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0521民初1003号 原告：孙怀云，男，1945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原告：孙远菊，女，1968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原告：孙远文，男，1971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原告：孙远琴，女，1973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原告：孙远军，男，1977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原告：孙远敏，女，1981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原告：孙远美，女，1983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七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明月，贵州紫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七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朝云，贵州紫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大方县理化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住所地：大方县理化街上。 法定代表人：熊钦，该人民政府代理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诗鹏，贵州大方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姣。 被告：贵州省烟草公司毕节市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贵毕路519号。 法定代表人：陈文相，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晓熙，贵州尚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邓军，男，1985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被告：杨艳，女，1986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查祖禹，北京盈科（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大方县理化苗族彝族乡长春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大方县理化乡长春村。 法定代表人：郗天银，该村委会主任。 原告孙怀云、孙远菊、孙远文、孙远琴、孙远军、孙远敏、孙远美诉被告大方县理化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理化乡政府）、贵州省烟草公司毕节市公司（以下简称烟草公司）、邓军、杨艳健康权、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在审理过程中，因大方县理化苗族彝族乡长春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长春村委会）与本案的审理有直接厉害关系，经征求各方当事人意见后本院追加长春村委会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17年6月22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明月、黄朝云，被告理化乡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诗鹏、李姣，被告烟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晓熙，被告邓军、杨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查祖禹，第三人长春村委会主任郗天银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烟草公司在2017年6月22日庭审时，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孙怀云、孙远菊、孙远文、孙远琴、孙远军、孙远敏、孙远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四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各项损失428168.02元，包括：将王桂珍遗体运送回家安葬的运尸体费588.00元、冰棺租赁费1000.00元、冷冻器租金280.00元、救护车费400.00元、医疗费42108.2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00.00元、护理费2370.92元、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5532.14元、丧葬费23733.00元、死亡赔偿金294955.6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00元；2、诉讼费用由四被告共同负担。