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22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蓝火焰儿童游乐园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天心区劳动西路289号嘉盛国际广场第1幢N单元21层21021号房。法定代表人：陈炽异。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明，湖南开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1，女，2009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南县。法定代理人：高某2，男，1986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锦，湖南诚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兵，湖南诚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运桂，男，1970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茶陵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株洲市石子湖公园管理处，住所地株洲市荷塘区石宋路。负责人：魏东辉，系该管理处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浩，湖南天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长沙市蓝火焰儿童游乐园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火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高某1、张运桂、株洲市石子湖公园管理处（以下简称“石子湖管理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3民初35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蓝火焰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二、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依法应予以改判。一、一审法院将一审原告主张的残疾赔偿金依据2018年度湖南省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计算赔偿错误。1.在本案的原一审、二审及重审的一审程序中，高某1及其代理人多次进行虚假陈述，并提交虚假证据。2019年9月4日，高某1的代理人向一审法院提交高某1户籍所在地肖家湾村委会和南县公安局厂窖派出所共同出具的一份书面《证明》以证明高某12014年2月离开户籍地随父母到深圳居住生活学习，但对于证明公民经常居住地的证据，应当由公民实际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出具。后经法庭查实，该《证明》属于虚假证据。2019年9月20日，高某1的代理人再次向一审法院提交高某1的转园证明、家长签到表、花名册等证据以证明高某12013年至2015年9月在开福区苗苗幼儿园就读。上诉人认为家长签到并无高某1家长签到，且无就读缴费凭证、就读照片、在长沙居住的证据对高某1在长沙就读幼儿园的事实进行印证。法庭要求高某1在十个工作日内向一审法院提交高某1疫苗接种本的原件和复印件及幼儿园的缴费单据等证据，但高某1之后并没有提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一审判决认定高某1生活居住在长沙市系事实认定错误，依据湖南省城镇居民标准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高某1的残疾赔偿金没有证据支持。2.关于本案适用2015年还是2018年赔偿标准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第三十五条规定：本解释称“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但并没有司法解释规定，赔偿金应按照重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数据计算，本案于2016年11月16日一审受理，2017年2月23日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2016年的统计数据尚未公布，赔偿应按2015年收入标准计算。一审法院按重审案件法庭辩论终结的上一年度（2018年）标准计算没有法律依据，属法律适用错误。