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43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徐厚发，男，1963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晓君，广东众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智敏，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包静明，男，1972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剑，广东天穗（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禄，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厚发因与被上诉人包静明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5民初35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徐厚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晓君、汪智敏，包静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剑、张新禄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厚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驳回包静明的全部诉讼请求，支持徐厚发的反诉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反诉诉讼费均由包静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对于徐厚发与包静明出于何种原因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认定不清，进而导致法律适用错误。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系双方依据交易习惯并参考之前各自向广州东之旭试验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之旭公司)实际投资的数额，对股权进行重新分配并登记。结合标的股权的来源、前后数次股权转让所签订的合同版本，足以证明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仅用于变更工商登记之用，是双方的虚假意思表示，故无需支付股权转让款174.91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一、东之旭公司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存在混淆公司资本与股东股权的交易习惯。东之旭公司自成立以来，其吸引投资、扩大融资的模式就相对不规范。区别于一般公司增资扩股的模式，东之旭公司将公司资本与股东股权混淆，要么是吸引投资方出资，将所得款项投入到东之旭公司中，再由东之旭公司原股东对新股东身份及权益进行集体认可；要么通过股权转让，原股东退出，新股东加入，如有股权对价就投入到东之旭公司的生产经营中。实际上，东之旭公司新旧股东之间的更替已形成此种交易习惯。早在2013年5月份，徐厚发与包静明均与东之旭公司创始股东汪志东签订了一份《北京地区环境与可靠性试验室项目合同协议》，其中约定由徐厚发“投资”200万元，由包静明“投资”100万元，入股“现有的航天科工防御技术研究实验中心和广州东之旭实验设备有限公司共同组建的北京地区环境与可靠性试验室项目”。后徐厚发与包静明均将该投资款直接支付给东之旭公司创始股东汪志东用于实际投资。徐厚发与包静明其后还分别另外向汪志东各投资了50万元，故徐厚发共投资250万元，包静明共投资150万元。后徐厚发虽未在东之旭公司的工商登记上列为股东，也未实际参与东之旭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但作为实际投资人，其股东身份一直都得到东之旭公司其他股东的认可，并一致认可其持股8％。包括在2016年6月26日形成的《股东大会决议》中，在2016年10月30日形成的《董事会决议》中(甚至还选定徐厚发为执行董事，实为挂名执行董事)，在2017年5月5日形成的《股东会议决议》中，均有通知徐厚发参与，而且东之旭公司其他股东包括包静明均对徐厚发的股东身份、持股份额一致确认。后包静明l元受让东之旭公司75％股权后，共持股80％。因东之旭公司经营困难，各方协商按照之前各方实际向东之旭公司投资的金额，大体按照徐厚发、包静明、李世安之间8:5:2的比例对包静明所持有的80％股权进行重新分配，而无需再支付任何对价。因此，经本次股权转让后徐厚发占38％、包静明占32％、李世安占10％，与徐厚发、包静明此前的实际投资金额250万元、150万元比例相互对应，足以证明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系基于东之旭公司股东之间的交易习惯所签署以办理工商登记之用。二、案涉标的股权系包静明1元受让得来的，在东之旭公司持续亏损的情况下，任何理智的商事主体都不会作出受让股权、支付高达174万元对价的真实意思表示。2017年因东之旭公司经营状况不佳，原股东于金凤、汪志东、林楚珍拟退出东之旭公司，由包静明1元受让“东之旭公司的所有债权和债务”，并于2017年5月5日形成了《股东会议决议》。包静明对于受让该部分股权确无支付任何对价，若其主张有支付应该提供反证，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徐厚发对此股权来源也是知情的，因为《股东会议决议》上明确记载了“徐厚发会前委托包静明全权处理”。