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65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凯骐金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法定代表人：徐洪升，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小红，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怡玲，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国杰，男，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芷如，广东东方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州宝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东。法定代表人：郑首冬，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思泉，男，系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天津凯骐金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骐金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邓国杰、原审被告广州宝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宴公司）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3民初12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凯骐金悦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驳回邓国杰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原审法院并未查清案涉车辆在销售过程和验车交车过程的重要事实，导致无法准确判定各方的责任承担，原审判决显失公平。实际上，凯骐金悦公司在销售案涉车辆过程中己经向购买方（邓国杰的表见代理人）如实说明车辆召回情况并在案涉车辆的销售合同中写明案涉车辆召回及维修情况，并不存在任何欺诈或隐瞒的行为。二、原审法院对于案件事实的举证责任分配不均，导致案件的基本事实存在诸多疑点，根据证据分配原则，凯骐金悦公司已经尽了合理的举证义务，而邓国杰和宝宴公司却拒不提供案件相关证据，应当承担由此导致的不利后果。1.在没有任何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对于凯骐金悦公司所提交的案涉车辆《汽车销售合同》及随车档案等证据不予确认，有违证据规则。2.《汽车销售合同》的签宇并非为邓国杰所签恰好与邓国杰自述其并未实际到场签订汽车销售合同相互印证，因此凯骐金悦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的《汽车销售合同》虽不为邓国杰所签却不能代表该合同与本案无关，原审法院据此就对《汽车销售合同》不予确认与事实相悖。3.邓国杰作为购买案涉车辆一方，故意向法院隐瞒购买案涉合同的汽车销售合同，邓国杰宝宴公司作为代替邓国杰原审法院拒不同意凯骐金悦公司关于调取证据材料的申请，导致案件事实无法查明。综上，凯骐金悦公司己经向法庭提交了《汽车销售合同》《交车确认表》《免责协议》《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及“邓国杰”身份证复印件等一系列购案涉车辆的随车档案，上述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在邓国杰和宝宴公司并未提交任何反驳证据证明存在其他汽车销售合同及交车材料的情况下，法院应当确认凯骐金悦公司所提交证据的证明力。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之规定，邓国杰和宝宴公司拒不提供与案涉车辆的相关销售合同和交车材料，也应当认定凯骐金悦公司的主张成立。三、原审法院错误认定凯骐金悦公司构成欺诈，是适用法律错误。1.凯骐金悦公司在实际销售案涉车辆过程中也并没有故意隐瞒或欺诈的行为。2.可以确认假冒的“邓国杰”必然是受邓国杰和宝宴公司的指使并经过邓国杰和宝宴公司的授权，假冒的“邓国杰”只是代邓国杰签订合同和提车，是一种“表见代理”行为。因此，凯骐金悦公司向假冒的“邓国杰”告知案涉车辆的召回情况及维修情况，应当视为已经向邓国杰和宝宴公司告知，由此产生的后果和责任均应当由邓国杰和宝宴公司自行承担，凯骐金悦公司并不存在任何过错。3.凯骐金悦公司对于未能告知邓国杰和宝宴公司关于案涉车辆的召回问题并不存在过错，相关责任应当由邓国杰和宝宴公司自行承担。同时，并未有明文规定销售方必须向消费者告知召回情况，在案涉车辆的瑕疵问题维修完毕后进行销售并无过错，凯骐金悦公司的上述情况并不构成欺诈，凯骐金悦公司无需对邓国杰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凯骐金悦公司的上诉请求。邓国杰向本院提交了书面《答辩状》，具体内容如下：一、凯骐金悦公司未向邓国杰告知案涉车辆的缺陷召回情况。1.凯骐金悦公司从邓国杰支付定金前到交付车辆期间都一直向邓国杰隐瞒案涉车辆的真实情况。2.凯骐金悦公司所述“邓国杰”去凯骐金悦公司处提车一事极其不合常理。3.