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29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杜红钦，男，1980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巩义市。委托代理人吕贝雷，河南信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郑丽君，河南信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春来，男，1947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巩义市。委托代理人张剑平，河南裕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杜红钦因与被上诉人王春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巩义市人民法院（2019）豫0181民初87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杜红钦及其委托代理人吕贝雷、被上诉人王春来的委托代理人张剑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春来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判令杜红钦立即偿还王春来借款本金350000元、利息117000元（从2017年5月1日至2019年7月1日之间的利息），合计467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杜红钦承担。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7年2月20日，王春来通过其本人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向杜红钦的账户转款300000元。2017年3月2日、2017年4月1日、2017年5月4日，赵瑞丽分别向王春来转款4500元，共计13500元。2017年5月7日，王春来再次向杜红钦的账户转款50000元。另查明，王春来系巩义市鑫旺铸钢厂的执行事务合伙人，2016年12月2日，王春来与杜红钦签订《巩义市鑫旺铸钢厂租赁协议》，约定将巩义市鑫旺铸钢厂租给杜红钦经营。2017年5月17日，王元魁出具证明一份，注明从2016年10月17日至2017年5月18日投入设备及经营不善诸方原因共投入700000元，愿与杜红钦共同负责。2017年5月22日，杜红钦与王春来之子王元魁签订股份制合同书一份，约定杜红钦作为管理决策人、王元魁作为共同经营人，共同经营巩义市鑫旺铸钢厂，经营期限为2017年5月22日至2022年5月22日，杜红钦出资700000元，王元魁出资300000元，双方按股份比例分取利润或分担亏损，在该合同书中加盖有巩义市鑫旺铸钢厂的公章。王元魁认可该300000元其并未实际出资。同时查明，赵瑞丽是巩义市鑫旺铸钢厂的财务人员，其与王元魁系夫妻关系。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王春来提交了银行转账记录，证明其向杜红钦两次转款共350000元，已完成对交付款项的举证。杜红钦辩称该款项系王春来及王春来的儿子王元魁与杜红钦三方合伙的出资款，并提供了《股份制合同书》作为证据，但在该《股份制合同书》中，内容明确为“双方”入股出资事宜的协议，仅约定了杜红钦与王元魁的权利义务及出资数额，未约定巩义市鑫旺铸钢厂或王春来的权利义务，且该合同书仅有杜红钦与王元魁的签名，没有王春来的签名，不能证明王春来或王春来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巩义市鑫旺铸钢厂与杜红钦存在合伙关系。杜红钦提供的有赵瑞丽签名、加盖有巩义市鑫旺铸钢厂印章或财务专用章的证明，本质上仍属证人证言，赵瑞丽未出庭接受质询，故原审法院对该证明不予采信。综上，杜红钦辩称该350000元系王春来与其合伙的出资款的理由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王春来主张该款项系杜红钦为经营巩义市鑫旺铸钢厂而向其借贷的款项，结合双方租赁协议的签订经过及双方对事实的陈述，原审法院予以采信。王春来诉称其与杜红钦口头约定借款利息为月息一分五，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故王春来要求杜红钦支付2017年5月至2019年7月间利息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杜红钦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王春来借款350000元；二、驳回王春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杜红钦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305元，减半收取计4152.5元，由王春来负担877.5元，杜红钦负担3275元。杜红钦上诉称：杜红钦与王春来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涉案款项并非借款而是出资款，杜红钦已经提供了证据予以证明涉案款项已经交至王春来××巩义市鑫旺铸钢厂，但一审法院错误的采信证据，导致案件事实认定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款项为借款，属事实认定错误。（一）杜红钦与王春来之间并未形成任何借款的合意，一审法院片面按照王春来的陈述认定为借款，属事实认定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的规定，借款法律关系，应当由借贷双方达成借款的合意，出借方履行了出借义务，借款方承担还款义务。