事实及理由：2017年2月6日，理化乡政府在长春村白银举办“花坡节”大型群众性活动，在主会场主持了开幕式，安排理化派出所民警到现场维持秩序。邓军、杨艳夫妻两人在会场摆摊卖烟酒和烙烤，邓军用塑料布遮挡太阳，塑料布的四角用四根绳子分别系在一棵电杆上、二棵树子上和烟草公司烤房烟窗出口的砖柱上。下午2时许，原告家属王桂珍参加该活动游到邓军、杨艳的摊位与烤房之间的水泥路上时，烤房烟窗出口的砖柱脱落，被绳子拴住的水泥砖直接砸中王桂珍的头部后，砖头又在绳子的牵引下反复砸到王桂珍几次，王桂珍当场昏倒在地。在现场维持秩序的理化派出所民警及时将王桂珍扶起，并联系理化卫生院的救护车，原告孙远文、孙远军闻讯赶来后，由派出所的警车开道才将王桂珍送上救护车后送大方县人民医院抢救。经大方县人民医院诊断，王桂珍所受损伤为：1、特重度脑损伤：1）右侧额部硬膜下血肿；2）两侧额叶挫裂伤；3）蛛网膜下腔出血；4）面颅骨多发骨折；5）考虑副鼻窦积液；6）两侧眼眶积气；2、Ｃ7椎体右侧横突骨折。2017年2月14日1时，王桂珍经抢救治疗无效死亡。理化乡政府作为“花坡节”的组织者，没有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烟草公司作为烤房的所有者，没有对其所有的烤房进行合理的管理和维护，该烤房上脱落的砖头砸到王桂珍导致其死亡；邓军、杨艳将其遮挡摊位的塑料布用绳子系在烤房烟窗出口的砖柱上，以至于脱落的砖头在绳子的牵引下反复砸在王桂珍头部致其死亡，因此，王桂珍的死亡结果是四被告的侵权行为共同所致，根据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对王桂珍死亡造成的损失，应由四被告连带赔偿。庭审中，以统计数据变更，相关损失应以2016年度的统计数据计算为由,将丧葬费变更为26547.00元、死亡赔偿金变更为320911.44元，赔偿总额确定为450637.78元。 被告理化乡政府辩称，原告要求理化政府承担民事责任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事实及理由：1、2017年农历正月初十，理化乡长春村白营苗族“花坡节”由理化乡长春村民委员会主办，不是理化乡政府主办，原告关于理化乡政府属于“花坡节”组织者的主张不能成立；2、王桂珍被砸伤是事实，原告关于水泥砖又在绳子的牵引下在空中来回晃动并几次砸中王桂珍的说法不可信，不符合常理和逻辑，该说法不能成立；3、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王桂珍生活在农村，贵州省出具的户籍改革文件是地方性文件，本案的死亡赔偿金应当按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计算；4、原告主张的精神抚慰金过高，应以15000.00至20000.00元计算。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理化乡政府的诉讼请求。 被告烟草公司辩称：1、邓军擅自将绳子拴在烟草公司烤房的烟窗上，未经烟草公司同意，烟草公司也不知情，是邓军擅自所为行为，因为邓军的擅自拴绳行为，造成损害，直接侵权人是邓军，与烟草公司无关；2、烟草公司不是“花坡节”的主办单位，发生损害与烟草公司无关。 被告邓军辩称，请求驳回原告对邓军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原告负担。事实和理由：1、原告所诉的事实与实际不符，无证据支持，依法应驳回原告对邓军的诉讼请求。（1）案涉塑胶布摊位的实际经营者是案外人黄德英，邓军经营的摊位系用红伞遮挡阳光。（2）烟窗与塑胶布连接的绳子不是由邓军所系。邓军将塑胶布的三个角分别拴在电杆、路牌以及树上，系在烟窗上的一角是由案外人完成。整个塑胶布摊位的搭建是由该摊位的经营者黄德英安排和参与，邓军及帮忙搭建塑胶布的案外人的行为属于义务帮工的性质。黄德英在使用期间有改动，若塑胶布摊位的搭建问题致人损害，应当由实际经营者黄德英承担责任。（3）根据现场情况以及日常生活经验，若绳子拴住的水泥砖脱落并在空中来回晃动而反复砸中王桂珍，当时路上人山人海，应当砸中多人，如若水泥砖脱落，水泥砖在无支撑的情况下应是落在地上，除非因不可抗力级别的风力才能将水泥砖在空中吹动。（4）王桂珍死亡后没有进行尸检，仅凭医院的病历资料不能证明王桂珍的死亡与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无法知道其死亡是否与其原有疾病共同作用而成，以及医院在救治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及原因力的大小。