凯骐金悦公司在明确知道邓国杰来到现场买车的情况下，伪造了《汽车销售合同》以及相关图片等证据。4.凯骐金悦公司故意伪造虚假证据恰恰反映出凯骐金悦公司为销售案涉车辆故意隐瞒案涉车辆的缺陷召回情况。二、邓国杰是基于朋友介绍认识后让宝宴公司帮忙购买案涉车辆。三、凯骐金悦公司所提供的证据明显不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首先，凯骐金悦公司所提交的证据《汽车销售合同》等相关随车文件上所载“邓国杰”签名字样并非邓国杰所签，不能证明其向邓国杰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其次，凯骐金悦公司所提交的“邓国杰照片”均无法提供原件或原始载体，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再次，凯骐金悦公司多次虚假陈述，其证据明显不实。四、原审适用法律正确，凯骐金悦公司构成欺诈。1.凯骐金悦公司故意隐瞒了案涉车辆的召回情况。2.凯骐金悦公司隐瞒案涉车辆召回情况的致使邓国杰作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3.凯骐金悦公司的欺诈行为主观恶性十分恶劣，对邓国杰造成严重伤害，且案涉赔偿属于惩罚性赔偿。综上，凯骐金悦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二审庭审中，邓国杰发表如下补充答辩意见：1.凯骐金悦公司从邓国杰支付定金前到交付案涉车辆的时候，从来没有向邓国杰告知案涉车辆的缺陷召回情况，凯骐金悦公司一直说是25号向我方告知，但是我方认为要在邓国杰支付定金前或者支付定金时，如实告知。但是凯骐金悦公司直到交付车辆的时候，都没有向邓国杰告知案涉车辆的缺陷召回情况。2.凯骐金悦公司在明知邓国杰不是直接到凯骐金悦公司处购买汽车的情况下，还伪造一些证据来证明其履行了如实告知义务，同时凯骐金悦公司又不能提供其所伪造的证据的原件以及原始载体，其应当承担其相应的不利后果。3.邓国杰向宝宴公司购买案涉车辆符合一般人购买车辆的模式。4.凯骐金悦公司故意隐瞒案涉车辆的真实情况，使得邓国杰作出错误意思表示，其行为构成欺诈，且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欺诈的赔偿应该是三倍的，邓国杰要求的赔偿是合情合理的。同时根据邓国杰提交的证据显示，凯骐金悦公司的兄弟公司也是同一个法定代表人，然后同一个股东也同样因为欺诈而对另外一起案件作出赔偿，所销售的车辆也是同一款车。宝宴公司答辩称，对于凯骐金悦公司隐瞒信息的事实，我方也不知情，所以在责任方面，我方认为应该是由凯骐金悦公司承担主要的责任。邓国杰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凯骐金悦公司、宝宴公司连带向邓国杰赔偿41万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鉴定费由凯骐金悦公司、宝宴公司负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6月20日，邓国杰通过宝宴公司向凯骐金悦公司购买阿尔法罗密欧stevlvio越野车一辆，邓国杰于2018年6月20日向宝宴公司支付订金3万元，6月22日向宝宴公司支付车辆余款38万元和拖车费3800元。2018年6月21日，宝宴公司向凯骐金悦公司支付定金1000元，同年6月25日，宝宴公司委托物流公司到凯骐金悦公司处提取涉案车辆，并在当日向凯骐金悦公司支付涉案车辆购车款394000元。2018年7月6日，宝宴公司交付涉案车辆给邓国杰。宝宴公司向凯骐金悦公司支付完毕涉案车辆购车款项后，凯骐金悦公司出具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载明：“发票号码005××××8128，开票日期2018－6－25，购买方名称及身份证号码邓国杰44010……819，厂牌型号阿尔法罗密欧1995CC越野车，产地意大利，进口证明书号H22170380826，发动机号码552××××8878，车辆识别号ZARCALCN9J7B88845,价税合计395000元，销货单位名称天津凯骐金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邓国杰收到涉案车辆相关资料后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查询涉案车辆信息，得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于2018年5月18日发布《阿尔法罗密欧（上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2017年与2018年款斯泰威汽车》的公告，该公告记载阿尔法罗密欧（上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召回问题车辆2799辆，车型系列为Stelvio(AR949),车型名称为AR949BA4和AR949CA4，缺陷描述、可能造成的后果、召回维修措施、生产车辆改进措施、投诉索赔情况等信息，涉案车辆属于应当被召回的车辆范围。邓国杰得知该情况后即与宝宴公司联系，宝宴公司随后与凯骐金悦公司核实，凯骐金悦公司确认涉案车辆属于上述被召回车辆车型，称已修理完毕，并将涉案车辆维修记录及信息发送给宝宴公司，宝宴公司收到后向邓国杰告知涉案车辆维修情况。2018年7月6日，邓国杰致电凯骐金悦公司客服投诉，凯骐金悦公司客服对邓国杰的投诉进行了回访，但没有具体处理意见。同年7月10日，天津凯骐金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陈总致电邓国杰，商谈处理涉案车辆问题。