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41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敬超，男，1981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香炜，广东一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宇安，广东一粤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瑞华，女，1982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清华，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彦宁，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原审被告：黄炫伟，男，1981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白云区。上诉人黄敬超因与被上诉人梁瑞华、原审被告黄炫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273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敬超上诉请求：1.改判一审判决第一、二项，即判决梁瑞华与黄炫伟共同返还货款本金65万元及支付逾期偿还货款的利息（利息按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自2016年4月1日起计至借款还清之日）；2.本案诉讼费用由梁瑞华与黄炫伟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已经认定黄敬超与黄炫伟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黄炫伟确实存在拖欠货款的行为，其应当承担返还货款的义务。但黄敬超认为，不仅黄炫伟应当承担还款义务，梁瑞华也应对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为黄炫伟拖欠的货款，不单单是其与梁瑞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债务，而且属于因经营产生的债务。按照《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无法区分的，以家庭财产承担”。之前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2条、第43条也作了类似的规定。梁瑞华与黄炫伟的婚姻关系一直存续至2016年12月才由法院判决解除，而案涉债务产生的时间是在2015年底，且黄炫伟在（2019）粤0111民初4306号案中承认其生意失败后才无力支付房贷，结合黄炫伟在本案一审的陈述，其是在2015年从电信公司离职后，才开始利用其之前的业务关系与黄敬超开展手机买卖经营，之后不知因何缘故导致经营无法持续，从而拖欠黄敬超货款。黄炫伟在离职后的经营行为，虽然系以个人名义开展，但是基于夫妻财产共有制，其经营投入及收益应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基于经营行为而产生的债务，理应由梁瑞华与黄炫伟共同承担。至于经营所得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举证责任不在黄敬超。按照法律规定，个体经营所得是否没有用于共同生活，应由梁瑞华举证。案涉款项并不属于民间借贷，黄敬超无需承担举证责任。二、梁瑞华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明显虚假，其所述事实均不真实。第一，梁瑞华在庭审中坚称其与黄炫伟早在2012年就分居，在2015年5月后就与黄炫伟无法联系，为此还提供了一份广州市黄埔区联和街道联和社区居民委员会于2016年7月18日出具的《证明》，但该证据“三性”均有问题。从合法性上看，该《证明》只有居委会盖章，没有任何负责人员签名，由谁出具无法核实，也无法核对其内容的真实性；从真实性上看，该《证明》载明的“梁瑞华因夫妻感情破裂，性格不合，且孩子年幼所以一直分居至今”，没有任何材料佐证，更像是梁瑞华个人的陈述，居委只负责加盖公章。何况该《证明》证明的时间跨度是从2012年至2016年，而出具的时间是2016年7月，出具时梁瑞华已经向法院起诉离婚，试问居委会人员是如何核实梁瑞华与黄炫伟在这四年期间没有共同生活？该份《证明》不单违背了政府机关使用公章的规范，也违背了证明事实的常理，有虚假证明的重大嫌疑；从关联性上看，即便该份《证明》真的证实梁瑞华与黄炫伟存在分居事实，也无法否定双方的夫妻关系，以及因此需对外承担的连带责任。众所周知，在广州这种大城市，很多父母为了子女的学位问题，常常会根据自身户籍所在地的教育情况择优让孩子就读，故梁瑞华所称的带小孩回黄埔区就读幼儿园，并不能证明双方分居事实，更不能证明双方没有联系及经济往来。黄敬超在收到梁瑞华提供的《证明》后，于2020年1月2日向中共黄埔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及黄埔区监察委员会提出网络实名举报，要求核查该材料的来源及合法性，举报信息已被受理。经过核查，中共黄埔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于2020年3月18日通过电话向黄敬超回复了信访处理信息：该《证明》材料的公章使用违规，且出具该《证明》的联和居委会已经答复《证明》内容无效，进一步处理还有待继续调查，但该调查属于内部处理，不会出具书面材料给黄敬超。