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55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勇，男，1975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巢湖市居巢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国鹏，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方琦，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静，女，1985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杨，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海波，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卡宝宝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法定代表人：周勇，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周勇因与被上诉人马静、原审第三人广州卡宝宝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宝宝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66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国鹏、黄方琦，被上诉人马静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杨，原审第三人卡宝宝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为驳回马静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马静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马静和其配偶耿斌已经实际行使股东权利，一审判决认为马静未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马静仅是名义上的受让方，实际行使股东权利的是马静的配偶耿斌，这从股权转让款全部都由耿斌支付，以及自始至终都是耿斌与公司联系就可说明。而本案中有多个证据均显示耿斌主动参与或收到通知后参与公司的重大决策事务。首先，耿斌与公司董事会秘书冉利的聊天记录显示，冉利于2019年4月30日通知耿斌到公司讨论公司“卖壳”的事情，耿斌明确表示参加该次非正式股东会。所谓“卖壳”即重大资产重组，其对公司来说属于特别重大事项。如果耿斌不是公司实质股东，公司的董事会秘书为何要专门通知耿斌参加会议？其次，马静自己提交的杜微与冉利的聊天记录也显示，耿斌曾多次向公司曾经的副总经理杜微了解公司情况，2017年公司经营状况变差的时候耿斌还找周勇协商股份补偿的事情。最后，耿斌于2015年4月支付股权转让款，至2019年6月马静起诉，已经超过4年的时间。在此期间，马静或耿斌从未催促周勇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也从未就股权转让合同履行事宜提出过任何异议。（二）卡贝贝企业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不能全部归责于周勇。也不影响马静和耿赋作为股东行使股东权利。一审判决仅以卡贝贝企业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即认定周勇构成根本违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广州卡贝贝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卡贝贝企业）的变更登记需要提交变更登记申请书、入伙协议和马静的身份证复印件等文件。由此可知，办理卡贝贝企业的工商变更登记并非周勇一方就可以完成，不仅需要周勇配合，也同样需要马静的配合。因此，卡贝贝企业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不能完全归责于周勇，另外，《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卡贝贝企业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仅仅是不具备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并不影响马静和耿斌行使股东权利，也不能因此而得出马静未取得股东身份的结论。（三）马静购买股权的目的是为了享有股东权利，工商变更登记不是目的，而是实现目的的一个手段。如果马静配合，合同目的仍然可以实现。一审判决以卡贝贝企业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就认定合同主要目的不能实现，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耿斌作为股权的实际受让人，已经实际享有股东权利，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并不妨碍合同主要目的的实现。只要马静配合，周勇和卡贝贝企业均同意立即为马静办理卡贝贝企业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且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办事指南明确，办理卡贝贝企业的入伙手续只要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周勇与马静签署即可办理，无需其他合伙人同意。因此，股权转让合同的合同目的完全能够实现。（四）股权转让合同已经履行了超过4年的时间，公司状况和投资环境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审判决解除股权转让合同，不利于维护交易稳定，对周勇极度不公平。在这4年间，由于经营环境变化，公司由2015年度盈利238万元，到2018年度亏损584万元，公司经营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外，2015年正是新三板的投资热潮，马静也正是看中了公司挂牌新三板的契机，才购买股权；而目前，由于投资人对新三板的热情消退，多数新三板公司的股票无人问津，投资环境相比股权转让时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公司的估值出现大幅下跌．马静所购买的股权也大幅贬值。马静在合同履行4年多之后才突然提起诉讼，就是希望将股权贬值的损失转嫁给周勇，这显然是不公平的。综上所述，马静已经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卡贝贝企业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不能完全归责于周勇，也不会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支持周勇的上诉请求。