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川0402行初8号 原告：四川长矶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攀枝花市钒钛产业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40074465463XG。 法定代表人：唐孟明，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艾青，四川联一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1201010986036。 委托诉讼代理人：晏方菊，四川联一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1201811065480。 被告：攀枝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竹湖园劳动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10300008320236T。 法定代表人：陈建新，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明飞，系攀枝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养老工伤科工作人员。 第三人：李继树，女，彝族，1967年6月16日出生，住四川省盐边县。 第三人：刘光丽，女，彝族，1993年10月17日出生，住四川省盐边县。 第三人：刘光梅，女，彝族，1989年9月4日出生，住四川省盐边县。 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君，四川互益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4201910126131。 原告四川长矶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矶公司）不服攀枝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作出的攀人社认字（2019）A341号《攀枝花市工伤认定决定书》，于2020年2月2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2月25日受理后，于2020年3月2日向被告市人社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长矶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晏方菊，被告市人社局出庭应诉负责人王祥东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明飞，第三人李继树、刘光丽及李继树、刘光丽、刘光梅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市人社局于2019年8月28日作出攀人社认字（2019）A341号《攀枝花市认定工伤决定书》，载明：本案中，申请人提交的劳动合同能够证明2018年8月4日，刘啟华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及本局的调查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刘啟华2018年8月3日上夜班，8月4日下班后在下班回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送医疗机构抢救后于2018年8月9日死亡。刘啟华在交通事故中不承担责任。综上，本局认为，刘啟华2018年8月4日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本局同意认定为工伤。 原告长矶公司诉称：一、原告的上班考勤表显示刘啟华发生事故前，并没有在公司上班，其发生事故的时间不属于下班途中。刘啟华在2018年7月中旬以前，在原告一车间的3号炉担任出炉工，一车间的3号炉在2018年7月中旬停产后，班组人员均处于放假待岗状态。而2018年7月初公司新建一个项目，二车间新开了炉台，使用的是全新的技术。一车间3号炉工作人员放假后，公司未对其做工作安排，部分员工放假后就离开公司，部分员工自愿进入一车间1、2号炉工作，部分员工进入新开的二车间学习技术，其中刘啟华就进入了二车间学习。但刘啟华上班时间是自由安排，公司根据其上班考勤发放工资。公司正常上班时间安排为：上两个白班、上两个夜班之后休息两天，如此循环。如果刘啟华正常上班，上班安排为2018年7月31日、8月1日上白班，2018年8月2日、8月3日上夜班，但是2018年8月2日、8月3日的考勤表显示刘啟华没有上班考勤，也就证明刘啟华这两天并未上班。因刘啟华本身属于放假待岗状态，没有上班，也没有履行公司的请假手续，其2018年8月4日明显不属于下班的合理时间，该期间发生的事故自然也不属于下班途中。二、与刘啟华一起上班的公司员工可以证实2018年8月2日、8月3日刘啟华未到公司上班。刘啟华在公司上班期间申请自己做饭，公司给其安排了单间宿舍，公司通过宿舍管理员了解到刘啟华从2018年8月1日开始就没有在公司员工宿舍出现过。与刘啟华一起上班的员工也表示在2018年8月2日、8月3日上夜班时没有见过刘啟华，刘啟华于2018年8月1日下班后就未到公司上班，其于2018年8月4日发生交通事故不属于下班途中。