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23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湖南省泰禹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白冶路168号泰禹家园4栋。法定代表人：刘晓武，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理治，湖南融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长沙市雨花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中路245号。法定代表人：李国庆，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文，湖南金凯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易让，湖南金凯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大道218号市政府第二办公楼9楼。法定代表人：冯意刚，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荟，湖南中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湖南省泰禹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禹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长沙市雨花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雨花城投公司）、原审第三人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长沙自规局）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9）湘0111民初111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泰禹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至第三项，驳回雨花城投公司对泰禹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撤销一审判决第五项，判令雨花城投公司向泰禹公司退还重复支付的土地转让款、先行垫付的拆迁款、工程款等所有合同款项共计15656909.09元；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雨花城投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雨花城投公司不按合同约定交付案涉土地，导致泰禹公司不得不另行委托第三方进行清理、挖运土方等，由此导致泰禹公司损失费用17103753.6元，应由雨花城投公司承担或抵冲泰禹公司应付的费用。2、泰禹公司多支付的案涉6、7、8号地块中部分红线内土地的转让款9848000元，雨花城投公司应返还给泰禹公司。3、协调案涉土地征地拆迁工作的主体为雨花城投公司，由于雨花城投公司怠于协调处理与各被拆迁主体的关系，导致泰禹公司在已按照合同约定向雨花城投公司支付完毕案涉土地拆迁费用的前提下，为雨花城投公司另行垫付拆迁费用10537682.6元，雨花城投公司应将上述费用支付给泰禹公司。4、泰禹公司已向长沙自规局缴纳完毕新增土地款项，雨花城投公司无权收取泰禹公司从长沙自规局出让取得的新增土地任何费用，雨花城投公司应返还泰禹公司已支付的200万元。5、泰禹公司没有向雨花城投公司借款，故泰禹公司不应承担借款利息8427590元。综上，泰禹公司不欠雨花城投公司任何款项，相反雨花城投公司应当返还泰禹公司多支付的款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严重不足。雨花城投公司辩称，1、双方于2004年1月20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中约定地价为拆迁完毕三通，并无一平。泰禹公司出具的公证书形成时间为2014年6月，拟证明8号地块上有大量土方。双方2015年11月3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明确双方已经确认核对了2015年11月30日之前的全部款项，且约定泰禹公司不得再以任何理由进行应付款冲抵。2016年3月31日，泰禹公司与第三方签订协议，委托第三方进行清理、挖运土方。2016年6月土地正式交付。2017年7月12日，雨花城投公司与泰禹公司签订《补充协议8》，泰禹公司对该笔费用均未提及。2、雨花城投公司与泰禹公司于2015年11月3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双方同意剔除土地红线中万家丽路路幅（约21.043亩），所剔除的面积不计算泰禹公司土地款及拆迁款，该地块后来由长沙自规局另行出让给泰禹公司，与本案无关。3、双方已在2015年11月3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明确核对相应款项，其后不能再冲抵款项或变更数据，且泰禹公司另行支付给第三方的费用未征得雨花城投公司的同意。同时从泰禹公司于2015年3月12日与雨花区圭塘街道办事处大塘社区筹委会签订的《关于征用大塘社区筹委会集体土地另行增加补偿费用的协议》第一条的约定，可见泰禹公司是自愿承担除购地款、拆迁款外的补偿费用，该款项与雨花城投公司无关。4、雨花城投公司与泰禹公司于2010年6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中涉及的地块与本案中的土地转让的3、4、5、6、7、8号地块没有任何法律关系。