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34民终2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国忠，男，1971年7月出生，汉族，村民，住四川省会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洁，四川鼎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正富，男，1969年2月出生，汉族，村民，住四川省会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正发，男，1965年7月出生，汉族，村民，住四川省会东县，经四川省会东县鲹鱼河镇顺河村村民委员会推荐代理，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上诉人李国忠因与被上诉人郭正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会东县人民法院（2019）川3426民初10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国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洁、被上诉人郭正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正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国忠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会东县人民法院（2019）川3426民初1026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漏列当事人，本案应当追加实际借款人郑某为被告，上诉人只是名义借款人。事实是郑某因资金周转需要让上诉人帮忙借款100000.00元，上诉人知道被上诉人有钱可对外出借，于是电话联系被上诉人说明了郑某需要借款的事实后被上诉人同意借款给郑某，但是被上诉人要求以上诉人的名义出具借条。2015年4月24日，上诉人联系被上诉人和实际借款人郑某商谈借款事宜，经三方商定，由上诉人出具借条之后，被上诉人与实际借款人郑某一同到商业银行取款后，被上诉人将100000.00元交付给了郑某，上诉人并没有收款。之后，实际借款人郑某向被上诉人支付了借款利息。2.上诉人作为名义借款人，披露了实际借款人郑某，被上诉人应当要求实际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如果要认定本案借款关系成立，被上诉人应当举证证明向上诉人履行了借款义务，而被上诉人并未提交银行交易记录或其他有效证据予以证实。3.被上诉人在向郑某履行借款义务后，实际借款人郑某向被上诉人支付了两年借款利息，但是由于资金紧张未能归还本金。2017年12月14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以及实际借款人郑某三人商谈还款事宜，在场人有被上诉人、上诉人夫妇、郑某夫妇，还有证人杨某、李某在场，经过协商，由上诉人与实际借款人郑某重新向被上诉人出具了一份100000.00元的借条，实际借款人郑某不再向被上诉人支付利息，借款本金100000.00元定于2018年12月20日前还清，出具新借条后，上诉人和郑某要求被上诉人归还2015年4月24日的借条，被上诉人声称已丢失，如果找到则自行销毁。证人李某的证言以及证人杨某提供的与被上诉人的通话录音可以证实2015年4月24日的借条已经作废，被（2019）川3426民初1025号案件中的新借条替代，被上诉人不能重复主张还款。其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提起的诉讼应当认定为虚假诉讼。 郭正富辩称，上诉人所述纯属虚假。本案如果郑某是实际借款人，为何在借条上没有任何的签字捺印或者相应的情况说明。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川3426民初1025号判决书以及二审维持原判的判决书能充分证明本案所涉及的借款与郑某毫无关联。案涉借款是上诉人向答辩人出具借条后，答辩人之妻在银行取款后将现金交给了上诉人，上诉人的借条上也载明了“借到”，由此可以证明答辩人已经向上诉人履行了借款义务。2015年4月24日李国忠出具的借条和2017年12月14日李国忠、郑某出具的借条时间不同、性质不同、资金来源也不同，没有任何关联。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郭正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李国忠归还借款100000.00元，诉讼费由李国忠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24日，李国忠向郭正富借款10万元，并于同日向郭正富出具“借条”1张，该借条载明“今借到郭正富现金拾万元（100000.00元），借款人：李国忠，2015年4月24日”。2017年12月14日，李国忠、郑某向郭正富出具借条1张，该借条载明“今借到郭正富现金人民币大写壹拾万圆整，小写100000.00元正，此款订于2018年12月20日前还清。如果2018年12月20日没有还清此款，就用李国忠顺河村小康村134平方米的二楼一套房子用于质押。借款人：郑某李国忠。2017年12月14日”。 郭正富于2019年5月持上述2张借条，向一审法院分别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对2015年4月24日的借款予以立案，案号为（2019）川3426民初1026号（以下称1026号）。对2017年12月14日的借条予以立案，案号为（2019）川3426民初1025号（以下称1025号）。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18日对1025号案件作出判决，判决后，郑某、李国忠不服该判决，认为两案所涉及的借款系同一借款，只能认定一次10万元借款，且郑某、李国忠已偿还郭正富部分借款，故提起上诉。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上诉并经审理后，于2019年11月5日作出（2019）川34民终13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到法律保护，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向出借人偿还借款。