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民再225号抗诉机关：辽宁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再审申请人）：官宝英，男。委托诉讼代理人：包韪祺，辽宁恒信（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再审申请人）：马春艳，女。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笑天，辽宁保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被申请人）：连久义，男。委托诉讼代理人：连洪波（连久义之子）。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仕义，辽宁泰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被申请人）：王亚芬，女。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仕义，辽宁泰来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官宝英、马春艳与被申诉人连久义、王亚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盘锦市兴隆台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5日作出（2016）辽1103民初1615号民事判决。连久义、王亚芬、马春艳、官宝英均不服，向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6日作出（2017）辽11民终448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盘锦市兴隆台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7日作出（2017）辽1103民初1743号民事判决。马春艳、官宝英不服，向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1日作出（2018）辽11民终244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官宝英、马春艳向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8年9月4日作出（2018）辽11民申70号民事裁定，驳回官宝英、马春艳的再审申请。官宝英、马春艳向检察机关申诉，辽宁省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3月1日作出辽检民（行）监(2018)21000000355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9年4月24日作出（2019）辽民抗4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开军、石小卉出庭。申诉人官宝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包韪祺，申诉人马春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笑天，被申诉人连久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连洪波、崔仕义，被申诉人王亚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仕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11民终244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马春艳借条形成时间是2013年12月4日。自2014年1月23日起，马春艳向王亚芬账户陆续还款：9600元、4.92万元、1.05万元、4.89万元、9630元、5.85万元、5万元、1万元、3.4万元、2万元、5000元、3000元不等，以上共计偿还连久义、王亚芬93.763万元，盖勇偿还5万元。终审判决认为，2014年1、2、3、5月份还款为利息，利率为3%；2014年4、6、7、8、9、10月份还款为利息，利率为近3%；2014年12月至2016年6月24日还款29.2万元，利率按2%。已付款按利息认定的情况下，已出现至少三个利率。在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实际履行中的利率是不确定的，款项是投资款还是借款性质也并不明确情况下，且双方对此发生争议分歧意见又比较大，依法应视为双方对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终审法院推论延期利息月利率为2%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官宝英称，原审判决判令官宝英承担还款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结果错误。1、官宝英未与连久义、王亚芬签订过任何借款合同，未使用过连久义、王亚芬所借款项，对马春艳与连久义、王亚芬之间的款项往来并不知情，马春艳取得款项后也从未用于家庭共同经营或共同生活，故该笔借款为马春艳个人债务，与官宝英无关。