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民终65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曹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曹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住所地曹县。法定代表人:谢彬，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山子，北京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建苗，北京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中平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曾照萍，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均峰，男，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晓亮，山东颐衡（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县和信粮食购销有限公司，住所地曹县。法定代表人:张进东，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冲锋，上海执初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东曹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曹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曹县农村商业银行)、山东中平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平吉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曹县和信粮食购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曹县和信公司）保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8）鲁0102民初23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曹县农村商业银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8）鲁0102民初235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根本不存在所谓4992吨数量的质押玉米货物，更不存在所谓保管不善导致质物短缺2440.75吨的事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缺乏基本证据证明，且违反法律规定错误分配举证责任。（一）涉案质物入库时没有过磅称量，《质物入库交接清单》中记载的4992吨数量不真实不准确，并非实际交接数量，不能作为计算质物所谓缺失数量的依据。1、《质物交接清单》记载4992吨不是实际玉米货物重量，系三方当事人按合同约定的表面审查、外观检查和单据审查的核查方法所作出的书面约定数额。结合一审庭审时各方均确认涉案质物入库时三方并没有过磅称量进行实际质物交接，仅是估测数量并按照《质物交接清单》记载数额进行的书面交接，这一点也符合大宗质物和粮食农产品等物资的监管行业惯例。2、被上诉人至今没有提供任何能够证明原有玉米质物库存实际为4992吨以及系涉案质物货权所有人的证据。曹县人民法院（2015）曹商初字第1229号生效民事判决书（2016年4月16日已生效）已确认案外人菏泽华瑞粮食储备库（以下简称华瑞储备库）对被上诉人提供的玉米质物享有所有权，在该起案件中，法院认定，至2015年3月26日被上诉人入库玉米仅为2445.042吨。被上诉人至今没有提供任何货权凭证证明4992吨玉米库存数量曾经存在过，而在2015年5月4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中平吉盛公司签订《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及《质物交接清单》之日，被上诉人也不可能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收购和入库高达4992吨玉米。此外，一审法院回避了一个极为关键的事实，据中平吉盛公司现场监管人员介绍，存储质押玉米货物的仓库库存容量在达到极限状态下（需将玉米堆积到房顶，技术上不可能实现，亦不符合仓储对通风、采光等要求），以仓库体积及玉米密度计算，该仓库玉米库存容量至多3000余吨，除非是储存水，否则根本不可能存储4992吨玉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应提供证据证明原有质物库存实际数量，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二）不存在保管不善导致质物短缺2440.75吨的事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如上所述，不存在原始库存4992吨玉米质物，得出质物短少2440.75吨结论没有事实前提依据。2、涉案质物在办理质物入库交接前就已经原样存放在被上诉人自有仓库内，被上诉人处也一直驻有人员现场监督。