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43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郑州供电公司。负责人：刘长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能亚东，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凌，河南天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胜科，男，1968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国凯，郑州市中牟县青年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路遥，郑州市中牟县青年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瑞，男，1996年1月4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世杰，河南致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苏航，河南致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洪云，女，1971年2月14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誓苑，河南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鑫，河南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勇，男，1975年11月2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春生，河南信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明岐，男，1972年1月3日出生，汉族。上诉人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郑州供电公司（以下简称郑州供电公司）、李胜科因与被上诉人刘瑞、刘洪云、江勇及原审被告王明岐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19）豫0102民初103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郑州供电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能亚东、张凌，上诉人李胜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国凯，被上诉人刘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世杰、宋苏航，被上诉人刘洪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鑫，被上诉人江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春生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王明岐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州供电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书，改判郑州供电公司承担40%的责任比例。事实和理由：一、江勇作为雇主，存在重大过失，一审判决其承担的责任比例过低。依据电力线路设计规范的相关规定，以及案发后派出所对娄艳杰、王明岐的询问笔录可知，现场的线路对地距离约为7米，符合设计标准。本案中，雇主江勇指派刘宗魁在危险的工作地点、使用危险的工具、按照危险的工作程序提供劳务，且未提供任何劳动保护用品，也未对刘宗魁进行任何安全管理和教育，致使刘宗魁触电身亡。如果李胜科、江勇能按照《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的规定，在实施捞鱼作业前经县级以上地方电力管理部门批准，并采取安全措施，悲剧能够得以避免；如果江勇对作业环境能够有基本了解并及时提醒雇员安全操作，悲剧能够得以避免；如果江勇能够提供非铁质鱼舀，即便是碰到了高压线，悲剧仍能得以避免。但是，江勇未能采取任一安全措施，存在重大过失，一审法院仅判令其承担15%的责任，明显过低。如果不能使其承担与其过失相应的责任，无法使其提高安全意识并重视雇员的生命安全。二、李胜科未能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其承担的责任过低。李胜科作为鱼塘的经营者，应当按照《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在实施捕鱼作业前经县级以上地方电力管理部门批准，并采取安全措施，但其并未经电力管理部门批准，主观上存在过错。李胜科作为鱼塘的经营者，更为清楚在其鱼塘捞鱼所应注意的事项，但李胜科却并未向任何人提出安全防范建议，导致刘宗魁触电身亡，其主观上过失重大，一审判令其承担15%的责任，比例过低，无法实现预防的目的。三、刘宗魁自行承担的比例过低。刘宗魁作为成年人，应当知道用铁质鱼舀子在高压线路附近搅拌鱼是非常危险的，但其却疏忽放任这一危险的发生，主观上存在严重重大过失，应当自行承担与其过失相应的责任，一审判令其自行承担10%的责任，该比例过低，加重了其他主体的责任。四、一审法院判令郑州供电公司承担的责任比例过高。本案事故是各方原因共同导致的。