连久义、王亚芬主张的款项196万明显高于家庭日常生活所需，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应由连久义、王亚芬提供证据证明相关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判决未依据客观有效的证据，也无切实充分的法律依据。2、原审判决赖以定案的证据材料均不能证明案涉款项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存在共同意思表示所负、为共同生活所负、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所负和共同生产经营所负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连久义、王亚芬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案涉款项存在如上情形。款项直接打入马春艳银行账户，往来事项无官宝英的同意或事后追认，不存在夫妻合意所负债务的情形；官宝英与马春艳自2004年开始分居，2015年正式离婚，此期间无任何共同生活，连久义、王亚芬提供的录音证据、商网证据均不能体现案涉款项用于共同生活，更无法证明存在共同抚养、赡养义务的情形；原审判决中表述的马春艳曾入股三个公司的事实，实际上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马春艳对三个公司的股权投入均在案涉款项发生时限外，并未使用连久义、王亚芬的款项进行公司投资，且相关公司均为有限责任公司，无官宝英的股权投入，公司经营、收益均不能直接等同于个人行为和个人所得，本案无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存在共同经营。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案涉所谓借款与官宝英无关，官宝英不负有偿还责任，请求改判驳回连久义、王亚芬对官宝英的诉讼请求。马春艳称，原审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1、马春艳与连久义、王亚芬系投资关系，而非借贷法律关系。马春艳做验资倒贷生意，连久义经盖勇介绍，将资金投到马春艳处以获取高额收益。自2012年10月至2013年11月，连久义多次向马春艳投资，马春艳也陆续向其返还投资款。后截至2013年12月4日，由于盖勇资金出现问题，连久义要求马春艳打借条以确认投资款数额，马春艳无奈之下于2013年12月4日出具借条，因该笔款项是投资款，所以未约定利息。2018年4月2日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中连久义、王亚芬自述：“连久义、王亚芬借款给马春艳的目的就是想获取相对高的收益，必然要约定利息；连久义、王亚芬与马春艳无亲无故，从情理上来说也不可能无偿的、不求任何回报的借款给马春艳，况且这些借款大部分是从亲属那借来的。”连久义、王亚芬以上陈述自认了向马春艳转款的目的是获取较高额收益，自认了与马春艳非亲非故，且自认了该笔款项的来源是向其他亲属所借，明显不符合普遍的用自有闲置资金借款给他人的民间借贷的模式。再结合连久义、王亚芬转款的目的是获取高额收益且未约定利息以及其与马春艳不熟的事实，都可以说明连久义、王亚芬与马春艳之间并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是投资关系。2、马春艳已返还的93.763万元是投资款而不是利息，借条未约定利息，连久义、王亚芬无权向马春艳主张利息。本案系投资关系，马春艳返还的是投资款而不是借款，因此不存在利息。即便认定为借款关系，借条中并未约定利息，已返还的款项也没有注明是利息，出借人无权主张支付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对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不论是未约定利息还是利息约定不明的，出借人主张利息的，法院均不应予以支持。本案属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借条上未约定利息，连久义、王亚芬在庭审中提供的银行流水转账记录里并没有注明已还的是利息，不能仅因还款数额与总款数额的3%或2%相吻合，就认定已还款是利息。即便认定双方属于对利息约定不明的情况，由于双方均是自然人，连久义、王亚芬也无权主张利息。综上，请求再审改判。连久义、王亚芬辩称：1、发生了真实的借款事实，马春艳出具借条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官宝英、马春艳给付了部分利息，双方形成的是借贷关系。2、双方口头明确约定利息为月息三分，已偿还的93.763万元是利息而非本金。196万元借条形成之前，马春艳均是按照月利率三分给付利息。借条形成后一段时间也是按照月利率三分给付利息。2014年4月以后则是按照接近月利率三分给付利息。王亚芬与马春艳对话录音证明马春艳承诺待其他款项下来后将196万元本金全部支付。连久义、王亚芬出借的目的是想获取相对高的收益，必然约定利息。连久义、王亚芬与马春艳、官宝英无亲无故，不可能无偿借款。马春艳、官宝英称没有约定利息的观点不能成立。3、本案借款是马春艳、官宝英共同债务，官宝英必须承担还款责任。无证据证明马春艳、官宝英分居多年，官宝英虽未在借条上签字，但借款是用于家庭经营投资、购买商网。官宝英必然明知借款用于家庭经营投资，因此马春艳的借贷行为是官宝英、马春艳共同的意思表示。同时，官宝英、马春艳也无证据证明本案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故本案借款是官宝英、马春艳共同债务。至于官宝英、马春艳于2015年3月26日离婚与本案无关，借款是其二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债务。