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602民初9695号原告：夏校炳，男，1952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凌超,浙江泽大（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夏定珍，女，1941年5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被告：王国京，男，1959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被告：季阿调，女，1959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上述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妙、朱春华，浙江中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夏校炳与夏定珍、王国京、季阿调物权保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1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依法转为普通程序，于2020年4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夏校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凌超，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妙两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夏校炳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一、确认位于越城区新华居委会[土地证号：越国用（城东）字第9421号］的房屋拆迁利益归原告所有。（即被告返还《东湖街道房屋征收补偿安置产权调换新房安置协议》（编号：D-5-099）项下坐落于越城区地块（兹江家园）2幢501号房屋及车棚或折价赔偿原告损失1509032.96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案外人夏昌义（原告祖父）系越城区松陵村村民，案涉房屋为其合法房产，即土地房产所有权证上地号为1××4号的房屋。夏昌义过世后，案涉房屋由其子夏成章（原告父亲）、夏成林继承。1973年，夏成章、夏成林与案外人钱宝福因案涉房屋发生纠纷，后该纠纷由绍兴县人民法院予以调解处理，调解事项载明：1.房屋当日赎回，所有人为夏成章、夏成林；2.租金每月2元，且由堂妹夏定珍代表（夏成章、夏成林两兄弟原为上海机床厂的职工，于1965年受指派支援内地建设，长期不在家，所以才让被告全权处理）。1993年，农村土地大规模办理土地使用权时期，王水根（夏定珍之夫）在未经房屋权利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房屋登记到了自己的名下，侵犯了权利人利益。因常年定居在外，房屋权利人直至过世，对此侵权的登记行为也不知情。2016年，东湖街道松陵村进行拆迁改造，案涉房屋已被拆迁，被告王国京、季阿调以被征收人的身份就案涉房屋与东湖街道办事处签订了《东湖街道房屋征收补偿安置产权调换新房安置协议》，将案涉房屋进行“拆一还一”的产权调换，取得樊家棣平江路1号地块（兹江家园）2幢501号房屋所有权。2019年4月，原告回家时发现房屋已被拆迁，找到拆迁部门询问后得知，涉案房屋已登记在王水根名下，且由三被告享受了拆迁利益。另说明，案外人夏成林于2009年10月20日过世、夏成章于2016年8月11日过世。为避免诉累，两人的全部第一顺位继承人将涉案房屋的一切权利都让渡给原告夏校炳，由其个人向侵权人追赔损失。原告认为，夏成章、夏成林自始至终都没有将涉案房屋的权利转让给被告夏定珍，其所有权理应归原告所有，故相应的拆迁利益也应当有原告享有。据此，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9条之规定，诉至法院。被告夏定珍、王国京、季阿调辩称：原告的起诉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理由如下：一、原告并非夏成章、夏成林财产的唯一继承人。从原告提供的证据来看，并不能证明夏成章、夏成林的其他继承人已将夏成章、夏成林的财产继承权利转让给了原告，原告并非夏成章、夏成林财产的唯一继承人。二、东湖街道新华居委会地宗号4××项下的房屋及拆迁权益归王水根、夏定珍一家所有，夏成章、夏成林并不享有该房屋所有权和拆迁权益。1、1973年12月，夏成章、夏成林将原宗地号为1××4项下的房屋（1993年国土登记后宗地号为4××）以305元的价格出卖给被告夏定珍，夏定珍已向夏成章、夏成林支付了购房款，原宗地号1××4项下的房屋已归夏定珍、王水根一家所有，夏定珍、王水根一家购买房屋后一直居住在房屋内直至房屋被拆迁。2、1983年，王水根向城东公社申请宅基地37平方米建房审批，并在宗地号4××项的土地上建造房屋，同时对1973年12月购买的老房屋进行翻建。