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05民终227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绪云，女，1940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晓阳，男，1962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训祥、张競，贵州圣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孟强，男，1972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孟宪，男，1969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孟明，男，1964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力，贵州群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毕节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机构地址: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碧阳大道市行政办公中心C栋15楼。 负责人：朱永德，系该局局长。 上诉人朱绪云、刘晓阳因与被上诉人李孟强、李孟宪、李孟明及原审第三人毕节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7）黔0502民初6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绪云、刘晓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现保存于毕节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字第9400956号《房屋所有权证》档案中“刘雪梅、刘玉芳、刘圣恩《送据》”符合证据三性，依法应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该《送据》系刘雪梅等人放弃继承的真实意思表示。二、被上诉人之母刘雪梅已经放弃继承，被上诉人不能依据其继承权主张对涉案房屋享有任何权利。早××年3月23日刘雪梅就写下《送据》，以书面形式明确表示对原新生路43号木瓦结构房屋放弃继承。被上诉人作为刘雪梅的继承人，其诉讼请求已经丧失了继承权基础，依法不应得到支持。三、原审判决对诉争房屋门牌号的变迁没有进行审查，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刘圣举、刘雪梅等人的父母刘宝成、徐文华除遗留了新生路43号、45号房屋之外，没有遗留其他房产。被上诉人并未向法院主张，其也不能证明《送字》上载明的房屋与其主张享有权利的房屋为不同房屋，在被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的情况下，则应当认定《送字》上所说的房屋与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的房屋系同一房屋。第四、本案证据足以证明新生路43号即涉案××（现登记为56号）。四、原审判决遗漏必要共同诉讼参加人，程序严重违法。刘圣举去世后，争议房屋××（即现56号房）由刘圣举的继承人朱绪云、刘晓阳、刘妍、刘军共有，在本案中，刘妍、刘军作为必要共同诉讼参与人，应当参加诉讼。 被上诉人李孟强、李孟宪、李孟明辩称，1、根据被上诉人诉吕瑞林物权确认纠纷一案的判决书，送据的内容与（1985）毕民字第126号生效民事判决书的内容矛盾，因此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2、送据不存在真实性，再加上送字上没有被上诉人之母刘雪梅的签字，因此不能证明刘雪梅放弃继承；3、送据上新生路43号是否是现在的56号需要明确的证据加以支持，上诉人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4、刘妍、刘军作为上诉人的亲属应当知道本案，但没有申请参加诉讼，因此不存在剥夺诉讼权利的问题；5、被上诉人一审起诉时要求确认份额，并没有损害其他继承人的权益，至于经济补偿还是变更名字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请求依法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毕节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未作答辩。 李孟强、李孟宪、李孟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毕节市××房屋由原告李孟强、李孟宪、李孟明与被告朱绪云、刘晓阳共同所有；2、依法分割原告李孟强、李孟宪、李孟明对毕节市××房屋享有的所有权份额；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及第三人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李孟强、李孟宪、李孟明之母刘雪梅与李玉环系夫妻关系，分别于1993年3月27日、1999年8月3日去世，共生育三子，即本案三名原告。原告之母刘雪梅共有8个同胞兄弟姊妹，分别是刘圣裕、刘胜（圣）恩、刘雪梅、刘玉芳、刘圣荣、刘圣龙、刘丽华、刘圣举。原××房屋（木瓦结构，建筑面积32.88平方米，建筑基底面积24.66平方米，1层）系三原告之母刘雪梅的父母刘宝成、徐文华所遗。1992年7月，被告朱绪云之夫、被告刘晓阳之父刘圣举（已去世）将涉案房屋翻修、重建为××房屋（砖混结构，建筑面积148.39平方米，使用权面积44.17平方米，共四层）。2004年2月27日，原毕节市人民政府（现七星关区人民政府）向刘圣举颁发了《房屋所有权证》，登记号数为××，房屋结构为砖混结构，建筑面积为148.39平方米，使用权面积为44.17平方米，共四层。 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原为××（木瓦结构，建筑面积32.88平方米，建筑基底面积24.66平方米，1层），系三原告之母刘雪梅的父母刘宝成、徐文华所遗。因原告之母刘雪梅共有八个同胞兄弟姊妹，在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的同时，亦不能损害虽未参加诉讼但对涉案房屋享有份额的其他人的合法权益，故一审法院认定原告之母刘雪梅对涉案房屋享有1/8的份额，自刘雪梅于1993年3月27日去世之日起，该份额自动由三原告继承，该份额限于在原××房屋的情况（木瓦结构，建筑面积32.88平方米，建筑基底面积24.66平方米，1层）范围内计算。