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1民终3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顾菊良，男，1975年4月5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倩，江苏汇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非，江苏汇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华辰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原名称为常州市华辰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湟里镇桃园路28号。法定代表人：沈建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旭毅，江苏派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江苏华升园林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高新园冷遹路168号高创大楼433室。诉讼代表人：孔宪根，该企业管理人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森林，江苏江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鸿晓，江苏江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顾菊良因与被上诉人江苏华辰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辰公司）、原审第三人江苏华升园林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升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2019）苏1112民初17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顾菊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华辰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驳回顾菊良诉讼请求的主要理由不能成立。1、顾菊良是基于对案涉市政工程的信任，政府公开投标的公信力，认可华辰公司才是真正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才向案涉镇荣公路LH3工程供应苗木。每次顾菊良都是亲自送货，确认了自己的树苗是供应到了路段上，蒋某英也出现在案涉路段，顾菊良非常明确树苗不是给了蒋某英个人或者其他地方，且证人赵某的证言也能证实是蒋某英让其负责树苗的对接事宜。2、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没有涉及到蒋某英是否存在以个人名义对外承接绿化工程或采购苗木的法庭调查或有关证据材料，但一审判决认定“蒋某英也存在以个人名义在外承接绿化工程或采购苗木的情况”过于武断。虽然顾菊良提交的证据材料中有2张收据记载的“石马243省道”，石马243省道的绿化工程也是市政工程，顾菊良并不知道具体的中标单位，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绝不可能是蒋某英个人。3、一审法院认为顾菊良在本案中非善意相对人。我方认为，本案是政府工程，由华辰公司中标，理应由华辰公司组织有关人员施工，最终的法律后果应有华辰公司乃至发包单位承担。就在案的证据来看，一个市政绿化工程由华辰公司中标，中标后交由毛守祥承包，而蒋某英又实际在工程上负责，作为一个普通善良的供应商是无法分辨的，而且也分辨不清，所以顾菊良是善意的相对人。4、华辰公司在庭审中，对于该工程的实际情况可以说一无所知，一味地表示其只是中标单位，对其他情况不清楚，也没有收过管理费和工程费用，如果一审法院否认其买卖关系相对人的法律地位，只会帮助、滋长类似华辰公司这样的中标单位在中标后，将工程随意交由他人承包，损害一部分有着商业良知的正当商人。华辰公司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顾菊良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完全不能成立。1、本案的法律关系十分明确，是一起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本案已经经过两次一审及数次的开庭审理，可以说案件事实就是顾菊良和蒋某英之间发生的苗木买卖关系，既然是苗木买卖关系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并不能突破合同的相对性。本案买卖关系的相对方就是蒋某英而不是华辰公司。一方面蒋某英并没有以华辰公司的名义向顾菊良购买苗木，蒋某英与华辰公司既不存在职务行为，也不存在委托代理行为，更不具有委托授权不明的前提条件及表见代理的客观表象。另一方面，蒋某英向顾菊良所购的苗木并非均用于华辰公司中标的工程，在之前的庭审中已查明蒋某英出具给上诉人的欠条所载明的欠款金额系由案涉工程苗木款及其他，如兴园路、恒园路、盛园路工程苗木欠款累计所得。因此，该买卖关系的相对方显然就是蒋某英，与华辰公司无关。2、顾菊良一再认为蒋某英是其所购苗木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并以信赖该工程政府公开招投标的公信力为由认为中标人才是合同的相对方，这点完全不能成立，并与事实不符。既然顾菊良认为蒋某英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知晓蒋某英个人承接工程的情况，那在供苗时其认定的相对人就应该是蒋某英，而且事实上顾菊良与蒋某英的数次苗木买卖往来过程中从未基于信赖中标人为买卖相对人，对蒋某英的身份进行核查，并未要求蒋某英出具过授权委托书，或提供相应的委托证明文书。不仅如此，其双方所有的往来文书如送货单、欠条均没有出现哪个中标单位的名称，均是由蒋某英个人署名。已结算款项也均是发生在顾菊良和蒋某英个人之间。