事实上，质押监管玉米自2015年5月4日监管开始（2015年7月15日曹县人民法院就对涉案货物进行了查封）直至被执行拍卖期间，从未发生人为外运、盗抢或火灾等任何导致短少的情形，各方之间在监管期间也从没有通过书信往来、索赔、争执或者报警行为反映监管货物发生过所谓“毁损、丢失”，涉案质物在交付监管前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被上诉人应当对是否实际发生过2440.75吨涉案质物短损承担举证责任及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第3.3条约定了质物返还环节质物交接同样是按照《质物交接清单》记载数额进行书面交接，与办理出质手续时的书面交接相同，均非按照实际称重数量进行交接，但因为被上诉人逾期还款导致上诉人提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诉讼（曹县人民法院2015曹商初字第1001号及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17民终1604号）并执行，在法院强制执行环节才发生了唯一一次实际称重，超出了各方完全按照书面约定数额进行质物交付和返还的约定方式，才导致了本案质物所谓“短缺2440.75吨”结果的产生，并非真实存在过4992吨原始库存或者中平吉盛公司保管不善所致。二、假设存在所谓“短缺损失”，一审判决以《动产质押清单》约定价格计算损失为536965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按2015年5月贷款质押时《动产质押清单》约定价格计算本案赔偿金额严重错误，合同纠纷中以实际损失作为违约责任承担的前提和依据是基本审判原则，本案作为保管合同纠纷，各方签署的《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并未约定以《动产质押清单》约定价格作为计算违约责任的依据，而是约定各方违约时应赔偿守约方损失。一审法院本应要求被上诉人举证证明其受到损失及损失如何计算的事实依据，却在毫无依据情形下违反基本审判原则和各方合同约定，以四年多以前各方作为贷款数额参考的质押物约定价格而非真实市场交易价格计算出涉案质物短缺损失5369650元，严重错误。如果计算所谓损失，也应该按照质物具体丢失时的实际市场价格计算，就连被上诉人在起诉时（后变更诉讼请求）起诉状中也按照1000元/吨左右价格主张的所谓损失，与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拍卖涉案质物时实际成交价格1060元/吨相符，但涉案质物从未丢失过，在什么时间节点、按照多少“短缺”数量计算损失均毫无依据可言。三、假设存在保管不善导致所谓质物“短缺损失”，被上诉人无权作为原审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进行索赔，相关保管责任赔偿义务也不应由上诉人承担，一审判决认定错误。（一）被上诉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被上诉人并非涉案质物的所有权人，也没有因涉案质物“短缺”遭受任何损失，其作为原审原告起诉上诉人及中平吉盛公司索赔“短缺损失”不适格。（二）即便存在所谓涉案质物“短缺损失”，上诉人与中平吉盛公司并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已经认定中平吉盛公司派专人监管，中平吉盛公司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尽到监管义务，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因保管人保管不善导致质物发生了损毁、缺失情形，即便存在所谓涉案质物“短缺损失”，中平吉盛公司与上诉人并无过错。（三）基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涉案质物保管义务全部已转移给中平吉盛公司，如果实际发生保管人过错导致的保管物损失，也不应由上诉人赔偿。《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约定：甲方（上诉人）和乙方（被上诉人）均同意将质物交由丙方（中平吉盛公司）存储监管。第15.1条约定，中平吉盛公司未尽到保管责任导致质物变质、短少、受污染的，给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造成损失的，中平吉盛公司承担货物损失的赔偿责任。因此本案如果存在因为保管不善等过错致使质物损毁、灭失的情形，按照上述合法有效的协议约定，也应由中平吉盛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判令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依据，违反上述合同约定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中平吉盛公司实际保管的事实。四、上诉人作为贷款银行，在行使涉案质物质权过程中，因被上诉人作为借款人和出质人提供的质物数量不足、欺诈等严重违约甚至涉嫌构成犯罪的行为导致至今未能回收债权，上诉人才是这起事件的受害人，一审法院却判令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主张的根本不存在的质押玉米短缺损失，是非颠倒。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业经山东省曹县人民法院及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两审判决，判令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借款本金500万元并支付利息，上诉人对涉案质物享有优先受偿权。在执行涉案质物时仅出库2551.25吨，受偿价款2704325.8元，导致上诉人至今未能回收剩余债权本息及诉讼执行相关费用，给上诉人造成了巨大损失。被上诉人出质玉米货物时弄虚作假，谎称自己是涉案质物的所有权人，欺诈华瑞储备库同时，以相同玉米货物做质押诈骗银行贷款，上诉人才是真正的受害人。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请予改判并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中平吉盛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8）鲁0102民初2351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质押物为4992吨玉米错误。