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55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泽梅，女，1973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余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慧玉，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大台农饲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从化经济开发区高技术产业园高湖路5号。法定代表人：章健。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万军，贵州创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朱晓杰，男，1997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余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慧玉，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贵州通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扎佐镇石竹村。法定代表人：莫杰文。上诉人朱泽梅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大台农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台农公司）及原审被告朱晓杰、原审第三人贵州通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邦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7民初55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朱泽梅及原审被告朱晓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慧玉，被上诉人大台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万军到庭参加诉讼，通邦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泽梅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驳回大台农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3.案件全部诉讼费由大台农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在诉讼时效方面查明事实错误，判决应予撤销。1.大台农公司提起的本案诉讼已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歪曲理解“欠据”上“此货款保证于2016年月日前归还”内容的意思，将付款时间错误认定为2016年12月31日，查明事实有误。大台农公司提交的欠据形成时间表明其中14张日期在2016年11月6日前，至大台农公司提起诉讼日期2019年11月6日已超过3年，另外3张时间已超过2年11个月多。期间大台农公司未向朱泽梅和朱晓杰主张过权利。因此，已经明显超过诉讼时效，应驳回其诉讼请求。“此货款保证于2016年月日前归还”中有个“前”字，未明确月和日，则应理解为2016年前归还，即不到2016年就该归还，鉴于欠据形成时间均已到2016年，则欠据形成时间的日期已属于付款义务的时间，大台农公司有权在欠据形成时间的日期要求支付货款。欠据上的格式条款全部由大台农公司制定后提供，且重复使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按通常理解予以解释，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此货款保证于2016年月日前归还”通常理解应是欠据形成时间日期就可要求归还，而大台农公司未明确月日的本意也是意欲在欠据形成时间日期就有权要求支付货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对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确的，债务人可随时履行，债权人随时可要求履行债务。即欠据形成时间大台农公司就可要求归还。如果非要咬文嚼字，没有具体的月日文意也只能理解为2016年前归还，即不到2016年就归还。本来就不明确的月日，即便存在不同解释，也应依法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即按不利于大台农公司的解释去理解。因此，本案欠据形成时间属于付款义务的时间，诉讼时效应从欠据形成时间的日期起计算。2.大台农公司提交的“补充材料通知书”不能作为认定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首先，因并未立案，补充材料通知书不能认定为大台农公司已对朱泽梅提起诉讼。其次，补充材料通知书不能证实其当时所提交的起诉状就是本案的诉求。再次，即使大台农公司当时提交起诉状是本案诉求，但起诉状并未送达给朱泽梅和朱晓杰，法院也未通知过朱泽梅和朱晓杰，因此，诉讼时效并不能依法中断，原审法院据此认定诉讼时效中断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据此错误认定诉讼时效中断，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因此，大台农公司提起诉讼时已经明显超过诉讼时效，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二、朱泽梅与大台农公司之间买卖合同关系不成立，朱泽梅没有义务向大台农公司支付货款，原审单凭欠据认定双方有买卖合同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理由如下：1.