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40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秀枝，女，1929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中原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黄金梅，女，1949年2月5日出生，住郑州市。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梅花，女，1956年7月26日出生，住郑州市中原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黄银山，男，1951年11月9日出生，住郑州市中原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美菊，女，1963年5月13日出生，住郑州市中原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河山，男，1958年7月26日出生，住郑州市中原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新梅，女，1953年11月7日出生，住郑州市中原区。上述七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鹏，河南正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文化，女，1967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中原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凤英，女，1948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中原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文玲，女，1971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中原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伟胜，男，1972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中原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伟东，男，1969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中原区。上述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化。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秦岭路街道后牛庄城中村改造指挥部，住所地郑州市中原区秦岭路10号秦岭路街道办事处。负责人：杨春晓。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伟、**健，河南豫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秀枝、黄金梅、黄梅花、黄银山、黄美菊、黄河山、黄新梅、黄文化、张凤英、黄文玲、黄伟胜、黄伟东因与被上诉人秦岭路街道后牛庄城中村改造指挥部（以下简称后牛庄改造指挥部）物权纠纷一案，不服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19）豫0102民初97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秀枝、黄金梅、黄梅花、黄银山、黄美菊、黄河山、黄新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判决内容，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黄伟东、黄伟胜、黄文玲及其配偶子女等9人均为案涉宅基地的共同使用权人既不属实也违反法律规定。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本案案涉宅基地的使用权原为黄增玉的四爷黄文富所有,因黄增玉对黄文富养老送终而取得,黄增玉、朱秀枝均是后牛庄村村民,1953年郑州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登记的宅基地使用权人也是朱秀枝、黄增玉,朱秀枝、黄增玉对该宅基地一直使用至后牛庄村拆迁,也不曾将宅基地使用权让与被告等人。而被告等人在2013年拆迁时既不是农业户口也不是后牛庄村民,事实上,被告等人在案涉宅院外均单独有房产居住,其根本就不具备案涉宅基地的土地使用权人的资格,一审法院将案涉黄伟东一家三口、黄伟胜一家三口、黄文玲一家三口等9人认定为案涉宅基地的共同使用权人不符合事实又违反法律规定。二、一审没有查明地上房屋的所有权的归属,直接认定被告对地上房屋建设贡献较大更是错误。1.早在案涉的三栋楼房建设前,朱秀枝、黄增玉就已经单独在宅基地上建了多间瓦房，本案的三栋楼房是在黄金山和朱秀枝、黄增玉商量后,拆除了朱秀枝、黄增玉的老房子后建设的，而且房屋建设时朱秀枝、黄增玉是一家之主,房屋也是在朱秀枝、黄增玉的带领下与黄金山共同出资共同建设的。2.黄伟东、黄伟胜、黄文玲并没有参与建设房屋。首先,黄金山在建房时的出资并不等于本案被告对房屋的出资。其次，1986年建房时黄伟东、黄伟胜、黄文玲都还没有成年,其三人都还在上学没有经济收入,其根本就没有参与出资建设的能力。而且黄伟胜夫妻、黄文玲夫妻的户口也均是2003年后才转入案涉后牛庄西街5号是空挂户口，黄文玲结婚出嫁后更是从未在案涉宅院居住过，1986年、1997年所建的房屋其也不可能参与。因此该三人主张其参与出资、建设本案的三栋房屋是不符合事实不符合逻辑的。3.黄文化提交用以证明房屋是被告所建的证明不真实。所谓的“全家集资建房筹资笔记”,既是被告自己制作的也与客观事实相矛盾,不能作为认定其出资的证明。而拆迁指挥部制作的“宅基地房屋平面图”是拆迁时黄伟东私自向拆迁指挥部申报的,拆迁指挥部并没有进行房屋产权调查，也没有经过朱秀枝、黄增玉的认可,不具有证明房屋出资及房屋归属的效力。4.黄伟东一家三口、黄伟胜一家三口、黄文玲一家三口等9人也不是被拆房屋共有人,且不论该9人的户口仅仅是空挂在朱秀枝户口下,退一步讲即使拆迁时该9人在朱秀枝的户口本上,但房屋共有权人的认定也不是以房屋灭失时的户口登记为认定依据的,而是以房屋取得时是否参与建设房屋为依据的。但在房屋建设时黄伟东、黄伟胜、黄文玲及其家人并没有参与出资建设,如前所述房屋建设时其三人都还没有成年,其三人更是没有与配偶结婚,其三人的子女更是没有出生或未成年,该9人根本就不可能参与房屋建设或对房屋有所贡献。而朱秀枝、黄增玉既是宅基地的使用权人，又出资建设了房屋，因此地上房屋的共有人仅为朱秀枝、黄增玉、黄金山、张凤英四人,但一审法院并没有查明并认定该事实。三、一审判决以户口本登记的人头为依据对拆迁权益进行分割没有法律依据。1.