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7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美燕，女，1998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雷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孔令威，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妙凤，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伟宁，男，1986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原审第三人：佛山市商银信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五路55号3003房（自编之二）。法定代表人：邹冬生。上诉人王美燕因与被上诉人王伟宁、原审第三人佛山市商银信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银信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236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美燕委托诉讼代理人孔令威、冯妙凤，被上诉人王伟宁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商银信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美燕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必须参加诉讼的符光仁在一审程序中未参加诉讼，请求发回重审；3.一、二审费用全部由王伟宁和符光仁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自2016年6月份起王美燕在广州特茂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茂公司）任职，直至2018年3月份，特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符光仁以要办事为由拿到王美燕的身份证，并在王美燕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委托罗芬漫用王美燕的身份注册成立广州东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贸公司）。在东贸公司成立后，由符光仁亲自经营管理行使股东权利，收取客户的服务费、手续费等款项也没有流向王美燕的账户和公司账户而是进入符光仁的账户。东贸公司、广州普惠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惠公司）、特茂公司均是由符光仁一人出资注册并一人实际控制的公司。最近在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有大量在诉或结案的案件，结果均是判决“广州特茂投资有限公司违法收取客户（原告）利息或手续费及其他费用属于违法应予以退还原告”，部分案件因符光仁与客户（原告）和解结案。符光仁为达到骗取客户钱款，利用招聘涉世未深的员工的身份注册空壳公司来试图掩盖其违法事实，其利用王美燕、许林桂等人的身份证（王美燕与许林桂均是刚毕业出社会工作的无经验的人被符光仁利用）去办理注册东贸公司与普惠公司，且办理注册过程都类似。王美燕被假冒注册成为东贸公司的名义法定代表人，王美燕只是作为特茂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而符光仁才是东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冒用他人名义出资并将该他人作为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冒名登记行为人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符光仁冒用王美燕的名义成立东贸公司，符光仁应当是该公司相关民事责任的承担者。具体到本案，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予以不顾，认定已被注销的东贸公司的债务由唯一股东王美燕承担并判决王美燕偿还王伟宁服务费、款项及利息共计24013.75元，该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在没有查清东贸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情况下判决由王美燕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严重侵害了王美燕的合法权益。（二）一审遗漏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由上述可知，东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符光仁，符光仁是本案所涉纠纷的责任承担主体，其是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因此，在王伟宁没有列明符光仁为被告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理应在查明案件事实情况下依法追加符光仁为被告，但一审法院却没有依法追加，从而作出错误判决，严失公平。