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冀06民终8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阜平县绿源淡水鱼养殖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王林口乡东庄村。法定代表人：吴艳丽，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倩，河北达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杨卫忠，男，1961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静平，河北树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静茹，河北方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杨俊芹，女，1959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静平，河北树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静茹，河北方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阜平县绿源淡水鱼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源公司）因与上诉人杨卫忠、杨俊芹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阜平县人民法院（2018）冀0624民初5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互联网庭审方式公开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绿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倩，上诉人杨卫忠、杨俊芹以及二人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苏静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绿源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自2015年6月11日起至2018年7月23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1041978元；2.本案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令被上诉人杨卫忠返还上诉人绿源公司的拆迁补偿款，但是却以“杨卫忠办理绿源公司拆迁补偿事宜系吴艳丽(法定代表人)授权”为由，判令被上诉人自2018年7月23日起支付利息，但是上诉人认为除令自2018年7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9日，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利息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给付之日之外，还应当判令被上诉人承担自2015年6月11日起至2018年7月23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货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1041978元，理由如下:一、被上诉人杨卫忠明知拆迁补偿款属于绿源公司的公司款项，其将拆迁补偿款转入个人账户存在明显的主观侵占的故意。一审法院查明，2015年6月1日绿源公司与阜平县王林口乡东庄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畜牧水产养殖设施征收补偿及养殖产品搬迁补贴协议书》，约定绿源公司养殖设施征收补偿、养殖产品搬迁补贴金额及东庄村委会奖励绿源公司资金合计6867052元。被上诉人杨卫忠作为绿源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财务负责人，其对于该笔拆迁补偿款属于公司财产是明知的，其当然知道该笔拆迁补偿款按照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应当转入公司账户，由公司根据股东会决定进行支配，任何个人无权另立账户进行存储或管理。二、被上诉人杨卫忠自将拆近补偿款转入个人账户之日起，将已经严重侵害了绿源公司的法人独立财产权，更是自该日起就已经开始给绿源公司造成了实际损失。2015年6月11日，绿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艳丽授权被上诉人杨卫忠全权办理绿源公司拆迁补偿事宜，同日杨卫忠通过保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平支行将全部拆迁款6867052元打入杨卫忠账户。而一审查明，绿源公司仅仅是授权杨卫忠代表公司全权处理绿源公司拆迁补偿事宜，并未授权杨卫忠将属于绿源公司的拆迁补偿款转入杨卫忠个人账户，更未授权杨卫忠擅自支配该拆迁补偿款用以偿还其个人欠款。实际上，自拆迁补偿款转入杨卫忠个人账户之日起，绿源公司的实际损失就已经发生，对公司其他股东、公司债权人的利益造成了损害。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四十八条、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杨卫忠应当自其将公司拆近补偿款转入个人账户之日起承担损失赔偿责任。杨卫忠、杨俊芹共同辩称，上诉人绿源公司提起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上诉人绿源公司以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提起诉讼，同时上诉人绿源公司提供营业执照均证明绿源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杨卫忠、杨俊芹、吴艳丽，上诉的事实均证明绿源公司的股东为三人，股东各占的比例为，杨卫忠占股份的百分之三十，三股东在绿源公司经营期间，虽然股东吴艳丽对股东身份有待核实，吴艳丽在向绿源公司投入股金，又抽逃出资，至今吴艳丽未向绿源公司补交200万元股金，身份有待一步核实。