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4民终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移动通信江西有限公司九江分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九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九瑞大道5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007419896374。负责人：程兆荣，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福安，江西柴桑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3604199110865062。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江宇，江西柴桑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3604201710531866。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联盛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浔阳路19-23号金宇综合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00669762058A。法定代表人：严永敏，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晓威，男，1987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九江县，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颖，女，汉族，1974年6月13日出生，住江西省九江市，该公司会计，系该公司员工。上诉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西有限公司九江分公司（以下简称移动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联盛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法院（2018）赣0403民初3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西有限公司九江分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浔阳区人民法院（2018）赣0403民初320号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货款546430.25元；2、请求判决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分担。事实和理由：本案审理的是发生在2011年上半年的买卖合同纠纷，争议的焦点是确认物资说明中的1004630元的回笼券款是否支付。案件看似非常普通，但查清事情真相并非易事。因为双方具体经办业务的人员在几年前都已经离开所在单位，双方的财务凭证由于时间间隔太长一时难以搜集。如果单靠被上诉人诉讼中提交的一张物资说明和对账明细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话，当事人双方也没必要花近两年的时间来进行对账，法院更不会经过原一审、二审、发回重审耗时三年多来审理本案。现经发回滑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后，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举证不能，判决上诉人败诉，但是上诉人认为现一审法院对于本案的事实及证据并未进行充分审查，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原告向被告提供购物卡、购物券，被告在活动中将购物卡、购物券赠送营销对象，原告按照持券人或持卡人所持面值金额进行消费并收回卡、券，再将收回的卡、券与被告结算，被告按照收回的卡或券面值的96.5%支付货款”属于对证据审查不足，对事实认定不清，且与一审法院自身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在一审法院审理期间，根据上诉人提供了2011年1-6月期间的付款凭证及活动方案，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了上诉人是通过稽核报表确认购物券数额，并在收到购物券的次月就已经付清购物券款，一审法院对此事实也予以了描述：“一、2011年1月的。联盛券，于2011年4月22日向联盛公司付款；二、2011年2月的。联盛券，于2011年3月23日向联盛公司付款。”，在2011年3月23日上诉人第一次向联盛公司付款时，此时联盛公司都尚未向上诉人送回过回笼券，由此可以清楚看出，本案中上诉人与联盛公司的结算方式是收到购物券即付款，并非如一审法院认定凭借收到客户用完的购物券（即“回笼卷”）付款的结算方式。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是按照收回的券面值支付货款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在此说法不能成立的情况下，那么2011年7月的1004630元回笼券未付款的说法自然也不攻自破，请求二审法院根据事实对一审判决予以改判。二、若一审法院认定2011年7月送回的1004630元回笼券未支付，那为何2011年4月21日送回的1191280元的回笼券联盛公司一直未要求上诉人支付，且联盛公司也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该笔回笼券款已经支付。由此可以说明,2011年4月21日的回笼券款并不是双方的结算依据，该笔款项在收到购物券时已经支付。因此,2011年7月的回笼卷也不能作为双方的结算依据。在一审庭审时，上诉人向法庭提供了2011年4月21日的入库单作为证据,入库单上载明在2011年4月21日收到“160元、240元中高端回笼卷”1191280元，而该笔回笼券对应的款项联盛公司从未要求上诉人支付过,在后期的对账中也从未提及，在上诉人就此事项向联盛公司发问时，联盛公司也无法回答，但是一审法院却并未对该证据予以重视。上诉人认为,确认该笔回笼券款在2011年4月21日后上诉人是否向联盛公司支付是本案的关键点，因为按照正常交易逻辑，不可能存在当有应付未付的账款时联盛公司还不向上诉人主张的可能性，那么此时只有一种可能性，在上诉人收到购物券时，就已经支付完毕了购物券款，回笼券并不是双方的结算依据，若是确定了2011年4月21日的回笼券不是双方的结算依据，那么在结算方式没有变化的情况下，2011年7月份的回笼券自然也不能作为双方的结算依据，一审法院基于此作出的判决自然也不能成立。三、一审法院为了彻底查明事实,要求审计双方2009年至2011年7月之间的财务账目，但是因为2009年至今时间过长，上诉人仅能提供全部的付款凭证，而全部的收货凭证已经不能完整提供，且联盛公司也未能提供对应期间的供货凭证，在此情况下，双方的审计工作自然不能继续进行。但是此时，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证明力已经足以推翻联盛公司的证据，一审法院在未对本案现有证据进行认真审查的情况下，就简单的认定因为审计没有进行，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因此判决上诉人败诉是不负责任的。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判认定事实不清，判决不当，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为了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联盛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根据答辩人提供的证据合同、对账单等已经说明被答辩人是先从答辩人处借取货物，再根据被答辩人实际消耗情况与答辩人对账结算。