根据《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及黄伟东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可以看出，案涉宅院的拆迁安置补偿面积是以宅基地面积的三倍来计算的，而并不是根据被拆户口的人头来计算,拆迁安置权益是对于被拆宅院的财产权益补偿,拆迁权益的分割就是对被拆宅院财产的分割,拆迁权益的分割应按照法律对于财产分割规定来执行。2.而根据《物权法》规定,共有财产的分割应当在各共有人之间按份额或等额进行分割,而不能按户口登记人员进行分割的。3.如前所述宅基地使用权人是朱秀枝、黄增玉二人,房屋所有权是朱秀枝、黄增玉、黄金山、张凤英四人,因此以财产共有权人身份参与对财产进行分割的人员应仅限该四人,故朱秀枝、黄增玉二人分得的拆迁权益份额不应低于拆迁权益的一半的。而至于黄伟东、黄伟胜、黄文玲三人即使参与分割,也只能是基于对黄金山去世后的遗产份额部分继承而进行分割,在基于继承分割的情况下,其三人共占的比例是不应超过黄金山所占的比例。其三人的配偶、子女等六人既不是案涉财产共有人也不是黄金山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更是没有任何依据参与拆迁安置权益的分割,不能将该部分人员认定为财产共有人的身份来进行分割。因此,一审判决将黄伟东、黄伟胜、黄文玲等9人列为财产共有人地位参与分割并给与其等额比例是错误的,该种分割方式稀释了朱秀枝、黄增玉应得的份额,而在此种分割方式下又酌定被告多分权益更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四、朱秀枝、黄增玉的诉讼请求应得到支持。1.本案中案涉宅基地是基于朱秀枝、黄增玉对黄文富的养老送终而取得,房屋也是朱秀枝、黄增玉出资所建,朱秀枝、黄增玉更是将黄金山养育成人的,无论是从对财产的贡献来看还是从对家庭的贡献来看二位老人的贡献都是最大的,因此无论是从法律规定来看还是从朱秀枝、黄增玉为财产、为家庭做出的贡献来看，朱秀枝、黄增玉诉讼请求都应得到支持。2.如今朱秀枝年事已高,黄金山因早已去世无法尽到对朱秀枝、黄增玉的赡养义务,五被告既不赡养老人,又侵占了老人积攒了一生的财产,故二位老人在伤心、气愤下提起了本案诉讼,而经过长达五年的诉讼一审判决判给二位老人的权益却仅占总额的十分之一,如此判决既不公平也没有达到定纷止争化解矛盾的判决目的和效果。3.在原（2016）豫0102民初619号、(2016）豫01民终11488号民事判决书判给朱秀枝、黄增玉352.49平方米房屋后,朱秀枝为了出行方便用自己唯一的一个自选名额挑选了20-204号低楼层房屋，而一审却没有考虑老人的房屋自选权利及健康状况,将老人自选的低楼层房屋判归被告,也违背了照顾、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审判原则。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特提出上述上诉请求,请求贵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黄文化、黄文玲、张凤英、黄伟胜、黄伟东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2、依法惩处被上诉人、第三人伪造证据;3、依法惩处第三人拒不执行法院裁判。事实与理由：本上诉案件是两次发回重审的案件。一、(2019）豫0102民初9788号判决违背“一事不二理”原则,理由是:2015年3月18日黄增玉等人向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1.解除2015年9月15日签订的《赡养协议》;2判令被告黄伟东向原告黄增玉、朱秀枝返还其二人应享有的后牛庄西街5号1208.49平方米回迁安置房面积。2015年6月18日中原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中民一初字第634号民事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8条,第6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14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黄增玉朱秀枝等的诉讼请求。由于原告诉讼请求是两个,被告方认可原告请求2被法院驳回,不认可原告诉求1被法院驳回，被告方针对驳回原告诉求1提起上诉;原告方不服诉讼请求1和2都被驳回提起上诉。2015年9月15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5)郑民终字第1278号判决,该院认为:双方均同意解除赡养协议,对赡养协议解除不存在争议，无争议的诉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审查范围，双方当事人可以协商解决;关于黄增玉朱秀枝请求黄伟东返还其二人应享有的后牛庄西街5号附4号1208.49平方米的房屋回迁安置面积的主张,因诉争的1208.49平方米房屋回迁面积系黄伟东通过后牛庄改造指挥部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而有关后牛庄西街5号附4号的土地及房产的权属确认问题,与赡养协议的解除不是同一法律关系,黄增玉朱秀枝可以通过合法途径另行主张权利。故一审法院驳回黄增玉等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双方当事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应于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没有依法对(2015)中民一初字第634号判决改判,该判决于2015年10月8日生效。黄文化等四被告认为,该认定和判决结果存在矛盾,黄文化等四人申请再审。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12月2日作出(2015)郑民申字第948号裁定,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赡养协议的解除不存在争议,依据法律规定,无争议的诉求双方当事人可以协商解决,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审查范围,故一、二审法院对原告要求解除赡养协议的诉讼请求未进行处理有法律依据。由于原告黄增玉朱秀枝的诉讼请求还有要求被告返还侵占的财产及权益,一、二审因上述诉讼请求证据不利,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不存在矛盾之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4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黄文化等再审申请。该裁定改了(2015)郑民终字第1278号认定中关于对原告1208.49平方米回迁房的处置结果,依据了民诉法释334条之规定。2015年的生效一审、二审、民申裁判至今未被撤销,原告黄增玉、朱秀枝却在2016年1月29日,以物权纠纷为由诉至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诉讼请求:1、依法对黄伟东和第三人秦岭路街道后牛庄城中村改造指挥部于2013年10月24日签订的编号为3-35号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项下725.094平方米的回迁安置面积及附属权益、过渡费及地上附属物货币补偿等价值150万元归原告所有。