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1民终16025号上诉人（一审被告）：高全录，男，1965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侯艳伟，系辽宁英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寰，系辽宁英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中国鞋城大红人鞋类批发部，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文化东路1号（市场二层1590号）。经营者：王运，女，1955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大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志学、刘雪，均系辽宁卓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朱兴伟，男，1969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上诉人高全录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鞋城大红人鞋类批发部（以下简称大红人批发部）、朱兴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8）辽0103民初55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全录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8）辽0103民初5514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高全录、被上诉人朱兴伟与被上诉人大红人批发部存在多年的买卖货物关系系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高全录与被上诉人朱兴伟不存在共同经营、合伙经营的事实，仅存在租赁关系。2015年12月25日，上诉人高全录与被上诉人朱兴伟建立房屋租赁合同关系，被上诉人朱兴伟租赁上诉人高全录位于润达鞋业广场121-121A档口的25平方米用于经营，每月租金2000元整，按月支付。润达鞋业广场121-121A档口其余面积由上诉人高全录使用，双方虽然都经营鞋类，但营业区相互隔离独立经营、库存独立、进货来源独立、销售独立，不存在共同经营或混同经营的事实。双方仅存在房屋租赁关系，上诉人高全录与被上诉人朱兴伟经营相互独立，不存在合伙或共同经营的事实。二、本案《欠条》、《和朱兴伟往来帐》系被上诉人朱兴伟个人欠款，与上诉人高全录无关；本案伪造的证据及裁判文书不应作为定案的依据，一审法院将上述证据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首先，2017年7月23日被上诉人朱兴伟签字的《欠条》和《和朱兴伟往来帐》记载的拖欠96000元货款，均与上诉人高全录无关。这两份证据均是被上诉人朱兴伟书写，被上诉人朱兴伟的《承诺》及视频证据能够证明本案涉案款项与上诉人高全录无关；同时，一审法院认定的“注明7月23日帐为高全录共同欠货款”，该证据为被上诉人大红人批发部伪造证据，上诉人2018年12月20日在一审法院阅卷拍照的照片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大红人批发部伪造“与此帐为高全录共同欠货款”的事实，被上诉人朱兴伟也能佐证被上诉人大红人批发部伪造证据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将上述两证据作为判令上诉人高全录承担偿还货款的定案依据系认定事实错误。其次，本案依据的货单与被上诉人朱兴伟欠款无关，且证据均伪造了日期，大量伪造上诉人高全录签名，该证据已经丧失证据的客观性，不应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经一审案卷卷宗记载，开庭时被上诉人提供的货单原件共59张，复印件共计58张（一审卷宗第55页-112页）；货单原件（含伪造签名、伪造日期）涉及的货款金额共计187285元，明显与被上诉人大红人批发部主张的欠款数额51.9万元相差悬殊。同时，案卷卷宗复印件没有高全录签名，原件有高全录签名，伪造签名及日期的货单共计9张，涉及的货款额为56010元；原件、复印件有“高全录”字样，但系伪造高全录签名的货单共计24张，涉及的货款额为65400元；没有高全录签名，伪造日期涉及的货单共计11张，货款额为22300元；高全录签名，伪造日期的货单共计15张，货款额为43575元。被上诉人提供的货单，日期均系伪造，原始证据已不具有客观性；伪造上诉人高全录签名及没有上诉人高全录签名的货单，均不能作为上诉人高全录购货凭证；因上诉人高全录与被上诉人大红人批发部之间存在货物买卖关系，被上诉人大红人批发部持有上诉人高全录签字的货单纯属正常，但不应作为被上诉人朱兴伟所欠款项的一部分。