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桂06行初15号 原告上思县那琴乡联惠村那蓬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张敏泼，组长。 委托代理人施善立，广西国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覃森，县长。 委托代理人林日高，上思县法制办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何其贤，上思县法制办工作人员。 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何朝建，市长。 委托代理人韦昊良，防城港市法制办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卢振佳，防城港市法制办工作人员。 第三人上思县那琴乡那琴村上伴第二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吴立峰，组长。 委托代理人黄喜，上思县法律事务中心法律工作者。 原告上思县那琴乡联惠村那蓬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那蓬组）不服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上思县政府）作出的上政裁[2016]8号处理决定和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防城港市政府）作出的防政复决[2017]4号行政复议决定，于2017年3月2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4月13日受理后，在法定期限内向二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那蓬组的诉讼代表人张敏泼及委托代理人施善立，被告上思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林日高、何其贤，被告防城港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韦昊良，第三人上思县那琴乡那琴村上伴第二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上伴二组）的诉讼代表人吴立峰及委托代理人黄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上思县政府于2016年6月27日作出上政裁[2016]8号《上思县人民政府关于“板枯衰（差）”等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书》,认定如下事实：一、上伴二组与那蓬组争议的山林，上伴二组称板枯衰（差），那蓬组称枯彩汪山、坟从山，争议双方对争议的山林称谓不同，但实际同指一座山林（以下简称争议山）。争议山的四至范围：东从板枯差山顶（那蓬组称坟从山顶）往东南沿山脊下至枯差（枯彩）田垌边止；南以枯差（枯彩）田垌边往西沿田边至马景田（那蓬组称枯彩田）止；西从马景田（那蓬组称枯彩田）往西北沿山脊经布搞（那蓬组称尾何柳）上至板枯差山顶（那蓬组称坟从山顶）止；北以板枯差山顶（那蓬组称坟从山顶）为界。争议面积约180亩。二、争议山自解放后来历经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政府没有确定归属。林业“三定”时期，上伴二组将地名“板枯差、马景、渠光、马位、勾必”落实给本组吴史廷、吴京廷、吴念廷、吴玉培、吴石现等户作为责任山，并签有《那琴大队上伴二生产队责任山承包责任制合同表》，该合同表中载明山名：“板枯差、马景”四至界线：“东与绍齐责任山相接为界，南、西以田边三文为界，北与那逢队交界为界”，该四至界线的表述与实地不吻合，结合现场踏查确认争议山范围的实际，此范围包含争议山。林业“三定”时，那蓬组将有关山场填入《联惠大队那蓬生产队山界林权审批表》上报，得到当时所在的大队、公社审批，县人民政府已给那蓬生产队颁发了《山界林权证））。该证载明的“枯彩汪山”四至界线为：“以田管到坟从山顶：东至上伴照田管山直线上山顶，西南至枯彩田为界，北与上伴田按照田管山直线至山顶为界”，此四至界线的表述与实地也不吻合。结合现场踏查确认争议山范围实际看，此范围没有包含争议山。三、争议双方均称一直对争议山进行经营管理，但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证实。争议山现生长的松、杂木都是自然生长成林的。2007年，争议双方在争议山采割松脂时产生争议而引起山林权属纠纷。四、那琴乡排柳村枯罗组的《划定牧场审批表》记载地名“坟常”，四至界线中南至上伴山顶的表述，办案人员邀请枯罗组老队长现场调查证实现争议山属于上伴二组的山场，并非属于那蓬组山场。并结合上世纪60年代初航拍地形图公社与公社界线看，争议山场位于当时那琴公社（现××为××）界线范围内，而不是位于当时联惠公社（现改为联惠村）界线范围内。 