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08民终39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丁海洲，男，1979年1月12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桑植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谷政权，男，1964年8月2日出生，白族，住湖南省桑植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谷娉骅，桑植县华联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玉，女，1979年9月28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桑植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海清，湖南源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张秀兰，女，1974年9月28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桑植县。系张玉姐姐。 上诉人丁海洲与上诉人谷政权及被上诉人张玉、原审第三人张秀兰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桑植县人民法院（2019）湘0822民初16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丁海洲，上诉人谷政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谷娉骅，被上诉人张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海清，原审第三人张秀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丁海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丁海洲不承担责任，诉讼费不由丁海洲负担。事实和理由：1.通过一审查明的事实可以发现，在张玉与谷政权进行股权交易时，丁海洲与谷政权并不认识，没有进行担保的感情基础。丁海洲亦未从股权转让中获利，没有进行担保的利益动机。丁海洲出具收条在张玉给谷政权转账之后，且交易过程丁海洲不知情，不应认定为担保。2.《收据》中收款对象是张秀兰而非张玉，两个民事主体完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认定该收据具有担保功能。3.张秀兰与丁海洲本身存在经济往来。4.谷政权从彭春留处受让股权是征得彭春留本人同意的，但谷政权将股权转让给张玉是否征得彭春留的同意并不清楚，应进一步调查。 谷政权以其上诉理由作为答辩意见，并补充一点：丁海洲的主张不符合常理，若丁海洲不是电站股东，那么没有必要给张玉支付8000元分红款，也无法解释丁海洲给张玉出具收条这一行为。 张玉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请求二审维持原判。收据上虽然是载明收到张秀兰的钱，但这是丁海洲为了结算方便而提出的要求，因为张玉的姐姐张秀兰在此之前在丁海洲处入过股。 张秀兰辩称，同意张玉的意见。涉案收据上的实际付款人是张玉，股份也应该由张玉持有，丁海洲对此是明知的。 谷政权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谷政权不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本案不符合合同解除条件，张玉无权解除合同。2008年7月15日，桑植县永昌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登记成立后筹建泉坪电站，该电站法定代表人为彭春留。2011年11月26日，谷政权经唐纯波联系，将自己的10万和另一入股人田化平的10万，共计20万交给唐纯波，后唐纯波将该20万交给彭春留，但后来公司没有给谷政权进行股权登记，也未分红，谷政权便要求唐纯波和彭春留退股，彭春留答应退股并支付分红1万元。2012年3月，经田化平联系，谷政权的10万股权及1万分红由张玉受让，且在当天泉坪电站最大股权人丁海洲出示了本案收条，足以说明丁海洲是该笔股金的实际占有人（彭春留将35%股份中的25%出质给丁海洲）。在2013年2月，丁海洲又给张玉支付了8000元分红，且张玉在起诉状中将丁海洲列为第一被告，这都足以说明丁海洲、张玉都认可丁海洲是涉案转让股权的实际占有人。要解除合同，就应该是张玉和丁海洲解除合同，而不是和谷政权解除合同。2.彭春留、唐纯波对查明本案事实有重要作用，一审未依职权追加必要共同参加人彭春留、唐纯波，属程序违法。3.张玉起诉早已过诉讼时效。本案谷政权与张玉股权转让时间为2011年11月26日，且丁海洲出具收据认可，并于2013年2月给张玉分红8000元，足以说明丁海洲与张玉形成股权转让关系。现张玉起诉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 丁海洲以其上诉理由作为答辩意见。 张玉辩称，彭春留、唐纯波不是必须参加本案的当事人，不需要追加为当事人。本案张玉提出的解除合同属于形成权，不适用诉讼时效。 张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两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2．判令两被告共同连带返还原告股权转让款本金11万元；3．案件受理费由两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桑植县永昌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于2008年7月15日登记成立后筹建泉坪电站，彭春留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1年11月26日，经唐纯波（原水利水电局干部）前期联系，被告谷政权在桑植县永昌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彭春留处入股该公司，并交付了股金20万元。因入股后既没有分红，也没有进行股权登记，谷政权遂找到唐纯波和彭春留要求退股；2012年3月，经田化平提议及联系，原告张玉基于其姐姐张秀兰与被告丁海洲一起也在桑植县永昌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入有股份，便拟与田化平一起入股，3月22日，原告张玉向被告谷政权在中国农业银行卡号为62×××18账户转款11万元（10万元股金，1万元分红补偿），同日，被告丁海洲向原告张玉出具一张收条，载明：“今收到张秀兰交来转泉坪电站股份资金壹拾万元整，共两股资金（100000.00）”。