再次，（2018）辽0103民初5515号民事案件判决书不应作为本案证据使用。该案件采取公告送达并缺席判决的方式，上诉人高全录未参与诉讼程序中，丧失了答辩质证的权利，庭审证据未经上诉人高全录质证。同时，被上诉人朱兴伟的承诺和视频证据，足以推翻（2018）辽0103民初5515号民事案件认定的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3条规定，（2018）辽0103民初5515号民事案件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不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三、上诉人高全录不存在拖欠被上诉人大红人批发部货款情况。被上诉人大红人批发部提供的货单日期为2016年6月29日至2017年6月18日，在此期间，上诉人高全录能够通过银行记录查询到向被上诉人大红人批发部支付货款482000万，上诉人高全录与被上诉人大红人批发部结算货款的方式有银行转账，微信，现金支付等方式，现仅银行转账就远远大于其伪造的货单金额，上诉人高全录的经营与被上诉人朱兴伟经营独立，朱兴伟欠款行为与上诉人高全录无关。本案，被上诉人大红人批发部妄图用上诉人与其之间的交易，将被上诉人朱兴伟之债通过伪造证据的方式转移给上诉人高全录，其行为已经触犯刑法。四、本案被上诉人大红人批发部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严重侵害上诉人高全录合法权益，涉嫌虚假诉讼罪，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查机关查处。被上诉人大红人批发部伪造证据“与此帐为高全录共同欠款”的事实及伪造货单的行为，通过上诉人高全录与被上诉人大红人批发部批发部存在货物买卖关系的事实，捏造被上诉人朱兴伟与上诉人高全录合伙经营，企图将被上诉人朱兴伟之债转移至上诉人高全录承担，其行为已经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7条规定，涉嫌虚假诉讼罪。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民事纠纷案件中涉及刑事犯罪若干程序问题的处理意见》规定，正在审理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发现案件的全部或部分事实涉嫌刑事犯罪的，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五、本案一审诉讼程序被上诉人大红人批发部代理人身份不符合法律规定，系程序违法。本案一审被上诉人大红人批发部委托代理人为张严，身份为员工；但在被上诉人提供的（2018）辽0103民初5515号民事判决书中委托代理人依然是张严，身份依旧是员工，我国不存在双重劳动关系，因此，上诉人高全录有合理理由怀疑一审委托代理人身份不适格，一审诉讼程序违法。综上，请求法院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大红人批发部辩称，答辩人一直以来都是与高全录有较为稳定的货物买卖关系，因答辩人主营业务还是以批发为主，而拿货时经常有赊账存在，因此为了回款有保障，合作的客户均为有一定商业信誉的老客户。答辩人认识朱兴伟是因为高全录将其带来说是跟他一起合伙做生意的，因二人共同来拿货次数多了，答辩人根据商业习惯相信二人确实是合伙共同经营，但答辩人始终是基于高全录本人的商业信誉在与其二人合作，付款也都是由高全录向答辩人付款。2017年由于高全录所欠货款过多而长时间不付款，因此答辩人不得不让高全录出具一张所欠货款的欠条，答辩人本意是要求高全录签字，但因高全录人在外地授权朱兴伟来签欠条，朱兴伟当场给高全录打了电话，高全录说他和朱兴伟谁签都一样，基于其二人是共同经营的关系，答辩人相信了高全录的说辞，让朱兴伟在欠条上签了字。由于该笔欠款一直未还，因此后续高全录与朱兴伟向答辩人的拿货，答辩人也要求其出具了一份书面的对账单，所以有了第二份《和朱兴伟的往来账》。两份证据所记载的全部金额均为高全录和朱兴伟共同欠付答辩人的货款。至于提货后二人如何分配货物、如何经营与答辩人无关，所欠答辩人的货款二人应承担连带责任。二、根据一审时提供的（2018）辽0103民初5515号已生效的民事判决书也可以证明高全录与朱兴伟与其他经营者也以此种方式进行提货和结算，从而证明案涉欠付款项高全录与朱兴伟应承担连带责任。据答辩人向另案的原告了解，虽然另一案件庭审时高全录与朱兴伟没有参加诉讼，但在本案一审时高全录参加了庭审，法官在庭审时向高全录宣读了另案判决书的内容，当时另案并未过上诉期，高全录却未提起上诉，证明高全录认可了另案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结果。因此另案判决确认的事实是符合真实情况的，据该判决可以看出同样仅有朱兴伟签字的欠条，却由高全录一直在还款，并且还款计划还写明2018年1月开始每个月还壹万正，可以证明截至2018年高全录依然与朱兴伟存在连带的还款义务。因此高全录所述本案的案涉债务与其无关是不符合事实情况的。