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6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华益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小洲南路1号。法定代表人：孙惠，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赖远明，广东源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秋晨，广东环宇京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口树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琼华村344号。法定代表人：柏子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丹，广东凯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莱钢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株洲路139号。法定代表人：李洪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涛，男，该公司广州分公司法务。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熊朝波，男，1988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开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丹，广东凯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市益源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瀛州路112号。法定代表人：王端。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铁轩，广东中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华益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益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海口树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树鑫公司）、山东莱钢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钢公司）、熊朝波及原审第三人广州市益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5民初87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益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树鑫公司和莱钢公司共同向华益公司返还700万元；3、改判熊朝波向华益公司返还200万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益源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没有否认华益公司的主张，没有陈述其与莱钢公司基于双方签订涉案总包合同的约定，由益源公司收取莱钢公司的保证金700万元后，需要定期退回莱钢公司，因华益公司是益源公司投资占有50%股份的公司，故益源公司委托华益公司向莱钢公司退回700万元，因此本案不存在退款问题的事实，益源公司只是明确其应该承担退还莱钢公司700万元保证金的责任。并且华益公司与益源公司是独立的主体，华益公司与莱钢公司及树鑫公司存在三方协议，但华益公司与益源公司、莱钢公司不存在任何协议，不能将其他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强加给华益公司。华益公司正是基于上述三方协议才会向莱钢公司预付700万元工程款的。三方协议本身就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华益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向莱钢公司支付款项的依据是双方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否定涉案700万元为预付款是错误的。三方协议涉及的工程造价达3.5亿元，华益公司向莱钢公司支付的预付款700万元仅是总造价的2%，对于本案工程而言并不算多，完全符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一般交易习惯。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华益公司主张的向莱钢公司汇款的700万元是退回保证金，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益源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没有承认签订三方协议的事实，只承认与莱钢公司有签署《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而三方协议是华益公司与树鑫公司、莱钢公司签订的。两个合同的签订主体不一致，且约定的工程项目名称不同。在一审庭审中，树鑫公司表明其在签订三方协议前是不知道莱钢公司与益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事实。换言之，三方协议属于独立的新合同，只对协议三方进行约束，莱钢公司主张三方协议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补充协议根本不成立。