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03民初10813号 原告：绍兴曼臻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柯桥区钱清街道联合国贸中心2幢1201室。 法定代表人：洪利兴，系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汉清，系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晓燕，浙江楷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绍兴富鑫元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城南大道336号。 法定代表人：裘爱珠。 被告：陶吉生，男，1964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绍兴市越城区。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一春，浙江纳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洋，浙江纳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绍兴曼臻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曼臻公司）诉被告绍兴富鑫元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鑫元公司）、陶吉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受理。根据原告申请，本院作出（2019）浙0603执保1616财产保全民事裁定并已执行。在答辩期内，被告富鑫元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作出（2019）浙0603民初10813号民事裁定，驳回其提出的管辖权异议。被告富鑫元公司不服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作出（2020）浙06民辖终5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范晟独任审理，于2020年3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曼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晓燕，二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一春到庭参加庭审。原、被告申请庭外和解一个月，后和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6年9月至2019年8月，被告富鑫元公司陆续向原告订购棉纱，原告按要求交付被告富鑫元公司。交付货物后，原告与被告富鑫元公司确认开票信息，并开具与货物金额等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且已交付被告。被告富鑫元公司拖欠货款，至今尚欠货款785241.90元。原告再三向二被告催讨，被告陶吉生出具担保书，承诺对富鑫元公司所欠货款的余额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据此，原告起诉要求（变更后）：1.判令被告富鑫元公司支付原告货款785241.90元及逾期利息3510.69元，自2019年8月24日起暂计至2019年9月30日共计37天，自2019年10月1日起的利息及判决生效后逾期付款的罚息计算至款清之日；2.被告陶吉生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富鑫元公司辩称：1.其与原告之间为合作关系，而非买卖关系。2016年9月，原告实际控制人洪渔找到被告希望进行合作，销售棉纱，双方口头约定以原告名义向案外公司采购进口纱，由其负责销售，费用按实结算，利润进入原告公司，利润结算后各按50%进行分红。2018年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邵汉清告知，经统计，截至2017年底已有100多万元的利润，希望利润作为流动资金继续投入，暂不分红。其表示同意。2018年的利润初步估计也有100多万元。2019年，因双方对于市场把握，销售策略有不同意见，除零星业务外，与原告不再合作。其一直希望与原告对账，结算2016至2018年度的合作业务，但原告未予结算并起诉。2.原告起诉仅提供增值税发票，但未提供合同、送货单等交易凭据，仅根据增值税发票不能认定原告交付货物。根据其统计，原告作为证据材料提交的发票共计218份，但最后一份，即2019年8月9日开具的发票被告并未收到，不予认可。且另有2018年10月30日，票号为28444031，金额为548674.56元的发票，原告未提供，该份发票被告已经抵扣，但货物原告并未交付，该发票至今未做红字处理，因原告认可货未交付，故其未做证据提供。被告付款已超过原告的发票金额，被告不欠原告货款。3.原、被告的合作结算，其应支付的仓储费、装卸费、运费、返还投资款、结算利润，被告另行主张。 被告陶吉生辩称：1.其与原告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根据担保书记载，系对富鑫元公司与原告在2016年9月19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的交易进行担保，但根据担保法第十四条规定，本案中不存在单个主合同，不属于一时保证，且未约定最高债权限额，不符合担保法规定，无需承担担保责任。3.富鑫元公司与原告系合作关系，非买卖合同关系，且不欠原告货款，故无需承担责任。 原告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材料： 1.应收账款明细分类表一份，用以证明被告尚欠原告货款785241.90元的事实。 2.增值税专用发票二百一十九份，用以证明原告向被告开具与货款等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交付被告，合计金额28555991.25元的事实。 3.担保书一份，用以证明被告陶吉生承诺对被告富鑫元公司所欠货款余额承担连带责任的事实。 4.对账表一份，用以证明被告尚欠原告货款785241.90元的事实。 5.微信聊天记录一组，用以证明原、被告通过微信群确认每次交易的货物数量、金额等信息的事实。 6.