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12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薛淑珍，女，汉族，1940年7月14日出生，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郝莉，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永大商厦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北斗街56号。法定代表人：叶云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赟，辽宁开元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薛淑珍因与被上诉人大连永大商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大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2民初26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薛淑珍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533554元，并从1997年7月8日起自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逾期付款利率给付利息（暂计算至2019年3月1日利息为476602元）；二、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中认定事实不清。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能证明所列物品由永大公司占有使用，是错误的。对于本案的基本事实，不但有已生效法律文书的确认，分别是（2018）辽委赔2号《国家赔偿决定书》和（1999）辽民终字第286号民事判决书，而且接收施工现场的永大公司完全有能力和义务去清理现场，并制作接收清单交于法院或者上诉人。上诉人是在法院先予执行中，从施工现场强行迁出，当时法院执行人员没有清点物品、制作清单，被上诉人也无法提供证据证明现场建筑材料及建筑物的情况，没有相反证据来否定上诉人的物品清单，那么应当以上诉人庭审中提交的证据材料，包括发票、照片等来认定建筑材料及建筑物的数量及价值。大连永大商厦有限公司辩称，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一、上诉人自1996年起诉至今只要求赔偿申请先予执行给华龙公司造成的损失，而本案的诉讼请求，华龙公司及上诉人均从未提及；二、上诉人在上诉状中陈述判决书中的认定永大公司占有其遗留的物品，但两份判决中既没有明确表述现场在法院先予执行完毕后有遗留物品，也没有明确的陈述认定遗留物品由永大公司占有使用；三、法院的先予执行是法院的独立司法行为，清点现场物品及执行措施均是法院的司法行为。执行完毕后，笔录也记载了物品的清单，（1996）大民房初字第××号裁定书中明确写明华龙公司从施工现场迁出，并于同年7月8日强制执行。该裁定书的表述也可认定执行的物品是现场全部物品，而并未表述执行部分物品，还遗留部分物品；四、判决书中陈述有遗留的施工垃圾未清理，并没有证明现场仍有上诉人所述的建筑材料；五、上诉人如果1996年判决作出后就认为永大公司占有了遗留物品，那为何在1996年之后全部的诉讼，包括申诉中从未提起此事，也未就此事另行诉讼。显然，上述物品在执行过程中，本已全部执行完毕，不存在本案上诉人陈述的遗留物品的事实。因此，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陈述不属实。六、按照上诉人的推理，如果有以上事实，从1996年至今25年时间从未就此事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长诉讼时效。薛淑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价款533554元，并自1997年7月8日占用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逾期付款利率给付原告利息。（暂计算至2019年3月1日利息为476602元）；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华龙公司与大商公司、永大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1996年7月18日，大商公司、永大公司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1997年4月1日，提出先予执行申请。1997年6月9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996）大民房初字第××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被告华龙公司从坐落于大连市中山区永大公司施工现场迁出，由大商公司、永大公司另行组织施工。”并于同年7月8日强制执行。2003年4月22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1999）辽民终字第286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认为华龙公司请求大商公司、永大公司赔偿申请先予执行给华龙公司造成的损失398454元问题，因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可另行告诉。判决维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1996）大民房初字第××号民事判决书，其中判决第三项内容为：“由华龙公司给付永大公司排渣费40000元。”原告薛淑珍不服，以华龙公司名义先后四次在辽宁省高院申请再审，均被驳回。2016年6月1日原告薛淑珍起诉大商公司与永大公司要求赔偿因先予执行造成的损失，大连市中山区法院作出（2016）辽0202民初412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起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辽02民终字第751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7年原告薛淑珍提出国家赔偿。2018年12月26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2018）辽委赔2号国家赔偿决定书，决定大连中级人民法院向薛淑珍赔偿迁出物品损失的赔偿金111765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其在施工现场留存的建筑物及建筑材料由被告实际占有并使用，并提交了其自制的《一九九七年七月八日被大连法院强制执行清场的物品清单》、《占用物品清单补充》及发票、照片作为佐证，但该两份清单系原告单方自行制作，且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卷宗记载内容不符，同时原告提供的发票及于先予执行半个月之前（1997年6月14日）拍摄的照片，亦不能证明其所列物品由被告占有使用。另外，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1996）大民房初字第××号民事判决书及（1999）辽民终字第286号民事判决书中确认，华龙公司对遗留在工地的施工垃圾未进行清理，该判决系对现场施工垃圾的处理，并不能证明现场仍存有原告所诉的建筑材料。综上所述，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不利的后果，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价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薛淑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92元，由原告薛淑珍承担。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另查明，（2018）辽委赔2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国家赔偿决定书中载明“赔偿请求人薛淑珍申请赔偿称：……大连中院于1997年7月8日违法采取先于执行措施，将现场工地上堆放的钢筋、木材、板桥架杆等价值398454元的材料全部强行拉走，至今未予返还。……请求：1.返还申请人先于执行的财物，如不能返还，赔偿申请人财物损失398454元；……”,“本赔偿委员会查明的事实与大连中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大连中院（1996）大民房初字第××号民事案件卷宗第81-84页的查封、扣押财产清单、过磅票及存货凭证记载，该院于1997年7月8日执行（1996）大民房初字第××号民事裁定时，在施工现场迁出的物品为钢筋18.77吨，竹杆2根，跳板90根。卷宗内无告知当事人取回迁出物品的相关记录，迁出物品已灭失，无法对原物价格进行评估……”，“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二、关于错误执行赔偿。大连中院在大商公司、永大公司诉华龙公司建设工程合同拖欠工程款、工程质量纠纷一案的先于执行程序中，于1997年7月8日在施工现场将华龙公司的部分物品迁出，卷宗内无告知当事人取回迁出物品的相关记录，现迁出物品已灭失。大连中院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对迁出物品履行了妥善保管的义务，应当对此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大连中院从施工现场迁出的物品已灭失，现已无法确定其市场价格。在本案质证中薛淑珍所主张的物品价值较为合理，在财产不能返还且无法通过评估方式确定其价格的情况下，本院对薛淑珍主张的物品价值予以确认。据此，本案的赔偿数额为：钢筋18.77吨，每吨4500元，计84465元；竹杆2根，每根150元，计300元；跳板90根，每根300元，计27000元。以上总计111765元。薛淑珍虽主张大连中院实际迁出的物品与卷宗记载不符，但其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决定如下：……二、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薛淑珍赔偿迁出物品损失的赔偿金111765元；三、驳回薛淑珍的其他国家赔偿请求。……”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其从施工现场迁出后，遗留在施工现场的建筑材料实际由被上诉人占有使用，上诉人应对在现场遗留了哪些建筑材料及该材料系由被上诉人占有使用承担举证责任，但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该项主张，故其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薛淑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92元，由薛淑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姝丽审判员  张 颖审判员  张萍萍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书记员  罗蔓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