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51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邱永强，男，1973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谢凤玲，女，1973年8月1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意，广东粤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鸿运房地产中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万寿路46、52-76（双号）二层部分自编之二。法定代表人：庞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涂洪刚、何可言，均是广东凡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黄洽河，男，1979年4月1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上诉人邱永强、谢凤玲因与被上诉人广东鸿运房地产中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运公司）、黄洽河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5民初96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各方当事人同意进行书面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邱永强、谢凤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鸿运公司、黄洽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没有审核业主黄洽河的过错。鸿运公司没有收到佣金的根本过错在于业主黄洽河违背诚信原则，明知与鸿运公司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情况下，仍然违约委托广州市德才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出售给邱永强、谢凤玲。l、鸿运公司的佣金损失，究其主要原因是业主黄洽河的不诚信行为导致。如业主黄洽河拒绝再委托德才公司放盘，邱永强、谢凤玲亦无法再与其成交案涉房屋。黄洽河在与邱永强、谢凤玲洽谈时没有提出其是独家委托鸿运公司进行交易。黄洽河的过错是关键，且邱永强、谢凤玲完全不是基于避开鸿运公司而选择委托德才公司购买案涉房屋。2、黄洽河出庭陈述的并非事实，至于黄洽河与德才公司如何沟通，邱永强、谢凤玲并不知情。黄洽河的陈述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不能采信，但黄洽河的违约事实一审法院没有任何评价。3、鸿运公司的损失应当由黄洽河承担，一审法院完全无视黄洽河的过错。虽然鸿运公司不要求黄洽河承担责任视为放弃追究黄洽河应承担的责任，但事实上导致案涉房屋没有经过鸿运公司而出售给邱永强、谢凤玲的主要原因是黄洽河违约。根据黄洽河的陈述，整个案涉房屋交易过程中，黄洽河先是串通德才公司损害鸿运公司的利益，现在在本案，黄洽河又串通鸿运公司再次损害邱永强、谢凤玲的利益，而全过程中，黄洽河及鸿运公司如此明显的过错在一审中都完全被忽略。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邱永强与鸿运公司之间的《委托书》并没有生效、成立。1、一审法院没有审查双方签订《委托书》的现实情况是邱永强因急于去接小孩，而鸿运公司匆忙中出具《委托书》，且鸿运公司作为格式合同的出具方，没有向邱永强解释《委托书》的条款，也没有告知签了此委托书就不能通过其他中介购买此房产，只是说要签份手续。2、双方之间没有达成委托关系的合意。也正是基于此，才会存在邱永强为防骚扰而填写朋友的名字，而鸿运公司甚至将作为签订一份协议最基本的身份信息核实也忽略。从以上事实也可以看出，无论是邱永强还是鸿运公司，在签订《委托书》之初只是基于看房而形式上签订《委托书》，而非基于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邱永强完全是在不知道委托书详细内容的情况下匆忙签订而事实是如果真正看中后，双方还会在与卖家的三方协议中再次确定中介费的收取标准。三、一审法院中介费的评估计算标准适用错误、不公平、不合理。1、如一审法院认定最终邱永强、谢凤玲与黄洽河的成交价是450万是鸿运公司洽谈的结果，邱永强、谢凤玲不会要求鸿运公司去与黄洽河将价钱谈低至430万，也完全没有必要再去委托德才公司成交该房屋。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完全是主观臆断。事实上，最终的成交价是德才公司洽谈的结果，也同样是基于德才公司的努力才最终达成邱永强、谢凤玲与黄洽河成交该房屋。2、根据交易的习惯，鸿运公司带我方看楼及后面所谓的洽谈，只是例行公事，并非起到关键作用。而且一审完全忽略了签订合同、涂销抵押、按揭、过户、交楼才是房屋买卖中最关键、最重要的环节，而且事实很多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最终出现问题也是在上述的环节。因此，一审认为鸿运公司起关键作用，酌情支付2／3中介费明显不符合交易习惯、显失公平。3、邱永强、谢凤玲与德才公司成交该房屋支付了成交价1％的中介费，结合以上事实，一审以3％计算中介费也明显与交易习惯不符。