原审依据《动产质押物清单》、《质物入库交接清单》认定质押物为4992吨玉米错误。虽然三方确实签署了交接清单，但在上诉人与曹县农村商业银行接管质押物时，存放于被上诉人仓库中的玉米是散装的，上诉人与曹县农村商业银行没有办法对实际在库玉米吨数进行确认，给了被上诉人造假的机会，实际上被上诉人根本没有提供4992吨的玉米做质押物。1、上诉人经过实地测量，存放质押物的仓库长41米、宽24米，高度在4米左右（见上诉人录制视频）。假设按照仓库高度5米计算，仓库的最大容量为4920立方米，一级的玉米容重在720千克/立方米左右。一审时，上诉人曾提出入库玉米不足4992吨，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未提交证据为由不予采信，没有对事实进行严格审查，把法律问题变成了数学问题，认定入库4992吨，法院拍卖时出库2551.25吨，因此就认定上诉人短缺2440.75吨。如果是法律问题，被上诉人应当证明自己有4992吨玉米，应当提供收购记录、发票或收据等证据证实；如果是数学问题，被上诉人至少要证明自己的仓库可以装下4992吨玉米。2、虽然根据曹县人民法院（2015）曹商初字第1229号判决书，认定储存在被上诉人处的3514.068吨玉米属菏泽华瑞储备库所有，理论上可以推断出被上诉人处有玉米3514.068吨。但是被上诉人的厂区内有两个仓库，一大一小，而上诉人和曹县农村商业银行监管的是较小的一个，根本不能认定所谓的3514.068吨玉米都存放在被监管的仓库中。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也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其确实购买了4992吨玉米。3、在上诉人和曹县农村商业银行监管过程根本没有任何粮食进出仓库，唯一一次玉米出库就是在曹县人民法院依法执行时，因此根本就不可能出现短缺2440.75吨玉米的情况。（二）一审法院认定监管物由上诉人指派人员监管，上诉人未尽监管义务是错误的。在本案的监管过程中，由于被上诉人在收购粮食的过程中拖欠收购款项，导致大批农民进入被上诉人厂区讨要粮食和款项。曹县农村商业银行为了避免损失，自主安排四名监管人员入住，和上诉人共同监管质押玉米。监管物自始至终均未有过出入库行为，上诉人已经完全尽到监管义务。质押物既存放于被上诉人厂区仓库内，又处于上诉人和曹县农村商业银行的双方监管过程中，上诉人单方面无法完成出入库行为，根本不存在粮食短缺、监管失职的可能。曹县农村商业银行在曹县人民法院执行过程中，向法院提交了申请，请求优先支付40余万元的监管费用，且已经得到曹县人民法院允许，监管费用已支取，足以证明上诉人所述共同监管属实，上述曹县农村商业银行支取监管费用的证据现在曹县人民法院，上诉人因客观原因无法调取，申请法院依职权调取。综上所述，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发回重审或改判。被上诉人曹县和信公司辩称：1、关于玉米数量和价值的问题。因上诉人保管不善导致丢失玉米2440.75吨，按照出质时的价格每吨为2200元，给被上诉人造成的损失为536965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5年5月4日签订了动产质押清单，玉米的数量是4992吨，评估价值为10982400元，编号为2015027的质物入库交接单载明：山东中平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根据《最高额动产质押合同》及三方签订的《动产质押监管协议》，请将该公司用于质押的以下动产审核无误后入库监管，并在“监管人确认”栏签章确认。质物入库时间：2015年5月4日。玉米数量4992吨，山东中平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质物入库交接单上盖章确认。在一审中，被上诉人出具了质物入库交接单、动产质押清单、三方签订的动产质押监管协议为证，足以证实上诉人收到了被上诉人的玉米数量为4992吨，价值为2200/吨，评估总价值为10982400元。二上诉人作为专门的金融机构和保管机构不可能不理解记载的事项表明的法律意义，反而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做出无理辩解。由于被上诉人欠上诉人曹县农村商业银行贷款，涉案玉米进入执行阶段被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17执209号执行裁定书和通知书，证实被上诉人将4992吨玉米质押给上诉人曹县农村商业银行。2017年6月21日和2018年9月12日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书面证明，证实出库玉米2551.25吨，出质时数量为4992吨，库内4992吨玉米已经全部清理完毕。二者相差2440.75吨，为保管时丢失数量，按照出质时价格为每吨2200元，给被上诉人造成的损失为5369650元。2、三方签订的《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约定，质权人为曹县农村商业银行、出质人是被上诉人，保管人是中平吉盛公司，被上诉人和曹县农村商业银行构成质押合同关系、和中平吉盛公司构成保管合同关系，二上诉人之间构成委托合同关系。质押合同关系和保管合同关系的一方只要是合法占有标的物即可，即便是借来的、租来的物品交有他人质押或保管，对方造成损失仍应当向合同的相对方赔偿。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三百六十五条、第三百七十一条、第三百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五条。