纷，与本案无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相关合同有效的做法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圣泰公司上诉的事实和理由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贵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驳回圣泰公司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孙夏辉、赵杨辩称：同意上诉人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辽宁永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薛琪、权永范未答辩。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营运车辆融资租赁合同》（合同号：HXZL2013006）及相关《补充协议》和《信息咨询服务合同》（合同号：HXZLXX201305）；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将《营运车辆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全部租赁车辆(具体车辆信息详见附表)返还给原告(现价值约1000000元，具体价值依据评估报告)，并协助原告将全部租赁车辆过户至原告名下；3.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逾期未付租金、逾期信息咨询费及罚息4554456.85元；4.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截止至2017年8月20日的违约金2219535.3元，之后继续以逾期付款金额4554456.85元为基数，依据年利率24%计算至全部履行完毕之日止；5.被告支付原告律师代理费10万元（依据原告后期汇款金额的5%计算）；6.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收回和处分租赁物件而发生的全部费用暂定10万元（具体数额依据评估鉴定结果或实际发生的金额）；7.判令被告赔偿原告采取保全措施所支付的相关费用暂定5万元（依据实际花费）；8.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9.请求法院裁定第二、三、四、五、六被告对上述请求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13日，原告恒信公司作为采购方与被告圣泰公司签订了《恒信售后回租车辆采购合同》，约定：本合同是双方售后回租融资租赁关系实现而为的设备采购合同，即被告将其自有物件卖给原告，同时与原告签订售后回租合同，将该物件从原告租回使用的交易形态。同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营运车辆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出租人根据承租人的要求和选择，以租给承租人使用为目的，向其指定的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清单》（合同附件二）所记载的物件（客车65台，车牌号分别为：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租赁物货价为1200万元，租金计算方法为等额本金法,租赁年利率为6.765%，租金本息总额为13315116元，租赁期限36个月，从2013年11月13日起至2016年11月12日止，分13期按合同《租金支付表》支付。每迟延一日，按所欠到期租金额的万分之八计算罚息，承租人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金额支付租金，经催告仍不支付的，出租人有权提前解除合同并取回租赁物。承租人支付解除合同之日前的到期租金及罚息，如收回租赁物件仍不足以补偿出租人损失的，承租人应对不足部分予以赔偿，承租人应承担因此而产生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出租人所支付的律师费用、出租人处分租赁物件而发生的费用等）。承租人按照租赁物货价的5%支付保证金60万元，保证金于合同签订当日支付。2013年11月13日，原告恒信公司与被告圣泰公司签订《信息咨询服务合同》，约定：由原告为被告提供《营运车辆融资租赁合同》签订前的设备融资租赁信息咨询服务。被告分三年支付信息咨询服务费，每年按融资额的3.5%支付。第一年2013年11月13日前按融资额全额的3.5%收取信息咨询费为42万元；第二年2014年11月13日前按融资额余额的3.5%收取信息咨询费28万元；第三年2015年11月13日前，按融资额余额3.5%收取信息咨询费14万元。如不按合同约定时间交纳信息咨询费的，按每日千分之八收取罚息。2013年11月13日，原告与被告圣泰公司、永泰公司、孙夏辉、薛琪分别签订《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对被告圣泰公司上述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债务承担不可撤销的无限连带责任保证，各保证人为连带共同保证人，承担连带共同保证责任。保证范围为被告圣泰公司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原告支付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租金、利息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其他应付款项以及出租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诉讼费用、律师代理费和其他费用，如遇利率调整还应包括因利率调整而增加的款项。同日，被告赵杨以被告孙夏辉的配偶身份、被告权永范以被告薛琪的配偶身份，分别向原告出具了《保证人配偶承诺书》，承诺同意以夫妻全部共同财产承担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责任。2014年12月31日，原告与被告圣泰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将被告第二期信息咨询费和第五期租金的还款时间变更为2015年1月25日，届时被告需一次性向原告支付第二期信息咨询费和第五期租金以及罚息共计人民币145万元，其余租金和信息咨询费的支付时间依据原合同的约定不变。2015年7月7日，被告圣泰公司向原告提出提前解除合同的申请，并约定被告于2015年7月20日之前返还全部租赁物，同时确认未付逾期租金3385605元、逾期信息咨询费280000元及罚息（罚息数额未写明）。2015年5月22日至2017年3月17日，被告圣泰公司陆续返还原告租赁车辆30台（车牌号分别为：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剩余35台未返还。另查，2017年2月23日，被告圣泰公司交付原告辽Ａ×××××型号车辆一台，原告为被告出具车辆现场接收单回执一张，载明：“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于2017年2月23日收到圣泰移交辽Ａ×××××型号1台，沈阳恒信租赁公司支付费用0元整。”原告公司工作人员高明在回执单上签字确认。再查，2013年5月17日，被告孙夏辉、赵杨于沈阳市沈河区婚姻登记处登记离婚。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被告永泰公司、薛琪、权永范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应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本院根据原告恒信公司、被告孙夏辉、赵杨、圣泰公司提供的证据对案件事实予以认定。关于原告解除合同、返还车辆的诉讼请求。2015年7月7日，被告圣泰公司向原告提出提前解除合同的申请，并约定被告于2015年7月20日之前返还全部租赁物，原告同意此项申请。视为自2015年7月20日起，双方自愿解除案涉合同。故原审法院认定《营运车辆融资租赁合同》及附件、《信息咨询服务合同》解除日期为2015年7月20日。合同解除后，被告已还车辆30台，剩余35台理应返还原告。被告辩称还有一台辽Ａ×××××车辆已交付被告，用于抵顶剩余35台车辆中的一台，所以应剩余34台未还。但接收车辆回执单上没有注明这台车辆的抵顶用途，且原告自述确实收到了这台车辆，可以返还给原告但不认可抵顶。