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97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某1，女，1951年3月2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某2，女，1957年7月11日出生，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经常居住地澳门。上述二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尚，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某3（英文名：HUWONGMARIA），女，1963年4月26日出生，秘鲁国籍，经常居住地香港。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某4，男，1960年6月1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智恩，广东易春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家峻，广东易春秋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雷某1，男，1970年1月1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原审被告：雷某2，女，1977年9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上诉人胡某1、胡某2、胡某3（英文名：HUWONGMARIA）因与被上诉人胡某4与原审被告雷某1、雷某2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3民初15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某1、胡某2、胡某3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胡某1、胡某2、胡某3对原坐落在广州市荔湾区XXX路XXX里17号2、3、4楼的房屋拆迁后回迁安置的广州市荔湾区XXXX路XXX街9号201房（现地址广州市荔湾区XXXX9号201房××、广州市荔湾区XXXX路XXX街9号101房（现地址广州市荔湾区XXXX9号105房××的全部房屋权益各继承1／5份额；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胡某4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当予以改判。一、被继承人黄某某于2010年7月8日作出《撤销遗嘱声明》，其真实意思表示为撤销胡某4对涉案房屋，属于被继承人黄某某所有的产权份额及应继承丈夫胡某某的产权份额的遗嘱继承权，应当改为法定继承。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二条规定：“存在不同形式的内容相互抵触的数份遗嘱，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一份公证遗嘱为准，没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的遗嘱为准”，第三十九条规定：“遗嘱人生前的行为与遗嘱的意思表不相反，而使遗嘱处分的财产在继承开始前灭失，部分灭失或所有权转移、部分转移的，遗嘱视为被撤销或部分被撤销。”本案中，结合胡某4提交的，主张该为被继承人胡某某、黄某某于“一九九六年四月吉日”出具的自书遗嘱材料，以及被继承人黄某某于2007年12月4日在广州市荔湾公证处作出的（2007××穗荔证内字第XXX1号遗嘱公证书，可以看出被继承人黄某某就算有自书遗嘱，其遗嘱内容与公证遗嘱意思表示一致，被继承人黄某某于2010年7月8日作出《撤销遗嘱声明》，表明已经全部撤销了胡某4的遗嘱继承权。一审判决明显违背黄某某的真实意愿，是严重错误的。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黄某某在公证处办理的《撤销遗嘱声明》就没有任何法律意义。因此，依照法律规定，胡某4对被继承人黄某某遗产的继承，应为法定继承。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被继承人黄某某于20l0年7月8日已撤销广州市荔湾公证处作出的(2007××穗荔证内字第XXX1号遗嘱公证书，同时已明确表示不恢复在先遗嘱效力。依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2018]第9次会议通过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继承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被继承人立有数份内容抵触的有效遗嘱，最后一份遗嘱被撤销的，在先的前一份遗嘱发生效力，但当事人对是否恢复在先遗嘱效力以及恢复哪一份遗嘱效力另有表示的除外。被继承人黄某某于2010年7月8日已撤销广州市荔湾公证处作出的(2007××穗荔证内字第XXX1号遗嘱公证书的同时，理应在撤销公证的笔录上，明确表示全部撤销胡某4的遗嘱继承权。一审法院枉顾案件事实，在没有向广州市荔湾公证处调取被继承人黄某某撤销公证的笔录，便作出不可理喻的判决，应当予以改判。