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9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抗美，女，1952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 法定代理人：高伟远（系上诉人陈抗美儿子），男，1978年5月30日出生，住宁波市海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志清,浙江同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应文琴，女，1950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江北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小贤，男，1949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江北区。 以上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敏，浙江宇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抗美因与被上诉人应文琴、陈小贤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的（2019）浙0205民初19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抗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虽然2008年5月8日上诉人才取得精神残疾贰级的残疾证，于2019年3月11日被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上诉人曾于2004年开始因精神分裂症住院，长期服用氯丙嗪片、利培酮稳定病情，在患病期间，长期自言自语、无自治力。经过医院长期治疗，精神状态虽然稳定，但一审法院却对这些诊断视而不见，认为无法证明上诉人在2008年5月8日前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认定其智力、精神状态能完成辨认自己行为能力。根据《民法通则》第十三条、《民法总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对于是否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应当结合当事人实际情况，而不必然要求鉴定结果。2.2004年5月，上诉人经宁波市经济适用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批获得经济适用房购买资格。2004年5月20日，被上诉人陈小贤作为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与宁波市经济适用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签名。被上诉人陈小贤说上诉人在当时系精神正常状态，既然上诉人精神正常，一审法院为何不查明被上诉人陈小贤授权委托依据。如果上诉人在此期间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被上诉人代为签署合同时应提供授权委托书。若上诉人在此期间处于因精神疾病不能完全辨别自己的状态，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是需要法定代理人追认同意。本案并未查明被上诉人陈小贤代理签字属于何种情况。因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陈小贤由资格代替上诉人签订合同的事实认定错误。3.被上诉人应文琴在上诉人患病住院期间，与其签订《房地产转让合同》，约定将涉案房屋、车棚以352000元的价格转让给被上诉人应文琴。上诉人与其签署《房地产转让合同》超出了上诉人的智力、精神状态，该转让合同应属于效力待定，而当时上诉人并没有监护人，不存在追认的情形，因此该转让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一审法院对《房地产转让合同》认定有效属于事实认定错误。4.涉案房屋性质系经济适用房，具有保障性质，适用严格的准入和退出机制。若允许无资格享受政策的人借名购房必然会损害广大潜在符合购买保障性住房资格群众的利益。被上诉人提出的借上诉人名义购买经济适用房的行为，不符合相关政策规定。被上诉人借名买房虽不能认定存在非法目的，但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当认定借名买房的合同无效，一审法院在其法律解释上存在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应文琴签订《房地产转让合同》系其真实意思表示缺乏事实依据，因此，认定《房地产转让合同》有效属于法律适用错误。5.《商品房买卖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交易的价格分别为261153元和352000元。即使一审法院认定所有交易都属正常，被上诉人也并未向上诉人支付房屋增加的差额部分90847元，显然侵犯了上诉人权益。被上诉人应文琴对于差额部分至今未付应当向上诉人承担逾期支付的利息损失。 应文琴、陈小贤辩称：1.上诉人在2008年5月8日第一次领取精神贰级残疾人证，在2019年3月11日才被法院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2006年签订《房地产转让合同》时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当时其前往宁波市不动产交易中心办理相关事宜的时候，精神状态良好，对工作人员询问均能如实回答，对于其转让房产的事实明确知情并表示认可，该转让行为应当被认定有效。2.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陈小贤有资格代理上诉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是正确的。根据当时宁波市的相关规定，上诉人在2004年作为申购人，具有申购资格，必然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获批购买资格后，因上诉人没有支付能力，由两被上诉人支付房款。