1992年7月，被告朱绪云之夫、被告刘晓阳之父刘圣举（已去世）将涉案房屋翻修、重建，现涉案房屋登记为××（砖混结构，建筑面积148.39平方米，使用权面积44.17平方米，共四层）。庭审中，原告认可未参与翻修、重建涉案房屋，故原告对涉案房屋因翻修、重建而增加的价值，不享有份额。虽然行政机关将涉案房屋登记在刘圣举名下，但该行政行为不能否定原告因继承而享有的物权。对被告称大约××年或1986年，刘圣举的兄弟姊妹就父母遗留财产进行了分割，但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被告所举《送字》上面没有刘雪梅的签名，不能认定刘雪梅有将原××房屋赠与给刘圣举的意思表示，故对被告辩称通过分割、接受赠与，原××房屋属刘圣举所有，不予采信。被告所举《送据》体现的房屋是新生路43号和45号，没有证据佐证该房屋即为涉案的××（现56号房屋），故对被告称刘雪梅的继承人无权确认××房屋的权属，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起诉是否超过法律保护的最长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该法律规定的是“继承权纠纷”，是当事人关于继承权发生纠纷的情形，根据该法第二条：“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的规定，自1993年3月27日起，三原告就因其母刘雪梅去世享有法定继承权而对涉案房屋享有相应份额，本案不是基于原、被告之间谁对涉案房屋拥有继承权以及继承份额的多少发生的诉讼，而是原告以被告侵害其依据继承权而享有的涉案房屋物权份额提起的诉讼，故本案实为物权纠纷，不受诉讼时效限制。因此，被告依据继承法律关系提出原告起诉超过法律保护的最长时效的抗辩，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法取得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李孟强、李孟宪、李孟明共同对原××房屋（木瓦结构，建筑面积32.88平方米，建筑基底面积24.66平方米，1层），享有八分之一份额的所有权；二、驳回原告李孟强、李孟宪、李孟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75元，由原告李孟强、李孟宪、李孟明负担2064元，被告朱绪云、刘晓阳负担1211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于上诉人提交的七星关区市西街道办事处和平社区居民委员会于2017年5月22日出具的《证明》，因该《证明》无单位负责人及材料制作人员的签名或盖章，不符合单位证明文书的形式要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拒绝人民法院调查核实，或者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该证明材料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之规定，该证明不具有证据效力。且经本院依职权向毕节市七星关区市西街道办事处和平社区居民委员会党支部书记宋迎红及原和平社区老13组组长徐必仙进行调查，宋迎红、徐必仙均认可，虽《证明》确系和平社区居委会出具，但对于涉案房屋门牌号的变更情况，因为年代久远，记不清楚了。为此，本院对上诉人提供该《证明》依法不予采信。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如下事实：涉案房屋与刘圣觉、刘圣龙房屋及门牌号一直相邻，门牌号按刘圣龙、刘圣觉、刘圣举依次递减，相差一个数。刘圣龙户门牌号××年时为新生路58号（原为49号）。另，1992年7月14日刘圣举申请对原房屋进行维修时门牌号为××。在1992年拆除原木瓦结构房屋重建为砖混结构的房屋后，2004年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上登记为××，双方的当事人均认可实际的门牌号为××。本院对该事实依法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1、《送据》上载明的43号房屋是否即涉案的56号（原61号）房屋；2、刘妍、刘军应否作为必要共同诉讼人参与本案诉讼。 第一、关于《送据》上载明的43号房屋是否即涉案的56号（原61号）房屋的问题。原毕节县人民法院于1986年9月29日作出的（1985）毕民字第126号生效民事判决书查明：刘圣举于1973年出售给聂宗柏的房屋位于原××县××镇新生路××号，原为49号。上诉人亦认可该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及刘圣龙的该房屋即为现在的新生路63号房屋。结合上诉人自认的涉案房屋与刘圣觉、刘圣龙房屋及门牌号一直相邻，门牌号××）、刘圣觉、刘圣举依次递减，相差一个数的事实，可知涉案房屋××年的门牌号为××（原47号）。落款时间为1985年3月23日的《送据》载明的新生路43号房屋并非涉案房屋。为此，一审认定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送据》上的新生路43号房屋即涉案的××房屋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关于新生路43号、56号、61号系同一处房屋，刘雪梅放弃43号房屋继承权后，被上诉人即失去了对原××房屋继承权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第二、关于刘妍、刘军应否作为必要共同诉讼人参与本案诉讼的问题。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基于其系刘雪梅的法定继承人，主张对刘雪梅继承的刘宝成、徐文华遗留房屋享有权属。经一审查明刘宝成、徐文华遗留的房屋已于1992年被刘圣举翻修、重建，为此，一审判决确定被上诉人对原××木瓦结构的房屋享有八分之一的份额。该判决并未涉及刘圣举在1992年后修建的砖混结构房屋。刘圣举死亡后，刘妍、刘军可能基于继承成为××（原61号）砖混结构房屋的共有人，但其并非原××木瓦结构房屋的共有人。为此，上诉人关于刘妍、刘军系本案必要共同诉讼人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朱绪云、刘晓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550.00元，由上诉人朱绪云、刘晓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艳 审 判 员  王明会 审 判 员  李中付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郭友浪 书 记 员  黄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