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82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谭毅，男，汉族，1981年1月2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重庆市忠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清，广东品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丘扬，广东品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侯明涛，男，汉族，1979年6月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强，广东金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严绍祥，男，汉族，1972年2月2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上诉人谭毅因与被上诉人侯明涛、原审第三人严绍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3民初89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9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刘卉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谭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谭毅向侯明涛支付145000元合同款；2.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侯明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谭毅愿意在严绍祥还款的范围内向侯明涛支付合同款，谭毅的行为并没有严重损害侯明涛权益，一审判决认定谭毅“未经原告（侯明涛）同意私自与严绍祥达成款项返还的约定，并对原告权利造成损害，该约定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5A25商铺协议》是谭毅与严绍祥签订的，谭毅作为该协议的当事人，有权要求严绍祥在合同期满后返还280000元给谭毅。实际中谭毅也按照协议向严绍祥主张了自己的权利，并非如侯明涛所认为的故意拖延和怠于行使权利。由于严绍祥自身的资金原因无法按期向谭毅返还280000元，而该款项是谭毅与侯明涛共同出资，谭毅为了帮助侯明涛快速回笼资金以及防止严绍祥反悔以至于收不到任何款项的后果，同意了严绍祥要求对280000元打折后付200000元的请求。二、谭毅仅应在严绍祥退还的200000元款项范围内，向侯明涛支付145000元的合同款，一审判决谭毅向侯明涛返还支付210000元，于法无据。本案中，严绍祥由于自身资金问题未能返还280000元，明显属于合同中“严绍祥没有返还则双方各自承担损失”的情形，一审法院无视该合同约定，在严绍祥仅向谭毅返还200000元(不满280000元)的情况下，判决谭毅向侯明涛返还210000元，对谭毅不公平也不合理，且于法无据。三、一审法院未对侯明涛私自取得3万元的管理费押金的事实进行调查和说明，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谭毅在一审时已经明确表明，2019年5月1日侯明涛私自向管理处取得了3万元的管理费押金，该3万元是本应由严绍祥向管理处申请退还的押金，故严绍祥在退还20万元的合同款时也一并扣除了上述3万元押金。谭毅申请一审法庭就以上事实向管理处进行调查取证，但一审法院没有进行调查也未核实该3万元，判决书也没有进行任何说明，仅以“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了结，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综上，一审判决谭毅向侯明涛返还款项210000元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谭毅仅应向侯明涛退还145000元的合同款（扣除3万管理费押金和双方各自承担的5万元），请求二审依法改判。被上诉人侯明涛二审答辩称：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判决合法合理，应予维持。具体理由如下：一、谭毅上诉理由第一点是歪曲事实。2018年9月5日谭毅与侯明涛签订的《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商铺协议到期时，谭毅应返还21万元给侯明涛，但谭毅没有依约与侯明涛一同要求严绍祥返还28万元出资，而是故意躲避侯明涛，私下与严绍祥协商，谭毅存在违约恶意。谭毅与严绍祥达成保密协议，擅自折价将涉案商铺期满返还的出资占为己有。侯明涛经多次催促谭毅未果后，直接向严绍祥催讨后才获知该事实。二、涉案商铺原由谭毅、侯明涛共同出资、共同使用，但谭毅中途提出将其一半商铺使用权以7万元价格转让给侯明涛，因此双方签订了2018年9月5日的《协议书》，并明确约定在商铺协议到期后，谭毅应向侯明涛返还210000元，即明确了谭毅应向侯明涛返还的首要责任，其后括号内的约定仅仅是处理步骤和方式，并约定双方共同追究严绍祥的责任。