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65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潘健儿。委托诉讼代理人：莫观培，北京市中伦文德（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嘉美纺织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梁广权，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凤怡，广东广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敬维，广东广悦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潘健儿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嘉美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美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5民初66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潘健儿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嘉美公司的起诉或驳回其全部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全部由嘉美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对于潘健儿在F1069店工作究竟是与该店店主、经营者曾小燕的雇佣关系还是与嘉美公司的劳动关系，诉争F1069店的货款究竟是归属于F1069店主曾小燕还是梁广权、嘉美公司，嘉美公司既非货款所有人亦非合同当事人是否具备原告资格等主要争议事实认定不清。侵权损失的认定应适用法定的填平原则，并不适用约定的违约金条款，原审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六条判处潘健儿按嘉美公司虚构债权债务的欠条中逾期付款的违约金条款作为侵权损失的金额，判处潘健儿按三倍贷款利率向嘉美公司计付利息，混淆了侵权之诉与违约之诉以及经济损失与违约金的区别，适用法律错误。一、潘健儿自2008年起一直是受个体店主曾小燕的雇佣在F1069店工作，从未为嘉美公司工作，嘉美公司亦从未为潘健儿发放过工资。嘉美公司提供的《社保费申报缴款个人明细》是潘健儿因购房资格需求让曾小燕购买，曾小燕用其当时名下的公司即嘉美公司的名义为潘健儿缴纳社保的记录，属于表面、形式证据，以此孤证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与种种客观事实和生活常识矛盾。认定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以潘健儿是否为嘉美公司提供过劳动、嘉美公司是否为潘健儿的劳动支付过工资薪酬的实质要件进行判断，原审认定事实错误。（一）F1069店申办了营业执照，店主一直都是曾小燕。潘健儿已经提供了店主曾小燕2014年10月至2018年3月期间按月给潘健儿发放工资奖金的银行流水以及曾小燕与梁广权离婚后由梁广权按月发放2018年4月至2018年10月期间的发放工资奖金的银行流水，已充分证明潘健儿与F1069店的雇佣关系，并且潘健儿可以到相关银行调取2014年10月之前曾小燕定期发放工资奖金的银行流水，同时潘健儿也同时提供了2017年7月21日-2018年1月29日期间将F1069店货款转账给曾小燕的银行流水记录等证据，这些证据已充分证明潘健儿与F1069店的雇佣关系。对比之下，除了缴纳社保的记录之外，嘉美公司提供不了工资现金发放签收表或银行工资账户等任何证明其向潘健儿支付过工资报酬的证据。现实生活中，为了做大经营成本减少税负，企业只可能会将员工工资做高而没有企业会将员工工资不入账导致自己需要多缴纳税款。嘉美公司提供不了任何支付工资的凭证主张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显然违背常识。（二）除了前述的货款转账凭证，作为劳动者的潘健儿都可以提供在F1069店工作期间的《名片》、《销售细码单》、《面料议价单》等证明工作关系的证据，嘉美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居然提供不了劳动合同、工作证或任何一份经济业务合同或凭证以证明潘健儿为其提供工作过，且其提交的《2017年2月至2018年10月系统剪版单董育彤删除潘健儿和林振志单据恢复明细》137页中明确记录了潘健儿作为业务员、源单编号为“XSYS20170222048—XSYS20181029116”近5000条由潘健儿作为“业务员”经手的《预售单》，潘健儿一审开庭时明确要求嘉美公司向法庭提供三、五条由潘健儿经手的《预售单》以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在代理词中也请求法庭责令嘉美公司提供上述《明细》记录中的《预售单》，然而嘉美公司却拒不提供，这显然违背常识。二、原审法院对嘉美公司关于F1069店即“丽彩棉”店，是其下属分店的虚假陈述不但没有依法给予司法处罚，反而予以采信，应予纠正。