凯骐金悦公司对其抗辩，提交以下证据：1.《汽车销售合同》，该合同载显：“甲方天津凯骐金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顾问陈某；乙方买受人邓国杰，身份证号码44010…。819，电话188××××8596，地址广州市荔湾区荟文三街11号1002房；车辆单价395000元；乙方于本合同签订时向甲方支付定金1000元，乙方所购车辆在甲方所在地交付，乙方根据甲方的《新车交接书》验收车辆，双方约定的日期为2018年6月26日；交车方式为客户到店自行交车；合同右下方空白处手写‘该车属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18年5月18日召回范围车辆且已修理完毕，乙方完成知道并且愿意购买该车辆’”，该合同甲方落款处书写日期为2018年6月21日，甲方人员签名，乙方落款处有“邓国杰”签名字样，落款日期空白；2.《维修领料单》《维修结算单》（打印件），证明涉案在2018年6月11日修复完毕，缺陷已消除；3.凯骐金悦公司出具的书面情况说明及附件，附件含有销售涉案车辆档案资料，其中有《免责协议》一份（内容为：现有我司天津凯骐金悦销售车辆，车型stevlvio车驾号ZARCLCN9J7888845车主在未上牌前将车辆自行提走，为此车辆发生的一切问题均与我司无关，所有风险由客户自行承担。签字：邓国杰2018.6.25）、交车确认表、相片打印件3张（第一张相片内容为一成年男人持“邓国杰”名字的身份证的合影，相片中男子与身份证上男子图像相似；第二及第三张为一成年男人与车辆合影，第二、三张相片中的男子与第一张相片中男子相同）、交车确认表（该表交车仪式栏“交车礼、车主与新车合影、结束阿尔法罗密欧负责人”三处均无打钩）。凯骐金悦公司陈述2018年6月21日，宝宴公司联系我司称有一个客户购买涉案车辆，并于当日交付定金，我司工作人员就准备了《汽车销售合同》即证据1，并要求购车人邓国杰到场验收车辆及签订合同，购车人“邓国杰”在2018年6月25日持身份证原件到我司处验车提车及签订购车合同，验完车后，宝宴公司于当日转账了余下购车款，购车人“邓国杰”到我司处提车及签订合同，我司工作人员审查了其身份证件并向其告知车辆属于被召回车辆及维修情况，购车人“邓国杰”表示愿意购买，在办理购车手续中，我司工作人员对购车人“邓国杰”及其身份证进行了拍照即证据3附件中的第一张相片，又拍摄了购车人“邓国杰”与涉案车辆的合影（证据3附件中第二、三张相片），第一张相片没有上传到我司电脑系统，但当时经手的工作人员保存在其手机里，2018年7月左右，该工作人员通过微信发送给我司高管。庭审后，凯骐金悦公司提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燕京公证处（以下简称“燕京公证处”）作出的编号为（2019）京燕京内民证字第4084号《公证书》，公证书记载：2019年10月17日，凯骐金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靳某操作其本人携带的手机，本公证员对手机中相关内容进行拍照，再由本公证员使用本处计算机设备对靳某提供的U盘进行上机操作，其中过程如下：三、点开第一个图标“陈某（凯骐金悦公司）”，进到聊天页面，下划页面到“2018年7月13日13：38”聊天记录（见附件第6－7页，显示有图片一张，图片内容为“一男子手持“邓国杰”名字的身份证）。六、公证员在电脑主机上插入靳某提供的U盘，打开“可移动磁盘（H:）”（见附件第11－12页，显示“邓国杰”文件夹创建时间2019年3月13日，文件夹存有一张图像，显示修改日期2018－6－28”，图像内容是上述第7页图片中的一男子和车辆的合影），凯骐金悦公司以该证据证明其提交证据的来源。邓国杰质证意见：对证据1不确认，该合同上的签名不是邓国杰的，邓国杰也没有亲自到凯骐金悦公司处取车，凯骐金悦公司陈述在2018年6月21日就准备好该合同，表明凯骐金悦公司在6月21日已知悉邓国杰身份信息，并非在6月25日才知道；证据2是凯骐金悦公司内部形成的文件，不认可；证据3中的情况说明是凯骐金悦公司单方作出，免责协议上的签名不是邓国杰的，相片无原始载体，不能确认其来源及真实性，第二、三张相片中的车辆不是涉案车辆，另从《交车确认表》交车仪式栏打钩内容看，车主与新车合影是无打钩的，表明车主没有与新车进行合影，但第二、三张相片却是车主与新车合影，说明了第二、三张相片是凯骐金悦公司伪造的；对公证书公证的内容及证明力不认可，公证书中公证的图片均无显示拍摄日期，且真伪不明。宝宴公司质证意见：对证据1不认可，我司没有委托板车司机签订《销售合同》；对证据2无异议，在邓国杰向我司反映涉案车辆属于召回范围后，我司向凯骐金悦公司询问，其发送了证据2给我司，我司才知道涉案车辆召回及维修情况；对证据3不认可。一审法院经审查凯骐金悦公司提交的证据，对证据1《汽车销售合同》、证据3附件中《免责协议》，经鉴定上述合同、协议上的签名不是邓国杰笔迹，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不予确认；证据2及证据3中的图片打印件，根据凯骐金悦公司提交的公证书，图片来源于靳某手机及靳某电脑资料，并非来源于凯骐金悦公司系统，不是原始载体，且一男子持“邓国杰”名字的身份证图片无显示拍摄时间，其余两张图片中的车辆不能反映是涉案车辆，故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不予确认；对于证据3中的其他资料，均是复印件，除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存根联与邓国杰提交的发票内容一致，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其余资料，无法审查其真实性，邓国杰亦不认可，对这部分证据不予确认；对于公证书，凯骐金悦公司以该公证书证明其证据3中相片的来源，一审法院对该公证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诉讼中，邓国杰向一审法院申请对凯骐金悦公司提交的《汽车销售合同》《免责协议》上“邓国杰”签名进行笔迹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对《汽车销售合同》《免责协议》上的“邓国杰”签名进行笔迹鉴定。