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民终9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常熟路8号。 负责人：陈雪松，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晓明，山东凯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宇航，山东凯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泽天瑞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A区G1128。 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信合鼎一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王林豫）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丽芳，上海传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键，山东泽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因与被上诉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泽天瑞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泽天企业）海上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岛海事法院（2019）鲁72民初13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平安保险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平安保险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法院认定证据错误。1.对于平安保险提交的电子邮件，泽天企业认可其中关于其工作人员及诺亚天泽保险经纪（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亚保险经纪）工作人员与平安保险工作人员的邮件往来，泽天企业仅对平安保险内部工作人员之间的邮件不认可。一审法院对该宗电子邮件整体不采信，是错误的。2.泽天企业提交的资产转让合同、资产转让协议、《债权转让合同》等证据系复印件，一审法院未予审查债权转让情况，仅据广州海事法院作出的裁判文书即认定泽天企业获得相应债权，认定错误。泽天企业早已将其债权转让至案外人。 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如上所述，泽天企业未取得债权。2.一审判决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错误认定“涉案四轮发生事故，相关人员采取了救助措施，……泽天企业和平安保险关于涉案四轮的救助和理赔问题进行了多次沟通”。 三、泽天企业在投保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二十二条、第二百二十三条的规定，平安保险可以解除合同。1.2017年8月21日16时52分，泽天企业保险经纪人向平安保险称：“船上配有最低安全配员的船员看船……”，但实际上涉案四艘船舶长期共配有两名船员看船。2.涉案船舶并未如泽天企业的保险经纪人所述（见2017年9月1日14时36分邮件）会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被法院扣押，实际上船舶在2018年5月15日才被法院扣押，该事实与投保前告知的时间相差悬殊。3.涉案船舶扣押后一直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与泽天企业2017年9月6日10时56分邮件中告知的“对船舶实施扣押后会委托管理公司或者自行安排船员上船进行维护”的内容不一致。4.泽天企业多次带买家上船看船，应对船舶机舱漏水、船体多处破损的事实明知；其提交的《债权转让合同》第9.2.4条亦表明其“完全知悉并接受标的债权的所有风险、瑕疵”。从这些事实看，泽天企业对平安保险隐瞒，未如实告知。 四、在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泽天企业未履行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通知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的规定，平安保险可以解除保险合同。1.涉案船舶没有适格的管理人，泽天企业未予告知。2.泽天企业在另案中提交的广州海事法院委托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写明，涉案船舶存在船体多处受损、严重漏水等问题。即使泽天企业在投保时不知道该缺陷，在接手船舶、收到该报告以及后续的债权转让过程中，也应当知晓。泽天企业未予告知船舶的真实状况。3.从威海海事局向广州海事法院出具的函件可以看出，涉案船舶长期处于严重配员不足、无人看管的状态，所处环境也发生变化。