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50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广东煤炭地质局机关事务管理中心。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嘉福街2号。法定代表人：廖建根。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晋衔，天津泰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浩淼，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广东邦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410-412号28层自编2806、2807室。法定代表人：张志发。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海燕，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荣源，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广东煤炭地质局机关事务管理中心（下简称管理中心）与上诉人广东邦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下简称邦安公司）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757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管理中心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四项，维持第五项；2.依法改判支持管理中心全部诉讼请求；3.依法改判驳回邦安公司全部反诉请求；4.一、二审诉讼费、评估费全部由邦安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案涉《联营合作场地使用协议》（下简称《联营协议》）实质为租赁合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严重错误。（一）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合同性质及法律关系。管理中心与邦安公司间从未签订过任何联营合作协议，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联营合作关系。若按一审判决的逻辑，显然案涉合同将构成联营合作项下的从属合同。但是，本案根本不存在作为主合同的联营合同。因此，一审判决该认定严重缺乏事实基础。此外，案涉合同本身也不构成联营合同。案涉合同根本没有就联营合作的有关事项，如出资、分工、分成、风险承担等进行任何约定，完全不具备联营合同的法律要件和特征。而且，案涉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双方也不存在任何事实上的联营行为。（二）一审判决错误认定管理中心提供案涉场地用于建设基地的合同对价。根据案涉合同第一条第3项的约定，若管理中心需要使用邦安公司的机械设备，则需另行签订协议。显然，管理中心使用机械设备并非邦安公司使用案涉场地的对价。更重要的是，自案涉合同签订以来，管理中心与邦安公司从未共同对外承接过任何建设项目。一审中，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双方曾共同承接了任何建设项目。显然，管理中心与邦安公司间根本不存在事实上的联营行为。因此，联营合作不是邦安公司使用案涉场地的对价。案涉合同第一条就用地方案的约定中，实质性条款为第2款管理中心提供场地，及第4款邦安公司支付费用。显然，支付费用才是使用场地的对价。而且，案涉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往来函件及各类书面文件，特别是邦安公司的支付凭证均明确其所支付款项为租金（一审证据6）。因此，在案证据已充分证明，邦安公司使用案涉场地的对价为支付租金。（三）一审判决错误将租金认定为管理费，一审该认定完全系主观臆断，与事实严重不符。一审中，相关证据已充分证明，案涉合同履行中，双方均明确认可邦安公司所支付的款项为租金，对此邦安公司也从未提出异议。而且，案涉合同也从未约定管理中心对案涉场地应承担何种管理工作。恰恰相反，案涉合同第二条2款②项明确约定，邦安公司负责场地的安全、防火、防盗工作。故，邦安公司所支付的租金绝非管理费。更重要的是，按一审判决的逻辑，若每年10万元系管理费，非邦安公司使用案涉场地的租金，那么，如上文所述，在双方间并无任何联营行为的情况下，意味着邦安公司在案涉合同签订至今的十年里，从未支付过任何对价。一审判决该认定无疑意味着更大的国有资产流失，与其担心存在国有资产流失之嫌而否定租金的逻辑，严重自相矛盾。（四）案涉合同实质是租赁合同，本案为租赁合同纠纷，二审应纠正一审错误认定。第一，从合同内容看，案涉合同虽然提及所谓的联营合作，共享资源，共同对外承接建设项目。但是，就如何联营，采用哪种模式，如何共享资源，如何开展承接项目的工作，这些联营合作应有内容，案涉合同均没有任何约定。与之相反，案涉合同的两个主要条款均是围绕案涉场地的租赁展开。第二条2款③项更明确约定“乙方不得将经营场地作经济担保或抵押或转租”。众所周知，转租是以承租为前提，案涉合同明确约定邦安公司不得转租，即明确了案涉合同项下，邦安公司的身份系承租人，案涉合同系租赁合同。第二，从合同履行情况看，双方往来函件也反复明确案涉法律关系为租赁关系。如一审证据12的2011年12月30日《通知》中关于“租用土地”的记载、证据14的2017年3月6日《关于停止租赁嘉禾基地大院厂房、仓库、旧平房、土地（场地）的通知》及租赁登记表等内容。更重要的是，如上文所述，邦安公司就使用场地所支付款项的相关付款凭证也均明确性质为“租金”。第三，从生效法律文书看，一审中邦安公司以本案系联营合同纠纷为由提出过管辖权异议。但一审法院所作的管辖权异议一审裁定，认定本案为不动产合同纠纷，驳回管辖异议。二审管辖权异议裁定更加明确，本案系租赁合同纠纷，应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显然，一审判决最终就合同性质及法律关系的认定，与已生效的管辖权异议两审裁定严重矛盾。综上，案涉合同名为联营、实为租赁，案涉法律关系是典型的以合作、联营为名义，但不直接参与经营、不参与盈余分配，应依法认定为租赁关系。二、管理中心有权依法依约解除案涉协议，一审判决继续履行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案涉合同所约定的解除条件业已成就，管理中心有权依约解除案涉合同。案涉合同第二条2款⑤项明确约定：“若甲方作房地产开发使用本地块时，乙方应按甲方用地计划撤出场地，将场地归还给甲方”。因管理中心非房地产开发企业，核准登记的业务范围也不包含房地产开发，邦安公司对此完全知晓。显然该条文的含义并非要求必须以管理中心为开发主体，在案涉场地上进行开发建设时，邦安公司才须归还场地。而是约定，只要管理中心有打算将案涉场地进行房地产开发的目的时，邦安公司就应交还场地，即终止案涉租赁关系。案涉合同从未约定限于管理中心自行开发建设房地产的情形。事实上，管理中心自2011年12月30日起，就多次告知邦安公司拟将案涉场地用做房地产开发的目的。2013年5月20日，案涉场地也纳入了广州市“三旧”的范围，规划为居住、道理及公共绿地。2015年8月7日，广州市土地管理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批准了广州嘉禾基地大院改造项目方案。2017年11月23日，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广东煤炭地质局（下简称广东煤地局）与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签订了收储协议。显然，案涉合同所约定的解除条件早已成就，邦安公司在管理中心多次要求下，仍拒不交还案涉场地，已严重违约。（二）案涉合同为不定期租赁，且邦安公司拖欠租金违反合同约定，管理中心有权随时依法解除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下简称《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因案涉合同未明确约定租赁期限，故依法属于不定期租赁，管理中心作为出租方，有权随时依法解除案涉合同。管理中心自2017年3月起，就多次致函邦安公司，告知解除案涉合同，限期清退地块，并给予其充分的合理履行期。但是，邦安公司拒不清退案涉场地，恶意阻挠管理中心依法收回租赁物，拖欠租金长达3年，已严重违反法律规定，案涉合同依法也应当解除。（三）一审判决继续履行案涉合同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1.一审判决错误解读案涉合同及“三旧”改造批复，混淆相关行为主体，据此认定案涉合同不应解除，严重错误。