二、胡某4提交的证据材料中，主张其为被继承人胡某某、黄某某于“一九九六年四月吉日”的自书遗嘱，不能认定为自书遗嘱，且该自书遗嘱本身不具有法律效力。1.我国自明确以“公历”为时间记载以来，就不存在“吉日”的日子，而且被继承人胡某某、黄某某生前均为政府机构房管部门的干部，具有大学的文化程度，其自书遗嘱不可能是以“吉日”等字样，落款时间不明确的遗嘱。2.根据《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自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胡某4提交的“遗嘱”，落款时间并不能确定为1996年4月的具体哪天，该证据材料本身形式不合法，不应当作为有效的证据。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条规定，无论自书遗嘱或者遗书，生效于公民个人死亡之时，均为死者个人的真实意思的表示，是单方面的意思表示，本人若涉及财产处分只能处分本人个人财产。所以，公民个人行为的遗书在遗书中只涉及个人财产（并非夫妇财产××处分的内容，本案中，自书遗嘱系被继承人胡某某、黄某某两个人遗嘱，其内容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所以，一审法院将胡某4提交的落款时间为“一九九六年四月吉日”的证据材料，认定为被继承人胡某某、黄某某的自书遗嘱的做法，实属不当。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自书遗嘱有效严重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已严重剥夺了胡某1、胡某2、胡某3对父母遗产的法定继承权利，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本案基本事实的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撤销一审判决，对本案依法改判，支持胡某1、胡某2、胡某3的全部上诉请求。胡某4辩称不同意胡某1、胡某2、胡某3的上诉请求，并发表意见：1.被继承人黄某某从未对与胡某某共同立下的遗嘱内容作出撤销的表示，本案中仅前后出现过两份遗嘱，分别为被继承人黄某某、胡某某于1996年共同订立的遗嘱，以及胡某某去世后，被继承人黄某某在2007年作出的公证遗嘱。被继承人黄某某于20l0年7月8日作出的《撤销遗嘱声明书》，主要的内容是：“现因情况变化，我决定撤销上述公证遗嘱，并声明撤销之日起上述遗嘱无效。”由此可知，被继承人黄某某撤销的仅且只有公证遗嘱，完全不涉及同时撤销1996年遗嘱的内容，胡某1、胡某2、胡某3主张被继承人黄某某在1996年遗嘱与公证遗嘱的意思表示一致，是违背客观事实。1996年的遗嘱中被继承人黄某某遗嘱部分，胡某4将继承的是被继承人黄某某享有涉案房屋第二层的一半产权，而被继承人黄某某的公证遗嘱中，胡某4将继承的是涉案房屋的第一、二层，很明显两份遗嘱中被继承人黄某某的意思表示是不一致的，胡某1、胡某2、胡某3称该声明书足以证明1996年遗嘱中胡某4的遗嘱继承权也全部被撤销的主张毫无事实依据。胡某1、胡某2、胡某3的说辞实际上是歪曲了被继承人黄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2.被继承人黄某某在撤销公证遗嘱后，1996年的遗嘱仍然合法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意见》第42条规定之规定，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公证遗嘱是被继承人黄某某的最后一份遗嘱。该公证遗嘱被撤销后其效力自始归于无效，被继承人黄某某生前未再设立新的遗嘱，亦未对1996年的遗嘱内容作出任何改动，包括胡某1、胡某2、胡某3所引用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2018]第9次会议通过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继承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是否恢复在在先遗嘱效力的以及恢复哪一份遗嘱效力。故被继承人黄某某去世后就只有1996年遗嘱这一份了，因此，对两间涉案房屋的权益依法应当按照1996年遗嘱进行处理，即由胡某4继承。3.1996年遗嘱中的时间落款习惯符合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并不影响该遗嘱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胡某1、胡某2、胡某3主张两被继承人订立的1996年遗嘱中，落款时间显示为“一九九六年四月吉日”，并不能确定是具体的哪一天，本身形式不合法。事实上，该遗嘱落款吉日正正是我国老一辈人的传统思想体现。两被继承人出生在农村，受到传统教育思想更深，且他们这一代人的大多数认为立遗嘱是不吉利的事情，使用吉日的书写习惯能趋吉避凶。而我国黄历中均有显示每日的吉凶宜忌，以什么的日子为吉利的日子，这个情况普遍存在。同时，胡某1、胡某2、胡某3称两被继承人生前均政府机构房管部门的干部，具有大学的文化程度，其自书遗嘱不可能以吉日等字样落款问题不明确的遗嘱。实际上，人的文化程度与书写的“吉日”并无直接因果关系。4.