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32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粤深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东门南路168号文锦渡口岸大楼A座909。法定代表人：张新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崇宇，广东海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嘉伟，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东玛有限公司(TUNGMALIMITED)。住所地：香港新界鱿鱼湾英明苑明远阁23楼10室。代表人：陈志雄，该公司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嗣彦，广东华誉品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鲁，广东华誉品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志军，男，1958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辽宁省凌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国好，广东泽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农林路69号深国投广场1栋7楼。负责人：尤程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亦可，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楚，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日瑞，男，1987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和平县。上诉人粤深运输有限公司、东玛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志军、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李日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5民初4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被上诉人李日瑞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对其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一、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赔偿110000元给张志军；二、东玛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赔偿1396277.62元给张志军，粤深运输有限公司与东玛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张志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原审案件受理费23358元由张志军负担6360元，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负担1241元，东玛有限公司、粤深运输有限公司共同负担15757元。上诉人粤深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深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二、改判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张志军的损失；三、改判李日瑞对剩余赔偿费用承担连带责任；四、判令粤深公司无需对张志军的赔偿费用承担连带责任；五、判决由各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保险公司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保险公司提供的投保单、保险单为预先制作好的格式版本，所有的内容均已提前打好，并没有让投保人亲自抄写“投保人声明”中的内容。并且保险公司并没有单独将“投保人声明”单列一个项目并单独要求投保人签字确认，而是整个投保单只留了一个地方签名，根据正常人的书写习惯，这并不代表投保人签字时有细心注意到“投保人声明”中的内容，对于保险公司是否尽到明确说明义务仍需结合其他材料证明。根据保险公司当庭提交的投保单显示，投保单上面载明的《機勤車保険條款》为繁体字，与保险公司当庭提交的简体版《机动车保险条款》并非同一版本，并且投保人未在保险公司提交的简体版《机动车保险条款》上签字盖章确认已经阅读过，简体版《机动车保险条款》上也没有相应编码可以对应投保单，无法证明保险公司当时给投保人出示的就是其作为证据提交的简体版《机动车保险条款》，更无法证明当时出具的《機勤車保険條款》是哪一个版本、是否明确约定有责任免除条款亦或是责任免除条款是否加粗加黑用以提示投保人注意。综合上述所有证据可以证明保险公司未尽到明确说明义务，其提交的简体版《机动车保险条款》中的免除责任条款不应对本案当事人发生法律效力，其应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二、原审法院认定张志军居住于城镇并且其收入来源于城镇满1年并据此适用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属于事实认定严重错误。关于残疾赔偿金，原审法院根据张志军提交的《居住情况证明》、《工作收入证明》、《虎门大桥悬索桥锚室及西引桥T梁防腐涂装工程工资表》认定其居住于城镇并且其收入来源于城镇满1年，但是粤深公司在原审庭审过程中已经提交相反证据证明上述证据完全为张志军及其家属事后为本案伪造的，涉嫌伪造证据、妨害司法公正(亦有构成刑事犯罪的可能性)。在此情况下，原审法院不仅没有核实相关情况，还对明显伪造的证据直接采纳，没有查明案件事实，且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规定。