2、2015年绿源公司在得到拆迁补偿款，绿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艳丽出具委托书，委托杨卫忠全权办理拆迁补偿款全部事宜，同日，补偿款转入杨卫忠个人帐户，该转入的时间为绿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艳丽知道此款转入了杨卫忠的账户，该事实印证了本案不存在利息的问题。3.本案在2015年6月11日，杨卫忠支款后，在2018年7月23日，绿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艳丽提起本案诉讼，案由是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不管本案案由是否成立，其主张利息从2015年6月11日支款之日计算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该案是因股东权益纠纷提起的诉讼，本案不是欠款纠纷，主张利息于法无据。况且，该涉案赔偿款是绿源公司的赔偿款，杨卫忠，杨俊芹是该公司的股东，股份占百分之六十。同时，一审法院判令利息从2018年7月23日起算没有依据，请二审法院驳回绿源公司的上诉请求。杨卫忠、杨俊芹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反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全部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在本案中，上诉人是被上诉人的两个合法股东，占被上诉人股权注册资本的百分之六十，在2018年9月6日，二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超过百分之五十的股东，出具了合法有效的股东会决议，该决议不同意本案的被上诉人作为法人地位起诉，并决定免去现法定代表人被上诉人的一切职务，及收缴公章;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在本案起诉书上加盖的公章及起诉，无任何法律意义。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以骗取的营业执照及公章，对公司的合法股东提起的民事诉讼，无论从诉讼主体及内容都是不合法的。鉴于我国《公司法》法律规定中，股东会决议在公司中的地位与作用，该决议否定了被上诉人的起诉，且本案判决书中明知吴艳丽的股东身份、执行董事、经理、法定代表人职务是由吴艳丽制定的章程而产生，而且生效的判决书证明吴艳丽已抽逃其全部入股资金的事实，在吴艳丽未将入股资金归还公司的前提下，吴艳丽股东身份存在严重瑕疵的情况下判决认定吴艳丽为合法股东、执行董事，严重违反了《公司法》和吴艳丽所制定公司章程，关于股东权利的相关规定，属于违法起诉，应当予以驳回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吴艳丽无权代表公司对被上诉人杨卫忠、杨俊芹提起此诉讼，理由是被上诉人的权利是由法定代表人吴艳丽私自制定的章程而形成，经司法鉴定:公司的相关章程、增资变更等事项都有法定代表人吴艳丽捏造，且捏造的章程，无论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不合法，无法指导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从法律角度无效，也违背了《公司法》的相关法律规定，此诉讼属于虚假诉讼，应追究其法律责任。(2)本案上诉人提供的大量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提起的诉讼超过了诉讼时效有效期间，其基本事实如下:2015年6月11日保定银行的银行转账记录以及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吴艳丽的2015年6月11日的授权委托书，都能够证实，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吴艳丽已知道此案的补偿款进行了补偿，应该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做为权利人，即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吴艳丽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的起算日，至2018年7月23日，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吴艳丽起诉，其主张权利的计算，已超过三年，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三年保护期间。该判决书在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焦点认定中使用本案非权利人的证据，认定时效中断，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95条的规定，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权利人是绿源公司，2018年1月10日吴艳丽提起的诉讼是自然人股东诉请杨卫忠、杨俊芹给付吴艳丽个人40％的拆迁补偿款，并非给付绿源公司，如果按此认定，那么杨卫忠、杨俊芹只能给付绿源公司272万元，并非是本案判决的6867052元，认定事实不清，认定和判决前后矛盾，因此对本案权利人认定依据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权利人绿源公司自2015年6月11日至2018年7月23日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主张过此权利，丧失了胜诉权，法律不应当予以保护。(3)工商营业执照和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吴艳丽所写的2011年至2014年1月账目，以及吴艳丽提供的所谓证据均为料厂的开支，无任何证据证明对养殖场有任何投资。杨卫忠、杨俊芹提供的证据和相关投资全部为养殖场的投资，工商营业执照证明公司料厂属独立经营的分支机构，证明公司是两个分支机构存在的事实。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提供的《建厂协议》证明和其合作的只有公司分支机构饲料厂，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提供的所有证据未显示和证明其对公司养殖场有任何投资。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亲手所写2011至2014年1月份账目也能够证明其的所谓全部投资都是饲料厂，且只有50万元投资。二上诉人提供的所有证据全部是养殖场的投资。