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0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广州市万胜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夏园西路79号104铺。法定代表人：胡林东，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龙云，广东金桥百信（黄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易俞孜，广东金桥百信（黄埔）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戴春，女，1966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古少栋，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麦耀雄，男，1969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上诉人广州市万胜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胜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戴春、原审第三人麦耀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28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万胜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万胜公司向戴春偿还借款本金425650元，利息、律师费不需要支付；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戴春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没有对债权债务确认前每一笔款项履行情况、计息依据和归还情况按实认定，实际未归还的借款本金与《债权债务确认书》数额不符。戴春所称的借款本金由四笔构成，第一笔是2013年1月24日20万元，第二笔是2015年4月15日20万元，第三笔是2015年8月6日10万元，第四笔是2016年2月1日20万元。第一笔款项20万元开始应定性为业务合作往来款，应不计利息，该款项用途为双方合作花都区新华街环卫项目的投标保证金。2016年5月25日，债权债务确认时才转为借款，才约定利息。戴春在该款转为借款之前按2%收取利息，没有事实依据。从戴春提交给一审法院的《戴春出借还款明细表》的内容看，戴春对20万元款项收取了23500元利息，该部分款项应作为保证金本金的还款。戴春认为第二笔借款由三笔款项构成，分别是2014年6月5日、2014年11月13日和2015年3月23日向麦耀雄分别出借40000元、166000元和20000元。戴春确认麦耀雄在2015年1月30日、2015年2月11日、2015年2月17日和2015年4月14日向其归还了25000元、14000元、30000元和13500元款项，扣除归还26000元本金外，其余是利息，利率按2%计算，按照戴春的算法归还的利息为56500元，但借条约定月利率为2‰，多计利息50850元，该50850元应冲减借款本金。因此，第二笔借款的本金扣减后应为149150元（200000元-50850元）。戴春主张第四笔借款由2016年2月2日、2016年2月6日向麦耀雄分别转账10万元、3万元，以及2016年2月6日向王俊转账7万元构成。为支持其主张的借款提供了一份《借款协议》，该《借款协议》签订时间为2012年2月17日因投标化州环卫项目而签订，合同不可能延迟到2016年2月1日才履行。戴春在一审庭审调查时针对万胜公司的质疑明确表示《借款协议》与本案无关，而又辩解2012年2月17日、2014年2月1日两个日期系张友文书写错误，从常理上说，在同一份《借款协议》上两次书写错误的可能性极低。从笔迹上辨认，2016年2月6日的时间是戴春为诉讼需要而添加的，戴春没提供原件，一审判决不能以上述款项累加之后的数额碰巧与《借款协议》数额相同予以偏信。戴春前后解释矛盾，且不合理，其所称借款缺乏依据。综上，根据戴春举证的原始单据，本案涉及的款项仅前三笔，第一笔款项在债权债务确认后才转为借款，第四笔不是《借款协议》所要证明的借款，考虑戴春多收的利息折算归还借款本金，债权债务确认时实际未归还的借款为425650元。二、一审判决认定戴春有权分别按分期金额及分期时间按年利率6%主张逾期利息。2016年12月8日，万胜公司与戴春签订了一份《分期还款计划书》，约定了分期金额及分期时间，但未约定利息，一审判决按分期金额和分期时间认定利息，明显不当。三、一审判决认定万胜公司与戴春签订的《债权债务确认书》对律师费约定有约束力，系认定事实错误。2016年12月8日，万胜公司和戴春签订了一份《分期还款协议书》，《分期还款计划书》是《分期还款协议书》附件的内容。戴春仅向一审法院举证了计划书，未举证协议书。协议书中仅约定万胜公司未按计划书规定时间主动还款，戴春保留追诉的权利，未约定需要承担追索费用。因此，《分期还款协议书》和《分期还款计划书》已变更了《债权债务确认书》中实现债权费用有关律师费的内容。一审判决万胜公司向戴春支付律师费明显不当。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未对本案所涉及的每一笔款的用途和还款多计利息作出认定，导致对借款本金认定错误，对利息和律师费也存在不当。