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4民初5693号 原告詹某，女，1964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代理人姚璐佳，浙江弘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付某，男，1935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 被告傅某1，男，1946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被告傅某2，男，1950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代理人翁久康、骆滨鸿，杭州市下城区天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傅某3，女，1943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被告傅某4，女，1952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代理人翁久康、骆滨鸿，杭州市下城区天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詹某诉被告付某、傅某1、傅某2、傅某3、傅某4遗赠纠纷一案，原告詹某于2019年6月10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7日公开开庭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詹某诉称：原告与被继承人傅顺连在××××年代相识相恋，后因被继承人父母反对，导致双方未能结婚，原告也被迫在怀孕七个月的时候终止妊娠。被继承人因此一直对原告心怀愧疚，终身未娶，未育有子女。2003年原告与被继承人因缘份又走到一起，多年来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被告是傅顺连亲兄弟姐妹，其父母均早于傅顺连去世。被继承人与原告感情好、相依相伴非常信任。原告一直关心照顾被继承人的生活起居，感情上细心呵护。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都知晓原告。被继承人患有糖尿病、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等疾病，2004年至今，被继承人多次生病住院，原告每天都在照顾，2014年住院期间兄弟姐妹未曾来看望，均是原告送饭、看护。2018年被继承人因腿脚不便卧床生活不能自理，原告不辞辛苦细心护理，洗衣做饭。2019年3月23日，被继承人突发心肌梗塞去世，原告悲痛万分。料理后事也是由原告一同操办。被继承人共有两套房产，去世前曾写有自书遗嘱，基于对原告的感情以及原告多年的付出，在其去世以后将其房产全归原告继承。傅顺连去世后，原告作为受遗赠人多次与被告协商按傅顺连生前意愿处理案涉房屋，但并未成功。被继承人的遗嘱合法有效。原告能够依法继承被继承人的房产。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向贵院起诉。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景芳三区53幢4单元201室房屋、九堡蓝桥景苑13幢1单元1402室房屋归原告所有。二、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傅某2辩称：对于原告的起诉，根据继承法的规定，傅顺连不应该是原告的被继承人。本案不存在傅顺连的自书遗嘱，傅顺连不是付顺连。傅顺连的青年时期正处于文革期间，作为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女，当时家庭被抄家，父母被批斗，家庭经济状况也一落千丈，黑五类家庭出身的男青年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要找对象娶妻是极其困难的。