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73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卢秋炫，女，汉族，1945年5月11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系冼传作的妻子）上诉人（原审原告）：冼颖英，女，汉族，1973年8月30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系冼传作的女儿）上诉人（原审原告）：冼斌雄，男，汉族，1974年9月3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系冼传作的儿子）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禹婵，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麦卫国，男，汉族，1958年6月6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孔挺，广东威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肖志洪，男，1971年9月27日出生，住香港特别行政区。上诉人卢秋炫、冼颖英、冼斌雄（以下简称卢秋炫等3人）因与被上诉人麦卫国、肖志洪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141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卢秋炫等3人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两被上诉人不属于冼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该事实的举证责任在于两被上诉人，一审法院以上诉人不能证明该事实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上诉人一审时因两被上诉人不是冼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涉案《赠与书》的约定内容违反国家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向一审法院请求确认该《赠与书》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上诉人基于事实依法主张涉案赠与合同无效，如被上诉人对此不认同，则对于合同成立和生效的举证责任在于被上诉人，但被上诉人在一审时并没有对此进行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但一审法院强行将该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一方，并据此驳回上诉人的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二、上诉人作为普通居民，无权调查其他公民的身份信息。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自行调查其他公民的身份信息是不合理的，也没有办法完成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六条第三款、第十三条第二款的相关规定，公民个人信息系受到国家保护的，上诉人作为普通居民，无法获得并提供他人的私隐信息，也无权调查其他公民的身份信息，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自行提供其他公民的身份信息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三、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已经有充分的事实和证据得以支持，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却不予处理，明显遗漏了诉讼请求，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上诉人已经提供了一系列的证据证明涉案房屋所有人为上诉人，且已经有生效的裁判文书予以确认，但一审法院遗漏了该诉讼请求，明显存在违法行为。综上，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均存在严重错误，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被上诉人麦卫国辩称，涉案赠与合同是有效的，且经过公证，由国家有关部门确认。即使集体土地上的宅基地所有权不能转移，但并无禁止赠与房屋，对房屋使用权的赠与并没有禁止，我方认为赠与合同是有效的。赠与合同签订后，涉案房屋实际上已经为受赠人一直管理使用。受赠人接受赠与是有支付对价的，并非无偿赠与，且在当时的环境下，房屋赠与也是普遍存在的，故应当尊重当时的历史条件。被上诉人肖志洪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冼传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冼传作于1993年4月2日对麦卫国、肖志洪的《赠与书》无效；2.确认广州市天河区沙河镇冼村×里×巷×号的宅基地使用权及上盖物业的所有权益归冼传作所有；3.判令麦卫国、肖志洪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冼传作与卢秋炫于1993年4月2日在广东省公证处签署《赠与书》，上载：“……受赠人：麦卫国，男，一九五八年六月六日出生，现住广州市×里×巷×楼。肖志洪，男，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出生，现住香港九龙×坪×座×室。我们，冼传作、卢秋炫是夫妇，是广州市天河区冼村×里×巷×号房屋的产权所有人（一九九〇年三月八日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沙字第007707号《村镇宅基地使用证》），现我们夫妇自愿将上述房屋全部无偿赠与给麦卫国、肖志洪，产权归麦卫国、肖志洪所有，将来，有关上述赠与房屋的一切权利义务均由受赠人麦卫国、肖志洪负责，与我们夫妇无关。”同日，麦卫国、肖志洪在广东省公证处签署《受赠书》，上载：“我们，麦卫国、肖志洪是赠与人冼传作、卢秋炫夫妇的朋友，现冼传作、卢秋炫自愿将属于他们夫妇所有的广州市天河区冼村×里×巷×号房屋全间全部无偿赠与给我们，产权归我们所有，我们表示自愿接受赠与。将来，有关上述赠与房屋的一切权利义务均由我们负责，与原业权人夫妇无关。”为查明本案事实，一审法院多次派员至广州市冼村实业有限公司（村改制公司）调查麦卫国、肖志洪是否为或者曾为其村集体、经济社成员，但该公司工作人员在签收一审法院调查函后，至今未向一审法院回函。在一审法院工作人员与该公司工作人员电话沟通过程中，该公司工作人员称“领导听说麦卫国曾是冼村村民，但已去世”。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冼传作主张案涉《赠与书》无效的理由是麦卫国、肖志洪均不属于冼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但其并未就此举证证明，虽然麦卫国、肖志洪在该《赠与书》签订之时，其住址分别为“广州市×里×巷×楼”及“香港九龙×坪×座×室”，但仅凭住址不能认定麦卫国、肖志洪是否为集体经济组织之成员。其次，经一审法院多次向村集体调查，亦未能查清麦卫国、肖志洪是否曾为或在《赠与书》签订之后为冼村这一集体经济组织之成员。鉴上，冼传作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冼传作请求确认《赠与书》无效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麦卫国、肖志洪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冼传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00元、公告费1000元，由冼传作负担。在本院二审审理过程中，冼传作于2019年7月1日死亡，冼传作的妻子卢秋炫、女儿冼颖英、儿子冼斌雄作为冼传作的法定继承人，向本院申请参加诉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本院予以采纳，并将卢秋炫等3人追加为本案上诉人（原审原告）。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的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卢秋炫等3人向本院提交麦卫国的广州市公安局常住人口资料、冼村旧村改造非本村村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确认表、冼村旧村改造非本村村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冼传作补办产权证及查册报告，拟证明麦卫国、肖志洪均非冼村村民，故无法取得涉案宅基地产权，冼传作才是涉案宅基地所有权人。