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115民初36157号原告：上海融力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负责人：应小平，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玉林，上海融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巧，上海融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法定代表人：陈迪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伟杰，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融力律师事务所诉被告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玉林、被告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伟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融力律师事务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律师代理费人民币4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4年12月25日与被告签订《委托代理合同》，被告委托原告指派的律师办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岸支行诉被告保理合同纠纷四个案件，其中武汉市中院一个、湖北高院三个、合同约定被告应支付律师代理费100万元，合同约定因履行过程中的争议由签署地浦东新区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2015年10月16日，原被告双方就2014年12月25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签订了补充的《委托代理合同》，双方同意就原约定的律师代理费按照50万元的标准计收，被告已委托下属公司江苏省建工集团上海物贸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律师费30万元，剩余20万应于签署后一周内支付。2015年10月15日，原告与被告签署《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事项为就委托原告办理被告与农行武汉江岸支行的保理合同纠纷四案，根据有关法院制作的调解书向湖北有关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根据被告与重冶阳逻重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反担保合同，代理被告向反担保人提起诉讼进行追索。代理费用50万元，应于合同签署后5日内支付。就上述委托事项，原告均已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案件均已经判决、调解、进入执行程序。但被告就上述代理合同项下的律师费100万元，除被告及委托关联公司共支付60万元外，尚拖欠原告律师费40万元，显属违约。针对自己主张，原告提供证据材料如下：1、委托代理合同，证明原、被告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2、付款电子回单及增值税发票，证明被告仅支付了律师费60万元，拖欠40万元。3、判决书、调解书及裁定书，证明原告已经全面履行了被告委托的事项。4、(2013)宁石证经内字第3581号公证书，证明与原告签署委托代理合同上范燕燕系被告的合法授权代表及“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XXXXXXXXXXXXXXX”的公章均系被告江苏省建工集团合法使用的公章。5、强制执行申请书、限制高消费申请书、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名单的申请书、授权委托书、对相关财产处置查封处置申请书、武汉中级人民法院调查令回执。证明原告受被告委托代理了2015鄂武汉中执字第00884号案件的执行代理工作。被告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辩称，2014年12月25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所涉付款义务被告已经支付完毕，但原告履行该合同时存在不够专业、谨慎，原告应全部或部分返还，该份合同的章是被告所盖，但所附条件为签字生效，合同效力待定。2015年10月16日委托代理合同并非被告签署，对被告没有效力，且约定的是额外奖励，从原告提供的代理服务看被告额外承担了保证责任，不可能再支付奖励费。2015年10月10日委托代理合同也非被告签署，即使合同真实，原告只履行了部分义务，原告履行的部分被告已经超额支付。被告所涉四个案件中，原告仅履行了标的为2200万元案件的一审和二审的一次庭审，原告采取了错误的诉讼策略，在提供致歉函的情况下，未提起撤销权诉讼或反诉，至一年除斥期间经过，不论结果如何这是被告的诉讼权利，代理人应当提出。除了最高额保证外，还有1000多万元的物的担保，担保物权优于保证，原告未提示被告，导致被告承担了保证责任。调解中由被告员工参与，原告无证据证明其提供了法律服务。标的为30万元的代理合同原告履行有瑕疵，未尽到全部代理义务，在此情况下，被告不愿支付奖励费，效力也不认可。综上，被告不需再行支付，对赔偿损失其保留诉权。针对自己主张，被告提供证据材料如下：1、南京市公安局印章准刻证，证明被告提供的2015年11月10日、2015年10月16日两份委托代理合同加盖的均非被告印章。2、(2014)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00901号民事判决书、致歉书，证明原告代理其中标的为2,200万元案件的一审结果是败诉；在诉讼中未提起“撤销担保合同”的反诉或告知被告另案起诉，导致被告的撤销权一年后消灭；案件中其他各项的代理律师与和解协议书中记载一致，其他律师均未参与最终的和解。3、和解协议书，证明原告未参与调解事宜。4、武汉重冶集团财务情况调查报告，证明原告知悉武汉重冶向农行提供一系列房产做抵押，但未告知被告导致被告在调解中未能获得该房产。第27、44页中记载了原告应对涉案债务项下有物的抵押应是明知的，在涉案四个案件中应先主张物的抵押，后主张保证。5、授权委托书，证明2016年7月13日被告已经撤销对原告的委托。6、合同及发票，证明被告在2017年1月6日委托江苏中虑律师事务所代理与武汉重冶成套设备集团有限公司、钱菊生、闫露执行案件。经当庭质证，被告对原告证据1中第一份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2015年10月16日的两份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少开了30万元的发票。对证据3调解的真实性无异议，调解书真实性无异议；(2015)鄂执字第00031号、(2015)鄂执字第00032号、(2015)鄂执字第00033号执行裁定书上有原告的代理信息，但不能证明原告向中院申请执行；(2015)鄂武汉中执字第00884-3号文书中没有原告的代理信息，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在委托事项中完成过委托任务，结合2015年10月10日的合同中的四项代理内容，从原告现有证据看，原告只完成了一部分。对证据4认为，公证书本身是存在的，2013年底该公证书已经失效，银行之前去核实过，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真实性也不认可，原告也没有授权委托书原件，原告取得这份证据是从公证处取得，而不是从范燕燕处取得。对证据5认为，强制执行申请书、限制高消费申请书、委托书形成时间是2015年8月早于后两份合同，不能说明问题，时间长了当事人不记得是否盖了公章，代理人核对公章是被告的，如果章是真实的，是可以取得被告的公章，但在签合同时没有与被告直接联系，证据5、不能证明原告履行了三份合同，也不能证明履行完毕执行程序。原告对被告证据1认为，与本案无关，系争代理合同上使用的公章是被告在上海多次使用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在法院的送达回证上是有我方的签字，不能证明原告没有参与调解。对证据4认为，参与武汉重冶的重组是原告的友情帮助，不是合同义务，原告当时也不比被告知情早，在诉讼中原告也不知道这些事情，原告在执行中才获知并采取措施申请查封。