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50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宗华，男，1957年9月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增城区之一。上诉人（原审原告）：黎何露，女，1965年7月2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增城区之一。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子健，男，1991年12月5日，汉族，余宗华、黎何露为余子健的父母亲。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淑芳，女，1952年10月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健，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余宗华、黎何露因与被上诉人余淑芳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336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余宗华、黎何露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子健，被上诉人余淑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宗华、黎何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余宗华、黎何露是涉案房屋广州市白云区大金钟路63号三号楼610房的所有权人；3.本案全部诉讼费由余淑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余宗华提交的录音文件所记载的内容未经查证即不予确认，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余宗华、黎何露在一审中提交的录音文件内容显示，2018年3月5日，余淑芳的女儿王颖与黎何露通电话时承认余宗华确实支付了4万元购房款；也承诺涉案房屋由余宗华住到死为止；也承诺房子可以让余宗华的女儿余子晞住。但一审法院对这一至关重要的关键事实不经查证就直接“不予确认”。法院应以事实为依据作出判决，对双方有争议的事实法院更应主动查明事实，而不能仅根据余淑芳一句“也不予确认”就直接认定余宗华主张的事实不存在。余宗华、黎何露向一审法院提交追加第三人申请书，请求追加余淑芳女儿王颖为本案第三人。王颖系余淑芳亲生女儿，系余淑芳唯一合法继承人，系本案利害关系人。查实王颖在余宗华提供的通话记录证据中所阐述有关余宗华支付购房费用事实的真实性是相当有必要的，对了解案情具有重要意义。一审判决在未追加王颖为第三人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判决，显然是认定事实不清。请求法院核实余淑芳和王颖的母女关系，追加王颖为本案第三人，并查实王颖在通话记录证据中所阐述的内容。二、本案有其特殊性，涉案纠纷并非简单的返还原物纠纷、所有权确认纠纷，余宗华、黎何露在一审庭审期间多次向一审法院递交《追加第三人申请书》、《补充情况说明》等书面文件，一再说明本案的特殊性，并非简单的返还原物纠纷、所有权确认纠纷。余宗华之所以能长久地居住在涉案房屋、能借用余淑芳的名义购买涉案房屋、双方没有就借名买房签订书面协议、没有支付证明等，这都根源于余宗华与余淑芳是同父同母的亲姐弟，根源于作为弟弟的余宗华对姐姐余淑芳无保留的信任，而这些事实一审法院都没有查清。在一审期间，余宗华曾想方设法想与姐姐取得联系，也向一审法官提交了余淑芳的联系方式，希望法院能查明事实，还余宗华一个公道。但遗憾的是，余宗华在余淑芳女儿将其手机拉黑、住址搬迁的情况下，根本无法联系余淑芳；一审法院在取得余淑芳联系方式后也未就余宗华、黎何露在一审过程中提交的录音文件这一证据内容的真实性进行核实。三、一审判决认定涉案房屋产权证于2000年办妥，至今十多年，余宗华未曾向余淑芳主张要求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不是客观事买。自购房日起至今，黎何露曾多次向余淑芳问及涉案房屋产权问题。早在1996年余宗华、黎何露女儿适龄入读小学，黎何露向余淑芳提出归还购房凭证要求，以便办理落户广州，依法享受公费入读广州市内公办小学权利，余淑芳一方面隐瞒事实，称涉案房屋无票无证，扣押购房收据，并于2000年私下办理涉案房屋产权证。购房日期与房屋产权登记日期时隔7年，产权登记单位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时亦未核实涉案房屋使用人、真实购房人。因此余宗华、黎何露对购房收据及涉案房屋产权证书的存在并不知情。另一方面余淑芳多次向余宗华提及诸如涉案房屋是余宗华给钱买的、涉案房屋将来是给余宗华、黎何露女儿和儿子的言论，甚至于2009年曾承诺待余宗华、黎何露儿子结婚时会将涉案房屋转至余宗华儿子名下。余宗华考虑到与余淑芳的亲姐弟关系，又双方事前存在有关涉案房屋的使用权责、购房权责等事宜安排的口头协议，且多年按约定执行无异常情况，故余宗华、黎何露对余淑芳是高度信任，而并非一审判决认定的余宗华、黎何露不曾向余淑芳主张要求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综上所述，涉案房屋虽是余淑芳单位房改房，但是余淑芳与余宗华事先已达成协议，余宗华未通过非法手段侵犯余淑芳购房资格，未占用余淑芳单位其他职工住房资源，未损害公共利益，未额外增加社会负担，未对社会带来恶劣影响。其借名购房事实应该被肯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余淑芳答辩称：对于余宗华、黎何露强调的录音文件，余淑芳在一审质证过程中已经明确提出了相关的录音的真实性以及对话对象的身份无法核实，不符合证据的形式。