被告上思县政府认为，争议山自解放后历经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未经政府确定归属。林业“三定”时期，上伴二组落实责任山给本组社员时填有《责任山承包责任制合同表》，其中该组吴史廷、吴京廷、吴念廷、吴玉培、吴石现等户的《责任山承包责任制合同表》载明山名“板枯差”及四至界线，结合现场踏查确认争议山范围实际看已包含争议山，且争议山是位于那琴村界线范围内。因此，上伴二组主张争议山权属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林业“三定”时，县人民政府给那蓬组颁发《山界林权证》，该《山界林权证》载明地名“枯彩汪山”四至界线中的“东至上伴”只与上伴屯山场相接，不包含上伴屯山场，即该《山界林权证》载明地名“枯彩汪山”是与争议山相接。因此，那蓬组主张争议山权属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以支持。案经调解未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一）项规定决定：本案争议山权属上伴二组集体所有（详见附图）。 那蓬组不服该处理决定,于2016年11月23日向防城港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防城港市政府于2017年2月17日作出防政复决[2017]4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上思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 原告那蓬组诉称，两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具体体现如下。一、被告上思县政府认定坟从山顶（第三人称板枯差山顶）位置错误。从上政裁[2016]8号行政处理决定附图（以下称附图）上来看，③处是山脊所在地，该处的山顶明显应位于“坟从山”三字所在地；而且，附图上原有的文字明显打印的是“坟从山”，与原告在《山界林权证》中载明的山名完全一致，没有称谓的“板枯差”山，被告在对此山的认定上明显偏袒第三人，该处山地名是“坟从山”，根本就不是“板枯差”。二、被告上思县政府对地名为“尾何柳”（第三人称“咘搞”）的位置认定在②处也是明显错误。②处显然为一山顶，以该处为山顶的整座山体为“何柳”山，“尾”在这里是“尾巴”的意思，即该山山脊往外延伸至尽头的那部分山体。那么，“尾何柳”处应在附图“217·3”这组数据中那个“3”所在地附近或②处往北偏东处的山体尾部。在附图“217·3”这组数据中那个“3”所在地附近那里有第三人两块早已被放弃耕作的旱田。被告上思县政府将②处认定为“尾何柳”明显与实地不相符，再次偏袒第三人。三、两被告认定原告的“枯彩汪山”的四至界限不包含争议山实属错误。原告的《山界林权证》载明的“枯彩汪山”四至界限为“以田管到坟从山顶：东至上伴照田管山直线上山顶，西南至枯彩田为界，北与上伴田按照田管山直线至山顶为界”。对于这段文字的理解，从文法的角度结合争议地实际地形去判断应该是：原告的“枯彩汪山以田管到坟从山顶”为总纲，即该山的范围以田为参照一直管到坟从山顶，此处所指的田没有指是哪一方的田，当然既包括属于原告的田也应该包括属于第三人上伴组的田。对当地群众而言，在整座山中地势高度与山顶高度相差不是很大的整条山脊也有称之为“山顶”的，即在附图中从③处往东沿山脊直到“坟从山”字样处的整条山脊，也可称为“山顶”。有了这样的理解为基础，就可以认定：原告的“枯彩汪山”四至界限中的“东至上伴照田管山直线上山顶”就是附图中⑤往北直至“坟从山”字样处的那条线。“西南至枯彩田为界”是从⑤往西至①处所有田的那条线，“北与上伴田按照田管山直线至山顶为界”，这段文字应理解为在北边是以上伴组旱田（即“217·3”这组数字组中“3”字所在附近的那处上伴组的旱田）直到坟从山顶，而不是理解为北与上伴田为界，因为北面根本就没有上伴的田。按照这样理解，实际上是有了两条界线，即“217·3”数字组中“3”字处往北至附图③处为西线，附图③至“坟从山”字样处为北线。这样解释就与前面提到的“以田管到坟从山顶”前后呼应，使“枯彩汪山”的四至界线得以闭合。再者，“坟从山”和“枯彩汪山”是原告《山界林权证》中载明存在的山，有明确的四至界线，等于说是被告上思县政府已将该山确权给原告所有了。只有像前面原告所陈述的来理解该山的四至范围，才存在“枯彩汪山”，如果不是这样理解，就不存在“枯彩汪山”了。可见，两被告认定申请人的“枯彩汪山”不包含争议范围是错误的。四、原先，争议山一直由原告管理和收益，在纠纷前原告一直安排本组的村民或承包给他人在该山上割松脂，2007原告与第三人对该山权属产生争议时，最后的处理结果是当地那琴乡政府将从该山上收割得来的松脂卖得的货款交由原告集体所有，第三人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因去年第三人上伴组将山上的松木出卖给他人砍伐而由原告向被告上思县政府提出对该山确权申请，才有本案的争议。因此，在上政裁[2016]8号行政处理决定中，原告应列为“申请人”，第三人上伴组列为“被申请人”才对，但被告上思县政府却把原告列称为被申请人，也是错误的。