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26民终829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梁钧，男，1975年5月27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522623197505270018，住贵州省施秉县城关镇环城东路县农委宿舍2单元3-2号。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鹏程，贵州兄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伍湘涛，男，1968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522623196811190011，住贵州省施秉县城关镇正街28-18号。一审被告：贵州省施秉县新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原施秉县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623709571062D。住所地：贵州省施秉县城关镇云台路。法定代表人：潘军，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梁钧因与被上诉人贵州省施秉县新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新建房开公司)、伍湘涛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施秉县人民法院(2019)黔2623民初10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梁钧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鹏程，被上诉人伍湘涛，原审被告新建房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潘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钧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驳回伍湘涛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等费用由伍湘涛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以《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认定协议无效，但未说明适用该条哪一款。而无论哪一款，均无法适用本案。原审法院超越法律规定裁判，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对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上诉人不存在欺诈、胁迫的问题，且本案并不存在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其次，对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恶意串通”的前提是故意，而非过失，上诉人与新建房开公司或者伍湘涛之间并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故意情形，且伍湘涛将房屋转让给上诉人时，其土地也应转让，更何况伍湘涛此时并无涉案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根据房地一体主义，其利益并未损失。再次，对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四、五款，原审判决全文并未提及。二、伍湘涛并未办理土地抵押登记手续，施秉县工商银行也未设立抵押权，原审法院认定“争议地协议书于1997年9月1日已抵押在施秉县工商银行，并已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错误。三、伍湘涛并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所有费用都是上诉人出具，且上诉人已取得涉案土地国有土地使用权，原审判决认定伍湘涛取得争议地的使用权系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四、原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证据认定错误。时隔二十年的案件，上诉人想尽一切办法提供所能搜索到的一切证据，而伍湘涛并未提供任何与本案争议焦点《协议书》是否无效的相关证据。原审法院在伍湘涛未提出实质性否认理由时，即以多项证据不具有唯一性否定其效力，有违民事案件的优势证据原则。五、原审法院超越诉讼请求裁判，违反处分原则与辩论原则，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伍湘涛提起的诉讼请求是“依法确认被告原施秉县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与被告梁钧在1997年6月20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无效”，而原审法院却裁判“确认1997年6月20日被告贵州省施秉县新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原施秉县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与被告梁钧签订的协议书无效”，判决与诉讼请求不符。其次，上诉人与新建房开公司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的落款时间为1997年1月20日，而非6月20日。六、原审判决使20年前的交易处于不稳定状态，本应是房屋转让协议的履行问题，却被硬生生的做成土地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有违《合同法》、《九民会议纪要》精神。综上，应依法改判驳回伍湘涛的诉讼请求。伍湘涛答辩意见:一、梁钧的上诉请求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不应得到支持；二、新建房幵公司于1997年1月20日已将涉案土地使用权（300平方米）转让给答辩人；三、梁钧持2001年10月18日的《房屋转让协议》要求新建房开公司将涉案土地使用权再次转让属违法行为。因答辩人当时在涉案土地上实际建房总间数为“五十二间”（包括卫生间及楼梯间、过道另外）。而且，答辩人建房时只占用涉案土地（300平方米）中的177.66平方米土地，还预留有122.34平方米空地。2001年10月18日双方的《房屋转让协议》明确转让是“共同修建的砖房三十八间（包括卫生间）”，并没有明确“三十八间房屋”占用之外的土地权属一并转让。因此，新建房开公司再次将涉案土地使用权转让给梁钧，属重复转让，损害了答辩人的合法权益；四、2001年10月18日双方签订《房屋转让协议》后，因该协议所附生效条件未成就，故在2004年1月3日答辩人与梁钧达成共识，在共同否认该《房屋转让协议》效力的基础上，于当日签订了《共建房屋分割协议》。该协议明确双方各按份额对涉案土地上的“三十八间”房屋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也按份承担各自的债权、债务。而梁钧不守诚信，早在2001年11月7日即已瞒着答辩人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在自己名下，但2004年1月3日与答辩人签订《共建房屋分割协议》中还约定“双方必须共同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共同的房屋产权所有证”。且2009年1月13日梁钧再次瞒着答辩人，在施秉县国土资源局骗取了涉案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梁钧的行为有违诚信原则。五、从梁钧的“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表”的第二页、第三页中就可充分证明梁钧与新建房开公司违法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的落款时间是“1997年6月20日”。综上，梁钧自始至终都是欺诈、故意的违法行为，违背诚实守信原则。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新建房开公司二审期间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伍湘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原施秉县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与被告梁钧在1997年6月20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无效；2、本案诉讼费全部由被告承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原告伍湘涛于1997年1月20日与新建房开公司签订合同，依法转让位于商业开发区（施秉县城关镇鲤鱼塘）土地一幅的使用权（面积300平方米，东抵本宅开间30米、南抵本宅进深10米、西抵本宅开间30米、北抵公路规划红线，未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同年3月份开始在该地基上建房；1997年9月1日，原告用与被告新建房开公司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作为抵押，向施秉县工商银行申请贷款，并办理了抵押权登记手续。