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03民初4555号原告（反诉被告）：吴伯兴，男，1952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原告（反诉被告）：吴伯隆，男，1955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原告（反诉被告）：吴莉莉，女，1960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原告（反诉被告）：吴伯宏，男，1963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原告（反诉被告）吴伯兴、吴伯隆、吴莉莉、吴伯宏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钜、金贵，温州市东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反诉原告）：吴锡芳，男，1942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龙湾区。被告（反诉原告）吴锡芳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鹏鹏、林震宇，浙江泽商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吴锡棻，男，1936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少平，男，1962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第三人：吴抗胜，男，1945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龙湾区。第三人：吴阿飞，女，1938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原告吴伯兴、吴伯隆、吴莉莉、吴伯宏与被告吴锡芳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25日立案，即（2017）浙0303民初5195号案。审理中，吴锡棻、吴抗胜作为原告，以吴锡芳为被告，另案提起诉讼，即（2017）浙0303民初5937号案。经查，吴锡棻、吴抗胜实质上是认为其对本案原、被告的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属于本案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故本院于2017年11月14日裁定（2017）浙0303民初5937号案并入（2017）浙0303民初5195号案审理。审理中，被告吴锡芳于2018年3月27日提出反诉，本院受理后，与本诉合并审理。本院于2018年12月21日作出（2017）浙0303民初5195号民事判决，被告吴锡芳不服，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9日作出（2019）浙03民终1876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2017）浙0303民初5195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7月9日立案受理，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本院依法追加了第三人吴阿飞参加诉讼。在庭前证据交换程序中，原告吴伯宏、吴伯隆及原告吴伯兴、吴伯隆、吴莉莉、吴伯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钜、被告吴锡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鹏鹏、第三人吴抗胜、第三人吴锡棻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少平、第三人吴阿飞到庭参加诉讼。在庭审中，原告吴伯宏、吴伯隆及原告吴伯兴、吴伯隆、吴莉莉、吴伯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钜、被告吴锡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鹏鹏、第三人吴抗胜、第三人吴锡棻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少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反诉被告）吴伯兴、吴伯隆、吴莉莉、吴伯宏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返还四原告房屋拆迁补偿款739390.7元及赔偿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庭审中，原告对于诉讼请求第一项中的拆迁补偿款本金要求按（2017）浙0303民初5195号民事判决确认的670122元计算。事实与理由：四原告父母拥有坐落于温州市龙湾区一处房产（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占地面积43.92平方米。1984年，因全家搬迁至温州市鹿城区居住，涉案房屋一直闲置。1986年7月4日，原告父亲亡故。1995年，被告因生产需要，将原告母亲借给被告使用的涉案房屋拆除重建，并在原告母亲及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办理了涉案房屋的土地登记手续。2009年，原告发现后，要求被告将涉案房屋的土地过户到原告名下，被告承认相关事实，但因当时政策原因不能办理过户手续，原、被告经协商于2010年1月20日签署《房屋产权确认及分割协议书》（以下简称：《2010协议》），后又于2013年6月4日在永中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及新联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再次签署《房屋产权确认及分割协议书》（以下简称：《2013协议》），确认了相关事实和将来拆迁补偿分割方案，并同意拆迁前由被告无偿使用等。2014年7月8日，原告母亲亡故。2016年9月20日，被告就涉案房屋与温州市龙湾区永中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拆迁办）签署《住宅用房货币补偿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协议》），确定补偿款935747元；2017年1月17日，补偿款进一步确定为938015元。然而，被告在获得该补偿款后，拒不返还属于原告部分，损害了原告合法权益。原告为此起诉。被告（反诉原告）吴锡芳辩称：一、关于身份关系。