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0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官秀红，女，1982年2月1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祖虎，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官周海，男，1983年8月1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始兴县。上诉人官秀红与被上诉人官周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53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官秀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请求判令官周海退还借款本金16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160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6月1日起按双方约定的年利率24％计付至还清全部借款之日止，暂计20000元）；3.依法判令官周海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并在官秀红胜诉范围内诉讼费由法院优先退回给官秀红。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1.官周海作为成年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对自愿出具16万元的借条签字的风险理应知晓，假设没有借款事实，官周海不可能出具借条。2.官周海在一审中以被胁迫回签借条的抗辩是自相矛盾的。官周海在一审的答辩书中写明官秀红在2017年3月左右带着丈夫及其他人来到官周海住处胁迫其写下借条并在借条日期上写上2016年6月1日。事实上双方在2017年2月16日重新签订借条，并约定2万元的利息，足以证明官周海对该笔借款事实重新进行了确认，官周海不可能在被胁迫签订借条之后对这笔借款事实重新确认。另外，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官周海因被胁迫回签借条的主张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应由官周海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3.官周海在遭到胁迫后并未第一时间报警处理，也未在一年内撤销借条，官周海的举动于情理不符，因此官秀红有充分的理由质疑官周海陈述的真实性。4.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原告起诉之时主张有99000元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被告，在庭审中又变更主张为本案的16万元分三笔均以现金支付给被告，其主张前后矛盾”，99000元的银行转账与16万元的现金支付并不矛盾。99000元的银行转账是双方做环保油生意的投资，官秀红前后四次向官周海个人账户打款，一审法院已认定上述99000元的银行转账是合作投资。16万元的现金支付依据是双方签订的借条，这两笔支付款项的依据都不一样，因此官秀红的主张并不矛盾。5.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原告对款项交付时间陈述不清”，事实上官秀红对款项交付时间、交付地点都有详细的陈述。6.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原告与被告业已形成的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不相符合”，事实上现金方式支付与双方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都是相符合的。双方之间从2016年6月1日开始做环保油生意，双方的金钱往来也经常有现金支付方式，而且官秀红的公司也提供了证明和情况说明，证实了官秀红一直都有现金支付的交易习惯，故一审法院的认定错误。7.关于现金交付的能力，官秀红有证据证明其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其在借款期间就有三十几万的现金货款，其所在公司出具的证明为证，另其在广州有两套房产，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足以认定官秀红有出借现金能力。二、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不当。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双方分别对各自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但一审法院减轻了官周海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存在举证责任分配不当的错误。官秀红提供借条证明16万元的借款事实，已承担了其证明责任，而一审法院认定官秀红举证不能，官周海主张被胁迫签订借条，应由官周海承担举证责任，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应当由官周海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的判决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该依据是程序法，并不能依据程序法处理本案，应适用处理借贷纠纷的实体法。四、即使按照官周海的逻辑，认定本案是合同纠纷，一审法院也应判令官周海退还合作款本金99000元。双方在2016年6月1日签订《合同》，双方确实存在合作关系，但本案的纠纷应是借贷纠纷，一审中存在两种纠纷混杂的错误。即使把本案定性为合同纠纷，官秀红的银行转账99000元给官周海作为投资款项，官周海仅支付53600元的分红给官秀红，后双方停止合作，官周海理应退还官秀红本金99000元。五、基于公平正义、诚实信用原则，一审法院也应判令官周海退还合作款本金99000元。官秀红与官周海在2016年6月1日开始合作环保油生意，但在2018年年中左右停止了生意，双方合作也有两年多，官秀红一直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官周海应当退还合作款本金99000元。官周海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官秀红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官秀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官周海归还借款本金210000元，并从2016年6月1日起按官秀红、官周海双方约定的年利率24%计付利息至还清全部借款给官秀红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全部由官周海承担。庭审中，官秀红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官周海归还借款本金180000元，并从2016年6月1日起按官秀红、官周海双方约定的年利率24%计付利息至还清全部借款给官秀红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官秀红、官周海是老乡、同学关系。