众所周知，确定买房后，中介公司、买卖双方会最终在三方协议中再次确定中介费，而不是以《委托书》为准。鸿运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一)《物业租售委托书》合法有效，邱永强、谢凤玲应支付居间费。《物业租售委托书》是邱永强与鸿运公司双方的合意，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邱永强、谢凤玲应依约履行。邱永强承认其在《物业租售委托书》上签字，且在选择“3％的费用”或“几个月的租金"处，有删除“几个月的租金”选项，提示明确，邱永强对支付中介费的数额非常明确。在一共只有五个条款的委托书中，第四条关于独家委托的内容在显眼位置，从日常生活经验来看，一般人能对此条的内容引起重视。此外，委托书的第五条已经强调：“本人对上述条款之含义清楚了解”。邱永强辩称其系在要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匆忙签订的，与事实不符。事实是，签订该份《物业租售委托书》是在晚上8点左右，孩子就在他的身边，不存在接送孩子的问题，这点其在一审庭审时也已经说过，该说法明显自相矛盾。(二)鸿运公司按《物业租售委托书》履行了义务，该行为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物业租售委托书》中约定，鸿运公司主要义务可以简单概括为：介绍、带看房屋、洽谈协商。鸿运公司已经带邱永强、谢凤玲看过2次房，有录像为证。此外，鸿运公司将售楼价格从470万元谈到了450万元，其中为邱永强、谢凤玲减少购房款20万元，数额巨大。此外，鸿运公司还向其解释了税费、过户流程等重要问题。因此，鸿运公司已经完全履行了《物业租售委托书》上写明的义务，最终邱永强、谢凤玲也是按鸿运公司洽谈的价格购买了涉案房屋的。如非邱永强、谢凤玲不诚信的“飞单”行为，最终可以完整地完成后面过户等全部手续。一审判决认为看房、协商过程对签订合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合法合理。二、邱永强、谢凤玲的行为明显存在恶意，逃避向鸿运公司支付中介费责任的目的非常明显。从时间上来看，11月16日看房，11月18日第二次看房，11月19日邱永强、谢凤玲希望谈价到450万元左右。经鸿运公司多次努力，11月20日上午9时，告知其谈好价格之后，邱永强、谢凤玲开始各种推诿。但11月20日上午11点半其就另外找了德才公司咨询，并于当天晚上与黄洽河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付10万元订金。从价格上看，根据邱永强、谢凤玲提交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其仅向德才公司的刘俊支付了1万元的费用，与现在市场上提供正常中介服务的中介收费标准相距甚远。且在11月20日前，德才公司没有提供过任何服务。从反面证明了邱永强、谢凤玲正是为了逃避支付较高的中介费，才另外找人办理过户等手续。亦可证明，该部分的劳动对于居间合同来说确实属于低风险，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从邱永强、谢凤玲提供的证据及多处的虚假陈述来看，其从签订《物业租售委托书》时就签假名，明显存在恶意，企图在享受了鸿运公司的居间服务后，再另外找其他中介，以低价办理签订合同等简单的手续。该种不诚信的行为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三、邱永强、谢凤玲应对付款承担连带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涉案房屋最终落在邱永强、谢凤玲的名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且邱永强、谢凤玲在看房的过程中均有参与。因此，支付居间费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邱永强、谢凤玲应对此承担连带责任。四、本案系邱永强、谢凤玲与鸿运公司之间的纠纷，邱永强、谢凤玲认为黄洽河应负主要责任于法无据，也与事实不符。黄洽河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鸿运公司于2019年4月2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邱永强、谢凤玲支付鸿运公司中介服务费13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邱永强、谢凤玲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广州市海珠区xx房的原业主是黄洽河。2018年5月23日，黄洽河向鸿运公司签署一份《业主放盘委托书》，内容主要为，本人现委托贵公司代理出售海珠区XX房，物业售价530万元；等。鸿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庞蓉在该委托书上签名确认。2018年8月3日，黄洽河作为委托方签署《独家委托书》，内容主要为，委托方现委托广东鸿运房地产中介有限公司独家代理出售海珠区XX房物业，售价（按套）470万，委托期限从2018年8月3日起至2019年8月2日止；等。2018年11月2日，邱永强签署一份广州市德才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的《中介服务确认书（买方/承租方）》，内容主要为，本人邱永强确认贵司为本人购买住宅，贵司所推荐之物业为：东银广场XX房、海印X房、东翠XX房、东银XX房；等。