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南市临渭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陕0502民初5520号原告：姚刚，男，1968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渭南市临渭区，公民身份号码：61052XXXX805050095被告：陕西建工第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渭南市临渭区。法定代表人：陈康健，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彦雷，男，1987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子长县，公民身份号码：61062XXXX704240932，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洪亮，陕西银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姚刚与被告陕西建工第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四建）劳动争议一案，原告姚刚不服渭南市临渭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7日作出的（2019）陕0502民初2281号民事裁定书，上诉至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9日作出（2019）陕05民终166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9）陕0502民初2281号民事裁定书，并指令渭南市临渭区人民法院审理。本院于2019年9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姚刚、被告陕四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彦雷、史洪亮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陕四建之法定代表人陈康健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姚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被告的劳动关系成立；2.判令被告陕四建支付自2009年3月起至今的劳动报酬720000元；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陕四建承担。事实与理由：2009年3月9日，被告陕四建向案外人澄城县二轻局出具《干部商调函》，同意原告姚刚调入其公司工作，原告姚刚于当月在被告陕四建报到，由于陕四建的经济效益差未能给原告姚刚安排合适岗位。近年来，原告姚刚一直要求被告陕四建向原告姚刚发放待岗工资，并安排合适岗位均未果。依据《退役士兵安置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规定，“非因退役士兵本人原因，接收单位未按照规定安排退役士兵上岗的，应当从所在地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开出介绍信的当月起，按照不低于本单位同等条件人员平均工资80％的标准逐月发给退役士兵生活费至其上岗为止。”由于原告姚刚的经济困难，且系八级伤残退役军人，故被告陕四建应向原告姚刚支付待岗期间的工资。原告姚刚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退役士兵安置条例》等法律规定，诉至本院。庭审中，原告姚刚将其诉讼请求变更为：1.判令原、被告的劳动关系成立；2.被告陕四建支付2009年3月至2019年9月期间的工资819200元（8000元/月×128个月×80%）；3.判令被告陕四建自生效之日起，按正科级别向原告姚刚安排工作岗位，并按月足额发放工资；4.案件受理费由被告陕四建承担。被告陕四建辩称，2009年，被告陕四建更名前公司——陕西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在经济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原告姚刚为借用该公司省级平台调入西安牧歌公司，便通过个人关系调往被告陕四建，被告陕四建并不愿接收，原告姚刚称将其个人档案在被告陕四建存放一年，并出具申请，载明：“我本人申请调入陕西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期限壹年，这期间的社会保险全部个人承担，壹年内调出，如若没有调出单位和我终止劳动合同关系。”。此后，原告姚刚一直在外联系工作调动事宜，并未向被告陕四建提供劳动，因不是真正的入职，双方并未签订劳动合同。一年期满后，被告陕四建劳动人事部通知原告姚刚办理档案转移手续，原告姚刚以个人工作调动事宜即将成功为由一直未予办理，至今仍将人事档案存放在被告陕四建档案室。由于原告姚刚于1994年被安置到澄城县二轻局下属单位轻工机械厂工作，2019年3月4日，原告姚刚在退伍军人事务部上访登记表中注明“士兵-安排工作”，主诉求第二点“单位破产倒闭，请求重新安排工作”，故原告姚刚并非“干部”身份，并不存在落实退伍士兵的待遇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第七条、第十条之规定，可知建立劳动关系必须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办理入职手续、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投入到实际生产，并享受职工权利、承担职工义务，因原告姚刚不符合上述要求，故双方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原告姚刚于2011年7月至2017年2月期间在西安市西投户渼城市开发有限开发公司担任副总经理一职，月工资9000元，一直足额发放，亦可印证原、被告并未建立劳动关系，作为劳动者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并存两个劳动关系。2018年8月7日，原告姚刚以劳动争议为由将西安市鄠邑户渼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诉至西安市鄠邑区人民法院，诉请主张自2011年7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的工资及欠发、少发的奖金、补助，共计158200元，因此，原告姚刚的本次诉讼涉嫌虚假诉讼。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原告姚刚于2009年3月9日起并未与被告陕四建签订劳动合同，且原告姚刚提供的《澄城县人事和劳动社会保障局企业职工转移单位介绍信》中要求签订新的劳动合同，但双方一直未签订，足以认定原告姚刚当时知道其权利已受到侵害，而原告姚刚至今才诉至本院，早已超过仲裁时效。