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粤7101行初1500号原告：广州市德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8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231251640Y。法定代表人：李德俊，职务：总经理。委托代理人：乐云龙，该公司员工。委托代理人：詹俊妮，广东华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吉祥路8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401003557431960。法定代表人：彭高峰，职务：主任。委托代理人：张璐璐，该委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王伟国，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州摩托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中路35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1904718736。法定代表人：严壮立，职务：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谢思思，该公司员工。第三人：广州自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南石路28号自编13栋4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058922534F。法定代表人：陈作新，职务：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马辉，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惠娟，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市德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信公司）不服被告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国规委）房地产登记行为纠纷一案，第三人为广州摩托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托公司）、广州自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自缝公司）。本院于2017年4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德信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詹俊妮、乐云龙，被告市国规委的委托代理人王伟国、张璐璐，第三人摩托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谢思思，第三人自缝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马辉、张惠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德信公司诉称，德信公司于1995年，经广州市国土房管局穗国土［1995］建用通字第138号文批准，同意征用新港西路××号之一、之二、之三地段的房屋，该上述房屋于1985年申请建设，并于1992年3月21日，经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穗房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核准，该房屋坐落在新港西路××自××号，建筑基地面积为3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2700平方米，建筑层数为9层。其中在该房屋所有权证中注明土地使用证号为穗地字第93785号，核准日期为1992年3月21日。而在该同日与上述房屋所有权证同时所发出的穗地证字第xx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核准中使用性质用途为厂房、办公室、住宅。核准日期为1992年3月21日。上述穗房证字第××号，于1996年8月20日的房屋所有权证中还注明未售之一、之二、之三首层，同时并盖有穗房改办业务专用章，即至1996年8月20日，被告对上述核准中的建筑面积和用途均没有作出过任何改动，即同样继续是建筑基地面积为3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2700平方米，使用性质用途为厂房、办公室、住宅。另外，该涉案的新港西路××号之一、之二、之三的产权人华南缝制设备集团公司，于1994年1月15日发函给新港街派出所，其自我认定并注明新港西路xx号大院自编xx号，实际上是新港西路××号大楼的“职工宿舍”。新港派出所于1994年1月17日出具：“经查核，情况属实”，且在该份申请证明中的2000年5月19日，同样是产权人华南缝制设备集团公司再继续盖章注明：“此证明入了统字：529531处，与原件相符”的自我证明该106号大楼是“职工宿舍”。