2018年11月12日，邱永强以“范建平”的名义，签署了一份鸿运公司的《物业租/售委托书》，内容主要为，本人现委托贵公司办理东银广场晓逸庭606房的购买/租赁工作，贵公司为本人提供以下几方面的房地产咨询及中介服务：1、介绍并提供该物业的基本资料（以业主提供的资料为限）；2、带本人／授权代表亲自到实地察看物业：3、就买卖／租赁物业的各项条件在买卖双方之间进行协商；在贵公司提供上述服务后，如本人购买或租赁上述由贵公司推荐的物业，本人承诺向贵公司支付服务费为成交价的3%；本人承诺在本协议签订后一年内不会直接或通过其他经纪与贵公司介绍的业主／代理人及其他授权代表人联系，如因此而与业主达成任何买卖／租赁，或本人与该业主私下成交，或该物业最终由本人的亲属、公司、授权人、委托人、代理人购买／租赁，本人仍须向贵公司支付上述咨询及房屋买卖／租赁代理费，并应支付等额于咨询及房屋买卖／租赁代理费100%的违约金；等。2018年11月20日，邱永强与黄洽河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双方就买卖位于海珠区XX房的物业达成一致协议，成交价450万元，黄洽河同意邱永强将款项存入下述账户：广发银行卡，户名黄洽河，账号：62×××26，邱永强应于签订本合同时支付人民币10万元作为定金，付款方式为涂销抵押按揭付款；因邱永强原因导致不能贷款，则邱永强须以一次性的方式付清给黄洽河；等。同日，邱永强、黄洽河与广州市德才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签订《中介服务三方协议（买卖）》，约定邱永强与黄洽河独家委托广州市德才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就买卖海珠区XX房提供中介服务事宜，该物业拟定价450万元；邱永强与黄洽河双方需在签署合同当天支付经纪代理服务费及咨询服务费，需支付的服务费金额以其与广州市德才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签订的《经纪代理服务费确认书》及《咨询服务费确认书》（如有）为准；等。2018年12月26日，黄洽河与广州市德才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签署一份《放盘资料》表，约定房屋“发布坐落”为海珠区东晓路第6层；等。2018年12月26日，邱永强、谢凤玲（乙方、买方）、黄洽河（甲方、卖方）与广州市德才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丙方、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房地产地址为海珠区X房，总金额人民币450万元；等。广州市德才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在该合同上加盖网签合同专用章。现上述房屋已更名至邱永强、谢凤玲名下。另查，邱永强、谢凤玲为夫妻关系。诉讼中，鸿运公司为证实其向邱永强提供了中介服务,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分别与邱永强及黄洽河的微信聊天记录、通话记录，看楼视频，邱永强、谢凤玲对微信聊天记录、通话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看楼视频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邱永强、谢凤玲为证实其与广州市德才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成交涉案房屋没有恶意，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邱永强与德才公司经办人刘俊的微信聊天记录、买卖双方和中介的三方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德才公司经办人刘俊书写的证人证言，内容为：本人系广州市德才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职员，2018年11月2日，本人与邱永强签订《中介服务确认书》，邱永强先生委托本人为其寻找位于东晓路附近的房屋。签订服务确认书后，本人为邱永强推荐了多处房源及东银广场XX号房，其中邱永强先生对XX号房产生了购买的意愿。该房业主为黄洽河，该业主己委托我司为其XX号房放盘，为其寻找买家，业主黄洽河对该房的放盘销售并非独家委托。后经本人撮合，并履行中介职责，促成邱永强先生与业主黄洽河就XX号房的房屋买卖，并最终将XX号房过户到邱永强先生名下，我司按成交价的1%收取了中介服务费。本人也是在邱永强先生收到起诉材料才知道，该房业主黄洽河还在广东鸿运房地产中介服务有限公司放盘。据本人所知，该房此前一直在多个中介公司均有放盘，并且网上有资料，业主黄洽河委托我司销售时亦没提出该房同时己委托鸿运中介公司销售。本人也是多次介绍客户给该房业主黄洽河，但最终均没有成交。邱永强先生并没有授意本人为避开鸿运中介公司而选择我司与业主黄洽河成交该房屋，而是通过我司，即本人的撮合完成交易，本人认为邱永强先生并没有任何恶意，也完全不是为避开鸿运中介公司成交该房，该房也是同时委托我司销售的。对邱永强、谢凤玲的上述证据，鸿运公司称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认为刘俊的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11月29日11:44邱永强向刘俊转账1万元，可以证实邱永强故意“飞单”，从该聊天记录显示刘俊从未带邱永强看涉案房屋，广州市德才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在2018年12月26日前从未获得黄洽河的放盘资料；对刘俊书写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称证人没有出庭作证。