2、若因烤房烟窗上的水泥砖脱落致人损害，烤房的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从日常生活经验和客观规律的角度来讲，烤房烟窗的水泥砖脱落系质量问题，即使塑胶布的一角是拴在脱落的水泥砖上，若该烤房不存在质量不合格的安全隐患，虽然事发当日受风力的影响，但该风力不构成不可抗力的情形，由此可以推断烤房存在质量问题，应由烤房的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承担侵权责任。3、理化乡政府作为“花坡节”的组织者，其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未合理安排医疗救助队伍，延误了救治时间，应当承担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责任。4、原告请求赔偿的各项损失计算方法于法不符，王桂珍属于农村户口，无可以按照城镇赔偿标准计算的法定情形，死亡赔偿金应按照2015年度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误工费、护理费以及其他依法未提供正式票据的费用无法确定是否真实发生，依法应不予赔偿。 被告杨艳辩称，杨艳在本次事故中没有过错，未参与塑胶布摊位的搭建，杨艳和邓军经营的摊位是方形伞搭建的摊位，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杨艳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长春村委会述称，“花坡节”是群众自发组织的，村委根本没有钱组织“花坡节”，根据村里苗族风俗，村委只是参与，事件发生当天，村委有四人参与维持秩序。村委没有责任，原告要求的赔偿不由村委承担。 各方当事人为支持自己的主张，依法提交了证据，对没有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的证明效力认定如下： 1、原告方提交的证据：（1）大方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出具的将王桂珍误写为王贵珍的证明、住院病历、疾病证明诊断书。旨在证明王桂珍被砖头砸伤后，在大方县人民医院抢救治疗，住院治疗的时间为8天，因伤情严重抢救无效死亡。被告理化乡政府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被告烟草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达不到证明王桂珍死亡原因的目的。被告邓军、杨艳的质证意见是不认可证据的证明目的，王桂珍死亡后未经尸检，不能排除其他死亡原因。（2）救护车费收据、医疗发票、运输王桂珍遗体的交通费收据、冰棺租金及运费支付凭证、冷冻器租金支付凭证。旨在证明七原告为抢救治疗王桂珍和将王桂珍遗体运回家安葬所支付的相关费用。被告理化乡政府的质证意见是：对救护车费及医疗发票无异议，运输王桂珍遗体的交通费收据、冰棺租金和运费支付凭证、冷冻器租金支付凭证不是正式发票，对证据的“三性”有异议，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被告烟草公司的质证意见是：对正式票据予以认可，但是否与本案有关联以及支付是否合理由法院依法核实。被告邓军、杨艳的质证意见是：对该组证据中有发票的证明目的予以认可，未提供发票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交通费、冰棺租金、冷冻器租金应当包含在丧葬费中，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3）原告申请证人孙某、黄某1、高某、黄某2出庭作证，孙某等证人证实的王桂珍于2017年2月6日在理化乡长春村白营组“花坡节”会场受伤的事实与各方当事人的陈述相一致，但各证人对王桂珍受伤的过程、原因的证实，与其本人的前后陈述以及本案其他证据之间存在矛盾。被告理化乡政府质证认为证人关于“花坡节”是由理化乡政府组织的证实是虚假的。被告邓军、杨艳质证认为证人关于事故发生时间以及案涉塑料布遮挡的摊位是邓军、杨艳使用的证实是虚假的。烟草公司以及长春村委会对证人证实没有异议。（4）根据原告方的申请，本院调取的大方县公安局理化派出所在王桂珍死亡后对邓军、黄德英、李浪等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邓军于2017年2月15日在理化派出所询问时陈述的主要内容为：2017年2月6日早上天不亮其就拉东西到李老珍家旁边的土里摆烙洋芋的摊位，然后其就去收斗鸡场的钱去了。其摊位是用一把方形的红伞遮挡太阳，摆摊的地方拴在上方的塑料布是其三嫂黄德英借给其用的，绳子是其叫李光俊的儿子小金强去其家里拿来的，其将一头拴在电杆上、一头拴在柿花树（柿子树）上、一头拴在路牌上，另外一头是其请李光俊家儿子拴的，拴在烤房烟窗出气孔的砖上。李浪于2017年2月6日在理化派出所询问时陈述的主要内容为：“花坡节”当天其摆摊卖甘蔗，下午两点左右，其去家拿东西回来走到距离其摊位三四米远时，有一块水泥砖从烤房上落下来先砸到一个过路的女老人的头上后又砸到其右手臂，那个被砸的女老人倒在地上，当时就晕了，就有人报警和打“120”。