对证据5、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针对双方质证意见及庭审陈述，本院对双方证据认定如下：双方对如下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且该些证据与本案有关、本案予以采信，原告证据1-1、2、3、被告证据3、5、6。原告证据1-2、1-3的真实性将在本院认为中陈述。原告证据4系公证文书，在被告未有充分证据证明其被撤销，且此种撤销具有溯及力前，当然应该采信。原告证据5系书证原件，系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信。被告证据1，原告对其真实性并无异议，但通过原告证据可以证明系争公章被告曾经使用过。被告证据2、4与本案无关联。经审理查明，2014年12月25日，原、被告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被告委托原告指派律师代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岸支行诉被告保理合同纠纷(四个案件、其中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1个，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3个)的一审、二审阶段的相关法律事宜。原告指派蒋玉林律师作为经办律师，为其提供本协议约定的法律服务。合同第五条费用与支付第1款规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基础律师费30万元，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5日内付清。如因调解、庭外和解或者撤诉、不起诉等事由导致本案结案或者终止的，律师报酬数额按照第五条第1款规定执行，但被告可酌情考虑案件的效果另外给予不超过20万元的奖励费用。如最终不能通过对方撤诉或者和解结案的，而是需要通过法院审理裁判结案的，则被告同意增加律师费70万元，该费用应在和解失败后庭前支付。2015年1月26日，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费30万元。协议签订后，上海融力律师事务所按约委派蒋玉林律师作为建工集团的代理人参加了(2014)鄂民二初字第00046号、(2014)鄂民二初字第00047号、(2014)鄂民二初字第00048号、(2015)鄂民二终字第00147号案件诉讼。2015年8月17日，被告与上述四个案件的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江岸支行以及其他当事人武汉重冶机械成套设备集团有公司、钱菊生、闫露在法院的主持下就上述四个案件达成调解。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了(2014)鄂民二初字第00046号、(2014)鄂民二初字第00047号、(2014)鄂民二初字第00048号、(2015)鄂民二终字第00147号民事调解书。其中(2015)鄂民二终字第00147号民事调解书，载明：本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7月4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江岸支行与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一份编为XXXXXXXXXXXXXXXXX《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保证人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自愿为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岸支行与债务人武汉重冶机械成套设备集团有公司在从2014年7月4日起至2014年9月4日止连续与债务人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为2.35亿元。2014年7月9日，武汉重冶机械成套设备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岸支行(作签订一份编号为XXXXXXXXXXXXXXXXX《国内保理合同》一份，约定：融资款金额为2,200万元。同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岸支行向武汉重冶机械成套设备集团有限公司支付融资款2,200万元。该融资款武汉重冶机械成套设备集团有限公司逾期未还。该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截至2015年8月14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岸支行对武汉重冶机械成套设备集团有限公司的债权为借款本金2,200万元，正常利息为71,866.67元，逾期罚息为1,583,582元，复利为48,969.38元，诉讼费为152,716.30元，保全费为5,000元，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钱菊生、闫露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岸支行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在四个案件中【案号分别为：【(2015)鄂民二终字第00147号、(2014)鄂民二初字第00046号、(2014)鄂民二初字第00047号、(2014)鄂民二初字第00048号】，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岸支行承担担保责任累计不超过2.35亿元。二、在签订本协议五日内，由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岸支行偿还上述本金2,200万，正常利息为71,866.67元，逾期罚息为1,583,582元，保全费为48,969.38元，诉讼费为152,716.30元，保全费为5,000元，合计1,862,134.35元由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在签订本协议之日起三个月内偿还。三、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履行本协议第二条偿付义务之后，有权向武汉重冶机械成套设备集团有限公司、钱菊生、闫露进行追偿(含一、二审诉讼费)。蒋玉林为本案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2015年10月16日，原告(乙方)、被告(甲方)签署《委托代理合同》一份，载明：“原告农行武汉江岸支行在2014年就武汉重冶成套机械设备集团有限公司因保理合同纠纷四案，向武汉中院、湖北高院提起诉讼，同时将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列为被告，要求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承担2.35亿元的连带清偿责任；就上述四案，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委托乙方上海融力律师事务所作为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应诉，并约定支付律师费100万元整；目前仅武汉中院一审判决后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提起上诉，湖北省高级法院就其处理的四案(含上诉案)在开庭后，农行武汉江岸支行已与武汉重冶成套机械设备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等达成了全面调解协议，目前江苏省建工集团限公司已经全面履行了调解书项下的全部义务；就上述约定的律师费用，江苏省建工集团上海物贸有限公司己向乙方支付律师费30万元，乙方也向物贸公司出具了金额为30万元的律师服务发票。现甲乙双方就未结律师费一事，双方达成以下协议以兹遵守。一、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承诺的律师费用由甲方或安排下属公司予以支付给乙方，乙方在收到律师费用后继续直接向付款人甲方广具发票；二、乙方同意律师费用按照五十万元的标准计收，鉴于甲方已经支付三十万元，故甲方应付乙方律师费二十万元整，该应付二十万元在本协议签订后一周内支付。支付完毕后视为履行完毕。”