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6民终11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曹帅，男，1987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博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娜，山东滨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海良，男，1972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贾丛丛，山东王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曹帅因与被上诉人王海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博兴县人民法院（2019）鲁1625民初9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曹帅上诉请求：1.撤销博兴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1625民初916号民事判决，查清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提交的发货单有效，并以此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要货，从而以此作为定案的依据错误。该宗发货单上没有上诉人及其他人的任何签名，证据不具有真实性，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且被上诉人提交的其与卢柳伊聊天记录中的发货单根本无法看清，也无法与被上诉人提交的发货单核对，因此无法确认发货单的真伪，更无法确定涉案货物的数量、名称、价格等。更何况聊天记录的当事人是被上诉人与卢柳伊，因此不能证实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要过货，当然不能以此证实上诉人是本案买卖合同的买受人。2.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通过卢柳伊向被上诉人购买钢结构工程材料严重错误，认定所要货物的数额错误，且没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判决书第三页第二段中，一审法院以“卢柳伊和被上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双方多次以语言文字的形式提到上诉人曹帅”，“被上诉人在2018年4月6日、4月24日通过微信发给上诉人的货物情况的图片与其同日发给卢柳伊的图片是一致的”，“卢柳伊通过曹帅的微信与被上诉人进行语言对话并承诺马上回去给他转款”等事实认定上诉人通过卢柳伊向被上诉人购买货物严重错误，这只是一审法院自己的主张臆断，买卖双方共同提到某个人，也不能说买方就是某个人，借用某人的手机也不能说就是某个人购买的货物。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在同一时间转款给被上诉人就是上诉人购买涉案的货物而不是偿还之前的货款，按这一逻辑，所有这一时间给被上诉人转款的都在购买该涉案货物，如果偿还欠款时转款的时间计算不好或恰好有人正在购买货物，就有可能替别人支付了货款，这样的风险也未免太大，以后该如何交易？关于涉案交易货物的数量、单价及货款总数额是如何计算的，有没有认定这些事实的证据，这些证据是否确实充分，一审法院并没有查明，就认定卢柳伊所要货的货款数额与上诉人转款的数额基本一致，且是基本一致，而在一审中，被上诉人完全是为了迎合上诉人当天转款的数额，自行计算并拼凑了涉案的数额。因此，一审法院对认定上诉人通过卢柳伊向被上诉人要货，所要货物的数额这些事实并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证据可以证实，仅是一审法院主观想象。3、一审法院适用证据的关联性错误。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均显示与案外人卢柳伊有关系，即使证明也只能证明被上诉人与卢柳伊之间有业务来往，这些证据与本案被上诉人主张的事实没有关联性，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一审法院以该证据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实属不当。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书第五页第一段中，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互矛盾，认定卢柳伊通过微信向被上诉人要货，又认定在无其他有效证据可以证实上诉人通过卢柳伊向被上诉人所要的货以其他方式予以支付的情况下，确认上诉人19笔转款为支付的新业务而产生的货款，并非偿还欠条上的欠款。既然认定是卢柳伊自己向被上诉人要货，那么货款就应当由其支付，至于卢柳伊支没支付、怎么支付均与上诉人无关，也不应由上诉人举证证实。根据合同法的相对性原则，被上诉人应另行起诉真正的货物买受人，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应在本案中审理，不应当起诉上诉人。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证据适用不当。请求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王海良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1．一审中王海良提供的发货单真实记录了2018年1月1日之后王海良与曹帅之间发生新业务的货物名称、数量、规格、价格等情况。发货单都是整本成册的、连续完整的，且曹帅提交的银行流水中其认可的新业务转款和挑出的19笔转款的货款金额在该发货单中是连续记录的（一审中提交了我方统计的表格，法庭可以对发货单与银行流水予以核对），发货单中的每笔交易基本都通过微信进行了核对，并且曹帅方根据发货单中记载的金额进行付款，说明了发货单虽然没有曹帅的签字，但能真实反映曹帅向王海良购买货物及货款情况。2.对于卢柳伊与曹帅的关系。（1）从曹帅自己提供的银行流水看，其向王海良的每笔付款均是同一时间先从卢柳伊的账号转存够用于付款的金额后再转款，说明卢柳伊与曹帅之间并不是其所称的“是买卖关系，曹帅向卢柳伊要货，卢柳伊再向王海良要货”而是卢柳伊是直接听从曹帅的安排直接向王海良要货，货款直接由曹帅的账号向王海良付款，甚至曹帅的银行卡（尾号5078）就是卢柳伊直接操作。