麦卫国质证认为，关于其常住人口资料，其地址已经发生变化，即使其不是冼村村民，但不能否定当时的赠与，对于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且不能证明卢秋炫等3人的主张。麦卫国向本院提交6张收据（均为复印件），拟证明麦卫国为取得涉案宅基地支付了22万元对价。卢秋炫等3人质证认为，对上述收据、欠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仅可体现麦卫国与冼传作的收付款关系，与涉案合同是否无效无关。另，卢秋炫等3人及麦卫国均确认涉案广州市天河区冼村×里×巷×号房屋已被拆除。二审另查明，2016年9月28日，冼传作作为原告，以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为被告，向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提起核发宅基地使用权证纠纷一案。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经审理于2016年11月24日作出（2016）粤7101行初2428号行政裁定书，该院认为使用人姓名为“肖志洪、麦卫国”的穗天沙字第007707号《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复印件中记载的使用人姓名、层数、建筑面积与涉案宅基地档案资料不符，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明确涉案宅基地档案中没有宅基地使用人为“肖志洪、麦卫国”的存根，冼传作仍是涉案宅基地使用人，冼传作主张撤销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向肖志洪、麦卫国核发穗天沙字第007707号《村镇宅基地使用证》缺乏依据，故裁定驳回冼传作的起诉。另，本院向广州市冼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冼村公司）发出调查函，就涉案房屋的征收拆迁情况进行调查，冼村公司向本院作出复函。该复函及附件显示以下内容：1.涉案房屋在2011年2月10日与冼村公司签订《冼村旧村改造非本村村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冼村公司依据《村宅基地使用证》穗天沙字第00770号（记载的使用权人为肖志洪、麦卫国）、（93）粤公证外书第8834号《公证书》签订，其中被拆迁人为肖志洪、孙洁梅、林蔓菊，均非该村村民；2.涉案房屋已拆除待回迁安置中；3.（96）粤公证内字第4442号《公证书》记载：1996年9月28日，肖志洪、宋守林、麦卫国、谢幼勤（赠与方）将其所有的涉案房屋首层全部无偿赠与给林蔓菊（受赠方）；4.（96）粤公证内字第4441号《公证书》显示：1996年9月28日，肖志洪、宋守林、麦卫国、谢幼勤（赠与方）将其所有的涉案房屋第二层全部无偿赠与给孙洁梅（受赠方）；5.（96）粤公证内字第4443号《公证书》显示：1996年9月28日，麦卫国、谢幼勤（赠与方）将其所有的涉案房屋第三、四层全部无偿赠与给肖志洪（受赠方）。本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因肖志洪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属于涉港合同纠纷，应参照涉外案件处理。涉案合同涉及不动产的处分问题，故本案属于因不动产引起的纠纷，而该不动产位于我国内地，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一审法院适用我国内地法作为处理本案争议的准据法，合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主要针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关于涉案《赠与书》的性质及效力的问题。一、虽然涉案《赠与书》约定冼传作、卢秋炫将涉案房屋全部无偿赠与给麦卫国、肖志洪，但麦卫国主张其实际支付了相应的对价，并提供了多张收据予以证明。卢秋炫等3人对该些收据不予确认，但未能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反驳，且麦卫国、肖志洪与冼传作并不存在亲属关系，卢秋炫等3人对于当初冼传作、卢秋炫无偿赠与给麦卫国、肖志洪的原因亦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故从生活常理来看，麦卫国主张双方实际是有偿购买更符合常理，本院予以采信。据此，涉案合同虽名为无偿赠与，实为有偿的房屋买卖合同，故本案实质属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涉案《赠与书》签订于1993年4月2日，故本案应适用当时施行有效的法律认定涉案合同效力。根据1988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一、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第三十八条第三款“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之规定，可以看出法律对于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一直保持禁止性的规定，宅基地使用权是一种以身份为基础的权利，其权利的主体具有特定性，即仅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宅基地使用权的这一权利属性并未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有关法律的修改而发生变更。因此，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非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宅基地上房屋进行转让买卖的，合同应属无效。经查实，麦卫国、肖志洪均不具备冼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及“房地一致”的原则，冼传作、卢秋炫与麦卫国、肖志洪不得买卖涉案房屋，故涉案《赠与书》应为无效合同。关于卢秋炫等3人要求确认涉案房屋地址上的宅基地使用权及上盖物业所有权益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的问题。根据（2016）粤7101行初2428号行政裁定书认定，虽然涉案宅基地的使用人登记为冼传作，但是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可知，涉案宅基地及上盖房屋已经被征收拆迁，上盖建筑物已被拆除灭失，在此情形下，卢秋炫等3人要求确认涉案房屋地址上的宅基地使用权及上盖物业所有权益归其所有，该项诉讼请求在客观事实上已无法实现。涉案《赠与书》早签订于1993年，涉案房屋已实际交付给肖志洪、麦卫国使用二十余年，该期间冼传作从未提出异议，冼传作直至2016年才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确认涉案《赠与书》无效，冼传作的行为明显有违诚信。据此，对于卢秋炫等3人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的处理部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8年修正）第二条第一、二款、第三十八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14194号民事判决；二、确认冼传作、卢秋炫于1993年4月2日对麦卫国、肖志洪作出的《赠与书》无效；三、驳回卢秋炫、冼颖英、冼斌雄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400元，由卢秋炫、冼颖英、冼斌雄共同负担4300元，肖志洪、麦卫国共同负担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400元，由卢秋炫、冼颖英、冼斌雄共同负担4300元，肖志洪、麦卫国共同负担1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碧玉审判员  徐玉宝审判员  张 宾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书记员  陈晓君王嘉宝罗文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