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秦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甘0522民初502号 原告：张某。 被告：李某。 被告：张某。 原告张某与被告李某、张某1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某、被告张某1、李某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两被告返还原告的耕地2.26亩（包括水崖上0.56亩，张家大地0.8亩，上梁0.5亩，上平地0.4亩）；2.依法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李某系兄长、弟媳妇关系，与被告张某1系叔侄关系，两被告系母子关系。原告弟弟张某3是精神病患者。原告父母共有承包耕地4.5亩（包括上梁0.5亩，张家大地0.8亩，上平地0.4亩，水崖上0.56亩，背湾0.1亩，刘家沟0.94亩，石头地0.6亩，雪儿地0.6亩）。原告父母在世时，与原告和被告李某约定，该全部耕地由原告一人耕种。随后，原告父母的耕地一直由原告耕种。2017年10月，原告父亲去世，原告便将母亲接到自己家中赡养、伺候母亲，2019年2月，原告母亲去世。原告母亲刚一去世，刁蛮霸道的两被告就强行侵占原告父母的耕地种植花椒，不予返还。老实正直的原告多次找两被告要求返还耕地，两被告态度蛮横、拒绝返还。原告又多次委托本村村委会、某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均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直至今日，此事仍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综合上述，原告认为，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原告父母是该农村耕地的合法承包经营权人，原告父母相继去世，该耕地依法应当由原告及两被告共同继承，但两被告强行侵占全部耕地、不予返还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继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的相关法律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恳请贵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张某1辩称，1.爷爷奶奶一直由我们赡养，原告并没有做到赡养的义务，我们暂住在二爷爷家，由于我家房子倒了，爷爷去世以后原告便将奶奶接去他家，原告没有善待老人；2.土地承包耕种的证明是在2017年由爷爷亲手交予我母亲；3.原告的诉状中有很多的疑点，确权耕种地共有3.44亩，但是也要减去我母亲、父亲和姐姐的土地，即使原告全部索要属于奶奶的份也没有这么多。4.我有千户派出所的证明，证明爷爷和原告分家以后一直和我们一起生活，直至爷爷去世，没有人赡养老人、没有住房的情况下，我们协商将奶奶接到原告家的，由原告负责照顾，我们负责生活费；5.为了侵占土地，原告在他媳妇杀害奶奶的前一个月私自将我奶奶的户口转到他的名下。 被告李某辩称，我曾和原告协商，让原告赡养老人，我负责一个月给原告1000元现金，之后我就去天水打工了，原告既要钱又要地就是不要老人，原告在厕所旁给老人搭了活动板房，我赡养了两个老人21年，老人走的时候说将地留给我。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张某所举秦安县某镇某村委会出具的证明1份，被告李某、张某1所举的秦安县千户派出所出具的证明1份，本院依职权于2020年4月9日在秦安县千户乡某对该村村主任陈某做的调查笔录1份，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存在争议的证据，本院综合评判如下：对于原告所举的秦安县某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证明1份，证明原、被告发生争议后，经乡政府调解，并没有调解下去的事实，经质证，二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系秦安县某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据来源合法，能够反映出原告拟证明的事实，故对原告的证明目的应予采纳；原告所举的退耕还林管理卡4份，证明原告父亲将他和原告母亲的地全部交给原告耕种的事实，经质证，二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因该退耕还林（草）管理卡载明户主是张某2，但本案涉诉被继承人是张某3，因张某2的退耕还林管理卡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故本院对此不予评价；原告所举的原告母亲的户口薄、身份证、养老保险卡各1份，证明母亲是原告家的人，在原告家生活，经质证，二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因该证据与原告所举的甘肃省秦安县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书相印证，原告母亲于2017年11月由原告接至家中开始赡养，2019年1月9日被告返还原告母亲的个人证件（户口薄、身份证、养老保险卡各一张），故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原告所举的甘肃省秦安县人民法院（2019）甘0522民初116号民事调解书1份，经质证，二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在原告提交的户口本中载明，原告母亲的户口和原告的在一起，故对原告的证明目的应予采纳。