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47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南沙区益农渔资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沙尾垦区十八西围上间1-8号田林区。法定代表人：刘新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小明，广东南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乐伟，广东南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国泉，男，1958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饶平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南沙区兴源水产种苗养殖场，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十四涌至十五涌灵新公路东侧。经营者：郑国泉。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林逢龙，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林梅枝，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南沙区益农渔资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益农合作社）与上诉人郑国泉、广州市南沙区兴源水产种苗养殖场（以下简称兴源养殖场）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5民初52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益农合作社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郑国泉、兴源养殖场向益农合作社支付利息（以338772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0%，从2019年5月17日起，计算至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奖励金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2019年12月16日的利息为12845.11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郑国泉、兴源养殖场承担。事实与理由：1.郑国泉、兴源养殖场欲图侵吞益农合作社承租的案涉土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领取补偿款后故意不支付给益农合作社，其行为恶劣。根据益农合作社与郑国泉于2013年6月23日签订的《农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第一条、第四条的约定和我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案涉土地在合同期内被政府征收，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理应归益农合作社所有。郑国泉、兴源养殖场利用信息不对称及作为出租人的优势，在获知案涉土地被征收信息后，为达到侵吞补偿款的目的，先是意图骗益农合作社主动解除合同，而后又故意拖延签订征收补偿合同、领取补偿款项。2019年5月16日，郑国泉、兴源养殖场已收到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土地征收与补偿工作办公室支付的包含益农合作社承租土地在内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奖励金总计2919480元。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和交易习惯，郑国泉、兴源养殖场应该及时将属于益农合作社的那部分支付给益农合作社，但郑国泉、兴源养殖场却据为己有，该行为不仅有违诚实信用原则，还严重违法。2.原审法院不判决郑国泉、兴源养殖场向益农合作社支付占用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奖励金期间的利息对益农合作社不公平，不利于诚实信用原则的弘扬。郑国泉、兴源养殖场清楚案涉土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是归益农合作社所有，在案涉土地被征收后，益农合作社多次要求郑国泉、兴源养殖场支付自己应得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奖励金，但郑国泉、兴源养殖场置之不理，还私自把益农合作社承租的土地交付给灵新大道扩建工程施工方。益农合作社因没有收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奖励金，曾力阻挠施工方施工，险些酿成流血冲突。后益农合作社经多方开导，通过诉讼途径维权，时间、金钱等成本巨大。郑国泉、兴源养殖场长期占用着益农合作社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奖励金，其违约、违法几乎没有任何成本，甚至还能获利，故应当支付利息。郑国泉、兴源养殖场辩称：1.益农合作社的起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根据双方签订的案涉合同第四条约定、《广州南沙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法》第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依据“谁投资谁所有”的基本原则，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应归实际投资人郑国泉所有。郑国泉与围垦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租赁的是土地，只能用于水产种苗培育及水产养殖。