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31民终1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召贵，男，1971年10月3ａ出生，土家族，住永顺县，公民身份号码433127197110034034。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召明，男，1964年8月18日出生，土家族，住永顺县，公民身份号码433127196408184030。系被告曾召贵哥哥。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玉，女，1960年10月11日出生，土家族，住永顺县，公民身份号码433127196010114024。系曾召明妻子。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道顺，永顺县新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元玉，女，1945年5月23日出生，土家族，住永顺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向元春，女，1975年12月5日出生，土家族，住址同上，系原告唐元玉女儿。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光宏，湖南知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曾召贵、曾召明与被上诉人唐元玉、向元春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永顺县人民法院(2019)湘3127民初21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询问、阅卷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曾召贵、曾召明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同时驳回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返还永顺县芙蓉镇新城社区曾家后关2.9327亩被征收土地安置补偿款各种的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没有弄清本案的客观实情，认定事实错误。ｌ、争议地是1994年上诉人曾召贵用500元与向仍贵有偿流转而来，且管理耕种二十多年，有当时村干部在场，证人有曾召龙、王某，陈兴明、向冬菊及永顺县法院（2018）湘3127民初1902号民事裁定书均可证明。这种有偿转让向元春也是认可的，在村委会调解笔录上有记载，一审采信证据方面存在严重错误。2、争议地有偿转让后，依据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管理办法》第35条之规定，被上诉人与村委会的土地承包关系自行终止，被上诉人的承包经营权部分或全部灭失；被上诉人的《山林权证》仅是承包经营权的凭证，而不是所有权的凭据。所以根据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管理办法》第18条之规定结合当时村主任曾召龙亲自参与双方转让之事，充分说明双方的转让当时村委会是同意的。到如今村委会也没有不同意的意见，所以被上诉人的《山林权证》到本争议地内不能作为有效凭据使用。二、征收土地2.9327亩不是当年流转地的全部，而是包括曾召贵、曾召明自家承包的大部地。一审将征收土地2.9327亩全部认定为被上诉人家当年转让的范围，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曾召贵、曾召明之父曾广富当年承包的地与向仍贵承包地相邻是客观事实。现具体界线和转让面积是多少，双方当事人有争议，事实上就是权属争议。土地权属争议不由人民法院处理，而是人民政府处理的事，而一审法院在双方界线不清、面积无法确定的情况下，武断认为2.9327亩均为当年转让地，不仅依据不足，且超越了审判权限和业务范围，损害了上诉人合法利益，理应撤销。被上诉人唐元玉、向元春答辩称，一、争议地“曾家后头”的承包经营权人系答辩人，答辩人从未认可转让给被答辩人。1981年责任制下户时，永顺县即地名为“曾家后头”的用材山林发包给答辩人家庭承包，登记在答辩人唐元玉、答辩人向元春父亲向仍贵（已故）名下，并发放了山林权证。该山林权证能证实答辩人系争议地的承包经营权人，被答辩人提交的上诉状第2页顺数第二行也承认该证系承包经营权的凭证。答辩人作为争议地的承包经营权人，有权获得本案的土地征收补偿款。被答辩入主张争议地1994年己转让给其，除了提供证人证言外，无其它证据相互佐证，根据《民事诉讼法》第72条，73条的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除非经过法院许可，才可以通过书面证言的方式作证。被答辩人提交的证言，因证人未到庭接受质询，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被答辩人提供的证人均与其存在利益关系，其证言均不客观，不真实，显然，被答辩人仅凭该组证言，是不能证明1994年争议地己转让给其的事实。