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辽01民终161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翔，男，1963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皇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亚新，系辽宁东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明娟，女，1951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皇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商丽娟、宝沿途，系辽宁奥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于俊侃，男，1938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皇姑区。原审被告：辽宁矿安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辽宁省铁岭县腰堡工业园。法定代表人：王翔，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亚新，系辽宁东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沈阳矿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沈北新区财落镇马古村（沈阳市煤炭工业公司院内）。法定代表人：于俊侃，系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王翔与被上诉人杨明娟、原审被告于俊侃、辽宁矿安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辽宁矿安公司）、原审第三人沈阳矿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矿安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不服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2017）辽0113民初98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翔上诉请求：1、撤销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2017)辽0113民初9849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及二审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第三人沈阳矿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资产应归王翔所有，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沈阳矿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下称沈阳矿安公司)的前身为沈阳市矿安机械厂(下称机械厂)，该机械厂批准成立时的相关文件、沈阳市皇姑区社会福利企业管理办公室(原沈阳市皇姑区民政企业总公司)的情况说明等证据，完全可以证明机械厂成立时的68万元注册资金为王翔个人投入。该机械厂于1997年11月6日经沈阳市皇姑区民政企业总公司批准成立(沈皇民企发[1997]90号)，注册资金为68万元，注册地址为沈阳市皇姑区芙蓉路12号，法定代表人为王翔。当时由于政策原因，不允许个人投资，只能以挂靠的形式开办企业，事实上法定代表人即为出资人。因此，机械厂名义上以沈阳市皇姑区民政企业总公司为出资人，实际上出资人应为法定代表人王翔。2005年1月5日，机械厂向新城子民企公司提出申请变更企业注册资本金，2005年1月26日，沈阳市新城子区民政企业公司批复同意了该厂的申请(沈新民企发[2005]2号)，2005年3月15日，沈阳市新城子区民政局最终批准了该机械厂的申请(沈新民[2005]4号)，注册资金由68万元增加到315万元。为此，2005年3月23日，机械厂修改章程，将企业住所由沈阳市皇姑区芙蓉路12号变更为沈阳市新城子区财落乡马古村(沈阳市煤炭工业公司院内);企业注册资金由68万元变更为315万元。2005年3月24日，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新城子分局核准变更，同时将出资人由皇姑区民企总公司变更为沈阳市新城子区民政企，此时，于俊侃还未到机械厂工作。由于经营需要，2008年1月30日，法定代表人由王翔变更为于俊侃，二人系翁婿关系，注册资本仍为315万元。王翔变更法定代表人的真实意思完全是为了经营方便，而不是将机械厂的资产转给于俊侃。虽然2008年11月10日，于俊侃通过与沈阳市沈北新区民政企业公司签订了“产权交易合同书”购买机械厂，但该“产权交易合同书”第六条却约定由出让标的“沈阳市矿安机械厂”自己收取出让资金，而作为出让方的沈阳市沈北新区民政企业公司却分文不收，显见沈阳市沈北新区民政企业公司并不是真正的出资主体，该“产权交易合同书”的真实意思仅是为了符合政策走的形式而已，于俊侃在购买机械厂时并未实际出资。根据沈阳市沈北新区民政局文件(沈北新区民发[2009]1号)及辽宁慧金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辽慧验2009第4号验资报告，沈阳矿安公司成立时，其注册资金315万元来源于原机械厂净资产842.84万元中的283万元，以于俊侃名义出资仅为32万元，而该32万元也是从原机械厂账户提取的，并立即以于俊侃名义存到沈阳矿安公司账户内。因此，从现有证据完全可以证明，虽然于俊侃登记为沈阳矿安公司的股东，但于俊侃并未实际出资，正如一审判决认定的那样，于俊侃为“显明股东”，王翔应为隐名股东。由于二人系翁婿关系，王翔对2008年11月19日沈阳市沈北新区民政局文件(沈北新区民发[2008]2号)中“注册资金315万元，全部是由企业法人于俊侃个人投入”的说法并未提出异议。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2014)皇民四初字第104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现有证据足以推翻。实际股东及出资人应为王期，于俊侃作为显明股东，并不享有沈阳矿安公司的权益。而被上诉人杨明娟的股份是基于于俊侃的显明股东身份获得的，因此也不享有沈阳矿安公司的权益。二、如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杨明娟的股东地位并非因判决确认后其才享有，而是基于与于俊侃的夫妻关系享有50%的股权”，那么被上诉人杨明娟的起诉早已超过了诉讼时效。沈阳矿安公司成立于2009年3月20日，2011年10月28日因经营不善被吊销，此时，被上诉人杨明娟与于俊侃还是夫妻，存在夫妻关系，杨明娟对沈阳矿安公司被吊销应当明知或知道，如认为三上诉人侵犯了沈阳矿安公司的合法权益，应在诉讼时效期间，即2013年10月28日前提起诉讼。现杨明娟于2016年才提起诉讼，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三、本案审理期限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百四十九条:“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从2016年立案，至2019年10月1日才判决，期间经过三年多，上诉人多次催问，一审法官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严重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违法程序的判决，不会是公正的判决。综上，上诉人认为，法官审理案件应以事实为基础，坚持公平正义，不能让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法律的漏洞，达到不可告人、不劳而获的目的。现审判决剩夺了上诉人王翔多年营心经营获得的合法财产，损害了上诉人王翔的合法权益，不但未彰显法律的公平和正义，相反严重损害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肯请二审法院以事实和法律为依据，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另请求第一项增加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第一，上诉人是沈阳矿安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控制人其公司的资产由上诉人实际出资购买，一审认定上诉人搬走的设备也包括在其出资购买之中，所以上诉人有权搬走属于自己的设备。第二，如果法院按照刑事证据认为被上诉人杨明娟系公司股东可以向上诉人主张搬走设备的损失赔偿，那么上诉人可以将搬走的设备返还给沈阳矿安公司，根据一审判决认为的上诉人所谓“自认”的笔录可知，上诉人仅在2008年、2009年搬走了沈阳矿安公司的一部分设备，又根据2008年5月15日辽宁慧金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沈阳矿安机械厂拟转制的资产评估报告书可知，当时沈阳矿安公司全部的设备明细为35项价值100万元左右，因此，一审认定上诉人连带赔偿283万元并没有依据，且在能够确认上诉人搬走具体设备的前提下判定其赔偿283万元现金也不公平。第三，被上诉人杨明娟拥有股东权利的依据来源于于俊侃，而于俊侃成为沈阳矿安公司的法人及股东，并没有支付相应对价，所以上诉人返还完本案涉及的设备后会向于俊侃、杨明娟主张沈阳矿安公司股权转让款。本院认为，本案系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是指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或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定义务，损害公司利益而引发的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之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之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杨明娟作为原审第三人沈阳矿安公司股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请求于俊侃、王翔、辽宁矿安公司赔偿给沈阳矿安公司造成的损失。一审法院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一百四十八条、一百四十九条之规定对本案进行审理，查明沈阳矿安公司的股东于俊侃、监事王翔是否实施了滥用股东权利、违反法定义务、违反公司章程损害公司利益之行为，如果存在上述行为，则应依法判令上述股东、监事在造成损害的范围内向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发回重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2017）辽0113民初9849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重审。上诉人王翔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2,000元予以退回。审判长  周啟星审判员  赵 卫审判员  宋 刚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贺菲书记员梁婉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