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4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范波，女，1975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嘉定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怡星，上海建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铁维哲，上海锦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沈金辉，男，1986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慈溪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华军，浙江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天童，浙江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范波因与被上诉人沈金辉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2019）浙0282民初64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范波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第一项错误内容进行纠正。事实和理由：一、范波是为其母亲购买股权，并最终将股权登记在其母亲名下，而不是为沈金辉购买股权，在合同目的没有实现的情况下，一审法官主观地用高度盖然性认可了沈金辉代持股权的辩解，并认为范波不享有解除权，是完全错误的。法官的自由心证要受到证据规则的制约，沈金辉仅以范波具有公务员身份不能直接持股为由来主张其代为持股，但沈金辉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进行证明，而一审法院却免除了沈金辉的证明责任，主观臆断作出推定。对于范波而言，购买股权是一笔不小的投资，让沈金辉这样一个认识不久、非亲非故且没有正式职业的人持股，显然不符合生活逻辑和常态。法律规定委托人享有解除权，范波在出资购买股权之后，一直不知道股权收购的进程和情况，表明沈金辉未尽到受托人的义务，未尽到告知和审慎的义务，沈金辉的行为已经违反了委托合同的法律规定，其在未征得范波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处分范波的权益，将股权登记在自己的名下，基于这种侵权行为，范波可以解除委托关系。案外人上海海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三公司）是一家不能正常生产经营的公司，该公司一直处于未生产经营的状态中，资产仅为两台不足十万元的旧设备，而沈金辉伙同他人将41.55%的股权卖给范波，范波为此支付对价160万元，这一切充分表明这是沈金辉策划的一场骗取范波钱财的阴谋。整个收购过程都是沈金辉一手导演，沈金辉之所以将收购的股权登记在自己名下，是因为其担心范波知道真相之后不同意收购。沈金辉提供的会议纪要并无范波的签名，而微信聊天记录也不完整，但一审法官对其中一部分内容进行断章取义，错误认定范波对沈金辉的行为进行了认可。 沈金辉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沈金辉已经按约完成了对海三公司股权的收购工作，范波称其不知道沈金辉的收购行为，无事实依据。在收购成功之后，因范波作为公务员不方便出面经营管理，其要求沈金辉代为持股。现范波在二审中又陈述为其母亲购买公司股权，显然前后矛盾。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范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范波与沈金辉间的委托合同于2019年2月16日解除；2.判令沈金辉立即返还范波款项125万元；3.判令沈金辉赔偿范波125万元款项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从2017年8月1日沈金辉返还35万元开始至款项实际履行日止以年利率4.35%计算）；4.判令诉讼费由沈金辉负担。 沈金辉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范波协助沈金辉将登记在沈金辉名下的海三公司50.89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范波名下；2.判令范波返还沈金辉垫付的股权收购款3万元；3.判令范波承担反诉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范波、沈金辉系朋友，范波系公务员。海三公司系从事新型环保材料、环保设备技术开发与销售的公司，其工商登记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在2017年7月14日前，海三公司工商登记的公司股东为案外人廖朝永、樊坤华、夏泽民。2017年7月之前，范波、沈金辉达成口头委托合同，由范波委托沈金辉收购海三公司股权，双方未约定委托报酬。2017年7月5日，范波通过朋友案外人赵稼凤将50万元款项以银行转账方式汇入沈金辉开设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庵东支行尾号为4510的银行账户。2017年7月5日，沈金辉通过上述银行账户网银转账给付廖朝永20万元；同月6日，沈金辉通过上述银行账户转账给付案外人潘泽雄5万元；同月14日，沈金辉通过上述银行账户网银转账给付廖朝永10万元。2017年7月31日，范波再次通过朋友赵稼凤将110万元款项汇入沈金辉上述银行账户。2017年8月2日，沈金辉通过上述银行账户网银转账给付廖朝永90万元；同年8月3日，沈金辉通过上述银行账户转账给付潘泽雄8.50万元；同年8月3日，沈金辉通过上述银行账户网银转账给付廖朝永19万元。2017年7月14日，海三公司向上海市嘉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宜，将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廖朝永变更为沈金辉，将股东由廖朝永、樊坤华、夏泽民变更为沈金辉、樊坤华、案外人漆方卫、夏泽民，将公司董事长、董事、监事由廖朝永、樊坤华、夏泽民、案外人倪加明变更为沈金辉、樊坤华、漆方卫、案外人沈超辉，确认变更后的股东出资比例，其中沈金辉为74.35%、樊坤华为9.65%、漆方卫为12%、夏泽民为4%；同日海三公司通过新的公司章程，新公司章程明确公司股东姓名、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时间，沈金辉作为海三公司股东的出资额为371.75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认缴出资时间截至2035年12月31日。