4、抗诉机关理解错误，实际上并不是三个利率，而是反映了马春艳、官宝英从开始完全守约，后部分守约，到最后完全违约。至于月利率二分，是在马春艳、官宝英违约的情况下，原审按司法解释的规定判决的。综上，请求维持原判。连久义、王亚芬在一审法院重审中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马春艳、官宝英偿还借款本金196万元；2、判令马春艳、官宝英从2014年12月23日起至本金全部付清时止按月利率二分支付利息或支付逾期利息；3、判令马春艳、官宝英承担全部涉诉费用；4、判令马春艳、官宝英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2017）辽1103民初1743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2012年10月23日马春艳向连久义、王亚芬借款92万元，向连久义、王亚芬支付利息2.76万元，2012年11月12日，马春艳向连久义、王亚芬借款20万元，马春艳按月向连久义、王亚芬支付利息6000元。2013年2月23日，马春艳向连久义、王亚芬借款70万元，每月马春艳向连久义、王亚芬支付利息4.86万元，2013年5月13日，马春艳偿还连久义、王亚芬本金20万元，2013年5月28日马春艳向连久义、王亚芬借款32万元，2013年9月3日，马春艳偿还本金4万元，2013年11月11日偿还本金24万元，2013年11月15日，向连久义、王亚芬借款30万元，以上借款合计为196万元。2013年12月4日马春艳向连久义、王亚芬出具一张196万元的借条，该借条未约定还款日期和利息，马春艳签署姓名。2014年马春艳1月23日向连久义、王亚芬账户还款4.92万元、1月28日9600元，2月24日4.92万元，2月27日9600元，3月24日4.92万元，3月28日1.05万元，5月23日4.92万元，5月28日9600元，6月23日4.89万元，7月3日9630元，7月23日4.89万元，7月28日9600元，8月25日4.89万元，8月30日9600元，10月7日5.85万元，11月1日5.85万元，12月1日5.85万元，2015年2月10日5万元，4月26日5万元，7月27日1万元，7月30日3.4万元，8月28日2万元，10月28日2万元，12月18日1万元，2016年2月6日5万元，2月7日2万元，3月13日1万元，4月18日5000元，5月11日3000元，6月24日1万元，以上共计偿还连久义、王亚芬93.763万元。另查，坐落于盘锦市双台子区建筑面积99.83平方米的商业房屋的共同共有人为马春艳、官宝英，房屋第一次登记时间为1997年11月25日，2013年1月18日换取新产权证。该房屋曾于2013、2015年办理商业抵押借款。2010年7月23日盘锦三鼎财务咨询有限公司成立，马春艳任盘锦三鼎财务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认缴出资额400万，占40%的股份。2007年5月25日盘锦兴源加气有限公司成立，马春艳任盘锦兴源加气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认缴出资额为100万元，出资比例占5%的股份。现以上企业仍处在存续状态。2015年3月26日马春艳、官宝英经盘锦市双台子民政局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中约定，将坐落于双台子区胜利街新风委商网及坐落于兴隆台区西水湾9号车库及债权归女方所有，一切债务归女方所有。协议中未注明债务明细。一审法院判决：一、马春艳、官宝英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连久义、王亚芬借款196万元。并给付2015年6月24日至2015年7月23日的利息2.16万元，自2015月7月24日始至付清之日止以196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给付连久义、王亚芬逾期利息；二、驳回连久义、王亚芬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给付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440元、保全费5000元,由马春艳、官宝英承担。马春艳、官宝英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连久义、王亚芬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与一审一致。二审法院认为，关于马春艳与连久义、王亚芬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问题，马春艳认为诉争的196万元为投资款，但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就马春艳对所称“投资”的描述看（庭审笔录第9页“被上诉人的钱投资给我个人，收益当时不稳定，有的时候倒贷或验资，利润正常都是三分。与借款不同，我本人不缺钱。我主动的叫借款，他主动的就是投资。投资就有风险，当时对风险没有约定”），其所描述的“投资”与连久义、王亚芬主张的民间借贷并无本质区别，因此原审认定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无不当。关于利率是如何约定的问题，由于在借款合同签订后的一段时间里，马春艳始终按照月利率3%左右的标准给付款项，原审认定双方对月利率的约定为3%符合双方合同履行的情况。