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 西 省 西 安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事判决书   （2020）陕01民终37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绿地集团西安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安市高新区。    法定代表人:李蓟,系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乐，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鑫，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鸽，女，1992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雁塔区。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绿地集团西安常盛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安市长安区。    法定代表人：李蓟，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超，北京市炜衡（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霍鑫琪，北京市炜衡（西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绿地集团西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地公司”)、上诉人王鸽、上诉人绿地集团西安常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盛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均不服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19）陕0113民初194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绿地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乐、李鑫，上诉人王鸽，上诉人常盛公司之委托代理人王超、霍鑫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绿地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为绿地公司无需向王鸽支付2019年3月25日至2019年9月8日期间的工资；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为绿地公司无需向王鸽支付制衣费；3、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为绿地公司无需向王鸽支付延长产假60天的工资；4、一审、二审诉讼费由王鸽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与王鸽的劳动关系未解除，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王鸽于2018年2月26日与常盛公司签署了《劳动合同书》，《劳动合同书》的签订系其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王鸽与常盛公司建立的劳动关系合法有效。后，常盛公司委托绿地公司向王鸽发放在岗期间的工资并缴纳公积金。但王鸽因个人原因于2019年2月12日起便不再到岗上班，亦未按照规定履行请假手续，常盛公司多次督促王鸽履行相关请假手续，王鸽始终置之不理并持续旷工，故常盛公司已依据常盛公司颁发的《员工手册》规定，将王鸽开除。且王鸽在仲裁及一审庭审过程中，也多次陈述绿地公司及常盛公司催促王鸽办理离职手续的事实，这一点充分表明绿地公司及常盛公司屡次通知王鸽双方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基于上述事实，绿地公司只是接受常盛公司的委托代为发放工资，而在常盛公司已与王鸽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况下，绿地公司无需再向王鸽支付各项工资。且在劳动关系解除时，王鸽转正未满一年，不符合绿地集团发放制衣费的条件，故无需向王鸽支付制衣费。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结果显失公平，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绿地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法改判。   王鸽辩称，1、绿地公司称劳动关系已解除纯属无稽之谈，王鸽与绿地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是在2019年12月27日解除。2、王鸽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辞退通知，王鸽的社保公积金均缴纳至2019年11月，工资是在2019年3月份就停发了。3、关于制衣费的发放问题，自2018年2月26日起至2019年12月27日王鸽与绿地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时，工作时间超过一年，满足制衣费的发放条件。