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7）粤7101行赔初10号原告：广州市卓兴布匹整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联安村七星路4号101，组织机构代码30476178-1。法定代表人：邹录超，职务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陈敬，系广东天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迎宾大道89号。法定代表人：叶志良，职务区长。委托代理人：喻霞，系该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杜星堂，系广东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市卓兴布匹整理有限公司不服被告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行政赔偿纠纷一案，于2017年7月2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于2017年10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卓广州市卓兴布匹整理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陈敬，被告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喻霞、杜星堂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州市卓兴布匹整理有限公司诉称：原告于2014年7月29日依法成立至今，合法合规经营多年。2015年9月2日，被告发文责令广州市花都区联新染漂厂（该企业与原告企业相接邻）停业关闭，随后花东镇政府与花都区供电局采取断闸停电措施，错误将原告变压器断闸停电处理。原告企业成立运营以来，克服经济低迷不景气等种种困难，突出创优创新发展思路，强调科技兴企发展理念，使企业正处于稳健发展阶段。原告为了扩大规模，加大资金投入，购置先进设备，增加大量人员。为了加强厂际业务对接，还租用广州市花都区联新染漂厂部分空余场地。可是，被告执法部门极具简单粗暴野蛮的错误执法行为，却将原告企业一日之间推向濒临破产倒闭的边缘，将原告的所有希望化为泡影。为了维护合法权益，广州市花都区联新染漂厂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广州市人民政府审查后作出穗府行复[2015]972号《行政复议决定》，撤销被告于2015年9月2日作出的《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关于责令广州市花都区联新染漂厂停业关闭的通知》。鉴于被告采取断闸停电违法行政措施，已严重侵犯了原告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且一直未给予恢复供电，原告被迫停业整体关闭，并决定迁厂处理。因此，被告违法行政行为及措施造成原告巨大经营损失（包括经常性费用开支、直接损失及间接损失等），损失主要有：工资损失、厂房租金、机器设备全部报废损失、利息损失、成品、半成品、原材料损失、中介服务费用损失（另计）、预期利润损失等共计5458601元。原告于2017年3月16日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被告于2017年4月27日向原告送达了《不予赔偿决定书》。原告对被告的《不予赔偿决定书》不服，认为被告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不客观、不公正、不合法。首先，原告的各项损失因被告的违法行为已实际产生，并已经公证及评估。其次，在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被告于2015年11月25日采取第四次强制断电措施，导致原告全面停产，造成原告几百台机械设备停运报废，工人集体讨伐工资及经济补偿，原告因此造成特别巨大经济损失。其后，原告多次诉求要求恢复生产，要求政府恢复供电供水，直至2016年3月28日南方公证处出具现场公证书之日，被告依然未给原告恢复供电供水，原告无法自行恢复生产。因此，请求法院判决：一、撤销被告作出的[2017]穗花府赔决字第2号《不予赔偿决定书》；二、被告赔偿原告因违法行政行为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5458601元。被告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原告并非涉案行政行为的行政相对人，原告的损失与本府无关，《不予赔偿决定书》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七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本府作出《关于责令广州市花都区联新染漂厂停业关闭的通知》，该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为广州市花都区联新染漂厂（以下简称联新染漂厂），而非原告。本府并未对原告作出停业关闭及指令停电的行为，未对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原告的损失与被告作出的该行政行为无关联性，本府不属于赔偿义务机关。（二）本府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书》程序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义务机关决定不予赔偿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书面通知赔偿请求人，并说明不予赔偿的理由。”原告于2017年3月16日向本府提出行政赔偿申请，本府组成行政赔偿委员会依法进行审理后，于2017年4月23日作出[2017]穗花府赔决字第2号《不予赔偿决定书》，并于2017年4月27日将该决定书送达给原告。综上，本府作出的[2017]穗花府赔决字第2号《不予赔偿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14年7月29日成立，注册地址为广州市花都区东镇联安村七星路4号101，法定代表人为邹录超，经营范围为：纺织业，现经营场所租用联新染漂厂厂房使用。2015年9月2日，被告对联新染漂厂作出《关于责令广州市花都区联新染漂厂停业关闭的通知》，内容为：“2015年4月17日到8月4日期间，区环保局依法对你单位进行了环境监察检查，发现存在以下环境违法行为：一、扩建的车间和锅炉及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环境影响评价和竣工验收；二、水污染治理设施处理能力不足或不正常运行造成水污染排放超标；三、固体废物没有采取防渗漏措施堆放……针对上述环境违法行为，区环保局根据《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办法》第五条和第六条分别于2015年4月17日和8月4日责令你单位限制生产和停产整治，但是在区环保局2015年8月7日的执法检查中，发现你单位仍未履行区环保局的停产整治决定……根据《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办法》第八条之规定，决定：责令你单位在2015年9月30日前停业关闭。”联新染漂厂不服，向广州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2015年11月25日，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人民政府向花东供电所作出东府函[2015]112号《花东镇关于对联新漂染厂进行全面彻底停电的函》，称：“为落实花都区人民政府责令广州市花都区联新漂染厂停业关闭的通知要求，我镇定于2015年11月25日下午4：00时再次对联新漂染厂采取关停执法活动，请贵所对联新漂染厂及其‘厂中厂’广州市卓兴布匹整理有限公司、广州市花都区建煌织造厂的变压器采取全面停电处理。”之后，原告全面停止生产。同日，广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穗府行复[2015]97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了被告于2015年9月2日作出的《关于责令广州市花都区联新染漂厂停业关闭的通知》。2016年4月8日，原告委托广州市鑫铭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鑫评字[2015]第246号《评估报告书》，评估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共计5458601元，其中包括：资产价值（机器设备、染料存货等）部分是4576320元，停止经营损失是882281元（包括：人工薪酬是1693777元，正常收益6个月的利润是188504元）。2017年3月16日，原告向被告提起行政赔偿申请，请求被告依法赔偿原告因违法行政行为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5458601元。2017年4月23日，被告作出（2017）穗花府赔决字第2号《不予赔偿决定书》，认为“……本案中，虽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责令广州市花都区联新染漂厂停业关闭的通知》被撤销，但该行政行为是针对行政相对人广州市花都区联新染漂厂，本案赔偿请求人广州市卓兴布匹整理有限公司并非该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即，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并未对赔偿请求人作出停业关闭及指令停电的行为，未对其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依法不属于赔偿义务机关，赔偿请求人要求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本机关决定如下：对赔偿请求人广州市卓兴布匹整理有限公司的赔偿请求不予赔偿。”，并于2017年4月27日送达给原告。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以上事实有《行政复议决定书》《花东镇关于对联新染漂厂进行全面彻底停电的函》《行政赔偿申请书》《不予赔偿决定书》《资产评估书》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因此，国家赔偿的前提条件是行政行为违法，导致当事人合法权益遭受损害，且该损害与行政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虽然被告责令联新染漂厂停业关闭通知的行政行为被行政复议机关决定撤销，但该通知的行政行为相对人系联新染漂厂，通知中并未作出对原告权利义务有决定影响的内容。因此，该通知并非直接导致原告被强制断电的行为。而且，原告也未有其他证据证实断电行为造成的损失与被告责令联新染漂厂停业关闭通知的行政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原告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2017）穗花府赔决字第2号《不予赔偿决定书》并予以赔偿的诉讼请求，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州市卓兴布匹整理有限公司的赔偿请求。本案不交纳案件受理费。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此页无正文）审 判 长  何欣颖人民陪审员  周宇东人民陪审员  卢绮婷二０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吴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