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1民特56号申请人（仲裁申请人）：李映东，男，1959年2月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代理人:李磐如，女，汉族，1991年12月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系李映东的女儿。被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18号。法定代表人：俞仕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房兵，该公司员工。委托代理人：李民，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李映东因与被申请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不服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广州仲裁委）作出的（2016）穗仲案字第8970号仲裁裁决，申请予以撤销。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申请人李映东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为：一、关于仲裁协议问题，李映东与国元证券公司签订的原《融资融券合同》中的仲裁协议条款，并不符合《合同法》关于仲裁条款要用不同的特别字体区别或者用不同颜色标明的规定。李映东只是为了尽快了结赔偿问题，才与国元证券公司重新签订了《补充协议》。二、仲裁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本仲裁案在仲裁过程中发现国元证券公司涉嫌严重的伪造证据的刑事犯罪问题，仲裁委应依法首先解决涉及民转刑问题。在没有对民转刑事项作出处理结论之前，仲裁裁决违反了法律实体的规定。三、仲裁庭的组成违反法定程序。仲裁委主任对首席仲裁员沈云樵副教授的选定没有征求当事人的意见，违反《仲裁法》及《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以下简称《仲裁规则》）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四、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1．仲裁庭未收集关键证据。广州仲裁委拒绝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管局（以下简称安徽证监局）调取安徽证监局分别在2016年6月15日、2017年7月5日、2017年12月7日向李映东作出《答复函》之前国元证券公司向安徽证监局提供的答辩材料。2．仲裁庭未对以下证据进行质证：李映东提交的下列证据：（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武汉市中南证券部与彭先祥股票纠纷一案的请示答复》；（2）关于太平洋证券在2015年半年平仓记录材料；（3）2015年7月7日、2015年7月8日、2015年8月24日国元证券公司发送给李映东的短信截图附注；（4）2018年11月24日李映东向仲裁庭提交的《仲裁案庭审发言》；（5）李映东与国元证券公司工作人员在2015年进行过七次商谈、在2016年进行过三次商谈的证据；(6)李映东与国元证券公司刘女士于2015年8月21日09:45:43通话录音、2015年8月24日09:17:53通话录音、2015年8月25日09:32:00通话录音、2015年8月25日09:42:14通话录音、2015年8月25日15:05:02通话录音、2015年8月26日09:02:08通话录音、2015年8月26日16:01:421通话录音、2015年8月27日09:25:47通话录音、2015年8月27日13:20:05通话录音、2015年8月28日14:27:41通话录音。国元证券公司提交的下列证据：（1）2015年8月20日下午14点18分的通话录音以及国元证券公司对2015年8月21日9点45分的通话录音的虚假陈述材料；（2）2017年10月24日、2017年11月27日提交的《关于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伪造证据的情况说明》；（3）2017年3月2日、2017年3月6日提交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李映东证券期货交易纠纷一案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理意见》；（4）2017年12月10日国元证券公司提交的《补充代理意见》；（5）（2017）沪02民终1182号民事判决书、（2014）新民三初字第247号民事判决书、（2016）苏01民终4361号民事判决书、（2015）秦商初字第2211号民事判决书、（2015）天民初字第05241号民事判决书、（2015）鄂江汉民二初字第01977号民事判决书、(2015)芦法民二初字第241号民事判决书；其他证据：（1）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执保1964裁定书及受理案件通知书、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9）皖0104证保1-3号民事裁定、国元证券公司于2019年6月14日就证据保全向蜀山区人民法院出具的《说明》及蜀山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3日将该《说明》送达给李映东的送达回证；(2)安徽监管局的三份《答复函》;(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关于对的复函》及《咨询函（存根）》；等。3．仲裁裁决故意严重超期和《延长审理申请表》造假问题；4．仲裁庭未对李映东提交的《民转刑申请书》、《回避申请书》作出答复；5．李映东已向仲裁庭提交《撤回仲裁申请书》；6．国元证券公司在第三次庭审中提出反请求，但仲裁庭未进行第四次庭审即作出了裁决；7．仲裁裁决逻辑错误，依据国元证券公司伪造的证据及虚假陈述认定案件事实，且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作为裁决的法律依据；8．