我国法律并未对夫妻共同遗嘱作出禁止性的规定，该共同遗嘱是两被继承人的夫妻共同处财产的共同意思真实表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2018]第9次会议通过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继承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第19条规定，以夫妻双方名义共同订立的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遗嘱符合遗嘱形式的应为有效。结合在司法实践中，广州中院亦有大量的判决，均是承认共同遗嘱的效力。本案中，1996年遗嘱是合法有效的。该夫妻共同遗嘱是其两人共同订立的，由胡某某书写遗嘱主文，被继承人黄某某、胡某某共同签名财产处分，遗嘱处分的对象是夫妻共同财产。遗嘱的设立是基于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对此，我国法律虽未明确规定共同遗嘱，但也未排除共同遗嘱的有效性，亦未要求共同遗嘱需由两人共同书写，且该遗嘱不违背意思自治的原则，既符合立遗嘱人的相互信赖以及特定家庭关系，也符合日常生活习惯。因此，认定被继承人黄某某、胡某某夫妻两人共同订立的遗嘱是有效的，也利于尊重和保护立遗嘱人的遗嘱自由和遗嘱内容。5.胡某1、胡某2、胡某3并未举证证明夫妻共同遗嘱非两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一审时胡某1、胡某2、胡某3认为两被继承人的自书遗嘱并非是两个被继承人的笔迹，但提出无须进行笔迹鉴定，亦未提供其他的证据予以佐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胡某1、胡某2、胡某3的主张未能提供证据予以支持，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因此，我方认为1996年遗嘱是被继承人黄某某、胡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胡某1、胡某2、胡某3的上诉请求。雷某1、雷某2经本院传唤未到庭参与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胡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胡某4、胡某1、胡某2、胡某3、雷某1、雷某2对广州市荔湾区XXX路XXX里17号2、3、4楼（含地下拆迁时析产所得的4.16平方米，现已被征用拆除，补偿回迁房为广州市荔湾区XXXX9号105房及201房××的继承份额（以建成的回迁房进行确认××，其中：（1××9号201房由胡某4享有全部继承份额；（2××9号105房由胡某4、胡某1、胡某2、胡某3、雷某1、雷某2按法定继承进行继承，即胡某4、胡某1、胡某2、胡某3各占1/5份额，雷某1、雷某2各占1/10份额；2.诉讼费由胡某4、胡某1、胡某2、胡某3、雷某1、雷某2依法分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胡某某（曾用名胡某某××与黄某某是夫妻关系，二人共同生育胡锦嫦、胡某1、胡某2、胡某4、胡某3（英文名：HUWONGMARIA××五名子女。胡锦嫦的配偶是雷震埙，胡锦嫦与雷震埙共生育雷某1、雷某2两名子女。胡锦嫦于1993年2月12日死亡。胡某某于2000年7月12日因死亡注销户口，胡某某的父母先于其死亡。黄某某于2011年4月5日死亡，黄某某的父母先于其死亡。原坐落在广州市荔湾区XXX路XXX里17号2、3、4楼的房屋登记在黄某某名下，占全部产权份额，所有权来源为1986年5月向黄润生受赠后分割，建筑结构及层数为混合结构3又1/4层，总建筑面积99.35平方米。黄某某曾于1990年3月12日与唐燊培签订《买卖房屋协议书》，约定将XXX路XXX里17号楼房地下首层除楼梯位置外卖给唐燊培，原地下面积41.22平方米，除梯间4.38平方米外实卖给唐燊培面积36.84平方米。1994年8月19日，原广州市穗华房产开发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黄某某签订《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约定乙方同意甲方拆除坐落在（地下××区××福利里××地下、××、××、××楼的房屋，甲方将座落在荔湾区XXX路XXX里原征用地段第七幢（框架结构××第一、二层楼，位置西四幢：地下40m2余、二楼北向的自有房屋，建筑面积为114平方米，用作拆除乙方原址房屋后的产权调换（补偿××。经核定乙方的原址房屋建筑面积为103.51平方米。1997年3月15日，原广州市穗华房产开发公司作出《回迁通知书》、《具结书》，将回迁XXX路XXX里9号2、地下楼206、107房交给黄某某。1999年10月6日，原广州市穗华房产开发公司中山七路第五筹建办公室作为甲方与乙方黄某某签订《房屋产权补偿补充协议》，约定甲方已在1997年5月将XXXX路XXX街9号101、201房的房屋补偿给乙方回迁。黄某某、胡某某自1997年居住在201房。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金花派出所于2017年11月23日证实“广州市荔湾区XXXX路XXX街9号101房或者XXX路XXX里9号地下107房”为历史门牌，现使用的规范地址为“广州市荔湾区XXXX9号105房”；“广州市荔湾区XXXX路XXX街9号201房或者XXX路XXX里9号2楼206房”为历史门牌，现使用的规范地址为“广州市荔湾区XXXX9号201房”。一审法院另查，广州市穗华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9年1月16日作出复函，原XXX路XXX里17号2、3、4楼房屋合共建筑面积103.51平方米，该面积已包含地下析产所得的4.16平方米。回迁房的门牌以公安部门核定的为准。