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12民初13977号 原告：张红烈，男，1967年7月5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宁波市鄞州区。 原告：张红儿，男，1967年7月5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宁波市鄞州区。 原告：张红梅，女，1970年1月4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宁波市鄞州区。 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九可，上海市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钱维杰，男，1987年4月1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宁波市鄞州区。 被告：褚庆良，男，1955年2月12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杭州市萧山区。 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史一峰，宁波市鄞州区钱湖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张红烈、张红儿、张红梅诉被告钱维杰、褚庆良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审理中，因案情复杂，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19年11月7日、2020年4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红烈及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九可、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史一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红烈、张红儿、张红梅起诉称：请求判令两被告共同赔偿张惠国医疗费67023.5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130元、住院期间护理费12780元、张惠国死亡赔偿金27828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合计410213.58元。 事实与理由：张惠国系三原告父亲，原告张红儿、张红烈、张红梅系兄妹关系。两被告在宁波市鄞州区郑家祠堂前操场边韩建国宅基地上承包房屋翻建工程，由于野蛮施工，导致相邻的张惠国房屋山墙严重开裂，双方产生矛盾。2018年6月21日，张红烈看到褚庆良把其放在墙边的毛竹送人，就上前阻止，与褚庆良发生争吵。褚庆良当即打电话给其女婿钱维杰，过了10分钟钱维杰开着电瓶车来了，上来就打张红烈。张红烈被打倒了，起来后，张红烈一边打电话报警，一边后退，退到祠堂前的水泥路上，张红烈也开始还手。当时张惠国坐在10米之外的三轮车上，他扭头看见张红烈被打了，就站起来。这时褚庆良奔过去帮钱维杰打张红烈，张红烈老婆史亚敏看见褚庆良奔过去时把张惠国推倒了，张惠国倒退了7、8步，仰天摔倒，倒在距离张红烈和钱维杰打架处3-4米的地方。张红烈与钱维杰相打时，没看到张惠国。听到旁人说“老头推倒了”、“老头推倒了”，两人不打了，过会警察也到了，把张惠国送到医院去抢救。张惠国左股骨粗隆间粉碎性骨折，虽经抢救治疗，但未能治愈，于2018年8月30日去世。原告认为张惠国欲上前阻止时，被被告褚庆良推倒受伤，并导致死亡，两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钱维杰、褚庆良答辩称：韩建国、张惠国、张红烈三间房屋连排，韩建国的房屋是东首，在郑家祠堂前操场边上。张惠国把房屋给张红烈使用，自己住在离祠堂较远的地方。韩建国把房屋卖给了徐惠钧，徐伟钧办理了相关建房手续，推倒重建。建房工程开始由别人承包，后来别人不做了，就由钱维杰承包。