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新01民终19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樊英，女，1967年9月26日出生，回族，昆仑毛纺有限公司退休员工，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上诉人（原审原告）：何适园，女，1996年5月17日出生，回族，南京理工大学学生，住南京理工大学。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邦荣（系樊英之夫），男，1959年8月22日出生，汉族，原新疆汽修厂退休职工，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静，北京盈科（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灏，女，1975年5月6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建军，男，1973年1月26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原审第三人：何有林，男，1966年2月15日出生，回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上诉人樊英、上诉人何适园因与被上诉人李灏、被上诉人孙建军及原审第三人何有林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2019）新0104民初71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樊英及樊英、何适园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邦荣、刘静、被上诉人李灏、被上诉人孙建军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何有林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樊英、何适园上诉请求：撤销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2019）新0104民初711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樊英、何适园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993年，樊英与何有林结婚，于1997年建涉案房屋，产权证范围是地上两层，面积为511.01平方米。1999年，樊英与何有林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房屋归樊英、何适园所有。双方离婚后，何有林就离开了涉案房屋，樊英、何适园在涉案房屋长期居住。2008年，樊英出资在原房屋基础上加盖了第三层、第四层的一间房屋，并在此居住了20年。房屋产权未办理过户是因为该房屋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属于宅基地。至于2009年、2013年何有林对涉案房屋办理换证、补证时，樊英、何适园未积极去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是因为当时何适园尚未年满18周岁，且樊英认为该房产一直由某和女儿何适园占有、控制、使用、出租，只要有离婚协议就应当没有问题。未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并不意味着樊英、何适园就对该房产不享有所有权。据此，该房产应当属于樊英、何适园所有。因此，该房屋的拆迁款应当属于樊英、何适园所有；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与本案案情高度相似的案例，樊英、何适园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财产分割协议书》是夫妻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按照财产分割协议履行，优先保护事实物权人，不宜以产权登记作为确认不动产权属的唯一依据。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依据事实依法改判支持樊英、何适园的诉讼请求。李灏、孙建军共同辩称，一、樊英与何有林于1999年离婚时，樊英明知涉案房屋登记在何有林名下。涉案房屋征收时也登记在何有林个人名下。涉案房屋征收距双方离婚时间已18年，且在一审法院查封涉案房屋的前16年间，樊英未依据离婚协议向何有林主张涉案房屋所有权的转移登记。樊英未行使对涉案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请求权或物权确认请求权，而何有林以涉案房屋抵押借款并由某保证担保的事实，表明樊英对涉案房屋产权登记情况是明知的，樊英对未进行涉案房屋物权变动负有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二、本案中的拆迁补偿款系涉案房屋产生的补偿，拆迁补偿款为货币，是补偿给被征收人即房屋所有权人的，而涉案房屋登记在何有林名下，拆迁补偿款当然应补偿给何有林。货币属于动产，货币的所有权和占有不能分离，樊英、何适园请求拆迁补偿款归其所有于法无据。三、樊英与何有林在离婚协议中对于涉案房屋的约定未经具有公示效力的物权变动，不发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效力。在不动产权利人未依法变更的情况下，离婚协议中关于不动产归属的约定不具有对抗外部债权人的法律效力。故樊英与何有林的约定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也不能对抗法律依据公示登记对涉案房屋的查封。