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宁02民终1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苏贵富，男，1985年7月13日出生，回族，无固定职业，住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栋，宁夏合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平罗县全德益商行，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经营者：陈学中，男，1977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贺秀燕、王金萍，北京市德鸿（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苏贵富因与被上诉人平罗县全德益商行（以下简称全德益商行）合同纠纷一案，前由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2日作出（2019）宁0202民初1267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原告全德益商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9日以二审出现新的证据，导致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为由发回原审法院重审。2019年12月30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宁0202民初3563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苏贵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苏贵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栋、被上诉人全德益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贺秀燕、王金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苏贵富上诉请求：1.撤销（2019）宁0202民初3563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全德益商行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全德益商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欠款协议》是苏贵富于2018年11月20日向全德益商行出具，该协议是双方对2018年11月20日之前账目的结算，一审法院依据苏贵富提交的农业银行转账记录、全德益商行提交的对账单认定《欠款协议》中记载的欠付货款16914元系双方2018年9月13日之前账目的结算明显不符合证据认定规则。对账单、情况说明系全德益商行单方制作提供，农业银行转账记录反映的是苏贵富向全德益商行银行账户共计转账121972元的事实，该三份证据所反映的内容无法与《欠款协议》相互印证，无法确认《欠款协议》记载的16914元欠付货款是对2018年9月13日之前账目的结算，《欠款协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一审对双方在2018年9月之前的合作关系、经济往来以及合作期间的债权债务数额未予查明，对2018年9月至11月期间的债权债务数额认定错误。2018年4月至8月，苏贵富向全德益商行账户转账121972元，双方合作属于购销鲜啤酒的关系，产生鲜啤酒货款31374元，故在2018年9月之前全德益商行欠付苏贵富包装物押金90598元，该事实一审法院未认定。2018年9月至11月期间，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属于购销瓶装酒、罐装酒的关系，该期间产生的货款数额应当在核减终端赠酒的前提下予以确定，且全德益商行提供的97张出库单，其中有34张出库单只有全德益商行单方标注“货已发，款未付”，不应计入货款数额，一审判决认定该期间货款为110737.14元错误，应以剩余的63张出库单记载的数额予以认定；3.全德益商行陈学中于2018年9月7日、9月23日、9月30日向苏贵富退还包装物押金共计31000元，苏贵富提交的应收账款明细能够反映双方结算时，全德益商行用收到的总款项121972元核减退还苏贵富31000元的事实，且能够反映《欠款协议》是双方对2018年11月20日之前账目的结算；4.2018年9月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后，苏贵富从全德益商行拉运瓶装酒、罐装酒，欠付货款应以63张出库单为准，苏贵富通过包装物押金抵付、当场付款等方式已经将货款支付完毕，苏贵富几乎不欠全德益商行货款;5.本案案由应为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全德益商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本案经原审法院开庭审理后查明，双方在2018年9月13日之前存在啤酒买卖的合作关系，双方于2018年9月13日对签订《合作协议》之前的账目进行了结算，苏贵富于2018年11月20日向全德益商行出具了欠付货款16914元的《欠款协议》；2.2018年9月13日苏贵富与全德益商行签订了《合作协议》，约定全德益商行向苏贵富提供雪花啤酒的各种品类，双方约定纸箱装酒价格在全德益商行进价的基础上加价1.5元，听装酒和塑料包装酒每件在全德益商行进价的基础上加价1元，双方的合作关系截止到2018年11月27日；3.