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082民初1217号 原告：董春解，女，汉族，1986年4月6日生，住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 原告：董春丽，女，汉族，1979年6月15日生，住址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县。 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樊丽婷，山东成山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周进军，男，汉族，1970年12月16日生，住荣成市（荣成市领鲜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委托诉讼代理人：安玉滨，北京市京师（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董春丽、董春解与被告周进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樊丽婷、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安玉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董春丽、董春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货款7948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二原告之父董某多年从事鱼货买卖业务，期间被告分多次从其父处购买鱼货。2016年3月17日，董某去世。2016年4月27日，二原告向被告主张涉案债权，被告对欠款79480元无异议，但一直拖欠未付。原告认为，二原告作为董某的法定继承人，有权要求被告清偿欠款。 周进军辩称，1、从程序上看，被告经营荣成市日浩鱼粉厂，涉案鱼货也用于鱼粉厂加工，故原告起诉的被告主体不适格。2、从实体法律关系看，本案鱼货均由案外人马某负责运送，多年来被告也是与马某进行结算，从未有过纠纷，双方形成了较为固定的交易习惯，故被告有理由认为马某是买卖合同的相对人，有权收取涉案鱼货款。事实是，被告已经在2018年2月7日、2月13日汇款80800元给马某，涉案债务因履行而消灭，被告不应再承担付款义务。即便原告认为马某没有收取货款的权利，对被告而言，马某的行为也构成表见代理，被告向其付款也产生债务消灭的法律后果。3、关于诉讼时效，原告自认2016年4月27日向被告主张权利，至原告起诉之日，原告的起诉已经超出诉讼时效，其胜诉权已经消灭。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董某系二原告之父，于2016年3月17日病故。二原告系董某法定继承人。被告通过案外人马某多次购买鱼货，至2016年4月27日原告与被告通电话索要鱼货款时，被告确认尚欠79480元未付。2018年2月7日、2月13日，被告分两次将欠款79480元、利息1320元支付给了马某。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证据一、2016年4月27日录音资料一份，主张被告与董某之间存在鱼货买卖关系。被告质证后提出异议，认为：1、被告一直与马某开展业务，款项也是同马某结算，被告一直认为马某系卖方，即便如原告所言是管账人员，其权限也当然包括收取鱼货款；2、对录音中原告董春丽问被告“这个钱确定是欠我爹的钱，但是小马大姨是替他管账是吧”，回答的那声“嗯”只表示被告知道了的意思，不表示对问话内容的肯定。该录音中关于被告确认欠鱼货款79480元及马某是董某管账人员部分，本院予以确认。 证据二、（2018）鲁10民终1555号判决书一份，主张马某自认从未做过鱼货买卖生意，仅负责为董某运送鱼货，该案的证人证言亦证实了上述情况，因此涉案鱼货的所有人应为董某而非马某，而被告向马某的支付行为属于不当给付，不能免除被告向原告付款的义务。被告对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尽管马某自己没有收购鱼货，并不影响其以自己名义销售董某的鱼货，也不影响其与被告所经营鱼粉厂进行鱼货买卖的交货、协商、收款等事务。该判决书中关于马某提交的董某银行账户交易记录，足以证明马某确实为原告父亲办理过收付货款事务。退一步讲，即使被告应付货款属于原告父亲所有，通过多年的交易习惯，被告经营的鱼粉厂也有理由认为，马某有权收取或者代表原告父亲收取货款，也就是表见代理权。该判决书是生效法律文书，可以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予以采纳。 证据三、荣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荣成市日浩鱼粉厂档案一份，其中2015年7月21日的转让协议书记载：被告周进军将其对荣成市日浩鱼粉厂投资的30万元全部转让给姜新鹏，“第三条转让的效力”载明“…转让前荣成市日浩鱼粉厂债务由原投资人承担无限责任”。主张根据该协议书，被告周进军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还款责任，被告是适格的诉讼主体。被告则认为该协议不具有公式性，不能作为原告其反驳主体的依据。该档案来源合法，证据形式齐备，本院予以采纳。 被告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提交证据一、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一份，主张被告已经付给马某80800元，涉案债务因履行而消灭，原告无权再向被告主张债权。被告解释之所以汇款人是被告的妻子唐飞艳，是因为被告的妻子系被告经营的荣成市日浩鱼粉厂财务人员，单位借用财务人员账号对外付款是社会上很正常的事。但被告未能提供该鱼粉厂的相关账目予以佐证。原告质证后，认为该汇款发生在董某去世之后，期间是否还有别的交易并不确定，且该凭证可以证实被告与证人丈夫庄振顶有其他经济往来，因此不能充分证实被告的该项主张。对该证据显示被告向马某汇款80800元的事实，予以认定。 证据二、（2016）鲁1082民初5829号判决书一份，称马某经手卖给案外人玄卫东鱼货，玄卫东主张鱼货款应支付给董某，但本案原告认可将欠款中的一半支付给马某，说明董某与马某之间存在合作关系，马某经手对外出卖的鱼货款并不全部都应支付给董某。原告质证后，对被告的证明目的提出异议，认为该证据再次显示马某没有经营过鱼货买卖生意，马某仅仅是替董某管理账目的人员，该案马某享有的债权源于董某授意的债权转让，因此该判决并不能证实被告的上述主张。该判决虽系生效判决，但判决书并未确定马某系该案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且该判决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性，不予采纳。 