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5416号瑞匠公司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云城街明珠西路自编13号B座318房。法定代表人：陈年富，该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喜成，广东地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瑞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佘山镇陶干路701号5幢。法定代表人：王灿，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生龙，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超，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迪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瑞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321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泰迪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喜成，被上诉人瑞匠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生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泰迪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驳回瑞匠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案件全部诉讼费用由瑞匠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瑞匠公司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本案合同未能履行的原因，完全是因为瑞匠公司的无故拖延，泰迪公司向瑞匠公司确认需购买的春夏服装，但瑞匠公司迟迟不履行支付相应货款和定金的义务。因春夏服装季节性很强，一旦在时间上拖延，将造成批发服装的严重贬值。双方约定瑞匠公司应在2019年3月2日支付定金297821.5元，瑞匠公司没有按约定支付货款。针对本案瑞匠公司无故拖延的违约行为，泰迪公司只能以很低的价格处理掉这批服装，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违约方应为瑞匠公司。泰迪公司并未违约，泰迪公司现库存中有部分瑞匠公司需购买的服装，涉案买卖合同可以继续履行。瑞匠公司辩称：一、涉案款项297821.5元从证据以及原审的认定可明显看出并非为泰迪公司所主张的定金，若认定为定金则应适用定金罚则，泰迪公司应当支付的款项则为595643元。事实上，涉案款项包含10000元的订金以及287821.5元的预付款。二、双方的确定的交易模式为分批提货且是先发货后付款的方式，瑞匠公司为表诚意已向泰迪公司支付款项。但泰迪公司收到款项后并未发货，且在未经得瑞匠公司的同意情况下，擅自处理了该批服装。因泰迪公司的严重违约行为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其应当退还涉案款项；三、泰迪公司于2019年4月8日擅自处理该批服装，并于4月10日同意退款，同时还让瑞匠公司提供相应的收款账户，期间也是多次表示正在办理退款手续，但事实上是为了拖延时间。原审开庭时泰迪公司亦表示同意和解并支付涉案款项，但原审庭后也没有向瑞匠公司提供任何和解方案，泰迪公司上诉也是为了拖延时间。因此，应驳回泰迪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瑞匠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泰迪公司向瑞匠公司返还款项297821.5元；2.泰迪公司向瑞匠公司支付利息损失（以297821.5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案件的诉讼费用由泰迪公司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瑞匠公司于2017年2月22日经松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核准登记设立，属有限责任公司，现股东为王华、王灿。2019年3月，瑞匠公司现股东王华、王灿与泰迪公司员工栾松、李刚沟通洽谈瑞匠公司向泰迪公司采购“海绵宝宝”春夏款服装事宜，双方约定采购数量以泰迪公司实际存货数量为准，每件单价约9.5元，由泰迪公司将货物运送至瑞匠公司指定的收货地点交付。2019年3月2日，瑞匠公司通过股东王灿微信向泰迪公司员工转账10000元。2019年3月13日，瑞匠公司通过股东王华账户向泰迪公司指定的余式雄民生银行62×××39账户转账287821.5元。瑞匠公司提交的上述287821.5元的两张转账电子回单均显示款项附言处记载：“海绵宝宝第一次提货”。现瑞匠公司认为泰迪公司在其支付货款后一直未交付货物，致使瑞匠公司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诉至原审法院。原审诉讼中，瑞匠公司为证实其与泰迪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以及泰迪公司未向瑞匠公司交付“海绵宝宝”春夏款服装，同意向瑞匠公司退还货款的事实，向原审法院提供了下证据：1.王灿与聊天对象为“李刚”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3月2日，“李刚”发送名称为“海绵宝宝春夏库存”的统计表格文件，王华于当日向“李刚”转账10000元。2.王华与聊天对象为“李刚”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双方之间沟通订货及货款支付等问题，其中王华于2019年3月8日向“李刚”发送名称为“海绵宝宝提货计划”的表格文件，并称：“刚哥，以上表格是我做的提货计划，再不让您和松哥为难的前提下我是希望把时间放宽一点，初步计划按照两个月的时间分四次提货。我们还是希望能把货整盘切出去，所以要等第二个客户下周一的答复，如果客户不切，我们周二就打20万过去提一些货回来着手分销，后面分批提货。”2019年3月13日，王华称：“刚哥，正在统计选款，稍后付款金额应该比20万会多，我们根据选货金额安排，请您稍等。”“**”回复：“好，4点前可以打款吗。”王华回答：“刚哥，四点前肯定付款。”而瑞匠公司提交的287821.5元两张转账电子回单显示转款时间为2019年3月13日15时28分及15时31分。3.“尾货项目管理群”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3月12日“李刚”邀请王华、“王灿”、“栾松”加入群聊，同时，“李刚”发送手机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内容有“明天先打20万，先提第一批”，并表示：“我们正在努力，请二位老哥给点时间。”2019年3月13日，“李刚”表示：“不开票就打私账”，发送加盖有泰迪公司印章的泰迪公司收款银行账户信息图片，显示泰迪公司收款账户为余式雄民生银行62×××39账户。2019年3月13日，王华发送287821.5元转账的两张转账电子回单图片。“李刚”发送名称为“处理清货协议”PDF文件，并称：“公司还是担心最终不提货的风险，对公司造成损失，这是已经争取的最佳条件，可以分5次提货，也是董事长亲自拟定的协议。”2019年3月15日，王华回复：“我才有空看协议，照这个标准肯定干不了，我们也不需要分更多次拿货。”2019年4月10日，“李刚”表示：“现在跟公司申请你的退款，把账号发给我。”王华发送其本人银行账户信息。2019年4月11日“李刚”称：“王华提供身份证和银行卡签字盖章指纹拍照给我，财务要。”