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民终39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昌奕，男，1949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黎明，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爽，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海晓，女，1964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江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勇，浙江合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望巧，浙江合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亚林，女，1961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江北区。 上诉人张昌奕为与被上诉人刘海晓、刘亚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18）浙0203民初154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昌奕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张昌奕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混淆宁波南光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南光公司）债务与个人债务，刘海晓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张昌奕与其之间的49999元的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的借款。1.张昌奕在2018年8月之前从未向刘海晓借过钱，2018年8月3日张昌奕出具给刘海晓的借条所涉及的360000元，刘海晓自认并未交付，案涉2650000元借款系宁波南光公司所借，有宁波南光公司出具的2650000元收条为证，刘海晓从未出示过其据以主张2650000元民间借贷凭证的原件，其提供的借条、借款说明系伪造、变造的材料，不能作为证明张昌奕与其之间可能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的证据；2.2018年8月3日张昌奕出具给刘海晓的360000元借条及收条系“结算”之说不符合事实，从借条记载的文意理解，仅仅表明了张昌奕与刘海晓在2018年8月3日当天就一笔360000元的借款达成了合意，从未体现对过往账目的核对结算；3.刘亚林完全参与和知情张昌奕向刘海晓出借49999元的过程，其陈述符合事实，其出具的情况说明应当被采信；4.张昌奕陈述2650000元款项打到宁波南光公司账户上的说法与证人楼某、李某相互印证，可信度高，该款项实为宁波南光公司集资款，且该笔款项已经用公司购买的房产折抵2000000元；5.折价抵偿的房产虽以宁波南光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昌奕名义购买，但实为公司出资购买的公司财产，这符合公司以往的购房惯例，且为公司内部员工所知晓。相关房屋购买合同等不动产资料中均无张昌奕亲笔签名或亲自到场，亦可佐证该三套房屋为公司所购。从张昌奕与鲁生华就案涉别墅纠纷的诉讼材料以及该案代理律师的录音内容来看，张昌奕出具给律师的全部授权委托书均非本人签名，系他人伪造，该案代理律师王建红明确表示：“听刘海晓说，案涉的房屋不属于张昌奕，张昌奕是挂名的”，可得出该房屋属于宁波南光公司所有。况且，依张昌奕的工作经历和经济情况，不具有购买杭州三套高档房的经济能力和必要性、目的性，故不存在张昌奕以该三套房屋抵作个人借款2000000元的事实。二、刘海晓的相关说法和表现存在诸多不符合常理的情况，提供的相关证据也明显不足，存在虚假诉讼情况。1.双方的个人借款行为通过借条、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和刘海晓书写的借款说明这样一个复杂的关系来确认，明显不符常理；2.刘海晓在如此长的时间内未向张昌奕要求还款，且张昌奕已还款10余万元的证据明显不足；3.刘海晓对2650000元的借款未主张任何利息，而根据其陈述及提供的证据，该利息数额远高于其所谓的“360000元”未还借款金额，且所谓的用于“结算”的借条对利率未作约定，即经“结算”借款从年利率12%变为无息借款，明显与一般常理不符；4.刘海晓所述的2650000元借款是以现金和汇票方式提供给张昌奕的说法，既不符合常理，也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所述属实；5.刘海晓认为2650000元借款的用途是购房之说不成立，张昌奕当时无能力也无必要买房，更无必要以如此高的利息借款买房。三、一审法院未对诉讼时效进行审查，遗漏了主要事实。刘海晓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在2000年至2018年10月间曾向张昌奕主张过要求还款的证据，而发生在2017年5月后张昌奕与刘海晓之间的资金往来也无证据证明是张昌奕的还款行为，故不能作为诉讼时效重新计算的理由。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刘海晓抗辩的转账款项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的主张，其证据不足，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情形，故一审法院认定刘海晓抗辩后由张昌奕承担借贷关系成立的后续举证证明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刘海晓答辩称：张昌奕认为刘海晓借款49999元，应当提供证明有借贷合意的证据。