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6民终429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 负责人：张杰，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龙，系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冯晨，男，1971年5月12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新沂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宁，北京德恒（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顾春锋，男，1979年3月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峰，北京市盈科（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泰首，北京市盈科（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安诚财险南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冯晨、顾春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苏0691民初4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安诚财险南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费用由冯晨、顾春锋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及机动车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80%的赔偿责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江苏省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确定规则（试行）》第三条规定，对当事人的过错行为，根据其在交通事故中的形态特征和所起作用，分为主动型、被动型、缺失型三类，其中第二款规定：被动型行为是处于持续稳定运动或者静止状态，对能够采取措施避让的一般过错行为，在交通事故中起次要作用或者不起作用。但是静止状态的被动型行为难以被对方及时发现的，起主要以上作用。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监控视频显示：事发前，安诚财险南通公司承保的苏Ｆ×××××号货车发生故障，由同为顾春锋所有的苏Ｆ×××××号货车进行牵引准备拉走，此时有辆电动车经过，经现场人员指挥该电动车成功绕道行驶，未出现事故。后因牵引车马力不足，两车停止，在操作时两辆货车均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安排了百世汇通的职工桑守锋在旁边进行看护，防止别人进入作业区域，事发时两车均未开动行驶，处于静止状态。而事发物流园区场地巨大，冯晨能够采取措施避让而未避让，未减速行驶选择直接从两车中间穿过，导致撞上连接的钢丝绳。根据以上条款规定，安诚财险南通公司所承保的苏Ｆ×××××号货车在交通事故中起次要责任或者不起作用。保险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判决其承保的案涉车辆承担80%的赔偿责任有失公允，与法不符。 二、一审法院判决牵引车辆苏Ｆ×××××号货车无责，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该车未投保险、行驶证未按时年检（本院注：该上诉理由后撤回）即上路行驶，且无牵引资质即进行牵引，本就违法了交通安全法之相关规定，保险公司认为，在此事故中，苏Ｆ×××××号车驾驶员闫军师应负一定责任，结合一审法院查明的闫军师系职务行为，则该车所有人顾春锋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江苏省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确定规则（试行）》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因三方以上当事人的过错行为导致交通事故的，比照前款规则确定当事人责任，前款规则是：1.当事人在交通事故中有主动型过错行为的，负主要责任。2.当事人在交通事故中有被动型过错行为的，负次要责任。但是静止状态的被动型过错行为难以被对方及时发现的，负主要责任。3.当事人在交通事故中有缺失型过错行为，该行为对于应当避免的交通事故未能避免的，负主要责任；难以避免的，负次要责任。4.两方当事人均有起主要作用过错行为的，各负同等责任。结合本案案情，保险公司认为闫军师及冯晨均有主要作用过错行为，应当共同承担主要责任。谢刘治在交通事故中属于被动型过错行为，且静止状态下的过错行为可以被对方及时发现，应负次要责任。 三、一审法院认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应当结合事故责任重新认定。 四、一审法院认定的误工费采纳了冯晨提交的误工证明，保险公司认为主张过高，首先，冯晨未提供劳动合同，无法证明其存在误工事实；其次，其举证的收入证明为上海佩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但工资发放为上海佩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及上海佩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饶市分公司分别发放，前后有矛盾之处；其三，事发后我司走访调查时了解到冯晨系百世快运公司员工，且事发后所有医药费全部为百世快运公司垫付，并且事故即发生在百世快运公司租用的物流园区内，以上事实与冯晨举证不一致，因此一审法院判定的误工费有误。 五、一审法院计算的赔偿方式有误，闫军师驾驶的苏Ｆ×××××虽未投保交强险，但其实为机动车辆，因此一审法院在认定冯晨的所有损失后，应当在两个交强险限额240000元内先行赔付，超出两个交强险限额之外的部分在两车的商业险限额内按照责任赔偿。 