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4民终1021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朱全海，男，1951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汝州市。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薛变青，女，1951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汝州市。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伟，河南仟铄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子涵，河南仟铄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赵二召，男，1982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汝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兆光，河南圣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燕丽，女，1984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汝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文革，汝州市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依琳，女，2007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汝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传浩，男，2011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汝州市。法定代理人：杜燕丽，系以上二被上诉人母亲。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文革，汝州市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占强，男，1970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汝州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建召，男，1980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汝州市。上诉人朱全海、薛变青、赵二召因与被上诉人杜燕丽、朱依琳、朱传浩、周占强、赵建召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汝州市人民法院（2019）豫0482民初88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全海、薛变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伟，上诉人赵二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兆光，被上诉人杜燕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文革，被上诉人朱依琳、朱传浩的法定代理人杜燕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文革，被上诉人周占强，被上诉人赵建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全海、薛变青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豫0482民初8893号民事判决书,并对本案予以改判，在一审判决赔偿126293.49元的基础上，再依法判决赵二召、周占强、赵建召赔偿98758.87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赵二召、周占强、赵建召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赵二召与朱某之间系共同承揽关系错误,双方实为雇佣关系,赵建召同为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首先，周占强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及当庭陈述,其是将装修工程包于赵建召，并由赵建召找人负责施工，该事实通过一审的庭审笔录及相关证据完全可以得到证实;其次,事故发生后,周占强第一时间通知的是赵建召,并由赵建召接杜燕丽到医院,亲自支付抢救费用。同时,2019年8月6日，赵建召在庙下村委会组织的调解会议中自愿主动承担赔偿责任。以上事实说明,赵建召是朱某的雇主,如果其与朱某和该装修工程没有关系,其无理由到达医院并支付抢救费用;最后,杜燕丽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赵二召与朱某在事故发生之前就已存在雇佣关系。赵二召与朱某的录音中，赵二召曾对施工标准及施工要求对朱某做出明确指示,足以说双方并非合伙关系,特别是2019年8月16日的调解中及8月30日赵二召签署的《协议书》中,赵二召均自认对事故存在责任。以上可以说明赵二召与朱某存在长期的雇佣关系。朱全海、薛变青主张的以上事实均有相关证据予以印证,且证据的真实性赵二召、周占强、赵建召都认可，但一审法院却完全无视证据的客观性、真实性,径直认定双方不存在雇佣关系,并判令赵建召不承担赔偿责任,这是对事实的歪曲,对朱全海、薛变青及杜燕丽、朱依琳、朱传浩不负责,该判决二审法院应予以撤销。