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民终14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女，1979年10月3日出生，汉族，曾住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甘泉工业园华信织带有限公司宿舍区,现住江苏省扬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思勤，江苏证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余娥，女，1965年4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义乌市，现住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鹏，江苏长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昌华，男，1964年7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义乌市，曾住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甘泉工业园扬州华信织带有限公司宿舍区，现住江苏省扬州市。上诉人**因与被上诉人黄昌华、吕余娥第三人撤销权之诉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10民撤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思勤、被上诉人吕余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鹏、被上诉人黄昌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上诉称，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黄昌华、吕余娥负担。事实和理由：1、**于2013年4月1日与黄昌华结婚并共同经营扬州华信织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公司），吕余娥2018年凭法院判决书将华信公司一半股权变更至其名下，侵占了**婚后经营华信公司所创造的效益，损害了**的利益。2、吕余娥不应享有2013年4月1日之后黄昌华投资华信公司的土地厂房增值部分、每年分红，该部分属于黄昌华与**婚后共同财产。吕余娥只应享有2012年3月22日离婚前的华信公司的50%股权，并应对华信公司2012年的资产进行清算。3、**与黄昌华婚后对华信公司进行了维修，并且加建了两间厂房，该部分不属于黄昌华、吕余娥的夫妻共同财产，不应进行分割。且在**与黄昌华婚后，华信公司也是盈利而非亏损的。4、本案证人黄某,4是吕余娥与黄昌华的儿子，其证言不应采信。5、（2017）苏1003民初5601号判决也存在错误。黄昌华一直认为其与吕余娥的离婚协议书是有效的，黄昌华并无转移财产的故意，如离婚协议书无效，也应当对黄昌华与吕余娥的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而不是对华信公司的财产进行分割，但该判决却对吕余娥的公司及300万元夫妻共同财产未予处理。6、公司股份不属于物权，因此，吕余娥要求分割黄昌华持有的华信公司10%的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同时，黄昌华另70%股权是婚后通过（2016）苏1003民初8717号民事调解书取得的，应属于黄昌华与**夫妻共同财产。7、本案是源于离婚协议书无效后产生的财产分割，而非离婚后发现有遗漏的未分割财产。如需重新分割，就应当将黄昌华、吕余娥所有的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而不是只分割黄昌华的财产。黄昌华在长达五年的时间内履行案涉离婚协议书，吕余娥未提出异议，故该协议书也属真实有效。另补充上诉理由如下：1、一审法院审判程序存在违法，应当追加华信公司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因为本案是涉及到股权分割的案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涉及股权案件应当将公司列为当事人，华信公司在本案中应当负有证明该公司经营状况的责任。黄昌华与吕余娥在2012年离婚，华信公司应当证明在2012年该时间节点的经营情况并进行说明，而吕余娥分割的应当是该时间节点的华信公司的股权金额。被上诉人吕余娥答辩称，1、华信公司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黄昌华结婚之前已经成立十年之久，黄昌华拥有的华信公司股份属于黄昌华的婚前财产，上诉人**认为黄昌华婚前拥有的华信公司股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等规定，上诉人**仅享有婚姻存续期间黄昌华依据其合法持有的华信公司的股份所应分红利，目前因华信公司不存在盈利，因此，黄昌华持有的华信公司股份也未产生夫妻共同财产。因此，（2017）苏1003民初5601号判决及本案均未侵犯**的任何合法权益。2、吕余娥虽与黄昌华签订过离婚协议，但双方最终通过诉讼方式解除了婚姻关系，且在离婚诉讼中，吕余娥也主张过华信公司股权，仅因黄昌华与黄某,4恶意串通虚假转让股权，才未坚持分割华信公司股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四条的规定，案涉离婚协议并未生效。3、吕余娥在一审答辩时，明确表示不放弃分割黄昌华离婚时持有的华信公司10%股权，因此，该股权仍属于吕余娥、黄昌华未处理的夫妻共同财产。吕余娥在得知黄昌华恶意转让夫妻共同财产后，依据相关规定主张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相关判决也予支持。4、被上诉人吕余娥在离婚时并未拿走300余万元的财产。华信公司在吕余娥与黄昌华离婚后，没有证据证明曾加盖厂房。