关于本案是否发生债务转移的问题，马春艳主张本案所涉债务已经转移给案外人，但其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该主张，且在庭审中马春艳亦认可连久义、王亚芬并未在债务转移协议上签字，因此对马春艳的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官宝英应否对本案所涉借款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虽然官宝英未在借据中签字，但基于本案的特殊情况：首先，根据马春艳的庭审陈述，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包括连久义、王亚芬在内，有多人长期与其存在“投资”关系，官宝英称其对借款事实不知晓显然不符合常理；其次，在借款后，马春艳、官宝英离婚前，马春艳注册成立了辽宁三鼎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其中马春艳认缴出资额为1530万元），如此大笔的支出，官宝英作为马春艳的丈夫表示不知情，若无证据予以证实，无法令人信服；再次，马春艳作为三个公司的股东（认缴出资额分别为100万元、4万元及1530万元）显然属于高收入群体，官宝英作为医生亦属于高收入群体，两人在离婚时的共同财产仅注明为两套房产及一个车库，极不符合常理；最后，根据马艳春、官宝英离婚后仍共同生活、在本案上诉过程中使用同一上诉状以及马春艳在独自提交的《关于兴隆台区法院违法审理案件的情况反映》中提出官宝英不应承担责任的情况，马艳春、官宝英无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还是办理离婚手续之后关系均极其密切。依据上述情况，本案所涉借款是基于马艳春、官宝英共同意思表示的可能性更大，原审判决判令官宝英对该笔借款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二审法院作出（2018）辽11民终24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440元，由马艳春、官宝英承担。本院再审对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过程中，连久义、王亚芬在原审举证的基础上提交以下证据：“西水湾﹒枫丹白露”二期A1幢103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产权认购协议书、收款收据、房屋买卖协议。用以证明马春艳、官宝英共同购买房屋。马春艳质证称，盖勇想买别墅，马春艳与开发商是朋友，如果马春艳购买价格低，购买时必须写马春艳的名字，盖勇将500万元转到马春艳账户，合同签字时马春艳、官宝英未到场，合同上的签字是谁签的不清楚；执行过程中连久义、王亚芬提出执行此房，执行局与盖勇联系后确认房屋是盖勇的，房屋不能执行。官宝英质证称，官宝英从未参与过任何房屋买卖行为，合同上签字不是官宝英所签，官宝英也未为此支付过任何房款，该房屋不能证明是夫妻共同财产。马春艳在原审举证的基础上提交以下证据：马春艳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盖勇农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盖勇出具的“情况说明”及照片。用以证明“西水湾﹒枫丹白露”二期A1幢103房屋是盖勇购买，与马春艳、官宝英无关。官宝英质证没有异议。连久义、王亚芬质证称，上述证据不能否定马春艳、官宝英共同购置房产的事实。官宝英提交以下证据：官宝英工商银行交易明细（2010年4月-2019年7月）、马春艳农业银行交易明细（2011年3月-2013年11月）。用以证明官宝英未使用案涉资金，不存在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经营。马春艳质证无异议。连久义、王亚芬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对上述证据分析认证如下：官宝英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证明目的。马春艳提交的证据，盖勇未到庭作证，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银行交易明细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对连久义、王亚芬提交的涉及“西水湾﹒枫丹白露”二期A1幢103号房屋的证据，在下文分析论证。本院再审认为，根据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及当事人提出的主张，本案再审焦点问题为：马春艳与连久义、王亚芬之间法律关系性质问题；马春艳向连久义、王亚芬给付的93.763万元的性质问题；原审按月利率2%判决支付利息是否正确？本案中官宝英是否应对案涉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1、关于马春艳与连久义、王亚芬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问题。本案中，连久义、王亚芬主张双方存在借贷法律关系，马春艳则主张双方存在的是投资法律关系。审理认为，马春艳于2013年12月4日向连久义、王亚芬出具的债权凭证明确标注为“借条”，该书证具有较强的证明力，马春艳主张双方为投资关系，但未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马春艳原审关于其主张的“投资”的陈述与连久义、王亚芬主张的民间借贷确无本质区别。民间借贷可以有偿，本案中不能因连久义、王亚芬为获得较高的收益出借资金而否定双方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性质。