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闽民申42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江铭桂，男，1960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龙海市。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朱金来，男，1960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龙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鹏，福建泾渭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贵洋，福建泾渭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江铭桂因与被申请人朱金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闽06民终16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江铭桂申请再审称，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之规定，应当再审。(一)江铭桂不是本案肇事车辆的车主或实际使用人，不应对朱金来在事故中遭受的各项损失承担赔偿责任。1.肇事车辆鲁Ｅ×××××号三轮摩托车登记车主为蔡田水，江铭桂虽陈述自己曾向他人购买到该三轮摩托车，没有办理相关过户手续，但同时也强调2015年9月2日其将该车又转手给“老熊”，同样未办理相关手续，事故发生时该车辆已不再由其实际掌控。二手三轮摩托车民间买卖没有相关过户手续或协议是目前常态，一审法院以其无法提供相应买卖手续即认定其是肇事车辆的实际车主，有失公平公正。朱金来一审中主张江铭桂为肇事车辆的实际车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证据规则，朱金来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朱金来未能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本案事故是2015年9月10日19时许朱金来驾驶二轮摩托车与停放在路边的鲁Ｅ×××××号三轮摩托车发生碰撞，而江铭桂当日下午6点至10点左右与朋友江某到亲家家里吃饭，并没有驾驶该三轮摩托车，不应对该事故承担责任。（二）一二审法院依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本案事实作出认定，明显存在错误。1.其依法对该认定书申请复核，但朱金来在收到复核受理通知书后，未等复核结论出来就提起本案诉讼，导致交警部门终止了对事故认定的复核。该事故认定书未经复核，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2.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依据朱金来朋友的证言认定江铭桂驾驶肇事车辆停放在路边、事故发生后弃车逃离现场，明显证据不足。（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此，该事故认定书存在片面性，不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2）本案证人证言之间存在矛盾，不足以印证事故认定书中所认定的事实。①蔡某的证言称其与证人陈某同乘一辆摩托车，跟随朱金来后面，但其他人包括朱金来和证人李某、陈某在询问笔录中都没有提到她。从蔡某的证言“我在边上帮忙扶起朱金来的老婆，后来交警的来了，坐在三轮摩托车的那个人就不见了，估计是跑掉了”中可见，交警到场时，她仍在事故现场，扶着李某，可办案民警现场勘查材料却没有显示这个证人及李某的情况，可见，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无法确定。②陈某的证言称，其是朱金来的弟弟，故陈某的证言证明效力极低，江铭桂对陈某所要证明的事实不予认可。办案单位现场勘查材料同样没有体现陈某在场，因此，陈某证言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另一方面，如果陈某因抢救伤员先将李某送医院救治，而只留下朱金来在场等待交警到场，事故现场勘查材料中无法体现李某受伤倒地具体位置，则该事故现场已经受到破坏，那么造成事故现场破坏的人员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③朱某的证言中陈述，事故发生时其在场。而其作为同村人，看到朱金来与李某受伤摔倒，没有上前帮扶，不符合常理。办案现场勘查笔录中记载的勘查时间也正是朱某在场时间，但陈某、李某、朱某却都没有在该勘查笔录的当事人或见证人一栏签名，勘查笔录中也没有记录证人姓名、身份信息或联系方式。因此，朱某证言不符合常理，与现场办案人员勘查笔录不符合，该证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④朱金来、李某在询问笔录所言内容，都是从证人陈某所言，真实性均无法确定，对此江铭桂均不予认可。3.《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制作程序存在瑕疵，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事发当时正值当地农村过节（做“普渡”），农村习俗有请客喝酒习惯，朱金来驾驶二轮摩托车后载李某碰撞停靠在路边的肇事车辆，造成受伤，事故认定单位却没有在材料中体现对朱金来血液酒精含量的检测，因此，该认定书缺乏合法性。综上，原判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 朱金来提交意见称，（一）本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1.