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36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开彬，男，1969年10月13日出生。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学昌，男，1952年6月28日出生。上诉人（原审被告）：扣志军，女，1953年5月7日出生。孙学昌、扣志军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谷娟，北京兴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馨，女，1962年4月6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阎国强，北京宸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玉杰，北京宸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赵开彬因与被上诉人范馨、孙学昌、扣志军，上诉人孙学昌、扣志军因与被上诉人赵开彬、范馨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民初266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开彬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1.范馨、孙学昌、扣志军支付赵开彬2001年7月3日至2017年7月3日周六加班工资153600元；2.范馨、孙学昌、扣志军支付赵开彬2001年6月3日至2017年7月3日期间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84480元；3.范馨、孙学昌、扣志军支付赵开彬2007年6月10日至2017年7月10日期间工资差额106235元；4.一、二审诉讼费由范馨、孙学昌、扣志军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事实不清，赵开彬不服一审判决；1.赵开彬于1997年2月12日起为孙学昌提供劳动，孙学昌、扣志军于2001年3月9日出资成立了北京昌君华提琴厂（下称“昌君华提琴厂”），赵开彬同时入职该厂担任副厂长，赵开彬离职前平均工资7000元，昌君华提琴厂自2001年10月开始为赵开彬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该厂于2019年7月22日搬迁至河北省廊坊市，随即办理了注销登记；2.一审过程中，赵开彬主张加班工资，并且提交工作日志，一审法院未予采纳，对于赵开彬的主张未进行调查，也未要求范馨、孙学昌、扣志军提交赵开彬工作期间的考勤表，一审法院在未查清事实的情况下作出了错误的判决，侵害了赵开彬的合法权益；3.赵开彬主张的2007年6月10日至2017年7月10日期间的工资差额，系范馨、孙学昌、扣志军与赵开彬口头达成的协议，赵开彬有录音可以证明，范馨、孙学昌、扣志军同意赵开彬的工资每年月工资递增500元，但未兑现，故赵开彬的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孙学昌、扣志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诉讼费用由赵开彬、范馨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有误；首先，孙学昌、扣志军于2017年9月将昌君华提琴厂转卖给范馨，之后的经营与孙学昌、扣志军无关，范馨私自注销营业执照，孙学昌、扣志军并不知情，不应承担责任，昌君华提琴厂搬迁属于国家政策影响，为不可抗力，且赵开彬系自动离职，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情形，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有误；另外，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只有在第三人属于善意第三人的情况下，才可以追加注销公司后的股东为共同被告，赵开彬熟悉知晓昌君华提琴厂的转卖、实际变更经营管理人员的情况，其不属于善意方，不应将孙学昌、扣志军列为共同被告并承担责任，本案主体有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孙学昌、扣志军对于赵开彬的上诉，答辩称：不同意赵开彬提起的上诉。赵开彬对于孙学昌、扣志军的上诉，书面答辩称：第一，一审法院已查明“2017年9月25日，经股东及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同意选举范馨为执行董事并聘任其为公司经理；2019年8月15日，经股东及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同意注销昌君华提琴厂，扣志军及孙学昌在股东及职工代表大会决议书中签名”，故孙学昌、扣志军上诉称范馨私自注销营业执照，其二人并不知情，不属实；第二，昌君华提琴厂搬迁是因为未办理相关环保手续，并不属于不可抗力，赵开彬亦非自动离职，而是由于昌君华提琴厂经营地点多次搬迁，工作条件越来越差，最后搬迁的地方连自来水都不能随时供应；第三，赵开彬对于孙学昌、扣志军与范馨之间的内部关系并不清楚，孙学昌、扣志军与范馨之间是如何约定的并未告知赵开彬及其他员工，赵开彬已于2019年8月15日前到北京市大兴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下称“大兴仲裁委”）申诉，孙学昌、扣志军、范馨等为规避昌君华提琴厂承担责任，一边同意与赵开彬达成调解意向，一边又相互配合注销了昌君华提琴厂；综上，孙学昌、扣志军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孙学昌、扣志军的上诉请求。