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4民终33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三明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万达广场15幢4层办公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402MA2XN7N28W。 法定代表人：王志彬，该公司高级总裁。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善鹤，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仲华，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福建三明万驿会展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新市中路121号3幢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403077435627M。 法定代表人：邓衍余，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彩园，福建万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厦门子文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园山南路30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3072822089K。 法定代表人：何秀珍，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卜水龙，福建瀛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劲斌，福建瀛莱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三明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乾龙新村176幢5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4003376529362。 法定代表人：王亮，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善鹤，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仲华，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三明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达商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福建三明万驿会展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驿公司）、原审被告厦门子文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文公司）、三明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达投资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前由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闽0402民初2399号民事判决，万驿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9日作出（2019）闽04民终452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2018）闽0402民初2399号民事判决，发回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重审。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9年10月12日作出（2019）闽0402民初2055号民事判决，万达商管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万达商管公司及原审被告万达投资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善鹤、被上诉人万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彩园、原审被告子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卜水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万达商管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2019）闽0402民初2055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判万达商管公司不承担支付工程款及逾期利息的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万驿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搭建合作协议》的双方主体是万驿公司与子文公司，而非万达商管公司。《搭建合作协议》落款处盖有“三明万达活动专用章”印字的印鉴，一审法院误认为该印鉴系公章。实际上万达商管公司从未认可过该印鉴的真实性，也一再向一审法院说明万达商管公司与万达投资公司没有也从未使用过该印鉴。一审法院仅依据印鉴上有“万达”字样，就认定该印鉴与万达商管公司和万达投资公司有关联，没有事实依据。