（2）从王海良与卢柳伊的微信聊天记录（一审时王海良已提交的U盘里有完整的微信聊天记录视频和整理的全部的文字电子版）中多次提到转账成功或转钱，在同一时间均是由卢柳伊向曹帅银行卡转存再由曹帅银行卡向王海良转款，且金额一致（在一审王海良提交的聊天记录的证据中均已注明）。（3）在王海良与卢柳伊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多次以语音或文字的形式提到曹帅，表示货物的价格、规格、运输、数量等是曹帅确定，还有在2018年4月6日在曹帅与王海良的语音微信聊天记录中，王海良催要货款时，是卢柳伊通过曹帅的微信与王海良的对话并承诺马上回去给转款，在此次的语音聊天记录中卢柳伊提到其和曹帅一起出去玩、要账，王海良多次提到“你们两口……”，卢柳伊与曹帅均默认（一审中提交U盘中的王海良与曹帅的微信记录视频中体现）；（4）在王海良与曹帅的聊天记录中不仅仅是2018年4月6日、2018年4月24日，包括其他时间的聊天记录中，曹帅所定的货物情况与王海良同一天发给卢柳伊的发货单记载的货物情况、发往的工地也均一致，同一天向卢柳伊、曹帅发同一份发货单或货款统计的图片来核对货物及催要货款；（5）王海良与曹帅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所提到的货物情况及发货单都能和王海良提交的发货单相对应，同时该部分货物的价款也同时在卢柳伊与王海良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到同意付款，与此同时在同一时间由曹帅的账号付款给王海良。（6）曹帅认可的新业务的转款也都能在卢柳伊与王海良的微信记录中能够体现转款，且银行流水中也基本均是先由卢柳伊账号转存到曹帅账号，再由曹帅账号付款给王海良。因此，通过以上情况足可以证实卢柳伊与曹帅是一起的，曹帅直接或者通过卢柳伊向王海良要货，具体付款事项是卢柳伊进行操作由曹帅账号给王海良转款，卢柳伊的行为代表曹帅。3、王海良与曹帅在2019年2月11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曹帅表示要用干工程的利润和钢卷的利润来偿还欠款，也说明了曹帅是拖欠王海良大额欠款的。因为曹帅尚拖欠王海良货款480000元，所以出具欠条后双方之间的新业务基本是及时结算的。因此该次的微信记录曹帅所说的要还账指的是要还涉案欠条中的欠款，也说明了涉案欠条中的欠款曹帅并未偿还。综上，王海良提供的发货单（记载了货物的名称、数量、金额、运费、工地）、与王海良和卢柳伊的微信记录、与王海良与曹帅的微信记录、与曹帅的银行流水的转账记录之间相互对应，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充分证实了曹帅所称的19笔转款是与王海良发生的新业务往来货款而非偿还的涉案欠条中的货款，涉案欠条中的欠款曹帅并未偿还，王海良已尽到了应尽的举证义务。二、上诉人曹帅主张19笔转款是偿还的欠条中的欠款，本就应当由其承担举证责任。本案是曹帅拖欠王海良货款并出具了欠条（该欠条原件一直在王海良处），曹帅承认出具欠条后与王海良之间发生了新的业务往来却在没有其他辅助证据（如银行转款没有任何备注是还款，也没有提供任何收到条）证实出具欠条之后的转款是偿还欠条中欠款的情况下，从给王海良的多笔转款中挑出19笔能够凑足475000元的整数的转款就说是偿还的欠条中的欠款根本不足以证实其主张，虽然王海良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对曹帅的主张予以反驳，但根据民事案件的举证原则，承担举证责任的应是曹帅而非王海良，曹帅对其主张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实，其应当承担偿还王海良欠款及利息的义务。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海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曹帅偿还王海良欠款480000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计算）2.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曹帅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自2017年2月份开始，曹帅多次从王海良处购买钢板、方管、槽钢、角铁等钢结构工程材料。2018年1月1日，经双方对账，曹帅向王海良出具欠条一份，其上载明：“今欠到王海良货款肆拾捌万元整（480000）身份证号：。”该欠条出具后，曹帅自己或通过卢柳伊向王海良继续购买钢结构工程材料，均是提货付款，及时结帐。曹帅通过其银行账户向王海良多次转款，其称有部分是因新业务产生的货款，而其中的19笔转款共计475000元是偿还的涉案欠条上的款项，具体明细如下：2018年1月17日转款30000元，2018年3月23日转款85000元，2018年3月26日转款10000元，2018年4月3日转款35000元，2018年4月5日转款40000元，2018年4月7日转款10000元，2018年4月9日转款10000元，2018年4月9日转款5000元，2018年4月10日转款20000元、20000元，2018年4月17日转款10000元，2018年4月19日转款10000元，2018年4月21日转款10000元，2018年4月24日转款50000元、50000元、30000元，2018年4月29日转款20000元，2018年5月7日转款10000元，2018年5月9日转款2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其争议焦点为曹帅向王海良所转的19笔款项计475000元是否为偿还涉案欠条上的欠款。曹帅向法庭提交其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欲证实该19笔转款为偿还的涉案欠条上的欠款。王海良对此予以否认，并称该款项为涉案欠条出具后发生新的业务而支付的货款，并提交其与卢柳伊、曹帅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实。经审查，在曹帅向王海良所转上述19笔款项的当日，卢柳伊均通过微信向王海良要货，卢柳伊在微信告知王海良转账支付货款，与此同时曹帅银行账户向王海良账户转入该19笔款项，在无其他有效证据可以证实曹帅通过卢柳伊向王海良所要的货以其他方式予以支付的情况下，根据王海良与卢柳伊的微信聊天内容可以确认该19笔转款为支付的新业务而产生的货款，并非偿还的涉案欠条上的欠款。曹帅自王海良处购买货物，其作为购买人理应支付货款。曹帅提交银行转款凭证欲证实其已偿还涉案所欠货款中的475000元，对此王海良提交了有效证据予以反驳。