证明是两个分支机构的各自投资，以上事实和证据证明养殖场与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无关。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对二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养殖场占地、政府相关部门对项目的批示、验收、拨款、《固定资产投资备案证》等所有证据全部子以否认。其辩驳结果为:养殖场根本不存在，何来拆迁补偿款，反而证明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不主张自己的权利，认为自己根本没有补偿款的结果。这种违反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的辩解，一审判决也予以采信，本案判决违背投资在前，拆迁补偿在后的事实;对公司养殖场和饲料厂是否属于两个独立经营的机构客观存在的事实进行认定，且对反诉被告前后矛盾的质证辩解视而不见，对上诉人反诉原告为绿源公司两个项目的投资589.9667万元认定实质为公司债务，以此为据，本案权利人主张的应该是公司的债权，同样也应当纳入公司的审计和清算环节来处理，不能将债权和债务割裂开来按两个标准来对待，但又以反诉被告否认反诉原告所提出的公司债务表述为“基础债务”，对反诉被告认可的投资75万元的项目也不予支持，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公平、公正、正义的审判原则，而驳回上诉人反诉原告的全部诉请，本判决中对何为“基础债务”只是苍白的表述为在本案不予支持，缺乏法律依据，不能自圆其判决合法性。本案的真实事实是:二上诉人的养殖场成立于2000年，并非是2006年，其养殖场前身是“阜平县东庄甲鱼苗种厂”。2006年协会是按省市县领导的提议筹建饲料厂而改组成立，这些事实政府相关部门，工商都有批准和备案，与成立的公司补偿款没有对应关系。二上诉人提供的《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建设省级补助项目》投资75万元，阜平县绿源淡水鱼养殖有限公司《阜平县现代渔业种业示范场年产200万尾中华整项目》占地105亩投资957万元的证据证明:二上诉人投资完成了第一个75万元的项目，省财政补助了25万元，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支取后，只给上诉人杨卫忠8万元，而自己扣留17万元，第二个200万元苗种项目由于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抽逃全部出资，二上诉人自筹资金完成了投资322万元，财政未给予补贴，如果完成此项目财政将补贴200万元，2015年拆迁时补偿款将达3000万元以上。以上事实证明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给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严重损害了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一审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二上诉人的一审反诉请求。二、上述事实认定不清或没有予以查实，适用法律不可能正确。因此，一审判决违反了我国《公司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法律规定。绿源公司辩称，1.本案中绿源公司的章程经工商登记备案，虽然签字为吴艳丽代签，但吴艳丽在办理工商登记时取得了杨卫忠的授权。更重要的是，该份章程为绿源公司的法律文件，得到了全部股东的追认。在多个案件中，该章程被法院判决确认其有法律效力。都是由吴艳丽作为法定代表人进行的，充分证明二杨是认可绿源公司章程的，依据该章程可以行使权利。2.虽然法院判决认定吴艳丽抽逃出资，但是公司法并没有规定抽逃出资的股东不具备提起诉讼的权利。反过来说，正因为法律认可吴艳丽股东身份才判令其补缴出资，在法院生效判决已经认定免除吴艳丽法定代表人和公司清算的股东会决议无效的情况下，吴艳丽作为执行董事，当然有权利代表公司提起诉讼。3.杨卫忠擅自将属于绿源公司的拆迁补偿款转入其个人账户，并进行挪用，属于典型的违背忠实义务，利用职务便利，侵害公司财产的职务行为。由于绿源公司的财务、账目及账户一直由杨卫忠负责，吴艳丽是一直到2017年9月，绿源公司的分支机构—塑料厂拆迁完毕后，准备对绿源公司进行清算分配时，才发现杨卫忠将使用拆迁款进行了挪用侵占，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4.二杨要求绿源公司向其支付589万余元的反诉请求中，包括了杨卫忠的股东投资款，报销股东或公司日常费用。以及偿还公司对案外第三人的债权。其反诉的法律关系明显已经超过了本诉的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其本质为绿源公司的清算，应当依法适用公司清算的特别程序，不应当在本案中进行审理。否则，将会严重侵犯公司外部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这是法律绝不允许的。5.二杨其他上诉理由以及事实均与本案争议的事实和诉讼请求无关，不应获得法庭的支持。绿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卫忠、杨俊芹返还绿源公司拆迁补偿款6867052元（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支取该款项之日起计算至给付之日止）；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杨卫忠、杨俊芹承担。杨卫忠、杨俊芹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依法驳回绿源公司的诉讼请求；2.判令绿源公司返还杨卫忠、杨俊芹2014年至2015年2月给绿源公司养殖场工程项目垫资5899667元（利息按银行贷款发生额计算至给付之日止）；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吴艳丽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绿源公司创立于2006年8月30日，注册资本100万元，股东为杨卫忠、贾更全、贾明彦、贾立平、李国生、陈彦春。2010年11月，绿源公司的股东变更为杨卫忠和杨俊芹。