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402民初4087号 原告：王天珍，男，1964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长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忠国，四川极宇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4201010922220。 被告：潘富生，男，1963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 被告：侯朝军，男，1972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阆中市。 被告：毛梅华，女，1968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 被告：许建忠，男，1963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毛梅华之夫）。 被告毛梅华及被告许建忠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杨萍，重庆歌乐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001201511566582。 原告王天珍与被告潘富生、被告侯朝军、被告毛梅华、被告许建忠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2月12日、2020年4月9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天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忠国，被告潘富生，被告侯朝军，被告毛梅华及其与被告许建忠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杨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天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四被告连带向原告退还合伙出资款1267295元，并按年利率24%支付自2019年2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时止的资金占用利息；2.判令四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8年7月15日与四被告协商后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四方合作承接攀钢工程业务，并按各自占25%的份额分配利润及承担亏损。合作至2019年1月31日，经四方协商一致后同意原告退出该协议所约定的合作事务。经清算各被告应当向原告退还合伙出资款1446740元。各被告分别在2019年2月2日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累计向原告退还了部分出资款共计179445元，尚欠1267295元至今未支付。被告毛梅华与许建忠系夫妻关系，虽是以被告毛梅华的名义作为合作协议的一方，但被告许建忠一直在参与全部合伙事务的经营和管理，因此被告许建忠应当与被告毛梅华共同承担退还原告合伙出资款的责任。 被告潘富生辩称，潘富生没有参与合伙经营管理，儿子潘锐在其中负责一些工程事务；原告退出时并未进行退伙清算，不认可解除协议，解除协议上所列款项均为预估；潘锐支付给原告的13760元系工程款，潘富生支付给原告的10000元是借款，均非原告所述的退伙款。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侯朝军辩称，就退还原告出资款这一项，原、被告双方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对解除协议不认可；侯朝军给原告转款的20000元是支付的生活费而非退伙款；原告在合伙期间并未将账目交清楚，且攀钢的工程款也未结算清楚，退伙协议不成立，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毛梅华、许建忠共同辩称，因很多工程并未结算，工人工资没有发完，原告也未将会计账目交出，合伙事务未进行清算，盈亏并不明确，不同意解除协议上所载盈亏金额，故被告毛梅华没有签名，该解除协议并未生效；因解除协议未生效，原告是财务，故之后仍将款项转给原告；22000元是借款，117660元是工程款，此转账行为并非是履行解除协议；许建忠并非本案适格主体，其是公职人员在上班有固定收入，未参与合伙事务的经营管理，只是在毛梅华忙不过来时帮个忙，不应承担责任。综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王天珍提交了如下证据： 1.2018年7月15日《合作协议》，拟证明原告于2018年7月15日开始加入四被告的合伙事务，并与四被告签订了协议，对相关的合作事务进行了约定。经庭审质证，被告潘富生、侯朝军、毛梅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被告许建忠认为该协议可以证明其并非合伙人。 