5、雨花城投公司与泰禹公司于2004年12月21日签订的《土地转让补充协议》及双方于2015年11月3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均对利息进行了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5、泰禹公司在二审中将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由长沙自规局变更为雨花城投公司，实质上已经变更了原反诉的诉讼请求，属新增的独立的诉讼请求，应依法驳回。长沙自规局述称，2003年长沙自规局通过协议方式将涉案土地出让给雨花城投公司。雨花城投公司依法取得涉案土地的使用权，并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陆续将土地转让给泰禹公司。雨花城投公司的诉求系其与泰禹公司在履行协议过程中产生的纠纷，与长沙自规局无关。雨花城投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泰禹公司支付土地转让款900万元；2、判令泰禹公司支付延期付款的违约金及利息13142500元（暂计至2019年8月26日）；3、判令泰禹公司支付雨花城投公司律师费88800元；4、判令泰禹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泰禹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的反诉请求：1、判令雨花城投公司与泰禹公司于2015年11月3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三条“关于转让土地款、拆迁款及相关款项的确定”条款内容、第四条“上述款项支付”的条款内容及第六条“违约责任”的条款内容均无效；2、判令雨花城投公司与泰禹公司于2017年7月12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补充协议8》无效；3、判令雨花城投公司无权向泰禹公司收取土地转让款及土地拆迁款；4、判令雨花城投公司承担本诉及反诉全部诉讼费用；5、判令长沙自规局与泰禹公司按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20030131）及参照《土地转让协议》（签订时间2014年1月20日）办理转让给泰禹公司的红线图编号为3、4、5、6、7、8地块的土地转让款、拆迁款等所有相关合同款项的结算；6、判令长沙自规局于10个工作日内向泰禹公司退还已多支付的土地款、拆迁款等所有相关合同款项共计17192551.69元；7、判令雨花城投公司对上述第六项诉讼请求中的所有款项的退还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7月8日，雨花城投公司与长沙自规局签订一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该合同约定：长沙自规局出让给雨花城投公司的宗地位于长沙市雨花区，总面积419440平方米，其中出让土地面积324952.48平方米；本合同项下宗地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为每平方米185.7元，总额为60335551.7元，出让金实际票据运行；雨花城投公司按照本合同约定已经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领取《国有土地使用证》，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后，有权将本合同项下的全部或部分土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长沙自规局在该份合同正文第二页手写标注如下内容：①其中43863.82平方米出让地已于2005年1月23日转让给泰禹公司；②其中35856.41平方米出让地于2005年12月8日转让给泰禹公司；③其中41646.23平方米出让地于2005年12月8日转让给泰禹公司；④该宗地出让面积中的32417.72平方米土地于2008年5月26日转让给泰禹公司；⑤该宗地出让面积中的35145.08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于2008年6月3日转让给泰禹公司。泰禹公司以长沙自规局标注的上述内容，主张其与长沙自规局之间就相关土地使用权成立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关系，双方应按上述合同约定办理土地转让款、拆迁款的结算。雨花城投公司则认为，长沙自规局标注的内容是后来补上的，只能证明长沙自规局对雨花城投公司、泰禹公司之间的转让进行备注，不能达到泰禹公司的证明目的；长沙自规局认为，合同约定的受让方是雨花城投公司而不是泰禹公司，长沙自规局与泰禹公司之间并未形成直接的土地出让关系。2004年1月20日，雨花城投公司与泰禹公司签订一份《土地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雨花城投公司将位于长沙市雨花区回报土地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地）转让给泰禹公司，转让的土地区域位于雨花区奎塘范围内，南至香松路、西至奎塘河、北至长塘路、东至白沙湾路，面积约518亩（以国土局的测量结果为准），即红线图编号为1、3、4、5、6、7、8共七块地；转让大包干价为每亩530000元。此后，雨花城投公司与泰禹公司双方签订多份补充协议，其中双方于2004年2月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将土地交易范围调整为红线图所标注的3、4、5、6、7、8共六块地，8号地不再进行分割，1号地不属于交易范围。2015年11月30日，雨花城投公司与泰禹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双方确认转让给泰禹公司的土地总面积为457亩，已拆迁交付307亩，未拆迁交付150亩。