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民终47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女，1963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明军，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楼芝华，浙江近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男，1962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萍，浙江点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萍，浙江亿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某因与被上诉人孙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602民初74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8）浙0602民初7413号民事判决书，改判绍兴市越城区丰越花园1幢102、103、104以及丰越别墅20号、港越新都Ｂ区11幢201、202、301、302、401、402、501、502、601、602房屋、杭州市莫干山路633号3幢2单元102室、3幢3单元101室，属于未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由被上诉人按照3156.43万元的评估价，向上诉人支付夫妻共同财产折价款；2.依法改判位于上海市宝山区房屋属于未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夫妻共同财产折价款；3.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在浙江裕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1178.9万元对应的股权价值及股权收益，属于未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夫妻共同财产折价款；4.本案一审诉讼费用、评估费用、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诉争房产签订合同、支付房款均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未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应当依法应予分割。原审法院认为诉争房产的房产证取得于离婚后，所以诉争房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观点是对法律的错误适用。诉争房产权利取得时间以及出资来源均在上诉人、被上诉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上诉人、被上诉人未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上诉人已经提供了非常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出资是在婚内，被上诉人所谓的“出资发生在离婚后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说法没有依据，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从诉争房产买卖合同签署的时间来看，诉争房产的买卖合同签署于双方离婚之前，被上诉人系在婚内获得房屋权利。（1）绍兴丰越房产。诉争房产丰越别墅20号、绍兴市丰越花园营业房3套的买卖合同分别签订于1996年11月3日，而双方离婚的时间为1997年7月3日。显然，诉争房产的买卖合同均是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签署的。而且在2013年孙某要求陈某签署声明书，证明孙某名下绍兴市丰越别墅20号及丰越花园1-104＃与陈某无关，这也足以说明该几套房屋确实在双方离婚之前获得，属于未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根据《合同法》第4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起生效。被上诉人与丰越房产拓展有限公司签署上述房产的买卖合同日期为1996年11月3日，依照合同法，被上诉人在该日取得房屋的合同权利，对于签署合同的双方具有约束力。（2）绍兴港越房产。绍兴港越新都Ｂ型11座10套房屋（含车库）最初购房合同上以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名义的形式进行购买，出售方为绍兴港越房地产公司。双方于1992年12月1日签订《楼宇认购协议》，201-602共10套房屋，并于1993年4月13日签订《附属用房认购协议》，购买10套房屋的对应车库。港越房地产公司于1995年12月31日开具了发票。双方签订合同、支付合同价款的时间均发生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而根据绍兴县王坛镇人民政府于1997年11月28日出具的《房屋产权证明》显示：“本镇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孙某同志于1995年在绍兴轻纺城港越新都购买商品房面积1185.44㎡，车库面积207.12㎡，价格1579113元，外加水电、煤气进户费5000元，合计价格1584113元，其产权属于孙某个人所有，情况属实。”因此，该10套房屋实际上为孙某个人在离婚之前即已经获得，该10套房屋的购买时间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双方的夫妻共同财产，应予以分割。（3）杭州房产。法院认定杭州莫干山路2套房屋属于未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且认定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支付相应的房屋折价款，但对于一审法院认为应按孙某转让时的评估价进行分割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应当按照现在的房屋价值向上诉人支付房屋折价款。被上诉人故意隐瞒、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导致在离婚时并未分割，其主观具有恶意。应当按照现在的市场价值，也即2019年8月31日的评估价来分割。（4）上海房产。1995年5月25日，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与上海庙行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签订了《住宅销售协议》，市政工程公司购买了共康路249弄110号6单元402室、100号6单元2-6楼等全部共计13套住房。1995年8月22日，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与上海庙行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签订了《住房买房协议书》，市政工程公司购买了共康路249弄113号101、102两套房屋。随后，市政公司支付给庙行乡野桥村生产队购房款。