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4904、4905号上诉人（原审28518号案原告、原审29141号案被告）：林嘉杰，男，汉族，1987年11月12日出生，住广东省惠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子茵、赵女欢，均系广东四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28518号案被告、原审29141号案原告）：深圳市凯通物流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负责人：邵大鹏，职务：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会华，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书琴，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林嘉杰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凯通物流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二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28518、291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经双方当事人同意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林嘉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女欢，被上诉人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会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嘉杰上诉请求：1.改判一审判决第四项为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向林嘉杰支付2016年度绩效工资13800元和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1日的绩效工资2300元；2.撤销一审判决第六项；3.判令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向林嘉杰支付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1日的加班费112594.48元、2016年度奖金60000元和2017年1月1日至3月1日的奖金40000元；4.判令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向林嘉杰返还押金2000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在林嘉杰离职前，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没有向林嘉杰提供2017年度的绩效工资标准，林嘉杰在此情况下无法自行获取该证据。故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应参照2016年度的绩效工资标准向林嘉杰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1日的绩效工资，否则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对林嘉杰减少发放绩效工资的行为属于无故降低薪酬待遇的行为，严重违反劳动法。二、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应当向林嘉杰支付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1日的加班费112594.48元。虽然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制作的工资及福利表有林嘉杰的签名确认，但该表的加班工资及夜班补贴并非实际的加班费用。1.林嘉杰每月的加班天数是不一致的，但表中显示加班工资金额却是一致的。2.林嘉杰在2016年11月、12月没有加班，但该表显示2016年11月、12月的加班工资与2016年10月、2017年1月、2月的加班工资金额相同。实际上，加班夜班补贴的金额基本上是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根据林嘉杰考勤表上的加班天数按5元/天计算。3.根据林嘉杰提交的“员工绩效工资及年度奖金明细表”可知，已发月平均基础工资6400元是包含了工资及福利表中的加班工资金额每月3000多元。可见，工资及福利表中显示的加班工资金额是属于每月的月平均基础工资，并非真正的加班工资。三、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应向林嘉杰支付2016年度奖金60000元和2017年1月1日至3月1日的奖金40000元。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六十二条规定，林嘉杰的应得工资应当包括月基础工资、补发年绩效工资、奖金、补贴等属于劳动报酬性的工资收入，上述形式的工资认定均不以用人单位实际支付为前提，且公司克扣奖金是其拖欠劳动报酬，该过错责任不能归责于林嘉杰。四、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应向林嘉杰返还押金2000元。林嘉杰入职时向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支付了2000元押金，且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对此予以确认，现林嘉杰已离职，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应返还。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应对其已经返还押金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虽然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提供了支付证明单、遗失证明的彩印件，但上述证据不是原件，且“林嘉杰”的签名不是林嘉杰本人所签。现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已经返还押金，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答辩称，不同意林嘉杰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2019年8月8日，林嘉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支付2017年3月1日的工资360.58元；2.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支付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1日的加班费112594.48元；3.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支付2016年度绩效工资13800元和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1日的绩效工资2300元；4.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支付2016年度奖金60000元和2017年1月1日至3月1日的奖金40000元；5.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1日的未休年休假工资6490.64元；6.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返还押金2000元；7.