郑国泉承租案涉土地后投资建设了鱼塘、塘基和排水设施等。郑国泉投资经营四年后才与益农合作社签订了案涉租赁合同，故郑国泉才是案涉土地的投资人。益农合作社未有证据证明案涉8.3亩的四口鱼塘和基础建设是由其投资建设，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错误分配举证责任。2.益农合作社承租后的违章建设已被拆除，依法无权获得补偿。益农合作社在原审庭审中确认其填埋了鱼塘，该行为并非是投资行为。从用电量也可以看出，益农合作社未在承包的鱼塘中进行过水产养殖，所谓的投资建设被政府部门依法认定为违章建筑，且在征收补偿前对违建已强行拆除，违建依法不予补偿，故益农合作社无权获得补偿款。3.双方有口头表示终止合同，但是由于郑国泉法律意识不足，未留下证据。而益农合作社通过手机录音套取是否需要继续交租，仅保留对自己有利的部分作为证据提交，该录音不应作为证据使用。无论合同是否终止、解除或持续有效，均不影响郑国泉作为实际投资人的身份取得补偿款，因此应当驳回益农合作社的全部诉讼请求。郑国泉、兴源养殖场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益农合作社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益农合作社承担。事实与理由：1.原审判决认定益农合作社理应获得案涉土地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错误。案涉合同第四条约定为“合同期间如遇政府征收，补偿按照合同面积和政府补偿标准计算”，但该条款并没有约定征收补偿费归益农合作社的内容，整个合同中也没有征收补偿费归益农合作社的内容，原审判决认定明显错误。该条款表述的意思是如果遇到政府征收，补偿应按照政府的规定执行，按《广州南沙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法》第八条的规定，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所有补偿应当归实际投资人郑国泉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益农合作社并非案涉土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案涉土地上的设施已被认定为违法建设并被行政机构依法予以强制拆除和责令恢复原状，而案涉土地上的鱼塘是由郑国泉、兴源养殖场投资建设的，其才是地上附着物的所有者，原审判决认为益农合作社理应获得补偿费错误。2.原审判决认为郑国泉、兴源养殖场无证据直接证明益农合作社没有在案涉土地上进行养殖，也无证据证明案涉土地上的鱼塘属于地上附着物的范畴并据此取得相应的补偿费没有事实依据，属于认定错误。从益农合作社近6年的使用水电数额可以证明其没有进行养殖，现场照片也证明其没有在案涉鱼塘中进行养殖。原审法院应当责令益农合作社提供其进行养殖的证据，而不应要求郑国泉、兴源养殖场对不存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原审法院明显有失公正。根据案涉补偿合同可以看出，案涉被征用的土地本来只需征用红线范围以内，由于被征用的是鱼塘，故才将红线外的鱼塘部分一并征用，该事实足以证明鱼塘就是地上附着物，原审判决的认定明显错误。根据《广州市南沙集体土地和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法》第十条的规定，补偿针对的是青苗和地上附着物，只是实行包干补偿方式，上述办法中从没有不管土地上有无青苗、有无地上附着物，均一律按包干补偿价3万元/亩来计算的内容，原审判决曲解上述补偿安置办法。益农合作社未有证据证明案涉8.3亩的四口鱼塘是由其投资建设，原审错误分配举证责任。3.原审判决认为郑国泉、兴源养殖场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双方合同已经在2018年11月协商终止或协商解除，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依法或依约单方终止或解除合同，因此双方的合同尚未终止，故认定郑国泉、兴源养殖场主张双方合同已终止于法无据错误。案涉合同约定租赁期限是6年，从2013年6月23日至2019年的9月，但案涉土地上的违章建筑在2018年10月已被依法强行拆除，2018年11月起益农合作社已经不再占有、使用该案涉土地。郑国泉、兴源养殖场提交的2018年11月26日的电表照片正是双方同意终止合同进行费用结算时所拍摄。郑国泉、兴源养殖场提交的益农合作社离开案涉土地的照片与视频及其搬迁后没有变化的电表数均证明益农合作社于2018年11月搬离后，不再占有、使用、管理案涉土地。根据郑国泉、兴源养殖场提交的现场照片，益农合作社提交的报警回执，郑国泉、兴源养殖场将被征用土地移交给施工队的事实，均可以证明益农合作社在2018年11月后没有再占有、使用和管理案涉土地，进一步证明双方租赁关系在2018年11月已终止。无论合同是否终止、解除或持续有效，均不影响郑国泉作为实际投资人的身份取得补偿款。益农合作社辩称：1.原审判决关于土地租赁的事实已经查清，认为征收案涉8.3亩鱼塘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和奖励金应归鱼塘的经营者，即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所有人益农合作社，并判令支付，适用法律正确，符合合同约定，处理公平合法。2.郑国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案涉鱼塘征收时仍在合同期限内，益农合作社作为鱼塘的经营者，依法对该鱼塘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鱼塘因为征收而终止经营，青苗补偿费和奖励金应归鱼塘的经营者，也就是青苗和地上附着物的所有人益农合作社所有。郑国泉称双方合同已于2018年11月份终止，与事实和证据不符。转账记录证实2018年2月5日益农合作社就已经交纳了2018年全年租金，涵盖从2018年3月至2009年2月28日的租金。另外，电话录音也证实，在2018年2月28日益农合作社负责人刘新建打电话问郑国泉是不是还要交租金，郑国泉说鱼塘被征收了，不需要交租金。实际上此时郑国泉也不用再给围垦公司交租了。如果说合同在2018年11月份就已经终止，郑国泉应退回刘新建2018年12月份到2019年2月份的租金。故郑国泉、兴源养殖场称补充合同在2018年11月份终止，退出了鱼塘管理不属实。3.