2019年8月26日，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送检的《天津凯骐金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汽车销售合同》乙方（盖章及签字）处“邓国杰”签名（JC1）与委托单位提供的邓国杰样本字迹（YB）不是同一人所写；2.送检的《免责协议》签字处“邓国杰”签名（JC2）与委托单位提供的邓国杰样本字迹（YB）不是同一人所写。邓国杰及宝宴公司对上述鉴定意见书无异议，凯骐金悦公司对上述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邓国杰支付鉴定费10300元。邓国杰及凯骐金悦公司、宝宴公司对《鉴定意见书》真实性无异议，一审法院经审查，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意见书》程序合法，依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邓国杰向宝宴公司支付涉案车辆购车款，再由宝宴公司支付给凯骐金悦公司，由凯骐金悦公司提供涉案车辆及向邓国杰出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邓国杰与凯骐金悦公司、宝宴公司形成汽车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凯骐金悦公司、宝宴公司在销售涉案车辆过程中是否构成欺诈行为。2.凯骐金悦公司、宝宴公司是否应向邓国杰承担赔偿责任及赔偿金额。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举证，以及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涉案车辆属于召回范围及进行了维修，属于车辆的重大事项，足以影响购车者的选择决定，对此，凯骐金悦公司、宝宴公司在出售涉案车辆时负有向购买者如实告知涉案车辆召回及维修的相关信息的义务。本案中，凯骐金悦公司在2018年6月11日就已对涉案车辆涉及召回问题进行了维修，已掌握了车辆维修相关资料，但在邓国杰向宝宴公司支付定金、拖车费及支付购车全部余款，及宝宴公司向凯骐金悦公司询问涉案车辆、支付定金、确定提车时间这段期间即2018年6月21日至6月24日，凯骐金悦公司却无向宝宴公司、邓国杰告知涉案车辆召回及维修的相关信息，没有尽到销售者的告知义务。其次，从购买涉案车辆的过程看，无充分有效证据显示邓国杰亲自到凯骐金悦公司处签订《汽车销售合同》及验车提车。对于凯骐金悦公司辩称其向宝宴公司委托的第三方提车人员告知涉案车辆召回及维修情况，以及第三方人员假冒邓国杰及持假的邓国杰身份证办理购车、验车及提车手续的意见，凯骐金悦公司亦没有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凯骐金悦公司的该辩称亦不予采信。综上，凯骐金悦公司、宝宴公司无证据证明在销售涉案车辆时已向邓国杰告知了涉案车辆属于召回范围及维修的相关信息，故一审法院认定凯骐金悦公司、宝宴公司未向邓国杰告知涉案车辆属于召回范围及维修的相关信息，凯骐金悦公司、宝宴公司未履行销售者的法定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本案中，凯骐金悦公司、宝宴公司作为涉案车辆销售商，负有将汽车召回及维修等相关信息如实告知邓国杰的义务，但凯骐金悦公司、宝宴公司却没有积极履行，属于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影响邓国杰作出购买或以此价格购买的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认定凯骐金悦公司、宝宴公司构成欺诈。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凯骐金悦公司、宝宴公司在销售涉案车辆给邓国杰中存在欺诈行为，邓国杰要求凯骐金悦公司、宝宴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依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赔偿金额，涉案车辆的价格应以《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载明的金额395000元为准，邓国杰主张的是一倍赔偿，故凯骐金悦公司、宝宴公司应向邓国杰赔偿395000元，邓国杰请求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鉴定费问题。凯骐金悦公司未能提交证据推翻《汽车销售合同》《免责声明》笔迹鉴定意见书，对此所产生的笔迹鉴定费用10300元应由凯骐金悦公司承担。