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13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某，女，1958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福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新峰，山东博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1，男，1984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福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新峰，山东博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2，女，1945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福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慕秀超，山东福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3，女，1947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福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慕秀超，山东福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4，男，1950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福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慕秀超，山东福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5，女，1955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福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慕秀超，山东福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6，男，1960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延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慕秀超，山东福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7（曾用名刘晓燕），女，1976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福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慕秀超，山东福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武某、刘某1因与被上诉人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7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611民初23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武某、刘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保全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争议实际属于宅基地权属争议纠纷，其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本案的争议实际上是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各方对宅基地权属争议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其中，涉及占用农用地的，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即农村村民使用宅基地的，应当依法提出申请并由相关人民政府审核批准。宅基地使用权的申请、审核及批准事宜，显然不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人身或财产关系范畴，因此所产生的纠纷，亦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范畴。根据《烟台市福山区棚户区改造住宅房屋货币补偿协议书》第二条的约定，补偿具体方式是按照土地证或确权认定的土地使用权面积的90%来计算应安置的面积及补偿差价，不是以房屋面积来计算的。被上诉人起诉要求分割补偿收益，而上诉人答辩被上诉人无权分割补偿收益，由此产生的争议是被上诉人是否有权分割基于上诉人武某所持有的土地证或确权认定的土地使用权面积计算的补偿利益，进一步讲就是被上诉人对于上诉人武某所持有的土地证即烟集用（2011）第30858号土地使用权证是否拥有权利，而该土地使用权证便是宅基地使用权证，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争议实际上属于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诉讼范围。一审法院理应直接裁定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并作出实体判决，违反了土地管理法、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审理本案系适用法律严重错误，本案依法应由政府及有关部门处理。二、本案案由是法定继续纠纷，一审法院在未查明继承人、被继承人情况以及遗产范围的情况下，直接作出判决，显然属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涉案拆迁房产原系刘忠仁、孔宪玲、刘厚禄、刘某2、刘某3、刘某4共有，另一方面又认为本案系法定继续纠纷，前后矛盾。人民法院在审理法定继承纠纷案件时理应对继承人、被继续人情况以及遗产范围进行查明，在查明的情况下才能作出实体裁决，但一审法院却故意回避上述情况，直接作出实体处理，显然认定事实严重错误，证据严重不足，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三、上诉人刘某1不是适格被告，一审法院错误认定被上诉人可以将上诉人刘某1列为被告，且一审法院错误让上诉人刘某1承担了诉讼费用，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上诉人刘某1在本案中未享有任何遗产权益，未取得代位继承权，且与各被上诉人不存在任何权利义务关系，上诉人刘某1不是适格被告。在上诉人刘某1未享有任何遗产权益的情况下却承担了本案的诉讼费用，显然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刘某1承担诉讼费用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四、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时早己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即1983年12月份的分书可以佐证超过诉讼时效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显然适用法律严重错误。