谭毅未经侯明涛同意，放弃共同追究严绍祥的责任，私自与严绍祥达成保密约定，后果应由谭毅承担。三、关于管理费押金，是严绍祥向物业公司交纳，与本案无关，不存在与严绍祥扣除或冲减的前提。原审第三人严绍祥二审述称：1.我与谭毅签订《5A25商铺协议》，并按约定拿了谭毅28万元（实际由侯明涛付款）。期满后，谭毅找我要回28万元，我就和谭毅口头约定好时间准备全部退款。我付了7、8万元左右给谭毅后，因为经济纠纷被公安机关传唤，耽误了30多天，期间谭毅就去找我弟弟，让我弟弟还钱，我弟弟问能否打折，谭毅说可以，并写了保密协议，要我弟弟签名。我弟弟帮我给了钱，代签了收据，我认可我弟弟的行为，且认为根据该收据我已经还清了钱，不需要再支付差额，谭毅是自愿打折的，不能要我弟弟写保密协议。连同我之前给的7、8万元，我和我弟弟一共给了谭毅20万元。之后侯明涛就来找我，说谭毅没有分钱给侯明涛。侯明涛、谭毅是合伙的。2.管理费押金是我交的，应管理处答应退给我，但因为我还有很多商铺，所以还没找管理处退钱。2019年10月12日，侯明涛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谭毅返还侯明涛210000元，并从2019年5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还款利息支付利息，直至全部返还侯明涛款项时止；2.严绍祥对谭毅返还侯明涛款项承当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谭毅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谭毅与严绍祥于2017年4月30日签订《5A25商铺协议》约定，谭毅出资280000元交予严绍祥，广州市荔湾区华林国际C馆5楼5Axx号商铺（以下简称涉案商铺）的租金和管理费由严绍祥按《租赁合同》约定条款向義顺来收费处缴纳，水电费由谭毅方自付；谭毅在此涉案商铺租赁期内须按《租赁合同》约定条款正常营业，否则严绍祥有权收回涉案商铺；严绍祥在涉案商铺租赁合同期（2017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满后无条件返还谭毅现金280000元。《5A25商铺协议》签订后，侯明涛、谭毅分别向严绍祥支付了140000元。2018年9月5日，谭毅（甲方）与侯明涛（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鉴于1.甲乙双方就共同承租的涉案商铺事宜，由甲方与严绍祥签订《5Axx商铺协议》；商铺协议签订后，甲方与乙方各自向严绍祥支付140000元，即甲乙双方共同向严绍祥支付商铺协议项下乙方应向严绍祥支付的280000元。2.商铺协议签署后，甲乙双方分别拥有涉案商铺一半面积的使用权，并使用至今。现甲乙双方拟就甲方将涉案商铺另一半面积使用权转让给乙方等相关事宜，经共同协商达成以下协议：1.甲方同意乙方在向甲方支付70000元后，乙方单独享有涉案商铺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的使用权；在商铺协议到期后（到期日为2019年4月30日），甲方应向乙方返还210000元（合同期满严绍祥返还280000元，则甲方返乙方210000元；严绍祥没有返还则双方各自承担损失，双方共同追究严绍祥的责任，到荔湾法院起诉）。3.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后即生效。《协议书》签订后侯明涛向谭毅支付了70000元。2019年7月27日，谭毅和严绍祥签署《收据》，载明：今收到严总打来所欠谭毅总款项280000元中的第三笔汇款120000元整。经双方友好协商决定，原所欠280000元打折总付200000元整。此款项以后两人再无所欠事不相关。此事对外保密勿对外宣传。还款人严绍祥，收款人谭毅。一审庭审中，谭毅陈述严绍祥确实只向其退还200000元的款项，该款项扣除了侯明涛向管理处领取的30000元管理费；同时鉴于严绍祥的财务状况，其为了快速收回资金，向严绍祥打折减免了50000元的款项。一审法院认为，侯明涛、谭毅所签《协议书》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在谭毅与严绍祥的《5Axx商铺协议》履行期限届满后，谭毅应按照侯明涛、谭毅之间的约定，向严绍祥要求返还为履行《5Axx商铺协议》而支付的280000元，但其并未经侯明涛同意私自与严绍祥达成关于前述款项返还的约定，并对侯明涛权利造成损害，该约定对侯明涛不具有约束力。在谭毅和严绍祥有关280000元款项返还已经终结的情况下，侯明涛要求谭毅按照《协议书》约定的金额向其返还支付210000元，依据正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谭毅关于管理费及侯明涛向严绍祥施压等意见，依据并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利息问题，虽然《协议书》并无关于款项利息的约定，但结合谭毅从严绍祥处取得部分返还款项却未及时向侯明涛返还的实际情形，一审法院确定谭毅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向侯明涛支付自2019年7月27日至实际付清210000元之日止的利息。严绍祥并非侯明涛、谭毅《协议书》的当事方，侯明涛亦非《5Axx商铺协议》当事人，在无其他约定需由严绍祥向侯明涛承担责任的情况下，侯明涛主张严绍祥对谭毅款项返还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严绍祥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本案审理。