因此，很明显顾菊良当时认定的相对方就是蒋某英个人，顾菊良不具有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蒋某英是代表中标单位向其购苗的认知或情形。综上，顾菊良的上诉请求完成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华升公司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依法裁决。顾菊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华辰公司支付顾菊良苗木款100万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息，其中20万元自2017年7月1日起计算，10万元自2017年8月1日起计算，10万元自2017年9月1日起计算，10万元自2017年10月1日起计算，50万元自2018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2.本案诉讼费由华辰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23日，镇江市丹徒区镇荣公路工程建设指挥部向华辰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同年11月26日，镇江市丹徒区镇荣公路工程建设指挥部（甲方）作为发包方与承包人华辰公司（乙方）签订合同一份，约定由华辰公司承接镇荣公路LH3工程，承包人项目经理为丁国成，合同对工程造价、工程款的支付等方面均作了约定。合同底部承包人签字一栏处，盖有华辰公司的公章，授权代表人处有毛守祥签名。2014年5月4日起至2014年10月18日期间，顾菊良根据蒋某英的要求向案涉镇荣公路LH3工程供应苗木，并制作相应的收据31张，收据上载明供应苗木的品种、单价及数量，价款合计1122230元，收据中“交款单位”一栏均书写“蒋总镇荣公路”。收据由工地工作人员赵某签字确认。2014年6月5日和9月6日，顾菊良根据蒋某英的要求向243省道石马路段供应苗木，价值分别为18860元和10400元。顾菊良也制作了同样格式的收据2张，收据“交款单位”一栏书写“蒋总石马243省道”，收据上也载明供应苗木的品种、单价及数量，并由赵某签字确认。2017年3月4日，蒋某英向顾菊良出具还款协议一份，载明：“今欠顾菊良苗木款人民币壹佰万元整。还款计划：由2017年6月份还款贰拾万元，七、八、九月每月还款壹拾万元，至十月份还款总计伍拾万元，余伍拾万元整在2017年底前全部还清。”蒋某英出具还款协议后并未履行给付义务，2018年2月6日，顾菊良诉至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形成该院（2018）苏1112民初535号案件。另查明，第三人华升公司成立于2010年6月8日，法定代表人为蒋某英，毛守祥及赵某均在该公司担任管理职务，公司经营范围为园林绿化、园林古建筑、城市雕塑、水景喷泉的设计、施工、养护；市政工程、土建工程等。蒋某英也存在以个人名义在外承接绿化工程或采购苗木的情况。案涉路段工程款由发包方支付给华升公司。在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2018）苏1112民初535号案件审理过程中，蒋某英辩称，其与顾菊良系朋友关系，曾向顾菊良提出过购买苗木，对于所欠苗木款的金额需要核实。因第三人华升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2019年5月6日，镇江市丹徒区裁定受理镇江市丹徒区广泰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对华升公司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江苏江成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一审法院对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认定如下：一、关于蒋某英出具还款协议的行为是否构成对华辰公司的表见代理。一审法院认为，合同具有相对性，在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成立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成立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顾菊良与华辰公司之间无书面合同，顾菊良所提供的收据仅有赵某的签字，但赵某非华辰公司员工，系华升公司职员。顾菊良提供的还款协议上仅有蒋某英的签字，而蒋某英非华辰公司员工，不属于职务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理。理由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基于此，构成表见代理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1.行为人无代理权。本案中，蒋某英出具还款协议时，并未得到华辰公司的授权，其行为属于无权代理；2.需有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事实。本案中，（1）蒋某英未出具任何加盖华辰公司印章的文件，顾菊良与蒋某英之间也未签订相关书面合同。（2）顾菊良在供应苗木的过程中仅是与蒋某英进行磋商，且具体供应苗木的种类和数量也是由蒋某英决定，在此过程中，华辰公司并未参与其中，也未进行过付款。故蒋某英不具使相对人信服其具有代理权的事实。3.相对人需善意且无过失的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本案中所涉苗木买卖，金额较大，但顾菊良并未与华辰公司或蒋某英签订书面合同，在蒋某英出具还款协议前，也未要求其提供相应的委托手续。另，根据顾菊良陈述，蒋某英曾支付过苗木款15万元至顾菊良账户。除本案所涉工程外，2014年6月和9月顾菊良还向蒋某英负责的其他工程（243省道石马路段）供应苗木，华辰公司非该工程的中标单位，该工程苗木款已由蒋某英个人与顾菊良结清。故顾菊良对蒋某英存在个人承接道路绿化工程的情况应当是知晓的，顾菊良更加应该严格审查蒋某英在案涉工程中是否具有代理权限，然顾菊良在蒋某英未提供相应委托证明的情况下，即依照其要求供应苗木，未尽到基本的注意义务。故本案中，顾菊良非善意相对人。