2.2019年1月31日《解除合作协议书》，拟证明原告加入合伙期间，合伙事务处于亏损状态，原告提出退伙，经四方共同结算确认，原告出资1500000元，扣除应承担的亏损53260元，四被告应退还原告出资款1446740元，且协议约定按月利率2%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否则原告有权要求各被告退还全部出资款；虽被告毛梅华未在该协议上签名，但从2019年2月2日起至2019年7月31日止，被告毛梅华通过其本人账户分六次向原告转账退还了135685元，其以实际行动履行了解除协议且原告接受，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故解除协议成立并生效，对各方具有约束力。经庭审质证，被告潘富生认可解除协议上其签名属实，但称盈亏不止这么多，当时因准备另行拟定一份补充协议故签名，但被告毛梅华未签名，解除协议未生效，补充协议也未拟定，现对该协议不予认可；被告侯朝军认可解除协议上其签名属实，但对解除协议所载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称其当时对协议内容提出很多疑问，但因原告不同意改动协议内容，几方准备拟定补充协议，故而签名，且被告毛梅华未签名，该协议未生效；被告毛梅华及许建忠对解除协议不予认可，被告毛梅华是因很多工程并未结算，工人工资也未发完，原告未将会计账簿交出，故未签名，该协议未生效，不能作为合伙清算付款的依据。 3.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4份及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活期存折交易明细清单1份,拟证明自2019年2月2日起至2019年7月31日止，被告潘富生通过其和家人账户分两次退还原告本金和利息23760元；被告侯朝军通过其银行账户分两次向原告转账退还出资本金和支付利息20000元；截止2019年7月31日止，各被告共计向原告退还出资款本金和支付利息为179445元。经庭审质证，被告潘富生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称该23760元中13760元系潘锐向作为财务的原告转的工程款，另10000元是借款；被告侯朝军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称该20000元是支付的生活费而非退伙款；被告毛梅华及许建忠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称其中22000元是借款，117660元系工程款转给作为财务的原告。 4.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收条、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短信截屏、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各1份，拟证明被告毛梅华与许建忠系夫妻，虽合作协议中毛梅华作为合作的乙方，但许建忠一直在参与合伙事务的经营和管理，应以其家庭共有财产承担责任。经庭审质证，被告潘富生对收条、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及短信截屏不清楚是否真实；被告侯朝军对除短信截屏外的其余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被告毛梅华及许建忠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不能因毛梅华与许建忠系夫妻关系，就认定许建忠参与了合伙管理,许建忠受毛梅华委托出具收条是正常行为。 5.2017年工程项目明细4份，拟证明被告许建忠参与了共同经营管理。经庭审质证，被告潘富生称其2018年入伙，不清楚之前的情况；被告侯朝军对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但称许建忠是代毛梅华签的字；被告毛梅华及许建忠对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是对2017年工程的结算，原告当时尚未入伙，不能证明被告许建忠为本案的合伙人。 6.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12页，拟证明合伙期间都是原告之子王传萍代表原告在负责合伙事务中的财务工作，所有款项的收取和支付都通过王传萍的建设银行账户进行；2019年1月31日双方签订解除协议后至今，各被告均未再向王传萍此账户进行过款项交付，可以印证自2019年1月31日之后原告已经退伙，且各被告之后向原告本人所付款项是退还出资款和支付利息。经庭审质证，被告潘富生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内容，其称虽王传萍代表原告负责合伙事务的财务收支工作属实，收支款项从王传萍的银行账户上进出也属实，但是否是这个建设银行账户不清楚；王传萍于2019年1月31日签解除协议之前已经离开，离开之后财务工作由原告负责，之后收到的工程款既有转到原告账户上的，也有转到潘锐和潘富生女儿账户上的。被告侯朝军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认可由王传萍负责财务工作，但是不是这个建设银行账户其不清楚，并称一直以来合伙期间的工程款不仅是转到王传萍的账户上，也有转到原告账户或被告毛梅华账户上的，个别款项还转到了被告侯朝军的账户上，集中后再转到原告账户上，账目应结算清楚才能退伙。