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7民终54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金俊，女，1987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湖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亲元，浙江凯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慧平，浙江凯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华市伊丹奴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金华市金东经济开发区正涵北街62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03MA28D4UD7M。法定代表人：王扬哲，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虞景勇，义乌市天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伦齐，义乌市天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玲仙，女，1974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傅建英，女，1978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上诉人金俊因与被上诉人金华市伊丹奴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丹奴服饰公司）、王玲仙、傅建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2019）浙0703民初20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4日、5月25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金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慧平、伊丹奴服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虞景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金俊上诉请求，一、由伊丹奴服饰公司、王玲仙、傅建英支付所欠的货款2505420元；二、由伊丹奴服饰公司、王玲仙、傅建英支付逾期付款利息28067.57元（利息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35%计算，以2505420元为本金，从2019年1月31日暂算至2019年5月5日，共计94日，实际计算至给付之日止）；三、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伊丹奴服饰公司、王玲仙、傅建英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应依法予以纠正。一、原审判决称“双方交易数据从2016年滚动到2018年，始终没有一个清晰的账目确认”的结论属错误。2018年1月27日，金俊通过微信发给傅建英2017年对账单，上面记载总欠款数为2208123元，傅建英提出更正后，金俊于2018年1月30日发给傅建英修改后的对账单，上面记载欠款总数为2026759元，傅建英于2018年2月10日把有出入的地方列了一个单子，对17503款的工价有异议，认为相差14568元，对17606款工价有异议，认为相差了20340元，对103件样衣共计3908元计入总欠款有异议，其他未提异议。通过以上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傅建英确认，2017年的欠款至少为1987943元（2026759元-14568元-20340元-3908元=1987943元）。二、原审判决“发货单、托运单、微信三组证据只能证明双方有交易往来的事实，无法证明该三组数字的准确性”的认定错误。发货单虽系金俊单方制作，但相关发货单每张都是有编号、日期，也曾多次出现在金俊与傅建英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发货单记录了双方之间的交易过程。托运单系第三方公司出具，托运单也在金俊与傅建英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出现过，金俊在一审中提供的托运单虽不是全部的托运单，但托运单相对应发货单的货物款号及数量一审法院应予以确认。三、原审判决对伊丹奴服饰公司、王玲仙、傅建英提交的证据认定不清。其原审时提交了银行承兑汇票四张及银行流水十页，证明其共计支付货款8305000元，全部货款均已付清。金俊把该组证据计算后，发现并没有其所称的8305000元。四、新证据的发现有助于案件事实认定。金俊在一审结束后找到了新的货物托运信息、物流签收信息，这有助于进一步确定2018年金俊发给伊丹奴服饰公司、王玲仙、傅建英货物的数量。金俊也找到了双方关于货物价格约定的相关微信聊天记录以及伊丹奴服饰公司、王玲仙、傅建英确定收到货物的微信聊天记录，以上新证据的发现有助于本案事实的认定。被上诉人伊丹奴服饰公司答辩称，金俊一审提供了200多页的证据，但是其无法说出能够证明其诉请的具体证据。