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8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世东，男，汉族，1970年3月22日生，住常州市天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万靓，北京大成（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云，北京大成（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市恒普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市天宁区青洋北路77号。法定代表人：吴维良。上诉人张世东因与被上诉人常州市恒普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普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因上诉人不服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19)苏0402民初54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世东上诉请求：依法判决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工资及业绩提成436065.55元，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具体如下：案外人陈得传的代理行为无效，上诉人有权向被上诉人主张工资及业绩提成。原审法院不支持上诉人的工资及业绩提成的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已按调解金额向上诉人实际履行支付义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授权陈得传收回的欠款为460036.25元，但陈得传最后与被上诉人合意70000元解决此事，两个金额相差达将近6倍，而陈得传作为上诉人的代理人，在收到70000元后，一直未主动联系上诉人，而是侵占挥霍，显然，陈得传与被上诉人非善意的行为，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因此，陈得传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应为无效的民事行为。另外，上诉人于2018年12月向原审法院起诉苏州忠聚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忠聚公司），后撤诉是因上诉人欲先起诉被上诉人后再向忠聚公司主张权利，故上诉人撤回起诉，但原审法院据此认定上诉人认可上述委托行为属主观推定，上诉人至始至终从未认可忠聚公司及陈得传的委托行为。因此，上诉人仍有权向被上诉人主张工资及提成。恒普公司二审辩称：我公司与上诉人之间所有的费用已经全部结清，陈得传出示了授权委托书，也出具了收到钱的收条，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张世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恒普公司向张世东支付工资及业绩提成436065.55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6000元，以上合计472065.55元；2、本案诉讼费由恒普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张世东与恒普公司法定代表人吴维良、案外人邹旭东签订股份及收益协议，该协议约定：“……针对永安项目（估值500万元）吴维良、邹旭东、张世东三人成立永安配套加工公司并对各自的权利与义务进行划分……2、邹旭东、张世东负责该项目的销售、资金回笼及相关业务工作，邹旭东占该项目股份及收益的25%；张世东占该项目股份及收益的25%……4、该项目成本独立核算、由三人共同审核……”。该协议签订后，永安配套加工公司并未实际设立。2016年5月，张世东与恒普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方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期限至2019年11月2日到期。2018年6月25日，张世东与忠聚公司签署非诉讼委托代理合同，该合同内容为：“甲方（委托人）张世东，乙方（受托人）忠聚公司……根据甲方提供的债务人证明和债务人情况，经协商签订，甲方全权委托乙方作为独家代理人，负责收回债务人张世东的欠款，共计人民币460036.25元；五、本合同签订2018年6月25日起至2018年7月25日止。”。该合同甲方签字为张世东，并加盖指印；乙方签字为陈得传，忠聚公司加盖公章。2018年6月25日，张世东与陈得传签署授权委托书，该委托书内容为：“委托方（简称甲方）张世东，受托方（简称乙方）陈得传，兹因欠款方吴维良（常州市恒普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所欠甲方460036.25元……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现全权授权委托乙方代理调解处理，并有权代为诉讼，承认或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代签相关协议和法律文书并收回欠款，此委托在没有收回债务前，委托书长期有效……”。委托人签字为张世东，并加盖指印；受托人签字为陈得传，忠聚公司加盖公章。2018年11月1日，恒普公司向陈得传中国银行银行卡（卡号62×××33)—次性转账人民币70000元。陈得传向恒普公司出具收条，该收条内容为：“今收到常州市恒普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与张世东的工资及业务费用人民币柒万元整，张世东与常州市恒普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所有的账务全部结清，劳动关系同时解除，张世东自动离职，如张世东有任何异议均与常州市恒普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无关，劳动解除证明由陈得传代签”。另查明，2017年1月至2018年8月，恒普公司共向张世东转账5次，时间和金额分别为：2017年1月25日，50000元；2017年9月30日，30000元；2018年2月14日，10000元；2018年4月20日，15000元；2018年8月6日，20000元。后张世东向常州市天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1：恒普公司支付张世东工资及业绩提成436065.55元；2、解除张世东与恒普公司的劳动关系，并支付经济赔偿金36000元。该仲裁委于2019年9月12日作出常天劳人仲案字[2019]第74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确认张世东与恒普公司自2018年11月1日起解除劳动关系；二、自裁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恒普公司支付张世东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2500元。