（1）如上文所述，管理中心享有约定解除权及法定解除权，并依法行使，多次告知并催告邦安公司，但其拒不交还场地，严重违反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因此，本案根本不存在一审判决所称的实际使用人不知情、不同意的情况。事实是，邦安公司完全知情，且其无权不同意。一审判决以邦安公司违约、违法情况下的“不同意”，视为管理中心违反“三旧”改造批复的情形，系对于案涉合同及批复的严重曲解。（2）是否违反“三旧”改造批复根本不是判断案涉合同是否应予解除的标准。管理中心行使约定解除权或法定解除权均不受该批复的限制，与是否违反该批复没有任何关系。2.一审判决错误解读案涉合同所约定的解除条件，据此认定案涉合同不符合解除条件，严重错误。事实上，案涉合同从未约定必须管理中心自行进行房地产开发，才能解除合同。案涉合同约定的“若甲方作房地产开发使用本地块时”，仅要求管理中心有进行房地产开发的目的，地块用于“作房地产开发使用”，而非限定开发主体、何人开发。3.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土地收储协议的性质，据此认定案涉合同不应解除，严重错误。一审证据11的土地收储协议当事人，一方为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另一方为广东煤地局。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为事业单位，非行政机关，土地收储不是政府单方行使行政管理权的行为，而是一种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非行政法的调整范畴。一审判决认定收储补偿协议属于行政协议明显错误，依据根本不存在的事实和推定，作为不予解除案涉合同的理由，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三、邦安公司应依约支付所拖欠的租金及后续场地占用费，一审判决严重错误。邦安公司自2017年3月1日至今的租金均未支付，也拒不交还案涉场地，至今已近3年，构成根本违约，理应支付所拖欠的租金。但一审判决第二判项仅判令邦安公司支付自2019年3月1日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场地“租金”（管理费），判决书中也从未解释2019年3月1日起算的依据何在，显然毫无任何事实依据。此外，案涉合同解除后，若邦安公司未及时交还场地，也理应支付该期间的场地占用费，二审应予纠正。四、一审判决判管理中心赔偿邦安公司损失20万元，无任何依据，明显错误。一审判决说理部分已明确邦安公司导致损失扩大，但却要求管理中心自行承担主要责任，逻辑严重混乱。实际上，邦安公司违约在先，其未依约支付2017年上半年的租金，在此情况下，一审判决“酌情”判令管理中心赔偿供电经济损失20万元，更毫无任何依据。管理中心认为，邦安公司租赁案涉场地，只是为了存放设备，相关用电系现场人员日常生活所需，邦安公司不能证明其提交的加油发票与本案有任何关联，其要求赔偿该巨额损失既不符合常理，也没有事实依据，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诉所谓“酌情”赔偿明显错误。五、一审判决不予解除案涉合同，不符合基本的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严重损害公共利益，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三旧”改造具有明显的公共属性，牵涉广泛的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中，案涉土地已被纳入“三旧”改造，属于广州市重点项目，土地使用权人广东煤地局也已签署了土地收储协议，客观上，管理中心也无法继续出租案涉场地。况且，案涉合同所约定的每年租金仅10万，不足嘉禾大院其他场地租赁费的一半，案涉合同未约定使用期限，亦无任何有关租金增加的约定和标准，该种情况下无期限继续履行，显失公平，严重损害国有企业利益。邦安公司在总共仅支付70万元租金并拖欠租金长达3年的情况下，竟索要高达2148万元补偿款，否则拒绝解除合同，拒绝清退场地。为了达到漫天要价的目的，邦安公司甚至组织社会人员逆向强行迁入设备，并打伤嘉禾大院管理和保安人员，其行为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更为重要的是，本案所涉地块进行的“三旧”改造项目涉及众多普通群众的切身利益。嘉禾基地大院有800余住户自2016年起等待新安置住房的开工和建设，但本案一审已拖延了一年之久，土地收储协议项下地块的交地时间也已逾期15个月，如果邦安公司继续强行占用案涉场地，必将严重影响“三旧”改造的进程，严重损害包括嘉禾基地大院800余户等待回迁住户在内的公共利益。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后，改判支持管理中心的全部上诉请求。邦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9）粤0111民初757号判决书第三项、第五项，维持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2.改判管理中心向邦安公司赔偿因其违约强拆行为造成邦安公司的损失2537801元；3.改判管理中心向邦安公司赔偿因其违约断电行为造成邦安公司的损失1215090元；4.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及评估费用全部由管理中心承担。事实与理由：一、管理中心系本案所涉联营合作使用场地的权利人广东煤地局的派出机构，并被授权负责嘉禾基地管理，其与广东煤地局共同实施了强拆破坏案涉场地中邦安公司的围墙等财产的侵害行为，邦安公司有权要求其中任何一方承担赔偿责任。事实上，邦安公司一直是与广东煤地局及广州中煤江某基础工程公司（与广东煤地局为一套人员两块牌子，下简称江某公司）长期进行联营合作，与管理中心签订案涉《联营协议》亦是由广东煤地局指定的。虽然管理中心取得了《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但其仍然是广东煤地局的派出机构，接受其委托管理包括案涉场地在内的整个嘉禾基地，故此，虽然案涉协议为邦安公司与管理中心签署，但管理中心签约的权利来源为广东煤地局的授权，其授权的范围仅在管理并提供协调服务，详见管理中心的成立文件。鉴于此，邦安公司在一审已经提交要求追加广东煤地局及江某公司为本案当事人的申请，但未被一审法院采纳。2018年11月28日管理中心到邦安公司场地现场张贴了《关于租用场地搬迁及拆迁事宜的最后通知》并口头威胁邦安公司的员工，11月30日晚管理中心的主要领导曾组织了大量社会人员在冲突现场对案涉场地进行强制清拆，并造成邦安公司围墙、监控设备等财产损坏及人员受伤。该事件系管理中心与广东煤炭局的共同侵害行为。邦安公司作为受害方有权利向实施共同侵害行为人的任何一方主张权利，故即使一审法院没有追加广东煤地局为本案当事人，亦不应因此认定管理中心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另，管理中心的强拆行为目的是强行违法解除与邦安公司签订的《联营合同》，并设法阻碍邦安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亦属违约行为。综上，管理中心应当承担因共同强拆行为造成邦安公司的全部损失。二、一审法院认为邦安公司未及时采取措施走法律途径主张权利，导致不能及时防止损失扩大与事实不符。邦安公司购买柴油发电机及自行发电的行为正是为了防止经营损失进一步扩大，故管理中心应当承担因停电造成邦安公司的全部损失的赔偿责任。2017年5月初，管理中心擅自对邦安公司基地进行断水断电，致使邦安公司生产经营一度陷入瘫痪。为恢复生产和满足员工的必要的基本生活条件，邦安公司不得不尽快自行采购发电机及柴油燃料以恢复电力供应维持必要的生产经营和日常生活。若邦安公司不及时自行发电恢复必要的生产和生活，而是通过诉讼主张权利，则在漫长的诉讼过程中会产生巨额的生产经营损失和造成员工生存条件的恶化。相反邦安公司购买柴油发电机的行为既勉强维持了必要的生产经营和员工的日常生活，又达到了及时止损的目的。故由此产生的全部支出系因管理中心的违约行为而发生，管理中心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真相，并支持邦安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针对管理中心的上诉，邦安公司辩称，一、2010年1月22日签订的《联营协议》属于联营合作合同，管理中心无权单方随意解除。管理中心和广东煤地局的关系以及其职能等，详见邦安公司上诉意见。根据《联营协议》内容，双方合作目的是共享优势资源，共同对外承接建设项目以提升企业形象、增强企业竞争力。《联营协议》签订后，邦安公司与广东煤地局及江某公司长期进行联营合作，利用邦安公司的资源优势开展了大量项目：如《联营施工协议（JNxxx5-12）》、《分包合同》、《联营施工协议(2007年9月10日)》、《联营施工协议(2007年9月15日)》、《分包工程协议书》、《地下连续墙槽壁机租赁合同》、《拔管器、接头管租赁合同》等。