而在本案中，杜红钦并未向王春来借款，双方并不存在借款的合意，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王春来向杜红钦转入的35万元更非借款，而是王春来合伙期间的合伙出资款，杜红钦、王春来之间无任何借款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在双方不存在任何借款合意的情况下，无视法律规定，武断的认定为借款，属事实认定错误。（二）涉案款项并非借款，而是出资款。（1）涉案款项并非借款。第一，双方未有任何借款的合意；第二，王春来庭审中对借款的经过的陈述前后矛盾，违背常理，且根本无法自圆其说。王春来在陈述借款经过时说，“杜红钦向其陈述，要求借十万八万，其出借给了杜红钦三十万”，但在法庭询问时，却说“刚法庭人员听错了，自己说的不是十万、八万”；王春来前后所述存在反言；王春来称其手中仅有十几万，剩余的十几万都是王春来借的，当问王春来如何向别人借款，如何向别人支付利息时，王春来闭口不答，而在杜红钦尚未归还30万元的借款的前提下，王春来又向别人借款5万元再次出借过杜红钦，明显与常理不符，双方当事人非亲非故，王春来为何会为了杜红钦向别人借钱也要出借给杜红钦，实在让人匪夷所思。第三，涉案款项的流向。王春来于2017年2月20日转入杜红钦农业银行账户30万元出资款当天，杜红钦转给了王春来的儿媳妇即巩义市鑫旺铸钢厂的财务赵瑞丽的银行账户内，作为王春来及王春来的儿子王元魁履行的出资款。2017年5月7日王春来向杜红钦银行账户转入5万元出资款，当天巩义市鑫旺铸钢厂的财务又转给杜红钦5万元，加之2017年5月6日、7日的货款，共计15万元，杜红钦于第二日用于购买机械142000元，剩余8000元又转入巩义市鑫旺铸钢厂财务赵瑞丽的银行账户内。以上为杜红钦收到的35万元款项的真实情况，该款项仅是王春来履行的出资款，并非借款。第四，从权利的行使来看。若涉案款项为借款，为何王春来从2017年2月开始出借款项，为何中间一直不向杜红钦追要借款，而是在事隔2年之久，才以起诉的形式追要，有违常理，更与借款关系中出借人权利的行使不符。综上，从王春来自己的陈述、涉案款项的流向等都足以证明，涉案款项并非借款，而是王春来履行的出资款。（2）涉案款项为出资款。第一，杜红钦提供了合伙企业巩义市鑫旺铸钢厂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明涉案款项是出资款，并非借款。根据杜红钦在一审法院提交的巩义市鑫旺铸钢厂出具的证明，该证据作为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足以证明涉案款项为王春来履行的出资款。第二，涉案款项的流向。涉案款项的流向与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能够相互印证，证明了涉案款项为出资款。第三，根据王元魁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明杜红钦与王春来之间存在合伙经营铸件的法律关系。综上，根据杜红钦与王春来提供的证据材料，足以证实涉案款项并非借款而是王春来履行的出资款，杜红钦向法庭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杜红钦与王春来及王春来的儿子王元魁存在合伙经营铸件的合伙关系的法律事实。综上所述，杜红钦与王春来之间并未形成任何借款的合意，涉案款项更非借款，而是出资款，一审法院选择性的、错误的认定证据，导致本案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一）一审法院依据《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确认借款关系存在系法律适用错误。该规定明确运用的前提是“借款人对转账抗辩已经偿还的，出借人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在本案中，杜红钦一直主张本案涉案款项并非借款，而是双方之间的出资款，并提供了证据予以证实，王春来就应当对双方之间存在借款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但一审法院并未正确的适用该条规定，而选择性错误的适用该条规定下，又错误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属法律适用错误。（二）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条、《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七条的规定，驳回王春来无理的诉讼请求。根据法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其他相关的债权凭证，但在本案中王春来并未提供任何具有借款合意的直言片语，且对于王春来的转款，杜红钦已经举证证明并非借款，而是履行的出资款，基于该事实，王春来应当对双方之间存在借款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但王春来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借款关系的存在，连自己的出借经过都前后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综上，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王春来答辩称：一、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不存在合伙关系，王春来向杜红钦账户汇入的35万元是借款，不是出资款。