《人身损害司法解释》采取的是定型化赔偿原则，规定了固定的赔偿标准和期限，是对受害人未来收入损失的一种估算，不是受害人确实、具体或已发生的损失。由于是一种估算，当然距离案发时间越近，越能客观反映受害人在当时以及此后一段时间内所可能获得的收入，故采用距离案发时间较近的标准，更符合司法解释确定的计算规则的精神。赔偿义务人对被赔偿人的赔偿是一种民事赔偿，具有补偿性而非惩罚性。上述司法解释的立法宗旨，也是在于通过赔偿给被侵权人相应补偿，而不具有惩罚性。将“一审法院法庭辩论终结”的时间确定为原审法院第一次审理时法庭辩论终结时间，更接近事故发生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对赔偿义务人更公平合理。侵权行为发生当时的社会经济水平是确定的，赔偿也是确定的，只能以这个时间节点为依据，给受害人一个损失填补。离开这个确定时间，常人是无法预知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对当事人不公平，也不能体现法律的公平原则，将导致计算依据不确定，就会有人因此不当得利，有人同时承担不应当承担的责任，法律也不允许让一个人承担自己无法预知的社会风险，民法的公平原则被破坏。“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年度”时间点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更好保护受害人的利益”而是因为统计数据的公布都是滞后的。如果以重审时上一年度的统计数据作为赔偿依据，会有促使当事人一方反复上诉、申诉、申请鉴定，导致案件陷入反复发回重审、再审的诉讼状态，势必会导致赔偿责任人赔偿责任不断扩大，既不公平，也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本案中，由于高某1虚假陈述，并提交虚假证据导致了二审法院曾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可能影响到案件的公正处理”将案件发回重审，使本案的处理时间延长。如果本案一审法院仍然依据重审时上一年度的统计数据作为赔偿依据，则一审原告不仅没有因其虚假陈述和提交虚假证据的行为受到任何处罚和经济损失，而且还因故意隐瞒案件事实，提交虚假证据，从而获得了更高标准的赔偿，单方面实现了利益最大化，这极不符合民法的公平原则。综上，高某1的残疾赔偿金的计算只能依据2015年度湖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作为计算依据。二、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高某1之间成立合同关系，该事实认定无证据证实，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原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与高某1之间成立合同关系。《最高法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高某1提出其与上诉人之间成立合同关系，应向法庭提交门票证据，证明双方成立合同关系。2.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关于双方成立合同的说理部分不符合常理和生活逻辑。首先，事故发生于2015年10月3日，国庆假期石子湖公园里游人如织，当日游乐场的生意火爆，人员非常嘈杂，游乐场虽有护栏，但护栏并不是那种很牢固栏杆，也非常低矮，非常容易发生无票乘坐的事情。其次，事故发生后高某1的亲属立即报了110，株洲市荷塘分局月塘派出所随后马上进行了出警，在此情况下，如果高某1属于购票乘坐，当时就在现场的高某1的亲属不将相关乘坐票据予以保留根本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日常生活经历。依据一般生活经验，在那种情况下，作为高某1的监护人肯定会全力以赴将相关票据一直予以保留，直到索要到赔偿款到位为止。显然一审法院推断的疏于保留票据完全站不住脚的，不符合逻辑。再次，虽然张运桂在派出所的谈话笔录没有说到高某1系无票乘坐，但不能以张运桂在派出所的谈话中未提及高某1无票乘坐，就推定高某1就系有票乘坐，这完全不符合日常逻辑。一审法院关于上诉人与高某1之间成立合同关系的事实认定违背了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三、高某1自身对于受伤具有一定的过错，应自行承担部分责任，一审法院关于双方责任的事实认定错误。1.本案高某1自行将安全锁用力推开是导致其受伤的根本原因，就算上诉人公司的游乐设施的机械出现故障，不会必然导致高某1从高处摔下并受伤，因为有安全锁的保护，因此，高某1应自行承担事故的部分责任。2.