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20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郝淑芬，女，1955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莱山经济开发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擅涛（曾用名刘海涛），男，1988年8月21日出生，汉族，烟台市福山区司法局工作人员，住烟台市莱山经济开发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善玲，女，1982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莱山经济开发区。上诉人郝淑芬、刘善玲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擅涛（曾用名刘海涛），男，1988年8月21日出生，汉族，烟台市福山区司法局工作人员，住烟台市莱山经济开发区。三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帅，山东海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建祥，男，1957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密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希线，山东德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郝淑芬、刘擅涛、刘善玲因与被上诉人刘建祥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613民初13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郝淑芬、刘擅涛、刘善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案涉房屋属上诉人所有。一、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提供的分家协议书与证人证言相互印证不是事实。1、证人李某出庭陈述的“《分家协议书》是在家中、当时刘维汉夫妇都在场”的形成过程与被上诉人所述“是在村委，当时只有刘维汉在场”是不一致的。且证人李某“并没有见过《分家协议书》，也没有见过自己家也应有的《分家协议书》”。2、证人刘某1书面证人证言和刘某2的证人证言，可以证明刘某1的书面证言是在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要求、组织下由委托代理人打印形成的，再加上刘某1的书面证人证言与被上诉人的《分家协议书》内容完全一致，足以证明该证人证言是被上诉人加工形成的，不能证明是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3、证人陈某1的证人证言中对《分家协议书》的内容不能完全陈述，对刘维汉是否签字记不清。因此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提交的《分家协议书》就是证人陈某2提到的其参加的分家过程。综上，上诉人认为李某、刘某1在未提交其自有的《分家协议书》的情况下，其证言并不具备证明力。被上诉人提交的证人证言均存在严重瑕疵。二、一审法院认为的“分家协议书没有刘维汉的签字，符合农村风俗习惯”没有证据支持。陈某1出庭时陈述“刘维汉可以签字，可以不签字；农村分家不需要老太太签字”。基于该情况，上诉人认为虽然陈某1是当时南陈家疃村的支部书记，但是他的言词不能成为“农村的风俗习惯”。三、一审法院认定“分家协议中被上诉人的签名非本人所签”举证责任归于上诉人，于法无据。不完整的《分家协议书》是被上诉人提交的，其真实性的举证责任应由被上诉人承担。《分家协议书》上被上诉人的签字与起诉状中被上诉人签字不一致。一审法院未释明上诉人是否申请鉴定。四、上诉人已提交证据证明涉案房屋归上诉人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提交获得案涉房屋所有权的合法依据属于加重上诉人的举证责任，于法无据。依据《物权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案涉房产的所有权登记在上诉人名下，即证明案涉房屋所有权归上诉人所有。