因此台车辆并非案涉合同中的标的，故原审法院不予认定，被告可另案告诉。本案中，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营运车辆融资租赁合同》及附件、《信息咨询服务合同》均是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均合法有效。原告从被告圣泰公司处购买了租赁设备后即将设备回租给被告使用，已经完成了合同全部义务，被告有义务按照约定向原告支付租赁费及咨询服务费。2015年7月7日，被告圣泰公司向原告提出提前解除合同申请，确认未付逾期租金3385605元、信息咨询费280000元。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圣泰公司支付逾期租金及信息咨询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逾期租金、咨询费违约金问题。虽然双方约定了违约金的计算标准，但这一约定过分高于原告的实际损失，被告对此也有异议，本院依法进行调整。第5期欠付租金1145447.5元，应支付日期为2014年12月20日，故第5期租金违约金以1145447.5元为基础，自2014年12月20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30%计算为宜；第6期欠付租金1128535元，应支付日期为2015年3月20日，故第6期租金违约金以1128535元为基础，自2015年3月20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30%计算为宜；第7期欠付租金1111622.5元，应支付日期为2015年6月20日，故第7期租金违约金以1111622.5元为基础，自2015年6月20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30%计算为宜；第5期欠付信息咨询费280000元，应支付日期为2014年11月13日，故第5期信息咨询费违约金以280000元为基础，自2014年11月13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30%计算为宜。关于原告主张的律师费，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回收车辆处分费用的问题。车辆回收及处分费用属于并非债务人违约行为必然导致的损失且为间接损失，对原告此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被告永泰公司、孙夏辉、赵杨、薛琪、权永范的担保责任问题。被告赵杨辩称，自己虽签署了《保证人配偶承诺书》，但在签署时已与被告孙夏辉离婚，不应承担担保责任。本院认为，被告赵杨明知自己已与孙夏辉离婚，离婚时婚内财产均归己方所有，债务均归孙夏辉承担，仍以孙夏辉的配偶身份向原告出具了担保书，承诺同意以夫妻全部共同财产承担保证责任。赵杨的这种行为本身具有欺骗原告、逃避债务的故意，而且即便赵杨不以配偶身份，以陌生人身份，也可以为他人提供担保。故永泰公司、赵杨、孙夏辉、薛琪、权永范作为被告圣泰公司的连带保证人，应就原告在本案中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二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车辆35台（车牌号分别为：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二、被告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原告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逾期租金3385605元、信息咨询费280000元；三、被告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原告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违约金（第5期租金违约金以1145447.5元为基础，自2014年12月20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30%计算；第6期租金违约金以1128535元为基础，自2015年3月20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30%计算；第7期租金违约金以1111622.5元为基础，自2015年6月20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30%计算；第5期信息咨询费违约金以280000元为基础，自2014年11月13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30%计算）；四、被告辽宁永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夏辉、赵杨、薛琪、权永范对上述第一、二、三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五、驳回原、被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7968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辽宁永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夏辉、赵杨、薛琪、权永范共同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为沈阳市公安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机动车档案资料21份，证明内容：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辽0104民初8364号判决书，判决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车辆35台（车牌号分别为：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辽Ａ×××××）。根据沈阳市公安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机动车档案资料记载，本判决涉及的35台车辆中有3台车辆系沈阳圣泰游旅游汽车出租有限公司所有，车牌号码分别为辽Ａ×××××、辽Ａ×××××、辽Ａ×××××，上诉人无车辆所有权，因此上诉人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辽Ａ×××××、辽Ａ×××××、辽Ａ×××××是判决书认定的登记在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名下的。第二组证据为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一份，2012沈中民一终字第64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与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中，辽Ａ×××××的实际所有权人不是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是孙鹏。第三组证据为：企业信息两份，证明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与沈阳圣泰游旅游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为两个独立法人企业。上诉人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的质证意见为：针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证据是否属于新证据等待法庭审查，并不是二审期间形成的，不应属于新证据。另外，相关车辆登记在沈阳圣泰游旅游汽车出租有限公司名下，在采购合同中，沈阳圣泰游旅游汽车出租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薛琪，针对车辆的处分行为进行了签字确认，同意车辆所有权转让。同时相关车辆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已经交付给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也出具了收到相关租赁车辆的书面凭证，在合同解除后，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向收到车辆的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索要全部车辆，没有任何问题。