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民终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春峰，男，1985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秀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英，浙江浙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可，男，1979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秀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丹丹，浙江兴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可因与上诉人胡春峰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2019）浙0411民初28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向本院申请庭外和解期45天，本院予以准许,并在期满后于2020年5月7日恢复审限，该和解期依法不计入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春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分割J2B二合一纽扣机的货款729000元；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陈可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对双方之间系合作制作纽扣机的认定准确，但一审法院完全按照陈可所列成本表来认定本案纽扣机的成本是错误的，事实上，陈可在其提供的成本核算表中，也已列明了支出房租水电费31215.4元，以及胡春峰工资15000元，这些款项都是当初陈可口头答应要付给胡春峰的，一审法院认可了成本核算表，却不认可这些胡春峰支出的成本实际应由陈可支付，明显错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结果错误。陈可辩称，不认可胡春峰的上诉理由，其主张的成本金额在一审中也多次出现反复，说明其并未核算过，或者完全就是胡编乱造。所谓的支付工资15000元以及支付31215.4元与胡春峰完全没有关系，不可能是陈可应支付给胡春峰的成本。况且，双方之间并非是合作制作纽扣机的关系，双方实际上就是委托加工关系。对此，一审法院认定有误，陈可也就此提出了上诉。陈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胡春峰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胡春峰承担。事实和理由：陈可不应作为一审被告，案涉纽扣机系格好公司与碧尔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发票也是开给嘉兴格好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好公司），陈可只是格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案应以格好公司作为被告。在此之前，胡春峰曾以嘉兴创新自动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新公司）的名义起诉过格好公司及浙江远中冠兴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中公司），两次系基于同样的纠纷，但起诉的主体不同，并且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也完全不同，足以反映出其前后矛盾刻意编造事实的情况。另外，双方只是在CNC加工中心上存在合作，本案纽扣机系委托加工关系，即陈可委托胡春峰加工案涉纽扣机，并且只是部分工序委托其加工，事实上有很多部件陈可是委托外包加工的，这在一审中也有证据证明。而创新公司开发票给格好公司的行为也与胡春峰所谓的合作关系不符。后来，双方为此发生争议便一起到司法所寻求调解解决，但不能仅根据陈可在调解中说的话即作为认定本案基础法律关系的依据。最后，一审法院不认可碧尔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尔公司）在本案中的地位，并无道理。同时认定纽扣机最终的交易价格为729000元，并按此计算出获利40余万元，远超30万余元的成本支出，明显不符合现实。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胡春峰辩称，本案纽扣机确系双方合作完成，本案诉讼主体完全适格。退言之，如果本案不是合作关系，陈可完全没有必要向胡春峰发送成本核算表。况且陈可在司法所主持的调解过程中也认可机器买的钱减去成本，算下来亏了10万元，亏损的需要大家分担。正因为陈可不想与胡春峰分享收益，便变造出他人另行加工及并非其本人卖与最终的买家远中公司，但经一审查实其主张的事实均系虚假。最后，一审对双方真实的成本支出认定有误，具体将在举证中说明。胡春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分割双方合伙制作的J2B二合一纽扣机出售所得价款729000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500元由陈可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底，胡春峰、陈可商谈制作二合一纽扣全自动组装机事宜。