2013年起，杨卫忠、杨俊芹与吴艳丽合作，经三方协商，于2013年8月19日修订了公司章程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修订后的公司章程约定三方共同投资经营该公司，将公司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变更为500万元，其中杨卫忠、杨俊芹以实物共增资作价200万元，共占注册资本的60%，吴艳丽以货币出资2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0%，同时变更吴艳丽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5年6月1日，绿源公司与阜平县王林口乡东庄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畜牧水产养殖设施征收补偿及养殖产品搬迁补贴协议书》，约定绿源公司养殖设施征收补偿及养殖产品搬迁补贴金额共计6792413元，东庄村委会奖励绿源公司资金计74639元，合计为6867052元。2015年6月11日，绿源公司授权杨卫忠全权办理公司的拆迁补偿事宜，同日通过保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平支行将该拆迁补偿款打入杨卫忠账户。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当事人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吴艳丽作为绿源公司法定代表人提起诉讼，其主体是否适格；2、本案本诉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3、绿源公司请求判令杨卫忠、杨俊芹返还拆迁补偿款6867052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理由是否成立；4、杨卫忠、杨俊芹请求判令绿源公司返还杨卫忠、杨俊芹2014年至2015年2月给公司垫付5899667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理由是否成立。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吴艳丽作为绿源公司法定代表人提起诉讼，其主体是否适格。杨卫忠、杨俊芹认为，根据法院委托的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文书表明2013年8月19日修订的公司章程及所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中“杨卫忠、杨俊芹”均为吴艳丽所写，所以该公司章程及股东会决议存在瑕疵，是无效的；工商营业执照也是吴艳丽骗取所得的。即使没有该鉴定报告，在公司股东没有做出公司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吴艳丽仅占公司40%的股份就提起诉讼，于法无据，绿源公司主体不适格。杨卫忠、杨俊芹提供了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文书（京民司鉴[2019]文鉴字第254号）予以证明其主张。绿源公司认为，公司营业执照中显示法定代表人为吴艳丽，且（2018）冀0624民初676号民事判决书与（2019）冀06民终307号民事判决书已认定2013年8月19日修订的公司章程及所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吴艳丽作为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在公司没有进入清算程序的情况下，能够以公司的名义提起本案诉讼。杨卫忠、杨俊芹在其他诉讼中多次提交该公司章程以作为主张权利的依据和起诉的依据，这充分证明无论公司章程是由谁签的字，杨卫忠、杨俊芹对于公司章程约定的内容是充分认可的，并切实履行作为保护其权利的依据。吴艳丽于2013年在工商局办理该公司章程及股东会决议变更登记时，依法取得了杨卫忠的亲自授权，是以合法代理人的身份进行的上述行为，而不是所谓的骗取。在此后的2013年至2017年期间，杨卫忠、杨俊芹均以事实行为对上述代理行为予以了追认，尤其是杨卫忠在吴艳丽的授权下办理领取公司涉案的拆迁补偿款。因此，吴艳丽作为公司合法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绿源公司提供了公司营业执照、（2018）冀0624民初676号民事判决书与（2019）冀06民终307号民事判决书予以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认为，杨卫忠、杨俊芹根据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股东会决议和公司章程中“杨卫忠、杨俊芹”均为吴艳丽所写，认为2013年8月19日所作的股东会决议和修订的公司章程存在瑕疵应属无效。而杨卫忠、杨俊芹在起诉吴艳丽股东出资纠纷一案[（2018）冀0624民初228号、（2019）冀0624民初7号]的起诉状事实和理由部分中称“二原告于2006年出资100万创立阜平县绿源淡水鱼养殖有限公司，2013年被告找到二原告商议希望投资该公司，经二原告同意后，三方遂于2013年8月19日修改公司章程，约定三方共同投资经营该公司，其中原告杨卫忠以实物增资作价120万元，原告杨俊芹以实物增资作价80万元，被告以货币出资200万元，同时变更被告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约定股东在公司成立后不得抽逃出资……”，这说明杨卫忠和杨俊芹在该诉讼中依据的即是2013年8月19日所作的股东会决议及修订的公司章程，对该股东会决议及公司章程是认可的。该案经过一审、二审，一审法院（2019）冀0624民初7号民事判决及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6民终4548号民事判决支持了杨卫忠、杨俊芹的诉求且判决已生效。在本次诉讼中，杨卫忠、杨俊芹又以股东会决议和公司章程中“杨卫忠、杨俊芹”签名为吴艳丽所写，主张股东会决议和公司章程无效。综上，对杨卫忠、杨俊芹主张2013年8月19日所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及公司章程无效的辩解意见，依法不予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吴艳丽作为绿源公司股东及执行董事，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故吴艳丽作为绿源公司法定代表人提起诉讼主体适格。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本案本诉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杨卫忠、杨俊芹认为，绿源公司与吴艳丽无关，该公司拆迁长达4个月，在此期间吴艳丽并没有参与此事，并授权杨卫忠全权办理拆迁补偿款事宜。