因此，本案包静明向徐厚发转让的股权，系其l元受让得来的，在徐厚发对此清楚知悉并且东之旭公司持续亏损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具有理智的商事主体都不会愿意以174万元的高价购买，更何况是具有投资经验的徐厚发。三、在案涉股权转让之前及之后的数次股权变动，均存在着仅为办理股权交更登记，签署了约定高价、但实际无需对价并且合同版本、条款完全一致的《股权转让合同》。因此，自2017年以来东之旭公司股权并无价值，股东对内或对外转让股权仅为挽救公司、重整人员架构，实际都是无需支付对价的，存在着仅为办理工商登记、基于虚假意思表示而约定转让对价的做法。在案涉股权转让之前一次的股权变动，是2017年7月13日包静明1元受让原股东于金凤、汪志东、林楚珍共75％的股权。当时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包静明与其他股东分别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和《广州东之旭试验设备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约定由包静明受让于金凤、汪志东、林楚珍的股权，转让金合计高达375万元；但各方真实意思是包静明无需支付对价，包静明实际上也未支付过任何对价。在案涉股权转让之后一次的股权变动，是2018年10月23日包静明受让陈群波10％的股权，徐厚发受让李世安10％的股权，高先智、徐三贞受让汪胜10％的股权。在此次股权转让过程中，上述各方同样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并约定了相应的对价。但此次股权变动实际上与前两次一样，各方真实意思是无需支付对价的，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仅为办理工商登记。其中，包静明受让陈群波的股权实际上也未支付过任何对价。由此可见，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也是基于办理工商登记而签订，是双方的虚假意思表示。数次股权变动以来，各股东在配合办理工商登记签署文件上已形成一致默契，徐厚发也是基于此才对包静明过于信任，掉以轻心，以至于未能就零对价转让的协商过程进行证据固定。四、依据包静明所制作的东之旭公司的财务报表，股权转让需实际支付对价与无需实际支付对价在财务报表上存在明显差异。由此可见徐厚发与包静明确是约定无需实际支付对价的，否则包静明不会作出此种财务报表。东之旭公司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存在混淆公司资本与股东股权的交易习惯，在此前提下，即使徐厚发需实际支付对价，该款项也是注入东之旭公司中。结合东之旭公司股东变更的历史记录以及东之旭公司2015-2019年度报表，明显可见，在2015年3月9日、2015年12月7日两次股东发生变更，股东有实际支付对价注入东之旭公司，对应地2015年度、2016年度的“实收资本”本期发生额存在变动；在2017年7月13日包静明l元受让股权、2018年4月23日徐厚发、包静明、李世安、陈群波、汪胜之间重新分配股权，均是无需再实际对价注入东之旭公司，对应地2017年度、2018年度的“实收资本”本期发生额为空白。四个年度《发生额及余额表》系从东之旭公司的财务报表制作软件“畅捷通软件”中导出，制表人显示为“包”，当时东之旭公司的财务也确是包静明。由此可见，若不是徐厚发与包静明对该次股权转让存在零对价的约定，包静明根本不可能这样制作财务报表。五、李世安与包静明之间的股权转让系独立于本案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李世安于本案不存在利害关系，李世安全程参与了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的协商与签署过程，对于证明本案事实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一审法院由此对其书面证词不予采信于法无据。六、包静明在签署《股权转让合同》过程中存在隐瞒、欺诈东之旭公司真实财务状况的情形，至今仍拒不交出东之旭公司的完整、真实的内账，由此造成徐厚发产生重大误解并造成经济损失，徐厚发主张撤销《股权转让合同》并退回股权依法有据。综上，一审法院未全面查清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的形成原因，综合分析本案徐厚发提交的相互印证、且已形成证据链的举证，狭窄而片面地认定该合同是徐厚发与包静明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进而适用法律不当，认定合同有效，极大地损害了徐厚发的合法权益。本案中双方签订之《股权转让合同》仅是为办理工商变更之用，属于双方虚假的意思表示，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之规定，徐厚发无需向包静明支付股权转让款174.91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包静明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前后均存在欺诈、隐瞒东之旭公司真实财务状况，隐瞒标的股权真实价值的情形，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徐厚发有权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合同》。包静明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徐厚发应当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请求法院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合同真实合法有效。第一，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了所转让股权的注册资本金为381.14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金的38％，而约定的转让金为174.91万元。