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145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永东，男，1955年4与2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龙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美，女，1957年1月13日出生，汉族，退休工人，住山东省龙口市。系上诉人孙永东之妻。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英杰，龙口龙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培勇，男，1974年6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龙口市。上诉人孙永东因与被上诉人刘培勇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龙口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1民初33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永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上诉人为了修建平台与被上诉人签订修建平台合同，上诉人按照约定于开工前付款15000元，2018年9月15日支付抹墙款8000元（当时因双方没有找到笔未打收条，上诉人于2019年4月28日找被上诉人补打了这笔收条），古历9月5日拿走200元一笔、500元一笔，2018年11月15日被上诉人用其罗列出来的具体施工单从上诉人处骗取10000元工款，所以收款条的款项合计为33700元。被上诉人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拒不承认这10000元收条是他写的，后来开庭又强拼硬凑的解释说这里有之前未打收条的8000元，包含在了2018年11月15日10000元工款之内。而从被上诉人打条的习惯可以看出，其对每一笔收款的事由都会表述清楚，如果这10000元工款中包含了之前抹墙款8000元未打条的款项，被上诉人肯定会在收条中加以说明。之所以出现双方协议中没有约定10000元单笔款项的给付，而上诉人却给付了被上诉人10000元款项一事，实际是被上诉人以其单方罗列的具体施工单向上诉人骗取的，上诉人反应过来之后，于2019年4月28日找被上诉人补打了2018年9月15日未打的8000元收条。本案中被上诉人出具的全部收条中不存在两张8000元的类似收条，如此生硬的将这笔之前未打条的8000元强加在2018年11月15日10000元的收条之中，是歪曲事实的解释。被上诉人刘培勇辩称，虽然上诉人提交的收条总额为33700元，但是不能证实其实际给付被上诉人的劳务费数额是33700元，被上诉人实际收到上诉人劳务费金额仅为25700元。上诉人所称的33700元，其中2019年4月28日补的8000元与2018年11月15日的10000元中的8000元是重复的。按照双方签订的施工协议约定，上诉人应于开工付15000元，抹墙8000元，完工1000元。后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因上诉人临时要求将正房的南墙加高，增加劳务费1000元，工程尾款增至2000元，上诉人是按照合同约定的付款进度进行付款，因在给付8000元时，上诉人没找到笔，当时并未就8000元出具收条，在结2000元尾款时，应上诉人要求将8000元与尾款2000元打在一起，所以才会出现2018年11月15日的收条为10000元。对于8000元的收条，是2019年4月28日上诉人一家三口到被上诉人家中，要求被上诉人后补的，2019年4月28日距离2018年11月10日工程完工已有接近半年的时间，被上诉人常年在外承揽工程，所收款项特别多，对在上诉人家施工时收款后如何打条确实记不清了。在被上诉人提交的录音中，被上诉人反复质问上诉人“是否多给钱了”，在得到上诉人“没多给”的答复后，才同意给上诉人补的收条，被上诉人怕日后出现纠纷，于是在收条下方备注“如出现两张类似8000元的收条，此条作废”，结果还是没有避免纠纷的出现。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向上诉人发问“何时发现多付了所谓的10000元”，上诉人称“是在2019年3月28日发现的”，既然2019年3月上诉人就已经发现多付10000元，为何4月28日到被上诉人家中对所谓的“多付10000元”只字未提，反而回答被上诉人没多给钱呢？显而易见，上诉人的主张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原告孙永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多给付的10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审理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协议书，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另向法院提交了1、收条5张。证明多给被告钱。2、2019年4月28日，原告孙永东及其儿子孙汝胜和被告刘培勇老婆的谈话录音。被告质证认为：在合同的履行当中，因为米数相差，订立合同时，房屋外有东西厢房阻挡，无法丈量实际尺寸，签订合同时暂时按照原告提供的数据东西11米，南北6米计算的劳务费。后在施工过程中，将厢房扒掉，丈量的实际尺寸东西12米，南北为7米，因为米数相差，增加500元，也就是对应的古历9月5日的500元米数相差款。再是因为当时合同中约定的墙的高度是2.8米，将墙立好后原告南邻居不同意，认为墙体过高，要求扒掉过高的部分，被告又将墙扒至2.2米至2.3米的高度，这属于合同外的增项，对应的是古历9月5日扒墙款200元。第三个增项是原告要求将其正房的南墙加高，工程量增加1000元，原告应给付被告的总劳务费为24000元+500元+200元+1000元=25700元，这25700元对应的就是原告提交的500元、200元、10000元、15000元的四张条。2019年4月28日，原告一家三口，以其中8000元没有条为理由到被告家要求被告为其补该8000元的收条，当时被告因忘记该8000元已经在2018年11月15日的10000元的收条（该10000元的收条是2018年11月15日，被告找原告结清最后的2000元，因为之前8000元没找到笔，没打条，于是与这2000元打在了一张收条上）当中已经给打了。该收条在结尾部分载明，如出现类似两张8000元的收条，此条无效，可以证实被告确实已经记不清该8000元是否已经出具收条，该条中已经明确该8000元在收钱时确实没有打条，具体对于这张条的形成被告有录音资料予以反驳。