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11民终8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廖州新，男，1965年2月20日生，汉族，住新疆霍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莹，新疆瑞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鹤，新疆瑞保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明光市潘村镇和谐甜叶菊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安徽省明光市。法定代表人：吴启苗，该社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生，安徽洪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霍城县手拉手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住所地新疆伊犁州霍城县。法定代表人：王忠岑，该社社长。上诉人廖州新因与被上诉人明光市潘村镇和谐甜叶菊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和谐合作社）、霍城县手拉手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手拉手合作社）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7日作出的（2019）皖1182民初38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廖州新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并由和谐合作社、手拉手合作社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吴启苗前来收货，代表的是和谐合作社，不能仅凭和谐合作社和手拉手合作社单方面达成协议，否认了农户和吴启苗之间的合同关系。农民交付货物的相对方是与其签订收购合同的吴启苗。其余农户同意解除合同，委托手拉手合作社代为销售，与廖州新无关。甜叶菊收货时，吴启苗亲自在现场验收，验收合格的装车运输，并未对质量问题提出任何质疑。净重是指计算价款的数量，关于质量参数，我们需要看到明确证明质量不合格的证据，否则不予认可。廖州新与手拉手合作社不存在合同关系，更无违约情形。一审判决书中称合同价款需要扣除场地费、扣杂比例，有违合同约定。关于场地费，合同中并未做任何约定，农民也从未听说过场地费用。一审判决书称，为遵循公平原则，并依据市场行情计算出的甜叶菊单价11.22元，严重损害农民合法权益、公平原则及市场行情，仅适用于没有合同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情形下，本案明显不属于此种情形。张明珍是安徽明光人，一直在吴启苗手下工作，是帮助吴启苗过磅的人员，并非手拉手合作社雇请的人员。一审判决认为和谐合作社将与农户之间的合同权利义务以及债权债务关系均已转让给手拉手合作社。该转让行为并未通过任何方式向农户告知，该转让行为应当认定为无效。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农户是否与手拉手合作社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农户交付甜叶菊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和谐合作社不履行付款义务是否属于违约行为？根据上述争议焦点，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七十七条、第八十条、第八十八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的相关规定。一审判决所适用法律完全避开了本案的争议焦点，不能诠释本案的权利义务关系。3、一审程序违法。本案是否需要追加第三人或共同被告，需要根据合同内容及合同相对性进行判断，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一审中，在廖州新明确拒绝第三方加入本案的情形下，法院依职权强行追加，不合理也不合法。即便追加第三人，也不能够超越廖州新的诉讼请求进行判决，完全免除合同相对方的全部义务，损害廖州新的合法权益。和谐合作社辩称，廖州新的甜叶菊达不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和谐合作社依据合同不愿收购，吴启苗已通过书面或口头与农户解除了合同关系，廖州新虽未在《甜叶菊补充协议》上签字，但廖州新和其他农户一样将甜叶菊实际交由手拉手合作社代为销售，手拉手合作社支付了货款。廖州新与手拉手合作社虽然没有签订收购合同，但是双方以实际行动履行了买卖合同的权利义务，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廖州新未将甜叶菊交付给和谐合作社，因此廖州新的货款应当由手拉手合作社承担。手拉手合作社未答辩。廖州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和谐合作社向其支付剩余货款66615元；2、判令和谐合作社向其支付违约金19984.5元。一审法院查明：和谐合作社成立于2009年8月13日。2018、2019年度成员有郑学林、吴启苗、吴成兵、吴成军、朱宽芝五人，吴启苗任法定代表人。