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是用(2015)中民一初字第634号民事案件的部分证据,没有提供新的可支持其诉求的证据。被告不服(2016）豫0102民初619号、(2016)豫01民终11488号民事判决,申请再审,2018年5月2日经(2017)豫01民申833号审查,认为黄文化等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2款、第11款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4条、第206条之规定,裁定如下;1、本案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2、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2018年11月26日经(2018)豫01民再150号再审认为,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7条、第170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1、撤销本院(2016)豫01民终11488号民事判决及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16)豫0102民初619号民事判决;2、本案发回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重审。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后，(2019)豫0102民初129号依然以共同生活共同财产为由判给原告148.44平方,被告上诉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审理后(2019)豫01民终15104号裁定,撤销(2019)豫0102民初129号民事判决,发回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再审,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案号为（2019)豫0102民初9788号，该判决书中对本案不属于重复起诉的分析,上诉人不认同。根据民诉法规定,构成重复起诉同时满足的三要件是:(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判决结果。事实是，第一、比较(2015)中民一初字第634号案件与(2019)豫0102民初9788号案件当事人可知,(2015)中民一初字第634号案件诉讼请求1,解除2012年9月15日签订的《赡养协议》,根据该协议可知,黄增玉、朱秀枝、黄银山、黄河山、黄金梅、黄新梅、黄梅花、黄美菊、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是该协议相关人,为适格当事人,因双方都同意解除协议,最终法院对《赡养协议》解除没做处理;诉讼请求2、请求返还3-35号《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项下1208.49平方回迁安置房产,权利相关人员为黄增玉、朱秀枝、黄伟东、黄伟胜、黄文玲,他们为适格当事人,其中黄银山、黄河山、黄金梅、黄新梅、黄梅花、黄美菊、黄文化是前诉诉讼请求2中的不适格当事人;从(2019)豫0102民初9788号诉讼请求是返还3-35号《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项下725.094平方回迁安置面积及附属权益、过渡费及地上附属物货币补偿等价值150万元,黄增玉、朱秀枝、黄伟东、黄伟胜、黄文玲为适格当事人,黄文化、张凤英、第三方为被上诉人添加的不适格当事人。因此,(2015)中民一初字第634号案件与（2019）豫0102民初9788号案件当事人相同。第二、对(2015)中民一初字第634号与(2019)豫0102民初9788号的标的分析可知,(2015)中民一初字第634号判决书及(2015)郑民申字第948号裁定书法庭最终对诉讼请求1解除《赡养协议》没有处理,前诉请求1为无效标的。对诉讼请求2返还3-35号《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项下1208.49平方回迁安置面积进行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2019)豫0102民初9788号诉讼请求是返还3-35号《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项下725.094平方回迁安置面积及附属权益、过渡费及地上附属物货币补偿等价值150万元,725.094平方是前诉1208.49平方的60%,150万货币诉求也属于1208.49平方对应权益,因此,后诉与前诉标的相同。第三、比较（2015)中民一初字第634号案件与(2019)豫0102民初9788号的请求事项,后诉的请求实质上是为了推翻前诉的裁判结果,事实上(2019)豫0102民初9788号判决结果推翻了2015年的三次生效裁判。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和最高法判例,如(2017)最高法民申1656号和(2018)皖03民终567号可知，能够认定重复起诉。二、黄增玉、朱秀枝不是诉争宅基地共同使用权人,朱秀枝不是唯一宅基地资格权人。(2019）豫0102民初9788号判决对土地使用权的分析，既不能令人信服,更不符合法律规定。以原告提交的1953年颁发1958年失效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作为黄增玉、朱秀枝是宅基地共同使用权人,忽视了重要事项和法律规定。1、忽视原告处置过诉争院落的事实。1975年原告与黄金山分家单过,1974年-1978年黄金山一家本来不在诉争地居住,而是在东院黄成囤家居住,该处有房有院,黄银山转业结婚后,因不愿跟父母、弟弟、妹妹们共同生活,1978年经黄增玉父子四人协商,结果是黄银山去东院、黄金山要诉争院落、黄河山要南院,黄金山要诉争院落的条件是在南院给黄河山盖房。黄金山从东院到诉争地后单独生活,南院建房后,诉争院落及房产就归黄金山单独所有,黄增玉朱秀枝在诉争院落不享有任何份额。证据是原告朱秀枝承认的(2016）豫0102民初619号庭审笔录第11页倒数第4行、(2016)豫01民终11488号卷宗中2016年10月30日黄银山《情况说明》、2016年10月31日黄河山《情况说明》、2014年4月25日原告写的《我们的要求》。法律依据是《物权法》第147条、《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若干规定》第29条。2、忽视户口本(户籍)的独立性。户口本之间区分的要件有三个:户号、户主姓名、地址。朱秀枝户口薄与张凤英、黄文化、黄伟东、黄伟胜、黄文玲五家户口薄,户号、户主、地址均不相同,后牛庄西街5号和附1-5号是各自独立的。我交有照片为证。