2018年10月31日至2019年3月28日期间，范波通过微信多次要求沈金辉提供尾号为4510银行账户在2017年7月至8月期间的交易明细，沈金辉于2017年11月6日通过微信联系范波，告诉范波银行明细已经打印完毕，要求见面聊，范波回复微信发送交易明细图片。2017年11月8日，沈金辉通过微信上传沈金辉名下尾号为4510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2019年2月15日，范波通知沈金辉解除委托合同，并称已经归还35万元，解除委托合同的通知书已通过顺丰速运于同月16日送达沈金辉。 一审另认定，沈金辉与海三公司原股东廖朝永于2017年7月5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从廖朝永处受让海三公司25%的股权，股权转让价为120万元，约定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支付转让款20万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2天内支付余款100万元；协议签订后，廖朝永于2017年7月5日出具收条，确认收到沈金辉交付的股权转让款20万元，2017年8月2日，廖朝永又出具收条，确认收到沈金辉交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2017年7月6日，沈金辉与海三公司的原股东潘泽雄（由廖朝永代持）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从潘泽雄处受让海三公司4.55%的股权，股权转让价为14万元，约定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支付转让款5万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2天内支付余款9万元；协议签订后，潘泽雄于2017年7月6日出具收条，确认收到沈金辉交付的股权转让款5万元，2017年8月2日，潘泽雄再出具收条，确认收到沈金辉交付的股权转让款9万元。2017年7月12日，沈金辉与海三公司原股东倪加明（由廖朝永代持）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从倪加明处受让海三公司12%的股权，股权转让价为29万元，约定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支付股权转让款10万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2天内支付余款19万元；2017年7月14日，倪加明出具收条，确认收到沈金辉通过廖朝永银行账户交付的股权转让款10万元，2017年8月3日，倪加明再出具收条，确认收到沈金辉通过廖朝永银行账户交付的股权转让款19万元。2017年7月13日，海三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并形成股东会议纪要，根据该次股东会议纪要记载，沈金辉持有海三公司74.35%的股权，其中由沈金辉为其他股东代持股权为23.455%。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期间，海三公司在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嘉定区税务局并无缴纳税费的相关记录。 一审法院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为：一、范波、沈金辉仅存在委托收购股权关系，还是存在委托收购股权并代持股权关系；二、沈金辉是否完成范波委托事务；三、沈金辉是否已返还范波股权收购款35万元；四、双方委托合同关系是否已于2019年2月16日解除；五、沈金辉是否为完成委托事务垫付必要费用3万元；六、登记在沈金辉名下的海三公司的50.895%股权可否依沈金辉诉求直接变更登记至范波名下。针对争议焦点一，范波主张其仅委托沈金辉收购海三公司股权，并未让沈金辉代持股权；沈金辉主张范波委托其收购海三公司股权，同时让沈金辉代持股权。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因范波、沈金辉就委托收购海三公司股权事宜未签订过书面协议，故范波、沈金辉均无法提交直接证据以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其次，按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股东的姓名虽应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工商登记材料中，但股东资格取得的实质要件是对公司的出资，故工商登记的记载仅是形式要件。再次，范波是公务员系不争的事实，按照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该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该法律规定不影响范波、沈金辉双方委托合同的有效性，但因该规定是与当事人市场准入资格有关，将范波经工商登记成为海三公司的显名股东，违背公务员法相关规定。最后，合同法规定委托合同中的受托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签订合同，沈金辉作为委托合同的受托人以其自己名义与海三公司的原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支付股权转让款并不违反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沈金辉既已按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海三公司根据沈金辉形式上出资情况，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将沈金辉作为公司股东记载于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及工商登记材料中，符合常理。因沈金辉称收购海三公司股权所需163万元中的160万元的实际出资人为范波，那么按照海三公司股东实际出资情况，沈金辉应为海三公司的名义股东，而范波为海三公司的隐名股东。据此，沈金辉主张的范波委托沈金辉收购海三公司股权并且由沈金辉代持股权相比范波主张的范波仅委托沈金辉收购海三公司股权而未让沈金辉代持股权更具有高度盖然性。针对争议焦点二，范波认为，海三公司股权至今未登记在范波或范波指定人的名下，故沈金辉未完成范波委托的收购海三公司股权事务。沈金辉认为，海三公司现有74.35%的股权经工商备案已登记在沈金辉名下，其中50.895%为沈金辉代范波持有的海三公司的股权，故沈金辉已完成范波委托事务。