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06民终13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勇波，男，汉族，1970年12月3日出生，住湖南省岳阳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谢莉，女，汉族，1973年4月11日出生，住湖南省岳阳市。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泼军，湖南争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田雷鸣，男，汉族，1973年2月18日出生，住湖南省汨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治国，湖南同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友，湖南同湘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勇波、谢莉因与被上诉人田雷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屈原管理区人民法院（2019）湘0691民初6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勇波、谢莉上诉请求：改判上诉人偿还被上诉人借款本金由495000变为288000元即减少本金207000元。事实与理由：1、原审判决认定2016年11月1日借款20万元错误。2016年11月30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刘勇波的账户分四次汇款19.5万元，被上诉人陈述是先汇款再打条，而是先打条一个月后再汇款。一审完全依据借条和双方的银行流水为被上诉人做推理。被上诉人自己称该借条由2016年9月23日的5万元和2016年11月30日的三个5万元组成，而实际上2016年11页30日就有四笔汇款共计19.5万元。实际上该笔借款不存在，上诉人因近几年从事民间借贷，进出资金有几千万元，打条后没有收到钱未及时收回借条的情况完全可能存在。2016年11月30日的汇款19.5万元，上诉人是否打条或者还款后收回了借条都无从考据。一审仅凭借条，没有相应的银行流水支持而认定借款存在是错误的。2、原审认定2017年6月23日实际出借5万元是错误的。原审称银行转账4.3万元，实际上是卡取4.3万元，根本没有转账，被上诉人的妻子称支付现金0.7万元，上诉人不予认可。上诉人当天出具借条5万元，只收到4.3万元，还有0.7万元作了砍头息，一审要求上诉人归还5万元有失公允。 田雷鸣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刘勇波、谢莉共同归还田雷鸣借款本金50万元，并以5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12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至全部债务清偿日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及保全担保法由刘勇波、谢莉共同承担。庭审中，田雷鸣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中利息部分为：以5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9月3日起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至全部债务清偿日止；以2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2月27日起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至全部债务清偿日止；以2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1月1日起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至全部债务清偿日止；以5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23日起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至全部债务清偿日止。事实与理由：刘勇波和谢磊系夫妻关系，2015年9月至2017年6月以需要资金周转为由陆续向田雷鸣借款共计50万元。后田雷鸣多次催讨未果，故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1.2015年9月3日，刘勇波、谢莉向田雷鸣借款5万元并出具借条；2016年2月27日，刘勇波、谢莉向田雷鸣借款20万元并出具借条。2.2016年11月1日，刘勇波、谢莉共同向田雷鸣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田雷鸣人民币20万元。”庭审中，刘勇波、谢莉认为田雷鸣并未实际出借资金。3.2017年6月23日，刘勇波向田雷鸣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田雷鸣人民币五万元。”庭审中，刘勇波、谢莉仅认可收到出借资金4.3万元。4.借款时，双方口头约定了利息。对于月利率，刘勇波陈述月息最低2分5，还有的月息7分、8分；田雷鸣陈述当时口头约定月息2分5，后第二、三、四笔改成了月息2分，利息一直支付到2018年元宵。