(一)一审庭审中，法官明确询问嘉美公司F1069店与其是什么关系时，嘉美公司回答F1069店为其下属分店，潘健儿当即指出嘉美公司向法庭作虚假陈述，因为当时海珠区市场监督局已经电话答复潘健儿的代理人F1069店是曾小燕持证经营的个体店。庭审后，海珠区市场监督局“穗海市监投举复[2019]062号”书面《答复》，证实F1069店的注册以及实际经营者都是曾小燕，现场悬挂曾小燕个体户《营业执照》，该店的“丽彩棉”是佛山市丽彩棉纺织有限公司的商标，潘健儿己将该《答复》作为证据提交原审法院。该《答复》己充分证明F1069店的货款所有权与嘉美公司无关的事实。（二）嘉美公司提交的《2017年2月至2018年10月系统剪版单董育彤删除潘健儿和林振志单据恢复明细》将F1069店、“轻纺城”、“俊艺部”均列为其下属分店，充分说明《恢复明细》是嘉美公司造假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原审判决将依法属于店主曾小燕的F1069店货款认定为嘉美公司的财产，与行政机关查明的事实矛盾。三、原审法院将梁广权2018年4月至2018年10月发放F1069店的工资认定嘉美公司以梁广权名义发放给潘健儿的工资并认定嘉美公司与潘健儿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与事实不符。嘉美公司据以主张权利的唯一凭证《确认书（欠条）》：“本人在广州国际轻纺城F1069店工作，自2017年2月至2018年10月份在梁广权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收取客户剪版货款”，《广州市嘉美纺织品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嘉美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是在2018年8月1日才由曾小燕变更为梁广权。1.梁广权在2018年8月1日才成为潘健儿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但梁广权却早在2018年4月就已经接替曾小燕为潘健儿发放F1069店的工资。2.嘉美公司的员工工资是依法可作为经营成本在税前扣除，其不用公司资金给潘健儿发放工资，却用梁广权个人财产给公司的员工发放工资，不符合生活常识和理性经济人的正常做法。3.按一审判决的逻辑，2018年4月至2018年10月嘉美公司以其法定代表人梁广权的个人账户发放员工工资给潘健儿，即双方在2018年4月至2018年10月发生劳动关系，但嘉美公司根据《确认书（欠条）》控告潘健儿私自收取货款的行为发生“2017年2月至2018年10月份”期间，彼时双方尚不存在劳动关系，该货款与潘健儿无关。四、认定财产侵权，首先要查明财产的所有权人，F1069店的货款所有权归其店主曾小燕而不是嘉美公司所有，嘉美公司根本不享有货款的所有权，其主张自己的财产被潘健儿侵占的说法根本不成立，嘉美公司与案涉货款没有任何关系，不具有原告资格，应驳回起诉。（一）F1069店的店主、经营者、老板自2008年起就是曾小燕，F1069店在2017年2月至2018年4月的应收货款根本就不归梁广权所有，作为F1069店雇员的潘健儿收取客户货款根本不需要梁广权知情和同意，只有在曾小燕不知情的情况下才属于“私自收取”，但潘健儿收取客户的每一分货款老板曾小燕都是知情的。至于梁广权与曾小燕夫妻感情不和，曾小燕是否将F1069店的收入情况对梁广权进行隐瞒导致其离婚时少分了财产与本案无关，即使潘健儿执行老板曾小燕的指令，没有把F1069店的货款收入情况告知梁广权也不构成任何违法。(二)退一万步而言，即使在本案中不去考究《确认书（欠条）》是否涉嫌犯罪的问题，并假定《确认书（欠条）》的内容属并属于自愿签署，但是《确认书（欠条）》已明确写明了“属于梁广权的剪版货款”，从侵权法的角度，财产受损人是梁广权，从合同法的角度，债权人是梁广权，均与嘉美公司无关。原审法院将梁广权的个人财产等同于嘉美公司的公司财产，将梁广权的个人的合同债权等同于嘉美公司的债权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也违背了公司享有独立人格的《公司法》规定。五、在假定《确认书（欠条）》真实并有效的情况下，《确认书（欠条）》当中“承诺在以下期限内归还欠梁广权货款……本人如不按时还款，将按银行利率3倍计算收取滞纳金”的内容，属于按时还款的合同承诺和违约金条款而并非是双方对侵权所造成经济损失数额的事实确认。在嘉美公司选择侵权之诉的情况下，法院只能根据侵权责任法的“填平原则”判赔实际经济损失，不能在认定构成侵权的同时适用《合同法》根据违约金条款判处违约金，且即使在合同一方提起违约之诉时，潘健儿依然有权提出违约金过高、《确认书（欠条）》属于受胁迫、诈骗的虚假证据、合同无效或可撤销等合同法上的抗辩。另外，在欠条没有约定是中国人民银行基准存款利率还是贷款利率的情况，原审法院按潘健儿一方的主张将“银行利率”确定为“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而不是“银行存款基准利率”来解释约定不明的合同含义，判潘健儿按贷款利率的三倍顶格承担过高的违约金，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六、潘健儿在取得足以证明F1069店的经营者是曾小燕而不是嘉美公司、F1069店的货款所有权与嘉美公司无关的海珠区市场监督局的“穗海市监投举复[2019]062号”《答复》的次日，就将此重要的新证据以及潘健儿的工作名片、《销售细码单》、《面料议价单》作为新证据提交，原审法院却在没有依法组织双方开庭质证就草率下判，严重剥夺了潘健儿的诉讼权利。