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诸城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782民初7634号 原告:房士红，女，1970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青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闻帅，山东巧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解建旗，诸城信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诸城市益和盛橡胶有限公司，住所地诸城市辛兴镇徐家芦水村。 法定代表人：郭启相，总经理。 被告：诸城市浩远橡胶有限公司，住所地诸城市东外环路南段（宝兴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胡进英，总经理。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乐君，山东同和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献果，山东同和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房士红与被告诸城市益和盛橡胶有限公司（下称诸城益和盛公司）、诸城市浩远橡胶有限公司（下称诸城浩远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时，原告房士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闻帅、解建旗，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乐君，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时，原告房士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闻帅、解建旗，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乐君、张献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房士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诸城益和盛公司支付欠款2180620元及利息646603元（以941870元为基数自2015年6月28日起，以1005370元为基数自2015年12月1日起、以2333380元为基数自2016年7月1日起，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至清偿之日止）；2、被告诸城浩远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山西恒大化工有限公司（下称山西恒大公司）、青州恒辰化工有限公司（下称青州恒辰公司）多次向被告诸城益和盛公司出售炭黒原材料，被告诸城益和盛公司累计欠两公司货款2180620元。后山西恒大化工有限公司、青州恒辰化工有限公司将涉案债权转让给原告，原告多次要求偿还，被告诸城益和盛公司均拒不支付。两被告虽名为独立的法人，但两公司在人员、业务、公司财务等方面存在交叉混同，且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具有关联关系，构成人格混同，被告诸城浩远公司应对被告诸城益和盛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诸城益和盛公司、诸城浩远公司共同辩称，1、原告起诉时已超过诉讼时效，对账证明记载的日期为2015年11月30日，原告现在才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2、欠款数额被告不予认可，2015年11月30日的证明载明原告与被告之间经过对账数额为1005370元，超出部分被告不认可，原告主张的利息过高，被告不认可；3、被告一直与原告有业务往来，对原告提供的入账单记载的青州恒辰公司和山西恒大公司这两家公司的业务往来不认可，对这两家公司的有关单据不认可；4、原告主张两被告承担连带责任不认可，应承担责任的是诸城益和盛公司，与诸城浩远公司无关；5、被告于2016年2月25日向青州恒辰公司还款134500元，于2016年2月5日向青州恒辰公司还款10万元，应当从1005370元中扣除。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 １、被告诸城益和盛公司与青州恒辰公司共同出具的对账证明一份，证明截止2015年11月30日，诸城益和盛公司欠青州恒辰公司货款1005370元，且诸城益和盛公司在支付货款前或出具对账证明前将由青州恒辰公司持有的入库单客户联全部收回； ２、原告与青州恒辰公司于2018年10月19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证明青州恒辰公司于2018年10月19日将证据1中对诸城益和盛公司享有的1005370元的债权转让给原告； ３、采购货物的入库单客户联五份（货款金额共计233380元）、共同诉讼代表人推选书四份、身份证复印件四份、原告与王聪、朱相国的聊天记录，证明王聪、朱相国、赵艳（砚）平、殷洪光均系诸城益和盛公司职工、自2016年5月7日至2016年6月30日，被告诸城益和盛公司另欠青州恒辰公司货款233380元； ４、原告与青州恒辰公司于2018年10月19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证明青州恒辰公司于2018年10月19日将证据3所涉的对诸城益和盛公司享有的233380元债权转让给原告； ５、2014年10月13日至2015年6月27日期间的采购货物的入库单客户联9张，证明该期间内诸城益和盛公司从山西恒大公司购货共计1139485元，扣除于2015年9月15日支付的146050元、于2016年3月16日支付的51565元，尚欠货款941870元； ６、原告与山西恒大公司于2018年12月10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证明山西恒大公司于2018年12月10日将证据5所涉的对被告诸城益和盛公司享有的941870元债权转让给原告； ７、中国邮政EMS速递标签及妥投记录网页打印件各一份，证明青州恒辰公司于2019年9月6日通过邮件的方式告知被告诸城益和盛公司转让债权的事实； ８、中国邮政EMS速递标签及妥投记录网页打印件各一份，证明山西恒大公司于2019年9月6日通过邮件的方式告知被告诸城益和盛公司转让债权的事实； ９、2018年11月21日，原告与郭术旺的通话录音及文字说明一份，录音中郭术旺承认其是两被告的实际控制人且因两公司人格混同在银行追债案件中两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证明两被告的实际控制人是郭术旺、两被告是郭术旺控制的关联公司，存在人格混同； 10、被告诸城益和盛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及被告诸城浩远公司的财务负责人简历各一份，被告诸城益和盛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上单位负责人处签字是郭术旺，被告诸城浩远公司的财务负责人的简历填写也是郭术旺，证明两公司的财务负责人相同，郭术旺控制着两公司的资金账户，对两公司的资金可以相互随意支配流转，构成关联公司财务混同和人员混同； 