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9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利国，男，1974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文龙，广东凯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达聪，广东凯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利权，男，1970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海花，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晓蕾，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马晓丽，女，1979年6月20日出生，回族，身份证地址河南省新野县，现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丹丹，广东凯行（坦洲）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张立堂，男，1972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原审第三人：张立海，男，1976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上述两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关天强，广东高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慧铮，广东高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利国因与被上诉人张利权、原审被告马晓丽、原审第三人张立堂、张立海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76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利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文龙、邓达聪，被上诉人张利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海花、何晓蕾，原审被告马晓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丹丹，原审第三人张立堂、张立海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关天强、卢慧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利国上诉请求：1.撤销（2019）粤0112民初765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张利权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张利权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涉案《财产分配协议》中关于上市公司收购广州韩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韩亚公司）、广州九龙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龙公司）股权的内容在法律上不具有公司股东会决议的性质，该部分内容实质上属于磋商性条款，不能成为张利权主张权利的依据。首先，股东会决议是公司股东会依职权对所议事项作出的议案，广州韩亚公司和九龙公司的股东虽然存在重合但并不完全相同，两家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不能混为一谈。《财产分配协议》对于两家公司的股权受让方、转让价款等事项均没有作出明确约定，不属于《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九款规定的股东会决议。最为关键的是，协议四方当事人系亲兄弟，协议还涉及其他家庭财产的分配，是四方当事人针对家庭财产分配问题达成的约定，故该部分内容不是股东会决议。其次，张利国作为九龙公司的大股东，有权决定是否将自己持有的九龙公司股权转让给上市公司，张利权和张立堂、张立海开设共管账户的本意是为了约束张利国，使其配合向上市公司转让九龙公司股权，故《财产分配协议》只是在上市公司整体受让广州韩亚公司、九龙公司股权的前提下，描述四方当事人有开设共管账号的意愿，但并没有表述四方当事人决定分配系争款项。相反，协议第四条能够证明该部分内容仅为磋商性条款。再次，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金王公司）最终没有收购九龙公司，不需要再通过共管账户敦促张利国履行股权变更义务，协议涉及的开设共管账户的约定因此丧失了履约条件，对四方当事人不再具有法律拘束力。综上，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协议相当于股东会决议，属认定事实错误。