因此，虽然在《联营协议》中约定管理中心将案涉场地提供给邦安公司建设基地使用，邦安公司每年支付场地管理费用十万元，但这只是联营合作合同中有关场地使用的条款，而非证明《联营协议》的合同性质为租赁合同。邦安公司以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获得土地使用权，付出的成本是利用自身的资质、设备、技术优势提升管理中心一方的市场竞争力。同时不能仅从管理中心所谓《通知》中体现“租赁、租用土地”及《联营协议》中第二条2款3项出现“不得抵押、转租”等字眼，得出双方的法律关系为租赁关系。应从整体把握，根据双方的履行行为及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作出判断。二、管理中心对案涉场地进行收储，不符合用作房地产开发使用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本案中管理中心并非是对案涉场地进行房地产开发，而是主动向广州市政府申请对案涉场地进行收储，将包括案涉场地的地块交给政府公开挂牌出让，真实目的仅是从受让人支付的土地出让金中取得一定比例的补偿款。并且在此过程中未按照广州市“三旧”改造办公室批复中“征得抵押权人、土地实际使用人同意，方可与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签订补偿协议”的要求，在邦安公司不知情、不同意的情况下仍与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签订了收储补偿协议。本案中管理中心既非是使用案涉场地进行房地产开发的主体、其目的也并非是进行房地产开发。由此可见，本案情形并不适用《联营协议》第二条第2款第5项的约定，管理中心无权适用该条款解除《联营协议》。三、管理中心无权要求邦安公司依约支付租金或场地占用费，并且应该赔偿其行为给邦安公司造成的损失。邦安公司与管理中心双方之间签订的《联营协议》，从始至终并未解除，不存在邦安公司需向其支付场地占用费的情形。此外，虽然双方的合同关系仍然存在，但2017年5月初，管理中心在合同履行期间，对案涉场地私自断水断电、并且于2018年11月28日上门寻衅滋事，对案涉场地进行强制清拆，管理中心上述的种种行为，造成了邦安公司的巨大经济损失。邦安公司虽实际占用案涉场地，但管理中心的行为实际上已经严重影响其使用价值，并且期间邦安公司为了维系案涉场地工作人员的基本需求，防止经营损失的扩大，购买柴油发电机自行发电，花费成本巨大。依照《联营协议》约定，邦安公司需要向管理中心支付管理费10万元/年，然而管理中心的行为导致的邦安公司的损失远远不止10万元，因此邦安公司有权拒缴管理费，以此弥补对邦安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并且有权要求管理中心对损失超出管理费的部分进行赔偿。四、一审判决合同继续履行，符合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管理中心与邦安公司签订《联营协议》多年以来，双方利用各自优势合作了部分项目，为管理中心及其上级领导广东煤地局及广州中煤江某基础工程公司创造了大量利益。然管理中心却未经邦安公司同意，在《联营协议》仍未解除的情况下，为了获得土地收储补偿金，私自申请对案涉场地进行三旧改造。邦安公司只是希望依法履行合法签订的《联营协议》，即便解除该协议，也应该是依法解除或者在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协商解除，而不是管理中心这样枉顾诚实信用原则，单方面宣布解除。管理中心认为因邦安公司原因导致项目搁置，完全是颠倒是非、推卸责任。首先在一审中邦安公司多次要求管理中心出具土地收储协议的全部内容，邦安公司作为案涉场地的实际使用权人，有权知道土地收储补偿协议的内容、有权知道管理中心基于邦安公司建设、使用的场地能从政府取得的补偿。其次，管理中心企图使用非法手段强迫清场，而不是通过友好协商谈判解决纠纷。这均表明案涉场地之所以长时间存在争议纠纷难以解决，均是因为管理中心处理行为不当所致，即便可能存在普通群众的利益受损，也应当由管理中心承担责任。综上所述，管理中心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管理中心的上诉请求。对邦安公司的上诉，管理中心答辩认为，请求驳回邦安公司的上诉。管理中心于2019年1月10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双方当事人于2010年1月22日签订的《联营协议》；2.判令邦安公司在判决生效后15日内将位于南边以广东煤炭地质某某某学校北侧、北边以江某公司设备库南侧、西边以大院围墙及东边以现有临时道路为界的场地腾退给管理中心；3.判令邦安公司按照每年10万元的标准，向管理中心支付从2017年3月1日起至判决解除《联营协议》之日止的场地租金（暂计至2018年12月31日为183333元）；4.判令邦安公司按照5.3元/平方米/月的标准，向管理中心支付从判决解除《联营协议》之日起至邦安公司将场地腾退给管理中心之日止的场地使用费；5.判令邦安公司承担案件全部诉讼费用。邦安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继续履行与管理中心签订的《联营协议》，并依约保证邦安公司正常使用合作场地；2.判令管理中心违约强拆行为造成邦安公司的损失共计2537801.5元（其中拆除邦安公司的围墙的损失暂计约2377800元，以评估鉴定结论为准；管理中心在暴力强拆过程中导致邦安公司员工及家属受到人身伤害而由邦安公司垫付的医疗费等共计10061.5元；因管理中心强拆损坏邦安公司的监控系统费用15万元）；3.判令管理中心赔偿因违约断电导致邦安公司采购发电机及购买发电用的柴油燃料的损失共计1215100元；4.本案反诉费用由管理中心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5年，广州市国土局房管局向广东煤田地质局核发《土地使用权属证明书》（1995年房地复字0xx号），同意该局使用位于某某公司大院内184524平方米的土地。该土地的用途为宿舍、仓库。2001年3月7日，中国煤田地质总局（现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发文通知：广东煤田地质局更名为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广东煤炭地质局（即上文简称的广东煤地局）。当时，广东煤地局另一名称为广州中煤江某基础工程公司（后名称变更为广州中煤江南基础工程有限公司，股东为中国煤炭地质总局）。2004年2月16日，广东煤地局发文决定成立局机关事务管理中心。由该中心负责如下工作：1、负责嘉禾基地物业的统一管理；2、负责嘉禾基地的统一规划和开发；3、负责对嘉禾基地各独立核算单位的协调、服务和协助管理工作；4、负责对嘉禾基地各内部核算单位和后勤服务单位的经济核算和直接领导。2005年10月24日，管理中心经登记取得《事业单位法人证书》。2010年1月22日，管理中心（甲方）与邦安公司（乙方）签订《联营合作场地使用协议》，约定：为建立甲、乙双方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同盟，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本着资源整合、优势互补、互惠共赢的原则，现就乙方使用甲方大院内闲置用地建设乙方基地相关事宜，达成如下条款：一、用地方案。1、甲乙双方同意共享各自的优势资源，一致对外承接建设项目达到共同提升企业形象、增强企业竞争力的目的。2、甲方将位于南边以广东煤炭地质某某某学校北侧、北边以广州中煤江某基础工程公司设备库南侧、西边以大院围墙及东边以现有临时道路为界的场地提供给乙方建设基地使用。将乙方统编为甲方的一个基层单位，实施统一管理。3、甲方因工程需要优先使用乙方的机械设备用于项目运作，具体合作事项另签订协议。4、乙方每年向甲方支付场地管理费用10万元，分上下半年两次支付，于每半年的第一个月支付。甲方开具收据。二、甲乙双方责任。1、甲方责任。①甲方须提供该场地合法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资料，甲方应为该场地的合法经营者。②甲方须协助乙方安装水电设施，如有增加负荷使用由乙方负责，使用电控制在50千瓦时之内。③在双方合作期间，如发生土地权属争议、影响乙方正常使用土地或阻挠建设施工和扰乱建设施工和扰乱经营等事情，甲方负责协调并处理该场地相关的外部关系。2、乙方责任。①乙方须服从甲方大院管理规章制度，按协议的约定，在场地内从事合法的经营活动。②做好经营场地安全、防火、防盗工作。因乙方责任发生的安全失火、失窃等事故并因此引起经营场地内的损失，均由乙方负责。③乙方不得将经营场地作经济担保或抵押或转租。④乙方的水电费由乙方负责缴费，费用按表的用量和实际水、电价格计算。⑤若甲方作房地产开发使用本地块时，乙方应按甲方用地计划撤出场地，将场地归还给甲方。三、争议解决方式。