且何有林未履行离婚协议导致樊英、何适园不能取得涉案房屋产权，应由何有林承担相应的责任。李灏、孙建军作为何有林的债权人，对其与樊英之间的约定无从知晓，何有林在借款时对此约定并未说明并将涉案房屋房产证交于李灏、孙建军作担保，何有林的系列行为从形式上充分说明涉案房屋系其所有，故该房屋的拆迁补偿款应系何有林所有。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驳回樊英、何适园的上诉，维持原判。何有林未到庭陈述意见，亦未提交书面意见。樊英、何适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乌鲁木齐市xx号房屋的拆迁款868,439.80元归樊英、何适园所有；2.停止对上述房屋拆迁款的强制执行；3.判令李灏、孙建军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樊英与何有林于1999年7月9日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一栋250平方米二层楼的楼下一层产权属樊英所有，楼上二层产权属其女何适园所有、由何有林监护，何适园（三岁）由某抚养、何有林给予生活费每月500元。何有林于2017年5月19日声明上述房产与其本人无关并经公证处公证。高新街片区管委会桂林路社区于2017年9月6日出具樊英原居××区、属其辖区原常住居民的证明一份。xx区xx号1至2层（以下简称本案涉诉房屋）在2013年7月17日登记房屋所有权人为何有林，产权证上记载的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房屋状况为总层数2层、建筑面积511.05平方米，产权证号2XXXX。2017年7月20日，一审法院对李灏、孙建军与何有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2016）新0104民初2917号民事判决，何有林给付李灏、孙建军款项合计868,439.80元。李灏、孙建军在该案中申请保全，一审法院于2016年5月27日查封、冻结本案涉诉房屋的相关手续，协助执行通知书回执中载明该房屋已抵押。李灏、孙建军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作出（2016）新0104执2371号执行裁定于2016年9月22日查封本案涉诉房屋产权手续，协助执行通知书回执中载明该房屋已抵押、轮候查封。樊英、何适园分别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于2017年5月27日分别作出（2017）新0104执异5号、15号执行裁定，驳回樊英、何适园的异议请求。樊英、何适园又分别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审法院于2017年11月7日分别作出（2017）新0104民初5037号、5038号民事判决，驳回樊英、何适园的诉讼请求。该两案二审因案涉房屋已被拆除而发回重审，一审法院于2018年10月10日作出（2018）新0104民初7815号民事裁定驳回何适园的起诉、于2018年11月16日作出（2018）新0104民初8666号民事判决驳回樊英的诉讼请求。2017年4月25日，一审法院（2016）新0104执2371号之一执行裁定查封、冻结何有林名下本案涉诉房屋的拆迁补偿款8,792,524.20元。后解除对其中7,862,847.60元的冻结，继续冻结拆迁补偿款929,676.59元。2019年4月9日，樊英、何适园分别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请求解除对昆明路南二巷146号房屋征收补偿款的查封、冻结，一审法院于同年4月15日分别作出（2019）新0104执异42号、43号执行裁定，分别驳回樊英、何适园的异议请求。本案一审审理中，樊英提供2017年6月21日何有林（乙方）与高新区高新街片区管委会（甲方）、高新区房屋征收与补偿管理办公室（丙方）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的复印件，其中载明有：经甲、乙、丙三方确定征收昆明xx路xx号669.48m2住房，房产证号乌房权证高新区字第xxxx号，土地证号乌市国用（2009）第xxxx号，房屋所有权人何有林；依据房屋评估报告，由甲方对乙方被征收房屋实行一次性货币补偿，房屋补偿款为4,363,036元、搬家费2,000元、临时过渡费6,000元、在规定期限内签订协议并搬迁一次性享受133,612元奖励，共计4,504,648元；本协议签订生效后乙方将房产相关权属证明交付甲方，乙方在领取一次性货币补助款的前三日内搬迁完毕并将钥匙交予甲方，经甲方、丙方验收后进行拆除。一审另查明：2015年9月1日，何有林向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借款220万元，乌鲁木齐市十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十力融资担保公司）、孙琴、孙建香以及樊英为何有林该借款保证人。同时，何有林以本案涉诉房屋向十力融资担保公司反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他项权证号xxxx），抵押期限2015年8月27日至2018年8月27日。借款期满后何有林无力偿还，十力融资担保公司代偿后向何有林、樊英、孙琴、孙建香追偿诉至一审法院。该案审理中十力融资担保公司撤回对樊英、孙琴、孙建香的起诉，与何有林达成调解协议，一审法院于2017年10月20日作出的（2017）新0104民初7289号民事调解书内容为：一、何有林支付十力融资担保公司代偿款2,203,536.41元；二、十力融资担保公司对何有林位于××区字第xxxx号）的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该案审理中，樊英提供何有林2013年7月10日向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华南路支行借款260万元的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樊英、马宏以及十力融资担保公司为何有林该借款保证人。