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冀06民终11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桥东支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正东街59号。负责人：王潇，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岫，河北英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洪岐，男，1977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桥东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洪岐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法院（2019）冀0609民初22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网上在线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人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岫、被上诉人王洪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保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查清事实后，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停运损失及鉴定费；2.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1.该事故车辆在上诉人处投保车辆损失险，即是合同双方达成的协议。根据该险种名称即知只是为了车辆受损后上诉人承担维修车辆的费用，而不涉及其他费用。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事故中的财产损失是否包括被损车辆停运损失问题的批复,停运损失应当是由侵权人直接承担的，本案中应当由实际驾驶人承担责任。3.在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保险条款、投保声明、投保单等证明上诉人已向投保人进行了明确的提示说明义务，间接损失不属于保险责任。对于被上诉人辩称的不知道该投保人是谁未提供相应证据，而上诉人针对的是投保人，至于被上诉人具体怎样结识投保人，没有相关法律规定上诉人必须核实情况，一审法院也未对相关情况调查清楚即认定上诉人承担责任，认定事实不清，采信证据错误。4.被上诉人没有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实其停运损失数额，维修证明也并不是实际的维修工时，只是显示车辆的存放时间，而存放时间并非上诉人的过错。鉴定报告也只是推测性文件，不能仅根据鉴定认定损失情况。5.鉴定费并非是确定损失合理、必须的费用，同时属于间接损失不属于保险责任。6.本保险案件双方约定了第一受益人为上海徽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被上诉人也未提供相关证明，证明其能够作为原告诉讼主体资格。7.上诉人前期已经向被上诉人支付2100元，其中100元为本案车损的相应赔款，应当在车损中予以扣减。王洪岐辩称，车辆损失和停运损失由保险公司承担。王洪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l.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人保公司向王洪岐赔付保险金19021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人保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冀Ｆ×××××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冀Ｆ×××××重型平板自卸半挂车的登记所有人系王洪岐。冀Ｆ×××××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在人保公司投有交强险及机动车损失保险（保险金额为273000元，含不计免赔），冀Ｆ×××××重型平板自卸半挂车在人保公司投有机动车损失保险（保险金额为88000元，含不计免赔），保险期间均为2018年9月15日0时起至2019年9月14日24时止。2019年7月12日4时30分，葛永红驾驶冀Ｆ×××××、冀Ｆ×××××重型半挂牵引车，沿津保南线由西向东行驶至任丘市金桥路段时，与前方顺行的郭灿驾驶的冀Ｆ×××××、冀Ｆ×××××重型半挂牵引车发生追尾的交通事故，致使车辆损坏。该事故经任丘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出具事故认定书，认定葛永红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郭灿无责任。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王洪岐主张车辆损失91860元，提供了车辆损失公估报告。人保公司质证称，对公估报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维修清单中的价格有异议，71000元的驾驶室总成相比市场价过高，王洪岐应当提交维修发票及清单来证实其实际损失。一审法院认为，王洪岐提交的公估报告系经一审法院依法委托，由有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人保公司虽称车辆损失评估数额高于市场价格，但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一审法院对该公估报告予以确认。一审法院确认王洪岐的车辆损失为91860元。王洪岐主张停运损失84920元（772元/天×110天），提供了车辆营运损失公估报告、维修证明。人保公司质证称，1、停运损失公估报告中未具体写明调查方法、过程及随机选取的营运业主的收入，而直接在第九页列明了各项费用，无事实依据，并且该鉴定机构的经营范围中没有关于停运损失的描述，不认可其具有公估资格，对该公估报告的关联性不认可。