仲裁裁决出具的程序造假；9．仲裁员签名造假；10．仲裁庭审笔录没有如实记录庭审情况，没有保留三次开庭的录音录像。五、仲裁裁决所依据的下列证据是伪造的：1．《融资融券客户申请追保线及延缓平仓审核情况》；2．2015年7月7日下午五时后至当天晚上近十时的近二个小时的通话录音以及国元证券公司于2019年6月14日提交给蜀山区法院的《说明》；2015年7月7日上午1分钟的通话录音；3.国元证券公司三次以上提交给安徽证监局的证据及陈述材料；4．2017年10月24日、2017年11月27日提交的《关于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伪造证据的情况说明》；5．2015年8月20日下午14点18分的录音及国元证券公司对2015年8月21日9点45分通话录音的虚假陈述；6．《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李映东证券期货交易纠纷一案代理意见》、《补充代理意见》；7．《关于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伪造证据的情况说明》；8．《对国元证券李民律师的虚假陈述处分请求》；9．短信截图附注；10.安徽证监局的三次《答复函》；11.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2019）粤0304执保1964号通知书、（2019）粤0304证保1号民事裁定书、证据保全申请书、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9）皖0104证保1-3号民事裁定书、国元证券公司于2019年6月14日就证据保全向蜀山区人民法院出具的《说明》及蜀山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3日将该《说明》送达给李映东的送达回证、广州仲裁委证据保全提请函（存根）（至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12.《关于广仲要求质证的意见》。六、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1．2015年7月7日下午17时-22时客户李映东与国元证券客户经理刘璐曼的通话录音，通话号码分别为：180××××6490与0755-83xxxx27、180××××6490与134××××4529；2．国元证券公司2015年度自营账户盈利交易明细；3．安徽证监局分别在2016年6月15日、2017年7月5日、2017年12月7日向李映东作出其投诉国元证券公司的《答复函》之前，国元证券公司向安徽证监局提供的答辩材料；4．2015年8月24日后的一些对国元证券公司不利的通话内容；5.李映东与国元证券公司工作人员在2015年进行过七次商谈、在2016年进行过三次商谈的证据；6.李映东与国元证券公司刘女士于2015年8月21日09:45:43通话录音、2015年8月24日09:17:53通话录音、2015年8月25日09:32:00通话录音、2015年8月25日09:42:14通话录音、2015年8月25日15:05:02通话录音、2015年8月26日09:02:08通话录音、2015年8月26日16:01:421通话录音、2015年8月27日09:25:47通话录音、2015年8月27日13:20:05通话录音、2015年8月28日14:27:41通话录音；7.2015年8月24日国元证券公司发送给李映东的短信截图附注。七、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的行为。李映东在近三年的审理中已向仲裁委及仲裁庭再三告知国元证券公司涉嫌伪造证据、虚假陈述、隐瞒证据及构陷客户犯罪事实和证据，且向仲裁委及仲裁庭提交回避、民转刑、撤回仲裁申请、要求观看庭审录像录音等申请书，均得不到仲裁委及仲裁庭的明确答复，说明仲裁员故意徇私枉法。八、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私有合法财产受国家法律保护，仲裁裁决完全践踏一系列基本法律，将直接损害全体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请求撤销（2016）穗仲案字第8970号仲裁裁决。国元证券公司答辩称：第一、对仲裁协议问题，事实上，李映东和国元证券公司之所以在广州仲裁委申请仲裁，完全是基于李映东的单方要求，仲裁协议合法。第二，申请人认为仲裁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无权仲裁，国元证券公司认为裁决对象为李映东和国元证券之间的融资融券合同相关的权利义务的争议，完全符合补充协议所约定的仲裁事项内容，所以裁决书所裁决的范围没有超过仲裁协议所约定的范围。第三，《仲裁规则》规定由双方各选一名仲裁员，首席仲裁员是由双方协商，协商不成，由仲裁委主任来指定，李映东和国元证券公司各选一名仲裁员以后，没有选定首席仲裁员，在这种情况下，仲裁委依据仲裁规则由仲裁委的主任来指定首席仲裁员，完全符合《仲裁规则》的规定，所以仲裁庭的组成是合法的。本案仲裁裁决，经过了三次开庭，双方已经将各自的所有证据提交，并申请调取相关证据，仲裁委在给双方充分时间提交证据、充分说明的基础上作出裁决，仲裁庭的程序没有违反法律规定。第四，本案的仲裁裁决所依据的证据没有伪造。本案的仲裁裁决书，从裁决书里面可以看到，李映东总共提交了15份证据，国元证券公司也提交了15份证据，裁定书依据双方对真实性认可的证据所作出的裁决，不存在伪造证据问题。第五，国元证券公司没有隐瞒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裁决书所依据的所有证据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李映东提交，二是国元证券公司提交，三是属于李映东和国元证券公司申请调取的证据。国元证券公司认为跟本案有关联的证据，都已经充分向仲裁庭提交，第一个要说明的问题是李映东向广州仲裁委申请调取国元证券2015年的自营账目问题。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法院给国元证券公司送达裁定的时候，国元证券公司向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法院提出仲裁案件审理的是李映东和国元证券之间的融资融券合同纠纷，融资融券的业务板块和自营业务板块是分开的，国元证券的自营业务跟本案的融资融券业务没有关联性，法院认可国元证券公司的观点。