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19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东方雍和国际版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688395767D。法定代表人：殷秩松，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山东文康（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玉子，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咪咕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023446068905。法定代表人：岳永侠，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沛学，山东君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松，山东君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宪军，男，1969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居民身份号码。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冬梅，女，1968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居民身份号码。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明波，济南钢城钢都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芜鑫兴支行，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203740216886Y。主要负责人：邓钰，行长。上诉人北京东方雍和国际版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雍和公司）、山东咪咕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咪咕文化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宪军、李冬梅，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芜鑫兴支行（以下简称建行鑫兴支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钢城区人民法院（2018）鲁1203民初11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东方雍和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陈宪军、李冬梅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一审法院重审；2.请求判令陈宪军、李冬梅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审理期间及一审判决存在诸多程序问题，且严重对我公司不公。（一）一审法院及一审判决超越陈宪军、李冬梅诉讼请求和陈宪军、李冬梅主张的事实和理由，违反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等基本原则。本案陈宪军、李冬梅的诉讼请求是“返还购买理财产品款”，陈宪军、李冬梅主张的事实和理由是我公司、咪咕文化公司营业范围没有发行股票和相应票据的权限......我公司、咪咕文化公司恶意操盘导致大量会员损失，从中牟取暴利。但事实上，无论是根据各方的举证质证，还是根据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案均不存在理财产品、发行股票和相应票据，亦不存在我公司、咪咕文化公司恶意操盘牟利。但一审法院和一审判决却不仅故意予以忽略，更是没有任何由来的将本案涉及的交易定性为陈宪军、李冬梅从未主张过的期货交易。事实上，不仅陈宪军、李冬梅从未主张过期货交易，陈宪军、李冬梅也从未主张其买卖产品的交易无效、从未释明其诉讼请求的具体法律依据。我公司在一审期间曾多次要求陈宪军、李冬梅释明其诉讼请求的法律依据、以便我公司更有针对性的进行答辩和辩论。然而，陈宪军、李冬梅一直不予以明确，一审法院更是对我公司的该正当要求置之不理。一审法院在整个审理期间既没有要求陈宪军、李冬梅明确其诉讼请求的法律依据，更是从未向任何一方当事人释明本案会涉及期货交易。一审法院的审理过程及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律法规关于民事诉讼的相关规定。（二）一审法院关于涉案交易行为应定性为期货交易的认定，违反了法院关于级别管辖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明确规定，“期货纠纷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明确规定：“以期货交易所为被告或者第三人的因期货交易所履行职责引起的商事案件，由期货交易所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因此，如果本案交易如一审法院所述属于期货交易，则，一审法院对本案根本没有管辖权，一审法院审理本案并作出一审判决严重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期货纠纷级别管辖的明确规定。