马静辩称，（一）鉴于周勇拖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严重违约，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业已解除。1.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七条的约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主要义务在周勇，然而从周勇应当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至本案起诉之日已逾近四年，期间周勇从未向马静发出任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通知。直至马静起诉后，周勇才向马静发出通知要求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明显系为了应对本次诉讼而采取的策略。故周勇持续拖延不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行为，已严重违反合同约定，构成违约。2.马静与周勇签订协议的根本目的在于受让周勇所持有的合伙企业份额从而间接持有卡宝宝公司股份，而马静既未通过工商变更登记显名成为合伙人亦未实质享有合伙人的权利义务。首先，周勇发出的出资证明书仅能证明马静已缴付出资的事实，但不能据此认定马静已成为合伙人。马静是否认定为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应从实质性要件以及程序性要件两个方面综合判断。就实质性要件而言，根据合伙协议第四章第九条，该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应当满足以下基本条件：为目标公司的在职员工；担任目标公司总监及以上职务满3年，其他员工满4年。可知，该合伙企业系作为目标公司的员工持股平台，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存在，而马静并非目标公司的员工，与目标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故马静不符合合伙企业对有限合伙人的资格方面的实质性要求。就程序性要件而言，根据《合伙协议》约定，成为合伙人应当满足经执行合伙事务合伙人同意并订立书面入伙协议这两个构成要件。同时，根据《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三条，新合伙人入伙，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并依法订立书面入伙协议。在本案中，鉴于原合伙人并不同意任何新合伙人入伙，而无论是入伙协议还是修订后的合伙协议均需要原合伙人共同签署，故导致签署入伙协议存在事实上的障碍。其次，马静从未以合伙人身份参与任何合伙人会议并对合伙企业甚至目标公司的经营决策行使表决权利，故不应认定马静实质上享有合伙人权利义务。周勇提出的证据仅能证明其于2019年4月曾通知马静到公司讨论“卖壳”的事宜，然而，在此之前，马静从未收到过任何参与会议讨论的通知，且该会议亦不属于正式的股东会，在马静支付股权转让款至起诉期间，马静对合伙企业的多次合伙人变更、利润分配等重大事项均不知情亦未被告知，故不应当认定实际享有合伙人权利。此外，鉴于马静非工商登记的合伙人，未经工商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故一旦周勇通过“卖壳”的形式出售公司，从法律层面而言并不需要取得马静的同意，极有可能对马静的利益造成重大侵害。若马静及时为周勇办理工商变更登记，那么周勇可以合法地登记为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并选择适时对外转让其合伙企业财产份额，从而实现自己的合同目的，正是由于马静的持续违约，导致了周勇无法自由行使权利，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二）股权转让合同客观上已丧失继续履行的基础和可能，故只能通过行使解除权要求周勇返还财产并赔偿损失。在马静起诉后，收到了周勇以合伙企业名义寄送的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通知，首先，周勇办理工商变更义务应于2015年履行，其在马静起诉后方才告知符合办理工商登记的条件明显系为了诉讼补正材料。其次，根据《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九条，在其他合伙人明确表示不同意马静入伙的前提下，周勇称可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明确缺乏事实依据。同时，合同解除权为形成权，马静在起诉之时已行使解除权，故合同也已解除，无继续履行的必要。从事实上，马静无法成为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另外，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2.1条以及《业务规则》3.1.2条，新三板挂牌规则要求股权明晰，明确禁止股权代持情形，且股票转让的方式受到限制，同时马静作为自然人需满足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的要求，因此即使周勇同意将马静直接变更为目标公司层面的股东，同样存在法律上的履行障碍，且马静亦不同意通过代持的方式持有股票。基于上述情况，事实上马静已无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成为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或成为目标公司的股东，故本协议的继续履行存在法律和事实上的障碍，故马静只得起诉要求解除合同。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请依法驳回周勇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卡宝宝公司述称，与周勇的意见一致。马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马静与周勇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判令周勇返还马静转让款160万元；3.判令周勇赔偿马静资金占用损失（以16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6月1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4.