案涉土地8.3亩一直都是鱼塘，郑国泉与围垦公司的土地出租合同第二条明确规定案涉土地只能用于水产种苗培育和水产养殖。事实上，益农合作社也是一直将该鱼塘用于养殖鱼、虾、蟹。4.从郑国泉所提供的照片显示，益农合作社放置在鱼塘塘基上用于管理鱼塘的生活用房，是可移动的集装箱房，并非违法建筑。郑国泉交给围垦公司的租金才933元一亩，郑国泉收取益农合作社的租金是2000元一亩，而且在实际的经营过程当中，益农合作社也是将原来的四口鱼塘改成了三口，扩大塘基，故郑国泉、兴源养殖场所称鱼塘就是附着物的理由不成立。5.郑国泉所称关于青苗补偿费没约定归谁所有正确，但是两份合同均无约定青苗补偿费归谁归谁所有，围垦公司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拿到了青苗补偿费，益农合作社也应拿到青苗补偿费。益农合作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郑国泉和兴源养殖场共同返还益农合作社青苗补偿款376500元[45000元/亩×8.3亩+3000元]和利息（以376500元作为计算基数，从2019年4月1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0%计算，暂计至2019年7月1日为5000元）；2.本案一审诉讼费由郑国泉、兴源养殖场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0月9日，广州南沙围垦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出租方（甲方）、郑国泉作为承租方（乙方），共同签订《农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沙尾垦区14-15涌灵新公路东侧属于甲方的土地租赁给乙方使用；总面积143.95亩，租赁期限10年（从2009年9月15日至2019年9月14日止）；租赁土地用于水产种苗培育及水产养殖；合同期内的租金按800元/亩的标准为基数，每两年递增一次，递增幅度为8%；如政府部门收回土地使用权，甲乙双方必须服从，乙方搭建供生活必需的临时工棚及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予补偿，乙方同意按政府征地部门的青苗补偿标准执行等。根据兴源养殖场的营业执照显示，兴源养殖场系个体工商户性质，由郑国泉在2010年8月以个人名义注册经营，郑国泉系兴源养殖场的经营者。2013年6月23日，兴源养殖场作为甲方，益农合作社作为乙方，共同签订《农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约定甲方将上述土地内位于场内西南方的8.3亩（长92米，宽60米）土地（下称案涉土地）租给乙方使用；租期6年，由2013年6月23日至2019年9月14日；乙方由2014年开始，应在每年2月15日前向甲方缴纳当年租金；2013年6月23日至2015年2月底止，每年每亩租金2000元；2015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底止，每年每亩租金2160元；2017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底止，每年每亩租金2333元；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9月14日，每年每亩租金2520元；合同期间如遇政府征收，补偿按照合同面积和政府补偿标准计算等。2019年4月25日，广州南沙开发区土地开发中心作为甲方、郑国泉作为乙方、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土地征收与补偿工作办公室作为丙方，共同签订《万顷沙镇灵新大道改扩建工程项目（14涌至15涌）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合同》及附件，合同约定：“位于广州南沙围垦开发公司用地（四至、范围详见附图），乙方同意在收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后即日起将上述土地交给甲方安排使用；经协商，乙方同意按照《广州南沙集体土地和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法》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计算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即3万元/亩。鉴于部分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超出征地红线范围，该部分青苗及地上附着物需一并补偿，经测量并经甲乙方共同确认，本合同乙方用地面积为71.528亩，故本合同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总额为2145840元；乙方按本合同约定期限将土地移交甲方使用的，甲方按1.5万元/亩的标准计算奖励金给乙方，本合同用地红线内51.576亩，奖励金共计773640元等。上述合同的附件《万顷沙镇灵新大道改扩建工程项目（14涌至15涌）青苗及地上附属物补偿费用统计表》显示，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的补偿面积为71.528亩，补偿单价30000元/亩，补偿金额2145840元；青苗及地上附着物所有权人奖励金的补偿面积为51.576亩，补偿单价15000元/亩，补偿金额773640元。原审庭审中，郑国泉、兴源养殖场确认《万顷沙镇灵新大道改扩建工程项目（14涌至15涌）青苗及地上附属物补偿费用统计表》内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的补偿面积71.528亩包含案涉土地在内。郑国泉、兴源养殖场并表示征收时在红线内的土地除了按3万元/亩的标准获得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外，还按1.5万元/亩的标准获得奖励金；但红线外的土地，只有有水的那部分土地按3万元/亩的标准获得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且没有相应的奖励金。郑国泉、兴源养殖场同时表示，案涉土地有部分在红线内，部分在红线外，但其无法区分红线内外的具体面积数。