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08民终17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杜超，男，1991年3月12日出生，土家族，户籍地湖南省桑植县，现住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翼，湖南风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省第三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书院路36号。 法定代表人：秦跃丰，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正午，湖南澧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大雷，男，1963年5月2日，土家族，住湖南省桑植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发胜，湖南昌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家界晟昊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张家界市永定区月亮湾花园B2-6。 法定代表人：孙亚军，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安平，男，汉族，1993年1月15日出生，住址河南省安阳县，系张家界晟昊置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管理人，湖南东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静颖，女，汉族，1995年11月22日出生，住广西柳城县，系张家界晟昊置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管理人，湖南东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 原审被告：胡林浩，男，1954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上诉人杜超与被上诉人湖南省第三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三公司”）、刘大雷、张家界晟昊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昊公司”）、原审被告胡林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由杜超向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7年6月19日立案后，于2017年11月20日作出了（2017）湘0802民初1705号民事判决。杜超、晟昊公司、胡林浩不服，向本院提起了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22日作出（2018）湘08民终81号民事判决。省三公司仍不服申请再审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本院再审。本院在再审中于2019年3月12日作出（2018）湘08民再6号民事裁定，撤销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湘0802民初1705号民事判决和本院作出的（2018）湘08民终81号民事判决，本案发回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法院重审。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19年12月5日作出（2019）湘0802民初1250号民事判决。杜超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杜超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法院（2019）湘0802民初1250号民事判决，并判决支持杜超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刘大雷向刘志军于2015年6月25日出具借条的行为系利息结算的事实，已经导致诉讼时效中断。2.一审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在本次一审以前的各诉讼中均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在本次诉讼中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不应得到支持。3.一审程序错误，一审法院委托对本案中的公章进行鉴定，但鉴定的取样未经质证，一审法院将该鉴定结论作为事实认定违反法定程序。 省三公司辩称，一、本案杜超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1.本案系再审发回重审的一审案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当适用一审程序规则，可以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上诉人杜超主张诉讼时效中断的理由不成立。根据“法无禁止皆可为”的原则，也应可以提出诉讼时效抗辩。2、本案原一审审理过程中，省三公司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是基于刘大雷代理人在庭审时认可“114万借条”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质证意见。在本次重审一审时，明确提出抗辩114万元借条与本借款没有关联性，据此，省三公司基于实际借款人的不同质证意见，在重审一审中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符合法律规定。