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6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阎丽，女，1963年8月5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慧芳，辽宁海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娜，辽宁海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建胜，男，1948年7月21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冰，男，1974年12月16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刁军，女，1963年12月8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乐成，男，1960年12月12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新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敦煌路11号。法定代表人：孙才科，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娜，王薇，辽宁智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益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西岗区新春街64号1层2号。法定代表人：迟丽梅，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宝富，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阎丽因与被上诉人韩建胜、刁军、林乐成、大连新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型公司）、大连益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家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4民初39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阎丽上诉请求：一、撤销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4民初3945号民事判决；二、将被上诉人韩建胜、刁军、林乐成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伪造居民身份证、户口簿等，骗取国家住房公积金的犯罪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侦查；三、依法改判五被上诉人连带赔偿变卖上诉人房屋损失人民币132万元与房屋租赁费损失18万元；四、判决五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遗漏被告承担义务主体。（一）原审诉讼中，上诉人申请追加大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原名称大连市房地产登记发证中心)和大连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参加诉讼，原审未予追加，程序错误。行政机关依法应承担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二）大连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不审查刁军提供的虚假享受住房公积金购房时工龄单位即已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中国机电设备大连公司（全民所有制）的公章真伪，导致被韩建胜、刁军一方面骗取变卖阎丽房屋财产，一方面骗取国家公积金款项，该中心应对阎丽财产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原大连市房地产登记发证中心不审查刁军使用虚假的居民身份证、户口簿真伪，侵害房屋所有权人阎丽的财产权，导致阎丽房屋被非法变卖，该中心应对阎丽财产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和认定的事实均错误。（一）被上诉人韩建胜使用犯罪手段变卖阎丽房屋，其在庭审中和在公安机关的陈述虚假。阎丽提举的证据大连市公有住房租赁合同、购房发票（金额246,322.58元）和11张照片等证据，证明阎丽于1994年6月1日取得案涉房屋，1995年7月23日在案涉房屋居住事实。韩建胜谎称1993年或1994年经上诉人阎丽弟弟阎军以12万元将房屋卖给其的陈述虚假。（二）事实上，证人温某证明阎丽将保险箱交给韩建胜代为保管房屋大连市公有住房租赁合同和钥匙，韩建胜将上诉人代为保管的房屋财产违法变卖，涉嫌侵占犯罪，是无权处分，行为无效。（三）被上诉人韩建胜、刁军、林乐成使用犯罪手段变卖上诉人房屋的行为自始无效。2013年10月，阎丽因找不到韩建胜，拟处理所有权房屋时，经查询房屋登记才发现房屋于2005年被变卖，系韩建胜伙同刁军、林乐成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居民身份证、户口簿等，刁军以“闫丽”冒充上诉人阎丽，实施共同犯罪，并骗取国家住房公积金2万余元，对韩建胜与刁军、林乐成夫妻的上述犯罪行为应移送公安机关侦查，数罪并罚，追缴违法所得，返还阎丽。