上诉人已经提交了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支付发票、野桥村进账单、上海市不动产登记信息（共康路六村15号101、102、201、202、401、501、601、602；共康六村22号302室；共康六村23号301室、共康六村7号201、202室、共康六村24号201室）来证明，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在1995年购买的以上13套房屋，再结合上诉人提交的其他证据，孙某在2005年办理了以上13套房屋的产证，实际上这13套房屋是孙某利用公司为个人购买的行为，该13套房屋应属于陈某与孙某的婚内夫妻共同财产。在1995年绍兴市政工程公司购买该13套房屋后,房屋的物业管理合同是由孙某以个人名义签订，1995年7月27日由上海野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租赁动态审核单显示：共康路249／116302室以及共康路249／117302室的新户名为孙某。动态上显示为私人产权房。1995年7月，市政公司购买的该13套房屋实际上是孙某利用公司名义为自己购房，该13套房屋实际上是双方的婚内夫妻共同财产。2.从诉争房产的出资来看，房屋的出资时间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出资来源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1）绍兴丰越房产。首先，根据上诉人提供的第6项、第8项证据房屋契证显示，诉争上述房屋的房屋缴纳契税的时间均是在1996年11月3日，也即签署房屋买卖合同的当天。因此，针对上述房屋而言，无论是合同的签署还是房屋的出资均是发生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这属于双方未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并没有争议。其次，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抗辩称，这几套房屋是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年绍兴市东城经济开发区在无法支付工程款抵债所得，则该债权来源于上诉人、被上诉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抵债所得的房产当然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在如此铁证和被上诉人的自认之下，一审法院却仍然仅凭房产证取得时间就判决上述房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明显是对事实的错误认定和对法律的错误适用，判决案件过于机械、死搬硬套。（2）绍兴港越房产。对于绍兴港越新都Ｂ型11座10套房屋来说，其出资也是在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首先，该房屋的款项均是在1995年12月31日前全部付清，港越房地产公司于1995年12月31日也开具了发票，并且市政公司的出资者绍兴县王坛镇人民政府于1997年11月28日出具了《房屋产权证明》，明显指出该10套房屋属于孙某个人所有；其次，至今为止被上诉人并未提供离婚后由其个人转账给公司的任何依据，结合绍兴县王坛镇人民政府于1997年11月28日出具的《房屋产权证明》，足以证实1995年以公司名义支付的购房款实为被上诉人支付，该款项理应属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在如此铁证和被上诉人的自认之下，一审法院却仍然仅凭房产证取得时间就判决上述房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明显是对事实的错误认定和对法律的错误适用，判决案件过于机械、死搬硬套。（3）杭州房产。一审法院认定杭州莫干山路2套房屋属于未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且认定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支付相应的房屋折价款，但对于一审法院认为应按孙某转让时的评估价进行分割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应当按照现在的房屋价值向上诉人支付房屋折价款。首先，被上诉人存在故意隐瞒、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导致在离婚时并未分割，其主观具有恶意；其次，被上诉人在转让时也未告知上诉人，其完全存在与第三方恶意串通低价进行转让或恶意转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夫妻共同财产；第三，因这些被隐瞒的财产上诉人一直不知情，也未拿到相应款项，双方至今未进行分割，故理应按照现在分割时的市场价值进行分割，也即2019年8月31日的评估价来分割，才显示客观、公正、公平，如果按孙某转让时评估价格进行分割，显然对上诉人不公平。（4）上海房产。在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中，有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支付发票、野桥村进账单为证，证明上海的13套房屋，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支付时间在1995年，当初是孙某利用公司为自己购房，因此，该13套房屋的支付时间也在双方离婚之前，故而也属于未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3.诉争房产的登记时间仅具有对外的公示效力，而不能否认被上诉人已经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诉争房产权利的事实，被上诉人认为诉争房产是在离婚后取得房产证，故而属于离婚后财产是混淆了房产登记对内与对外的两种效力，上诉人作为共有人自合同签订之时即具有权利，不属于物权登记所对抗的第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立法精神，物权登记具有公示的效力，不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所以，我国采用的是登记对抗主义的原则。《物权法》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物权登记并不是合同生效的要件，而是对外公示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要件。被上诉人在与上诉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房产公司签署诉争房产买卖合同之时，合同就已经产生法律效力，对合同的当事双方具有约束力。也就是说，在合同签订时被上诉人就已经取得了诉争房产的权利，而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的妻子，自动取得该房屋的共有权利，该房屋的权利自合同签订并生效时就已经取得。只是被上诉人当时所取得的权利尚未办理房产变更登记手续，故尚不具备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而上诉人作为配偶一方并不属于第三人。虽然被上诉人抗辩称系在上诉人、被上诉人离婚后取得诉争房产产权证，但被上诉人却不能否认两个事实：其一，诉争房产的权利在上诉人、被上诉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就已经取得；其二，诉争房产的出资来源于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或债权。