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47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亚旭亚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苏村二区186号。法定代表人：高晓光，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北京市佳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秀玲，女，1987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上诉人北京亚旭亚建材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罗秀玲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1民初250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亚旭亚建材有限公司（下称亚旭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罗秀玲的全部诉讼请求，并由罗秀玲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我公司与罗秀玲不存在劳动关系，我公司与刘建国是业务合作关系，刘建国不是我公司的员工，罗秀玲与刘建国存在雇佣关系。2018年4月，罗秀玲去刘建国个人位于北京市房山区良乡裕恒通家居广场的门店上班。刘建国与高晓光系朋友关系，其于2018年5月找到高晓光要借用我公司的资质，双方因此达成了合作协议。罗秀玲因系刘建国店铺的店长，才与我公司产生了一些账目和业务往来，我公司与罗秀玲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刘建国并不是我公司的高管，他有自己的店面，我公司也有自己的业务和员工，二者是完全独立的经济实体。一审法院混淆了二者的关系，导致认定事实错误。罗秀玲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亚旭亚公司的上诉请求。亚旭亚公司的上诉理由与其在一审中的陈述不一致，我一审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高晓光曾承认了我与亚旭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也承认了没有给我上保险的事实。罗秀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亚旭亚公司支付2018年5月8日至2019年4月8日期间的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63280元；2.亚旭亚公司支付2019年4月销售提成2842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罗秀玲陈述于2018年4月8日入职亚旭亚公司，工作岗位为店长，工资构成为底薪加提成，2018年4月至2018年5月期间为试用期，其底薪为3500元，2018年6月转正，其底薪调整为5000元。另罗秀玲陈述，高晓光和刘建国分别是亚旭亚公司的大老板和二老板，亚旭亚公司是高晓光的，实际管理者为刘建国。亚旭亚公司否认与罗秀玲存在劳动关系。罗秀玲为证明其与亚旭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于庭审中提交如下证据：1.罗秀玲与高晓光、刘建国以及与同事刘国齐的微信聊天记录。上述证据显示2019年4月8日，罗秀玲通过微信分别向高晓光和刘建国发送辞职信；2019年6月5日和2019年7月2日，罗秀玲和高晓光曾通过微信方式沟通；2019年2月和2019年4月，刘国齐和罗秀玲曾沟通工资发放事宜和工作相关事宜，2019年4月9日，刘国齐在微信聊天记录里曾给罗秀玲发送过一份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的主要内容为，亚旭亚公司授权刘建国为其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代表亚旭亚公司就良乡梅花庄村富禧良嘉园小区A1#楼精装项目瓷砖工程全权行使合同洽谈、签订、文字材料转接、合同款项结算和施工现场负责等相关事宜。另罗秀玲与刘建国的微信聊天记录还涉及日常工作管理的交流。亚旭亚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晓光对其本人与罗秀玲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陈述辞职信与其没有关系，其本人和罗秀玲的聊天记录是其出于朋友关系，为罗秀玲和刘建国调解时发生的聊天记录；授权委托书是因为韩建集团办公大楼需要工程砖，刘建国是其朋友，业务比较强，其就聘用刘建国做这个项目的项目经理，所以给刘建国授权，但该证据并不能证明刘建国是亚旭亚公司的员工；对罗秀玲与刘国齐、刘建国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微信聊天记录表示不清楚。2.2018年9月、2018年12月和2019年1月罗秀玲与高晓光之间的微信转账记录。罗秀玲陈述上述款项是其向高晓光转账的其收取的瓷砖定金，亚旭亚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晓光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陈述上述款项是其和刘建国之间的借款，因为罗秀玲是刘建国的店长，所以刘建国让罗秀玲给其转款。