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05民初5989号原告：莫迺榕，男，1942年9月22日出生，汉族，职业：华中科技大学土木学院退休教师，住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起飞，系湖北诤如铁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徐涛，男，1968年4月16日出生，汉族，职业：湖北钻卡商贸有限公司职员，住武汉市汉阳区。现居住地：湖北省洪湖市文泉东路邮电移宿舍4栋2单元301号。第三人：刘敏，女，1971年9月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登记住址武汉市武昌区。第三人：朱全丹，女，1972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登记住址湖北省洪湖市。原告莫迺榕与被告徐涛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与2018年11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了审理，并于2019年1月14日以（2018）鄂0105民初5598号民事判决书作出裁判。因原告不服提起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9日作出（2019）鄂01民终398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于2019年9月9日重新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在依法追加刘敏、朱全丹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后，于2019年12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莫迺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起飞，被告徐涛，第三人刘敏、第三人朱全丹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莫迺榕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徐涛向原告偿还315,082元（承担保证责任）并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利息损失（从2016年10月30日计算至债务全部清偿为止）。事实与理由：2015年8月3日，原告配偶朱全丹因个人投资需要向第三人刘敏借款55万元，原告迫于无奈用名下房产（坐落于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一路74号保利花园26栋1单元4层01室）为其办理抵押担保，签订了抵押贷款合同并办理公证。上述借款合同到期后，朱全丹又想继续与刘敏签订借款增资展期协议，将借款增加至75万元，借款期限延长10个月。朱全丹要求原告继续用上述房产为其提供担保，因原告担心房产被刘敏执行拍卖，当时原告并未同意。2016年6月30日，被告与原告签订保全协议，约定：为确保刘敏与朱全丹的抵押贷款合同继续履行，若朱全丹未能完成履行抵押贷款合同导致原告上述房产被执行，被告应当在房产出售后一个月内向原告偿还因违约而被刘敏扣除资金总额的40%。协议签订后，原告才同意为朱全丹与刘敏的债务继续提供抵押担保，并在2016年8月3日与刘敏签订了借款增资展期协议。借款增资展期协议到期后，朱全丹并未向刘敏履行还款义务，导致原告上述房产被拍卖，用于偿还刘敏787,705元的借款。故被告应当向原告承担该借款金额的40%即315,082元。被告徐涛辩称：1.原告莫迺榕的妻子朱全丹向刘敏借款，原告莫迺榕以其房产提供抵押担保，该借款到期后朱全丹要求与刘敏签订借款增资展期协议，而原告担心继续担保有风险，朱全丹遂要求被告为原告的抵押担保提供反保证担保，被告遂与原告莫迺榕签订《保全协议（草议）》，并同时约定一个月内办理公证，所以该保全协议明确注明了“草议”二字，后原告未将增资借款给付朱全丹。遂未办理《保证协议》的公证手续。2.被告与原告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2017年2月6日。原告电话通知被告，称其房产变卖款已到账，要求被告带上借款借据与其一起到银行取款然后向被告偿还借款，被告遂要求原告带上《保全协议（草议）》，原告应允。当天原、被告在关山招商银行汇合，原告当场向被告银行账户转款1,000,000元用于偿还借款，被告遂要求原告在《保全协议（草议）》上写下了“此协议即日起作废”的内容，原告随后将协议交给被告，由被告将《保全协议（草议）》撕毁，被告将撕毁的碎片塞到原告手中，原告随即将协议碎片丢进银行门口的垃圾筒。3.原告提交的保全协议是一份不具备法律效力的草稿，而且是粘贴起来的不完整的协议书，缺失了“此协议即日起作废”的内容。综上，《保证协议（草议）》是一份不具备法律效力的草稿，而且原告与被告在协商处理双方之间的债务过程中已经同意作废此协议，彻底否定了此协议的所有内容。4.被告认为《保证协议（草议）》与原告的陈述是矛盾的，第一次55万元借款时原告与第三人朱全丹共同借款，被告没有参与，房屋抵押时是有公证书的，且载明房屋产权为原告莫迺榕与第三人朱全丹共同所有。