客观事实是村里办证普查时刘维汉夫妇在世，且刘维汉夫妇居住，如果没有刘维汉夫妇的同意，是不可能办到刘建亮名下的。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提交所谓的合法依据，并无依据。单纯以是否真实存在还尚未定论的《分家协议书》即证明其获得了案涉房屋物权的效力，与法相悖。即使客观存在《分家协议书》，但没有刘维汉夫妇的签字，也应认定对其自有案涉房屋的处分部分为无效。一审法庭庭审和证人陈某1的证人证言可知案涉的房屋不属于家庭共同财产，而是刘维汉夫妇的共同财产，被上诉人兄弟四人没有处分权；分家时宫怀卿并不在场，处分房产没有获得其本人的同意；在同期的《赡养协议书》中，刘维汉老人是有签字的。故鉴于刘维汉夫妇没有签字，则无法证明四兄弟对刘维汉夫妇房屋的处分是获得刘维汉夫妇的同意的，再加上客观情况下，刘维汉夫妇并未将其自有的房屋变更登记到被上诉人名下，所以该处分应属无效。即使《分家协议书》基于所谓的“风俗习惯”被认定为有效处分，亦应未实际履行而变更，案涉房屋仍不应判归被上诉人所有。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基于案涉房屋属于刘维汉夫妇所有，且在办理房产登记时办理至刘建亮名下的客观事实，上诉人主张的刘维汉夫妇在《分家协议书》成立后撤销了对被上诉人赠与，是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的。综上，被上诉人以一份不完整、没有父母签字、处分的是父母自由房产的《分家协议书》，主张案涉房屋归其所有证据不足，《分家协议书》也不符合《物权法》对于物权发生效力的特殊情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上诉人郝淑芬、刘擅涛、刘善玲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充分，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原告刘建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登记在刘建亮名下的位于烟台市莱山区间（建筑面积42.21平方米）东厢一间（建筑面积17.49平方米）、西厢一间（建筑面积17.49平方米）中的东、西厢房各一间为原告所有。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刘维汉与宫怀卿夫妇共育有四子三女，分别为长子刘某1、次子刘建云、三子刘建亮、四子刘建祥、长女刘建玉、次女刘建兰、三女刘建花。刘维汉于1996年去世，宫怀卿于2001年去世。刘建亮于2019年7月3日去世。被告郝淑芬与刘建亮系夫妻关系，二人共育有子女二人，即被告刘擅涛、刘善玲。二、位于烟台市莱山经济开发区房屋所有权证号为烟房私证字第××号、北屋三间（建筑面积42.21平方米）、东厢一间（建筑面积17.49平方米）、西厢一间（建筑面积17.49平方米）于1999年11月1日登记在刘建良名下。烟台市莱山经济开发区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证明当年登记时误将上述房屋所有权证中的所有权人写成刘建良，刘建良与刘建亮系同一人。三、庭审中，原告称，上述东、西厢房系我父亲刘维汉分得的祖传房产，北屋三间系刘维汉从其弟弟处购得。我的三个哥哥都成家后，刘建云脾气不好，一喝酒就因为结婚时老家给的东西不一样回家闹，要求分家。我父亲也同意，就召集我们兄弟聚到一块，找了大队书记及村里有威望的老人分家。1984年2月18日，我父亲刘维汉在陈鲁文、陈加田、陈殿怀的见证下，由陈某1执笔，将其房产分别分给了四个儿子，我分得位于烟台市莱山经济开发区的老房中的东、西厢房各一间。原告为证明其上述主张，向法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1951年3月1日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证明刘维汉原有房屋4间即原告分得的东、西厢房。2、落款日期为84年2月18日的分家协议书一份，载明：“刘维汉给儿子分家协议书，经大队调委会和刘维汉家（包括四个儿子在内）双方协商达成协议如下：一、按房屋折价办法执行。二、具体办法：原有老家搭配的住房不变，折价办法是刘某1分的房折价1000元，刘建云分的房折价1000元，刘建良分的房折价……（协议破损，内容缺失）分得房折价300元，合计房折价3000元……（协议破损，内容缺失）是750元，并以此为基数找……（协议破损，内容缺失）金250元，刘建云拿出现金250元……（协议破损，内容缺失）良收现金50元，刘建祥收现金450元……（协议破损，内容缺失）。找差到84年底一笔付清。