各方系堂兄弟姐妹关系，其中被告与两第三人为二房，父亲吴铸铎（又名：吴鹏）；四原告为四房，父亲吴绍枢（又名：吴千里）。二、关于涉案房屋。原、被告的奶奶系地主，所有祖产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已上交国家。1953年新联村（原共和乡）按实际居住当地人口进行了重新分配，将甲里2357-9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分配给被告一家，由于被告父亲吴鹏已去世，故登记在长兄吴锡棻为户主的一户居住使用，按在家人口数5人（包括被告的母亲、兄弟3人、姐妹1人）分配土地。后一家内部分家析产，确认诉争的43.9平方米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属于被告所有，故被告已于1953年的土改中获得该土地使用权。第三人吴锡棻、吴抗胜均在外地，涉案房屋一直由被告吴锡芳使用，但所有权属于二房，二房兄弟之间尚未分家。2.原告父亲吴千里是医生，母亲余福珍是纺织厂职工，解放后在温州市区居住，一家户粮均在五马街41弄5号，均为城镇户口，无法参与1953年农村土改，不可能分得农村集体土地。1963年，因祖辈地主身份，原告全家被下放到新联村。因无房居住，被告出于好心将涉案房屋借给原告一家居住。3.1984年，原告一家从涉案房屋内搬出，涉案房屋返还给被告使用。1988年，被告在涉案房屋内办厂。1994年，涉案房屋因17号台风倒塌，被告出资重建，建成一层砖混结构房屋。4.1995年，涉案房屋所在的土地使用权初始登记在被告名下，性质为集体土地，土地面积43.92平方米。三、《2010协议》和《2013协议》系原告欺诈行为所致，并非被告真实意思，且被告没有赠予涉案土地及地上建筑给原告一家的意思表示。2010年1月20日，原告吴伯兴、吴伯宏告诉被告，欲将户籍迁入新联村，以便更好地享受农村村民福利及方便办理产权证，但当时户口从城镇迁入农村，须在农村有具有合法集体土地使用权证的房屋，故被告念及堂兄弟关系，有了《2010协议》。2013年6月4日，原告吴伯兴、吴伯宏又找到被告，谎称为了保住的违章建筑，只要吴伯兴在村里有合法产权的房屋，该违章建筑可以加倍赔偿，故恳求被告到记不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及新联村调解委员会再次签署了《2013协议》。上述协议书内容失实，1963年8月29日，原告一家下放回新联村，被告将自己44平方米的房屋借给原告一家居住至1984年原告一家搬回温州市鹿城区，故并非协议中所称该房一直由原告一家居住并拥有。被告从1988年7月11日起在涉案房屋上开办温州市龙湾华东工矿机械厂，故非协议中所称1995年被告以建生产车间所需为由要求其婶婶将该房子给被告拆迁重建。1995年重建因为矮屋倒塌不得已。四、关于拆迁补偿。2016年9月，被告与拆迁办签订《补偿协议》，补偿款已领取，该款属于二房即被告与两第三人，与四房即四原告无关。综上，应驳回原告诉请。被告（反诉原告）吴锡芳提出反诉请求：一、撤销《2010协议》和《2013协议》；二、本案诉讼费由反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0年1月20日，反诉被告吴伯兴与吴伯宏找到反诉原告，称吴伯兴欲将其户籍迁入永中街道新联村，以便享受农村村民福利与买地建房。因当时政策规定户籍从城镇迁入农村，须在农村拥有合法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房屋，故反诉被告恳求反诉原告签订《2010协议》，反诉原告念及堂兄弟身份及平时关系很好，予以签字。2013年6月4日，反诉被告吴伯兴与吴伯宏又找到反诉原告，谎称为保住的违章建筑（2011年后建造，建筑面积291.07平方米），只要证明吴伯兴在村里有合法产权的房屋，该违章建筑就可按合法建筑赔偿，但需要到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反诉原告再次签署《2013协议》，内容与《2010协议》完全相同。反诉原告认为，反诉被告以欺诈手段让反诉原告签署两份协议书，该两份协议书并非反诉原告真实意思表示，且严重损害反诉原告的合法利益，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应当予以撤销。原告（反诉被告）吴伯兴、吴伯隆、吴莉莉、吴伯宏四被告针对反诉辩称：《2010协议》的背景是吴伯兴发现涉案房屋登记错误，双方经协商签署，协议书将此背景写得很清楚。《2013协议》的背景是涉案房屋相邻的另一处19.13平方米房屋（以下简称：19.13平方米房屋）要办到吴伯兴名下，吴锡芳作为名义四邻不愿签署四邻证明，吴伯宏持《2010协议》表示自己是真实四邻，但登记部门提出《2010协议》是私下签订，需要人民调解委员会盖章才行，故双方又到人民调解委员会再次签署。综上，反诉原告所谓的欺诈并不存在，《2010协议》与《2013协议》不存在可撤销情形，应驳回反诉请求。第三人吴锡棻、吴抗胜提出诉讼请求：判决被告支付两第三人房屋拆迁补偿款316224元。事实与理由：涉案房屋原为一层砖木结构房屋，面积43.92平方米，建于解放前，系两第三人与被告父亲吴鹏遗留财产。1953年土改时，涉案房屋所在土地登记在第三人吴锡棻名下。1995年，被告将涉案房屋重建为一层混合结构房屋，并办理了土地证，登记在被告名下，但未告知在外地的两第三人。现涉案房屋拆迁，两第三人发现涉案房屋的土地登记在被告名下。2016年8月3日，三兄弟签订《协议书》（以下简称：《2016协议》），确认涉案房屋为三兄弟共有。因涉案房屋已经拆迁，补偿款已由被告领取，被告应支付给两第三人相应份额补偿款。对被告重建时超出原面积部分，第三人不主张权利；两第三人只主张原43.92平方米的三分之二，即43.92平方米×10800元/平方米÷3×2=316224元。审理中，第三人吴锡棻、吴抗胜述称：一、同意反诉原告意见。二、即使《2010协议》与《2013协议》不撤销，因两第三人是涉案房屋的共有人，而该两份协议书第三人均不知情，故被告擅自处分共有财产也应认定无效。三、关于19.13平方米房屋，实际属于吴锡棻所有，被吴伯兴非法登记，吴锡棻通过行政诉讼，最后和解解决。审理中，原告吴伯兴、吴伯隆、吴莉莉、吴伯宏补充称：一、各方身份关系属实。二、关于涉案房屋。1.涉案房屋原为一间一层木结构房屋。2.吴锡芳等人称解放前涉案房屋属于二房所有、解放后土改时登记在吴锡棻名下没有依据。3.解放后，涉案房屋原系新联村公社农具间。1963年，四房全家被下放到新联村，公社将涉案房屋分给四房全家居住。4.1984年，四房全家搬到温州市鹿城区居住，涉案房屋空置。5.1994年，涉案房屋在17号台风中倒塌。1995年，吴锡芳因办厂需要，向原告母亲借地建房，建了一间一层砖混结构房屋使用。三、关于《2010协议》与《2013协议》。吴锡芳所谓欺诈无任何依据，不可能三年欺骗两次，且《2013协议》还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签署。四、关于两第三人的诉请，其成立的基础是被告答辩主张成立，因被告答辩主张不成立，故两第三人不享有权利。五、关于拆迁补偿。经查，补偿款938015元，加上10%奖励（从拆迁办了解到，但无书面材料），最终拆迁补偿款应为1031816元。