鉴于以上情况，原告认为刘啟华是在2018年8月4日的早晨发生交通事故，但其在发生交通事故的前两天就已未到公司上班，发生事故当天明显不属于下班途中的合理时间内。刘啟华发生事故遭受伤害的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不应认定为工伤。为此，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撤销被告作出的攀人社认字（2019）A341号《攀枝花市工伤认定决定书》；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长矶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庭审中提供了如下证据： 1.长矶公司2018年5月至2018年8月的《原始考勤表》，证明该考勤记录显示刘啟华在2018年8月2日、2018年8月3日没有上班，因此其在2018年8月4日发生交通事故并不属于下班的合理时间；2.长矶公司员工王某某、郑某某及长矶公司宿舍管理员曾某某出具的书面情况说明和身份证复印件以及律师对郑某某作的调查笔录，证明刘啟华在2018年的8月1日之后没有在公司宿舍出现，公司员工在2018年8月2日、2018年8月3日上夜班的时候未见到刘啟华上班；3.攀枝花钒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社会事务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被告和第三人调查的相关证人与原告因工资发放问题发生过纠纷及罢工事件，其证人证言存在不利于原告的虚假陈述。 被告市人社局辩称：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我局现依法答辩如下： 一、工伤认定基本情况。2018年12月27日，李继树、刘光丽、刘光梅向我局提出刘啟华工伤认定申请，我局于2019年1月7日向长矶公司送达了举证告知书，长矶公司于2019年1月18日提交了答辩状。后因申请人需补正材料和与用人单位进行调解，刘光丽于2019年6月13日向我局提出撤回刘啟华工伤认定申请，我局经审查同意刘光丽的该申请。2019年6月30日，因双方协商无果，李继树、刘光丽、刘光梅再次向我局提出刘啟华工伤认定申请，经审查我局于2019年6月30日受理了李继树、刘光丽、刘光梅提出的刘啟华工伤认定申请。我局于2019年8月12日依法向长矶公司送达了《攀枝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举证）告知书》，长矶公司在举证期限内未提交新的答辩材料和证据，我局于2019年8月28日作出刘啟华2018年8月4日所受伤害为工伤的决定，并按照程序送达相关当事人。 二、我局关于刘啟华的工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针对长矶公司曾在答辩中提交的考勤表、工资表及相关员工的证人证言，称刘啟华2018年8月3日未上班，不符合工伤认定情况。我局组成调查组对此进行了调查，通过调查：长矶公司职工每日考勤是由每个班长自己打，每月末班长将考勤表交由每个工人核对无误后再签字确认。从宿舍管理员曾某某和工段长郑某某的调查中可以得知因两人工作职责关系，只能证明他们两人在8月3日未见过刘啟华，并不能证明刘啟华8月3日未上班。且从本局其他调查笔录以及申请人提交的互益律师事务所律师询问笔录相互印证，证明刘啟华2019年8月3日上夜班，系在下班回家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发生交通事故。因此，刘啟华受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 综上所述，我局作出的攀人社认字（2019）A341号《攀枝花市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维持，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市人社局向本院提供的其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如下： （一）程序证据：1.《工伤认定申请表》，证明刘啟华的近亲属按规定向被告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2.攀人社认字（2019）A341号《攀枝花市工伤认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根据程序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并将认定结果送达双方当事人；3.《工伤认定（举证）告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根据程序规定向原告送达工伤认定举证告知书，并告知如对劳动关系、工伤性质有异议，需在签收本告知书后15天内向被告提交单位书面答辩意见和相关证据。 （二）事实证据：1.《调查笔录》，证明被告对刘啟华工伤认定有关人员进行调查核实；2.刘啟华及其近亲属的身份证复印件、盐边县红格镇村社证明、第三人书写的受伤经过书面材料、《劳动合同书》，证明第三人提起工伤认定申请主体适格；3.《授权委托书》、《询问笔录》，证明律师受第三人委托进行工伤认定调查；4.《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患者就医个人信息更正申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攀钢集团总医院住院病历，证明刘啟华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交通事故后，经抢救无效后死亡；5.