户籍登记与土地使用权没有必然联系，比如黄胜利《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黄胜利户口是后牛庄西街6号附6号,他的拆迁房产难道和后牛庄西街6号有关?(1997)中民初字2573号案的被告黄全喜、黄春喜建房用地是其父黄世成的，拆迁时其母陈大妮还在世，其母户号是后牛庄西街6号,本次拆迁，陈大妮的信息登记在黄春喜拆迁档案,3000元特殊补助是黄春喜代领，但是陈大妮的房产登记是她本人房产所占地面积三层。这种实际情况和一审法官认定的按户口户号人数平分有效宅基地使用面积不符,若按一审法官的认定,黄世成的宅基地使用人应该是后牛庄西街6号及附1-6号平分,法官的主观认定和现实根本不一样,一审法官以户口认定宅基地使用权人是错误的。在二级房产交易市场,房产变更后原房东户口长期未迁出案例比比皆是，认定户口存在就有对该处房产有所有权及房产所占用土地拥有使用权,不符合法律任何规定。3、住宅用地的属性和其他用地属性不同之处在于,房地权力一致性。没有房子长期保留土地使用权不符合法律规定,有房子没有土地使用权同样不符合法律规定。自1987年到2008年初,诉争地南楼、北楼、中间楼相继建成,黄增玉朱秀枝应该证明哪栋楼他有出资建造,才能主张宅基地使用权份额。如《河南省农村宅基地用地管理办法》豫政文[1992]122号,第七条规定，农村居民建造住宅,以户为单位。1987年黄金山户口成员是否有黄增玉朱秀枝;第二十条规定,经批准的宅基地划定后,超过一年未建房的,由原批准机关注销批准文件,收回土地使用权。《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若干规定》(〔1995〕国土〔籍〕字第26号),第29条规定,因原房屋拆除、改建或自然坍塌等原因,已经变更了实际土地使用者的,经依法审核批准,可将土地使用权确定给实际土地使用者;空地及房屋坍塌或拆除后两年以上仍未恢复使用的土地,由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收回土地使用权。4、(1997)中民初字第2573号案卷,原告黄银山提供证据证明黄增玉、朱秀枝不是诉争地使用权人,作为原告的黄增玉朱秀枝应该再提交证据证明拥有诉争地使用权。5、因亲属、租赁、借住等原因,长期生活在房产内,没有进行产权转移,永远无法得到房地产产权。6、1992年是工人的朱留锁,也批到宅基地,证据是（94）中民初字第1569号起诉状。因此,可以确定黄增玉朱秀枝不拥有诉争院落宅基地使用权份额,朱秀枝不是唯一宅基地资格权人。三、被上诉人、第三人伪造证据,给相对人造成损害的,法院应该处罚。本案中,被上诉人伪造2014年12月12日《证明》、第三人伪造3-35号《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档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该受到法律制裁。关于伪造证据问题,上诉人在(2016)豫0102民初619号、(2019）豫0102民初129号、(2019）豫0102民初9788号案件审理中,均明确提出，但都没有处罚伪证制造者。近日才得知秦岭路街道后牛庄城中村改造指挥部政委、中原区秦岭路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王政英的哥哥是中原区人民法院的副院长。四、第三人拒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2015年12月2日(2015)郑民申字第948号裁定下来后,上诉人持判决书、裁定书找指挥部执行判决结果,不执行;2018年5月2日(2017)豫01民申833号裁定下来后,指挥部拒不执行裁定,不中止原判决执行,在2018年9月23日、24日让被上诉人违法选房四套。同时,第三人口口声声严格按照后牛庄城中村拆迁方案执行,在黄伟东3-35拆迁档案中,有黄伟胜、黄文玲房产登记，因为不给黄文玲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才让黄伟东代持黄伟胜、黄文玲房产,黄伟胜被拆迁指挥部安排到北院,因而造成目前困局。五、(2019)豫0102民初9788号判决书中，对被告有力证据选择性遗忘,如:被告所交原告处置诉争房院的证据;对被告有利判决,选择性采用文序颠倒,如（2015)郑民终字第1278号判决认为和结果;对被告有利(2015)郑民申字第948号裁定,选择性遗忘掉它在(2015)郑民终字第1278号判决之后，具有纠错功能;对被告有利裁定，查明事实后,所引用法律条文,选择性遗忘，在判决中不予理睬,如:2018年5月2号(2017)豫01民申833号裁定,认为黄文化等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2款、第11款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4条、第206条之规定，裁定如下;1、本案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2、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2018)豫01民再150号经过再审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2016)豫0102民初619号、(2016)豫01民终11488号民事判决,查明事实是原告黄增玉朱秀枝拥有诉争宅基地使用权,且与被告共同生活，判决分割房产,被(2017)豫01民申833号、(2018)豫01民再150号裁定,以“查明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撤销发回重审,但(2019）豫0102民初9788号又以相同理由判决分割房产。一审诉讼费分摊计算,我们也不认可,被上诉人诉讼请求是3-35号《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项下725.094平方米回迁安置面积及附属权益、过渡费及地上附属物货币补偿等价值150万元,一审判决支持被上诉人148.44平方米回迁安置房产,对被上诉人的支持率=148.44÷725.094×100%=20.4718%，被上诉人还有150万元货币诉求一审没有支持,应该承担多少元诉讼费?让上诉人承担诉讼费8300元于法无据。综上所述,即使法庭不认可被上诉人不是重复起诉，依据(2017)豫01民申833号认可再审理由，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仍不支持(2019）豫0102民初9788号判决。因此,请求法庭,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对被上诉人、第三人伪造证据进行处罚,对第三人不执行法院判决进行处罚。后牛庄改造指挥部辩称，入户调查是经过几方一起入户调查并签字，不存在虚假问题。上诉人所称的伪造证据等问题不存在。其已经按照拆迁政策与上诉人签订补偿协议，对上诉人双方之间的纠纷没有任何协助义务，故不应再参与本案的诉讼。