其中装潢、搬迁等补偿43185元，原告自愿不主张；属于原、被告共有的补偿款为988631元（指向建筑面积75.82平方米，其中6.02平方米为吴锡芳从他人处购买，与四原告无关），根据《2010协议》和《2013协议》，原告占有56.9平方米[43.92平方米+（75.82平方米-6.02平方米-43.92平方米）÷2]，根据上述比例计算，原告应得56.9平方米÷75.82平方米×988631元=741930元，该金额略多于诉请金额，但差距不大，故诉请金额不作变更。六、关于行政诉讼，已和解解决。审理中，被告吴锡芳补充称：一、关于涉案房屋。吴伯兴等人称其父母下放时新联村公社将涉案房屋分给其父母居住，没有任何依据，其父母在当年的多份报告中称没有住房。二、关于《2010协议》与《2013协议》。吴伯兴等人提出《2013协议》是因吴锡芳不愿就19.13平方米房屋签署四邻证明，但此讲法明显不合逻辑。若涉案房屋系吴伯兴等人所有，吴锡芳既然愿意签署《2010协议》，不可能不愿签署四邻证明。实际就是吴伯兴等人想避开吴锡芳，从而取得本属于第三人吴锡棻19.13平方米房屋。三、关于两第三人的主张。《2016协议》属实，就43.92平方米原涉案房屋，被告与两第三人三兄弟各三分之一无异议。四、关于拆迁补偿。1.原告主张的计算方式有误。已经领取的补偿款939015元，10%奖励存在但尚未领取。补偿款指向建筑面积75.82平方米，即使按两份协议书计算，原告也只有43.92平方米，补偿款比例只有43.92平方米÷75.82平方米。2.两第三人补偿款比例应为43.92平方米÷75.82平方米÷3×2，两第三人诉请金额316224元我方无异议。五、不论涉案房屋是被告一家的还是村里的农具房，经村里证明属于被告合法拥有及支配。原告凭借《2010协议》、《2013协议》认为属其一家所有，应当看被告在签订两份协议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如认为我方有权处分，则属赠予原告欺骗我方赠予，我方要求撤销赠与。退一步讲被告也不能处分第三人的份额。六、但我方未在2017年2月21日《证明》上签字，并未有人任何形式督促过我方履行协议，我方至原告起诉方知这个情况。审理中，第三人吴锡棻、吴抗胜补充称：一、关于涉案房屋。吴伯兴等人称其父母下放时新联村公社将涉案房屋分给其父母居住，没有任何依据。二、关于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涉及19.13平方米房屋被吴伯兴非法登记。一审吴锡棻诉国土局，判决驳回；上诉，二审认为诉国土局有误，撤销原判，裁定驳回。原告另案起诉区政府，因19.13平方米房屋总共补偿十九万余元，标的额不大，故和解结案，吴锡棻分十万，吴伯兴分九万。第三人吴阿飞述称：我的全部陈述、质证、答辩、辩论意见与第三人吴锡棻、吴抗胜均一致。但我不提出主张及举证，我对第三人吴抗胜、吴锡棻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吴锡棻、吴锡芳、吴巧胜、吴阿飞之父吴铸铎（又名：吴鹏）与吴伯兴、吴伯隆、吴莉莉、吴伯宏之父吴绍枢（又名：吴千里）系亲兄弟关系，吴铸铎排行第二（俗称：二房），吴绍枢排行第四（俗称：四房）。余福珍系吴千里之妻，吴伯兴、吴伯隆、吴莉莉、吴伯宏之母。涉案房屋坐落于温州市龙湾区，原为一层木结构房屋。解放后，吴千里一家在温州市区居住，户口亦在温州市区。1963年，吴千里一家因当时政策原因，被精简下放至近郊的新联村，户口亦迁移至新联村，并在涉案房屋内居住。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吴千里一家陆续到温州市区工作。1983年，吴千里一家经审批收回户粮、转为非农业人口、吃国家商品粮，户口迁回温州市区，并从涉案房屋内搬出。此后，涉案房屋由吴锡芳使用。1986年，吴千里去世。1992年地籍图显示涉案房屋所在地块在吴锡芳名下。1995年2月28日，吴锡芳申请土地登记，其提交的《土地登记申请书》载明“土地使用者吴锡芳，权属性质集体土地，土地坐落龙湾区，面积43.92平方米，土地用途住宅，申请登记的依据村证明一份，四至东至吴岩尧、南至吴巧胜、西至坦、北至路，备注古代老屋”等。1995年3月1日，登记机关进行了丈量。1995年3月2日，登记机关颁发龙集建（95）字第147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者吴锡芳，地址龙湾区，图号3092-578，地号050602088，用地面积43.92平方米，建筑占地43.92平方米，用途住宅，四至，东与吴岩尧、吴巧奶相邻，以柱中为界，南与吴巧胜房相邻，以自墙外侧为界，西与坦相邻，以自墙外侧为界，北与路相邻，以自墙外侧为界，备注已拆建”等。吴锡芳向相关部门交纳了确权手续费、地籍调查咨询费等。1995年，吴锡芳申请房屋拆建，其提交的《拆建审批表》载明“老屋座落地点甲里地方，原老屋占地面积43.92平方米，建筑面积43.92平方米，拆建后的新房占地50平方米，建筑面积50平方米，申请原拆原建详细理由因原古老矮屋被17号台风倒塌急需拆建，审批意见同意拆建”等。吴锡芳向相关部门缴纳了老屋扩建管理费、建房押金、城建费、配套费等。吴锡芳将涉案房屋拆建为混合结构房屋并占有使用。2010年1月20日，吴锡芳作为甲方代表，吴伯宏作为乙方代表，签署《2010协议》一份，载明“甲方：吴锡芳及家人；乙方：余福珍及其家人。该房屋坐落在龙湾区，以集体土地使用证的图号3092-578、地号050602088为准，用地面积43.9平方米。该房原来一直由乙方一家居并拥有，后来从1984年全家搬迁至温州后房子一直空着，直到1995年其侄子吴锡芳（甲方）以建生产车间所需为由，要求其婶婶将该房子给他（甲方）拆迁重建，当时口头是同意甲方拆倒重建，但决未同意卖给甲方，也未收甲方钱，最后在房子拆建同时办理了变更手续乙方也不知情。所以现在该房产拆建后的土地证户主（产权人）也就变成了吴锡芳，故造成了现在的情形。由于目前集体土地使用证房产不能过户，所有，现经双方友好协商约定一下条款，以资共同遵守：一、该房产先以甲方名义去政府有关部门办理房产证书，在政府政策允许过户的情况下，再办理过户手续给乙方。二、该房产原拆建面积为44平方米。甲方同意如数归还给乙方，但是其中新增面积及道坦面积（按政府部门实测为准），甲、乙双方平分（即各一半）。三、如果今后若干年内该房产仍未能办理过户手续，但正遇到政府部门拆迁，那么现产权人吴锡芳（甲方）应当按政府当时的理赔政策，按实际理赔的面积或金额如数无条件地归还原产权人余福珍及家人（即乙方）。期间若有问题，双方可随时加强沟通解决。四、乙方同意该房产让甲方继续无偿使用。该协议双方签字生效。甲方代表：吴锡芳，乙方代表：吴伯宏。补充：办理过程产生的费用按平方面积分担”等。2013年6月4日，吴锡芳作为甲方代表，吴伯宏作为乙方代表，又签署《2013协议》一份，所载内容与《2010协议》一致，并由温州市龙湾区永中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温州市龙湾区调解委员会盖章确认。2014年，余福珍去世。2016年9月20日，吴锡芳作为乙方，拆迁办作为甲方，双方签订《补偿协议》，载明“第一条，被补偿房屋基本情况。乙方房屋坐落于，总建筑面积75.82平方米。具体如下：1.合法房屋无。2.未登记房屋经认定视为合法房屋。