因资金不足，原告父母同意由被告及其母王学玲垫资共同修建。2001年10月18日，原告及其父亲伍峰俊与被告及其母亲王学玲签订转让协议（内容为：共同修建的房屋38间包括卫生间在内由被告方所有，被告方负责辅助原告方60000元及其共建房屋的水泥款80000元、砖款10000元，共计150000元；且这些款项分期八次付给原告方，然后由原告方支付给各自的债权人）。为到房管部门办理相关手续，被告新建房开公司应被告梁钧要求，依据该《房屋转让协议》，将原告伍湘涛1997年1月20日与被告新建房开公司签订的转让协议变更为梁钧与被告新建房开公司签订转让协议书，日期落款为1997年6（元月）月20日。其后，被告梁钧于2001年11月7日依据变更的土地转让协议和经公证的房屋转让协议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2009年1月13日被告梁钧取得了争议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由于被告梁钧及其母亲未能按照2001年10月18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全面履行义务，2004年1月3日，原告及其父母与被告及其母亲就共建房屋重新进行分割，达成《共建房屋分割协议》：“乙方（即被告和母亲王学玲）占该房屋总资产的60%，甲方（即原告和其父母亲）占该房屋总资产的40%，甲、乙双方都按各自的份额对该房屋产权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也按照各自的份额承担各自的债权、债务；双方签字生效后，甲、乙双方必须共同到房产管理部门办理共同的房屋产权所有证”。后因双方为履行协议发生争议，原告遂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二被告1997年6（元）月20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无效。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本案中，原告伍湘涛于1997年1月20日与被告新建房开公司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取得了案涉争议地的使用权。而被告新建房开公司应被告梁钧的要求，擅自将原告已经取得使用权的争议地变更到被告梁钧名下，二被告重新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的行为与原告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同时，争议地早在1997年9月1日就已用于贷款抵押，被告新建房开公司虽然不具有一地二卖的故意，但无论是应被告梁钧的要求或是依据经公证的房屋转让协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变更争议地的土地转让协议，都不能对抗合同无效。被告新建房开公司提出被告梁钧在变更争议地的转让协议时为原告支付6000元，因原告不予认可，且是否支付属另案法律关系。被告梁钧有关已按合同约定另向新建房开公司实际支付24000元价款的抗辩，新建房开公司不予认可，二被告又未能提供证据，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因此，原告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理由成立，应予支持。至于被告梁钧为证实其已按2001年10月18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履行为原告父子清偿债务，提交原告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的信息系统查询资料，以及时任工商银行行长雷某某的证言，因原告提出异议，且被告梁钧的证明目的不具有唯一性，雷某某的证言也不具有确定性，故不予采信。由于争议地协议书于1997年9月1日已抵押在施秉县工商银行，并已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加之，被告梁钧在已经办理争议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证的情况下，还与原告及其父母于2004年1月3日就共建房屋签订分割协议时不告知真实情况，违背诚实守信原则。对于被告梁钧有关原告主张合同无效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因原告主张合同无效系基于不动产物权的行使，不适用诉讼时效，故该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确认1997年6月20日被告贵州省施秉县新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原施秉县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与被告梁钧签订的协议书无效。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被告贵州省施秉县新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梁钧负担（未交）。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二审庭询中，伍湘涛确认其主张案涉协议无效的主要理由为新建房开公司和梁钧恶意串通重复转让土地，损害其利益。二审查明的本案其他有关事实与一审查明认定一致，本院予以确认。综合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和事实理由，本案争议焦点为:新建房开公司与梁钧是否存在恶意串通重复转让土地，案涉《土地转让协议》是否无效？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合同无效应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即当事人主观上有损害国家、第三人利益的恶意，客观上实施了相互串通的行为。本案中，伍湘涛据此主张合同无效，有义务提供证据加以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和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构成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标准为排除合理怀疑。经查，新建房开公司虽然对于1997年1月20日与伍湘涛签订《土地转让协议》的范围明知，但2001年10月18日梁钧是持与伍湘涛签订的《转让协议》和《公证书》前来进行变更，新建房开公司对案涉《公证书》和《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具有合理信赖。虽然梁钧称另行支付了24000元转让款，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故无法反映新建房开公司存在为另行获取转让款而重复转让的主观故意。同时，案涉《土地转让协议》的日期，系书写原因而将“元月”近似为“六月”，不存在倒签日期的恶意。因此，新建房开公司的辩解理由成立。尽管事后梁钧与伍湘涛于2004年1月3日重新签订分割协议时未披露已于2001年11月7日据此土地转让协议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的事实，有违诚实信用，但未损害国家利益。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梁钧与新建房开公司欺诈、恶意串通签订《土地转让协议》损害伍湘涛利益。一审判决案涉协议无效，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梁钧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施秉县人民法院（2019）黔2623民初102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伍湘涛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共计150元，由伍湘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陆小平审判员  郑厚祥审判员  王大梅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法官助理张强书记员顾静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