杨卫忠于2015年6月11日支取了公司的拆迁补偿款，吴艳丽是全部知情认可的，吴艳丽于2018年7月23日才起诉索要补偿款，已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杨卫忠、杨俊芹提供了2019年5月17日阜平县王林口乡东庄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保定银行对账单和绿源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予以证明其主张。绿源公司认为，吴艳丽仅仅代表绿源公司授权杨卫忠办理拆迁补偿事宜，并没有授权杨卫忠将拆迁补偿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上述三份证据仅仅证明了杨卫忠侵占公司补偿款的时间和事实，不能证明诉讼时效起止的时间。本案的诉讼时效为三年，吴艳丽是在2017年双方发生诉讼纠纷之后才得知杨卫忠将公司拆迁补偿款转入了个人账户，故本案本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2015年6月11日，吴艳丽代表绿源公司向杨卫忠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杨卫忠全权办理公司拆迁补偿事宜。2018年1月10日吴艳丽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杨卫忠、杨俊芹给付绿源公司40%的拆迁补偿款272万元及相应利息，一审法院于2018年1月23日立案，后吴艳丽撤回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涉及绿源公司拆迁补偿款诉争的诉讼时效应于2018年1月23日中断。综上，本案本诉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针对第三个争议焦点：绿源公司请求判令杨卫忠、杨俊芹返还拆迁补偿款6867052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理由是否成立。杨卫忠、杨俊芹认为，绿源公司与吴艳丽无关，该笔拆迁补偿款也与吴艳丽无关，吴艳丽无权分得该款项的份额，故不应当返还。杨卫忠、杨俊芹还陈述2018年8月8日绿源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内容是免去吴艳丽执行董事、经理职务，依法申请解散公司，申请法院对公司进行清算，由公司股东监事杨俊芹负责公司解散、清算事宜，故绿源公司起诉杨卫忠、杨俊芹返还拆迁补偿款并支付利息理由不成立。2018年9月6日绿源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内容是不同意以公司名义起诉，争议拆迁补偿款与绿源公司无关，不存在损害公司权益情形，由于吴艳丽没有出资到位，不具有公司股东权利，故吴艳丽在本案起诉书加盖公司公章无任何法律效力。绿源公司认为，绿源公司与阜平县王林口乡东庄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畜牧水产养殖设施征收补偿及养殖产品搬迁补贴协议书》，依法获得了拆迁补偿款，并授权杨卫忠办理公司拆迁补偿事宜，但杨卫忠领取该款项后直接转入个人账户，并未转入公司账户，故杨卫忠、杨俊芹应当将该款项返还公司。绿源公司还陈述根据阜平县人民法院（2018）冀0624民初676号民事判决书和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6民终307号民事判决书的内容“由监事杨俊芹召集和主持的2018年8月8日阜平县绿源淡水鱼养殖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且2018年9月6日召开的股东会决议程序违法，内容违反公司章程及法律规定，该决议无效。故吴艳丽仍为绿源公司合法股东，当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股东违反公司法的规定，违反公司章程规定，不履行勤勉、忠实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失时，吴艳丽有权代表公司提起诉讼，维护公司合法权益。一审法院认为，绿源公司与阜平县王林口乡东庄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畜牧水产养殖设施征收补偿及养殖产品搬迁补贴协议书》，并依法获得的拆迁补偿款应属绿源公司，而非股东个人所有。根据一审法院（2018）冀0624民初676号民事判决和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6民终307号民事判决，2018年8月8日绿源公司形成的临时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吴艳丽为公司合法的股东。杨卫忠、杨俊芹陈述其与吴艳丽仅仅是在绿源公司饲料厂存在合作关系，在绿源公司无任何合作关系，故绿源公司的拆迁补偿款由其二人保管。杨卫忠、杨俊芹对该主张未提供确实充分证据加以证明，且与一审法院及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吴艳丽具有绿源公司股东身份的事实相悖，故对杨卫忠、杨俊芹关于在绿源公司与吴艳丽无任何合作关系的主张不予采信。吴艳丽作为绿源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在绿源公司获得拆迁补偿款后，授权杨卫忠办理拆迁补偿事宜，但杨卫忠在取得拆迁补偿款后未返还绿源公司不当，故杨卫忠应承担将该款返还绿源公司的义务。关于利息绿源公司主张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支取拆迁补偿款之日起计算至给付之日止，因杨卫忠办理绿源公司拆迁补偿事宜系吴艳丽授权，故利息的起算日应为绿源公司主张之日即2018年7月23日，依法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拆迁补偿款给付之日止。因杨俊芹未支取绿源公司拆迁补偿款，且绿源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杨俊芹支配使用该拆迁补偿款，故绿源公司请求判令杨俊芹返还绿源公司拆迁补偿款并支付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支持。针对第四个争议焦点：杨卫忠、杨俊芹请求判令绿源公司返还杨卫忠、杨俊芹2014年至2015年2月给公司垫资5899667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理由是否成立。杨卫忠、杨俊芹认为，绿源公司在建设过程中自己全部参与，共垫付资金5899667元，绿源公司应予返还。杨卫忠、杨俊芹为证实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1、绿源公司营业执照及绿源公司饲料厂营业执照。