3、一审法院根据三方在监管协议中的法律关系，依据《合同法》和《物权法》判决二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承担法律责任是正确的，由二者分别向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因此二者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曹县和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曹县农村商业银行、中平吉盛公司连带赔偿原告因被告保管不善造成的玉米丢失损失和地笼损坏损失等共计300万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期间，原告申请增加诉讼请求为：1、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因被告保管不善造成的玉米丢失损失和地笼损坏损失等，共计536965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11日，曹县和信公司与曹县农村商业银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由曹县和信公司向曹县农村商业银行借款500万元，并约定相应利息及支付方式、期限等，曹县和信公司将其仓库内存放的4992吨玉米出质给曹县农村商业银行。2015年5月4日，原告曹县和信公司（出质人，乙方）与被告曹县农村商业银行（质权人，曾用名：曹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甲方）、被告中平吉盛公司（监管人，丙方）签订《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约定，甲方与乙方权属编号为曹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高动质字2015年底027号《最高额动产质押合同》（以下简称《质押合同》），为保证质押合同及所担保的主合同的履行，乙方同意将其享有所有权的货物作为质物质押给甲方，甲方和乙方均同意将质物交由丙方存储监管，丙方同意接受甲方的委托并按照甲方的《质物交接清单》的记载为准，乙方保证享有对质物的所有权和完全的处分权，并向甲方和丙方提交相关的权属和品质证明文件，质押方式为滚动质押，由甲乙双方在《质物清单》中约定质物种类、数量、价值的最低要求，超出最低要求的部分出质人可以按照本协议约定存取。质物的转移占有是指丙方按照《质押合同》所附《质物清单》，核查乙方交付的货物，将核对无误后，三方共同签署《质物交接清单》，协议约定，《质物交接清单》适用于出质、质物置换、质物返还等环节的质物交接，质物存放地点为：曹县曹县和信粮食购销有限公司东张楼厂区仓库内。丙方根据协议规定签发《质物交接清单》，即质物转移占有完成时质物的监管期间开始。监管期间，丙方应当根据甲、乙方的要求，接合质物的属性和特点，选择适宜的保管场所，提供适宜的保管条件，妥善谨慎保管质物，保证质物的安全，防止质物毁损或灭失。监管期间，因任何原因导致质物发生短少、毁损、变质、灭失等可能影响甲方权益的情形，丙方应当立即通知甲方，并采取适当的应急措施。监管期间丙方应当建立质物登记统计制度，定期对质物进行查验，核对种类、清点数目、检查包装和标识，对质物的出入库的时间、数量、去向以及质物的现状进行记录…。费用及支付方式约定，本协议项下对质物的监管费、仓储费、运杂费、装卸费、检验费、印花税等因质物仓储保管产生的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违约责任条款定，丙方因以下情形给甲乙双方造成损失，承担货物损失的赔偿责任，但甲方就其实际损失享有优先受偿权，在监管期间除不可抗力的事件外，质物毁损灭失或由于丙方未尽到保管责任，导致质物变质、短少、受污染的。同时，甲方因违反本协议对乙、丙造成损失的，承担乙、丙方实际损失的赔偿责任。2015年5月4日原告与被告曹县农村商业银行签署《动产质押清单》，载明质物玉米，数量4992吨，质量较好保存良好，评估价值10982400元。后原告与两被告签署《质物入库交接清单》，明确质物为玉米4992吨，入库时间为2015年5月4日，质物存放地点为曹县曹县和信粮食购销有限公司东张楼厂区仓库内，质物存放要求为：防霉烂、防火、防水、防鼠咬、防盗抢、确保质物安全、24小时专人看管。质押方式为滚动质押，质物根据贷款余额控制，始终不得低于贷款额度的2倍，超出部分可提取。2015年5月15日，原告向被告中平吉盛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1、我公司以自有资产4992吨，价值10982400元为质押物，向曹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500万元贷款，2、我公司对质押及置换入库提供监管的质押物具有所有权，且在交付监管之日不存在或未设置任何招致有优先于本质押权人的质押权、物权担保或其他性质所有权，并承诺及时按照协议提供货权凭证（包括但不限于原材料的供货合同、全数发票、入库单、货运单、仓单等）等，如有不符给公司造成一切损失，我公司承诺无条件赔偿。监管期间，被告中平吉盛公司指派四名工作人员看管仓库，原告称已向被告中平吉盛公司支付了保管费，支付方式为发放贷款时直接在贷款额中扣除，被告中平吉盛公司不予认可，提交与原告盖章的《质押财产监管协议书》及《租赁协议》各一份，经查实该两份协议均为空白合同，被告中平吉盛公司称并未收取保管费用。另查，2015年9月30日案外人菏泽华瑞粮食储备库以仓储合同纠纷为由将曹县和信公司、张进东起诉至曹县人民法院，经法院审理查明，菏泽华瑞粮食储备库（甲方）曾与和信粮食公司（乙方）签订《玉米收购临储合同》，由甲方收购当地产黄玉米，并在乙方自有库内仓储保管，粮权归甲方所有，另约定收购价格、费用及利润等。上述合同履行期间，被告和信粮食公司将其2014年收购的当地产黄玉1069.026吨依约卖给菏泽华瑞粮食储备库，2015年3月6日至3月26日被告和信粮食公司受原告委托继续收购玉米共计2445.042吨，曹县人民法院做出（2015）曹商初字第1229号判决书，认定储存在被告曹县和信粮食购销有限公司的3514.068吨玉米属菏泽华瑞粮食储备库所有。后因曹县和信公司欠付借款利息，2015年7月15日曹县农村商业银行以金融借款纠纷为由将曹县和信公司、张进东起诉至曹县人民法院，法院审理期间查封了涉案仓库玉米，后经法院审理，认定农商行取得了合法质权，并判定曹县农村商业银行对和信公司质押的4992吨玉米变现价款在500万元限额内享有优先受偿权。