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8民终1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莉，女，1970年9月6日出生，汉族，湖北省荆门市人，个体工商户，住荆门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荆门天驭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荆门高新区·掇刀区兴隆大道207国道与沪蓉高速交汇处多辉农产品交易中心12栋101、10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800685612287J。法定代表人：刘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兴国，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传军，湖北天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莉因与被上诉人荆门天驭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驭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5日作出的（2019）鄂0804民初17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因新冠××疫情防控需要，2020年1月22日开始暂停诉讼活动，本案于2020年5月15日恢复诉讼并公开开庭审理，期间114天从审限中扣除。上诉人周莉，被上诉人天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传军到庭参加诉讼。经合议庭评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周莉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天驭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将“代办书”认定为全款支付订购合同错误。签订“代办书”时，天驭公司向周莉解释，“代办书”是指天驭公司为周莉办理所购车辆的按揭，向银行办理贷款所用，并非是车辆买卖订购合同。（2）定金8350元，是在天驭公司承诺给周莉办理按揭方式购车且双方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支付的预付款。2、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天驭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六条规定，应承担违约责任。天驭公司辩称，1、双方2016年10月19日签订的“代办书”为定金合同。周莉拟向天驭公司购买轻型货车一辆，双方在“代办书”中约定了特定车辆型号、车辆总价款，按10%支付定金，周莉于2016年10月19日向天驭公司支付定金8350元。周莉对其内容签字予以认可，“代办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2、天驭公司没有承诺为周莉办理购车按揭手续。天驭公司并未承诺为周莉办理按揭手续，也没有义务为周莉办理按揭手续，“代办书”并没有代办按揭的内容。天驭公司向周莉推荐办理按揭的是金融公司而非银行。周莉无法办理按揭完全是其自身原因造成，与天驭公司无关。3、双方签订定金合同后，周莉支付了合同约定的定金，但由于周莉的原因未履行合同，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对本案进行实体判决，并无不当。