2、阜平县王林口乡东庄村委会于2013年6月16日出具的证明，证明杨卫忠在该村占地15亩建有甲鱼养殖场。3、阜平县甲鱼养殖产业协会与绿源公司于2004年3月12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证明绿源公司占地15.13亩。4、陈彦廷与杨卫忠于2014年2月15日签订的转让协议，证明绿源公司通过转让又占地4.26亩。5、陈少良与杨卫忠于2010年4月4日签订的养殖场转让协议，证明绿源公司通过转让又占地3.52亩。6、2014年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建设省级补助项目现场考评验收意见、项目验收报告及财政专项资金项目工程验收表，证明绿源公司水产健康养殖项目投资75万元，其中财政补贴25万元。7、河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证、阜平县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登记表，证明绿源公司建设期间为2013年9月至2015年2月，投资金额为957万元，共占地105亩。8、阜平县统计局对绿源公司投资备案项目的逐月统计报表，证明杨卫忠和杨俊芹已完成建设投资322万元。其中包含杨卫忠和张进国、李贵英签订的土建工程施工承包协议以及曹伟和杨卫忠签订的施工协议。9、绿源公司关于养殖场迁建的申请，附相关金龙洞村民的土地租赁协议，证明该养殖场将迁建到大台乡金龙洞村，计划占地20亩。10、杨卫忠与崔国明于2015年4月11日签订的养殖场租赁协议，证明绿源公司租赁崔国明的养殖场，租金为一个养殖周期20万元；曹伟和张进国、李桂英出具的证明，证明吴艳丽答应给付饲料厂建设时的工人工资。11、吴占林出具的证明两份，证明冯志勇答应给付所借欠款，但至今未给付。12、绿源公司记账凭证、收据、过磅单、货物运单、过路费票据、欠条、发票、电费票据、工资表等，证明杨卫忠、杨俊芹自2014年至2015年1月为绿源公司共投入资金5899667元。绿源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这恰恰证实绿源公司存在一个分支机构，不存在两个分支机构。证据2是先盖章后填写内容，且该证明内容不能证明与反诉原告反诉请求有任何关联性。反诉被告在庭审前向东庄村委会村主任核实，其表示未出具过该证明。对证据3不予认可，该份协议签订时间为2004年，并盖有绿源公司的公章，而绿源公司成立于2006年，该份协议应为虚假的。对证据4和证据5两份转让协议不认可，不能证明场地已租赁，租金已付，更不能证明用于支付租金的款项与绿源公司有关。证据6、7、8只能显示绿源公司进行了投资建设，不能证明系杨卫忠和杨俊芹出资。绿源公司曾在庭审前询问过张进国和李贵英，其二人表示施工协议中的工程并未实际发生，杨卫忠并未向二人付过工程款。杨卫忠与曹伟签订的施工协议仅是一纸协议书，没有实际进行施工及支付工程款的凭证，不能证明协议中的工程已经完成。杨卫忠提交的支付曹伟工程款的记账凭证收据和该协议也存在矛盾，记账凭证上盖有曹伟注册成立的阜平县维安水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印章，时间分别为2014年2月10日、2014年5月7日、2015年7月5日，但阜平县维安水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间为2018年1月31日，故该记账凭证为虚假的。对证据9不予认可，这仅仅是一份迁建申请，不能显示已实际迁移，此与证据10也存在矛盾，如果已迁建，为何还要租赁崔国明的养殖场。对证据10不予认可，杨卫忠与崔国明签订的养殖场租赁协议上没有加盖绿源公司的印章，仅是杨卫忠的个人行为。绿源公司自2015年拆迁后已停止经营；张进国和李贵英的证明，不能证实杨卫忠向二人支付工资款；曹伟的证明，也不能证明绿源公司欠曹伟工程款。证据11吴占林的证明，与杨卫忠和杨俊芹提交的记账凭证日期不符，且记账凭证存在明显涂改。即使吴占林向杨卫忠提供过借款，也是杨卫忠的个人行为，与绿源公司无关。证据12中的电汇凭证、贷款本金利息收回凭证和信用社转账回单，仅能证明杨卫忠偿还个人贷款或者与他人发生转账往来，不能证明这些款项与绿源公司有关。其他欠条、收据和发票等也不能证明与绿源公司有关。一审法院认为，杨卫忠、杨俊芹主张绿源公司应向其返还垫资款5899667元实质为公司的债务。绿源公司否认杨卫忠、杨俊芹所提出的基础债务，且对杨卫忠、杨俊芹给绿源公司垫资的事实也不予认可，在此种情况下作为公司债务应通过审计或清算来确定。在绿源公司否认绿源公司基础债务存在的情况下，杨卫忠、杨俊芹以垫付款为由向绿源公司主张权利不当，故对杨卫忠、杨俊芹请求判令绿源公司返还杨卫忠、杨俊芹2014年至2015年2月给公司垫资5899667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的诉求，在本案中依法不予支持。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认为对方涉嫌违法犯罪行为，且杨卫忠和杨俊芹提出本案应移送公安部门立案侦查。根据双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及案件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目前尚不具备移送的条件，同时已告知双方当事人就各自认为对方涉嫌违法犯罪可自主向有关部门提出控告。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百一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反诉原告）杨卫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反诉被告）阜平县绿源淡水鱼养殖有限公司拆迁补偿款6867052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自2018年7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给付之日止）。上述款项直接汇入阜平县绿源淡水鱼养殖有限公司账号：23×××58，开户行：阜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阜平县绿源淡水鱼养殖有限公司其他本诉请求。三、驳回反诉原告杨卫忠、杨俊芹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59869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6549元，鉴定费9300元，由杨卫忠、杨俊芹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杨卫忠、杨俊芹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1.