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11民申1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崔×，山西省交城县东坡底乡马鞍坪人，现住山西省交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山西瀚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孙×，山西省交城县人，现住山西省交城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任×，山西省交城县人，现住山西省交城县。一审被告：张×，山西省交城县东坡底乡马鞍坪人，现住山西省交城县。再审申请人崔×因与被申请人孙×、任×，一审被告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晋11民终20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崔×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孙纯亮与再审申请人崔×共同协商出资580.42万元(《合伙参股协议书》、《购车合伙协议书》予以佐证）组成部分：崔×出资1807250元：（1）×××号运营客车折价一半42万元；（2）现金51.7万；（3）交城县太行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贷款50万元；（4）张致国、乔盛伟、岳凤山、大股转让共计370250元；（5）购车开支32000元。孙纯亮出资3965000元：（1）×××号运营客车折价一半42万元；（2）孙纯亮、任×之子孙×出资325万元；（3）孙纯亮、任×之女孙晓娟出资29.5万元。2、孙纯亮系合伙参股的名义合伙人，实际出资人为被申请人孙×、孙晓娟，且孙×、任×直接参与合伙的全部经营管理，其中包括运营期间的所有收入及支出。3、本案中借条的形成原因：由于被申请人孙×、孙晓娟、被申请人任×系国家工作人员，无法将出资购买的车辆登记到其名下，只能将车辆登记到再审申请人崔×名下，为合伙人之间相互牵制，且表示诚意，再审申请人崔×在孙×、孙晓娟、任×、孙纯亮的要求下，分别于2014年10月5日、2014年10月10日、2014年11月6日、2014年12月6日、2015年1月24日、2015年1月27日由再审申请人崔×、被申请人任×为被申请人孙×出具6支借条，金额共计325万元，借条记载的形式为借款，实际为孙×出资的购车款，且该款由孙×之妻宋丽芸直接支付给车辆出卖人，并未支付予崔×。（二）本案中，再审申请人崔×与孙×、任×系合伙关系，而案涉孙×主张的325万元及利息系合伙期间的出资，并非所谓的“借款”，二审判决在被申请人证据严重缺失的情形下，错误的将案涉款项认定为“借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理由如下：1、依据《合伙参股协议书》、《购车合伙协议书》能够证明，孙纯亮与崔×存在合伙关系，授权被申请人孙×参与经营管理，任×担任合伙的财务管理人员。综合合伙参股协议中记载再审申请人崔×与孙纯亮共同出资580.425万元，再审申请人崔×对其出资额能够明确且有证据予以佐证，但孙纯亮除去孙×、孙晓娟的投资外却再无其他证据证实其投资额，以及孙×之妻宋丽芸将325万元直接支付予车辆出卖人的事实，足以说明孙×主张325万元系合伙出资。2、依据案涉借条形成的时间及记载的利息与合伙期间极为吻合，且再审申请人崔×与孙纯亮签订《合伙参股协议书》中明确：“双方出资入股的借款利息，从运营产生的利润中优先支付”，综合任×提供的并不完整的记账清单及任×交给再审申请人崔×仅有的几页记账清单，显示大量支付孙×借款本金、利息的记载，也能够说明该款系合伙出资，非借款。二审法院在再审申请人提交参股协议及仅持有的记账凭证，足以说明案涉款项系合伙出资款并非借款的情况下，仅以被申请人出具的借条认定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对案件定性及事实认定均错误。(三）由于被申请人任×拒不提交原始记账凭证，导致无法查清孙×出款及利息是否结清。再审申请人崔×所经营车辆系合伙经营，经营期间由被申请人任×管理财务，由于再审申请人崔×与任×系亲戚关系，基于对任×的信任，并未过多过问财务，但对合伙收入大致知情，再审申请人也认为依据协议约定，孙×、孙晓娟的投资款已经全部还清。为明确孙×诉请的325万元及利息是否由合伙期间的收益偿还完毕，再审申请人多次要求任×提供完整的财务记账，甚至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责令其提交原始记账凭证，但任×均拒绝提交，只提交有利于被申请人孙×的部分记账凭证，导致本案事实无法查清。再审申请人认为，无论是否为合伙，为明确还款状况，任×均有义务提供完整的记账凭证，以查清本案的事实，而被申请人任×拒绝提交恶意隐瞒还款事实。再审申请人有理由认为，被申请人孙×与任×恶意串通，进行虚假诉讼，进而追究其恶意诉讼的刑事责任。