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03民初978号原告:温州市金来利电子锁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州市龙湾区永强大道357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037258940801。法定代表人：季克龙。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张青腾、张彬彬，系温州市龙湾区罗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汪小卫，男，1982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瑞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吴振华，瑞昌市城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温州市金来利电子锁业有限公司与被告汪小卫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20年4月21日、2020年5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温州市金来利电子锁业有限公司的代理人张青腾、张彬彬与被告汪小卫的代理人吴振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货款32193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3年初，被告应聘为原告在上海市开设办事处员工，负责产品销售工作。2016年1月18日，被告以买卖方式受让了原告留下的所有库存产品，计价为196216.7元。此后被告陆续向原告购买不同规格与型号的锁具。截止2016年12月13日，经被告签字确认，被告尚欠原告货款125713.3元。此后，原告向被告催讨无果，遂诉至法院。原告于第二次庭审中确认：除库存产品受让外，被告尚欠货款金额应为123927.1元，故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被告偿还货款320143.8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另外，原告当庭补充陈述：原告因上海成立办事处需要，所以招聘销售人员。被告一开始是在宁波进行试用考核的，所以2012年年末这段时间在宁波。后来被调到了上海负责销售。模式是公司发货给被告，被告销售后，向公司提供出库单，据此结算应交付给原告的货款。2014年开始时，被告提出想要承包上海的业务，实质上就是被告想要独立出去与原告建立代理销售或者买卖合同关系。当时原告发现被告定期上报的库存量变化不大，销售量很低，为原告公司利益考虑，原告就同意被告独立出去自己经营。2014年底，双方基本协商一致同意由被告受让库存产品，独立对外销售。所以2015年1月份，原告派办事员前往上海与被告进行了库存盘点确认，制作形成了库存对账单。当时原告一直与被告协商要求将具体库存产品金额明确下来，但被告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脱不配合对账结算，也没有在库存对账单上签字确认。直到2016年1月，原告再次派人前往被告处要求被告签名确认，库存表格上的“截止至2016年1月18日退货已请”是原告派去的工作人员书写的，涂改是因为笔误，是当场更正的，而非事后原告自行篡改。被告答辩称：第一、原告提供的2017年5月29日对账单被告予以认可，据此被告认为目前尚欠原告的货款金额应为123927.1元。第二，原告诉称2016年1月18日被告受让了原告库存产品196216.7元，不属实，不存在此事。被告在原告处任职期间大概是2013年初至2015年3月。在上海任职的时候，被告是和吴远义一起销售公司产品，先从公司订货、货物放在租房处，产品销售给客户后被告送货上门，每个月上报给公司，有些客户结账后把钱给被告，被告就转给公司，有些客户是直接把钱给公司的。这些业务有的是被告经办的，有的是党广通经办的。2015年3月4日之后，被告就不再是原告的员工，而与原告是销售代理的关系。原告提供的库存产品表格实际是被告2015年1月18日签字确认的，库存盘点只是被告当时作为原告员工的一个职务行为，是被告在离职前将上海库存清点后向公司交接，盘点的时候有公司老板季克龙、党广通和被告在场，当时是在餐馆吃饭，老板拿了上述盘点表让被告和党广通签字，被告签字后就走了。因此被告的签字行为非受让库存的意思表示，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被告受让原告库存产品一事，对该部分主张被告不予认可，应予驳回。原告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了如下证据：1、原告营业执照，证明原告主体资格；2、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告主体资格；3、库存对账单，证明被告受让原告库存货款196216.7元。4、对账单，证明2016年9月-2016年12月经结算，被告尚欠原告货款125713.3元。5、转账记录、租赁合同、租金收据，证明原告为被告报销上海办事处租金从2013年3月起到2014年12月止；6、领款凭证，证明被告最后与原告结算工资，劳动关系截至2015年2月14日结束；7、对账单、物流单，证明原、被告买卖关系自2015年3月开始；8、对账单、发货单、物流单、代收款对账单，证明除库存产品受让外，被告尚欠原告货款金额应为123927.1元；9、库存单价表清单，证明方便核对统计货款；10、被告2013年至2014年反馈给原告的出库单，证明各型号锁具的实际单价；11、库存单价表清单对应的退货单、发货单，补充证明各型号锁具的实际单价；12、上海总代理协议，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代理销售协议。被告没有提供证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质证认为：证据1、2三性无异议。证据3虽然签名是被告签的，但被告认为三性均有异议，从内容上看，第一页抬头载明“2015年1月份止上海办事处库存”，第三页下方手写“截止至2016年1月18日退货已请”可以明显看出“2016”系“2015”改动的，表格内容也都无法看出产品单价，原告主张的196216.7元金额没有任何依据，被告认为这是一份公司内部库存盘点表格，而非原、被告之间债权债务的凭证，且该时间段内原、被告是劳动关系，不存在买卖关系。证据4三性无异议，且通过对比证据3、4更能看出区别，能够进一步证明证据3并非原、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凭证。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无法证明租赁期限是截止至2014年12月。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无法证明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是2015年2月14日。证据7中，对没有经双方任何一方的签字盖章的对账单中三性有异议，但是根据原告自己制作的对账单可以看出原告财务人员每次都有将前期欠款注明；对有4份经被告签字确认的对账单（即证据复印件16-19页）三性无异议，从这4份对账单可以看出都载明了上期余额，且能上下印证，可以证明不存在原告诉称的库存受让事实；对物流单无异议，但只能看出数量，无法看出金额。