阜平县绿源淡水鱼养殖有限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阜平县绿源淡水鱼养殖有限公司饲料厂营业执照；2.阜平县人民法院（2018）冀0624民初676号判决书共9页；3.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6民终307共14页；4.吴艳丽交于杨卫忠、杨俊芹的通知共1页。证明绿源公司企业至今存续。第二组，1.阜平县人民法院（2019）冀0624民初7号判决书共12页；2.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6民终4548号共15页；证明吴艳丽已抽逃全部出资，其股东身份存在重大瑕疵。第三组，1.公司股东关于限制吴艳丽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等权利的决定共1页；2.股东会决议，共1页；证明除吴艳丽以外的公司全体股东对她的权力已做出限制。吴艳丽代表绿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没有事实依据。第四组，1.吴艳丽2011年至2014年1月所写账目清单和2017年10月23日账单共5页；2.杨卫忠还吴艳丽账单中的30万贷款银行还款凭证贷款及利息34.2万元共1页；3.阜平县人民法院股东纠纷一案庭审笔录共11页。证明：1.吴艳丽对所写账目清单全部予以认可。2.证明杨卫忠还吴艳丽所写账单中的贷款和利息共计34.2万元。3.证明吴艳丽2011年至2014年1月投资只有50万元。证实吴艳丽及股东身份有瑕疵。第五组，吴艳丽授权委托书共1页。证明杨卫忠租用崔国民养殖场属吴艳丽授权范围。第六组，杨卫忠与冯小勇建厂协议共1页。证明杨卫忠、杨俊芹与冯小勇合作的只是饲料厂，冯小勇（吴艳丽之夫）没有证据证明48万元给付杨卫忠，并存在篡改协议签订时间之嫌疑。绿源公司质证称，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企业营业尚未注销，但未经营，拆迁后未实际经营，只是未办理注销手续。对第二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吴艳丽并未抽逃资金，并就该案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已立案。对第三组，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第四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认可，吴艳丽所写的账目清单是在与杨卫忠就拆迁补偿款的分配双方进行沟通时，吴艳丽凭自己的印象就主要事项所列清单，由于公司的账务账目及资料均由杨卫忠负责，所以不该以清单作为认定公司财务情况的唯一依据。杨卫忠所还的银行的个人借款，与公司无关。对第五组，授权委托书真实性无异议，仅授权杨卫忠办理拆迁补偿款事宜，并不能证明授权杨卫忠租用崔国民的养殖厂，这是他的个人行为与绿源公司无关。该授权书恰恰证明，杨卫忠对吴艳丽的法定代表人身份是认可的。证据六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关联性认为与本案无关，本案是因二杨侵犯挪用绿源公司的拆迁补偿款，饲料厂出资情况是公司的内部事宜，而且根本不存在篡改的事实。对杨卫忠、杨俊芹提供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第一组证据，诉讼双方对绿源公司的存续情况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2.第二组证据中判决的真实性，予以确认；3.第三组证据，根据绿源公司的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全数通过，因该决议未经未全部股东一致同意，故该决议对王艳丽不发生法律效力。本院不予采信。4.第四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5.第五组证据，双方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予以采纳。5.第六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绿源公司提交证据：1.河北省保定市人民检察院的不支持监督申请书。拟证明二杨所作的免除吴艳丽法定代表人以及绿源公司进行清算的股东会决议，已经被法院确认无效，并被检察院驳回其检察抗诉。2.网络截图，拟证明吴艳丽已经就抽逃出资的案件向河北省高院申请再审，并立案审理中。杨卫忠、杨俊芹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现在公司存续期间，原决议内容是第一项免去吴艳丽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职务，第二项依法申请解散公司，第三项申请法院清算。对证据2的信息所载明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截图的内容无异议，该立案没有审结结论，该证据不能认定吴艳丽是否抽逃资金。对绿源公司提供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诉讼双方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对本院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另查明，杨卫忠、杨俊芹对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6民终307号民事判决的判项“由监事杨俊芹主持的2018年8月8日阜平县绿源淡水鱼养殖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不服，并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对此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冀民申657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杨卫忠、杨俊芹的再审申请。吴艳丽、绿源公司对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6民终4548号民事判决判令“吴艳丽向绿源公司返还出资款200万元”不服，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对此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受理通知书。本院认为，根据双方一致认可的拆迁补偿协议，该协议中的征收方和被征收方分别为东庄村民委员会和绿源公司，因此，拆迁补偿的款项应归属于绿源公司。