第二，是李映东向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法院申请调取国元证券公司向给安徽证监局所做的答复报告情况说明。国元证券公司给蜀山区法院的回复是国元证券公司给安徽证监局的材料已经送给了安徽证监局，并非是在国元证券公司手上，法院应当到安徽证监局调取，国元证券公司不存在隐瞒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情形。第六，仲裁员在审理中没有索贿受贿、循私枉法，循私舞弊、枉法裁判的行为。李映东根本没有向法庭提交刑事判决文书或纪律处分决定书，能够确认本案裁决的三个仲裁员涉及到刑事犯罪和纪律处分。第七，本裁决书主要审理李映东和国元证券公司之间的融资融券合同纠纷，没有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经审查查明：2016年9月7日，广州仲裁委依据李映东与国元证券公司于2016年7月2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受理了李映东关于证券期货交易纠纷的仲裁申请，案号为（2016）穗仲案字第8970号。在《仲裁规则》规定期限内，李映东选定仲裁员李伯侨，国元证券公司选定了仲裁员周雪，因双方没有共同选定首席仲裁员，故广州仲裁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三十条、《仲裁规则》第八十七条的规定，由广州仲裁委主任指定首席仲裁员沈云樵。2019年7月5日，广州仲裁委作出（2016）穗仲案字第8970号仲裁裁决：对李映东的全部仲裁请求不予支持，仲裁费由李映东承担。李映东对该裁决不服，现以《融资融券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不符合规定、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仲裁庭的组成或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裁决所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国元证券公司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的行为以及仲裁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等为由向本院申请予以撤销。另查明：李映东与国元证券公司于2013年5月16日签订的《融资融券合同》第七十条约定：本合同执行中如出现争议，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提交合肥仲裁委员会仲裁。双方于2016年7月8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双方同意将2013年5月16日签订的《融资融券合同》（合同编号0000291）第70条约定的提交合肥仲裁委员会仲裁变更为提交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因2015年8月李映东信用账户强制平仓事宜，双方同意提交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双方承诺本协议签订后，只通过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依法提交仲裁的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利，保证不再采取任何其他方式和手段，本协议自双方签名或盖章之日起即发生法律效力。李映东于第一次庭审前向仲裁庭提交2015年8月21日、2015年8月24日、2015年8月25日的通话录音光盘以及2015年8月21日09:45:43国元证券公司刘女士与李映东的通话录音文字材料、2015年8月24日09:17：53国元证券公司刘女士与李映东的通话录音文字材料等证据。李映东于2016年9月29日向仲裁庭提交与国元证券公司七次协商录音的光盘。李映东于2016年10月20日向仲裁庭提交以下通话录音的文字材料：2015年8月24日13:36:32国元证券公司刘女士与李映东的通话录音、2015年8月24日14:11:49国元证券公司刘女士与李映东的通话录音、2015年8月25日09:32:00国元证券公司刘女士与李映东的通话录音、2015年8月25日09:42:14国元证券公司刘女士与李映东的通话录音、2015年8月25日15:05:02国元证券公司刘女士与李映东的通话录音、2015年8月26日12:17:09其与国元证券公司的第一次协商录音、2015年9月9日其与国元证券公司的第三次协商录音。在2016年11月3日第一次庭审中，首席仲裁员告知双方当事人仲裁庭组成人员不存在应向当事人披露的情形，双方当事人表示清楚，首席仲裁员告知仲裁庭组成人员及办案秘书，并询问双方当事人是否申请仲裁员和办案秘书回避，双方当事人均答复不申请回避。国元证券公司提交了2015年8月20日下午14点18分的电话告知录音，李映东的质证意见为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国元证券公司提交了《融资融券客户申请追保线及延缓平仓审核情况》，李映东的质证意见为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对关联性有意见；国元证券公司提交2015年8月25日上午9点27分、2015年8月26日下午3点57分、2015年8月27日上午9点20分的电话录音（附文字材料），李映东的质证意见为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对关联性有意见。李映东提交了2015年8月24日国元证券公司发送给李映东的短信截图、2015年8月26日李映东与国元证券公司第一次协商录音、2015年9月9日李映东与国元证券公司第三次协商录音，国元证券公司对前述证据的三性无异议。李映东提交了其与国元证券公司刘女士于2015年8月24日09:17:53通话录音、2015年8月25日09:32:00通话录音、2015年8月25日09:42:14通话录音、2015年8月25日15:05:02通话录音、2015年8月26日李映东与国元证券公司第一次协商录音、2015年9月9日李映东与国元证券公司第三次协商录音，国元证券公司对前述证据的三性无异议。