证据三、提供证人马某到庭作证，证人称与董某系合作关系，感情胜过父女关系。董某是“船代理”负责联系渔船提供鱼货，证人负责销售等所有后续工作，包括联系客户、销售、运送鱼货等，也向部分客户收取货款，还负责合作项目记账。2015年下半年，董某患病期间，原告方与董某、证人三人协定：董某欠证人合作款124万余元，其中93万余元的外欠款分给证人，董某还欠原告31万元。其中被告欠的鱼货款79480元分给了证人，董某也电话告知了被告，让被告将款支付给证人。后被告在2018年2月7日、2月13日分两次将欠款79480元、利息1320元支付给了证人，之所以有利息是因为被告想多付点，证人同意图个吉利凑80800元。至此被告与董某之间的鱼货款全部结清。证人解释（2018）鲁10民终1555号判决书中自称“从未做过鱼货买卖生意”，是指其和渔船方面没有发生过直接鱼货买卖关系，只负责运输。对为何被告付款给证人而不是向董某支付的问题，证人称与被告有多年交易往来，被告一直按其指示支付货款。被告在发生纠纷前从未与董某之间通过电话，只知道证人与董某合作，也知道董某除了联系渔船外其他事情都不管。原告质证后提出异议，不认可证人与董某之间的合作关系，也不认可证人有权收取货款。对证人自认收取被告鱼货款80800元的陈述，予以确认。对其陈述的其他合作事项及协议分割债权债务、涉案债权转让等内容，无其他证据证实，不予认定。 证据四、荣成市日浩鱼粉厂记账凭证一宗，其中帐目摘要上记载“董某、小马鱼款”，汇款给董某账户的中国农业银行小票三张上书写“董某、预付鱼款、付鱼款”字样。称上述鱼款中包含了应支付给马某的运费，该运费与鱼货款构成混合债权，作为马某有权收取其运费，故被告支付给马某80800元也是应该的。原告质证后，认为该证据是被告单方制作并提供，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对银行小票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记账凭证可以证明被告其实明知鱼货主为董某。涉案荣成市日浩鱼粉厂记账凭证中的银行小票三张，客观真实，可以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 原告为反驳证人马某关于董某与其协议分割合作款项的证言，提供了中国农业银行个人业务凭证三张、个人明细对账单及2016年4月22日挂失申请业务凭证各一份，主张证人夫妇在董某生病期间私自转移董某银行卡中存款1757980元，即便双方存在分割协议，证人自称的所有合伙债务已经得到了清偿，不再存在包括本案在内的欠款求偿权。被告质证后，对该证据真实性提出异议，并认为董某生病期间的转账当然属于董某的授权行为，且该证据可以证实董某与证人夫妻之间本身就存在非鱼货买卖的经济往来。原告提交的该部分证据，与本案并无实际关联，本院不予采纳。 对证人与董某是否是合作关系、分工及协议分割合作款部分，原被告及证人均无证据证实。原被告及证人均认可董某系“船代理”，负责联系渔船提供鱼货。 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提交的两份判决书内容及被告提供的荣成市日浩鱼粉厂记账凭证，可以证实马某不是鱼货买卖合同关系的直接买卖主体，原被告及证人均认可董某负责联系渔船提供鱼货来源，因此涉案鱼货的卖方应确定为董某。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被告主体是否适格；2、被告将款支付给马某是否构成涉案债务清偿；3、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被告主体是否适格问题。被告主张被告主体不适格，应由荣成市日浩鱼粉厂承担付款责任，称被告购买行为均为职务行为，所购鱼货都供给了荣成市日浩鱼粉厂，也提交了记账凭证佐证。但原告提供的荣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荣成市日浩鱼粉厂档案可以反驳被告的主张，故被告的该项主张，理由不当，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将款支付给马某是否构成涉案债务清偿的问题。1、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即便被告与董某之间存在一定的交易习惯，在董某去世后，其继承人通过电话向被告主张权利后，被告即应知情，明白货款应当且只能向二原告支付，此后被告执意向马某付款，即不存在主观善意，构成不当支付，因此不能产生涉案债务清偿的法律后果。虽然董某在世时给予了马某一定的授权，其死后其继承人因继承概括承受了涉案债权权利，债权主体发生了转移，原告成为当然的债权人。原告通过电话向被告主张了权利，在此时间节点后，马某无原告的授权不再具有表见代理的权利外观，被告坚持付款给马某的行为也属于不当给付，不产生涉案债务清偿的法律效果。证人虽然称被告付款80800元即是清偿涉案债务，但证人与被告本身亦有经济往来，存在利益关系，故该部分证人证言可信度不高，解释的理由略显牵强，不予采纳。 2、被告虽然主张鱼货款与运费存在混同，马某有权收取其运费。但被告提供的全部记账凭证中并未有关于单独计算运费的记载，而是全部标明为“付鱼款或预付鱼款”，且双方也没有单独结算运费的交易习惯，均与被告该项主张的事实不符。另外，被告主张马某与被告约定运费包含在鱼货款中是社会通行做法，被告未提供证据证实。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被告所称运费应在董某与马某之间结算，被告将鱼货款付给董某即可，不需被告单独向马某支付运费。故被告该主张，理由不当，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二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后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且原告主张同被告通电话催要过，因此原告的起诉未超出诉讼时效。 综上所述，原告作为董某遗产合法继承人，依法享有涉案债权权利，其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辩称，理由不当，本院不予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周进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给原告董春丽、董春解鱼货款79480元。 如果未能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94元（系减半收取），由被告周进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于立明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 书记员  连枝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