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云01民终58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武云涛，男，汉族，1970年9月26日生，住云南省安宁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绍林，男，汉族，1990年2月22日，住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彝族自治县，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俊衡、和永盛，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培志，男，汉族，1968年11月23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培慧，男，汉族，1971年3月10日生，住云南省安宁市，系李培志的弟弟，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武云涛、周绍林因与被上诉人李培志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安宁市人民法院（2017）云0181民初9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武云涛、周绍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俊衡、被上诉人李培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培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武云涛、周绍林上诉请求：撤销（2017）云0181民初934号民事判决，依法将本案发回安宁市人民法院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适用程序错误。在本案中，上诉人一方为两人，并且案件事实并不清楚，不符合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违反民诉法的相关规定。一审法官对嵩明县嵩阳诚鑫机化工程处的负责人诸学友单方进行询问，并以此作为证明案件相关事实的依据，上诉人没有进行质证，就被作为认定本案的相关事实，与证据规则相冲突。二、一审判决认定主体错误。相关结算上有嵩明县嵩阳诚鑫机化工程处的盖章，被上诉人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无权提起本案的诉讼。被上诉人在庭审中提交了三辆吊车为其所有的单据，但在结算材料中，却至少存在5种以上不同型号的车辆，证据相互矛盾，主体身份存疑。三、一审判决认定相关事实错误。上诉人已经支付37.68万元，有相关付款单据作为证据。在结算单据之前支付的两笔款项，是由于出租方表明需要提前支付部分油费以及其他费用，而提前支付的款项。一审法院直接将上诉人已经支付的4万元余元款项不予认定，没有充分的依据。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据，只能说明是收到承租人的款项而并不是承租人拖欠对方的款项。一审法官依据收据就确定租赁关系和欠款，明显违背生活常识。被上诉人李培志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李培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吊车租赁款239532.49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武云涛、周绍林与嵩明县嵩阳诚鑫机化工程处（以下简称“诚鑫工程处”）是否存在租赁合同关系，虽然双方签订了《租赁合同》，但结合本院依法向诸学友（诚鑫工程处的经营者）所作的《调查笔录》来看，可以确定《租赁合同》并非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武云涛、周绍林并未向诚鑫工程处租赁任何设备。2、李培志与武云涛、周绍林之间是否成立租赁合同关系，李培志持有的5份《吊装费统计表》和7份《收据》系有效的债权凭证，经办人对上述材料中本人签字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且武云涛亦认可其通过联系李培慧（李培志的亲兄弟）租用设备的事实，结合武云涛、周绍林承认设备系两人共同承租的事实，可以认定李培志与武云涛、周绍林之间成立有效的租赁合同。3、李培志持有的7份《收据》（2016年10月8日至12月8日）中的吊装费是否已经付清，从李培志提交的2016年4月至8月期间的若干份《收据》来看，该部分《收据》与《吊装费统计表》相互印证，可以证实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以《收据》的形式来记载设备的使用地点及租金等内容，据此可以确定武云涛、周绍林尚未支付2016年10月8日至12月8日期间的吊装费共计7200元。4、2014年7月19日和9月4日两次的付款46800元的性质，武云涛、周绍林主张系支付本案诉争吊装费，但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的《吊装费统计表》并未对上述付款进行核减，且武云涛、周绍林在结算中亦未提出异议，故应当认定上述款项46800元与本案待证事实之间无关。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的规定，因当事人之间未约定支付租金的期限，故作为出租人的李培志请求支付租金的诉请于法有据，应予支持。针对李培志主张的吊装费，一审法院评析如下：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的吊装费为459232.49元，2016年1月的吊装费为11100元，2016年2月至4月期间的吊装费为27100元，2016年5月的吊装费为11900元，2016年6月至8月期间的吊装费为21400元，2016年10月8日至12月8日期间的吊装费为7200元，以上合计537932.49元。武云涛于2015年2月16日至2016年8月1日期间分7次共计付款33万元，扣除上述已付款项，武云涛、周绍林尚欠的吊装费为207932.49元。关于原告的部分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武云涛、周绍林在2014年7月24日至2016年12月8日期间持续租用设备，且在2015年2月16日至2016年8月1日期间亦陆续支付租金，从整个租赁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租金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自最后一次使用设备之日（2016年12月8日）起计算。显然，武云涛、周绍林关于部分吊装费超过一年诉讼时效期间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三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规定，判决：一、由武云涛、周绍林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共同向李培志支付吊装费207932.49元；二、驳回李培志的其他诉讼请求。对于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上诉人对“1、出租方主体”有异议，认为应当是嵩明县嵩阳诚鑫机化工程处；对“2、2016年10月8日至12月8日期间的吊装费共计7200元”有异议，认为不应当计入欠款。对此，被上诉人均不予认可。此外，双方当事人对于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余案件事实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在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证据。针对上诉人所提异议1，被上诉人李培志持有《吊装费统计表》、《收据》的原件，并且嵩明县嵩阳诚鑫机化工程处也认可没有实际出租涉案的机器设备给上诉人，当事人主体身份问题由法院依法审查，不属于证人证言，无需经过质证，故对其异议不予采信；针对上诉人所提异议2，结合双方的交易习惯，《收据》是用来表示欠款而非已付款，上诉人对此也未提出相反证据，故对其异议不予采信。综上，本案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一致。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应当付被上诉人多少租赁款？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并不违反相关法律的规定，故上诉人要求发回重审的主张，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应当付被上诉人多少租赁费的问题。上诉人主张已支付的款项为376800元，其中2014年7月19日20000元，2014年9月4日26800元，共计两笔款项系提前支付的租赁费。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认为这两笔款项系支付之前的租赁费。本院认为，上诉人的主张与双方其他交易习惯不同，并且自2014年7月1日至2014年8月27日，双方产生的租赁费仅为10700元，上诉人对“预交款”仍有剩余的情况下，仍然于2014年9月4日向被上诉人支付26800元款项的行为，无法作出合理解释，故对其主张依法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武云涛、周绍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93元，由上诉人武云涛、周绍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白昱审判员  李锋审判员  金馨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武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