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4民终31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平湖华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平湖市当湖街道长胜路1195号底层西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2572922510P。法定代表人：蔡秋萍，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中强，浙江浙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耀，浙江浙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峰，男，1987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善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振宇，浙江力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平湖市百恒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平湖市当湖街道长胜路128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2577746472L。法定代表人：黄计峰，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海平，男，系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平湖华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徐峰、原审被告平湖市百恒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恒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2019）浙0482民初8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因案情复杂，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宇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徐峰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徐峰要购买的车辆为“东风日产骐达1.6ＬＣＶＴ智行版2019款”（以下简称2019款），华宇公司因交付的车辆为“东风日产骐达1.6ＬＣＶＴ智行版2016款”（以下简称2016款）而构成欺诈，并判决华宇公司承担购车款三倍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汽车销售合同》是徐峰和华宇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庭审证实，徐峰多次到销售展厅看车，且其还上网搜索了有关2019款新车上市及其配置等相关情况。徐峰对欲购买车辆的了解程度远高于华宇公司销售人员，因为华宇公司仅是帮其他车行代销车辆，对未上市新车关注度不高。当徐峰提出要购买2019款时，华宇公司销售人员通过电话咨询获悉2019款要到2019年3月才在平湖上市，所以，最初的《汽车销售合同》是以支付定金的方式，订购一辆红色2019款轿车。但徐峰很快又改变主意，要求变更为白色现车，以便其春节时能够使用新车。而当时距新款上市还有两个多月，徐峰要购买2019款现车显然是不可能的。在修改合同时，销售人员由于疏忽大意，未对“2019款”字样进行更改，但对交付的轿车是2016款的事实双方都是清楚的，徐峰也对车辆进行了验收。因此，华宇公司不具有欺诈的故意，徐峰也不存在陷入错误认识的可能。（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贵州新贵兴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杨代宝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判例，认定是否构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项下的“欺诈”，除了看合同的文字记载外，还应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一是问题是否严重及相应处理措施是否复杂。对于不涉及车辆动力系统和发动机、变速器等，不涉及车辆的转向系统、制动系统、悬架系统、安全系统，不涉及前后桥的主要零件及全车的主线束，不危及车辆安全性能、主要功能和基本用途，相应修复措施轻微、花费时间较短的，与此相关的信息不属于影响缔约目的的重要信息。本案2016款与2019款的厂方指导价相同，区别仅在于2016款的中控液晶屏为7英寸，2019款的中控液晶屏为8英寸，且将7英寸改为原厂8英寸仅需1000-2000元即可。在消费者协会调解时，华宇公司也表示愿意帮徐峰改装并另行补偿5000元。二是需考虑是否给消费者造成较大不利影响，是否危及到驾驶人的人身健康和安全，而本案中并不存在这个问题。（三）华宇公司并不存在欺诈故意。华宇公司关于销售过程的陈述真实且符合逻辑，一审应予采信。一是徐峰通过一段时间对骐达轿车的关注并上网搜索比对，其知道2019款上市的时间是2019年3月，在其2019年1月6日买车时平湖市场上不可能有2019款现车。二是徐峰纠结于选择2019款还是2016款，最终选择了后者。在其明知2019款未上市的情况下，徐峰若要坚持主张订购的是2019款现车的话，那只能理解为系徐峰为获取“退一赔三”而有意为之。三是华宇公司除了能提供销售人员的证言外，客观上也无法提供更多的证据。证人潘某（华宇公司销售人员）的证言客观表述了徐峰看车的经过及改变决定的过程，真实可信，应当作为定案证据。综上，华宇公司不具有欺诈的故意。（四）关于退还车辆。华宇公司不构成欺诈，因此不存在退还车辆的问题。即使要判决退还车辆，也应考虑车辆使用折旧因素。（五）关于销售主体。虽然从看车、询价到合同签订均由华宇公司人员接待，但是最后车辆提供者及发票开具者均为百恒公司。华宇公司只是充当了居间介绍的角色，因此，一审关于销售主体的认定也值得商榷。徐峰辩称，华宇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华宇公司存在严重的虚假陈述，明显违背事实。（一）徐峰在微信询问潘某时，问店里是否有2019款现车，对方几乎是秒回“有的”，并没有告知2019款要到3月份才上市。（二）如果徐峰购车时确定的就是2016款，那么在消费者协会调解时华宇公司就无需说帮助改装导航，这是违背常理的。（三）华宇公司认为徐峰故意为之以获取“退一赔三”没有依据。