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55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某，男，汉族，xxxx年x月x日出生，住湖南省浏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守明，浏阳市远大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男，汉族，xxxx年x月x日出生，住湖南省浏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丽娟，湖南鼎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连某，女，汉族，xxxx年x月x日出生，住湖南省浏阳市。上诉人罗某因与被上诉人李某、连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2019）湘0181民初44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某上诉请求：一、撤销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2019）湘0181民初4416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李某承担。事实与理由：1、李某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欠付其货款103048元，李某所提交的《对账单》未加盖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公章，也无投资人的签字，且系复印件。罗某虽认可杨海系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的会计，但并未认可《对账单》系杨海所出具。一审法院依据罗某曾经参与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案件的调解，就推定罗某是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的实际经营者，明显不具有事实依据，罗某只是受雇与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从事管理工作，并非实际经营者。2、罗某受雇对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进行企业事务管理，符合法律规定。罗某并非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投资人，也非实际经营者，如果欠款属实，相关责任也并非由罗某承担。综上，罗某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错误，应予改判。李某辩称：1、罗某认可涉案货物往来由其经手，同时认可杨海系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的会计，而《对账单》使用的纸张印有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故《对账单》的真实性应予认定。且罗某也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对账单》所确认的欠款已经结清。2、罗某虽非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登记的投资人，但生效裁判文书中已确定罗某系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的负责人，结合李某与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往来经过，以及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生产经营过程，可知罗某在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经营中有权对该厂的各项事宜作出决定和处分。3、罗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受雇请对该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进行管理，且其陈述与其提交的工资表不符，罗某主张其非实际经营者缺乏事实依据和证据证明。综上，李某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连某二审未答辩。李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罗某、连某向李某支付货款103048元；二、案件诉讼费用由罗某、连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系由袁善斌（已故）于2000年3月15日投资成立，企业类型为个人独资企业，住所地为浏阳市，原经营范围为礼花弹生产。2018年6月6日，该厂的投资人由袁善斌变更为连某，经营范围变更为花炮新材料的设计、施工；花炮新材料技术开发，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2018年6月8日，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经连某决议解散，并办理了工商注销登记，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的清算报告载明如有未清偿的债权债务概由连某本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李某经营麻杆粉生意，自2014年开始向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供应麻杆粉。截至2016年6月5日，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向李某支付货款40000元，尚欠货款103048元，由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的会计杨海经手向李某出具了《对帐单》。《对帐单》载明：截止2016年6月5号止，我厂（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与李某（麻杆粉）对帐如下：2015年7月9日对帐结余88548.00元2016年6月5日共入材料54500.00元2016年6月5日止共付款40000.00元余额103048.00元实际应付李某壹拾万零叁仟零肆拾捌元整（￥103048.00）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2016年6月5号经手人：杨海。李某在该《对帐单》上签名确认。出具《对帐单》后，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未向李某支付过货款。李某陈述：其与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发生业务往来最初是与罗某联系的，由罗某电话联系确认应送货物的数量，后由罗某委托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的技术人员与其联系送货事宜，期间，罗某经手向李某支付过货款。出具《对帐单》时，口头约定当年年底支付80%，余款在次年4月底付清。《对帐单》有两联，第1联在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存档了，复写的第2联交给了李某，即为向法院提交的《对帐单》。李某认为罗某系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的实际经营者，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6）湘0181执3414号执行裁定书、浏阳市橘洲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以及李某与罗某的短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2016）湘0181执3414号执行裁定书中载明被执行人为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负责人为罗某，厂长。浏阳市橘洲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18年7月3日，法定代表人为王成海，住所地为浏阳市，股东为罗某及刘日中、唐旭，持股比例分别为1%、85%、14%。李某于2019年2月21日下午4时43分向罗某发信息催问款项，罗某回复信息“李总，我在外地没回，你跟三信原来对过账吗？你方便可以把对账单拍照发彩信给我看一下。”李某回复信息“对过，有总兑账单，还差一笔三千六百元的未上账。我没有别意思，一，要接电话，二，要会计兑好帐把条据归谁所付。如现厂不进帐，那么归你私下出示欠据也可，回家了把此事办好。