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24民终1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崔明霞，女，1954年2月23日出生，朝鲜族，无职业，住吉林省延吉市长白路。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南日，延吉市依兰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曲涛，女，1968年5月20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者,住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涛，吉林鑫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许元福，男，1951年12月22日出生，朝鲜族，无职业，住吉林省延吉市。上诉人崔明霞因与被上诉人曲涛，原审被告许元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2018）吉2401民初66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崔明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南日，被上诉人曲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明霞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判决驳回曲涛诉讼请求或发回一审法院重审。2.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曲涛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审理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其主要事实与理由如下:1.一审法院已认定是订货合同，因崔明霞当时资金短缺没有支付货款,曲涛到俄罗斯催款并对崔明霞说货款转给俄罗斯人了，让崔明霞以后还俄罗斯人就可以。2004年1月15日崔明霞出具了欠157万元货款的欠条。出具欠条后，分两次支付给俄罗斯人6000美元。后期因俄罗斯人经常到摊位要钱捣乱并威胁崔明霞，崔明霞为了保命离开俄罗斯。现曲涛在14年后起诉崔明霞主张权利。其在崔明霞出具新欠条或支付6000美元第二天起2年内未主张权利,曲涛的主张已过诉讼时效，权利不受法律保护。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认定崔明霞躲避曲涛已构成恶意躲债，并无法律依据。崔明霞将其护照、出境登记卡复印件交给曲涛，根据此复印件和欠条曲涛完全可以向司法部门主张权利。曲涛找的证人中两人是公安部门的另一证人是原法院在职法官，一审法院适用私法原则及民商法基本原则，以社会公德判决本案适用法律不当。3.一审判决采取了推理的方法进行论证极为不当。从本案双方所举证据看，曲涛提供的证据，证明了其已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并到律师事务所进行法律咨询，但没有在合法有效期限内主张权利。4.一审判决许元福对本案欠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错误。本案是崔明霞与曲涛签订的合同，后期重新出具的欠条也是崔明霞出具的。崔明霞与许元福搭伙，做各自的生意,只是替崔明霞支付给俄罗斯人6000美元,一审以此推论认定许元福和崔明霞是共同经营属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许元福对本案欠款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曲涛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崔明霞的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在一审当中崔明霞及许元福均承认共用一个摊位，出售曲涛的货物，且在曲涛要求还款时由许元福支付欠款，另在崔明霞仅支付6000美元之后其将崔明霞从曲涛处购买的货物低价处理后，在未通知曲涛情况下失踪，致使曲涛多次在国内国外寻找而得不到两人消息，后来通过案外人找到了崔明霞及许元福，发现二人共同购买了位于延吉市长白路一处179平方的房屋，因此曲涛认为其二人就是恶意躲避债务，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许元福提交书面陈述意见：1.一审认定我和崔明霞恶意逃债错误，当时不是逃债而是逃命。当时崔明霞库存有伍百万元的货，没有理由弃货而逃。当时卢布贬值，生意不好做，解决摊位费和住房费都勉强，马上返钱出现困难，所以跟曲涛说先缓一下，待形势好转一定给钱。曲涛不听，其雇用俄罗斯人（黑社会）来逼债，这些人非常凶悍，一来到摊位上，就无法正常经营，往来顾客都避开走。俄罗斯人一共拿走两次钱，都是从朋友那里拼凑的。我们与曲涛说不要让俄罗斯人来逼我们，宽限一些时间还钱，但曲涛不听。两次借钱给俄罗斯人后，再没有办法给钱的时候，他们会抓我们，我们会有生命危险。曲涛这么长时间不起诉，因为她心里有愧。2.崔明霞系我前妻，欠条由其书写与我无关，生意是崔明霞做的，我主要是帮忙。当时我与崔明霞有两个孩子上学，为了供孩子上学，我只能帮她做生意，况且一个女人很难在俄罗斯做生意。3.关于一审中保全的两个房产，因资金不够才与崔明霞合伙购买，因双方有共同的子女，所以登记为我和崔明霞的名字，现保全给我带来诸多不便。