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4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红军，男，1973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军，江苏石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晶，江苏石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振国，男，1994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如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炜，江苏三法（江北新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鹏，江苏三法（江北新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张红军因与被上诉人陈振国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5民初23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红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军、张晶，被上诉人陈振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炜、彭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红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陈振国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陈振国承担。事实与理由：1.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本案以合同纠纷立案处理没有事实基础，更缺乏法律依据；2.本案实质系陈振国确认劳务关系并要求支付劳务费用纠纷。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应承担责任的依据主要是《2018年张红军项目部管理人员应发工资表》（以下简称《应发工资表》），但是陈振国未在表上签名，也未见过此份工资表原件，上诉人对此表并不认可，该工资表系受到案外人朱帅（关联另案原告）等人胁迫签名，该工资表在签字当时已被上诉人收回销毁；3.上诉人与陈振国不认识，陈振国从未为上诉人提供过劳务。如按合同纠纷来说，合同应当是双务的。陈振国提供劳务，上诉人支付劳务费用，不可能只有上诉人支付费用，陈振国不提供劳务的说法；4.假设《应发工资表》成立，各方应当遵守，按照该工资表内容，工资年前每人发放50%，剩余工资年前项目下来全部付清。此处项目下来全部付清明显是附条件的，事实上根本就没有项目，因此该付款条件并不具备，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全部责任显然依据不足。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陈振国答辩称，1.双方的雇佣关系以及欠款金额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工资表、转账记录、录音等证据互相印证，已经形成证据链，足以说明相关事实；2.关于工资表中提到的等年前项目下来全部付清，该表述只是对付款期限作出的约定，也就是说不管项目有没有下来，欠款都应该给付，只是加了一个付款时间。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振国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张红军支付其工资57000元；2.张红军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0月19日，郭福厚在南京制作《应发工资表》一份，载明：“夏崇水年工资200000元，16666.67元/月，应发月数9，合计150000元，已付5000元，应付145000元；郭福厚年工资170000元，14166.67元/月，应发月数9，合计127500元，已付5000元，应付122500元；朱帅年工资170000元，14166.67元/月，应发月数9，合计127500元，已付5000元，应付122500元；陈振国年工资80000元，6666.67元/月，应发月数9，合计60000元，已付3000元，应付57000元；石敦华年工资130000元，10833.33元/月，应发月数9，合计97500元，已付5000元，应付92500元。合计562500元，已付23000元，应付539500元。注：工资年前每人发放50%，剩余工资年前项目下来全部付清。”夏崇水、朱帅、郭福厚在《应发工资表》上签名并作出同意此付款要求的意思表示，陈振国和石敦华当日不在南京，电话委托朱帅及郭福厚在《应发工资表》代为签名；张红军在《应发工资表》最下方签名并写明“同意”。在签订《应发工资表》的当日，张红军向朱帅转款23000元，朱帅收到款项后向相关案外人转款，但未向陈振国转款。现陈振国根据2018年10月19日《应发工资表》主张其与张红军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要求张红军按照该表载明的工资标准以及月份向其发放工资，扣除张红军已由朱帅代发生活费3000元，张红军应再支付其剩余工资57000元。对于陈振国提交的《应发工资表》，张红军认可签名为其所签，但其表示该表非其本人制作，是由朱帅和郭福厚出具，当时被强制在该表上签名，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现因陈振国未向其提供劳务，故不同意按照《应发工资表》向陈振国支付工资。另查明，2018年5月14日，张红军向朱帅转款18000元，朱帅自留5000元，向陈振国支付宝转款3000元，向郭福厚转款5000元，向石敦华转款5000元。