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12民初467号 原告：励哉乔，男，1934年5月24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上海市嘉定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佳杰，浙江共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励财金，男，1942年4月13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浙江省宁波市。 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亚君，宁波市鄞州区甬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励哉乔诉被告励财金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9日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审理中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独任制，于2020年4月21日、5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励哉乔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佳杰，被告励财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亚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励哉乔起诉称：请求确认原坐落于港木结构二层楼房一间楼上部分（面积20.48平米）的拆迁安置权益归原告所有。 事实与理由：原告系上海市居民。1979年12月，案外人励康氏（即康阿定）及其子励哉庄、励哉德将坐落于港的祖产木结构两层楼房一间楼上部分（建筑面积20.48平米）作价500元卖给被告，将与该房屋紧邻的两层楼房一间卖给案外人李兴樟。励哉庄、励哉德系原告堂兄弟，该房屋也是原告的祖产。1980年6月，原告回宁波，从李兴樟处回购了房屋，并与李兴樟签订书面协议，让李兴樟继续居住。因被告不在家，原告未能回购涉案房屋。被告妻子朱优妹听说原告在回购房屋，于1980年9月11日托人写信给原告，说是同意原告回购涉案房屋。原告获信后立即表示要求回购。1980年9月17日，被告妻子朱优妹又写信给原告，希望原告到宁波港面谈。原告接信后来到宁波港找被告，但没找着，在原告回上海的路上碰到了朱优妹，朱优妹将房契交给原告，原告将房款550元交给朱优妹。当时原告考虑简单，有让朱优妹出具收条，只是自己在房契边上作了付款说明。因原告急着回上海，故未与被告见面，只是口头与朱优妹约定，房屋让他们继续居住，未办理房屋过户手续。1992年，原告来过宁波一次，看看房屋，但未与被告见面。三年前，宁波亲戚告知房屋要拆迁，原告就来到东钱湖，就李兴樟处回购的房屋与东钱湖镇拆迁办签订了《房屋拆迁调产安置补充协议》。关于涉案房屋，被告否认向原告出售房屋的事实，认为涉案房屋所有权不属于原告。现涉案房屋已被拆迁，原告未与拆迁办签订拆迁协议。现在李兴樟、励康氏、徐正才均已过世，励哉庄、励哉德、朱显鸿也已年老体衰，头脑不清，不能复原当时情景，请法院判决。 被告励财金答辩称：被告父亲早亡，母亲精神不好，被告在讼争房屋长大，讼争房屋是自家房屋。1968年被告退伍回家时，被告哥哥励才兴做主将包含涉案房屋的一整间楼房分给被告。1969年，被告与朱优妹结婚，楼上为婚房，楼下放着母亲和奶奶两张床。1970年被告和朱优妹去长兴煤矿工作生活，偶尔回来看看。1983年被告和朱优妹离婚，1984年下半年被告另行结婚，过了不久被告奶奶去世，1997年被告退休回家，因房屋倒塌，被告重新建造，改为砖混结构，已经改变了房屋性质。被告未向励康氏、励哉庄、励哉德买过房屋，也未将楼上半间卖给他人。房屋买卖是件大事，原告与被告不熟，却没与被告见面，双方也没订立房屋买卖协议，付款也没出收条，也没让被告出屋，40年来也没见原告上门要求被告出屋，所以这个买卖行为是不存在的，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下列证据： 1、房契一份，房契载明：“立卖屋契康阿定有楼上屋一间出卖给励财金为业，其屋在莫枝公社五四大队前五港地方，土名后晒场，楼下是进业主，东夏宝才屋，西李兴樟屋，上连砖瓦，楼板櫊栅四围门窗壁洛俱全，言明屋值人民币伍佰元正，其款当日收足，自卖之后任凭进业主收花管业，出卖人不得干涉。三面言明，各无异议，恐后无凭，立次屋契为证。出卖屋契人：励康氏、励哉庄、励哉德。证明人：徐正才。代笔人：朱显鸿。公元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二日。”励康氏、励哉庄、励哉德、徐正才、朱显鸿均盖了私章。鄞县莫枝人民五四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于1979年12月30日盖章，同意买卖。拟证明该房契为讼争房屋之屋契。被告质证后表示，房契内容和落款是同一个人的笔迹，且其中没有买受人励财金的落款和签名，不合常理，被告怀疑房契是原告伪造。本院认为，被告辩称房契伪造缺乏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关联性在下文阐述； 2、被告和朱优妹写给原告的两封信件、信封，拟证明被告和朱优妹分别于1980年9月11日、17日致信原告，同意以550元的价格让原告回购讼争房屋，要求原告到宁波办理买卖手续的事实。