（三）一审法院审理中的多项行为体现了其对陈宪军、李冬梅的不当保护及对我公司的严重不公平。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多次显示了对我公司的成见，例如：1.根据一审法院官方网站“法官介绍”版块公示的信息显示，一审本案的主审法官/合议庭成员苏有芹法官是刑事审判庭法官。一审法院安排刑事法官担任本案主审法官，充分证明了对本案及对我公司的成见。2.本案于2019年3月14日第一次开庭，在我公司等当事人均按照传票上的时间、地点到达法庭后，一审法官却临时口头告知各方当事人需要更换审判长。我公司为按时出庭，专程提前一天从北京赶到莱芜参加庭审，路途遥远，迫于无奈只好同意更换合议庭成员。二、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等方面存在多处严重错误，判决结果并严重有悖于相同/类似案件。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等方面存在多处严重错误，判决结果严重有悖于相同/类似案件。（一）一审判决认定涉案交易行为应定性为期货交易，与事实及法律严重相悖。一审判决认定我公司实质上组织了期货交易相关活动，涉案交易行为应定性为期货交易，除前述程序违反以外，亦与事实及现行法律严重相悖：1.根据证监会的相关文件，期货交易的基本特征之一包括订立合约时，并非全额付款，而只缴纳商品价值的一定比率作为保证金，即可买入或者卖出。而本案涉及的交易，根本不存在也不允许保证金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杠杆。所有交易均是实时全款交付，包括：包括我公司在内的任何交易会员决定买入产品时，其均仅可在其账户资金数额范围内进行；任何情况下，交易会员能够买入产品的总价款均不会也不可能超出其当时的账户资金余额（否则，买入交易不会成功）。显而易见，本案涉及的交易根本不属于期货交易。2.根据一审判决的认定及我公司的确认，我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产品系其自咪咕文化公司购入。而针对该等产品的交易，卖方仅一个（即咪咕文化公司），我公司在涉案产品发售前即进行了相应的公告。由此可见，陈宪军、李冬梅买入涉案产品的交易，属于单向竞价交易，属于明文规定的商品现货交易。3.涉案交易平台交易的产品均为现货实物产品，全部产品均足额存储于具有相应存储条件的保管机构（如：本案产品一直存储在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南屏镇三棵桩村大青树社），买入产品的交易会员可以随时提货。（二）一审判决有关产品交付和仓储的认定，与事实严重不符。一审判决认定在平台交易过程中，我公司、咪咕文化公司均未向陈宪军、李冬梅进行过实物交付，我公司未提供证据证实已对咪咕文化公司普洱茶购销合同的履行及入库的实际情况进行实地核查（一审判决P8），陈宪军、李冬梅述称交易平台现不能登录，我公司专业运控平台至今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并提出解决方案等，均与事实和一审证据严重相悖。事实上：1.如同我公司在一审中多次所述，包括陈宪军、李冬梅在内的所有交易会员，在注册时均需要设置相应的密码。陈宪军、李冬梅凭借其账号和其自行设置掌控的密码，随时可以登录其账户，任何交易会员登录其账户既不需要我公司提供任何解决方案、也不需要我公司提供任何技术支持。我公司在一审庭审期间并明确告知了登录途径，陈宪军、李冬梅亦表示庭后操作。然而，一审法院却故意忽略并错误将陈宪军、李冬梅拒不登录其个人账户的责任推给我公司承担。2.无论是我公司在本案一审提交的有关货物交付流程、交易规则等相关证据，还是我公司在一审庭审中的解释，我公司都一直强调陈宪军、李冬梅享有其账户内全部产品的完整所有权，陈宪军、李冬梅可以随时提货；由于仓储机构需要确定陈宪军、李冬梅可以提货的产品和具体数量（即：陈宪军、李冬梅必须持有该产品，且提货数量不得超过陈宪军、李冬梅持有的数量）及提货方式（包括收货地址/收件人），因此，陈宪军、李冬梅需要先行输入其账户和密码、登录其个人账户并在线填写提货产品名称、提货数量、提货方式（自提/快递）、收货地址等信息；我公司审核确认提货产品和数量均没有超出其持有量后、会立即通知仓储机构发货。因此，我公司无法主动强制向陈宪军、李冬梅进行实物交付。本案直至目前，陈宪军、李冬梅均一直拒绝登录其账户发起提货，我公司当然无权也无法通知仓储机构发货。陈宪军、李冬梅拒不提货的行为及后果，理应由陈宪军、李冬梅自行承担，和我公司没有任何关系。3.我公司提交了充分的证据（包括但不限于仓储合同、法律意见书）证明涉案产品一直存储在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南屏镇三棵桩村大青树社，陈宪军、李冬梅并无任何证据证明涉案产品不存在或仓储有任何问题。然而，一审法院却完全忽视我公司的证据，偏听偏信陈宪军、李冬梅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口头意见。（三）一审判决故意遗漏我公司的重要证据及答辩/代理意见，违反民事诉讼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和公正审理案件的基本原则。一审判决在证据认定、举证责任分配、控辩意见的采纳上，偏听偏信，严重违反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例如：1.