所约定的对价并不是平价转让或者溢价转让，而是进行折价转让。双方就转让价格的确定，就已经证明了徐厚发是清楚了解到公司的债权债务情况下，才会与包静明确定了折价转让的方式进行确定股权转让金，受让包静明所转让的股权。双方在合同第三条明确确认“本公司债权债务已核算清楚，无隐瞒”，既然已经在合同明确了无隐瞒，但徐厚发却违反契约精神，出尔反尔，为了逃避支付股权转让款而编造不存在事实与理由，企图免除其履行合同的义务。第二，根据包静明与徐厚发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于2018年10月18日，徐厚发向包静明提出进行股权的重新分配及引入新的股东及新的法定代表人。包括徐厚发于2019年5月27日，向包静明寄送“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的内容表明：“致股东包静明，本人目前持有广州东之旭试验设备有限公司的48％股份，本人拟转让给第三人徐培基。本人特此通知和询问你：是否同意上述股权转上事项？是否放弃上述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如果徐厚发没有认可股权转让的真实性以及所受让东之旭股权的价值，那么为何会向第三人转让股权，并通知包静明，问及包静明是否同意以及行驶优先购买权？由此证明，徐厚发是认可并接受了所受让的东之旭公司的股权价值，才会再次提出股权重新分配方案及再次对外转让股权的事实。第三，根据包静明与徐厚发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在东之旭公司出现危机的时候，徐厚发以种种借口选择了提出退出东之旭公司的要求，而所提到的借口里面有“全家反对、其本人的资金问题、对东之旭公司业务不熟、对员工不熟”，却从来没有提到过受让包静明转让的股权时存在过任何隐瞒或重大误解的情况。所以，徐厚发在反诉中所提出的存在重大误解和隐瞒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均是其为了不支付所约定的股权转让款的借口。（二）不存在“0元转让”的事实。徐厚发所主张的“0元转让”的情形是不存在的。徐厚发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是一名经营企业多年的商人，徐厚发是完全清楚明白到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所应当承担的义务，成为东之旭公司的股东所需要承担的责任，及所需要承担的支付股权转让对价义务。若如徐厚发所主张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那么徐厚发应当提供证据证明“0元转让”的事实存在，但徐厚发并没有提供任何双方就“0元转让”事实进行磋商同意的证据。而事实上，也不存在这样的事实。包静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徐厚发向包静明支付股权转让款1749100元；2.徐厚发向包静明支付逾期利息（以17491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4月19日起计算至徐厚发实际清偿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徐厚发承担。徐厚发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撤销包静明、徐厚发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2.徐厚发将从包静明处受让的东之旭公司38%的股份全部退回包静明；3.本案诉讼费由包静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东之旭公司成立于2000年11月3日，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003万元。包静明系东之旭公司的股东之一。2018年4月18日，包静明作为转让方与徐厚发作为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包静明将原出资802.4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80%）的部分381.14万元转让给徐厚发，转让金为174.91万元；2018年4月18日前，徐厚发需将转让金额174.91万元全部付给包静明；至2018年4月18日止，东之旭公司的债权债务已核算清楚，无隐瞒，包静明、徐厚发双方均已认可；从2018年4月18日起徐厚发成为东之旭公司股东，承认修改后的公司章程，享有股东权益，并按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承担责任。合同载明本协议一式八份，交公司登记机关一份，股东各持一份，公司存档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包静明、徐厚发分别在《股权转让合同》签字页“转让方”和“受让方”处签名，李世安、汪胜、梁立烦、陈群波在“其他股东签字”处签字，表示同意上述股权转让，并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2018年4月18日，东之旭公司申请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将股东由包静明、梁立烦变更为包静明、徐厚发、李世安、汪胜、陈群波，徐厚发持股48%；监事由梁立烦变更为李世安，执行董事由包静明变更为徐厚发。工商变更登记资料中有2018年4月18日东之旭公司《股东会决议》，载明包静明将原出资802.4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80%）的部分381.14万元转让给徐厚发，转让金为174.91万元；包静明将原出资802.4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80%）的部分100.3万元转让给李世安，转让金为46.03万元等内容。