再审请求：撤销二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申请人孙×的一审诉讼请求，即再审申请人不承担偿还孙×325万元借款及付清之日止利息的义务；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孙×提交意见称，（一）关于合伙参股协议书，孙×也是在2018年时才知道协议书的存在，因孙×与孙纯亮系父子关系，授权协议孙×未签字，即便授权协议成立，孙×也只是受委托人，并不能证明合伙关系。（二）关于借条的形成。因为都是亲戚关系，2014年10月份崔×与他的实际合伙人任×共同向孙×借款，借款目的是购买客运车辆(交城一一太原）。因亲戚关系，孙×得到他们还款的承诺后，分别向同学、同事、朋友给崔×和任×提供贷款。因为孙×同学、朋友并不认识他们二人，都是由孙×向他们打借条，再由任×、崔×给孙×打借条的形式借款。因孙×是国家工作人员，崔×已向交城县纪委举报，孙×根据相关纪律审查规定，将借款的来源和组成做出相关说明。（三）崔×未见到借款一事，实际情况是：借款是通过孙×的妻子宋丽芸的银行卡转入的。孙×通过崔×提供的账号，分别汇入相关出售车辆人员卡内。此证据已在一审第二次开庭中提供了代为打款的相关证据。（四）关于再审申请书中写到，因为孙×为国家工作人员不能将车辆写入自己名下一事，难道这能证明孙×是合伙人吗？崔×作为经商多年的成年人，连最起码的借条与股金都分不清吗？按照再审申请书上提到，孙×出资325万元，崔×与孙纯亮各占50%股份，请问孙×占多少的股份？请求依法驳回再审申请人再审请求。任×提交意见称：（一）崔×在再审申请中提到，他在××县银行贷款50万元是购车股金，纯属无稽之谈。崔×于2015年2月9日在村镇银行贷款50万元，用于车上资金的周转，并不是他的股金。而且，这50万贷款我们己经于2016年3月9日结清，并支付利息41728.89元。同年3月24日崔×又续贷50万元，我们也于2017年3月24日结清，并支付利息41728.89元。另外，我们的购车款于2015年1月27日已全部备妥，其中任×的出资91万元：×××运营客车折价一半42万元；现金49万元（其中44万有崔×出具的入股收据（后附复印件），5万是现金。（二）崔×在再审申请中提到，他的出资组成部分是张致国、乔盛伟、岳凤山，大股转让共计37.025万元。实际是任×和他合伙购车借的款，还款明细在2014年-2016年7月份还款清单中：合计支付本金37.025万元，利息1.1117.25万元。崔×说购车开支32000元，这钱任×不知什么情况。从2015年1月份购车，共购28辆，再分4大股，已经把所有一切开支全部摊销，不存在什么32000元。（三）崔×在再审申请中提到《合伙参股协议书》一事。任×和其老公都是70来岁的人了，一是怕身体有什么不测，给孩子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闹的不好看。二是因为金额巨大，担心以后出现经济纠纷说不清楚，所以和崔×商量，写一份和遗嘱相似的书面东西，如果有任何不测，让儿子孙×来代任×管理。在没有和任何人商量的前提下，写下这份所谓的《参股协议书》。当事人孙×既不知情也没签字，其他股东也不知情也没签字，也没在公证处进行过咨询，更没进行过公证，所以，这明显是一份无效协议。（四）崔×说任×没有提供完整的账目，是恶意胡说。任×既不是会计，也不是出纳，会计、出纳另有其人。任×的账单只是简单记给自己看的。崔×每次出庭都不拿完整的清单，只拿对他有利的记账单，任×己在二审开庭时提交中院主审法官一套完整的记账本和记账单。本院经审查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再审申请人崔×、被申请人任×对给被申请人孙×出具6支借据并已收到借据载明借款金额无争议。再审申请人崔×主张与被申请人孙×之间是合伙关系，应对主张合伙所依据的事实依法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再审申请人崔×提供2015年2月20日与被申请人孙×的父亲孙纯亮签订的《合伙参股协议书》载明，崔×与孙纯亮为对半股份，经营过程中，只有经孙纯亮授权，孙×才能代行孙纯亮的权利义务。除此，再审申请人崔×就与被申请人孙×之间是合伙关系的主张再无任何证据证明。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再审申请人崔×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崔×称其与孙×之父签订合伙协议，孙×母亲任×管理账务，孙×之妻宋丽芸帮忙收款、转款，依此崔×认为其与孙×之间系合伙关系的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采纳。再审申请人崔×申请再审的理由和主张，无充分证据证实，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再审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崔×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李玉荣审判员 王 理审判员 陈星星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书记员 薛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