郑州供电公司作为一个供电企业，没有任何执法权，既无权阻止李胜科使用其承包的鱼塘，也无权阻止江勇、刘宗魁等人捞鱼。郑州供电公司不可能预料到该鱼塘的捕捞方式，更不可能预料到刘宗魁捕鱼时会站在车上拿着铁质鱼舀子搅拌鱼。在线路对地距离符合标准的情况下，郑州供电公司能够采取的预防措施亦无法确定。虽然《侵权责任法》规定了从事高压活动的经营者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但是也不能据此无限加大郑州供电公司的责任，超出郑州供电公司可预料的范围，导致郑州供电公司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完全履行合理注意义务。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郑州供电公司的上诉请求。李胜科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改判李胜科承担5%责任（上诉标的额为5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刘瑞、刘洪云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刘宗魁在事故中自身有重大过错。李胜科在拉鱼前多次向现场人员强调，干活务必注意安全，但刘宗魁干活时仍没有注意安全。一审判决李胜科承担的赔偿数额比例过高，刘宗魁未尽到应有的安全注意义务，在自身疏忽大意的情况下上鱼箱搅拌，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而不应当由李胜科承担15%的赔偿责任。二、一审认定事实有误。拉鱼车司机及车主把车辆停放的位置不对，不应当将车停放在高压线下，这才是发生本案事故的关键原因，故车主和司机应当承担40%的赔偿责任，李胜科没有过错，更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三、本案不属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统一城乡标准试点工作的意见（试行）》中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纠纷、产品质量责任纠纷，且刘宗魁的户籍地所在村并未拆迁，仍然属于农村，应当适用农村赔偿标准。四、一审判决李胜科赔偿10余万元过高，请求二审法院改判。五、一审中，刘宗魁承担10%的责任，至少应当承担30%的责任。刘宗魁在本案中是有责任的，同时也给李胜科造成巨大损失。六、李胜科本人自身患病，家中经济困难。郑州供电公司称对李胜科的答辩意见同郑州供电公司上诉意见。李胜科称对郑州供电公司的答辩意见同李胜科的上诉状意见。江勇对郑州供电公司的上诉辩称，一审判决对郑州供电公司承担责任的比例和金额认定是正确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另外，江勇在本案中不存在过错。江勇在事发之前对鱼塘的状况并不是很了解。江勇到达现场之后，车辆已经停靠在高压线下，已经正在进行装鱼作业，江勇对事故的发生没有提前预防的可能性，因此一审判决江勇承担过错责任，江勇不认同，但是江勇对一审判决的比例金额不提异议。江勇对李胜科的上诉辩称，一审判决对李胜科承担责任的事实基础已经查明，法律适用非常正确。一审判决的比例，江勇认为是没有问题的，请求维持。其他意见同对郑州供电公司的答辩意见。刘瑞对郑州供电公司、李胜科的上诉共同辩称：一、郑州供电公司应当对刘宗魁的死亡承担主要赔偿责任。1.郑州供电公司应认定为该条线路的供电人和电费收取人，更是涉案线路的经营者，郑州供电公司对高压线路有管理、养护的义务，郑州供电公司明知涉案高压线路使用30年，距离地面距离远低于国家规定的非居民区导线与地面的最小距离5.5米的要求。故郑州供电公司对于触电事件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2.涉案高压线架设在道路上空，涉案道路属于乡村道路，道路周边是鱼塘、农田，道路周边经常有村民和车辆，该片区属于农村生活区。而郑州供电公司没有在涉案线路周边设置任何警示标志，没有尽到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郑州供电公司对涉案高压线路长达30年疏于管理，其应当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故郑州供电公司的责任比例应当大于50%。二、李胜科作为鱼塘主未尽到安全提示和安全防护的义务，应对刘宗魁的死亡承担责任。1.李胜科作为鱼塘主，刘瑞已提供证据证明李胜科存在垫高鱼塘周边道路的事实，且其在一审开庭时也明确陈述过，由于李胜科的私自填土加高鱼塘道路，致高压线路更低于国家规定的安全距离。李胜科作为鱼塘主明知在高压线路下作业存在触电的风险，但并未进行任何防范和提示，也没有向作业人员提供任何安全防护的器具，致使刘宗魁在装鱼作业触电危险性大为增加。故李胜科应承担赔偿责任。2.李胜科与江勇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李胜科作为出卖人应当履行协助义务，为买方及其工作人员提供安全的交易场所并尽到相应的安全提醒义务。受害人死亡事故发生在货物交付过程中，李胜科长期经营涉案鱼塘，且明知道路上方有高压线，但其在相关部门未设置高压警示标志的情况下，亦没有为了经营安全设置警示标志，其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尽到了安全提醒义务，故李胜科未尽到协助义务，对事故的发生亦存在一定过错，应当承担相应责任。