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21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逊，男，1963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秋辰（孙逊之女），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伯川，男，1940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审第三人：孙淑芬，女，1947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孙逊与被上诉人孙伯川、原审第三人孙淑芬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290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逊上诉请求:请求判决撤销一审判决中“驳回原告孙逊的全部诉讼请求”改判为“支持孙逊要求孙伯川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xx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过户至孙逊名下”。事实和理由:一、涉案房屋为郝某单位分配的承租公房,根据其口头遗嘱由孙逊继承。根据一审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孙伯川与郝某原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长子孙逊,次子孙某。郝某原在北京铁路局原西直门车务段星火车站工作,涉案房屋是其单位分配的承租公房,承租人是郝某。1994年10月,郝某告知孙逊,其已与孙伯川商量好,待其去世后将涉案房屋留给孙逊继承,并请当时在场的孙伯川、孙某、铁路局单位领导周某、邻居毕某等作见证。以上见证人包括孙伯川均认同郝某的口头遗嘱。1994年12月,郝某去世。1996年,孙伯川搬至其名下另一房屋居住,孙逊一家三口搬回涉案房屋,并居住至今。2000年10月,房屋改革,单位的承租公房可以出售给单位员工。孙逊去北京建筑段房管所办理手续时,办事员告知因郝某去世,其单位默认涉案房屋的承租人变更为孙伯川,因此只能登记在孙伯川名下,更改须孙伯川本人到场确认。因办手续当天为截止日、时间紧迫,且孙伯川及孙某均认同郝某口头遗嘱,同意涉案房屋由孙逊购买,并归孙逊所有,孙逊当场交纳了购房款19596元,并补齐之前欠付的房屋租金1776.9元。以上事实孙伯川、孙某均认同,且可由郝某单位领导周某等证实。二、购房款收据可证明交款人为孙逊,双方协商一致无需支付郝某、孙伯川工龄双方均认可购房款由孙逊出资这一事实。根据《北京铁路分局出售公有住房协议书》,按成本价每建筑平方米1485元出售本案涉案房屋,建筑面积60.79平方米,实付房价款18099.88元,及1580.54元房屋公用部位维修基金。一审中已提交2000年10月13日的编号为xx的收据,载明购房款19596元的交款人为孙逊,同时已提交银行交易记录等证明其付款能力。一审判决书的核心关注点为在计算实际房价时,计算了孙伯川与郝某的夫妇工龄及年工龄折旧率,认为工龄具有一定财产价值属性。然而,根据本案背景,郝某名下仅有其单位分配的涉案房屋,根据郝某遗嘱,由孙逊继承涉案房屋,郝某工龄应根据其遗嘱折算涉案房屋房款。孙伯川认可孙逊购房时使用郝某及其本人的工龄,双方协商一致无需支付。因此,请法院支持孙逊出资支付涉案房屋价款。三、涉案房屋自1996年一直由孙逊居住使用至今。一审判决书中已明确:“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在孙伯川与产权单位签订购房合同后,涉案房屋一直由孙逊居住使用至今”。此外,双方均认可孙逊一家三口于1996年搬回涉案房屋,并居住至今。一审中已提交北京铁路分局西直门车务段星火车站于2004年6月11日出具的《证明》,其内容为星火车站证明本涉案房屋为分给已故退休职工郝某的住房,且由其子孙逊居住。此外还提交了水、电、燃气费的缴费凭证、发票、支付宝交易明细等证据佐证。综上所述,从借名买房的理由、购房款出资、房屋居住使用等方面,一审法院认定工龄具有一定的财产价值属性,无论孙逊是否按照房屋实际出售价格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均不能当然认定孙逊支付了涉案房屋实际的全部对价款。然而,就使用郝某、孙伯川工龄一事,双方协商一致无需支付。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本案全部事实,撤销一审判决,依法进行改判。孙伯川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同意孙逊的上诉要求。孙淑芬述称：1.郝某是1994年2月4日去世的，判决书写他是1994年10月立的遗嘱，这不符合常理；2.涉案房屋是孙淑芬和孙伯川婚姻存续期间购买的，是我和孙伯川出资、用了孙伯川的工龄购买的。孙逊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判令孙伯川协助孙逊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xx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至孙逊名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伯川与郝某原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长子孙逊，次子孙某。