认定单号11350，建筑面积69.8平方米，认定单号11351，建筑面积6.02平方米。3.乙方依法使用的土地证号，龙集建（95）字第147号……第五条，补偿金额合计935747元。第六条，乙方在2016年10月30日前搬迁腾空被补偿房屋”等。2017年1月17日，拆迁办出具的补偿款明细载明“姓名吴锡芳。视为合法建筑面积75.82平方米。基底面积增三计算75.82平方米×3-75.82平方米=151.64平方米。一、房屋价值519893元。二、装修价值14540元。三、附属物补偿10558元。四、固定设施搬迁补偿（水、电、有线电视、电话等）小计2268元。五、奖励。1.入户丈量调查评估奖励3000元。2.政策奖励534433元×15%=80165元。3.合法房屋基底增购面积货币补偿151.64平方米×1950元/平方米=295698元。4.清障费932元。5.家族作坊3000元。小计382795元。六、临时安置过渡费6824元。搬迁费1137元。总计938015元”等。吴锡芳自认该款已领取。上述事实，有当事人一致陈述、当事人共同签署的家族关系图、当事人共同签署的示意图及身份证、摘抄70年代常住居民内册、户口登记表、注销户口证明、户籍摘抄信息表、收回户粮人员批准书、处理精减下放户粮遗留问题审批表、城镇居民吃商品粮人口精减下放证明单、现在工作单位在职职工取证材料、1992年地籍图、《土地登记申请书》及附件、龙集建（95）字第147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拆建审批表》、发票与收款收据、《2010协议》、《2013协议》、《补偿协议》及补偿款明细单等证据在卷佐证。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作如下认定：一、被告提供了解放前民国25年地籍图、1953年《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拟证明涉案房屋在民国25年时登记在被告父亲吴铸铎名下，登记号为2357。1950年，我国实行土地改革，对土地重新分户清册。1953年新联村将2357分给长兄吴锡棻为户主的一家。第三人吴抗胜、吴锡棻提供了1953年《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含第二页），拟证明五十年代第三人吴锡棻代表二房分得三处房屋，分别为2321-C（0.08亩）、5695-B（0.06亩）、2357-9（0.13亩）。四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民国25年编号2357地块与涉案房屋的关联性无法反映，即使当时登记在吴铸铎名下，也应代表全家而不仅为二房的。《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无法反映涉案房屋分到吴锡棻名下。2321-C标注地目为“什，坦”，并非“宅”，面积0.08亩折算为50余平方米，与涉案房屋不一致，2357-9虽标注地目为“宅”，但面积0.13亩折算为80余平方米，与涉案房屋也不一致。被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无异议，认为解放前编号2357是整个大院九间的一半和后面五间的一半，都归吴铸铎，解放后土改被政府收走，五十年代分配。第三人吴抗胜、吴锡棻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本院审查认为，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各方没有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各方争议在于涉案房屋是否包含于2357地块中及1953年《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中。就此本院认为，首先，地籍图上编号2357号的地块是否包含涉案房屋反映并不清晰，且即使涉案房屋包含在解放前民国25年地籍图中编号2357号的地块内，被告亦确认解放后土改时已被政府收走，第三人吴抗胜、吴锡棻在庭审中也确认在解放后全部房屋一并已被收走，故并不能就地籍图来确认涉案房屋是否重新分配给二房所有。其次，就1953年《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上登记在吴锡棻名下的三处地块的指向，被告及第三人吴抗胜、吴锡棻分别作了几次不同陈述，分别为：1.共同陈述编号2321-C地块与本案无关，编号5695-B地块即19.13平方米，编号2357-9地块即涉案房屋，涉案房屋折算80余平方米，应该是包括道坦；2.共同陈述编号2357-9地块面积折算为80余平方米，包括涉案房屋43.92平方米、19.13平方米房屋、第三人吴抗胜的30余平方米（两层楼70余平方米，算一层占地）共三处；3.第三人吴锡棻之子、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少平最先陈述2321-C地块即涉案房屋。因此，被告及第三人关于1953年《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上哪一编号对应或指向涉案房屋的最初陈述并不一致，此后在原告对地目、面积与涉案房屋的关联性提出质疑时，又对于编号2357-9地块仅对应涉案房屋还是对应三处房屋前后陈述不一致。本院认为，被告及第三人对于1953年《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中具体如何包含有涉案房屋认识并不清晰，且在《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书面记载并不明确、清晰的情况下，根据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涉案房屋与1953年《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之间存在关联，亦不足以确认涉案房屋在当年土改中分配给二房。综上，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待证事实均不予确认。二、被告提供了吴千里、余福珍一家上世纪八十年代收回户粮审批档案材料，拟证明上世纪八十年代，余福珍在多份报告中表示其全家“至今没有住屋”，精减下放城镇人员符合收回条件对象调查表中载明其全家“没有参加土改”，新联大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亦盖章确认其全家“在农村住房未落实”，表明吴千里、余福珍一家精减下放期间在农村没有取得任何房屋，四原告所谓下放时新联村将涉案房屋分配给其居住与上述证据矛盾。四原告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并认为60年代户口强制迁送到新联村，迁下来就由城户口变为农业户口，原告提交的证据《户口登记表》显示原告一家在70年代为农业户口。原告一家被下放后，生产大队给分配了房子，并指定原告一家居住在涉案房屋内，并认可房屋由他们使用。