因此，无论是被上诉人取得诉争房产权利的时间还是诉争房产的出资来源均是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诉争房产当然属于双方的夫妻共同财产，上诉人依法有权主张分割。二、股权部分。被上诉人持有的裕众公司的股权来源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双方未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应当依法分割。1.从被上诉人所持裕众公司股权的最初出资来源看，裕众公司成立时的股权出资额全部来源于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而市政公司存续于双方婚姻关系期间，被上诉人在市政公司有股权，故应当属于上诉人、被上诉人未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第13、17-20项证明：裕众公司最初是由王坛镇经济实业总公司与孙某等12人在“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中的个人资产作为自然人股东参股成立的有限公司。证据第13项裕众公司1997年11月公司章程显示：孙某以其在“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中的个人资产全额投入，计人民币479.5万元，持股比例为9.5%；证据第17项市政公司资产评估结果报告书（1997年11月22日）以及证据第20项验资报告（1997年12月8日）显示：经审计评估，截止至1997年10月31日，市政公司的净资产为50566379.78元。证据第18项注销登记及申请报告书资料显示：市政公司注销后，其资产已经全额投入裕众公司；市政公司的债权、债务、人员安置、物资处理由裕众公司负责。证据第19项净资产产权界定出资和接受证明（1997年12月3日）显示：市政公司的50566379.78元净资产中，属于镇集体所得的净资产为8041747.17元，个人所有的为：42524632.61元；其中孙某在市政公司的个人资产为479.5万元。再根据上诉人提交的浙江裕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2000年年度报告（摘录）中的内容，实际上，当初被上诉人孙某实际出资为1178.9万元，而并非是479.5万元。根据浙江裕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工商档案显示:孙某出资现金436万元，占现金股本的43.25%，占注册资本的8.62%。孙某以其在原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的个人资产（机械设备）投资，孙某实物出资计人民币742.9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4.69%。所以孙某在原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的个人资产（机械设备）也属于他与陈某的婚姻共同财产，依然属于未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因此，孙某在浙江裕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出资436万元以及742.9万元，均是未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也即孙某利用未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在裕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出资额实际上为1178.9万元。上诉人提供的以上证据均说明，1997年11月改制成立的裕众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056.6万元，完全来源于市政公司多年积累的净资产。其中孙某以其在“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中的个人资产全额投入，计人民币436万元，并且还有742.9万元的实物出资，以上共计是1178.9万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年结婚，1997年7月离婚，而被上诉人1997年11月在裕众公司的股权出资款完全是来自于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在协议离婚时未分割，应当予以分割。2.市政公司是一家挂靠集体的股份合作制企业，被上诉人孙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在市政公司享有的股东权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第25项市政公司股东会决议（1997年11月）明确表示被上诉人股份合作制企业形式宣布终止，全体股东同意参加集团有限公司的组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第24项乡镇股份合作制企业入股（注册）资金验证报告（绍乡资验（95）第1604号）也载明市政公司的注册资本金总额为1114.2万元，其中村集体股资金760.8万元，优待股资金324万元，奖励股资金29.4万元，未分配利润为2986.19万元。这也说明市政公司实际上是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上述情况均充分说明市政公司虽名为集体企业，但实为股份合作制企业，被上诉人在该公司的权益系于上诉人、被上诉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故应当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根据出资来源原则，被上诉人以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市政公司的资产投入诉争公司所取得的股权也应当为夫妻共同财产。综上，法院在庭审时所谓的被上诉人取得诉争公司股权的时间是在上诉人、被上诉人解除婚姻关系之后，进而得出该部分股权与上诉人没有关系的结论是十分荒谬的，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而本案诉争公司股权的来源必须从各个股东出资来源以及市政公司的发展历史综合来看，不能单纯凭其取得时间盖棺定论。否则，不仅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更重要的是违背了公平、公正的原则和失去了法律依据。三、被上诉人在离婚时刻意隐瞒夫妻共同财产，应当少分或不分。我国《婚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在1997年因被上诉人出轨第三者而离婚，被上诉人在离婚时隐瞒了大量夫妻共同财产，还在协议离婚时装成“净身出户”的假象。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被上诉人的行为在2013年向银行抵押贷款而露出破绽，使得上诉人发现当年被上诉人隐瞒夫妻共同财产的真相。恳请法院根据《婚姻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判决被上诉人对本案诉争财产少分或不分。 孙某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关于房产：绍兴丰越房产、绍兴港越房产、上海房产均为本案双方离婚后所得，并非夫妻共同财产。