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鄂01民再173号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周利萍，女，1967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世红，湖北泓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长江支行，住所地武汉市硚口区崇仁路7号附2号2楼。 负责人：周小建，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东红，男，该行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明，男，该行员工。 原审被告：程龙，男，1965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汉区。 再审申请人周利萍因与被申请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长江支行（简称农行武汉长江支行）、原审被告程龙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2民初54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8月27日作出（2019）鄂01民申19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周利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世红、被申请人农行武汉长江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东红、葛明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程龙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利萍申请再审称：一、农行武汉长江支行并无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再审申请人与该行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二、农行武汉长江支行在原审诉讼中隐瞒了再审申请人已将抵押物——车牌号为鄂Ａ×××××的车辆交给原贷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市江岸支行（简称农行武汉市江岸支行）用于抵偿债务的事实，导致原判结果严重错误；三、农行武汉长江支行及农行武汉市江岸支行自2005年3月再审申请人将抵押车辆交由其抵偿债务后，长达十几年的时间内从未向再审申请人催要债务，本案的诉讼时效早已经过；四、再审申请人因2018年6月银行卡被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冻结时才得知，农行武汉长江支行误导原审法院称再审申请人下落不明，导致原审法院公告送达诉讼材料并缺席审理案件，致使再审申请人未能出庭抗辩，原审送达程序违法。故请求再审法院：一、依法撤销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2民初544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至第四项；二、依法改判驳回被申请人农行武汉长江支行的全部诉讼请求；三、原审及再审诉讼费用均由农行武汉长江支行承担。 农行武汉长江支行辩称：一、我行享有对本案所涉债务进行催收的权利，而且也根据相关规定对周利萍进行公告催收至2015年9月，本案的诉讼时效并未经过；二、周利萍称其已将案涉车辆交给了农行武汉市江岸支行，但我行并没有收到农行武汉市江岸支行关于其已接收案涉车辆的任何信息；三、周利萍提供的《逾期还款催收通知书》上手写的字体无法确认其真伪，且即便车辆已停放在农行武汉市江岸支行，也无法确定该行为就是抵债；四、原审法院经向周利萍、程龙在银行贷款时预留的地址进行送达未果后进行公告送达并无不当。故我行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原审被告程龙未出庭答辩。 2017年7月，原审原告农行武汉长江支行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两被告周利萍、程龙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41400元，支付截至2017年2月10日止的罚息38054.70元，并按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汽车消费借款合同》中的约定支付利息至上述借款本金实际清偿之日止；2.请求确认原告对车牌号为鄂Ａ×××××暨车架号为LZAEF2G532A005341的车辆经拍卖、变卖后所得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且处分上述抵押物后仍不足以清偿上述债务的，剩余的债务仍由两被告承担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查明事实：2002年9月29日，农行武汉市江岸支行与周利萍签订《汽车消费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周利萍向农行武汉市江岸支行借款69000元用于购买汽车，借款期限为3年，还款方式为等额本息，年利率为5.58%，并约定如遇法定利率调整，于利率调整后的次年1月1日起按新利率标准执行。上述《汽车消费借款合同》中还约定如周利萍未按约定偿还贷款，农行武汉市江岸支行有权在其逾期还款期间，按每日0.21‰的标准计收逾期利息。同时，周利萍以其所有的车牌号为鄂Ａ×××××暨车架号为LZAEF2G532A005341的车辆为上述贷款进行抵押担保。当日，程龙向农行武汉市江岸支行出具《财产共有人承诺书》一份，表示同意周利萍的上述借款及财产抵押行为，并承诺若周利萍不能按期归还借款本息及相关费用时，同意处置抵押物并承担连带责任。上述合同签订后，农行武汉市江岸支行于2002年10月14日向周利萍发放了全部贷款，且于2002年10月22日办理了上述车辆的抵押登记。周利萍在收到上述款项后，未按约定还款，并经农行武汉市江岸支行多次催要亦无结果。截止2017年12月15日，周利萍尚欠农行武汉市江岸支行借款本金41400元、罚息40722.16元。 另外，2004年11月22日，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分行营业部发布《关于印发的通知》，载明：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分行营业部成立长江、江城两个专业清收支行。长江支行统一收集江岸、江汉、桥口、直属、江北、汉口、东西湖、黄陂、新洲支行的不良资产，下辖若干经营部（包括东西湖、新洲、黄陂资产风险经营分部）。 原审法院认为，农行武汉市江岸支行与周利萍签订的《汽车消费借款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且因农行武汉市江岸支行所享有的上述债权经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分行营业部内部调整后由农行武汉长江支行享有，故农行武汉长江支行与周利萍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应受法律保护。周利萍在借款后，未按约定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其行为应属违约，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根据该院查明的事实，周利萍仍未向农行武汉长江支行偿还逾期款项，故周利萍应向农行武汉长江支行偿还截至2017年12月15日止的贷款本金41400元、罚息40722.16元，并按双方合同约定的逾期贷款利息及罚息的标准，支付从2017年12月16日起至上述贷款本金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及罚息。 周利萍以其所有车牌号为鄂Ａ×××××暨车架号为LZAEF2G532A005341的车辆作为上述贷款的抵押物，故农行武汉长江支行对于该车辆的抵押权依法成立，农行武汉长江支行作为抵押权人，应享有对该车辆进行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的优先受偿权。