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24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毕国雄，男，1965年6月6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利民，北京超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兵，女，1979年1月12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牟有富，男，1968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红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毕国雄因与被上诉人梁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578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毕国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梁兵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2013年11月14日梁兵向毕国雄转款10万元是偿还30万元借款实属错误。双方不存在合伙购房，毕国雄转给梁兵10万元，不是好处费，是毕国雄临时借给（需立即返还）梁兵的款项。从梁兵支付利息的变化而认定该10万元是偿还30万元借款实属错误。毕国雄是否催要借款并不影响梁兵未还清借款的事实。双方并非男女朋友关系，且不论什么关系均不影响双方之间的借贷合同关系。梁兵手机故障、住址变更，均不影响执行证书效力。毕国雄申请执行证书要求梁兵归还10万本金及利息并不违法，执行证书是正确的。2.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审审理期限超出三个月，应当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一审法院未依法审查梁兵一审代理人出庭资格。梁兵辩称，不同意毕国雄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同意一审判决。梁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不予执行（2013）京中信内民证字19535号公证书（以下简称公证书）及（2017）京中信执字00070号执行证书（以下简称执行证书）。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7月18日，梁兵与毕国雄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毕国雄向梁兵出借人民币3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7月18日到2015年1月17日止，月利率为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二倍，梁兵有权提前偿还借款，应支付的利息按实际用款天数计算，如梁兵未按期偿还借款，除应继续支付借款利息外，同时应承担未还款金额每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毕国雄于《借款合同》签订当日向梁兵交付了借款30万元，且与梁兵在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办理了公证书，依法赋予该《借款合同》以强制执行效力，确认公证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梁兵获得借款后，于2013年8月18日向毕国雄汇款5400元，2013年9月18日向毕国雄汇款52700元，2013年10月18日向毕国雄汇款2700元，2013年11月10日向毕国雄汇款8万元，2013年11月14日向毕国雄汇款人民币10万元，2013年11月17日向毕国雄汇款1260元，2013年12月20日向毕国雄汇款1260元，2014年1月18日向毕国雄汇款1260元，2014年2月18日向毕国雄汇款1260元，2014年3月18日向毕国雄汇款1260元，2014年4月18日向毕国雄汇款1260元，2014年4月29日向毕国雄汇款7万元。梁兵称上述钱款均为归还30万元借款的本金及利息。毕国雄称2013年11月14日收到的人民币10万元不是对30万元借款的还款，对其余款项予以认可。毕国雄提供了银行账户明细，用于证明该笔10万元是当日毕国雄先给梁兵汇款10万元，梁兵在不到10分钟后转回的。毕国雄称二人当日是为了梁兵办理贷款便利，给梁兵走账才进行的相互汇款。梁兵对汇款过程予以认可，称毕国雄先给梁兵10万元，是二人合伙购房，毕国雄应给梁兵的好处费，梁兵在收到这10万元后想着还欠毕国雄钱，所以才又汇给了毕国雄。毕国雄于2016年12月27日向北京市中信公证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称梁兵尚欠30万元借款中的本金10万元。公证处拨打梁兵在《借款合同》中预留的手机号码一直无法接通，向梁兵预留地址寄送了材料，被签收后未收到梁兵回复，故于2017年1月19日出具执行证书，要求梁兵归还借款本金10万元，自2014年5月1日至借款还清之日支付借款利息，并按照《借款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毕国雄获得执行证书后，申请一审法院予以强制执行。