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浙07行终1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贺殷，男，1980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武义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义县公安局，住所地浙江省武义县武阳中路12号。 法定代表人傅怀英，局长。 出庭行政负责人李新法，政委。 委托代理人祝勇胜、朱翰婕，该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孙贺殷因与被上诉人武义县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一案，不服浙江省武义县人民法院（2019）浙0723行初1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贺殷，被上诉人武义县公安局的行政负责人李新法、委托代理人祝勇胜、朱翰婕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孙贺殷于2019年2月14日向武义县公安局邮寄三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的信息为：“1.2014年1月26日晚，孙贺殷被孙向阳和孙太荣结伙殴打的治安案件处理结果及决定书副本；2.王宅派出所办案民警楼竞欣认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书面理由；3.王宅派出所办案民警楼竞欣强制传唤孙贺殷的书面材料和执法记录仪的视频；4.受害人孙贺殷的询问笔录及事发现场证人笔录和案发现场执法视频；5.孙贺殷报警和王宅派出所出警记录及办案承办民警姓名；6.侵害人孙太荣和孙向阳的询问笔录；7.该治安案件至今未处理的书面理由。” 武义县公安局于2019年2月15日收到上述三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后，于2019年2月28日作出〔2019〕1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主要内容为：“经审查，您申请公开的第1、3项内容，我局未制作，该政府信息不存在；您申请公开的第2、7项内容，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指的政府信息；您申请公开的第4、6项内容，属于执法过程性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项规定，我局依法不予公开。您申请公开的第5项内容，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我局书面提供给您。”武义县公安局于2019年3月1日将上述〔2019〕1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及王宅派出所接处警工作登记表复印件直接送达孙贺殷。 孙贺殷于2019年4月7日向武义县公安局邮寄信函1份，认为武义县公安局提供的政府信息答复不符合其在申请中要求的内容及法律法规规定的适当形式，要求武义县公安局更正并重新制作送达，其主要理由为：一、2014年1月26日王宅派出所接处警工作登记表中处警情况及警情与孙贺殷报警的内容不符，处理结果与孙贺殷报警情况不符，接处警工作登记表中备案内容与孙贺殷报警事实不符且未经孙贺殷签名确认，均系办案民警楼竞欣编造和伪造，要求更正；二、当事人孙太荣（侵害人）未记录，系办案民警楼竞欣为逃脱孙太荣涉黑保护伞而故意不记录；三、案发殴打现场很多证人未记录，与事实不符；四、案发现场执法记录仪已开启且完成所有过程记录，为何不提供。 武义县公安局于2019年4月8日收到上述信函后，于2019年4月19日作出〔2019〕3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认为孙贺殷的申请为重复申请，武义县公安局已于2019年2月28日作出〔2019〕1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不再重复处理。武义县公安局于2019年4月22日将上述〔2019〕3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直接送达孙贺殷。 原审法院认为，武义县公安局于2019年2月15日收到孙贺殷寄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于2019年3月1日予以答复，符合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于2019年4月3日修订，2019年5月15日起实施）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程序合法。孙贺殷在三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中共提出7项申请内容，就第1项申请“2014年1月26日晚，孙贺殷被孙向阳和孙太荣结伙殴打的治安案件处理结果及决定书副本”，庭审中武义县公安局已明确未就该治安案件作出处理决定，孙贺殷也认可未收到过处理决定，故武义县公安局答复未制作，符合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就第2项申请“王宅派出所办案民警楼竞欣认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书面理由”及第7项申请“该治安案件至今未处理的书面理由”，根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的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故该两项申请内容显然不属于政府信息，武义县公安局答复不属于政府信息，符合法律规定；就第3项申请“王宅派出所办案民警楼竞欣强制传唤孙贺殷的书面材料和执法记录仪的视频”，庭审中孙贺殷认可楼竞欣并未对其强制传唤，故武义县公安局答复未制作，符合法律规定；就第4项申请“受害人孙贺殷的询问笔录及事发现场证人笔录和案发现场执法视频”及第6项申请“侵害人孙太荣和孙向阳的询问笔录”，显然属于行政程序中的案卷材料，现孙贺殷以政府信息公开名义申请查阅，不符合相关规定，武义县公安局答复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并无不当；就第5项申请“孙贺殷报警和王宅派出所出警记录及办案承办民警姓名”，武义县公安局已在法定期限内向孙贺殷提供。关于孙贺殷在2019年4月7日提出的更正政府信息申请，根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证据证明行政机关提供的与其自身相关的政府信息记录不准确的，有权要求该行政机关予以更正。”因孙贺殷在提出更正申请时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故武义县公安局答复不再重复处理，并无不当。综上，对孙贺殷请求撤销〔2019〕1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及〔2019〕3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此外，孙贺殷以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中、本案诉讼过程中以及之后的上诉、申诉等需要支出餐费、住宿费、车费、误工费、打字复印费等为由要求武义县公安局予以支付，显然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孙贺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孙贺殷负担。 孙贺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上诉人第1项申请，被上诉人具有制作该政府信息的法定职责。