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107民初8380号原告：王仁方，男，1963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江苏省兴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家怀，上海劲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友胜，上海劲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苏扬子晚报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法定代表人：王某某，职务董事长。被告：江苏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法定代表人：周跃敏，职务董事长。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尤清宇，上海宇钧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振华，上海宇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仁方与被告江苏扬子晚报有限公司及被告江苏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6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仁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家怀、何友胜，被告江苏扬子晚报有限公司及被告江苏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振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仁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江苏扬子晚报有限公司自1995年7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被告江苏扬子晚报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人民币1248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被告江苏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3、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原告自1995年7月1日进入新华日报社(后变更为被告江苏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2013年3月29日，被告江苏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又独资设立了被告江苏扬子晚报有限公司)扬子晚报上海站负责印厂报纸分发工作。2014年11月30日，原告接到被告电话通知解除劳动关系，并由他人接替原告工作岗位。原告认为，扬子晚报上海站系被告设立，其经营收入也均为被告所有，原告为被告辛辛苦苦工作近20年，工作上并无过错，被告却为了自身利益擅自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故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被告江苏扬子晚报有限公司及被告江苏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共同辩称，首先，从原告自述入职时间看，均远远早于被告江苏扬子晚报有限公司的成立时间；其次，原告与被告江苏扬子晚报有限公司之间也没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再次，从原告的社会保险缴纳情况以及提供的劳务内容上看，其与用工单位之间形成的属劳务关系范畴，而非劳动关系；最后，原告的起诉也已超过了诉讼时效。因此，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审理中，原告为证明其诉称意见，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2014)鼓刑二初字第361号刑事判决书以及(2015)宁刑二终字第209号刑事判决书，证明《扬子晚报》上海发行总站是1995年4月成立的，被告江苏扬子晚报有限公司是被告江苏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投资设立，案外人裴某系江苏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扬子晚报发行部的副主任，原告的工资等均系由被告支付；2、扬子晚报上海发行总站的地址照片，证明原告的工作地点；3、徐义华出具的证明，证明原告进入被告处工作的时间；4、工作证、名片及扬子晚报征订广告，证明原告系扬子晚报的员工；5、暂住证，该暂住证上记载了原告的工作单位为扬子晚报社，证明原、被告存在劳动关系；6、工作服发放单，证明2005年10月被告向原告发放了工作服；7、扬子晚报费缴款单，证明原告于1998年4月30日就已为被告工作，收取订报押金；8、工作照片，证明原、被告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经质证，两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刑事判决书中并未描述扬子晚报上海发行总站的费用均系被告支付；对证据2认为照片中的地址系民居，无法反映原告的证明观点；对证据3认为徐义华系另案的原告，故其证言不具有证明效力；对证据4中工作证及名片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工作证及名片均系原告自行制作，而且两者的记载的内容也不一致；对扬子晚报征订广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无法证明原、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对证据5认为与本案无关，暂住证上的地址系原告自行提供的；对证据6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7认为其上没有被告的任何印章或者相关负责人的签名，故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8认为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两被告并未提供任何的证据。根据原、被告的举证、质证意见，并结合本院庭审调查，本案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自述其于1995年7月1日起进入《扬子晚报》上海发行站工作，2014年11月30日其接到被告江苏扬子晚报有限公司的电话通知，双方劳动关系解除。2015年11月25日，原告就其本案诉请向上海市普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申诉，该会于同年12月17日作出普劳人仲(2015)决字第351号仲裁决定书，以其会无法确认对案件具有管辖权为由，决定不予受理。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审理后认定，上海市普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案件具有管辖权。故，原告又再次向上海市普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了仲裁，但该会于2016年12月10日作出普劳人仲(2016)通字第312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原告的请求事项系重复申请仲裁为由，决定仍不予受理。原告遂又起诉来院，请求判决如其诉请。