被告毛梅华及许建忠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关联性，其认为该组证据只证明王传萍在合伙期间代管了账户，但王传萍已于解除协议签订之前就离开了；王传萍离开之后原告要求将工程款转到他的账户上，故解除协议签订之后原告依然在负责合伙事务，未退伙也未清算。 7.中国银行攀枝花分行爱家分期业务申请表及相关手续一套共7页，拟证明毛梅华与许建忠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贷款投资经营案涉合伙事务。经庭审质证，被告潘富生及被告侯朝军对该组证据不清楚是否真实；被告毛梅华及被告许建忠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申请贷款的时间为2017年6月14日，在签订合伙协议之前，且贷款系用于其他事务，不能以此证明许建忠为合伙人或参与了投资和经营。 被告潘富生提交了如下证据： 1.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及收条各1份，拟证明被告潘富生出资400000元入伙。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认为该证据同时印证了被告许建忠参与合伙经营管理活动的事实；被告侯朝军及被告毛梅华、许建忠对该组证据均不持异议。 2.2018年6月10日《合作协议》及附件，拟证明原告与李毅、侯朝军、潘富生、毛梅华于2018年6月10日签订过合伙协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份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双方最终履行的是2018年7月15日的合伙协议，故此证据与本案无关；被告侯朝军及被告毛梅华、许建忠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 3.2018年7月15日《合作协议》及附件，拟证明从2018年7月15日开始，侯朝军、毛梅华、潘富生、王天珍四人合伙。经庭审质证，原告及被告侯朝军、毛梅华、许建忠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4.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2张，拟证明原告主张的被告潘富生支付其的13760元系退伙款不属实，该款是攀钢建安公司转到儿子潘锐和女儿潘婷婷账上的工程款，两笔共计13760元，收到后由潘婷婷将款转给潘锐，潘锐将13760元按原告要求转给的原告。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潘婷婷并未参与合伙事务，该款并非工程款，潘锐账户显示的收款附言一栏记载的“按合同约定建安代益众付工资”应早在2019年5月30日前就有此交易记录，如该款系合伙收益款项，按合伙分工都应交由原告统一管理，但其他类似款项都未转给原告，故明显与该明细表上其他时间段的记录相矛盾，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被告侯朝军及被告毛梅华、许建忠对该证据均不持异议。 被告侯朝军提交了如下证据： 2020年4月10日被告侯朝军与刘强手机通话录音资料，拟证明合伙期间的工程款并未结算清楚，解除协议不成立。经庭审质证，原告对录音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刘强的身份及其从事的工作无法核实，二人谈论的事项与本案合伙协议纠纷并无关联；被告潘富生对该录音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认可，其知道有通话中涉及的工程项目，但不认识刘强；被告毛梅华、许建忠对该录音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认可，可以证明合伙期间的工程款并未结算。 被告毛梅华及许建忠共同提交如下证据： 1.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6页，拟证明被告毛梅华2018年6月14日至同年12月5日期间通过银行向原告及其子王传萍共计11次转入合伙期间所收工程款合计394983.21元；原告及其子王传萍负责管理合伙期间的资金收支，且许建忠未参与管理。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认为其中王天珍转款300000元是合伙出资款并非工程款，其余款项均是王传萍与毛梅华之间的转款，且并非都是毛梅华支付给王传萍的，还有款项系王传萍支付给毛梅华的；被告潘富生及侯朝军对该组证据均无异议。 2.收款收据、付款证明单、收条、领条若干及情况说明，拟证明2019年1月31日之后仍在对合伙期间的债务进行清偿，支出共计802472元，其中工程回款632472元，被告毛梅华垫资工人工资100000元，被告侯朝军垫资工人工资70000元，各合伙人并未对合伙期间的事务进行清算。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均无原告签名，且支出时间均在2019年1月31日原告退伙之后，与本案并无关联；其中2019年2月2日支出的款项中没有原告领取的工资，以及一张支付给原告的50000元付款证明单，可以印证各被告均认可原告已于2019年1月31日之后退出合伙的事实。被告潘富生对该组证据称其不清楚，不发表质证意见。