但被上诉人未制作，导致上诉人的申请未能实现，被上诉人也需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第2项申请，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报警后公安机关认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应当说明理由。第7项申请，该治安案件至今未处理的书面理由，属于执法依据应当公开。第3、4、6项申请，属于处理过程依法应当公开。第5项申请，被上诉人公开的登记表记录不完整，应由公开信息的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一审法院未全面理解行政执法案件中关于执法程序、执法依据、处理过程与处理结果可以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一审有悖信息公开条例立法目的。上诉人依据国办发[2015]5号“行政机关向申请人提供的政府信息，应当是正式、准确、完整的，申请人可以在生产，生活和科研中正式使用的，也可以在诉讼或行政程序中作为书证使用”。本案中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公开的接处警工作登记表未经上诉人签字确认，属于不完整。一审法院未按举证规则要求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有违公正原则。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原告提供的证据不成立的，不免除被告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未聚焦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的统帅地位，而认可了被上诉人的情况说明，显然于法不符，更有悖司法审判中蕴含的风向标作用。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撤销案涉（2019）1号、3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3、判决被上诉人重新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4、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5、被上诉人支付因本案合理支出餐费1000元、住宿费2000元、车费600元、误工费50000元、打字复印费500元。 武义县公安局答辩称，2019年2月15日，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寄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于2019年3月1日作出（2019）1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予以答复，程序合法。孙贺殷在三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中共提出7项申请内容，就第1项申请“2014年1月26日晚，孙贺殷被孙向阳和孙太荣结伙殴打的治安案件处理结果及决定书副本”，被上诉人未就该治安案件作出处理决定，故答复未制作。第2项申请“王宅派出所办案民警楼竞欣认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书面理由”及第7项申请“该治安案件至今未处理的书面理由”，根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的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故该两项申请内容显然不属于政府信息，被上诉人答复不属于政府信息，符合法律规定。就第3项申请“王宅派出所办案民警楼竞欣强制传唤孙贺殷的书面材料和执法记录仪的视频”，被上诉人民警楼竞欣并未对其强制传唤，故被上诉人答复未制作，符合法律规定。就第4项申请“受害人孙贺殷的询问笔录及事发现场证人笔录和案发现场执法视频”及第6项申请“侵害人孙太荣和孙向阳的询问笔录”，显然属于案卷材料，故答复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第5项申请“孙贺殷报警和王宅派出所出警记录及办案承办民警姓名”，已在法定期限内向孙贺殷提供。关于孙贺殷在2019年4月7日提出的更正政府信息申请，根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证据证明行政机关提供的与其自身相关的政府信息记录不准确的，有权要求该行政机关予以更正。”因孙贺殷在提出更正申请时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故被上诉人作出（2019）3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予以答复不再重复处理，并无不当。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供新证据。 本院对原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作出答复时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称的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上诉人提出的第1项申请“2014年1月26日晚，孙贺殷被孙向阳和孙太荣结伙殴打的治安案件处理结果及决定书副本”、第3项申请“王宅派出所办案民警楼竞欣强制传唤孙贺殷的书面材料和执法记录仪的视频”，经审理查明被上诉人并未制作处理决定书，亦未对孙贺殷进行强制传唤，即被上诉人未制作或者获取前述材料，其对此所作答复并无不当。上诉人提出的第2项申请“王宅派出所办案民警楼竞欣认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书面理由”及第7项申请“该治安案件至今未处理的书面理由”，属于对案件相关依据所提出的咨询，不属于信息公开申请，被上诉人所作答复并无不当。上诉人提出的第5项申请“孙贺殷报警和王宅派出所出警记录及办案承办民警姓名”，被上诉人已在法定期限内向孙贺殷提供。上诉人提出的第4项申请“受害人孙贺殷的询问笔录及事发现场证人笔录和案发现场执法视频”及第6项申请“侵害人孙太荣和孙向阳的询问笔录”，属于条例规定的应予公开的政府信息，被上诉人认为属于执法程序性事项不予公开与规定不符。但经审理，双方当事人均明确未对上诉人制作询问笔录，被上诉人亦陈述未对现场人员制作笔录、未拍摄现场执法视频，经检索亦未发现案发现场执法视频，结合王宅派出所接处警工作登记表载明的内容，本院对被上诉人的陈述予以认可。故虽然被上诉对第4、6两项申请所作答复存在不当，但无责令其重新作出答复的必要，本院对此予以指正。至于被上诉人于2019年4月19日作出的〔2019〕3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其实质是驳回上诉人对〔2019〕1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四）项规定的情形，该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综上，原审判决实体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孙贺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单晓剑 审 判 员 徐青雅 审 判 员 虞 行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 代书记员 刘灵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