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湘01行终1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某，男，1981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委托代理人胡炳光，湖南开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小虎，湖南开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岳麓区东方红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和泰家园汇智北路189号。法定代表人肖勇，主任。委托代理人刘耀华，湖南二十一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某某与被上诉人长沙市岳麓区东方红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东方红街道办）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一案，上诉人王某某不服长沙铁路运输法院（2019）湘8601行初61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10年7月10日，王某某户因位于征地项目内，签订了《征地补偿协议》。同年8月6日，《长沙市国土资源局高新区分局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实施公告》公示，要求被征地单位和个人在同年8月30日前实施拆迁腾地。后王某某及其祖母、父母、妻子5人被安置。2011年4月23日，王某某的儿子王某2出生。因其子未享受拆迁待遇，王某某于同年在长沙市岳麓区和文化产业园项目红线的交汇处）建了一层砖混结构房屋，面积为140.4平方米。2016年文化产业园拆迁期间，长沙市岳麓区国土资源局于同年8月29日出具《违法用地认定意见表》，载明“王某某户未经批准在私自搭建房屋（占地面积140.4平方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该处房屋属非法占用土地，按违法用地性质处置。”同日，长沙市城乡规划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亦出具了《关于对王某某所建建筑物认定意见书》，载明“王某某在所建建（构）筑物（共计2处），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属违法建（构）筑物。”2017年，王某某质疑其子作为“新增人口”未享受安置补偿待遇和涉案房屋被认定为“违章建筑”，向长沙市高新区麓谷街道办事处信访。同年7月13日，长沙市高新区麓谷街道办事处作出《关于王某某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载明“王某2属于拆迁后的新增人口；你户以王某2名义在边的建（构）筑物未办理任何审批手续，已有国土、规划等部门认定为违章建筑，无任何合法面积，依政策规定不予补偿。”2019年6月18日，东方红街道办制作了《青山路项目王某某户违章建筑物强制拆除行动方案》，并联系王某某及其家属要求自行拆除。同年6月20日，东方红街道办组织人员强制拆除了涉案房屋，湖南省长沙市湘江公证处对涉案房屋的现场原貌及室内财产进行证据保全。王某某不服，于同年10月17日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三条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三十六条、三十七条、四十四条亦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履行催告、听取陈述申辩、送达和公告等程序。本案中，东方红街道办未经法律和地方性法规授权，亦未提供区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责成依据，其不具有实施强制拆除王某某涉案房屋的主体资格，其拆除行为于法无据，属超越职权；且东方红街道办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在强制拆除前严格履行了上述催告、送达及公告等法定程序，其强拆行为存在程序违法。东方红街道办实施的涉案强制拆除行为，依法应予撤销，但因强制拆除行为不具有可撤销的内容，故应当确认其被诉行政行为违法。《长沙市城市管理条例》、湘建规函（2016）266号文件、长拆违法（2016）2号文件和《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违法建筑整治的通告》，均只规定街道（乡镇）负责拆违工作的具体实施，但并没有授权东方红街道办对违法建筑直接行使行政处罚权，东方红街道办认为其有法定授权的意见，该院不予采纳。王某某要求确认东方红街道办行政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二、关于涉案房屋是否为违法建筑。《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一、三款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本案中，王某某在其原宅基地建设的涉案房屋，并未提供经过当地政府审批的《集体土地使用证》等房屋产权登记证书，无法证实涉案房屋是合法的、经审批的建筑。且经庭审查明，王某某及其祖母、父母、妻子五人均已在东方征收项目中被安置；长沙市岳麓区国土资源局、长沙市城乡规划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亦于2016年8月29日认定王某某私自搭建房屋，非法占用土地，涉案房屋属违法建（构）筑物。因此，王某某主张涉案房屋是为其子王某2而建在原宅基地上的合法房屋，理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涉案房屋的赔偿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也就是说，获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造成损失。本案中，王某某主张涉案房屋按长政发（2018）17号文件计算补偿费用为684050元，包括：1．涉案房屋结构为砖混二类，房屋补偿标准为880元/平方米、房屋装修及设施补偿费为710元/平方米、购房补助费1280元/平方米，共计（880+710+1280）元/平方米＊165平方米=473550元；集体经济成员每人5万元。2．房屋搬迁费每平方米10元，共计1650元；房屋过渡费每平方米40元＊24个月＊165平方米=160500元。