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78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锐辉，男，1977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翔，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旖昀，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分时租赁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道科汇二街11号701房。法定代表人：谢彦雄，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权红，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勇，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禾谷智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道科汇二街11号701房。法定代表人：谢彦雄，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陈锐辉因与被上诉人广东分时租赁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分时公司）、广东禾谷智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禾谷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118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陈瑞晖独任审理。上诉人陈锐辉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陈锐辉实际于2018年7月31日起正式入职分时公司，在此之前陈锐辉与分时公司并不属于劳动关系，而是投资与被投资的关系。禾谷公司取得分时公司100%的股份后，禾谷公司希望聘请陈锐辉为其管理分时公司，此时陈锐辉与分时公司才开始建立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为陈锐辉与分时公司从2017年9月1日起已经建立劳动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分时公司至今未向陈锐辉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分时公司自2018年10月起未按时向陈锐辉发放工资，并在2018年11月后停买社保和公积金，但这仅能说明分时公司违反法律规定，未按时足额向陈锐辉发放工资及购买社保，而并不能因此推定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11月30日解除。陈锐辉在此期间一直担任分时公司的副总经理及监事，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5月24日终止系因当日分时公司解除其监事职务。分时公司从未向陈锐辉提出解除劳动关系，也没有任何书面解除通知。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11月30日终止与事实不符。三、陈锐辉自2018年8月起担任分时公司副总经理及监事，工资为22500元/月。《关于入职后的薪资与工资权益确认书》已经明确陈锐辉8-10月份工资表中载明基本工资为12000元，绩效工资10500元，实发金额为20002元。邮件的发件人杨某当时担任分时公司人事行政经理，而该份邮件同时也抄送了分时公司法定代表人谢彦雄，谢彦雄对此从未提出异议。由此完全可以确认，分时公司已经认可陈锐辉工资为22500元/月。四、分时公司于2018年9月29日向陈锐辉发放的20000元系陈锐辉2018年8月份的工资，而并非如分时公司所说为2018年8、9月份两个月的工资。一审法院在分时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笔款项为陈锐辉2018年8、9月两个月工资，也未依职权调查分时公司薪酬支付制度的前提下，采信分时公司的说法，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五、分时公司2018年11月16日向陈锐辉转账9251元，2018年12月14日向陈锐辉转账8801元，虽备注为工资，但实际该两笔款项为报销款而并非工资。一审法院仅以转账备注为工资就认定9251元、8801元为陈锐辉2018年10月、11月工资，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上述两笔费用转账时备注为工资是分时公司的一贯做法，其实质并非发放给陈锐辉的工资，而是根据陈锐辉的申请而支付的报销款。六、分时公司在陈锐辉无任何过错的情况下，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应当向陈锐辉支付经济补偿金22500元。一审法院确认双方均无法举证证明劳动者的离职原因，视为分时公司提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因此分时公司应当向陈锐辉支付经济补偿金。但一审法院对于经济补偿金的具体数额存在认定错误。首先，双方的劳动关系起止时间应自2018年7月30日起至2019年5月24日止，其次，陈锐辉的工资基数为22500元/月。因此，分时公司应当向陈锐辉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22500元。七、陈锐辉于2018年7月30日正式入职分时公司，但其入职后，分时公司一直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分时公司应当向陈锐辉每月支付二倍工资，即2018年9月至2019年5月共计9个月工资202500元。