六、一审鉴定费、诉讼费应当由冯晨、顾春锋及安诚财险南通公司按责承担。 冯晨辩称，安诚财险南通公司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第一、一审判决认定保险公司承担80%的赔偿责任，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保险公司在上诉状中提及的《江苏省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确定规则（试行）》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完全可以说明肇事人对此次事故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该规定明确，静止状态的被动性行为难以被对方及时发现的，其应当承担主要以上作用。事发时为凌晨的零点，天色昏暗，冯晨很难发现两车之间存在钢丝牵引绳，且肇事人并未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导致冯晨与钢丝绳发生碰撞，安诚财险南通公司所承保的车辆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第二，保险公司认为，事故发生时另一车辆的驾驶人员闫军师须承担一定责任，冯晨一方对此不发表答辩意见，只是冯晨在此次事故中不应承担主要责任。第三，一审法院认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不高。一审法院确定15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建立在冯晨在此次事故中有一个九级伤残，四个十级伤残，身体多处受到伤害，到目前为止仍未完全康复的前提条件下。我方认为该抚慰金并不高。第四，保险公司认为冯晨提交的误工证明导致一审法院判定误工费有误，我方认为其理由不能成立。冯晨系上海佩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劳务派遣的员工。上海佩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饶分公司对冯晨进行工资发放，系其内部管理所作分工，并不能因为由该分公司对冯晨发放工资就认定冯晨举证的误工费存在问题。第五项上诉理由与冯晨无关，不发表答辩意见。第六，一审确定，由安诚财险南通公司承担其中部分鉴定费、诉讼费，我方认为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顾春锋对安诚财险南通公司上诉状分点答辩如下，一审对本案客观事实的描述无异议，但是我方认为，该案一审对于冯晨以及苏Ｆ×××××货车驾驶员谢刘治的过错和事故责任的认定，是本着对非机动车方和伤者的一种保护，做出的一种倾斜性的认定。我方同意安诚财险南通公司对事故责任认定提出的异议理由，即冯晨应当承担更多的事故责任。第二点，关于苏Ｆ×××××号牵引车辆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我方认为，一审法院在对该车辆的行为进行认定的时候，认为其已经尽到安全提示的义务，在此过程当中不存在过错，该认定是正确的。并且事故发生地为物流园卸货区非道路上，如果本案是在道路上发生，那对冯晨的事故责任认定也应当远远大于次要责任。因为在本案中冯晨系驾驶非机动车沿左边即逆向行驶，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甚至是根本原因。因此，在本案当中，苏Ｆ×××××号牵引车辆的驾驶员闫军师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第三点和第四点，我方一审时的观点和保险公司的上诉观点一样。对此无异议。第五点，关于两辆机动车是否应当按照两个交强险来承担赔付责任。我方认为，本案当中已经认定闫军师驾驶的苏Ｆ×××××牵引车辆不存在过错，其无责任即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次，事故的发生是牵引车和被牵引车处于静止状态下，冯晨驾驶非机动车逆行超速未注意到警示灯闪烁和安排的警示提醒人员的指挥，碰撞到牵引的绳索而发生的，与两辆机动车均未直接发生碰撞，所以苏Ｆ×××××牵引车辆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六点，我方认为，一审法院对诉讼相关费用的认定是合理的。综上所述，除对冯晨的工作以及工资所涉事实认定有误外，一审对其余基本事实的认定是清晰的。审判程序也是合法的，适用法律并无不当。虽然我方对冯晨承担次要责任，认为有失公平，其应当承担更主要、更多的责任。但是为避免讼累，顾春锋未提出上诉，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冯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安诚财险南通公司在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顾春锋在保险公司不予赔偿部分承担赔偿责任，共赔偿冯晨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944142.85元；二、诉讼费由顾春锋和安诚财险南通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1月9日0时左右，冯晨驾驶电动自行车后座搭载梁小平在南通开发区普洛斯物流园内，由西向东行驶至百世快递B03号站台场时，所驾车与闫军师驾驶由北向西右转弯的苏Ｆ×××××号中型厢式货车牵引谢刘治所驾苏Ｆ×××××号重型厢式货车的钢丝牵引绳碰撞，发生事故，致电动自行车受损，冯晨及梁小平受伤。事故发生后，冯晨被送至通州区第三人民医院抢救，后转至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治疗，经诊断为多发伤伴休克，胰腺断裂，肝破裂，胆囊破裂，胃幽门裂伤，右侧肾上腺挫伤血肿，右肾包膜下血肿，T12爆裂性骨折，L1-3两侧横突骨折，L4右侧横突骨折，L5椎体轻度向前滑脱伴两侧椎弓崩裂，右侧多发肋骨骨折，当天行“胰腺断裂修补胰肠吻合术+胆修补术+胆囊切除术+胃幽门修补术+VSD引流术”，至11月20日出院，于11月23日再次入治该院，并在11月26日行“腹部切口VSD更换负压引流术”，予抗炎营养等对症治疗，至12月2日出院后转至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分院继续治疗至2019年4月11日出院。