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7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同泰（大连）广告产业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同泰街115号5-1。法定代表人：王丰戈，系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智红，系辽宁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露，系辽宁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邦古电商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同泰街109号4层1室。法定代表人：王威，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包运东，系辽宁新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王威，男，1975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治成，系辽宁新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同泰（大连）广告产业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大连邦古电商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古公司）、原审第三人王威公司解散纠纷一案，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日作出（2019）辽0204民初5264号民事判决，同泰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同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智红、张露，被上诉人邦古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包运东，原审第三人王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治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同泰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大连邦古电商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解散。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邦古公司的经营管理存在严重困难和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遭受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无法解决。第一、依据我国公司法及邦古公司《章程》，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利机构，股东会的召开有严格的会议召开流程、会议议题并形成书面会议纪要，邦古公司虽然只有两位股东，但是仍然需要依据公司《章程》，履行股东会职能，决定公司经营方针、审议批准董事会报告等，第三人作为公司股东、董事长和总经理，有义务参加正式的股东会，只有正式的股东会会议才能真实记录和检验其工作职能与工作成果，而第三人拒收股东会通知的行为显然是在躲避上诉人的正式会谈，躲避对其工作内容的揭示，从而隐瞒其管理公司的财务状况。该行为造成了公司最高权利机构无法行使职能，公司经营管理是瘫痪的。第二，关于邦古公司提交的录音，由于第三人在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不知情的情况进行的录音，并且提交的内容是对其相对有利的陈述，不能全面证明事实真相，不应当作为直接证据使用。录音中种种迹象表明，股东之间的交流存在不明确、不具体，含糊其辞，并没有达成一致，股东之间是否能正常沟通要看是否能形成有效的经营决策。而一审法庭对录音内容的审查，缺乏全面性和真实性，在未查清事实的情况下，认为该录音能证明双方沟通正常，仅从进行过商谈就认定未损害股东利益，是错误的。同时能说明在上诉人与第三人多次私下沟通受阻和不配合的情况下，才向第三人发送正式的书面的股东会会议通知的原因，一审判决书中认为上诉人应当采取其他通知方式，有失公允和偏颇。二、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本案是公司解散纠纷，上诉人首先是从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角度向一审提出各项证据，以公司利益为出发点，其次提出公司继续存续会对股东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并非股东权益之诉（知情权、分红请求权之诉）；而且股东权益之诉并非公司解散之诉的前置程序，这是对《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的错误适用。邦古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请求所讲的事实与理由中都是上诉人单方面的违背事实的一种辩解，实际上很多的观点在一审时已经做了充分的阐述，公司不存在上诉人所说的公司经营严重困难，没有其他的解救途径，从上诉人后期进行的诉讼中，其要维护的自身权益比如知情权的诉讼都可以得到法律的合理的保护，对于公司发展到今天既有公司也有另外一个股东即本案第三人付出了很多的努力，目前来讲，我们坚持认为不符合公司法及相关的公司解散的规定。因此我们不同意公司解散。王威答辩意见，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维持原判决，驳回上诉人所有上诉请求。根据公司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可知，股东提出解散公司应具备两个必备构成要件，一是主体要件，二是解散法定事由要件。根据公司法182条可知，公司解散法定事由为“公司的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条规定可知，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情形为四种，即：1、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2、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3、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4、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结合上述法律规定及本案一审证据可知，案涉公司不存在经营发生严重困难情形，公司亏损状态不是公司解散的法定事由。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事实错误没有充分证据支持和法律依据。同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大连邦古电商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解散。事实与理由：2016年6月15日，原告和第三人发起设立被告大连邦古电商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原告出资22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45%，第三人出资27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55%，由第三人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目前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持续两年以上股东会不能做出有效决议，两位股东矛盾冲突严重，原告无法行使股东权利。并且，公司经营管理完全停滞，陷入公司僵局且无法通过其他方法解决，原告的权益遭受重大损害，故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邦古公司成立于2016年6月15日，出资人为本案第三人王威和本案原告同泰公司。其中王威占股55%，同泰公司占股45%。邦古公司从事电商业务，曾在京东商城运营名为“中国特产·大连农特馆”的网店，后该网店关闭。邦古公司自述，2018年及2019年公司亏损。2019年3月和4月，王威与同泰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丰戈就从事庄河大骨鸡项目等事宜进行协商，谈话录音内容显示双方基本达成一致。2019年6月5日和2019年7月2日，同泰公司通过顺丰速运，向王威邮寄送达召开股东会的通知和要求查阅财务会计报告等内容的函，邮件回执显示拒收。另查，案外人大连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本案原告同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王丰戈。2019年5月8日，本案被告邦古公司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在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大连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偿还借款30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21日作出（2019）辽0204民初37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大连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邦古公司偿还借款300万元并支付利息。大连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2019年10月10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辽02民终74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法律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本案中，虽然同泰公司认可公司处于亏损状态，但公司经营亏损并不必然说明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且不属于法定解散事由。