文革结束以后，傅顺连已是大龄青年，结婚成家更加困难，这也是傅顺连单身的原因。原告与傅顺连相差17岁，如原告所说的××××年代初为傅顺连怀孕7个月，当时傅顺连已是30多岁的大龄青年，而原告正是妙龄少女，如果为其怀孕了，正为儿子讨不到老婆而发愁的父母高兴都来不及，怎么还会反对？母亲××××年去世时，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看到傅顺连结婚。所以原告所说的委屈、怀孕7个月纯属子虚乌有。傅顺连一生作风正派，思想保守，从不做蝇营狗苟的事情。傅顺连生前与父母居住在一起，房屋拆迁以后，与傅某2、傅某4、侄儿傅斌同住一个社区，从未看见或听说过和原告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情况。迄今为止，原告连房子钥匙都没有。傅顺连是一个个性很精明稳健的人，无缘无故地立遗嘱，将自己的房产赠与兄弟姐妹以外的人，这一行为不符合常理和情理。原告是有家庭，有丈夫、有儿子的人，与傅顺连仅仅是一般朋友关系。傅顺连去世，家属通知傅顺连身前包括原告在内的几个朋友也是人之常情。原告借题发挥、编造故事、杜撰遗嘱，又将傅顺连的房产占为己有，其行为属于诈骗。即使该遗嘱是真实的，因为原告有家庭，有丈夫，有儿子，如果发生遗赠是违反民法总则第八条不得违反公序良俗的规定，原告诉称双方是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这与公序良俗相违背。对于遗嘱，被继承人是傅顺连不是付顺连，傅与付是不同的姓氏，不能混为一谈。从遗嘱内容看，遗嘱草草写了13个字，不写明房屋的数量、坐落的地址、面积平方、权证，因何原因赠与他人等内容。从遗嘱的字体上看，其内容和落款的字迹有明显的差异，不是同一个人所写。这份遗嘱不是傅顺连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傅顺连生前虽患有慢××，但仍旧过着正常人的生活。2016年元旦，傅顺连在生活起居正常的情况下无缘无故立遗嘱不符合常理，且景芳三区53幢4单元201房屋在产权归属上仍处于诉讼阶段，在产权归属不明确的情况下处分财产，该行为应属无效。原告所说的与傅顺连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相依相伴不是事实。逢年过节，傅家兄弟姐妹在一起的时候，从未看到原告参与过。每年清明冬至，傅家兄弟姐妹给父母扫墓，也没有看到过原告。傅顺连也从来没有带原告到傅家任何一个家庭去串门做客。同住在一个社区的傅某2、傅某4、傅斌也从来没听说过，也没有看到过原告与傅顺连以夫妻关系共同生活。2017年10月28日，傅顺连与朋友喝茶时突然发病，第一时间通知的是傅斌。傅斌、傅某4到医院办理相关手续，医院出具的病危通知单等均是傅斌、傅某4签字。傅顺连住院14天，白天是傅某4和傅某3照顾，晚上都是傅斌在照顾。大概是傅顺连通电话通知了，原告才到医院来看望，但从未进行照顾。出院以后傅顺连生活起居也都是由妹妹照顾。2018年下半年，傅顺连身体每况愈下，所以将坐落在九堡蓝桥景苑13幢1单元1402室房子交给傅某2居住。2018年7月3日，傅某4陪同傅顺连办理景芳三区53幢4单元201房屋不动产登记手续，傅顺连把产权证交给了傅某4保管，两套房子的钥匙分别交给了傅某2、傅某4、傅斌。2019年3月23日，因电话联系不到傅顺连，傅某4去傅顺连家发现傅顺连已经过世。后事全部由傅家兄弟姐妹料理，原告仅是朋友关系参与，所有费用都由妹妹垫付。如果原告与傅顺连是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费用应该由原告出，因为房子是原告得到的。原告提供的2016年8月30日到2017年12月3日之间的402次通话记录，证明原告与傅顺连不是共同生活。被告方保留向公安机关报案追究原告涉嫌诈骗的权利。原告也明确未见到傅顺连亲笔书写，双方都未亲眼所见，不能凭借推理确定傅顺连所书写。傅顺连写成付顺连，证明该遗嘱并非傅顺连的真实意思表示。关于本案中原告是如何有效地行使接受遗赠的行为，傅顺连于2019年3月23日死亡，原告于2019年6月10日立案起诉，此前原告并未实施任何的法律手段主张过有效的接受遗赠的行为，已过法定的有效期内，原告接受遗赠的期限已过。综上，望贵院驳回原告的诉请。