王鸽在职期间属于合理合法生育子女，符合陕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对女职工延长产假60天的规定。   常盛公司辩称，绿地公司的上诉请求与常盛公司无关，常盛公司不发表答辩意见。   王鸽上诉请求：1、判令绿地公司向王鸽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76450元；2、判令绿地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及理由：王鸽于2018年2月11日收到绿地公司的录用通知书，岗位为税务主管会计，月工资为6950元。该通知书规定制衣费转正满一年6800元起。王鸽的直接领导人许某某因公司商业秘密，且由于过错不在于王鸽，提出让王鸽自2019年2月12日起休病假，2019年5月7日起休产假，在休产假期间给王鸽发放全额工资。在领导的安排下，王鸽提交了病假、产假OA，且已经过公司审批。2019年4月4日，许某某向王鸽发微信，因王鸽未及时回复，许某某通过微信威胁王鸽，从2019年4月4日起对王鸽停发工资。在此期间，王鸽联系绿地公司负责社保的人员李少峰，其称社保公积金正常缴纳。2019年7月12日，王鸽的生育津贴18719.64元进入绿地公司账户，被绿地公司扣押。自王鸽入职绿地公司后，因王鸽从未为常盛公司提供过劳动服务，也未在该公司工作过，所以王鸽多次要求绿地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均被拒绝，理由是绿地公司没有项目、没有业务、没有收入，但是常盛公司有项目和收入及利润，多分摊劳动成本可以使常盛公司少交企业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为了应付稽查虚增成本，常盛公司与很多没有关系的劳动者签订了没有事实基础的假的劳动合同，其中就包括王鸽。常盛公司的行为违反了税收征管法的相关规定，故意混淆成本费用的核算界限，属于偷逃税款行为。综上，绿地公司为了常盛公司少交企业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拒绝与王鸽签订劳动合同，因绿地公司恶意不签订劳动合同，王鸽自2019年3月25日至2019年11月8日的工资被绿地公司随意停发，生育津贴也被绿地公司私吞，严重侵犯了劳动合同法对劳动权益的保护，也侵犯了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对哺乳期女职工的保护。基于上述事实及理由，请求二审法院支持王鸽的上诉请求。   绿地公司辩称，王鸽称其工资发放、社保缴纳等均由绿地公司承担，但是事实上，王鸽系与常盛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绿地公司仅代常盛公司向王鸽发放工资、缴纳社保，但这并不说明绿地公司系王鸽的用人单位，因为建立劳动关系主要的特征和证据是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王鸽与常盛公司的劳动合同书是基于其主观意愿，属于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至于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工资发放、工作地点等均属于劳动合同的履行情况，不能推翻已经建立的书面劳动合同所确认的劳动主体。且在劳动合同存续期间，王鸽作为劳动者的权益并未受到侵害，故在常盛公司与其已经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况下，绿地公司无需向王鸽支付各项工资。   常盛公司辩称，王鸽与常盛公司依法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王鸽的相关权利已经得到保障，故一审判决第四项判令无需向王鸽支付双倍工资的判决合理合法，二审法院应予维持。   常盛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为常盛公司无需向王鸽支付2019年3月25日至2019年9月8日期间的工资；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为常盛公司无需向王鸽支付制衣费；3、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为常盛公司无需向王鸽支付延长产假60天的工资；4、一审、二审诉讼费由王鸽承担。事实与理由：1、常盛公司与王鸽的劳动关系已解除，常盛公司无需再向王鸽支付各项工资。《员工手册》规定，员工在规定工作时间内擅自不到或未打卡者，均按旷工处理；员工当月旷工 3 日或当年度累计旷工 5 日者，公司予以开除。该《员工手册》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的规定，合法有效。而且，王鸽在该《员工手册》上签名，说明该《员工手册》对王鸽具有拘束力。然而，2019年2月12日起王鸽因个人原因在未履行请假手续的情况下，便不再上班。经过工作人员多次督促，王鸽仍未履行请假手续。王鸽的这一行为已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常盛公司依据《员工手册》将其辞退，这一处罚合情合理合法。后工作人员多次催促其办理离职手续，这可以说明常盛公司已经通知王鸽相关辞退的事实。王鸽在仲裁及一审庭审中多次陈述，常盛公司及绿地公司多次催促其办理离职手续，也可以说明其收到了辞退通知。二、制衣费的发放条件为“转正满一年”，但王鸽从 2019 年 2 月 12 日起一直旷工，至被辞退时，王鸽转正尚不满一年，故王鸽不符合发放制衣费的条件，常盛公司无需向其支付制衣费。