根据《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绍兴丰越房产：不论是款项的交付、三证的办理均为双方离婚以后，为双方离婚后被上诉人的资产，至于上诉人认为立契时间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那仅是签订合同的时间，不产生物权的变动。绍兴港越房产：一审中证据显示非常明确，绍兴港越房产是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签订的合同，支付的房款，是属于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的资产，在本案双方离婚后才转让给被上诉人，是本案双方离婚后所得的财产；1997年11月28日王坛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是为避免二次税费的目的而出具的说明。上海房产：从合同签订主体、付款人都非常明确是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后直到2005年才转至被上诉人名下，被上诉人获得产权的时间为本案双方离婚之后，也不是夫妻共同财产。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的陈述的理由均没有相应证据，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杭州房产：一审判决认定杭州房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因该财产均于2004年出卖给第三人，因此在分割时应当按照2004年房屋出售时的价格进行分割。至于上诉人所讲是否存在恶意串通低价转让的问题，为上诉人无证据的猜测，且该问题也是另一个法律关系，上诉人应当另案主张。根据我国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设立、变更、转让、消灭是以登记发生效力的，除非法律另有规定除外，本案显然不属于例外情形。因此涉案房产除了杭州房产之外均是双方离婚后所得的财产。二、关于股权并非夫妻共同财产。首先，裕众公司是在1998年设立的，因此股权跟上诉人是没有关系的，上诉人对该股权不享有任何的权利；其次，被上诉人享有的股权资金来源也非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不是夫妻共同财产。浙江裕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系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全部资产投入而来，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企业性质为县属城镇大集体企业，经济性质属于集体，以“队”为单位开展工程业务，其注册资本从始至终出资人均为王坛镇经济实业总公司，从1995、1997年的年检报告都明确绍兴县市政公司注册资本金4100万元，出资款由王坛镇人民政府投入（王坛镇经济实业总公司）。1995年时经绍兴县农村经济委员会批复同意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改建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其经济性质仍然为集体，4100万集体资产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原来王坛镇人民政府的投入1114.2万元，另一部分2986.19万元为工地所有的固定集体资产，由12个工地主任作为代表持有。被上诉人为代表人之一，该资产为集体资产，其并没有实际出资，当然也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1998年浙江裕众公司成立，因其资产全部为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集体资产，作为裕众公司仍然为集体企业，直到2000年改制，对集体资产进行核算、界定、补充，王坛镇经济实业总公司和其他21位个人股东共以1008万元购买了裕众公司，为了保证注册资本的统一，把其余的4048.6万元以实物出资形式分配登记在孙某等10个个人股东名下。一审中1997年双方离婚协议是单务合同最后一句是“……均已处理完毕”，即所有的债权债务已经确认，该份协议仅就陈某所需所有房产以及她所享有的权宜都进行了确定，债务虽然没有写进去但是可以概括论为其他均为孙某享有。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法院依法分割孙某名下的浙江省绍兴市丰越花园1-104＃、丰越别墅20号、绍兴港越新都Ｂ区11幢10套房屋（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变更该项诉讼请求：要求依法确认孙某名下的浙江省绍兴市丰越花园1-102＃、1-103＃、1-104＃营业房、丰越别墅20号房屋、绍兴港越新都Ｂ区11幢101-502室共10套房屋、杭州市莫干山路633号3幢2单元102室、3号楼3单元101室2套房屋、上海市宝山区共康六村10套房屋）；二、请求法院依法分割孙某在浙江裕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479.5万元（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变更1178.9万元）原始出资所对应的股权及股权收益；三、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原、被告于××××年××月登记结婚，于1997年7月3日协议离婚，同日，双方就离婚事宜先签订了打印的《自愿离婚协议书》1份，约定婚生儿子孙乐骅在18周岁前由原告抚养，孙乐骅从小学到大学（包括留学）的教育费用由被告支付；为保证原告及儿子生活所需，被告同意满足被告提出的经济要求，白马畈住房2套和大池住房1套归原告所有，办理房产证的费用由被告支付；被告付给原告现金55万元，其中包括儿子孙乐骅生活费用在内。后双方于同日又签订了手写的《离婚协议书》1份，就财产分割事宜约定：7、白马畈38幢102室住宅归原告所有；8、被告在离婚手续办好后，当场将住房证件转交原告，孙乐骅医疗费凭发票向被告报销，每半年支付一次。孙乐骅教育费在开学第一个月凭发票向被告领取，其他事情均已处理完毕。该手写的《离婚协议书》由双方在办理协议离婚手续时交婚姻登记机关备案。 现原告以被告在与原告离婚时，刻意隐瞒其名下的房产和在浙江裕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的股权，在离婚协议中未涉及和处理部分房产和公司股权为由，起诉至本院要求分割处理。 另查明，原告在本案中主张双方未在离婚协议中处理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为： 一、位于绍兴市越城区。该房屋系被告孙某于1996年11月3日与绍兴丰越房产拓展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预（销）售合同书所购买，购房款发票的出具时间分别为1998年5月25日和1998年11月18日，契税缴款书的出具时间为1998年6月24日，丰越花园1幢102、103、104营业房3套于1998年12月24日办理了房屋契证，载明立契时间为1996年11月3日，于1998年12月24日办理了土地登记，于1999年4月16日办理了房产登记，均登记在孙某的名下；丰越别墅20号房屋1幢于1998年6月11日办理了房屋契证，载明立契时间为1996年11月3日，于1998年7月1日办理了土地登记，于1999年7月28日办理了房产登记，均登记在孙某的名下。现上述房屋均由被告孙某用于出租收益。 