原告姚刚针对其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原告姚刚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姚刚的诉讼主体适格；2、澄城县二轻局发（1994）14号文件，证明原告姚刚在澄城县第二轻工业管理局担任轻工机械厂厂长，享受厂长待遇；3、干部商调函、澄城县人事和劳动社会保障局企业职工转移单位介绍信，证明原告姚刚为正科级别，被告陕四建于2009年3月9日商调原告姚刚前往其处工作，并要求原告姚刚并于同年3月31日前报到，否则不予接收手续，原告姚刚已在被告陕四建要求的时间将工作关系转移至被告陕四建；4、被告陕四建于2012年2月16日向临渭区民政局出具的证明、于2014年7月11日向临渭区劳动保障局出具的证明各一份，证明原告姚刚系被告陕四建的职工，因被告陕四建经营困难，没有合适的工作岗位，原告姚刚一直处于待岗状态；5、渭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4月12日出具的不予受理通知书，证明本案已经过劳动仲裁程序；6、相关法律法规，证明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等；7、被告陕四建于2018年6月10日向陕西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出具的证明，证明原告姚刚系被告陕四建的职员、享受的职级，原告姚刚一直处于停职留薪状态；8、退伍军人证明、2019年3月4日退伍军人事务部来访登记表，证明原告姚刚于1981年10月25日从澄城县入伍，1987年1月31日退伍，原、被告就劳动争议纠纷未协商一致，原告姚刚已向有关部门反映；9、渭南市临渭区XX街道XX社区于2019年5月16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原告姚刚系被告陕四建的职员；10、《退役士兵安置条例》的相关条文，证明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11、军残证，证明原告姚刚系残疾军人；12、中国共产党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证明原告姚刚的所有关系一并交给被告陕四建；13、高铁车票，证明原告姚刚从北京返回的车票由被告陕四建购买，原、被告存在劳动关系；14、被告陕四建网络招聘工资概况，证明该公司与原告姚刚同等级别的工资情况；15、证人肖某某的证言，证明原告姚刚的户口在临渭区XX街道XX社区，原告姚刚系被告陕四建的职工，原告姚刚于2019年两会期间进京上访， 证人肖某某与被告陕四建一同将原告姚刚从北京接回。被告陕四建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与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无关联性。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仅可证明原告姚刚在1994年担任轻工机械厂厂长的情况，无法证明其与被告陕四建建立劳动关系。对证据3的干部商调函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仅能证明职工调动单位之间的冾谈过程，并不必然证明原被告之间一定就建立劳动关系，事实上，原告姚刚并未前往被告陕四建报到，只是作为调入省级单位的平台，更不存在建立劳动关系，原告姚刚的社保档案也并未转入被告陕四建，只是将其个人档案托管或挂靠在被告陕四建；对介绍信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无法证明原被告之间建立劳动关系，可反证双方未建立劳动关系，从介绍信的用途来看，该介绍信系澄城县人事和劳动社会保障局出具给被告陕四建的介绍信，而非出具给原告姚刚个人，是原告姚刚到调入单位被告陕四建的报到凭据；从介绍信的内容来看，职工到新单位入职必须签订新的劳动合同，而原告姚刚持有该介绍信，并没有凭介绍信到被告陕四建报到，并签订新的劳动合同；从介绍信载明的档案身份来看，原告姚刚的身份为“干部(正科)”明显错误，是原告姚刚为了调到省级单位而填写，原告姚刚提供证据8中的退伍证明、退役军人事务部来访登记表中载明其身份为“士兵”，退役方式“安排工作”，而不是干部身份。对证据4的第一份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无法证明原、被告建立劳动关系，2013年10月，陕西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名称变更为陕四建，该份证明的出具日期为2012年2月26日（非工作日），明显不具有真实性；从证据种类上看，该份证明仅有公司公章，缺少经办人及其法定代表人的签名或盖章，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从证明内容和目的来看，该证明是原告姚刚为了争取民政补助让被告陕四建出具，证明所涉及的内容不符合客观事实，原告姚刚未在被告陕四建上过班，更未接受被告陕四建的管理和支配；结合原告姚刚于2009年3月9日书写的申请，也可说明原被告早已不存在劳动关系；对第二份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从形式要件上看，同第一份证明关于证据种类的质证意见，从内容上看，同第一份证明关于证明内容的质证意见，结合原告姚刚于2009年3月9日书写的申请，也可印证原被告早已不存在劳动关系；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6未予质证。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从形式要件上看，同证据4第一份证明关于证据种类的质证意见；从内容来看，原告姚刚为了能胜任陕西省老龄产业协会法定代表人职务而组织的话语，不能作为认定劳动关系的依据；结合原告姚刚于2009年3月9日书写的申请，可印证原被告早已不存在劳动关系；根据被告陕四建提供2018年6月14日出具的承诺书，可证明原告姚刚的个人档案在被告陕四建托管，双方无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退伍军人证明、2019年3月4日退伍军人事务部来访登记表载明原告姚刚的身份是“士兵，退役方式是“安排工作”，原告姚刚的身份不是干部；退伍军人事务部来访登记表中的主要诉求第2项内容可证明原告姚刚退役后已被安排工作，而非被告陕四建不为其安排工作。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仅能证明原告姚刚于2019年3月4日前往北京上访，因其投诉对象为被告陕四建，因此，由其所在社区及被告陕四建将其从北京接回，并不能证明其与被告陕四建存在劳动关系。对证据10、11未予质证。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根据《信访条例》的规定，被投诉单位和当地政府为上访人提供负担交通费是信访工作的习惯性做法。对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仅是广告内容。对证据15有异议，证人肖某某的证言系孤证，不应采信，原告姚刚多次打断证人肖某某作证，并有诱导行为，无法证明被告陕四建承诺为原告姚刚解决问题，证人肖某某在第一次庭审作证时称“配合社区前往北京将原告姚刚接回，原告姚刚的档案在被告陕四建”，本次庭审作证时又称“被告陕四建领导说原告姚刚是陕四建的员工”，证人肖某某的证言前后矛盾，不应采信。