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范波、沈金辉已口头约定由范波委托沈金辉收购海三公司股权，海三公司也于2017年7月14日变更法定代表人、股东名册、公司章程等工商登记事项，现沈金辉为海三公司的股东兼法定代表人，持有该公司74.38%的股权。其次，范波在2017年7月期间分两次支付沈金辉160万元以收购海三公司股权，而沈金辉与海三公司原股东于2017年7月期间签订三份股权转让协议，并于2017年7月、8月期间付清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163万元，范波委托沈金辉收购海三公司股权的时间及范波交付沈金辉160万元股权收购款的时间及金额，与沈金辉同海三公司原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沈金辉支付海三公司原股东股权转让款的时间及金额相对应。最后，再结合沈金辉主张的范波委托沈金辉收购海三公司股权并由沈金辉代持海三公司股权的高度盖然性，可以认定沈金辉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付清所有股权转让款并在海三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已完成范波交付的收购海三公司股权并代持海三公司股权的委托事务。因沈金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17年7月12日前）与海三公司变更工商登记事项（2017年7月14日）在先，沈金辉付清所有股权转让款（2017年8月3日）在后，故沈金辉完成范波交付的委托事务的时间节点应为2017年8月3日。针对争议焦点三，范波称沈金辉已于2017年8月1日返还范波海三公司股权收购款35万元，又称在通知沈金辉解除委托合同并经范波催讨后，沈金辉才返还范波海三公司股权收购款35万元。沈金辉则称范波、沈金辉另有经济往来，该笔款项实为范波向沈金辉的借款。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范波就沈金辉返还35万元款项时间的陈述前后不一。从范波提供的解除委托合同通知书可知，范波在提出解除委托合同前已收到了沈金辉返还的35万元，范波在起诉状中自认于2017年8月1日收到沈金辉返还的35万元款项，故按范波陈述其应于2017年8月1日收到沈金辉支付的35万元。其次，如范波所述，在2017年7月5日（范波交付沈金辉首笔股权收购款50万元）至2019年2月15日（范波提出解除委托合同）期间，范波、沈金辉之间委托合同关系并未解除，故沈金辉也不可能基于未解除的委托合同于2017年8月1日返还范波35万元的海三公司股权收购款。第三，沈金辉也明确否认已经返还范波35万元股权收购款的事实。故范波收到的沈金辉支付的35万元，不应是沈金辉基于委托合同的解除而返还范波的股权收购款。针对争议焦点四，范波、沈金辉委托合同关系是否于2019年2月16日解除。范波认为，因海三公司股权登记在沈金辉名下，沈金辉未帮助范波开展任何具有实质意义的收购海三公司股权的活动，故范波基于法律赋予委托人的合同任意解除权，于2019年2月16日通知沈金辉解除委托合同，范波、沈金辉委托合同关系应于2019年2月16日依法解除。沈金辉认为，沈金辉已完成范波交付的委托事务，范波、沈金辉基于委托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因双方履行完各自义务而终止，范波显然不可能以解除合同为由再次终止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法明确规定了委托合同的委托人与受托人依法享有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而合同的解除则是指合同成立并生效后、合同未履行完毕前或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前，由双方协商一致予以解除或由一方当事人做出意思表示停止合同效力，以终止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按照合同法关于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相关规定，合同债务按约定履行完毕的，合同权利义务也随之终止，故债务按约履行完毕与合同解除、债务抵销等情形均为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原因。任何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原因一经发生，则从该原因发生之时，该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法律上当然终止，已不再需要当事人另行主张。结合案件实际情况，范波已于2017年7月31日前完成委托合同约定的委托人的义务，交付沈金辉海三公司股权收购款160万元；沈金辉接受范波委托后，与海三公司原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付清所有股权转让款163万元，并让海三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沈金辉已于2017年8月3日前完成该委托合同约定的受托人的义务，范波、沈金辉间的委托合同因双方履行完约定义务而终止，不再需要范波在委托合同已终止情形下以解除合同为由再次终止委托合同，故即使沈金辉于2019年2月16日收到范波提出的解除委托合同通知，也不产生涉案委托合同于该日解除的法律后果。针对争议焦点五，沈金辉称与海三公司原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支付海三公司原股东股权转让款163万元，因范波仅交付沈金辉160万元的股权收购款，故差额3万元系沈金辉为完成范波委托事务垫付的款项。范波称沈金辉与海三公司原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支付股权转让款163万元行为与范波无涉。一审法院认为，范波交付沈金辉160万元以收购海三公司股权的意思表示明确，沈金辉收购海三公司股权应以范波交付的160万元为限。如果沈金辉认为需要增加股权收购款的，应当事先征得范波的同意，若因情况紧急难以与范波取得联系的，也应该在事后将该情况及时告知范波。案件诉讼中，沈金辉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以证明其已事先征得范波同意或者事后已及时告知范波，故沈金辉仍应以范波交付的160万元为限代范波收购海三公司股权，沈金辉多支付的3万元股权转让款，并非沈金辉为处理范波委托之事务而垫付的必要费用，该笔费用应由沈金辉自行承担，该3万元股权转让款对应的海三公司的股权同时也应归沈金辉享有。