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27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康达益鑫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德润街6号院8号楼一层004。法定代表人：刘超，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米来福，北京市博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伟民，男，1984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县。原审被告:北京创达信业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地区北潞华家园1号楼一层02号。法定代表人：段立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杰，该公司人事主管。委托诉讼代理人：米来福，北京市博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康达益鑫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伟民、原审被告北京创达信业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达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1民初181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康达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确认与李伟民不存在劳动关系，无需支付李伟民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3月7日期间的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017年3月8日至2019年2月25日期间法定节假日加班费、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2月25日期间工资和提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4000元。事实和理由：一、李伟民在仲裁阶段并未提起确认劳动关系，一审法院确认李伟民与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违反仲裁前置程序。二、李伟民与我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我公司提交的劳动合同可以证明李伟民与创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与李伟民联系的工作人员王春杰、祁孟佳均系创达公司的员工。三、我公司提交的考勤表及工资表能都证明李伟民存在加班且已经支付了相应的加班费。但由于劳动关系的错误认定，导致一审法院对工资表及考勤表均不予确认。四、对2019年2月的工资、提成的数额认可，但因与李伟民不存在劳动关系，故不同意支付。五、我公司与李伟民不存在劳动关系，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且李伟民严重违反职业道德，员工手册能证明李伟民严重违纪，公司行使自主管理权亦不违反法律规定。李伟民对处理结果也已经签字确认。李伟民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康达公司的上诉请求。双方当时签的劳动合同是空白的，对合同中添加创达公司的情况并不知晓。创达公司述称,不同意一审判决，我公司认可与李伟民存在劳动关系。我公司与康达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属于两个独立的法人。李伟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与康达公司自2017年3月8日至2019年2月28日存在劳动关系；2.康达公司支付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77000元；3.康达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4000元；4.康达公司支付2017年3月8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法定节假日加班费13200元；5.康达公司支付2017年3月8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延时加班工资38400元；6.康达公司支付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工资加提成15500元；7.康达公司支付出庭仲裁及法院误工费、交通费5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康达公司的股东为刘超和祁孟佳。创达公司的股东为刘超和段立军。北京纶航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纶航公司）的股东为祁孟佳和李然。北京瑞丰创达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丰创达）的股东为段立军和刘超。祁孟佳通过微信支付了李伟民2017年4月、5月的工资及该两个月的提成。李伟民后来的工资通过人事王春杰的账户分两次支付。李伟民与王春杰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李伟民2018年9月、10月、12月期间的出单记录中显示李伟民的工号多数为“康达”，少数为“瑞丰”、“纶航”。李伟民与王春杰2018年9月18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李伟民给王春杰发信息，“姐把我的工资明细发一下！我没有短信提醒”；王春杰后回复，“2500＋200＋100＋100＋100＋185＋500=3685”。后因李伟民等人在办理业务的过程中私自收取客户费用，即发生了集团事件，王春杰于2019年1月25日在微信群中发以下两条微信：“各位：12月基本工资已发到各位微信或银行卡里，请注意查收，所有问题请及时联系我！”；“各位，因集团事件，老板考虑大家生活问题，只发基本工资，其他任何福利，加班工资，补助等都暂时没有，请大家理解知晓，不做一一解答。”公司后又于2019年2月14日开会通知对私自收取客户费用的员工进行处罚：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仅发放基本工资，扣除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的补助、提成。