八、分时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禾谷公司为分时公司唯一股东，在其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时，应当对分时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陈锐辉与分时公司虽属于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禾谷公司在未能举证证明其财产独立于分时公司财产时，应当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综上，陈锐辉上诉请求：1.撤销（2019）粤0112民初11852号民事判决；2.改判分时公司支付陈锐辉2018年9月至2019年5月共9个月的工资，共计202500元；3.改判分时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即一个月工资22500元；4.判决分时公司支付2018年9月至2019年5月共9个月的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赔偿，共计202500元；5.判决禾谷公司对分时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被上诉人广东分时租赁管理有限公司答辩称，一、陈锐辉在仲裁及一审已经确认其在2017年9月担任分时公司的总经理，负责管理分时公司，分时公司每月支付10000元。分时公司为每月为陈锐辉购买社保及公积金，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清楚明确。仲裁及一审认定双方从2017年9月起建立劳动关系是正确。二、关于劳动关系终止的问题，陈锐辉在分时公司被禾谷公司收购后，为了争取更大利益及利用分时公司法定代表人对其的信任，提出将工资由原来的10000元提升至22500元，但分时公司并未同意。陈锐辉于是从2018年11月起没有回分时公司上班，并在2018年11月18日取走私人物品后不辞而别。陈锐辉属于自动离职，双方劳动合同关系于此时终止。但分时公司由于自身法律意识淡薄，没有及时向陈锐辉发出书面终止劳动关系通知书，仲裁及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分时公司需要向陈锐辉支付经济补偿金，分时公司愿意接受该后果，但不认可陈锐辉不讲诚信、不讲基本劳动法律的行为。三、关于陈锐辉的工资标准，根据一审查明事实和陈锐辉的陈述，可以确认其工资为每月10000元。四、关于经济补偿金，分时公司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本案属于陈锐辉自动离职，其要求双倍补偿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五、关于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问题，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是事实，但从建立劳动关系时间的2017年9月，至陈锐辉不辞而别的2018年11月18日，期间已经超过一年。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双方已经建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分时公司无需支付二倍工资。综上，分时公司认为，陈锐辉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陈锐辉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广东禾谷智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答辩称，同意分时公司的答辩意见。陈锐辉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分时公司支付2018年9月至2019年5月共9个月的工资合计202500元；2.分时公司支付2018年9月至2019年5月共8个月的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赔偿共计202500元；3.分时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即一个月工资22500元；4.赔偿自2018年12月至2019年5月共6个月的社保6735元（养老保险：700×6=4200元、失业保险：160×6=960元、工伤保险：50×6=300元、生育保险：212.5×6=1275元）、住房公积金3000元（500元×6个月）；5.禾谷公司对分时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原审法院查明，陈锐辉主张其于2018年7月31日入职分时公司，担任分时公司的监事与总经理，负责财务以外的其他工作管理，此前的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7月30日期间担任分时公司的股东及总经理，与分时公司系投资关系。分时公司则主张陈锐辉于2017年9月1日起入职公司，担任公司的总经理，负责财务以外的其他工作。双方确认2017年9月至2018年7月期间分时公司每月向陈锐辉发放工资10000元。陈锐辉主张从2018年8月起其工资调整为20000元/月，2018年9月29日发放的工资20000元为2018年8月的工资。分时公司表示陈锐辉曾于2018年8月、9月提出过涨薪资的请求，但公司未同意，陈锐辉入职以来的工资为10000元/月，2019年9月29日发放的工资20000元为2018年8月、9月的工资。