泽天企业作为海事请求人，未将上述函件内容及船舶所处环境的变化情况等通知平安保险。4.从2018年8月9日威海海事局向泽天企业工作人员毛传民发送的《关于消除“帝健”等四艘船舶安全隐患的函》可以看出，涉案船舶长期处于危险状态，海事主管部门也多次要求采取措施维护船舶安全。泽天企业未将函件内容及船舶危险状态告知平安保险。 五、泽天企业对涉案四艘船舶违反了安全保障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 六、《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以下简称保险条款）第十六条是对“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通知义务”的约定。依据该约定，在约定情况出现时，保险合同自动解除。故本案除法定事由外，亦有约定解除事由。因涉案船舶管理人、技术状况均发生变化，涉案保险合同应予以解除。 七、一审判决对合同解除的相关论述是错误的。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在保险期限届满后行使合同解除权，是可以的。本案保险合同解除后，保险人可能要返还保费，对被保险人是有利的，不会如一审法院所述的导致双方权利义务的失衡。2.平安保险提出解除合同，并非恶意逃避保险责任，是正当行使法定权利，符合诚信原则。 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平安保险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泽天企业辩称，一、一审判决不存在认定证据上的瑕疵。1.平安保险提交的电子邮件已有多份被一审法院作为事实认定。泽天企业对邮件的真实性无异议，一审法院未认定泽天企业对电子邮件整体不认可。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泽天企业虽不能提交资产转让合同等原件，但提供了广州海事法院的生效裁定，对该复印件证据的真实性进行了印证。在（2020）鲁72民初172、188-190号案件中，平安保险已对资产转让合同、公告等文件的原件进行核实。广州海事法院已裁定确认涉案债权已转让至泽天企业，泽天企业提交的证据文件也足以证明该事实的真实性，一审法院采信上述证据，并无不当。3.虽泽天企业已将涉案债权转让至第三人，但泽天企业转让的仅为债权，不包括保险合同。保险事故发生时，泽天企业仍是保险合同项下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4.因涉案债权进行了多次转让，执行申请人进行了多次变更。就执行申请人变更事宜，广州海事法院出具了不同的裁定，广州海事法院的裁定并不矛盾。广州海事法院的裁定已生效，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二、一审判决不存在认定事实上的错误。1.基于上述论述，一审判决对泽天企业取得债权的事实不存在认定错误。2.根据一审中双方提交的证据，保险事故的发生系不争的事实。双方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有关救助和后续理赔事宜的沟通邮件多达上百封。为了救助“帝健”轮，平安保险还曾向意向打捞公司日照华勇海运有限公司出具了担保函。一审判决对保险事故发生、救助、理赔方面的事实不存在认定错误。 三、泽天企业未违反如实告知义务。1.泽天企业事实上不存在未如实告知的情形。首先，平安保险提及的2017年8月21日16时52分的邮件是保险经纪人发给平安保险的。保险经纪人只是保险居间人，不是泽天企业的代理人，双方之间无委托合同，泽天企业也未向保险经纪人支付代理费，保险经纪人的言论不能视为泽天企业对平安保险的告知。且该邮件的内容已被保险经纪人2017年9月1日发给平安保险的另一封邮件所替代，保险经纪人在该邮件中已明确告知平安保险不能对船舶实施管理。投保过程中的沟通，已被平安保险和泽天企业签订的保险合同的内容予以覆盖，本案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以最终签署的保险合同内容为准。保险合同明确对船舶配员和看船问题无要求，特别约定第1条明确排除了船舶不适航（包括船舶技术状态、配员等）保险人免责条款的适用。这是因为泽天企业在投保时已明确告知平安保险船舶无动力、不适航、船上证书全部过期，平安保险仍愿意承保，所以双方才会对保险条款作如此约定。其次，平安保险从未向泽天企业询问过船舶是否扣押及扣押的具体时间，保险合同也未明确要求船舶被扣押以及扣船的具体时间是平安保险承保的前提条件，船舶是否扣押和具体扣船时间不影响保险合同的效力和平安保险承担保险责任。保险经纪人和平安保险前期沟通的扣船时间仅是预估时间，泽天企业无法掌控船舶扣押时间，不存在故意或过失，不影响平安保险的判断。即便泽天企业根据自己的诉讼需要进行扣船，是否扣船和具体扣船时间，均与保险合同无关。保险合同订立时，船舶未被法院扣押，保险合同也未约定船舶必须被扣押和船舶被扣押的最晚时间，船舶扣押事宜对平安保险作出承保决定无影响。再次，平安保险无有效证据证明“帝健”轮机舱进水，更不能证明在投保前已进水、泽天企业在投保前对机舱进水知情。泽天企业仅是标的船舶的抵押权人，不是船东，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机舱是否进水，更无义务向平安保险进行告知。