该份股东会决议上有东之旭公司全体股东，即包静明、梁立烦、徐厚发、李世安、汪胜、陈群波等人的签名。徐厚发在入股东之旭公司之后，任东之旭公司执行董事，参与东之旭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2018年8月13日东之旭公司股东会议纪要载明徐厚发建议公司招股（员工持股）以及徐厚发带来某一个项目事宜。庭审中，当事人确认包静明于2017年5月1日接手公司经营管理，至2018年10月底东之旭公司法定代表人名义上变更为徐三贞，实际由徐厚发负责管理（徐厚发称大概在2018年12月份才移交徐厚发管理）。诉讼中，包静明提供的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10月18日徐厚发称“提议法人代表、执行董事、监事分别由四个人担任……我们俩不做法人代表，我们分别担任执行董事、经理，监事亦让另人担任……我提议让徐三贞作法人代表人，理由是可靠并且可实投资金作原始股东，股份只占5%，我可以担保，小高作监事，股份也只占5%……即使有意见差别，我们俩也可作决定”，包静明称“可以的，明天过来确定就先执行”；2018年10月24日包静明向徐厚发发送“东之旭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财务分析……”，徐厚发予以肯定并称“我正计划卖掉塑胶厂，让大家可以安心做好东这旭的事业”；2018年11月19日徐厚发称“老弟如果有更好的办法让你我解脱，我更愿意”、“这个办法也是权宜之计，如果老弟感觉股份少，待危险过去后再协商，当务之急是活下去，活着才有未来”……；2018年12月19日包静明告知徐厚发称“有空过来东之旭时记得带上我的私人建行结算通卡及网银KEY盾”，徐厚发称“具体怎么快刀乱麻，可以和小高商讨”；2019年1月3日，包静明称“你们……拖住一帮员工，天气又冷，又近年关，不知你们是何居心，如果逃避能解决问题，那早逃了”……徐厚发称“这些你自己都可以做，没有人会阻止”，包静明称“公章你们抓住，连我个人的银行卡你们都抓手里，不知道你们图啥？为啥？”，徐厚发称：“没有任何所图，只求安全”……“公章和银行卡不影响你处理公司的事……”；包静明称“好吧，既然你们要一意孤行，我无话可说，将来的事留给将来吧！谢谢你的回复！”，徐厚发称“公司都是你在经营，你应该积极配合政府部门处理善后，我们也在积极配合”，包静明称“现在政府不认我，只认现在的负责人”；徐厚发称“你是大股东，主要负责人，处理公司的物资材料由小高、你，和选出的员工代表负责，律师说是可以的”、“我不了解公司业务，心有余而力不足”，包静明称“我需要公司授权书……”；2018年12月23日包静明告知关于公司收到“李总”的法院传票，徐厚发称“和李总协商解决，尽量不要去法院，内部问题内部解决”……2019年6月22日徐厚发称“我是整晚没有睡，因为东之旭害得我妹受这么大的伤害，你个人也是信用受伤害，我们曾经兄弟，我希望和解，我想和你真心和解，一是尽一切办法保住厂房，还是有希望。二是想办法筹钱解决你的个人欠款，恢复你的个人信用”；包静明称“我委托了律师……徐总你可以和他联系”。2019年7月4日，东之旭公司申请工商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为孙仁和。东之旭公司这此向工商部门提交的股东会决议载明同意由孙仁和代替任公司经理及法定代表人职务，孙仁和代替徐厚发任公司执行董事职务。诉讼中，徐厚发向一审法院提交李世安2019年6月10日出具的证言，内容为：2017年5-7月，包静明从东之旭公司原始股东汪志东、林楚珍、于金凤处受让公司75%的股权（内部股东会决议显示转让对价为1元，工商内档文件显示转让对价合计375万元）。2018年4月，包静明、徐厚发与李世安策划重新分配股权，包静明、徐厚发之前通过创始人汪志东投资了东之旭公司，故按照各自的投资比例分配了公司大部分股权，汪胜、陈群波和李世安各持股10%。包静明将东之旭公司10%的股份转让给证人时，工商登记资料显示的转让对价为46.03万元，但实际上基于公司处于亏损状态，股东之间内部协商的真实意思是不用支付相应对价的，故证人至今未向包静明支付46.03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包静明也未要求证人支付该笔款项。徐厚发为证明包静明在股份转让时向其隐瞒公司真实的财务状况，向一审法院提供证据“徐三贞与东之旭公司财务微信聊天记录”、“东之旭公司2018年10月、11月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等”以及东之旭公司2017年度审计报表。其中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12月18日财务人员发文件“006账套.ZIP”、“003账套10月.ZIP”，并称“这是10月的报表，对内，003账套对外”。“2018年10月内账（006账套）”资产负债表显示所有者权益期末余额为687869.04元，年初余额为2483544.33元；而“2018年10月外账（003账套）”资产负债表显示所有者权益期末余额为3293557.85元，年初余额为3651078.30元。2017年度审计报表显示所有者权益期末余额3651078.30元。另，徐厚发提供东之旭公司2019年系列涉诉及仲裁案件的裁判文书以及相关材料。其中有一审法院（2019）粤0115民初1241号李世安追讨2017年5月至2018年11月期间拖欠工资276225元的起诉状；广州市南沙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穗南人仲案【2019】57-91号、92-95号案仲裁决定书、裁决书，前部分案件同意申请人撤回仲裁申请，后部分案件裁决东之旭公司向汤庆林等员工各支付2017年、2018年期间的工资5674.76元到12476.93元不等；一审法院（2019）粤0115民初188号包静明贵州聚诚识别科技有限公司诉东之旭公司不当得利纠纷案判决书，判决东之旭公司返还2018年11月30日收到的款项114000元；一审法院（2019）粤0115民初1062号包静明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东导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诉诉东之旭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案判决书，判决东之旭公司支付2018年12月1日起至2019年4月15日止的租金221618.3元，等等。