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9民终4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谢际忠，男，1968年6月20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通江县金太阳幼儿园法定代表人，住四川省通江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冬菊（系谢际忠之妻），女，1978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居民，住四川省通江县。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金俊，通江县沙溪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何贤刚，男，1960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房地产开发商，住重庆市梁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泽斌，四川别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谢际忠、刘冬菊因与上诉人何贤刚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2019）川1921民初1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9）川19民终577号民事裁定，撤销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2019）川1921民初129号民事判决，发回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重审。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2019）川1921民初2325号民事判决。宣判后，谢际忠、刘冬菊与何贤刚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谢际忠、刘冬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金俊、上诉人何贤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泽斌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谢际忠、刘冬菊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在查清本案事实后正确适用法律重新判决。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关于《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效力和解除问题：1.原审判决认定《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无效，重审认定《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有效协议，上诉人自始认为协议有效。既然协议有效，双方约定了违约责任，即使判决解除协议，何贤刚也应承担违约责任。因为：（1）违约责任条款不属于合同中独立存在的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是约定如何解决民事责任承担问题，属于民事责任实体性约定而非程序性约定。《合同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2）违约责任属于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其效力仅独立于合同解除、终止，而不能独立存在于合同无效、被撤销。《合同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买卖合同因违约而解除后，守约方主张继续适用违约金条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所以违约责任条款属于结算和清理条款，其效力仅独立于合同解除、终止，但不能独立存在于合同无效、被撤销。2.谁先违约的问题：2012年10月25日何贤刚向上诉人付款88.5万元，因考虑到双方签订协议时上诉人开办的幼儿园正在上课，要等到下半期放假时才能将案涉房屋腾出，所以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的旧房交房时间是学校放假后即在2013年2月10日前将房屋搬腾完毕后交付。按照人们普通的观念和正常的情理分析，何贤刚早在2012年10月就按约定向上诉人支付了88.5万元的房屋拆迁补偿款，如果上诉人未向何贤刚交房，其在长达6年多的时间里既不要求上诉人交房也不要求上诉人退款，说得过去吗？虽然没有交付旧房的影像资料，也无收到旧房的收条，是因为客观原因形成的，上诉人提交了相关的人证证明房屋腾退的事实，腾退并通知何贤刚验收，何贤刚也到现场查看验收是不争的事实。何贤刚先违约，既未在约定的付款时间支付余下的61.5万元，也未在约定的还房时间还房，按双方违约责任处理，上诉人不应退还何贤刚支付的88.5万元的补偿款。3.关于协议的解除问题：重审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理由解除了双方之间的协议，是适用《合同法》第94条第（一）或（四）的规定，对法院解除协议上诉人不持异议，但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不是自始不能实现而是嗣后不能实现，责任完全归咎于何贤刚，因为是政府调整规划才使双方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双方签订合同是2012午10月，政府调整规划是在2014年8月，何贤刚在长达两年的时间没有拆除旧房致开发不能完全是何贤刚的过错引起的，按照《合同法》97条的规定何贤刚应承担违约责任和赔偿损失。