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51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翟某1，男，1957年3月10日出生。上诉人（原审被告）：翟某2，女，1965年1月19日出生。上诉人（原审被告）：翟某3，女，1959年9月12日出生。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畅，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珊珊，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翟某4，男，1962年6月26日出生。原审被告：翟某5，男，1982年1月8日出生。原审被告：翟某6，女，1975年9月17日出生。原审被告：翟某7，女，1954年11月4日出生。上诉人翟某1、翟某2、翟某3因与被上诉人翟某4，原审被告翟某5、翟某6、翟某7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799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独任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翟某1、翟某2、翟某3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畅、任珊珊，被上诉人翟某4到庭参加诉讼。翟某5、翟某6、翟某7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翟某1、翟某2、翟某3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翟某4所持遗嘱不满足代书遗嘱的形式要求，认定遗嘱无效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涉案房屋是林淑敏与翟德光共同共有，林淑敏不能就翟德光的遗产份额进行处理。原审法院未对涉案房屋的价值及翟某4估值合理性进行审理，涉案房屋处于拆迁阶段，价值巨大。涉案的遗嘱并非林淑敏的真实意思表示，是翟某4为占有涉案房屋而串通他人伪造的。翟某4辩称：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翟某1、翟某2、翟某3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翟某5、翟某6述称：不同意原审判决，涉案遗嘱未经公证，不符合法定形式，翟某5与翟某6享有代为继承翟德光遗产的权利，原审法院未对涉案房屋进行全面评估，由于面临拆迁，价值巨大，原审法院酌定的继承份额缺乏事实依据。翟某7述称：同意原审判决，翟某4一直抚养我母亲林淑敏至去世，翟某1在父亲去世后就不和母亲来往了，也没有赡养过母亲，翟某4自己没有宅基地，一直和父母生活，现在父母都不在了，按照农村习俗，涉案院落应当归翟某4继承，即便有我的份额，我也放弃，不参与本案的继承。翟某4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由翟某4继承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小红门x号（下称x号）房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翟德光、林淑敏系夫妻关系，育有三子三女，分别为翟某4、翟启明、翟某1、翟某7、翟某3、翟某2。翟德光、林淑敏分别于2008年8月20日、2017年6月18日去世。翟德光、林淑敏的父母均先于其去世。翟启明于1993年7月8日去世，育有子女二人，分别为翟某5、翟某6。x号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在林淑敏名下，院内房屋原为翟德光、林淑敏所建，翟某4称其于1988年将院内房屋全部翻建，于2007年在院内加建二层，并将院落封顶。翟启明、翟某1成年后均另获批宅基地，与父母分开居住。翟某4在本村无宅基地，一直与父母共同居住在x号。经法院现场勘验，x号院内现有二层结构，院落全部封顶，一层有北房三间（东数第二、第三间相通，实为一大间），东侧有一小间厨房，西侧有一小间厕所，该些房屋均处于出租状态。经询，翟某4称翻建二层并未经过相关主管部门批示。庭审中，翟某4提交1990年2月28日翟启明、翟某1、翟某4签订的《家庭协议》（载有：翟启明、翟某1、翟某4兄弟三人根据翟德光提议，协商以下条款，共同遵守，翟某4与其父现住原址院内，房产归其父所有，老人百年后归属由翟德光及妻林淑敏决定。鉴于老人已退休，兄弟三人每人每月提供20元生活费给父母，父母有病由翟某4侍奉，费用由兄弟三人均摊，父母百年之后费用由三人均摊）,还提交立遗嘱人处有“林淑敏”签名和手印的《遗嘱》，该遗嘱为打印件，落款日期为2010年6月17日，载明的代书人为徐永利，证明人有满廷瑞、徐永利、刘某等，在场人为翟某7、翟某3、翟某2，内容为：1990年2月28日我与丈夫翟德光组织三个儿子召开家庭会议，商定翟某4与其父现住房产（小红门中街x号）在二老百年后其归属问题由父母共同决定，现翟德光已去世，临终前将房屋处置权移交给我，由于我年事已高，为防止发生意外，故立此遗嘱，由于我握笔困难，由徐永利代我起草本遗嘱，由三个女儿进行见证。遗嘱内容如下：将我位于小红门中街x号由三子翟某4继承，其余所有财产均由翟某4继承，百年后身后事宜由翟某4负责。