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新宁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528民初302号原告：何某1，女，2008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新宁县。原告：何某2，女，2010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新宁县。系何某1胞妹。原告：何某3，男，2015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新宁县。系何某1胞弟。法定代理人：陈某，系三原告母亲。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芹，湖南湘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佳丽，湖南湘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何某4，男，1969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新宁县。系原告伯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飞，系被告妻子。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能财，湖南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何某5，男，1978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新宁县。原告何某1、何某2、何某3与被告何某4遗嘱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第三人、原告的诉讼代理人以及被告和被告的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结。原告何某1、何某2、何某3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三原告继承祖父何先荣遗产5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继承人何先荣系三名原告的祖父。何先荣生前有何某4、何某5二个儿子，三名原告系次子何某5的子女。2017年7月20日，被继承人亲笔留下遗嘱：“大约50多万元留给培养孙何龙铖及两孙女初中以上的培养费。由何某4管理及同他们父母共同培养使用。不得它用。财产我一半给何某4。他妈的一半给何某5，按我的诉讼分家”。该笔钱被告系管理人，在被继承人死亡后，原告法定代理人何某5多次找被告要求交付此笔遗产给原告，但遭被告拒绝，故向本院起诉。何某4辩称：原告起诉与事实完全不符。父亲何先荣生前并没有留下遗产，留下的不动产早已经做了有利于何某5的分配。他本人更不知道有遗赠内容的这份遗书，且父亲并没有留下500000元巨额遗产。他所知道的仅仅只是2019年5月7日，他父亲的另外一份遗赠遗书。在这另外一份遗赠遗书中，只是父亲要求他把父亲的100000元遗产在何某3上大学时交给何某3。但这是附期限的遗赠。所以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双方举证、质证和开庭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何先荣、朱细仁夫妇生育两个儿子，即本案中的长子何某4，次子何某5。何先荣与朱细仁历史上曾经离婚几年，在2012年4月又复婚，复婚之后，于2019年4月1日在何氏族亲以及社区工作人员参加下，对二人在金石镇置办的不动产财产以书面形式分配给了何某4、何某5二兄弟。考虑到何某4家人口较少，解放路17号两个门面以及附属楼房，估价252万元左右，分配给何某5所有；药材公司3号门面解放路29号门面，估价165.2万元左右，分配给何某4所有。并且协议中强调何某4念其兄弟情份不要计较房屋地段差价。父亲何先荣随长子何某4生活，何某4带养女、与妻目前未曾生育。母亲朱细仁随次子何某5生活。分家协议签订时，何先荣、朱细仁、何某4、何某5全家以及何姓族亲都在场，并且除了朱细仁之外，其它男性在场人都在协议上签了字，朱细仁并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原、被告全家按此协议履行至今没有异议。何先荣念及三原告是其嫡亲血缘的孙子、孙女，又想在生前平衡何某4、何某5二兄弟的关系，于是在2017年7月20日写了一份遗书：“大约50多万元留给培养孙何龙铖及两孙女初中以上的培养费。由何锋（何某4）管理及供他们父母共同培养使用。不得它用。财产我一半给何锋（何某4）。他妈一半给何某5，按我的诉讼分家。”此遗书写好后，何先荣并没有告知何某4、何某5兄弟中的任何一个人，只把此份遗书放在自己的枕头套中密藏。2018年期间，何先荣因与次子何某5因家庭琐事产生矛盾又呈文要求法院和社区为其处理家庭矛盾，重新对家庭财产析产。两部门均没有对何先荣的投诉进行处理。2019年5月17日，何先荣又写了第二份遗书：“我把拾萬圆现金人币，寄在何某4手上，赠予孙子何隆铖上大学。十年后的今天何某5取。”但写遗言时，同样无人知晓，何先荣将其密藏于卧室中的尼龙袋中。