（四）被上诉人新型公司与益家公司应承担阎丽房屋被变卖的责任。阎丽的房屋在新型公司有初始购房登记，有原始租赁合同与发票存根，竟然能被韩建胜与刁军、林乐成瞒天过海提供虚假身份信息进行房改，变卖，二公司具有主观过错，原审判决没有查清这一基本事实。三、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错误。（一）原审判决认为，对于变卖行为，韩建胜主张系有权处分，其与阎丽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阎军代阎丽收取了12万元房款。原审错误认为阎丽未偿还10万元，韩建胜亦未催要，不符合常理。主观臆断，十分荒唐。（二）原审判决混淆黑白，是非不清。一是韩建胜没有与阎丽形成房屋买卖合同证据；二是韩建胜既无阎丽委托亦无阎军委托卖房的证据，三是阎丽与韩建胜借款10万元系民间借贷关系，与房屋买卖关系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个法律关系，韩建胜可另案主张民间借贷10万元的权利；四是本案应查明阎丽与韩建胜是否存在房屋买卖关系，答案是双方根本不存在房屋买卖关系，韩建胜不能以10万元借款掩盖刑事犯罪与民事侵权行为。韩建胜等无权处分阎丽房屋的行为自始无效。（三）阎丽拥有房屋所有权，依法不超过刑事追诉和民事诉讼时效。阎丽虽回国多年，但找不到移居南方的韩建胜。不得已于2013年找到新型公司和益家公司，追诉时效与诉讼时效应从阎丽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原审判决主观推定，阎丽在2013年前已知晓房屋被变卖，没有事实依据。（四）原审判决对刑事犯罪、民事侵权人韩建胜、刁军、林乐成等非法变卖阎丽房屋的行为及产生的法律后果，不进行否定性评价，不鞭挞犯罪，反而支持韩建胜、刁军、林乐成等违法犯罪和侵权行为，侵害阎丽的财产权，法官罔顾事实，枉法裁判，丧失法律的尊严和公平正义。四、本案正确的法律适用。（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三条，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三）《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纠纷案件中涉及刑事犯罪若干程序问题的处理意见》：一、正在审理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发现案件的全部或部分事实涉嫌刑事犯罪。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法院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但根据民事法律规范判断，当事人之间构成民事法律关系，且不影响民事案件审理的，民事案件可继续审理。2.审理中发现涉嫌犯罪，且该刑事犯罪嫌疑案件确认的事实将直接影响民事纠纷案件的性质、效力、责任承担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法院应裁定中止审理，将犯罪线索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等待刑事程序终结后再恢复审理。……综上，原审判决诉讼程序错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发现涉嫌犯罪案件线索未移送公安机关侦查错误，请二审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韩建胜、刁军、林乐成共同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新型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由是：新型公司从未实施任何侵权行为，也无主观过错，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损失与新型公司房改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益家公司二审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阎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对原告合法居住的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号住房，各被告按现在市场价连带赔偿原告损失132万元，并赔偿原告自2013年回国后至今租房费用18万元；2.诉讼费由各被告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阎丽于1994年取得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公有住房使用权，1995年7月，阎丽尚在该房屋中居住。1995年9月15日，阎丽因事离境，抵达新西兰。阎丽离境后，韩建胜于2005年为案涉房屋办理房改、支付房改相关费用，案涉房屋于2005年5月24日由阎丽承租变更为阎丽所有。随后，韩建胜于2005年5月27日以16万元价格将案涉房屋变卖给案外人杨继光。期间为办理房改及房屋买卖手续，韩建胜找到刁军、林乐成夫妇帮忙，刁军冒充阎丽、使用“阎丽”姓名及刁军身份证号码，协助韩建胜办理了相关手续。