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晋08民终5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志峰，男，汉族，1978年1月4日出生，住永济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史艳丽，女，汉族，1979年11月17日出生，住永济市，系郑志峰之妻。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笃红，山西弘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伟，山西弘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相林，男，汉族，1947年2月18日出生，住永济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史晓霞，女，汉族，1947年1月4日出生，住址同上，系董相林之妻。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凯，山西西厢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郑志峰、史艳丽与被上诉人董相林、史晓霞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永济市人民法院（2019）晋0881民初86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郑志峰及其与史艳丽共同委托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笃红、丁伟，被上诉人董相林及其与史晓霞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郑志峰、史艳丽上诉请求：撤销山西省永济市人民法院（2019）晋0881民初865号民事裁定，依法确认双方房屋买卖行为有效并协助办理过户手续或指令永济市人民法院重审。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的无争议出入，随意剪切。上诉人不是自动腾房，二是被上诉人私下撵走了租客。房子的确卖给我了，我一直占有使用。同时一审法院认定的有争议事实出入更大，对证人证言不予采信，认定房屋买卖未达成合意，从而驳回起诉没有依据。上诉人交足了房款，被上诉人之后取得房产证满足了卖房条件，本案合同应为有效。 被上诉人董相林、史晓霞辩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焦点是双方之间是否建立买卖合同关系，而不是合同效力。上诉人应对合同成立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无书面房屋买卖合同，仅有的书证是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据一张，仅能说明被上诉人收到了上诉人25000元，但房屋买卖合同的要素均未体现。上诉人证人是利害关系人，对房款陈述前后不一致，另一个证人陈述是间接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建立了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上诉人对于腾房一事没有异议。顾上诉人主张的买卖合同成立事实无法认定。 原告郑志峰、史艳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被告房屋买卖口头协议有效；2、判令二被告协助原告办理房屋过户手续；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双方讼争的房屋坐落于西厢路××西院××室。被告史晓霞是原告史艳丽父亲史某斗的姑母，史艳丽在永济纺织厂上班，原告史艳丽和郑志峰准备结婚。2000年11月份原告史艳丽的父亲给郑志峰说，买不下房子不准结婚。2000年12月12日，郑志峰给董相林交款25000元，董相林给郑志峰出具的收条：“今收交来房款25000元整董相林2000.12.12年”。2001年1月原告居住该房屋，一直居住至2015年2月，2015年4月原告把该房屋出租他人，被告董相林知道后，对该房屋采取停电停水措施，2018年董相林给郑志峰打过电话催促腾房，当时郑志峰说，我在运城，等我回来即腾房。2018年6月原告搬出该房屋。 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根据庭审质证情况，本院认定如下： 原告提供的被告董相林2000年12月12日出具的收条，收条载明“今收交来房款25000元整董相林2000.12.12”，拟证明原告向被告交付购房款25000元。 被告的质证意见：史某斗托我在永纺找房给史艳丽买房子，在史艳丽结婚前由男方出此款，郑志峰给我交款我出的此收条，如果作为合同，明显欠缺了合同主要条款，条据上看无法确定房屋标的具体位置，也无法确定交付期限，更无法确定原被告是购买房屋、还是租赁房屋。 原告提供的史某斗到庭作证：被告是我姑父，买房的原告是我女婿。当时买房时28000元，打条给了25000元，欠3000元已经付清，有人能证实3000元已经付清。我在原审开庭作证说房子卖给我是20000元，后面说房子28000元。因为钱是我女婿付的，所以房子卖给我女婿。两次陈述明显不一致是因为我这次不想陈述这么多。当时被告想让我凑50000元，我简明扼要陈述：房子28000元卖给我女婿，因为他不从我这拿28000元就不能给他女儿买小院。我是找董峰因为我姑父年龄大了，也不存在协商，前面已经达成，收了28000元，当时为了给他女儿买房从我这凑了50000元，后面和我姑父敲定28000元。条子25000元后面给了3000元，我和我表弟没有协商，后面我说房子再补20000元，我和董峰协商是不想让我姑父生气，我承认我找董峰是调解，和我姑父商量再补点房款。当时原告没有钱给你送25000元后面送3000元，有媒人证明3000元送到。为什么要从中介绍买这个房子。因为我姑父想给他女儿买小院，从我这借了20000元。当时我是给我女儿买房子，女儿女婿一回事，买房子和我姑父说清楚，只说买我姑父这房子不是别人的房子，房价28000元，没有说过28000元是租房款。没有商量28000元房子价格问题。 被告对证人的质证意见：1、两次作证内容不一：一说房子卖给我、一说房子卖给我女婿。2、一会说“是因为我姑父年龄大了，我和董峰协商把房子卖给郑志峰”。一会又说“也不存在协商，前面已经达成，收了28000元，……后面和我姑父敲定28000元。”一会又说“我和我表弟没有协商，后面我说房子再补20000元，”一会说“我承认我找董峰是调解，和我姑父商量再补点房款。”一会又说“没有商量28000元房子价格问题”。 原告提供的王社会作证说：原告是我外甥，我是原告媒人，买房子说差3000元，之后男方拿了3000元才开始说结婚的事情。