债权转让中的约定只是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约定，瑕疵指标的债权的权利瑕疵，而非标的债权抵押船舶的物理瑕疵。即使有买家上船看船也不代表泽天企业对船况了解。最后，保险合同展期是对原有保险合同期限的延长，其他所有条款和条件均维持不变，保险期限延长不是重新投保，不代表双方订立了新的保险合同。2.泽天企业法律上未违反如实告知义务。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平安保险未就相关情况询问泽天企业，保险合同约定船舶无最低配员要求，投保时泽天企业不知道机舱是否进水，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未违反如实告知义务。其次，投保前，泽天企业已将知道的影响保险人据以确定保险费率或是否同意承保的重要情况进行了如实告知，即使存在未告知的情形，也系平安保险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情况，其未询问，泽天企业不负有告知义务。泽天企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重要情况未如实告知的情形。再次，即使存在未告知情形，泽天企业主观无故意，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平安保险也应承担保险责任。 四、泽天企业未违反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通知义务。事实上，船舶危险程度并未增加，更未显著增加。投保时，泽天企业已明确告知平安保险无法对船舶实施管理。广州海事法院委托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只是对船舶拍卖前状况的描述，不能说明船舶在投保前机舱就已进水，更不能说明船况在保险期间发生了重大变化。泽天企业未及时收到威海海事局发给广州海事法院的公函，公函内容不能说明船舶所处环境发生变化，船舶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五、泽天企业未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泽天企业不属于《停航船舶安全与防污染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的责任主体，不负有法定看管义务，且涉案船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船舶，只是物理状态下的漂浮物。平安保险关于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定解除理由不成立。 六、本案不存在保险条款第十六条约定的自动解除事由。该条款属于格式条款，平安保险未能证明在订立合同时向泽天企业明确说明，该条款无效。即使有效，本案也不存在该条规定的合同自动解除的情形。涉案船舶在投保时已属于不适航、无动力、无配员，不能正常运营的船舶，并无船舶看管人，更不存在船舶管理人改变的情形。平安保险主张机舱进水导致船舶技术状况发生变更，没有依据。即使机舱进水的事实存在，也确实改变了船舶的技术状况，机舱进水在保险合同订立之前就已经发生，不符合第十六条规定的“在保险期间内”的适用前提。平安保险关于约定解除的理由不成立。 综上，平安保险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平安保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解除平安保险与泽天企业之间订立的四份保险合同(保单号为10205093900292321711、10205093900292321707、10205093900292321542、10205093900292321537)。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2月23日、2016年4月1日、2016年4月7日，威海石岛海事处向帝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远公司）发函，称涉案四轮从2016年1月7日陆续抵达石岛避风锚地抛锚，后有多名船员解职离船，导致涉案四轮配员不足，要求帝远公司尽快安排满足最低配员要求的船员登轮值守。 2016年7月14日，威海石岛海事处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市分行（以下简称中国建设银行汕头分行）发函，称涉案四轮配员严重不足，船舶设备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主机长时间未启动，船舶安全有极大隐患。 2016年8月4日，威海石岛海事处向帝远公司和中国建设银行汕头分行发函，称“帝健”轮、“帝盛”轮、“帝祥”轮三轮无人值守，全船断电，船舶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帝坤”轮船上5人，配员严重不足，无法正常值班。 2016年10月28日，广州海事法院作出（2016）粤72民初11-16号六份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帝远公司向原告中国建设银行汕头分行偿还借款本金共计31252万元及其利息、罚息和复利，债权人对涉案四轮和“帝和”轮有抵押权。上述民事判决书均已生效。 