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3民终74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州大光涂料厂，住所地江苏徐州工业园区天永路18号。法定代表人：梁西振，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玉静，女，1991年4月5日出生，汉族，该公司业务部经理，住徐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文，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丰县新鸽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丰县常店镇工业园区10号。法定代表人：董德品，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苏，丰县凤城中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德品，男，1978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苏，丰县凤城中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徐州大光涂料厂因与上诉人丰县新鸽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鸽公司）、被上诉人董德品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2019）苏0321民初26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徐州大光涂料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玉静、邱文，被上诉人董德品，上诉人新鸽公司与被上诉人董德品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州大光涂料厂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新鸽公司、董德品在一审判决基础上将4月份货款5076元及利息一并支付并承担上诉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4月份对账单，徐州大光涂料厂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对账单中‘崔玮代签’系被告授权别人所为，被告新鸽公司欠原告货款，证据不充分，对该份证据上载明数额141286.6元，本院不予支持”，系认定事实错误。徐州大光涂料厂与新鸽公司素有业务往来，截止到2016年3月，新鸽公司欠徐州大光涂料厂货款为136210.6元，2016年4月对账单是在3月的基础上增加了5076元，总额为141286.6元，一审法院仅支持了2016年3月份对账单中的货款，对2016年4月对账单中新增的5076元不予支持是主观认识错误。4月份对账单落款处之所以是“崔玮代签”，是因为2016年12月27日，徐州大光涂料厂工作人员到新鸽公司处对账并索要货款时，董德品即新鸽公司法定代表人将4月对账单中其签字确认的落款处撕掉，在上诉人要求其补签的情况下，最终董德品授权其自称的妻子“崔玮”代签。徐州大光涂料厂在一审中提供了三段录音和相对应的录音文字整理记录3份共19页，录音中清楚记载了董德品授权代签及截止到4月份欠款为141286.6元的整个过程。对该录音，新鸽公司、董德品在一审庭审中也予以认可，徐州大光涂料厂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崔玮代签”系董德品授权所为，因此，一审法院对2016年4月对账单中新增的5076元也应予以支持。新鸽公司、董德品辩称，徐州大光涂料厂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主张没有证据予以佐证，请求依法驳回。新鸽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徐州大光涂料厂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以涉案“对账单”作为认定欠付货款的依据不当。首先，徐州大光涂料厂提供的录音及当庭陈述来看，对账单系公司内部记账使用，且庭审中徐州大光涂料厂陈述“对账单依据出库单制作”，“对账单在公司有原始凭证”，“原始凭证即为呈现的证据”（即对账单），显然对于对账单的形成以及用途，徐州大光涂料厂的陈述前后矛盾。依据徐州大光涂料厂的陈述，其持有的原始凭证应当是带有新鸽公司工作人员签字的徐州大光涂料厂在交付货物时制作的出库单，新鸽公司手中持有的出库单才应当是双方结算的依据。其次，如果对账单作为欠付依据的话，那么从2016年1月份到2016年3月份对账单内容看，显然计算不出徐州大光涂料厂主张的欠款数额。再次，依据一般的交易习惯及双方陈述，能够认定双方之间产生买卖关系的直接证据应当为新鸽公司提供的徐州大光涂料厂制作的出库单，该出库单才能客观真实反映双方交易，出库单才系双方交易的原始凭证，同时也印证了徐州大光涂料厂在庭审中陈述的“原始凭证在公司”的事实，进而证实徐州大光涂料厂陈述“原始凭证即为呈现的证据”系虚假陈述。综上，徐州大光涂料厂提供的证据不能认定双方欠款的事实。2、徐州大光涂料厂在庭审中，陈述新鸽公司给徐州大光涂料厂出具了欠条一份，直至庭审结束，徐州大光涂料厂都未向一审法院提供新鸽公司出具的欠条。3、一审判决计算利息的起算时间没有依据，应当以徐州大光涂料厂向一审法院起诉主张的时间作为开始时间。徐州大光涂料厂辩称，徐州大光涂料厂出具的2016年3月的对账单有新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德品的签字确认。董德品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够对其签名的对账单里所承载的内容有足够的理解和认识，其在对账单上的签字系职务行为，是对新鸽公司截至2016年3月份欠货款136210.6元的欠款事实的确认，因此该份对账单能够作为当事人之间的结算依据，能够证明新鸽公司截至2016年3月欠徐州大光涂料厂货款136210.6元。出库单的作用只是用来说明徐州大光涂料厂与新鸽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以及徐州大光涂料厂向新鸽公司送货，新鸽公司收货的依据，并不能作为双方的结算依据，实际应以双方确认的对账单作为结算依据进行结算。从2016年1月和2016年3月的对账单看，2016年1月董德品签字确认的欠款为128612.2元，2016年3月的交易额是17598.4元。2016年2月3日，新鸽公司支付1万元货款，那么2016年3月对账单上的结算数额就是128612.2元，加上17598.4元，减去1万元，即为2013年3月对账单上的136210.6元。从一审双方提交的证据，也能确认截至2016年3月，新鸽公司欠付货款为136210.6元。综上，一审法院对截至2016年3月，新鸽公司欠徐州大光涂料厂货款的事实认定正确，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新鸽公司的上诉请求。董德品辩称，同意新鸽公司的上诉请求。徐州大光涂料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董德品、新鸽公司偿还徐州大光涂料厂货款141286.6元及利息（以141286.6元为基数，按照中国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6年5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2014年6月18日开始，徐州大光涂料厂和新鸽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新鸽公司多次向徐州大光涂料厂购买油漆涂料。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系口头合同。2016年3月27日，经对账结算，新鸽公司欠徐州大光涂料有限公司货款136210.6元，董德品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后经多次催要未果，至今尚欠货款136210.6元。另查明，丰县新鸽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设立于2015年5月29日，股东为董德品，系自然人独资公司。一审法院认为，徐州大光涂料厂与新鸽公司口头达成的烤漆涂料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事实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徐州大光涂料厂依约定向新鸽公司送货，且新鸽公司也已经签收，应该履行支付货款义务。董德品辩称其已经将2016年3月27日对账单中的136210.6元货款支付给徐州大光涂料厂，但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佐证，不予认可。