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汪清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吉2424民初1442号 原告：李玉子，女，1963年5月7日出生，朝鲜族，农民，住所汪清县。 原告：金玉子，女，1953年4月18日出生，朝鲜族，农民，住所汪清县。 原告：李连春，女，1980年7月3日出生，朝鲜族，农民，住所汪清县。 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昌玲，吉林林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贾宝全，男，1969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汪清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丹华（被告贾宝全妻子），女，1972年8月10日生，汉族，农民，住所汪清县。 被告：汪清县东光镇金城村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于明庆，系村委会主任。 原告李玉子、金玉子、李连春（以下简称三原告）诉被告贾宝全、汪清县东光镇金城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金城村委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23日作出（2018）吉2424民初282号民事裁定。三原告不服该裁定，向延边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延边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2日作出（2018）吉24民终1619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本院于2019年7月8日作出（2019）吉2424民初78号民事判决，三原告不服该判决，再次向延边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延边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31日作出（2019）吉24民终1367号民事裁定，再次发回重审。本院于2019年12月2日立案受理后，于2020年2月27日通知金城村委会为被告参加本案诉讼，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三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昌玲，被告贾宝全委托代理人李丹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金城村委会经传票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三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被告的侵权行为，责令被告返还三原告家庭农村承包土地0.52公顷。事实与理由：三原告的家庭户主李龙九生前因自家0.52公顷水田缺水，于2003年由时任村主任朴道顺介绍允许让被告耕种,未定期限，当时第二轮承包土地合同本丢失。2011年李龙九得知被告将自己家的0.52公顷土地变更为永久经营,便向县农村土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因没有第二轮承包合同书且患病撤回仲裁,后病逝。原告李玉子于2013年和2016年向县农村土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被告知申请不符合条件。三原告于2017年1月向东光镇政府申请，被置之不理。经2017年5月敦化市法院（2017）吉2403行初25号行政判决和2017年12月延边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吉24行终字139号行政判决认定，三原告之前向东光镇政府请求解决与被告的纠纷，两审法院判决为“经营权证书所依据的基础事实系发包人与承包人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书,”并将争议的实质定性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引发的经营权纠纷。被告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中含有三原告家庭承包土地面积0.52公顷，该土地是被告侵权而获得。发包方未在该合同书上盖章的事实已经州中院（2012)延中民四终字第291-296号判决和（2013）吉民申字第1478号和1480号等民事裁定予以确认。被告于2004年3月10日将0.52公顷土地登记在080XXXXX《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没有事实依据，其持有的《合同书》也是无效的。 贾宝全辩称，本案是由汪清县法院两次审判，由州法院两次发回重审的案件。被告认为:汪清县法院（2019）吉2424民初78号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评判有理有据。然而州法院(2019)民终1367号裁定，在引用州法院（2018）吉24民终1619号裁定书内容以“一审未依当事人诉请及本案当事人间争议的性质，查明相关事实并作实体结论有误”为由，又一次发回重审。