经一审法院发函调查，广州市穗华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21日作出穗华函[2019]4号复函：“一、原登记在黄慧霞名下的原荔湾区XXX路XXX里17号二、三、四楼房屋被拆迁后，现回迁房屋的具体地址是：广州市荔湾区XXXX路XXX街9号101房及XXXX路XXX街9号201房。二、XXXX路XXX街9号101房及XXXX路XXX街9号201房的大确权在广州市穗华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三、XXXX路XXX街9号101房因城市规划房屋用途问题暂时未能办理不动产证的过户手续，XXXX路XXX街9号201房可以办理不动产证的过户手续。”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于2019年4月25日作出穗规划资源协查[2019]248号复函：“来函查询的房产以2004登记55888号案办理首次登记在广州市穗华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暂无办理转移登记、查封和抵押的信息。根据册记附注显示，9号101房规划用途为幼儿园，201房为住宅。该项目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记载，9号101房幼儿园属于公建配套设施，根据《广州市房地产开发项目公共服务设施不动产登记细则》（穗国土规划规字［2018]5号××，幼儿园需无偿移交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故不宜作为回迁安置房处置。201房在房屋不存在查封、抵押或其他限制转移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提交资料齐全的情况下，可申请办理不动产权转移、继承登记。”胡某4主张被继承人胡某某、黄某某生前有立遗嘱，并提交书面证据，内容：“本人胡某某、黄某某夫妇，原有楼房一栋，座落在广州市XXX路XXX里17号，系我俩的产物，以黄某某名义领有市房地产契证，1994年11月由穗华开发公司承办征拆改建为九层楼房，并签订合约，订明建成后我之私有楼房回迁安排在原来福利里旧址之西座（街名候建成后命名××分为两个单元，皆向北安置，地下单元分配为建筑面积40m2，二楼单元（叠层××为74m2建筑面积，总计建筑面积共壹佰壹拾肆平方米，估计1996年秋冬季度可回迁新址，现经我俩商议、研究，他日对上述之产业继承决定如下：（一××二楼之单元三房一厅，建筑面积七拾肆平方咪，由四子伟明继承，业权适当时期到公证处办公证。（二××首层地下肆拾平方咪建筑面积，作为永远“公償产业”其租收入，我俩生前作为生活费用，百年后作为每年清明扫墓之舟车及祭祀费用，并预留一适当数量款项积累为鹤山古蚕鄕祖屋楼房之维修，三年一次之门窗油漆等费用，希望切实履行，毋负我俩之厚望，……。胡某某黄惠雫於一九九六年四月吉日”。胡某4称该遗嘱主文、胡某某的姓名及落款日期由胡某某亲自书写，黄惠雫的姓名由黄某某书写，上述遗嘱是胡某某的自书遗嘱，亦视为黄某某的自书遗嘱。胡某1、胡某2、胡某3、雷某1、雷某2均称不确认该落款“一九九六年四月吉日”的材料为遗嘱，胡某1、胡某2、胡某3、雷某1、雷某2共同确认该材料上的全部文字不是胡某某、黄某某的笔迹，不须进行笔迹鉴定。黄某某曾于2007年12月3日立下遗嘱，内容：“我（黄某某××与胡某某是夫妻关系，胡某某已于2000年7月12日在广州市死亡。以我的名字登记的坐落在广州市荔湾区XXX路XXX里17号2,3,4楼房屋（上述房屋已拆迁，现回迁到广州市荔湾区中山七路隆庆小区西四幢地下、二楼各壹单元，回迁房屋尚未确定门牌号码××产权是我与胡某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夫妻共有财产，各占二分之一产权。现我决定立下遗嘱，于我去世后，将上述房屋属我所有的产权份额及应继承丈夫胡某某的产权份额全部遗留给我的儿子胡某4个人继承，任何人不得争议。……”广州市荔湾区公证处于2007年12月4日作出（2007××穗荔证内字第XXX1号遗嘱公证书。2010年7月8日，黄某某作出《撤销遗嘱声明书》，决定撤销（2007××穗荔证内字第XXX1号公证《遗嘱》，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公证处于2010年7月16日作出（2010××粤穗荔内民证字第13215号《公证书》。雷某1于2015年11月12日作出《放弃继承权声明书》，自愿决定放弃继承胡某某、黄某某的银行存款遗产及放弃继承胡某某、黄某某遗留的其他一切遗产的权利，决不反悔。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公证处于2015年11月16日作出（2015××粤广荔湾第13413号《公证书》。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根据广州市穗华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回函，登记在黄某某名下的原广州市荔湾区XXX路XXX里17号2、3、4楼房屋被拆迁后，回迁房屋的具体地址是广州市荔湾区XXXX路XXX街9号101房（现地址广州市荔湾区XXXX9号105房××、广州市荔湾区XXXX路XXX街9号201房（现地址广州市荔湾区XXXX9号201房××。由于9号101房幼儿园属于公建配套设施，根据有关规定，幼儿园需无偿移交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宜作为回迁安置房处置。