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4民终8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晟恒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好旺角商界C-21（集中办公区）。法定代表人：贾振民，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雨，天津法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姜高明，男，1985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沈丘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段立臣，德州德城忠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贾振民，男，1968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原审第三人：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关山路552号。法定代表人：陈文健，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世魁，男，1992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猛，男，1989年9月13日出生，蒙古族，住天津市西青区，系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天津晟恒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恒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姜高明、原审被告贾振民、原审第三人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三局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1491民初16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晟恒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关于诉讼主体问题。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也无法证明其在现场进行过实际施工，其无权追索劳动报酬。被上诉人主张其自2016年5月进场施工，所服务的应当是天津鑫荣建筑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荣公司），后因被上诉人所带领的施工人员人数不足，不服从管理，多次在工地带头闹事，在未完成约定施工工程的情况下私自撤场等原因，原审第三人与鑫荣公司解除合同，另行与上诉人签订合同。上诉人于2017年5月进场施工时被上诉人已基本离场，其主张的费用与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没有其主张的农民工的授权委托，也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劳社部[2004]22号关于《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第七条规定：“企业应将工资直接发放给农民工本人，严禁发放给包工头或其他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人。”如本案工程确实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应由农民工本人向适格主体提出诉讼，并由相应主体将工资直接发放至农民工本人，而不是发放给被上诉人。2.本案“对账确认书”属于从未履行过的证据，仅依据复印件认定案件事实不符合法律规定，且其中载明的数额远超实际结算数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本案对账确认书无法与原件进行核对，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018年2月14日，姜高明自行书写对账单，承认曾收到工程款124.41万元，剩余15.19万元未收到。截止被上诉人起诉前，原审第三人代付613848元工人工资，远超15.19万元未结清工程款。根据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双方已累计结算233.3万元，而被上诉人提供的对账确认书中载明的累计确认工程款为336万元，该数额远超劳务分包合同结算数额，不符合实际。晟恒公司不欠付姜高明任何工程款，甚至存在超付情况。如果这份对账单是真实的，难以解释被上诉人手中没有原件，这与事实不符。既然存在不同的对账单，不能仅依据时间节点判断。因此，本案对账确认书不是实际产生费用的结算依据，被上诉人属于捏造事实虚假诉讼。3.因被上诉人多次组织工人去原审第三人处扰乱，导致工程无法继续施工，原审第三人也未再与上诉人进行结算，停止了对工程款的支付，给上诉人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另补充：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签订合同的事实是2017年5月11日，而2017年9月被上诉人已不在施工现场。一审依据2018年3月21日出具的确认书认定全部劳务费用由上诉人承担，而上诉人所主张费用的起止时间为2016年5月至2017年10月。贾振民在对账确认书中签字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是因为原审第三人为缓和被上诉人带人在项目部扰乱的局面，利用其优势地位，出具确认书要求原审被告签字，并表示签字后销毁。从对账确认书的内容来看，该确认书是由具备专业能力的人出具的，且原审第三人认可在项目部出具后销毁，销毁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即使存在拖欠行为，但拖欠的主体不能确定，被上诉人无权代表农民工主张权利，此前已有部分农民工主张权利。一审未核实涉案30人的信息，未核实其数额发知晓情况，应由农民工自行起诉。姜高明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请求无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贾振民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故无陈述意见。中建三局公司述称，我单位诉讼主体不适格，不应被列为被告。我单位与姜高明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与上诉人之间属于承包关系。上诉人具备劳务资质，我单位付款比例已经超出合同约定。我单位不是发包人，发包人只能是建设方。姜高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晟恒公司、贾振民付清工资153.2552万元；2.诉讼费及一切费用由晟恒公司、贾振民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11日，晟恒公司与中建三局签订一份《德州园项目（一、二区段）施工总承包工程施工（安装）劳务分包合同》，约定晟恒公司分包中建三局在德州园项目（一、二区段）施工总承包工程（西区：会所、1#楼、3#楼、5#楼、7#楼、9#楼及相对应地库和对应配建工程）水电安装部分。工程结算款支付：合同工作内容完成，并办理完退场手续，且完成最终结算后第三个月付至85%，整体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交付业主后第三个月付至95%，剩余5%为工程保修金，在工程保修金约定期满后一个月内无息支付。工程保修期同主合同为竣工交付后两年。