傅某2是傅顺连的弟弟，是法定遗产继承人之一。詹某自称付顺连写有自书遗嘱，由詹某继承付顺连的全部房产。按继承法对照，在本案中没有法律依据，遗嘱书写人付顺连不是傅顺连。父母生了八个子女都姓“傅”。詹某在本案中申请法院协助调查付顺连的房产，说是在江干区人民法院的案件调查中得到的证据，怎么变成傅顺连的房产，詹某想把傅顺连的房产划到付顺连名下。詹某想以人民法院、人民法官的名义违法侵占傅某2依法继承的房产，试问民法通则、继承法中有司法解释可循吗？1997年后傅某2和傅顺连同住景芳小区，傅顺连一人独居，出门忘带钥匙，总在傅某2、傅某4家取备用钥匙。傅某2从未在傅顺连家看到同居的女友，也没有听傅顺连讲过有同居的女友。傅顺连年轻时很长时间做供应销售工作，中老年时做物流中介小生意，喜欢交友，走出门外，朋友很多，但都是遵纪守法、有信用的朋友。房产权是公民、法人的重要财产，受到世界各国法律的严谨、严肃、严格、严厉、认真的保护，中国的法律也不例外。詹某在本案中提供了付顺连的所谓自书遗嘱，但出具在诉讼证据清单上死亡人姓名“傅顺连”，还有“傅顺连死后，自愿将房产全部归于……”分别是两个不同的名字。在民法通则、继承法这准绳衡量，可以任由詹某偷梁换柱，把傅顺连的房产换成詹某可随意获取的付顺连的房产吗？傅顺连几次病重，病后至2019年初从未提及身后事，每次病后总是强调身体恢复得很好，活到80多岁没有问题，强调不到最后不做任何安排。常讲，大哥关心每一个同胞弟妹，姐姐、姐夫、妹妹、妹夫、胞弟、侄儿都关心、帮助自己；另讲，父母在时照顾父母太少，后悔不及。傅顺连的兄弟姐妹都已步入老年。如詹某长期将“伪证”、“付顺连”自书书证缴由法庭，傅某2将要求法庭将该“伪证”作为在刑事侵权案件的证据予以保存、认证。 被告傅某3辩称：原告提供的所谓遗书是不真实的，不具备法律效力，不能得到傅顺连的房产。原告提供的遗书是付顺连的，非傅顺连的。原告提供的两份杭州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记录的房产权利人是傅顺连，用付顺连的遗书要拿傅顺连的房产是不可能的。法律规定遗嘱是要本人的合法遗产。原告提供的遗书是2016年1月1日写的，按照1985年10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有关解释，继承法实施后订立的形式上有欠缺的就不具备法律效力，那么连名字都对不牢的，内容都不对的，怎么能够成为法律效力呢。房屋拆迁后，傅顺连一直独自居住，父亲房屋拆迁安置4套房同在景芳小区，分别由傅某3两弟、妹、侄子居住，傅顺连是大家的好兄弟，他虽然独自居住，但与大家的关系亲密、相互照顾、往来频繁。傅顺连将房屋钥匙、重要证件交弟、妹保管，傅顺连有事，兄弟姐妹和侄子都全力以赴帮助。傅顺连每次大病，兄弟姐妹和侄子出钱出力全程安排，傅顺连的后事也由兄弟姐妹和侄子安排。综上所述，傅顺连父母双亡，终生未婚，无子女，无合法遗嘱。按照继承法规定，傅顺连的全部遗产包括房产的合法继承人是兄弟姐妹，詹某无权获得。付顺连的遗嘱不能送傅顺连的遗产。继承法规定写遗书要本人的合法财产。人可以有几个名字，但只有身份证上的名字是合法有效的，遗嘱的名字与身份证不符，遗赠无效。傅顺连市民卡、银行卡、病历卡、信息等有效证件全部都是身份证上的名字，报告、医生谈话、证券交易等也都是身份证的名字，唯独原告提供的这么重要的遗书写下不同的名字，为什么？答案只有一个，遗书内容不是傅顺连写的，要么不是他本人意愿的表达，不是本人意愿，遗赠无效。从2016年1月1日到2019年3月7日三年有余，原告为何不要求更改或者公证，原告所说感情很好，可能原告努力过，但做不到，因为傅顺连没有要给原告房产的意愿。 被告傅某4辩称：对于原告的起诉，根据继承法的规定，傅顺连不应该是原告的被继承人。本案不存在傅顺连的自书遗嘱，傅顺连不是付顺连。傅顺连的青年时期正处于文革期间，作为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女，当时家庭被抄家，父母被批斗，家庭经济状况也一落千丈，黑五类家庭出身的男青年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要找对象娶妻是极其困难的。文革结束以后，傅顺连已是大龄青年，结婚成家更加困难，这也是傅顺连单身的原因。