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4民终10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柘城县张桥镇田付元村高立寺西四组。负责人：田义本，男，1940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柘城县，确认地址柘城县张桥镇。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中杰，河南程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明利，男，1966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柘城县，确认地址柘城县张桥镇。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计划，河南心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上诉人柘城县张桥镇田付元村高立寺西四组因与被上诉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柘城县人民法院（2019）豫1424民初56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柘城县张桥镇田付元村高立寺西四组的负责人田义本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中杰，被上诉人田明利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计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柘城县张桥镇田付元村高立寺西四组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对案外人董氏魁系柘城县张桥镇田付元村高立寺四组村民，是否享受五保待遇未给予认定。事实上，董氏魁从1982年首次承包集体土地时都享受五保待遇，并未承担集体成员责任，完成集体成员相应的税金、村提留、乡统筹税、国家指定任务和农村义务工、劳动积累工等集体成员的义务，董氏魁所承担的土地承包的相应任务，都由其他集体成员均推，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2、对董氏魁在1996年去世，生前在柘城县××桥镇田××组承包耕地得2.9亩承包地，该2.9亩土地在1998年土地延包时被登记在以被告田明利为承包户主的家庭承包地内。对流转的期限的合法性认定不清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董氏魁在第一轮承包土地期限内去世，董氏魁流转给被上诉人田明利的承包期限不应该超过第一轮承包土地期限。无论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和使用权流转登记都需要本集体经济组织备案，重新签订相应合同，制作相应证照编码、经发包方盖章及主管部门登记盖章，被上诉人田明利提供的1998年二轮延包《土地承包证》上不合有相关信息，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3、被上诉人田明利的1998年二轮土地延保时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合法渠道未认定，1998年土地延包是在一轮土地承包的基础上进行的，并未对土地承包农户进行调整，被上诉人田明利是1966年出生，1982年土地承包时年龄16岁，与父亲田文斗分家独立生活，不具独立首次承包土地权利。被上诉人提供证据的1998年二轮延包《土地承包证》上记载承包户主姓名田明利，人口4人、土地承包5.38亩，上诉人到柘城县张桥镇政府档案室查询农村土地承包登记备查薄，未查询到被上诉人田明利所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农村土地承包登记备查薄，但是，查询到被上诉人田明利父亲田文斗的农村土地承包登记备查薄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面显示姓名田文斗，人口8，承包土地,10.15亩，包限是19年8月31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未发现变更信息，柘城县张桥镇二轮延包所登记承包期限都是1998年8月31日至2028年8月31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编号都登记清楚，对于被上诉人提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承包土地亩数经多次修改、农村土地承包登记备查薄无相关记录，承包期限1998年8月2日至2008年8月31日，两次承包土地亩数的不一致，原审判决事实不清。4、判决书显示：“另查明，原告高立寺西四组曾两次以柘城县人民政府为被告，向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被告田明利所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两次均向法院撒回起诉。”上诉人认为，此查明不该出现在此判决书之内，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政府行政行为中的行政确认，起诉和撤诉都是上诉人权益。上诉人两次撤诉原因分别是：柘城县农业农村局提供给原告关于上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文号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文号错误，造成上诉对象错误而撤诉；第二次是主审法官告知上诉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所产生的基础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引导上诉人撤销行政起诉，申请民事诉讼。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认为：“本案中，柘城县张桥镇田付元村委会与被告田明利在2016年9月10日签订《农村土地(耕种)承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柘城县张桥镇田付元村委会与被告田明利都不具备相应权利，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上诉人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效力纠纷一案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田明利辩称，原判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上诉人认为田明利是从董氏魁处流转的土地，依法不应超过第一轮承包土地期限(即1998年)。田明利认为上诉人的这一上诉观点完全错误。其一、田明利和发包方在1998年即确立了承包合同关系，田明利是承包人，不是流转合同的受让人。田明利与董氏魁之间不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关系。其二、田明利自1998年承包涉案土地后，又在2016年9月10日根据国家法律和政策的规定与发包方签订《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2016年土地承包合同是对1998年土地承包合同的进一步完善和确认，土地承包期限30年应从1998年起算至2028年，现在属于承包期限内，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农经发(2015)2号等规范性文件规定在承包期内是不能调整或收回承包人承包地的。二、原审判决在查明上述事实的基础上，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认定田明利在承包期内依法享有继续承包的权利，适用法律正确。柘城县张桥镇田付元村高立寺西四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原、被告所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无效；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外人董氏魁系柘城县张桥镇田付元村高立寺四组村民，生前因女儿田某3真外嫁他村生活，董氏魁的生养死葬均由其婆家侄子即被告田明利负责。