徐峰在微信上向潘某强调了两次要买2019款，问有无现车，对方回答有的；还问了报价是不是2019款，对方说是的，明显存在欺诈。这两款车从外观上看是一样的，虽然区别不大，但厂家既然改造升级车辆，就是为了迎合消费者的消费心理，性能也有所不同，故华宇公司以2016款冒充2019款，构成欺诈。（四）关于退车。在诉讼前协商时，由于华宇公司的股东坚决不同意退车，徐峰也只能继续使用。（五）关于销售主体，涉及华宇公司和百恒公司两者的关系，不作回应。如果法院确定由百恒公司赔偿，徐峰也不持异议。百恒公司陈述称，一审判决百恒公司不承担责任正确。百恒公司系根据华宇公司的需求提供案涉车辆，当时华宇公司要求要一辆与其展厅的车一模一样的车。百恒公司没有对车辆进行过改装，提供给华宇公司时明确是2016款，车款也是按照2016款的价格收取，从没有说过是2019款。百恒公司不存在过错，不需要承担责任。徐峰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决撤销徐峰与华宇公司订立的《汽车销售合同》；（二）判令华宇公司、百恒公司退还徐峰购置裸车款、车辆购置税、车辆保险费、上牌费合计119750.69元；（三）判令华宇公司、百恒公司赔偿徐峰三倍购车款359252.07元。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2019年1月6日，徐峰至华宇公司处订购日产尼桑白色骐达汽车一辆，双方当日签订《汽车销售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徐峰购买的汽车品牌配置为2019款，颜色为白色，售价为103900元，华宇公司赠送徐峰全车贴膜、方向套2只、封釉2次、香水、炭包、全包围双层脚垫、后备箱垫。同日，徐峰向华宇公司支付了定金3000元。合同签订后，华宇公司即向百恒公司订购了2016款汽车一辆。翌日，百恒公司将该汽车交付给了华宇公司。同月8日，华宇公司将案涉车辆交付给徐峰。徐峰验车未发现问题后，向华宇公司支付了107000元，其中购车款100900元、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费4862元、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费950元、车船税300元（四项合计107012元，优惠12元）。同月15日，百恒公司向徐峰开具了面额为1029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张，发票载明车辆型号为东风日产牌DFL7165VBL4，车架号为LGBG42E07JY465068，发动机号码为642449J。同月16日，徐峰为办理案涉车辆车牌向华宇公司交纳了上牌费880元并交纳了汽车购置税8870.69元。一审另查明，2019年1月25日，徐峰向华宇公司销售人员潘某索要《汽车销售合同》，潘某将原先合同复印并加盖华宇公司公章后交给了徐峰妻子。案涉车辆行驶证上载明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运。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案涉车辆的买卖过程中，华宇公司是否存在欺诈行为；二、华宇公司、百恒公司应当承担的责任。一、关于消费欺诈的认定。（一）评判华宇公司是否存在欺诈行为，首先应确定徐峰欲购买的汽车型号。对此，一审认为，《汽车销售合同》明确载明，徐峰欲购买的汽车为2019款。合同在性质上属于原始证据、直接证据，其证明力要高于传来证据、间接证据。现华宇公司抗辩称，徐峰原先是想购买2019款，但后来改变了主意，改为购买2016款，《汽车销售合同》上写明的“2019款”是销售人员忘记作修改。对该主张，华宇公司应当承担更加严格的举证责任。华宇公司为证明该主张，提供的唯一证据系证人潘某的证人证言。证人潘某现仍在华宇公司处就职，且是案涉车辆的销售人员，证人与华宇公司和本案均具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在无其他书面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其所作证言的证明力较弱，尚不能达到推翻双方书面约定的证明程度，故就华宇公司的抗辩不予采纳。根据优势证据规则，一审认定徐峰欲购买的车辆为2019款。（二）华宇公司主观上有隐瞒实情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没有如实告知的行为，使徐峰基于不真实不全面的信息作出了消费行为，应当认定华宇公司构成欺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八条，所谓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欺诈可以是积极作为，如告知虚假情况，也可以是单纯的不作为，如隐瞒真实情况。本案中华宇公司的行为即属于后者。汽车属于比较复杂的商品，涉及大量的专业知识，消费者对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和信息知悉有限。华宇公司作为专业的汽车经销商，理应将对消费者消费抉择和公平交易产生重大影响的商品信息主动、如实告知消费者。但华宇公司在将诉争车辆交付给徐峰时，其未举证证明其将车辆的型号、配置等信息如实告知给了徐峰。相反，其在明知交付车辆非系徐峰欲购买车辆的情况下，隐瞒真实情况，致使徐峰陷入错误认识，误以为是其欲购买的车辆而受领诉争车辆。华宇公司的上述行为显已构成消费欺诈。二、华宇公司、百恒公司应当承担的责任。（一）本案应作退车还款处理且华宇公司应赔偿徐峰所受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该法第五十八条又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本案中，华宇公司在向徐峰销售系争车辆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致使徐峰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作出意思表示，故徐峰请求撤销案涉《汽车销售合同》的诉请予以支持。买卖合同撤销后，徐峰应将诉争车辆退还给华宇公司，华宇公司应将其从徐峰处收取的购车款103900元退还徐峰。《汽车销售合同》被撤销，过错在于华宇公司，华宇公司应当赔偿徐峰因履行买卖合同所产生的损失。徐峰主张的损失主要为因购买案涉车辆产生的保险费、服务费、车船税、车辆购置税，合计15850.69元。徐峰的该主张亦符合法律规定，亦予以支持。（二）华宇公司应承担车辆三倍价款的惩罚性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徐峰为家庭生活消费需要购买案涉车辆，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并受该法保护。华宇公司在销售车辆时存在欺诈行为，应当按照徐峰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购买车辆的价款103900元的三倍，即311700元。