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30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杰诚财务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解放中路306号302自编306R。法定代表人：梁鹏。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美，广东金马波士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静莹，女，汉族，1980年2月1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户籍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庆生，系其丈夫。上诉人广州市杰诚财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邓静莹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198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广州市杰诚财务咨询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美，邓静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庆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杰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决邓静莹立即向杰诚公司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232200元；3.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全部由邓静莹承担。事实与理由：邓静莹的行为构成了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对据以定案的证据审查不清，认定错误，应当依法予以撤销，重新改判。一、邓静莹发布的信息，并非其自称的披露公司的真实经营情况，属于滥用股东权利的行为。1.邓静莹向公司的所有客户发布的不实消息有：(1)公司账户被封；(2)要解散公司；(3)公司的经营存在违法行为；(4)可能被税局稽查、极大可能会牵连到贵司，请贵司提前做好准备；(5)请取回贵司存放在杰诚公司办公场所的所有账簿、重新找财务公司合作。2.从内容来看，邓静莹向公司所有的客户发布的消息属于不实消息，邓静莹在发布这些消息时，这些消息所涉内容全部未曾发生，且至今也没有任何机关认定杰诚公司的经营存在违法行为。邓静莹在一审答辩中称“劝告客户取回账簿，从未自动要求客户终止与杰诚公司合作”的抗辩，是不成立的。邓静莹向客户发布的消息基本都是相同的，其中邓静莹在向广州大藏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发布消息时，就明确“提醒你尽快到杰诚公司取回账簿，重新找财务公司合作”。而其他公司所提供的情况说明，主要是因为这些公司担心邓静莹到他们公司搞事情，所以不敢写的太明确、具体。而按照常理来看，通知取回账簿，会引发公司客户的流失，这是一般人都能够预见到的，邓静莹明知这一点仍然向所有的客户发布消息，明显是恶意的。3.从发布的时间点来看，邓静莹在2018年8月就开始向客户发布这些消息，当时公司仍在有序、正常的运营中，后来才因邓静莹的行为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首先：2018年8月22日，邓静莹就向客户(广州唏泽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广州盈恩科技有限公司，两个公司的联系人为同一人）发布“存在违规操作，在广州市杰诚财务咨询有限公司被稽查的同时很大可能会牵连到贵公司，因此请贵公司提前准备好可能被稽查的风险”。这个时间点，根本没有任何人向税务机关举报杰诚公司税务违法，邓静莹也系在2018年12月7日以邓静莹的名义向税务机关举报，这与发布消息的时间间隔长达近4个月。根据《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办法》第十条“实名检举和匿名检举均须受理”的规定，邓静莹向税务机关举报，税务机关必须要受理并进行调查的，并非就确定杰诚公司存在税务违法行为，目前仍处于调查阶段。第二、2019年5月20日，邓静莹向法院起诉公司解散纠纷【案号：(2019)粤0104民初20590号】，与发布消息的时间间隔长达八个多月，该案法院于2019年12月16日作出一审民事判决，判决驳邓静莹的诉讼请求。4.从对象来看，邓静莹发布这些消息，针对的对象全部都是杰诚公司的客户。因邓静莹起诉的案件就有6个。