陈锐辉为证明工资自2018年8月起其工资调整为25000元/月，其提交文件名为《关于入职后的薪资与工资权益确认书》的邮件作为证据（未提交原始载体），邮件的发件人为杨某，收件人为陈锐辉，邮件同时抄送谢彦雄，发件时间为2018年11月12日，邮件载明“陈锐辉：你于2017年8月1日入职本公司，现将你入职本公司后薪酬与你核对（8-10月份工资如下图）”，邮件中8-10月份工资表中载明基本工资为12000元，绩效工资10500元，实发金额为20002元。分时公司确认杨某为其公司员工，但其主张杨某是2018年11月由陈锐辉招聘进来，邮件是该员工按照陈锐辉的指示发送的，且该邮件在2018年11月对2018年9月、10月的工资进行确认与通常操作不符，故其对该邮件不予认可。分时公司为证明公司未同意陈锐辉关于涨薪资的请求，提交分时公司法定代表人谢彦雄与陈锐辉的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9月5日，陈锐辉提出“薪资按劳动合同标准版本来就行，其中月薪：陈锐辉25K”，2018年9月13日，陈锐辉称“劳动合同您没有意见的话，就着手签订，以使大家快速进入工作状态。”2018年10月19日，谢彦雄称“陈总，工资的问题有待确认，今天或明天我会与你最后商定。”2018年10月31日，陈锐辉表示“发工资是很严肃的事情，请谢总正视。等您思考好这个事务，我们再沟通，妥善处理接下来的工作和业务。”2018年11月11日，陈锐辉称“如果这样，麻烦把我代发的工资、我的报销给结了吧。”2018年11月30日，陈锐辉转账500元给谢彦雄，同时表示“麻烦请财务帮我照常购买公积金，下个月我会转到其他公司购买。”陈锐辉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其表示虽然谢彦雄在微信中没有同意涨工资的请求，但是根据其提交的《关于入职后的薪资与工资权益确认书》的邮件可以证实从2018年8月开始涨薪资。陈锐辉主张其在分时公司工作至2019年5月，因分时公司未发放工资及未缴纳社保，其于2019年5月24日口头向分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提出离职。分时公司不予确认，称自2018年10月21日法定代表人向陈锐辉回复了工资问题后，陈锐辉从次日起就很少回公司，2018年10月30日再也没有回过公司上班，最后一次回公司是2018年11月18日取走私人物品。分时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交考勤记录及广东联城科技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作为证据，考勤记录显示2018年11月1日至2018年11月17日期间无考勤记录，最后一条考勤记录为2018年11月18日。广东联城科技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陈锐辉于2019年1月24日起担任该公司的董事。陈锐辉对考勤记录不予认可，认为是分时公司自行打印的，并主张上述记录为门禁卡的刷卡记录，而非考勤记录。对于广东联城科技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陈锐辉表示其只是该公司的挂名股东，与该公司未成立劳动关系。原审法院还查明，分时公司与陈锐辉未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分时公司于2017年7月至2018年11月期间为陈锐辉缴纳社保和公积金。原审庭审后，分时公司主张其经核实已向陈锐辉发放了2018年10月、11月的工资，其提交两份《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显示分时公司于2018年11月16日向陈锐辉转账支付9251元，转账备注的用途为“10月工资”，分时公司于2018年12月14日向陈锐辉转账支付8801元，转账备注的用途为“工资”。陈锐辉确认收到上述款项，但其主张发放的不是工资，而是业务报销款。双方发生争议，陈锐辉于2019年7月19日向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一、分时公司支付2018年9月至2019年5月共9个月的工资合计202500元；二、分时公司支付2018年9月至2019年5月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赔偿共计202500元；三、分时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即一个月工资22500元；四、赔偿自2018年12月至2019年5月共6个月的社保6735元（养老保险：700×6=4200元；失业保险：160×6=960元；工伤保险：50×6=300元；生育保险：212.5×6=1275元）、住房公积金3000元（500元×6个月）；五、禾谷公司对分时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陈锐辉在仲裁当庭明确第三项仲裁请求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019年10月16日，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埔劳人仲案[2019]168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分时公司于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向陈锐辉支付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5月24日的工资11250元，驳回陈锐辉的其他仲裁请求。陈锐辉于法定期限内向原审法院起诉。原审法院认为，关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陈锐辉主张其于2018年7月31日入职分时公司，担任分时公司的总经理与监事，负责财务以外的其他工作管理，此前的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7月30日期间担任分时公司的股东及总经理，与分时公司系投资关系。