二、朱某在施工中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通过公安机关对在场所有人员的询问笔录可以清楚的还原事实，朱某触电死亡前就已安装了数个灯具,安装过程无不当行为,触电时并不是其所安装的第一个灯具,且其在安装过程中从未离开安装地点,也没有机会去推电闸。到底是谁私推电闸，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一审法院都没有查清,一审法院是以何种理由和事实来认定朱某未采取防护措施、未尽到防护义务，一审法院判令朱某自行承担25%的法律责任无事实依据。因此，朱全海、薛变青认为，一审法院判令朱某存在过失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也是对死者的不尊重。三、一审法院按照河南省农村居民相关标准作为各项赔偿依据是错误的。朱某的户籍性质虽是农村户口,但并不代表其生活于农村，朱某确有外出务工的事实,且本人一直从事电工行业。通过一审所查明的事实可以说明，朱某的收入是长期务工所得并非来源于农业生产。因此,仅以户籍标准作为认定本案各项赔偿依据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同时,朱全海、薛变青在一审中也提交了户口本、退休证、居委证明等证据，可以证实朱全海原系平顶山梨园矿务局集体户成员,户籍性质就是城镇居民，薛变青自2016年12月起生活在汝州市城垣北路华予金城小区6号楼西单元803室，至今已满三年。在此情况下,至少朱全海、薛变青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应按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的标准予以计算,但一审法院并没有考虑到朱全海、薛变青的真实户籍及居住情况，仍按农村标准计算，是完全错误的。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后予以改判。赵二召辩称，一、本案的上诉人只有朱全海和薛变青，二审法院仅能对朱全海、薛变青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杜燕丽、朱依琳、朱传浩对一审判决没有提出异议，二审法院不应该对其诉讼请求进行审理。二、赵二召与朱某之间仅仅存在工友关系，并不存在雇佣关系，朱某是受雇于周占强，为其安装水电，赵二召也是受雇于周占强，从事进行木工工作，二人分别带着自己的工具同时为周占强进行装修，并且在现场还有其他工友，二人不存在雇佣关系，也不存在合伙关系。三、朱某是专业的电工，对其死亡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赵二召在朱某的死亡过程中，并没有任何过错也没有过失，本案应当适用公平原则。四、朱某户籍所在地是在农村，其亲属也长期生活在农村，一审法院按照农村户口判决并无不当。周占强辩称，对朱全海、薛变青的上诉没有意见。赵建召辩称，对朱全海、薛变青的上诉没有意见。杜燕丽、朱依琳、朱传浩述称，认可朱全海、薛变青的上诉请求。赵二召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19)豫0482民初8893号判决书第一项，依法改判赵二召不承担赔偿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由朱全海、薛变青、杜燕丽、朱依琳、朱传浩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赵二召与朱某是松散型合伙关系事实不清。首先，赵二召与朱某是朋友和工友关系。赵二召虽然与朱某同时在周占强的房屋进行施工,但是二人分别进行装修施工，各自独立进行装修任务,也就是说二人均受雇于房东周占强，各自独立进行施工。赵二召与朱某双方并不存在隶属关系，各自做各自的工作。其次，二人不是合伙关系。判断当事人间的法律关系是否为合伙，应从合伙的特征入手，即看当事人间是否有合伙协议，是否有符合法律规定的合伙成员,是否共同出资、经营、劳动,是否有共同的经营利益。二人没有书面的合伙协议，也没有合伙的意思表示，也没有共同出资。所谓同时劳动也是自带工具，进行各自的施工。因此,一审认定二人合伙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赵二召对朱某身亡并没有侵权过错和过失。根据《侵权责任法》规定承担侵权责任要具备侵权的故意或过失，赵二召与朱某同时受雇于周占强进行装修施工，朱某触电身亡是意外事件,赵二召对朱某的去世既没有故意也没有过失。三、赵二召不是朱某触电身亡的安全注意义务的主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朱某作为专业电工并拥有相应电工资质，且多年从事水电装修施工，经验丰富。相反赵二召却不具备这一经验,即使有安全注意义务也是朱某应当具有的。赵二召既不是承揽合同的发包方也不是朱某的雇主,更没有将朱某至于危险的境地。赵二召没有法律上规定的安全注意义务。四、赵二召已经尽到了人道主义义务。朱某在施工中不慎触电,赵二召及时配合房东周占强并参与抢救已经尽到了道义义务。且赵二召出于道义在朱某去世后主动援助给其家属40000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杜燕丽、朱依琳、朱传浩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首先，本案的法律关系为周占强将其房屋交给赵建召进行装修，赵建召、赵二召系亲兄弟，共同承揽周占强家房屋装修工程后，又雇佣朱某进行装修，赵建召、赵二召二人系合伙关系，周占强与赵建召、赵二召之间是承揽合同关系，赵建召、赵二召与朱某之间是雇佣关系，赵建召、赵二召二人系雇主，朱某系雇员。上述法律关系从周占强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以及在一审开庭中的当庭陈述均可以得到证实。