邓静莹每起诉一次，在明知这些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客户的利益没有关系的情况下，目标明确的告知杰诚公司所有的客户其起诉的信息，这明显是一种故意作为，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和目的性。有不少客户也是由于邓静莹反复的、不停的向其发送相同消息，不胜烦扰，在考虑了一段时间后才与杰诚公司终止合作的。二、邓静莹认为其向客户发布消息是保护客户的知情权的抗辩理由，是不成立的，一审判决对此行为的定性，也是错误的。1.股东应当依法行使股东权利。股东应当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对公司负有忠实的义务。如发现可能存在税务违法行为，应当向相关主管部门反映，而非直接凭自己的猜测，在未经相关主管部门调查并经得出结论时，就向公司的客户发布这类肯定性的、具有误导性的陈述。本案中，邓静莹就用肯定性的语言告知客户：杰诚公司经营中存在违法行为，并告知客户取回贵司存放在杰诚公司办公场所的所有账簿、重新找财务公司合作。如果每个人都可以仅凭自己的猜测就向外界公布某公司存在违法行为，那么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秩序是一个重大的冲击，对我国的法制建设也是一种阻碍，此类行为应当严厉的制止。更何况，邓静莹发布这些消息的对象明显是有针对性的，全部都是杰诚公司的客户。2.邓静莹以保护客户的知情权为幌子，实质实施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客户的知情权是有范围和程度限制的，杰诚公司作为一间财务咨询公司，客户的知情权，应当限定于杰诚公司提供的服务质量、服务收费等，不能无限制的扩大。维护客户的知情权，所发布的消息要直接影响到客户的合法利益且必须是真实的。而消息是否真实，并非是邓静莹自认为证实的就是真实，必须经过审判机关／税务主管机关作出终审裁判或最终税务罚决定后才可以确定。邓静莹在2018年8月份就向客户发布杰诚公司存在税务违法、经营违法的行为的信息，在2018年12月7日以自己的名义向税务稽查机关进行实名举报。而税务机关接到举报，根据规定是必须要受理并进行调查的，受理并非意味着杰诚公司存在税务违法行为。邓静莹在举报之前，就已经自行给杰诚公司作出了税务违法的定论，并向全部客户发布这种消息。因此，不管税局最终的调查结果如何，邓静莹发布这些消息的时间点就是错误的，发布的对象明显就是具有针对性的，是恶意向客户发布这些未经证实的消息。邓静莹的行为属于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三、杰诚公司客户的流失与邓静莹滥用股东权利、擅自发布不实消息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邓静莹应当赔偿杰诚公司的经济损失。1.从客户流失的时间来看，客户的流失都是自邓静莹向所有客户发布不实消息之后不久的一段时间内持续发生的。而这种流失，一般情况下并不会一下子全部涌动出现，都是一个过程。2.从客户流失的数量来看，自2018年9月以来，杰诚公司流失的客户数量是极多的，并非单一的流失，且在流失的客户中，有许多客户与杰诚公司存在多年的良好合作关系，这些客户都是优质的、长期的客户。3.在终止合作的过程中，杰诚公司为了解具体原因，也与每位客户进行了沟通。客户告知了杰诚公司终止合作的原因。只是因为大部分流失客户总是收到邓静莹的信息或者电话，也担心邓静莹到他们公司搞事，而为避免麻烦，因此有些客户未直接书面说明或者未出情况说明。4.邓静莹在一审答辩时，所称的“杰诚公司向法院提交的《发布不实消息名单》和《已流失的客户名单》，所有的《发布不实消息名单》的客户都没有出现在《已流失的客户名单》之中，且邓静莹只是劝告客户取回账簿，从未自动要求客户终止与杰诚公司的合作”的抗辩理由，是不成立的，是故意混淆视听。杰诚公司需要明确一点的是：邓静莹是向公司的所有客户都发布这些消息，并非仅仅对《发布不实消息名单》中的客户发布，这个事实在邓静莹在(2019)粤0104民初第1987l号民事答辩状中已经认可，在杰诚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5中也可以证实邓静莹掌握了公司大量客户的信息资料。而杰诚公司提交的《发布不实消息名单》中并未列齐所有的收到这些消息的客户，仅是将2018年9月29日之前肯出具《情况说明》的客户列入该名单。之后还有一些客户也出具了《情况说明》，这些客户也都没有列入《发布不实消息名单》中。《已流失的客户名单》是截至2019年4月20日，因邓静莹的行为导致的已办理交接手续的客户名单。经杰诚公司重新整理《发布不实消息名单》和《流失的客户名单》，可以明确看出二者之间存在大量客户的重合。四、杰诚公司要求邓静莹赔偿损失具有事实依据和具体的计算标准。杰诚公司在一审已经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明杰诚公司与流失客户之间存在长期合作关系，以及证明杰诚公司与客户之间的服务费金额。正是因为邓静莹滥用股东权利的行为，导致这些客户与杰诚公司终止合作，从而造成杰诚公司巨大的经济损失。