针对争议焦点六，沈金辉称现登记在沈金辉名下的海三公司50.895%股权系沈金辉替范波代持股权，要求将登记在沈金辉名下的海三公司50.89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范波的名下。范波认为，登记在沈金辉名下的海三公司的股权归沈金辉享有，与范波无涉。一审法院认为，按沈金辉陈述现登记在沈金辉名下的海三公司50.895%股权为沈金辉替范波代持股权，范波为隐名股东，沈金辉为名义股东，而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作为实际出资人的隐名股东需变更股东工商登记的，应经该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并由公司按照公司章程及公司法规定，向公司登记部门申请变更工商登记。故沈金辉在未经海三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也未经海三公司认可与申请的情形下，要求将登记在沈金辉名下的海三公司的50.895%的股权直接变更登记至范波名下，显然与公司法的相关规定相悖。综合上述分析意见，一审法院认为，范波、沈金辉虽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但双方口头达成的委托合同依法成立，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双方委托合同自成立时即产生法律效力。涉案委托合同因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已履行完合同约定的义务而终止，范波无权在沈金辉履行完范波交付的委托事务后再主张解除合同。范波交付沈金辉的160万元款项，为沈金辉处理收购海三公司股权的委托事务而支出的费用，该费用依法应由作为委托人的范波承担。故对范波要求确认范波、沈金辉委托合同于2019年2月16日已依法解除、要求沈金辉返还125万元股权收购款（已经扣除35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损失的各项诉请，一审法院难以支持。沈金辉已多支付的3万元股权转让款，并非沈金辉为处理范波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范波无需偿还。现登记在沈金辉名下的海三公司的50.895%股权，因未经海三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也未经海三公司认可与申请，且范波又系公务员，将范波经工商登记为海三公司的股东也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故登记在沈金辉名下的海三公司的50.895%股权不应直接变更登记至范波名下；范波虽不能成为海三公司具有公示效力的工商登记股东，但仍依法享有与其实际出资以及股权转让协议项下所对应的股权产生的财产权益。故对沈金辉要求范波偿还3万元垫付款、协助沈金辉将登记在沈金辉名下的海三公司50.895%股权变更登记至范波名下的各项反诉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范波的各项诉讼请求；二、驳回沈金辉的各项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1614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1140元，由范波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9735元，由沈金辉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范波并不否认其委托沈金辉对外收购公司股权并向沈金辉交付160万元款项的事实，现范波以沈金辉未完成委托事务为由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并主张款项返还，故二审的争议焦点系沈金辉是否已履行完毕委托合同义务。因双方之间未订立书面的委托合同，无法依照合同条款来审查沈金辉是否已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对于一审法院所作的相关阐述，本院均予以认同，在此不作重述，另补充分析如下：首先，范波通过案外人两次转账的时间分别为2017年7月5日、7月31日，沈金辉办理海三公司股权收购手续（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变更工商登记事项以及付清股权转让款）的期间为2017年7月12日至2017年8月3日，由此来看，双方履行委托合同义务的时间相吻合，且从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来看，海三公司符合范波的收购要求，故范波主张其对沈金辉收购海三公司股权之事并不知情，与事实不符；其次，范波在一审中诉称，经其催讨，沈金辉已向其返还收购款35万元，但根据已查明事实，该笔35万元的交付时间为2017年8月1日，该时间点系范波交付第二笔股权收购款110万元的次日，而范波向沈金辉发送解除委托通知书的时间为2019年2月15日，并无证据表明在上述期间，范波向沈金辉作出过解除委托关系的意思表示或向沈金辉催讨过款项，故范波主张该35万元系沈金辉向其返还的股权收购款，缺乏依据；最后，范波在一审中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的时间段为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从该些聊天内容来看，虽范波对沈金辉收款后的行为提出质疑，但沈金辉当时也作出了解释和回应，按范波所述，沈金辉在收款之后并未履行收购股权的义务也未向其告知收购海三公司股权的有关事宜，但涉案股权收购款160万元并非小额款项，自范波付清该款之日起算，在这一年多时间里，若范波未得到沈金辉的任何反馈，却又不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与常理不符。据此，本院认为，虽本案中未出现书面的委托合同，但基于范波、沈金辉的陈述及相关的书面证据，能够认定双方之间达成了股权收购委托合同关系。同理，尽管双方之间未订立书面的股权代持协议，但结合范波的公务员身份、范波委托沈金辉出面收购海三公司股权的事实以及向沈金辉发送解除委托通知书的时间节点，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合意，不无道理。 综上所述，范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140元，由上诉人范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梅亚琴 审判员  徐梦梦 审判员  朱 静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 书记员  李军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