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9）豫01行赔初147号原告孙玉仙，女，汉族，1947年10月24日出生，住郑州市惠济区。委托代理人王文凯，男，汉族，1970年6月21日出生，住郑州市惠济区。委托代理人王新立，河南轩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郑州市惠济区开元路8号。法定代表人丁文霞，区长。委托代理人赵伟光，郑州市惠济区江山路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马国杰，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孙玉仙诉被告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惠济区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于2019年12月2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9年12月26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于2020年3月18日通过线上法庭的方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孙玉仙的委托代理人王文凯、王新立，被告惠济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赵伟光、马国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1998年9月，原告孙玉仙与老鸦陈镇双桥村五组签订耕地承包合同书，承包集体耕地3.62亩，承包期为30年。2013年2月17日，中共惠济区委、惠济区政府作出惠文[2013]1号《关于明确2013年度第一批区重点项目和首席服务官（指挥长）责任单位责任人及目标任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2013年5月23日，郑州君兴双桥酒业有限公司与郑州市惠济区老鸦陈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老鸦陈办事处）签订土地征收协议一份，约定了征地的范围、土地征用手续的办理、土地费用支付方式等。2013年5月27日，郑州市君兴双桥酒业有限公司将6550332元汇入老鸦陈办事处账户。2013年5月30日，老鸦陈办事处与郑州市惠济区老鸦陈街道办事处双桥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双桥村委会）签订《集体所有土地征收拆迁补偿委托合同》，委托双桥村委会征收集体土地，该合同写明“办事处根据惠济区政府工作计划的要求，已与郑州君兴双桥酒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土地征收协议》，征收老鸦陈办事处双桥村位于村西环路路东、开元路南、京广铁路西、村庄北集体土地约70余亩。”其中包括原告诉称的其位于双桥村五组的1.74亩承包地。2013年10月，拆迁小组在未征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将原告1.74亩承包地推平，同时也造成了附着于地上的460棵果树被推倒。原告认为被告征收土地的方式为“暴力拆迁”，整个拆迁程序严重违背法律规定，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2015年3月，孙玉仙以老鸦陈办事处、双桥村委会为被告向惠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惠济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10日作出（2015）惠民初字第97号民事裁定，以孙玉仙主张老鸦陈办事处、双桥村委会征地等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不属于民事受案范围为由，驳回孙玉仙的起诉。2017年，孙玉仙以惠济区政府、老鸦陈办事处及双桥村委会为被告向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诉讼。经审理，法院认定惠济区政府是本案唯一适格被告，且于2017年10月30日作出了“被告惠济区政府征收原告位于惠济区老鸦陈街道双桥村五组1.74亩承包地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一审判决。惠济区政府不服一审判决，以孙玉仙为被上诉人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于2018年8月6日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生效判决。原告认为，既然两级法院都已经判决自己胜诉，但为何又不向其履行赔偿义务？便在判决生效后屡次主动找惠济区政府就赔偿数额进行协商，但每次惠济区政府均以“法院只是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并没有就具体赔偿数额作出判决”为由予以拒绝。由于惠济区政府的暴力拆迁行为，导致行政事实的发生，现在已不可能恢复到原始状态。请求：1.支付土地、安置补偿费140940元，青苗费31320元、社会保障资金101268元；2.支付所有果树、地庵儿、厕所及育苗温室等地上附着物实际损失228205元、土地租金收益313200元。以上两项费用共计：814933元。3.判决被告承担所有诉讼费用。原告在庭审过程中进一步明确：其主张的果树赔偿费用总计222205元；地庵儿、厕所、育苗温室赔偿费用金额总计6000元；青苗费、土地补偿费、土地租金预期收益、社会保障资金金额总计557670元；以上费用共计785875元（以上所有款项的计算依据及计算方法详见原告提交的表格清单）。原告提交的证据有：1.照片，10张；证明目的：被征收耕地上除青苗外，还有果树460课、地庵儿1间（10㎡）、厕所一座（10㎡）、育温室1座（30㎡）。2.《行政赔偿决定书》一份；证明目的：原告于2019年10月25日曾向惠济区政府提起行政赔偿，被告只对违法征地一项赔偿140940元，但没有提及社会保障资金一项，也没有对毁坏的果树、地庵儿、厕所、育温室、占用征地租金收益做出赔偿。3.