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结果显失公平，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常盛公司的上诉请求。   王鸽辩称，1、王鸽与常盛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合同称业务需要或王鸽的工作能力及表现调动王鸽的工作岗位及地点常盛公司需以书面形式告知，但王鸽从未收到过常盛公司派遣王鸽到绿地公司的通知，且常盛公司的经营范围也没有劳务派遣的业务。故王鸽与常盛公司只有一份虚假的劳动合同，王鸽的实际工作地点及服务公司是绿地公司，与常盛公司无关。2、常盛公司称王鸽在规定时间内擅自不到或未打卡属于捏造事实，王鸽是根据许某某的要求和安排休假，并且已经提交了休假流程，均经过公司审批。3、王鸽的社保和公积金缴纳至2019年11月，在此期间王鸽从未收到过常盛公司的辞退通知。2019年12月27日王鸽与绿地公司解除劳动关系。解除之后2019年12月30日，绿地公司员工李江波称要给王鸽邮寄解除劳动合同确认书，因王鸽已于2019年12月27日已与绿地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故该邮寄通知被王鸽拒绝。王鸽自2018年2月26日至2019年12月27日转正满一年，符合制衣费的发放条件。   绿地公司辩称，绿地公司与王鸽无任何法律关系。王鸽与常盛公司签订了书面的劳动合同，绿地公司仅是按照常盛公司的要求向王鸽代发工资等。   绿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绿地公司无需向王鸽支付2019年3月25日至2019年9月8日期间工资31315元；2、判令绿地公司无需向王鸽支付制衣费6800元；3、判令绿地公司无需向王鸽支付延长产假60天工资13900元；4、判令绿地公司无需向王鸽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76450元;5、判令王鸽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查明，2018年2月13日，绿地公司下属人力资源部向王鸽发出电子版《录用通知书》，称其代表绿地集团西北区域管理总部通知王鸽成为公司一员。岗位为税务主管会计，月工资总额为税后6950元，其他福利为：1、五险一金；2、用餐：提供午餐或餐补；3、过节费；4、降温费；5、集团医疗补助；6、制衣费：转正满一年6800起；7、商业保险；8、车补。2018年2月26日，王鸽与常盛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王鸽在常盛公司工作，工作岗位是税务主管会计，合同期限自2018年2月26日至2020年2月25日止，并约定王鸽的工作地点为西安，常盛公司可根据业务（生产）需要或王鸽的实际工作能力及表现，调动王鸽的工作岗位和工作地点，常盛公司需以书面形式告知即可，王鸽应当服从，合同中未约定具体工资数额。同日，王鸽与常盛公司签订《员工保密协议书》。同日，王鸽在绿地控股集团西北房地产事业部编印的《员工手册》撕页处签名，该撕页内容中涉及“旷工”规定：员工在规定工作时间内擅自不到或未打卡者，均按旷工处理；员工当月旷工3日或当年度累计旷工5日者，公司予以开除。之后，王鸽在西安绿地中心上班，其工作内容涉及绿地控股集团西北房地产事业部下辖多家公司，其中包括绿地公司。王鸽的工资由常盛公司委托绿地公司发放，社保由绿地公司代缴，月工资6950元。2019年1月31日，王鸽向绿地集团财务部领导提出病假申请，并称如其病假、产假期间工资、福利不停发的条件下，其在产假结束后，同意按正常的辞退流程办理离职手续，其上级同意后，王鸽办理了工作交接手续。2019年2月1日，王鸽工作交接完毕，自当日起，王鸽未再到岗上班。2019年4月4日，王鸽的上级与王鸽联系，称公司可在王鸽病假、产假期间发放全额工资，但前提条件是王鸽在2019年9月8日左右产假结束时，主动至公司办理离职手续，如王鸽反悔，公司将以王鸽未履行完毕请假手续，按旷工处理。因王鸽未回复，2019年4月4日，绿地公司向王鸽发放了2019年3月25日前的工资后，不再继续为王鸽发放工资。2019年5月18日，王鸽生育。其生育津贴18719.64元于2019年7月12日进入绿地公司账户。王鸽于劳动争议发生后向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9月19日裁决绿地公司支付王鸽2019年3月25日至2019年9月8日期间工资31315元、置衣费6800元、延长产假60天工资13900元、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76450元，未支持王鸽的其他仲裁请求，绿地公司不服仲裁裁决，遂诉至一审法院。另查，绿地公司、常盛公司均属于绿地控股集团西北房地产事业部，常盛公司系绿地公司全资子公司。绿地控股集团西北房地产事业部并未在工商部门登记，下辖公司涵盖西北区域多家公司。常盛公司称，按绿地控股集团西北房地产事业部安排，其公司安排王鸽在绿地控股集团西北房地产事业部工作，王鸽的工作内容涉及绿地控股集团西北房地产事业部下辖多家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王鸽称其工资发放、社保缴纳、工作考勤均由绿地公司承担，故系与绿地公司建立事实劳动合同关系，但事实上，王鸽系与常盛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绿地公司代第三人为王鸽发放工资、缴纳社保并不能当然成为王鸽的用人单位，因建立劳动关系的最主要特征及证据就是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书面劳动合同表明了劳动者的主观意愿，属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至于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工作地点、工资发放、社保缴纳等均属于劳动合同的履行情况，一般不能推翻已经建立的书面劳动合同所确认的劳动合同主体。