2000年6月13日，该涉案中的产权人华南缝制设备集团公司再向新港西路派出所发函，再次请求证明其新港西路××号之一、之二、之三是其单位的基建的职工宿舍，请求给予证明。新港街派出所于2000年6月14日出具：“新港西路××号之一、之二、之三门牌已在我所登记入户”。同样，该上述请求证明函中，再次自我证明该x号大楼是“职工宿舍”。从上述的证据事实中已知，由1992年3月21日，经广州市房屋管理局所核准的穗房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和穗地证字第009378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均证实了新港西路××号之一、之二、之三并经批准同意的建筑基地面积为300平方米，且核准的总建筑面积为2700平方米，使用性质用途为厂房、办公室、住宅。而核准后直至1996年8月20日则从来没有任何改变过，以及再至2000年6月16日前，也同样没有任何之后新的文件、法规规定要求改变过。鉴于上述证据和事实，原告认为被告其上述2000年6月16日所不当变更出具的Ｎｏ.106441《广州市房地产权属证明书》无任何证据事实和法律依据。为此，希望法院能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重新审核并撤销Ｎｏ.106441《广州市房地产权属证明书》。综上所述，请求法院：1.撤销征审字7590号房地产权属证明书，Ｎｏ.106441号，具体内容为首层建筑基地面积为336.14平方米，使用性质为商业，二楼以上除房改房外面积为265.41平方米住宅面积，合计总建筑面积为601.55平方米的不当行政行为；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市国规委辩称，一、原告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提起行政诉讼。根据不动产登记簿记载，“海珠区新港西路××号之1、之2、之3号首层、2楼以上除房改房外”房屋，产权人为华南缝制设备集团公司（现第三人摩托公司），房屋登记字号为征审字7590号，核发有Ｎｏ.106441《房地产权属证明书》。据此，该房地产权证的产权人或行政相对人是本案第三人，并非是本案的原告，原告在既不涉案房屋的买受人，也不是涉案房屋的抵押权人，更不是涉案房屋合法的产权人的情况下，其对涉案房屋不享有任何权利。其与市国规委向华南缝制设备集团公司核发房地产权证的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第一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行政诉讼”的规定，因此，原告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二、市国规委核发Ｎｏ.106441《房地产权属证明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涉案房屋在以征审字7590核准登记前，房屋登记字号为统字124884号，核发有穗房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穗房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上明确记载，涉案房屋座落于海珠区,产权人为广州市华南缝纫机工业公司,建基面积为3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2700平方米，同时备注有“本证的房地面积及界址是按自报核发,如有差异以实测为准”。2000年5月11日，华南缝制设备集团公司持广州市公有房屋及用地登记申请书、穗房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穗地证字第009378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遗失报建原批文内容证明书、报告、门牌证明、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等一批材料，申请办理更名、分割、变更登记，市国规委以登记征审字第7590号案受理。经查，公安部门及居委会出具的证明确认新港西路××号之一、之二、之三是在新港西路xx号自编Ｉxx位置上建设的宿舍；（85）建字第640号《报建审核意见书》上载，涉案房屋“首层商店，二层以上为宿舍”，（86）建字第192号《报建审核意见书》反映涉案房屋为“商店、住宅楼”，华南缝制设备集团公司的申请报告也确认新港西路××号之一、之二、之三首层为商铺；广州市房地产查丈原图反映，涉案房屋原按自报发证，实测与报建图对比基本相符，建基面积为336.138平方米，总建设面积为3125.914平方米。同时由于涉案房屋已进行房改，在剔除已房改面积后，市国规委按照《广东省城镇房地产权登记条例》等法律、法规进行审查，未发现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指向的涉案房屋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或限制办理转移登记的情形，也没有发现有其他权属纠纷或瑕疵，于是市国规委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将“新港西路××号之一、之二、之三首层，二楼以上除房改房”以华南缝制设备集团公司名义核准登记，并向其核发了Ｎｏ.106441房地产权属证明书，确认涉案房屋首层建筑面积为336.14平方米，使用性质为商业，二楼以上除房改房外面积为265.41平方米住宅面积，合计总建筑面积为601.55平方米。