原告与傅顺连相差17岁，如原告所说的××××年代初为傅顺连怀孕7个月，当时傅顺连已是30多岁的大龄青年，而原告正是妙龄少女，如果为其怀孕了，正为儿子讨不到老婆而发愁的父母高兴都来不及，怎么还会反对？母亲××××年去世时，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看到傅顺连结婚。所以原告所说的委屈、怀孕7个月纯属子虚乌有。傅顺连一生作风正派，思想保守，从不做蝇营狗苟的事情。傅顺连生前与父母居住在一起，房屋拆迁以后，与傅某2、傅某4、侄儿傅斌同住一个社区，从未看见或听说过和原告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情况。迄今为止，原告连房子钥匙都没有。傅顺连是一个个性很精明稳健的人，无缘无故地立遗嘱，将自己的房产赠与兄弟姐妹以外的人，这一行为不符合常理和情理。原告是有家庭，有丈夫、有儿子的人，与傅顺连仅仅是一般朋友关系。傅顺连去世，家属通知傅顺连身前包括原告在内的几个朋友也是人之常情。原告借题发挥、编造故事、杜撰遗嘱，又将傅顺连的房产占为己有，其行为属于诈骗。即使该遗嘱是真实的，因为原告有家庭，有丈夫，有儿子，如果发生遗赠是违反民法总则第八条不得违反公序良俗的规定，原告诉称双方是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这与公序良俗相违背。对于遗嘱，被继承人是傅顺连不是付顺连，傅与付是不同的姓氏，不能混为一谈。从遗嘱内容看，遗嘱草草写了13个字，不写明房屋的数量、坐落的地址、面积平方、权证，因何原因赠与他人等内容。从遗嘱的字体上看，其内容和落款的字迹有明显的差异，不是同一个人所写。这份遗嘱不是傅顺连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傅顺连生前虽患有慢××，但仍旧过着正常人的生活。2016年元旦，傅顺连在生活起居正常的情况下无缘无故立遗嘱不符合常理，且景芳三区53幢4单元201房屋在产权归属上仍处于诉讼阶段，在产权归属不明确的情况下处分财产，该行为应属无效。原告所说的与傅顺连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相依相伴不是事实。逢年过节，傅家兄弟姐妹在一起的时候，从未看到原告参与过。每年清明冬至，傅家兄弟姐妹给父母扫墓，也没有看到过原告。傅顺连也从来没有带原告到傅家任何一个家庭去串门做客。同住在一个社区的傅某2、傅某4、傅斌也从来没听说过，也没有看到过原告与傅顺连以夫妻关系共同生活。2017年10月28日，傅顺连与朋友喝茶时突然发病，第一时间通知的是傅斌。傅斌、傅某4到医院办理相关手续，医院出具的病危通知单等均是傅斌、傅某4签字。傅顺连住院14天，白天是傅某4和傅某3照顾，晚上都是傅斌在照顾。大概是傅顺连通电话通知了，原告才到医院来看望，但从未进行照顾，出院以后傅顺连生活起居也都是由妹妹照顾。2018年下半年开始，傅顺连身体每况愈下，所以将坐落在九堡蓝桥景苑13幢1单元1402室房子交给傅某2居住。2018年7月3日，傅某4陪同傅顺连办理景芳三区53幢4单元201房屋不动产登记手续，傅顺连把产权证交给了傅某4保管，两套房子的钥匙分别交给了傅某2、傅某4、傅斌。2019年3月23日，因电话联系不到傅顺连，傅某4去傅顺连家发现傅顺连已经过世。后事全部由傅家兄弟姐妹料理，原告仅是朋友关系参与，所有费用都由妹妹垫付。如果原告与傅顺连是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费用应该由原告出，因为房子是原告得到的。原告提供的2016年8月30日到2017年12月3日之间的402次通话记录，证明原告与傅顺连不是共同生活。被告方保留向公安机关报案追究原告涉嫌诈骗的权利。原告也明确未见到傅顺连亲笔书写，双方都未亲眼所见，不能凭借推理确定傅顺连所书写。傅顺连写成付顺连，证明该遗嘱并非傅顺连的真实意思表示。关于本案中原告是如何有效行使接受遗赠的行为，傅顺连于2019年3月23日死亡，原告于2019年6月10日立案起诉，此前原告并未实施任何的法律手段主张过有效的接受遗赠的行为，已过法定的有效期内，原告接受遗赠的期限已过。综上，望贵院驳回原告的诉请。 被告付某、傅某1未作答辩。 本案经审理查明的案涉事实如下： 原告詹某与被继承人傅顺连系朋友。被继承人傅顺连于2019年3月23日过世。