第三条关于转让地土地款、拆迁款及相关款项的确定。1、土地款及税费结算：土地款按每亩38万元计算（2010年议定土地转让包干价每亩63万元，其中拆迁款为每亩25万元），泰禹公司应付土地款（不含拆迁款）17366万元、代雨花城投公司垫付税费1571.33817万元，共计应付12521.33817万元，泰禹公司尚欠雨花城投公司土地款4844.66183万元；2、贷款及借款利息的结算：泰禹公司应付雨花城投公司贷款及借款利息842.759万元，截止本协议签订时已累计支付572.9万元，欠付雨花城投公司利息269.859万元；3、已交付土地的拆迁款结算：双方协议约定转让地拆迁款每亩25万元，3、4、5、6号地共计307亩，拆迁款为7,675万元，根据国土局审定的3、4、5、6号地拆迁款结算总额为9638.01万元，对超出的拆迁款，泰禹公司在抵扣雨花城投公司应补偿泰禹公司的老干部购房优惠款（1,162万元）后，由泰禹公司另行增加拆迁款450万元，即泰禹公司应付3、4、5、6号地拆迁款总计8,125万元，截止2012年9月已累计支付6964.51068万元，欠付雨花城投公司拆迁款1160.48932万元；4、沙湾南路拆迁遗留问题垫付款的结算：原由泰禹公司垫付的200万元，在本项目土地转让款中直接抵扣；另外双方对未交付土地的拆迁款结算方式、沙湾路规划调整新增土地开发补偿费结算进行了约定。第四条对泰禹公司应付款项的付款时间进行约定（共分五期）。第五条约定泰禹公司应付款项均应支付至雨花城投公司或雨花区非税局的账户，除此之外泰禹公司向第三方支付有关本项目的资金，均不纳入本协议结算。第六条约定泰禹公司如逾期付款，每逾期一日，按欠付款项每日千分之一支付违约金，并承担由此给雨花城投公司造成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雨花城投公司向泰禹公司主张权利而支出的差旅费、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相关费用。同日，雨花城投公司与泰禹公司签署《土地转让协议账务往来确认单》作为上述补充协议的附件。2017年7月12日，雨花城投公司与泰禹公司签订《土地转让协议补充协议8》载明：泰禹公司于2016年6月在8号地块上进场施工，8号地块事实上已经交付给泰禹公司，根据2015年11月30日《补充协议》第四条第三、四期付款的约定，泰禹公司欠付雨花城投公司第三期7、8号地剩余的拆迁概算款328.133万元、欠付第四期8号地交地的土地转让款1,000万元；双方同意对2015年11月30日所签《补充协议》第四条约定的第三期、第四期及第五期资金支付方式进行修改并确认如下，第三期：本协议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向雨花区非税收入管理局支付7、8号地剩余的拆迁概算款100万元；第四期：①于2017年8月25日前向非税局支付土地转让款428.133万元（其中228.133万元用于支付7、8号地剩余的拆迁概算款，200万元为8号地交地应付的土地转让款），②于2017年10月25日前支付8号地交地的土地转让款800万元；第五期：7号地拆迁完毕后，由雨花城投公司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完成7号及8号地拆迁结算，双方在国土部门正式出具7、8号地拆迁结算后一个月内根据双方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完成合同结算，泰禹公司应在合同结算后3个工作日内付清合同结算款；如泰禹公司未按本协议约定的时间足额支付第三期和第四期的款项，则泰禹公司应自2016年9月1日起以1328.132847万元为基数，不仅按千分之一每日向雨花城投公司支付延期付款的惩罚性违约金，还应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向雨花城投公司支付利息，雨花城投公司主张权利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差旅费、诉讼费、律师代理费等相关费用）均由泰禹公司承担。2017年7月12日，泰禹公司向雨花区非税局支付100万元；2017年12月12日，泰禹公司向原长沙市国土资源局支付3281328.39元，此后，泰禹公司再未支付任何款项。雨花城投公司认可上述支付款项，并确认上述第一笔为《补充协议8》约定的第三期款项，第二笔为《补充协议8》约定的第四期款项。另查明：1、雨花城投公司于2003年7月29日取得涉案的3、4、5、6、7、8号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上述地块分别于2005年3月10日、2005年12月29日、2008年12月5日、2008年11月21日、2010年8月20日办理了土地变更登记，变更登记的土地使用权人为泰禹公司。泰禹公司确认现已实际取得涉案地块的国土使用权证，但认为系由长沙自规局直接转让并变更登记在泰禹公司名下。2、泰禹公司提供一份其与长沙市雨花区圭塘城市建设开发指挥部于2005年4月19日签订的《征地拆迁服务合同》，拟证明：泰禹公司按长沙自规局要求与该指挥部达成协议，开展涉案土地的拆迁、安置补偿等工作，泰禹公司与长沙自规局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关系。雨花城投公司对该份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不能达到泰禹公司的证明目的。长沙自规局认为协议的主体为泰禹公司与雨花区圭塘城市建设开发指挥部，该证据不能达到泰禹公司的证明目的。3、泰禹公司提供其与长沙市国土资源局雨花区分局征地拆迁事务所于2006年3月6日签订的《征地拆迁服务合同》，拟证明：泰禹公司为长沙自规局垫付拆迁补偿款，该笔费用应当计入泰禹公司向长沙自规局支付的拆迁补偿款。雨花城投公司认为该证据不能达到泰禹公司的证明目的。长沙自规局认为协议的主体为泰禹公司与雨花区分局征地拆迁事务所，不能证明泰禹公司为长沙自规局垫付拆迁补偿款。