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02民终50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亚东，男，1976年6月1日出生，汉族，北京吴海亿龙网络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泉水，北京市远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建琪，男，1984年8月2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雷，北京国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静，北京国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亚东因与被上诉人孙建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403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亚东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泉水、被上诉人孙建琪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亚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孙建琪的诉讼请求，并由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我和孙建琪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我们双方之间既无借款合同，又无借款凭证，更没有资金流向，仅凭孙建琪单方陈述是不成立借贷关系的。我们双方之前并不相识，且没有任何金钱往来。2018年底因我公司即北京吴海亿龙网络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吴海亿龙公司）建设工程需要资金，我经单位员工王千介绍，与孙建琪见面约谈，后共同到昆明拟办理贷款事宜，由孙建琪与放贷方联系。我先交了30000元贷款诚意金，后根据放贷方要求办理保证金账户，金额为330000元。我将自有资金205000元交给孙建琪，加上孙建琪自筹的钱一共335000元，由孙建琪和放贷方公司财务人员薛凤珍共同开设共管账户。后经多次接触我认为贷款无望，要求退还保证金，于是签订终止协议将共管账户撤销，2019年1月15日，孙建琪从该账户中返还我255000元，包括保证金205000元、诚意金30000元及差旅费。同日孙建琪从该账户中汇给陶发均80000元，并备注是代吴海亿龙公司付给陶发均的违约金，这是孙建琪的个人意愿，与我无关。一审判决认定我以孙建琪的名义开设共管账户缺乏依据，证据证明是孙建琪和薛凤珍开设共管账户并支配账户内资金，孙建琪掌管着资金，而我并没有任何权利，并不能以此认定是我向孙建琪的借款。因此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孙建琪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王亚东的上诉请求。我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我们之间确实是借贷法律关系，王亚东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孙建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亚东偿还借款本金130000元及利息（以13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9年1月16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判令诉讼费由王亚东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亚东是吴海亿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8年底-2019年初，孙建琪陪同王亚东赴云南洽谈吴海亿龙公司贷款事宜。2019年1月8日，吴海亿龙公司（乙方、项目方）与陶发均（甲方、投资方）、云南聚投投资有限公司（丙方、投管方）签署《投资合作协议》，约定投资具体事宜。同日，王亚东以孙建琪的名义在中国工商银行开设上述贷款事宜的共管账户，该共管账户由孙建琪与贷方财务人员共同支配。同日，该账户汇入保证金335000元。上述保证金账户中的205000元系王亚东汇入，130000元由孙建琪筹款汇入。2019年1月15日，吴海亿龙公司（乙方、项目方）与陶发均（甲方、投资方）、云南聚投投资有限公司（丙方、投管方）签署《终止协议》，约定：解除《投资合作协议》及监管账户，吴海亿龙公司给付陶发均违约金110000元（含已支付的诚意金30000元）。同日，共管账户中的80000元转账支付给陶发均、255000元转账支付给王亚东（汇款摘要为保证金余款）。同日，共管账户注销。孙建琪主张其为王亚东筹资的130000元保证金系其出借给王亚东。王亚东对此不予认可，称孙建琪是介绍其贷款的中间人，贷款未能有效办理，其支付的违约金及往返云南的机票、住宿等费用应当由孙建琪负担。上述事实，有银行流水、汇款凭证、投资合作协议、终止协议等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根据孙建琪提供的金融机构转账凭证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孙建琪主张其出借130000元给王亚东作为其公司贷款的保证金，已履行举证责任。王亚东辩称上述款项不是借款，孙建琪作为贷款的中间人应当负担贷款不成支出的费用和损失，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王亚东的辩解，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确认孙建琪向王亚东出借借款本金130000元，孙建琪要求王亚东偿还借款本金，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孙建琪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借款时约定了借款利息以及还款期限，其要求利息自借款之日起计算无法律依据，本院对利息计算起点予以调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3月判决：一、王亚东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孙建琪借款本金130000元及利息（以13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自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二、驳回孙建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经审理查明，经吴海亿龙公司的员工王千介绍，孙建琪与王亚东相识，并一起前往云南办理吴海亿龙公司筹措资金的贷款事宜。孙建琪将案涉130000元转入孙建琪与案外人薛凤珍（云南聚投投资有限公司财务人员）共同监管的账户，该账户系依据吴海亿龙公司（乙方、项目方）与陶发均（甲方、投资方）、云南聚投投资有限公司（丙方、投管方）三方签署的《投资合作协议》约定为贷款事宜设立的由孙建琪和薛凤珍共同管理的保证金账户，该账户的资金往来须由孙建琪和薛凤珍共同签字确认方可支出。该共管账户共汇入保证金335000元，其中205000元系王亚东汇入，130000元由孙建琪筹款汇入。2019年1月15日，吴海亿龙公司与陶发均、云南聚投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终止协议》，约定：解除《投资合作协议》及监管账户，吴海亿龙公司给付陶发均违约金110000元（含已支付的诚意金30000元，此笔诚意金系王亚东支付，未入共管账户）。同日，共管账户中的80000元转账支付给陶发均、255000元转账支付给王亚东（汇款备注为保证金余款）。同日，共管账户注销。孙建琪现起诉主张其打入共管账户的130000元系出借给王亚东的借款，但未出具借款凭证，王亚东否认130000元为其个人向孙建琪借款，认为其与孙建琪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孙建琪向法院提交了录音光盘，以证明其与王亚东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但经本院审核录音内容，并没有王亚东承认双方为借款关系的内容，相反，王亚东在录音中谈到的是如何处理与《投资合作协议》的出贷人、中间人的纠纷，并称如果从对方处得到收益，与孙建琪分成。本院认为，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被诉借款人王亚东否认与出借人孙建琪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孙建琪没有出具向王亚东个人提供借款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其提交的转账凭证确定的资金流向是《投资合作协议》中确定的共管账户，该账户资金的性质是交易保证金，账户管理人系孙建琪和薛凤珍，王亚东对该账户无控制权。共管账户内的款项系《投资合作协议》的保证金，在《终止协议》签订后，共管账户中的资金其中80000元转账支付给陶发均，作为违约金赔偿，另255000元转账支付给王亚东，汇给王亚东的汇款备注为保证金余款，不是借款性质。孙建琪提交的录音光盘证据内容没有明确提及案涉130000元系王亚东的借款，且王亚东在录音中谈到的是如何处理与《投资合作协议》的出贷人、中间人的纠纷，并称如果从对方处得到收益，与孙建琪分成。基于孙建琪提交的证据，不能认定孙建琪与王亚东之间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孙建琪全程参与了吴海亿龙公司贷款事宜，并提供交易的共管账户，作为共管账户的监管人，实际控制共管账户内资金的流向，其汇入共管账户的资金130000元系履行《投资合作协议》所需，并非向王亚东个人的出借款，孙建琪主张与王亚东个人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依据不足，本院难以认定。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孙建琪主张与王亚东之间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据此作出判决缺乏依据，本院予以撤销。对于孙建琪主张双方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起诉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4036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孙建琪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450元，退还孙建琪；上诉人王亚东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周瑞生审 判 员 李蔚林审 判 员 王艳芳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朱鑫壤书 记 员 弓梓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