1、杜红钦因租赁经营巩义市鑫旺铸钢厂发生资金周转困难，向王春来借款，双方当时口头商定借款金额为30万元，利息按月息一分五计算，每月初付当月的利息，于是王春来于2017年2月20日通过银行转账向杜红钦出借款项30万元，杜红钦租赁经营的铸钢厂财务人员赵瑞丽于2017年3月2日、4月1日、5月4日，分三笔（单笔4500元）向杜红钦共付息13500元。在杜红钦按约定付息具备一定信用的情况下，又向王春来提出借款5万元，王春来基于信任于2017年5月7日通过银行转账又向杜红钦出借款项5万元。以上两笔借款合计35万元，有银行转账凭证为证，杜红钦一审亦认可收到35万元款项。依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民间借贷中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王春来一审提交的借款及杜红钦付息的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2、王春来从未与杜红钦合伙，双方未签订过任何书面《合伙协议》，也不存在合伙的事实行为。依据双方签订的《巩义市鑫旺铸钢厂租赁协议》，可以看出双方存在企业租赁经营合同关系，而不是合伙经营关系。杜红钦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明确承认租赁铸钢厂，根本未提及与王春来合伙经营铸钢厂。杜红钦认为双方存在合伙关系没有事实根据。3、赵瑞丽书写并签名的六张收条，系赵瑞丽事后在加盖印章的空白纸张上添加内容形成，笔迹新鲜清晰，印章模糊不清，所用纸张明显陈旧，且“字压章”，可见文书实际形成于近期，与落款时间存在明显的时间差别，显然是伪造的。同时根据财务记账惯例，作为现金收据至少一式两联，一联为会计记账联，一联为交款人的收据联，上下联内容应完全一致，而由赵瑞丽书写的六张收条均仅有一联，不符合财务记账规则。该六张收条不是单位证明，铸钢厂的所有印章在王春来与杜红钦签订《巩义市鑫旺铸钢厂租赁协议》时已全部交给杜红钦，公章和财务章在杜红钦掌管之下，可随时加盖在任何纸张上，包括赵瑞丽书写的六张收条上。这六张收条上没有铸钢厂负责人的签名，不具备单位出具证明的要件，实为赵瑞丽本人的证言，其本人在一审两次开庭均未出庭作证，其证言不应采信。4、由于赵瑞丽涉嫌盗窃王春来车床，已被公安机关传唤询问，王春来之子王元魁与赵瑞丽分居三年，夫妻关系恶化，在王春来一审立案前王元魁已将赵瑞丽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在面临刑事指控和离婚诉讼的双重压力下，赵瑞丽必然会作出对王春来不利的证言，相反其一直是受雇于杜红钦的财务人员，因利益关系必然会作出对杜红钦有利的证言。5、杜红钦收到借款后，如何记账，如何使用，与王春来无关，也无法知晓，更无法控制。王春来向杜红钦出借款项是因为杜红钦经营铸钢厂需要资金周转，而不是与杜红钦合伙经营铸钢厂，也不是替王元魁出资。王元魁一审出庭作证，证明其与杜红钦之间有合作关系，但二者的合作关系与王春来毫无关系，也根本未曾让王春来为其出资。而杜红钦在上诉状称王元魁出具的证明材料能够证明杜红钦与王春来存在合伙经营关系，这与证明材料的内容完全不符，是对证明材料的曲解，根本不是事实。6、杜红钦一审提交的《股份制合同书》以证明杜红钦、王春来、王春来之子王元魁三方存在合伙关系，但《股份制合同书》仅约定了杜红钦与王元魁两方入股出资的权利义务，未约定铸钢厂或王春来的权利义务，该合同书也只有杜红钦和王元魁的签名，并没有王春来的签名。王元魁一审出庭作证证：《股份制合同书》在其签字两三天后，杜红钦以再考虑考虑为由就将《股份制合同书》收回了，其未按合同出资三十万元，合同也未实际履行。因此，《股份制合同书》不能证明王春来或铸钢厂与杜红钦存在合伙关系。以上说明，杜红钦认为涉案35万元系合伙出资款的理由不能成立。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王春来依据银行转账凭证向杜红钦主张偿还借款，已完成了对交付款项的举证证明责任，杜红钦抗辩双方存在合伙关系及涉案35万元不是借款而是合伙出资款，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也无法证明35万元款项是合伙出资款，故杜红钦的抗辩不能成立。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王元魁一审出庭作证的证言，可以认定王春来向杜红钦出借35万元的事实。一审判决杜红钦还款完全正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王春来主张杜红钦向其借款35万元，提交了向杜红钦转款的凭证。杜红钦称王春来的转款是与其及王元魁合伙经营巩义市鑫旺铸钢厂的出资款，缺乏依据，且与其同王春来签订的承租王春来开办的巩义市鑫旺铸钢厂的租赁协议相矛盾。在此之后，杜红钦与王元魁签订的《股份制合同书》明确甲方为杜红钦、乙方为王元魁，约定的出资方亦为杜红钦和王元魁，并无王春来，且杜红钦在2019年8月16日公安机关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中亦称其与王元魁共同经营巩义市鑫旺铸钢厂。综上，杜红钦主张王春来向其所转的35万元为出资款理由不足，王春来主张系杜红钦向其借款，一审判决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杜红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305元，由上诉人杜红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岸峰审判员  张永军审判员  陈贵斌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书记员  侯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