周莉上诉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周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天驭公司返还购车款8350元；2、天驭公司负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10月19日，周莉拟向天驭公司购买轻型货车一辆，双方在“代办书”上约定了购买车辆型号为江淮帅铃E系单排箱车，车辆总价款为83500元。周莉于当日用他人交通银行信用卡刷卡向天驭公司支付了定金8350元，天驭公司在“代办书”上其他要求一栏注明“收定金捌仟叁佰伍拾元整”，周莉在代办书上签字认可。之后，因周莉不能全额支付购车款，也不能通过按揭方式购车，最终放弃了向天驭公司购买车辆的意向。周莉向天驭公司要求返还定金8350元未果，遂向一审法院起诉。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双方签订的“代办书”、交通银行信用卡刷卡记录等证据在卷证实，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条规定：“定金应当以书面形式约定。当事人在定金合同中应当约定交付定金的期限。定金合同从实际交付定金之日起生效。”本案双方在“代办书”中明确约定周莉向天驭公司支付的8350元款项为定金，该定金合同于周莉向天驭公司交付定金之日即2016年10月19日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因周莉不能全额或者以按揭方式向天驭公司支付购车款，放弃了向天驭公司购买车辆的意向，未履行约定的合同义务，周莉作为给付定金的一方，无权要求天驭公司返还定金。故对周莉要求天驭公司返还定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周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周莉负担。周莉上诉主张，一审将“代办书”认定为全款支付订购合同错误；其在天驭公司购买车辆是按揭买车不是全款买车，“代办书”是为办理按揭所签，双方没有签订其他合同，“代办书”是其配合天驭公司办理按揭的手续，天驭公司告知其先联系银行办理好了按揭，合同才能生效；不能办理按揭买车不是因为其过错。就其有关天驭公司承诺先办理按揭再签订买卖合同的主张，周莉一审未提交证据；二审中补充提交下列证据：1、证人邵某的出庭证言。邵某陈述，（1）其曾经做过周莉的司机和业务员，现在从事自由职业。（2）周莉之前有辆车达到黄标标准要换车，邵某介绍周莉去天驭公司看车。因为周莉要做按揭，邵某让天驭公司的业务员林某把做按揭贷款的人喊来跟周莉一起谈。当天林某、黄某、周莉、办按揭的业务员四个人坐在一起谈，邵某在旁边的沙发上坐。贷款要以黄某的名义，拿了黄某的身份证还是驾驶证，说是因为身份证还是驾驶证有一点小问题就没有办成，说的第二天再来办。具体是什么问题邵某也不清楚，后来的事其就没管了。第二天邵某有事没有去，是周莉和黄某去办的。后面签合同、交钱邵某都不在，其他的事情就不清楚了。（3）邵某在场时，没有听说周莉和天驭公司谈到必须做按揭才买车，不能做按揭就不买车；当时谈的是可以做按揭。（4）邵某只负责牵线，其将周莉要按揭的事告诉过林某，林某也把做按揭贷款的人喊去了。买车一事，刚开始是邵某与林某谈的，天驭公司同意按揭买车周莉才去。林某说可以帮忙办按揭，没有说一定能办成。邵某当时也说了能不能办成是他们自己的事情。2、证人黄某的出庭证言。黄某陈述，（1）其是周莉的业务员，参加过周莉与天驭公司买车协商的过程。（2）2016年，周莉需要一辆箱式货车，邵某与天驭公司业务员林某很熟，前期黄某和邵某、周莉一起去看过几次，车型、价款都谈了，前面一直跟林某说购车要做按揭。（3）有一次黄某和周莉去天驭公司，问林某说要做按揭，林某说可以做。林某拿着“代办书”要周莉签字，车价是前期已经谈好的83500元，林某说多少要交点定金。周莉问按揭怎么做，林某说车总价的10%就是首付款，周莉就签了“代办书”，刷卡付了8350元。周莉签“代办书”、交钱是为了办按揭。当天还有一人在场，据林某介绍是天驭公司帮忙找的办按揭的公司，但不清楚是哪个公司。（4）过了几天，办按揭的人联系说周莉名下已经有一辆按揭贷款的车，不能做了。周莉、黄某就与对方协商能不能用黄某的身份证办理按揭贷款。之后那个人直接到门店找黄某，黄某将自己的身份证信息提供给他，配合他办了一些手续包括拍照、签字。第二天，办按揭的人给黄某打电话，说黄某的身份证查不到信息，后来又要黄某重新拍照传给他。