手拉手合作社成立于2018年2月8日，成员有阿不都米提、吴启苗、韩淑萍、王忠岑、胡桂平、董桂琴六人，王忠岑任法定代表人。2017年11月4日，吴启苗以和谐合作社名义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六十六团七连的廖州新等40多户农民分别签订《甜叶菊种植收购合同》，约定由和谐合作社向廖州新提供甜叶菊种苗，农民种植甜叶菊，由和谐合作社全部收购，杜绝产品外流；保底价13.5元/公斤；种苗价格及运输事项；种苗定金事项及种苗预付款数额及支付时间（2018年3月28日前）；产品调运长途运输费由和谐合作社负担，装车费、打包费由农民负担；产品质量、价格要求标准是按保底价进行收购的参数，如低于产品质量标准的，合作社可降价收购或者拒收等其他事项。合同签订后，廖州新向和谐合作社购买了种苗。2018年秋，农户甜叶菊收获后，由于质量原因，农户将所有甜叶菊交给手拉手合作社代为销售。2018年9月26日、同年10月6日这二天，吴启苗向廖州新出具“新月养殖合作社公正计量站”收货凭证共五张，载明净重累计12010公斤。2019年1月30日，手拉手合作社制作《2018年晒场上收到叶子统计表》，总计收46户甜叶菊，统计有：姓名、产品数量、第一次兑现金额、总苗款、借款、地膜、化肥、合计、领款人签名九项，载明收到廖州新产品数量11940公斤，第一次兑现金额95520元，廖州新在该表上签名确认，廖州新和手拉手合作社对该兑现款均予以认可。2019年6月5日，周玉民等30户农户与手拉手合作社签订《甜叶菊补充协议》，约定：“由于2018年甜叶菊市场行情的变化，结合厂家结账扣杂、扣款情况，现与合作社社员协商达成共识，达成补偿协议如下：第一条、吴启苗与社员签订的收购合同作废。第二条、甜叶菊兑现款按照发货时间、厂家扣杂、扣款情况不等，分别确定兑现款项（具体按照《2018年甜叶菊兑现表》进行兑现）。”该表记载有周玉民等农户，每户出售甜叶菊的毛重、扣杂比例、扣杂、净重、单价、应兑现款、预兑现、种苗款、第一次兑现款、场上费用（0.5元/公斤）、实际应兑现、本人签名等十九项目，其中扣杂比例7%－11%不等，实际单价9.82－11.22元/公斤不等，绝大多数为11.22元/公斤，周玉民等农户在“本人签名栏”处签名，廖州新未在“本人签名栏”处签名。《2018年甜叶菊兑现表》中载明廖州新产品毛数量为11940公斤、单价11.22元/公斤、扣杂比例11%、场上费用0.5元/公斤、地膜3118.80元。另查明：2018年1月12日，廖州新向吴启苗交付甜叶菊苗定金款3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廖州新与和谐合作社签订的《甜叶菊种植收购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廖州新购买和谐合作社的种苗后进行了种植，到2018年秋季，由于市场行情和甜叶菊质量发生变化，手拉手合作社指派吴启苗等人接受了廖州新等49户农户的甜叶菊，制作《2018年晒场上收到叶子统计表》后，于2019年1月30日向农户发放第一笔兑现款，廖州新领取了95520元。原审庭审查明，所有农户“新月养殖合作社公正计量站”中的“净重”是指农户从田间地头拉来甜叶菊的“毛重”去掉车辆的“皮重”，并不是指按合同约定已经扣除绿叶率、水分、杂质量、破碎率等参数后的按保底价计算的净重。廖州新虽与和谐合作社签订了合同，但未实际履行。廖州新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将甜叶菊送交和谐合作社，而和谐合作社违约拒绝收购。在案证据证实廖州新向手拉手合作社出售了甜叶菊并领取了第一笔钱款，双方之间虽未签订甜叶菊种植收购合同，但双方已经实际履行合同中的权利、义务，故廖州新与手拉手合作社之间已经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且手拉手合作社也愿意继续承担付款责任。故廖州新主张手拉手合作社支付的第一笔货款系代和谐合作社支付的甜叶菊货款，因此要求和谐合作社支付货款，承担违约责任的证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关于合同的价款。廖州新与手拉手合作社收购甜叶菊事先未约定收购价格，手拉手合作社在履行收购义务时，与廖州新因收购价格不一致未达成收购协议，不能以此认定手拉手合作社违约，故对廖州新要求支付违约金的请求不予支持。因吴启苗代表手拉手合作社向廖州新收取甜叶菊苗定金款3000元，故该款应当予以返还。为遵循公平原则，减少当事人诉累，并综合考虑本案实际情况。该院认定，手拉手合作社共收到廖州新甜叶菊净重12010公斤，以11%扣杂，实际结算单价11.22元/公斤，扣除场地费0.5元/公斤为标准计算，应付廖州新甜叶菊款计算方式为：12010公斤×（1-11%）×11.22元/公斤-12010公斤×（1-11%）×0.5元/公斤-地膜3118.80元＋定金3000元=114466元。因手拉手合作社已实际付款95520元，故手拉手合作社还应支付廖州新甜叶菊款18946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第三人霍城县手拉手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廖州新甜叶菊款18946元；二、驳回原告廖州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50元，减半收取计982.50元，由原告廖州新负担762.50元、第三人霍城县手拉手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担220元。二审审理期间，廖州新举证：证据一、浙江绿世界制药有限公司关于合同的修改协议扫描件3份，证明目的：市场价格是明显高于合同保底价的，而非和谐合作社、手拉手合作社所说的行情下跌。证据二、证人证言3份，证明目的：与和谐合作社签订补充协议的农户是迫于无奈签署的补充协议，农户不认可协议中关于扣杂和场地费等问题。