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54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廊坊新发进永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廊坊文安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高孟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进，河北嘉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世纪星宇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A区天柱路28号蓝天大厦2层202室。法定代表人：张叶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及雷，北京智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建萍，女，1972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顺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玉飞，北京天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蒙永胜，北京天初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廊坊新发进永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发进永公司）、北京世纪星宇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星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崔建萍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3民初279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新发进永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3民初27992号民事判决中第一项部分判决内容,改判新发进永公司与崔建萍自2012年2月13日至2017年7月5日不存在劳动关系。撤销第四项全部的判决内容,改判驳回崔建萍对该部分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此案。二、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崔建萍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2017年7月新发进永公司在与崔建萍及世纪星宇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崔建萍有对其签署协议的录音资料,可见其相对于普通劳动者具有较强的维权意识,崔建萍陈述其与新发进永公司签过劳动合同,却未保留证据,显然与崔建萍的“维权意识”不匹配。崔建萍未提供与新发进永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等有利证据,就应该承担不利后果,不应该认定2012年2月13日至2017年7月6日,新发进永公司与崔建萍具有劳动关系。新发进永公司对于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京顺劳人仲字(2019)第5545号裁决书认定的事实及裁决内容认可。2、崔建萍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为“克扣工资”,但新发进永公司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交相关证据(考勤记录),证实崔建萍在2019年6月份已经开始准备诉讼,并着手实施搜集证据的工作,可想而知的不会好好从事本职工作,出勤天数仅为10天,当然不可能达到最低工资。但一审法院却罔顾事实,认定新发进永公司存在“克扣工资”的事实。3、一审判决书中第四项判决内容显然错误,2017年7月6日前,新发进永公司与世纪星宇公司未签订任何协议,没有劳务派遣关系,更不应当支付2017年7月6日前的解除合同的赔偿金。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新发进永公司按照崔建萍的出勤天数支付劳动报酬,当然不存在“克扣工资”的情形,一审法院适用《劳动合同法》第30条、38条的规定,显然错误。补充上诉意见：双方劳动关系自2017年已经解除，故相应的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不应由我们公司承担；2017年以后其有新的用人单位，经济补偿金也不应向我们公司主张。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新发进永公司根据法律规定,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纠正一审错误,维护新发进永公司的合法权益。世纪星宇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19)京0113民初2799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世纪星宇公司无需支付崔建萍2019年5月、2019年6月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额1738.66元。二、请求依法撤销(2019)京0113民初2799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改判世纪星宇公司无需支付崔建萍2017年7月至2019年6月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1688.89元。三、请求依法撤销(2019)京0113民初27992号民事判决第四项,改判世纪星宇公司无需支付崔建萍2012年2月13日至2019年6月27日期间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7134.13元。