被告侯朝军认可该组证据，并称款项是原告合伙时的收付款，并非之后新的开支，且2019年2月2日的付款证明单是前期合伙支付给毛梅华、潘锐、侯朝军妻子王丽的工资，证明合伙并未结算。 3.（2019）川0411民初442号民事调解书、（2019）川0403执514号执行裁定书及诉讼费结算票据，拟证明2019年1月31日之后，原、被告因合伙期间产生的纠纷经法院审理还应支付的197393元并未进行清算。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与合伙事务无关；被告潘富生对该组证据称其不清楚，不发表质证意见；被告侯朝军认可该组证据，并称合伙期间挂靠攀枝花轩通科技有限公司承揽攀钢的工程，责任由合伙人承担。 4.房屋租赁合同一份及照片六张，拟证明四合伙人未作清算，对合伙财产未作处理。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被告潘富生对合同不清楚，对照片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侯朝军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称照片所示是合伙所用办公和库房，合同是侯朝军对外签订。 5.证人潘锐证言，拟证明潘锐在合伙期间从事的工作以及原告和王传萍在合伙期间负责的事务，合伙事务并未清算。潘锐“2018年4月11日我进入合伙事务中帮潘富生、侯朝军、李毅、毛梅华打杂，之前是管理工地和工人，2018年5月开始做资料员与攀钢对接；王天珍2018年6月十几号进入，7月份李毅不干了，我就给潘富生、侯朝军、毛梅华、王天珍四个人打工；我爸潘富生只是投资，不管经营；王天珍和王传萍负责财务，从攀钢收回的钱打到他们账上，2019年从攀钢结算的工程款交给了毛梅华；合伙期间，合伙人挂靠过攀枝花轩通科技有限公司、攀枝花益众劳务有限公司等几家公司；2019年1月底签解除协议时我也在场，因很多资料是我经手的，协议上的亏损是侯朝军算的，我当时就说盈亏不止这么多要重新算；没有重新算是因账目是分段式的，前面是毛梅华在管，后面是王天珍在管；我从攀钢收取的工程款一万三千多元是转给王天珍的，其他到各自账上的钱只有他们知道；现合伙已经没有继续了，2019年1月31日双方的合同就终止了，但在西区大水井公交车站对面平房的办公室里还有办公用品没有处置，工程没有清算完，还有项目要收尾，工人工资还没有结；2019年5月，我确实向王天珍支付过款，是王天珍打电话叫我转我就转的。”经庭审质证，原告认可证人证言，认为能够证实证人从2019年2月开始将工程款交予被告毛梅华而不再交予原告，印证原告于2019年1月31日已经退伙的事实，且证实2019年5月其转账支付给原告的13760元并非是工程款；被告潘富生对证人证言无异议；被告侯朝军认可证人证言，认为证人同时证明了退伙协议只是不再承接工程，并非实际结算；被告毛梅华及许建忠对证人证言中除合伙协议已经解除之外的作证内容予以认可。 对上述双方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存在争议的证据，本院综合全案证据，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依法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8年7月15日，侯朝军（甲方）、毛梅华（乙方）、潘富生（丙方）、王天珍（丁方）签订《合作协议》。协议载明：“经四方协商一致，就攀钢工程业务共同集资合作承接达成协议如下：一、甲、乙、丙于2017年4月起开始承接工程业务至2018年7月14日，经盘点利润为叁拾伍万元人民币。二、其中丙方于2018年4月投资肆拾万元，进入于甲、乙方合作（三方利润分配为：甲方＿万、乙方＿万、丙方＿万）转入作为投资。三、丁方于2018年7月投资壹佰万元，进入与甲、乙、丙三方共同承接工程业务，甲、乙、丙三方2018年7月份之前债权、债务以汇总表附件1、附件2为准收还。四、2018年7月15日后利润亏损按各自25%的股份进行核算。在能正常经营情况下利润不进行分配，先归还各投资的本金后，再协商一致进行分配。五、合作期限为：协商一致不再承接业务或没有利润时终止。未尽事宜协商解决或写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益。”《合作协议》附“2017年7月-12月汇总表”及“2018年1月-7月汇总表”。 《合作协议》签订后，王天珍之子王传萍负责会计和出纳工作以及和潘富生之子潘锐一起负责工程相关事宜，侯朝军负责承接攀钢工程、收款和聘请他人管理工程，毛梅华负责采购，王天珍及潘富生未参与具体的经营管理事务。 合作过程中，因承接工程发生亏损，王天珍向合伙人提出退出合伙请求。2019年1月31日，侯朝军（甲方）、毛梅华（乙方）、潘富生（丙方）、王天珍（丁方）就王天珍退出2018年7月15日《合作协议》所约定的合作事务，终止对合作事务的经营管理和权利义务承担等事宜进行了协商。当天在场人有侯朝军、潘富生、潘锐、毛梅华、许建忠及王天珍等六人。协商过程中，因潘锐、毛梅华对王天珍拟好的《解除合作协议书》中所载的由侯朝军计算的账目亏损金额提出异议，几方发生争议。最终，侯朝军、潘富生、王天珍在《解除合作协议书》上签名，毛梅华未在《解除合作协议书》上签名。 该《解除合作协议书》的主要内容为：一、自《合作协议》签订后，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四方共承包建设的项目合计亏损11947元，另合作期间管理人员工资、招待费、已付利息等成本支出共计201095元，亏损及成本支出总计213042元。