对于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判决形成的时间不是二审期间，是否符合新证据，请法庭予以判断。另外，在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二审中提到的21台车辆档案中也包含了该台车辆，明确显示该台车辆登记在沈阳圣泰游旅游汽车出租有限公司名下，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有理由相信薛琪、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对相关车辆享有处分权。另外，上述判决形成的时间为2012年，早于采购合同签订的2013年，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明知自己对车辆没有处分权，还恶意与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签订采购合同，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保留追究相关人员合同诈骗的权利。对于第三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以工商局盖章的企业机读档案为准。针对关联性，沈阳圣泰游旅游汽车出租有限公司的企业档案明确显示薛琪是其法定代表人，这也证明了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上述观点及相关车辆的处分系经过权利人同意的。被上诉人孙夏辉、赵杨表示无异议。被上诉人辽宁永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薛琪、权永范未发表质证意见。经审查，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它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本案中，上诉人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未按照《营运车辆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履行支付租金的义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但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合同中所约定的利息、罚息、违约金等均基于违约责任而产生，均应属于违约金的范畴。在上诉人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的情况下，原审法院综合考量案件实际情况依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百分之三十的标准对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主张的违约金数额予以调整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关于罚息及违约金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提出的律师代理费、收回及处分租赁物的费用因在提起本案诉讼时并未证明其已实际发生，故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可待上述费用发生后另行告诉。对于上诉人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提出租赁标的车辆一直登记在其名下，双方融资租赁合同不成立的主张，本院认为，案涉标的车辆虽一直登记在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及沈阳圣泰游旅游汽车出租有限公司名下，但公安机关办理的机动车登记，是准予或者不准予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鉴于案涉合同标的为动产（营运车辆），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动产以交付而非登记作为合同成立的条件，而上诉人双方在《采购合同》第五条约定了相关车辆所有权转移的方式为占有改定，故自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付款之日起，相关车辆所有权即转移给了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上诉人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履行了交付的义务。综上，上诉人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提出融资租赁关系不成立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外，鉴于案涉标的物客观存在，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支付了购车款，而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履行了交付的义务，且在履行融资租赁合同过程中亦支付了部分租金，因此案涉融资租赁合同存在融资及融物的双重特征，符合融资租赁合同的要素。上诉人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提出双方之间名为融资租赁，实为借贷的主张亦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上诉人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提出合同中部分车辆非其所有，案涉合同部分无效的主张，本院认为，虽然案涉部分车辆登记在案外人沈阳圣泰游旅游汽车出租有限公司名下，但在《采购合同》的签字部分存在对案涉21台车辆享有处分权的圣泰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薛琪进行的签字确认，由此可见，案涉标的车辆的所有权人对于车辆所有权的转移等事实是明知并认可的，故相关合同真实有效。同时，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既然并非该21台汽车的所有权人，其无权就车辆所有权转移的问题提出异议。如争议21台车辆的实际权利人有异议，其可另行告诉。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该项上诉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提出本案部分当事人涉嫌犯罪，故应当终止审理的主张，本院认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受害人请求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分别进行审理。本案中，薛琪、刘薇、权永范等人的违法行为并不影响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向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主张民事权益。上诉人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该项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缴纳的12,889元，由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负担；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缴纳的67,986元，由沈阳圣泰客运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关宇宁审判员  宋 刚审判员  赵 卫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法官助理贺菲书记员钟雨含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