砖是从旁边的烤房上落下来的，是邓军在前一天下午六点左右将一块花胶子（塑料布）拴在烤房顶上的一个出气孔上，由于风大把拴的砖带落下来就砸到人。黄德英于2017年2月14日理化派出所询问时的陈述与本院向其调查时陈述的基本一致，主要内容为：“花坡节”当天其也是在会场摆摊烙洋芋卖，其摊位摆在变压器脚，大约下午一点过的时候，其听到有人喊说有人倒了，其转过头看到地上有一摊血，一个人睡在地上，离她有五六米。当天在烤房和变压器那里摆摊的人多，在其左边的是邓军家。邓军家摆摊的摊位是用塑料花胶子遮挡太阳，是其借给邓军家的，在“花坡节”的前一天晚上搭的，用胶子遮挡太阳的只有邓军家。理化派出所同时对孙远奎、朱秀作了调查询问笔录，该两人证实的是王桂珍受伤后看到的情况。原告以及被告理化乡政府、烟草公司、第三人对理化派出所的询问笔录没有异议。邓军的质证意见是：派出所对其所作的笔录是其自己签的字，但当时没有看笔录的内容，笔录记载的内容与其陈述不一致。派出所询问时没有询问案涉塑料布的经营者是谁，笔录中的部分内容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 2、被告理化乡政府提交的证据：（1）理化乡长春村首届白营苗族“花坡节”的照片两张。（2）2017年5月11日长春村委会关于村委应广大苗族同胞的要求并经长春村白营组村民商定，定于2017年2月6日在长春村白营组举办苗族“花坡节”的情况说明；长春村委会关于理化乡长春村第二届苗族跳花节活动方案；（2016）37号理化乡党政联席会议纪要、（2017）4号理化乡党政联席会议纪要、大方县理化乡权力清单运行监督报告表、2017年1月24日长春村委干部杨国春出具的暂借白营“花坡节”费用10000.00元的借款单；2017年2月6日“花坡节”现场照片四张、光碟一张（现场录像资料）。（3）2017年5月11日理化派出所出具的该所2017年2月6日长春白营“花坡节”时安排警力在辖区开展日常巡逻防控工作的情况说明、理化派出在事故发生后所作的相关询问笔录（也即是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调取的理化派出所对邓军等人的调查材料）。（4）2017年6月20日长春村委会出具的2017年正月初十日（农历）白营“花坡节”人数约1500人的证明。旨在证明：（1）“花坡节”的主办单位是长春村委会；（2）杨国春是长春村委会干部，杨国春经手暂借2017年2月6日“花坡节”费用10000.00元；（3）2017年2月6日“花坡节”时理化派出所对该活动开展了日常的巡逻工作，理化派出所开展该项工作是出于维稳的工作需要，并没有得到上级部门的命令或理化乡政府的安排，原告主张的理化乡政府安排民警维持秩序不能成立；（4）事故发生地连接砖块的绳子的摊位所有人是邓军,邓军请李光俊的儿子将绳子拴在烤房上，该行为系委托行为，该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邓军承担。同时，原告主张的拴绳子的砖块在空中来回晃动，几次砸中王桂珍的说法是虚假的，理化派出所的笔录证明王桂珍的受伤与理化乡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原告方的质证意见是：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能改变理化乡政府管理“花坡节”的事实；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部分证明目的有异议，从图片看，“花坡节”由长春村委会主办无异议，但长春村委会向理化乡政府作了请示，理化乡政府以借钱的方式表示同意；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事故发生地点连接砖块的绳子的摊位所有人是邓军的证明目的没有异议，该组证据证明了理化派出所在未接到安排的情况下主动维持治安，理化乡政府具有失职行为；证据（4）不真实，“花坡节”当天人数远远不止1500人。被告烟草公司对被告理化乡政府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被告邓军、杨艳的质证意见是：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根据法律规定，该类活动应当取得县级以上政府的批文，理化乡政府并未提供相应的批文证明其不是本次活动的主办方，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同意原告对证据（2）、（4）的质证意见，理化乡政府对辖区内的治安有安保义务，无论理化乡政府是不是该活动的主办单位，理化乡政府均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对证据（3）的质证意见是用绳子连接在砖块上的塑胶布下的摊位不是邓军经营，是黄德英经营，其余质证意见与原告方相同。 3、被告烟草公司提交的证据为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产移交书，移交方为原毕节地区烟草公司大方分公司，接收方为大方县理化乡长春村委会，项目地点为大方县理化乡长春村白营组，项目编号为12-522422KF00159-168。旨在证明涉案烤房2012年修建完工后，于2012年12月20日已移交给理化乡长春村委会占有管理和使用，行使所有者权益。