二、重审认定上诉人是否向何贤刚交付拆迁旧房和何贤刚支付上诉人拆迁安置补偿款究竟是100万元还是88.5万元认定错误。1.重审时根据何贤刚向法庭提交的于2018年12月拍摄的诉争房屋的使用现状的两张照片就认定上诉人未交付拆迁旧房太过草率和片面。照片只能证明2018年12月后诉争房屋的使用情况，不能证明之前的使用现状，况且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金太阳幼儿园出具的一份证明证实从2013年3月至2018年9月诉争房屋一直未使用。从生活经验和一般人的认知来看何贤刚于2012年10月25日支付给上诉人88.5万元拆迁安置补偿款，如果上诉人不在约定时间交付拆迁旧房，何贤刚在交钱后长达5年多的时间不找上诉人的麻烦，不要求上诉人退钱，这合常理吗？正因为上诉人已将拆迁旧房交付，何贤刚才无法向上诉人要求退钱。何贤刚最后见开发此处房地产已不可能（政府规划调整或其他政策原因）时就以“个人不具备拆迁和征收房屋的资格和条件”为由来推翻双方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从而逃避自己应付的责任。2.关于支付拆迁安置补偿款数额是100万元还是88.5万元的问题：重审时上诉人已明确表示只收到何贤刚通过何力的账户转款88.5万元，另11.5万元的现金未收到，为什么当时出具收条是100万元，上诉人也作出了合理说明：2012年10月25日何贤刚找到上诉人说目前只凑了88.5万元，剩下的要等几天才到得到位，先把88.5万元转了，剩余的等几天用现金给你。上诉人考虑到双方是熟人，彼此非常了解就同意了，何贤刚便通过何力的账户向上诉人转款88.5万元。上诉人打收条时为什么打的100万元，也向法庭陈述了当时的情形：何贤刚说你放心剩下的钱两天就给你，条子就打一张100万元的，打多了难得保管。上诉人想何贤刚搞房地产开发生意很红火，信用还可以，那点钱应该没问题也就同意打100万元的收条。但过了几天何贤刚没有把剩下的11.5万元给上诉人，上诉人多次找何贤刚把剩余的钱付了，何贤刚说别人闪了骰子，钱还没有到位，等拆房子的时候一定给，上诉人也就没计较了。根据相关法理，现金支付11.5万元的举证责任在何贤刚而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在上诉人一方。三、关于上诉人是否有损失的问题。原审认定何贤刚在未取得任何建设手续的情况下与上诉人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属缔约过错方。同时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相关损失的证据，但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实际受到的损失。按原审法院的逻辑：办幼儿班多少个要相关批准文件，收费多少要发票和政府相关部门的批文等，实际上受市场因素的调节，办多少班以及收多少费并不是相关部门必须出文来要求，只需要幼儿园申报备案。上诉人将诉争房屋腾退交付给被上诉人，必然让上诉人开办的幼儿园的校舍减少，导致少招几个班的幼儿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因为何贤刚的原因给上诉人造成损失的事实不容置疑，所以重审不支持上诉人的损失不尊重客观事实，是错误的。四、何贤刚要求上诉人返还补偿费已超过诉讼时效。1.何贤刚向上诉人支付88.5万元拆迁补偿款，如果上诉人不按约定交付旧房就应退款，双方就形成了债的关系，债权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2.按何贤刚的说法，上诉人在约定的时间没有交房，也没有退款，何贤刚应知道其权利被侵犯，诉讼时效也应从此计算，主张权利的时间是2019年1月14日，早已超过诉讼时效。 何贤刚辩称：1.关于是否交付房屋的问题：双方协议约定2013年2月10日前交付房屋，但谢际忠没有交付被拆迁房屋，理由是：谢际忠从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后一直将该房屋用作幼儿园校舍直到现在，原审时答辩人向法庭提交了图片，还提交了证人赵某、付某、龚某的言辞证据、金太阳幼儿园通知、奖状、温馨提示、金太阳幼儿园谢际忠给答辩人出具的承诺书一份，这些证据证实谢际忠没有向答辩人交付涉案房屋，而且谢际忠还于2014年1月29日将涉案房屋在通江县信用合作联社贷款设定抵押，直到今天该抵押仍未解除，综上，谢际忠未向答辩人交付房屋。2.谢际忠是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而且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还曾经担任过通江县政协常委，完全清楚给答辩人出具100万收条的法律意义。如果答辩人仅仅给谢际忠支付了88.5万元现金，没有支付其余的11.5万元，谢际忠是不会给答辩人出具100万元收条的。3.关于谢际忠的损失问题，首先，谢际忠即便有损失，答辩人也不该承担赔偿责任，因为答辩人没有违约行为，只有谢际忠有违约行为。其次，谢际忠向法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受到如其所陈述的损失。4.