《保证协议（草议）》被撕毁了，原告粘贴后有缺失是无效协议。该协议是草稿，准备在第三人刘敏将增资20万元放款后再与莫迺榕签订正式保全协议。我是对增资20万元进行反担保，要求专款专用给第三人朱全丹使用，但是第三人朱全丹称只收到部分款项，我跟原告联系，表明不愿意签订正式的保全协议及公证，原告称不公证就算了。综上所述，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第三人朱全丹在诉讼中陈述：55万元借款是朱全丹与原告的共同借款，并用夫妻共同所有房屋抵押并办理了公证，用于经营周转，后因周转不灵，需要增资20万元，原告担心后期出现什么问题要求把被告加进来做反担保，并与被告签订了《保证协议（草议）》。第三人刘敏增资放款直接给的是原告账上，然后由原告分多次转给我，第一次是7万元，随后支付了4次，每次1万元，合计大概收到了11万元。本案的借款人、公证书上都是原告，所以刘敏所有的放款都是打到他账上的，我只是作为借款人配偶签的字。第三人刘敏在诉讼中陈述：实际借款人是朱全丹，抵押合同借款人认定为原告，是因为抵押房产所有人是原告一个人，为了资金安全所以必须要在担保协议上确定原告为借款人，至于借款如何使用，是他们夫妻之间的事情，与刘敏无关。2016年1月，朱全丹单独找刘敏借款7万元，原告并不知道，已经偿还了。同年6月。朱全丹又找刘敏借20万元，刘敏不同意与朱全丹单独发生借贷关系，要求莫迺榕同意增资后再签订增资展期借款协议。后来莫迺榕同意继续用房屋抵押刘敏才与原告、朱全丹又签署了增资展期协议，刘敏把钱还是转给了原告，至于如何使用，刘敏不知道。也不知道他们与被告之间有保全协议的事情。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结合庭审当事人的陈述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莫迺榕与朱全丹曾系夫妻关系，两人于2012年2月24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因家庭经济和债务问题双方多次发生矛盾和纠纷。原告莫迺榕经多次起诉要求与第三人朱全丹离婚后，双方于2019年3月19日经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判决离婚。被告徐涛与朱全丹系表兄妹关系，第三人刘敏因放贷经人介绍与莫迺榕、朱全丹相识，其与徐涛并不相识。2015年8月3日，在莫迺榕与第三人朱全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两人共同与第三人刘敏签订借款抵押合同，该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是：乙方莫迺榕和朱全丹向甲方刘敏借款人民币55万元，借款期限为12个月，自2015年8月3日起至2016年8月2日止，借款用途为资金周转，借款月利率为1.5%，利息按月支付人民币8,250元计算。乙方莫迺榕、朱全丹以房屋所有权人身份以其坐落于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一路74号保利花园26栋1单元4层01室房屋对甲方刘敏的合同债权提供抵押担保。抵押期限12个月，即自2015年8月3日起至2016年8月2日止。同时该合同确认该房屋所有权人有两个，分别为莫迺榕、朱全丹。上述合同刘敏在甲方处签名按手印，莫迺榕在乙方处签名按手印，朱全丹以乙方配偶身份签名按手印。同日朱全丹出具共同还款人声明和同意抵押声明表明知晓上述借款抵押合同内容并同意以夫妻共同财产即坐落于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一路74号保利花园26栋1单元4层01室房屋作为借款抵押，并配合办理该房屋的抵押登记手续。随后双方到湖北省武汉市长江公证处对上述《借款抵押合同》进行了公证，并于同日出具了（2015）鄂长江内证字第9350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甲、乙双方签订上述《借款抵押合同》并办理了房屋抵押登记后，刘敏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莫迺榕支付借款人民币55万元，莫迺榕实际收款人民币51.7万元，支付中介费人民币3.3万元，随后莫迺榕将所收刘敏的借款交由朱全丹使用，朱全丹按合同约定每月向刘敏支付借款利息人民币8,250元。上述借款期限即将届满时，朱全丹打算展期并增加借款，而莫迺榕则担心继续抵押担保将存在风险，就要求朱全丹找徐涛对整个债务提供担保。朱全丹遂要求徐涛帮忙为莫迺榕的抵押担保提供保证担保。2016年6月30日，徐涛与莫迺榕签订了一份《保证协议（草议）》，载明：为确保莫迺榕、朱全丹向出资方刘敏抵押贷款合同的正常履行，徐涛与莫迺榕自愿签订本协议。一、在抵押贷款合同有效期内，徐涛督促朱全丹正常履约，及时还款；二、如果朱全丹不能完全履行抵押贷款合同，导致莫迺榕的房屋（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一路74号保利花园26栋1单元4层01室）被执行，并由出资方扣除一定资金数额偿还贷款，则徐涛在莫迺榕房产被出售后的一个月内，徐涛向莫迺榕偿还因违约而被出资方刘敏扣除资金总额的百分之四十；三、如果徐涛不能完全履行协议条款2的责任，莫迺榕有权要求司法强制执行，徐涛和莫迺榕在该协议上签名按手印，刘敏对徐涛和莫迺榕签订的上述《保证协议（草议）》并不知情。