挂车在事故中并未受损，停运损失中不应当包含挂车部分。王洪岐对停运损失的产生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应当承担相应责任。2、对于维修证明，王洪岐未提交维修单位的资质，从其名称看只是一个销售公司，没有维修资质，且王洪岐没有提交具体的维修清单与维修发票，对其关联性不认可；王洪岐在上次庭审中陈述事故车辆在10月30日仍未维修完毕，而该证明显示事故车辆10月30日维修完成，对其真实性不认可；该证明载明车主与人保公司未达成共识，车主于2019年10月5日通知对车辆进行维修，当时距事故发生时间已经3个月，对于扩大的损失王洪岐应当承担相应责任。一审法院认为，王洪岐提交的车辆营运损失公估报告系一审法院依法委托河北铭俊公估有限公司作出，经审查该鉴定机构的营业执照，该机构具备鉴定车辆营运损失的资格。冀Ｆ×××××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和冀Ｆ×××××重型平板自卸半挂车的登记所有人均为王洪岐，牵引车和半挂车只有结合才能进行运营发挥经济效用，牵引车受损会导致半挂车无法从事相应运营活动，从而产生相应的营运损失。人保公司虽对车辆营运损失公估报告不认可，但未提交相关证据，故一审法院对该公估报告予以确认。事故发生后，双方当事人虽因车辆维修事宜未达成一致意见，但王洪岐应及时修理，采取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故对扩大的损失王洪岐无权要求赔偿。根据事故车辆的受损情况，并结合王洪岐提交的维修证明，一审法院确认停运天数为25天。一审法院确认王洪岐的停运损失为19300元。王洪岐主张施救费4000元，提供了施救费票据、公路施救复杂作业明细单。人保公司质证称，1、施救费应当主车、挂车、货物分开，票据的开票日期为2019年10月31日，无法证实与本案的关联性。2、王洪岐未提交施救单位的施救资质，应当遵循就近合理的施救原则，具体由法院酌定。一审法院认为，王洪岐提交的施救费票据和公路施救复杂作业明细单能够相互印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根据王洪岐提交的证据，本案事故不涉及货物的施救，牵引车因事故受损，挂车脱离牵引车无法单独行驶，故挂车亦存在施救的必要。本案事故发生地为任丘，事故发生后车辆由任丘拖运至徐水，违背就近施救原则。鉴于事故车辆需要施救的客观事实，并结合车辆受损情况、施救情况及车辆重量等因素，一审法院酌情确认施救费为3000元。王洪岐主张公估费9430元，其中包含车辆损失公估费6430元、车辆营运损失公估费3000元，提供了公估费票据2张。人保公司质证称，公估费包含停运损失的评估费用，停运损失不属于保险责任，我公司不应承担停运损失的公估费用。一审法院认为，公估费系为鉴定车辆损失和停运损失的必要支出，且王洪岐提供了正规的增值税发票，故一审法院确认王洪岐支出车辆损失公估费6430元、车辆营运损失公估费3000元。人保公司称该公司对事故车辆仅承保机动车损失险，保险合同约定保险公司应当赔偿的是王洪岐的直接损失，不包含停运损失、公估费，提交了保险合同条款、投保提示、投保单（载明投保人为河北远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王洪岐辩称，我没有跟保险公司签这个合同，签的保单中不包括这个条款，我并未委托河北远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办理投保事宜，我的车系在河北星菱汽车销售公司（以下简称星菱公司）购买，我委托星菱公司为该车投保，星菱公司又委托杨刚为该车上保险，我将保费转到了杨刚的个人账户，后杨刚将保费转到人保公司指定的户名为王辉的账户，保险公司收到保险费后为车辆投保出单，保险公司出单后直接将保单邮寄给了星菱公司，并提交了以下证据：1、王宏志（王洪岐大哥）给杨刚转账的凭证，2、星菱公司负责人代莘出具的书面证明，3、杨刚出具的书面证明，4、杨刚的银行卡消费记录截图。人保公司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请法院核实，关联性我司不予认可，不能作为定案依据。1、王宏志与本案无直接关系，王宏志转给杨刚的这笔钱不能认定是投保专用款，消费记录也无法证实是为买保险转给他人；2、对于星菱公司的情况说明，证据形式不合法，该情况说明应当是代莘本人的一个说明，但是后边加盖星菱公司的公章我公司认为形式不合法，并且最后一句“已经当月将保单邮寄至星菱汽车贸易公司”，我公司认为在当月本案王洪岐应当熟知投保情况，有不合适的地方应当及时提出；3、对于杨刚出具的说明书并未附有其转账记录，也未提供王辉与我司的关系相关证明，从投保单中看出投保人是河北远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而我司也只针对河北远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情况进行认可；4、消费记录是9月23日转款，而保单生效时间是9月15日零时，该种情况应当是先交费后人保公司出具相关单证，与现实情况不符。一审法院认为，人保公司提交的投保提示和投保单中载明投保人系河北远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王洪岐对此存有异议，并提供了相关证据来证实涉案车辆的投保经过和保险费用系王洪岐交纳的情况，人保公司虽对王洪岐提交的证据不认可，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也未对事故车辆投保人系河北远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问题作出合理解释，故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车辆的实际投保人系王洪岐。一审法院认为，王洪岐作为实际投保人，其与人保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享有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对本次事故给王洪岐造成的车辆损失，人保公司应当在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王洪岐主张的停运损失和施救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均属于财产损失，故人保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公估费系为查明和确定王洪岐车辆损失和营运损失所支出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应由人保公司承担。