一审法院认为：邱永强以“范建平”的名义签署的《物业租/售委托书》是邱永强本人的亲笔签名，意思表示真实，其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邱永强受该委托书约束。根据委托书约定，邱永强委托鸿运公司办理东银XX房的购买/租赁工作，鸿运公司为邱永强提供以下几方面的房地产咨询及中介服务：1、介绍并提供该物业的基本资料（以业主提供的资料为限）；2、带邱永强／授权代表亲自到实地察看物业：3、就买卖／租赁物业的各项条件在买卖双方之间进行协商；在鸿运公司提供上述服务后，如邱永强购买或租赁上述由鸿运公司推荐的物业，邱永强承诺向鸿运公司支付服务费为成交价的3%；邱永强承诺在本协议签订后一年内不会直接或通过其他经纪与鸿运公司介绍的业主／代理人及其他授权代表人联系，如因此而与业主达成任何买卖／租赁，或邱永强与该业主私下成交，或该物业最终由邱永强的亲属、公司、授权人、委托人、代理人购买／租赁，邱永强仍须向鸿运公司支付上述咨询及房屋买卖／租赁代理费，并应支付等额于咨询及房屋买卖／租赁代理费100%的违约金；等。之后，鸿运公司按上述委托书的约定提供居间服务，提供物业资料给邱永强，多次带邱永强及其他家庭成员到物业察看，并就邱永强提出的买卖的流程、手续、税费、价格等为买卖双方提供咨询及进行协商，并就房屋价格问题与买卖双方进行协商，将涉案房屋售价从鸿运公司的人民币470万元谈到450万元。但之后，邱永强以该价钱通过广州市德才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与黄洽河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对于鸿运公司及广州市德才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在促成该《房屋买卖合同》订立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经详细审查鸿运公司及邱永强提供的证据及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黄洽河最早是于2018年5月23日将涉案房屋委托鸿运公司放盘，售价为530万元；至2018年8月3日黄洽河再次向鸿运公司签署《独家委托书》时，售价已调整为470万。邱永强于2018年11月12日签署了鸿运公司的《物业租/售委托书》后，鸿运公司当天晚上就带邱永强、谢凤玲夫妇到涉案房屋看房，第二天就开始与邱永强洽谈房屋的售价问题。2018年11月16日鸿运公司再次与黄洽河联系看房，11月18日上午鸿运公司再次带邱永强、谢凤玲看房。11月19日上午11点至12点期间，邱永强向鸿运公司提出希望将房屋价钱谈到450万左右，并与鸿运公司协商降低中介费，鸿运公司同时向邱永强解释了税费的问题，并要求邱永强支付诚意金；到11月19日下午12点40分左右，邱永强开始以家人不喜欢涉案房屋为由，要求鸿运公司缓一缓；11月20日上午9点左右，鸿运公司告知邱永强黄洽河昨天晚上9点同意了450万的价钱。下午1点50分，黄洽河就售价问题要求鸿运公司催促邱永强；下午2点21分左右，邱永强要求鸿运公司将售价谈到430万，之后就没有下文了。下午4点59分，黄洽河还询问鸿运公司是不是被客人“放飞机”。在此期间，鸿运公司与邱永强及黄洽河有大量聊天及通话记录。反观邱永强与广州市德才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经办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在2018年11月20日前，双方就涉案房屋本身的沟通完全没有，邱永强仅于2018年11月15日向德才公司询问过中介费的标准。到了2018年11月20日上午11点半左右（上午9点左右，鸿运公司告知邱永强黄洽河同意了450万的价钱），邱永强开始详细地询问税费问题，当晚6、7点间就通过德才公司与黄洽河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并交纳了10万定金至合同约定的黄洽河的账号。以上经过，邱永强及黄洽河均予以确认。综合本案证据，黄洽河直至2018年11月20日下午4点59分前，都是通过鸿运公司与邱永强商谈涉案房屋的买卖事宜。2018年11月20日邱永强与黄洽河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直至2018年12月26日，广州市德才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才取得黄洽河就涉案房屋的《放盘资料》表，也从未带邱永强看过涉案房屋。故鸿运公司在促成邱永强与黄洽河签订涉案房屋的《房屋买卖合同》的过程中，起到了完全的、决定性的作用。鸿运公司要求邱永强按《物业租/售委托书》支付中介服务费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邱永强的答辩意见无理，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至于中介服务费的数额，按照中介行业的操作习惯，中介机构促成买卖双方签订合同后，还需一并协助买卖双方办理涂销抵押、按揭、过户、交楼等相关手续，而鉴于买卖双方已签订合同，后续的手续双方均自愿配合，没有风险成本。就工作量及风险成本来说，签订合同前的看楼、协商过程对签订合同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本案中，鸿运公司没有跟进签订合同后的相关手续，一审法院酌情将其中介费调整为合同约定标准的2/3，即450万元×3%×2/3=90000元。