80年代申请迁回城市。上述证据中的《温州市区精减户粮回收审查意见表》中小组意见载明“余福珍、吴千里夫妻……全家伍人精减下放，未与农业结合，余福珍……等陆人户粮可以收回，并在近郊住，就地转为非农业人口，吃国家商品粮。”余福珍在报告中讲到“全家户粮内迁……押送到龙湾公社新联大队，住在第五生产队破烂的牛栏间里”，“牛栏间”指的就是涉案房屋，“第五生产队”则表明涉案房屋原属生产队即新联村，至于余福珍在报告中讲到“至今没有住屋”，是因在其眼中“牛栏间”算不上正式住房且没有登记产权。第三人吴抗胜、吴锡棻对该组证据无异议。并认为没有房子体现在“迄今没有住屋。”本院审查认为，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应予确认，余福珍报告中讲到一直住在第五生产队的牛栏间，第三人在庭审中亦认可牛栏间即涉案房屋，结合审理中查明的事实，原告一家在精减下放时住在涉案房屋中是可以确认的，上述证据对本案的影响，于下文再行阐述。三、原告提供永中派出所出具的《户口登记表》。原告认为，针对户口问题，不论四房一家何时迁入，在70年代统一造则时已登记了户口。被告对真实性有异议。第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审查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应予确认，且能够印证1963年原告一家被精简下放至新联村，户口亦迁移至新联村的事实。四、（2017）浙0303民初5195号案中，被告申请了证人管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其作为邻居知道涉案房屋系被告所有。证人管某陈述：我结婚时嫁到新联村，原告以前住在隔壁。邻居有高娒，阿青，吴锡芳住后边轩里，原告家是文革期间下来住侄子吴锡芳，房子以前是放捣臼、农具，搬掉后给原告家住，当时我老头也有去帮忙，知道房子是吴锡芳的是听他妈妈讲的，里面有牛栏在旁边。四原告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印证了原告所称的涉案房屋此前系农具间的事实，至于证人讲到涉案房屋原来是被告的，是听被告妈妈说的，故对权属没有证明力。被告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第三人吴抗胜、吴锡棻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无异议，并认为可证实原告家只是借住，其并未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本案中，被告再一次申请证人管某出庭作证，证人管某陈述：我结婚后22岁搬到新联村，哪一年记不住了。我搬进来的时候，吴锡芳住在涉案房屋旁边的，隔一道墙是涉案房屋，涉案房屋由吴锡芳放农具、稻草、稻草灰用。四原告一家搬来的时候，吴锡芳把东西搬出将房让给他们住。四原告一家什么时候搬走我记不起来，后来房子塌了，吴锡芳又把房子盖起来，生产队的农具在祠堂里。四原代认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两次审理中其证言部分矛盾，在证人陈述搬来的时间晚于1963年下放的时间。被告、第三人吴抗胜、吴锡棻认为，证人讲到涉案房屋内放置的农具是被告的，后被告搬掉给原告一家使用，农具是二房一家人的，所以农具非生产队的。本院对吴高娒作了谈话笔录，吴高娒陈述：《房屋（中堂）分割书》上面的字是我签的，中堂分上间、后间，上间由大家做红白喜事时共用，吴伯宏过来签字总是有份的。其一家下放五十来年，具体时间我记不住，但我住在隔壁知道，原告吴伯兴、被告上代留下一处房产空置，解放前我不清楚，解放后作为“踏兑间”，户人家平时均可来“踏兑间”将谷“笼”成米，踏兑及捣米工具不清楚是谁的，应当是条件好的人置办，房子是大队里分配还是被告一家给原告一家住的不清楚，只知道是空置的。四原告对吴高娒的陈述认为所述正确，其明确涉案房产有史以来是原告家的。第三人吴锡棻、吴抗胜认为其所述正确，整个房子（包括中堂及隔壁这么多户人家）包括涉案房屋、19.13平方米等都是上辈在解放前留下的，但解放后给国家没收了，我们六口人重新分到了上述房子中的三处。我们用来放农具、稻草、牛，是原告母亲报告中讲的牛栏间，工具是我爷爷留下的，人家来捣米我们要给他们捣，原告一家来了就给他们住。被告认为，站在吴高娒的角度讲是属实的，但不管被告还是生产队给原告家借用，并没有把房子给他们。工具是自己家的，给别人捣米什么的用一下。本院对管某的证言及吴高娒的谈话笔录一并进行审查认为，两人的陈述均涉及到解放后涉案房屋的原用途及原告一家使用涉案房屋的来源。根据各方陈述，能够确认原告一家在1963年精减下放后，占有使用原放置生产农具的涉案房屋，但具体是分配得来，还是由被告搬出给原告一家使用的问题各方陈述并不一致。管某虽然陈述听被告的母亲讲涉案房屋原是被告的，但其对于原放置于涉案房屋内的生产农具的归属前后两次陈述存在部分矛盾，且陈述其嫁入新联村的时间晚于原告一家下放的1963年，因其年纪较大，在庭上的表达能力较弱，前后陈述亦有部分矛盾，本院难以确认其是否亲眼见证被告将农具搬走将房屋交付于原告一家。吴高娒陈述一排的十三户人家均能共同使用涉案房屋内的生产农具，但生产农具具体由何户置办并不清楚，亦不确认涉案房屋是分配给原告一家还是由被告搬出给原告一家使用，虽然各方对吴高娒的陈述认可，但据其陈述亦难以确认原告一家使用涉案房屋的来源。综上，上述证据不足以确认涉案房屋系由被告所有的事实，同样不足以确认原告一家在1963年精减下放时由新联村将涉案房屋分配得来的事实，亦不足以确认涉案房屋系1953年土改时分配给二房所有的事实。需要指出的是，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所有权观念较为薄弱，涉案房屋的最终归属，还需根据此后发生的相关事实进一步分析。五、第三人吴抗胜、吴锡棻提供了《2016协议》一份，称系吴锡芳、吴锡棻、吴抗胜于2016年8月3日签署，拟证明涉案房屋系三人共有。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2016协议》是被告与第三人吴抗胜、吴锡棻亲兄弟之间恶意串通，试图通过被告确认第三人吴抗胜、吴锡棻共有权利，来形成被告无权处分的局面，从而推翻《2010协议》和《2013协议》，应不予采纳。本院审查认为，《2016协议书》载明涉案房屋“是我们三兄弟父亲吴鹏遗留房产，为吴锡棻、吴抗胜、吴锡芳三兄弟所有，1995年3月2日，吴锡芳由于生产房需要，将原来木房拆掉，重新盖了生产房并办理了产权证，但吴锡棻、吴抗胜并不知情。该房产为三兄弟所有，至今未分家”等，但根据前述证据分析，涉案房屋系二房所有的依据并不充分，故《2016协议》的基础并不成立，其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六、四原告提供了新联村委会2017年2月21日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吴锡芳收到涉案房屋补偿款后，准备将其代收的补偿款还给原告方，因原告方有三兄弟，为避免争议，被告要求集中到一个账号收款，吴伯兴等人遂签署证明，指定吴伯宏账号收款，并将该证明提交给村委会，由村委会盖章确认，但此后被告吴锡芳反悔，不去村委会拿该份证明。