1、上诉人提交的1989年1月的房产所有证（存根）可以证实刘厚人在1989年1月确实获得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此时，刘厚人的父亲刘忠仁还在世，刘忠仁在1990年去世，刘忠仁的相关遗产并不包括涉案房屋，被上诉人作为刘忠仁的继承人对此是明知的，被上诉人对于涉案房屋登记在刘厚人名下且不属于刘忠仁的遗产的事实一直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显然这是被上诉人对自己权利的放弃。但被上诉人却在近二十年之后才主张权利，显然其诉讼时效己过。2、上诉人一审提交的1983年12月份的分书可以证实各被上诉人对于涉案房屋登记在刘厚人名下是没有任何异议且是明知、同意的，各被上诉人在事隔几十年后提起法定继承纠纷，显然属于不诚信的表现，且涉嫌虚假诉讼。五、上诉人一审提交的1983年12月份的分书足以推翻（2017）鲁0611民初1880号以及（2018）鲁06民终5669号案件认定的事实，被上诉人对于涉案房屋不享有任何权利，无权要求分割拆迁利益。上诉人提交的1983年12月份的分书可以证实，刘忠仁在世时依据分书己经将相应的财产转为刘厚人所有，刘厚人合法取得房产所有证，该房屋不属于刘忠仁的遗产而是由上诉人武某合法从其丈夫刘厚人处所得，被上诉人无权对上诉人武某合法拥有的财产进行分割；刘某4、刘某6及刘厚禄对于1983年12月5日的分家情况是明知的，且签字盖章确认，如果认为其权益受损，应当自签署1983年12月5日分书时主张权利，此时主张权利己过诉讼时效。（2017）鲁0611民初1880号以及（2018）鲁06民终5669号案件因该新证据导致其认定的相关事实不清楚、不充分，法院应当依职权提起再审，一审法院不应以上述案件认定的事实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六、一审法院错误认定1983年12月份的分书中没有立书人及大队在座人员本人签字确认，该认定与事实严重不符，涉案房屋所在的村集体对于1983年的分书的事实是认可并且确定的，从1989年房屋存根中有村委会的盖章就足以说明一切，而一审法院却故意忽视这一事实，径直作出错误判决。七、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有权分割基于宅基地使用权面积所得的补偿利益缺乏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均不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无权分得安置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面积。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并可以依法由集体经济组织提供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下的成员使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下的土地建造房屋，并只享有土地的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因此农村宅基地房屋的占有、使用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系争房屋系农村宅基地房屋，其权利人的确定应考虑谁享有该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本案中，被上诉人刘某2、刘某3、刘某5并不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无权取得宅基地使用权，被上诉人刘某4的户口不在刘家埠村在其他地方拥有宅基地，被上诉人刘某6不具有农村户口不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被上诉人刘某7的父亲刘厚禄在村中有其他宅基地。涉案宅基地是经刘家埠村村民委员会审查确定拨给上诉人武某的宅基地，上诉人武某获得涉案宅基地经过了严格的法律程序，上诉人武某对涉案宅基地拥有不可质疑的权利。被上诉人并不具备刘家埠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各被上诉人无权分割基于宅基地这一具有强烈人身属性的安置利益。八、（2017）鲁0611民初1880号以及（2018）鲁06民终5669号案件已经将房票物化为房屋，且被上诉人已经基于上述判决获得了502室的房屋，相关房票物化为房屋的行为属于不可逆转的，一审法院却依然认定已经被物化为房屋的房票归被上诉人所有，一审法院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502室的房屋对应的房票权利己经被行使，人民法院不应再次对房票进行实体裁决,人民法院理应直接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九、本案一审的总争议额为487587元，其案件受理费为8613.8元，简易程序减半收取额应为4306，9元，法院保全费为2957元，一审法院却对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的确定及承担认定明显错误，上诉人曾对一审法院上述认定提出过异议，一审法院直接以法院就是这么认定为由粗暴驳回了上诉人的异议,请求二审法院对于一审法院的严重错误行为进行纠正。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严重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二审中，上诉人补充称，补偿的960959元房票购买房屋后剩余87309元，此时房屋已经分配给被上诉人，本案一审依然判决451677元归被上诉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7共同答辩称，一、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2017）鲁0611民初1880号民事判决书及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6民终5669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对涉案的被拆迁房屋所有权人、拆迁补偿的对象、拆迁利益的归属等相关事项依法进行了审理，并做出了认定，相关内容详见判决书，被上诉人在此不再重复。因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中的第一、二、三、七项明显不能成立，请求法庭对其上诉理由不予采纳。二、上诉人提交的分书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均是无法成立的，而且也与上诉人以前的陈述相互矛盾，明显是一份虚假材料。其目的是推翻已经生效的判决书，但从程序上讲，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三、一审法院没有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1、房票是福山区人民政府在棚户区改造中向被拆迁人发行的特定票据，仅限于福山区范围内使用，用于被拆迁人购买安置房使用，在后续办理房产登记手续等也需要向相关部门提供相应的房票，而且房票必须分割使用，并与判决确认的房屋相对应，原审判决未对房票部分做出处理。