综上，蒋某英的行为不构成对华辰公司的表见代理，其所出具还款协议的效力不及于被告华辰公司，华辰公司非本案所涉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二、关于顾菊良出售的苗木用于案涉工程，该工程的中标人是否必然具有付款义务。顾菊良认为其从相关公开网站上得知案涉工程中标人为华辰公司，根据法律规定，工程不得转给他人施工，顾菊良已经举证证明其出售的苗木实际用于该工程，故华辰公司即具有付款义务，一审法院认为该理由亦不能成立。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中标人在承包工程后可能会有将工程转包、分包给他人，或出借资质给他人施工等行为，导致实际施工人与中标人不一致。在实际施工人主张工程款或承包费时，如挂靠、转包、分包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有其他法定情形的，中标人应负有相应的法律责任。而顾菊良非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顾菊良主张的系货款，顾菊良应以签订买卖合同时确定的相对人为付款义务人，向其主张权利。在双方无约定且蒋某英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的情形下，顾菊良无权依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相关法律规定向中标人即华辰公司主张权利。对于华辰公司在承包该工程后是否存在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情形，以及本案的实际施工人是蒋某英个人还是华升公司或是他人，华辰公司与实际施工人之间属于何种法律关系，顾菊良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亦存在争议。因该事实如何认定并不影响本案当事人买卖合同纠纷的处理，故本案中不予理涉。综上所述，华辰公司不是顾菊良所主张的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也不具备对该买卖合同承担付款义务的其他法定情形。对顾菊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顾菊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顾菊良负担。当事人二审没有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系顾菊良与蒋某英而非顾菊良与华辰公司。蒋某英与华辰公司既不存在职务行为，也不存在委托代理行为，更不具有委托授权不明的前提条件及表见代理的客观表象。因此，蒋某英的行为既不构成对华辰公司的职务代理，亦不构成对华辰公司的表见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蒋某英并非华辰公司员工，故蒋某英的行为不属于职务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构成表见代理的前提是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且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行为人无代理权，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以及相对人系善意且无过失的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本案中，华辰公司并未授权蒋某英购买苗木，蒋某英无权代理华辰公司。但蒋某英并没有以华辰公司的名义向顾菊良购买苗木，蒋某英未向顾菊良出具任何加盖华辰公司印章的文件、合同等。顾菊良在供应苗木的过程中，系根据蒋某英要求的苗木种类和数量进行供货，蒋某英亦曾支付苗木款15万元至顾菊良账户。在此过程中，华辰公司没有参与其中，也未支付过苗木款。虽然顾菊良所提供的收据有赵某的签字，但赵某非华辰公司员工，系华升公司职员。故蒋某英不具使相对人信服其具有代理权的事实。同时，顾菊良提供的本案所涉往来单据，送货单、欠条等，均未出现华辰公司的名称，均由蒋某英个人署名，已结算款项也均发生在顾菊良和蒋某英个人之间，在蒋某英以个人名义向其出具还款协议时，顾菊良也未要求其提供相应的委托手续。上述事实证明顾菊良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所认定的相对方系蒋某英个人，顾菊良不具有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蒋某英是代表华辰公司向其购苗的认知或情形。因此，蒋某英的行为既非职务行为，亦不构成对华辰公司的表见代理，其所出具的还款协议效力不及于华辰公司。虽然顾菊良称，华辰公司系中标单位，其出售的苗木用于中标工程，华辰公司应当承担给付欠款的义务。但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中标人并非必然具有付款义务。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在实际施工人主张工程款或承包费时，如挂靠、转包、分包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有其他法定情形的，中标人应负有相应的法律责任。而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顾菊良非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顾菊良主张的苗木货款应以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为付款义务人，无权依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相关法律规定向中标人华辰公司主张权利。故顾菊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顾菊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戴晓东审判员  朱宝华审判员  沈 荷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书记员  孟惠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