关于时效问题，本案在发回重审期间，法庭行使了释明权，在法庭行使释明权之前和之后，答辩人已经变更了诉讼请求，变更后的诉讼请求是解除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返还支付的补偿费用100万，赔偿已发生的占用补偿费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依照法律的规定，发回重审期间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人民法院行使了释明权，在行使释明权以后，当事人仍然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所以所谓的诉讼时效计算，应该在人民法院行使释明权以后才开始计算，而不是谢际忠在上诉状中称的2013年2月14日。 何贤刚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要求谢际忠、刘冬菊赔偿已产生的资金利息损失756450.00元，其余利息损失计算至实际返还完补偿费用时为止。事实及理由：2012年10月17日上诉人与谢际忠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约定谢际忠应于2013年2月10日前将房屋搬腾完毕交付给上诉人。谢际忠不但未按协议约定的时间交付房屋，还于2014年1月29日将该房屋在通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贷款设定抵押担保，抵押期限为2014年1月29日至2019年1月29日，且至今未解除抵押。上述事实说明，谢际忠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2014年8月政府规划调整，案涉地块已规划为公共绿地，但上诉人并不知情，上诉人是在本案原二审期间的2019年3月才知道该地块规划为公共绿地的。因此重审判决以上诉人“怠于向二被告告知该事实，也未及时通知二被告解除协议”为由，驳回上诉人要求二被告赔偿资金利息损失的请求是错误的。 谢际忠、刘冬菊辩称：1.房屋是否交付的问题，一审认定也就是两张照片，其他的证据都不予认定，与是否交付房屋没得关联性，照片只能证实当时他们拍照的时候房屋的使用现状，不能证明之前的使用情况，双方都没有确切的证据来证明房屋是否交付，根据生活常理，你给人家100万，人家不给你房子，又不给利息，使用7、8年的时间，肯定是说不过去的，根据常理断定房屋肯定是交付了的；房屋设定抵押不影响房屋拆迁安置。2.2014年8月就调整了，何贤刚2019年才知道，这是不客观的，是说不过去的。何贤刚是知道政府对案涉土地的规划，是推脱责任的，政府是否规划调整，是何贤刚与政府的事，政府规划的调整，何贤刚并不是受害者，因为他有权利获得相应的补偿。3.何贤刚上诉请求针对利息损失756450元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损失不是谢际忠造成的，是何贤刚没有考虑到房屋开发的具体情况，也没有及时的对房屋进行拆迁，应当由何贤刚自己承担责任。 何贤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无效；2.由被告返还补偿费100万元，并按信用社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赔偿利息损失。 谢际忠、刘冬菊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请求确认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之间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有效；2.判令不予退还安置补偿费；3.由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支付违约金17万元；4.反诉被告赔偿因违约给反诉原告造成的损失。 一审法院重审判决认定事实：2011年5月10日，被告谢际忠购得位于通江县。该房屋在通江县地产管理局登记的产权人为谢际忠，共有权人为被告刘冬菊，产权证上载明建筑面积为145.13平方米。因原告何贤刚实施房地产开发需要拆除二被告共有的上述房屋，2012年10月17日，何贤刚（甲方）与谢际忠（乙方）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约定：乙方自愿选择产权调换与货币补偿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补偿；还房位置、面积和补偿金额约定为：甲方偿还乙方房屋面积500平方米，位置与“金太阳”幼儿园院坝在同一平面（为拟建房屋门市以下负二层）；另补偿乙方现金150万元（包括周转费、搬家费、装修费、附属物等一切费用），房屋拆除残值归甲方所有；还房期限约定为：还房期限为三年（从旧房腾空交付之日起计算），若因人力不可抗拒的因素，时间顺延；对旧房及手续交付时间约定为：甲乙双方签订协议后，在2013年2月10日前将房屋搬腾完毕后交付甲方；付款时间及方式约定为：甲方自协议签订之日起10日内支付给乙方100万元，其余50万元在乙方交付旧房时一次性付清；违约责任：协议签订后，甲乙双方必须共同遵守，若甲方违约，不向乙方索要已支付的补偿款，并按付款总金额的20%向乙方支付违约金；若乙方违约，双倍返还已收取甲方补偿款，并按收款总金额的2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何贤刚与谢际忠在协议上签名并捺印。2012年10月25日，何贤刚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谢际忠支付885000元。同日，谢际忠向何贤刚书立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何贤刚房屋拆迁补偿款100万元，以前与何贤刚签约和协议作废”。 原、被告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后，原告未对二被告的前述房屋予以拆除。原告陈述是因二被告未按协议约定将被拆迁房屋交付给原告，致原告无法拆除房屋。