曲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崔明霞、许元福立即向曲涛偿还货款151.9万元及利息（自2004年1月16日起计算，至货款全部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要求崔明霞、许元福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崔明霞、许元福系夫妻关系，在莫斯科做服装生意。2003年9月份，从曲涛处开始进货，2003年9月25日至2003年11月9日期间，崔明霞从曲涛处订货价款为1893360元左右，并将前几期货款进行结算，向曲涛支付323360元，尚欠货款157万元。经曲涛多次向崔明霞、许元福催要，崔明霞、许元福均以没有钱为由让其缓缓。2004年1月份左右，曲涛接到陌生人（朝鲜族男士）打电话要求曲涛停止向崔明霞发货，因为曲涛发的货物刚出海关就被崔明霞低价转让，崔明霞在莫斯科摊位卖货，有时候低于进货价格出售。2004年1月10日，曲涛从中国出发，曲涛的客户从阿塞拜疆出发，陪曲涛到莫斯科去找崔明霞、许元福。当时许元福接待曲涛，曲涛要求崔明霞、许元福支付货款，许元福让曲涛等等（崔明霞一直在广州），许元福同意每月支付3000美元。2004年1月15日，崔明霞向曲涛出具了157万元的欠条（因为曲涛亲妹妹曲杰也在广州，当时曲涛要求曲杰找崔明霞写欠条），次日曲涛回中国。2004年2、3月左右，崔明霞、许元福失去联系，曲涛多次打电话联系不上，后期一直找崔明霞、许元福，无法联系，故诉至法院。要求崔明霞、许元福立即向曲涛偿还货款157万元及利息（自2004年1月16日起计算，至货款全部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庭审中，曲涛变更诉讼请求，请求崔明霞、曲涛共同支付1519000元（157万元-6000美元X8.5）及利息（从2004年1月16日开始计算至货款全部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9月至2003年11月期间，崔明霞向曲涛购买衣服、帽子等货物，进货均由崔明霞签字确认其进货种类、价格、数量、货款总额等内容的订货合同及发货单。崔明霞陆续向曲涛支付部分货款。2004年1月10日，曲涛同其客户ADILMAJNUNOV（外国国籍）到俄罗斯找崔明霞、许元福索要货款，许元福接待曲涛及ADILMAJNUNOV，并由双方口头协商，许元福每周向ADILMAJNUNOV支付3000美元，由ADILMAJNUNOV转交给曲涛。2004年1月15日，崔明霞向曲涛出具欠条，货款总计157万元人民币。出具欠条后，崔明霞、许元福向ADILMAJNUNOV支付两次货款共计6000美元，ADILMAJNUNOV转交给曲涛。后曲涛再未联系到崔明霞、许元福，余款至今未支付。2019年3月，本院根据曲涛的申请委托吉林公正司法鉴定中心对2004年1月15日“欠条”中欠款人崔明霞签名字迹进行笔迹鉴定，吉林公正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4月4日出具吉公正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65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2004年1月15日欠条（1570.000元人民币）欠款人“崔明霞”的签名字迹与委托方提供的崔明霞签名字迹样本出自同一人笔迹，曲涛支出鉴定费13220元。另查，崔明霞、许元福原系夫妻，二人于1996年7月22日在延吉市民政局登记离婚。2003年崔明霞向曲涛购买衣服等货物期间，与许元福在俄罗斯同一摊位经营。2013年3月7日，崔明霞与案外人金一光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购买金一光所有的位于延吉市的房屋，房屋登记在崔明霞、许元福名下，系二人共同所有。崔明霞曾将其护照、出境登记卡复印件交付给曲涛。再查，2010年12月，曲涛在广州地区医院治疗。2012年1月26日，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向曲涛亲属下发病危通知书，曲涛住院治疗后于2012年2月1日出院。2012年7月26日，曲涛到吉林市中心医院检查。2005年至2018年期间，曲涛同朋友多次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及延吉市寻找崔明霞、许元福未果。一审法院认为：崔明霞向曲涛购买货物，曲涛提供货物，双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合同依法成立，合法有效。根据崔明霞出具的欠条，能够确定2004年1月15日拖欠货款数额为157万元。出具欠条后，支付货款6000美元，庭审中，双方均认可当时美元汇率为8.5，故折合人民币为51000元，故应付货款数额为1519000元（157万元-51000元）。关于被告主体问题，崔明霞、许元福虽已于1996年离婚，但在俄罗斯摊位售货系崔明霞、许元福共同经营，且在曲涛到俄罗斯索要货款时，系由许元福接待，亦系由许元福与曲涛其及其朋友ADILMAJNUNOV协商，每周支付3000美元，且二人自认都曾支付过货款，故应由许元福与崔明霞共同向曲涛支付货款。崔明霞、许元福提出此笔债权已转移给俄罗斯人，因俄罗斯人去崔明霞、许元福摊位捣乱导致无法经营，没钱支付货款，被吓得离开俄罗斯的主张，因未举证证明，故对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崔明霞提出的诉讼时效问题，崔明霞出具欠条确认货款数额后，曲涛收到6000美元，因崔明霞、许元福离开俄罗斯，后再未与曲涛联系。