被告对该证据认为，对证据三性有异议，被告没有准备将补偿款给四原告。被告不知道证明及其内容，不能就此落款时间认定撤销权时间已过。第三人吴抗胜、吴锡棻对该证据认为，不知情。本院审查认为，该证明系新联村委会出具，其形式真实性应予确认，其上载明“根据甲方（吴锡芳及家人），乙方（吴伯宏三兄弟）原先在2010年和2013年就乙方老房子的产权问题，经双方友好协商所达成的协议，甲方准备执行落实将其代收的该老房子拆迁款归还乙方。又因甲方要求，乙方兄弟三人必须签字授权后，甲方才将该拆迁款打到指定授权人的账户。现经乙方吴伯宏三兄弟协商同意甲方将其代收的乙方老房子拆迁款（按政府实际赔偿金额），按协议打到乙方授权的吴伯宏建行账户。新联村委会希望甲方双方尽快友好执行落实原先的协商书条款，若有疑问，双方再协商解决。该证明一式三份，签字生效，新联村委会、甲方、乙方各留一份”，至于该证据对本案的影响，本院于下文进行阐述。本院对吴祥湖作了谈话笔录，吴祥湖陈述：我是村里报账员，涉案证明的印章是我盖的，我知道以前吴伯宏一家住在老房子里，权属我不清楚。被告及吴伯宏曾来村里说，房子拆了的拆迁款，如果要打了他们三兄弟其中一人身上，必须要吴伯宏三兄弟出个证明并由村里盖章。为这件事被告来村委会说了几次，不止和我一个人说，当时他们是协商的。吴伯兴三兄弟签了证明后，由吴伯宏拿来盖章，我知道被告是这个意思，他们要解决这件事需要村里盖章证明，经双方同意我才会盖章。我后来跟被告联系过这件事，即盖了章的证明什么时候来拿，当时被告可能因为住在温州或其他原因没有过来。当时吴伯宏说，原来有一张差不多的证明，三兄弟签字了但被告没有接受，说需要村里盖章。他们调解时，原告对吴祥湖的陈述无异议。被告认为，村里乱盖章，前面的协议是与吴伯宏对接的，他们自己三兄弟的事我不清楚。第三人吴抗胜、吴锡棻认为，根据其所述根据调解的内容盖章，但是这个调解内容有无效不一定，其也不知道涉案房屋权属怎么能盖章，章盖下来被告不知道也没有收到，也不能证明房子是原告的。本院认为，吴祥湖的陈述能够印证上述证明的真实性，至于其陈述对本案的影响，本院于下文一并进行阐述。七、四原告提供了《协议书》、《房屋（中堂）分割书》两份（一份手写，一份打印），认为在2017年10月8日就涉案房屋所在院落的中堂归属，院落内各户（共十三户，十七份）在村调委会主持下达成协议，以间数为准，每间一份，原告、被告、第三人均作为一户签字，拟证明原告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四原告认为，原告吴伯宏代表四原告拥有一间43.92平方故有资格签字，19.13平方是吴伯兴个人的，并不享有中堂份额。吴抗胜、吴锡棻合计两间，有两份，表明吴抗胜、吴锡棻对原告有一间的事实认可。吴伯宏代表四房签字确认占有一份，其前提就是大家公认涉案房屋属于四房，第三人吴抗胜也有在手写的那份上签字（是基于另一处房屋），《房屋（中堂）分割书》吴抗胜儿子吴冰仁代表吴抗胜、吴锡棻签字并有两份，被告未签字也反映出涉案房屋不属于二房。被告对上述证据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吴伯宏的一份是代表涉案房屋的还是吴伯兴的19.13平方米房屋（两处房屋均在院子外面）签字看不出来。拆迁办电话通知被告去签字，分配金额较小，各人是分开签的，大家都不是特别在意，不能就此认为其他人确认吴伯宏是基于涉案房屋对中堂享有分配权。第三人吴抗胜、吴锡棻对上述证据认为，吴抗胜签字属实，吴伯宏是以19.13平方米房屋作为一户，而不是涉案房屋作为一户。第三人吴抗胜认为，2017年10月8日，拆迁办通知我去解决中堂问题，中堂以间数（不管面积大小）为准，每间一份，我和吴锡棻合计两间（都在我名下），故占两份，我签字，我老婆代吴锡棻签字。被告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协议上是因为涉案房屋在院子外面，但吴伯宏的名字为何在协议上不知道。我管自己签字，没有碰到吴伯宏。《房屋（中堂）分割书》上吴冰仁代表吴抗胜、吴锡棻。第三人吴锡棻认为，代笔一事认可，名字在协议书下未显示出来，当时吴锡棻、吴少平均不在，故由吴抗胜夫妻代签。《房屋（中堂）分割书》吴冰仁代表吴抗胜、吴锡棻。本院对吴作晨作了谈话笔录，吴作晨陈述：我是新联村委员兼调解员，《协议书》上没写时间记不住了，在2016年拆迁时拆迁办要解决这件事。是关系到中堂有份的人互相叫来，有些人是我叫来的，当时大家在拆迁办二楼经协商，先把中堂分东西各一半，东边住户少，每户分到多，西边住户多，每户分到少。吴伯宏、吴锡棻、吴抗胜的房子都在西边所以分一份。吴伯宏家没人在，吴锡棻家有无人在我记不住，吴抗胜家有人在，中堂份额是经大家协商的，然后我手写《协议书》并经大家同意签字，并由我盖调解委员会的印章。后来拆迁办认为手写不清楚，而且要多留几份作备案，所以当天重新打字形成《房屋（中堂）分割书》并重新签字，并由我盖调解委员会的印章。吴伯宏的确认依据是大家过来说的，吴冰仁是吴抗胜儿子。关于2017年2月21日的证明可能是报账员盖的。原告对吴作晨的陈述无异议。被告认为，不能证明原告吴伯宏为案涉房屋签字，里面讲到了2016年说明与本案无关。第三人吴锡棻、吴抗胜认为，房子在外面不可能分到，有也是给19.13平方米的房子的。本院对上述证据及吴作晨的谈话笔录一并审查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应予确认，至于上述证据及谈话笔录对本案的影响，本院将在下文进行阐述。八、被告提供了调查笔录三份，拟证明：1.《房屋（中堂）分割书》系拆迁办草拟，各立协议人均只对自己分割到的部分作出确认，并不清楚其他人员签字依据的事实；2.涉案房屋系被告父辈留下，用于被告一家堆放马桶、草灰等事实。原告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被谈话人未到庭，且在谈话从受到提示。第三人吴抗胜、吴锡棻对上述证据无异议。本院审查认为，上述调查笔录所涉被谈话人未到庭，其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待证事实不予采纳。九、本院对邹建海作了谈话笔录，邹建海陈述：涉案证据《房屋产权确认及分割协议书》落款见证人处签名是我签的，当时我是村里调解员，当日上午被告和他大儿子，原告吴伯兴、吴伯宏一起到村里要求协商，他们是来找书记的，后来书记联系好街道调解委员会，叫我带他们一起过去，具体的事我不了解。到了后，我坐在外面，他们在里面协商约一小时，最后形成了协议书，签字的时候我进去了，当时经询问，他们都说没问题了，就签字了。然后街道调解委员会盖章，村调解委员会是我盖章，并书写根据双方约定协议自觉执行，并在见证人处签名。原告对邹建海的陈述无异议。被告认为，在场人确为邹建海，协议是我们签字，但邹建海对情况不清楚。第三人吴锡棻、吴抗胜认为证明人得理解内容才可以盖章，这个盖章无效。本院审查认为，谈话笔录对本案的影响，本院将在下文进行阐述。十、被告提供温州市龙湾区永中街道新联城中村改造房屋调查登记表、未登记房屋调查初审认定表、未登记房屋建设时间认定处理表、证明、内装饰补偿明细表，拟证明新联村于2016年6月1日出具的《证明》载明涉案房屋系被告自有老屋酒缸间的事实。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历史上的酒缸间是指涉案房屋旁的19.13平方米房屋，涉案房屋解放后放农具，与牛棚一起。