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薛燕蕊，女，1989年11月16日出生，现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伟，北京英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聚鑫城投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平房乡黄杉木店路8号平房乡政府大院内主楼一层128室。法定代表人：陈学东，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昱，北京市一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祝英，女，1952年10月2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北京市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薛岐，男，1949年10月2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薛燕蕊因与被上诉人北京聚鑫城投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鑫城投公司）、被上诉人刘祝英、薛岐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2民初156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薛燕蕊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支持上我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聚鑫城投公司、刘祝英、薛岐承担。事实和理由：庭审的证据证明我通过法院生效调解书取得了北京市朝阳区平房乡南房西数第二间的所有权。聚鑫城投公司和刘祝英明知上述房屋属于我所有，未经我同意或授权，擅自通过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方式，处置涉案房屋院落，并将房屋拆除，属无权处分行为，同时双方存在恶意串通，严重损害我合法权益的行为，故其双方签订的涉案协议应属无效。聚鑫城投公司辩称，不同意薛燕蕊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刘祝英辩称，同意薛燕蕊的意见。签合同时，薛燕蕊不知道。院里三家十几口人都同意我去签拆迁合同。拆迁办让我和薛岐签字即可。签完协议大概10天后，拆迁办要求我补签委托协议，我也没有告诉薛燕蕊，自行在委托协议上签薛燕蕊的名字。薛岐未答辩。薛燕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聚鑫城投公司与刘祝英、薛岐签订的编号为PF－2－27－02号《平房乡“一绿试点”棚改项目住宅房屋腾退补偿安置协议》中涉及我的部分无效；2.诉讼费由聚鑫城投公司、刘祝英、薛岐承担。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平房乡平房村×号登记的宅基地使用权人为薛岐、薛忠。2010年，薛燕蕊曾起诉刘祝英，要求分割上述院落内的房屋。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8月18日作出了（2010）朝民初字第24917号民事调解书，调解结果为：“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平房乡平房村×号南房西数第二间归原告薛燕蕊所有；……”2017年8月3日，薛燕蕊将其户籍迁入上述院落。2018年，上述院落涉及腾退，刘祝英作为薛岐的委托代理人与聚鑫城投公司于2018年6月26日签订了一份《平房乡“一绿试点”棚改项目住宅房屋腾退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约定腾退人为聚鑫城投公司，被腾退人为薛岐、薛忠（已故），认定了包括薛燕蕊在内的共计16名被安置人，应安置面积合计为720平方米，奖励安置面积105平方米，总计补偿款7161814元。案件审理过程中，薛燕蕊向法院提交了一份《授权委托书》，该委托书系薛燕蕊、薛燕卉委托刘祝英全权办理腾退相关事宜。聚鑫城投公司对该委托书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认可。薛燕蕊称该委托书中“薛燕蕊”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刘祝英认可该委托书中薛燕蕊的签字系其所签。案件审理过程中，聚鑫城投公司向法院提交了涉案院落在腾退前的估价报告，以此证明确定腾退补偿协议中的房屋重置成新价和区位补偿价的依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祝英代理薛岐与聚鑫城投公司就涉案院落签订的《平房乡“一绿试点”棚改项目住宅房屋腾退补偿安置协议》中关于薛燕蕊房屋部分的约定是否有效。薛燕蕊认为，其通过法院生效调解书取得了该院落内南房西数第二间的所有权，聚鑫城投公司与刘祝英在未征求薛燕蕊意见的前提下签订的上述腾退补偿协议处分了薛燕蕊的财产，故就涉及薛燕蕊房产部分的补偿协议应属无效。法院认为，聚鑫城投公司以依法作出的评估结果为基础与宅基地使用权人之一的委托代理人刘祝英协商签订的上述协议，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即使存在刘祝英伪造薛燕蕊签字的授权委托书的情况，亦不应认定聚鑫城投公司与刘祝英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本案薛燕蕊）利益的情形，该协议属于合法有效的协议，薛燕蕊要求确认该协议涉及薛燕蕊房产部分约定无效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薛岐经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法院依法缺席审判。