邓静莹辩称，其并没有滥用股东权利向客户发布不实信息，而是如实披露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以及必然会发生的客观事实；杰诚公司的客户流失与邓静莹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杰诚公司要求赔付的经济损失没有合法的计算依据。为了方便贵院查明事实，邓静莹现将本案发生的经过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如下：1.2018年8月初，杰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周冬梅(也是杰诚公司的前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要求邓静莹离职并且退股。2.2018年8月下旬，周冬梅告知邓静莹要解散公司并开始进入清算阶段，让邓静莹提出书面解决方案。3.2018年8月28日，邓静莹拟定《关于解除合同关系的同意书》，并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给周冬梅。4.2018年8月31日，周冬梅明确告知邓静莹不会支付邓静莹的股本金、股本分红和劳动报酬。5.2018年9月3日邓静莹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同时申请诉前财产保存。6.从2018年9月3日开始，邓静莹对客户如实告知自己已经被迫离职，并对杰诚公司提起诉讼和申请诉前财产保存的客观事实。7.2018年9月上旬，邓静莹第一次到广州市税务稽查总局(以下简称税务稽查总局)实名举报杰诚公司具有涉税违法行为，但被明确告知不能只出示一张营业执照复印件，必须提交相关的书面证据，达到立案标准，才能予以受理。8.2018年9月11日，杰诚公司三位原股东陈健怡、刘毅锋、陈锋在杰诚公司原注册及办公地址设立同一类型的代理记账公司，公司名为广州卓越财务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越公司)。9.2018年12月7日，邓静莹经过多次补充书面资料，终于达到税务稽查的立案标准，税务稽查总局对杰诚公司以及卓越公司予以立案稽查。10.2019年5月20日，邓静莹在收到劳动仲裁裁决书和确定税务稽查机关于2019年3月已经进场稽查以后，向越秀法院提起解散诉讼。一、邓静莹并没有滥用股东权利向客户发布不实信息，而是如实披露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以及必然会发生的客观事实。1.邓静莹在2018年9月3日向越秀法院提起诉讼的同时，就已经申请了诉前财产保存。按照邓静莹一开始申请查封的财产，包括对公账户和办公电脑，但是最后越秀法院于2018年9月11日裁定仅对杰诚公司的对公账户予以查封。2.邓静莹在向越秀法院提起诉讼以后，向税务稽查总局实名举报杰诚公司具有偷税漏税、虚开增值税发票赚取利润、隐瞒无票收入以及虚报工资成本等不法行为。经过邓静莹多次补充资料，税务稽查总局经过审查以后，认为杰诚公司的违法情节比较严重，因此又再转交到广州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以下简称第一稽查局)执行，第一稽查局已经于2019年3月正式对杰诚公司以及卓越公司实施进场立案稽查，该案件正在审查过程中。关于杰诚公司是否存在涉税违法行为，邓静莹已经在杰诚公司任职超过7年，不但是员工，而且还是股东和监事，清楚地知道杰诚公司的大部分经营行为，所以邓静莹才会向税务稽查总局实名举报。3.邓静莹于2019年5月20日对杰诚公司提起解散诉讼，之所有选择在这个时间提起解散诉讼，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没有劳动争议仲裁结果，在杰诚公司清算时，邓静莹无法如实申报债权。第二、没有第一稽查局的立案稽查，在杰诚公司具有偷税漏税、虚开增值税发票赚取利润、隐瞒无票收入以及虚报工资成本等不法行为的情况下，在清算时无法核实杰诚公司的真实盈亏情况，无法切实保障邓静莹以及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邓静莹从来没有滥用股东权利，向客户发布不实消息，只是基于保障客户的知情权和切身利益，明确告知客户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以及必然会发生的事实。二、杰诚公司诉称是由于邓静莹的行为导致客户大量流失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根据杰诚公司所提交的损失明细表，其中的客户主要分为两种情况：1.编号为1-11、13的客户，在邓静莹已经被迫离职以后，都曾经在2018年9月份与邓静莹以电话或者微信的方式联系业务，邓静莹确实明白告知客户自己已经离职并且对杰诚公司提起诉讼的事实，但是邓静莹获知这些客户与杰诚公司终止合作关系却是在看到由杰诚公司向越秀法院提供证据(办理账务交接单据)的时候。2.编号为12、14-19的客户，邓静莹并不清楚上述客户是否真的已经终止了与杰诚公司的合作。