朱泽梅与大台农公司没有签订过任何合同，也从未要求过大台农公司供货，未与大台农公司有任何联系，与大台农公司没有任何款项往来，没有订立合同应有的要约和承诺两个阶段。因此，大台农公司与朱晓杰或朱泽梅之间买卖合同关系不成立。2.不能单凭欠据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欠据本质上只能算是收货单，朱泽梅或其他人代为收取饲料时而在收货人处签名，代表收到相关货物。欠据并未明确收货人即为欠款人，欠据上明确写明业务责任人是蒋洪勇，蒋洪勇是通邦公司总经理，因此应由通邦公司对接大台农公司结算支付货款，承担向大台农公司支付货款的责任。朱晓杰在收货人处签名，是基于作为通邦公司员工代为签收货物给经销商朱泽梅。鉴于朱泽梅与通邦公司签订有年薪协议，协议中甲方通邦公司由蒋洪勇作为代表签名，而且本案欠据上也明确业务责任人是蒋洪勇。关于欠据上的货款，朱泽梅对通邦公司负责结算支付合情合理，证人李某作为通邦公司的业务经理原审到法庭作证也证明了有关事实。朱泽梅提交了转账凭证等证据证明向通邦公司支付了货款2761195元，通邦公司不能提供任何其他有向朱泽梅供货交易的送货收货单据或其他证据，证人李某作为通邦公司的业务经理原审到法庭作证证明了朱泽梅支付的货款就是涉案欠据中的款项，证人证言与转账凭证、年薪协议等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该有关事实。3.大台农公司与朱泽梅素不相识，假如真没收到任何货款却持续送货且三年未追讨货款，完全不符合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常理和交易习惯。事实上，大台农公司作为通邦公司的大股东，蒋洪勇作为通邦公司曾经的法定代表人和当时的总经理，又作为欠据上的业务责任人，足以说明大台农公司与通邦公司对接对欠据上的货款进行结算才是实情。证人李某作为通邦公司的业务经理原审到法庭作证证明了大台农公司与通邦公司对接对欠据上的货款结算的事实，有关证言应当被采信。因此，通邦公司与大台农公司之间才存在事实上的代销合同关系。4.原审庭审后，（2019）粤01民终19009号案要求大台农公司于2019年12月23日提交欠据的一式五联原件到法庭查看，而大台农公司却只提供一式两联。而且其中9张欠据竟然与本案中9张欠据相同，唯一区别是没有朱晓杰签名。说明其在两个案件中用相同的9张欠据作为证据提出诉求。大台农公司存在提交假证或伪造证据的嫌疑。大台农公司提交的欠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应确认，该证据不可采信，而且无其他关联证据来印证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朱泽梅获得2019年12月23日庭审记录和有关证据后提交到原审法院，属于新产生的证据，不存在超过举证期限的问题，原审不组织质证明显属于程序错误，对朱泽梅提交的新证据不予理睬，导致查明事实不清。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大台农公司无任何关于朱泽梅向其订货的证据，无任何与朱泽梅对饲料买卖进行过沟通或协商的证据，在朱泽梅是否支付过货款的问题上在两件案中前后陈述矛盾，不能自圆其说，说明大台农公司并没有与朱泽梅对接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三、本案的真实情况是朱泽梅与通邦公司存在经销的买卖关系，朱泽梅所购买的货物是由大台农公司发货，通邦公司是大台农公司在贵州的代理商。大台农公司辩称：一、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证据采信适当，应予以维持。二、本案所争议的事实以及朱泽梅的上诉理由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因此原审法院基于欠据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三、起诉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2018年11月26日大台农公司就本案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出具了诉讼通知书，其内容载明需要补充被告朱晓杰的户籍信息或居住证明，该证据充分证明了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四、年薪协议正好说明了朱泽梅与通邦公司之间存在经销合作关系，其在贵州经销通邦公司生产的产品，已充分说明朱泽梅与通邦公司之间已存在买卖关系。五、原审大台农公司提供的所有证据，朱泽梅均予以认可，其再次提出要求审查原件不符合程序正当原则，存在滥用诉权之嫌。朱晓杰的答辩意见与朱泽梅的意见一致。通邦公司二审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大台农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朱泽梅、朱晓杰立即支付大台农公司货款881395元；2.案件诉讼费用由朱泽梅、朱晓杰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大台农公司经营范围为农副食品加工业，是通邦公司的股东之一。又查，大台农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了《欠据》17张，欠据中均记载客户名称为朱泽梅，均载有装货车牌号，承运方式在“自提”与“公司送货”中勾选“公司送货”。欠据还详细列明了产品名称（每张欠据中显示的产品名称通常为大台农1026、大台农4325、大台农4326、大台农4312、大台农4313、大台农4315、乳猪王4011、人工乳101等中的一种或若干种）、数量、单价、金额、吨位等，均载明今欠大台农公司饲料款共计若干元（此处金额均为具体每张欠据对应的金额），此货款保证于2016年月日前归还，如逾期不还，每月处罚5%违约金，如逾两个月，本人用家庭财产或自养牲畜抵押，并接受广州市从化人民法院处理，收货人签名处均签有“朱晓杰”的名字。又查，该17张收货人签名处签有“朱晓杰”名字的欠据上载明欠款金额分别为：1.日期2016年8月15日，金额59700元；2.日期2016年8月15日，金额14800元；3.日期2016年9月8日，金额131100元；4.日期2016年9月22日，金额37800元；5.