2015年10月10日、原、被告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一份，约定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委托上海融力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办理如下案件的相关法律事宜。1、就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与农行武汉江岸支行保理合同纠纷四案，根据湖北高院制作的调解书向湖北有关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提供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作为执行阶段委托人的代理人；2、根据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与重治阳逻重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反担保合同，作为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向反担保人提起诉讼进行追索。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应向上海融力律师事务所支付基础律师费50万元，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5日内付清。诉讼过程中对方提出反诉的，甲方应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增加律师费数额，具体数额将通过补充协议商定；如果最终委托人实际收回的款项或权益超过2.35亿元，甲方应酌情奖励乙方效果律师费。如因调解、庭外和解或者甲方撤诉、不起诉等事由导致本案结案或者终止的或者中途解除乙方委托的律师报酬数额仍按照本条第五条第1款规定执行。上述两份《委托代理合同》、范燕燕均作为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了“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XXXXXXXXXXXXXXX”公章。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约定委派蒋玉林律师为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诉武汉重治阳逻重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保证合同案以及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强制执行武汉重治机械成套设备集团有限公司、钱菊生、闫露案提供法律服务。2016年1月7日，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向上海融力律师事务所支付了律师费15万元。2016年3月16日，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与武汉重治阳逻重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达成调解，武汉重治阳逻重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在当年6月30日前向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偿还代偿款2.35亿元，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了(2015)苏商初自第00037号民事调解书。上海融力律师事务所委派了蒋玉林、林巧律师作为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代理人参加了诉讼。2016年4月29日，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费15万元。2016年7月13日，被告就其与重治阳逻重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执行案件撤销了蒋玉林律师的委托代理权限，并与其他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另查明，2013年6月21日，江苏省南京市石城公证处曾出具《公证书》(2013)宁石证经内字第3581号一份，内容为建工集团申请公证签名，公证处证明《授权书》上所盖“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XXXXXXXXXXXXXXX”、“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15)”、“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范燕燕印”的印鉴及法定代表人陈迪安及被授权人范燕燕的签名均属实。《授权书》载明：兹有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授权范燕燕负责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总承包一公司的经营管理等一切事物，负责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的材料采购供应等经营业务，以及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融资业务，并授权其使用、监管“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范燕燕印”、上述印章具有和江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同等法律效力。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三份诉讼代理合同关系成立。一、根据(2015)鄂民二终字第00147号、(2014)鄂民二初字第00046号、(2014)鄂民二初字第00047号、(2014)鄂民二初字第00048号、以及(2015)苏商初自第00037号民事调解书、(2015)鄂武汉中执字第00031号、(2015)鄂武汉中执字第00032号、(2015)鄂武汉中执字第00033号执行裁定书载明的委托代理人可以证明上述案件中被告委托了原告方蒋玉林律师作为其代理人，原告为被告提供了法律服务。二、2015年10月16日《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与根据被告确认的2014年12月25日《委托代理合同》的内容相互吻合。三、根据(2013)宁石证经内字第3581号公证书，系争2015年10月的两份《委托代理合同》上加盖的“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XXXXXXXXXXXXXXX”印鉴曾为被告使用。四、在上述两份《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后，被告曾支付过原告律师费。综上，足以认定2015年10月16日签署的两份《委托代理合同》的真实性，原、被告均应按该两份合同履行自己的权利义务。原告按合同提供了法律服务。如上所述，上述法律文书以及原告提供的申请书等可以证明原告履行了《委托代理合同》。被告自行解除了其与原告关于执行案件的委托，根据合同约定，被告仍需按原定数额支付代理费用。双方关于代理费用的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符合法律以及律师收费标准的规定。原告按约提供了法律服务，被告当按约支付费用。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融力律师事务所代理费40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被告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罗懿人民陪审员  王平人民陪审员  姚月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王未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限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延迟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