张红烈一家多次以施工对他们家房屋造成影响为由阻拦施工，致使工程拖了一年多，一直不能完工，每当开工，张红烈一家总是出来干扰，或是张红烈老婆史亚敏坐在屋山尖头，或是将身体很差的张惠国推出来挡在工地前面。钱维杰知道张惠国身体不好，不能碰，所以一直远离他。正因为他碰不得，所以他们闹事时总是把张惠国推出来。派出所出警多次，镇政府也出面调解，但一直不能达成和解。当时因建造房子需要，钱维杰把明堂用铁皮围起来做堆场，堆场占用了郑家祠堂前面广场一部分，大约占了4米多，朝郑家祠堂那边开了2米左右的铁皮门。后来因为天气转热，堆场妨碍了周围群众乘凉，钱维杰就叫人把钢管、脚手架运走，想把占用的广场腾出来。2018年6月21日那天中午在搬钢管时，钱维杰接到岳父褚庆良电话，说有个本地人在阻挠他们搬钢管。褚庆良是萧山人，来钱维杰家走亲戚，闲着没事，钱维杰就让他看管工地，他不认识张红烈。钱维杰在四古山接到电话后，就骑着电瓶车赶过来。赶到郑家祠堂，钱维杰看见褚庆良和张红烈正站在铁皮门边吵架。钱维杰问张红烈啥意思？张红烈说你把我毛竹赔好。前几天钱维杰挖好的地基里准备浇地梁时，发现基坑里有许多破旧不能用的毛竹，钱维杰猜测肯定是张红烈在捣乱，就问张红烈，张红烈说这毛竹不是他的。既然不是他的，钱维杰就把这些旧毛竹扔在工地边上，其中有两根被别人拿去点火用了。现在张红烈却说要赔，这明显是捣乱，于是钱维杰和他争吵起来。钱维杰把他推到外面去了，当时没有打。这时史亚敏推着张惠国过来了，并要推进铁皮门里去。钱维杰赶过来站在门前，不让他们进工地里面去。这时张红烈走过来，站在张惠国身后，用手指着钱维杰骂。钱维杰就走过去，为了避开张惠国，钱维杰把张红烈扯到郑家祠堂东侧的拱门边，两人推来推去，张红烈被钱维杰摔倒了，张红烈起来后报警，并辱骂钱维杰，钱维杰又赶过去打起来了，两人挨着祠堂前的石栏杆往西边移动，最后到了西边的拱门。当两人在郑家祠堂大门门口相打时，褚庆良参与进来，拉张红烈时，被张红烈咬伤了，咬的血淋淋的，钱维杰就发狠打张红烈了，开始只是推搡着，没怎么打。后来史亚敏也过来了，打钱维杰后脑。当两人移到西边拱门相打时，听见有人喊“老头摔倒了”、“老头摔倒了”，双方就停手了。钱维杰发现张惠国躺在地上，一半身子在祠堂前面的水泥路上，一半身子在石板地上，头朝祠堂，脚朝东钱湖，轮椅还在铁皮门前。张惠国倒地位置距离轮椅估计有6米，距离钱维杰和张红烈相打位置至少有10米，所以钱维杰和褚庆良不可能碰到张惠国的。张惠国身体脆弱，连走路都费劲，褚庆良不是傻瓜，怎会去推他？估计张惠国自行从轮椅上站起来，小步往前走，没走几步，自行跌倒，导致受伤，与钱维杰、褚庆良无关，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2018年6月21日中午张惠国在殷家湾郑家祠堂广场中倒地受伤，致L1、L3椎体轻度压缩性改变、左股骨粗隆间粉碎性骨折，在医院治疗后，于2018年8月30日去世，双方对此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本案焦点是两被告与张惠国倒地受伤是否存在关联。本院为查明事实，依法向宁波市公安局东钱湖派出所调取询问笔录。 张惠国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当天中午，因为隔壁人家造房子引起吵架，我自己推着轮椅到了吵架现场。这时一个年纪大的男子（褚庆良）和一个年纪轻的男子（钱维杰）拦住了我的去路，不让我进入造房子的现场。我当时从轮椅上站起来，这时那两个一老一少男子推了我一把，把我推倒在地。 张红烈在询问笔录中陈述：打架那天中午，我从家中出来，看见隔壁盖房的工人正在拉钢筋，褚庆良把我的毛竹送人，我就责问褚庆良，褚庆良与我争吵，期间他打电话叫人。过了约10分钟，钱维杰来了，上来就用拳打我的脸部和头部。我没有还手，拿出手机打110报警，而后钱维杰又打我，并把我摔倒在地，我就还手了，用拳胡乱打对方，但没有打到对方。这时褚庆良也帮着钱维杰打我。在撕打过程中，我用嘴咬了褚庆良的右手臂，手臂流血了，后来被一些村民拉开了，过来一会，警察到了，120救护车把我父亲张惠国送到医院去。我不知父亲张惠国何时来的，我当时正在和钱维杰相打，没看见我父亲的身影，只听到有人说我父亲倒地了，具体怎么倒地、怎么受伤的我不清楚。 