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43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广东羽龙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市鱼路138号（简易厂房1）106。法定代表人：程瑞良。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程瑞良，男，1985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淅川县。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成富，广东尚情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肯真，广东尚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杨重泉，男，1987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皋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君琪，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羽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羽龙公司”）、程瑞良因与被上诉人杨重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5民初83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羽龙公司、程瑞良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成富，被上诉人杨重泉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君琪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羽龙公司、程瑞良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杨重泉全部诉讼请求；3.改判撤销2019年1月10日羽龙公司、程瑞良与杨重泉所签订《退股协议》；4.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杨重泉承担。一、一审法院认为《退股协议》的性质属于转让股权协议不符合基本事实，歪曲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本协议是杨重泉提出退股，具有抽逃出资的性质。首先，从协议的内容表述来看，该协议的主要内容是杨重泉退出公司的经营，由公司退还其股本，并约定支付方式。其次，杨重泉在未变更起诉状之前的事实陈述“退股及退还投资款30万元、支付利润10万元共计40万元”为杨重泉的自认，即杨重泉确认《退股协议》是由公司回购杨重泉股权。再者，转让股权是股东的更名，其不可能会导致公司资产的减少，如《退股协议书》属于股权转让协议，那么股权转让款应该是由程瑞良支付，而不是由公司支付，但本案中退股款的支付方约定为公司支付，实际上是由公司支付，公司资本明显相应减少，明显不符合股权转让的特征。而一审法院又进一步把公司在《退股协议》上盖章的行为解释为债务的加入，需与程瑞良承担连带责任，自相矛盾。公司盖公章是因为双方把协议当作退股协议，双方的目的也是由公司回购股权，故而由公司作为一方当事人盖的章，程瑞良签字也是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签的字。本案不能强行歪曲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而解释为股权转让协议。二、《退股协议》是在胁迫下签订的，不是羽龙公司、程瑞良的真实意思表示。案涉协议的签订是杨重泉多次轮番上门及电话骚扰后羽龙公司、程瑞良无奈下签订的，这一点从法院调取的询问笔录可以反映。其次，羽龙公司自杨重泉入股至签订《退股协议》之日所获得的利润都远不足10万元，怎么会有10万元的分红分给杨重泉。最后，从杨重泉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看，其中7月2日这天，羽龙公司、程瑞良说“明天还有最后3万，到了转给你”，杨重泉答复“好”，即可知双方实际履行中并非按40万的数额来履行《退股协议》。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退股协议》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被上诉人杨重泉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退股协议》是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而非羽龙公司回购股权。羽龙公司财产与程瑞良个人财产混同，且杨重泉的投资款都是进入羽龙公司账户，故约定羽龙公司承担责任，但并不影响涉案协议性质。杨重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程瑞良退还股权对价11万元给杨重泉，羽龙公司对上述欠款承担连带责任；2、羽龙公司、程瑞良支付上述款项的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立案之日起计至付清款项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诉讼保全费、担保费由羽龙公司、程瑞良承担。羽龙公司、程瑞良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判令:撤销2019年1月10日杨重泉、羽龙公司、程瑞良签订的《退股协议》。一审认定的事实：羽龙公司成立于2016年1月27日，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2018年10月15日公司股东程瑞良、王雄、周斌工商登记变更为程瑞良、杨重泉，两人分别占股权比例为45%、55%。2019年1月10日，杨重泉、羽龙公司、程瑞良签署一份《退股协议》，内容为：杨重泉在2019年1月10日离开公司，提出退本股权。本公司一切事物与杨重泉无关。羽龙公司退40万元给杨重泉，分批支付。于2019年1月31日付25万元，剩下于2019年3月至2019年5月每月支付3万元。2019年6月至2019年12每月支付1万元。《退股协议》上有杨重泉按指印，羽龙公司盖章以及程瑞良签名。2019年1月21日公司股东由程瑞良、杨重泉工商登记变更为股东程瑞良。2019年4月30日、5月30日、5月31日羽龙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杨重泉支付三笔款项各5万元（合计15万元）。2019年3月6日程瑞良通过微信向杨重泉转账40000元，3月28日程瑞良通过微信向杨重泉转账四笔各10000元，7月2日程瑞良通过微信向杨重泉转账四笔各10000元，7月4日程瑞良通过微信向杨重泉转账两笔各10000元。上述付款合计29万元。庭审中，杨重泉认为40万元是股权转让款，不涉及公司分红的问题。羽龙公司、程瑞良认为本案不仅仅是股权转让款，还涉及公司分红问题，其中股权转让对价为219000元（按杨重泉原来的投资款予以退回作为对价），利润分红是10万元。杨重泉称其从周斌、王雄处受让股权，支付了30万元款项，其中包括其2018年10月8日转到羽龙公司的20万元。