退一步讲，即使三方协议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指向同一个工程，根据两份合同的不同主体承担的责任是不一样的，退还莱钢公司保证金的责任应该由益源公司承担，而不是华益公司。因此，一审判决将三方协议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工程混为一谈，与事实不符。3、华益公司与益源公司之间不存在委托付款的法律关系，益源公司从未委托华益公司代为处理其与莱钢公司保证金退还之事务，益源公司单方出具的委托书完全是为了应付本次诉讼才伪造的。虽莱钢公司提供了王新社与孙慧的微信聊天记录，但不具有证据效力，莱钢公司无法证明该微信即是华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惠，华益公司对此不予确认。并且微信聊天记录中没有说明转账的钱是属于代益源公司退的保证金。益源公司与莱钢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莱钢公司要求退保证金的依据，即莱钢公司有权向原发包人益源公司主张该权利。但华益公司与莱钢公司之间并没有协议约定退还莱钢公司700万元保证金。故华益公司支付给莱钢公司其实就是预付工程款而不是莱钢公司主张的退还保证金。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华益公司是接受益源公司的委托向莱钢公司退还保证金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的认定均是法官推理，完全没有法律依据。1、一审判决认定华益公司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所主张的700万元中从孙惠个人账户上支出的195万元属于华益公司或华益公司有权处分，不符合事实。华益公司已在一审法官指定的举证期限内于2019年9月2日邮寄了本案代理词与《付款委托书》，故一审判决是选择性采用华益公司的证据，违反法律规定。2、一审判决对华益公司主张熊朝波返还200万元的诉求不予支持的理由是错误的。一审法院没有查明树鑫公司和戴青树为什么向熊朝波支付200万元的事实，华益公司已提交证据足以证明该事实存在，不能因为熊朝波不同意返还，一审法院就以此作为判决依据。因此，一审法院未依证据和法律作出公正裁判是错误的。三、一审法院违背公平公正原则，法律程序不合法。首先，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时未核对当事人身份，未将莱钢公司的出庭人员不具备代理权限的事实告知华益公司，严重违反法律。其次，一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接受莱钢公司出庭人员当庭提交的答辩状及相关证据材料，并要求华益公司当庭质证，剥夺了华益公司准备质证的权利。再次，一审法院违法剥夺华益公司申请法院调取证据的权利，并有意偏袒莱钢公司。一审法院在庭审过程中擅自提醒并允许莱钢公司庭后补充证据材料并免除莱钢公司的举证责任，逼迫华益公司自认相关的事实。最后，一审法院同意莱钢公司追加益源公司为第三人的申请，偏听偏信莱钢公司，程序违法。二审期间，华益公司补充上诉意见：一审法院记录的2019年7月8日第二次开庭，实际是第三次开庭，没有华益公司代理人的签名，华益公司也没有参与，也没有对前一次开庭的回避申请作出答复，且该日是没有开庭的，只有7月9日开庭。树鑫公司辩称，三方协议只约定树鑫公司缴纳及退回保证金的事宜，华益公司的工程项目没有施工，拿不到施工许可证。请求驳回华益公司的上诉请求。莱钢公司辩称，除按照一审答辩意见外，补充：一、三方协议是补充协议。二、前期华益公司参与项目开发，清楚签订协议的内容，益源公司的法人是华益公司的总经理，原施工合同签订人言风也是华益公司的员工。三、华益公司是在2018年核准成立的，其没有核准成立时，其法人孙惠就已经开始退还了保证金，不存在华益公司支付工程款的事实。莱钢公司与华益公司没有单独签订施工合同，四、三方协议实际已生效，因华益公司已下达进场通知书。请求驳回华益公司的上诉请求。熊朝波辩称，200万元是按照三方协议的约定支付给熊朝波的。请求驳回华益公司的上诉请求。益源公司未作陈述，亦未到庭。华益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树鑫公司和莱钢公司共同向华益公司返还700万元；2、熊朝波向华益公司返还200万元。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据工商登记材料记载，华益公司于2017年10月26日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是孙惠，益源公司是华益公司的股东之一，占50%股份。2017年3月24日，莱钢公司与益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益源公司将广州市海珠区华洲街高档名车4S汽车展销中心项目(位于海珠区湿地公园对面)发包给莱钢公司承建，开工日期2017年4月(施工许可证取得后以项目监理正式下发的开工通知日为准)；承包人莱钢公司需在签约后施工进场前交齐700万元保证金，发包方益源公司须自收款日起满90天后3天内全额退还此保证金给莱钢公司等。该合同签订后，莱钢公司分别于2017年4月11日、4月14日向益源公司支付了保证金共700万元。2018年1月8日，华益公司、树鑫公司、莱钢公司签订《广州市海珠区华洲街商业开发项目建设工程施工三方协议》(以下简称三方协议)，约定：签约三方在莱钢公司广州分公司，就海珠区商业综合项目莱钢公司已签署的施工总承包合同基础上，就“广州市海珠区华洲街商业开发项目”施工建设的其他相关事项达成共识，签订“本补充协议”；一、工程概况。工程名称广州市海珠区华洲街商业开发项目，工程地点广州市海珠区湿地公园对面（详见国土证），业主方华益公司；本项目己具备的批准文件如下：1、广州市规划局项目选址意见书，2、发改委的立项备案证，3、建设规划许可证，4、建设用地规划红线图，合同造价约3.5亿元整(最终以实际结算为准）；开工时间2018年4月日，竣工时间2019年月日；工程承包范围：本工程施工图内所有的土建、装修、室内水电安装，包括景观绿化、室外市政道路、雨污水工程、机电设备、通风、电梯等工程的施工总承包；二、合同价款及调整。