即使加盖厂房，也是属于公司财产，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黄昌华结婚后，华信公司存在盈利，被上诉人黄昌华提供的系案外人黄某,4写的承包协议，并非红利分配。针对上诉人**当庭补充的上诉意见答辩如下：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上诉状中并没有提及一审法院存在遗漏第三人等程序性问题，而法律明确规定上诉的期限为收到一审判决书15日之内，本案的上诉人**现在才提出一审判决存在程序性问题，超过法律规定的上诉期限，也对本案各方当事人均不公平，因此对于上诉人**当庭提出的补充意见，二审法院不应当予以审理。综上，请求驳回**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黄昌华答辩称，黄昌华与吕余娥的离婚协议是有效的。该离婚协议是吕余娥起草的，吕余娥是在2011年4月15日签字，黄昌华是在2011年4月17日签字。双方离婚时都说得很清楚，各有各的公司，债权债务归各人所有。如果离婚协议不生效，那应当把双方所有的公司和所有的家产再拿出来平分。吕余娥所有的公司没有与黄昌华平分，是不合理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撤销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2017)苏1003民初5601号、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10民终411号民事判决；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后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撤销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10民终411号民事判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6月1日，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对吕余娥起诉黄昌华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予以立案审理。吕余娥诉讼请求：黄昌华向吕余娥返还华信公司50%股权。该案一审查明的事实：1、2011年4月15日了吕余娥与黄昌华签订了《离婚协议》，约定吕余娥、黄昌华各自公司的财产、债权、债务归各自所有，协议签订时，吕余娥已于同年1月28日将其名下的新信公司股份全部转让给黄亮亮（吕余娥与黄昌华之次子），黄昌华名下持有80%华信公司的股份；2、黄昌华、吕余娥分别于2011年5月24日、7月18日起诉离婚，后均撤诉。2012年2月10日黄昌华再次起诉离婚，后经判决准予离婚，未处理财产；3、2011年6月30日，黄昌华与黄某,4（吕余娥与黄昌华之长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转让华信公司70%股份给黄某,4；2012年1月16日吕余娥又起诉黄昌华与黄某,4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纠纷，后撤诉；4、2016年11月22日，黄昌华起诉黄某,4，要求黄某,4返还华信公司70%股份，后经法院调解确认黄某,4将华信公司70%股份转让给黄昌华。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认为，在2016年11月22日黄昌华起诉黄某,4时，吕余娥才知道黄昌华与黄某,4之间的股权转让系虚假转让，吕余娥的诉讼请求的期限当从2016年11月22日起算，未过诉讼时效。吕余娥与黄昌华虽签订有离婚协议，但双方最终系经法院判决离婚。在离婚诉讼中，吕余娥要求对华信公司的股权重新进行分割，足以证明其对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条款之反悔，故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没有生效。在吕余娥与黄昌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黄昌华将华信公司70%股份虚假转移给案外人黄某,4，而吕余娥误认为上述行为真实有效，放弃股权分割的诉求。黄昌华存在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在分割黄昌华持有华信公司80%股份时，吕余娥可以适当多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7年12月21日作出（2017)苏1003民初5601号民事判决：确认黄昌华名下的扬州华信织带有限公司股份的62.5%（即扬州华信织带有限公司总股份的50%）属于吕余娥所有。判决后，黄昌华不服，向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为：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吕余娥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了确认。二审法院认为，从2012年及2016年华信公司股权两次变动情况看，均是黄昌华与黄某,4之间股权的份额发生变化，2012年华信公司股权变动前，黄昌华持有华信公司80%的股份系黄昌华与吕余娥的夫妻共同财产。2012年吕余娥请求确认黄昌华与黄某,4之间股权转让行为无效，主张黄昌华将华信公司70%的股份以明显低价转让给黄某,4，黄某,4不参与公司管理，故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系恶意串通，后吕余娥撤诉。结合2016年11月12日黄昌华起诉黄某,4返还股权纠纷的有关证据，可以证实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系黄昌华与黄某,4之间股权的虚假转让，该转让行为在双方之间不产生股权变动的法律效力。吕余娥主张华信公司股权的诉讼时效起始时间应从2016年12月22日其知道自身权利受到侵害时起算。华信公司的股权从双方达成离婚协议至今，一直存在争议，且吕余娥在离婚诉讼中对财产分割条款反悔，吕余娥与黄昌华达成的离婚协议并未生效。