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0322民初2551号 原告：姚畅，男，2005年1月2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桐梓县人，住桐梓县。 法定代理人：杨某，系姚畅之母。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龙，贵州与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正彦，贵州贵达（遵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令狐克强，男，1975年5月1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桐梓县人，住桐梓县。 被告：郭定蓉，女，1975年11月13日出生，民族、籍贯、住址同令狐克强，令狐克强之妻。 上列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国洪，桐梓县花秋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姚畅与被告令狐克强、郭定蓉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姚畅的法定代理人杨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龙、吴正彦，被告令狐克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国洪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姚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姚某之法定代理人令狐某与杨某于2015年1月29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第1条“即房产一套（位于电信家属院）产权属小孩姚畅所有，但令狐某、姚某居住至老死”的约定合法有效；2.判决确认原告对姚某（姚某已经死亡）赠与给原告的遵房权证桐梓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载明的房屋享有受赠与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中，原告将其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确认被告与姚某于2017年4月11日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无效。事实和理由：原告姚畅系姚某与杨某之子，令狐某系姚某之母，被告令狐克强、郭定蓉系令狐某之侄儿、侄媳。杨某与姚某因夫妻感情破裂且姚某失去民事行为能力，2015年1月29日，杨某与姚某的监护人令狐某就杨某、姚某的家庭财产处理达成《离婚协议书》，协议第1条“房产一套（位于电信家属院，即遵房权证桐梓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载明的房屋）产权属小孩姚畅所有，但令狐某、姚某居住至老死”约定姚某将其婚前财产，即电信家属院房屋一套赠与原告。同年4月29日，杨某与姚某经法院调解离婚。2017年5月2日，姚某去世，随后二十来天，令狐某相继去世。事后，原告要求行使受赠与物电信家属院房屋一套的权利，却被被告阻扰并告知原告，其通过《遗赠扶养协议》对前述房屋享有权利。原告认为父亲姚某生前将其房屋赠与原告合法有效，原告享有权利。被告持有的《遗赠扶养协议》，是由令狐某作为姚某的监护人签订，令狐某无权代表姚某签订遗赠扶养协议。遗嘱、遗赠扶养协议的签订必须是遗嘱人或者遗赠人的本人真实意见表示，监护人的意思不是遗嘱人或者遗赠人的意思，且令狐某作为监护人，其对被监护人财产的处分必须是为被监护人的利益，而《遗赠扶养协议》所体现的利益不仅仅是姚某的利益，还涉及令狐某的利益。《遗赠扶养协议》的被扶养人不仅有姚某，还有对令狐某的扶养。令狐某对房产的处分侵害了原告通过赠与对前述房屋的所有权，未对作为未成年人的原告进行保护，应为无效协议。 被告令狐克强、郭定蓉辩称，《离婚协议书》是姚某的监护人令狐某签名，未得到姚某本人追认，根据《民法通则》第18条监护人除非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财产之规定，此属无权处分，且该房屋属姚某个人私产，不属共同财产，上述关于姚某房产的处分约定在家庭法律关系中属遗嘱，而非赠与，更不是遗赠。如视为遗嘱，根据我国《继承法》第五条的规定，该遗嘱已被立遗嘱人之后的遗赠扶养协议变更或撤销。如视为赠与，由于没有产生物权法上的交付，合同没有履行，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姚某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的行为应视为姚某对之前赠与行为行使了法定解除权。此外，答辩人对《离婚协议书》关于姚某住房的处分情况不知情，与姚某、令狐某签订《遗赠扶养协议》之前，姚某、令狐某因生病卧床、无人照料、生活不能自理已由答辩人照料其生活起居数年，政府相关部门已履行通知义务，原告监护人明确放弃不扶养姚某、令狐某以及不主张对姚某财产的利益，在此情形下，在娄山关镇××、××流水社区、桐梓县公证处见证下签订了《遗赠扶养协议》，答辩人已按该协议履行了扶养义务，该协议不存在没有保护未成年原告权益的情形。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姚畅之父母姚某、杨某于2003年登记结婚，2005年1月22日生育姚畅。后姚某因患精神疾病，不能正确表达意志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桐梓分公司退养，退养费2430元／月。2015年1月，杨某即以其和姚某夫妻感情破裂为由要求离婚。同月29日，杨某与姚某之母令狐某协商签订《离婚协议书》，其主要约定“1、房产1套（位于电信家属院）产权属小孩姚畅所有，但令狐某，姚某居住至老死。2、现有经济款10万元，全部归令狐昌6秀所有。3、小孩姚畅归杨某抚养，每月小孩生活费按姚某工资的25%计算，十八周岁后仍读书，继续付生活费至毕业。4、如令狐某、姚某因重病造成经济困难时，在治病期间可暂停侍小孩姚畅生活费（原存款用完之后，方可执行此项条款）。5、此协议前的双方经济纠纷各自承担。6、如母亲令狐某过世后，姚某（智力残疾）由姚畅尽责照顾（姚畅未成年前暂由杨某代管）。”。同年4月29日，杨某、姚某的婚姻关系经本院主持调解离婚，令狐某以姚某监护人参与了诉讼。涉案房屋在该离婚诉讼中因双方未提出处理要求而未处理。2016年年底，令狐某因病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同期，姚某亦病重送医，由于无人照顾，其病得不到医治。