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冀11民终10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景林，男，1965年9月１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深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彦涛，河北冀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飞，河北冀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永贺，男，1998年６月18日出生，汉族，现羁押于深州监狱。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凯，男，1997年４月７日出生，汉族，住址衡水市武强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秀，女，1998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址衡水市武强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水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衡水市桃城区中华南大街699号１栋１-２层。代表人：杜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进，河北志安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景林因与被上诉人黄永贺、刘凯、刘秀、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水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险衡水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深州市人民法院（2019）冀1182民初18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景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彦涛、张飞、被上诉人刘凯、被上诉人平安财险衡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进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刘秀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与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景林上诉请求：1、请求一审民事判决的第二项、第三项；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平安财险衡水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上诉人张景林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鉴定费、公估费、保全费、车损等损失146639.4元（一审判决第二、三项确定的数额）；3、由各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平安财险衡水公司应当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上诉人张景林损失（超过交强险限额部分）赔偿责任。一审判决仅以平安财险衡水公司提交电子截图版的署名为“刘秀”的投保提示单，便推理确认其履行了告知义务，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案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平安财险衡水公司提交的电子签名署名为“刘秀”的投保单打印件等材料，证明尽到了告知义务而免除三者险的赔偿责任，属于举证不能。被上诉人刘秀作为商业保险的投保人，当庭表示未在投保处（4S店）签署此类单据，并予以否认。被上诉人平安财险衡水公司未能进一步提供其他证据证实就免责条款履行了告知和解释说明义务，也没有证据证明签名为“刘秀”为被上诉人刘秀本人签署。且平安财险衡水公司提交的投保单没有签署时间，不能确定平安财险衡水公司是否在被上诉人刘秀投保时向投保人履行了告知义务，也不能证明平安财险衡水公司已经就其格式条款中的减责、免责条款对投保人尽到了解释说明义务。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原则，在本案中，平安财险衡水公司应当就免除商业三者险责任的义务而进行告知了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保险人不能证明已经尽到了解释说明义务的，其免责、减责格式条款对投保人不产生效力。平安财险衡水公司未能提交确实、有效的证据证实就免责条款履行了告知义务，因此，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平安财险衡水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免除赔偿责任是错误的。二审开庭时，上诉人张景林又补充上诉请求为：如不能判决平安财险衡水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则请求对一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的赔偿数额由被上诉人黄永贺、刘秀、刘凯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理由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的；（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三）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的；（四）其他应当认定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过错的。”本案中，黄永贺驾驶刘秀、刘凯夫妻共同所有的肇事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刘凯在事前明知黄永贺没有驾驶资格而且饮酒后驾驶车辆，未采取任何有效制止措施，最终导致事故发生，刘凯对本次事故发生有重大过错，一审判决其承担30%的比例过低，刘凯、刘秀应与黄永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刘凯当庭答辩称，服从一审判决。平安财险衡水公司当庭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张景林对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张景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索赔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车损等损失共计263302.07元；2、由对方承担本案诉讼费及财产保全费202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6月2日3时30分许，黄永贺无证酒后驾驶冀Ｔ×××××号车沿肃临线由北向南行驶至肃临线94公里+300米处时，与前方同向行驶张景林驾驶的冀Ｔ×××××号车尾部相撞，造成两车损坏，张景林受伤的交通事故。