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17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丽，女，1983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丰台大红门商贸城职员，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师晶，北京万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永钢，男，1954年8月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洪久，男，1982年6月2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上述二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立安，北京兴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宏炬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庑殿路18号。法定代表人：张庆九，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华，河北展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丽因与被上诉人沈永钢、被上诉人沈洪久、被上诉人北京宏炬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炬置业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民初108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支持杨丽起诉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沈永钢、沈洪久、宏炬置业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杨丽提交的视频，即宏炬置业公司工作人员于2018年1月3日测量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南小街三队振兴北路23号院（以下简称23号院）房屋时的视频。该视频足以证明宏炬置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对23号院进行评估时，明知杨丽已经与沈洪久离异，23号院的产权存在争议，确权案件正在审理，仍然背着杨丽与沈洪久、沈永钢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杨丽与沈洪久于2017年9月30日离婚，沈永钢、沈洪久于2010年、2016年搬离23号院。拆迁工作是在2018年进行的，拆迁补偿协议是在2018年签订的，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时杨丽已经不属于沈家的家庭成员，不存在家庭成员利益问题。且沈洪久、沈永钢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后，向杨丽隐瞒该事实，亦未给杨丽拆迁补偿款。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是拆迁纠纷，不属于买卖合同。3．一审判决程序违法。杨丽申请法院调取23号院的评估报告等拆迁档案，一审法院未予调取。沈永钢、沈洪久辩称，同意一审判决。本案是确认拆迁合同效力之诉。沈永钢、沈洪久在与宏炬置业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时，沈永钢、沈洪久作为被拆迁人系23号院内房屋的产权人。宏炬置业公司作为拆迁人已经尽到了基本审查义务，对被拆迁房屋权属情况、被拆迁人身份状况等进行了审查。一审法院据此在判决书中做了充分的说理，最终认定拆迁补偿协议有效。杨丽在一审庭审及上诉状中的陈述显然不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至于，杨丽再三强调的自身合法权益，完全可以通过适当的法律关系另行主张，这一点一审法院也做了必要的释明。宏炬置业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事实认定清楚。宏炬置业公司与沈永钢、沈洪久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合法有效，不违反法律规定，家庭内部矛盾应当另行解决。宏炬置业公司与沈永钢及沈洪久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时，并不知道杨丽与沈永钢、沈洪久针对23号院有房屋分割纠纷。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时，宏炬置业公司只针对23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人，即沈永钢。因沈永钢与沈洪久是父子关系，且经沈永钢同意，才分别与沈永钢及沈洪久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虽然是分别签订的协议，但针对23号院的补偿总额是一致的。综上，宏炬置业公司与沈永钢、沈洪久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有效。杨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宏炬置业公司与沈永钢签订的《住宅房屋拆除腾退补偿协议》、《住宅房屋拆除腾退货币补偿协议（补充协议）》无效；2．确认宏炬置业公司与沈洪久签订的《住宅房屋拆除腾退补偿协议》、《住宅房屋拆除腾退货币补偿协议（补充协议）》无效；3.案件受理费由沈永钢、沈洪久、宏炬置业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丽与沈洪久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4年7月1日登记结婚，于2017年9月30日经法院判决离婚；沈永钢、尹桂荣系沈洪久之父母；杨丽、沈永钢、沈洪久、尹桂荣的登记户籍住址均为23号院；案外人杨君、彭连英系杨丽之父母。2017年6月，彭连英、杨君、杨丽以分家析产纠纷的案由将尹桂荣、沈永钢、沈洪久诉至法院，请求对23号院内房屋进行分割。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115民初11585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中载明，经审理查明：23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人为沈永钢，院内原有的老房为沈永钢、尹桂荣所建，23号院翻建前，本案全部当事人共同居住于23号院内。2010年5月，沈永钢、尹桂荣搬离23号院，2016年1月沈洪久搬离23号院。本院认为，考虑当事人实物分割的意愿，以公平合理为原则，并综合考虑23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情况、建房出资情况等各方的贡献，及沈洪久与杨丽离婚的实际情况，结合‘房地产估价报告’中房屋的坐落情况并以该报告标注的房间序号为依据，判决：一、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南小街三队振兴北路23号院第一层第五、六、八、十二间房屋归杨丽所有，第一层第七间房屋归沈洪久所有，第一层第一、二、三、四、九、十、十一间房屋归沈永钢、尹桂荣共同共有；二、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南小街三队振兴北路23号院第二层第一、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间房屋及第三层第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间房屋归杨丽居住使用，第二层第八间房屋及第三层第七间房屋归沈洪久居住使用，第二层第二、三、四、五、六、七、九、十间房屋及第三层第一、二、三、四、五、六、八间房屋归沈永钢、尹桂荣共同居住使用（本项判决不作为向有权机关申请确认权利的依据，也不可据此对抗行政机关对于上述房屋性质的认定和处理）。