我公司提交了陈宪军、李冬梅在线电子注册成为交易会员过程中必须点击确认、方可完成注册的开户协议、风险提示书等文件。陈宪军、李冬梅也当庭确认其系通过在线电子注册成为交易会员、确认需点击确认相关文件方可完成注册。据此，我公司已经完成了基本的举证责任。陈宪军、李冬梅对我公司任何证据不认可的，陈宪军、李冬梅应当出示相应的反驳证据。然而，在陈宪军、李冬梅没有任何反驳证据的情形下，一审判决即直接认定不采信我公司的证据。2.我公司提交的涉案产品法律意见书、鉴定评估报告、仓储保管合同，均为完整的文件且含有相应的盖章签字，并充分证明我公司仅是平台服务方，并充分履行了全部必要的核查、尽了审慎合理的审核义务。同样的，一审判决亦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全部不予采信。（四）一审判决结果严重有悖于相同/同类案件的已生效判决并存在其他诸多问题。除了前述事项外，一审判决还存在其他诸多问题。例如：1.一审判决认定标的物尚未交付......等同于交易尚未完成，与事实和法律均不符。首先，标的物完整的所有权早在交易当日即全部转移由陈宪军、李冬梅享有，陈宪军、李冬梅也因此支付了全额付款。显而易见，陈宪军、李冬梅与咪咕文化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已履行完毕，买卖交易早已完成。其次，陈宪军、李冬梅未提取产品实物，是陈宪军、李冬梅自己拒不提货原因造成的，更不影响交易的完成。第三，如同一审判决在计算陈宪军、李冬梅主张款额时所示，一审判决支持的陈宪军、李冬梅款额、扣除了陈宪军、李冬梅卖出产品获得的交易额，试问：如果交易没有完成，陈宪军、李冬梅如何能卖出产品？一审判决又能依据什么法律的规定扣除卖出款？第四，即便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标的物实物是否交付、也不是判断交易是否完成的必要因素。2．一审判决认定我公司对合同无效产生的后果承担连带责任亦于法无据。首先，我公司并未从事违反经营范围禁止性规定的活动，陈宪军、李冬梅也从未提交与此相关的任何证据。其次，北京市金融工作局从未认定我公司的行为无效，更未认定陈宪军、李冬梅和咪咕文化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北京市金融工作局的任何文件、也不能成为买卖合同无效的任何依据。第三，我公司从不知悉咪咕文化公司的行为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一审判决认定我公司明知于法无据。第四，我公司从未管理清算陈宪军、李冬梅注入的资金，陈宪军、李冬梅的入金均直接进入陈宪军、李冬梅各自控制的账户之内，所有入金款项的处置也均是陈宪军、李冬梅自行进行。3.我公司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多份生效判决（包括但不限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2民初159号民事判决书，已生效，以下简称徐世宇案），充分证明一审判决于法无据。例如：在徐世宇案中，法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涉案交易有实物作为基础，有真实的仓储存在，交易会员可以进行实物交割，且徐世宇与东方雍和公司均确认涉案交易资金不存在保证金，交易时需全额付款，此与期货交易的典型特征并不相同……尚不足以证明涉案交易为非法期货交易，不符合法定无效情形”。本案与徐世宇案在我公司与陈宪军、李冬梅之间的法律关系、涉案交易情况、双方证据等方面均基本相同，且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为北京现货交易场所较为集中的辖区（东城区和西城区）的上级法院，已审理大量与本案相同/同类案件，对该类案件情况有较为全面的掌握，审理思路清晰、审理结果对同类案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三、一审法院及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与在先生效判决严重相悖、程序违法等诸多问题。我公司已经于2019年9月19日向一审法院提交民事上诉状。在我公司已经提交的民事上诉状中，我公司已经明确指出其中的上诉理由和请求之一，即一审判决存在严重及明显违反级别管辖法律规定的问题。虽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级别管辖是法院应当主动审查的事项，但我公司为维护自身权益，特此将上诉请求1明确为“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并依法移送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或依法改判驳回陈宪军、李冬梅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我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和事实及理由仍见2019年9月19日提交的民事上诉状。咪咕文化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陈宪军、李冬梅全部诉讼请求，或者裁定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陈宪军、李冬梅在东方雍和公司的国际版权交易中心进行的“玉兔典藏”“玉兔典藏2”等涉案茶叶产品的交易并非期货交易。