原审另查，《广州南沙集体土地和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法》[穗南开管办(2018)2号]第十条第一款规定，青苗及地上附着物实行包干补偿方式，包干补偿价为3万元/亩。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青苗及地上附着物所有权人在规定期限内将土地交付给区土地和房屋征收部门，积极配合完成征地相关手续的，给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青苗及地上附着物所有人奖励，给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奖励金为2.63万元/亩，给予青苗及地上附着物所有权人的奖励金为1.5万元/亩。2019年10月23日，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土地征收与补偿工作办公室在接受原审法院调查时表示：根据《广州南沙集体土地和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法》[穗南开管办(2018)2号]第十条的规定，青苗及地上附着物实行包干补偿方式补偿，不区分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具体种类和数量，不管土地上有无青苗、有无地上附着物，均一律按包干补偿价3万元/亩来计算，所以《万顷沙镇灵新大道改扩建工程项目（14涌至15涌）青苗及地上附属物补偿费用统计表》只记载补偿面积，不需要记载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具体种类、数量；案涉土地上的违章建筑被拆除并不会影响后续对案涉土地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原审庭审中，郑国泉、兴源养殖场提供了银行交易明细清单及案涉土地的现场照片，以证明益农合作社长期拖欠租金、水电费及益农合作社在案涉土地上的违章建筑被拆除后于2018年11月28日退租且退租后案涉土地再没有发生用水用电的事实。益农合作社对郑国泉、兴源养殖场欲证明的前述事实予以否认，认为郑国泉、兴源养殖场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反映了其于2018年2月5日向郑国泉转账支付25000元，该25000元包括了预交2018年3月至2019年2月的租金及该期间内的水电费。益农合作社并提交其与郑国泉于2019年2月28日的通话录音，以证明因案涉土地涉及征收，其于2019年2月28日打电话给郑国泉，询问是否需要继续交租，郑国泉回复不用，故其未继续交纳2019年3月起的租金。益农合作社主张案涉土地上的违章建筑拆除后，其办公场所进行了迁移，但与郑国泉、兴源养殖场的合同关系并未于2018年11月28日终止。原审法院认为：益农合作社与兴源养殖场签订的《农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明确约定兴源养殖场将案涉土地出租给益农合作社，双方并就租赁的期限、租金的数额等进行详细约定，合同内容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成立土地租赁合同关系。合同已明确约定合同期间如遇政府征收，补偿按照合同面积和政府补偿标准计算，故案涉土地遇征收时，双方应按该条款履行。根据郑国泉与广州南沙开发区土地开发中心及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土地征收与补偿工作办公室共同签订的《万顷沙镇灵新大道改扩建工程项目（14涌至15涌）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合同》及附件，并结合郑国泉、兴源养殖场的陈述可知，案涉土地在合同期内遇政府征收，且郑国泉已收到包含案涉土地在内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及相应的奖励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益农合作社作为案涉土地的承租人，对案涉土地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案涉土地在租赁期内遇政府征收，益农合作社作为案涉土地的承租人，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且依双方的合同约定，理应获得案涉土地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关于郑国泉、兴源养殖场认为征收时益农合作社既未在案涉土地上进行养殖、也未在案涉土地上建有地上附着物，且案涉土地的鱼塘系郑国泉、兴源养殖场投资建设属于地上附着物，故益农合作社无权获得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的抗辩理由，原审法院认为，首先，郑国泉、兴源养殖场并无证据直接证明益农合作社没有在案涉土地上进行养殖；其次，郑国泉、兴源养殖场也无证据证明案涉土地上的鱼塘属于地上附着物的范畴并据此取得相应的补偿费；最后，根据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土地征收与补偿工作办公室的回复可知，按照《广州南沙集体土地和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法》[穗南开管办(2018)2号]第十条的规定，案涉土地上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实行包干补偿方式补偿，不区分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具体种类和数量，不管土地上有无青苗、有无地上附着物，均一律按包干补偿价3万元/亩来计算。