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27民终17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文军，男，1969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建明，男，1967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凯，新疆爱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社林，新疆爱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新疆博赛供销商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红星路3区31号。   法定代表人：梁江岭，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海玲，新疆皓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博乐市宝林棉油加工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贝林哈日莫墩乡。   法定代表人：石岱，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燕飞，新疆亚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新疆昊星棉麻有限公司（原名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棉麻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健康路76号。   法定代表人：顾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锋，新疆亚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文军、胡建明因与被上诉人新疆博赛供销商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赛公司）、博乐市宝林棉油加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宝林公司）及原审第三人新疆昊星棉麻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星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博乐市人民法院（2019）新2701民初17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27日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文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凯、高社林、上诉人胡建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凯、高社林、被上诉人博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海玲、被上诉人宝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燕飞、原审第三人昊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文军、胡建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博赛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一、一审对石岱的身份未核实清楚，对其签字行为认定错误。博赛公司、宝林公司及昊星公司都属于新疆×××集团（以下简称×××集团）的下属企业，公司之间互为股东，股权结构相互交织。石岱担任昊星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宝林公司法定代表人系×××集团的任命，上述公司法定代表人及高管的任命均具有行政性质，石岱签字行为就是代表着昊星公司和宝林公司，是行使公司的权利，属于履行职务行为，其后果应当由公司承担。在《固定收益协议书2》及《固定收益补充协议》签订时，石岱签字代表宝林公司、昊星公司，协议项下的内容×××集团也是知情的。二、《固定收益协议书2》及《固定收益补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其一，一审对《固定收益补充协议》性质理解错误。《固定收益补充协议》签订主体甲方为昊星公司、石岱，乙方为杨文军、胡建明，协议第一条约定“甲方同意每年支付乙方120万元（税后金额）作为乙方的年固定收益。甲方先由宝林公司每年的利润支付，利润不足支付部分由甲方垫付，待宝林公司今后以利润形式偿还甲方。”,从协议内容可以明确杨文军、胡建明的固定收益先由宝林公司支付，宝林公司无法支付时由昊星公司支付，昊星公司所处置的财产权益为自己公司的财产，并不涉及宝林公司的财产，无需经过宝林公司同意，也没有损害博赛公司的权益。所以固定收益在宝林公司没有支付能力时的实际支付主体为昊星公司，昊星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企业，自愿处置本公司的财产无需经过宝林公司、博赛公司，也没有损害宝林公司股东的权益。一审确认《固定收益补充协议》无效，实际干涉了昊星公司的意思自治权，剥夺了杨文军、胡建明从昊星公司获得固定收益的权利，损害了杨文军、胡建明的合法权益。其二，一审认定“固定收益脱离宝林公司的经营业绩，损害了公司、股东或其他债权人合法利益，与公司股东之间的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基本原则不符”错误。