从2018年9月13日至2018年11月27日，苏贵富在全德益商行处共拉各类啤酒4785箱，总金额是110737.14元，苏贵富于2018年11月20日转账支付全德益商行货款5801元，同时全德益商行应退还苏贵富过期啤酒227箱，金额是4458.72元，苏贵富的合伙人李某某于2018年11月14日向全德益商行出具一张欠付货款650元的收条。综上，苏贵富尚欠全德益商行118041.42元（计算过程：110737.14+650+16914-5801-4458.72）的啤酒货款未支付，故苏贵富尚欠全德益商行货款118041.42元；全德益商行履行了供货义务，而苏贵富并没有完全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因此，原审法院判决苏贵富支付全德益商行货款118041.42元合理；4.结合一审全德益商行和苏贵富提交的证据，足以认定2018年11月20日全德益商行给苏贵富出具的《欠款协议》是对2018年9月13日之前账目的结算。2018年9月13日之前苏贵富与全德益商行之间是以购销鲜啤酒为主，其他包装类啤酒为辅，全德益商行一审提交的双方手写对账单可以还原双方对2018年9月13日之前账目核对的真实情况，且苏贵富对其中自己书写的部分也予以认可，由此形成《欠款协议》；5.一审判决对双方2018年9月之前及之后的经济往来、合作关系的相关事实认定清楚。苏贵富于2018年9月13日从全德益商行库房提取各类包装啤酒，形成了全德益商行在一审提交的97张出库单。一审时苏贵富对13张出库单不认可，现上诉状中又对另外的21张出库单亦不予认可，前后反复。苏贵富是派司机到全德益商行库房提货，全德益商行是由库管发货，出库单中的啤酒品类繁杂，双方又约定了计算啤酒价格的方式，苏贵富当场付款是不符合常理的，且全德益商行公司规定库管是不负责收取货款的。因此，苏贵富称部分出库单已经现场付过款，不符合事实；6.上诉状中提到全德益商行分三次给苏贵富退还2018年4月至8月包装押金31000元的问题。首先,全德益商行认为已过举证期限且于一审前该证据就已存在，不能算新证据。其次，苏贵富一审提交的《苏贵富应收账款》中记载“欠押金79251，付31000=48251-63840.35（应收账款中的合计金额）-216-2072=17877.35”，该31000元是苏贵富多次以信用卡着急还贷为由，要求全德益商行财务人员先为其转过去的。该《苏贵富应收账款》虽然未达成双方2018年4月至8月的最终结算，但却能反映出这期间苏贵富欠全德益商行货款17877.35元。苏贵富在一审中主张《苏贵富应收账款》为双方2018年11月20日之前的结算，纯属逃避债务，该《苏贵富应收账款》中的啤酒数量和种类与出库单不符，而且价格也远远高于全德益商行的进价，并不是按照《合作协议》中相关品类啤酒价格计算的，与全德益商行一审提交的厂家出厂进价单比对，明显可以看出是签订《合作协议》之前相关酒品的价格和数量。苏贵富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全德益商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苏贵富支付全德益商行货款165294.20元及逾期利息。全德益商行在庭审中变更为苏贵富支付全德益商行货款131856.74元；2.诉讼费用由苏贵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全德益商行、苏贵富双方在2018年9月13日之前存在合作关系，有经济往来，双方于2018年9月13日对签订协议之前的账目进行了结算，苏贵富于2018年11月20日向全德益商行出具欠付货款16914元的《欠款协议》一张；2.2018年9月13日，全德益商行、苏贵富双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全德益商行向苏贵富提供各类雪花啤酒，双方约定纸箱装酒价格在全德益商行进价的基础上加价1.5元，听装酒和塑料包装酒每件在全德益商行进价的基础上加价1元，双方的合作关系截止到2018年11月27日；3.2018年9月13日至2018年11月27日苏贵富总共在全德益商行处拉酒数量为4785箱，总金额为110737.14元；4.苏贵富于2018年11月20日转账支付全德益商行货款5801元；5.全德益商行应当退还苏贵富过期啤酒227箱，金额为4458.72元；6.苏贵富合伙人李西明于2018年11月14日向全德益商行出具收条一张，金额为650元。综上，苏贵富尚欠全德益商行货款118041.42元。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有效。全德益商行、苏贵富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真实、合法、有效。全德益商行依约向苏贵富供货后，苏贵富应当依照合同约定及时向全德益商行支付相应货款。2018年9月13日之前，苏贵富欠付全德益商行货款16914元；2018年9月13日至11月27日，苏贵富欠付全德益商行货款110737.14元，苏贵富合伙人李西明欠付全德益商行货款650元。苏贵富转账支付全德益商行货款5801元，退还过期啤酒货款4458.72元。故苏贵富尚欠全德益商行货款118041.42元。全德益商行要求苏贵富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因该诉讼请求不明确具体，不予支持。全德益商行在起诉时主张的诉讼请求为165294.20元，应交纳诉讼费3606元；在庭审中减少诉讼请求为131856.74元，应交纳诉讼费2937元。依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应退还全德益商行诉讼费669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判决：苏贵富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全德益商行货款118041.42元。