故，郑国泉、兴源养殖场的前述抗辩理由没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至于郑国泉、兴源养殖场抗辩认为双方的合同关系在2018年11月已经终止，在2019年4月征收补偿时益农合作社不是承包地的使用权人的抗辩理由，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合同已明确约定租赁期限至2019年9月14日止，在益农合作社否认双方合同已经提前终止的情况下，郑国泉、兴源养殖场既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双方合同已在2018年11月协商终止或协商解除，也未提供证据证明郑国泉、兴源养殖场已依法或依约单方终止或解除合同，郑国泉、兴源养殖场仅凭益农合作社搬离案涉土地且没有发生水电费即主张双方合同已终止，显然依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至于郑国泉、兴源养殖场主张益农合作社拖欠租金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益农合作社是否拖欠租金属于双方履行租赁合同的纠纷，并不影响益农合作社依法获取案涉土地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故，益农合作社诉请郑国泉、兴源养殖场支付案涉土地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补偿费，合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案涉土地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应为3万元/亩×8.3亩=249000元。关于益农合作社主张的奖励金问题。根据《广州南沙集体土地和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法》[穗南开管办(2018)2号]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给予青苗及地上附着物所有权人的奖励金为1.5万元/亩。因《万顷沙镇灵新大道改扩建工程项目（14涌至15涌）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合同》及附件载明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的补偿面积为71.528亩，而青苗及地上附着物所有权人奖励金的补偿面积为51.576亩，即奖励金的补偿面积小于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的补偿面积。结合郑国泉、兴源养殖场在原审庭审中关于无法区分案涉土地在红线内外的具体面积数的陈述，从公平合理角度出发，原审法院酌定案涉土地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所有权人奖励金为1.5万元/亩×8.3亩×（51.576亩÷71.528亩）=89772元。兴源养殖场是合同的出租人，郑国泉既是兴源养殖场的经营者，也是案涉土地的青苗、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和奖励金的领取方，故郑国泉、兴源养殖场应共同向益农合作社支付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249000元、奖励金89772元。至于益农合作社诉请的利息及地质钻探青苗补偿费3000元，依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郑国泉、广州市南沙区兴源水产种苗养殖场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原告广州市南沙区益农渔资专业合作社支付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249000元、奖励金89772元。二、驳回原告广州市南沙区益农渔资专业合作社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7022元，由原告广州市南沙区益农渔资专业合作社负担786元，由被告郑国泉、广州市南沙区兴源水产种苗养殖场共同负担6236元。”经本院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郑国泉、兴源养殖场提交如下证据：1.广州市南沙区兴源水产种苗场投资基建设施，拟证明郑国泉是案涉土地的实际投资人；2.土地移交确认书，拟证明移交土地的义务人是郑国泉，2019年12月6日其按约定将补偿红线用地面积按现状移交给主管部门，其有权取得奖励金；3.缴纳土地租金发票，拟证明郑国泉按时向土地出租方围垦公司缴纳租金，租赁期10年，其是实际承租人，案涉土地的投资人；4.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局于2020年2月3日复函，拟证明郑国泉申请政府公开穗国土规划字【2018】414号及穗南国规【2018】2461号两份文件，上述两份文件证明益农合作社在案涉土地上填埋两口鱼塘用于违章搭建已于2018年10月被相关部门强行拆除，复函以上述两份文件为内部信息管理为由，不予公开。益农合作社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意见：1.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以确认，该证据是郑国泉以及兴源养殖场单方制作的统计表且落款时间是2016年12月18日，即使属于二审新证据，其真实性无法核实，也与本案无关。2.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土地移交确认书只能证实郑国泉在2019年12月6日才正式将土地移交给围垦公司并确认。至于具体移交时间益农合作社不确认，益农合作社在2019年4月份或者5月份时已经退出，以其实际行为支持土地移交，故奖励金应归益农合作社。郑国泉在2019年12月6日才移交土地，但是拆迁办在2019年5月就已经发放了奖励金，故该证据没有意义。3.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证实郑国泉如期交纳了租金，但最后一期所交纳的租金是在2019年。4.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确认。二审另查明，益农合作社原审提交的《业务凭证》显示：郑国泉于2019年5月16日领取补偿款2919480元。