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115民初61021号原告：徐化杰，男，1987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现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福元(系原告徐化杰父亲)，住河南省。被告：上海动联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碧波路XXX号XXX幢XXX层。法定代表人：沈勇坚，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波，女。被告：上海维伽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郑梦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成中磊，男。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勉，男。原告徐化杰与被告上海动联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动联公司)、被告上海维伽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维伽公司)劳务派遣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17年9月6日、10月16日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并于2017年10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化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福元、被告动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波、被告维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成中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徐化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动联公司支付原告2016年10月1日至2016年12月29日期间延时加班工资人民币20,043.54元、休息日加班工资13,362.36元，共计33,405.90元；2、判令被告动联公司支付原告2016年年终奖18,532元；3、判令被告动联公司、被告维伽公司共同支付原告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3月30日期间的工资差额24,000元、工作日延时加班工资差额3,789.12元、按月发放的十三薪差额4,800元；4、判令被告动联公司、被告维伽公司共同支付原告2014年3月31日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26,725.5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在动联公司安排下与博彦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博彦公司)签订了期限为2012年9月26日至2014年9月25日的劳动合同。2013年1月动联公司安排原告与维伽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由博彦公司向原告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2014年4月动联公司安排原告与上海动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期限为2014年4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的劳动合同，2015年2月原告与动联公司签订了期限为2015年2月1日至2020年1月31日的劳动合同。2016年11月30日动联公司向原告出具“提前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2016年12月29日动联公司人事让原告在“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上签字，原告提出把2013年1月至2014年3月的工作年限一起算，把2016年10月至2016年12月的加班工资和2016年年终奖一起支付，动联公司人事让原告先签“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称其他事宜还需向上级汇报。由于没有离职证明无法找工作，原告无奈之下只能在“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上签名。原告认为原告签署“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并非原告真实意思，而是动联公司以胁迫、欺诈、乘人之危方式强迫原告所签，且协议显失公平，故要求动联公司支付2016年10月1日至2016年12月29日期间的加班工资33,405.90元及2016年年终奖18,532元(即年底双薪，以动联公司发放的2015年年终奖18,532元为标准自行估算)。2012年9月26日至2015年1月31日期间原告由案外公司派遣至动联公司工作，其中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原告与维伽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维伽公司每月克扣原告工资、加班工资、十三薪合计2,036.82元，2014年3月31日原告与维伽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时，维伽公司没有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被告动联公司辩称，1.动联公司于2016年11月30日通知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并于2016年12月29日为原告办理离职手续。原告与动联公司签订的“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对原告在动联公司的工作年限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作了约定，并明确约定双方无其他未尽事宜。该“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合法、有效，动联公司已依约履行“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不同意支付原告诉请的2016年10月1日至12月29日期间的加班工资及2016年年终奖。2.原告主张的2016年度年终奖实为年底双薪，系根据公司绩效考核标准并结合公司当年度盈利情况发放，原告2016年度考评是以四个季度考评平均数为考评系数，因原告于2016年12月29日离职，动联公司未对其进行2016年第四季度考评。另外，根据动联公司“绩效考评制度修订通知”的规定，员工在年底双薪发放之日前离职的，不再发放年底双薪。3.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期间原告维伽公司建立关系，工资亦由维伽公司支付，不同意原告诉请3、4。综上，不同意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被告维伽公司辩称,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原告与维伽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原、被告劳动关系已于2014年3月31日解除，原告的诉请3、4超过仲裁时效，不同意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徐化杰与博彦公司签订有期限为2012年9月26日至2014年9月25日的劳动合同，后原告实际被安排在被告动联公司处工作。2013年1月1日起原告与维伽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并仍被安排至被告处工作。