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36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学昌，男，1952年6月28日出生。上诉人（原审被告）：扣志军，女，1953年5月7日出生。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谷娟，北京兴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桂安，男，1982年8月26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馨，女，1962年4月6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阎国强，北京宸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玉杰，北京宸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孙学昌、扣志军因与被上诉人徐桂安、范馨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民初266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学昌、扣志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徐桂安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徐桂安、范馨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有误；首先，孙学昌、扣志军于2017年9月将涉案北京昌君华提琴厂（下称“昌君华提琴厂”）转卖给范馨，之后的经营与孙学昌、扣志军无关，范馨私自注销营业执照，孙学昌、扣志军并不知情，不应承担责任，昌君华提琴厂搬迁属于国家政策影响，为不可抗力，且徐桂安系自动离职，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情形，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有误；另外，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只有在第三人属于善意第三人的情况下，才可以追加注销公司后的股东为共同被告，徐桂安熟悉知晓昌君华提琴厂的转卖、实际变更经营管理人员的情况，其不属于善意方，不应将孙学昌、扣志军列为共同被告并承担责任，本案主体有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徐桂安对于孙学昌、扣志军的上诉，书面答辩称：第一，一审法院已查明“2017年9月25日，经股东及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同意选举范馨为执行董事并聘任其为公司经理；2019年8月15日，经股东及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同意注销昌君华提琴厂，扣志军及孙学昌在股东及职工代表大会决议书中签名”，故孙学昌、扣志军上诉称范馨私自注销营业执照，其二人并不知情，不属实；第二，昌君华提琴厂搬迁是因为未办理相关环保手续，并不属于不可抗力徐桂安亦非自动离职，而是由于昌君华提琴厂经营地点多次搬迁，工作条件越来越差，最后搬迁的地方连自来水都不能随时供应，且昌君华提琴厂未给徐桂安缴纳社保等，导致徐桂安要解除劳动关系，要求孙学昌、扣志军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支付未缴纳养老保险补偿金、支付未缴纳失业保险一次性生活补助费等，徐桂安并未要求孙学昌、扣志军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双倍经济补偿金，徐桂安要求的各项补偿金、补助费是合情合理合法的；第三，徐桂安对于孙学昌、扣志军与范馨之间的内部关系并不清楚，孙学昌、扣志军与范馨之间是如何约定的并未告知徐桂安及其他员工，徐桂安已于2019年8月15日前到北京市大兴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下称“大兴仲裁委”）申诉，孙学昌、扣志军、范馨等为规避昌君华提琴厂承担责任，一边同意与徐桂安协商，与徐桂安达成调解意向、同意支付徐桂安各项费用，一边又相互配合注销了昌君华提琴厂；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孙学昌、扣志军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孙学昌、扣志军的上诉，维持原判。范馨对于孙学昌、扣志军的上诉，书面答辩称：服从一审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徐桂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范馨、孙学昌、扣志军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20000元；2.判令范馨、孙学昌、扣志军支付2001年3月9日至2011年6月30日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补偿金20000元；3.判令范馨、孙学昌、扣志军支付2001年3月9日至2011年6月30日期间未缴纳失业保险的一次性生活补助费20000元；4.判令范馨、孙学昌、扣志军支付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29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72000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范馨、孙学昌、扣志军承担。范馨一审辩称：不同意徐桂安的诉讼请求；首先，昌君华提琴厂已办理完注销登记，法人资格消灭，法定代表人范馨的权利义务即告终结；范馨不是昌君华提琴厂股东，也没有过错，依法不需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即使法院认为范馨应承担责任，也只是承担少部分赔偿责任；其次，范馨于2017年9月25日变更为昌君华提琴厂法定代表人，自2018年1月起仅负责员工工资发放，未实际参与经营与管理，昌君华提琴厂实际经营管理人系股东孙学昌，员工按照孙学昌指令开展工作；最后，昌君华提琴厂受政府政策影响迁离北京，搬迁并未导致徐桂安工资待遇不合理变化，工作地点也无明显不利影响，并积极与徐桂安协商工资待遇等事宜，并没有主动与徐桂安解除劳动关系，徐桂安申请劳动仲裁之前并未与昌君华提琴厂提及离职事宜。孙学昌、扣志军一审辩称：不同意徐桂安的诉讼请求，2017年9月将公司转卖给范馨，之后的经营与孙学昌、扣志军无关，范馨私自注销营业执照，孙学昌、扣志军并不知情，不应承担责任，昌君华提琴厂搬迁属于国家政策影响，属于不可抗力，徐桂安是自己离职的。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徐桂安系外埠农业户口人员，昌君华提琴厂为徐桂安缴纳2013年10月至2019年6月期间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2019年8月22日，徐桂安以昌君华提琴厂为被申请人向大兴仲裁委申诉，大兴仲裁委于当日作出京兴劳仲不受字（2019）第014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理由为申诉的被申请人主体不适格；2019年8月26日，徐桂安以范馨、孙学昌、扣志军为被申请人向大兴仲裁委申诉，大兴仲裁委于当日作出京兴劳仲不受字（2019）第0150号不予受理通知书，理由为申诉的被申请人主体不适格；对上述事实，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徐桂安主张其于1997年6月13日入职昌君华提琴厂，提交了“1.王恩成书面证人证言及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2.工作就业证明；3.2018年7月12日至2019年7月4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易明细、电子凭证打印件；4.