原告与绍兴雄劲针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劲公司）的入账凭证及增值税发票一组，用以证明被告提出的211114.44元付款与本案无关的事实。 二被告质证认为：证据1、4，系原告单方制作，不予认可，付款金额为29377683.32元，且对账单内容反而能证明原告与富鑫元公司存在合作关系及发票不能反映真实交易的事实。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2019年8月9日的发票被告并未收到。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不符合最高额担保规定，担保并未成立。证据5，部分语音内容并未整理成书面文字，且未提供微信截图中有关邵汉清与陶吉生之间的聊天记录。不仅不能证明原告与富鑫元公司存在买卖关系，反而能证明双方系合作关系。证据6，真实性无法确定，关联性有异议。款项确系雄劲公司支付原告，但交易发生在雄劲公司与被告富鑫元公司间，但原告直接收取了该款项。 二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 7.付款凭证一组，用以证明被告支付原告款项29377683.32元，其中王文娟、章卫祥等个人代富鑫元公司支付给了原告实际控制人洪渔及当时的法定代表人邵汉清的事实。 8.增值税专用发票四份，用以证明富鑫元公司向原告出售货物，金额为323170元，应当抵销的事实。 9.企业登记信息一份，用以证明邵汉清在2019年6月11日前系原告法定代表人的事实。 10.王文娟2017年1月26日支付给洪渔的转账凭证及收据各一份，用以证明洪渔有权代表原告收取货款及存在王文娟等人向洪渔及邵汉清个人付款的事实。 11.情况说明二份，用以证明王文娟、章卫祥代富鑫元公司支付原告货款的事实。 12.雄劲公司送货单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富鑫元公司与雄劲公司的货款已经由原告收取，应当扣除该款项的事实。 针对二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证据7，对其中涉及交通银行、工商银行、除雄劲公司相关外的凭据真实性无异议，对王文娟个人支付至洪渔的100000元无异议，系富鑫元公司放假才由其员工支付，其他个人支付的款项与本案无关。证据8，该款已经抵扣，在原告的对账表中记载2018年3月26日、6月22日已在欠款中抵扣。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邵汉清个人账户收款系本案货款。证据10，真实性无异议，系唯一一笔被告员工转原告员工支付本案货款的款项。证据11，系案外人与原告公司员工间的交易，与本案无关。证据12，真实性有异议，也不足以证明收货人为雄劲公司。 针对原、被告举证及质证，本院作出如下认定：证据1、4，系单方制作，在被告否认的情况下不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证据2除2019年8月9日的发票，证据3、5、8、9、10，其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相关联，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证据2中2019年8月9日的发票在被告否认的情况下，原告未提交交付依据，不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证据6、12，涉及案外公司，且被告亦陈述对该案外公司与原告间的开票及付款情况知情，即使根据其陈述，系其向原告购买再出售给案外公司，现案外公司向原告直接支付，原告也未将该货款计入富鑫元公司的应付款，故该二组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证据7、11，雄劲公司相关的凭据、除涉证据10之外的个人付款凭据及说明，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其余凭证经原告确认，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富鑫元公司有买卖交易往来。原告向被告富鑫元公司交付了28629871.95元货物，并开具了相应价税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期间2016年9月20日至2019年6月29日）。期间，被告富鑫元公司向原告出售货物价值323170元，并开具了相应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富鑫元公司已支付货款27716771.14元。原告在诉讼中确认，前述应支付富鑫元公司的货款323170元已可用于抵扣本案货款。据此，富鑫元公司已付款金额应为28039941.14元,富鑫元公司尚欠货款589930.81元未付。 2018年5月29日，被告陶吉生向原告出具担保书一份，确认其系富鑫元公司实际控制人，自愿对2016年9月19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富鑫元公司欠款余额承担连带责任担保，欠款余额根据对账单欠款金额或开具发票金额与原告收款金额的差额确定，担保至所有债务清偿完毕为止。诉讼过程中，二被告均确认陶吉生系富鑫元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院认为，双方争议焦点在于原告与富鑫元公司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如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则欠款金额的确定以及陶吉生是否需要承担保证责任。 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二被告虽辩称认为富鑫元公司与原告存在合作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而原告提交的微信内容仅能反映出原告与富鑫元公司对于发货、结款等进行过协商、联络，但不足以证明该协商、联络内容指向合作关系。事实上，合作关系并非法律上的概念，大量的双务合同关系都可理解为合作关系，故二被告并未就原告与富鑫元公司存在何种合同关系充分举证。相反，原告与富鑫元公司开具、收取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富鑫元公司的付款凭证，是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最直接证明，二被告所举证据并不足以推翻。