二审期间，郑国泉、兴源养殖场申请本院向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调取穗国土规划字【2018】414号、穗南国规【2018】2461号文，拟证明益农合作社对案涉土地的投资是违章搭建，属于与农业生产无关地上附着物，依法无权要求取得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对郑国泉、兴源养殖场和益农合作社的上诉，本院评析如下：郑国泉、兴源养殖场上诉认为益农合作社在案涉土地上违法建设的设施已被认定为违法建设，而案涉土地上投资建设的鱼塘是由郑国泉、兴源养殖场投资建设，益农合作社也没有在案涉鱼塘进行养殖，因此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应归郑国泉、兴源养殖场所有。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广州南沙开发区土地开发中心、郑国泉、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土地征收与补偿工作办公室签订的《万顷沙镇灵新大道改扩建工程项目（14涌至15涌）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合同》涉及的补偿款包括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但是并未明确附着物是鱼塘；其次，根据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土地征收与补偿工作办公室回复原审法院的内容可知，案涉土地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实行3万元/亩包干补偿价，并没有清点和区分具体的青苗和附着物；最后，即便郑国泉、兴源养殖场所述违法建设属实，但是该事实并没有影响郑国泉获得案涉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郑国泉、兴源养殖场也不能以违法建设为由主张益农合作社无权获得该项补偿，因此郑国泉、兴源养殖场二审申请调查的证据已无审查之必要，故本院对其申请不予准许。综上，郑国泉、兴源养殖场已将案涉土地以出租的方式流转给益农合作社，且本案征地时间在案涉《农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的履行期限内，故益农合作社有权获得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补偿，郑国泉、兴源养殖场上述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郑国泉、兴源养殖场上诉认为双方租赁关系在2018年11月已终止。对此本院认为，案涉《农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的期限为2013年6月23日至2019年9月14日，并没有证据显示双方已经协商提前解除合同或者郑国泉、兴源养殖场提前依法行使合同解除权，即便益农合作社存在拖欠租金、水电费等行为，也只能说明双方可能存在合同履行方面的纠纷，并不影响益农合作社获得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原审对此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同。益农合作社上诉要求郑国泉、兴源养殖场支付利息。对此本院认为，郑国泉在收到补偿款之后，应当及时向益农合作社支付其应得的款项，郑国泉收到款项的时间为2019年5月16日，益农合作社主张从次日即开始计算利息未免过于仓促，应当给予双方当事人合理的对账及付款的期限，故本院酌定利息从2019年6月1日开始计算。益农合作社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0%计算利息。对此本院认为，双方未就补偿款的支付约定违约金，而利息属于法定孳息的范畴，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和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益农合作社要求上浮50%计算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郑国泉、兴源养殖场应当以338772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综上所述，郑国泉、兴源养殖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益农合作社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是处理欠妥，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5民初528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5民初528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郑国泉、广州市南沙区兴源水产种苗养殖场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广州市南沙区益农渔资专业合作社支付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的利息（以338772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9年6月1日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19年8月20日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四、驳回广州市南沙区益农渔资专业合作社的其他诉讼该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7022元，由广州市南沙区益农渔资专业合作社负担704元，郑国泉、广州市南沙区兴源水产种苗养殖场共同负担631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503元，由郑国泉、广州市南沙区兴源水产种苗养殖场共同负担6463元，广州市南沙区益农渔资专业合作社负担4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欢审判员 庞智雄审判员 李 琦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法官助理曹筱雨书记员林谷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