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16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诸利平，女，1987年3月12日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华平，四川华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诸海英，女，1979年7月17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细红，北京市金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政茂，男，1972年3月19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细红，北京市金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诸利平因与被上诉人诸海英、徐政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4民初81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诸利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诸利平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诸海英、徐政茂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片面理解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没有全面综合解读证据的内容，从而作出错误理解。双方微信聊天形成的原因在于诸利平每次找诸海英、徐政茂要钱时，他们都称所谓的万刚平没有给他们钱，所以无法向诸利平给付，因此诸利平才每次都向诸海英询问万刚平给诸海英钱没有，故不能依据该微信截图便认为诸利平与万刚平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二、手机通话录音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录音的当事人是诸海英与诸利平的父母，并非诸利平本人。诸利平父母对案件有关事实如何评论及陈述与诸利平无关，诸利平也从未授权父母与诸海英就本案事实进行陈述，并且诸利平父母也没有明确表示诸利平与万刚平存在借贷关系，也陈述诸利平不认识万刚平。三、关于诸利平在一审中陈述是否有借条一事，一审判决认定错误。诸利平在整个开庭过程中从未陈述过诸海英、徐政茂及万刚平向诸利平本人打过借条，其陈述的是听其父母讲，诸海英曾经给诸利平的父母送过借条。一审法院认为诸利平陈述诸海英给诸利平打借条，后又把借条换成万刚平的借条，但事实上诸利平从来没有收到过诸海英及万刚平对其本人出具的借条。四、一审法院对本案关键证据，即诸利平向诸海英转帐的记录和诸海英连续4个月向诸利平支付8000元利息，在判决中没有充分论证，也没有予以认定。诸海英、徐政茂答辩称，不同意诸利平的上诉意见。万刚平出具的借条确实是给了诸利平的父亲，钱也是诸利平的父母让诸利平转账的。诸利平在一审中没有提交借条不符合常理，而且其在法庭上关于借条事宜的陈述前后矛盾。关于诉争的40万元款项，诸利平于2016年2月18日转账给诸海英后，诸海英立刻全部转给了万刚平，一审法院对此作出了认定，并非诸利平所说未作认定。关于诸海英转给诸利平的利息，是万刚平把利息给了诸海英，诸海英又转给了诸利平。因此，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诸利平的上诉请求。诸利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诸海英、徐政茂偿还诸利平借款40万元；2.判令诸海英、徐政茂支付诸利平利息（以4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7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3.诉讼费由诸海英、徐政茂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2月18日，诸利平向诸海英账户转入40万元。同日，诸利平将40万元转入万刚平账户。2019年8月26日第一次开庭时，诸利平陈述借款方未打过借条。2019年9月24日第二次开庭时，诸利平陈述“我方不清楚谁打的条子”，后又陈述“刚开始是诸海英打的条，后来就把借条换成万刚平的借条”，后又陈述“我父母不知情，没看怎么回事”，后又陈述“不认识万刚平，未收到万刚平的借条”。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诸利平与诸海英、徐政茂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本案中，诸利平以其向诸海英转账40万元为由提起民间借贷之诉，诸海英、徐政茂以双方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实际借款人是万刚平为由进行反驳，且其提交的手机录音通话笔录、银行交易明细及业务凭证等证据亦指向了案外人。另，诸利平提交的微信截图中也提到案外人“他”，且其对出具借条的事情前后陈述不一致，相互矛盾。故，该院认为诸利平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诸海英、徐政茂之间存在借贷合意，该院对诸利平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诸利平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诸利平提交了2018年2月19日，诸利平、熊凤花、诸海英、徐政茂的谈话录音，用以证明涉案40万元的借款人是诸海英和徐政茂。诸海英、徐政茂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录音书面整理材料与录音不完全一致，个别对诸利平不利的没有记录，且增加了部分诸海英没有说过的话；因为录音是诸利平偷录的，故其对自己不利的话不会说，对自己有利的话会多说，因此诸利平及其父母所说的对其有利的话不可信，不利话的可信；对于整个录音的内容，要全面的分析，不能只取片段，这样会扭曲说话人的本意。经审查，诸利平提交的录音中，诸海英并未明确认可自己是借款人，其在对话中所述及的还款，也是称要在收到万刚平的钱后再给诸利平。综上，诸利平提交的该录音不足以证明其与诸海英徐政茂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二审期间，本院依法补充查明以下事实：诸利平称，诸海英曾给诸利平的父母拿过一个借条，但是后来又换了，不清楚是谁出具的借条。诸利平称，诸海英向她支付了2016年3月至6月的4个月利息，每月8000元，共计32000元。诸海英称，这是万刚平给诸利平的利息，经诸海英转交给了诸利平。转交的原因是，万刚平是诸海英的外甥，诸利平是诸海英的堂侄女，当时打款也是打到诸海英的账户，利息也是万刚平打给诸海英，诸海英又打给了诸利平，万刚平会给诸利平几百元的好处费。另查，诸海英、徐政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细红询问万刚平的笔录记载，万刚平称其经诸海英介绍向诸利平借款40万元。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诸利平依据银行转账凭证提起本案诉讼，主张与诸海英、徐政茂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诸海英、徐政茂认可收到诸利平转账的40万元款项，但辩称该40万元是诸利平借给万刚平的，并非是借给诸海英、徐政茂。故本案争议焦点为，诉争40万元的借款人是否为诸海英和徐政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诸海英认可收到诉争的40万元，但否认与诸利平存在借贷关系，辩称该款是诸利平通过诸海英借给万刚平的。诸海英的抗辩意见与诸利平在一审中所作“刚开始是诸海英打的条，后来就把借条换成万刚平的借条”的陈述等内容能够相互印证，具有高度的可信性。同时，诸利平亦认可诸海英曾给过其父母借条，且换过借条，只是不清楚是谁打的借条。考虑到诸利平与其父母系直系亲属关系，其父母曾与诸海英讨论过40万元款项如何处理等情节，诸利平持有万刚平出具的借条的可能性无法排除。依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诸利平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诸海英存在借贷的合意，应当进一步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诸利平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双方就涉案40万元存在借贷的合意，其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诸利平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诸利平关于诸海英向其支付过32000元利息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诸海英称该款是万刚平给诸利平的利息，经诸海英转交给了诸利平。诸海英的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向诸利平支付32000元不足以证明涉案40万元为借款。诸利平该上诉意见不影响本案法律关系的认定，本院不予采信。诸利平关于其与万刚平不相识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诸海英主张诸利平通过诸海英将款项借给万刚平，并将万刚平的借条转交给诸利平，故诸利平与万刚是否相识不能当然否定二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诸利平该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诸利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诸利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占山审 判 员 杨 力审 判 员 王 晴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曲建婷书 记 员 亢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