2017年4月26日、2017年5月5日，威海石岛海事处通知帝远公司“帝健”轮机舱进水，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存在溢油风险。 2017年5月11日，威海海事局在汕头海事局就涉案四轮召开会议，汕头海事局、帝远公司、中国建设银行汕头分行、广州海事法院派员参加，威海海事局通报了涉案四轮的状况，帝远公司、中国建设银行汕头分行、广州海事法院介绍了相关情况，各方要求帝远公司采取措施保证涉案四轮的安全。 2017年8月，泽天企业的保险经纪人诺亚保险经纪就涉案四轮与“帝和”轮保险事宜与平安保险进行沟通。 2017年8月22日，诺亚保险经纪的工作人员韩鑫向平安保险的工作人员惠春磊发送电子邮件，称：“……2.扣押期间船舶不动，五条船中四艘停泊地点是避风锚地，一艘是应海事局避台风要求，搁置在滩涂地里，船上配有最低安全配员的船员看船；3.船管公司外聘，正在协商阶段。……” 2017年9月1日，韩鑫向惠春磊发送电子邮件，告知涉案四轮的船名、吨位、船型、船龄、停靠区域，并称：“该轮目前在法院打到二审，到立案实施扣押需要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一个月时间里，债权人对船舶不能实施管理，不知是否会影响保险效力，如果贵司确认可以维持保险效力，船东基本上可以确认了。” 2017年9月5日，韩鑫向惠春磊发送电子邮件，称保险条款第十五条是目前被保险人作为债权人无法保证完成的，并询问可否在特别约定里将第十五条删除。 2017年9月6日，韩鑫向惠春磊发送电子邮件，告知投保人名称、原债权人、债权转让链，并称：“……对船舶实施扣押后投保人会委托管理公司或者自行安排船员上船进行维护，……” 2017年9月10日，泽天企业向平安保险出具四份以涉案四轮为保险标的的《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投保单》，后平安保险向泽天企业出具四份保单号分别为10205093900292321711、10205093900292321707、10205093900292321542、10205093900292321537的《沿海内河船舶保险单》，投保单和保险单载明：被保险人为泽天企业，船舶名称分别为涉案四轮，保险类别为沿海内河船舶一切险，保险金额分别为3300万、9900万、4950万、4400万，保险期限从2017年9月11日至2018年3月10日。 以上投保单和保险单均特别约定：“1.本保单对《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除外责任第三条“一、船舶不适航、不适拖(包括船舶技术状态、配员、装载等，拖船的拖带行为引起的被拖船舶的损失、责任和费用，非拖轮的拖带行为所引起的一切损失、责任和费用)；”不适用；一旦本船投入营运，上述除外责任第三条第一款自动生效。……6.免赔额：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RMB4万或损失金额的10%，以高者为准。亦适用于碰撞、触碰、施救、救助；全损免赔率10%。……”投保单和保险单均附《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第一条约定：“由于下列原因造成保险船舶发生的全损，本保险负责赔偿。一、八级以上(含八级）大风、洪水、地震、海啸、雷击、崖崩、滑坡、泥石流、冰凌：二、火灾、爆炸；三、碰撞、触碰；四、搁浅、触碱；五、由于上述一至四款灾害或事故引起的倾覆、沉没：六、船舶失踪。”第二条约定：“本保险承保第一条列举的六项原因所造成保险船舶的全损或部分损失以及所引起的下列责任和费用：一、碰撞、触碰责任：本公司承保的保险船舶在可航水域碰撞其它船舶或触碰码头、港口设施、航标，致使上述物体发生的直接损失和费用，包括被碰船舶上所载货物的直接损失，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本保险对每次碰撞、触碰责任仅负责赔偿金额的四分之三，但在保险期间内一次或累计最高赔偿额以不超过船舶保险金额为限。属于本船舶上的货物损失，本保险不负赔偿责任。非机动船舶不负碰撞、触碰责任，但保险船舶由本公司承保的拖船拖带时，可视为机动船舶。二、共同海损、救助及施救：本保险负责赔偿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或规定应当由保险船舶摊负的共同海损。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共同海损的理算办法应按《北京理算规则》办理。保险船舶在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为防止或减少损失而采取施救及救助措施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施救或救助费用、救助报酬，由本保险负责赔偿。但共同海损、救助及施救三项费用之和的累计最高赔偿额以不超过保险金额为限。”第三条约定：“保险船舶由于下列情况所造成的损失、责任及费用，本保险不负责赔偿：一、船舶不适航、不适拖（包括船舶技术状态、配员、装载等，拖船的拖带行为引起的被拖船舶的损失、责任和费用，非拖轮的拖带行为所引起的一切损失、责任和费用)；……。”第十五条约定：“被保险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等方面的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维护保险船舶的安全。