万驿公司提交的《搭建合作协议》既没有加盖万达商管公司或万达投资公司的公章，也没有加盖万驿公司的公章，因此万达商管公司有理由相信该印鉴系万驿公司自行加盖。林维安原系万达商管公司的员工，但在万驿公司提交与其通话录音以及一审法院进行询问时，林维安已经不是万达商管公司的员工，万达商管公司对其表述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且与事实不符。万达商管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2017年3月20日万达投资公司与子文公司签订的《福州区域三明万达广场2017年度宣传物料制作及安装服务合同》证明案涉活动中的喷绘制作品制作事宜系合同履行期间委托子文公司承揽，而子文公司又是通过万驿公司实际履行了案涉活动中的喷绘制作品制作事宜，因此子文公司才是《搭建合作协议》的相对方2.本案工程款及逾期利息应由子文公司承担支付责任。根据万驿公司提交的《搭建合作协议》的约定，子文公司负有直接向万驿公司付款8万元的义务，该条款证明子文公司与万驿公司就案涉工程存在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子文公司员工转账支付4万元给万驿公司，并备注“桁架搭建款”。子文公司的付款行为系履行上述《搭建合作协议》项下的付款义务。另外，子文公司转账4万元的备注中注明“帮三明万达垫付桁架搭建款”，但子文公司自2017年起至今未向万达商管公司追偿该款项，明显与常理不符。 万驿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1.一审法院认定《搭建合作协议》的相对方是万达商管公司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万驿公司提交的与林维安、吴璇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林维安的陈述可以形成相互印证的证据链，充分证明《搭建合作协议》的签订是林维安在万达商管公司履职期间找万驿公司签订的，案涉工程系万驿公司施工的，对万驿公司举证证明向万达商管公司讨要工程款的事实，万达商管公司在庭审中也无合情合理的理由来回避万达商管公司现任员工吴璇及领导欧兆亮与万驿公司协调并通过子文公司账户向万驿公司支付部分工程款4万元的事实。林维安现在虽不再是万达商管公司的员工，但其所陈述的案涉工程系由万驿公司施工以及万达商管公司现任员工吴璇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其负责后续款项协调支付的情况是相互印证的。无论是已经离职的员工还是现在在职的员工，签订协议、协调付款等行为都是万达商管公司履行与万驿公司签订的《搭建合作协议》的义务。本案的证据具有高度盖然性，证明案涉工程系万驿公司施工，一审法院认定《搭建合作协议》的相对方系万达商管公司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万达商管公司认为《搭建合作协议》的相对方是子文公司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子文公司不是《搭建合作协议》的任何一方，协议的内容只涉及子文公司为协助万达商管公司付款的义务，该协助义务已通过万达商管公司员工吴璇与万驿公司协调付款事宜的聊天记录中得到印证。从合同付款义务部分履行的情况来看，子文公司不是付款义务方，万达商管公司才是履行付款义务的一方。一审法院认定子文公司与万驿公司就案涉工程不存在合同关系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案剩余工程款及逾期利息应当由万达商管公司承担。3.本案通过发回重审，事实和法律关系均已清楚，万达商管公司一再通过诉讼拖延履行付款责任，应当驳回其上诉。 子文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子文公司并非《搭建合作协议》的相对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认定正确。子文公司与万驿公司之间没有任何合同关系。子文公司已经按照万达投资公司的订单，完成相应的项目。子文公司完成的项目与万驿公司主张的项目没有任何关系，子文公司也从未将项目发包给万驿公司。万达商管公司主张子文公司通过万驿公司履行喷绘制作业务，与事实不符。基于子文公司并非《搭建合作协议》的相对方，协议内容对子文公司没有约束力。子文公司也没有参与万达商管公司及万驿公司所述的协调付款的协调会。子文公司没有付款义务，子文公司只是应万达投资公司的要求，先行垫付4万元给万驿公司，至于万达商管公司与万驿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与子文公司无关。子文公司代垫的4万元款项，并非履行《搭建合作协议》的款项，对该款项，子文公司保留向万达投资公司追索的权利。万达商管公司以子文公司至今未追偿该款项为由推定子文公司向万驿公司支付4万元系履行《搭建合作协议》，不能成立。万达投资公司至今仍拖欠子文公司其他款项，双方对此仍在进行协商。万达商管公司针对子文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万达商管公司对子文公司的上诉请求。 万达投资公司辩称，其同意万达商管公司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 万驿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万达商管公司、子文公司、万达投资公司支付工程款55，967元，支付逾期利息3540元，共计59，507元（逾期利息从2017年5月1日计至2018年9月1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年4.75%计算，期后利息计至实际履行日）;2.万达商管公司、子文公司、万达投资公司承担诉讼和保全费用。 一审法院查明认定事实： 1.2017年3月20日，万达投资公司与子文公司签订《福州区域三明万达广场2017年度宣传物料制作及安装服务合同》，万达投资公司委托子文公司承揽合同约定的喷绘制作品喷绘制作事项，合同期限自2017年3月20日起至2018年3月19日止。