2、原审判决生效后，福山区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上诉人以原审法院的判决书中没有对房票部分作出判决为由拒不配合办理房票分割，福山区法院工作人员及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多次协调无果的情况下，要求被上诉人就房票部分另行提起诉讼，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被迫向法院提起诉讼。3、补偿协议中补偿的960959元购买房屋后尚有余额87309元，因上诉人拒绝协商，双方对该部分余额的分配无法达成一致，产生新的纠纷。因此，鉴于上述理由，被上诉人提起本次诉讼，不属于重复诉讼。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认为上述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原审原告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7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分割协议编号为LJB-033-1《烟台市福山区棚户区改造住宅房屋货币补偿协议书》中补偿所得的房票及相关利益（房票计960959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六原告变更诉请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原告所有的位于福山区房屋对应的拆迁补偿房票451677元，该部分房票的相关权益归原告所有；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对房票余额87309元及相关利益进行分割；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9月25日，六原告因主张分割涉案房产的拆迁利益向法院起诉二被告，2018年6月12日法院作出（2017）鲁0611民初188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位于梨苑新城小区122号楼1单元502室（面积为81.31平方米）回迁安置房归原告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7所有，由被告武某、刘某1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给六原告；二、位于梨苑新城小区66号楼4单元202室（面积为91.68平方米）回迁安置房归被告武某、刘某1所有；三、拆迁补偿现金200233元归原告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7所有，由被告武某、刘某1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六原告；四、其余的拆迁补偿利益归被告武某、刘某1所有。一审判决作出后，被告上诉，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2018）鲁06民终566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法院（2017）鲁0611民初1880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项；变更第三项为拆迁补偿现金195064元归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7所有。对于上述生效判决书已经确认的当事人之间的亲属关系情况、拆迁补偿情况、以及涉案房屋的相关情况等，法院不再赘述。六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2017）鲁0611民初1880号、（2018）鲁06民终5669号民事判决书、烟福政发（2017）6号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烟台市福山区棚户区改造房票安置实施办法的通知》、福山区棚户区改造安置房票等为证，主张原告所有的房屋折算房票为451677元，补偿的960959元房票用于购买涉案两套安置房屋后余额为87309元，要求按照规定比例兑现。经庭审质证，被告武某主张对上述证据均不认可。认为两份判决书载明的事实有错误，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刘某1并非适格被告，判决书认定事实不清，原告系重复诉讼，应当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同时武某已经申请法院再审，两份判决书也无法确定房票是票据权利还是实体权利，以及如何换算成相应的货币、价值取得方式、货币换算方式均无法证实；两份判决均是法定继承纠纷，原告主张的拆迁房票及相关权利赋予者是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政府、福新街道办事处刘家埠居民委员会，具体支付主体是烟台市福山区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而房票并非法律概念，两份判决没有对房票性质进行过任何陈述及认定，且从两份判决的关键证据福山区棚户区改造房屋货币补偿协议书的补偿具体方式是按照土地使用面积的90%来进行计算的，而两份判决对于原告是否对土地使用权享有相应的权利没有进行论述；两份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与2011烟福山证民字第771号公证书载明的事实相矛盾。认为通知仅能证明如原告享有相应的权利，应起诉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政府，被告根据相关的政策和协议依法获取权利，和原告无关；福山区人民政府文件规定的是棚户区改造房票安置方案，其不属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无权作出棚户区改造相应的安置方案，作出主体不合法，对证据的合法性不予认可，且从办法内容中载明的房票是向被搬迁人发放的，而原告并非被搬迁人，不享有福山区棚户区改造房票任何权利。认为房票证明被搬迁人为武某，并非原告。被告刘某1主张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均不认可。认为对于判决书其已提起民事再审，刘某1和案件无关，其享有和原告同等的代位继承权，房票载明的被搬迁人为武某，原告对刘某1提起诉讼，导致刘某1担负了两次诉讼费，但未获得生效判决判决的权利，相应的征收主体也没有将拆迁补偿利益给予刘某1。被告武某就其答辩意见提交福山区房产所有证存根、烟集用（2011）第30858号土地使用权证、（2011）烟福山证民字第771号公证书为证。经庭审质证，原告主张对房产所有证存根、土地使用权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对公证书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本案是在法院的判决生效后出现的新的纠纷，对被告武某的主张不应采信；公证书载明的刘忠仁的死亡时间不对，应当是1990年，被拆迁的房屋并非刘厚人和武某的共有财产，这一点原审判决已经作出了确认，即使公证书是真实的，也无法和法院判决相比，其效力明显低于法院判决。