朱秀芝、黄金梅、黄梅花、黄银山、黄美菊、黄河山、黄新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黄伟东和后牛庄改造指挥部于2013年10月24日签订的编号为3-35号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项下725.094平方米的回迁安置面积及附属权益、过渡费及地上附属物货币补偿等价值150万元归原告所有；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增玉的父亲是黄成囤，黄增玉的祖父是黄文忠，黄文忠的弟弟黄文富无儿子，黄增玉过继给黄文富做孙子，为黄文富养老送终，并继承黄文富的家产。黄增玉、朱秀枝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七个子女，分别是：黄金山、黄金梅、黄银山、黄新梅、黄梅花、黄河山、黄美菊。黄金山与张凤英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四个子女，分别是：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黄增玉、朱秀枝的儿子黄金山、黄银山、黄河山各有一处宅院居住。黄金山于2011年6月15日去世。在黄金山去世前，2004年3月7日，为解决黄增玉、朱秀枝的赡养问题，黄金山兄妹七人签订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约定：经黄金山七兄妹共同协商同意，黄增玉、朱秀枝由黄金山、黄河山轮流赡养，医疗费用由黄金山、黄河山负责；黄金山负责黄增玉百年后事料理，黄河山负责朱秀枝百年后事料理；黄增玉、朱秀枝生病，黄金梅等四个女儿参与轮流照顾；过年过节，黄增玉、朱秀枝轮到谁家赡养，谁家负责接待家庭客人。黄金山去世后，2012年9月15日，黄增玉、朱秀枝与其他六子女及黄金山的四个子女又签订《赡养协议》一份，协议主要内容约定：赡养人黄河山为一方，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四人为一方，双方共同负责，轮流赡养黄增玉、朱秀枝；医疗费的实际支出首先从被赡养人现所有的资金中支付，不足部分由赡养人平均支付，被赡养人的百年后事费用由赡养人平均支付；黄增玉、朱秀枝现居住的主房一楼东户由其永久居住，所有权黄增玉、朱秀枝生前归其所有，黄增玉、朱秀枝百年之后归黄伟东、黄伟胜；黄金山生前居住的院落、所有房屋的所有权归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若涉及拆迁，黄增玉、朱秀枝健在，黄伟东应提供一套房屋供黄增玉、朱秀枝使用，二人百年后房屋所有权归黄伟东；黄银山、黄金梅、黄新梅、黄梅花、黄美菊在黄增玉、朱秀枝生病住院期间负责护理照顾；张凤英因病未到场，委托黄伟东等四子女为代表签订协议，同意协议载明的权利、义务、责任；协议内容朱秀枝参与了旁听，黄银山、黄河山、黄金梅、黄新梅、黄梅花、黄美菊代表了黄增玉、朱秀枝和各自的真实意愿，签订的赡养协议为家庭永久性赡养和房屋确权协议，以后若出现黄增玉、朱秀枝的遗嘱等协议视为无效协议等等。2012年9月15日的协议签订后，各方开始按照协议履行对黄增玉、朱秀枝的赡养义务。2013年10月份，后牛庄村实行城中村拆迁改造。根据《中原区后牛庄城中村改造宣传手册》和《中原区后牛庄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规定，拆迁补偿安置标准为：以专业机构测量确认的数据为依据，按照三倍于宅基地面积的标准计算回迁安置面积，回迁安置面积为建筑面积；宅基地内的三层以下（含三层）以主体建筑面积为基数，小于回迁安置面积的，不足部分在缴纳每平方米300元后计入回迁安置面积补偿；宅基地范围内建筑物以外的其他附属物不予补偿,超出宅基地范围以外的所有建筑物、附属物不予补偿安置；在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后》，村（居）民一次性领取搬迁补助费、搬迁奖励费及第一批为期6个月的过渡费；过渡费按照《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确定的回迁安置面积，以每月每平方米8元的标准发放；以户口本为准，对本村于1943年10月18日前出生的70周岁以上老人和常年因病因残卧床不起的人员，在搬迁完毕后每人发放一次性补助3000元等等。2013年10月24日，黄伟东（乙方）作为后牛庄西街5号附4号户代表与后牛庄改造指挥部（甲方）签订编号为3-35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一份，协议内容主要载明：乙方宅基地内房屋位于后牛后牛庄村××号基地面积为402.83平方米，一至三层回迁安置面积为1208.49平方米，经双方确认，乙方宅基地内现有有效建筑面积为1127.35平方米，不足回迁安置面积的未建部分（回迁安置面积与经确认的有效建筑面积之间的差额部分）建筑面积为81.14平方米，乙方按300元/平方米向甲方交纳相关费用24342元；乙方宅基地内地下室及四层以上（含四层）建筑，给予一次性拆工补助，该部分地下室及砖混结构房屋面积为127.49平方米，需补助53035.84元，乙方在规定时间内签订协议并完成搬迁的，每平方米再奖励50元拆工费，需奖励6374.50元；乙方回迁安置总面积为1208.49平方米，甲方按照每平方米每月8元的标准支付过渡费，每半年支付一次，第一次支付过渡费58007.52元；乙方在2013年11月6日签订协议并搬迁完毕，可享受一次性奖励费20000元；乙方家庭中的村民有70周岁以上老人和因病因残卧床不起人员共2名，在搬迁完毕后每人发放一次性补助3000元，乙方在签订协议后，可代上述人员领取特殊人群补助共计6000元。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同日，黄伟东作为户代表与后牛庄改造指挥部签署了拆迁补偿安置核算单、停车位购买协议等。上述协议签订后，黄伟东领取的6000元特殊人群补助费已转交黄增玉、朱秀枝。另查明，2015年3月18日，黄增玉、朱秀枝和黄金梅、黄银山、黄新梅、黄梅花、黄河山、黄美菊作为原告将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诉至该院，要求解除黄增玉、朱秀枝与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等人于2012年9月15日签订的《赡养协议》，并要求黄伟东返还其已取得的黄增玉、朱秀枝所有的财产及权益（后牛庄西街5号宅基地院）。该院于2015年6月18日作出（2015）中民一初字第634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该案原告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均不服判决，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其中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的上诉意见明确提出对黄增玉、朱秀枝不负有赡养义务，同意解除2012年9月15日签订的《赡养协议》。2015年9月15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5）郑民三终字第127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认为：双方对赡养协议解除不存在争议，无争议的诉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审查范围，双方当事人可以协商解决；关于黄增玉、朱秀枝请求黄伟东返还其二人应享有的后牛庄西街5号附4号1208.49平方米的房屋回迁安置面积的主张，因诉争的1208.49平方米房屋回迁安置面积系黄伟东通过与后牛庄改造指挥部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所取得，而有关后牛庄西街5号附4号的土地及房产的权属确认问题，与赡养协议的解除不是同一法律关系，黄增玉、朱秀枝可通过合法途径另行主张权利。