但是即使这些客户确实已经流失也与邓静莹无关，从杰诚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表明，这些客户要不然就是因为自身的原因终止与杰诚公司的合作(例如编号12)；要不然就是客户虽然在2018年9月份收到杰诚公司涉诉的信息，但是却到一审判决已经发出以后才终止合作(例如编号11和编号13)，甚至是终审判决已经发出以后才终止合作(例如编号14、15、16)；要不然就是公司已经转让以后，新的法定代表人(邓静莹完全不认识)在终审判决已经发出以后终止与杰诚公司合作(例如编号17、18、19)。综上所述，邓静莹认为损失明细表中的客户流失是由各种原因造成的，邓静莹不应该对此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三、杰诚公司诉称是由于邓静莹的行为直接造成经济损失，更是无稽之谈。杰诚公司所提出的经济损失并没有任何的合法计算依据，而且并不是杰诚公司已经获得或者必然获得的经济利益，仅仅只是杰诚公司并未获得或者有可能获得的经济利益。因此邓静莹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应该是：1.邓静莹所披露的杰诚公司的涉诉信息是否不实信息。2.杰诚公司的客户流失是否由于收到邓静莹发布不实信息所导致的。3.杰诚公司的客户是否真的流失了。4.杰诚公司要求邓静莹赔付的经济损失是否杰诚公司已经得到或者必然得到的经济利益。首先，邓静莹于2018年9月3日就已经向越秀法院对杰诚公司提起诉讼并且申请诉前财产保存，而且开始对杰诚公司的涉税违法行为进行实名举报，同时邓静莹身为杰诚公司持股15％的股东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有权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在确保能够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后于2019年5月20日将提起解散公司诉讼付诸于行动。其次，杰诚公司提供的损失明细表中，编号为1-10客户的流失是因为杰诚公司强行辞退邓静莹但又拒不归还属于邓静莹的经济权益，导致邓静莹起诉杰诚公司并且申请诉前财产保存以后如实告知客户所造成的。杰诚公司不能要求邓静莹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的情况下，仍然帮助杰诚公司欺骗客户。再者，杰诚公司提供的损失明细表中编号为11、13-19的客户如果真的要流失，应该是在(2018)粤0104民初35530号民事判决书和(2019)粤01民终424号民事判决书下达以前，而不是在法律纠纷有了定性以后，简单地说，就算要流失，早在2018年9月的时候就已经流失了，何必要等到一审判决甚至终审判决下达以后呢？同时邓静莹还发现上述客户的账务交接清单全部是由杰诚公司已经离职的员工办理(而这些员工已经于2018年11月全部从杰诚公司离职并马上转到卓越公司)。所以邓静莹认为这些客户并不是真的流失了，而是杰诚公司先将其转到卓越公司，再以客户流失为理由，要求邓静莹承担损害赔偿。最后，杰诚公司所要求的经济利益并不是已经获得或者必然会获得的经济利益。杰诚公司要求按照一年时间作为计算依据，但却无法提供任何与客户签订的合作协议，仅仅只是凭借几张往来询证函(而且其中有部分还是与事实不符的)和客户在2018年9月份出具的书面情况说明，既不能证明是因为邓静莹的行为而导致杰诚公司遭受经济损失，也不能证明杰诚公司获得这些经济利益的必然性，所以邓静莹不应该对此承担任何责任。在此，邓静莹向贵院特别强调以下六点：1.关于损失明细表中编号为13的客户。邓静莹在越秀法院开庭审理过程中经过质证，就已经证明该客户在终止与杰诚公司合作关系以后，就马上与卓越公司建立合作关系。2.关于损失明细表中编号为17-19的客户。邓静莹在向上述客户披露杰诚公司涉诉的客观事实的时候，上述公司的持有人为郑震和李师莺。其后上述客户于2019年1月9日和2019年1月11日已经全部转让给张晓东，但是邓静莹根本不认识张晓东，也没有张晓东的联系方式，如何向张晓东披露杰诚公司涉诉的客观事实呢?更奇怪的是，如果上述客户要与杰诚公司撇清关系，为何又要聘请周冬梅作为编号为18的客户的公司监事并聘任一直至今呢?因此邓静莹认为上述客户并没有真正流失，只是又转到卓越公司罢了。3.关于损失明细表中编号为12的客户。杰诚公司辩称该客户的流失是由于邓静莹向广州唏泽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唏泽公司)披露关于杰诚公司涉诉的客观事实而导致流失的，理由是该客户和唏泽公司的联系人为同一个人。但是按照常理，既然收到消息的是该公司和唏泽公司的共同联系人，那么如果客户要流失，应该是两间公司在同一时间流失。现在的结果是该客户流失了而唏泽公司没有流失，这是不合常理的。杰诚公司在2019年5月7日就本案一审诉讼中呈交给越秀法院的证据5中就明确记载了唏泽公司确实是杰诚公司的客户，而且根据杰诚公司在2019年7月15日呈交越秀法院的(2019)粤0104民初20590号案件中的证据2，明确记载截止到2019年7月15日，流失客户清单内的19家客户根本就没有包含唏泽公司，杰诚公司也从来没有提供过任何唏泽公司的账务交接清单，而如今杰诚公司却又辩称唏泽公司于2019年4月15日以前就已经流失了，杰诚公司提交的证据前后不一、自相矛盾，根本不足以采信。