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冀06民终8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潘会丽，女，1970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青海省格尔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洁，河北辅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浩然，男，1995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辉，河北英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潘会丽因与被上诉人李浩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高阳县人民法院（2019）冀0628民初18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潘会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洁、被上诉人李浩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潘会丽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将河北省高阳县人民法院(2019)冀0628民初1834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为“李浩然向潘会丽支付购车款60万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10月25日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一审及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李浩然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双方车辆买卖关系清晰明确，证据充分，且已经本案双方认可无争议，一审判决不予认定显属事实认定错误。首先，本案双方之间买卖关系成立并生效是双方均认可的事实，根据禁反言原则，也根据诉讼上自认原则，本案双方之间成立买卖车辆合同关系没有任何事实障碍和法律障碍。本案中当事人和证据完全来自于另一个本案双方之间的案件(潘会丽与李浩然及保定市保联旧机动车产权交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两个案子当事人一致，证据一致，本案是另案的延续，另案中，李浩然出示了与本案一致的《二手车收售合同》证明本案双方具有车辆买卖合同关系，所有李浩然在另案中的陈述及出示的答辩状、代理词均在本案中适用“禁反言原则”。本案中李浩然试图以与其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及证人出示的证据推翻此前所有的举证意见、质证意见及答辩意见、代理意见，这种行为是法律所禁止的。其次，除去本案双方对于买卖车辆法律关系的认可，本案双方之间买卖关系成立并生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另案中，李浩然为证明其与潘会丽买卖车辆关系存在向法院出示了《二手车收售合同》，举证证明卖方是苏鑫(潘会丽卖车代理人)，当时买方是空白，实际是李浩然。并出示了支付车款的转账凭证20万元。本案一审中，潘会丽已经向法院提交上述《二手车收售合同》、购车发票和车管所过户登记信息，这些都足以证明本案双方车辆买卖关系的存在以及李浩然未付款的事实。最后，李浩然已经认可其根据买卖合同提取潘会丽车辆，完成过户并将车辆出售给他人。另案中，潘会丽出示法院到车管所调取的本案双方买卖交易发票及转移申请表、委托书，李浩然的质证意见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对转入登记手续是李浩然将车辆转移给他人的手续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且涉案车辆是被第三人齐艺楠买走。根据《发票管理办法》第2条规定，开具发票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顺序、栏目，全部联次一次性如实开具，并加盖发票专用章，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虚开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本案中，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显示:潘会丽为卖方，李浩然为买方，车价合计为60万元。足以证明双方车辆交易价格为60万元且李浩然不能证明其已经履行交付车款的义务，所以，潘会丽要求返还购车款的诉求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综上所述，本案双方存在车辆买卖关系铁证如山，且各方认可，李浩然已经因车辆买卖合同提取车辆并出售给他人，应当向潘会丽支付购车款60万元及利息。但是遗憾的是一审判决对以上事实视而不见，只字不提。