2019年8月30日周占强作为甲方，朱全海、杜燕丽作为乙方所签订的赔偿协议第一段:“甲方因门面装修，将装修工程承包给赵建召施工，期间赵建召雇用乙方亲属朱某干活，因意外原因导致朱某身亡，赵建召为逃避责任，自该事件发生后，至今下落不明，为使乙方亲属早日安葬，甲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经汝州市庙下镇政府从中协调，现甲乙双方针对相关事宜，自愿达成如下协议。”可以看出,周占强是将装修工程承包给赵建召施工，并非是周占强将其房屋直接交给赵二召与朱某进行装修。一审法院认定周占强与朱某、赵二召之间应系承揽合同关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认定朱某与赵二召共同到周占强房屋处进行施工装修并获取报酬,其内部之间应为松散型的合伙法律关系，系认定事实错误。赵建召与赵二召之间系亲兄弟关系，其内部之间应为松散型的合伙法律关系。从赵二召与朱某二人的通话录音中不难看出，赵二召从施工标准及施工要求方面对朱某做出明确指示，朱某在赵二召下达指示的过程中多数是回答“嗯”、“行”、“好”、“中”几个简单的承诺字，足以说明赵二召是雇主,朱某是雇员。2019年8月8日、8月16日汝州市庙下镇庙下村委会两次制作了装修意外事故调解笔录，赵建召在8月8日的调解笔录中陈述:“事已经出来了,大家都有责任，我这边有啥直接跟我联系就行。”赵二召在8月16日的调解笔录中陈述:“愿意,我知道这事我有责任，我配合，开始借钱，最迟周一说事。”另外，事故发生后，周占强是第一时间通知了赵建召，由赵建召接杜燕丽到医院,并亲自支付了抢救费用。赵二召已实际赔偿了4万元。以上事实充分证明赵建召与赵二召二人系合伙关系,其二人共同承揽了周占强的房屋装修工程，然后又共同雇佣了受害人朱某。二、赵建召与赵二召二人在该起事故中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周占强将其房屋装修工程交给没有相关施工资质的赵建召、赵二召弟兄二人，存在选任过失，应承担次要赔偿责任。一审法院错误地将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的赵建召认定为未参与本案所涉装修工程，不承担相关责任，而将真正没有过错，不应当承担过错责任的朱某，划分自行承担25%的民事责任，实在使人难以信服。朱某本身就是一名电工，其在触电死亡前从事的是灯具安装，且已经安装好了数个灯具。其在安装过程中并无不当行为,没有离开过安装地点,更没有机会去推电闸将自己打死。究竟是何人推的电闸使朱某触电身亡,公安机关和法院均没有查清，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认定朱某对自身事故的发生有一定过失，应自行承担25%的民事责任没有依据，再者,朱某的户籍虽然是农村户口，但其收入来源系长期务工所得并非农业生产，况且朱全海是城镇居民，与薛变青又长期在城镇居住。因此，不仅死亡赔偿金应按照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进行计算,而且朱全海、薛变青、朱依琳、朱传浩四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也理应按照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的计算标准予以计算。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望二审法院明查事实，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朱全海、薛变青辩称，一、认可杜燕丽发表的答辩意见。二、朱某与赵二召不是合伙关系，这一点一审法院认定是错误的，但是双方也并不是所谓的朋友关系，而是雇佣关系。一审法院应该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5条作出判决，而并非一审法院所认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周占强在一审的陈述其与朱某不认识，所以根本不可能发生周占强雇佣朱某的事实。周占强述称，本案是加工承揽法律关系，周占强仅应承担选任责任，判决周占强承担40%的责任有点高，但是周占强仍予以认可，多支付的赔偿款周占强自愿放弃。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该维持一审判决。赵建召述称，对赵二召的上诉没有意见。杜燕丽、朱依琳、朱传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周占强、赵建召、赵二召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8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8月份，汝州市庙下镇庙下村村民周占强需装修房屋，经周占强联系后，赵二召与同村村民朱某（系杜燕丽丈夫）二人自带工具，一起到周占强家，进行水、电等装修施工。2019年8月7日下午3时许，朱某在周占强装修的房屋内施工时触电从高处坠落，随即朱某被送往汝州市庙下镇卫生院急诊抢救，朱某经该院诊断：1．电击伤，头部外伤并心脏呼吸骤停；2．院外死亡。2019年8月10日，杜燕丽向汝州市公安局庙下派出所提出控告：2019年8月7日汝州市庙下镇朱某被过失致死案，同年9月9日该局作出汝公（庙）不立字（2019）19号不予立案通知书，审查认为：目前证据无法证实有犯罪事实发生。另查明，1．死者朱某，其父母即第三人朱全海（1951年1月27日出生）、薛变青（1951年3月26日出生）。朱全海、薛变青夫妇生育子女情况：儿子朱某、长女朱非燕、二女朱非红、三女朱非霞。杜燕丽与朱某系夫妻关系，二人共育有一子一女：女儿朱依琳于2007年2月24日出生、儿子朱传浩于2011年8月30日出生。2.本案所涉装修工程无相关书面合同，系周占强通过赵建召电话联系赵二召（系赵建召弟弟）后，赵二召又与朱某自备施工工具一起到周占强家进行施工，部分装修材料由周占强提供，赵建召未参与该装修工程。