具体如下：（一）张志军提交东莞市××镇木榆村村民委员出具的《居住情况证明》，拟证明其自2016年6月在东莞市××镇丽景花园居住。但根据粤深公司提交的东莞市××镇人民政府的信访回复显示，丽景花园为××镇横江夏村委会的行政管辖范围，相关居住情况应由其出具证明，木榆村村民委员根本无权、也无法证明其行政管辖区域以外的居民居住情况，显然该证据为伪造的。（二）张志军提交的《虎门大桥悬索桥锚室及西引桥T梁防腐涂装工程工资表》、《工作收入证明》拟证明其自2016年11月1日就开始参与该工程，该证据也属于伪造的证据。根据粤深公司提交的广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关于虎门大桥悬索桥锚室及西引桥T梁防腐涂装工程中标信息历史记录、高速公路施工申请审批表以及承包人中航百慕新材料技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的证人证言[该审批表和证人证言均来源于(2018)粤0115刑初362号案案卷]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显示，虎门大桥悬索桥锚室及西引桥T梁防腐涂装工程在2017年9月19日才确定中标人，2017年9月30才开始动工，张志军根本不可能在2016年就参加该工程建设，其实际是在案发前一个月（即2017年10月）才到广州作为项目施工人员。此外，粤深公司当庭查看《虎门大桥悬索桥锚室及西引桥T梁防腐涂装工程工资表》、《工作收入证明》原件，发现上述文件的纸质、字体、签署的墨迹均是统一的，且形成时间非常新，明显为同一时间、由统一的人员制作形成的文件，明显系事后伪造的证据。现有证据可以充分证明张志军在广州居住、工作取得收入均不满1年，应当按照其户籍所在地的标准进行计算残疾赔偿金。根据张志军户籍地的区划代码显示，其户籍所在地三道杖子村民委员会的区划代码首位数字为2，不属于城镇地区，应适用农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三、原审法院对责任的划分存在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法院对粤深公司的责任认定存在错误，其不应承担连带责任。涉案车辆粤Ｚ×××××货车是粤深公司租赁给东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玛公司）实际使用的，原审法院认定为挂靠关系错误，粤深公司与东玛公司为租赁关系，并非挂靠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以及粤深公司与东玛公司所签署协议的规定，粤深公司作为出租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二)原审法院对李日瑞的责任认定存在错误。李日瑞是车辆的驾驶人，其作为实际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虽然李日瑞受东玛公司雇佣，但其在驾驶过程中没有注意安全驾驶并且存在肇事逃逸的行为，其直接导致了本案事故的发生以及保险公司拒绝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进行理赔，具有重大过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李日瑞应对张志军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审法院直接认定东玛公司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有失公允。此外，因本案中张志军亦要求李日瑞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人民法院在本案中依法认定李日瑞不再承担赔偿责任，不论是东玛公司亦或是粤深公司，基于一事不再理的司法原则，粤深公司将无法再通过另案起诉要求李日瑞承担赔偿责任，有失公平。二审中，粤深公司明确撤回上诉状的事实与理由第三点之（一）的理由，变更上诉请求第四项为判决驳回张志军对粤深公司的起诉。补充事实与理由如下：粤Ｚ×××××港号货车的机动车行驶证上所显示的所有人不是粤深公司，而是在香港注册登记的粤深运输有限公司(公司编号：0125137，以下简称香港粤深公司)，粤深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张志军对粤深公司的起诉应予以驳回。1983年3月16日，深圳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由深圳市交通运输公司(甲方)与粤海企业有限公司储运部(乙方)联合经营，在香港设立香港粤深公司，经营香港至深圳以及深圳转往各地的进出口货物运输业务，在深圳设立分公司，其中由乙方负责购置各类型的运输车辆和营运设备。粤深公司在深圳注册登记，仅作为香港粤深公司在深圳的代理，为香港粤深公司办理境内的各项事务。2014年1月26日，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作出《广东省外经贸厅关于合作企业粤深运输有限公司延长经营期限的批复》，同意香港粤深公司继续延长合作期6年(自2014年3月17日起至2020年3月16日止)，批准入境营运车辆数为63辆；其中合作投入运营的车辆，自有车辆应占70％以上，入线车辆不得超过30％。以上可见，经政府相关部门批准，被允许车辆入境经营广东省各地至香港进出口货物汽车运输业务的企业，是香港粤深公司，而不是粤深公司。广东省公安厅作出的《粤港澳机动车辆往来及驾驶人驾车批准通知书》，批准给香港粤深公司，允许粤Ｚ×××××港号汽车(香港车牌号TR9287)入境运营。故粤Ｚ×××××港号机动车行驶证上显示的所有人，实际是香港粤深公司，而非粤深公司。根据香港运输署的车辆登记文件，该车辆的登记车主是东玛公司(TUNGMALIMITED)，也是以东玛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原审判决认定东玛公司与粤深公司之间是挂靠关系，事实认定不清。上诉人东玛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一次性赔偿张志军110000元，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一次性赔偿张志军1000000元；二、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东玛公司无须承担赔偿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认定保险公司“主张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赔符合约定”并予以采纳是适用法律错误。