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辽14行终1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建立，男，1972年11月26日生，汉族，工人，住址天津市武清区。委托代理人赵立霞（杨建立妻子），女，1971年6月14日生，汉族，自由职业，住址天津市武清区。委托代理人李焕忠，北京一格（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葫芦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三大队，住所地葫芦岛市连山区。法定代表人张学明，该大队大队长。委托代理人刘占华，该交警支队法制科民警。委托代理人王世英，辽宁兴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任宝华，男，1976年11月13日生，汉族，住锦州市太和区。法定代理人任某（任宝华父亲），男，1946年10月13日生，汉族，住锦州市太和区。上诉人杨建立与上诉人葫芦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三大队因行政处罚决定一案,不服葫芦岛市龙港区人民法院（2019）辽1403行初12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询问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建立及其委托代理人赵立霞、李焕忠，被上诉人葫芦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三大队委托代理人刘占华和王世英参加了网络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被告交警队三大队于2019年4月2日作出辽公交决字(2019)第211496-2202127336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认定，原告杨建立于2019年2月6日2时0分，在京哈高速公路（万家-毛家店）435公里900米（上行）实施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对杨建立给予罚款2000元。杨建立不服该行政处罚决定。2019年2月6日2时10分许，交警队三大队接到他人报案称，在京哈高速公路北京方向435公里处路段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被告受案后，进行了调查取证，并于2019年4月2日，被告交警队三大队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告知原告对其拟作出罚款2000元的处罚，原告在笔录中表示不提出陈述和申辩、不要求听证。同日，被告交警队三大队对原告作出辽公交决字[2019]第211496-2202127336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对杨建立给予罚款2000元。该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杨建立于2019年2月6日2时0分，在京哈高速公路（万家-毛家店）435公里900米（上行）实施驾驶机动车造车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三项、《辽宁省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罚款执行标准规定》第三十九条的规定，给予原告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该罚款原告已交付完毕。原告不服，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违背程序和实体法规定违法处罚，撤销被告辽公交决字(2019)第211496-2202127336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2、请求赔偿拖车、修车费和交通住宿费等9.9万外，和交警承诺的错案赔100万；3、被告承担诉讼等费用。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当事人不承担行政机关组织听证的费用。听证依照以下程序组织:（一）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告知后三日内提出。本案中，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后，虽原告明确表示：“不要求听证”，但原告仍享有在三日内提出听证的权利。被告于作出《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当日既对原告作出并送达了辽公交决字(2019)第211496-2202127336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属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其程序违法尚不足以撤销该《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因原告要求拖车费、修车费、交通费、住宿费等赔偿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葫芦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三大队于2019年4月2日作出的辽公交决字(2019)第211496-2202127336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轻微违法。二、驳回原告杨建立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被告承担。上诉人杨建立上诉称，判决书庇护程序严重和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严重错误裁判：一、先论说程序严重违法：（一）、被告无二千元处罚权是争议点，法院规避不作裁判。处罚权的有无既是程序问题也是实体问题，无2千处罚权。（二）、遗漏路管单位《道安法》《条例》第2条等程序违法。1、第2条皆“与道路交通活动相关单位是适用本法和条例”。2、辽宁省《高速公路管理条例》第2条“本条例适用于在我省高速公路上通行的车辆、乘车人及在高速路管范围内从事其他活动单位和个人”。诸法皆同。法院不依法判决实在是严重违法。3、最高法院《审理交通事故解释》第9条规定公路管理单位是交通事故责任主体。根据该规定，它须参与责任认定程序。4、杨教授指明“路管单位是事故责任主体”，判决拒绝裁判。（三）责任认定前不公开证据严重违反公安部规定第63条。（四）违反《行政处罚法》第31、32条不许申辩罚不成立。被告剥夺了我的听取事实、证据和依据的权利，不许我申辩，导致处罚已执行，我还在复核程序中，警方程序倒错。二、超越法律规定，颠倒是非责任，认定事实错误。（一）认定事实错误，行人违禁责任，栽赃定是我的责任。（二）我正常驾驶不具有第99条第1款第（三）项责任构成。（三）辽宁《高速公路条例》第17、41条排斥定我“造成”。（四）《道安法》第67、76条《实施条例》第74条和公安部《程序规定》第60条（三）和第112条第（一）项“是指一方造成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责任，驾驶或者遗弃车辆逃离事故现场以及潜逃藏匿的行为”。三、适用法律严重错误。因为我是正常驾驶行为，没有违法的表现形式和证据，不构成逃逸。四、被告故意造假证、栽赃陷害我“投案自首”。（一）2月21日天津《笔录》才知碰人假造自首是铁证一。（二）《受案登记表》有“22日到达三大队投案自首”这是造假的铁证之二。（三）4月2日《询问笔录》记“到三大队投案自首”。（四）笔录全打字，唯有“放弃申辩权”用钢笔后填写造假。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不以质证结果为根据、不依国法作标尺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应当由上级审判机关予以改判纠正。请求1、撤销违法判决，改判撤销辽公交决字（2019）第2113496-2202127336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2、一并改判赔偿我拖车、修车费和交通费、住宿费等9.9万元外，还须由被上诉人承诺的错了赔我100万，须言而有信；3、被上诉人承担上诉费用、交通等费用（务必开庭审理）。