市国规委在核发涉案房屋的房地产权证的申请、受理、审核等全过程中，已经尽到法律规定的审慎审查的义务，不存在超越、滥用职权和违法的情形，更不存在侵害原告合法权益的行为。三、市国规委在整个发证过程中，程序合法，不存在违法情形。市国规委在整个收件、受理、审查等环节中，始终严格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规定，依法办理、依法行政，不存在超越、滥用职权等违法的情形。四、市国规委核发Ｎｏ.106441《房地产权属证明书》的法律依据。《广东省城镇房地产权登记条例》第三条、第八条第（五）项、第九条。综上所述，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为此，市国规委请求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情况下，依法做出公正裁判，维护市国规委的合法权益。第三人摩托公司述称，一、摩托公司与被诉行政行为没有利害关系、与本案处理结果也没有利害关系，摩托公司不是本案的第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起诉讼，或者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所涉的Ｎｏ.106441《广州市房地产权属证明书》所载明的所有权人为华南缝制设备集团有限公司。原告提交的《关于新港西路××号拆迁补偿安置的函》落款人为华南缝制设备集团公司和第三人自缝公司。涉案房屋项下原有的财产所有权及一切相关权利自2012年12月14日起转移至自缝公司。华南缝制设备集团公司、自缝公司与摩托公司均为独立法人，且摩托公司与被诉行政行为和本案的处理结构均没有利害关系，因此，摩托公司与本案无关，不是本案的第三人。二、原告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提起行政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行政诉讼。权属证明书所载明的所有权人为华南缝制设备集团公司，并非本案的原告。原告既不是权属证明书中房屋的买受人、也不是抵押权人和所有人，对此房屋不享有任何权利，原告与被告权属证明书的发放行为不存在利害关系，因此，原告不是适格主体。综上所述，原告的诉求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予以驳回。第三人自缝公司述称，一、德信公司不具原告诉讼主体资格。首先，案涉《广州市房地产权属证明书》是市国规委向华南缝制设备集团有限公司（后变更为自缝公司）核发的房地产权属证明书。因此，德信公司并非案涉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其次，德信公司既非权属证明书所载案涉106号房屋的权属人、亦非买受人、抵押权人，其对案涉106号房屋不享有任何合法权益。据此，德信公司与案涉行政行为并无利害关系。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明确规定，德信公司不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而德信公司提供的自缝公司于2011年1月6日向其出具的《关于新港西路××号拆迁补偿安置的函》，除证明自缝公司催告德信公司就案涉xxx号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依法依约承担义务外，并不能证明德信公司就案涉xx号房屋享有任何合法权益。因此，德信公司称此函“证明被诉行政行为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显属无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之规定，被答辩人的起诉应予驳回。二、市国规委核发权属证明书之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依法应予维持。案涉106号房屋于1985年期间由自缝公司依法取得相关报建批准文件后自建，该等报建批准文件载明案涉106号房屋首层之使用性质为商业。其中：1.1985年9月24日核发的建筑许可证［（85）建字第640号］之相关批文意见：“同意按图示位置报建商住楼一幢（首层商店，二层以上宿舍……首层商店应交市商委统一安排……；”2.1986年3月7日核发的建筑许可证［（86）建字第192号］之相关批文意见：“同意该商店、住宅楼续建第五至八层……”3.1986年4月15日核发的建筑许可证［（86）建字第372号］之相关批文意见：“同意该楼加建第九层作宿舍……”案涉106号房屋于1992年3月21日核发的穗房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载明，海珠区新港西路82号自编Ⅰ-17号楼产权人为广州市华南缝纫机工业公司，建基面积为3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2700平方米，同时备注有“本证的房地面积及界址是按自报核发，如有差异以实测为准。”