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于2019年12月26日作出如下判决：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谭毅向侯明涛返还款项210000元；二、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谭毅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标准向侯明涛支付自2019年7月27日至支付完210000元之日止的利息；三、驳回侯明涛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264元，由谭毅负担。经审查，一审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侯明涛、严绍祥均未提交新的证据。谭毅为证明其有关管理费押金3万元的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其于2020年4月28日在华林国际物业管理处，与物业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不清楚具体姓名）的现场谈话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稿，其中载明管理员称没有退管理费押金。经本院组织质证及询问，一、谭毅确认该管理费押金3万元是严绍祥缴纳的，亦确认管理处没有退还该3万元，但认为该3万元已转至侯明涛名下，且在2019年7月27日的收据里有过相关约定；二、侯明涛表示不确认上述录音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理由如下：1.没有录音人和被录音人的具体姓名、地址、身份以及相关证件，无法确认录音人、被录音人的身份；2.录音时没有向被录音人表明录音目的，秘密录音不合法；3.该录音反映的3万元管理费押金，与本案2018年9月5日签订的《协议书》不存在直接法律关系，该管理押金是严绍祥向物业公司缴纳的管理费押金，不是谭毅的钱，与本案无关，侯明涛并未直接取得该押金，现在押金还在物业管理处，如何处理是管理处的权利。严绍详表示该3万元管理费押金是其向管理处交的，其与谭毅于2017年4月30日签订的《5A25商铺协议》中没有包含该3万元押金，2019年7月27日的收据中也不包含该3万元押金。关于2019年7月27日的《收据》形成原因，谭毅称：当时因为严绍祥消失一个多月，我担心严绍祥将会涉及其他纠纷，担心收不到钱，就找到严绍祥的弟弟，为了减少损失就同意打折，并在严绍祥及侯明涛均不场的情况下，与严绍祥的弟弟签了《收据》；签订保密协议是为了对严绍祥的其他债权人保密；由于谭毅和侯明涛有矛盾，所以谭毅是没有及时告知侯明涛有关收据及保密协议的事。经本院主持调解，各方当事人未能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本院认为，针对谭毅的上诉，二审主要争议的是退款金额问题。对此，一审法院根据谭毅与侯明涛于2018年9月5日签订的《协议书》的约定，认定谭毅应依约退还侯明涛210000元，合理有据。从一审查明事实及二审庭审陈述来看，谭毅与严绍祥于2019年7月27日签署了《收据》并约定了保密事项的行为，均未征得侯明涛的同意，且谭毅在二审中自认其因与侯明涛存在矛盾，故其没有及时告知侯明涛有关收据及保密事宜。在此情况下，谭毅与严绍祥签署《收据》的行为并不属于上述《协议书》中约定的“严绍祥没有返还则双方各自承担损失”的情形，谭毅据此上诉，要求减少退款金额，不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不予支持。至于管理费押金3万元应否扣减问题。虽然谭毅在二审中提交了其与管理处工作人员的对话录音，但侯明涛不确认该录音证据的真实性，且该录音中并无对话人的身份资料，确实难以核实其真实性，而从录音内容来看，该3万元押金仍在管理处，尚未退还。再者，各方当事人均确认该3万元系严绍祥向管理处交纳，而在本案的《5A25商铺协议》及《收据》中对于该3万元的缴纳及退还问题均未予明确约定，经本院询问，严绍祥认为该3万元应由管理处退还给严绍祥，并不包括在本案《收据》中，故此，上述录音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谭毅认为该3万元应从退还侯明涛的款项中扣减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谭毅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其有关扣减3万元押金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谭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28元，由上诉人谭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刘 卉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张冰玲李逸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