被告认为州法院的两次裁定是错误的，理由是:脱离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取得的法定依据是土地承包合同书这一基本原则。在原告未能提供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书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已确认原告对涉案土地未取得用益物权，而州法院裁定还要求确定“三人所在农户在二轮土地承包时是否对涉案土地享有土地承包权”。此种说法是在告诉下级法院没有承包合同也能取得承包权?抑或是该案的审判适用另一标准?还是传递另外一个信息即:原告必须赢，被告必须输?我们认为州院裁判的观点既不讲法又不讲理。下面就本案几个问题发表以下意见:一、原告对涉案土地不享有承包经营权，其所谓的返还土地的主张不成立。金城村二轮土地承包都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而非一轮土地承包后二轮无合同的自然延包。因此，金城村民是否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应以是否签订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为准。原告在不能提供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的情况下，不能证明原告对涉案土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对涉案土地无承包经营权的人无资格主张所谓的土地返还。那么一轮土地承包权是否存在，因金城村二轮承包都签订了承包合同，不存在无合同自然延包的问题。所以，原告在第一轮中是否对涉案土地享有承包权，不属本案审查范围，与本案无关。原告不仅不能提供对案涉土地享有承包权的第二轮承包合同，并且未能明确所确定0.52公顷土地的具体位置和四至，如何返还，法庭凭什么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并且法院依法调取土地台账，原告也没有。二、法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处理历史问题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和政策，这是法律适用原则。退后一步讲，如果把一轮承包纳入本案审查范围，即原告在一轮承包中对涉案土地享有承包权，那么在审查所谓的“表格协议”时也应适用当时的法律政策规定。“表格协议”产生于2002年，土地承包法施行于2003年，土地承包法及其之后的相关规定，不能作为处理2002年发生的事情的依据。关于“表格协议”效力问题，以下几个问题应当关注:1、该“表格协议”不是协议，与被告无关。该表格内容是时任村会计制作，被告没有参与，也没有被告的签字,是村会计此前征求被告的意见，即:包括本案原告在内的几户弃耕土地，村里包给被告，问被告干不干，在被告表示可以承包的情况下,村会计代表村委会与各转让户形成的,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2、当时的土地承包，承包方需向国家缴纳税金和向村里缴纳统筹提留款。当时涉案土地为水田，因缺水原告放弃耕种两年，又不想缴纳税金和村提留款，自愿将所承包的土地交回村里以甩掉包袱减轻个人负担，终止与村里承包关系，并不存在村里非法收回一说，即便适用现行法律规定审视，原告的行为也是一种转让行为。3、当时的土地承包合同承、发包方权利和义务是依照当时的政策规定签订的合同，第二条“发包方按承包合同的规定监督承包方的生产经营活动，弃耕、撂荒或者连续2年人为造成产量明显低于当地标准产量的，发包方有权收回其承包的土地重新发包”。当时村委会发包给被告涉案土地时是弃耕两年，枯草长1米多高撂荒地。涉案土地不仅是承包人自愿交回，而且依当时的规定，村委会对弃耕地有权收回重新发包的，这也是村委会保护耕地有效利用，保障国家税收和村统筹提留的职责所在。4、村委会将涉案土地发包给被告，土地的税金、统筹提留由被告负担。为了有效利用土地,被告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将水田改为旱田。假设如原告所说:是交于被告临时耕种，随时可以要回,那么“表格协议”中就不可能写“同意永远转宝全”的字样;被告也不可能投入大量的财力“水”改“旱”，为他人做嫁衣;村委会也不可能参与并就涉案土地与被告签订承包合同，记入被告的承包土地台账，并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这一切恰恰说明:原告与村委会就涉案土地在“表格协议”形成后就已经解除了承包关系，村委会与被告之间就涉案土地形成了新的承包关系，这也符合现行法律规定。原告的无理诉求也就是看中了之后的国家对农村土地承包的优惠，耍起了赖皮。这一点所有的人，包括我们的法官都是心知肚明的。原告认为:处理历史问题应当依据当时法律和政策，不能也不应该用现在的法律规定去审视当时的问题。公民合法的权利应当在案件审判中受到平等的保护,不能以损害一方的合法权益而去满足另一方的不合理诉求,法官审理案件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忠实于事实真相，概括说:“表格协议”是一份原告放弃耕种，自愿交回承包土地，解除承包关系，由村委会另行发包给他人的书证。用现行的专业标准从形式内容和字眼上严格规范土地承包法施行之前不具有专业知识的普通百姓的行为,无疑是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没事找事。