对鸿运公司超出该标准的中介服务费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驳回，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本案纠纷是由于邱永强缺乏诚信导致的，故受理费应全部由邱永强承担。另外，谢凤玲与邱永强是夫妻关系，邱永强、谢凤玲均看过涉案房屋，且涉案房屋已过户至邱永强、谢凤玲名下，是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鸿运公司要求谢凤玲对本案承担连带责任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四百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17日作出如下判决：一、邱永强、谢凤玲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广东鸿运房地产中介有限公司支付中介服务费90000元；二、驳回广东鸿运房地产中介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000元，由邱永强、谢凤玲负担。上述受理费已经由广东鸿运房地产中介有限公司预交，广东鸿运房地产中介有限公司同意由邱永强、谢凤玲在履行本判决时将其应承担的受理费直接支付给广东鸿运房地产中介有限公司。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二审审查，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二审仅对当事人提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邱永强、谢凤玲上诉主张，涉案《物业租/售委托书》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只是基于看房而形式上签订，邱永强、谢凤玲不应按照该委托书约定的标准向鸿运公司支付中介费。且涉案房屋没有经过鸿运公司而出售给邱永强、谢凤玲的主要过错责任在黄洽河，而一审对此并未审查。故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应审查的争议焦点为：邱永强、谢凤玲应否向鸿运公司支付涉案房屋的中介服务费用。涉案《物业租/售委托书》委托方签章虽为范建平，但邱永强亦确认该名字是其亲笔签名，虽然邱永强主张签订该委托书的现实情况是因急于去接小孩匆忙签订，鸿运公司也没有向其解释委托书的条款，但这并不能否定邱永强在该委托书上签字的效力。且邱永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故涉案《物业租/售委托书》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受该委托书约束。根据一审查明事实看，在邱永强与鸿运公司签订涉案《物业租/售委托书》后，鸿运公司就涉案房屋向邱永强、谢凤玲提供了一系列居间服务，包括提供物业资料给邱永强，多次带邱永强及其他家庭成员到物业察看，并就邱永强提出的买卖的流程、手续、税费、价格等为买卖双方提供咨询及进行协商，并就房屋价格问题与买卖双方进行协商等。可见鸿运公司已经依照涉案《物业租/售委托书》的约定向邱永强、谢凤玲提供居间服务。虽邱永强、谢凤玲主张是通过德才公司的居间服务而购买涉案房屋的，但并未就双方针对涉案房屋沟通、磋商等环节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根据本案证据，认定鸿运公司在促成邱永强与黄洽河签订涉案房屋的《房屋买卖合同》的过程中，起到了完全的、决定性的作用，邱永强、谢凤玲应当按照《物业租/售委托书》的约定向鸿运公司支付中介服务费用，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至于邱永强、谢凤玲上诉主张涉案房屋没有经过鸿运公司出售给邱永强、谢凤玲的主要过错责任在于黄洽河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涉案《物业租/售委托书》的合同相对方是邱永强与鸿运公司，根据该委托书的约定，在涉案房屋成交后，邱永强负有向鸿运公司支付中介服务费的义务；其次，本案是鸿运公司针对邱永强、谢凤玲提起的诉讼，并且鸿运公司明确表示其只要求邱永强、谢凤玲承担责任。故黄洽河的行为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即便黄洽河存在过错，也不影响邱永强、谢凤玲应当依约向鸿运公司支付中介服务费用的结果。邱永强、谢凤玲的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一审考虑到鸿运公司并没有完成全部的居间服务，将邱永强、谢凤玲应支付的中介服务费用酌情调整为9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邱永强、谢凤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0元，由上诉人邱永强、谢凤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琦铭审判员  黄春成审判员  柳玮玮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陈婷婷郭蔚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