双方确定总的欠款金额，每月付款后抵扣欠款。二、被答辩人不能提供双方完整的交易账目，只选择其中三张回笼券入库不能起证明作用。答辩人提供的一系列证据都有被答辩人盖公章确认。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每月对账行为也是严格按照合同履行各自的义务。三、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每月对账确定总欠款金额及已支付金额，当月被答辩人总欠款金额减去已付款等于实际欠款，付款与卡、券等不是异议对应，付款都是根据对账单结算。四、被答辩人纠结2011年7月份的回笼券事宜与本案无关。五、被答辩人提出的“一审法院为了彻底查明事实，要求审计双方2009年至2011年7月之间的财务账目”与事实不符，真实情况是被答辩人主动于2018年7月18日向一审法院提出审计申请，法院于2018年7月23日依法委托了江西天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但至到2019年5月27日，被答辩人未向鉴定机构缴纳鉴定费用。2019年6月14日被答辩人主动撤回了审计申请。故该句举证不能的责任应由被答辩人自行承担。六、答辩人前期递交法院的多项证据材料、庭审材料、答辩材料等材料亦能说明一切问题，亦能支持答辩人的合法权益。综上，答辩人恳请贵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联盛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被告移动公司支付货款1397230.255元，并按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联盛公司与被告移动公司于2006年建立长期合同关系，被告移动公司进行营销活动，原告向被告提供购物卡、购物券，被告在营销中将购物卡、购物券赠送营销对象，原告按照持券人和持卡人所持面值金额进行消费并收回卡券，再将回收的卡、券与被告结算，被告按照收回的卡或券面值96.5%支付货款。被告由其下属的浔阳营销中心与原告对接卡、券业务。2011年1月-6月，被告移动公司开展了中高端用户存话费送礼品活动，内容为存200元话费送160元联盛券，存300元话费送240元联盛券。在活动过程中，原、被告之间往来情况如下：一、2011年1月使用价值为782190.4元的联盛券，于2011年4月22日向原告联盛公司付款。二、2011年2月使用价值为190915.6元的联盛券，于2011年3月23日向原告联盛公司付款。三、2011年3月使用价值为224034.4元的联盛券，于2011年4月27日向原告联盛公司付款。四、2011年4月使用价值为380055.6元联盛券，于2011年5月31日向原告联盛公司付款。五、2011年5月使用价值为402598元的联盛券，于2011年6月22日向原告联盛公司付款。六、2011年6月使用价值为80674元的联盛券，于2011年7月27日向原告联盛公司付款。2011年7月，原告联盛公司向被告移动公司送还共计价值为1004630元的回笼券。其中：一、在2011年7月14日送还240元提货券2043张，160元提货券2253张，30元提货券274张，10元提货券533张；二、在2011年7月20日送还10元提货券8张；三、在2011年7月26日送还200元联盛券201张。2011年7月29日，经过原、被告工作人员核对后，被告下属的浔阳营销中心向原告出具《关于浔阳营销中心使用联盛促销物资说明》，载明：“一、浔阳收到联盛物资情况：1、浔阳营销中心5月25日收提货卡47160元；2、6月份收提货卡504000元；3、7月份收提货卡434060元；4、7月份送回回笼券为1004630元；合计1989850元（卡面值）。二、报账说明：“按照合同折扣每月报账，以上金额在每月的报账中逐笔到账，到账后进行核减，同时未用完的物资进行退还”。2011年9月，双方对2011年8月1日起至2011年8月31日止的账目进行核对，被告下属的浔阳营销中心向原告出具对账明细，载明该期间收到购物卡金额及付款金额，并将2011年5月至7月收到提货卡、回笼券金额共计1989850元记入未付款项进行抵减，截止2011年8月31日应付款1015125元（折扣后979595.63元），并载明该款在后期付款中抵减。此后，双方每月对账，截止2014年7月31日，被告未付款为1447907元（折扣后1397230.255元）。原告联盛公司要求被告移动公司付款未果，故诉至我院。另查明：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移动公司于2018年7月18日向本院提出审计申请，要求对其与原告之间2009年1月至2011年7月份往来财务账目进行审计。我院于2018年7月23日委托了江西天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但直至2019年5月27日，被告移动公司未向鉴定机构缴纳鉴定费用。2019年6月14日，被告移动公司撤回了审计申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物资说明》中第四项内容所描述的：“7月份送回笼券金额为1004630元”是否包含在被告已付的2060468元当中。被告移动公司提交的付款凭证意图证实其于2011年1-6月曾开展中高端客户维系即送160、240元购物券活动，并已向原告付款六笔共计2060468元的事实；原告亦提交了其公司自2010年5月至2010年12月的应付凭证、发票、及礼品使用说明，意图证实其在此前未开展中高端客户维系即送160、240元购物券活动。上述两组证据因系被告单方提供的证据，其证据的效力不足以推翻由原、被告双方确认的《物资说明》。本案在审理过程中，鉴于被告方提出的审计申请,我院委托了专业机构对双方所有的往来账目进行审计。后由于被告移动公司于2019年6月14日撤回了审计申请，故该举证不能的责任应由被告自行承担。故被告关于《物资说明》第四项回笼券金额1004630元的款项已付的答辩意见，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依据被告出具的合作期间结束前连续的月结算单要求被告支付结算单中相应货款1397230.255，其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因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买卖合同中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约定，但被告在结算后未付款确造成原告损失，本院酌情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予以部分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西有限公司九江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原告联盛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397230.25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支付自2016年2月1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移动公司对于本案双方当事人形成并已签字认可的对账结果提出异议，认为该结果与事实不符，对此主张上诉人应承担完全的举证责任。现一审法院委托了相关鉴定机构对该对账形成的过程进行审计，但未形成结果，该举证不力的后果应由上诉人承担。而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为推断性结果，不足以推翻双方共同形成的总体性对账结果。综上所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西有限公司九江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诉讼费15208元，由上诉人中国移动通信江西有限公司九江分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庐审判员 刘 欣审判员 郑敏红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书记员 杨雨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