询问金俊时系其一审代理人答复，说是在代理词中可以说明，后来变更了答复。案涉证据无法证明金俊在起诉状中所称的傅建英认可欠款的事实，此举证责任在于金俊，一审以证据不足为由判决驳回金俊的诉讼请求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王玲仙、傅建英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原审原告金俊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依法判决伊丹奴服饰公司、王玲仙、傅建英支付加工款2505420元；二、依法判令伊丹奴服饰公司、王玲仙、傅建英支付逾期付款利息28067.57元（利息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35%计算，以2505420元为本金，从2019年1月31日暂算至2019年5月5日，共计94日，实际计算至给付之日止）；三、本案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公告费、财产保全费等）由伊丹奴服饰公司、王玲仙、傅建英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金俊与伊丹奴服饰公司自2016年起发生羊毛衫买卖业务往来，由伊丹奴服饰公司向金俊定购各种款式的羊毛衫，双方的交流大部分通过微信进行，货物通过物流公司托运。业务一直持续到2018年底，双方通过滚动方式结算，虽金俊在每个年度会在微信中发给伊丹奴服饰公司、王玲仙、傅建英的经办人对账单，但均没有伊丹奴服饰公司、王玲仙、傅建英明确表示认可回复，直至2018年业务结束，双方仍没有确认对账结果的微信内容。庭审中，伊丹奴服饰公司确认王玲仙为公司股东，傅建英为公司管理人员，三者没有合伙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间发生的是买卖合同关系，不是承揽合同关系，双方的交易先是由金俊向伊丹奴服饰公司提供产品的品种规格价格清单，由伊丹奴服饰公司、王玲仙、傅建英选择，金俊根据伊丹奴服饰公司、王玲仙、傅建英的选择加工生产，加工完成后产品通过物流公司托运给伊丹奴服饰公司、王玲仙、傅建英，该过程是一种买卖关系；如系承揽，需由伊丹奴服饰公司、王玲仙、傅建英向金俊提供样品，金俊根据伊丹奴服饰公司、王玲仙、傅建英提供的样品进行加工，加工完成将产品交付给伊丹奴服饰公司、王玲仙、傅建英。双方未签订书面的合同，交易采用滚动式进行，但双方从2016年滚到2018年，始终没有一个清晰的账目确认。金俊诉称的“伊丹奴服饰公司、王玲仙、傅建英2017年账面余款未结1869137元”、“2018年总发货3126505元”、“伊丹奴服饰公司、王玲仙、傅建英仍有2505420元未支付给金俊”，该三个关键数据，均无法从金俊证据中得到有效印证。金俊认为发货单、托运单、微信虽均是间接证据，但该间接证据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能证明金俊主张的事实。对此原审法院认为，该三组证据只能证明双方有交易往来的事实，但无法证明该三组数字的准确性。间接证据形成证据链达到高度盖然性证明力的前提是该间接证据环环相扣合在一起后能形成排他性的法律效果，但金俊提供的三组证据，第一组系金俊单方所为，第二组证据系超出其证明能力的证据，第三组证据系只能证明过程不能证明结果的证据，三者之间无法环环相扣。所以，金俊的证据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对于金俊诉称的“伊丹奴服饰公司、王玲仙、傅建英系合伙关系”也无证据证明，应不予采信。从本案的证据看，合同的相对方应是伊丹奴服饰公司。综上，金俊的诉讼请求缺乏必要的证据支持，应予驳回。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金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534元（已减半），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8534元，由金俊负担。二审中，金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金俊与王玲仙的聊天记录（5页），证明本案货物交易的价格；证据二、金俊与傅建英关于货物价格的微信聊天记录（2页），证明本案货物交易的价格；证据三、金俊与傅建英的微信聊天记录（19页），证明截至2018年9月，傅建英已经收到了绝大部分其下单的货物，还有一小部分未收到；证据四、嘉兴盛华物流托运单（2页4单），证明金俊系按照发货单给伊丹奴服饰公司发货；证据五、盛华物流签收单（4页），证明伊丹奴服饰公司收到了金俊发的货物；证据六、桐乡市濮院物流园区何剑托运站运单查询结果及证明（3页），证明伊丹奴服饰公司收到了金俊发的货物；证据七、金俊与傅建英关于2017年账单的微信聊天记录（4页），证明傅建英确认截至2018年2月10日，2017年的欠款至少为1987943元；证据八、金俊与傅建英关于发货单的微信聊天记录（24页），证明金俊每次发给伊丹奴服饰公司的货都有发货单做记录；证据九、曹自品户籍信息，流动人口信息（3页），证明曹自品系伊丹奴服饰公司的员工;证据十、证明（1页），证明伊丹奴服饰公司收到金俊所发货物的情况。