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刘勇波、谢莉对于2015年9月3日借款5万元和2016年2月27日借款20万元无异议，且有银行交易明细予以佐证，予以认定。本案争议焦点有三：一、2016年11月1日的20万元借款是否实际存在；二、2017年6月23日实际出借款项如何认定；三、借款利息如何认定。关于焦点一。首先，根据刘勇波尾号为8076的账号银行交易明细，2016年11月30日，田雷鸣通过二张银行卡分四次汇款19.5万元到刘勇波账户。在本院对田雷鸣的调查中，其陈述汇款后要求刘勇波出具借条，预先扣除了0.5万元的利息，故出具借条的时间为2016年11月1日。该陈述符合情理，且与田雷鸣当庭陈述的该借款约定月息2分5相符。其次，该笔借款有书面借条为据，借款人刘勇波、谢莉俩人在借条上签名确认，且捺印。如果田雷鸣未实际出借资金，对于20万元的大额借款条据，刘勇波、谢莉俩人忘记的可能性并不大，其会选择收回借条或者要求田雷鸣支付款项，但本案中刘勇波、谢莉均未作此选择。再次，刘勇波、谢莉在答辩中陈述主要意思是该笔借款田雷鸣未实际出借，但在法庭调查中其又陈述可能是自己归还了借款但借条没有收回，其陈述表示存在矛盾。且即使如刘勇波所述已归还借款，其亦应提供相关证据。综上，根据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和陈述，待证事实即田雷鸣已实际出借资金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该事实存在，但预先扣除的利息不能认定为本金，故本次借款本金为19.5万元。关于焦点二。2017年6月23日刘勇波出具的借条金额为5万元，银行交易明细显示转账4.3万元，田雷鸣陈述当时其妻有0.7万元的现金，就转账4.3万元，交付现金0.7万元。其陈述交付现金符合常理，且有借条佐证，且即使预先扣除利息也不会扣除0.7万元，本院据此认定出借资金为5万元。关于焦点三。刘勇波当庭认可双方约定了利息，但对于利息的约定，双方陈述不一致。庭审后，经本院做工作，田雷鸣同意按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8年元宵节（2018年3月2日）开始计算利息。该利率标准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限刘勇波、谢莉在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偿还田雷鸣借款495000元，并支付以495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计算的自2018年3月2日起至借款偿还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田雷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偿付所欠款的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查明，2015年至2017年，刘勇波、谢莉多次向田雷鸣借款、还款。现尚余四张借条在田雷鸣手中，分别为2015年9月3日，刘勇波、谢莉向田雷鸣出具的5万元借条；2016年2月27日，刘勇波、谢莉向田雷鸣出具的20万元借条；2016年11月1日，刘勇波、谢莉向田雷鸣出具的20万元借条；2017年6月23日，刘勇波向田雷鸣出具的5万元借条。借款时，双方口头约定了利息。关于月利率，田雷鸣陈述月息2分5，后第二、三、四笔改成了月息2分，利息一直支付到2018年元宵节；刘勇波陈述月息最低2分5，有的月息7分、8分。刘勇波、谢莉对2015年9月3日和2016年2月27日的借款无异议。对于2016年11月1日的金额为20万元的借条，刘勇波、谢莉认可系其出具，但是提出借款应该已经还清，只是没有及时收回借条，因为平时资金往来较多，关系也好，这种情况也经常在与其他人的往来中发生，或者只是出具了借条，但是借款没有实际支付；对于2017年6月23日的借条，虽然系刘勇波个人出具，谢莉不否认系共同借款，但两人提出只交付了4.3万元，田雷鸣一审出示的证据里显示出具借条当日从田雷鸣的银行卡取了4.3万元，田雷鸣陈述交付的现金，妻子手头有7000元，凑齐了5万元现金交与刘勇波、谢莉。 本院认为，上诉人刘勇波、谢莉与被上诉人田雷鸣之间存在较多的借贷往来，有出具借条及还款后收回借条的交易习惯，现田雷鸣手中的四张借条载明的数额依据交易习惯可以认定为未归还的借款。刘勇波、谢莉上诉提出2016年11月1日的20万元借款未实际发生或者已清偿的意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原告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刘勇波、谢莉没有提交已经归还的证据，现有证据证明田雷鸣向刘勇波、谢莉汇款的金额大于四张借条载明总金额，根据交易习惯，本院确认2016年11月1日的20万元借款已实际发生，刘勇波、谢莉应承担偿还责任。关于2017年6月23日5万元的借条，虽然证据显示田雷鸣当日从银行只取了4.3万元，但田雷鸣陈述从妻子手中拿了7000元符合常理及当地日常生活习惯，且借条上载明的借款金额为5万元，故刘勇波、谢莉的该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虽有瑕疵，但是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405元，由上诉人刘勇波、谢莉负担。 本判决系终审判决。 审判长  汤洪清 审判员  陈 子 审判员  冯 玲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 书记员  杨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