绿地公司、常盛公司在庭审中承认其两公司存在混同用工情形，故绿地公司、常盛公司应对与王鸽的劳动关系法律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王鸽与常盛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中未约定具体工资数额及相关福利待遇，但绿地公司代表绿地集团西北区域管理总部向王鸽发出的电子版《录用通知书》中对王鸽的工资、福利待遇标准有详细说明，且事实上，常盛公司制发工资表的王鸽工资金额及绿地公司实际发放的王鸽工资金额均与上述《录用通知书》工资数额相符，故可以认定王鸽应以上述《录用通知书》的福利标准享受相应的福利待遇，故据上述《录用通知书》，绿地公司、常盛公司应支付王鸽制衣费6800元。据王鸽提交的其与其所属部门领导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王鸽在经其单位领导同意后自2019年1月31日休病假，双方并商定在王鸽病假及产假期间，可全额发放王鸽工资，王鸽应在产假结束后的2019年9月8日左右前来办理正式离职手续，据上，王鸽休病假、产假，未到岗上班，系经其单位领导同意，并非无故旷工。绿地公司、常盛公司称王鸽自2019年2月12日后未按规定履行请假手续，常盛公司多次催促，王鸽始终置之不理，因王鸽持续旷工，故按《员工手册》规定已对王鸽辞退处理，并已口头通知被告该处理决定，双方劳动关系已经解除，故不应支付王鸽2019年3月25日之后工资，但绿地公司、常盛公司并未提供已经辞退王鸽的证据，故对绿地公司、常盛公司该陈述不予认可。根据劳动法规定，职工在婚假、产假、护理假期间按出勤对待，享受相应的工资、福利待遇，职工合法生育子女的，在法定产假的基础上增加产假六十天，本案中，王鸽系合法生育的职工且符合延长产假的标准，因此，绿地公司、常盛公司应支付王鸽病假、产假期间及延长产假60天的工资。据本案查明事实，因绿地公司、常盛公司均隶属于绿地控股集团西北房地产事业部，故王鸽与常盛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其工作地点、工作内容均服从绿地控股集团西北房地产事业部安排，王鸽在绿地公司、常盛公司所属的绿地控股集团西北房地产事业部工作至本争议发生前，工资足额发放、社保按期缴纳，其作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未受损害，故绿地公司、常盛公司不应向王鸽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十条、《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七条、第八条、《陕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绿地集团西安置业有限公司、第三人绿地集团西安常盛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王鸽支付自2019年3月25日至2019年9月8日期间的工资31315元；二、原告绿地集团西安置业有限公司、第三人绿地集团西安常盛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王鸽支付制衣费6800元；三、原告绿地集团西安置业有限公司、第三人绿地集团西安常盛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王鸽支付延长产假60天工资139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四、原告绿地集团西安置业有限公司、第三人绿地集团西安常盛置业有限公司无需向被告王鸽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76450元。本案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后收取5元，由原告绿地集团西安置业有限公司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王鸽提交了四组证据：1、李少峰（绿地公司负责社保的人员）录音，该录音是在仲裁开庭前李少峰找王鸽谈话时的录音，证明王鸽休假是在许某某安排和同意的情况下休的假，且其审批了王鸽的病假流程。2、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张汇子的录音，其明确常盛公司与王鸽签订了虚假的劳动合同，也强调自己多次给绿地公司指出劳动合同的问题，但是对方不予更改。3、王鸽寄发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快递签收单1、快递签收单2，证明绿地公司于2019年12月27日收到王鸽邮寄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双方劳动关系自2019年12月27日起正式解除，并非对方所称的辞退或旷工。4、王鸽寄达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后，绿地公司李江波于2019年12月30日给王鸽所发短信截图，证明王鸽与绿地公司劳动关系自2019年12月27日已经解除，不存在被辞退。绿地公司质证意见为：王鸽提交的证据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不予质证。另外，关于录音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也不予认可。