2018年1月10日，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一份，约定：双方同意合作采购“加工中心”设备一台，价值90000元；双方各负责一半资金；胡春峰负责设备的生产、使用和维护，陈可负责承接业务和财务管理；设备所有权归双方共同所有，胡春峰占51%，陈可占49%，未经陈可书面同意，胡春峰不得将“加工中心”设备转移和挪作他用；该设备合作产生的收益平均分配，由双方各占50%等。上述“加工中心”设备购置后，存放于胡春峰开办的创新公司厂房中进行加工经营。为了能够成功制作纽扣全自动组装机，2018年上半年，双方先通过“加工中心”试验制作了一个手动纽扣机。2018年6月至9月，双方合作制作Ｊ2Ｂ二合一纽扣全自动组装机一台，由陈可负责设计图纸及购买纽扣机所需标准件，其他非标准件由胡春峰加工或双方外发加工，其中，部分零件由胡春峰利用“加工中心”进行制作。2018年6月25日，陈可通过微信将制作纽扣机的图纸发给胡春峰，并告知“要加工的零件图纸出来了，数量很多，部分给你做，一部分要外发，我估计你做不出来这么多”。陈可又于2018年7月18日和8月17日将两份《Ｊ2Ｂ二合一纽扣全自动组装机ＢＯＭ表》（包括总的物料清单及机械部分）发给胡春峰。制作期间，纽扣机一直存放于创新公司的厂房中进行组装及调试。陈可就制作纽扣机的相关费用支付给胡春峰13500元。2018年10月8日早上，陈可将纽扣机从创新公司拉走交付给远中公司，双方之间产生纠纷。2018年11月12日，陈可将《Ｊ2Ｂ二合一纽扣全自动组装机成本核算表》通过微信发送给胡春峰，核算表载明纽扣机成本为302662.55元。2018年11月14日，胡春峰在电话中询问陈可是否就纽扣机与远中公司签订了供货合同，陈可予以否认。2018年12月14日，双方因纽扣机的纠纷到秀洲区司法局新区司法所进行调解。胡春峰说“亏钱我不承认的，我是要赚钱的，不可能跟你一起搞”，陈可回答“合伙人就只能赚钱，不能亏钱是哇”。调解员问：“原来的合同呢？”护唇说从来没看到过，陈可说：“原来我公司没成立，我没办法签合同，我就只能让上海那边的公司去签……我们只是找他们签个合同而已，他们从头到尾不参与。”之后，调解员问陈可能否估算一个数字付给胡存峰，陈可回答：“看看加工费多少钱，房租水电多少钱，一人一半。”经过粗略核算，纽扣机成本为38万余元，按照陈可所称纽扣机出售价格为280000元，亏损约100000元。调解员提出双方各亏损50000元，由陈可支付胡春峰95000元，双方均不同意。后双方一致同意通过鉴定确定纽扣机的价格后再作分割。2018年12月16日，新城派出所接到110指令，称在嘉兴市秀洲区中节能厂房12幢即远中公司内，报警人胡春峰称找到2018年10月份被盗的纽扣机。民警联系远中公司负责人陈德阳，陈德阳称该机器是陈可合法销售给远中公司的，而陈可与胡春峰之前有合作关系存在经济纠纷，故建议双方通过民事诉讼解决纠纷。2018年12月27日，陈可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解除与胡春峰签订的《合作协议》，分割共同财产等，案号为（2018）浙0411民初6111号。2019年2月19日，该案作出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加工中心”归胡春峰所有，胡春峰于判决生效后六个月内支付陈可价款40800元；案涉纽扣机另行处理。该判决已生效。2019年1月10日，创新公司以远中公司、碧尔公司、陈可为被告向一审法院起诉，称远中公司委托创新公司制作纽扣机一台，创新公司制作完毕后，发现被盗，后陈可称是其卖给远中公司，但远中公司否认购买过该台机器，于是胡春峰报警，经警方查清，该台纽扣机是由陈可以碧尔公司的名义卖给远中公司，远中公司将货款支付给碧尔公司。创新公司请求：判令远中公司、碧尔公司及陈可支付货款1000000元。后因创新公司未预交诉讼费，该案按撤诉处理。另查明，2018年6月15日，陈可作为格好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与碧尔公司签订《设备供货合同》一份，约定由格好公司向碧尔公司提供二合一纽扣组装自动化设备一台，规格型号为Ｊ2Ｂ，价格为240000元，交货期为75天。合同落款处碧尔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为“陈先生”。2018年9月12日，陈可作为碧尔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与远中公司签订《设备供货合同》一份，约定由碧尔公司向远中公司提供二合一纽扣组装自动化设备一台，价格为729000元，交货期为75天。远中公司分别于2018年5月11日、6月26日、8月16日和9月28日向碧尔公司支付货款394500元、100000元、80000元和81600元，共计656100元。嘉兴创新自动化有限公司于2014年6月11日成立，为自然人独资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胡春峰。嘉兴格好电器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14日成立，为自然人独资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陈可。碧尔公司于2018年1月25日成立，为自然人独资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邹跃新，该公司已于2019年7月15日注销登记，注销原因为决议解散。