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32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齐贤街道恒丰金玉园拉菲苑3幢105室2楼、105室1楼-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213135369147。 法定代表人：沈致丰，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晨曦，福建嘉禾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孔恩光，男，1969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小萍，浙江金柯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利鑫，浙江金柯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余雄伟，男，1990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原审被告：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桐庐县营销服务部，住所地浙江省桐庐县城春江路425号3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22665206871W。 负责人：汤慧星。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小芳，女，系公司员工。 上诉人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孔恩光、原审被告余雄伟、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桐庐县营销服务部（以下简称都邦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3民初81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中要求上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判决内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或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孔恩光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中如何认定余雄伟驾驶的案涉车辆性质将严重影响赔偿责任的具体承担。原审法院在在案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刻意忽视案涉车辆性质属于非机动车这一基本事实，对车辆性质未予查明，径行将本案当做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进行审理，显然存在严重事实认定不清，理应依法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1.根据本案在案证据，车牌号为211146的案涉车辆的性质为非机动车。本案中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明确认定余雄伟的交通方式为“驾驶非机动车”，即已经对案涉车辆的车辆性质做了权威认定；且根据本案保险公司的保单显示，案涉车辆保险种类为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也足以证明车辆性质。因此，案涉车辆应定性为非机动车显然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原审法院一方面认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所做的认定，程序合法，结论客观公正”，另一方面又刻意无视事故认定书上载明的“非机动车”内容，未对案涉车辆性质进行认定。2.法无明文禁止不为罪。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定非机动车交通事故中，车主在并非驾驶人的情况下还需承担赔偿责任，原审法院混淆案涉车辆性质，将非机动车车主等同于机动车车主做出赔偿判定，显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道路交通安全法明文限定，非机动车就交通事故所应担责的过错对象仅为非机动车驾驶人，非机动车车主并非担责对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上述规定已就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承担主体做了明确限定，即“机动车一方”和“非机动车驾驶人”，并不包含非机动车其他相关对象，否则也应表述为“非机动车一方”。因此，道路交通安全法显然并不认为非机动车车主就交通事故需承担赔偿责任。且非机动车车主，在并未驾驶非机动车的情况下，对事故的发生并无控制能力，显然不存在具有任何过错的可能。故原审法院认定作为非机动车车主的上诉人需负连带责任，显然是错误的。（2）非机动车因不具有机动车的特殊性，不能直接参照或类推机动车交通事故进行处理。因机动车具有明显的危险性，我国出台严苛的管理规定对其进行管控。例如，机动车需参保交强险，车辆上路需通过年检办理行驶证、驾驶员要有相应驾驶资质等等，以此手段规范驾驶降低机动车行驶带来的风险。为此，法律法规必然赋予机动车车主更重的法律责任，要求其在将机动车交予他人使用时，尽到合理的审查注意义务，否则在出现交通事故时就视为其存在过错，以此通过车主对驾驶员和车辆的筛查，达到避免交通事故的效果。故交通事故中机动车车主承担过错责任是由于机动车的特殊性导致的。而非机动车并不具备明显的危险性，且也不具备机动车上述特殊性，并不能适用有关机动车的管理规定，如年检、购买交强险，需准驾资格等，现行法律法规对非机动车并没有此类明确要求，故非机动车车主显然也不具备参照机动车车主承担过错责任的前提条件，且根据“举重以明轻”的法理，非机动车车主在事故中的担责情形和责任大小显然也远不能与机动车车主相比，故不能直接参照或类推机动车交通事故进行处理。3.本案属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理应由机动车一方承担无过错责任，自行承担最低10%的损失。原审法院未查明非机动车车辆性质，认定非机动车一方应承担事故全部赔偿责任，显然是错误的，理应依法予以纠正。根据前述《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一方就与非机动车发生的交通事故承担无过错责任，即便没有过错，也应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因此，本案中即便《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定非机动车驾驶员余雄伟负全责，孔恩光作为机动车一方，也应就自身损害承担10%的责任。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案涉车辆性质未予查明，显属严重的事实认定不清，最终导致赔偿责任的错误划分，理应依法予以纠正。二、退一万步讲，即便参照机动车标准，上诉人作为车主就本案交通事故不具有过错，显然也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原审法院以未能认定驾驶人与车主之间的法律关系为由，直接要求车主与驾驶人承担连带责任，明显缺乏法定的因果关系，无疑是荒谬的。1.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仅在于上诉人与余雄伟之间到底是雇佣关系还是借用关系，并不存在其他法律关系争议。而上述两种法律关系中只有雇佣关系由法律拟制雇主需与雇员就全部损害承担连带责任，故只要被上诉人雇佣关系的主张不能成立，即可排除上诉人需承担全部连带责任的可能性。本案中被上诉人诉请上诉人应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仅为上诉人属于余雄伟的用人单位，事故发生时余雄伟系履行职务行为，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要求上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原审审理中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主张，且上诉人也提出反证证明其庭审陈述与事实不符，故原审法院最终也确认上诉人与余雄伟之间无法认定雇佣关系。