七、原审判决“本院查明部分”仅仅是将嘉美公司的起诉理由以及双方的质证意见进行罗列，没有直接表达究竟“查明”了哪些事实，也没有对潘健儿答辩意见进行回应和阐明是否采纳的理由分析，违反最高法裁判文书的基本要求，潘健儿一审提出的符合事实和符合情理的答辩，原审判决也说不出不予采纳的理由，属于典型的先定结果再写理由的做法，原审主观臆断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相互矛盾，不能让人信服，其选择性忽略潘健儿答辩和证据的错误做法，应予纠正。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潘健儿的上诉请求。嘉美公司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诉讼是基于潘健儿确实存在侵占单位财产的事实而提出的，我方认为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以及适用的法律规定全部都是正确的。嘉美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潘健儿向我司返还财产20万元，并以2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三倍计付从2018年11月11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的滞纳金；2.潘健儿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嘉美公司系成立于2003年7月8日的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6月1日，嘉美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曾小燕变更为梁广权。嘉美公司原股东为曾小燕、古侃生，于2018年6月1日变更为梁广权、钟有莲。2018年11月6日，潘健儿作为欠款人向嘉美公司出具了确认书（欠条），内容为，本人在广州国际轻纺城F1069店工作，自2017年2月至2018年10月份，在梁广权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系统删除财务应收货款单据，私自收取客户剪板货款，本人承认取得共20万元；本人自愿偿还属于梁广权的剪板货款20万元，郑重承诺在以下期限内归还欠梁广权货款，在2018年11月10日前还款10万元，在2018年12月25日前还款5万元，在2019年1月15日前还款5万元；本人如不按时还款，将按银行利息3倍计算收取滞纳金；等。签署确认书后，潘健儿未按照约定归还嘉美公司欠款，嘉美公司追讨未果，遂成本诉。嘉美公司为证明其诉讼主张，还提交了如下证据：1.社保费申报缴款个人明细，拟证明潘健儿在侵占货款期间系嘉美公司员工。2.2017年2月至2018年10月系统剪版单董育彤删除潘健儿和林振志单据恢复明细，拟证明潘健儿与董育彤通过删单的形式侵占嘉美公司货款。3.潘健儿写下确认书的照片，拟证明现场不存在嘉美公司多人胁迫，是潘健儿亲笔、自愿签署确认书。4.潘健儿写下确认书的现场录像，拟证明潘健儿不存在嘉美公司胁迫、威吓的事实；该录像拍摄于2018年11月2日，录像显示潘健儿根据其手机数据核算金额并摘抄在纸上，另，在该录像2分钟26秒处，潘健儿称：“这些钱都是董育彤的，我有明细的，你可以待会挨个查董育彤就好了”经质证，潘健儿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对证据1的真实性确认，该证据是嘉美公司自行导出的，并非是社保局打印的，数据是否准确无法确认，该社保是潘健儿雇主曾小燕为帮潘健儿取得广州的购房资格，用其作为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的公司名义购买的，潘健儿被起诉前并不知情，仅以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员工关系。2.对于证据2，无原件，真实性不确认，该证据也未说明证据来源以及公证或其他方式的真实可靠的取证过程，且证据的相关内容和事实相矛盾，属于嘉美公司或梁广权个人虚构制造的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3.对证据3的真实性确认，该证据签署地点是在梁广权办公室而非F1069店，将底稿放大来看，也不是嘉美公司提交的确认书，说明都是梁广权胁迫、利诱潘健儿抄写的确认书，再结合第一份草稿，说明潘健儿即使在被诱导时依然进行了计算，损失金额确认无任何证据可证明，只是嘉美公司单方说法。4.对证据4的真实性确认，该证据拍摄地点也是在梁广权办公室而非F1069店，潘健儿没有在嘉美公司处工作，多次被叫到梁广权办公室签署确认书、欠条等非常不合理，且该证据嘉美公司没有出示或说明手机2018年11月2日18:04分开始拍摄，与潘健儿答辩被梁广权叫到办公室限制人身自由直至晚上8点相一致，嘉美公司也没有提供视频拍摄者的身份，证明现场不止潘健儿和梁广权两人，还有其他人员。潘健儿为证明其抗辩主张，还提交了如下证据：1.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新港派出所于2018年11月15日出具的报警回执，载明潘健儿于2018年11月15日14:30分到该单位报案，该所已如实登记受理等；梁广权胁迫潘健儿抄写的确认书（欠条）底稿（无原件）。