三、受害人刘宗魁对于自身触电死亡不存在过错和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洪云对郑州供电公司、李胜科的上诉共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二审法院应驳回郑州供电公司、李胜科上诉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案发区域高压电其电力供给、电费收取都为郑州供电公司，作为经营者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且根据一审双方提交的各项证据，事故发生区域高压电早已年久失修、疏于管理，郑州供电公司也未设立安全警示标志。一审法院综合各方面因素判令其承担60%责任并无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刘宗魁是受江勇雇佣到案发区域从事工作的，在工作过程中所受到的伤害，雇主江勇应承担责任；案发区域鱼塘已由承包人李胜科经营多年，其对鱼塘附近的作业环境、安全系数有清楚的认识，在刘宗魁从事搅鱼工作之前，李胜科应对其尽到安全提醒义务。一审法院认定江勇、李胜科各承担15%合理合法。刘宗魁接受江勇雇佣首次来到李胜科多年经营的鱼塘进行工作，此前也并未有过任何安全施工培训，无法对案发现场环境的安全性进行预估，也认识不到可能存在的风险，不能苛责其承担过多注意义务。根据郑州市郑东新区杨桥办事处杨桥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刘宗魁所居住地区已经划分城镇范围管辖，为郑州市居民家庭户口，一审法院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刘瑞、刘洪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郑州供电公司、江勇、李胜科、王明岐赔偿刘瑞、刘洪云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共计665482.3元；2.本案诉讼费由郑州供电公司、江勇、李胜科、王明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宗魁于1970年5月15日出生，与刘洪云系夫妻关系。刘宗魁与前妻育有一子刘瑞。刘宗魁的父亲刘洪志于1982年6月去世，刘宗魁的母亲朱彦荣于1999年1月去世。刘瑞、刘洪云提交的《接处警登记表》显示：2019年8月15日上午11：42时许，有王彦伟打电话报警称有高压电到人，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到中牟县××镇××村李胜科鱼塘现场，见到鱼塘东岸南北路上前后有两辆拉鱼车，车牌号分别为豫Ａ×××××、甘Ａ×××××，前车尾部一男子仰面倒在车上，两辆车中间一男子已仰面倒在车上，后120急救车赶到，确认两人已死亡，经询问：刘宗魁、王燕强、江勇等人在李胜科鱼塘上收鱼时，刘宗魁用铁质鱼舀往车载鱼舱里搅鱼时，不慎将鱼舀碰到车上方高压线倒地，王燕强过去查看情况，也触电身亡，经120抢救人已死亡，民警拉警戒带保护现场，通知案侦技术员等人到现场，并通知现场相关人员到派出所询问。该登记表载明的处理意见为“呈请不予立案”。郑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出具的《郑州市公安局（经开）尸体检验结果通知书》显示，刘宗魁在2019年8月15日在郑东××××一鱼塘边被发现死亡，意见为“电击死”。关于事故所涉高压电的经营者的认定。因涉案事故导致两人死亡，另一受害人王燕强的近亲属向中牟县人民法院起诉了郑州供电公司、江勇、李胜科、王明岐，案号为（2019）豫0122民初8903号。庭审中，经一审法院询问，郑州供电公司、江勇、李胜科、王明岐均认可上述关联案件中各自的陈述属实。根据刘瑞、刘洪云及郑州供电公司、江勇、李胜科、王明岐的陈述，双方均认可刘宗魁触电的电线属10kV高压线，架设时间距事故发生时已30余年。双方对涉案高压线路的产权人或管理人存在较大争议，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从事高压活动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经营者承担侵权责任。涉案高压电的经营者为郑州供电公司，故双方争议的高压线路的产权人或管理人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不作具体分析。郑州供电公司辩称刘宗魁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违章作业，应对违法行为后果承担主要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电力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国务院有关电力设施保护的规定，对电力设施保护区设立标志。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依法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修建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建筑物、构筑物。但郑州供电公司并未举证证明事故发生区域有电力管理部门设立的安全标志，属于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事故发生地属于通往附近耕地及鱼塘的道路，系人员活动频繁的地区，故刘宗魁进入鱼塘所在区域的行为不存在过错。关于江勇与李胜科之间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及履行情况。江勇在中牟县万邦市场水产区经营店铺，刘宗魁、王燕强系其雇佣的司机，同时兼顾记账、收鱼搅鱼工作。经王燕强介绍，江勇和李胜科就活鱼价格达成口头买卖合同。