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苏04民终17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雷，男，1992年9月25日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刚，江苏能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某，女，1975年8月18日生，汉族，住常州市钟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宇明，江苏尊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璇，江苏尊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雷因与被上诉人蒋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2019）苏0404民初543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发回原审重新审理。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上诉人杨雷不是唐磊涉嫌刑事案件的被害人，被上诉人蒋某也不是涉嫌刑事的行为人。2、被上诉人蒋某多次报警向唐磊索要款项，被上诉人蒋某是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且刑事案件正在处理中。3、一审认定本案和唐磊涉嫌刑事犯罪一案属于“同一事实”错误。被上诉人蒋某在答辩期内未作答辩。杨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双方达成的购销合同；2、蒋某退还158160元货款；3、蒋某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22日、5月12日，杨雷通过其上海浦东发展银行62×××30账户向蒋某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行62×××76账户汇款4万元、4万元、7000元；2018年5月12日，杨雷通过支付宝账户向蒋某转账5万元、2万元、7700元；上述合计164700元。2018年9月11日、9月13日、9月25日，蒋某通过支付宝账户向杨雷分别转账2800元、1120元、1120元、1500元，共计6540元。2019年7月22日，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唐磊、被告人王翔涉嫌非法集资罪为由，向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其中查明：2017年10月至2018年12月间，被告人唐磊伙同被告人王翔、张斌（另案处理）等人，通过微信朋友圈等途径发布低价销售苹果手机的信息，谎称有低价购买苹果手机的特殊渠道，可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预售苹果手机，到期即取得预定的苹果手机或代售苹果手机的本金及利润，并在没有实际履约能力的情况下，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被害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先后与被害人吴某、蒋某、唐某等42名被害人签订口头或书面合同，取得42名被害人的相应苹果手机预付款或投资款。其所附2018年9月18日公安机关对蒋某所作询问笔录中，蒋某陈述：2018年2月左右，蒋某通过客户介绍认识唐磊；2018年2月26日开始蒋某通过向中间人孙鹏、指定收款人张斌等人汇款，汇款后的半个月至一个月内收到手机，在2018年4月20日前唐磊能正常供货；2018年4月20日，蒋某又向唐磊订购价值135万元的手机，分别在2018年4月20日、4月21日、4月22日汇款50万元、50万元、35万元；此后，唐磊陆续以低价促销的方式要求蒋某等人订货，蒋某又向唐磊汇款1465000元，但唐磊再也没有供货；蒋某通过多种途径向唐磊汇款380余万元，按照双方协商价格供货100余万元，期间因其他原因唐磊还款45000元，尚有277万元未收到货；上述资金来源，部分为合伙人资金，他们见蒋某做得不错，就与蒋某合作，将款项汇给蒋某，由蒋某出面与唐磊交易，其中钱正锋453000元、杨雷155000元、时玉霞143200元、戚云霜（孙鹏妻子）198600元，有90万元系蒋某向他人所借，30万元向父母所借，剩余款项为蒋某本人存款，戚云霜的款项由其自己所汇，没有经蒋某手，只是唐磊的还款承诺书中归到蒋某的金额里了；2018年9月10日，唐磊出具《归还货款承诺书》一份，承诺归还金额277万元，约定自2018年9月11日起每天归还2万元、连续归还45天，45天之后每天归还1万元直至还清为止，2018年9月10日当天还款8万元、9月11日还款2万元、9月13日还款2万元，此后未再还款。