一审判决认定东方雍和公司实质上组织了期货交易相关活动，涉案交易行为应定性为期货交易，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适用国务院《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的规定认定涉案买卖合同违反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我公司认为，涉案茶叶产品的交易有实物作为基础，有真实的仓储存在，交易会员可以进行实物交割，且交易资金不存在保证金，交易时需全额付款，这些与期货交易的典型特征并不相同。因此，本案的交易并不是非法的期货交易，不符合法定无效的情形。陈宪军、李冬梅可以依据买卖合同要求提货，其返还货款的要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陈宪军、李冬梅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建行鑫兴支行述称，本案中，我行作为金融机构，任何公民或法人只要提供金融机构管理部门要求的相应手续，即可在金融机构开设银行账户，东方雍和公司及陈宪军、李冬梅，就是在提供了相关手续后在我行开立的银行账户，我行为其开设银行账户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任何违规、违法行为。至于其在我行开立账户后，与谁发生交易、如何进行操作，我行既不知情，也无权无义务过问。一审判决我行不承担任何责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陈宪军、李冬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东方雍和公司返还我方购买理财产品款131808元及利息（自2016年10月10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偿还之日）；2.判决咪咕文化公司、建行鑫兴支行对以上款项承担连带返还责任；3.一切诉讼费及保全费由东方雍和公司、咪咕文化公司、建行鑫兴支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东方雍和公司是北京市一家通过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检查验收的要素市场之一，发售交易细则确定交易手续费收费标准为买卖双方各支付成交金额的千分之三，经营范围明确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咪咕文化公司先后于2016年10月19日、2016年11月16日向东方雍和公司提交玉兔典藏、玉兔典藏2普洱生茶项目挂牌申请书，所列认购计划中发售的产品规格为5g，线下定向配售，交易期限10年，提货规格为80件或80件的整数倍进行申请，首个提货日为发售期结束后一个月。东方雍和公司与咪咕文化公司签订“玉兔典藏2（生茶）”挂牌协议，双方约定：咪咕文化公司通过东方雍和公司文化收藏品交易平台公开挂牌、流通“玉兔典藏2（生茶）”，挂牌总价为9000000元，发售期自2016年11月19日起至2016年11月25日止；咪咕文化公司应将其发售的文化产品进行统一的仓储管理并积极配合东方雍和公司按时完成产品入库事宜，东方雍和公司监管发售产品的库存盘点及出入库；实物提货由东方雍和公司同意发出提货出库指令，咪咕文化公司据此进行统一提货并妥善安排发货事宜；咪咕文化公司应就此支付东方雍和公司登记费和信息披露费200000元、挂牌服务费270000元；发售成功后15个工作日内，东方雍和公司将所有认购价款划转到咪咕文化公司指定银行账户；东方雍和公司有权依据相关交易规则对挂牌材料、认购单等进行审核并通过其交易平台对披露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挂牌信息、挂牌流程、产品制作信息等）予以披露，有权审核咪咕文化公司相关的各类广告宣传内容，以确保不出现影响平台方合法权益和错误引导或欺骗公众的内容。2016年10月27日、2016年10月28日，东方雍和公司先后发布玉兔典藏、玉兔典藏2发售公告，内容包括产品名称、发售信息、提货说明等，产品自流通交易起1个月后可办理实物提货申请，东方雍和公司自收到实物提货申请后安排统一办理发货事宜。2016年10月10日，陈宪军在东方雍和公司交易平台注册成为会员，先后入金90000元，出金62440元，但其中涉及不属于本诉受案范围的成尚壹号、蕙民茗道3商品。交易明细显示，陈宪军买入玉兔典藏商品清算金额合计21718.55元，卖出玉兔典藏商品清算金额为283.15元。由此，陈宪军因玉兔典藏商品亏损21435.4（21718.55-283.15）元。2016年11月22日，李冬梅注册成为会员，先后入金94000元，一直进行玉兔典藏、玉兔典藏2商品买入操作未出金。在平台交易过程中，东方雍和公司、咪咕文化公司均未向陈宪军、李冬梅进行过实物交付。2016年11月3日，东方雍和公司将玉兔典藏项目结算款5411836元转账至咪咕文化公司账户。2016年11月5日，东方雍和公司将玉兔典藏2结算款4000000元转账至咪咕文化公司账户。2017年1月6日，咪咕文化公司转账950000元至东方雍和公司账户，用途为会员入金。玉兔典藏、玉兔典藏2已停盘，经北京市金融工作局调查，交易品种玉兔典藏、玉兔典藏2和涉及的交易规则未按照《北京市交易场所管理办法（试行）》（京政发〔2012〕36号）第十一条规定履行报批程序，属于未经报批的交易规则。