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吉07民辖终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矿产资源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 法定代表人：袁瑞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秀海，上海信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光，上海信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志伟，男，1964年4月13日出生，汉族，现住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丛丽华，前郭县维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原市分行营业部，住所地吉林省松原市。 负责人：孙海霞，该营业部主任。 上诉人天津市矿产资源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矿所）因与被上诉人李志伟、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原市分行营业部（以下简称农行营业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松原市宁江区人民法院（2019）吉0702民初76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 天津市矿产资源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裁定撤销松原市宁江区人民法院（2019）吉0702民初765号民事裁定；2.请求依法裁定驳回李志伟的起诉或将本案移送至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处理。事实和理由：一、天矿所已经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本案存在合法有效的仲裁条款，原审法院否认仲裁条款适用于本案，系严重的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中存在合法有效的仲裁条款，李志伟签署的《客户协议书》中所约定的仲裁条款在本案中应当适用，原审法院仅以天矿所非该协议的签约方为由，即认定本案不能适用该仲裁协议系严重的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应当予以纠正。2．事实上，李志伟虽然系与案外人天津白银谷矿产资源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银谷公司）签署的《客户协议书》，但是该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对天矿所、李志伟等主体都具有约束力，应当适用于本案纠纷的解决。特别是，《客户协议书》第十四条第5款约定：“乙方（李志伟）在此不可撤销地同意，如乙方与交易所（天矿所）及或甲方（白银谷公司）、银行等其他相关方之间发生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各方应将该等纠纷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天津国际经济金融仲裁中心进行仲裁，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均有约束力。”很显然，在李志伟自愿签署的该协议中，已经明确了同意将与天矿所之间的纠纷提交仲裁解决，该约定系李志伟的真实意思表达且不存在任何无效情形，且天矿所的网上签约平台的签约开户流程均是统一的，网签的《客户协议书》除甲乙双方主体不同外，其他协议内容均是相同的，而天矿所提出主管权异议明确阐明愿意受此仲裁条款的约束，因此应当认定天矿所与李志伟达成了仲裁条款，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且应当在本案中适用，关于该点，已被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的（2018）最高法民申5586号“刘乃普与鑫壕天畅（天津）矿产资源经营有限公司、天津市矿产资源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民事再审裁定书”予以确认。3．此外，在李志伟网上签约后，李志伟需下载天矿所统一提供的交易客户端软件进行交易，在每次进入交易软件时，系统默认跳出“天津矿产资源交易所特别提示”，李志伟需点击“同意”后方可正常进行后续交易操作。该提示第（5）项明确约定：“对于您（李志伟）与天矿所及／或会员单位等其他相关方之间发生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您应同意将该等纠纷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天津国际经济金融仲裁中心进行仲裁，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均有约束力。”4．故无论是李志伟网上签约还是交易系统提示，均就相关纠纷解决明确约定仲裁条款，法院对本案不具有主管权，原审法院认定相关仲裁条款在本案中不适用明显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贵院应当予以纠正。二、即便不考虑仲裁条款，本案亦不能以原审被告一所在地作为有管辖权的依据，原审法院主张涉案银行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属于实体审理范围，系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应予纠正。1．具有管辖权是法院对具体案件行使审判权的前提条件，属于法院依职权审查的程序性事项。管辖事项依职权全面审查原则既体现在被告未提起管辖权异议申请时，法院对是否构成应诉管辖，是否违反地域管辖、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依职权作出移送裁定的审查认定过程中，也体现在对当事人启动的管辖权异议程序的审理过程中。