案件受理费2937元，全德益商行负担294元，苏贵富负担2643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苏贵富提交证据一：全德益商行对账单照片以及照片信息，证明2018年9月19日双方就2018年4月至8月期包装物押金在全德益商行的仓库进行了算账，双方对在此期间的押金经过核减运费以及提取全德益商行的中间费用，加上苏贵富垫付的运费，双方确认下剩押金的数额为79291.5元，该记账内容是陈学中爱人汤某某记载，该证据是本次开庭前苏贵富从手机中查询照片的信息，能够反映当时照片形成的时间以及拍摄的坐标。证据二：微信转账记录、农业银行转账记录，证明2018年9月7日陈学中本人通过银行转账向苏贵富支付20000元，2018年9月23日全德益商行向苏贵富转账6000元、2018年9月30日全德益商行通过微信转账向苏贵富支付5000元，共计向苏贵富退还包装物押金31000元的事实。以上证据综合证明苏贵富应收账款证据所显示的核减31000元就是上述全德益商行向苏贵富退还的31000元包装物押金，进一步证明双方的《欠款协议》不可能是对2018年9月13日之前的账目结算。全德益商行对证据一的对账单的真实性认可，是汤华敏所书写，该照片中的打款金额与苏贵富一审提交的双方手写对账单中的打款金额121972一致，但该照片中的货款金额为47640元，而全德益商行一审提交的苏贵富也承认自己手写的打款金额为49560元。可见该照片形成于全德益商行提交的对账单之前。该照片对账之后，苏贵富又从全德益商行处拉货，应当以全德益商行提交的日期靠后的对账为准。且全德益商行已陆续用抵顶、现金转账的方式支付了苏贵富包装物押金；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恰恰能反映全德益商行通过转账方式退还苏贵富包装物押金的事实。据汤某某所述，当时苏贵富因为要偿还信用卡借款，要求全德益商行先行支付其包装物押金。在退回押金问题中，全德益商行并不存在反复，全德益商行一直坚持以各种方式退还了苏贵富包装物押金，只是由于全德益商行经营者陈学中手机更换和日常账目繁杂，否则全德益商行肯定会在之前庭审中提交该证据，该退还的31000元与苏贵富一审提交的《苏贵富应收账款》中的相关数字有关联，该《苏贵富应收账款》虽然不是双方的最终结算，但是可以反映全德益商行以货款、转账、现金的方式将包装物押金退还给了苏贵富。证据三：《2018年全德益商行鲜啤销货明细表》、《2018年包装物退押明细表》，证明全德益商行在此期间鲜啤酒的数量及包装物押金的具体数额。该证据结合农业银行的转账记录可以反映出2018年4月至8月期间苏贵富拉运鲜啤酒并向全德益商行陈学中账户打款121972元后，鲜啤数量为1985箱，共计17.865千升，共计货款为31374元，下剩包装物押金是90598元的事实。全德益商行对《2018年全德益商行鲜啤销货明细表》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中的总数量1985箱、共计17.865千升，酒款小计31374元与苏贵富认可的自己手写的与汤华敏对账数量不符，对账中总数量为2065箱、单价24元，酒款小计49560元。因此，该销货明细表不是苏贵富从全德益处拉取的所有鲜啤数量，该证据中的单价是全德益商行与厂家之间的协商价格，与苏贵富无关。该证据也与一审时提交的苏贵富手写包装明细及运费单据相矛盾。一审时苏贵富手写包装明细中详细记载合计拉货2065箱，与苏贵富和汤某某的对账单相符合。对《2018年包装物退押明细表》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该证据无法证明下剩包装物押金是90598元的事实。包装物押金及数量对账前双方已经核算，在苏贵富与汤某某手写对账单中，双方已经确认包装物382个，200元/个，总计76400元，而且苏贵富手写的6张记账单中也明确了包装物的数量，从庭审中苏贵富提供的全德益商行给苏富贵退包装物押金的转账凭证及结合苏贵富提交的汤某某手写对账照片，都可以反映出全德益商行通过转账退还苏贵富包装物押金31000元，下剩的40000余元苏贵富已经通过从全德益商行处借现金及提取货物等方式抵顶。因此，苏贵富陈述前后矛盾，全德益商行不存在欠苏贵富包装物押金的事实。证据四：平罗县全德益商行2018年1月至12月瓶装酒及灌装酒的提货数据，某某啤酒厂财务吴某某通过微信向苏贵富提供，证明《苏贵富应收账款》中“宁之美”、“夏之彩”两款啤酒是在2018年9月22日才上市，与全德益商行所说《苏贵富应收账款》是4月至8月的账目相矛盾。结合全德益商行提供的《华润雪花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发货通知单》记载该两款啤酒也是于2018年9月22日才上市进行发货，不可能在4月至8月存在该啤酒由苏贵富进行销售、抵账或者进行对账的情况。因此，《苏贵富应收账款》是在2018年11月20日对双方整体账目进行的结算，并不是全德益商行所说的9月至10月形成并对4月至8月之间账目的结算。全德益商行对该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该证据系打印件，没有加盖某某啤酒厂印章，无法证实其来源。该微信聊天截屏对方身份无法核实，不能证明是雪花啤酒厂财务人员。苏贵富如果要证明《苏贵富应收账款》为2018年11月20日之前所有对账，应提供在全德益商行处提货相对应的出库单，双方交易习惯是双方对账后将出库单存根联原始单据全部交付给苏贵富。因此，如果已经对过账，苏贵富处应该有相对应的单据，且《苏贵富应收账款》中的货品单价明显高于2018年9月13日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的执行单价。因此，《苏贵富应收账款》中的打印字体相关货品是全德益商行2018年4月至9月13日双方没有达成结算最终意见的对账单。全德益商行提交证据：《合作协议》（全德益商行与某某商行签订）、张某某身份证复印件、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打印件、2018年3、5月工资表，证明全德益商行与案外人某某商行在2017年11月20日签订了《合作协议》，约定全德益商行用大窑商行的车辆、人员销售雪花啤酒，华润雪花啤酒的经营权属于全德益商行，某某商行不参与销售，在合作期间全德益商行向某某商行包括张某某在内的员工发放工资的事实。