该案经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维持了一审判决。在该案件执行期间，2017年6月21日，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曹县信和公司库存4992吨玉米进行了竞卖，在玉米出库中，确认出库车辆69辆，出库玉米2551.25吨，1060元/吨，出库玉米价款2704325.8元，库内粮食现已全部清理完毕。原告主张仓库内原有玉米4992吨，因被告中平吉盛公司保管不当短缺2440.75吨，曹县农商行与中平吉盛公司系委托代理关系，主张两被告对该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此外，原告称被告从仓库往外运送玉米的过程中因车辆操作失误将仓库地龙等物品损坏。诉讼期间，原告申请对涉案仓库内损坏的物品，包括粮库地龙、吸粮机、储仓门、挡粮板、测温电缆、弯头、三通、风箱财物的损失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委托山东得惠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财产损失进行评估，并出具价格评估报告，在价格评估基准日2018年12月20日，对上述财物损失的数额评估价格为117740元。一审法院认为，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原告与两被告共同签署《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并根据协议约定三方核对无误共同签署《质物交接清单》、《质物入库交接清单》，明确了质物的种类、数量及价值，上述协议及交接清单均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内容合法有效。被告中平吉盛公司辩称涉案玉米并未实际交付，《动产质押监管协议》为无效协议，一审法院认为，虽涉案玉米存放于原告仓库内，未实际转移保管地点，但原、被告均认可，协议履行期间，由被告中平吉盛公司指派工作人员看管，《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已实际履行，故被告上述答辩意见，不予采信。根据涉案协议内容可知，原告将仓库内玉米出质给曹县农村商业银行，曹县农村商业银行将质物委托给中平吉盛公司代为监管，原告与中平吉盛公司构成保管合同关系，与曹县农村商业银行构成质押合同关系，中平吉盛公司与曹县农村商业银行构成委托合同关系。被告辩称原告非涉案玉米所有权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一审法院认为，虽曹县人民法院认定曹县和信公司仓库内4992吨玉米中有3514.068吨玉米属菏泽华瑞粮食储备库所有。但在《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签订及履行过程中，原告对其仓库内玉米均享有合法占有权，原告以寄存人身份将仓库内玉米交于被告中平吉盛公司保管，本案系基于保管合同关系产生的债务纠纷，原告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根据原、被告签署的《质物交接清单》、《质物入库交接清单》确认质物入库数量应为4992吨，至2017年6月21日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拍卖时出库玉米2551.25吨，短缺2440.75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七十四条规定，保管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保管是无偿的，保管人证明自己没有重大过失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此外，根据涉案《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约定，在监管期间除不可抗力的事件外，质物毁损灭失或由于丙方未尽到保管责任，导致质物变质、短少、受污染的，丙方承担货物损失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中平吉盛公司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其作为货物监管方已完全履行监管职责，亦未举证证实货物短缺非因己方监管过失导致，故应当承担保管物损失赔偿责任。就玉米损失赔偿数额，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原、被告于《动产质押清单》上已明确玉米评估价值10982400元，入库数量4992吨，计算每吨玉米为2200元，原告主张损失赔偿数额5369650元（2440.75吨×2200元），符合事实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持。被告辩称上述玉米签收入库时没有进行严格盘点，否认入库玉米为4992吨，但并未提交反驳证据，不予采信。原告主张在粮食出库过程中造成地笼等物品损坏，一审法院认为，涉案监管协议约定质物仅为玉米，不包含地笼等配套设施，原告所诉地笼等设施并非监管协议约定的保管范围，且原告亦未提交证据证实上述损坏系被告原因导致，故该主张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被告曹县农村商业银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质权人负有妥善保管质押财产的义务，因保管不善致使质押财产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曹县农村商业银行作为质权人，应当妥善保管质物。