三、答辩人不存在篡改《和朱兴伟往来账》的行为，该份材料内容是由朱兴伟签字认可真实有效的。该份材料上涂抹的部分并不影响对材料实际所体现的内容的认定，排除全部涂抹内容依然可以看出欠款的金额和时间，因此并不存在答辩人篡改的行为。同时结合朱兴伟签字认可的“2017年7月23日账与此账为高全录共同欠货款”内容也可以证明高全录与朱兴伟存在连带还款义务的事实。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请求，依法维持原判。朱兴伟未发表答辩意见。大红人批发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两被告返还拖欠鞋款51.9万元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支付欠款利息，直至两被告付清全部欠款为止；2.判令两被告对该欠款承担连带责任；3.一切诉讼费用均由被两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原告的经营者王运与被告高全录、朱兴伟存在多年的买卖货物关系，原告经营者王运向被告提供货物（鞋类），但被告高全录、朱兴伟未结清全部货款。2017年7月23日，被告朱兴伟签字的《欠条》载明“叁拾玖万叁仟元整…”，2018年3月13日《和朱兴伟往来账》，记载被告朱兴伟欠原告96000元，注明7月23日账为高全录共同欠货款。被告朱兴伟在欠款人处签字按手印。被告朱兴伟欠原告货款共计486000元。庭审中，原告出具了被告高全录签字的进货单数十张，进货单日期均在上述欠条及往来账之前。另查明，一审法院生效的（2018）辽0103民初5515号判决确认，二被告在上述市场与其他经营者，以同样方式进行买卖鞋类。另查明，本案受理后，原告向法院提出保全申请，请求冻结被申请人高全录银行存款519000元。2018年8月23日，一审法院做出（2018）辽0103民初5514号民事裁定书冻结被申请人高全录银行存款519000元，或查封同等值财产。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被告朱兴伟经合法传唤，未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一审法院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对案件事实予以认定。本案争议的被告高全录是否对原告主张的货款承担共同给付义务，因原告提供的被告朱兴伟签字的欠条、书写的与高全录共同欠款、高全录签字的订货单及生效判决确认二被告以同样方式与其他经营者结算，故认定原告与二被告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严格遵守约定的义务。原告按照口头约定向二被告提供货物，二被告应依约支付货款；关于原告主张的给付货款的数额，原告仅提供了往来账及《欠条》，两项合计489000元，超出部分，因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告高全录否认，故对原告主张的超过部分，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故酌情认定被告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支付原告利息（自原告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关于被告高全录抗辩其没有收到原告的货物，已结清全部货款的理由，因被告高全录在进货单上签字确认，故可认定被告高全录接收了原告提供的货物，且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结清原告提供进货单中的货款，故对被告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高全录、朱兴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中国鞋城大红人鞋类批发部货款489000元；二、被告高全录、朱兴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中国鞋城大红人鞋类批发部货款489000元的利息（自起诉之日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990元，原告中国鞋城大红人鞋类批发部负担400元，剩余受理费8590、保全费3115元、公告费800元，由被告高全录、朱兴伟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高全录提供了新证据：证据一、承诺书2份、视频2份，证明：1、涉案的《欠条》及《和朱兴伟往来帐》系朱兴伟个人欠款，与上诉人高全录无关；2、《和朱兴伟往来帐》系伪造证据，其中“与此帐为高全录共同欠货款”字样系上诉人大红人批发部伪造；3、上诉人高全录与被上诉人朱兴伟不具有共同经营的事实，双方各自经营，仅存在租赁关系；4、上诉人新证据足以推翻（2018）辽0103民初5515号民事案件所认定的事实，且系缺席判决、公告送达的，上诉人高全录未经答辩质证，因此，不应将（2018）辽0103民初5515号民事案件作为认定本案的依据。