常盛公司质证意见为：王鸽提交的证据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不予质证。另外，关于录音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亦不予认可。绿地公司、常盛公司未提交新证据。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表示对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无异议。结合当事人陈述、举证、质证、庭审等情况，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王鸽与绿地公司、常盛公司系何种关系？2、绿地公司、常盛公司主张其无需向王鸽支付2019年3月25日至2019年9月8日期间工资31315元的上诉请求能否成立？3、绿地公司、常盛公司主张其不应向王鸽支付延长产假60天工资13900元的上诉请求能否成立？ 4、绿地公司、常盛公司主张其不应向王鸽支付制衣费6800元的上诉请求能否成立？ 5、王鸽主张绿地公司向王鸽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76450元的上诉请求能否成立？   关于争议焦点1，本案中，王鸽与常盛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书》，约定王鸽在常盛公司工作，工作岗位是税务主管会计，合同期限自2018年2月26日至2020年2月25日止，并约定王鸽的工作地点为西安，常盛公司可根据业务（生产）需要或王鸽的实际工作能力及表现，调动王鸽的工作岗位和工作地点，常盛公司需以书面形式告知即可，王鸽应当服从，合同中未约定具体工资数额。同日，王鸽与常盛公司还签订了《员工保密协议书》。通过上述内容可见，王鸽与常盛公司之间建立了劳动关系。至于王鸽称，其工资发放、社保缴纳、工作考勤均由绿地公司承担，故其与绿地公司之间系事实劳动关系一节。本案中，虽然绿地公司代常盛公司向王鸽发放工资、缴纳社保等，但并不能导致绿地公司与王鸽之间必然是劳动关系的结果，也不能否定王鸽与常盛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因此，本院认定王鸽与常盛公司之间系劳动关系。本案中，2018年2月13日，绿地公司下属人力资源部向王鸽发出电子版《录用通知书》，称其代表绿地集团西北区域管理总部通知王鸽成为公司一员。岗位为税务主管会计，月工资总额为税后6950元。一审诉讼中，绿地公司当庭承认绿地公司、常盛公司存在混同用工情形，故一审法院判决绿地公司、常盛公司对与王鸽劳动关系的法律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妥。     关于争议焦点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通过王鸽提交的其与其所属部门领导的微信聊天记录可得知，王鸽在经其单位领导同意后自2019年1月31日休病假，双方并商定在王鸽病假及产假期间，可全额发放王鸽工资，王鸽应在产假结束后的2019年9月8日左右前来办理正式离职手续。根据上述内容可见，王鸽休病假、产假，未到岗上班，系经过其单位领导同意，并非无故旷工。因此，绿地公司、常盛公司认为王鸽自2019年2月12日后未按规定履行请假手续，不应支付王鸽2019年3月25日以后工资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一审判决绿地公司、常盛公司支付王鸽2019年3月25日至2019年9月8日期间的工资31315元正确。     关于争议焦点3，职工在婚假、产假、护理假期间按出勤对待，享受相应的工资、福利待遇，职工合法生育子女的，在法定产假的基础上增加产假60天。本案中，王鸽系合法生育的职工，且符合延长产假的标准。因此，绿地公司、常盛公司应支付王鸽病假、产假期间及延长产假60天的工资13900元。     关于争议焦点4，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表示对一审查明事实无异议。一审查明，绿地公司代表绿地集团西北区域管理总部向王鸽发出的电子版《录用通知书》中对王鸽的工资、福利待遇标准有详细说明，其中“6、制衣费：转正满一年6800起”。且事实上，常盛公司制发的工资表中王鸽工资金额及绿地公司实际发放王鸽工资金额均与上述《录用通知书》中的工资数额相符，故可以认定王鸽应以上述《录用通知书》的福利标准享受相应的福利待遇。王鸽已转正满一年。故一审法院判决绿地公司、常盛公司支付王鸽制衣费6800元并无不妥。      关于争议焦点5、根据对争议焦点1的论述可见，王鸽与常盛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书》，与常盛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因此，王鸽主张绿地公司向王鸽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76450元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绿地公司、王鸽、常盛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元，由绿地集团西安置业有限公司、王鸽、绿地集团西安常盛置业有限公司负担1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王吉利   审判员任    蕾    审判员  蒋    瑜     二0二0年四月日     书 记 员周媛媛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