《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集体土地青苗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郑政文[2014]142号）一份；证明目的：青苗费及果树补偿标准。4.《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公布2019年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最低标准的通知》一份；证明目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的发放标准。5.《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河南省征地片区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豫政[2016]48号）一份；证明目的：①双桥村适用综合地价补偿安置标准；②有“社保费用”一项需要补偿。6.《郑州市国土资源局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2016]98号》一份；证明目的：青苗补偿费、社保费、补偿安置费用标准。被告答辩称：一、关于本案事实。2019年10月25日，孙玉仙向惠济区政府提起行政赔偿申请，惠济区政府收到后，秉承充分尊重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原则，于2019年10月28日通过惠济区司法局向江山路街道办事处送达《关于办理孙玉仙申请国家赔偿一案的通知》，江山路街道办事处于2019年12月6日作出《关于对孙玉仙行政赔偿申请的意见》，惠济区政府结合该意见及相关材料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行政赔偿决定书》（惠赔决字〔2019〕4号）并向孙玉仙邮寄，孙玉仙于2019年12月22日签收。二、《行政赔偿决定书》（惠赔决字〔2019〕4号）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1）《行政赔偿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政策正确。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河南省征地片区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豫政〔2016〕48号）的规定，双桥村适用综合地价且征地补偿安置标准为81000元/亩，孙玉仙被征收的土地为1.74亩，其征地补偿款应为140940元。孙玉仙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34800元，已于2013年10月25日被其儿媳黄桂枝领取。惠济区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河南省征地片区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豫政〔2016〕48号）的规定，决定对孙玉仙赔偿140940元并无不当，应予维持。（2）《行政赔偿决定书》作出的程序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义务机关决定赔偿的，应当制作赔偿决定书，并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送达赔偿请求人。”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惠济区政府作出《行政赔偿决定书》的期间及送达、赔偿方式均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综上，请求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驳回孙玉仙的诉讼请求。被告补充答辩意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应当驳回，理由是原告主张的赔偿项目。原告主张的地上附属物和林木，无论是种植种类还是面积都存在矛盾，1.74多亩地不可能种植这么多林木。关于地上附属物的补偿，原告家人已经领取，这是不可争议的事实。法定补偿项目中原告家人已经领取，不应支持。社保项目是给相关机关的，原告没有诉权。被告提交的证据有：第一组：1.《行政赔偿申请书》一份；2.《关于办理孙玉仙申请国家赔偿一案的通知》一份；3.《关于对孙玉仙行政赔偿申请的意见》一份；4.《君兴酒业征地、附属物补偿表》一份；5.《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河南省征地片区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豫政〔2016〕48号）一份。证明目的：①2019年10月25日，孙玉仙向惠济区政府提起行政赔偿申请，惠济区政府收到后，于2019年10月28日通过惠济区司法局向江山路街道办事处送达《关于办理孙玉仙申请国家赔偿一案的通知》，江山路街道办事处于2019年12月6日作出《关于对孙玉仙行政赔偿申请的意见》；惠济区政府结合该意见及相关材料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行政赔偿决定书》（惠赔决字〔2019〕4号）并向孙玉仙邮寄，孙玉仙于2019年12月22日签收；②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河南省征地片区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豫政〔2016〕48号）的规定，双桥村适用综合地价且征地补偿安置标准为81000元/亩，孙玉仙被征收的土地为1.74亩，其征地补偿款应为140940元。孙玉仙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34800元，已于2013年10月25日被其儿媳黄桂枝领取。第二组：6.《行政赔偿决定书》一份；7.EMS邮寄单及邮寄情况查询单各一份；8.法律依据一份。