《固定收益协议书2》第三条明确约定“宝林公司由昊星公司全权负责经营管理”，就是说杨文军、胡建明每年获得固定收益120万元是以放弃公司的经营权为条件的，不论公司经营盈利多少，杨文军、胡建明有且只能获得固定收益120万元，多盈利的杨文军、胡建明也没有权利享有。由此可见，杨文军、胡建明作为股东，以放弃公司的经营权为代价取得120万元的每年固定收益，并不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宝林公司由昊星公司全权负责经营管理反而便于公司的整体经营，使公司的利益最大化。其三，宝林公司董事会成员完全按照公司章程履行权利，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宝林公司的公司章程第十四条明确“公司设立董事会，成员为三人，由石岱担任董事长，杨文军、胡建明担任副董事长。”，第十五条明确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三）审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五）制定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并且由博赛公司盖章确认过的会议纪要也明确公司组织机构成员不变。董事长石岱，副董事长杨文军、胡建明均在《固定收益协议书2》及《固定收益补充协议》上签字，就是按照公司章程及会议纪要的规定在履行董事会职责，其履职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以及公司章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股东可以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固定收益协议书2》及《固定收益补充协议》对每年支付给杨文军、胡建明120万元固定收益的约定，符合法律规定。三、一审判决与（2017）新2701民初1939号民事判决载明的内容相悖，程序违法。在博乐市人民法院（2017）新2701民初1939号案件中，归纳和审理的争议焦点就是《固定收益协议书2》及《固定收益补充协议》是否合法有效，经审理认定《固定收益协议书2》及《固定收益补充协议》签订主体适格，系双方当事人之间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应属有效。涉案当事人均提出上诉，案件正在二审审理中。（2017）新2701民初1939号案件以及引起的上诉案件，审查的核心问题就包括“《固定收益协议书2》及《固定收益补充协议》是否合法有效”，而博赛公司又以“确认《固定收益协议书2》及《固定收益补充协议》无效”为诉求将杨文军、胡建明起诉至博乐市人民法院，两个案件实际解决的都是《固定收益协议书2》及《固定收益补充协议》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本案应当中止审理，待二审结果出来后再予以处理。就《固定收益协议书2》及《固定收益补充协议》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同一法院先后做出两份内容完全相反认定的判决，背离了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四、博赛公司的主张已过诉讼时效。一审认定“博赛公司请求确认《固定收益协议书2》及《固定收益补充协议》无效属确认之诉，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故原告的主张未超过诉讼时效”错误。如果合同无效的权利不加时间上的限制，那么基于无效合同而产生的所有法律关系就有可能永远处于悬而未决的不安状态，交易安全得不到保障。宝林公司也在2013年按照协议约定向杨文军、胡建明支付了第一年120万元的固定收益，宝林公司自愿履行支付固定收益的行为，是对协议的确认及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如果博赛公司认为协议无效，权利被侵害，早在协议签订时就应当提出，何况还履行了一年协议，博赛公司应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权利如进行效力诉讼也应在2016底提出，故博赛公司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   博赛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一审中石岱的身份认定清楚。《固定收益协议书2》及《固定收益补充协议》反映出的事实及石岱的陈述能够明确石岱在两份协议上的签字只是代表昊星公司。2、《固定收益协议书2》和《固定收益补充协议》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据此认定无效符合法律规定。签订协议书时昊星公司已将股份转让给博赛公司，昊星公司已不是宝林公司股东，无权代理博赛公司签订协议，且协议未经股东会决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程序的相关规定。杨文军、胡建明在明知宝林公司严重亏损的情况下签订两份协议，损害了博赛公司、宝林公司及其他债权人的利益。3、（2017）新2701民初1939号民事判决并未生效，判决结果不能作为本案的依据。4、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宝林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对石岱的身份问题，一审判决已予以明确。2、博赛公司占宝林公司的股权50.9997%，未经其同意，杨文军、胡建明与非宝林公司股东的昊星公司协商宝林公司的利润分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应为无效。