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51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邹国珠，女，1972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樊超霞，女，1981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万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勤，广东金桥百信（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晓敏，广东金桥百信（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国珍，男，1964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上诉人邹国珠、樊超霞因与被上诉人陈国珍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61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邹国珠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改判或发回重审,支持邹国珠的所有诉讼请求;2.依法确认邹国珠、陈国珍的婚姻关系及溯及既往的合法化。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书存在逻辑用词和标点使用不当等多处瑕疵。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八条规定“未办理婚姻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男女双方根据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补办结婚登记的，婚姻关系的效力从双方均符合婚姻法所规定的结婚的实质要件时起算”；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双方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任何一方均无权单独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其合同无效”。依照前述规定，陈国珍与邹国珠自2013年2月25日补办结婚登记，该登记效力具有追溯力，双方之间的婚姻关系应自1996年双方具备结婚实质要件时起算，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婚姻关系以登记日期为准，存在错误。陈国珍婚因出轨，与樊超霞恶意串通，侵害了邹国珠的合法权益，邹国珠一审诉请应得到全部支持。综上所述，邹国珠上诉请求将本案发回重审。针对邹国珠的上诉请求，樊超霞二审答辩称：答辩意见与上诉意见一致。上诉人樊超霞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判项，驳回邹国珠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审判决认定2015年至2018年期间因樊超霞生病，陈国珍为其支付大约7、8万元的医疗费用，并支付12000元保险费、补缴社保5000元，合计142000元的赠与无效，樊超霞应予返还，存在错误。一、关于医疗费用7、8万元。樊超霞的代理人一审庭审中自认“在同居期间，陈国珍……为樊超霞支付了医疗费大约7、8万元”，该自认泛指10年同居期间，并非特指2015年至2018年期间。即使是指2015年至2018年期间，该医疗费用产生的原因也是由于陈国珍的过错，对樊超霞身体损害的补偿费用。陈国珍也多次表示由其负担。二、关于保险费12000元、社保费50000元。樊超霞的代理人没有在庭审中自认“中国人寿养老保险12000元、社保补缴费用50000元均系陈国珍支付”，仅表示“关于樊超霞提交的证据2、证据3，拟证明陈国珍有赠与部分钱款给樊超霞用于人寿保险和社保，但具体金额，由于时间久远已经回忆不清，并不代表樊超霞证据清单上的金额都是陈国珍赠与；在同居期间……人寿保险、社保金中有部分款项为陈国珍赞助”。即便陈国珍确有支付樊超霞社保费15000元，但金额不大，完全没有超出陈国珍合理支配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三、关于樊超霞是否“在明知或者应当知道陈国珍的家庭情况下，无偿获取陈国珍与邹国珠的夫妻共同财产”问题。樊超霞与陈国珍从2008年6月开始交往，陈国珍明确向樊超霞表示其未与邹国珠办理结婚证，且承诺会与邹国珠分开，与樊超霞结婚。四、一审法院未考虑陈国珍的过错及樊超霞的弱势地位，判决结果显失公平。五、邹国珠关于婚姻关系溯及力的法律解释是错误的，且其主张的补办婚姻登记没有事实及相关证据，邹国珠其他上诉意见均是围绕一审判决书小瑕疵问题，完全是小题大作，不影响一审判决的实质性效力。综上，樊超霞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针对樊超霞的上诉请求，邹国珠二审答辩称：答辩意见与邹国珠的上诉意见一致。