日期2016年9月22日，金额47450元；6.日期2016年9月22日，金额7400元；7.日期2016年9月30日，金额31500元；8.日期2016年9月30日，金额37000元；9.日期2016年10月10日，金额82100元；10.2016年10月10日，金额77920元；11.日期2016年11月1日，金额58525元；12.日期2016年11月1日，金额14800元；13.日期2016年11月6日，金额14800元；14.日期2016年11月6日，金额34500元；15.日期2016年11月13日，金额67700元；16.日期2016年11月13日，金额69300元；17.日期2016年11月20日，金额95000元。上述欠款金额合计为881395元，原审庭审中，朱晓杰确认上述欠据中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系其代朱泽梅签收货物，朱泽梅对此也予以确认。在本案原审审理过程中，朱泽梅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其证人证言如下“我曾在通邦公司处担任片区经理。朱泽梅是我发展的客户，蒋洪勇当时是通邦公司的总经理，伍玉红是通邦公司的财务，朱泽梅向我订货，我直接向通邦公司员工下订单，通邦公司委托大台农公司送货给朱泽梅，货物是通邦公司从大台农公司处购买的，货款支付给通邦公司。我与朱泽梅曾是夫妻关系。”又查，朱泽梅、朱晓杰主张朱泽梅是通邦公司经销商，通邦公司委托大台农公司送货，朱泽梅把货款直接支付给通邦公司。并提交朱泽梅、朱晓杰与通邦公司之间的账户交易明细、通邦公司收到朱泽梅货款的收条、《关于从朱泽梅处发货给赵龙和石胜芬的说明》、郭文桂委托通邦公司转款至朱泽梅账号的《委托书》、通邦公司告知客户变更收款账户的《通知》、委托客户将货款汇入特定账号的《收款委托书》予以证明。对此，通邦公司表示上述证据系其与朱泽梅、朱晓杰之间的业务往来，并称其通过司机直接向朱泽梅、朱晓杰发货，双方一直现款现货并无拖欠。再查,本案原审于2019年12月20日公开开庭后，朱泽梅于2019年12月25日再次向原审法院提交补充证据四份分别为:1.(2019)粤01民终19009号案件的开庭笔录;2.本案大台农公司于2019年12月23日在另案中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证据清单;3.本案大台农公司于2019年12月23日在另案中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没有收货人签字的9张欠据;4.本案大台农公司于2019年12月23日在另案中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提货委托书。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主要涉及以下五个方面：一、关于本案诉讼时效的问题朱泽梅、朱晓杰均辩称因本案买卖合同发生时间在2016年，其中部分欠款已超过三年诉讼时效之规定，故要求驳回大台农公司该诉求。首先，欠条上只是注明付款的时间为2016年并未明确为2016年的具体时间，则即使在2016年12月31日付款亦可。因此，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应为从2017年1月1日起计算三年至2019年12月31日，而大台农公司在2019年11月6日提起诉讼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其次，大台农公司曾于2018年11月26日向原审法院就本案合同纠纷申请立案，但因朱晓杰的身份信息暂无法取得而未立案，原审法院亦向大台农公司出具了补充材料通知书，大台农公司的申请立案的行为可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故本案诉讼时效应从大台农公司向法院主张权利被其他事由中断之日开始计算，即从2018年11月26日起重新计算，计算至大台农公司立案之日起亦未超过三年诉讼时效。因此，原审法院对朱泽梅、朱晓杰所辩称的大台农公司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的说法，不予采纳。二、朱泽梅于庭后提交的四份补充证据的问题经审查，原审法院对于朱泽梅于庭后提交的四份补充证据不予采纳，理由如下：首先，朱泽梅提交的四份补充证据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举证期；其次，经审查，该部分证据是本案大台农公司与朱泽梅在另案中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因此，原审法院对朱泽梅于庭后提交的四份补充证据，不予采纳。三、关于大台农公司与朱泽梅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大台农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的收货人签名处有“朱晓杰”签名的欠据中均载明送货客户为朱泽梅，且均明确记载今欠大台农公司的饲料款金额，朱泽梅在原审庭审中也确认朱晓杰系代其签收货物。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可以认定大台农公司与朱泽梅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朱泽梅抗辩其系向通邦公司购买货物，双方口头约定由通邦公司委托大台农公司向其送货，其已将款项支付给通邦公司，但大台农公司提供的欠据记载的客户为朱泽梅，明确欠大台农公司的饲料款，没有关于朱泽梅与通邦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关记载。大台农公司虽为通邦公司的股东之一，二者均为独立的企业法人，通邦公司认可曾与朱泽梅进行货物买卖，但否认曾委托大台农公司向朱泽梅送货。截止至原审辩论终结前。朱泽梅、朱晓杰亦未向原审法院提交证据证明大台农公司曾委托通邦公司收取大台农公司的货款。现朱泽梅、朱晓杰提交的其与通邦公司之间的账户交易明细、通邦公司收到朱泽梅货款的收条、《关于从朱泽梅处发货给赵龙和石胜芬的说明》、郭文桂委托通邦公司转款至朱泽梅账号的《委托书》、通邦公司告知客户变更收款账户的《通知》、委托客户将货款汇入特定账号的《收款委托书》，均不能证明朱泽梅的上述主张，故原审法院对朱泽梅、朱晓杰的抗辩不予采信，如朱泽梅、朱晓杰认为与通邦公司之间因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相关款项的结算存在的纠纷，可另行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本案不予处理。