首席仲裁员询问双方当事人是否还有其他证据需要出示。李映东、国元证券公司均答复：没有其他证据。2017年4月17日，广州仲裁委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以下简称广东监管局）发出《咨询函》，广东监管局于2017年5月23日出具《关于对的复函》（以下简称《复函》）。仲裁庭根据国元证券公司的申请，向安徽监管局调取了其向李映东出具的三份《答复函》：1.安徽监管局于2016年6月15日出具的《答复函》，内容为：未发现国元证券公司在强制平仓过程中存在违法违规问题；2.安徽监管局于2017年7月5日出具的《答复函》，内容为：《融资融券客户申请追保线及延缓平仓审核情况》存在日期填写错误的问题，但与李映东反映的账户被平仓问题并无直接关联；3.安徽监管局于2017年12月7日向李映东出具《答复函》，内容为：关于《融资融券客户申请追保线及延缓平仓审核情况》问题，根据复核，发现该表中2015年7月7日应为2015年7月8日，2015年7月6日应为2015年7月7日，国元证券公司未保存2015年8月21日呼入深圳百花二路营业部的电话录音。2017年12月10日，仲裁庭进行第二次开庭，首席仲裁员告知双方当事人要求回避权，双方当事人未对仲裁庭成员提出异议。李映东主张根据2015年7月7日、2015年7月8日国元证券公司发送给李映东的短信截图附注，能够证明《融资融券客户申请追保线及延缓平仓审核情况》数据造假，国元证券公司对2015年7月7日、2015年7月8日国元证券公司发送给李映东的短信截图附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融资融券客户申请追保线及延缓平仓审核情况》是日期错误，数据没有错误。仲裁庭对调取的安徽证监局的三份《答复函》、广东证监局的《回复函》交由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辩证。李映东出示2016年2月17日-18日其与安徽证监局工作人员的通话录音，国元证券公司发表了质证意见。首席仲裁员询问双方当事人是否还有其他证据需要出示。李映东、国元证券公司均答复：没有其他证据。李映东于2018年8月14日向仲裁庭提交《撤回仲裁申请书》，以其五次到广州仲裁委信访要求质证、开庭未见答复，如广州仲裁委依然不准，除非国元证券公司答复放弃质证和辩论才不需要开庭，否则《撤回仲裁申请书》随即生效。2018年8月14日的笔录记载，李映东陈述其昨天已向仲裁庭提交了第三次开庭申请书，如果仲裁庭决定不再进行第三次开庭，《撤回仲裁申请书》即生效，如果仲裁庭决定进行第三次开庭，《撤回仲裁申请书》暂不生效。李映东于2018年8月27日向仲裁庭提交《回避申请书》，以首席仲裁员沈云樵在仲裁过程中存在违反法律程序以及在实体上偏袒国元证券公司的行为并涉嫌徇私枉法罪为由，申请首席仲裁员沈云樵回避。2018年11月24日，李映东向仲裁庭提交《关于变更仲裁请求的申请书》、《仲裁案庭审发言》，其中庭审发言记载有“太平洋证券在2015年上半年平仓记录材料的比对”，拟证明国元证券公司构陷客户制造平仓。2018年11月25日，仲裁庭进行第三次开庭，首席仲裁员告知双方当事人要求回避权，双方当事人未对仲裁庭成员提出异议，李映东陈述《关于武汉市中南证券部与彭先祥股票纠纷一案的请示答复》，并向广州仲裁委申请调取以下证据：1.2015年7月7日下午17时-22时客户李映东与国元证券客户经理刘璐曼的通话录音，通话号码分别为：180××××6490与0755-83670627、180××××6490与134××××4529；2.安徽证监局分别在2016年6月15日、2017年7月5日、2017年12月7日向李映东作出其投诉国元证券公司的《答复函》之前，国元证券公司向安徽证监局提供的答辩材料；3.国元证券公司2015年度自营账户盈利交易明细。国元证券公司认为其已经提交了全部现存的录音资料，仲裁庭对第1-2份证据决定不予调取。李映东在该次庭审明确第一项诉讼请求，国元证券公司要求答辩期，并提出反请求，反请求的书面材料庭后提交，首席仲裁员提出：由于仲裁庭已经同意李映东明确仲裁请求的第一项，不同意李映东增加其他仲裁请求，同时国元证券公司当庭提出反请求，并要求给予一定时间的答辩期，所以仲裁庭会考虑是否组织下一次开庭，关于李映东的第一项仲裁请求的计算依据、方法、结果可以书面提交仲裁庭，如果组织下一次开庭，则在下一开庭前提交仲裁庭，并由国元证券公司质证，国元证券公司提出反请求后，也给予李映东答辩期。双方当事人均未在第三次庭审中提交证据。之后，国元证券公司未向仲裁庭提交反请求的书面申请，仲裁庭未再组织开庭。李映东于2019年1月20日向广州仲裁委提交证据保全申请书，广州仲裁委转交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2日作出（2019）粤0304证保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保全2015年7月7日下午17时-22时客户李映东与国元证券客户经理刘璐曼的通话录音，通话号码分别为：180××××6490与0755-83xxxx27、180××××6490与134××××4529，国元证券公司提交了当天上午1分钟的通话录音。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皖0104证保1号民事裁定，裁定保全国元证券公司2015年度自营账户盈利交易明细，并向国元证券公司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国元证券公司于2019年6月14日向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提交《说明》，以自营账户与融资融券业务是分开的，自营账户与本案融资融券业务没有关联，没有提交该份证据，该法院于2019年9月23日将《说明》送达给李映东；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皖0104证保2号民事裁定，裁定保全安徽证监局分别在2016年6月15日、2017年7月5日、2017年12月7日向李映东作出其投诉国元证券公司的《答复函》之前，国元证券公司向安徽证监局提供的答辩材料，并向国元证券公司发生协助执行通知书，国元证券公司以其已经将材料交给安徽证监局未保留材料为由，没有提交该份证据；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皖0104证保3号民事裁定，裁定保全2015年7月7日下午17时-22时客户李映东与国元证券客户经理刘璐曼的通话录音，通话号码分别为：180××××6490与0755-83xxxx27、180××××6490与134××××4529，并向国元证券公司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2019年1月13日，李映东向广州仲裁委提交《关于再开庭的意见》，要求再次开庭。