在开会过程中，李伟民提出也没有满勤奖和工龄工资了，另有员工提出每个人办理的数量不同、提成不同，处罚却是一样的；祁孟佳和王春杰告知如果不认同、认为处罚的不公平可以提出来，别私下再说不行，公司对私自收费者只发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的基本工资；有员工提出加班费应不算补助，祁孟佳采纳该意见，称加班费照常发放；李伟民表示同意公司的处罚决定。2019年2月14日的会议中，王春杰同时重申每月计算休假是以周日计算，有几个周日就有几天休息，其余时间都上班。2019年2月，李伟民工作至25日，共出勤14天，该月不存在法定节假日加班。2019年3月4日，李伟民通过微信询问王春杰2月份工资，王春杰称李伟民只出了四单，没多少钱，几百块。2019年3月11日，李伟民同王春杰谈及办理离职手续事宜，李伟民称当时签的是空白合同想看看上面写了什么，王春杰称等李伟民办离职了一起看，李伟民称因是空白合同怕后期王春杰填上什么是什么，王春杰称不会乱填，无非就是将来上保险给写一个公司，因为公司多，之所以要空白就是将来李伟民想上保险了给写哪个公司，这样才能一致；同时王春杰提出李伟民离职后可能还会有投诉的问题，让李伟民看2017年7月1日起的出单记录，李伟民称2017年3月份就来了，王春杰和祁孟佳称之前的没有记录了，但之前的应该没有投诉的问题；另王春杰和李伟民谈及李伟民放弃社保的事宜，称保险补助钱都已经给了李伟民，李伟民在职期间要求公司补500元钱，自2017年7月至2018年11月一共给了17个月8500元，应该每月签一次，李伟民称其已经签过了不愿意再签，王春杰称当时签的时候只是写明放弃保险。康达公司称与李伟民存在劳动关系的系创达公司，提交劳动合同和续约通知。劳动合同显示与李伟民签订合同的为创达公司，载明签订日期为2017年8月15日。李伟民称其提交的录音和视频能够证明当时所签合同为空白合同，因是空白合同，所以是无效合同，故要求支付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创达公司提交2019年2月25日由李伟民签名的集团事件处理公告。公告载明扣除李伟民12月及1月福利、补助及提成工资，只发放基本工资；处理完毕后，公司不再追究任何刑事及行政责任，并引以为戒，不得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注明该公告为最终处理结果，永不更改；下方的处理结果处包含以下内容：“……3、上述款项赔偿公司损失并解除劳动合同。”李伟民认可签名系其所签，但称其签名时并无处理结果第三条的内容。李伟民称其每月工资分两笔支付，一笔是工资，一笔是提成，工资包含基本工资2500元、工龄补助100元、饭补100元、交通补助100元、全勤奖200元；另有500元公司开始说是岗位补助，后称为社会保险补助。李伟民提交部分月份王春杰通过微信发送的提成表和考勤表。创达公司称李伟民提交的提成表和考勤表仅是核对的情况，应以公司提交的工资表为准。创达公司提交2017年10月至2019年2月的考勤表和工资表，考勤表和工资表显示李伟民存在休息日加班，存在法定节假日加班11天，同时显示李伟民的工资包含基本工资2500元，另有绩效工资和加班补助，且显示创达公司已经支付李伟民休息日加班费和法定节假日加班费。李伟民对创达公司提交的工资表不认可，称工资表均有其签字，现公司提交的不是其签字的工资表；对考勤表亦不认可。李伟民称除春节外，其他法定节假日其均加班；2017年4月至2017年9月期间每月出勤均不低于26天；公司并未支付过法定节假日加班费，如果支付的有加班补助，也是休息日加班费而非法定节假日加班费。李伟民、康达公司、创达公司均对劳动关系于2019年2月26日解除无异议。李伟民称解除劳动关系是因公司说其业绩不行，人事说替其着想让其离职。康达公司、创达公司称是因集团事件，公司与李伟民解除了劳动关系。另，在另案安海波诉康达公司的案件中，康达公司认可与安海波存在劳动关系，但安海波的工牌加盖公章为创达公司。对安海波的工牌，康达公司称该工牌是移动公司给办理的，虽然章是创达的，但不能证明劳动关系。2019年3月11日，李伟民以康达公司为被申请人申请仲裁，要求康达公司支付：1.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7700元；2.2017年3月5日至2019年2月28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4000元；3.2017年3月5日至2019年2月28日法定节假日44天加班费13200元，周六日加班费38400元；4.拖欠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工资提成15500元（工资3500元，提成2000元）。2019年5月13日，北京市房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京房劳人仲字[2019]第963号裁决书，裁决：驳回李伟民的所有申请请求。李伟民不服该仲裁裁决，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规定：“劳动合同应当具备以下条款：（一）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二）劳动者的姓名、住址和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号码；（三）劳动合同期限；（四）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五）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六）劳动报酬；（七）社会保险；（八）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九）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纳入劳动合同的其他事项。劳动合同除前款规定的必备条款外，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约定试用期、培训、保守秘密、补充保险和福利待遇等其他事项。”该条文明确了劳动合同应当具备的基本条款。根据李伟民与王春杰之间的录音内容可知，李伟民签订劳动合同时签订的系无公司名称的空白合同，并不具备劳动合同的基本要件，无法视为创达公司已经与李伟民订立劳动合同，故对于康达公司及创达公司关于李伟民已经与创达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主张，法院难以采信。王春杰和李伟民在谈及离职时称公司多，康达公司与创达公司、纶航公司系关联公司，李伟民提交的出单记录显示其工号多数为康达，故李伟民要求确认其与康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法院予以支持。现创达公司主张李伟民自2017年8月15日入职，但结合李伟民与王春杰、祁孟佳2019年3月11日的对话以及微信转账记录显示祁孟佳已经支付李伟民2017年4月的工资，法院对李伟民所作已经于2017年3月8日入职的主张予以采信。李伟民工作至2019年2月25日，双方均对劳动关系于2019年2月26日解除无异议，综上，法院确认李伟民与康达公司2017年3月8日至2019年2月25日存在劳动关系。