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549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浏阳市东区金乐林场有限公司，住所地浏阳市达浒镇金石村。法定代表人：钟乐，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亮，湖南声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孔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湘江，浏阳市远大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砺锋，浏阳市远大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上诉人浏阳市东区金乐林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乐林场）因与被上诉人孔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2020）湘0181民初3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金乐林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亮，被上诉人孔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砺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乐林场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金乐林场支付孔某126435元，驳回孔某其他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孔某承担4200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按分成比例60％每亩900元”缺乏事实依据，违背了双方《林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合同”）第三条关于转让价格的约定，孔某山场转让价格应当按照双方合同第三条关于“转让价格以法院最终判决的数量和分成比例为准”的规定履行。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按照约定自觉履行，既然一审也认定合同合法有效，那么合同中第三条关于转让价格以法院最终判决的数量和分成比例为准”的约定也当然合法有效，且该条款内容明确清楚，不存在歧义。1、其中“法院最终判决”或“法院终审判决”，是指金乐林场与案外人卢某、张某之间达成的一审法院制作的（2019）湘0181民初1309号民事调解书，对此孔某是无异议的，双方合同中也约定：“余款在法院终审判决生效后再结算付清”，孔某认为“法院终审判决”就是指此调解书，因此，才提起本案之诉。故对合同所写的，“法院最终或者终审判决”就是指（2019）湘0181民初1309号民事调解书是明确的。2、其中“数量”就是指价格数量，而非面积数量，因上述第三条本身就是对“转让价格”的专门约定，而非对山场转让面积的约定（对转让面积在第一条中已有专门约定）。3、根据双方合同上述第三条约定，在适用该调解书时也是明确、清楚的。该调解书第一条明确约定“金乐林场与卢某、张某协商就本案所涉《森林资源流转合同书》中罗某2、孔某、罗某1、罗嗣荣享有的60％林场分成收益权按550元／亩计算……”。显然，从调解书的上述内容可知，孔某的分成的比例是享有60％，转让价格（即数量）按550元／亩，有分成山岭265.9亩。因此，根据双方合同第三条之约定及该调解书所约定的标准能准确计算出：孔某所应得的转让款为265.9亩＊550元=146245元。扣除金乐林场已付的2万元，金乐林场应付给孔某转让款为126245元。二、那么，金乐林场与孔某为何在双方合同中要约定金乐林场支付给孔某山场转让款以“法院最终判决为准”呢。其原因是因金乐林场在2014年4月与案外人卢某、张某签订了《森林资源流转合同》，由金乐林场出资549万元购买卢某、张某3660亩的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和林地使用权，可在金乐林场将转让款全部支付后，在办理林权登记及管理山岭过程中才发现被卢某、张某转让给金乐林场的山岭中有一部分属于孔某、罗某2、罗某1等农户的农林分成权益。于是在金乐林场找卢某、张某返还这些转让款，无果的情况下，只得向一审法院起诉卢某、张某返还转让款，该案在金乐林场与孔某签订《林权转让合同》时仍在诉讼中。与孔某签订合同时，孔某也知道金乐林场已付其山岭的转让款给了卢某、张某，所以孔某同意以法院判决卢某、张某返还给金乐林场的转让款为准，故在与孔某的合同中才出现“以法院最终判决为准”的约定。三、一审认为以“金乐林场是每亩1500元价格受转让的，那么，孔某按分成比例60％，每亩应按900元支付。”其理由如下：“1、金乐林场是按每亩1500元价格支付转让款的，因孔某对转让山岭享有60％的分成收益权，故金乐林场应每亩900元支付给孔某；2、法院最终生效的调解协议约定60％林场分成收益每亩550元，这是金乐林场与案外人卢某、张某之间的协商约定，而孔某未参与此协商，协商结果减少了孔某的分成收益，损害了孔某的权益。3、金乐林场与案外人卢某、张某之间达成的调解协议，对孔某不具有约束力，见一审判决书第5页。据此，一审认为不能按照双方合同第三条约定额“以法院最终判决的数量和分成比例为准”即不能以卢某、张某达成的调解协议分成比例60％每亩550元为依据。