四、本案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由崔建萍承担。事实和理由:1、世纪星宇公司认为一审认定世纪星宇公司与崔建萍之间存在劳务派遣的法律关系,且认定双方之间是劳动关系,是错误的,本案存在诉讼主体错误问题。三方之间仅是从形式上符合劳务派遣法律关系,但实质上并不是真正法律意义上的劳务派遣关系。世纪星宇公司不应就新发进永公司的过错承担连带责任。2、针对最低工资标准差额的认定和补发责任。基于新发进永公司全面负责崔建萍的日常考勤和工资核发,是否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工资的责任不应由世纪星宇公司承担；依据《北京市最低工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由于新发进永公司一审未到庭,相关事实和证据也并未全面向法庭提供,同时根据证据持有原则,新发进永公司在未作出任何合理解释的情况下,相关责任应由新发进永公司承担；崔建萍本人刻意规避其本人不服从新发进永公司工作安排进而罢工的事实陈述,世纪星宇公司认为,如因崔建萍本人过错原因导致工资核发低于标准,应视为劳动者违反了《北京市最低工资规定》第四条的立法精神,如劳动者在工作时间内未依法或依约给企业提供劳动,是否应遵照该规定维持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工资。3、针对2017年7月至2019年6月期间的未休年假工资差额的认定:世纪星宇公司认为,基于新发进永公司和案外第三人福克斯公司对员工工作内容的实际管理,对考勤、休假等有直接的管理权限,是否安排带薪年休假,应属于实际管理方的责任,证据规则不应按照合同权利义务确定,虽本案新发进永公司提供了一部分证据,但由于其经合法传唤未能到庭参加诉讼,致使该部分事实无法查清。世纪星宇公司和新发进永公司之间仅是依照协议约定进行代缴保险和代付工资,用工管理并不依赖于世纪星宇公司的实际管理而决定,该费用应由实际管理者承担合同责任。4、世纪星宇公司不应给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崔建萍与世纪星宇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是基于世纪星宇公司与新发进永公司之间的代缴保险和代付工资事实确定的,而本案中崔建萍自行认为其和新发进永公司之间存在直接的劳动关系,而非是和世纪星宇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劳动者向新发进永公司发送的解除通知发送的方向是错误的。一审认定韩某给世纪星宇公司发通知要求社保减员后,世纪星宇公司作出减员,也同样是基于“代缴保险”的法律认识。解除劳动关系所依据的事实基础不存在，崔建萍以无故克扣工资和未依法缴纳2012年至2017年的社会保险为由作为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基础,而作为用工的实际管理者,在核算工资过程中,应该是据实核算,否则无法确定应付工资金额,崔建萍在职期间是否依法提供了合格劳动,是否应当受到最低工资规定的保护,应由崔建萍和案外第三方公司进行举证证明。世纪星宇公司在接手崔建萍等员工后,自始至终都依法缴纳社会保险,不存在违规行为,为此该情形不应作为解除劳动合同的依据。崔建萍作为新发进永公司连续工作多年的老员工,在庭审时却违背诚信作出不实陈述,导致案件事实认定错误。二审期间,世纪星宇公司将依法申请调取有关罢工报警的相关证据材料,来证实上诉请求。综合以上几点意见,世纪星宇公司认为,本案诉讼主体存在认定错误,相关事实因实际用工单位认定不当且未实际出庭,导致案件事实缺失证据支持,作为劳动者,也应如实陈述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望二审法院能依法作出公正裁判。崔建萍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新发进永公司、世纪星宇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关于劳动关系的确认的，世纪星宇公司在上诉状中否认与崔建萍自2017年7月6日至2019年6月27日存在劳动关系，该点在仲裁阶段其已经自认与新发进永公司存在合作关系，故该认定符合事实，没有错误，世纪星宇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不能成立。2.新发进永公司在上诉状中否认其与答辩人自2012年2月13日至2017年7月5日存在劳动关系，违背了事实，崔建萍在仲裁及一审阶段已经提交了工资支付记录、体检报告单、录音等证据，能够证实与新发进永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且新发进永公司无正当理由一审缺席，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3.关于工资差额以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问题，世纪星宇公司认为其不应当给付经济补偿金所列的三点理由均不能成立，首先崔建萍对劳动关系的主体认识错误，是世纪星宇公司及新发进永公司的不规范操作造成的，且该认识错误不能否认劳动关系、工资发放以及社保缴纳的客观真实性，不能构成世纪星宇公司否认劳动关系的基础；其次崔建萍解除劳动关系是有事实基础的，崔建萍向仲裁及一审法院提交了扣发工资的证据，获得了确认，新发进永公司未给崔建萍办理过社保缴纳，世纪星宇公司主张的罢工闹事不存在，相反的世纪星宇公司、新发进永公司指出了崔建萍参与罢工闹事，恰恰可证明公司不同意更换劳动合同中的用人单位，进一步能够证实崔建萍除了先后与新发进永公司以及世纪星宇公司确认劳动关系以外，尚未与其他第三方确认劳动关系，因此应获得相应的经济补偿。世纪星宇公司主张的2017年7月5日之前实际不存在劳务派遣关系，因而不应承担经济补偿是错误的，崔建萍已经提供了相应证据，证明新发进永公司与崔建萍2012年2月13日至2017年的7月5日存在劳动关系。新发进永公司答辩称：首先，世纪星宇公司与崔建萍已经在2017年签订了劳动合同，并非新发进永公司的原因变更了用人单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也应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世纪星宇公司作为一个专业从事劳务派遣的公司，不清楚其作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经建立了劳动关系不符合常理；新发进永公司作为用工单位与劳动者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及法律依据都完全正确。