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民终535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陶爱林，女，1970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晓燕，浙江秀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徐春香，女，1968年2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芜湖市无为县，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上诉人陶爱林因与被上诉人徐春香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2019）浙0411民初49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陶爱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徐春香承担。事实和理由：1.陶爱林并非专业人士，只是认为自己可能会被拒签，才找到专门从事办理签证业务的徐春香来办理，徐春香也是一再承诺能够出签，陶爱林基于信任才委托其办理。陶爱林存在两次拒签的情形，第一次办理签证，徐春香称其在澳大利亚有认识的工厂可以挂靠，并向陶爱林保证签证成功。在第一次签证失败后，徐春香又怂恿陶爱林，以其在大使馆有认识的人为由表示保证签证成功，陶爱林在此前提下才同意再次办理签证。陶爱林并非如一审判决认定的全程都希望徐春香托关系办理签证。2.关于陶爱林支付给徐春香的24765元，徐春香并未向陶爱林说明具体用途。一审判决认定的“除部分为打印费外，陶爱林自认大部分为疏通关系及手续费”错误，并非陶爱林自认，而是在陶爱林再三追问下，徐春香告知陶爱林的。一审判决据以认定该费用性质的证据仅有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和徐春香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徐春香并未提供详细的费用支出、流水等转账或消费记录。通过徐春香的询问笔录可知，两次签证的费用总计4000多元，其余的钱用于办理签证的快递费、材料费等。然而在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徐春香又称陶爱林所支付的钱全部给别人了。徐春香的前后陈述自相矛盾。陶爱林认为，除签证费4000多元外，如果不能查证其他费用的用途，应均为徐春香虚报，既不属于报酬也不属于委托费用，徐春香理所应当予以退还。一审法院在徐春香未到庭的情况下，将该笔费用认定为委托费用属于认定事实错误。3.徐春香在办理签证的过程中存在以下过错：首先，在徐春香办理两次签证的过程中，均向陶爱林承诺一定会出签（徐春香询问笔录中的陈述能够证实:“办成功的有百来人，未成功的仅有四人”)。徐春香以其如此之高的办证成功率给与陶爱林承诺，该夸大承诺的行为虽构不成民法意义上的欺诈行为，但此类承诺确实能够造成陶爱林在一定程度上的认识错误导致其做出错误选择。其次，陶爱林的目的是为出国打工，应当办理工作签证，然而徐春香却为陶爱林办理旅游签证，而拒签的理由也是不符合办理旅游签证的条件。以上两点过错一审法院并未考虑，实属认定事实错误。徐春香未作答辩。陶爱林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徐春香返还陶爱林24705元；2.本案诉讼费由徐春香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陶爱林（微信号：×××、昵称：Ａ林）经人介绍添加徐春香微信（微信号：×××、昵称：鑫淼国际家政徐老师：131××××1162），向其咨询办理澳大利亚签证事宜。因陶爱林知道自己不符合办理澳大利亚签证的条件，若自己去办理基本没有出签的可能性，遂委托徐春香为其办理。双方口头约定免费代办，若出签成功，徐春香再收取一定中介费用。2018年9月3日陶爱林微信转账给徐春香500元，2018年9月19日陶爱林通过工商银行转账给徐春香10000元，作为疏通关系及手续费。后陶爱林按照徐春香要求准备送签材料。2018年9月22日陶爱林微信转账给徐春香205元、次日微信转账60元打印费。2018年10月10日，徐春香微信告知陶爱林被拒签，并向其发送电子签证文档一份。2018年10月11日陶爱林微信转账给徐春香10000元、2018年10月12日再次微信转账给徐春香4000元，作为疏通关系、手续费。2018年11月16日，徐春香微信告知陶爱林再次被拒签，并向其发送拒签电子文档一份。之后，徐春香与陶爱林沟通，要求徐春香从其他代办人员处拿回部分代办费用。后陶爱林向嘉兴市公安局秀洲区分局油车港派出所报警。公安机关于2019年1月15日向陶爱林制作《询问笔录》一份，陶爱林在笔录中陈述：徐春香说她在澳大利亚有专门接应的人，也有对接工厂，办理的签证会挂靠在这个工厂，保证百分百出签的，而且过去以后也可以直接到这个工厂上班，为顺利办出签证去澳大利亚上班，陶爱林才找到徐春香。2019年4月22日，公安机关向徐春香制作《询问笔录》一份，徐春香陈述：其是上海市徐家汇鑫淼家政的业务员，通过上海五洲大厦专门办签证的公司为陶爱林办理签证，具体联系人叫施迪文。其公司与国外招家政的雇主联系好，也跟国内需要出国务工的人联系好，口头讲是免费办签证的，如果成功了，国外雇主付30%提成，国内务工人员也付30%提成。为陶爱林办理的是旅游签证，可在澳大利亚待三个月，陶爱林两次被拒签的理由均为经济问题不符合澳大利亚的要求。拒签的话澳大利亚大使馆那边是查不到拒签记录的，所以陶爱林就报警徐春香诈骗。第一次被拒签陶爱林也没有要求退钱，还恳求徐春香再次帮忙。后第二次被拒签，陶爱林就以拒签信上日期错误的问题，要求退第一次、第二次的钱，合计24000元。陶爱林付给徐春香的钱是签证的费用，第一次是1000元，第二次是3000多元，其余的是办理签证的快递费、写申请表、资料费、做银行资金流水等，这个钱都去办资料费用光了。一审法院认为：陶爱林和徐春香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依法成立。本案中，陶爱林明知其不符合办理澳大利亚签证的条件，希望通过徐春香所谓疏通关系来获得签证，其支付给徐春香的24765元除部分为打印费外，大部分陶爱林自认为疏通关系及手续费，故上述款项并非陶爱林支付给徐春香的报酬，而是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根据双方约定，徐春香帮助陶爱林办理签证，若签证成功，则陶爱林支付徐春香一定报酬，表明双方系有偿委托合同，且陶爱林应当知道有被拒签的可能。现陶爱林被拒签，陶爱林未提交证据证明徐春香在处理委托事务中存在过错，故其要求徐春香返还上述费用，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陶爱林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18元，减半收取计209元，由陶爱林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陶爱林在嘉兴市公安局秀洲区分局油车港派出所于2019年1月15日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想要办的是澳大利亚的工作签证，但是如果我自己去办的话，我是不符合澳大利亚签证的条件的，出签的可能性基本没有。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徐春香是否应返还陶爱林24075元。陶爱林在明知自身不符合办理签证条件的情形下，仍然委托徐春香代为申请签证，在第一次被拒签的情况下仍寄希望通过疏通关系达成委托目的。且根据陶爱林提供的证据，并不能看出徐春香向陶爱林保证肯定能成功办理签证，徐春香也未向陶爱林承诺签证办理不成功则返还委托费用。在此情形下，签证不能办理成功的风险以及委托费用的损失风险，应由陶爱林自身承担。陶爱林上诉称徐春香未将案涉款项用于委托事项，但考虑到陶爱林曾以徐春香诈骗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在向本案双方当事人作出询问笔录后并未对陶爱林的报案立案受理，在陶爱林未提供其他证据的情形下，本院对陶爱林的该主张不予采信。至于陶爱林称徐春香在办理委托事项中存在过错，其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综上，陶爱林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8元，由上诉人陶爱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宁建龙审判员  王 浩审判员  黄 阁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书记员  吴 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