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2民终9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于鸿燕，女，1970年1月11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吉林监管分局，住所地吉林省吉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负责人：胡长国，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杰才，吉林恒正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博达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法定代表人：刘妍，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颖，吉林恒正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市瀚元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法定代表人：温勇前，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波，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白轶，该公司职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市劳动保障代理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法定代表人：刘继刚，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洪波，该单位经理。上诉人于鸿燕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吉林监管分局（以下简称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吉林博达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达公司）、吉林市瀚元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元公司）、吉林市劳动保障代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劳动保障代理服务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吉林省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吉0291民初9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于鸿燕，被上诉人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杰才，博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颖，瀚元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波、白轶，劳动保障代理服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洪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鸿燕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于鸿燕自2008年7月25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与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三、改判于鸿燕自2008年7月25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与博达公司、瀚元公司、劳动保障代理公司所签的派遣合同无效；四、改判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给付违法解除于鸿燕的事实劳动关系的赔偿金36,960元（1,680元×11个月×2）；五、改判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支付违法解除于鸿燕的事实劳动关系的代通知金1,680元，交通费126元，误工费3,000元，复印费200元；六、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于鸿燕与吉林劳动保障代理服务有限公司于2008年7月25日至2013年9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错误。首先，劳动保障代理服务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庭审时已明确说明于鸿燕不是其招聘的，是于鸿燕找到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工作的。根据《劳务派遣暂行规定》，派遣单位应当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岗前培训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劳动保障代理服务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对于鸿燕进行任何岗前培训，即使于鸿燕与劳动保障代理服务公司签订过劳动合同也是无效合同。首先，于鸿燕录用（招聘）职工表标注，此表无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备案专用章及经办人、名章无效，该表中经办人（名章）、日期均无任何签名盖章，证明于鸿燕与劳动保障代理服务公司所签的劳动合同无效。其次，劳动保障代理服务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与于鸿燕解除劳动合同，由此看出于鸿燕与劳动保障代理服务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第三，于鸿燕2008年7月25日到吉林市人才资源市场寻找工作，吉林市人才资源市场工作人员把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地址及电话号码告诉于鸿燕，于鸿燕自己找到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由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工作人员李长国接待，李长国拿着没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与于鸿燕签订劳动合同，在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签订合同时，只有于鸿燕与李长国在场，没有劳动保障代理服务公司人员在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劳动保障代理服务公司从未与于鸿燕见面，没有履行告知义务，双方并非协商一致，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劳动保障代理服务公司与于鸿燕签订合同无效。第四，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辩称其是用工单位，不是用人单位，且其与劳动保障代理服务公司签订人才派遣合同。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与劳动保障代理服务公司签订的派遣合同与于鸿燕无关，不能证明于鸿燕是劳动保障代理服务公司派遣人员。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从未与于鸿燕签订过用工合同及任何协议，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是真正的用人单位，于鸿燕与劳动保障代理服务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2008年7月至2013年9月30日期间，劳动保障代理服务公司只是代发于鸿燕工资，且于鸿燕对此不知情，于鸿燕的工资卡是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要求于鸿燕办理的，于鸿燕将银行卡号给了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劳动保障代理服务公司均未告诉于鸿燕工资是由谁代发。于鸿燕被辞退后，到银行查询工资流水，才发现工资是由劳动保障代理服务公司代发。（二）一审法院判决于鸿燕与瀚元公司自2013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错误。一审判决没有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及瀚元公司代理人在劳动仲裁、一审庭审时的答辩意见进行审理。瀚元公司并没有与于鸿燕签订劳动合同，瀚元公司及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均未提交于鸿燕与瀚元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瀚元公司在庭审过程中也已经说明2013年10月至2018年9月期间于鸿燕真正的用人单位为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瀚元公司不认识于鸿燕，也没有对于鸿燕进行招聘录用，瀚元公司不知道于鸿燕怎样到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工作的。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将于鸿燕的银行卡号交给瀚元公司，瀚元公司只是按照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要求发放于鸿燕工资，故2013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于鸿燕与瀚元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与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是事实劳动关系。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与瀚元公司的《劳务派遣合作协议》并不能证明于鸿燕与瀚元公司是派遣与被派遣关系。