王华将其拍摄的其身份证及银行卡正反面照片在微信群中发送。2019年4月15日，王华询问：“松哥、刚哥，麻烦帮忙确认一下今天贵公司退款的事情。”“栾松”发送财务催款的微信截图。4.王华与聊天对象为“栾松”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王华向“栾松”催款情况。经质证，泰迪公司不确认上述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但确认泰迪公司在2019年3月2日收款10000元、在2019年3月13日收款287821.5元；认为微信记录没有经过权威部门的鉴定，即使是真实的，也可看出瑞匠公司拖延支付货款，存在违约行为，且王灿、王华、李刚、栾松都是同一地方的人，存在对证据恶意串通的可能。原审庭审中，瑞匠公司表示与泰迪公司约定的交货及付款方式为先交货后付款，后瑞匠公司为表示合作诚意，提前向泰迪公司支付货款；瑞匠公司支付货款后，泰迪公司没有发货，而是将货物转卖第三方，并于2019年4月同意退还货款。泰迪公司抗辩称双方约定瑞匠公司应在2019年3月2日支付定金297821.5元，泰迪公司一次性交货，瑞匠公司再支付剩余货款，因瑞匠公司没有及时支付全部定金，因此泰迪公司于2019年3月11日将库存的服装处理一部分。原审法院认为：泰迪公司向瑞匠公司供应“海绵宝宝”春夏款服装，瑞匠公司支付货款，故瑞匠公司、泰迪公司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根据瑞匠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李刚”向瑞匠公司发送“海绵宝宝”春夏款服装库存统计表、泰迪公司私账收款账户信息、处理清货协议等文件，且收取瑞匠公司微信转账10000元、与瑞匠公司确认货款支付金额及明确提货次数，而货物明细、账户信息等均属于企业的商业秘密，非本企业工作人员不可能获取。同时，瑞匠公司转账287821.5元的收款账户与“李刚”发送的收款账户一致，而泰迪公司并无法提交反证推翻瑞匠公司所提交的上述证据，故上述证据足以认定“李刚”为泰迪公司的工作人员李刚，瑞匠公司、泰迪公司双方有通过“尾货项目管理群”微信群沟通“海绵宝宝”春夏款服装交易事宜，原审法院对瑞匠公司提交的上述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现瑞匠公司主张双方约定分批交货，泰迪公司在收取货款297821.5元后，未向其发货，构成违约。泰迪公司抗辩称双方约定瑞匠公司应于2019年3月2日支付定金297821.5元，泰迪公司收款后一次性发货，瑞匠公司没有足额支付定金，泰迪公司才转卖一部分货物。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泰迪公司并未在2019年3月2日要求瑞匠公司支付定金297821.5元，反而是瑞匠公司在支付10000元以后向泰迪公司发送提货计划，表示预计分四次提货，在转账支付货款287821.5元的银行电子回单中备注“海绵宝宝第一次提货”，并将转账电子回单向泰迪公司发送。而泰迪公司收款后向瑞匠公司发送处理清货协议文件，同时表示可以分5次提货。由此可见，瑞匠公司、泰迪公司双方并未约定瑞匠公司须在2019年3月2日支付定金297821.5元，也未约定如瑞匠公司当天不足额支付该定金，泰迪公司有权自行处理涉案货物。瑞匠公司陈述的交货方式与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均能一一吻合，已经构成完整的证据链，故原审法院对瑞匠公司陈述的交货方式予以采信。其次，泰迪公司在微信中同意向瑞匠公司退还款项，并要求瑞匠公司提供收款账户信息。此时泰迪公司已明确作出退还瑞匠公司货款的意思表示。且涉案货物系服装，具有季节性，时隔八个月之后，泰迪公司主张可以向瑞匠公司交付一部分货物，继续履行双方买卖合同，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及公平原则。综上，泰迪公司未履行合同义务，没有及时向瑞匠公司交付货物，致使瑞匠公司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瑞匠公司要求泰迪公司退还货款297821.5元及支付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9月27日起计付的利息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另，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给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同时取消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因此，利息应以297821.5元为基数，从2019年9月27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上述货款实际返还之日止。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19年12月27日判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向上海瑞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返还货款297821.5元及支付利息（利息以297821.5元为基数，从2019年9月27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上述货款实际返还之日止）。案件受理费5767元、诉前财产保全费2009元，均由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负担。经查，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泰迪公司是否应当向瑞匠公司退还货款297821.5元及相应利息。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关于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原审法院已作论述，本院予以认可，不再赘述。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了瑞匠公司、泰迪公司双方交易的沟通过程及瑞匠公司支付相应款项的情况，泰迪公司是明确同意向瑞匠公司退还款项的。泰迪公司主张王灿、王华、李刚、栾松系同乡，存在对证据恶意串通的可能，但同乡关系并不必然导致恶意串通，泰迪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恶意串通的存在，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其次，即便是相关微信聊天记录是虚假的，但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合同约定双方交易的细节条款，泰迪公司也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双方交易的具体方式、款项性质、付款时间及瑞匠公司存在违约。现双方对交易的具体方式、款项性质、付款时间等存在争议，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泰迪公司亦应向瑞匠公司返还已收取的款项297821.5元。综上所述，泰迪公司应当向瑞匠公司退还货款297821.5元及相应利息，其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767元，由上诉人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佑平审判员  刘革花审判员  练长仁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书记员  胡惠玲黎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