2016年6月1日，官周海向官秀红出具了一张《借条》，记载：“本人官周海（身份证号码：）向官秀红借现金人民币壹拾陆万元正：（￥160000）”。出具《借条》后，官周海又立即出具了一张《借条》给官秀红，记载：“本人官周海（身份证号码：）向官秀红借现金人民币壹拾陆万元正：（￥160000）”。备注：还款方式协议：从2016年12月开始，每月8号前还人民币1万元正，2016年12月31日另再还付3万元正，直至2017年5月（每月8号前还人民币1万元正），合计还付人民币9万元正，余7万元于2017年6月30日前还清。凭还款收条为准，如果2017年6月30日前未还清，将移交法院起诉借款。2016年6月6日，官秀红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了26000元给官周海；同年6月27日，官秀红又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了23000元到官周海指定的案外人李雪勇的账户；同年7月4日，官秀红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了15000元给官周海；同年7月6日，官秀红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了35000元给官周海，合计支付99000元给官周海。2017年2月16日，官周海又向官秀红出具了一张《借条》，记载：“官周海借官秀红16万元现金，一次性利息2万元，以2017年12月30日还清。”2017年4月至2019年1月期间，官周海以支付宝、微信转账的方式支付了29600元给官秀红，另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24000元给官秀红，合计53600元。2019年5月6日，官秀红以上述《借条》为依据，以官周海未归还借款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而成讼。官秀红起诉之时主张于2016年6月1日出借16万元给官周海，又于2016年7月6日出借5万元给官周海，并提交了《借条》（4张）拟证明出借21万元给官周海的事实；提交了《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2页）拟证明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99000元给官周海的事实。本案庭审中，官秀红改变了主张，主张官周海于2016年5月28日以生意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向其借款16万元，第一笔于2016年5月28日左右，在其小区以现金方式支付5万元给官周海；第二笔于2016年6月10日左右，在其小区以现金方式支付6万元官周海；第三笔于2016年6月底，在其小区以现金方式支付5万元给官周海，共计16万元，官周海在2016年6月底收齐借款后，出具欠条，日期回签到2016年6月1日，双方口头约定月息2分，此外没有其他借款，上述四笔银行转账与本案没有关系。2017年2月16日，官周海到期还不上钱，计算至2017年12月30日，官周海自愿支付欠付的2万元利息，所以重新出具了《借条》，据此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官周海归还借款本金180000元，并从2016年6月1日起按官秀红、官周海双方约定的年利率24%计付利息至还清全部借款给官秀红之日止，并自认官周海通过支付宝、微信转账支付29600元，银行转账支付24000元，共还了53600元，其认为归还的是借款利息。对此，官周海抗辩称其与官秀红并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其与官秀红是合伙合同关系，官秀红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其支付的99000元并非借款，而是官秀红投资做环保油生意的投入资金，之后双方因琐事产生意见，官秀红没有再投入资金及过问经营的事情。后在2017年3月左右，官秀红带着其丈夫以及其他人员来到其住处，其当时寡不敌众，再加上法律意识淡薄，被迫出具了《借条》，并把日期写成“2016年6月1日”。一审法院认为，官秀红主张出借160000元给官周海、官周海截止至2017年12月30日欠付借款利息20000元，提交了官周海出具的3张借条为证，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为160000元、截止至2017年12月30日欠付的利息为2万元，官秀红起诉之时主张有99000元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官周海，在庭审中又变更主张为本案的160000元分三笔均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官周海，其主张前后矛盾，且该160000元的借贷金额较大，官秀红却对款项交付时间陈述不清，与官秀红和官周海业已形成的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亦不相符，而官秀红并未提供相应的取款凭证及证人证言等证据予以佐证，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具有以现金方式支付160000元给官周海的经济能力，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综合上述事实和因素，对官秀红主张的以现金方式出借160000元的借贷事实，一审法院不予认定。故官秀红诉请官周海归还借款180000元及利息，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于2019年5月14日将起诉状副本等诉讼材料送达给了官周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二十七条之规定，不论本案是简易程序还是普通程序，官周海对本案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十五日内向一审法院提出，即官周海最迟应当在2019年5月29日前向一审法院提出管辖异议，官周海在2015年5月30日才以快递方式向一审法院邮寄《案件移交申请书》，提出管辖异议，要求一审法院将本案移送至广东省韶关市始兴县人民法院审理，已经超过了法定期间，一审法院不予受理。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判决：驳回官秀红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25元，由官秀红负担。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官秀红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为常住人口登记卡、身份证复印件、出生证、婚育情况记录、证据2为房产证，该两份证据拟证明官秀红的配偶、子女的身份关系，官秀红及亲属名下均有房产车位，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证据3为银行流水，拟证明官秀红2016-2018年资金交易金额大，具有一定的支付能力。证据4为证明，证据5为送货单，该两份证据拟证明官秀红由于生意需要，有大笔现金流动，具有现金交易的习惯和现金支付的能力。