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10民初17639号 原告：杭州余杭众保财务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景星观路2号1幢。 法定代表人：曹卫中，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洁，浙江振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来凌，浙江振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高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双溪竹海雅苑1幢1室。 法定代表人：高长虹，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阮元根，浙江凯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高长虹，男，1966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阮元根，浙江凯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楼永娣，女，1967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阮元根，浙江凯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高新橡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后村桥路3号。 法定代表人：吕俊坤，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帅，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国良，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双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双溪竹海路。 法定代表人：高长虹。 委托诉讼代理人：阮元根，浙江凯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杭州余杭众保财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保公司）诉被告高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兴控股）、高长虹、楼永娣、杭州高新橡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公司）、杭州双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溪公司）企业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1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众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洁、来凌，被告高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帅、蒋国良，被告高兴控股、高长虹、楼永娣、双溪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阮元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众保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高兴控股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36911200元；2.判令被告高兴控股向原告支付利息8445456.75元（自2019年9月23日后以未还款金额为本金、按照24%/年的标准另行计算至款项付清日止，利随本清）；3.判令被告高兴控股承担本案律师代理费30000元；4.判令被告高长虹、楼永娣、高新公司、双溪公司对第1、2、3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判令本案诉讼费用及财产保全费由被告高兴控股承担，被告高长虹、楼永娣、高新公司、双溪公司对此负连带责任。诉讼过程中，众保公司变更第2项诉请为：判令被告高兴控股向原告支付利息8445456.75元（自2019年9月23日后以未还款金额为本金、按照24%/年的标准另行计算至款项付清日止，利随本清），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 事实和理由：2018年7月10日，原告与被告高兴控股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被告高兴控股向原告借款37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8年7月10日至2018年12月25日止，借款利率1.2‰/日：因诉讼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等由被告高兴控股承担。同日，原告与被告高长虹、楼永娣签订《保证合同》一份，约定由被告高长虹、楼永娣为上述借款向原告提供担保。原告又与被告高新公司、双溪公司分别签订《保证合同》，约定被告高新公司、双溪公司为上述借款向原告提供担保。上述三份保证合同的担保范围均为本金、利息、违约金、诉讼费、律师费等，保证期间均为借款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向被告高兴控股给付了借款，但被告高兴控股在归还了部分本金及支付了部分利息后就未再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经原告多次催讨，截止2019年9月23日，尚欠原告借款本金36911200元及利息8445456.75元。 鉴此，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裁判。 被告高兴控股答辩称，被告高兴控股确实曾向原告借款，本案确有本金36911200元及部分利息未还，合同约定的利率1.2‰/日过高，应按照月1.2%计算，故计算至2020年1月15日本案尚欠利息7085700元。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签订的情况：原告与被告高兴控股分别于2018年4月27日、2018年7月10日签订二份借款合同属实，被告高长虹、楼永娣于当日签订保证合同。被告高新公司、双溪公司未在签订借款合同当天签订保证合同，高新公司、双溪公司的保证合同签订时间是二份借款合同到期后，由于被告高兴控股未能按期足额偿还借款及支付利息，被告高长虹、楼永娣也未履行保证责任情况下，原告要求被告高兴控股追加担保，并要求被告高新公司、双溪公司作为保证人。被告高兴控股、高新公司、双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当时都是被告高长虹。原告要求追加被告高新公司、双溪公司作为保证人，被告高长虹不同意，认为无需追加保证人，借款人是积极偿还，并且明确向原告表示，被告高新公司是上市公司，未经法定程序不能对外担保。但是原告工作人员要求被告高新公司在担保合同上盖章，说是做个样子，无非是为了给被告高兴控股、高长虹压力，及时还款。