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作为监护人，应依法履行监护责任，以切实维护被监护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如果监护人未尽监护职责，造成被监护人人身或财产损失的，监护人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作为高某1的法定监护人，高某2没有照看好自己的未成年子女，没有尽到足够的监护职责，将高某1临时交给第三人（高某1的外婆）看管，在出现紧急情况时，第三人也没有尽到应有的看护义务，造成了高某1受伤，因此高某2应当自行承担高某1损害的部分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2018年度湖南省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无证据支持，且没有证据可以证实高某1系购票乘坐游玩，本案的案由应是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而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服务合同纠纷。虽然上诉人愿意就高某1的受伤承担一定赔偿责任，但法院的判决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因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重大错误，法律适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高某1辩称，一审判决合法有据，应依法予以维持。高某1提供了客观真实、完整完善、合法合理的相关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以证明其在城镇生活居住学习的事实，一审判决按城镇标准计算损失有理有据。高某1提供了自2015年9月以来至今，其一直在深圳市宝安区就读小学和生活居住的证据，同时也提供了其出生于深圳市自2014年4月以来其父母一直在深圳工作生活的社保缴费记录和居住登记证明单，再者，残疾赔偿金的计算是弥补受伤后未来二十年可能的逾期收入，故高某1的主张合法有据。高某1认可判决结果，未提起上诉，是希望尽快结案。高某1在一审中提供了其于2013年9月1日至2015年8月30日就读于长沙市苗苗幼儿园的转学证明、幼儿名册及家长签到表等证据，足以证明高某1在城镇生活居住学习的事实。最后，根据“改革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统一城乡居民赔偿标准”的国家政策和长沙当地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实践，一审判决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维持。二、高某1与蓝火焰公司之间依法成立服务合同法律关系，蓝火焰公司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保证乘客人身财产不受损害之最低要求，严重违约造成高某1损失，一审法院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合法有据。一审时高某1提供了涉案游乐场照片，可证明该游乐场售票窗口距离游乐项目仅数米距离，属于目光所及和随时控制的小型游乐场，且该游乐设施四周均有护栏，由工作人员负责乘客进出和机器的启动，高某1及其外婆根本不可能同时逃票进入场地游玩。另根据蓝火焰公司代理人庭审时回复，该小型游乐场没有提供发票服务，门票金额为10元的小额数字，由此可以得出的唯一合理解释就是高某1正常购票后，由蓝火焰公司工作人员启动机器合法游玩，双方依法成立服务合同法律关系。同时，高某1提供了事故发生后的治安案件调解协议书、谈话笔录等证据，进一步证实了合法游玩的事实。本案蓝火焰公司系服务合同的提供者、经营者，高某1为合法购票的消费者，蓝火焰公司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违约责任适用严格责任（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因此本案无需考虑高某1是否存在过错；何况造成高某1人身损害的原因在于蓝火焰公司游乐设施发生机械故障，导致其从两米左右高处摔伤。因为蓝火焰公司提供的游乐设施老旧、未及时检测、维护，存在安全装置缺陷，不能提供正常、安全的游乐服务，造成高某1人身损害，已经构成严重违约，故一审法院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合法有据。三、自本事故发生之日起至向法院提起诉讼以来，蓝火焰公司一直消极应对,不配合高某1的治疗、赔偿，捏造事实、虑假陈述，蓄意拖延时间、意图逃避法律责任。本案于2016年1月28日立案受理，对于无任何争议的法院管辖事项，蓝火焰公司通过管辖异议以及上诉故意拖延时间，致使本案于2016年11月16日才第一次开庭审理。