判决后，尹桂荣、沈永钢、沈洪久不服，提起上诉。2018年5月11日，本院作出（2018）京02民终2824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12月，宏炬置业公司（甲方、腾退人）与沈永钢（乙方、被腾退人）分别签订《住宅房屋拆除腾退货币补偿协议》、《住宅房屋拆除腾退货币补偿协议（补充协议）》，约定，乙方选取2套定向安置房（分别为6号楼1单元201室、1号楼1单元1704室），扣除购买定向安置房的购房款后，甲方向乙方支付的拆迁补偿款金额为338926元；2017年12月，宏炬置业公司（甲方、腾退人）与沈洪久（乙方、被腾退人）分别签订《住宅房屋拆除腾退货币补偿协议》、《住宅房屋拆除腾退货币补偿协议（补充协议）》，约定，乙方选取2套定向安置房（分别为23号楼2单元301室、18号楼3单元2105室），扣除购买定向安置房的购房款后，甲方向乙方支付的拆迁补偿款金额为872639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针对23号院所签订拆迁协议系货币补偿协议，即23号院系以货币补偿的方式（含选取安置房后在拆迁款中扣除购房款）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被拆迁人以放弃房屋所有权为代价，取得相应的一定数量的货币，而拆迁人则以支付一定数量的货币为对价，享有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此符合买卖合同的特征，属于买卖合同的一种类型，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亦规定：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故对于本案拆迁协议之合同效力认定可以适用买卖合同的法律规定；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又考虑到沈永钢、沈洪久并非与23号院内房屋毫无关系，其系共有人，故杨丽以无权处分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不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不予支持；杨丽主张沈永钢、沈洪久与宏炬置业公司之间系恶意串通签订拆迁协议，因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故法院不予采纳；而且，经审查，拆迁协议显示，腾退人取得200余平方米的23号院的对价为4套回迁安置房及上百万的拆迁补偿款，此与沈永钢、沈洪久所主张最大限度维权家庭成员利益及为获取最高额拆迁利益才签订拆迁协议的主张可以相互印证。需指出，在司法实践中，对拆迁协议效力的认定以维护其效力为原则，但如果拆迁人没有尽到最基本的审查义务（如基本的房屋权属情况、身份状况、居住状况等），且存在明知的情况下，可应认定无效；此外，伪造手续的认定无效；但对共有权人之一以及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公房实际居住人签订的拆迁协议一般应认定有效，引导当事人分割拆迁利益。具体至本案，系共有权人之一所签订拆迁协议，应认定拆迁协议有效；对23号院涉及家庭成员内部权属利益划分等事宜，争议方可另行解决。还需特别指出，23号院及周边拆迁工作已经结束，如果确认诉争拆迁协议无效，当事人亦难以重新签订新的补充协议及选取回迁安置房，必将遭受重大利益损失，社会效果极差，不利于化解矛盾。综上所述，本案所涉宏炬置业公司分别与沈永钢、沈洪久签订的拆迁协议应属有效，对杨丽的全部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判决：驳回杨丽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杨丽提交一份通话录音，用以证明，宏炬置业公司与沈永钢、沈洪久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时间为2018年1月。宏炬置业公司与沈永钢、沈洪久对该录音证据均不予认可，双方认可签订协议时间为2017年12月。本院认为，虽然宏炬置业公司与沈永钢、沈洪久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中没有载明签订时间，但鉴于双方均认可签订合同时间为2017年12月，法院不持异议。杨丽提供的通话录音是其向12345反映问题的通话录音。该通话录音作为单一证据，显属缺乏证明力。综上，本院对于一审法院确认宏炬置业公司与沈永钢、沈洪久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时间为2017年12月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杨丽继续申请法院调取23号院的评估报告等拆迁档案。本院认为，杨丽申请调取的证据不必然影响本案的审理结果，故对杨丽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二审庭审情况及杨丽上诉请求，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宏炬置业公司与沈永钢、沈洪久分别签订的《住宅房屋拆除腾退货币补偿协议》、《住宅房屋拆除腾退货币补偿协议（补充协议）》是否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已查明的事实，第一，宏炬置业公司与沈永钢及沈洪久系于2017年12月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而杨丽被确认拥有23号院第一层第五、六、八、十二间房屋所有权的依据是2018年5月11日作出的（2018）京02民终2824号民事判决。由此可见，宏炬置业公司与沈永钢及沈洪久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时，杨丽并未取得23号院内的房屋所有权。第二，宏炬置业公司称其公司与沈永钢及沈洪久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时，其公司并不知道杨丽与沈永钢、沈洪久针对23号院有分家析产纠纷。杨丽称宏炬置业公司知晓上述事实，并未提供相关有效证据加以佐证。第三，根据相关拆迁规定及惯例，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时，宏炬置业公司只针对23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人，即沈永钢。现宏炬置业公司虽然分别与沈永钢及沈洪久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但仍属于针对23号院一处宅基地的整体补偿，故杨丽的拆迁补偿利益亦包含在宏炬置业公司与沈永钢及沈洪久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内，其利益并未受损。杨丽可通过其他途径另行向沈永钢、沈洪久主张。故宏炬置业公司与沈永钢及沈洪久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并未存在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故杨丽要求确认宏炬置业公司分别与沈永钢及沈洪久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无效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856元，由杨丽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妍审判员 蒋春燕审判员 高宝钟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四日书记员 张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