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05民终248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方支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大方县大方镇东郊**。 负责人：路世蕾，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嵘、晏翎，贵州圣谋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邦义，男，1975年６月２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敏秀，女，汉族，1975年11月24日出生，住贵州省大方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平，贵州大方县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邹红亮，男，1980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因交通肇事罪，现在贵州省金金西监狱服刑。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方支公司（以下简称财险大方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邦义、郑敏秀、邹红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17）黔0521民初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7年9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财险大方支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嵘、被上诉人刘邦义、郑敏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平以及被上诉人邹红亮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财险大方支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17）黔0521民初78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刘邦义、郑敏秀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改判上诉人对被上诉人邹红亮不承担支付50000元保险理赔责任；二、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 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未依法认定被上诉人邹红亮的逃逸行为。本案中，被上诉人邹红亮作为贵Ｆ×××××号小型普通客车的所有人和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后驾驶贵Ｆ×××××号（保险号牌号码贵Ｆ×××××）小型普通客车逃离事故现场。大方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黔公交认字（2016）第0046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上诉人邹红亮交通肇事后驾车逃逸，建议驾驶人邹红亮承担事故主要责任；贵Ｆ×××××号普通二轮摩托车驾驶人刘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超员搭载徐顺、郑艳，未按规定戴安全头盔，建议驾驶人刘某承担事故次要责任。《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同时确认被上诉人刘邦义系贵Ｆ×××××号普通二轮摩托车的所有人，从本案的原诉主体亦可确认刘某系刘邦义、郑敏秀之子。一审中，原告所举的大方县人民法院（2016）黔0521刑初31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驾驶人邹洪亮交通肇事后驾车逃逸，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生效的裁判文书已经确认邹洪亮具有逃逸情节，但一审判决未依法认定被上诉人邹红亮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客观事实，直接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二、原审判决因认定事实不清，导致裁判结果错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规定，在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本案中，贵Ｆ×××××号小型普通客车的所有人、驾驶人邹红亮肇事逃逸，应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所引起的赔偿责任，而且，因为邹洪亮的逃逸，完全可能导致损害后果的加重，完全可能导致责任认定书认定的事实与客观事实相悖，对此造成的损害，于情、于理、于法均不应由上诉人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因此，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在贵Ｆ×××××号小型普通客车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赔偿被上诉人刘邦义、郑敏秀损失380546.71元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二）交通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邹红亮支付给被上诉人刘邦义、郑敏秀赔偿款50000元，系其依法应当履行的侵权损害赔偿义务，基于被上诉人邹红亮的肇事逃逸行为，贵Ｆ×××××号小型普通客车承保公司的责任免除。一审法院未依法认定其肇事逃逸事实，判决上诉人在贵Ｆ×××××号小型普通客车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支付被上诉人邹红亮50000元，应属适用法律上的错误。 被上诉人刘邦义、郑敏秀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当依法予以驳回。理由为：一、上诉人与邹洪亮订立保险合同时，上诉人未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合同中肇事逃逸免责的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二、上诉人在一审诉讼过程中未提出邹洪亮肇事逃逸的行为是其免责的主张，且同意在超过交强险部分的，在商业三者险的保险金额内按70%的比例进行赔偿，上诉人该行为亦构成自认。 被上诉人邹红亮辩称，答辩人购买了保险就应该由保险公司进行赔偿，上诉人在答辩人向其购买保险时未向答辩人提示说明肇事逃逸属于免赔事项。 刘邦义、郑敏秀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人保财险大方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二原告因刘某死亡造成的损失122000.00元，剩余部分由被告邹红亮承担80%的赔偿责任。庭审中，原告以统计数据变更为由将损失项目和金额确定为治疗费1713.00元、丧葬费26547.00元、死亡赔偿金534852.4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00元、交通费500.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8月28日4时许，被告邹红亮驾驶贵Ｆ×××××号小型普通客车由大方县六龙镇移民街往六龙街上行驶，行驶至大方县六龙镇××移民街××300米处时，因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导致车辆撞上对向行驶的二原告之子刘某驾驶的贵Ｆ×××××号普通两轮摩托车，造成摩托车驾驶员刘某受伤后经大方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摩托车乘车人郑艳及徐顺受伤，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的交通事故。经公安机关交警部门认定，邹红亮负事故主要责任，刘某负事故次要责任，徐顺、郑艳不负事故责任。刘某在大方县人民医院抢救花去治疗费用1493.81元。刘某死亡后，被告邹红亮的家属向原告刘邦义支付了安葬费50000.00元。被告邹红亮驾驶的贵Ｆ×××××号事故车辆（发动机号为8G30710020）在人保财险大方公司投保交强险和责任限额为10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及不计免赔险，保险责任期间为2016年6月11日至2017年6月10日。2016年12月23日，被告邹红亮因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现在贵州省金西监狱服刑。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的规定，比照2016年《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相关数据，原告刘邦义、郑敏秀因案涉交通事故导致其子刘某死亡造成的损失项目及数额为：1、医疗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的规定，刘某受伤后在大方县人民医院抢救治疗，共计花去治疗费1493.81元，有治疗机构出具的正式票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刘邦义、郑敏秀提供的医疗票据中，有一张金额为200.00元的票据出具时间与案涉交通事故发生时间不一致，本院不予确认。