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冀02民终26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迁安市津唐球墨铸管有限公司。住所地：迁安市迁安镇新寨村东。法定代表人：王堂，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酒妤，北京市一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迁安市安盛金属结构有限公司。住所地：迁安市杨店子镇靳官营村东。法定代表人：张秀清，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尚志永，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堂，男，1966年7月15日生，汉族，住迁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瑶瑶，河北晟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张桂艳，女，1980年10月8日生，汉族，津唐球墨铸管有限公司出纳，住迁安市。上诉人迁安市津唐球墨铸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迁安市安盛金属结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盛公司”）、原审被告王堂、张桂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迁安市人民法院（2019）冀0283民初38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迁安市津唐球墨铸管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酒妤、被上诉人迁安市安盛金属结构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尚志永、原审被告王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瑶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迁安市津唐球墨铸管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判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迁安市安盛金属结构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贷法律关系，被上诉人并非实际出借人，不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樊玉玲等人系实际出借人，但案涉2280万元并未实际出借，上诉人未实际享有该案涉款项的支配、使用权。上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进行还款。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贷法律关系。案涉《借款合同》系樊玉玲、张秀文等人为规避法定借款利率上限，实现高利贷合法化目的而“制造”，案涉款项未实际出借。2013年至2015年期间，上诉人因公司经营资金周转等需求陆续与张秀文、樊玉玲等人存在经济往来及相互借贷。2016年1月，张秀文、樊玉玲等人为规避法定利率上限、收取高额利息，实现高利贷合法化的目的，向上诉人提出，需要将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签订《借款合同》。经樊玉玲等人虚增债权并计算超出法定标准的高额利息（以下简称“高额利息”），最终，樊玉玲等人向上诉人提出，用被上诉人的名义，以2380万元为本金，重新签订《借款合同》。因资金周转困境，无奈之下，上诉人按照樊玉玲等人的要求，与被上诉人签订案涉《借款合同》。根据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2017年6月30日《会议纪要》显示“迁安市球墨铸管有限公司于2016年1月向樊玉玲、谌文凤（以迁安市安盛结构有限公司名义）借款”，《会议绍要》中有樊玉玲配偶蔡水生、谌文凤本人签字确认（谌文风、谌文君姐妹系张秀文的长期合作伙伴，同时谌文凤系被上诉人公司高管）。《会议纪要》能够真实、客观体现被上诉人仅系名义出借人、《借款合同》并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贷法律关系，且被上诉人并非实际出借人。上诉人虽与案外人张秀文、樊玉玲等人存在借贷关系，但该借贷关系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且借款本金非2280万元。当事人不应通过虚增债权、制造银行流水的方式实现非法目的。本案中，原审法院未就案件基础法律事实及法律关系主体予以查明，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显属错误。2、案涉2280万元并未实际出借，上诉人未实际享有该款项的支配、使用。因案外人张秀文、樊玉玲等人长期从事放贷业务，具备相关法律知识，善于制造银行流水痕迹并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实现非法目的。原审诉讼中，被上诉人为证明其主张向法院提交了樊玉玲等人制造的“银行流水痕迹”，即：张秀清于2016年1月15日向上诉人财务人员张桂艳转账出借案涉2280万元款项的银行转款证明。为了制造及固定痕迹，樊玉玲等人还要求张桂艳于2016年1月15日将100万元退还至张秀清账户，并出具退款《收据》。然而，根据上诉人原审中向法院申请调取的证据（即：樊玉玲、王颖、张秀清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案涉2280万元借款并未实际出借。事实上，2016年1月15日，樊玉玲、张秀文等人通过其控制的银行账户，将案涉全部2280万元款项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至张秀清账户，再由张秀清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被上诉人财务人员张桂艳，最终由张桂艳将全部案涉借款返还至樊玉玲账户。案涉借款在樊玉玲、王颖（张秀文、张秀清的侄女）、张秀清和上诉人财务人员张桂艳的银行账户中流转了一圈，最终2280万元借款回归到出借人樊玉玲的银行账户。与此同时，樊玉玲等人顺利地完成了“银行流水痕迹”的制造。