翟某4据此欲证明根据父母的遗愿，x号房屋应当由自己继承。翟某6、翟某3、翟某2及翟某1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称《家庭协议》并没有处分遗产的意思，《遗嘱》上林淑敏的签名不真实，林淑敏不会书写自己的名字，且遗嘱的内容也不明确，林淑敏也无权代替翟德光处分翟德光的遗产部分。庭审中，经翟某4申请，证人刘某到庭作证。刘某称多年前他曾经到小红门中街给翟某4建房，翟某4家写遗嘱的时候他也在场，在场人还有大队书记徐永利、物业公司经理满廷瑞及翟家三姐妹，当时林淑敏意识清楚，说房子是翟某4出钱建的，要给翟某4，遗嘱是徐永利代书的，还给大家伙都念了一遍。翟某4认可证人证言的真实性。翟某6、翟某3、翟某2称证人曾与翟某4有商务往来，证言不客观、真实。翟某1称证人在作证过程中有情感偏向性，证言不客观，不具有作证资格。本案审理过程中，法院前往x号房屋所在的小红门村委会进行了走访调查，并向现任村长徐永利进行了询问。徐永利称涉案《遗嘱》确实是他代书，当时立遗嘱人林淑敏很清醒，他还向林淑敏宣读了遗嘱，林淑敏摁的手印。一审法院认为: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公民可以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在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本案中，第一、关于翟德光、林淑敏的遗产范围，x号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在林淑敏名下，院内房屋原由林淑敏夫妇所建，翟某4虽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一直与父母共同居住在该院内，并在父母生前对原有房屋进行了大规模的翻建，即使不能认定翻建行为完全否认了原有房屋即遗产的存在，但在遗产范围的认定上也应区分出翟某4贡献的部分。需要指出的是，x号二层结构的建设并未经过正规批示，法院不宜作为遗产处理，本案所涉仅为宅基地范围内的北房三间和厨房、厕所。第二、关于林淑敏是否有权处分翟德光的遗产，翟德光生前并未留下遗嘱，林淑敏虽在遗嘱中称翟德光临终前将房屋处置权移交给自己，但就此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佐证，法院难以采信，故林淑敏无权处置翟德光的遗产，其仅能以遗嘱的形式处分自己的部分，翟德光的遗产应由包括林淑敏在内的继承人依法继承，考虑到翟某4长期与父母共同生活一节，应当多分遗产。第三、关于翟某4所持《遗嘱》的效力问题，该遗嘱在形式上属于代书遗嘱，由无利害关系的代书人代书，且有多个见证人在场见证并签名，能满足代书遗嘱的形式要求，到庭作证的见证人与法院走访的代书人的陈述也能互相印证，形成证据链条，可以证明该遗嘱确系立遗嘱人林淑敏真实的意思表示，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根据该《遗嘱》，属于林淑敏的遗产部分应由翟某4继承。第四，关于遗产的分割形式：综合前述几点内容，对于翟德光、林淑敏的遗产，翟某4本身就享有较大的份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农村居民一户一宅的规定，翟启明、翟某1等成年后均已分家单过并另行获批宅基地，若允许其实际分得房屋，由于房地一体原则，其实际获得了宅基地使用权利益，有违“一户一宅”的宅基地使用原则；翟某4虽然户籍非农业家庭户，但也长期在小红门村居住生活，亦未获批宅基地，结合其长期居住在x号房屋内并对房屋进行翻建、修缮、管理之情节，x号院内房屋应由其继承为宜，其他继承人对于翟德光遗产的继承应以折价补偿的方式实现。翟启明先于被继承人死亡，其所得部分由翟某5、翟某6代位继承。翟某7自愿放弃其享有的遗产份额，法院不持异议，相应份额归其他继承人享有。翟某5经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法院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一审法院于2020年1月判决：一、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小红门x号院内房屋由翟某4继承；二、翟某4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分别向翟某1、翟某3、翟某2支付财产折价款5000元；三、翟某4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分别向翟某5、翟某6支付财产折价款2500元；四、驳回翟某4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25元，由翟某4负担425元（已交纳），由翟某1、翟某3、翟某2、翟某5、翟某6负担6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二审审理中，三上诉人提交网页打印件，内容为2020年3月30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北京市2020年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任务》的通知，证明涉案房屋今年可能启动棚改程序，因此估值时应当考虑拆迁利益。对此翟某4称上述文件是针对的北京四环里，但是翟某4在四环外，对具体情况不了解。