庭审时，对于高某1提供的游乐场照片、治安案件调解协议书、谈话笔录等可直接体现事故发生现场、发生原因、经营状况等情况的证据，蓝火焰公司代理人不是亲历者也不是处理人，却振振有词捏造事实、虚假陈述高某1“逃票”、“自己推开安全锁”等情形，意图逃避法律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有理有据，符合法律规定，蓝火焰公司的上诉请求与理由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支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维持原判，并对其加以训诫。石子湖管理处辩称，石子湖管理处并非合同当事人，无需承担高某1与长沙市蓝火焰儿童游乐园管理有限公司、张运桂之间合同引起的相关责任。石子湖管理处提供的租赁合同可以证明其是游乐设施场地出租方，将涉案场地出租给长沙市蓝火焰儿童游乐园管理有限公司，每年收取固定租金。租赁合同中明文约定了游乐场所发生人身伤亡事件的应该由承租人承担全部责任。张运桂未发表辩论意见。高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张运桂、蓝火焰公司、石子湖公园管理处赔偿高某1270878.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700元、后续治疗费9000元、营养费7970.05元、护理费20218.75元、交通费500元、残疾赔偿金230174.4元、鉴定费1315元）；二、判令张运桂、蓝火焰公司、石子湖公园管理处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3日20时30分左右，高某1在位于石子湖公园内的蓝火焰游乐场乘坐名为“袋鼠跳”的游乐设施时，从该游乐设施上摔下地，致使高某1受伤并送株洲市中心医院治疗。“袋鼠跳”系与“旋转木马”类似的游乐设施，通过动力使多根轴臂末端“袋鼠”样式的座椅旋转并上下运动。2012年4月8日，蓝火焰公司与石子湖公园（当时名为株洲市东湖公园），签订《株洲市东湖公园陆上游乐场地租赁合同》，石子湖公园将涉案游乐设施在内的公司西广场扇形广场租赁给蓝火焰公司经营游乐项目。由石子湖公园收取第一年租金78000元，以后每年逐年递增8％，蓝火焰公司在经营期间造成游客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由蓝火焰公司自行承担全部责任。2015年10月4日，株洲市公安局荷塘分局月塘派出所民警对张运桂作谈话记录，记录中张运桂回答其在东湖公园（现名石子湖公园）的蓝火焰游乐场经营“袋鼠跳”游乐项目，因机器故障，导致机器失灵，致使高某1从2米左右高处摔下，腿部骨折并送往医院治疗。张运桂承认其系该项目的负责人，事故的主要问题是机械故障。2015年10月12日，张运桂与高某1的法定代理人高某2在株洲市公安局荷塘分局月塘派出所就事故情况、医疗费支付达成了治安调解协议，该所出具的治安调解协议书上载明2015年10月3日20时30分左右，高某1在东湖公园的蓝火焰游乐场玩袋鼠跳游戏，因为机器故障导致高某1从2米左右的高处摔下，经检查大腿骨粉碎性骨折。并约定蓝火焰游乐场张运桂代表公司支付高某25000元用于高某1治疗，张运桂代表蓝火焰游乐场与高某2商定于高某1办理出院第二天由公司负责人与高某2协商赔偿事项。该治安调解协议书有高某2与张运桂签名。高某1自2015年10月3日至2015年10月20日在株洲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共计17天，出院诊断为左股骨粗隆下骨折。张运桂预缴了住院期间医疗费33000元，高某1出院时退费1853.69元。2016年1月4日，高某1经株洲市湘江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为九级伤残，伤后护理180日，营养180日，后期取内固定费用约需人民币9000左右。在本案原一审审理期间，张运桂、蓝火焰公司申请重新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湖南省湘雅司法鉴定中心重新鉴定，2015年1月5日该鉴定机构作出鉴定意见书，鉴定为九级伤残，护理期为5个月，营养期为5个月。另查，高某1提供游乐设施现场照片显示，事故发生地的游乐场有“蓝火焰儿童游乐场”字样招牌，游乐设施上亦均有“蓝火焰”字样。涉案“袋鼠跳”游乐设施四周均有护栏围住，出入口离游乐设施仅数米远。座椅的安全锁系Ｕ型金属杆，安全锁落下后，采取压住乘客肩胸腹等多个部位的手段保护乘客不从座椅上跌落。事故发生后，该座椅的乘客裆部位置加装了安全带。高某1为湖南省南县农村户籍，高某1提供的出生医学证明、学籍信息卡及证明显示，其出生于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2015年9月1日入读深圳市宝安区福民学校小学一年级。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高某1提交其就读长沙市苗苗幼儿园的大一班幼儿名册、苗苗幼儿园大一班家长签到表及幼儿园转园证明，证明高某1在2013年9月1日至2015年9月1日在长沙市苗苗幼儿园就读。