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61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大医堂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立汤路30号院57号201、202、203室。法定代表人：张晓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其文，北京市威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振英，女，1982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桑丽，北京鑫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大医堂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医堂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振英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92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医堂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查明事实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被上诉人的入职时间为2015年5月，而一审判决认定为自上诉人公司成立日起，明显错误。被上诉人的《劳动合同书》是被上诉人自行填写并倒签的时间。该合同书记载的签订时间为2014年2月，当时上诉人公司尚未成立。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自认是2015年5月才到上诉人处工作。此前被上诉人是北京三和凯丽商贸有限公司的电话销售员，实际控制人是张晓江，该公司与上诉人并非关联公司，张晓江仅持有上诉人15%的股份，并非实际经营者，上诉人与北京三和凯丽商贸有限公司完全独立。2．关于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离职的时间，一审法院认定错误。被上诉人于2017年2月《劳动合同书》到期，春节回来后，便从上诉人公司离职，到北京丽琳商贸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职务，并签订《北京丽琳商贸有限公司2017年度经营目标责任书》。3．被上诉人从北京丽琳商贸有限公司离职的时间错误。直至2017年11月，被上诉人因业绩不好与北京丽琳商贸有限公司产生纠纷便自动离职并于2017年12月自己创业成立北京彼岸承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由于纠纷，被上诉人连工作都没有交接，故2017年11月份的工资没有结算。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2月至2018年1月期间，上诉人未与被上诉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应支付双倍工资差额毫无事实依据，且曲解了法律的意图。首先，上诉人与北京丽琳商贸有限公司没有关联关系，独立经营。上诉人于劳动合同到期后，未与被上诉人继续签订劳动合同，是自然形成的。被上诉人因有更好的去处，未提出任何异议。其次，因被上诉人已到其他公司任职，上诉人不可能再与被上诉人签订劳动合同。况且，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公司工作期间，上诉人依法与被上诉人签订了书面合同。再次，被上诉人签订《北京丽琳商贸有限公司2017年度经营目标责任书》，担任该公司总经理，全面负责该公司的经营与管理，事实上已经签订了书面的聘用协议。2．被上诉人满心欢喜地到新单位担任总经理，从未提出要求经济补偿金，现已超出一年的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判决支付经济补偿金是错误的。3．被上诉人因业绩惨淡而与北京丽琳商贸有限公司发生纠纷，未做工作交接，自动旷工离职。而被上诉人于次年2月单方发函，不能作为认定劳动合同解除的依据，更不能以此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张振英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大医堂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确认大医堂公司与张振英2017年2月5日至2018年2月1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大医堂公司不支付张振英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2月1日期间工资45689．66元；3．判令大医堂公司不支付张振英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60000元；4．判令大医堂公司不支付张振英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未休年假工资13793．1元；5．判令大医堂公司不支付张振英2017年2月5日至2018年2月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62413．79元；6．判令张振英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该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该院认定如下：就劳动关系问题，大医堂公司主张张振英最后提供劳动至2017年2月4日，双方劳动关系到期终止；之后张振英入职案外公司北京丽琳商贸有限公司，提供劳动至2017年11月，之后自行离职创业。就其上述主张，大医堂公司向该院提交北京丽琳商贸有限公司2017年度经营目标责任书，载明任命张振英同志为总经理，2017年3月15日。张振英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张振英主张其一直为大医堂公司提供劳动，大医堂公司与丽琳商贸公司系关联公司，就其上述主张，张振英向该院提交1、银行交易明细，显示2017年3月后大医堂公司多次向其支付工资；2、参保人员缴费信息，显示2015年5月至2017年12月期间大医堂公司为张振英缴纳社会保险，2018年1月至2018年2月期间北京振群装饰有限公司为张振英缴纳社会保险。大医堂公司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该公司主张大医堂公司与丽琳商贸公司系合作关系。就工资问题，张振英主张其月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15000元+提成，工资分两笔发放，一笔由大医堂公司支付，一笔由大医堂公司财务吴延华支付。大医堂公司提交了2017年1月-10月北京总部工资表，显示张振英基本工资为15000元（其中2017年2月除外，2月基本工资显示为30000元）。双方均认可大医堂公司向张振英发放工资至2017年10月，之后工资未发放。就解除情况，张振英主张其最后提供劳动至2018年2月1日，2018年2月2日其以大医堂公司拖欠工资、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并向大医堂公司邮寄送达了《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大医堂公司认可该公司收到了上述《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该公司主张2017年2月4日双方劳动关系到期终止，之后张振英入职北京丽琳商贸公司。就年假情况，大医堂公司主张张振英在职期间年假已休，就其主张，大医堂公司未向该院提交相关证据。该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劳动者的入职时间、离职时间应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大医堂公司认可2017年2月4日后继续向张振英支付工资、缴纳社会保险，其在仲裁阶段主张系误操作，在本案庭审中主张系代为丽琳商贸公司支付，两次陈述相互矛盾，且均未能作出合理解释，该院对其关于2017年2月4日双方劳动关系到期终止的主张不予采信，采信张振英有关最后提供劳动至2018年2月1日、2018年2月2日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的主张。