张昌奕陈述的上诉理由均是推测的，提供的证据均与本案无关。希望二审法院就本案围绕49999元进行审理，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亚林答辩称：同意张昌奕的意见。 张昌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刘海晓归还张昌奕借款本金49999元；二、刘海晓支付逾期利息损失（以本金49999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期限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刘亚林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0月5日，张昌奕通过工商银行向刘海晓转账汇款49999元。刘海晓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债务。刘亚林出具“情况说明”陈述刘海晓通过其向张昌奕借款50000元，借款未出具书面借条，其对该债务为刘海晓提供了口头担保。另查明，2018年10月8日，刘海晓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8）浙0203民初13124号，诉请张昌奕归还借款本金360000元、支付利息等，该案中，刘海晓提交了载明有张昌奕及经手人楼某签名、落款“20.1.10”、向刘海晓出具的借款2650000元借条，张昌奕于2018年8月3日向刘海晓出具的载明“今借刘海晓人民币叁拾陆万元，玖月份一次性还清”内容的借条，载有张昌奕转账汇入涉案49999元记录的刘海晓《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等证据。还查明，张昌奕就本案所涉同一事实，曾对刘海晓、刘亚林向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受理后，刘海晓提出管辖权异议，该院作出（2018）浙0205民初3940号裁定驳回异议，刘海晓不服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期间，张昌奕向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撤回起诉，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予以准许，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2民辖终651号裁定终结审查。 经一审庭审询问，张昌奕陈述刘海晓借款案涉49999元的目的系为其宁波住宅即宁波市江北区房屋装修所需，但装修系“小装修”；刘海晓陈述该房屋系其购买的二手房，房屋交易时已有“精装修”。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事实与（2018）浙0203民初13124号案件既相互关联，又彼此独立，对该两个案件的处理，既要综合分析，又要基于各自案件的事实和证据作出独立判断。本案中，张昌奕向法院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作为主张借贷事实的依据，刘海晓则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债务，并在本案及（2018）浙0203民初13124号案件中提交了相应证据，张昌奕无进一步的证据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张昌奕向刘海晓的该笔转账汇款49999元仅能证明两者之间存在经济往来。并且，（2018）浙0203民初13124号案的案件材料说明，张昌奕个人或其曾任职的宁波南光公司与刘海晓存在可能引发纠纷的债权债务关系，在此背景下，张昌奕诉求刘海晓承担该笔转账汇款系借贷关系的还款责任，张昌奕更需负有审慎地注意义务，更应承担明确的、充分的相应举证责任，以区分该笔转账汇款系其与刘海晓之间的独立的借贷关系，而张昌奕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与刘海晓在该笔款项上达成借贷合意或存在借贷法律关系，故应当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对于刘亚林陈述其为刘海晓与张昌奕之间的债务提供了口头担保，亦缺乏相应证据支持，该院不予采信。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判决：驳回张昌奕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张昌奕负担。 二审中，刘海晓、刘亚林未提供新证据。张昌奕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象牙手镯照片、张昌奕与阮全辉民间借贷纠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张昌奕向刘海晓支付的30000元和10000元的款项是购买三个象牙手镯的价款，后续通过微信转账的5200元为就有关案件进行沟通交流的人情费用；2.张昌奕简历表、历年贷款利率表调整一览、宁波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信息，拟证明张昌奕长期在行政机关和国有企业中工作，其经济收入有限，在1998年不具有出资198万余元购买涉案的三套杭州高档住宅；张昌奕从未在宁波购买过房屋，不存在在2000年向刘海晓借款2650000元用于购房的情况；张昌奕向刘海晓借款购房，从经济上不合算且也没有偿还借款能力；3.宁波繁景花园Ｃ28和Ｂ39两套房屋买卖和登记资料，拟证明两套房屋为公司出资以个人名义购买的公司资产，是公司操作惯例；4.