被告陕四建针对其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被告陕四建办公室主任王某某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原告姚刚想以被告陕四建为平台调入省级单位，原、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2、名片一张，证明原告姚刚在西安西投户渼城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一职；3、原告姚刚于2009年3月9日书写的申请一份，证明原告姚刚调入被告陕四建，原、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4、李西京的证人证言，证明原告姚刚借用被告陕四建名义调入一家公司的事实，其与被告陕四建不存在真正的劳动关系；5、原告姚刚于2018年6月14日书写的承诺书一份，证明原告姚刚的档案只是托管在被告陕四建，原、被告不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6、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证明2013年10月份，陕西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的名称变更为陕四建，原告姚刚于2012年提供给区民政局的证明上的公章系伪造的，当时被告陕四建的名称尚未变更；7、证人王某某的证言，证明被告陕四建于2018年6月14日向陕西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出具证明的过程；8、西安市鄠邑区法院、西安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各一份，证明原告姚刚于2011年7月1日至2017年2月期间在西安市鄠邑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户渼公司上班及发放工资的事实，原告姚刚的本次起诉系重复诉讼；9、西安西投户渼城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人员花某某、情况说明各一份。证明原告姚刚系西安西投户渼城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的员工，任副总经理一职；10、户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资表，证明原告姚刚的工资发放情况，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11、西安西投户渼城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工资表、招商银行付款回单，证明目的同证据10；12、2009年3月13日澄城县人事和劳动社会保障局企业职工转移单位介绍信，证明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13、西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西法大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603号笔迹鉴定意见书一份，证明原告姚刚于2018年6月14日在承诺书的落款处书写的“姚刚”二字系其本人所写。原告姚刚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李西京给原告姚刚打电话不属实，原告姚刚要求开证明、王某某给原告姚刚开证明均属实，开具证明与所谓的承诺书不是同一天，出具证明与承诺内容存在逻辑问题。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申请不是承诺、也不是合同，但可以撤销，不存在原告姚刚的档案挂靠在被告陕四建的情况，无法证明本案超过诉讼时效，被告陕四建向原告姚刚出具的证明是双方劳动关系的延续，若被告陕四建为原告姚刚安排工作岗位，原告姚刚也不会前往别处求职工作。对证据4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被告陕四建出具的几份证明均是李西京安排工作人员开具，证明内容系被告陕四建的真实意思，也可说明原、被告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对证据5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签名并非原告姚刚所签。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被告陕四建在变更名称之前已私刻公章，并向原告姚刚出具证明。对证据7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证人王某某的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证言均系证人王某某的单方意见，证言内容是选择性陈述，且其与被告陕四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判决驳回原告姚刚的诉请即可说明原告姚刚与户县的公司无劳动关系。对证据9有异议，认为花某某无印章，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其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10的四张工资表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11的质证意见同证据10。对证据12不予认可，认为无法证明本案超过诉讼时效。对证据13合法性有异议，认为缺少科学的数据及影像作支撑，仅凭人工肉眼的判断所作出的鉴定意见不具有权威性、专业性和唯一性，鉴定过程未使用任何先进的仪器、设备，亦未载明相关仪器、设备的名称、型号及功能。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姚刚于1981年10月25日于陕西省澄城县应征入伍，1987年1月31日退出现役。澄城县第二轻工业管理局在澄二轻发（1994）14号文件中载明，“姚刚同志为轻工机械厂厂长。”2009年3月9日，原告姚刚书写申请一份，载明：“我本人申请调入陕西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期限壹年，这期间的社会保险全部个人承担，壹年内调出，如若没有调出单位和我终止劳动合同关系。”同日，被告陕四建更名前公司——陕西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向澄城县二轻局出具陕建四司09001号干部商调函，载明：“姚刚拟商调我单位工作，经研究，请按下列第二、六项办理：二、同意调入安排在我司工作，如本人系国家干部，并能服从分配，请即办理转调手续于3月31日前来我司报到，否则不予接收。六、个人社会保险如缴纳，请转我单位。”2009年3月13日，澄城县人事和劳动社会保障局向陕西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出具澄政人劳介字（2009）第004号企业职工转移单位介绍信，载明：“兹介绍姚刚同志到你处工作，请接洽，并签订新的劳动合同书…。原工作单位：中大公司，档案身份：干部（正科）。”