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6民终11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宝东，男，1969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现住滨州市滨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嘉瑞，男，1996年4月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滨州市滨城区，现住加拿大。两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军，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祥晓，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牟兴红，女，1971年1月12日出生，汉族，现住滨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洪忠，北京市盈科（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易斯，北京市盈科（济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刘强，男，1975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槐荫区。原审第三人：邓清清，女，1970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滨州市滨城区。两原审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燕，山东豪才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马宝东、马嘉瑞因与被上诉人牟兴红以及原审第三人刘强、邓清清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1602民初23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宝东、马嘉瑞上诉请求：一、撤销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1602民初2304号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原审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依据案涉股权由马宝东以0元价格转让给马嘉瑞而认股权价格有失公允损害牟兴红的利益没有事实依据。（一）一审法院在认定《审计情况说明》时，没有审查“其他事项说明”全部文字表述的含义，仅以部分表述认定该说明不能反映鸿泰公司成立至今的财务及盈亏状况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案涉股权转让前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滨州市鸿泰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泰公司)虽然未要求会计师对公司的相关资产进行盘点及对公司相关银行账户、往来账款进行询证，但是公司向会计师事务所所提供的资产状况及会计资料真实合法，符合鸿泰公司的客观情况；其次，针对《审计情况说明》其他事项说明第2项，鸿泰公司要求会计师将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的部分及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部分未入账预估返利（含税）并入账面是为了反映案涉股权转让前鸿泰公司真实的价值，该部分土地增值及未入账预估返利并入账面后鸿泰公司的净资产总额为-153369.35元，如果不并入账面，截至2017年2月28日，鸿泰公司的账面净资产总额为-25399299.31元，因此，并入财务账面数据实际增加了鸿泰公司的净资产总额，《审计情况说明》可以反映案涉股权转让前鸿泰公司真实的财务及盈亏情况。（二）案涉股权由马宝东以0元价格转让给马嘉瑞股权价格公允。一审判决中涉及的上诉人马宝东与被上诉人牟兴红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到的被上诉人马嘉瑞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涉及的股权并非本案中鸿泰公司的股权，而是被上诉人马宝东将滨州瑞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42%股权转让给被上诉人马嘉瑞，股权转让价格为386675.7元，针对该股权转让，被上诉人牟兴红以与本案同样案由起诉至滨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该股权转让合法有效，驳回了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另外，一审法院自税务部门调取的股权转让期间鸿泰公司2017年5月至7月的财务报表均显示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净利润年累计金额均为负值也可以印证《审计情况说明》体现的鸿泰公司净资产为负值的事实。因此，上诉人马宝东将案涉股权以0元价格转让上诉人马嘉瑞价格公允。二、一审法院仅凭上诉人马宝东与被上诉人牟兴红夫妻感情不和而推定马宝东及马嘉瑞非善意，从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属于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牟兴红没有证据证明马嘉瑞知晓二人感情状况及马宝东和马嘉瑞之间恶意串通，一审法院在没有客观证据的情况下，仅凭主观推定认定马宝东和马嘉瑞非善意的不符合事实。相反在马宝东与牟兴红的微信聊天记录中，马宝东也提到是因为马嘉瑞想早接触公司的管理也想早进入公司，他才答应把股份转给马嘉瑞，对此牟兴红对该做法是表示支持的。