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4民终4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定芳，男，1944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洪雅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省顺达牦牛绒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洪雅县洪川镇新村11社。 法定代表人：陈忠荣，经理。 上诉人刘定芳因与被上诉人四川省顺达牦牛绒公司（以下简称顺达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洪雅县人民法院（2019）川1423民初10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定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开四次庭前三次均未发传票，且在开庭前十几分钟才电话通知上诉人，在上诉人领判决书时才发传票。一审的书记员同时又当被上诉人的代理人，被上诉人没有委托代理人，但几次庭审记录都有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因此，一审法院违反法律程序。（二）被上诉人口头陈述却被采纳，而上诉人陈述的有证据的却未被采纳。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显失公平。（三）本案所涉债权，上诉人从1999年催收到2010年4月发生中断，且被上诉人在人民调解、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都未提出诉讼时效问题，一审法院却在判决时认定已过诉讼时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顺达公司辩称，（一）其在一审中2019年8月1日收到传票，如果开庭前10分钟才通知上诉人，上诉人应该是赶不到的。（二）一审庭审笔录中的“被代”不清楚的，开了两次庭。（三）关于诉讼时效问题。一审审理的依据是还款协议，是刘定芳亲手写的，借款5万元是事实，协议是2004年，借款是1999年，借款本金和利息共12万多。期间被上诉人付了4万多，后来上诉人提出让被上诉人卖东西抵账，原价三四十万，2004年这一年卖完。2004年到2010年已是5年，上诉人的借款被上诉人已还清，在此期间上诉人也没有主张权利。（四）上诉人所称顺达公司2010年转给禾森公司不是事实，是政府征收土地，要付钱给被上诉人，上诉人占在里面不退房，被上诉人才找到上诉人，双方又算账，经结算上诉人倒差1万多。上诉人一直不搬，派出所出来解决，让我们诉讼法院。被上诉人在外面有一些债务，政府和法院出面，通知债权人来，债权人名单没有刘定芳。（五）2010年到2018年又隔了8年，上诉人又说借款的事，被上诉人没有承认5万元钱的事。（六）上诉人生病了，如果被上诉人拿到补偿款，可以表示一些钱给上诉人。（七）上诉人占顺达公司的房子，当时是说好了每月租金400元，在上诉人的帐里面抵扣。上诉人到现在没有付一分钱。 刘定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顺达公司偿还借款50000元及其利息；2.顺达公司承担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1998年1月，顺达公司向刘定芳共计借款50000元，一部分借款未约定借款期限，借款利率20%。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焦点之一为诉争借款债务是否已经过诉讼时效期间。顺达公司主张诉争债权诉讼时效已届满。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于2004年1月协议约定，出售顺达公司厂房中机械以抵扣诉争债务，刘定芳在2004年内将协议中约定的前述机械出售。2010年，顺达公司与刘定芳进行结算，但是该次结算为否认尚欠刘定芳诉争借款，并不能产生时效中断的效果。并且没有证据证明自此以后两年刘定芳向顺达公司就诉争借款债权主张过权利。因此截止2011年，诉争债权诉讼时效已经届满。刘定芳主张诉争债权诉讼时效并未完成，其对该主张负举证证明责任。虽然顺达公司认可其在刘定芳2018年就诉争借款起诉时说过：“如果还是以原欠款来说要200000元，那你就去进行诉讼，由法院来帮你把账算清，裁决我给多少就给多少。如果你是说病需要用钱，我可在补偿款拿到支持50000元。”这句话并不足以证明顺达公司确认其尚欠刘定芳任何债务，也不足以证明该两句话含有其他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意思表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条，顺达公司该诉讼时效已届满的主张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条和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刘定芳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525元，由刘定芳负担。 二审中，刘定芳为证明其上诉主张成立，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民事诉状，拟证明：刘定芳于2018年3月20日向洪雅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组证据：搬迁通知，拟证明：2010年4月顺达公司转让给禾森公司，刘定芳的债权也转给了禾森公司，与顺达公司债权中断。第三组证据：委托书，拟证明：2018年1月15日顺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忠荣向上诉人出具授权委托书，表明被拆的房屋地盘和未拆的部分公司住所楼房又归还到顺达公司，上诉人的债权又回到顺达公司，故上诉人的主张未过诉讼时效。 对刘定芳所提交的上述证据，顺达公司发表的质证意见如下：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诉讼时效无关。对第二组证据有异议，认为土地不是顺达公司卖给禾森公司，而是政府2008年征收。上诉人一直赖在里面不搬。顺达公司就发了搬迁通知，叫他们搬家。对第三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禾森公司要进去，陈忠荣委托上诉人不要让禾森公司进去住。对刘定芳提交的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诉讼时效没有关联性。 二审中，顺达公司为证明其抗辩主张成立，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顺达公司债务清还的意见，拟证明：该债务偿还意见是洪雅县政府的拆迁领导小组和洪雅人民法院包括陈忠荣在内于2010年3月5日共同制作的，债权人名单中没有刘定芳的名字。因此，上诉人2010年已经不是顺达公司的债权人。上诉人也去找过政府，但政府没有给他登记。 对顺达公司所提交的上述证据，刘定芳发表的质证意见如下：认为该组证据反映的不是事实，政府没有通知。上诉人的债权已在洪雅县人民法院执行局进行了登记，2018年上诉人找了县人大的李荣兴调解过。 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意见如下：刘定芳提交的民事诉状系刘定芳单方出具，并不能证明该诉状已向洪雅县人民法院提交以及人民法院已经审理的情况，不能证明刘定芳的证明目的，故不予采信。刘定芳提交的搬迁通知，仅能证明其收到过有关要求在4月10日前搬迁完毕的通知，但不能证明顺达公司2010年4月转让给禾森公司、刘定芳的债权转给了禾森公司，也不能证明刘定芳与顺达公司债权中断的事实，不能证明达到其证明目的，故不予采信。刘定芳提交的委托书，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依法不属于新证据，且该委托书仅能证明陈忠荣于2018年1月15日委托刘定芳就顺达公司未取得补偿的房屋、土地进行看守的情况，但不能证明上诉人的债权又回到顺达公司处以及上诉人的主张未过诉讼时效的证明目的，故不予采信。顺达公司提交的债务偿还的意见，刘定芳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而该债务偿还意见仅有债务人陈忠荣等人的签名，并没有其他监证单位的盖章确认，对其真实性无法核实，故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本院同时查明：1.