不知道房子是在什么地方买的，只知道从永纺买的房子，从谁手上买的房子不知道。3000元是郑志峰拿的，3000元给了谁我不知道。我听打电话说3000元收到了就结婚。 被告的质证意见：此证人“三不知”：不知道房子是在什么地方买的、不知道从谁手上买的房子、3000元给了谁我不知道。 被告提供的如下证据：1、永济市房屋权属证书一份，证明董相林取得房屋所有权时间为2002年6月份；2、2019年3月1日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笔录一份，其中有证人张某、田某出庭证言，因为证人在外地无法出庭，证人证言证实2001年被告董相林为原告及史某斗找房子这个情况，由于房屋价格原因没有找下房子，能够证实本案被告收取25000元是接受委托进行购房而非买卖合同；3、本案房屋照片一组，证明对于案涉房屋原告方并未进行装修改造，一直是原样；4、原告方为办理水电改造所伪造的售房协议一份，该协议来源于永济市供电公司，该证据能够证实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所写时间是2000年元月16日；5、原告郑志峰在二审法院陈述，能够证明案涉房屋由郑志峰居住时间到2015年而不是居住至今；6、录音一份，证实2018年6月份被告向郑志峰打电话腾房，郑志峰未提出任何异议，而且郑志峰在原卷中对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 原告对被告上列证据的质证意见：第一关于房证没有异议；第二关于中院庭审笔录包括证人出庭作证，庭审笔录只能记部分，它只是间接证据是传来证据，它与本案的买卖合同没有关联性，不能采用；第三照片只是还原房屋情况与买卖没有关系，改造不改造与买卖没有关系；第四合同关于电确实存在这个合同，当庭已经承认，原先水电费都是交给被告，后来为了到电业局交水电费才造的这个合同。是为了物业转过来才造的合同。合同仅仅只是为了证明交电费，与本案买卖没有关联。录音仅仅只能证明双方发生争议以后的事情，达成协议不能改，协议过程不能否定房屋买卖。 一审认为，原告方提供的董相林给郑志峰的收据，只能证实被告董相林收到郑志峰交来的房款25000元，不能证实所涉房屋是谁的、在何处、房价是多少、房款是否交清等买卖合同最基本的要素。原告提供的证人史某斗证实的该房屋买主不确定：一回是我（证人），一回是我女婿，一会儿又是我女儿（女儿女婿一样）；证实的买房价格不确定：和我姑父说好是28000，又几次我找表弟，是因为我姑父年龄大了，不想让我姑父生气，和表弟让他调解能少出点钱。到底和董峰有没有商量买房的事。证人一会说“我和我表弟没有协商，后面我说房子再补20000元，”一会说“我承认我找董峰是调解，和我姑父商量再补点房款。”一会又说“没有商量28000元房子价格问题”。原告提供的另一证人，作证内容确实是“三不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及第五条第一款“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应由原告承担不利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之规定，结合被告提供的来源于永济市供电公司、现双方均承认该《房屋买卖合同》是伪造的这个事实，如果当时双方有房屋买卖意思，巧遇水电改造，必须用到《房屋买卖合同》，为什么双方没有制作一个《房屋买卖合同》？原告居住该房屋时，一直是原告把该房屋的水电费交给被告，由被告代为向物业转交。而改造水电后，水电费不再转手了，对原、被告双方都便利了，对被告来说，更是好事，当时原、被告双方并未发生矛盾，原告为什么不找被告补一份《房屋买卖合同》？为什么要伪造合同书？另，当年是郑志峰亲手给董相林交款25000元，董相林亲手给郑志峰出具的收条：“今收交来房款25000元整董相林2000.12.12年”，如果该款确实是购买讼争房屋的话，购房款亲自交接，何况你给出具的条据白纸黑字在我手中。董相林催促郑志峰腾房，郑志峰怎么会承诺“回家就腾房”？并且郑志峰很快就履行了承诺，搬离了该房屋！可见，原、被告之间的房屋买卖并未达成合意。另外，被告主张的该房是原告租赁问题。被告自己的陈述：2005年被告董多次向史某斗退房款，史某斗一直在外地开饭店，电话中就说，不着急退钱，房款抵租金。可见，即使按被告自己的陈述，当时双方并未就房屋租赁事宜进行协商，更没有对租金数额达成合意。现因在本案中双方并未提出退还房款、或支付房租的请求，故应另行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郑志峰、原告史艳丽的诉讼。诉讼费用100元，退回原告郑志峰、原告史艳丽。 二审中，上诉人申请证人史某斗出庭作证，证明上诉人通过其购买被上诉人房子以及支付28000元的事实。被上诉人质证称，证人在原审数次作证，证言前后不一，第一次审理时说被上诉人要卖房子给他，该证言不能作为依据。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同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涉案合同不涉及有效无效的问题，而是合同是否成立。在双方当事人就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存在争议的情况下，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由主张合同关系成立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未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上诉人主张买卖合同成立，提供的书证是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据一张，该收据中仅体现被上诉人收到了上诉人交来房款25000元，但对于所涉房屋的具体位置、面积、转让价格、交付方式等房屋买卖合同的要素均未体现。上诉人证人史某斗是上诉人利害关系人，对房款陈述前后不一致，另一个证人陈述是间接证据，以上两位证人证言并不能印证双方建立了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且双方因水电改造伪造购房合同、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腾房时上诉人并无异议等事实，可以判断双方并未就买卖房屋达成合意。故上诉人主张的买卖合同成立事实无法认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杨云芳 审判员  李满良 审判员  任志敏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 书记员  程梦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