梁兵与毕国雄均向一审法院提供了执行证书，梁兵称因与毕国雄系男女朋友关系，2015年在毕国雄安排下搬到管庄居住，所以没有收到公证处的函件，其不知道是谁签收的。梁兵称公证处给其打电话无法接通是因为其电话在那期间发生故障，毕国雄明知这点趁此时间去申请出具了执行证书。毕国雄对此不予认可，称与梁兵是普通朋友关系。梁兵称2014年4月29日之后毕国雄从未向其主张过借款一事。毕国雄不予认可，称2016年春节前后还跟梁兵要这10万元，2016年给梁兵打电话要钱梁兵不接，但未提交相关证据。梁兵提供房屋租赁合同、银行账户明细、汇款凭证等，用于证明梁兵2015年7月搬到管庄居住，毕国雄于2015年7月汇款交了一年房租，梁兵称第二年的房租也是毕国雄交的。毕国雄对银行账户明细、汇款凭证予以认可，称在2016年6月因梁兵称手头紧，其给梁兵垫付的房租，并非是因为男女朋友关系。梁兵提供了银行账户明细、房本、发票、收条、选房意向单等书证，部分收条上记载着梁兵、毕国雄共同或者毕国雄单方交的购房定金，用于证明跟毕国雄系合伙购房，且梁兵不需要毕国雄跟其走账制造流水用于贷款买房。毕国雄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称与梁兵不是合伙购房，只是一起去看过房。梁兵提供了照片若干，称是2015、2016年拍摄的，用于证明二人系男女朋友关系，照片中梁兵、毕国雄举止亲密，毕国雄称是一起出去看房时梁兵主动靠上来的，二人并非男女朋友关系。梁兵申请证人孙某、张某出庭作证，二人均称梁兵、毕国雄系男女朋友关系，2016年分手，梁兵、毕国雄合伙做房地产生意，梁兵说毕国雄还欠着梁兵好处费，没听说过梁兵欠毕国雄钱。张某还称毕国雄安排梁兵搬到管庄居住，毕国雄出的房租。梁兵对证人证言予以认可，毕国雄不予认可，认为证人都是梁兵的朋友，证言证明力低，内容也没有意义。一审法院认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债务人可以在执行程序终结前，以债权人为被告，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一）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不符；（二）经公证的债权文书具有法律规定的无效、可撤销等情形；（三）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债权因清偿、提存、抵消、免除等原因全部或部分消失。本案的主要争点在于：2013年11月14日梁兵给毕国雄汇款的人民币10万元是否应认定为对30万元借款的还款。一审法院认为，毕国雄对于事发经过的陈述与梁兵提供的证据存在多处矛盾，且2013年11月14日之后，梁兵按照未还本金7万元连续给毕国雄支付了6次1260元利息，毕国雄未提出其他意见，在申请执行证书的时候亦未主张已还20万元本金的利息存在未足额支付的情况，可以认定梁兵、毕国雄在当时均认可2013年11月14日的10万元系对30万元借款的还款。故一审法院认定梁兵已于2014年4月29日还清30万元借款的本息，公证债权文书中载明的债权已因清偿而全部消失，不应予以执行。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对（2013）京中信内民证字19535号公证书及（2017）京中信执字00070号执行证书不予执行。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2013年11月14日梁兵给毕国雄汇款的10万元是否应认定为对30万元借款的还款。毕国雄上诉主张2013年11月14日毕国雄先转给梁兵10万元，后梁兵又转回的，是为了给梁兵办理贷款走账；梁兵主张毕国雄先转给其的10万元，是二人合伙购房，毕国雄应给梁兵的好处费，双方对各自的上述主张均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但根据2013年11月14日之后梁兵的还款情况，梁兵按照未还本金7万元连续向毕国雄支付了6次1260元利息，毕国雄均未提出异议，且在申请执行证书时，毕国雄亦未主张已还本金存在未足额支付利息的情况。结合当事人陈述及本案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梁兵的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可以认定双方当时均认可2013年11月14日的10万元系对30万元借款的还款，《借款合同》中的30万元借款本息已还清，公正债权文书中的债权因清偿而消灭，不应予以执行。毕国雄的上诉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经查，一审法院并无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之情形。综上所述，毕国雄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毕国雄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金妍熙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法官助理 俞 洁法官助理 王世洋书 记 员 赵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