黄昌华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华信公司70%的股份转让给黄某,4的真实目的是转移财产，该虚假转让行为造成吕余娥误认为股权转移给了黄某,4，黄昌华的行为属于法律规定的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形。综上，黄昌华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于2018年5月9日作出（2018)苏10民终41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黄昌华又主要以：1、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已过；2、其不存在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行为为由向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诉，该院于2019年1月29日作出（2019）苏10民申14号民事裁定书，驳回黄昌华的再审申请。本案中，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供了如下证据：1、**身份证复印件1份，拟证明其具有原告主体资格。2、（2017）苏1003民初5601号民事判决书、（2018）苏10民终411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各1份，拟证明生效的民事判决书确认黄昌华名下华信公司62.5%的股份属于吕余娥所有。3、结婚证复印件1份,拟证明**与黄昌华于2013年4月1日登记结婚的事实。4、（2012）扬维甘初字第0055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1份,拟证明两被告在2012年3月22日经法院判决离婚。5、（2016）苏1003民初8717号民事调解书复印件1份，拟证明黄昌华于2016年12月22日依据该调解书取得了华信公司70%的股份，该财产当属于黄昌华与**的夫妻共同财产。6、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31日签收的《民事诉状》1份，拟证明**在法定期间内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吕余娥质证称，其对上述证据1-5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其中，（2016）苏1003民初8717号民事调解书进一步证实黄昌华转让华信公司的股份发生在其与吕余娥离婚诉讼期间，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系黄昌华之恶意转让。对于上述第6份证据，其认为原告**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提出撤销之诉的时间。被告黄昌华未提交证据，其对原告**所提交证据的证明效力均予以认可。被告吕余娥为支持其抗辩意见，提供了下列证据：1、从网上截取的华信公司目前的企业状况打印图片1张，拟证明目前华信公司因被第三方起诉进入执行阶段，且华信公司处于亏损状态，没有相对应的红利。2、（2019）苏10民申14号民事裁定书1份，拟证明黄昌华就涉案的（2018）苏10民终411号民事判决提起再审申请，被裁定驳回。3、黄某,4出具的《情况说明》1份，拟证明目前公司处于诉讼阶段，股东持有的股份没有红利可分；即使华信公司有盈利，各股东也从未对分红比例有过协商与分配。原告**质证称：证据1是复印件，无法认可其真实性，即使有第三方来进行起诉，也不能认定华信公司即处于亏损状态；证据2对裁定书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黄昌华已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证据3是一份证人证言，证人没有特殊情况应当到庭进行作证，该证言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认可。而且，该《情况说明》的内容与事实也不符，华信公司从成立起至今，曾向股东发放过红利，据其所知黄某,4曾经有一年分过6万元的红利。黄昌华对上述证据1、2不持异议，对证据3真实性不予认可，称黄某,4曾拿过华信公司股份的红利，并出示收条1张。对此，吕余娥则称其对黄某,4收条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该收条形成背景是在2016年12月份，黄昌华起诉黄某,4要求返还恶意转让的股份时，黄昌华为了让黄某,4与其顺利签订民事调解书，而要求黄某,4所书。因此，该6万元并不是股份对应的红利，而是黄昌华给案外人黄某,4的补偿款。**则认可黄昌华出示的收条真实性及其证明目的。对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的证据，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各方提交的证据，该院经审查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该院认定事实如下：吕余娥与黄昌华于1986年结婚，但一直未领取结婚证，系事实婚姻。婚后双方育有两子，即黄某,4、黄亮亮（均已成年）。华信公司于2003年7月17日设立，该公司在2011年7月12日变更登记前由黄昌华持有80%股份、黄某,4持有20%股份。2011年4月17日，吕余娥与黄昌华签订了《离婚协议》一份，约定：“一、甲（黄昌华）、乙（吕余娥）双方自愿离婚；二、甲、乙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无共同债务，无共同存款。甲、乙双方有各自的公司，各自的财产、债权、债务归各自所有，婚后所建房屋全部分财完毕；三、甲方黄昌华负责次子黄亮亮购在扬州城区住房100-110平方米左右商品住宅房，所有房款由甲方支付与乙方无关。次子黄亮亮结婚办事甲方一次性支付人民币10万元与乙方无关。”