上述《归还货款承诺书》主要内容为：唐磊于2018年6月1日前要求蒋某分次将购买苹果手机的款项277万元汇入指定的张斌账户，现货款已收到；因无法提供产品，唐磊承诺于2018年9月11日起每日转账孙鹏账户2万元直至还清90万元，余款每日转账孙鹏账户1万元直至还清为止，有一期不付款按债务总额并连带利息一并提起诉讼，唐磊愿意承担蒋某、孙鹏追讨货款所支付的律师费和诉讼费等费用。2018年9月11日，唐磊出具《唐磊归还货款承诺书的补充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为：经蒋某、孙鹏双方协商，在唐磊归还277万元期间，约定2018年9月11日开始每天汇入孙鹏账户的款项如数汇入蒋某账户；在唐磊归还期间不得作为他用，卡主不得擅自使用，双方都有权知道款项去向，如有一方违约，取消分款资格，并承担法律责任。庭审中，杨雷为证明其诉讼请求提供了2018年6月17日其所称双方之间的录音文字材料一份，杨雷在谈话中陈述其询问手机事宜，蒋某陈述签合同事宜，其中蒋某述及“他把这批货处理完后，所有欠我们的货之后我们要定就要签合同。但是之前的那我们订的货也要签……不签的话这个资金不安全”，杨雷述及“毕竟咱们现在做了这么大，不是十台20台。就要多两个人的”……蒋某述及“这两天他会来这里签合同。把前面两批合同也签了”……杨雷述及“……我们几批货了啊？我是两批，你们是可能不止两批了吧？”蒋某述及“我们是四批了……”，杨雷最后陈述“你也跟我讲过，如果要钱的话提前两个星期跟你说声是吧？”蒋某陈述“嗯，所以现在要签合同要提前一个月。”杨雷陈述“今天是17日最晚就是两个星期。”蒋某陈述“嗯，就是在半个月之内所有的事情处理好。”杨雷陈述“我就是来问问的。”证明杨雷与蒋某之间及蒋某与唐磊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蒋某在无法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情况下同意退款。蒋某对杨雷提供的上述证据经质证认为，一、杨雷提供的录音文字资料不完整，其故意截取部分对话，断章取义解释双方对话的要旨，例如杨雷未提供的其述及“我们的货逾期了……”蒋某述及“如果超过15天，你，也就是我们订货的人有权终止合同”……。二、从杨雷提供的材料内容看，录音文字材料与本案无关联性，杨雷就录音内容中述及的“合同”断章取义，该份录音文字材料并未明确提及合同主体系杨雷与蒋某，杨雷在该录音文字材料中所述内容也能证明双方非买卖关系，双方谈话内容所指系向唐磊要钱或者要货，杨雷认可双方非买卖关系，结合蒋某提供的证据来看，杨雷明确认可合同本应与唐磊签订。蒋某为证明其抗辩意见，于庭审中提供了如下证据：1、2018年9月10日杨雷、蒋某、时玉霞、钱正锋等9人微信群聊天记录及2018年12月7日《接处警工作登记表》各一份，《接处警工作登记表》所载内容住户要为蒋某报警称2018年12月7日18时至19时其放在常州市武进区澜境花苑6号商铺2楼生活区的4万元现金与一张270万元的欠条被盗；微信群聊天记录主要为杨雷、蒋某与戚云霜、钱正锋、时玉霞等人于2018年9月10日共同至武进吾悦广场天语雅阁要求唐磊偿还货款，其中杨雷述及“我在天语雅阁后门了”、“把唐磊照片发一下”、“包厢有人出来说一下”、“借条必须签”“购销合同有共同承担风险的责任在里面。所以千万不要听他一面之辞”、蒋某随后陈述“等钱到账了”“再说”“在打钱”、杨雷接着陈述“打多少”、另一人陈述“五万”、蒋某陈述“先5”、钱正锋陈述“5万那么多人分，能干嘛，最终结果怎么办”，此后杨雷陈述“怎么有钱怎么搞”“他没钱让他借钱还我们”、另一人陈述“你来说撒”、杨雷陈述“那房子抵押”“车子抵押”、另一人陈述“问题他要有的”“那你不进去说”、杨雷陈述“有多少现弄多少出来”、另一人陈述“你死哪里去了”“去包厢说撒”、杨雷陈述“充电”等，上述杨雷所述内容反映杨雷主动提出要求唐磊签署借条，并认同购销合同系应与唐磊签订，而非蒋某，其明知并认可货款应由唐磊偿还；上述唐磊出具《归还货款承诺书》原件被杨雷的女朋友周芸取走，其载明的277万元系唐磊结欠杨雷与蒋某、戚云霜、钱正锋、时玉霞等人合伙投资的货款；上述证据充分证明杨雷明知并认可系唐磊结欠其货款而非蒋某，杨雷与蒋某系合伙投资关系，而非买卖关系。2、2018年8月25日至2018年10月3日期间蒋某与杨雷微信聊天记录，其中2018年9月1日杨雷述及我就是按照正常的还是找戚云霜要钱要货”、蒋某陈述“对”，2018年9月11日蒋某述及“你一共有多少钱在里面，我来算一下，按照百分比来把前锋（注：应为钱分）”、杨雷陈述“10*8000+11*7500”、蒋某陈述“嗯嗯”“按照你总经理（注：应为总金额）按照你的那个这个钱的额度占总金额的百分比来分钱，跟你讲好了，你一直没有回我的话”、杨雷陈述“那大概是多少啊？每天？”“现在也只能先这样拿着咯”、蒋某陈述“等一下，我算一下，我还没到店里呢。”、杨雷陈述“哦哦！”、蒋某陈述“百分之5.6”、杨雷陈述“多少钱”、蒋某陈述“五万的在算”、杨雷回复“OK”表情、蒋某陈述“这个是算是2万的”“除2的是以后每天一万的”、杨雷陈述“哦哦！昨天不是说每天还两万吗”、蒋某陈述“对的”“转哪里”、杨雷陈述“支付宝”、蒋某陈述“嗯嗯”、杨雷陈述“收到2800”、蒋某陈述“嗯嗯”“到了两万”“转哪里？”