李映东于2019年6月28日向仲裁庭提交《民转刑申请书》，以国元证券公司涉嫌伪造证据为由，要求仲裁庭将案件转为刑事案件处理；李映东于同日提交《回避申请书》，以首席仲裁员沈云樵违法乱纪、不予调取证据、不作为等为由申请首席仲裁员沈云樵回避。本院认为：本案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纠纷，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审查。关于仲裁条款的问题。李映东与国元证券公司签订的《融资融券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仅是对双方争议解决方式的约定，不影响双方的实体权利，也不存在限制李映东权利、加重李映东责任的情形，故李映东以《融资融券合同》的仲裁条款未作区别于其他条款的标识为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本院不予支持。李映东与国元证券公司之后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双方同意将2013年5月16日签订的《融资融券合同》（合同编号0000291）第70条约定的提交合肥仲裁委员会仲裁变更为提交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因2015年8月李映东信用账户强制平仓事宜，双方同意提交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该仲裁条款文意清晰，不存在分歧，明确约定了协商不能情况下的仲裁机构、仲裁规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为有效仲裁条款。李映东以其为尽快解决争议才同意《补充协议》的仲裁条款为由申请撤销涉案仲裁裁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李映东主张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条关于“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的规定和《仲裁规则》第三条关于“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依法向本会申请仲裁”的规定，本案系李映东与国元证券公司之间因双方签订的《融资融券合同》《补充协议》所引起的纠纷，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合同纠纷，属于广州仲裁委的受理范围。李映东与国元证券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将2013年5月16日签订的《融资融券合同》第70条约定的提交合肥仲裁委员会仲裁变更为提交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因2015年8月李映东信用账户强制平仓事宜，双方同意提交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涉案仲裁系李映东依据《补充协议》中的仲裁条款主动向广州仲裁委提出申请，李映东因与国元证券公司之间产生证券期货交易合同纠纷属于上述仲裁条款约定的仲裁范围，广州仲裁委依法有权裁决该纠纷。另外李映东作为申请人，主动向广州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可见李映东对于双方存在仲裁协议且广州仲裁委有权管辖双方争议的事实是确认的，但其现在以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为由申请撤销涉案仲裁裁决，明显与其之前的行为相悖，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仲裁庭的组成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没有在仲裁规则规定的期限内约定仲裁庭的组成方式或者选定仲裁员的，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仲裁规则》第三十条第四项规定：“当事人自收到受理通知或者仲裁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没有选定或者共同选定仲裁员、首席仲裁员的，由本会主任指定。”在本案中，李映东在广州仲裁委限定的时间内未与国元证券公司共同选定首席仲裁员，故广州仲裁委主任指定首席仲裁员，符合上述法律及仲裁规则的规定，并无不当。关于李映东主张的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关于“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是指未按仲裁法规定的仲裁程序和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则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决的情形”的规定，故以仲裁程序违法撤销仲裁裁决，必须具备两个要件：一是仲裁违反仲裁法规定的仲裁程序和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则，二是仲裁违反仲裁程序或者仲裁规则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决。对于李映东主张仲裁违反法定程序必须严格按照前述要件进行审查。第一，李映东主张的仲裁庭未收集到关键证据的问题，根据《仲裁规则》第三十八条关于“当事人调查收集证据确有困难的，经当事人申请，仲裁庭认为必要的，可以出具协助调查函”的规定，仲裁庭有权决定是否同意其调查取证申请。仲裁庭经审查不同意当事人的调查取证申请，不构成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理由。第二，李映东主张仲裁庭未对部分证据进行质证的问题。