故此，黄敬超恳请法院依法调查，向中共黄埔区纪律检查委员会或联和居委会核实该《证明》的合法性及真实性，以便查明本案事实。第二，梁瑞华称早已与黄炫伟分居，不清楚其个人经济状况，完全是为了逃避夫妻共同债务，依据如下：首先，梁瑞华在庭审中提交了三份民事判决书及一份《证明》，目的是为了证明其与黄炫伟已经在2016年底离婚，且双方早在2012年即已分居，其在2015年5月份后就无法与黄炫伟取得联系。梁瑞华在庭审中强调这一事实，同时也是其提交的（2016）粤0111民初4705号、8128号、8839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在这几起诉讼中，黄炫伟作为被告，不仅没有作出任何辩解，还直接缺席庭审，这导致很多事实无法直接跟黄炫伟核实，基本上都是梁瑞华的单方陈述。经查，案外人黄绍暖（黄炫伟父亲）与梁瑞华、黄炫伟有一起共有权纠纷，案号为（2019）粤0111民初4306号，该案判决书中至少有三处载明事实与梁瑞华在本案中的陈述相矛盾。1.在梁瑞华辩称部分的第三点：“三、银行贷款不是原告一人偿还。1、2009年3月26日，原告被告三人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支行签订《个人一手住房贷款合同》，向银行贷款50万元；2、2009年3月30日，银行发放贷款50万元；3、我方多次通过现金、转账等方式向被告黄炫伟支付款项，用以银行还贷款”。2.在黄炫伟辩称部分，黄炫伟陈述：“后因我生意失败，所有房贷一直是原告支付的。现我无法继续支付房款，对于原告，我深感愧疚。原告对我们生活上帮助很大，孩子的很多费用都是原告支付的”。3.在判决书认定事实部分，法院查明：“庭审中，根据被告梁瑞华提交的转账记录及流水明细显示，梁瑞华分别于2016年1月15日通过梁振洪向黄炫伟转账3700元，2015年12月28日通过梁振洪向黄炫伟转账3700元，2015年11月13日，梁瑞华通过其母亲向黄炫伟转账4000元，2015年8月12日向黄炫伟转账30000元，2012年6月15日向黄炫伟转账2000元，2012年5月15日向黄炫伟转账4500元，2015年4月20日向黄炫伟转账11000元，2015年10月15日，向黄炫伟转账2600元，2015年5月15日向黄炫伟转账1805元”。此外，梁振洪起诉黄炫伟民间借贷纠纷的（2016）粤0111民初11419号民事判决书载明以下内容“原告诉称：被告分别于2015年6月15日和2015年7月11日从原告处借走8万元，并当场向原告写上欠条两份。”“原告为证明其己向被告履行了出借义务，提供案外人梁某的借记卡明细，梁某分别于2015年8月13日、31日向被告转账30000元、20000元。”“庭审中，原告称梁某为其亲弟弟，当时梁某受其委托转账给被告，被告是原告亲姐夫，被告借款时口头承诺会支付利息，但没有约定具体的利率；借款后，被告没有归还本金或支付利息。”上述两份判决书可以证实梁瑞华在庭审中的陈述有假。首先，黄炫伟在判决中承认其是在“生意失败”后接受父亲的资助，承认父亲对其生活给予很大帮助，可以推断在其生意失败之前，其对家庭生活也有经济投入；其次，法院查明梁瑞华在2012年4月20日至2016年1月15日期间与黄炫伟有转账往来，并且按照其陈述，除了银行转账之外还有现金交付。由此可知，梁瑞华陈述的2012年9月分居、2015年5月无法联系黄炫伟，均与判决书载明事实相矛盾。需要指出的是，2015年11月13日，2015年12月28日，2016年1月15日的转账，梁瑞华均是借他人账户进行转账，有可能是为了配合其虚假陈述而特意规避自己的转账行为。且梁瑞华与黄炫伟之间的转账往来，也与梁瑞华称其独自抚养小孩、与黄炫伟没有经济往来相矛盾，为何在黄炫伟下落不明、不承担抚养义务的情况下，还要给黄炫伟进行转账呢？其行为与常理明显不符。而在（2016）粤0111民初11419号案中，如果梁瑞华与黄炫伟早在2012年就分居，2015年5月后就没有联系，作为亲弟弟的梁振洪及另外一位弟弟，是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情况的，在双方关系如此恶劣的情况下，为何还要借款给黄炫伟？并且在2015年6月、7月都是与黄炫伟有直接见面并当场签署欠条的，而借款也是在2015年6月、8月通过银行转账给黄炫伟的。作为姐夫的黄炫伟向梁振洪借钱，梁振洪不可能不告知自己的姐姐并向其了解情况，而之后转账给黄炫伟，也从常理上佐证了应该有向梁瑞华了解的事实，不然的话不排除有虚假诉讼的可能。而且，这也与梁瑞华所述的自2015年5月后无法联系到黄炫伟相矛盾。据此，黄敬超有充分理由认为梁瑞华在庭审中做了虚假陈述，梁瑞华与黄炫伟不存在分居的事实，双方之间一直有经济往来，并且还可能为了规避经济往来，直接通过梁瑞华的亲属向黄炫伟提供经济支持。故此，恳请法院调查梁瑞华与黄炫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银行流水明细，以核实双方的经济往来情况及证实双方有恶意串通的事实。最后，梁瑞华提交的两份民间借贷纠纷的民事判决书只是一审判决，是否生效梁瑞华并没有提供相应的生效证明，不足以证明梁瑞华对所有夫妻共同债务均无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此外，黄敬超向一审法院申请保全查封了梁瑞华在（2018）粤0111执4267号案被执行的剩余财产30多万元，从该案的拍卖情况得知，梁瑞华与黄炫伟的共有房产被执行拍卖的最终款项为2209500元，结合（2019）粤0111民初4306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内容，梁瑞华、黄炫伟占有的房屋份额为60％，折合成拍卖款项为1325700元。