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天津凯骐金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宝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向邓国杰支付赔偿金395000元；二、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天津凯骐金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向邓国杰支付笔迹鉴定费10300元；三、驳回邓国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义务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邓国杰负担240元，天津凯骐金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宝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共同负担6310元。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邓国杰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邓国杰与宝宴公司工作人员“lilith”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邓国杰与宝宴公司协商购买涉案车辆。2.《材料说明》；3.建始法院受理首例涉嫌汽车消费欺诈合同纠纷案件新闻截图；4.唐山凯骐名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张永军买卖合同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5.唐山凯骐名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张永军买卖合同纠纷庭审直播截图；6.唐山凯骐名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张永军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民事调解书；7.历史被执行人信息截图；8.凯骐金悦公司企业信息；9.唐山凯骐名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企业信息；证据2-9拟证明凯骐金悦公司与唐山凯骐名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经营范围皆一致，两公司对于由其他汽车销售公司代购的情况都是按行业交易惯例交付，并无与消费者直接联系，更不会与消费者签订任何合同。同时，两公司在销售过程中也存在诸多欺诈故意，是有故意欺诈消费者的模式和习惯的。10.《汽车销售合同》（买受人杨某）；11.账号186××××5948的微信截图；12.河北广信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截图；13.中国民生银行电子银行回单；14.号码186××××5948的归属地查询截图；15.《汽车销售合同》（买受人张某国）；16.账号182××××0344的支付宝截图。证据10-16拟证明凯骐金悦公司为逃避其应当承担的责任，故意伪造虚假证据，行为十分恶劣。凯骐金悦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书面质证意见，具体内容如下：一、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证明邓国杰实际上全程是与宝宴公司的工作人员沟通，并没有直接与我方联系，我方确实无法直接得知邓国杰的信息及情况；根据两人的对话可以看出，邓国杰从付款、委托购车、提车和车辆检测都是经过宝宴公司，宝宴公司作为接受委托购车的一方，对于案涉车辆在我方购买的过程和提车过程是完全知情的，则购买案涉车辆所签订合同及提车人员肯定是由宝宴公司安排的，其应当对购买案涉车辆的签约手续、提车手续、车辆质量和车辆销售情况负责。但就目前看，宝宴公司是邓国杰向我方购买车辆的桥梁，但其却没有将我方出售车辆的召回情况及时告知邓国杰，也没有向法庭提交任何委托购车过程中所取得的销售合同及提车材料，显然是在隐瞒证据、逃避责任。正是因为宝宴公司向双方隐瞒了案涉车辆信息差才导致本案的纠纷发生，宝宴公司应当对邓国杰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二、对证据2-9的三性均不予确认。该证据中提及的案件案情与本案完全不同，不能相提并论，对本案没有任何参考价值。其法人与本案的法人为不同的法人身份，邓国杰以另一家公司的涉诉情况来推论本案中我方的诉讼恶意，是没有任何逻辑关系的，也是完全不符合法律公平公正原则的，并且这些案例中，法院亦未认定唐山凯骐名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构成欺诈，双方是调解结案，邓国杰对于我方的指控是子虚乌有的。三、对证据10-16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证明内容有异议。1.该证据并非二审期间形成的新证据，其提交的时间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不予采纳。2.证据10和证据15均是我方提交的补充证据，系证明在销售案涉车辆的同期，我方也以同样的销售方式正常销售了同类型的车辆，涉案车辆的召回问题根本不影响实际销售，我方也没有任何必要向邓国杰隐瞒车辆召回情况。3.两份汽车销售合同均有对应的发票，是完整的销售过程，根本不存在任何伪造的可能，开具发票是要对应购买人的身份证号，否则车辆无法上牌，因此我方根本不可能虚开发票。4.两份销售合同对应的发票开具时间均是在邓国杰起诉我方之前，我方不可能在纠纷发生之前就伪造证据。5.