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5民终79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楼建军，男，1974年1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东阳市，现住东阳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春菊，女，1972年3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东阳市，现住东阳市。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思源，浙江南太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富兴，男，1963年3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德清县，现住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芳，浙江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楼建军、陈春菊因与被上诉人高富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2017）浙0502民初57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9年7月5日、2020年5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楼建军、陈春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思源、被上诉人高富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俞芳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楼建军、陈春菊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高富兴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的诉讼费由高富兴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楼建军、陈春菊支付给杭州尚莱丝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莱公司）、杭州润平公司（以下简称润平公司）、德清县华银丝织厂（以下简称华银丝织厂）、杭州聚茂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茂公司）等第三方企业的款项均是用于支付案涉货款。原审对上述款项未予扣除系认定事实错误。楼建军、陈春菊和尚莱公司等第三方企业之间不存在实际的交易，相关交易均发生于楼建军、陈春菊和高富兴之间。高富兴向第三方企业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目的就是在交易完成后收取货款。（一）高富兴书写的三页流水账册的记载内容与高富兴提交的证据内容相符，具有客观真实性。该账册是2013年高富兴复印后交付给上诉人用于对账之用。一审虽确认高富兴书写的三页流水账册的真实性，但对该组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以认定，存在认定错误。1.虽然该三页流水账册并非原件，但是其记载内容经高富兴确认为亲笔书写。2.账册中记载的内容：2012年11月21日向杭州美浓轻纺原料有限公司支付100000元、同日向杭州顺淇纺织原料有限公司支付100000元、2012年11月22日向杭州神洲纺织有限公司支付100000元、2013年4月17日向浙江中欣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支付115000元和2013年8月29日向杭州拓雅纺织有限公司支付150000元与高富兴在原审一审中自认的收到支付至第三方账户的款项情况相印证；账册中记载的该段时间内支付至高富兴个人账户的若干笔款项也能够与原审一审认定事实相印证；账册记载的该时间段内发生交易的具体货物名称、数量、单价等内容可以与高富兴一审所举证据相对应。3.账册每页的页首均书写有“楼建军”三个字，反映相关账目均是高富兴与楼建军、陈春菊夫妇之间的交易。4.账册内容与楼建军、陈春菊提交的与高富兴、尚莱公司法定代表人戴金忠的数段电话录音能够相互印证。5.该账册显示截止至2013年8月26日上诉人尚欠高富兴货款138余万元，该数据与高富兴一审诉称2014年、2015年发生交易142万余元相近。（二）楼建军、陈春菊提交的录音资料可以证明，楼建军、陈春菊与尚莱公司之间并无真实交易发生，均是通过高富兴发生的；高富兴也确认楼建军、陈春菊与尚莱公司发生的货物交付和高富兴之间发生交易就是同一批货物的客观事实。结合上述录音证据及高富兴提交的尚莱公司入库结算单及陈春菊签字的收条，可以认定2011年9月21日发生的93600元交易就是同一笔交易的事实，该笔交易发生的时间、品名、数量、单价和货物均一致，存在重叠。