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34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建生，男，1973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敦焰，男，1975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强，广东信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黎嘉权，男，1988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横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钦彪，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俊谦，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建生、黄敦焰因与被上诉人黎嘉权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249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黄建生、黄敦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强，黎嘉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钦彪、谭俊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建生、黄敦焰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黎嘉权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黎嘉权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缺乏有效的、全面的证据支撑，证据链是残缺和不连贯的。关于案涉货款金额的问题。第一，黄建生、黄敦焰确认共支付货款1216431元这是事实，但黄建生、黄敦焰从未说过、也从未抗辩“至今只收到黎嘉权240405元的货物”。黄建生、黄敦焰当庭表述了在黎嘉权举证的全部“送货单”中，仅有五张送货单涉及总金额240405元的单据是真实的，由黄建生、黄敦焰予以签收了，予以认可，而其余的所谓“送货单”黄建生、黄敦焰没有签字认可，其对应的货物黄建生、黄敦焰没有收到，黄建生、黄敦焰质疑并否认这部分未经其签收的“送货单”的真实性。由于双方的交易流程有时是黎嘉权直接送货，有时是物流公司送货，但是送货收货的流程均有当事人的签字，没有黄建生、黄敦焰签字的送货单，表明没有送达黄建生、黄敦焰，黄建生、黄敦焰不予认可。第二，黎嘉权在聊天中向黄建生、黄敦焰发了对账单，黄建生、黄敦焰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同意或者“没有异议”。第三，黄建生、黄敦焰对“大部分的送货单”予以否认，是因为这些“送货单”全部没有黄建生、黄敦焰的签收，“送货单”对应的货物是什么，以及这些货物有没有送达给黄建生、黄敦焰在事实上存在重大疑问，并不能证明货已送达黄建生、黄敦焰。而且，黄建生、黄敦焰从未否认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关键是某一笔买卖关系的存在，黎嘉权作为卖方负有证明其已履行送货义务的举证责任，其举证不能就应当承担败诉的风险。（二）关于黄建生、黄敦焰是否买卖合同的相对方的问题，一审判决未作认真审查，简单草率定论，应予纠正。第一，一审判决认定黄敦焰是买卖合同的相对方的依据是黄敦焰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曾向黎嘉权披露其受黄建生委托或者为黄建生员工，但一审法院并没有问及或调查这一问题。第二，从黎嘉权向法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黎嘉权将黄建生命名为“美德牛老总”、将黄敦焰命名为“美德牛采购”，表明黎嘉权知道真正的买方是黄建生。第三，从黎嘉权与黄建生、黄敦焰的聊天记录看，有很多项的交流都直接反映了谁是老板、谁是员工。第四，从庭审中双方交易的过程来看，也充分证明了黎嘉权从一开始就明知黄敦焰是黄建生的员工。（三）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和证据审查判断上，违背了民诉法关于“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规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买卖关系的具体金额的确定，在双方有争议的情形下，黎嘉权作为提出主张的一方及买卖合同的卖方，要对自己一方是否履行送货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在送货义务的履行事项上，黎嘉权提供了《送货单》、微信聊天中的《对账单》、以及物流公司的《“宝力皮行黎嘉权”发货给“美德牛黄敦焰”记录》三项主要证据，黄建生、黄敦焰认为该三项证据不能证明黎嘉权的主张。黎嘉权作为原告，作为卖方，对其送货义务有没有履行，没有完成举证证明责任。黎嘉权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黄建生、黄敦焰在拖延时间恶意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驳回黄建生、黄敦焰的上诉请求。黎嘉权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黄建生、黄敦焰立即向黎嘉权支付货款836295元；2．黄建生、黄敦焰立即向黎嘉权支付资金占用利息39172.29元，以83629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7月1日起计算至清偿全部款项之日止；3．黄建生、黄敦焰承担一审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黎嘉权主张向黄建生、黄敦焰供应皮具产品，黄建生、黄敦焰尚欠货款836295元。为此，黎嘉权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送货单和物流单。证明黎嘉权于2016年5月至2018年6月期间通过快递向黄建生、黄敦焰交付案涉货物。