被上诉人戴春答辩称，根据万胜公司的上诉请求，因为这个案件是存在本诉和反诉的，万胜公司没有对反诉的部分进行上诉，本案审理应该只是针对本诉中一审判决万胜公司承担借款本金63万元以及利息、律师费的部分，所以答辩仅针对万胜公司的上诉进行。一、关于万胜公司认为一审判决的本金部分有误，戴春是不同意的。因为实际上万胜公司所欠的款项还不止63万元，是70万元本金，只是戴春为了尽快收回本金，在万胜公司的请求下，按九折处理才同意63万元本金，没想到万胜公司在得到戴春的打九折归还的请求后，仍然没有按照万胜公司承诺的63万元本金来归还。所以一审判决认定万胜公司仍欠63万元本金事实清楚，并且证据也是充分的。虽然戴春不完全同意只按63万元计算，但是为了一审判决尽快生效，也没有提起上诉，但不代表万胜公司所述的本金425650元是有依据，所以戴春不同意万胜公司上诉请求中的第一项关于本金的问题。具体相关的事实和证据，一审判决已作明确的认定。二、关于其第二项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万胜公司实际未归还款项为63万元的《分期还款计划书》中没有约定利息，但是在《分期还款计划书》以前的借贷合同中约定了利息，并且实际履行中也是按照月2%来计算利息，只是在《分期还款计划书》中没有再行约定利息。一审判决按照没有约定利息的情形来处理，已经是对万胜公司有利了，万胜公司仍然以《分期还款计划书》中没有约定利息为由拒绝支付到期金额的利息，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是不符的。所以一审法院认定年6%的利息是有法律依据的。三、关于万胜公司是否应当支付律师费的问题。因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审理的主合同应该是借贷的主合同，而非《分期还款计划书》。虽然在《分期还款计划书》中没有单独专门约定律师费的问题，但是在《债权债务确定书》中已经对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进行了约定，《分期还款计划书》作为一个补充的协议，没有单独列律师费，并不能否定主合同当中关于律师费的约定。所以万胜公司仅仅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当中某一个单独的补充协议没有约定律师费为由，来否定主合同关系当中对律师费的约定，这是错误的，所以万胜公司的第三项上诉理由是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的依据。综上，虽然戴春并不完全同意一审判决关于利息和本金的计算，但是没有提起上诉，也就视为同意了一审判决。所以，万胜公司的上诉理由都不成立，请求驳回万胜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麦耀雄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亦未答辩。戴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万胜公司向戴春归还借款本金70万元；2.万胜公司向戴春支付利息504000元（自2016年10月1日起按月息2%计算至还清款项之日止，暂计36个月）；3.万胜公司支付戴春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8万元；4.本案诉讼费由万胜公司承担。万胜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戴春立即向万胜公司归还款项2483224.95元及利息（按年息6%自提起反诉之日起计至款项付清日止）；2.本案反诉费用由戴春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戴春与麦耀雄及万胜公司自2011年起即多有资金往来，根据戴春名下招商银行凤凰城支行2011年4月至2016年3月11日期间的流水，戴春称本案借款中所涉及的转账有：2013年1月23日向麦耀雄转账20万元，2013年5月15日向麦耀雄转账26万元，2013年7月31日向麦耀雄转账6万元，2013年11月14日向麦耀雄转账3万元，2013年11月21日向麦耀雄转账10万元，2014年3月26日向麦耀雄转账23.8万元，2014年6月5日向麦耀雄转账4万元，2014年11月13日向麦耀雄转账16.6万元，2014年11月17日向麦耀雄转账9.5万元，2015年3月23日向麦耀雄转账2万元，2015年5月11日分四笔向麦耀雄转账共18.65万元，2015年8月7日向麦耀雄转账10万元，2015年9月3日向麦耀雄转账7万元，2015年9月29日向麦耀雄转账20万元，2016年2月2日向麦耀雄转账10万元，2016年2月6日向麦耀雄转账3万元。戴春称另还有2016年2月6日由案外人王俊代收了7万元。另，从2011年11月1日起麦耀雄及万胜公司也分多次向戴春的上述银行账户转账，戴春于庭后补充提交一份明细表，称部分款项为归还借款本金，部分款项为按月利率2%的标准支付借款利息。2015年4月15日，万胜公司向戴春出具《借条》，确认其收到戴春交来的现金20万元，利息为月2‰，管理费为月2‰，期限商定。2015年8月6日，万胜公司向戴春出具《借条》，确认其收到戴春借款现金10万元，月息2‰，期限为3个月，到期不能偿还则另签借据。戴春提交一份与麦耀雄（借款方）及张友文（担保方）签订的《借款协议》，约定由麦耀雄向戴春借入20万元，期限两个月，月利息2%，当中落款时间分别有2012年2月17日，2014年2月1日及2016年2月1日。