及至2000年5月11日，鉴于穗房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所载“新港西路82号自编Ⅰ-17号楼”的地址已申领门牌为新港西路××号之一、之二、之三，且实测建基面积336.14平方米应根据前述批准文件确认使用性质为商业等事项，华南缝制设备集团公司根据《广州市城市规划条例》、《广东省城镇房地产权登记条例》之相关规定，向市国规委提交《广州市公有房屋及用地登记申请书》、穗房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穗地证字第xx《国有土地使用证》、报建图纸、遗失报建原批文内容证明书、报告、门牌证明、申请人身份证明等材料，申请办理房屋更名、案涉xxx号房屋首层建筑面积336.14平方米的使用性质为商业等登记手续，并经市国规委以登记征审字第7590号案受理、及后依法定程序核发权属证明书，确认案涉106号房屋首层建筑面积为336.14平方米,使用性质为商业，二楼以上除房改房外面积为265.41平方米住宅面积，合计总建筑面积为601.55平方米。据此，自缝公司根据载明案涉106号房屋首层使用性质等内容的报建批准文件等材料，向市国规委申请办理案涉106号房屋首层建筑面积336.14平方米的使用性质为商业等登记手续，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市国规委就案涉106号房屋核发权属证明书的行政行为合法有效，依法应予维持。同时，根据《广东省城镇房地产权登记条例》第四条“依法核准登记的房地产权利受法律保护。房地产管理部门核发的房地产权证是房地产权利人依法经营、使用或者处分该房地产的凭证。”等规定，自缝公司依据权属证明书所享有案涉106号房屋的合法权益依法应受法律保护。三、假如德信公司为适格原告，在此前提下，德信公司主张撤销权属证明书已过法定起诉期限，其起诉依法应予驳回。自缝公司在案涉106号房屋建成交付使用后，首层房屋即依批准文件核准的内容作为商业用途使用。而早于2000年4月15日之前，德信公司已完全知悉案涉106号房屋首层使用性质为商业用途、完全知悉广州市国土局房管局（现为市国规委）已确认案涉106号房屋为商住楼、首层房屋使用性质为商业；德信公司并于2006年之前已完全知悉案涉行政行为之内容。据此，假如德信公司具备适格原告主体资格，其应于法定的起诉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诉讼，但德信公司却直到2017年4月24日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2015年5月1日前起诉期限尚未届满的，适用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2015年5月1日前施行的《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之规定，德信公司之起诉显然已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之规定，被答辩人之起诉应予驳回。综上所述，案涉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德信公司并非适格原告，其诉求既无事实依据，更无法律依据，且已超过起诉期限。根据《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德信公司的起诉应予驳回。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德信公司的起诉，维护自缝公司的合法权益。经审理查明，涉案房地产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即原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82号大院Ｉ-17号楼，涉案房地产于2000年已被拆除。涉案房地产原产权人为广州市华南缝纫机工业公司，后变更为华南缝制设备集团公司，之后华南缝制设备集团公司经过合并、分立的过程变更为摩托公司和自缝公司。1992年3月21日，原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对广州市华南缝纫机工业公司核发穗地证字第xx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及穗房证字第xxx《房屋所有权证》，其中《国有土地使用证》记载，土地座落“海珠区新港西路x号大院自编Ｉ-01～Ｉ-17楼”，用途为“厂房、办公室、住宅”，登记字号为“土字xxx号”。《房屋所有权证》记载，房屋座落“海珠区新港西路××自××号”，建筑结构及层数“钢筋混凝土9层”，建筑基地面积300ｍ2，总建筑面积2700ｍ2，使用土地面积193568ｍ2，土地使用证号穗地字第93785号，房屋共有权情况记载“未售之一、之二、之三首层。96.8.20，之一101.102，之二101.102，之三101.102”并加盖“穗房改办业务专用章”，备注处加盖“本证的房……界址是按自报核发……以实测为准”，登记字号统字124884号。上述《房屋所有权证》上已加盖注销章。2000年5月11日，华南缝制设备集团公司向原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提交《广州市公有房屋及用地登记申请书》，申请对涉案房地产除房改房外部分的产权登记，其中权属来源情况及本次申请登记情况处记载“该宿舍原核发的《房地产证》的总建筑面积是按我单位自报核发的，在1996年职工房改的时候发现实地面积与《房地产证》的面积不符，现由于地铁拆迁，我单位向贵局申请更正原《房地产证》的总建筑面积。另原《房地产证》的名称是华南缝纫机工业公司，在1997年经广州市经济委员会以穗经企[1997]46号文精神，将原华南缝纫机工业公司并入华南缝制设备集团公司，现申请将该原所有人的名称改为华南缝制设备集团公司。