另外，案涉股权转让时，马嘉瑞一直在国外读书，对二人的感情状况并不知情，受让股权主观上不存在恶意，该事实也足以认定马宝东转让股权及马嘉瑞受让股权均是善意的，案涉股权转让不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无效情形。三、本案涉及股权转让效力纠纷，并非离婚后财产纠纷，应优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的规定，一审法院仅适用调整婚姻关系及夫妻之间财产关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相关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股权资格具有特殊性，其本身并非夫妻共同财产。《婚姻法》第十七条并没有规定股权本身为夫妻共同财产，股权作为特殊的财产权，其取得兼具人合性，是集身份、财产及管理于一体的综合性的权利形态，同时股权变动涉及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因此，股权包括身份和财产方面的双重权利，股权本身并不构成夫妻共有的对象。本案中，马宝东针对鸿泰公司的出资额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当出资额转化为股权形态时，作为配偶牟兴红仅享有股权红利或者股权转让价款的共有权，并非股权本身。（二）现行法律未规定股权转让须征得配偶同意，事实上被上诉人牟兴红对案涉股权转让认可并知情。在马宝东与牟兴红的聊天记录中，牟兴红确认知晓股权转让的事实，并多次表示认可，虽然补充说明离婚的话不认可，但其启动本案诉讼的行为只能说明其事后反悔，并非事前不认可。（三）案涉股权转让应适用《公司法》相关规定。案涉股权转让依据《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经股东会表决同意，其他股东表示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且已经进行工商登记变更，股权转让程序合法，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四、一审法院认定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损害了原审第三人刘强和邓清清的股东权益。马宝东将案涉股权转让给马嘉瑞之前，95%的股权并非马宝东一人持有，鸿泰公司实际出资人是马宝东、刘强和邓清清，三人的股权比例分别为42%、41%和17%。本案一审时，上诉人马宝东及原审第三人刘强、邓清清分别提供出资证据及协议书等予以证实，牟兴红对此知情并认可，马宝东将案涉股权转让给马嘉瑞后，刘强、邓清清同意由马嘉瑞继续代持其股权。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而对原审第三人刘强和邓清清对案涉股权享有的股东权利不予审查实质上损害了原审第三人刘强和邓清清的股东权益，一审法院应当查清鸿泰公司真实股权比例以保护隐名股东刘强及邓清清的合法权利。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牟兴红辩称，我方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理由如下：1.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涉案股权转让价格是公允的，因为原股权投资数额是1900万元，但是马宝东转让给他儿子的数额是0元，而且在转让时没有进行任何的审计和评估。案卷中的审计报告只是在转让前后因为其他原因，公司出具的有关审计报告，而且该审计报告的时间点与涉案股权转让的时间点不符，并且审计报告中明确载明有部分内容或者部分财产并没有纳入审计的范围，也就是说审计报告是有保留的。最重要的是审计报告并不能等同于评估报告，众所周知股权转让价格的确定依据应当是评估报告，而不是审计报告，这是基本的财务常识。原审还认定上诉人出具的审计报告与税务局调取的纳税记录有关财务报表明显也有不符之处，这足以说明该审计报告虽然审计的结果所有者权益是负值，但是并不从法律上构成认定公允的合格的证据，审计报告根本不能作为认定转让价格的依据，由此可见原审认定转让价格不具有公允性是符合事实的。2.众所周知，鸿泰公司在当地生意非常红火，而且我方在一审中提供的鸿泰公司的有关宣传资料也显示处于盈利和上升的状态，这从事实上也进一步印证了股权转让价格并不是公允的。3.股权转让协议不但无效，而且受让人也并非善意受让人。首先，上诉人在一审中就承认该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仅这一句话就有足够的法律依据认定它无效。其次，受让人是一个在加拿大上学的学生，也从来没有管理过公司，没有履行过任何股东之责，他不可能作为受让股权之后的股东，实际上直到目前为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然是马宝东，所以从股东真实身份角度也足以认定不具有善意。再者，认定善意的前提之一是要支付对价，但是本案是0转让，也不具有善意。在春节前后即本案一审判决之后，牟兴红去加拿大看望马嘉瑞，马嘉瑞称根本不知道股权转让这个事，但是他的父亲并不让他签署任何的书面东西，所以书面的证据我方没有。涉案股权转让前后，马宝东先后三次对牟兴红提起离婚诉讼，也就是说发生的时间节点正是夫妻双方婚姻关系出现危机的时刻，说明马宝东有故意转移股权的故意。另外，除了有关鸿泰公司的股权转让之外，在马宝东和牟兴红夫妻共同所有的瑞迪公司、德嘉公司的股权也以类似的方式进行了转让。综合以上情形，我方认为认定本案的股权转让无效或受让人不具有善意，不应享有善意取得法律的保护是有足够的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的。4.原审适用法律正确，对于与本案类似的股权转让纠纷不但应当适用《公司法》，而且应当适用《合同法》、《婚姻法》等法律依据，这一点有最高人民法院判例，庭后我方提交法庭。判例的恶意程度远低于本案恶意程度，但是仍然认定是转移财产，股权转让是无效的。所以上诉人认为适用法律不当，于法无据。5.关于原审第三人提出的有关其权益被侵害的问题，由于原审第三人没有提出上诉，不应当属于本案二审审理的理由。