现在世纪星宇公司否认其作为用人单位的主体地位是逃避义务的表现。第二，不应该支付崔建萍的经济补偿金的原因是在2017年7月6日，崔建萍与世纪星宇公司已经建立了劳动关系，即便是崔建萍曾经与新发进永公司建立过劳动关系，但在2017年的7月5日，劳动关系已经解除。依据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司法解释的相关内容的规定。崔建萍解除劳动合同没有通知用人单位，即便世纪星宇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存在克扣工资的行为，要承担责任，法律也没有规定用工单位需要和用人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世纪星宇公司答辩称：世纪星宇公司和新发进永公司只是代发工资、代上保险的关系，其他的人事管理上我们是不参与的。我们关于劳动合同的解除只是按照新发进永公司的指示做的。关于工资差额，新发进永公司没有向我们说具体的原因，只是说崔建萍没有完成产能。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不是我公司的问题造成的，是因为新发进永公司的工作失误造成的，即使存在克扣也是崔建萍和新发进永公司之间的问题，新发进永公司是主要的管理方，应承担主要责任。崔建萍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崔建萍与世纪星宇公司自2017年7月6日至2019年6月27日存在劳动关系，崔建萍与新发进永公司自2012年2月13日至2017年7月5日存在劳动关系；2.要求世纪星宇公司支付崔建萍2019年5月、2019年6月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差额1738.66元；3.要求世纪星宇公司支付崔建萍2017年7月至2019年6月未休带薪年假工资4990.17元；4.要求世纪星宇公司支付崔建萍2012年2月13日至2019年6月27日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7134.13元；5.要求新发进永公司对第二项至第四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6.本案诉讼费由新发进永公司、世纪星宇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崔建萍向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顺义区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1.确认崔建萍与新发进永公司自2012年2月13日至2017年7月5日存在劳动关系；2.确认崔建萍与世纪星宇公司自2017年7月6日至2019年6月27日存在劳动关系；3.新发进永公司支付崔建萍2014年6月1日至2017年6月1日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57873元；4.世纪星宇公司支付崔建萍实际发放工资数额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差额2019年5月差额484.48元、2019年6月差额1434.18元，新发进永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5.世纪星宇公司支付2012年2月13日至2019年6月27日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7134.1元，新发进永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6.世纪星宇公司支付崔建萍2017年7月至2019年6月未休年假工资4990.17元。2019年10月15日，顺义区仲裁委作出京顺劳人仲字[2019]第5545号裁决书：1.崔建萍与世纪星宇公司自2017年7月6日至2019年6月27日存在劳动关系；2.世纪星宇公司支付崔建萍2019年5月、2019年6月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额1738.66元，新发进永公司承担连带责任；3.世纪星宇公司支付崔建萍2017年7月至2019年6月未休年假工资1688.89元，新发进永公司承担连带责任；4.驳回崔建萍其他仲裁请求。崔建萍对仲裁裁决不服持诉称理由及请求诉至法院。崔建萍称其于2012年2月13日入职新发进永公司，岗位为焊工，工作地点为顺义区杨镇开发区北京大昌庆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昌公司）住所地，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另有每月300元的焊接补助、每月100元的房补以及加班费，自然月考勤，每月15号左右发放上个自然月的工资。2012年、2013年其与新发进永公司签订过两次固定期限合同，截止日期是2014年，2014年之后与新发进永公司没有再签过合同。2017年7月6日，按照新发进永公司的管理人员韩某的要求与世纪星宇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书（劳务派遣），但并没有给其一份劳动合同，签订合同时在场人为崔建萍、韩某、大昌公司班长穆某，韩某称签订该合同系为缴纳社会保险，签订该合同前后其工作地点、工作岗位并无变化。2018年7月5日，其又与世纪星宇公司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书（劳务派遣），其提供实际劳动至2019年6月27日。从2019年5月开始，新发进永公司发放的工资与其实际工作时间、实际工作量不符，2019年5月实发1635.52元，2019年5月具体工作多少天记不清了，新发进永公司让上几天就上几天，没有产量就让休假，休假工资60元/天，2019年6月也是如此，克扣了很多工资。2019年6月27日，因拖欠加班费、克扣工资事宜其向新发进永公司的管理人员韩某邮寄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2012年2月13日至2017年7月5日期间的工资是新发公司通过吴某个人账户发放的，不知道吴某是谁、担任什么职务，2017年7月6日至2019年6月27日期间的工资由世纪星宇公司发放，当时不知道谁发的工资，后来打印银行流水才知道的。