本案中李国忠认可于2015年4月24日向郭正富借款10万元，结合其答辩及辩论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归纳起来是：本案中李国忠于2015年4月24日出具给郭正富的10万元是否与1025号案件中李国忠、郑某于2017年12月14日出具给郭正富的10万元借款系同一笔，或者说2017年12月14日的借条是对2015年4月24日借条中借款的延续或重新确认。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李国忠答辨称，上述二笔借款系同一笔借款，2017年12月14日出具的借条是对2015年4月24日借条的重新确认，本案庭审中，被告申请证人郑某、李某出庭作证，但证人郑某系1025号案件的被告，系1025号案件的借款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其证明力小于其他证据。另一证人李某证言因缺乏其他证据佐证，故不予采信。李国忠、郑某于2017年12月14日书写10万元借条时，从常理推断，二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出于谨慎的心理或者一般性认识，应在重新出具的借条上注明该借条的来源或备注相应内容。而其二人并未采取上述措施或者其他方式，结合李国忠、郑某提交的通过微信支付、银行转账还款的凭证，偿还的时间均在2018年及2019年之间，仅能证明偿还2017年12月14日借条上的借款事实，故本案中李国忠称2015年4月24日借款被2017年12月24日其与郑某所出具的借条所替代，系同一借款的答辩意见缺乏事实依据的必要的合理性，且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一款一、二、三、四、五项的规定，郭正富的原始证据（借条）及终审的裁判文书证明力明显大于其他证据的证明力。故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李国忠在本案中的答辩意见。 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一款（一）、（二）、（三）、（四）、（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由李国忠偿还郭正富借款100000.00元；此款限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三十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2300.00元，减半收取1150.00元，由李国忠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了杨某与郭正富的电话通话录音并申请证人杨某出庭作证，拟证实本案所涉及的100000.00元借款李国忠只是名义借款人以及2017年重新出具借条之后本案所涉借条已经作废。被上诉人对通话录音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通话录音中没有说本案这张借条作废，由于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较多，被上诉人只是告诉杨某不清楚的事情就不要说，被上诉人认为录音证据不能达到上诉人证明目的。对证人杨某的证言，被上诉人质证认为杨某在一审中所说地点和二审作证时说的地点不一致，其证言系与上诉人串通后形成，证人并非在场人，其根本不清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对录音证据和证人证言，本院结合案件查明事实再行认证。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5年4月24日，李国忠向郭正富出具借条一张，其上载明“今借到郭正富现金拾万元（100000.00元），借款人：李国忠，2015年4月24日”，当日，郭正富将现金100000.00元予以交付。李国忠认可郭正富支付100000.00元现金的事实，但是主张该现金系由郑某以实际借款人的身份予以收取，郭正富对郑某系实际借款人的主张予以否认，一审、二审中，李国忠均未提供郑某系实际借款人的证据。2017年12月14日，李国忠、郑某共同向郭正富出具借条一张，该借条载明“今借到郭正富现金人民币大写壹拾万圆整，小写100000.00元正，此款订于2018年12月20日前还清。如果2018年12月20日没有还清此款，就用李国忠顺河村小康村134平方米的二楼一套房子用于质押。借款人：郑某李国忠。2017年12月14日”。 郭正富于2019年5月持上述2张借条，向一审法院分别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对2015年4月24日的借款予以立案，案号为（2019）川3426民初1026号；对2017年12月14日的借条予以立案，案号为（2019）川3426民初1025号。之后一审法院将本案涉及的2015年4月24日的借款纠纷诉讼中止审理后，对2017年12月14日的借条涉及的诉讼纠纷即1025号案件予以审理并作出判决，该（2019）川3426民初1025号判决认为：“关于是否能认定本案100000元借款与1026号案件中100000元借款是否为同一笔借款的问题。1026号案件中的100000元借款，借条出具于2015年4月24日，借条载明的借款人为被告李国忠，二被告在庭审中认可的是被告郑某收到了该100000元，并已偿还该笔借款40000多元，被告郑某陈述该40000多元除有一笔是由其将现金拿给被告李国忠代转给原告外，其余均由被告郑某现金给付原告，但被告郑某的该陈述无证据佐证。本案100000元借条出具于2017年12月14日，载明的借款人为被告李国忠、郑某，二被告主张该两笔借款实际为同一笔借款的相关依据仅有二被告的陈述及证人李某的证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项：“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的规定，证人李某系二被告的朋友且不认识原告，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证人李某的证言存疑，据此不能依据李某的证言认定本案100000元借款与1026号案件中的100000元借款同一笔借款。二被告未提交足够的证据证实本案借款与1026号案件的借款为同一笔借款，二被告也未举证证实1026号案件所涉借款实际借款人及偿还人均为被告郑某，由二被告自行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但本案对1026号案件所涉100000元借款是否成立不予审查。