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33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赵鸿，男，1968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中伟，北京市晨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静，北京市晨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中联华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南苑路11号北京新世纪服装大厦八层。法定代表人：薄成书，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小燕，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赵鸿因与上诉人北京中联华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68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赵鸿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判决中联公司提供2006年1月24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会计凭证（含记账凭证、相关原始凭证及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以供周赵鸿查阅。2.本案二审诉讼费用由中联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关于会计凭证不在会计账簿范围内，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明确保护股东知情权的范围内的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以下简称《会计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各单位必须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进行会计核算，填制会计凭证，登记会计帐簿，编制财务会计报告”。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会计凭证包括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会计帐簿登记，必须以经过审核的会计凭证为依据，并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会计凭证是会计账簿登记的依据，故周赵鸿有权要求查阅会计账簿，包括账簿所附原始凭证。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第十九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权查阅的公司会计账簿包括记账凭证和原始凭证”。据此，周赵鸿有权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包括记账凭证和原始凭证。中联公司辩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周赵鸿的上诉请求。一、周赵鸿的上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股东可以查阅公司会计账簿，但是没有规定可以查看原始凭证。根据《会计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会计账簿不包括会计凭证，所以二者是不同的概念，股东可以查看的资料不包括会计凭证。二、股东知情权和公司利益的保护需要平衡，不能随意超越法律规定的股东知情权的范围，一审时中联公司也明确表示不允许周赵鸿查阅会计凭证。虽然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高院）有过相关的解释，但是还是应当根据《公司法》为依据判决。三、中联公司也查到了法院不支持查阅会计凭证的生效判决，所以不能以生效判决作为指导性意见。中联公司上诉请求：1.改判驳回周赵鸿的全部诉讼请求；2.由周赵鸿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周赵鸿曾于2018年下半年向中联公司提交过要求进行财务审计的函，周赵鸿提交该函件后，由于缺少合理性，故双方协商未果。但周赵鸿并未向中联公司提出要求查阅、复制公司章程及章程修正案、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等要求。且在一审诉讼中，周赵鸿亦未能证明中联公司已经实际收到其提出的查阅、复制公司相关材料的文件。据此，在周赵鸿未提前向中联公司提出要求查阅、复制公司相关文件资料的前提下，周赵鸿无权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定周赵鸿已经举证证明曾向中联公司提出书面查阅申请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周赵鸿辩称，不同意中联公司的上诉请求。第一，一审中周赵鸿提交了书面查阅申请的邮寄单，上面明确写明周赵鸿向中联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了送达。第二，周赵鸿邮寄申请的收件地址是中联公司的实际办公地址，该地址也是一审法院向中联公司现场送达应诉通知书的地址。周赵鸿邮寄书面申请后，邮单显示是拒收，所以周赵鸿尽到了前置义务。周赵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中联公司向周赵鸿提供自2006年1月24日至判决生效之日的历次公司章程及公司章程修正案、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供周赵鸿查阅复制；2.中联公司向周赵鸿提供自2006年1月24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会计账簿（含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和其他辅助性账簿）和会计凭证（含记账凭证、相关原始凭证及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以供周赵鸿查阅；3.本案诉讼费用由中联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联公司成立于2003年4月16日，现股东为北京新世纪服装商贸城市场有限公司、周序芳、卢建江、周赵鸿、伍朝八。中联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股东有权查阅股东会会议记录和公司财务会计报告。2018年8月6日，周赵鸿通过EMS向中联公司邮寄关于查阅公司资料和财务会计账簿的申请函，要求行使股东知情权并列明行使股东知情权的范围。一审法院认为，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周赵鸿作为中联公司股东，其主张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周赵鸿作为中联公司股东，有权查阅中联公司会计账簿。本案中，周赵鸿已举证证明其曾向中联公司提出书面查阅申请，中联公司未举证证明周赵鸿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故对于周赵鸿要求查阅中联公司会计账簿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会计凭证，根据《会计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会计帐簿包括总帐、明细帐、日记帐和其他辅助性帐簿；会计凭证包括原始凭证和记帐凭证。据此，会计凭证并不在会计账簿包含的范围内，则周赵鸿要求查阅会计凭证的诉求，不在《公司法》明确保护股东知情权的范围内。而中联公司公司章程的内容，亦未确定股东有权查阅会计凭证，故对于周赵鸿要求查阅中联公司会计凭证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公司法》未规定股东行使知情权的合理期间，一审法院酌定周赵鸿应于查阅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履行完毕。