五、两被告以案外人那琴乡排柳村枯罗组的《山界林权审批表》及其老队长的现场指认作为依据来认定争议山林权属没有法律依据，航拍地形图也不应作为权属的依据。综上，被告上思县政府所作的上政裁[2016]8号行政处理决定和被告防城港市政府作出的防政复决[2017]4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在第三人没有任何权属依据和没有经营管理事实的情况之下，将整个争议山全部确权给第三人所有实属明显错误和不公，请求：一、撤销被告上思县政府作出的上政裁[2016]8号行政处理决定和被告防城港市政府作出的防政复决[2017]4号行政复议决定：二、判令被告上思县政府对权属有争议的枯彩汪山、坟从山重新确定权属：三、案件受理费由两被告承担。 原告那蓬组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上政裁[2016]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被告上思县政府作出本案行政处理决定;2、防政复[2017]4号行政复议处理决定书，证明被告防城港市政府作出复议决定维持上思县政府行政处理决定；3、《山界林权证》，证明上思县政府于林业三定时已将争议山确权给原告所有；4、2010年9月9日踏查图，证明争议山在原告的“枯彩汪山”范围内；5、上政裁[2012]1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被告上思县政府于2012年7月5日对争议山作出行政处理决定；6、送达回证，证明原告签收行政复议决定书的时间。 庭审中，原告那蓬组向本院提交以下补充证据：1、上思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3日主持的现场勘验笔录，证明原告持有《山界林权证》记载的“枯彩汪山”在争议山的南部；2、上思县人民法院（2015）上行初字第10号行政裁定书。 庭审中，原告那蓬组申请证人梁某（曾任上思县那琴乡排柳村枯罗组组长）到庭作证，证明其知道的案情和接受上思县政府调查取证时陈述的情况。 被告上思县政府辩称，一、上政裁[2016]8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处理正确。1、原告那蓬组与第三人上伴二组争议的山林，争议双方对争议山场称谓不同，但实际同指一座山场。争议山的四至范围清晰，争议面积约180亩。2、争议山自解放以来历经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双方没有提供政府确定归属的证据。林业“三定”时期，上伴二组将地名“板枯差、马景、渠光、马位、勾必”落实给本组社员吴史廷、吴京廷、吴念廷、吴玉培、吴石现等户作为责任山，并签有《那琴大队上伴二生产队责任山承包责任制合同表》，该合同表中载明山名：“板枯差、马景”四至界线：“东与绍齐责任山相接为界，南、西以田边三文为界，北与那逢队交界为界。”，结合现场踏查确认争议山范围的实际，此范围已包含争议山。林业“三定”时，那蓬组主张山林将有关山场填入《联惠大队那蓬生产队山界林权审批表》上报，得到当时所在的大队、公社审批，县政府已给那蓬生产队颁发了《山界林权证》。该证载明的“枯彩汪山”四至界线为：“以田管到坟从山顶：东至上伴照田管山直线上山顶，西南至枯彩田为界，北与上伴田按照田管山直线至山顶为界。”此四至界线的表述与实地不吻合。结合现场踏查确认争议山范围的实际来看，此范围没有包含争议山。3、争议双方均称一直对争议山进行经营管理，但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证实。争议山现生长的松、杂木都是自然生长成林的。2007年，争议双方在争议山采割松脂时产生争议而引起起山林权属纠纷。4、办案人员邀请案外枯罗组老队长现场调查证实现争议山属于上伴二组，并非属于那蓬组。并结合上世纪60年代航拍地形图公社与公社界线看，争议山是位于第三人所在的那琴村范围内。二、适用法律准确。上政裁[2016]8号行政处理决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一）项规定作出，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综上，争议山自解放以来历经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双方没有提供政府确权归属的证据。林业“三定”时期，上伴二组已将争议山划给本组社员吴史廷、吴京廷、吴念廷、吴玉培、吴石现等户作为责任山签订有合同表，该表载明山名“板枯差”及四至界线，结合现场踏查确认争议山实际已包含争议山，且争议山是位于上伴二组所在的那琴村范围内。林业“三定”时，县政府给那蓬组颁发《山界林权证》，该《山界林权证》载明地名“枯彩汪山”及四至界线结合现场踏查确认争议山实地没有包含争议山，只是与争议山相连相接。据此，上思县政府依据上述查明的事实和上述法律法规作出上政裁[2016]8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准确。