二、李浩然为达到拒付车款的目的，以其具有亲属关系的哥哥李浩洋证人证言及李浩洋出示的所谓证据彻底推翻此前全部证据及陈述，改口称自已并非车辆买方。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一审法院竟然认定了这些事实。一审法院为了确认李浩洋的证人证言及其出示的所谓“证据”，做出了如下确认:1、确认了一份无原件且潘会丽不认可的《逾期变卖委托书》；2、确认了一份无原件且未组织质证且是一个不合法的证人出示且没有证据地位的《借款合同》；3、确认了一份无原件且未组织质证且是一个不合法的证人出示且没有证据地位的《质押合同》；4、确认了一份无身份证明且未出庭且是一个不合法的证人出示的且没有证据地位的且未组织我方质证的《田振乾声明》。一审判决对于《逾期变卖委托书》以及证人出示借款、质押等资料认为潘会丽未申请鉴定，未否认苏鑫签名就意味着认可，试问对一份复印件如何申请鉴定，对没有证据地位且根本未组织质证的复印材料何须否认签名。本案中，潘会丽万分遗憾的看到在一审法院罔顾事实和法律的认定下，曾经由李浩然举证证明其与潘会丽具有车辆买卖合同关系的《二手车收售合同》变成了与二手车销售公司签订的收售合同;曾经李浩然举证支付购车款的银行转账凭证变成了出借人出借借款的证据，曾经李浩然举证证明卖车的照片变成了质押车的照片。三、一审法院认为潘会丽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车辆买卖关系存在难以令人信服，因为一审法院对于潘会丽出示的六组证据中的四组证据在判决里只字未提。首先，一审中潘会丽已经出示车辆购销合同并举证证明涉案车辆出售，合同第5条约定双方对车况、外观及手续认可，第7条约定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庭审笔录第3页有明确记载，清晰可见。一审判决却认为:“原告未出示买卖合同，证据不足。”其次，一审中潘会丽已经出示另案答辩状、庭审笔录及代理词。证明李浩然充分认可本案双方的车辆买卖合同关系。李浩然《答辩状》第一页倒数第10行陈述“答辩人李浩然购买车辆的卖方是被答辩人潘会丽，是苏鑫代理潘会丽办理的买卖合同。”《庭审笔录》第5页倒数第三行中出示本案车辆买卖合同时举证证明“当时买方是空白，实际买车是李浩然”,第7页第2行:“合同中李浩然买车是事实，只是在合同中没有签字，但是不能否认李浩然是买方，法律也没有规定对买方限制，如果是卖方真实意思表示，买方也认可，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买卖合同。《代理意见》第11行“李浩然买车的交易是委托交易公司办理，李浩然作为买方不存在过错。最后，一审中潘会丽还出示了另案中李浩然提交的委托书，证明李浩洋的身份仅仅是李浩然的代理人。可一审法院对于上述证据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认为:“原告仅出示了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及车辆变更登记信息，不足以认定买卖关系成立。”其实，仅有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及车辆变更登记信息也足以证明本案双方之间买卖关系的存在。车辆因二手车销售而进行变更登记，体现的是买卖合同关系。四、一审法院认为:“潘会丽要求李浩然支付购车款，即认可委托苏鑫变卖车辆的代理行为有效，且被告持有原告的逾期变卖委托书处分该车辆，说明苏鑫处分该车辆的行为有效，且该车辆登记在李浩然名下的行为并非因买卖而形成。”这段叙述前后缺乏最基本的逻辑。潘会丽将一审法院的上述陈述拆分一下，一审法院想表达三个意思：1、“潘会丽要求李浩然支付购车款，即认可委托苏鑫变卖车辆的代理行为有效。”我方认为潘会丽在一审庭审中(笔录第9页)已经表明口头委托苏鑫卖车，而不包括其他。所以一审判决根本不用做这个说理，其目的在于要表达下一个意思:2、“李浩然持有潘会丽的逾期变卖委托书处分该车辆，说明苏鑫处分该车辆的行为有效。”上边刚刚认定李浩洋持有逾期变卖委托书，现在又认为李浩然持有逾期变卖委托书。一审法院已经陷入逻辑混乱之中;3、“潘会丽要求李浩然支付购车款即该车辆登记在李浩然名下的行为并非因买卖而形成”，前边认定代理变卖车辆行为有效，后边又认定车辆登记在李浩然名下并非因买卖而形成，显然这部分是一审法院严重脱离一般逻辑，强行不支持潘会丽的诉讼请求的胡言乱语和苍白说理。五、假如本案外的确存在一个借贷法律关系，也与本案车辆买卖纠纷没有任何关联性。本案外假如存在一个借贷法律关系，借贷关系和本案买卖关系也并非非此即彼，可以均依法存在。借贷关系是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其权利义务如何约定，其约定是否合法，是否已经履行还是没有履行均不是本案需要查明的也不是本案能够查明的。出借人与借款人有任何争议也需另案处理，与本案无关。六、本案李浩然在本案和另案中对同一当事人对相同的证据的两套说法涉嫌虚假诉讼，同时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证实涉嫌套路贷诈骗罪，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如果涉嫌犯罪将本案移送侦查机关侦查。李浩然辩称，上诉人所述并非事实，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根本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更不应当向被答辩人支付购车款及利息。