（三）关于高富兴与尚莱公司的关系，高富兴曾在原审一审第一次庭审中明确表示与尚莱公司没有关系，互不相识，但在第二次庭审中却又提交了大量楼建军、陈春菊与杭州尚莱公司发生交易的货单原件，再审中楼建军、陈春菊也提交了证据证明高富兴配偶作为尚莱公司的代表人与楼建军、陈春菊签订买卖围巾的协议。上述事实证明高富兴与尚莱公司的关系密切，具有代为收款的可能性。二、本案涉嫌虚假诉讼。高富兴利用双方交易过程中楼建军、陈春菊未及时收回已付款的收货单及未按财务制度付款的瑕疵，否认通过第三方付款的事实，达到利用虚假诉讼非法获利的目的。楼建军、陈春菊曾多次要求高富兴对账，但高富兴均以账本未带、搬家账本遗失等理由拒绝对账，还多次变更诉讼请求。 高富兴辩称：一审认定事实基本正确、适用法律无误。其对楼建军、陈春菊提交的三页流水账册的三性均有异议。楼建军、陈春菊的上诉意见有多处与事实不符。高银凤确实在一份义乌晨莱公司（高富兴经营的公司）与杭州尚莱丝绸有限公司的合同上签过字，但这是上诉人诱导高银凤签的。高银凤并非尚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工作人员，只是一名家庭妇女，不参与高富兴的生意，且系文盲，只会写名字。尚莱公司与楼建军、陈春菊之间交易是单独的业务往来，与高富兴无关。 高富兴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楼建军、陈春菊支付高富兴货款1306675元；2.楼建军、陈春菊支付高富兴逾期付款利息损失163334元（以货款1306675元为基数按年息6%自2015年9月11日起暂计算至2017年10月11日，实际计算至货款清偿之日）；3.本案诉讼费用由楼建军、陈春菊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自2010年至2015年期间，楼建军、陈春菊与高富兴发生买卖围巾的业务。高富兴于2010年7月9日、7月29日、8月17日、2011年8月29日、9月13日、9月21日、2012年4月11日、9月26日、2014年4月25日、5月12日、5月29日、7月10日、7月15日、7月28日、9月25日、2015年9月11日先后向楼建军、陈春菊供应货物（围巾），所供货物货款分别为339840元、247680元、34560元、180180元、211068元、93600元、125280元、625272元、207900元、211680元、195840元、282150元、241920元、262656元、129744元、80400元、236160元。以上货款合计3705930元。其中楼建军、陈春菊直接向高富兴支付货款为，2011年1月27日支付200000元，2012年1月16日支付100000元，2012年1月19日支付200000元，2012年3月9日支付60000元，2013年11月6日支付100000元，2014年1月23日支付200000元，2014年6月30日支付100000元，2014年9月26日支付100000元，2015年4月13日支付80000元，2015年7月1日支付70000元，2016年5月20日支付50000元，2016年7月15日支付50000元。高富兴认可楼建军、陈春菊支付至第三方的货款实际系支付给高富兴的款项为，2012年11月22日支付杭州神洲纺织有限公司100000元，支付江阴市阳林化纤纺织有限公司50000元；2012年9月4日支付杭州神洲纺织有限公司150000元；2012年11月21日分别支付杭州美浓轻纺原料有限公司、杭州顺淇纺织原料有限公司、常熟市华纶德纺织有限公司各100000元；2013年2月4日支付杭州珍儿纺织有限公司162000元，支付德清县新安镇丰成织造厂198000元；2013年4月17日支付浙江中欣纺织科技有限公司115000元；2013年8月29日支付杭州拓雅纺织有限公司150000元；2014年1月22日分别支付杭州顺淇纺织原料有限公司、绍兴县隆洲纺织有限公司各100000元。以上已付货款合计2735000元。楼建军、陈春菊尚欠高富兴货款970930元。高富兴多次催讨未果，纠纷成讼。 另查明，九江市卡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萨公司）于2012年更名为江西省卡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又于2015年更名为江西省卡萨服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楼建军。义乌市晨莱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楼建军。东阳市映泰工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陈春菊。对于该三家公司支付给高富兴或高富兴认可的第三方的货款实际系楼建军、陈春菊支付的事实，高富兴与楼建军、陈春菊均无异议。 一审法院认为，楼建军、陈春菊与高富兴之间的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高富兴交付货物后，楼建军、陈春菊应及时支付相应货款，现楼建军、陈春菊拖欠货款不付，显属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根据高富兴与楼建军、陈春菊提交的收条、入库单、付款凭证等有效证据，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核定货款为3705930元，楼建军、陈春菊已支付2735000元，尚有970930元未付。