3.亚旭亚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以证明史玉芬是亚旭亚公司的股东。亚旭亚公司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陈述史玉芬是其公司的会计，也是其公司的股东之一。4.北京农商银行的客户回单和交易对手信息、其与刘建国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手机银行转账记录、支付宝转账记录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以证明亚旭亚公司曾为其发放工资和报销款项，其作为店长，亚旭亚公司也将其他员工工资一并转账给其本人，再由其向其他员工支付工资。上述证据显示，2019年6月20日，刘建国分两笔向罗秀玲工商银行账户转账13100元和4550元，同日，罗秀玲又通过支付宝转账方式分别向隋娜转账2300元、宋静敏转账2400元、李甜甜转账3500元，罗秀玲陈述刘建国向其支付的上述款项，是刘建国向其支付的其本人2018年4月份的工资2567元、2018年5月份的工资3500元以及隋娜、宋静敏、李甜甜、刘文苗2018年5月份的工资和华佳佳2018年4月份的工资，其中隋娜、宋静敏和李甜甜的工资其已通过支付宝转账方式支付，刘文苗和华佳佳的工资其通过微信转账方式支付；2018年8月23日、2018年10月24日、2018年11月21日和2018年12月24日，史玉芬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别向罗秀玲转账10790元、5328元、5515元、5080元，罗秀玲陈述上述款项分别为亚旭亚公司向其支付的2018年6月和2018年7月、2018年9月至2018年11月的工资；2019年8月23日，亚旭亚公司通过其公司账户向罗秀玲转账20081元，罗秀玲陈述亚旭亚公司向其报销的办公费用；2019年1月22日，刘建国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罗秀玲转账4825元，罗秀玲陈述上述款项为其2018年12月的工资；2019年3月28日，刘建国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分3笔向罗秀玲共计转账9125元，罗秀玲陈述上述款项为亚旭亚公司向其转账的2019年2月其本人的工资5000元、隋娜的工资2125元、李甜甜的工资2000元；2019年5月22日，刘建国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罗秀玲支付5000元，罗秀玲陈述上述款项是亚旭亚公司向其支付的2019年4月份的底薪5000元。另罗秀玲陈述其2018年8月、2019年1月和2019年3月的工资通过现金方式领取，其中2019年3月份的工资是用收取的瓷砖定金现金发放的，罗秀玲同时提交了其与刘建国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佐证2019年3月份工资的发放情况，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刘建国于2019年4月21日通过微信方式向罗秀玲转账2000元，罗秀玲于当日向刘建国发送了店面的支出和员工工资情况统计表，该统计表显示店铺支出1365元，员工工资罗希5400元、隋娜2508元、王福利1815元、张美圆564元，收取瓷砖定金10000元、已支取2000元，结余348元，罗秀玲当日通过微信转账方式转账给刘建国。亚旭亚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晓光对银行转账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陈述刘建国是罗秀玲的老板，史玉芬向罗秀玲转账的款项实际上为借款，亚旭亚公司向罗秀玲转账的款项为其向刘建国买瓷砖的款项；对刘建国与罗秀玲的微信聊天记录和微信转账记录，其表示不清楚。5.手机里保存的工作照片、店铺宣传彩页和其自行记录的工作日志，其中2018年8月16日的工作日志上盖有亚旭亚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书写的具体内容为广告、拱形门、条幅、纸箱、小雨伞具体费用，罗秀玲陈述该页工作日志盖章是要到公司报销费用。亚旭亚公司表示对上述证据不清楚，陈述工作日志盖有其公司的合同专用章是因为其公司授权刘建国负责韩建集团项目，其公司合同专用章在刘建国处，所以罗秀玲在工作日志上盖了章。6.亚旭亚公司门店宣传视频，证明高晓光、店铺经理刘建国和店员一起工作。亚旭亚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陈述高晓光与刘建国是朋友，所以过去帮忙。7.与高晓光的通话录音。亚旭亚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陈述高晓光只是作为中间人调解与罗秀玲的通话。8.高晓光的微信朋友圈截图，证明高晓光在微信朋友圈为亚旭亚公司做宣传。亚旭亚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陈述其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微信朋友圈留的当然是本人的电话号码。9.亚旭亚公司的收据和刷卡小票。亚旭亚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10.户口页，证明其曾用名为罗希，亚旭亚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另亚旭亚公司认可刘国齐、李甜甜和王福利是其公司员工。