4.关于卓越公司。杰诚公司和卓越公司的主营业务都是代理记账业务，卓越公司是在杰诚公司原来的注册和办公地址设立的，卓越公司的全体股东都是杰诚公司的前股东，甚至在卓越公司成立的时候，全体股东仍然是杰诚公司的股东，至于陈健怡、方美容、王欣欣、潘庆阳等人从2018年11月份开始就已经身为卓越公司的员工，但却代表杰诚公司处理日常业务，假如杰诚公司与卓越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在他们离职以后，杰诚公司必然会指派其他员工接管他们负责的业务。但是按照杰诚公司提供的证据，杰诚公司大部分的日常业务(除了周冬梅自行负责的日常业务以外)全部都是由他们来处理，这恰恰证明了杰诚公司和卓越公司混合经营以后，上述员工并没有真正离开，只是从杰诚公司转移到卓越公司，并与杰诚公司的客户仍然保持日常业务往来，所以杰诚公司所辩称的客户流失，并不是真的流失了，只是转移到与杰诚公司混合经营的卓越公司罢了。5.关于杰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周冬梅(现持有杰诚公司85％的股份)。周冬梅在明知杰诚公司亏损的情况下，仍然恶意串通杰诚公司的另外三位股东陈健怡、刘毅锋、陈锋在杰诚公司原来的注册及办公地址设立同一业务类型的卓越公司，让杰诚公司承担卓越公司的经营成本，同时把从业人员和客户逐步转给卓越公司，不但以损害杰诚公司的经济利益为手段从而达到损害邓静莹经济利益的不法目的，更以客户流失为理由，恶意诬陷邓静莹。6.邓静莹持有杰诚公司15％的股份，理所当然地需要按照股权比例承担杰诚公司的经营成本，无论是杰诚公司在日常经营中产生的亏损，还是杰诚公司对邓静莹诉之于法律的案件受理费，甚至是杰诚公司聘请律师所支付的律师费用，邓静莹一概需要承担15‰邓静莹损害杰诚公司的利益，对自身并不会产生任何的好处，反而会导致自身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但是为什么邓静莹仍然向客户披露杰诚公司涉诉的客观事实呢?邓静莹是在保障客户的知情权及切身利益。而且杰诚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代理记账，办公室内放置了大量的客户账务资料，邓静莹虽然是在迫于无奈的情况下对杰诚公司提起诉讼并申请诉前财产保存和向税务稽查总局进行实名举报，但是也不愿意看见其他客户在杰诚公司被法院查封财产或者遭受税务稽查的过程中受到牵连，所以邓静莹劝告客户先暂时取回账本，这才是财务从业人员最基本的职业操守。杰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邓静莹立即向杰诚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2322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全部由邓静莹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3日，邓静莹对杰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判令：1.杰诚公司向邓静莹返还股本金37500元；2.杰诚公司向邓静莹支付2017年1月至9月的股本分红16000元；3.杰诚公司向邓静莹支付工资、交通费、补贴费用、佣金提成合计23234.5元；4.杰诚公司协助邓静莹管辖的客户办理账务交接手续。一审法院立为（2018）粤0104民初35530号案，并根据邓静莹的申请于2018年9月11日作出（2018）粤0104民初3553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扣押杰诚公司名下合计价值76734.5元的财产，实际执行中，冻结了杰诚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的银行账户76734.5元的存款。诉讼中，一审法院向邓静莹释明其诉讼请求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后邓静莹选择以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为由要求杰诚公司支付2017年1月至9月的股本分红16000元。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10日作出（2018）粤0104民初35530号民事判决书，驳回邓静莹的诉讼请求。邓静莹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12日作出（2019）粤01民终4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于2019年2月26日解除对杰诚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的银行账户76734.5元的存款的冻结。