史亚敏在询问笔录中陈述：那天中午我正好下班，看见我公公张惠国自己推着轮椅向郑家祠堂走去，我不放心我公公身体，放好电瓶车后也走到了郑家祠堂附近，看到一名30左右的男子（钱维杰）把我公公推倒了，又去打我老公张红烈，我老公张红烈同对方抱在一起，后来又来了一个60多岁的男子（褚庆良），他帮着钱维杰打我老公，打我老公头部和脸部。我当时只关注我公公伤情，后来一些村民过来拉架劝架，把他们拉开了，过来一会，警察到了。 张红梅在询问笔录中陈述：那天我在公司上班，中午时我嫂子史亚敏给我打电话，说是我父亲张惠国被人打倒了。我就让侄子给我送过去。我父亲5、6年前中风过了，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每次出门都是坐着轮椅，所以我知道他不会走很远，接到电话我就知道他肯定在自己家附近被人打倒了。路上我打了110报警。没过多久我赶到郑家祠堂口，就看到我父亲躺倒在地上，头朝郑家祠堂，脚朝着东钱湖。我走到父亲身边，听到父亲说：“红梅，他打我老头，他打我老头”。我当时就认为我父亲肯定是被是那包工头（钱维杰）打的，因为父亲邻居在改建房子，也是因为房子的问题，我们家跟对方起过好几次冲突，所以这次看到父亲躺在地上，就认为这个事情是他们做的，就冲上去打他，但没打着，被警察拉开了。 褚庆良在询问笔录中陈述：那天中午我和工人在临时搭建的铁皮围墙里面装钢管，这时走来一位穿蓝色工作服的男子（张红烈），他说他家毛竹不见了，要拿钢管抵押。我不肯，就同他吵起来，当时我们都没动手，我打电话给我女婿钱维杰，让他过来处理。等钱维杰到场后，张红烈也从铁皮门里出来，往东过去几米远的地方同钱维杰在说话，这时就争吵起来。期间张红烈叫他老婆史亚敏推着张惠国到铁皮门面前，挡我们的路。我就拦在轮椅前，不让他们到里面去。这时张红烈就过来朝我面部打一拳，钱维杰看到我被张红烈打了一拳，就过来把张红烈朝东方向拖过去，张红烈被钱维杰拖倒在地，张红烈起身要打钱维杰，钱维杰就往后退，退向西边。当时我站在铁皮门前看着他们打斗，没有过去。当时老头张惠国坐在轮椅上，史亚敏站在旁边。这时我看见钱维杰不知怎么倒地了，张红烈在钱维杰上面，我怕钱维杰吃亏，就过去帮忙，拉住张红烈。史亚敏也跟过来了。结果张红烈在我右手臂上咬了一口，当时就流血了。我被咬之后也打张红烈的头部和身躯，史亚敏也在我面部打了几下。这时劝架人过来把我们拉开，史亚敏趁机又打我面部和肩部几拳。这时我听到有人在说，老头倒地了老头倒地了。我扭头看见老头倒在轮椅朝打架方向大约3米远，离我们打架位置5米左右距离的地方。 钱维杰在询问笔录中陈述：2016年韩建国把房屋卖给徐惠钧，因为房屋破旧，徐伟钧办理了相关手续，打算推倒重建。张红烈以施工对他们家房屋造成影响为由多次阻拦施工，致使工程拖了一年多，一直不能完工。工程开始是郑奋平做的，后来郑奋平被他们家弄的烦死了，不做了，业主就找我来做。我在2017年11月26日进场施工，张红烈一家就对我来吵，说这不对那不对。镇政府出面调解，徐惠均和张红烈达成协议，张红烈收到赔偿款后，又以另外一间房屋是他爸爸张惠国的，他不能做主为由，要推翻所达成的协议，多次同我和韩建国发生争吵，将身体虚弱的张惠国推出来阻拦我施工。那天中午12点许，我接到岳父褚庆良电话，说郑家祠堂这边工地有个本地男子（张红烈）不让拉钢管，我就从四古山骑电瓶车到了工地，看到张红烈在铁皮门里面和我岳父在吵架，我就把张红烈从铁皮门里面推出来，但是他不肯出来，我就拉扯着把张红烈拉到祠堂面前，张红烈还要到铁皮门里面去，结果被我摔倒在地上，张红烈起来后就打电话说要报警，我说你报警好了。我站在原地，这时史亚敏推着坐轮椅的张惠国到了铁皮门前，想走进铁皮门里面的施工现场去，于是我马上过去拦在轮椅前，我对史亚敏说：“你干嘛来？”史亚敏说：“我要推到里面去。”我说：“你推进去干什么？摔了算谁的？”这时在打电话的张红烈从水泥路那边赶过来走到我前面，手朝我面前抡过来要对我动手。我怕把张惠国撞倒，就走到祠堂边的水泥路边，张红烈跟过来，我们两人相互用手抓住对方的肩膀扭打起来。但张红烈力气是我大，被我摔倒在上。张红烈马上从地上爬起来用拳头朝我挥过来，我用手抵着他身体一边后退，张红烈手臂短，打不着我。我发力把他推开，张红烈后退了几步又朝我挥拳头，我往后退时，结果绊了一下倒在地上。我岳父褚庆良看见后就跑过来拉张红烈，并和张红烈打起来。我怕岳父吃亏就抓住张红烈，就在这时我的后脑被史亚敏打了好几下。这时我听到有人在喊，老头摔倒了。这时有人来拉架，把我们拉开了，这时我才看见张惠国躺在离我们相打之地10米的地上。我没有推过或撞倒过张惠国。 宋某在第一次询问笔录中陈述：2018年6月21日，我和其他三个人在殷家湾郑家祠堂边的工地拉钢管。