理由有以下几点:第一、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既没有买卖车辆的意向，也没有买卖车辆的行为。一审庭审中答辩人出示的证据《二手车收售合同》、《逾期变卖委托书》、《质押合同》、转账记录、苏鑫质押车辆照片等证据相互印证，已经还原事实真相，均可证实被答辩人潘会丽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女儿苏鑫对本案标的车的质押及出售行为，该代理行为有效成立，该行为的后果应当由被代理人也就是上诉人承担。第二、被答辩人认为仅凭二手车销售发票和车辆变更登记信息就能够证明双方买卖关系的存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其完全是为了隐瞒车辆质押借款过程及细节。其明知该车并非直接出售给答辩人，是苏鑫在被答辩人的授权下质押转让给了李浩洋，并提供了车辆过户的登记证书等全套手续原件以及被答辩人的身份证户口本等相关证件，该车才能够顺利办理变登记。并且上诉人也认可苏鑫代理被答辩人卖车的事实，苏鑫已经收取车款，上诉人不应当回避该事实要求答辩人支付。如主张应要求代理人苏鑫返还售车款，并追究苏鑫的民事或者刑事责任。第三、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逾期变卖委托书》显示被答辩人委托苏鑫全权代表本人办理车辆转让过户的一切手续，《质押合同》中双方也明确约定出借人有权处分质押物抵偿借款本息。并依据《物权法》相关规定，动产物权的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法律效力。苏鑫在签订《二手车收售合同》等协议时，相当于对涉案车辆进行了附条件的转让。第四、对本案标的车的质押借款及收售行为均为被答辩人代理人苏鑫的真实意思表示，车辆己转移占有，价款已实际给付，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套路贷”问题，请二审法院核实。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潘会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浩然向潘会丽支付宝马汽车（车辆识别号WBAKR0106E0J18085）购车款60万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10月25日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由李浩然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25日，潘会丽之女苏鑫与他人签订借款合同、车辆质押借款合同，约定借款27万元，期限为30日，以车辆质押担保，借款人如不按期还本付息，出借人有权处分质押物抵偿借款本息。上述合同落款处仅有苏鑫的签名及个人信息，无出借人、质押权人的签名或信息。出借人于当日向苏鑫和苏鑫指定的账户转款255600元。同日苏鑫将一份逾期变卖委托书交予借款人，委托书显示的委托人为潘会丽，受委托人为苏鑫，受委托人全权代表委托人签署案涉车辆的转让过户手续。苏鑫还持潘会丽的身份证、户口薄、其个人的证件、车辆登记证书等资料与二手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无日期的收售合同，合同标的物为潘会丽的冀Ｆ×××××号宝马汽车，合同中有苏鑫签名及个人信息，无价款等其他内容。2018年10月25日，保定市保联旧机动车产权交易有限公司开具二手车销售发票，发票显示的卖方为潘会丽，购买人为李浩然，车价60万元。该车同日办理车辆变更登记，所有人变更为李浩然。一审法院认为，潘会丽为支持其主张提交了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及车辆变更登记信息，上述证据证实潘会丽的冀Ｆ×××××号宝马汽车已通过变更登记将车辆所有人变更为李浩然，李浩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上述事实无异议，但李浩然不认可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认为系李浩洋以其名义进行的登记，故本案的焦点是诉讼双方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此潘会丽仅出示了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及车辆变更登记信息，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虽记载购买人为李浩然，发票也不能证明李浩然已实际交付了车款，或潘会丽已收到发票显示的车款金额，该证据在无实际付款证据的证明下，仅作为缴纳税款的凭证，不足以认定买卖关系成立；同时，车辆进行变更登记并非均由买卖关系而形成，其他合法形式的物权转让行为均能进行变更登记。潘会丽未出示买卖合同以证实双方存在买卖关系，证据不足。同时李浩然出示了逾期变卖委托书，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人作证合法有效，证人虽与李浩然有亲属关系，但证人出示了借款、质押、收售合同等与本案所涉车辆相关的资料，资料中均有潘会丽代理人苏鑫的签名，潘会丽对苏鑫的签名未否认，也未申请笔迹鉴定，应当认定签名的真实性及资料的客观性，苏鑫签名的借款、质押、收售合同客观真实，内容虽不完整，但说明苏鑫存在向他人借款，并将车辆质押的事实。