（其中首层商铺面积为336.1380m2，2层以上住宅面积为265.416m2）”主管单位意见处记载“情况属实”并加盖“广州摩托集团公司”公章，日期为2000年5月11日。原广州市国土局房管局于2000年6月16日核发Ｎｏ.106441《广州市房地产权属证明书》（以下简称涉案证明书），记载：“下列房地产权属，经审查已确认，并以征审字7590号登记在案。请凭此证明书于年月日前到拆迁办办理产权交换手续。”所有权人（单位）为华南缝制设备集团公司，所有权来源1985年建，占有份额全部，房屋座落海珠区新港西路××-1-2-3首层，二楼以上除房改房外,建筑结构及层数钢筋混凝土9层，建筑基地面积336.14平方米，共用土地面积336.1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01.55平方米，备注记载“首层面积336.14ｍ2为商业，二楼以上为住宅，该楼由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经我局穗房拆字（2000）22号批准拆迁。”市国规委主张，穗房证字第xxx《房屋所有权证》备注处记载该证面积是按自报核发，因此核发涉案证明书时根据实测核发，并提交《广州市房地产查丈原图》复印件，上有总占地平面图一份，并有记载：房地产面积336.1380ｍ2，建基336.1380ｍ2，阳台（8）9.1520ｍ2，阳台（7）18.3040ｍ2，总建筑3125.9140ｍ2，申请人（单位）华南缝制设备集团公司，查丈人意见“该大楼现按实测尺寸绘图计积，层高2.8ｍ，该大楼原证为大院用地，现部份用地被其它单位征用，现该大楼按独立用地出图，按新编地号为Ｄ1306图第10幅26地号。2000年5月9日”，审查人意见“该楼原以统字124884号按自报发证，用地面积按大院用地，现大院部份用地已被其它单位征用，现将其大楼作独立用地，独立地号处理，实测与报建图对比基本相符，现同意送审核办。2000年5月9日”，审查人意见处盖有私章一枚，左下角记载查丈“陈鹏”，右下角记载“广州市房地产测绘所绘制”。关于总建筑面积601.55ｍ2是结合华南缝制设备集团公司提交的《新港西路××号住户房改情况表》之一、之二、之三上的房改面积计算的，具体的计算方式为3125.9140ｍ2减去三张表中房改房面积之和，得出265.416ｍ2，再加上首层336.1380ｍ2，得出601.55ｍ2。关于涉案证明书中备注处记载“首层面积336.14ｍ2为商业，二楼以上为住宅”是根据原报建材料登记的，并提交《遗失报建原批文内容证明书》复印件三份，在市规划局档案室（签章）处盖有“此文自我馆藏规划局档案（85建0640号）文，附图6张，2000年4月28日”。关于三份《遗失报建原批文内容证明书》复印件的内容，其一记载：建设单位广州工业缝纫机厂，工程地点新港西路82号，工程项目宿舍，审批时间85年5月6日，报建编号及原建筑许可证号码（85）建字第640号，批准层数一幢四层，原建筑许可证发放日期85年9月24日，建筑面积1200ｍ2，结构框架，原批文意见“1.同意按图示位置报建商店，宿舍楼一幢（首层商店二层以上宿舍），八层基础设计，先建四层，首层商店应交市商委统一安排……”其二记载：建设单位广州工业缝纫机厂，工程地点新港西路82号，工程项目宿舍，审批时间86年2月28日，报建编号及原建筑许可证号码（86）建字第192号，批准层数一幢四层，原建筑许可证发放日期86年3月7日，建筑面积1200ｍ2，结构框架，原批文意见记载“1.同意该商店、住宅楼续建第五至八层。2.不同意加建第九层。3.有关要求仍按我局（85）城建字第640号审核意见书的意见办理。”其三记载：建设单位广州工业缝纫机厂，工程地点新港西路82号，工程项目宿舍，审批时间86年4月5日，报建编号及原建筑许可证号码（86）建字第372号，批准层数一幢一层，原建筑许可证发放日期86年4月15日，建筑面积框架300ｍ2，结构框架，原批文意见记载“1.同意该楼加建第九层作宿舍。2.有关消防安全问题应报市公安局十二处审核按其意见办理，并将其意见补送我局备案。3.有关其它规定仍应按我局（85）建640号审核意见书的意见办理。”德信公司经质证认为市国规委出示的证据均为复印件，均不予确认，并主张根据原穗房证字第0125916《房屋所有权证》记载，建筑基地面积300ｍ2，而被告依据的《广州市房地产查丈原图》只有一份总占地平面图，没有分户图及各楼层平面图，且没有加盖广州市房地产测绘所公章，其内容和形式均不符合规范要求；关于备注处记载的用途不当，根据穗地证字第009378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记载的用途为“厂房、办公室、住宅”，涉案楼房应当为住宅。德信公司表示其系涉案房地产的拆迁补偿单位，其于2017年通过查询档案才获知涉案证明书的相关情况。自缝公司与摩托公司确认德信公司系涉案房地产的补偿单位，但认为德信公司不是涉案证明书的权利主体对本案不具有利害关系，且德信公司对于涉案房地产首层336.14平方米商铺和二至九层宿舍楼梯分摊面积265.41平方米的情形早已知悉，故其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自缝公司并提交相关证据：1、2000年4月23日广州市国土局方管局办公室的会议纪要已明确记载“一、采取一切措施，全力支持地铁2号线按期开工建设……属于江南美景花园的二期用地（部分）由地铁总公司临时借用，作地铁中大站施工用地，工程完成后，将退回给广州市德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因此德信公司必须承担被拆迁户的补偿安置，负责与被拆迁户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二、采取多种方式补偿安置华缝公司9层商住楼的被拆迁户……对首层房屋的拆迁，应严格按照规划部门批准的使用性质予以补偿……”自缝公司表示德信公司亦参加了该次会议。