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481民初3577号原告：盛传健，男，1990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娟，浙江国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宅急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北京空港物流基地物流园八街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600039240A。法定代表人：王洪涛，执行董事。被告：上海宅急送物流有限公司海宁分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海宁市长安镇农发区启潮路38号2幢1.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16628680528。代表人：陈显宝，经理。上述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婷、索文海，均为二被告职员。原告盛传健诉被告北京宅急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公司”）、上海宅急送物流有限公司海宁分公司(下称“海宁分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娟、二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婷、索文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审理过程中，原、被告申请庭外和解，和解期间为2017年6月16日至同年8月16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判令：二被告向原告给付代收款54780元，并承担该款自2016年8月17日至2017年5月17日的银行利息1390元（审理中，原告变更该利息金额为1787元），及此后仍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日止的利息；由二被告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6年8月10日，原告与二被告签订代收货款运输三方协议，同日原告将需要托运的货物交付被告海宁分公司，并支付运费及代收货款手续费共计200元，海宁分公司也分别签发了5张运单，5张运单上注明了代收货款总金额为54780元。二被告代收货款后，原告多次要求二被告给付代收款未果。遂起诉。二被告辩称，原告所提供的协议中二被告的公章及合同专用章均系伪造，故合同不成立，原告诉称的交易业务虚构，二被告不应承担相应责任，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针对自己的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经二被告质证，意见如下：1、代收货款运输三方协议1份，证明原告与二被告三方签订合同的事实。二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首页丙方处写了海宁分公司，但规范格式应当是加盟商本人的名字；二被告的印鉴均系伪造，且协议上的联系电话经现场查证系加盟商杨龙的电话，不是海宁分公司电话。2、宅急送工作面单5份，证明原告交付货物的事实。二被告对快递面单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经公司内部物流信息查证，该快递的委托人是杨玉龙，他是被告的客户，根据被告与其约定，如该5份货物正常妥投，货款应返还给杨玉龙。3、物流信息各5份，证明对方收到货物的事实。二被告认为，系统显示原告将货物交给了海宁三区加盟商，如其正常揽收，送达后应将货款返还给委托方，如没有正常揽收送达，会将货物返还给委托方，但是系统内部显示委托方是杨玉龙。针对自己的主张，二被告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经原告质证，意见如下：1、海宁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证明1份，证明原告提供的三方协议上的公章证明系伪造，海宁分公司的印鉴是带有数字编号的，但是原告出具的协议上海宁分公司的公章没有数字编号，和被告方备案的有明显差距，故该公章系伪造。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其不能证明公章系伪造。2、杨玉龙与杨龙签订的三方协议1份，证明杨玉龙与北京公司是正当委托关系，本案五份面单是杨玉龙委托邮寄的。原告认为，该证据和本案没有关联性。3、物流信息截屏5份，证明本案五份单号的委托寄件人是杨玉龙，不是原告，建立合同关系的甲方是杨玉龙。原告认为寄件人应当以面单为准，不应以物流输入的信息为准，因为物流信息是可以更改的。4、ems面单4份，证明快递面单在正常情况下应当有揽收人的签字，并且应有发票，如果仅有委托人的笔迹没有揽收人签字合同就是没有成立的。原告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ems是这么操作的，不能证明被告是这么操作的，而且揽收人签字是被告应当操作的。本院出示的材料：本院调查杨龙、杨玉龙的笔录一份。原告没有异议。二被告对笔录中被调查人陈述的关于合同部分内容有异议，提出被告签订这种三方协议的流程跟被调查人说的不一样；关于海宁分公司的公章，被告一直是由省级分公司即杭州分公司保管，不会在海宁的营业网点；且被调查人也说原告应当向其要钱，所以说被调查人并不是宅急送公司，而是加盟商，被调查人揽件之后，原告应当找他要钱的。经当庭质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其中证据1，被告对印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不否认该协议可能是北京公司的加盟商杨龙签订，本院结合对被告北京公司的加盟商杨龙的调查笔录，确认该协议确实为杨龙与原告签订。证据2及证据3，二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二被告提供的证据，其中证据1，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仅证明海宁分公司在海宁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备案的印章样式，原告提供的证据1上加盖的印章是否伪造需通过其他途径进行确认。证据2，系杨龙与北京公司之间内部需要交接的材料，原告向北京公司的加盟商杨龙交件后，即完成了委托义务，杨龙在宅急送系统中填写不真实的信息，并不是寄件人所能左右，也与寄件人无关。证据3，反映的单号、收件人信息及结算方式与原告提供的证据2相印证，该部分内容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在系统内部自行填写的寄件人信息与实际寄件人不一致，并非原告责任，本院不予确认。证据4，反映的内容与本案没有联系，本院不予确认。本院出示的调查笔录，其中被调查人陈述与本院认定的证据相互印证的内容，本院予以确认。通过以上证据，结合当事人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2016年8月10日，被告北京公司的海宁三区的加盟商杨龙以格式合同与原告签订《代收货款运输三方协议》一份，约定：原告使用北京公司、海宁分公司的快递运输和代收货款服务，并按约定价格支付快递运费和代收货款手续费，代收货款返款由北京公司负责，北京公司扣除代收货款手续费后直接将货款返还给原告；代收货款结算：一周二返，即上周日至周三产生的代收款，原告与北京公司核对确认后本周二前返款，上周四至周六产生的代收款，原告与北京公司核对确认后本周五前返款。同日，原告向杨龙交付5份寄往浙江诸暨的不同收件人的货物，并保存五份货物的宅急送邮寄面单，每份都载明代收金额，5份货物合计代收金额54780元。该5份货物由各收件人在2016年8月11日（周四）实际签收并向投递人员（北京公司在浙江诸暨的加盟商委派的工作人员）支付货款。按北京公司有关宅急送业务正常流程，收件人所在地宅急送工作人员应将代收的货款存入北京公司账户，再由北京公司打入寄件人账户。之后，原告未取得相应的货款。北京公司以其在浙江诸暨的加盟商未将上述代收货款存入北京公司的账户为由，拒绝向原告支付。本院认为，北京公司在海宁三区的加盟商杨龙与原告签订《代收货款运输三方协议》，并接收了原告交办运输的货物，该货物通过起运最终由派送并实际妥投的浙江诸暨加盟商委派的工作人员通过现金结算向收货人收取货款。北京公司的加盟商是否将货款存入北京公司账户，这是北京公司与加盟商之间的内部事宜。另外，北京公司的加盟商揽件后自行输入的物流信息是否真实，也是北京公司的内部行为，对寄件人不具约束力。加盟商以宅急送名义收件、代收货款后，北京公司应将货款返还寄件人。北京公司以加盟商未将货款存入公司账户，且系统显示寄件人是杨玉龙而不是原告为由拒绝付款，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请求北京公司给付代收的货款54780元，理由正当，应予支持。由于收件人收件付款的日期为2016年8月11日，为周四，故北京公司应当返款的日期最迟为次周的周五，即2016年8月19日，故北京公司逾期付款起算日期应为2016年8月20日，原告诉请北京公司支付从该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本院予以支持；其余利息请求，本院予以驳回。原告要求被告海宁分公司付款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宅急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盛传健代收款54780元，并偿付该款自2016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二、驳回原告盛传健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14元，减半收取607元，由被告北京宅急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冯去英二○一七年十月九无书记员  徐媛媛?附页1．如当事人不服本判决提起上诉的，需按照本院送达的《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费用缴纳通知书》规定的收款单位、银行、帐号、金额及期限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用。2．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规定的义务，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上述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ArabicDash?-8-??*ArabicDash?-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