11、两被告的国家企业信息报告及企查查企业信息报告各一份，报告中两公司登记的业务电话号码相同且均属于郭术旺，被告诸城益和盛公司的监事和被告诸城浩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是胡进英，胡进英是郭术旺的妻子，被告诸城益和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启相是郭术旺的父亲，被告诸城益和盛公司另一个股东郭术伟是郭术旺的堂兄弟，两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都是郭术旺的亲戚，两被告的经营范围几乎相同，证明两公司的业务联系人及业务相同、管理人员交叉任职、两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郭术旺，存在人员和业务混同现象； 12、来源于法院执行卷的工资偿还协议、授权委托书，协议的签署背景是被告诸城益和盛公司员工因其所欠工资对其提起诉讼，后在法院的协调下，由两被告和员工代表三方共同签署，协议表面是由被告诸城浩远公司担保被告诸城益和盛公司的工资偿还，实际是一份代偿协议，授权委托书能够证明胡进英既是被告诸城益和盛公司员工，同时又是被告诸城浩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两公司之间的资金随意流转且无法区分，两公司存在财务混同及人员混同，被告诸城益和盛公司的职工朱相国、殷洪光、王聪等人工资由被告诸城益和盛公司发放，社保交纳在被告诸城浩远公司处，实际上诸城益和盛公司的员工、生产设备均是在诸城浩远公司停产后一并转移到诸城益和盛公司； 13、原告为被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一张，该发票系原告应郭术旺要求，对以被告诸城益和盛公司名义的供货，开具发票的购买方为被告诸城浩远公司，证明两被告公司存在财务、业务混同。 经质证，两被告对证据1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对账单上的欠款数额为1005370元，2016年7月后两被告不存在了，停产倒闭，单位也没人，对该债权转让协议是用快递的方式邮寄给被告不予认可；对所有入库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对账后没有发生业务往来，入库单上仅有殷洪光、赵艳平的签字，没有单位公章，不能证明是单位采购，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9的录音不认可，郭术旺并非诸城益和盛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在录音中的承认被告不认可；证据10并不能证明公司财务的实际控制人是郭术旺；证据11不能证明两家公司因有亲属关系会变成了一家公司、业务混同；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协议与本案无关联，两被告员工混同不能证明业务混同，员工换单位是正常的，可能会有两家公司工资代偿问题但不能以此证明公司财务产生混同；对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两公司存在业务混同，郭术旺并非法定代表人，其陈述的被告不认可。 被告提交青州恒辰公司出具的收据两份，证明被告诸城益和盛公司已偿还部分货款。原告对两份收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收据载明的收款金额不包括在原告主张的欠款总额内，理由是：双方的交易方式依据对账单载明的情况是根据入库单进行结算，结算时被告要求必须将入库单收回，目前因入库单原件由原告持有，因此，本案欠款数额应当以对账单和入库单综合计算。 针对被告的异议，原告在指定的举证期限内补充提交了原告与郭术旺的通话录音七段、短信聊天记录一组、微信聊天记录一组，证明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未过诉讼时效、郭术旺系两被告的实际控制人，并递交调查搜集证据申请书，申请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一、保存于诸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两被告的所有员工2009年11月10日后的社保交纳记录；二、保存于国家税务总局诸城税务局的两被告的报税材料及2009年11月10日后进项和销项发票开具情况等。收到该申请后本院明确告知原告申请内容过于宽泛，直接涉及到两被告所有的职工信息及税务信息，且结合上次庭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体现不出调取上述证据的必要性和关联性，对原告的申请未予准许。后原告向法庭提交调查令申请书一份，依据调查令调取的证据内容同调查搜集证据申请书的内容一样，本院以同样的理由未予准许。原告在第二次庭审时补充提交了原告与被告诸城益和盛公司员工王聪的聊天记录截图、原告与诸城益和盛公司员工朱相国之间的通话录音，以证明诸城益和盛公司员工在诸城浩远公司缴纳社保，两公司间存在人员混同现象。 被告质证认为，录音证据是原告与郭术旺之间的通话录音，郭术旺并非两公司法定代表人，对于郭术旺在通话录音中所承认的各项事实两被告不予认可；对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这只是与郭术旺聊天记录，并非与被告法定代表人的聊天记录，不能代表两被告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存在证据突袭，不能通过朱相国自认的方式确定其是在诸城浩远公司交纳社保，原告应当提交社保机构的证明材料；房士红与王聪的聊天截图无法确认真实性，其是否在诸城浩远公司交纳社保原告应当提供社保机构的材料，不能证明两被告之间存在人员混同情况。 被告诸城浩远公司庭后在指定期限内提交书面材料认可其为朱相国、王聪的社保缴纳单位，其中朱相国的社保缴纳期限为2010年10月至2014年3月，王聪的社保缴纳期限为2010年4月至2014年3月。 通过举证、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3、5、12、13及原告与郭术旺的通话录音、短信聊天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对被告提交的收据两份真实性无异议，对上述证据的效力本院予以采信，认定为有效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2、4、6、7、8、11，真实、合法，与本案关联，亦为有效证据。通过上述证据，能够证明以下事实： 2015年11月30日，原告与被告诸城益和盛公司共同形成证明一份，主要内容为：诸城益和盛公司与恒辰房士红双方经账务核对，截止到2015年11月30日共欠货款壹佰零伍仟叁佰柒拾元整，￥1005370，对方入库单客户联已全部收回，此日以前的入库单客户联作废。被告诸城益和盛公司在该证明上加盖了公章，原告在该证明上签字。2018年10月19日，原告与青州恒辰公司共同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青州恒辰公司将其对两被告享有1005370元的债权及利息、滞纳金、违约金等相关权利转让给原告。 2016年5月7日至2016年6月30日，被告诸城益和盛公司另欠青州恒辰公司货款233380元。2018年10月19日，原告与青州恒辰公司共同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青州恒辰公司将上述债权及相关权利转让给原告。 2014年10月13日至2015年6月27日，被告诸城益和盛公司从山西恒大公司购货共计1139485元，原告自认被告已于2015年9月15日支付146050元、于2016年3月16日支付51565元，尚欠货款941870元。2018年12月10日，原告与山西恒大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山西恒大公司将其对被告诸城益和盛公司享有的941870元债权及相关权利转让给原告。 2019年9月6日，青州恒辰公司通过中国邮政EMS速递向被告诸城益和盛公司邮寄了债权转让通知书，告知债权转让的同时，告知被告接通知后直接向原告履行付款义务。邮件查询系统显示，邮件于2019年9月9日，签收人为收发室。 