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新40民申8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额敏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住所地额敏县桥南交警队旁。 法定代表人：高立新，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光，新疆西陲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继明，男，1967年3月7日出生，汉族，现住额敏县，供销社工作人员。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朱逢云，女，1971年2月10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现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额敏县。 再审申请人额敏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简称供销社）因与被申请人朱逢云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对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19）新42民终672号民事判决提出申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再审申请人额敏县供销社申请再审称：撤销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19）新42民终672号民事判决，维持额敏县人民法院（2019）新4221民初398号民事判决。 事实与理由：原二审法院误将档案存放关系与存在劳动关系混淆，并断章取义以额敏县政府办公会议研究做出的“朱逢云按国有职工对待”，结合一份自相矛盾的证人证言来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不符，且无任何法律依据。二审法院据以作出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两份证明来看：第一份证据系额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向朱逢云出具的答复函，此函有一句“将你按照国有身份职工对待，”二审法院以此为由才作出错误的判决。该份证据不是能够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这份复函是针对朱逢云长年上访要求核算经济补偿金和补交1997年至2005年期间的养老统筹金，2005年8月15日向在额敏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向县委、县政府提交《关于对供销社职工朱逢云安置处理意见》的报告，该处理意见提出：对她按国有职工身份对待，给予核算发放经济补偿金及缴纳养老统筹，并解除劳动关系，养老统筹单位部分由供销社负责缴纳，个人部分从发放经济补偿金中扣除的建议。同时将该处理意见告知朱逢云，但是，朱逢云并不同意该处理意见，没有按照相关单位和部门给予的经济补偿和统筹养老，并还是要求解决安置其本人到供销社工作。为此，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在其后的2006年2月20日再次向额敏县政府提交《关于朱逢云同志多次上访情况调查及处理意见》，在该《意见》第5条，明确载明：根据县上领导的建议，我们对她按照国有职工身份对待，给予核算发放经济补偿金及供销社为其补缴1997年至2005年间的养老统筹金，让其参加养老统筹，但该同志仍不愿意，要求解决安置到供销社工作。签于此，朱逢云同志的仲裁申请我们将不再予以受理，建议按规定直接进入诉讼程序来解决处理此事。县委、县政府于2006年5月23日以县政府办公室会议函的方式正式对其长年上访给出一个采纳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报告，为其解决经济补偿和养老统筹问题的协商办法，全文是：朱逢云同志，你所提出的问题，已经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调查核实，上报县政府。经2006年3月7日政府办公会议研究，同意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朱逢云同志多次上访情况调查及处理意见》的报告，将你按照国有身份职工对待，给予核算发放经济补偿金及为你补缴1997年至2005年间的养老统筹金，让你参加养老统筹，同时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但是，被申请人再次拒绝了该处理意见。因此，在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建议下，县委、县政府为解决朱逢云要求经济补偿和养老统筹的问题而做出的协商方案，并未得到其本人的同意，因此，二审法院采纳该份证据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二份证据，经额敏县公证的证人证言3份，时间是2006年11月20日和23日，其中原主任韩世昌所作证言与其2005年7月21日供销社向县信访局写的材料和2005年8月1日韩世昌出具的《证明材料》相互矛盾，在供销社向信访局出具的书面材料中载明：朱逢云是今年（2005年）4月中旬到供销社来找，说她是供销社职工，要求安排工作，说她是1996年就调入供销社。因此，我们安排人查她的档案，经查，此人的档案在我们这里，是1997年转来的，但是经查，此人从1997年至今8年，期间没有上一天班，按劳动法和企业职工管理条例规定，早以自动离职。韩世昌在2005年8月1日出具的《证明材料》中证实：朱逢云工作档案转来后，本人因故未来，后来到额敏后，一直未有到县供销社报到。