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13民初3469号 原告：尹旭川，男，1972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 委托代理人：傅丹辉，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鹏程，男，1983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饶平县。 被告:林妙惜,女,1985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饶平县。 被告张鹏程、林妙惜的共同委托代理人:余海松，广东腾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鹏程、林妙惜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郑惠娜，广东腾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尹旭川为与被告张鹏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7月3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原告尹旭川于2019年7月17日向本院申请追加林妙惜为本案的被告,并经本院依法予以准许。2019年11月8日，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尹旭川及其委托代理人傅丹辉，被告张鹏程、林妙惜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郑惠娜到庭参加诉讼。2020年1月23日，因全国发生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本院裁定本案中止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尹旭川以被告张鹏程拖欠海产品货款以及该货款系夫妻共同债务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1.判令两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货款人民币535625元、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人民币25000元（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算至2019年7月4日），并自2019年7月5日起，以未清偿的货款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继续赔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至全部货款清偿之日止；2.判令两被告立即共同向原告赔偿未返还的鱼箱款人民币51033元；3.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被告张鹏程、林妙惜答辩称：双方对2018年11月3日起的海产品销售并未进行过对账，所以原告诉请的金额只是其单方面计算出来的；原告供应的海产品存在质量问题，给被告造成经济损失30余万元，该款应当在货款中予以扣除；被告林妙惜对海鲜交易并不知情，所以应当由被告张鹏程一个人承担责任，与被告林妙惜无关。 原告尹旭川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往来账册一本、银行交易凭证二十份、《公证书》一份、手机服务费发票一份、《婚姻登记审查处理表》一份，用以证明双方的交易经过以及本案的交易发生在两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经质证，被告张鹏程、林妙惜认为： 1.对往来账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账册是原告单方制作的，不具备证据的合法性。同时结合原告提供的《公证书》，往来账册里的记录均是原告在供货后自行定价、计算的，无法证实交易开始时双方商定的鱼品单价，也无法证实其定价根据及合理性。更重要的是，这些定价和计算依据、方法没有经过被告张鹏程确认，不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因此，往来账册依法不能作为认定本案原告供应鱼品的价格依据和计算双方货款数额的依据；除了2018年12月19日的对账单没有收到过外，其他对账单被告张鹏程都通过微信收到过，所以“2018年12月19日380箱”的账单记录未经被告张鹏程确认，无法证实该笔交易是否存在以及交易的具体情况。2.对银行交易凭证无异议。3.《公证书》仅是对原告手机微信聊天记录的提取，无法证实这些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以及是否经过修改删减、是否真实；《公证书》附件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双方的交易习惯是被告张鹏程根据原告的报价下订单，原告在按被告张鹏程的需求供应鱼品后，再出具有关鱼品单价和货款计算方法的“对账单”给被告，然后双方根据海产品的质量情况进行对账后最终确定鱼品的单价和货款总额，而往来账册里的记账单仅是其自称的“对账单”，未经双方对账，不能成为认定原告供应鱼品单价和货款数额的依据；根据聊天记录显示，双方于2018年11月3日起的鱼品供应至今没有进行对账，原告主张被告拖欠其货款535625元明显缺乏事实依据；该微信聊天记录证实原告供应海产品时，被告并没有在实地验收海产品的新鲜度等质量问题，而是由原告直接安排送货，无法证实原告海产品的鲜度没有问题。