戴春称该协议系为了中标化州市环卫保洁项目时签订的协议，2012年2月17日，2014年2月1日两个日期均系张友文书写错误。2013年6月21日，麦耀雄（甲方）、案外人胡湘弟（乙方）、案外人戴云（丙方）及案外人卜太军（丁方）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四方共同合作，以甲方企业的名义投得广州市萝岗区东区市政道路、公共绿化、河涌、公厕保洁服务项目，项目利润由四方各占25%，四方共同开设单独的共管账户，开户行为招商银行凤凰城支行120907857310201，项目所得一切收入均应入共管账户，前期费用由乙方和丙方共同承担，其资金利息按月息1分计算，前期所产生的利润必须先还清乙方和丙方的前期投入费用（含本息）。2015年1月9日，麦耀雄（甲方）、案外人胡湘弟（乙方）、戴春受戴云委托（丙方）及案外人卜太军（丁方）签订《合作经营补充协议》，约定四方于2013年6月21日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其资金利息由1分变更为2分，从2014年4月开始执行，直到项目结束。戴春提交一份由戴云于2013年6月21日出具的《委托书》，当中称其与其他三人合作经营的保洁项目委托戴春处理一切事务，投资也由戴春出资。2016年5月25日，万胜公司与戴春签订《债权债务确认书》，万胜公司在确认书中确认截止至2016年4月30日欠戴春本金700000元，欠款本金偿还前，按月利率2%计息，并于每月28日或者月底前支付上月本金利息；如果不按时偿还借款本金及任何一期利息，戴春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追索借款，并由万胜公司承担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费、评估费、执行费、拍卖费、过户费、律师费等费用。该确定书上有万胜公司当时法定代表人张友文及麦耀雄的签名捺印。作为附件的《2016年临时还款计划》载明2016年5月至12月每月需还利息14000元。2016年6月7日，万胜公司通过其平安银行账户向戴春转账14000元，备注为“利息4”。2016年7月7日，万胜公司通过其平安银行账户向戴春转账14000元，备注为“利5月”。2016年9月26日，万胜公司通过其平安银行账户向戴春转账28000元，备注为“7、8息”。2016年11月11日，万胜公司通过其平安银行账户向戴春转账14000元，备注为“利息10”。2016年12月8日，戴春（乙方）与万胜公司（甲方）签订《分期还款计划书》，协议如下：一、甲乙双方确定截止协议签订日甲方尚欠乙方款项630000元；二、乙方同意甲方分十次偿还欠款，计划如下：自2016年12月30日开始至2017年9月30日期间，每月30日（其中2017年2月为28日前）偿还款项63000元；三、甲方保证按协议规定时间主动偿还乙方的欠款，乙方保证在未到约定还款日期前，不对甲方讨要欠款。案外人胡湘弟在甲方负责人处签名，戴春称胡湘弟为万胜公司当时的实际控制人。戴春称为了尽快收回借款，故本计划书约定了万胜公司只需要归还本金，且将所欠本金700000元打了九折，但是因为万胜公司并未按此计划归还款项，故仍以《债权债务确认书》上确认的金额及利息提起本案诉讼。万胜公司提交其名下招商银行凤凰城支行账户2013年7月至2018年7月期间的交易明细，当中与戴春之间的交易往来频繁，其中向戴春的转账备注有“利息”、“税金和社保”、“归还借款”、“劳保费”、“税金”、“股东工资”、“费用”、“社区工资”、“往来款”、“员工环卫费用”等内容；而戴春向万胜公司的转账备注有“提回贷记”、“借款”等内容。万胜公司提交一份《戴春与万胜公司、麦耀雄往来明细汇总》，称万胜公司与麦耀雄转给戴春的款项已远超过了戴春转给麦耀雄及万胜公司的款项。戴春对上述明细中转账的真实性确认，但称上述明细中大部分均与本案借款无关，而是2013年6月21日《合作经营协议书》中的经营收入，且根据该协议，万胜公司在凤凰城支行招商银行的该账户本来即系为了上述合作协议而开设的专款专用账户。戴春称本案所涉及的原始借条因签订了《债权债务确认书》后有大部分已被麦耀雄拿走，并称双方约定的月息与管理费为各千分之二，但是实际上系按月利率2%支付的利息，没有另外支付过管理费。戴春称万胜公司还款既有通过该司账户还的，也有通过麦耀雄账户还的。根据万胜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其于2016年3月3日法定代表人由麦耀雄变更为张友文，2016年12月5日，财务负责人由麦耀雄变更为胡林东，法定代表人由张友文变更为胡林东。2019年3月25日，戴春与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由该事务所指派律师代理戴春处理与万胜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于2019年3月26日向戴春开具了金额为80000元的律师费发票，号码为23301533。2019年3月27日，戴春通过其招商银行账户向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在工商银行账户转账80000元，备注为“律师费用”。案件审理过程中，戴春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并提供了担保，一审法院经审查后，裁定冻结万胜公司名下银行存款1000000元或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财产。