由于陈锐辉于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7月30日期间担任分时公司的总经理，为分时公司提供劳动，分时公司从2017年9月1日起为陈锐辉发放工资，并缴纳社保和公积金，故原审法院认定双方于2017年9月1日起建立劳动关系。陈锐辉主张劳动关系于2019年5月24日终止，分时公司主张劳动关系于2018年11月18日终止，由于双方均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劳动关系的终止时间，原审法院结合分时公司为陈锐辉缴纳社保和公积金至2018年11月，以及陈锐辉与分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微信聊天记录中的沟通对话，认定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11月30日终止。关于2018年9月至2019年5月的工资请求。首先，陈锐辉主张自2018年8月起，其工资标准调整为20000元/月，2018年9月29日发放的工资20000元为2018年8月的工资。为此，其提交邮件作为证据，但该邮件的发送时间为2018年11月12日，于2018年11月12日核对陈锐辉入职以来的工资薪酬，明显不合常理。再结合2018年11月11日陈锐辉通过微信作出过“如果这样，麻烦把我代发的工资、我的报酬给结了吧”的表述，原审法院对陈锐辉的主张不予采信。其次，根据分时公司提交的其法定代表人与陈锐辉的微信聊天记录，双方对工资调整一直未达成一致意见，且双方均确认之前每月发放工资10000元，故原审法院认为2018年9月29日发放的20000元为2018年8月及9月两月的工资。因此，陈锐辉要求分时公司支付2018年9月的工资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2018年10月-11月的工资，分时公司提交两份《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显示其于2018年11月16日向陈锐辉转账支付9251元、于2018年12月14日向陈锐辉转账支付8801元，两笔款项备注的用途为“10月工资”、“工资”，陈锐辉主张上述款项不是工资，而是业务报销款，但其未能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原审法院对陈锐辉的该主张不予采信。由于分时公司在原审庭审时确认每月发放的工资为10000元，且其亦是按该标准发放2018年8月及9月的工资，故其仍需向陈锐辉支付2018年10月-11月未足额支付的工资1948元（20000元-9251元-8801元）。至于2018年12月-2019年5月的工资，原审法院已认定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11月30日终止，故陈锐辉主张2018年12月-2019年5月的工资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陈锐辉于2017年9月1日入职分时公司，双方未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故自2018年9月1日起视为双方成立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关系，陈锐辉请求分时公司支付自2018年9月起至2019年5月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缺乏理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陈锐辉主张其于2019年5月24日以公司未发放工资为由向分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提出离职，分时公司不予确认。分时公司主张陈锐辉取走私人物品后未回公司上班，以上述行为提出离职。但双方均无法举证证明劳动者的离职原因，视为分时公司提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故陈锐辉要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缺乏依据，但分时公司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二）项、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向陈锐辉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补偿金15000元（10000元/月×1.5个月）。关于社会保险、公积金的请求。陈锐辉提出的关于社会保险、公积金的请求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范围，原审法院不予处理。关于连带责任。陈锐辉系与分时公司建立的劳动关系，其要求禾谷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四十六条第（二）项、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广东分时租赁管理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陈锐辉支付2018年10月至2018年11月欠付的工资1948元;二、广东分时租赁管理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陈锐辉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补偿金15000元;三、驳回陈锐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广东分时租赁管理有限公司承担。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陈锐辉提交了以下证据：一、2018年8月、9月报销清单，4张报销电子发票复印件，证明分时公司于2018年11月26日以及2018年12月14日向陈锐辉转账的款项虽备注为“工资”，但实际该两笔款项均为报销款；陈锐辉在报销时已经将报销凭证的原件交给分时公司，现只能提供上述四张电子发票。