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民终5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永星，男，1977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德清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桐乡市大麻修善棉纱经营部。住所地：浙江省桐乡市大麻镇大麻轻纺原料市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304833024810。经营者：刘修善，男，1967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苍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柯荣明，浙江政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沈陆甫，男，1959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德清县。上诉人王永星因与被上诉人桐乡市大麻修善棉纱经营部（以下简称修善经营部）、原审被告沈陆甫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2019）浙0483民初7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永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修善经营部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审理程序违法，明显偏袒修善经营部。本案一审两次开庭，修善经营部及代理人均迟到约一个小时，修善经营部漠视开庭时间，本案应按撤诉处理。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第一，即使王永星与沈陆甫之间是合作关系，根据交易的连续性，2018年5月22日的送货单记载应是涉案交易的最后一次对账结算，这与王永星与修善经营部提供的送货单是一致的，而一审法院直接以2018年2月2日的送货单进行判决，显然与事实不符。第二，修善经营部当庭自认2018年2月2日以后是与沈陆甫进行交易，且相应货款已经结清，但其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修善经营部与沈陆甫之间对付款先后顺序有约定，而一审法院仅依修善经营部自述就做出判决，违背事实。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根据该法律规定，修善经营部收到沈陆甫支付的货款，应是清偿先前结欠的货款。第四，一审判决书认定“……三方未签订明确的债务承担协议，也未就此通知沈陆甫……”。该认定明显有悖常理，后续交易是沈陆甫自己跟修善经营部进行的，送货单是修善经营部制作，沈陆甫签字确认，且修善经营部也在第一次开庭当庭自认了该送货单制作前后金额等的衔接“转结”过程。修善经营部辩称：1.一审法官需要庭前调解才临时通知修善经营部到场，故开庭时间有所延迟。2.2018年2月2日之后，修善经营部系和沈陆甫个人交易，且后续的货款已经即时结清。3.收货单手写注明的是“去年欠65817元”，而非“转欠65817元”。一审审理程序合法，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沈陆甫辩称，沈陆甫和王永星系合伙关系，本案所涉货款系因沈陆甫和王永星合伙购买棉纱而产生的。后续的买卖交易是沈陆甫个人的，沈陆甫和修善经营部口头约定前面的货款暂时拖欠，后续的货款即时结清。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是清楚的。修善经营部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王永星、沈陆甫共同支付棉纱款65817元；2.本案诉讼费由王永星、沈陆甫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修善经营部对外发生棉纱买卖业务往来，送货单由王永星、沈陆甫及员工“凤南”签字确认。至2018年2月2日收货单位为王永星并由王永星签字的送货单中载明，到今天止尚欠金额65817元。2018年3月7日收货单位为沈陆甫的送货单载明，“转欠”65817元，今天货款6200元，到今天止尚欠金额72017元。此后至2018年5月22日期间，另有收货单位为沈陆甫的送货单8份，货款合计48858元，已支付货款为525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王永星、沈陆甫是否属共同经营行为。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共同经营行为应当结合当事人签收货行为、交易连续性及经营场所等因素综合判定。本案中，送货单上收货单位分别载明为王永星、沈陆甫，即表明该二人均为交易主体。又从当事人之间交易行为看，所提供的送货单虽仅分别注明为一人名字，但前后连续、金额一致，且在载明收货单位为王永星的送货单上有部分由沈陆甫签字，王永星亦自称该二人经营场所相同，足以认定该二人属共同经营。由此，根据送货单，尚欠款65817元，应由王永星、沈陆甫共同承担。