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新23民终38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宗耀，男，1989年7月19日出生，汉族，现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建新，新疆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俊，女，1969年3月2日出生，汉族，现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童瑶，新疆新蓝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昌吉市葡城沽堡酒庄，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经营者：任龙，该酒庄经理。上诉人李宗耀因与被上诉人李俊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人民法院（2019）新2301民初57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5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建新、被上诉人李俊、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童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宗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书第一、二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转让费证据不足。一、一审法院认定该事实的证据不足。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将19个红酒代理商资格转让给上诉人，主要有以下证据：1．《转让协议付款方式》；2．红酒代理商资格编号、录音；3．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首先，《转让协议付款方式》中所涉及的葡城酒业从未给被上诉人授权过代理其红酒业务（有葡城酒业的证明予以证实），其次，被上诉人所提供的所谓的红酒代理商资格编号，没有任何人的签章，根本无法确认其所要证实的问题，录音中也没有上诉人收款、转让的内容。另外，证人证言因与被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证言的证明效力存在问题。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均不成立，无法证实认定的事实。二、一审判决与客观事实不符。1．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转让被上诉人的19个红酒代理商资格是基于之前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入股190000元购买红酒代理商资格的前提，但对此，被上诉人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供向上诉人转款任何凭据。仅凭被上诉人的陈述，一审法院就认定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入股190000元的事实，违背客观事实。2．上诉人与葡城酒业无任何代理关系，上诉人无经营红酒的资格，葡城沽堡酒庄也不是上诉人的，根本无法对外转让股权，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对外转让股权的事实没有任何依据。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明显不足，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改判。李俊辩称，一、上诉人对本案基础事实陈述错误。2016年6月，被上诉人得知上诉人在广泛吸收红酒代理商，鉴于上诉人承诺的每月高额分红，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190000元购买了19个红酒代理商资格。次月被上诉人并未取得上诉人前期承诺的分红，才得知购买红酒代理商资格入股按月份红就是骗局。为防止损失扩大，被上诉人同意上诉人的方案，与其签订了由上诉人出具的《转让协议付款方式》，约定2016年8月5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付30000元，2016年11月25日将剩余85007元向被上诉人付清。如果上诉人没有收到被上诉人交付的190000元，那么上诉人也不可能向被上诉人出具由其本人打印并亲自签名捺印的《转让协议付款方式》，并且该协议中的金额是经过精确计算的。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对该协议的真实性也是认可的。二、所谓红酒代理商资格只是上诉人的宣传营销手段，代理商资格的转让只是上诉人找到的向被上诉人退款的合理理由，上诉人从未向被上诉人交付或办理过相关资格的手续，被上诉人当然无法向上诉人转回。三、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2019年8月与上诉人的通话录音，可以听出上诉人是认可此笔欠款的。四、就被上诉人所知，大概有3000人在上诉人处以此种方式购买所谓的红酒代理商资格。综上，被上诉人主张的其在上诉人处入股190000元购买红酒代理商资格，后因未分红，经与上诉人协商，将其购买的红酒代理商资格退回给上诉人，后因上诉人资金短缺，双方签订了由上诉人出具的《转让协议付款方式》的事实是具有高度盖然性的。请求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李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一次性支付给原告转让款85007元；2．被告支付原告占用转让款产生的利息9180元；3．被告支付原告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至本转让款付清为止的利息；4．被告支付原告因索款产生的往返费用1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8月5日，原告李俊（甲方）与被告李宗耀（乙方）签订了《转让协议付款方式》一份，约定原告将葡城酒业的19个代理商资格转让给被告李宗耀，总计转让费用115007元；2016年8月5日被告向原告支付转让费30000元，2016年11月25日将剩余转让费85007元支付给原告。庭审中，原告与被告李宗耀均确认被告李宗耀已向原告支付3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原告李俊对其陈述提供了红酒代理商资格编号、录音等相关材料可以初步佐证原告有可能购买过红酒代理商资格。