以上事实有戴春名下招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企业信用信息报告、《债权债务确认书》、《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发票、律师费转账记录、《合作经营协议书》、委托书、《借款协议》、《借条》、《分期还款计划书》、《催款函》、《合作经营补充协议》、戴春与万胜公司及麦耀雄往来款明细、万胜公司招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平安银行业务回单、戴春出借还款明细表及双方当庭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戴春与万胜公司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虽然戴春借出的款项基本为转入麦耀雄账户，但借款发生期间，麦耀雄系万胜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财务负责人，且麦耀雄提交的书面意见也对戴春与万胜公司之间的借贷事实进行了确认，即确认上述转入自己账户的款项系万胜公司向戴春的借款。后麦耀雄于2016年3月3日及12月5日不再担任万胜公司法定代表人与财务负责人后，万胜公司仍于2016年5月25日向戴春出具了《债权债务确认书》，并于2016年12月8日与戴春签订《分期还款计划书》，说明前后两任的法定代表人都对万胜公司向戴春借款的事实进行了确认。万胜公司辩称《债权债务确认书》指向的借款系指保洁项目中代为垫付的履约保证金，对该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理由如下：首先，借款事实有《债权债务确认书》、《分期还款计划书》、转账明细、部分借条及麦耀雄的确认，能够相互映证；其次，上述项目的相关款项，根据《合作经营协议》中约定内容，以万胜公司名义在招商银行凤凰城支行开设共管账户进行管理，且根据万胜公司提交的万胜公司上述银行账户明细可以看出，账户显示万胜公司与合作协议关联人即麦耀雄、戴云、戴春、卜太军往来款频繁，且备注中显示有“税金和社保”、“劳保费”、“税金”、“股东工资”、“费用”、“社区工资”、“往来款”、“员工环卫费用”等内容，与《合作经营协议》中的约定内容形成映证，即合作经营当中的款项往来与本案借款是完全不同的性质；再次，万胜公司称上述履约保证金为戴春于2013年9月13日向万胜公司所汇的款项1169970元，但戴春于本案中所主张的借款本金的支付情况并无上述2013年9月13日直接向万胜公司的转账。关于剩余借款本金及利息，根据戴春提交的《出借还款明细表》，该明细上载明的戴春与麦耀雄之间的转账往来与戴春名下招商银行交易明细完全吻合，且关于麦耀雄归还部分款项后本金与利息的扣减也与戴春陈述的月利率2%的利息标准基本相吻合，并未超过法律保护的最高利率标准。又，万胜公司与戴春于2016年5月25日签订的《债权债务确认书》，确定截至2016年4月30日尚欠戴春本金700000元，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该确认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也是双方进行对账后的结果，后2016年6月至11月，万胜公司分别按照上述《债权债务确认书》的约定，用自己名下平安银行账户转账支付了4月、5月、7月、8月及10月的利息，并在转账中进行了备注，即再次以支付利息的行为确认了上述《债权债务确认书》。2016年12月8日，戴春与万胜公司签订了《分期还款计划书》，确定万胜公司还欠借款本金为630000元，且自2016年12月30日起至2017年9月30日期间每月30日（2月份为28日）归还款项63000元。上述计划书为双方对剩余借款本息作的最后确认，双方均应按此计划书的约定履行义务。由于签订上述计划书后万胜公司未归还任何款项，且最后一期款项也于2017年9月30日到期，戴春有权要求万胜公司立即偿还全部借款本金630000元。戴春称此计划书系为了尽快收回借款故对本金打了九折，且不计利息，但由于万胜公司并未履行本计划书，故还是应按《债权债务确认书》中所确定的金额即700000元偿还本金，并按月利率2%的标准支付利息，对此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戴春与万胜公司签订了《分期还款计划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视为双方已合意变更了《债权债务确认书》中的部分约定，戴春放弃了部分本金及利息系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且计划书中并没有约定如不履行本计划书即仍按《债权债务确认书》执行的相关内容。故关于利息部分，戴春也仅有权分别按分期金额及分期时间按年利率6%主张逾期利息，具体为：其中63000元自2016年12月31日起，其中63000元自2017年1月31日起，其中63000元自2017年3月1日起，其中63000元自2017年3月31日起，其中63000元自2017年5月1日起，其中63000元自2017年5月31日起，其中63000元自2017年7月1日起，其中63000元自2017年7月31日起，其中63000元自2017年8月31日起，其中63000元自2017年10月1日起，以未还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付利息至款项付清日止。万胜公司称根据万胜公司及戴春名下银行账户明细，万胜公司已清偿完毕且支付了多的款项。