2．案外人广州市明泰货运代理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统计表。证明黎嘉权于2016年8月至2018年6月向黄敦焰寄送皮革产品。3．黎嘉权与黄建生2016年12月至2019年2月的微信聊天记录。黎嘉权分别于2016年12月、2017年1月、2017年5月、2017年8月、2017年12月、2018年4月、2018年7月向黄建生发送对账单催收案涉货款，其中2018年7月1日对账单显示实欠货款888395元。4．黎嘉权与黄敦焰2017年3月至2018年12月的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黎嘉权分别于2017年3月、2017年6月、2017年7月、2017年8月、2017年9月、2017年10月、2017年11月、2017年12月、2018年1月、2018年3月、2018年4月、2018年5月、2018年6月、2018年12月向黄敦焰发送对账单催收案涉货款，其中2018年7月1日对账单显示实欠货款888395元；黄敦焰通过微信向黎嘉权下单定做皮具产品。黄建生、黄敦焰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1．除了黄敦焰签字的五张送货单外，其余的送货单及物流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物流单是否真实或者物流单所记载的货物是否送达存在疑问，不能证明货物已经送达。2．案外人广州市明泰货运代理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统计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3．对账单是黎嘉权单方制作，黄建生、黄敦焰从未予以确认。庭审中，双方确认2018年7月1日之后黄建生、黄敦焰向黎嘉权支付以下货款，2019年2月4日支付16000元、2019年5月17日支付36100元。另查明，根据黎嘉权的申请，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16日作出（2019）粤0111民初24993号民事裁定，裁定查封、冻结被申请人黄建生名下价值875467.29元的财产。黎嘉权为此支付了财产保全费4897.34元。以上事实，有微信聊天记录、对账单、送货单、物流单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综合黎嘉权与黄建生、黄敦焰之间的诉辩意见，案件的争议焦点为，一是黄敦焰是否案涉买卖合同相对方；二是如果黄敦焰为案涉买卖合同相对方，黄建生、黄敦焰欠付货款金额。关于黄敦焰是否案涉合同相对方的问题。黄建生、黄敦焰对黎嘉权提供微信聊天的主体没有异议，一审法院依法确认案涉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据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案涉交易期间，黄敦焰通过微信向黎嘉权下单定做皮革产品，黎嘉权基本上每个月都会通过微信向黄敦焰发送对账表催收案涉货款，黄敦焰未提出异议。在黄敦焰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曾向黎嘉权披露其受黄建生委托或者为黄建生员工的情况下，黎嘉权主张黄敦焰为案涉买卖合同相对方，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案涉货款金额的问题。黄建生、黄敦焰抗辩至今收到黎嘉权240405元的货物。黎嘉权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对账表、送货单、物流单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特别是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够完整的呈现双方货物交易的经过；黄建生、黄敦焰在答辩中确认黄建生共支付黎嘉权货款1216431元，但是仅确认黎嘉权提供的五张送货单，该五张送货单涉及货款仅240405元，也即黄建生、黄敦焰已支付货款远远大于其确认收到货物价值，明显与常理不符；黄建生、黄敦焰对黎嘉权通过微信发送的对账单从未提出异议，但是在庭审过程中却对大部分的送货单、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以及予以全盘否认，有违诉讼诚信，一审法院对黄建生、黄敦焰的抗辩依法不予采纳。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黎嘉权先后将2018年7月1日的对账单发送给黄建生、黄敦焰，对方均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依法确认该对账单为双方买卖合同关系的最终结算，黄建生、黄敦焰截止2018年7月1日尚欠黎嘉权货款888395元。庭审中，双方确认自2018年7月1日之后，黄建生、黄敦焰分别于2019年2月4日、2019年5月17日向黎嘉权支付了16000元和36100元，即黄建生、黄敦焰尚欠黎嘉权货款836295元。至于利息问题，没有证据证明双方约定了支付货款的时间，但是黎嘉权基本每月都会向黄建生、黄敦焰发送对账单催收货款，2018年7月1日的对账单显示双方进行了最终结算，但黄建生、黄敦焰未能及时清偿案涉货款，应支付占用货款期间的利息损失。黎嘉权主张以836295元为本金计算利息，属于对己方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故黄建生、黄敦焰应以836295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7月1日起向黎嘉权计付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此外，黄建生、黄敦焰在黎嘉权反复催告下仍不支付货款，构成违约，黎嘉权主张黄建生、黄敦焰承担案涉财产保全费4897.34元，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19年9月26日判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黄建生、黄敦焰向黎嘉权支付货款836295元和利息（利息以836295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7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277元、财产保全费4897.37元（黎嘉权已交纳），均由黄建生、黄敦焰负担，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双方均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根据黄建生与黎嘉权在一审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黄建生向黎嘉权发送了一份“20190821-和解协议-黎嘉权＆黄建生（2）”，和解协议中明确“甲、乙双方经对账，确认截止2019年8月2日乙方尚欠甲方货款人民币836295元”。