暂住证”，范馨、孙学昌、扣志军对证据1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但认可所加盖的昌君华提琴厂公章的真实性，对证据3和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可证据3中“6230582000003226035”是范馨本人账号，并主张徐桂安于2013年10月入职；经一审法院审查，王恩成作为证人未到庭；工作就业证明记载徐桂安自2010年10月起在昌君华提琴厂工作、担任安装组组员职务并已签订5年的劳动合同，暂住证记载徐桂安来本市日期为2005年5月25日、现服务处所为昌君华提琴厂。徐桂安主张其离职时间为2019年7月22日，因为昌君华提琴厂自2019年7月初经政府要求搬迁至河北省，搬迁后徐桂安要求昌君华提琴厂保证每月最低工资为6000元，但公司未同意，双方未协商一致故无法到新工作地点工作。范馨、孙学昌及扣志军主张徐桂安离职时间为2019年6月，徐桂安实际出勤至2019年7月22日，系自动离职。一审法院另查：昌君华提琴厂于2001年3月9日成立，昌君华提琴厂股东为孙学昌和扣志军，该二人出资额占比为各50%；2017年9月25日，经股东及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同意选举范馨为执行董事并聘任其为公司经理；2019年8月15日，经股东及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同意注销昌君华提琴厂，扣志军及孙学昌在股东及职工代表大会决议书中签名。一审法院认为：1.关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问题；就入职时间一节，徐桂安主张其于1997年6月13日入职昌君华提琴厂，但其提交的王恩成书面证言不足以证明上述主张，王恩成亦未到庭接受质询，且昌君华提琴厂于2001年3月9日成立，故一审法院对徐桂安上述主张不予支持；范馨、孙学昌及扣志军认可工作就业证明中昌君华提琴厂公章的真实性，认可暂住证的真实性，一审法院对工作就业证明和暂住证予以采信；范馨、孙学昌及扣志军虽主张徐桂安于2013年10月入职，但工作就业证明记载徐桂安自2010年10月起担任安装组组员，同时暂住证记载徐桂安来本市日期为2005年5月25日，服务处所为昌君华提琴厂，故一审法院对范馨、孙学昌及扣志军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徐桂安于2005年5月25日入职昌君华提琴厂；就离职时间一节，范馨、孙学昌及扣志军虽主张徐桂安于2019年6月离职，但认可徐桂安实际出勤至2019年7月22日，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确认徐桂安与注销前的昌君华提琴厂自2005年5月25日至2019年7月2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就工资标准一节，范馨、孙学昌及扣志军未提交徐桂安申请仲裁前二年工资支付记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现徐桂安主张月工资为6000元，未超过一审法院核定标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2.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问题；徐桂安与范馨、孙学昌及扣志军均认可昌君华提琴厂自2019年7月起从北京市搬迁至河北省的事实，属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情形，综合双方当事人庭审陈述，一审法院能够认定双方就变更工作地点经协商未达成一致意见，导致双方劳动关系无法继续履行，故徐桂安要求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一审法院予以支持；3.关于未缴纳养老保险补偿金问题。徐桂安为外埠农业户口人员，昌君华提琴厂未为其缴纳2005年5月25日至2011年6月30日期间养老保险，故其要求支付上述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补偿金，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徐桂安要求2001年3月9日至2005年5月24日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补偿金，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4.关于未缴纳失业保险一次性生活补助费问题；徐桂安为外埠农业户口人员，昌君华提琴厂未为其缴纳2005年5月25日至2011年6月30日期间失业保险，徐桂安要求支付上述期间的未缴纳失业保险一次性生活补助费，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徐桂安要求2001年3月9日至2005年5月24日期间未缴纳失业保险一次性生活补助费，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5.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问题；徐桂安要求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29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未经仲裁前置程序，一审法院不予处理；6.孙学昌、扣志军为昌君华提琴厂股东及出资人，现昌君华提琴厂已注销，二人应就昌君华提琴厂的债务承担相应责任。范馨非昌君华提琴厂股东及出资人，故无需承担相应责任。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于2019年12月24日判决：一、孙学昌、扣志军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徐桂安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87000元；二、孙学昌、扣志军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徐桂安2005年5月25日至2011年6月30日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补偿金10404.35元；三、孙学昌、扣志军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徐桂安2005年5月25日至2011年6月30日期间未缴纳失业保险一次性生活补助费3528元；四、驳回徐桂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一审法院审理本案，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在案证据，所作认定及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孙学昌、扣志军上诉主张其二人已将昌君华提琴厂转卖给范鑫，不应承担法律责任，而一审法院已查明范鑫于2017年9月25日经股东及职工代表大会决议被选聘为昌君华提琴厂的执行董事及经理，孙学昌及扣志军作为昌君华提琴厂股东均在2019年8月15日关于注销昌君华提琴厂的股东及职工代表大会决议书中签字确认，故孙学昌、扣志军应向徐桂安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等。综上，一审判决正确，本院应予维持；孙学昌、扣志军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所提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孙学昌、扣志军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耿燕军审 判 员 张玉贤审 判 员 刘 洁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李长亮书 记 员 薛 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