不仅如此，根据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可知，上述全部转账均于2016年1月15日当天完成，被上诉人虽提供银行转账凭证，但结合上述多方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可知，本案借款并未实际出借，与《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期限等明显不符。且该“借款”从未被上诉人实际支配和使用。3、在上诉人已经提供证据证明借贷行为并未实际发生的情况下，原审法院未依法就款项交付、款项来源、款项流向、财产变化情况、支配使用等综合情况进行审查，原审法院认定法律关系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对借据、收条、欠条等债权凭证及银行流水等款项交付凭证进行审查外，还应当结合款项来源、交易习惯、经济能力、财产变化情况、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因素综合判断借贷的真实情况。有违法犯罪等合理怀疑，代理人对案件事实无法说明的，应当传唤当事人本人到庭，就有关案件事实接受询问。要适当加大调查取证力度，查明事实真相。原审过程中，上诉人向法院提出借款未实际发生的抗辩并作出合理说明、申请原审法院调取了樊玉玲、王颖、张秀清等人2016年1月15日当日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能够证明案涉借款于当日从樊玉玲账户支出，经过流转最终回到樊玉玲账户、案涉借款并未实际出借的事实。因此，原审法院应当就本案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款项来源、交付情况、财产变化等进行审理，查明案件事实。然而，原审法院在此基础上仍未能就前述情况进一步审查，甚至未兢上述证据予以记录。原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未依法进行裁判。原审法院在上诉人已提出合理抗辩、作出合理说明并提供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仍不考虑款项来源及财产变化，仅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合同、还款协议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显属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4、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提出抗辩并举证后未能就其“实际出借款项”一事承担进一步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如前所述，在2016年1月15日的银行流水所对应的2280万元并未实际出借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应当就其“实际出借款项”的诉讼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被上诉人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5、原审中，被上诉人主张的“上诉人还款”事实与其主张的“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事实存在明显冲突。被上诉人非实际出借人，上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进行还款。原审过程中，被上诉人主张其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向上诉人出借款项2280万元，上诉人按照《还款协议》向被上诉人进行还款。据此，被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了《还款250万元明细》，以证明上诉人按照《还款协议》分别于2018年4月16日、2018年4月19日、2018年6月29日、2018年7月31日、2018年9月7日、2019年10月12日、2019年1月31日向被上诉人进行还款。然而，根据上诉人在原审中申请法院调取的张秀清、樊玉玲等人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2018年4月16日，在张秀清收到李艳云代上诉人转账还款50万元后，立即向樊玉玲转账支付25万元，并备注“津唐还款”。与此同时，张秀清向谌艳海转账支付25万元”；“2018年6月29日，在张秀清收到张桂艳代上诉人转账还款30万元后，又一次立即向樊玉玲转账支付15万元，并备注“王堂还款”，同时，向谌艳海转账支付15万元”；“2018年9月7日，张秀清收到李艳云代上诉人转账还款30万元，李艳云转账的备注为“还张秀文”，2018年9月10日，张秀清向樊玉玲转账支付15万元，并备注“津唐还款”，同日，张秀清向谌艳海转账支付15万元”。上述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2018年9月7日，李艳云在代为还款时明确备注了“还张秀文”，而被上诉人在原审过程中也反复确认并主张该笔还款系基于案涉《借款合同》及《还款协议》的还款。因此，上诉人认为，上述证据反映了客观事实，证明了上诉人在本案中的主张，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贷法律关系，案涉《借款合同》系基于2013年至2015年期间，上诉人与张秀文、樊玉玲等人之间的借贷事实，在张秀文、樊玉玲等人为规避法定利率上限、收取高额利息、将高息合法化的前提下“制造”。《借款合同》并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未实际履行，被上诉人未向上诉人出借款项。不仅如此，上述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还显示，2018年4月16日，张秀清在收到被上诉人在原审中主张系上诉人针对还款协议进行还款的第一笔款项后，立即向樊玉玲进行转账并明确备注为“津唐还”；2018年6月29日，张秀清在收到被上诉人在原审中主张系上诉人针对还款协议进行还款的款项后，又立即向樊玉玲进行转账并备注为“王堂还款”；2018年9月10日，张秀清在收到被上诉人在原审中主张系上诉人针对还款协议进行还款的款项后，再次立即向樊玉玲进行转账并备注为“津唐还款”。由此可见，被上诉人非实际出借人。事实上，2016年1月15日张秀清并非作为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代为出借”款项，而系应张秀文（与张秀清系亲姐妹）的要求，在张秀文、樊玉玲等人与上诉人就前期借款进行结算时配合“制造转账痕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贷事实，《借款合同》所涉款项未实际出借，上诉人的还款仍系针对与张秀文、樊玉玲等人的前期借款，实际出借人系樊玉玲等。