原审认定马春艳与连久义、王亚芬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正确。2、关于马春艳向连久义、王亚芬给付的93.763万元的性质问题。马春艳在2013年12月4日向连久义、王亚芬出具196万元借条后，至2016年6月24日，分多笔向连久义、王亚芬给付款项合计93.763万元。对此，连久义、王亚芬主张马春艳给付的是借款利息，马春艳则主张是偿还投资款。审理认为，马春艳与连久义、王亚芬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不存在返还投资款问题，需要确认的是案涉93.763万元是马春艳支付的借款利息还是偿还的借款本金。对此，应首先确认连久义、王亚芬与马春艳对借款是否约定了利息。本案中，连久义、王亚芬与马春艳就借款利息问题未作出书面约定，但不能就此即认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或“对利息约定不明”。应全面审查证据，结合案件事实，运用生活经验法则，审查判断借贷双方是否约定了利息。首先，连久义、王亚芬与马春艳并无特殊关系，连久义、王亚芬持续多年向马春艳出借资金，如认定未约定利息显然不符合生活经验法则。其次，2013年12月4日马春艳出具196万元借条前，马春艳均按月利率3%支付利息。再次，马春艳出具196万元借条后，无证据证明借贷双方对利息重新作出约定。综上，原审认定借贷双方口头约定利息为月利率3%，并无不当。关于马春艳出具借条后逐月支付的款项是利息还是本金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马春艳在本案第一次庭审中曾称“向原告返还的款项并不是利息的约定，而是投资收益的回报”，其所述“回报”与其主张的“返还投资款”相矛盾，而与利息相吻合。马春艳出具196万元借条后，其逐月向连久义、王亚芬支付的款项数额与连久义、王亚芬陈述的月利率3%相吻合或相近。综上，原审认定马春艳累计支付的93.763万元是借款利息，并无不当。3、关于原审按月利率2%判决支付利息是否正确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原审按月利率3%的标准确认马春艳已支付的利息后，判决按月利率2%的标准支付尚未给付的利息，并无不当。4、关于本案中官宝英是否应对连久义、王亚芬借款承担还款责任问题。本案，一审法院于2017年12月7日作出（2017）辽1103民初1743号民事判决，认定案涉借款是马春艳、官宝英夫妻共同债务，判决官宝英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官宝英不服，提起上诉主张其不应承担还款责任。二审法院于2018年2月9日立案受理，并于2018年6月11日作出终审判决。在二审法院立案受理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已于2018年1月18日起施行。2018年2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涉夫妻债务纠纷案件有关工作的通知》，该通知第一条规定：“正在审理的一审、二审案件，适用《解释》的规定。”本案原二审审理应当适用《解释》的规定。《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马春艳借款数额巨大，显然不属于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所负之债，连久义、王亚芬以案涉之债属于马春艳、官宝英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官宝英承担还款责任，根据《解释》第三条的规定，连久义、王亚芬需举证证明其出借的资金用于马春艳、官宝英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借贷是基于马春艳、官宝英共同意思表示，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1）关于连久义、王亚芬提供的证据是否能够证明其出借的资金用于马春艳、官宝英共同生活问题。连久义、王亚芬原审提交证据，主张马春艳、官宝英共同购买盘锦市双台子区296-1-102号商业网点房，主张案涉借款用于马春艳、官宝英共同生活。审理认为，根据马春艳原审提交的购买商品住宅协议及新、旧房屋所有权证，上述商业网点房于1997年登记在马春艳名下，2013年更正建筑面积重新登记换证，该房屋买卖行为发生在案涉借款发生之前，与案涉借款无关。本院再审过程中，连久义、王亚芬提交“西水湾﹒枫丹白露”二期A1幢103号别墅房屋的产权认购协议、商品房买卖合同、收款收据等证据，主张马春艳、官宝英共同购买该房屋。经审查，上述产权认购协议、商品房买卖合同、收款收据载明的时间为2012年7月12日，合同价款金额为2337725元，两份收款收据载明金额合计为1774005元。审理认为，连久义、王亚芬提供的证据不能直接证明上述两份收款收据载明的1774005元与其出借的资金有关，在此情况下，应根据现有证据并结合本案相关事实进行综合分析，以确定连久义、王亚芬出借的资金是否被马春艳、官宝英用于购买上述房屋。首先，连久义、王亚芬在诉状中述称马春艳资金周转不开而向其借款；一审法院第一次庭审，法庭询问连久义、王亚芬借款用途，连久义、王亚芬述称“她（马春艳）和我们说开个担保公司，利息为3分利。我们觉得利息挺高，挺合适。具体的借款用途我也不清楚”。马春艳称所涉款项用于“验资倒贷”。双方诉讼初始对借款用途的陈述基本吻合。其次，根据连久义、王亚芬的陈述，连久义、王亚芬从2011年11月开始陆续向马春艳出借资金，2011年11月至2012年7月期间借款单笔多则30万元，少则15万元，这期间马春艳也多次还款，还款单笔多则50万元，少则10万元。分析双方借款、还款情况，符合借款用于资金周转的特征，不符合借款买房的特征。