1.保险公司提供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中关于免责条款的约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同时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之规定，应属无效条款。2.在商业三者险中，交通事故的发生意味着合同约定的赔偿条件成就，保险人即应履行赔偿义务。肇事逃逸的影响只及于事故发生之后，不溯及以前，投保人只应对逃逸行为扩大损害的部分担责。李日瑞肇事逃逸的行为并没有给保险人造成新的损失，保险公司不能以此为由免除赔偿责任。3．保险合同只能约束合同当事人双方，不能对抗第三人。如果保险公司因被保险人的逃逸行为而免责，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就不能得到及时的赔偿，保险公司反而会从中获益，这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立法本意。更何况第三者责任险是由保险公司对因交通事故而受到损害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保险人与投保人关于肇事逃逸免赔的约定，直接损害了作为受害者的第三方利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而无效的情形。(二)原审判决以“庭审中李日瑞称其受东玛公司雇佣，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发生本案交通事故，东玛公司未对此进行答辩，应承担不利后果”为由，确认由东玛公司替代李日瑞承担赔偿责任也是适用法律错误。1.东玛公司是香港公司，本案中原审法院并未依法对其送达相关法律文书，导致其缺席本案的审理，未能对相关当事人的主张进行有效答辩，责任不在东玛公司。2.根据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这一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规则，李日瑞主张其受东玛公司雇佣，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发生本案交通事故，其应提供受东玛公司雇佣和履行职务的证据，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关于“东玛公司未对此进行答辩，应承担不利后果”的说法并没有法律依据，是适用法律错误。东玛公司即使没有答辩，也只是放弃自己的诉讼权利，并不当然承担不利后果。(三)原审判决以张志军被鉴定为完全护理依赖为由，认定其损失包含出院后10年的护理费，并按照120元/天计算护理费，同样是适用法律错误。1.张志军现阶段被鉴定为完全护理依赖，并不意味着其未来10年都是完全护理依赖。原审法院上述认定的事实基础并不存在。2.张志军未来10年的护理费并未实际发生，是否必然发生也没有依据，原审判决现在即判决支付其未发生的护理费用，于法无据。3.原审判决按照120元/天来计算其护理费，同样于法无据。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的证据不足。(一)原审法院认定张志军伤残程度为四级伤残，属于完全护理依赖的证据不足。原审判决认定张志军伤残程度为四级伤残，属于完全护理依赖的证据，是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于2018年8月3日作出的鉴定意见。即使该鉴定意见在当时是准确的，并不代表张志军以后的伤残程度就一直是四级伤残和完全护理依赖。因为该鉴定意见作出时，张志军尚在广州中医药大学金沙洲医院住院治疗(依据原审判决第四页倒数第1–2行，张志军2018年3月27日入住该院，住院共145天，可以推断出张志军出院时间应该在2018年8月20日左右)，伤情并未稳定。随着后期的治疗和休养，其伤情存在逐步恢复和稳定的过程。对于张志军伤残程度的认定，应该在其伤情稳定之后进行鉴定，而不是依据其在住院期间的鉴定意见。(二)张志军本为农村户口，原审判决仅依据其提供的东莞××镇木榆村民委员会出具之《居住情况证明》，就认定其在事故发生前已在城镇工作、生活满一年以上，明显也是证据不足。1.国家对外来人口实行居住证制度，广东省内各镇街还设有专门的外来人员管理中心，负责对外来人口和房屋租赁等进行管理。张志军既未提供居住证，也未提供相关镇街外管中心的租住管理登记资料，因此认定其在事故发生前已在城镇工作、生活满一年以上的证据并不充分。2.即使前述木榆村民委员会出具之《居住情况证明》属实，由于木榆村明显属于农村地区，也只能证明其工作、生活在该农村，而不能证明其工作、生活在城镇。3.根据河南省防腐保温有限公司出具的《虎门大桥人员工资表》，证明张志军作为其员工，自2016年11月至2017年10月期间一直在虎门大桥工作，而木榆村委会证明的其居住地丽景花园相距其工作地虎门大桥的公路距离约80公里，即使驾驶汽车走高速也要1.5小时左右。鉴于此，张志军如果在虎门大桥工作属实，其长期居住在××镇丽景花园完全不合常理。(三)原审判决仅依据河南省防腐保温有限公司出具的《工作收入证明》即认定张志军月平均工资6000元的证据同样不足。1.张志军是否与河南省防腐保温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需要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以及社保缴费记录等证明。2.即使张志军与河南省防腐保温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该公司安排其在虎门大桥工作是否属实，也需要提供该公司与虎门大桥相关部门之间的业务合同和对于张志军工作安排等方面的证据予以证明。3.如果张志军的月平均工资6000元属实，张志军就应该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提供缴纳个税的证据证明其工资数额。三、原审法院仅说明了护理费的计算标准在住院期间按照150元/天计算，出院后按照120元/天计算，未说明出院前后标准不一的依据，也未说明除护理费外的损失计算标准。