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0民终2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宋建洋，男，汉族，1985年10月12日出生，住沙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良，湖北博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飞，湖北博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田云艳，女，汉族，1982年10月16日出生，住沙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传军，湖北天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宋建洋因与被上诉人田云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2019）鄂1002民初26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宋建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飞，被上诉人田云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传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建洋上诉的主要理由：1、一审判决没有认定宋建洋提供的补充协议的效力，而是仅根据田云艳提供的银行流水就推定了案涉款项为借款，缺乏法律依据。田云艳已经认可其在案涉补充协议上签字，人民法院应当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田云艳主张该协议无效，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次，补充协议在前，正式合同在后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且该现象在实践中并不罕见，加之两份协议只相隔一天，故不能仅以补充协议在正式合同之前就否定协议的效力。最后，一审判决多次以“有悖常理”、“不符合一般人的理性思维”等标准推定本案事实，但田云艳关于“补充协议是自己亲笔签字，但当时不同意协议内容，田云艳当场撕毁了协议”的主张同样有悖常理，一审判决却采纳了该主张，故一审判决在认定标准上存在差异。2、事实上，双方在2018年10月31日之前就已经有转让商铺的合意，该笔款项是田云艳支付的前期费用。且宋建洋出具的收据是截止2019年3月15日收到25万元转让费，而不是一审判决中所述的“商铺转让费25万元”，故一审判决认定案涉款项为借款，属认定事实错误。3、即使依据一审判决的逻辑，除去案涉款项，田云艳共向宋建洋转款261342元。而双方转让合同约定的款项为25万元转让费及押金3万元，田云艳并未支付完毕。故即便判决偿还借款，也应当扣除田云艳尚未支付的部分。4、宋建洋已经举证证明田云艳主张的款项系转让费，此时应当由田云艳举证证明案涉款项为借款，但一审判决却直接认定了双方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适用法律错误。田云艳答辩的主要意见：1、田云艳于2018年10月31日向宋建洋转款的5万元，双方有借款的合意和口头约定，与商铺转让协议没有关联性。2、双方于2018年11月28日签订的《商铺转让补充协议》不具备法律效力。一方面是因为该补充协议在正式合同之前签订；另一方面是该补充协议应当已经被后签订的正式合同所取代。案涉的商铺转让费应当以正式的转让合同为准。3、正式的转让合同约定的转让费为25万元，田云艳实际支付的转让费也是25万元，宋建洋出具的收据也是25万元，即合同约定的转让费金额、田云艳给付的转让费金额以及宋建洋确认的转让费金额三者完全一致。而且田云艳在2019年3月15日之前向宋建洋支付的款项超过了25万元，但宋建洋只认可收到了25万元的转让费。上述事实足以认定案涉商铺转让费是25万元。4、田云艳应当支付的商铺转让费是25万元。商铺转让后，宋建洋向田云艳支取了部分价值1.8万元的货物，另外田云艳应当支付押金3万元，经结算后田云艳实际支付给宋建洋的款项金额高于25万元。故不能根据田云艳向宋建洋的银行转账来认定商铺转让费为30万元，也不能否认案涉5万元为借款。5、因宋建洋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5万元为商铺转让款，且其本人一审未到庭参加诉讼，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案涉5万元为借款，符合法律规定。田云艳诉称：被告因经营缺少周转资金，于2018年10月31日向原告借款5万元，原告当天将5万元汇入被告银行账户。后经原告多次催收，被告拒不偿还。特提起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5万元及利息（利息以5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9年7月12日起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查明：2018年6月10日原告田云艳受雇工作于被告经营的南国大家装卡诺亚定制家居店；2018年10月31日被告因资金周转困难向原告田云艳借款5万元，同日原告田云艳通过其个人账户向宋建洋账户汇款5万元，被告宋建洋系原告田云艳雇主，双方系雇佣关系，基于双方间的互相信任，被告未向原告田云艳出具借条。2018年11月中旬，原告田云艳准备离职自己开店面时，被告宋建洋经与原告协商，愿意将被告宋建洋自己经营的卡诺亚定制家居店转让给原告田云艳，2018年11月29日，被告宋建洋与原告田云艳丈夫罗进宏就卡诺亚定制家居门面转让以及卡诺亚品牌代理转让事宜达成共识，并签订商铺转让协议，协议对转让费及支付方式进行了约定。2019年3月15日被告向原告田云艳出具收条一份，载明“收到卡诺亚店面转让费贰拾伍万元整”。据此，本案中商铺转让费与该笔借款无关联，且为两个不同法律关系，故该笔借款期限届满后，被告宋建洋对于欠付的借款本金至今未给付，原告田云艳因而诉至法院，形成讼争。另查明：商铺转让协议并未就被告于2018年10月31日向原告田云艳的借款冲抵商铺转让费作出明确约定，故商铺转让费与本案借贷无关联性，且该店铺已办理了相应变更手续。对此，被告抗辩的双方间系商铺转让合同关系不能成立。