（二）广东永航律师事务所向张立海发送的《律师函》不构成自认，不能单独作为本案裁判的依据，相反本案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张利权明确知晓并认可系争款项归张利国所有。首先，张利国委托广东永航律师事务所向张立海发送的律师函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和第七十四条规定的自认的构成要件。一是该律师函发送时间是2016年10月27日，而本案立案时间为2019年7月5日，故律师函并非张利国在诉讼中的主张或认可，不能适用民事诉讼的自认规则。二是结合律师函全文，涉及系争款项的内容是在描述张利权和张立堂、张立海对张利国实施欺诈行为，而并非对本案事实的承认，一审判决剥离开了本案的客观事实，片面认定张利国已经对系争款项的分配方案予以承认，明显认定事实不清。其次，张利权及张立堂、张立海于2016年5月31日委托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向张利国发送的律师函载明：“请你接函后立即履行《财产分配协议》约定的义务，与韩亚科技的其他三位原股东在48小时之内共同开设共管账户并撤销已私自提交给青岛金王的个人账户”的内容，张利权仅要求张利国开设共管账户，并未提出分配系争款项，张利权当时的主张与《财产分配协议》、广东永航律师事务所向张立海发送的《律师函》均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张利权明确知晓并认可系争款项归张利国自己所有的事实。再次，张立堂、张立海于2019年5月7日提起诉讼，而张利权直到2019年7月5日才提起诉讼。根据4409号案庭审笔录第5页：“审：为何不将第三人列为原告。原代：我方不清楚第三人的意图”，张利权和张立堂、张立海作为利益共同体，对本案的处理持不同看法，可见张利权和张立堂、张立海内部没有达成共识。张利权主张四方做了口头约定，而张立堂、张立海陈述系依据《财产分配协议》推断所要求的款项比例，张利权和张立堂、张立海的陈述自相矛盾，恰恰证明了四方当事人之间就系争款项的处理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最后，张利国从未作出放弃系争款项的明确意思表示，反而采取发送律师函等方式，始终坚持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根据第57号指导案例，民事权利的放弃必须采用明示的意思表示才能发生法律效力，一审判决推定张利国放弃了权利，并按公平原则分配系争款项，明显适用法律错误。张利权辩称，（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归纳争议焦点正确，本案纠纷实际是广州韩亚公司30%股权现金对价中的30%款项如何处理。（二）一审判决确定张利国在签订《财产分配协议》时应是明确知晓现金收购款中的70%归其所有，而非全部归其所有，并综合各项证据对另外30%做出了较为公平的分配，张利权对此予以认可。1.《财产分配协议》第2.3条、第2.4条已经明确约定，上市公司将收购价款中的现金款项划至共管账户，待完成本次并购后，方将属于《财产分配协议》第2.3条约定归张利国所有的款项划至张利国个人账户，与张利国主张全部现金款均归张利国所有不相符。张利国在本次股权收购过程中，仅能获得现金款的70%。2.张利国收到张利权、张立堂、张立海发出的律师函后，在2016年10月27日向张立海发出律师函，自认《财产分配协议》的原意就是“张利国在广州韩亚30%的股权转让款现金其自身只能获得70%”。律师函已表明“本律师受张利国先生委托”，张利国主张律师为代理律师个人意见并不代表当事人意见，与事实不符。此外，就该事实的陈述，并非代理律师自行推测，亦非代理律师的误解，而是根据张利国陈述的基本事实及证据材料反映的基本情况作出的承认，即张利国自始至终均知晓在本次收购过程中，其只能获得现金款中的70%。因此根本不存在误解一说，更不存在张利权、张立堂、张立海利用文字漏洞恶意诉讼，谋取非法利益之事。3.张利国亦在第一次提交的上诉状中认可一审判决该观点，即“《财产分配协议》并未对诉请款项归属进行约定”，《财产分配协议》由四方签署，既然未对此做书面约定，即不能得出该款项归张利国所有。既然如此，张利权认为在均无书面约定的前提下，一审判决依据《合同法》第五条判决涉案款项归四兄弟按持股比例享有，实属公平合理。张利权认可一审判决的观点，并不意味着否认一审中张利权的陈述，即张利权自始至终均确认关于现金对价中的30%款项的分配，四兄弟均曾口头约定归张利权、张立堂、张立海三人按持股比例享有。正如张利国所述，《财产分配协议》更是一份家庭财产分配依据，虽然张利权认为一审判决的结果与实际情况有一定的差距，但作为四兄弟的长兄，张利权不想因此继续激化兄弟间的矛盾，因此张利权对一审判决并未提起上诉，实属自我权利的处分，并非与此前声称的观点相互矛盾。4.本次收购中，不论青岛金王公司是否收购九龙公司，也不论哪一家上市公司收购九龙公司，均与本案纠纷无关。本案分配的是广州韩亚公司的收购款，并非九龙公司的收购款。若张利国认为九龙公司收购过程中，张利权、张立堂、张立海存在任何的欺诈行为，或者协议存在不公平，应另行解决，而不应与本案混为一谈。且广州韩亚公司收购款项远远高于《财产分配协议》所约定的款项，张利国的利益并未有任何的损失。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张利国的全部上诉请求。马晓丽述称，同意张利国的上诉请求，认可其事实与理由。张立堂、张立海共同述称，（一）关于投资意向书与《财产分配协议》的签订时间问题。1.2015年8月，张立海、张立堂、张利国、张利权与青岛金王公司签订了投资意向书，投资意向书签订的时间在意向书第一页已经清楚记载。