本案诉讼费由周勇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5年4月3日，马静（乙方、受让方）与周勇（甲方、转让方）签订了1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就甲方向乙方转让其持有的广州易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事宜达成协议；乙方同意按照人民币2亿元的整体估值受让甲方持有公司的0.8%股份，转让金额为人民币160万元；鉴于目前公司处于股份制改造过程中，为方便操作，经甲乙双方同意，乙方通过公司的员工持股平台“广州卡贝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根据需要，经乙方提出，甲方有义务协助乙方在适当时候变更为公司股份；经双方确认，鉴于卡贝贝企业在公司持股比倒为10%，因此乙方在卡贝贝企业的持股比例为8%，该部分股份由甲方在卡贝贝企业的股份进行等比例划转，另甲方承诺因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而产生的比例变化时，乙方持般比例维持不变；转让完成后，附属于股权的其他权利随股权的转让而转让，但双方约定乙方作为投资人不参与公司的任何经营管理决策；乙方保证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在2015年4月12日前向甲方支付完毕16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甲、乙双方承诺积极配合公司及时办理章程修改、工商登记等相关法律事宜；甲方承诺在乙方资金到账后，在2015年4月底完成公司与卡贝贝企业股权转让，2015年5月底前完成乙方在卡贝贝企业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2015年4月3日至2015年4月17日期间，马静分5笔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周勇支付了上述股权转让款160万元。但截至马静起诉之日，周勇仍未完成马静在卡贝贝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另查，2015年6月11日，卡宝宝公司的名称从“广州易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广州卡宝宝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变更为“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再查，马静于2019年6月1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和要求周勇返还转让款、支付损失。一审法院依法于2019年7月16日向周勇提供的地址（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科学大道162号创意大厦B1栋401-402）邮寄送达相应的诉讼文书，快递物流查询显示周勇于2019年7月17日本人签收。一审庭审中，马静陈述：1.马静及其配偶耿斌从未收到过周勇关于召开股东会事宜的通知；2.自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至马静提起本诉的4年期间内，马静、周勇曾多次就股权转让变更事宜进行商谈，而周勇始终以公司即将卖壳出售为由推脱办理工商变更；3.马静从卡贝贝企业其他合伙人处得知目前卡贝贝合伙企业内部发生重大分歧，部分合伙人拒绝配合办理一切工商登记手续，因此马静事实上无法成为卡贝贝企业的合伙人，导致《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丧失；4.卡宝宝公司已在新三板挂牌上市，而新三板明确禁止股权代持的情形，马静若成为股东存在法律上的履行障碍。周勇陈述：1.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需要提交合伙企业变更的申请书、决定书及合伙协议，周勇没直接通知马静提交身份资料和签署入伙协议，周勇交代了卡宝宝公司的办事人员冉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但卡宝宝公司没及时办理上述事宜，周勇亦没有催促卡宝宝公司办理；2.马静在支付了160万元后，周勇放松了对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处理，但周勇主观上已把马静当成股东对待，马静的配偶耿斌经常到卡宝宝公司处，且耿斌代表马静每年都会参加会议、讨论公司的经营状况，耿斌还经常通过杜微（卡宝宝公司的前副总经理）了解卡宝宝公司的情况，在2017年的时候还找周勇协商过补偿股份的事情。卡宝宝公司陈述：1.案外人卡贝贝企业只是卡宝宝公司的持股平台，案外人卡贝贝企业的相关具体事项均由卡宝宝公司办理；2.办理变更登记手续需要提交的材料是合伙协议及工商变更登记决定书，但周勇没有把材料给卡宝宝公司。上述事实有经过当庭质证的《股权转让协议》、银行流水、工商登记资料及庭审中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马静、周勇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马静、周勇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关于马静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问题。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1.《股权转让协议》转让的标的是股权，而股权是基于其股东身份资格享有的，从公司获得经济利益并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但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行为本身并不当然等同于股权转让生效，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是指合同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的问题，而股权转让的生效是指股权何时发生转移，即受让方何时取得股东身份的问题，故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的适当履行问题是重点，本案中，马静、周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马静依约向周勇支付了160万元的转让款，周勇应依约及时为马静办理相关的股权转让手续；2.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鉴于目前卡宝宝公司处于股份制改造过程中，为方便操作，经马静、周勇双方同意，马静通过卡宝宝公司的员工持股平台“卡贝贝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卡宝宝公司股份，根据需要，经马静提出，周勇有义务协助马静在适当时候变更为卡宝宝公司股份；并确认马静在卡贝贝企业的持股比例为8%，该部分股份由周勇在卡贝贝企业的股份进行等比例划转；马静、周勇双方承诺积极配合公司及时办理章程修改、工商登记等相关法律事宜，周勇承诺在马静资金到账后，在2015年4月底完成卡宝宝公司与卡贝贝企业股权转让，在2015年5月底前完成马静在卡贝贝企业的工商变更手续”，可见，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的义务人是周勇，马静有配合义务；3.