树鑫公司作为该项目华益公司指定的分包方，涉及项目工程计价的约定，以莱钢公司与树鑫公司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三、特别约定：1、本协议签订当日，树鑫公司向业主方缴纳1200万元为合同保证订金(其中，树鑫公司交纳1000万元给业主方，200万元支付退还熊朝波之前交纳300万元保证金部分，业主方开出收款收据为1200万元给树鑫公司），保证金在6个月或工程进度完成至±0.00退还，如不按时退还，华益公司按月利息3分计息赔偿给树鑫公司；2、华益公司以登记在孙惠名下的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389号作为树鑫公司保证金返还担保，华益公司收取保证金账户资料为收款单位“广州华益投资有限公司”；本协议签订后，华益公司收到树鑫公司项目保证金且按照华益、莱钢双方约定退还到期保证金后，本三方协议生效；本协议生效后，华益公司在五个工作日内开具进场通知书给莱钢公司，由莱钢公司转发给树鑫公司，并安排树鑫公司进场与原施工队进行交接等。2018年1月8日，华益公司以发包方的名义，盖章向莱钢公司发出《进场通知书》，称：“你公司与我司签订的广州市海珠区华洲街商业开发项目工程的总承包合同已经生效，现甲方通知乙方于2018年1月12日安排部分施工管理人员及部分工人，做开工前的临时设施搭建及机械设备的进场安置工作，希望准时进场”等。上述三方协议签订前的2017年10月30日，华益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惠从自己账户上向莱钢公司广州分公司账户上转账支付了195万元。2018年1月9日和1月11日，华益公司又分别向莱钢公司广州分公司账户上转账支付了400万元、105万元。华益公司表示上述向莱钢公司支付的700万元是三方协议中的工程款，因莱钢公司是总包方，故向其付了工程款，现由于三方协议未生效，故向法院起诉，要求莱钢公司、分包人树鑫公司承担连带返还责任。一审法院另查明，2018年12月，树鑫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华益公司、孙惠、莱钢公司，以其已依三方协议约定向华益公司支付了保证金1200万元，但华益公司没有按期退还为由，要求华益公司返还保证金1200万元等[案号(2019)粤0105民初1338号]，该案现正审理中。一审诉讼中，华益公司提供的证据其中有：1、2018年12月30日，熊朝波签字的《证明》，主要内容是：“本人于2018年1月15日收到戴青树的银行转账款人民币肆拾万元整，于2018年1月26日收到戴青树的银行转账款人民币叁拾陆万元整，于2018年2月2日收到戴青树的银行转账款壹拾万元整，于2018年2月5日收到戴青树的银行转账款人民币玖拾万元整；于2018年1月18日在东莞虎门镇连升路金洲段龙泉国际大酒店收到海口树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指派的戴青树(身份证号码：)交付的现金人民币贰拾肆万元整；本人收取该笔现金时，现场还有张步安、徐均两人；至此，本人合计收到海口树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支付的款项人民币贰佰万元整。华益公司据此主张熊朝波收到华益公司支付的200万元款项。”(熊朝波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莱钢公司提供的证据其中有：1、莱钢公司职员王新社与华益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惠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2017年10月27日，王说“孙大姐您好，言总通知我益源项目退莱钢的保证金转由您负责退还，请尽快安排资金到位……”；2017年10月28日，孙说“王总您好，首先，非常感谢你为海珠项目及骆大姐付出的努力，你的状况和心情我能理解，现在这个项目由骆大姐和我共同开发，骆大姐前阵子生病住院……你有事可和我联系，尽量让她安心调理身体，我们现正在积极推进融资工作，你的资金，我们会第一时间解决，望你能多多包涵”；2017年10月30日，王新社在聊天中上传了莱钢公司广州分公司的收款账户……；2017年10月31日，王说“孙姐，第一笔195万已到账，谢谢”，孙马上回复“我会尽力”；2017年11月17日15：37，孙说“王总您好，麻烦将总包合同发我，感谢”，王接着上传了“广州海珠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文件；孙说“太好了，我现在就进去找言总和骆大姐，言总说要大姐签个字”……；2018年1月1日，王说“大姐早上好，麻烦你发个邮箱给我”，孙回复“ｓｕｎ×××＠163.ｃｏｍ”，并说“王总您好，400万刚收到，加上昨天300，一共700”，王回复“收到，方便转一下吗”，孙说“发账号我，先打400给您”，王即时上传莱钢公司广州分公司账号，并要求孙惠将汇款截图上传；2018年1月9日，孙上传了转账截图；2018年1月11日，王说“大姐晚上好，105已到账”，接着2018年2月9日，孙惠上传了“海珠湿地公园项目设计合同”文件，并说“王总，麻烦帮忙看一下”……。莱钢公司以该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孙惠知情并要求莱钢公司与其对接，由华益公司代为退还益源公司所欠莱钢公司700万元保证金的事实。(华益公司对该微信聊天记录不予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华益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孙惠先后于2017年10月30日、2018年1月9日和1月11日，分别向莱钢公司支付了195万元、400万元和105万元，合共700万元的事实，华益公司提交了转账单来证明，莱钢公司亦不持异议，可予确认。华益公司主张该700万元是预付给莱钢公司的工程款，理由是三方协议没有生效及未履行，故莱钢公司应当退款。莱钢公司、益源公司对此均予以否认，认为其基于双方所签订涉案总包合同的约定，由益源公司收取莱钢公司的保证金700万元后，需要定期退回给莱钢公司，因华益公司是益源公司所投资的占有50%股份的公司，故益源公司委托华益公司向莱钢公司退回700万元，因此，本案不存在退款的问题。对此，一审法院意见如下，关于该700万元的性质，华益公司主张所付款是预付的工程款，履行的是三方协议的约定。