崔建萍提交中国农业银行2012年至2017年银行交易流水、北京农商银行客户回单、劳动合同书（劳务派遣）、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上岗证、熟练度评价表、饭卡、体检报告单、解除劳动合同书、EMS快递单及查询单、2017年7月6日及2019年6月26日录音及文字整理材料等证据佐证。其中，中国农业银行2012年至2017年银行交易流水显示吴某向崔建萍账户定期转入一定数额钱款；劳动合同书（劳务派遣）签订方均世纪星宇公司与崔建萍，签订日期为2018年7月5日,劳动合同期限为2018年7月5日至2021年7月4日。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显示2017年7月至2019年5月社会保险缴纳单位为世纪星宇公司；上岗证落款为大昌公司且未加盖公司公章、签发人为杨清波；饭卡显示抬头为大昌公司且未加盖公司公章，姓名处有手写体“崔建平”，部门处有手写体“新发”，发证日期处有手写体“2016-3-18”；体检报告显示姓名崔建平，单位为河北新发进永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书内容为“廊坊新发进永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因2012年至2017年没给本人缴纳社会养老保险，没签定劳动合同，克扣工资等侵害了我的合法权益，提出解除劳动关系。2019年6月27日崔建萍”，EMS快递单显示，收件人为韩某，寄件人为崔建萍，地址为北京市顺义区杨镇北京大昌庆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EMS查询单显示签收日期为2019年6月28日，本人签收。2017年7月6日录音部分内容为：韩某：这边看着张某的写吧。崔建萍：这个是张某的，这些都自己填啊？韩某：嗯，坐着写吧。然后待会走的时候这个给俊某拿过去。日期写昨天的啊……崔建萍：那咱们以前的合同那都不算了？韩某：咱们以前签过合同吗？有吗？你们和新发签了吗？崔建萍：签过呀，签过两次。韩某：是吗？崔建萍：13年前（签）一次，14年前（签）一次。但是他们说把合同给改了。因为14年签完以后他不是后来又来一次吗？韩某：那14年前（签）的早就过期了。崔建萍：是啊，那都过期了。两年以后这个可以重签了是吧？韩某：这个吗。我们现在是和劳务派遣签的。崔建萍：噢，是跟劳务派遣签的？韩某：对，不是直接跟新发签的。崔建萍：哦，这个合同不是新发的还？韩某：对。崔建萍：日期写昨天？韩某：嗯！昨天。崔建萍：还有一份吧。韩某：没有，就这一份，这个是因为为了那个什么，上保险签的合同。然后在这签个字……2019年6月26日录音部分内容为：韩某：我给你安排活了，那你要请假，只能算旷工。崔建萍：那我干不出来咋算呀……崔建萍：我要是干不够你算我旷工。韩某：当然了，给你安排活了，你干不干活。崔建萍：你定的数那我干不出来呀，我不能干半天，干一天我拿……韩某：所有人能干出来，为什么你干不出来呢……崔建萍：你爱啥事不啥事，不能我干一天活，你给我算半天。再说我请假你算我旷工，我请假你干啥算我旷工。崔建萍：你是说你不干了，你要回家……世纪星宇公司认可北京农商银行客户回单、劳动合同书（劳务派遣）、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的真实性，亦陈述韩某于2019年7月1日给其公司李某发了一个电子邮件，内容是撤销7月保险人员崔建萍，韩某2019年7月27日通过微信拍照的形式给其公司员工李某发过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照片，但称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其公司无法核实。世纪星宇公司不认可与崔建萍存在劳动关系，称其公司与新发进永公司并非真正的劳务派遣合作关系，仅仅是帮助世纪星宇公司给世纪星宇公司的员工包括崔建萍缴纳社会保险及按照新发进永公司的指示发放工资，劳动合同书（劳务派遣）是其公司提供给新发进永公司的，系加盖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章的空白合同，具体新发进永公司跟谁签订了合同，其公司不清楚。其公司按照新发进永公司韩某的通知办理社保缴纳或减员手续及发放工资，新发进永公司韩某每月将工资表发给其公司员工李某，其公司按照工资表的名单及数额发放工资。世纪星宇公司提交劳务派遣协议书、劳务派遣补充协议书及2017年7月至2019年6月期间北京大昌人员工资明细佐证。劳务派遣协议书签订方为世纪星宇公司与新发进永公司，有限期限为1年，自2017年4月10日至2018年4月9日；劳务派遣补充协议书签订方为廊坊福克斯科技有限公司与世纪星宇公司。工资明细显示崔建萍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本院注：基本工资数额系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住宿补贴100元、技术津贴300元、休息补助，此外还有加班小时、周末出勤天数、周末加班小时、休息时间，如2019年3月工资明细为：基本工资2120元、加班小时71、周末出勤天数8、周末加班31.5，休息时间2、休息60元/天、住宿补贴100、技术津贴300、休息补助120、质量补助100、应发工资6034元；2019年4月工资明细为：基本工资2120元、加班小时69.5、周末出勤天数1、周末加班4，休息时间3、休息60元/天、住宿补贴100、技术津贴300、休息补助180、质量补助100、应发工资4056元。崔建萍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称工资明细显示的工资数额与其实际发放的工资数额不一致，但工资明细显示的工资构成应属实，新发进永公司未足额支付加班费；世纪星宇公司主张的劳务派遣关系，应在其公司与新发进永公司之间解决，不能作为排除其公司与崔建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合理理由。新发进永公司虽未到庭参加诉讼，但于2019年12月31日向法院提交2017年7月至2019年6月期间崔建萍工资明细及考勤记录，并称崔建萍工资计算明细为：基本工资/22*出勤天数+基本工资/22/8*加班小时*1.5+基本工资/22/8*周末出勤天数*2+住宿补贴+技术津贴+休息补助。新发进永公司提交的考勤签到表记载崔建萍2019年5月正常出勤5.5天，工伤1天；2019年6月26日及2019年6月27日旷工两天。