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双方诉辩主张及证据，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主要在于本案应当处理的遗产范围、林淑敏所立遗嘱效力的认定以及原审对涉案房屋的分割是否适当。第一，关于本案应当处理的遗产范围问题。翟某1、翟某2、翟某3主张林淑敏无权在遗嘱中处理翟德光的遗产份额，因此，翟某4提起本案遗嘱继承诉讼，应当仅就涉及林淑敏处分自己财产的遗嘱部分进行审理，对于翟德光的遗产不应进行处理。就此问题，本院认为，翟某4作为原审原告提起遗嘱继承之诉，要求对x号宅院内房屋予以继承，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x号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在林淑敏名下，院内房屋原为翟德光、林淑敏共同建造，在两位老人去世时，根据翟某4提交的林淑敏遗嘱，将房屋全部进行处分，其中包含了翟德光的财产部分。在并无证据证明翟德光明确同意将涉案房屋均归翟某4一人继承的情况下，林淑敏的遗嘱中涉及翟德光的遗产部分应属于法定继承范畴。根据我国继承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继承案件审理中，当事人分别提出法定继承、遗嘱继承等分属不同案由的继承类请求，原则上人民法院应一并予以审理，案由列为继承纠纷，这也是符合诉讼经济原则和家事案件中家事纠纷一并处理原则的。因此，原审法院对本案涉及的房产按照继承法的相关规定一并进行处理，是正确的，但本案案由应调整为继承纠纷。第二，关于林淑敏的遗嘱效力问题。经审查，该遗嘱是打印件，形式上属于代书遗嘱，由无利害关系人代书，有四位无利害关系见证人在场见证并签名捺手印，此外，本案上诉人翟某3、翟某2、原审被告翟某7均作为在场人签名捺手印，符合代书遗嘱的相关形式要件，原审法院结合到庭作证的见证人以及走访代书人的陈述意见，认定该遗嘱系林淑敏生前真实意思表示，遗嘱合法有效，更符合案件实际，本院予以维持。翟某3、翟某2系遗嘱在场人，现其在庭审中称虽然在场，但并未看到林淑敏，只是按照翟某4的要求签字，不能确定是林淑敏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认为，对于遗嘱类的重要文件，作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在签字按手印时应慎重对待，翟某2、翟某3的上述陈述显然与常理不符，亦未提供相应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因此，根据该遗嘱内容，属于林淑敏的遗产部分应当由翟某4继承。具体遗产范围，除林淑敏作为夫妻一方原本就享有的房屋一半份额外，在翟德光去世后，林淑敏对翟德光的遗产亦应当法定继承其应有的部分，上述份额均应作为林淑敏的遗产由翟某4继承。第三，关于涉案房产的分割问题。首先，就遗产范围而言，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翟某4与父母常年实际居住生活在涉案宅院内，为便于居住使用、维护管理目的对房屋进行了大规模的翻建，原审法院考虑翟某4对宅基地上房屋翻建确存在较大贡献，对于翻建部分有所区分，对二层结构因未经正规批示未一并作为遗产处理，并无不当。其次，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翟启明、翟某1已经分家单过并另行获批宅基地，翟某3、翟某2均出嫁，户籍亦已经迁出，翟某4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通过接父亲翟德光的班转为非农业户籍，但长期在本村与父母共同居住生活，且无其他住房。根据目前法定继承、遗嘱继承的份额计算，翟某4在遗嘱继承林淑敏遗产、法定继承翟德光遗产后对涉案房屋已经占有大部分份额，原审法院在尊重当地风俗习惯的基础上，从公平角度出发，判令x号院内房屋由翟某4继承，其他继承人以折价补偿的方式实现对翟德光遗产的继承，处理适当。最后，关于折价补偿的具体数额，翟某1、翟某3、翟某2、翟某5、翟某6均主张房屋即将面临拆迁会产生巨大利益，原审所判折价款数额并无依据，并要求对涉案房屋进行评估作价。就此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应当明确的是，涉案房屋并非全部系遗产范围，而是仅限于涉案院落中的北正房三间及厨房、厕所部分，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区分的是，因翟某4多年来为改善其与父母的生活居住条件，对房屋进行了大规模修缮和翻建，该翻建修缮部分虽已经与原房屋难以剥离，但亦不能等同于遗产进行处理，在确定折价款时应当考虑该事实加以区分。在翟某4本就对房屋占有大部分份额的情况下，原审法院根据本案实际，结合被继承人的赡养情况酌予确定折价补偿数额，是公平合理的，本院予以维持。经审查翟某1等人的评估申请，并无充分依据，本院不予准许。综上，翟某1、翟某2、翟某3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50元，由翟某1、翟某2、翟某3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杨 夏二〇二〇年五月九日法官助理  史晓霞法官助理  李宝霞书 记 员  卢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