理由如下：第一，从立法目的看，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恪守社会公德，诚信经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违反诚信的欺诈行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了经营者要向消费者承担三倍价款或者费用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惩罚性赔偿制度设立的目的就是不仅要使受害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得到赔偿和填补，还要让经营者对其欺诈经营行为承担更大的责任，付出更大的代价，从而对其产生惩罚作用，并威慑、警告其他经营者，防止类似或更为严重的商业欺诈行为的发生，从而净化市场环境，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第二，从法条文义看，只要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则需要按照商品价款或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进行赔偿。该法条未对消费者受到损失的大小进行区分，也未对经营者实施欺诈行为是否获利进行区分，故对华宇公司的其实施销售行为未获利不应承担三倍赔偿责任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另，虽然诉争车辆的销售发票上载明诉争车辆的销售方为百恒公司，但庭审中，徐峰、华宇公司均确认诉争车辆的实际销售方为华宇公司，故百恒公司非诉争车辆的销售方，其与徐峰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徐峰要求百恒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请无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徐峰与华宇公司于2019年1月6日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二、华宇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徐峰购车款103900元；三、徐峰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东风日产牌骐达轿车返还给华宇公司（车辆型号为DFL7165VBL4，车架号为LGBG42E07JY465068，发动机号码为642449J）；四、华宇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徐峰保险费、上牌服务费、车船税、车辆购置税合计15850.69元；五、华宇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徐峰损失311700元；六、驳回徐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486元，减半收取4243元，由徐峰负担357元，由华宇公司负担3886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除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认定以下事实：（一）2019年1月4日，徐峰添加了“阿潘”（即华宇汽车公司销售人员潘某微信名）为微信好友后，随即向其发送了2019款车的链接，并问：“骐达这款，你们店里好像有现车的那辆”“啥价格”，潘某回复“有的”，并询问徐峰是否当天到店看车。2019年1月6日，徐峰到店查看样车后，确定要订购与样车同款车型。案涉《汽车销售合同》记载徐峰要购买的车辆为2019款，合同关于“交车日期”的约定为：如是现车提车时间由客户待定，其后手写注明“现车”。合同还约定，华宇公司提供符合国家质量技术标准的车辆及随车资料；提车时，徐峰对车辆检查确认后签字。签约当晚，潘某通过微信告知徐峰车子将于次日上午到店，徐峰回复其将于2019年1月8日提车。（二）2016款与2019款厂商指导价相同，均为122900元；经销商参考价相同，均为102900元起。2016款车与2019款车外观相同，配置也基本相同，区别仅在于：1.2016款中控液晶屏尺寸为7英寸，2019款中控液晶屏尺寸为8英寸；2.2019款有多媒体系统和导航、车联网和OTA升级，2016款无；3.2016款有前排座椅加热功能，并支持CARPLAY，2019款无；4.2019款配置有移动扶手箱，2016款无。华宇公司和百恒公司均未对案涉车辆进行任何改装。（三）华宇公司在二审中承诺，同意收回销售给徐峰的案涉车辆，全额退还徐峰购车款103900元，并赔偿其保险费、上牌服务费、车船税、车辆购置税合计15850.69元，并另行赔偿徐峰其他损失8000元。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华宇公司在履行与徐峰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时是否构成欺诈，如构成，是否应承担三倍价款的赔偿性赔偿；二、华宇公司的民事责任问题。关于争议焦点一，华宇公司是否构成欺诈的问题。徐峰与华宇公司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合同约定徐峰购买的车型为2019款，而华宇公司实际交付的是2016款，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构成违约，但该违约行为并不必然构成欺诈。结合在案证据，无法认定华宇公司构成欺诈。理由如下：一方面，消费领域的欺诈行为，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中，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故认定构成消费欺诈，需满足欺骗、诱导的要件，也需满足权益受损的要件。在现实交易中，常见或者比较严重存在的欺诈行为有出售假冒伪劣产品、故意短斤少两、偷工减料、虚列项目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制订的《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中列举了应当认定为欺诈行为的各种情形，其中第五条规定与质量有关，第六条规定与信息有关。华宇公司销售的2016款汽车是没有质量瑕疵、没有标志和标识问题的新车，且2016款与2019款实际配置基本一致，售价相同，均系正品且销售价格与产品相当，不存在《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中所列举的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或以次充好，或在质量、性能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信息上误导消费者的情形。