2004年在两被上诉人全额支付房款的前提下，具有完全民事行为人的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陈小贤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符合法律规定。3.一审法院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应文琴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合同》意思表示真实的认定正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2006年签署转让合同时上诉人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2006年上诉人并不需要法定代理人，其完全可以根据自身意思表示作出民事法律行为。4.关于借名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效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有案例，可以参考，一审法院就协议的效力认定是完全正确的，两被上诉人没有侵犯上诉人的权益。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抗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被告应文琴与原告陈抗美于2006年5月31日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合同》无效；2.判令被告应文琴赔偿原告陈抗美经济损失1650000元；3.判令被告陈小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抗美与陈小贤系兄妹，应文琴、陈小贤系夫妻。2004年5月，陈抗美经宁波市经济适用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批获得经济适用房购买资格。2004年5月20日，陈小贤作为陈抗美委托代理人与宁波市经济适用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约定陈抗美购买坐落于宁波市江北区建筑面积为97.76平方米房屋一套，单价为每平方米2671.37元，总金额261153元。陈抗美必须于2004年5月27日前支付房价款261153元，出卖人应当在房款付清后办理交房手续。合同另行约定了双方其他权利义务。2004年5月25日，陈小贤以现金方式存入宁波市经济适用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名下银行账户263613元。2004年5月27日，宁波市经济适用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向陈小贤出具一份《浙江省宁波市房地产开发销售专用发票》，载明：购买方陈抗美，出售方宁波市经济适用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结算方式一次性，项目名称1.广厦怡庭38幢243号505室，数量97.76平方米，单价为每平方米2671.37元，金额261153元；2.车棚，数量4.1平方米，金额2460元。两项合计263613元。房屋交付后，涉案房屋由应文琴、陈小贤装修、占有、使用。2006年1月9日，应文琴、陈小贤向宁波市财政局契税征收管理中心支付了涉案房屋契税5063.35元并取得涉案房屋契税专用缴款书。2006年1月18日，陈抗美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证。2006年1月25日，应文琴、陈小贤支付了涉案房屋土地注册登记、发证、变更费，土地权属调查、地籍测绘费，房屋产权登记费，房屋权证工本费，印花税。2006年5月31日，陈抗美（甲方）与应文琴（乙方）签订《房地产转让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将坐落于宁波市江北区建筑面积为97.76平方米房屋，附属设施建筑面积为4.1平方米车棚以352000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乙方应在2006年5月30日前支付全部房价款。上述房地产办理转让过户手续所需缴纳的税费，由乙方承担。合同另行约定双方其他权利义务。合同签订后，陈抗美依约协助应文琴办理了涉案房屋的过户手续，应文琴取得涉案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但未支付购房款。2017年3月，应文琴将涉案房屋以96万元的价格出卖给第三人。原告与两被告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致纠纷发生。案经法院组织调解未果。 另查明：1.2008年5月8日，陈抗美取得精神残疾贰级的残疾人证，未载明监护人；2.高伟远申请宣告陈抗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一案，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9年3月11日依法作出（2018）浙0203民特47号民事判决，判决：一、宣告陈抗美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二、指定高伟远为陈抗美的监护人。该案审理过程中，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委托宁波市康宁医院司法鉴定所对陈抗美目前的精神状态以及民事行为能力进行评定。2019年2月26日，宁波市康宁医院司法鉴定所出具了甬康司鉴所［2019］精鉴字第5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精神医学诊断：被鉴定人陈抗美经鉴定诊断为“慢性精神分裂症”；2.被鉴定人目前具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该份司法鉴定意见书第二部分病历资料摘要载明：据宁波市××院住院病历（住院号1802681）记载：2018年12月6日，陈抗美因“反复胡言乱语、疑人害45年”住院治疗。陈抗美于45年前上山下乡到东北地区，一年后意外怀孕并失恋逐渐出现自言自语，疑人害她，生活无规律等情况，当时曾在所在地××院接受治疗，具体诊治供史不详。此后上述反复发作，曾4次住宁波市安康医院，诊断“精神分裂症”，服用“氯丙嗪片”等药治疗，疗效尚可。