本案诉讼费、鉴定费由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承担。2019年8月14日，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无需支付林嘉杰2017年3月1日工资294.25元及通讯补贴10.94元；2.无需支付林嘉杰2016年年度绩效工资13800元；3.林嘉杰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林嘉杰于2008年9月25日入职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并于2017年3月1日离职，离职前的岗位为副经理，且离职前一年的月均工资为7842.58元。根据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向林嘉杰发放工资的工资条显示，发放的工资由基本工资、加班工资、岗位补贴、加班/夜班/补贴、通讯补贴等项目组成，其中通讯补贴每月为238元。2017年11月24日，林嘉杰向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1.支付2017年3月1日至2017年3月20日的工资8965元；2.支付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20日的加班费127790元；3.支付2017年3月1日至2017年3月20日的通讯补贴238元；4.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20日的绩效工资14950元；5.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20日的奖金100000元；6.支付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20日的未休年休假工资46621元；7.返还押金2000元。2019年7月22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穗云劳人仲案〔2017〕308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1.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在裁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支付林嘉杰2017年3月1日工资294.25元；2.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在裁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支付林嘉杰2017年3月1日通讯补贴10.94元；3.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在裁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支付林嘉杰2016年度绩效工资13800元；4.驳回林嘉杰的其他仲裁请求。林嘉杰与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均不服该裁决，遂成本案两讼。一审诉讼中，林嘉杰提交了加盖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印章的2015年1月至2017年2月期间（2015年10月、2017年1月缺失）的“员工考勤表”，拟证实其在2015年1月至2017年2月期间，共有223个工作日晚上加班4小时、62个休息日加班、7个法定节假日加班，并以此主张加班费112594.48元。虽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对林嘉杰所提交的员工考勤表不予认可，但其所提交的2015年11月至2017年2月（2017年1月缺失）的“员工考勤表”，与林嘉杰所提交的对应月份的考勤表，两者的数据内容完全一致。均显示有周末及晚上加班的事实。一审庭审中，双方确认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的春节放假时间为2016年2月7日至2月14日共8天，2017年春节放假时间为2017年1月27日至2月4日，但根据考勤表显示2017年2月4日已有上班考勤记录，且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的2017年春节放假通知也证明是2月4日正式上班。双方确认林嘉杰作为公司副经理，每年享有的带薪年休假天数为8天，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认为其公司2016年、2017年春节均已放假8天，故主张林嘉杰已经正常享受了年休假，但除在该春节放假期间外，并无证据证实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安排林嘉杰在其他工作日进行了补休，根据考勤表也显示林嘉杰在2016年2月因春节法定假期调休而补班的工作日有正常上班的考勤记录。另，林嘉杰称其2017年春节放假期间在1月31日和2月1日有值班，但2017年1月并无考勤记录证实，2月考勤则显示2月1日林嘉杰为休假状态。一审诉讼中，林嘉杰提交了“员工绩效工资及年度奖金明细表”一份，其上加盖了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的公章，拟证实其尚有2016年奖金60000元、补发年工资13800元未发，对该13800元林嘉杰称即为2016年的绩效工资。同时，林嘉杰表示根据上述2016年度奖金及绩效工资标准，核算其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1日的奖金为40000元、绩效工资为2300元。但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对上述“员工绩效工资及年度奖金明细表”不予认可，并提交了仲裁庭审笔录，证明林嘉杰在仲裁时确认上述表格是案外人袁某帮助有争议的劳动者一起找管公章的人加盖的公章，由袁某打印并帮忙加盖公章。而袁某其后亦与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发生了劳动争议并进行仲裁和诉讼。一审诉讼中，林嘉杰提交了电话录音，拟证实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已经实际下发了2016年度的奖金30多万元，但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称通话人员与其公司已经发生利益冲突并有案件在诉。一审法院另查，林嘉杰曾向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交纳了押金2000元，但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表示其已于2017年3月22日向林嘉杰退还了押金，并提交了支付证明单的彩印件拟予证实。虽林嘉杰否认有收到退回的押金2000元，但其未能提交该2000元押金的交款凭证，仅表示收据放在公司但后来无法找到了，并对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提交的支付证明单中的签名予以否认。上述事实，有民事判决书、仲裁裁决书、考勤表、员工绩效工资及年度奖金明细表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林嘉杰与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之间于2008年9月25日至2017年3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已有生效民事判决的认定，一审法院对此依法予以确认。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的合法劳动权益均平等的受到法律保护。关于2017年3月1日的工资及通讯补贴问题。