甲、乙双方因本协议发生纠纷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当地法院申请裁决。四、其他约定事项。1、因不可抗力或国家政策原因造成的损失，双方互不追究责任。2、乙方不得将场地用作存放易燃易爆等危险品仓库。3、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解决。4、本协议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二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签订上述合同后，邦安公司接收并使用案涉场地至今。期间，邦安公司在案涉场地上投资进行了围墙、监控设施、水电设施、简易房屋等建设，并向管理中心支付场地管理费。签订上述合同前后，即2005年至2011年期间，邦安公司与江某公司的分公司、项目公司之间就“大东门绿地休闲广场（一期）±0.00以下工程”、“大东门绿地休闲广场地面临时硬化施工合同”、“北京路复建商场正负±0.00以下基础工程”、“北京路复建商场附近临时公共卫生间”、“深圳地铁三号线3102标段田贝站车站主体维护结构工程”、“广州市轨道交通五号线潭村站围护结构旋喷桩工程”、“地下连续墙槽壁机使用”、“拔管器、接头管使用”存在多项联营合作。2012年2月13日，邦安公司收到管理中心发出的《通知》（落款时间2011年12月30日），内容为：广东邦安公司张志发同志，根据广东煤地局（2011年）11月15日嘉禾大院改造建设框架协议签约仪式的正式启动，一期土地开发在大院的西南方位占地约八十亩。因贵公司所租用的土地在一期开发范围内，依据中心与贵公司签约场地使用协议的第二款第二条第五点的条款规定，请贵公司接通知之日起至2012年5月31日之前退出所租赁的场地，中心将免除贵公司五个月的租金（从2012年1月至5月）。请积极配合。2013年5月20日，经广东煤地局主动申报，广州市“三旧”改造工作办公室作出《关于广东煤炭地质局嘉禾基地大院旧厂房改造项目的批复》（穗旧改复〔2013〕3号），内容如下：一、改造范围。广东煤地局嘉禾基地大院旧厂房改造项目位于白云区，已纳入“三旧”改造标图建库范围，图斑编号为4401110xxxx，权属用地面积约185561平方米（以实测为准），改造范围内有25栋房改住宅楼，广东煤地局已征集住户意见，397户居民一致同意纳入改造。二、改造模式。同意广东煤地局嘉禾基地大院旧厂房改造项目交由市土地开发中心先行储备并实施改造。三、规划控制要求。根据《广州市白云新城北部延伸区城市设计及控制性详细规划》，改造范围位于AB20xxxx6-AB20xxx7等控规管理单元导则地块内，主要规划为居住、道路、公共绿地，目前正在办理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具体规划指标以市规划局审批意见为准。四、交地补偿。由市土地开发中心按照20号文规定和市土地管理委员会2013年第六次会议审议意见与原土地权属人协商交地补偿事宜并签订收储协议。改造范围规划的市政道路、公共绿地、水域等市政公共设施用地不再另行计算补偿。五、其他要求。如该用地涉及抵押、查封或者原土地使用权人与实际使用人不一致的，应由原土地权属人与相关单位或个人解除查封、注销抵押登记或者征得抵押权人、土地实际使用人同意，方可与市土地开发中心签订补偿协议。2015年8月7日，广州市土地管理委员会召开2015年第九次会议，其中审议有关土地储备类议题如下：同意对广东煤地局嘉禾基地大院地块实施改造。其中，广东煤地局办公用房需求通过自主改造方式解决；其余用地由市土地开发中心按照穗府〔2012〕20号文“公开出让、收益支持”方式收储。2016年8月12日，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向广东煤地局发出《关于加快推进广东煤炭地质局嘉禾基地大院地块收储及拆迁安置工作的函》（穗土开函〔2016〕667号），内容为：近期，我中心多次与贵局就地块产权注销及出让后交地期限问题进行协商。根据目前政策法规要求，地块出让前需完成权属注销及地块平整围蔽工作。因此，为加快推进该地块的收储工作，请贵局尽快编制落实地块上537户房改房住户拆迁安置补偿方案，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待收储协议签订后须完成有证房改房产权注销工作，承担房改房及其他职工住房的临时安置及地块平整围蔽工作。该项目得到了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因此请贵局加快推进上述工作，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2017年3月起，邦安公司停止向管理中心支付场地管理费用。同年4月19日，管理中心向邦安公司发出《关于对嘉禾基地大院厂房、仓库、旧平房、土地（场地）停止供水、供电的通知》，通知将从2017年5月6日起对嘉禾基地大院厂房、仓库、旧平房、土地（场地）停止供水、供电。同年5月初，管理中心对案涉场地停止供水、供电。邦安公司遂于同年5月4日购置价值53000元的50千瓦柴油发电机自行发电。同年5月17日，邦安公司收到管理中心发出的《关于嘉禾大院场地设备及仓库搬迁事宜的函》，相关内容为：2010年1月22日《联营合作场地使用协议》名为联营合作协议，实为场地租赁协议，且该协议涉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国有利益，应认定无效，理由如下：第一，管理中心的职能是负责广东煤地局的后勤服务和嘉禾大院的管理，从来不生产和维修设备，从来不从事建设工程，与邦安公司没有任何业务可以合作或者联营。第二，《联营合作场地使用协议》项下没有约定业务“联营合作”的实质内容，明确确定的只有管理中心将位于嘉禾大院某某某学校北侧的场地提供给邦安公司建设基地使用，作为对价，邦安公司每年支付场地管理费10万元。这是典型的“名为联营，实为租赁”。第三，邦安公司租赁使用的嘉禾大院某某某学校北侧的场地，面积约9000余平方米，每年租赁使用费标准不足嘉禾大院其他场地租赁使用费标准的一半。结合该协议未明确场地使用期限，且未有使用费增加调整的约定和标准，该协议涉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国有利益。管理中心同时注意到，张志发先生和邦安公司曾与江某公司有过基础工程合作，也曾协助其解决几个现实问题。管理中心作为当时江某公司的后勤服务单位，我们对张志发先生和邦安公司给予江某公司的帮助心存感念和谢意。自2010年起，张志发先生和邦安公司以畸低的租赁使用费价格标准使用嘉禾大院场地、仓库等，也应算作是对江某公司所提供帮助的一种回报和所得。要说明的是，自2015年元月1日起，管理中心已不是江某公司的后勤服务单位。此后，贵公司即使与江某公司有合作，也同我中心没有任何关系。同年11月23日，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与广东煤地局就广东煤地局嘉禾基地大院地块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储补偿协议》（政府收储，收益支持）。（管理中心未提供完整协议，其中具体内容不详。）2018年6月7日，江某公司的名称变更为中煤江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同年11月21日，管理中心委托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向邦安公司发出《律师函》，催促邦安公司于2018年11月23日前撤出案涉场地。同年11月28日，管理中心到案涉场地张贴了《关于租用场地搬迁及拆迁事宜的最后通知》，催促邦安公司于2018年11月29日前搬迁。同年11月30日，广东煤地局组织人员对案涉场地进行强制清拆，造成围墙、监控设备等财产损坏，并与邦安公司在场工作人员发生激烈冲突。同年12月1日，邦安公司向公安机关递交了《报案材料》。同年12月2日，邦安公司向广东省扫黑除恶办公室递交了《控告状》，控告广东煤地局工作人员与“广东某泰公司”工作人员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寻衅滋事罪、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2019年1月10日，管理中心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诉讼中，经邦安公司自行统计、主张，其在断水断电期间（2017年5月初至同年4月6日）使用发电机产生的费用为1215090元。诉讼中，邦安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对围墙、监控设备损失进行评估。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广州市安衡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损失评估机构。经评估，于评估基准日2018年11月30日，邦安公司围墙及监控系统的损失为125261元，围墙基础、墙帽、大门的损失为14783元，合计140044元；另，现场残存监控系统的价值51051元。