当时原告明确知道被告高新公司未经法定程序不能担保。原告说被告高新公司的担保材料不会给别人看到，用信封封起来，保存在原告处，不给别人知道。如果当时不增加担保，原告说要起诉被告高兴控股、高长虹、楼永娣。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告高长虹怕原告起诉会打断资金链，会对公司的经营造成困难，甚至停业停产、倒闭，便按照原告的要求盖了被告高新公司、双溪公司的章。这两份保证合同都是原告制作后拿到被告处，由被告高长虹签上名字盖上公章。这两份保证合同落款时间当时是空白的，现在保证合同上的落款时间并非当时实际签订的时间，是原告后补。实际签订时间是在还款期限届满后。 被告高长虹答辩称，对该笔借款及合法应付的利息同意承担保证责任，其余意见同被告高兴控股。 被告楼永娣答辩称，实际上只是被告高长虹让其在保证合同上签字，其并未实质参与经营及借款活动，但是既然签字保证，愿意对借款本金及尚欠利息承担保证责任。 被告高新公司答辩称，一、本案所涉借款关系发生在原告与被告高兴控股之间，出借款项由被告高兴控股实际使用。在被告高兴控股到期不能归还借款之后，原告主动要求违规增加被告高新公司作为担保人。 1.借款的相关事实 2018年7月期间，被告高兴控股向原告申请借款3700万元。被告高长虹告知原告负责人借款3700万元款项是被告高兴控股用于归还平安银行的银行承兑汇票款。该等银行承兑汇票事项的具体情况为：被告高兴控股曾在平安银行开立一张面额为37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收票人为上海福镭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福镭德”），而后上海福镭德凭票向平安银行兑付了票据款项。因此，被告高兴控股需要借款归还平安银行的3700万元款项。被告高长虹指定被告高兴控股的财务人员与原告工作人员对接借款的相关事宜，并提供了银行承兑汇票信息以及上海福镭德已经兑付银票的相关材料。原告收到文件后，进一步与平安银行核实票据开立及兑付情况，明确被告高兴控股的借款需求。借款需求明确后，被告高兴控股、高长虹、楼永娣前往原告办公场所签署了由原告起草的《借款合同》（编号：JKGF-2018026-ZBJK-001）（以下简称“《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3700万元）、《担保合同》（编号：JKGF-2018026-BZ-001）。协议签署后，原告向被告高兴控股账户支付了3700万元借款。 2.原告主动要求违规增加被告高新公司作为担保人的相关事实 上述借款发放后，因被告高兴控股未能根据《借款合同》约定归还借款本息，原告负责人主动联系被告高长虹，要求被告高长虹安排追加被告高新公司为《借款合同》项下被告高兴控股的债务提供保证。 因被告高新公司为上市公司，被告高长虹明确告知原告无法提供进行担保的上市公司股东会及董事会决议文件。在知悉该等情况下，原告仍继续推进上市公司担保事宜。在未经上市公司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决议的情况下，原告负责人直接携带其准备好的保证合同（编号：JKGF-2018026-BZ-004）给被告高长虹。保证合同签署后，原告负责人当场将保证合同封存入文件袋，并在文件袋口密封处签字。在原告负责人要求下，该等封存文件仅由原告保存，各被告均未曾留存《保证合同》的复印件或者照片。 二、根据法律规定，被告高新公司提供的担保为被告高长虹越权代理，且原告主动要求出具违规担保具有明显恶意，在被告高新公司未追认情况下，该等保证合同对被告高新公司不发生效力，被告高新公司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及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超越代理权的行为，如果没有被代理人追认，则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自行承担责任。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只有善意相对人才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 1.本案中被告高长虹越权代理明确，且被告高新公司未追认。根据被告高新公司的公司章程第四十条及第四十一条规定，“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必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法》第十六条亦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本案中，被告高长虹在未告知被告高新公司决策机构、未经被告高新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未经合法程序披露的情形下，直接签署相关文件，进行关联担保事项，属于明确的越权代理行为。在被告高长虹作出上述越权代理行为之后，被告高新公司从未追认该等行为。因此，根据民法总则、公司法之规定，该等保证合同对被告高新公司不发生效力，被告高新公司依法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2.原告不仅不属于善意相对人，更是具有明显的主观恶意，是违规担保行为的操纵者。本案中，原告负责人在被告高兴控股出现迟延归还借款的情形后，主动要求被告高长虹安排追加被告高新公司提供连带担保责任。被告高新公司作为上市公司，被告高兴控股为被告高新公司的实际控制股东这一事实及被告高新公司的公司章程都是经过公告可以公开查询的。原告作为长期进行借款经营行为的专业借贷机构，未审查上市公司的公司章程，也未审查上市公司是否就该担保事项进行决议。事实上，原告是在明知被告高新公司为上市公司，明知该担保事项为关联担保，且被明确告知上市公司不可能就该担保事项进行决策的情形下，还主动推进违规担保事宜，主动要求被告高长虹签署被告高新公司的担保文件，主动将该等文件密封以使得被告高新公司的决策机构无法获知该等信息。可以说，原告不仅不属于善意相对人，反而是该等违规担保事项的主动操纵者。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及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原告理应自行承担该等保证合同不发生效力的全部责任。 此外，根据最新公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下称“九民会议纪要”），在类似的公司违规担保案件中，如债权人属于“明知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的，债权人要求公司承担民事责任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在本案中，如前所述，原告作为专业的融资机构，明知被告高新公司为上市公司，却不要求上市公司根据章程提供股东会决议，更在上市公司未就担保事项决议的情形下，主动推进违规担保事宜，将担保文件封存以意图不对外披露。该等事实，不但足以证明原告“明知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更能证明原告的恶意推进违规担保的意图。因此，参考最新九民会议纪要的规定精神，被告高新公司亦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如该等违规担保事项导致被告高新公司承担任何责任的，则不仅与法律规定及事实不符，更会严重侵害广大中小股民的切身利益，引起重大的社会反响。 三、原告无放贷资格，却在一定期限内多次向个人、企业出借款项以获取高额利息收益，属于典型的职业放贷行为。 