证据8均无异议，落款时间为2017年5月29日的对账单虽然没有我方签字确认，我方49000元支付后，我方尚欠的货款金额应该是123927.1元。证据9、10真实性无法核实，关联性有异议，出库单收货单位都不一致，且有些款项已经付清，无法证明原告主张的19万多元库存由被告受让的事实，也与证据12矛盾，根据协议约定被告如果收到货物应向原告开具入库单，但是原告没有提供入库单。证据11中退货单经被告签字确认，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据此证明被告受让库存产品的事实及金额；证据11中发货单三性均有异议，发货清单没有经双方任何一方的签字盖章，也无法核实是否原告的货物。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协议约定的是宁波地区销售总代理，第六项载明的是“2013年前在宁波铺的指纹锁样品和2013年2月27日前的库存”与原告主张的上海办事处库存也无关联性。对上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定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2、4、8，真实合法，且经被告质证无异，能够证明被告尚欠货款123927.1元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3，除双方有争议的“截止至2016年1月18日退货已清”手写内容外，被告对其余内容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表格抬头为“2015年1月份止上海办事处库存”，表格中载明了型号、数量，每页下方有被告签名，根据表格内容和形式无法证明原、被告双方对表格中的库存产品达成转让合意，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待证事实不予采纳。原告提供的证据5、6，仅证明原告为被告报销2013年3月至2014年12月的上海办事处的租金以及被告领取了2015年1-2月份的工资，并不能证明原、被告双方已于2015年2月14日解除劳动关系，故本院对其待证事实不予采纳。原告提供的证据7，其中落款截止2015年5月25日、2015年7月29日、2018年8月30日的对账单，均系原告单方制作，且被告不予认可，本院对该部分证据不予采纳。证据7中有被告签名确认的对账单，真实合法，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9-11，均为证明原告主张的被告受让库存产品的价值，但原告无法证明原、被告双方已达成受让相应货物的合意，故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告提供的证据12，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份协议从内容来看，原、被告双方仅对“2013年前在宁波铺的指纹锁样品和2013年2月27日前的库存”达成转让合意，不能据此推断出原告主张的2015年1月份之前上海办事处库存产品也已达成了转让合意，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待证事实不予采纳。本院经审理认定：被告原系原告招聘的销售人员，先后在宁波、上海办事处进行锁具产品销售。2015年3月，原、被告经协商决定终止劳动关系，转为销售代理合作关系。2015年3月4日，原告作为甲方、被告作为乙方签订了《上海总代理协议》，约定：甲方与乙方双方协议，决定从即日起，聘请乙方为宁波地区销售总代理，全权负责该地区指纹锁的销售、安装、维修及机械锁的销售。甲方提供产品给乙方，乙方收到货物开具入库单并签字回传给甲方，乙方月底将入库单、出库单、安装单、库存数据寄回甲方财务处。乙方按月付清甲方货款，如有欠款，按实际情况处理，经调查乙方故意或恶意拖欠货款，甲方将追究法律责任。甲方2013年前在宁波铺的指纹锁样品和2013年2月27日前的库存，以现货转让给乙方，按实际价格计价。之后，原告陆续发货，被告陆续付款。后双方因2015年1月止上海办事处库存产品问题及余欠货款问题发生纠纷，原告遂向本院起诉。庭审中，原、被告一致确认除双方存在争议的上海办事处库存产品外，被告尚欠货款金额为123927.1元。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劳动关系终止后，发生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原、被告双方对所欠货款123927.1元部分一致确认无异，本院对此予以认定，被告负有偿还责任。原告主张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2015年1月份止上海办事处的库存产品问题，原告主张双方已就此达成转让合意。本院认为，原告对此负有举证责任。根据前文证据认定部分，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库存表和《上海总代理协议》均不能证明原告上述主张。被告辩称该证据系公司内部库存盘点表格，实际签署日期为2015年1月18日，当时被告仍系原告员工，签字确认系离职前的库存清点交接而非同意受让库存产品。本院认为，该份表格的抬头为“2015年1月份止上海办事处库存”，具体内容为产品型号及库存数量记载，从形式来看更符合库存清点的特征，且被告仅在每页下方签名，但该份表格从头到尾未提及转让事宜，不能据此推断出被告作出了受让该库存产品的意思表示。另外，原告自认库存表第三页下方的“截止至2016年1月18日退货已清”系原告方人员书写，其中“2016”存在涂改痕迹，在被告对此时间有异议的情况下，无法确认该库存表的形成时间为2016年1月18日，也就无法据此推断出该库存表形成时间为双方劳动关系终止之后。另外结合《上海总代理协议》的约定内容来看，该协议中明确了代理开始的时间为2015年3月4日，代理销售地区为宁波地区，并就2013年前宁波地区的指纹锁样品及2013年2月27日前的库存达成了受让条款，但未提及上海库存产品转让事宜。原告在庭审中亦陈述，签协议时因被告对上海地区的库存产品数量、金额等具体情况仍无法确认，故被告要求仅对2013年以前的宁波地区库存转让事宜予以确认。由此可见，在签订该份代理协议时，双方确实未对上海库存产品达成了转让合意。综上，本院认为，在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双方已就上海办事处库存产品达成转让合意的情况下，对原告主张被告偿付库存产品货款196216.7元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汪小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温州市金来利电子锁业有限公司货款123927.1元及其逾期利息损失（以123927.1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11日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温州市金来利电子锁业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6129元，减半收取3064.5元，由原告温州市金来利电子锁业有限公司负担1867.5元，被告汪小卫负担119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管纪晨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张若颖书记员高和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