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13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世纪捷进图书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A2201-2204、1404。法定代表人：张洪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祥，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邯郸市丛台区世琳国民教育书店，经营场所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鑫港国际轻纺城B区零楼B-0-018号。经营者：任杰，男。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涛，河北十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世纪捷进图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捷进公司）与上诉人邯郸市丛台区世琳国民教育书店（以下简称世琳书店）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179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捷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祥，上诉人世琳书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捷进公司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第一项，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世琳书店在一审判决基础上再支付捷进公司货款413447．1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10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债务金额问题，2008年一笔413447．1元任杰标注待确认，捷进公司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该笔金额未包含在双方已结款项中。该笔金额对应的批销单为北京天创源图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创源公司）出具，所附的送货回执单上收货人身份无法确定，在无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无法认定为世琳书店欠付捷进公司的债务。一审判决上述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首先，捷进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附件1-附件7”的会计账簿、批销单以及物流单据等证据材料，完全能够认定世琳书店于2008年至2015年期间欠付捷进公司货款的事实。其中“附件1-08年包销明细”更是详细记录了2008年期间世琳书店所欠捷进公司货款413447．1元的事实。其次，捷进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一份《情况说明》，记载：2005年至2013年期间，捷进公司的发货及物流业务均委托天创源公司办理。天创源公司为捷进公司办理相关发货事宜。因此，天创源公司批销单足以证明2008年期间世琳书店所欠捷进公司货款413447．1元的事实。最后，捷进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邯郸国民书店应收汇总》（以下简称《汇总表》）中2010年至2015年的应收账款金额世琳书店的经营者已经确认，而《汇总表》中2008年至2015年应收账款金额与其提供的“附件1-附件7”证据材料的汇总金额完全相吻合，能够证明附件1所对应的2008年包销应收账款的真实性，足以证明2008年期间世琳书店所欠捷进公司货款413447．1元的事实。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审理本案，即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对于2008年世琳书店欠付捷进公司货款413447．1元事实的认定，一审法院仅凭借世琳书店的陈述，并没有结合捷进公司提交的“附件1-附件7”证据材料进行详细核对。世琳书店辩称，不同意捷进公司的上诉意见，捷进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根据捷进公司提供的证据附件1显示合同双方为天创源公司和河北九州教育图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九州公司），发货单并不能证明欠天创源公司货款。关于捷进公司向二审法院提交的《项目合作与包销协议》，该协议并不能证明与天创源公司发货是一个合同，天创源公司也有自己的财务账册相关资料，捷进公司在本案出具情况说明，称委托天创源公司发货，该委托说明是2019年9月才出具的，这部分所欠货款与世琳书店无关，世琳书店2011年9月19日才成立。捷进公司主张的413447．1元此前从未向世琳书店主张过，也未向任杰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应依法驳回捷进公司的上诉请求。世琳书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世琳书店向捷进公司支付货款30290．13元，驳回捷进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在一审程序中，捷进公司提交了《汇总表》，该证据上有世琳书店签字、盖章及书写“确认”和“基本情况属实，待进一步协商确认后，清算结款”内容，但任杰和世琳书店的确认事项并不能证明世琳书店和任杰名下其他书店欠捷进公司的货款，只能证明任杰、世琳书店认可世琳书店、邯郸市丛台区国民教育书店（以下简称国民书店）、石家庄市九州书店（以下简称九州书店）曾与捷进公司有过这些业务，并确认这些业务的数额，但并不表示世琳书店、国民书店、九州书店就欠捷进公司这么多钱，因为该证据上明确有任杰书写的“基本情况属实，待进一步协商确认后，清算结款”内容，只因世琳书店与捷进公司并没有进行清算，任杰名下的其他书店也没有与捷进公司进行清算，所以该证据根本就不能证明世琳书店欠捷进公司的货款。