而事实上，在后期收货中，被告发现海产品部分鲜度严重不够，被告多次电话与原告沟通，但双方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因部分海产品质量太差，被告只能部分在海鲜批发市场大亏本清货（马鲛鱼、抱鳗、鲳鱼至少每斤亏本2-5元），部分甚至只能拉去做鱼饲料。《公证书》也显示在2019年1月双方交易中原告并未事先就鳗鱼价格价位的问题向被告提出或协商。4.手机服务费发票由法庭核实，对《婚姻登记审查处理表》的真实性无异议。 本院认为：往来帐册虽然是原告所制作，但里面的绝大部分内容已经通过微信发送给了被告张鹏程，所以该账册可以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银行交易凭证、手机服务费发票和《婚姻登记审查处理表》的真实性应予以确认；被告并无证据显示《公证书》的内容不实，故本院对《公证书》予以采信。 被告张鹏程、被告林妙惜提供了银行交易流水记录一份，用以证明双方之间的往来付款情况。原告尹旭川质证认为：2018年11月3日开始的流水记录完全可以和原告所提供的银行交易凭证对应起来，所以原告并未漏算被告张鹏程的已付款。为此，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被告张鹏程和被告林妙惜于2010年5月3日登记结婚。 原告尹旭川曾向被告张鹏程销售鱼产品。2018年10月27日，双方以前的账目全部结清。从2018年11月3日开始，原告尹旭川向被告张鹏程进行新一轮的供货，分别为：2018年11月3日供货99660元（303箱）、2018年11月4日供货115310元（319箱）、2018年11月5日供货102430元（292箱）、2018年11月22日供货40200元（78箱）、2018年11月25日供货5128元（6箱）、2018年11月28日供货35380元（66箱）、2018年12月1日供货91760元（267箱）、2018年12月2日供货106290元（258箱）、2018年12月5日供货52940元（341箱）、2018年12月9日供货88720元（299箱）、2018年12月10日供货41310元（136箱）、2018年12月17日供货22820元（159箱）、2018年12月18日供货62220元（164箱）、2018年12月18日供货64570元（308箱）、2018年12月19日供货97535元（387箱）、2019年1月3日供货252270元（260箱）、2019年1月4日供货205100元（228箱）、2019年1月6日供货182290元（262箱）、2019年1月9日供货128400元（225箱）、2019年1月13日供货21780元（44箱）、2019年1月14日供货58720元（217箱）、2019年1月20日供货82720元（295箱）、2019年1月26日供货37240元（80箱）、2019年1月29日供货26670元（36箱）、2019年1月31日供货83880元（222箱）、2019年3月2日供货35625元（292箱）。 2018年10月27日之后，被告张鹏程的付款情况如下：2018年11月9日10万元、2018年11月17日10万元、2018年12月7日10万元、2019年1月5日15万元、2019年1月7日15万元、2019年1月8日10万元、2019年1月10日10万元、2019年1月16日10万元、2019年1月28日20万元、2019年1月29日5万元、2019年2月3日55340元、2019年2月4日5万元、2019年2月11日5万元、2019年2月13日10万、2019年2月18日10万元、2019年2月19日10万元。 2019年2月2日，原告尹旭川将截至当日的账单通过微信发给被告张鹏程，该账单显示截至当日原告尹旭川已经向被告张鹏程供货2021460元+83880元，而被告张鹏程已付货款1150000元，尚欠货款955340元。 2019年2月3日，原告尹旭川在微信里向被告张鹏程催讨货款，声称“我和你讲，我跟人家借的都是约好时间的，20天、年三十以内肯定要还的，利息是2分利”、“时间短，这个利息能接受。时间长，利息也要多了”。被告张鹏程回复称“好的。这个我准时给你，你这个放心”。 2019年2月4日，原告尹旭川在微信里向被告张鹏程发问“总数欠85万对吧”，被告张鹏程回复称“对的”。 2019年5月14日，原告尹旭川在微信里声称“难不成你做这生意欠钱老婆都不知道啊”，被告张鹏程回复称“知道欠人家钱的啊，也知道冻品压着呀，欠谁的她就不知道了”。 本院认为：被告张鹏程向原告尹旭川购买鱼产品的事实清楚。现原告尹旭川主张被告张鹏程尚欠货款535625元（从2018年11月3日开始），被告张鹏程对此予以否认，并声称双方还未最终结算。对此，本院认为：2019年2月2日，原告尹旭川曾经将账单用微信发送给被告张鹏程。从该账单的内容来看，被告张鹏程截至该日尚欠货款955340元。被告张鹏程收到后对此并未提出异议。等到2019年2月4日，原告尹旭川在微信里向被告张鹏程发问“总数欠85万对吧”，被告张鹏程回复称“对的”。根据本院查明的付款情况，被告张鹏程在2019年2月3日付款55340元、在2019年2月4日付款50000元，即正好是955340元-55340元-50000元=850000元。换言之，被告张鹏程亦认可截至2019年2月4日尚欠原告货款850000元，故被告张鹏程所谓双方尚未结算的主张明显不能成立。虽然微信聊天记录里并未见到原告尹旭川将2018年12月19日的账单97530元发送给被告张鹏程，但该笔交易已经记载在2019年2月2日的账单里，被告张鹏程属于明知，现其在2019年2月4日确认尚欠原告货款850000元，应视为同意2018年12月19日的发货金额。2019年3月2日，原告尹旭川将该日的供货金额35625元发送给了被告张鹏程。