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73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国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法定代表人：范廷川，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汉钦，广东正大方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熊运翠，女，1968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开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斌，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国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熊运翠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40024号民事判决，本院于2020年4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国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汉钦、被上诉人熊运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金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并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熊运翠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涉案服务合同己协商解除，相关的合同义务均已履行完毕，双方协商解除的合同，国金公司已提交相应的履行合同义务的证据予以证实，但一审法院均未予以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国金公司已经向熊运翠履行了藏品网络推广服务。一审法院却不予支持国金公司已经履行藏品网络推广的主张。一审法院认定了国金公司已对熊运翠的乾隆通宝钱币在网络上进行展览。但认为国金公司在进行网络推广展览的网站不具有知名度，难以达到宣传效果。实际上在网络推广宣传中，曝光度才是影响网络推广宣传影响力的主要因素。国金公司为提高网站曝光度以达到藏品宣传效果，每年向百度，今日头条支付大笔的广告费，使网站能够更容易在网络中被网民浏览。在熊运翠一审提交的起诉状中，提到了熊运翠也是通过网络了解到国金公司。这也证明了国金公司在网络上具有较强的曝光度，能够在网络上被浏览者轻易检索到。事实上，根据国金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网站截图中显示熊运翠的乾隆通宝钱币的宣传网址浏览次数己达到761次。一审法院仅以知名度来认定国金公司的网站不具有宣传作用很明显是对行业情况不了解。（二）国金公司已经向熊运翠提供藏品鉴定服务，熊运翠已经当庭承认接受过鉴定专家的意见。后期国金公司也依照约定出具书面鉴定证书，一审法院不予以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中鉴定费包括鉴定费以及鉴定证书费用。关于鉴定费300元人民币，在熊运翠一审起诉状中提及熊运翠向国金公司交付鉴定费300元后，得到了国金公司关于收藏品为真品的鉴定意见，该意见由国金公司聘用的具有国家颁布的相关职业培训证书的专家出具，国金公司的公司营业范围也包括收藏品鉴定服务，熊运翠也己承认接受鉴定服务，因此，国金公司该项收费合法合理。书面鉴定证书代办费用1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鉴定证书主要内容均为手写，无记载鉴定人员资格证书编号、鉴定方法、鉴定过程等内容，且注明仅为学术意见不作其他用途，显然并非有效的鉴定结论。首先，行业内鉴定证书主要内容是对收藏品以书面的形式记录收藏品的时代真伪的鉴定结论，且并没有对证书的字体为印刷体还是手写体提硬性要求。其次，国金公司涉案鉴定书并非国金公司自行出具，是由全国权威专家贾某出具的，国金公司也已经向贾某支付证书费用，贾某的收费在行业内就是这么高，国金公司做的工作仅为代为办理，因此，书面鉴定证书价格收费也符合行业市价不存在收费过高的情况。一审法院以上述理由认定鉴定证书不是有效的鉴定结论，实际上也对鉴定行业的不熟悉而作出的错误判决。（三）国金公司己承认自己不具有拍卖的资质，相关拍卖的工作或说合作系由国金公司付费交由其他有拍卖资质的公司进行拍卖，涉案藏品就是委托新加坡国际拍卖中心有限公司在拍卖，此次拍卖的地点在新加坡卡尔顿酒店。国金公司在一审时已经提交工作人员前往新加坡参与拍卖的照片、视频，又在网络上下载卡尔顿酒店的相关外景内部的相关照片予以相互印证国金公司工作人员系由亲自到新加坡卡尔顿酒店拍卖现场参与拍卖的事实。此外，国金公司将熊运翠的藏品推送给新加坡国际拍卖中心有限公司拍卖是需要付费的，相关的付费信息也于一审提交证据，支付于私人账户张玉川30000元，是同一批参与拍卖藏品一并支付的拍卖款，但一审法院并未予以采纳，属事实认定错误。案涉服务合同是为了将熊运翠的藏品以120万的拍卖价卖出，涉案合同的服务内容是“委托拍卖”，并非由国金公司“自行拍卖”，一审法院审查涉案合同内容严重错误，导致错误认定国金公司未履行义务。