王永星答辩认为修善经营部提供的2018年2月2日前的送货单中仅有两张系沈陆甫签字，系沈陆甫恰巧在场进而签字，其余均有伪造嫌疑，因此不能证明王永星与沈陆甫存在合作关系，但送货单中签字均系原件，经一审法院释明后王永星明确就签字真实性不申请鉴定，又无其他相反证据，该答辩实属牵强，一审法院对该抗辩不予采信。王永星又答辩称修善经营部经营者在2018年3月7日制作的送货单中认可并同意65817元转由沈陆甫承担。该送货单系修善经营部单方制作，单据上所载明“转欠”二字不能等同债务转移，且三方既未签订明确的债务承担协议，也未就此通知沈陆甫，更无其他证据证明三方当事人存在债务转移合意，不能证明发生债务转移行为。另，沈陆甫支付金额虽与载明其为收货单位金额大体相当，且修善经营部自认2018年3月7日之后的9份送货单载明货款已经结清，但不能以此证明沈陆甫仅对该部分货款承担付款责任。因此，王永星上述意见，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沈陆甫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王永星、沈陆甫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修善经营部货款65817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46元，由王永星、沈陆甫负担。二审中，修善经营部提交沈陆甫于2020年2月27日出具的《拖欠货款情况的说明》原件一份，证明沈陆甫认可案涉的65817元系其和王永星共同欠修善经营部的货款。王永星提交沈陆甫于2018年11月3日向刘修善转账3000元的微信截屏照片原件一张，用以证明沈陆甫另向修善经营部支付货款8000元，其中的3000元通过微信转账，即便沈陆甫系支付的其个人货款，还多了5442元，应抵扣本案的货款。对修善经营部提交的证据，王永星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说明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对王永星提交的证据，沈陆甫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称，该8000元并非支付的本案货款，系其和修善经营部另外的买卖钱款往来，即便其在另外的买卖关系中存在多付货款的情况，其也不同意抵扣本案货款；修善经营部质证认为，认可沈陆甫分别于2018年9月14日支付5000元及2018年11月3日支付3000元的事实，但认为系沈陆甫个人与修善经营部发生的买卖钱款往来，并非支付的本案货款，对于沈陆甫多付的货款是否抵扣本案货款，以沈陆甫的意思为准。本院认证意见：对沈陆甫出具的《拖欠货款情况的说明》，与沈陆甫提交的答辩意见一致，本院予以认定。对王永星提交的证据，付款人沈陆甫和收款人修善经营部均认为系沈陆甫个人和修善经营部另外的买卖钱款往来，并非支付本案货款，考虑到修善经营部和沈陆甫在本案所涉买卖交易后确实有另外的买卖合同关系，且修善经营部对沈陆甫在另外的买卖关系中多付的货款也未主张抵扣本案的货款，故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定。经审理，除了“2018年3月7日收货单位为沈陆甫的送货单载明‘转欠’65817元”的事实，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对王永星于2018年2月2日的送货单上确认的结欠修善经营部65817元货款的事实，沈陆甫认可系沈陆甫和王永星在合伙期间共同拖欠。修善经营部在二审中明确刘修善在2018年3月7日收货单位为沈陆甫的送货单中所写内容为“去年欠65817元”，并非“转欠65817元”。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焦点为王永星是否应承担支付货款责任及应付的货款金额。王永星和沈陆甫对于双方2018年2月2日前合伙和修善经营部发生买卖合同关系均无异议，王永星在2018年2月2日的送货单上签字确认尚欠修善经营部65817元，故王永星和沈陆甫应承担向修善经营部共同支付货款65817元的责任。王永星辩称沈陆甫在之后的买卖合同关系中向修善经营部支付的货款应优先抵充本案货款，但沈陆甫和修善经营部均确认沈陆甫后续支付的货款系对应双方另外发生的买卖合同关系，并非支付的本案货款。考虑到沈陆甫和修善经营部在本案买卖合同关系后确实另有买卖合同关系发生，且本案的合伙欠款和沈陆甫个人的欠款并非同一种类的债务，不能简单以到期的时间先后顺序抵充，故本院对沈陆甫和修善经营部的说法予以采信。虽然沈陆甫在和修善经营部发生的买卖合同关系中的送货单中对该65817元连续记载，但并不能说明沈陆甫表示该债务由其个人承担，且修善经营部和沈陆甫对此也不予认可，故王永星关于本案债务转由沈陆甫个人承担的理由也不能成立。至于王永星称一审审理程序违法的理由，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王永星的上诉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23元，由上诉人王永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宁建龙审判员  王 浩审判员  黄 阁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书记员  吴 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