被继承人傅顺连生前一直未婚，没有配偶及子女；父亲付培卿（傅培卿）于1997年去世，母亲章杏花于××××年去世；傅顺连有兄弟姐妹七人，分别为付某、傅顺龙、傅顺荣、傅某1、傅某2、傅某3、傅某4。傅顺龙于1985年去世，傅顺荣于2012年去世。 詹某向法院提交文书一份，无抬头，载明“我死了以后的房产全归詹某。”落款处签名为“付顺连”，时间为“2016年元月1日”。该文书反面为一份借条，载明“今向詹某借人民币伍万元整。”落款处为“借款人付顺连”，时间为“2016年元月1日”。庭审中，詹某陈述：遗嘱和借条是傅顺连同一时间写的，写好后交给詹某；傅顺连写5万元的借条是为了证明杭州市江干区的房产詹某也出了钱。詹某还陈述，傅顺连在购买杭州市江干区的房产时对詹某说过，对不起詹某，杭州市江干区的房产一定要给詹某。 2019年5月14日，詹某多次发微信给傅某4想去傅某4家找傅某4。傅某4回复不在家。 2019年5月22日，詹某两次发短信给傅某2，分别称：“阿六我还是希望和你为房产的事我们再协商解决吧！因为打官司费用太贵了。要几十万元。”“阿五死了希望看在我以阿五一直来情谊上，我们也可以协商。阿五和你兄弟情义上尊重遗赠吧！” 另查明，位于杭州市江干区的房产为经济适用房，不动产权利人为傅顺连，登记日期为2012年8月13日。 2015年6月30日，原告傅某1为与被告傅某2、傅某4、傅顺昌、傅某3、傅斌、傅骏、傅顺连、傅健豪继承纠纷一案向本院起诉，要求判决傅某1分得傅培卿遗产4套房屋（景芳二区34幢3单元302室、33幢2幢601室、20幢1单元201室、景芳三区53幢4单元201室）面积的七分之一的产权。2017年7月25日，本院作出（2015）杭江民初字第1265号民事判决，判令：一、杭州市江干区景芳二区34幢3单元302室房屋由被告傅斌与傅骏所有，杭州市江干区景芳三区53幢4单元201室房屋由被告傅顺连所有，杭州市江干区景芳二区33幢2单元601室房屋由被告傅某2所有，杭州市江干区景芳二区20幢1单元201室房屋由被告傅某4所有，原告傅某1与被告傅某2、傅某4、傅顺昌、傅某3、傅斌、傅骏、傅顺连、傅健豪互相配合办理产权登记手续。二、被告傅斌与傅骏向原告傅某1支付折价款人民币75969元，被告傅顺连向原告傅某1支付折价款人民币87219元，被告傅某2向原告傅某1支付折价款人民币113469元，被告傅某4向原告傅某1支付折价款人民币12824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三、被告傅斌与傅骏向被告傅健豪支付折价款人民币75969元，被告傅顺连向被告傅健豪支付折价款人民币87219元，被告傅某2向被告傅健豪支付折价款人民币113469元，被告傅某4向被告傅健豪支付折价款人民币12824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2018年7月3日，傅顺连办理杭州市江干区景芳三区53幢4单元201室房产不动产产权登记。 又查明，2018年5月至2018年8月期间，詹某与傅某4关于傅顺连有多次微信联系。微信中傅某4曾提及“谢谢你对我五兄的关心照顾。” 2019年2月，詹某发微信给傅某4，提及傅顺连在詹某处过年。 2019年4月16日，詹某发微信给傅某4，商量给傅顺连做五七的事。 还查明，傅顺连在××××年3月29日填写的《职工履历表》中的姓名为“付顺连”。该表格中的“社会关系”栏中，傅顺连填写了“付某、付巧珍、付顺荣、付顺良、付顺德、付丽珍”。 户口簿号码087612的常住人口登记表中载明：户主“付培卿”；五子“付顺连”，别（化）名“阿五”；孙“付翔”。 以上事实有原告詹某提供的死亡证明、落款为付顺连的文书、短信、微信聊天记录、住院病案首页、通话记录、借记卡开立／升级申请书、职工履历表、常住人口登记表、杭州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记录，被告傅某2、傅某4共同提供的诊疗知情告知同意谈话、知情选择书、住院须知、住院病案首页、浙江省医院授权书、病危通知单、知情谈话录、告知书、手术知情同意书、收费知情同意书、冠状动脉介入检查及治疗报告、术后知情谈话录、杭州殡仪馆业务委托书、骨灰寄存协议、殡仪馆骨灰寄存证、民事判决书、开户信息、具结书及原、被告的陈述为证。