为解决此纠纷，当地娄山关街道和城南派出所在姚某、令狐某其他亲属要求下，派遣干部梁大勇、柯代康出面协商处理此事。处理中，原告之母杨某虽到场，但未表示愿代替原告对姚某、令狐某尽赡养之责。2017年4月11日，在令狐某其他亲属到场监督以及当地××街道××和××街道××流水社区到场见证下，令狐某以姚某监护人身份与其娘家侄儿、侄媳令狐克强、郭定蓉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并经桐梓县公证处公证。该扶养协议约定，甲方生病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生活困难，乙方无条件对甲方及其母亲令狐某进行照顾、管理、提供生活帮助；甲方及甲方母亲令狐某死亡均由乙方出资进行安葬，其他任何人不得干预和干涉；甲方及甲方母亲令狐某死亡后，甲方单独所有的房屋（房产证号为：遵房权证桐梓私字第××号）由乙方继承和享有权利；甲方死亡后，甲方的一切合法财产全部归乙方所有。该协议签订后，令狐克强、郭定蓉即按该协议履行扶养义务。2017年5月2日姚某死亡，相隔十多天后令狐某亦死亡，二人的安葬事宜均由令狐克强夫妇负责。 另查明，姚某无其他兄弟姊妹。涉案离婚协议签订时，姚某之父已去世，其与母亲令狐某共同生活。令狐某生于1947年11月8日。 诉讼中，被告申请对原告进行亲子鉴定，由于被告的申请与本案待证争议事实并无直接关联性，本院未同意被告的亲子鉴定申请。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以及原被告提供的的证据在卷佐证，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涉案《离婚协议》第1条约定“房产1套（位于电信家属院）产权属小孩姚畅所有，但令狐某，姚某居住至老死。”属遗嘱还是赠与协议；2、涉案《离婚协议书》第1条约定的效力对涉案《遗赠扶养协议》效力的影响。 对第一争议焦点，按法律规定，赠与是指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民事法律行为，遗嘱是指遗嘱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对其遗产或其他事务所作的个人处分，并于遗嘱人死亡时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法律行为。本案中的《离婚协议书》第1条约定，其内容相较于前述赠与、遗嘱的含义与构成要件，该约定不属于遗嘱性质，应属赠与，只不过附加了让赠与人姚某及其母亲令狐某居住至二人去世的条件。被告所持该约定属遗嘱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对第二个争议焦点，先应当评判的是涉案《离婚协议书》第1条约定的效力。据查明，涉案《离婚协议书》第1条约定的产生，是原告父母姚某、杨某在离婚过程中，因姚某无民事行为能力，便由其监护人，其母令狐某与杨某签订。其内容为约定姚某位于电信家属院的婚前房屋一套的所有权归原告所有，但姚某、令狐某享有使用权至二人去世。由于前述约定是监护人令狐某代替被监护人姚某作出的财产处分行为，故该行为的合法性直接关联于约定的效力。监护人对被监护人财产的处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本案中，令狐某对其所监护的姚某的财产处分，是否属维护姚某的利益。据查明可知，姚某因患精神疾病已属完全无民事行为人，其母令狐某年届70岁，已丧失劳动能力，母子二人每月唯一固定经济收入为姚某的退养工资2430元，且按照涉案离婚协议约定，该工资尚须支付离婚后应负担的原告的25%抚养费，前述收入即只有1822.50元，按现今生活水平，该款仅能够维持姚某与其母令狐某的基本生活，而从姚某及其母令狐某的年龄、身体健康状况看，二人今后生活中需就医吃药是不可避免之事，如遇较严重病患时，开支亦将相应增大，即使姚某与其母尚有10万元售房款可收用，但这能维持多长时间不能确定，因此，涉案房屋可以说是姚某以及其母令狐某今后生活的又一保障，对其处分，完全可能影响到姚某今后的生存。因此，姚某的监护人令狐某对涉案房屋的处分，明显不属于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的情形，已违反《民法总则》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的规定，令狐某的前述处分行为属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由此，涉案离婚协议第1条的约定因监护人令狐某的处分行为无效而也属无效约定。由于涉案《离婚协议》第1条的约定属无效约定，其自始即无法律约束力，故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并不因为涉案离婚协议的约定而发生转移，其对涉案《遗赠扶养协议》的效力并不具有影响力。就涉案《遗赠扶养协议》的效力，据查明，《遗赠扶养协议》是作为姚某母亲的令狐某在自己年老生病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而姚某患病严重，就医又无人照顾的窘境下，在当地娄山关街道办事处干部和当地派出所干警协调处理时通知原告之母杨某到场，询问其是否愿意代替原告对姚某、令狐某的生养死葬尽赡养义务，杨某拒绝作出表示情况下，令狐某为了姚某以及自己今后生有所养，死有所葬，从而在公证机关的公证下，对涉案房屋作出处分，与被告夫妇达成《遗赠扶养协议》。该处分能使姚某今后的生活有所依、有所养、有所葬；且从实际情况看，二被告的确积极履行了协议约定义务，故其应当认定是维护姚某的利益之举。至于《遗赠扶养协议》中同时包括了对监护人令狐某的扶养问题，姚某作为令狐某的唯一子女，其对令狐某有赡养的法定义务，《遗赠扶养协议》同时包括了对监护人令狐某的扶养也并无不妥，且此举只是加重了受遗赠人的扶养义务，对姚某的利益并无损害。因此，涉案《遗赠扶养协议》，签订双方意思真实，也不违反我国《民法总则》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同时不具有其他无效情形，其依法应属有效协议。 综上所述，涉案《遗赠扶养协议》属合法有效协议，现原告诉请其无效，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姚畅的诉讼请求。 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60元，由原告姚畅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邓尚平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日 法官助理张启强 书记员蒲忠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