我亲戚把据看了一下，要我起诉可追回此款。请考虑。”罗某对于李某与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的往来知情，并认可李某与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发生业务往来最初是与其联系的，但同时陈述往来后期是由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的其他工作人员与李某对接的。罗某是连某的侄郎，是在2007年左右受袁善斌及连某的雇请在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负责管理工作，直至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办理注销登记。因为是亲戚关系故未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约定每月报酬四五千，若厂里效益好则再按盈利的一定比例支付分红。连某将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转让给了其他人，并由受让人在该厂的住所地重新注册登记成立了浏阳市橘洲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罗某即投资了部分资金成为了该公司的股东。罗某对李某提交的证据提出异议，认为（2016）湘0181执3414号执行裁定书也只是载明罗某为该厂的负责人，而非投资人，投资人与负责人并非同一概念，罗某成为浏阳市橘洲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的股东不是其应对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向李某所负债务应承担偿付责任的依据和理由，浏阳市橘洲烟花制造有限公司与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是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李某与罗某发过信息，即使罗某作为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的负责人与李某沟通过欠款问题，也并不导致罗某需要承担本案的付款责任，且短信记录并未对具体欠款数额进行确认。罗某另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连某出具的一份《证明》，《证明》内容为：我名连某，女，身份证号4301231958××××××××。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系我丈夫袁善斌（已故）所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在2018年6月三信礼花厂经清算已注销。罗某系我侄郎，在三信礼花厂存续期间请他帮袁善斌经营管理过该厂。情况属实，特此证明！证明人：连某二Ｏ一九年九月一日。罗某陈述袁善斌的去世时间为2013年底。另查明，（2016）湘0181执3414号执行裁定书对应的审理案件为曾令啟与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5）浏民初字第04956号］。在该案审理过程中，罗某作为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的负责人参与了调解，并与曾令啟达成了调解协议，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中载明罗某为该厂的法定代表人，职务为厂长，调解笔录及民事调解书中均载明罗某为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的负责人，调解笔录由罗某签名并加盖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的公章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李某向买受人交付货物后有权向买受人主张相应的货款。李某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对帐单》并非复印件，而是复写件，符合商事交易中相关证据材料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的交易习惯，罗某、连某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对帐单》中确认的欠款已结清，故该份《对帐单》可以作为李某主张货款债权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认定。虽然该《对帐单》上未加盖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的公章，亦无投资人及负责人的签名，但结合李某及罗某的陈述，李某与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之间存在麻杆粉的交易往来以及出具《对帐单》的经手人杨海系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会计的事实是真实的，故应视为是杨海代表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与李某对双方之间的往来进行对账结算。根据该《对帐单》，应认定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为买受人，李某与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之间形成了真实、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因对账时双方未约定付款期限，故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应当在对账后及时向李某支付所欠货款。因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已经于2018年6月8日办理了工商注销登记手续，故连某作为该厂的登记投资人应对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向李某所负的债务承担支付责任。关于罗某是否应当对本案货款承担付款责任的问题。从李某与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发生往来的经过分析，李某最初是与罗某联系确认供应麻杆粉给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表明罗某在当时即有权代表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对外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根据李某的陈述，其在之后的对账结算、催问货款都是与罗某联系的，罗某还经手向李某支付过货款，说明罗某在李某与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的往来过程中实为经手人。从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的生产经营过程分析。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的原投资人为袁善斌，根据罗某的陈述，袁善斌在2013年即已去世，但直至办理注销登记前几日才去办理了投资人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将投资人变更为连某，自2013年至2018年6月，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都是由罗某在具体负责经营管理。罗某虽提出其是受袁善斌及连某的雇请在该厂负责管理工作，且罗某与袁善斌及连某系亲戚关系，但亲戚关系不能成为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理由，罗某亦未向一审法院提交授权委托书、聘用协议、银行流水以证明其系受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委托、聘用行使管理职责、具体的职责权限范围以及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向其支付了相应的劳动报酬。连某未到庭参加诉讼，根据其向一审法院出具的《证明》不足以认定罗某与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之间形成了真实的劳动合同关系。从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在一审法院涉诉案件的处理情况分析。