长矶公司提交的《答辩意见》及证明材料，证明原告对刘啟华工伤事故进行了答辩；6.《攀枝花市工伤认定申请撤销通知书》《关于撤回刘啟华工伤认定的申请》《工伤认定申请表》，证明被告依据刘光丽的申请撤销了第三人在2018年12月27日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7.录音整理书面材料，系第三人申请刘啟华工伤认定时提交的自证受伤情况相关材料。 （三）法律证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证明被告对刘啟华的事故伤害进行工伤性质认定有法律依据。 第三人李继树、刘光丽、刘光梅共同述称：一、原告所提供的证据和证人证言，不能排除刘啟华2018年8月2日、2018年8月3日上夜班的事实。1.原告提交的涉事月份的《考勤表》有明显篡改痕迹。按照规定和惯例，《考勤表》要经过每个员工本人核对无误后签字确认，但涉事月份的《考勤表》却没有任何一个员工的签字确认，该证据明显是伪造的。并且其他月份的原始考勤表在月份那一栏均不存在改动的痕迹，唯独2018年8月的原始考勤表即2018年7月25日-2018年8月24日二车间乙班的考勤表在月份那一栏存在明显改动的痕迹。2018年7月和8月的原始考勤表中显示考勤员都是马某某，但在这两份考勤表刘啟华的工作岗位中却用了完全不同的两个“副”，同一个考勤员针对同一个工作岗位怎么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写法？8月考勤表上的种种疑点恰恰反映了原告是想刻意隐瞒刘啟华2018年8月2日、2018年8月3日上夜班的事实。2.原告所提交的证人证言是虚假的，原告所提交曾某某出具的《情况说明》和被告对其进行调查时所做的陈述明显矛盾。被告在调查笔录中询问“平常宿舍里住进的职工在不在宿舍里住？”曾某某的回答是“不清楚，因为我上班的地方是1号楼，刘啟华住的2号楼，单身宿舍，我们距离还有点远。”这段对话可以证明曾某某根本不知道刘啟华什么时候在宿舍里住。而曾某某所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载明“2018年8月1日以后在公司宿舍未见其人。”这前后明显矛盾的陈述可以说明曾某某是受原告指使故意作伪证。原告提交郑某某出具的《情况说明》和被告对其进行调查时所做的陈述也存在矛盾。郑某某在被告处调查时陈述刘啟华2018年8月2日、2018年8月3日上没上班，由于时间久，记不太清了，当被问到2018年8月2日、2018年8月3日刘啟华是否上夜班的实际情况时，其在调查笔录中的回答是“不清楚。”而郑某某在《情况说明》中陈述为2018年8月2日、2018年8月3日刘啟华应当上夜班，但是上夜班未看到刘啟华。这前后明显矛盾的陈述也可以说明郑某某是受原告指使故意作伪证。郑某某在被告对其进行调查时并未真实陈述事实，其作为工段长，清楚的知晓刘啟华2018年8月3日上夜班的事实，否则，刘啟华工作岗位上的活由谁干？公司其他员工能够知晓刘啟华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也是出自郑某某之口。二、被告的调查取证和第三人委托律师的调查取证能够证实刘啟华2018年8月3日上夜班，在2018年8月4日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1.根据姜某某、马某某、李某某、吴某某等人的询问笔录以及被告对兰某某、姜某某的调查笔录中可以明确2018年8月2日、2018年8月3日刘啟华都在上夜班，2018年8月4日早上正常下夜班。2.事故发生后，刘啟华的家属第一时间跟原告联系，联系人为工段长郑某某，刘啟华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之事很快在整个公司传开，该事实早已众所周知。3.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完全吻合。刘啟华于2018年8月3日上完夜班，2018年8月4日早上下夜班回家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案发的时间和刘啟华驾驶摩托车行驶的路线均能印证这一事实，事故发生的地点是刘啟华从公司回家的必经之路。综上，本案基本事实清楚明了，请求法院尽快裁决。 第三人李继树、刘光丽、刘光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下简称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从被告提交的调查笔录中能够显示，原告的考勤表是由各个班长打考勤后，月底交给工人核对无异后签字确认，并非职工每天上班签字确认考勤情况，2018年8月的考勤表有明显的涂改痕迹，原告主张刘啟华不属于二车间的正式职工，但是在考勤表上载明刘啟华系二车间的职工，二者之间相互矛盾，故不认可该组证据；不认可证据2的三性及证明目的，曾某某和郑某某只是陈述其因工作原因在2018年8月3日晚上未见到刘啟华，不能以此达到证明刘啟华在2018年8月3日没有上夜班的证明目的；认可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该证据仅阐述了发生过罢工事件，但并未明确发生罢工事件的具体时间，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的考勤表上有明显篡改、涂改的痕迹，故不认可证据的三性和证明目的；证据2中的证人系原告公司员工，和原告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