被告质证后表示，信封是实，朱优妹不识字，仅能写自己的名字，不可能给原告写信，被告文化也不高，没有向原告写过信，所以信件可能是原告伪造的，被告住房紧张，怎会出卖楼上房间？本院认为，书信请人代写在80年代普遍存在，信件纸张与该年代相吻，信件内容与案涉房屋关联，故本院对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关联性在下文阐述； 3、东钱湖镇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拟证明原告于2019年1月15日委托徐富兰等对涉案房屋拆迁权益进行信访，东钱湖镇人民政府交由拆迁办进行处理。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原告在2019年房屋拆迁了升值了才开始主张。本院对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关联性在下文阐述； 被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下列证据： 4、2005年地籍调查表、界址确认表、宗地图、房屋建筑面积实地调查及测绘数据记录，拟证明2005年房屋普查时，涉案房屋登记在被告名下，属被告所有。原告质证后表示，这次普查不涉及房屋权属，对该登记效力不予认可。本院对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关联性在下文阐述； 5、证人证言、照片，拟证明1997年被告因房屋倒塌拆平重建，建成砖混结构的事实。原告表示，没有拆倒重建，只是换了横条、椽子，做了挂面。本院对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关联性在下文阐述； 本院根据原告申请，向东钱湖镇拆迁办调取了涉案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协议中原告代理人徐富兰作为乙方签了字，拆迁办因涉案房屋权属存在争议，未在甲方中签字盖章。原、被告对该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对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 本院为查明事实，向朱优妹、宁波市东钱湖镇沙家垫村村长石国强、夏宝才进行调查。 朱优妹陈述：1969年我与励财金结婚。结婚前介绍人说励财金是当兵的，家里有一间房子，楼上楼下一整间的，所以我嫁给他了，后来听他奶奶说这房子是祖传的。我们是中间一间，东边是夏宝才，西边是朱显鸿。1970年我们去长兴了，当时我还怀着儿子，大肚子过去的，平时偶尔回来。1983年我儿子读初中时，我与励财金离婚了，我就回了宁波。我从来不知道上海人的事，我不会写字，没有写信给上海人励哉乔，没有见过他，没有收过他的钱，也没有将房契给他过。至于励哉庄、励哉德，我都不认识。 石国强陈述：我年纪轻，对涉案房屋买卖及归属不清楚，村里也没有涉案房屋原始登记，房契上的公章是我村以前的公章，真实的，朱显鸿已经患老年痴呆，村里老人大多不在世了，可能只有夏宝才知道一点。 夏宝才陈述：励财金楼上的房屋我听说是新加坡人的，该人与励财金家有亲戚关系。我结婚时用过这楼上半间，励财金当兵回来后要结婚，我又退出来了。后来励财金去了煤矿，从煤矿后来后，励财金把楼上横条、椽子换了，添了瓦片。至于励财金老婆将房子卖给上海人之事，我不知道，我从来不知道上海人的事，只知道他楼上半间是新加坡人的。 对于上述笔录，被告无异议。原告质证后表示，对石国强、夏宝才的陈述无异议，原告的祖上在新加坡，朱优妹的笔录不真实。本院对石国强、夏宝才的证言予以采信，朱优妹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与其他证据矛盾的内容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房契中没有励财金的落款和签名，但其它方面均符合当时房契的书写习惯，又加盖了个人私章和所在村公章，结合上述其他证据和原、被告当庭陈述，本院认定被告居住使用的讼争房屋系从励康氏、励哉庄、励哉德处购得。 关于原、被告之间的房屋买卖，原告存在未与被告订立房屋买卖协议、付款后未要求被告出具收条、未要求被告出屋等瑕疵，原告提供的信件非被告或朱优妹书写，证明力受损，但信件内容和买卖行为高度契合，且信封的落款和邮戳均证明该两封信系1980年9月从宁波市下应公社海月塘朱家寄往原告单位上海南翔上海机床电器厂，作为房屋权属证明的房契又由原告持有，故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明力高于被告提供的证据证明力，根据优势证据原则，本院认定原告向被告支付了购房款550元，被告将房契交与原告，原、被告之间存在涉案房屋的买卖合意，但买卖标的物房屋尚未交付，买卖行为一直延续，尚未完成。因原告为城镇居民，无权使用农村宅基地，原告购买农村住房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故本院认定原、被告之间案涉房屋的买卖行为无效。 原告关于案涉房屋拆迁安置权益的主张源于房屋买卖，因案涉房屋买卖行为无效，则该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励哉乔确认原坐落于港木结构二层楼房一间楼上部分（面积20.48平米）的拆迁安置权益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原告励哉乔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厉国平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代书记员 俞 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