经查，未见被告张鹏程对该金额提出异议，而且账单里面记载的价格也未见明显不合理，故本院对该日的销售金额35625元予以确认。综上所述，被告张鹏程尚欠货款金额为850000元+35625元-2019年2月11日的已付款5万元-2019年2月13日的已付款10万-2019年2月18日的已付款10万元-2019年2月19日的已付款10万元=535625元。至于被告张鹏程提出的产品质量有问题导致其遭受经济损失30万元左右的主张，虽然其庭后向本院补充提交了其和他人在2018年11月份、12月份的聊天记录，但本院认为，由于该损失金额巨大，如确实存在质量问题，正常来讲其应该会及时和原告尹旭川进行交涉，但从现有的证据来看，被告张鹏程在2019年2月4日微信确认尚欠货款85万元时并未提出质量问题,且还在2019年2月4日之后多次付款，所以被告张鹏程的该主张明显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对原告尹旭川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本院认为，因双方并未约定付款时间，故被告张鹏程应当在收货的同时支付货款，现其至今尚未结清拖欠的货款，显属不当，故理应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对具体的计算标准，现原告尹旭川主张被告张鹏程已经同意按照月息两分进行赔偿，但仔细分析2019年2月3日的微信聊天，即原告尹旭川在微信里向被告张鹏程催讨货款，声称“我和你讲，我跟人家借的都是约好时间的，20天、年二十以内肯定要还的，利息是2分利”、“时间短，这个利息能接受。时间长，利息也要多了”，被告张鹏程则回复称“好的。这个我准时给你，你这个放心”，从中可见，被告张鹏程的意思显然是指其会按时支付货款，并非是指同意承担利息，故原告尹旭川的该点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认定从2019年2月4日开始至2019年8月19日的逾期付款利率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为准，自2019年8月20日开始的逾期付款利率以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1.5倍为准。对鱼箱损失，虽然被告张鹏程否认拖欠鱼箱，但因其自认每次收货时均是连鱼箱一起收，故其有义务举证证明鱼箱已经归还给了原告尹旭川，现因未见其提供证据证明鱼箱已经全部归还，故其应当自行承担由此而来的不利法律后果。鉴于原告请求的计算标准过高，故本院酌情认定鱼箱损失为40000元。对被告林妙惜的责任问题，因被告林妙惜自称是家庭妇女，只是在家做点手工，而被告张鹏程则自称除了做海鲜生意外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且其每月会拿一定的家用给被告林妙惜，加之被告张鹏程又在微信里声称“（被告林妙惜）知道欠人家钱的啊，也知道冻品压着呀，欠谁的她就不知道了”，故本院有合理理由认为被告林妙惜对被告张鹏程的海鲜生意知情且享受了由此而来的收益，故其理应对本案的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张鹏程、被告林妙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共同向原告尹旭川支付尚欠货款535625元，并支付从2019年2月4日开始直至前项款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2019年2月4日开始至2019年7月4日期间的逾期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按本金500000元计算；2019年7月5日开始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的逾期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按本金535625元计算；2019年8月20日之后（含2019年8月20日）的逾期付款利息以535625元货款的未清偿部分为本金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1.5倍计算】； 二、被告张鹏程、被告林妙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共同向原告尹旭川赔偿鱼箱损失40000元； 三、驳回原告尹旭川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案件受理费9917元，财产保全费3620元，合计13537元，由被告张鹏程、被告林妙惜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凭判决书到宁波市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如银行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帐号为37×××92，开户银行为宁波市中国银行营业部。如邮政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汇款时一律注明原审案号。逾期不交，作自动放弃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张远金 人民陪审员  刘德远 人民陪审员  孙恩国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吴佳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