高富兴要求楼建军、陈春菊支付所欠货款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货款金额以该院核定为准。高富兴提出楼建军、陈春菊已付货款中应扣除税款的主张，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该主张符合双方交易习惯或约定，故不予支持。高富兴要求以年利率6%计算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该院予以支持。对逾期付款利息的起算时间，因高富兴与楼建军、陈春菊未约定付款时间，故该院调整为自高富兴起诉之日即2016年8月9日起计算为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楼建军、陈春菊支付高富兴货款97093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970930元为基数，自2016年8月9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高富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楼建军、陈春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030元，公告费250元，合计诉讼费18280元，由高富兴负担4584元，楼建军、陈春菊负担13696元。 二审期间，上诉人楼建军、陈春菊向法院提交证据如下：1.义乌市围巾行业协会出具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上诉人作为义乌市商贸城经营户，在交易过程中通常采取第三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尚莱公司也是本案中的发票开票单位，实际收款人是高富兴。2.高富兴出具的对账清单一份，用以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情况，以及货款金额是包括价内税的。 被上诉人高富兴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应属证人证言，但证人未出庭作证，本案中开具的发票是应楼建军、陈春菊的要求抵扣税款，高富兴是个体户交易，货物报价都是不含税的，这也是义乌市场的惯例。对证据2的三性均有异议，其从未出具过该清单。 上诉人楼建军、陈春菊申请证人吴某之出庭作证，用以证明楼建军与尚莱公司之间的交易往来均是由高富兴具体经手的事实。证人吴某之陈述：其是义乌市恒风进出口有限公司的部门经理，代理楼建军围巾的出口业务，其中一个开票工厂是尚莱公司，按要求由工厂提供发票、营业执照、银行信息，作为公司留存备查，增值税发票、购销合同和资料都是高富兴送来的。高富兴还让其催楼建军把货款付掉，打到尚莱公司、润平公司的账户。义乌当地有向第三方打款的惯例，从其理解这钱是楼建军支付给高富兴的。其一直是与高富兴联系的，与尚莱公司、润平公司没有联系过。货是送到楼建军仓库里的，收货时其不在场。其听高富兴说起过给楼建军送货。 被上诉人高富兴对证人吴某之的证言质证认为，该证言与事实不符，吴某之虽称向第三方打款是义乌的惯例，但是打款应遵循财务制度，而非应高富兴要求就汇到相关公司。高富兴与证人吴某之只见过几面，都是在义乌港楼建军的办公室中。证人证言与义乌市恒风进出口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也是自相矛盾的。 楼建军、陈春菊对证人吴某之的证言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高富兴交易时借用尚莱公司和其他的公司的发票资质，实际交易都是由高富兴一人进行操作和完成的。 根据楼建军、陈春菊的申请，本院向杭州尚莱丝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戴金忠核实相关交易事实，并制作询问笔录。戴金忠陈述：高富兴介绍其公司和楼建军买卖围巾，并从中收取介绍费。该公司和楼建军发生交易时不签合同，但在付款时会补签合同。公司货物交给楼建军时，楼建军要出具入库单、送货单这些手续给他们。但是因厂房搬迁、时间长了，所以这些票据已经找不到了。交易相关货物的送货单、入库单的原件应该在其公司手里。当时高富兴从中介绍留一张复印件是可能的。其提供一张清单共15笔共228.15万元的货款清单，该15笔款项均是高富兴参与介绍的尚莱公司和楼建军之间业务往来的货款，是尚莱公司的应收款，而非高富兴的。对应的货物是在付款前交给楼建军的。楼建军是做进出口业务的，货款是出口手续办好后支付的。高银凤并非其公司的职工和代表人。其公司不存在代开发票、代收货款的情况。 被上诉人高富兴质证认为，对该证据没有异议，高富兴与尚莱公司的业务是独立的，高富兴只是介绍了尚莱公司和楼建军的围巾交易。 上诉人楼建军、陈春菊质证认为，对该笔录的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戴金忠陈述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戴金忠称入库单、送货单遗失与事实不符。高富兴在原审一审中提交了楼建军、陈春菊与尚莱公司的所有交易单据。戴金忠陈述尚莱公司没有委托高银凤与其他的第三方进行交易，尚莱公司与陈春菊、楼建军有真实交易，均与事实不符。楼建军、陈春菊与戴金忠没有见过面，也没有联系过。 对上述证据材料，本院认证如下：1.