2.（2019）粤0105民初6670号案件董育彤所抄写的确认书（欠条）及抄写现场照片（无原件）。3.梁广权微信转发他要求公司员工不得帮助曾小燕转移资金的通知。4.轻纺城F1069店个体工商户曾小燕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该报告生成时间为2019年7月16日，其上载明，广州市海珠区金纺路2号广州国际轻纺城内自编F1069号经营者为曾小燕。5.曾小燕给潘健儿发放工资的银行流水（2014年10月至2018年3月）。证据4、5拟证明自2008年起潘健儿受曾小燕雇佣在F1069店做销售，双方存在雇佣关系，嘉美公司没有给潘健儿发放过工资，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潘健儿在F1069店工作2018年3月前的劳务报酬由雇主曾小燕发放。6.2018年4月至2018年10月梁广权工资发放记录，拟证明曾小燕与梁广权离婚后，2018年3月后的从事F1069店过渡交接工作的劳务报酬由梁广权负责发放。7.2017年7月21日至2018年1月29日潘健儿转账给曾小燕的银行记录统计表及63笔407315元的农行交易明细单。8.支付宝交易记录明细查询表、54笔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2019）粤广广州第071536号《公证书》，拟证明2018年3月份左右，梁广权与曾小燕离婚后分得F1069店，在他接管该店后，潘健儿将该店的销售货款交给梁广权，该店的货款同样不属于嘉美公司的财产，不存在侵占的可能。经质证，嘉美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对证据1的三性不予认可，报警时间是11月15日，与签订确认书时间相隔已久，不能证明潘健儿被胁迫的事实，报警回执没有对情况进行相关阐述，不能证明与嘉美公司相关。因底稿没有原件，对三性不予确认，也无法证明梁广权胁迫潘健儿抄写。2.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但关联性不予认可，嘉美公司已另案起诉董育彤，该案其代理人也承认了该证据的真实性，确认欠款书上所写的欠款内容。3.证据3无原件，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信息是否泄漏给曾小燕，与本案无关。4.对证据4、5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但关联性不予认可，潘健儿在其他案件中也确认了其在F1069店作为办公地点上班，但在该地点工作并不能否认与嘉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因为嘉美公司有为潘健儿缴纳社保，且潘健儿没有提交其他证据可以证明与曾小燕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曾小燕之前给潘健儿发放公司也属于代嘉美公司发放工资的。5.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但关联性不予认可，从该证据反而可以证明，潘健儿一直是嘉美公司员工，也由梁广权发放工资，另外，曾小燕此前是嘉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曾小燕发放工资也是合理的。6.对证据7的三性不予确认，因为梁广权与曾小燕已经离婚，且银行转账时间是在2017年7月至2018年1月，现在无法获得曾小燕的配合核实历史转账记录，因此无法核实真实性。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嘉美公司与潘健儿的关系问题。嘉美公司主张潘健儿系其员工，提交了其为潘健儿购买社保记录及其法定代表人为潘健儿发放工资记录等证据。根据嘉美公司提交的证据反映，潘健儿原由嘉美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曾小燕为其发放工资，嘉美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曾小燕变更为梁广权后，潘健儿工资亦相应变更为由梁广权发放，嘉美公司对法定代表人向潘健儿发放工资的原因亦作出了合理解释。嘉美公司提交的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潘健儿系其员工这一事实。而潘健儿抗辩系曾小燕雇佣其在F1069店从事销售工作，但根据潘健儿提交的报告生成时间为2019年7月16日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广州市海珠区金纺路2号广州国际轻纺城内自编F1069号的经营者在报告生成日仍为曾小燕。如确如潘健儿所言，其与曾小燕存在雇佣关系且其一直在F1069店工作，按照常理，其工资亦一直应由曾小燕发放。显然，潘健儿该抗辩与梁广权从2018年4月至10月期间向其支付工资的事实相悖，故对于潘健儿的该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潘健儿应否返还嘉美公司款项的问题。