本案中，曹县农村商业银行虽已委托被告中平吉盛公司代为监管质物，但其对质物的保管职责并不因此免除，原告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三百六十五条，第三百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山东中平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赔偿原告曹县和信粮食购销有限公司经济损失536965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被告山东曹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9388元，由被告山东中平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山东曹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曹县农村商业银行提供如下证据：1、山东国泰建设工程司法鉴定中心关于曹县和信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厂区大门东侧北仓库的仓容量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山东国泰建设工程司法鉴定中心【2019】建鉴字第03号）1份，拟证明2015年5月4日至2017年6月4日库存涉案玉米的仓库即曹县和信公司厂区大门东侧北仓库的仓容量在库存涉案的三等玉米的情况下，为大于等于3282.86吨，小于3459.63吨。也即该仓库即便是在库存三等玉米满仓的情况下，也不超过3459.63吨，被上诉人曹县和信公司所主张的及一审判决认定的2015年5月4日质物入库数量应为4992吨超出仓库的实际有效容量，根本不可能，一审判决的该认定是错误的。《质物入库交接清单》中所记载的4992吨未经过实际称重测量，仅是根据曹县和信公司所述，超出仓库实际容量，该数量不客观不真实；2、2015年5月9日11:01分，曹县农村商业银行客户经理李伟、曹县和信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进东、中平吉盛公司的监管员共同在涉案仓库门口的照片1张及拍摄时间的照片1张，拟证明《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及《质物入库交接清单》系签订于2015年5月4日，该照片拍摄于《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签订后5天即2015年5月9日，能够反映当时质押玉米库存情况，玉米在设定质押监管时数量即为2551.25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3、曹县和信公司与中平吉盛公司签订的《质押财产监管协议书》1份，拟证明曹县和信公司没有完成该协议第二条约定的义务，使得当时无法对质押的玉米进行所有权、数量、质量的审核，《质物入库交接清单》记载的质押玉米为4992吨不客观。且协议已经约定质押物返还时与三方签订的《质物交接清单》不一致的，以中平吉盛公司实际监管、占有的质押物为准，也即以2551.25吨为准，不以《质物交接清单》中4992吨为准；4、2015年5月5日曹县和信公司出具给中平吉盛公司的《承诺函》1份，拟证明《质物入库交接清单》记载的质物为4992吨没有相关的货权凭证证明实际数量；5、曹县和信公司在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17执209号执行案中提交的情况说明、竞拍底价说明、竞卖成交确认书、授权委托书、玉米竞卖出库清单一宗，拟证明不存在缺失2440.75吨玉米，所谓的涉案玉米短缺2440.75元完全系曹县和信公司捏造的事实。曹县和信公司经质证，对证据1、2合法性有异议，认为上述证据系曹县农村商业银行单方制作，涉案仓库不能认定和本案的仓库为同一仓库，具体数量应以签收确认的数量为准；对证据3、4有异议，认为质物无需是所有权人，丢失仍需承担责任；对证据5有异议，认为涉案粮食出库时我方已向曹县公安局报案。中平吉盛公司对曹县农村商业银行提供的上述证据均无异议。中平吉盛公司提供以下证据：1、中平吉盛公司现场测量粮食视频2段、玉米国家标准1份、测量数据结果1份，拟证明中平吉盛公司现场测量被监管粮库的情况，经测量被监管粮库长38.96米、宽24.9米、高5.16米，曹县和信公司被监管粮库的容积为5005.73立方米，满载只能储蓄3504吨玉米，无法存储4992吨玉米；2、中平吉盛公司监管期间从两个角度拍摄的粮库照片2张，拟证明从两个角度看均可以证明被监管粮库中装载的玉米不满，存在较大剩余空间，进一步证明被监管玉米不是4992吨；3、2015年2月10日曹县和信公司出具的库存情况报告一份，拟证明曹县和信公司在向曹县农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时提交的其库存情况报告，自称2月10日库存玉米为1982吨，而按照曹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曹商初字第1229号认定的内容（第7页），曹县和信公司将在此之前已收购的当地产皇玉米1069.026吨依约卖给菏泽华瑞粮食储备库，合计金额2219075元。曹县和信公司从最初就虚报了库存玉米存量，意图明显为利用曹县农村商业银行的贷款漏洞以虚报的数量骗取贷款。曹县和信公司经质证，对上述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中平吉盛公司非专业测量机构，测量没有依据，其拍摄的照片角度亦不能证实玉米不足4992吨；对证据3认为该报告日期为2015年2月10日，而质物入库交接清单的日期为2015年5月4日，当时质物数量已补充完毕。曹县农村商业银行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据1所证明数据的准确性有异议，认为应以曹县农村商业银行提供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为准。二审审理过程中，本院委托山东建筑工程司法鉴定中心对曹县和信公司厂区大门东侧北仓库的仓容量进行鉴定，山东建筑工程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关于曹县和信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厂区大门东侧北仓库的仓容量司法鉴定意见书》，经现场检测及鉴定分析，结论如下：1、曹县和信公司厂区大门东侧北仓库可储藏玉米的最大净容积为5837.68立方米；2、根据储存玉米的等级不同，曹县和信公司厂区大门东侧北仓库可储藏玉米的仓容量范围为：1级玉米≥4203.13吨；2级玉米≥4028.00吨，且≤4203.13吨；3级玉米≥3852.87吨，且≤4028.00吨。