当事人提供的其他证据因与本案无关联性或需证人出庭作证，故不予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落款时间为2016年1月1日、无抬头、落款为“付顺连”的文书是否为被继承人傅顺连的遗嘱。派出所在户籍登记时曾用“付顺连”进行登记，傅顺连的父亲付培卿、兄长即本案被告付某的姓均为“付”，可见，傅顺连确曾使用“付”作为姓；且根据傅顺连于××××年3月29日填写的《职工履历表》，傅顺连存在签名为“付顺连”的情况；而日常生活中，“付”与“傅”出现混同的情况亦有出现；故本院认为，文书中落款“付顺连”即为“傅顺连”。因该文书中的签名、注明年、月、日，符合遗嘱的相关要件，现亦无证据证明文书的内容和文书的签名、日期系不同人所写，故本院认为，该份自书遗嘱系傅顺利亲笔书写。对于被告傅某2、傅某3、傅某4辩称遗嘱非傅顺连本人所写及遗嘱非傅顺连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的意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现三被告均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亦不申请笔迹鉴定，故对于上述辩称意见不予采信。 傅顺连的遗嘱形成于2016年1月1日，此时傅顺连名下仅有杭州市江干区的房产；而杭州市江干区景芳三区53幢4单元201室的房产此时仍为（2015）杭江民初字第1265号案件的诉争标的，产权并不明确；结合傅顺连在同一日、在同一张纸的正反面分别书写了遗嘱和借条，借条又系傅顺连因购买杭州市江干区的房产所涉房款而出具给詹某，而庭审中詹某亦陈述傅顺连说过杭州市江干区的房产一定要给詹某，故本院认为，该份遗嘱所涉的房产具有指向性，应特指为杭州市江干区的房产。因傅顺连的遗嘱未涉及杭州市江干区景芳三区53幢4单元201室的房产，故该房产应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予以分配。 根据法律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继承开始后，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傅顺连生前立下遗嘱将其座落于杭州市江干区的房产归詹某继承，系其对个人财产的处分，符合法律的规定。 根据法律规定，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或放弃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傅顺连于2019年3月23日过世，2019年5月14日詹某要找傅某4，2019年5月22日詹某发短信给傅某2要求协商房产的事；故詹某在傅顺连死亡后的法定期限内做出了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该遗赠已经生效，詹某依法享有对杭州市江干区房产的所有权。对于被告傅某2、傅某4辩称遗赠违反民法总则第八条违背公序良俗的规定的意见，因无事实依据，故不予采信。 因詹某并非被继承人傅顺连的法定继承人，故对于詹某主张杭州市江干区景芳三区53幢4单元201室的房产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位于杭州市江干区的房产归原告詹某所有； 二、驳回原告詹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0800元，由原告詹某负担人民币15400元，由被告付某、傅某1、傅某2、傅某3、傅某4共同负担人民币15400元。原告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应负担的诉讼费用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交纳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郁 莺 人民陪审员 王 澄 人民陪审员 吴玉萍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周 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