上诉人杨建立向原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证1：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事故认定次日复核，先罚胁迫复核结果归同不许改变的作用，明显违法，应当撤销。证2：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市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兴城法院行诉中应当一并撤销。证3：事故认定书、复合结论，证明程序和实体违法，不能作为定案根据。证4：强制措施凭证，不听取申辩、违犯处罚法第32条属于第41条处罚不能成立，强执违法。证5：杨建立询问笔录，证明杨建立在天津首次被询问、控制，杨建立并非自首，自首记载系虚构。证6：废车件照片一组，证明无藏匿车部件的行为和故意。证7：缴纳罚款2000元票据。证8：录音光盘，证明禁阅告知书违法，处罚违法不成立。证9：票据89张，一共是17800元。证10：说明一份，证明复印时并无《领导审批表》，程序违法，是后弄的，以上证据证明的事实详见原告举证目录。上诉人葫芦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三大队上诉称，1.撤销葫芦岛市龙港区人民法院（2019）1403行初129号行政判决书，改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原审法院认定“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后，虽原告明确表示不要求听证，但原告仍享有在三日内提出听证的权利。被告于作出《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当日既对原告作出并送达了辽公交决字（2019)第211496-2202127336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属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上诉人认为该认定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被告不存在程序轻微违法的情形。《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当事人不承担行政机关组织听证的费用。听证依照以下程序组织：（一）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告知后三日内提出。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该规定是针对要求听证的当事人设定的权利保证条款，前提条件是“当事人要求听证”，因此，对于当事人不要求听证的情形是不受此规定限制的，上诉人在对被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权已经依法履行了处罚前告知程序，保证了被上诉人的权利，而被上诉人明确表示的不要求听证，是被上诉人对于自己权利的合法处置，上诉人在保证被上诉人权利的程序中依法作出《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不存在程序轻微违法情形。原审法院认定是错误的。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后改判。上诉人葫芦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三大队向原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证1：“杨建立交通肇事逃逸案”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卷，证明答辩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三）项、第二款，《辽宁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罚款执行标准规定》第三十九条做出的辽公交决字2019第211496220217336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使用法律正确。证2：葫公交复字2019第0024号葫芦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复合结论》，证明原告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的异议，已经申请了事故复核，并且葫芦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已经认定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责任划分公正、调查程序合法，作出了维持的决定。证3：葫公复决字2019-13号葫芦岛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原告不服公（交）决字第82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向葫芦岛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葫芦岛市政府依法作出了维持的决定。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葫芦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三大队是否具有作出辽公交决字(2019)第211496-2202127336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的法定职权；二、辽公交决字(2019)第211496-2202127336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三、葫芦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三大队作出辽公交决字(2019)第211496-2202127336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是否合法。关于葫芦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三大队是否具有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法定职权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规定，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人处以罚款或者暂扣驾驶证处罚的，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者相当于同级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决定；对处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的，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者相当于同级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决定。本案中，葫芦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三大队相当于同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享有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应当予以处罚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上诉人杨建立主张葫芦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三大队不具有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的上诉观点，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的问题。