曹县农村商业银行经质证，对该鉴定意见书有异议，认为鉴定意见书第5条“分析说明”第2项“计算需要扣除的容积”仅是推断仓库地笼数量及其所占体积不符合事实，应当按曹县和信限公司自认的涉案仓库存放的其他设备计算需要扣除的体积，合计应扣除1822.72立方米，其中包括8个风箱、20块档粮板、地笼；其次，储存在涉案仓库的玉米被质押的时间系2015年5月4日，各方争议的是设置质押时玉米的数量问题，因此应当按当时玉米国际即《玉米》GB1353-2009计算涉案仓库最大仓容量；第三，该鉴定意见书鉴定涉案仓库储存玉米的最大仓容量范围为≥4203.13吨，上不封顶，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最大仓容量应受到建筑结构最大荷载的限制。曹县和信公司经质证，对该鉴定意见书有异议，认为鉴定意见对该粮仓南北粮面高度计算有误，鉴定中心把防潮线高度默认为存粮线高度去计算粮食重量，对该计算方法不予认可，玉米南北粮面实际净高度应为6.3米，而非6.022米；其次，对粮仓中间粮面高度的计算有异议，粮面当时不是水平而是弧形堆放，中间弧形部分玉米体积为974.59立方米；第三，地笼体积有异议，地笼多算了15立方米；第四，总体积有异议，总计少算体积1260.526立方米；第五，对玉米容重有异议，鉴定中心按粮面高度6.022米，折中计算一二等玉米重量约为4100吨，应再加上实际粮堆高度应有的重量908吨，共计5008吨，当时监管公司、曹县农村商业银行也是这么计算出来的玉米重量，不然怎么会出现质押玉米重量为4992吨。中平吉盛公司经质证，对该鉴定意见书有异议，认为该鉴定意见书中认定涉案仓库的可储藏玉米仓容量1级玉米上不封顶的表述不客观不严谨，虽然玉米国家标准中，对玉米容量采用了“一级≥720g/L”，上不封顶的表述，但在本案中鉴定单位应根据现场情况，客观计算极限容量，给出上限标准；其次，鉴定单位使用了玉米国际GB1353-2018作为鉴定依据不合理；第三，虽然该份鉴定意见与曹县农村商业银行提供的鉴定在玉米容积上有出入，但均可看出该涉案粮仓即使满坑满谷一类玉米，也不可能达到4992吨，更何况粮仓根本未装满，曹县和信公司仅依据三方签订的交接清单不能证明其在库粮食的数量达到了4992吨。本院认为，山东建筑工程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上述鉴定意见书详细列明了鉴定依据，并在分析说明中详细阐明了计算依据以及容积和仓容量的计算方法和过程，该鉴定意见采用的《玉米》GB1353-2018以及相应的计算方法并无不当，该鉴定意见书在鉴定结论第1项中明确了该仓库的最大净容积，在结论第2项中对1级玉米仓容量范围采用上不封顶的表述符合相关标准，鉴于此，本院对山东建筑工程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予以采信。二审经审理查明，本院委托山东建筑工程司法鉴定中心对曹县和信公司厂区大门东侧北仓库的仓容量进行鉴定，山东建筑工程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关于曹县和信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厂区大门东侧北仓库的仓容量司法鉴定意见书》证实，经现场检测及鉴定分析，结论如下：1、曹县和信公司厂区大门东侧北仓库可储藏玉米的最大净容积为5837.68立方米；2、根据储存玉米的等级不同，曹县和信公司厂区大门东侧北仓库可储藏玉米的仓容量范围为：1级玉米≥4203.13吨；2级玉米≥4028.00吨，且≤4203.13吨；3级玉米≥3852.87吨，且≤4028.00吨。另查明，曹县人民法院（2015）曹商初字第1229号民事判决认定，2015年3月1日菏泽华瑞粮食储备库（甲方）与曹县和信公司（乙方）签订《玉米收购临储合同》，约定甲方在乙方收购当地产黄玉米，并在乙方自有仓库内仓储保管，质量标准为收购的玉米须过筛整理国标二等以上。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曹县和信公司是否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2、中平吉盛公司保管的涉案质物数量为多少，损失数额应如何计算；3、上诉人曹县农村商业银行、中平吉盛公司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曹县和信公司是否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虽然曹县人民法院（2015）曹商初字第1229号民事判决认定储存在曹县和信公司的3514.068吨玉米属菏泽华瑞粮食储备库所有，但在曹县和信公司、曹县农村商业银行、中平吉盛公司三方《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的签订及履行过程中，曹县和信公司对其仓库内玉米享有合法占有权，曹县和信公司以寄存人身份将其合法占有的仓库内玉米交于中平吉盛公司保管，本案系基于保管合同关系产生的纠纷，曹县和信公司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平吉盛公司保管的涉案质物数量为多少，损失数额应如何计算的问题。虽然曹县农村商业银行与中平吉盛公司之间的《质物入库交接清单》、曹县和信公司与曹县农村商业银行之间的《动产质押清单》证实三方确认的质物入库玉米数量为4992吨。但二审期间，山东建筑工程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关于曹县和信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厂区大门东侧北仓库的仓容量司法鉴定意见书》证实，根据储存玉米的等级不同，曹县和信公司厂区大门东侧北仓库可储藏玉米的仓容量范围为：1级玉米≥4203.13吨；2级玉米≥4028.00吨，且≤4203.13吨；3级玉米≥3852.87吨，且≤4028.00吨。