另需说明的是，二被告均确认陶吉生系富鑫元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陶吉生出具的担保书不仅对其自身有约束力，对富鑫元公司亦有约束力。在该担保书中，陶吉生明确“本人自愿对在2016年9月19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富鑫元公司所欠贵司的货款余额承担连带责任担保，欠款余额根据对账单欠款金额或开具发票金额与贵司已收款项的差额来确定”，该陈述已明确根据发票所产生的款项为货款。至于原告与富鑫元公司有无其他法律关系，并不影响本案处理。据此，本院确认原告与富鑫元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二被告虽认为仅根据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足以认定交易事实，但发票开具、收取及付款的行为使发票对于其项下货物的交付具有推定力。同时，陶吉生出具的担保书中又认可按发票结算，故本院根据发票金额确定货款总额为28629871.95元。对于二被告认为未收到2019年8月9日的发票，因该发票未认证，原告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该发票已交付，本院对该辩称予以采纳，该发票项下金额未计入货款总额。二被告还认为，2018年10月30日原告曾开具两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均为548674.56元，虽富鑫元公司予以抵扣，但其中一份发票项下的货物原告并未交付，事实上原告也未在起诉时提供，说明也认可未交付的事实。对于该辩称，原告已在庭审中补充提交了该份发票，且事实上根据原告举证及陈述的付款金额、欠款金额反映，原告在计算时已一并计入该份发票金额，故在二被告未提交充分证据情况下，本院对该辩称不予采纳。 对于付款金额。二被告认为另有富鑫元公司向原告出售货物的货款323170元及雄劲公司的货款均可予扣减，本院在证据认定中已做说明，不再重复阐明。 2017年1月26日，被告富鑫元公司方人员通过个人账户向原告方人员支付100000元，原告已将该笔款项计入富鑫元公司已收款，但该行为不足以认定个人间的付款均可推定为支付公司间债务。本院作如下分析：1.公司间交易，应当以公司间支付为常态、个人间支付为非常态。2.个人间支付认定为公司间结款行为，应当存在约定或交易习惯。在本案中，2017年1月26日的100000元虽然系个人间支付，但原告以公司名义出具了收条予以确认。而其他付款，虽显示为个人间支付，但无公司出具的收条等形式进行过确认，不能直接认定为用于公司间结款。3.如将个人间付款全部计入，则付款金额远超货款金额，与交易常态相悖。据此，本院仅确认2017年1月26日的100000元系用于公司结款，该款原告已计入已付款。 综上，欠款金额应为589930.81元。 针对第三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担保法第十四条对于一时保证及最高额保证进行了定义，但并未排除其他形式的担保。陶吉生出具的文书抬头载明为担保书，其又在担保人处签字，其担保意思表示明确。担保书内容可明确反映债权人、债务人、担保人、结算期间、结算方式、担保期限，具备担保合同的主要条款，应当认为该担保合同已成立生效，陶吉生应当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至于是否符合保证的形式，本院认为，在其辩称的最高额保证中，担保法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或者某项商品交易合同订立一个保证合同，现债权人与担保人未约定该最高额，系当事人意思自治，并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也无其他无效情形，陶吉生应当按约承担保证责任。陶吉生在出具该担保书时有明确的承担连带责任的意思表示，在诉讼中又以不符合保证的形式请求免除责任，有失诚信，本院对该辩称不予采纳。 至于原告关于利息起算的主张，原告并未提交证明自2019年8月24日起算，本院调整自起诉之日，利息计算标准依最新规定调整。至于原告所诉称的判决生效后的罚息，属于执行罚，不属于起诉时可主张的权利。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绍兴富鑫元纺织品有限公司支付原告绍兴曼臻纺织品有限公司货款589930.81元，并支付该款自2019年10月9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损失，款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二、被告陶吉生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绍兴曼臻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绍兴富鑫元纺织品有限公司、陶吉生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11688元，减半收取5844元，财产保全申请费4464元，合计10308元，由原告绍兴曼臻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2598元，被告绍兴富鑫元纺织品有限公司、陶吉生负担7710元，被告应负担部分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范晟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陈莉 书记员  谢宁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八十七条债权人或者债务人一方人数为二人以上的，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享有连带权利的每个债权人，都有权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负有连带义务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履行了义务的人，有权要求其他负有连带义务的人偿付他应当承担的份额。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第十四条保证人与债权人可以就单个主合同分别订立保证合同，也可以协议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或者某项商品交易合同订立一个保证合同。 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