冯晨在上述医疗机构共花费医疗费、检查费、急救费合计491652.5元，其中有外购药白蛋白2520元、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分院膳食费3307.8元。冯晨在住院期间雇请护工支出护理费29000元。事故发生后，顾春锋垫付了医疗费1566.2元，并通过他人转交给冯晨105000元。庭审中，冯晨陈述梁小平治疗约花费2000元。 诉讼过程中，根据冯晨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南通三院司法鉴定所对冯晨伤残程度等进行鉴定，2019年6月1日该所作出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冯晨因交通事故致伤，其胆切除术后评定为九级伤残，胃幽门修补术后评定为十级伤残，肝修补术后评定为十级伤残，胰腺修补术后评定为十级伤残，T12椎体粉碎性骨折评定为十级伤残；建议误工时间以180日为宜；护理以60日（其中2人护理20日，1个人护理40日）为宜，营养期限以75日为宜。冯晨为此支出鉴定费2100元。 另查明，事故发生前，冯晨在上海佩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工作，其提供的银行记录显示2018年1月至11月平均工资约为5900元，事故发生后冯晨未上班，该公司每月支付冯晨补助1425元。 再查明，苏Ｆ×××××号重型厢式货车在安诚财险南通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100万元（含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 一审法院认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承保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投保机动车交强险和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不足的，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本案中，谢刘治驾驶的苏Ｆ×××××号重型厢式货车发生故障难以移动，虽然开启了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安排人员进行警示阻拦，但未在来车方向距车50米至10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致其他过往车辆驾驶人员在较短距离内无时间采取防范措施，存在过错，闫军师驾驶的苏Ｆ×××××号中型厢式货车在牵引故障车时已按规定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无过错，冯晨深夜驾驶电动自行车在物流园区内道路上行驶未靠右侧行驶，遇已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的车辆时未减速行驶导致事故发生，亦存在过错，谢刘治承担本起事故的主要责任，冯晨承担次要责任，故一审法院根据双方过错情况酌定谢刘治承担冯晨损失80%的赔偿责任，其余损失由冯晨自行承担。因谢刘治系顾春锋的雇员，其赔偿责任应由雇主承担。本案中，谢刘治驾驶的车辆在安诚财险南通公司投有交强险，应当由安诚财险南通公司在交强险赔偿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对超过交强险赔偿限额部分，应由顾春锋承担80%的赔偿责任，因事故车辆在安诚财险南通公司另投有100万元三者险，应由安诚财险南通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冯晨要求由安诚财险南通公司在保险限额内优先赔付，顾春锋要求安诚财险南通公司在保险限额内返还其垫付的费用，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照准，但应扣减同一事故中受伤的梁小平的份额，因梁小平暂未主张权利，一审法院酌定预留医疗费2000元。 经一审法院审查，冯晨的各项损失：1.医疗费，冯晨为治疗共花费491652.5元，提供了相应票据和门诊病历，因原先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与医疗费中的膳食费3307.8元属重复主张应予扣减，对于外购药白蛋白2520元，冯晨陈述医嘱已丢失，因使用该药符合冯晨的伤情，一审法院支持488344.7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冯晨共住院150天，按每天18元的标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2700元；3.营养费，冯晨共住院150天，虽超过鉴定意见确定的75天，一审法院以实际住院天数，按每天10元的标准，予以支持1500元；4.残疾赔偿金，因冯晨的伤情被评定为1个九级伤残、4个十级伤残，其综合伤残等级赔偿指数为24%，则残疾赔偿金为226560元（47200×20×24%）；5.精神损害抚慰金，因冯晨构成多处伤残，造成终身残疾给其身心造成痛苦，一审法院酌定支持15000元；6.护理费，因冯晨提供了其在住院期间实际支出的护理费29000元的票据，显示其实际支出护理费标准为200元/天，由于护理天数超过鉴定意见的天数，对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确定护理费为16000元；7.误工费，冯晨事故发生前有较为固定的工资，事故发生后因未上班，其每月实际收入减少约4475元，结合鉴定意见误工期限为180天，一审法院确定冯晨误工费为26850元；8.交通费，一审法院酌定支持交通费1500元；9.