……除经保险人同意并加收保费外，被保险人未遵守上述约定而导致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被保险人未遵守上述约定而导致损失扩大的，保险人对扩大部分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 2018年3月５日，泽天企业向平安保险出具四份《非车险批改申请表》，申请将上述四轮保险合同从2018年3月11日延期至2018年6月10日，并增加相应保费。2018年3月9日，平安保险出具批单同意上述变更。 2018年5月15日，广州海事法院作出（2018）粤72执177-182号及（2018）粤72执177-182号之一、之二、之三执行裁定书，载明申请执行人为泽天企业，被执行人为帝远公司和李廷福，中国建设银行汕头分行已经将（2016）粤72民初11-16号六份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进行了转让，2017年8月22日，泽天企业受让了上述债权及抵押权。 同日，广州海事法院作出（2018）粤72执177-182号及（2018）粤72执177-182号之一、之二、之三扣押船舶命令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对涉案四轮进行扣押，并于2018年5月22日将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威海海事局。 2018年5月25日，威海海事局向广州海事法院出具《关于建议贵院将四艘船舶拖至适合船舶停靠码头进行扣押的函》，载明因台风即将来临，配员严重不足（共有两人看护船舶），建议广州海事法院将涉案四轮拖至适合停靠的码头进行扣押，并安排合适人员进行看管。 2018年5月29日，泽天企业向平安保险出具四份《非车险批改申请表》，申请将上述四轮保险合同从2018年６月11日延期至2018年8月10日，并增加相应保费。2018年6月8日，平安保险出具批单同意上述变更。 2018年8月2日，泽天企业向平安保险出具四份《非车险批改申请表》，申请将上述四轮保险合同从2018年8月11日延期至2018年8月31日，并增加相应保费。2018年8月10日，平安保险出具批单同意上述变更。 2018年8月9日，威海海事局向帝远公司及相关各方出具《关于及时消除“帝健”等四艘船舶安全隐患的函》，并于2018年8月10日通过电子邮件向毛传民送达，载明涉案四轮共有两名船员值守，处于无动力状态，可能受台风影响，存在安全隐患，建议将其拖带至安全区域。毛传民当日回复称：“收悉，正在密切关注14号台风动向，及协调船厂派出拖轮看护，已通知船员在12日下午或13日早上下船。” 2018年8月20日，涉案四轮发生事故，相关人员采取了救助措施，产生若干费用，遭受若干损失。 事故发生后，泽天企业和平安保险关于涉案四轮的救助和理赔问题进行了多次沟通。 2018年11月12日，平安保险向救助人日照华勇海运有限公司出具担保函，对泽天企业应当支付的救助费用提供担保。 2019年3月15日，平安保险的工作人员黄庆荣向诺亚保险经纪的工作人员刘卫东发送电子邮件，称：“……2016年9月底后船上已经彻底没有配备船员了。……” 涉案四轮的船舶所有人为帝远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海上保险合同纠纷。泽天企业是涉案四轮的抵押权人，也是保险合同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其与平安保险之间关于涉案四轮的四个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本案有如下争议焦点： 一、泽天企业是否履行如实告知、通知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合同订立前，被保险人应当将其知道的或者在通常业务中应当知道的有关影响保险人据以确定保险费率或者确定是否同意承保的重要情况，如实告知保险人。本案中，泽天企业在合同订立前将船名、吨位、船型、船龄、停靠区域、管理状态以及原债权人、债权转让链等其知道的或者在通常业务中应当知道的情况如实告知平安保险，履行了告知义务。 平安保险主张泽天企业在合同订立前未告知“帝健”轮机舱进水，也未在涉案四轮被扣押后派船员看管，违反了告知义务。一审法院认为，泽天企业在合同订立前告知平安保险涉案四轮在被法院扣押前不能对其实施管理，因此泽天企业对“帝健”轮机舱进水这一情况不知情，也不应当知道，该情况不属于告知义务的范围。泽天企业在涉案四轮被法院扣押后没有派船员进行管理，这一情况不是在合同订立前发生的，也不属于告知义务的范围。故对平安保险的该主张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根据以上规定，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通知义务是以保险合同约定为依据，本案中，保险合同中没有相应约定，故被保险人没有通知义务。