综上，判决如下：驳回薛燕蕊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薛燕蕊负担（已交纳三十五元，剩余三十五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二审期间，薛燕蕊提交：1.视频录像光盘，其称上述录像系2019年7月5日其与拆迁办工作人员的对话，证明拆迁办答复薛忠的子女不能签署合同；2.结婚证复印件，显示薛燕蕊于2018年6月20日与名为“张和”的男子登记结婚，薛燕蕊据此证实其丈夫亦应作为符合户口迁入条件的人员取得50平米的安置面积。聚鑫城投公司对上述证据一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视频中看不到图像只能听到声音，亦无法辨别谈话人身份；对证据二真实性认可，但提出其不符合安置条件。刘祝英对上述证据均不持异议。聚鑫城投公司提交《平房乡“一绿试点”棚改项目住宅房屋腾退补偿安置办法》（以下简称安置办法）及《平房乡“一绿试点”棚改项目住宅房屋腾退补偿安置办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其中实施细则第一条规定，“(一)被腾退人及平房乡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本细则之日前户口登记在被腾退宅基地内的人员，原则上可计入被腾退安置人口。但以下人员除外：1.已享受过绿隔等安置政策的人员。2.空挂户人员（与被腾退人及其配偶从无亲属关系的，只有户口无房产的人员）。（二）属于下列情况的，可计入被腾退安置人口。1.与被腾退人及被腾退人的衍生人口（衍生人口中户口必须在本址）结婚，符合户籍迁入政策的人员（2017年10月30日入户调查开始之后离婚再婚人员的配偶及配偶的亲属除外）……(三)在腾退奖励期限结束之日前，被腾退人及被腾退人的衍生人口（衍生人口户口必须在本址）,年满18周岁及以上，无婚史的未安置人员，并在奖励期内完成签约且搬家交房验收合格的，可多计入一个安置人口，只享受购房安置个人奖励，不享受其他任何奖励和补助。本次安置为一次性安置。薛燕蕊、刘祝英对上述安置办法及实施细则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刘祝英未提交新证据。双方当事人对于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事实无异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经询问，薛燕蕊认为诉争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处分了其所有的房屋，属无权处分，且刘祝英与聚鑫城投公司之间存在恶意患通，损害其合法权益。对于损害其权益的具体内容，薛燕蕊认为侵犯了其知情权，且其作为入户调查时的大龄未婚青年，应依实施办法第一条第（三）项，多享受50平米安置面积，其于2018年6月结婚后，其丈夫张和亦应列为被安置人口。聚鑫城投公司提出依据涉案腾退房屋的拆迁档案，薛燕蕊于2018年5月26日与高绍华结婚，而高绍华属已经享受过绿隔等安置政策人员，不享受安置，后薛燕蕊在腾退期限届满前与张和再婚，故依据前述实施细则薛燕蕊在腾退奖励期限结束前已婚，而张和属2017年10月30日入户调查开始之后离婚再婚人员的配偶，不应计入被腾退安置人口。对此，薛燕蕊认可其离婚再婚的事实，但坚持张和理应作为安置人口。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诉争补偿安置协议中涉及薛燕蕊的部分是否有效。对此，薛燕蕊认为刘祝英与聚鑫城投公司签订的涉案补偿安置协议中处分了其所有的房产，属无权处分，但即便确如薛燕蕊及刘祝英所述刘祝英系未取得薛燕蕊授权即与聚鑫城投公司签订涉案补偿安置协议，对物权的无权处分并不直接导致债权合同无效。本案所涉被拆迁地址宅基地使用人登记为薛忠（已故）及薛岐，涉案补偿安置协议亦记载被腾退人为薛忠（已故）、薛岐，刘祝英仅作为薛忠的法定继承人之一、拆迁被安置人之一代为办理宅基地拆迁补偿手续，由刘祝英签署相关协议，并不代表相应拆迁利益由其一人所享有，薛燕蕊亦是被安置人之一，有关拆迁利益的分配各方若有争议可另案解决。薛燕蕊提出刘祝英与聚鑫城投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但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实该双方存在恶意串通的故意及行为，且涉案安置补偿协议系依据安置办法及实施细则，并以评估结果为基础签订，薛燕蕊称其应作为大龄未婚青年应享受优惠安置，其再婚配偶应享受安置等，均不符合前述安置办法及实施细则的规定，依本案现有证据未见该协议存在实质性损害薛燕蕊合法权益之处。综上，一审驳回薛燕蕊要求确认涉案安置补偿协议中涉及其部分无效的诉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薛燕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薛燕蕊负担（已交纳）。公告费500元，由薛燕蕊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林存义审 判 员 赵 霞审 判 员 孙 妍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曾琪惠法官助理 杨俊逸书 记 员 李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