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湘06行终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岳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岳阳县荣家湾镇长风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306210063743454。法定代表人李君枚，系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隋超，该局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万烈欣，湖南忠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覃宇珍，女，1972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岳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岳阳市岳阳楼区洞庭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湖南天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岳阳县新墙农业工业化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600796887953P。法定代表人童垸林，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伏波，男，1967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岳阳县，系该公司人力资源部工伤管理工作人员。上诉人岳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岳阳县人社局）因工伤行政确认一案，不服湖南省屈原管理区人民法院（2019）湘0691行初12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17日覃宇珍与湖南天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欣公司）订立劳动合同，覃宇珍成为天欣公司员工。2017年8月13日零时23分许，覃宇珍驾驶二轮踏板摩托车下班回家，一同下班回家的还有工友蒋某、易小棉，他俩在覃宇珍后面100多米驾驶摩托车回家。当行至岳阳县新墙镇大桂村路段时发生事故，覃宇珍受伤。因事故发生地离蒋某、易小棉相距100多米，加之天黑下雨，蒋某、易小棉未目击事故发生经过，只听到一响声，当赶到事故现场时发现覃宇珍与其驾驶的摩托车均倒在地上，在场人即向岳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120台报警，接报警后，岳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开展调查，证人蒋某陈述他与覃宇珍及工友易小棉驾驶摩托车一同下班，当行驶至路段时，覃宇珍所骑电动车被一同向行驶的两轮摩托车挂倒，摔倒在地，他立即打电话通知了覃宇珍家属，另一个工友易小棉报了警，易小棉作了同样的陈述。2017年8月23日，该大队作出事故认定：伤者覃宇珍反映，事发时被一摩托车从后尾撞击倒地，因本案没有直接目击证人及其他有效证据，此事故成因无法查清，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之规定无法确定此事故中的交通事故责任。2017年8月23日天欣公司向岳阳县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岳阳县人社局以天欣公司提供的材料不符合工伤认定受理条件为由对申请未作结论，覃宇珍向岳阳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岳阳县人社局履行法定职责，2019年5月14日岳阳县人民法院作出由岳阳县人社局履行工伤认定法定职责的判决。岳阳县人社局履行判决，于2019年9月5日对蒋某、易小棉调查询问，蒋某、易小棉陈述，覃宇珍与他俩于2017年8月13日零时下班回家，覃宇珍在他俩前面100至200米驾驶两轮电动摩托车向前行驶，行至时，有两台摩托车超过他俩1分钟左右，他俩没见到覃宇珍倒地的情况，只听到前面传来响声，他俩赶到时发现覃宇珍倒在地上，他们通知覃宇珍家属，覃宇珍家属报了警，半小时后交警赶到。2019年10月15日，岳阳县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不予认定覃宇珍为工伤。另查明，2017年8月13日3时24分覃宇珍被送至岳阳市一人民医院治疗，该院入院记录写明“患者于今晚12点左右骑摩托车时不慎摔倒致头部受伤（具体受伤机制不详）当即昏迷（具体昏迷时间不详）”，“陈述者为本人及家属”。一审法院认为，在岳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无法确定交通事故责任的情况下，岳阳县人社局作为工伤认定机构负有调查核实的法定职责，应根据是否存在交通事故，是否依法报案以及伤者覃宇珍的陈述，证人证言，交警部门收集的档案材料等证据综合判断覃宇珍是否对交通事故负主要责任。岳阳县人社局未提供调查岳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的档案材料，未对覃宇珍进行调查询问，且未对证人证言及治疗医院的入院记录等证据证明的事实作出认定，单以交警部门的认定为依据不予认定为工伤，主要证据不足，根据行政诉讼举证责任规则，岳阳县人社局对其不予认定为工伤的决定负有举证责任，岳阳县人社局以交警部门没有就责任进行明确，其综合调查的事实足以认定为单方事故，不予认定工伤，该抗辩理由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一审判决：撤销岳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9年10月15日作出的岳县人社工伤认字（2019）330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限岳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6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上诉人岳阳县人社局上诉请求：撤销湖南省屈原管理区人民法院（2019）湘0691行初129号行政判决，并依法改判。其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作出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主要证据不足，理由不当。一审判决以上诉人未对被上诉人询问，未调取交警部门案卷，未到医院进行了解情况为由，判决上诉人作出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主要证据不充分理由不当。事实上上诉人依据人民法院判决，受理被上诉人工伤认定申请后，已经收集了被上诉人提交的全部材料，其中有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有交警部门对两证人的调查笔录，交警部门对被上诉人的询问记录及摩托车照片，有被上诉人的住院记录，并且还主动向两名证人进行了问话，核实了相关案件情况，上诉人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主要证据是完全充分的。其一，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交的交警部门出具的证据材料实际上是交警部门案卷材料除程序性文书外的主要证据材料，已经足以证明事故发生时的客观情况，案件主要事实及证据是清楚的，是否调取交警部门的全部案卷材料并不影响本案的客观事实的认定。其二，被上诉人已经提交了交警部门对其作出的问话记录，上诉人在证据使用上已经作出了充分考虑，即使问话也是对原问话的重复，不影响案件的实质，因而上诉人无需对被上诉人再行问话。其三医院住院记录完整记录了被上诉人入院情况，系被上诉人提供，上诉人予以了采信，上诉人即使再到医院进行调查也改变不了医院收治被上诉人入院时的客观情况，更不能就入院记录进行修改。因此结合以上三点，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未收集上述三方面证据，就认定上诉人作出的不予认定决定主要证据不足，无法令上诉人信服。上诉人在作出不予认定工伤过程中已对被上诉人提交的相关证据作出了合理判断，并将其作为了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主要证据。本案的关键已不是案件证据的问题，而是针对上述事实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二、上诉人作出的不予工伤认定决定符合案件的客观实际。