而且，涉案四轮在合同有效期内也没有发生例如用途改变、使用范围改变、所处环境变化、改装、使用人或者管理人改变等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平安保险的该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二、泽天企业是否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劳动保护等方面的规定和合同约定，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被保险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劳动保护等方面的规定，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保险合同的保险条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约定：“被保险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等方面的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维护保险船舶的安全。”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泽天企业应当遵守国家相关规定，维护涉案四轮的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六条规定：“船舶应当按照标准定额配备足以保证船舶安全的合格船员。”涉案四轮不具备最低安全配员。《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规则》第二十二条规定：“中国籍、外国籍船舶在停泊期间，均应配备足够的掌握相应安全知识并具有熟练操作能力能够保持对船舶及设备进行安全操纵的船员。无论何时，500总吨及以上（或者750千瓦及以上）海船、600总吨及以上（或者441千瓦及以上）内河船舶的船长和大副，轮机长和大管轮不得同时离船。”本案中，威海海事局在2017年5月11日至2018年8月9日多次告知相关方涉案四轮共有两名船员值守，表明涉案四轮在投保时至事故发生时内明显不具备最低安全配员，故泽天企业没有遵守国家相关规定，维护涉案四轮的安全。 泽天企业主张其不是涉案四轮的所有人或经营人，没有维护涉案四轮安全的义务。一审法院认为，泽天企业虽然不是涉案四轮的所有人或经营人，但是其为涉案四轮的抵押权人，同时也是保险合同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规定和保险合同的约定亦应当履行维护涉案四轮安全的义务，且泽天企业在签订保险合同前承诺将在涉案四轮被扣押后进行管理。泽天企业的该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三、平安保险解除保险合同的请求是否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一条第三款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未按照约定履行其对保险标的的安全应尽责任的，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合同的保险条款第十五条第三款约定：“除经保险人同意并加收保费外，被保险人未遵守上述约定而导致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被保险人未遵守上述约定而导致损失扩大的，保险人对扩大部分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合同解除，在保险合同没有明确约定的前提下，应当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进行判断。根据合同法的原理，保险合同属于继续性合同，其解除原则上不具有溯及力。同时，保险事故的发生具有概率性和偶然性，保险人在保险责任期间内给被保险人提供持续的保障，但是提供保障的结果却是未知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保险事故不会发生。如果保险人的解除权具有溯及力，保险合同有效期届满后，保险人可以根据保险事故是否实际发生，为了不承担保险责任选择解除合同或者为了留取保险费选择不解除合同，势必造成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权利的不平衡，违反保险合同的诚信原则和概率性、偶然性。故保险人因被保险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而取得的合同解除权没有溯及力，保险人行使该解除权的隐含条件是保险合同处于有效期内。本案中，平安保险起诉时保险合同有效期已经届满，对解除保险合同的请求不予支持，但这并不妨碍平安保险在另案中以泽天企业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为由对其赔偿保险金的请求进行抗辩。 诉讼过程中，平安保险申请一审法院调查广州海事法院是否委托泽天企业看管涉案四轮，因该事项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对上述申请，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虽然泽天企业违反国家相关规定，未能维护涉案四轮的安全，但保险合同有效期已经届满，平安保险解除保险合同的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二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六条规定，判决：驳回平安保险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平安保险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平安保险提交新证据：《船舶看护管理服务协议》四份，（2018）粤72执179/180号之三执行裁定书一份。