2013年2月被告丁海洲向原告张玉支付分红8000元。2017年，桑植县永昌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的泉坪电站因环保政策补偿后被依法关闭。庭审中，被告丁海洲承认给张玉出具收条的事实。 另查明：（一）桑植县永昌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于2008年7月15日登记成立，总投资300万元，彭春留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其认缴投资股份25%，2011年3月30日，该公司股东会调整彭春留的出资额105万元，占出资总额35%；2011年11月22日，彭春留将其股权数额75万元（25%股份）出质给丁海洲，2012年12月26日，彭春留将其4%的股权转让给张承周（经过2013年4月16日股东会通过），该公司股东会于2013年11月30日决定，将彭春留出资比例调整为31%，2014年6月25日，经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将彭春留的6%股权以30万元价格抵偿给债权人卢林方，该股东会决定于2014年9月12日将彭春留的资产比例调整为25%。 （二）2011年11月26日被告谷政权受让20万元桑植县永昌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股权，其中10万元股权系案外人田化平受让。 一审法院认为对于本案的基本事实即原告张玉与他人达成口头股权转让合同后，即向被告谷政权支付11万元股转让款，被告丁海洲向张玉出具第三人张秀兰交付股权转让款的收条，后丁海洲向张玉支付了8,000元分红的事实，原被告均无争议。合同纠纷应严格遵循相对性原则，合同一方当事人只能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和提起诉讼，而不能向合同无关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及诉讼。故处理本案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首先必须确定合同主体，然后才能根据合同约定及履行情况进行处理。根据诉辩意见，归纳本案的焦点问题为一是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的主体确定问题；二是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效力及违约责任承担问题，评述如下： 一、关于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的主体确定问题。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因是口头协议，加之整个交易过程中又存在多个亲人、朋友、同事之间履行经济手续时采取信用交易行为，纠纷发生后又担心受牵连而承担责任就纷纷以时间太久记不清为由搪塞，导致确定合同主体异常困难，故只能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的特点及交易习惯等等综合判断确定。 1、关于张玉与张秀兰谁是股权受让人的问题。第三人张秀兰述称案涉股权的受让人和出资人是张玉，因与被告丁海洲既是同事又有合作，所以被告丁海洲出具收条时写了张秀兰的名字。考虑两人是亲姐妹关系，第三人张秀兰陈述符合常理且与原告张玉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及已采信的其他证据吻合，可以确定张玉是股权转让协议的受让人，张玉有权向另一方当事人即股权转让人提出股权转让协议上的请求。 2、关于谷政权与丁海洲谁是股权转让人的问题。认定谷政权为案涉股权转让人，理由在于：首先根据查明及被告谷政权自认的事实，谷政权于2011年11月26日从公司发起人彭春留受让20万元公司股权，后因彭春留既没有给付分红又没有履行股权变更登记行为，曾提出退股要求，那么谷政权具有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条件和动机。其次股权转让协议的根本权利义务之一就是股权转让人接受股权转让款并交付股权，所以判断谁是股权转让人的准则就是查明谁接收了股权转让款；当然本案容易产生混淆的是由被告谷政权接受11万股权转让款，但是由被告丁海洲向张玉出具10万元转让款收条；一审法院认为，对于货币的交付判断应遵循实际占有原则，谷政权承认接收张玉转款后便一直占有，且谷政权对张玉支付的款项系股权转让款是明知的，那么谷政权就应是股权转让款的接收人即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转让人，而非出具收条的丁海洲。 综上，原告张玉与被告谷政权系在众多中间人的联络下达成本案口头股权转让协议。被告谷政权抗辩与原告张玉不认识，没有签订协议的基础，不是合同相对方，被告主体不适格；一审法院认为是否熟悉或认识并不是签订合同的前提条件，现实社会众多市场交易行为中，素未谋面的主体之间发生合同关系已经成为市场交易常态，故被告谷政权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至于被告丁海洲出具收条的行为如何定性，在后面进行责任确定时再予评述。 二、继前所述，原告张玉与被告谷政权达成口头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系张玉和谷政权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并且原告张玉已经按照约定将应支付的11万元股权转让款交付给被告谷政权，但被告谷政权至今未履行股权交付的根本合同义务。根据工商登记信息资料显示，自2012年3月22日合同成立至今，被告谷政权并未持有标的公司的股权，且现桑植县永昌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泉坪电站已被关闭取缔，客观上已无法完成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交付，现实客观条件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原告要求解除案涉口头股份转让协议，予以支持。根据合同法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现原告张玉请求被告谷政权返还已支付的110,000元股权转让款，因被告谷政权未履行协议约定的股权交付义务，其收取的价款理应返还给原告，故原告诉请于法有据，予以支持。