合同约定本合同为年度合作合同，暂定年度费用共计563，830元。同时，约定子文公司需成立专项工作小组完成合同项下包括设计、校对、打样、喷绘制作等在内的全部工作，不得由专项工作小组以外的人员参与，也不得转包给任何第三人。 2.2017年5月25日，万达投资公司对“三明万达广场美食文化节活动氛围物料制作”进行验收，验收单记载合同执行单位子文公司，合同金额184，299.6元，验收金额总计177，399.6元，验收单对项目类别、规格、品牌、报价、数量等均有记载。2017年7月5日，子文公司开具二份增值税普通发票给万达投资公司，金额为177，399.6元。2017年8月4日，万达投资公司转账支付177，399.6元给子文公司。 3.万达投资公司经营范围：商业服务设施（包括写字楼、公寓、商场和酒店）的投资及管理；房地产开发及销售；房屋出租；物业管理。万达商管公司经营范围：商业管理、物业管理、停车场（库）管理；绿化养护、绿化工程施工；企业管理信息咨询（除投资与资产管理）；日用品、服饰、皮具、建筑材料、五金产品、家用电器、通讯器材的批发；会议及展览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图文设计、制作；房屋租赁服务。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1.《搭建合作协议》的合同相对方；2.《搭建合作协议》项下工程项目是否由万驿公司实际履行；3.案涉工程款及其逾期利息的支付责任方。 关于《搭建合作协议》的合同相对方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万驿公司提供的《搭建合作协议》甲方为万达商管公司，乙方为万驿公司，落款处盖有“三明万达活动专用章”印字的公章，对于该公章万达商管公司虽然否认其拥有或使用过，但公章上有“万达”字样，万达商管公司及万达投资公司并没有对公章真实性提出异议，因此一定程度上说明与本案的万达商管公司和万达投资公司有关联。在本次重审的庭审过程中，万达商管公司认可林维安系其公司员工，职务是万达商管公司的市场推广部经理，而在万驿公司提供的其法定代表人邓衍余于2018年11月1日、2018年12月18日与林维安的电话录音中，林维安说到“这个章是万达活动的章，这个章有活动的时候都会盖，我们怎么会去私刻章呢”、“每个万达都会有啊，都会有这些活动章，这是很正常的”、“专用章一般就是活动啊”等等，有多处承认万达开展活动时都会使用该公章，该通话录音虽然万达商管公司辩解认为无法确认通话对象就是林维安，但经对林维安进行询问，林维安对与邓衍余的通话事实予以确认，因此该通话录音的真实性应予认可。在一审法院对林维安所作的询问笔录中，林维安陈述印有“三明万达活动专用章”系万达商管公司下属部门的印章，即使是下属部门的章，其效力亦应归属于万达商管公司。万达商管公司对林维安属其公司员工的自认及万驿公司提供的电话录音及林维安本人关于活动专用章的陈述相互印证，可以证明是万达商管公司或其下属部门使用了印字为“三明万达活动专用章”的印章对《搭架合作协议》进行盖章确认。故，《搭建合作协议》虽未盖有万达商管公司的公章，但本案证据足以证明系万达商管公司对搭建合作协议进行了确认，万达商管公司应作为《搭建合作协议》的合同相对方。 关于《搭建合作协议》项下工程项目是否由万驿公司实际履行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三明万达广场确于2017年4月初开展“华南美食文化节暨三明万达百日庆”主题活动。涉及主题活动有关项目，在庭审过程中，子文公司承认万达投资公司2017年5月25日验收的“三明万达广场美食文化节活动氛围物料制作项目”并非案涉万驿公司承接的广场桁架搭建项目，同时也承认其与万驿公司无任何合同关系，且本案亦无证据证明子文公司将“三明万达广场美食文化节活动氛围物料制作”项目部分或全部转由万驿公司完成。因此，本案无法认定子文公司完成了搭建合作协议项下的工程项目。从万驿公司提供的2018年12月18日万驿公司法定代表人邓衍余与林维安的通话记录看，作为万达商管公司员工的林维安明确承认案涉主题活动广场桁架搭建项目由万驿公司完成，该事实及双方的通话内容林维安在一审法院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中已确认。而且，万达投资公司庭审中承认知晓拖欠万驿公司案涉工程款及搭建工人工资，并积极督促支付欠款，万达投资公司的承认构成自认，至少说明万驿公司完成相应工程才导致欠工程款、欠薪的事实。加之，在万驿公司组织工人拉横幅索讨欠薪当天，万驿公司即收到子文公司员工转账支付的4万元，子文公司员工转账时备注的是“桁架搭建款”，子文公司在庭审中陈述其不清楚具体支付什么款项，与该备注相矛盾，在没有完成工程项目的事实基础上，仅凭工人拉横幅讨薪就获得工程款项，不符合常理。综上所述，本案证明案涉项目工程实际完成的证据达到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足以认定案涉工程项目由万驿公司实际完成的事实。 关于案涉工程款及其逾期利息的支付责任方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本案子文公司虽通过员工转账支付4万元给万驿公司法定代表人邓衍余，但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子文公司与万驿公司对案涉项目工程存在合同关系，也无证据证明子文公司将其承接的“三明万达广场美食文化节活动氛围物料制作项目”交由万驿公司完成的事实，子文公司自身亦认可其完成的“三明万达广场美食文化节活动氛围物料制作项目”不包含案涉项目工程，而且，万达商管公司在答辩中也承认其并未委托子文公司承揽案涉项目工程。因此，本案证据无法证明并认定案涉工程款及逾期利息应由子文公司支付。其次，子文公司虽承认4万元款项是万达投资公司指令其支付给万驿公司的，但本案并无其他证据证明万达投资公司与案涉项目工程有关，也无证据证明万达投资公司与万驿公司有合同关系。因此，本案证据不足以认定万达投资公司应当支付案涉工程款。