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55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林锐秋，男，1983年8月2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伟，广东法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天河区大观顺达建材商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新塘街新景路23号。经营者：袁东华。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嘉滢、朱靖艳，均系广东岐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袁东华，男，1971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衡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嘉滢、朱靖艳，均系广东岐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林锐秋因与上诉人广州市天河区大观顺达建材商行（以下简称大观商行）、袁东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90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林锐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伟，上诉人大观商行、袁东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嘉滢、朱靖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锐秋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中的“滞纳金（自2017年12月3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以欠款额为基数，按每日0.656‰计付）”，改判为“滞纳金（自2014年6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以欠款额为基数，按每日0.656‰计付）”；2.案件全部诉讼费用由大观商行、袁东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对滞纳金的起算日期认定不服。根据《袁东华（顺达建材）钢材欠款明细及超期滞纳金》的约定“截至2017年3月25日，经我本人已经核对过，共欠林锐秋到期钢材货款总额人民币￥1572682.69元（滞纳金至今未算，按借贷利息每天占用资金成本千分之一计算）大写：壹佰伍拾柒万贰仟陆佰捌拾贰元正，以上所欠货款属实，不再复议。本人并承诺期限2017年12月30日前付清，如未能按时结清欠款，则自承诺期满之日起按未还欠款总金额每日千分之三支付资金成本费”。该表述已经明确说明滞纳金至今未算，按借贷利息每天占用资金成本千分之一计算。而且该表格也明确列明自2014年6月1日每日计算利息，截至2017年3月31日的利息暂计为1627726.58元。该滞纳金金额、起算日期是双方明确约定认可的，故滞纳金的起算日期应自2014年6月1日起算。关于“本人并承诺期限2017年12月30日前付清，如未能按时结清欠款，则自承诺期满之日起按未还欠款总金额每日千分之三支付资金成本费。”的约定，其含义是，如果大观商行、袁东华在2017年12月30日仍未支付货款的，则自2017年12月30日之后的资金成本费需提高按照每日千分之三计算，而非按原来约定的千分之一计算，只不过林锐秋在起诉时予以降低，自2014年6月1日起统一全部按每日0.656‰主张，原审法院明显在理解或者解释该内容时，未综合前后行文及表格记载的滞纳金计算时间及计算标准等内容。二、2017年12月双方签署的计算表格与2016年2月28日的计算表格是同样的计算方式。滞纳金的计算均是持续计算的，而所承诺的日期在承诺期满之后未还清的按照每日的千分之三支付成本费。此表述是承诺期未支付之下，是对成本费加重处罚，并非对承诺期之前资金占用费的免除，因为表格中是有明确写明资金占用费至今未付应该按照每日千分之一来计算，而且计算表格有明确列明。大观商行、袁东华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我方向林锐秋支付1067247.67元及滞纳金（自2017年12月3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以欠款额为基数，按照每日0.656‰计付）；2.案件全部受理费、保全费按比例各自承担。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导致作出错误判决。1.林锐秋主张的1572682.69元不是我方实际拖欠的货款本金，存在利滚利的情形。《袁东华（顺达建材）钢材欠款明细及超期滞纳金》显示：2013年9月2日产生货款119253.39元、2014年1月2日产生货款173533.88元、2014年4月1日产生货款122229.61元、2014年6月1日产生货款90418.14元，实际上述四笔金额并非双方真实交易往来产生的货款，而是林锐秋按照每日利息1‰计算的季度利息，计算依据详见《利息计算表》。