2013年10月20日，阎丽到案涉房屋所在地的公有住房被委托管理单位益家公司补缴租金，重新办理了案涉房屋的公有住房租赁证（该租赁证与案涉房屋的实际权属情况不符）。2014年3月10日，阎丽到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提出控告，认为本人被韩建胜诈骗，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于2018年8月31日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因“经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阎丽对该决定不服申请复议，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于2019年1月18日出具刑事复议决定书，因“经审查，认为申请人控告韩建胜涉嫌诈骗罪没有犯罪事实，原不予立案决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据准确、程序合法”，决定维持原不予立案决定。阎丽对该复议决定书不服申请复核，大连市公安局于2019年2月20日出具刑事复核决定书，因“经审查，认为原复议决定认定的事实清楚、依据准确、程序合法”，决定维持复议决定。阎丽向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检察院提出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对于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不立案侦查，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5月23日出具不立案理由审查意见通知书，载明“经本院审查认为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说明的不立案理由成立”。阎丽1995年至2017年的出入境记录显示：1995年9月15日，抵达奥克兰；1999年2月13日抵达香港，1999年5月19日返回奥克兰；2001年6月7日抵达香港，2002年1月19日返回奥克兰；2002年9月3日抵达悉尼，2002年10月16日自香港返回奥克兰；2008年5月17日抵达仁川，2009年11月6日自北京返回奥克兰；2010年1月2日抵达北京，2010年3月1日自北京返回奥克兰；2010年6月3日抵达上海，2011年3月11日自北京返回奥克兰；2011年9月24日抵达广州，2012年2月3日自广州返回奥克兰；2012年4月25日抵达广州，2017年10月1日自广州返回奥克兰。大连市沙河口区监察委员会于2019年10月12日出具说明：经查，张#（身份证2301031953××××××××）2008年被江苏太仓公安局从新西兰引渡回中国。阎丽称，张#是其丈夫。蓬莱市第二实验中学于2019年10月10日出具证明：闫#，女，自2009年9月至2013年6月在我校就读，特此证明。阎丽称，闫#是其女儿。阎丽在富国街派出所接受询问时陈述：阎丽与韩建胜大约1987年认识，是男女朋友关系，当时各自有家庭，相处了大约一年左右，因感情不合分手，分手后一直当朋友相处。1995年9月，因阎丽的公司大连汇通物资经销处有官司，阎丽要到国外去，就与一个姓温的朋友、王永辉一起在大连市第三十一中学后门，将存放案涉房证的保险箱交给韩建胜保管，之所以交给韩建胜，是因为有官司，放在家里怕人查，阎丽比较信任韩建胜，所以选择放在韩建胜那里。将保险箱交给韩建胜时，阎丽把保险箱打开给韩建胜看过，并且每样东西都跟韩建胜讲过。1998年左右，阎丽妹妹阎梅做生意要用12万元，阎丽就给韩建胜打电话借款，韩建胜表示同意，阎丽就让弟弟阎军去找韩建胜。之后阎军打电话说，韩建胜给他拿了10万元，并让他在空白纸张上签了字。之后，阎丽就再没联系上韩建胜。2013年3月，阎丽回到大连，回大连后也没有去看过案涉房屋，到2013年9月份想把案涉房屋卖掉，2013年10月份就去新型公司重新办理了公有住房租赁证，阎丽想办理房屋过户的时候，房地产交易中心称案涉房屋已经在2005年5月份卖给杨继光，2006年3月份又卖给陶静。阎丽此时得知房屋被卖，自房地产交易中心调取了房屋交易信息材料，陆续找到林乐成、刁军，并到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富国街派出所报案。本案庭审过程中，原告阎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在阎丽出境后回国时间、阎丽出国时案涉房屋钥匙是存放在保险箱中交由韩建胜保管还是在阎丽处、阎丽出国后与家人是否有联系、阎丽出国后及回国后与韩建胜是否有联系等问题上，存在前后陈述矛盾。韩建胜在富国街派出所接受询问时陈述：韩建胜与阎丽大约于1986年相识，是朋友关系，1986年至1988年间来往较密切，1988年后联系较少。大约1994年，阎丽的弟弟阎军拿着案涉房屋的使用权证到韩建胜办公室，让韩建胜帮阎丽把案涉房屋卖了。韩建胜不相信，让阎军给阎丽打电话，韩建胜与阎丽通话时，阎丽称在新西兰，现在回不来，让韩建胜帮忙把房子卖了，她急需用钱，韩建胜就答应帮忙。当时韩建胜就给一个女性朋友刘斌打电话，问她买不买这个房子，刘斌就来到韩建胜的办公室，想先去看看这个房子。阎军就把案涉房屋的使用权证给韩建胜和刘斌看过，然后收起来，并告诉刘斌房子卖15万。一起去看过房子后，刘斌说位置不好、价钱太贵，就不想买了。大约过了1个星期，阎军又找到韩建胜，说房子愿意降价，卖12万。韩建胜又给刘斌打电话，动员刘斌买这个房子。