同时提出，因政府调整规划，案涉房屋已不能拆除，原、被告所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已不能实际履行。原告提交了其在通江县国土资源局复印的2014年8月四川三众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制作的《通江县城南片区控性详细规划图》，以此证明案涉房屋的宗地已被政府规划为公共绿地，同时提出，是在本案二审期间即2019年3月，才知道政府调整了规划。被告陈述，拆迁旧房在2013年3月前就已全部腾空并将房屋钥匙交付给了何贤刚，事后也多次要求何贤刚支付下余的拆迁补偿款并履行还房义务，因何贤刚一直未实施拆迁，2018年9月才开始利用拆迁旧房开办幼儿学校。何贤刚未按合同约定履行还房和支付下余拆迁补偿款的义务，无权要求返还已支付的拆迁补偿费，同时应当支付违约金17万元，并赔偿损失2467200元。 同时认定，2014年1月29日，谢际忠将诉争的拆迁旧房在通江县农村信用社设定抵押贷款，抵押期限为2014年1月29日至2019年1月29日。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所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双方均应按协议约定履行各自义务。 关于被告谢际忠、刘冬菊是否按约定向原告何贤刚交付旧房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二被告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已向原告交付了旧房的事实，不能认定二被告已按协议约定履行了交房义务，故二被告存在违约行为。同时，因二被告未向原告交付旧房，房屋仍由二被告在使用，二被告并未产生实际损失，对二被告主张由原告赔偿损失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 何贤刚提供了《通江县城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图》，证明案涉房屋的宗地已于2014年8月被政府规划为公共绿地，同时提出已不能按协议约定拆除被告的房屋。充分说明原、被告双方的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对原告提出解除《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请求，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要求赔偿损失”。原、被告签订协议后，何贤刚向谢际忠支付了100万元拆迁补偿费，解除协议后，原告有权要求被告返还已支付的100万元拆迁补偿费。对原告提出由二被告返还100万元拆迁补偿费的请求，予以支持。二被告虽提出原告实际只支付了88.5万元，但原告提供了被告亲笔书立的100万元收条，且提供了88.5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原告已向被告交付100万元拆迁补偿费的事实。故被告的该辩解理由，不予采纳。原告何贤刚实施房地产开发，理应知道案涉房屋的宗地已于2014年8月调整规划的事实，而原告怠于向二被告告知该事实，也未及时通知二被告解除上述协议，其扩大的资金利息损失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对原告主张由二被告给付资金利息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据此判决：一、解除原告何贤刚与被告谢际忠于2012年10月17日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二、由被告谢际忠、刘冬菊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原告何贤刚房屋拆迁补偿款100万元；三、驳回原告何贤刚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反诉原告谢际忠、刘冬菊的反诉请求。 二审中，谢际忠、刘冬菊举示了《房屋登记查询结果通知书》一份，证明2016年7月25日前（以后的数据依据不动产登记中心的数据为准）案涉房屋无抵押，有查封，无限制。 何贤刚的质证意见为：谢际忠以案涉房屋抵押借款属实，所以说案涉房屋无抵押纯属虚假证据。 何贤刚举示了通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18年12月27日向通江县人民政府呈报的《关于调整金澜半岛建设项目规划条件的请示》复印件一份，通江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19年11月6日加盖公章批注复印属实。证明目的：2018年12月何贤刚都还在向主管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申办修建B栋，本案案涉房屋位于原规划中B栋所在位置，何贤刚在2018年的12月都不知道规划已经发生变化，一审判决认定何贤刚知道这个情况并不告诉谢际忠是错误的。 谢际忠、刘冬菊的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持异议。住建局文件说明相关的土地的安置补偿由局机关与相关单位衔接，何贤刚称不知情是为了推脱责任，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签了过后没继续实施，是因为何贤刚自己的原因，作出调整是在竞得土地后好几年，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明了何贤刚在开发金澜半岛二期存在严重的过错，所有的手续都还没有准备，不具备开发的条件，就和被拆迁人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导致了被拆迁人的损失。