苏贵富对该证据中《合作协议》的三性不认可，因案外人某某商行是否与全德益商行存在《合作协议》及协议的形成时间是否为2017年均无法确定，需要通过鉴定或者是某某商行到庭来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同时，该协议的内容中也并未涉及到与本案有关的相应品种啤酒的销售，即使该协议真实，也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张某某身份证复印件、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打印件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认可；对工资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即使该工资表是真实的，因加盖的是全德益商行的公章，只能说明工资表上的人员是全德益商行的员工，不能证实所谓的某某商行的车辆、人员对外替全德益商行销售啤酒。因此，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苏贵富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但不能达到苏贵富的证明目的；证据四没有某某公司的公章，不能确定其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全德益商行提交的《合作协议》、2018年3、5月工资表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不予采信；对全德益商行提交的张科身份证复印件、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打印件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苏贵富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双方于2018年9月13日对签订协议之前的账目进行了结算”有异议，认为这是对2018年11月20日之前的整体账目进行了结算，对“2018年9月13日至2018年11月27日苏贵富总共在全德益商行处拉酒数量为4785箱，总金额为110737.14元”数量与金额都认可，但在此期间其中有34张出库单所对应的啤酒数量大约50000余元以现金方式付清；对“苏贵富尚欠全德益商行货款118041.42元”有异议，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无异议。全德益商行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总金额为110737.14元”有异议，认为应该加上13张出库单金额总计为12913.32元，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无异议。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欠款协议》《苏贵富应收账款》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存在争议，苏贵富称《欠款协议》是对2018年11月20日之前所有账目的结算，《苏贵富应收账款》是对2018年9月13日到11月20日各类酒品的货款核算，且苏贵富认为《苏贵富应收账款》与《欠款协议》是同一天形成。本院对9月13日至11月20日的出库单中各类酒品的数量进行了核算，与《苏贵富应收账款》中的各类酒品的数量不一致，多于该数量，且《苏贵富应收账款》各类酒品的价格与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的价格不一致，故无法得出《苏贵富应收账款》是对2018年9月13日至11月20日各类酒品的货款核算后所形成的结论。结合本案采信的证据分析，全德益商行认为《苏贵富应收账款》与《欠款协议》系双方对2018年9月13日之前债权债务所形成的结算的辩称意见，本院予以采纳。苏贵富称2018年11月20日形成的《欠款协议》是对2018年4月至11月20日期间所有账目的结算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全德益商行现持有2018年9月13日之后的出库单凭证说明全德益商行与苏贵富就9月13日之后的货款未进行结算，苏贵富对全德益商行提交的2018年9月13日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之后双方因拉运啤酒货物形成的出库单、销货凭证等证据中34张出库单不予认可，认为在拉货时当场以现金的形式支付了该34张出库单的货款，但苏贵富并未提交确凿证据予以证实，故苏富贵的该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综上所述，苏贵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61元，由上诉人苏贵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伟审判员 张 红审判员 安立莎 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法官助理 王 芳书记员 吴学花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第二百零五条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有本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规定情形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