即使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是用工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应认定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与于鸿燕是事实劳动关系。（三）一审判决于鸿燕与博达公司自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错误。博达公司不是于鸿燕自己找的派遣公司，于鸿燕在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连续工作长达11年之久，不可能自己找博达公司签订合同，再让其派遣回原工作单位。于鸿燕与博达公司签订的合同中，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均为空白，不能证明于鸿燕被博达公司派遣至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工作，博达公司不能证明于鸿燕被其录用招聘。于鸿燕2019年3月31日与博达公司签订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原因并未显示在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合同到期，于鸿燕与博达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于鸿燕与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博达公司只是为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代发于鸿燕工资。用工单位应当根据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与劳务派遣单位确定派遣期限，不得将连续用工期限分割订立数个短期劳务派遣协议。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与三家派遣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合同违反法律规定，于鸿燕自2008年7月25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与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了无固定期劳动合同。于鸿燕从2008年7月25日至2019年3月31日工作了11年，与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于鸿燕与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之间系劳务用工关系，于鸿燕为劳务派遣公司派遣的劳务人员。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提供的与相关劳务派遣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及劳务工资支付凭证等充分证明，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作为用工单位，已经按照劳务派遣协议履行了约定义务及法定义务。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与于鸿燕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二、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与相关劳务派遣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及事由，合法有效，对协议双方具有约束力，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已经按约定履行义务。三、于鸿燕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关系因劳动合同期限届满而终止，并非违法解除。于鸿燕要求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项诉请与要求支付代通知金相互矛盾。于鸿燕请求支付交通费、误工费、复印费等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博达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二、博达公司与于鸿燕于2018年10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合法有效，且双方已履行该合同。博达公司依据合同约定为于鸿燕安排了工作，给付了相应工资报酬，于鸿燕也依合同约定提供了劳动，领取了工资，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瀚元公司辩称，一、2013年10月至2018年9月期间，于鸿燕的用人单位应为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在此期间瀚元公司只为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代发工资，瀚元公司不认识于鸿燕，于鸿燕也不是其招聘，录用后派遣到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瀚元公司甚至都不知道于鸿燕是如何到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工作的。瀚元公司仅是按照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的要求为于鸿燕发放工资，于鸿燕不受瀚元公司的管理与支配，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是于鸿燕的实际用人单位。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通过派遣的方式逃避对劳动者应承担的法定义务，属“逆向劳务派遣”，于鸿燕与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具有事实劳动关系。二、瀚元公司仅代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代发了2013年10月至2018年9月期间于鸿燕的工资，自2018年10月之后于鸿燕的工资就不再由瀚元公司发放。瀚元公司与于鸿燕不存在争议，不应承担责任。劳动保障代理服务公司辩称，于鸿燕于劳动保障代理服务公司与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建立人才派遣合同关系后，按照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的要求招聘、录用并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后派遣至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从事卫生保洁工作的人员。2012年5月末，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与劳动保障代理服务公司终止合作关系，变更了合作的派遣公司。2012年5月31日，劳动保障代理服务公司与于鸿燕协商同意，解除了与于鸿燕的劳动合同，并在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办理了备案登记。据劳动保障代理服务公司了解，在与于鸿燕解除劳动合同并办理减员登记后，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将于鸿燕推荐给新的劳务派遣公司，又被新的劳务派遣公司派至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继续从事卫生保洁工作。劳动保障代理服务公司与于鸿燕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依法履行了劳动合同约定的权利和义务，不存在任何争议和债权债务关系。于鸿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于鸿燕自2008年7月25日至2019年3月31日与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二、确认于鸿燕自2008年7月25日至2019年3月31日与博达公司、瀚元公司、劳动保障代理服务公司所签的劳务派遣合同无效；三、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36,960元（1,680元×11个月×2）；四、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支付违法解除于鸿燕的事实劳动关系的通知金1,680元，交通费126元，误工费2,000元，复印费15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7月25日于鸿燕与劳动保障代理服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履行期限为2008年7月25日至2010年7月24日，工作地点为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工作岗位为保洁，工资标准为每月650元。2010年7月25日，各方又签订了《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履行期限为2010年7月25日至2012年7月24日，工作地点为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工作岗位为保洁，工资标准为每月780元。2010年12月1日各方继续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履行期限为2010年12月1日至2012年12月30日，工作地点为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工作岗位为保洁，工资标准为每月830元。2018年10月1日于鸿燕与博达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履行期限为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工作地点为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工作岗位为保洁，工资标准为每月1,680元。