并且书面情况说明和被告调查形成的调查笔录存在明显矛盾，故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证据3系原告自行调取，且罢工时间发生在刘啟华交通事故之后，不能达到推翻第三人提交证人证言的证明目的，故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原告对被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程序证据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无异议；事实证据中的证据1，对兰某某、吴某某、姜某某的调查笔录三性均不认可，因该三人均与原告因工资问题发生过纠纷，其陈述是不利于原告的虚假陈述，其余证人调查笔录的三性予以认可；证据2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无异议；证据3三性均不认可，吴某某、姜某某与原告之间因工资问题发生过纠纷，其陈述是不利于原告的虚假陈述，根据考勤表显示，李某某与刘啟华并非同一班组的工人，二人之间存在上下班交接，故对李某某的律师询问笔录不予认可，马某某的陈述与原告提交的考勤表存在矛盾，对其陈述亦不认可；认可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但是不认可刘啟华是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证据5、6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对证据7的三性无异议，从录音整理材料中反映了刘啟华只上了九天的班，也就是2018年8月2日、2018年8月3日没有上班；对法律证据的三性无异议。第三人对被告提交所有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明内容均认可。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系其单方制作，其中2018年8月的考勤表有明显的涂改痕迹，该考勤表中记载刘啟华、姜某某同属二车间乙班工人，排班一致，虽然该考勤表中未记载刘啟华2018年8月2日、2018年8月3日的上班情况，但是姜某某的考勤记载为2018年8月2日、2018年8月3日上夜班，而姜某某在被告调查时陈述刘啟华2018年8月3日上了夜班，姜某某的陈述与考勤表的记载不一致，且原告主张其提交的为原始考勤表，但在原告认可的被告所提交的录音整理书面材料中，原告的财务负责人却陈述“原始考勤撕了”，鉴于上述疑点，对原告提交的该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中证人系原告的员工，未出庭作证，其出具的书面情况说明与其在被告处询问时形成的《调查笔录》有部分矛盾之处，且从原告提交的考勤表中显示该三人均非刘啟华的同班工友，仅凭其陈述未在2018年8月2日、2018年8月3日见过刘啟华，不能推断出刘啟华在2018年8月2日、2018年8月3日未上班，对其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证据3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但是原告当庭陈述的罢工事件发生时间在刘啟华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在该情况说明中亦未明确参与罢工事件的工人名单，不能凭此认定相关证人的陈述存在不利于原告的虚假陈述，故对其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证据形式的要求，程序证据和事实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各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形成锁链，能证明待证事实，本院予以采信；法律依据现行有效，适用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6年2月17日，刘啟华与长矶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刘啟华从事生产工作，工作地点为攀枝花市钒钛园区，合同期限自2016年2月17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其后，长矶公司安排刘啟华从事出炉工工作，工作安排为上两个白班（早上7时30分至下午7时30分）、两个夜班（下午7时30分至次日早上7时30分），休息两天，具体排班由其所在班的班长负责。2018年8月4日8时18分，钟平驾驶川Ｄ62215号重型货车从盐边县红格镇红发球团厂载球团往攀枝花市东区密地货场，当车行驶到盐边县三堆子超限检测站过磅卸货后驶入Ｓ310线准备复磅，在Ｓ310宁华路207ｋｍ＋900ｍ超限站入口处，从慢车道变更快车道左转弯进入超限检测站时，与后方同向快车道上驶来由刘啟华驾驶的川Ｄ×××××号两轮摩托车碰撞，造成两轮摩托车驾驶人刘啟华受重伤送医院抢救无效于2018年8月9日死亡及摩托车受损的交通事故。2018年8月27日，盐边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钟平承担此次事故全部责任，刘啟华不承担此次事故责任。 2018年12月27日，刘啟华之妻李继树和刘啟华之女刘光丽、刘光梅向市人社局提交工伤认定材料，申请工伤认定。