鉴定费，冯晨支付2100元，有鉴定费发票予以佐证，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冯晨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合计为780554.7元，顾春锋承担80%的赔偿责任，该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故应由安诚财险南通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医疗费8000元（预留梁小平医疗费2000元）、伤残赔偿金110000元，合计118000元，超出的损失由顾春锋赔偿530043.76元[（780554.7-118000）×80%]，因肇事车辆在安诚财险南通公司投保商业三者险，顾春锋在事故后已垫付106566.2元，故安诚财险南通公司应当在商业三者险赔偿冯晨423477.56元，返还顾春锋垫付的106566.2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冯晨各项损失合计541477.56元（汇入冯晨银行账户内，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南通狼山支行，账号：62×××12）；二、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顾春锋垫付款106566.2元（汇入顾春锋银行账户内，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南通通州支行志浩分理处，账号：62×××15）；三、驳回冯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400元，减半收取2700元，由冯晨负担800元,由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负担1900元（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负担部分，冯晨已垫付，待履行时由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一并给付至冯晨账户）。 本院二审审理期间，全省法院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对江苏地区侵权案件的赔偿标准作出了重大调整，经本院释明，冯晨在二审中不要求变更诉讼请求及赔偿数额。 本院二审期间，冯晨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证据如下： 第一组：劳动合同两份，证明冯晨自2016年4月1日起即与上海佩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订立劳动合同，履行期限约定至2020年12月31日止。 第二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清单，证明冯晨在发生本案交通事故前一直由上海佩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或者其分公司发放工资，收入固定。 安诚财险南通公司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从冯晨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中可以看到，以2018年5月为分水岭，之前均为上海佩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放工资，之后均为上海佩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饶市分公司发放工资，这与冯晨提交的劳动合同内容前后不一，且根据劳动合同显示，冯晨2016年每月工资为1770元。另一份没有签订时间的劳动合同约定每月工资为1890元，该组证据无法直观地证明事发时冯晨的工资收入。 顾春锋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由法庭予以核实。但我方认为，有以下几点需要请求法庭注意：一、该两份劳动合同显示冯晨系与上海佩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签订，工作地点在江苏，而发放所谓劳动报酬又不是深圳分公司，冯晨对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如此安排的必要性、合理性并未能够充分说明。第二点，冯晨还应当举证证明，上海佩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开展业务的地域范围应当涵盖江苏省。否则该份合同签署的真实性存疑。第三点，保险公司也质证认为，冯晨在这两份劳动合同当中所显示的工资均为一千多元，但在其所提交的银行明细中，其欲证明的收入基本在5000元—6000元左右，甚至更多，两者之间矛盾。第四点，银行交易明细当中显示的所谓收入5000元或者6000元，并未有明确的记载或者注明系工资等字样。最后一点，按照保险理赔或者是人身损害赔偿的相关要求，个人报酬或者收入大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时候，还应当提供本人纳税或其他代交义务人代为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相关证明，否则对于该收入难以认定。因此，我方认为上述证据不能客观的反映冯晨受伤之前的真实的收入状况，该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二审期间，本院对苏Ｆ×××××号车辆的外廓尺寸向南通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进行了调查，其长度为11990毫米、宽度为2500毫米、高度为3900毫米。该证据旨在证明，其作为被牵引车辆，宽度明显大于苏Ｆ×××××号牵引车辆（其宽度为2076毫米），违反牵引故障机动车的有关规定（内容详见裁判理由，略）。 安诚财险南通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 冯晨质证意见同上。 顾春锋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的质证意见为，牵引车和被牵引车的大小问题、牵引方式问题、牵引目的地等，是道路行驶中的行政管理问题，和本案事故发生不具有因果关系。通过庭审和走访现场可知，苏Ｆ×××××号车是在卸货完毕后发生故障需牵引，且在牵引中因关门而暂停车，并非牵引力不够而停车。