上述案件中，杰诚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杰诚公司单方制作的《发布不实消息的名单》，名单包括广州大藏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藏公司）等14家公司；2.大藏公司等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为邓静莹通知该公司因杰诚公司涉及法律纠纷，法院要封账，将影响该公司的财务记账和报税业务，提醒该公司取走存放在杰诚公司的账簿等内容；3.邓静莹向杰诚公司客户发出的短信记录，内容为，“经越秀区法院裁定，现决定对杰诚公司的对公账户进行查封，同时开庭审理时会提请法院解散公司，由于杰诚公司经营中存在违法行为，所以如果有需要，请贵公司配合越秀区法院的调查取证工作，为了维护所有客户的利益，作为股东之一，我会及时向各位客户通报本次诉讼的进展”；4.邓静莹向杰诚公司客户发出的微信记录，内容为，“……第一，我现在已经不在杰诚公司上班了，第二，由于杰诚公司可能会给税局查账，有可能牵连到品金，请你提前做好准备”；5.邓静莹向杰诚公司客户发出的邮件记录，内容为：由于杰诚公司在2018年9月可能会面对税局稽查的风险，鉴于目前贵公司以……和杰诚公司合作的财务外包制度存……账务的违规操作，在杰诚公司被稽查的同时很大可能会牵连到贵公司，因此请贵公司提前准备好可能被稽查的风险；6.杰诚公司出具的《已流失客户名单》以及其与客户交接的签收凭证，名单包括广州市斯达克科技有限公司在内的10个商事主体。杰诚公司主张上述证据1-5证明邓静莹滥用股东权利，向杰诚公司的众多客户发布杰诚公司被税局稽查、违法违规经营、法院要封账等不实消息，通知客户拿回存放在杰诚公司处的资料并重新再找财务公司合作，严重影响杰诚公司的商誉、造成杰诚公司客户大量流失，极大损害了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权益。杰诚公司主张上述证据6证明由于邓静莹的行为，导致客户大量流失，杰诚公司与这些客户办理交接手续，这些客户有些已经和杰诚公司合作长达10年以上，流失的客户均已经办理交接手续，其中包括邓静莹原第四项诉讼请求的内容。邓静莹在该案庭审中，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本案中，邓静莹质证称其并非发布不实消息，只是披露杰诚公司的真实经营情况，包括邓静莹另案起诉杰诚公司申请查封、向税务部门实名举报杰诚公司、对杰诚公司提起解散之诉，都是已经或正在发生的事实。2018年12月14日，邓静莹以杰诚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广州市越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2019年4月8日，该仲裁委作出穗越劳人仲案﹝2018﹞215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杰诚公司支付邓静莹2018年7月至8月期间的基本工资7600元、餐费补贴450元、通讯补贴100元、2018年1月至8月期间的交通补贴1600元、2018年4月至6月期间的留存工资2280元、业绩提成10420元、2017年汇算清缴提成1682元、2018年双薪2533元、2018年6月至8月期间的高温津贴450元、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28500元，驳回邓静莹的其他仲裁请求。杰诚公司不服，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12日作出（2019）粤0104民初198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杰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杰诚公司向邓静莹支付2018年7月至8月期间的基本工资7600元、餐费补贴450元、通讯补贴100元、2018年1月至8月期间的交通补贴1600元、2018年4月至6月期间的留存工资2280元、业绩提成10420元、2017年汇算清缴提成1682元、2018年双薪2533元、2018年6月至8月期间的高温津贴450元、经济补偿28500元。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4日作出（2019）粤01民终1791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5月20日，一审法院对邓静莹诉杰诚公司公司解散纠纷一案决定立案受理，案号为（2019）粤0104民初20590号。2019年5月24日，广州市越秀区财政局向杰诚公司发出《催办函》，内容为：根据《代理记账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杰诚公司应于2019年4月30日前办理在代理记账机构网上年度备案报送工作，报送代理记账机构基本情况表、专职从业人员变动情况；该局催促杰诚公司于2019年6月25日前到广州市越秀区财政局会计专业服务大厅办理报送手续，逾期未办理的，将按规定将杰诚公司列入重点关注名单，并向社会公示。