罗秀玲陈述其于亚旭亚公司工作至2019年4月30日，其提成支付标准于2019年4月开始是个人销售额提成（个提），之前是全店销售额提成（店提），个提的提成标准为3%，店提的提成标准为2%，2019年4月亚旭亚公司仅支付其底薪5000元，尚欠其提成2842元。罗秀玲为证明其提成数额及提成支付情况，于庭审中提交提成明细表及其与刘建国的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罗秀玲曾于2019年5月22日通过微信方式与刘建国沟通，要求结算提成，并向刘建国发送了提成明细表。亚旭亚公司表示对罗秀玲与刘建国的聊天记录和罗秀玲的提成情况不清楚。根据罗秀玲陈述的提成标准和提成明细核算，罗秀玲的未付提成应为2820.53元。2019年5月24日，罗秀玲向北京市房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下称房山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亚旭亚公司支付：1.2018年5月8日至2019年4月8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63280元；2、2019年4月销售提成2842元。2019年8月19日，房山仲裁委作出京房劳人仲字[2019]第1529号裁决书裁决驳回罗秀玲的全部仲裁请求。罗秀玲不服该裁决，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罗秀玲与亚旭亚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问题。罗秀玲为证明其与亚旭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于庭审中提交其与亚旭亚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晓光的微信聊天记录和微信转账记录、北京农商银行的客户回单和交易对手信息，以证明亚旭亚公司曾为其发放工资、报销款项和其向高晓光转交瓷砖定金等事实，上述证据显示罗秀玲和高晓光之间存在多笔微信转账往来记录、亚旭亚公司的股东和会计史玉芬曾多次向罗秀玲转账、亚旭亚公司账户与罗秀玲之间也存在款项往来，亚旭亚公司对罗秀玲的陈述不予认可，主张高晓光与罗秀玲之间的微信转账款项为高晓光与刘建国之间的借款、史玉芬与罗秀玲之间的转账款项也为与刘建国之间的借款，亚旭亚公司账户与罗秀玲之间的转账款项为向刘建国买瓷砖支付的款项，但亚旭亚公司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责任；另罗秀玲提交的与刘建国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转账记录以及工商银行借记卡明细清单也显示罗秀玲和刘建国之间存在多笔款项往来记录，罗秀玲在微信中曾向刘建国发送刘国齐、李甜甜、王福利、隋娜等人的工资情况，罗秀玲也曾通过支付宝转账向李甜甜、隋娜、宋静敏转账（罗秀玲陈述为其代亚旭亚公司为其他员工发放工资），而刘国齐、李甜甜、隋娜均为亚旭亚公司员工；罗秀玲提供的门店宣传视频显示高晓光、刘建国和罗秀玲曾一起工作；高晓光曾在朋友圈为亚旭亚公司做宣传，留存的手机号也为其本人的手机号码。法院认为上述证据和事实互相佐证，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证明罗秀玲曾在亚旭亚公司工作，双方曾存在劳动关系。关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和罗秀玲的工资标准，亚旭亚公司未举证证明罗秀玲在其公司工作的起止时间和罗秀玲的工资情况，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责任，故对罗秀玲关于其于2018年4月8日至2019年4月30日在亚旭亚公司工作以及工资标准的相关主张，法院予以采信。关于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问题。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每月向劳动者支付二倍的工资。在罗秀玲和亚旭亚公司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亚旭亚公司未与罗秀玲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亚旭亚公司应当自2018年5月8日至2019年4月7日向罗秀玲支付两倍工资。关于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计算基数，法院按罗秀玲主张的底薪标准予以核算。经核算，亚旭亚公司应支付罗秀玲2018年5月8日至2019年4月7日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53875.49元。关于2019年4月提成问题。亚旭亚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罗秀玲的销售情况、提成标准和提成支付情况，故对罗秀玲关于其提成标准、2019年4月销售情况和提成支付情况的相关主张，法院予以采信。关于罗秀玲2019年4月的提成数额，本院根据根据罗秀玲陈述的提成标准和提交的销售明细表予以核算。故对罗秀玲要求亚旭亚公司支付其2019年4月提成2820.53元的主张，法院予以支持，过高部分，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于2020年3月判决：一、北京亚旭亚建材有限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罗秀玲2018年5月8日至2019年4月7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53875.49元。