牵引行为发生的原因来自该车，牵引的行为系该车驾驶员谢刘治所为。因此，即使顾春锋应当承担部分责任，也是因苏Ｆ×××××号车而承担。 本院对上述调查取得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认定，对关联性的认定意见详见裁判理由（略）。 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一、闫军师是否承担事故责任？如承担，其与谢刘治和冯晨在事故责任中过错大小如何确定？二、闫军师和谢刘治的雇主顾春锋如何承担赔偿责任？冯晨自行承担其合理损失的20%是否适当？三、冯晨的误工费损失一审认定是否正确？四、冯晨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酌定支持15000元是否适当？五、安诚财险南通公司和顾春锋如何赔偿冯晨的合理损失？ 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本解释的规定。本案中，事故发生地点在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普洛斯物流园内，属货场内的专用路面，且事故系因两机动车在牵引过程中引发，故本案可以参照适用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2011修正）第五十二条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故障，需要停车排除故障时，驾驶人应当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机动车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停放；难以移动的，应当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来车方向设置警告标志等措施扩大示警距离，必要时迅速报警。《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2017修订）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故障或者发生交通事故，妨碍交通又难以移动的，应当按照规定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车后50米至10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夜间还应当同时开启示廓灯和后位灯。该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牵引故障机动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被牵引的机动车除驾驶人外不得载人，不得拖带挂车；（二）被牵引的机动车宽度不得大于牵引机动车的宽度；（三）使用软连接牵引装置时，牵引车与被牵引车之间的距离应当大于4米小于10米；（四）对制动失效的被牵引车，应当使用硬连接牵引装置牵引；（五）牵引车和被牵引车均应当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本案中，从公安机关向第三方调取的现场监控视频和案涉两机动车行驶证可见，被牵引的机动车宽度明显大于牵引机动车的宽度，而且，闫军师和谢刘治在接受交警部门询问时均陈述，准备将苏Ｆ×××××号被牵引车辆拉回“创亿机械厂”，由此可见，该牵引行为并非在货场内作近距离移动，而是准备上路行驶，其本身即不可行，因其违反上述规定，会影响牵引车辆驾驶人员在牵引过程中对宽度更大的被牵引车辆能否正常通行的预判，从而增加路途中事故发生的风险。从交警部门现场拍摄照片还可见，使用钢丝绳这一软连接牵引装置时，绳子本身并未悬挂明显标志，以提醒过往行人和非机动车，两车驾驶员在牵引之初须调整牵引方向前也未按上述规定在车辆两侧各50米至100米处分别设置警告标志。鉴此，牵引车辆驾驶人闫军师和被牵引车辆驾驶人谢刘治在事故中均有过错，双方的行为对事故发生的原因力比例基本相当，难以确定责任大小，故应由双方承担同等的事故责任。本案中，冯晨驾驶的电动自行车系非机动车，其在深夜驾车过程中遇前方两机动车相距较近，且均已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的情况下，未绕道通行，且其后座载有同事，会对制动系统产生不良影响，其对事故的发生也负有一定的过错责任。但因该货场并无专用道路供非机动车和行人通往员工宿舍，冯晨行经的事故路段施划的双黄线系南北两个单位工作区域的分界线，有别于交通标线，其在靠近双黄线的北侧驾驶电动自行车向宿舍行驶，客观上应属于风险较小的合理路线，并非逆向行驶。鉴此，冯晨应当承担次要事故责任，闫军师和谢刘治应当共同承担主要事故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学理认为，其构成要件包括：（一）须有数个加害人；（二）须各个加害人的行为都符合侵权行为的要件；（三）须各加害人之间具有意思联络，即有共同故意。本案中，闫军师与谢刘治事先商定牵引方案，并按此实施，而非分别实施，因此，无论从物理形态还是法律评价上分析，二者驾驶车辆在连接使用时，应当是一体的。受害人冯晨驾驶电动自行车（后座载人）不慎撞击连接两车之间的钢丝绳而发生本案交通事故，该事故与闫军师和谢刘治驾驶各自车辆所从事的牵引与被牵引的行为从整体上发生了直接因果关系，而非一审认定的闫军师驾驶车辆在牵引过程中已按规定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即无过错。故闫军师和谢刘治对本起交通事故所致冯晨的损害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因其行为均系职务行为，应由其雇主且为车辆所有权人的顾春锋对外承担替代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应当适当减轻，本案中，冯晨作为非机动车驾驶人应当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一审根据其过错程度，酌定由冯晨自行承担损失的20%并无不当，而冯晨的其余合理损失应由闫军师和谢刘治的雇主顾春锋承担替代赔偿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第二款规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本案中，冯晨就误工费损失一审提供了自2017年12月15日至2018年11月15日每月均有固定收入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帐户交易明细”，其还提供了事故发生后的2018年12月14日至2019年7月15日期间“中国建设银行个人帐户收入交易明细”，以证明上海佩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饶市分公司按月给付的伤后收入与之前存在明显下降。