徐厚发提交证据2018年11月8日东之旭公司《会议纪要》，载明记录参会人员有包静明、徐厚发、徐三贞、高先智、汪胜、汪志东、李世安等人。纪要内容其中有“李总发言：对徐总投资表示欢迎，对汪总（志东）以前的提议持保留意见，希望包总把权力移送给徐三贞”、“徐三贞：表示财务混乱，数据不真实，没办法分析当前的财务状况，财务U盘也没有交接，还有何当会计和出纳，觉得不合理，也证明包总没有交付”。《会议纪要》上仅加盖东之旭公司的公章，各参会人员未予签名。包静明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认为没有参会人员的签名，而公章由徐厚发持有。2019年5月27日徐厚发向包静明发出“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表示拟将其持有的东之旭公司48%股份转让给第三人徐培基，询问包静明是否同意上述股权转让事项以及是否放弃上述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另查明，2019年1月14日，包静明向一审法院起诉徐厚发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要求徐厚发支付案涉股权转让款1749100元，案号为（2019）粤0115民初653号。该案诉讼材料一审法院于2019年2月16日送达徐厚发。2019年2月26日包静明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该案起诉，一审法院裁定准予撤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中关于股权转让价款174.91万元是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以及包静明签订合同时是否存在隐瞒公司财务真实情况，造成徐厚发在重大误解的情形下签署股权转让合同。首先，关于股权转让价款问题。《股权转让合同》明确载明股权转让价款为174.91万元，并明确了应付款时间。《股权转让合同》有各方的签名，并在工商部门备案，同时包静明庭审也提供其持有的合同文本。徐厚发称《股权转让合同》文本仅用于工商变更登记目的，当事人之间实际意思是零价格转让股权，但徐厚发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李世安同为相关股权受让人，与案涉股权转让存在利害关系，一审法院对其书面证词的证明效力不予采信。徐厚发未提供双方就零价格转让股权所进行的有关沟通、磋商或协议的书面或口头方面的证据。而且在2019年1月14日包静明起诉徐厚发追讨案涉股权转让款后，徐厚发并没有证据证明其在双方微信往来中或其他沟通中对提出“零股价”理由的异议或质疑，反而在2019年5月27日表示拟将其持有的股份转让给案外人。一审法院认为，徐厚发作为一个具有从事商业行为经验的民事主体，其对签署《股权转让合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有充分的认知并受其约束。在徐厚发未能提供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股权转让合同》的股权价格条款效力予以认定。其次，关于包静明在合同签署时是否隐瞒公司财务真实状况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徐厚发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及相应财务报表、东之旭公司涉诉情况等证据，不足以认定东之旭公司存在对内对外两套财务账表，也不能证明徐厚发是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徐厚发作为理性投资人，理应对目标公司的经营和财务情况，以及公司债权债务等经过审慎调查后再行签署股权转让合同。且根据包静明提供的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徐厚发在对东之旭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并未反映出包静明隐瞒公司财务状况问题。现徐厚发以存在重大误解为由诉请撤销案涉《股权转让合同》，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且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人合性，股权转让后，徐厚发对公司进行了经营管理，公司股权及经营状况发生了明显变化，徐厚发现要求将所持股份退还包静明，依法依理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如果徐厚发有证据证明其受欺诈造成损失的可以另行主张赔偿损失。综上，包静明、徐厚发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现徐厚发欠包静明股权转让款未付，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包静明要求徐厚发付清欠款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有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徐厚发反诉请求撤销合同及返还股份，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于2019年10月31日判决如下：一、徐厚发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包静明支付股权转让款17491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1749100元为计算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8年4月19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徐厚发的全部反诉请求。