因此，本案中不存在应由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定事由，上诉人在讼争交通事故中的身份仅为车主。2.即便参照机动车车主的规定，本案中无论借用关系是否能够加以认定，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车主就交通事故均仅需承担过错责任。本案中上诉人对案涉车辆不享有运行支配权，对交通事故的发生不具有任何过错，依法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该法条采用列举的形式，并不仅仅局限于租赁、借用的情形，故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一致时，即便是机动车车主，在交通事故中也只有存在过错时，才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对机动车车主过错情形做了严格限定，显然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作为车主，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存在任何过错，故本案中上诉人显然不应因车主身份承担任何赔偿责任。3.再退一步讲，即便机动车所有人就交通事故存在过错，其应承担的也应是与其过错相适应的按份责任或部分连带责任,而非全部连带责任。原审法院非但未按份划责，还要求上诉人就原审被告余雄伟的全部赔偿责任进行连带，显属法律适用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车主责任的承担系基于过错，应与过错程度相当，故仅为按份责任或部分连带，而非不分青红皂白的全部连带。原审法院根本不考虑车主是否存在实际过错或过错的大小，径行判令上诉人就余雄伟应承担的全部赔偿责任进行连带，显然于法无据。三、上诉人作为案涉非机动车的车主，已为该非机动车在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处投保了商业第三者责任险5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5条第2款“人民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当事人请求将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之规定，被上诉人的损失可在本案中由保险公司直接进行赔付。原审法院却认定都邦保险公司承保的系非机动车责任险，属另一法律关系不在本案处理，这显然将造成额外的讼累，同时，原审法院在认定赔偿责任之时直接无视“非机动车”的车辆性质，现又在要求保险公司赔付之时再以“非机动车险”说事，如此双重标准下作出的判决，如何令人信服？综上所述，原审判决不仅事实认定不清，同时存在严重事实认定错误及法律适用错误，最终导致判决结果错误，恳请贵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中要求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的部分，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孔恩光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维持原判。一、案涉车辆性质属于机动车，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认为车辆属于非机动车，与事实不符。本案属于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二、关于余雄伟和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之间是雇佣关系还是借用关系，由二审法院核实后认定。三、保险未在本案中进行处理，明显会造成额外的诉累，孔恩光同意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其余请驳回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的所有诉请，维持原判。 余雄伟辩称，不懂，不知道怎么说，其确系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的快递员。 都邦保险公司辩称，与一审答辩意见一致。 孔恩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余雄伟赔偿原告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交通费、车辆修理费合计361181元；2.判令被告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判令被告都邦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2018年4月19日，被告余雄伟驾驶车牌号为ＺＪ1146电动三轮车（该车所有人为被告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在被告都邦保险公司处投保），行驶至下大线绍兴市柯桥区（中意纺织）附近地方时，与原告驾驶的浙Ｄ×××××普通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原告受伤及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责任经公安交警部门认定，被告余雄伟负全部责任、原告无责任。原告系非农业家庭户，需其扶养的人口有：母亲金嫁美（公民身份号码3306211951××××××××），金嫁美生育子女3名（含原告）。事故发生后原告因伤在医院门诊并住院治疗2次计32天，共产生医疗费32354.56元（已扣除住院费中的伙食费1186.20元）。诉讼前，经原告委托，绍兴文理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分别于2019年1月2日、1月13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二份认为，1、孔恩光器质性精神障碍（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与道路交通事故系直接因果关系，评定为道路交通事故九级伤残；2、孔恩光本次损伤后的误工期限拟为210日、护理期限拟为90日、营养期限拟为60日。因上述鉴定，原告共支出鉴定费3000元。诉讼中，被告余雄伟申请对原告是否存在精神障碍及与交通事故的因果关系、原告伤残等级及三期期限进行司法鉴定，该院依法委托金华天鉴司法鉴定所鉴定，因余雄伟在规定缴费期限内未缴纳鉴定费而终止鉴定。同时查明，被告余雄伟驾驶的ＺＪ1146电动三轮车系被告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所有，该车在被告都邦保险公司处投保有非机动车责任险。以上事实认定，由原告提供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驾驶证、行驶证、保单复印件、户口本、被扶养人关系及生育证明、门诊病历、入出院记录、医疗费发票、费用清单、绍兴文理学院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费发票，被告都邦保险公司提供的非机动车责任险保单明细表及当事人在诉讼中的陈述等证据证明。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应依法受到保护。本案中，原告因本案交通事故受伤的事实清楚，可以确认，根据公安部门对该起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被告余雄伟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原告无责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所作的认定，程序合法，结论客观公正，该院依法予以认定。被告都邦保险公司虽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有异议，但未提供证据足以推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的认定结论，故该院对被告都邦保险公司的该项辩称，不予采信。