、杨雷陈述“一样都是支付宝”、蒋某陈述“嗯嗯”“1120”、杨雷陈述“收到1120”，另2018年9月26日蒋某通过微信转账向杨雷转账1500元，杨雷在收款总附言“谢谢阿姐”；上述内容反映杨雷自始至终都认为货款不应由蒋某退还，并认可按照各自比例与总金额分配还款，要求唐磊按照承诺书履行还款义务；上述证据证明杨雷明知货款应由唐磊返还，并多次共同向唐磊索要货款，也认可根据自己所欠货款以及277万元总金额计算的比例5.6%对唐磊还款进行分配，收取还款2800元、1120元、1120元，共计5040元，并要求唐磊一直按照承诺书还款。3、2018年10月2日至2018年11月26日期间蒋某与杨雷女朋友周芸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主要涉及向唐磊催款，其中2018年10月2日周芸陈述“那个唐磊还不出面啊！”“我叫杨雷先来吧”，2018年10月23日蒋某陈述“我不知道唐磊能打多少啊，这个是我的实话”、周芸陈述“那他不打我就没有钱了！”“你凑不到多少钱？能够凑到多少钱？唐磊一辈子不打钱你，我就等一辈子啊！再说了按照比例分，为什么小凯他们要多分钱？当初的就一张总的借条！钱都是打给你的！我拿啥保证！总不能一分都不给我吧！说的过去嘛！”“都是转给你的钱！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这样！”、蒋某陈述“小凯没有多分，那个是当天小凯妈妈不退步”；上述证据证明周芸认可唐磊出具的承诺书所列款项系杨雷、蒋某等人合伙投资货款，非买卖关系，且认可货款应由唐磊返还，按照比例分配唐磊的还款，并始终要求唐磊按照承诺书偿还货款。4、2018年10月1日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漕桥派出所《接处警工作登记表》、2018年10月3日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湖塘派出所《接处警工作登记表》各一份，主要内容为相应公安机关民警接警到场后系蒋某到唐磊家索要欠款，唐磊不在家中，与其家人朱明叶发生纠纷；上述证据结合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杨雷、蒋某等人于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0月3日共同至唐磊妻子朱明叶父母家及唐磊居住地星河国际三期，要求唐磊偿还货款，表明杨雷明知货款应由唐磊返还，杨雷与蒋某非买卖关系。5、蒋某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武进支行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交易明细清单以及蒋某分别与时玉霞微信聊天记录、与钱正锋支付宝转账记录及微信聊天记录，主要内容为蒋某根据微信记录所述向时玉霞、钱正锋等人汇款，其中时玉霞在微信中述及“以后他那里转过来的钱都打这个银行卡里面就行了，我这个银行卡由短信提醒”；上述证据证明杨雷与蒋某、时玉霞、钱正锋、孙鹏（戚云霜的丈夫）等人按照各自投入款项的比例分配唐磊还款，杨雷与蒋某等人系合伙投资关系，非买卖关系。6、蒋某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武进支行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交易明细清单以及蒋某与郁伟明、蒋科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支付宝转账记录截图，银行交易明细显示蒋某分别在2018年3月10日、4月13日收到郁伟明汇款118160元、蒋科汇款116900元，微信记录中述及手机单价涉及83500元、8400元至8450元、8500元等；上述证据证明2018年3月至5月期间，蒋某以8340元-8450元/台的价格销售手机，杨雷称蒋某以8000元、7700元的单价销售不符合该时段蒋某销售定价，且蒋某从事手机购销生意系谋利，以进货价或低于进货价的价格销售给杨雷不符合交易常理。7、杨雷支付宝转账记录截图，证明蒋某于2018年9月25日通过支付宝向杨雷转账1500元，杨雷已于次日通过微信向蒋某偿还1500元，该笔款项系杨雷向蒋某借款，杨雷刻意混淆款项往来性质，意图将合伙投资关系编造称买卖关系。杨雷对蒋某提供的上述证据经质证认为：1、真实性认可，但《接处警工作登记表》与本案没有关。2、双方在2018年4月5日达成口头协议，在蒋某无法支付余款的情况下，杨雷协助蒋某催要货款，并不影响杨雷向蒋某索要货款，蒋某可以在履行支付货款义务后自行向唐磊主张权利。3、蒋某与周芸的微信聊天记录是在2018年10月，在拿不到货后开始的聊天记录；且蒋某与唐磊是买卖合同关系，唐磊不认可与其他人有买卖关系，周芸在微信中的本意是需要蒋某承担责任；聊天记录同样证明杨雷女朋友周芸向蒋某索要货款的事实，蒋某的行为表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上下家买卖合同关系。4、两份《接处警工作登记表》是证明蒋某报警向唐磊索要货款，与本案蒋某向杨雷支付货款没有关联。5、银行交易明细与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认可，但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之间款项的往来性质，不影响蒋某承担退款责任。