出院后一直在家里休养，未能参加工作，因想念儿子，开始不规律服药，上述症状再次发作，曾于2004年3月、6月、9月三次住本院，诊断均为“精神分裂症”，服用“氯丙嗪片300ｍｇ／ｄ、利培酮3ｍｇ／ｄ”治疗，疗效可。2004年11月出院，其后一直坚持服用抗××药物，生活自理，能做家务，但未能参加工作。于2005年1月份因其父亲患癌症，使其多想及劳累，再次出现胡言乱语，说有人要害她，觉得自己没病，其他人的说话都是错的，脾气大、爱发火等，于2005年3月1日第4次入住我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先后服用“氯丙嗪片100ｍｇ／ｄ、利培酮4ｍｇ／ｄ”等，病情稳定，后因病情波动，换用“氯氮平片125ｍｇ／ｄ、阿立哌唑片25ｍｇ／ｄ”抗××治疗，病情稳定，能做简单工作，一直在本院住院治疗。住院期间精神症状稳定。2018年6月19日，儿子接其出院，出院后在家不想吃药，家人哄其吃药，个人卫生料理好，能自己洗衣服，半夜时睡觉有时出现大声喊叫，事后接着睡，白天有时自言自语，常对家人发脾气，平时在家人陪同下散步，7月其不愿家人陪同，喜独自外出，需家人找回，昨天摆脱家人外跑不归，报警后110帮助找回……；3.2014年4月29日，月湖西区二期2号地块工作组，宁波市海曙区房屋拆迁事务所共同出具《关于共青路85号陈抗美情况的说明》，载明：……1985年，高海以陈抗美患有××为由提出离婚。遭抛弃后，陈抗美只身返乡，与父亲陈英升同住在宁波市旧房，于1995年调房至共青路85号房屋并居住至今。陈抗美曾享受过广厦怡庭北区38幢243号504室的经济适用房，因治病需要大笔费用，而陈抗美本身没有经济来源，生活困难，于2006年6月将该房出售。考虑到陈抗美的实际情况，我们建议，共青路85号直管公房由海曙区房管所同拆迁事务所签订清林闲庭现房安置协议，之后由陈抗美同房部门签订租赁合同，按直管公房标准收取租金。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一、陈抗美与应文琴之间是否成立借名买卖经济适用房的协议。二、双方之间的借名买卖经济适用房协议的法律效力。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陈抗美与应文琴之间成立借名买卖经济适用房的协议。理由如下：首先，结合本院查明的事实，陈抗美于2004年3月、6月、9月因“精神分裂症”三次在宁波市康宁医院住院治疗，在此期间，陈抗美经宁波市经济适用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批后获得购买经济适用房的资格后，双方于2004年5月20日针对涉案经济适用房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签订后，陈小贤、应文琴实际支付了涉案房屋全部购房款、物业费、装饰装修费用、契税、印花税以及办理房屋权属证书的相关费用，因此，陈小贤以陈抗美委托代理人身份代理陈抗美签订并履行合同并未损害陈抗美的合法权益，符合法律的规定，合法有效；其次，结合陈抗美的病历资料，陈抗美于2005年3月1日再次因“精神分裂症”住院治疗，经医院抗××治疗后，病情稳定，能做简单工作，精神症状稳定。2006年5月31日，陈抗美本人与应文琴针对涉案经济适用房签订了《房地产转让合同》并配合应文琴办理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原告陈抗美于2019年3月11日才被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原告陈抗美的法定代理人主张原告陈抗美于2006年5月31日签订《房地产转让合同》的行为无效，应当就原告陈抗美因智力、精神状态而导致其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性质承担举证责任，但原告陈抗美的法定代理人高伟远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陈抗美在合同签订之时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结合涉案经济适用房由陈小贤、应文琴实际出资、占有、使用，购房相应票据由应文琴实际持有以及应文琴未实际支付陈抗美购房款项，陈抗美对此并无异议的事实，能够认定陈抗美签订合同并履行房屋过户登记手续的行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亦系实际履行双方之间关于借名买卖经济适用房的协议,即应文琴以陈抗美名义购买涉案经济适用房并由陈小贤、应文琴实际出资，待允许过户时将涉案经济适用房过户至应文琴名下。 关于争议焦点二，应文琴与陈抗美之间关于借名买卖经济适用房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具体情节亦不能认定为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应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受协议约束。理由如下：首先，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援引《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及《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的有关条款，主张陈小贤、应文琴之间关于借名买卖经济适用房协议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第一，本案应文琴与陈抗美双方约定由陈小贤、应文琴实际出资以陈抗美名义购买涉案经济适用房，待符合上市交易条件后再将房屋过户给应文琴，该情形并未被上述文件所直接禁止。第二，上述文件只是针对经济适用房购买资格作出一定限制，但并未绝对禁止经济适用房转让，在符合一定条件并缴纳税费之后，经济适用房允许上市交易。也即无购房资格人员只是不能直接从相关管理部门购买经济适用房，而无购房资格人员因他人转卖而取得经济适用房并未被上述文件所禁止。本案的情形与约定先由陈抗美购买，待允许上市交易后再转让给应文琴的情形并无实质差异，只不过是简化了价款交付手续而已，该情形显然并不为法律、政策所禁止，亦不能评价为违反法律或政策的强制性规定。