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显示张振英于2014年2月5日入职，大医堂公司在仲裁阶段亦认可张振英自2014年2月5日起提供劳动，建立劳动关系，但大医堂公司于2014年6月25日成立，自2014年6月25日起方具有法律意义上用人单位的主体资格，故，该院确认2014年6月25日至2018年2月2日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大医堂公司未向张振英支付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2月1日期间的工资，于法无据，应予以支持，经该院核算，仲裁裁决大医堂公司支付张振英上述期间工资45689．66元，符合法律规定，该院对此予以确认。《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规定：职工每年享有带薪年休假是国家为了维护职工休息休假权利而赋予劳动者的权利，单位应保证职工享有年休假，用人单位安排职工年休假天数少于应休年休假天数，应当在本年度内对职工应休年休假天数，按照其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大医堂公司主张张振英年假已休，就其主张未向该院举证，该院不予采信。经该院核算，仲裁裁决大医堂公司支付张振英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未休年假工资13793．1元，符合法律规定，该院对此予以确认。劳动合同期满后，劳动者仍在用人单位工作，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自劳动合同期满的次日起至满一年的前一日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大医堂公司未与张振英续签劳动合同，应向张振英支付2017年2月5日至2018年2月1日未续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仲裁裁决大医堂公司支付张振英上述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62413．79元，不高于法定标准，张振英对此未提起诉讼，该院予以确认。根据该院查明事实，大医堂公司确实存在拖欠工资的情形，张振英据此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大医堂公司支付解除劳动经济补偿，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经该院核算，仲裁裁决大医堂公司支付张振英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60000元，符合法律规定，该院对此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北京大医堂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与张振英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至二〇一八年二月二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北京大医堂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张振英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一日至二〇一八年二月一日期间工资45689．66元；三、北京大医堂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张振英二〇一七年二月五日至二〇一八年二月一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62413．79元；四、北京大医堂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张振英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60000元；五、北京大医堂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张振英二〇一六年一月一日至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间未休年假工资13793．1元；六、驳回北京大医堂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本院认为，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综合各方诉辩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大医堂公司与张振英于2014年6月25日至2018年2月2日期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2．大医堂公司是否应支付张振英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2月1日的工资、2017年2月5日至2018年2月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以及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未休年休假工资。关于大医堂公司与张振英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一节，一审法院结合各方提交的证据、当事人陈述以及已查明的事实等认定大医堂公司与张振英于2014年6月25日至2018年2月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上诉人大医堂公司主张其与张振英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但对此未提交充足的相反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上诉人大医堂公司的此项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大医堂公司是否应支付张振英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2月1日的工资一节，如前所述，大医堂公司与张振英于2014年6月25日至2018年2月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均认可大医堂公司向张振英发放工资至2017年10月，之后工资未发放，故大医堂公司应支付张振英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2月1日的工资。关于大医堂公司是否应支付张振英2017年2月5日至2018年2月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一节，据查，张振英与大医堂公司签订了期限自2014年2月5日至2017年2月4日的《劳动合同》，大医堂公司主张书面劳动合同到期后，张振英离职自主创业，但对此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认定大医堂公司应支付张振英2017年2月5日至2018年2月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并无不当。上诉人大医堂公司的此项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大医堂公司是否应支付张振英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一节，大医堂公司确存在拖欠工资的情形，张振英以此理由解除劳动关系，大医堂公司应支付张振英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一审法院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大医堂公司的此项上诉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大医堂公司是否应支付张振英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未休年休假工资一节，大医堂公司主张张振英年假已休，但对此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认定大医堂公司应支付张振英未休年休假工资并无不当。上诉人大医堂公司的此项上诉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大医堂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大医堂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高 贵审 判 员  张清波审 判 员  邓青菁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郭 莹书 记 员  陈昭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