对于部分被告是否适格直接影响受理法院对案件有无管辖权，该被告成为确定管辖连接点的被告时，则应在管辖权异议审查阶段对被告是否适格问题进行审查，并依据审查结果作出管辖异议的裁定。经审查发现作为确定管辖连接点的被告主体不适格时，应在管辖权异议裁定书的裁定主文部分裁定驳回原告对该不适格被告的起诉，并将案件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移送至有管辖权的法院进行审理。2．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提起诉讼，只能选择与其具有交易合同关系之人作为被告，而不得将其他无关的第三方作为被告提起诉讼。在本案中，本案两被告与李志伟之间不存在共同的（交易）合同法律关系，李志伟对两被告的诉请分别属于完全独立之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共同诉讼需具备“共同的或同一种类的诉讼标的”的基本要求，故李志伟针对两被告的诉讼请求显然无法在同一案件中合并处理。3．并且，李志伟要求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原分行（以下简称“农行松原分行”）承担连带责任很显然也系基于储蓄合同法律关系，而非交易合同法律关系。农行松原分行作为李志伟的储蓄银行，仅为李志伟办理银行卡业务，并未参与本案系争开户交易行为。故农行松原分行与本案系争交易及结算并无直接关联，即使存在关联，与系争交易合同法律关系相比，该储蓄合同法律关系也是从属的法律关系，不得以农行松原分行的住所地作为管辖连接点。4．需要强调的是，关于农行松原分行主体适格问题，因其对本案管辖的确定影响重大，应当在管辖异议阶段予以严格审查。以下司法文件及裁判文书可作为参考：（1）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苏泽林于2006年11月30日发表于《人民法院报》的《关于立案审判专业化的若干问题》一文第三部分亦指出：“在办理管辖权异议案件时，应当加强对被告资格的审查，一案有数个被告的，应以与原告有实质争议的被告确定管辖。应加强对诉讼证据的审查，防止当事人以与本案争议无关的证据误导法院”。（2）《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民商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之五（试行）》第一条第4点亦由类似规定，即“确定诉讼主体与确定管辖权发生冲突时，法院应首先就管辖权问题做出裁定。上述裁定生效后，在多被告情形下，如果受理案件法院认定据以确定管辖权的被告为不适格诉讼主体的，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3）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8日在（2018）最高法民申1931号“闫云升与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期货交易纠纷再审民事裁定书”中明确：“具有管辖权是人民法院对案件行使审判权的前提条件，被告是否适格既关系到其是否可能承担民事责任，同时也构成确定案件管辖权的连接点，人民法院为确定案件管辖权问题，有必要对原告在起诉状中所列被告是否适格进行适度实体审查”。5．故此，李志伟为争抢本案的管辖权，故意制造管辖争议，误导法院，通过虚构事实，虚列被告的方式，将与本案实质争议或诉讼标的（涉案交易是否有效）无实质关联及利害关系的农行松原分行列为共同被告，系人为制造“被告住所地”这一管辖连接点，真实目的为恶意规避地域管辖，其行为属于事后创设管辖条件，有悖于诉讼诚信原则，原审法院主张银行与讼争标的关联性应经实体审理确定，系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应予纠正。三、即使不考虑仲裁条款，涉案纠纷争议标的亦系合同效力问题，依法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或第二十条规定，李志伟住所地人民法院对此不具有管辖权。1．在本案中，李志伟的诉请为请求判令全部交易无效，并进而返还损失本金，而返还前提是确认合同无效，不是单纯的给付货币，故本案的核心诉请为要求确认交易无效，因此，本案争议标的并非合同中的具体义务，而是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此类合同纠纷就不能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或第二十条的规定来确定合同履行地。对此，当事人对合同履行地有约定的，可以按照约定的履行地来确定管辖法院；对合同履行地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只能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署名“高民智”在《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第63辑第90-94页《关于民诉法解释中有关管辖若干问题的理解与适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五条规定亦有类似规定）。2．事实上，天矿所交易平台上的相关交易标的物的交付（若发生实物交割时）只能通过线下交付而不是通过信息网络交付（实际上，天矿所作为交易平台提供方也没有实物交付的合同义务），故履行地的确认并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的，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之规定，原审法院据此确定案件管辖权明显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3．此外，即便本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来确定合同履行地，此处的“争议标的”也不应当确定为“给付货币”，因为“争议标的”是指当事人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的内容，“给付货币”的义务应当是指实体内容的合同义务，而非诉讼请求中简单的给付金钱请求，不应当以金钱责任承担的形式来确定合同履行地。法律上之所以以“接收货币一方”来确定管辖，就是因为该接收义务在合同中即予以明确，也就是“接收货币一方”在合同签订和履行时便已经确定，不会轻易因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变化而随意发生变化，以此才具有明确的管辖指向。