显然，一审是以其对法律理解的意见来取代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改变了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这是显然违背了合同法中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四、从事实方面来看，金乐林场与案外人卢某、张某之间转让合同中的山岭转让款每亩均价1500元（即总价3720亩÷559亩）并不代表的每块山岭转让价格就是每亩1500元，因为每块山岭的林木蓄量是不同的，有的林木多，有的林木少，金乐林场当时是综合被转让所有山岭的总林木蓄量所确定转让价格的，具体到每块山岭的转让价格是有区别的，林木蓄量多的，每亩肯定高于1500元，林木蓄量少的低于1500元，应视每块山岭林木蓄量而定，因此每亩山岭价格均是不同的。显然一审认为金乐林场既然按均价每亩1500元支付给了案外人卢某、张某，而孔某有分成权的山岭也在转让之中，那么也应按1500元／亩的价格支付给孔某，其理由当然是不能成立的。综上，在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价格约定不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法规的情况下，一审以其对法律理解的意见来取代双方当事人之间价格的约定，不仅违反了合同自治的原则，也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于理不合，金乐林场深为不服，特此上诉，请二审依法改判。孔某辩称，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孔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金乐林场支付孔某山场转让款239310元；2、本案诉讼费由金乐林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6月27日金乐林场作为受让方与孔某作为转让方签订《林权转让合同》，经协商，孔某自愿将联营分成部分转让给金乐林场，协议如下：一、转让山场面积约265亩（以法院最终判决的数量和分成比例为准）。二、转让期限：从2018年6月28日起至林权证到期之日止。三、转让价格：分成比例为60%的每亩按900元计算，分成比例为40%的每亩按600元计算，共计人民币贰拾叁万玖仟叁佰壹拾元整（￥239310），以法院最终判决的数量和分成比例为准。四、付款方式：因转让山场与原买主卢某、张某处于诉讼阶段，在本合同签订后先付20000元，在乙方公司铁路拆迁补偿款全部到位后再付10万元，余款在法院终审判决生效后再结算付清。等等。合同末尾部分的附表中明确了孔某承包林地位置、面积为265.9亩、分成比例为60%和金额239310元，并注明：最终面积与分成比例以法院终审判决为准。合同签订后，金乐林场按约支付了孔某20000元。另查明，1、1983年原达浒镇林场与孔某签订《达浒乡林场（队）山林管理和林木收益分配合同协议》，约定孔某等人承包的位于象形村沙关组山林面积900亩划归林场经营管理，但山权不变，分配办法经双方协议约定山价分成比例为：山主60%，林场40%。由山主与林场联合经营山岭。2、金乐林场于2014年与案外人卢某、张某签订《森林资源流转合同书》等，并按约定的1500元/亩的价格全额支付了合同价款，后发现达浒镇象形村上述山场属分成山场，包括孔某在内的多位村民对该山场享有不等的分成权益，并未由卢某、张某买断。金乐林场遂于2016年6月28日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卢某、张某返还多付的林地流转款1020780元，该案诉讼中，经双方同意，一审法院委托浏阳市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对原建生林场象形山岭分成未买断部分山林的具体面积进行勘测鉴定。2017年11月7日该设计院向一审法院出具鉴定意见，明确象形山岭分成未买断部分面积为1198亩，其中包括孔某的山场面积265.9亩。一审法院于2018年1月5日作出（2016）湘0181民初3785号民事判决书，卢某、张某不服上诉。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5日作出（2018）湘01民终365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该判决，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2019年10月24日双方在一审法院主持下达成一致调解协议，在协议第一条中约定：金乐林场与案外人卢某、张某协商就本案所涉的《森林资源流转合同》中罗某2、孔某、罗某1、罗嗣荣享有的60%林场分成收益权按550元/亩计算，其中罗某2302亩、孔某265.9亩、罗某1264亩、罗嗣荣23.8亩，共计855.7亩，其中141亩双方之前已协商处理，剩余714.7亩的分成收益权款为393085元；卢某、张某自愿支付以上款项给金乐林场，金乐林场负责前述林场的林农分成部分，该部分林场的林农分成自2014年4月8日起与卢某、张某无关；……诉讼过程中，孔某、金乐林场对孔某山场面积为265.9亩及分成比例为60%均无异议。孔某遂于2020年1月4日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孔某自愿将其联营分成的山场林权转让给金乐林场，双方签订《林权转让合同》，是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双方应按照约定自觉履行。