嘉美公司主张潘健儿侵占其货款，并要求潘健儿归还该笔款项，嘉美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确认书（欠条）等证据为证，潘健儿确认该确认书（欠条）的真实性，但抗辩该确认书系受嘉美公司胁迫所签。对此，一审法院的意见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潘健儿为证明系受嘉美公司胁迫签署的确认书，提交了2018年11月15日的报警回执等证据，但根据嘉美公司提交的潘健儿录像及照片显示，潘健儿曾于2018年11月2日根据其手机存储数据自行核算过金额，如确如潘健儿所述，其是受嘉美公司胁迫签署确认书，则其早在11月2日即已知悉嘉美公司胁迫的事实，按照常理，潘健儿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亦是自身利益的最佳评判者，其在受胁迫后理应及时采取报警等措施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潘健儿于2018年11月2日核算完相关金额后，并未采取报警等措施，反而于2018年11月6日向嘉美公司出具确认书，确认还款金额及还款期限等内容，潘健儿的该行为明显与其抗辩主张相悖。另，潘健儿提交的报警回执并无报警的具体内容，一审法院无法核实潘健儿是否是因受嘉美公司胁迫而报警。故对于潘健儿依据该报警回执抗辩其系受嘉美公司胁迫签署确认书的事实，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潘健儿签署确认书后，理应按照确认书的内容及时履行还款义务，但其签署确认书后，至今未向嘉美公司清付欠款，现嘉美公司要求潘健儿一次性归还全部款项20万元，并要求潘健儿按照确认书内容从逾期付款之日起即2018年11月1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三倍计付滞纳金，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潘健儿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州市嘉美纺织品有限公司返还款项20万元，并以2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三倍计付从2018年11月11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的滞纳金给广州市嘉美纺织品有限公司。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5921.2元（其中受理费4401.2元、财产保全费1520元），由潘健儿负担。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潘健儿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广州市海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7月23日作出的穗海市监投举复[2019]062号《关于莫观培举报事项的答复》。2.《关于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广州国际轻纺城F1069“丽彩棉”店无证无照经营等违法行为的举报信》、快递单及投递证明。上述两份证据拟证明经海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查核实，F1069店的注册以及实际经营者都是曾小燕，并悬挂曾小燕的个体户营业执照。不管潘健儿在F1069店工作期间有无侵占货款，该店的货款所有权归曾小燕，嘉美公司并非货款所有人，无权起诉，且潘健儿在该店的工作，属于与曾小燕之间的雇佣关系，并非与嘉美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3.潘健儿工作名片、《销售细码单》、《面料议价单》，拟证明潘健儿都能提供工作证明的凭证，而嘉美公司除了挂靠的社保记录外，提供不了任何证明双方劳动关系的凭证。嘉美公司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对于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是关联性不确认，我方认为里面所陈述的答复，包括店铺F1069，实际上是属于嘉美公司的对外经营门店，而并非个体工商户曾小燕经营的店面，因为个体工商户现在已经没有实际在经营F1069，里面的货物，甚至整个门面装潢都有写明嘉美公司的标志，我方一审时提交给法院的庭后回复可以看出这一事实。2.对于证据二的三性不予确认，这是潘健儿单方制作的文件，里面所陈述的内容我方都不予认可，而且证据二所证明的内容之中，我方不予认可的是货款的归属，因为货存在于哪一个店面，并不是等同于货物就是这家店面所实际拥有的。我方的理解是店面本来就是由嘉美公司正在经营，而且货物也是一直由嘉美公司进行采购销售，不能仅凭货物存在于哪一个店面，就认为货物直接属于曾小燕。3.证据三真实性可以确认，但是里面的丽彩棉只是商标，而非公司名称。