一审法院认为，拆迁补偿款为货币，是补偿给被征收人的货币。货币属于动产，作为一种特殊的物，具有高度的代替性，为典型的消费物，货币的所有权和占有不能分离。樊英、何适园在本案确认案涉房屋拆迁款868,439.80元归其所有的请求于法无据，应不予支持。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灭失或者毁损的，查封、扣押、冻结的效力及于该财产的替代物、赔偿款。一审法院查封案涉房屋产权手续后，案涉房屋被征收拆除，一审法院查封、冻结了该征收补偿款。是否停止对补偿款执行，仍应审查樊英、何适园对于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案涉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为本案第三人何有林一人，征收时的被征收人也为何有林一人，征收距樊英与何有林协议离婚已18年，何有林在征收前公证案涉房屋与其本人无关的声明以及双方案涉房屋归属的离婚协议，均不发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效力。在一审法院2016年查封案涉房屋前的16年时间里，樊英未依据离婚协议向何有林主张案涉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特别是在2009年以及2013年两次产权登记后，樊英未行使所有权转移登记的请求权或者物权确认请求权，而何有林以案涉房屋抵押借款并由某保证担保，表明樊英对案涉房屋产权登记的情况是明知的，樊英对于未进行不动产物权变动负有过错。离婚协议关于案涉房屋分割归属的约定不能对抗法院依据公示登记对该房屋的查封，且何有林未履行离婚协议导致樊英、何适园不能取得案涉房屋产权，应由何有林向樊英、何适园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故樊英、何适园依据离婚协议所享有的请求权不足以排除对案涉房屋的强制执行，也就不足以排除对案涉房屋征收补偿款的强制执行。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樊英、何适园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樊英、何适园提交证据：第一组：征收补偿协议书一份（复印件），拟证明征收办认定涉案房屋征收面积为669.48平方米，对应补偿金额包含搬迁费、过渡费、奖励费合计为4,504,648元，没有产权证的第三、四层也计入征收范围给予了补偿款；第二组：房地产评估报告一份（复印件）、房产测绘报告一份（复印件），拟证明征收办委托评估、测绘，整栋楼面积为800.24平方米，征收补偿协议所确定的征收补偿面积为669.48平方米，由第一、二、三、四层的面积组成。地下一层116.07平方米、炮楼14.69平方米未计入征收面积；第三组：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新01行终166号行政判决书（原件），拟证明：该判决书对樊英于2008年自行筹资修建涉案房屋第三、四层的事实予以认定；第四组：工程承包协议书一份（原件）、收条一份（原件）、装修款的支付字据一份（原件），拟证明：自2008年起樊英在涉案房屋持续居住，并出资修建涉案房屋第三、四层，与施工方签订承包合同、支付工程款280,000元、装修款156,000元；第五组：涉案房屋整栋楼照片共9张，拟证明：涉案房屋征迁之前的情况。樊英、何适园提供以上证据拟综合证明樊英、何适园基于离婚协议享有涉案房屋第一、二层的所有权之外，对于第三、四层也完全享有所有权。双方离婚后未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是因为樊英系非农业户口，何适园年幼，樊英、何适园并无过错。李灏、孙建军经质证，对上述第一、二、四、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本院对樊英、何适园提交的上述证据认证意见：第一、二组证据均为复印件，樊英、何适园称第二组证据系从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法院（2019）新0105行初41号案件中调取，经核实，在（2019）新0105行初41号案件审理中，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高新街片区管理委员会作为该案件被告向法院提交了征收补偿协议书、房地产评估报告、房产测绘报告，并经法院确认其真实性，故本院对第一、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本院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对第四、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确认。李灏、孙建军提交证据：涉案房屋所有权证（原件），拟证明：何有林向李灏、孙建军借款时将该房屋所有权证作为抵押物交于李灏、孙建军，该房屋所有权证上显示涉案房屋系何有林单独所有。樊英、何适园经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8年7月9日，樊英、何适园以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政府作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政府与何有林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判决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政府与樊英、何适园重新签订对乌鲁木齐市xx路xx号房屋的《拆迁补偿协议》，并赔偿房屋拆迁款12个月的利息337,451元。