三、关于原告在诉讼中举证原告2002年按1.16公顷土地缴纳了税费，以证明原告就涉案土地取得了第二轮承包权问题:原告第一轮承包土地为2.15公顷，仅交了1.16公顷的税金,尚有0.94公顷土地没有交税，恰恰证明其所交税的土地面积没有包括涉案土地。不能证明原告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中取得了涉案土地承包权。四、被告对涉案土地享有合法承包经营权。首先:原告主张被告侵权要求返还土地，原告必须举证证明其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中对涉案土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这是主张权利的前提和事实基础，而原告没有向法庭提供相应的证据。其主张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至于被告取得涉案土地承包权问题是被告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与原告无关。不属本案审查范围。其次，如果本案确有必要审查被告如何取得涉案土地的，那么被告向法庭提供的承包合同书、土地台账和经营权证书足以证明被告对涉案土地享有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告咬住被告与村委会的承包合同没有盖村委会的公章，并拿吉林省高院(2013）1480号裁定书说话，主张被告的承包合同无效。被告认为:原告的这一主张不成立，理由:1、被告与李桂林纠纷案案情与本案不同，李桂林有二轮承包合同，而原告没有。2、法官判案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不是简单地照搬套用某一法官某一案件的观点，因为某一观点不是法律且该观点存在明显错误（合同中有家庭承包士地)。3、承包合同虽然没有盖村委会的公章，但盖有东光镇经营管理站的公章，但土地台账、经营权证书均盖有村委会公章，证明承包合同中将涉案土地发包给被告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的土地台账和承包经营权证书都将土地承包合同的编号记载其中，证明对土地承包合同是认可的没有异议的。由此说明土地承包合同没有加盖村委会印章显然是工作的疏漏，而不能证明村委会不同意将涉案土地发包给被告，否则也不会在自己制作的台账以及承包经营权证书上盖章。这是造成合同瑕疵的唯一的且是合理的解释。况且该合同不仅仅是转入的土地还有被告家庭承包的土地。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法庭以事实为依据，力排来自各方错误观点的干扰，公平公正的审理此案，使被告的合法权益免受损害。注:本答辩状中未涉及的问题以汪清县法院（2019）吉2424民初78号案中被告观点为准。 金城村委会辩称，(一)答辩人不应当成为本案的被告，与双方不存在利害关系。(二)答辩人自1983年大包干时与本案三原告和被告贾宝全签订并分配过承包地,1996年延续了已分到各户的承包土地合同,2004年李龙九家承包地没有调整过。1996年各户均已得到红皮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原告李玉子是李龙九的妹妹，1983年其与父亲李希云一个户口，家庭当时还有李希云妻子李海顺,次子李龙九、李龙九妻子金玉子、李龙九和金玉子的女儿李连春六口人，分得水田0.66公顷。1985年李玉子出嫁嫁给本村八组的沈永哲，八组未分给承包地。据此三原告家在李希云去世后，李龙九作为三原告户的代表于1996年延续承包经营该水田至2002年。2002年之前诉争地块农业税一直由三原告家庭缴纳，2002年是答辩人缴纳的。2004年涉案土地直补款发放给了11户。2007年三原告家庭水田中的0.14公顷被县政府征用，余下0.52公顷水田位于小汪清方向,2003年由七组的贾宝全改早田耕种。这0.52公顷现状是2012年一部分被征用，还有一部分未征用（贾宝全使用)。(三)答辩人对三组11户名字的信笺‘表格协议’不知情。经查，这一大片水田地2002年时系因缺水的事实知悉，答辩人未参与贾宝全与各户的流转。涉及三组12户名字及11户水田地的‘表格协议’是贾宝全私下与各户达成的,与答辩人无关。2012年贾宝全起诉被告李桂林等6户的民事案件经三审裁判确认其主张2.91公顷为所谓“转让”为无效，已证实答辩人对诉争地系经时任村主任朴道顺个人介绍协调，但贾宝全与李桂林等各户(包括本案李龙九户0.52公顷)协商由贾宝全种旱田，未定经营时间。“表格协议”中朴道顺没签名已证实贾宝全与签名户的私下协议，并非与答辩人有关。（四)答辩人没有实施收回诉争地，也没有与贾宝全就诉争地实施发包行为。答辩人就诉争地没有与贾宝全存在签订2004.1.7《土地承包合同书》的发承包洽谈，有关2.91公顷土地（含有本案诉争地),未经答辩人同意，据此答辩人未盖章。经查答辩人的公章在2004年年初被缴归东光镇经管站管。答辩人对贾宝全带编号的2004《土地台账》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当时不知情，现在也不认可。答辩人至今与被告贾宝全制表上的12户存在合法的发承包合同关系，并正在履行期内。（五）自2011年7月7日，被告贾宝全一直与“表格协议”户的包括本案三原告家户主李龙九和李桂林等七户存在争议至今。诉争地答辩人没收到三组包括李龙九户家庭11户在内的书面申请流转手续。李龙九生前从未将其家庭的本案诉争地交回答辩人。即本案的诉争地不存在一女二嫁的事实。案涉三组李龙九户和贾宝全在二轮延包时均已分别得到了原大包干时的承包地。综上，本案的诉争地是三原告的家庭承包地,李龙九户与答辩人的承包关系至今未变化。据此答辩人分别于2003年年末李龙九户因承包地合同书丢失向经管站出具补发的便函和2012年、2014年3月5日的证明材料及相关证明均事实属实。