关于转让价格的问题。金乐林场提出应以涉案签订的《林权转让合同》第三条约定的“以法院最终判决的数量和分成比例为准”，即以其与卢某、张某达成的调解协议按分成比例60%每亩550元计算。其辩解理由不能成立，具体理由如下：1、金乐林场与案外人卢某、张某于2014年4月8日签订的《森林资源流转合同书》中，金乐林场已足额按分成比例60%每亩900元，分成比例40%每亩600元，即每亩1500元的价格支付案外人卢某、张某流转款。2、2019年10月24日，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已达成调解协议，约定60%林场分成比例收益权（林农部分）按550元/亩计算，并不是法院判决的法定标准，而是金乐林场与案外人卢某、张某合同相对人之间纠纷的协商，在协商过程中，双方可以对自己的实体权利进行增益或减益、甚至放弃，且协商过程中，金乐林场明知与孔某签订的林权转让合同约定分成比例60%每亩按900元计算，在孔某未参与协商、不知情的情况下，金乐林场将其与案外人卢某、张某达成的损益减少的部分转嫁给孔某，明显损害了孔某的合法权益。3、金乐林场与案外人卢某、张某达成的调解协议中明确了金乐林场自愿负责前述林场的林农分成部分，自2019年4月8日起与案外人卢某、张某无关，因此，双方对林农分成部分约定只对金乐林场与案外人卢某、张某之间有约束力，对外即对孔某并没有约束力，故对60%林农分成比例部分的损益应由金乐林场负责。对于孔某山场面积为265.9亩及分成比例为60%，孔某、金乐林场对此均无异议。据此，金乐林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900元/亩的转让价格计算支付孔某转让款，即900元/亩×265.9亩=239310元，扣除已付的20000元，尚欠219310元金乐林场理应支付。关于付款方式和付款时间的问题。双方在《林权转让合同》中约定了第二次付款条件为在乙方公司铁路拆迁补偿款全部到位后再付10万元，经查，金乐林场仅提交该公司的股东企业金仁林业集团有限公司属于拆迁企业，不能证明金乐林场公司属于拆迁范围，该约定付款条件属于约定不明。而且《林权转让合同》同样约定了余款以金乐林场与案外人卢某、张某的纠纷案件经法院终审判决生效后再结算付清。现金乐林场与案外人卢某、张某的案件已于2019年10月24日调解结案并生效，则不管第二次付款时间是否明确，至此全额付款条件已然成就，金乐林场理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额支付剩余款项。关于孔某主体资格的问题，因涉案所签《林权转让合同》是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而我国实行农村土地承包采用的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对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采取“四荒”方式承包。孔某与金乐林场签订《林权转让合同》，将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家庭承包山场林权转让给金乐林场，其作为家庭成员代表具备合同主体资格和诉讼主体资格。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浏阳市东区金乐林场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孔某山场转让款219310元。二、驳回孔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890元，减半收取2445元，由浏阳市东区金乐林场有限公司负担2300元，由孔某负担145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上诉的争议焦点为《林权转让合同》转让价格的确定。孔某主张依据《林权转让合同》为900元每亩，金乐林场主张依据其与案外人卢某、张某2019年10月24日达成的调解协议，550元每亩计算。本院认为，孔某与金乐林场签订的《林权转让合同》对于转让价格明确约定为“分成比例为60%的每亩按900元计算，分成比例为40%的每亩按600元计算，共计人民币贰拾叁万玖仟叁佰壹拾元整（￥239310），以法院最终判决的数量和分成比例为准，”即合同双方约定的转让价格具体明确为900元每亩，总金额为239310。《林权转让合同》在山场转让面积、转让价格处均写明“以法院最终判决的数量和分成比例为准”，该处只是对山场数量及分成比例以法院判决为准的明确，并非对价格的约定。浏阳市人民法院的调解协议孔某并非当事人，金乐林场与案外人卢某、张某达成的调解协议只对金乐林场、卢某、张某有约束力，对孔某并没有约束力。据此，孔某与金乐林场山场的转让价格当以双方签订的《林权转让合同》确定，本院对金乐林场的上诉理由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浏阳市东区金乐林场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90元，由浏阳市东区金乐林场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盛知霜审判员  王晓虹审判员  曾 明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曾慧红书记员郭晨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