2.上述四笔金额的数据与按照欠款金额以每日利息1‰计算得出的数据完全相吻合，该四笔金额的真实性存疑，但原审法院却忽略该事实，没有进行审理查明，亦没有让当事人作出合理解释说明。3.上述四笔金额形成时间均为每月1号和2号，且每一笔金额相隔的时间为一个季度。对比双方2013年4月份至2013年8月份的真实交易往来数据，显示双方每月交易往来的次数平均达到6至7次，每次相隔的时间一般相隔3至10天左右，比较客观的反应出双方的真实交易的频率，也较符合日常业务交易的现象。但上述四笔金额的交易频率是每个季度1号或2号产生，且与按照日利息1‰计算的数据完全吻合，一个小数点都不差，明显有悖常理。4.双方2013年7月22日是双方最后一次交易（因双方约定货物存在15天的异议期，7月22日至8月5日为异议期，所以林锐秋交易明细记载的时间为2017年8月6日），在我方未结清款项前，林锐秋又每相隔一个季度发一次货给我方，亦不符合常理。5.林锐秋与我方均同时各自向法院提交《送货单》。双方提交的《送货单》截止的时间相吻合，最后一次的交易的送货单显示的时间均为2013年7月22日，也足以证明双方真实的交易截止时间为2013年7月22日。此后，双方再无交易往来，林锐秋也未能提供相应的送货单予以证明。6.林锐秋原审提供的《送货单》均为2013年7月份的交易，为何2013年7月22日之后交易的《送货单》都未能提供？综上所述，2013年7月22日之后形成的四笔数据的形成时间点、形成数据的完全相吻合、交易的频率等种种异常，绝非偶然。客观事实是林锐秋按照每日1%的标准，通过XLS制作公式计算出的滞纳金，将滞纳金的金额当做“货款金额”，所以产生本案四笔与滞纳金分毫不差的“货款”。二、1.原审法院错误分配举证责任，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错误判决。本案的待证事实为“双方2013年7月22日之后是否存在交易往来”，并非简单的提供部分送货单证明“双方是否存在买卖关系”。我方在原审已经对林锐秋的该四笔数据提出合理质疑，也提供对应的《利息计算明细》和相应的送货单予以证明，我方已经尽了自身的举证义务，但2013年7月22日之后双方是没有发生交易往来的，我方不可能提供相应《送货单》予以反证，因此对于2013年7月22日之后双方是否存在交易的举证责任不在我方。在我方提出了合理的质疑，且林锐秋未能做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林锐秋应当提供其他在证据予以佐证。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及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林锐秋应承担举证责任，法院应责令双方当事人本人到庭参加诉讼，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三、原审法院对诉讼费的分担违反法律规定，错误将全部诉讼费用判由我方承担。林锐秋原审诉讼标的是主张我方支付其货款1572682.69元及滞纳金，滞纳金按照每日万分之六点五六计算，从2014年6月1日至2019年7月30日为1945748.19元。起诉标的暂合计35148430.88元，林锐秋按照该标的额预交了受理费。但原审法院并未全部支持林锐秋2014年6月1日至2017年12月29日期间的利息，减少了135万元的滞纳金，计算诉讼费为16950元。但原审法院却将全部诉讼费判给我方承担，而林锐秋却无需为多起诉标的部分的金额承担任何诉讼费，明显违反了《诉讼费缴纳办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四、林锐秋主张的货款1572682.69元包含了货款1067247.67元和利息505435.02元，以最后一次提货日2013年7月22日为界，即对应超期滞纳金表日期为2013年8月6日，截止至2013年8月6日为真实交易，此后有四笔是至2013年7月1日至2014年5月31日的利息。以当时欠付货款为基数，按日利率千分之一计算，第一笔从2013年7月1日到2013年8月31日，利息为119253.39元，对应2013年9月2日林锐秋主张的“货款”；第二笔从2013年9月1日到2013年12月3日，利息为173533.88元，对应2014年1月2日林锐秋主张的“货款”；第三笔从2014年1月1日到2014年3月31日，利息为122229.61元，对应2014年4月1日林锐秋主张的“货款”；第四笔从2014年4月1日到2014年5月31日，利息为90418.14元，对应2014年6月1日林锐秋主张的“货款”。时间点上充分印证这四笔是利息，均是每隔2-4个月的1-2号结算利息。交易额也充分印证了按以往交易记录2013年8月6日以前每个月交易6-7次，交易额每个月超过100万元。但是2013年8月6日以后十个月的交易额只有50万元，这明显不符合钢材买卖市场的交易量。钢材供货明细单是原审开庭时双方当庭提交的，起诉时林锐秋并未提交，双方提交的证据都是到2013年7月22日止即对应超期滞纳金表的日期2013年8月6日，充分说明2013年7月22日之后已经没有送货单，没有继续交易。综上，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具有高度盖然性，充分证明最后四笔交易非真实货款，而是货款利息。五、林锐秋仅提供部分送货单，且全是2013年7月的送货单，由于之后没有发生交易往来，我方无法对消极事实进行举证，林锐秋主张2013年8月到2014年6月有真实交易的积极事实，应承担举证责任。