1993年10月，绍兴市越城区土地管理局对王水根户的房屋进行丈量后颁发了土地证，王水根、夏定珍一家是宗地号4××项下房屋的合法产权人。3、东湖街道与王水根儿子王国京签订《东湖街道房屋征收补偿安置产权调换新房安置协议》是基于被告系宗地号4××项下房屋的产权人进行确权安置，故相关宗地号4××项下的房屋拆迁权益应由被告享受，与原告无涉。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夏昌义系原告祖父，案涉房屋原系其所有，夏昌义过世后，该案涉房屋由夏成章（原告父亲）、夏成林继承。1973年，夏成章、夏成林一方因出典案涉房屋给钱宝福父亲而与钱宝福产生纠纷，同年12月4日，经绍兴县人民法院调解，双方就夏成章、夏成林回赎案涉房屋及其他事项达成协议并签署调解笔录，1973年12月11日，绍兴县人民法院出具调解书一份，其中载明：“一、钱宝福毁拆房屋之木料除未出卖部分，立即当场退还给原告人外，已出卖部分，被告自愿赔偿人民币壹百叁拾元。此款原告作为向被告回赎典屋之契价，当日回出。被告钱宝福声明典契已经遗失，如今后发现作废。二、原告当场收回后面楼上壹间，楼下留出部分租给被告钱宝福，中间筑墙，立即动工，其余原告也表示愿照顾被告住房困难，继续租住。三、楼上房门壹扇（包括门框）为被告所有，其余屋内一切建筑物均为原告人所有。四、双方协定房租每月为人民币贰元，从1974年元月开始，按月付租，先付后住，不准拖欠。租金，原告表示专门作为修理房屋费用，不作他用。五、今后如原告要收回自用或被告继续毁坏房屋，原告有权立即收回房屋，被告应立即出屋。六、原告当场委托其堂妹夏定珍为该屋全权代表。”1973年12月4日，夏成章、夏成林与被告夏定珍签订关于案涉房屋的《绝卖房屋契约》一份，其中载明：“因出卖人夏成章、夏成林，现支援内地建设，长期在外工作，自己已不居住该屋，因夏定珍缺屋居住，经出售人双方协商同意，将上述之屋出卖给夏定珍营业居住投税，双方协定价格人民币叁佰伍拾元整。”1993年8月20日，该案涉房屋土地依据上述《绝卖房屋契约》与王水根，即被告夏定珍丈夫的其他审批建造房屋的土地一并登记在了王水根名下，现王水根已去世。2016年12月，王水根名下房屋（包括案涉房屋）拆迁，被告王国京（被告夏定珍以及王水根儿子）作为户主，与东湖镇人民政府签订《房屋征收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并于2018年8月产权调换安置得位于地块（滋江花园）2幢501室房屋（建筑面积172.84平方米，含车棚22.97平方米）。另查明，夏成章于2016年8月11日离世（妻子周员仙于2013年7月31日离世），现有继承人儿子夏校炳、夏建国，女儿夏慧芳，儿子夏校森（2017年4月15日离世）的继承人妻子郑梅珍和儿子夏校森五人；夏成林于2009年10月29日离世（妻子田阿妹于2012年1月19日离世），现有继承人女儿夏雅珍、夏芳，儿子夏生三人。2019年11月5日，上述八人签署《家庭内部协议书》一份，约定：案涉房屋的一切权利都让渡给夏校炳，归其个人所有；夏校炳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单独提起诉讼，要求侵权人赔偿损失。同时查明，夏成章、夏成林曾与被告夏定珍有数次书信往来提及案涉房屋问题。其中一部分系催促夏成章、夏成林回绍兴解决与钱宝福的纠纷以及与案外人买卖房屋问题，另一部分系商议双方绝卖案涉房屋事宜。双方在1973年签订《绝卖房屋契约》以后，被告夏定珍于1983年曾寄送重拟的《绝卖房屋契约》给夏成章、夏成林，内容与1973年契约基本一致，但购房金额为1000元，买受人改为被告夏定珍丈夫王水根；1987年4月11日，被告夏定珍的信中载明：“关于房子问题，时间的确拖的长了，你们来信说想来绍兴处理一下房子，这很好……因为我们是自己人，至于初步意见，还是你们提出来的好，但是我们不能用十几年前的眼光来看现在的形势，又不能以现在的形势来改变过去的事实，所以我们双方只有在原有的基础适当增加……”；1987年5月31日，夏成章的信件中载明：“关于房屋处理问题，对于你的房屋遗留问题，确实是个问题，我们早已想给你处理完毕……但是已拖了数年，无因是路途太远，往返确实不便……在处理上，你来信同意适当增加，既不考虑过去，也不考虑现在……我弟成林也是同样意见……你的来信以后，我寄信给我弟进行商量，意见是这样，在八三年的基础再增加壹仟元，也就是总共贰千元，扣除73年的350元，再付给壹仟六佰五拾元，这是初步意见……也就是一次性的路费，请研究后信复……”。1987年6月27日，夏定珍的信件中载明“……按理说，我买房子，您卖房子，我有力量多出点钱也没关系……您来信所述的价，按现时的行情，也是可以的了，只是我力不能从心，我考虑再三，想与您再作商量，我同意在原基础上再加一点，即在350元基础上再付1000元……”。现原告夏校炳认为夏成章、夏成林曾经仅授权被告夏定珍全权代理该案涉房屋事宜，将房子卖给被告夏定珍并非事实，但被告夏定珍一方则表示房子已经卖给了被告夏定珍，被告享有该房屋项下的权利，遂成讼。