四方平均承担亏损金额为53260元。二、自《合作协议》签订之后，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四方共同确认丁方累计出资金额150万元，分别于2018年6月14日出资30万元，2018年7月25日出资70万元，2018年9月4日出资50万元。三、扣除丁方应当承担的合作期间亏损金额53260元，甲、乙、丙三方应当向丁方退还其出资额1446740元。四、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丁方不再承担《合作协议》履行期间的其他权利、义务，若有盈利或亏损，均由甲、乙、丙三方享有或承担。五、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甲、乙、丙三方退还完毕丁方全部出资款（前述第三条所列金额）之日止，甲、乙、丙三方应当在每月月底前向丁方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利率按照月利率2%，本金以1446740元计算）。如果逾期没有支付利息，丁方有权要求甲、乙、丙三方提前退还全部出资款。六、本协议自四方签名捺印时生效，一式四份，四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如有未尽事宜，四方可以签订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2019年1月31日起，王天珍再未参与合伙事务，潘富生、侯朝军、毛梅华也未再通知和要求其参与合作事务的经营管理和合作权利义务的承担。2019年10月23日，王天珍起诉来院，请求判如诉请。 同时查明：1.王天珍提交的其建设银行个人62×××28号账户显示：2019年2月2日，毛梅华转账支付给王天珍50000元；2019年5月30日，潘锐转账支付给王天珍13760元；2019年6月2日，毛梅华两笔转账共支付给王天珍63685元；2019年7月10日，毛梅华转账支付给王天珍10000元；2019年7月11日，侯朝军转账支付给王天珍10000元；2019年7月23日，毛梅华转账支付给王天珍6000元；2019年7月23日，侯朝军转账支付给王天珍10000元；2019年7月31日，毛梅华转账支付给王天珍6000元。另，王天珍农业银行个人62×××77号账户显示：2019年7月10日，潘富生转账支付给王天珍10000元。综上，2019年2月2日至7月31日，毛梅华、潘锐、潘富生、侯朝军通过转账支付给王天珍两个账户共计179445元。 其中，根据潘富生提交的潘锐及潘婷婷的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2019年5月30日潘锐转账支付给王天珍的13760元，是由“个人代收付业务过渡账户”分别转账给潘富生的女儿潘婷婷和潘锐各6880元，并注明款项性质为“按合同约定建安代益众公司付工资”。同日，潘婷婷将6880元转给潘锐，潘锐随后将两笔款项合并转给了王天珍13760元。 2.根据王天珍提交的王传萍建设银行个人62×××33号账户交易明细，并结合毛梅华提交的其中国银行62×××45号账户明细，以及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能够综合证明王传萍从2018年7月15日起在案涉合伙事务中负责资金收转工作，于2019年1月31日《解除合作协议书》签订之前已离开未再参与合伙事务。 3.根据毛梅华提交的其中国银行62×××45号账户明细显示：2018年7月15日至2018年12月31日，毛梅华与王传萍、潘锐有较频繁的资金往来；其中，款项涉及王传萍另一中国银行账户62×××79。2019年1月31日之后，2019年2月1日，潘锐转账支付给毛梅华13340元；2019年2月2日，王天珍转账支付给毛梅华50元；2019年2月2日，毛梅华转账支付给王天珍50000元；2019年2月2日，毛梅华转账支付给潘锐8620元；2019年7月10日，毛梅华转账支付给王天珍10000元；2019年7月23日，毛梅华转账支付给王天珍6000元；2019年7月24日，侯朝军转账支付给毛梅华20000元。 另查明：毛梅华与许建忠于2010年2月22日登记结婚。许建忠系攀枝花市西区经济信息化和商务粮食局职工。 本院认为，潘富生、侯朝军、毛梅华、王天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2018年7月15日合意订立《合作协议》：2018年7月15日起协议分工开展合作；合作利润、亏损按各自25%进行核算；正常经营情况下合作利润不进行分配先归还各自出资，后再协商进行分配；协商不再合作承接业务或合作没有利润时，终止合作。该《合作协议》系潘富生、侯朝军、毛梅华、王天珍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反公序良俗，依法成立并有效。潘富生、侯朝军、毛梅华、王天珍依据协议建立的合伙关系受法律保护，各方均应按照协议约定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 《合作协议》履行至2019年1月31日，因合作事项持续亏损，王天珍提出解除《合作协议》、退出合作事务、终止其对合作事务的经营管理和权利义务承担，并请求对合作期间的亏损及债务责任进行清算，即为提出退伙和进行退伙清算。本案庭审查明，2019年1月31日，《合作协议》四方当事人均在场，王天珍提交旨在解除合作关系而拟定的《解除合作协议书》，潘富生及侯朝军对王天珍解除合作关系退出合伙的要求无异议，签名确认。