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民再78号抗诉机关：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孙国敏，男，1976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天祥，浙江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怀江路1号金融大厦14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00788835360C。负责人：何青，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露露，该银行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玲玲，北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温州分行）与孙国敏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2日作出的（2017）浙0304民初3335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孙国敏不服该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2月20日作出（2018）浙03民申316号民事裁定，驳回孙国敏的再审申请。孙国敏仍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请检察监督。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9）浙03民抗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诉人孙国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天祥、被申诉人民生银行温州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露露、戴玲玲到庭参加诉讼。抗诉机关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陈文雅、书记员陈淑薪出庭履行职责。本案经审批延长审限三个月，经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决定，现已审理终结。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瓯海区人民法院(2017)浙0304民初3335号民事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具体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未依职权主动审查保证期间是否经过而径行判决不当。担保法规定保证期间经过的法律后果是保证责任的免除。因此，保证期间是否经过属案件的基本事实，即使保证人未提出已过保证期间的抗辩，法院亦应依职权主动审查保证期间是否经过的事实。二、连带责任保证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如果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了权利，但在此后诉讼时效的两年内未向保证人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诉讼时效完成，保证人因时效的完成而实际上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对于连带责任保证，结合担保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当认定连带责任保证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的规定，并不适用于连带责任保证的情形。三、民生银行温州分行起诉要求孙国敏承担保证责任明显超过保证期间。案涉债务保证期间为2014年4月11日至2016年4月10日，民生银行温州分行在保证期间内已起诉另两位保证人，不影响对孙国敏保证期间的计算。民生银行温州分行直到2017年5月18日才向瓯海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孙国敏承担保证责任，明显超过保证期间，孙国敏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四、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六条第二款属于无效格式条款，对孙国敏不产生效力。该条款约定“各个保证人之间互为代理人，任一保证人的同意、接受或知悉都将被视为全体保证人的同意、接受和知悉”，是民生银行温州分行提供的格式条款。该条款内容免除了民生银行温州分行应当履行的对保证人依法进行告知、送达的责任，加重了保证人的责任，要求保证人对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保证人的个人行为承担连带责任，明显属于免除己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的条款。民生银行温州分行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未在合同中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对该条款进行合理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该条款应为无效条款。民生银行温州分行不能据此认为其向其他保证人起诉要求承担保证责任就视为已向孙国敏主张，不得作为认定民生银行温州分行已向孙国敏主张保证责任的依据，案涉保证债务的保证期间已经经过。申诉人孙国敏述称，同意抗诉机关的意见。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民生银行温州分行一审的诉讼请求。被申诉人民生银行温州分行辩称，一、本案保证期间并未经过。孙国敏、朱光新、瞿三林共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已约定"各个保证人之间互为代理人，任一保证人的同意、接受或知悉都将被视为全体保证人的同意、接受和知悉"，基于我行已起诉朱光新、瞿三林主张保证责任，对孙国敏同样产生主张保证责任的法律效果，自主张权利之时转为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二、《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六条第二款虽系格式条款，我行作为格式条款的提供方，未通过该条款免除自身责任。我行作为贷款人已按约履行发放贷款的责任，未加重孙国敏的责任或排除其权利。保证人的义务主要体现于担保范围、担保金额、被担保的主债权发生期间等，我行签订的保证合同中均作出特别约定，是确定无疑且不变的。因此，本格式条款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抗诉机关认为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三、依据法定要件，孙国敏的保证责任亦未免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已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向其他保证人行使追偿权问题的批复》表明，在连带共同保证中，保证人是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对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为实现其债权，无需向全部保证人逐一主张权利，可向任何一个保证人主张权利，而该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要求其他保证人清偿，其他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不会因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内向其主张权利而免除。本案中，我行于2014年5月14日在保证期间内起诉共同保证人朱光新、瞿三林的行为同样对孙国敏产生主张保证责任的法律效果，对孙国敏而言保证债务从或然债务转变为实然债务。因此，孙国敏的保证责任应自2014年5月14日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四、保证期间确系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效果。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诉讼时效中断具有涉他性。法律对于连带保证中"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具体应以何种方式主张权利"未有明确规定，也未限定该权利的具体主张方式。实务操作中，金融机构在主张保证责任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和解、口头催告、书面催告、划扣银行存款等行为，均起到了主张保证责任的法律效果。我行在(2016)浙0381民初8462号案件中，于2014年8月8日向温州三联锻造有限公司催款要求履行担保责任，孙国敏作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大股东及总经理，产生对孙国敏催告的法律效果。再审期间，被申请人民生银行温州分行提交瑞安市人民法院（2016）浙0381民初8462号民事判决书，欲证明民生银行温州分行在向温州三联锻造有限公司主张保证责任时，孙国敏作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应当知道情况。孙国敏质证称，该证据关联性不足，不能明确是向孙国敏主张本案的保证责任。