二审庭审中，东玛公司补充上诉理由称：原审判决的审判程序严重错误，在原审中东玛公司是中途经粤深公司申请追加为被告，但是原审法院并没有依法向东玛公司送达相关的法律文书。而仅仅是按照国内公司的送达方式以快递的方式送达材料，按照粤深公司提供的邮箱地址给东玛公司送达相关的资料。但是东玛公司无法按照这一地址接受资料，这一地址也不是东玛公司注册的法定地址，所以导致东玛公司到目前为止没有收到过原审法院的任何的法律文书，从而导致在原审当中无法主张自己的权利，合理的进行答辩，而原审法院也正是以东玛公司没有出庭为理由，而采纳了李日瑞和粤深公司的关于东玛公司的相关的主张，判决东玛公司承担责任，属于严重程序失误。具体赔偿项目方面，因判决书没有对误工费的标准进行详细的记录，对此有异议；对出院后的护理费标准有异议；对残疾赔偿金的计算标准有异议。针对粤深公司的上诉，张志军辩称，一、同意粤深公司的第二点上诉请求，理由与粤深公司的陈述一致。二、粤深公司主张其并非涉案车辆的登记车主，起诉主体不适格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根据本案现有的证据显示，东玛公司作为香港牌号T29287的车主，为了取得在内地的运营资格，于2015年10月27日与粤深公司签订协议，挂靠该公司从事运输经营，基于挂靠的事实，涉案车辆的登记车主依法依规应当登记在粤深公司名下，因为该公司才是批复获准设立并取得运营资格的企业法人。三、在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对涉案的车辆情况也进行了调查，在涉案事故认定书上载明涉案车辆车主为粤深公司，登记的住址为粤深公司的注册地址，并且在李日瑞交通肇事案件的刑事判决中，粤深公司其中一个负责人张某的证言也证实了涉案的车辆车主是粤深公司。粤深公司在原审期间1年多的时间从未提出主体的抗辩，并且也未提交任何的证据材料来抗辩，原审庭审笔录记载了粤深公司在原审时陈述涉案车辆的车主是粤深公司，是该公司将车辆租赁给东玛公司使用，由于粤深公司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这一抗辩才没有被原审法院采纳。粤深公司二审中主张涉案车辆的登记车主是香港粤深公司并非粤深公司，但在张志军住院期间，粤深公司以车主的名义和身份垫付了90000元的医疗费，从其的上述行为以及陈述来看，其主张完全是张冠李戴自相矛盾的，应当不予采信。四、对于粤深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张志军同意原审法院的认定与判决。保险公司辩称，粤深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事实与理由均无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一、原审中保险公司向法庭提交了有涉案车辆被保险人东玛公司签名确认的投保单，在投保人声明中，东玛公司确认其知悉声明上述各项内容填写属实，保险公司已向其详细介绍了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的内容，特别就该条款中有关责任免除和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的内容做了明确说明，同意投保，因此，原审法院依据有效的商业保险条款支持保险公司拒赔的抗辩，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不认可粤深公司在本案中陈述有两个主体的上诉理由。在原审中，粤深公司一直都是以其公司来应诉，并且在事发后垫付了受害人90000元医疗费，同时原审中其提供的协议书签署单位也是粤深公司，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新华本人也在协议书左下角上签字。因此不认可香港公司的存在，本案赔偿主体应是粤深公司。东玛公司述称，对于粤深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异议，同意其的上诉意见。针对东玛公司的上诉，张志军辩称，一、同意东玛公司关于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当驳回东玛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根据粤深公司与东玛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东玛公司为取得在内地的运输资格，入线粤深公司，双方形成的是挂靠关系。东玛公司应当与粤深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保险公司辩称，东玛公司的上诉意见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上诉请求。一、原审认定保险公司主张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责符合约定并予采纳，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保险公司与东玛公司的保险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调整并适用该法，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保险公司以法律禁止性行为的条款作为保险合同免责事由的，该条款是合法有效的。本案肇事车驾驶员事发后肇事逃逸，构成刑事犯罪，严重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在这种情形下，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依法合法有效。二、东玛公司认为肇事逃逸不溯及既往，因此该条款无效，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保险公司已经对既是投保人又是被保险人的东玛公司履行了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的义务，故免责条款是有效条款，应依法予以支持。