杨重泉出示的其与程瑞良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程瑞龙称“不是因为那个时候王雄逼我，就你那30万我根本看不下”、“就是按照59%45万，你只出了三分之二也才40%”。诉讼中，一审法院根据羽龙公司、程瑞良的申请，向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分局鱼窝头派出所调取该所于2019年1月10日处理程瑞良与杨重泉纠纷过程中的出警记录、询问笔录。该所2019年1月10日上午对程瑞良所作的询问笔录中，程瑞良称因杨重泉这段时间经常来其办公室骚扰，让其把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杨重泉，杨重泉走后又以电话的形式再与其谈股权的事情，当时其没有同意，直到2019年1月10日上午杨重泉来到公司继续胁迫其把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转让给杨重泉，其坚决不同意，后来就发生口角，并发生争执，随后其拿一个陶瓷往杨重泉头部砸过去，之后其报警。杨重泉称《股权协议》系双方在发生争执之后下午所签署。一审法院认为：关于《退股协议》的效力问题。退股协议上有羽龙公司盖章、程瑞良签名，羽龙公司、程瑞良称退股协议系受杨重泉胁迫所作出，但羽龙公司、程瑞良未能提供其受胁迫签署协议的证据。鱼窝头派出所2019年1月10日的询问笔录只能反映双方为股权转让一事发生了争执，表明双方为自己利益进行了积极主张并有报警，并不能反映出羽龙公司、程瑞良因受到杨重泉威胁而被迫在退股协议上签名盖章。一审法院综合判断该退股协议形成过程和签署形式，认为《退股协议》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合法有效。羽龙公司、程瑞良请求撤销该协议，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退股协议》的性质问题。退股协议名为“退股”，但因羽龙公司未进行减资，股东不能抽回出资，根据杨重泉、程瑞良作为公司股东共同签署该退股协议，以及协议签署后双方配合公司变更股东为程瑞良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退股协议》性质为股权转让合同，即杨重泉将其个人所有股权转让给程瑞良，由程瑞良支付相应的对价，股权转让对价为40万元。故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羽龙公司、程瑞良主张“退股”金额仅限于杨重泉实际出资金额，没有法律依据。关于羽龙公司、程瑞良称退股款包含公司分红10万元的问题，因退股协议并未提及“分红”，公司亦未就公司分红进行过决议，羽龙公司、程瑞良该主张缺乏事实根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据此，杨重泉要求程瑞良支付约定的股权转让款，有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扣减羽龙公司、程瑞良已经支付的29万元，程瑞良尚应向杨重泉支付款项11万元。关于羽龙公司应否承责任的问题。羽龙公司在《退股协议》的盖章，承诺退款，构成债务加入。杨重泉主张羽龙公司程瑞良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杨重泉请求羽龙公司、程瑞良承担财产保全担保费，缺乏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判决如下：一、程瑞良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杨重泉支付股权转让款110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110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11月13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羽龙公司对判决主文第一项所确定的程瑞良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杨重泉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程瑞良、羽龙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250元、反诉受理费3650元，由程瑞良、羽龙公司负担。经审理，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杨重泉于2019年11月5日递交的《民事起诉状》中，认为涉案40万元款项性质为投资款30万元、利润10万元。后杨重泉于2019年11月29日变更起诉理由，认为40万元性质为股权转让款，并要求程瑞良作为股权受让方承担付款义务，羽龙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二审期间，双方均确认杨重泉支付给羽龙公司的21.9万元，系对于羽龙公司运营期间的资金投入，并未纳入羽龙公司资本范畴。程瑞良亦确认，杨重泉原持有的羽龙公司全部股份，已变更登记至程瑞良名下。本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程瑞良、杨重泉虽因羽龙公司股权转让事宜发生争议，并于公安机关有报警记录。但报警原因系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后杨重泉受伤，之后其报警。从出警记录及询问笔录来看，并无显示杨重泉对涉案《退股协议》的签订使用了胁迫手段。羽龙公司、程瑞良以《退股协议》受胁迫签订为由，要求撤销，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从《退股协议》内容来看，各方对40万元款项性质的约定并不明确。杨重泉在一审期间，虽变更其主张的涉案款项性质，但该行为并不为法律所禁止。《退股协议》在文字表述上，虽使用了羽龙公司“退40万元给杨重泉”的措辞，但《退股协议》本身，并无关于羽龙公司回购杨重泉股份的明确意思表示，且本案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关于股东请求公司回购股权的法定条件。《退股协议》虽无明确约定杨重泉退出羽龙公司后，其持有的股份由何方承继。但从本案客观情况来看，程瑞良实际受让了杨重泉持有的羽龙公司全部股份，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在此情况下，杨重泉以程瑞良为股权实际受让方为由，要求其履行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义务，并无不当。羽龙公司在《退股协议》中承诺承担付款责任，且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其亦实际偿付了部分款项。一审法院判令羽龙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上诉人广东羽龙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500元，由上诉人程瑞良负担25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汤 瑞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易超前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林燕贞梁惠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