王伟宁辩称，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理由如下：（一）王美燕认为其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假冒注册成为了东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收到的资金也没有流入到其名下。首先，王美燕提供的证据并没有哪一项能证明其身份证被冒用注册公司的事实，其提供了证据五也并无笔迹鉴定结果，就算确实非王美燕本人签字，设立公司本来就不要求股东必须到场，而代办公司设立登记的情况很普遍，工商登记材料中股东的签字由他人代签的情况亦不在少数，因此难以认定。其次，王美燕提到自己是不知情需要举证证明，王美燕与符光仁既是亲戚关系，又在案涉公司工作，很难相信其对被登记为公司股东毫不知情。退一步说，即使王美燕被登记为公司股东时，其并不知情，但从2018年8月10日开始，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联系其进行诉前联调，到2019年3月22日第一次开庭、2019年7月2日第二次开庭，整整一年时间王美燕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已经涉诉，但其一直并无表态或采取任何措施证明自己非公司股东，直至收到一审判决书后才提出自己非公司法定代表人，对于王美燕认为自己是不知情很难让人信服。相反，王美燕拖延耽误王伟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王伟宁造成极大的困扰。至于王美燕是否实际享有或承担股东的权利和义务，资金是否有流入到王美燕名下，也很难通过仅仅一份广州银行账户流水清单说明问题，此外证据材料显示，王美燕作为东贸公司法定代表人，又与符光仁是亲戚关系，王美燕是否可以通过什么途径获取资金或者得利，王伟宁难以认定。最后，即使相信王美燕真的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假冒注册成为法定代表人，但其没有妥善保管身份证直接造成王伟宁实际损失是既定事实，王美燕也理应承担相应责任。公司股东信息属于商事登记之范畴，王美燕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否定其股东资格的情况下，难以确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如轻易否定其登记股东的身份，也有损于该登记公示之公信效力，甚至动摇公司法中有限责任的立法根据。因此，建议法院从维护工商登记的公示效力及债权人利益的角度考虑，应当限制股东资格不予认定的条件。（二）关于王美燕上诉认为法院并未通知当事人符光仁参加诉讼的问题。首先，王伟宁最初起诉的是东贸公司而不是王美燕本人，直至2018年10月31日东贸公司注销，王伟宁才追加王美燕作为被告，期间王美燕作为东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理应成为当事人参与诉讼。而当时也无相关证据资料显示符光仁是诉讼的当事人，因此认定王美燕是被告有法律依据，并无不妥。此外，既然王美燕提出符光仁是当事人，侵害了其权益，为何一审时不追加符光仁为被告？王美燕提到其身份证是被冒用注册公司的情况是王美燕与符光仁之间发生的事情，对于王伟宁来说是不清楚情况也是不关心的。因此，本案产生的纠纷责任理应由王美燕承担，至于王美燕所承担的责任，建议由王美燕后续追索符光仁而不是由王伟宁直接追索符光仁。商银信公司未向本院提交书面陈述意见。王伟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美燕退还22875元服务费、1000元订金以及贷款首月银行利息138.75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王美燕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8月7日，王伟宁通过转账方式向吴文静支付款项1000元，同日王美燕出具收据确认收取王伟宁客户订金1000元。2018年8月9日，王伟宁收取中国银行贷款75000元，贷款期限12个月，利率6.66%，本期应还利息430.13元。同日，收款广州银联网络支付有限公司客户备户金转收王伟宁账户款项22875元，注明摘要为BQ35租赁服务费（王伟宁查询委托扣款授权委托书，明确王伟宁授权银行或第三方按约定划扣相应的资费，期限至2018年11月7日，一次性授权金额10万元，被授权人为商银信公司）。东贸公司成立于2018年3月8日，注册资本3000万元，在册股东王美燕，属个人独资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31日办理工商注销手续。2019年3月22日，中国银行广州番禺支行签章确认王伟宁截止2018年8月19日已归还借款本金75000元并支付利息138.75元，贷款期数12个月，利率6.66%，产品类型网络消费贷款，贷款状态结清。另王伟宁向一审法院提供与东贸公司业务员“Miss刘”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Miss刘“都说现在过来预约一下，后期没有那么低利息了，2厘5高吗？贷10万才250块”，王伟宁“利息差不多，跟之前说的利息差不多，不过之前他跟我说有手续费什么。目前提示没有什么意向”，王伟宁“要周六才有空了，目前符经理帮我搞了75000元2.5厘月息，另外高息的我不打算搞的”，Miss刘“利息低，你下午干嘛”，王伟宁“我是周六再搞吗，符经理说跟你预约好，跟你讨论好方案的，有4个方案”，Miss刘“没问题”，王伟宁“不对吧利率？”