2009年4月2日，中国共产党陕西建工集团总公司委员会政治部向陕建四公司党委出具中国共产党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载明：“姚刚同志…由澄城中大公司去你处,请转接组织关系,该同志党费已交到零玖年叁月（有效期叁拾天）”。2009年4月，澄城县XX城县企业职工工资介绍信一份，载明：“编号：26，姚刚，身份属性：干，原职务（岗位）：厂长，参加工作时间：81.10，原工作单位：中大公司，调往何处：陕西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公司，工资档次：中，工资等级：16，工资总额：壹仟壹佰零捌元…。”2012年2月26日，被告陕四建向渭南市临渭区民政局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兹证明我司退伍军人姚刚，因单位经营困难，没有合适的工作岗位而一直处于待岗状态，请贵局依据国家相关政策给予照顾。”2014年7月11日，被告陕四建出具证明一份，载明：“我司职工姚刚同志从2010年在我单位下岗，下岗后单位没有发放生活费，生活十分困难。”2014年11月3日，陕西省民政厅向原告姚刚颁发残疾证件一张，载明：“残疾性质：因公，残疾等级：八级，编号：陕军EXXXXX4，有效期：长期…。”2018年6月10日，被告陕四建向陕西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陕西省民间组织管理局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姚刚，男，…系我公司职员，曾担任过公司中层管理职务，现停职留薪自主创业，…能够胜任陕西省老龄产业协会法定代表人职务。”2018年6月14日，原告姚刚在一份机打的承诺书的落款处签名，该承诺书中载明：“四建集团：我本人今到四建集团开具了一份证明，我本人对证明的内容负全责。我个人的档案与医疗保险在四建集团托管，无事实劳动合同关系，若今后因我个人事宜给四建集团带来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损失均由我个人全部承担，与四建集团无关。附：该证明复印件一份。姚刚 2018.6.14。”庭审中，原告姚刚对该份承诺书中“姚刚”签名笔迹存异，被告陕四建于2019年10月17日向本院提出鉴定申请，请求对该份承诺书中的签字笔迹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后经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西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12月23日作出西法大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603号笔迹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笔迹与样本笔迹是同一人书写。2019年4月11日，原告姚刚向渭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仲裁请求：1.裁定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即劳动合同成立）；2.裁定由被告陕四建为原告姚刚安排相应工作岗位，并支付相应薪酬、福利；3.裁定由被告陕四建为原告姚刚补交自2009年3月13日至上岗之日止的五险一金，并在十个工作日内履行完毕；4.裁定被告陕四建按同职级、同工龄、同待遇补发下岗失业、待岗期间的全部工资720000元（72000元/年×10年）。渭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4月12日作出渭劳人仲不字（2019）第06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载明：“…该争议发生于2009年3月，现申请劳动仲裁已超过仲裁时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本委决定不予受理。” 另查明，原、被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原告姚刚亦未在被告陕四建实际用工，被告陕四建亦未向原告姚刚发放过工资。原告姚刚于2011年7月至2016年11月在西安西投户渼城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工作，西安西投户渼城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在2011年7月至2012年5月筹建期间，原告姚刚的工资由西安西投户渼城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西安市鄠邑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原户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发放，原告姚刚与西安市鄠邑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未签订劳动合同。2018年8月7日，原告姚刚以劳动争议为由将西安市鄠邑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起诉至西安市鄠邑区人民法院，并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西安市鄠邑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聘书承诺支付自2011年7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期间的欠发工资，计951588.4元；2.判令被告西安市鄠邑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支付自2011年7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期间的欠发、少发奖金、补助，计158200元；3.请求判令被告西安市鄠邑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赔偿因其拖延支付的报酬的赔偿金951588.4元；4.判令被告西安市鄠邑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依法为原告补缴五险一金，即养老金、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5.判令被告西安市鄠邑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依承诺为原告姚刚办理事业编制；6.诉讼费由被告西安市鄠邑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承担。2018年12月25日，西安市鄠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陕0118民初38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姚刚的诉讼请求。