本院认为，该民事判决书是孙国敏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温州三联锻造有限公司起诉瑞安市晓银针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晓银针织公司）承担担保追偿责任的民事判决，并不涉及民生银行温州分行向孙国敏主张本案涉案借款500万元保证责任一事，民生银行温州分行的该主张，与提供的证据关联性不足，不予采信。民生银行温州分行于2017年5月18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孙国敏对瓯海区人民法院（2014）温瓯商初字第538号民事判决第一判项的履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2013年10月10日，案外人晓银针织公司依据其与原告民生银行温州分行签订的一份《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同》，向原告民生银行温州分行借款500万元，双方约定借款期限自2013年10月10日至2014年4月10日，执行年利率为6.72%，逾期利率按执行年利率上浮50%计算，按月结息。上述借款已实际发放。借款后，晓银针织公司未按约偿还借款本息，尚欠原告民生银行温州分行借款本金500万元，利息102666.66元，复利1181.14元。原告民生银行温州分行为此于2014年5月14日向瓯海区人民法院起诉，该院经审理于2014年11月3日作出（2014）温瓯商初字第538号民事判决，认定上述事实，该判决第一项判决内容为“晓银针织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民生银行温州分行借款本金500万元，利息102666.66元，复利1181.14元及逾期利息（从2014年4月1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本息之和5102666.66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0.08%计算）”。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孙国敏与原告民生银行温州分行（2012年10月11日）签订个高保字第99282012279420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1500万元，被担保的主债权发生期间为2012年10月11日至2013年10月11日。原告民生银行温州分行起诉晓银针织公司时，未一并起诉被告孙国敏。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孙国敏依据个高保字第99282012279420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在1500万元最高限额内对瓯海区人民法院（2014）温瓯商初字第538号民事判决第一判项的履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80元，公告费640元，合计720元，由民生银行温州分行负担。再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并无异议，本院再审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六条第二款作为格式条款是否无效，二是民生银行温州分行向朱光新、瞿三林主张保证责任是否视同已向孙国敏主张保证责任，三是民生银行温州分行起诉孙国敏是否超过保证期间。具体评析如下：一、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六条第二款格式条款有效。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六条第二款内容属于格式条款，属于民生银行温州分行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没有以合理方式提请孙国敏注意并予以说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没有异议，应予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本案中，尽管《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六条第二款约定：“各个保证人之间互为代理人，任一保证人的同意、接受或知悉都将被视为全体保证人的同意、接受和知悉”，但民生银行温州分行的该条款并没有加重孙国敏应当承担保证责任范围的实体责任，而是改变了本应通知到达保证人才能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程序权利，即民生银行温州分行只需向连带责任保证人朱光新、瞿三林主张承担保证责任，就等同于其已经向连带责任保证人孙国敏通知承担保证责任。从本案程序权利实质享受角度看，民生银行温州分行在2014年5月14日向瓯海区人民法院起诉主债务人时，同时起诉了保证人朱光新、瞿三林要求承担保证责任，直到2017年5月18日才起诉孙国敏要求承担保证责任，实质上因延长了向孙国敏主张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而延缓了孙国敏承担保证责任所产生的资金压力，特别是在主债务人或其他担保人已经履行债务的情况下，孙国敏甚至可以减轻或不需承担保证责任。因此，该条款约定并没有加重孙国敏责任、排除孙国敏主要权利，不违反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无效情形。该条款约定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之规定，也符合金融借贷审判惯例。申诉人孙国敏主张该约定“加重孙国敏在保证责任期间内不需被直接主张就承担保证责任，免除或者说减轻银行需要直接向孙国敏主张保证责任的义务”，与事实不符，其申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二、民生银行温州分行向连带责任保证人朱光新、瞿三林主张保证责任，等同于向孙国敏主张保证责任。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本案中，申诉人孙国敏和朱光新、瞿三林共同在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签字为晓银针织公司案涉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该保证合同第六条第二款约定对孙国敏具有约束力。申诉人孙国敏在签订保证合同时，已同意与朱光新、瞿三林之间互为代理人，因此，有关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事宜，一方的同意、接受或知悉，视为另一方的同意、接受和知悉。民生银行温州分行于2014年5月14日在保证期间内起诉连带责任保证人朱光新、瞿三林主张保证责任，从朱光新、瞿三林知悉之时起，不论朱光新、瞿三林是否转告孙国敏，也不论民生银行温州分行是否另行向孙国敏主张保证责任，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六条第二款约定，均视为孙国敏已知悉民生银行温州分行向其主张保证责任。三、民生银行温州分行起诉孙国敏未超过保证期间。晓银针织公司的金融借款发生在2013年10月10日，借款期限至2014年4月10日。按照《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十条“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约定，孙国敏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期限至2016年4月10日。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做了“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规定，但仍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的规定范围理解。即本案中，民生银行温州分行已经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孙国敏要求承担保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的规定，民生银行温州分行从起诉连带责任保证人朱光新、瞿三林之时起，对孙国敏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不再计算保证责任期间。因此，民生银行温州分行在保证责任期间届满前已向连带责任保证人朱光新、瞿三林提出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视同其在孙国敏保证期间向孙国敏主张保证责任，未超过保证期间。四、申诉人孙国敏在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上并没有注明联系方式、地址，一审法院按照孙国敏居民身份证住址向其寄送民生银行温州分行起诉状、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未果后，采用公告送达，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孙国敏未到庭参加一审诉讼，视为放弃抗辩权，一审法院可以缺席审判，审判程序合法。综上，申诉人孙国敏的申诉理由不充分，本院再审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2017）浙0304民初3335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忠烈审 判 员 张 丹审 判 员 叶 峰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法官助理曹爽代书记员 余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