那么根据民事案件“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曹帅应进一步提交有效证据来证实欲想证明的内容，而至本案本判决之日，其未再向本院提交有效证据来完成举证义务，故本案中王海良持有曹帅出具的欠条主张其偿还欠条的货款数额480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48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8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银行基准贷款利率予以计算），合法有据，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判决：被告曹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海良支付货款480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48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8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银行基准贷款利率予以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500元，减半收取计4250元，财产保全费3270元，均由被告曹帅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证据：证据一：提交中国农业银行卡明细清单一组（共20页）。该组证据与一审中提交的农业银行的转账流水共同证实上诉人曹帅已经偿还了之前的货款，对后来又要的货物也已经支付了货款，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所列的19笔整数的转款是偿还48万元的货款，带有小数的是新要货物的货款。说明：卢柳伊的工作性质是为多人去采购货物，当中也包括曹帅，曹帅转给王海良的有小数的货款是曹帅本人要求卢柳伊采购货物的货款，至于卢柳伊为他人采购货物与上诉人曹帅无关。证据二：卢柳伊中国工商银行的银行流水，是转给被上诉人王海良的，该证据证实2018年1月份至9月份卢柳伊通过银行转账以及信用卡刷卡的方式给王海良转账多笔，并不在一审中被上诉人所主张的货款之内，因此被上诉人也不能证实上诉人仍欠被上诉人的任何货款。证据三：卢柳伊的微信转账记录共4张，是转给被上诉人王海良的。证明：在被上诉人主张的涉案货款之外，卢柳伊又给王海良多笔转款，也能证实上诉人曹帅并不欠任何货款。证据四：曹帅在中国农业银行的转账流水共40张。该份证据与之前提交的银行流水均能证实上诉人曹帅与卢柳伊之间每天都有多笔的转账来往，两人之间也有其他的业务来往，被上诉人想用曹帅与卢柳伊之间存在多笔转账来往，说明就是曹帅向王海良要货，从而证实曹帅欠王海良的货款是不能成立的。被上诉人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中显示在曹帅向王海良转款之前，每笔基本均是卢柳伊先转款给曹帅，也说明了上诉方说卢柳伊是为曹帅采购货物转款顺序应该是曹帅向卢柳伊付款，而不是卢柳伊向曹帅付款。该组证据也恰恰说明了卢柳伊和曹帅是同一方，而且该银行卡作为被上诉人完全有理由相信是由卢柳伊直接操作。在一审中以及当庭上诉人明确认可出具涉案欠条之后发生了新的业务往来，而又单单挑出19笔说是偿还的涉案欠款，想问一下上诉人是如何区分的，而且从其认可的新业务往来记录中，也存在多笔整数，上诉人以给王海良转款的金额含小数与整数进行区分没有任何依据。该记录中显示的所有转款记录我方提供的发货单均是连续记载，也是相对应的。说明我方提供的发货单是真实的。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上诉人称该部分转款不在王海良所主张的欠款之内，我方认为这些转款本来就不是，而是出具欠条之后新业务往来，王海良、卢柳伊是同一方当事人，且在微信记录中也显示有时候刷卡，所以说卢柳伊、王海良之间存在部分交易记录也符合常理，而且该部分明细均不是上诉人所主张的偿还王海良欠款的记录，而且该部分记录均是在5月14日之后，与本案欠款没有任何关联。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部分记录均是在出具涉案欠条之后发生的新的业务，本身就是涉案欠款之外的。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与本案没有关联，而且从部分转账记录中结合一审以及当庭上诉人提交的曹帅的银行流水也可以看出，上诉人所挑出的19笔转款的同一时间均是卢柳伊转款给曹帅，也证实了我方的说法。本院认证意见：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被上诉人持上诉人为其出具的欠条主张权利有事实依据。上诉人主张在出具欠条之后已向被上诉人转款475000元，并称因以前被上诉人多算了5500元，故扣除了5000元，据此，涉案款项已全部付清。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上述陈述不予认可，认为475000元与涉案欠条无关联，是在欠条出具之后新发生的业务款项。经审查，上诉人提交的其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明细清单记载了自2018年1月1日开始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存在交易及付款情况，在该明细单中向被上诉人支付的款项既有整数也有不是整数的款项，且该明细单中注明的交易对手附言处也未标明整数的款项是用于归还的涉案欠条款项，另结合被上诉人提交的微信中记载的内容可看出自2018年1月1日之后，双方之间已改变了交易习惯，即随时供货，即时清结。再者，若上诉人已将涉案款项全部付清，按常理应当收回欠条或由被上诉人出具收条，但上诉人未提交被上诉人的收条亦未从被上诉人处收回欠条，仅以与被上诉人2018年1月1日之后交易的款项中抽取19笔整数款项主张涉案款项已付清，其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主张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500元，由上诉人曹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跃江审判员  唐顺江审判员  王 杰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书记员  宋廷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