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浙0106行初264号 原告赵春梅，女，1963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代理人陈显明、袁晓燕，浙江明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西湖区园林绿化发展中心，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五云中路1号A座。 法定代表人陈侃，主任。 委托代理人林宇，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西湖区拆迁综合服务中心，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五云中路1号A座。 法定代表人徐忠，主任。 委托代理人陈琳骊，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林宇，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汪海翔，男，1987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原告赵春梅（以下称原告）诉被告杭州市西湖区园林绿化发展中心（以下称园林绿化中心）、杭州市西湖区拆迁综合服务中心（以下称拆迁服务中心）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纠纷一案，于2019年12月3日诉至本院，本院于同日受理后，通知汪海翔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春梅及其委托代理人陈显明和袁晓燕、被告园林绿化中心的法定代表人陈侃和委托代理人林宇、被告拆迁服务中心的委托代理人陈琳骊和林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汪海翔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位于古荡桥48号的房屋系原告与哥哥赵三育于1986年共同批建，当时户内人口包括原告、原告母亲及赵三育一家6人，原告为前述房屋的共有人之一。2003年9月，因西湖绿色广场项目所需，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园林绿化中心作为拆迁人委托杭州市西湖区房地产实业总公司（拆迁服务中心前身）与赵三育签订了落款时间为2003年9月25日的《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仅对赵三育一家做了安置补偿，并未将当时户口仍在古荡桥48号的原告母子列入被安置人口予以补偿。协议签订后，案涉房屋即被拆除。经原告多次信访、沟通，2015年2月3日，园林绿化中心作为拆迁人委托拆迁服务中心与原告签订了《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协议生效至今，两被告仍未按协议约定给予原告相关拆迁补偿安置，原告多次沟通未果。案涉房屋原告作为共有人之一，理应享有相关权益。园林绿化中心委托拆迁服务中心与原告签署协议后又拒不履行，与法不合，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请判令：责令杭州市西湖区园林绿化发展中心全面履行与原告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15年2月3日的《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向原告交付安置房（面积110.08平方米,价值120353.6元）及支付各项费用计7200元，由杭州市西湖区拆迁综合服务中心予以实施；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庆丰村村民建房用地申请表。证明案涉房屋系原告与赵三育于1986年共同批建，当时户内人口包括原告、原告母亲以及赵三育一家6人，原告为前述房屋的共有人之一。 2、《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2003年9月25日）。 3、杭州市西湖区庆丰公寓回迁安置人口、面积及分户和户型搭配公示表。 证据2-3，证明2003年9月园林绿化中心作为拆迁人，就古荡桥48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问题，由杭州市西湖区房地产实业总公司与赵三育签订《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原告对此并不知情，原告母子并未被列入安置人口。 4、《关于赵春梅户增补拆迁安置协议的说明》。证明2003年对案涉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时，原告及汪海翔的户口已在古荡桥48号，即属于被拆迁房屋的户内人口；被告当时未将原告母子列入被安置人口，原告母子没有享受安置面积待遇等事实情况。 5、《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2015年2月3日）。证明2015年2月3日，就案涉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问题，原、被告签订《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对安置人口数量、各类补偿费用结算、安置方式和面积等事项作了约定。 6、西国土答字[2018]16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 7、西灵信访复字[2019]4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 证据6-7，证明2015年2月3日《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已无须区土管部门审核盖章，该协议已生效；2003年对案涉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时，原告及汪海翔的户口已在古荡桥48号，即属于被拆迁房屋的户内人口；案涉房屋1986年批建时，原告属于批建人口，有权获得安置补偿；就案涉协议书履行事宜，原告一直在积极主张自己的权利等。 8、西建访答字[2014]17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证明在原告维权交涉过程中，各单位从未提出关于户口迁入冻结期限的要求，只要求查明案涉房屋的批建人口，如符合标准既可作为安置对象。 9、告住户通知书。证明案涉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过程中，拆迁时间为2003年8月31日至9月30日，且安置人口按《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办理；赵春梅在拆迁时间前已在案涉拆迁房屋的户口内。 被告园林绿化中心、拆迁服务中心辩称，一、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现在称为征收）中是批建人口不一定是安置人口。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的补偿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房屋补偿，另一部分为人口安置。按现有资料推测，原告应是赵三育户房屋的批建人口。但根据资料，原告不是安置人口。二、案涉合同系附条件生效的合同，该合同尚未生效（即国土局尚未审核）,因此不存在履行的问题。原告的人口安置认定问题系历史问题，赵三育户房屋2003年签订协议以来，直到案涉合同签订前，原告方一直从各个渠道向被告提出诉求要求安置，但被告认为其不是安置人口。但为了对原告负责，被告在2015年和原告签订了案涉合同。签订时，已经是2015年，被告认为这是历史遗留问题，根据“老人老办法”原则，应用老的合同版本签约，并且考虑到《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国土部门是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的最终政策把关部门，因此在案涉合同第九条约定了国土部门审核生效。这种约定也是适当的。合同签订后，原告也将合同拿到国土部门进行审核，但审核未通过。故案涉协议没有生效，不存在履行的问题。三、2015年2月签订案涉合同，整个项目的回迁在2007年已经完成。若原告方认为合同已经生效，则原告的合同权利2015年2月就涉嫌受到侵害。原告直到现在才起诉，明显过了起诉期限（诉讼时效）。要求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者驳回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西灵信访复字[2019]4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证明原告不属于安置人口。 2、《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证明案涉协议未生效，不存在履行问题。 3、征地拆迁冻结通告、常住人口登记表、告住户通知书、灵隐街道答复（清晰版）。证明灵隐街道回复的定性是正确的，原告不属于安置人口。 依据：《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杭州市撤村建居农转居多层公寓建设管理实施办法》第二点。 第三人未作陈述，也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审理查明： 2015年2月3日，拆迁服务中心（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一份，载明，拆迁人原杭州市西湖区绿化委员会经杭土拆许字（2003）第57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批准，在庆丰村带进行征地拆迁，建设西湖绿色广场项目。乙方所有房屋属拆迁范围。拆迁人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事宜委托给甲方办理。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甲乙双方就拆迁补偿安置事项协商一致，签订协议。协议就乙方常住在册户口人数、搬迁期限、其他费用、安置方式和安置面积（金额）、拆迁过渡等作了约定。杭州市西湖区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在审核单位处盖章。因协议未履行，原告不服，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2015年5月1日后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纠纷的，适用行政诉讼法及本规定。2015年5月1日前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纠纷的，适用当时的法律、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告要求继续履行的《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签订于2015年2月3日。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案涉协议属于民事协议，原告提起要求继续履行案涉协议的诉讼，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依法应当裁定驳回其起诉。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赵春梅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2851元，不予收取。赵春梅于本裁定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呈虹 人民陪审员  朱湘江 人民陪审员  盛林芳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章晓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