销售合同上的联系电话均系买方填写，至于填写的是个人电话还是他人电话，均是其自由，我方无权干涉。6.邓国杰在证据12中提及闫某令所在的广信行公司与我方有共同伪造合同的行为，但闫树令又代邓国杰向我方支付了定金1000元，显然闫某令应当是邓国杰或者宝宴公司的合作方，这就更加印证了与闫某令的车辆销售合同必然是真实的。宝宴公司发表如下质证意见：我方认可证据1的内容是真实的，同意邓国杰的证明目的。对证据2-16，我方均予以认可。二审期间，凯骐金悦公司向本院提交了《调取证据材料的申请书》，向本院申请调取假冒邓国杰签字、取车人员的身份信息。二审庭审后，凯骐金悦公司又向本院提交了一份证据，即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环河北路派出所的受案回执，拟证明：1.2019年12月10日，凯骐金悦公司员工靳林代表公司向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环河北路派出所报案，举报案涉销售合同存在他人使用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的情况，并由公安机关以“使用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案”受理。2.案件进展需向经办警官查询。邓国杰向本院提交了书面质证意见，具体内容如下：不认可该证据的关联性，理由如下：1.该证据无实质性内容，凯骐金悦公司不能证明该证据与本案有关。2.该证据仅为公安部门接受案件而出具的接受回执，其恰恰证明公安部门没有立案，对于凯骐金悦公司的报案，公安部门不会进行侦查。(1)《受案回执》公安机关对凯骐金悦公司报案出具的回执。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六条之规定，“公安机关对于公民扭送、报案、控告、举报或者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的，都应当立即接受”，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公安机关接受案件时，应当制作受案登记表，并出具回执。”(2)公安部门对凯骐金悦公司的刑事报案未进行立案。《受案回执》的出具时间为2019年12月10日，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五条、《公安部关于改革完善受案立案制度的意见》第二点的规定，在2019年12月10日，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环河北路派出所接受案件并出具回执后，其最长应在在37日内进行立案审查，即在2020年1月16日前对是否立案进行审查，在本案中，凯骐金悦公司并未提供立案材料，因此，公安部门对凯骐金悦公司的报案未进行立案。(3)对于凯骐金悦公司的报案，公安部门不会进行侦查。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八十七条之规定，“公安机关对巳经立案的刑事案件，应当及时侦查”，因此，公安机关未进行立案，不会进入到下一步侦查程序。3.凯骐金悦公司的刑事报案即使被立案侦查，其报案行为与本案无关，在本案中，除了凯骐金悦公司，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动机去制作一个假的身份证。凯骐金悦公司在邓国杰支付定金前至整个销售过程中从未告知邓国杰案涉车辆的缺陷召回情况，其诱使邓国杰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其行为已构成欺诈，其应当为其行为承担责任，如凯骐金悦公司确实存在其所称的有人假冒邓国杰身份证一情况（此情况极不可能，可以明确的是，在邓国杰投诉时，凯骐金悦公司也是明确表示其知道未亲自去购买车辆以及其未告知过邓国杰案涉车辆的缺陷召回情况的，该情况与凯骐金悦公司在庭审中所称已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一事明显不符。另外，按照一般的做法，如确实存在一个人冒用邓国杰的身份，其应当在邓国杰投诉时立即告知邓国杰，并将相关监控视频予以保存，凯骐金悦公司提供不出相关监控视频的证据等的行为明显有悖常理。同时，我方认为凯骐金悦公司是对其所提交的“假邓国杰身份证”进行P图处理，其对身份证P图的行为是否违法或构成犯罪尚需商榷，公安机关不可能对该行为进行立案，凯骐金悦公司的行为无疑在贼喊捉贼），其也应当为其在邓国杰支付定金期间未向邓国杰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承担责任。宝宴公司通过本院互联网平台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我方并没有派人假冒邓国杰提车，更没有伪造身份证证件；2.经向物流公司了解，也不存在伪造邓国杰身份证提车；3.我方不承认此证据。二审庭审时，邓国杰确认涉案车辆一直由其使用，使用期间发生过一次质量问题，因车辆空调冷气不制冷，冷气变暖气，因为还在保质期内故由4s店为其免费维修。二审期间，宝宴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凯骐金悦公司的上诉及邓国杰、宝宴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凯骐金悦公司在销售涉案车辆过程中是否构成欺诈行为；2.凯骐金悦公司是否应向邓国杰承担赔偿责任及赔偿金额。本院对上述争议焦点具体分析如下：一、关于凯骐金悦公司在销售涉案车辆过程中是否构成欺诈行为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涉案车辆属于召回范围。