范馨对于赵开彬及孙学昌、扣志军的上诉，书面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赵开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范馨、孙学昌、扣志军支付赵开彬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43000元；2.判令范馨、孙学昌、扣志军支付赵开彬2001年7月3日至2017年7月3日周六加班工资153600元；3.判令范馨、孙学昌、扣志军支付赵开彬2007年6月3日至2017年7月3日期间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84480元；4.判令范馨、孙学昌、扣志军支付赵开彬2007年6月10日至2017年7月10日期间工资差额106235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范馨、孙学昌、扣志军共同承担。范馨一审辩称：不同意赵开彬的诉讼请求；首先，昌君华提琴厂已办理完注销登记，法人资格消灭，法定代表人范馨权利义务即告终结；范馨不是昌君华提琴厂股东，也没有过错，依法不需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即使法院认为范馨应承担责任，也只是承担少部分赔偿责任；其次，范馨于2017年9月25日变更为昌君华提琴厂法定代表人，自2018年1月起仅负责员工工资发放，未实际参与经营与管理，昌君华提琴厂实际经营管理人为股东孙学昌，员工按照孙学昌指令开展工作；最后，昌君华提琴厂受政府政策影响迁离北京，搬迁未导致赵开彬工资待遇不合理变化，工作地点也无明显不利影响，并积极与赵开彬协商工资待遇等事宜，并未主动与赵开彬解除劳动关系，赵开彬申请劳动仲裁之前未与昌君华提琴厂提及离职事宜。孙学昌、扣志军一审辩称：孙学昌及扣志军于2017年9月将工厂转卖给范馨，之后的经营与孙学昌及扣志军无关，范馨私自注销营业执照，孙学昌及扣志军不知情，故不应承担责任；昌君华提琴厂因国家政策搬迁属于不可抗力，赵开彬自己不来上班。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昌君华提琴厂为赵开彬缴纳2001年10月至2001年11月以及2002年1月至2019年5月期间养老保险，自2004年9月起缴纳失业保险；2019年8月22日，赵开彬以昌君华提琴厂为被申请人向北京市大兴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下称“大兴仲裁委”）申诉，大兴仲裁委于当日作出京兴劳仲不受字（2019）第0138号不予受理通知书，理由为申诉的被申请人主体不适格；2019年8月26日，赵开彬以范馨、孙学昌、扣志军为被申请人向大兴仲裁委申诉，大兴仲裁委于当日作出京兴劳仲不受字（2019）第015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理由为申诉的被申请人主体不适格；双方当事人对上述事实没有争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庭审中，赵开彬主张其于1997年2月12日入职昌君华提琴厂，提交了“1.工作就业证明；2.工作指令；3.暂住证；4.就业证；5.参展证；6.北京市医疗保险手册；7.2018年8月10日至2019年7月29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户交易明细”，范馨、孙学昌、扣志军对证据1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但认可所加盖的昌君华提琴厂公章的真实性，对证据2及证据5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证据3、证据4、证据6、证据7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认可证据7中“6230582000003226035”为范馨本人账号，并主张赵开彬于2002年1月1日入职。经一审法院审查，工作就业证明为两份，其中日期为2016年6月3日的内容为“赵开彬自1997年2月起在本厂工作，2000年8月开始担任副厂长职务，兼安全员，负责本厂安全”，其中无日期的内容为“赵开彬自2010年5月起在本厂工作，现担任副厂长职务，并于2015年5月续签订5年的劳动合同”，暂住证现服务处所均为昌君华提琴厂，参展证上记载赵开彬担任昌君华提琴厂副厂长、厂长，北京市医疗保险手册记载赵开彬工作单位“昌君华提琴厂”，生效日期为2002年7月1日。赵开彬主张其于2001年7月3日至2017年7月3日期间存在周六日加班，2007年6月3日至2017年7月3日期间存在法定节假日加班，提交了其本人书写的工作记录，范馨、孙学昌及扣志军对该份证据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赵开彬主张其离职时间为2019年7月22日，因为昌君华提琴厂搬迁导致工人离职，属于单位提出离职经赵开彬同意解除。范馨、孙学昌、扣志军主张昌君华提琴厂自2019年7月初开始搬迁至河北省，期间与赵开彬协商薪资待遇及后续保障但未谈妥，赵开彬后自行离职，其实际出勤至2019年7月22日。