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4民初6250号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法定代表人：田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如旺，广东华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慧，广东华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尚乐辰娱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法定代表人：钟自明，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冠鹏，广东辅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灿星公司）与被告广州尚乐辰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乐辰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灿星公司的诉讼代理人黄慧，被告尚乐辰公司的诉讼代理人杜冠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灿星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立即停止侵权，并从曲库中删除侵权作品《中国新歌声》第二季第11期中的《可惜我是水瓶座》；2．被告赔偿经济损失2000元；3．被告承担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中国新歌声》第二季是由原告强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专业音乐评论和音乐选秀的综艺节目，由周杰伦、那英、陈奕迅、刘欢等演艺界巨星担任导师，旨在为中国乐坛的发展提供一批怀揣梦想、具有天赋才华的音乐人。因此，该综艺节目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的收视率及影响力。现被告未经原告许可，以营利为目的，擅自在其营业场所的点唱机中收录涉案歌曲，侵犯了原告的复制权、放映权，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被告尚乐辰公司辩称，一、答辩人没有侵犯涉案歌曲的复制权、放映权，涉案歌曲应认定为录音录像制品。答辩人是一家娱乐消费场所，在向案外人VOD商购买VOD点歌音像播放设备时，该设备系统中已包含了可放映的歌曲。根据行业惯例和日常生活经验可知，答辩人没有能力开发、设计、生产点歌平台，该部分歌曲使用费用已包含于设备系统中，涉案歌曲是由案外人VOD商提供和复制的，故答辩人没有侵犯涉案歌曲的复制权。涉案歌曲只是现场歌舞表演（即多人演唱会），其背景画面单一简单，完全缺乏导演和制作者的个性化创作，且部分曲目仅是从原告制作的《中国新歌声》节目中部分摘录而成，割离《中国新歌声》的节目整体而独立存在的涉案歌曲仅仅是表演者及节目导师在固定的舞台背景下简单的肢体动作及情感自然流露的再现，缺少类电作品最核心的构成——个性化创作和故事情节。另外，涉案歌曲的剪辑手法及摄制技术过于简单，不符合类电作品的相关规定。因此，涉案歌曲应认定为录音录像制品，并无放映权，不存在答辩人侵犯涉案歌曲的放映权。二、答辩人没有侵权的主观故意。答辩人已向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支付了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KTV歌曲版权使用费，已尽到尊重他人著作权的合理注意义务，对侵权行为的发生没有主观过错，因此即使认定构成侵权，也应当只承担停止侵权的责任，而无须赔偿损失。三、被答辩人起诉要求的赔偿损失费用不合理，且要求赔偿金额过高。答辩人经营规模小，每日开房率低，经营状况十分困难，且已向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交纳2018年和2019年的版权使用费，已经最大限度尽到作为KTV经营者的版权审查义务。这几年KTV行业极度不景气，企业生存岌岌可危，特别是今年以来受疫情影响，企业根本不能正常经营。被答辩人要求每案赔偿经济损失2000元，并未提供具体损失的数额和依据，也未提供答辩人因涉案歌曲有获利的证据，且从被答辩人提供的数张取证的合理开支费用的票据看，被答辩人的维权成本相当低。涉案歌曲主张判赔金额明显过高，不合理。四、近年来被答辩人就涉案歌曲在全国各地提起多起诉讼，其诉讼行为具有明显的规模化、商业化特点，并已从过往的诉讼中获取高额赔偿。综上，答辩人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所有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灿星公司成立于2006年3月24日，经营范围包括：经营演出及经纪业务，电视节目制作、发行，文化艺术交流策划，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展览展示服务等。2018年5月14日，国家版权局向灿星公司、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出具《作品登记证书》（登记号：国作登字-2018-F-00544757），载明：作品名称为《中国新歌声》第二季，作品类别为电影和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制片者及著作权人均为灿星公司和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创作完成时间和首次公映时间均为2017年10月8日，以上事项由灿星公司、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申请，经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审核，根据《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规定，予以登记。2017年8月22日，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出具《授权书》，载明：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确认灿星公司独占性使用及许可他人使用《中国新歌声》第二季节目曲目KTV的权利；灿星公司有权以自己的名义代表所有共有权利人，授权许可第三方使用《中国新歌声》第二季节目曲目KTV；当上述许可的相关内容遭受侵害时，灿星公司有权单独以自己的名义对侵权行为采取维权法律行动，亦有权授权他人对有关侵权行为采取维权法律行动。灿星公司提交的出版物《中国新歌声》第二季，专辑封底载明“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荣誉出品”“本节目制作者（或录音录像制作者）/著作权人：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等内容，专辑内共有光盘15张，内容为《中国新歌声》第二季第1期至第12期、中秋演唱会、国庆演唱会、巅峰之夜，其中第11期收录有涉案歌曲《可惜我是水瓶座》。2019年12月24日，广州市南粤公证处出具（2019）粤广南粤第33319号《公证书》，记载了对尚乐辰公司在其经营场所内提供相关歌曲点播服务的行为进行证据保全的过程，现场取得的POS签购单日期为2019年12月12日，商户名为广州尚乐辰娱乐有限公司，金额为128元。