故此本案争议标的也绝非“给付货币”，而是合同效力问题，属于“其他标的”，不能以货币接收方作为合同履行地，而应以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由于本案系因交易平台之交易与服务所引发的争议，且本案系争交易系统及交易平台服务的履行地均位于天矿所所在地，故天矿所所在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即为合同履行地。关于该点，可参考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7日作出的（2019）吉02民辖终98号“周卓与青岛齐鲁商品现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合同纠纷管辖二审民事裁定书”。四、涉案纠纷系交易平台服务所引发的纠纷，由交易平台所在地法院集中审理，有利于保障法律适用的统一和统筹处理，法院亦应将本案移送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处理。由于本案纠纷系由天矿所提供交易平台引发，且天矿所所在地法院亦受理了诸多类似案件，故由天矿所交易平台所在地法院集中审理，有利于保障法律适用的统一，也有利于统筹处理同类案件，依法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天矿所住所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故即使不考虑仲裁条款，本案宜集中由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进行审理。关于该点，可参考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8日作出的（2018）最高法民辖75号“朱惠明与中经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句容支行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89号“沈利涛与无锡市乾圆大通商品合约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盐支行合同纠纷民事裁定书”。综上所述，根据《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之相关规定，请求贵院依法撤销原审法院的错误裁定，依法裁定驳回起诉或将本案移送至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审理。以上异议，请裁定核准为盼。 李志伟答辩称，一、李志伟与天矿所及农行营业部间没有约定仲裁协议，《客户协议书》中有关仲裁约定对本案当事人没有约束力。1.《风险揭示书》《客户协议书》并非李志伟签署；2.天矿所并非《客户协议书》的签约方，不受《客户协议书》的约束；3.天矿所提供的两份《客户协议书》不一致，不能依据《客户协议书》预定的争议处理方式，将争议提交仲裁处理；4.银商通业务合作协议中约定争议的处理方式为诉讼。二、农行松原分行的行为是涉案交易组成部分，农行是本案的当然被告，涉案交易的诉讼处理，可由农行松原分行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1.涉案交易需要李志伟开通银商通，将李志伟在农行的账户与天矿所出的交易账户相捆绑；2.签订银商通协议后，李志伟与农行之间并非简单的储蓄关系；3.李志伟可以根据涉案交易中各方的作用确定被告。三、涉案交易，李志伟所在地是合同履行地。综上天矿所的主管及管辖权异议理由不能成立。 本院经审查认为，天矿所提交的网上签约管理平台查询的李志伟于2015年11月14日通过天矿所平台与天津白银谷矿产资源经营有限公司达成《客户协议书》《风险揭示书》截图，可证明李志伟在天矿所提供的交易平台上完成签约手续。按照网上签约流程，李志伟须先行阅读并同意《客户协议书》后才能成功激活交易账户并进行交易，由于李志伟已经实际进行了交易，故依据网上签约的交易习惯以及李志伟将身份证号码等重要个人信息告知他人的行为，可认定李志伟知晓并认可《客户协议书》的内容，《客户协议书》中约定的仲裁条款对李志伟具有法律约束力，李志伟上诉主张《风险揭示书》《客户协议书》并非答辩人签署，本院不予支持。《客户协议书》第十四条第5款约定：如李志伟与天矿所及/或天津白银谷矿产资源经营有限公司、银行等其他相关方之间发生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各方应将该等纠纷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天津国际经济金融仲裁中心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均有约束力。该仲裁条款虽属格式条款，但语义明确，不存在歧义，亦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故该仲裁条款经双方确认后即产生法律效力。天矿所虽不是客户协议书的甲乙双方，但其作为协议书文本的提供方，该协议的签署又是在天矿所的网站平台上进行，且协议中对于协议双方之间，以及客户与交易所、银行之间发生纠纷的解决方式均作了明确约定，天矿所也表示同意受此约定的约束。上述仲裁条款的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仲裁条款，故应认定李志伟与天矿所达成仲裁协议。李志伟应当依据该约定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综上，本案不应由人民法院受理，天矿所的上诉理由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认为依法不应由人民法院受理的，可以由第二审人民法院直接裁定撤销原裁判，驳回起诉。”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松原市宁江区人民法院（2019）吉0702民初765号民事裁定； 二、驳回李志伟的起诉。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刘 甲 审判员 邵国政 审判员 李 林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杨东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