伊丹奴服饰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案涉产品均有价格，但是该证据反映的只是2019年的价格，与本案争议焦点没有关联性；对证据二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并不等于双方的价格是按照此进行计算；对证据三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证明大部分货物收到，小部分货物没有收到，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四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没有发货人和签收人，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确实发生过买卖关系，但是是谁签的、发货时间均无法确定；对证据六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七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后面没有傅建英确认欠钱的内容；对证据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应该以伊丹奴服饰公司签收单为准；对证据九没有异议；对证据十的三性均有异议，单位出具证明应当有负责人签名并盖章，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徐美芳，签字的人不是公司高管，金俊原审时以69份托运单作为其主张本案款项的依据，这些都是在69份托运单之外，其主张相互矛盾，应当作为对其不利的事实认定，已被签收也不等于是伊丹奴服饰公司签收，缺乏关联性，无法实现金俊的证明目的。王玲仙、傅建英未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经审核，结合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本院对证据一、二、三、四、五、七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六，证明及货物签收材料均有桐乡市濮院物流园区何剑托运站的印章，在伊丹奴服饰公司、王玲仙、傅建英未提出相反证据的情形下，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八、证据九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十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2017年6月21日（10：22）傅建英发给金俊的微信聊天内容表明本案货物买卖的交付方式为卖方金俊将案涉货物交付给物流公司，交付之后的毁损灭失及其他责任应由买方伊丹奴服饰公司承担。二审中，伊丹奴服饰公司、王玲仙、傅建英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如下（因本案事实系双方主要的争议，本院在判决书的“本院认为”部分对此进行详细的阐述，故将本案事实认定部分予以简略），金俊与伊丹奴服饰公司之间存在羊毛衫买卖业务往来，由伊丹奴服饰公司向金俊定购各种款式的羊毛衫，双方的交流大部分通过微信进行，货物通过物流公司托运，业务一直持续到2018年底。2018年1月11日至2月10日期间，金俊与傅建英通过微信对账，确认了之前的欠款数额。之后双方继续正常发货、汇款。2019年3月27日金俊、王玲仙通过微信就货款支付、要求退货等问题沟通时沟通不畅。伊丹奴服饰公司确认王玲仙为公司股东，傅建英为公司管理人员。二审审理期间，金俊明确本案与其交易的对象为伊丹奴服饰公司，应由伊丹奴服饰公司承担本案款项的支付责任。金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本案二审审理期间出具了几份计算结果不一致的代理意见，其出具情况说明并在庭审中（2020年5月25日最后一次公开开庭）明确，本案数据计算复杂，出于法院计算的便利，金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根据法院可能依据的证据规则对一些单据在计算时取舍不同，故得出不同计算结果，此行为不能作为金俊变更诉讼请求的依据，其诉讼请求的数额应按照上诉状明确的数额来确定。本院认为，本案金俊向伊丹奴服饰公司主张所欠货款金额的思路为双方2018年2月对账确认的2017年伊丹奴服饰公司总欠款加上对账之后金俊发货总金额与伊丹奴服饰公司付款金额的差额，该计算方式符合本案可以查明的客观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双方没有书面的买卖合同，故在统计交易标的、价格等信息时存在一定的复杂性，但仔细梳理案涉发货单、托运单、签收材料、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能够形成相对明确的交易信息。一、对金俊主张的2017年所欠货款（付款计至2018年1月28日）的问题。傅建英系伊丹奴服饰公司工作人员，亦是与金俊就案涉货物买卖进行沟通的重要联络人，金俊与傅建英对账的结果对金俊、伊丹奴服饰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从金俊提交的其与傅建英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傅建英于2018年1月11日（16：30）要求金俊把对账单发给傅建英，之后应傅建英的要求，结合傅建英的异议，双方沟通后，金俊多次发给傅建英调整后的对账单。