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虞城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425民初458号原告：顾红领，男，1965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长久，河南华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红卫，河南华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苏玉花，女，1973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丘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兆光，河南圣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周拥军，男，1975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丘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兆光，河南圣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河南利斯特棉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虞城县产业集聚区至信三路中段北侧。法定代表人：刘运山，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兆光，河南圣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顾红领诉被告苏玉花、周拥军、河南利斯特棉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斯特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顾红领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长久、孙红卫、被告周拥军及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兆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顾红领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苏玉花、周拥军支付原告工程款593,324.7元及利息，两被告承担连带责任；河南利斯特棉业有限公司在应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10月9日，被告苏玉花、周拥军将其承包的河南利斯特棉业有限公司的钢结构厂房工程转包给原告。合同约定工程总价暂定为2,618,324.70元。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增加了“女儿墙”的工程，价款为165,000元，上述工程款共计2,783,324.7元。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施工并交付使用。被告共支付原告工程款2,190,000元，尚欠工程款593,324.7元。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以各种理由拖延，为保护原告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被告苏玉花、周拥军、利斯特公司答辩称：一、苏玉花、周拥军二被告主体不适格，2015年5月10号商丘宏丰金属结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丰公司）与利斯特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项目名称为虞城县利斯特项目，其中被告苏玉花是该项目负责人，在2015年10月9日苏玉花代表公司签订了钢结构转包合同，因此苏玉花代表公司履行了职务行为，被告苏玉花主体不适格，周拥军既不是项目负责人，也不是合同相对人，所以周拥军主体不适格。二、原告工程款已经结清。在2017年1月26日，经双方结算，原、被告总工程款约2,530,000元，而不是原告所称的2,610,000元，另外在2,530,000元中还包含有苏玉花350,000元，这350,000元包括在2015年10月23日原告在入场前被告借给原告200,000元，并且当时约定了利息。再加上苏玉花因接工程所花费的费用共计350,000元这点原告认可。在工程施工及施工后被告先后银行转账218万元，还有部分现金支付，总计229万元。原告自认有被告苏玉花350,000元，到目前被告不欠原告工程款。三、另外“女儿墙”的施工因为原告工程存在漏水严重质量问题，需要维修加固，双方协商的工程款为100,000元，该100,000元已经全部支付给原告，原告于2017年5月23日已经领取了该款。四、被告周拥军在项目中没有任何参与，在合同中不是合同相对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不应该承担还款责任。五、2015年5月10日利斯特公司与宏丰公司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合法有效，宏丰公司具有相应的资质，另外利斯特公司已经全部支付工程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实施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施施工人以分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利斯特公司不承担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关于原告提交的宏丰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被告称其证明的事实不真实，本院结合被告苏玉花提交的证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能够认定苏玉花不是宏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被告苏玉花称其与原告顾红领签订合同时系代表宏丰公司履行职务行为，本院不予采信。2．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女儿墙”报价单，被告有异议且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报价单系原告单方制作，没有被告的签字确认，故该证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不能证明“女儿墙”的施工商定价款为165,000元。3．对原告提交的原告顾红领与胡工及李明红的两份通话录音，因胡工和李明红未到庭，真实性无法核实，且被告不予质证，故本院对该证据依法不予采信。4．对原告提供的证人赵某证言，因证人赵某未出庭，被告称其真实性无法核实，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故本院对证人赵某的证言及其证明目的依法不予采信。5．对原告证人李某的出庭证言，被告称李某与原告一块干活，仅能证明有“女儿墙”工程，并不能证明“女儿墙”工程款是165,000元，本院认为，证人李某的证言系间接证据，仅凭该证言不足以证明原告诉请的“女儿墙”的施工商定价款是165,000元。6．原告提交的中原银行客户明细对账单五份与被告苏玉花提交的证据五中的中原银行客户明细对账单五份（复印件）相一致，本院对该对账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对账单中显示以被告苏玉花之名通过银行共向原告顾红领转账1,990,000元。原告顾红领认可共收到被告苏玉花支付的工程款2,190,000元。因原告顾红领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的工程款总额是多少，且原告顾红领与被告苏玉花之间对工程款总额没有结算，故对原告称被告尚欠其工程款593,324.7元，无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7．被告苏玉花提交的证据《钢结构工程包合同》与原告提交的证据《钢结构工程包合同》系同一证据，被告苏玉花称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是“证明苏玉花代表公司签署合同，在合同第五条可以印证200,000元借款事实”，因被告苏玉花没有提交其他证据相佐证，故对被告苏玉花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8．对被告苏玉花证据三，因原告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且被告苏玉花没有提交其他证据相佐证，故对被告苏玉花称2015年11月23日转给原告顾红领的20万元系借款并约定利息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9．被告苏玉花提交的证据四和证据五，因原告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经审查，被告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证明目的，故对被告苏玉花称双方账目已清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10月9日，原告顾红领与被告苏玉花签订了“钢结构工程包合同”，合同显示工程总价为暂定2,618,324.70元。2017年1月26日，原告顾红领给被告苏玉花出具一份“总工程约贰佰伍拾叁万其中有苏玉花叁拾伍万整”的书面字据。2017年5月23日，原告顾红领给被告苏玉花出具一份收到条“今收到苏玉花利斯特厂房改造女儿墙工程款拾万元，电汇”。原告顾红领认可共收到被告苏玉花给付的工程款219万元。原告顾红领以被告尚欠原告工程款593,324.7元未给付为由起诉至本院。本院认为，原告顾红领与被告苏玉花于2015年10月9日签订了《钢结构工程包合同》，故原告顾红领与被告苏玉花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合同关系，系合同的相对方，因原告顾红领与被告苏玉花之间的合同工程款仅体现在“工程总价为暂定2,618,324.70元”、“总工程约253万元”，故其总工程款数额不确定，且双方没有最后的结算。关于“女儿墙”工程款的数额，原、被告各持己见，双方均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商定的“女儿墙”的施工工程款数额是多少，仅凭证人李某的证言，本院不能采信“女儿墙”的施工商定工程款是165,000元。综上所述，原告顾红领与被告苏玉花之间签订的《钢结构工程包合同》建设工程施工总价款没有决算，总工程款数额不确定，被告苏玉花欠原告顾红领工程款数额不确定，故原告顾红领要求被告苏玉花支付工程款欠款593,324.7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告顾红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周拥军与原告顾红领之间存在建设工程合同关系或债权债务关系，故原告要求被告周拥军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连带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因原告顾红领没有与被告利斯特公司之间签订相关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按照原告顾红领与被告苏玉花之间签订的《钢结构工程包合同》，因其合同中施工总工程款数额不确定，对总价款没有决算，且原告顾红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利斯特公司应付工程款是多少，故原告要求被告利斯特公司在应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的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对原告的该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顾红领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9,733.00元，由原告顾红领负担；财产保全费3,487.00元，由原告顾红领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高宏伟审判员  谢景忠审判员  王胜运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书记员  谢雨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