上述公证书所附光盘包括有117首歌曲的取证情况，灿星公司均向本院提起关联案件诉讼，本院以（2020）粤0114民初6184－6300号受理并合并审理。经比对，上述公证书所附光盘并未对全部被控侵权歌曲进行完整录制，但其中的涉案歌曲录制部分与灿星公司提供的权利光盘中的同名歌曲在整体画面、人物、词曲作者等相对应部分基本一致。诉讼中，灿星公司明确其主张权利的作品类型为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尚乐辰公司未经许可使用涉案歌曲的行为侵犯了其对涉案歌曲享有的复制权、放映权；尚乐辰公司明确其已经将涉案歌曲删除，但未提供证据，灿星公司对此不予确认。灿星公司主张尚乐辰公司应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2000元，其中合理费用包括律师费10000元、取证公证费2400元、取证消费128元，但并未提交律师费的相应票据或支付凭证。灿星公司确认上述合理费用为（2020）粤0114民初6184－6300号共117个案件的共同支出。另查，尚乐辰公司于2014年7月23日成立，是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娱乐业。尚乐辰公司称其自成立起经营卡拉OK歌厅，经营规模不大，开房率低，每日营业时间为晚上７点到凌晨２点，经营困难，入不敷出，处于亏损状态，尤其是近期受疫情影响从一月底停业至今。诉讼中，灿星公司和尚乐辰公司均未提供证据证明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侵权者的实际获利情况。尚乐辰公司提供了其与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签订的《著作权许可合同》及电子回单，拟证明其已向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缴纳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版权使用费，其无侵权的故意。灿星公司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其并未将涉案歌曲授权给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管理。本院认为，灿星公司在本案中主张权利的《中国新歌声》第二季是一档音乐评论和音乐选秀节目，有明确的个性化创作特征，有导演、嘉宾、摄影、剪辑、灯光等多部门的配合，有监制及制作团队，是通过镜头切换、画面选择拍摄及后期剪辑完成的影像，其舞台设计、后期剪辑等都是制作者独立创作，从无到有，其中的涉案歌曲《可惜我是水瓶座》与其原唱歌曲存在差异性，属于非机械性的脑力劳动创作，体现了制作者的构思，可以认定为以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尚乐辰公司主张涉案歌曲为录音录像制品，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在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本案中，国家版权局出具的《作品登记证书》载明《中国新歌声》第二季的著作权人为灿星公司和浙江广播电视集团，而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出具的《授权书》已确认灿星公司有权单独以自己的名义对侵权行为采取维权法律行动，另外灿星公司提交的合法出版物《中国新歌声》第二季专辑封底亦载明“本节目制作者（或录音录像制作者）/著作权人：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故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形下，本院认定灿星公司对涉案歌曲享有著作权，有权提起本案诉讼。经比对，公证书所附光盘中的涉案歌曲录制部分与灿星公司提供的权利光盘中的同名歌曲在整体画面、人物、词曲作者等相对应部分基本一致。尚乐辰公司未经著作权人或其他权利人许可，以营利为目的，在其经营场所内以卡拉OK形式向公众放映涉案歌曲的行为侵害了灿星公司对涉案歌曲享有的放映权，且尚乐辰公司在其经营场所将涉案歌曲存入卡拉OK系统中时必然存在复制行为，因此尚乐辰公司的行为也侵害了灿星公司对涉案歌曲享有的复制权，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尚乐辰公司主张其在向案外人VOD商购买VOD点歌音像播放设备时，该设备已包含了可放映的歌曲，其并未侵犯涉案歌曲的复制权，但尚乐辰公司无法提供相关的购买合同、交易收据等凭证，亦无法证明其点歌系统中自带涉案歌曲，故其主张不应承担侵权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尚乐辰公司虽然提交了《著作权许可合同》，主张其已向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缴纳著作权使用费，其无侵权的故意，但灿星公司并未将涉案歌曲的著作权委托给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等集体管理组织进行集体管理，尚乐辰公司在使用涉案歌曲时并未对涉案歌曲是否已取得授权尽到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故对其上述抗辩意见，本院亦不予支持。现灿星公司要求尚乐辰公司停止侵权、删除涉案歌曲、赔偿经济损失和合理费用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赔偿数额的问题。由于灿星公司的实际损失及尚乐辰公司的侵权获利情况均难以确定，本院根据灿星公司的请求，综合考虑涉案歌曲的流行程度、尚乐辰公司经营场所的时限与规模、侵权行为的情节、持续时间、性质和后果、侵权的区域性、公证取证的歌曲数量和内容、为制止侵权支付的合理开支以及灿星公司批量提起诉讼等因素，酌情确定赔偿数额为400元（含合理费用）。对于超出上述酌定数额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八）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第（六）项、第十条第一款第（五）、（十）项、第十五条、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尚乐辰娱乐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立即停止侵害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对《中国新歌声》第二季第11期中的《可惜我是水瓶座》所享有的复制权和放映权，并将上述歌曲从其曲库中删除；二、被告广州尚乐辰娱乐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400元；三、驳回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元，由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0元，被告广州尚乐辰娱乐有限公司负担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赵德意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杨 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