原告那蓬组提起行政诉讼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上思县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关于那琴乡那琴村上伴第二村民小组与联惠村那蓬村民小组山林权属纠纷的报告》,证明双方对本案争议山权属发生争议后，那琴乡人民政府向县政府报告，要求处理。2、山林权属纠纷调处申请人,证明上伴二组向上思县政府递交申请书、要求将本案争议山确权给其组集体所有。3、上伴二队《责任山承包责任制合同表》,证明林业“三定”时，上伴已将争议山（板枯衰、马景）落实给本组社员作为责任山。4、上伴二队田地登记表,证明上伴二组在争议山（板枯衰、马景山）填有耕地。5、那蓬组《山界林权审批表》及《山界林权证》,证明林业“三定”时，那蓬组主张山林填表上去，上思县政府已向该组核发山权证，表和证填写内容吻合，该审批表、山权证记载的“枯彩汪山”结合踏青和知情人指认不涉及争议山。6、那逢队责任山承包责任制合同表,证明那逢队将“枯彩汪山、尾何柳”落实给其组社员为责任山。7、2010年9月9日踏青图及踏查笔录,证明：双方实地踏查确认争议山范围，指认有关地名。那逢组以其山权证记载的“枯彩汪山”及张敏仁等三户责任山合同表为依据主张争议山权属，上伴二组以落实给其组成员吴央延等户责任山合同表中“板枯衰、马景”主张争议山权属。争议山上伴二组称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经营至2007年，那逢组称上世纪80年代割脂。结合各方主张权属依据的表述，上伴二组落实给其组成员吴央延等户责任山合同表中“板枯衰、马景”山的四至界线的表述与争议山基本吻合，那逢队《山界林权证》及张敏仁等三户责任山合同中“板枯衰、马景”四至的表述与实地不符。航空拍摄显示联惠公社（现联惠村）与那琴公社（现那琴村）的山场分界线中，争议山位于那琴村范围内。进行调解，调解不成。8、9、调查张敏香（原那逢组组长）、张敏权（那逢组村民）的笔录,一致证明争议山自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政府没有确权，林业“三定”时，县政府已给那逢组颁发《山界林权证》，将争议山确权给那逢组。80年代与原告发生争议，2005年双方又发生。现争议山上的松杂木系自然生长。10、调查张克高（曾任那逢组组长）的笔录，证明争议山自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政府没有确权，林业“三定”时，县政府已给那逢组颁发《山界林权证》，将争议山确权给那逢组。争议山脚是那逢组是水田，历史上按照照田管山进行划分管理，一直由那逢组经营管理，2005年才与原告方产生争议。11、12、13、调查吴玉林（上伴二组）、吴如细（曾任上伴二队队长）、吴玉廷（曾任上伴二组组长）的笔录，一致证明争议山自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政府没有确权，历来由上伴二组经营管理，争议山脚的水田是上伴二组的，按照造田管山经营管理。林业“三定”落实责任山承包责任制时，现争议山已落实给本组村民吴央廷、吴京廷等人责任山。14、权属纠纷调处告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已进行调处告知程序。15、上思县那琴人民公社《排柳大队古（枯）罗生产队划定牧场山审批表》,证明该审批表记载山名“坟常”，四至界线中南至上伴山顶为界的表述就是现争议山范围，属于上伴组的山场。16、调查梁某（曾任上思县那琴乡排柳村枯罗组组长）的笔录及现场调查图,证明被调查人系枯罗生产队老队长，枯罗组的山场分别与上伴组、那逢组相连，“坟重（常）山”以山顶为线，水流北面属于古罗组，水流南面分别是上伴组与那逢组。上伴组与那逢组山场分界线是以“坟重（常）山”山顶沿山至弄枯彩田（即图中标号1-2-3）为界线，界线西面是那逢组山场，那逢组已将属于自己山场包给七坡林场，界线东面属于上伴组，2014年上伴组已将山上林木砍伐。17、现场调查图，证明调处过程中办案人员邀请知情人那何一、三组组长现场指认有关地名。其中，那逢组的“枯彩汪山”图中标号6位置是在争议山的西面；3图中标号2至3均称枯彩水田，那何组、那逢组、上伴组水田均已丢荒多年，长满杂草，无法分清田块。18、现场调查图，证明调处过程中办案人员邀请上伴组现场指认。其中“绍齐责任山”即图中标号6位置是在争议山的东面；2图中标号1至2均称枯彩水田，那何组、那逢组、上伴组水田均已丢荒多年，长满杂草，无法分清田块。 被告防城港市政府辩称，一、防政复决[2017]4号复议决定程序合法。1、防城港市政府依法有权受理上思县那琴乡联惠村那蓬组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2、防城港市政府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申请行政复议后，复议机构防城港市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依法予以受理，对案件进行审查，组织当事人调解，由于当事人各方分歧大，调解不成后依法作出防政复决[2017]4号复议决定，该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有关程序的规定。