此外，答辩人无论是在庭外还是庭审中，都从来就没有认可争议地“曾家后头”转让给被答辩人。二、被答辩人以村委会未发表意见，推定村委会同意争议地转让，该推定毫无事实依据，更无法律依据。首先，本案的争议地不存在转让情形，答辩人持有的《山林权证》从没有注销过，村委会也没有出具证据证明参与争议地转让之事，更没有同意争议地转让。其次，被答辩人主张争议地己转让，但没有提供转让合同以及答辩人收到土地转让款出具收据的证据，用来证明双方存在转让关系。因此，被答辩人在上诉状提到的村委会同意转让，毫无事实根据。被答辩人认为《山林权证》不能作为本争议地有效凭据使用的上诉理由极为荒唐，不能成立。三、争议地2.9327亩不包括被答辩人的承包地，根据征地红线图，能够证实2.9327亩是单独的一块，不是两块土地合并而成。一审认定2.9327亩系答辩人承包地的范围，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答辩人家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与答辩人家相邻的一小宗土地0.3498亩，己单列出来由曾召明领取全部补偿款，所以，被答辩人的相邻地块，并不包括在诉争的“曾家后头”土地中，本次征收的2.9327亩土地属答辩人承包山林，并非不包括曾广户的土地。被答辩人上诉称该2.9327亩土地包括其承包的大部分土地的理由不能成立。四、本案系不当得利返还纠纷，没有涉及土地的所有权权属争议，不属于复议前置，无需政府先行处理。本案争议地的权属非常清楚，属于法院直接受理的范围。五、本案的争议地不是“转让地”，被答辩人提交的上诉状中多处使用“转让地”毫无事实依据，系不尊重事实的表现。被上诉人唐元玉、向元春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曾召明在地名“曾家后头”2.9327亩园地征收安置土地补偿款131403元归原告所有。被告承担连带返还131403元土地安置补偿款，并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原、被告系同组村民。责任制到户时，二原告以向仍贵（唐元玉丈夫、向元春父亲）为户主分得土地，二被告以曾广户（二被告父亲）为户主分得土地。该两户在“曾家后头”各分得了一块相邻的山林，向仍贵的《山林权证》四至范围对其分得的“曾家后头”山林南与曾广户接界，但未记载面积。1994年后，曾召贵将“曾家后头”山林开垦种植了柑橘树，2002年曾召贵将该柑橘园与曾召明进行了互换。2015年向仍贵去世。2017年修建张吉怀铁路，曾召明管理的柑橘园（与曾召贵互换而来）被征收，征地面积2.9327亩，土地及附着物补偿款共254343元由曾召明妻子黄文玉领取。向元春认为其对该征收地享有承包经营权，主张享有土地征收安置补偿款而发生纠纷。2018年4月23日经社区协调（向元春、曾召贵、曾召明妻子黄文玉参加），达成由向元春拿异议地补偿款的三分之二，曾召贵拿三分之一的协议，向元春、曾召贵在协议上签了字，黄文玉未签字。该协议未履行，经社区于2018年7月11日调解（向元春、曾召贵参加）不成，二原告于2018年7月18日向该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曾召明领取的“曾家后头”2.9327亩被征收土地安置补偿款131403元归二原告所有，并要求二被告承担连带返还责任。该院以除二原告外，还有其他五位共有人，仅二原告起诉，原告主体不适格，剥夺了其他五位共有人的诉权，且二原告主张曾召贵系借种自己土地而非转让，但二原告所举证据不足以证实自己的主张，要求被告返还土地安置补偿款缺乏证据和法律依据为由，于2018年10月9日以(2018)湘3127民初1902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二原告的起诉。2018年11月27日，唐元玉的子女向辉、向花、向清、向利、向如玉出具了放弃诉讼权利声明书，后二原告便重新起诉。一审法院认为，二原告在其他五位共有人放弃诉讼权利后提起诉讼，主体资格合法。本案争议的“曾家后头”2.9327亩果园地被征收，共补偿土地及青苗费254343元，其中土地补偿款131403元、柑橘补偿款122940元，上述款项均已由曾召明妻子黄文玉领取。因本案争议地多年来一直由曾召明耕种管理，故原被告双方对柑橘补偿款的122940元并无争议，现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已由曾召明妻子黄文玉领取土地补偿款131403元，被告曾召贵、曾召明是否对原告方形成不当得利。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方主张争议地的承包经营权归属原告方，自1994年之后只是给被告曾召贵借种，进而该土地补偿款应归原告方所有，并拿出永顺县人民政府第一轮土地承包时颁发的《山林权证》予以佐证，该《山林权证》中登记的“曾家后头用材林”即为本案的争议地。二被告辩称争议地系被告曾召贵与原告父亲购买所得，之后再采取互换方式流转给被告曾召明，二被告的抗辩意见有本村村民的证言予以佐证，根据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认定原则，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本案《山林权证》系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用以证明林地权属的有效法律凭证，其证明力大于证人证言，故本案争议地的权利人应为权证所登记的向仍贵。