因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存续至2017年3月1日，虽林嘉杰于该日离职，但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并无证据证实其当日未提供劳动，故其主张无需向林嘉杰支付该日工资的意见，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林嘉杰要求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支付该日工资及通讯补贴，并无不当。按林嘉杰离职前月均工资7842.58元计算该日工资，计得该日工资为360.58元（7842.58元÷21.75天×1天）；按每月238元的通讯补贴标准，计得该日通讯补贴为10.94元（238元÷21.75天×1天）。关于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1日的加班费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可以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但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本案中，虽然根据双方提交的考勤表可以证实存在周末及工作日晚上加班的事实，但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按月发放的工资中已经包含了加班工资、加班/夜班/补贴在内，属于其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的用工和经营自主权范畴。而林嘉杰入职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多年，对于公司发放工资的项目构成、计算方式及发放金额是清楚知悉的，但无证据证实其对此提出过异议，而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按月所发放的工资经折算亦不低于同时期广州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故应视为林嘉杰对工资发放明细及金额的认可，其现在要求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支付在职期间的加班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2016年及2017年的绩效工资问题。林嘉杰主张其2016年的年度绩效13800元未予发放，并提交了加盖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公章的“员工绩效工资及年度奖金明细表”予以证实。虽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称林嘉杰在仲裁庭审时确认了该明细表系由与其公司亦产生了纠纷的袁某所制作和盖章，但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并未否认当时袁某仍在职的事实，亦未能提交反证证明该明细表中数据的真实性。因此，鉴于该明细表中加盖有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的公章，且无证据推翻其明细表的真实性，故一审法院对该明细表予以采信，并以此认定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应向林嘉杰发放该13800元的2016年度绩效工资。林嘉杰所主张的2017年绩效工资，其明确表示系按2016年度的绩效工资标准核算而来，但却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离职前的绩效情况，故一审法院对其主张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1日的绩效工资，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2016年、2017年的奖金问题。虽前述“员工绩效工资及年度奖金明细表”中有载明2016年度奖金60000元未发的事项，且林嘉杰提交了通话录音拟证实该年度的奖金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已经下发，但奖金系用人单位根据单位的经营状况及员工个人工作表现等情况而给予的福利，并非工资的必然组成部分，用人单位有权自主决定是否发放以及发放的金额。而林嘉杰所提交的通话录音首先并不能证明通话对方的身份情况，其次通话对方亦未到庭接受质证，故仅凭该通话录音亦不能证明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已经决定并实际发放了2016年度的奖金及其金额。因此，一审法院对林嘉杰主张2016年度的奖金，以及根据该2016年度奖金核算的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1日期间奖金的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关于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1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问题。因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及林嘉杰均确认，林嘉杰享有8天的年休假，故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主张其在2016年、2017年均以放春节假期的方式安排林嘉杰休完了年休假。而根据双方的确认及考勤表证实，一审法院确认凯通物流公司在2016年2月7日至2月14日期间放2016年春节假，2017年1月27日至2月3日放2017年春节假，均比国务院所作出的春节假日安排多出一天，故该多出的一天应视为当年的年休假天数，但除此之外并无证据证实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另行安排林嘉杰进行了调休或发放了未休年休假工资，且根据考勤表也证实在因春节放假调休而补班的时间林嘉杰有正常补偿，因此一审法院对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主张已安排林嘉杰在春节补休的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林嘉杰2016年度的带薪年休假仅补休1天，剩余7天年休假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应当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林嘉杰2017年度已休年休假1天。而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与职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当年度未安排职工休满应休年休假的，应当按照职工当年已工作时间折算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并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但折算后不足1整天的部分不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前款规定的折算方法为：（当年度在本单位已过日历天数÷365天）×职工本人全年应当享受的年休假天数-当年度已安排年休假天数”，即2017年3月1日林嘉杰离职时，其当年度可享有的带薪年休假天数总计为1天（60天÷365天×8天），其离职时已经休完该年度的带薪年休假天数。综上，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应向林嘉杰支付2016年度的7天未休年休假工资5048.1元（7842.58元÷21.75天×7天×200%）。关于返还押金的问题。虽双方对林嘉杰向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支付押金2000元的事实无争议，但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提交了支付证明单的彩印件，拟证实其已向林嘉杰退还了押金2000元。