在刘斌没来之前，韩建胜又与阎丽通话，电话中，阎丽让韩建胜帮忙，说要是刘斌真想买，就让韩建胜先把钱给阎丽，刘斌给钱就给韩建胜，韩建胜表示同意。刘斌到了以后，同意买这个房子。过了大约一星期，韩建胜把钱准备好了，将阎军和刘斌都叫到韩建胜办公室，当着刘斌的面，把10万元给了阎军，并告诉阎军，是阎丽拜托韩建胜先垫付钱款，剩余2万要等刘斌付款后再给阎军。韩建胜起草了一个买房协议，当时写的买主是刘斌，写完后阎军代阎丽签字，阎军就把房子的使用权证和钥匙交给了韩建胜，等阎丽回来以后再过户。韩建胜想将房屋钥匙和使用权证交给刘斌，刘斌说等付款的时候再拿。过了大约一星期，刘斌给韩建胜打电话说房子不买了。韩建胜就通知阎军说刘斌不买了，让阎军把钱还给韩建胜，钥匙房本还给阎军。阎军不同意。韩建胜说要是这样，剩下2万元就不给了。过了半年左右，阎军带了两个人找到韩建胜，要剩余2万元，韩建胜就把钱给了阎军，阎军打了收条，房子韩建胜就自己留着了。2005年时，韩建胜想将房子卖掉，就找到五一广场附近的天鹰中介，天鹰中介的工作人员称，使用权证的房主不在卖不了，但如果肯花钱的话，他们和房产关系好，找个人替阎丽签字，中介就能帮忙卖房子。韩建胜找到刁军顶替阎丽，向刁军要了刁军的照片和户口本复印件交给中介。过了一个月左右，中介让韩建胜带刁军和林乐成去签字，签字之前，中介告诉韩建胜，去掉所有费用，就剩15万元了。韩建胜表示同意，拿到钱后韩建胜就离开大连了。这个过程中，韩建胜没有给刁军好处。本案庭审过程中，韩建胜在10万元钱款交付细节上的陈述，与派出所笔录中有前后矛盾之处。刁军在富国街派出所接受询问时陈述：2005年3、4月份，韩建胜找刁军和林乐成，称有个亲戚在新西兰，想卖房子，但来回费用大，因为刁军和那个亲戚年龄相仿，所以找刁军帮忙。刁军问，亲戚的房子为何由韩建胜卖。韩建胜称，亲戚当年出国的时候没有钱，韩建胜给拿的钱，房子就给他了。刁军就同意帮忙，并把照片和户口本、身份证交给了韩建胜。过了一两个月，韩建胜带刁军和林乐成到五一广场附近的天鹰中介，天鹰中介拿了几份材料让刁军签字，刁军就按中介要求在材料上签了阎丽的名字。刁军不认识阎丽，也不清楚房子卖给了谁，在帮韩建胜的过程中，没有收取好处。阎军在富国街派出所接受询问时陈述：阎丽和韩建胜是朋友，关系很好，但具体什么关系不清楚。阎丽出国后，阎军和韩建胜见过两次，第一次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当时阎丽给阎军打电话，没有告诉阎军为什么，只说让阎军找韩建胜拿12万元。阎军就到大连市三十一中学校办工厂韩建胜的办公室。找到韩建胜后，韩建胜给了阎军10万元，阎军问不是12万吗，韩建胜称和阎丽说好了，让阎军先拿走10万。当时有一个女的在场。韩建胜拿出一张空白纸，让阎军签字，阎军就签了。此后，阎军也没有找韩建胜拿过剩余2万元。第二次见面具体时间记不清了，韩建胜给阎军打传呼让阎军去案涉房屋等他，阎军去了后，见到韩建胜和另一个女的。这名女性，阎军不认识，但与韩建胜给10万元时所见女性，是同一人。案涉房屋钥匙在韩建胜手中，韩建胜拿钥匙开门，阎军去看了一下，检查水管等房屋设施后就走了。整个过程中，阎军没有和那名女性讲话，记不清楚她是不是一起去了阎丽的房子，也不知道韩建胜为何领她一起去案涉房屋。本案庭审中，阎丽申请阎军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阎军庭上陈述内容与富国街派出所笔录内容基本一致。刘斌在富国街派出所接受询问时陈述：刘斌与韩建胜通过朋友认识。大约1993年，因听说韩建胜能买到便宜的房子，刘斌曾拜托韩建胜帮忙留意。1994年，韩建胜打电话告诉刘斌，有朋友要卖房子，让过去看看。刘斌到韩建胜办公室后，看见他办公室还有一个男的。韩建胜告诉刘斌，房子是这个人姐姐的，但他姐姐在国外回不来，想把房子处理掉，卖15万元。三人就一起去看了房子，路上韩建胜告诉刘斌，这个男的叫阎军，房子是他姐姐阎丽的。到房子那之后，刘斌觉得地点不好，在山坡上，价格有点贵，就没要。过了十多天，韩建胜又给刘斌打电话，说房子降到12万，让刘斌再去看看。刘斌就直接去了房子那，韩建胜和阎军都在。刘斌说现在没有这么多钱，韩建胜就说他先垫付，等过后刘斌再给他，刘斌表示同意。韩建胜就起草了一份买卖协议，告诉阎军，先给他10万，等刘斌付款后，剩下的2万再给阎军。之后韩建胜让刘斌在协议上签字，刘斌没签，说等付款时再签字。韩建胜就把10万元给阎军了，阎军就把使用权证给了韩建胜。过了大约半个月，刘斌给韩建胜打电话告诉他房子不买了。之后，双方再无联系。高传平在富国街派出所接受询问时陈述：2005年，高传平在五一广场天鹰中介做手续员，负责带买卖双方到房地产交易中心办理产权过户。案涉房屋是否是高传平办的手续，他本人记不住，但如果韩建胜和刁军这么说，应该就是自己办理的。但高传平称，从来没有不是本人来卖房子，自己给帮忙办理的，都是卖房子的人把手续准备好，房主本人到交易市场办理的，至于手续是否真实，由房屋交易市场审查。温某在富国街派出所接受询问时陈述：温某与阎丽是邻居，也认识韩建胜。1995年夏天，阎丽问温某去不去她饭店拿鸽子钱，温某说去，阎丽就和温某、王永辉一起去了她的饭店，路上路过韩建胜家时，阎丽下车送给韩建胜一个长方形的深红色小保险箱。温某和王永辉当时在车上呆着，没有听清他们讲什么。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诉请，不予支持，理由如下：一、原告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财产损害，属于债权请求权，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应自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201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虽将诉讼时效期间改为三年，但民法总则施行后并未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民事主体的权利受到损害的事实发生在民法总则施行之前，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至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超过二年的，应认定为诉讼时效期间已届满。