此外，同泰公司提供的其他证据均不足以证明邦古公司的经营管理存在严重困难的情况。同泰公司称王威擅自选择与辽宁庄河大骨鸡原种场有限公司合作，擅自签署合同，存在巨大风险，对于合同的真实性另一股东无从知晓，公司继续存在将损害股东利益，但在邦古公司提举的王威与王丰戈的录音中，双方一直在就大骨鸡项目进行协商，故同泰公司的该项主张本院无法采信。从邦古公司提供的证据还可以看出，2019年3、4月期间，邦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威和同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丰戈仍就邦古公司业务问题进行过协商，因此两股东之间并不存在沟通不能的情况。虽然同泰公司向王威邮寄的召开股东会的通知被拒收，但同泰公司显然有其他途径联系王威或向其发出通知，而同泰公司并未实际采取。对于同泰公司提出的其对于邦古公司的投资款项、公司收入及开支无法知晓的问题，可以看出邦古公司的两名股东之间确实存在矛盾。但股东间存在矛盾并非解散公司的法定事由，股东纠纷可采取内部解决方式（如知情权、分红请求权、股权退出机制）来解决。公司解散于公司而言是最为严厉的手段，如股东认为上述权益受到侵害，可以提起相应诉讼，而不宜直接要求解散公司。因此，现同泰公司主张解散邦古公司，证据并不充分，故对于同泰公司请求邦古公司解散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同泰（大连）广告产业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同泰公司提交了五份证据：1、（2019）辽0204民初5933号民事判决书（未生效）、2、（2019）辽02民终8765号民事裁定书、3、人民法院诉讼收费专用票据（结算）案号为（2020）辽0204民初464号、4、邦古咨询（大连）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5、邦古公司章程，拟证明股东之间矛盾仍然无法进行有效沟通，已经是两位实际控制人的第四起案件纠纷，双方共同经营公司的信任关系已经无法挽回。邦古公司、王威质证意见：上诉人提供的民事判决书与本案无关，至于其企业信息中股东侵权，不是公司解散的法定事由。本院认证如下：对同泰公司提交的证据1-4，因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存在直接关联性，本院不予认证。对同泰公司提交的邦古公司章程，因邦古公司、王威无异议，本院予以采纳。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邦古公司章程第十八条载明：“股东会的议事规则：1、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定期会议一年召开一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监事提议召开临时会议的，应当召开临时会议；2、股东会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主持。董事会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的，由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3、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股东也可以出具书面委托，委托其代理人参加股东会议并行使表决权；4、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邦古公司主要人员为：王威（董事长兼总经理）、王丰戈（董事）、赵振东（董事）、张广为（监事）。2019年6月4日，同泰公司通过顺丰速运向王威邮寄送达的《关于召开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载明主要内容为：“一、临时股东会基本情况：1、召集人：同泰（大连）广告产业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时间：2019年6月20日13：30-17：30；3、地点：大连市沙河口区同泰街109号4层1室；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5、参加人员：同泰（大连）广告产业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王威；6、列席人员：张广为；7、记录人员：梁丹薇。二、会议议题：1、关于公司解散的议题；2、关于公司公章、法人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等印章保管的问题，关于公司财务账册保管、银行基本户管理文件和工具的保管、员工社保登录信息、税务登录信息的保管等其他运营管理用的网络登录信息保管的议题；3、关于公司债权、债务清算的议题；4、关于关联公司内部借款议题（通泰地产300万）；5、关于支付公司办公场地租赁费、物业费的议题；6、关于公司办公场地暂时封闭的议题。”再查，2019年6月11日，同泰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二审期间，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调解，同泰公司同意出让其持有的邦古公司45%股权，王威同意收购同泰公司持有的邦古公司45%股权。因转让价格差异，未能达成调解协议。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邦古公司是否符合强制解散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的规定，公司解散的核心要件是“公司僵局”，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限定为同时具备“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三个条件，在此情形下，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股东，可以通过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关于三个条件的认定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做了进一步的界定：明确列举四种“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情形。这四种情形主要体现的是股东僵局或董事僵局所造成的公司经营管理上的严重困难，即公司处于事实上的瘫痪状态，公司治理结构完全失灵，无法正常进行经营，继续存续下去，将会造成公司股东利益的更大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五条对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限定的“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作进一步解释和限定，考虑当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时，还是寄希望公司能够通过公司自治等方式解决股东、董事之间的僵局，从而改变公司瘫痪状态，而不轻易赋予股东通过司法程序强制解散公司的权利。因此，审理公司解散诉讼案件，亦应审查“公司能否通过自治方式解决公司经营管理面临的僵局”。邦古公司由两名股东，王威持公司55%股份，同泰持有公司45%股份。依据邦古公司章程第十八条规定，除了修改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股东通过外，其他事项仍然可以因持股超过50%的股东同意而形成股东会决议，邦古公司仍然可以进行公司的正常经营管理。本案同泰公司以“邦古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持续两年以上股东会不能做出有效决议，两位股东矛盾冲突严重，原告无法行使股东权利。并且，公司经营管理完全停滞，陷入公司僵局且无法通过其他方法解决，原告的权益遭受重大损害。”为由，主张解散邦古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同泰公司应首先举证证明在诉讼前其已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邦古公司的僵局。本案二审期间，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调解，同泰公司同意出让其持有的邦古公司45%股权，王威同意收购同泰公司持有的邦古公司45%股权，因转让价格差异，未能达成调解协议。虽然未能达成调解协议，但并不能确定邦古公司的僵局不存在其他途径化解可能。本案同泰公司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在诉讼前已经穷尽其他途径仍未能化解邦古公司僵局，应承担举证不能后果。邦古公司成立于2016年6月15日，虽未召开过股东会，但未召开股东会并不等同于无法召开。同泰公司于2019年6月4日向王威通过邮寄送达《关于召开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该通知中载明开会时间为2019年6月20日。虽王威拒收邮件，但同泰公司在上述临时股东会通知中载明的开会时间前，就于2019年6月11日就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解散邦古公司诉讼。同泰公司未提交其于2019年6月20日召开了股东会而王威未参加的相关证据。邦古公司现有董事三人，虽然同泰公司称王丰戈与王威之间存在矛盾，但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邦古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故同泰公司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邦古公司存在符合强制解散的条件，同泰公司主张解散邦古公司，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判决驳回同泰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同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同泰（大连）广告产业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义军审判员  梁 爽审判员  阎 妍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书记员  张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