崔建萍称该考勤表没有原件，新发进永公司没有到庭出示原件，真实性不认可，且考勤表中仅有部分是崔建萍的签字，另外有部分是别人代签或没有签字。2017年10月、2018年4月、2018年8月考勤表中“崔建萍”不是本人所签，其他考勤表中“崔建萍”是崔建萍本人所签，“崔建平”不是崔建萍本人签字，考勤签到表中记录的加班时长并非实际加班时长，较实际加班时长短。工资明细真实性不认可，工资明细计算方法不应该除以22天，应当按照每月21.75天计算，新发进永公司安排崔建萍休息，新发进永公司没有提供产能不足、工作任务不足及需要崔建萍休息的相关证据，工资明细计算标准中关于延时加班计算时长并非崔建萍本人实际加班时长。世纪星宇公司称新发进永公司未给其公司发送过考勤表，对于考勤表不发表意见。经其公司核对，2017年7月、2017年9月、2017年10月、2017年12月、2018年7月工资明细与其公司提交的工资明细数额不一致，其他月份与其公司提交的一致，其公司按照新发进永公司提供的工资明细中应发工资扣除崔建萍个人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等给崔建萍发放工资，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期间崔建萍个人每月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是375.56元。一审庭审中，法院询问崔建萍为何向新发进永公司韩某邮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崔建萍称“签订合同时不知道世纪星宇公司与新发进永公司的关系，新发进永公司的韩某让我签我就签了，签订合同时候没有任何世纪星宇公司的员工在场，所以解除劳动合同时只给韩某发了，我一直以为劳动关系是与新发进永公司，因为不认识世纪星宇公司的人，也不知道世纪星宇公司的办公地点，且我认为给韩某发了解除通知书世纪星宇公司也应该知道，所以没有给世纪星宇公司发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法院当庭拨打韩某电话询问其是否收到崔建萍邮寄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韩某称“是给我寄了，我已经转到新发进永公司了，新发进永公司说会处理”；法院询问崔建萍有关情况，韩某称“崔建萍是新发进永公司员工，我也是新发进永公司驻顺义区办公的人员，崔建萍是2019年6月罢工走的，我当时报警了，我给崔建萍安排工作她不干，具体是否工作到2019年6月27日不清楚”。另查一，关于年休假问题，崔建萍当庭陈述“没有休过年假，企业因为没有工作量临时微信通知我休假，休假工资60元/天”。另查二，新发进永公司工商登记档案显示，新发进永公司成立日期为2006年12月11日；新发进永公司监事原系吴素敏，2016年3月21日变更为吴顺桥。以上事实，有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流水、北京农商银行客户回单、劳动合同书（劳务派遣）、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上岗证、熟练度评价表、饭卡、体检报告单、解除劳动合同书、EMS快递单及查询单、录音及文字整理材料、劳务派遣协议书、劳务派遣补充协议书、工资明细、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被告新发进永公司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关于崔建萍与新发进永公司及世纪星宇公司的劳动关系问题。通过崔建萍提交的录音及当事人当庭陈述来看，2017年7月6日崔建萍与世纪星宇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双方于2018年7月5日再次签订劳动合同，世纪星宇公司与新发进永公司亦签订了劳务派遣协议书，崔建萍该期间的工资由世纪星宇公司发放、社会保险由世纪星宇公司缴纳，故自2017年7月6日起，崔建萍与世纪星宇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没有证据显示2019年6月27日前，崔建萍与世纪星宇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故崔建萍与世纪星宇公司自2017年7月6日至2019年6月27日存在劳动关系。崔建萍提交的录音能够确认2017年7月5日之前，崔建萍与新发进永公司签订过劳动合同，新发进永公司工商登记档案显示吴素敏原系其公司监事，崔建萍工资由吴素敏发放，可以认定2017年7月5日之前崔建萍与新发进永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因新发进永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崔建萍的入职时间，而崔建萍主张其于2012年2月13日入职新发进永公司，故法院认定崔建萍与新发进永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为2012年2月13日。没有证据显示双方在2017年7月5日之前解除了劳动关系，故直至2017年7月5日，崔建萍与新发进永公司仍存在劳动关系。关于崔建萍主张的2017年7月至2019年6月未休年休假工资问题。崔建萍称其2017年7月至2019年6月期间未休过年休假，新发进永公司与世纪星宇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崔建萍该期间休了年休假，故应支付崔建萍未休年休假工资。因崔建萍认可休息时，新发进永公司或世纪星宇公司按照60元/天支付其工资，故世纪星宇公司还应支付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具体数额应由法院核算。经法院核算，京顺劳人仲字[2019]第5545号裁决书裁决的2017年7月至2019年6月未休年休假工资数额不低于法院核算的数额，因新发进永公司与世纪星宇公司均未对京顺劳人仲字[2019]第5545号裁决书提起诉讼，法院予以确认。关于崔建萍主张的2019年5月、2019年6月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差额1738.66元，京顺劳人仲字[2019]第5545号裁决书裁决：世纪星宇公司支付崔建萍2019年5月、2019年6月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额1738.66元，新发进永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因新发进永公司与世纪星宇公司均未对京顺劳人仲字[2019]第5545号裁决书提起诉讼，法院亦不持异议，并予以确认。