三第三人认为，酒缸间是指19.13平方米房屋，涉案房屋原为捣米间，北面还有一小块牛栏。本院审查认为，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待证事实，根据本案中查明的事实，涉案房屋历史上未曾作为酒缸间使用，且证明上也未载明酒缸间与涉案房屋的关联，因此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待证事实不予采纳。本院认为，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结合上述证据分析，涉案房屋在解放后原为放置可供周边住户共同使用的生产农具，1963年至1983年期间由吴千里一家居住使用，此后由吴锡芳占有使用的事实清楚，但当时并未明确所有权归属。在吴锡芳占有使用涉案房屋的过程中，1992年地籍图显示其所在地块在吴锡芳名下，吴锡芳又于1995年2月申请土地登记，虽其历史权源并不明确，但登记机关根据村委会证明及吴锡芳实际占有使用的事实于1995年3月向吴锡芳颁发了土地使用权证，吴锡芳基于登记机关的确认取得了涉案房屋所在土地的使用权。吴锡芳又于1995年3月申请拆建，虽实际拆建可能超出审批拆建范围，但对拆建后的建筑物应归吴锡芳享有。假设不存在《2010协议》、《2013协议》及《2016协议》，则涉案房屋的不动产权利及拆迁补偿权益归吴锡芳享有。但上述三份协议形式真实性均已经吴锡芳确认，其对本案的影响，本院结合各方诉辩意见分析如下。吴锡芳反诉请求撤销《2010协议》与《2013协议》，其主要是认为该两份协议存在欺诈，其因为相信对方，在未看内容情况下予以签署，并认为吴伯兴等人所称的在已签署《2010协议》情况下又签署《2013协议》的过程不合逻辑。吴伯兴等人则认为不存在欺诈，两份协议内容相同，不可能三年欺诈两次，况且《2013协议》还是在调解委员会签署，至于已签署《2010协议》情况下又签署《2013协议》的原因，是因为吴锡芳只愿意确认涉案房屋属于原告一家，不愿意作为四邻确认19.13平方米房屋属于吴伯兴（因吴锡棻也对该19.13平方米房屋主张权利，后经行政诉讼和解解决），吴伯宏欲持《2010协议》作为四邻确认19.13平方米房屋属于吴伯兴，但登记机关表示《2010协议》是自行签署，效力不足，需经调解委员会盖章，故才到调解委员会签署《2013协议》。本院分析如下：第一，吴锡芳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所称的欺诈过程，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称未看内容即签字不合常理，亦无证据支持。第二，《2013协议》系在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签署，当时亦由原新联村调解员邹建海陪同，邹建海亦说明其双方在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经过协商形成，即便被告及第三人认为邹建海对协议内容不清楚，但《2013协议》上仍有街道调解委员会的印章及见证意见。且新联村委会2017年2月21日出具的证明显示村级调解组织已着手督促双方履行《2013协议》，新联村报账员吴祥湖亦说明双方之间存在协商过程，故被吴锡芳称不知《2013协议》内容与事实不符。第三，吴伯兴等人关于已签署《2010协议》情况下又签署《2013协议》的原因的说明合乎逻辑，虽19.13平方米房屋亦存在争议，但已经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和解解决，并不影响该两份协议书的效力。第四，根据中堂分割协议书，吴伯宏亦占有一份中堂份额，虽从当事人共同签署的示意图来看涉案房屋确在大院之外，是否对大院内中堂享有份额存疑，但吴伯宏与大院内其他房屋并无任何关联，其也只能基于涉案房屋才取得中堂份额分割的权利，被告及第三人认为吴伯宏是基于登记在吴伯兴名下的19.13平方米房屋才取得份额的理由并无充分依据，且新联村村委员吴作晨亦说明中堂份额的分割系经过协商形成，故中堂分割协议书从另一侧面印证了两份协议内容的真实性。第五，退一步分析，即使吴锡芳在签署时对该两份协议书内容不知情，其在领取补偿款后，原告吴伯兴等人已于2017年2月通过新联村委会督促被告履行协议，新联村报账员吴祥湖亦对此进行了说明，因此被告吴锡芳应当知道所谓的撤销事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故其于2018年3月27日反诉请求撤销两份协议书，也已超过一年，撤销权消灭。综上，吴锡芳反诉请求撤销《2010协议》与《2013协议》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两第三人提出其与被告就涉案房屋存在共有关系，被告擅自处分涉案房屋无效的主张，根据前述分析，其该节主张依据不足，其据此提出的诉讼请求亦不能成立。基于上述分析，结合《2010协议》与《2013协议》的内容，吴锡芳与四原告就涉案房屋的归属、将来拆迁补偿权益的分配及拆迁前的使用作出约定的意思清楚。虽两份协议载明的“该房原来一直是乙方一家拥有”存在依据不足的问题，但双方基于均曾长期使用涉案房屋的事实作出上述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吴锡芳作为登记权利人已经处分了自己的权利，该约定对双方均有约束力。至于四原告诉请的金额，根据《补偿协议》及补偿款明细所载，涉案房屋被视为合法建筑面积75.82平方米，其中认定单11351指向的6.02平方米双方均陈述与四原告无关，应予剔除，认定单11350指向的69.8平方米，结合《2010协议》与《2013协议》内容，归四原告部分应为43.92平方米+（69.8平方米-43.92平方米）÷2=56.86平方米，归吴锡芳部分应为6.02平方米+（69.8平方米-43.92平方米）÷2=18.96平方米。再对照《补偿协议》及补偿款明细，补偿款总额应为938015元，其中装修价值14540元、附属物补偿10558元、固定设施搬迁补偿（水、电、有线电视、电话等）2268元、清障费932元、家族作坊3000元、临时安置过渡费6824元、搬迁费1137元与四原告无关，四原告亦无异议，应予剔除；入户丈量调查评估奖励3000元，亦与四原告无关，应予剔除；房屋价值519893元，应予计入；政策奖励534433元×15%=80165元，实际包含了房屋价值和装修价值的奖励，房屋价值奖励为519893元×15%=77983.95元，应予计入，装修价值奖励为14540元×15%=2181元，应予剔除；合法房屋基底增购面积货币补偿151.64平方米×1950元/平方米=295698元，应予计入；综上，应予计入金额合计893574.95元，结合上述面积比例，四原告享有56.86平方米÷75.82平方米×893574.95元=670122元。上述计算方式四原告在庭审中予以确认。因被告已领取补偿款，故该款应由被告支付给四原告。