经查询公开信息，原告的经营范围不包括从事经常性放贷业务，且原告不是监管机构批准的金融机构。因此，原告不具有向不特定主体发放贷款的资格。原告曾在一定期限内多次向不特定的个人、企业出借大额款项，用于谋利。被告高新公司通过公开渠道，就已经查到原告提出起诉或者执行的借款案件有6起，再加上本案共8起。这还仅仅是形成诉讼的借款，未形成诉讼的借款肯定数量更多。 除上述外，在原告的借贷行为中，还具有如下应认定为职业放贷行为的明显特征： 1.原告与借款人签署的《借款合同》采用统一格式版本； 2.原告在出借本金时，向借款人预扣借款利息、不足额发放借款（具体见本案中原告发放本金当日收取的服务费）； 3.原告提供的借款收取的利息明显畸高，达到43.8%/年。 因原告未曾依法取得放贷资格，且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的民间借贷活动，故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3条的规定，应认定原告所从事的相关放贷活动均为职业放贷行为。 四、原告的职业放贷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故本案《借款合同》应被认定为无效。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的规定，若当事人违反国家限制性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订立合同，合同应被认定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明确，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专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且该规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若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被认定为无效。基于上述法律法规规定，原告未获得从事经常性放贷业务的经营许可即开展放贷业务的行为，属于违反国家限制性经营、特许经营的行为，是对相关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违反，故本案所涉《借款合同》应被认定为无效。 综上，本案所涉的《借款合同》应被认定为无效。因主合同无效（该无效因原告自身原因导致），被告高新公司本就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再加上被告高新公司案涉担保为越权代理的问题，被告高新公司更加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综上，原告请求被告高新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及事实依据，应予以驳回。 被告双溪公司答辩称，双溪公司确实在2018年9-10月签署过保证合同，但并不是担保合同上记载的日期，保证合同签署过程也未进行法定程序。签订保证合同的过程与被告高兴控股陈述一致。 原告众保公司、被告高新公司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被告高兴控股、高长虹、楼永娣、双溪公司未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质证。结合双方质证意见，本院对证据认证如下： 原告众保公司提交的证据1借款合同原件、证据3单笔查询明细原件、证据4单笔查询明细原件1份及网银电子回单原件4份、证据5委托代理合同及发票原件，证据7编号为2019-029的《杭州高新橡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打印件，各被告均无异议，本院经审查后均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证据2保证合同三份，对其中被告高长虹、楼永娣签署的保证合同，高长虹、楼永娣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其中双溪公司签署的保证合同，双溪公司仅对落款日期有异议，原告众保公司亦确认落款日期系倒签，故本院对除落款日期外的合同内容予以确认，至于合同是否有效，在本院认为一节中陈述；对其中高新公司签署的保证合同，高新公司对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该担保未经法定程序、系高长虹的个人行为且落款日期系倒签，原告众保公司亦确认落款日期系倒签，本院经审查后对除落款日期外的合同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合同是否有效，在本院认为一节中陈述；证据6双溪公司《股东会决议》复印件，双溪公司仅对其上记载的时间及落款时间有异议，众保公司亦确认时间系倒签，故本院对除决议日期外的内容予以确认；证据8高新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打印件，各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回复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被告高新公司提交的证据，原告众保公司及其余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经审查后均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被告高兴控股借款及高长虹、楼永娣、双溪公司、高新公司签署保证合同情况 2018年7月10日，原告众保公司作为甲方与被告高兴控股作为乙方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编号：JKGF-2018026-ZBJK-001）一份，约定高兴控股向原告借款3700万元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借款期限为自2018年7月10日至2018年12月25日止，借款利率1.2‰/日，高长虹、楼永娣为本次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乙方如未按合同规定归还借款，则每逾期一日由乙方向甲方支付借款总额0.05%的每日违约金，直至乙方付清全部借款本息为止，乙方应当承担因诉讼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等费用。同日，原告众保公司作为甲方与被告高长虹、楼永娣作为乙方签订《保证合同》（合同编号JKGF-2018026-BZ-001，以下简称“保证合同一”）一份，约定由被告高长虹、楼永娣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众保公司于当日向被告高兴控股发放贷款3700万元。 借款到期后，因借款人高兴控股及保证人高长虹、楼永娣均未能清偿本息，高长虹代表双溪公司又与原告签订《保证合同》（合同编号JKGF-2018026-BZ-005，以下简称“保证合同二”）一份，约定由双溪公司为高兴控股的前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该保证合同上有双溪公司的签章及高长虹的签字，其落款日期“2018年7月10日”系原告众保公司人员倒签。合同签订后，双溪公司就该担保进行了股东会决议，同意承担保证合同二确定的保证责任。