林锐秋的代理人陈述上诉意见时，明确对双方签订的超期滞纳金表当中的最后一页签字部分进行了说明，其陈述为双方一直持续有对利息按每日占用资金千分之一计算违约金，以及结合林锐秋提供的证据超期滞纳金表中的最后四笔数据也足以体现林锐秋在制作该超期滞纳金表已经按照每日千分之一从双方最后的交易时间2013年7月开始计算利息了。林锐秋在该超期滞纳金表最后的文字表述当中再三强调滞纳金至今未算，实际上是为了掩饰已经计算的四笔违约金。针对林锐秋的上诉，大观商行、袁东华辩称:林锐秋认为案涉判决第一项滞纳金的起算时间应为2014年6月1日，但双方的合作是没有对付款时间进行明确约定。《袁东华（顺达建材）钢材欠款明细及超期滞纳金》均为林锐秋单方制作，其在欠款明细中明确对大观商行、袁东华的付款期限进行了变更，该欠款明细均没有显示要求大观商行、袁东华支付之前的滞纳金。2017年3月20日的《袁东华（顺达建材）钢材欠款明细及超期滞纳金》没有明确要求计算之前的利息或滞纳金，属于林锐秋对违约责任起算时间进行变更，且放弃2017年12月30日之前的欠款或滞纳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付款期限变更，违约金的计算起点也随之变更。针对大观商行、袁东华的上诉，林锐秋辩称：一、对方纯属主观认为和计算。滞纳金计算金额是对方签名盖章确认的，大观商行、袁东华作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主体，对签署的材料应该有充分的理解认识，其没有相反的证据予以推翻，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送货单并非必须或者唯一的证明交易事实的证据，由于时间间隔比较长，部分单据有遗失也是正常现象，林锐秋已经尽到充分的举证责任。大观商行、袁东华提交的利息计算表为其单方所制作，而且其核算的利息数额所对应的期间与大观商行、袁东华确认的结算货款的计算时间也是有差别的，其利息计算表仅是一个计算表格，不足以推翻其已经多次对事实及债务的确认。二、关于滞纳金起算时间的问题，双方并非对违约金起算、起点进行变更，林锐秋未承诺进行起算点的变更。从滞纳金计算表中也能够体现滞纳金没有予以免除，也没有对起算点进行变更，只是一个加重处罚的规定。而承诺期满之前的利息也是一直按每日千分之一计算的，文字表述中也有说明。大观商行、袁东华在回应当中有提到滞纳金至今未算，均按照每日的千分之一计算，这也可以看出其对于滞纳金应该按照千分之一来计算是承认的。林锐秋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大观商行向林锐秋支付货款1572682.69元。2.判令大观商行向林锐秋支付滞纳金(自2014年6月1日至付清之日止，以未付款总额为基数，按照每日0.656‰标准计算)。3.判令袁东华对大观商行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判令大观商行、袁东华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大观商行自2013年起陆续向林锐秋采购钢材，2016年2月28日大观商行、袁东华向林锐秋出具《袁东华（顺达建材）钢材欠款明细及超期滞纳金2013-2016》，载明：自2013年4月1日至2016年1月31日止欠款明细，截至2014年6月1日，经袁东华本人核对过，共欠林锐秋到期钢材货款总金额为1572682.69元（滞纳金至今未算，按借贷利息每天占用资金成本千分之一计算），以上所欠货款属实，不再复议，本人承诺在2016年12月30日前付清，如未能按时结清欠款，则自承诺期满之日按未还欠款总金额每日千分之三支付资金成本费。欠款人处有袁东华签名并摁印，大观商行加盖公章。2017年3月20日大观商行、袁东华向林锐秋出具《袁东华（顺达建材）钢材欠款明细及超期滞纳金2013-2017》载明：自2013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止欠款明细，截至2017年3月25日，经大观商行、袁东华本人核对过，共欠林锐秋到期钢材货款总金额为1572682.69元（滞纳金至今未算，按借贷利息每天占用资金成本千分之一计算），以上所欠货款属实，不再复议，本人承诺在2017年12月30日前付清，如未能按时结清欠款，则自承诺期满之日按未还欠款总金额每日千分之三支付资金成本费。欠款人处有袁东华签名并摁印。原审庭审中，林锐秋和大观商行、袁东华均向原审法院提交了部分送货单。原审另查明，大观商行为个体工商户，袁东华为其经营者。原审法院认为：原审法院对林锐秋提供的《袁东华(顺达建材)钢材欠款明细及超期滞纳金》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林锐秋与大观商行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现大观商行、袁东华抗辩称上述明细中2013年9月2日、2014年1月2日、2014年4月1日、2014年6月1日产生的数据均为按照1‰计算得来的滞纳金，并非真实交易，虽然林锐秋和大观商行、袁东华提交的《钢材购货明细单》显示的最后一笔交易发生在2013年7月22日，但因林锐秋和大观商行、袁东华均称提交《钢材购货明细单》仅为部分，有部分明细单因交易时间长且次数频繁，未能保存下来，故大观商行、袁东华提交的《钢材购货明细单》不足以证明其抗辩意见。