2016年8月13日，刘敏与莫迺榕、朱全丹签订《借款增资展期协议》，约定将原55万元借款增资至75万元并延长借款期限10个月，借款期限自2016年8月5日至2017年6月4日止，本协议为原借款抵押合同的延续。莫迺榕以借款人和抵押人的身份在该协议上签名按手印，朱全丹以莫迺榕配偶的身份在该协议上签名按手印，刘敏以贷款人身份在该协议上签名按手印。增资展期协议签订后，刘敏即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莫迺榕支付了增资款人民币20万元，庭审中莫迺榕陈述所收款项全部交给朱全丹使用，但朱全丹认为只收到莫迺榕转交的增资款人民币11万元，同时告知徐涛没有收到全部增资款人民币20万元，并要求徐涛不要与莫迺榕办理双方签订的《保全协议（草议）》的公证手续。徐涛在得知朱全丹没有全额收到刘敏支付的增资款项后，没有与莫迺榕重新签订正式的保全协议。2016年9月由于莫迺榕和朱全丹未能按时向刘敏支付借款本金和利息，经双方协商后，刘敏将其抵押房产变卖后提现人民币787,705元并向莫迺榕出具收条，该收条载明：“本人刘敏从莫迺榕位于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一路74号保利花园26栋1单元4层01室的售房款中扣除787,705元用作偿还（2015）鄂长江内证字第9350号借款抵押合同及2016年8月3日签订借款增资展期协议中的欠款及利息。本合同所有借款已全部结清。”由于莫迺榕与徐涛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徐涛一直向莫迺榕催讨借款，此前莫迺榕曾向徐涛偿还借款人民币6万元，保利花园26栋1单元4层01室出售后，莫迺榕于2017年2月6日电话通知徐涛称卖房款已到账并要求徐涛到银行与其办理借款还款手续。当日莫迺榕与徐涛在招商银行关山办事处汇合，莫迺榕当场向徐涛的个人银行账户转账支付人民币100万元。转款完毕后莫迺榕、徐涛拿出各自保存的《保全协议（草议）》，借据由徐涛将上述《保全协议（草议）》和莫迺榕、朱全丹打给徐涛的借据一并撕毁。上述转账还款和撕毁《保全协议（草议）》及借据的情况，刘敏和朱全丹表示不知情。2017年5月3日，莫迺榕以徐涛取得上述106万元款项没有法律依据构成不当得利为由向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徐涛向莫迺榕返还不当得利133.8万元（已实际支付人民币106万元加上以《保全协议（草议）》折抵的人民币27.38万元）并支付利息。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1日作出（2017）鄂0105民初183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徐涛取得上述款项不构成不当得利，双方之间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判决徐涛向莫迺榕返还多支付的人民币60,560元,驳回莫迺榕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书已发生效力。另查明，莫迺榕向本院提交的《保全协议（草议）》系撕碎后粘贴起来的书证，该书证左下角和排头正中部分缺失。庭审中，徐涛陈述称：“莫迺榕在《保全协议（草议）》左下角写下‘此协议作废’的内容。”莫迺榕对徐涛的上述陈述内容予以否认，对此，法官在庭审时询问双方当时在签订《保全协议（草议）》时，草议的含议，莫迺榕陈述：“原本是准备与徐涛签订两个协议，因为涉及保全金额，所以《保全协议》是草议。”而徐涛陈述：“当时这份《保全协议》是暂签的，等增资的人民币20万元朱全丹收到后，专款专用再与莫迺榕签订正式的《保全协议》并一起办理公证手续。后来因朱全丹告知徐涛并未全额收到增加款项，所以徐涛就没有与莫迺榕签订正式的《保全协议》并在莫迺榕向其还款时将已写明作废的《保全协议（草议）》稿撕毁。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借款抵押合同》，共同还款人声明，同意抵押声明，《借款增资展期协议》，《保全协议（草议）》，（2015）鄂长江内证字第9350号公证书，（2017）鄂0105民初1839号、（2018）鄂0105民初5598号、（2018）鄂0111民初7756号民事判决书，收条以及当事人在诉讼中的陈述在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原告莫迺榕与第三人朱全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向第三人刘敏借款用于经营，且以两人在《借款抵押合同》中明确的共同房产作为借款抵押物对刘敏的债权进行担保并公证。双方形成的是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关系，债务人用其共有的房产作为债权抵押是为了保证债权人的债权得以安全实现，在借款抵押期限即将届满时朱全丹希望向刘敏增资展期借款。刘敏则表示增资展期借款要莫迺榕同意并共同签订《借款增资展期协议》，莫迺榕则在刘敏不知情的情况下提出要被告徐涛为增资展期后的所有借款提供保证担保。徐涛为了帮助朱全丹同意与莫迺榕先签订《保全协议（草议）》，待朱全丹收到全部增资款项后，再与莫迺榕签订正式的保证担保协议。