最后还是没办成，黄某就与周莉去天驭公司交涉，想让天驭公司退还首付款，协商了好几次，天驭公司拒绝退款。（5）事后黄某去其原户籍地查询，才知道原因。黄某此前曾将户口迁到荆门，并一直使用在荆门市公安机关办理的身份证。由于其原籍的户口没有注销，身份信息重复，荆门的派出所将其身份信息注销，荆门没有黄某的身份信息，所以就查不到其身份信息。事后，黄某去派出所，掇刀石派出所给其出具了户口重复的证明。黄某现在使用的是松滋市公安局颁发的身份证。经质证，周莉认为，（1）邵某的证言中就前期陪周莉去天驭公司的那部分是真实的，其他内容是听说的。林某承诺一定能够办按揭，邵某陈述的林某没有承诺一定能办按揭不属实。（2）黄某的证言是真实的。（3）“代办书”是天驭公司为周莉办理按揭方式的手续，并非购买车辆签订的合同，8350元也是办按揭手续的预付金，当时天驭公司也没有告诉周莉按揭办不下来这个钱要扣。天驭公司认为，（1）邵某证实林某没有承诺一定能够办理按揭，对买车的具体经过邵某不清楚。（2）对黄某的证言提出异议，认为黄某的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第一，黄某是周莉的员工，存在利害关系。第二，黄某陈述的内容不属实，关于林某是否承诺办理按揭的内容，黄某陈述与邵某的陈述不一致，而且林某没有承诺过一定能办理按揭。第三，黄某关于“代办书”的证言也不属实，黄某陈述看过“代办书”，但其陈述8350元是预付款与“代办书”的内容不一致，“代办书”中“其他要求”栏、“约定项目”栏写的均是定金，“代办书”没有关于按揭的内容。3、工行-易鑫信用卡汽车专项分期付款/担保（抵押）合同复印件一份、完税证明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周莉可以办理按揭，但天驭公司没有为其办理按揭，故天驭公司违约。周莉当庭提供证据原件，经对方当事人核对无误。经质证，天驭公司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定，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也不能达到周莉的证明目的。经审核，1、周莉认可，邵某介绍其向天驭公司买车，并参与了前期协商；黄某参加了购车前期协商、签订“代办书”、办理贷款全过程。对此，天驭公司未提出异议。因此，邵某、黄某作为参与买车过程的人员，可以就其参与的事件作证，具有证人资格。2、据证人陈述，邵某曾做过周莉的司机及业务员，与天驭公司业务员林某也熟悉。黄某至今为周莉雇请的业务员，与周莉有一定利害关系。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第九十条第三项，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因此，证人证言，特别是黄某的证言，需要与其他证据进行比较，能够印证的部分，可以采信；在对方当事人即天驭公司有异议的情况下，仅有证人证言而无其他证据印证的，不能采信。天驭公司仅对黄某的证言提出异议，其异议具体针对黄某证言中的两点：（1）林某承诺为周莉购车办理按揭；（2）“代办书”是为了办按揭，支付的8350元是首付款。3、邵某、黄某关于购车前期协商过程的证言，可以相互印证，予以采信。据证人陈述，邵某介绍周莉向天驭公司购车，并参与了前期协商，但未参加“代办书”签订、付款及后续过程；前期双方就车型、价款进行了协商。4、邵某、黄某均证明，周莉有按揭买车的意向，也向天驭公司业务员林某表达过此种意向。就林某对周莉意向的反应，邵某陈述，林某说可以帮忙办按揭，没有说一定能办成。黄某在连续陈述证言时陈述：“我们说要分期付款，林某说可以做。”在回答当事人提问时，黄某陈述，林某说“是一定办分期，我们一直强调的是办分期”。就“办分期的手续是你们自己直接办的还是林某给你们代办”的问题，黄某回答：“是林某介绍给我们的。”据此，周莉主张，天驭公司承诺一定以按揭贷款方式为周莉办理购车事宜，仅有黄某的证言。而黄某的部分证言不仅与邵某的证言、黄某自己的其他陈述不一致，也未得到“代办书”内容的印证，因此，不能仅凭黄某的证言予以认定。5、周莉主张支付的8350元是预付款不是定金，仅提供了黄某的证言。黄某的相关陈述，与“代办书”内容不符，且无其他证据印证，不予采信。