关于崔建萍主张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问题。崔建萍于2019年6月27日向新发进永公司的管理人员韩某邮寄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解除理由为“2012年至2017年没给本人缴纳社会养老保险、没签定劳动合同、克扣工资”，韩某认可已收到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并转交新发进永公司处理，且韩某亦于2019年7月27日将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通过微信形式发送给世纪星宇公司。2019年7月1日，韩某亦告知世纪星宇公司撤销崔建萍7月社会保险。崔建萍提交的录音可以反映，2017年7月崔建萍与世纪星宇公司签订合同时并无世纪星宇公司人员在场，系新发进永公司韩某指导崔建萍等人签订劳动合同且向崔建萍陈述签订此劳务派遣合同为了缴纳社会保险，因此崔建萍一直认为其与新发进永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故其向新发进永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而新发进永公司亦将其解除劳动合同事宜告知世纪星宇公司，世纪星宇公司亦为崔建萍办理了保险减员手续。崔建萍解释其为何向韩某邮寄解除劳动合同书符合一般常理，不能苛求崔建萍向世纪星宇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故崔建萍与世纪星宇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亦已经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劳务派遣单位是本法所称用人单位，应当履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因崔建萍2019年5月、2019年6月工资均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且2019年6月工资被克扣578元，世纪星宇公司及新发进永公司均未作出合理解释，故世纪星宇公司、确实存在克扣工资的行为，应支付崔建萍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因新发进永公司作为用工单位，对于克扣工资负有主要责任，故其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的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劳动者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劳动合同主体由原用人单位变更为新用人单位的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本案中，崔建萍从2012年2月13日至2019年6月27日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均未发生变化，仅劳动合同主体发生变化，故计算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期限应为2012年2月13日至2019年6月27日，具体数额由法院予以核算，经法院核算，2012年2月13日至2019年6月27日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数额为27134.13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崔建萍与廊坊新发进永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自2012年2月13日至2017年7月5日存在劳动关系，崔建萍与北京世纪星宇劳务派遣有限公司自2017年7月6日至2019年6月27日存在劳动关系；二、北京世纪星宇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给付崔建萍2019年5月、2019年6月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额1738.66元，廊坊新发进永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履行；三、北京世纪星宇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给付崔建萍2017年7月至2019年6月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1688.89元，廊坊新发进永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履行；四、北京世纪星宇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给付崔建萍2012年2月13日至2019年6月27日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7134.13元，廊坊新发进永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履行；五、驳回崔建萍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虽然世纪星宇公司上诉对于其与崔建萍是否建立了劳动合同关系存在争议，对于一审法院判决中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及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额的认定提出异议，但京顺劳人仲字[2019]第5545号裁决书裁决认定了崔建萍与世纪星宇公司自2017年7月6日至2019年6月27日存在劳动关系；世纪星宇公司给付崔建萍2019年5月、2019年6月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额1738.66元，新发进永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世纪星宇公司给付崔建萍2017年7月至2019年6月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1688.89元，新发进永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新发进永公司与世纪星宇公司均未对京顺劳人仲字[2019]第5545号裁决书提起诉讼，故对于裁决书认定的相关法律事实，本院亦不持异议，并予以确认。