弟兄四人同意……（协议破损，内容缺失）理意见。”刘某1、刘建云、刘建良、刘建祥在该协议下方签名捺印，陈鲁文、陈加田、陈殿怀在见证人处签名捺印，陈某1在执笔人处签字。3、刘某1签名的证明一份，载明：“经大队调委会和刘维汉家（包括四个儿子在内）双方协商达成协议如下：一、按房屋折价办法执行。二、具体办法：原有老家搭配的住房不变，折价办法是刘某1分的房折价1000元，刘建云分的房折价1000元，刘建良分的房折价700元，刘建祥分得房折价300元，合计房折价3000元。弟兄四人平均是750元，并以此为基数找差。刘某1拿出现金250元，刘建云拿出现金250元，刘建良收现金50元，刘建祥收现金450元。找差到84年底一笔付清。弟兄四人同意上述处理意见。我们兄弟四人在分家协议书上签字。执笔人陈某1签名，调解委员陈鲁文和陈加田及村支书陈殿怀在见证人处签名。当时，我们家有六间新房是七六年建的，有三间老房是解放前就存在，老房院中有东厢房和西厢房。我和刘建云分的房是新房三间，刘建良分的房是老房。刘建祥分的房是东厢房和西厢房。”4、赡养父母协议书一份，证明形成分家协议当日又签订了赡养父母协议书，该协议书也由原告兄弟四人签字、捺印。5、证人李某，李某到庭作证称，我与刘某1系夫妻，刘建祥兄弟四人分家时，有其父母在场，他们兄弟四人在场、还有村里的人在场，我们这些女的都不在场。后来我知道上述分家的事，是听刘维汉、宫怀卿两个老人说的，刘维汉、宫怀卿说当时他们二人和原告兄弟四人在场，还有村里的陈某1、陈殿怀、陈鲁文、陈加田在场。当时分家是父母将新盖的新房分给老大、老二每人三间，老三分的是老房中的三间北屋，老四分的是老三院内的东、西两个厢房。我听我公婆刘维汉、宫怀卿说，兄弟四个都有分家时形成的分书，我没见过这份分书，也没见过刘某1的分书。刘某1是因心脏病去世，不是因脑病去世，去世前一直很清醒。6、证人刘某2，刘某2到庭作证称，我爷爷叫刘维汉，我爷爷分家时，将其居住的老房的东、西厢房分给了原告，我父亲刘某1结婚时的房屋是我爷爷给盖建的，其他的情况我父亲没有跟我说，我对其他分家内容不清楚。我陪着我父亲刘某1到原告代理律师处，由我父亲口述，冯律师记录后打印出来一份证明，就是原告提交证明，我父亲核实后签字确认，当时我父亲在这份证明上签字时精神状态很好。7、证人陈某1，陈某1到庭作证称，刘维汉有四个儿子，长子刘某1、次子刘建云、三子刘建亮、四子刘建祥，他们因分家争执很大，原来是老二不好做工作，认为分家不公，从1983年底开始协商，直到1984年才分家。当时我是南陈家疃村的支部书记，刘维汉和刘建亮多次找我，刘某1也找过我，要求分家。我安排老干部陈加田、陈殿怀、调解主任陈鲁文协调刘维汉分家事宜，我也参加了。刘维汉在老大结婚时给老大盖了三间房屋、老二结婚时又给老二盖了三间房屋，后来老人没有能力盖房子了，将刘维汉住的老房子分了，老房子在南陈家疃村，三间北屋，东、西厢房各一个，现在还在。老三分的是北屋，老四分得是东、西厢房。当时我写的分家协议，写分家协议的时候，陈加田、陈鲁文、陈殿怀、刘维汉和刘维汉的四个儿子在场，刘维汉的四个儿子都是本人签字，我们四个人也签字了，我签的字，他们都按了手印。刘维汉是否签字记不清了，他可以签字，也可以不签字，弟兄四个同意，将家产分开就行了。当时是按折价的方法分的家，因为新房子贵，老房子便宜，老大、老二要找钱给老三、老四，老大、老二起初不同意，后来做工作，最后同意了。分家的时候，刘维汉的老婆宫怀卿不在场，但是她肯定知道分家的事，他们家因分家已经吵了很长时间，农村分家不需要老太太出面。分家的时候老三住在北屋，厢房由两个老人居住，后来老三出去建的房子，老房子由老人居住。经质证，被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称涉案房屋系刘维汉的祖传房屋，该存根中登记的东、西厢房已于2010年被推倒重建，该房屋所有权灭失；对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协议书不完整，不能证明东、西厢房系原告通过分家所得，经过比对，该分家协议书中刘建祥的签字与诉状中刘建祥的签字不是同一人所签，该协议也没有刘维汉夫妇的签字，原告主张系刘维汉夫妇分家，证据不充分；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清楚，刘某1于2019年4月底去世，出具该证明时精神状态不佳，且系打印件，不能证明是刘某1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证据4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赡养协议有刘维汉的签字，分家协议书没有刘维汉签字，没有经过父母同意，子女对父母的财产没有处分权；对证据5、6李某、刘某2的证人证言有异议，证人均是听他人陈述，本人不在现场，没有证据证明其陈述的内容是真实的；对证据7陈某1的证人证言有异议，证人无法证明其陈述内容的真实性，并且其与原告及其他证人陈述的内容有不一致的地方，分家协议没有刘维汉的签字，不能证明分家协议是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四、庭审中，被告称，原告一直在外地居住生活，涉案的老房原来由刘建亮和刘维汉共同居住，1988年刘建亮建造新房后搬出，老房子一直由刘维汉夫妇居住。