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29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秀英，女，1928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庄芹，王秀英的次女，1957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庄丽梅，王秀英的小女儿，1963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中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市土地储备中心，住所地大连市西岗区新开路12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210200422428015N。法定代表人：汤凯，该中心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颖，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秀英因与被上诉人大连市土地储备中心（以下简称“土储中心”）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3民初30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秀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撤销签订的《大连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判令被上诉人赔偿财产损失暂定57,472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案涉房屋属于一类房还是二类房的问题。2019年3月28日政府答复中明确指出该房屋在2003年被强拆前的公有房租赁证书标示为“一类房”，房屋位于大连市中山区。大连市政府在1994年5月18日颁布的《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大连市市内四区土地级别及基准地价标准的通知》中明确标示了该房屋属于一级地（黄河路-铁路线-长江路）及一类区（铁路线-火车站-长江路），2003年6月7日《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大连市市内四区房屋类区划分标准及相关房屋拆迁补偿标准的通知》中关于一类区的范围描述为“以中山广场为中心，东至五五路；西至英华街，南至五惠路南山路；北至长江路，除特类区以外的范围”。一审法院对“北至长江路”理解为只有房屋处于长江路以南及长江路上才算一类区。试问，长江路是主干道，长江路之上怎么会存在房屋呢？上诉人认为政府发布的规范文件中所称的街、道、路的名称不是仅仅指某一具体街、道、路的地理位置。而是应以街、道、路地理行政街号命名来理解。比如长江路449号、长江路442号，地理位置处于长江路隔路相对，地理行政街号都命名为长江路XX号。也就是说只要地理行政街号被命名为长江路XX号的房屋，而区域位置又在“以中山广场为中心，东至五五路；西至英华街，南至五惠路南山路；北至长江路”的都属于一类区的范围。更何况案涉房屋公有房租赁证书明确标示为一类房，上诉人也是一直按着一类房的租金标准如数缴纳相应租金及各种费用。如果案涉房屋被法院认为二类房的话，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大连市政府从上世纪70年代一直以一类房的标准向上诉人收取的租金理应返还并赔偿上诉人相应损失。土储中心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案涉地块属于二类区，被上诉人按照二类区补偿符合法律规定。王秀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2006年5月29日大连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与王秀英签订的大连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2.对王秀英位于大连市中山区的房屋予以赔偿，赔偿金额为房屋的现存市场价值扣除王秀英已收到的部分补偿款182,930.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5月29日，大连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甲方、拆迁人）与原告（乙方、被拆迁人或房屋承租人）签订《大连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甲乙双方同意对所拆迁房屋实行货币补偿，并达成协议如下：一、甲方根据城市建设需要，经有关部门批准，需在乙方房屋所处地段实施拆迁改造，该地段房屋类区属于二类。二、乙方被拆除房屋坐落于中（山）区，使用用途为住宅，产权性质为公房，房屋租赁合同号030006001，建筑面积61.14平方米。三、根据规定，乙方货币补偿建筑面积61.14平方米，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的80%，即2560+300元/平方米，结算货币补偿金额，甲方应支付乙方房屋拆迁货币补偿款人民币174,860.40元……按规定甲方应支付乙方搬迁补助费和安置补助费人民币1800元。按规定甲方应支付乙方按期搬迁奖励费、煤气气源费、电话迁移费及有线电视迁移费，计人民币3000+200+70+3000元，合计182,930.40元。另查，2001年11月28日大连市人民政府令第15号公布的《大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拆迁生产、经营用房实行房屋产权调换的，在停产、停业期间，按上年度市统计局公布的人均收入标准的1.5倍，向被拆迁单位支付直接受到影响的在职职工的生活补助费。实行货币补偿的，拆迁人一次性支付3个月生活补助费。该《大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附件大连市城市房屋类区划分标准记载，“一类区：指市内三个商业繁华中心及交通方便的生活居住区。具体范围：1.以中山广场为中心，东至五五路（包括三八广场区域）；西至英华街；南至五惠路、南山路；北至长江路，除特类区以外的范围……二类区：指区域性商业、服务行业和交通条件比较方便的生活居住区，即市街区范围以内，一类区以外的区域。具体范围：北至铁路沿线，西至盖平街和中长街；南至胜利路；东至寺儿沟市场；甘井子百货商店附近商业区；西南路百货商场附近商业区；解放路（南至桃源街）、八一路沿街两侧……”《大连市市内四区房屋类区划分标准》（大政办发[2003]64号）规定，“一类区：指市内三个商业繁华中心及交通方便的生活居住区。具体范围：1.以中山广场为中心，东至五五路；西至英华街；南至五惠路、南山路；北至长江路，除特类区以外的范围。2.以人民广场为中心，东至市场街；西至不老街；南至珠江路、五四路；北至长江路。3.以五四广场为中心，东至万岁街；西至中长东五街和如意街；南至黄河路；北至长江路和兴工街。二类区：指区域性商业、服务行业和交通条件比较方便的生活居住区，即市街区范围以内、一类区以外的区域；北至铁路沿线……”庭审中，原告明确：案涉房屋位于，案涉房屋的南面是长江路，案涉房屋的北侧为铁道。原告所提交的照片亦显示，案涉房屋与铁路相邻。另查，大连市中山区大庄园酒家的经营场所为案涉房屋所在地址，即大连市中山区，核准日期为1991年7月10日，吊销日期为2005年11月21日。2003年7月23日、8月14日，原告将其承租的案涉房屋部分面积29.83平方米、9.43平方米分别转让给案外人开办经营使用，转让期限分别自2003年8月1日至2004年7月31日止、自2003年9月1日至2004年8月31日。