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云34民终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作友，男，1951年7月9日生，汉族，安徽省铜陵市人，住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潘久永，男，1973年4月18日生，汉族，陕西省旬阳县人，住陕西省旬阳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魏兵，男，1974年1月10日生，汉族，云南省寻甸县人，现住云南省昆明市。 上诉人胡作友因与被上诉人潘久永、魏兵劳务合同纠纷，不服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9）云3423民初509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一案，系一审法院于2018年9月14日作出的（2017）云3423民初181号民事判决，胡作友不服该判决，上诉于本院，本院于2018年12月10日作出（2018）云34民终135号民事判决。胡作友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于2019年8月29日作出（2019）云34民申2号民事裁定，裁定对本案进行再审。本院适用二审程序对本案进行了再审，于2019年9月26日作出（2019）云34民再2号撤销原判，发回一审法院重审的民事裁定。经一审法院重新审理后，作出本案(2019)云3423民初509号民事判决。本院于2020年3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胡作友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潘久永、魏兵在线参加了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作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2019）云3423民初50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胡作友连带支付给潘久永劳务价款共计255600.00元。2.改判驳回潘久永对胡作友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所有案件受理费由潘久永与魏兵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认定基本事实错误。（一）魏兵回复胡作友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胡作友到维西县城是2016年9月2日下午，胡作友与重庆银坤矿业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银坤公司）、魏兵之间签订的所有协议都是在同年9月2日以后签订的，证据收条证明胡作友付出的第一笔股金款是同年9月10日。所以潘久永与魏兵之间2016年8月14日签订的《工程协议》与胡作友无关联，上面也没有胡作友的签字或盖章。（二）《欠条》的当事人是潘久永与魏兵，胡作友与潘久永之间无任何经济往来，不可能有欠款。本案中只提供了《欠条》，没有其他能够证明欠款关系存在的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且魏兵的《证明》证实魏兵“在工程验收时本人未亲自验收”，证明债权的凭据《欠条》来源不合法，证据不真实，所以2017年1月20日《欠条》与胡作友无关联。（三）原判决认定“本案中，签订《工程协议》在前，签订《合作探矿合同》在后，且在合同签订后，胡作友多次向魏兵支付股金款用于二人合伙探矿，应当推定胡作友知晓魏兵开展探矿作业的具体内容”错误。而事实是：胡作友与魏兵签订《合作探矿合同》时，魏兵没有告诉过胡作友有《工程协议》的存在，也没有变更过之前的《工程协议》，胡作友在后签订的所有合同都不涉及在前签订的《工程协议》，而且之前签订的是采矿协议，之后签订的是探矿合同，二者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其次，就是工程的地点和范围不同，在前签订的《工程协议》施工地不在胡作友在后签订合同的探矿权证范围内。再次，胡作友支付股金款是用于与银坤公司、魏兵三方共同合作探矿，是遵循三方共同签订的《探矿开工承包合同》，与《工程协议》无关，故原判推定错误导致原判认定基本事实错误。（四）胡作友所签订的《探矿开工承包合同》《补充协议》《合作探矿合同》均是附条件合同，所附条件是银坤公司的探矿权证。以上三份合同均在银坤公司探矿权证的有效范围内。新证据银坤公司《矿产资源勘查项目年度报告》中《矿业权分布图》与华东冶金地质勘查局测绘总队（以下简称华冶测绘总队）测绘的《矿业权分布图》同是凭据国土资源部资料，适用的是同一坐标系，测量系统是一致的，测绘结果是相同的。华冶测绘总队的《矿业权分布图》标明，魏兵矿洞地理坐标不在银坤公司新证据《矿产资源勘查项目年度报告》中《维西县点石铁矿普查项目区块范围拐点坐标表》范围之内。因此，《工程协议》的施工地不在银坤公司探矿权证范围之内。还有就是从《工程协议》的内容可以看出，潘久永与魏兵没有国家颁发的采矿资格证明，而胡作友签订的所有合同均是基于银坤公司探矿权证，所以再次证明与《工程协议》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五）有证据证明，魏兵的确另有工程项目。