被上诉人陈国珍二审答辩称：同意邹国珠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不同意樊超霞的上诉意见。邹国珠于2019年5月13日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陈国珍在2007年6月18日至2018年5月16日期间向樊超霞所作的涉及46万元的赠与行为无效；2.确认陈国珍在2017年9月向樊超霞所作的涉及全套金银首饰（金手环、金戒指、银手镯、三星手机、华为M9手机与项链）的赠与行为无效；3.确认陈国珍向樊超霞所作的赠与位于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市莲路石岗东村段美心商贸城X号房屋的赠与行为无效；4.樊超霞返还邹国珠46万元；5.樊超霞返还全套金银首饰（金手环、金戒指、银手镯与项链）及三星手机华为M9手机各一部，合计价值约10000元；6.樊超霞返还邹国珠位于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市莲路石岗东村段美心商贸城X号房屋（购置价格125000元）；7.诉讼费由樊超霞、陈国珍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邹国珠称其于1996年6月与陈国珍相识恋爱，并于1997年举行婚礼。二人于1998年5月23日生育女儿，于2004年11月生育儿子。2013年2月25日，邹国珠与陈国珍登记结婚。2007年6月左右，陈国珍与樊超霞相识，后发展为情人关系，两人同居生活，至2018年左右，双方出现矛盾分手。邹国珠认为其自1997年起即与陈国珍存在事实婚姻关系，2013年2月25日补办了结婚登记手续，双方的婚姻效力应追溯至1996年起，陈国珍与樊超霞同居期间，陈国珍为樊超霞花费46万元及赠与樊超霞全套金银首饰及手机等，并为樊超霞购买位于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市莲路石岗东村段美心商贸城X号的房屋，这些财产应属其与陈国珍的夫妻共同财产，陈国珍擅自处分这些财产，并基于与樊超霞的婚外情关系赠与樊超霞，损害了其财产权，樊超霞取得前述财产亦违背了公序良俗，应认定无效。陈国珍确认邹国珠的主张。樊超霞不确认邹国珠的主张。为证明自己的主张，邹国珠提交陈国珍的银行流水及微信支付记录等，银行流水显示2009年至2017年期间陈国珍的账户有向樊超霞的账户转账支付款项，金额从两三百元至最多一笔15000元不等，微信支付记录显示，2015年至2018年期间陈国珍通过微信向樊超霞转账支付若干笔，但金额多为几百元或几千元，这些款项金额总计约十几万元。对于主张的其他赠与财物，邹国珠没有提交具体证据予以证实，自认是根据陈国珍向其出具的《忏悔书》及陈国珍的陈述而统计得出。一审庭审中，樊超霞对于前述银行流水及微信转账记录的对应款项予以确认，但称，这些款项数额不大，二人同居十几年，都已经用于二人同居期间房租、水电、日常生活消费、人情往来及为樊超霞支付医疗费用。其中，2015年至2018年期间因樊超霞生病，陈国珍为其支付了大约7、8万元的医疗费用。2015年11月20日，樊超霞投保中国人寿养老保险，陈国珍为其支付了12000元保险费。另因樊超霞补缴社保，陈国珍于2015年11月23日为其支付15000元、2015年11月24日为其支付5000元、2015年11月29日为其支付5000元、2017年2月14日为其支付8000元、2017年4月13日其为其支付9000元、2018年3月13日为其支付8000元，合计50000元。另查明，涉案位于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市莲路石岗东村段美心商贸城X号的房屋，是2010年6月26日樊超霞向案外人刘文艳购买，房屋面积为40.80平方米，成交价格为153000元，并于2010年9月1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于2010年9月9日取得产权证号为0210111275的不动产登记证，权属人为樊超霞。前述房屋以按揭方式购买，樊超霞确认其中首期房款中的30000元由陈国珍支付，是从陈国珍和樊超霞的共管账户中支出，另外的33000首期款是樊超霞自筹，剩余9万元款项由樊超霞向银行抵押贷款支付，抵押贷款是以该房屋以租养供方式支付。一审法院认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所有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在夫妻双方未选择其他财产制的情形下，夫妻共同财产是共同共有，夫妻双方对全部共同财产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所有权。本案中，邹国珠与陈国珍虽自认二人于1997年举办婚礼并以夫妻名义对外生活，并生育子女，但是二人实际于2013年2月25日才登记结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也即是说，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但未进行结婚登记的，按事实婚姻处理；而自《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之日起，未办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按非法同居关系处理。