1996年普查房屋时，刘维汉夫妇将涉案房屋登记在刘建亮名下，证明刘维汉夫妇将涉案房屋赠与刘建亮。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刘维汉夫妇分家时将涉案东、西厢房分给了原告，无权再进行处分。五、被告称，2010年左右，刘建亮将涉案的东、西厢房推倒在原地基之上进行翻建，原来的东、西厢房已不存在，物权消失，原告无权主张权利，提供照片四张予以证明。原告对照片的真实性无异议，称通过照片可以看出涉案的东、西厢房确实翻建过，但是刘建亮翻建房屋未征得我方同意，不能产生消灭物权的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供的分家协议书与证人证言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刘维汉夫妇生前通过分家的方式与其四个儿子达成一致意见，将其所有的位于烟台市莱山经济开发区间分给了原告，同院的正房三间分给了刘建亮。分家协议书上虽然没有刘维汉夫妇的签字，但是根据当地农村风俗习惯，结合证人证言，足以认定分家协议书系刘维汉夫妇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法院对该分家协议书的法律效力予以确认。被告关于分家协议书无刘维汉夫妇的签字，子女处分父母财产无效的抗辩意见不成立，法院不予采信。被告称分家协议中原告的签名非本人所签，未提供证据证明，法院不予采信。原告一直在外地居住生活，刘维汉去世后，涉案东、西厢房与同院的正房登记在刘建亮名下，被告主张该登记行为系刘维汉夫妇将涉案房屋赠与刘建亮，证据不足，也与刘维汉夫妇已将涉案东、西厢房分给原告的事实相悖，法院不予采信。涉案东、西厢房虽然登记在刘建亮名下，但被告未提供其取得涉案东、西厢房所有权的合法依据，刘建亮虽将原东、西厢房推倒翻建，但是未征得原告的同意，不能产生消灭物权的法律效力。综上，原告要求确认涉案东、西厢房归其所有，证据充分，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位于烟台市莱山经济开发区房屋所有权证号为烟房私证字第××号的建筑面积分别为17.49平方米的东、西厢房归原告刘建祥所有。案件受理费1199元由被告郝淑芬、刘擅涛、刘善玲负担。本院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刘维汉、宫怀卿夫妇育有四子三女，长子刘某1、次子刘建云、三子刘建亮、四子刘建祥、长女刘建玉、次女刘建兰、三女刘建花，从其家庭1984年分家时所拥有房产情况看，结合分家协议书的内容、当地农村分家及分给儿子房屋的风俗习惯、相关证人证言等证据，足以认定刘维汉夫妇生前与四个儿子进行过分家析产，虽然被上诉人出示的分家协议书存在残缺，但上诉人所述并不能否定分家事实及分家协议存在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依据现有证据和事实，认定分家协议书的效力正确、合法，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被上诉人刘建祥依据分家协议主张其对涉案房屋的权利，证据充分，理由正当，应当得到支持。上诉人对分家协议书的效力、证人证言的证明力所提异议，证据不足，理由不当，也与案件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因分家协议书真实、有效，上诉人以涉案房屋登记在其名下，否定被上诉人对涉案房屋所有权，理由不当，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郝淑芬、刘擅涛、刘善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99元，由上诉人郝淑芬、刘擅涛、刘善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张莉莉审判员  刘海波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书记员  王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