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鲁01行终111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刘伟，男，1987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新泰市。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济南市长清区畜牧兽医局,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李拥军，局长。 委托代理人尹琪，山东天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伟不服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2019）鲁0113行初8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原告刘伟系收购猪的魏相云（又名魏相伟）的客户。魏相云在收到养猪场发布的生猪或仔猪信息后，通过微信朋友圈转发生猪或仔猪视频。刘伟与魏相云二人一起，分别于2019年2月1日、2月8日两次到济南康迪畜牧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康迪畜牧公司）购买生猪。两次购买前均由魏相云出面联系康迪畜牧公司负责人吴万德，并委托吴万德申报检疫手续，原告支付价款。吴万德两次均按申报检疫的程序将要出售猪的情况申报给归德街道兽医站。2月1日早及2月8日早，协检员王伟均到达养殖场，因时处非洲猪瘟期间，王伟未进入猪舍，查看了国家强制免疫档案，确认康迪畜牧公司的生猪均按照国家规定进行了强制免疫且在有效保护期内，养殖档案相关记录和畜禽标识符合规定后，对将要出售的仔猪通过影像视频检查健康状况，后填写了济南市长清区动物产地检疫协检报告单，在报告单中签写“合格”及自己名字，其余内容由养殖场负责人吴万德填写。后由吴万德到兽医站换取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庭审中,证人魏相云称在2月1日第一次购猪时刘伟进入猪舍进行查看，因有第一次的基础，2月8日第二次购猪时刘伟未要求进去查看。 另查明，原告认为由于被告的违法行为和基于对被告的信赖导致其对生猪健康的错误判断，在购买了生猪后几天之内全部死亡，给其造成巨大损失，为此多次信访。2019年5月21日区纪委监委派驻第三纪检监察组作出《关于反映区畜牧局未到场出具检疫报告等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处理意见为：（一）王伟作为归德街道畜牧兽医站授权监督检疫的工作人员，虽然对济南市康迪畜牧发展有限公司所出售的生猪按国家规定的程序进行了检疫，但对其出具的《动物产地检疫协检报告单》上的出售仔猪的数量与实际出售的数量不符；王伟虽到现场按规定进行了检疫，但检疫协检单上的内容除自己的名字和“合格”外的报告内容均由申请报告人填写，违反了相关规定，存在履职不到位问题。责令区畜牧局党组对相关责任人员作出相应处理。建议对区畜牧局分管负责人进行提醒谈话。（二）关于信访人认为检疫人员未到场进行检疫的问题。经查阅档案资料，长清区畜牧兽医站工作人员已经履行了相关职责，符合国家动物防疫法和动物检疫管理办法对生猪检疫的相关规定。 另，长清区综合行政执法局2019年5月17日对康迪畜牧公司实际出售生猪超出检疫报告单数量的行为作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款5900元的行政处罚。 现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确认被告不到现场滥开检疫合格证明的行为违法。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刘伟虽不是直接出面购买康迪畜牧公司仔猪，但其是通过魏相云购买的生猪并实际支付的相应价款，被告区畜牧局检疫及出具检疫合格证明的行为与刘伟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其具备本案的原告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屠宰、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以及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产品前，货主应当按照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动物检疫管理办法》[农业部令（2010）第6号]第八条规定，下列动物、动物产品在离开产地前，货主应当按规定时限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一）出售、运输动物产品和供屠宰、继续饲养的动物，应当提前3天申报检疫。上述法律文件明确规定，屠宰、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以及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产品前，货主应当按照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本案中，原告通过中间人魏相云购买康迪畜牧公司生猪前，魏相云委托康迪畜牧公司负责人吴万德申报检疫并不违背上述法律文件的强制性规定。 《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生猪产地检疫规程〉和〈生猪屠宰检疫规程〉的通知》（农牧发[2018]9号文）“生猪产地检疫规程”中4.检疫程序4.1申报受理。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在接到检疫申报后，根据当地相关动物疫情情况，决定是否予以受理。受理的，应当及时派出官方兽医到现场或到指定地点实施检疫……4.2查验资料及畜禽标识4.2.1官方兽医应查验饲养场（养殖小区）《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和养殖档案……确认饲养场（养殖小区）6个月内未发生相关动物疫病，确认生猪已按国家规定进行强制免疫，并在有效保护期内……5.1经检疫合格的，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本案中王伟作为归德街道畜牧兽医站授权监督检疫的工作人员，在受理康迪畜牧公司检疫申报后到达猪场。因当时正处于非洲猪瘟期间，协检员王伟在查看了《动物免疫证》、《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及养殖档案，对将要出售的仔猪通过影像视频检查健康状况，认为经临床检疫健康，可以出售，并在检疫协检报告单签了合格和其个人的名字，由康迪畜牧公司凭此去当地兽医站换发检疫合格证明。上述情况原告自己提供的3号证据即区纪委区监委调查报告也可印证上述事实。虽然检疫协检报告单的部分内容存有康迪畜牧公司吴万德填写的情况，但从山东省畜牧兽医局的答复可以看出，检疫协检报告单不属于行政文书，只是检疫工作过程的体现。