Miss刘“对的，先息后本”，王伟宁“6.66什么时候跟我说的”，Miss刘“这个是利率，月利息是2.5厘啊”，王伟宁“不是说10万才250不用我7万多就400”，王伟宁“怎么算的”，Miss刘“系统抛出来就是2.5厘”，Miss刘发送计费列表“总放款75000元，手续费0.5%、渠道费0.5%共60期计22785元”；与符经理微信，王伟宁询问办的是月利率2.5厘，不是随便办一个贷款，但对方未回复。庭审时，王伟宁明确首月利息仅支付138.75元并按此主张。一审法院认为，王美燕开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取王伟宁客户订金1000元，而王美燕作为东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独资股东，从王伟宁所述的事实及提供的证据足以反映由东贸公司协助王伟宁办理网络贷款，故王伟宁与东贸公司的委托合同关系成立。东贸公司作为受托人，理应按双方约定的利息标准予以贷款，如未按约定贷款的则应承担违约责任。审查王伟宁诉求所提供的微信记录及扣款凭证，足以反映东贸公司已办理了75000元网络贷款，期限为12个月，月利率5.55‰（年利率6.66%/12个月），即5.55厘，与约定的月利率2.5厘不符。况且东贸公司委托商银信公司所收取的渠道费以5年（60期的0.5%）贷款收取，与实际贷款期限不符，对此王伟宁在收取相应贷款后已向东贸公司提出异议，故东贸公司协助王伟宁所贷款项并不符合双方约定或东贸公司的承诺，东贸公司无权收取相应的服务费并赔偿王伟宁由此导致的利息损失，王伟宁所诉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现东贸公司已被其唯一股东王美燕申请注销，对此涉及该公司的债务依法应由王美燕予以承担。商银信公司作为协助收款人，应属于受东贸公司或王美燕指定收款，双方间的款项交接，属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作调处。王美燕、商银信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本案依法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于2019年7月11日判决：一、王美燕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偿还王伟宁服务费用22875元；二、王美燕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偿还王伟宁款1000元；三、王美燕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偿付王伟宁利息损失138.75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王美燕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王美燕提交了20组证据，分别为：证据1.荣誉证书、照片，拟证明王美燕自2017年4月至2018年均在特茂公司工作的事实；证据2.广州银行账户流水清单，拟证明王美燕自2017年至2018年10月份一直在符光仁的公司工作、领取工资；证据3.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拟证明东贸公司的实际运营由符光仁负责管理，而王美燕作为员工按月拿工资；证据4.提成表，拟证明王美燕是东贸公司的名义法定代表人，王美燕只是一名普通员工按月拿工资；证据5.东贸公司章程、承诺书，拟证明东贸公司并非王美燕所注册，法定代表人的签名与申请人签名并非王美燕亲笔签名；证据6.企业核准注销登记通知书，拟证明东贸公司已注销的事实；证据7.营业执照、身份证、广东公安人口信息查询资料，拟证明特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符光仁；证据8.企业核准注销登记通知书，拟证明特茂公司已注销的事实；证据9.短信截图，拟证明符光仁知悉本案，王美燕私下积极催促符光仁向王伟宁退还款项的事实；证据10.刻录光盘、通话语音文字翻译，拟证明符光仁知悉本案，王美燕私下积极催促符光仁向王伟宁退还款项的事实；证据11.七组通话录音，拟证明王美燕催促符光仁向王伟宁退还款项的事实；证据12.一组通话录音，拟证明王美燕跟王伟宁确认符光仁是否向王伟宁退还款项的事实；证据13.短信截图，证明符光仁没有向王伟宁退还款项的事实；证据14.手机截图，拟证明王美燕与符光仁通话的事实；证据15.通话记录截图，拟证明王美燕跟王伟宁通话的事实；证据16.录音光盘，拟证明王美燕催促符光仁向王伟宁退还款项的事实，王美燕跟王伟宁确认符光仁是否退款的事实；证据17.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东贸公司并非王美燕本人申请注册，且注销东贸公司亦是符光仁找人指示王美燕去办理的，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符光仁的事实；证据18.普惠总冲刺群微信聊天截图，拟证明符光仁将王美燕移除群聊且说到“东贸公司员工有事找我私聊”证明东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符光仁；证据19.卢中火委托融资业务协议书，拟证明委托协议并没有对贷款具体金额、利息与期限进行约定且涉案服务费已经在协议中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事实；证据20.开庭传票、受理案件通知书、庭审笔录，拟证明王美燕仅是符光仁的员工，涉案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符光仁的事实。王伟宁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有异议，不能证实其证明目的，东贸公司是在2018年3月注册成立，材料未提及王美燕2018年3月后是否在特贸公司还是东贸公司工作，且王美燕提供的证据3也提及其作为东贸公司的店长提成有5%的事实。