现事故责任明确，原告要求赔偿损失，理由正当。被告余雄伟主张其系被告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员工，发生交通事故时的驾驶行为属职务行为；被告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辩称其与被告余雄伟之间无任何劳动关系，肇事车辆系其借给被告余雄伟使用，属借用关系，两被告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原告虽在庭审中提供余雄伟在绍兴市公安局柯桥区的询问笔录一份，但尚不足以证据余雄伟与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因未能确定驾驶人与车主之间的法律关系，结合本次事故责任认定的情况，该院确定余雄伟与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连带赔偿原告的合理损失。原告同时起诉被告都邦保险公司在其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因被告都邦保险公司承保的系非机动车责任险，属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作处理。对于本案中原告的损失情况，该院核定如下：1.医疗费32354.56元，该项费用根据原告提供的医疗费发票、费用清单等确认，总金额为33540.76元，其中住院费中的伙食费1186.20元由原告自行承担而予扣除。2.住院伙食补助费640元，根据原告的住院时间32天，以20元／天的标准确认。3.营养费1200元，根据司法鉴定结论确定的营养时间60天，以20元／天的标准确认。4.误工费38220元，根据司法鉴定结论确定原告的误工时间为210天，原告请求按182元／天的标准赔偿属合理范围，该院予以支持；被告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辩称按2017年浙江省农村居民可支配24956元的标准赔偿缺乏相应的依据，该院不予采纳。5.护理费16380元，根据司法鉴定结论确定原告的护理时间为90天，原告请求按182元／天的标准赔偿属合理范围，该院予以支持；被告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辩称最多167元／天的标准赔偿缺乏依据，该院不予采纳。6.残疾赔偿金252280元（含原告本人的残疾赔偿金222296元及被扶养人金嫁美的生活费29984元），因原告系非农业家庭户，结合原告的年龄、伤残等级、被扶养人的年龄、生育情况等，原告请求其本人的残疾赔偿金按55574元／年×20年×20%及被扶养人金嫁美的生活费按34598元／年×13年×20%÷3人计算的请求合理，该院依法予以支持；被告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辩称按农村居民标准赔偿残疾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的主张缺乏相应依据，该院不予采纳。7.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元，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造成损害的结果、侵权人承担经济能力等因素酌情确定。8.鉴定费3000元，根据原告实际支出确认。9.交通费800元，该院根据原告伤情及就诊情况等酌情认定。以上9项合计350874.56元。原告同时请求赔偿车辆损失2500元，因其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损失情况，故本案不作处理。因该院于2019年7月26日立案受理本案后，分别于2019年7月30日左右告知各当事人有关举证答辩期限，在被告余雄伟申请司法鉴定时，被告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也明确表示不申请鉴定，故对被告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于2019年10月29日提出对原告是否存在精神障碍及与交通事故的因果关系、原告伤残等级及三期期限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该院不予以准许；被告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在庭审中申请该院调取对案涉电动三轮车的外观及事故现场照片的请求因未在举证期限内提出且缺乏必要性，该院不予准许；原告孔恩光于2019年11月29日申请对ＺＪ1146电动三轮车的车辆属性进行鉴定，后于2019年12月9日撤回鉴定申请，该院依法予以准许。综上所述，该院对原告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依法予以支持，其总额为350874.56元，其他不合理部分，该院不予支持。被告余雄伟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该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作出裁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余雄伟、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连带赔偿给原告孔恩光因交通事故产生的各项损失合计350874.56元，款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孔恩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向权利人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718元，减半收取3359元，由原告孔恩光负担96元，被告余雄伟、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负担3263元，被告应负担部分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该院交纳。 二审中，被上诉人孔恩光向本院提交：1.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证明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经营场所与交警询问笔录地址一致。2.行政处罚一份，内容为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与案外人确定劳动关系，但没有将劳动关系上报到公安机关，受到行政处罚，该案外人曾经作为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参与本案的诉前调解，证明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长期存在不将劳动关系上报到相关管理部门的用工不规范的情况，类推余雄伟亦属于用工不规范、不合法的情形，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存在用工选人的过失。3.柯桥区齐贤街道恒丰金玉园拉菲苑3幢105室（即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地址）照片两张、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官网查询截图、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微信小程序查询截图各一张，证明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名称为“东通”，实际使用品牌为“中通”，两者系同一主体。 上诉人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兴浦村天圣厂区系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的旧经营场地，于2018年1月起就不存在实际的经营场所。证据2中所涉案外人确系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员工并参与本案的诉前调解，但不能以此类推余雄伟亦属于上述情形，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余雄伟与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应由孔恩光举证证明。