根据各方当事人二审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院总结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2017年7月6日崔建萍与世纪星宇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是否系基于本人原因，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是否应当自2012年起连续计算。新发进永公司虽然在上诉状中主张其与崔建萍在2012年至2017年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但其在庭审过程中结合崔建萍提交的相关证据又认可在此期间其与崔建萍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其主张双方劳动合同关系自2017年7月5日已经解除，崔建萍与世纪星宇公司之间建立了新的劳动合同关系，故不应当就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承担支付补偿金的连带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的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崔建萍从2012年2月13日至2019年6月27日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均未发生变化，仅劳动合同主体发生变化，而根据崔建萍提交的通话录音，2017年7月崔建萍与世纪星宇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时并无世纪星宇公司人员在场，系新发进永公司员工韩某指导崔建萍等人签订劳动合同且向崔建萍陈述签订此劳务派遣合同为了缴纳社会保险，故应当认定崔建萍变更用人单位并非因其本人原因，而是基于新发进永公司和世纪星宇公司的安排。新发进永公司亦认可2017年7月与崔建萍解除原劳动合同关系时并未向崔建萍发放过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故一审法院认定计算崔建萍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期限应当2012年2月13日至2019年6月27日，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二、新发进永公司是否存在克扣崔建萍劳动报酬的情况？崔建萍要求新发进永公司、世纪星宇公司连带给付崔建萍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是否有依据？世纪星宇公司上诉提出新发进永公司不存在克扣崔建萍工资发放的情况，崔建萍因为出勤次数少，提供劳动少，所以获得的劳动报酬较低，其以此为由要求解除劳动合同，不应支付经济补偿金，及新发进永公司作为实际用工方，未对崔建萍的出勤、提供劳动情况提交相关证据，不利后果不应当由世纪星宇公司承担。新发进永公司则上诉提出新发进永公司是按照崔建萍的出勤天数支付的劳动报酬,对于崔建萍不存在“克扣工资”的情形。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崔建萍2019年5月、2019年6月工资均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且2019年6月工资也存在被克扣的情况，世纪星宇公司及新发进永公司虽然主张崔建萍发放的工资系根据其实际出勤天数，所发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是由于崔建萍出勤和提供劳动时间少的缘故，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故对于崔建萍的出勤天数少及提供劳动少的举证义务应当由世纪星宇公司及新发进永公司承担，但新发进永公司作为用工单位和实际考勤单位，在一审期间经法院合法传唤却未到庭就考勤及崔建萍发放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情况作出合理解释，亦未就其主张的崔建萍的出勤情况提交充分的证据；且根据崔建萍一审提交的2019年6月26日与用工单位管理者韩某的谈话录音情况来看，用工单位在安排劳动者工作数量及考勤记载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合理情况，故一审法院认定世纪星宇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新发进永公司作为用工单位存在克扣崔建萍工资的行为，判决其连带支付崔建萍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对于世纪星宇公司提出的用工单位就考勤和实际用工情况负有举证义务，应当由新发进永公司自行承担不利后果的主张，本院认为世纪星宇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先行承担对于劳动者的补偿责任，如其与新发进永公司就劳务派遣合同关系下存在纠纷，可以另行解决。综上所述，新发进永公司、世纪星宇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廊坊新发进永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负担10元（已交纳），由北京世纪星宇劳务派遣有限公司负担10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茵审 判 员  张丽新审 判 员  田 璐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徐 仙书 记 员  张晓华-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