实际上我方高度怀疑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假定代持股权的嫌疑，虽然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提交了所谓的代持协议，也诱骗牟兴红在上面后来（股权转让两年之后）签字，但是我方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原审第三人实际出资的任何证据，所以对此问题暂且在本案中不作进一步的反驳，因为并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庭能够主持公道，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邓清清、刘强述称，一审法院虽然未对原审第三人为涉案公司隐名股东进行审查和认定，但是一审的判决间接侵害了原审第三人的利益。涉案上诉人马东宝转让给马嘉瑞百分之四十二的股权已经召开过股东会，而且原审第三人均放弃了优先购买权，依照《公司法》该转让是合法有效的。另外，被上诉人在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提起的撤销涉案备忘录诉讼（2020）鲁0104民初359号，但是当庭撤诉，也间接印证了被上诉人认可备忘录的真实性。而且在备忘录中被上诉人认可涉案公司刘强、邓清清的确分别持有百分之四十一和百分之十七的股权。牟兴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被告马宝东于2017年6月23日持有的鸿泰公司95%的股权系其与原告的共有财产；2.请求确认被告马宝东于2017年6月23日与被告马嘉瑞签订的鸿泰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3.诉讼费用由两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4年11月5日，马宝东与牟兴红登记结婚。1996年4月1日生育一子，取名马嘉瑞。2017年马宝东起诉，要求与牟兴红离婚，该院判决不准离婚。2018年马宝东再次起诉离婚，后撤诉。2019年马宝东第三次起诉离婚，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鸿泰公司成立于2007年8月2日。2014年2月11日，鸿泰丰田公司股东牟兴生将占公司注册资本100%的2000万元股权转让给马宝东1900万元（占注册资本95%），转让给牟兴红100万元（占注册资本5%）。2015年7月20日，牟兴红将其持有的公司100万元股权（占注册资本5%）转让给马宝贵。2017年6月23日，马宝东将其持有的公司1900万元股权（占注册资本95%）转让给马嘉瑞。马宝东与牟兴红在2018年11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马宝东告知牟兴红刘强和邓清清也是公司的实际股东，牟兴红表示最近才知道。马宝东表示其将公司股份转给了马嘉瑞，马嘉瑞支付了转让款，牟兴红表示“你把股份转让给马嘉瑞，我认可。如果我们离婚的话，我就不认可。”2018年11月18日，马宝东与牟兴红签订保持婚姻关系、确保家庭和谐的承诺书。同日，马宝东与牟兴红、刘强、邓清清签订了关于公司股权代持方面内容的备忘录。依牟兴红申请，该院调取了鸿泰丰田公司于2017年5-7月向税务机关申报的财务报表，上述财务报表显示2017年5-7月公司的净利润为亏损。2019年7月9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马宝东变更为蔡会山，股东为马嘉瑞、蔡会山两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根据《婚姻法》第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相关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一方名义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额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马宝东转让股权不得损害牟兴红的利益。马宝东以0元价格转让其在鸿泰公司持有的股权，依据的是山东新华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滨州分所出具的审计情况说明，该审计说明由鸿泰公司委托，依据鸿泰公司提供的会计资料及其他有关资料完成，对该公司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的经营损益情况和2017年2月28日的财务状况进行了审计，该审计报告在其他事项说明中注明：由于贵公司原因，我们未能对贵公司相关资产进行盘点，未能对贵公司相关银行账户及往来款项进行询证；根据相关财务规定，贵公司土地评估增值不应入账调整，本次土地评估增值调整是应贵公司要求所做，其相应责任由贵公司承担；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部分未入账预估返利（含税）及相关资料由贵公司负责提供，其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由贵公司负责。因此，该审计说明不能全面反映鸿泰公司自成立至今的财务状况和盈亏情况，马宝东据此以0元价格将全部股权转让给马嘉瑞有失公允，且马宝东在与牟兴红的聊天记录中告知牟兴红将股权转让给马嘉瑞并支付了相应对价，考虑到马宝东与牟兴红几年来的感情状况，故不能认定马宝东的股权转让行为属于“善意”，也不能认定马嘉瑞支付了合理对价，且牟兴红在微信中表示同意马宝东将股权转让给马嘉瑞是以双方不离婚为前提的。该院调取的鸿泰公司2017年5月至7月财务报表系鸿泰公司自行申报，且仅为鸿泰公司该阶段的财务状况，不能全面反映鸿泰公司的真实财务状况。综上，马宝东将鸿泰公司股权无偿转让给马嘉瑞的行为，损害了牟兴红的合法权益，马嘉瑞并非善意受让人，对牟兴红请求确认马宝东与马嘉瑞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无效的主张，予以支持。本案系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纠纷，牟兴红要求确认鸿泰公司涉案95%股权系其与马宝东夫妻共同财产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案不予处理。