和谐合作社将从农户处收购的与自产的甜叶菊掺杂在一起，甜叶菊的质量并不完全是农户交的甜叶菊的质量。2018年9月甜叶菊收货时，和谐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吴启苗亲自验收装车，并未对质量问题提出任何异议，并支付了第一笔款项。应视为和谐合作社认定甜叶菊的质量合格以及质量达标。和谐合作社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甜叶菊的销售价格是根据其质量确定的，甜叶菊种类较多，价格均不等。该证据没有说明甜叶菊的具体品种，不具有可比性。对证据二的形式要件不予认可，证人没有出庭接受质询，也没有证人的身份相关信息。吴启苗虽然是和谐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但是其还是手拉手合作社的股东。手拉手合作社当庭认可是其委派吴启苗收购甜叶菊，手拉手合作社的代销行为与和谐合作社无关。手拉手合作社与多名农户关于扣杂及价格并领取部分款项的表格能够证明廖州新是认可手拉手合作社的代销行为的。手拉手合作社未质证。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及质证意见，本院认为，因和谐合作社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且系扫描件，无其他证据证明其真实性，亦与本案并无联性，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定。证据二系证人证言，证人未能庭接受质询，且和谐合作社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其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确认。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确定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廖州新与手拉手合作社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二、和谐合作社不履行付款义务，是否违约。针对争议焦点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廖州新主张其将甜叶菊交付给和谐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吴启苗，其履行的是与和谐合作社之间的《甜叶菊种植收购合同》，交付甜叶菊时，吴启苗亦未对甜叶菊质量提出异议，其交付的甜叶菊质量是符合同约定的。廖州新等农户与和谐合作社签订了《甜叶菊种植收购合同》，后因其他农户与手拉手合作社之间签订了《甜叶菊补充协议》，将甜叶菊交付给手拉手合作社代为销售，廖州新在明知其他农户与手拉手合作社之间达成《甜叶菊补充协议》的情况下，与其他农户一样将甜叶菊交付给手拉手合作社代为销售，廖州新在手拉手合作社制作的《2018年晒场上收到叶子统计表》签字领取了第一次兑现金额，该金额是手拉手合作社支付的，绝大多数农户认可手拉手合作社制作的《2018年甜叶菊兑现表》上确定的剩余价款，并实际领取了货款。以上事实足以证明廖州新与和谐合作社签订的《甜叶菊种植收购合同》未实际履行，廖州新实际按手拉手合作社制作的《2018年甜叶菊兑现表》进行兑现，且一审时手拉手合作社亦明确表示吴启苗是其合作社股东，是其委派吴启苗和张明珍收甜叶菊，手拉手合作社的代销行为与和谐合作社无关。故廖州新与手拉手合作社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合同关系，且对甜叶菊的扣杂比例、扣杂、净重、单价等达成了协议。针对争议焦点二，廖州新将甜叶菊实际交付给手拉手合作社代为销售，且手拉手合作社也愿意继续承担付款责任，廖州新与和谐合作社签订的《甜叶菊种植收购合同》未实际履行，现廖州新主张和谐合作社违约，要求和谐合作社支付违约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和谐合作社认为手拉手合作社与廖州新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合同关系，一审时，和谐合作社申请要求追加手拉手合作社作为本案第三人，由手拉手合作社承担支付剩余货款的责任，手拉手合作社亦愿意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认可与廖州新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合同关系，且愿意继续承担支付剩余货款的责任。一审法院依法通知手拉手合作社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判决手拉手合作社承担继续支付剩余货款责任并无不妥。一审法院核算的手拉手合作社应付廖州新甜叶菊款项正确，故廖州新要求支付剩余货款66615元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廖州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75元，由上诉人廖州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葛敬荣审判员  王娟娟审判员  田 祥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书记员  姚 远附：本案二审处理适用的主要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