用以证明涉案四轮的实际看护人数与泽天企业签订的看护协议的内容不符，泽天企业未在保险合同多次展期时如实向平安保险披露船舶真实的看护情况，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合同应予以解除；同时根据保险条款第十六条的约定，平安保险亦有权解除合同。泽天企业质证认为，本案保险合同特别约定船舶无配员要求，无船舶适格要求，该协议是应广州海事法院扣船程序的要求而签订，《船舶看护管理服务协议》与本案保险合同没有关联；执行裁定书是真实的，但与本案无关联。经对该两证据审核，本院认为，该两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保险合同应予以解除（具体分析见下文），本院不予采信。 在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法庭调查后，平安保险另提交“华南海事法鉴中心[2018]船鉴字第46号”《“帝健”轮船舶技术状况勘验报告》一份，用以证明2018年6月21日鉴定机构现场勘验时，“帝健”轮机舱进水严重，泽天企业在收到该报告时应知晓该缺陷，该缺陷属于船舶技术状况的变化，根据保险条款第十六条的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平安保险有权解除合同。泽天企业质证认为，该证据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证据，不应纳入本案审查范围。即使属于新证据，平安保险无正当理由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交，不应纳入本案审查范围。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不能实现平安保险的证明目的。该证据仅能说明涉案船舶在2018年6月21日的状态，该时间距投保时间已有半年之久，不能证明涉案船舶在泽天企业投保时就已经机舱进水，更不能证明泽天企业投保时就已明知船舶机舱进水。该证据仅是广州海事法院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作出的鉴定报告，是对调查当时船况的描述，无法证明泽天企业看过该报告，更无法证明投保时和每一次保险合同展期时泽天企业已知道“帝健”轮存在缺陷。本院审核认为，该勘验报告是鉴定机构实船勘验时船舶实际状况的鉴定评估意见，与本案保险合同履行期间内保险标的物“帝健”轮的危险程度是否显著增加、保险人利益是否受到影响无必然关联，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保险条款第十六条约定：“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应对其公司、保险船舶发生变化影响保险人利益的事件如实告知，对于保险船舶出售、船舶光租、变更航行区域或保险船舶所有人、管理人、经营人、名称、技术状况和用途的改变、被征购征用，应事先书面通知保险人，经保险人同意并办理批改手续后，保险合同继续有效，否则自上述情况出现时保险合同自动解除。” 本院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泽天企业在投保时、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否尽到如实告知、通知义务，平安保险以此主张合同解除的理由是否成立；二、涉案保险合同是否因泽天企业违反船舶的安全保障义务而应予以解除；三、根据双方当事人保险条款第十六条的约定，涉案保险合同是否应予以解除。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 （一）关于泽天企业在投保时是否尽到如实告知义务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二十二条、第二百二十三条的规定，合同订立前，被保险人对其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有关影响保险人据以确定保险费率或者确定是否同意承保的重要情况，未如实告知保险人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本案中，平安保险认为泽天企业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事由包括三个方面，本院认为，该三方面的事由均不足以导致涉案保险合同的解除： 关于平安保险诉称的泽天企业未如实告知涉案四轮的实际配员情况的理由。涉案四艘船舶自2016年1月始即锚泊于石岛港，至泽天企业2017年9月投保时，该四艘船舶一直未营运。鉴于该情况，涉及该四轮的保险单均特别约定：对《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第三条除外责任[因船舶不适航、不适拖（包括船舶配员、技术状态等）引起的损失、保险公司不负赔偿责任]不予适用。