原告说的扒砖扒墙的没打条的500元是因为当时米数相差款当时谈的是1000元，砖扒下来给了被告，顶了500元，米数相差就成了500元了，这500元其实实质上被告并没有收到，由原告直接交给了木匠也就是原告说的打瓷胶板的500元。原告两次提供的录音都不是原始载体，原告一家三口最后一次到被告家中是2019年4月30日。被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另向法院提交了证据1、书面证人证言三份并申请了证人赵某、姜某、王某出庭作证。证据2、原告一家三口孙永东、孙永东妻子及儿子与刘培勇及其妻子的谈话录音。原告提交书面质证意见认为：三位所谓的证人曾和被告一起干活，三位证人到庭证实和被告一起承包原告的平台工程，既然是一起承包，必定有利害关系。三位证人的证言相互矛盾，就连一起干活儿的都有谁，说的都不一样。证人出庭无非是想证实8000元的条包含在10000元之内，但被告的条上写的很清楚，8000元是2019年4月28日补的，条的最后两行字“如出现两张类似8000元的收条，此条无效”。说明被告很清楚8000元只有一个，不存在两个。因为本案根本没有出现过2000元，如果被告收到2000元，为何出具10000元的收条，明显不符合常理，现在只有一个可能，被告自原告处取了10000元，告诉伙计们原告给了2000元，8000元和10000元的条的时间先后顺序也能解释这一点。被告和证人都某三人来拿钱，为何只有被告一人在收款条上签字，没有其他人在收款条上签字。综上，被告的证人不能证实其主张。录音是原、被告的通话录音，只能听出是原告让被告补8000元的条，别的内容体现不出，也证明不了什么。被告对证人证言质证认为：对证人证言没有异议，三个证人能够证实在原告家所承揽的工程开始定价为24000元，后因为加项增加至25700元，而原告也仅向被告支付25700元，不存在多付劳务费的事实，并且证人能够证实被告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并未向原告借款。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8年，原、被告签订协议一份，约定被告为原告盖平台等工程施工，工程付款方式为：开工付款15000元，抹墙8000元，完工1000元。一审审理中，原告主张给了被告有收条的款项为33700元，即15000元+8000元+500元+200元+10000元，对应收条分别为：1、“今收到孙永东盖平台预付款15000元。阳历8月29日刘培勇”；2、“今收到孙永东抹平台款8000元整（捌仟元整）当时收钱没打条，于2019.4.28日晚上补上收条。如出现两张类似8000元的收条，此条无效。刘培勇2019.4.28日”；3、“今收到孙永东米数相差款500元。古历9月5日刘培勇”；4、“今收到孙永东扒墙款200.00元。9月5日刘培勇”；5、“今收到工款10000元整刘培勇2018.11.15日”。被告主张原告给付被告的总劳务费为24000元+500元+200元+1000元（原告要求将其正房的南墙加高，工程量增加1000元）=25700元，这25700元对应的就是原告提交的500元、200元、10000元、15000元的四张条。其中，10000元的收条是2018年11月15日，被告找原告结清最后的2000元（尾款1000元+南墙加高增加的1000元），因为之前8000元没找到笔，没打条，于是与这2000元打在了一张收条上。8000元的条是2019年4月28日，原告一家三口，以其中8000元没有条为理由到被告家要求被告为其补该8000元的收条，当时被告因记不清该8000元已经在2018年11月15日的10000元的收条当中已经给打了，在原告的要求下才打了8000元的条，并且在条中注明如出现类似两张8000元的收条，此条无效。双方一致认可本案争议的焦点就是原告是否给过被告一笔10000元款项。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一致认可被告承包原告工程施工，法院对此予以认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原告依据10000元的收款条主张多给付被告10000元工程款，但其提交的8000元收款条上同时载明“当时收钱没打条，于2019.4.28日晚上补上收条。如出现两张类似8000元的收条，此条无效”，且被告不认可收到过原告一笔10000元款项，并对10000元收款条及8000元收款条的由来及载明内容作出了合理解释。原告在被告提交的2019年4月28日原告一家在被告家中索要8000元收条的谈话录音当中亦认可没有多给被告钱，谈话录音也能够反映出8000元收款条的由来。此外，双方协议当中亦未约定有单笔10000元款项的给付。综上所述，原告主张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31日判决：驳回原告孙永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8元，由原告孙永东承担。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孙永东提交被上诉人刘培勇写的《具体使工》原件及复印件一份，以证明被上诉人依据该《具体使工》向其索要10000元工钱，其实上诉人已经付清了，所以多付了10000元。经质证，被上诉人刘培勇认可该《具体使工》系其所写，但称第一期工程是建筑工程，款项15000元，第二期工程是装修工程，款项10000元，这个条是第二期工程的条。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上诉人孙永东主张多给付被上诉人刘培勇10000元款项，与2019年4月28日谈话录音内容相矛盾，被上诉人刘培勇对此亦不认可。上诉人孙永东提交的2019年4月28日收款条系后期补写，被上诉人刘培勇对补写收款条的原因做出的解释符合常理，且该解释与2019年4月28日谈话录音内容相吻合。上诉人孙永东主张被上诉人刘培勇依据《具体使工》向其索要10000元，该主张与一审中的主张不符，且被上诉人刘培勇对《具体使工》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和说明。上诉人孙永东主张多给付被上诉人刘培勇10000元，未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上诉人孙永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孙永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刘海波审判员  张莉莉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四日书记员  赵广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