四、大台农公司要求朱泽梅支付货款的问题大台农公司持有上述欠据主张货款，现朱泽梅无证据证明已向大台农公司支付，其提交的其他证据也不足以证明通邦公司曾代大台农公司收取货款。另，朱泽梅作为销售人员，应知晓签署欠条可能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因此，大台农公司要求朱泽梅支付货款881395元有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五、大台农公司要求朱晓杰支付货款的问题朱晓杰在收货人处签名只是代朱泽梅签收货物的行为，而大台农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证据亦不足以证明本案货款系朱泽梅、朱晓杰共同经营所产生的共同债务，朱泽梅亦确认朱晓杰签收货物行为是代朱泽梅签收货物，故对大台农公司要求朱晓杰支付货款的主张，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19年12月27日判决：一、朱泽梅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货款881395元给广州大台农饲料有限公司；二、驳回广州大台农饲料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307元，由朱泽梅负担。经查，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朱泽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朱泽梅年薪协议；2.李某年薪协议；3.证据清单。上述证据均来源于通邦公司另案向修文县人民法院提供，拟证明蒋洪勇是通邦公司总经理，朱泽梅负责在贵州省销售大台农公司的饲料，李某也是通邦公司员工；通邦公司负责在贵州省销售大台农公司的饲料，相关货款实际是通邦公司收取。大台农公司的股东陈建开在年薪协议上签名，印证大台农公司对年薪协议的确认。大台农公司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据主张内容不予认可，这三份证据恰好说明朱泽梅与通邦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朱泽梅的丈夫李某系通邦公司的员工，并且明确约定了朱泽梅与通邦公司之间就买卖期间的利润分配作出明确约定。朱泽梅主张的支付给大台农公司的货款就是通邦公司所收取的货款缺乏有效的证据。朱晓杰的质证意见与朱泽梅的意见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关于本案诉讼时效的问题。朱泽梅主张大台农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已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理由如下：一、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存在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但上述解释均应基于格式条款订立时本身文义的解释。朱泽梅作为涉案欠据的债务人，从有利于债务人的角度，原审法院将欠据的支付时间理解为“2016年12月31日”并无不当。大台农公司于2019年11月6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二、欠据出具的时间均在2016年8月15日之后，而欠据上注明付款的时间为“2016年月日”，具体的月日未填，但应当是在2016年8月15日之后，朱泽梅主张应当在2016年前即不到2016年支付逻辑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大台农公司与朱泽梅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朱泽梅对欠据收货人签名处“朱晓杰”签名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且明确朱晓杰系代其签收货物。欠据中载明的客户为朱泽梅，且明确记载今欠大台农公司饲料款的相应金额，即朱泽梅欠付大台农公司的相关货款。因此，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大台农公司与朱泽梅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判令朱泽梅向大台农公司支付货款881395元并无不当。朱泽梅主张其系向通邦公司购买涉案货物，由通邦公司委托大台农公司向其送货，但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且通邦公司亦予以否认，本院对此不予采信。李某与朱泽梅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足以证实大台农公司与朱泽梅之间就涉案货物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至于通邦公司与大台农公司之间的关系、朱泽梅与通邦公司是否存在其他买卖合同关系以及朱泽梅等人与通邦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等并不能否定本案大台农公司与朱泽梅之间买卖合同关系的存在，故本院对朱泽梅提交的相关证据不作认定。综上所述，上诉人朱泽梅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614元，由上诉人朱泽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佑平审判员  刘革花审判员  练长仁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胡惠玲黎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