根据本仲裁案适用的《仲裁规则》第二十七条第（二）项关于“当事人应当自收到立案通知书、申请书副本之日起15日内完成举证。逾期提交的，仲裁庭有权拒绝接受。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确有困难的，可以在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延长举证期限，是否延长，由仲裁庭决定”、第三十四条第（三）项关于“对于当事人开庭后提交的证据材料，仲裁庭决定接收但不再开庭审理的，可以要求当事人在一定期限内提交书面质证意见”的规定，对当事人补交的证据材料是否接收及是否开庭质证，均是仲裁庭有权决定的事项。经审查，第一次庭审对国元证券公司提交的2015年8月20日下午14点18分的通话录音、李映东提交的2017年8月24日国元证券公司发送给李映东的短信截图附注、李映东与国元证券公司工作人员于2015年8月26日第一次协商录音、2015年9月9日第三次协商录音、李映东与国元证券公司的李女士于2015年8月24日09:17:53通话录音、2015年8月25日09:32:00通话录音、2015年8月25日09:42:14通话录音、2015年8月25日15:05:02通话录音进行质证；第二次庭审对李映东提交的2017年7月7日、7月9日国元证券公司发送给李映东的短信截图附注、安徽证监局出具的三份《答复函》、广州仲裁委向广东证监局出具的《咨询函》及广东证监局出具的《复函》进行质证；故李映东主张前述证据未经质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李映东、国元证券公司在第一次、第二次庭审中已经出示相应的证据并将证据交由对方当事人进行质证、辩证，经首席仲裁员询问有无其他证据提交，国元证券公司、李映东均明确答复没有其他证据，国元证券公司、李映东在第三次庭审中未向仲裁庭提交证据，故李映东主张仲裁庭未予质证其于庭审前提交的证据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至于李映东向仲裁庭提交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武汉市中南证券部与彭先祥股票纠纷一案的请示答复》、第三次仲裁庭审意见（内包含关于太平洋证券在2015年半年平仓记录材料），国元证券公司向仲裁庭提交的《关于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伪造证据的情况说明》《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李映东证券期货交易纠纷一案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理意见》《补充代理意见》、（2017）沪02民终1182号民事判决书等，分别是李映东、国元证券公司向仲裁庭提交的其他书面意见及参考案例，至于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执保1964裁定书及受理案件通知书、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皖0104证保1-3号民事裁定、国元证券公司于2019年6月14日向蜀山区人民法院出具的《说明》及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3日的送达回证等均是相关法院受理李映东的证据保全申请后作出的法律文书以及国元证券公司就证据保全向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出具的书面说明，并非是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李映东以仲裁庭未安排质证为由主张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第三，关于李映东主张仲裁裁决严重超期和《延长审理申请表》造假的问题。经查，仲裁期间，李映东在第一次庭审后提交证据，并于第二次庭审后申请再次开庭，在第三次庭审后申请证据保全，仲裁庭多次申请延期，程序上虽然存在瑕疵，但没有证据证明《延长审理申请表》系伪造，也没有证据证明裁决超期已对案件正确裁决造成影响，李映东以此主张撤销涉案仲裁裁决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第四，关于李映东主张仲裁庭未对其提交的《民转刑申请书》作出处理以及未在民转刑问题作出处理即作出裁决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条关于“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的规定以及《仲裁规则》第三条第（一）项关于“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依法向本会申请仲裁”的规定，李映东主张的国元证券公司涉嫌刑事犯罪的问题不属于广州仲裁委的处理范围，李映东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并经公安机关立案受理，故其主张的该项理由不能成立。同理，本院对李映东庭询后提出的将本案转为刑事案件处理的申请不予准许，李映东可以自行向公安机关报案。第五，关于李映东主张仲裁庭未处理其提交的《回避申请书》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三十五条、《仲裁规则》第三十三条关于“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应当在首次开庭前提出。回避事由在首次开庭后知道的，可以在最后一次开庭终结前提出，约定不开庭的，应当在知悉回避事由后五日内提出”的规定，广州仲裁委已在第一次庭审中告知了仲裁庭组成人员，李映东明确不申请回避，李映东在第二次庭审中也未对仲裁庭成员提出异议，李映东在第三次庭审前提出要求首席仲裁员沈云樵回避的申请，但在第三次庭审时又未对仲裁庭成员提出异议，之后李映东在第三次庭审后提出回避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三十五条、《仲裁规则》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故李映东主张仲裁庭不处理回避申请影响公正裁决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第六，关于李映东主张国元证券公司在第三次庭审中提出反请求、但仲裁庭未进行第四次庭审即作出裁决的问题。