二、本案关键证据杜超提交的《借款合同》复印件和晟昊公司提交的《承诺书》上加盖的“湖南省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张家界国际旅游商业城项目部”印章经鉴定系伪造。三、杜超主张的借款与省三公司没有实质关联，该笔借款系刘大雷个人借款。四、本案涉案金额巨大且涉及第三方清偿，存在伪造项目部印章、收取信息服务费变相突破法定利率红线、虚假诉讼等问题，应加大证据审查力度。 刘大雷辩称，1、杜超不能行使张乐时和刘志军的诉权，杜超起诉的500万元，刘志军有105万元、张乐时30万元，应将这两部分予以抵减；2、李大雷出具114万元借条不能证明刘志军代杜超主张权利，本案已过诉讼时效；3、本案涉及职业房贷和套路贷，涉黑、涉恶，应移送到公安部门进行侦查。 晟昊公司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应该维持。 杜超向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省三公司、刘大雷共同偿还杜超借款本金500万元，按月息2%付息付至借款还清之日止（2015年6月25日前借款利息114万元）；2.判令省三公司、刘大雷共同承担杜超为主张债权应支付的律师费60万元；3.判令晟昊公司、胡林浩对上述1、2项请求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诉讼费由省三公司、刘大雷、晟昊公司、胡林浩共同承担。 原判认定：1、2012年2月20日，省三公司聘用刘大雷为张家界国际旅游商业城工程项目部负责人。2、2013年6月25日，杜超为出借人（甲方）、刘大雷为借款人（乙方）、晟昊公司为担保人（丙方）三方共同签订了《借款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的内容有：（1）借款总金额为500万元；（2）本借款只能用于建安生产，不得挪作他用，不得使用借款进行违法活动；（3）借款期限6个月，自2013年6月28日起至2013年12月28日止；（4）借款利率为月利息2%，逾期加收50%逾期利息；（5）借款的支付方式为转账；（6）借款期限内，借款人应在每月28日向出借人支付当月借款利息，借款期满之日，借款人应还清借款本金及当月利息。（7）担保物名称：张家界国际旅游商业城Ｂ4栋一楼门店109＃、110＃、115＃、116＃、123＃、152＃及Ｄ2栋一楼门店116＃、117＃共8间；2、担保方式：甲、丙双方通过市房产管理部门网上备案系统签订抵押到杜慎忠、唐偶香、梅晓杰名下8套房屋的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双方约定购房合同价款为人民币500万元，甲方暂不支付购房款，如乙方按期付清借款本息，则甲、丙双方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如乙方不能按期付清借款本息，则本合同借款本金及利息自动转为甲方购房款且借款本金及利息为上述全部网签房屋的实际价值，甲方在不再按购房合同价格补差的条件下取得担保房屋的所有权；（8）担保期限：自本借款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乙方还清全部借款本息时止。（9）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诉讼所产生的起诉费、律师费、调查取证费和鉴定评估费等因实现债权产生的其他费用全部由乙方承担。2013年6月25日，被告刘大雷在原告杜超、被告刘大雷、被告晟昊公司三方共同签订的《借款合同》复印件上加盖了“湖南省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张家界国际旅游商业城项目部”字样的印章，并写有“本次借款在未还清本息之前，付我项目部最后的工程款可扣留在晟昊公司不予支付。”的内容。3、2013年6月26日，刘大雷给杜超出具了借据一份，内容为“今借到杜超人民币伍佰万元整（5000000.00元）”借款期和利息见借款合同。借款人：刘大雷”。4、2013年6月25日，晟昊公司的工作人员陈永红向杜超出具一份《个人担保承诺书》，代胡林浩（被告晟昊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向杜超承诺为刘大雷向其借款50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担保，并加盖了胡林浩的个人印章。5、2013年6月25日，杜超从自己的62×××11银行账户中，以张家界国际旅游商业城名义缴纳了税款165.76万元（33600元＋1620000元）。2013年6月26日，杜超从自己的62×××11银行账户中分别向刘大雷的银行账户62×××71转款100万元和74.24万元。6、2013年6月25日，刘志军从自己的62×××76银行账户中向刘大雷的银行账户62×××71转现金105万元。2013年6月27日，张乐时从自己的43×××67银行账户中向刘大雷的银行账户62×××13转现金30万元。7、2013年6月25日，晟昊公司与唐偶香签订五份《张家界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将张家界国际旅游商业城Ｂ4栋一楼115＃、116＃、123＃、152＃和Ｄ2栋116＃房屋出售给唐偶香，其中Ｂ4栋115＃、116＃、123＃的合同价款分别为132.678万元，152＃的合同价款为1020600元，Ｄ2栋116号的合同价款为101.9万元。同日，晟昊公司与梅晓杰签订一份《张家界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将张家界国际旅游商业城Ｂ4栋一楼117＃房屋出售给梅晓杰，合同价款为132.6780万元。2014年8月13日、10月27日，晟昊公司分别与陈纪銮和李彬签订二份《张家界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将张家界国际旅游商业城Ｂ4栋一楼109＃和110＃房屋出售给陈纪銮和李彬，合同价款均为132.6780万元。以上合同均约定购房款于签订合同之日付清，但实际上均未支付。8、借款到期后，刘大雷因无法偿还杜超的借款本金，经协商后，杜超、刘大雷和晟昊公司又签订《借款延期协议》一份，约定将借款期限延至2014年3月26日（延期三个月）。