第二，一审判决认为捷进公司以世琳书店为一审被告要求其承担债务于法有据，认定是错误的。世琳书店与九州书店业务是能分清的，有单独的、明确注明的对账单，且2011年9月19日世琳书店成立后，与国民书店的业务无法区分，但世琳书店成立前，国民书店的业务应该与世琳书店没有关系，而捷进公司提交的《汇总表》上明确注明：“10年邯郸国民2509．52、石家庄九州55434．28、返修费24342．6；13秋-16春（16-4-11止）石家庄九州366547．59”，《汇总表》分得很清楚，2010年邯郸国民2509．52元肯定与世琳书店无关，因为当时世琳书店还未成立，另外2010年石家庄九州55434．28元、返修费24342．6元，2013秋-2016春（16-4-11止）石家庄九州366547．59元，也肯定与世琳书店无关，既然注明了石家庄九州，就不会与世琳书店有关，一审判决认定错误。另外，一审判决认为“世琳书店在《汇总表》上盖章的行为应视为债务承担的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规定，债务承担需要明确的意思表示，而《汇总表》上并没有世琳书店明确表示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所以一审判决认定“应视为债务承担的意思表示”是推测的，既然没有法律规定，且世琳书店明确拒绝承担国民书店和九州书店的债务，故一审判决的推测是不合法的。第三，捷进公司提交的《汇总表》载明：“13秋-15春（16-6-18止）邯郸国民-12366．76，确认，附件-6”，与世琳书店在一审程序中提交的2016年6月20日对账单内容相同，但该对账单上的备注部分捷进公司没有扣除，应为﹣12366．76元﹣1224．44元﹣28元﹣614．04元﹣1131．44元﹣1420．24元=﹣16784．92元；“15年（16-6-18止）邯郸国民、52374．89、确认、附件-7”与世琳书店在一审程序中提交的2016年6月20日对账单内容相同，但该对账单上的退货部分捷进公司没有扣除，应为52374．89-1420．24=50954．65元，一审判决对世琳书店提交的对账单不予认定是错误的。因为捷进公司提交的《汇总表》中附件6、7与这两张对账单是相同的，世琳书店曾在一审程序中请求捷进公司向法庭提交《汇总表》中的所有附件，一审法院也让捷进公司当庭提交了所有附件包括附件6、7，一审判决既然知道世琳书店提交的对账单与附件6、7相同，又对世琳书店提交的对账单不予认可，是自相矛盾的。第四，在一审程序中，通过对证人张某、吴某的询问可知，捷进公司所持有的《汇总表》是提前打印好才让任杰签字和世琳书店盖章的。既然捷进公司在《汇总表》下面的备注部分认可欠任杰和国民书店2006年至2007年包销稿费约为125000元，2008年包销稿费未付，金额43500元，一审判决对此置之不理，显然是错误的。一审判决认为捷进公司所称的债务不管是国民书店、九州书店的，还是世琳书店的，世琳书店在《汇总表》上盖章的行为应视为债务承担的意思表示，但一审判决既不从捷进公司认可的债务中扣除上述2006年至2007年、2008年包销费，又不支持世琳书店主张的小学事业部合作款项、稿费、录排费进行抵顶，称上述费用与本案诉争货款系不同的法律关系，让世琳书店另行起诉主张，显然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两套标准，当事人之间属于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与捷进公司主张货款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第五，一审法院判决世琳书店给付捷进公司货款的同时，还要求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承担利息，显然于法无据，当事人之间是买卖合同纠纷，非民间借贷，一审判决不应支持捷进公司主张的利息请求。二、一审判决认定主体错误。在一审程序中捷进公司提交了九州书店、国民书店、世琳书店、河北万联书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联公司）的工商信息，该工商信息明确了国民书店、世琳书店、万联公司存在的合法性，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另外九州书店已注销，捷进公司提交的公司名称变更证明显然不能证明九州书店已变更为万联公司，因为该公司是另行注册的。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国民书店、世琳书店、万联公司均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而捷进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汇总表》既然明确2010年邯郸国民2509．52元应该由国民书店承担、石家庄九州55434．28元、返修费24342．6元、2013秋-2016春（16-4-11止）石家庄九州366547．59元应该由九州书店承担，虽然该书店已注销，可以要求经营者承担责任，但捷进公司不起诉国民书店、万联公司和任杰，只起诉世琳书店，显然属于主体错误，在世琳书店没有明确表示承担国民书店、九州书店债务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判决世琳书店承担责任属于错判。三、一审判决关于本案诉讼费承担的分配也存在错误。捷进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时，诉讼标的为898409．62元，诉讼费为12784元，一审判决支持了捷进公司484962．52元的诉讼请求，但却让捷进公司承担了4210元，让世琳书店承担8574元，是不合理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且认定主体错误，根据捷进公司提交的《汇总表》和附件6计算后，世琳书店尚欠捷进公司货款31710．37元。捷进公司辩称，不同意世琳书店提出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中对捷进公司提交的主要证据《汇总表》附件2到附件7的欠款已经进行了确认，并进行了质证，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得到支持。关于附件1部分的413447．