高某1另提供了其父母高某2与刘艳芝2014年4月至2018年8月的深圳市社保缴费记录。一审法院在原一审审理时，即要求蓝火焰公司、张运桂庭后提供相应劳动合同、劳务合同或者工资发放、报酬支付的银行流水及账目，但蓝火焰公司、张运桂一直未向一审法院提交相应证据。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高某1提交的户籍信息、谈话笔录、治安案件调解协议书、病历资料、医疗费票据、司法鉴定意见书、出生医学证明、证明、学籍基本信息、大一班幼儿名册、苗苗幼儿园大一班家长签到表、幼儿园转园证明、深圳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社保缴费记录，蓝火焰公司、张运桂提供的收条、医疗费收据、银行转账凭证、照片，石子湖公园提供的《株洲市东湖公园陆上游乐场地租赁续签合同》，一审法院委托重新鉴定意见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高某1在游乐设施服务过程中受伤，其选择要求合同相对方承担违约责任，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故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游乐设施服务合同当事人的确定、该合同是否违约及存在减轻、免除赔偿责任情形。高某1的损失的问题。一、游乐设施服务合同当事人的确定。高某1以蓝火焰公司、石子湖管理处、张运桂合同违约导致其人身损害为由要求蓝火焰公司、石子湖管理处、张运桂连带赔偿。蓝火焰公司辩称高某1未提供“袋鼠跳”游乐设施门票，属于无票乘坐，双方合同并未成立。本案中高某1确实未能提供涉案游乐设施门票，但一审法院认为一般游乐设施购买门票的售票点及游乐设施出入口就在其附近，且均有工作人员检票并维持秩序，一般人难以逃票。而高某1提供的游乐设施照片恰巧证实了该游乐设施四周均有护栏，出入口离游乐设施仅数米远。依高某1与蓝火焰公司、石子湖管理处、张运桂共同陈述，高某1乘坐时系与其外婆一同乘坐，依常理高某1与外婆很难顺利逃票进入乘坐。加之一般游乐设施特别是本案所在的小型游乐场出具的门票往往较为简陋，事故距本案审理时间较长，高某1的亲属在事后疏于保留相应票据实属情理之中。另外事故发生后数日，株洲市公安局荷塘分局月塘派出所民警对张运桂作谈话记录以及治安调解协议书中对事故经过陈述中均未提及高某1无票乘坐一事，可见当时处理事故的张运桂认可高某1系购票乘坐的。故一审法院认定高某1系购买了门票后乘坐的涉案游乐设施。合同效力仅能约束订立合同的当事人，且由当事人承担违约责任，合同以外的第三人不需要承担违约责任。高某1以合同相对方为一审三被告为由要求一审三被告连带赔偿。蓝火焰公司辩称其系涉案游乐设施经营者，张运桂系其工作人员；石子湖公园辩称其仅系场地出租方，将涉案场地出租给蓝火焰公司用于经营游乐设施。现蓝火焰公司已承认系涉案游乐设施经营者，且高某1提供的照片显示游乐设施上均有“蓝火焰儿童游乐场”标牌，而石子湖公园提供的租赁合同显示蓝火焰公司确系经营者，故一审法院采信蓝火焰公司系涉案游乐设施经营者。张运桂是蓝火焰公司工作人员，还是经营涉案游乐设施的经营人员。其在株洲市公安局荷塘分局月塘派出所民警作的谈话笔录中明确回答其在经营涉案游乐设施，系该项目负责人，从该笔录理解，张运桂显然在经营涉案游乐设施。在原一审审理时要求蓝火焰公司、张运桂提供相应劳动合同、劳务合同或者工资发放、报酬支付的银行流水及账目，但蓝火焰公司、张运桂一直未提交相应证据，将该举证责任已经分配给蓝火焰公司、张运桂，但其未能证明，理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不利后果。一审法院认定张运桂亦系涉案游乐设施的经营者。石子湖公园提供的租赁合同可知其确为游乐设施场地出租方，将涉案场地出租给蓝火焰公司，每年收取固定租金，并非本案合同当事人。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蓝火焰公司、张运桂系本案合同中游乐设施服务的提供者，合同权利义务或违约责任均应由其承担，而石子湖公园因不是涉案合同当事人，不需就该合同向高某1承担违约引起的相关责任，故一审法院驳回高某1要求石子湖公园承担违约责任连带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二、关于涉案合同是否存在违约及减轻、免除赔偿责任情形。高某1与蓝火焰公司、张运桂构成合同关系，该合同系无名合同，双方均未对合同服务及违约责任作出具体约定，仅在高某1提供的照片上可看到游乐设施上写明“袋鼠跳10元／人”，对合同价款作出了约定。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以及第六十二条第（一）项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一）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本案中既无合同质量约定，应按交易习惯及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通常标准确定。