对证据2无异议，但流水显示是多人转账的，如果用于证明王美燕在符光仁的公司工作并领取工资的话，证明能力偏弱。对证据3有异议，符经理在聊天记录中没发言，不能证明王美燕和符经理的关系。符经理应该是负责管钱的，至于符经理是公司负责人、会计、还是财务总监，无法判定。对王美燕是否仅仅为员工的事实存在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有异议，实发工资为42338元，但在广州银行的流水账中，却显示王美燕收入金额是8万多元，前后有矛盾，且从王美燕和符光仁同在个人业绩排行上，也看不出符光仁与王美燕的关系。对证据5章程和承诺书真实性认可，但无法确认是否王美燕亲笔签名。对证据6、7、8、10无异议。对证据9有异议，认可7月2日后至上诉前期间王美燕联系符光仁退还款项的事实。但从聊天记录可以得知，王美燕与符光仁是知晓有开庭的事实，事实上，一审两次开庭王美燕和符光仁也一直不出庭，也没有与王伟宁联系解决办法，直到判决书出来后，王美燕才开始联系王伟宁告知符光仁是老板，建议王伟宁跟符光仁联系。判决书出来前以及王美燕上诉后的期间，对王美燕所称积极催促符光仁向王伟宁退款存疑。对证据11无异议，通话录音三的最后几句，王美燕与符光仁相互称对方为老板，通话录音七，符光仁提到双方是亲戚关系，因此对于王美燕是否为东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双方是否有任何利益关系以及聊天记录是否完全可信是存在疑问的。对证据12、13、14、15、16无异议。对证据17关联性有异议，没有提到东贸公司；证据18证明的事实没有提到东贸公司找符光仁是因何事，故难以说明东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符光仁。证据19与本案无关。证据20至今未判决，难以证明王美燕是东贸公司员工的事实。二审查明以下事实：王美燕对于一审判决认定东贸公司无权收取相应的服务费23875元，并赔偿王伟宁的利息损失138.75元没有异议。但王美燕称自己的身份证被其任职的另一家公司（特茂公司）的老板符光仁借用，在其不知情的情况注册了东贸公司，故自己并非东贸公司的实际股东，不应当对东贸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而申请追加符光仁作为被并认定符光仁为东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由符光仁对东贸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1.符光仁是否为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2.王美燕是否应当对东贸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关于王美燕提出自己的身份证被符光仁冒用，其并非东贸公司的实际股东，故要求追加符光仁作为被告且认定符光仁为东贸公司实际控制人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王美燕对其所主张符光仁冒用其身份证注册公司的事实并未举证予以证实。其既没有第一时间报警处理，也没有及时向公司注册机构申请撤销登记等方式表明自己的立场。退一步来讲，即便如其所述，但王美燕在已经知晓自己是东贸公司股东的情况下，仍然听之任之，先后多次将一审开庭传票中的开庭时间、地点等信息转告符光仁，且按照符光仁的指示，与王伟宁沟通。故该情形显然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八条“冒用他人名义出资并将该他人作为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冒名登记行为人应当承担相应责任”之规定。况且，王伟宁表示，王美燕与符光仁之间如何确定责任是其内部关系，与其无关，而在本案中只主张王美燕承担责任。王美燕自己作为本案当事人收到一审法院送达的诉讼材料和开庭传票，不积极应诉，既没有申请追加符光仁作为共同被告，也没有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作其放弃诉讼权利。因此，王美燕在二审中又以自己并非东贸公司的实际股东为由要求追加符光仁作为被告且以符光仁为东贸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由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王美燕是否应当对东贸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王美燕作为东贸公司的唯一股东仅提供其个人账户流水，并不能反映东贸公司有独立完整的财务制度，无法证实东贸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个人财产，故其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王美燕在明知案涉债务尚未确定及清偿的情况下直接将公司注销，一审法院判决王美燕对东贸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王美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上诉人王美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 娟审判员 莫 芳审判员 杨 凡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尤志华李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