即使该录音是真实的，也是余宗华、黎何露偷录的，证据来源不合法。涉案房屋的产权人是余淑芳，而非其女儿，两人是独立的法律主体。余淑芳的女儿也无权代表余淑芳作出任何的承诺，余淑芳本人对此也不予确认。余淑芳女儿王颖对本案的诉讼标的和事实没有任何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没有准许追加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一审法院已经从房屋的购买过程、产权办理情况、使用情况及出资情况均进行了审查，至今余宗华、黎何露都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有资格购买涉案房屋并进行了实际出资，更没有证据证明其与余淑芳存在借名购房的书面协议，所以一审判决的认定准确无疑。2019年10月15日，余宗华、黎何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余宗华、黎何露为广州市白云区大金钟路63号三号楼610房的所有权人；2.余淑芳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根据穗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证》显示：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大金钟路63号三号楼610房的涉案房屋的权属人为余淑芳，权属来源为2000年3月向广州市国营农工商联合企业供销公司买，房屋占有份额为全部，建筑面积为74.15㎡。一审庭审中，余宗华、黎何露提交1、通话记录，拟证明余宗华、黎何露实际出资购买涉案房屋的事实，余淑芳的女儿王颖对此予以确认；2、营业执照及缴税记录，证明余宗华、黎何露有经济能力购房的事实；3、水、电费等交费凭证，拟证明涉案房屋一直由余宗华、黎何露一家居住使用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现登记在余淑芳名下，余宗华、黎何露诉称该房屋实为余宗华、黎何露所有，只是借余淑芳名义进行登记。首先，从余宗华、黎何露提供的证据来看，虽然涉案房屋一直由余宗华、黎何露居住使用，但涉案房屋属于房改房，余淑芳是房改单位职员，有资格通过房改政策购买涉案房屋。余宗华、黎何露没有房改资格，无法直接购买该房屋；其次，余宗华、黎何露与余淑芳之间没有就借名买房事宜签订书面协议，余宗华、黎何露提供的录音证据，余淑芳也不予确认，且余宗华、黎何露称涉案房屋款项实际由其支付，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再次，涉案房屋产权证于2000年办妥，至今十多年，余宗华、黎何露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曾向余淑芳主张要求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综上，余宗华、黎何露主张其为涉案房屋所有权人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2019年12月10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余宗华、黎何露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受理费5400元，由余宗华、黎何露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针对余宗华、黎何露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本院认定如下：余宗华、黎何露上诉认为涉案房屋为其出资，并借用余淑芳的名义购买的主张，不能成立。首先，余宗华、黎何露主张涉案房屋房改缴纳的4万元系其出资，并提交余淑芳女儿王颖与黎何露的通话录音予以证明，但余淑芳对此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其一，从余宗华、黎何露提交的该通话录音的记录看，王颖并未明确确认余宗华、黎何露出资4万元购买涉案房屋。其二，除此之外，余宗华、黎何露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其主张。因此，余宗华、黎何露以该录音材料为由主张其出资的事实，依据不足，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并无不当。因王颖并非本案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故余宗华、黎何露要求追加王颖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其次，虽涉案房屋自房改购买后由余宗华、黎何露居住，但本案双方并未就涉案房屋签订任何关于借名买房的书面协议。涉案房屋产权证自2000年已登记至余淑芳名下，本案没有证据显示余宗华、黎何露曾向余淑芳要求办理产权变更手续。而且，余宗华、黎何露也不持有购买涉案房屋的相关材料。鉴于双方为亲属关系的事实，不能以涉案房屋由余宗华、黎何露居住的事实推定余宗华、黎何露为涉案房屋的真实权利人。综上，余淑芳作为涉案房屋的权属人，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余宗华、黎何露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余宗华、黎何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上诉人余宗华、黎何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春成审判员  柳玮玮审判员  李 娜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张 旭彭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