三、东玛公司称保险公司保险合同只能约束合同当事人，不能对抗第三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保险公司已经赔偿本案交强险，争议的焦点是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责任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商业三者险的赔偿必须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来确定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因此原审法院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来认定保险公司是否应该承担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关于对东玛公司送达的问题，原审法院已经依照法律规定作出了送达，具体由法院审查。粤深公司述称，对东玛公司的上诉没有异议。被上诉人李日瑞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经审查，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为证明张志军在事故发生前的工作居住情况，张志军在原审中提交了以下证据：1.由东莞市××镇××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居住情况证明》，其中载明张志军自2016年6月至今在广东省东莞市××镇丽景花园××号居住。2.由河南防腐保温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4日出具的《工作收入证明》、工资表及该公司的营业执照，其中，《工作收入证明》载明张志军在该单位任道路交通安全指挥员，平均月工资为6000元，自2017年11月19日发生交通事故之日起就未能回来上班，该公司据实扣减其工资；项目编号为虎门大桥西引桥及锚室防腐涂装工程的人员工资表共十二张（自2016年11月至2017年10月），其中有名为张志军的人员签收的记录。二审中，张志军表示上述工资表是事后制作的，是在事故发生前制作的，但证明的内容是真实的。二审中，张志军补充提交了以下证据：3.由河南防腐保温有限公司于2019年12月3日出具的《证明》载明上述证据2真实有效。4.T梁防腐涂装工程招标公告及中标信息，拟证明虎门大桥悬索桥锚室及西引桥T梁防腐涂装工程于2017年9月19日确定中标人为中航百慕新材料技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4.高速公路施工申请审批表，拟证明上述工程于2017年9月30日才开始施工；5.中航百慕新材料技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杨海山在交警部门所做的《询问笔录》，其中杨海山称张志军是2017年10月份左右其公司与河南省防腐保温有限公司签订劳务合同时才来其公司的，平时主要负责高速公路路面交通设施的维护，其公司按月计量劳务费给河南省防腐保温有限公司，再由河南省防腐保温有限公司发放工资给每个工人，张志军每月工资大概是6500元左右；6.由河南省防腐保温有限公司出具的张志军负责项目施工过程道路交通维护工作的《证明》；7.李日瑞的刑事判决书[案号：（2018）粤0115刑初362号]，其中有证人熊建文的证言称其带领包括张志军等40名施工工人到虎门大桥施工等的陈述，以上证据5-7拟共同证明张志军是2017年10月份通过劳务分包方式参与虎门大桥悬索桥锚室及西引桥T梁防腐涂装工程。8.东莞市丽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查询资料，拟证明物业管理公司的全名是东莞市丽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对张志军提交的上述证据，粤深公司表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根据该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丽景花园不属于××村委员会的管辖范围，无权出具上述证据；对证据2，根据该公司提交的证据，张志军是2017年10月才参与到虎门大桥防腐涂装工程的，其不可能提前一年多参与该工程，该证据不属实；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根据张志军代理人二审庭审中陈述的情况，张志军的工资表每月的工资表的形成在次月进行统计并形成的，在2016年11月形成的工资表上就有2016年11月才中标的虎门大桥的工资，结合工资表形成的纸质和笔迹判断，工资表是在事后形成的，张志军陈述的情况不属实；对证据4，张志军提交的《居住情况证明》中的印章缺少“东莞市”三个字，与物业管理公司的印章不一致，不确认《居住情况证明》上面的公章。保险公司表示对证据1和证据2的质证意见与粤深公司的意见一致，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东玛公司表示对证据3只有印章，没有经办人签名，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确认；对《居住情况证明》没有出具的时间，无法确认张志军在该物业居住的时间，无法确定出具该证明的公司与东莞市丽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是同一家公司，由物业公司日常用章作为证明的印章是不合适的，张志军工作地址与物业所在地址来回需要3个小时，不符合常理，故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粤深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张志军表示对上述证据1、2的真实性及合法性没有意见，从关联性上由哪个管辖地部门出具证明并不影响张志军在城镇居住生活一年的事实；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上河南省防腐保温有限公司与张志军的劳务关系不能根据该工程的开工时间予以计算；对证据5、6、7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意见，关联性上该证人已证实张志军是河南省防腐保温有限公司的员工，工资大概6500元等事实。对证据8没有意见。保险公司表示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东玛公司表示对证据8没有异议。