《财产分配协议》虽然没有填写签订日期，但是张利国的律师发出的律师函已确认签订时间为2015年9月5日，对于该时间各方均没有异议，这足以证明《财产分配协议》是在签订了投资意向书后才签订的。其次，投资意向书载明广州韩亚公司的股权转让价为“约36000万元”，即可以小于、等于或略大于3.6亿元。而《财产分配协议》载明广州韩亚公司的股权转让金额为“不低于”，即等于或高于3.6亿元，而高出多少没有设置最高限额，何谈九龙公司属于搭售呢？张利国实际十分清楚《财产分配协议》明确其只能获得70%的现金，很难自圆其说主张全部现金归其所有，所以主张《财产分配协议》的签订时间早于投资意向书，企图用四方对外签订的协议达到侵占涉案款项的目的。（二）关于《财产分配协议》中现金分配的问题。张立海、张立堂、张利国、张利权对广州韩亚公司30%股权的现金对价是有约定的。首先，结合《财产分配协议》第2.3条、第2.4条，张利国只能获得现金收购价款70%的税后余额，张利国个人账户中的钱才归张利国所有，共管账户里的钱与张利国无关。其次，张立堂、张立海、张利权及三方代理人均确认广州韩亚公司现金收购款的30%由张立堂、张立海、张利权按股权比例分配，并不存在矛盾的说法。《财产分配协议》已经明确张利国只能获得现金对价的70%，排除了张利国对剩余款项的所有权，从而可得知现金对价的30%归张立堂、张立海、张利权。对于“广州韩亚公司30%的股权的现金部分剩余的30%的归属怎样约定”这个问题，可以理解为询问约定的形式或约定的内容，张利权的代理人从约定的表现形式回答，张立堂、张立海从约定的内容回答，双方并无冲突。再者，张利国委托律师发出的律师函中关于“2015年9月5日，张立海、张利国、张立堂、张利权签署《财产分配协议》……张利国在广州韩亚30%股权转让款现金其自身只能获得70%，且转让款必须支付到张立海、张利国、张立堂及张利权的共管账户的不平等约定”这一段的表述是基于“张利国陈述的基本事实及证据反映”，即张利国清楚其只能获得广州韩亚公司30%股权转让款现金的70%，却企图用受胁迫来否认其真实意思表示。（三）关于开设共管账户的问题。开设共管账户是为了避免张利国违反《财产分配协议》独吞款项，张立堂、张立海、张利权能按《财产分配协议》的约定分到现金，张利国称共管账户是为胁迫其转让九龙公司纯属无稽之谈。张利国拒不开设共管账户，其目的是为了侵占全部款项。（四）关于为何张立堂、张立海没有将张利权列为原告的问题。权利是可以放弃的，解决矛盾的方式有多种，张立堂、张立海并不清楚张利权是否有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本案的问题，法律也并没有赋予张立堂、张立海能将张利权列为原告的权利，张立堂、张立海独自提起诉讼合情合理合法，张利国却以此为理由称四方未就款项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张利国却又多次表示全部现金款项归其所有，足见其为了掩饰事实，故意制造疑点而导致其逻辑混乱。（五）关于张利国和马晓丽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张利国和马晓丽在《离婚协议》中约定涉案款项归马晓丽所有，分配了属于张立堂、张立海、张利权的款项，构成夫妻共同债务，故马晓丽应承担连带责任。张利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利国、马晓丽立即向张利权支付《财产分配协议》约定的款项5836583.99元及利息（利息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自2016年7月1日起，至张利国、马晓丽还清款项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7月1日，利息为843264.79元）；2.张利国、马晓丽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张立海（意向转让方一）、张立堂（意向转让方二）、张利权（意向转让方三）、张利国（意向转让方四）（转让方合并简称为甲方）与青岛金王公司（意向受让方，乙方）签订了一份《张立海、张立堂、张利权、张利国与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韩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之投资意向书》。合同约定：广州韩亚公司注册资本为2260万元，其中，张立海持有注册资本的30%，张立堂持有注册资本的25%、张利权持有注册资本的15%、张利国持有注册资本的30%；乙方拟受让广州韩亚公司100%股权。合同第3.2条约定：双方共同确认，本次股权转让价款即总对价约为3.6亿元；上述股权的估值是基于甲方已承诺广州韩亚公司未来三年（2015、2016、2017年）将实现如下目标：（1）在2015会计年度，广州韩亚公司将实现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不低于3000万元；（2）在2016会计年度，广州韩亚公司将实现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不低于4000万元；（3）在2017会计年度，广州韩亚公司将实现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不低于5000万元。