且从客观实际而言，华宇公司处并无2016款汽车的库存，无论徐峰是订购2016款还是2019款，其均需要向百恒公司订车后交货，而两款车售价完全相同，华宇公司也无诱导、欺诈的必要。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由此可见，当事人对于欺诈事实的证明标准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然而，徐峰所提交的证据，尚未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不能仅因为华宇公司向徐峰交付的汽车款型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就推定华宇公司存在欺诈的主观故意。本案可以确定的事实是：徐峰系到店查看样车后确定要购买与样车相同车款。华宇公司认为，样车为2016款，徐峰既然要求样车同款，就是要2016款，故其向百恒公司订购2016款车并向徐峰交付，不存在欺诈；徐峰则认为，华宇公司未依合同约定交付2019款，构成欺诈。对此，本院认为，没有证据证明徐峰明知展厅样车是2016款，相反，在案证据表明，徐峰系因产生了认识错误，误以为样车为2019款而订购。在到店前与潘某微信联系时，徐峰在发送2019款的链接后随即问潘“骐达这款你们店里好像有现车的那辆”“啥价格”，表明其误以为华宇汽车店里的样车就是2019款；徐峰自述，买之前其知道2016款和2019款在导航、日间行车灯有区别，即：2016款没有导航，2019款有导航；2016款没有日间行车灯，2019款有日间行车灯（注：其实两款日间行车灯一致，网上关于日间行车灯的资料有误）。而徐峰陈述“1月6日去验车，当时外观看了没有问题，启动后灯亮了，销售就告诉我两个黄色的圆灯是日间行车灯”。也证实其系看到样车“有日间行车灯”后，误以为样车为2019款而订购。故从双方的意思表示来看，徐峰因产生了误解而决定购买与样车同款车型，而华宇公司以为徐峰既然指定样车同款车型就是选择了2016款，双方之间实际产生了意思表示的错位。在此情形下，徐峰可以重大误解为由撤销合同，但并非欺诈。综上，徐峰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华宇公司在售车时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其对欺诈事实的证明未能达到法定标准。其关于华宇公司构成欺诈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二，华宇公司的民事责任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本案中，徐峰在查看样车后，决定订购与样车同款汽车，而华宇公司依样车交付了2016款。可见，徐峰在该买卖合同关系中对标的物存在重大误解，华宇公司未明确说明汽车款型，对此存在过错，故对徐峰要求撤销其与华宇公司之间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据此，在徐峰与华宇公司之间签订的汽车订购合同因重大误解被撤销后，双方均负有返还义务，且过错方应当赔偿对方损失，故在徐峰退还案涉汽车之时，华宇公司应当一并返还汽车价款，并赔偿徐峰所支付的购置税、保险费等其他费用损失。华宇公司在二审中主动承诺，愿意收回案涉汽车，返还徐峰购车款103900元，赔偿徐峰保险费、上牌服务费、车船税、车辆购置税合计15850.69元，此外，另行补偿徐峰其他损失8000元，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予以准许。关于销售主体的问题。华宇公司上诉还提出，其只是充当了居间介绍的角色，一审认定其为销售主体有误。对此，本院认为，华宇公司系案涉《汽车销售合同》的甲方（即卖家），且一审中华宇公司对自己向徐峰销售汽车的事实不持异议。事实上，百恒公司与徐峰也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华宇公司关于其仅系居间介绍而非销售主体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华宇公司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华宇公司在二审中主动承诺愿意收回案涉汽车，返还汽车价款及赔偿税费等损失，并另行补偿徐峰8000元，导致本案二审出现新的事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2019）浙0482民初834号民事判决；二、撤销徐峰与平湖华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2019年1月6日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三、平湖华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徐峰购车款103900元；四、徐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东风日产牌骐达轿车返还给平湖华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车辆型号为DFL7165VBL4，车架号为LGBG42E07JY465068，发动机号码为642449J），并配合办理汽车过户手续，过户费用由平湖华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五、平湖华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徐峰保险费、上牌服务费、车船税、车辆购置税合计15850.69元，并另行赔偿徐峰损失8000元，合计23850.69元；六、驳回徐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486元，减半收取4243元，由徐峰负担1132元，由平湖华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311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485元，由徐峰负担2206元，平湖华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627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页无正文）审判长  帅国珍审判员  毛 彦审判员  章玉萍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书记员  陈丽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