二、陈锐辉工作邮箱发件箱截图，证明2018年11月1日至22日，陈锐辉一直在为分时公司工作。三、陈锐辉工作邮箱收件箱截图，证明2018年11月1日至12月17日，陈锐辉与分时公司一直保持工作往来。四、事实经过陈述（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2018年7月禾谷公司并购分时公司时，陈锐辉不断催促签订劳动合同；2018年11月11日，分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谢彦雄安排下属将陈锐辉移除出微信群，导致陈锐辉无法继续正常工作，并且在未通知的情况下，停止为陈锐辉购买公积金。五、刘昕诉分时公司劳动仲裁裁决书，证明杨某在职期间代表分时公司发出的文件是真实合法有效的。分时公司认为，对证据一，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一审法院在庭审中曾经要求陈锐辉就上述款项是报销费用的事实提供证据，但陈锐辉没有提交，但分时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陈锐辉在分时公司工作至2018年11月，最后一个月的工资是财务请示法定代表人后发放的，如果发放的是差旅费，会备注清楚，不会出现将其他费用列作工资的情况；对于证据二、证据三，该两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在仲裁及一审该证据均存在；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于合法性和关联性不认可；当时陈锐辉继续在分时公司工作，其原来在分时公司的工作邮箱虽然可以继续使用，但分时公司当时已经告知陈锐辉不再使用该邮箱，而是用新的微信工作群代替原来的邮箱，所以分时公司从未使用过该工作邮箱，也没有在该工作邮箱处理过一件事，所有的工作均是在新的微信工作群处理，故不确认该工作邮箱里面的邮件。对于证据四的真实性确认，但该微信聊天截图并非是完整的聊天记录，故对于该证据的关联性不认可；陈锐辉原来就是在分时公司担任职务，当时是陈锐辉提出建议禾谷公司收购分时公司，收购条件是陈锐辉带领原来的技术团队继续留在禾谷公司收购的公司；但在完成并购手续后，陈锐辉向分时公司提出重新组织技术团队，双方商议的过程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有体现；分时公司告知陈锐辉，分时公司的实力不具备组建高薪酬的研发队伍；由于大家意见不统一，陈锐辉不辞而别。对于证据五的真实性确认，但与本案无关；对于杨某的身份分时公司没有否认过，杨某是分时公司的行政人员，是由陈锐辉招聘的；当时杨某受陈锐辉的管理，其职责只是处理一般的行政事务，该证据不能认定杨某发出的邮件是真实的。禾谷公司同意分时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本院另查明，分时公司原为陈锐辉投资成立的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于2018年7月30日变更工商登记为法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禾谷公司。本院认为，陈锐辉在其主张入职的2018年7月31日前已经担任分时公司的总经理，并为分时公司提供劳动，而分时公司则从2017年9月开始按月向陈锐辉发放工资，并为陈锐辉缴纳社保和公积金。现陈锐辉上诉认为，其在2018年7月31日前与分时公司之间只是投资关系的理由，既没有证据证明，亦与上述事实不符。因此，原审法院认定陈锐辉与分时公司之间自2017年9月1日起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关于陈锐辉的工资标准问题。双方当事人对于陈锐辉在2017年9月至2018年7月期间的工资标准为每月10000元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双方有争议的是陈锐辉在2018年8月后的工资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根据分时公司法定代表人谢彦雄与陈锐辉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9月，陈锐辉向谢彦雄提出其月薪要提高至每月25000元，并且要求签订劳动合同。但谢彦雄在2018年10月19日向陈锐辉表示，工资问题还有待确认。2018年10月31日，陈锐辉向谢彦雄表示，要等谢彦雄考虑好工资的问题后，再沟通和处理接下来的工作和业务。2018年11月11日，陈锐辉要求谢彦雄把其代发的工资和报销款进行结算，并在2018年11月30日向谢彦雄转账500元，要求谢彦雄继续为其购买公积金。从上述聊天的过程可见，在陈锐辉提出要提高其工资的要求后，分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谢彦雄并未明确表示同意陈锐辉这一薪酬调整的要求，而是表示双方要继续进行沟通。按照一般生活常理，如果当时分时公司同意了陈锐辉提出的薪酬调整要求，则陈锐辉也不会出现向分时公司提出结算工资和报销款的要求，以及在此之后不再回分时公司上班的情况。而在陈锐辉离开分时公司前，陈锐辉一直担任分时公司的副总经理及监事，负责分时公司的日常管理，在2018年11月11日陈锐辉与分时公司就薪酬调整问题产生分歧，并要求分时公司就代发工资和报销款进行结算时，其下属职员杨某在2018年11月12日向陈锐辉发出名为《关于入职后的薪资与工资权益确认书》的邮件，其中列出了陈锐辉较以往高的月工资标准，有违常理。因此，分时公司主张，双方并未就陈锐辉提出的薪酬调整要求达成一致意见的理由，相对而言更合理。在陈锐辉不能就上述杨某向其发出邮件的行为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陈锐辉以该邮件为依据，主张其工资在2018年8月后已经调整至22500元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此依法不予采信。