6、银行交易明细与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认可，但该转账记录不能证明手机的数量，故不能证明手机的价格，微信中所述价格是销售价格而不是批发价格，二者没有可比性，而且聊天记录也提到行情价格波动很大，每天差距150元左右，故手机的价格还是以双方自行协商为主，蒋某和他人之间的手机价格与本案没有关联性。7、1500元借款没有异议，由于原告换了手机，没有记录，现予以更正，但无法证明蒋某拒绝支付货款的理由。杨雷并陈述：《归还货款承诺书》原件不在周芸处；2018年10月2日，周芸确系因向唐磊催要货款事宜报过警，因唐磊不在，唐磊的妻子与朋友威胁周芸，随后周芸才报警的。蒋某陈述：《归还货款承诺书》原件被周芸偷走，由于当时没有监控，蒋某之前也去过派出所咨询过，但至今没有回复。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规定，对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正在侦查、起诉、审理的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就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者申请执行涉案财物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侦查、起诉、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中，发现与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民事案件属同一事实，或者被申请执行的财物属于涉案财物的，应当及时通报相关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确属涉嫌犯罪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关于上述意见中“同一事实”的认定，并非指民事法律规范和刑事法律规范做出规定的要件事实，而是自然意义上的事实本身，如果民事案件中涉及的事实与刑事案件的审理、善后处置等有影响，也当属于同一事实。本案作为经济纠纷由法院已经受理，杨雷向蒋某付款并由蒋某向唐磊转账汇款大额资金购买手机的事实已经属于公安机关侦查、检察院审查起诉、人民法院审理的唐磊涉嫌刑事犯罪事实的一部分；本案杨雷向蒋某付款的金额也会对刑事案件审理的事实和善后处置产生影响。据此，本案民刑交叉关系涉及的主要事实应系同一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的规定，本案民刑交叉问题应该按照先刑后民的方式处理，故法院裁定驳回杨雷的起诉。关于后续权利主张的问题，本案虽目前裁定驳回起诉，但若刑事案件处理完毕，杨雷可依据相应法律向责任人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裁定：驳回杨雷的起诉。本院二审经审理对一审裁定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杨雷的上诉主张成立，应予支持。理由及依据为：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涉及“同一事实”，应通过刑事诉讼方式解决；当事人就此提起民事诉讼的，应视情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杨雷诉称与蒋某发生买卖合同关系，蒋某辩称双方系共同合伙投资关系；案外人唐磊涉嫌刑事犯罪，现有证据可表明蒋某系唐磊涉嫌刑事犯罪案件的被害人；唐磊涉嫌刑事犯罪案件所涉及的有关行为主体与杨雷诉蒋某合同纠纷民事案件的行为主体并不同一，不同主体实施的行为不属于同一事实；同时，杨雷与蒋某在民事案件中争议的事实（双方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款项应否返还及返还多少等），也并非唐磊涉嫌刑事犯罪案件的要件事实。一审裁定认为“如果民事案件中涉及的事实与刑事案件的审理、善后处置等有影响，也当属于同一事实”既无具有法律效力的法条、司法解释等为据，也与法理不符。二审认为一审裁定认定“本案民刑交叉关系涉及的主要事实应系同一事实”这一判断不恰当；杨雷与蒋某之间的合同关系与唐磊涉嫌刑事犯罪所涉及的法律关系，系主体不同、权利义务内容不同的二个法律关系；即使蒋某抗辩所称双方系共同合伙投资关系成立，双方在民事案件中争议的有关款项蒋某应否返还及返还多少等，同样也不能认定为与唐磊涉嫌刑事犯罪案件的要件事实构成“同一事实”。综上，本案应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杨雷的上诉主张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2019）苏0404民初5435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裴国伟审判员  姜旭阳审判员  是飞烨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书记员  李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