对王洪岐的诉讼请求，按一审法院确认的损失数额予以支持，其余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十四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桥东支公司在机动车损失保险限额内赔偿原告王洪岐车辆损失91860元、停运损失19300元、施救费3000元、公估费9430元，共计12359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王洪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104元，减半收取计2052元，由王洪岐负担719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桥东支公司负担1333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被上诉人提交上海徽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出具的《保险理赔授权书》一份，该授权书载明：同意王洪岐为本次事故处理赔偿的第一受益人。拟证明：被上诉人作为一审原告主体适格。上诉人质证意见：对《保险理赔授权书》无异议。因上诉人对《保险理赔授权书》无异议，本院对之予以采信。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上诉人于2019年8月31日向被上诉人支付2100元，上诉人主张2000元是三者损失，100元在车损险中扣除。本院认为，案涉财产保险合同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院予以确认。投保车辆发生保险事故后，上诉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理赔义务。关于被上诉人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案涉保险合同虽约定了第一受益人为上海徽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但上海徽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同意王洪岐为本次事故处理赔偿的第一受益人。故被上诉人作为原审原告主体并无不当。二审中，被上诉人认可上诉人已先行支付其2100元，对上诉人主张其中的100元在车损险中扣除，予以支持。关于停运损失的问题，被保险车辆在上诉人处投有交强险和商业险，其中商业险包括机动车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车上人员险（司机、乘客）自燃险及不计免赔，被上诉人主张的停运损失不属于上述任何险种的承保范围，在案涉保险合同中亦未明确约定该损失应由上诉人赔偿。故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赔偿停运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显属不当，应予纠正。关于鉴定费，本案鉴定费包括车损鉴定费用6430元和停运损失鉴定费用3000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四条“保险人、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的规定，因本案所涉车损鉴定报告已被作为认定保险标的车辆损失的依据予以采信，本案车损鉴定费用应由上诉人负担。而停运损失鉴定费用，因本案停运损失不属于保险人的理赔范围，该损失的鉴定报告本院不予采纳，故停运损失的鉴定费用3000元应由被上诉人自行负担。综上所述，人保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法院（2019）冀0609民初229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原告王洪岐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法院（2019）冀0609民初229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桥东支公司在机动车损失保险限额内赔偿原告王洪岐车辆损失91860元、停运损失19300元、施救费3000元、公估费9430元，共计12359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为“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桥东支公司在机动车损失保险限额内赔偿被上诉人王洪岐车辆损失91760元、施救费3000元、公估费6430元，共计10119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三、驳回被上诉人王洪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104元，减半收取计2052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桥东支公司负担1092元，由被上诉人王洪岐负担9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21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桥东支公司负担116元，由被上诉人王洪岐负担40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红哲审判员  翟乐光审判员  郭 潇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法官助理臧海月书记员边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