因周利萍所负的债务同时存在保证及物的担保，故程龙仅需对上述车辆进行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不足以清偿的部分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周利萍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长江支行偿还贷款本金41400元；二、被告周利萍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长江支行支付截至2017年12月15日止的罚息40722.16元（从2017年12月16日起的利息及罚息按双方合同约定的逾期贷款利息及罚息标准计算）；三、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长江支行对车牌号为鄂Ａ×××××暨车架号为LZAEF2G532A005341的车辆经拍卖、变卖后所得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四、被告程龙对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长江支行行使优先受偿权后的不足部分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五、驳回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长江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786元、公告费260元、邮寄费80元，共计2126元，由被告周利萍负担。被告程龙对上述款项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本院再审过程中，周利萍对农行武汉长江支行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分行营业部鄂农银营发[2004]781号文件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我不清楚案涉的这笔贷款是否一同移交，不管是所谓的债权转让还是资产移交，对方均没有通知我，我对此事并不清楚；对证据二《汽车消费借款合同》《机动车辆抵押清单》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均无异议；对证据三《个人消费借款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四中国农业银行委托资产处置系统中显示的欠款明细的真实性有异议，我已将案涉车辆交给了农行武汉市江岸支行用于抵偿所欠债务，我并不差欠银行的钱；对证据五《财产共有人承诺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六《结婚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我与程龙已于2005年离婚了；对证据七《划款扣款授权书》及记账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八利息清单的真实性有异议，我在向农行武汉市江岸支行交付车辆后就与其无债权债务关系了，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差欠利息之说。 周利萍还提交新的证据如下： 一、《逾期还款催收通知书》，拟证明农行武汉市江岸支行隐瞒了以收到的案涉车辆用于抵偿周利萍所欠该行债务这个事实，导致原判认定事实错误； 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辆保险单（正本）》，拟证明案涉车辆在交给农行武汉市江岸支行后，其残值足以抵偿周利萍所欠该行债务； 三、《个人信用报告》，拟证明农行武汉长江支行未如实向法院提供周利萍的有效联系方式和送达地址，导致原审法院错误进行公告送达相关诉讼材料，周利萍未能出庭应诉，致使原审法院缺席审理并判决。 农行武汉长江支行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如下： 一、《中国农业银行汽车消费借款申请审批表》，拟证明周利萍在办理案涉贷款时在银行预留的地址与原审判决书上是一致的，我行向原审法院如实提供了周利萍、程龙的相关信息，原审法院采取公告送达方式并无不当； 二、在报纸上进行公告催收债务的信息，拟证明我行采取了正当的方式对周利萍公告催收债务至2015年9月，本案诉讼时效并未经过。 农行武汉长江支行对周利萍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即便该通知书真实，也无法确定其上手写的部分是在盖章之前还是盖章之后写上的。就该手写部分内容而言，也只是表述车辆停放在农行武汉市江岸支行，并没有抵债的意思表示，与案涉债权债务无关；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也只能表明该车辆在该保单开具时可能具备足以偿债的价值，但和本案诉争事宜无关；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及合法性无异议，但周利萍在办理案涉贷款时在银行预留的地址与原审判决书上是完全一致的，我行不存在故意误导原审法院的问题。相反地，周利萍在申请贷款时是一个地址，我行对其发放贷款后又是另外一个地址，还换了电话号码，也未告知贷款银行，这才是不诚信的行为。周利萍对农行武汉长江支行提交的新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为：证据一上的签名和手印都是我本人的，但其他手写部分的信息是农行武汉市江岸支行工作人员后来才填上去的；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方在公告催收所谓的债务之前我所登记的住址武汉市江岸区蔼吉里9号一直有人住，不存在找不到我需要进行公告催收这个情况。 农行武汉长江支行还申请证人朱某出庭作证，拟证明案涉车辆是否停放在农行武汉市江岸支行及该行为是否属于抵债。朱某系农行武汉市江岸支行的工作人员，其在庭审中称：经核查，因时间比较久远，无法确认《逾期还款催收通知书》上手写部分系该行哪位员工所写，但其上加盖的农行武汉市江岸支行的公章是真实的。同时，可以确认的是农行武汉市江岸支行当时确实有接收案涉车辆这一情况，但该车最终是否实际收进来了其并不清楚，农行武汉市江岸支行在当时也的确有过“以车抵债”的做法。对于证人朱某的证言，农行武汉长江支行无异议；周利萍认为案涉车辆已实际交付给了农行武汉市江岸支行，其与农行武汉市江岸支行之间再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 本院再审认为，根据原审卷宗显示，周利萍在其与农行武汉市江岸支行签订的《汽车消费借款合同》上预留的地址为“武汉市江岸区洞庭街123号”，在《机动车辆抵押清单》及其与农行武汉市江岸支行签订的《划款扣款授权书》上预留的地址为“武汉市江岸区蔼吉里9号”。原审法院在本案诉讼过程中通过前述二地址对周利萍、程龙邮寄送达相关诉讼材料未果后，于2017年7月27日采取直接送达的方式进行送达，但仍未联系到该二人。对于周利萍在本案再审中提交的《个人信用报告》，因该征信报告为个人私密信息，并非可由他人常规方式获取，且也不属于法院送达时能够且必须采取的方式。故原审法院在邮寄送达和直接送达仍未联系到当事人后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并无不当，原审送达程序合法。 本院再审过程中，周利萍提交了新的证据欲证明其在2005年初已将案涉车辆交由农行武汉市江岸支行用于抵偿其所欠该行债务，但农行武汉市江岸支行是否实际接收了案涉车辆、是否与周利萍达成了“以车抵债”的合意、农行武汉市江岸支行与农行武汉长江支行如何对案涉债权进行移交等事实原审并未查清。因出现新的证据导致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2民初5440号民事判决； 二、本案发回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重审。 审判长 吴 婷 审判员 何学年 审判员 宫 楠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王楠                                                                                                                书记员李小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