杭州市商品房销售买卖合同两份，拟证明该合同签订主体并非张昌奕，而是由公司工作人员作为代理人签订的合同，其中购买人的签名并非张昌奕所签，所加盖的张昌奕姓名章，系公司法定代表人章；5.宁波南光公司信笺、中国南光进出口总公司电话一览表、宁波南光公司1996年上半年度工作总结，拟证明证据4商品房销售合同中所留电话号码为宁波南光公司财务部，所留地址为宁波南光公司的办公地点；6.杭州市三套房屋的不动产登记资料，拟证明上述房屋登记中，从来没有张昌奕本人或其家人参与的痕迹，同时后续刘海晓将其转让时的价格是低于房屋买入价格即杭州当时的房市形势并不乐观；7.张昌奕与鲁生华房屋买卖纠纷诉讼案中的全部授权委托书，拟证明2004年西湖区法院审理的张昌奕与鲁生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所有授权委托书都不是张昌奕本人出具的；8.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拟证明张昌奕在2002年7月至2011年间被依法羁押，二审终审时间为2004年1月12日；9.与冯水根、王建红、林云三人的电话通话录音文字稿、电话通信详单，拟证明相关人员向上述三人以电话的方式进行了案情调查，从中可以发现，杭州的房屋张昌奕仅是挂名，而非实际所有人；10.律师对李某、周光辉、刘亚林三人的询问笔录、浙江巨鹰公司出具的借款说明、中国银行汇票申请书，拟证明宁波南光公司在杭州购买了涉案的三套房屋以及宁波南光公司在1998年至2000年间的员工集资情况以及全部还清的情况；11.1999年1月21日宁波南光公司、上海华东南光进出口公司年终总结暨表彰大会留念照片，拟证明刘海晓、张昌奕、刘亚林、李某、周光辉系同事关系，刘海晓说其不认识周光辉等人为谎言；12.《关于建议将张昌奕同志住房超面积部分作为奖励的请示》，拟证明张昌奕于1998年购得位于上海的房改房一套；13.《关于表彰张昌奕同志坚持原则敢于负责坚决维护公司利益的通报》、《中国南光进出口总公司常务副总周植林在成立东方业务发展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拟证明张昌奕于1997年被聘为上海南光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法人代表（兼房地产开发公司法人代表），同时，宁波南光公司经营不善，于1995年前一直处于亏损状态，1996年才扭亏为盈3080000元，而上海华东南光进出口公司在1997年尚处于经营困难的情况，公司效益并不好，故职工的收入不会好。结合张昌奕的个人履历，其不具有在刚购买一套房改房的情况下，再出资2000000元在杭州购房的能力；14.与楼某的通话录音及文字稿，拟证明刘海晓声称“她出借2650000元给张昌奕用于在杭州购买三套房屋”的事实不成立。实际上，该三套房屋系宁波南光公司财产而非张昌奕的个人财产，后宁波南光公司用该三套房屋抵销了刘海晓的2000000元集资款。刘海晓所谓的“2650000元借款”系其向宁波南光公司交纳的公司集资款，并非张昌奕个人的借款。 以上证据经质证，刘亚林对证据1-14均表示认可。刘海晓对上述证据1-10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持异议，并认为特别是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于证据11-14，刘海晓质证认为，证据11与本案并无关联，张昌奕的推理十分荒谬；证据12的真实性无法考证；证据13与本案并无关联；对于证据14，录音内容反映张昌奕在录音当天早上找过楼某，再在下午到代理律师处与楼某通话，故通话内容是楼某真实表述还是张昌奕强加给楼某的，无法判断；且该通话内容与楼某第一次在一审法院（2018）浙0203民初13124号案件中所作的询问笔录相比较，存在多处不一致的表述；再者，楼某与张昌奕关系较好，一直有联系，综上，楼某的陈述无法证明张昌奕的证明目的。 本院经审查认为，张昌奕提供的上述证据与其主张的双方之间存在49999元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另本院在审理过程中，张昌奕向本院申请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宁波税务局稽查局调查取证，本院认为张昌奕的申请与本案是否存在49999元的民间借贷关系缺乏关联性，不予准许。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张昌奕与刘海晓之间就49999元的款项是否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上述规定，张昌奕有权主张就其转账给刘海晓的款项系借贷关系，但借贷关系是否成立还有一个举证责任转换的过程。本案中，刘海晓认为该款项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并以金额为2650000元的借条、借款说明、金额为360000元的借条等证据予以抗辩。在此情形下，张昌奕是否出借过49999元给刘海晓的举证责任又转移至张昌奕，张昌奕应就双方之间是否存在49999元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进一步承担举证责任。现张昌奕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49999元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所述，张昌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上诉人张昌奕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孔 华 审判员 梅亚琴 审判员 徐京波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 书记员 夏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