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苏01民终12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邵沈昱，男，1981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松婷，上海市协力（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严雪松，男，1990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雨花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田田，北京市中伦文德（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虞勇，男，1983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雨花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景水平，江苏融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燕娇鸣，男，1984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雨花台区。上诉人邵沈昱因与被上诉人严雪松、虞勇、原审第三人燕娇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6民初896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邵沈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事实与理由：一、一审遗漏案件事实，邵沈昱没有借用燕娇鸣名义对外放贷。1.一审法院仅查明了邵沈昱与燕娇鸣之间资金往来的数额，未查明发生往来的时间。邵沈昱与燕娇鸣之间存在生意合作关系，不能以双方资金往来的数额是否相当认定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关系。燕娇鸣第一笔出借款发生于2016年4月22日，但邵沈昱上一次转账给燕娇鸣是在2016年1月7日，邵沈昱不可能在借款四个月前预知借款人会向自己借款而提前打款给燕娇鸣。自2016年1月7日到2016年6月18日基本都是燕娇鸣向邵沈昱打款，显示了燕娇鸣向邵沈昱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可能。根据《债权转让协议》，燕娇鸣自2016年4月22日至2016年7月4日共计对外出借490万元：2016年4月22日借给张翔50万元；2016年5月30日借给王时松95万元；2016年6月22日借给严雪松70万元；2016年6月23日借给周蕾75万元；2016年7月4日借给张薇80万元；2016年5月11日、8月1日借给陶友毅120万元。而同期邵沈昱仅支付燕娇鸣48万余元，燕娇鸣支付邵沈昱102万余元，足以证明不是邵沈昱借燕娇鸣名义对外放贷。2.一审法院仅查明了邵沈昱与虞勇之间资金往来的数额，未查明往来事由。（1）虞勇向邵沈昱的部分转账是替他人还款。邵沈昱一审中提交的2016年4月7日燕娇鸣与张薇、虞勇的借款合同以及虞勇诉陶友毅案的（2017）苏01民终10471号民事裁定书，可证明虞勇向邵沈昱转账的款项中应当扣除40万元张薇的还款，还应扣除虞勇通过强制执行从陶友毅处拿到的38.8万元。（2）虞勇向邵沈昱的部分转账是履行自己的还款义务。邵沈昱与虞勇于2019年5月16日通过《还款计划书》确认双方之间借款213万元。严雪松的50万元借款之所以出现在《还款计划书》中，是因为虞勇与严雪松是表亲，其为严雪松的借款提供担保，签订《还款计划书》时，虽保证期间已过，但虞勇承诺如严雪松不能归还借款，由其代为清偿。（3）2018年3月，邵沈昱从燕娇鸣处受让债权并告知了虞勇。因此虞勇的还款也可能是偿还该部分借款，但虞勇在还款时没有告知邵沈昱偿还哪一笔借款。二、一审程序存在瑕疵。邵沈昱一审中申请调取（2017）苏01民终10471号案件对应的一审卷宗，以核实虞勇代他人向邵沈昱付款的真实性，一审法院未予调取就认定邵沈昱未能对虞勇转款的差额提供证据，虚构债权债务，收取高额利息，是错误的。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案涉借款本金为70万元，有严雪松、虞勇手写的借条及燕娇鸣向严雪松转账的银行流水为证，一审认定邵沈昱虚增借贷金额没有依据。2.邵沈昱诉至法院的其他民间借贷案件，书面约定的利息均为2%，不存在收取高额利息的情况。3.严雪松实际收到借款，至今未还款，共同借款人虞勇与邵沈昱还有其他借贷关系未履行完毕，邵沈昱无法确认虞勇的还款是归还本案借款，虞勇的还款应当优先偿还先到期的、没有担保的借款。综上，一审认定本案涉嫌“套路贷”是错误的。严雪松辩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1.邵沈昱多次对向不特定对象放贷，可以认定为从事经营性放贷业务，且没有取得金融监管部门的批准，属于扰乱国家金融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2.邵沈昱隐瞒债务已经全部清偿的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行为涉嫌虚假诉讼，应当裁定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虞勇辩称，一、案涉借款实际出借人是邵沈昱。1.从燕娇鸣2015年12月至2018年2月的银行流水可以看出，案涉借款资金来源于邵沈昱。2.燕娇鸣从未向借款人和共同还款人虞勇主张过债权，而借款发生后虞勇持续向实际出借人邵沈昱还款，邵沈昱对于虞勇向其还款542.4万元没有做出合理解释。3.燕娇鸣将包含本案借款在内的49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债权无偿转让给邵沈昱。4.燕娇鸣一审中当庭承认借款是由邵沈昱转给其，其再转给借款人，其仅是经办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是为方便邵沈昱诉讼。二、本案涉嫌“套路贷”虚假诉讼。邵沈昱在本案一审中称燕娇鸣向其无偿转让债权，但在其诉周蕾、虞勇案件中又表示债权转让是通过苏宁卡销售业务有偿抵扣，前后矛盾。邵沈昱主张案涉借款实际出借人是燕娇鸣，燕娇鸣则认为实际出借人是邵沈昱，相互矛盾。邵沈昱利用燕娇鸣的名义放贷，要求债务人向实际出借人邵沈昱还本付息，导致债务人对名义出借人燕娇鸣没有任何还款，邵沈昱再作为债权受让人向债务人主张全部本金及利息。虞勇一审中提交的2016年至2019年向邵沈昱还款的相关证据，可以证明本案借款已还清，邵沈昱属于虚假诉讼。