虽然上诉人于2016年1月按照张秀文、樊玉玲等人的指示，针对前期借款与被上诉人重新签订《借款合同》，但该合同并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未实际履行。上诉人不应向被上诉人进行还款。然而，在有上述与被上诉人主张明显冲突证据存在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仍视而不见、未就案件事实予以审查。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未依法查明案件事实，违法进行裁判，二审法院应当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6、上诉人与张秀文、樊玉玲等人的前期借款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且该结算金额已超过法定利率标准，被上诉人不能依据本案《借款合同》代为主张前期借款，原审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法院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虽然上诉人与张秀文、樊玉玲等人之间存在借贷事实，但案涉《借款合同》系张秀文、樊玉玲等人用被上诉人的名义与上诉人签订，因此，其法律效力并不等同于张秀文、樊玉玲等人与上诉人就前期借款的结算。在案涉《借歉合同》并未实际履行，2280万元借款并未实际出借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无权要求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进行还款。同时，被上诉人亦不具有代替张秀文、樊玉玲等人就前期借款予以主张权利的诉讼主体资格。退一步而言，即便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有权基于前期借款的结算而代为主张权利，则法院亦应当就前期借款本金及利息的支付情况、利息是否超过法定标准等事实进行审查。经审查核算，结算金额超出法定利息的部分，依法不应予以支持。二、原审程序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依照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作为提出申请的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原审过程中，上诉人向原审法院申请调取了：l、张秀文、张秀清、樊玉玲的身份信息；2、蔡水生、樊玉玲的夫妻关系证明；3、张秀清名下账号为：×××自2013年1月1日至2019年10月25日的账户明细及交易对方账户信息；4、樊玉玲名下账号为：×××自2013年1月1日至2019年10月25日的账户明细及交易对方账户信息；5、王颖、谌文君、谌文凤的身份信息；6、王颖名下账号为：×××自2013年1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的账户明细及交易对方账户信息；7、谌文凤名下账号为：×××自2013年1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的账户明细及交易对方账户信息；8、谌文君名下账号为：×××自2013年6月14日至2019年10月30日的账户明细及交易对方账户信息；9、张秀清中信银行单笔银行转账记录6条；10、被上诉人公司的工商档案。同时，上诉人向法院提交了《会议纪要》、张桂艳名下账号为：×××自2013年1月1日至2019午8月29日的账户明细及交易对方账户信息等证据。上述证据能够有效地反映本案的客观事实，为法院查明案件提供帮助。然而，原审法院未按照法律规定将上述证据作为上诉人原审证据予以记录，甚至在庭后多次要求上诉人取回该证据。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的此种做法违反法定程序，应当予以纠正。综上，案涉《借款合同》、《还款协议》等，并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贷法律关系，本案中不存在被上诉人出借款项的基础事实，《借款合同》未实际履行。因此，上诉人不应向被上诉人进行还款。此外，即便上诉人与案外人张秀文、樊玉玲等人之间存在借贷事实，但该借贷事实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且结算金额已超过法律规定的本息之和。案外人应当通过与上诉人依法结算或另行起诉的方式予以解决。案外人张秀文、樊玉玲及被上诉人不应通过本案民事诉讼程序实现非法目的。被上诉人迁安市安盛金属结构有限公司答辩称，迁安市津唐球墨铸管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坚持一审意见，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迁安市安盛金属结构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迁安市津唐球墨铸管有限公司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280万元及按照月息2%标准，支付自2016年1月15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2、要求判令原告有权要求被告迁安市津唐球墨铸管有限公司在已办理动产抵押登记（迁安市工商局2016-003号）清单中的财产进行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并对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3、被告王堂、张桂艳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要求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5日安盛公司与津唐公司通过居间人赵延涛服务协调签订借款合同一份（合同编号为【2016】津唐借字01号），合同约定：借款方津唐公司因生产经营周转之所需向出借方安盛公司拆借资金，一、借款本金23,800,000元；……，三、借款期限3个月，四、借款利率按月息2%计算；……，七、担保条款，①、抵押担保的诸项事宜另见所附《抵押合同》，②、保证担保方津唐公司王堂作为担保人。同日双方签订抵押合同一份，约定津唐公司以价值49,872,184.05元的财产（详见财产清单）进行动产抵押。2016年1月12日双方进行了抵押登记，担保范围为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2016年1月15日安盛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秀清分3次通过中信银行分别转账600万元、1,100万元、680万元合计2,380万元给津唐公司张桂艳，并标注津唐球墨铸管借款。