2019年8月15日上午，刘宗魁、王燕强驾驶江勇提供的豫Ａ×××××货车到达位于郑东新区××办事处万滩镇万滩寄宿制小学后1000米左右的鱼塘装鱼。根据公安机关制作的询问笔录，同时还有焦金华及黄金锁驾驶甘Ａ×××××货车到李胜科鱼塘装鱼。两辆车停放的道路为到达鱼塘的唯一道路。刘宗魁、王燕强先于江勇到达鱼塘，江勇到达时，鱼尚未装车。装鱼时，由拉网队的人在鱼塘里将鱼装进筐子，放在上鱼机上传送至车上，在车上过秤，记录斤数后将鱼倒进鱼舱。在涉案事故发生前，刘宗魁站在江勇货车的鱼舱上拿一根长约1.5米的铁质鱼舀搅鱼，王燕强及帮助李胜科记账的蒋小强、朱小合在另一辆货车上。根据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没有人看到刘宗魁触电的瞬间，但刘宗魁倒下时铁质鱼舀挂在了高压线上。事故后，江勇针对已经装车的鱼向李胜科支付了3.5万元。关于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李胜科是否尽到安全提醒义务，一审法院认为，仅有李胜科的陈述及蒋小强、朱小合的证人证言不足以认定李胜科尽到了安全提醒义务。关于江勇是否对其雇员提供安全工作环境及尽到安全提醒、安全保障义务，江勇称其系第一次到涉案鱼塘买鱼，没有人告知鱼塘边有高压线；到现场后也没有注意有电线，也不知道是不是高压，故认为自身无过错。关于刘宗魁工作时距离上方高压线的距离，根据各方陈述，刘宗魁身高约1.7米，事故发生前站在货车上的鱼舱上面。庭审中，刘瑞、刘洪云及江勇称：鱼舱顶部距离高压线2米左右。李胜科称：鱼舱顶部距离高压线最低2.5米。但是在公安机关做笔录时，江勇、朱小合均陈述：鱼舱距离高压线约1.5米。关于涉案鱼塘的情况。根据（2019）豫0122民初8903号案件及本案庭审笔录，李胜科关于鱼塘的陈述主要为：经村委会同意，李胜科和另外一个人王军富合伙承包了土地，2003年开始挖了鱼塘，合伙经营，挖鱼塘时往旁边土路堆了30公分左右的土，经过16年，加高的部分已经踩下去了。在第一次开庭后，李胜科提交了两份《土地承包合同》及一份郑州市郑东新区杨桥办事处万滩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并推翻之前的陈述，主张鱼塘系其亲戚王军富开挖经营，后于2011年9月经村委会同意转让给李胜科。李胜科提交的一份承包合同的乙方（承包方）为王军富，另一份承包合同的乙方（承包方）为李胜科、王军富，且承包期限有重合，合同内容并未显示转让事项，与《证明》的部分内容不符，故一审法院对李胜科主张的鱼塘系王军富开挖，以及其和王军富分别承包鱼塘的期间不予采信。但《证明》能够认定李胜科系经村委会同意经营鱼塘。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十九条规定：电力企业应当对电力设施定期进行检修和维护，保证其正常运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虽然该法律条文规定从事高压活动的经营者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但是一审法院考虑郑州供电公司的管理行为对造成本案事故的盖然性因果关系大小，鉴于该公司对涉案高压线路长达30年疏于管理，其应当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故郑州供电公司的责任比例应当大于50％。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雇主江勇到鱼塘收鱼是为了出卖，其从事的活动具有经营性质，故江勇的注意义务大于雇员，作为雇主在安排其雇员工作时，应当提前了解工作环境，并提前进行安全风险提示。即使如江勇所称，其事前不知晓道路上方为高压线路，但是当其到达现场时，亦应当注意到车辆上方有电线，且距离车上的人员较近。根据江勇在公安机关的陈述，鱼舱距电线约1.5米，甚至不足刘宗魁的身高，那么江勇应当及时提醒工作内容包含拿铁质鱼舀搅鱼的刘宗魁注意上方的电线，却未提醒，故其存在一定过错，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关于李胜科是否对涉案事故承担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李胜科与江勇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李胜科作为出卖人应当履行协助义务，为买方及其工作人员提供安全的交易场所并尽到相应的安全提醒义务。根据双方证据，活鱼过秤（秤在车上）且双方记账完毕才算交付，这与二人认可已装车的鱼价款已经支付能够相互印证。受害人死亡事故发生在货物交付过程中，李胜科长期经营涉案鱼塘，且明知道路上方有高压线，但其在相关部门未设置高压警示标志的情况下，亦没有为了经营安全设置警示标志，根据一审法院前述查明的事实，其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尽到了安全提醒义务，故李胜科未尽到协助义务，对事故的发生亦存在一定过错，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关于受害人刘宗魁是否有责任，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金属导电的一般生活常识，即使没有人提醒车辆上方有电线且为高压线路，但根据日常经验法则，其拿着长约1.5米的铁质鱼舀站到鱼舱上搅鱼时，应当能够看到距其较近的电线，并应当尽到一般民事主体的注意义务，以防止铁质鱼舀触碰电线导致触电，但其最终因鱼舀触碰电线导致身亡，显然未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应对自身的损害后果承担一定责任。