江铭桂于2016年3月10日向交警部门申请复核，朱金来于2016年3月15日提起本案诉讼，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二条“上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收到当事人书面复核申请后五日内，应当作出是否受理决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复核申请不予受理，并书面通知当事人。（一）任何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经法院受理的；（二）……”之规定，该事故认定书复核应予终止。2.本案交警部门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某、朱某、蔡某的陈述之间具有关联性，能够证实本案肇事车辆驾驶人的体态特征（头发大部分是白色的、发型为短寸头）、本地口音（闽南话）与江铭桂相符，江铭桂在发生机动车交通事故后与陈某有吵架，且与陈某的辨认笔录一致，本案案发地点在江铭桂养羊处旁边。江铭桂在询问笔录中称肇事三轮车已转卖给“老熊”，其陈述的“老熊”的体态特征（黑发、长头发）、口音（普通话），明显与事发当晚肇事三轮车实际驾驶人体态特征、口音不一致。3.本案交警部门依法制作了《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现场照片、当事人和证人的询问笔录和辨认笔录，以上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合法有效。上述证据在二审中已经双方当事人质证，具有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二）江铭桂陈述其事发当晚6点至10点之间与江某到其亲家家里吃饭，却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不能证实事发时其不在现场。（三）法院应追究证人江某作伪证的法律责任。江某在交警部门陈述，其与江铭桂是朋友，事发当晚8时，其经过港尾石坑路段时，看见交警扣走江铭桂的三轮摩托车，后来听说江铭桂的三轮摩托车那晚发生交通事故。而其在一审庭审中作为证人却陈述，江铭桂亲家请客，叫其与江铭桂一起去吃饭，吃完已晚上10点多。江某两次陈述的事实不一致，自相矛盾，其作伪证的行为应受法律制裁。综上，请求驳回江铭桂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江铭桂是否应对本案交通事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首先，江铭桂主张其非肇事的鲁Ｅ×××××号三轮摩托车车主或实际使用人，但江铭桂在一审中已自认其曾购得该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之规定，朱金来对江铭桂购得该车的事实无需举证。而江铭桂对其所主张的其已于2015年9月2日将该车辆转卖给“老熊”之事实未能提交相应的证据，亦未能具体陈述“老熊”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等，因此，原一二审对其所主张的该车已转售他人之事实不予采信，并无不当。 其次，江铭桂主张其于事发当日即2015年9月10日下午6时至10时左右在其亲家家里吃饭，不在事故现场，对此仅提交了其朋友江某的证言，而江某虽然于一审2016年5月26日开庭时作证称当日“五点多被告（即江铭桂）给我打电话，说被告亲家请客，叫我和他一起去吃饭，吃完饭晚上十点多了，我们就各自回家”，但江某在2015年12月4日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称：“2015年9月10日晚上八点多，我经过港尾石坑路段时候，我看到港尾交警扣走了江铭桂的三轮摩托车，后来我听人说江铭桂的三轮摩托车那天晚上发生交通事故。”而江铭桂本人在公安机关2015年12月17日的《询问笔录》中称：“2015年9月10日……大约晚上6点多左右，我和江某一起到亲家江裕兴家里吃饭，期间我一直在江裕兴家里，我们吃到晚上快9点的时候我自己一人回家了。”可见，江某在一审庭审中的证言不仅与其此前在公安机关所作的陈述明显矛盾，而且也与江铭桂在公安机关询问时所陈述的回家时间不一致，而江某的证言并无其他证据可以佐证，因此，一二审对江某的证言未予采信是正确的。 再次，本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对本次事故进行调查后，综合现场勘查情况、当事人陈述、证人陈某、朱某、蔡某等证言、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等，对各方责任作出的认定。虽然证人陈某是朱金来的弟弟，但其系事故发生时的在场人，其证言与朱某、蔡某的证言可以互相印证，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项所规定的“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之情形。江铭桂虽对公安机关所作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交足以推翻该认定结论的相反证据，其主张证人证言存在不合理之处、公安机关必须对朱金来作酒精检测均缺乏相应的依据，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之规定，一二审法院对该认定书予以采信亦无不当。 综上，江铭桂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的规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江铭桂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高 晓 审判员 郑 唯 审判员 高晓嵘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刘真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