同日津唐公司张桂艳向安盛公司出具收据1张，内容：今收到迁安市安盛金属结构有限公司借款23,800,000元。2016年1月15日津唐公司张桂艳向张秀清转款100万元，安盛公司为津唐公司出具收条一份，证明收到退还借款100万元。2018年3月15日安盛公司（甲方）与津唐公司（乙方）签订还款协议书，载明：截止到本协议签订时，约定：乙方（津唐公司）余欠甲方（安盛）本金2,280万元及自2016年1月15日起应付的利息，双方对以上事实无异议；自2018年4月15日开始，乙方在每月15日向甲方偿还100万元，该款项包括相应借款本金及自2016年1月15日至付款日按月息2%计算的利息（60万本金、40万元利息）；直到全部借款本金及利息还清为止。津唐公司于2018年4月16日通过李艳云银行账户还款50万元；2018年4月29日通过李艳云银行账户还款50万元；2018年6月29日通过张桂艳银行账户还款30万元；2018年7月31日通过李艳云银行账户还款30万元；2018年9月7日通过李艳云银行账户还款30万元；2018年10月12日通过李艳云银行账户还款30万元；2019年1月31日通过杨会春银行账户还款30万元，合计25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安盛公司与津唐公司于2016年1月15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有双方单位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并加盖公章应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现津唐公司以银行流水为依据认为借款未实际发生，结合以后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抵押登记书、还款协议及按协议还款250万元的事实，对津唐公司关于借款没有实际发生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津唐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偿还本金给付利息的义务；合同约定借款本金为2,380万元当天归还100万元，实际借款2,280万元；双方签订的抵押合同是借款合同的从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已进行抵押登记，合同有效，在担保范围津唐公司不履行义务时优先偿还；王堂作为津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借款合同的担保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承担担保义务；张桂艳是津唐公司的会计，通过其银行账户转款系双方协议后的职务行为，而非如安盛公司所述第三人出借银行账户行为，因此安盛公司要求张桂艳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津唐公司未按照还款协议的约定足额履行还款义务，应视为首先偿还利息，余额偿还本金，至2018年4月14日双方确认借款本金为2,280万元，按照还款计划在2018年4月15日、5月15日应当分别偿还本金60万元，利息40万元，实际4月16日、4月29日各偿还50万元，可视为4月15日已偿还100万元，其中本金60万元应在同期中扣除，40万元视为归还的利息。因此至2018年4月15日尚欠本金2,220万元。此后还款数额每月30万元不足以偿还利息，合计150万元可从此后应当给付的利息中扣除。判决：一、被告迁安市津唐球墨铸管有限公司偿还原告迁安市安盛金属结构有限公司借款本金22,200,000元。二、被告迁安市津唐球墨铸管有限公司自2016年1月16日起至2018年4月15日按照本金2,280万元按照月利率2%给付原告迁安市安盛金属结构有限公司利息；自2018年4月16日起至本金2,220万元付清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给付原告迁安市安盛金属结构有限公司利息，已给付的利息190万元从中扣除。三、被告王堂对上述一、二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四、驳回原告迁安市安盛金属结构有限公司要求被告张桂艳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上述一、二、三项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5,800元，保全费5,000元，计160,800元由被告津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电话录音和银行流水等证据证实其主张，被上诉人认为不属于新证据，不予质证，当事人没有提交有效的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是否适格主体及本案借贷是否真实问题。上诉人对《借款合同》、《抵押合同》、《抵押登记书》、《还款协议》等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案借贷合同的相对方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依据本案借款合同、还款协议等证据一审法院判决认定被上诉人诉讼主体适格并无不当。且王堂作为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在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其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的情况下，王堂并未提出上诉，应视为王堂对其责任认定的认可；上诉人认为本案借款未实际发生及存在高利贷问题，上诉人亦未反诉请求返还超出法律规定限额部分的款项，上诉人也未向有关部门报案主张被上诉人及案外人存在违法放贷情况；上诉人无依据否定一审法院判决对本案事实及法律关系的认定；故上诉人请求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不能支持。综上所述，迁安市津唐球墨铸管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5800元，由上诉人迁安市津唐球墨铸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阳利审 判 员 毕作宝审 判 员 吴 凡 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法官助理 王 涛书 记 员 李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