证据6为微信聊天记录，证据7为短信聊天记录，该两份证据拟证明官周海多次表示会还钱给官秀红，而官周海在一审时答辩称2018年3月左右已结束，但从微信聊天记录可知2019年1月份官周海仍需继续还钱给官秀红，可见官周海欠官秀红的款项是借贷而非合作款。补充证据1为结婚证、身份证、汽车登记证、行驶证，拟证明官秀红及配偶名下有多辆汽车，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具有足够的支付能力。补充证据2为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官秀红在微信上多次催促官周海还钱，官周海多次表示尽快还钱但一直未还，证明官周海向官秀红借钱的事实。补充证据3为录音光盘，补充证据4为录音文字版，该两份证据拟证明官周海确实有向官秀红借款，官周海出具的欠条也是真实的。补充证据5为官周海在2016年7月6号出具的借条，拟证明：当日发生的借款5万元，是与之前的借款分开的，官秀红也通过银行转账给对方。官周海质证认为：证据1-5与本案无关，证据6-7已经超过举证时间，不应采纳，补充证据1与本案无关，补充证据2已超过举证时间，不应采纳，补充证据3-4，电话号码名字正确，但录音中并没有明确证明欠条及借款是真实的，不应采纳。经审查，本院认为证据1-5、补充证据1虽然反映了官秀红的经济来源和支付能力，并不能直接证明官秀红交付了现金款项给官周海，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纳；证据6-7和补充证据2-4是真实合法，足以证明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真实存在，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故本院予以采信。二审中，官秀红陈述：涉案《借条》均是双方协商一致签订，不存在胁迫情形；2016年7月《借条》中所涉及的5万元也计算在该16万元中，故一审时官秀红没有提及2016年7月的《借条》；由于官周海没有按承诺还款，故在2017年2月16日重新出具《借条》时，就写明了要支付利息2万元，确认借款后，官周海于2017年4月至2019年1月期间陆续还款。官周海陈述：2016年7月6日金额为5万元的借条，已经并入99000元中，所以借条应作废，只是由于双方为同学关系，出于信任没有要求取回借条；其在支付给官秀红的款项均是利润分红。官秀红自2017年至2019年期间，通过微信与官周海联系及催收款项，在双方的微信聊天中并没有提及任何分红和利润的字眼。官周海于2017年1月24日发送文字信息“秀红姐，今年真的很抱歉，还不了你更多的钱，说什么多（都）不能表达我对你们的歉意。”“同时感恩你们夫妻，是我的恩人。对不信你们夫妻给我的信任”，在之后的对话中，官周海均表示同意还款并陆续还了部分款项，双方对话中的内容与官周海还款的情况基本对应。官秀红与官周海于2020年2月27日电话通话时，双方确认2016年10月已经散伙。本院认为，关于本案的法律关系。官周海先后出具了多份《借条》，官秀红也实际交付了款项。虽然官秀红在本案一审、二审过程中，对交付款项的金额、交付方式的陈述多次变化，但不能因此否定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官周海辩称涉案借款金额为16万元的《借条》均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而是受到官秀红及其丈夫胁迫而签订。本院评析认为，一方面，官周海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清楚自身行为的后果，如果其真实受胁迫而签订本案借条，则其可以在事后通过报警或者依法行使撤销权等措施救济自身权利，但其没有采取救济措施，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关于受胁迫的主张；另一方面，官周海在与官秀红的微信对话中，多次表示同意还款并实际向官秀红偿还款项，甚至对未能还款向官秀红表示歉意和感谢官秀红夫妻的信任，可见官周海前述抗辩主张与其行为明显与不相符，故本院对其关于胁迫签订借条的主张不予采纳。关于本案的借款金额。借款合同是践行性合同，应以实际交付的款项为认定借款本金的标准，虽然双方签订的《借条》中写明借款金额为16万元，但由于官周海主张其仅收到款项99000元，因此本院依法审查官秀红向官周海交付款项的事实。其中99000元款项，有转账凭证为证，本院予以确认；其余款项官秀红主张为现金交付，但对现金交付的具体情况，官秀红的陈述前后不一，先是主张分三次交付了16万元现金，与转账无关，之后又陈述2016年7月的5万元包含了在16万元中，再后又表示16万元是投资款和借款的结算，以致关于现金交付的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故本院依法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并确认本案的借款金额为官秀红转账交付的款项99000元。关于官周海的还款义务。双方前后签订了三份《借条》，本院已经分析并认定《借条》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官周海在最后一次确认即2017年2月16日的《借条》中，明确表示同意于2017年12月30日还款，现还款期限已经届满，官周海已经还款53600元，至今仍拖欠款项45400元，其应履行向官秀红偿还该款的义务。关于利息，前述《借条》没有约定利息的起算时间和截止时间，据该借条难以确定利息计算标准，故本院视其为约定不明，对官秀红要求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本院确定官周海应向官秀红支付自2017年12月31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至实际偿还欠款之日止。综上所述，官秀红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遗漏查明本案相关事实，导致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查清后作出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5368号民事判决；二、官周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官秀红偿还借款454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454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31日起计至实际偿还欠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付）；三、驳回官秀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225元，由官秀红负担1663.86元，官周海负担561.1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150元，由官秀红负担5120.83元，官周海负担2029.1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许雪芳审判员  吴 湛审判员  李璐思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书记员  徐施阮尹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