杨文军、胡建明明知宝林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严重亏损，达成宝林公司的固定收益分配，损害了公司及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为无效协议。3、签订协议违反公司股东会召开及表决的程序性规定。4、（2017）新2701民初1939号案件没有生效。5、本案未过诉讼时效。   昊星公司述称，1、2013年7月26日，昊星公司已将股份转让给博赛公司，所以昊星公司签订的协议是无效的。2、协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3、从《固定收益补充协议》中关于更好地履行双方签订的固定收益协议，合理合法支付乙方收益的内容及名称看，《固定收益补充协议》是从合同，效力从属于《固定收益协议书2》。   博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杨文军、胡建明与昊星公司（原农五师棉麻公司）于2013年9月16日签订的《固定收益协议书2》与《固定收益补充协议》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16日，农五师棉麻公司（现为昊星公司）（甲方）与杨文军、胡建明（乙方）签订《固定收益协议书2》，内容为：“经过双方在充分沟通和信任的前提下，并结合双方在合作之初签订的合作协议以及公司章程等，自愿达成以下协议内容。本协议完全依照《公司法》及《合同法》来签订，制定本协议来约束双方共同遵守，并经过宝林公司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通过执行本协议内容。甲方同意宝林公司股东杨文军、胡建明自2012年9月1日起，享受每年（每年9月1日至来年8月31日）120万元固定收益（支付方式详见补充协议）。甲方同意宝林公司股东杨文军、胡建明享受固定收益的期限为7年，自2012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协议生效后，宝林公司由甲方全权负责经营管理，并承担协议期间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另由股东签字确认固定收益协议签订前的公司债权债务明细、利润情况和资产明细等，签字后的资产、利润及债权债务等作为本协议的附件有效。甲方在协议期间不得改变宝林公司的股权结构、注册资本（或实收资本）、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经营地址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所有应由股东会通过的条款。甲方支付给乙方的固定收益（即乙方每年收取的固定收益为120万元，不承担任何税收），当宝林公司每年分红金额高于固定收益120万元时，高于部分的金额按照国家税收规定交纳相关税费。甲方同意乙方在宝林公司设立独立监事，独立监事由双方共同委托或指定，独立监事每六个月对宝林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出具财务风险评估报告书，并交由股东会通过”，协议对亏损、改扩建、对外投资、参加会议、查阅资料、通知义务等情况亦进行了约定，合同中有农五师棉麻公司（现昊星公司）加盖公章，石岱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字，杨文军、胡建明在协议中签字。同日农五师棉麻公司（现昊星公司）（甲方）与杨文军、胡建明（乙方）签订《固定收益补充协议》，协议约定：“为了更好的履行双方签订的固定收益协议，合理合法支付乙方固定收益，双方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同意每年支付乙方120万元（税后金额）作为乙方的年固定收益。甲方先由宝林公司每年的利润支付，利润不足支付部分由甲方垫付，待宝林公司今后以利润形式偿还甲方。甲方支付乙方定向收益的记账方式为：由融资入股前，宝林公司欠杨文军应付款中支付。乙方每年收取的定向收益根据甲方与杨文军签订的还款协议冲抵杨文军当年应当支付的还款”，协议中有农五师棉麻公司（现昊星公司）加盖公章，石岱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字，杨文军、胡建明在协议中签字。签订时石岱为宝林公司法定代表人，亦是农五师棉麻公司（现昊星公司）法定代表人。2013年10月，杨文军出具收据，内容为：“交款单位博乐市宝林棉油加工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杨文军，计划项目及摘要为空，金额为120万元”。博赛公司于2012年12月21日成立，其中农五师棉麻公司（现昊星公司）于2012年12月14日认缴出资580万，该公司持股比例为20%。宝林公司为国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2001年9月10日成立，法定代表人石岱，昊星公司投资额197.17万元，投资比例50.9997%，杨文军为该公司股东，投资额为140.65万元，投资比例为36.38%。胡建明为该公司股东，投资额为48.79万元，投资比例12.6203%。2010年8月4日，胡建明出资百分比由25.75%变更为12.6203%，杨文军出资百分比由74.24%并更为36.38%，农五师棉麻公司（现昊星公司）出资额为197.17万元，出资百分比50.9997%。2013年7月26日，农五师棉麻公司（现昊星公司）将股份转让给博赛公司，出资额为197.17万元，出资百分比50.9997%。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1，博赛公司的主张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诉讼时效规定并未规定当事人可对物权请求权或其他请求权主张诉讼时效抗辩。