关于涉案质物玉米的等级问题，虽然涉案《动产质押清单》未对质物玉米等级进行标注，但山东省曹县人民法院（2015）曹商初字第1229号民事判决、菏泽华瑞粮食储备库与曹县和信公司签订的《玉米收购临储合同》能够相互印证，证实曹县和信公司当时收购的玉米质量标准要求为国标二等以上，结合涉案《动产质押清单》中载明的玉米评估价值及现实情况，本院认定涉案质物玉米等级为二级，曹县和信公司主张涉案质物玉米等级为一级及曹县农村商业银行和中平吉盛公司主张玉米等级为三级均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按照二级玉米等级，涉案仓库装粮（玉米）仓容量最低为4028.00吨，最高4203.13吨。鉴于三方当事人在涉案质物交接过程中并未对质物进行实际称量，该鉴定意见足以证实涉案仓库内的质物数量达不到4992吨。由于三方当事人在涉案质物交接过程中未对质物实际数量进行核实，即签订了《质物入库交接清单》，综合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司法鉴定意见，涉案入库质物玉米的数量以二级玉米的仓库最高仓容量为限，即涉案质物数量认定为4203.13吨。关于涉案玉米损失价格的认定问题，2017年6月21日，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曹县农村商业银行与曹县和信公司、张进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对曹县信和公司库存玉米进行了竞卖，出库玉米2551.25吨，1060元/吨；涉案质押玉米实际损失的价格应以2017年6月21日出库时的竞卖价格1060元/吨计算，曹县和信公司要求以质押清单上记载的评估价值计算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涉案质物玉米实际损失价格应以1060元/吨计算。据此，曹县和信公司的损失数额为（4203.13-2551.25）吨×1060元/吨=1750992.80元，原审判决认定曹县和信公司经济损失数额为5369650元不当，应予纠正。关于争议焦点三，上诉人曹县农村商业银行、中平吉盛公司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中平吉盛公司按照三方签订的《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对其接收的涉案质物玉米进行监管，因其监管不善，造成涉案质物减少，应承担赔偿责任。曹县农村商业银行虽然委托中平吉盛公司代为监管质物，但其对质物的保管职责并不能因此免除，原审判决曹县农村商业银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曹县农村商业银行、中平吉盛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部分不当，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8）鲁0102民初235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被告山东曹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变更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8）鲁0102民初235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被告山东中平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赔偿原告曹县和信粮食购销有限公司经济损失536965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为“山东中平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赔偿曹县和信粮食购销有限公司经济损失1750992.8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三、撤销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8）鲁0102民初2351号民事判决诉讼费负担部分，即“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9388元，由被告山东中平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山东曹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承担”；四、驳回曹县和信粮食购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9388元，由山东中平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山东曹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6105元，曹县和信粮食购销有限公司负担3328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9388元由山东中平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山东曹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6105元，曹县和信粮食购销有限公司负担33283元；鉴定费40000元，由曹县和信粮食购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农泽审判员  宋海东审判员  刘永刚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书记员  韩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