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30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白某，女，1969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赫，北京市创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女，1940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1（杨某之子），男，1964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上诉人白某与被上诉人杨某因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148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白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白某一审的诉讼请求，即判决被继承人白某1遗留的位于201号的房产(以下简称201号房屋)由白某和杨某继承，白某继承该房屋25％的份额。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杨某提交两份协议的性质应为赠与协议,而不是遗赠扶养协议。协议的真实性举证责任应由提供协议的人承担，两份协议存在矛盾，白某1的签名无法鉴定，杨某未申请协议书上标明的证人出庭作证，未能提交证明协议真实性的证据，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应按照法定继承的原则处理。杨某辩称，不同意对方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协议真实有效，未申请证人马某出庭作证是因为马某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也希望能够对协议中白某1的签字进行鉴定，但是白某1去世久远，没有有效比对样本无法鉴定。201号房屋房价计算表中使用的是白某1和杨某的工龄及杨某的教师优惠，与白某之母水某无关。白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被继承人白某1遗留的201号房屋由白某和杨某继承，白某继承该房屋25％的份额。杨某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白某1与水某婚后生育白某，水某于1982年6月26日因死亡注销户口。1989年，白某1与杨某再婚。白某1于1999年1月28日因病去世，其所遗留财产的继承事宜至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故诉至法院。杨某在一审法院辩称，白某为水某在杭州认领的，后来迁移户籍到了北京，其并非白某1的亲生女儿。关于诉争的房屋，该房屋折算被继承人白某1和杨某的工龄以后，剩下的购房款是由徐某1和杨某出资的，被继承人留下遗嘱，表示要将涉案房屋留给杨某居住，等其百年以后由徐某2继承所有，与白某没有关系。杨某尽到了对被继承人的赡养义务，负担了其百年以后的丧葬费用及墓地费用，白某没有尽到上述义务。故不同意白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白某1与前妻水某育有一女白某，水某于1939年10月29日出生，于1982年6月26日去世。白某1与杨某于1989年结婚，二人婚后未生育子女，杨某与前夫育有长子徐某1、次子徐某2和女儿徐某3。杨某与白某1结婚时，徐某1和徐某2均已成年，徐某3的年龄为17岁。1998年，白某1购买了201号房屋，在公有住房房价计算表中记载，该房屋使用了男女双方工龄各37年，教师优惠5％。1998年8月20日，白某1与徐某2签订协议书，内容如下：北京某总厂于98年8月进行第二次将公房卖给本厂职工住户。厂职工白某1考虑到继子徐某2目前无条件购买自己单位公房，欲将此次购买权让给继子。徐某2以感激之情愿意购买。1、白某1现住某总厂宿舍201三居室（约50多平方米），白某1与爱人（徐某2之母）双方工龄再加教师优惠以2.18万成本价购买，款额完全由徐某2支付。2、购买房时现房产证名字为白某1但自购买住房之日起所有权应为徐某2所有，徐某2应尽快办理房产证改变名字正式手续。3、徐某2购买房后为了照顾赡养父母，房子仍由父母居住，同时不付给徐某2房租，一直到父母“百年之后”房子由徐某2支配，一切权力由他所有，别人不经徐某2同意不能入住。4、如继父先过世房子由母亲继续住，如母亲先过世，徐某2也不能借口轰继父搬出……直到继父过世，房子才能交给徐某2，别人不得入住。5、继父在世时，徐某2应尽到照顾赡养义务，养老送终。1998年8月21日，白某1支付了购房款21800元，缴款人处签名为杨某和徐某1。1999年1月28日，白某1因病去世，同年3月14日，徐某2向公墓管理处支付了修墓及管理费用3265元。2000年4月11日，杨某向北京某总厂支付了购房差款6943元。201号房屋现登记在白某1名下。一审诉讼中，白某和杨某均否认白某1与徐某3形成了事实扶养关系，经一审法院询问案外人徐某3，其主张白某1与其形成了事实扶养关系，但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亦未在该案中主张权利。一审期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一、杨某提交的协议书。就该证据，杨某提交了两份形式不同的协议，一份协议为协议标题处有“协议书（公证书）”和“1998年8月20日”的记载，正文部分均为复印件，文末白某1、杨某、徐某2和见证人马某的签字均为原件，杨某称该份协议书系白某1亲手书写后复印了几份，相关人员在复印件上签字；另一份协议没有标题，正文部分为手写原件，内容与有协议标题的协议书一致，但文末只有白某1和徐某2的签字。杨某主张该协议书系遗嘱。