中午12：10许，来了一个穿蓝色工作服的男子（张红烈），他问我们老板是谁。当时在工地里一名60岁左右的男子（褚庆良）说他是老板。张红烈对他说东西不见了，褚庆良说不知道。张红烈说东西不见了就不让我们干活，褚庆良说让我们继续干，然后他们吵起来了。吵着吵着他们到门外去了，后来我看到他们在外面打起来了。张红烈的老婆（史亚敏）看到老公和别人打起来了，就回家把张红烈的爸爸（张惠国）推出来，张惠国当时坐在轮椅上。这时褚庆良的女婿（钱维杰）骑着电瓶车到了，到了之后直接上去打张红烈。史亚敏看到老公被他们两个打就上去帮忙，张惠国看到儿媳上去了帮忙了，就从轮椅上站起来走过去，走到钱维杰后面，这时钱维杰背对着张惠国在和张红烈打架。我看到钱维杰和张红烈打架过程中，钱维杰不小心碰到了张惠国一下，导致张惠国摔倒在地，这时候双方停手了。 宋某在第二次询问笔录中陈述：我上次在笔录中讲错了，是张惠国倒地后，钱维杰才来的。当张红烈和褚庆良争吵时，史亚敏推着张惠国来到了临时搭建的铁皮门前。张红烈和褚庆良吵着吵着打起来了，史亚敏没顾轮椅上的张惠国，直接过去帮张红烈打褚庆良了。他们三个人扭在一起撕打时，坐在轮椅上的张惠国慢慢站起来，转身朝着祠堂小步走去，大概走了3-4米，离三人大约1米左右时，张惠国就突然自己倒地了。三个人没有顾他，继续打架。这时，钱维杰骑着电瓶车到了，停车后立即跑过去打张红烈夫妇。后来史亚敏报警了。 伏某安在询问笔录中陈述：2018年6月21日中午，我在殷家湾郑家祠堂边建房子的工地搬运钢管。中午12：00许，来了一个穿蓝色工作服的男子（张红烈），和工地上的老板（褚庆良）吵了起来。我看到张红烈在褚庆良肩膀上拍了下，褚庆良也在张红烈的肩膀上拍了下，之后他们就相互推搡。后来我看到褚庆良跟他女婿钱维杰打电话，过了一会钱维杰来了，在工地门口和张红烈拳打脚踢。打完之后张红烈就打电话，过了会有个妇女用轮椅推着一个老头（张惠国）也来到工地工地门口，把他放在工地门口不让我们干活，因为当时我就在工地里铁门内，后来他们几个有没有还在工地门口打架我没看见，当我看到时老头已经躺在地上了，具体是自己摔倒的还是谁打的我没有看到。 汪某松在询问笔录中陈述：村里要求建房子的人把门口工地上散放的砖头和一些钢管扣件清理干净，那户人家也很配合，那天派了几个小工来清理，张红烈和他老婆又过去阻拦施工方清理。期间，张红烈老婆回家将坐着轮椅的张惠国推出来挡在郑家祠堂门口的空地上，看到张红烈和钱维杰、钱维杰丈人打架，张红烈老婆离开坐在轮椅上的张惠国跑过去帮她老公打架，这时张惠国从轮椅上站了起来，自己向前走了几步，因为年纪大了走路不稳，自己摔倒在地了，没有人将他推倒。 郑某根在询问笔录中陈述：那天中午，我吃完饭到郑家祠堂看别人打牌。12时许，我看到住在村里的一个男子（张红烈）和工地上一个60多岁的人（褚庆良）吵了起来，并且打了起来。后来又来一个胖胖的年轻男子（钱维杰），看到他们两个在打架，就和村里的这个男子打了起来。这时，一个妇女（史亚敏）推着轮椅出来，轮椅上坐着一个80多岁的老头（张惠国）。那个妇女将这老头放在现场，过了一会，这个老头自己从轮椅上站了起来，但没站稳，自己摔倒了，躺在地上，没有人碰到或者推过这老头。后来警察来了，把他送到医院去。 陈某良在询问笔录中陈述：那天中午，我看到老头（张惠国）儿媳推着老头来到现场，当时那老头想从轮椅上站起来，但没有站稳，自己摔倒在地上，没有人碰过这老头。 张某宝在询问笔录中陈述：那天中午，我吃完饭到郑家祠堂门口，看到有一些工人在清理建房用的钢管。这时我看到张惠国儿子张红烈到现场后，用脚抵住工人的车子，不让他们搬钢管。之后张红烈就和工地的工头吵了起来，并且推搡起来。就在这时，一个胖胖的青年男子(钱维杰)也到现场了，这个青年男子本来想劝架，这时张红烈推了这个青年男子两下，之后他们两个就相互推搡，因为这个青年男子力量大，把张红烈推倒在地上了，(……)，这个青年男子也从地上起来了，这时我看到张惠国已经躺在地上了，过了一会警察来了，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张惠国是坐着轮椅来到打架现场的，是不是他儿媳推来我没看见。我当时只看到张惠国一个人坐在轮椅上，然后自己摔倒在地上了，没人碰到过他，更没有人故意去推他。张惠国倒地之处距离张红烈和青年男子打架地方还有3-4米远。 闫某红在询问笔录中陈述：2018年6月21日中午，我和我的同事在殷家湾郑家祠堂边建房子的工地搬运钢管，当时工地由一名60岁左右的男子（褚庆良）在负责。