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案涉纽扣机是否为双方合作制成。陈可辩称，纽扣机的所有权属于格好公司，纽扣机是格好公司承接的业务，并外发给创新公司进行部分工序的加工，创新公司又使用“加工中心”设备进行部分加工。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一、双方于2018年1月10日签订《合作协议》，确定双方合作采购“加工中心”一台，并对双方的出资、分工及因“加工中心”合作产生的收益分配等进行约定，说明双方之间存在合作关系。而《合作协议》不可能就双方合作的具体项目作出约定，但是在合作的过程中，必然有具体的合作项目，而根据庭审中的陈述，双方均认可纽扣机的部分零件系胡春峰利用“加工中心”制作完成；二、在制作纽扣机的过程中，陈可将整个纽扣机的图纸、物料清单等发送给胡春峰，并表示需要加工的零件“部分给你做，一部分要外发”；纽扣机自始至终存放在胡春峰的创新公司厂房中进行组装和调试；双方产生纠纷后，胡春峰多次提到纽扣机系双方合伙制作，要求分配利润，陈可对于合作关系从未否认，只是认为纽扣机亏本了；在司法所调解时，双方对各自的成本进行核算，陈可表示“一人一半”，上述种种均与陈可所称胡春峰仅系纽扣机部分零件的一个外发加工单位的说法不相符合。综上，双方以《合作协议》为基础进行纽扣机研发制作等具体的合作研发项目，应为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并由此实现共享利益的目的，因此，对于陈可所称仅将纽扣机部分零件外发给胡春峰的创新公司进行制作之说法，不予采信，案涉纽扣机应为双方共同研发制作，获取的利益应按《合作协议》的约定各半所得。陈可另辩称格好公司只负责制作纽扣机的结构部分，而纽扣机的电气部分由碧尔公司负责，但从陈可提交的证据来看，碧尔公司与格好公司签订的《设备供货合同》中所供货物同样为J2B二合一纽扣全自动组装机一台，而非仅为纽扣机的结构部分，并且，两份《设备供货合同》均有陈可参与签订，其一方面代表自己开办的格好公司将纽扣机出售给碧尔公司，另一方面又作为碧尔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将纽扣机出售给远中公司，且虽然陈可称碧尔公司与格好公司签订的合同中，碧尔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先生”系其朋友陈帅（与碧尔公司并无关联），其亦通过陈帅取得碧尔公司的公章并代表碧尔公司与远中公司签订合同，但这一说法并未得到陈帅认可，结合陈可在司法所调解时所称的因格好公司尚未成立，需要另外找家公司代为签订合同，以及远中公司负责人陈德阳向民警表示纽扣机系陈可合法销售给其公司的说法，可以认定纽扣机系双方合作制作完成后，由陈可以碧尔公司的名义出售给远中公司。对于陈可辩称仅制作纽扣机结构部分的说法，不予采信。陈可在与胡春峰就案涉纽扣机的交涉过程中，未能如实告知纽扣机的去向、获利等相关信息，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纽扣机由双方共同研发制作，本应由双方协商一致后作出处理，但陈可未经胡春峰同意擅自处分了纽扣机，纽扣机转让于他人获取的收益应为双方共有。据陈可陈述，现纽扣机已由远中公司出售，故无法通过评估确定纽扣机的市场价格，可参照碧尔公司转让给远中公司的合同价格729000元作出处理。根据双方在《合作协议》中的约定，由陈可负责财务管理，故关于纽扣机的成本，在双方未提交其他具有更强证明力证据的情况下，可按照陈可作出并发送给胡春峰的纽扣机成本核算表中的金额确定，即302662.55元，故纽扣机的收益为426337.45元（729000元-302662.55元）。因陈可已支付胡春峰13500元，故胡春峰应分得199668.73元（426337.45元/2-13500元），纽扣机转让后尚未取得的价款归陈可所有。胡春峰另要求陈可支付制作纽扣机的房租及水电费用31215.40元，因胡春峰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支付该部分费用，且陈可亦不认可该费用系胡春峰支付，故对该部分请求，不予支持。胡春峰要求陈可承担财产保全保险费500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陈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胡春峰纽扣机转让款199668.73元；二、驳回胡春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096元，财产保全费2270元，合计13366元，由胡春峰负担6683元，陈可负担6683元，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中，胡春峰提供证据1.解析成本核算表一组，用以证明，案涉纽扣机系胡春峰与陈可合作完成，根据陈可提供的成本结算表，陈可有多处支出没有证据证明，并且遗漏了很多胡春峰支出的部分。2.微信截图一组，用以证明，纽扣机的部分部件系由胡春峰加工。陈可经质证认为，胡春峰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双方之间系合作关系，也不存在其所谓的成本多支出及遗漏情况。陈可提供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一组，用以证明，胡春峰自认双方之间系委托加工关系。2.民事起诉状一份，用以证明，胡春峰曾以创新公司的名义向远中公司及碧尔公司，本案的案件主体混乱，胡春峰的陈述前后矛盾。3.技术协议一份，用以证明，格好公司仅仅负责制作纽扣机的结构部分，电气控制系统系由碧尔公司完成。