另查明，原审中保险公司提交了机动车辆保险条款（2009版）其中第四条第八项约定：“发生意外事故时，驾驶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八）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保险车辆或者一起保险车辆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以上内容已加黑体提示。原审中保险公司提交了涉案车辆的投保单，其中载明被保险人为东玛公司，投保人处有个人的签名，落款日期为2017年9月29日。保险公司表示上述保险是在香港投保的，香港的保险条款与大陆的保险条款是同一个版本，投保单是由东玛公司人员填写的。二审庭审后，东玛公司代表人陈志雄到庭陈述称，涉案车辆投保单是由司机英建祖签的，投保三个星期后收到了保险公司的保险单和条款。二审中，粤深公司还提交了如下证据：1.深圳市人民政府文件《深府函[1983]84号》关于联营《粤深运输有限公司协议书》的批复（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日印发）及深圳市交通运输公司与粤海企业有限公司储运部联合经营粤深运输有限公司协议书（签署日期为1983年2月25日），拟证明1983年3月16日，深圳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由深圳市交通运输公司与粤海企业有限公司储运部联合经营，在香港设立香港粤深公司，经营香港至深圳以及深圳转往各地的进出口货物运输业务，在深圳设立分公司。2.香港粤深公司在香港公司注册处网上查册信息，拟证明1983年6月7日，香港粤深公司在香港注册登记；3.《广东省外贸厅关于合作企业粤深运输有限公司延长经营期限的批复》，拟证明2014年1月26日，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作出批复，同意香港粤深公司继续延长合作期6年，批准入境营运车辆数为63辆，其中自有车辆应占70%以上，入线车辆不得超过30%；4.《粤港直通车指标费专用收据》两张（落款日期分别为2016年和2017年）及两张汇款金额为HKD980280元的南洋商业银行汇款客户通知书，拟证明依据上述批复，香港粤深公司已经将粤港澳直通车指标费从香港汇给政府有关部门；5.《广东省公安厅粤港澳机动车辆来往及驾驶人驾车批准通知书》三份，拟证明广东省公安厅批准给香港粤深公司，允许涉案车辆入境运营；6.《香港出入境机动车检验表》记载着行驶证车主为“粤深运输有限公司”，香港公司地址为“上环德辅道中244-248号东协商大厦10字楼”，拟证明根据广东省公安厅交通运输局的车辆登记档案中的上述检验表，涉案车辆的行驶证车主为香港粤深公司；7.盖有广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印章的车辆登记文件，记载登记号码为TR9287的车辆登记车主为TUNGMALIMITED（东玛公司），拟证明根据广东省公安厅交通运输局的车辆登记档案中的车辆登记文件，案涉汽车的登记车主是东玛公司，东玛公司与粤深公司的运营模式并非挂靠关系，符合规定；8.签章日期为2001年10月26日的《机动车登记表》，其中载明车主为“粤深运输有限公司”，住址为“九龙佐敦渡街32号富利商业大厦2楼A座”拟证明与涉案车辆同一指标的原始机动车登记表，车主是香港粤深公司，粤港澳直通车指标也是批准给香港粤深公司；9.《停驶通知书》[粤公车（2019）第1035576号]记载内容为“因粤深运输有限公司申请报停，根据《直通港澳运输车辆管理办法》（粤府办[2002]39号）规定，……现暂停……粤公车（2019）第964594号批准的粤Ｚ×××××港号牌车辆经皇岗、文锦渡、沙头角、深圳湾口岸入出境。”拟证明涉案车辆于2019年9月申请报停；10.香港税务局商业登记处查询的香港粤深公司商业登记信息，拟证明香港粤深公司的注册地址有变更，上述证据6、8中行驶证车主就是香港粤深公司；11.银行付款水单及增值税普通发票，拟证明粤深公司是香港粤深公司在大陆的代理，向香港粤深公司收取代理费并开具代理费发票；12.香港粤深公司的收据（出具时间为2017年1月3日）及南洋商业银行的水单，拟证明东玛公司向香港粤深公司支付入线费。13.经公证认证的香港粤深公司的登记证明，拟证明该公司的在香港注册登记的情况。粤深公司在二审庭审中陈述称，涉案车辆是东玛公司购买的，所有权人是东玛公司，行驶证车主是香港粤深公司。针对上述证据，张志军表示对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据2、4（其中的汇款单）、7、10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对证据4（其中的收据）、5、6、8、9、11、1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不认可关联性。从证据1批复的内容以及抄送机关来看，是粤深公司，取得在内地经营运输资格的也是粤深公司，并不是香港粤深公司。证据2的查册信息，没有相应机关的盖章，查册信息上显示香港粤深公司的类别是私人股份有限公司，与证据1批复上的是合作企业不一致的；商业登记证是在香港形成的，没有经过规定的公证或者认证手续，在我国境内不具有证据效力。证据3批复第四条明确，由乙方负责缴交车辆指标使用费，缴交车辆指标使用费的主体与批复是不一致的。证据4的收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由香港粤深公司支付指标使用费，并不能够确切地证明就是内地号牌粤Ｚ×××××的登记车主。证据4的汇款通知是在香港形成的，没有经过规定的公证或者认证手续，在中国境内不具有证据效力。证据5批准通知书只是证明了涉案车辆在香港和深圳之间往来中被批准入境的事实，无法确切的证明通知单上的粤深公司就是香港粤深公司。证据6检验表中载明的粤深运输有限公司无法证实指的是香港粤深公司。证据7车辆登记文件是在香港形成的，没有经过规定的公证或者认证手续，不具有证据效力，登记文件上显示涉案车辆在香港的号牌为TR9287，登记车主为东玛公司，根据东玛公司与粤深公司的协议，东玛公司为了取得内地的运输资格，与粤深公司签订的路线挂靠协议，内地号牌粤Ｚ×××××，登记的车主应当是粤深公司才符合法律法规。证据9停驶通知书上的粤深运输有限公司无法确切证实是香港粤深公司。证据10商业登记信息是在香港形成的，没有经过规定的公正或者认证手续，不具有证据效力，并且粤深公司主张证据1的批复设立的是香港粤深公司，在相关粤深公司的注册内档资料里面应当有证据1的批复才能够设立，如果注册档案里面没有批复，那么证据1批复设立的并不是香港粤深公司，而是粤深公司。