市人社局受理该申请后，于2019年1月7日向长矶公司送达了《工伤认定（举证）告知书》，长矶公司于2019年1月18日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和相关证据，称：刘啟华2018年8月2日、2018年8月3日未到公司上班，其于2018年8月4日早上发生交通事故不属于下班途中的合理时间，不应当认定为工伤。2019年6月13日，刘光丽以在规定时限内证人无法到场接受调查以及双方当事人之间在进行调解为由向市人社局提交《关于撤回刘啟华工伤认定的申请》，市人社局同日作出攀人社认撤（2019）005号《攀枝花市工伤认定申请撤销通知书》，同意刘光丽撤销工伤认定申请。2019年6月30日，李继树、刘光丽、刘光梅再次向市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市人社局于同日受理，并于2019年8月12日向长矶公司送达了（2019）A010号《工伤认定（举证）告知书》。长矶公司在规定期限内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和相关证据。市人社局经调查核实，于2019年8月28日作出攀人社认字（2019）A341号《攀枝花市工伤认定决定书》，并于当日向李继树、刘光丽、刘光梅送达，于2019年9月4日向长矶公司送达。 同时查明，市人社局在工伤认定过程中，调查了长矶公司的员工兰某某、吴某某、姜某某、曾某某、郑某某。2019年3月5日，兰某某接受市人社局调查时，有如下陈述：兰某某和刘啟华为同一宿舍的室友，刘啟华应该在2018年8月3日上了夜班，因为其到澡堂洗完澡后回宿舍，兰某某于2018年8月4日8时左右见到刘啟华回宿舍换衣服，之后刘啟华未与兰某某打招呼就离开宿舍了；工人上班的考勤由各个班的班长负责记录，每月末班长将考勤记录交给每个人核对后签字确认；厂区大门有门卫值班，但是下班出入不需要登记，宿舍管理员不需要每天对每个工人住宿情况进行核对，仅在工人进出时开门；刘啟华是骑摩托车回家的，其女儿打电话告知兰某某刘啟华发生了交通事故；听说过4号炉工人因工资问题罢工事件，该事件发生在刘啟华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同日，吴某某接受市人社局调查时，有如下陈述：吴某某与刘啟华是同事，都是4号炉的出炉工，吴某某上甲班，上班时间是早上7：30至下午19:30，下班后由乙班接班，乙班上班时间是下午19:30至次日早上7:30；2018年8月4日前4号炉没有停产，各班正常上班；每个工人的考勤由每班班长记录，若记录有误或者请假（凭假条）由班长修改，每月末由工人核对无误后签字确认。2019年3月6日，姜某某接受市人社局调查时，有如下陈述：姜某某与刘啟华是同事，在同一班组从事出炉工作，同时上下班；2018年8月3日，姜某某和刘啟华上最后一个夜班，上班时间是从19:30到次日（8月4日）早上7:30，当天夜班和往常一样，姜某某在4号炉上面推料，刘啟华在4号炉下面干出炉工作，第二天早上两人一起下班，一起到澡堂洗澡，洗完澡各自回宿舍换衣服和清理东西，准备回家；2018年8月4日下班后，姜某某、刘某、马某某和刘啟华四人一起走到厂区大门口，姜某某准备搭乘刘啟华的摩托车到金江，刘啟华告知要搭乘出炉组长刘某，就骑着摩托车离开了；2018年8月6日上早班时，刘啟华未上班，姜某某问刘某后得知刘啟华出了交通事故；每个工人的考勤由每班班长记录，若记录有误或者遗漏由班长修改，每月末由工人核对无误后签字确认；听说过4号炉工人因工资问题罢工事件，该事件发生在刘啟华发生交通事故之后。2019年3月13日，曾某某接受市人社局调查时，有如下陈述：曾某某系长矶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工作范围包括安保、宿舍的管理、绿化保洁工作，其中宿舍管理主要是进行员工宿舍分配和员工离职后宿舍收回工作，平常安排保洁人员对宿舍进行打扫；不清楚职工平常是否住进宿舍，因为曾某某在1号楼309室上班，刘啟华住2号单身宿舍楼，两栋楼距离有点远；刘啟华与兰某某住一个宿舍，因为曾某某不管生产，所以不清楚刘啟华的上班时间点；下午19:00、早上8:00左右，曾某某有时在办公室，有时和工人搞绿化，有时在食堂，该时间段曾某某并未守在刘啟华宿舍的门口；2018年7月31日至2018年8月3日期间，曾某某均未见到过刘啟华。同日，郑某某接受市人社局调查时，有如下陈述：郑某某系长矶公司4号炉的工段长，与刘啟华是同事，刘啟华于2018年7、8月到4号炉上班，班长是马正清，刘啟华的考勤由马正清记录；因为时间久远，郑某某记不清刘啟华在2018年8月2日、2018年8月3日是否上班，其是看到考勤表后才在书面情况说明中陈述2018年8月2日、2018年8月3日上夜班未见到刘啟华；2018年7月和2018年8月，郑某某一直上白班，刘啟华根据排班表安排上白班和夜班，郑某某不清楚安排哪些工人上夜班；因郑某某是炉长，下班后（主要指晚上）要根据生产情况进行巡视，记不清刘啟华出事那天是否到工地巡视，也不清楚刘啟华在2018年8月2日、2018年8月3日是否上夜班；刘啟华出事的当天上午，其女儿给郑某某打电话告知刘啟华出了车祸，具体通话细节记不清了。 本案审理过程中，长矶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工人如需请假需填写《员工请（休）假申请单》，写明请假事由和请假时间，部门负责人需审核请假事由、工作安排等情况，在公司制度规定批准权限范围内的可直接批准，应由公司批准的（超过部门负责人批准权限范围的）签署部门建议，报人力资源科审核请假事由、时间等与公司规定的符合情况、是否涉及个人待遇计发等事项，签署建议，报公司领导审批；请假人经批准且将请假条交人资科薪酬管理员后方可离岗，销假需向部门负责人报告并至人资科薪酬管理员处填写销假记录；请假条经批准后交所在部门考勤员保存，存根联销假后作为部门所保存的考勤表附件留存部门备查，审批联附于销假当月的考勤表后报人力资源科作为考核、薪酬计发的依据；病假需根据公司有关规定同时附医院病情证明。