证据三里面有三份材料，都有丽彩棉字样，这个字样其实代表的是丽彩棉商标，但是潘健儿在与佛山市丽彩棉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劳动纠纷案中，潘健儿以同样的证据举证说明她与佛山市丽彩棉纺织品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潘健儿在两个不同案子里面做出了两个完全相反的观点，在本案之中其认为是跟曾小燕有雇佣关系，但是在另外一个案子里又认为是跟佛山市丽彩棉纺织品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我方认为无论是从举证还是潘健儿的主张都是自相矛盾的，其用了同一套证据证明两个不同的事实。4.关于上述三份证据，一审是7月22日开庭的，潘健儿也承认是在8月20日取得材料并且寄给法院。我方认为针对潘健儿在上诉状第六大点里面提及的该份证据，根据最高院的规定，举证应该在举证期内完成，如果过期了视为放弃举证的权利，逾期的话法院是可以不组织质证的。故我方认为一审法院根据之前举证期内双方的证据已经做出了正确的判决。二审期间，嘉美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5民初9659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潘健儿起诉佛山市丽彩棉纺织有限公司，在该案的劳动关系中全盘肯定与佛山市丽彩棉纺织有限公司之间成立劳动合同关系，而并非与曾小燕个体工商户之间存在雇佣关系。2.潘健儿对（2019）粤0105民初9659号的上诉状，拟证明潘健儿在该案与本案的陈述前后不一致，互相矛盾，虚构不存在的劳动关系或者与曾小燕之间的雇佣关系。3.（2019）粤0105民初6670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法院已经查明董育彤是嘉美公司的员工，且本案一审中，多项证据证明潘健儿与其是同事关系，共同实施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从而证明潘健儿也是嘉美公司的员工，该案已经生效并执行。潘健儿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9659号判决书跟此前的仲裁裁决书的内容大体一致，裁决书嘉美公司一审已经提交给法院，该案的被告是佛山市丽彩棉纺织有限公司，该份证据与潘健儿二审当庭提交的证据一海珠区市场监督局的回复，即佛山市丽彩棉纺织有限公司授权曾小燕在F1069号使用丽彩棉的商标内容相印证，两者存在诸多关联。同时潘健儿在与曾小燕存在雇佣关系的同时，主张与佛山市丽彩棉纺织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是符合法律规定以及生活常识的。尤其是在两者之间存在实际控制人相同等关联情况下，法律只禁止与不同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并不禁止与一个劳动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同时存在雇佣关系。2.对证据二的质证意见跟证据一是一致的。3.对证据三真实性确认，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确认，该案潘健儿并非作为当事人，且据我方了解到，该案的董育彤确为嘉美公司的员工，但我方与嘉美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从未到嘉美公司上过班，或者是为嘉美公司从事过任何的业务工作，我方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二审庭审后，嘉美公司于2020年5月8日向本院提交了一份情况说明，主要内容如下：嘉美公司作为（2020）粤01民终6524号当事人，由于潘健儿亲手签名确认的《确认书》上载明的主体为梁广权，现我司确认，依法授权法定代表人梁广权收取该笔货款20万元及其利息，后续将由梁广权向我司结清，特此说明。二审庭审后，梁广权于2020年5月8日亦向本院提交了一份情况说明，主要内容如下：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嘉美公司与潘健儿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2020）粤01民终6524号]，其中证据《确认书》上载明的主体为梁广权，现梁广权确认，本案经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审理后，不再另行起诉潘健儿侵占嘉美公司财产的损失，特此说明。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潘健儿的上诉及嘉美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潘健儿与嘉美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2.嘉美公司是否本案适格原告；3.潘健儿应否向嘉美公司支付200000元款项及滞纳金。本院对上述争议焦点具体分析如下：一、关于潘健儿与嘉美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问题。本案中，嘉美公司主张潘健儿系其员工，提交了其为潘健儿购买社保记录及其法定代表人为潘健儿发放工资记录等证据。根据嘉美公司提交的证据反映，潘健儿原由嘉美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曾小燕为其发放工资，嘉美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曾小燕变更为梁广权后，潘健儿工资亦相应变更为由梁广权发放，嘉美公司对法定代表人向潘健儿发放工资的原因亦作出了合理解释。