林嘉杰对上述支付证明单虽不予认可，并否认收到了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退回的押金，但其亦未能提交交付押金给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的收款凭证原件，仅以放在公司找不到为由进行解释，对此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此一审法院对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的主张予以采信，并对林嘉杰要求退还押金的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深圳市凯通物流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向林嘉杰支付2017年3月1日工资360.58元；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深圳市凯通物流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向林嘉杰支付2017年3月1日通讯补贴10.94元；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深圳市凯通物流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向林嘉杰支付2016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5048.1元；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深圳市凯通物流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向林嘉杰支付2016年度绩效工资13800元；五、驳回深圳市凯通物流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六、驳回林嘉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2019）粤0111民初28518号案受理费10元，由深圳市凯通物流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负担；（2019）粤0111民初29141号案受理费10元，由深圳市凯通物流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二审期间，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提交押金收据、培训费收据原件遗失证明、押金支付凭证等原件，拟证明已经退还了林嘉杰的押金。林嘉杰质证认为，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收取了林嘉杰的押金，不能证明已经返还押金。支付证明单、遗失声明上的签名不是林嘉杰本人所签，但未申请司法鉴定。同时，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二审主张：1.林嘉杰一审期间提交的补发2014年、2015年效益工资的邮件及统计表是由案外人即其司财务经理袁某转发给林嘉杰，且是袁某离职前伪造的。袁某于2017年12月对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提起了劳动仲裁；2.林嘉杰一审期间提交的“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员工绩效工资及年度奖金明细表”亦是由案外人袁某帮忙打印并加盖公章。对此，林嘉杰仲裁庭审中已确认；3.林嘉杰一审期间提交的2019年1月29日与陈仲文的电话录音以及2019年6月10日与马永杰的电话录音，无法确定沟通对象、时间，当时陈仲文已离职，也对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提起了劳动仲裁。4.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未规定每年都要发放绩效工资的规章制度。二审另查，林嘉杰一审期间提交的《深圳市凯通物流有限公司关于年度业绩奖惩、工资、培训费的规定》（深凯发【2015】16号）、（深凯发【2016】16号）载明：“一、奖励1.按会议讨论的经理级工资、奖励方案执行。2.各单位经营人员提取的奖金计入当年经营成本，公司领导的合理费用以管理费方式计入成本…”，拟证明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每年都有发放奖金。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质证认为，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证明内容。又查，林嘉杰陈述一审期间提交的补发2014年、2015年效益工资及效益工资表的邮件均是由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财务总监赖志坚于2015年6月、2016年4月发给袁某，袁某于2018年5月发给其的邮件。该邮件记载了林嘉杰等16人的效益工资情况，包括考核级别、调整月工资总额、补发年工资等项目。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质证认为邮件被打开过，对内容不予确认。林嘉杰对于考勤表和“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员工绩效工资及年度奖金明细表”上加盖公司印章的情况在仲裁庭审中陈述：“公章不是袁某保管的，是行政人事部门保管的，但是上述证据是袁某帮助其他有争议的劳动者一起去找管公章的人加盖的公章。因为袁某是财务负责人，部分劳动者离职的时候找袁某核对工资福利，袁某就打印出来去帮他们加盖公章，当时袁某还在职。袁某自己的也是她去找行政人事部门盖章的”。再查，本院已生效的（2020）粤01民终6644、6645号袁某与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劳动争议两案未确认加盖公司印章的《员工绩效工资及年度奖金明细表》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对袁某主张的2015-2017年的奖金、绩效未予支持。本院认为，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是否应当支付林嘉杰2017年1月1日至3月1日的绩效工资2300元及奖金40000元、2016年度奖金60000元、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1日加班费112594.48元；二是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是否应返还林嘉杰缴纳的押金2000元。关于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是否应支付林嘉杰2017年1月1日至3月1日的绩效工资2300元及奖金40000元、2016年度奖金60000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林嘉杰为证明其主张成立，提供了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员工绩效工资及年度奖金明细表》、个人收入证明、补发2014年、2015年效益工资及统计表的邮件、电话录音、《深圳市凯通物流有限公司关于年度业绩奖惩、工资、培训费的规定》（深凯发【2015】16号）、（深凯发【2016】16号）等证据，要求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应向其发放2016年度、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1日的绩效、奖金。