白某主张该协议应属遗赠，但徐某2并未表示过接受遗赠，且该证据形成已经超过20年，徐某2并未主张过权利，杨某前后两次提交的协议书原件和复印件不一致，第二次提交的版本上没有见证人签字，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一审诉讼中，白某申请对协议书中白某1的签字是否为其本人所签进行鉴定，但白某和杨某均不能提交有效比对样本供鉴定使用，故一审法院终止鉴定。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虽然杨某两次提交的协议书版本在形式上略有差异，但正文部分内容完全一致，且文末均有白某1和徐某2的签字，白某未提交相反证据证明该协议书并非白某1本人签字，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二、杨某提交的马某出具的证明和照片，该证据为证人证言，但马某本人未出庭作证，证据形式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不予确认。一审法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办理，没有遗嘱的，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扶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根据查明事实，白某1与杨某结婚时徐某2已经成年，故白某1与徐某2未形成扶养关系，徐某2并非白某1的法定继承人。白某1与徐某2签订的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了201号房屋的购房款由徐某2支付，徐某2负责照顾赡养白某1，待白某1去世后房屋归徐某2所有，该约定符合遗赠扶养协议的法律特征，故该协议的性质并非遗嘱，应属遗赠扶养协议。杨某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徐某2为白某1购买了墓地，即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生养死葬的义务，因此，徐某2根据协议约定应当享有遗赠的权利。虽然白某对该协议真实性持有异议，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协议无效或并非白某1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在权利人徐某2未明确放弃接受遗赠的情况下，白某主张继承201号房屋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关于白某称徐某2作为受遗赠人未作出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一节，因徐某2与白某1均在协议书中签字，应视为其认可协议书的内容，其签字的行为本身就应视为其接受遗赠，故法院对白某的主张不予采信。关于白某主张201号房屋使用了水某工龄一节，根据一审查明事实，白某1于1998年购买了201号房屋，房价计算表中记载使用了夫妻双方各37年工龄，而水某于1982年去世时年龄为43岁，根据常理判断，其显然不可能具有37年工龄，故该房屋应当使用的是杨某的工龄，白某作为水某的继承人亦不能就此享有相关财产性权利，故对白某的此项主张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五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白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查，当事人确认,补充认定事实如下:201号房屋在白某1去世后由杨某居住使用。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扶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根据查明事实，白某1与徐某2签订的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了201号房屋的购房款由徐某2支付，徐某2应尽到照顾赡养义务，养老送终，待白某1去世后房屋归徐某2所有。该约定符合遗赠扶养协议的法律特征，故该协议的性质应属遗赠扶养协议。白某主张该协议的性质系赠与缺乏法律依据。私文书证由制作者或者其代理人签名、盖章或捺印的，推定为真实。上述协议手写内容与复印内容一致，文末均显示有白某1签字，故该协议在形式上推定为真实。而私文书证实质证明力的大小，需依据私文书内容的具体情形作出判断。同时，援引私文书证的一方当事人需承担私文书证实质真实的举证责任。本案中,杨某提交的201号房屋购房款收据上载明缴款人处签名为杨某和徐某1，由杨某支付了购房差款。白某对此虽不认可，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且依据相关证据能够证明徐某2为白某1购买了墓地，即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生养死葬的义务，上述证据进一步证明了协议的真实性。因此，协议应为真实有效，在徐某2未明确放弃接受遗赠情况下，白某要求继承201号房屋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所述，白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900元，由白某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琳审 判 员  吴扬新审 判 员  刘福春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方 硕书 记 员  柳惠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