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1民终30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延红，女，1954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砚、董炳伟，均系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金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海明路20号206之10房。法定代表人：余文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九龙坡支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兴胜路66号。法定代表人：晏强。委托诉讼代理人：里曼、赵双，均系广东瀛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延红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金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达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九龙坡支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保险九龙坡支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3113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张延红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裁定；2.指令原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3.诉讼费用由金达公司、太平洋保险九龙坡支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根据本案证据及已查明事实，太平洋保险九龙坡支公司为金达公司进行违规虚假宣传(该行为已经收到重庆市银保监局的行政处罚)，在金达公司提供给张延红的所谓“金融机构责任险”保单上加盖真实公章，且该保单上明确记载：“金达公司经营业务提供专业服务时，因过失、疏忽造成第三者(客户)的经济损失，客户提出索赔，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赔偿的经济责任，保险公司负责赔偿”，如此使张延红误以为其向金达公司的投资行为是合法并且有太平洋保险九龙坡支公司予以投资保障，从而作出向金达公司投资决定，最终导致上诉人投资无法收回，发生巨额财产损失。因此，张延红就太平洋保险九龙坡支公司和金达公司所实施的上述共同侵权行为提起本案诉讼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本案为典型的民事侵权纠纷，并非原审法院认定的“有经济犯罪嫌疑”。二、《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128条规定：同一当事人因不同事实分别发生民商事纠纷和涉嫌刑事犯罪，民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主要有下列情形：(2)行为人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合同相对人请求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承担民事责任的；(4)侵权行为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被保险人、受益人或者其他赔偿权益人请求保险人支付保险金的；(5)受害人请求涉嫌刑事犯罪的行为人之外的其他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张延红认为，本案完全属于上述规定的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的情形：首先，本案起诉的主体是金达公司和不涉及刑事案件的太平洋保险九龙坡支公司，而非起诉涉及刑事案件的金达公司法人代表余文祥；其次，本案起诉的案由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理据是金达公司与太平洋保险九龙坡支公司所实施的共同侵权行为(如上所述)；再次，本案张延红起诉的主要目的是追究不涉及刑事案件的太平洋保险九龙坡支公司因虚假宣传行为所应承担的相应民事责任。太平洋保险九龙坡支公司对张延红的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赔偿义务。但原审法院裁定直接导致张延红无法通过民事诉讼追究太平保险公司的民事责任，严重侵害了张延红的合法财产权利。太平洋保险九龙坡支公司辩称，张延红的投资损失系因刑事犯罪嫌疑人余文祥及其团队的犯罪行为和犯罪事实导致的，刑事案件中已经被害人的损失退赔方式和赔偿责任进行了裁判。因此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张延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金达公司向其赔偿投资损失871万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4月1日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太平洋保险九龙坡支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至2018年期间，张延红与金达公司陆续签订7份《委托投资协议》，约定张延红全权委托金达公司负责对所有投资项目的规划、开发和运营，张延红不参与投资项目的任何具体事务，张延红的投资收益每个月领取一次，以固定收益率2.5%计算等。