6、黄某关于办理按揭贷款手续过程的证言，可以证明周莉、黄某办理过贷款手续，但未办成。此点与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可以形成印证。（1）黄某陈述签“代办书”当天还有一人在场，据林某介绍是天驭公司帮忙找的办按揭的公司，但不清楚是哪个公司；过了几天，办按揭的人联系说周莉名下已经有一辆按揭贷款的车，不能做了。此点与周莉的陈述可以印证。周莉一审庭审时就没有完成购车的原因，陈述：“我刚按揭贷款购买一辆车，因此不能再按揭购买第二辆车。”二审中，周莉在庭审最后说：“我前面一辆车也是在天驭公司购买的，能办理按揭就直接购买了。”（2）黄某陈述，周莉、黄某与对方协商能不能用黄某的身份证办理按揭贷款。之后那个人直接到门店找黄某，黄某将自己的身份证信息提供给他，配合他办了一些手续包括拍照、签字。第二天，办按揭的人给黄某打电话，说黄某的身份证查不到信息，后来又要黄某重新拍照传给他，最后还是没办成。此点与天驭公司一审陈述可以印证。一审庭审时就不能购车的原因，天驭公司陈述：“金融公司反馈说原告不是提供的本人身份证办理的按揭，后来核实身份证是假的。”至于查不到其身份信息的原因，黄某陈述是因为他当时办有两个身份证，一个荆门的，一个松滋的，因身份信息重复，荆门的被注销，所以查不到。该陈述，能与天驭公司关于未办成原因的陈述相印证；且黄某出庭提供的松滋身份证于2011年办理，可以印证其办理贷款当时已持有该身份证。7、周莉补充提交的工行-易鑫信用卡汽车专项分期付款/担保（抵押）合同及完税证明，仅能表明周莉于2019年购置汽车一辆，并办理了贷款抵押。此次交易与本案无关，也不能证明周莉关于天驭公司没有为其办理按揭贷款存在违约的主张，因此，对该证据不予采纳。8、综合全案证据审查，一审认定事实有证据支持，并无错误。综上，一审认定事实属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邵某曾为周莉雇请的司机和业务员，曾介绍周莉去天驭公司看车，并介绍周莉与该公司业务员林某商谈车型、价款。周莉提出购车要做按揭贷款，邵某让林某帮忙联系从事按揭贷款的人员来跟周莉一起谈。2016年10月19日，周莉及其雇请的业务员黄某到天驭公司，与林某、从事按揭贷款的人员协商之后，周莉与林某签署了“代办书”，周莉支付了8350元。从事按揭贷款的人员提出周莉名下已经有一辆按揭贷款的车，周莉、黄某遂与对方协商以黄某的名义办理按揭贷款。嗣后，该从事按揭贷款的人员找到黄某办理相关手续，黄某提供了自己的身份证信息并予以配合。次日，该人员电话联系黄某，提出查不到黄某的身份信息，并要求黄某重新拍照传给他，但按揭贷款最终未办理成功。事后，黄某去其原户籍地查询，才知道原因。黄某此前曾将户口迁到荆门市，并一直使用在荆门市公安机关办理的身份证。由于其原籍的户口没有注销，身份信息重复，其在荆门的身份证信息被注销，荆门市公安机关没有黄某的身份信息，所以在荆门市查询不到其身份信息。黄某现在使用的是松滋市公安局于2011年颁发的身份证。“代办书”为表格式，有下列栏目：委托方资料、上牌费用预算、挂靠费用明细、货厢费用明细、代办总费用、其他要求、收款情况、约定项目。表格下方留有批准人、审核人、经办人、客户签字的空白处。“代办书”右侧注明有四联，第一联业务联，第二联财务联，第三联上牌联，第四联客户联。本案“代办书”中，“委托方资料”栏填写有周莉姓名、身份证号及地址、联系电话，品牌为江淮帅铃，车型为帅铃单排，颜色为白。“上牌费用预算”及“挂靠费用明细”栏未填写。“货厢费用明细”栏中，“货厢要求”一栏注明：“帅铃E系单排厢车HFC4DA1-2C，动转，空调，7.00R16胎”。“货厢费用总额”一栏注明：“车价捌万叁仟伍佰元整”。“代办总费用”栏填写金额与车价一致。“其他要求”栏注明：“收定金捌仟叁佰伍拾元整”。“约定项目”栏第1项打印内容为：“委托方同意签订本代办书时，委托方超过议定交车日期三天的，并经被委托方催告仍不办理交车结算总款项时，视为委托方单方解除合同，被委托方有权对该车辆另行处置，委托方已交定金不予退还。”表格下方，周莉在客户栏签名；林某在经办人栏签名，并标注时间为2016年10月19日；李兴国在审核人栏签名，标注时间为2016年10月22日。