由此可见，诉讼时效抗辩仅适用于债权请求权，而不适用于物权请求权或其他请求权。博赛公司请求确认《固定收益协议书2》及《固定收益补充协议》无效属确认之诉，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故博赛公司的主张未超过诉讼时效。本案争议焦点2，博赛公司请求确认《固定收益协议书2》及《固定收益补充协议》无效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取红利…，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本案中，杨文军、胡建明与昊星公司（原五师棉麻公司）签订《固定收益协议书2》及《固定收益补充协议》，将宝林公司交由昊星公司经营管理，并从宝林公司利润中向杨文军、胡建明支付固定收益每年120万元，博赛公司作为公司股东未在协议中签字盖章。杨文军、胡建明辩称石岱作为宝林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协议中签字，但石岱在签订协议时亦为昊星公司（原五师棉麻公司）法定代表人，一审庭审过程中，石岱并未认可其作为宝林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协议中签字，故对杨文军、胡建明该项辩称，不予采信。综上，昊星公司作为博赛公司股东，无权代理博赛公司签订该协议，杨文军、胡建明亦未提供证据证实该协议经过股东会决议。故杨文军、胡建明与昊星公司在未经宝林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向股东杨文军、胡建明分配固定收益，该固定收益脱离宝林公司的经营业绩，损害了公司、股东或其他债权人合法利益，与公司股东之间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基本原则不符，故杨文军、胡建明与昊星公司《固定收益协议书2》及《固定收益补充协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无效协议。判决：确认被告杨文军、胡建明与第三人新疆昊星棉麻有限公司（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棉麻公司）于2013年9月16日签订的《固定收益协议书2》及《固定收益补充协议》为无效协议。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杨文军、胡建明提交证据：证据一、关于博赛集团内审字（2014）001号报告结果，与股东杨文军、胡建明商谈方案建议（修稿）一份，拟证实1、该报告结果第四条明确了2014年以后的经营方式，虽然股份转让了，但2014年的实际经营者仍然是昊星公司，昊星公司在2014年提出的经营方式是要终止固定收益协议的，昊星公司在2013年已经明知的当时就可以行使权利，但是没有向法院提起诉讼，到2019年才提起了关于合同无效的诉求，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未过的认定不能成立。2、宝林公司的实际管理者还是昊星公司，博赛公司、昊星公司和宝林公司是一个共同体，混同在一起；证据二、股东会决议及宝林公司章程各一份，拟证实杨文军、胡建明与博赛公司之间经股东会决议确定了宝林公司组织机构成员不变，根据公司章程，宝林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石岱，董事长为石岱，副董事长为杨文军、胡建明，董事会所行使的职权就包括制定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而《固定收益协议书2》及《固定收益补充协议》也是完全按照股东会决议和公司章程，由杨文军、胡建明、博赛公司以及石岱按照公司章程履行董事会的义务，博赛公司作为宝林公司第一股东认可石岱作为宝林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石岱履行股东的权利和义务，对国有资产进行监督管理，石岱所做出决议的相关行为应当视为博赛公司授权的行为；证据三、博赛集团内审字【201×】×××号审计报告一份，拟证实博赛公司和昊星公司都属于×××集团，在该审计报告第三页第九条明确写明是根据2013年9月16日，昊星公司与杨文军、胡建明签订的固定收益补充协议，每年支付杨文军、胡建明120万元固定收益，这句话实际上可以反映出宝林公司、昊星公司及博赛公司对签订协议是明知的，并且根据该审计报告第11条审计建议方案，明确继续由×××集团经营，反映出无论是宝林公司、昊星公司作为股东，还是博赛公司作为股东，全部都隶属于×××集团，×××集团为实际经营决策者；证据四、昊星公司付款会签单、收据各一份，拟证实2013年支付了120万元固定收益，石岱是经办人并且在会签单上签字确认，收据能够印证。经质证，博赛公司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该证据仅是商谈修改稿，并不是结论性文件，不能作为证据，这份文件中没有博赛公司，不能说明博赛公司是知晓的，关于无效确认之诉不适用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宝林公司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该证据是复印件，不是原件，证据形式不合法，该证据的内容多次提到有些债权债务和股东间的债权债务建议开股东会，所以该证据内容也无法证明杨文军、胡建明的主张，该报告结果第三项明确宝林公司产生损益3330000元，如果杨文军、胡建明认可该份证据，那么根据证据内容的第三项进一步印证《固定收益协议书2》及《固定收益补充协议》是无效的；昊星公司对证据一同意博赛公司、宝林公司的质证意见。