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16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畅，男，1985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超杰(刘畅之妻)，女，1990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国华，男，1978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上诉人刘畅因与被上诉人刘国华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4民初118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刘国华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刘国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刘国华在北京都通速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都通公司）根本就无实际的股权，工商登记中刘国华并非都通公司的股东，亦未对都通公司进行实际出资。刘畅所得股权应当以工商登记的为准。刘畅是依法在原都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国文占100%股权的情况下，从张国文处受让的都通公司的全部股权。刘畅与刘国华之间并无实际的股权转让。一审法院没有保护合法工商登记的股权，依据《公司法》的规定，也应当以公司登记为准，其他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刘畅没有参与，对此也不知情。刘国华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刘畅的上诉请求。刘国华有给公司投资的转账记录和证人证言，也参与经营，双方也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刘国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畅支付刘国华转让款232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232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8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诉讼费由刘畅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8月22日，都通公司经核准注册成立，股东登记为方亚明。2014年7月7日，都通公司股东由方亚明变更登记为张国文。2016年8月18日，张国文、项伟东作为转让方，赵庆南作为受让方签订了《公司股份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转让方将其在都通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给受让方；股份价值经双方协商价格为230万元，其中包含在签署本合同之时，该公司所收取的各业务分点押金；转让方为法人张国文和股东项伟东组成，其中法人张国文股份价值为60万元，股东项伟东价值为公司总价值扣除法人张国文股份价值、扣除所收取各分店押金、扣除经双方确认公司与业务第三方及业务各分点、员工债权债务价值；受让方在本协议签订时向转让方法人张国文支付20万元，剩余40万元以欠条形式支付；受让方向股东项伟东支付60万元，剩余款项在扣除公司所收取的各业务分点押金后，且经双方确认公司与业务第三方及各业务分点、员工债权债务结清之日共120日内支付完毕；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均需向守约方支付总合同价款20%的违约金。双方另约定有其他内容。同日，张国文、项伟东作为转让方，赵庆南作为受让方另签订了《公司股份转让协议补充项》。该补充协议约定：都通公司于2016年8月18日交付经营，系统交接时间为2016年8月18日零点零分；系统交接前所产生的所有费用由项伟东负责，系统交接后产生的费用由受让方负责；转让方和受让方前期付款按本合同执行后期欠张国文40万元，签订日起四个月内即2016年12月7日最少完成20万元付款，余款最多不超过协议签订日六个月内付清；后期欠项伟东余款在合同签订日四个月付清（现协商因转让方要求同进度，项伟东同意余款中10万元同步在六个月内付清）；系统中转让前所产生的补贴进账，转让方项伟东可以在当日或次日提取；转让方项伟东负责都通公司过户所产生的费用，转让方张国文负责协助过户及提供必要材料；北京总公司颁发昌平城区的经营许可证书（即转让手续）所产生的费用由受让方自行解决，受让方从转让费中扣除6万元作为手续费。上述协议签订后，赵庆南向张国文、项伟东支付了款项。2016年8月18日，刘长兴、赵庆南、李晓凤和蔡荣川签订了《都通公司股东协议书》。该协议载明：都通公司股东为刘长兴、赵庆南、李晓凤和蔡荣川；都通公司注册资金为100万元，其中刘长兴出资40万元、占公司实缴资金30%的份额，赵庆南出资40万元、占公司实缴资金30%的份额，李晓凤出资40万元、占公司实缴资金30%的份额，蔡荣川出资0万元、占公司实缴资金10%的份额；公司设监事由刘长兴、赵庆南、蔡荣川、李晓凤担任，公司设总经理一人由蔡荣川担任；纯利润按股东现在实际出资比例进行分红。该协议另约定有其他内容。刘国华于庭审中表示：刘长兴的股份实际上是其与王小骞各占一半；蔡荣川并未实际出资，后其已经撤出，其持有的10%股份平均分给了刘长兴（王小骞）、赵庆南和李晓凤。王小骞出庭作证时亦称蔡荣川不享有都通公司股权。蔡荣川于2019年11月30日出具书面证明一份，表示其本人从未持有都通公司股权，亦未参与过都通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2016年12月31日，李晓凤作为转让方（甲方）、赵庆南作为受让方（乙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该合同约定：甲方占公司30%的股权，根据股权协议书规定，甲方投资53万元。