证明目的：①惠济区政府结合江山路办事处的意见并参考相关材料决定对孙玉仙赔偿140940元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②惠济区政府作出《行政赔偿决定书》的期间及送达、赔偿方式均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前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的证据1，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照片并非涉案拆除行为发生时的现场照片，不能证明原告所称地庵儿、厕所及育苗温室等地上附着物实际存在；本院认为，原告该组照片中涉及树木的照片能与原、被告其他证据及相关陈述相互印证，一定程度上反映涉案土地种植情况，本院予以采信，其余照片不能实现原告证明目的，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原告的证据2、3、6，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原告的证据4、5，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告的第一组证据，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认为，该组中证据1-4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该组中证据5，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告的第二组证据，原告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中的主要证据材料（证据6）与原告的相关证据相同，除证据8法律依据本身不属于证据范畴，不作为证据采信外，该组其他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此外，原告在立案时向本院提交了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7）豫71行初504号行政判决、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豫行终134号行政判决，上述两份行政判决已经生效，本院也将作为定案依据。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并结合原、被告无争议之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1998年9月，原告孙玉仙与老鸦陈镇双桥村五组签订耕地承包合同书，承包集体耕地3.62亩，承包期为30年。2013年10月，原告上述承包地中的1.74亩因郑州君兴双桥酒业有限公司征地项目被推平。2017年8月10日，原告以惠济区政府、老鸦陈办事处为被告，双桥村委会为第三人向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二被告及第三人征用原告位于双桥村五组1.74亩承包地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2017年10月30日，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2017）豫71行初504号行政判决，判决确认惠济区政府征收原告位于双桥村五组1.74亩承包地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惠济区政府不服，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8月6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豫行终134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上述一审判决。2019年10月25日，原告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2019年12月20日，被告作出惠赔决字〔2019〕4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并邮寄送达原告。另查明，2013年10月25日，原告儿媳黄桂枝签署《君兴酒业征地、附属物补偿表》，按照18000元/亩标准领取青苗补偿31320元，按照2000元/亩标准领取奖补3480元。涉案土地由原告本人与儿子王文凯（黄桂枝丈夫）共同耕种管理。又查明，涉案土地所属征地项目的〔2016〕98号《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显示：“四、征地补偿费用支付对象和支付方式。补偿安置费用、青苗补偿费、附着物补偿费支付给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被征地农户，支付方式为转账、现金。社保费用缴入财政社保专户。”本院认为：一、关于各项赔偿请求。本案中，原告主张土地、安置补偿费，青苗费，社会保障资金，地上附着物实际损失和土地租金收益等赔偿项目。（一）关于土地、安置补偿费和社会保障资金。原告提出上述两种赔偿项目，并当庭解释称其中的土地、安置补偿费实质上即是“土地补偿费”，因为被告征收程序违法，没有公告、通知，不知道该项赔偿项目的官方表述名称；其中的社会保障金即是涉案补偿安置方案中的社保费用。对该两种赔偿项目，本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土地补偿费用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该条第二款规定，征收土地的安置补助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根据上述规定，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土地补偿费以及社保费用并非发放给原告个人，而是应分别发放给作为土地所有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支付给相应的社保管理部门。且涉案土地征收时所发布的补偿安置公告内容也与上述规定相印证。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根据上述规定可知，国家赔偿是以合法权益遭受损害为前提的，是对具体损害进行的赔偿、弥补，行政赔偿作为国家赔偿的一种形式自当遵循上述原则。