根据“安全召回活动”通知内容，涉案车辆由于生产工艺控制问题，车身某些部位可能会出现渗水，影响部分电子电器配件的功能，因此，在车身相关部位必须进行修复操作。根据上述召回通知，可以认定该问题不涉及车辆的动力系统如发动机和变速器等，不涉及车辆的转向系统、制动系统、悬架系统、安全系统，不涉及前后桥的主要零件及全车的主线束，不危及车辆安全性能、主要功能和基本用途，相应修复措施轻微，故与此相关的召回信息并不属于影响购车者缔约根本目的的重要信息，且凯骐金悦公司在销售涉案车辆前对涉案车辆存在的问题已经及时进行了维修，邓国杰在二审庭审时亦确认涉案车辆一直由其使用，使用期间仅发生过一次质量问题。此外，由于涉案车辆有关“安全召回活动”通知已在网上进行公告，消费者可以通过有关网络平台进行查询，凯骐金悦公司不存在故意隐瞒召回信息的故意。综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及各方当事人的主张，本院认为虽然凯骐金悦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经向邓国杰告知涉案车辆属于召回范围及维修的相关信息，对邓国杰购买涉案车辆的知情权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尚不构成欺诈，一审法院认定凯骐金悦公司、宝宴公司未履行销售者的法定义务构成欺诈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二、关于凯骐金悦公司是否应向邓国杰承担赔偿责任及赔偿金额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如上所述，本院已经认定凯骐金悦公司在销售涉案车辆给邓国杰中不存在欺诈行为，只是侵害了邓国杰的知情权，故本案不应适用惩罚性赔偿条款，一审判决凯骐金悦公司赔偿一倍价款395000元不当，本院予以纠正。鉴于凯骐金悦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销售涉案车辆给邓国杰时已明确告知邓国杰涉案车辆召回的情况，侵害了邓国杰作为消费者的知情权，故凯骐金悦公司应向邓国杰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于赔偿金额，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及凯骐金悦公司的过错程度，本院酌情确定凯骐金悦公司应向邓国杰赔偿100000元。鉴于本院已经认定凯骐金悦公司在本案中不构成欺诈，根据公平合理原则，对于宝宴公司在本案中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应一并进行调整，即宝宴公司与凯骐金悦公司应共同向邓国杰支付赔偿金100000元。对于凯骐金悦公司、邓国杰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经本院审查，均不足以证明其提交该证据拟证明的事项，本院对凯骐金悦公司、邓国杰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所证明的主张均不予采纳。对于凯骐金悦公司二审期间申请本院调取假冒邓国杰签字、取车人员的身份信息问题，上述调查内容属于凯骐金悦公司自行举证证明的范畴，本院对其该项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凯骐金悦公司是否构成欺诈及应赔偿的金额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对于凯骐金悦公司上诉有理部分，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3民初128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3民初128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3民初128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天津凯骐金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宝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向邓国杰支付赔偿金100000元；四、驳回邓国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天津凯骐金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宝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共同负担2300元，由邓国杰负担42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天津凯骐金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宝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共同负担2300元，由邓国杰负担42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玉芬审判员  苏韵怡审判员  印 强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杨 琳黄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