赵开彬主张工资差额是指2006年扣志军口头答应自2007年6月10日起每月工资增加500元，每年递增500元，但当庭表示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另查：昌君华提琴厂于2001年3月9日成立，昌君华提琴厂股东为孙学昌和扣志军，该二人出资额占比为各50%；2017年9月25日，经股东及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同意选举范馨为执行董事并聘任其为公司经理；2019年8月15日，经股东及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同意注销昌君华提琴厂，扣志军及孙学昌在股东及职工代表大会决议书中签名。一审法院认为：1.劳动关系存续期间问题；关于入职时间，范馨、孙学昌及扣志军主张赵开彬于2002年1月1日入职，但未就昌君华提琴厂为赵开彬缴纳2001年10月及11月期间养老保险的事实作出合理解释，一审法院对上述主张不予支持；同时，范馨、孙学昌及扣志军认可赵开彬提交的两份工作就业证明中公章的真实性，一审法院对该两份工作就业证明予以采信；根据工作就业证明记载，赵开彬自1997年2月起为昌君华提琴厂提供劳动，又因昌君华提琴厂于2001年3月9日成立，故赵开彬主张其于1997年2月12日入职，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赵开彬于2001年3月9日入职昌君华提琴厂；关于离职时间，范馨、孙学昌及扣志军均认可赵开彬实际出勤至2019年7月22日，现赵开彬主张其于2019年7月22日离职，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赵开彬与注销前的昌君华提琴厂自2001年3月9日至2019年7月22日存在劳动关系；关于工资标准，范馨、孙学昌及扣志军未提交赵开彬申请仲裁前二年工资支付记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经一审法院核算赵开彬银行交易明细实发工资数额，赵开彬主张月工资为7000元，未超过法定标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2.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问题；赵开彬与范馨、孙学昌及扣志军均认可昌君华提琴厂自2019年7月起从北京市搬迁至河北省的事实，属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情形，综合双方当事人庭审陈述，一审法院能够认定双方就变更工作地点经协商未达成一致意见，导致双方劳动关系无法继续履行，故赵开彬要求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一审法院予以支持；3.关于加班工资的问题；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赵开彬提交的工作记录不足以证明其存在周六及法定节假日加班事实，故其要求2001年7月3日至2017年7月3日期间存在周六加班工资及2007年6月3日至2017年7月3日期间存在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4.关于工资差额的问题；赵开彬未举证证明扣志军承诺为其增加工资的事实，故其要求2007年6月10日至2017年7月10日期间工资差额，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5.孙学昌、扣志军为昌君华提琴厂股东及出资人，现昌君华提琴厂已注销，二人应就该厂的债务承担相应责任，范馨并非昌君华提琴厂股东及出资人，故无需承担相应责任。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于2019年12月24日判决：一、孙学昌、扣志军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赵开彬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29500元；二、驳回赵开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一审法院审理本案，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在案证据，所作认定及判决结果，并无不当；赵开彬虽主张其自1997年2月12日起为孙学昌、扣志军工作，工作期间存在周末、节假日加班的情况，范鑫、孙学昌、扣志军同意其工资每年月递增500元，但均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亦无不当；孙学昌、扣志军上诉主张其二人已将昌君华提琴厂转卖给范鑫，不应承担法律责任，而一审法院已查明范鑫于2017年9月25日经股东及职工代表大会决议被选聘为昌君华提琴厂的执行董事及经理，孙学昌及扣志军作为昌君华提琴厂股东均在2019年8月15日关于注销昌君华提琴厂的股东及职工代表大会决议书中签字确认，故孙学昌、扣志军应向赵开彬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综上，一审判决正确，本院应予维持；赵开彬及孙学昌、扣志军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所提上诉请求均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赵开彬负担（已交纳），另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孙学昌、扣志军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耿燕军审 判 员 张玉贤审 判 员 刘 洁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李长亮书 记 员 薛 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