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8民终3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小红，女，1979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柳思，四川思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先荣，男，1971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琳，四川思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先静，女，1980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 上诉人徐小红、何先荣因与被上诉人高先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人民法院（2019）川1802民初24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小红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徐小红归还高先静2960元；2.一、二审诉讼费均由高先静承担。事实和理由：高先静共计向徐小红出借295800元，其中：手机银行转账207500元，微信转账88300元。徐小红收到高先静的借款后，依据双方口头约定，定期或不定期的通过手机银行、微信、支付宝等形式归还高先静借款。其中，手机银行转账归还借款94110元，微信转账归还借款135230元，支付宝转账归还借款63500元，共计已归还高先静292840元。所以徐小红向高先静的借款已经大部分归还，目前仅欠2960元还未归还。一审未予审查和认定，仅仅依据徐小红出具的借款确认书判决徐小红向高先静归还借款145000元，而事实上该借款确认书所写金额并非全部借款金额。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予以改判。 高先静辩称，徐小红的陈述不属实，转账记录实际情况也与徐小红陈述不一致。借条是2019年11月由徐小红亲自签名且按手印的。当时在大兴镇公安机关还留了复印件，但记不清是经侦大队还是刑侦大队。双方打的借条是徐小红核算了准确数据后打的。 何先荣辨称，同意徐小红的上诉意见。 何先荣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何先荣不承担还款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均由高先静、徐小红承担。事实和理由：徐小红向高先静借款一事，徐小红一直隐瞒上诉人何先荣，何先荣、徐小红婚姻存续期间，何先荣从不知晓徐小红对外有借款。直至本案一审法院向上诉人送达起诉状，何先荣才知晓徐小红对外借钱。一审判决以“高先静应徐小红的要求将部分借款转入何先荣微信账户，据此可以推定何先荣知晓徐小红借款的事实”没有证据依据。徐小红的借款为赌资，不应当受法律保护。 高先静辩称，案涉借款是在徐小红、何先荣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借款是转入何先荣名下，何先荣知道借款事实。二人离婚后还一起准备还高先静的钱。案涉借款不是用于徐小红赌博，是为了夫妻做生意，徐小红只打小麻将，从来不打大麻将。 徐小红辩称，认可何先荣不知晓借款的事实。 高先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徐小红、何先荣偿还借款145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徐小红、何先荣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7月-9月，徐小红以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为由，陆续向高先静借款，高先静通过微信、银行、现金等方式将款转给徐小红或何先荣账户，其间徐小红也陆续向高先静还款。经高先静多次催款，徐小红于2019年11月6日向高先静出具借款确认书一份（其中主要载明借款金额构成情况）和借条一张，该借条主要载明：“今徐小红借高先静转账145,000元，以手机转账记录为证。”此后，高先静听说何先荣正将名下车辆卖出，认为徐小红和何先荣在进行财产转移，遂导致本案发生。 一审另查明，1.徐小红与何先荣于2009年4月13日在雨城区民政局登记结婚，于2019年10月23日解除婚姻关系；2.2019年11月6日，徐小红在向高先静出具借据时，高先静认为徐小红和何先荣在逃避债务，便与徐小红发生口角，高先静向公安机关报警；随后，高先静与徐小红一起到公安机关请求解决。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通过审理，在案证据已经充分印证徐小红陆续向高先静借款，除已归还的款项外，至今仍拖欠部分借款的事实客观存在。双方的借贷关系未违反现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而应予保护，各方均应当全面履约。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1.徐小红尚欠高先静借款145000元还是9800元？2.徐小红的借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关于尚欠借款金额的问题，高先静先后两次就借款事由主动要求到公安机关进行调解，但徐小红均未提出过自己受到威胁导致欠条金额与实际借款金额不符，与常理不符，且徐小红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受到威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故对徐小红关于借款确认书、借条是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写的，实际欠款只有9800元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根据高先静提供的借条、借款确认书、电话录音等相关证据，一审法院依法认定尚欠借款金额为145000元；关于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徐小红与高先静的全部借贷关系发生于徐小红与何先荣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高先静应徐小红的要求将部分借款转入何先荣微信账户，据此可以推定何先荣知晓徐小红借款的事实，虽然徐小红与何先荣在离婚时对婚姻存续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了约定，但该约定对离婚的双方具有约束力，但不得对抗第三人，即对高先静没有约束力，且何先荣也无相应证据证明该债务属其不承担责任的情形，何先荣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徐小红、何先荣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高先静借款145000元。如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45元（已减半收取），由徐小红、何先荣负担，此款高先静已垫付，徐小红、何先荣在履行还款义务时一并支付高先静。 二审期间，徐小红提交如下证据：微信转账记录，拟证明高先静向徐小红出借299351元，已归还292840元，尚欠高先静6511元。高先静质证认为，不认可徐小红主张的金额，微信转账不是用于归还案涉借款。何先荣质证认为，何先荣不知晓，与何先荣没有关联。 何先荣提交如下证据：1.高先静转款给徐小红的微信转账记录和徐小红转款给高先静的转款记录，拟证明一审法院认定的高先静转给何先荣的钱其实是转到徐小红的微信上并被徐小红提走。2.2020年5月14日手机截屏，何先荣在申请微信时形成的，拟证明何先荣有自己的微信号，与徐小红的微信号有区别。高先静质认为，微信号“阳光”是何先荣。对方称徐小红自提不属实，对方无证据证明是徐小红自提。多个手机号可以注册多个微信号，何先荣可以有多个微信号，何先荣提供的证据是其与徐小红一起伪造的。徐小红质证认为，对何先荣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相关转账记录是何先荣找徐小红要的。 高先静提交如下证据：2019年7月12日至2019年10月24日左右的7组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截屏。拟证明一审判决中认定的徐小红欠高先静的款是事实，案涉借款是何先荣和徐小红的夫妻共同借款，徐小红借口拖欠我的借款。徐小红质证认为，高先静提交的证据关于徐小红与高先静的聊天记录仅能证明双方存在借贷的事实及双方协商过还款事项，不能证明借款金额及尚欠金额。关于高先静与其他人的聊天记录及徐小红向他人借款的内容与本案借贷没有关联性。何先荣质证认为，何先荣不知道高先静与徐小红之间借贷关系的情况，也对证据上载明的情况不知情。 本院经组织各方当事人质证后认为，徐小红、何先荣、高先静提交的证据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上述证据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认定。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何先荣在一审庭审中陈述：高先静转给何先荣的钱，卡是何先荣和徐小红在用。二审审理中，徐小红将上诉状上的徐小红应当归还高先静2960元变更为6511元。 本院认为，徐小红向高先静借款，徐小红于2019年11月6日向高先静出具借款确认书一份和借条一张，借条及借款确认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从2019年7月至9月期间，徐小红陆续向高先静借款，高先静通过微信、银行、现金等方式将款转给徐小红或何先荣账户，其间徐小红也陆续向高先静还款。徐小红于2019年11月6日向高先静出具借款确认书一份和借条一张的行为应视为徐小红与高先静对之前发生的借款及还款金额进行了最后的结算。所以对双方进行的结算出具的欠条及借款确认书应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至于双方在二审中提交的关于双方结算之前的款项来往证据，本院不再确认。何先荣二审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无法确认此微信号是徐小红使用的微信号，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结合何先荣在一审中陈述高先静转给何先荣的钱，卡是何先荣和徐小红在用。一审认定何先荣知晓徐小红借款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徐小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何先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00元，由徐小红、何先荣各负担16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汤 玉 审 判 员  简克红 审 判 员  邓 飞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魏 巍 书 记 员  张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