二、位于绍兴市柯桥区港越新都Ｂ区11幢101、102、201、202、201、302、401、402、501、502室10套房屋及附属车库。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于1992年12月1日与浙江港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楼宇认购协议》1份，约定：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向浙江港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订购位于绍兴市柯桥区港越新都Ｂ区11幢2-6层、房号201-602房屋，建筑面积1140平方米，订价为1366860元，于1992年12月19日前支付30%，即410058元，于1993年6月15日前支付30%，即410058元，余款于卖方发出交楼通知书后七天内付清，按实际建筑面积结算余款。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又于1993年4月13日与浙江港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附属房认购协议》1份，向浙江港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位于绍兴市柯桥区港越新都Ｂ区11幢东1-5号、西1-5号附属房，建筑面积共计221.48平方米，使用住户房号为港越新都Ｂ区11幢201-602室，约定订价为199332元，该《附属房认购协议》中买方落款处由孙某签名；1995年12月31日，浙江港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给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总金额为1579113元的房屋销售发票1份；1997年11月28日，绍兴县王坛镇人民政府出具《房屋产权证明》1份，载明“兹证明本镇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孙某同志，于1995年在绍兴中国轻纺城港越新都购买商品房面积1185.44平方米、车库207.12平方米，价格1579113元，外加水电、煤气过户费5000元，合计价款1584113元，其产权系孙某个人所有，情况属实，特此证明。附房产图”；1999年8月18日，上述房屋中的房号为201、202、201、302、401、402、501、502、602室房屋（证载房号相对应分别为101、102、201、202、201、302、401、402、502室）办理了产权登记，产权登记在被告孙某的名下，现上述房屋均已过户登记于案外人的名下；601室（证载房号为501室）的产权于1999年8月29日登记在案外人平水法的名下，该房屋从未登记于孙某的名下。 三、位于杭州市。1996年9月25日，孙某与杭州城西房地产物业开发公司签订《商品房销售合同书》2份，约定其向杭州城西房地产物业开发公司购买位于杭州市房屋，其中3号楼2单元102室的购房价款共计为214750.56元、3号楼3单元101室的购房价款共计为239728.8元。杭州城西房地产物业开发公司于1996年10月3日分别开具了上述2套房屋的房地产销售发票，金额分别为214750.56元和239728.8元；2003年3月3日，上述房屋办理了房产登记手续，均登记在被告孙某的名下。现上述2套房屋已于2004年7月28日转让过户登记于案外人名下。 四、位于上海市宝山区房屋。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于1995年5月15日与上海庙行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签订《住宅销售协议》1份，约定：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为解决职工居住问题向上海庙行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购买位于共康路249弄110号6单元402室、100号6单元二至六楼全部，共计事宜套住宅房源，按每平方米2250元单价计算，合计购销款1938127元（包括契税），建筑面积861.39平方米，协议签订生效后二十天内，应支付协议总额的80%给上海庙行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余款在交付房屋并办好一切产权手续后一次性付清；提供的住宅房源由上海庙行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按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所列单位、个人的分解，分别办理单位、个人产权手续证书并移交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在1995年7月底之前交付使用。1995年6月8日，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给上海庙行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购房款40万元、同年6月21日支付购房款110万元、7月29日支付购房款4万元、8月22日支付购房款10万元。2005年2月6日，被告孙某办理了上述房屋的其中10套房屋的产权登记手续（证载房号分别为上海市宝山区共康六村15号101、102、201、202、401、501、601、602室、共康六村22号302室、共康六村23号301室），并均登记在被告孙某的名下。现上述10套房屋均已转让过户登记于案外人名下。 五、被告孙某在浙江裕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1178.9万元的股权。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原系绍兴县王坛镇人民政府所属的集体企业，其股东包括绍兴县王坛镇经济实业总公司和孙某等12位自然人个人股东。经绍兴县审计事务所评估，截止1995年3月5日，该企业申请全部（注册）资金为4100.39万元，验证核实的全部股金总额为1114.2万元，其中包括镇（乡）、村集体股资金760.8万元、优待股资金324万元、奖励股资金为29.4万元，暂不参加股份组合的资金为2986.19万元；截止1997年10月31日，该企业净资产为50566379.78元。1997年11月，全体股东签订股东会决议，决定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原股份合作制且与形式终止，全体股东同意参加集团公司的组建。1997年11月，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原股东绍兴县王坛镇经济实业总公司及孙某等12位自然人个人股东签订《浙江裕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章程》1份，约定绍兴县王坛镇经济实业总公司作为股东出资804.2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5.9%、孙某出资479.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9.5%，其余11位自然人股东均确定了各自相应的出资金额和占注册资本的份额。1997年12月3日，上述全体股东签署《净资产产权界定出资和接受证明》1份，对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评估后的净资产50566379.78元的产权界定为：属于镇集体所有8041747.17元、个人所有42524632.61元，决定以全额转投入新成立的浙江裕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合计5056.6万元。