调整后，政府会与何贤刚进行清算，何贤刚没有损失，何贤刚就应该按照协议来进行履行。 本院认为，谢际忠、刘冬菊在二审中所举证据，与审理查明的案涉房屋因谢际忠贷款而设置抵押的期限为2014年1月29日至2019年1月29日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何贤刚在二审中所举证据，能够证明何贤刚至2018年12月27日仍在对案涉房屋所占土地的建筑方案申请审查，且此时尚在请求之中，还未明确确定该土地的用途，何贤刚在2019年11月查询方才得知情况的理由成立。 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重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谢际忠与上诉人何贤刚于2012年10月17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协议合法有效，依法成立，双方均应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 协议签订后，何贤刚履行了向谢际忠付款的义务，通过银行转账向谢际忠支付了88.5万元，谢际忠向何贤刚亲笔书立了100万元收条，谢际忠上诉称当时同意11.5万元以现金支付，表明何贤刚再支付11.5万元现金时勿需谢际忠再出收据，100万元收据已经充分证明何贤刚向谢际忠的付款金额为100元；且后来也无证据证明存在谢际忠要求何贤刚支付余款11.5万元的事实，谢际忠现称没有收到现金11.5万元，其所称事实没有证据支持，所持理由也无逻辑支撑，其主张不能成立，故原审认定何贤刚已向谢际忠支付100万元并无不当。 谢际忠、刘冬菊主张已按约定向原何贤刚交付了案涉房屋，但并未举证证明其交付房屋的事实主张，且其在案涉房屋内开办金太阳幼儿园，并因贷款而以该房设置抵押，无论是控制形式上还是实体权利上都无法实际交付，故不能认定谢际忠、刘冬菊已按协议约定履行了交房义务，谢际忠、刘冬菊的行为则显然构成违约；因其违约行为处于持续状态，何贤刚可以随时主张权利，其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谢际忠、刘冬菊未向何贤刚交付房屋，并未产生实际损失，其主张由何贤刚赔偿损失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亦无不当。 案涉房屋宗地已被规划为公共绿地，何贤刚已不可能按照与谢际忠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约定拆除案涉房屋，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何贤刚主张解除《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符合现实情况和法律规定，其请求成立，应予支持。 何贤刚举示了通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18年12月27日向县人民政府呈报的《关于调整金澜半岛建设项目规划条件的请示》，证明何贤刚在2018年12月尚不知道规划已经发生变化，仍在向主管部门通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申办修建B栋，不存在应当告知谢际忠、刘冬菊规划已经发生变化并提出解除《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以避免扩大损失的事实前提；谢际忠、刘冬菊实际占用了何贤刚支付的100万元，规划发生变化不能免除其应当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的责任；但何贤刚要求谢际忠、刘冬菊按信用社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赔偿利息损失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谢际忠、刘冬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何贤刚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2019）川1921民初232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四项，撤销第三项； 二、变更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2019）川1921民初232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由被告谢际忠、刘冬菊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原告何贤刚房屋拆迁补偿款100万元”为“由上诉人谢际忠、刘冬菊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五日内返还上诉人何贤刚房屋拆迁补偿款100万元，并自2012年10月26日起按月利率6‰计付利息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三、驳回上诉人何贤刚的一审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6900元，由上诉人谢际忠、刘冬菊负担5000元，上诉人何贤刚负担19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晓东 审 判 员 何奇林 审 判 员 袁 梅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王 静 书 记 员 李彩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