潘会丽要求李浩然支付购车款，即认可委托其女苏鑫变卖车辆的代理行为有效，且李浩然持有李浩然的逾期变卖委托书处分该车辆，说明苏鑫处分该车辆的行为有效，且该车辆登记在李浩然名下的行为并非因买卖而形成。故本案事实不清，潘会丽举证不足，无法认定诉讼双方间存在买卖车辆的合同关系，潘会丽要求李浩然支付购车款6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潘会丽要求被告李浩然支付购车款6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900元，由原告潘会丽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证据：证据1是汽车之家网站网上截图两份，证明涉案车辆同款车型市场指导价位70万元-85万元之间，与潘会丽车辆购买价格相符，说明车辆未贬值；另证明同款车型现在的价值为50万元左右，本案双方交易时的市场价就是60万元；证据2是案例两个，证明目的是当事人在本案中或在另案中认可的事实，不能排除在本案诉讼中认定事实的依据。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不认可，车辆出售价格是255600元，是当时苏鑫李浩洋认可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证据2不认可，我方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认证如下：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且被上诉人并不认可，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依法不予采信。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案中，潘会丽主张与李浩然存在直接买卖合同关系，标的物为潘会丽的冀Ｆ×××××号宝马牌越野汽车。潘会丽提交了二手车销售有限公司收售合同、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等证据，并称上述证据均来源于另一个诉讼双方之间的案件(潘会丽与李浩然及保定市保联旧机动车产权交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李浩然否认与潘会丽就案涉车辆存在直接买卖合同关系。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本院不予认定。本院认为，潘会丽主张与李浩然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二手车销售有限公司收售合同中并没有李浩然的签字，无法证实该合同中的直接买受人是李浩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潘会丽提供了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但仅有发票并不能证实诉讼双方之间存在直接买卖合同关系。在二手车销售有限公司收售合同中第7条明确约定“车辆过户到乙方（即买方）或第三方名下”，因此，虽然车辆过户到李浩然名下，但不能确认李浩然是潘会丽车辆的直接买方。且在另案中潘会丽明确提出诉讼请求为“请求确认被告（即保定市保联旧机动车交易公司与李浩然）之间转让宝马牌越野车（即本案所涉宝马牌越野车）的买卖行为无效，……”。即在另案中潘会丽主张就案涉车辆，是保定市保联旧机动车交易公司与李浩然之间存在买卖行为。这与本案中潘会丽的主张是相矛盾的。潘会丽主张李浩然在另案中有不利的自认，但潘会丽在另案中的自认主张与其自己在本案中的主张亦相矛盾。综合上述事实，诉讼双方在另案中的陈述均与在本案中的陈述不一致，且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不能证明潘会丽与李浩然之间存在直接的宝马越野车买卖关系。一审法院对潘会丽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因本案系潘会丽提起诉讼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对于其他法律关系涉及的借款合同、质押借款合同关系等，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涉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认定了本案买卖合同关系之外的内容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本案中潘会丽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本案涉嫌违法犯罪行为，对潘会丽提出的将本案移送侦查机关侦查的上诉理由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潘会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舒淼审判员  王洪月审判员  陈 宁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法官助理佟锡尧书记员于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