在曾令啟与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5）浏民初字第04956号］中，罗某作为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的负责人参与了调解，并与曾令啟达成了调解协议，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中载明罗某为该厂的法定代表人，职务为厂长，调解笔录及民事调解书中均载明罗某为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的负责人，罗某对此未提出异议且在调解笔录上签名、加盖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的公章予以认可。综上，虽然罗某并非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登记的投资人，但其在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经营过程中代表该厂对外所形成的民事行为表明其有权对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的各项事宜作出决定和处分，在罗某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与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之间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劳动合同关系的情形下，罗某系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的实际经营者更具有可信度，因此，罗某关于其系受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雇请对该厂进行负责管理的观点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应认定罗某为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的实际经营者，亦应承担向李某支付货款的责任。李某要求罗某、连某共同支付货款103048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连某未到庭参加诉讼，应承担不应诉答辩、不举证质证的法律后果。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罗某、连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共同支付李某货款103048元。案件受理费2361元，由罗某、连某共同负担。二审中，罗某向本院提交了两份证据：证据一，授权委托书，拟证明罗某是受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的委托管理该厂，罗某的行为代表的是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罗某不是股东和实际经营者。证据二，工资表，拟证明罗某系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员工，在该厂领取工资。李某及连某二审均未提交证据。李某对罗某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为：两份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连某出具授权委托书时并非投资人。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工资表没有加盖公章，且无银行流水与劳动合同予以佐证，不能证明工资的发放事实。连某未对罗某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对罗某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证据一出具时间为2014年1月20日，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登记的投资人袁善斌在此时已经亡故，连某在该时并未登记为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的投资人，是何人行使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的权利向罗某出具该授权委托书，事实存疑，故对于该证据本院不予认定。证据二，工资领取人未签字确认，罗某也未提交银行流水予以佐证其工资收入情况，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亦不予认定。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并查明罗某对于《对账单》上杨海的签名未表示异议。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李某主张的欠款是否成立；2、罗某应否承担付款责任。一、关于李某主张的欠款是否成立的问题。本院认为，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尚欠李某货款103048元的事实成立。理由为：1、《对账单》出具人系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的会计杨海，罗某对于杨海的身份及签名的真实性未表示异议；2、《对账单》的书写纸张印有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名称，该纸张在客观上为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所持有，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使用该纸张进行结算符合日常生活逻辑；3、李某所提交的《对账单》虽系复写件，但其已经陈述原件由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持有，罗某并未就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未持有原件予以反驳和举证；4、罗某并未举证证明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已经偿还李某主张的涉案欠款。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尚欠李某货款103048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二、关于罗某应否对涉案货款承担清偿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在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原投资人袁善斌2013年年底亡故至2018年6月5日期间，罗某以其为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负责人身份对涉及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权益的事项自主决定和处分，在此期间，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未变更登记投资人，而罗某对于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的事宜具有完全的自主权利。李某作为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其有理由认为罗某系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的实际经营者。且在李某发送短信向罗某催要货款时，罗某并未对其是否承担付款责任进行反驳。故此，一审法院认定罗某为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的实际经营者，应承担涉案货款清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连某于2018年6月6日登记为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的投资人，并在浏阳市信出口礼花厂清算报告上明确注明：“如有未清偿的债权债务概由连某本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连某应当对涉案货款承担清偿责任，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罗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61元，由罗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应江审判员  高 进审判员  罗艳华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粟 欢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