9、2014年1月21日，刘大雷向晟昊公司出具承诺书一份，该承诺书的内容是：贵司为张家界国际旅游商业城项目部和项目部负责人刘大雷的债务提供担保（具体担保的债务为：（1）向屈先勇、赵四一借款的300万元债务；（2）向杜超借款的500万元债务；（3）向张希兵借款的150万元债务；（4）向刘建军借款的500万元债务；（5）欠张家界大业创展建材有限公司材料款496万元。），以上所有担保款项均视为给我项目部担保的款项，并在贵司支付我项目部工程款中抵扣相应的担保款项。该承诺书由刘大雷加盖了“湖南省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张家界国际旅游商业城项目部”字样的印章。10、2015年6月25日，刘大雷给刘志军出具一份借据，该借据内容是：“今借到刘志军现金114万元，此借款在2015年10月20日前归还，注：不计利息。借款人刘大雷”。11、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根据省三公司的司法鉴定申请，依法委托了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相关鉴定。2019年10月29日，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了湖大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18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是：（1）送检的标注日期为“2013年6月25日”的《借款合同》中页面右上方处“湖南省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张家界国际旅游商业城项目部”的印文，与所提供并指定样本上“湖南省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张家界国际旅游商业城项目部”的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2）送检的标注日期为“2014年1月21日”的《承诺书》中“（盖章）：”处“湖南省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张家界国际旅游商业城项目部”的印文，与所提供并指定样本上“湖南省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张家界国际旅游商业城项目部”的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 原判认为，本案的焦点是杜超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一、关于2015年6月25日，刘大雷给刘志军出具的114万元现金借条是否系本案诉争借款利息结算款项的事实。2015年6月25日，刘大雷虽然给刘志军出具了114万元的现金借条，但该借条只能佐证刘大雷与刘志军之间存在114万元的借贷关系，该借条不能足以佐证该114万元借款系本案诉争借款的利息结算款项。如果按杜超诉称的是自己委托刘志军与刘大雷就本案诉争借款利息进行结算的，按照日常情理，刘大雷就应当给杜超出具利息结算有关的凭证，而不应当给刘志军出具现金借条。并且，刘大雷对该114万元现金借条的关联性表示有异议，认为该借条是刘大雷出具给刘志军的，与本案无关联。因此，杜超有关刘大雷于2015年6月25日给刘志军出具的114万元的借条系本案诉争借款利息结算款项的事实，理由不充分，证据不足，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杜超有关双方于2015年6月25日就本案诉争借款进行过利息结算的事实，不予采采信。二、关于省三公司、刘大雷、晟昊公司有关本案杜超的起诉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辩称意见是否予以采纳。杜超提交的《借款合同》和借条证据佐证了本案诉争的借款时间为2013年6月26日和借款期限只有六个月（亦即2013年6月28日至2013年12月28日）。双方约定的借款期限届满后，原、被告方又签订了《借款延期协议》，已协议将本案诉争的借款期限延期三个月，即延期至2014年3月26日，故本案诉争的借款期限应于2014年3月26日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关于“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杜超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截止时间应当为2016年3月26日。虽然，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了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关于“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本案杜超的起诉确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杜超以其与刘大雷于2015年6月25日就本案诉争的借款进行过利息结算为由，有关本案杜超的起诉没有超过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的主张，不予采纳。因此，省三公司、刘大雷、晟昊公司有关本案杜超的起诉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辩称意见，理由正当，符合法律规定，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杜超的诉讼请求。 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扎实充分，应予确认。 二审期间，杜超提交了张乐时、黎干、曾巧元、杨冬英四份调查笔录，拟证明2015年6月25日，杜超找刘大雷还款，杜超、刘志军、刘大雷在杜超办公室进行利息结算后，刘大雷出具刘志军借条的相关事实。省三公司质证认为，以上四份调查笔录不属于新证据，对其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晟昊公司质证认为，作为证人证言属于间接证据，相关人员与杜超存在利害关系，对其内容真实性和合法性存疑，证明力不足，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张乐时、黎干、曾巧元、杨冬英等人的四份调查笔录不是新证据，且一方当事人不予质证，故，该四份调查笔录不能作证据采信。 