一审法院认为游乐设施服务最基本的标准应当是保证乘客除外力以外的情况人身财产不受损害，此系该合同通常之标准，亦系订立合同时提供服务者明知或应知的乘客对合同服务质量的最低要求。因此倘若乘客在乘坐游乐设施中因机器故障、工作人员等原因造成受伤，显然提供服务者因违约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除非伤亡是乘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提供服务者证明伤亡是乘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方可以减轻或免除提供服务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株洲市公安局荷塘分局月塘派出所民警对张运桂作谈话记录，记录中张运桂回答涉案游乐设施因机器故障失灵，导致高某1从2米左右高处摔下，事故的主要问题是机械故障。张运桂与高某1的法定代理人高某2达成的治安调解协议对事故经过描述也系采用事故原因系机器故障的说法。在原一审庭审中，蓝火焰公司、张运桂均承认当时游乐设施动力系统出现故障，停止工作，导致包括高某1在内的所有“袋鼠”座椅悬停在空中。但其又称所有座椅上均有保障乘客的安全锁，当时系高某1自己推开安全锁，导致从座椅上滑落摔下地。高某1提供的游乐设施照片显示，该安全锁系Ｕ型金属杆，安全锁落下后，采取压住乘客肩胸腹等多个部位的手段保护乘客不从座椅上跌落。高某1的委托代理人在庭审中称游乐设施发生故障，“袋鼠”座椅从高处摔落，致使高某1摔下，高某1无过错。一审法院分析认为，距离事故时间最近的派出所作的谈话笔录及治安调解书中均记录为高某1从2米左右高处摔下，仅以此难以知晓事故具体经过。但即使如蓝火焰公司、张运桂所述，高某1摔落前，游乐设施确实发生故障悬停在空中，该非正常悬停必然引起年幼高某1恐慌，导致随后可能发生的事故，而引起事故发生风险的故障显然系经营者即蓝火焰公司、张运桂的违约。另作为儿童游乐设施经营者，更应考虑防止儿童自行解除保险装置之风险，涉案游乐设施的Ｕ形保险锁不管何种原因，在事故发生时作为完全无民事行为能力的高某1如能将其打开，其作为供儿童使用的安全措施已系不合格，作为提供安全措施不完善的蓝火焰公司、张运桂已构成违约，而高某1不存在过错。何况该安全锁由于系自上而下压落方式保护乘客，乘客裆部缺少安全带，只需将安全锁推开一定角度，身体偏小的儿童很可能会从座椅上滑落。事故后游乐设施照片显示该座椅确实也在乘客裆部添加了安全带，防止乘客滑落风险，可知其安全措施确有疏漏。故即使采信蓝火焰公司、张运桂对事故经过的陈述，蓝火焰公司、张运桂因本次事故对高某1仍应承担违约责任，而高某1不存在可以减轻其违约责任的过错。三、关于高某1相关损失的问题。本案虽系合同纠纷，但计算高某1损失时，仍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高某1在本案中损失如下：1、医疗费31146.31元。根据高某1提供的医疗票据，高某1共花费31146.31元，蓝火焰公司、张运桂在事故发生后预缴医疗费33000元，高某1出院时医院退费1853.69元；2、残疾赔偿金146792元（36698元／年×20年×20%）。高某1为湖南农村户籍，受伤时就读深圳市宝安区福民学校小学一年级，即涉案事故发生距其就读小学仅一个月。蓝火焰公司因此辩称即使其确实就读深圳市的小学，但仅学习生活一个月，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在高某1就读深圳市宝安区福民学校小学一年级前，其于2013年9月1日至2015年8月30日就读于长沙市苗苗幼儿园，高某1提供了出生医学证明，虽证明其系深圳市宝安区出生，且其父母提供了2014年4月以来的深圳市社保缴费记录，一审法院认为虽然高某1在本案事故提供了高某1出生于深圳市且可以证明其父母自2014年4月以来在深圳市工作生活的社保缴费记录，但根据转学证明及幼儿园名册可以证明在本案事故发生前一年高某1是生活居住在湖南省长沙市，故其残疾赔偿金应参照湖南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698元／年计算。高某1经鉴定为九级伤残，因此残疾赔偿金的数额为（36698元×20年）×20%＝146792元；3、交通费500元。根据受害人及陪护人员因就医实际发生的费用，一审法院酌情予以支持；4、营养费5000元。考虑高某1系大腿股骨骨折，受伤较重，且尚年幼，正处于发育阶段，一审法院酌情予以支持；5、护理费18000元（120元／天×150天）。根据重新鉴定意见确定的护理期为5个月即150天，原则上护理为1人，按照高某1实际支出及参照本地护工同等级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一审法院酌情予以支持；6、住院伙食补助费1700元（100元／天×17天）。高某1住院17天，根据住院天数，参照本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7、后续治疗费9000元。