张延红提交转账凭证，拟证明其根据上述《委托投资协议》向余文祥的账户转账871万元。张延红主张金达公司向其出具了太平洋保险九龙坡支公司的保单，为此提交显示投保人为金达公司的金融机构综合责任险（ACHQ45161117Q000001A、ACHQ45143317Q000001G），保险责任说明内容为：金达公司投保责任险保险责任，在经营业务提供专业服务时，因过失、疏忽等原因造成第三者（客户）的经济损失；客户（索赔权利人）提出索赔，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赔偿的经济责任，保险公司负责赔偿。一审法院出具的（2018）粤0106刑初1349号（以下简称1349号）刑事判决书载明：2013年11月，余文祥在本市天河区注册成立金达公司，金达公司成立后，余文祥在未经国家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其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情况下，以代为投资理财等为名，承诺投资款由保险公司进行风险担保等，以签订《委某》的方式开展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活动，所得款项均进入余文祥所控制的银行账户内，用于从事高利贷攫取暴利，截至2018年3月13日止，余文祥共吸收陈素真等171名投资者资金至少达人民币349544362元；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事实：2014年至2018年3月期间，余文祥在未经国家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其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情况下，以代为客户投资理财等为名，公开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宣传以每年12%至60%不等的高额回报（每月可按比例获取收益）为诱饵，并以其所控制的金达公司的名义与陈素真等多名被害人签订《委某》等书面协议，非法吸收投资款项，期间余文祥变造相关保险合同以及使用变造的保险资料以增强被害人的投资信心，所得款项均进入余文祥所控制的各银行账户内，后被余文祥用于金达公司所开展的对外发放高利贷业务以攫取暴利及支付员工工资、办公场地租金、水电费用、车辆购置维护费用、租房租金等金达公司日常支出，投资其他公司的业务等；公安机关调取的太平洋保险九龙坡支公司2017年度《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职业责任险保险单》等证实：金达公司作为被保险人，在太平洋保险九龙坡支公司投保的具体险种，当中没有所谓的“金融机构职业责任保险”这一险种。上述案件现尚在二审审理中。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所涉事实属于存在经济犯罪嫌疑的情形，依法应当裁定驳回张延红的起诉。裁定：驳回张延红的起诉。本院审理查明，涉案太平洋保险九龙坡支公司的保单上加盖了太平洋保险九龙坡支公司的保单专用章，该保单上写明的险种为金融机构综合责任险，下方附有保单号“ACHQ4XXXXXXX1G、ACHQ4XXXXXXXXA”。保险责任说明处内容为“广州市金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投保责任险保险责任：在经营业务提供专业服务时，因过失、疏忽等原因造成第三者（客户）的经济损失；客户（索赔权利人）提出索赔，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赔偿的经济责任，保险公司负责赔偿。”该保单中记载，被保险人是金达公司，客户信息栏姓名为张延红，金额150万。2019年5月，中国银保监会重庆监管局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太平洋保险九龙坡支公司存在以下违法行为：―、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经营保险业务……二、对保险条款内容和服务质量做引人误解的宣传。广州金达向其客户提供的，印有“金融机构综合责任险”的宣传资料上加盖有太保财险九龙坡支公司保单专用章。太平洋保险九龙坡支公司实际并无该“金融机构综合责任险”产品，该宣传资料所列保单号“ACHXXXXXXX1G、ACHQ45XXXXXXX1A”实际为公司于2017年12月31日承保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职业责任险。宣传资料所列保险责任与实际承保的保险责任不一致。三、未按照规定使用经备案的保险费率……四、利用保险代理人通过虚构保险中介业务套取费用……经本院比对，《行政处罚决定书》上认定的保单号与涉案张延红提交的保单号一致，其间的关联性可予以认定。再查，1349号刑事判决书中认定“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事实。2014年至2018年3月间，被告人余文祥在未经国家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其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情况下，以代客户投资理财等为名，公开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宣传以每年12%至60%不等的高额回报（每月可按比例获取收益）为诱饵，并以其所控制的金达公司的名义与陈素真等多名被害人签订《委某》等书面协议，非法吸收投资款项，期间被告人余文祥变造相关保险合同以及使用编造的保险资料以增强被害人的投资信心，所得款项均进入余文祥所控制的各银行账户内，后被余文祥主要用于金达公司所开展的对外发放高利贷业务以攫取暴利及支付员工工资、办公场地租金、水电费用、车辆购置维护费用、租房租金等金达公司日常支出，投资其他公司的业务等。