经查，在第三次仲裁庭审结束时，首席仲裁员已经说明，因国元证券公司当庭提出反请求并要求对李映东明确第一项仲裁请求给予一定时间的答辩期，故仲裁庭会考虑下一次是否开庭，双方当事人当时均未提出异议，后国元证券公司未提出反请求，李映东主张仲裁庭未再次开庭违反法定程序，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第七，关于李映东主张仲裁裁决作出的程序造假、仲裁员签名造假的问题。根据《仲裁规则》第七十一条关于“仲裁庭由三名仲裁员组成，对仲裁案件的裁决应当合议，并制作合议笔录”的规定，仲裁裁决是由仲裁庭合议后作出，李映东以仲裁裁决作出的程序造假，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李映东主张仲裁员签名造假，没有证据，本院不予支持。李映东于庭询后向本院提出对仲裁裁决上仲裁员签名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以及调取有关证明仲裁裁决作出的程序涉嫌造假的证据，与上同理，本院不予准许。第八，关于李映东主张仲裁庭审笔录没有如实记录庭审情况、没有保留三次开庭的录音录像的问题。根据《仲裁规则》第六十二条关于“当事人和其他仲裁参与人认为对自己陈述的记录有遗漏或者差错的，有权申请补正。仲裁庭不予补正的，应当记录该申请”，李映东认为庭审笔录没有如实记录庭审情况，但没有说明庭审笔录遗漏记录的具体内容，仲裁庭审笔录已经告知其有权申请更改和补正，即使庭审笔录遗漏其陈述，李映东在庭审后多次向仲裁庭提交书面意见，不足以影响仲裁案件的公正审理，至于庭审录音录像，《仲裁规则》及相关仲裁法律法规并无仲裁庭必须保留庭审录音录像的规定，故李映东主张上述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第九，关于李映东主张其已经向广州仲裁委提出撤回仲裁申请的问题。李映东于2018年8月14日向广州仲裁委提交《撤回仲裁申请书》，该撤回仲裁申请附加的生效条件为广州仲裁委不再安排开庭，且李映东在当日的笔录确认如果仲裁庭决定进行第三次开庭，《撤回仲裁申请书》暂不生效，广州仲裁委随后进行了第三次开庭，李映东也参加了第三次庭审，李映东未在庭审中及庭审后再次提出撤回仲裁申请的请求，李映东以其已经在广州仲裁委作出仲裁前撤回仲裁申请为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本院不予支持。第十，关于李映东主张仲裁裁决采信了国元证券公司提交的伪造证据和虚假陈述认定案件事实的问题。经查，仲裁庭是依据《融资融券合同》《补充协议》、2015年7月7日的《申请》以及两次强制平仓前国元证券公司发送给李映东的短信以及电话录音对涉案仲裁案件作出裁决。根据《仲裁规则》第45条第一款关于“证据由仲裁庭认定”的规定，仲裁庭有权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采纳与否作出认定，李映东的该项撤裁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李映东在本案中提交的材料不能证明仲裁程序违反了法定程序，其就此问题所陈述的理由也主要是对仲裁庭认定的案件实体问题不服，这不是可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本院依法不作审查和认定。关于李映东主张裁决所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问题。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关于“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的‘裁决所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情形：（一）该证据已被仲裁裁决采信；（二）该证据属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三）该证据经查明确属通过捏造、变造、提供虚假证明等非法方式形成或者获取，违反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要求”。李映东主张国元证券公司提交的《融资融券客户申请追保线及延缓平仓审核情况》是伪造的，但经查明，《融资融券客户申请追保线及延缓平仓审核情况》并非仲裁裁决所依据的证据。李映东又主张国元证券公司在仲裁过程中提交的2015年8月20日下午14点18分的《电话录音》是伪造的，但经查明，李映东在仲裁过程中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李映东在本案中提交的材料也不足以证明2015年8月20日的《电话录音》是伪造的，其在仲裁过程中已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情况下又以该份证据是伪造的为由主张撤销仲裁裁决，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李映东主张2015年7月7日下午17时-22时客户李映东与国元证券客户经理刘璐曼的通话录音、国元证券公司在安徽证监局出具三份《答复函》前提交给安徽证监局的资料是伪造的问题，经查，前述证据并未提交给仲裁庭，不是仲裁裁决所依据的证据。而短信截图附注、《对国元证券李民律师的虚假陈述处分请求》是李映东向仲裁庭提交的证据及其他书面意见，其主张均为伪造，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安徽证监局的三份《答复函》以及证据保全相应的法律文书，李映东主张系伪造，缺乏证据，本院不予采纳。至于国元证券公司提交给仲裁庭的2015年7月7日上午1分钟的通话录音、《关于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伪造证据的情况说明》、代理意见、补充代理意见、《关于广仲要求质证的意见》、国元证券公司于2019年6月14日提交给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关于自营账户与仲裁案无关的《说明》等证据及书面意见，并非仲裁裁决依据的证据，李映东以此为由主张撤销仲裁裁决，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李映东主张国元证券公司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问题。