被告刘某1主张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认为证据充分说明刘某1不是适格被告，和本案无关，原告系虚假诉讼、恶意诉讼。二被告提交1983年12月5日的分书一份，主张刘忠仁在世时依据分书已经将相应的财产转为刘厚人所有，刘厚人合法取得房产所有证，该房屋不属于刘忠仁的遗产，也不属于包括原告在内的其他主体的财产，而是由武某合法从其丈夫刘厚人处所得，原告无权对武某合法拥有的财产进行分割；刘某4、刘某6及刘厚禄对于1983年12月5日的分家情况是明知的，且签字盖章确认，如果认为其权益受损，应当自签署1983年12月5日分书时主张权利，此时主张权利已过诉讼时效；原一、二审的诉讼因新证据导致其认定的相关事实不清楚、不充分，法院应当依职权提起再审；刘厚人依法获得其父母赠与的相关财产，且已依法登记在刘厚人名下，此赠与行为合法有效。经庭审质证，原告主张对该分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涉案的被拆迁房屋已经两级法院依法审理，并作出了认定，被告仅凭该份证据无法证实被拆迁房屋属于被告所有，该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从该分书的内容可以看出，分书中的房屋也并非属于刘厚人个人所有，且该分书的笔迹可以看出该分书系一人书写，并没有经过相关产权人的同意并签字，根据1951年的房产存根可以确定，该房屋应当属于刘忠仁、孔宪玲、刘某2、刘某3、刘某4共同所有，但是该分书中没有孔宪玲、刘某2、刘某3的名字，因此该分书是没有效力的。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12日对烟台市福山区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李维国做了调查笔录，其在笔录中称：“福山区棚户区改造安置房票是其单位出具的，与存根一致；《关于印发烟台市福山区棚户区改造房票安置实施办法的通知》已经实际执行了，在拆迁协议书后均有附带，这是政府文件，不需要盖公章；棚户改造补偿的是房产，是按土地面积计算，并不是补偿宅基地，是补偿的房屋，计算时以土地面积的90%计算，刘家埠村的拆迁安置房票按每平方米现金5050元上浮10%，即每个平方补偿房票5555元，房票按照5050元购房，根据房屋实际面积实行多退少补，涉案的梨苑新城小区122号楼1单元502室的房屋按实际面积82.33平方米计算，实际花费415767元房票，剩余房票在烟台市福山区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兑现，18个月以内按照0.9兑换现金，18个月后按照0.95兑换现金”。经庭审质证，六原告主张对笔录真实性和内容均无异议，但认为其在补偿房票方面补偿了被告32790元，因此其房票应为451677元。二被告主张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以认可，调查人只有一人不符合外部调查的相关规定，对李维国身份存疑，拆迁补偿协议系武某与刘家埠居民委员会签订，由刘家埠居民委员会承办具体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工作，烟台市福山区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按照居委会要求支付补偿款事宜，其对于补偿的相关规定或要求及方案均没有解释权。此调查笔录确认的事实与福山区棚户区改造住宅房屋货币补偿协议有较大出入，补偿协议第二条第一项明确，按土地证或确权认定的土地使用权面积的90%进行安置补偿，并非调查笔录按照补偿的房屋计算时以土地面积的90%计算，两者有根本区别，故调查笔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一审法院调取了加盖印章的福山区棚户区改造安置房票。经庭审质证，原告主张对证据无异议。二被告主张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以认可，该房票没有加盖福山区棚户区改造相关印章，无法确认其证据来源、形成时间及形成地点，另外即使该份证据是真实的，该证据仅有武某的签字，可以充分证实武某对于960959元的房票安置补偿款及项下权利经过了权威部门的确认及许可，与原告无关，安置房票仅证明武某享有房票确认的相关权益。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二被告主张本案系对宅基地权属发生争议，应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进行处理，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法院认为，本案诉争的标的是涉案房屋中属于原、被告共有部分的拆迁补偿利益的分配，基于六原告的诉请及本案的事实和理由以及当事人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本案不属于基于宅基地权属发生的争议，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涉案拆迁房产原系刘忠仁、孔宪玲、刘厚禄、刘某2、刘某3、刘某4共有，后虽登记在刘厚人名下，但并非属于其个人所有，武某和刘某1作为其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六原告将二人列为被告并无不当。二被告主张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法院认为，根据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本案的相关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后均未明确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即均已接受继承，涉案房屋未进行分割，仍应视为各继承人共同共有，占有遗产的继承人即使办理了产权证书，仍未改变遗产为共同财产的性质，故不适用继承权纠纷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共有权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析产并分割，且被告未向法院递交证据证明其此主张，故对被告的此项异议主张法院不予支持。二被告主张已对案件申请再审，故（2017）鲁0611民初1880号、（2018）鲁06民终5669号民事判决书不生效，但二被告未向法院递交证据证明案件已经进入再审程序，故对二被告的此项主张法院不予支持，上述两份判决依法生效。被告主张公证书可以证明涉案房产系武某与刘厚人的夫妻共同财产，法院认为，公证书系根据申请人武某提供的登记在刘厚人名下的房产证作出，根据相关案件的审理过程及相关证据可以证明1989年将涉案拆迁房屋登记在刘厚人名下产权登记的行为并不能当然证明房屋系其个人所有，未改变涉案房屋共有财产的性质，故对被告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二被告主张涉案拆迁房屋已经分书确认为刘厚人所有，法院认为被告提交的分书虽有福山县臧家人民公社刘家埠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的公章，但其中立书人及大队在座人员均无本人签字确认，故被告仅凭分书无法充分证明自己的主张，且原告对此亦不认可，故对被告的此项主张，法院不予支持。位于福山区房屋已经生效判决确定为归六原告所有，六原告主张该房屋对应的房票451677元归其所有，应予支持；结合原告提交的证据及法院调取的证据，梨苑新城小区122号楼1单元502号房屋实际花费房票415767元，余35910元房票兑换的现金归六原告所有。