二、防政复决[2017]4号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经审查查明，1、上伴二组与那蓬组争议的山林，上伴二组称板枯衰（差），那蓬组称枯彩汪山、坟从山，争议双方称谓不同，但实际同指一座山林。争议山的四至范围：东从板枯差山顶（那蓬组称坟从山顶）往东南沿山脊下至枯差（枯彩）田垌边止；南以枯差（枯彩）田垌边往西沿田边至马景田（那蓬组称枯彩田）止；西从马景田（那蓬组称枯彩田）往西北沿山脊经布搞（那蓬组称尾何柳）上至板枯差山顶（那蓬组称坟从山顶）止；北以板枯差山顶（那蓬组称坟从山顶）为界。争议面积约180亩。2、争议山自解放后来历经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政府没有确定归属。林业“三定”时期，上伴二组将地名“板枯差、马景、渠光、马位、勾必”落实给本组吴史廷、吴京廷、吴念廷、吴玉培、吴石现等户作为责任山，并签有《那琴大队上伴二生产队责任山承包责任制合同表》，该合同表中载明：板枯差、马景，四至界线：东与绍齐责任山相接为界，南、西以田边三丈为界，北与那逢队交界为界。该四至界线的表述与实地不吻合，结合现场踏查确认争议山范围的实际，此范围包含争议山。林业“三定”时，那蓬组将有关山场填入《联惠大队那蓬生产队山界林权审批表》上报，得到当时所在的大队、公社审批，县政府已给那蓬生产队颁发《山界林权证》。该证载明的“枯彩汪山”四至界线为：以田管到坟从山顶：东至上伴照田管山直线上山顶，西南至枯彩田为界，北与上伴田按照田管山直线至山顶为界。此四至界线的表述与实地也不吻合。结合现场踏查确认争议山范围实际看，此范围没有包含争议山。3．争议双方均称一直对争议山进行经营管理，但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证实。争议山现生长的松、杂木都是自然生长成林。2007年，争议双方在争议山采割松脂时产生争议而引起山林权属纠纷。4、那琴乡排柳村枯罗组的《划定牧场审批表》记载地名“坟常”，其四至界线中南至上伴山顶，办案人员邀请枯罗组老队长现场调查证实，现争议山属于上伴二组山场，并非属于那蓬组山场。并结合上世纪60年代初航拍地形图公社与公社界线看，争议山场位于当时那琴公社（现××）界线范围内，而不是位于当时联惠公社（现联惠村）界线范围内。综上，争议山自解放后历经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未经政府确定归属。林业“三定”时，县政府给那蓬组颁发《山界林权证》，该证载明地名“枯彩汪山”四至界线中的“东至上伴”只与上伴屯山场相接，不包含上伴屯山场，即该证载明地名“枯彩汪山”与争议山相接，那蓬组主张争议山权属理由不充分，不予以支持。林业“三定”时期，上伴二组落实责任山给本组社员时填有“责任山承包责任制合同表）），其中该组吴史廷、吴京廷、吴念廷、吴玉培、吴石现等户的《责任山承包责任制合同表》载明山名“板枯差”及四至界线，结合现场踏查确认争议山范围实际看，已包含争议山，且争议山位于那琴村界线范围内。上思县政府据此确定权属理由充分，予以支持。三、防政复决[2017]4号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正确。上思县政府作出的上政裁[2016]8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防城港市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维持上思县政府作出的上政裁[2016]8号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防城港市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申请人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上政裁[2016]8号处理决定书，证明当事人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3、受理通知书、提出答复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证明防城港市政府依法予以受理。4、行政复议庭笔录及会议签到表，证明防城港市政府依法组织双方进行调解，调解未果。5、防政复决[2017]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防城港市政府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第三人上伴二组述称，一、同意被告上思县政府和被告防城港市政府的答辩意见；二、针对原告的诉请及其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补充如下诉讼意见：1、上思县政府认定“坟从”山顶（原告称“板枯差”山顶）位置是符合事实的，并不存在认定错误。事实上，经被告调查查明，对于争议山，原告和第三人虽然各自称谓不同，但实际同指一处山场。而且，双方对争议山场的四至范围也是认可的。