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杨建立交通肇事逃逸的事实是否正确的问题是本案认定事实的核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本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五）“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本规定中下列用语的含义是：（一）“交通肇事逃逸”，是指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责任，驾驶或者遗弃车辆逃离道路交通事故现场以及潜逃藏匿的行为。根据上述法规、规章立法精神，认定“交通肇事逃逸”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即当事人构成“交通肇事逃逸”，客观上必须是已造成“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具体后果，主观上当事人还必须具有以“为逃避法律追究”为目的的故意，即当事人明知已经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已经发生交通事故，为逃避抢救义务以及逃避责任追究，故意驾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逃离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即交通肇事逃逸具备的三个构成要件：客观上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主观上当事人有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实际上有驾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逃离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的行为。而作为构成“交通肇事逃逸”所需具备条件的事故后果，对于当事人来说在事故现场应当具有明显的可判断性、可识别性，否则当事人如在事故现场感觉不到存在事故后果，也就无逃逸之必要，无逃逸之存在；此外，根据立法精神，非以“为逃避法律追究”为目的的其他离开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的行为也不构成上述“交通肇事逃逸”范畴。本案中，首先，根据葫芦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三大队提供的证据结合杨建立的陈述，2019年2月6日2时许，杨建立驾驶车牌号津Ｆ×××××小型普通客车沿京哈高速公路北京方向行驶至435公里+900米路段时意识到车辆碰到异物，随后将驾驶的车辆停在事发地点200-300米处应急车道上停车，在车上进行了观察。并在距离××地点最近××服务区停车检查，发现车辆前保险杠右侧受损。对于作为驾驶员的杨建立来说应当对于其驾驶的车辆在高速公路上与其它异物发生碰撞具有明显的可判断性、可识别性，可以判断杨建立已经明知发生了交通事故。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保护事故现场、抢救伤员、及时报警并主动接受公安机关的调查处理，是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尽的法定义务。杨建立在事故发生后将车辆停在距离事故发生地200-300米处停车，但没有及时下车进行查看撞到什么异物，发生了什么情形的交通事故。在其从最近的高速服务区停车查看车辆受损后，直至将车辆驾驶回天津停在停车场，也始终没有依法及时、主动向公安机关报警。该行为符合交通肇事逃逸的客观要件。最后，杨建立在具备报案条件时未及时报警并等候交警前来处理，而是选择在无任何法定事由或正当理由的情况下离开事故现场，该行为可推定其主观上系为逃避法律追究。故，葫芦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三大队作出的辽公交决字(2019)第211496-2202127336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认定杨建立肇事逃逸并进行处罚并无不当。关于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行政程序上，葫芦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三大队依法履行了传唤、询问、送达等程序，以上程序并无不当。关于杨建立提出放弃陈述、申辩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上诉主张。根据葫芦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三大队提供的证据看，在处罚前已向杨建立告知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处罚种类及幅度；且杨建立也在告知笔录上签名、按指印确认。故，杨建立提出的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当事人不承担行政机关组织听证的费用。听证依照以下程序组织:（一）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告知后三日内提出。本案中，葫芦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三大队对杨建立作出《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后，虽杨建立明确表示“不要求听证”，但杨建立仍享有在三日内提出听证的权利。葫芦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三大队作出《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当日即对杨建立作出并送达了辽公交决字(2019)第211496-2202127336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属程序轻微违法，但对杨建立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其程序违法尚不足以撤销该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按照该条规定，应当确认葫芦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三大队作出的辽公交决字(2019)第211496-2202127336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违法。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表述不当，本院依法予以变更。上诉人杨建立要求拖车费、修车费、交通费、住宿费等赔偿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葫芦岛市龙港区人民法院（2019）辽1403行初129号行政判决第一项为：“确认葫芦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三大队作出的辽公交决字(2019)第211496-2202127336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违法”；二、维持葫芦岛市龙港区人民法院（2019）辽1403行初129号行政判决第二项及诉讼费负担部分。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二上诉人各负担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彦博审判员  花 勇审判员  刘思嘉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书记员  谭思朦本判决援引的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