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20542元、反诉受理费10271元，由徐厚发负担。经审理查明，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包静明向本院补充提交如下证据：2018年5月7日录音文件，拟证实徐厚发清楚了解东之旭公司的负债情况及困难，清楚了解包静明对公司的投入情况，以及如何用股权融资来解决公司的困难，且徐厚发实际参与到公司的管理中。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是真实意思表示，徐厚发应当依约支付股权转让款。徐厚发对此质证认为：确认谈话录音真实性，但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该录音文件为徐厚发在东之旭公司经营面临困难的情况下，为了鼓舞人心，组织公司骨干成员开会时所说的话，从该录音文件中可知：第一，徐厚发在受让包静明的股权前就已实际投资了东之旭公司，且投资数额不菲；第二，徐厚发在受让包静明的股权时，东之旭公司经济状况极其困难，已经拖欠员工100万元工资，只能通过将没有什么价值的公司部分股权转让给公司骨干成员来抵工资的形式留住人员，因而徐厚发是不可能在此种情形下高价收购包静明之股权；第三，徐厚发开会时提及其到处筹措资金去解决公司资金问题，给员工发放生活费。二审中，徐厚发向本院补充提交如下证据：1.《北京地区环境与可靠性实验室项目合同协议》；2.2016年6月26日《股东大会决议》；3.《董事会决议》及东之旭集团清算表，拟共同证实：东之旭公司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存在混淆公司资本与股东股权的交易习惯。包静明向徐厚发转让股权，系依据包静明此前已向东之旭公司实际投资的金额，对其1元受让得来的股权进行重新分配。《股权转让合同》系为办理工商登记之用，为虚假意思表示。4.2017年5月5日《股东会议决议》；5.2017年7月11日《股权转让合同》3份，拟共同证实：涉案转让的股权系包静明1元受让得来的，徐厚发对此知悉，在东之旭公司持续亏损的情况下，任何一个理智的投资人都不可能高价受让该股权。同时，包静明1元受让股权时，同样签订了前述约定高价但实际无需支付的三份《股权转让合同》，其版本、格式、条款、权利义务与本案《股权转让合同》一致。6.企查查截图；7.2018年4月18日《股权转让合同》；8.2018年10月23日《股权转让合同》3份；9.证人证言及证人身份证2份（徐三贞出庭作证，确认其证词内容），拟共同证实：同期包静明向李世安转让的股权、此前和此后东之旭公司的股权变动，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版本、格式、条款、权利义务都高度一致。这些合同包括本案《股权转让合同》全部都是为办理工商登记之用，实际上无需支付对价。10.2015-2019年度《发生额及余额表》，拟证实：依据包静明制作的财务报表，股权转让需实际支付对价与无需实际支付对价在财务报表上存在明显差异。由此可见双方确是约定无需支付对价的，否则包静明不会作出此种财务报表。11.录音音频；12.录音内容，拟共同证实：包静明基于涉案《股权转让合同》曾起诉过徐厚发，后其改变主意，与徐厚发约谈并撤诉。期间，徐厚发对包静明起诉要求支付174万股权转让对价提出异议，包静明确认徐厚发早期实际投资250万元到东之旭公司，故涉案股权转让系对该款项的重新分配，系无需支付对价的，并承认其在经营东之旭公司过程中存在商业贿赂及做内外两套账的行为。13.黄嘉圣证人证言，拟证实：包静明实际控制之下的东之旭公司存在内外两套账，且在徐厚发成为东之旭公司股东后，包静明仍刻意隐瞒，继续做内外两套账，并控制、隐藏着反映东之旭公司真实财务状况的内账。14.损益表，拟证实：该损益表为包静明、徐厚发、李世安等人对包静明1元受让来的股权重新进行分配时，依据东之旭公司当时的资产、负债情况等所起草形成的文件。15.微信聊天记录，拟证实：（1）涉案股改是包静明安排的（工商登记变更、所需合同）。（2）在徐厚发成为登记股东后，包静明就因公司无力交税而向徐厚发借款来维持公司运作，故其所转让的股权在此种公司环境下不可能有高达170余万的价值。（3）在2018年底开始，东之旭公司就因拖欠租金被房东锁门，本案大量证据徐厚发均无法及时获取。（4）包静明在第一次起诉后向徐厚发诚恳认错，认可其对本案零对价的合同起诉是“花冤枉钱”、“犯糊涂。”包静明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1.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该两份证据仅能证明双方之前与东之旭公司前股东汪志东有合作，与本次股权转让无关联。2.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无我方签名，与本案无关。3.对证据4、5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该组证据证明了我方获取东之旭公司股权的来源。我方与东之旭公司前股东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合同之前，就股权转让的对价达成特别约定，即转让对价为1元及负责东之旭公司所有债权和债务。如本案双方就涉案股权转让有其他的特别约定，应当如我方与东之旭公司前股东那样，有特别书面约定。这证明本案双方签订的涉案股权转让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4.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这是第三方平台的信息，无法确认信息的真实性。5.