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的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的规定，林嘉杰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于2016年、2017年存在已发和应发放绩效、奖金给其的事实。首先，从林嘉杰提供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于2015年、2016年制订的《深圳市凯通物流有限公司关于年度业绩奖惩、工资、培训费的规定》（深凯发【2015】16号）、（深凯发【2016】16号）及袁某转给其补发2014年、2015年效益工资及统计表的邮件，可见，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每年均有制订年度业绩奖惩、工资、培训费的规定及经理级工资、奖励方案并以考核级别于当年4-6月份发放上一年的绩效奖的惯例，但林嘉杰并未提供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已制订2017、2018年度业绩奖惩、工资、培训费的规定和奖励方案而未按规定给其发放2016、2017年的绩效、奖金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其次，林嘉杰提供的加盖有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印章的《员工绩效工资及年度奖金明细表》，记载了2009-2016年补发年工资和奖金的发放情况，但对2016年的绩效、奖金发放的依据和来源并未作出合理解释，仅主张该表在其和其他员工离职时由公司财务负责人袁某制作打印并帮他们去找管公章的行政人事部门加盖的公章，其中包括袁某本人的。由于袁某是公司财务经理，享有制表、盖章的工作便利，对公司是否制定奖励制度及发放绩效、奖金的情况应当非常清楚知悉，以2014、2015年绩效、奖金发放的时间惯例，袁某离职前应可取得发放的证据，但其在与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的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并未提交有关《员工绩效工资及年度奖金明细表》中数据制作的来源和基础，也未主张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掌握该证据而不提供，鉴于袁某给林嘉杰制表和加盖公章时与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存在不睦且其于2017年10月离职，12月申请劳动仲裁的事实，证实袁某与公司的利益存在利害关系，以及生效的判决未认定《员工绩效工资及年度奖金明细表》的真实性，证据存疑，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最后，同理，林嘉杰提供的电话录音，被叫方均与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有劳动争议诉讼，双方存在利益利害关系，且被叫方未出庭作证，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对电话录音的内容不予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第三项“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三）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之规定，证明力有限，本院难以采纳。据此，本院对林嘉杰以《员工绩效工资及年度奖金明细表》主张2016年的绩效、奖金不予采信。对于林嘉杰主张按照2016年绩效、奖金核算的2017年1-3月的绩效、奖金也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判决采信《员工绩效工资及年度奖金明细表》欠妥，本院应予纠正。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对一审判决其支付给林嘉杰2016年度绩效工资13800元，未提出上诉，应视为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照准。关于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是否应支付林嘉杰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1日加班费112594.48元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林嘉杰主张其于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1日存在加班，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并未足额支付其加班费，对此提供了《深圳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员工考勤表》《工资条》予以证实。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虽不确认上诉考勤表、工资条的真实性，但其司提交的考勤表上的数据与林嘉杰提交的考勤表数据一致，均显示林嘉杰有延时和休息日加班的事实。而林嘉杰提交的工资条，也显示其工资构成中每月包含相应的加班工资、加班/夜班补贴，且林嘉杰于离职前从未对此提出异议，该加班工资与加班补贴总额并不低于以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计算的数额，故林嘉杰要求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支付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1日加班费的事实理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采纳。关于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是否应返还林嘉杰缴纳的押金2000元的问题。双方均确认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收取了林嘉杰的押金2000元，并出具了收据。林嘉杰虽主张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未返还其押金2000元，却无法提供收据原件予以证实。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不仅提供了押金收据原件，而且还提供了林嘉杰签名退款的支付证明单及培训费收据遗失证明，证实其司已返还了押金给林嘉杰。对此，林嘉杰不确认支付证明单、培训费收据遗失证明上的签名是其本人，但未申请司法鉴定，亦未能就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为何保管有本应由其保管的押金收据原件做出合理说明。按照惯例，出具收款收据的一方，只有返还款项后才能收回收据原件，故林嘉杰要求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返还押金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采信凯通物流广州分公司的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林嘉杰所持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两案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元，均由上诉人林嘉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冬梅审判员  陈瑞晖审判员  刘庆国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赵洋洋谢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