二、北京亚旭亚建材有限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罗秀玲2019年4月提成2820.53元。三、驳回罗秀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审理中，亚旭亚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亚旭亚公司股东构成截图，欲证明史玉芬和高晓光是亚旭亚公司的股东，刘建国不在亚旭亚公司任职；2.亚旭亚公司与刘建国于2018年5月签订的合作协议，欲证明刘建国向亚旭亚公司借用营业执照和公司资质的事实；3.代理商授权书和授权委托书，欲证明亚细亚瓷砖给刘建国的分销授权；4.亚旭亚公司与北京华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9年4月28日签订的项目合同书，欲证明刘建国与亚旭亚公司的合作协议的落实情况；5.催缴铺位通知和租赁合同，欲证明罗秀玲任职的店面系刘建国租赁和经营，与亚旭亚公司无关；6.北京市社会个人权益保险记录，欲证明因罗秀玲系刘建国雇佣，与亚旭亚公司无关，因此亚旭亚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保；7.北京农商银行客户回单，欲证明刘建国与亚旭亚公司因合作项目有账目往来；8.刘建国的书面证言，欲证明刘建国承认其与罗秀玲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罗秀玲和亚旭亚公司没有劳动关系；9.刘建国和罗秀玲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欲证明刘建国系罗秀玲的雇主，内容涉及工作汇报、安排出差等等工作事项；10.罗秀玲发给刘建国的辞职信，欲证明罗秀玲向刘建国提出辞职，与亚旭亚公司无关。罗秀玲对上述证据质证称，对证据1、2、3、4的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5的真实性不认可，并认为租赁合同并不能体现真正的承租人；对证据6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7的真实性不认可，但有账目往来时其已离职，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8不认可；对证据9、10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对于罗秀玲主张的工资标准及欠付的提成数额，亚旭亚公司表示刘建国已认可罗秀玲主张的工资标准情况，但对提成的发放情况不清楚。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即为亚旭亚公司与罗秀玲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罗秀玲为证明其与亚旭亚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在一审过程中提交了数份证据，其中，对于罗秀玲提交的亚旭亚公司股东史玉芬向其分次转账、高晓光向其转账以及亚旭亚公司账户与其之间的款项往来凭证，亚旭亚公司并未就其公司所抗辩的该数笔转账系借款以及购买瓷砖的款项的意见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审理过程中，即便亚旭亚公司另提交了数份证据，欲证明刘建国与亚旭亚公司之间系合作关系以及刘建国与罗秀玲之间的雇佣关系，但亚旭亚公司提交的证据从时间节点上与罗秀玲就职时间段并无紧密关联，且数份证据的证明力均较弱，不足以达到否认亚旭亚公司与罗秀玲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目的。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罗秀玲与亚旭亚公司之间曾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亚旭亚公司上诉关于其与罗秀玲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亚旭亚公司应向罗秀玲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鉴于亚旭亚公司否认其与罗秀玲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亦未就双方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及工资标准提供证据，故一审法院依据罗秀玲提供的证据，对罗秀玲提出的2018年4月8日至2019年4月30日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以及相关工资标准的主张予以采信，并依据罗秀玲提交的销售明细表核算出欠付的提成数额为2820.53元，亦无不妥。综上所述，亚旭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亚旭亚建材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珊珊审判员  时 霈审判员  王 磊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书记员  李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