本次二审期间，本院依职权从税务部门查询了杜超替刘大雷所交税款的原始凭证清册，税务部门打印了相关的数据。并对该数据进行了质证。该数据显示凭证日期为2013年6月25日、管理代码均为2473128的10笔税款，合计1657600元的纳税人为省三公司。 根据省三公司的申请，本院还依职权向银行查询了杜超、刘大雷及其儿子刘鑫的开户信息及银行流水信息，还向案外人朱开先调查了解了有关情况。银行流水显示2013年7月26日刘大雷通过其农商银行账号为94×××11的账户给杜超农商行94011860004692990011转账10万元；2013年8月27日刘大雷中国银行账号为62×××97的账户给杜超中国银行62×××01转账10万元；2014年4月3日刘大雷中国银行账号为62×××97的账户给杜超中国银行账户62×××01转账10万元；2014年4月22日刘大雷通过其华融湘江银行账号62×××38的账户向杜超账号为62×××40平安银行广州支行转账100万元和73.5万元共计173.5万元；2014年11月15日刘大雷前述账户通过ＰＯＳ机消费给张家界强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转账230000元。共计226.5万元。 在法庭调查中，杜超和刘大雷均认可，刘大雷给刘志军出具的114万借条，实际上这笔借款并未发生。 杜超是张家界强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大股东、法定代表。 本院认为，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根据查明的事实，杜超与刘大雷签订的《借款合同》虽然约定的借款数额为500万元，但实际交付借款包括代交税款共计只有475万元，另有25万元杜超主张的给付方式不符合借款合同的约定，且没有提交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不能认定。杜超主张的借款数额只能认定为475万元。该475万元借款包括刘志军转账给刘大雷的105万元和张乐时转账给刘大雷的30万。刘志军、张乐时的转款系根据杜超的指示，且在约定的借款总额范围之内和借期内。刘、张二人的转账只是杜超借款的来源问题，不能因此认定刘大雷与刘志军、张乐时存在借款关系。被上诉人省三公司、刘大雷、晟昊公司关于杜超的借款只有340万元，不应包括刘志军、张乐时的135万的辩解主张，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被上诉人省三公司、刘大雷还提出杜超系职业放贷人，其给刘大雷的借款涉嫌“套路贷”，但没有足够的证据予以证实。该辩解主张也不能采纳。案外人朱开先的证言也不足以证明这一事实。 2、475万元的借款中，只有杜超代交的165.76万元的税款，税务部门税收征管系统相关信息显示纳税人为省三公司，故而能够认定为省三公司的债务，省三公司与刘大雷应当共同承担还款义务，其余309.24万元，没有进入省三公司的基本账户或项目部的账户，杜超和刘大雷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足以证明用于涉案工程建设，故，不能认定为省三公司的债务，只能认定为借款人刘大雷的个人债务。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被上诉人省三公司、刘大雷、晟昊公司及原审被告胡林浩在本案最初的一审时均未以诉讼时效进行抗辩，现又无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杜超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在案件经过二审、再审，发回重审后，在一审重审期间，再以诉讼时效抗辩，与前述规定相悖，不予支持。 4、根据查询到的刘大雷等人的银行账户转账凭证，能够认定，从2013年7月26日开始，至2014年11月15日，刘大雷给杜超支付6笔共计226.5万元。因该6笔款项均出自刘大雷个人账户，只能认定为刘大雷个人还款，不能认定为其与省三公司的共同还款。按照双方约定的月息2%计算，其中的105.1416万元为借款利息（计算至2014年11月27日，共17个月），121.3584万元应认定为已偿还的本金，故本案刘大雷个人借款还应偿还的本金为187.8816万元。而165.76万元借款应从借款之日起计付利息，即从2013年6月28日起按月息2%计算至本金还清时止；187.8816万元应从2014年11月28日起按月息2%计付利息至本金还清之日止。对于刘大雷2015年6月25日给刘志军出具的114万借条，杜超主张该114万元为刘大雷欠付的利息并要求刘大雷、省三公司依据该借条给付2015年6月25日前的利息114万元。经查，这与该借据载明的内容不相符，且其数额与实际应付利息数额不相符。杜超的这一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杜超要求给付2015年6月25日前的利息114万元，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5、杜超与刘大雷、晟昊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晟昊公司以8间门店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方式提供担保，并已办理网签备案．这是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一种让与担保方式。依据这一让与担保约定，在债务人到期没有清偿债务时，债权人杜超可以依此约定向担保人晟昊公司主张对有关房屋进行拍卖、变卖、折价以实现自己的债权。但该合同关于债务人到期未清偿债务时，债权人自动取得房屋所有权的约定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该部分内容无效。因为杜超、刘大雷与晟昊公司之间是一种让与担保关系，而不是保证担保关系，故，晟昊公司无需承担保证担保的责任。