……公安机关调取的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2017年度《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职业责任险保险单》、《雇员忠诚担保保证责任险》以及2018年度《职业责任险保险单》、《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证实：金达公司作为被保险人，在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九龙坡支公司投保的具体险种，当中并没有所谓的金融机构职业责任保险这一险种。”该刑事判决书后所附的受害人名单中并无张延红的名字。张延红亦无提交曾经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材料。本院于2020年3月份出具（2019）粤01刑终1265号（以下简称1265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分析张延红向金达公司提起的诉讼。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以及本院分别作出的1349号刑事判决书、1265号刑事裁定书均认定金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余文祥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从以上刑事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来看，虽然张延红并没有在该案一审、二审列明的受害人以及退赔名单当中，但本案事实与余文祥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犯罪事实基本一致，其中涉及的保单号与据以认定余文祥犯罪事实的部分证据相同。显然，张延红与金达公司签订的合同以及履行情况与前述生效刑事裁判文书认定的犯罪事实高度相似，余文祥就涉案争议的事实涉嫌刑事犯罪。此其一。其二，根据刑事裁判文书的内容，余文祥利用金达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涉及的被害人约170余人，而得到刑事案件退赔的仅有45人。可见该犯罪行为属涉众型经济犯罪，涉及人数多，标的额大，影响范围广。且其犯罪行为项下的被害人尚某到全部的退赔。其三，从民事主体角度分析，金达公司与余文祥并不等同。基于刑事裁判文书认定余文祥通过控制金达公司进行犯罪活动，本案事实与刑事裁判文书认定的犯罪事实基本一致，则张延红向金达公司提出的涉案诉讼，其主张指向的实为余文祥的行为。根据以上分析，本案应属于张延红就同一类事实提出的以另案刑事被告人余文祥为被告的民事诉讼。在该种情形下，张延红的民事权利保护应当通过刑事追赃、退赔的方式解决。在张延红未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通过刑事诉讼程序解决的前提下，不宜认定张延红享有民事诉讼的利益，其尚无诉权提起民事诉讼。因此，本案中就张延红对金达公司提起的诉讼应予以驳回。关于张延红向太平洋保险九龙坡支公司提起的诉讼问题。首先，本案仍应审查张延红与太平洋保险九龙坡支公司是否存在民商事法律关系。在刑事裁判文书中，认定余文祥变造了保险单，并没有认定太平洋保险九龙坡支公司参与了余文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行为。但保单上加盖的太平洋保险九龙坡支公司保单专用章并无证据显示是伪造的，该印章的加盖足以影响张延红订立涉案合同的决定，同时也是太平洋保险九龙坡支公司对外作出意思表示的证据。而保险责任说明处“广州市金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投保责任险保险责任：在经营业务提供专业服务时，因过失、疏忽等原因造成第三者（客户）的经济损失；客户（索赔权利人）提出索赔，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赔偿的经济责任，保险公司负责赔偿”等内容也足以让张延红相信保险合同已成立并生效。其次，中国银保监会重庆监管局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一则印证了太平洋保险九龙坡支公司承保金达公司保险业务的事实，二则认定该保险业务经营过程中，太平洋保险九龙坡支公司存在过错。再次，余文祥刑事案件已经审理终结，太平洋保险九龙坡支公司并非刑事裁判文书的被告人。该事实显示张延红对太平洋保险九龙坡支公司的主张无法通过刑事退赔程序得到救济。张延红对太平洋保险九龙坡支公司提起的诉讼属于受害人请求涉嫌刑事犯罪的行为人之外的其他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形。根据以上分析，张延红与太平洋保险九龙坡支公司之间存在民事法律关系，张延红仍享有民事诉讼利益。民刑案件应分开受理，分别审理为宜。而太平洋保险九龙坡支公司是否构成民事侵权，是否给张延红造成了损失，理应经过实体审理得到处理。而至于太平洋保险九龙坡支公司与金达公司、余文祥之间的争议不在本案审查范围。一审法院驳回张延红对太平洋保险九龙坡支公司的起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张延红部分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一审法院驳回张延红对太平洋保险九龙坡支公司的起诉不当，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31138号民事裁定；二、驳回上诉人张延红对被上诉人广州市金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起诉；三、上诉人张延红对被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九龙坡支公司的起诉指令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员  张朝晖审判员  彭 湛审判员  叶建伟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书记员  梁诗雅曹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