被告的工作人员在填写报告单时做法上虽存有瑕疵，但也不能以此否认被告两次检疫行为的客观存在。其检疫行为并不违背《生猪产地检疫规程》的上述规定，且检疫程序合法，并无不当。因此，对原告所诉的“被告不到现场滥开检疫合格证明的行为”不存在。 另外关于原告提出的被告通过现场观看影像视频检查生猪健康状况的做法，不符合现场查看的工作要求。对此省畜牧局的答复认为，根据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流行特点和防控要求，通过现场查看即时拍摄猪只养殖状态和健康状况的清晰影像视频资料，可以达到现场检疫的要求，但需要结合严格的日常监管，完备的养殖档案等资料进行检疫结果判定。而案发时，适逢非洲猪瘟期间，被告通过现场观看影像视频检查生猪健康状况的做法，作为特殊时期的做法，也并无不妥。 综上，原告请求“判令确认被告不到现场滥开检疫合格证明的行为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伟负担。 上诉人刘伟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违反了行政诉讼法关于“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证据，不得在公开开庭时出示，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对未采纳的证据应当在裁判文书中说明理由”的规定。被上诉人区畜牧局的行为是典型的“隔山开票”行为，但判决中没有体现。被上诉人拿不出到场证明却一直声称进行了现场检疫，查看了养殖档案，没有出现大规模死亡的情况之下，出具了检验合格证明，但是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养殖档案显示，生猪死亡率已经超过50%，从各种数据可以看出，康迪畜牧公司已出现重大疫情，这样的疫情防检员不会不知道，在记录上也有防检员王伟的签名，而在上诉人购买生猪的前两天即2019年1月30日，存栏数为890头，死亡95头，一天死亡95头并不是一个小数字，此情况应该进行实验室检测，而防检员无视这些数据，仍然认为生猪是健康的，被上诉人违反了自己的职责并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依照相关规定，对怀疑患有疫病及临床检查发现其他异常情况的，应按相应疫病防治技术规范进行实验室检测。从前到后所谓的现场检疫、查看档案全是谎言，如果在养殖档案上的签字是王伟本人的话，还说明王伟与养殖场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的切身利益。二、一审法院认可伪造证据属违法裁判。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3的真实性，但上诉人认为这些证据都是被上诉人伪造的。三、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可了被上诉人三次庭审提交的证据的客观性，属于违法行为。行政诉讼法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被上诉人提交的济南市长清区畜牧兽医局《关于产地检疫工作中有关问题的请示》时间为2019年9月30日、济南市农业农村局《关于转报长清区畜牧兽医局产地检疫有关问题的请示》时间为2019年10月8日、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关于对产地检疫工作有关问题的答复》时间为2019年11月6日，都是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后取得的证据，这些证据在第一次开庭时被上诉人也没有申请要求庭后提交，更不是因不可抗力不能取得，属于逾期提交证据，但是一审法院仍然对其进行了认可，属于严重违法。四、第二次开庭被上诉人只有委托代理人出庭，违反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的规定。五、第二次开庭上诉人提交的济南市长清区区纪委区监委派驻第三纪检监察组于2019年5月21日作出的《关于反映区畜牧局未到场出具检疫报告等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证实被上诉人已受到行政处分了，难道还不违法吗？六、被上诉人的具体行政行为属于行政许可的事项，行政许可法第四条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被上诉人伪造单证，滥发合格证明，属违反职责权限，面对出现大量生猪死亡，没有进行实验室检测，违反法定程序。七、被上诉人第一次庭审总共提交5个证据，前2个证据属于伪造，第4-5证据解释不清，一审法院凭什么认可证据的客观性？八、被上诉人的相关人员已构成刑事犯罪，当然也属于行政违法。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区畜牧局在二审中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生猪产地检疫规程〉〈生猪屠宰检疫规程〉和〈跨省调运乳用种用动物产地检疫规程〉的通知》附件中《生猪产地检疫规程》第3条检疫合格标准规定：“3.1来自非封锁区或未发生相关动物疫情的饲养场（养殖小区）、养殖户。3.2按照国家规定进行了强制免疫，并在有效保护期内。3.3养殖档案相关记录和畜禽标识符合规定。3.4临床检查健康。3.5本规程规定需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检测结果合格……”王伟作为接受授权监督检疫的工作人员，在受理检疫申报后到达养猪场，按照上述规定查看了《动物免疫证》《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及养殖档案，因当时正处于非洲猪瘟期间，王伟通过影像视频检查健康状况，在未发现猪仔存在异常的情况下，签发《检疫协检报告单》，后由康迪畜牧公司凭该报告单换发《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上述检查程序、检查项目符合法律、法规等规定。《检疫协检报告单》中存在的填写内容并非王伟本人书写瑕疵，属于工作方式不规范，不能成为否定该报告单效力的理由。《生猪产地检疫规程》第4条临床检查中实验室检测规定：“4.4.1对怀疑患有本规程规定疫病及临床检查发现其他异常情况的，应按相应疫病防治技术规范进行实验室检测……”王伟在进行检查时，并未发现生猪“怀疑患有本规程规定疫病及临床检查发现其他异常情况”，故未采取实验室检测的方式，符合上述规定，并无不当。区纪委区监委派驻第三纪检监察组作出的《关于反映区畜牧局未到场出具检疫报告等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查明的事实，可以印证上述观点。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振明 审 判 员 张启胜 审 判 员 曹 磊 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 法官助理 石璐璐 书 记 员 韩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