魏兵的《证明》、魏兵与李军签订的《备注》、魏兵与李军2016年11月14日的《补充协议》、维西瑞鑫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鑫公司）《营业执照》与银坤公司的《委托书》，以上证据均能证明李军既是瑞鑫公司法定代表人，又是银坤公司的代理人，完全可以同魏兵签订不同法律关系的合同。以上证据形成了完整的魏兵另有工程项目的证据链，进一步证明《工程协议》与《欠条》与胡作友无关。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探矿开工承包合同》《补充协议》《合作探矿合同》的当事人是合作关系。从《探矿开工承包合同》《合作探矿合同》内容中双方合作概况、合作方式、合作期限，都说明合同当事人是合作关系。《补充协议》是同意邀请胡作友共同参与，形成三方合作制共同体。原判决将胡作友与合同中三方当事人之间的合作关系错误认定为个人合伙关系，引用《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错误适用法律。（二）胡作友所签订的《探矿开工承包合同》《补充协议》《合作探矿合同》是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后二份合同补充了主合同的未尽事宜。《补充协议》是经协商一致签订的，补充胡作友为第三方，确定了第三方的股份比例。可以证明，由于第三方的加入，股金款的运行权属银坤公司，股金款的管理权属第二方魏兵，股金款的筹集属第三方胡作友。由此证明，三方是合作关系，三个合作文件同属一个法律关系，不能将三个文件中某个文件单独作为事实证据。（三）新证据证明，银坤公司是合作制共同股金款的运行方和领导者，魏兵是管理方，胡作友是股金筹集方。签订合同的三方是为了一个目标，共同探矿的合作制共同体。《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的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合作共同体中有企业法人银坤公司和个人组成，不属于《民法通则》个人合伙所有条款调整的民事关系。原判决引用《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适用法律错误。三、原审判决反诉案件受理费共同负担是错误的。因为胡作友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其被无故涉诉，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及损失均应由潘久永承担。 潘久永辩称，一、胡作友的上诉理由与其施工无关，胡作友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是按照胡作友的要求施工的。二、胡作友与魏兵是合伙关系，应由他俩承担欠款的支付义务。三、胡作友与魏兵是共同投资的，债务也应由他俩共同承担。 魏兵辩称，一、自始至终都认可法院的判决，没有不同意见。二、潘久永的劳务费应由胡作友支付，胡作友反诉时就说潘久永的工程不合格，后又找各种理由撤诉，先后在安徽、重庆提起诉讼，一审的十五份证据均显示了我与胡作友系合伙关系参与探矿，开工后胡作友没有付过一分钱，天天找各种理由，就是不管事，他认可我与潘久永的关系，如果他认为不是潘久永帮他干活，那请他把干活的人找出来。三、谁干活就应该给谁支付劳动报酬。探出矿后，胡作友就以生病为由想退出，但合伙期间的劳务费是要支付的。 潘久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胡作友、魏兵连带支付其违约金人民币100000.00元；2.判令胡作友、魏兵连带支付其价款255600.00元；3.判令胡作友、魏兵继续履行双方于2016年8月l4日签订的《工程协议》。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29日，魏兵与银坤公司维西项目部签订《探矿开工承包合同》，约定“在合作过程中，魏兵自主经营，财务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承担安全施工责任。”2016年8月14日魏兵与潘久永签订了《工程协议》，合同约定魏兵将位于维西县点石锰铁矿的开采工程承包给潘久永，由潘久永自行提供设备，开采方式为洞采，规格为2米×2米，掘进价格为1500.00元／米，采矿价待定。2016年9月8日胡作友与魏兵开始合伙探矿，2016年9月10日起胡作友多次向魏兵支付股金款用于双方合伙探矿。潘久永自合同签订后开始施工，至2016年12月26日停止施工。2017年1月20日魏兵出具给潘久永一张《欠条》，欠潘久永工程款255600.00元。魏兵与胡作友至今未对合伙探矿期间的投入进行过清算。银坤公司名下云南省维西县点石铁矿（探矿证号Ｔ53420110802045176），矿权有效期限为2016年2月5日至2018年2月5日。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魏兵与潘久永签定《工程协议》，潘久永按照协议进行劳务施工，2017年1月20日魏兵出具给潘久永一张《欠条》，欠潘久永工程款255600.00元，潘久永请求支付工程款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规定，合伙的债务，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数额的合伙人，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2016年9月8日，魏兵与胡作友签定《合作探矿合同》，二人形成个人合伙关系，二人至今未对合伙的投资进行清算，本案不宜按出资比例分配清偿责任，二人应当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据此，对潘久永要求二被告连带支付价款255600.