2019年6月19日，何先荣在三位亲友见证之下，口述自己死后要求遗体火化，并于当日去世。何某4在没有告知何某5的情况下，自己单独将父亲遗体火化。两兄弟为此产生矛盾。在清理父亲遗物时，何某5发现了2017年7月第一份遗书，何某4发现了2019年5月份的第二份遗书。何某5凭发现的第一份遗书主张权利，何某4凭第二份遗书进行抗辩。诉讼中，经本院开具律师调查函查实：何先荣从2017年元月至2019年6月19日去世前，在所有的银行存款流水累计为432874.91元。何先荣死后（2019年6月19日），其银行存款余额为73571.45元。此款73571.45元在何先荣去世后被何某4取完，何某4另外在何先荣去世前取走何先荣现金62877元。何某4在何先荣去世前后八次先后从何先荣账户上取走现金136448.45元。对于136488.45元的用途，何某4自认73571.45元由他全部使用，其中何先荣生前由他取走的62877元，何某4无法说明用途，诉称有些是用于父亲生前开销。上列事实，有何某4、何某5在亲友主持于2019年4月1日达成的《何先荣家事安排》。证实两兄弟对父母生前的不动产分配没有异议。有原告法定代表人何某5递交的何先荣于2017年7月20日的遗书，有被告何某4递交的何先荣2019年5月7日的另一份遗书：被告何某4递交的何先荣于2018年7月期间何先荣向社区、法院要求对家产重新分配，制止家庭暴力的材料。还有银行查询结果汇总和何某4取走父亲存款的签名单据，以及当事人当庭陈述，故能认定上列诉讼事实。本院认为，本案是二份遗赠遗书引起的继承纠纷。遗赠是被继承人通过自书、公证、录音等形式将自己个人的财产赠与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之外的其他人的遗产继承方式。体现了被继承人依法处置生前财产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得到充分尊重。本案中，三名原告均属爷爷何先荣的嫡系孙女、孙子，但不是第一顺序继承人。故何先荣两份遗书中的内容均可作为遗赠对待。对于两份内容不一样的遗赠的认定，关键是如何看待前份遗赠的法律效力，这是本案的争执焦点。现阐述如下：1、该份遗赠中的赠与物是“大约50多万元”现款。挽言之，何先荣在生前估计他到死亡时，会逐步积累个人财产达到50多万元，然而，客观事实是在何先荣死后，何先荣户头仅仅只有存款余额73571.45元。就算加上何某4在何先荣生前取走的62877元，也只有136448.45元，与遗书上的50多万元相差甚远。所以遗赠遗书上的赠予物并不实际存在或者大体接近遗书上所载明的数额，不能把累计存款流水和实际存款余额相提并论，混为一谈。对于不存在的遗赠物，原告提起诉讼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原告没有证据证实大约50多万元遗赠遗产的客观存在。2、立此遗赠遗书后，何先荣因为预料到他不可能在生前有50余万元的积蓄，加上与次子何某5产生了严重的父子冲突，但又念其爷孙嫡系亲情，所以何先荣又变更了此份遗书中的核心内容，将其大约50多万元变更为10万元整，且只能在孙子十年后上大学时使用。这一点从第二份遗书的内容和何先荣对何某5的告状信中得到了明确的佐证。因此完全可以认定何先荣在生前已经对自己第一次的遗赠遗书在内容上做了重大变动。且10万元的遗赠物与何先荣存款余额总体对应（包括何某4在其父亲去世前取走的余额在内），参照“遗嘱人以不同形式立有数份相抵触的遗嘱，其中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公证遗嘱为准，没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的遗嘱为准”的司法解释，本院认定应当以何先荣生前最后所立的遗赠遗书为准。又因最后一份遗嘱遗书设立了期限，即在2029年5月7日才能履行。故何某5目前不能代表三名原告索取此遗产，应当在十年之后才能有资格提出要求。何某4也应当做为代管人在十年之后主动将十万元遗产交给自己的侄子。3、何先荣在立前后二份遗嘱遗书时，均采取了秘而不宣办法，并没有当着何某4、何某5兄弟或亲友之面，交付清楚，指定遗赠物的监管人，而是任何人均不知情。在找到遗赠遗书之后，原告凭此实际并不存在的存款金额向被告何某4追索遗赠财产，明显对何某4说是不公平的，因为何某4无力将父亲的所谓“大约50多万元”存款交付给对方。综上，原告代理人代表三名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且有后面的遗赠遗书内容，取代了前面的遗赠遗书内容，所以本院认定前一份遗赠遗书是无效的，是不可能履行的，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支持。对被告何某4的答辩观点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何某1、原告何某2、原告何某3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400元，财产保全费3020元，原告何某1、何某2、何某3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戴马宁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法官助理曾耘书记员邓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