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98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施光恩，男，1979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慈溪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柯权，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建，男，1972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现住浙江省宁波市杭州湾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业飞，北京天驰君泰（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勇，北京天驰君泰（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施光恩因与被上诉人张建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2019）浙0282民初29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独任审理，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施光恩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张建一审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施光恩本身无任何财务知识，本着对保证人和张建的信任，以及张建在《公司内部股权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中作出的已完成实际出资的保证，才签下协议书。张建恶意隐瞒真相，未告知施光恩出资不实的事宜，还作出虚假保证，诱使施光恩作出错误意思表示而签订协议书，已经构成欺诈行为。一审法院未对协议书中有争议的条款作出解释，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张建未能按约完成18万元的出资，经催告后仍未完成，也不进行工商登记变更，施光恩有理由相信张建可能毁约，构成预期违约。 张建答辩称：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协议书成立生效。施光恩提出的出资情况，并非本案审理的范围，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工商变更登记的义务在于公司，协议双方仅仅承担了股权变更的配合义务，施光恩不享有不安抗辩权。施光恩既无法定解除权，也未约定解除权。张建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影响了施光恩享有公司股东的权利，也不能成立，施光恩是公司的执行董事，根据公司的章程规定，执行董事享有决定聘任或解聘公司经理的职权，施光恩基于其执行董事的身份，可以完成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建以施光恩未按约支付股权转让款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变更诉请判令：1.施光恩履行协议书载明的义务，支付张建股权转让款18万元及利息（第一期以6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3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第二期以6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3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第三期以6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诉讼费由施光恩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2月28日，张建与施光恩共同投资设立宁波杭州湾新区振港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港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其中张建占股60%、施光恩占股40%。2018年7月4日，张建作为甲方与施光恩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鉴于甲方在公司合法拥有60%股权，现甲方有意转让其在公司拥有的全部股权，乙方同意受让甲方在公司拥有的60%股权，且已获得公司股东会的批准、同意；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本着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就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协议：第一条协议的转让，甲方同意将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共18万元出资额，以18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上述股份；乙方同意在合同签订后日内先支付甲方股权转让价款2018年7月30日6万元，第二期2018年10月30日6万元，剩余股权转让价款6万元在2019年2月3日前付清；甲方向乙方转让的股权中尚未实际缴纳出资的部分，转让后由乙方继续履行这部分股权的出资义务；甲方应对该公司及乙方办理相关审批、变更登记等法律手续提供必要协助与配合；第三条甲方保证与声明，甲方作为公司股东已完成履行了公司注册资本的出资义务；第四条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甲方负责办理股权转让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乙方必须按照合同规定及时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第五条合同的变更与解除，发生下列情况汇之一时，可变更或解除合同，但双方必须就此签订书面变更或解除合同：1.由于不可抗力或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2.一方当事人丧失实际履约能力；3.由于一方或两方违约，严重影响了守约方的经济利益，使合同履行成为不必要；4.因情况发生变化，经过双方协商同意变更或解除合同；第七条生效条款及其他，甲乙双方应配合公司尽快办理有关股东变更的审批手续，并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协议另就其他事项作了约定。双方未就协议第二条股权转让价格及价款的支付方式作出选择，该条第2点载明“乙方同意按下列方式将合同价款支付给甲方：乙方同意在本合同双方签订之日向甲方支付元；在甲方双方办理完工商变更登记后，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的价款 元”。2018年7月30日下午3时36分，施光恩通过微信向张建发送《催告函》1份，载明张建自协议签订后，未能及时办理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致施光恩无法行使公司各项权利，且公司的财务账册、公章、财务章等至今还未办理移交手续，张建在履行协议中已构成了先期违约，施光恩有权主张先履行抗辩权，对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待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办妥后予以支付，希望张建在收到此函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办妥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否则施光恩将追究张建的违约责任，并解除合同的履行。同日晚上6时至7时，张建与施光恩通过微信商定共同于次日就上述股权变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宜。同日晚上10时许，张建通过微信要求施光恩先解决临山分公司车钱3万多元的事情再行工商变更登记。次日，双方对临山分公司车钱3万多元款项未达成一致意见，也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2019年6月6日，施光恩向该院起诉张建，以重大误解、显失公平为由要求撤销上述协议书。2019年9月2日，该院作出（2019）浙0282民初6112号民事判决，以不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为由判决驳回了施光恩的诉讼请求。施光恩不服上诉，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9日作出（2019）浙02民终4283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认为，施光恩关于协议书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胁迫的情形属可撤销合同的抗辩，生效（2019）浙0282民初6112号民事判决及（2019）浙02民终4283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协议书不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情形，施光恩也未提供受协迫的证据，故对施光恩的该项抗辩，该院不予采信。