2011年5月4日，黄昌华向扬州市维扬区人民法院（现已与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合并）起诉离婚，2011年6月26日，黄昌华撤诉；2011年8月10日，吕余娥向扬州市维扬区人民法院起诉离婚，但其又于同年10月28日撤诉；2012年2月10日，黄昌华再次向扬州市维扬区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同年3月22日该院作出（2012）扬维甘民初字第0055号民事判决，准予黄昌华与吕余娥离婚，上述判决未处理双方夫妻共同财产。判决后，吕余娥以不同意离婚为由向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2年5月16日作出(2012)扬民终字第040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1年6月30日，黄昌华与黄某,4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一、扬州华信织带有限公司甲方（黄昌华）持有80%股权，乙方（黄某,4）持有20%股权，现甲方转让给乙方70%的股权，乙方持有90%的股权；二、甲方转让给乙方70%的股权，鉴于公司有大量外债未清偿，双方协商一致不经财务评估和财务审计，转让价为人民币柒拾万元整；三、乙方给付甲方转让股权人民币柒拾万元一次付清，签字之日给付；四、甲方继续担任法定代表人，乙方不参与任何工作管理，乙方不干涉甲方正常工作及生产经营；五、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一份，送工商局变更备案一份，双方签字生效。”2012年1月16日，吕余娥起诉请求确认黄昌华与黄某,4股权转让协议纠纷无效，后吕余娥于2012年3月9日撤回起诉。2016年11月12日，黄昌华向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起诉黄某,4股权转让纠纷。黄昌华诉称，其于2003年全额出资100万元设立了华信公司，由于黄昌华与黄某,4系父子关系，黄昌华给予黄某,420%的股权，自己留80%的股权。期间，该公司由黄昌华负责生产与经营，黄某,4未参与。2011年6月30日，双方协商将70%的股份在形式上转让给黄某,4。2016年12月22日，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出具（2016）苏1003民初8717号民事调解书：黄某,4将扬州华信织带有限公司70%股权转让给黄昌华。另查，2011年6月30日，在黄昌华与黄某,4签订前述《股权转让协议书》时，黄昌华还要求黄某,4出具书面承诺一份，其内容为：鉴于2011年6月30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本人持有的扬州华信织带有限公司90%黄昌华有权随时变更70%股权归黄昌华所有。本人承诺随时帮助办理，如不办理70%的股权作价人民币捌佰万元给黄昌华。特此承诺，绝不违约。上述书面承诺系在2016年11月黄昌华向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起诉黄某,4股权转让纠纷时方披露。2013年4月1日，**与黄昌华在扬州市邗江区民政局登记结婚，婚后迄今双方一直共同生活。本案一审争议焦点：1、**有无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2、吕余娥与黄昌华签订的《离婚协议》效力如何认定？3、黄昌华是否存有转移、隐藏夫妻共同财产之行为？4、（2018)苏10民终411号民事判决书确认黄昌华名下华信公司62.5%的股份的属于吕余娥所有，有无侵犯**的合法权益？5、黄昌华所持有的华信公司10%的股份，吕余娥一直未要求分割，该部分有无过诉讼时效？6、吕余娥与黄昌华有无恶意串通，侵犯**的合法权益？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针对争议焦点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损害其民事权益。依据以上法律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应符合以下主体与程序的条件：1、主体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但与案件处理有利害关系。2、第三人因不能归因与自己的原因未参加诉讼。3、第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益受损六个月内。本案中，原告**与被告黄昌华现系夫妻关系，黄昌华与其前妻吕余娥离婚后财产纠纷之诉的生效裁判（2018)苏10民终411号民事判决书在2018年5月9日作出，经核查，原告**系在2018年10月31日向法院提交上述诉讼证据材料，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原告**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关于争议焦点2，也即吕余娥与黄昌华签订的《离婚协议》效力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四条规定：“当事人达成的以登记离婚或者到人民法院协议离婚为条件的财产分割协议，如果双方协议离婚未成，一方在离婚诉讼中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财产分割协议没有生效，并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本案中，被告吕余娥与被告黄昌华虽于2011年4月17日签订达成离婚协议，约定了各自公司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等内容，但吕余娥在2011年9月第一次离婚诉讼中即提出华信公司系其与黄昌华共同设立，并要求分割黄昌华名下股份，以此可见华信公司的股权归属一直存有争议，吕余娥起诉离婚的行为也表明其并不认可前述离婚协议书之财产分割条款；其后在黄昌华2012年2月起诉离婚的一、二审庭审中，均有夫妻共同财产另行主张的明示与暗表；同时，黄昌华于2011年6月虚假转让华信公司股权的行为亦能洞见其本人对离婚协议的效力亦存有疑虑与不安。