无论梁瑞华、黄炫伟享有的份额是否对等，从梁瑞华剩余的款项推算，梁瑞华也是属于被执行人之一，故梁瑞华的举证不能证明其无需承担其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梁瑞华辩称，一、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梁瑞华不是适格的被告，不应承担法律责任。1.梁瑞华不是案涉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且对交易事实及情况一无所知，对于黄敬超所主张的买卖合同不具有任何合同权利及义务，不应承担还款责任。2.黄炫伟不是个体经营户，与梁瑞华不存在家族合营的法律关系，梁瑞华对黄炫伟从事的手机买卖交易从不知情，也从未参与。3.梁瑞华是银行工作人员，根据金融系统从业人员规定，不得从事其他盈利性经营活动，也从未参与除本职工作以外的其他商事经营活动。二、梁瑞华与黄炫伟于2012年分居的事实已经生效判决认定。1.梁瑞华与黄炫伟因感情不和从2012年起分居，期间双方多次就离婚问题进行协商，因为黄炫伟未配合，梁瑞华于2016年才起诉离婚。黄炫伟及其父母对于分居事实从未作任何否认。2.梁瑞华与黄炫伟分居的事实在离婚案件、共同财产分割案件及其他经济案件中均已被认定，黄敬超对此不予认可，应提供相反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3.离婚前，黄炫伟已无承担家庭、父母、孩子、夫妻的生活支出。离婚后，黄炫伟从未依据判决向梁瑞华支付孩子的抚养费，也从没探望过孩子。梁瑞华申请执行抚养费的案件，也未执行到相应的款项。三、黄敬超主张梁瑞华与黄炫伟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没有法律依据。1.梁瑞华与黄炫伟是房屋所涉银行贷款的共同借款人，因黄炫伟未按期偿还银行贷款，梁瑞华只好将款项存入黄炫伟账户以偿还银行贷款。上述事实，一审法院（2019）粤0111民初4306号案件已查明认定，与本案纠纷没有任何关联性。2.黄敬超主张梁瑞华与黄炫伟通过离婚规避债务实属无稽之谈，黄敬超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案涉款项用于家庭生活及生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案涉款项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梁瑞华不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黄敬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梁瑞华、黄炫伟立即返还货款本金65万元及支付逾期偿还货款的利息（利息按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自2016年4月1日起计至借款还清之日）；二、本案诉讼费由梁瑞华、黄炫伟共同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黄敬超向黄炫伟购买手机，双方交易模式先付款后交货。2015年10月至12月，黄敬超共向黄炫伟预支货款1849200元，黄炫伟向黄敬超交付部分手机。2016年1月11日，黄炫伟向黄敬超出具借条，载明：本人黄炫伟借黄敬超650000元，分两期清还，其中550000元于2016年4月1日前还，余下100000元2018年12月31日前还。黄炫伟否认该借条的合法性，主张出具该借条时精神状态不正常，并且是在黄敬超逼迫的情况下出具，但没有提供证据。黄炫伟、梁瑞华原为夫妻关系，于2009年5月11日登记结婚，2009年12月12日生育儿子黄信燃，后因婆媳关系两人产生矛盾，自2012年起开始分居。梁瑞华于2016年4月20日向一审法院起诉离婚[案号：（2016）粤0111民初4705号]，一审法院于2016年8月22日作出判决，准予黄炫伟、梁瑞华离婚，婚生小孩由梁瑞华携带抚养，黄炫伟每月支付抚养费1000元。该判决于2016年12月14日发生法律效力。以上事实有借条、（2016）粤0111民初4705号民事判决书、转账凭证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黄敬超主张与黄炫伟存在买卖关系，提供借条、支付款项给黄炫伟的凭证，黄炫伟认为是合作经营关系，没有提供证据，一审法院采纳黄敬超的意见，认定黄敬超与黄炫伟之间存在买卖关系。黄炫伟确认收到黄敬超货款1849200元，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交付相应的货物。黄敬超提供黄炫伟出具的借条主张黄炫伟拖欠货款650000元，黄炫伟主张受到黄敬超逼迫在精神不正常情况下出具但未能提供证据，对黄炫伟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定黄炫伟多收黄敬超货款650000元。黄炫伟占用黄敬超款项，结合黄炫伟以借条形式确认拖欠款项，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对逾期付款的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其中550000元从2016年4月1日起，100000元从2018年12月31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黄炫伟、梁瑞华于2012年9月开始分居，2016年12月14日判决离婚，黄敬超没有证据证明案涉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案涉债务应当认定为黄炫伟个人债务，对黄敬超主张梁瑞华承担责任，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于2019年12月27日作出判决：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黄炫伟向黄敬超给付款项650000元及利息（其中550000元从2016年4月1日起，100000元从2018年12月3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黄敬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674元、财产保全费3770元，由黄炫伟负担。