第二、被告李宗耀也认可一个红酒代理商资格1万元，那么19个红酒代理商资格的转让价款应为190000元，但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付款方式约定的19个红酒代理商资格转让价款为115007元。原告李俊对此的解释为被告李宗耀在结算时扣除了部分款项，而被告李宗耀对此未解释任何理由。从价款上来看，协议约定与双方陈述明显不符。第三、被告李宗耀的职业为经营葡萄酒庄，其也经营葡城酒业的红酒，其对红酒代理商资格的存在及真实性的辨识度应该高于普通人，但其却轻信原告分红的陈述购买19个红酒代理商资格，并已付款30000元，此情形也不符合常理。第四、正常情况下，如果经营某一品牌的红酒，只需要一个红酒代理商资格就可以，但被告李宗耀作为经营葡萄酒庄的职业人士，其只有一个酒庄，其也经营葡城酒业的红酒，却还要再购买葡城酒业的19个红酒代理商资格，此情形也不符合常理。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原告主张的其在李宗耀处入股190000元购买红酒代理商资格，一个红酒代理商资格价值一万元，后因未分红，经其与李宗耀协商，将其购买的19个红酒代理商资格转让给被李宗耀，所以双方签订了《转让协议付款方式》的上述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一审法院对原告主张的上述事实予以确认。原告要求被告李宗耀支付剩余转让款8500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9180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告不要求被告昌吉市葡城沽堡酒庄承担付款责任，故被告昌吉市葡城沽堡酒庄在本案中不承担付款责任。原告主张被告李宗耀给付索款费用1000元，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遂判决：一、被告李宗耀支付原告李俊转让费85007元；二、被告李宗耀支付原告李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9180元；三、驳回原告李俊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宗耀提交如下证据：银行流水凭证4份，拟证实李俊所谓的打款账户不是李宗耀账户，涉案款项没有打入李宗耀账户中。经质证，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认为被上诉人在向上诉人交付190000元时，是按照上诉人的指示进行转账刷卡及现金交付，转账汇入的银行卡号是由上诉人提供，因为上诉人确认收到被上诉人的相应款项后期才会同意向上诉人进行退还。本院认为，该证据无法证实李俊向李宗耀账户打款，李俊也无法证实其银行转账对方账号的账户名及对方账号与李宗耀的关系，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本院依职权调取：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9年7月12日《转办关于新疆葡城酒业有限公司经营模式存在问题线索核查办理情况报告》。上诉人认为该份证据上有市场监督管理局盖章，是由人民法院调取，且与本案事实相关，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被上诉人认为该报告中提到的张希利本人只是在工商管理登记过程中能够查实的姓名，而上诉人是相关销售人员，正是因为该报告中查到的会员销售方式以及发展他人销售会员形成上下级关系，被上诉人按照上诉人告诉她的方式提供19个姓名＋19个出生年月日+190000元，获得了所谓的红酒代理商资格，即报告中提及的会员，也更加印证被上诉人所说的190000元交给上诉人以及上诉人同意退款的始末，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是由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且能证明本案所涉经营模式采用会员销售方式被定性为传销行为，对该证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7月12日出具《转办关于新疆葡城酒业有限公司经营模式存在问题线索核查办理情况报告》，该报告针对昌吉市葡城沽堡酒庄负责人任龙在2016年5月因销售新疆葡城酒业有限公司产品经营模式采用会员销售方式定性为传销行为，被昌吉州工商管理局和昌吉市工商管理局分别处罚过，此后已进行整改，未再采用过会员销售模式经营酒类食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涉案合同《转让协议付款方式》的效力如何认定？二、被上诉人原审主张上诉人支付转让款及利息损失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关于争议焦点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9年7月12日出具的《转办关于新疆葡城酒业有限公司经营模式存在问题线索核查办理情况报告》，可以确认新疆葡城酒业有限公司这种会员销售方式为传销行为，属非法行为，根据李俊自己提供的营销模式图示，其参与的红酒代理与该种会员销售方式系同种模式，也属于传销行为，则李俊基于此种营销模式与李宗耀签订的《转让协议付款方式》亦属非法，故该《转让协议付款方式》为无效合同。关于争议焦点二，李俊陈述其向昌吉市葡城沽堡酒庄或李宗耀支付购买19个红酒代理商资格的款项，但李俊提供的证据与其陈述相左，李俊提供的证人的证言亦与其陈述相左，李俊无有效证据证明其已支付转让款的事实存在。此外，李俊主张双方存在红酒代理权资格转让关系，但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转让的事实存在。且在庭审中，李俊认可其并无新疆葡城酒业代理商资格，新疆葡城酒业也出具相应证明予以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本院对李俊主张其向昌吉市葡城沽堡酒庄或李宗耀支付购买19个红酒代理商资格的款项及其主张与上诉人之间存在红酒代理权资格转让关系的事实无法确认。被上诉人原审主张上诉人支付转让款及利息损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人民法院（2019）新2301民初573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李俊的原审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1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155元，合计4335元，由被上诉人李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鑫审  判  员   庄艳梅审判员孙青莲二 〇 二 〇 年 五 月 二 十 二 日法 官 助 理   马   翔   馨书  记  员   石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