义乌市围巾行业协会出具的证明，从其内容来看是协会根据自己的了解陈述对该市场交易中的税收发票开具情况，并非是该协会保管的书证，结合上诉人陈述该证明系由行业协会的会长、秘书长经办，但上述人员并非案涉交易的见证人，故凭该证明不足以达到其证明目的。2.高富兴否认该对账清单由其出具，且该清单内容均系打印，没有高富兴的签字确认，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定。3.关于证人吴某之的证言及戴金忠的笔录，本院将结合在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 经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尚莱公司和润平公司、华银丝织厂、聚茂公司收到的货款是否为楼建军、陈春菊支付高富兴的案涉货款。上诉人楼建军、陈春菊主张其和上述公司之间不存在实际的交易，其支付给上述第三方公司的款项均是用于支付高富兴的货款。首先，关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由第三方代为开票并收款的交易习惯。本院认为，交易习惯是指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未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该知道的习惯做法。但是，上诉人主张的双方让第三方公司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具有违法性，不应认定为交易习惯。虽然本案中，高富兴自认存在由杭州珍儿、德清丰城等7家公司代为开票及收取货款的情况，但并不能据此推断尚莱公司和润平公司、华银丝织厂、聚茂公司收到的货款也均是代收货款。其次，关于楼建军、陈春菊提交的证据。1、关于三页流水账的复印件，高富兴否认该复印件系其提供给楼建军，从其内容而言仅涉及2012年1月6日至2013年8月26日（日期较模糊）并未涉及二审诉争的第三方（润平公司、华银丝织厂、聚茂公司）的货款往来情况，以及尚莱公司8月26日之后7笔货款收支的情况。本院认为，高富兴在一审中表示“对于该流水账页书写字迹有点像本人，但不能确认”，并未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二审中其否认该证据系本人出具，结合其一审庭审的陈述尚不构成对该证据真实性的认可。且该证据不能完整反映双方之间的全部货款往来，记录的内容与双方主张的事实均有不相符之处，根据该记载不足以认定尚莱公司的货款即是支付给高富兴的货款应在本案中予以扣除。2、关于证人吴某之的证人证言虽表示，恒风公司付给尚莱公司的50.37万元和付给润平公司的25.92万元是高富兴将发票交给吴某之的，并要求与楼建军结算，高富兴要求将货款达到上述两家公司。但吴某之仅是根据上述行为推断认为相关货款是楼建军支付给高富兴的。而恒风公司出具的证明载明是楼建军与杭州余杭润平绸厂和尚莱公司发生业务，该公司支付上述货款。据本院对尚莱公司法定代表人戴金忠核实所作的询问笔录，戴金忠亦称该款项是用于支付是楼建军所欠尚莱公司的货款，高富兴仅是介绍人。故该证人证言亦不能达到证明目的。3、楼建军提交的快递运单内容系其填写，不能足以证明华银丝织厂的交易是受高富兴指示付款。4、关于高银凤的名字出现在尚莱公司和卡莎公司的合同上。尚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戴金忠否认高银凤是该公司的职工和代表人，并表示案涉15笔是楼建军打给尚莱公司的货款是该公司的应收账款，并非代收高富兴的货款。楼建军、陈春菊在庭审中也表示只知道高银凤是高富兴的老婆，不知道她和尚莱公司的关系，当时是合同送来时业务人员让高银凤在合同上签了字。故仅凭该签名不足以认定尚莱公司的该笔货款是支付给高富兴的。5、关于楼建军与高富兴、戴金忠的录音通话内容。上述录音时间均发生在本案原审一审之后的诉讼期间，高富兴在录音内容中仅认可其介绍了尚莱公司与楼建军的交易，但认为尚莱公司的货款与本案主张的货款并非同一笔；楼建军与戴金忠的通话录音中，戴金忠也并未认可尚莱公司交付的货物和高富兴与楼建军交易的货物是同一笔，支付给尚莱公司的货款就是支付案涉货款。上诉人提出高富兴提交的尚莱公司入库单及陈春菊签字的收条中2011年9月21日发生的93600元交易记载的货物、数量、价格的重合，可以认定楼建军、陈春菊与尚莱公司的交易就是与高富兴的交易，本院认为仅凭两者载明内容不足以认定上述交易是同一笔，且楼建军、陈春菊提出登记入库单后未收回收条的解释亦不符合常理，故对该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支付上述第三人的款项是用于支付案涉货款，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上诉人认为本案是虚假诉讼的上诉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楼建军、陈春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696元，由楼建军、陈春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蒋 敏 审判员 江啸啸 审判员 周 晓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席爽 书记员鲍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