另查明，关于案涉场地的面积，双方确认为10640平方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合同名称为《联营合作场地使用协议》。从文义上理解，应为联营合作中的场地使用合同。从合同约定来看，双方的联营合作目的是共享优势资源，共同对外承接建设项目。为了实现上述联营合作目的，邦安公司须让管理中心共享其优势资源（包括使用机械设备等），并与管理中心共同对外承接建设项目；管理中心须向邦安公司提供案涉场地用于建设基地。因此，本案的法律关系不能简单认定为支付租金与使用场地互为对价的场地租赁合同关系，应认为联营合作合同中有关场地使用的合同关系。根据本案合同的约定，管理中心在作房地产开发使用本地块时，有权要求邦安公司按照管理中心的用地计划撤出案涉场地并将案涉场地归还给管理中心。在本案中，管理中心主张解除合同的理由为：包括案涉场地在内的地块已纳入政府“三旧”改造范围，管理中心有义务向政府交地，政府收储后再公开出让用于房地产开发。因此，管理中心有权根据合同约定单方解除合同。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管理中心在本案合同未解除，相关权利义务未清理的情况下，主动向市政府申请对案涉场地进行收储。在申请过程中，又未按照广州市“三旧”改造工作办公室批复中“征得抵押权人、土地实际使用人同意，方可与市土地开发中心签订补偿协议”的要求，在案涉场地的实际使用人不知情、不同意的情况下，仍与市土地开发中心签订了收储补偿协议，已然违反了市政府的批复要求。现管理中心以其违反政府批复要求取得的收储补偿协议作为解除合同的依据，理据不足。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下简称《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房地产开发，是指在依据本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房屋建设的行为”。经查，管理中心并非需要对案涉场地进行房地产开发，而是将包括案涉场地的地块交给政府公开挂牌出让，再从受让人支付的土地出让金中取得一定比例的补偿款，即“三旧”改造中的“公开出让、收益支持”模式。显然，管理中心不符合合同约定因其进行房地产开发而单方解除合同的情形。最后，收储补偿协议属于行政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按照行政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经催告后不履行，行政机关可以作出要求其履行协议的书面决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收到书面决定后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且仍不履行，协议内容具有可执行性的，行政机关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若政府确需对案涉场地进行收储，可以作出要求管理中心履行协议且有可执行性的书面决定。但截至目前为止，并无证据证明政府作出了要求管理中心履行义务的书面决定。综上所述，管理中心主张解除合同及交还案涉场地的理由不成立。因此，一审法院对管理中心相关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管理中心主张邦安公司按照每年10万元的标准支付场地“租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上述“租金”实为场地管理费。管理中心作为国有事业单位，不可能以远低于市场租金标准的价格对外出租国有土地使用权，否则有国有资产流失之嫌。管理中心成立时的负责工作范围为：1.负责嘉禾基地物业的统一管理；2.责嘉禾基地的统一规划和开发；3.负责对嘉禾基地各独立核算单位的协调、服务和协助管理工作；4.负责对嘉禾基地各内部核算单位和后勤服务单位的经济核算和直接领导。因此，管理中心无论对邦安公司，还是案涉场地，都具有管理职权，有权根据本案合同收取场地管理费。管理中心的上述诉讼请求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因本案合同并未解除，故一审法院酌情判令邦安公司支付场地管理费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对于管理中心主张邦安公司按照5.3元/平方米的标准向管理中心支付从判决本案合同解除之日至腾退案涉场地之日的场地使用费的诉讼请求，因一审法院并未支持管理中心解除本案合同的诉讼请求，故管理中心尚不能以邦安公司无权占用案涉场地为由主张其支付场地使用费。因此，对于上述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邦安公司主张判令管理中心继续履行本案合同并依约保证管理中心正常使用案涉场地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既然管理中心解除本案合同的诉讼请求未得到支持，则管理中心在合同未解除前仍应当继续履行合同及保证管理中心正常使用场地。邦安公司的上述反诉请求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应限于合同存续期间。对于邦安公司主张管理中心赔偿其违约强拆行为造成经济损失（围墙、监控系统、员工医疗费）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认为，邦安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管理中心直接参与、实施了强拆行为。根据邦安公司提供的证据《报案材料》、《控告状》及均禾街道办事处会议纪要、信访分类告知书可知，实施强拆行为的主体为管理中心的上级单位广东煤地局。目前，公安机关对上述强拆行为暂未定性。因此，邦安公司可直接向广东煤地局主张民事侵权赔偿。鉴于邦安公司反诉对象有误，故对其上述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邦安公司主张管理中心赔偿因违约断电导致其采购发电机及购买发电用的柴油燃料损失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认为，管理中心对邦安公司停止供水供电系违约行为。但是，邦安公司宁愿承担高额代价自行发电，也不积极采取措施走法律途径主张权利，以防止损失扩大。因此，管理中心应当自行承担上述损失中的主要责任。因此，一审法院酌情确定管理中心向邦安公司赔偿相关损失20万元。对于上述反诉请求中的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1月22日判决如下：一、管理中心在《联营合作场地使用协议》存续期间应当继续履行合同义务，保证邦安公司正常使用案涉场地；二、邦安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按照每年10万元的标准向管理中心支付2019年3月1日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场地“租金”（管理费）；三、管理中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邦安公司赔偿断电经济损失20万元；四、驳回管理中心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邦安公司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本诉受理费3966.7元，由管理中心负担100元，由邦安公司公司负担3866.7元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反诉受理费18411.6元，由邦安公司负担17430.6元，由管理中心负担981元。评估费8000元，由邦安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管理中心提供了2011年4月至2017年1月的进账单和发票，拟证明邦安公司付款凭证和管理中心发票均载明款项为“租金”；管理中心另提供了《张志发涉嫌违法建设案件询问通知书送达公告》和《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询问通知书》，拟证明邦安公司于2010年到2014年期间在案涉场地进行违法建设已被行政机关立案调查，邦安公司无权就违法建设进行索赔。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邦安公司质证认为，上述发票和进账单不属于新证据，且上面的备注只是财务人员的备注，用于财务记账，不能直接决定双方的法律关系性质；至于城管部门的文件，不能证明邦安公司在本案提出的索赔要求为非法利益，相关建设已向广东煤地局及管理中心申报过，对方从未提出异议。