被告拒绝支付至今，还应赔偿四原告利息损失，四原告诉请从起诉之日起计算合法有据，至于计算标准则应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虽双方均陈述另有10%奖励，但被告表示尚未领取，四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已经领取，且该10%奖励的计算基数亦不明确，本院在本案中不予支持，可待明确后再行处理。综上所述，对四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反诉原告吴锡棻、吴抗胜的反诉请求，依法予以驳回。对第三人吴锡棻、吴抗胜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吴锡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吴伯兴、吴伯隆、吴伯宏、吴莉莉房屋拆迁补偿款670122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670122元为基数，支付自2017年9月25日起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吴锡芳的反诉诉讼请求；三、驳回第三人吴锡棻、吴抗胜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受理费元10501元，由被告吴锡芳负担；本案反诉受理费40元，由反诉原告吴锡芳负担；第三人诉请受理费3021元，由第三人吴锡棻、吴抗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谢 力人民陪审员  项小丰人民陪审员  邹楚楚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书 记 员  张黎诗附文：一、不履行裁判惩戒后果警示1.【追究刑事责任告知】义务人拒不报告财产、虚假报告财产、违反限制消费令，义务人或其他相关人员拒不腾退涉案房屋、土地，或具有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虚假诉讼、拒不交出执行标的或财产等抗拒执行行为的，法院将视情予以罚款、拘留；情节严重的，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权利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自诉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2．【报告财产义务、拒不履行后果告知】执行期间，义务人必须向执行法院如实报告财产，拒不报告又不履行的，法院将视情节轻重采取纳入失信名单、限制出入境、罚款、拘留等措施；义务人报告财产不实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单位为被执行人，可视情同时对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3.【交付车辆义务告知】义务人应当将名下的车辆等动产移交执行法院。拒不移交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确有正当理由无法移交的，义务人应当向执行法院书面报告车辆等动产的权属和占有、使用等情况。4．【限制消费、强制执行措施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人民法院将对义务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措施（含禁止乘坐飞机、G字头高铁、在星级以上酒店消费、旅游度假、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并有权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性措施。5．【特殊身份执行措施告知】义务人具有中共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职人员等特殊身份，执行立案后拒不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将向其所在单位及纪律监察部门、组织人事部门通报失信行为，并严格采取惩戒、制裁措施。6．【迟延履行债务利息、执行费用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义务人除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外，还需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直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并应承担执行费和因执行程序产生的申请执行费、评估费、保管费等。7．【强制执行信用污点告知】义务人未在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自动履行，一旦案件立案执行，义务人的被执行信息将成为信用污点，并被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各级信用信息平台记录在案。二、执行风险告知1．【申请保全、提供线索告知】权利人在诉讼过程中可以申请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并尽可能地调查了解义务人的财产状况以及下落情况，积极向法院提供义务人的财产、下落线索，以提高财产保全和送达效率，提升生效法律文书的实际执行效果。2．【申请破产权利告知】权利人发现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可以直接向企业住所地法院提出破产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3．【权利人申请执行期限告知】义务人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内容的，权利人应在法律文书生效之日或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4．【执行不能风险告知】申请执行具有执行风险，权利人应当有执行风险意识。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执行，如义务人已丧失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能力，且权利人又无法对义务人进行财产举证，将可能导致案件无法执行到位。这种后果是法院与权利人都不愿意发生的，但这是当事人商业风险、交易风险在执行阶段的继续，权利人应知悉并理解此类执行不能的风险。注：义务人是指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内容的债务人、被执行人；权利人是指享有生效法律文书赋予权利的债权人、申请执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