结合证人证言，能够证明2005年至2018年期间，曲涛一直在积极寻找崔明霞、许元福，主张自己的权利，但均因未果导致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不能送达至崔明霞、许元福。诉讼时效制度系为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维护社会秩序。诚实信用原则是私法领域的基本原则，对权利人权利的限制不能背离对权利人合法权利予以保护的民商法基本原则。本案中崔明霞、许元福在明知欠款的情况下，为躲避曲涛，更换电话号码及地址，且未与曲涛联系，在回国后亦未主动联系曲涛处理债务。而曲涛一直积极寻找崔明霞、许元福下落，索要货款。故崔明霞、许元福的行为构成恶意躲债，崔明霞、许元福的行为与倡导的公平、诚实守信原则相悖，也违反了社会公德。故崔明霞、许元福提出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崔明霞、许元福在取得货款后拒绝支付货款的行为构成违约，崔明霞出具欠条后，未约定还款期限，双方对利息及违约责任均无约定，故利息自曲涛起诉之日即2018年10月1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崔明霞、许元福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立即向原告曲涛支付货款151.9万元及利息（自2018年10月16日起至全部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曲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时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以日万分之一点七五的标准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471元、公告费3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3771元（原告已预交24248元，退还原告477元），由被告崔明霞、许元福负担。二审中，崔明霞、曲涛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2005年至2018年期间，曲涛同朋友多次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及延吉市寻找崔明霞、许元福未果”的事实不予确认，对其他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曲涛二审中自认“签完条后一个月给了3000美元，后又隔了不到1个月给了3000美金”。本院认为：崔明霞向曲涛进购货物，曲涛提供货物，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崔明霞于2004年1月15日为曲涛出具欠条后，崔明霞、许元福在近两个月的时间内向曲涛支付6000美元后失去联系。崔明霞在寻找无果的情况下，应及时主张权利。一审中虽提交五位证人，欲证明其在2005年至2018期间一审寻找崔明霞、许元福，但在无其他物证佐证的情况下，一审仅采信证人证言既认定上述事实，缺少事实依据。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期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民法总则施行前，诉讼时效期间已届满，本案的诉讼时效均应以2年计算。曲涛应自最后一次支付3000美元时两年内及时主张权利。曲涛未提交自2004年至2018年的14年的期间内，存在诉讼时效终止、中断的法定情形，其主张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事由依法不能成立。一审法院的相关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许元福一审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且二审中未提出上诉，崔明霞对许元福承担责任虽有异议，但事实理由中的相关内容已超出其主张范围，本院不予评议。综上所述，崔明霞的上诉请求成立。依照《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2018）吉2401民初6688号民事判决；二、许元福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立即向曲涛支付货款151.9万元及利息（自2018年10月16日起至全部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三、驳回曲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许元福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以日万分之一点七五的标准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471元，公告费300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471元，合计42242元，由许元福负担23771元，由曲涛负担1847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秦承兰审判员  刘晓娟审判员  崔 玉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书记员  韩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