冯晨另提供了上海佩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人事部门出具的冯晨自2016年4月起在该单位任职的收入证明、国家税务总局上饶市信州区税务局出具的冯晨为其工资薪金所得交纳个人所得税的税收完税证明，税款所属时期为2018年8月至11月。二审期间，冯晨又提供了两份与上海佩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所涉期限第一份自2016年4月1日起至2018年6月30日止，第二份自2018年7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冯晨另提供了上海佩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自2017年1月13日至2018年4月13日按月给付工资收入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帐户交易明细”，以及上海佩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饶市分公司自2018年5月15日至2018年11月15日按月给付工资收入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帐户交易明细”，该组证据自2017年12月15日至2018年11月15日期间冯晨按月取得固定收入以及汇款单位的记载内容与其一审提供的相关证据内容一致。上述证据中工资发放主体前后不完全一致，且用工主体也不完全一致，但2017年1月13日至2018年4月13日期间由上海佩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直接向冯晨发放工资，与之后由上海佩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饶市分公司发放工资并不影响上海佩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作为冯晨用工主体的法律地位，因为上述分公司均由上海佩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设立，其并不具有独立的人格，其应在法人授权范围内依法从事民事活动，其经营管理的财产是法人财产的一部分，因此，上述分公司行为的法律后果均应归属于设立公司上海佩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至于冯晨的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工资收入远低于其工作期间实际取得的收入，这并不影响对冯晨误工费损失的认定，因为上述司法解释已经明确规定，“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故安诚财险南通公司和顾春锋的质证意见均不能采纳。一审确定以冯晨受伤前后实际收入减少的总体情况确定其误工费损失约为4475元应属合理，一审结合鉴定报告中误工期限确定为180天的鉴定意见，核定冯晨误工费损失为26850元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本案中，冯晨的伤情被评定为1个九级伤残、4个十级伤残，涉及人体多个主要器官，该伤情使其日常生活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并加剧了其精神痛苦，而且，冯晨仅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鉴此，一审法院酌定支持其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并无不当，但一审又将该损失计入冯晨全部合理损失，且再次进行了赔偿责任的过错评价，使其获赔数额由上述15000元减少为12000元，该认定有误，二审本应予以纠正，鉴于冯晨并未提出上诉，该部分判决亦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也未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故二审不再改判。 鉴上，一审认定冯晨因本次交通事故所致合理损失为780554.7元，二审对之予以认定。 关于争议焦点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一审法院在该院判决理由部分已作引用），承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和侵权责任人之间在对外理赔中确有赔偿顺序，由于谢刘治驾驶的苏Ｆ×××××号被牵引车辆在安诚财险南通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100万元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含不计免赔率险），并在保险期限内，但闫军师驾驶的苏Ｆ×××××号牵引车辆当时处于交强险脱保状态。因涉及安诚财险南通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中的具体理赔数额，本院有必要对连带责任人闫军师和谢刘治之间的各自责任大小作出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连带责任人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相应的赔偿数额；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第二款规定，支付超出自己赔偿数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本案中，牵引车辆驾驶人闫军师和被牵引车辆驾驶人谢刘治在事故中承担同等责任，又均为机动车，其过错程度相当，对内应当各自分担50%的赔偿责任，即各自承担390277.35元（780554.7元×50%）。