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魏兵与潘久永签定《工程协议》在前，魏兵与胡作友签定《合作探矿合同》在后，且在合同签订后，胡作友多次向魏兵支付股金款用于二人合伙探矿，应当推定胡作友知晓魏兵开展探矿作业的具体内容。胡作友未能提交潘久永完成的洞采工程与二人合伙探矿无关的证据。对胡作友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的答辩意见，不予支持。关于支付违约金100000.00元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潘久永与魏兵就《工程协议》履行中欠付的工程款进行结算，在双方认可的情况下魏兵向潘久永出具欠条，双方在合同履行中不存在违约的情形，故对潘久永请求的违约金1000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工程协议》是否应当继续履行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根据的《探矿权证》已到期，客观条件已无法继续履行，故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已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应当予以解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一项、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解除潘久永与魏兵于2016年8月14日签订的《工程协议》；二、由魏兵、胡作友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连带支付给潘久永劳务价款共计255600.00元；三、驳回潘久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700.00元，由潘久永负担1600.00元，由魏兵、胡作友共同负担5100.00元。 二审庭审中，胡作友提交并复述了以下证据：1.云南省国土资源厅调取的《矿业权分布图》及《云南省维西县点石铁矿普查项目勘查区块范围拐点坐标表》（以下简称《拐点坐标表》）。欲证明《矿业权分布图》与华冶测绘总队的《矿业权分布图》共同来源于原国土资源部资料，属于同一测量体系。《拐点坐标表》证实了银坤公司探矿权证的勘查范围，经华冶测绘总队测绘，魏兵与潘久永的矿洞不在勘查范围内，而在美念不区块，故凡不在银坤公司探矿权证范围内的工程都与胡作友无关。潘久永认为该证据与其无关，其只知道干了活就有权主张劳务费。魏兵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如果不在探矿权证范围内，我们不可能采矿近一年时间。本院认为，该证据系胡作友自行调取后提交，上面未加盖出具单位的公章，但与华冶测绘总队的《矿业权分布图》及本案其他证据相印证的部分，本院予以采信。2.授权委托书。欲证明李军系云南振狮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狮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负责签订该公司与他方在维西县美念不区块合作探矿的协议。而据《拐点坐标表》显示，魏兵与潘久永的矿洞在美念不区块，故与胡作友与魏兵的矿洞不是同一地点，也不是同一探矿权，胡作友与魏兵的合作是基于银坤公司的探矿权，而魏兵与潘久永的采矿则是基于振狮公司的探矿权。潘久永认为以上证据与其无关，其只管干活拿钱。魏兵认为该委托书与本案无关，之前几次审理都未提及，现在才提及，说明胡作友有赖帐的嫌疑。本院认为，该证据只能证实李军与振狮公司的授权委托情况及李军除了与银坤公司，还与其他公司有授权委托的情况存在。3.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欲证明探矿工程的安全生产责任人是银坤公司，探矿整体工程不是魏兵个人承包，其只是在探矿工程前期予以垫资。同时证明《探矿开工承包合同》是合作探矿合同，原来是两方合作，胡作友参与后为三方合作，领导者是银坤公司。潘久永认为以上证据与其无关。魏兵认为责任书是所有合同都要签订的，不能证明胡作友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是所有涉及生产内容的合同签订时都要签订的书面承诺，不能证实胡作友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4.收条（办证）、供用电合同补充协议、证明（支付架电款）。欲证明银坤公司参与了胡作友、魏兵的合作探矿，工程不是魏兵承包的。潘久永认为以上证据与其无关，与其劳务费也无关。魏兵认为探矿是其与胡作友合伙，潘久永过来帮忙，也证明胡作友对此事非常了解。本院认为，以上证据证明不了胡作友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除以上证据外，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及证据，各方当事人均无实质性异议，胡作友除提出其与魏兵不是合伙关系，而是合作关系外，对其他事实及证据均无异议。对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及证据，本院予以确认，作为二审的定案依据。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焦点是：胡作友是否为《合作协议》的合同相对人，是否应当对《欠条》承担连带支付责任？ 