而袁东华在原审庭审中明确《袁东华(顺达建材)钢材欠款明细及超期滞纳金》上的签名及盖章均是真实的，而袁东华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理应对其作出的民事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而根据《袁东华(顺达建材)钢材欠款明细及超期滞纳金》显示，截至2017年3月25日，大观商行、袁东华尚欠货款1572682.69元，故林锐秋要求大观商行支付尚欠货款1572682.69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袁东华(顺达建材)钢材欠款明细及超期滞纳金》约定，若大观商行、袁东华在承诺期满后未按时支付则按每日3‰计付滞纳金，现林锐秋主张每日0.656‰计算滞纳金，未超过法律规定限度，原审法院予以准许。根据该《袁东华(顺达建材)钢材欠款明细及超期滞纳金》约定，滞纳金起算日期应自承诺期满之日即2017年12月30日起算，故林锐秋要求大观商行、袁东华自2014年6月1日起算滞纳金，无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准许。至于袁东华承担责任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大观商行为个体工商户，袁东华为其经营者，故林锐秋要求袁东华与大观商行共同支付货款及滞纳金的主张，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于2020年1月20日判决：一、广州市天河区大观顺达建材商行、袁东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林锐秋支付1572682.69元及滞纳金（自2017年12月3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以欠款额为基数，按每日0.656‰计付）；二、驳回林锐秋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948元、保全费5000元,由广州市天河区大观顺达建材商行、袁东华共同负担。经查，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关于大观商行欠付货款的金额问题。首先，大观商行、袁东华在2016年2月28日出具的《袁东华（顺达建材）钢材欠款明细及超期滞纳金2013-2016》及在2017年3月20日出具的《袁东华（顺达建材）钢材欠款明细及超期滞纳金2013-2017》中均确认欠付林锐秋的货款为1572682.69元，并列明欠付货款的明细，内容明确具体。大观商行、袁东华作为具有正常民事行为能力的商事主体理应清楚上述两份文件所表达的含义及相应后果。其次，大观商行、袁东华抗辩称上述明细中2013年9月2日、2014年1月2日、2014年4月1日、2014年6月1日产生的数据均为按照1‰计算得来的滞纳金，并非真实交易，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即便是相关货款金额在数值上存在大观商行、袁东华所主张的关联性，但仅仅从数值上的关联性并不能否定相关数据的货款属性。事实上，上述时间不同的两份文件显示的欠付货款是一致的，这亦可反映《袁东华（顺达建材）钢材欠款明细及超期滞纳金2013-2017》并没有在《袁东华（顺达建材）钢材欠款明细及超期滞纳金2013-2016》的基础上把滞纳金累计为货款。再次，双方存在持续的交易，在大观商行已确认所欠货款的情况下，林锐秋未能提供全部的送货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最后，大观商行主张相关明细数据并非真实的货款，但上述两份文件的出具时间间隔一年多，且均发生送货完毕之后，直到本案诉讼前，大观商行并未提出相应异议与常理不符。综上，原审法院根据上述两份文件确认大观商行所欠付的货款金额并无不当。关于滞纳金计付的起算时间问题。虽然《袁东华（顺达建材）钢材欠款明细及超期滞纳金2013-2017》均记载“滞纳金至今未算，按借贷利息每天占用资金成本千分之一计算”，但其后亦记载“本人承诺在2017年12月30日前付清，如未能按时结清欠款，则自承诺期满之日按未还欠款总金额每日千分之三支付资金成本费”，应当视为对未按时付款所应承担的违约责任总的约定，已吸收了双方之前对逾期付款违约责任所作的约定，原审法院据此判令自2017年12月30日起按每日0.656‰的标准计付相应滞纳金并无不当，亦是原审的酌情处理，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林锐秋与上诉人大观商行、袁东华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但一审诉讼费用负担分配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34931元、保全费5000元,共39931元，由林锐秋负担15312元，由广州市天河区大观顺达建材商行、袁东华负担2461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8463元，由林锐秋负担16936元，由广州市天河区大观顺达建材商行、袁东华负担1152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佑平审判员  刘革花审判员  练长仁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胡惠玲黎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