一审判决于2015年10月8日生效。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不服二审判决，又申请再审。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12月2日作出（2015）郑民申字第948号民事裁定，认为：双方当事人对赡养协议的解除不存在争议，依据法律规定，无争议的诉求双方当事人可以协商解决，一、二审法院对原告要求解除赡养协议的诉讼请求未进行处理有法律依据；黄增玉、朱秀枝诉讼要求被告返还侵占的财产及权益，一、二审法院因上述诉讼请求证据不利，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不存在矛盾之处。该裁定驳回了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的再审申请。2016年1月29日，黄增玉、朱秀枝以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张凤英为被告诉至该院，要求：1.确认对黄伟东和第三人后牛庄改造指挥部于2013年10月24日签订的编号为3-35号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项下725.09平方米的回迁安置面积及附属权益、过渡费及地上附属物货币补偿等价值150万元归黄增玉、朱秀枝所有；2.本案诉讼费用由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张凤英承担。该院于2016年8月22日作出（2016）豫0102民初619号民事判决，判决：一、确认黄伟东和后牛庄改造指挥部于2013年10月24日签订的编号为3-35号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项下352.49平方米的回迁安置面积及对应的过渡费归黄增玉、朱秀枝所有；二、黄伟东和后牛庄改造指挥部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黄增玉、朱秀枝办理相关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变更手续；三、驳回黄增玉、朱秀枝过高部分的诉讼请求。宣判后，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张凤英不服提起上诉。2017年5月11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豫01民终11488号民事判决，驳回被告黄伟东四人的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6月13日，黄增玉、朱秀枝申请强制执行,强制执行过程中，于2017年7月28日与后牛庄改造指挥部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一份，协议内容主要载明：依据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16）豫0102民初619号民事判决书、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01民终11488号民事判决书及（2017）豫0102执1432号执行通知书的规定义务，对原黄伟东与后牛庄改造指挥部签订的编号为3-35号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的补偿面积予以分割，根据上述民事判决，朱秀枝、黄增玉应得面积为352.49平方米；依据在执行阶段签订的该拆迁协议，朱秀枝、黄增玉分得安置面积352.49平方米，后牛庄改造指挥部已通知黄伟东到场，但其拒绝到场。后牛庄改造指挥部与黄增玉、朱秀枝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补偿安置事宜达成协议，给予黄增玉、朱秀枝回迁安置面积352.49平方米，过渡费按照每月每平方米8元标准发放，每半年支付一次。黄增玉、朱秀枝签署的拆迁补偿安置核算单并载明过渡费每次发放16919.52元。朱秀枝已于2018年9月23日选20-204号131.3平方米房屋一套；2018年9月24日选21-1706号72.75平方米房屋一套、22-1209号74.77平方米房屋一套、24-1505号91.68平方米房屋一套，面积共计370.5平方米，多购买了18.01平方米。后黄文化、黄伟东、黄伟胜、黄文玲、张凤英不服（2016）豫01民终11488号民事判决，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8年5月2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豫01民申833号民事裁定，裁定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2018年11月26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豫01民再150号民事裁定，认为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撤销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01民终11488号民事判决及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16）豫0102民初619号民事判决，发回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重审。又查明，后牛庄村拆迁改造时涉及双方的户籍登记人口有：西街5号朱秀枝，西街5号附1号张凤英、黄增玉，西街5号附2号黄文化一家三口，西街5号附3号黄文玲一家三口，西街5号附4号黄伟东一家三口，西街5号附5号黄伟胜一家三口。享有村民待遇的只有朱秀枝一人。2018年9月，后牛庄村为享有村民待遇的119人在拆迁安置补偿之外又额外分配房产一套，朱秀枝因享有村民待遇另分得房产一套（面积91.68平方米）。诉讼中，原告向法庭提交1953年郑州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一份,显示宅基地的使用人有黄增玉、黄文富、朱秀枝、黄金山、黄银山、黄金梅；提供黄文富去世时后世所立碑文照片打印件一份，显示黄增玉作为孙子、朱秀枝作为孙媳写在立碑人中。原告提供1984年黄增玉《郑州中原区群众建筑许可证申请书》原件一份，主张黄增玉、朱秀枝早已在涉案宅基地上建设过老房屋，拆迁时的3栋楼房系二位老人与黄金山、张凤英共同在拆除老房屋后共同建设、共同出资。但原告方证据并不能证明涉案被拆迁房屋黄增玉、朱秀枝有出资。原告提交署名为“黄增玉、朱秀枝”的《遗嘱》原件一份，据此主张黄增玉确认黄文化、黄伟东、黄文玲、黄伟胜无权继承自己的遗产。