综上，连久义、王亚芬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出借的资金用于马春艳、官宝英共同生活。（2）关于连久义、王亚芬提供的证据是否能够证明其出借的资金用于马春艳、官宝英共同生产经营问题。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所负的债务，一般包括双方共同从事工商业、共同投资以及购买生产资料等所负的债务。连久义、王亚芬原审提交盘锦三鼎财务咨询有限公司、盘锦兴源加气有限公司、辽宁三鼎投资有限公司的企业信息，主张借款用于马春艳、官宝英共同家庭经营投资。经查，盘锦兴源加气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5月25日（注册资本2000万元，股东38人）、盘锦三鼎财务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7月23日（注册资本10万元，股东3人）、辽宁三鼎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4月21日（注册资本3000万元，股东2人），马春艳是上述三个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审理认为，上述三个公司均为有限责任公司，且均非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个人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官宝英不是上述公司的股东，其作为一名医生有固定职业和稳定的收入，连久义、王亚芬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官宝英与马春艳共同出资、共同经营上述三个公司。同时，马春艳与官宝英于2015年3月26日离婚，离婚协议约定债权归马春艳，没有证据证明官宝英分割了马春艳在上述公司持有的股权。综上，连久义、王亚芬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出借的资金用于马春艳、官宝英共同生产经营。（3）关于连久义、王亚芬提供的证据是否能够证明案涉债务基于马春艳、官宝英共同意思表示问题。涉案借条仅有马春艳的签字，没有官宝英的签字，且连久义、王亚芬未提供证据证明在借款发生之后官宝英进行了追认或其他共同负债的意思表示。同时，借款未汇入官宝英的账户，官宝英也未归还过借款本息，不能推定官宝英与马春艳有共同举债的合意。即便官宝英对马春艳借款知晓、知情，但不等于同意共同借贷。综上，连久义、王亚芬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债务基于马春艳、官宝英共同意思表示。本案中，连久义、王亚芬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出借的资金用于马春艳、官宝英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亦不能证明马春艳借款是其与官宝英共同意思表示，连久义、王亚芬以案涉债务属马春艳、官宝英共同债务为由要求官宝英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依法不能予以支持。本案原审判决官宝英对连久义、王亚芬借款承担还款责任适用法律不当，本院再审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11民终244号民事判决；二、维持盘锦市兴隆台区人民法院（2017）辽1103民初1743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即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三、变更盘锦市兴隆台区人民法院（2017）辽1103民初1743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即被告马春艳、官宝英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连久义、王亚芬借款196万元。并给付2015年6月24日至2015年7月23日的利息2.16万元，自2015年7月24日始至付清之日止以196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给付原告逾期利息］为：马春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连久义、王亚芬借款196万元。并给付2015年6月24日至2015年7月23日的利息2.16万元，自2015年7月24日始至付清之日止以196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给付连久义、王亚芬逾期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给付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2440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440元，均由马春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米继东审判员  张云涌审判员  王 双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书记员  辛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