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二审争议在于，（1）本案车辆买卖合同、定金合同是否成立并生效；（2）天驭公司是否负有为周莉购车先行办理按揭贷款的义务；（3）周莉要求返还定金的请求是否成立。一、关于车辆买卖合同及定金合同一审法院据本案双方签订的“代办书”及周莉的支付行为，认定车辆买卖合同及定金合同成立且生效。周莉上诉认为，一审将“代办书”认定为全款支付订购合同错误。“代办书”是为了向银行办理按揭的一项手续，购买车辆还需要与天驭公司签订购车合同，因为按揭没有办成，购车合同也没有签订。天驭公司认为，本案车辆买卖合同、定金合同已经成立。“代办书”的内容有买卖双方的姓名、货物的数量、价款，并约定了定金，并且买方也支付了定金，所以合同是成立的。1、据一审庭审笔录（原审正卷第48页），天驭公司当庭出示“代办书”，拟证明周莉于2016年10月19日向天驭公司订购特定型号货车一辆，价款83500元，支付定金8350元。周莉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并认可其在“代办书”上的签名。据此，一审采纳该证据，并无错误。2、“代办书”为表格式，依设计内容看，“代办书”应同时兼有车辆买卖及买方委托卖方办理车辆牌照的功能。所谓“委托方”应指买方，以此表明其委托卖方代办车辆上牌。3、本案“代办书”的内容明确了双方当事人、标的物、数量和价款。另据双方陈述，“代办书”系周莉与天驭公司在协商购车过程中签署。可见，双方基于“代办书”所表达的买卖特定类型车辆的意思表示是明确的，且已就标的物数量及价款达成一致。“代办书”虽未冠以合同之名，实质具有合同的内容和属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据此，双方车辆买卖合同于签署“代办书”时成立。4、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条规定：“定金应当以书面形式约定。当事人在定金合同中应当约定交付定金的期限。定金合同从实际交付定金之日起生效。”双方在“代办书”中有关于定金的约定，且周莉也如约支付了定金。因此，定金合同也成立并生效。5、周莉主张，双方签署“代办书”的目的在于，天驭公司为周莉向银行办理购车按揭贷款。但“代办书”中并无任何有关按揭贷款的内容，空白表格的设计内容也不支持此种使用目的，双方也未就按揭贷款进行特别约定。周莉主张，其购车时已由其司机先行与天驭公司沟通好，天驭公司帮其办好按揭后再购车。但参与前期联系的司机邵某陈述，没有听说此事，当时谈的是可以做按揭，其当时也说了能不能办成是当事人自己的事。因此，邵某的证言不能支持周莉的主张。6、周莉主张，其支付的8350元是办理按揭的费用，是首付款。就其此项主张，周莉仅提供了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黄某的证言，且黄某的该部分证言及周莉的此项主张，与“代办书”内容不一致，不能仅依据黄某的证言作出认定，因此，周莉的此项主张证据不足。因此，一审就买卖合同及定金合同的事实认定及法律判断，并无错误。二、关于天驭公司的义务周莉主张，林某承诺为其办理按揭其才交钱，天驭公司应为其办理按揭。天驭公司认为，该公司没有为周莉购车先行办理按揭贷款的义务，“代办书”的内容没有按揭的意思表示。天驭公司销售车辆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全款，二是按揭。天驭公司接受按揭购车的方式，至于能否办理按揭要看周莉是否符合办理按揭的条件，这不是由天驭公司决定的。如果周莉符合办理按揭的条件，天驭公司也是履行配合的义务，出具相关手续由周莉办理。本案双方基于“代办书”的签署所建立的是车辆买卖合同关系。作为买卖合同的出卖方，天驭公司的主要义务是按约定交付标的物，并移转所有权于买受方。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出卖方并不当然负有为买受方办理按揭贷款的义务。1、周莉主张天驭公司承诺为其先行办理按揭贷款手续，仅有黄某的证言（参见二审庭审笔录第17页）。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第九十条第三项，仅凭黄某的证言，不能作出认定。2、据邵某、黄某的证言，天驭公司帮助周莉联系了从事按揭贷款的人员，周莉与该人员也进行了有关按揭贷款的协商及办理。