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7民终37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陶某，女，1977年8月28日生，汉族，汉族，江苏银行连云支行职员，户籍所在地连云港市连云区，现住连云港市连云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管泽祥，男，2014年10月16日生，汉族，幼儿，住址同上。法定代理人:陶某（系管泽祥母亲），自然情况同上诉人陶某。上诉人（原审被告）：管熙祥，男，2014年10月16日生，汉族，幼儿，住址同上。法定代理人:陶某（系管熙祥母亲），自然情况同上诉人陶某。上诉人（原审被告）：管鸿祥，男，2014年10月16日生，幼儿，住址同上。法定代理人:陶某（系管鸿祥母亲），自然情况同上诉人陶某。上诉人（原审被告）：管济善，男，1944年8月16日生，汉族，无业，住连云港市赣榆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从娥，女，1947年7月14日生，汉族，无业，住连云港市赣榆区。以上六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纪连军，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以上六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倪善发，江苏顺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冬青，女，1968年2月28日生，汉族，连云港市新大陆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住北京市宣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付长洋，江苏苍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宫超，江苏苍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陶某、管泽祥、管熙祥、管鸿祥、管济善、刘从娥因与被上诉人黄冬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人民法院（2018）苏0703民初16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4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陶某、管泽祥、管熙祥、管鸿祥、管济善、刘从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纪连军、倪善发，被上诉人黄冬青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付长洋、宫超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陶某、管泽祥、管熙祥、管鸿祥、管济善、刘从娥共同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一审法院审理事实不清。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举证的借条就认定借款事实的存在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据《江苏省高院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意见》第二点第一条规定黄冬青基于借贷关系主张返还借款的，应当对借贷合意和款项交付等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黄冬青举证的借条内容仅仅是“今借黄冬青50万元整”。即使该借条是真实的，也是被上诉人与管某仁达成的借贷合意，是否借到尚需被上诉人黄冬青进行举证，被上诉人黄冬青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举证款项交付的证据。上诉人作为管某仁的家属，对被上诉人所说的该笔借款毫不知情，因此，被上诉人有义务就款项来源，款项交付、款项用途向法庭及上诉人进行解释和说明，而被上诉人在一审法院对整个借贷行为的解释不符合交易习惯，不能证明其借款事实的存在，借款合同作为实践性合同，款项交付是合同生效的条件，作为如此巨额的数额，被上诉人辩称是以现金方式交付，显然不符合交易习惯，其诉求不应得到法律支持。一审法院以李某投资或控股的公司，注册资本高，从而认定其有出借借款的能力没有事实依据。注册资本的高低并不能证明公司经营的好坏，更不能证明股东的资金状况，故一审法院以此认定被上诉人黄冬青有较好的经济实力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上诉人并不是合同的相对方，被上诉人与管某仁是否有借款行为，在管某仁死亡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居然让上诉人证明借条的真假与否是符合审判实践的，目前其仅举证借条不足以达到其证明目的，一审法院错误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没有法律依据。依据《江苏省高院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意见》第二点第（四）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对于案件事实存在重大争议的，应当要求借贷双方当事人本人、经办人到庭，说明借款的原因，款项交付的时间、地点、款项来源、用途等具体事实和经过，并接受对方当事人的质询和法庭的询问，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本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履行说明义务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而一审庭审过程中，在双方分歧如此巨大的情况下，上诉人的代理人强烈要求被上诉人本人到庭说明情况，一审法院均没有采纳，严重违反法律规定。被上诉人黄冬青答辩认为：一、就涉案借款的合意及款项交付，答辩人已完成举证责任。首先，答辩人作为一审原告，在庭审中就其与管某仁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举证了借条一张，该借条载明“今借黄冬青现金伍拾万元整”，借条明确载明了“现金”形式交付借款。故，该借条既可以表明双方具有借贷合意同时也可以证明款项以现金方式已交付。其次，借款人管某仁生前为农业银行工作人员，是从事金融行业的专业人士。其对于出具现金借条的法律后果是明知的，如管某仁没有收到50万元现金，以其专业敏感性是断然不会出具50万元的现金借条的，故该借条是借款已经交付的证明。