其中属于镇集体所得的净资产以绍兴县王坛镇经济实业总公司作为股东出资804.2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5.9%、孙某出资479.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9.5%，其余11位自然人股东均确定了各自相应的出资金额和占注册资本的份额。1998年6月3日，浙江裕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注册成立。1999年3月，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经申请后注销企业登记注册，并明确其资产金额投入浙江裕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其债权债务由浙江裕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处理。 一审法院认为，离婚后，一方以尚有夫妻共同财产未处分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分割的，经审查该财产确属离婚时未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分割。根据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原告陈某在协议离婚时已知道本案讼争房产的来源和产权登记时间以及浙江裕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股份的来源和登记时间的事实，双方在离婚协议中虽明确由陈某分割的三套住房和55万元现金，且约定“其它事情均已处理完毕”，但无法得出该内容已包括讼争房产和股权的处分，故应认定本案讼争的房产和股权确系双方离婚协议未予涉及的财产；关于诉讼时效问题。现无证据证明被告孙某在购买案涉房屋、确定浙江裕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股份或者离婚时，原告已经知晓案涉房屋及股权的存在，即原告已经发现被告存在隐藏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故诉讼时效应当从原告自认的发现之次日开始计算，故原告的主张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对被告孙某认为原告的主张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该院不予采信。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讼争房产及浙江裕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股份及股权收益是否为原、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 一、讼争的绍兴市越城区丰越花园1幢102、103、104营业房3套和丰越别墅20号房屋的预售合同签订时间为原、被告婚姻存续期间，因购房款发票的出具时间分别为双方离婚后的1998年5月25日和1998年11月18日，在原告未能举证证实该购房款确实系双方婚姻存续期间所支付的情况下，应认定上述购房款发票的出具时间即为购房款的实际支付时间，且绍兴市越城区丰越花园1幢102、103、104营业房3套于1999年4月16日办理了房产转移登记手续（登记在孙某名下）、绍兴市越城区丰越别墅20号房屋于1999年7月28日办理了房产转移登记手续（登记在孙某名下），产权登记的时间均在双方离婚之后，故从购房款出资时间和产权登记时间看，应认定被告孙某系于离婚后出资购买并取得了上述房屋的所有权，而并非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原告认为上述房屋的房屋契证载明的立契时间为1996年11月3日，故应认定房屋缴纳契税的时间应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主张，系对立契时间的误解，故该院不予支持； 二、讼争的绍兴市柯桥区港越新都Ｂ区11幢101、102、201、202、201、302、401、402、502室房屋及附属车库系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以其公司名义与房产开发商签订购房合同，虽合同签订时间和购房款支付时间均为原、被告婚姻存续期间，但合同约定的买受人和购房款的支付人均为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上述房屋的产权登记所基于的权属依据为绍兴县王坛镇人民政府于1997年11月28日出具的《房屋产权证明》，该时间节点为双方离婚之后，且与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的转制时间相符，不能排除转制企业与股东之间存在合理的资产处分和资产交换，且上述房屋的产权登记时间亦在在双方离婚之后，故从该房屋原始取得的合同依据、购房款的出资方和产权登记时间看，结合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与被告孙某之间在企业转制中的关系，应认定被告孙某系于离婚后取得上述房屋的所有权，而并非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 三、讼争的上海市宝山区共康六村15号101、102、201、202、401、501、601、602室、共康六村22号302室、共康六村23号301室房屋系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以其公司名义与房产开发商签订《住宅销售协议》，虽合同签订时间和前期购房款支付时间均为原、被告婚姻存续期间，但合同约定的买受人和约定的前期购房款的支付人均为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且《住宅销售协议》明确约定“提供的住宅房源由上海庙行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按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所列单位、个人的分解，分别办理单位、个人产权手续证书并移交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因鉴于孙某系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的股东，且于1995年开始担任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原告提交的孙某1995年7月26日曾就上述房屋签订有物业管理合同等证据，并不能直接认定被告孙某在双方婚姻存续期间即取得了关于《住宅销售协议》项下的作为买受人的权利，在原告未能举证证实该房产系孙某在双方婚姻存续期间从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取得的情况下，此后上述房屋签订正式备案合同并办理产权登记的时间应视为孙某实际取得《住宅销售协议》项下买受人权利的时间，因该正式备案合同的签订时间和产权登记时间均在双方离婚之后，故从该房屋的原始合同依据、前期购房款的出资方、房管部门备案合同的签订时间和产权登记时间看，结合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与被告孙某之间在企业转制中的特殊关系，应认定被告孙某系于离婚后取得上述房屋的所有权，而并非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 综上，该院认为，讼争的绍兴市越城区丰越花园1幢102、103、104营业房3套和丰越别墅20号房屋、绍兴市柯桥区港越新都Ｂ区11幢101、102、201、202、201、302、401、402、502室房屋及附属车库、讼争的上海市宝山区共康六村15号101、102、201、202、401、501、601、602室、共康六村22号302室、共康六村23号301室房屋，系被告孙某于离婚后取得上述房屋的所有权。