现甲方将其占公司30%的股权以60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当天内将款项一次性付清甲方；甲方保证对其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拥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协议生效后，乙方按股份比例分享公司的例如分担风险及亏损（含转让前该股份应享有和分担的公司债权债务）。朱坤、刘长兴、王小骞作为见证人亦在该合同上签名。2016年12月31日，赵庆南作为甲方（转让方）、刘畅作为乙方（受让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甲方为都通公司股东，持有都通公司66%的股权；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都通公司的34%股权转让给乙方；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为60万元，乙方应在协议生效之日起一次性付清；甲方应在乙方支付款项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协助配合公司、乙方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完毕股权转让手续；本协议项下的股权交割日为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完毕之日。该协议另约定有其他内容。2017年1月2日，赵庆南作为转让方（甲方），王明亮作为受让方（乙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该合同约定：甲方占有都通公司33.3%的股权，根据原合同规定，甲方应投资48万；现甲方将其占公司16.6%的股权以27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应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天内一次性付清股权转让款；合同生效后，乙方按股份比例分享公司的利润和分担风险及亏损（含转让前该股份应享有和分担的公司债权债务）。2017年1月11日，刘畅作为甲方，王小骞作为乙方签订了《都通公司股东协议书》。该协议载明：都通公司股东为刘畅、王小骞，双方同意平均分割都通公司股份及所辖区域等。王小骞于庭审中出庭作证称：都通公司的股权通过现金交易进行流转，并不会随之及时变更工商登记信息；王小骞、刘长兴从赵庆南处受让了都通公司的股权后，王小骞与刘畅签订《都通公司股东协议书》是当时股东们协商决定由刘畅和王小骞显名，其余股东隐名。2017年1月18日，都通公司盖章确认了《圆通速递出资》一份，内容为：刘畅出资71万、赵庆南出资35.5万，占50%股份；刘长兴出资35.5万、刘国华出资35.5万、王谦（王小骞）出资35.5万，占50%股份。2017年2月12日，因刘国华人在外地，王明亮代刘国华与王小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王小骞将其持有的都通公司的15%股权转让给刘国华。后刘国华向王小骞支付了股权转让款。王小骞出庭作证时称：王小骞按比例应享有16%左右的股权，但签协议时较为随意，就写了15%；王小骞退出后，都通公司由刘畅、刘长兴、赵庆南、王明亮、刘国华掌管。2017年2月13日，刘长兴、赵庆南、王明亮、刘国华签字确认了名为《昌平城区历程及遗留问题》的书面材料一份。该材料载明：2016年8月17日张国文、项伟东与赵庆南签订了《公司股份转让协议》（法人未过户，其中赵庆南代表刘长兴、李晓凤），至此赵庆南占33.33%、李晓凤占33.33%、刘长兴占33.33%（刘长兴和王骞各占16.67%）；2016年12月31日，赵庆南代刘畅购买李晓凤股权33.33%；2017年1月2日，王明亮购买赵庆南16.67%股份；2017年2月13日，刘国华购买王小骞16.67%股份；至2017年2月13日，都通公司股权构成为刘畅占33.33%股份、赵庆南占16.67%股份、刘长兴占16.67%股份、王明亮占16.67%股份、刘国华占16.67%股份；自2017年3月份开始因股东经营理念不同，股东之间多次协商拆分未果（刘畅不同意）；2017年4-5月刘畅私自与张国文过户法人，除刘畅外其他股东皆不知情不在场；随后刘畅与其他股东协商独立经营收购其他股东股份，但一直未执行，收购协议未签，并不允许其他股东参与经营，至此都通公司陷入僵局。2017年5月10日，都通公司股东由张国文变更登记为刘畅，当前都通公司在工商登记信息中显示为刘畅为投资人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刘畅于本案庭审中表示其仅通过与张国文交涉从张国文处受让了全部股权，双方并未签订书面的转让合同，也没有明确股权的转让费用，因为都通公司经营不善刘畅已经投资了300万元，张国文就把公司直接转给了刘畅。但在都通公司的工商档案中显示，张国文与刘畅于2017年5月10日签订《转让协议》，载明张国文同意将都通公司中的股权100万元转让给刘畅。2017年8月1日，王明亮、刘长兴、刘国华与刘畅就公司经营和股权事宜进行了沟通。期间，王明亮表示：“咱们这事这么长时间，你到底怎么计划的呢。反正不能总让我们等着……你既然把我们收了，我们在这算什么呢……”刘畅反问：“我怎么就把你们收了……”王明亮答：“现在这法人都是你自己的了，不就相当于把我们收了么？又没我们的名，我们不出钱，不干了……现在法人都是你自己的了，我们这股份都在你身上了……你过法人的时候我还给你出了一部分钱……”刘畅答复：“是，我知道，不管你出不出钱，我肯定是要给你们的，必须给的。因为你们毕竟出钱了对吧，我从来没有否认过你们，对吧……”王明亮多次向刘畅表示都通公司里有其投资和股份，但现在都通公司都登记在刘畅名下了，希望刘畅退款。刘畅回应：“我没有不承认你们……你想抽资，得在公司盈利的情况下、我有钱的情况下，不能说我现在苦苦支撑，我都没钱了，你非得说让我给你钱……”王明亮表示不愿意继续经营都通公司，刘畅答复：“这是您说的，但您还是公司股东……现在就两条路，一种是公司全卖，该给多少钱给多少钱，大家一分完事，第二就是闯过去，闯过去后我会给你们钱的，我不会不承认你们的……”2017年11月7日，刘国华作为转让方、刘畅作为受让方签订了《股权转让书》。