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民终408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市奉化易龙生化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奉化区莼湖街道下陈三村。 法定代表人：胡幸儿，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一峰，浙江合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雨璐，浙江合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鲒埼支行。住所地：宁波市奉化区莼湖街道鲒埼村小石井15号。 代表人：蒋云波，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摇娜，浙江颂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微，浙江颂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宁波苏一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奉化区莼湖街道陈一村。 法定代表人：陈才平，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宁波市奉化易龙生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龙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鲒埼支行（以下简称农商银行）、原审被告宁波苏一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一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2019）浙0213民初24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易龙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农商银行对易龙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未对苏一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进行认定。2009年至2014年期间，苏一公司已经严重亏损，且需要通过大量的贷款来解决问题。2012年，陈才平又成立宁波铁泰贸易有限公司，并用两个公司向银行大量借款。该行为明显不是简单的“经营所需”，银行工作人员也明知两家公司没有还款能力，还授意其提供虚假的资信材料，并为其提高授信额度。为进一步提高苏一公司的授信额度，降低银行的风险，农商银行的毛岗伦授意陈才平多拉几个当地熟悉的人作担保，并给其出具资信良好的报告。一审法院刻意回避上述事实。（二）一审法院没有对银行工作人员和苏一公司的恶意串通行为进行认定，仅从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罪名的字面意思排除恶意串通的可能性。（三）一审法院未对担保人受欺骗的事实进行认定。易龙公司在提供担保时并不知道苏一公司提供虚假资料申请贷款和银行违规放贷的事实。相反，易龙公司当时同意担保除了相信陈才平具有还款能力的假象，也是基于对农商银行工作人员专业能力和职业操守的信任，并相信农商银行工作人员会合法、合规审批和发放贷款。但陈才平骗取易龙公司作出担保行为，而农商银行工作人员明知苏一公司和宁波铁泰贸易有限公司不符合贷款要求且贷款材料作假，却没有告知易龙公司，而是帮助陈才平欺骗易龙公司并违规发放贷款，造成贷款无法归还的严重后果。（四）一审法院应当对农商银行违规放贷的行为进行认定。农商银行违规放贷是客观事实，虽然目前没有相关刑事判决，但宁波银监局对毛岗伦的行政处罚足以说明违规放贷是客观存在的。（五）本案不是普通的民事经济纠纷，而是民刑交叉案件；二、一审法院证据采信不全面。（一）一审法院仅部分认定农商银行提供的证据，并没有对易龙公司在审理期间提供的证据进行认定。根据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2018）浙0213刑初330号案件的证据材料，可以认定农商银行与苏一公司存在以下恶意串通的行为。1.各方均知道陈才平外甥女陈楚楚的多重利益冲突身份。陈楚楚是苏一公司和宁波铁泰贸易有限公司的出纳，是供销合同的供方，也是办理贷款手续与吕岳峰的联络人。2.毛岗伦授意陈才平在财务报表上造假。3.陈才平与毛岗伦私交甚好，且经济往来频繁。4.毛岗伦在放贷前后以“明知却放任”的形式审核、监督贷款。（二）易龙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提出调取贷款审批资料的请求，被一审法院忽视；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适用存在错误。（二）一审法院未对其参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进行深入剖析。（三）一审判决未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易龙公司在一审中主张农商银行与苏一公司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且担保人在受欺诈情况下违背真实意思作出担保。但一审判决只字未提。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保护易龙公司的合法权益。 农商银行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2018）浙0213刑初330号案件中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农商银行与苏一公司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相反，根据一审提供的证据，相关签字及盖章均为易龙公司所为，不存在造假行为。且农商银行对苏一公司的调查报告证明苏一公司处于正常经营状态。易龙公司对农商银行在一审中提供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真实性并没有异议，至于其他事实，易龙公司亦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二、关于一审法院对易龙公司提供证据的采信问题。易龙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农商银行与苏一公司存在恶意串通及农商银行工作人员与陈才平存在骗取易龙公司担保的事实，易龙公司提出的诸多恶意串通的形式均为其自行揣测，主要来源于陈才平与毛岗伦的笔录，但这些笔录并没有直接表述农商银行与苏一公司存在恶意串通。一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定并无不妥；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进行认定。至于易龙公司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该条规定所侵害的客体即为农商银行，农商银行属于被欺诈一方，对涉案借款合同享有撤销权。农商银行未主张撤销，涉案借款合同有效。农商银行作为陈才平骗取贷款、票据承兑罪的受害人不可能与陈才平存在串通。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易龙公司的上诉请求。 苏一公司未作述称。 农商银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苏一公司立即偿还票款本金150万元，并支付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自2015年9月27日至款清日止的利息；二、易龙公司负连带保证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10日，农商银行与苏一公司签订承兑协议号为8261220150000091的《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2015年4月14日，农商银行再次与苏一公司签订承兑协议号为8261220150000093的《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两份协议约定苏一公司以其开立的银行承兑汇票向农商银行申请承兑，金额合计300万元，苏一公司应于汇票到期日前无条件将应付票据款足额交付给农商银行，苏一公司将150万元保证金存入农商银行指定的保证金账户，并由易龙公司作为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合同号为8261320130000854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该合同约定易龙公司同意为农商银行向苏一公司自2013年9月27日至2015年9月26日融资期间内最高额融资限额150万元的所有融资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苏一公司可根据合同约定循环使用上述融资额度。