二、答辩人具备50万元现金的支付能力。答辩人及丈夫李某经商多年，李某在北京有经营多家企业，答辩人本人在连云港开发房地产均能显示其具备较强的经济能力，结合答辩人与管某仁之间属于战友兼公司同事关系，进而答辩人以现金形式向管某仁出借50万现金符合常理，同时与本案的书证相印证，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上诉人上诉缺乏事实依据；三、上诉人应当承担不能举证的法律后果。在一审中答辩就自身主张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上诉人对借条真实性提出异议，那么上诉人就该主张应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然而，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虽提出对借条进行鉴定，但随后又撤回对借条笔迹的鉴定申请，其在举证不能的情况理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对借条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符合法律规定。在一审审理中，黄冬青诉请：1、请求判令六被告向原告返还50000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贷款之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黄冬青与管某仁系战友及朋友关系，2010年4月，管某仁打电话给黄冬青向其借款500000元用于家庭生活及资金周转。同年5月7日，黄冬青到达连云港将现金人民币500000元交付给管某仁，管某仁同时向黄冬青出具了借条一张。双方虽未在借条中明确约定利息，但管某仁承诺条件宽裕将给予一定的利息。2016年12月24日管某仁因车祸逝世，但上述借款未予偿还。该借款系发生于陶某与管某仁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用于家庭生活，陶某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他被告作为管某仁的法定继承人应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对黄冬青承担还款责任。陶某、管泽祥、管熙祥、管鸿祥、管济善、刘从娥答辩认为：第一、债权的设定既可根据当事人的约定也可根据法律的规定。合同之债和因继承所生的法定之债虽同属债发生的根据，但性质不同。所以黄冬青还应对借贷合同的真实性及本案借条是不是管某仁所书写，继续举证加以证明。作为继承人及财产共有人，陶某、管泽祥、管熙祥、管鸿祥、管济善、刘从娥从未向黄冬青借过款项也未听说有此事，且陶某有合法稳定的工作，在借款发生之时家庭生活无需向外举债，也无需资金周转；第二、黄冬青本人按法律规定应到庭说明涉及本案的相关情况，特别是管某仁借款原因等；第三、假设黄冬青提供的借据确实是管某仁所书，但黄冬青还有义务证明实际交付，对其所交付的确系现金，应提供现金来源及有现金交易习惯，基于假设借条是真实的，除陶某以外的其他五名被告均缺乏劳动能力，且生活来源有限，特别是三名未成年被告为三胞胎兄弟，仍年幼，即使黄冬青所述事实成立也应为其保留适当的遗产份额。经审理查明：2010年5月7日，陶某、管泽祥、管熙祥、管鸿祥、管济善、刘从娥亲属管某仁向黄冬青借款并出具借条，借条载明：“今借黄冬青现金伍拾万元整。”落款处有“管某仁”签名，落款日期为“2010年5.7日”。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陶某、管泽祥、管熙祥、管鸿祥、管济善、刘从娥提出对借条的落款签名进行笔迹鉴定申请，后撤回了该鉴定申请。另查明，借款人管某仁因遭遇车祸于2016年12月25日经抢救无效死亡。其生前与陶某系夫妻关系，管泽祥、管熙祥、管鸿祥系双方生育的儿子，管济善、刘从娥系管某仁的父母。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陶某、管泽祥、管熙祥、管鸿祥、管济善、刘从娥均未表示放弃继承。还查明，黄冬青与管某仁系好友关系，且二人同为连云港市新大陆置业有限公司的股东。黄冬青与案外人李某系夫妻关系，李某名下有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北京嘉正伟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4800万元；另，李某系北京嘉正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一审认为，本案原告黄冬青提交的借条可以证明其与管某仁存在借贷关系。关于陶某、管泽祥、管熙祥、管鸿祥、管济善、刘从娥对借条真实性提出异议，陶某、管泽祥、管熙祥、管鸿祥、管济善、刘从娥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因其撤回了对借条笔迹的鉴定申请，故应由陶某、管泽祥、管熙祥、管鸿祥、管济善、刘从娥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对该借条的真实性予以认证，对借贷关系的成立予以支持。关于陶某、管泽祥、管熙祥、管鸿祥、管济善、刘从娥提出的黄冬青以现金形成对外借款不符合常理的答辩意见，一审认为，借条上明确载明“现金”形式借款，综合考虑黄冬青与管某仁的好友及合伙人关系、黄冬青有较好的经济实力等因素，一审认为，黄冬青所主张的以现金形式向管某仁出借500000元现金可以采信。关于借款利息的认定，因双方并未明确约定利息，也未约定还款期限，故一审仅对黄冬青提起本案之诉之日以来的利息予以支持，按照黄冬青所主张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又因，黄冬青所举借条上无陶某的签字，不能证明陶某明知该笔债务的存在，亦未能举证证明管某仁借款系用于家庭生活，故对黄冬青要求陶某对该笔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求，依法不予支持。陶某、管泽祥、管熙祥、管鸿祥、管济善、刘从娥作为管某仁的法定继承人，均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故应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对管某仁的借款承担偿还责任。一审遂判决如下：一、被告陶某、管泽祥、管熙祥、管鸿祥、管济善、刘从娥于本判决生效后的十日内在继承管某仁遗产范围内归还原告黄冬青借款人民币500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以5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1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黄冬青其他诉讼请求。在二审审理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离婚登记申请表一份，来源于北京市平谷区档案馆。