上述证据中，因进账单和发票是双方当事人履行案涉《联营协议》的重要凭证，对认定本案事实有重大影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并对管理中心进行训诫。至于管理中心提供的城管部门的相关材料，与本案诉讼请求无关，本院对此不予采纳。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中，除认定广东煤地局另一名称为江某公司无相应证据支持、认定2018年11月30日广东煤地局组织人员对案涉场地进行强制清拆仅有邦安公司单方陈述，本院不予确认以外，本院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部分。除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之外，本院另查明如下事实：一审过程中，管理中心提供了其于2017年3月6日向各租户发出的《关于停止租赁嘉禾基地大院厂房、仓库、旧平房、土地（场地）的通知》，载明，根据嘉禾基地大院改造需要，经管理中心研究决定，并报广东煤地局批准，从2017年3月6日起停止嘉禾基地大院厂房、仓库、旧平房、土地（场地）出租，对已出租的限于2017年5月6日前收回，2017年5月6日前租户务必把属于租户自己的物资全部搬迁完毕，到最后期限还未搬迁的物资视为弃物，管理中心将自行处置，请各租户收到该通知后抓紧时间组织搬迁，积极配合管理中心按租赁协议要求办理场地和物资移交、结算手续。包括邦安公司在内的各租户签收了上述通知。2017年4月19日、5月3日，管理中心分别发出停水停电通知和分期拆迁通告，均载明各租户务必在2017年5月6日前完成最后搬迁工作，把属于自己的物资全部搬迁完毕等。邦安公司在一审过程中提供了其于2017年4月26日与案外人签订的《监控系统安装施工合同》拟证明其安装的监控设备价值。邦安公司在一审过程中提供了《广东邦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广东煤炭地质局（广州中煤江南基础公司）联营合作的项目统计表》（下简称项目统计表）和相关合同，拟证明“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建立了长期联营合作关系，双方之间存在大量工程合作项目”。根据该统计表和相关合同，从2005年11月到2010年5月期间，邦安公司与江某公司分别签署了2005年8月30日《分包施工合同》、2005年9月14日《分包施工合同补充协议》、2005年11月《联营施工协议》、2007年《分包合同》、2007年7月20日《分包工程协议书》、2007年9月10日《联营施工协议》、2007年9月15日《联营施工协议》、2010年4月10日《拔管器、接头管租赁合同》、2010年5月10日《地下连续墙槽壁机租赁合同》。上述合同中，除了最后两份即签订时间为2010年的两份合同为邦安公司作为出租方、江某公司作为承租方租赁邦安公司相关设备并支付租金的租赁合同之外，其余合同均是江某公司作为发包人，邦安公司作为承包人的施工或分包合同。二审过程中，邦安公司确认其在2010年1月份签订案涉《联营协议》之后即进驻案涉场地，并称该《联营协议》其实际合作方是广东煤地局，该局与江某公司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该局是案涉场地权属人，管理中心是取得了广东煤地局的授权才签署的上述协议，协议约定的“一致对外承接建设项目”显然不可能是没有承接工程资质的管理中心；双方主要合作方式是以江某公司名义对外承接工程，以邦安公司设备和人员实际进行施工；具体结算分红是根据每一个项目双方具体的约定进行单独结算，合作项目详见一审提供的清单，按照该清单，双方的合作项目在2010年5月份已经结束但尚未结算完毕，之后没有继续合作；广东煤地局提供了案涉场地作为合作条件，邦安公司的合作条件则是无偿对场地进行了改造（邦安公司确认改造后的场地是由邦安公司使用），提供的有些机器设备相当于无偿使用，没有再签订租赁合同；至于在案涉协议签订之前，广东煤地局或江某公司与邦安公司则是以联合施工作为合作条件的；《联营协议》约定的“建设基地”是指双方联营进行建设工程合作的工作基地，包括设备存放、人员办公等，基地建设后由邦安公司使用，但邦安公司不挂牌，发包人在对江某公司进行考察时，邦安公司对外声称是江某公司的设备，这也是邦安公司提供的联营合作条件之一；邦安公司是2004年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上述协议后其把自己当成和江某公司一样的煤炭管理局的基层单位，管理中心日常发布的通知其均遵照执行，但股权结构并未发生变化。管理中心述称，其不同意邦安公司上述陈述，其与广东煤地局、江某公司是互相独立的法人，不存在广东煤地局与江某公司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问题；整个嘉禾大院是一次性交给管理中心去管理，其有权对外出租，具体出租给谁如何使用，广东煤地局不再过问；管理中心是基于与邦安公司签订的《联营协议》主张解除该协议及要求邦安公司搬迁，不需要广东煤地局的同意，但广东煤地局在2011年决定要开发案涉地块的时候，一直有与邦安公司沟通要求把场地收回来；《联营协议》中从来没有提到联营合作基地如何使用，所谓的基地完全是邦安公司独自在使用；邦安公司提供的合作项目都是在上述协议签订之前，所谓发包人考察完全不能成立；签订协议后邦安公司股权并未作调整，其股权与管理中心、广东煤地局和江某公司无关，如果其接受管理中心的管理，早都按照要求搬离案涉场地了。管理中心另明确，虽然在2017年5月17日其向邦安公司发出的函件中曾有过关于案涉《联营协议》无效的表述，但该表述只是撰写人的理解，现其明确《联营协议》有效，邦安公司亦确认该协议有效。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二审过程中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如下：一是双方当事人签订案涉《联营协议》的定性问题；二是管理中心是否有权主张解除上述协议以及解除后果；三是邦安公司主张管理中心赔偿各项损失能否成立。除此之外，邦安公司另在上诉意见中提到其曾在一审过程中申请追加广东煤地局和江某公司作为本案当事人的问题，因本案系合同纠纷，案涉《联营协议》双方当事人为管理中心和邦安公司，故一审法院未按照邦安公司申请追加合同当事人之外的其他人参加诉讼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一《联营协议》的定性问题。管理中心认为通过签订该协议其与邦安公司之间成立租赁合同关系，邦安公司则认为根据该协议其与管理中心的上级机构广东煤地局之间成立联营合作合同关系。《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合同法》分则中并未规定邦安公司主张的联营合作合同或联营合同或合作合同，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规定，联营合同一般具备如下特征：联营各方共同投资，共同参与经营，共同分享联营盈利，共同承担联营亏损。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案涉《联营协议》的具体约定和实际履行情况以及上述法律规定，本院认为，管理中心主张的租赁合同关系更符合双方当事人就案涉场地所形成的法律关系，理由如下：一、从案涉协议的约定内容来看，核心条款是管理中心将案涉场地交付给邦安公司使用，而邦安公司支付费用。虽然协议同时约定“资源整合”“一致对外承接建设项目”“共同提升企业形象、增强企业竞争力”“将乙方统编为甲方的一个基层单位”“甲方因工程需要优先使用乙方的机械设备用于项目运作，具体合作事项另签订协议”，但对于双方具体如何投资、各自提供什么样的合作条件、对联营项目如何共同进行管理、盈利如何分享以及亏损如何承担等联营合作合同核心条款，完全没有约定，且从使用邦安公司机械设备这样的“具体合作事项”需要“另签订协议”的约定来看，案涉协议显然不能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负盈亏的联营合作合同关系，而是形成管理中心将场地交给邦安公司、邦安公司支付费用的租赁合同关系。至于管理中心并非案涉场地产权人、是否有权签署该租赁合同，因管理中心的成立文件已经载明其负责工作内容包括嘉禾基地物业的统一管理、规划和开发，且产权人广东煤地局亦从未对案涉租赁合同提出异议，故邦安公司关于管理中心无权出租案涉场地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二、从案涉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来看，双方当事人的履行行为符合《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关于租赁合同的规定，不符合联营合作合同的特征。（一）双方当事人均确认案涉协议签订后，管理中心已将案涉场地交给邦安公司自行使用，而邦安公司每年分两次向管理中心支付相应费用。虽然协议约定邦安公司每年给付的十万元为场地管理费，但邦安公司多年来支付该款项的银行进账单均备注该款项为“租金”，管理中心多年来开具的发票亦均载明开票项目为“租金”，可见，双方当事人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均认定该款项即为案涉场地租金。