对刘强、邓清清主张的其系鸿泰公司隐名股东的述称意见，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予审查。综上所述，对于牟兴红的合理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马宝东与被告马嘉瑞于2017年6月23日签订的滨州市鸿泰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二、驳回原告牟兴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原告牟兴红负担2000元，被告马宝东、马嘉瑞负担3050元。二审期间，两上诉人马宝东、马嘉瑞提交众环鲁专字（2020）0006号专项审计报告一份。证明：本案一审后，经上诉人马嘉瑞申请，鸿泰公司委托审计机构对鸿泰公司2016年度至2017年6月30日财务状况进行审计，截至2017年6月30日，鸿泰公司资产总计57758821.02元，负债总计84550596.75元，公司净资产即股东权益为-26791775.73元。该审计报告严格按照财务规范，未将鸿泰公司名下土地增值部分和未入账的预估返利纳入其中，该审计报告反映了案涉股权转让时鸿泰公司的财务状况，股权转让价格为零是公允的。被上诉人牟兴红质证称，1.对审计报告形式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实质上我方认为不具有真实性，因为该审计报告中明确载明所有的审计结论都是依据鸿泰公司出具的基础性财务资料而做的审计，鉴于双方当事人正在诉讼过程中，我方认为有理由相信鸿泰公司不可能提供真实的财务资料，所以如果相信该审计报告我方认为缺乏一般的判断的令人信服的理由。2.审计报告中明确载明“鸿泰公司名下土地增值部分和未入账的预估返利纳入其中”，说明该审计报告是有保留的审计报告，而鸿泰公司最大的资产之一就是土地增值部分，没有纳入该部分价值必然会导致所有者权益数值或者说股权市场价格与事实不符。3.该报告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因为该报告作出时间是一审判决之后，上一次开庭之前，本案的股权转让也并不是依据该报告所做的转让，我方咨询过专业的审计和评估部门，他们一致认为股权转让必须依据评估报告，而不是依据审计报告，这是基本的常识。所以该份证据不能证明涉案股权转让是公允的。两原审第三人邓清清、刘强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份审计报告是对一审上诉人提交审计报告的补充和完善，无论是一审提交的，还是二审提交的审计报告，通过该份审计报告上述记载的股东权益为负值，也能够印证涉案公司的确存在亏损，股权转让价格是公允的。另外，即使按照被上诉人的所述，一审提交的审计情况说明已经将土地增值和预估返利计入情况说明中，最终得出的股东权益也是负值，不存在矛盾。两上诉人马宝东、马嘉瑞补充说明：1.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审计报告不能作为股权价值的认定标准是不正确的。股权转让依据审计报告所得出的审计净资产即股东的所有者权益，既有法律也有实践的转让定价依据。原审中，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审计情况说明，正是基于将土地增值和预估返利计入资产范围，一审法院认为该审计情况说明不符合相关财务规范，未予采信该审计情况说明。为此，一审判决作出后，上诉人马嘉瑞申请国内知名及司法机构入库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山东分所对涉案股权进行相应的审计工作，作出符合财务规范的审计报告是对股权转让价格公允进行的补充证明。一审中，被上诉人申请人民法院向税务部门调取了涉案公司财务相关数据，其结果鸿泰公司相应的净资产也是负值，其数据差异不大。所以，本案提交的审计报告与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审计情况说明和人民法院调取的税务部门的财务数据是相互印证的，上诉人之间股权转让的价格是公允的，对于其价格是否公允，上诉人在一审中明确同意人民法院或者是被上诉人可以申请进行司法审计以确认股权转让价格的公允性。所以，被上诉人本次曾以审计报告不能正确反映股权价格的观点是不成立的。2.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除国有企业对外转让股权必须经过审计及评估程序外，民营企业股权转让价格确定并没有强制性要求必须经过审计及评估程序，本案马宝东在转让持有的鸿泰公司百分之四十二股权时正是因为考虑到和马嘉瑞的亲属关系以及鸿泰公司另外两股东刘强、邓清清的合法权利，才在股权转让之前委托中介机构对鸿泰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并将土地增值及预估返利纳入其中，是符合转让时股权的市场价值的。被上诉人牟兴红提交加拿大购房的房产证复印件一份。证明：马宝东购买登记在牟兴红和其儿子名下的房产价值2000余万元人民币。如果鸿泰公司处于亏损状态马宝东不可能有购房的资金，进一步印证有关的审计报告不属实。两上诉人马宝东、马嘉瑞质证称，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房产购买时只是支付了首付，根据上诉人代理人了解，至今该房产仍有约500万元人民币贷款尚未偿还完毕。而且，该房产的价值与鸿泰公司是否亏损没有任何关系。两原审第三人两原审第三人邓清清、刘强质证称，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我方认为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牟兴红补充说明：我方认为偿还贷款不影响对其购买该房屋价值的认定，既然马宝东能够购买该房屋，说明他有足够的资金实力来享受比较奢侈的生活，更进一步说明其所经营的有关业务或公司不可能处于亏损或资金短缺的状态。本院认证意见，两上诉人马宝东、马嘉瑞提交的审计报告系单方委托形成，被上诉人牟兴红对其内容持有异议。故，对该审计报告不予确认；上诉人牟兴红提交的房产证复印件未附中文译本，不符合证据的法定要件，不予确认。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确认股权转让合同无效之诉,是基于特定的商事法律关系,故本案应适用《公司法》中相关调整股权转让的法律规范,若公司法未作明确规定时,则适用《合同法》及《婚姻法》中的相关法律规范。