邹国珠、陈国珍二人于2013年2月25日登记结婚，2013年2月25日之前，邹国珠与陈国珍二人的关系应视为非法同居关系，并非夫妻关系，邹国珠与陈国珍之间并不形成夫妻共同财产，邹国珠无权基于损害夫妻共同财产为由要求认定陈国珍的赠与行为无效。前述涉案位于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市莲路石岗东村段美心商贸城X号的房屋购买于2010年，就该房屋的购买出资，无论在陈国珍与樊超霞之间是否存在赠与行为，邹国珠均没有权利主张确认无效及返还，故对于邹国珠的该项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邹国珠主张的其他财物的赠与，亦应以2013年2月25日为节点进行区分，即2013年2月25日之前，无论陈国珍与樊超霞之间是否存在赠与，均与邹国珠无关，邹国珠无权以侵害夫妻共同财产为由主张确认无效及返还，对于2013年2月25日起之后的赠与，邹国珠有权基于损害夫妻共同财产为由请求确认无效及返还，但邹国珠应对具体的赠与情况承担举证责任。邹国珠主张陈国珍与樊超霞同居期间，陈国珍为樊超霞花费共计46万元，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这一主张，其提交的银行流水及微信转账记录记载的陈国珍与樊超霞的款项往来数额不大，樊超霞抗辩称已经用于二人同居期间的房租、水电、日常生活消费、人情往来等共同支出，实已难以区分，且没有超出陈国珍个人合理支配的范围，一审法院对邹国珠的主张不予确认。对于樊超霞自认的其中医疗费7、8万元、保险费12000元、社保50000元系陈国珍为其支付，这些款项发生时间均是在2015年至2018年期间，累计数额较大，且是属用于樊超霞个人的支出，按照自认对樊超霞不利的原则，一审法院认定前述共计142000元是陈国珍向樊超霞的赠与。对于邹国珠主张赠与的全套金银首饰及手机等，樊超霞不予确认，邹国珠没有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亦不予确认。陈国珍赠与樊超霞的钱款是陈国珍与邹国珠的夫妻共同财产。法律规定夫妻对于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显然这种处理权应当基于合法行为。在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之前，夫妻双方的所有权均及于全部夫妻共同财产。陈国珍对于樊超霞没有任何法定义务，其基于与樊超霞之间的不正常关系，不经邹国珠同意，将与邹国珠共有的夫妻共同财产无偿给予樊超霞，而樊超霞在明知或者应当知道陈国珍的家庭情况下无偿获取陈国珍与邹国珠的夫妻共同财产，此二人之间的给予和接受的行为违反公序良俗，对邹国珠而言显属恶意，侵害邹国珠的合法权益，陈国珍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无权处分。陈国珍与樊超霞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恶意串通，此二人之间的赠与合同应属全部无效。综上，陈国珍赠与樊超霞的142000元是夫妻共同财产，陈国珍与樊超霞的赠与合同无效，邹国珠请求将该钱款返还给邹国珠，陈国珍同意由樊超霞返还给邹国珠，邹国珠的请求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4日判决如下：一、被告陈国珍赠与被告樊超霞142000元款项的行为无效；二、被告樊超霞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邹国珠返还142000元；三、驳回原告邹国珠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750元，由原告邹国珠负担7423元，被告樊超霞负担2327元。二审期间，一、邹国珠提交：1.《婚姻关系证明》，2.《婚姻状态证明》，拟共同证明陈国珍与邹国珠双方单位及民政部门证明其事实婚姻关系可溯及既往地合法化；3.《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拟证明双方医学证明可以结婚；4.《安排第一孩审批表》《人流引产手术证明书》《办理一孩生育证须知》，拟证明两者符合生育条件批准生育第一孩以及邹国珠因身体不适自动去做引产手术，1998年10月当地计生部门同意办理生育办证；5.《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拟证明双方于2013年2月25日依法登记取得结婚证；6.《计划生育证明》，拟证明两人于1997年同居到2019年之间生育情况；7.《人民法院报》，8.《人民法院报》，证明人民法院判例，生效判例的审判要旨、案情、裁判与评析；9.莆田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拟证明陈国珍与邹国珠结婚前的上次婚姻已结束；10.《查环查孕记录表》《查环查孕记名书》，拟证明2013年2月25日取得结婚证之前受当地计生管控，且符合结婚要件同意生育证明；11.