证据11发票只是反映了香港粤深公司与粤深公司费用的往来结算，并不能够印证或者证实涉案车辆的登记车主是香港粤深公司。证据12收据和银行流水，从关联性上看，签订入线协议的是东玛公司与粤深公司，履行的主体应当为东玛公司与粤深公司，支付路线费用给谁并不影响车辆挂靠的事实，也并不能够证实涉案车辆内地号牌登记的车主是香港粤深公司。对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道路运输的经营许可主体是香港粤深公司。保险公司表示，对粤深公司提交的证据，真实性由法院审查，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证据1-12不能对抗交通部交警部门出具的涉案事故认定书中对车辆情况的记载，在涉案事故认定书中，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大队明确确认涉案车辆粤Ｚ×××××登记车主的登记住址为深圳市××号口岸大厦楼A座909室，车辆的登记单位是粤深公司。在交警部门没有出具新的事故认定书的前提下，粤深公司的证据不能推翻交警的事故认定书。对证据13的质证意见与张志军的意见一致。东玛公司在庭审中表示对于证据1-8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于关联性部分存在异议。证据5中明确有指定公司的司机属于粤深公司，在案发的时候，批准通知书所载明的司机是马步俊，从2017年2月7日到2018年3月16日这期间司机应该是马步俊，东玛公司并不清楚为何涉案车辆司机是李日瑞，同时粤深公司在原审当中提交的李日瑞犯罪的刑事判决书第12页第19份证据证人张某的证言证实，张某本人是粤深公司的负责人，粤Ｚ×××××号重型厢式货车的车主是粤深公司，李日瑞是国内临时聘请的驾驶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说明李日瑞并不是受东玛公司聘请的，而是粤深公司聘请的。证据7车辆登记文件只是东玛公司跟香港粤深公司存在挂靠关系，车在香港确实是登记在东玛公司名下，但是在大陆并不是登记在东玛公司名下，东玛公司与香港粤深公司存在挂靠关系，但是与粤深公司不存在此种关系，挂靠给香港粤深公司之后，不清楚香港粤深公司怎样把其在香港的牌号为TR9287的车登记为粤深公司名下。对证据10的关联性不发表意见。证据12的相关费用并非入线费用，不是粤深公司在原审中提交的协议书中的入线费用，而是东玛公司与香港粤深公司之间的挂靠费用。对证据13没有异议。另查明，二审中，东玛公司代表人陈志雄到庭陈述称，事故发生后粤深公司员工张某告诉其有本案纠纷，张某要求其转律师费聘请律师，其于2018年1月17日转了10000元给冯伟嘉律师。因为张某和冯伟嘉明确告知其民事纠纷可以由粤深公司代理，东玛公司不用出面处理，故没有到庭应诉。其通过张某知晓原审判决的结果，故聘请代理人参加诉讼，考虑到具体的前因后果，其表示放弃原审程序严重错误的上诉理由。李日瑞系其通过朋友找到临时聘请的司机，对于李日瑞称受东玛公司雇佣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发生涉案事故的陈述没有异议。粤深公司提交的2015年10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在深圳罗湖文锦酒店909室签署的，但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所有的钱款都是转给香港粤深公司，但所有业务都是通过粤深公司办理的。粤深公司二审中表示其在收到原审传票后，已经将诉讼情况告知了东玛公司，东玛公司是代粤深公司支付律师费，没有委托粤深公司代理该案件。另查明，针对涉案机动车车辆运输证的相关情况，本院去函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调查，该单位于2020年4月24日来函答复称，车牌号为粤Ｚ×××××港（香港车牌号：Ｔ×××××）的直通香港货运车辆道路运输证申领单位为粤深公司，该公司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号为深440300002299，经营范围为出入境普通货运。另查明，针对东玛公司对伤残等级提出的异议，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于2020年4月22日回函答复称，该中心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对送检材料进行了详细审阅，经评估被鉴定人在鉴定时病情已处于稳定状态。该中心鉴定人进行检查时阅片件被鉴定人颅内出血已经吸收消失；脑挫伤、出血后遗脑软化灶已经形成，连续的病历材料亦体现被鉴定人后遗症已经趋于稳定，鉴定时机适宜，符合鉴定要求。本案鉴定人受伤7个月以上，且经评估被鉴定人功能障碍情况基本稳定，故鉴定时机符合规定。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主要对当事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项进行审查。关于粤深公司的主体资格问题。根据广东省交通运输厅的答复，粤深公司具有出入境普通货运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涉案车辆的直通港澳货运车辆道路运输证系由粤深公司申领，东玛公司和粤深公司二审庭审中亦均确认涉案车辆的实际所有人为东玛公司，故张志军主张涉案车辆属于挂靠粤深公司从事道路运输活动事实依据充分。粤深公司二审提交的部分汇款通知书及收据显示有部分指标使用费实际由香港粤深公司从香港汇缴，粤深公司与香港粤深公司之间存在一定的业务往来，但不能依据上述事实认定直通港澳的营运资格已经授予了香港粤深公司。粤深公司在原审中提交了其与东玛公司于2015年10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其中约定粤深公司同意租给东玛公司入线车位一个，车牌信息与涉案车辆一致，涉案车辆具有内地及香港车牌，粤深公司经批准可以从事直通港澳货物营运工作，其将该营运资格出租给东玛公司使用过程中发生涉案事故，原审法院认定东玛公司与粤深公司构成挂靠关系，并应由粤深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本院予以维持。