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1份、绍兴县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1份（含诉讼材料）、证明书1份、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1份、拆迁安置材料1组、继承人身份证明材料2组、家庭内部协议书1份、夏定珍书信1组、绝卖房屋契约（1983年）1份、胡某2书信1份、城东乡人民政府回信2份、被告提供的地籍档案查询单1份、勘丈记录表1份、建房用地审批表1份、绝卖房屋契约（1973年12月4日）1份、情况说明1份、涉案外人绝卖房屋文契（1973年12月7日）1份、国有土地使用证1份、夏成章书信1份（1987年5月31日）、拆迁房屋测绘图复印件1份、证人胡某1笔录1份，本院核实的调解笔录1份及原、被告庭审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对于双方的往来书信，原告对被告方提供的夏成章1987年5月31日的书信真实性予以认可，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被告夏定珍的来信真实性均予以认可，故本院对双方认可的书信之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书信关联性，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系夏成章、夏成林与被告夏定珍于1973年12月4日签订的《绝卖房屋契约》是否有效，本院对此评析如下：一方面，对于《绝卖房屋契约》本身，原告认为该协议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签约目的系为了让当时房屋实际占有人钱宝福腾退，且绍兴县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提及被告夏定珍仅系该房屋的代表人，并非实际所有权人，但被告则认为双方已经达成买卖合意。对此，本院认为，从《绝卖房屋契约》与《民事调解书》形成时间来看。双方签订《绝卖房屋契约》时间为1973年12月4日，《民事调解书》落款时间为1973年12月11日。但经本院核实调解笔录，该《民事调解书》载明的调解协议系双方于1973年12月4日经绍兴县人民法院调解达成，双方在当日签字确认。因买卖契约与调解协议的签订时间系同一天，在未提供证据证明契约与调解协议具体签订顺序的前提下，原告称《绝卖房屋契约》已被《民事调解书》推翻并不能成立，且夏成章、夏成林与钱宝福的纠纷已经起诉至法院，夏成章、夏成林与被告夏定珍通过签订《绝卖房屋契约》让钱宝福退还房屋已无必要；另一方面，结合双方提供的书信，特别是根据夏定珍于1987年4月11日、1987年6月27日的信件，夏成章于1987年5月31日寄送的信件所载内容来看，原告认为双方书信来往中仍一直在商议案涉房屋价格，绝卖契约一直未达成合意。即使被告夏定珍在1983年寄送重拟的《绝卖房屋契约》将购房金额加至1000元，夏成章、夏成林也并未签字确认，说明1973年双方的《绝卖房屋契约》系低于当时市场价，且签订目的并非买卖，故其实并未成立。被告则辩称1973年的《绝卖房屋契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之后商议增加购房金额系因一直未解决过户登记问题，被告夏定珍考虑夏成章、夏成林在外工作回来处理需额外支出费用，故同意补偿相应的交通费、误工费等。而1983年寄送重拟的《绝卖房屋契约》系因当时村里兴办土地证，被告夏定珍想要将房子登记于丈夫王水根名下，故在1973年契约的基础上重新拟定，并将购房金额改为1000元，希望以此作为路费，让夏成章、夏成林回绍兴配合办理相关手续。本院认为，从上述信中所载内容可知，被告夏定珍已经交付1973年《绝卖房屋契约》项下的购房款（证人胡某2亦有证言证明），若仅是为了让钱宝福腾退，从逻辑上讲，无需真正交付该笔购房款，另夏成章于1987年5月31日的信件中亦表示想要被告夏定珍再增加1650元作为一次性路费。故本院认为，结合现有证据，被告夏定珍多次去信商议价格系出于让夏成章、夏成林配合过户的目的，被告对来往书信的这一解释更具合理性，而原告的陈述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综上，夏成章、夏成林与被告夏定珍于1973年12月4日签订的《绝卖房屋契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且该土地在之后登记至被告夏定珍丈夫王水根名下，故在王水根去世后，由其儿子，即被告王国京作为户主进行拆迁安置，合理合法。现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绝卖房屋契约》并非双方本意，其主张被告方并非案涉房屋权利人而要求返还案涉房屋拆迁利益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夏校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382元，由原告夏校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赵晓岑人民陪审员  俞谷松人民陪审员  莫嘉俊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法官助理赵益菲书记员许佳玲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