内容为证明黄冬青与案外人李某于2001年8月17日离婚，离婚协议约定李某每月向黄冬青抚养的婚生女支付生活费2000元，其他费用无需向黄冬青支付。证明目的：证明黄冬青提供给法庭的黄冬青与李某是夫妻关系的结婚证是虚假的，该证据导致法庭查明错误事实，从而认定黄冬青有支付能力。离婚协议书约定李某除承担孩子生活费外不承担黄冬青其他的任何费用及经济来源。还证明该证据导致了法庭作出了错误判决，我们认为构成虚假诉讼。对于上述证据，被上诉人代理人当庭表示就这组证据的真实性需要和当事人核实，暂时不发表质证意见。2020年4月27日，其向本院提交情况说明一份，该情况说明的主要内容为：法庭要求黄冬青提供借贷期间的银行流水，用以证明黄冬青的支付能力，但查询银行流水，需黄冬青本人持身份证到银行亲自办理，现黄冬青本人居住在加拿大，因疫情原因，短期内无法回到国内，故黄冬青暂时无法提供银行流水，但为了证明黄冬青的支付能力，黄冬青特提交其名下不动产权属证书，该不动产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建筑面积746.61平方米，建成时间为2003年，层数5层，以上证据足以证明本人在2010年5月7日出借款项时，具备充分的的出资能力。此外，本人在一审提交的结婚证，客观真实，本人虽与李某办理了离婚登记，但两人此后仍在一起生活，财产也共同使用，故一审提交李某的公司营业执照，证明家庭经济能力。本院二审查明：2010年5月7日，陶某、管泽祥、管熙祥、管鸿祥、管济善、刘从娥亲属管某仁向黄冬青借款并出具借条，借条载明：“今借黄冬青现金伍拾万元整。”落款处有“管某仁”签名，落款日期为“2010年5.7日”。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陶某、管泽祥、管熙祥、管鸿祥、管济善、刘从娥提出对借条的落款签名进行笔迹鉴定申请，后撤回了该鉴定申请。另查明，借款人管某仁因遭遇车祸于2016年12月25日经抢救无效死亡。其生前与陶某系夫妻关系，管泽祥、管熙祥、管鸿祥系双方生育的儿子，管济善、刘从娥系管某仁的父母。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陶某、管泽祥、管熙祥、管鸿祥、管济善、刘从娥均未表示放弃继承。还查明，黄冬青与管某仁系好友关系，且二人同为连云港市新大陆置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在一审审理中，黄冬青以其与案外人李某系夫妻关系为由，提供了李某名下有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两个公司资料，即北京嘉正伟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4800万元；另，李某系北京嘉正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黄冬青以此证明其与李某的家庭具有支付本案借款50万元的能力。在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黄冬青与李某的离婚证明以后，黄冬青认可该证明的真实性，但陈述虽然其与李某办理离婚手续，但仍然共同生活，并再次提交一处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建筑面积746.61平方米的物产，以此证明黄冬青具有支付本案借款50万元的能力。本院认为，本案借条的内容为“今借黄冬青现金伍拾万元整。”因此，根据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相关法律规定，对于本案借款交付情况的审查，重点在于审查黄冬青的出借能力或资金变动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除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自合同成立时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据此，人民法院对于发生在自然人之间的大额借贷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审查中，借条只是当事人之间借贷合意的证据，即使该借条注明系借“现金”，仍然不能单独依据该借条认定借贷关系成立。确认此类借条所涉的借贷法律关系成立，在出借人不能提供证据直接证明款项交付的情况下，其出借能力或资金变动情况具有相应的证明力。在本案的一、二审中，被上诉人黄冬青为证明其具有出资能力，提供了其本人经营的连云港市新大陆置业有限公司资料以及其在北京平谷区的一处物产资料，但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只能证明黄冬青存在经营房地产公司的情形以及拥有物产的事实，但不能证明其具有出借现金能力或者存在资金变动的事实，因此，被上诉人黄冬青主张虽然依据借条主张其与上诉人陶某、管泽祥、管熙祥、管鸿祥、管济善、刘从娥的亲属管某仁之间存在50万元的借贷关系，但其不能提供在该50万元借款发生期间存在大额现金出借能力或大额资金变动的相关证明，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足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认定黄冬青与李某之间系夫妻关系，并依据李某经营公司的情况认为黄冬青具有出借能力，与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不符，故其判断结论的依据缺乏事实依据，导致其结论有误，本院二审予以纠正。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黄冬青就款项支付举证证明并认为应由被上诉人黄冬青承担举证不足的不利后果的上诉请求，符合民间借贷案件审查的法律规定，本院二审予以支持。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连云港市连云区人民法院（2018）苏0703民初161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黄冬青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保全费5000元（黄冬青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陶某等人已预交），合计22600元，由黄冬青负担。陶某等人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本院予以退回；黄冬青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安述峰审 判 员 王 霞审 判 员 任李艳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卞晓璐书 记 员 王丹丹法律条文附录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