庭审中，原告自认，案涉房屋是其名下唯一住房。但自1995年9月原告出国至2014年3月10日到公安机关报案，1999年至2002年期间，原告曾多次到达香港，2008年原告丈夫被引渡回国后，原告与女儿即在山东蓬莱长期持续稳定共同生活，定居山东蓬莱期间，原告2009年11月至2011年9月曾多次自北京、上海、广州出入境，行动不受限制。但原告称，2013年前原告对案涉房屋被变卖的情况不知情，2013年原告要出售案涉房屋，遂到益家公司处补缴租金、重新办理公有住房租赁证，此后到房地产交易中心准备办理过户手续时，才发现案涉房屋已被刁军、林乐成顶名变卖。如若原告陈述属实，则其十几年间对案涉房屋不管不顾，未对其名下唯一住房进行任何管理，2009年回国定居后原告行动并未受限，但其本人仍未对案涉房屋进行维护，亦未委托亲友对案涉房屋进行管理，2013年准备出售房屋之前，仍未独自或带买方到案涉房屋现场查看，原告陈述明显不符合常理。故应推定，原告此前已知晓房屋被变卖，其2014年3月10日才到公安机关报案，报案时已超过诉讼时效。二、依据当事人陈述及证据可知，韩建胜变卖了原告名下案涉房屋并取得卖房款是事实，原、被告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韩建胜变卖案涉房屋的行为是否是有权处分。对此，原告主张系无权处分，对于韩建胜如何取得案涉房屋的钥匙，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存在前后矛盾，对于韩建胜如何取得案涉房屋的使用权证，原告称，双方是保管合同关系。但对此，韩建胜不认可，原告除温某在富国街派出所接受询问的笔录外，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而温某仅陈述，确曾见到阎丽将一个保险箱交给韩建胜保管，但并不清楚双方谈话内容，亦不清楚保险箱中存放的物品。对于变卖行为，韩建胜主张系有权处分，其与阎丽之间是房屋买卖合同关系，阎军代阎丽收取了12万元房款，并代阎丽向韩建胜交付了案涉房屋的使用权证和钥匙。对此，刘斌在富国街派出所接受询问时，对韩建胜的陈述予以证实。同时，阎军亦称，其曾与韩建胜、刘斌一起到案涉房屋进行查看，且确曾代阎丽收到韩建胜交付的10万元。如原告所述属实，其确曾将房屋的使用权证交给韩建胜保管，韩建胜变卖房屋系私自处分，则韩建胜自行变卖案涉房屋时，理应回避原告及原告弟弟阎军，以免被原告发现，而无须冒风险带阎军与刘斌一起到案涉房屋进行查看，故可推断，之所以三人一起到案涉房屋中，是因为阎军手中持有案涉房屋的钥匙及使用权证，否则于理不通。另外，原告主张阎军在韩建胜处取得的10万元系借款，但无论取得款项的时间是韩建胜所述的1994、1995年前后还是阎丽所述的1998年前后，10万元均系数额较大的款项，但对该10万元，原告未进行偿还，韩建胜亦未进行催要，亦与常理不符。综上，原告与韩建胜陈述相悖且提供的证据均不充分，但相对而言，韩建胜提供的证据优于原告提供的证据，韩建胜主张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在盖然性程度上高于原告主张的保管合同关系。同时，考虑原告已实际收取了10万元，而原告向韩建胜交付房屋使用权证和钥匙是一个自发、积极、主动的法律行为，应由原告对所主张的事实继续举证，在原告对主张的事实不能证明的情况下，诉请不应予以支持。三、至于2019年9月16日第一次庭审过程中，原告申请追加大连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大连市房地产发证中心作为本案共同被告，认为该两部门工作存在严重过错，对原告存在侵权行为，应与本案五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经审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事纠纷，大连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大连市房地产发证中心在本案中并非适格被告，故对该请求不予准许。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阎丽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300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负担。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其委托韩建胜照管案涉房屋，韩建胜未经上诉人同意以上诉人名义参加房改，将案涉房屋产权登记至上诉人名下后，又以上诉人名义将案涉房屋转让，故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各被上诉人按房屋市场价连带赔偿变卖房屋损失132万元及上诉人2013年至今租房费用18万元。被上诉人韩建胜予以否认，表示上诉人已通过其弟弟将案涉房屋转让给韩建胜，韩建胜支付了房款，因韩建胜无法联系到身在国外的上诉人，才以上诉人名义参加房改并转让案涉房屋。