可见，天驭公司并非按揭贷款方，其只是居中帮助联系、介绍，因此，天驭公司并不负有向周莉贷款的义务，也没有保证按揭贷款一定办理成功的义务。即使天驭公司受周莉委托，为其向贷款方办理按揭贷款手续，在委托关系中，受托人处理委托人的事务，应按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及结果，但并无义务保证特定结果的出现，除非当事人有特别约定。另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据此，作为代理人的受托人，以委托人名义处理其事务所产生的结果，归属于委托人，受托人并不承受结果。因此，即使天驭公司承诺为周莉代办按揭贷款手续，其也不因贷款方拒绝贷款而承担违约责任。另据周莉在诉状及庭审中的陈述（见一审正卷第3页、第49页、第50页），此次不能办理按揭贷款的原因，是其之前才按揭贷款购车一辆，贷款方担心其不能还款而不同意再次按揭贷款。据黄某的证言，在周莉、黄某与贷款方协商以黄某的名义办理按揭贷款后，贷款方也收集了黄某的身份信息、办理了相关手续，但因黄某所持在荆门市办理的身份证被注销，相关身份信息查询不到，最终未能办理成功。可见，天驭公司介绍的贷款方也为周莉办理过按揭贷款手续，但因周莉方面的原因未能办理成功。因此，周莉未能成功获得按揭贷款的原因和责任，也不在天驭公司。3、买卖与按揭贷款、委托为相互独立的合同关系，可各自履行，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没有证据表明，本案双方约定以办理按揭贷款为买卖合同的生效或履行条件。从本案的情形看，按揭贷款只是周莉支付价款的一种方式，周莉是否获得贷款可能影响其付款能力，但不影响买卖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也不能成为周莉不履行合同的免责事由。此外，按揭贷款通常需以所购车辆为抵押物。因此，按揭贷款应以车辆买卖合同成立且生效为前提，而非相反。三、关于定金返还周莉主张，其要求的是按揭买车而非全款买车，天驭公司也同意为其办理按揭买车，其买车的前提是办理按揭，最终没有购车的原因是天驭公司没有为其办理按揭，不是其不买；天驭公司没有告知其8350元是买车的定金，在没有向其说清楚的情况下让其签“代办书”，其认为“代办书”是办理按揭购车和银行的相关手续，8350元是办理按揭的预付款，因此，该款应当退还。天驭公司认为，周莉要求返还定金的请求不能成立。周莉所支付的是购车定金，在周莉支付定金后，由于周莉的原因导致车辆交易失败，不是天驭公司违约造成的，周莉无权要求返还定金。1、“代办书”依其内容为车辆买卖合同，其中所约定定金应为周莉担保该合同的履行所支付的定金。“代办书”中关于买卖车辆的型号、数量、价款、定金及委托方单方解除合同时定金不予退还的内容明确；且周莉此前已经通过按揭贷款在天驭公司购车一辆，对于购车手续与按揭贷款手续应当清楚。因此，周莉主张其对“代办书”及付款性质有自己的理解，在不清楚的情况下签署“代办书”不能成立。2、对于天驭公司而言，周莉是以自有资金支付还是以贷款支付车款，并无区别。即使周莉通过按揭贷款获得购车资金，也应向天驭公司全额支付价款。所谓首付与分期，乃是借款人（购车方）向贷款方分期偿还的借款及利息。天驭公司不是贷款方，不负有贷款义务。周莉未能通过按揭贷款获得购车资金，并非天驭公司违约或因其过错所致。3、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本案双方订立车辆买卖合同，并在合同中约定买受人支付定金，以担保其履行。周莉因未能获得按揭贷款，不具付款能力而放弃购车，不履行买受人义务，依前述规定，无权要求返还定金。综上，一审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周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源渊审判员  马晶晶审判员  熊 蓓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刘雪苹书记员陈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