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北京中联华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该公司自2006年1月24日至今的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备至于北京市丰台区南苑路11号北京新世纪服装大厦八层供周赵鸿查阅、复制，自查阅、复制之日起不得超过十个工作日；二、北京中联华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该公司自2006年1月24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会计账簿（含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其他辅助性账簿）备至于北京市丰台区南苑路11号北京新世纪服装大厦八层供周赵鸿查阅，自查阅之日起不得超过十个工作日；三、驳回周赵鸿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中陈述的上诉理由，要依法公平合理处理本案纠纷，须对以下事实和法律问题作出分析认定：一、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知情权诉讼是否存在前置程序《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第二款规定：“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股东通过诉讼方式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应当履行相应的前置程序，但就股东通过诉讼方式要求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等是否存在前置程序未予明确。关于股东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提起诉讼是否需要履行必要的前置程序。本院认为，股东享有该条款规定的知情权，且无需说明理由即可查阅相关文件材料，确定无疑，但其是否可不经向公司提出请求，径行诉讼，仍需考量相关法益。一是股东知情权范围、行使时间、方式、程序、地点等内容，全体股东或章程可对此作出约定或规定，属于公司自治范畴。根据司法权有限、必要介入公司治理事项原则，股东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前应先向公司提出该项要求。二是从司法救济权本身性质来看，只有权利受到侵害或者可能受到侵害，才有必要赋予司法救济权。股东未向公司提出行使股东知情权的请求，其权利行使是否受阻并不确定，直接赋予其诉讼权利，必要性不足，故股东就知情权寻求司法救济前有必要先向公司提出该项要求。三是如果允许股东径行提起知情权诉讼，在公司同意且实际履行其义务的情形下，可能增加公司管理成本，有损公司利益，也浪费司法资源。基于以上分析，本院认为，股东知情权诉讼应履行必要的前置程序。二、前置程序是否以公司实际收到股东请求为必要如前所述，股东起诉知情权诉讼，应当履行必要的或法定的前置程序。一般情况下，股东没有履行前置程序的，应当驳回起诉。但是，该前置程序针对的是公司治理的一般情况，即在股东向公司提出请求时，存在公司同意的可能性。法律不应强人所难，如果查明的相关事实表明，根本不存在该种可能性的，股东上述义务应当豁免，不应以股东未履行前置程序为由驳回起诉。况且，经查，在本案一审诉讼之前，周赵鸿通过邮政特快专递方式向中联公司实际办公地送达查阅相关文件的申请函，被“拒收”。该事实表明周赵鸿积极履行前置程序，因中联公司自身原因导致其未能实际收到上述申请函，故应当认定周赵鸿履行了前置程序。中联公司以其未实际收到申请函为由主张周赵鸿未履行前置程序，显然与事实不符，且有违法理，本院不予采信。三、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法定知情权范围是否包括会计凭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以下《公司法规定（四）》）第七条第一款规定：“股东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七条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起诉请求查阅或者复制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依据该条款规定，股东知情权范围源于法定和章定。法定知情权范围与章定知情权范围关系为：法定知情权范围系法律保护股东最低程度的知情权，属于强制性的规定，章程不可排除该权利，但可做出超过法定知情权范围的规定，法律对此予以尊重。本案中，中联公司章程未就股东知情权作出规定，故周赵鸿作为股东行使知情权范围的依据为《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其亦是据此提出主张。周赵鸿主张其有权查阅会计凭证，理由有三：一是会计账簿本身包含会计凭证；二是不允许查阅会计凭证就无法核实会计账簿真实性；三是北京高院《指导意见》及有生效判决支持查阅会计凭证。1.会计账簿是否包含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属于会计学和会计法上的概念，会计账簿是否包含会计凭证应据此认定。《会计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各单位必须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进行会计核算，填制会计凭证，登记会计帐簿，编制财务会计报告”；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会计凭证、会计帐簿、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必须符合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据此，会计账簿与会计凭证、财务会计报告在会计法上系不同的财务文件资料，也不存在包含关系。另，《公司法》第三十三条既提到会计账簿、又提到财务会计报告，且就股东就此行使知情权作出不同规定。基于上述分析，本院认为《公司法》第三十三条中的会计账簿并不包含会计凭证，故周赵鸿据此要求查阅会计凭证，本院不予支持。2.以核实会计账簿真实性为由能否查阅会计凭证会计凭证系登记会计账簿的依据，会计账簿系登记财务会计报告的依据。允许查阅会计凭证，股东的确可以核实会计账簿真实性，了解公司经营真实情况，更能全面实际落实股东知情权。但是必须看到，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属于不公开的文件资料，涉及公司的商业机密，关乎公司利益，故是否允许股东查阅会计凭证应平衡好股东知情权和公司利益保护二者关系。《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了股东法定知情权范围，系股东最低程度的知情权，并未包含会计凭证。同时应当看到，权利的救济，不仅仅依靠《公司法》上的股东知情权救济，还可以通过《公司法》上其他权利保护及其他民事法律和公法渠道进行，故在无《公司法》明文规定，且无章程规定的情形下，股东无权查阅会计凭证。即使认为《公司法》未排除特定情形下法院有权判决股东查阅公司会计凭证，本案中周赵鸿提出的查阅理由亦不足以令本院作出该判决。从《公司法》第三十三条关于查阅财务会计报告和会计账簿的规定来看，就财务会计报告，股东既可以查阅，也可以复制，无需说明任何理由，但就会计账簿，股东仅可查阅，不可复制，且需要提出书面请求，并说明理由。可见，股东要求知晓相关文件材料秘密性越强，对其限制理应越多。会计凭证属于比会计账簿级别更高的商业机密，故对股东查阅会计凭证的限制应高于《公司法》关于查阅会计账簿的规定。股东要求查阅会计凭证，应陈述更充分的理由及提供有效证据，证明确有必要查阅会计凭证，否则其合法权益将受损或具有受损的极大可能性。但在本案中，周赵鸿提出查阅会计凭证的理由仅为核实会计账簿的真实性，该理由并无特殊性，故本院不予支持。3.《指导意见》及有关生效判决观点是否适用本案经查，北京高院于2008年4月发布的《指导意见》第十九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权查阅的公司会计账簿包括记账凭证和原始凭证。司法实践中，确有在本案情形下判决支持股东查阅会计凭证，亦有判决不支持。本院认为，《公司法规定（四）》属于司法解释，层级效力高于《指导意见》，且颁布时间晚于《指导意见》，该司法解释聚焦股东知情权，已关注到查阅会计凭证问题，但最终未对此作出规定，表明在一般情形下，没有充分的依据和理由不允许股东查阅会计凭证。另，本案情形下股东能否查阅会计凭证的生效判决观点并不一致。基于上述理由，本院认为周赵鸿关于本案应适用《指导意见》及有关生效判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周赵鸿、中联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周赵鸿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的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周赵鸿负担；北京中联华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的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北京中联华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胡 君审 判 员  石 东审 判 员  韩耀斌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李超男书 记 员  张晓雪书 记 员  刘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