首先，上诉人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曾委托韩建胜照管案涉房屋。上诉人主张其在出国前将装有房屋钥匙、使用权证等材料的保险箱交付给韩建胜，委托韩建胜照管房屋，并给予韩建胜现金，委托韩建胜代缴案涉公房租金。而韩建胜对此予以否认。上诉人主张温某与其一同送保险箱给韩建胜。但温某在公安机关做询问笔录时自述其仅看见上诉人下车送给韩建胜一个长方形的深红色小保险箱，温某没有听清上诉人与韩建胜讲什么。故温某的陈述不能证明上诉人出国前将装有房屋钥匙、使用权证等材料的保险箱交付给韩建胜。据此，上诉人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曾委托韩建胜照管房屋。其次，韩建胜主张上诉人委托其弟弟将案涉房屋转让给韩建胜，韩建胜支付了12万元房款。虽然韩建胜未能提交房屋买卖合同、房款收据等书面证据证明上诉人将房屋转让给了韩建胜。但上诉人弟弟自认曾与韩建胜和当时欲购买案涉房屋的购房人去查看过案涉房屋，上诉人又自认其弟弟收到韩建胜支付的10万元。且韩建胜持有房屋使用权证书、钥匙等权利凭证。又因上诉人从1995年至2013年期间，长达18年时间对其在国内的唯一住房不闻不问，显然有悖常理。故韩建胜提交证据的证明力优于上诉人证据的证明力，一审认定韩建胜主张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在盖然性程度上高于上诉人主张的保管合同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上诉人主张将被上诉人韩建胜、刁军、林乐成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伪造居民身份证、户口簿等骗取国家住房公积金的犯罪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侦查一节，本院认为，2014年3月10日，上诉人到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提出控告，认为本人被韩建胜诈骗，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于2018年8月31日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因“经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上诉人对该决定不服申请复议，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于2019年1月18日出具刑事复议决定书，因“经审查，认为申请人控告韩建胜涉嫌诈骗罪没有犯罪事实，原不予立案决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据准确、程序合法”，决定维持原不予立案决定。上诉人对该复议决定书不服申请复核，大连市公安局于2019年2月20日出具刑事复核决定书，因“经审查，认为原复议决定认定的事实清楚、依据准确、程序合法”，决定维持复议决定。上诉人向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检察院提出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对于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不立案侦查，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5月23日出具不立案理由审查意见通知书，载明“经本院审查认为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说明的不立案理由成立”。故对上诉人要求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若认为存在其他犯罪嫌疑，可自行至相关部门控告。关于上诉人申请追加大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大连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参加诉讼一节，上诉人主张大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大连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如上所述，本案并未支持上诉人提出的韩建胜擅自处分代管房屋的主张，即未判令各位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则更无需追加大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大连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参加本案诉讼承担赔偿责任。对上诉人的追加当事人申请，本院亦不予准许。综上所述，阎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上诉人阎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姝丽审判员  张萍萍审判员  张 颖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书记员  罗蔓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