故原一、二审法院据此判决认定离婚协议并未生效，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被告黄昌华认为《离婚协议》合法有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被告黄昌华自行履行离婚协议部分内容的行为并不能当然认定离婚协议即具有法律效力。针对争议焦点3，关于黄昌华是否存有转移、隐藏夫妻共同财产之行为问题，经查，2011年6月30日黄昌华与黄某,4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将华信公司70%的股份转让给黄某,4。然，实际在黄昌华与黄某,4签订前述《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当日，黄昌华还要求黄某,4向其作出了书面承诺，述明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在2016年华信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中，黄昌华也诉称，2011年6月30日其与黄某,4协商将70%的股份转让给黄某,4，只是形式上而已，表明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黄昌华有权随时要求变更70%股份归其所有；在黄某,4与黄昌华的另案诉讼中，其也陈述黄昌华将华信公司股份转让给黄某,4是为了不让吕余娥得到华信公司的股权。据此，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证实被告黄昌华的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故原一、二审法院判决认定黄昌华的上述行为属于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并不失当。关于争议焦点4，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以一方名义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额，另一方不是该公司股东的，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将出资额部分或者全部转让给该股东的配偶，过半数股东同意、其他股东明确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二）夫妻双方就出资额转让份额和转让价格等事项协商一致后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但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转让出资所得财产进行分割。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也不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视为其同意转让，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用于证明前款规定的过半数股东同意的证据，可以是股东会决议，也可以是当事人通过其他合法途径取得的股东的书面声明材料。本案中，被告黄昌华认为被告吕余娥不应享有华信公司股权份额，也即夫妻双方对华信公司出资额的转让无法协商一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本案中，被告吕余娥在前述离婚后财产纠纷诉讼中提交的《情况说明》，证明股东黄某,4同意将华信公司50%股份转让给吕余娥，且不主张股东优先购买权。被告黄昌华既不同意转让股权，也不同意折价赔偿，视为同意转让，吕余娥可以成为公司股东。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被告黄昌华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华信公司股权虚假转给黄某,4，其目的实为转移其与吕余娥夫妻共同财产，且造成吕余娥误认为股权转移给了其长子黄某,4，黄昌华虚假转让股权的行为属于法律规定的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形。原一、二审法院判决综合上述因素，在吕余娥诉请黄昌华返还华信公司总股份的50%股份之诉中，判决确认黄昌华名下华信公司62.5%的股份属于吕余娥所有，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确认。上述华信公司80%的股份系吕余娥与黄昌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在双方离婚之诉以来，一直未予以处理，且亦未有证据证实在原告**与被告黄昌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华信公司有股权利益分红，故原一、二审法院判决不存在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的情形。关于争议焦点5，吕余娥一直未对黄昌华持有的华信公司10%的股份提出分割请求，该10%的股份有无过诉讼时效问题，经查，吕余娥起初（即2011年6月黄昌华与黄某,4转让股权之时）对于黄某,4持有华信公司70%的股份不持异议，对黄昌华另持有华信公司10%的股份亦无异议，但在2016年11月22日得悉黄昌华与黄某,4实系虚假股权转让的情形下，吕余娥有权主张对黄昌华在华信公司所持有包括上述10%的股份在内全部股权进行分割。《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八条规定，离婚后，一方以尚有夫妻共同财产未处理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分割的，经审查该财产确属离婚时未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分割。