如上所述，万胜公司在招商银行的尾号为201的银行账户系根据《合作经营协议书》的约定为了广州市萝岗区东区的中标项目而专门开设的共管账户，且根据账户明细中与戴春往来款的备注内容来看，也明显与合作经营协议的内容相吻合，不应将账户中的往来款项与本案借款相混淆，至于合作经营中是否有超付款项的情形，与本案为不同的法律关系，万胜公司应另行主张。且本案借款的本息已经万胜公司前后三任法定代表人，即麦耀雄、张友文与胡林东的书面对账，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综上，对万胜公司的此抗辩理由及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律师费，万胜公司与戴春于2016年5月25日签订的《债权债务确认书》约定由万胜公司承担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费、评估费、执行费、拍卖费、过户费、律师费等费用。虽然后《还款计划书》对剩余借款本息作了变更，但并未对此部分内容进行更改，故此部分内容仍对双方均有约束力。本案中，戴春确系委托了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本案诉讼，且已实际支付了律师费80000元，该收费标准也合理，故此部分费用应由万胜公司承担。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广州市万胜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戴春偿还借款本金630000元并支付利息（其中63000元自2016年12月31日起，其中63000元自2017年1月31日起，其中63000元自2017年3月1日起，其中63000元自2017年3月31日起，其中63000元自2017年5月1日起，其中63000元自2017年5月31日起，其中63000元自2017年7月1日起，其中63000元自2017年7月31日起，其中63000元自2017年8月31日起，其中63000元自2017年10月1日起，以未还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付利息至款项付清日止）；二、广州市万胜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戴春支付律师费80000元；三、驳回广州市万胜清洁服务有限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四、驳回戴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635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广州市万胜清洁服务有限公司承担13306元，戴春承担8050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8178元由广州市万胜清洁服务有限公司承担，其多交的18487.8元扣减其应承担的本诉受理费后，仍余5181.8元，可向一审法院申请退回。本院确认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另查明，二审庭询时，万胜公司提交《分期还款协议书》作为证据，拟证明因为双方没有约定律师费，本案万胜公司不应该支付律师费。该《分期还款协议书》记载：“甲方：万胜公司。乙方（债权人）：戴春。首先感谢乙方一直以来对甲方给予的资金支持。现阶段甲方出现了经营困难，面临着严重资不抵债的问题，为保障甲方还能继续经营，也为了尽量减少乙方出借的资金损失，经甲乙双方商定，达成如下协议：一、从签字之日起，甲方停止支付乙方的所有欠款利息，含2016年11月30日之前甲方的支付利息也全部免除。二、乙方的所有出借款本金按9折计算，经核对最终确认出借给甲方的资金数额（70万×0.9=63万）是人民币630000元。三、甲方所有欠款按资金的额度大小分期支付（具体以还款计划表为准）。四、在未到甲、乙双方约定还款日期前，不得向甲方讨要欠款。如乙方反悔单方撕毁协议影响到甲方的声誉及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包括发票的开具、资金的收付等），乙方应承担甲方相应的损失及法律责任。五、甲方保证按照还款计划书规定时间主动偿还乙方的欠款。六、如果甲方未按计划书规定时间主动还款，乙方保留追诉的权利。七、此前甲乙双方之间所有涉及资金的借据、欠条及协议等（在乙方收到第一笔还款后）全部作废，以此次协议核对数为准，在签订本协议之日重新更换欠条并交付乙方。八、上述协议自签字之日起执行。九、本协调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还款计划书及原有借据借条协议等复印附后。”戴春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更加充分证明了戴春所述的63万元是在70万元本金的基础上打九折产生的，而不是70万元本金归还了7万元产生。该证据证明戴春的陈述是真实的，一审判决认定万胜公司只欠63万元已经是对万胜公司有利的认定。《分期还款协议书》以及《分期还款计划书》，并非本案借贷合同的唯一文本，本案借贷合同最重要的文本是《债权债务确认书》，这才是民间借贷合同的主合同。万胜公司以民间借贷当中某一次变更的补充协议即《分期还款协议书》和《分期还款计划书》没有约定律师费为由，否定主合同当中约定了律师费承担的问题，这是对法律的曲解。