但其内容显示黄增玉系针对因（2016）豫0102民初619号民事判决而取得的352.49平方米所做遗嘱，该判决已被撤销，故该《遗嘱》不发生法律效力。原告还提交黄伟胜《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一份，主张黄伟胜夫妻已于2019年1月28日离婚。但拆迁安置补偿对象应以拆迁时为准，此后的婚姻关系变动不影响拆迁之时的权利人认定。庭审中，黄文化向法庭提供了以黄金山名义交纳的土地使用费收据，相关部门1986年、1987年、1995年、1997年发放给黄金山的建房通知书、建房许可证及全家集资建房筹资笔记和主楼房出租租金分配记录等；另提供后牛庄村民委员会、河南五建置业有限公司与黄金山、黄伟东签署的后牛庄村民住房面积统计表，2013年10月15日黄伟东、黄伟胜、黄文玲与后牛庄改造指挥部工作人员签署的宅基地房屋现状平面图、房屋面积核算表及后牛庄房屋及人员情况调查表等，用以证明涉案被拆迁的房屋是由黄金山、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共同出资建造的，黄增玉、朱秀枝并无出资。2013年10月15日的房屋及人员情况调查表、宅基地及房屋现状平面图、房屋面积核算表载明后牛后牛庄村××号东名下房屋面积507.66平方米，黄伟胜名下房屋面积276.6平方米，黄文玲名下房屋面积343.09平方米。三人名下房屋面积合计1127.35平方米。根据被告提交的自（2015）中民一初字第634号案卷中调取出的拆迁档案，其中除了黄伟东、黄伟胜、黄文玲的房屋及人员情况调查表等材料外，还包括张凤英、黄增玉的《后牛庄房屋及人员情况调查表》。被告提交的（1997）中民初字第2573号案卷材料不能证明诉争院落属于黄金山一人。关于原告提交的后牛庄村委会出具的《证明》问题，在（2019）豫0102民初129号案件审理过程中，该院工作人员对后牛庄村民委员会主任刘金合、村支部书记张金聚进行了询问调查，二人对2014年12月12日以后牛庄村民委员会名义出具的证明上签名的真实性和加盖公章的真实性均认可。但在该院询问黄增玉、朱秀枝有无跟他们的其他子女生活过的时候，二人回答：“他们家务事不清楚。”根据询问内容，虽然《证明》印章为真，但是既然刘金合、张金聚不清楚朱秀枝一家的家务事，也更无从知晓黄增玉、朱秀枝在后牛庄村西街5号居住的具体期间，故该院对《证明》内容不予采信。另根据（2010）郑民三初字第22号黄景云与王淑贞、郑月荣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确认的事实：2010年4月14日，后牛庄村民委员会和郑州市中原区中原西路街道办事处土地管理所出具的“关于村民宅基地情况说明”证明1958年至1980年前后，经政府批准，后牛庄村村民住宅下的集体土地和周围耕地分批被征，变为城镇国有土地，全村村民都无宅基地，更无宅基地证。该院亦确认后牛庄村村民住宅所占用的土地性质，现为城镇国有土地。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涉案土地的性质。虽然后牛庄村村民住宅下的集体土地后来变更为城镇国有土地，但征地单位一直征而未用，并未按照法定程序在征收土地时进行拆迁安置补偿，也没有改变原有宅基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状态。在2013年10月拆迁时，土体所有权性质虽已发生变更，但该拆迁行为仍属对涉案集体土地征收时应依法履行的拆迁补偿安置程序的延续，此亦可从后牛庄改造指挥部的拆迁公告、方案及协议中将涉案土地使用权仍然表述为“宅基地使用权”得以印证，故该院仍然参照宅基地使用权处理本案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拆迁时涉案土地的共同使用权人范围。本院分析如下：1.根据1953年郑州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记载的宅基地使用人为黄增玉、黄文富、朱秀枝、黄金山、黄银山、黄金梅。之后随着黄文富去世，黄银山、黄金梅迁出，使用权人仍包含黄增玉、朱秀枝、黄金山。基于前述分析，土地所有权性质的变化未实际引起涉案土地的使用状态变化。2.根据户籍登记情况，后牛庄西街5号及附1至5号，在拆迁改造时有黄增玉、朱秀枝、张凤英、黄伟东一家三口、黄伟胜一家三口、黄文化一家三口、黄文玲一家三口，共计15口人。3.根据拆迁档案，因拆迁之前入户调查而形成的《后牛庄房屋及人员情况调查表》登记有黄增玉、张凤英、黄伟东一家三口、黄伟胜一家三口、黄文玲一家三口的名字。虽然没显示朱秀枝，但是朱秀枝是后牛庄西街5号的户主，且是上述15人中唯一享有村民待遇的人员。结合黄伟东作为家庭代表与后牛庄拆迁指挥部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也载明了对黄增玉、朱秀枝的特殊人员补助费用，表明该《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项下包含黄增玉、朱秀枝的拆迁安置利益。4.关于涉案土地上的房屋。综合分析原、被告证据，虽然对于拆迁之时的房屋的建造被告贡献较大，但是根据拆迁政策，回迁安置面积系按照宅基地面积的三倍计算，即使有效建筑面积不足，仍可以通过交纳300元/平方米的较低费用后计入回迁面积，故拆迁改造不是完全按照房屋面积或者单纯按照宅基地面积进行补偿，而是将宅基地和房屋同时考量，且宅基地使用权所对应的补偿价值更大，不能单凭房屋建造及出资情况认定土地的共同使用权人。黄文化等称回迁安置面积完全是按房屋面积计算的意见，应不予采纳。5.关于黄增玉、朱秀枝在拆迁之前是否在涉案土地上居住的问题。原、被告均认可在（2019）豫0102民初129号案件中各自的陈述属实。在前诉案件中黄伟东称：“我父亲和我三叔轮流赡养之后，没有多久，我爷爷因腿脚不方便一直在我那里住着……拆迁之前轮流住，轮到我们的时候，都是在黄文化、黄文玲家居住。”结合前诉案件及本案中双方的陈述，该院认为能够认定黄增玉、朱秀枝曾长期在涉案土地上居住；因签订《赡养协议》时黄增玉、朱秀枝均已年过八十，不论黄河山及黄文化姐弟四人为老人提供其他房屋赡养，或者老人的其他子女基于法定赡养义务而接老人去其他房屋居住，均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不能因此否定或剥夺二人的土地使用权利。综合以上分析，同时因黄文化自认在涉案回迁安置面积中没有份额，故扣除黄文化一家三口后，在拆迁时涉案土地的共同使用权人为黄增玉、朱秀枝、张凤英、黄伟东一家三口、黄伟胜一家三口、黄文玲一家三口，共计12人。黄伟东代表家庭与后牛庄改造指挥部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合法有效，安置面积共1208.49平方米，人均回迁安置房面积约100.71平方米（1208.49÷12=100.71）。考虑虽然上述12人均为土地的共同使用权人，但被告对地上房屋贡献较大等因素，该院酌定黄伟东和后牛庄改造指挥部签订的编号为3-35号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项下后牛庄西街5号附4号的回迁安置面积中应给老人提供适当的房屋供老人使用。虽然拆迁之时黄增玉拥有相应的拆迁补偿财产利益，但现黄增玉已去世，本案系物权纠纷，该院暂不处理继承问题，黄增玉所涉财产权利暂由朱秀枝行使。