原告姚刚因不服（2018）陕0118民初3867号民事判决书，遂向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9年4月15日，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后作出（2019）陕01民终18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再查明，原告姚刚的人事档案存放于被告陕西建。2020年4月20日，本院前往澄城县人力与资源保障局就业股进行调查，就业股提供原告姚刚在澄城县人事和劳动社会保障局企业职工转移单位介绍信（存根）档案身份一栏没有“（正科）”的字样，经办人称原告姚刚向本院提供介绍信档案身份一栏“（正科）”的字样并非其书写。原告姚刚原系中大公司职工，中大公司全称澄城县中大工贸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996年4月25日，法定代表人为杨忠安，股东为：澄城县二轻工业总公司、澄城县轻工机械厂，该公司已被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中大公司、轻工机械厂均是澄城县第二轻工业管理局的下属企业，两个公司之间没有隶属关系。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包括：1、原告姚刚的主张是否超过仲裁时效？2、2009年3月9日起，原、被告是否建立劳动关系？3、原告姚刚的其余诉讼请求能否获得支持？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适用本法：（一）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由于本案属于劳动争议纠纷，非一般的民事纠纷案件，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中关于仲裁时效的规定。本案中，原、被告的关系虽始于2009年3月，但在长达数十年之中，被告陕四建对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并未作出明确否认，导致原告姚刚一直认为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直至原告姚刚于2019年第一次将被告陕四建诉至本院，被告陕四建方才明确否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因此，本院将被告陕四建公司否认之日作为原告姚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更加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亦有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经审查，原告姚刚主张权利的时间节点尚在一年的仲裁时效范围内，故原告姚刚的该项主张并未超过仲裁时效。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可直观体现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对各自权利义务的约定，亦有利于探明双方对建立劳动关系的真意。但本案中的原、被告并未订立劳动合同，双方对是否建立劳动关系存在重大分歧，且均已提交有利于各自主张的证据。在该种情形下，认定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注重审查双方是否满足劳动关系的构成要素，是否已实际享受劳动权利、承担劳动义务，而非拘泥于双方对该种关系的描述或达成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劳动关系的建立始于用工之日，而非单纯达成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确认劳动关系成立的前提是劳动者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并接受用人单位的安排及管理，用人单位以劳动者所提供的劳动作为对价支付相应报酬，即劳动者只有与用人单位形成事实上的使用与被使用的关系，劳动关系方始建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姚刚主张其与被告陕四建存在劳动关系，其应就该主张承担初步举证责任。庭审中，原告姚刚提交干部商调函、介绍信、被告陕四建出具的三份证明、光华社区出具的证明、证人肖某某的证言等证据以证实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导致其未如期上岗的原因系被告陕四建经营困难，缺乏合适岗位所致。本院认为，原告姚刚提交的以上证据，虽在一定程度上可体现双方达成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但该合意能否转化成真实的劳动关系，还有待于核查双方是否实际用工、享受劳动权利及承担劳动义务等事实。相反，被告陕四建为反驳原告姚刚的上述主张向法庭提交承诺书等证据，庭审中，原告姚刚无法对承诺书中自认于己不利的事实——“无事实劳动合同关系”作出合理解释，亦未能再进一步就实际用工、享受劳动权利、承担劳动义务进行举证，以证实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的事实，而是在十年后方将被告陕四建诉至本院，结合原告姚刚自2009年3月起从未到被告陕四建上过一天班，被告陕四建亦从未向原告姚刚发放过任何劳动报酬，原告姚刚曾于2011年7月至2016年11月期间在其他公司从事工作并领取工资等事实…，可知原、被告之间并未形成以劳动力为条件的权利义务关系，原告姚刚称其与被告陕四建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于理不通，有悖常理。综上，从双方的当庭陈述、案件事实及双方所提交的证据来看，被告陕四建提交的反证的证明力大于原告姚刚提交的证据，导致原告姚刚主张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的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院据此认定原、被告之间未建立劳动关系。针对第三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原告姚刚的其余诉讼请求能否获得支持均是建立在其与被告陕西建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基础上，由于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故原告姚刚的其余诉讼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姚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姚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田渭芳审    判    员    崔  玲人 民 陪 审 员    韩渭良 二0二0年四月二十七日 法  官  助  理    雷  明书    记    员    刘源渊201905025520509161000022052542320190906121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