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2723民初1071号 原告：姚明光，男，汉族，1985年7月4日生，初中文化，农民，贵州省贵定县人，住贵州省贵定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学祥（原告姨父），男，汉族，1956年9月28日生，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 被告：宋正香，女，汉族，1993年3月24日生，贵州省贵定县人，无业，住贵州省贵定县， 原告姚明光与被告宋正香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3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姚明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学祥、被告宋正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姚明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依法认定原告与被告宋正香写的“赔偿协议”无效（日期为2017年6月5日），并请判令被告一次性退还原告6000元人民币；2、请判令被告支付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今年6月2日晚21时50分许，临时牌照为贵Ａ×××××的小型轿车行至庆熙路庆熙桥西口时，停车等待乘客宋正香上车，宋正香由小型轿车左侧后面开门上车，致使此车左侧后门与在后面同向的原告驾驶的贵Ｊ×××××号车右侧相挂，造成两车接触部位损坏，宋受伤。被告宋正香及其男人用威胁、恐吓的手段，强硬地向原告索要了6000元。7月13日，县交警大队作了贵公交认定【2017】第0002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原、被告负次要责任，按6月5日原告给付被告的6000元，原告多次找被告要求被告退还原告大约5200元，可被告不理睬，原告只得向法院起诉，理由如下：一、被告写的“赔偿协议”没有原告签名，不符合《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根本说不上是协议，只能作收了6000元的收条；二、根据法律规定和交警认定书，被告索要6000元极不合理，原告只是两个次要责任中的一个，应按15%赔付约750元，可被告却索要6000元，是750元的8倍，被告让原告承担100%的赔付责任，这是不合理、不合法的；三、被告索要6000元没有真实、合法的单据为凭，应当全部否认，待被告提供真实、合法的单据，原告再另行支付该赔偿的费用。特请求法院认定原告与被告宋正香写的“赔偿协议”无效。 被告宋正香辩称：在被告收到起诉状副本前，没有与原告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沟通，赔偿协议上的内容被告毫不知情，也没有当着被告的面签协议，被告没有签过任何字。在交警作出交通事故认定前是原告主动提出来的赔偿而不是被告提出来的，6000元并不是交到被告手上。被告和唐某是2017年5月31日登记结婚，签订协议的时间是2017年6月5日，就算被告与唐某结了婚，唐某也没有任何权利代替被告签订任何协议，并且签订协议时被告方只有一人在场，原告方有很多人在场，原告说被告用威胁、恐吓的手段向其索要6000元是不符合事实的。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原告提交《赔偿协议》，用以证明被告收到原告6000元，赔偿协议有收条的证明作用，同时证明原告没有在协议上签字。被告认为自己对赔偿协议毫不知情，赔偿协议不是被告所写，也没有被告签名。《赔偿协议》能证实被告收到原告6000元，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6月2日，李某驾驶贵Ａ×××××号小轿车由贵定县关外街往贵定县委方向行驶，２１时５０分许，当车行至贵定县××路（庆熙桥西口）时停驶等待被告宋正香上车，宋正香由贵Ａ×××××号小轿车左侧后面开车门上车，致贵Ａ×××××号小轿车左侧后门与原告驾驶的贵Ｊ×××××号出租车右侧相挂，造成两车接触部位损坏，被告受伤。被告当即被送往医院治疗。2017年6月5日，原告、被告丈夫唐某及金穗出租车公司经理张某某等人在金穗出租车公司办公司就被告受伤赔偿事宜进行协商，经协商，由金穗出租车公司经理张某某书写《赔偿协议》，被告丈夫唐某在《赔偿协议》上签名“宋正香”后交与原告收执，原告将6000元交给被告丈夫唐某。《赔偿协议》载明“贵Ｊ×××××出租车2017年6月2日伤人事故，经与伤者协商，一次性赔偿宋正香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陆仟元正（￥6000.00），双方不再议。此据，伤者：宋正香，2017.6.5”。2017年7月13日，贵定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贵公交认字【2017】第0002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原、被告在此次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原告收到交通事故认定书后，认为自己赔偿被告的6000元已经超过了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份额，遂找被告丈夫唐某要求退还部分赔偿款，因退款无果，于是原告向本院提出如前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被告丈夫唐某与原告签订《赔偿协议》并领取赔偿款的行为效力如何认定;2、原告与被告丈夫唐某签订的《赔偿协议》的效力如何认定。 一、被告丈夫唐某与原告签订《赔偿协议》并领取赔偿款的行为效力如何认定。 被告因发生交通事故受伤住院治疗，唐某作为被告丈夫，代表被告与原告协商被告的赔偿事宜并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虽然唐某没有被告的书面委托，庭审中被告亦表示对《赔偿协议》毫不知情，但被告与唐某作为夫妻，被告作为伤者，对丈夫处理自己的赔偿事宜一概不知，显然不符合常理，而且唐某与原告达成协议并收取原告6000元后，被告并没有拒绝唐某的行为，而是采取默示的态度，即认可了唐某的行为，因此，唐某的行为代表被告。 二、原告与被告丈夫唐某签订的《赔偿协议》的效力如何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签订《赔偿协议》时，原告与唐某均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原告知道唐某系被告丈夫，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唐某与其协商赔偿事宜是代表被告。虽然原告没有在《赔偿协议》上签字，但原告接收《赔偿协议》并赔偿被告6000元系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原告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符合我国民法私法自治原则，不损害他人的合法利益，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反公序良俗原则，因此，原告与唐某签订的《赔偿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告赔偿被告6000元系依照双方的约定履行赔偿义务，原告主张被告采取威胁、恐吓等手段强行向原告索要6000元赔偿款，但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至庭审结束，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实被告存在欺诈、胁迫行为，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告请求认定原告与被告宋正香写的“赔偿协议”无效，并判令被告一次性退还原告6000元，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姚明光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姚明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罗文才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书记员  张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