绿源公司作为公司法人，对拆迁款享有的独立的财产权，故杨卫忠应当将拆迁补偿款返还给公司。关于绿源公司的分支机构事项，因拆迁补偿协议中明确被征收方为绿源公司，且本案中涉及的是损害绿源公司的纠纷。因以上事项均与饲料厂无关，故本案对此不予涉及。关于吴艳丽的法定代表人的资格问题，杨卫忠、杨俊芹主张吴艳丽不能以法定代表人身份代表公司提起本次诉讼。就本案而言，绿源公司的全体股东于2013年8月19日作出股东会决议，决议决定执行董事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选举吴艳丽任公司执行董事，且公司工商登记的营业执照中的法定代表人为吴艳丽。因此，吴艳丽作为法定代表人身份参加本诉讼，并无不当。一审中，杨卫忠、杨俊芹申请对2013年8月19日的股东会决议和公司章程中的签字进行鉴定，经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鉴定，鉴定结论为倾向认为签名是同一人（吴艳丽）所写。本院认为，尽管鉴定结论认定章程和决议上的签字均为吴丽艳所写，但杨卫忠、杨俊芹在（2018）冀0624民初228号案件、（2018）冀0624民初7号案件起诉时，在起诉状中陈述称“杨卫忠、杨俊芹和吴艳丽于2018年8月19日修改公司章程，变更吴艳丽为法定代表人”，且杨卫忠、杨俊芹对公司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吴艳丽为法定代表人事项均未提出异议。以上事实足以表明，杨卫忠、杨俊芹对股东会决议以及修改公司章程事项是明知的，且是以实际行为予以认可的。杨卫忠、杨俊芹二人于2019年9月6日作出股东会决议，决议决定：不同意公司以法人名义起诉及罢免吴艳丽法定代表人资格及一切职务，但根据绿源公司的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全数通过，该项决定未获得全数通过，因此该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且已经生效判决予以认定。吴艳丽抽逃出资，已由生效判决判令其补缴出资，但并无生效法律文书限制其以法定代表人身份维护公司权益。因此杨卫忠、杨俊芹关于吴艳丽不能以法定代表人身份代表公司提起本次诉讼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绿源公司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杨卫忠、杨俊芹主张绿源公司主张返还拆迁款的事实已经超诉讼时效。本案中，2015年6月11日，绿源公司授权杨卫忠全权办理绿源公司养殖场的拆迁补偿事宜。同日绿源公司拆迁款由保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平支行转给杨卫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该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之规定。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应从绿源公司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绿源公司仅授权杨卫忠全权办理拆迁款补偿事宜，并未规定拆款款的具体存放账户情况。绿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艳丽于2018年1月23日向杨卫忠、杨俊芹主张拆迁补偿款272万元及相应利息，因吴艳丽系绿源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参加民事活动，故其起诉的时间应视为绿源公司知晓杨卫忠持有拆迁款的时间，故本案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应为2018年1月23日，本案立案时间为2018年7月24日，未超过诉讼时效，故杨卫忠、杨俊芹的该项上诉主张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关于绿源公司拆迁补偿款诉争的诉讼时效应于2018年1月23日中断的事实，属于认定错误，应予纠正。关于拆迁补偿款的利息起算时间问题。本案中，绿源公司授权杨卫忠全权办理拆拆补偿事宜，该授权应当认定包括支取补偿金事宜，因绿源公司在授权书中并未明确杨卫忠收取拆迁补偿款后的归还时间，杨卫忠在绿源公司未主张返还期间的资金占有属于合法占有，故绿源公司关于杨卫忠从收取拆迁补偿款之日就侵害了绿源公司财产权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就本案而言，拆迁款的利息起算点应当从绿源公司要求杨卫忠返还之日起计算，现绿源公司于2018年7月23日起诉主张要求杨卫忠返还拆迁款，故拆迁款的利息起算日应以2018年7月23日起算。关于杨卫忠、杨俊芹主张的垫资款问题，杨卫忠、杨俊芹主张二人为绿源公司垫付资金5899667元。就二人的上诉请求来看，垫资关系主体为杨卫忠、杨俊芹和绿源公司，杨卫忠、杨俊芹主张的垫付款既无书面借款协议以及转账记录，也无股东会关于借款的相关决议，也未出具财务审计或清算报告支持其主张，故杨卫忠、杨俊芹的该项上诉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杨卫忠、杨俊芹虽提供阜平县发展改革局为绿源公司发放的《河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证，备案证显示总投资975万元。该备案证仅能证明对绿源公司项目的存在。杨卫忠、杨俊芹提供的《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扶持项目》的验收意见和验收报告亦未记载杨卫忠垫资事宜。因此，杨卫忠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垫资事项以及垫资数额。杨卫忠、杨俊芹主张吴艳丽作为绿源公司法定代表人抽逃出资，扣留17万元的财政补贴给绿源公司造成巨大损失的事实，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涉及。综上所述，杨卫忠、杨俊芹、绿源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596元，由杨卫忠负担86418元，由阜平县绿源淡水鱼养殖有限公司负担1417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舒淼审判员  王洪月审判员  陈 宁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董军书记员王溪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