一审法院判决：关于案涉房屋属一类区还是二类区。相关规定的标准明确，即一类区“北至长江路”。案涉房屋位于，南临长江路，北临铁路，超出了一类区范围，应属“区域性商业、服务行业和交通条件比较方便的生活居住区，即市街区范围以内、一类区以外的区域；北至铁路沿线……”的范围，即二类区。原告主张案涉房屋属于一类区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案涉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是否可以撤销。原告主张因被告在双方签订案涉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时存在欺诈，故申请予以撤销。案涉房屋应属二类区，案涉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按照二类区标准予以补偿符合规定，并无不妥。关于案涉房屋是否属于经营用房，原告在与被告签订大连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时，原告应是明知的。按照常理，对于该明知的事实，原告在与被告签订补偿协议时不存在受到被告欺诈的可能性。即便存在欺诈，案涉补偿协议于2006年5月29日签订，距原告起诉之时，已超过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撤销权依法归于消灭。原告亦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该协议存在胁迫、重大误解等可撤销情形。故，原告主张撤销原被告双方于2006年5月29日所签订的大连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被告对案涉房屋予以赔偿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原告王秀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19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王秀英承担。二审中，王秀英提交新证据，对双方存在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于王秀英提供的青泥洼桥街道规划图和卫星图，欲证明案涉房屋应属于一类区，土储中心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鉴于该规划图上未加盖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印章，且在规划图和卫星图上均系手写标注案涉房屋所在的位置，对于房屋具体位置是否准确本院无法确定，故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王秀英提供的大政发[2000]40号《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市内四区土地级别及土地出让金标准的通知》，土储中心对真实性并无异议，但认为该通知与本案无关。鉴于双方当事人2006年5月29日签订的《大连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上载明案涉房屋拆迁依据的是《大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及有关规定，故40号文件并非案涉房屋拆迁的法律依据，故对该份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补充查明，1.二审中，王秀英认可案涉房屋已于2003年9月25日被拆除，亦认可被拆迁前的公有住房租赁证书一直由王秀英本人持有，在该公有住房租赁证书上载明案涉房屋为一类区；王秀英同时陈述2018年9月3日其到土储中心询问案涉房屋属于一类区，还是二类区的问题，直到2019年3月28日大连市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出具《关于王秀英拆迁安置补偿问题的答复意见》。2.在《关于王秀英拆迁安置补偿问题的答复意见》中明确答复，案涉房屋应按二类区予以补偿，至于王秀英反映的一类区变二类区问题，当年动迁时已按政策每平方米增加了300元货币补偿。本院认为，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是应否撤销2006年5月29日土储中心与王秀英签订的《大连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二是应否对王秀英位于大连市中山区的案涉房屋予以赔偿。针对第一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王秀英以土储中心与其签订2006年5月29日《大连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时存在欺诈行为为由要求撤销该补偿协议，认为案涉被拆迁房屋应属于一类房，但拆迁时却按照二类房予以补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撤销权消灭。本案中，王秀英手中一直持有的公有住房租赁证书上载明案涉房屋属于一类区，而在2006年5月29日《大连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中认定案涉房屋属于二类区，故在双方当事人2006年签订补偿协议时，王秀英即应当知道案涉房屋由一类区变为二类区补偿的事实，但其在2019年5月16日才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撤销案涉补偿协议，显然已超过了撤销权行使的一年除斥期间，撤销权依法归于消灭。且王秀英亦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上述协议的签订存在可撤销的法定情形，故对于王秀英要求撤销案涉拆迁补偿协议的诉请无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支持其该诉请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针对第二个焦点问题，即应否对王秀英的案涉被拆迁房屋予以赔偿，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已于2006年5月29日签订了《大连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王秀英已实际领取了该协议约定的拆迁补偿款项，案涉房屋亦已被拆除，该协议已履行完毕，王秀英要求在此情形下另行对案涉房屋予以赔偿，无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并且王秀英一审诉请要求赔偿的计算方式为房屋的现存市场价值扣除王秀英已收取的补偿款182,930.4元后的差额，而案涉房屋已被拆除，王秀英主张的房屋现存市场价值无法确定，故王秀英的该项诉请亦无法获得支持。综上所述，王秀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38元（王秀英已预交），由王秀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吕 瑛审判员 季 烨审判员 王 亮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书记员 王丽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