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湘01行终2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某，女，1974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望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余艳良，男，1973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上诉人（原审原告）郭会英，女，1972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男，2004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法定代理人余某，女，1974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上诉人孙某之母。上诉人（原审原告）姚国华，女，1950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上诉人（原审原告）余长庚，男，1950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咏波，男，1998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望城区。以上七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梁开贵，北京文启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七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张珂，北京文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望城区铜官街道办事处，住所地长沙市望城区铜官街道。法定代表人余款，该办事处主任。委托代理人刘云峰，湖南星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余某、余艳良、郭会英、孙某、姚国华、余长庚、余咏波诉与被上诉人长沙市望城区铜官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铜官街道办）行政协议一案，不服长沙铁路运输法院（以下称原审法院）作出的（2019）湘8601行初73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经审理查明，2010年2月24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作出湘政函［2010］59号《关于的批复》。2010年10月27日，长沙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条例》，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第二十条规定：“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禁止新批宅基地。对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内原有村民应当按照保护总体规划逐步迁出。长沙铜官窑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内原有村民住宅不符合总体规划的，应当按照保护总体规划的要求进行改造和整治，并逐步调整至与长沙铜官窑遗址环境风貌相协调。按照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总体规划迁出村民、组织改造或者整治村民住宅的，望城区人民政府应当予以补偿、补助。”2018年8月9日，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发布［2018］第25号《关于实施集体土地协议拆迁补偿安置的通告》，通告载明：为实施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需要，经拆迁范围内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和其他权利人申请，同意对铜官窑遗址公园保护区棚改项目，在范围内的土地进行拆迁腾地；腾地范围为范围内的集体土地和房屋及其他土地上附着物（具体位置和范围详见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等）；上述腾地范围内的拆迁安置工作由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拆迁腾地标准参照《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长沙市人民政府第103号令）等有关规定执行；并载明农业人员安置途径、补偿登记期限、腾地期限等事项。余长庚户坐落于长沙市望城区的房屋，在该通告载明的腾地范围内。2018年11月26日，余长庚作为乙方户主与铜官街道办作为甲方签订《协议拆迁补偿合同》，合同约定在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铜官窑遗址公园棚改项目拆迁补偿标准参照现行征地拆迁政策实施，根据调查核算，余长庚户房屋总建筑面积638.41㎡（其中合法建筑面积380㎡，违章建筑面积258.41㎡），房屋补偿费、装饰装修及设施补偿费、按期拆迁腾地奖等补偿安置总金额1906682元。合同还约定：乙方签订合同是其家庭全体成员真实意愿的表达，乙方负责协调处理家庭成员内部各种关系，如拆迁补偿款的二次分配、分家析产、拆迁腾地等，由此引发的纠纷与甲方无关。同时，《协议拆迁补偿合同》上载明乙方家庭成员，余长庚为户主，余某、余艳良、郭会英、孙某、姚国华、余咏波为该户家庭成员，合同由余艳良代余长庚签字。协议签订后，余艳良领取了上述款项。2019年9月18日，李曼红、余某、兰泽、蔡灼向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申请信息公开，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10月16日作出望依申请答复（2019）45号《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答复称该府并未制作铜官窑遗址公园棚改项目的征收土地方案公告、一书四方案，也没有被征收为国有的批文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批复，该项目以提前搬迁的方式参照当时征拆政策进行补偿。原审法院认为，《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条例》第二十条规定：“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禁止新批宅基地。对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内原有村民应当按照保护总体规划逐步迁出。长沙铜官窑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内原有村民住宅不符合总体规划的，应当按照保护总体规划的要求进行改造和整治，并逐步调整至与长沙铜官窑遗址环境风貌相协调。按照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总体规划迁出村民、组织改造或者整治村民住宅的，望城区人民政府应当予以补偿、补助。”本案中，为实施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需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发布［2018］第25号《关于实施集体土地协议拆迁补偿安置的通告》，对铜官窑遗址公园保护区棚改项目进行拆迁腾地。铜官街道办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或行政管理目标，与余长庚户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拆迁补偿合同》，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案涉房屋系集体土地上所建房屋，参照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以家庭户为单位，铜官街道办与余长庚为户主经平等协商签订补偿协议，由余艳良（余长庚之子）代余长庚签字，并无不当。