本院认为，从李映东主张国元证券公司隐瞒其2015年度自营账户盈利交易明细内容来看，证明内容为国元证券公司在2015年股灾年做空中证500股指期货上获取暴利,但仲裁庭已经在仲裁意见中论述仲裁案件的审理范围是国元证券公司对李映东实施的两次强制平仓行为的合法性，国元证券公司是否提交上述证据，并不影响仲裁庭对案件的裁决结果，亦不足以影响裁决的公正性，故李映东主张国元证券公司隐瞒该项证据足以影响公证裁决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李映东主张国元证券公司隐瞒2015年8月24日国元证券公司发送给李映东的短信截图附注，该份证据并非由国元证券公司单方持有，且已经由李映东作为证据提交，故李映东的该项撤销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对于李映东主张国元证券公司隐瞒2015年8月24日后的一些对国元证券公司不利的通话内容，经查，国元证券公司已经在第一次庭审时提交了2015年8月25日上午9点27分、2015年8月26日下午3点57分、2015年8月27日上午9点20分的电话录音（附文字材料），李映东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国元证券公司掌握2015年8月24日以后的其他通话录音，前述证据也并非属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故李映东主张国元证券公司隐瞒了前述证据足以影响公正裁决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李映东另外主张国元证券公司隐瞒了2015年8月21日09:45的电话录音、2015年7月7日下午17时-22时客户李映东与国元证券客户经理刘璐曼的通话录音、安徽证监局分别在2016年6月15日、2017年7月5日、2017年12月7日向李映东作出其投诉国元证券公司的《答复函》之前国元证券公司向安徽证监局提供的答辩材料以及李映东与国元证券公司李女士的通话录音等，但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前述证据为国元证券公司掌握，前述证据也并非属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故李映东主张国元证券公司隐瞒了前述证据足以影响公正裁决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李映东主张的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存在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六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六项规定的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是指已经由生效刑事法律文书或者纪律处分决定所确认的行为。本案中，李映东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已有生效刑事法律文书或者纪律处分决定确认涉案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存在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的行为，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李映东主张的仲裁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经查，涉案裁决涉及的是李映东和国元证券公司平等主体之间因融资融券合同引发的民事纠纷，该裁决与我国善良风俗、道德准则、正义观念及国家或社会的重大利益没有关联，李映东认为涉案裁决违反了社会公共利益，并无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李映东在申请书中提到的仲裁裁决查明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逻辑错误等问题，属于仲裁庭对案件的实体处理意见，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可撤销的事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当事人以不属于仲裁法第五十八条或者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的事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本院对此不予审查。综上所述，李映东依据《补充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向广州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请后，广州仲裁委依法组成仲裁庭经开庭审理后，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和庭审查明的情况认定事实并作出裁决。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度，仲裁庭依法有权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李映东因主要对仲裁庭认定事实和裁决结果不服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六十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李映东的申请。案件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李映东负担。审判长 俞 颖审判员 徐玉宝审判员 李志明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李思泳刘嘉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