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浙0602行初54号原告戴世祥，男，1962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原告胡国英，女，1963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两原告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魏立业、蒋雪冬，绍兴市柯桥区越州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绍兴市越城区东湖街道办事处，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越东南路89号。法定代表人赵建标，主任。出庭行政负责人刘杰，副主任。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蒋凌超，浙江泽大（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戴永强，男，1966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原告戴世祥、胡国英与被告绍兴市越城区东湖街道办事处履行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法定职责一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3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与被诉行政行为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戴永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戴世祥、胡国英及委托代理人魏立业，被告绍兴市越城区东湖街道办事处行政负责人刘杰及委托代理人蒋凌超，第三人戴永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戴世祥、胡国英诉称，两原告系夫妻。1983年，原告戴世祥经批准，在越城区东湖街道××后××、××号建造楼屋二间，占地面积为78.90平方米，并以戴世祥之名依法持有国有土地使用权证。2017年9月，被告的工作人员背着两原告，采取以骗带哄等手段与原告之弟戴永强签订了所谓的“补偿安置协议”，并以此为据强行拆除了本属原告与戴永强共同所有的合法房产。原告迫于无奈提起行政诉讼，案经诸暨市人民法院审理，撤销了被告与第三人戴永强于2017年9月7日签订的《东湖镇则水牌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下称《协议书》）。原告建造的两间楼房，登记在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上的户名为原告戴世祥，根据当时《村民建房用地申请审批表》上记载的家庭人口为三人：即原告戴世祥、弟弟戴永强和母亲夏仁花。原告母亲于1998年离世，原告和戴永强也均于90年代初成家自立门户，各自生活。被告为应诉前案向法院提供的两份《确户表》，也明确将原告一家二人与弟弟戴永强一家三人作分户认定。两原告认为，两原告与戴永强两家的上述占地面积78.90平方米的两间楼屋，按被告征收房屋时适用的《则水牌安置补偿方案》第二条房屋产权认定第2项：“按乡镇及以上审批或处理的面积认定”的规定，应可按157.80平方米确权，即两原告享有安置权78.90平方米的份额。2019年12月20日，原告邮寄《履行职责申请书》给被告，要求以分户的方式按《则水牌安置方案》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安置面积，但被告于2020年1月8日作出答复：1、不能分户安置；2、两户占地面积78.90时的房屋确权只能以丈量面积127.33平方米为依据。请求法院：1、撤销被告于2020年1月8日作出的《答复书》，判令被告作分户安置，并按照被告自己制定的《东湖则水牌棚户区改造城镇居民户房屋安置补偿方案》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将原告享有的安置份额的面积确权为78.90平方米；2、判令被告按房屋征收的政策规定，给分户安置的原告一户享有，按每户面积比例的靠档安置，按每户优惠购买40平方米的安置，并享有各类补助及奖励，包括临时安置补助费、搬家补助费、提前搬迁奖、网格签约奖等。被告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辩称，原告所提事项没有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基础，故主体不适格。1983年，原告向原绍兴市城东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提交《绍兴市越城区村民建房用地申请审批表》，以全家三人即原告戴世祥、第三人戴永强及母亲夏仁花名义申请建房二楼两间。1990年农历三月十八，上述三人书写分书《凭证》一份，将上述房屋分配给第三人戴永强。1993年8月11日，原告戴世祥取得该房屋的使用权。故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已经通过家庭内部分家的形式转移给戴永强所有。原告虽取得该房屋土地使用权，但该房屋的实际权利人仍是戴永强，故原告对该房屋不享有任何份额。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第三人戴永强述称，房子是其一个人造的，原告在其造房时未出一砖一瓦，母亲遗书也将房子归其所有。经审理查明，原告戴世祥与第三人戴永强系兄弟关系。2017年，因棚户区改造需要，土地使用权登记在戴世祥名下、土地座落于原则水牌居委会后观（也称为“后管”）的房屋列入拆迁范围。2017年9月7日，第三人与被告签订了《协议书》。两原告认为该协议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8年11月5日，诸暨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681行初204号行政判决，认为涉案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在原告戴世祥名下，且被告在拆迁调查时亦将原告戴世祥户纳入拆迁安置范围，并认可其可安置的房屋合法建筑面积为41.97平方米，然被告作出安置补偿时，在原告戴世祥未将安置补偿事宜授权给第三人戴永强的情况下迳行就两户的安置补偿与第三人戴永强签订《协议书》，该行为明显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遂判决撤销了案涉《协议书》。2019年12月20日，两原告向被告提出《履行职责申请书》，认为原告系征收房屋的共有人，要求分户安置。2020年1月8日，被告作出《答复书》。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同时查明，案涉房屋系国有土地上的房屋，该房屋项下土地系1983年12月以原告戴世祥名义审批【家庭人口为戴世祥、戴永强及夏仁花（系双方母亲）】，坐落则水牌后观，审批建造楼屋二间，占地面积为78.90平方米。1993年8月11日，戴世祥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还查明，1990年农历三月十八日，夏仁花、戴世祥及长兄戴新祥曾出具《凭证》一份，载明“兹有坐落则水牌茨茹滩头楼屋壹间，有母作主，所有权归戴永祥所有，同时不贴给世祥现金，其它兄弟不得干涉。决无异言。特立此书为凭。”庭审中原告又提供1992年11月10日的《协议书》，认为根据此协议，案涉房屋已归戴世祥与戴永强共有，但第三人否认该协议的真实性。本院认为，本案原告的两项诉讼请求，其实质是要被告按原告的申请履行拆迁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故原告提起履职类行政诉讼必须符合两个前提，一是已向行政机关提出履职申请，二是该行政机关具有相应的行政职权。本案中，被告确具有具体实施案涉房屋所在区域内的拆迁安置补偿工作的法定职责，但鉴于案涉房屋系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故还应当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安置补偿的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绍兴市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各区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绍兴市越城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本区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征收部门，负责组织实施越城区行政区域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并对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区房屋征收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委托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具体实施本区域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或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区房屋征收部门向区政府提出补偿决定方案：（一）产权人下落不明的；（二）产权有纠纷且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未处置完毕的；（三）暂时无法确定产权人的。”本案中，第三人与被告虽然在签约期限内达成了补偿协议，但因所签订的协议已被法院判决撤销，之后未达成新的补偿协议，故应当视为在签约期限内未达成补偿协议。同时，从法庭调查看，原告与第三人对案涉房屋尚存在产权争议，故对于案涉房屋的安置补偿需要通过补偿决定方式作出处理。根据该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如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现原告申请被告直接给予安置补偿显然不是被告的职责范围，被告只有在相关部门作出补偿决定后方能履行房屋补偿的具体工作。此种情况下，即使被告的答复及处理无法让原告满意，依法仍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需要指出的是，被告与第三人的补偿协议已在2018年11月被法院判决撤销，在原告与第三人未向房屋征收部门申请作出补偿决定的情况下，被告作为具体负责拆迁工作的实施单位也未提请房屋征收部门对于拆迁房屋作出补偿决定，存在不当，予以指正。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戴世祥、胡国英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建国人民陪审员  施立龙人民陪审员  王 蜓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书 记 员  王 淋附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原告请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依法履行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等给付义务，原告未先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所请求履行的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明显不属于行政机关权限范围的，可以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