经审查，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法律规定可撤销的情形，且补偿安置金额参照《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长沙市人民政府第103号令）等有关规定予以核算，未损害余长庚户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同时，协议签订后，余长庚户领取了协议所约定的款项。因此，余长庚户要求撤销协议并对其重新予以安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余某、余艳良、郭会英、孙某、姚国华、余长庚、余咏波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余某、余艳良、郭会英、孙某、姚国华、余长庚、余咏波负担。上诉人余某、余艳良、郭会英、孙某、姚国华、余长庚、余咏波不服上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长沙铁路运输法院作出（2019）湘8601行初735号行政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撤销涉案《合同》，对上诉人重新安置。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上诉人属于独立的两户，应当分户进行补偿，被上诉人将上诉人作为一户补偿不具有合法性，应予撤销。上诉人分户符合《长沙市国土资源局关于印发》的规定。2.余艳良之外的其他上诉人未在合同上签字，该合同未得到全部家庭成员的同意，上诉人从未授权余艳良签字，余艳良亦不可代表余某户将两户合并为一户进行补偿。3.被上诉人将两户合并为一户进行补偿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可以撤销的情形。二、集体土地征收应当严格按照土地管理法等土地征收的相关规定，被上诉人在组织土地征收过程中，未按照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依法进行，发布《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实施集体土地协议拆迁补偿安置的通告》后，未依法拟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未公告、征求公众意见，程序违法，依法应当撤销。被上诉人长沙市望城区铜官街道办事处答辩称：一、涉案《通告》系望城区政府根据长沙铜官遗址保护条例的规定对不符合整体规划的村民住宅进行搬迁腾地，该通告明确属于提前搬迁，搬迁标准参照现行有效的拆迁政策标准。二、涉案拆迁补偿合同系在双方自愿并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可撤销的情形。三、涉案补偿款项已经根据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等标准核算，并已经支付给户主，涉案协议已经履行完毕，涉案房屋也已经倒地，上诉人领取额款项后又要求撤销协议没有依据。综上，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涉案《征地补偿安置协议》是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可撤销之情形。根据查明的事实，因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需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于2018年8月9日发布［2018］第25号《关于实施集体土地协议拆迁补偿安置的通告》，载明在范围内的土地和房屋及其他土地上附着物进行拆迁腾地，拆迁腾地标准参照《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长沙市人民政府第103号令）等有关规定执行，同时载明了农业人员安置途径、补偿登记期限、腾地期限等事项。余长庚户在该通告载明的腾地范围内。2018年11月26日，余长庚作为乙方户主与铜官街道办作为甲方签订《协议拆迁补偿合同》，合同约定拆迁补偿标准参照现行征地拆迁政策实施，余长庚户房屋总建筑面积638.41㎡（其中合法建筑面积380㎡，违章建筑面积258.41㎡），房屋补偿费、装饰装修及设施补偿费、按期拆迁腾地奖等补偿安置总金额1906682元。同时，《合同》上载明了余长庚户家庭成员，合同由余艳良代余长庚签字。协议已履行完毕。本院认为，余长庚户房屋在征收范围之内，铜官窑街道办与余长庚户签订行政协议主体适格，其基于保护铜官窑遗址等公共利益和行政管理目的的需要签订协议具有法律依据；涉案《协议》参照的补偿标准系按照《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望城区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县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及望城区现行相关征地拆迁补偿安置配套文件和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的相关规定进行，且涉案协议是在双方就补偿依据及标准、补偿项目及金额、房屋拆除期限、付款办法、违约责任等内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自愿签订，不存在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滥用职权以及明显不当的情形。此外，本案中亦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合同可撤销之情形。上诉人提出上诉人余某、余艳良系上诉人余长庚、姚国华之子女，分别结婚生子，符合分户条件，属于独立的两户，被上诉人将其合并一户进行补偿没有依据，应当依法撤销。本院认为，集体土地征收以户为单位，在上诉人自述其房屋连在一起而余某在征收范围内未办理用地许可手续无合法房屋的情况下，将余某及其子与其父亲、哥哥作为一户进行补偿并未违反《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及望城区现行相关征地拆迁补偿安置配套文件和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的相关规定。同时，涉案《协议》是行政机关基于行政管理目的,结合被征收人具体情况,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双方自愿签订，并不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情况。综上，上诉人据此要求撤销涉案《协议》没有依据。上诉人还提出，涉案《协议》系余艳良代签，并未经过其他家庭成员授权，同时涉案补偿标准未经听证和征询公众意见，程序违法，应予撤销。本院认为，一方面，集体土地征收以户为单位，余艳良作为余长庚（户主）之子代余长庚与铜官街道办签订补偿协议并无不当，并未损害上诉人户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涉案《通告》参照的补偿标准系长沙市及望城区现行有效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配套文件确定的标准，该标准未损害征收范围内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此外，涉案协议系双方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自愿签订，如果双方无法就补偿标准等问题协商一致,任何一方均有权拒绝签订协议。故对于上诉人在协议履行完毕后又提出程序违法的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提起上诉的各项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余某、余艳良、郭会英、孙某、姚国华、余长庚、余咏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 杨审判员 刘 青审判员 廖国娟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书记员 卿艳丹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