4.远中公司工程师的证明及零件清单各一份，用以证明，格好公司仅仅做了结构系统部分；胡春峰实际加工的项目远远少于其主张的项目。胡春峰经质证认为，证据1是胡春峰在陈可告知其卖亏了的情况下，为了拿回成本所说的话，并不是认可本案系委托加工关系；对证据2，胡春峰用创新公司的名义起诉是为了能向法院申请到调查令，调取公安机关掌握的纽扣机合同，与主体适格与否无关；证据3的协议中可以看出，格好公司系向碧尔公司交付整机，而该整机就在加工中心制作完成，系双方合作的成果。对证据4远中公司工程师的证明不予认可，远中公司系陈可的交易相对方，其证言不具效力，清单反映的与事实不符。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另对曾主持过案涉纠纷调解的秀洲区司法局秀洲新区司法所专职调解员陈金芳进行询问，形成书面询问笔录一份。陈金芳在该笔录中称，当时经过大概三次调解，刚开始双方对于系委托加工还是合作争执不下，后来陈可说纽扣及已经卖了28万元，成本是38万元亏了10万元，据此，其建议双方按合作关系处理，各自承担5万元亏损，结合房租、水电等成本，算下来由陈可补偿胡春峰95000元了结纠纷，但双方均不同意。最后一次的时候，胡春峰告知调解员，纽扣机实际卖出了72万余元，因双方无法达成调解，便建议双方走司法途径处理。胡春峰经质证认为，对该笔录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调解员的陈述属实，能够印证胡春峰主张的相关事实。陈可经质证认为，当时调解时调解员只是建议按照合作关系处理，并不是说本案中陈可也认可系合作关系。而委托胡春峰加工的仅仅是结构部分，并非全部机器。本院审查认证为，胡春峰、陈可所举证据与本案讼争事实缺乏关联性，对其证明力均不予认定，具体将在判决说理部分阐明，至于笔录内容的证明力亦将在该段一并阐明。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有二，其一为，双方间就案涉纽扣机的制作究系何种法律关系；其二为，胡春峰可得的款项金额为多少。对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本案讼争双方早在2017年底就已经商洽制作案涉纽扣机的事宜，后双方在2018年1月即签订了《合作协议》一份，约定双方合作采购设备一台双方各负责一半资金，胡春峰负责设备的生产、使用和维护，陈可负责承接业务和财务管理；设备所有权归双方共同所有，该设备合作产生的收益平均分配，由双方各占50%等。上述“加工中心”设备购置后，存放于胡春峰开办的创新公司厂房中进行加工经营。案涉纽扣机即在胡春峰的加工中心制作并存放于该加工中心，直至2018年10月陈可将其运出，胡春峰于2018年12月在远中公司处发现该纽扣机并报警，远中公司负责人对警方陈述称该机器是陈可合法销售给远中公司的，后经查实系陈可以碧尔公司的名义售与远中公司。双方因纽扣机销售收益分配一事争执不下，后在本地司法所按照合作关系所作的调解中，陈可表示过合伙也会产生亏损。在此之前，陈可曾向胡春峰发送了自制的成本核算表。本案中有关纽扣机的争议仅存在于胡春峰与陈可之间，未见双方设立的创新公司或格好公司实际参与的客观证据，故上述两公司并非本案主体，一审对此认定准确。据此，如本案确系陈可主张的委托加工关系，对于完成加工成品后如何交付，不论是胡春峰主动交付还是陈可自取均应有明确的约定。而从现实来看，原存放于胡春峰加工中心的纽扣机系陈可自行取走，且无证据证明该自取行为获得了胡春峰的同意，并由此引发了后续胡春峰报警的情况。陈可该行为明显与正常的加工承揽法律关系中的履约状态不符。况且，其主动向胡春峰发送自制的成本核算表在加工承揽关系中并无必要，其只需支付约定好的加工承揽款给胡春峰即可，也不需要在司法所调解员按照合作关系调解后去核实相关成本情况，甚至根本无需告知胡春峰其转手卖出后的具体金额。陈可所谓摆脱胡春峰纠缠等辩解，有违常理，本院不予采信。在对外转售中，陈可系与碧尔公司签订了全机销售合同，与其有关碧尔公司等在案涉纽扣机上另行加工添附了其他结构的主张不符，陈可对此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而在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中特别是对外转售环节，陈可多有不实陈述。反观，胡春峰在本案中关于双方系合作制造案涉纽扣机，更符合合作关系的形态，一审法院综合以上事实及当事人陈述，认定本案双方系合作关系符合一般常理及法律规定，认定准确。对于争议焦点二，双方虽系合作关系，但对于如何分担成本及分享收益并无明确约定，在此依据法律规定双方应平均分担及享有。胡春峰虽不完全认可陈可制作的成本结算表，但也未否认其中的大部分材料确系制作纽扣机所需，现因纽扣机已转卖他处且市场上无可供参考的成本报价，而胡春峰也未能举出证据证明其支出的费用与制作纽扣机有关或者存在陈可认可应由其支付而实际由胡春峰垫付的款项，故一审法院按照陈可提供的成本核算表计算成本及得出胡春峰可得款项，并无不当，胡春峰有关成本项应重新计算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胡春峰及陈可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93元，由上诉人胡春峰负担1845元，陈可负担244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宁建龙审判员  褚 翔审判员  王 浩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四日法官助理谢蔚然书记员吴跇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