庭审中经法庭释明，樊英、何适园变更被告为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高新街片区管理委员会、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房屋征收与补偿管理办公室。本院遂将案件移送至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人民法院。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作出（2019）新0105行初41号行政判决，驳回樊英、何适园的全部诉讼请求。樊英、何适园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9日作出（2019）新01行终166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现已生效。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系樊英、何适园对位于乌鲁木齐市xx区房屋的征收补偿款868,439.80元是否享有足以排除法院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本案中，征收补偿款868,439.80元系乌鲁木齐市xx区房屋的征收补偿款。本院认为，房屋的被征收人系房屋的所有权人，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至涉案房屋签订征收补偿协议时，该房屋的所有权证登记在何有林名下。依据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乌鲁木齐新市区）高新街片区管理委员会与何有林及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房屋征收与补偿管理办公室于2017年6月21日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位于乌鲁木齐市xx区房屋的被征收人为何有林，由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乌鲁木齐新市区）高新街片区管理委员会对何有林被征收房屋实行一次性货币补偿，房屋补偿款为4,363,036元。故本院认为，涉案房屋征收补偿款868,439.80元的所有权人应当为何有林。樊英、何适园主张，依据离婚协议及樊英自行出资加盖三、四层的事实，樊英、何适园对被征收的房屋享有所有权，故对该房屋的征收补偿款也应当享有所有权。本院认为，物权具有公示公信力，对于房屋产权的认定应以登记为准，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樊英与何有林离婚时，对涉案房屋的归属达成了协议，该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那么，在双方离婚后应当依据离婚协议的约定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樊英也可以依据离婚协议向何有林主张该房屋转移登记的请求权或确认该房屋为其所有的请求权。但依据本院查明的事实，自1999年双方离婚，至2016年涉案房屋被一审法院查封前的17年中，双方并未办理变更登记。2009年涉案房屋换发房屋所有权证、2013年何有林因涉案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申请遗失补证之时，樊英、何适园亦未主张变更登记。且在双方离婚后，何有林以涉案房屋抵押借款及其他借款中，樊英均作为保证人为何有林提供担保。综合上述事实可以确认，樊英与何有林之间的离婚协议并未实际履行，而樊英在过去的数年当中亦未依据离婚协议向何有林主张过涉案房屋转移登记的请求权或确认涉案房屋为其所有的请求权，因此，樊英、何适园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对于涉案房屋未进行不动产变更登记负有过错，应当自行承担后果。关于涉案房屋第三、四层征收补偿款的问题，涉案房屋第三、四层未进行产权登记，包括第三、四层在内的涉案房屋被征收人为何有林，故樊英提交的工程承包协议书、收条、装修款的支付字据并不能证明其对涉案房屋第三、四层的征收补偿款享有所有权。综上所述，樊英、何适园对涉案房屋征收补偿款868,439.80元不享有所有权。樊英、何适园请求确认征收补偿款868,439.80元归其所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灭失或者损毁的，查封、扣押、冻结的效力及于该财产的替代物、赔偿款。人民法院应当及时作出查封、扣押、冻结该替代物、赔偿款的裁定。”一审法院查封涉案房屋产权手续后，涉案房屋被征收拆除，一审法院查封了该房屋的征收补偿款868,439.80元。基于本院查明前述事实，樊英、何适园对涉案房屋征收补偿款868,439.80元不享有足以排除法院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故樊英、何适园请求停止对上述房屋征收补偿款强制执行的上诉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樊英、何适园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484.40元（樊英、何适园已预交），由上诉人樊英、何适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马 骏审  判  员   项 颖审  判  员   马永惠二 〇 二 〇 年 五 月 七 日书  记  员   张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