双方约定：刘国华自愿将其持有的都通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刘畅。转让金额为30万元，转让股份为16%，转让费于100日内结清一半，180日内结清。2017年2月19日，刘国华向都通公司转账支付了3万元。2017年2月21日，刘国华向都通公司转账支付了1万元。2017年2月24日，刘国华向都通公司转账支付了3万元。2017年3月2日，刘国华向刘畅名下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了4万元。2017年3月5日，刘国华向刘畅转账支付了1万元。2017年3月16日，刘国华向刘畅转账支付了2万元。2017年3月20日，刘国华向刘畅支付了5万元。2017年3月26日，刘国华向都通公司转账支付了1万元。刘国华表示以上均为其对都通公司的投资，其对都通公司进行了实际管理。刘国华表示刘畅共计向其支付了68000元股权转让款。刘畅对此不予认可，表示其向刘国华的所有付款均为代表公司出借给刘国华的借款。刘畅向刘国华付款的具体情况及双方意见如下表：日期付款方式金额刘国华主张刘畅主张凭证2017.11.10刘畅银行账户转账2万元股权转让款公司借款转账记录以及刘国华签字确认向公司借款2万元的费用报销单2017.12.31现金3000元股权转让款公司借款刘国华签字确认向公司借款3000元的领款凭证（领款用途登记为“支款”）2018.1.19刘畅银行账户转账1万元股权转让款公司借款转账记录以及刘国华签字确认向公司借款1万元的领款凭证（领款用途登记为“借款”）2018.2.10现金5000元股权转让款公司借款刘国华签字确认向公司借款5000元的领款凭证（领款用途登记为“借款”）2018.3.6刘畅银行账户转账1万元股权转让款公司借款刘国华签字确认向公司借款1万元的领款凭证（领款用途登记为“借款”）2018.3.13刘畅银行账户转账1万元股权转让款公司借款刘国华签字确认向公司借款1万元的领款凭证（领款用途登记为“借款”）2018.3.25刘畅银行账户转账1万元股权转让款公司借款刘国华签字确认向公司借款1万元的领款凭证（领款用途登记为“借款”）另查，在（2018）京0114民初12557号原告赵庆南起诉被告张国文、项伟东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刘国华、王明亮、刘畅及都通公司均作为第三人参加了诉讼。该案审理过程中，张国文陈述有以下内容：张国文已经按照2016年8月18日签订的《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履行了全部义务，至今陆续收到赵庆南及其合作伙伴支付的转让款48万元；协议签订第二天，张国文就向赵庆南交付了变更法人需要的身份证、公司公章、公司财务章以及机构代码证，并且公司全部财产也已于第二天交付给赵庆南管理；张国文通过赵庆南认识的刘畅，刘畅于2016年年底才进入都通公司管理，后张国文是在赵庆南的要求下将法人变更为刘畅，但工商登记变更后刘畅甩开赵庆南独自经营，赵庆南向刘畅主张权利不能反而向张国文主张。都通公司、刘畅对此解释称，刘畅从张国文处受让的股权，为此支付过对价100万元，但张国文不予认可。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至此，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因刘国华在本案中主张逾期付款利息的计息标准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经本院释明后，刘国华同意将2019年8月20日起的计息标准相应调整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审法院认为，刘国华要求刘畅支付股权转让款，刘畅辩称刘国华并不享有都通公司股权，可见双方最大的争议焦点实为刘国华是否享有可以转让的都通公司股权。都通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都通公司的唯一股东于2017年5月10日由张国文变更为刘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中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可见，公司登记机关对公司股东的登记并无创设股东资格的效力，本质上属于证权性、宣示性登记，仅是发生不得对抗第三人的效果，不具有确认股东资格的决定性的法律效力。在股权转让的情况下，只要股权转让行为是有效的，在双方之间即发生股权转让的法律效果，受让方获得股东资格，而并非以登记作为股权转让的生效要件。因此，本案中不应以工商登记的变更来判断刘国华是否具有股东资格，而应在查明都通公司真实股权架构的基础上来认定刘国华是否为都通公司的股东。根据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都通公司的股东自方亚明变更登记为张国文后，都通公司的实际股东为张国文、项伟东二人。该二人与赵庆南签订《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将都通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了赵庆南并取得了转让款，赵庆南成为都通公司的股东。但根据2016年8月18日签订的《都通公司股东协议书》，都通公司的股权确认为刘长兴占30％（实际刘长兴占15％、王小骞占15％）、赵庆南占30％、李晓凤占30％、蔡荣川占10％。蔡荣川享有的该10％的股权，在后续股权转让合同中未再显示，刘国华解释称蔡荣川已经撤出且其持有的10％股份按持股比例分给了其他股东，而蔡荣川本人亦认可其并未实际享有该部分股权，再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一审法院确认此时实际股权分配为刘长兴占1／3（实际刘长兴占1／6、王小骞占1／6）、赵庆南占1／3、李晓凤占1／3。后李晓凤与赵庆南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又将其占有的30％股权（实际为1／3）转让给赵庆南，至此都通公司的股权分配应为刘长兴占1／6、王小骞占1／6、赵庆南占2／3。