《商丘日报.法治时空》《腾讯房产.购房宝典》拟证明老公给小三买房，原配原物追回以及代理律师的代理意见；12.《非广州户口贷款政策》《樊超霞未婚证明》，拟证明陈国珍坦白其与樊超霞串通以樊超霞名义购房，未婚证出具时间与购房时间高度吻合，确实证明陈国珍、樊超霞当时具有预谋计划买房的动机。樊超霞质证称：对证据1真实性予以认可，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证明婚姻关系存在溯及力；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邹国珠和陈国珍并未持该证明去办理婚姻登记；对证据3、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当时邹国珠和陈国珍符合结婚的医学条件；在1998年5月邹国珠的女儿已经出生，证据4显示邹国珠存在隐瞒事实以及未婚生育，明显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持保留意见，陈国珍曾亲口对樊超霞称其在当地有关系，什么时候都可以补办结婚证，而结婚证的字号是2016年之后实施的婚姻登记工作规范所规定的字号类型，该份审查表明显可看出来对方办理的不是补办结婚登记，而是一般婚姻登记；证据6与本案无关；对证据7-1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证据7、8仅是个案裁判，案情与本案不相符；证据12没有原件，对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与本案无关。陈国珍质证称：对邹国珠提供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前述证据证明双方的婚姻关系合法有效，而证据7、8是人民法院报刊登的案例，证明补办婚姻登记具有溯及的法律效力。二、樊超霞二审提交：1.樊超霞与陈国珍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截图生成于2017年），拟证明当初是陈国珍恳求樊超霞治疗并由陈国珍承担治疗费用，不用樊超霞返还；2.樊超霞与陈国珍的手机短信记录一份，拟证明邹国珠提起本案诉讼纯属陈国珍操作，是打击报复行为。邹国珠质证称：对樊超霞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陈国珍质证称：证据1没有显示时间，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标准，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法确认;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前述证据亦证明樊超霞就是想通过不当行为获得陈国珍的钱财。三、陈国珍二审提交：房屋买卖合约付款明细流程，拟证明购房所支付的房款的情况。邹国珠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樊超霞质称：樊超霞承认过首期款中有30000元是陈国珍存入共管卡，但当时双方处于同居状态，樊超霞有帮助陈国珍做相关业务联系，该款项不是陈国珍的赠与，而是樊超霞的劳务款。本院二审经庭询调查确认一审查明事实。另外，邹国珠向本院提交：1.《证人出庭申请书》，请求法院准许证人张某出庭作证证实陈国珍为樊超霞购房支付现金10000元，庭审中其明确不再申请证人出庭作证；2.《申请法院调取证据书（一）》《申请法院调取证据书（二）》,申请调取樊超霞申请房贷所有资料信息以及陈国珍、樊超霞银行共管卡流水信息，拟证明樊超霞无能力购房，由陈国珍操作制作两份假证，骗取银行贷款；3.邹国珠在二审庭后向法院提交（1）《申请法院调取证据书（三）》，申请法院调取樊超霞2008年至2018年期间建行、工行、农行三个银行卡中指定名字（陈荣、施冲平、黄石鹏、邓清带）的进账明细信息，拟证明陈国珍曾以前述四个朋友向樊超霞转款的事实；（2）《陈国珍一审庭后补充答辩（二）》，证明陈国珍坦白支付樊超霞看病费用与樊超霞一审陈述金额基本一致；（3）陈国珍诉樊超霞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一、二审判决书和（2019）粤民申844号民事裁定书；（4）福建省莆田赤港华侨农场2019年1月7日出具的证明、涵江区白沙镇社会事务办公室等出具的证明，拟证明邹国珠、陈国珍婚姻关系自1996年同居时已经发生效力。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以及有关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据此，结合双方诉辩意见，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邹国珠、陈国珍夫妻婚姻关系起算时点；二、陈国珍向樊超霞赠与财物的效力以及应否全部返还给邹国珠；三、邹国珠提交的调取证据申请以及庭后补交的证据应否接纳。针对前述争议焦点，本院认定如下：一、关于邹国珠、陈国珍夫妻婚姻关系起算时点的问题。