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辽06行终4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东港市农业农村局。住所地：东港市黄海大街251号。 负责人：孙承颜，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邢莉，女，系该局政策法规科科长，住东港市。 委托代理人：何恒川，系辽宁仁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艺涵，男，1976年2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户籍地：东港市，现住东港市。 委托代理人：刘业明，系辽宁天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新婷，系辽宁天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东港市农业农村局因不服东港市人民法院（2019）辽0681行初5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东港市农业农村局的委托代理人邢莉、何恒川，被上诉人王艺涵的委托代理人刘业明、张新婷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2017年12月20日，东港市农村经济局与辽宁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原告是位于东港市××××店镇的“东港市新增粮食产能规划2017年田间工程建设项目（第一标段）”项目工程的实际施工人。2018年5月30日通过竣工验收。经东港市财政局委托，辽宁信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20日作出《工程造价决算审核报告书》，确定涉案工程价款为6109366.15元。原告向东港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被告东港市农村经济局给付工程款，东港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3日作出判决，判决：被告东港市农村经济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王艺涵工程价款6109366.15元。被告不服判决，向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9日作出民事裁定，裁定：驳回东港市农业农村局的再审申请。2019年7月1日，被告东港市农业农村局作出东农（招投）罚[2019]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以下事实：当事人以辽宁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名义对“东港市新增粮食产能规划2017年田间工程建设项目第一标段”项目进行投标并中标，2018年1月当事人组织人员、机具对“东港市新增粮食产能规划2017年田间工程建设项目第一标段”项目进行施工，2018年5月完工，工程价款为6109366.15元，获取利润427655.63元。当事人以他人名义投标骗取中标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决定对王艺涵作出如下行政处罚：1、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八罚款，计人民币肆万捌仟捌佰柒拾肆元玖角叁分整（48874.93元）；2、没收违法所得肆拾贰万柒仟陆佰伍拾伍元陆角叁分整（427655.63元）。原告不服，遂于2019年8月23日向该院提起本行政诉讼。 2019年4月29日，《市委编办关于明确市农业农村局内设机构的通知》（东编办发[2019]37号），批准成立东港市农业农村局,不再保留市农村经济局。 原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七条“……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法对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依法查处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对招标投标活动的行政监督及有关部门的具体职权划分，由国务院规定。”。被告东港市农业农村局提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七条，以及《关于印发东港市农村经济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东政办发〔2011〕23号）、《市委编办关于明确市农业农村局内设机构的通知》（东编办发〔2019〕37号）文件，不能证明被告是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查处和监督的行政监督部门，也不能证明被告是适格的行政处罚主体，故被告作出东农（招投）罚[2019]11号行政处罚决定无职权依据。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合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确认被告东港市农业农村局作出的东农（招投）罚[2019]11号行政处罚决定无效。 上诉人东港市农业农村局上诉称：上诉人对本案享有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无上述职权进而判决确认上诉人作出的案涉处罚决定无效，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于一审庭审中提供了相关职权依据，包括《关于印发东港市农村经济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东政发[2011]23号）、《市编办关于明确市农业农村局内设机构的通知》（东编办发[2019]37号）均确定了上诉人基于历史沿革与机构改革，目前享有对案涉事务的管理处罚职权。更为重要的是，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七条规定“对招标投标活动的行政监督及有关部门的具体职权划分，由国务院规定”，但国务院于2019年3月作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四条规定“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指导和协调全国招标投标工作，对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的工程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检查。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铁道、水利、商务等部门，按照规定的职责分工对有关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发展改革部门指导和协调本行政区域的招标投标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规定的职责分工，对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依法查处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其所属部门有关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职责分工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财政部门依法对实行招标投标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的政府采购政策执行情况实施监督。监察机关依法对与招标投标活动有关的监察对象实施监察。”，由此可知，关于对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的法定职权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对此，结合上诉人提供的相关编委文件，足以确定上诉人享有对案涉违法行为处罚的法定职权。另外，案涉农田建设项目在2011年时便由原东港市农村经济局监督实施，经机构改革后由上诉人管理。更为重要的是，国务院办公厅于2000年5月3日作出的《关于国务院有关部门实施招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的职责分工意见》，其第三条也规定相关项目由相应的单位监督执法，故既然案涉项目系上诉人项目，应由上诉人进行监督执法，关于该事务的法定职权十分明确。应人民法院要求，己将相关文件提交。如人民法院对上述编委文件的内容有不解之处，因上诉人无解释权，故一审法院应直接询证东港市人民政府和编委部门即可以查明该事实，但一审判决在上述事实未进行调查、甄别的情况下认定上诉人无处罚职权，进而判决案涉处罚决定无效，系事实认定错误。该种认定结论实际变相鼓励了投标人实施违法行为，故确应予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在未进行详细调查的情况下，径行认定上诉人不享有对案涉违法行为的处罚职权，系认定事实错误。请求：1、依法判决或裁定撤销东港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辽0681行初58号行政判决;2、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王艺涵答辩称：东港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辽0681行初58号行政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贵院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处罚没有职权依据。1、上诉人提供的《关于印发东港市农村经济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东政办发[2011]23号）此文件的适用对象是东港市农村经济局，而不是被上诉人，既然原行政主体已经不存在，那么基于原行政主体产生的职责文件也不应当继续适用。上诉人提供的《市委办关于明确市农业农村局内设机构的通知》（东编办[2019]37号）中关于农田水利方面仅有管理授权，并不是行政处罚权。另外，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法实施条例》及《关于国务院有关部门实施招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的职责分工意见》在一审中并没有提出作为其职权依据，被上诉人认为在二审提出不应当采纳。从内容上看也没有行政处罚权的授权内容。纵观上诉人提交的所有职权依据的文件均无行政处罚权的授权内容，充其量描述为行政管理权或行政监督权，但在本案中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作出的是关于罚款的处罚决定，按照《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其必须提供其享有行政处罚权的职权依据，但上诉人并没有提供，所以应当认定被答辩人无职权依据。二、被上诉人也不是行政处罚的相对人。退一步说，即使上诉人有职权依据，那么上诉人依据《招投标法》第54条对被上诉人进行处罚也是错误的。该条款规定的处罚相对人是投标人，被上诉人只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并没有参与投标活动，更不是投标人。投标人是辽宁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即便上诉人有处罚权，处罚相对人也应当是辽宁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而不是被上诉人。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判决结果正确，望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各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已随案移送至本院。经审查，本院认为原审法院认证正确。 庭审辩论中，各方当事人围绕本案的争议焦点即上诉人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有无职权依据，对被诉的行政行为和原审判决的合法性进行了辩论。各方当事人的辩论观点与其上诉和答辩观点一致。 本院认为，被诉处罚决定所涉处罚职权应予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东港市人民法院（2019）辽0681行初58号行政判决； 二、发回东港市人民法院重审。 审判长  张晓欣 审判员  吕伯昌 审判员  李 欣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 书记员  于冰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