2018年1月30日（14：15），金俊发给傅建英的对账单显示欠2026586元，2018年2月10日（20：20）傅建英发语音对上述账目提出了几处异议，2018年2月10日（20：28）傅建英发语音明确要把几个有出入的地方列个单子给金俊，接着于2018年2月10日（21：12）发出了异议单，金俊对此几点异议不予认可，傅建英于2018年2月10日（21：23）发语音再次明确，其又从头到尾核了一遍，就这几个提出来的地方，双方有出入。金俊虽对傅建英提出异议的地方不予认同，但其没有提供出傅建英认同金俊上述“不予认同”的依据，本院认定傅建英的上述异议成立。金俊2018年1月30日（14：15）发给傅建英的对账单显示总欠款为2026586元，该欠款数额去除傅建英提出异议的数额（21840元+14568元+20340元+3908元）60656元后为1965930元，该1965930元可以认定为至2018年2月10日（付款计至2018年1月28日的承兑汇票）止伊丹奴服饰公司欠金俊的货款。需要说明的是：显示总欠款为2026586元的对账单载明2016年欠伊丹奴服饰公司94928元，金俊与伊丹奴服饰公司（傅建英）于2018年1月29日（农历2017年12月13日，13：13）通过微信提出“去年（2016年）欠款为535478元”（微信聊天对账时应结算为85478元），两数据不一致，金俊于2017年6月3日向傅建英发微信称王玲仙对2016年的欠款提出异议，双方对账核实后金俊发给傅建英的账单显示欠395314元，傅建英之后认同伊丹奴服饰公司多记了100000元汇款，并称“你这个数字是对的”，去掉之后付款的300000元，2016年的欠款应为95314元，伊丹奴服饰公司所述的85478元缺乏事实依据，金俊于2018年1月30日（14：15）发给傅建英的对账单显示该数字为94928元，据金俊解释系金俊与傅建英电话沟通后，金俊自愿扣除了几件没有批量生产的样衣钱386元，94928元没有超出伊丹奴服饰公司在此项目上应支付款项的范围，且双方在之后又经过再次确认，本院予以确认。二、关于2018年2月10日之后金俊发给伊丹奴服饰公司货物的单价、数量、伊丹奴服饰公司汇款的金额及伊丹奴服饰公司所欠货款金额的问题。王玲仙于2019年3月27日（下午7：04）发给金俊“金俊退货”清单及金俊于2018年11月21日（16：10）发给傅建英的“依（伊）丹奴2018年工价单”中显示的单价明确，且部分价格与之前可以查明的双方交易货物的价格相吻合，伊丹奴服饰公司在双方的交易过程中及本案审理过程中未对价格问题提出有证据证明的有效异议，该清单、工价单显示的货物价格可以作为认定双方货物交易的价格。金俊提交的发货单以整本的形式存在，单就此对账单孤立来看，其号码具有连续性，装订钉均已生锈，伪造的可能性较低。在确定其中部分单据真实的情况下，其可靠程度更高。2018年6月13日（21：58）傅建英通过微信要求金俊发给其当天的发货单，2018年6月13日（22：55）金俊通过微信把2018（2017）年6月13日的发货单发给了傅建英，该发货单与纸质的发货单一致。2018年6月21日、2018年9月7日金俊通过微信发给傅建英发货单的情况亦是如此。2016年11月21日（20：40）傅建英向金俊发微信称，没有找到单子，催要昨天的清单，金俊于2016年11月21日（20：58）发出了2016年11月20日的发货单，与纸质发货单一致。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中出现的2017年8月7日、2017年8月12日、2017年11月8日、2017年11月10日、2017年11月11日、2017年11月12日、2017年11月17日、2017年12月6日的发货单均与纸质发货单一致，总体上亦表现出金俊发货后将发货单给傅建英的事实。2017年1月9日（14：50）傅建英向金俊发微信称，发货的单子基本上对的差不多了，表明双方对账按照发货单进行。伊丹奴服饰公司庭审中自认收到发货单，但其辩称不是完整的发货单，且有发货单丢失。从之前双方对账的情况及本案交易的事实分析，如果伊丹奴服饰公司没有发货单，则没有明确的对账依据，伊丹奴服饰公司辩称的真实性存疑。2018年1月11日至2月10日期间金俊与傅建英的对账亦是主要按照发货单进行。本案金俊向伊丹奴服饰公司发货系一连续、重复的过程，如果发货过程中少件，应及时提出异议，本案证据中没有反映出伊丹奴服饰公司就发货的件数提出有效异议的事实，金俊提交的发货单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前提下，可以作为认定双方交易数量的主要依据。2017年6月21日（10：22）傅建英发给金俊的微信聊天内容表明了伊丹奴服饰公司承担运费的事实，也表明本案货物买卖的交付方式为金俊将案涉货物交付给物流公司的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五条的规定，本案货物交付给物流公司之后的相应责任应由伊丹奴服饰公司承担，金俊提交发货单、物流托运单或签收材料即已完成其交付货物及货物数量的初步举证责任，在伊丹奴服饰公司未提交相反证据亦未就其辩称的未收到发货单、存在其他对账依据做出合理的解释的情形下，应采信金俊的主张。本案中桐乡市濮院物流园区何剑托运站、桐乡市盛华物流有限公司向金俊出具的嘉兴盛华物流托运单、说明书、证明、签收材料等证据足以表明伊丹奴服饰公司收到金俊所发货物的事实。上述材料与发货单、微信聊天记录、桐乡市盛华物流有限公司出具的每包收取的托运费及毛估能装羊毛衫件数的证明等证据相互印证，明确表明了金俊发给伊丹奴服饰公司货物的规格、数量等信息。傅建英于2018年12月8日（上午10：26）要求金俊发给其今年的账的明细。金俊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陈述其与傅建英已于2018年12月19日当面对账并提交了该天傅建英复印发货汇总单的视频。金俊2019年2月15日（下午12：17）通过微信发给王玲仙显示为欠款总额为2525420元的对账单，王玲仙没有提出异议，且于2019年3月20日向金俊汇款20000元。