一、从《探矿开工承包合同》《合作协议》《合作探矿合同》签订的时间顺序上看，《探矿开工承包合同》《合作协议》在前，《合作探矿合同》在后，从三份合同的内容看，系不同的合作内容，《探矿开工承包合同》是魏兵与银坤公司签订的探采工程承包合同，合同约定承包过程中自主经营，财务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属发承包法律关系。《合作协议》系李军与魏兵签订协议的基础上魏兵又与潘久永签订的承包协议，而魏兵与胡作友的《合作探矿合同》则是以魏兵从银坤公司承包的工程内容为基础，与胡作友风险共担、盈利共享的探采个人合伙关系，其与魏兵的合伙不及于《工程协议》的内容，《工程协议》是采矿发承包关系，《合作探矿合同》是探矿、采矿个人合伙关系，二者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 二、从本案证据两份《委托书》可以看出，李军分别受银坤公司和振狮公司的委托，与魏兵签订承包合同后，魏兵又把承包的工程进行转包或与他人合伙探采。魏兵与胡作友签订《合作探矿合同》就是基于银坤公司维西县点石铁矿探矿权证号：Ｔ53420110802045176基础之上，面积为12.21平方公里的个人合伙。而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结合新证据《拐点坐标表》及华东冶金地质勘查局测绘总队的《矿业权分布图》显示，魏兵与胡作友合作的矿洞地理坐标在《拐点坐标表》的范围之内，即在银坤公司的探矿权范围内，而魏兵与潘久永的矿洞地理坐标则不在《拐点坐标表》范围之内，即不在银坤公司的探矿权范围之内。由此证明《合作探矿合同》与《工程协议》的施工点分属两个不同的位置，故两份合同签订的基础不是同一探矿权范围，而胡作友与魏兵的合伙则是基于银坤公司探矿权范围的合伙，所以与《工程协议》无必然联系。再结合李军作为银坤公司、振狮公司委托代理人及瑞鑫公司法定代表人等多重身份，以及振狮公司对李军的授权内容，不排除魏兵与潘久永的《工程协议》是基于振狮公司或振狮公司之外的他人的探矿权范围。 三、潘久永既然主张基于《合作协议》魏兵所欠的劳务价款应由胡作友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就应当举证证明胡作友在与魏兵签订《合作探矿合同》时，对《合作协议》的存在及内容是明知，并在《合作探矿合同》中或合同外对《合作协议》予以追认的事实。但综合全案，潘久永提交的所有证据除证明胡作友与魏兵系合伙关系外，均证明不了以上问题，而二人就《合作探矿合同》的合伙是基于银坤公司探矿权的合伙，并不必然及于《工程协议》，《工程协议》的债务并不必然就是二人的合伙债务，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魏兵、潘久永关于胡作友与魏兵是合伙关系，应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胡作友关于《合作探矿合同》应是三方合作的主张与本案事实不符，应予驳回。其主张其不是《工程协议》合同相对人及《欠条》支付主体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以合同签订后，胡作友多次向魏兵支付股金款用于二人合伙探矿，从而推定胡作友知晓魏兵开展探矿作业的具体内容明显与本案事实不符。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胡作友的上诉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云3423民初50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解除潘久永与魏兵于2016年8月14日签订的《工程协议》。 二、撤销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云3423民初509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即：二、由魏兵、胡作友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连带支付给潘久永劳务价款共计255600.00元；三、驳回潘久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被上诉人魏兵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给被上诉人潘久永劳务价款共计255600.00元； 四、驳回被上诉人潘久永一审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6700.00元，由原告潘久永负担1600.00元，由被告魏兵负担510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700.00元，由被上诉人潘久永负担1600.00元，由被上诉人魏兵负担510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潘敏声 审判员  和军芳 审判员  杨德康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史昕然                                                                                                            书记员  余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