同时陈述：按照排班表，2018年8月2日、2018年8月3日刘啟华应该上夜班，但是考勤表记录刘啟华在上述时间未上班，亦无刘啟华在上述时间请假的相关《员工请（休）假申请单》；因为刘啟华之前工作的一车间3号炉已经停产，其未上班，公司认为是其直接离职，但是没有相关刘啟华离职的证据提交。 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县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具有对行政区域内的工伤认定申请进行审查并作出工伤认定结论的职权。被告作为攀枝花市工伤保险事宜的主管部门，可以依据《工伤保险条例》及其他相关规定对职工作出工伤认定。 根据原、被告的诉辩主张和第三人的陈述以及各方当事人的举证与质证等综合分析，各方当事人一致确认刘啟华在案涉交通事故的发生地为其从居住地到原告处上下班必经的合理路线。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刘啟华于2018年8月4日8时18分发生交通事故，是否属于下班途中的情形，是否应当认定为工伤。结合本案，本院对相关证据、事实作如下分析判断：首先，原告主张刘啟华在2018年8月3日未上夜班，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本院已在证据认证中进行评判，在此不再累述；加之，原告并未提交刘啟华请假、轮休或者自动离职的相关证据，故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其次，从被告提供的证据看，虽然被告对吴某某、曾某某、郑某某调查形成的《调查笔录》中吴某某未明确陈述刘啟华2018年8月3日上夜班，曾某某、郑某某均陈述未在2018年8月3日见到刘啟华，但是吴某某、曾某某、郑某某均非刘啟华的同班工友，仅凭其陈述不足以认定刘啟华在2018年8月3日未上班。根据被告对兰某某、姜某某调查形成的《调查笔录》，可以证明兰某某作为刘啟华的同宿舍室友在2018年8月4日上午8时见到刘啟华回宿舍换衣服后离开；姜某某作为刘啟华同班工友，其陈述刘啟华在2018年8月3日与其一同上夜班，并且于次日一同下班后离开公司，且该陈述内容与第三人提交的律师询问笔录内容一致，而从原告提交的考勤表中显示姜某某在2018年8月3日上夜班，故对其陈述内容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本院综合全案证据，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认为第三人向被告提交的材料与被告的调查能够相互印证，可以证明被告认定的刘啟华2018年8月3日上夜班的事实。“上下班途中”，原则上是指职工为了上下班这一目的而往返于居住地和工作地之间的合理路径之中。而“上下班途中”的时间指的是从居住地和工作地或者工作地到居住地的合理时间。所谓合理时间，除了考虑两地的距离外，还应当充分考虑道路的畅通情况、代步工具的种类和性能、气候变化情况等因素，以足以保证劳动者能够顺利到达居住地或者工作地。本案中，经交警部门确认，刘啟华发生案涉交通事故的时间为2018年8月4日8时18分。从刘啟华2018年8月4日7时30分下班至其发生案涉交通事故的时间间隔48分钟。这时间段内，不排除刘啟华下班后需整理私人事务如更换工作服、去卫生间、道路阻滞、驾驶车辆行驶速度缓慢等可能性，从而导致回家时间有所延长。被告对兰某某、姜某某调查时其陈述的内容显示刘啟华下班后到澡堂洗澡并回宿舍更换工作服，刘啟华下班的最终目的是回居住地，可见，刘啟华从下班至事故发生地的时间间隔符合常理，属于下班途中的合理时间。被告受理了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后，按相关程序收集资料，调查取证，确保了当事人的陈述、申辩、举证等权利，结合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确认刘啟华发生案涉交通事故死亡为其下班途中的合理时间，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的情形。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其他与履行工作职责相关，在工作时间及合理区域内受到伤害的”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因此，被告据此作出被诉工伤认定决定，并依据相关规定进行了有效送达，并无不当。 综上，原告主张刘啟华2018年8月3日未上夜班且刘啟华受到的伤害不符合工伤认定标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作出攀人社认字（2019）A341号《攀枝花市工伤认定决定书》的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四川长矶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四川长矶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付思雨 审判员  吕艳荣 审判员  陈雨婷 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 书记员  谭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