合同签订后，晟恒公司将该合同项下的具体施工内容交由姜高明班组，由姜高明组织人员进行施工。2018年3月21日，贾振民（甲方）与姜高明（乙方）签订一份对账确认书，载明：“贾振民雇佣姜高明于2016年5月至2017年10月期间在德州园项目从事水电安装施工，双方于2018年3月21日，就甲方应付、已付、欠付乙方工程款事宜进行确认，结果如下：（1）甲方雇佣乙方在德州园项目施工，累计确认工程款336万元；（2）按照双方协议，甲方代扣税金并向乙方收取管理费，合计为工程款的16%；甲方负责向政府有关部门缴税金及相关费用。（3）根据（1）（2），甲方最终应付乙方工程款282.24万元；（4）截止2018年3月21日，甲方已向乙方支付工程款124.41万元；（5）根据（1）（2）（3）（4）截止2018年3月21日签署本对账单时，甲方欠付乙方工程款157.83万元。以上事实内容包括甲乙双方在德州园项目施工工程款及付款全部内容；签署意见后，双方再次提出与上述事实内容不符的自行负责。”2018年4月至6月期间，晟恒公司向中建三局做出多份承诺，委托中建三局直接在欠付晟恒公司的工程款范围内将工资支付给工人个人，中建三局支付款项如下：王世占23000元、周吉斌29000元、贾俊雷56100元、李勇4200元、刘建材70000元、刘金花37800元、雷兆贵58000元、李怀景60000元、刘春理50000元、宿洪兵50000元、王攀龙50000元、王海侠40000元、刘东明40000元，朱帅帅15320元、张芮15320元、赵勇帅15108元，以上16人，共计613848元。其中王世占23000元、周吉斌29000元、贾俊雷56100元不在姜高明主张范围内。晟恒公司与中建三局已累计结算2333000元，中建三局向晟恒公司付款2213800元。一审法院认为，姜高明及其带领的工人受晟恒公司的雇请在其德州园项目施工，提供劳务，姜高明及其带领的工人与晟恒公司形成劳务合同关系。贾振民与姜高明签订对账确认书，确认欠付工程款，该款实为劳务报酬欠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债务应当清偿。”晟恒公司作为雇主依法应承担支付劳务报酬的责任。晟恒公司辩称签订对账确认书后已结清所有工人工资，但仅向一审法院提交李勇等16人工资结算单及付款凭证，中建三局代晟恒公司支付工资合计613848元，其中王世占23000元、周吉斌29000元、贾俊雷56100元不在姜高明主张范围，故晟恒公司已付姜高明班组工资505748元，应予扣除，晟恒公司应支付姜高明劳务报酬1072552元。贾振民系晟恒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与姜高明签订对账确认书系履行职务行为，故姜高明要求贾振民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中建三局将工程发包给具有资质的晟恒公司施工，且已按合同约定的付款进度付至94.89%，不存在拖欠工程款的行为，故中建三局依法不应承担责任。判决：一、被告天津晟恒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姜高明劳务报酬1072552元；二、驳回原告姜高明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592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3592元，由原告姜高明负担5580元，天津晟恒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3012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提交劳务分包合同两份，载明签订时间分别为2014年9月15日和2017年5月11日，载明劳务分包人分别为鑫荣公司和晟恒公司，用以证明上诉人于2017年5月进场施工，对此前其他公司的行为不知情，且上诉人在现场施工应当依据合同提交员工花名册和员工代为诉讼的委托书，被上诉人不具备代为要求劳动报酬的主体资格。被上诉人质证称：鑫荣公司是原审被告原来借用资质的公司，其后来注册晟恒公司，实际两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是原审被告；2016年5月28日左右，被上诉人与鑫荣公司签订协议，故被上诉人具备主体资格；该两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能作为二审定案依据。原审第三人质证称：与晟恒公司的合同是我单位签订的，和鑫荣公司的合同最后签字部分与我单位持有的合同不一致，真实性无法证实。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两个：一、被上诉人是否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二、一审判决对欠付款项数额的认定是否正确。本院根据本案事实及有关法律，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作如下分析认定：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被上诉人是否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根据上诉人在一、二审中的陈述及其提交的书面情况说明等证据，应当认定其对于被上诉人自2016年5月开始带领施工队在德州园项目工地进行施工的事实并无异议，被上诉人带领工作人员付出了劳动，应当获得相应报酬。关于欠付款项问题，被上诉人和原审被告于2018年3月21日签订了对账确认书，明确乙方为“姜高明班组”，被上诉人在该确认书中签署了姓名，属于合同主体，有权依据该协议书主张权利。关于被上诉人与具体工作人员之间的权利义务问题，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因此，被上诉人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其提起诉讼请求判决上诉人承担付款责任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一审判决对欠付款项数额的认定是否正确。根据各方当事人在一、二审中的陈述及原审第三人在一审庭审中确认的2018年10月22日的情况说明，应当认定本案对账确认书是被上诉人和原审被告于2018年3月21日签订的，当时原审第三人的工作人员在场见证，该确认书签订后，各方均同意由原审第三人负责保管。以上对账确认书是被上诉人和原审被告经协商签订的，相关约定具体明确，在无充分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属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协议双方当事人均同意将该协议交由原审第三人保管，但不能据此认定该协议不具有约束力，虽然原审第三人在此后支付工人工资时将对账确认书交给上诉人，但认可当时并未征求被上诉人的意见，故不能认定被上诉人已放弃该协议书中载明的权利。根据原审第三人在一、二审中的陈述及所提交的承诺函，应当认定原审被告长期在施工现场负责管理工作，故其签订本案对账确认书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应由上诉人承担，且上诉人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对账确认书中载明的欠付款项数额不实。因此，一审判决对欠付款项数额的认定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并无不当。如上诉人与鑫荣公司之间关于本案款项应否分担及如何分担等问题存在争议，可依法另行解决。综上所述，上诉人晟恒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453元，由上诉人天津晟恒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玉敏审判员  郝全树审判员  王善文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陶颖书记员宋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