因此，讼争房屋并非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不能成为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对象，并非原、被告夫妻共同财产，原告无权要求对其进行分割。对原告要求按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上述房屋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对原告要求对上海市宝山区共康六村15号101、102、201、202、401、501、601、602室、共康六村22号302室、共康六村23号301室房屋进行按2019年8月31日时点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的申请也不予准许。 四、讼争的杭州市的商品房销售合同签订时间和购房款支付时间均为原、被告婚姻存续期间，虽于离婚后办理了房产转移登记手续，将该房屋登记在孙某名下，但从商品房销售合同的签订时间和购房款支付时间看，结合该房屋实际按合同约定已经交付并办理了产权登记，故应认定该房屋为原、被告夫妻共同财产。因根据该2套房屋的产权登记信息，该房屋已于2004年7月28日转让并过户给案外人，属被告孙某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理应向原告支付其处分诉争房屋后属原告可享有部分份额的合理款项，但该款项应以该房屋的实际过户登记时间即2004年7月28日时点的市场价值作为依据，而并不能以2019年8月31日时点市场价值作为分割依据，故该院对原告要求按2019年8月31日时点市场价值分割该2套房屋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因原、被告在本案中均未能举证证实该房屋转让过户登记时的价格，原告亦未能在本案中对该房屋于2004年7月28日时点的市场价值提出评估申请，故该院在本案中对该房屋不予分割处理，原告可另行主张权利； 五、讼争的被告孙某在浙江裕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1178.9万元的股权及股权收益。本案中，被告孙某在浙江裕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成立时享有9.5%股权系事实，但根据查明事实，浙江裕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系于原、被告离婚后成立，虽被告孙某在浙江裕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原始出资479.5万元系来自其在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内的净资产50566379.78元的产权界定分配所得，但该产权界定事实发生的时间节点系在原、被告离婚后，即被告孙某对该出资额的取得系在其与原告离婚以后，故被告孙某在浙江裕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享有股权亦并非系原、被告夫妻共同财产，故原告无权对孙某名下在浙江裕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的股权进行分割，故该院对原告要求按夫妻共同财产分割被告孙某在浙江裕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1178.9万元的股权及股权收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同时对原告要求对浙江裕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投资的其他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并就该公司46.85%的股权价值进行资产评估的申请，该院也不予准许。至于在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被告孙某作为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的股东是否可享有该公司的股权及股权收益，不属本案审理范围，原告可另行主张。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陈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483元，由原告陈某负担，在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日向该院付清；评估费34282元（原告已支付），由原告陈某负担。 二审中，被上诉人孙某向本院提交：一、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杭州市销售不动产专用发票各两份，来源于杭州市房产档案馆，证明该两处房产作为共同财产进行分割时应当按照2004年的交易价格确定价值。二、2019年12月17日柯桥区王坛镇人民政府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来源于柯桥区王坛镇人民政府，证明港越新都房产系在两人离婚后，被上诉人才受让所得，并非双方夫妻共同财产的事实。三、绍兴县乡镇企业产权服务所绍乡资评（95）字第1604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一份和1995年4月6日绍兴县市政工程股份合作制章程一份，与一审已有证据共同证明：1.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为集体企业，其以“队”为单位开展业务，资产均为集体资产；2.绍兴县市政公司注册资金为4100万，王坛镇人民政府出资金额为1114.2万，2986.19万元为工地所有的固定资产，是“队”的资产，为集体资产，不参加股份组合；3.1995年5月2日，绍兴县农村经济委员会批复同意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改建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同意按章程组织实施。四、绍兴县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绍县体改（2000）18号文件，证明2000年4月7日，绍兴县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复同意对浙江裕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集体股本进行核实、界定、量化、补足。五、1.浙江裕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裕建（2000）5号文件；2.浙江裕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浙裕股（2000）1号文件；3.附件1：裕众公司集体资产清单；4.附件2：王坛镇人民政府关于对裕众公司产权完善批复、1999年11月27日会议纪要；5.附件3：裕众公司产权完善工作会议决议；6.