这两份材料能够证明一个基本事实：朱逢云没有到供销社报到，也没有上过一天班，韩世昌所说当时档案转来后，其本人因故未来，后来到额敏后，一直未有来报到可以说明，朱逢云当时调入手续转来时人就根本还没来额敏，所以才有一句“后来到额敏后”这一情况。而且，朱逢云是韩世昌女婿朱玉堂的姐姐，韩世昌与其有利害关系，其后所做的公证证人证言和上述证言又反复且相互矛盾，所以其在后面所做的经公证的证人证言并不可信，起码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得到二审法院的采信。王忠智主任在2000年被供销社干部群众举报，被县委就地免职，对供销社存在怨恨和报复的心理，其证言不可采信。王文田主任系受韩世昌主任一手提拔，出于私心报恩，其证言也不可信，而且关键是，没有人能证实朱连云在供销社上过一天班这个事实，因此，不能证明其和供销社存在劳动关系。实际上，就按朱逢云的《劳动合同制工人转移证明书》来看，其中明确载明：本次劳动合同签订的日期及期限一栏填写：按有关规定另行签订。在附件一栏中第7项填写有：限1997年7月3日前报到，过期作废的内容。而被申请人朱逢云至今未提供能够证明存在劳动关系的劳动合同；恰恰相反的是，县人事和劳动社会保障局在2005年8月1日向额敏县信访局出具的《关于朱逢云同志有关情况的说明》认定，朱逢云在1997年7月3日前未能报到，该调入介绍信视为作废，就是说，朱逢云当时调入手续是到了县供销社，但在规定的期限内，其本人未到供销社报到，该调动关系因此而失效。结合本案其它相关证据，能够证明朱逢云确实在当时没有到供销社报到，双方没有建立劳动关系。按照法律规定，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有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劳动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确认劳动者是否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就要看是否双方自愿签订有书面的《劳动合同》，没有签订的，应看双方是否存在实际的用工状况，即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有报酬的劳动，而用人单位根据其提供的劳动支付其劳动报酬，这种权利义务关系的实际建立才是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本质表现。法院对于劳动关系的认定应以实际提供劳动为前提，如仅是档案存放，但双方实际并不存在提供劳动，支付劳动报酬服从单位的规章制度和管理等劳动关系认定的要素，并不应认定双方还存在劳动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应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另，本案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申请人提出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按照《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规定了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而被上诉人自l997年至2005年期间，并无证据证明其向申请人或任何部门提出其权利受侵害的主张，也未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争议仲裁，劳动仲裁时效与诉讼时效性质无异，其在程序上、效果上均是相同的。依据我国《劳动法》的规定，劳动争议中，仲裁程序是诉讼程序的法定前置程序。因此从程序上的两者衔接来说，劳动争议的仲裁时效期间可以说就是它的诉讼时效。如果超过此期间，经仲裁处理而不服，当事人向人民法院再提起诉讼的，理当引起超过诉讼时效的同样后果，胜诉权的丧失。此时，法院依法应予受理，但在被告方抗辩诉讼时效经审查确已超过仲裁时效且无中止、中断、延长等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005年7月8日，额敏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已向被申请人下达了《额敏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额劳仲不字2005第03号），以“当事人申请仲裁的时效已过，根据《劳动法》第82条规定，决定不予受理。”的理由决定不予受理。此后，被申请人多次因同一事由不同理由的方式起诉至人民法院，申请人认为，人民法院应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4号）第三条规定，依法驳回起诉。综上，原二审判决依据的证据因无事实依据造成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原二审法院做出了错误的判决，且被申请人起诉确已超过诉讼时效，已丧失胜诉权，原审确系错案，请求法院依法提起再审，撤销原二审判决，依法改判。 本院经审查认为，朱逢云调入供销社，供销社也接受了其档案，供销社未解除与朱的劳动关系也未安排其工作，应视为双方劳动关系建立。法院判决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由此，再审申请人供销社的再审申请不能成立。 再审申请人供销社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额敏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张 全 兴 审判员 吾 斯 曼 审判员 杨  静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 书记员 曼孜热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