由此可见，上思县政府把争议山的山名认定为“坟从山”和“板枯差山”是完全符合客观事实的。同时根据这一事实将附图标示③认定为“坟从山顶”和“板枯差山顶”也并无不当。2上思县政府将附图标示②认定为“尾何柳”（第三人人称“咘搞”），也是根据原告自己的指认依法作出的。关于这一事实，有2010年9月9日《踏查图》记载的标示②内容为证。因此，原告在诉状中诉称上思县政府将标示②的地名认定为“尾何柳”错误的这一事实主张理由是不成立的，也是自相矛盾的。3、两被告认定原告“枯彩汪山”的四至界线不包含争议山是有充分的事实依据的，并非认定错误。首先，原告的《山界林权证》载明的“枯彩江山”四至界线的表述与实地不吻合。而且，结合现场踏查双方确认争议山范围的实际，原告的《山界林权证》载明的“枯彩汪山”的四至界线并不包含争议山。事实上，按照原告的《山界林权证》载明的“枯彩汪山”四至界线的表述，其山权的东面是与第三人照田管山的山权直线至山顶为界，具体来说，就是以处理决定附图标示②至③连成的直线为界；西南面是以枯彩田即以2016年3月11日《现场调查图》中的标示④为界，因为，该《现场调查图》标示①②③④⑤⑦记载的内容都是水田，但只有标示④的水田是原告的水田，所以，原告“枯彩汪山”西南面的“枯彩田”，指的明显就是标示④的水田；而北面则是以山顶为界，这又是已经确定了。据此，两被告认定被原告的“枯彩汪山”四至界线不包含争议山无疑是正确的。确切地说，原告的“枯彩汪山”是位于争议山以外的西面。其次，根据被告依职权调取的《排柳大队古罗生产队划定牧场山审批表》载明山名“坟常”四至界线中南至上伴山顶为界的表述就是现争议山范围，属于第三人的山场；其三，根据案外知情人的现场指认，第三人与原告的山林分界线是以2016年3月7日《现场调查图》中标示①至⑦至⑧连接成的界线为界。界的东面属第三人，界的西面属原告。属于原告的山场原告已租给七坡林场。其四，根据被告依职权调取的上世纪60年代初的航拍地形图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界线看，争议山是位于当时那琴公社（现××为××）界线范围内，而不是位于当时联惠公社（现改为联惠村）界线范围内。其五，更为关键的是，如前所述，现有证据证实，原告的“枯彩汪山”其已于2003年9月租给了七坡林场。关于这一事实，有原告于2003年9月与广西国有七坡林场签订的《林业用地租用经营合同书》及其附图这份新证据为证。综上，上思县政府作出的行政行为正确，而原告的起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 第三人上伴二组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林业用地租用经营合同书及附件、附图，证明原告《山界林权证》中“枯彩汪山”不在争议山范围，而是位于争议山以外的西面山场，且该山场原告自2003年9月起至今已出租给广西七坡林场。 经庭审质证，对被告上思县政府提供的证据，被告防城港市政府、第三人上伴二组均没有异议。原告那蓬组对被告上思县政府提供的证据1、2、5、6、7、8、9、10、14无异议，对其他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3即上伴二队责任山承包责任制合同表，认为表里面“板枯衰”的四至界限，明显与实地争议范围不符，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4即上伴二队田地登记簿，认为其中记载的“板枯衰”山没有四至界限，不能证明“板枯衰”山和现争议山林范围有关，且只是第三人上伴二组自己的登记簿，根据国家现行法律规定，不属于山林权属的有效凭据，对其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对证据11、12、13不予认可，认为吴玉林、吴玉细、吴玉廷的证言与事实不符；对证据1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该审批表其中表述的“坟从山”四至界限中南至上伴山顶的属于上伴组，表述不准确，有争议，所以林业“三定”的时候上思县政府才没有给古罗组颁发山界林权证；对证据16即调查梁某的证言，认为应以其出庭作证的证言为准；对证据17证据即2016年3月10日的现场调查图，认为制作时没有调查人注明，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对证据18即2016年3月11日的现场调查图，认为不能作为证据采信。 对被告防城港市政府提供的证据各方当事人均没有异议。 对原告那蓬组提供的证据，被告上思县政府、防城港市政府和第三人上伴二组的质证意见一致，其中，对原告那蓬组提供的证据目录中的证据1至6均无异议，但认为证据3即原告持有的《山界林权证》中，根据现场勘查及争议双方当事人的指认，原告没法勾勒出山的四至范围，且根据60年代航拍图争议山林不是位于当时的惠联公社（现改为惠联村），所以上思县政府认为原告持有的《山界林权证》载明的山林权属不在争议范围内；证据4即2010年9月9日踏查图中原告方的指认、陈述不真实，与实地不符；证据5即上思县政府上政裁[2012]1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已经撤销，不应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对原告在庭审中提供的补充证据均无异议，并认为上思县法院组织各方进行现场勘验中原告方的指认、陈述与实地不符，由于上政裁[2012]12号认定事实不清、实体处理不当上思县政府已撤销。 