周勇及卡宝宝公司在庭审中确认：案外人卡贝贝企业（有限合伙）实质是一个持股平台，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由卡宝宝公司负责办理，周勇需向卡宝宝公司提供合伙企业变更申请书、入伙协议及工商变更登记决定书，但周勇没有通知马静提交身份资料和签署相关文件，没有将上述所需资料交给卡宝宝公司，也没有催促卡宝宝公司办理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截至马静起诉之日，周勇并没有完成马静在卡贝贝企业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马静未成为案外人卡贝贝企业的合伙人，也因此没有间接持有卡宝宝公司的股份，没有成为卡宝宝公司的股东，周勇怠于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构成根本性违约；4.周勇称周勇和卡宝宝公司已经把马静认定为卡宝宝公司的股东，马静事实上已享有卡宝宝公司的股东权利，是否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不影响马静已经取得股权的认定，但周勇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马静已实际取得股东身份并行使股东权利。综上，因周勇怠于履行约定的工商变更登记义务，马静欲成为卡宝宝公司的股东并享受相应股东权利的这一合同主要目的并没有实现，马静主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法于2019年7月16日向周勇提供的地址邮寄送达相应的诉讼文书，快递物流查询显示周勇于2019年7月17日本人签收，故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应自2019年7月17日解除。关于马静主张周勇返还股权转让款160万元并支付自2015年6月1日起以16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的损失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涉案《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后，周勇应向马静返还股权转让款160万元；马静主张的损失实为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周勇在2015年6月1日起至今怠于履行合同义务确实给马静带来了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但马静没有在该期间内及时行使解除权，对该期间的利息损失亦有责任，故利息损失应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解除之日的次日即2019年7月18日起算。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五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马静与周勇于2015年4月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自2019年7月17日起解除；二、周勇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马静返还股权转让款160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160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18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三、驳回马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94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马静负担3510元，周勇负担23432元。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合伙协议第九条规定，有限合伙人应当满足以下条件：（1）为目标公司的在职员工，认同目标公司的企业文化；（2）现担任目标公司以下职务及满相应任职年限的人员：总监级及以上职务满三年、其他员工满四年；第十六条规定，合伙人入伙，必须经执行事务合伙人同意，并依法订立书面入伙协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综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证据，本案争议焦点为：马静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并请求返还股权转让款和利息是否具有法律依据。对此，本院认定如下：《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对该协议的效力未提出异议，故本院确认上述协议合法有效。根据协议的约定，周勇承诺在马静资金到账后，在2015年5月底前完成马静在卡贝贝企业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经马静提出，周勇有义务协助马静将其在卡贝贝企业的财产份额在适当时候变更为卡宝宝公司股份。现有证据显示，马静已于2015年4月3日至4月17日期间支付了全部转让款160万元，但周勇至今未按照约定在2015年5月底前完成马静在卡贝贝企业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有限合伙人应当满足以下条件：（1）为目标公司的在职员工，认同目标公司的企业文化；（2）现担任目标公司以下职务及满相应任职年限的人员：总监级及以上职务满三年、其他员工满四年），更未将其财产份额变更为卡宝宝公司股份，已构成根本性违约，该违约行为导致马静的合同目的已经落空。周勇辩称，马静一直通过其配偶耿斌实际享有股东权利，但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入伙协议，马静也没有被列入合伙人，故马静并未在法律上取得合伙人身份，周勇辩称马静已实际取得合伙人和股东身份，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而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一般规则，办理上述事宜的主要义务在周勇，马静仅仅负有配合义务。因此，由于周勇迟迟未履行合同主要义务，马静有权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要求解除合同，而因公司状况和投资环境在迟延履行期间发生变化而产生的相关损失应由周勇自行承担。综上所述，周勇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上诉人周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易超前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汤 瑞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王 敏何冠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