施光恩关于其已向法院提起公司解散纠纷该案应中止审理的抗辩，该院认为，公司解散纠纷与该案审理无关联，亦不予采信。该院认为，张建与施光恩之间订立的《公司内部股权转让协议书》体现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成立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案件争议的焦点有二，一是施光恩向张建发送的《催告函》是否产生解除协议书的效力，二是施光恩是否享有先履行抗辩权。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该院认为，首先、张建、施光恩之间订立的《公司内部股权转让协议书》并未约定张建不履行股权变更登记义务施光恩可以解除合同。其次，根据施光恩的陈述，张建除了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外并无其他违约行为，故也不存在法定解除情形。最后，施光恩抗辩根据其发送给张建的《催告函》中关于解除合同的声明，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已经解除，但《催告函》中关于解除合同的声明记载为“希望贵方在收到此函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办妥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否则，我方将追究贵方的违约责任，并解除本合同的履行”，该内容仅表明如张建逾5日未办理股权登记，施光恩将解除合同，而非表明5日后双方合同已解除。换言之，姑且不论施光恩是否享有约定或法定的解除权，如施光恩要提出解除合同也应于5日后另行发送解除通知于张建，即作出解除合同的明确意思表示，而不能仅凭该《催告函》直接推导出合同已解除。综上，该院认定施光恩向张建发送的《催告函》不具有解除协议书的效力。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首先，《公司内部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二条是关于股权转让价格及价款支付方式的内容，该条第2点载明“乙方同意按下列方式将合同价款支付给甲方：乙方同意在本合同双方签字之日向甲方支付元；在甲乙双方办理完工商变更登记后，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的价款 元”。该条内容是双方解决价款支付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先后顺序问题的最直接最明确的条款，但双方均未选择该条内容，恰恰对施光恩支付价款的方式及时间作出了明确的约定。在此后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张建曾要求施光恩先解决临山分公司车钱3万多元的事情后再行股权变更。可见，在协议书签订当时及此后的协商过程中，张建与施光恩并未就何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达成一致意见，也未明确约定股权转让款的支付须以张建履行股权变更登记义务为前提。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关于先履行义务的规定，一方享有先履行抗辩权的前提是“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当事人互负债务”是指两项债务处于互为对待给付的地位。股权转让合同中主给付义务为出让人交付股权和受让人支付价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公司负有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和变更登记的义务，股权出让人仅负有协助、配合的义务，而该协助、配合义务并非涉案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的互为对待给付义务，在涉案合同未解除的情况下，对股权价款给付不产生实质影响，故施光恩不能以此为由拒绝支付价款。综上，施光恩要求张建先履行股权变更登记义务后其再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施光恩不享有先履行抗辩权。现张建要求施光恩支付股权转让款及相应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施光恩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张建股权转让款18万元，并支付自2018年7月3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6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及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以6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自2018年10月3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6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及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以6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自2019年2月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6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及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以6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3900元，减半收取计1950元，由施光恩负担。 二审中，施光恩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照片（微信截图、公司名下财产现状），拟证明公司财产未能移交，张建还在继续经营公司的事实。2.解除通知书、快递底单及签收信息，证明施光恩通知张建解除合同的事实。经质证，张建认为证据1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不能证明振港公司现由张建实际经营的事实，且振港公司由谁经营与本案无关联性。对于证据2，协议书中并未约定合同解除权，本案也未达到法定解除权的条件，故施光恩无权解除合同。本院认为，照片内容未显示振港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尚不足以证实施光恩拟证明的内容，本院不予认定。解除通知书、快递底单及签收信息仅表明张建收取了解除通知书，但由于张建与施光恩签订的协议书中并未约定解除协议书的情形，而施光恩在未支付协议书约定的任何一期股权转让款情况下，其以张建至今未履行工商登记变更手续为由请求解除协议书理由并不充分，即施光恩主张的法定解除权条件并未成就，上述证据尚不足以证实双方合同已经解除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张建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施光恩在二审过程中申请证人宋某，拟证明张建未履行合同附随义务，还在继续经营公司的事实。宋女陈述：宋女系施光恩妻子。2018年7月4日之后，张建未将财务账册、公章等移交给施光恩，张建以振港公司名义对外经营，2018年9月，施光恩放弃经营振港公司，现振港公司由他人经营。施光恩对宋女的证言无异议。张建认为宋女系施光恩妻子，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言应不予采信。本院认为，宋女系施光恩妻子，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且未提供其他证据印证，对其证言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施光恩是否应支付张建股权转让款18万元，并支付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对此，本院认为，张建与施光恩于2018年7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履行各自的义务。现协议书约定的股权款支付时间已经到期，施光恩理应按约向张建支付股权转让款18万元，并支付相应的付款利息。施光恩称协议书已经解除，其无需承担支付股权转让款义务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另外，一审法院认定的施光恩尚应支付的股权款利息计算方式亦无不妥。 综上，施光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900元，由上诉人施光恩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毛 姣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李军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