（二）邦安公司为证明双方实际履行的是联营合作合同提供的证据是其与江某公司的联营合作项目统计表及各份具体合同，从该统计表来看，在2010年1月签订案涉《联营协议》之后，邦安公司与江某公司仅有的两份合同分别是2010年4月10日的《拔管器、接头管租赁合同》和2010年5月10的《地下连续墙槽壁机租赁合同》，均是江某公司向邦安公司承租相关设备并支付租金作为对价，即案涉《联营协议》约定的“甲方因工程需要优先使用乙方的机械设备用于项目运作，具体合作事项另签订协议”的协议，可见，上述两份租赁合同是两份独立存在的合同，依据合同内容，双方之间成立租赁合同关系。同时，《联营协议》签订之后，邦安公司无论是与广东煤地局，还是与江某公司，或是与管理中心均没有发生过该协议约定的双方“一致对外承接建设项目”情况。相反，在案涉协议签订之前，邦安公司与江某公司从2005年开始到2007年期间陆续签订《联营施工协议》《分包合同》等，约定邦安公司作为承包人承建江某公司发包的部分工程。按照邦安公司的主张和其提交该证据的证明内容，其认为双方在2005年开始已经进行联营合作，邦安公司在二审庭审中称当时的合作条件是双方联合施工。可见，邦安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联营合作关系的合同不能证明其与广东煤地局或江某公司在案涉《联营协议》签订之后成立了联营合作关系，反而证明其与江某公司在《联营协议》签订之前已经存在其主张的联营合作关系，故上述合同并非双方履行案涉《联营协议》的结果。综上，从邦安公司提供的合作项目统计情况表和其在本案二审过程中陈述的合作项目单独结算的情况来看，其所谓的和江某公司的合作，无论是案涉《联营协议》签订之前进行联营分包施工，还是《联营协议》签订之后出租设备给江某公司使用，每次均是签订独立的合同，约定具体的权利义务并进行单独结算，即其所谓的合作在每个单独的合同中已经有具体明确的规定，均无法证明为了履行案涉《联营协议》而签订的合同。三、邦安公司主张的联营合作合同关系存在如下不能自圆其说的问题。（一）关于合作主体。邦安公司主张其合作对象是案涉场地的权属人广东煤地局，但邦安公司对此不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广东煤地局、江某公司与管理中心在法律上均是独立的民事主体，管理中心是2004年成立的事业单位法人，其职责范围包括嘉禾基地物业的统一管理、规划和开发，管理中心与邦安公司签订案涉《联营协议》将案涉场地交给邦安公司使用并收取费用，是管理中心履行其对包括案涉场地在内的嘉禾基地物业的管理职责，是其成立的宗旨之一，不同于《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的受托人在委托人授权范围内对外订立合同的情形。因此，案涉《联营协议》签订主体是管理中心与邦安公司，该协议不能直接约束广东煤地局。而根据邦安公司提供的证据和陈述，其在本案中主张的具体合作项目所指向的合作对象则均为江某公司，且均已就具体合作事项签订相应合同。（二）关于合作条件。根据邦安公司的陈述，广东煤地局提供案涉场地给其使用作为合作条件，邦安公司提供的合作条件则包括无偿对案涉场地进行建设改造、无偿提供部分机器设备给江某公司使用以及利用其在案涉场地堆放的机器设备为江某公司提升企业形象以通过发包方考察。需要指出的是，邦安公司认为其依据《联营协议》每年支付的10万元并非租金，即并非其使用该场地的对价，仅是管理费，因此，按照邦安公司该主张，其使用广东煤地局提供的案涉场地所支付的对价是其提供的上述合作条件。但邦安公司亦确认案涉场地建设改造之后由其自行使用，而其在本案中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无偿提供机器设备给江某公司使用，所谓利用其机器设备为江某公司通过发包方考察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相反，邦安公司提供的与江某公司联营合作的项目统计表和具体合同显示，在2010年1月签订案涉《联营协议》之后，邦安公司与江某公司仅有的两次合作是两份租赁合同，均是江某公司向邦安公司承租相关设备并支付租金作为对价，并非如邦安公司主张的提供设备给江某公司无偿使用。该统计表还显示，邦安公司所谓的双方联营施工分包合同等均发生在2010年1月份案涉协议签订之前，邦安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已经确认其在协议签订后才进驻案涉场地并存放相关设备，显然，邦安公司不可能在进驻案涉场地之前即利用该场地存放设备以便江某公司通过发包方考察。综上，按照邦安公司主张的联营合作合同关系，广东煤地局在2010年1月《联营协议》签订之后已经提供了案涉场地作为合作条件给邦安公司使用，而邦安公司所谓的自己提供的合作条件改造场地、无偿提供设备、帮助江某公司通过考察则均不能成立，如此利益悬殊巨大的合作显然有违常理，邦安公司对此不能做出合理解释。（三）关于合作存续期限。《联营协议》并未对具体合作期限作出约定，按照邦安公司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案涉《联营协议》签订之后，邦安公司与江某公司所谓的两次合作即2010年4月和5月的两份租赁合同，邦安公司并确认在2010年5月份之后双方已经没有再度进行所谓的联营合作。可见，即使邦安公司所谓的合作关系成立，双方的合作在2010年5月也已经终止，邦安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在2010年5月之后还提供了合作条件，却在双方结束合作之后约十年仍在继续享受对方提供的合作条件使用案涉场地，并且拒绝交还场地主张仍旧继续无限期使用，合作双方利益严重失衡，有违联营合作双方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负盈亏特征。综上，邦安公司主张案涉《联营协议》在其与广东煤地局或江某公司之间成立联营合作合同关系，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管理中心主张该《联营协议》在其与邦安公司之间成立租赁合同关系有理，本院予以采纳。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争议焦点二，管理中心是否有权解除案涉《联营协议》以及解除后果。首先，《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租赁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视为不定期租赁；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租赁合同，但出租人解除合同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承租人。本案中，《联营协议》并未约定租赁期限或场地使用期限，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管理中心和邦安公司之间应为不定期租赁关系，管理中心和邦安公司都可以随时解除该租赁合同，故管理中心有权解除案涉《联营协议》。其次，退一步而言，管理中心另主张根据《联营协议》关于“若甲方在作房地产开发使用本地块时，乙方应按甲方用地计划撤出场地，将场地归还给甲方”的约定，案涉场地已纳入广州市“三旧”改造项目并由有关部门进行收储，符合上述协议约定的解除条件。邦安公司则认为广东煤地局将案涉场地主动申报进行“三旧”改造并交给土地开发中心收储以获得补偿款，不符合《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的房地产开发的定义，管理中心无权依据上述条款解除协议。本院认为，《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从案涉《联营协议》的文字表述、条款设置等情况来看，该协议文本对于双方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合同期限、违约责任等均无约定，而协议中关于“建设基地使用”“统编为甲方的一个基层单位”“实施统一管理”的具体含义及如何操作也没有进一步约定，可见，案涉协议并非遣词造句非常规范严谨的法律文件。邦安公司也主张不能仅依据该协议约定的“转租”字眼来认定双方之间是租赁合同关系，但其同时主张该协议约定的“房地产开发”一定要符合《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定义，邦安公司该理解标准前后不一。管理中心主张协议约定的“作房地产开发使用本地块”是指作房地产开发的目的使用案涉场地，该主张符合合同文意。同时，该协议的甲方为管理中心，而管理中心显然不具备《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因此，管理中心主张将案涉土地交给土地收储中心收储进行“三旧”改造也是用作房地产开发，符合合同文意和当事人的身份情况，也具备履行可能，该主张有理，本院予以采纳。