朱某、赵二召在从事本案装修活动时，二人均未取得相关资质。3.2019年11月27日，汝州市公安局庙下派出所出具“注销证明”，显示：朱某，公民身份号码：，婚姻状况：已婚，住址：汝州市庙下镇××组，注销原因：死亡注销。4．朱某发生事故后，2019年8月30日，周占强已向第三人朱全海、薛变青支付赔偿款20万元整，赔偿协议显示：如朱全海通过法律诉讼程序最终获得的赔偿款差额部分，周占强多退少补。同日，赵二召已向第三人朱全海、薛变青支付赔偿款4万元整。上述款项共计24万元，第三人朱全海、薛变青均已收到。诉讼中，周占强表示：如果按照法律规定判决赔偿数额低于其已赔付的20万元，多出的赔付部分其自愿放弃作为对受害方的补偿，如果法院判决超出20万元自愿按判决执行。5.2019年河南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830.74元／年，河南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0392.01元／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55997元／年。一审法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关于本案赔偿权利人的确定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本条所称"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的规定，本案杜燕丽、朱依琳、朱传浩与第三人朱全海、薛变青系朱某的近亲属，均应为本案的赔偿权利人。另外，因本案的处理结果与第三人朱全海、薛变青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该二人应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故其提出的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关于本案各方当事人法律关系的认定及如何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本案中，周占强将其房屋交给赵二召与朱某进行装修，赵二召与朱某自带装修工具，独立进行施工，周占强与朱某、赵二召之间应系承揽合同关系，因朱某、赵二召在从事上述装修活动时，二人均未取得相关施工资质，周占强仍将其房屋交给其二人进行施工，存在选任过失，朱某在施工过程中发生触电事故身亡，故周占强对于朱某身亡应承担40％的赔偿责任。朱某与赵二召共同到周占强房屋处进行施工装修并获取报酬，其内部之间应为松散型的合伙法律关系，因二人在施工中都应尽到共同的谨慎注意和防范义务，但二人没有采取合理的安全保障措施，赵二召有共同过失，故对朱某身亡赵二召应承担35％的赔偿责任。朱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水、电安装等施工活动存在的危险性应当预见，其施工时未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没有尽到安全防范义务，且事发时也不具备相关施工资质，是造成其触电的直接原因，故朱某对自身事故的发生有一定过失，应自行承担25％的民事责任。赵建召未参与本案所涉的装修工程，故在本案中不承担相关责任。关于朱某的死亡给杜燕丽、朱依琳、朱传浩及朱全海、薛变青造成各项经济损失的计算问题。受害人朱某户籍为农村居民，居住在农村，杜燕丽、朱依琳、朱传浩及朱全海、薛变青均主张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损失，但未能提供有证明力的证据，证明朱某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故本案杜燕丽、朱依琳、朱传浩及朱全海、薛变青的各项经济损失应当根据河南省农村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具体到本案中，杜燕丽、朱依琳、朱传浩及朱全海、薛变青的合理经济损失包括：1．死亡赔偿金276614.8元（13830.74元／年×20年）。2．被抚养人生活费，本案朱某共有朱依琳、朱传浩、朱全海、薛变青4名被抚养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中：“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的规定，其中：朱全海抚养年限为12年、薛变青抚养年限为12年、朱依琳抚养年限为6年、朱传浩抚养年限为11年，该4名被抚养人的生活费为：（10392.01元／年×6年）＋（10392.01元／年×5年÷2）＋（10392.01元／年×6年÷4）×2人=62352.06元＋25980.03元＋31176.03元=119508.12元。3．丧葬费27998.5元（55997元／年÷2）。4．精神抚慰金，杜燕丽、朱依琳、朱传浩及朱全海、薛变青均主张50000元，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5．交通费，杜燕丽、朱依琳、朱传浩及朱全海、薛变青主张数额为3000元过高，一审法院综合本案实际情况酌定1000元为宜。以上杜燕丽、朱依琳、朱传浩及朱全海、薛变青的各项经济损失合计为475121.42元。杜燕丽、朱依琳、朱传浩及朱全海、薛变青自身应承担的损失数额118780.36元；周占强应承担的赔偿数额为190048.57元，其已赔偿20万元，多出的赔偿款部分周占强诉讼中表示自愿放弃作为对受害方的补偿，是周占强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准许，杜燕丽、朱依琳、朱传浩及朱全海、薛变青不再退还；赵二召赔偿数额为166292.49元，扣除已赔偿的4万元，还应再赔偿126292.49元。