答辩人没有实施任何违反政策和法律法规的行为,故没有过错。敬请法庭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三原告与被告贾宝全同为汪清县东光镇金城村村民。1983年我国农村实行第一轮土地承包时，金城村村民李希云作为户代表与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取得了2.15公顷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共计六块土地，其中旱田1.37公顷、水田0.66公顷、自留地0.12公顷)。当时户内成员有户主李希云、妻子李海顺、次子李龙九、李龙九的妻子金玉子、李龙九与金玉子的女儿李连春。原告李玉子系李龙九的妹妹，金城村委会书面证实李希云家第一轮承包土地时户内成员应包括李玉子。目前，李希云、李海顺、李龙九已死亡。 案涉的0.52公顷土地位于东光镇金城村河南方向，属于第一轮承包时李希云家庭承包地内的部分水田，2002年之前由李龙九耕种。延边州政府制发的农民负担监督卡（1998-2000年）显示，李龙九户于1998年缴纳了村提留及乡统筹款。汪清县人民政府制发的农业税及特产税缴纳证书显示，李龙九户还于2002年按照1.16公顷土地面积缴纳了152元税费。该0.52公顷土地自2003年起由被告贾宝全家将水田改为旱田耕种。2004年1月7日，经农村经营管理站鉴证的《土地承包合同》载明，贾宝全家庭承包地中“各户水田转入2.91公顷”，但该合同中村委会栏未盖公章。2004年3月10日，延边州政府向贾宝全颁发的080XXXXX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记载“各户水田转入2.91公顷”，其中承包土地登记表中“发包方”栏盖有金城村村民委员会的公章。东光镇农村土地管理部门的承包土地台账中，亦有贾宝全承包地分块登记包括“各户水田转入2.91公顷”，该“村民委员意见”栏盖有金城村村民委员会的公章。庭审时，三原告主要提供了一张信笺表格复印件（以下称“表格协议”），上面有若干人的姓名，其中含“李龙九0.52，同意永远转宝全”内容，并有“李龙九”签名盖章字样。原告方主张当时贾宝全拿空白表格用纸签的字，不存在永远流转土地的事实。原告方提供了一份对时任金城村委会主任朴道顺的调查笔录，朴道顺证实当年李龙九等户因水田缺水不想种地，由贾宝全耕种交税，不是转给其土地的意思。而贾宝全抗辩认为该表格由原村会计制作，其证明了李龙九把土地交回村里的事实，并非原、被告对土地的流转手续。原告还提供了一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补发），证明三原告家庭与发包方金城村委会存在合法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承包期限至2024年。而贾宝全抗辩认为该份合同书不符合承包合同的形式要件，反而证明三原告家庭在二轮承包中没有取得承包权。案涉的0.52公顷土地一部分在2012年被汪清县政府征收，原、被告均不能提供已征收和未征收土地具体面积和四至，被征收部分的土地征收款现存放在金城村委会的账户里。 另查明，三原告自称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书丢失，经本院依职权调查取证，李龙九户在汪清县东光镇政府农村土地经管站的档案中，无1996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备案的土地台账材料。原告方曾因该土地争议申请过仲裁及提起行政诉讼，但相关案件均未认定其户取得了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 本院认为，三原告在庭审中坚持诉讼请求为确认被告贾宝全的侵权行为，责令其返还三原告家庭承包的0.52公顷土地。根据三原告的诉请，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贾宝全是否对三原告构成侵权、是否应返还争议土地，本案可否确定为侵权之诉。首先，解决争议焦点的前提是要先查明三原告家庭对争议土地在第二轮承包中是否享有土地经营权，贾宝全所持的土地承包合同是否有效。那么本案应审理查明的合同效力之诉与三原告诉请侵权之诉不是同一个诉；其次，庭审质证双方对“表格协议”中“李龙九0.52公顷，同意永久转宝全”的真实性无异议，仅证明目的有异议。而被告贾宝全自2003年起耕种争议土地，基于的就是该“表格协议”的上述内容。在表格协议的内容无法确定土地流转的性质是转让还是转包，无法确定被告贾宝全存在的侵权行为；再次，2012年本案争议的0.52公顷土地中部分被汪清县政府征收，征收补偿款目前保管在村委会的账户里尚未发放，被告贾宝全并没有支取征收土地补偿款；第四，三原告主张责令被告贾宝全返还三原告家庭承包的0.52公顷土地的诉讼请求，因争议土地一部分已被征收，且三原告、被告贾宝全、被告村委会对争议土地被征收的四至均不清楚，该请求无法得到支持。故三原告现主张侵权并返还之诉，证据不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玉子、原告金玉子、原告李连春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00.00元，由原告李玉子、原告金玉子、原告李连春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李洪梁 审判员  葛立新 审判员  徐 健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 书记员  金香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