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是我方与李世安的约定，与本案无关。6.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是其合同双方对股权转让的约定，与本案无关。7.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根据本案双方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高先智、徐三贞由徐厚发提议加入到东之旭公司，作为东之旭公司股东。8.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表格来源第三方软件，无法确认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且与本案股权交易无关。9.对证据11、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是徐厚发私下录制的，录音内容文字不完整，而且在长达1小时的谈话过程中，徐厚发均没有提到过股权0元转让的事实，更证明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是真实有效的。在录音中，徐厚发不断地说要把公司做好，给我方希望，以及威逼我方撤回起诉。10.对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庭后经核实，黄嘉圣大概于2018年9-11月期间在东之旭公司财务部任职，试用期满后离职，因证人未到庭，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内容真实，该时间段发生在双方股权转让之后，徐厚发已介入公司运营管理，其证言内容不能证明我方隐瞒公司财务状况的事实。11.对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份报表来源不明，且无任何人员签名确认。12.对证据15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依旧由我方运营，直至2018年11月才完全交给徐厚发管理，在此之前，作为新股东，徐厚发虽未实际控制公司，但也已参与公司运营管理，该份聊天记录恰恰证明了新旧股东之间针对公司运营的沟通和交流。经审查上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1.2017年5月5日，东之旭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并形成《股东会议决议》，其中载明：徐厚发会前委托包静明全权处理；东之旭作价1元出售，由包静明购买，包静明负责东之旭所有的债权和债务，等。该决议落款处有包括包静明在内的各股东签名确认。2.2018年5月7日，徐厚发在东之旭公司办公室讲话，其中说到,“包总在这个公司实实在在，砸锅卖铁，把房子卖掉，把所有家里值钱的东西卖掉，他实实在在的投入了150多万现金在这个公司来，所以他的风险是最大的，我真的是体会他的艰难”，“我是真的愿意的来这里奋斗，我就愿意来支持”、“我们记得看好了这个公司，投资了这个公司，我们相信它一定可以再次进发，一定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前景”、“感恩过去曾经为这个企业投资的人，因为我们过去的几个股东也是实实在在投了很多钱的，有的投的比我还多，但是人家看不到希望，几百万的资产就放下抛弃，不要了。但是我们拿到这个地方，就包括包总拿下来的时候，实际上它是个负资产，是负债累累，是面临关停运转的一个企业，这摊子能够坚持到今天，这一年下来我觉得起码要感谢包总，把自己家的所有的卖光了，来维持这个企业，维持到今天。”、“那么接下来呢，我要尽快地去筹措资金，让这个企业健康地发展。”等内容。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综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证据，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涉案《股权转让合同》中关于股权转让价款的约定是否真实有效？2.徐厚发主张撤销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及退还其所持股份是否成立？关于上述第一点争议，本院认为，首先，于同日形成的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及《股东会决议》内容相一致，均明确约定包静明将其原出资802.4万元、占东之旭公司注册资本的80%中的部分，即381.14万元转让给徐厚发，转让金为174.91万元。上述合同及文件落款处有包静明、徐厚发及其他公司股东签名确认，并提交给行政主管部门以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事宜。本院认为，上述合同及文件均备案于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具备对外公示的效力。本案中，徐厚发所称上述合同及文件仅为办理工商登记事宜之用，双方之间系以零价格转让股权，但未能就上述合同及文件的形成非出自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或包静明与徐厚发就股权转让价格另有约定等提供有效证据证实，不足以产生对抗上述合同及文件的效力。第二，经审查，东之旭公司于2017年5月5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载明，“东之旭作价1元出售，由包静明购买，包静明负责东之旭所有的债权和债务”，在此次股东会议中，徐厚发虽“会前委托包静明全权处理”，但该授权权限应理解为在其未到会的情况下委托包静明对股东会决议事项进行表决，而非与包静明形成共同的表决意向。从通过表决程序最终形成的决议内容来看，徐厚发并未成为东之旭公司股权的受让人，现其作出的有悖于上述决议内容的解释，本院不予采信。