对于杜燕丽、朱依琳、朱传浩及朱全海、薛变青主张的经济损失的其他高出部分，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杜燕丽、朱依琳、朱传浩及朱全海、薛变青的部分诉讼请求，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一审判决：一、限赵二召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再赔偿杜燕丽、朱依琳、朱传浩与朱全海、薛变青各项经济损失人民币126292.49元；二、驳回杜燕丽、朱依琳、朱传浩及朱全海、薛变青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杜燕丽、朱依琳、朱传浩及朱全海、薛变青共同负担2950元，周占强负担4425元，赵二召负担4425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杜燕丽提交了杜燕丽与死者朱某生前微信聊天记录8张，拟证明朱某与赵二召之间系雇佣关系，聊天记录中有赵二召给朱某支付工资的转账记录，足以说明赵二召、赵建召与朱某之间是雇佣关系。赵二召对杜燕丽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微信聊天记录不需要看，在事故发生后，赵二召的行为是基于长期二人在一起工作的关系，出于人道主义给予死者家属一定的补偿，这种补偿的关系也不能推断出二人就存在雇佣的关系，虽然有时候工作中工钱由赵二召转交，但是并不以此证明二人是雇佣关系，因为双方都是各自具有自己的工种，自带工具提供劳务。周占强对杜燕丽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没有意见。赵建召对杜燕丽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没有意见。朱全海、薛变青对杜燕丽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从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至少从2019年6月起赵二召就雇佣包括朱某等多人进行施工，里面有朱某的发放工资的标准。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赵二召、赵建召与朱某之间为何种法律关系；赵二召、赵建召对朱某的死亡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朱某自身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如需承担，应如何确定；一审法院按照农村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各项损失是否正确。关于赵二召、赵建召与朱某之间为何种法律关系的问题。本案中，赵二召和朱某自带装修工具，共同到周占强房屋处从事装修施工并获取报酬，赵二召与朱某之间应为农村松散型的合伙关系。而周占强与赵建召之间无书面承包合同，无支付装修款的记录，亦无赵建召购买材料或者对赵二召和朱某的施工进行指示的证据，故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赵建召为涉案装修工程的承包人。朱全海、薛变青上诉称赵建召为涉案工程的承包人，赵建召、赵二召与朱某之间为雇佣关系，因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赵二召、赵建召对朱某的死亡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朱某自身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如需承担，应如何确定问题，因赵二召与朱某之间系农村松散型的合伙关系，故双方在施工中应当尽到相互照顾、提醒的义务，但二人在施工过程中均未采取合理安全保障措施，且赵二召未尽到相应的照顾、提醒的义务，故赵二召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对朱某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责任。朱某作为电工，在施工过程中未尽到安全防范义务，朱某自身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一定责任。故，一审法院酌定赵二召承担35%的责任，朱某承担25%的责任并无不当。下余40%的责任，一审判决由周占强承担，周占强未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确认。因赵建召未参与涉案装修工程，故对朱某的死亡赵建召不应承担法律责任。关于一审法院按照农村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各项损失是否正确的问题。因朱某系农村户口，且居住于农村，故一审法院对死亡赔偿金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正确。而朱全海、薛变青要求按照城镇标准认定其二人的被抚养人生活费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将朱全海、薛变青二人的被抚养人生活费按照农村标准计算并无不当。关于其他赔偿项目及数额，一审判决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朱全海、薛变青、赵二召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95元，由朱全海、薛变青负担2269元，赵二召负担282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盛华平审判员  石天旭审判员  朱海波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法官助理朱斐斐书记员崔瑶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