2019年3月31日，博达公司向于鸿燕出具了《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于鸿燕在该份证明书上签字。2008年8月至2013年9月，于鸿燕的工资由劳动保障代理服务公司发放，2013年10月至2018年10月，于鸿燕的工资由瀚元公司发放，2018年11月至2019年3月，于鸿燕的工资由博达公司发放。于鸿燕作为申请人以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博达公司、瀚元公司、劳动保障代理服务公司作为被申请人向吉林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提请劳动仲裁，仲裁请求为：一、确认于鸿燕2008年7月末至2019年3月31日与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二、要求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双倍经济补偿金36,960元；三、要求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支付劳务派遣在被派遣劳务者无工作期间按月支付工资至2020年退休，共计13,440元；四、要求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支付用人单位未提前30天书面通知劳动者本人或额外支付劳动者1个月工资1,680元。2019年7月22日，吉林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做出吉市劳人仲字（2019）第306号仲裁裁决书，驳回于鸿燕的全部仲裁请求。一审法院认为，一、于鸿燕与劳动保障代理服务公司、博达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有效。于鸿燕在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从事保洁工作，属于辅助性工作岗位，符合劳务派遣的“三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得设立劳务派遣单位向本单位或者所述单位派遣劳动者”，本案中，因劳动保障代理服务公司、瀚元公司、博达公司均非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设立，故于鸿燕的派遣形式不符合第六十七条规定的逆向派遣情形。于鸿燕与劳动保障代理服务公司、博达公司分别签订了《劳动合同书》，该合同书对于鸿燕的工作岗位、工作期限、工资报酬等有明确约定，且双方在合同书上签字确认，应当认为双方就建立劳动关系达成合意，故双方所签订的合同书合法有效。于鸿燕认为，劳动合同书在其签订前未能进行协商合意，且签订时为空白合同，故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于鸿燕对于自己的主张未能提交证据加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二、于鸿燕与劳动保障代理服务公司于2008年7月25日至2013年9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于鸿燕与瀚元公司于2013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于鸿燕与博达公司于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为，于鸿燕的用工形式符合劳务派遣的法律要件，于鸿燕的劳动关系则是与劳务派遣公司之间建立，与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不存在劳动关系。关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确定，考虑于鸿燕的三次劳务派遣是完整连续的过程，且根据于鸿燕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及工资发放情况综合认定为：2008年7月25日至2013年9月30日期间于鸿燕与劳动保障代理服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3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于鸿燕与瀚元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于鸿燕与博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三、关于于鸿燕主张要求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支付违法解除事实劳动关系的赔偿金36,960元、违法解除事实劳动的通知金1,680元、交通费126元、误工费2,000元、复印费15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于鸿燕与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不存在劳动合同法律关系，故其上述诉请没有相关法律依据。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作出判决。一审法院判决：一、于鸿燕与劳动保障代理服务公司于2008年7月25日至2013年9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于鸿燕与瀚元公司于2013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于鸿燕与博达公司于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于鸿燕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于鸿燕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乙方）与劳动保障代理服务公司（甲方）分别于2008年12月1日、2009年12月1日、2012年1月1日签订《人才派遣合同》，合同约定：“甲方根据乙方工作需要，将其员工派遣至乙方工作，甲方负责派遣员工发放工资、办理社会保险、管理档案等，乙方负责向甲方支付派遣费用。甲方与派遣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乙方）与瀚元公司（甲方）于2013年10月1日、2014年10月1日、2015年10月1日签订《劳务派遣合作协议》，约定：“甲方按照乙方用工需求，协助推荐符合条件的人员供乙方择优使用，乙方也可以推荐符合基本条件的劳务人员给甲方，履行劳务派遣用工手续。甲方发放员工薪资。”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乙方）与博达公司（甲方）签订《劳务派遣合作协议》，协议期限为2018年10月1日至2020年9月31日，约定：“乙方接受派遣人员工作地点为吉林市，岗位为保洁员、保安、厨师、司机。甲方按照乙方用工需求，负责推荐符合条件的人员供乙方择优使用，乙方可以推荐符合基本条件的劳务人员给甲方。工资发放形式为甲方发放。甲方按照派遣员工每月每人100元收取劳务派遣服务费。”本院认为，一、关于于鸿燕劳动关系建立问题。逆向劳务派遣即与本单位部分或大部分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后，解除劳动合同的职工再与本单位指定的某一劳务派遣机构重新订立劳动合同，然后由派遣机构将这些职工再派回本单位继续工作。本案中，于鸿燕与劳动保障代理服务公司于2008年7月25日签订《劳动合同书》，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与劳动保障代理服务公司于2008年12月1日签订《人才派遣合同》，于鸿燕自认其于2008年7月25日前未在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工作，故于鸿燕于与劳动保障代理服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后到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工作。此时，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与劳动保障代理服务公司尚未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派遣关系，于鸿燕的情形不符合逆向劳务派遣中已与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单位指定劳务派遣机构重新订立劳动合同的构成要件。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分别与劳动保障代理服务公司、博达公司、瀚元公司签订派遣协议，约定对派遣人员的权利与义务，符合法律的规定。劳动保障代理服务公司、博达公司、瀚元公司按协议约定为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派遣人员并为派遣人员于鸿燕发放工资，于鸿燕的用工形式符合劳务派遣的法律要件，于鸿燕的劳动关系是与劳务派遣公司之间建立，于鸿燕与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主张，不予支持。二、关于劳动合同效力问题。于鸿燕与劳动保障代理服务公司、博达公司分别签订了《劳动合同书》，双方在合同书上签字确认，劳动合同书合法有效。于鸿燕认为合同无效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于鸿燕对于自己的主张未能提交证据加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于鸿燕劳动合同无效的主张不予支持。三、关于于鸿燕主张要求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支付违法解除事实劳动关系的赔偿金、违法解除事实劳动关系的代通知金、交通费、误工费、复印费的诉讼请求。因于鸿燕与吉林银行业监管分局不存在劳动关系，故其上述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于鸿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于鸿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卓审判员 关 晶审判员 刘 静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书记员 李玉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