因2019年2月26日起双方并不存在劳动关系，故李伟民2019年2月26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相关权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李伟民的工资构成，根据2019年3月11日李伟民与王春杰的对话可知，2017年7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康达公司每月支付李伟民社保补贴500元；集团事件发生后康达公司开始称2018年12月仅支付基本工资，并已支付李伟民2500元，李伟民亦未对基本工资数额提出异议，再结合李伟民与王春杰2018年9月18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李伟民的工资支付记录显示其工资由两笔组成，法院认定李伟民的薪资分为工资和提成两部分，其中工资包含基本工资2500元、社会保险补助500元、全勤奖、饭补、车补、工龄补助；对康达公司、创达公司所提交工资表的工资构成不予采纳。关于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现法院认定李伟民于2017年3月8日入职，故自2018年3月8日起，应当视为双方已经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故李伟民要求2018年3月8日至2019年2月28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李伟民可以要求康达公司支付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3月7日期间的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经核算，康达公司应支付李伟民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3月7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574.71元。关于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公司提交的考勤表显示李伟民在2017年10月1日至2019年2月25日期间存在法定节假日加班11天。李伟民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期间另有法定节假日加班的情形，故法院认定2017年10月1日至2019年2月25日期间存在法定节假日加班11天。根据李伟民的出勤情况和工资情况，经核算，在休息日加班和法定节假日加班并存的月份，公司支付李伟民的工资并不足以支付其休息日加班费和法定节假日加班费总和，法院对李伟民所作如果支付有加班费也是休息日加班费的主张予以采纳，认定康达公司并未支付李伟民法定节假日加班费。李伟民于2019年3月11日提起仲裁，公司应对两年内的工资支付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公司称即使有加班，已经支付过加班费，可通过工资表体现，但公司仅提交2017年10月起的工资表，结合2019年2月14日开会时王春杰所作工作时间的陈述，法院采信李伟民2017年3月8日至2017年9月30日期间法定节假日加班的主张，认定李伟民2017年3月8日至2017年9月30日期间存在法定节假日加班3天。康达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已经支付李伟民2017年3月8日至2017年9月30日期间法定节假日加班费，应予支付。经核算，康达公司应支付李伟民2017年3月8日至2019年2月25日期间法定节假日加班费4827.59元。关于延时加班工资，劳动者主张加班工资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李伟民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存在延时加班情形，故对李伟民要求延时加班工资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关于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2月25日期间的工资及提成。用人单位在行使管理权的过程中有一定的自主奖惩权，鉴于李伟民的工作性质，私自收取客户费用系严重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现2019年2月14日的会议已经通知对私自收取客户费用的员工，仅发放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的基本工资和加班费，把扣发提成和补助作为处罚，且会议上指出有意见可以提，未有员工再提其他意见；另，集团事件处理公告已经载明扣除12月及1月福利、补助及提成工资，李伟民已经签字确认交款。综上，视为李伟民已经认可该处罚结果，故李伟民再要求康达公司支付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扣发的提成工资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经核算，康达公司应支付李伟民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2月25日期间工资1877.07元。李伟民与王春杰的聊天记录显示李伟民有4单业务，故对其主张2019年2月提成120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综上，康达公司应支付李伟民2019年2月1日至2月25日期间工资和提成共计1997.07元。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现双方均主张劳动关系的解除系由公司提出，法院不持异议。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现公司主张系因集团事件与李伟民解除劳动关系，但2019年2月14日开会时已经明确了处罚决定，且集团事件处理公告先前的内容已经表明公司扣除李伟民12月和1月的福利、补助及提成工资后，该事件处理完毕，故公司再以集团事件为由解除与李伟民的劳动关系于法无据。因此，康达公司应支付李伟民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经核算，李伟民所要求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4000并不高于法定标准，故法院确认康达公司支付李伟民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4000元。关于李伟民所要求的出庭仲裁及法院误工费、交通费500元，未经仲裁前置，不予处理。