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7民终10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钜元，男，1961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小玉（系上诉人之妻），女，1987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沈利俊，男，1994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韩英，浙江金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钜元因与被上诉人沈利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2019）浙0703民初54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钜元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判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支持上诉人的反诉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证据的采信上明显偏袒被上诉人，不利案件的公正审判。被上诉人在自行记载的账本上备注的“已付款或未付”等信息不足以认定上诉人是否实际付款或未付款的事实，更不足以推翻“双方交易以出具欠条为凭据”的客观事实。而一审法院仅凭“账本记载的信息”来进行推断认定，并将“上诉人已经实际支付的107400元”从案涉总交易货款中予以扣除明显有误。被上诉人所提供的内部账本，记载信息具有随意性，缺乏客观性、关联性，不排除错记的可能，而且收款情况非常混乱，被上诉人所记的货款金额与上诉人的银行付款金额无法一一对应，故对外不产生法律效力。二、被上诉人一审主张金额“22000元”与上诉人出具的“欠据”和“银行流水付款金额”不一致，自相矛盾。被上诉人存在故意隐瞒案件客观事实，进行恶意诉讼的行为。根据被上诉人本诉所主张的事实进行分析：双方对总货款316364元没有争议，在扣减上诉人已付的268400元，尚欠货款理应为47964元，而被上诉人仅主张22000元，不符合常理。可见，被上诉人所陈述的事实是片面的。从其父亲出面讨债的方式也可以看出端倪，其父亲是在双方账目未对账的情况下进行催讨，且行为方式过于偏激，存在“道德绑架”的行为，从而使上诉人错误作出意思表示进行付款。而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本诉所主张的22000元款项是如何得出的，并未向被上诉人查明，被上诉人对此也未作详细陈述。涉案5份欠据确认上诉人尚欠货款的金额为316364元，而当上诉人提供银行流水时，对于一笔“107400元的转账款”，被上诉人却质证“并非支付的是2013年12月以后的欠款”，理由是“欠据中没有一笔款项是107400元左右的货款，该笔款项不能在已付款项扣除”，该理由很牵强。从“欠条金额”和“上诉人付款银行流水”看，没有一笔付款一一对应，“银行流水”是上诉人提供的本诉证据，被上诉人要对此反驳，需提供相应的书面证据，而不是仅凭“口头上的抗辩”就能予以推翻。故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有误。被上诉人提供不出全部的供货欠款单据，以方便上诉人核对账目或法院核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每次拿货都是先出欠据后银行转账付款，为什么2013年12月28日后的欠据都未撕掉而偏偏撕掉107400元和101200元的欠据？涉案欠据的落款时间都在2013年12月28日以后，而款项的支付都在2014年1月23日之后，且每笔款项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根本无法证明107400元款项是支付之前所谓撕掉的欠据货款。三、因业务发生久远，被上诉人一直未与上诉人核对账目，经上诉人回想，并一一对应查看，上诉人2015年1月5日支付的款项对应付的是2014年8月21日最后的货款。涉案5份欠条对应的付款金额是：2014年3月21日的101200元、2014年8月15日的80000元、2014年9月30日的66400元、2015年1月15日的50000元，少付差额316364-297600=18764元，系因被上诉人重复记账100条火腿（双方当时一直存在争议），故而扣下的金额。后因被上诉人父亲恶意催讨，上诉人于2018年2月14日多付了30000元、2019年3月29日多付了42000元。最后两笔付款的时间与2015年1月5日的付款时间相差3-4年，期间前两年被上诉人并未前来催要货款，而直至2017年年底才激烈催讨，明显存在恶意。上诉人的陈述更加符合客观事实，在被上诉人无法提供完整交易账目的情况下，本案账目按被上诉人的陈述进行判定是不公平的。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沈利俊辩称：首先，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支付的107400元和101200元是否清偿的是本案所涉货款。将双方于2013年11月10日至2014年8月24日发生的货款、货款凭据、上诉人支付的款项按交易习惯进行汇总可知，107400元支付的是2013年11月10日的欠款107376.6元；101200元支付的是2013年12月4日的欠款101228元，均非本案货款。其次，上诉人陈述其超付本案货款，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也不符合常理。1、双方做的均是小本生意，任何一次货款往来都没有达到其陈述的超付货款数额。查看上诉人提交的所有交易明细可知，上诉人的经济并不充裕，根本没有什么大额的存款流水，超付几千块钱几百块钱可能一时无法察觉，超付一万以上，其就应该能发现。2、依照双方的交易习惯可知，被上诉人送货，上诉人再付钱，而且被上诉人送货后，上诉人都会出具相应的欠条。因为上诉人是经营户，其必然会有入货清单予以核查被上诉人的货款。3、结合上诉人支付的107400元以及101200元两笔货款的数字，本身可以看出有零有整，根本不是预付款，也与本案的5笔欠款的数字没有任何关联。4、如果说其支付的107400元以及101200元两笔货款是支付本案的货款，按照其陈述，自支付101200元开始其每笔款项都是超付的，显然不符合常理。5、上诉人陈述最后两笔30000元和420000元货款是在被上诉人父亲前往其姐姐家中恶意催讨才不得已支付。可见，被上诉人父亲对其没有任何可以实施暴力的行为，如果上诉人没有欠款项，怎么会在被上诉人父亲打打电话的情况下就付款呢？而且，时隔多年，其从来没有向被上诉人提过其已超付货款。