证据二、房屋租赁合同、高全录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朱兴伟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朱兴伟税务登记证，证明：被上诉人朱兴伟与上诉人高全录为房屋租赁关系，双方均是个体工商户，均经营鞋类生意，独立经营。证据三、上诉人高全录2018年12月20日拍照照片，证明：1、2018年12月20日，上诉人高全录到沈河区法院拍取的《和朱兴伟往来帐》的证据没有“与此帐为高全录共同欠货款”的字样，但庭审中被上诉人大红人批发部提供的证据原件有此字样，说明被上诉人大红人批发部伪造证据，捏造事实，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2、上诉人高全录拍取的货单照片与一审案卷中55-112页照片一致，证明上诉人提供照片证据的真实性，同时，该两组证据与被上诉人大红人批发部提供的证据原件相比，案卷卷宗复印件没有高全录签名，原件有高全录签名，伪造签名及日期的货单共计9张，涉及的货款额为56010元；原件、复印件有“高全录”字样，但系伪造高全录签名的货单共计24张，涉及的货款额为65400元；没有高全录签名，伪造日期涉及的货单共计11张，货款额为22300元；高全录签名，伪造日期的货单共计15张，货款额为43575元；上述金额合计187285元，明显与被上诉人大红人批发部主张的欠款数额51.9万元相差悬殊。被上诉人大红人批发部对大部分证据进行了涂改，擅自添加日期，伪造高全录签名，被上诉人对证据的捏造及涂改行为已经触犯刑法，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证据四、银行账单明细，证明：上诉人高全录在被上诉人大红人批发部主张货款期间通过转账方式支付的货款金额已达482000元（具体明细为2016.6.29、三笔50000元，共150000元；2016.7.30、150000元，2016.12.22、30000元，2017.2.27、50000元，2017.3.2、12000元，2017.3.25、30000元，2017.4.22、30000元款，2017.3.23、30000），远远大于其提供的货单金额187285元，且提供的货单存在大量伪造签名的证据，上诉人高全录不存在拖欠被上诉人大红人批发部货款的事实。大红人批发部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证言的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朱兴伟本人在依法传唤后并未到庭开庭，视为放弃到庭陈述的权利，因此此份证据的内容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于（2018）辽0103民初5515号判决，已进入执行阶段，并且在上诉期内上诉人是自愿放弃上诉权利的，对该份生效判决，可以作为本案的参考依据。对证据二、该组证据并非新证据，对房屋租赁合同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上诉人和朱兴伟为个体工商户并不影响其二人实际经营时共同经营的事实，同时双方共用同一档口，也无法分清是否共同经营。对证据三、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系对卷宗拍摄的照片，若需调取原审卷宗中的材料须加盖法院骑缝章方可证明真实性，对于上诉人将照片打印的方式不具有真实性，同时也无法体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证据四、真实性没有异议。上诉人从我方拿货共计140余万元，双方于2017年7月对往来货物账款进行对账，因此才有2017年7月27日朱兴伟代上诉人所签的欠条，我方承认上诉人曾对被上诉人有过还款的行为，但是其所还款项仍然有欠付的情况，因此该份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不存在拖欠货款的事实。大红人批发部二审提供丹阳市蓝珊皮鞋厂证明一份、增值税发票、鞍山市录乐商贸有限公司工商信息，证明：上诉人从我方拿货共计140余万元，因上诉人从我方拿取上述金额的货物，因此厂商才会为上诉人开据相应金额的增值税发票。开据增值税发票的鞍山市录乐商贸有限公司现经营人是上诉人的配偶，原经营人是上诉人，其实际控制人是上诉人。高全录质证意见：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该组证据显示的主体为鞍山市录乐商贸有限公司、丹阳市蓝珊皮鞋厂均不是本案当事人，与本案无关。