事实上，就本案《联营协议》约定内容而言，案涉场地用作房地产开发的具体方式与与双方签订该协议的目的无关，亦与邦安公司所谓的合作项目无关，双方签订《联营协议》时约定该条款的目的也并非限制场地权属人或管理人对该场地将来的利用目的和利用方式，而是约定场地管理人可收回案涉场地的具体情况，因此，管理中心依据该条款主张因案涉场地被纳入“三旧”改造项目故其有权解除案涉协议，符合案涉协议约定，本院予以支持。依据《联营协议》上述约定，无论该协议是管理中心主张的租赁合同还是邦安公司主张的联营合作合同，管理中心均有权按照该约定主张解除《联营协议》。综上，无论是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五项和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行使解除权，还是依照《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和《联营协议》的约定进行解除，管理中心均有权解除案涉协议。管理中心在2012年2月发函要求邦安公司退出案涉场地，但之后管理中心并未继续主张收回场地并继续收取邦安公司支付的租金至2017年。2017年3月6日，管理中心向包括邦安公司在内的各租户发出了明确的停租通知，并给予两个月的搬迁期限，依照《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在管理中心享有解除权的前提下，邦安公司在收到上述通知之后未在法定期限内按照法定方式提出异议，案涉《联营协议》在上述停租通知送达给邦安公司之日即已解除，故管理中心起诉主张法院再次判令解除双方的《联营协议》已无必要，且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本院依法确认案涉《联营协议》在2017年3月6日已经解除。至于管理中心另主张邦安公司从2017年3月开始拒付租金构成根本违约故其有权解除合同，本院认为，如前所述，案涉《联营协议》在2017年3月6日已经解除，管理中心该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联营协议》解除，管理中心要求邦安公司交还案涉场地有理，本院予以支持。管理中心另要求继续按照《联营协议》约定的每年10万元租金标准支付从2017年3月1日开始计算至法院判决《联营协议》解除之日的场地租金，虽然本院认定案涉协议已经在2017年3月6日解除，故从2017年3月6日之后邦安公司应支付的是场地占用费，但具体计算标准可按管理中心主张的每年10万元的标准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邦安公司交还场地之日。管理中心另主张邦安公司按照管理中心委托评估的每平方米每月5.3元标准支付场地占用费至其实际交还场地之日，本院认为，该评估价格是管理中心单方委托评估，邦安公司不予认可且与双方之前约定的租金相差太远，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从本院判决确定的交还场地之日至邦安公司实际交还场地之日的占用费按照原占用费标准加倍支付。关于争议焦点三，邦安公司主张管理中心赔偿各项损失能否成立。一、关于邦安公司主张的管理中心违约断电导致其购买发电机和燃料的损失部分。如前所述，案涉《联营协议》在2017年3月6日解除，管理中心在2017年5月6日断电之前，已经多次通知邦安公司交还案涉场地，对其停电行为亦有发布通知公告，在邦安公司拒不交还案涉场地的情况下，管理中心根据其通知内容断电，并不构成违约，邦安公司主张管理中心违约断电导致的损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邦安公司主张管理中心赔偿违约强拆行为给其造成的围墙损失、监控设备损失以及医疗费用损失部分。邦安公司在反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中已经明确，其主张管理中心承担的是违约强拆行为导致的上述损失，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邦安公司已经选择依照《合同法》规定要求管理中心承担违约责任，故本案对邦安公司主张的该部分损失的审理仍应按照邦安公司主张的违约责任进行审理。首先，邦安公司并无证据证明是管理中心实施了上述违约强拆行为，即使根据邦安公司自己的陈述，其向扫黑除恶办公室的举报材料则称是广东煤地局和广东某泰公司实施了强拆行为，且均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相关机关也未作出是管理中心实施了上述强拆行为的认定。其次，如前所述，案涉《联营协议》在2017年3月6日解除，解除前后管理中心多次发布通知公告，告知各租户最后搬迁期限，并载明最后搬迁期后还未搬迁的物资视为弃物将由管理中心自行处置，但从2017年3月6日协议解除之日至邦安公司主张的管理中心强拆之日2018年11月30日，已经远远超出管理中心给予的两个月搬迁期限，邦安公司对管理中心解除合同有异议但并未通过法定途径提出异议，而是拒绝搬迁，并在收到停租通知后继续安装监控设施，管理中心在此情况下即使实施了邦安公司主张的拆除围墙和监控设施的行为，也是按照通知公告的内容自行处置租户未搬迁的弃物，在《联营协议》对解除后果并无任何约定的情况下，邦安公司主张管理中心构成违约，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至于邦安公司主张的医疗费损失部分，邦安公司并未为此提供任何证据，其主张的10061.5元如何得出、是否是医疗费损失、是否是其实际支出、是否系管理中心违约导致的损失等，均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管理中心的上诉部分有理，本院对该有理部分予以支持，对其他部分予以驳回。邦安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二审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五项、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757号民事判决；二、确认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广东煤炭地质局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和广东邦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2010年1月22日签订的《联营合作场地使用协议》于2017年3月6日解除；三、广东邦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南边以广东煤炭地质某某某学校北侧、北边以广州中煤江南基础工程有限公司设备库南侧、西边以大院围墙及东边以现有临时道路为界的场地腾退给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广东煤炭地质局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四、广东邦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每年100000元的标准，向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广东煤炭地质局机关事务管理中心支付从2017年3月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腾退场地之日止的场地租金和占用费；如广东邦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邦安公司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腾退义务的，按照上述每年100000元的标准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占用费；五、驳回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广东煤炭地质局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广东邦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3966.7元、反诉受理费减半收取为18411.6元，评估费8000元，均由广东邦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9190元,由广东邦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明艳审判员  韩志军审判员  谭红玉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眭 翘黄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