据此，分时公司主张，其于2018年9月29日向陈锐辉发放的20000元为陈锐辉2018年8月及9月工资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至于陈锐辉2018年10月至11月工资的问题，陈锐辉在二审中提供了2018年8月、9月报销清单，及部分电子发票，证明分时公司在2018年11月16日及2018年12月14日向其转账支付的两笔款项并非工资，而是报销款。分时公司对上述报销清单的真实性确认，但却以其在转账款项时已注明是“工资”为由而否认该两笔款项为报销款。从上述两张报销清单可见，陈锐辉对需报销的各项费用列明了类型、发票号、事由、日期、金额、参与人等内容，拟报销的金额与分时公司在2018年11月16日及2018年12月14日向陈锐辉转账支付的两笔款项的金额完全一致。在分时公司不能合理解释上述两笔其认为是“工资”的具体构成的情况下，本院采信陈锐辉的主张，即上述两笔标注为“工资”的款项实质为分时公司向陈锐辉支付的报销款。因此，分时公司应向陈锐辉支付2018年10月和11月的工资应为20000元。如上所述，陈锐辉在其与分时公司法定代表人谢彦雄于2018年11月11日的聊天记录中提出，要求分时公司对其代发的工资和报销进行结算，并在11月30日提出自费由分时公司继续为其购买公积金，而分时公司为陈锐辉缴纳社保和公积金的时间截止至2018年11月。陈锐辉上诉认为，其在2018年11月后仍然为分时公司提供劳动，表现在分时公司至2018年12月17日一直向其工作邮箱发送文件。此外，分时公司的工程师陈某在2019年3月1日还向其发送了分时公司2018年11月的结算卡，要求其进行确认，并且在2019年4月24日其还与陈某在微信上就相关工程的问题进行沟通。对此，分时公司不予确认。而在本院二审庭询时，陈锐辉表示，其在2018年11月11日被移出分时公司的工作群，在2018年11月30日发现分时公司没有继续为其购买社保后，就一直在家里等待分时公司的进一步安排。因此，仅凭上述情况，不足以证明陈锐辉在2018年11月后仍然继续为分时公司提供劳动。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双方劳动关系在2018年11月30日解除，有事实依据，本院亦依法予以维持。至于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原审法院视为由分时公司提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并判决分时公司向陈锐辉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分时公司并无提出上诉，视为其对自己权利的合法处分，本院对此亦依法予以维持。据此，陈锐辉上述要求分时公司向其支付2018年12月1日后的工资的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分时公司与陈锐辉自2017年9月1日建立劳动关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自2018年9月1日起视为双方已经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因此，陈锐辉要求分时公司向其支付自2018年9月起至2019年5月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本院对此不予准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分时公司为禾谷公司投资成立的法人独资企业，现禾谷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财产独立于分时公司。因此，陈锐辉上述主张，禾谷公司应当对分时公司在本案中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陈锐辉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对其上诉理由成立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部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11852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二、撤销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11852号民事判决的第三项;三、变更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11852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为：广东分时租赁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陈锐辉支付2018年10月至2018年11月工资20000元;四、广东禾谷智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对广东分时租赁管理有限公司在本案中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五、驳回陈锐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元，均由广东分时租赁管理有限公司负担，广东禾谷智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负连带责任。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陈瑞晖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彭泽鑫冯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