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0）陕06民终6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晓旭，女，1991年10月5日出生，汉族，现住延安市宝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平元，男，1966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现住延安市宝塔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延安市宝塔区甘谷驿镇西镇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延安市宝塔区。法定代表人：罗浪，该村村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申边疆、姬建军，陕西圣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晓旭因与被上诉人延安市宝塔区甘谷驿镇西镇村村民委员会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2019）陕0602民初69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晓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平元，被上诉人延安市宝塔区XX镇XX村的法定代表人罗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申边疆、姬建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晓旭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分配征地补偿款22270元并享受以后村民同等待遇；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判决错误。上诉人是西镇村村民，自出生就落户在西镇村上至今，依法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权，应当获得该村征地补偿款。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权是基于身份产生的权利，既不是劳动报酬，也不是投资收益，上诉人履行了村领导分配的合法义务，具有该村集体组织成员资格。征地补偿款分配方案是2017年决定的，该决定作出时上诉人是该村合法村民，依法享有分配该征地补偿款的权利。村委会确定分配方案，对该村外嫁女的征地补偿分配作了限制，其内容违反了村民决议“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的法律规定，该分配决议无效。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结婚后不在村上居住，脱离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关系为由，不分配征地补偿款，判决错误。XX村XX镇拆迁，全村房屋基本均被征用，因房屋被拆迁，无房居住，大部分村民都不在村上居住，并非只有出嫁女不在村上居住。上诉人在外再无土地，仍以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在丈夫处未享受任何待遇，享有分配土地补偿费的权利。综上，原判决以上诉人不在村上居住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故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延安市宝塔区甘谷驿镇西镇村村民委员会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刘晓旭不具土地补偿款的分配资格。《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纠纷案件讨论会纪要》第五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一般是指在XX组XX村、组生产生活，依法登记常住户籍并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权利义务关系的人。”《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23条：“审理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时，要在现行法律规定框架内，综合考虑当事人生产生活状况、户口登记状况以及农村土地对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等因素认定相关权利主体。要以当事人是否获得其他替代性基本生活保障为重要考量因素。”《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23条的“理解与适用”中对实践中的一些特殊类型人员的土地补偿费的分配作出操作指引，其中对“外嫁女”的处理如下：如果其出嫁后即去夫家所在地生产和生活，并不以原村土地为其基本生活来源的，说明其与原集体经济组织已不存在较为固定的生产和生活关系，对属此种情况的外嫁女应不再认定为该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其分配请求应当予以驳回。而对于女方出嫁后，仍在原村耕种土地，并按时缴纳集体提留等，履行了相应义务，又未改变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应认定其仍为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享有与其他村民同等的分配权。本案中，上诉人刘晓旭与郝马江于2017年4月6日登记结婚，郝马江系陕西省绥德县XX镇XX村人，刘晓旭结婚后即离开西镇村，据了解上诉人一直在外工作，现并不以西镇村土地作为基本的生活来源，上诉人实际上与原集体经济组织在2017年已脱离了关系。故依照现行法律规定，不能以上诉人户口未迁来确认其具有分配资格。上诉人的情形不符合西镇村土地补偿款的分配条件。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村集体有权讨论决定征地补偿款的使用、分配方案。本案中，2017年12月20日至2018年2月，村三委会先后召开了7此会议，并在XX室XX村XX委XX小组推选的村民代表大会，最终形成了《西镇村2017年征地款分配正式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分配方案）。该分配方案经村民会议民主议定产生，符合民主议定程序，分配方案的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分配方案》第二条明确约定，正常出嫁的女子只参与2013年分地人口比例分配，一次性了结，从此，这些人员户口不迁者，视为挂户人口，无享受资格。在方案实施过程中，答辩人已按照2013年分地人口为其分配6520元，该分配方案为一次性终结分配，从此以后，上诉人便无权享有村上其他待遇。此外，按照法律规定，村民组织对自身的生产、生活享有高度自治权，人民法院是不能用司法权来约束村民自治权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应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晓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分配征地补偿款22270元，并享受以后村民同等待遇；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户籍所在地为延安市宝塔区XX镇XX村，原告刘晓旭生于1991年10月5日，出生取得该村户籍。2013年享受了土地补偿款：第一次每人4700元，第二次每人1000元。2018年分配2017年的土地征收补偿款，有户口、有土地的每人分配16020元，出嫁女是每人分配6520元（原告已享受），2019年分配2018年的土地征收补偿款，有户口、有土地的每人分配12770元，没有土地、有户口的每人分配5800元，出嫁女不再分配，即原告未分配。另查明，2016年1月10日，原告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编号为61060211020000121Z，承包起止日期为：1998年12月31日到2028年12月30日，确权方式为确权确地，权利性质是家庭承包。地块名称是上西坪和后川路下，用途是种植业。又查明，原告刘晓旭与郝马江于2017年4月6日登记结婚，郝马江系陕西省绥德县XX镇XX村人。结婚后，原告便离开延安市宝塔区XX镇XX村生活,且在延安市宝塔区XX镇XX村无宅基地。上述事实，有原告和被告陈述、户口本复印件、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社会保障卡、西镇村2017年征地款分配正式实施方案、XX镇XX村分钱方案村民意见表等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一般是指在XX组XX村、组生产生活，依法登记常住户籍并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生权利义务的人。虽然原告既有被告延安市宝塔区甘谷驿镇西镇村村民委员会的户籍，又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但由于原告刘晓旭于2017年4月6日登记结婚，原告结婚即离开延安市宝塔区XX镇XX村，原告实际上已脱离了原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故不应当以户口在村确认其分配资格。因此对原告请求被告支付征地补偿款及要求以后享受村民同等待遇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宪法》第三十三条四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晓旭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7元，原告已预交，现减半收取，实际由原告负担178.50元。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上诉人刘晓旭在一审提供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显示家庭承包地户主为上诉人的父亲刘平元，分配了承包土地的农户成员为：郝三梅、刘小静、刘宇樊，无上诉人刘晓旭的名字。承包地起止时间为1998年12月31日至2018年12月30日。刘宇樊出生于2008年XX月XX日，属于家庭户新增人口，在被上诉人延安市宝塔区XX镇XX村享受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全部村民待遇及征地补偿款的分配。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本案中，上诉人刘晓旭于2017年4月6日登记结婚，被上诉人延安市宝塔区甘谷驿镇西镇村村民委员会2018年2月4日议定征地款分配实施方案时，上诉人刘晓旭已外嫁离开该村在延安市城内居住。上诉人的户籍虽未迁出，但其父亲2016年1月10日办理的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户成员栏中已无上诉人刘晓旭的名字，应视为上诉人刘晓旭不再享有家庭土地份额。上诉人刘晓旭在城市生活，不再以被上诉人村的土地为生活来源，其与该村集体经济组织已不存在固定的生产和生活关系，故不应认定上诉人为该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其请求分配被上诉人村征地补偿款，并享受该村同等待遇的主张不能得到支持。综上所述，刘晓旭的上诉请求不能得到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7元，由上诉人刘晓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闫 小 虎审  判  员   霍 雨 枫审  判  员   牛    菲                                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院 印）法官 法 官助 理   王    慧书  记  员   张    良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