二审中，黄敬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1民初114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载明黄炫伟当场向梁瑞华的弟弟出具欠条，证明当时并非无法与黄炫伟取得联系。2.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4306号民事判决书，证明黄炫伟、梁瑞华在所谓的分居期间有经济往来，与梁瑞华在本案庭审中的陈述相矛盾。3.淘宝网拍卖公告，证明黄炫伟、梁瑞华共有房屋的拍卖款为2209500元。经质证，梁瑞华表示：1.对（2016）粤0111民初11419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2015年黄炫伟和梁瑞华已基本没有往来，梁瑞华多次找黄炫伟支付供楼款，黄炫伟不予理会；梁瑞华的弟弟与黄炫伟之间的借款关系不能证明梁瑞华和黄炫伟之间存在债务混同。2.对（2019）粤0111民初4306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诉讼中已查明案涉款项都是用于支付房屋按揭款，由于按揭款账户是以黄炫伟的名义开立，所以需要将款项先转到黄炫伟的账户，再转到银行还贷账户；该案所有的转账记录都是梁瑞华为了证明其偿还房屋贷款而提交的。3.对淘宝网拍卖公告反映的事实没有异议。此外，黄敬超在二审中还提出申请，要求调取黄炫伟与梁瑞华在2012年9月1日至2016年12月14日期间的银行流水记录，以核查二人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并对广州市黄埔区联和街联和社区居民委员会向梁瑞华出具《证明》的合法性及真实性进行调查。按照黄敬超提供的银行账户信息，本院向中国工商银行广州上步支行调取了黄炫伟名下6212263602025617895账号在2015年10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交易明细清单，清单显示黄炫伟与梁瑞华在此期间不存在资金往来情况。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各方对一审法院判决黄炫伟向黄敬超返还货款65万元及支付欠款利息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现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梁瑞华对案涉债务是否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因梁瑞华未在黄炫伟出具的借条上签字，亦未曾清偿过欠款或作出愿意还款的意思表示，无论是债权凭证本身还是在事实行为上均无法判断其具有共同举债的合意。而且，本案所涉债务数额较大，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因此，黄敬超主张案涉欠款为黄炫伟与梁瑞华的夫妻共同债务，依法应当举证证明该债务被黄炫伟、梁瑞华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梁瑞华实际享有欠款利益。黄敬超上诉认为梁瑞华应对以上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有悖于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纳。黄敬超主张梁瑞华与黄炫伟在离婚前一直有经济往来，但作为其依据的（2019）粤0111民初4306号民事判决仅认定二人在2012年至2016年期间发生几笔金额不大的银行转账，且梁瑞华已就转账原因作出合理解释，说明相关款项是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此外，根据本院调查结果，即使在黄炫伟收取黄敬超的款项后，其收款账户与梁瑞华的账户之间亦无发生资金往来。因此，黄敬超提出该项主张的依据不足。至于黄敬超申请对广州市黄埔区联和街联和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的情况进行调查，因该问题与本案待证事实并无直接关系，在本案中没有进行调查的必要，本院对其申请不予接纳。纵观本案现有证据，黄敬超未能证明其货款被黄炫伟、梁瑞华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经营或被梁瑞华实际占有，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判决该债务由黄炫伟承担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黄敬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黄敬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启军审判员  蔡粤海审判员  曹 玲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尤志华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