如广州韩亚公司在2015年、2016年、2017年的任何年度未能完成上述盈利目标，则甲方将对广州韩亚公司进行现金补偿；补偿方式：甲方除张利国外，张立海、张立堂、张利权共同向广州韩亚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合同第3.4条约定：双方确认本次拟受让的股权的支付方式为发行股份和现金支付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现金支付30%，发行股份支付70%。现金支付10800万元，具体支付方式以正式的收购合同为准；发行股份支付25200万元，各方同意，乙方以本协议约定的发行股份的价格和数量向甲方各方发行股份。2015年（没有具体日期），张利国（甲方）、张立海（乙方）、张立堂（丙方）、张利权（丁方）签订了一份《财产分配协议》。协议第1.1条约定：经与上市公司初步协商，广州韩亚公司全部股权估值不低于3.6亿元，其中上市公司将支付30%现金，剩余70%收购价款将由上市公司以发行新股的方式支付；第2.1条约定：乙方、丙方、丁方将与上市公司签署2015年扣非后的净利润3000万、2016年扣非后的净利润4000万、2017年扣非后的净利润5000万的业绩对赌协议，甲方不承担业绩对赌责任；第2.2条约定：上市公司以发行新股方式支付收购标的股权的70%对价部分，归属乙、丙、丁三方，具体持股比例按照该三方在广州韩亚公司的持股比例分配；第2.3条约定：上市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的收购价款中的70%扣税后的余额6048万元归甲方所有，但如实际履行中上市公司的收购对价发生变化，按照实际金额为准；第2.4条约定：甲乙丙丁四方将共同开设共管账户收取上市公司支付的上述款项，在上市公司完成该次并购后，共管账户中属于以上约定归甲方所有的相应款项划至甲方个人账户。2015年11月25日，青岛金王公司（甲方）与张立海（乙方一）、张利国（乙方二）、张立堂（乙方三）、张利权（乙方四）签订了一份《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与张立海、张利国、张立堂、张利权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协议约定：乙方各方合计持有广州韩亚公司100%的股权，甲方拟以向乙方一张立海、乙方三张立堂、乙方四张利权非公开发行股份且向乙方二张利国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乙方合计持有的广州韩亚公司100%的股权，收购完成后，广州韩亚公司将成为甲方的全资子公司。协议第2.2条约定：本协议各方同意，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预估值为38000万元，各方拟以37260万元作为交易价格，最终交易价格将以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的最终评估结果为基础，由各方协商确定并另行签署补充协议予以确认；第2.3条约定：各方同意，甲方以本协议第三条约定向乙方二张利国支付现金，分别向乙方一张立海、乙方三张立堂、乙方四张利权发行股份；第3.1.1条约定：甲方向乙方二张利国支付的购买对价中，全部以现金支付，具体计算公式为：现金对价数=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30%。根据各方拟定的交易标的资产暂作价37260万元，甲方应向乙方二张利国支付的现金对价数为11178万元。最终的对价现金数以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额为准。支付的现金首先来源于本次配套募集资金，超出配套募集资金部分或配套资金未能募集成功的，由青岛金王公司以自筹资金支付；第3.2.3条约定：甲方向乙方一张立海、乙方三张立堂、乙方四张利权支付的购买对价中，全部由甲方以发行股份支付，乙方一张立海、乙方三张立堂、乙方四张利权分别以其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2016年6月20日，青岛金王公司向张利国转账支付了广州韩亚公司30%股权的转让款11178万元，同日，张利国将该款项转给马晓丽。2016年6月21日，马晓丽向广州地税支付了税费20988693.45元。张利国确认是由马晓丽代其支付的税费。2016年10月27日，张利国委托律师向张立海发出了一份《律师函》，与本案有关的主要内容为：广州韩亚公司自成立之日起即由张立海担任执行董事、经理及法定代表人，张立堂、张利权协助张立海经营并管理公司，股东张利国没有参与公司经营和管理。2015年初，股东张立海牵头协商由青岛金王公司整体收购广州韩亚公司股权事宜。此前，张立海从未将广州韩亚公司的经营情况知会张利国，也从未向张利国提供任何一年的年终财务报表，股东张利国被排斥在广州韩亚公司的经营决策之外。2015年9月5日，张立海、张利国、张立堂、张利权签署《财产分配协议》，约定广州韩亚公司及广州九龙仓储有限公司100%的股权由某上市公司收购，总价不低于3.6亿元。同时在合同中作出了张利国在广州韩亚公司30%的股权转让款现金其自身只能获得70%，且转让款必须支付到张立海、张利国、张立堂及张利权的共管账户的不平等约定，张利国在身患重疾与家人联手施压的情况下不得已签署了该份协议。2015年11月25日，张立海将与青岛金王公司的并购协议交由张利国签署，张利国持有的广州韩亚公司30%的股权以现金支付的方式出售给青岛金王公司，而张立海、张立堂、张利权持有的总计广州韩亚公司70%的股权则由青岛金王以其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的股票支付，将张利国彻底从广州韩亚公司清走。