对原告那蓬组申请证人梁某到庭作证的证言，被告上思县政府、防城港市政府和第三人上伴二组认可其原来在上思县政府调查取证时所作的陈述和现场指认，认为其在庭上所作证言不真实，没有理由，不予认可。 对第三人上伴二组提供的证据，被告上思县政府、防城港市政府均无异议，并同意第三人的主张，即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表明原告已将权属清楚的山林都出租给七坡林场，本案争议山并不包含原告《山界林权证》记载的山场权属。原告那蓬组对第三人上伴二组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没有关联性，这份证据只是证明原告发包给七坡林场的部分山地，原告没有出租给七坡林场的还有很多，不能说就是属于第三人的，所以证据没有关联性。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那蓬组提供的证据，对方当事人对真实性等无异议，被告上思县政府提供的证据1、2、5、6、7、8、9、10、14和被告防城港市政府提供的证据，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上思县政府提供的证据3、4、11、12、13、17、18，原告那蓬组虽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相反的证据足以反驳，故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上思县政府提供的证据15，原告那蓬组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其虽提出质疑，但无证据佐证，故本院予以确认；对告上思县政府提供的证据16，系证人梁某在上思县政府调处阶段的自然陈述，与其他证据印证，虽证人梁某在庭审中否认，但理由不成立，故本院仍予以参考。原告那蓬组申请到庭的证人梁某在庭审中的陈述，与原来陈述不一致，但其改变了原来的陈述却未能提出正当理由予以解释和说明，故本院不予采信。第三人上伴二组提供的证据，各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参考。 经审理查明，上伴二组与那蓬组争议的山林，面积约180亩。上伴二组称板枯衰（差），那蓬组称枯彩汪山、坟从山，争议双方对争议的山林称谓不同，但实际同指一座山林（以下简称争议山）。争议山的座落四至范围：东从板枯差山顶（那蓬组称坟从山顶）往东南沿山脊下至枯差（枯彩）田垌边止；南以枯差（枯彩）田垌边往西沿田边至马景田（那蓬组称枯彩田）止；西从马景田（那蓬组称枯彩田）往西北沿山脊经布搞（那蓬组称尾何柳）上至板枯差山顶（那蓬组称坟从山顶）止；北以板枯差山顶（那蓬组称坟从山顶）为界。争议山自解放后来历经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政府没有确定归属。林业“三定”时期，上伴二组将地名“板枯差、马景、渠光、马位、勾必”落实给本组吴史廷、吴京廷、吴念廷、吴玉培、吴石现等户作为责任山，并签有《那琴大队上伴二生产队责任山承包责任制合同表》，该合同表中载明山名：“板枯差、马景”四至界线：“东与绍齐责任山相接为界，南、西以田边三文为界，北与那逢队交界为界”，该四至界线的表述与实地不吻合，结合现场踏查确认争议山范围的实际，此范围包含争议山。林业“三定”时，那蓬组将有关山场填入《联惠大队那蓬生产队山界林权审批表》上报，得到当时所在的大队、公社审批，县人民政府已给那蓬生产队颁发了《山界林权证））。该证载明的“枯彩汪山”四至界线为：“以田管到坟从山顶：东至上伴照田管山直线上山顶，西南至枯彩田为界，北与上伴田按照田管山直线至山顶为界”，此四至界线的表述与实地不吻合，结合现场踏查确认争议山范围，此范围没有包含争议山。争议山现生长的松、杂木属于自然生长成林，争议双方均称一直对争议山进行经营管理，但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证实。2007年，争议双方在争议山采割松脂时产生争议而引起山林权属纠纷。发生纠纷后，上伴二组向上思县政府申请调处。2012年7月5日，上思县政府作出上政裁[2012]12号处理决定：争议山从布搞田（那蓬组称枯彩山）沿山沟上至板枯差山顶（那蓬组称坟从山顶）一线为界，界的东面山林权属上伴二组集体所有，界的西面山林权属那蓬组集体所有。那蓬组不服，向上思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审理过程中，上思县政府于2015年7月13日作出撤销上政裁[2012]12号处理决定的通知，那蓬组于2015年7月23日向上思县人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同日，上思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上行初字第10号裁定准予那蓬组撤回起诉。