其上有双溪公司的签章、股东高兴控股的签章及法定代表人高长虹的签字。股东会决议中记载的日期、落款日期均系原告众保公司人员倒签。 高长虹代表高新公司又与原告签订《保证合同》（合同编号：JKGF-2018026-BZ-004，以下简称“保证合同三”）一份，约定由高新公司为高兴控股的前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该保证合同上有高新公司的签章及高长虹的签字，其落款日期“2018年7月10日”系原告众保公司人员倒签。该担保未经高新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上述三份保证合同均约定：保证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被保证人因违反主合同而应支付的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甲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所有费用、被保证人根据法律规定和主合同约定应向甲方支付的其他款项等。其中，甲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公告费、电讯费、差旅费等。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二、被告还本付息情况 2018年7月10日，高兴控股预付利息88800元（本案中原告自愿调整还款性质为归还本金）；2018年8月20日，高兴控股支付利息300万元；2018年9月21日，高兴控股支付利息300万元；2018年10月19日，高兴控股支付利息200万元。以上还本付息情况，高兴控股均无异议。截止2019年9月23日，结合另案5000万元借款需还本付息的情况，本案中被告高兴控股尚欠原告众保公司借款本金36911200元及利息8445456.75元（原告众保公司在本案中自愿将已支付利息的借款利率调整为年利率36%，将未支付利息的借款利率调整为年利率24%）。 三、其他查明的事实 1、原告众保公司成立于2013年1月24日，注册资本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财务咨询服务、投资管理咨询、理财服务、经济信息咨询（除证券、期货）。经查询，包括本案在内，全省范围内众保公司作为原告或申请人的借贷纠纷案件目前共计8件，提起诉讼或申请时间为2014年-2019年。 2、被告高兴控股成立于2007年4月18日，注册资本3700万元，系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被告高新公司成立于2004年11月26日，注册资本12667.3万元，系中外合资的上市公司。被告双溪公司成立于1998年8月13日，注册资本3000万元，系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本案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签订期间，高长虹系高兴控股、高新公司、双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本案保证合同三签订时，高兴控股持有高新公司30%以上的股权，系持有股权比例最高的股东。本案保证合同二签订时，高兴控股系双溪公司的唯一股东。 3、高新公司的公司章程规定：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必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六）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高新公司未就前述担保事项进行披露。2019年10月30日，高新公司在《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中称：公司原实际控制人私自借出公司公章并签订上述担保合同后未告知公司，导致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对上述担保事项不知情，未履行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程序，上市公司亦未知晓或提前披露上述违规担保事项。公司系通过收到《民事起诉状》确认违规担保及对应借款与利息金额，并已及时披露《关于收到民事起诉状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80）。 4、原告众保公司为本案支出律师费3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系企业借贷纠纷，争议焦点为：一、众保公司与高兴控股签订的借款合同的效力及高兴控股应承担的责任；二、众保公司与各保证人签订的保证合同的效力及各保证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一、众保公司与高兴控股签订的借款合同的效力及高兴控股应承担的责任 众保公司与高兴控股签订的《借款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高兴控股未按期还本付息，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高新公司抗辩称众保公司无放贷资格，却在一定期限内多次向个人、企业出借款项以获取高额利息收益，属于职业放贷行为，故借款合同应认定无效。经查询，包括本案在内，全省范围内众保公司作为原告或申请人的借贷纠纷案件目前共计8件，提起诉讼或申请时间为2014年-2019年，从该些案件的数量及时间跨度来看，尚不足以认定众保公司属于以民间借贷为业的职业放贷人。至于高新公司提出的众保公司在出借本金当天预扣借款利息的行为，众保公司已将该笔款项调整计算为高兴控股归还的本金。另外，高兴控股对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有异议，认为1.2‰/日的借款利率过高，无论是已付还是未付利息，均应按照年利率24%计算。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众保公司针对高兴控股已支付利息部分，自行调整为按照年利率36%计算，对高兴控股尚未支付利息部分，调整为按年利率24%主张，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中并约定了借款人应当承担因诉讼发生的律师费等费用。综上，众保公司要求高兴控股归还所欠本金369112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律师费的主张，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高兴控股和高新公司的相应抗辩，本院不予采纳。 二、众保公司与各保证人签订的保证合同的效力及各保证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关于高长虹、楼永娣保证合同的效力及其应承担的责任。众保公司与高长虹、楼永娣签订的《保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高长虹、楼永娣对其签订合同的事实及应承担的保证责任均无异议。众保公司要求高长虹、楼永娣对高兴控股未归还本金及未付利息、律师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高新公司保证合同的效力及其应承担的责任。本院认为，该保证合同无效，且高新公司无需承担合同无效后的民事责任。