后王小骞与刘国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王小骞享有的都通公司15％（实际为1／6）的股权转让给刘国华。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结合都通公司盖章确认的《圆通速递出资》以及刘长兴、赵庆南、王明亮、刘国华签字确认的《昌平城区历程及遗留问题》的内容和王小骞的证言，一审法院确认上述股权转让合同均为合法有效，刘国华从王小骞处受让了都通公司股权。刘畅辩称其系从张国文处直接取得100％股权。虽然都通公司的工商档案中备案有张国文与刘畅签订的《转让协议》，但此备案行为系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的要求，不能仅凭此认定该份《转让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应结合所有证据加以判断。一审法院对刘畅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理由包括：1.张国文对刘畅的该项主张不予认可，其明确陈述其与项伟东履行的是与赵庆南签订的《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办理变更工商登记手续系应赵庆南的授意，而非基于其与刘畅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关系；2.刘畅在（2018）京0114民初12557号案件中称其向张国文支付了《转让协议》中约定的100万元股权转让款，但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而在本案中刘畅却称因其曾向都通公司注资300多万元张国文直接将所有股权转让，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合同也未明确股权的转让费用；3.刘畅于2016年、2017年间一直在都通公司参与经营管理，其于2016年12月31日与赵庆南签订过《股权转让协议》，于2017年1月11日与王小骞签订过《都通公司股东协议书》，再结合刘畅在录音中的陈述及本案其他证据，可知刘畅应系明知都通公司的股权已非张国文实际持有及后续经过了流转，并且认可刘国华的股东身份。综上可见，张国文与刘畅签订的《转让协议》应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而系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所签，并未实际履行。刘畅称其系从张国文处直接受让都通公司全部股权并以此否定刘国华的股东身份缺乏事实依据和证据支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确认刘国华享有都通公司股权。刘国华与刘畅签订的《股权转让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刘畅应当向刘国华支付股权转让款。刘畅称该协议系受刘国华欺骗、胁迫才签订的，但并无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情况，刘国华主张为股权转让款、刘畅主张为都通公司借款的款项，因均有刘国华签字确认的都通公司的借款凭证予以佐证，故一审法院无法认定该部分系股权转让款性质，只能判定刘畅尚未向刘国华支付过股权转让款。在此情形下，刘国华在本案中要求刘畅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23200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刘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刘国华支付股权转让款232000元；二、刘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刘国华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232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8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以232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虽然都通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刘畅系从张国文处受让取得股份，但在案的多份股权转让协议等证据能够证明，都通公司在实际经营过程中，股东经过多次变更。刘畅与赵庆南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与王小骞签订的《都通公司股东协议书》、与刘国华签订的《股权转让书》，以及录音证据中刘畅的意思表示等证据，能够证明刘畅并非如工商登记档案中《转让协议》所记载的系从张国文处直接取得都通公司100%的股权，亦能够证明刘国华确系都通公司的原股东，其向刘畅转让了所持股份。据此，一审法院根据都通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以及股权的实际流转情况，认定刘国华与刘畅签订的《股权转让书》合法有效，并判决刘畅向刘国华支付股权转让款，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刘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80元，由刘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利审 判 员  黄占山审 判 员  甄洁莹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法官助理  郭 帅书 记 员  刘奕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