上诉人根据岳阳县公安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书，相关调查材料，医院住院记录，上诉人对当时参与救援被上诉人覃宇珍的同事易小棉、蒋某进行的调查核实，确认了几个基本事实，其一是事故发生时没有目击证人，其二是事故现场没有其他第三方车辆和人员，其三交警部门未发现和收集到其他车辆遗留在现场的损坏部件和痕迹物证，其四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向医院陈述的入院记录上有明确记载“患者于今晚12点左右骑摩托车时不慎摔倒致头部受伤”，综合以上事实，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没有其他的责任分担人的道路交通事故，属于单方事故，单方事故由事故车主承担全部责任，因而上诉人基于本案属于单方事故，确认被上诉人所负事故责任并非“非主要责任”，而是全部责任，符合本案的客观实际。三、上诉人作出不属于工伤认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等法律文书不存在或者内容不明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前款事实作出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该条规定明确了在交警部门无法认定事故责任的情况下，人社部门仍应当依法作出事实认定，同时明确了法院对人社部门作出的事实认定应当结合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本案中虽然交警部门没有就责任进行明确，但上诉人综合调查的基本事实完全足以认定被上诉人事故为单方事故。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由于被上诉人在本案中不属于非主要责任，而是应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因此上诉人作出不予工伤认定的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四、上诉人对该起事故是否存在第三方没有举证义务。2014年9月，湖南省人社厅下发湘人社函（2014）270号文件，该文件转发了常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常德市交警大队《关于进一步加强职工交通事故工伤认定工作的通知》，就工伤认定工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该文件明确规定：公安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及未载明交通事故是否成立，未划分当事人事故责任的责任认定书均不得作为工伤认定的依据，该条款规定的核心内容就是申请人必须提交能够证明事故原因的和划分责任的必要证据，这是申请工伤认定的前提条件和必要条件。据此，被上诉人对该事故是否存在第三方负有向行政机关的举证义务，上诉人作为行政机关没有义务必须举证证明该案件一定有第三方的存在。综上所述，请求上级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覃宇珍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上诉人认为判决认定理由不当，纯属主观臆断。上诉人上诉称，本案的关键已不是案件证据的问题，而是针对事实如何适用法律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专题会议纪要认为“责任认定书内容不明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调查核实后，可根据是否存在交通事故，是否依法报案以及交通事故证明书内容等综合判断职工是否对交通事故负主要责任。经前述程序仍无法判断，工伤认定申请人请求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结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并依据该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认定职工所受交通事故伤害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本案中，被上诉人依法报案，公安交通警察部门认定书内容不明确，且社会保险部门即上诉人经调查核实后仍无法判断被上诉人对交通事故负主要责任。上诉人作出的岳县人社定（2019）330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行政行为采信证据系岳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岳县公交（认）【2017】第0813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该认定书内容不明确，且上诉人作出行政行为调查证据与岳阳县交警大队调查证据一致，均不能得出被上诉人在本次交通事故中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的结论。二、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职工符合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一)故意犯罪的;(二)醉酒或者吸毒的;(三)自残或者自杀的。”依此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对涉案交通事故发生不承担责任,故应当认定工伤。三、《关于进一步加强职工交通事故工伤认定工作的通知》是部门规定，颁布时间早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根据后法优于前法效力之原则，该文件涉及内容将交通事故举证责任强加于行政相对人与法律相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34条第一款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结合本案，因上诉人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在本次交通事故受伤承担主要责任，应由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四、《工伤保险条例》属于劳动法的范畴，在劳动法律关系中，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根据劳动法第一条的规定，“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该法的立法精神。在《工伤保险条例》的第一条和《工伤认定办法》第一条中，均体现了该立法目的，因此劳动保障部门作出工伤认定时，应当适当向劳动者倾斜，以体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让伤者能及时得到救治而提供的社会保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上诉人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在本次交通事故受伤承担主要责任的情况下主观臆断推定本次交通事故是单方事故，被上诉人负全部责任，而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结论，等同于让弱者承担了全部的事故结果。与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本意相悖。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覃宇珍受伤后一直昏迷，入院时的受伤经过仅为其家属的陈述，而其家属并非目击证人，并不清楚覃宇珍的受伤经过，因此医院住院记录描述的受伤经过不能客观反映覃宇珍的受伤经过，上诉人岳阳县人社局提出医院住院记录完整记录了覃宇珍入院情况，无需对覃宇珍本人调查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交警部门和岳阳县人社局对蒋某、易小棉作的调查笔录均能证明摩托车超越蒋某、易小棉后不久就发生了碰撞响声，以及覃宇珍受伤倒地的事实，虽然事故现场未发现第三方车辆和人员，但是不能排除肇事车辆逃离现场的可能。虽然因本案没有直接目击证人及其他有效证据，此事故成因无法查清，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没有确定本次事故的交通事故责任，但是交警部门拍摄了现场图、现场照片、做了现场勘查笔录，上诉人岳阳县人社局作为工伤认定部门，应当全面收集相关证据，综合分析覃宇珍是否对交通事故负主要责任。上诉人岳阳县人社局没有到交警部门调取完整的涉案资料，也没有对覃宇珍本人进行调查，其不予认定覃宇珍为工伤的主要证据不足。上诉人岳阳县人社局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岳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汤洪清审判员  陈 子审判员  冯 玲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书记员  曹姝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