理由是：一、时任高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高长虹系越权代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根据该条规定，担保行为不是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而必须以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本案中，高长虹时任高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未经高新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下代表高新公司签订了涉案《保证合同》，属于越权代表。二、众保公司非善意，该越权代表行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因此，认定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行为效力问题的关键是相对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的行为超越权限，是否属于善意相对人。首先，本案中，高长虹代表高新公司签订保证合同时，借款人高兴控股持有高新公司30%以上的股权，且高长虹同时系高兴控股、高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因此，该担保属于关联担保。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对于公司对外关联担保做出了更严格的规定。因此，相对于其他担保，关联担保的相对人应当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应当审查担保合同是否经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以及决议的表决程序是否合法。其次，高新公司属于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具有资合性强、股东人数分布广等特点，如未经股东大会决议即对外关联担保，一旦借款人无法清偿，势必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甚至破坏整个证券市场的秩序。此外，上市公司作为公众公司，其章程、关联担保等重大经营事项均应依法公开，相对人可以通过很低的交易成本了解到相关信息。因此，无论从利益平衡的角度还是从注意义务分配的角度看，上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对外提供关联担保的，相对人应尽更高的注意义务，并应当审查该担保是否经过股东大会决议。本案中，众保公司明知高新公司与高兴控股存在关联关系，明知高新公司是上市公司，从其在向法庭提交的情况说明中“因当时追加担保做的比较匆忙，在签订保证合同时虽未看到高新公司的股东大会决议，但考虑到高新公司的股东大会决议出具较双溪公司复杂很多以及高长虹系高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同意他事后补充该材料”的表述看，众保公司也明知高长虹签订保证合同时未经高新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系越权代表，但其仍然接受该担保，并寄希望于高长虹能够推进高新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后再行补充，显然属于明知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订立担保合同，非善意相对人。故该保证合同无效。众保公司要求高新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双溪公司保证合同的效力及其应承担的责任。高长虹代表双溪公司与众保公司签订保证合同时，高兴控股系双溪公司的唯一股东，故双溪公司属于对外提供关联担保，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经公司股东会决议。众保公司应当审查股东会决议以及该决议表决程序是否符合《公司法》第十六条之规定。本案中，众保公司提供了双溪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虽然众保公司承认决议上的时间系倒签，但双溪公司在庭审中亦仅对时间提出异议，对股东会决议本身予以确认。因此，双溪公司事实上对高长虹代表公司签订保证合同的行为进行了追认。股东会决议上有双溪公司唯一股东高兴控股的签章、双溪公司的签章及其法定代表人高长虹的签名，形式上符合《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故该保证合同有效。双溪公司应依约承担相应担保责任。 综上，众保公司与高兴控股的借款合同、与高长虹、楼永娣、双溪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均合法有效，众保公司针对高兴控股、高长虹、楼永娣、双溪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众保公司与高新公司的保证合同无效，众保公司针对高新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高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杭州余杭众保财务咨询有限公司归还借款本金36911200元； 二、被告高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杭州余杭众保财务咨询有限公司支付利息8445456.75元（暂计算至2019年9月23日，此后利息以未还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另行计算至款项付清日止）； 三、被告高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杭州余杭众保财务咨询有限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30000元； 四、被告高长虹、楼永娣、杭州双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对被告高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述第一、二、三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五、驳回原告杭州余杭众保财务咨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268733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共计273733元，由被告高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高长虹、楼永娣、杭州双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由本院书面通知预交。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郎梦佳 人民陪审员  邵建刚 人民陪审员  陈 丽 二〇二〇年五月九日 书 记 员  王梦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