2、死亡赔偿金。刘某因案涉交通事故死亡时未满六十周岁，其户籍地虽为农村，但自2015年6月1日起我省已取消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户别限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的规定,对二原告要求以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比照贵州省2016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该项损失为26742.62元/年×20年=534852.40元。3、丧葬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的规定，原告要求赔偿丧葬费26547.00元，没有超过2015年度贵州省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本院予以确认。4、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刘某的近亲属为其父母即本案原告刘邦义、郑敏秀，结合当地一般办理丧葬的时间和其父母均为农村居民的情况，其要求赔偿该项损失1317.18元的主张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5、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二原告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00元，结合本案实际，本院酌情支持20000.00元，以上共计584209.58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被告邹红亮驾驶的贵Ｆ×××××号事故车辆在被告人保财险大方公司投保交强险和责任限额为10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责任期间，原告刘邦义、郑敏秀因其子刘某死亡造成的损失584209.58元，应首先由人保财险大方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122000.00元的赔偿责任。但本次交通事故同时造成徐顺和郑艳受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同一交通事故的多个被侵权人同时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被侵权人的损失比例确定交强险的赔偿数额”的规定，案涉交通事故导致刘某死亡所造成的损失为584209.58元、郑艳的损失为14829.74元，徐顺的损失为385264.41元，共计984303.73元，扣除交强险限额内的122000.00元，剩余862303.73元，被告邹红亮应当承担70%的责任为603612.61元，没有超过被告邹红亮驾驶的事故车辆商业三者险的责任限额，故案涉交通事故造成的超过交强险限额的部分应由被告邹红亮承担的赔偿责任由被告人保财险大方公司在事故车辆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代为赔偿。综上，被告人保财险大方公司应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原告郑艳的损失1800.00元、赔偿原告刘邦义及郑敏秀因刘某死亡造成的损失72000.00元、赔偿原告徐顺的损失48200.00元，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原告刘邦义及郑敏秀因刘某死亡造成的损失358546.71元、赔偿原告郑艳的损失9164.92元、赔偿原告徐顺的损失235945.09元。被告邹红亮家属在事故发生后垫付刘某的安葬费50000.00元应予以扣除后，由被告人保财险大方公司直接向被告邹红亮支付，即原告刘邦义、郑敏秀最后应获赔偿款为交强险限额内的72000元+商业三者险限额内的358546.71元-被告邹红亮家属垫付的丧葬费50000.00元=380546.71元。原告刘邦义、郑敏秀要求由被告人保财险大方公司首先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其损失122000.00元以及超过交强险限额的部分由被告邹红亮承担80%的赔偿责任的主张与前述法律及司法的规定不符，不予支持。被告人保财险大方公司关于交强险限额内应当分责分项赔偿的主张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相抵触，亦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方支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在贵Ｆ×××××号车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刘邦义、郑敏秀因刘某受伤后死亡造成的损失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380546.71元；二、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方支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在贵Ｆ×××××号车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支付被告邹红亮50000.00元；三、驳回原告刘邦义、郑敏秀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16元，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1358元，由原告刘邦义、郑敏秀负担358元，被告邹红亮负担1000元。被告邹红亮负担的部分直接向原告刘邦义、郑敏秀支付。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外，另查明涉案交通事故的黔公交认字[2016]第00496号《大方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驾驶人邹红亮在事故发生后驾驶车辆逃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之规定；”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证据《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用以证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面向社会公开的保险条款中有肇事逃逸免责的约定。 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刘邦义、郑敏秀对该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因该条款并非是上诉人与本人签订的条款，即使该条款与本人签订条款的内容一致，免责条款也因未进行提示和明确说明而无效。被上诉人邹红亮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上诉人刘邦义、郑敏秀质证意见一致。 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因该份证据系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面向社会公开的保险条款，而不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邹红亮签订的保险条款，且上诉人未能说明该证据系其持有却未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原因，故对于该证据，本院认定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不予采信。 综合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邹红亮肇事逃逸行为是否系上诉人财险大方支公司不予赔偿的免责事由。 本院认为，关于被上诉人邹红亮肇事逃逸行为是否系上诉人财险大方支公司不予赔偿的免责事由的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即只要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就应予以赔偿，而在本案中，上诉人财险大方支公司在交强险内对被上诉人刘邦义、郑敏秀的赔偿不因被上诉人邹红亮有肇事逃逸行为而免除。对于上诉人财险大方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内的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的规定，上诉人财险大方支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就肇事逃逸行为属于免责条款向被上诉人邹红亮作出了书面或者口头形式的明确说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对上诉人财险大方支公司关于被上诉人邹红亮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存在肇事逃逸行为，其应免除赔偿责任，不应对受害人刘邦义、郑敏秀进行赔偿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财险大方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16.00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方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可 审 判 员  陈红梅 审 判 员  黄塑希 二〇一七年十月九日 法官助理  陈中友 书 记 员  陈红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