首先,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未规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共同财产及个人名义投资于有限责任公司,单独获得股东身份后,其股权转让行为须以另一方配偶的同意为该股份转让行为前提。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需经过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以及其他股东对所转让股权的优先购买权。除此之外有关股权的转让问题并无其他需经配偶同意的限制性规定。股权因具有独立的权利属性,股东对股权的处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股权转让时配偶是否同意并非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必要条件。故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转让股权的行为,不应因无权处分而当然无效。因此,在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流转时,合法的转让主体应当为股东本人,而非其配偶。本案股权转让未违反公司法规定的情形。其次，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夫妻共同财产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生产、经营性收益、归夫妻共同所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以一方名义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额,另一方不是该公司股东的,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将出资额部分或者全部转让给该股东的配偶,过半数股东同意、其他股东明确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二)夫妻双方就出资额转让份额和转让价格等事项协商一致后,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但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转让出资所得财产进行分割。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也不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视为其同意转让,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股东转让股权必须征得过半数股东的同意,并非必须征得其配偶的同意。即使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系夫妻共同财产,但非公司股东的配偶,要成为公司的股东,还须征得其他股东的同意,只有在其他股东明确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股东的配偶才可以成为该公司的股东。在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但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情况下,只能对转让出资所得财产进行分割。综上,如无事先特别约定之前置条件,对于自然人股东而言,在股权流转应由股东本人独立行使,不受他人干涉。因此，一审判决以本案系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纠纷，被上诉人牟兴红要求确认鸿泰公司涉案95%股权系其与上诉人马宝东夫妻共同财产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为由，确认在本案不予处理，并无不当。第三，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特殊性，即被上诉人牟兴红与上诉人马嘉瑞系母子关系，被上诉人牟兴红与其子马嘉瑞关系良好，其对股权转让事宜不知情，不合常理。被上诉人牟兴红对上诉人马宝东表示如不离婚就同意股权转让行为，但被上诉人牟兴红与上诉人马宝东是否离婚并不影响马宝东、马嘉瑞父子之间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本案中主张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被上诉人牟兴红应就无效的事实及理由成立承担举证责任。现被上诉人牟兴红无证据证明上诉人马宝东、马嘉瑞所签股权转让协议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故，一审判决上诉人马宝东与上诉人马嘉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无效错误，应予纠正。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1602民初230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牟兴红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被上诉人牟兴红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被上诉人牟兴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忠民审判员  黄跃江审判员  王 杰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书记员  宋廷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