刘瑞、刘洪云主张王明岐承担侵权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合以上分析，比较各方对造成刘宗魁触电死亡损害后果的责任大小，一审法院酌定刘宗魁、郑州供电公司、江勇、李胜科的责任比例分别为10％、60％、15％、15％。关于刘瑞、刘洪云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637483.8元、丧葬费27998.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的诉讼请求。1.刘瑞、刘洪云提交的郑州市郑东新区杨桥办事处杨桥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能够认定刘宗魁户籍地位于城市，属于郑州市居民，刘瑞、刘洪云主张死亡赔偿金按照2018年河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874.19元计算20年，符合法律规定。经计算，应为637483.8元。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刘瑞、刘洪云要求丧葬费按照2018年河南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55997元计算6个月，符合法律规定。经计算，应为27998.5元。3.刘宗魁的死亡，给刘瑞、刘洪云身心带来伤害，一审法院酌定支持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以上各项费用合计715482.3元。按照责任比例，郑州供电公司、江勇、李胜科应当分别承担429289.38元、107322.34元、107322.34元，鉴于江勇已经向刘瑞、刘洪云支付过100000元，故江勇还应当支付7322.34元。对于刘瑞、刘洪云主张的过高部分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郑州供电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瑞、刘洪云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429289.38元；二、江勇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瑞、刘洪云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7322.34元；三、李胜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瑞、刘洪云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107322.34元；四、驳回刘瑞、刘洪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455元，由刘瑞、刘洪云负担1910元，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郑州供电公司负担6744元，江勇负担115元、李胜科负担1686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郑州供电公司上诉称一审法院判令其承担的责任比例过高，而判令江勇、李胜科、刘宗魁承担的责任比例过低。李胜科亦上诉称一审法院判令其承担的责任比例过高。根据各方提供的证据及查明的事实，本案刘宗魁系触电死亡，触电的电线系10kv高压线，经营者为郑州供电公司，刘宗魁系江勇雇佣，李胜科系涉案鱼塘经营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本案中涉案高压线架设时间距事故发生时已30余年，郑州供电公司对涉案高压线路疏于管理，故一审法院认为郑州供电公司应当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并无不当。江勇作为雇主未提醒刘宗魁注意周围环境及安全作业，存在一定的过错。李胜科作为涉案鱼塘的经营者，明知道路上方有高压线，未尽到安全提醒义务，亦存在一定过错。刘宗魁自身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操作时也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故一审法院综合各方责任大小，酌定郑州供电公司、江勇、李胜科、刘宗魁分别承担60%、15%、15%、10%的责任比例，并无不当。郑州供电公司、李胜科关于一审确定责任比例不当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李胜科上诉称本案应适用农村标准进行赔偿，因刘瑞、刘洪云提交的郑州市郑东新区杨桥办事处杨桥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能够认定刘宗魁户籍地位于城市，属于郑州市居民，故一审法院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赔偿数额符合法律规定。李胜科的该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郑州供电公司、李胜科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郑州供电公司、李胜科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其各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志军审判员  杨彦浩审判员  马 莉二〇二〇年五月九日书记员  佟欣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