金俊于2019年3月4日（上午10：56）通过微信发给傅建英显示为欠款总额为2525420元的对账单，金俊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解释虽然已对过账，但又重新打过钱故再次确认更为稳妥，傅建英于2019年3月4日（上午11：05）发微信给金俊称，你直接与老板娘（王玲仙）去对，再说，去年下半年时已对一遍了，之后又称后面汇了钱，减掉即可。在双方买卖关系稳定、正常的期间，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较强，上述聊天内容及相关证据相互印证，金俊所述的双方对过账及欠款的数额具有较强的可信性。且按照2018发货单进行核算，去掉次品退回未返修发回的衣服，加上2017年的欠款，伊丹奴服饰公司应付的总欠款为2505839.9元,与上述金俊主张的对账后确认的2525420元误差为419.9元。2019年3月27日金俊、王玲仙通过微信就货款支付、要求退货等问题沟通时表明双方开始处于抵触状态，王玲仙之后通过微信所述的双方没有对账、傅建英不管账等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上述分析的双方货物交易的价格、发货单、签收材料、微信聊天记录等相互印证，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按照上述材料计算出的欠款数额与金俊发给傅建英、王玲仙的对账单载明的数额亦基本相符，能够证明伊丹奴服饰公司欠金俊250多万元的事实。本案双方交易的物品是散件的羊毛衫，交易次数较多，在产品规格、价格、数量等部分细节上客观存在着计算存在小额误差的可能性，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上一些聊天内容不够明确具体，本院综合本案双方交易的过程，基于民法的公平原则并考量证据规则，按照发货单、托运单或签收材料相对应的发货单计入应收账款、仅有发货单没有物流、快递托运签收材料的不计入应收账款的结算规则，经核算，2018年5月29日至2018年10月27日，金俊发给伊丹奴服饰公司的货款总额为3003326元（具体货物、款项的计算清单可查询本案二审案卷）。2018年2月8日至2019年3月20日期间，伊丹奴服饰公司向金俊支付货款2525000元。上述期间的货款总额3003326元去掉汇款总额2525000元后余478326元。金俊自认2018年有次品退回未返修发回衣物价值为96175元，该款项应予扣除，伊丹奴服饰公司应付的欠款总额为1965930元加上478326元去掉96175元，为2348081元，在上述欠款总金额的基础上再酌情扣减80000元，以扣减后的2268081元作为伊丹奴服饰公司在本案中应付的欠款总额。三、对伊丹奴服饰公司提出的其他细节问题。伊丹奴服饰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提出2018年发货单中单号为0002728、0002729、0002730、0002731等案涉发货单的日期为2017年，表明金俊存在伪造发货单的情形，经核对傅建英与金俊的微信聊天记录，标注为2017年6月13日的发货单系应傅建英的要求由金俊发当天的发货单，而金俊发该发货单的时间为2018年6月13日，且金俊发出的物流单号码连续，在其他物流单能够认定真实的情况下，金俊在本案所述的上述发货单上的“2017”系误写符合本案的客观事实，应予以认定。对伊丹奴服饰公司审理过程中提出的按照金俊自己提交的账目往来，2016年至2018年的发货金额与汇款金额的差额远小于金俊主张的案涉欠款的问题，经核对双方的案件审理笔录等案件相关材料，金俊提出的双方实际上早于2016年就开始交易，伊丹奴服饰公司提出的异议系没有包括之前交易的数据的解释符合本案的客观事实，应予以认定。本案交易数据复杂，对没有计入本案的货物、汇款（具体以计算清单为准），双方均可另行主张。综上所述，上诉人金俊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结果不当部分，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2019）浙0703民初2003号民事判决；二、由金华市伊丹奴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金俊支付货款2268081元，并以2268081元为基数，支付自2019年1月31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的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三、驳回金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53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8534元，由金俊负担1520元，由金华市伊丹奴服饰有限公司负担1701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7068元，由金俊负担2219元，由金华市伊丹奴服饰有限公司负担2484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朱红彦审 判 员 杜月婷审 判 员 周楚臣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代书记员 周璟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