对证据3的第一张照片的三性均不予认可，无法查明其来源渠道及形成时间；对第二张照片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可看出中通快递已经撤走，但与本案交通事故没有关联性；对截图两张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可证明天圣工业园内的快递公司为中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非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沈致丰既担任中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的区域负责人，又是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的股东，但与本案并无关联。 原审被告都邦保险公司质证称，没有意见。 本院审查认为，证据1已在一审中提交，不属于新证据；证据2与本案并无关联，本院不作认定；证据3不足以证明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与中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为同一主体。 其他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 本院围绕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评议认为：一、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余雄伟主张其系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的快递员，但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明。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主张案涉电动三轮车系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闲置并短期、无偿出借于其他物流公司和个人，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当天无偿出借于余雄伟。本院认为，案涉电动三轮车系快递专用电动三轮车，为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所有并投保非机动车责任险，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对案涉车辆具有管理义务。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规定，经营快递业务，应当取得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而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将快递专用电动三轮车出借给余雄伟个人，且案涉车辆喷涂有“中通快递”标识，明显对案涉车辆未尽到管理义务，原审法院判决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二、非机动车责任险是否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案涉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三十三条亦有相关条文的约定。现孔恩光因案涉交通事故受伤，其可依上述法律规定及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直接向都邦保险公司请求赔偿保险金，都邦保险公司亦同意在保险理赔范围内进行赔付。原审法院以非机动车责任险属另一法律关系未作处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都邦保险公司主张其在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限额内承担53008元赔偿责任，其中残疾赔偿金因其在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附录《残疾程度赔偿比例表》中载明九级伤残赔偿限额的4%，仅可赔付20000元。投保人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辩称仅收到非机动车责任保险单，对非机动车责任保险单上的约定的“……2.每次事故在扣除500元后，按80%赔付。3.1.本保单合计承保电动三轮车4辆，单车第三者累计责任限额50万元，其中每次事故责任限额50万元，每次事故死亡伤残赔偿限额50万元，每次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万元，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责任限额1万元。2.误工费及护理费以80元/天为限（最高不超过90天）……”予以认可，但未收到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不同意都邦保险公司仅赔付20000元残疾赔偿金。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都邦保险公司仅提交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但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就上述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故上述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本院对都邦保险公司在残疾赔偿金项下仅赔偿20000元的抗辩主张不予采信。本院计算都邦保险公司在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承担248139.65元。剩余102734.91元，由余雄伟、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部分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3民初8146号民事判决； 二、原审被告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桐庐县营销服务部赔偿给被上诉人孔恩光各项损失共计248139.6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付清； 三、原审被告余雄伟、上诉人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连带赔偿给被上诉人孔恩光各项损失共计102734.91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付清； 四、驳回被上诉人孔恩光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6718元，依法减半收取3359元，由被上诉人孔恩光负担96元，原审被告余雄伟、上诉人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负担3263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缴纳。二审案件受理费6563元，由上诉人绍兴东通速递有限公司负担1922元，原审被告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桐庐县营销服务部负担4641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本院缴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靓 审判员  梅云 审判员  韦玮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娄皓宁 书记员钟利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