审查三方协议的内容，虽然约定发包方是华益公司，总承包方是莱钢公司，但并未约定预付工程款的条款，反而约定了分包方树鑫公司需向华益公司交纳保证金。因此，华益公司对款项性质的主张缺乏充分证据。而且，作为发包人的华益公司在签订三方协议前，己开始预付工程款；工程尚未开工，又继续付至大额的工程款，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一般交易习惯明显不符，故对华益公司主张付给莱钢公司的700万元是工程款，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三方协议与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之间关系的问题。华益公司主张两份合同的工程不同，两者完全没有关系。莱钢公司、益源公司认为两份合同是指同一工程，因莱钢公司签约承建后，未能继续履行，故另找了树鑫公司进来接手承建，因此，出现了收取后面承建人的保证金来退还前面承建人的保证金的情况。对此，根据三方协议，约定了工程项目地点(广州市海珠区湿地公园对面)，而莱钢公司与第三人益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是广州市海珠区华洲街高档名车4S汽车展销中心项目(位于海珠区湿地公园对面)，虽然两者的项目名称有所不同，但地点是相一致的。而且，三方协议已明确了“本项目己具备1、广州市规划局项目选址意见书，2、发改委的立项备案证，3、建设规划许可证，4、建设用地规划红线图”等文件，但华益公司却不能向法庭提交相关工程项目的立项文件等来证明其是涉案工程的原发包人。结合三方协议中“就海珠区商业综合项目莱钢公司已签署的施工总承包合同基础上”的内容，以及两份合同的承建方均是莱钢公司的实际情况，莱钢公司、益源公司主张两份合同是指同一工程的意见有理，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益源公司、华益公司分别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和三方协议的发包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又约定“承包人莱钢公司需在签约后施工进场前交齐700万元保证金，发包方益源公司须自收款日起满90天后3天内全额退还此保证金给莱钢公司”。而根据现有证据，已证明莱钢公司早于2017年4月11日、4月14日向益源公司支付了保证金共700万元。合同所约定的93天退款期限日已届满，因此，莱钢公司依约有权向发包人收回保证金700万元。现益源公司、莱钢公司均表示华益公司是接受益源公司的委托后，向莱钢公司退回了保证金700万元。莱钢公司对此提供了其职员王新社与华益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惠的微信聊天记录来证明。华益公司虽对内容不确认，但根据微信聊天里面所涉及到的莱钢公司的银行账号、付款单据照片、合同文件等内容，均与本案的事实相符合，且提及的孙惠的个人邮箱亦是华益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惠所使用。因此，对于该微信聊天内容，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根据该微信聊天记录，反映孙惠所代表的华益公司接手处理了涉案工程的保证金退还问题。特别是孙惠于2017年10月28日说“我们现正在积极推进融资工作，你的资金，我们会第一时间解决，望你能多多包涵”后，马上于2017年10月30日从孙惠个人账户上向莱钢公司账户支付了195万元，之后，华益公司又分别于2018年1月9日和1月11日向莱钢公司支付了400万元和105万元。如此操作显然可见华益公司及孙惠是自愿守诺地履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所约定的发包方须向承建人退还保证金的义务。据此，莱钢公司辩称其所收取涉案的700万元，属于华益公司接受益源公司的委托而向其退还的保证金的意见有理，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另外，华益公司所主张的700万元中，有195万元属于孙惠个人账户上所支出，现华益公司亦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该款属于华益公司，或华益公司有权处分。据此，华益公司要求莱钢公司返还700万元，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要求树鑫公司一并返还，也缺乏理据，亦不能支持。关于华益公司要求熊朝波返还200万元的问题。华益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向熊朝波支付了200万元，而从熊朝波于2018年12月30日订立的《证明》，反映其收取的款项是由戴青树及树鑫公司所支付，现熊朝波亦不同意返还。因此，华益公司该项诉求因缺乏事实、法律依据而不能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华益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4800元，由华益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华益公司在二审中提出一审法院对三方协议首部中的部分内容描述有误，将三方协议中的“签订本补协议”的原文描述为“签订本补充协议”。