综上所述，国金公司已经依照合同约定收取合理费用，已为熊运翠提供网络宣传服务、鉴定服务、代办鉴定证书服务、委托拍卖服务，国金公司也因履行相应义务，向相关合作方支付了合作费用，涉案服务合同的解除，就系双方系经过平等结算并协商解除的合同，相关的合同义务均己履行完毕。（四）1．委托声明的出具过程是熊运翠委托国金公司的经办人代熊运翠办理解除本案案涉合同及取回熊运翠产品的委托声明。在2019年7月20日熊运翠出具该委托声明给经办人李某，李某收到后即向国金公司办理解除合同及取回产品的相关手续。合同附件中有一张产品的照片，载明合同义务已履行，合同已解除，产品取回的事实，证明双方履行完合同全部权利义务后经过协商一致终止。2．合同第2条1-3项服务合同只要完成其中一项，国金公司就已经履行完合同义务，国金公司履行了将产品送至新加坡拍卖的合同义务，无需等到服务期限才算合同履行完毕。本案合同的终止是经过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后的终止也是合同履行完毕的终止。综上，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基本事实认定错误，损害了国金公司的合法权益。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熊运翠的诉讼请求。熊运翠辩称，（一）国金公司主张其将案涉产品进行网络推广服务，但本案合同约定的展览方式为新加坡拍卖，因此其网络推广的受众应当是在新加坡展览范围内。但本案国金公司无证据证明将案涉产品交给新加坡有关单位进行了拍卖，其网站的宣传效果有限，宣传册是否发放不清楚，展览地址是否为国外也不清楚，拍摄的视频也无法证明拍摄地点是在新加坡。国金公司将案涉产品带到新加坡应当有进出关单据，但国金公司并没有提交，无法证明其交给新加坡拍卖公司进行拍卖。同时国金公司也无证据证明有在报刊上进行拍卖公告、拍卖师是否有资质，拍卖过程仅有十几秒，因此国金公司不能证明其履行了新加坡展览及拍卖义务。本案合同目的是通过新加坡拍卖得到出卖目的，国金公司没有履行主要义务，应当退款。（二）国金公司收取的鉴定费，鉴定书上的鉴定人没有资格证，鉴定方式及过程、有关单位也没有盖章，国金公司收取鉴定费没有依据，需退还鉴定费。同意一审判决，请求维持原判。熊运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熊运翠、国金公司之间的服务合同关系；2．国金公司立即返还熊运翠支付的鉴定费360元、委托服务款20000元、证书办理费100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1553.42元（利息以3036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从2018年10月31日开始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3．国金公司立即归还熊运翠“五帝钱”钱币一套（一套五枚，即顺治通宝、康熙通宝、雍正通宝、乾隆通宝、嘉庆通宝钱币各一枚）；4．国金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庭审中，熊运翠称国金公司已退还“五帝钱”，故撤回其第3项诉讼请求，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为：1．解除熊运翠、国金公司之间的服务合同关系；2．国金公司立即返还熊运翠支付的鉴定费360元、委托服务款20000元、证书办理费100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1553.42元（利息以3036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从2018年10月31日开始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3．国金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1月3日，国金公司（甲方）与熊运翠（乙方）签订《委托展览服务合同书》（合同编号：GDGJ-XJP20180305），约定：“一、服务内容1．甲乙双方约定：乙方物品（详见合同附件）参加甲方组织的展览活动，甲方为乙方的物品展览提供相应的服务；2．展览地点：新加坡拍。二、服务期限1．服务期间内，乙方物品被购买的，本合同自行终止；2．甲方执行完毕上述服务即本合同第一条内容，合同自行终止；3．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至2019年11月3日止。4．完成上述三项之一的，本合同自行终止。三、服务费用1．甲乙双方约定，乙方应当支付甲方约定基础服务费（包括网络宣传推广、各种形式的展示及印刷制作宣传图册等宣传方式）人民币20000元……上述费用合计人民币20000元（大写贰万元）；若展览物品未成交的，乙方已交的上述1项基础服务费用不予退还……四、服务费用的支付1．甲乙双方约定，合同签订当日，乙方应向甲方一次性支付约定基础服务费……五、甲方的权利和义务……3．甲方有权利自行安排乙方物品展览的地点，但有特别约定的除外。4．甲方应根据展览的具体情况，对乙方物品进行宣传……六、乙方的权利和义务1．乙方有在委托的服务期限内享受甲方提供展览服务的权利……九、违约责任1．