因此，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行政赔偿诉讼中主张的赔偿应当以其合法权益遭受的损害为依据和范围。而本案原告所主张的上述两项赔偿是基于涉案补偿安置方案的规定而非其因涉案违法征地行为遭受的损害，其实质上混淆了行政补偿诉讼与行政赔偿诉讼的界限。故对原告的上述赔偿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土地租金收益。原告当庭陈述该项赔偿请求是指如果继续自行耕种涉案土地将获得的收益。针对该项赔偿请求，本院认为，其属于原告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获得的期待利益而非由被告惠济区政府违法征用涉案土地造成的直接的、现实的损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范围，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青苗费和地上附着物实际损失。原告述称，被征收前，涉案土地上建有地庵儿、厕所、育苗室等地上附着物，并种植有青菜以及多种树木；从被告提交的《君兴酒业征地、附属物补偿表》来看，原告存在因涉案土地被被告强制征收而遭受上述损失的可能。但原、被告对上述地上附着物以及农作物的数量存在较大争议，而双方的证据均不能确切证实相关损失数额。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被告未向法庭提交涉案土地相关地上附着物以及种植物清单等可以证明原告相关损失的证据，其应当承担不利的举证责任。其次，原告对地上附着物以及种植物损失的存在均未提供确切的证据予以证明，而仅仅是对相关具体损失提供了明确的清单以及计算依据。其中，关于地上附着物部分，原告主张包括地庵儿、厕所、育苗室等，称上述地上附着物均为简易棚，共计50平方米（地庵儿和厕所各10平方米、育苗温室30平方米）并主张按照郑政文〔2014〕142号《郑州市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集体土地青苗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以下简称142号文）中的相应规定即120元/平方米的标准计算。对该部分赔偿请求，本院认为，根据上述举证责任承担原则，且原告该部分赔偿主张的具体面积和计算标准等未明显超出必要范围，其提出的被告赔偿地上附着物（地庵儿、厕所、育苗室）损失6000元的赔偿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种植物部分，原告称涉案1.74亩土地种植有青菜，并种植有枣树（5年以上）70棵、桃树（5年以上）38棵、柿树（5年以上）57棵、石榴树（5年以上）97棵、核桃树（5年以上）53棵、石榴树（3年以上）123棵、葡萄树（5年以上）3棵、杨树19棵，共计460棵，且对以上青苗费（按照1300元/亩标准）以及树木损失费用都主张按照142号文的有关补偿标准予以赔偿。对该部分赔偿请求，本院认为，原告主张对其青苗费按照142号文中较低标准（种植粮食作物）1300元/亩标准计算，能与其描述的在涉案土地上同时大面积种植树木的情形相适应，对原告提出的青苗费2262元（1300/亩*1.74亩）的赔偿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告树木损失部分主张明显超出了生活常识，且未提供确凿的证据证明上述全部损失确实存在，故原告该部分损失无法全部获得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鉴于原告主张按照142号文予以赔偿，参照142号文中关于各类树木不同规格的补偿标准、最多补偿数量（棵），遵循生活常识，依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及具体计算方式，按照最有利于原告的原则，本院酌定原告的各类树木损失为53368元。二、关于已发放补偿款项的问题。本案中，关于原告是否已经领取相应补偿款项问题，原、被告存在争议。被告认为，在涉案土地被征收过程中，原告儿媳黄桂枝已领取了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共计34800元；原告认为，其儿媳黄桂枝虽领取了34800元，但与原告无关，原告本人未因涉案土地征收领取任何补偿款，也未授权黄桂枝代领，被告可责令黄桂枝退还或与其协商，从最后应得的补偿款中予以扣除。对此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本案的证据材料以及原、被告的陈述，在涉案土地被征收过程中原告儿媳黄桂枝领取了34800元的补偿款项，按照被告提交的《君兴酒业征地、附属物补偿表》可知，上述款项包括青苗补偿31320元以及奖补3480元。鉴于涉案土地系原告承包地，该土地应为原告所在家庭共同承包经营且原告方亦认可原告本人与儿子王文凯（黄桂枝丈夫）共同耕种管理涉案土地，故黄桂枝领取的涉案土地的补偿款项应当从原告应获赔偿款项中进行相应的抵扣。至于扣除金额问题，按照《君兴酒业征地、附属物补偿表》显示的补偿项目、计算方式并结合被告作出的关于“在郑政文〔2009〕127号文基础上，每亩一万八千元综合补偿”的陈述以及原告陈述意见和生活常识，本院认为，黄桂枝领取的青苗补偿31320元应作为涉案土地上相关种植物（包含青菜、树木等）补偿费用从原告应获赔偿款项中予以扣除。综上，被告应赔偿原告地上附着物损失6000元，青苗费2262元，各类树木损失53368元，并扣除已经领取的补偿款31320元，被告应赔偿原告共计3031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七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判令被告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30310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十份，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耿 立审判员 侯 贇审判员 王 冰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书记员 袁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