经审查，华益公司所述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但该描述实为笔误，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除此以外，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此外，关于华益公司提出一审法院违反程序的事实，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中，莱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供了其与莱钢公司广州分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的证明材料；华益公司在一审庭审中申请审判长回避，一审法院审查后予以驳回；根据一审法院2019年7月9日开庭的视频内容，一审法院当庭将驳回回避申请的决定告知了华益公司，该次开庭笔录载明的开庭时间2019年7月8日实为笔误，另，本院已将该次开庭视频向华益公司播放；一审法院根据莱钢公司的申请，通知益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就莱钢公司延期举证问题向华益公司作出了释明，华益公司对莱钢公司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质证；一审法院根据华益公司的申请，调取了关联案件的庭审笔录并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华益公司就其主张孙惠将195万元的权益转由其追偿的事实，在一审法院指定期限内提交了其于2017年10月29日出具的关于委托孙惠代付莱钢公司工程款195万元的《付款委托书》，一审法院未就该《付款委托书》重新开庭质证。本院认为，关于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审理是否存在违反程序的情形的问题。经审查，本案讼争的700万元款项的事实涉及益源公司，本案处理结果同益源公司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一审法院通知益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华益公司在一审庭审后提交的2017年10月29日的《付款委托书》是其自行出具的，没有孙惠的确认或者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该证据的性质等同于华益公司自述，因此，一审法院不予重新开庭质证，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不采纳该证据也不存在华益公司所述的选择性采用其证据的问题；一审法院在核对当事人身份、接收证据、组织质证及向当事人作法律释明等问题上，均无违反法律规定。因此，华益公司提出一审法院违反程序的上诉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华益公司诉请树鑫公司和莱钢公司共同返还700万元款项的主张是否成立的上诉争议问题。华益公司主张该700万元系预付给莱钢公司的工程款所依据的三方协议，并无约定预付工程款的条款，而是约定分包人树鑫公司向华益公司交纳合同保证金；此外，该700万元中的195万元系在三方协议签订前两个月支付的，其余505万元虽在三方协议签订后支付，但此时约定的工程尚未开工，且如华益公司所述，三方协议尚未生效，故在此情形下，华益公司预付700万元的大额工程款，显然不合常理。一审法院认为华益公司的主张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一般交易习惯明显不符的审查意见，并无不当。因此，华益公司主张该700万元系预付工程款，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三方协议载明其系在莱钢公司已签署的施工总承包合同基础上就施工建设的其他相关事项签订的，三方协议载明的工程地点与此前莱钢公司作为承包人与华益公司的股东益源公司作为发包人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载明的工程地点相同，益源公司也确认该两份合同约定的工程是同一工程，故一审法院认定三方协议与上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相同的事实，理据充分，本院予以认同。而莱钢公司已按上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向益源公司支付了700万元保证金，该合同约定益源公司退还该700万元保证金给莱钢公司的期限已于三方协议签订前届满。上述事实结合益源公司系华益公司股东，益源公司承认委托华益公司向莱钢公司退还上述700万元保证金，以及莱钢公司的职员与华益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微信聊天记录等事实，足以证明华益公司诉讼主张的700万元款项系益源公司应当退还给莱钢公司的700万元保证金。一审法院对此诉争事实的认定，理据充分，本院予以认同。至于华益公司上诉所称益源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并无否认其诉讼主张，并无陈述上述两份合同约定的工程系同一工程及委托其向莱钢公司退回700万元保证金的问题，经查阅一审庭审笔录，一审法院系归纳益源公司陈述的事实和意见而作出认定的，并无违背益源公司的意思表示，故华益公司所述不符合事实，本院不予采信。因此，华益公司诉请树鑫公司和莱钢公司共同返还700万元款项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华益公司诉请熊朝波返还200万元款项的主张是否成立的上诉争议问题。三方协议约定树鑫公司支付200万元用于退还熊朝波之前交纳的300万元保证金的部分，华益公司提交的熊朝波于2018年12月30日签署的《证明》反映熊朝波收到的200万元系树鑫公司支付的。因此，华益公司主张其支付200万元给熊朝波并诉请熊朝波返还该款项，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正确。因此，华益公司诉请熊朝波返还200万元款项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华益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4800元，由上诉人广州华益投资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庞智雄审判员  李 琦审判员  刘 欢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书记员  江亭利林美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