2019年9月6日，山西恒大公司通过中国邮政EMS速递向被告诸城益和盛公司邮寄了债权转让通知书，告知债权转让的同时，告知被告接通知后直接向原告履行付款义务。邮件查询系统显示，邮件于2019年9月9日，签收人为收发室。 两被告在工商登记中公示的电话号码均为133××××9775，该电话号码实际由郭术旺使用，原告提供的录音、短信通信记录均为原告与该电话联系所形成。 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对账证明、入库单均载有“恒辰房士红”字样，结合被告提供的青州恒辰公司出具的收据，能够证明青州恒辰公司与被告诸城益和盛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提供的供货单位为“恒大化工”的入库单均载有供货单位为“恒大化工”字样，能够证明山西恒大公司与被告诸城益和盛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辩称与青州恒辰公司、山西恒大公司不存在业务关系，与其提交的还款证据存在矛盾，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原告提供的对账证明、入库单、债权转让协议书、债权转让通知及邮件交寄单等证据能够证明青州恒辰公司、山西恒大公司分别将其对被告诸城益和盛公司的债权转让给了原告并通知了被告诸城益和盛公司。原告直接向被告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至于数额，被告诸城益和盛公司提交的收据载明该两笔还款发生在青州恒辰公司与被告诸城益和盛公司对账出具证明之后、原告提交入库单发生的业务之前，故该两笔还款应当从欠款总数额中扣除，被告诸城益和盛公司应当偿还原告欠款1946107元（1005370元+233380元+941870元-100000元-134513元），原告虽主张该还款在原告主张的数额之外，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对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提交的与郭术旺的电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短信通信记录等证据能够证明原告与郭术旺之间定货、发货等事实，同时也证明了原告自2016年2月1日至2019年5月27日期间，以短信、微信、电话等方式多次催要货款的事实，故被告主张原告提起诉讼超过诉讼时效明显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性质上应属逾期付款违约金，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原买卖合同双方对付款时间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方式，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原告自2016年2月1日起便多次要求履行，于2016年6月30日仍通过微信向郭术旺催要货款，故本院认定被告诸城益和盛公司自2016年2月2日起对以前发生的业务1947240元（941870元+1005370元）承担逾期支付的违约责任，自2016年7月1日起对2016年2月2日起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发生的业务233380元承担逾期支付的违约责任；至于计算标准，由于双方未约定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原告主张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自该日后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应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原告提供的来源于本院执行案件中的授权委托书、共同诉讼代表推选书等能够证明胡进英、朱相国、王聪系被告诸城益和盛公司的职工，被告诸城浩远公司出具的证明认可朱相国、王聪的社保缴纳单位为被告诸城浩远公司；两被告的工商登记信息载明胡进英不仅系被告诸城益和盛公司的监事，也系被告诸城浩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两被告在工商登记中公示的电话均为同一号码，该号码由郭术旺使用，结合郭术旺在通过该电话与原告形成的的短信、微信、电话录音等证据，原告主张两被告存在混同，被告诸城浩远公司对被告诸城益和盛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予以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二十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三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诸城市益和盛橡胶有限公司偿还原告房士红货款1946107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二、被告诸城市益和盛橡胶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房士红自2016年2月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1947240元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承上浮50%的逾期支付利息； 三、被告诸城市益和盛橡胶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房士红自2019年8月20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内实际支付之日止以1947240元为基数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的逾期支付利息； 四、被告诸城市益和盛橡胶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房士红自2016年7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233380元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承上浮50%的逾期支付利息； 五、被告诸城市益和盛橡胶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房士红自2019年8月20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内实际支付之日止以233380元为基数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的逾期支付利息； 六、被告诸城市浩远橡胶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七、驳回原告房士红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9418元，减半收取14709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19709元，由原告房士红负担1165元，被告诸城市益和盛橡胶有限公司、诸城市浩远橡胶有限公司负担1854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晓凤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李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