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闫军师驾驶的苏Ｆ×××××号牵引车辆当时处于交强险脱保状态，而冯晨的合理损失中医疗费和残疾赔偿金等均超出苏Ｆ×××××号被牵引车辆交强险相应的分项责任限额，承保的安诚财险南通公司只能在该车交强险责任限额内穷尽理赔。鉴此，闫军师的雇主顾春锋按上述规定应对冯晨合理损失中的50%即390277.35元首先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替代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即医疗费用限额10000元和伤残费用限额110000元共计120000元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其余270277.35元损失由闫军师的雇主顾春锋以80%的过错责任比例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即由顾春锋承担其中216221.88元的过错赔偿责任。因顾春锋已为冯晨垫付医疗费1566.2元，并通过他人转交冯晨105000元，故其尚应赔偿冯晨各项损失229655.68元（120000元+216221.88元-1566.2元-105000元）。 苏Ｆ×××××号被牵引车辆驾驶员谢刘治的雇主顾春锋按上述规定应对冯晨合理损失中的另50%即390277.35元承担赔偿责任，因谢刘治驾驶的苏Ｆ×××××号被牵引车辆在安诚财险南通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10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含不计免赔率），故安诚财险南通公司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即赔偿冯晨医疗费损失中的8000元（另预留梁小平医疗费2000元）和残疾赔偿金等损失中的110000元，对冯晨超过交强险责任限额的损失计272277.35元（390277.35元-8000元-110000元），因驾驶员谢刘治的雇主顾春锋负事故80%的赔偿责任，故应由安诚财险南通公司在100万元商业三者险（含不计免赔率）限额内予以理赔，赔偿金额为217821.88元（272277.35元×80%）。上述两项合计，安诚财险南通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冯晨因交通事故所致各项损失合计335821.88元（8000元+110000元+217821.88元）。 因冯晨在一审判决后并未提出上诉，视为其认可一审判决赔偿数额即648043.76元。鉴此，安诚财险南通公司和顾春锋因二审改判所应承担的赔偿数额不应超过该数额，故按比例计算，即648043.76元/672043.76元（二审冯晨获赔数额，即336221.88元+335821.88元）后四舍五入为96.4288%，安诚财险南通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冯晨因交通事故所致各项损失合计323829.01元（四舍五入）。顾春锋应当另赔偿冯晨因交通事故所致各项损失合计324214.72元（四舍五入）。其余合理损失计132510.97元（780554.7元-323829.01元-324214.72元）由冯晨自行承担。 综上所述，安诚财险南通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为闫军师驾驶的苏Ｆ×××××号牵引车辆在事故中无过错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该车雇主顾春锋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苏0691民初473号民事判决； 二、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冯晨因交通事故所致各项损失合计323829.01元； 三、顾春锋赔偿冯晨因交通事故所致各项损失324214.72元，扣除顾春锋已先期赔偿的106566.2元，顾春锋尚应赔偿217648.52元； 上述第二项、第三项判决义务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款项汇入冯晨银行账户内（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南通狼山支行，账号：62×××12）；如果义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四、驳回冯晨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已减半收取），由冯晨负担847元,由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负担926元（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负担部分，冯晨已垫付，待履行时由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一并给付至冯晨账户），由顾春锋负担927元（顾春锋负担部分，冯晨已垫付，待履行时由顾春锋一并给付至冯晨账户）。二审案件受理费3340元，由顾春锋负担1671元，由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负担1669元。因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同意，如胜诉，由败诉方直接向其支付，故本院不再向其退还胜诉部分的案件受理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 谦 审判员 吕 敏 审判员 卢 丽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周伟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