一审法院认为，通过网上申请和注册，陈宪军、李冬梅就咪咕文化公司发售的玉兔典藏、玉兔典藏2产品进行买入和卖出，双方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交易双方会员包括买受人和发售人在东方雍和公司的交易平台进行交易，东方雍和公司收取一定的手续费，双方之间分别形成服务合同关系。陈宪军、李冬梅在建行鑫兴支行开设账户与在东方雍和公司交易平台上开设的交易账户之间进行交易，与建行鑫兴支行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虽然涉案交易的交易规则确定认购的产品数量在认购结束时即属于认购人，但东方雍和公司未提供证据证实已对咪咕文化公司普洱茶购销合同的履行及入库的实际情况进行实地核查。另，与所有权转移相较，出卖人最关键的义务就是交付标的物。特别对于动产而言，如果不交付，单纯所有权转移便毫无意义。本案中，尽管合同约定所有权已经转移，但咪咕文化公司确未交付货物。由此可见，涉案交易行为与传统的现货交易不同，其不以实物交收为目的或者不必交割实物，而允许交易者不实际履行即通过“买入”和“卖出”两种方式进行反向操作，以期通过价格涨跌来获得收益。根据涉案交易的交易规则，交易双方在东方雍和公司开设的网络交易平台进行交易，合约订立后，可以不实际履行，通过反向操作方式了结合约，可以认定交易的对象实际上是以“玉兔典藏”、“玉兔典藏2”为名的普洱茶仓储单据，也就是东方雍和公司统一制定的、规定在将来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标的物的标准化合约。众多客户同时开展买卖交易行为，实际构成了集中交易的结果，也就是涉案交易采用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进行。根据上述分析，东方雍和公司实质上组织了期货交易相关活动，涉案交易行为应定性为期货交易。期货交易具有特殊的金融属性和风险属性，必须在经批准的特定交易场所，遵循严格的管理制度规范进行。国务院颁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期货交易应当在依照本条例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设立的期货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期货交易场所进行。禁止在前款规定的期货交易场所之外进行期货交易。”该条例第六条规定：“设立期货交易所，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审批。未经国务院批准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期货交易场所或者以任何形式组织期货交易及其相关活动。”上述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涉案交易应属无效。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交易明细，陈宪军、李冬梅因涉案的玉兔典藏、玉兔典藏2商品亏损合计115435.4（21435.4+94000）元。东方雍和公司虽自认陈宪军账户内尚有余额9229.77元，但无法认定与本诉的关联性，故不予处理。陈宪军、李冬梅意图通过“三倍涨停”获取高额收益，在交易前不充分了解审查涉案交易模式和资质，其自身存在明显的过错，所主张的利息损失不予支持。陈宪军、李冬梅在东方雍和公司开设的交易平台买入和卖出的是咪咕文化公司发售的产品，交易相对方是咪咕文化公司，故咪咕文化公司对款项的返还负有直接责任。陈宪军、李冬梅述称交易平台现不能登录，东方雍和公司专业运控平台至今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并提出解决方案，且也当庭认可平台已不能进行产品在线交易。作为交易的操控平台，东方雍和公司虽辩称交易会员仍可凭账户和密码登录对其交易账户内的文化收藏品实物随时申请实物提货和出金，但不能证实现平台仍可以进行此操作。因标的物尚未交付，毁损、灭失的风险仍由发售人咪咕文化公司承担。此种情况等同于交易尚未完成，东方雍和公司在此情况下仍将交易款项结算转账予咪咕文化公司。东方雍和公司作为交易平台的提供方，收取登记费和信息披露费、挂牌服务费、交易手续费，有义务对发售方咪咕文化公司的行为进行审查管理，但其违反经营范围的禁止性规定，就未履行经当地金融工作局报批程序的交易品种和交易规则提供交易服务，明知咪咕文化公司进行上述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交易行为却放任交易发生并直接管理清算陈宪军、李冬梅注入的资金，故东方雍和公司应对合同无效产生的后果承担连带责任。陈宪军、李冬梅通过所掌控的密码进行出金、入金操作，交易过程中建行鑫兴支行作为储蓄合同的相对方，根据陈宪军、李冬梅指令对存款账户上的资金进行转出、转入，只提供入金、出金、会员资金记录余额调整服务，并不参与到涉案交易当中。本案系陈宪军、李冬梅自行进行交易的结果，陈宪军、李冬梅要求建行鑫兴支行赔偿其因交易产生的亏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六条规定，判决：一、咪咕文化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陈宪军、李冬梅115435.4元；二、东方雍和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陈宪军、李冬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36.16元，由陈宪军、李冬梅负担327.45元，东方雍和公司、咪咕文化公司共同负担2608.71元；申请费1270元，由陈宪军、李冬梅负担1120元，东方雍和公司、咪咕文化公司共同负担150元。