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李伟民与北京康达益鑫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自2017年3月8日至2019年2月25日存在劳动关系；二、北京康达益鑫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李伟民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3月7日期间的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574.71元；三、北京康达益鑫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李伟民2017年3月8日至2019年2月25日期间法定节假日加班费4827.59元；四、北京康达益鑫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李伟民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2月25日期间工资和提成共计1997.07元；五、北京康达益鑫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李伟民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4000元；六、驳回李伟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京房劳人仲字[2019]第963号裁决书中载明王春杰以康达公司人事主管身份担任该公司委托代理人。一审审理期间，根据李伟民的申请，追加创达公司为本案被告。李伟民在一审审理期间称《集团事件处理公告》下方的处理结果“3、上述欠款赔偿公司损失并解除劳动合同。”字样系后期添加，提交《集团事件处理公告》照片予以证明。康达公司对该照片的真实性不认可。康达公司与创达公司在营业执照上载明的经营范围相同。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李伟民与康达公司所涉劳动争议的前提是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故李伟民要求确认与康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与本案诉争内容具有不可分性，一审法院一并予以处理，并无不当。康达公司虽主张李伟民与创达公司签订有劳动合同，应与创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根据李伟民提交的与王春杰之间的录音显示，李伟民签订劳动合同时并无公司名称，故本院对康达公司的该主张不予采纳。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首先，康达公司与创达公司、纶航公司的股东存在交叉，康达公司与创达公司的经营范围相同。其次，李伟民提交的出单记录显示其工号有“康达”、“瑞丰”、“纶航”；再次，王春杰在与李伟民谈话中提及公司多，且王春杰在仲裁阶段和诉讼阶段分别以康达公司的人事主管和创达公司人事主管的身份应诉。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上述公司为关联公司，并基于李伟民的诉请确认其与康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关于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根据李伟民与王春杰、祁孟佳的对话及微信转账记录显示已支付李伟民2017年4月的工资，同时各方均对劳动关系于2019年2月26日解除无异议。一审法院据此确认李伟民与康达公司在2017年3月8日至2019年2月25日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康达公司上诉主张与李伟民不存在劳动关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康达公司认可李伟民2019年2月1日至25日期间的工资和提成数额，该公司上诉以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不同意支付此款，缺乏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因康达公司与李伟民存在劳动关系，但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一审法院据此判令该公司支付李伟民2018年3月1日至3月7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康达公司上诉不同意支付此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李伟民于2019年3月11日提起仲裁，公司应对两年内的工资支付情况承担举证，但公司未提交2017年3月至2017年9月的工资表。根据已提交的2017年10月1日至2019年2月25日期间的考勤表显示，李伟民在该期间存在法定节假日加班11天，但工资支付情况不足以证明已支付其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综上，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双方举证情况、李伟民的考勤及工资支付情况，并结合王春杰在2019年2月14日会议中对工作时间的陈述，核算李伟民2017年3月8日至2019年2月25日期间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康达公司上诉不同意支付此款，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2019年2月14日的会议中已明确了对收取客户费用员工的处罚方案。《集团事件处理公告》亦载明扣除李伟民12月和1月的福利、补助及提成为最终处理结果，该事件处理完毕。《集团事件处理公告》下方虽载明有处理结果3，但李伟民称系后期添加，提交照片为证。综合上述情况，一审法院认定以集团事件为由与李伟民解除劳动关系于法无据，并据此判令康达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并无不当。康达公司上诉以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且李伟民严重违反职业道德为由不同意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康达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康达益鑫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易晶晶审判员  张 洁审判员  史 伟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朱 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