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12日立案受理了原告刘定芳与被告顺达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由审判员黄逊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理，书记员黄雨哲担任法庭记录。，对刘定芳的起诉，顺达公司辩称，根据刘定芳自拟的还款协议书，原四川省顺达牦牛绒有限公司借款5万元，截止2004年1月16日利息72000元，共计122000元，顺达公司已支付4万元，实际尚欠82000元，但刘定芳占用顺达公司房屋几十年，变卖了顺达公司几十万元的财产，早已自然抵消完毕上述欠款。其次，刘定芳时隔十五年后又以还款协议书为依据提起诉讼，该还款协议书的实体效力和时间效力早已无效。因此，刘定芳的请求于情无理、于法无据，故请求一审法院依法应予驳回。 2.刘定芳一审中提交的《还款协议书》载明“债务人四川省顺达牦牛绒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陈忠荣……债权人刘定芳……债务人四川省顺达牦牛绒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忠荣办家庭牦牛绒公司缺资金分别在1998年1月8号、1月16日分别向债权人借款人民币5万元，双方承诺利息为20%。，从1998年1月16日起至2004年1月16日止6年，每年利息1.2万元，合计7.2万元……现尚实欠利息3.2万元、本金5万元。债务人陈忠荣2003年承诺5月份、9月份、10月份、年底支付一部分，至年底分文未付，承诺2004年的农历正月三十日或二月初十前给付2.4万元。如到期不能付还2.4万元，债权人将牦牛绒公司的1、立式锅炉一台……2、干洗机一台……5、办公楼铝合金推拉窗。全部给予拆卖处理抵扣多少算多少，一切后果由债务人承担……”。刘定芳在《还款协议书》下方的债权人处签名并签注日期为2004年元月26日，同时陈忠荣在《还款协议书》下方备注以下内容：“以上协议在2004年3月10日前付还贰万元。如若未还，刘定芳有权按上述协议内容办理执行”，并签注有“陈忠荣亲笔2004.元.26日”。 3.一审中，顺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忠荣代表顺达公司参加了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最后陈述、宣判等全部诉讼活动。上述笔录中的“被代”，即是（被告）顺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忠荣。 4.一审中，刘定芳参加了2019年8月15日、2019年8月21日的庭审，也参加了2019年10月10日的宣判，并在上述笔录中签名捺印。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一审法院是否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二)本案刘定芳诉讼主张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 关于第一个焦点。 刘定芳上诉称，一审法院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主要有：1.未传票通知刘定芳开庭；2.书记员同时又当顺达公司的代理人，顺达公司没有委托代理人，但庭审记录有被上诉人的代理人“被代”。 关于第一个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可以用简便方式传唤当事人和证人、送达诉讼文书、审理案件，但应当保障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权利。本案中，一审法院在立案受理了刘定芳与顺达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了审理。虽然一审卷宗并无有关刘定芳签收开庭传票的相关书证材料，但刘定芳已参加了该案庭审、宣判等全部诉讼活动，且在上述笔录中签名捺印，因此，刘定芳参加该案的全部诉讼活动并在笔录中签名捺印的行为，足以证明一审法院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规定，采取了简便方式传唤刘定芳到庭参加诉讼并对案件进行了审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一审法院并不存在未传票通知刘定芳开庭的程序违法的问题。 关于第二个问题。根据庭审查明的情况，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12日立案受理了刘定芳与顺达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后，依法由审判员黄逊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理，书记员黄雨哲担任法庭记录。一审中，顺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忠荣代表顺达公司参加案件全部诉讼活动。在庭审笔录以及宣判笔录中的“被代”，即是指（被告）顺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忠荣。一审法院书记员黄雨哲担任记录，以及（被告）顺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忠荣代表顺达公司参加包括庭审在内的诉讼活动，符合法律规定，并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因此，刘定芳关于一审的书记员同时又当顺达公司的代理人，顺达公司在没有代理人的情况下，一审庭审记录却记载有被上诉人代理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应予驳回。 关于第二焦点。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而案涉《还款协议书》约定的还款期限为2004年3月10日，案涉借款债权的诉讼时效在《民法总则》施行前早已届满，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是诉讼时效的有关规定。其次，本案是否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关于“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规定，本案中，刘定芳虽上诉主张，案涉债权因其从1999年到2010年4月的催收行为而发生诉讼时效中断，但刘定芳并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刘定芳应对其诉讼时效中断的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案涉债权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再次，关于案涉债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关于“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刘定芳本案所主张的借款债权的诉讼时效为2年，而刘定芳与顺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忠荣签订《还款协议书》约定的还款期限为2004年3月10日，故案涉债权的诉讼时效已于2006年3月10日届满，刘定芳于2019年7月12日向一审法院主张案涉借款债权，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因此，在顺达公司明确抗辩已过诉讼时效的情况下，刘定芳在本案所主张的借款债权依法不能得到法律保护。因此，一审法院以刘定芳主张的案涉借款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决驳回刘定芳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刘定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刘定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蹇 峰 审判员 王 敏 审判员 罗卫平 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 书记员 喻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