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82民初3901号 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市分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机场路587号。 负责人：李盛，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玲飞、张晓芳，浙江从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逸文，男，1993年7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西省吉安市峡江县。 被告：广东安代通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中新广州知识城九佛建设路115号349室。 法定代表人：张朋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国良，浙江星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廖爱媛，女，1983年2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巧红、楼兵军，浙江云衢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民财险义乌公司”）诉被告杨逸文、广东安代通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代通公司”）以及第三人廖爱媛的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于2020年１月1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作引调案件受理后，因调解不成，于2020年4月7日依法立案。本案由审判员徐亦伟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4月29日、5月15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人民财险义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洪玲飞、被告杨逸文、被告安代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国良、第三人廖爱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巧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人民财险义乌公司诉请判令被告支付保险理赔款55500元。事实与理由：2016年6月30日杨逸文驾驶浙Ｇ×××××号车与王润甲驾驶的浙Ｇ×××××号车相碰撞，造成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交警认定杨逸文负全责。廖爱媛以保险合同纠纷为由提起诉讼，法院判决原告向廖爱媛支付理赔款55500元。第三人丈夫与被告杨逸文、安代通公司存在代驾服务合同关系，现原告根据《保险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向被告主张赔偿。 被告杨逸文辩称：事故发生之后，我赔偿给车主15000元，车主说不再追究我的责任，保险公司不应该向我追偿。55500元的车损是由于保险公司定损不到位，开到其他地方去维修造成的，我觉得不合理。我是被告安代通公司的员工，是在履行职务，我不应该赔偿原告损失。 被告安代通公司辩称：被告杨逸文当时是否提供代驾服务我司不清楚，我司代驾平台上没有相关订单和驾驶轨迹。代驾司机可以在多个平台注册、接单，无法证明杨逸文系通过我司的平台接单，提供代驾服务。我司平台至上线以来一直到现在，和代驾司机都是合作关系，并不存在雇佣关系，公司仅为代驾服务提供居间平台。杨逸文是否与我司存在相应的合作关系，由于事发至今将近4年时间，我司已经无法核实。原告依据保险法第60条主张代位求偿权系适用法律错误，杨逸文属于车上人员，而非第三者，杨逸文是保险人允许的合法驾驶员。事故发生后，我司没有收到杨逸文的报案，也没有收到第三人的赔偿要求。第三人在原告处投保了车损险及不计免赔险，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理应赔偿，这是保险公司本身应当承担的责任。无法证明杨逸文驾驶车辆提高了驾驶的危险性。 第三人廖爱媛辩称：原告的诉请没有法律依据，第三人与安代通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代驾服务关系，与原告是否取得代位求偿权是无关的。安代通公司称不存在代驾服务合同关系，那么杨逸文驾驶车辆的行为最多只属于公民个人之间的雇佣关系。杨逸文驾驶第三人的车辆是经过第三人丈夫的许可，而且杨逸文也有驾驶资格。杨逸文不属于机动车商业保险中所指的第三者，保险公司不能取得代位求偿权。杨逸文支付的15000元并不是车损的赔偿，第三人的车是新车，没有出险过，这个款项是保险费率提高的补偿。 原告人民财险义乌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2016）浙0782民初14189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民事裁定书一份、工商银行付款通知一份，证明原告合法取得代位求偿权。2、开庭笔录一份，证明原告在理赔前调查到的情况是第三人并未在杨逸文处获得赔偿。 被告杨逸文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我已经赔偿给第三人15000元，第三人也承诺不再向我追究责任。 