考虑到朱秀枝事实上已选了四套房屋，且自行多购买了18.01平方米房屋，故该院酌定其选定的24-1505号房屋（建筑面积91.68平方米）、22-1209号房屋（建筑面积74.77平方米）的相关权利，以及与此相应的过渡费（按148.44平方米计付）归原告朱秀枝。关于五被告抗辩的重复起诉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比较（2015）中民一初字第634号案件与本案，首先，当事人不同。前诉原告为黄增玉、朱秀枝及六子女共八人，本诉系发还案件，原审原告为黄增玉、朱秀枝，六子女系因黄增玉去世而参加本诉。且本诉被告增加了张凤英，以及第三人，故当事人与前诉不同。第二，诉讼标的不同。前诉处理的是《赡养协议》是否解除以及基于解除而产生的财产关系处理问题。本诉诉争的实体法律关系是物权纠纷，该纠纷的产生是在（2015）中民一初字第634号民事判决生效之后，双方自行协议解除《赡养协议》后因分家析产而产生的物权确认纠纷，前、后诉的诉讼标的不同。重复起诉必须同时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三个条件，缺一不可，本诉与前诉当事人、诉讼标的均不同，故不构成重复诉讼，该院对五被告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五条、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黄伟东和第三人秦岭路街道后牛庄城中村改造指挥部于2013年10月24日签订的编号为3-35号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项下回迁安置房24-1505号（建筑面积91.68平方米）、22-1209号（建筑面积74.77平方米）的相关权利，以及与该两套房屋相应的过渡费及其他相关权益（以148.44平方米为基数计付）归原告朱秀枝；二、驳回原告朱秀枝、黄银山、黄河山、黄金梅、黄新梅、黄梅花、黄美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原告朱秀枝负担10000元，被告黄伟东、黄伟胜、黄文玲负担83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朱秀芝一方提交的询问笔录、调查笔录及施工平面图等均不是新证据，一审对此已予以评述，本院不再赘述。黄文化一方提交的国务院令及最高法答复相关条文内容、黄胜利身份证复印件及拆迁协议、朱留锁案相关材料、蒋书献与黄伟胜拆迁协议及答辩状、黄文化户口本复印件、行政诉讼状及传票等证据与本案无关，不属于新证据，本院不予认定。（2015）中民一初字第634号、（2016）豫01021民初619号原告证据目录及调取证据申请等、黄金山户口本及对应粮本、黄金山笔记复印件、中原区法院调取的黄景云案证据、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再审文书、（2015）中民一初字第634号卷宗、航拍图彩页等证据，朱秀芝及后牛庄改造指挥部均不予认可，均不属于新证据，且相关事实一审法院已依法作出认定，故对黄文化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依法不予认定。本院认为，关于拆迁时案涉宅基地的共同使用权人范围问题。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1953年郑州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记载的宅基地使用人为黄增玉、黄文富、朱秀枝、黄金山、黄银山、黄金梅。因黄文富去世，黄银山、黄金梅迁出，使用权人仍包含黄增玉、朱秀枝、黄金山。户籍登记情况亦载明，与案涉宅基地对应的后牛庄西街5号及附1至5号，在拆迁改造时有黄增玉、朱秀枝、张凤英、黄伟东一家三口、黄伟胜一家三口、黄文化一家三口、黄文玲一家三口，共计15口人。拆迁之前入户调查所形成的《后牛庄房屋及人员情况调查表》登记有黄增玉、张凤英、黄伟东一家三口、黄伟胜一家三口、黄文玲一家三口的名字。虽然没显示朱秀枝，但是朱秀枝是后牛庄西街5号的户主，且是上述15人中唯一享有村民待遇的人员。各方对此均未提出异议，黄伟东亦按照安置协议领取了黄增玉、朱秀枝的特殊人员补助费用。案涉土地虽变更为城镇国有土地，但并未按照法定程序予以征用安置补偿，后牛庄改造指挥部发布的拆迁公告、方案及协议等仍按照“宅基地使用权”进行安置补偿，故案涉土地参照宅基地使用权处理纠纷符合法律规定。宅基地面积在回迁安置面积计算中权重系数较高，各方虽然对解除2012年9月15日签订的《赡养协议》未有异议，但均对该《赡养协议》的内容也未提出异议。故综合各方对于赡养协议的履行所作的陈述亦能佐证黄增玉、朱秀芝曾长期在涉案土地上居住。黄文化自认在案涉回迁安置面积中没有份额，故在拆迁时案涉土地的共同使用权人为黄增玉、朱秀枝、张凤英、黄伟东一家三口、黄伟胜一家三口、黄文玲一家三口，共计12人。上述事实清楚，黄伟东亦代表家庭与后牛庄改造指挥部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该协议违反了法律的相关规定，故该协议依然合法有效，黄增玉、朱秀芝等上述12人均为土地的共同使用权人。基于上述事实，一审法院酌定黄伟胜一方对地上房屋贡献较大并无不当，并以此确认黄增玉、朱秀芝拥有相应的拆迁补偿财产利益合法有据，考虑到朱秀枝事实上已选了四套房屋，且自行多购买了18.01平方米房屋，故一审法院酌定其选定的24-1505号房屋（建筑面积91.68平方米）、22-1209号房屋（建筑面积74.77平方米）的相关权利，以及与此相应的过渡费（按148.44平方米计付）归朱秀枝所有并无不当。朱秀芝方关于案涉宅基地共同使用权人不属实、认定黄伟胜一方对案涉房屋建设贡献较大错误等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是否系重复诉讼的问题。本案中双方均未提及赡养协议履行及解除问题，本案针对的是拆迁补偿安置权益的物权纠纷，与（2015）中民一初字第634号案件诉讼标的已明显不同，故黄文化方关于重复诉讼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黄增玉、朱秀芝曾长期在案涉土地上居住，黄伟东亦根据其与后牛庄改造指挥部签订的安置协议领取了黄增玉、朱秀芝二人的特殊人员补助费用等证据证明黄增玉、朱秀芝是案涉土地的共同使用权人，享有案涉土地的拆迁补偿安置权益，故黄文化方关于朱秀芝等不是共同使用权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黄文化方关于伪造证据、拒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的上诉请求证据不足，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朱秀枝、黄金梅、黄梅花、黄银山、黄美菊、黄河山、黄新梅、黄文化、黄文玲、张凤英、黄伟胜、黄伟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朱秀枝、黄金梅、黄梅花、黄银山、黄美菊、黄河山、黄新梅负担5000元，黄文化、黄文玲、张凤英、黄伟胜、黄伟东负担5000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 斌审判员 贾建新审判员 刘泽军二〇二〇年五月九日书记员 张惠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