4、泰禹公司提供其与雨花城投公司分别于2010年6月8日、2010年7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及《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拟证明：协议及合同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雨花城投公司无权向泰禹公司收取土地转让款。雨花城投公司、长沙自规局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且不在涉案土地交易范围内。5、泰禹公司提供其与长沙市土地储备中心于2011年4月20日签订的《协议》，拟证明：长沙自规局直属的储备中心向泰禹公司借款200万元用于支付涉案地块税费、拆迁费等，该笔费用应当计入泰禹公司向长沙自规局支付的拆迁款项。雨花城投公司、长沙自规局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不在涉案土地交易范围内，且明确载明系受让地块周边补增的土地。6、泰禹公司提供其与原长沙市国土局签订的两份《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拟证明：泰禹公司向长沙自规局购买6号地块四期红线外的土地使用权按2,488元/平方米支付土地转让款，但泰禹公司已按与雨花城投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向雨花城投公司支付过此地块土地款，此次再行付款属重复支付，该笔费用应由长沙自规局返还。雨花城投公司、长沙自规局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不在涉案土地交易范围内。7、泰禹公司提供一份公证书，拟证明：涉案7、8号地块均未完成拆迁及土地平整，导致泰禹公司清理、挖运土方发生的费用应由雨花城投公司、长沙自规局承担或冲抵泰禹公司应付款项。雨花城投公司、长沙自规局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8、泰禹公司提供其与长沙市雨花区圭塘办事处大塘社区筹委会于2015年3月12日签订的《关于征用大塘社区筹委会集团用地另行增加补偿费用的协议》，拟证明：泰禹公司向大塘村支付土地拆迁补偿款600万元，该笔费用应计入泰禹公司向长沙自规局应付款项。雨花城投公司、长沙自规局对该证据关联性有异议，说明与3-8号地块无关，是泰禹公司自愿支付的。9、泰禹公司提供其与长沙奎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2016年3月29日签订的《泰禹家园四期并组团项目基坑土石方工程施工合同》，拟证明：由于雨花城投公司及长沙自规局未按约完成腾地义务，泰禹公司签订上述合同并支付工程款17103753.6元，该笔费用应由雨花城投公司、长沙自规局承担。雨花城投公司、长沙自规局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10、泰禹公司提供与雨花城投公司往来凭证26张，拟证明：雨花城投公司、长沙自规局应当向泰禹公司返还15656908.11元。雨花城投公司对该证据的三性有异议，均与雨花城投公司无关。长沙自规局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记账凭证均为泰禹公司支付给第三方，泰禹公司未与长沙自规局产生直接的土地出让关系。雨花城投公司在起诉前与湖南金凯华律师事务所签订一份《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该所接受雨花城投公司委托，并指派律师参与本案诉讼，约定雨花城投公司于合同签订后15日内支付第一笔代理费44400元，其余代理费44400元于案件一审完结后10日内支付。2019年7月29日，该所向雨花城投公司开具金额为44400元的律师代理费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审法院认为，雨花城投公司与长沙自规局于2003年7月8日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雨花城投公司与泰禹公司于2004年1月20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及相应补充协议，均系合同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雨花城投公司与泰禹公司于2017年7月12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补充协议8》，系双方对已结算的土地转让款（含拆迁款）支付方式及期限的重新约定。根据该协议的约定，泰禹公司应支付的已结算土地转让款13281330元分三期支付，但泰禹公司仅支付了第一期的应付款及第二期的部分款项，剩余900万元泰禹公司应予支付，泰禹公司逾期支付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协议约定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为每日千分之一，同时还约定了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利息，过分高于雨花城投公司所受损失，一审法院依法将逾期付款违约金调整为按年利率24%标准计算，且不再计算利息，同时，双方约定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自2016年9月1日起算。根据泰禹公司在签订《土地转让协议补充协议8》后的付款情况，逾期付款违约金计算至2019年8月26日为7707212元，对雨花城投公司主张的违约责任超过部分，应不予支持。雨花城投公司主张的律师代理费有合同依据，且已实际支付律师代理费44400元，泰禹公司应按约承担。