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31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少峰，男，1984年2月4日生，汉族，住登封市。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付川，男，1969年4月1日生，汉族，住登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向华，河南创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欢喜，河南创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宇芳，女，1984年10月5日生，汉族，住登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晓红，河南嵩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少峰、王付川因与被上诉人刘宇芳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登封市人民法院（2019）豫0185民初64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9日立案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第十八条规定，适用独任制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少峰，上诉人王付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欢喜，被上诉人刘宇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晓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少峰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刘宇芳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李少峰、王付川没有恶意串通，一审判决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错误。1.李少峰因欠债较多，卖房是用于偿还债务，王付川是为其儿子购买将来结婚用的房屋，李少峰与王付川没有恶意串通的故意，因此，不能认定合同无效。刘宇芳没有证据证明恶意串通，转让价格也没有明显过低，不能证明李少峰恶意低价转让房屋；2.房屋买卖时房屋和其中家具等已完成整体交易，房屋实际已经交付给王付川使用；3.不应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这样实际上损害了王付川的利益，也对王付川不公平；4.因不动产已办理过户登记，合同是经不动产登记部门审查，合同是否有效、房产登记是否有效应通过行政复议、诉讼确认，不应在民事诉讼中审理已经办理过户登记合同的效力。王付川述称，对于李少峰的上诉，其认为属实。王付川向李少峰支付了购房款71万，并依法办理了报税业务并进行了房产的过户登记，王付川与李少峰之间不存在相互串通的行为与事实，合同合法有效。王付川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刘宇芳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王付川并不知道李少峰与刘宇芳进行过离婚诉讼，案涉房产证上登记的是李少峰一个人的名字，而且王付川与李少峰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按房管部门的规定77余万元缴税，经登记部门审核后进行了过户登记。王付川在本案中并无过错，也无恶意，刘宇芳认为房价上涨，因此而反悔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其请求不应被支持；2.法律并没有规定房款必须通过转账交付，王付川习惯进行现金交易，用现金支付房款并无不可。王付川出于对李少峰的信任而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是否经刘宇芳同意与王付川无关。李少峰辩称，收到王付川的钱了。刘宇芳针对李少峰、王付川的上诉意见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证据确实充分，请求法院驳回李少峰、王付川的诉讼请求。1.王付川不仅是李少峰和刘宇芳的姑父，且和李少峰之间是雇佣关系；2.王付川在明知刘宇芳与李少峰婚姻状态和房屋为公共所有权的状况下，于2019年8月7日，在未征得刘宇芳的同意，签订两份《房屋买卖合同》，在不动产登记部门中备案的合同约定价格为45万元，私下备份合同房屋买卖价格为71万元，其主观为恶意；3.王付川未支付涉案房屋的合理对价；4.截止到2020年1月17日案件原审开庭审理之日，涉案房屋一直由李少峰占有居住，房屋并没有实际交付给王付川。刘宇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李少峰与王付川于2019年8月7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李少峰、王付川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宇芳与李少峰于2010年5月12日登记结婚，2015年4月24日双方以70.5万元的价格（按揭贷款）购买位于登封市××大道东××、××路西侧、玉带路南侧××山××小区××楼××单元706复式房产一套，房屋面积158.57平方米，该房的产权人为李少峰。婚后因夫妻感情破裂，2018年12月刘宇芳向该院提起离婚诉讼，该院判决不准离婚。2019年8月13日刘宇芳再次向法院起诉离婚，2019年10月22日撤诉。李少峰于2019年8月7日，在未征得刘宇芳同意的情况下，与王付川（李少峰姑夫）签订两份《房屋买卖合同》，在不动产登记部门中房屋买卖的约定价款为45万元，同日李少峰与王付川私下达成的房屋买卖价格是71万元，2019年8月20日涉案房产过户到王付川名下，税价是按照77.677万元计税。另查明，截止庭审结束为止，李少峰不定时在涉案房屋居住，且部分东西在该房屋放置，刘宇芳2019年10月还进入该房屋。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房产是刘宇芳与李少峰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购买的房产，不论房产证上是一方的名字还是双方的名字，只要是夫妻双方共同出资取得的房产权，均为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夫妻对共同财产享有平等的权利，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出售资产，应属于无效合同。另一方面，在刘宇芳与李少峰婚姻关系存在不稳定的情况下，李少峰将夫妻共同财产转让给王付川，显属恶意隐匿财产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一条的规定，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出售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屋，但第三人善意购买、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房产登记手续，另一方追回该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李少峰与王付川在买卖涉案房产时，王付川虽然口头说明是现金交易，但并没有提供资金来源的合法证据，也与日常交易习惯不相符，使刘宇芳有理由相信该房屋没有实际交付对方，存在恶意串通的嫌疑，王付川并不属于善意取得的第三人。故刘宇芳要求确认李少峰与王付川于2019年8月7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一条的规定，该院判决：确认李少峰与王付川于2019年8月7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本案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李少峰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李少峰向法庭提交李晓娜证明一份，用以证明：李少峰与其姐姐李晓娜一起去拿的钱。刘宇芳发表质证意见为：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首先，证人没有出庭作证；其次，该证人与李少峰的关系为姐弟关系，对该证据的证明能力不予认可；最后，证言的交付时间为2019年5月29日，签订房屋买卖的时间为2019年的8月7日，这笔借款只能说明李少峰账户有25万的进账，并不能证明是房款。王付川表质证意见为：王付川交付25万元时，李少峰、李晓娜都在场。具体是否是让李晓娜代存，从转账记录和时间节点上来看，也应该是属实的。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效力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的或也定不明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本案争议的房产，虽登记在李少峰名下，但系李少峰与刘宇芳婚后购买，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案涉房屋归夫妻一方所有，故应属李少峰与刘宇芳共同共有。依共有物处分规则，李少峰与刘宇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李少峰处分案涉房屋，应告知刘宇芳并征得刘宇芳同意。王付川陈述其为李少峰与刘宇芳的姑父，对李少峰与刘宇芳之间的亲属关系亦知情，基于交易上的合理注意义务和保障共有人的合法权利，李少峰与王付川订立《房屋买卖合同》时，应征得刘宇芳的同意，因此不能认定王付川受让案涉房屋时主观状态为善意。另，一审时李少峰陈述：“王付川分三次支付房款，第一次是崇高路车上给的钱，第二次和第三次是我去他家里拿的钱”，一审时王付川陈述：“分三次交付的，第一次是2019年5月底在崇高路与崇福路附近给了25万元，2019年6月初在我家门口给了20万元，2019年8月不到中旬，7、8左右给了26万元”；二审期间李少峰与王付川陈述：“第一次是2019年5月底在崇高路与崇福路交叉口附近给了25万元；第二次是2019年6月初在菜园路与爱民路给了20万元；第三次是2019年8月份在菜园里与爱民路附近给了26万元。三次给的都是现金”，上述关于款项交付的地点并不完全一致，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王付川在交易前后的财产变动情况，案涉两份《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及方式亦为2019年8月7日一次性付款，因此，并不能认定王付川已依约支付了对价。综上，李少峰与王付川订立《房屋买卖合同》时均未征得刘宇芳的同意，现有证据亦不能认定王付川受让案涉房屋时为善意且已支付合理对价，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刘宇芳合法权利受有侵害，进而认定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处理适当，应予维持。综上所述，李少峰、王付川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合计为200元，由上诉人李少峰负担100元，由上诉人王付川负担1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刘 皓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书记员 苑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