据此，涉案四轮船员配员是否符合最低安全配员标准，并非平安保险确定保险费率或确定是否同意承保的重要情况，平安保险不因泽天企业未告知配员情况而享有解除权。 关于平安保险诉称的泽天企业告知的船舶扣押时间与实际扣押时间不符的理由。涉案四轮是否应予以司法扣押、何时予以司法扣押，系人民法院裁定事项，泽天企业无法确定扣押船舶的准确时间，不存在知晓船舶扣押时间而不予告知的情形。并且，在投保时，泽天企业告知了与船舶相关案件的诉讼情况，亦未懈怠向法院申请司法扣押，如实告知了与船舶扣押相关的事宜。平安保险的该项解除理由不成立。 关于平安保险诉称的泽天企业未告知“帝健”轮机舱进水的理由。2017年8月22日，泽天企业受让（2016）粤72民初11-16号六份民事判决确定的债权及抵押权，此后至涉案四轮被法院扣押期间，泽天企业并不能对船舶实施管理。泽天企业一审提交的《债权转让合同》第9.2.4条关于其“完全知悉并接受标的债权的所有风险、瑕疵”的约定，仅表明其知悉并接受受让债权的情况，并不能证明其对担保该债权实现的抵押物状况的知晓。同时，即使有买家上船查看亦不必然表示泽天企业知晓“帝健”轮机舱进水而未如实告知。故平安保险的该项解除理由因证据不足而不成立。 另外，涉案保险合同的三次展期，系双方当事人对原保险合同履行期限的修改，并未影响合同的实质内容，是对合同内容的变更，并非是双方当事人在消灭原合同关系后形成新的保险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二十二条、第二百二十三条对被保险人订立合同前应尽的告知义务及法律责任的规定不适用于申请合同展期时的泽天企业。 （二）关于泽天企业在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否依约尽到及时通知义务、保险合同是否应予以解除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据此，保险合同有效期内，合同的解除事由以合同有明确约定、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为前提和条件。平安保险认为双方当事人在保险条款第十六条就保险期间的解除事由进行了明确约定。因该约定事由并不包括保险标的所处环境的变化，故对平安保险关于合同履行过程中，泽天企业未通知其涉案船舶所处环境变化为由诉请合同解除的理由不成立。 除船舶所处环境变化的事由外，平安保险以泽天企业未告知船舶管理人、船舶技术状况的改变情况主张合同解除。 关于未通知船舶管理人改变的理由：平安保险提交的四份《船舶看护管理服务协议》仅能证明泽天企业与上海中船海员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关于涉案四轮看护管理事宜的服务协议，前者委托后者自船舶被法院扣押之日起看护管理船舶。不论看护管理人在船舶被扣押前后是否发生变更，仅该看护管理船舶协议不足以证明船舶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平安保险以船舶管理人的改变主张合同解除的理由不成立。 关于未通知船舶技术状况改变的理由：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标明，“帝健”轮自泽天企业投保前已出现机舱进水的情形。平安保险二审补充提交的《“帝健”轮船舶技术状况勘验报告》虽亦记载了机舱进水的状况，但该进水状况与泽天企业可以对船舶实施管理时对比，是否存在船舶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平安保险的证据不足以证实。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保险合同是一种继续性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合同只在将来消灭，不具有溯及力。本案所涉四份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已于2018年8月10日届满，保险合同已终止。平安保险以泽天企业在保险期间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而解除合同，本院不予支持，平安保险可以此抗辩其是否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平安保险主张，双方在保险条款第十六条约定了合同解除的情形，泽天企业未依约告知船舶管理人、技术状况发生改变的事件，双方的约定解除条件成就。对该主张，如上文分析，即使船舶在被扣押前后变更了管理人、存在机舱进水的事实，但平安保险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变更及进水事实影响其利益，双方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未成就。平安保险的约定解除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平安保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冯玉菡 审判员  宫恩全 审判员  董 兵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李建伟 书记员刘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