根据最初司法鉴定意见，其后续治疗费为9000元，蓝火焰公司、张运桂申请重新鉴定，但其仅申请伤残等级、护理期、营养期鉴定，并未对后续治疗费项目申请重新鉴定。故一审法院采信最初司法鉴定关于后续治疗费9000元的意见并予以支持。8、鉴定费1315元。根据高某1提供的有效正式票据予以支持。据此，高某1的损失总计为213453.31元，其中张运桂已垫付33000元，高某1所主张损失超出上述范围的部分，因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高某1因涉案合同违约造成的总损失213453.31元，抵减张运桂已垫付的33000元，仍有180453.31元未获赔偿，一审法院支持由蓝火焰公司支付给高某1，张运桂负连带责任。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十三条、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二十四条之规定，同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限长沙市蓝火焰儿童游乐园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一次性支付高某1残疾赔偿金、后续治疗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护理费、鉴定费各项损失共计180453.31元；二、张运桂对长沙市蓝火焰儿童游乐园管理有限公司上述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高某1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95元，由长沙市蓝火焰儿童游乐园管理有限公司、张运桂负担。（该费用已由高某1预缴，长沙市蓝火焰儿童游乐园管理有限公司、张运桂直接支付给高某1。）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高某1的残疾赔偿金是否应按发回重审后的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即2018年的标准计算；2.高某1的残疾赔偿金应按湖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还是按湖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计算；3.高某1与蓝火焰公司是否成立服务合同关系，高某1对其受伤是否有过错。关于争议焦点一。蓝火焰公司主张应按原一审法庭辩论结束时的上一统计年度的标准计算高某1的残疾赔偿金。本院认为，本案系发回重审案件，原一审已被撤销，应以发回重审的一审法庭辩论结束时的上一统计年度的标准计算高某1的残疾赔偿金，一审法院以2018年度的标准计算并无不妥，故本院对蓝火焰公司该主张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蓝火焰公司上诉称一审法院按湖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高某1的残疾赔偿金是错误的,应按湖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计算。本院认为，高某1父母自2014年以来在城镇工作、居住，而高某1的生活来源由从事非农业生产的父母提供，故一审法院以湖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高某1的残疾赔偿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从发生事故时袋鼠跳游乐项目的经营者张运桂在本案月塘派出所的谈话记录中对事故发生的详细描述及治安案件调解协议书的内容，结合该游乐项目的规模、场地设置情况、门票费金额来看，高某1虽未能提供门票票据，但其主张其系正常购票乘坐符合常理，其已与蓝炎焰公司构成服务合同关系。蓝火焰公司主张高某1对其自身受伤也有过错及其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而上述谈话笔录及调解协议均可证明事故发生是因为袋鼠跳的游乐设施发生机械故障导致，对蓝火焰公司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蓝火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95元，由上诉人长沙市蓝火焰儿童游乐园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欧阳华审判员  李 芳审判员  欧旭辉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书记员  陈 颖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