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20日判决：一、登记在武某名下的960959元房票中回迁安置在梨苑新城小区122号楼1单元502室房屋折算的房票451677元归原告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7所有；二、购买梨苑新城小区122号楼1单元502室房屋所剩余的35910元房票兑换的现金归原告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7所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6705元、申请费5000元，由原告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7负担5502元，由被告武某、刘某1负担6203元。本院审理中，上诉人武某、刘某1提交1983年11月30日刘厚福、刘厚禄、刘某4、刘某6将涉案房屋转让给上诉人武某丈夫刘厚人的协议原件及复印件，证明涉案房屋产权已在1989年之前进行了事实处分及析产，析产情况与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分书相对应，结果已得到权威政府部门的确认，即1989年刘厚人的房产颁证确权。上诉人武某得到房屋产权系刘厚人于2006年2月28日去世后的遗产，此时刘忠仁已于1990年3月27日去世，孔宪玲于1999年10月11日去世，由于本案上诉人刘某1放弃继承其父遗产，武某得到了涉案房产并办理房产证，此时，武某关于涉案房产的归属来源合法。涉案房产及相应的征收权益与各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各被上诉人不享有相应的权利。同时证明上诉人刘某1并非刘忠仁或孔宪玲的法定继承人，上诉人刘某1不享有代位继承权，在刘忠仁、孔宪玲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存在的情况下，刘某1也不享有相应的继承权，即本案案由定为法定继承纠纷于法无据。此证据证明本案系被上诉人提起的虚假诉讼，请求法院依职权对各被上诉人作出相应的处罚。经质证，被上诉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的内容均有异议，称1、根据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2017）鲁0611民初1880号民事判决及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6民终5669号民事判决均可证实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归刘忠仁、孔宪玲、刘某2、刘某3、刘某4、刘厚禄所有，与该份转让文书中的刘厚福没有任何关系。同时，该转让文书也与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分书相矛盾。按常理讲，如果房产已经转让，就不存在分家以及分书的问题。2、上诉人当庭表示刘某6当时在外地，不可能同意将房屋转让给刘厚人所有，其他的产权人刘忠仁、孔宪玲、刘某2、刘某3、刘厚禄均没有在该份转让文书中签字确认。因此，被上诉人认为此份文书是虚假的。3、一审审理中上诉人从未提起过涉案房产经过相关的权利人依法转让的事实。4、该份文书也说明刘某6对草棚三间（用来放草的屋子）拥有所有权，上诉人在以前的庭审过程中一直主张涉案房屋全部由刘厚人所有，自相矛盾。5、从程序上讲，该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是上诉人感到一审判决结果对其不利而提交的虚假材料，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应当予以采信。6、关于分书中的内容和分书上的名字均是由一人书写，且刘某6当时在外面当兵，没有在家。综上，上诉人提交的该份文书及在一审中提交的分书违反常理，互相矛盾，也与一审中所有的陈述明显不一致。本院认为，生效裁判文书已确认涉案房屋归刘忠仁、孔宪玲、刘某2、刘某3、刘某4、刘厚禄所有的事实，故上诉人武某、刘某1提交的1983年11月30日分书，系刘厚福、刘厚禄、刘某4、刘某6将涉案房屋转让的内容，且该分书与上诉人武某、刘某1一审中提交的1983年12月5日分书内容不一致，本院对该分书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本院查明，上诉人武某、刘某1对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2017）鲁0611民初1880号民事判决、本院（2018）鲁06民终5669号民事判决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4月8日作出（2020）鲁06民申127号民事裁定书：驳回武某、刘某1的再审申请。上诉人武某、刘某1与被上诉人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7于2020年4月11日收到该民事裁定书。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了构成重复起诉的条件：一是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是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是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本案的前诉应为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2017）鲁0611民初1880号案，该案与本案虽当事人相同，但诉讼标的并不相同，诉讼请求也不一致。故上诉人武某、刘某1主张被上诉人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7的起诉构成重复起诉，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武某、刘某1上诉主张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上诉人刘某1不是适格当事人、本案已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刘某2、刘某3、刘某5因不具备集体组织成员资格的事由等，在一审中均已提出，一审法院也进行了审理。现上诉人武某、刘某1仍依据上述事实和理由提起上诉，未提供新的证据予以支持，本院对上诉人武某、刘某1的以上事实和理由，均不予采信。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确定诉讼费用的负担，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武某、刘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106元，由上诉人武某、刘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刘海波审判员  张莉莉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书记员  赵广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