被告安代通公司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第三人与杨逸文、安代通公司存在代驾服务关系。 第三人廖爱媛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判决书并没有明确原告有追偿的权利。庭审笔录上的内容与第三人的答辩也没有矛盾。对于第三人来说，杨逸文是否有所属公司是不清楚的。第三人收取的15000元，是后期将会对第三人造成的保费提高的补偿，补偿费用的高低是双方民事权利的自由处分。 被告杨逸文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录音一份，证明第三人收到过15000元，并不再追究责任，当时曾经签过协议，协议现在找不到了。2、账户对账单一份、微信转账记录一份，证明在2016年7月1日支付给第三人15000元，其中10000元取现支付，5000元转账给对方指定的微信。3、安代通公司工作牌照片二份，系当时保险公司在现场对我所挂的工作牌进行拍摄、留存，证明我是安代通公司的员工。4、支付宝充值记录三份，证明2016年6月18日、6月11日、6月14日三次通过支付宝向安代通公司充值各100元，属于我事先向安代通公司充值，每次代驾后安代通公司从中扣除10%作为服务费。 第三人廖爱媛对被告杨逸文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于该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15000元已收到，但款项性质双方未认定一致，我方对放弃索赔是否认的。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关联性有异议，第三人认可收到杨逸文15000元，但是对收取的方式及时间，因时间较长记不清楚。对证据3，当时第三人丈夫陈军是醉酒状态，对该部分没有印象。证据4与第三人无关。 原告对被告杨逸文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第三人已经从杨逸文处获得赔偿，在我司询问时说没有得到赔偿。对证据2、3、4真实性均无异议，工作牌系我司工作人员到现场后予以拍摄，照片上有显示拍摄时间，可以证明杨逸文当时是以安代通公司的名义对外从事代驾业务。对于第三人丈夫陈军及其他人来说，杨逸文就是安代通公司的工作人员，其与安代通公司的具体的报酬分配不影响两被告作为一个整体对外承担责任。第三人认可其收到了15000元，但不能明确这15000元的具体赔偿项目，以及第三人当时放弃的是对于15000元的索赔权还是对于本案所有车损的索赔权。故原告仍享有对两被告40500元的代位求偿权，至于其余15000元原告要求第三人予以返还，也恳请法院在本案中一并处理。 被告安代通公司对被告杨逸文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无异议。鉴于第三人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录音内容中确认收到了杨逸文的15000元，双方默认有协议，且表示不再追究杨逸文的责任。根据保险法第61条的规定，本案原告没有行使代位追偿权的基础。对于证据3，仅有照片，没有原物，且系单方证据，我司无法核实真实性，更不能达到杨逸文的相关证明目的。对于证据4，只能证明杨逸文向安代通公司充值，是否与本案涉及的交通事故有关不得而知，杨逸文向安代通公司充值，最多只能说明其利用了公司的APP，不能说杨逸文用了公司的APP就是公司的员工，有雇佣关系。员工或者雇佣，都是从公司雇主处获得劳动报酬，不可能反过来给公司、雇主充钱。而且第一次庭审中杨逸文和第三人均陈述本案的代驾并没有通过APP下单，而是第三人丈夫口头叫杨逸文开的车，并不是公司APP指派的订单，费用也不在APP上支付。说明杨逸文的驾驶行为不受安代通公司的指示和指派，故与安代通公司没有关系。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于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足以证实本案原告具有相应的代位求偿权。 对被告杨逸文提供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于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在本案中具有相应的证明力。根据第三人陈述及录音等证据，可以证实被告杨逸文已向第三人支付15000元，但不足以认定该款项为被告杨逸文支付的额外损失（第三人主张的保费提高的损失），或双方已一次性解决事故损失（被告杨逸文主张的对方已承诺不再作任何追究），因此本院认定该款项系被告杨逸文预先支付的车损赔偿款。被告杨逸文已举证证明其在该段时间注册使用安代通公司的APP并汇入款项，在事故发生时杨逸文也确实佩戴了安代通公司的工作牌，但安代通公司既未说明其具体的营运与管理，也未举证反驳杨逸文的相关证据，因此本院认为杨逸文与安代通公司属于临时雇佣关系，应由安代通公司先行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安代通公司、第三人廖爱媛未向法庭提供证据。 根据以上所确认的证据和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第三人廖爱媛所有的浙Ｇ×××××号车在原告人民财险义乌公司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保险金额为852800元）、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100万元）及不计免赔险等，保险期间为2016年1月29日15时起至2017年1月29日15时止。 2016年6月30日凌晨1时许，廖爱媛的丈夫陈军在义乌市帝豪酒店附近的ＫＴＶ喝酒后，叫了在ＫＴＶ门口佩戴有安代通公司工作牌的承揽代驾业务的杨逸文代为驾驶浙Ｇ×××××号车。