本案中莫迺榕与徐涛签订的《保证协议（草议）》稿是在《借款抵押合同》并未届满的2016年6月30日，而届满时间为2016年8月2日。据此可以认定莫迺榕实际上是想要徐涛为莫迺榕和朱全丹向刘敏整个借款提供保证形成的反担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4条第一款规定：“第三人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担保时，可以要求债务人提供反担保”。可见反担保是为保障债务人以外的担保人将来承担担保责任后对债务人的追偿权的实现而设定的担保。而原告莫迺榕及其配偶朱全丹为涉案合同债务的共同债务人，被告徐涛为原告莫迺榕提供的所谓反担保不符合担保法的上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规定：“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规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本案中涉案的《借款抵押合同》、《借款增资展期协议》，其债权人是刘敏，债务人是莫迺榕和朱全丹，而莫迺榕与徐涛签订的《保全协议（草议）》债权人刘敏并不知情，也不认识徐涛。且刘敏通过拍卖抵押房屋实现债权时徐涛并不知情，作为债权人的刘敏与保证人徐涛至始至终都没有任何约定和联系。因此莫迺榕要求徐涛承担债权人刘敏实现债权后的偿还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其次，莫迺榕要求徐涛签订《保证协议（草议）》的动机是希望其对刘敏的债务届时不能按期履行还款义务时抵押房产被变卖的风险由徐涛承担一部分，而徐涛为了帮助朱全丹实现增资展期的愿望同意在朱全丹收到增资款项前先与莫迺榕签订《保全协议（草议）》，待朱全丹收到增资款项后，再同莫迺榕签订正式的保全协议的事实符合徐涛作为朱全丹的表哥在与莫迺榕没有其他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帮助表妹朱全丹的常理。而莫迺榕在诉讼中也承认准备与徐涛签订两份协议的事实，据此，可以认定莫迺榕与徐涛签订的《保全协议（草议）》只是双方达成了保证意向，而非法律意义上的《担保合同》。再次，原告莫迺榕提交的《保证协议（草议）》是被撕后粘贴起来的书证，该书证左下角缺失，而被告徐涛抗辩该缺失部分注明有“此协议作废”的内容，该《保全协议（草议）》是不完整有瑕疵的证据。原告莫迺榕作为证据的提交方和主张待证事实成立的主张人，对该瑕疵证据有补强的责任。但原告莫迺榕不能够提交证明被告徐涛的上述抗辩虚假或不实的证据，不能完善或补强该书证的证明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90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此，原告莫迺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再有，莫迺榕与徐涛原本就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如果双方于2016年6月30日签订的《保证协议（草议）》没有被撕毁作废，原告莫迺榕于2017年2月6日向徐涛还款时，就应该直接扣除双方在《保证协议（草议）》中约定的应由徐涛承担的款项，但莫迺榕并没有依照《保证协议（草议）》的约定进行扣除，而是直接向徐涛履行了还款义务。虽然事后莫迺榕以徐涛不当得利为由向法院起诉追讨，但法院认定双方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驳回了莫迺榕的不当得利诉求，莫迺榕的上述行为也不符合维护自身权益的正常行为，法律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综上所述，原告莫迺榕请求判令被告徐涛向其偿还人民币315,082元（承担保证责任）并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损失的主张，因原告莫迺榕举证不充分且不符合本案查明事实和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0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4条、第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第14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第90条、第108条第2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莫迺榕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人民币6,026元，由原告莫迺榕承担（此款原告已预交）。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再胜人民陪审员  杨新甫人民陪审员  甘汉荣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书 记 员  盛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