郝某于1994年去世。1998年6月29日，孙伯川与孙淑芬登记结婚。2000年12月10日，孙伯川作为购房人（乙方）与北京铁路局北京铁路分局作为售房单位（甲方）签订《北京铁路分局出售公有住房协议书》，约定甲方向乙方按成本价每建筑平方米1485元出售现住楼房，房屋座落即本案涉案房屋，建筑面积60.79平方米，实付房价款18099.88元，乙方一次性缴纳1580.54元房屋公用部位维修基金。在计算实际房价时，计算了孙伯川与郝某的夫妇工龄和及年工龄折旧率。2004年12月6日，涉案房屋登记在孙伯川名下。庭审中，孙逊表示购房款系由其出资，并提交收据五份佐证，其中2000年10月13日的编号为xx的收据载明购房款19596元的交款人为孙逊，其余四份收据的“交款人”一栏为空白。孙淑芬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表示收据本来都由孙伯川保管，其为了本次诉讼将收据交给了孙逊，不能证明孙逊支付了上述款项。孙逊表示购房款来源主要是其手头的现金，并补充提交其配偶于2000年1月支取35000元现金的银行交易记录，证明孙逊具有付款能力。孙淑芬认可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经询，孙逊及孙伯川均表示涉案房屋自1998年起一直由孙逊居住使用，并提交北京铁路分局西直门车务段星火车站于2004年6月11日出具的《证明》、发票若干、收据若干、支付宝交易明细等证据佐证。孙淑芬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表示《证明》仅能证明在2004年6月以后居住在涉案房屋，无法证明此前的居住情况，水、电、燃气费的缴费凭证仅能证明上述款项由孙伯川支付，孙伯川为了本次诉讼将票据交给了孙逊。同时，孙淑芬表示其在1998年6月起与孙伯川共同居住在涉案房屋，后来双方购买了其他房屋，孙淑芬与孙伯川主要在其他房屋居住，偶尔回到涉案房屋居住，孙淑芬认可孙逊在2000年后回到涉案房屋居住。审理中，孙逊表示其借名买房的原因为，郝某在临终前曾明确表示涉案房屋在其去世后留给孙逊所有，郝某去世后，孙伯川、孙淑芬、孙某、孙逊经过家庭会议一致同意涉案房屋由孙逊购买，就此，孙逊申请周某、毕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孙淑芬对于证人证言真实性不予认可，表示其不认识两位证人，也从来没有在居住涉案房屋期间见到过两位证人，证人陈述有多处与事实不符，故其证言不应采信。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孙逊与孙伯川之间是否存在借名买房的法律关系。所谓借名买房合同，是指当事人约定一方以他人名义购买房屋，并将房屋登记在他人名下，借名人实际享有房屋权益的合同。在审查此类合同时，一般应从购房款出资、房屋居住使用、借名买房的理由等方面展开。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在孙伯川与产权单位签订购房合同后，涉案房屋一直由孙逊居住使用至今。关于购房款的出资一节，因涉案房屋的实际出售价格系在折算郝某与孙伯川的工龄因素后得出，工龄具有一定的财产价值属性，故无论孙逊是否按照房屋实际出售价格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均不能当然认定孙逊支付了涉案房屋实际的全部对价款。根据现有证据，一审法院不能认定孙逊与孙伯川之间借名买房的法律关系成立，孙逊要求孙伯川将涉案房屋过户至孙逊名下，证据不足，一审法院无法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孙逊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审理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仅依据孙伯川的个人同意，孙逊是否有权要求过户涉案房屋？孙逊上诉主张涉案房屋为郝某单位分配的承租公房,根据其口头遗嘱由孙逊继承，涉案房屋房款由孙逊实际支付，且自1996年一直由孙逊居住至今，故孙伯川应配合将涉案房屋过户到孙逊名下。孙伯川同意孙逊的上诉主张。孙淑芬主张涉案房屋系其和孙伯川婚姻存续期间购买，系其和孙伯川出资并使用了孙伯川的工龄购买的。对此，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查明事实，孙伯川与孙淑芬于1998年6月登记结婚，于2017年离婚，涉案房屋购买时间为2000年，为孙伯川、孙淑芬婚姻存续期间。根据庭审陈述，孙淑芬主张其与孙伯川离婚时并未就涉案房屋进行处理，各方亦均认可涉案房屋的实际出售价格系折算郝某与孙伯川的工龄因素后得出。故综合以上事实，孙伯川虽同意孙逊关于将涉案房屋过户到孙逊名下的上诉主张，但鉴于涉案房屋系孙伯川与孙淑芬婚姻存续期间购买，且双方离婚时未对涉案房屋进行处理，房屋的权属性质仍然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孙伯川作出的单方处分涉案房屋的意思表示可能会损害到孙淑芬的个人利益，现孙逊迳行要求孙伯川将涉案房屋过户至其名下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孙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3元，由孙逊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茵审 判 员  张丽新审 判 员  田 璐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徐 仙书 记 员  张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