博赛公司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且不能证实存在博赛公司授权石岱的行为；宝林公司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没有原件进行核对，股东会决议明确宝林公司股东由昊星公司变更成博赛公司，杨文军、胡建明对此是明知的，通过股东会决议能够明确杨文军、胡建明所签订的两份固定收益协议没有召开相应的股东会也没有按程序行使表决，《固定收益协议书2》及《固定收益补充协议》无效，在杨文军、胡建明明知宝林公司的股东变更为博赛公司且未参与的情况下，与他人就宝林公司达成固定收益明显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昊星公司对证据二同意宝林公司的质证意见。博赛公司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审计报告没有盖章，且是复印件，没有原件予以核对，该份审理报告明确公司处于亏损状态，没有利润可分配，进一步证实了涉及利润分配的《固定收益协议书2》及《固定收益补充协议》违反法律规定是无效的，且该份审计报告是针对宝林公司进行审计，不是对博赛公司的审计；宝林公司对证据二认为杨文军、胡建明在另案中不认可该证据的，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也无法证明其主张；昊星公司对证据三同意宝林公司的质证意见。博赛公司对证据四宝林公司付款会签单的真实性不认可，由于没有日期无法证实与收据是同一天。对收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备注上并没有写明120万元是分配款，不能证实就是履行涉案两个协议的款项，对款项的性质不认可，是借款，不是收益款；宝林公司对收据的真实性认可，对付款会签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于股东从投资公司直接收取固定收益，宝林公司认为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判例应确定无效，宝林公司保留向相关各方追回该利润的追索权；昊星公司对证据四同意博赛公司、宝林公司的质证意见。上述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及证据四付款会签单为复印件，因未提供原件予以核对，博赛公司、宝林公司及昊星公司对真实性不认可，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四收据的真实性各方均认可，对收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固定收益协议书2》、《固定收益补充协议》的效力应当如何认定。   关于争议焦点一、博赛公司请求确认《固定收益协议书2》及《固定收益补充协议》无效属确认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诉讼时效适用于债权请求权，而不适用于本案。故本案未过诉讼时效。   关于争议焦点二、2013年7月26日，昊星公司将其在宝林公司的股份197.17万元转让给博赛公司，博赛公司取代昊星公司成为宝林公司的股东。2013年9月16日，昊星公司与杨文军、胡建明签订两份《固定收益协议书》，约定股东杨文军、胡建明自2012年9月1日起享受每年120万元固定收益及其他事项，该协议加盖昊星公司公章，石岱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利润分配应当经过股东会决议或经全体股东书面一致同意的，而涉案的两份协议在作为出资占比50.9997%的股东博赛公司并未参与的情况下，直接向杨文军、胡建明分配固定收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中关于分配收益的法定程序。博赛公司、宝林公司、昊星公司虽然均是×××集团的下属公司，但均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独立行使各自的权利。石岱是昊星公司和宝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两份协议上的签字行为应当明确具体，而不能当然代表两个公司，石岱在一审庭审中认可其签字的行为只代表昊星公司。从协议内容反映，向杨文军、胡建明分配的固定收益先以宝林公司的利润支付，不足支付部分由昊星公司垫付，待宝林公司今后以利润形式偿还昊星公司。最后向杨文军、胡建明分配的固定收益还是由宝林公司支付的，这必然影响了博赛公司的利润分配和其他股东的权利，且签订两份协议时，昊星公司已经不是宝林公司的股东，该公司无权决定宝林公司的事务，故杨文军、胡建明与昊星公司签订的《固定收益协议书2》、《固定收益补充协议》应为无效协议。杨文军、胡建明认为分配固定收益未影响博赛公司的权益，两份协议为有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杨文军、胡建明提出本案一审判决与（2019）新2701民初1939号民事判决结果相悖，博乐市人民法院审理的（2017）新2701民初1939号民事案件虽然与本案有关联，但两起案件的当事人、诉讼主张、诉讼地位均不同，且该案还未生效，故杨文军、胡建明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杨文军、胡建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于2020年5月27日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上诉人杨文军、胡建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骆玲   审判员 赵鑫   审判员 巴音其其克     二 〇 二 〇 年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法 官助 理 岳晓桐   书记员 周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