一审认为：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款规定“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原告田云艳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宋建洋抗辩转账系商铺转让费非借款，宋建洋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因原、被告间借贷事实发生在前，商铺转让行为发生在后，故原、被告间存在借贷合意，原告田云艳提交的银行转款凭证均能与被告借款时间、商铺转让后支付商铺转让费的时间相吻合，能够与原告田云艳主张的借贷事实相印证，且被告宋建洋已于2019年3月25日向原告出具收条，载明“收到卡诺亚店面转让费贰拾伍万元整”，被告提供的证据商铺转让协议并未对2018年10月31日被告向原告田云艳的借款作出明确约定，仅能证明商铺转让费为25万元。因此，原、被告间商铺转让前、发生于2018年10月31日原告田云艳向被告宋建洋汇付的款项应认定为借款。结合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商铺转让协议》约定的内容及签订的时间，原告预判被告宋建洋会转让商铺而预先支付商铺转让费不符合一般人的理性思维。在签订上述协议之时及出具收条时，若被告宋建洋已将借款归还，被告宋建洋应就2018年10月31日的借款在商铺转让协议或收条中明确约定该笔借款与转让费相冲抵。综上，原告田云艳提交的现有证据，能证明其与被告宋建洋间形成了借贷的合意，其以民间借贷为请求权基础，要求被告宋建洋归还借款本金5万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法律规定，自然人之间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故对原告田云艳的利息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宋建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田云艳借款本金5万元。二、驳回原告田云艳的其它诉讼请求。本案二审期间，宋建洋提供一份田云艳于2019年1月25日出具的5万元欠条一份，拟证明田云艳在支付了包括本案诉争的5万元之后，也即支付了总共25万元转让款后，继续认可尚欠转让款5万元。表明田云艳认可案涉商铺转让款总额为30万元。田云艳认可上述欠条的真实性，但认为当时其支付了不包括诉争的5万元，即支付了20万元转让款以及押金后，还欠其尾款5万元未支付。于是在宋建洋的要求下出具了该份欠条，后于5月份将尾款支付后已经收回了该份欠条。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上述欠条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该份欠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不论案涉商铺转让款是30万元还是25万元，以及田云艳实际给付的转让款是25万元还是20万元的情形下，在欠条出具当日，田云艳均尚欠尾款5万元，故上述欠条不能达到宋建洋的证明目的。另查明，案涉收到转让款25万元的收条实际是在2019年5月15日出具。本案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当事人双方就案涉5万元款项是否形成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田云艳主张案涉5万元款项为双方之间的借款；宋建洋主张案涉5万元款项系双方之间的商铺转让款。从当事人双方提供的证据和陈述来看，当事人双方于2018年11月29日签订了商铺转让合同，约定转让款为25万元。田云艳提供转款凭证证明其已经付清了上述转让款，案涉的5万元并未包含在商铺转让款之中。宋建洋提供双方于2018年11月28日签订的商铺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主张商铺转让费并非25万元，而是30万元，案涉5万元款项包含在商铺转让款之中。田云艳抗辩补充协议签订当时就被双方撕毁，并未实际成立。因此，本案双方争议的关键为商铺转让款是30万元还是25万元。本院认为，其一，补充协议一般系因交易双方在签订了正式合同之后，对未尽协商的事宜作出补充约定而产生。而案涉补充协议却在转让合同前一天签订，且若宋建洋并不同意转让款为25万元，则其完全可以在转款合同中约定30万元的转让款，而不必在正式合同签订之前签订一份补充协议，故案涉补充协议的签订与一般交易习惯不符。宋建洋主张因田云艳是与他人合伙，签订补充协议是想在不知会其他合伙人的情形下，自己承担增加的5万元转让款，但若如宋建洋的上述主张，田云艳则会出现增加出资而不增加合伙份额的情形，明显对其自己不利。故一审判决认为案涉补充协议的签订有违一般理性思维，并无不当。其二，本案已经查明，案涉收条实际是在2019年5月15日初级，此时不管是在宋建洋主张30万元转让款的情形下还是在田云艳主张25万元转让款的情形下，所有转让款均已经给付完毕。如果本案的转让款是30万元而非25万元，则宋建洋应当在收条中载明收到转让款30万元而非25万元。即便是因为转让合同约定的履行日期是2019年3月15日而将收条载明的日期提前，但不可否认的是收条实际出具时所有款项均已履行完毕，此时依照宋建洋的主张，其出具的收条载明的转让款数额亦应当是30万元而不是25万元。其三，田云艳一审提供了一段录音资料，二审中宋建洋也认可是其与田云艳之间的对话，并认可上述对话是在田云艳已经将所有款项支付完毕后形成。根据双方在录音资料中的陈述，首先宋建洋是认可合同签订的转让款为25万元，只字未提转让款实际是30万元之事实；其次，在田云艳向宋建洋主张其还未偿还5万元的借款时，宋建洋回答的是田云艳应当支付25万元而仅支付了20万元，也即宋建洋当时的认知是田云艳还欠5万元的转让款没有支付。而若如宋建洋主张案涉的5万元是商铺转让款，则当田云艳讨要案涉5万元款项时，其认知应当是转让款实际是30万元而非25万元，该5万元款项已经根据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予以抵扣，而非田云艳还欠5万元未予给付。综上，宋建洋主张案涉商铺转让款为30万元而非25万元，缺乏足够的证据予以证明。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上诉人宋建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祖发审判员  周 湛审判员  廖崇霞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周 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