张世东不服该仲裁裁决，故起诉至法院。还查明，2018年12月19日，张世东向一审法院起诉忠聚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要求忠聚公司返还张世东欠款7万元。后于2019年3月1日张世东向法院提交撤诉申请，载明：“现双方以达成和解，特申请撤回对被告苏州忠聚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起诉，望予以批准”。一审法院于同日口头裁定准许张世东撤回起诉。仲裁庭审中，张世东陈述：“仲裁请求第一项中有2016年的工资10000元，2016年、2017年报销款12528元，其余的都是业绩提成；恒普公司法定代表人妹妹吴维红所写的2016年、2017年业务费结算明细也证明恒普公司承认2016年张世东应分利润为214250元，2017年总利润为1090169.56元；张世东委托忠聚公司向恒普公司收回所欠工资共计460036.25元，委托期限为2018年6月25日至2018年7月25日，收条上的日期是2018年11月1日，且收款人为陈得传，张世东是授权忠聚公司催讨债务，并非委托陈得传个人，即使陈得传能够代表忠聚公司，在代理权限外的行为也属于无权代理，由此可见陈得传与恒普公司存在通谋签订损害申请人利益的收条，属于无效民事行为，且张世东并未拿到70000元，同时劳动关系具有依附性，非经双方本人同意其他人无权代为解除；陈得传现被公安机关查出有涉嫌诈骗行为，陈得传讨要工资是出于恶意不能代表或者维护张世东的权益”。对此，恒普公司陈述：“业务结算单是我妹妹写的，但是不认可是算账的依据，只是原材料的成本核算；没有拖欠2016年的工资，在2017年打款的50000元中包含了10000元的工资；张世东委托陈得传来收钱，张世东和陈得传一起来两次，其余是陈得传自己来的，陈得传来的时候有张世东的授权委托书；欠款已经结清”。对此，张世东陈述：“非诉讼委托代理合同没有给恒普公司看过；正常工作至2018年10月，因为恒普公司不给钱，后来张世东催要工资和提成，恒普公司直接发了收条说双方之间已经解除劳动关系了”。恒普公司陈述：“张世东2017年基本就不到公司了，张世东与其他人合作了；陈得传代签劳动合同解除证明，解除理由是自动离职”。审理中，张世东陈述其诉陈得传委托代理合同纠纷一案的审理结果对本案的法律事实有实质影响，而该案尚未审结，故请求中止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根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张世东主张陈得传恶意通谋恒普公司，损害张世东的合法权益，陈得传的代理行为无效。法院认为，张世东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恒普公司存在与陈得传恶意串通的情形，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恒普公司应当知晓张世东与忠聚公司、陈得传签署的非诉讼委托代理合同期限为2018年6月25日起至2018年7月25日止。张世东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另外，张世东亦于2018年12月向法院起诉忠聚公司并称双方已达成和解，故张世东对其委托行为应为认可。因此对张世东的主张无法采纳。恒普公司根据张世东与陈得传向其出示的授权委托书有理由相信陈得传有调解处理、代签相关协议并收回欠款的代理权限，且该代理权限长期有效。因此2018年11月1日，恒普公司与陈得传之间就张世东尚未结清的工资及业务提成等款项的金额调解达成一致，并且恒普公司也已按调解金额实际履行了支付义务，上述行为应当视为有效。故张世东主张恒普公司支付工资及业绩提成436065.55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张世东在授托书中并未授权陈得传处理张世东与恒普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恒普公司在陈得传代为解除张世东与恒普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代签解除劳动合同证明时未尽到注意的义务，由恒普公司承担不利后果，因双方劳动关系事实上已于2018年11月1日解除，故张世东要求恒普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具体支付金额为36000元。张世东并未向法院提供其已起诉陈得传委托合同纠纷案件的任何证据，且张世东与陈得传之间的关系并不必然可以对抗恒普公司，故张世东要求中止本案诉讼无依据，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张世东与常州市恒普机电工程有限公司自2018年11月1日起解除劳动关系；二、常州市恒普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张世东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计人民币36000元；三、驳回张世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常州市恒普机电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中，张世东称其2018年6月25日与忠聚公司签署的非诉讼委托代理合同，陈得传曾经向吴维良出示过，后张世东又称其只是推断陈得传出示过，并未亲眼看到过陈得传向吴维良出示过该非诉讼委托代理合同。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相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张世东2018年6月25日与忠聚公司签署的非诉讼委托代理合同中虽然约定了委托期限至2018年7月25日止，但张世东向陈得传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中载明“委托书长期有效”。现恒普公司及吴维良仅认可看到过授权委托书，并称没有看到过非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经庭审查明，张世东也只是推断陈得传向吴维良出示过该非诉讼委托代理合同，并未亲眼看到过陈得传向吴维良出示过，更无法提供任何证据证明陈得传向吴维良出示该非诉讼委托代理合同。据此，本院认为恒普公司根据张世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的内容，有理由相信陈得传有代为处理涉案欠款460036.25元并就此进行调解的权利。故陈得传代为签署调解协议并接受款项的代理行为虽然超过了忠聚公司与张世东约定的代理期限，但属于表见代理行为，张世东作为被代理人受该代理行为约束，与恒普公司的债权债务已经了结，若存在损失张世东应当另向代理人陈得传及忠聚公司主张。综上所述，张世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张世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施婷婷审判员  赵玉兵审判员  杨 迪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书记员  孙 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