根据物权法定原则，离婚时没有进行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不因时间的经过、双方身份关系的解除而变更为一人所有，即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属于共有物分割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故吕余娥提起对黄昌华一直持有的华信公司10%股份分割的诉讼请求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关于争议焦点6，原告**一直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被告吕余娥与被告黄昌华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或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故原告**有关于此的理由亦不能成立，不予支持。至于原告**提及的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2016）苏1003民初8717号民事调解书合法有效，而此后的判决书不应否认调解书效力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2016）苏1003民初8717号民事调解书的内容系黄昌华与黄某,4达成协议，黄某,4将华信公司70%的股份转让给黄昌华，黄昌华再次持有华信公司80%的股份，在离婚时一直未予分割的情况下，此80%股份仍然属于黄昌华与吕余娥的夫妻共同财产。在上述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原一、二审法院判决针对吕余娥的诉讼请求依法对黄昌华名下华信公司总股权进行了分割，案涉调解书与判决书二者并无矛盾之处，故原告**以此主张不应再分割华信公司股权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原告**起诉要求撤销本院（2018)苏10民终411号民事判决的请求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四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二百九十五条、第二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九十八条、第三百条（三）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下列证据：1、4张照片，内容是华信公司的厂房。证明目的：该厂房是**与黄昌华婚后维修和加建的。2、建筑工人纪寿清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2019年1月30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返还给纪寿清的2.8万元厂房质保金的交易凭证。证明目的：华信公司加盖的厂房是纪寿清在2014年受黄昌华、**夫妇的委托修建的，面积为473平方米，修建大车间房顶1060平方米，大约花费30万元。3、证人陈某,4、柏某,4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目的：陈某,4、柏某,4大约在2015年承包了华信公司的扩建和维修项目，修建300平方米厂房，维修了大仓库顶600余平方米，还修建了两间办公室顶和堆废品的小房子，费用大约是18万元左右，最后结算支付的是现金。被上诉人吕余娥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上述证据在一审期间已经存在，但**在一审中均没有提交，在二审中不应作为新证据使用。且1、对于四张照片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因为不清楚照片是在哪里拍摄的，也无法知道是什么时间加建的房屋。如果存在有加建厂房的事实，应当提交相应的房产证予以证明。2、建筑工人纪寿清、陈某,4与柏某,4出具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也没有到庭接受质询，无法证明情况说明是他们本人书写。同时，在中国农业银行的凭证中也无法看出2.8万元的转帐用途。即使华信公司存在加建房屋的事实，也与本案无关，因为本案处理的是华信公司的股权。黄昌华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1、四张照片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华信公司加建厂房是事实，加建之前的厂房是有房产证的，但是后加建的厂房是没有房产证的。2、对建筑工人纪寿清、陈某,4与柏某,4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也予以认可，确实是他们加建了厂房。本院认为，**二审提供证据主张其在与黄昌华结婚后对华信公司的财产有添附，但，首先，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吕余娥亦不予认可；其次，上述证据中的照片无法确认是否案涉厂房，也反映不出哪些厂房是新建的，哪些是原有的，纪寿清、陈某,4未出庭接受质询，其书面证词（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无法确认；2.5万元转账凭证无法看出转账用途，不能确认与本案的关联性，故本院对**二审提交的证据不予采信。被上诉人黄昌华当庭提交一份案号为“（2017）苏1003民初5601号”民事判决书（注：形成时间为2017年8月24日；主文为“确认被告名下的扬州华信织带有限公司80%股权的62.5%属于原告吕余娥所有”；“代理审判员**书记员秦云”；未盖公章），证明目的：这个没有盖章的判决书说明邗江区法院存在违法办案。上诉人**对该证据质证认为，被上诉人黄昌华在本案一审时，在一审法院也提交过的，但是法院没有采纳。