粤深公司主张涉案车辆是使用香港粤深公司的指标进行营运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涉案事故认定书认定涉案车辆的车主为粤深公司，是对该车辆在大陆运营时登记情况的认定，与涉案车辆挂靠粤深公司经营的情况相符，粤深公司二审提交《香港出入境机动车检验表》不属于涉案车辆所有权的登记证明，其提交的广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印章的车辆登记文件也仅显示涉案车辆香港号牌的登记所有人为东玛公司，以上证据均不足以推翻事故认定书对涉案车辆登记车主的认定，原审法院依据涉案事故认定书认定涉案车辆的登记车主为粤深公司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张志军的伤残等级及出院后护理费的问题。张志军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其伤情及护理期进行鉴定，该鉴定意见由有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作出，鉴定人员通过病历资料、医学影像片并对张志军进行临床学检查等方式作出，鉴定程序合法、依据充分。本次事故发生在2017年11月19日，张志军先后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及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住院治疗至2018年3月27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出院医嘱为继续加强肢体功能锻炼，不适随诊等。其后张志军继续到广州中医药大学金沙洲医院住院治疗至2018年8月19日，期间张志军于2018年7月2到上述鉴定机构并对其伤残等级及护理依赖程度进行了鉴定。针对东玛公司提出的鉴定时机及依据的问题，鉴定机构已来函答复，论理清晰、依据充分，本院予以采信。东玛公司以张志军在住院期间伤情未稳定为由对涉案鉴定意见提出异议理据不足，应不予采纳。事故导致张志军脑外伤后综合症等伤情，致其右侧肢体瘫痪，经鉴定机构评定构成四级伤残属于完全护理依赖依据充分，原审法院按涉案鉴定意见确定其伤残等级及护理依赖程度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事故导致张志军四级伤残，经鉴定系完全护理依赖，原审法院结合其伤情，确定支持10年的护理期，并酌情按照120元每天计算出院后的护理费标准，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误工费的标准问题。从粤深公司在原审中提交的杨海山的证言及刑事判决书中熊建文的证言可知，涉案事故是张志军在到虎门大桥施工期间发生的事故，张志军是河南防腐保温有限公司的职员，杨海山证实张志军的工资大约6500元，与河南防腐保温有限公司出具的《工作收入证明》载明的每月工资基本一致，原审法院按照6000元每月的标准确定误工费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原审法院支持至定残日前一天共计273天的误工费损失共计54600元（6000元/月÷30天/月×273天）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残疾赔偿金的标准问题。张志军是外地居民，其在事故发生时年满58岁，有证据证明其在河南防腐保温有限公司工作，其在离开户籍地后与子女共同居住，并因工作原因离开经常居住地符合现实情况和常理。张志军提交了第三方出具的自2016年6月起与其儿子共同在东莞居住生活的证明，本院对此予以采信。粤深公司和东玛公司上诉对上述证据虽有异议，但没有举证足以推翻上述证据，本院对其异议不予采纳。原审法院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东玛公司及李日瑞的责任问题，二审中，东玛公司代表人确认李日瑞系其雇请的司机，且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发生涉案事故，原审法院认定应由雇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本院予以维持。张志军对赔偿责任主体没有提出上诉，本院对此予以维持。另外，东玛公司明知张志军已提起本案诉讼，但未向原审法院提交合法的授权委托材料或以其他方式参与原审诉讼活动，视为其放弃诉讼权利，原审法院依法对其缺席审理并无不妥，其在二审中明确表示放弃原审程序严重错误的上诉理由，本院对此予以接纳。关于保险公司是否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东玛公司代表人的陈述，东玛公司派员购买了涉案车辆的保险，并由经办人在投保单中签名确认，投保单中已载明保险公司已经向投保人详细介绍了保险条款的内容，特别就该条款中有关责任免除的内容作了明确说明，故保险公司据此依照保险条款约定主张免除赔偿责任理据充分。保险公司是否应向东玛公司提供繁体字的保险条款版本并没有强制性的规定，也没有证据显示东玛公司在收到保险条款后至事故发生前对此提出了异议，故粤深公司和东玛公司以保险条款的版本和字体为由主张保险公司没有履行相应的义务，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涉案车辆驾驶员李日瑞在事故发生后逃离事故现场，已有生效刑事判决予以认定，该行为已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保险公司已提交了投保单证明其已经就保险条款第四条第八项的免责事由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义务，故原审法院对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除赔偿责任的主张予以支持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粤深公司及东玛公司主张应由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粤深公司和东玛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7367元，由粤深运输有限公司和东玛有限公司各负担8683.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汇文审判员  余军梅审判员  潘志刚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卢燕清李霞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