此事故经深州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认定：黄永贺负此事故全部责任，张景林不负此事故责任。黄永贺驾驶的冀Ｔ×××××号车系刘秀所有，刘秀与刘凯系夫妻关系。该车在平安财险衡水公司投保交强险和限额为5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并不计免赔，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内。事故发生当天，刘凯与黄永贺均在同一饭店吃饭，黄永贺在开走肇事车辆之前，刘凯曾将黄永贺往驾驶座下拽，后由黄永贺开车将刘凯送往工作的地方，黄永贺自行开车去衡水。刘凯知道黄永贺开车之前喝酒了，没有审查黄永贺有无驾驶证。事故发生后，张景林在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住院治疗41天，被诊断为失血性休克、闭合性腹外伤、肝破裂、小肠破裂等症，共计支出医疗费136139.67元。外购药支出7067.3元。经鉴定为一处九级伤残、两处十级伤残、误工期为210日、护理期为90日、营养期为90日。为此，支出鉴定费1600元。车损经鉴定为2112.4元。为此，支出公估费200元。因事故，张景林还支出施救费500元，保全费2020元。事故发生后，黄永贺父亲为张景林垫付医疗费15000元。刘秀在为肇事车辆投保时，平安财险衡水公司已就免责条款对其尽到了提示义务。一审法院认为，黄永贺无证酒后驾驶机动车，且未与同车道行驶的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的安全距离，是造成本次事故的全部原因，负事故全部责任，故其对张景林的损失应承担完全民事赔偿责任。鉴于冀Ｔ×××××车在平安财险衡水公司投保有交强险，黄永贺为无证驾驶，故平安财险衡水公司只对张景林人身部分的损失首先在交强险各分项限额内进行垫付，超出交强险的部分，因事故发生时，黄永贺系无证、酒后驾驶，这些行为都是法律禁止的行为，刘秀作为投保人，在其投保时，保险公司已在给付其的保险条款中对上述免责情形以加粗加黑的字体进行了提示，有刘秀的签名确认，故平安财险衡水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免责。刘凯作为肇事车辆的实际控制人，在明知黄永贺喝酒的情况下，在黄永贺驾驶肇事车辆时，虽对其进行了阻拦，但并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放任黄永贺酒后驾驶，发生事故，故其对张景林的损失也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过错大小，以赔偿30%为宜。刘秀虽为车辆的实际车主，但当天并没有在场，并不知晓事情的原委，故其不应承担责任。因本案黄永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故不应再支持张景林所提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应为1800元。张景林所提交通费数额过高，且无证据支持，但根据其住院、出院、进行鉴定，以给付800元宜。综上所述，张景林所提医疗费143206.9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100元、护理费9849.6元、误工费13496.7元、残疾赔偿金61736.4元、营养费2700元、车损2112.4元、公估费200元、施救费500元、保全费2020元，均是因事故所致，且不违反规定，故予以支持。黄永贺方为张景林垫付的15000元，应在其应赔偿数额内予以后扣减。张景林的后续治疗费可在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判决：一、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水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张景林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交通费共计95882.7元；二、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黄永贺赔偿张景林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车损、鉴定费、公估费、施救费、保全费共计102647.6元（扣除已垫付的15000元，应再赔偿87647.6元）；三、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刘凯赔偿张景林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车损、鉴定费、公估费、施救费、保全费共计43991.8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08元，减半收取计2454元，由黄永贺负担1718元，由刘凯负担736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平安财险衡水公司应否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上诉人平安财险衡水公司根据保险合同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一条第一款“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本案中，黄永贺存在无证和饮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该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一审中被上诉人平安财险衡水公司提交了投保单、投保提示，上面显示投保人刘秀的电子签名，刘秀本人在一审中对自己的签名真实性并未否认，投保单、投保提示中具有对免责条款的提示内容，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平安财险衡水公司主张已经履行提示义务，该免责条款具有法律效力，应予支持。一审判决平安财险衡水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不承担赔偿责任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被上诉人黄永贺、刘秀、刘凯应如何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首先所有人承担的责任大小应当考虑所有人的过错以及原因力与损害后果的关系综合判断，其次所有人承担的是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而非连带责任。本案中，涉案车辆登记所有人为刘秀，实际被刘秀的丈夫刘凯控制、使用，在刘凯作为肇事车辆的实际控制人，明知黄永贺喝酒的情况下，并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放任黄永贺酒后驾驶，发生事故，一审判令其赔偿比例为30%，符合上述规定。被上诉人刘秀对事故发生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责任，故上诉人张景林要求黄永贺、刘秀、刘凯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张景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33元，由上诉人张景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永玮审判员  关信娜审判员  杨 英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四日法官助理陈博书记员马原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