李世安同为相关股权受让方，与本案结果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词不具备有效证明力。第三，包静明曾于2019年1月14日提起诉讼向徐厚发追讨涉案股权转让款，后又撤回起诉。在此期间，双方有过微信往来及面谈，由常理推断，若徐厚发认为受让股权价格系“零对价”，理应在此时向包静明提出明确的权利主张。经审查，徐厚发于本案中提交的微信记录、录音记录等，并未能充分反映其以受让股权价格实为“零对价”为由对包静明的诉讼行为提出质疑或异议的事实。综上，本院认为，徐厚发主张其取得涉案股权，系基于各方此前对东之旭公司的实际投资行为，在包静明以1元价格向东之旭公司受让股权后，在双方及李世安之间对股权重新进行分配的结果，故无需支付股权转让款等，均缺乏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涉案合同中关于股权价格条款的约定，应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对其效力予以确认。关于上述第二点争议，本院认为，一方面，徐厚发作为一个具有从事商业行为经验的民事主体，在签订涉案合同前理应对东之旭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以及债权债务状况进行审慎调查并作出理性判断，其对签订合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有充分认知并受其约束。再结合合同中“至2018年4月18日止，东之旭公司的债权债务已核算清楚、无隐瞒，双方均已认可，从2018年4月18日起徐厚发成为东之旭公司股东，承认修改后的公司章程，享有股东权益。”等约定，足可认定徐厚发系以“东之旭公司的债权债务已核算清楚”为前提受让涉案股权，其在签订合同时对东之旭公司当时的经营、财务状况及债权债务状况应是完全了解的。另一方面，双方之间的微信记录显示，2018年10月18日徐厚发称“提议法人代表、执行董事、监事分别由四个人担任……我们俩不做法人代表，我们分别担任执行董事、经理，监事亦让另人担任…。”包静明称“可以的，明天过来确定就先执行”；2018年10月24日包静明向徐厚发发送“东之旭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财务分析……”，徐厚发予以肯定并称“我正计划卖掉塑胶厂，让大家可以安心做好东之旭的事业”；2018年11月19日徐厚发称“老弟如果有更好的办法让你我解脱，我更愿意”、“这个办法也是权宜之计，如果老弟感觉股份少，待危险过去后再协商，当务之急是活下去，活着才有未来。”等，再结合包静明二审中提交的录音记录（2018年5月7日）中“包总在这个公司实实在在，砸锅卖铁，把房子卖掉，把所有家里值钱的东西卖掉，他实实在在地投入了150多万现金在这个公司来。”、“我是真的愿意的来这里奋斗，我就愿意来支持”、“但是我们拿到这个地方，就包括包总拿下来的时候，实际上它是个负资产，是负债累累，是面临关停运转的一个企业，这摊子能够坚持到今天，这一年下来我觉得起码要感谢包总”、“我要尽快地去筹措资金，让这个企业健康地发展。”等内容，反映了徐厚发在受让股权、接手东之旭公司运营管理期间，就东之旭公司存在的经营状况不良、资金周转困难等问题与包静明等进行沟通并寻求解决方式的事实，进一步说明其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应是知悉的。第三，本案现有证据并未充分反映出徐厚发曾提出过包静明存在隐瞒东之旭公司财务状况的问题，或因此提出退出公司，反而于2019年5月27日（本案诉讼后）向包静明发出通知，拟转让其所持有的股份，说明了其对双方之间股权交易行为的认可。综上，徐厚发所称包静明隐瞒东之旭公司财务真实状况、构成欺诈，并致其产生重大误解等，均未能充分举证证实，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徐厚发据此要求撤销涉案合同、退还所持股份，本院不予支持。经审查，包静明与徐厚发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出自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无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履行。徐厚发未按时履行股权转让款1749100元的付款义务，已构成违约，包静明主张其支付该款及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另，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因此，本院对一审相应判项予以调整。综上所述，徐厚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5民初357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5民初357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徐厚发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包静明支付股权转让款17491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1749100元为计算基数，从2018年4月19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20542元、反诉受理费1027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541.9元，均由徐厚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国平平审判员  易超前审判员  汤 瑞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张 蔚任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