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28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长有，男，1988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金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华君，辽宁王善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忠义，男，1978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舒兰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玲玲，女，1980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抚顺市抚顺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星河二街5号绿城深蓝国际大厦八层01、02、03、04单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9599413107。法定代表人：戴明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建文，辽宁祥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长有与被上诉人刘忠义、宋玲玲、大连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链家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3民初6392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长有上诉请求：一、要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高长有的诉讼请求;二、两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中明确约定赠送仓房一个，该赠送义务也直接影响了不动产的交易价格，按当时中介的说法，该仓房是值3万元左右。但是在产权过户后，被上诉人却迟迟不履行赠与仓房的行为，经过上诉人多次催促，才以手机照片指认的方式告知仓房位置，同时还不提供钥匙，上诉人自行砸锁进入，但实际使用不到20天就被案外人报警，称上诉人使用的仓房系案外人所有，与被上诉人无关。上述过程说明被上诉人并没有按合同约定履行交付赠品即仓房的义务，就应该赔偿上诉人仓房的价值。2.一审判决认为案外人主张权利不影响上诉人对仓房行使所有权，这简直是无稽之谈，案外人通过报警向派出所提供了仓房的发票，被上诉人称通过手机指认的仓房其己使用多年，但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只是空口无凭，到了上诉人这一手更是没有凭证对抗案外人，通过派出所上诉人己被清出，案外人现在使用涉案仓房，这己严重影响上诉人对仓房行使权利，或者说上诉人根本就没有得到仓房这一赠品。3.被上诉人称己履行交付仓房的义务，但交付应履行正常的交付手续，最起码得指认准确位置，交接钥匙，确认无误才行，而被上诉人根本没有履行交付仓房的义务。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刘忠义、宋玲玲辩称,不同意高长有的上诉请求。刘忠义、宋玲玲没有拖延交付仓房的时间，因为刘忠义、宋玲玲在仓房内有东西，得找到合适的地方才能把东西搬走，钥匙等搬走的时候再交给高长有，高长有是同意的。刘忠义、宋玲玲让高长有来拿钥匙的时候高长有没有时间，中介也没有时间，因为宋玲玲工作的原因也耽误了一段时间，没有及时将钥匙送过去，等到刘忠义、宋玲玲再打电话说可以送钥匙的时候，高长有说锁已经撬开了，所以说刘忠义、宋玲玲拖延交钥匙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刘忠义、宋玲玲持有仓房合同，合同是经过链家公司给办理的，合同是合法的，高长有是享有主动权的，在仓房租出去20天的时候让别人抢走了，是高长有把主动权变成了被动权，所以，现在返过来找刘忠义、宋玲玲不合常理。高长有说是警察让他把仓房让出去的，警察没有权利认定仓房的所有权，只有法院有权利说仓房的所有权是谁。案外人报警了，在公安局的调查笔录里面也没有写是警察让高长有把仓房倒出来的字样。刘忠义、宋玲玲是上一任房主，不管是对高长有的同情，还是卖房人的责任，还是对案外人的气愤，刘忠义、宋玲玲全家人对这件事情都是全力以赴的，一审判决证明了仓房是刘忠义、宋玲玲的，也就可以证明仓房是高长有的，所以高长有不应该起诉刘忠义、宋玲玲。链家公司辩称，不同意高长有的上诉请求，服从一审判决。1.仓房的交付义务已经完成，根据一审的证据来看刘忠义、宋玲玲确实有仓房，而且也证明了仓房的实际位置，同时给付仓房的义务也已经履行完毕了，如果需要向案外人主张仓房的权利，也应该是高长有主张权利。因为仓房只是房屋的附属品，应该由拥有主要的所有物才能主张附属物，因为房屋已经过户了，现在再让刘忠义、宋玲玲主张权利，也没有主张的依据了。2.关于案外人报警的问题，如果案外人要抢夺案涉的房屋是无法抢过去的，哪怕是报警，警察也无法判定仓房归属于谁，警察如果管这件事也只是管现状，如果要确权应该是案外人起诉高长有，如果案外人想把仓房夺过去，应该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仓房是案外人的。