该和解协议并无各方当事人签名。黎嘉权表示初稿是其起草的，但是最终稿是黄建生发送给黎嘉权最终确认的。黄建生表示其只是一个普通人，对法律并不熟悉，且和解协议明确约定该协议书不作为证据，对于最终的金额根本没有留意。再查明，广州市白云区美德牛皮具厂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黄敦焰，成立日期为2011年8月12日，注销核准日期为2016年9月19日。黎嘉权表示对账单及对黄建生、黄敦焰的备注均显示美德牛的字样，而双方的买卖关系是在2016年5月开始，当时美德牛皮具厂还处于正常的生产经营状态，而广州市白云区美德牛皮具厂的投资人正是黄敦焰，后期黄敦焰与黄建生的身份关系产生混同并不影响两人作为责任人承担还款责任，其两人正是以美德牛的名义共同经营商业活动，是一个负责采购，一个负责款项支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一、黄敦焰是否为案涉买卖合同相对方；二、如果黄敦焰为案涉买卖合同相对方，则黄建生、黄敦焰欠付货款金额是多少。黄敦焰是否为案涉买卖合同相对方的问题黄建生、黄敦焰上诉主张黄敦焰并非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对此，本院认为，黄敦焰表示黎嘉权在微信中将黄建生备注为“美德牛老总”、将黄敦焰备注为“美德牛采购”以及部分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黎嘉权对黄敦焰并非案涉买卖关系的买方知情。但是，黎嘉权明确表示黄敦焰与黄建生一个负责采购，一个负责款项支付，其两人是以美德牛的名义共同经营商业活动。事实上，根据黎嘉权提供的与黄敦焰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黄敦焰会通过微信向黎嘉权下单定做产品，而黎嘉权会通过微信向黄敦焰发送对账表催收案涉货款。而且，广州市白云区美德牛皮具厂投资人为黄敦焰，该厂注销后仍以“美德牛”的名义与黎嘉权进行生意往来。黄建生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曾向黎嘉权明确告知黄敦焰受黄建生委托或者为黄建生员工且黎嘉权对此并无异议。因此，黄建生、黄敦焰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法院认定黄敦焰为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黄建生、黄敦焰欠付货款金额的问题黄建生、黄敦焰主张相关对账单属黎嘉权单方制作，并否认已支付货款所对应的货物属于送货单上记载的货物。然而，黎嘉权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对账表、送货单、物流单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特别是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够完整的呈现双方货物交易的经过，黎嘉权基本会在送货后将每月的对账单通过微信发送给黄建生、黄敦焰。此外，在黄建生发送给黎嘉权的和解协议中，写明黎嘉权、黄建生双方经对账，确认截止2019年8月2日黄建生尚欠黎嘉权货款人民币836295元。虽然该和解协议最终没有签字确认，但由于该协议为黄建生向黎嘉权发出，表明黄建生对尚欠黎嘉权货款836295元并无异议，这与之前黄建生、黄敦焰始终未对对账单载明的货款数额提出异议恰好能相互印证。因此，一审法院根据黎嘉权提供的证据以及双方的庭审陈述，认定黄建生、黄敦焰尚欠黎嘉权货款836295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现黄建生、黄敦焰上诉对案涉尚欠货款不予确认，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由于黄建生、黄敦焰存在逾期支付货款的行为，一审法院判决黄建生、黄敦焰向黎嘉权支付逾期付款期间占用资金的利息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亦予以维持。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本院对利息计算标准亦做相应调整。综上所述，黄建生、黄敦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由于利息计算标准发生变化，本院予以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变更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24993号民事判决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黄建生、黄敦焰向黎嘉权支付货款836295元和利息（利息以836295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8年7月1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以836295元为本金，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277元、财产保全费4897.3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554元，均由黄建生、黄敦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爽审判员 陈珊彬审判员 徐 艳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廖 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