2016年6月27日，上思县政府重新作出上政裁[2016]8号《上思县人民政府关于“板枯衰（差）”等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书》。2017年2月17日，防城港市政府作出防政复决[2017]4号行政复议决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上思县政府作出处理决定将争议林地确权为第三人上伴二组集体所有，被告防城港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予以维持，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根据审理查明，涉案争议山林自解放后历经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未经政府确定权属。争议山现生长的松、杂木属于自然生长成林，争议双方当事人均主张一直对争议山进行经营管理，但均没有提供相应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原告那蓬组以其持有林业“三定”时期上思县政府颁发的《山界林权证》主张争议山林的权属，经上思县政府组织当事人及知情人实地勘查、指认，该《山界林权证》载明地名“枯彩汪山”四至界线中的“东至上伴”只与上伴屯山场相接，即该《山界林权证》载明地名“枯彩汪山”是与争议山相接，不包含现争议山场。参考那琴乡排柳村枯罗组的《划定牧场审批表》记载地名“坟常”，四至界线中南至上伴山顶的表述及实地调查，结合上世纪60年代初航拍地形图公社与公社界线综合分析，争议山场位于当时那琴公社（现××为××）界线范围内，而不是位于当时联惠公社（现改为联惠村）界线范围内，不属于那蓬组山场。以上证据相互印证，证实原告那蓬组主张权属的其持有的林业“三定”时期上思县政府颁发的涉案《山界林权证》不具有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山林权属纠纷确权的定案依据，加之如上所述，其主张对争议山进行经营管理，但未能提供相应有效的证据证实，故其对争议山林主张权属没有事实、证据支撑。而经查，林业“三定”时期，第三人上伴二组落实责任山给本组社员时填有《责任山承包责任制合同表》，其中该组吴史廷、吴京廷、吴念廷、吴玉培、吴石现等户的《责任山承包责任制合同表》载明山名“板枯差”及四至界线，结合现场踏查，包含争议山，且争议山是位于那琴村界线范围内。该《责任山承包责任制合同表》及涉案的上世纪60年代初航拍地形图公社与公社界线，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三）项“权属纠纷当事人管理使用（包括投资）争议土地、上林、水利的事实资料和有关凭证”、“依法划定的行政区划界线及其边界地图”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的参考证据材料的规定情形，并有现场勘查材料、证人证言等证据印证，可以作为本案山林权属纠纷确权的依据。据此，被告上思县政府作出处理决定将争议林地确权为第三人上伴二组集体所有，被告防城港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予以维持，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那蓬组提出的诉讼请求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上思县那琴乡联惠村那蓬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上思县那琴乡联惠村那蓬村民小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李洪波 审判员  凌旭芳 审判员  田 海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黄琳杰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判决。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 3、《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 第三十条人民政府处理土地、山林和水利工程权属纠纷，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情况作如下处理： （1申请人的主张有确实、充分证据的，做出支持其主张的决定； 第三十五条下列书证，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的参考证据材料： （二）权属纠纷当事人管理使用（包括投资）争议土地、上林、水利的事实资料和有关凭证； （三）依法划定的行政区划界线及其边界地图； 附：上诉须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