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38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玉露浓妆美容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1号金源时代购物中心四层4001N。法定代表人：田乐，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玮玮，女，1991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海口市龙华区。上诉人北京玉露浓妆美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露浓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玮玮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616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玉露浓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其与陈玮玮于2016年6月11日至2019年4月10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诉讼费由陈玮玮承担。事实和理由：1.其公司与韩某1签订的《合作协议》是真实的；2.一审法院仅依照工资明细推断韩某1系实际管理人员，进而推知孙某与陈玮玮系同一人，亦为其公司员工与客观事实不符；3.出入证申请表显示的起始与终止时间无法证明其与玉露浓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期间。陈玮玮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其与玉露浓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玉露浓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其公司与陈玮玮于2016年6月11日至2019年4月10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诉讼费由陈玮玮承担。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玉露浓妆公司在金源燕莎商城4001N经营，玉露浓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田乐，其与韩某1曾为夫妻关系。陈玮玮主张其于2016年6月10日开始进入玉露浓妆公司熟悉岗位，在2016年6月11日正式入职，职位是店长，其在玉露浓妆公司使用的名字为孙雨露，其微信名为“孙某”，韩某1对其进行管理，其在2019年4月10日向玉露浓妆公司提出离职，其与玉露浓妆公司自2016年6月11日至2019年4月1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为证明其主张，陈玮玮提交了与韩某1的微信记录（微信号为×××），微信中大多是店员的工资明细及名媛汇美甲沙龙店长每日工作记录，工资明细时间涉及2017年到2019年3月期间，该期间的工资单人员列表中几乎每月都列有张某1、李某1、孙某、任某1等人工资情况，其中显示“2017.4.11-5.10工资单……李某19232（休假）……张某110599（老店，现金业绩32982）任某1915（老店）完成三万业绩：张某1……孙某工资8070……”、“2017.12.11-2018.1.10工资单：……张某116007……李某1：10033＋点疗727.5＋纹绣1845=12606……任某14682……孙某工资……”）、与韩某1的微信转账记录及支付宝转账回单（转账时间涉及2016年7月至2019年5月11日）、出入证申请表（显示商铺号为4001N，店铺名称为名媛汇，姓名为陈玮玮，上岗时间2016年6月10日，离岗时间2019年4月10日，离职原因为自身原因，负责人签字处为韩某1，并加盖玉露浓妆公司的公章）及离职后与韩某1的微信记录（2019年6月13日韩某1发送的微信，显示如下内容：我把你们两的社保补了你们俩就撤诉，跟我签下劳动关系解除协议，不再有任何法律纠纷可以吗？那你跟小圆说一下……是要给我签字离职手续的……你们撤诉从此没有法律纠纷）予以佐证。玉露浓妆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同时主张陈玮玮与其公司没有劳动关系，其公司与韩某1签署了合作协议，陈玮玮是韩某1雇佣人员，在2017年5月之前玉露浓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田乐与韩某1是夫妻，店里只有李某1、张某1、张某2是玉露浓妆公司的员工，上述员工负责做美甲，其余人员均与玉露浓妆公司无关，美甲业务属于玉露浓妆公司，而纹绣业务属于韩某1，李某1、张某1既做美甲又做纹绣，因此分别从韩某1和玉露浓妆公司领取工资，玉露浓妆公司转账给李某1、张某1发放工资，合作期间，韩某1需要开玉露浓妆公司的发票，玉露浓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负责开发票。为证明其公司的主张，玉露浓妆公司提交了签署日期为2016年1月1日的合作协议（显示甲方为玉露浓妆公司，乙方为韩某1，“……3、乙方应向甲方提供工作人员协助甲方为客户进行美容等服务项目；4、乙方的工作人员（包含管理人员、咨询师、美甲师、纹绣师、整形医生等）的劳务费由乙方自行结算，上述人员与甲方不构成任何劳动关系或者劳务关系；5、乙方的工作人员归乙方管理，但甲方应配合乙方办理上述人员进出店面的手续……）、韩某1的转账记录及田乐与王老师的微信记录予以佐证。