邹国珠主张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男女双方根据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补办结婚登记的，婚姻关系的效力从双方均符合婚姻法所规定的结婚的实质要件时起算”，其与陈国珍的夫妻婚姻关系应从1996年同居时起算。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也即夫妻关系应自男女双方依法取得婚姻登记起确立，除非补办结婚登记才对夫妻关系具有追溯的法律效力。我国自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1994年2月1日公布实施之日起，未办理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不再承认事实婚姻关系。邹国珠、陈国珍实际于2013年2月25日登记结婚，并非补办结婚登记，此前两者并不具有合法有效的夫妻关系。因此，2013年2月25日之前陈国珍、邹国珠不属于夫妻关系。邹国珠所提供的相关证明均非有权确认婚姻关系的行政机关出具，且有违法律规定，故对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可。邹国珠上诉主张其与陈国珍的婚姻关系具有追溯力，于法不符。二、陈国珍向樊超霞赠与财物的效力以及应否全部返还给邹国珠的问题。（一）如前文所述，邹国珠、陈国珍于2013年2月25日登记结婚。此前，双方之间不存在合法有效的夫妻关系，邹国珠无权基于损害夫妻共同财产为由要求认定陈国珍该期间的赠与行为无效。涉案位于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市莲路石岗东村段美心商贸城X号的房屋购买于2010年，就该房屋的购买出资，邹国珠无权主张确认出资赠与无效及返还相应款项。（二）对于2013年2月25日之后的赠与效力及财产返还的问题。因陈国珍、邹国珠此后系夫妻关系，男女双方对于婚姻关系具有彼此忠诚的义务，且对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处理权。陈国珍明知、樊超霞明知或者应当知道陈国珍有家庭情况下，两人发生不正当关系，陈国珍未经邹国珠同意，将夫妻共同财产无偿给予樊超霞，有违公序良俗，严重侵害了邹国珠的合法权益。陈国珍的赠与行为应属无效。邹国珠有权基于损害夫妻共同财产为由请求确认无效并要求返还，但邹国珠应对具体的赠与情况承担举证责任。邹国珠主张陈国珍与樊超霞同居期间，陈国珍为樊超霞花费共计46万元，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这一主张，其提交的银行流水及微信转账记录记载的陈国珍与樊超霞的款项往来数额不大，樊超霞抗辩称已经用于二人同居期间的房租、水电、日常生活消费、人情往来等共同支出，实已难以区分，且没有超出陈国珍个人合理支配的范围，对邹国珠的主张不予确认。对于樊超霞自认的其中医疗费7、8万元、保险费12000元、社保50000元系陈国珍为其支付，这些款项发生时间均是在2015年至2018年期间，累计数额较大，且属于樊超霞个人的支出，按照自认对樊超霞不利的原则，前述共计142000元是陈国珍向樊超霞的赠与。对于邹国珠主张赠与的全套金银首饰及手机等，樊超霞不予确认，邹国珠没有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亦不予支持。因此，一审法院综合具体案情认定樊超霞应向邹国珠返还142000元，理据充分，予以维持。邹国珠诉请樊超霞返还全部财物，樊超霞上诉主张不应向邹国珠返还前述142000元款项，均不能成立。三、邹国珠提交的调取证据申请以及庭后补交的证据应否接纳的问题。因邹国珠二审提交《申请法院调取证据书（一）》《申请法院调取证据书（二）》,申请调取樊超霞申请房贷所有资料信息以及陈国珍、樊超霞银行共管卡流水信息，拟证明樊超霞无能力购房。因如前文所述，樊超霞购房行为发生在邹国珠、陈国珍结婚之前，邹国珠无权要求确认赠与无效及返还财产，故该申请与本案相关事实无关，对处理结果亦无影响，本院不予接纳。至于邹国珠在二审庭后向法院提交《申请法院调取证据书（三）》，申请法院调取樊超霞2008年至2018年期间建行、工行、农行三个银行卡中指定名字（陈荣、施冲平、黄石鹏、邓清带）的进账明细信息的问题，因邹国珠并无证据证明陈国珍与前四者之间存在委托付款的关系，四者与樊超霞之间有无转款对本案均无影响，且邹国珠申请调取的证据并非其和陈国珍无法提供的证据，其于二审庭后申请法院调取，亦不符合举证期限的要求，故本院不予接纳。另外，邹国珠二审庭后提交的材料并非二审新证据，且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本院不组织质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邹国珠、樊超霞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235元，由上诉人邹国珠负担8095元，上诉人樊超霞负担314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柳玮玮审判员  黄春成审判员  李 娜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纪惠敏黄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