张利国面对青岛金王公司的并购协议，尽管持有保留意见，但限于身体状况不佳，兄弟长期不和及自身付出不被理解和尊重的多重压力之下，签署了与青岛金王公司的并购协议。张利国与马晓丽原是夫妻关系，双方于2016年5月16日协议离婚，并约定张利国即将从青岛金王公司获得的转让广州韩亚公司股权的全部对价现金归马晓丽所有。张利国提供了青岛金王公司的股票价格K线图，以证明张利权及张立海、张立堂系因为所获得的青岛金王公司的股权对应的股市的价格遭到大幅度缩水，所以才会在近期利用财产分配协议的文字漏洞向张利国提起诉讼。张利权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证明目的不认可，《律师函》已经表明张利权及张立海、张立堂已经于2016年5月31日通过发律师函的形式向张利国主张权利，2016年8月18日再次委托律师向张利国发函，张利国于2016年10月27日向张立海回函，表明张利权及张立海、张立堂并非由于股份下跌提起本诉，而是一直以来就此事与张利国进行沟通。青岛金王公司的股票价格K线图显示，2015年11月29日股价为31.35元，2017年11月7日股价为22.32元，2018年3月26日股价为13.33元，2019年5月27日股价为5.46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当事人各方的诉辩、陈述，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青岛金王公司支付的广州韩亚公司30%股权的现金对价中的30%款项如何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现金对价中的30%款项如何处理问题。张利权主张是口头约定由张利权与张立海、张立堂按持股比例分配，相关的依据是《财产分配协议》第2.4条及张利国发送给张立海的《律师函》。张利国对张利权的主张不予认可，其主张该30%款项属于其所有，相关的依据是《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与张立海、张利国、张立堂、张利权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第2.3条、3.1.1条、3.2.3条的约定。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从张利国、张立海、张立堂、张利权于2015年签订的《财产分配协议》约定的内容来看，四方就青岛金王公司收购广州韩亚公司的协议部分相当于股东会决议，对四方均具有约束力；其次，协议第2.3、2.4条明确约定，青岛金王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的收购款中的70%扣税后的余额归张利国所有，但并没有就剩余的30%现金款项如何处理作出明确约定；再次，张利国在收取了上述全部现金收购款后，于2016年10月27日向张立海发送的律师函中指出其只能获得上述现金收购款中的70%，是其在身患重疾与家人联手施压的情况下不得已签订的不平等约定，但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受到家人联手施压，也没有在法定的期限内请求撤销该约定。综上分析，张利国在签订《财产分配协议》时应是明确知晓上述现金收购款中的70%归其所有，而非全部归其所有。虽然《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与张立海、张利国、张立堂、张利权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青岛金王公司向张利国支付的股权对价中，全部以现金支付，向张利权及张立海、张立堂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对价，但该协议是青岛金王公司作为一方与作为共同另一方的张立海、张利国、张立堂、张利权签订的，相对于该协议来说，《财产分配协议》属于张立海、张利国、张立堂、张利权的内部协议，具有特别约定的性质，即青岛金王公司收购广州韩亚公司而支付的对价如何分配，应以作为广州韩亚公司四股东的张立海、张利国、张立堂、张利权之间的特别约定为准，故张利国主张上述现金对价全部归其所有，理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财产分配协议》没有就上述现金对价中的30%款项如何处理明确约定，张利权及张立海、张立堂主张四人口头约定由其三人按比例分配，但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张利国也不予认可，故张利权及张立海、张立堂主张由其按比例分配，理据亦不充分，一审法院亦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综合全案，同时考虑到张立海、张利国、张立堂、张利权均为亲兄弟关系，在四兄弟没有明确约定上述现金对价中的30%款项如何处理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为，应以公平合理原则来分配该30%款项，即按四人所占广州韩亚公司股权的比例来进行分配。张利国收到的现金对价为11178万元，支付的税费为20988693.45元，税后余额为90791306.55元（11178万元-20988693.45元），其中的30%为27237391.97元（90791306.55元×30%）。按股权比例，四人应分得的款项分别为：张利权4085608.79元（27237391.97元×15%）、张利国8171217.59元（27237391.97元×30%），张立堂6809347.99元（27237391.97元×25%）、张立海8171217.59元（27237391.97元×30%）。