1元，双方之间有2008年《项目合作与包销协议》，对双方合作项目、内容、包销区域、回款时间、回款方式、退货、违约责任进行了全面约定，特别约定了回款的数额和时间，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包销协议的专项合作。关于世琳书店提到的应该清偿30290．13元主张完全错误，世琳书店提出附件6、7差额部分，这一说法缺乏事实依据，捷进公司提交的《汇总表》最后一项对账差额这部分已经体现了双方对账期间的退货和差额部分，在对账单中进行了确认，世琳书店在上诉中提到有退货应该核减部分缺乏事实依据。关于逾期付款利息，捷进公司的主张有法律依据。世琳书店提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捷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世琳书店向捷进公司支付货款898409．62元；2．判令世琳书店向捷进公司支付利息，以898409．62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6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3．判令诉讼费由世琳书店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捷进公司与世琳书店经营者任杰经营的多家书店存在图书买卖合同关系。捷进公司及任杰均认可任杰经营的书店一般通过电话下订单，双方每月对账，对账时由捷进公司的员工将对账单通过QQ或邮件等形式发给书店，书店收到后将不符问题标注，盖章后将对账单传真给捷进公司，双方采取滚动对账的方式，每月确认金额后，任杰定期与捷进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洪涛结账。在双方的对账单中，均有备注：“本次对账中发现的未达账项、差错及调账，本公司将于对账后当月调整，调账过程将体现在下月的对账单中”。捷进公司提交的08秋-09春客户对账单显示，在已扎账一栏画√，表中备注“此次对账为08秋-09春学年的扎账，即对整个08秋-09春业务做一总结。如您确定所有08秋-09春业务已处理完毕，请在表中已扎账括号中打√。确认08秋-09春业务扎账后，如再有08秋-09春退货或其他，我公司将不做冲账处理”。在下单及结算的过程中，任杰经营的各书店间均无法进行独立区分。2016年8月30日，捷进公司与任杰再次进行对账，形成《汇总表》，上载：08年（包销）邯郸国民应收413447．1元，备注待确认；10年邯郸国民2509．52元确认、石家庄九州55434．28元确认、返修费24342．6元确认；13秋-16春石家庄九州366547．59元确认；13秋-15春邯郸国民-12366．76元确认；15年邯郸国民52374．89元确认，对账差额-3879．6元确认。《汇总表》中备注：06-07年包销稿费可能未付，如未付金额约为125000元；08年包销稿费未付，金额43500元；14年李振文返点28万元未走手续冲回，待查。任杰手写：基本情况属实，待进一步协商确认后清算结款。世琳书店在该应收汇总上盖章。一审庭审中，任杰陈述备注中前两项为捷进公司应当向其给付的费用，14年李振文返点28万元双方已经结清。其陈述因捷进公司未与其结算小学事业部等钱款账目，其亦未给付双方对账所确认的货款。一审法院认为，捷进公司与世琳书店的买卖合同依法成立，各方均应依约履行。关于本案债务的承担主体问题，国民书店、世琳书店、九州书店均系个体工商户，实际经营人均为任杰，本案双方当事人均陈述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下订单及结账的主体均无法进行明确区分，结账时，通常也是通过任杰、张洪涛及双方指定的账户进行支付，现捷进公司与任杰进行对账，世琳书店在《汇总表》上盖章的行为应视为债务承担的意思表示，捷进公司以世琳书店为本案一审被告要求世琳书店承担债务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就债务金额问题，08年一笔413447．1元任杰标注待确认，该债务发生于2008年，各方均认可合同履行过程中金额滚动结算，双方的往来对账单中也注明“本次对账中发现的未达账项、差错及调账，本公司将于对账后当月调整，调账过程将体现在下月的对账单中”，在08秋-09春客户对账单显示“已扎账”，捷进公司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该笔金额未包含在双方已结款项中。该笔金额对应的批销单为天创源公司出具，所附的送货回执单上收货人身份无法确定，在无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无法认定为世琳书店欠付捷进公司的债务。故该笔金额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就任杰签字确认的金额484962．52元，世琳书店应当给付。双方对账后，针对已确认的金额，世琳书店应当在合理期限内给付，鉴于《汇总表》中未明确给付时间，一审法院酌定一个月为合理期限，世琳书店未能在合理期限内给付，应当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故世琳书店应当给付上述款项自2016年10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捷进公司一审请求中超出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世琳书店辩称捷进公司尚有小学事业部合作款项、稿费、录排费等费用未与其结算，上述费用与本案诉争货款系不同的法律关系，不构成世琳书店不予给付本案货款的理由，双方的其他争议，可另行诉讼主张。据此，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20日作出(2019)京0102民初17969号民事判决：一、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邯郸市丛台区世琳国民教育书店给付北京世纪捷进图书有限责任公司货款484962．52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以484962．