二被告所举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1份，证明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属于二被告，经质证，原告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发证机关落款无日期，五人承包地没有具体份额为由对该证据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因发证机关虽在该证件第一页中的签发日期没有填写，但第五页的落款日期是1999年1月1日，且本院庭后在诉争土地所在村委会进行了调查，结合在村委会的调查结果，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应予采信。二被告所举的秦安县千户乡某委会出具的证明1份，证明自张某3、王某和原告分家以后，一直与二被告共同生活，耕地也是在一起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中共同生活认可，其余均不认可。该证明载明两被继承人张某3、王某在世时与两被告一起生活，张某3已故后，王某和原告一起生活，与原、被告双方当庭陈述一致，故对该证据证明张某3与两被告一直一起生活的证明目的应予采信，对证明王某一直与两被告一起生活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该证明并未反映出两被继承人的耕地与两被告在一起的事实，故对该证明目的不予采纳。二被告所举的张某3的身份证1份，证明张某3去世的时候将身份证交给李某保管，爷爷奶奶确实与被告一家一起生活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因该证据与原告所举的甘肃省秦安县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相印证，张某3去世前与二被告共同生活，故对给证明目的予以采纳。 基于以上原、被告的诉、辩称陈述及举证、质证的过程和本院对证据的分析判定，本院查明的事实如下： 原告张某系两被继承人张某3和王某的长子，被告李某系两被继承人的二儿媳，被告张某1系被告李某的儿子。1980年第一轮划分土地时，原告张某与其父母张某3、王某及其二弟张某3一起生活，按照当时的现有人口4人共同承包了所在村集体的土地。1995年原告张某与其父母、二弟张某3分家，分家时将原告分出，原告父母与原告二弟张某3一起共同生活，原告父母与原告二弟张某3的承包地也分在一起，张某3娶妻李某，生女儿张某4，儿子张某1。1999年1月1日秦安县人民政府给村民颁发了《甘肃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二被告所持的《甘肃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仅载明5人，3.44亩，对地块等其他内容未详细记载，经某村委会主任证实这5人是张某3、王某、张某3、李某、张某4。被继承人张某3于2017年11月亡故，王某于2019年2月亡故。张某3生前，张某3、王某与二被告在同一家庭共同生活。张某3亡故后，经原、被告双方协商由原告将王某接到原告家与原告一起生活。2019年1月原告张某将王某的户口转至自己户口上，2019年2月因家庭矛盾，原告的妻子将被继承人王某用斧头砍死（已另案处理）。现原告以享有对张某3、王某的承包地的继承权为由，诉请二被告返还耕地2.26亩（包括水崖上0.56亩，张家大地0.8亩，上梁0.5亩，上平地0.4亩）。 本院认为，原告在其父母去世后，要求二被告返还原告父母生前的承包地，但1999年政府部门已将该争议土地确定为以张某3、王某、张某3、李某、张某4为家庭成员的承包户的承包地，同时原告父母生前一直与二被告一家共同生活，且对该争议土地共同管理、经营、收益，并长期依附该承包地生产生活，虽原、被告在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内，但原告属另一独立承包户，并未在二被告所在的承包户内，原告又不能举出任何证据证明对该争议土地享有权利的事实；并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二款：“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的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第一款：“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的规定，二被告所在户内的承包地虽然由该户占有、使用、收益，但该承包地所有权仍然归村集体所有，该承包地不具有继承法意义上的财产性质，故原告母亲在去世前虽在原告家生活一年，但该事实并不能引起其母亲在二被告户内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至原告的后果，该户内成员张某3、王某生前所依附的户内土地，并不能因此二人的亡故而由户外人主张继承，该土地应由所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按照法律、国家政策进行调整，原告对该土地不享有任何主张权利。故此，原告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0元，减半收取35元，由张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张晓亮 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 法官助理 张彦芳 书 记 员 蔡晓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