董氏魁在1996年去世，其生前在柘城县××桥镇××高立寺村××2.9亩承包地，该2.9亩土地在1998年土地延包时被登记在以被告田明利为承包户主的家庭承包地内。2016年9月10日，柘城县张桥镇田付园村委会作为发包方，与被告田明利签订《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将包括董氏魁生前的2.9亩承包地在内的共计4.9亩土地发包给田明利进行耕种。2017年1月4日，柘城县人民政府向被告田明利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显示前述4.9亩承包地的户主为田明利，家庭成员包括田明利、田润晗、田褀欣、田昊伦。现原告高立寺西四组以被告田明利系柘城县张桥镇田付元村高立寺二组村民为由，要求确认柘城县张桥镇田付园村委会与田明利所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无效。另查明，原告高立寺西四组曾两次以柘城县人民政府为被告，向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被告田明利所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两次均向法院撤回了起诉。又查明，柘城县张桥镇田付园村委会设立三个自然村八个村民小组，自然村分别为田付元村、田火星阁村、高立寺村，八个村民组分别为田付元村东村民小组，田付元村西村民小组、田火星阁村东村民小组、田火星阁村西村民小组、高立寺村一村民小组、高立寺村二村民小组、高立寺村三村民小组、高立寺村四村民小组，被告田明利系高立寺村二组村民。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发包方应当与承包方签订书面承包合同”；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本案中，柘城县张桥镇田付园村委会与被告田明利在2016年9月10日签订的《农村土地（耕种）承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对此予以确认。即便前述合同中所涉承包土地包括有案外人董氏魁承包户内的2.9承包地，但因田明利对董氏魁进行了生养死葬，也一直耕种董氏魁承包户内的土地，二人虽分属高立寺村不同的村民小组，但在对董氏魁晚年时期的赡养与生活照料过程中，田明利实际已融入董氏魁家庭，成为了董氏魁承包户内的家庭成员。况且，董氏魁在1996年去世，1998年土地延包时，董氏魁承包户内的土地就已经登记在了被告田明利为户主的承包户内，此后田明利又与柘城县张桥镇田付园村委会签订了《农村土地（耕种）承包合同》，并由柘城县人民政府向其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现前述承包合同的承包期限（1998年9月1日至2028年8月31日）尚未到期，原告高立寺西四组又非合同显示的发包方，且该村小组在被告田明利承包案涉土地的几十年里，并未对田明利的承包行为提出异议，被告在对案涉土地进行管理、耕种过程中，亦未发生改变土地农业用途或刻意降低土地生产能力的行为。基于以上原因，并根据前述法律规定，被告田明利对原董氏魁承包户内的土地享有继续承包的权利即符合法律规定，又符合农村善良风俗与社情民意，故一审法院对原告高立寺西四组要求确认被告田明利与柘城县张桥镇田付园村委会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无效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本案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柘城县张桥镇田付元村高立寺西四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柘城县张桥镇田付元村高立寺西四组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二审提交证据：1、柘城县张桥镇张桥镇田富源村委会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土地台账、证书电子照片（光盘一张）。证明：在1983年首轮土地承包时，田明利当时17岁未满18周岁，不具备土地承包资格。1998年土地延包时是在1983年的基础上续签合同，村委会未对现有土地进行发包。田明利属于高立寺二组村民，不可能取得高立寺四组涉案土地。2、田某2、田某1证人证言。证明：董氏魁生前1994年之前独自生活。1994年后由其女儿进行赡养，1996年正月十三去世。田明利没有与董氏魁共同生活，田明利对董氏魁没有赡养过。田明利质证认为，第一，田某2曾将田明利耕种的小麦、23颗树全部毁坏，公安机关对其进行处罚，同时柘城县人民法院判决作出（2019）豫1424民初5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田某2不能阻止田明利耕种该涉案的土地。田某2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其证言不真实，不足以采信。一审中董氏魁的女儿田某3真出庭作证，明确的认可其母生养死葬由田明利负责。故证人田某1关于董氏魁生前是由女儿来赡养的内容完全虚假。第二，上诉人二审中提供的其他证据，田明利认为均为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证明内容与事实不符。第三，董氏魁于1996年去世，田明利于1998年与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将2.9亩地发包给了田明利。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证人田某2、田某1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董氏魁的女儿田某3真出庭作证认可田明利对董氏魁生前进行赡养，与田某3真的证言相对照，故对田某2、田某1的证言不予采信。上诉人二审提交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土地台账、证书电子照片（光盘一张）等均不能推翻田明利就涉案土地签订的承包合同及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及常年实际耕种的事实，故本院二审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相同。另查明，田明利的《农村土地（耕种）承包合同》发包方为柘城县张桥镇田付元村高立寺西组，合同加盖柘城县张桥镇田付元村委会公章。本院认为，被上诉人田明利对无赡养义务的董氏魁生前进行了赡养，虽上诉人主张田明利未实际赡养，但董氏魁已出嫁多年的女儿田某3真出庭作证明确表示田明利对董氏魁生前进行了赡养，相比上诉人的主张及证据，证人田某3真作为董氏魁的女儿，其证言较为可信。董氏魁在1996年去世，在土地承包期内由田明利继续实际耕种涉案土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田明利赡养董氏魁的行为弘扬了中华传统美德；1998年土地延包时，仍有农户田明利进行承包并实际耕种，说明村民、村集体对田明利美德行为的认可。田明利已经实际耕种涉案土地20余年，现仍在承包期内，且政府2017年经承包确权给田明利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至2019年，上诉人才以田明利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侵犯集体利益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上诉人的行为明显与诚实信用原则相违背，上诉人关于承包合同无效的请求证据亦不足。综上所述，柘城县张桥镇田付元村高立寺西四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柘城县张桥镇田付元村高立寺西四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学朋审判员  李念武审判员  王晓辉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书记员  彭 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