第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的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及《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均不属于行政法规，因此，即便认为本案情形违反上述规范性文件，亦不构成合同无效的理由；其次，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以应文琴与陈抗美之间关于借名买卖经济适用房协议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理由亦不能成立。民事活动是否损害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应该结合案件实际情况作个别的、具体的判断。本案陈抗美在当时并无购买经济适用房的经济能力，而应文琴自2006年5月取得涉案经济适用房的所有权后直至2017年3月才将涉案房屋出卖，并非用于投资或投机，因此，应文琴与陈抗美之间关于借名买卖经济适用房的行为不能认定存在非法目的，其实际效果与经济适用房政策规范目的亦不存在明显背离。另外，经济适用房在上市交易（即应文琴与陈抗美之间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时需要缴纳各种税费，政府通过收缴税费的方式已经收回一部分政策补贴性投入，因此，亦不能认定协议损害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最后，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以应文琴与陈抗美之间关于借名买卖经济适用房协议占用了陈抗美的购房资格，陈抗美丧失了购买经济适用房、享受公租房以及领取相关补贴的资格，进而损害陈抗美的可得利益，缺乏事实依据。一方面，陈抗美自2005年3月1日至其儿子高伟远于2018年6月19日接其出院期间一直住院接受治疗，其本身并无购买经济适用房的实际需求和意愿；另一方面，根据宁波市海曙区房屋拆迁事务所出具的情况说明，涉案经济适用房过户到应文琴名下后，房管部门考虑到陈抗美的实际情况按照直管公房租金标准出租给陈抗美清林闲庭房屋一套，现在仍由陈抗美及儿子高伟远居住。综上所述，陈抗美法定代理人主张应文琴与陈抗美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合同》无效并据此诉请应文琴赔偿损失，陈小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应文琴、陈小贤主张应文琴与陈抗美之间成立借名买卖经济适用房协议，该协议合法有效，并据此抗辩应文琴、陈小贤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予以采纳。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抗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650元，减半收取计9825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14825元，由原告陈抗美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于2008年5月8日被认定为精神残疾贰级,于2019年3月11日被一审法院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故难以认定其在签订涉案房屋《房地产转让合同》时的2006年5月31日系不能完全辨认自己的行为。上诉人的法定代理人称，上诉人于2004年开始多次在宁波市康宁医院因精神分裂症住院治疗，长期在服用氯丙嗪片、利培酮来稳定病情，在患病期间长期处于自言自语、无自知力状态，并据此对一审法院作出的无法证明上诉人在2008年5月8日前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认定有异议。对此，上诉人在发病期间的状态可以通过住院治疗和服用药物等办法加以控制和稳定；按照日常生活经验判断，病情的发展是一个反复和起伏的过程，不能排除上诉人在一段时间内的精神状态系正常的可能，故一审法院认为证明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应文琴签订《房地产转让合同》之时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的依据不足，并无不当。 上诉人的法定代理人称，2004年5月被上诉人陈小贤代理上诉人与宁波市经济适用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既然上诉人系精神正常人，一审法院为何未查明被上诉人陈小贤代理上诉人签字的合法授权依据，并进而认为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陈小贤有资格代替上诉人在合同上签字系错误。对此，因涉案房屋的购买款系由两被上诉人支付，且两被上诉人所称的经由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家庭成员商量后确定由被上诉人陈小贤在合同上签字的情形也符合通常的家庭处理，故上诉人的法定代理人的该项主张理由不足，本院难以采信。 涉案房屋从被上诉人陈小贤与宁波市经济适用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应文琴签订《房地产转让合同》，是上诉人和两被上诉人以及其他家庭成员经协商后的安排。这些行为并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故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法定代理人提出的确认被上诉人应文琴与上诉人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合同》无效并要求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与法有据并无不当。至于上诉人的法定代理人主张的返还《商品房买卖合同》与《房地产转让合同》所约定的差价90847元及相应利息问题，不属本案审理范围。 综上所述，陈抗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650元，由上诉人陈抗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永森 审判员  朱亚君 审判员  赵保法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书记员  桂红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