张利国已在2016年6月20日收到上述全部现金对价款，故张利权请求张利国支付4085608.79元，并从2016年7月1日开始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张利权请求超出的部分，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马晓丽的责任问题。张利权主张马晓丽和张利国属于共同侵权行为，应该承担连带责任。马晓丽对此已作了相应的抗辩。一审法院认为，张利权请求张利国支付款项的依据是《财产分配协议》，故本案纠纷应属于合同纠纷，而马晓丽并非《财产分配协议》的相对方，故张利权要求马晓丽支付款项，没有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张利权主张马晓丽与张利国属于共同侵权。一审法院认为，如果张利权认为马晓丽存在侵权行为，则张利权与马晓丽的纠纷属于侵权纠纷与本案纠纷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其可以另循法律途经解决，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作处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张利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向张利权支付款项4085608.79元及利息（以4085608.79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从2016年7月1日开始计算至款项支付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张利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8559元，由张利权负担14352元，张利国负担44207元。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1.二审中，张立堂、张立海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劳动合同两份，证明广州韩亚公司被收购后，张立海在该公司担任总经理，张立堂在广州韩亚公司的子公司广州雅诗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二人继续管理广州韩亚公司；证据二、青岛金王公司出具的《补偿义务汇款账户告知函》《关于收到业绩承诺补偿款的公告》以及汇款凭证，证明因广州韩亚公司未实现承诺的业绩，张立海、张利权向青岛金王公司支付现金补偿款12916893.08元；证据三、青岛金王公司的股价K线图，显示青岛金王公司2020年4月17日股价为4.07元/股，已经远远低于收购广州韩亚公司时的股价16.35元/股。张利权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至三的三性予以认可。张立堂、张立海在广州韩亚公司被收购后继续在该公司任职，张利权未在该公司任职。张利权、张立堂、张立海已于2016年5月31日向张利国发律师函，要求开设共管账号，并非如张利国所述三兄弟是因财富缩水后才向张利国主张权利。张利国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关于证据一，因为没有原件，无法对真实性发表意见。该劳动合同恰恰证明因张立堂、张立海参与对赌，故需要继续在被并购的公司任职。而张利国因家庭矛盾等原因，早已不参与广州韩亚公司的经营管理。张利权、张立堂、张立海三人选择对赌，并选择以股权对价的方式获取商业利益是其个人的选择，对赌盈亏与张利国无关。关于证据二，对汇款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对其他没有原件的证据，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张利权、张立堂、张立海三人在2016、2017年从未向张利国主张过权利，直到2018年因无法实现承诺的业绩，财富大贬值，才向张利国主张权利。关于证据三，无原件，无法确认其真实性。该证据证明在并购时股权对价的权益远高于现金对价，现股价大幅下跌，对方财富大幅缩水，才在2019年提取本案诉讼。马晓丽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关于证据一，没有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也与马晓丽无关。关于证据二，对汇款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其他部分没有原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关于证据三，没有原件，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涉案现金收购款是张利国与马晓丽的夫妻共同财产，张利国无权单独处分，事实上张利国也从未对涉案款项进行处分，未经明确放弃，任何人不能侵占。2.张立海、张立堂、张利权曾委托律师于2016年5月31日向张利国发送律师函，该律师函载明：“现金支付至四个股东共管账户，由四人共同签名此共管账户为本次并购现金部分唯一指定账户，扣税后将部分款项支付给你。”