杨逸文驾车由北往南经过义乌市帝豪酒店对面路段右转弯时与王润甲驾驶的浙Ｇ×××××号车相碰撞，造成双方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交警认定杨逸文负事故全部责任，王润甲无责任。事故发生后，廖爱媛委托评估机构对浙Ｇ×××××号车的损失进行评估，确定浙Ｇ×××××号车因事故所造成的损失为50000元，并进行了实际维修。另外廖爱媛于2016年7月4日支付了本案事故中受损的第三方的浙Ｇ×××××号车的维修费5500元。 2016年8月24日，廖爱媛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人民财险义乌公司根据保险合同赔付保险金。2016年11月28日本院作出（2016）浙0782民初1418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人民财险义乌公司向廖爱媛支付理赔款55500元。2017年1月24日人民财险义乌公司通过本院已向廖爱媛支付了（2016）浙0782民初14189号民事判决确定的理赔款55500元。 另查明，杨逸文在事故之前注册了安代通公司的代驾APP，杨逸文事先通过安代通公司的APP进行充值，之后杨逸文在安代通公司指定的地点承揽代驾业务，代驾款由杨逸文收取，同时安代通公司在杨逸文的充值款中扣除一定金额作为公司收费。本案所涉交通事故发生后，杨逸文已支付给廖爱媛赔偿款15000元，但双方未明确该款项的性质，廖爱媛在向人民财险义乌公司申请理赔时也未说明该款项。 本院认为，当事人的争议焦点：第一原告是否有代位求偿权；第二是杨逸文与安代通公司之间的关系，即安代通公司应否承担责任；第三是杨逸文支付的15000元款项的性质。一、关于原告能否行使代位求偿权。根据保险法的相关规定，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本案中，廖爱媛系浙Ｇ×××××号车的所有人和被保险人，当然享有该车辆的保险利益，而代驾人杨逸文显然不享有保险利益。代驾人杨逸文系浙Ｇ×××××号车车主廖爱媛的丈夫所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廖爱媛可据此向其投保的人民财险义乌公司理赔，但不应因此认定代驾人具有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在代驾人存在过错的情况下，代驾人作为“投保人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同时又因其提供的是有偿代驾服务，因此其身份又属于“因不当驾驶存在过错的第三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该条规定中的“第三者”是指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以外的第三者，本案中，代驾人作为“第三者”在提供有偿代驾服务过程中发生保险事故，并导致代驾车辆的保险人对外赔付，则保险人对外赔付后，可基于侵权法律关系取得向代驾人代位求偿的权利。二、杨逸文与安代通公司之间的关系，即安代通应否承担责任。首先，被告杨逸文与被告安代通公司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因此双方不属于劳动关系。其次，被告杨逸文系在被告安代通公司代驾平台注册的司机，是被告安代通公司认可的代驾司机，在其代驾过程中必须遵守被告安代通公司制定的规章制度及行为规范，并持有公司统一的工作牌，在业务上接受被告安代通公司的管理，同时被告杨逸文以付出的劳动获取相应报酬。上述行为符合雇佣关系的特征，可认定杨逸文系、安代通公司之间存在临时雇佣关系。最后是杨逸文持有安代通公司的工作牌进行接单，他人也基于对代驾人员持有安代通公司工作牌的信任，才交由代驾人员进行代驾，因此陈军与安代通公司存在委托关系。案涉事故发生于被告杨逸文执行代驾职务过程中，属于职务行为，其履行职务行为产生的后果应由其雇主即被告安代通公司承担。被告安代通公司辩称杨逸文未使用ＡＰＰ，因此公司不承担责任的辩解，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杨逸文在佩戴工作牌执行代驾服务过程中是否规避使用ＡＰＰ，是否存在漏交相关费用（即安代通公司应收费用）等问题，双方可以根据内部关系另行解决。三、杨逸文支付给第三人廖爱媛及其丈夫的15000元，双方均未举证证明该款项的款项性质。廖爱媛在（2016）浙0782民初14189号案件的庭审中陈述其没有取得他人的赔偿，也没有向杨逸文放弃赔偿权利，因此廖爱媛的所得已超过了事故损失，应减少本案被告的赔偿款，且廖爱媛超额所得的15000元应返还给原告。综上，原告诉请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广东安代通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市分公司40500元。 二、第三人廖爱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市分公司15000元。 三、驳回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市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94元（已减半），由被告广东安代通汽车技术有限公司负担433元，第三人廖爱媛负担16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徐亦伟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徐翔 代书记员 沈翠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