因涉案房屋系王某某未取得相关建设许可擅自建设的非法建筑，王某某不享有合法权益，其主张涉案房屋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范围，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但涉案房屋中可再次利用的建筑材料及房屋内可移动的物品属于王某某的合法财产，东方红街道办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赔偿请求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法庭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和无需质证的证据进行逐一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本案中，东方红街道办在强制拆除的过程中，依法应当妥善处理并保全证据，以证明其在强制拆除过程已尽慎重、妥善之注意义务，对王某某在违法建筑中的合法财产予以清空并妥善处理。但东方红街道办虽然对拆迁现场原貌及室内财产进行了证据保全公证，但未能提供其对涉案房屋的建筑材料及房屋内可移动物品予以妥善处理的相关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王某某提出的房屋内财物损失10万元的诉讼请求，但未提供相关证据。而东方红街道办在强制拆除王某某房屋时，委托了公证机关进行证据保全并现场录像。根据现场录像，涉案房屋近期内无人居住，结合涉案房屋可再次利用的门窗框、木梁、沙、砖等建筑材料和房屋内部分木柜、木桌等生活用品的损害程度，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该院酌定由东方红街道办赔偿王某某涉案房屋可再次利用的建筑材料和室内物品的损失共计人民币20000元。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三十六条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东方红街道办于2019年6月20日强制拆除王某某位于长沙市岳麓区的房屋的行为违法；二、东方红街道办赔偿王某某的财产损失人民币20000元，该赔偿金由东方红街道办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三、驳回王某某的其他赔偿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东方红街道办承担。                  上诉人王某某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判决认定的公证录像系伪造；2、东方红街道办违反证据规定提交公证书；3、录像证据中没有出现王某某、东方红街道办及公证人员，且证据保全过程没有任何记录；4、录像无法体现是王某某房屋的强拆现场；5、录像标注的地址与公证书记载的地址不符；6、公证书的制作程序违法；7、原审判决认定王某某房屋系违章建筑无相关证据；8、国土、规划部门出具的意见书不具有法律效力；9、东方红街道办认定违章建筑的程序违法；10、原审判决的赔偿数额与客观事实不符；11、一审判决遗漏了当事人，王某2是涉案房屋的实际权利人。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认定王某某提出的赔偿没有法律依据，明显与法律相悖。原审判决没有适用行政强制法。综上，请求：一、撤销长沙铁路运输法院(2019)湘8601行初611号行政判决第二、三项；二、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三、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东方红街道办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1、涉案房屋属于违章建筑的认定，完全是根据庭审证据查明的事实，结合相关法律而作出的结论。王某某户的房屋已经在2010年的东方征收项目进行了拆迁，王某某户也得到了补偿安置。根据一户一基的原则，王某某不能另行再建房。王某某的建房也未获得国土、规划部门的批准，其擅自建房的行为违法。2、原审判决酌定赔偿损失2万元符合客观事实。原审判决结合涉案房屋中可利用的建筑材料、房屋内移动物品价格等综合判断，得出的赔偿数额符合事实。公证书也可以证明涉案房屋内的物品均是陈旧的物品，市场上的二手价格极低。3、公证书及录像是强拆当日制作的，不存在造假的可能。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王某某不能提供涉案房屋系合法建筑的前提下，国土、规划部门出具的意见函客观的证明了涉案房屋系违章建筑，原审判决结合事实适用法律完全正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双方当事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理，本院认为，原审法院确认的证据可以采信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本院二审中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关于行政强制行为的合法性认定问题；二、关于行政赔偿请求的数额认定问题；三、关于一审审理程序的问题。一、关于行政强制行为的合法性认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三条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本案中，东方红街道办未经法律和地方性法规授权,亦未提供区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责成依据，其不具有实施强制拆除王某某涉案房屋的主体资格，其拆除行为于法无据,其强拆行为违法。二、关于行政赔偿请求的数额认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上诉人请求赔偿的前提是被强拆的涉案房屋系合法建筑。经查，上诉人及其祖母、父母、妻子五人均已在东方征收项目中被拆迁安置，原有宅基地房屋已被拆迁拆除。上诉人在未经批准的前提下建设涉案房屋，该房屋属违法建（构）筑物，上诉人提出按合法建筑补偿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但涉案房屋中可再次利用的建筑材料及房屋内可移动的物品属于王某某的合法财产,东方红街道办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本案中，东方红街道办提交了公证机关出具的公证书，公证书对强拆现场原貌及室内财产进行了还原。王某某未提交相反证据推翻公证书记载的内容，本院对该公证书予以确认。原审法院根据现场录像，结合涉案房屋可再次利用的门窗框、木梁、沙、砖等建筑材料和房屋内部分木柜、木桌等生活用品的损害程度,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酌定由东方红街道办赔偿王某某20000元并无不当。三、关于一审审理程序的问题。王某某提出王某2系涉案房屋的实际权利人，一审法院应追加原告。本院认为，涉案房屋的建设未经批准，且建设人也并非王某2，故王某2不是本案适格原告，一审法院未追加当事人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王某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 杨审判员 廖国娟审判员 陈蔚宇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书记员 卿艳丹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