因此，广州市荔湾区XXXX路XXX街9号101房（现地址广州市荔湾区XXXX9号105房××不属于本案可调处的范畴，应由当事人另寻法律途径解决。根据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确认原坐落在广州市荔湾区XXX路XXX里17号2、3、4楼的房屋系胡某某、黄某某的夫妻共同财产，由胡某某、黄某某各占1/2产权份额，上述房屋经拆迁后，其中回迁安置在广州市荔湾区XXXX路XXX街9号201房（现地址广州市荔湾区XXXX9号201房××的房屋权益，亦由胡某某、黄某某各占1/2份额。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关于胡某4提交的遗嘱效力问题，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胡某某、黄某某在1996年立遗嘱时已实际居住、使用广州市荔湾区XXXX路XXX街9号201房，结合《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和遗嘱内容，胡某某、黄某某在遗嘱中对该房屋已作出了明确的处分意思表示，即该房屋由胡某4继承。虽然遗嘱主文是胡某某书写，但结合遗嘱内容及两人签名，注明年、月、日，且根据胡某某户口注销证明中备注胡某某曾用名为胡某某，故该份遗嘱应视为胡某某、黄某某的共同意思表示，是两人共同作出的自书遗嘱，即使遗嘱在落款日期方面稍有欠缺，但不影响胡某某、黄某某的真实遗愿表示，因此，对1996年遗嘱的效力，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另，黄某某曾在2007年办理的（2007××穗荔证内字第XXX1号遗嘱公证书，已通过公证处撤销，上述1996年遗嘱的内容仍然有效。胡某1、胡某2、胡某3、雷某1、雷某2提出1996年遗嘱不是由胡某某亲笔书写，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亦不要求进行笔迹鉴定，对其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胡某某死亡后，其所有广州市荔湾区XXXX路XXX街9号201房（现地址广州市荔湾区XXXX9号201房××房屋权益的1/2份额作为遗产，应按照其遗嘱由胡某4继承；黄某某死亡后，其所有上述房屋权益的1/2份额作为遗产，应按照遗嘱由胡某4继承。继承后，上述房屋的全部权益归胡某4所有。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坐落在广州市荔湾区XXX路XXX里17号2、3、4楼的房屋拆迁后回迁安置的广州市荔湾区XXXX路XXX街9号201房（现地址广州市荔湾区XXXX9号201房××的全部房屋权益归胡某4所有；二、驳回胡某4、胡某1、胡某2、胡某3（英文名：HUWONGMARIA××、雷某1、雷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20372元，由胡某4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胡某某、黄某某于1996年4月所立的字据是否为本案的处理依据。我国继承法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遗嘱分为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和口头遗嘱。胡某4提交的胡某某、黄某某于1996年4月所立的字据，内容上是表示两人对共同财产在百年后的处分。我国继承法并未明确排除夫妻两人共同定立遗嘱，胡某某、黄某某两人基于夫妻的特殊身份，共同定立遗嘱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故胡某1、胡某2、胡某3认为胡某某、黄某某共同定立遗嘱为无效遗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至于该字据所立日期为“1996年4月吉日”，虽该书写不规范，但可确认是1996年4月所立，对事实认定并没有影响，故胡某1、胡某2、胡某3主张因存在此瑕疵而导致遗嘱无效，本院不予采纳。被继承人黄某某曾于2007年12月4日定立公证遗嘱，后于2010年7月8日以公证形式作出《撤销遗嘱声明》，该行为仅起到撤销公证遗嘱的法律效果，并不必然撤销其他遗嘱。故胡某1、胡某2、胡某3认为黄某某2007年12月4日公证遗嘱的内容与胡某某、黄某某1996年4月的遗嘱内容一致，撤销公证遗嘱即撤销自书遗嘱，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期间，胡某1、胡某2、胡某3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一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胡某1、胡某2、胡某3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审查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20372元，由上诉人胡某1、胡某2、胡某3（英文名：HUWONGMARIA）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咏梅审判员  徐俏伶审判员  沙向红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龙劲文梁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