大约中午12：10许，从外面进来一个5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张红烈），他在说毛竹的事情，和那工地负责人吵了起来。而后相互推搡。那工地负责人打了一个电话，过了一会，来了一个30岁左右的青年男子（钱维杰）。这时中年男子从铁门出来，往东过去几米远的地方同青年男子讲话并吵架，吵的很凶。这时我发现一名妇女推着一个坐轮椅的老头（张惠国）过来，并且停在铁门前不让拉钢管。这时青年男子和中年男子又来到了铁门处，又继续争吵，并且互相用拳头打对方的头部和脸部，后来青年男子把中年男子向东拖了过去，又继续殴打。那60岁左右的男子也过去帮着青年男子打中年男子，推轮椅的妇女也参与了他们的打架，后来被村民拉开了，最后我看到坐轮椅的老头躺在地上了，他倒地之处距离打架地方还有4-5米距离，我没看到有人推过他或者碰到过他。 张某新在询问笔录中陈述：2018年6月21日中午12：00许，我在殷家湾郑家祠堂和人聊天，听到祠堂门口有人在吵架，而且很大声，于是我就从祠堂里走出来，这时我看到在祠堂门口有一个胖胖的30岁左右的男子（钱维杰）和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50岁左右的男子（张红烈）在打架，他们两个相互推搡，同时我看到一个80岁左右的老头（张惠国）站着一直不停的招手，叫他们不要打架。这时我看到那老头有点站不住了，慢慢的蹲了下来，并且自己倒在了地上。但是旁边看着的村民都没有上前去搀扶。轮椅距他倒地处有3-4米距离，老头他自己走了3-4米才倒地的，期间没有任何人与他身体接触。过了一会警察到了，把老头救走了。 原告对张惠国、张红烈、张红梅、史亚敏的笔录无异议，其他证人的笔录真实，但这些证人不能证明当时在现场，也不能相互印证，故原告对这些证人的笔录不予认可，证人宋某的两份笔录互相矛盾，不能采信，派出所制作的现场图部分错误。被告对张惠国、史亚敏指认钱维杰或褚庆良把张惠国推倒不予认可，对其他笔录无异议。 本院认为，根据上述询问笔录的描述，结合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和本院实地勘查，本院认定，涉案打架地点在祠堂前约17米＊18米广场上，钱维杰和张红烈发生第一次推搡时，史亚敏、坐在轮椅上的张惠国和褚庆良均在铁皮门外。钱维杰在与张红烈推搡、互殴，未与张惠国接触，证人宋某在第一份笔录中指认钱维杰将张惠国撞倒，在第二份笔录中又予以否认，原告代理人认为宋某的两份笔录互相矛盾，不能采信，张惠国指认钱维杰将他推倒，但他同时也指认褚庆良将他推倒，本案中显然两个人将他推倒不成立，所以张惠国的指认缺乏证明力，史亚敏在笔录中指认钱维杰将张惠国推倒，但张红烈在庭审中陈述史亚敏看见褚庆良将张惠国推倒，两者又存在矛盾，张红烈在庭审中陈述在其与钱维杰相打时未看见张惠国靠近，也未看见钱维杰将张惠国推倒或撞倒，其他证人也未看到钱维杰将张惠国撞倒，故本院认定张惠国倒地受伤与钱维杰缺乏关联。原告诉称褚庆良在帮钱维杰打架之前将张惠国推倒，但该主张除了张红烈当庭陈述外，并无其他证据佐证，本院难以采信。张惠国Ｌ1、Ｌ3椎体轻度压缩性改变、左股骨粗隆间粉碎性骨折的伤情，因其存在骨质疏松的基础疾病，并不能排除其自行跌倒形成的可能。 综上，张惠国倒地受伤与两被告缺乏关联，未产生因果关系，故因张惠国倒地受伤后所产生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各项费用与两被告无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红烈、张红儿、张红梅要求被告钱维杰、褚庆良共同赔偿张惠国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各项费用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453元，由原告张红儿、张红烈、张红梅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厉国平 人民陪审员  蔡 静 人民陪审员  王梦佳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 代书 记员  俞 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