二审中，当事人提交证据，本院组织质证。东方雍和公司提交：证据一、玉兔典藏2实物认购申请单及锁仓确认单，拟证明：李冬梅亲笔确认知晓实物提货的整个流程，一审判决认定不是实物交易无事实依据。同时李冬梅自身账户剩余金额可自由支配，属于其与中国建设银行的储蓄法律关系，与东方雍和公司无关；证据二、玉兔典藏、玉兔典藏2交易产品出库通知单及快递回执单，拟证明：这两个产品均为现货交易，可以自由提货，在2016年至2019年一直有购买客户的实际提货交付记录，整个流程与一审中东方雍和公司提供的仓储保管协议、流通交易细则等证据中记录的内容一致，可相互印证本案交易是实物交易。陈宪军、李冬梅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东方雍和公司的观点，也不能证明已告知相关法律后果，并没有向陈宪军、李冬梅交付相关实物或凭据。证据一系2016年12月23日签订，系提前签的。东方雍和公司发行的相关产品属于非法产品，应驳回上诉；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明观点也有异议，本案提供的相关人员名字并非陈宪军、李冬梅，与本案无关。咪咕文化公司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均无异议；对证据二认为与陈宪军、李冬梅有关，陈宪军、李冬梅在东方雍和公司进行的交易与证据二中的人员进行的交易是相同的。别人可以提货，陈宪军、李冬梅也可提货。证据一中的实物认购申请单中载明持有人可申请进行实物提货，锁仓确认函载明了持有人持有的产品数量，陈宪军、李冬梅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亦无异议，故对于证据一的证明目的，本院予以认可；证据二可以证明涉及玉兔典藏和玉兔典藏2两个产品的交易，其他案外人都曾有持有人进行过实物提货，可以证明上述两个产品为实物交易，对该证据及其证明目的，本院予以确认。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东方雍和公司属于2013年12月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原北京市金融工作局）所列《北京市通过清理整顿检查验收的各类交易场所名单》中已经通过检查验收的交易场所之一。本案所涉的产品,咪咕文化公司与出卖方签订了买卖协议并办理了交割手续,咪咕文化公司对涉案的产品已经委托第三方进行保管并由东方雍和公司进行监管。咪咕文化公司、东方雍和公司发行的本案所涉的产品，可以进行实物交割。陈宪军、李冬梅未提交证据证明其请求交付实物，咪咕文化公司、东方雍和公司不能交付。对本案所涉的产品交易，咪咕文化公司、东方雍和公司并未收取交易保证金。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所涉的交易无效的原因系期货交易，未在批准的特定交易场所进行，违反了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从本案已查明的事实看，东方雍和公司属于2013年12月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原北京市金融工作局）所列《北京市通过清理整顿检查验收的各类交易场所名单》中已经通过检查验收的交易场所之一，并非非法交易主体。本案所涉的产品,咪咕文化公司与出卖方签订了买卖协议并办理了交割手续,咪咕文化公司对涉案的产品已经委托第三方进行保管并由东方雍和公司进行监管，故涉案的交易有实物作为基础，有真实的仓储关系存在。咪咕文化公司、东方雍和公司发行的本案所涉的产品，可以进行实物交割，陈宪军、李冬梅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请求交付实物，咪咕文化公司、东方雍和公司不能交付。同时对本案所涉的产品的交易，咪咕文化公司、东方雍和公司并未收取交易保证金，交易时需全额付款。上述本案所涉交易的特征与期货交易的特征并不相同，陈宪军、李冬梅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涉案交易为非法期货交易，不符合法定无效情形，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所涉的交易为期货交易，违反了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交易无效，于法无据，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判决如下：一、撤销济南市钢城区人民法院（2018）鲁1203民初118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陈宪军、李冬梅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936.16元、财产保全费127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936.16元，均由陈宪军、李冬梅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潇审判员  张伟审判员  高静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书记员  穆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