雨花城投公司主张的超过部分，因尚未实际支付，应不予支持，待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根据雨花城投公司提供的涉案土地使用权的变更登记，可以证明雨花城投公司于2003年7月29日即取得了涉案六宗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雨花城投公司再将涉案的六宗地块转让给泰禹公司，并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属管理性的强制性规定，而非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法律依据。同时，泰禹公司通过与雨花城投公司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及相应补充协议，已实际取得了涉案土地的使用权并已实际占有、使用涉案土地。因此，泰禹公司要求确认其与雨花城投公司于2015年11月3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及双方于2017年7月12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补充协议8》无效，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长沙自规局在其与雨花城投公司2003年7月8日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正文第二页手写的①-⑤项备注内容，系由长沙自规局在该合同签订后的添加，该备注内容仅能证明长沙自规局将涉案土地使用权出让给雨花城投公司后的转让情况，并不能证明长沙自规局向泰禹公司直接转让涉案土地使用权。泰禹公司提供的其与长沙市雨花区圭塘城市建设开发指挥部于2005年4月19日签订的《征地拆迁服务合同》，该合同的相对方并非长沙自规局，也无证据证明该指挥部系基于长沙自规局的授权与泰禹公司签订，故该合同不能作为认定泰禹公司与长沙自规局就涉案土地存在直接出让合同关系的依据。根据雨花城投公司与泰禹公司之间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及相应补充协议、涉案土地使用权流转情况，可以认定雨花城投公司与泰禹公司之间就涉案土地存在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合同关系，长沙自规局与泰禹公司之间就涉案土地并不存在直接的使用权转让合同关系。泰禹公司反诉主张雨花城投公司无权向其收取土地转让款，并要求与长沙自规局办理涉案土地转让款结算的请求，应不予支持。泰禹公司反诉主张返还多付的土地转让款，主要理由为泰禹公司的应付款存在重复计算而导致多付，但泰禹公司提供的拟证明其多付土地转让款的相关证据，均形成于雨花城投公司与泰禹公司于2017年7月12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补充协议8》之前，且部分证据载明的款项不在涉案土地交易范围内，上述证据不能对抗《土地转让协议补充协议8》，故对其关联性均不予认定，泰禹公司的该项反诉请求因无事实依据，应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泰禹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雨花城投公司土地转让款900万元；二、泰禹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雨花城投公司逾期付款违约金7707212元（暂计至2019年8月26日）；三、泰禹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雨花城投公司律师代理费44400元；四、驳回雨花城投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泰禹公司的反诉请求。本案受理费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76478.5元，反诉费62518元，共计138996.5元，由雨花城投公司负担20000元，泰禹公司负担118996.5元。二审中，泰禹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土地转让协议》、公证书、《泰禹家园四期北组团低压杆线拆除及用户供电工程协议》、《泰禹家园四期北组团项目土石方工程工程施工合同》、《泰禹家园四期北组团基建临时用电工程施工合同》、《泰禹四期中组团商品房项目补充协议土石方工程》、《泰禹家园四期土方及临时围墙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书》、客户回单、费用报销单、记账凭证、业务回单、进账单、客户专用回单。证明因雨花城投公司交付的案涉土地不符合约定，导致泰禹公司另行委托第三方进行清理、挖运土方等，由此导致泰禹公司损失17103753.6元。第二组证据;回单、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证明在雨花城投公司称其已缴纳案涉土地的全部出让金的情况下，长沙自规局又要求泰禹公司支付案涉6、7、8号地块中部分红线内土地的出让金及配套费5802677元。第三组证据：《关于征用大塘社区筹委会集体土地另行增加补偿费用的补充协议》、《征用月塘区筹委会集体土地另行增加补偿费用协议》、《关于征用大塘社区筹委会集体土地另行增加补偿费用的协议》、客户专用回单、领款单、泰禹八号地项目征地拆迁补助发放汇总表。证明在泰禹公司已按照合同约定向雨花城投公司支付完毕案涉土地拆迁费用的前提下，因雨花城投公司怠于处理与各被拆迁主体的关系，泰禹公司代替雨花城投公司向被拆迁主体支付案涉土地拆迁费用10537682.6元。第四组证据：《协议书》、中国建设银行凭证。证明泰禹公司通过从长沙自规局出让取得沙湾路规划调整新增土地面积约17亩的土地使用权，并已向长沙自规局缴纳出让金，因此雨花城投公司无权向泰禹公司收取该新增土地的任何费用，雨花城投公司收取泰禹公司的200万元应予以退回。