朱帅称上述款项系代张红军向陈振国等人支付的生活费，但张红军不认可此款是其向陈振国支付的生活费，认为其转款给朱帅是双方间发生的借贷关系。庭审中，陈振国提交了录音光盘以及录音文字稿各一份，以如下内容证明陈振国等人分别于2018年10月13日、2019年1月13日向张红军催要工资，陈振国与张红军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张红军同意给付陈振国等人工资：1.张红军称：“辞掉你们也可以，给人一个说法，还是给人开一年工资还是给人开半年工资。”2.张红军称：“我现在辞掉你们，我肯定得开你们工资，我说肯定不辞，他说这话，我一直都没答应他，那总归我要要个说法，这工资我要拿出来要不冤枉。”3.张红军称：“我没有活给你做，该付你工资就付你工资。”4.张红军称：“马这两天，我不是答应你的事情，生活费给你发掉嘛。”5.张红军称：“下个礼拜，下个礼拜，我就把你们三个生活费给发一下。”朱帅答：“不是三个哦，还有他们两个。”张红军称：“他们两个就退掉吧。”朱帅答：“退掉我怎么跟人家交代呢？人家今天还打电话来问到底什么情况呢？”张红军问：“他们两上次发多少钱啊？”朱帅答：“不跟我们一样的嘛”……。张红军对于录音光盘和文字稿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提出录音时其不知情，且根据陈振国提供的录音资料无法证明陈振国与张红军之间存在劳务关系，反而可以看出陈振国未为张红军提供劳务。庭审中，陈振国自述2018年4月份曾在朱帅的安排下在张红军弟弟位于南京市秦淮区的工地工作一周左右，其他时间均在家待工，对此张红军不予认可，张红军认为陈振国未为其提供劳务。以上事实，有《应发工资表》、支付宝转账记录、录音资料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双方之间虽未订立书面合同，但张红军签字同意的《应发工资表》明确记载了陈振国的劳务费标准、已付金额、应付金额以及给付时间，应是在陈振国与张红军双方存在劳务合同的前提下形成的，而张红军对于自己签名同意无法给出合理解释。同时根据陈振国提供的聊天录音文字稿显示，张红军作出了“我没有活给你做，该付你工资就付工资”等意思表示，综合上述情况，一审法院认定陈振国与张红军间建立了劳务合同关系。张红军在《应发工资表》上签字同意，该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为有效民事法律行为，故张红军应按照《应发工资表》向陈振国支付剩余工资57000元。对于张红军提出双方间不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其签订《应发工资表》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抗辩理由，对此，张红军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对于张红军的该项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另对于张红军提出其向朱帅转款系因与朱帅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认为，对此张红军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朱帅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故对张红军的该项抗辩理由，亦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判决：张红军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陈振国支付工资57000元。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劳务合同纠纷，劳务合同系实践性合同，由提供劳务一方提供劳务，接受劳务一方支付劳务费用。本案中，陈振国自述仅在张红军弟弟工地上工作一周左右，但张红军对此并不予认可，认为其不认识陈振国且从未为其提供过劳务。鉴于陈振国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向张红军提供过劳务，陈振国一审中提交的录音光盘及录音文字稿亦未能反映陈振国与张红军就具体劳务事项及工资发放标准达成过一致意见。现陈振国仅凭一份手机拍摄的《应发工资表》复印件向张红军主张该表中载明的工资欠款57000元缺乏依据。但是综合审查上述录音证据，字里行间确实透露出张红军曾经打算雇佣陈振国等人以招揽工程的事实，陈振国等人在一定时间内等待张红军雇佣而未从事其他劳务，确实存在一定的工资损失。综合考虑上述情况，本院认定该合理时间为4个月，参照《应发工资表》载明的工资标准，张红军应支付陈振国工资损失26666元，陈振国自认已支付3000元，张红军尚需支付23666元。一审法院按照《应发工资表》认定张红军应支付陈振国57000元不当，张红军部分上诉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采信。综上所述，张红军的部分上诉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关于工资损失的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5民初2349号民事判决为，张红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陈振国支付工资23666元；二、驳回陈振国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25元，由张红军负担508元，由陈振国负担71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25元，由张红军负担508元，陈振国负担71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洪 霞审判员 赵珺珉审判员 钱发洪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书记员 张可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