杜超主张晟昊公司应与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6、《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胡林浩为借款出具的《个人担保承诺书》载明“本担保为不可撤销无限连带责任担保，自签字之日生效，至还清乙方全部本息和实现债权所产生的全部费用时自动失效”，也就是说，胡林浩的保证期限为刘大雷还清杜超借款本息及实现债权产生的费用时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本案主债务当事人约定的起始时间为2013年6月28日，借款期限为6个月，后又延期3个月，最终到2014年3月28日届满。杜超于2017年6月起诉，此时才向胡林浩主张担保责任，已经超过了二年。胡林浩主张不再承担保证责任，理由成立，应予支持。 7、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有关借款本金以外的项目，出借人主张的项目数额总计不能超过年利率24%的规定，上诉人杜超在主张借款按月利率2%即年利率24%给付利息的同时，又主张60万的律师代理费，违反了本条的规定，应不予支持。被上诉人省三公司关于律师代理费超出司法解释规定的限额，其超出部分不应支持的辩解主张，理由成立，应予支持。 综上，杜超的上诉请求，部分理由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处理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法院（2019）湘0802民初1250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刘大雷、湖南省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共同偿还杜超借款本金165.76万元，并自2013年6月28日起按月息2%计算支付利息至本金还清时止。被上诉人刘大雷与湖南省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对该笔借款本金及利息的偿还承担连带责任； 三、被上诉人刘大雷偿还杜超借款本金187.8816万元，并自2014年11月28日起按月息2%计算支付利息至本金还清时止； 四、驳回上诉人杜超的其它上诉请求； 五、驳回原审原告杜超的其它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1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1000元，共计102000元，由杜超负担22000元，由湖南省第三工程有限公司负担33000元，刘大雷负担47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许竞 审判员  汪云辉 审判员  詹恒清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赵丹 书记员石青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一百八十六条抵押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与抵押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 第四十条订立抵押合同时，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在合同中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物的所有权转移为债权人所有。 第四十一条当事人以本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财产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四条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 当事人未按照前款规定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申请再审或者提出再审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一）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三）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四）当事人双方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参加民间借贷诉讼；（五）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委托代理人对借贷事实陈述不清或者陈述前后矛盾；（六）当事人双方对借贷事实的发生没有任何争议或者诉辩明显不符合常理；（七）借款人的配偶或合伙人、案外人的其他债权人提出有事实依据的异议；（八）当事人在其他纠纷中存在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形；（九）当事人不正当放弃权利；（十）其他可能存在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情形。 第二十三条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企业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出借人、企业或者其股东能够证明所借款项用于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个人使用，出借人请求将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四条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 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就拍卖所得的价款与应偿还借款本息之间的差额，借款人或者出借人有权主张返还或补偿。 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条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