2、华南缝制设备集团公司于2007年2月14日向德信公司作出的《关于催办××号拆迁补偿安置的函》、华南缝制设备集团公司于于2011年1月5日向德信公司作出的《关于新港西路××号拆迁补偿安置的函》（该函德信公司立案时亦作为证据出示，但庭审中德信公司表示撤回该证据）、广州摩托集团有限公司于2011年12月20日向德信公司作出的《关于新港西路××号拆迁补偿安置的函》，其中均表示位于新港西路××号首层商铺产权面积336.14ｍ2和二至九层楼梯分摊面积265.41ｍ2的产权面积等至今仍未得到合法的补偿及安置。3、德信公司于2006年1月23日向华南缝制设备集团公司作出的函，记载：“关于贵司提出位于新港西路××商铺面积336.14平方米回迁安置的问题，我司同意回迁第二期……”德信公司于2013年11月13日向自缝公司作出的《关于新港西路××号拆迁补偿安置的函》，记载：“贵司位于新港西路××号之一、之二、之三首层336.14平方米商铺和二至九层宿舍楼梯分摊面积265.41平方米属我司征用红线范围内……”等等。以上事实，有《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广州市公有房屋及用地登记申请书》《广州市房地产权属证明书》《广州市房地产查丈原图》复印件、《新港西路××号住户房改情况表》、《遗失报建原批文内容证明书》复印件、会议纪要、《关于催办××号拆迁补偿安置的函》《关于新港西路××号拆迁补偿安置的函》等证据及各方当事人陈述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涉案房地产原产权人为广州华南缝纫机工业公司，后变更为华南缝制设备集团公司，之后华南缝制设备集团公司经过合并、分立的过程变更为摩托公司和自缝公司，而摩托公司和自缝公司均确认德信公司为涉案房地产的拆迁补偿单位，且自缝公司提交的会议纪要、《关于催办××号拆迁补偿安置的函》等证据亦反映出德信公司与涉案房地产的拆迁安置补偿关系，因此德信公司虽不是涉案证明书的权利主体，但其与涉案证明书的核发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关于起诉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虽然自缝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表明德信公司对涉案房地产首层336.14平方米商铺和二至九层宿舍楼梯分摊面积265.41平方米的补偿安置处于争议协商状态，但相关函件中均未提及涉案证明书的存在，因此就此认定德信公司在争议过程中知晓涉案证明书证据不足，德信公司主张其于2017年通过档案查询获知涉案证明书，并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广东省城镇房地产权登记条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县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负责房地产权登记管理工作，受本级人民政府的委托，对申请登记的房地产依法进行审查和确认房地产权属，核发房地产权证。”华南缝制设备集团公司于2000年5月11日向原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申请对涉案房地产除房改房外部分的产权登记，被告据此核发涉案证明书，本案争议事项在于涉案证明书登记的面积和用途。关于面积方面，涉案证明书登记的建基面积等与穗房证字第0125916《房屋所有权证》不同，市国规委主张上述《房屋所有权证》备注处已记载该证面积是按自报核发，因此核发涉案证明书时根据实测核发并无不当，并提交《广州市房地产查丈原图》复印件；德信公司主张该《广州市房地产查丈原图》只测绘了涉案房地产总占地平面图，没有分户图及各楼层平面图，且没有加盖广州市房地产测绘所公章，对此，关于测绘方法是否符合测绘规范属于测绘专业判断领域，但关于该原图未加盖广州市房地产测绘所公章，德信公司据此对测绘单位是否为广州市房地产测绘所提出质疑属于合理怀疑，原广州市国土局房管局对此未作审查不当。关于用途，根据1992年3月21日核发的穗地证字第009378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涉案房地产所在地块的用途为“厂房、办公室、住宅”，本案中市国规委并未提交证据显示原广州市国土局房管局核发涉案证明书时审查了上述《国有土地使用证》及穗房证字第0125916《房屋所有权证》的档案材料，因此不能反映出1992年登记规划用途的具体情形；原广州市国土局房管局仅根据《遗失报建原批文内容证明书》中记载的（85）建字第640号等规划批文进行登记为“首层面积336.14m2为商业，二楼以上为住宅”，理由不充分。综上，市国规委主张核发涉案证明书符合规定，证据不充分，德信公司请求撤销涉案证明书，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撤销原广州市国土局房管局于2000年6月16日作出的《广州市房地产权属证明书》（N0.106441）。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 判 长  钱秀娟人民陪审员  邓国权人民陪审员  朱岳华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一日书 记 员  陈秋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