被上诉人吕余娥对该证据质证认为，被上诉人黄昌华在本案一审中从来没有提交这份证据；不知道这份没有盖章的判决书是怎么形成的，因此，对于这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本院认为，黄昌华二审提供的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上诉人吕余娥提交下列证据：第一组：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2018）苏1003民初9149号、9147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2019）浙0282民特49号民事裁定书一份，华信公司情况说明一份，黄亮亮的中国农业银行回执8份。证明目的：多份判决可以看出华信公司欠外债达到400余万元，华信公司没有资金予以支付，最后是通过向案外人借款来履行法院判决确定的金钱支付义务。如果华信公司有盈利的话，那么根本不需要向案外人借款来履行债务，且目前向案外人的借款还没有偿还。华信公司目前根本没有盈利，无股份红利可分的事实。证明各级法院的判决没有侵犯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对该组证据质证认为：1.扬州法院的三份判决书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并不能证明华信公司真实的经营状况。而该三份判决书实际是黄昌华在经营华信公司过程中向银行贷款进行经营的一种经营方式。吕余娥离婚后获得了华信该公司50%股权，因吕余娥变更了华信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她本人，黄昌华无法办理该公司抵押贷款的手续，导致银行起诉华信公司。2、关于慈溪市人民法院判决书，该判决书没有原件，且也不能证明华信公司真实的资产状况。3、对华信公司单方面出具的情况说明不予认可。华信公司目前控制在吕余娥的手中，如果华信公司是亏损的，吕余娥就不会提起诉讼要求与黄昌华共同承担华信公司债务。4、对黄亮亮银行转账回执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也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吕余娥的证明目的。被上诉人黄昌华对该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不认可。被上诉人吕余娥提交第二组证据：黄某,4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目的：华信公司从未向其支付过股份红利。被上诉人**对该份证据质证认为：对该情况说明不予认可。黄某,4作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黄某,4在吕余娥与黄昌华案件中多次作证，他的陈述都是虚假的。被上诉人黄昌华对该份证据质证认为：黄某,4的情况说明是假的，不予认可。被上诉人吕余娥提交第三组证据：江苏省扬州市人民检察院“扬检民行监（2019）32100000075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证明目的：黄昌华因与吕余娥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向扬州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扬州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扬州中院的判决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以此进一步证明各级法院作出的判决是正确的。上诉人**对该份证据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该决定书的内容有异议。对有关法律解释也是不服的。被上诉人黄昌华对该份证据质证认为：这个决定书是其向检察院申请监督的，证据是真实的，但是对决定书的内容不认可。本院认为，吕余娥提供的上述证据中，第一组证据仅能证明华信公司向银行进行贷款，且负有外债，尚不足以证明华信公司没有盈利；第二组证据即使是真实的，亦仅能证明华信公司未有分红，但不能证明华信公司无盈利；第三组证据仅能证明检察机关不支持黄昌华监督申请，不足以证明**申请撤销的另案生效判决是否有错误。因此，本院对吕余娥提交的证据亦不予采信。经各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吕余娥与黄昌华分割华信公司股份，有无侵犯**的合法权益？涉及到吕余娥与黄昌华签订的《离婚协议》效力如何认定？2、黄昌华所持有的华信公司10%的股份，吕余娥一直未要求分割。现在要求分割，有无超过诉讼时效？3、华信公司是否应该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首先，华信公司设立于黄昌华与吕余娥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股东为黄昌华与吕余娥二人，故该公司股权原属于黄昌华与吕余娥的夫妻共同财产。根据（2017）苏1003民初5601号案件查明的事实，在吕余娥、黄昌华离婚期间，黄昌华于2011年6月30日与黄某,4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将黄昌华持有的华信公司70%股权转让给黄某,4，因此，吕余娥未要求分割该部分股权。然而，在黄昌华与黄某,4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同日，黄某,4又签订一份承诺书载明：“鉴于2011年6月30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本人持有的扬州华信织带有限公司90%黄昌华有权随时变更70%股权归黄昌华所有。本人承诺随时帮助办理，如不办理70%的股权作价人民币捌佰万元给付黄昌华。特此承诺，绝不违约承诺人：黄某,42011年6月30日”。在吕余娥、黄昌华经法院判决，于2012年3月22日离婚后，黄昌华又于2016年12月12日起诉黄某,4，通过法院调解，追回上述股权。根据黄某,4出具的承诺书以及黄昌华追回华信公司股权的诉讼行为，均表明黄昌华与黄某,4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股权转让行为无效。