2019年5月29日，杰诚公司向邓静莹发出《广州市杰诚财务咨询有限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议的通知》，通知会议于2019年6月14日进行，会议拟表决事项为拟取消公司许可经营项目（即代理记账服务）的经营范围，变更公司的经营范围，并就变更经营范围的股东会决议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2019年6月11日，杰诚公司向邓静莹发出《广州市杰诚财务咨询有限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议的通知》，通知会议于2019年6月27日进行，会议拟表决事项为公司办公场所的租约已到期，拟停止租用广州市越秀区寺右新马路17号908房。2019年6月13日，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稽查局向邓静莹出具《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稽查局检举税收违法行为受理回执》，内容为：邓静莹于2018年12月7日对杰诚公司涉嫌税收违法行为的检举，该局于2018年12月7日决定受理，对邓静莹及所检举事项，该局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相关规定严格保密。杰诚公司提交了邓静莹在（2019）粤0104民初6841号案（原告为邓静莹，被告为陈锋、陈健怡、刘毅锋，案由为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中所提交的证据材料清单及其中的《业务客户清单》。《业务客户清单》载明41个主体的名称、纳税人识别号、法人/联系人、电话。杰诚公司主张其中的广州维莫苏贸易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区爱佳倍教育培训中心并非杰诚公司的客户，邓静莹则主张清单中的主体均为杰诚公司的客户。杰诚公司提交了《已流失客户名单》及交接凭证、情况说明，拟证明杰诚公司客户流失情况，名单包括广州市斯达克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雅俗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俗客公司）、广州市同乐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乐和电子公司）、广州市同乐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乐和文化公司）在内的20个商事主体。杰诚公司为证明其与流失的客户之间存在长期合作关系以及双方之间的服务费用金额，提交了同乐和电子公司、同乐和文化公司等出具的《往来询证函》，杰诚公司向广州市越秀区同泰小食店、广州市越秀区同泰小食店催收函件以及杰诚公司向同乐和电子公司等开具的发票。邓静莹为证明雅俗客公司、同乐和电子公司、同乐和文化公司是在转让后才终止与杰诚公司的合作，与邓静莹无关，提交了上述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雅俗客公司、同乐和电子公司于2019年1月9日发生股东变更，同乐和文化公司于2019年1月11日发生股东变更。另查明，杰诚公司于2005年8月8日成立。2017年12月8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越秀分局准许杰诚公司的变更登记申请及章程备案，股东由陈健怡、邓静莹、周冬梅变更为陈锋、陈健怡、邓静莹、刘毅锋、周冬梅。2018年12月16日，陈锋、陈健怡、刘毅锋与周冬梅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将其持有的杰诚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周冬梅。2018年12月28日，杰诚公司的股东从周冬梅、邓静莹、陈锋、陈健怡、刘毅锋变更为周冬梅、邓静莹，周冬梅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邓静莹担任监事。2019年6月17日，经营范围从企业财务咨询服务、投资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代理记账服务，变更为企业财务咨询服务、投资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2019年7月8日，杰诚公司的住所地从广州市越秀区寺右新马路17号908房变更为广州市越秀区解放中路306号302自编306R。2019年9月9日，杰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经理从周冬梅变更为梁鹏。