《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约定：苏一公司在汇票到期日之前未足额交付，同意农商银行将不足支付部分票款转作苏一公司的逾期贷款，并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收利息。农商银行依约向苏一公司承兑，到期日之前，苏一公司未将应付票款150万元交存农商银行。截至起诉日，苏一公司未归还票款150万元及相应利息，根据《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农商银行有权要求苏一公司立即交足票款150万元及相应利息，并要求易龙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农商银行于2017年5月2日起诉，后撤诉。农商银行撤诉后，苏一公司仍未归还票款150万元及相应利息，易龙公司也未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8年8月6日，该院作出（2018）浙0213刑初33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陈才平犯骗取贷款、票据承兑罪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认定的骗取贷款、票据承兑的犯罪金额中包括涉案款项。该生效刑事判决书除判决陈才平执行有期徒刑外，还判决“被告人陈才平的违法所得继续予以追缴”。但农商银行至今并未收到对陈才平的追缴款。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农商银行与苏一公司之间的承兑业务关系是否因陈才平触犯骗取贷款、票据承兑罪而归于无效；二、易龙公司的担保责任是否因陈才平触犯骗取贷款、票据承兑罪而归于免责；三、农商银行在开立承兑汇票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对垫款无法偿还是否应承担一定责任。针对争议焦点一，该院认为，若要认定农商银行为苏一公司开立的承兑汇票无效，需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之一：“（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陈才平采用欺骗的方式骗取承兑汇票损害的是农商银行的单方利益，故不符合合同无效五种情形中的（一）、（二）、（四）。陈才平虚构购销合同骗取农商银行开立承兑汇票，其目的是为了缓解短期内的资金压力，便于资金周转，而非占有不还，故不符合合同无效五种情形中的（三）。苏一公司基于授信额度申请开立承兑汇票，且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形式合法，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不符合合同无效五种情形中的（五）。综上，判定合同是否无效，应严格按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即使在合同的签订及履行过程中存在违法犯罪行为，但只要尚未符合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之一，该合同仍然有效。案件中，易龙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农商银行对苏一公司提供虚假的购销合同系知情的，农商银行在承兑汇票的开立承兑过程中就属于受欺诈方。农商银行作为受欺诈方有权对该汇票行使变更或撤销权，农商银行在规定时间内未行使该权利，而是对该承兑汇票履行承兑义务，即从农商银行的角度其虽然属于受害方但应认为苏一公司申请开立的承兑汇票系有效的，在其履行承兑义务后，苏一公司亦应归还其垫付的款项。综上所述，应认定农商银行与苏一公司之间的承兑汇票业务系有效的。针对争议焦点二，该院认为，易龙公司与农商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易龙公司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农商银行与苏一公司存在恶意串通骗取担保的情形，故《最高额保证合同》应认定为合法有效，易龙公司需按照约定承担保证担保责任。针对争议焦点三，该院认为，银行承兑汇票是由在承兑银行开立存款账户的存款人出票，向开户银行申请并经银行审查同意承兑的，保证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持票人的票据。案件中，在农商银行已给予苏一公司300万元的授信额度，且苏一公司又向农商银行缴纳150万元保证金，易龙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的情况下，农商银行给苏一公司开立300万元的承兑汇票并无不当。易龙公司在一审庭审中亦未提供能证明农商银行存在过错的任何证据。故难以认定农商银行在开立承兑汇票过程中存在过错。故对农商银行的诉请，依法予以支持。如从陈才平处追缴到违法所得退赔给农商银行，且退赔款项明确系归还涉案借款本息，则该款项应从涉案借款本息中予以扣除。为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苏一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归还农商银行借款本金150万元，并支付按日利率万分之五按本金150万元自2015年9月27日起至款清日止的利息（追缴退赔部分在借款本息中予以扣除）；二、易龙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18300元，减半收取9150元，由苏一公司、易龙公司共同负担。 二审中，易龙公司、农商银行、苏一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易龙公司与农商银行在2013年9月27日签订的编号为8261320130000854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约定，易龙公司同意为农商银行向苏一公司2013年9月27日至2015年9月26日融资期间内最高额融资限额150万元的所有融资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苏一公司根据合同约定可循环使用上述融资额度。该约定是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易龙公司应按约履行。2015年4月10日、4月14日，苏一公司与农商银行签订编号分别为8261220150000091、8261220150000093的《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约定苏一公司以其开立的银行承兑汇票向农商银行申请承兑，金额合计300万元。农商银行在对苏一公司提供的购销合同等资料进行审查和苏一公司交纳保证金150万元后，向苏一公司开具到期日为2015年9月26日、金额为3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苏一公司在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前未交存票款，导致农商银行垫付票款，已构成违约。农商银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苏一公司归还票款并按约支付利息，易龙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对农商银行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并明确追缴退赔部分在借款本息中予以扣除，符合法律规定。易龙公司提出农商银行与苏一公司恶意串通骗取其提供担保，缺乏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难以采信。 综上所述，易龙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上诉人宁波市奉化易龙生化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蔡惠娜 审判员  莫爱萍 审判员  王亚平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四日 书记员  周维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