黄昌华的股权转让以及股权追回的行为，并不改变其持有的股权系其与吕余娥夫妻共同财产的性质，当然，**对该股权不享有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规定，“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虽然吕余娥所举证据并不能证明华信公司在黄昌华与**婚后处于亏损状态，但**亦未能举出有效证据证明华信公司存在盈利，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欲享有黄昌华持有的华信公司股份在与**婚后产生的收益，负有证明华信公司盈利的举证责任，但其未举证，应承担不利后果。**还主张其与黄昌华婚后对华信公司进行了添附，但如前所述，其所举证据不足以支持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即使确实存在添附行为，亦不能证明添附资金来源是华信公司自有资金还是黄昌华与吕余娥共同财产，故**以添附为由，主张对华信公司享有权利理由亦不能成立。故（2018）苏10民终411号民事判决确认华信公司62.5%的股份属于吕余娥所有，并未侵犯**的合法权益。**与黄昌华主张，离婚协议合法有效，既然吕余娥要求分割黄昌华所持有华信公司股份，黄昌华依据离婚协议也有权要求分割吕余娥所持有的华信公司股权等共同财产。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四条规定：“当事人达成的以登记离婚或者到人民法院协议离婚为条件的财产分割协议，如果双方协议离婚未成，一方在离婚诉讼中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财产分割协议没有生效，并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本案中，被上诉人吕余娥、黄昌华虽于2011年4月17日签订达成离婚协议，约定了各自公司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等内容，但黄昌华、吕余娥并未登记离婚或者到人民法院协议离婚，黄昌华虽在2012年2月10日向法院起诉离婚，人民法院也以（2012）扬维甘民初字第0055号民事判决准予黄昌华与吕余娥离婚，但并未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诉所称的“黄昌华按照离婚协议给其子买房，结婚给付了10万元”的行为属于黄昌华自愿履行，不能当然认定离婚协议的其他有关分割财产的条款也具有法律效力。故（2018）苏10民终411号民事判决认定案涉离婚协议并未生效，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上诉认为案涉《离婚协议》合法有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针对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吕余娥起初（即2011年6月黄昌华与黄某,4转让股权之时）对于黄某,4持有华信公司70%的股份不持异议，对黄昌华另持有华信公司10%的股份亦无异议，但吕余娥在2016年11月22日知晓黄昌华与黄某,4股权转让的行为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而是黄昌华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因此，吕余娥有权主张对黄昌华在华信公司所持有包括上述10%的股份在内全部股权进行分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诉讼时效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吕余娥请求分割华信公司股权的诉讼请求的诉讼时效应从2016年11月22日起算。同时，因黄昌华与吕余娥在离婚时，并未分割华信公司股权，因此，华信公司的股权一直处于共同共有状态，因此，也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诉讼时效为两年，故吕余娥提起对黄昌华一直持有的华信公司10%股份分割的诉讼请求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关于争议焦点三，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七条的规定，本案**请求撤销的是（2017）苏1003民初5601号案件，该案虽然涉及分割华信公司的股权，但华信公司并非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此，一审法院未追加华信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不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提及的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2016）苏1003民初8717号民事调解书合法有效，而此后的判决书不应否认调解书效力的问题。本院认为，（2016）苏1003民初8717号民事调解书的内容系黄昌华与黄某,4达成协议，黄某,4将华信公司70%的股份转让给黄昌华，黄昌华再次持有华信公司80%的股份，在离婚时一直未予分割的情况下，此80%股份仍然属于黄昌华与吕余娥的夫妻共同财产。在上述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原一、二审法院判决针对吕余娥的诉讼请求依法对黄昌华名下华信公司总股权进行了分割，案涉调解书与判决书二者并无矛盾之处，故原告**以此主张不应再分割华信公司股权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继军审判员  何春兰审判员  邰虓颖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张敏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