虽然在《分期还款协议书》和《分期还款计划书》中没有明确约定律师费的问题，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在这里约定，因为主合同当中已经约定了，不需要在每一次的补充协议当中都约定进去。所以万胜公司提交该证据来否定律师费的约定问题，是达不到其证明目的的，反而可以证明戴春所述的欠70万元本金才是真实的，只是后面做了打九折处理而已。更进一步证明，万胜公司所述的只欠425650元本金是撒谎，因为其自己就持有这份《分期还款协议书》，已经准确无误地证明了本金是70万元，后来打九折是63万元。再查明，二审庭询时，戴春和万胜公司均确认上述《分期还款协议书》是在2016年12月8日与《分期还款计划书》同时签订的。万胜公司称，2016年12月8日后没有还过款。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本院对一审判决已认定、当事人未上诉的事实不再作审查，对一审法院的相关判决予以确认。根据万胜公司的上诉主张，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一、万胜公司是否应向戴春偿还借款本金63万元并支付利息；二、万胜公司是否应向戴春支付律师费8万元。针对焦点一，根据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首先，戴春与万胜公司于2016年5月25日签订《债权债务确认书》，确认截止2016年4月30日万胜公司欠戴春本金70万元。戴春与万胜公司又于2016年12月8日签订《分期还款计划书》，确定截止2016年12月8日万胜公司尚欠戴春63万元。万胜公司应当承担签署上述《债权债务确认书》《分期还款计划书》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其次，万胜公司二审期间提交的《分期还款协议书》也记载“最终确认出借给万胜公司的资金数额是63万元”。再次，万胜公司在2016年6月7日、7月7日、9月26日、11月11日分别向戴春转账14000元、14000元、28000元、14000元并均备注“利息”，表明万胜公司是按《债权债务确认书》的约定支付利息，从侧面佐证《债权债务确认书》记载的借款本金的真实性。最后，万胜公司确认在2016年12月8日后没有还过款。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一审判决认定戴春有权要求万胜公司立即偿还全部借款本金63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万胜公司主张实际未归还的借款为425650元，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其签署的上述《债权债务确认书》《分期还款计划书》，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在此前提下，因万胜公司未按《分期还款计划书》的约定还款，一审判决万胜公司向戴春支付利息（其中63000元自2016年12月31日起，其中63000元自2017年1月31日起，其中63000元自2017年3月1日起，其中63000元自2017年3月31日起，其中63000元自2017年5月1日起，其中63000元自2017年5月31日起，其中63000元自2017年7月1日起，其中63000元自2017年7月31日起，其中63000元自2017年8月31日起，其中63000元自2017年10月1日起，以未还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付利息至款项付清日止），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本院亦予以维持。针对焦点二，本院认为，戴春与万胜公司于2016年5月25日签订的《债权债务确认书》约定，如果不按时偿还借款本金及任何一期利息，戴春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追索借款，并由万胜公司承担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律师费。万胜公司未按约定偿还涉案借款本金，其行为已构成违约。而戴春为向万胜公司催收涉案借款已实际支出律师费8万元，该律师费是戴春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据此，一审判决万胜公司向戴春支付律师费8万元，符合《债权债务确认书》的上述约定，本院予以维持。万胜公司主张《分期还款协议书》《分期还款计划书》变更了《债权债务确认书》中有关律师费的内容，但《分期还款计划书》并未对律师费作出约定，且万胜公司在2016年12月8日后没有还款故《分期还款协议书》中“双方之间所有涉及资金的借据、欠条及协议等（在戴春收到第一笔还款后）全部作废”的约定不能适用，据此，本院对万胜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万胜公司的上诉请求，因不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66元，由广州市万胜清洁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 湛审判员 许雪芳审判员 李璐思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四日书记员 陆艳婷吴云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