52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6年10月1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驳回北京世纪捷进图书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邯郸市丛台区世琳国民教育书店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捷进公司提交《项目合作与包销协议》，用以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合作包销协议事实存在，包销是本案双方当事人另一种合作模式，从合作背景、合作方式、合作项目、包销区域、代理权限、包销码洋、折扣与退货比率、回款时间、回款方式、退货、违约责任、合同期限等方面与双方当事人日常进行的图书供货均有特殊约定，并不是一审法院所认定的“当月对账”、“已扎账”等情况，从而证明世琳书店拖欠捷进公司08年（包销）欠款413447．1元具有事实依据。世琳书店质证意见为，不认可捷进公司的证明目的，包销协议主体是捷进公司与河北九州公司，且该合同与发货单不匹配，发货单系天创源公司出具。一审中捷进公司提交了《汇总表》附件，因有缺页，二审中经世琳书店要求，捷进公司重新提交了《汇总表》附件2-5。世琳书店对《汇总表》附件1-5发表意见如下：对附件1的真实性无法发表意见，该证据显示为天创源公司与河北九州公司之间的发货单，收货人并不是世琳书店，当时世琳书店尚未成立，且发货单不能证明就是欠款凭证，另外捷进公司在2006年8月30日前从未向世琳书店和任杰主张过，已超过诉讼时效。对附件2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附件2有国民书店于2011年7月11日的盖章，当时世琳书店尚未成立，捷进公司应向国民书店对账清算后再确定是否欠捷进公司图书款。对附件3的真实性认可，该证据是捷进公司向河北九州公司供货后双方的对账单，有河北九州公司的印章，河北九州公司为独立法人，非个体工商户，与世琳书店无关，故捷进公司应另行起诉。对附件4的真实性认可，2010年及之前的返修费是包括国民书店和河北九州公司的，而河北九州公司是独立法人，国民书店不是世琳书店，当时世琳书店未成立，故该笔债务不能由世琳书店承担。对附件5的真实性认可，对账单上明确可以看出客户方为万联公司，该公司为独立法人，捷进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公司名称变更证明”证明这些债务应由万联公司承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国民书店、世琳书店、九州书店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均为任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四条规定：自然人从事工商业经营，经依法登记，为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可以起字号。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无法区分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本案中，以世琳书店、国民书店、九州书店为字号的个体工商户任杰与捷进公司依法成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该合同关系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捷进公司依约交付货物后，任杰应对以世琳书店、国民书店、九州书店为字号的个体工商户所发生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关于应付货款数额，捷进公司与任杰已于2016年8月30日进行了对账，任杰在《汇总表》上对第2至6项捷进公司“应收”金额进行了确认，该部分金额共计484962．52元，任杰应予支付并承担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现其关于未对该部分货款金额进行确认、要求根据部分附件内容重新扣减金额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汇总表》第1项“08年（包销）”，任杰标注待确认，不能认定任杰对捷进公司“应收”金额413447．1元进行了确认并同意支付。捷进公司为证明该部分货物实际交付提供批销单，但所附的送货回执单上收货人身份无法确定，无法证明实际交付给任杰一方。并且，捷进公司确认该债务发生于2008年，针对诉讼时效抗辩，捷进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内依法主张过该笔413447．1元债务，其该项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故捷进公司关于要求支付该笔债务413447．1元的诉讼请求，不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九条规定：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本案虽根据捷进公司的起诉，在当事人处列世琳书店的字号，但该字号并不产生独立于任杰的诉讼地位，亦不影响任杰作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最终对自己经营过程中所发生的债务承担责任。任杰要求捷进公司对其作为个体工商户的各字号分别主张债务，于法无据。关于一审诉讼费一节，一审法院根据判令任杰一方给付的货款及利息损失数额确定其应当承担的一审诉讼费数额，处理并无不当。一审判决所作处理正确，本院对双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均不予支持。双方当事人针对小学事业部合作款项、稿费、录排费等费用结算的其他争议，因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双方可另行诉讼主张。综上所述，双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330元，由北京世纪捷进图书有限责任公司负担4210元（已交纳），由邯郸市丛台区世琳国民教育书店负担8120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 盈审 判 员  石 东审 判 员  周 维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张福星书 记 员  赵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