嘉美公司提交的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潘健儿系其员工这一事实。而潘健儿抗辩系曾小燕雇佣其在F1069店从事销售工作，但根据潘健儿提交的报告生成时间为2019年7月16日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广州市海珠区金纺路2号广州国际轻纺城内自编F1069号的经营者在报告生成日仍为曾小燕。如确如潘健儿所言，其与曾小燕存在雇佣关系且其一直在F1069店工作，按照常理，其工资亦一直应由曾小燕发放。显然，潘健儿该抗辩与梁广权从2018年4月至10月期间向其支付工资的事实相悖，一审法院认定潘健儿与嘉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潘健儿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嘉美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其上诉主张自2018年起受曾小燕雇佣在F1069店工作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嘉美公司是否本案适格原告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如上所述，本院已认定潘健儿与嘉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潘健儿为嘉美公司的员工，梁广权为嘉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的规定，法定代表人可以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担。本案中，梁广权作为嘉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行为代表嘉美公司，嘉美公司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是本案适格原告。此外，嘉美公司与梁广权二审庭审后提交给本院的《情况说明》亦可进一步证明嘉美公司是本案适格原告，潘健儿上诉主张嘉美公司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潘健儿应否向嘉美公司支付200000元款项及滞纳金问题。本案中，嘉美公司主张潘健儿侵占其货款，并要求潘健儿归还该笔款项，嘉美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确认书（欠条）等证据为证，潘健儿确认该确认书（欠条）的真实性，但抗辩该确认书系受嘉美公司胁迫所签。一审法院经审查后，认定潘健儿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系受嘉美公司胁迫签署确认书，该认定合理合法，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不再赘述。潘健儿签署确认书后，理应按照确认书的内容及时履行还款义务，但其签署确认书后，至今未向嘉美公司清付欠款，现嘉美公司要求潘健儿一次性归还全部款项20万元依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对于逾期还款的滞纳金标准，由于双方在确认书（欠条）中仅约定按银行利息3倍计算，并无约定该利息标准，由于潘健儿逾期还款属于侵占嘉美公司的资金，一审法院对此理解为是贷款基准利率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潘健儿关于滞纳金计算标准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院审理期间，潘健儿没有新的事实与理由，其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潘健儿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对于嘉美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亦可以进一步印证潘健儿与嘉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及侵占嘉美公司财产的事实，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综上所述，潘健儿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上诉主张，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01.20元，由上诉人潘健儿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玉芬审判员  苏韵怡审判员  印 强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杨 琳黄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