本案纠纷是朱兴伟、上诉人以及被上诉人三者之间的纠纷，其中上诉人在此期间的经营身份为沈阳润达鞋业广场法茵霓鞋类批发部，朱兴伟的经营身份为沈阳国际鞋城朱兴伟鞋类批发部，中国鞋城大红人鞋类批发部的经营者为王运，该纠纷是上述三者之间的纠纷，与其他主体无关，我方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经审查当事人一、二审举证，对案争高全录是否应对大红人批发部主张的货款承担共同给付义务涉及相关事实，本院认为，大红人批发部针对诉讼主张提供的《和朱兴伟往来账》（对账单）已明确载明和反映出的是朱兴伟与大红人批发部间发生往来和对账，也明确为“朱”欠款，大红人批发部也承认“与此帐为高全录共同欠货款”由其添加；大红人批发部提供的《欠条》也只是由朱兴伟一人签字，并未提及朱兴伟与高全录二人共同欠款。再结合高全录二审提供未添加“与此帐为高全录共同欠货款”内容的对账单和没有高全录签字的送货单，并说明为在一审期间拍照取得，大红人批发部对在以上证据上存在添加内容和高全录签字情况也予以承认，故此本院认为一审认定的部分案件事实缺乏客观性，本院认定如下：大红人批发部与朱兴伟存在多年的买卖货物关系，由大红人批发部向朱兴伟提供货物（鞋类），但朱兴伟未结清全部货款。2017年7月23日，朱兴伟为大红人批发部出具《欠条》，确认拖欠货款393000元，2018年3月13日双方对账形成《和朱兴伟往来账》，确认朱兴伟另拖欠货款96000元，大红人批发部在该对账单上添加“2017年7月23日账与此账为高全录共同欠货款”。本院认为，本院二审只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和法律适用进行审理。朱兴伟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放弃举证答辩质证权利，根据大红人批发部举证可以认定朱兴伟与大红人批发部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应依据朱兴伟为大红人批发部出具的欠条和对账单认定朱兴伟欠付货款数额，一审判决朱兴伟承担给付责任，并无不当。本案焦点问题为对以上欠付货款高全录是否应与朱兴伟承担共同给付责任。根据民事诉讼的举证规则，当事人应针对主张进行举证，如举证不能将承担不利法律后果。本案中，大红人批发部举证涉及涂改证据在证据上添加对己方有利内容，其所添加高全录与朱兴伟承担共同给付责任，不具有法律效力。大红人批发部所举送货单证据亦存在自行添加高全录签字和日期情况，结合高全录主张其单独与大红人批发部间存在买卖业务，并提供了超过大红人批发部所提供供货单数额的付款证据，也不能据此认定高全录个人欠付大红人批发部货款。关于能否依据大红人批发部提供的另案其他债权人诉请高全录和朱兴伟共同偿还债务的生效判决裁判本案问题。本院认为，大红人批发部提供的一审法院（2018）辽0103民初5515号民事案件与本案缺乏直接关联性，该案中高全录和朱兴伟均未到庭参加诉讼，该案为缺席审理判决，该案生效判决也未认定高全录与朱兴伟为合伙关系或高全录应对朱兴伟欠付所有债务承担担保责任。且在本案审理中高全录已说明其与大红人批发部存在单独的买卖合同关系，并提供相关付款记录，主张其并不拖欠大红人批发部货款，故并不能依据该生效判决裁判本案。综上所述，大红人批发部未能举证证明高全录应与朱兴伟承担本案债务的共同给付责任，一审判决高全录承担民事责任错误。高全录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8）辽0103民初551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变更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8）辽0103民初551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朱兴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中国鞋城大红人鞋类批发部货款489000元；三、变更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8）辽0103民初551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朱兴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中国鞋城大红人鞋类批发部货款489000元的利息（自起诉之日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四、驳回中国鞋城大红人鞋类批发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990元，由中国鞋城大红人鞋类批发部负担400元，剩余一审受理费8590、保全费3115元、公告费800元，由朱兴伟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990元，由中国鞋城大红人鞋类批发部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伟审判员 张维佳审判员 李 涛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法官助理强文清书记员白欣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