甲乙双方约定，任何一方不及时或不完全履行本合同义务，即构成违约，违约方除应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外，还需向守约方支付相当于本合同第三条第1项约定的约定基础服务费10%的违约金……”该合同签署页中，甲方经办人处的签名为“李观州”，联系电话为185××××4917，并加盖有国金公司公章；乙方一栏有熊运翠的签名并盖有指模。该合同附件载明展览物品名称为“乾隆通宝”，数量1枚，类别为钱币，规格为直径2.2cm、重4.0g，客户自定价120万，备注注明“藏品放公司”，并附有展览物品照片。熊运翠分别于2018年10月27日、10月30日、10月31日、2019年3月30日向微信用户li185××××4917转账5次，其中2018年10月27日转账300元，2018年10月30日转账6000元、9000元，2018年10月31日转账5000元，2019年3月30日转账10000元，以上转账金额合计30300元。国金公司于2018年11月1日向熊运翠开具编号为0008319的收据，载明“今收到熊运翠新加坡项目全款20000元”；国金公司于2019年3月31日向熊运翠开具编号为0009221的收据，载明“今收到熊运翠代办全款10000元”；上述2张收据经手人一栏均有“李观州”的签名。国金公司确认其已收到熊运翠支付的鉴定费300元、委托服务费20000元及鉴定证书费10000元。上述合同签订后，熊运翠一直与微信用户li185××××4917沟通合同履行相关事宜。2018年12月13日，该微信用户对熊运翠说：“15号帮你安排两个买家过来公司，有没有时间过来出手钱币。”熊运翠回复：“我没时间过来，请你帮我办就行李经理。”2018年12月27日，该微信用户对熊运翠说：“熊女士图录到了，编号3236是你钱币，在图录找的到。”熊运翠回复：“嗯，看到。”2019年3月27日，该微信用户对熊运翠说：“这两个买家看中了，就是提出了要证书权威证书。”诉讼中，熊运翠提交国金公司向其交付的鉴定证书（编号：N9-184GT3-31-1），其中藏品名称、年代、规格、鉴评等内容均为手写，并手写注明“鉴定结论仅为对藏品真伪年代特征之学术意见不作为其他任何凭证”，证书内页右下方专家签字一栏有字样为“贾某”的手写体签名及印章，但无记载鉴定人员资格证书编号、鉴定方法、鉴定过程等内容。国金公司提交了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全国联网查询结果，其内容显示贾某具有鉴定估价师的职业资格（证书编号0710011018400178）。国金公司还提交了2019年4月3日范丽民向贾某支付23400元的转账凭证，显示转账附言为“国金付证书款”，拟证明国金公司就包括熊运翠在内的客户办理鉴定证书一事向鉴定人贾某付款。国金公司主张其在案涉合同项下的主要义务是对熊运翠的藏品组织展览宣传并委托新加坡国家拍卖中心有限公司进行拍卖。国金公司为证明其已履行上述合同义务，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转账明细截图、国金公司网站截图、拍卖宣传册、拍卖及预展现场视频、酒店照片、携程酒店及机票订单等证据。其中，转账明细截图显示对方账户名称为张玉川，支出金额为30000元，转账附言为“国金付拍款”，无显示付款人账户名称；国金公司网站截图显示国金公司在名为国金文化（网址为××）的网站“藏品展厅”栏目中展示了“乾隆通宝”钱币的图片、基本信息等内容；拍卖宣传册中载有3236号藏品“乾隆通宝”钱币的图片、规格、价格；拍卖及预展现场视频显示3236号藏品“乾隆通宝”钱币在某个室内展厅展览，拍卖视频17至32秒期间为3236号藏品“乾隆通宝”钱币的拍卖过程，视频中并无显示拍摄日期及现场地址信息。另查明，熊运翠于2019年7月20日手写出具《委托声明》，内容为：“本人熊运翠……于2018年11月3日与国金公司签订的委托展览服务合同（合同编号）GDGJ-XJP20180305（藏品名称）乾隆通宝。本人特此声明，本人承诺与国金公司此前签署的委托展览服务合同，由于合同到期就此作废取消。”经询问，熊运翠、国金公司双方一致确认案涉合同于2019年7月20日解除。一审法院认为，熊运翠与国金公司签订《委托展览服务合同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履行。熊运翠诉请解除合同，国金公司明确表示同意，且双方一致认可该合同已于2019年7月20日解除，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现熊运翠主张国金公司未履行案涉《委托展览服务合同书》项下义务，故要求国金公司退还熊运翠支付的鉴定费360元、基础服务费20000元及鉴定证书费10000元。国金公司则主张其已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对此，第一，国金公司提交的证据虽显示国金公司已通过网站、拍卖宣传册、室内展厅对熊运翠藏品进行展览宣传，但该网站是国金公司自己使用的网站而非知名网站，拍卖宣传册的发放范围不明，室内展厅具体地址及展览受众亦不明确，即难以保证国金公司该展览宣传的实际效果。第二，拍卖及预展现场视频均无显示拍摄时间及现场地址信息，酒店照片、携程酒店及机票订单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足，国金公司支付委托拍卖款的转账明细截图无法体现出收款人与新加坡国家拍卖中心有限公司的关联性，国金公司亦未提交其与新加坡国家拍卖中心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等证据，难以证实国金公司确有委托新加坡国家拍卖中心有限公司拍卖熊运翠的藏品。