虽然原告在本案中亦无证据证实将100000元现金交付二被告，但按照二被告的主张，其二人在2017年12月14日亲自出具100000元的借条后未将1026号案件中的借条原件收回或在该借条中标注此前借条作废等字样与常理不符，原告与被告郑某在庭审中均表示双方只有一笔100000元借款的借贷关系，结合现有证据证实被告郑某于2019年2月1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会东县支行有向原告还款20000元的行为来看，本案100000元借款成立。”，判决“一、被告李国忠、郑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郭正富借款本金60000元；二、驳回原告郭正富其他诉讼请求。”。郑某、李国忠不服该（2019）川3426民初1025号判决，认为两案所涉及的借款系同一借款，只能认定一次10万元借款，且郑某、李国忠已偿还郭正富部分借款，共同提起上诉。本院审理后，于2019年11月5日作出（2019）川34民终131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另查明，本案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提交的录音证据系郭正富与本案证人杨某于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2019）川3426民初1025号案件的前一日即2019年6月13日的电话通话录音，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该录音证据不能达到上诉人证明目的，但是对该录音证据的真实性予以了认可，对该通话录音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在该电话通话录音中，被上诉人郭正富多次要求杨某“你不要说我去问他们要钱，他们只是说借钱，如果你要说我去问他们要钱这句话，我要找你麻烦”、“他们要是问你是以前借的，还是那晚上借的，你就说我不晓得他们的，我不晓得就要得了。”、“你不要说我往回借给他们的，我去要钱，这句话是说不得的哦。”，并且对杨某说“反正你考虑了瞧，最好是不要去，要去也只能说这两句话。”、“条子你也没看到，钱你也没看到，你就说这两句话就行了。”，“你就不要说是他们以前借了钱，我去要钱的，说不得这句话。”，根据本院查阅（2019）川3426民初1025号案件2019年6月13日的第一次庭审笔录，杨某未在该次庭审中出庭作证。二审中，本院询问郭正富在电话通话中说不要说以前的条子是什么意思，郭正富回答“我当时说的条子是指2018年1月21日，李国忠与其妻共同向我出具的五万元借条”。 还查明，在2019年6月14日（2019）川3426民初1025号案件一审第一次开庭时，证人李某作了如下陈述：“我与二被告是朋友关系。2017年12月，打借条时我在场，下午我找郑某玩，在那喝茶，李国忠也带起他媳妇过来，李国忠说现在有点恼火，以前给了利息的就算了，没有给的就不给了。”，审判员询问“打借条是不是打给原告的？你记不记得借款的金额是多少？”证人陈述“我不认识原告，记不得了。重新打条子时，二被告说把以前的条子找出来撕了，那个人（原告）说找不到了，他们就重新打了条子。”审判员询问“你记不记得借款的金额是多少？”，证人回答“十万元。” 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本案所涉借款实际借款人为郑某，但是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只能依据债权凭证上的书面文字对借贷主体予以确认。上诉人关于原审漏列当事人，本案应当追加实际借款人郑某为被告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依据，由于上诉人并未举证证实其作为名义借款人，披露了实际借款人郑某，因此对其关于被上诉人应当要求实际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根据二审查明事实，在2019年6月14日（2019）川3426民初1025号案件一审第一次开庭时，由于证人李某系该案二被告的朋友且不认识该案原告，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该证人证言存疑，未予采信并无不妥。由于本案中出现了新证据，上诉人二审中新提交的的通话录音能充分证实郭正富在（2019）川3426民初1025号案件开庭前一日对拟将出庭作证的证人杨某反复诱导，通过该电话录音的内容，可以认定2017年12月14日郭正富去找李国忠是为了主张之前的债权，最终却是李国忠和郑国才于当日重新出具了一张金额为100000.00元的借条。对该通话录音中提及的以前的借条，郭正富解释为“我当时说的条子是指2018年1月21日李国忠与其妻共同向我出具的五万元借条”，由于通话录音中谈及的事件发生在2017年12月14日，在这个时间点谈及的“以前的条子”显然不可能是2018年1月21日的条子，郭正富的上述解释明显不符合常理。该电话录音的内容能与（2019）川3426民初1025号案件中证人李某的证言相互印证，证实李国忠和郑国才2017年12月14日重新出具借条后，本案所涉的2015年4月24日李国忠出具的借条已经作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本院认为上诉人所提交的电话通话录音和证人杨某的证言对上诉人所主张的待证事实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因此对上诉人关于本案借条已经作废、已被（2019）川3426民初1025号案件中的新借条替代，被上诉人不能重复主张还款的上诉理由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李国忠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会东县人民法院（2019）川3426民初102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郭正富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1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00元，均由郭正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 燕 审判员 江毅夫 审判员 蒋 强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都晓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