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沈利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王钜元支付货款22000元并支付逾期还款的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付至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二、由王钜元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王钜元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沈利俊返还王钜元多支付的货款59436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自支付给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至履行归还完毕之日止）；2、由沈利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沈利俊和王钜元系买卖合同关系，王钜元从2013年开始向沈利俊购买火腿。双方的交易系先拿火腿、出欠据，之后再付款。王钜元分别于2013年12月28日、2014年3月20日、2014年5月25日、2014年8月7日、2014年8月24日分别向沈利俊出具欠据共计5张，欠款金额分别为122300元、44764元、43900元、55400元、50000元。经催讨，王钜元分别于2014年1月22日、2014年3月21日、2014年8月15日、2014年9月30日、2015年1月5日、2018年2月14日、2019年3月29日分别支付货款107400元、101200元、80000元、66400元、50000元、30000元、42000元。沈利俊提交的账本记载：2013年11月10日，王总，金额107376.6元，已收账；12月4日，王总，金额为101228元，俊收；2013年12月27日，王总，金额为122291元；2014年3月20日，王总，金额44764元；2014年5月25日，王总，金额43900元；2014年8月7日，金额55370元，王总未付；8月24日，金额50000元，王总未付。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王钜元合计支付沈利俊火腿款477000元，案涉欠据金额为316364元，王钜元主张多支付了160636元。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钜元于2014年1月22日、2014年3月21日分别支付的107400元和101200元是否应包含在案涉欠款内。沈利俊认为以上两笔款项系支付之前货款，与本案无关。王钜元认为上述两笔款项系偿还案涉欠据货款。经计算，截止到2014年3月21日，案涉欠据金额为167064元，按照王钜元陈述，当时王钜元已多付了41536元，这不符合常理及双方交易习惯，沈利俊提交的账本记载王钜元分别于2013年11月10日和12月4日分别欠款107376.6元和101228元，该金额与上述两次付款金额基本相同，沈利俊陈述该两笔欠款付清后欠据撕毁较为可信。王钜元认为其受被迫多支付货款及100条火腿款重复记账，该意见无证据予以证明，对此不予采纳。王钜元应支付剩余货款，其未及时支付，应支付沈利俊逾期付款损失。沈利俊诉请低于欠款金额，系对其权利的处分，予以准许。综上，对王钜元诉请依法予以支持。王钜元反诉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王钜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沈利俊货款22000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从2019年11月14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王钜元的反诉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75元（已减半收取），由王钜元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643元，由王钜元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短信聊天记录截图1份，证明被上诉人父亲向上诉人短信催款中陈述的数字是22000元，因此本案只起诉了22000元。上诉人质证认为：没有意见。本院认为，上诉人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认定。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其于2014年1月22日支付的107400元和2014年3月21日支付的101200元均系支付涉案货款，但涉案5份欠条中的第一笔货款系2013年12月28日欠条中载明的122300元，第二笔货款系2014年3月20日欠条中载明的44764元，如上述107400元系支付涉案货款，则上诉人在出具44764元欠条的次日即2014年3月21日不可能还支付101200元，超额支付41536元，不符合常理。而本案另外三笔货款分别是2014年5月25日欠条中载明的43900元、2014年8月7日欠条中载明的55400元、2014年8月24日欠条中载明的50000元，共计149300元，而即便按上诉人主张2015年1月5日付款的50000元对应的涉案最后一笔欠条载明的货款，截至当日其累计支付了80000+66400+50000=196400元，又超额支付47100元。更何况上诉人还于2018年2月14日付款30000元、2019年3月29日付款42000元，总计超付160636元，显然不符合常理。被上诉人提交的账本虽系其单方记载，但从账本内容中体现上诉人分别于2013年11月10日和12月4日分别欠款107376.6元和101228元，与上诉人于2014年1月22日支付的107400元和2014年3月21日支付的101200元金额基本吻合，结合双方的交易习惯，被上诉人陈述该两笔款项系支付本案另外的欠款以及欠款付清后欠条撕毁更具有说服力。至于被上诉人主张的付款金额低于实际欠款数额，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综上，上诉人王钜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36元，由上诉人王钜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宋文茹审 判 员 黄良飞审 判 员 盛 伟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代书记员 陈海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