雨花城投公司与长沙自规局对泰禹公司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土地转让协议》只保证三通，土方清理不属于合同约定的内容。雨花城投公司与长沙自规局对泰禹公司提交的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无法核实真伪，也与雨花城投公司、长沙自规局没有关系。6、7、8号部分土地双方在2015年11月30日《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剔除土地红线中路幅约21.043亩，所剔除的面积不计算合同的交易面积。雨花城投公司对泰禹公司提交的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雨花城投公司怠于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也不能证明该笔费用应由雨花城投公司支付，是泰禹公司自愿支付给第三方的。长沙自规局对泰禹公司提交的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雨花城投公司与长沙自规局对泰禹公司提交的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系泰禹公司与雨花城投公司所签的另外一份合同，与本案的土地转让没有任何关系。本院经审查认为，泰禹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应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长沙自规局与雨花城投公司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雨花城投公司与泰禹公司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及相应的补充协议，均系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2017年7月12日，雨花城投公司与泰禹公司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补充协议8》约定，泰禹公司应在本协议签订后三个工作日内支付7号、8号地剩余的拆迁概算款100万元，2017年8月25日前支付土地转让款428.133万元(其中228.133万元用于支付7号、8号地剩余的拆迁概算款，200万元为8号地交地泰禹公司应付的土地转让款)，2017年10月25日前支付8号地交地土地转让款800万元。但泰禹公司仅支付了第一期的应付款及第二期的部分款项，剩余900万元泰禹公司没有支付。故一审法院判决泰禹公司向雨花城投公司支付下欠的900万元款项，并无不当。泰禹公司没有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双方签订的协议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为每日千分之一，同时还约定了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利息，因约定过分高于雨花城投公司所受损失，一审法院依法将逾期付款违约金调整为按年利率24%标准计算，且不再计算利息，并按双方约定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起算时间（即自2016年9月1日起计算），判决泰禹公司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符合法律的规定。雨花城投公司主张的律师代理费有合同依据，且已实际支付律师代理费44400元，泰禹公司应按约承担。一审期间，泰禹公司提起了反诉，其反诉请求为判令雨花城投公司与泰禹公司于2015年11月3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三、四、六条的内容及双方于2017年7月12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补充协议8》无效；由长沙自规局与泰禹公司办理涉案土地转让款、拆迁款等的结算，并要求长沙自规局向泰禹公司退还已多支付的土地款、拆迁款等所有相关合同款项，雨花城投公司无权向泰禹公司收取土地转让款及土地拆迁款，雨花城投公司对长沙自规局应向泰禹公司退还的所有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二审期间，泰禹公司的第二项上诉请求为“判令雨花城投公司向其退还重复支付的土地转让款、先行垫付的拆迁款、工程款等所有合同款项15656909.09元”，可见，泰禹公司在二审中将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由长沙自规局变更为雨花城投公司，实质上已经变更了其反诉所指向的权利义务主体，属新增的独立的诉讼请求。综上，泰禹公司的第一项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第二项上诉请求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泰禹公司可另行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5475元，由上诉人湖南省泰禹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郭伏华审  判  员  唐亚飞审  判  员  唐亚平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法官助理谢卓书记员（兼）  谢 卓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