陈玮玮对合作协议本身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反驳称韩某1与玉露浓妆公司法定代表人曾是夫妻，且玉露浓妆公司在仲裁期间也没有提交该协议，可能是后补的；对转账记录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微信记录形式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陈玮玮以要求确认与玉露浓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为由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仲裁委员会裁决：确认陈玮玮与玉露浓妆公司于2016年6月11日至2019年4月1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玉露浓妆公司不服此仲裁裁决，于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韩某1在金源燕莎商城4001N管理的人员是否与玉露浓妆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一审审理期间，玉露浓妆公司提交了《合作协议》，但在仲裁期间并未提交，且韩某1与玉露浓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2017年5月之前为夫妻关系，关系相对特殊，玉露浓妆公司亦未提供其他有效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无法核实韩某1与玉露浓妆公司出具的合作协议内容的真实性。现玉露浓妆公司主张李某1、张某1为其自有员工，韩某1向两人发放的是纹绣业务部分的工资，而玉露浓妆公司向该二人发放美甲业务部分的工资，玉露浓妆公司主张其公司转账向二人发放工资，但未提供相应月份的转账记录。通过韩某1的微信记录可知，其每月将李某1、张某1与任某1、孙某等人的工资做在同一个工资明细中，“2017.4.11-5.10工资单”中也标注了李某1休假的情况，由此可知韩某1实际管理上述人员。一审庭审中，玉露浓妆公司认可李某1、张某1为其公司员工，由此推知孙某即陈玮玮亦是玉露浓妆公司的员工。鉴于双方均认可的出入证申请表中显示陈玮玮上岗时间为2016年6月10日，离岗时间为2019年4月10日，进而一审法院对陈玮玮主张的与玉露浓妆公司自2016年6月11日至2019年4月1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予以确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确认陈玮玮与北京玉露浓妆美容有限公司于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一日至二〇一九年四月十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1.玉露浓妆公司法定代表人田乐称，就韩某1与陈玮玮之间有没有签订雇佣合同或者其他合同，他曾经问过韩某1，韩某1答复说她与陈玮玮之间就是临时工关系，没有签订过合同。2.陈玮玮在一审提供了其与客户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客户通过POS机刷卡消费的签购单，签购单显示商户名称均为玉露浓妆公司。本院认为：一审中，陈玮玮提供了其与韩某1的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转账记录、支付宝转账回单、出入证申请表等证据。玉露浓妆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并无异议，但其主张一审法院认定陈玮玮与微信名为“孙某”系同一人与客观事实不符。对此，本院认为玉露浓妆公司的该项主张实质系否认陈玮玮的微信名为“孙某”。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可知，微信系个人对外沟通联系的工具，一般情形下其中聊天内容及转账行为仅为沟通相对人所知悉。前述微信聊天记录及转账记录均由陈玮玮提举，故此本院有理由认定名为“孙某”的微信账号属陈玮玮所有。现玉露浓妆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对此予以反驳，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本案争议焦点是，陈玮玮到底是为玉露浓妆公司提供劳动，还是为韩某1个人提供劳动？首先，加盖有玉露浓妆公司的公章的出入证申请表证明，陈玮玮的工作地点就在玉露浓妆公司的经营场所。而陈玮玮在一审提供的POS机刷卡消费签购单上显示的商户名称均为玉露浓妆公司，因此，有理由相信，陈玮玮提供的劳动是玉露浓妆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其次，虽然表面上陈玮玮是受韩某1管理、由韩某1支付报酬，但鉴于韩某1与玉露浓妆公司法定代表人田乐在2017年5月之前系夫妻关系，且韩某1与陈玮玮之间并未签订过雇佣之类的合同，因此，对于陈玮玮来说，其有理由相信自己是在为玉露浓妆公司提供劳动，而非为韩某1个人提供劳动。至于玉露浓妆公司提交的《合作协议》，是公司与韩某1之间签订的，该协议对陈玮玮不具有约束力，也没有证据能够表明陈玮玮知晓《合作协议》一节。至此，本院确信，陈玮玮与玉露浓妆公司之间的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陈玮玮就劳动关系的举证已经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高度可能性，本院认定双方之间曾经存在劳动关系。鉴于玉露浓妆公司未对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举证证明，本院结合出入证申请表载明的上岗、离岗时间，及转账记录时间，认定陈玮玮与玉露浓妆公司之间于2016年6月11日至2019年4月10日存在劳动关系。综上所述，玉露浓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十元，由北京玉露浓妆美容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博文审 判 员 张 瑞审 判 员 王丽蕊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张江南书 记 员 刘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