被告丁海洲虽并非股权转让人，但根据查明事实，丁海洲与彭春留之间经济往来频繁、复杂，彭春留个人拥有的大量公司股权质押于他，原告张玉正是基于对被告丁海洲的信赖，从而作出股权受让行为，认定丁海洲出具收条的行为具有担保功能；故对被告谷政权承担的给付责任中，丁海洲应对收条的金额即100000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谷政权抗辩原告张玉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应予以驳回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我国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是债权请求权，而合同解除权系形成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故对被告谷政权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被告谷政权在本案转让的股权系此前受让而来，其承担向张玉返还的责任后，仍可依照合同相对性原则，就其损失，另案向股权转让方主张相关权利。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张玉与被告谷政权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二、被告谷政权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返还原告张玉转让款110000元；被告丁海洲于对前述款项在100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张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00元，由被告谷政权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有：1.股权转让的主体；2.涉案股权转让行为是否合法有效；3.股权转让协议能否解除；4.责任如何承担以及一审是否遗漏追加彭春留、唐纯波为本案当事人；5.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股权转让主体的认定问题。本案没有正式的书面股权转让协议，各方均为口头协议，且各方陈述不完全一致，但从中可以确定相关事实的主要脉络：桑植县永昌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于2008年7月15日登记成立，总投资300万元，彭春留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1年3月30日，彭春留的出资额105万元，占出资总额35%；2011年11月22日，彭春留将其股权数额75万元（25%股份）出质给丁海洲。2011年11月26日谷政权受让20万元股权，其中10万元股权系田化平受让。因入股后既没有分红，也没有进行股权登记，谷政权遂找到唐纯波和彭春留要求退股。2012年3月，经田化平提议及联系，张玉基于其姐姐张秀兰与被告丁海洲一起也在桑植县永昌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入有股份，便拟与田化平一起入股。2012年3月22日，张玉向谷政权卡上转款11万元（10万元股金，1万元分红补偿）；同日，丁海洲向张玉出具一张收条，载明：“今收到张秀兰交来转泉坪电站股份资金壹拾万元整，共两股资金（100000.00）”。2013年2月丁海洲向张玉支付分红8,000元。从上述主要事实中可以发现，谷政权是为退股而接受张玉11万元的转账，可以认定张玉是接替谷政权的股份，故应认定谷政权是股权出让人，张玉是股权收让人。丁海洲对此出具收条的行为可以证明丁海洲对该过程知情并认可，虽然丁海洲辩称收条上载明的付款人为张秀兰而非张玉，进而主张张玉无权起诉，但张秀兰明确表示该收条的权利人为张玉，且张玉、张秀兰、谷政权的陈述既符合情理又能相互印证，丁海洲的这一辩解理由明显与本案事实及生活常理相悖，本院对丁海洲这一辩解理由不予采纳。 关于涉案股权转让行为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谷政权与张玉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至于最终能否进行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属履行方面的问题，不影响该转让行为的效力。 关于股权转让协议能否解除的问题。各方均认可2017年桑植县永昌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的泉坪电站因环保政策补偿后被依法关闭的事实，现已没有进行股权变更登记的基础，协议应当解除。 关于责任如何承担以及一审是否遗漏追加彭春留、唐纯波为本案当事人的问题。本案谷政权是股权出让人，张玉是股权收让人，股权转让协议无法继续履行且已解除，谷政权应当返还收取张玉的11万元。丁海洲出具收条的行为可以证明丁海洲对该股权转让过程知情并认可，一审结合丁海洲与彭春留之间有频繁经济往来、彭春留个人拥有的大量公司股权质押于丁海洲等情况，认定张玉基于对丁海洲的信赖而作出股权受让行为，进而认定丁海洲出具收条的行为具有担保功能符合实际及法律规定。综上，一审判决谷政权对张玉承担返还11万元的主体责任、丁海洲对其中10万元负连带责任并不不当，应予维持。若丁海洲在本案实际承担了支付义务，且认为其不应当出钱，可依法向谷政权追偿。谷政权与彭春留、唐纯波等人之间的纠纷，与本案处理并无直接关联，应当另案依法解决，故一审并未遗漏当事人。 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因合同解除权系形成权，并不适用诉讼时效，故谷政权抗辩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上诉人丁海洲与上诉人谷政权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上诉人丁海洲负担2500元，由上诉人谷政权负担25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 洁 审判员 肖昌全 审判员 杨 芳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樊江山 书记员龚蕊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