第三，万达投资公司与万达商管公司均是独立法人，从万达投资公司与万达商管公司的经营范围看，案涉广场桁架搭建项目工程是“华南美食文化节暨三明万达百日庆”活动的一个项目，属于万达商管公司经营范围下的“会议及展览服务”，且在庭审中万达商管公司、万达投资公司均认可万达商管公司是现场实际管理人。因此，案涉项目实际经营管理者及直接受益方应是万达商管公司，理应由万达商管公司支付案涉工程款及逾期利息。第四，上文已述，万达商管公司是《搭建合作协议》相对方，万驿公司已实际完成案涉项目工程，万达商管公司应当支付工程的相应对价款。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搭建合作协议》系万驿公司与万达商管公司签订，《搭建合作协议》的一方万驿公司根据协议实际完成了桁架搭建项目工程，该协议应视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并生效，应予确认。万达商管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及实际管理方，在案涉工程实际交付使用后，因案涉项目工程而受益，应当支付相应的工程款。故万驿公司要求万达商管公司支付工程款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关于工程款的数额，万驿公司认为其将报价函发送给林维安，因增加了工程项目，总工程款从《搭建合作协议》约定的9万元增加到95，967元，扣除万驿公司自认已收到的4万元，其主张尚欠工程款55，967元。而林维安在询问笔录中确认在商谈搭建合作事宜时谈及工程款数额为9万元，但其认为应以验收为准。鉴于本案并无证据能够证明案涉项目工程是否验收及工程款数额为95，967元，而根据搭建合作协议双方确定了案涉工程发包价为9万元，故案涉工程款可以发包价9万元为准，万达商管公司应履行5万元工程款的支付义务。关于逾期付款利息问题，万驿公司主张以尚欠工程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年利率4.75%自2017年5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计付逾期利息，主张的付款时间符合《搭建合作协议》的约定，利率计付标准符合法律规定，故予以支持。万驿公司自愿放弃部分工程款利息的请求，未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判决：一、万达商管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给万驿公司工程款5万元及逾期利息（按5万元工程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年利率4.75%自2017年5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万驿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88元，由万达商管公司负担137元，万驿公司负担1151元。 二审中，万达商管公司、万驿公司、子文公司、万达投资公司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且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认定的事实均没有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搭建合作协议》签订时，林维安系万达商管公司员工，桁架搭建工程完工后，万驿公司通过微信向林维安催问工程款的支付进度。因万达商管公司拖欠万驿公司桁架搭建工程款，万驿公司在三明万达广场拉横幅讨薪，万达商管公司总经理欧兆亮出面与万驿公司协商处理讨薪问题。协商后，2017年11月1日，子文公司员工康月婷向万驿公司法定代表人邓衍余账户转账支付4万元，并备注“帮三明万达垫付桁架搭建款”。 本院认为，《搭建合作协议》签订时，林维安系万达商管公司的员工，林维安对其所知道的事实进行陈述。万驿公司提交的与林维安的通话录音以及一审法院对林维安所作的《询问笔录》亦经各方当事人质证，程序合法，一审法院将上述通话录音以及《询问笔录》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并无不当。虽然万达商管公司否认其持有和使用过刻有“三明万达活动专用章”字样的印章，不认可“三明万达活动专用章”的真实性，但从《搭建合作协议》的抬头载明甲方为“三明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万驿公司确认该合作协议的相对方系万达商管公司，结合万驿公司法定代表人邓衍余向林维安催问工程款支付进度的微信聊天记录和通话录音、一审法院对林维安所作的《询问笔录》、万驿公司讨薪时万达商管公司总经理欧兆亮出面协商以及万达商管公司作为案涉项目的实际经营管理者和直接受益方的事实经过等，本案证据和事实可以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万达商管公司为《搭建合作协议》的合同相对方。万驿公司完成了桁架搭建工程，万达商管公司应当按照约定履行支付工程款的义务。本案中，子文公司根据《福州区域三明万达广场2017年度宣传物料制作及安装服务合同》的约定制作的“三明万达广场美食文化节活动氛围物料制作项目”中未包含本案桁架搭建工程，万达商管公司亦未举证证明系子文公司将本案桁架搭建工程发包给万驿公司。因此，子文公司即非《搭建合作协议》的相对方，亦非本案桁架搭建工程的转包方，故万达商管公司认为本案尚欠工程款及逾期利息应当由子文公司支付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万达商管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88元，由三明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修晓贞 审判员  吴振泉 审判员  阙 斌 二〇二〇年五月九日 法官助理陈姝玥 书记员陈玉麒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