毛梅华虽未签名，但陈述自认未签名的原因是对《解除合作协议书》中四方合伙关系存续期间的财务清算即合作亏损的数据金额等内容有异议，其对王天珍解除合作关系退出合伙的书面意思表示并无异议。庭审同时查明，2019年1月31日起，王天珍再未参与，潘富生、侯朝军、毛梅华也再未通知和要求其参与合作事务的经营管理和合作权利义务的承担。据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王天珍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符合《合作协议》“协商不再合作承接业务或合作没有利润时，终止合作”的合同解除条件的约定，其享有合同解除权。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的规定，王天珍解除《合作协议》退出合伙的意思表示以提交《解除合作协议书》的形式于2019年1月31日通知到合伙人潘富生、侯朝军、毛梅华，三人自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内均未行使其异议权。本院依法认定，王天珍与潘富生、侯朝军、毛梅华2018年7月15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于2019年1月31日即已解除，王天珍退出合伙。同时认定，王天珍与潘富生、侯朝军、毛梅华基于合伙关系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截止于2019年1月31日。换言之，王天珍退出合伙可提起的合伙清算应截止于2019年1月31日，合伙事务发生的支出和收入按原《合作协议》约定形成利润或亏损。 本案中，王天珍依据《解除合作协议书》载明的内容及相关合伙清算“金额”，要求潘富生、侯朝军、毛梅华、许建忠连带退还合伙出资款1267295元，并按年利率24%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对此诉请，本院认为，合伙关系在一方行使解除权退出合伙后，其要求按原合伙协议对合伙关系存续期间债权债务进行协议清算继而请求清偿，单就该请求权的行使符合法律规定。但是，本案毛梅华因对“《解除合作协议书》中关于四方合伙关系存续期间的财务清算即盈亏数据金额有异议”而未在《解除合作协议书》上签名，此行为也即是，四方合伙协议清算未能意合，清算协议尚未成立，当然也不发生效力。 诉讼中，王天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的规定，主张毛梅华2019年2月2日至2019年7月31日通过其本人账户分六次向原告支付135685元的行为，系履行《解除合作协议书》中四方合伙协议清算的主要义务，王天珍接受即合伙清算协议成立并生效。对此主张，本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是关于合同相对人能够说明及证明就合同的权利义务内容双方合意完整、确实，仅因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需采用书面形式而该形式届时尚不完备的情形下，合同义务人实际履行了合意的主要义务内容且合同权利人接受，该合同即可认定为成立的法律规定。该法律条款不适用于合同相对人就合同的权利义务内容尚未形成合意包括不能说明及证明业已形成合意的情形，也即不适用于本案所涉情形。其次，王天珍主张毛梅华以自己的实际行为履行了所称“合伙清算主要义务”的依据也不足。因毛梅华不认可2019年1月31日之后转账支付给王天珍的款项系向王天珍退回的合伙出资款或利息，故王天珍就此主张负有举证责任。然而庭审中王天珍提交的2019年1月31日之后其收到的所有款项均无附言或备注证明款项性质，也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证明系退回的合伙出资款或利息；且王天珍、王传萍、毛梅华的个人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在2018年7月15日至2019年1月31日四人合作期间，王天珍及王传萍为合伙事务使用过的银行账户不止一户，王天珍仅以部分银行账户的部分交易明细，亦不能证明其“2019年1月31日双方签订解除协议后至今，各被告均未再向王传萍此账户进行过款项交付，可以印证各被告自2019年1月31日后向原告所付款项即是退还出资款和利息”的主张成立。据此，王天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请求认定《解除合作协议书》成立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王天珍通过《解除合作协议书》对其基于《合作协议》与潘富生、侯朝军、毛梅华建立的合伙关系予以解除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但，其基于合伙关系解除而主张合伙清算债权1267295元并按年利率24%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王天珍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8031元，由王天珍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心竹 人民陪审员  冉柏林 人民陪审员  江洪先 二〇二〇年五月九日 书 记 员  黎圆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