另查明，根据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所作(2014)鼓刑二初字第361号刑事判决书以及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所作(2015)宁刑二终字第209号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被告人裴某原系国有企业江苏新华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扬子晚报(后为江苏扬子晚报有限公司)发行部副主任”、“上海发行总站由扬子晚报社建立并组织运营。运营过程中，该发行站的主要负责人员由扬子晚报社从本单位选任并委派。裴某自1995年进入扬子晚报社工作以来，一直是扬子晚报社的员工，为扬子晚报社工作，受扬子晚报社管理，工资由扬子晚报社发放。1998年起，裴某受扬子晚报社委派负责上海发行总站工作，其本人未与扬子晚报解除劳动关系，亦未与扬子晚报社就上海发行总站运营签订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协议。同时，上海发行总站的房租、电信等费用由扬子晚报社承担。上述事实足以认定上海发行总站是扬子晚报社的下属机构”。此外，上述案件审理过程中，检察机关为证明被告人裴某的犯罪事实，还提供了证人王某某、张某、周某某、滕某某等人的证言。其中，王某某(扬子晚报总编辑)证实“上海发行站是扬子晚报在1995年4月成立的，一开始实行实报实销政策，后来改成费率政策并一直延续。裴某分管上海地区的发行工作，工资、奖金都由报社发放，腾雅琴、杨珺媚是员工，报社按月发放劳务费，裴某每年会报销上海发生的一笔房租”；陈曦(扬子晚报发行部主任)证实“上海发行总站是报社的一个分支机构，因为该站的运作模式后来是按照自办发行来操作的，还有报社的固定资产，如报社支付房租、有公车等。自己从2014年8月到12月代管过上海发行站的工作，调查了劳动用工情况、负责收支的签字审批，根据报社的决策在2014年底将上海自办的发行模式转变为社会委托发行的模式”；周某某(原上海发行站负责人)证实“上海发行站是扬子晚报设立的，自己负责管理，向扬子晚报申请刻了扬子晚报上海发行总站的公章”；滕某某(扬子晚报上海发行站特派员)证实“上海发行站的房租一直有南京总部支付，发行站的工作人员工资由南京总站、上海发行站各支付一部分，上海发行站的上级主管部门是扬子晚报发行部”。再查明，《扬子晚报》为江苏省级报刊，于1986年元旦创刊，由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员会直属事业单位新华日报社主办。2002年7月11日，经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江苏省人民政府授权，江苏新华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经工商注册登记成立，该公司与新华日报社系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关系。2012年江苏新华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更名为被告江苏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2013年1月1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以苏报出证字0055号报纸出版许可证，许可出版报纸名称为《扬子晚报》、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2-0055，版期为周七刊，出版单位为被告江苏扬子晚报有限公司。同时，该许可证上注有“仅限用于扬子晚报有限公司注册用，2013.2.28”的字样。2013年3月29日，被告江苏扬子晚报有限公司经工商登记注册成立，被告江苏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系其唯一股东，其经营范围为《扬子晚报》出版发行等。本院认为，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根据原告举证的工作证，其上清楚的显示原告系在扬子晚报上海发行总站从事印厂分发工作，并且该工作证上加盖有“扬子晚报上海发行总站”的印章。而根据扬子晚报上海发行总站原负责人周某某在(2014)鼓刑二初字第361号案中的证言，其也证实到在负责管理上海发行站期间确实向扬子晚报社申请刻了扬子晚报上海发行总站的公章使用，故本院对原告提供工作证的真实性予以采信。此外，从原告出示的2000年11月7日扬子晚报B16版刊登的订阅信息看，亦清楚的载明《扬子晚报》上海地区江苏饭店发行站(普陀区武宁路XXX弄XXX号)的联系人为原告。该订阅信息与原告提供的上述工作证及其另提交的扬子晚报费缴款单、名片、工作服发放单能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原告至少于1998年4月期间就已在为扬子晚报上海发行站工作。而扬子晚报上海发行总站系扬子晚报社建立并组织运营，采用自办发行的模式，发行站的主要负责人员均系由扬子晚报社从其单位选任并委派，并受扬子晚报社管理。2013年3月29日，被告江苏扬子晚报有限公司经工商登记注册成立后，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授予其出版许可证，成为了《扬子晚报》的出版单位，故原告主张其于2013年3月29日起与被告江苏扬子晚报有限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依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至于2013年3月29日之前，被告江苏扬子晚报有限公司并未注册成立，不符合用人单位的主体资质，故原告主张其于1995年7月1日至2013年3月28日期间亦与被告江苏扬子晚报有限公司之间存在有劳动关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被告江苏扬子晚报有限公司辩称，从原告提供的劳动看，其与用工单位之间形成的应属劳务关系范畴，而非劳动关系，但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对原告另诉请要求被告江苏扬子晚报有限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被告江苏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根据原告庭审自述，被告江苏扬子晚报有限公司于2014年11月30日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系因其将扬子晚报上海发行总站的工作委托给了第三人负责。原告陈述的上述解除理由与《扬子晚报》发行部主任陈曦在(2014)鼓刑二初字第361号案中的证言“根据报社的决策在2014年底将上海自办的发行模式转变为社会委托发行的模式”，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因此，根据原告所述解除理由，本院认为，被告解除与原告劳动关系实际系因原劳动合同履行的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所致，故被告江苏扬子晚报有限公司的上述解除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告要求被告江苏扬子晚报有限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被告江苏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七条、第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王仁方与被告江苏扬子晚报有限公司之间于2013年3月29日至2014年11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对原告王仁方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人民币10元，减半收取计人民币5元，由被告江苏扬子晚报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侯 钧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王丽熔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第四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