张利国认为，该律师函仅为要求张利国开设共管账户，并未要求分配现金。马晓丽称不清楚律师函的事情，与马晓丽无关。3.张立堂、张立海、张利权称，《财产分配协议》是由张立堂本人起草。当时张立堂、张利权也主张要现金，不要股权，但因张利国也主张要现金，而且如果不给现金，就不会签署《财产分配协议》，故经协商后由张利国拿现金；同时，由于张立堂、张立海和张利权要承担业绩对赌的责任以及股价下跌的风险，故各方同意张利国只能拿现金收购款的70%，剩余现金收购款的30%由其他三人按股权比例分；如果按张利国所述，四人完全按照在广州韩亚公司的股权比例分配青岛金王公司支付的收购对价，那也就没有必要签署《财产分配协议》了。至于为何不在与青岛金王公司签署的正式收购协议中直接约定张利国只能获得现金收购款的70%，张立堂、张立海、张利权解释称，青岛金王公司是上市公司，因为同股同价的原因，故只能按照四人在广州韩亚公司的股权比例向四人支付收购对价。张利国回应称，从没有承诺过将现金收购款的30%由其他三人分配；选择拿现金是因为张利国当时没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而如果选择对赌的话，势必要继续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而且张利国还有其他生意需要打理。事实上，签订协议时，根据当时的股价，张立堂、张立海、张利权的股权价值是比较高的。马晓丽称张利国在签订《财产分配协议》时有跟马晓丽说过，并表示会将出售股权所获得的款项全部给马晓丽。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综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证据，本案争议焦点为：青岛金王公司因收购广州韩亚公司而支付的现金对价中的30%如何分配。对此，本院认定如下：《财产分配协议》系张利国与张立海、张立堂、张利权就股权收购、房屋分割等问题订立的综合性协议，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各方也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该协议存在可撤销或者无效的情形，故应属合法有效，对协议各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上述协议的约定，四人以不低于3.6亿元的价格出售广州韩亚公司和九龙公司100%股权，其中30%收购款以现金方式支付（该部分的70%归张利国所有，张利国不承担业绩对赌责任），剩余70%部分以发行新股方式支付（该部分股份由张立海、张立堂、张利权按持股比例分配，三人承担业绩对赌责任）。上述现金收购款汇入四人开设的共管账户，待收购完成后，以上约定归张利国所有的款项划至张利国个人账户。单从字面含义来看，上述协议仅处理了70%的现金收购款，并未就剩余30%现金收购款如何分配作出明确约定。但是张利国在收取了青岛金王公司支付的全部现金收购款后，于2016年10月委托律师向张立海发出了一份律师函。在该函件中，张利国明确根据四人的约定其只能取得70%的现金收购款。也就是说，剩余的30%现金收购款应归张立海、张立堂、张利权所有。虽然该律师函是以张利国代理人的名义在诉讼前发出，不属于张利国本人在诉讼中的自认，但该代理人得到了张利国的授权，且代理张利国参加了一审庭审，特别是律师函称，“张利国在身患重疾与家人联手施压的情况下不得已签署了该份协议”，说明张利国向代理人详细陈述了《财产分配协议》签署的背景和过程，律师函载明的事实得到了张利国本人的认可。同时，张立堂、张立海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显示，张立海、张立堂、张利权与青岛金王公司之间的对赌协议得到了履行，因业绩未达标，张利权、张立海向青岛金王公司支付了业绩补偿款1000多万元，张立海、张立堂、张利权称，现金收购款的30%系对三人承担业绩对赌责任的一种补偿，属合理解释。因此，结合《财产分配协议》约定现金收购款中的70%归张利国所有，以及张利国无需承担业绩对赌责任等事实，本院对张利权、张立堂、张立海关于现金收购款中的30%归张立海、张立堂、张利权所有的主张予以采信。一审判决按照四人在广州韩亚公司的持股比例分配现金收购款的30%，处理不当，但因张利权并未提出上诉，故应视为其认可一审判决认定的金额。虽然四人与青岛金王公司签订的收购协议，明确约定现金收购款全部直接支付给张利国。但该协议属于四人与收购方的外部约定，而本案处理的是四人就现金收购款如何分配的内部关系。因此，在无相反证据证明《财产分配协议》已失效的情况下，张利国以与青岛金王公司签订的外部协议为由，主张全部现金收购款归其所有，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张利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但因张利权未提出上诉，故对判决结果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484.87元，由上诉人张利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易超前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汤 瑞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四日书记员  王 敏梁惠康何冠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