第三，国金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拍卖会的举办经刊登报纸进行了公告，亦无法证明拍卖会的拍卖师具有相应的拍卖资质。且现场视频显示的拍卖时长仅十余秒，拍卖过程过于简单。第四，国金公司就鉴定一事收取熊运翠10300元，但国金公司向熊运翠交付的鉴定证书主要内容均为手写，无记载鉴定人员资格证书编号、鉴定方法、鉴定过程等内容，且注明仅为学术意见不作其他用途，显然并非有效的鉴定结论。综合以上分析可知，国金公司在实际履约过程中，既未依约将熊运翠的藏品送交新加坡国家拍卖中心有限公司拍卖，所提供的展览、宣传、拍卖、鉴定等服务也无法充分保证熊运翠藏品的成功交易。而熊运翠向国金公司支付高额服务费用的合同目的，恰是希望通过国金公司充分履行展览、宣传、拍卖等合同义务而令其藏品成功卖出。国金公司提供的服务与其收取的高额费用不相适应，其履行合同的过程存在违约，综合考虑国金公司已提供的展览宣传服务的情况，一审法院酌定国金公司退还熊运翠基础服务费14000元、鉴定费用10300元，熊运翠超出该金额的退款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国金公司应退还的款项是否需计息的问题，虽然国金公司存在违约行为，但案涉《委托展览服务合同书》并非无效或可撤销合同，国金公司向熊运翠收取案涉费用时是有合同依据且符合双方合意的，双方解除合同时亦无就违约方认定或费用退还达成一致意见，故熊运翠主张国金公司自2018年10月31日起计付利息的诉请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于2020年3月2日判决：一、熊运翠与国金公司于2018年11月3日签订的《委托展览服务合同书》（合同编号：GDGJ-XJP20180305）于2019年7月20日解除；二、国金公司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熊运翠退还基础服务费14000元；三、国金公司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熊运翠退还鉴定费用10300元；四、驳回熊运翠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98元，由熊运翠负担143元，国金公司负担455元。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主要为国金公司是否已经依约全面履行合同，熊运翠主张退还基础服务费和鉴定费用是否成立。对此，第一，国金公司辩称已全面履行《委托展览服务合同书》项下义务，一审法院分析国金公司提交的履行合同证据材料，认定其仅提供了有限推广展览服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并不再赘述。国金公司上诉认为熊运翠已确认合同义务履行完毕。对此，熊运翠在《委托声明》中并未对国金公司提供的服务予以确认，仅载明“合同到期就此作废取消”；涉案合同附件中“合同义务已全面履行、合同已注销、藏品已取回”是在印章上预先刻制而成，客户签字栏是由国金公司经办人李观州代熊运翠签字，不足以证实熊运翠确认上述内容。国金公司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第二，国金公司上诉认为其网站曝光度较高，已履行了网络推广服务。对此，国金公司对其公司网站在行业内具有较高知名度、曝光度的事实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其上诉陈述的网页浏览次数761次也不足以证实涉案藏品已通过国金公司网站进行了有效推广，故其项上诉理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第三，国金公司上诉认为已提供了藏品鉴定服务。对此，涉案鉴定证书载明“鉴定结论仅为对藏品真伪年代特征之学术意见，不作为其他任何凭证”，并无记载鉴定方法、过程等内容，无法体现“鉴定”的本质要求。国金公司上诉主张办理该种证书市场价格即为10000元，没有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不予采信。同时国金公司提交的范丽民向贾某转账23400元电子回单，亦无法证实与涉案鉴定证书具有直接关联。一审法院认定国金公司返还鉴定及证书办理费用103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第四，国金公司上诉认为已经提供了拍卖服务。对此，国金公司一审提交的向张玉川账户支付30000元支付凭证，与涉案协议履行缺乏必要关联。即使已对涉案藏品提供了一定展览拍卖服务，亦与其收取的服务费用不能匹配。一审法院综合审查相关证据，酌情认定国金公司返还服务费14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国金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5元，由广东国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凡审判员  莫芳审判员  邓娟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张露李泳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