卓越公司于2018年9月11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陈健怡，股东为陈锋、陈健怡、刘毅锋，住所地为广州市越秀区寺右新马路17号908房，经营范围包括代理记账服务、企业财务咨询服务、企业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工商登记代理服务等。诉讼中，关于杰诚公司的经营状况，杰诚公司称其目前只剩下五六家客户，邓静莹则称因其已无法进入公司也无法接触公司业务，故不清楚公司经营情况。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邓静莹在2018年9月3日对杰诚公司提起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后，向杰诚公司的客户发出通知，称杰诚公司存在违法行为，有可能被税务稽查，通知客户取走账簿以及邓静莹将诉请解散公司。本案争议焦点为：邓静莹的上述行为是否属于滥用股东权利损害杰诚公司利益。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根据邓静莹在（2018）粤0104民初35530号案中的诉讼保全申请，冻结了杰诚公司的银行账户存款；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稽查局于2018年12月7日决定受理邓静莹对杰诚公司涉嫌税收违法行为的检举；邓静莹也于2019年5月20日提起解散公司之诉。因此，邓静莹向杰诚公司的客户发送包含上述情况的信息并不构成滥用股东权利损害杰诚公司利益的行为，杰诚公司主张邓静莹赔偿流失客户的损失，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于2019年12月16日判决如下：驳回广州市杰诚财务咨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783元，由广州市杰诚财务咨询有限公司负担。经审理查明，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邓静莹向本院补充提交如下证据：（2019）粤0104民初19865号案件的开庭审理笔录和（2019）粤0104民初20590号案件的开庭审理笔录，拟证明杰诚公司在两件案件中所提供的证据前后不一，自行矛盾，不足以采信。杰诚公司质证认为：1.该证据已过举证期限，不属于新证据；2.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对其拟证明事项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本案系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综合杰诚公司与邓静莹的诉辩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邓静莹是否存在滥用股东权利损害杰诚公司利益的行为。关于上述争议，杰诚公司以邓静莹作为公司股东，向公司客户发布公司账户被封、公司的经营存在违法行为、可能被税局稽查、要解散公司，要求客户取回存放在杰诚公司的账簿等不实信息，属于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应对公司客户流失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邓静莹于2018年9月3日对杰诚公司提起公司盈余分配之诉、于2019年5月20日提起的解散公司之诉，一审法院基于邓静莹在前一诉讼提出的诉讼保全申请，冻结了的杰诚公司的银行账户存款，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稽查局亦于2018年12月7日决定受理邓静莹对杰诚公司涉嫌税收违法行为的检举。在上述诉讼期间及举报期间，邓静莹向杰诚公司客户发送的包含上述情况的信息不属于不实信息，尚不足以认定其主观上存在恶意或滥用股东权利的情形。杰诚公司提交的《已流失客户清单》为其自行制作，部分客户出具的《情况说明》仅为书面证词且未出庭作证，从证据形式、效力而言亦不足以认定其所主张的客户流失与邓静莹发送信息的行为之间存在必然关联，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邓静莹向杰诚公司客户发送信息并非滥用股东权利损害杰诚公司利益的行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杰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83元，由上诉人广州市杰诚财务咨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国平平审判员  易超前审判员  汤 瑞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书记员  张 蔚任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