燕娇鸣述称，其不认识借款人，是邵沈昱与借款人协商的，实际出借人是邵沈昱。案涉借款来源是邵沈昱打给燕娇鸣，燕娇鸣再打给借款人，然后其把借款人写的借条交给邵沈昱，借款人还款肯定是还给邵沈昱。2018年3月，邵沈昱让其签了债权转让协议，其是帮邵沈昱的忙。其打给邵沈昱的钱是二人之间的借款，月息2%，邵沈昱从2018年到现在没有向其支付本息。邵沈昱一审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严雪松、虞勇向邵沈昱归还本金70万元，并承担逾期利息（按月息2%的标准，自2016年7月12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严雪松、虞勇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根据严雪松、虞勇提交的燕娇鸣的银行账户流水显示，自2015年12月12日至2018年2月12日，邵沈昱共计向燕娇鸣打款7535920元，燕娇鸣向邵沈昱打款1701811元；其提交的虞勇与邵沈昱的银行流水显示，自2016年4月22日至2019年4月4日，虞勇向邵沈昱共计打款5424143元，邵沈昱向虞勇共计打款2050000元（含虞勇认可邵沈昱打给叶玉玲的75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本案中，根据上述查明情况，邵沈昱向燕娇鸣支付款项远大于燕娇鸣向邵沈昱支付的款项，结合燕娇鸣将包括涉案借款在内的六笔共计借款本金490万元本息的债权无偿转让给邵沈昱，存在邵沈昱以燕娇鸣名义向外放贷的可能；严雪松、虞勇向邵沈昱打款远大于邵沈昱向虞勇打款的金额，邵沈昱对差额情况未提供证据作出合理的解释，邵沈昱存在高息放贷或虚增债务的可能。综合上述事实，邵沈昱的行为涉嫌假借民间借贷之名，通过虚增借贷金额、收取高额利息，并借助诉讼手段非法占有严雪松、虞勇财产的“套路贷”犯罪。故本案应当驳回起诉，并将有关案件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如公安机关不予立案，或者立案侦查后撤销案件，或者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不构成犯罪，邵沈昱可再行主张。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一审法院裁定：一、驳回邵沈昱的起诉；二、将本案相关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一审预收的案件受理费14790元，于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退还邵沈昱。二审期间，邵沈昱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燕娇鸣于2020年3月4日向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起诉邵沈昱还款的起诉状及部分证据，拟证明邵沈昱是基于其介绍燕娇鸣向他人出借款项才愿意承接案涉债权。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严雪松、虞勇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燕娇鸣认为其起诉邵沈昱的75万元是从其借给邵沈昱的150万元借款结转而来，不认可邵沈昱的证明目的。二审中，严雪松陈述：其认识虞勇，不认识邵沈昱和燕娇鸣；借款是虞勇借其账户走账，其收到借款的当天就转给了虞勇的合伙人张薇，其没有实际用款；虞勇称其会按期还款，无论是邵沈昱还是燕娇鸣，几年来从未找过严雪松要求还款。虞勇陈述：严雪松是张薇的合伙人，张薇与虞勇有债务关系。其与邵沈昱于2012年因做贷款而认识，2013年就有债权债务关系。2016年某天，邵沈昱说有一笔大钱可以放贷，要求月息6%，其同意了。方式是其帮邵沈昱对外放出去，但是其介绍的借款人必须由其作为共同借款人来担保。邵沈昱说手续由另外一个人来办，就是燕娇鸣，才有了张翔、严雪松、周蕾、张薇、叶玉玲等人的借款，之前还有陶友毅和宗丽，已经结案并执行完毕。陶友毅的借款也是由燕娇鸣作为名义出借人办的手续，陶友毅没有还钱，其代表燕娇鸣起诉了陶友毅。其每个月付给邵沈昱6%的利息，一直到2018年无力支付，2018年3月，邵沈昱让其写了一份还款计划书，才有了后面的债权转让。借款约500余万元，关于还款，2016年4月之前的还款金额暂时无法核实，2016年4月至2019年4月，其打给邵沈昱542万余元，如果按照月息6%计算，还没有还清，如果按照正常贷款利息来算，就已经还清。现在邵沈昱拿了4笔债权起诉，都包含在其已还的542万元当中。二审另查明，2016年6月23日，严雪松作为借款人，虞勇作为共同借款人向燕娇鸣出具借条，载明收到燕娇鸣借款70万元，约定于2016年7月12日归还本金。2018年3月21日，燕娇鸣与邵沈昱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一份，载明燕娇鸣将对王时松、虞勇的债权95万元，张翔的债权50万元，周蕾、虞勇的债权75万元，严雪松、虞勇的债权70万元，张薇、虞勇的债权80万元，陶友毅、宗丽的债权120万元无偿转让给邵沈昱。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有相应证据在卷为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经审查认为，邵沈昱依据案涉借条和债权转让协议以债权受让人身份提起诉讼，要求严雪松、虞勇向其承担还款责任。但关于债权转让的真实情况，其与债权转让人燕娇鸣的陈述不一致。综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借款合同的签订、履行情况，以及燕娇鸣向其无偿转让债权的情况，一审法院认定存在邵沈昱以燕娇鸣名义向外放贷的可能，并无不当。而邵沈昱采用该种方式向多人对外出借款项，既存在掩盖经常性对外放贷的可能性，也存在隐匿还款证据、恶意制造违约的可能性，故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存在“套路贷”犯罪嫌疑，裁定驳回邵沈昱的起诉，于法有据，应予维持。如公安机关不予立案或者立案侦查后撤销案件，或者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不构成犯罪，邵沈昱可另行提起诉讼。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晗庆审判员  李 剑审判员  张殿美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书记员  王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