关于同意孙益平等股东转让股份的决定；7.协议书10份；8.2000年6月8日，浙江裕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章程一份；9.2000年员工持有的股权证明书一份；10.情况说明一份，与一审已有证据共同证明：1.经1999-2000年的集体股本的改制（核实、界定、量化），王坛镇人民政府与21名自然人股东以1008万元购买了裕众公司，至此，股东成了真正的股东，享有股东权利，公司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有限责任公司,为保证注册资本统一，将4048.6万元以实物出资形式分配登记在孙某等10个股东名下，不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2.在改制前，资产均为集体性质，股东均为持股代表。上诉人陈某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一审已经查明莫干山两套房屋相对应的权益，属于孙某与陈某的未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该证据虽然能够反映孙某在2004年出售莫干山两套房屋时的转让款，但不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折价款分割的依据。对证据二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情况说明形成于二审受理后，明显为了诉讼目的制造，无法体现当时的真实情况。且该份情况说明既没有负责人签名，也没有联系电话，不能考证经办人是否是1997年镇里的负责人。对证据三中资产评估报告书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相互印证，评估报告只字未提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1992年认购港越新都Ｂ区11号住宅的事，可见其并未认购过，与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10相印证，表明该住宅是孙某的个人财产。对证据三中1995年4月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股份合作制章程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能够证明在孙某与陈某离婚前，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就已实行股份合作制，孙某在该公司享有个人权益。证据四、五真实性不明确，即使真实，与待证事实没有关联性。孙某早在1995年就成为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的股东，享有股东的一切权利，其在离婚前即已经获得的股东权益，当然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依法应当予以分割。本院对上述证据审核后认为，上诉人对证据一、三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二无相应负责人、经办人签名，本院不予认定。证据四、五系浙江裕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档案，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 上诉人陈某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 本院围绕陈某的上诉请求评议认为：一、讼争房产丰越花园、港越新都、上海房产的取得时间均在双方协议离婚之后，上诉人认为系孙某在婚内取得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丰越花园的发票及三证办理时间均在1998年之后。港越新都的9套房产原系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购买，并支付了相应的房款，在双方离婚后转让给孙某。上海房产系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1995年购买，并支付了相应房款，2005年转让给孙某。杭州两套房产被上诉人于2004年7月7日以382000元、428000元价格出售，共计810000元，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孙某在二审中提交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杭州市销售不动产专用发票等证据证明上述房产2004年转让的交易价格，本院依法予以分割。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存在故意转移、隐匿共同财产的行为，但并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认定。二、讼争股权问题。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从成立至1995年改制成股份合作制企业，其企业性质均为集体企业，1997年的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中记载注册资本4100万元出资人系王坛镇政府，这与当时企业改制的大背景相符合，因此财产性质仍为集体所有，1998年裕众公司成立时，公司全部资产系由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全部资产即集体资产投入而来，故该部分资产并非孙某的个人财产。1999年的企业改制中孙某以现金方式购买的股权，在双方离婚之后，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在这次改制中的实物出资，根据当时的存档资料显示，为保证注册资本，将4048.6万元以实物出资形式分配登记在孙某等10位股东名下，并明确实物出资部分不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因此，上诉人主张孙某在浙江裕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的1178.9万元对应的股权价值及股权收益，属于未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并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陈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602民初7413号民事判决； 二、孙某应支付给陈某杭州市商品房出卖款405000元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三、驳回陈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2483元，由陈某负担30251元，由孙某负担2232元；评估费34282元，由陈某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2483元，由陈某负担30251元，由孙某负担223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靓 审判员  梅云 审判员  韦玮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娄皓宁 书记员钟利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