2016年4月份对账单，徐州大光涂料厂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对账单中“崔玮代签”系董德品、新鸽公司授权别人所为，新鸽公司欠徐州大光涂料厂货款，证据不充分，对该份证据上载明数额141286.6元，不予支持。故新鸽公司欠徐州大光涂料厂货款136210.6元应当归还。关于利息（违约损失），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违约金或者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逾期付款损失的，法院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因双方未约定违约金，徐州大光涂料厂主张的利息依法应以136210.6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6年5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予以支持。因新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董德品，且董德品是该公司唯一股东，新鸽公司系一人责任有限公司，且庭审中董德品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个人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董德品应对新鸽公司的欠款承担连带责任。判决：一、丰县新鸽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徐州大光涂料厂货款136210.6元及利息（以136210.6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6年5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董德品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徐州大光涂料厂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26元，由丰县新鸽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董德品负担3013元，由徐州大光涂料厂负担113元。二审中，徐州大光涂料厂向本院提交董德品于2016年2月1日签字注明“已对账”的《新鸽16年1月对账单》，主张2016年1月新鸽公司欠付徐州大光涂料厂货款未128612.2元，该数额与2016年3月对账单记录的相关数额一致，从而证明2016年3月对账单显示的新鸽公司欠付货款的真实性。董德品质证认为，对其签字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二审庭审中，董德品对一审中徐州大光涂料厂提供2016年12月27日的谈话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该录音中除徐州大光涂料厂工作人员之外的另一位女性身份，董德品确认系其配偶董艳红。就该录音中董德品提及的让其配偶签字材料的具体情况，董德品陈述其不知道。二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新鸽公司是否欠付徐州大光涂料厂货款，如果欠付，货款数额应如何确定的问题。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自2014年6月开始，新鸽公司自徐州大光涂料厂购买油漆涂料。徐州大光涂料厂持有2016年12月27日“崔玮”代签的2016年4月新鸽公司对账单，主张新鸽公司欠付货款141286.6元。新鸽公司、董德品虽对该对账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该对账单总计部分显示的第一项货款数额与新鸽公司法定代表人董德品于2016年3月27日签字确认的2016年3月双方对账的货款数额一致。且2016年12月27日徐州大光涂料厂工作人员朱玉静与新鸽公司法定代表人董德品的谈话录音反映，一方面董德品撕毁了新鸽公司欠付141286.6元的单据；另一方面，在朱玉静的坚持要求下，董德品让其对象重新代签4月份对账单，并称其对象叫“崔玮”。二审庭审中，董德品对谈话录音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该谈话录音中除朱玉静之外的女性亦确认系其配偶。虽董德品在庭审中对谈话录音中涉及的其配偶代签的单据情况称不知悉，但前述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徐州大光涂料厂持有的2016年4月新鸽公司对账单，系董德品授权他人代签，该对账单的效力及于董德品、新鸽公司。一审法院对2016年4月对账单未予认定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新鸽公司主张应以出库单作为双方结算依据，对此徐州大光涂料厂不予认可，虽然出库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双方买卖合同的履行情况，但在双方存在以对账单方式确认欠付货款数额的情况下，新鸽公司主张不应以对账单认定欠付货款而应以出库单确认欠款数额，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新鸽公司虽辩称其欠付徐州大光涂料厂的货款已经支付完毕，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新鸽公司欠付徐州大光涂料厂的货款数额应为141286.6元。二、关于徐州大光涂料厂主张欠付货款的利息计算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违约金或者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逾期付款损失的，法院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案中，徐州大光涂料厂与新鸽公司就违约金或违约金的计算方法未做出明确约定，2016年4月对账单显示新鸽公司截止2016年4月20日欠付货款数额总计为141286.6元，徐州大光涂料厂主张以141286.6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自2016年5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计算逾期付款损失，符合前述规定。但鉴于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之一标准已经取消，故对于徐州大光涂料厂主张的逾期付款损失，应以141286.6元为基数，自2016年5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徐州大光涂料厂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新鸽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结果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2019）苏0321民初2692号民事判决；二、丰县新鸽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徐州大光涂料厂货款141286.6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以141286.6元为基数，自2016年5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董德品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126元，由丰县新鸽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董德品负担；丰县新鸽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013元，由丰县新鸽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徐州大光涂料厂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126元，由丰县新鸽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负担50元，余下多预收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076元，由本院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禹审判员 王 超审判员 孙守明二〇二〇年五月九日书记员 吴雨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