2014年4月10日维伽公司为原告开具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载明双方劳动合同于2014年3月31日解除。2014年4月1日，原告与动联公司的关联公司上海动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期限为2014年4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的劳动合同。2015年2月1日原告又与动联公司签订期限为2015年2月1日起至2020年1月31日止的劳动合同，约定原告在被告处从事高级开发工程师工作，月工资为13,200元等。2016年11月30日原告收到动联公司出具的“提前解除合同通知书”，内容为：“徐化杰：你与本公司在2015年2月1日签订的伍年期限劳动合同，经过双方协商一致，决定自2016年12月30日起解除劳动合同，最后工作日为2016年12月29日，特此通知。请接到本通知后在2016年12月29日前办理相关离职手续。……”，原告于2016年11月30日在该通知书尾部的“员工确认书”处签名，表示其本人已知晓“提前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内相关内容，并在规定时间内办理离职手续。2016年12月29日，原告与动联公司签订“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双方劳动合同于该日终止，原告在动联公司处的工作年限为2014年4月1日至2016年12月29日，原告应得的经济补偿金为3个月平均工资，月平均工资为17,817元，双方无其他未尽事宜等。当日，原告、动联公司还办理了离职交接手续。后动联公司按上述协议的约定支付了原告经济补偿金53,451元。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原告与维伽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期间，由维伽公司支付原告工资。2017年1月23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立案受理了原告的仲裁申请，原告申请要求动联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差额35,634元。在仲裁审理中，原告陈述称，2013年1月15日其与维伽公司建立劳动关系，2014年4月15日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原告自行书写了辞职报告，但这些都是动联公司要求操作的。动联公司对原告所称的要求其提交辞职报告的主张不予认可。2017年3月3日，上述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对原告的请求未予支持。原告对此不服，向本院提起(2017)沪0115民初28615号经济补偿金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27日作出的一审判决驳回了原告徐化杰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8日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2017年5月23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立案受理原告的仲裁申请，原告要求：1.动联公司支付2016年10月1日至2016年12月29日期间的延时加班费、休息日加班费39,783元；2.动联公司支付2016年年终奖18,532元;3.动联公司和维伽公司共同支付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3月30日期间的工资、加班工资、13薪共计36,000元；4.动联公司和维伽公司共同支付2014年4月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26,725.50元。仲裁庭审中，维伽公司主张原告的请求事项已超过仲裁时效，故不同意原告诉请。上述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6月29日作出裁决，裁令对原告的仲裁请求均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该裁决，遂诉至本院。本院认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经济补偿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显示公平情形的，应当具有法律效力。原告与动联公司于2016年12月29日就结束双方劳动合同关系所签订的“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能反映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也并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且并不存在法定的无效或可撤销事由，故应对原告与动联公司发生法律效力。该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原告的工作年限以及可获得的经济补偿金数额，且协议中也确定双方再无未尽事宜。因此在动联公司实际已按该协议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的情况下，原告再要求动联公司支付2016年10月1日至2016年12月29日期间延时加班工资20,043.54元、休息日加班工资13,362.36元、2016年年终奖18,532元的请求与该协议有悖，本院难以支持。关于诉请3，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期间原告与维伽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工资亦由维伽公司支付，原告要求动联公司支付上述期间工资差额、工作日延时加班工资差额及十三薪差额无依据。原告逾期未就诉请3向维伽公司提出仲裁申请，又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存在仲裁时效中断、中止的法定事由，故维伽公司就原告诉请3提出时效已过之抗辩，本院可与采纳。综上，原告要求被告动联公司、被告维伽公司共同支付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3月30日期间的工资差额24,000元、工作日延时加班工资差额3,789.12元、按月发放的十三薪差额4,800元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诉请4，原告与维伽公司于2014年3月31日解除劳动关系，在此之前原告虽被派遣至动联公司工作，但原告与动联公司并不存在劳动关系，故动联公司并不属于应支付经济补偿金的用人单位。原告自述其与维伽公司的劳动关系系因原告自行书写辞职报告而解除，故本院实难确认此属于应当获得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情形。另外，如前所述，原告与维伽公司2014年3月31日解除劳动关系，但原告未在仲裁时效内向维伽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仲裁申请，又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存在仲裁时效中断、中止的法定事由，故维伽公司就原告诉请4提出时效已过之抗辩，本院可与采纳。综上，原告要求被告动联公司、被告维伽公司共同支付2014年3月31日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26,725.50元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徐化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程小勇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王亚楠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前款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情形，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