只是发生了纠纷，通过报警这件事不能证明仓房已经被别人抢走了，也不能证明案外人对仓房享有处分权和所有权。高长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刘忠义、宋玲玲赔偿损失3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24日原告与被告刘忠义、被告宋玲玲(系夫妻关系)通过被告链家公司居间服务订立房屋买卖合同，被告刘忠义、被告宋玲玲将其所有的位于金州区房屋出卖给原告，同时赠送仓房一个给原告。原告于2019年4月18日取得房屋所有权，于2019年6月1日占有案涉仓房。2019年6月18日案外人王东北向大连市公安局金州分局先进派出所报警，称案涉仓房为其所有。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原告于2019年6月1日占有案涉仓房，证明被告刘忠义、被告宋玲玲已履行交付仓房的合同义务。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在原告占有案涉仓房后，虽然案外人王东北主张仓房权利，但并不影响原告对仓房行使所有权。被告链家公司并非房屋买卖合同的权利人，原告向被告链家公司主张权利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原告此项诉请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原告高长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高长有负担。二审中，刘忠义、宋玲玲提交大连市自来水营业收费系统和金州供电分公司电脑系统中打印的水电费历史缴费明细，其中水表卡编号为512086715，电表用户编号为0300439803，拟证明案涉房屋仓房的水表和电表号与刘忠义、宋玲玲一审提供的物业交接清单上载明的电号和水表号一致，进而证明其在购买案涉房屋时即从前手卖房人处接收了案涉仓房，其对案涉仓房享有权利。高长有对该证据的真实系不予认可，鉴于刘忠义、宋玲玲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上述水表号和电表编号系案涉仓房的水表和电表，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补充查明，1998年7月16日，案外人连华与大连金州区先进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商品房销售合同购买案涉房屋，在合同附加条款的应交款事项中约定，仓房9.4平方米×350元=3290元，未标明仓房的具体位置；2009年12月20日，连华将案涉房屋出售给魏群；2010年5月14日,魏群将案涉房屋出售给刘忠义、宋玲玲。目前占有案涉仓房的案外人王东北手中持有的发票联显示，仓房26-11#，10.9（平方米）×350元=3815元，发票开具单位为大连市金州区先进房地产开发公司，出具时间为2000年10月24日。本院认为，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忠义、宋玲玲应否向高长有赔偿仓房损失3万元。高长有提起本案诉讼系基于其与刘忠义、宋玲玲签订的案涉房屋买卖合同中关于赠送一个仓房的约定，在合同签订后，刘忠义、宋玲玲已将案涉房屋交付给了高长有并将房屋产权过户至高长有名下，同时通过中介链家公司与高长有确认了所赠送仓房的位置。虽然仓房的实际交接程序存在瑕疵，但高长有已实际占有了该仓房，应视为刘忠义、宋玲玲已履行了交付案涉仓房的义务。在高长有已占用案涉仓房后，因案外人王东北就案涉仓房主张权利，高长有交出该仓房。虽然案外人王东北提供了一张仓房发票，但无据证明该发票上载明的26-11#仓房即为案涉仓房，并且刘忠义、宋玲玲提供的案涉房屋第一手购房人连华与开发商大连金州区先进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的商品房销售合同中亦有购买仓房的约定，按照交易习惯，仓房一般随房屋的出售而转让，故刘忠义、宋玲玲主张其对仓房享有权利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鉴于案外人连华购买案涉房屋时一并购买的仓房面积与案外人王东北发票上记载的仓房面积不一致，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刘忠义、宋玲玲赠送给高长有的仓房与王东北主张权利的仓房系同一仓房。在高长有无充分证据证明案外人王东北系案涉仓房实际权利人的情况下，其要求刘忠义、宋玲玲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不足。一审法院驳回高长有的诉请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高长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60元（高长有已预交），由高长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吕 瑛审判员 季 烨审判员 王 亮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王丽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