同时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承包方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补偿”及“林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的规定，故争议地的承包人向仍贵死亡，原告唐元玉、向元春有权获得该争议地的土地补偿款。现曾召明依据多年的实际耕种行为，一并领取了该争议地的土地补偿款及柑橘补偿款，其中土地补偿款便属于没有法律依据所获得利益，对原告方形成不当得利，应予以返还。但根据庭审查明，争议地系按熟地即果园地的补偿标准予以征收，而争议林地里的松柏树砍伐完后如无人耕种只能按荒山标准征收，确因被告的耕种行为在事实上提升该林地的征收价值，根据公平责任原则，被告亦应享有该增值部分价款，而原告获得的土地补偿款应参照湖南省征收空闲地、荒山、荒地、荒滩、荒沟和未利用地平均每亩补偿2.1万元的标准计算为2.9327亩×2.1万元=61586.7元，即曾召明对61586.7元土地补偿款承担不当得利的返还义务。被告曾召贵并未领取争议地的任何补偿款项，且早在2002年便与曾召明对各自管理的土地进行互换，故曾召贵已与争议地无直接利害关系，对原告亦不构成不当得利，故曾召贵在本案中无须承担对原告退付不当得利的义务。据此，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曾召明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给原告唐元玉、向元春退付土地安置补偿款61586.7元。二、驳回原告唐元玉、向元春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28元，由被告曾召明负担1551元，由原告唐元玉、向元春负担1377元。二审期间，上诉人曾召贵、曾召明向本院提交证据：《联名证明书》，拟证明争议地是曾召贵与向仍贵转让的一部分，加上自家的一部分，才组成2.9327亩的事实，争议地不是向仍贵全部转让的事实。被上诉人质证认为：1、该份证据不是新证据，没有在举证期限内完成举证责任；2、《联名证明书》的形式不合法，签字的人是否真实存在，是否存在利害关系都没有表示，这种表述是不合法的，村委会盖章是否真假不得而知，没有经手人签字。3、联名证明书和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的证据相互矛盾。4、通过法院审理，曾召明、曾召贵没有分的土地。由此可见，该份证据不真实、不客观。本院认为，该《联名证明书》的形式不合法，签字的人没有出庭作证，不能核实其真实性，不能证明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认定的案件事实一致，本院对原判认定的案件事实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已由曾召明妻子黄文玉领取土地补偿款131403元，曾召贵、曾召明是否对唐元玉、向元春形成不当得利。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唐元玉、向元春主张争议地的承包经营权归属唐元玉、向元春承包经营，自1994年之后只是给上诉人曾召贵借种，进而该土地补偿款应归唐元玉、向元春所有，并提交了永顺县人民政府第一轮土地承包时颁发的《山林权证》予以佐证，该《山林权证》中登记的“曾家后头用材林”，故本案的争议地属于唐元玉、向元春承包经营。曾召贵、曾召明辩称争议地系曾召贵与向元春父亲购买所得，之后再采取互换方式流转给曾召明，但是没有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故曾召贵、曾召明辩称不能成立。唐元玉、向元春依据《山林权证》有权获得该争议地的土地补偿款。现曾召明依据多年的实际耕种行为，一并领取了该争议地的土地补偿款及柑橘补偿款，其中土地补偿款属于没有法律依据所获得利益，构成不当得利，应予以返还。一审法院考虑曾召贵、曾召明的耕种行为在事实上提升该林地的征收价值，根据公平责任原则，亦应享有该增值部分价款，判决唐元玉、向元春获得的土地补偿款应参照湖南省征收空闲地、荒山、荒地、荒滩、荒沟和未利用地平均每亩补偿2.1万元的标准计算为2.9327亩×2.1万元=61586.7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曾召贵、曾召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提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28元，由上诉人曾召贵、曾召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光福审判员  余 霞审判员  曾浩恒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法官助理张安成书记员闵敏附：适用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