原告方以及被告理化乡政府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本案所涉烤房的编号与移交书上的烤房编号不一致，案涉烤房并未移交。被告邓军、杨艳的质证意见是：同意原告方的质证意见，同时认为该证据是复印件，无原件核实，达不到被告烟草公司的证明目的。 4、被告邓军、杨艳提交的证据：（1）被告邓军、杨艳制作的现场示意图，旨在证明其所经营的摊位情况。原告及其余被告的质证意见是该现场图是邓军、杨艳在第一次开庭后自己制作，不予认可其证明效力。（2）被告邓军、杨艳申请证人李某1、李某2、徐某、李某3、杨某、刘某出庭作证，其中证人李某2证实其帮邓军将绳子拴在烤房烟窗的四方柱上，同时证实塑料布遮挡的摊位是邓勇家（黄德英丈夫）的，搭摊位时黄德英在场；证人李某1、李某3、杨某、李某4、刘某证实邓军家经营的摊位是用红伞遮挡太阳；徐某证实其听说邓军搭建的摊位是用红伞遮挡太阳。原告及被告理化乡政府认为证人关于邓军、杨艳经营的摊位是用红伞遮挡太阳是虚假的。被告烟草公司对证人证实无异议。（3）邓军、杨艳于2017年7月5日提交的事发后政府及派出所找其谈话的经过的书面陈述、其向理化派出所申请查阅材料时的谈话录音光盘、对李浪的询问笔录。原告对邓军、杨艳提供的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持有异议。 5、本院依职权对案涉烤房进行拍照的照片，从照片看出，李某2帮邓军将遮挡摊位的塑料布用绳子拴在烤房烟窗出口处用于支撑烟窗盖板的两块小水泥砖砌成的一个砖柱上，现该砖柱已经缺失。对长春村党支部书记孙远杰所作调查笔录，孙远杰证实，第一届长春白营“花坡节”是由理化乡政府出资、组织，长春村委会配合。对理化乡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姣的调查笔录，李姣称第一届“花坡节”是政府组织的，第二届是长春村委组织的，长春村委会关于“花坡节”的活动方案是本案开庭前几天长春村委副主任杨国春通过李凯转交的。原告就本院对现场拍摄的照片、对黄德英、孙运杰所作调查笔录没有异议，但对李姣关于第二届“花坡节”是长春村委会组织的陈述有异议。被告理化乡政府对本院拍摄的现场照片和对黄德英的调查笔录没有异议，但认为孙远杰关于“花坡节”是政府主办的证实不属实，李娇是本案代理人，不是证人，对其调查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被告烟草公司对本院调查的证据没有异议。被告邓军认为黄德英的证实与事实不符，邓军经营的摊位是用红伞遮挡太阳，紧邻黄德英的摊位，两个摊位搭建前，邓军向黄德英借塑胶布以及小红伞，后经邓军与黄德英合意，塑胶布摊位由黄德英经营，小红伞的摊位由邓军经营。村委对邓军提供的现场图予以确认，加上邓军出庭作证的证人的证实，足以证明邓军不是塑胶布摊位的经营管理人，不应承担责任。李姣是理化乡政府的代理人，其证实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第三人理化乡长春村委会庭审中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对法院调取的证据的证明效力由法院审核确认。 经庭审质证和本院审查，原告方提交的书证中除冰棺及冷冻器租金支付凭证的证明目的已包含在丧葬费用范围内，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外，对其余书证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原告方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关于王桂珍在“花坡节”当天受伤事实的证实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其余证实与各证人的前后陈述以及其他证据之间存在矛盾，对该部分证实内容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被告理化乡政府提交的证据与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之间存在矛盾，对理化乡政府关于长春白营“花坡节”由长春村委会组织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被告烟草公司提交的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产移交书，来源于该公司编撰保存的档案，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被告邓军、杨艳提交的现场图和书面陈述材料与邓军在理化派出所对其询问时的陈述以及本案其他有效证据之间存在矛盾，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被告邓军、杨艳向证人李某5后所作记录，该记录中李浪并未对其在理化派出所询问时的陈述提出异议，故对该记录中李浪的陈述与其在理化派出所询问时的陈述不相一致的部分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被告邓军、杨艳提交的其向理化派出所要求查阅材料时的录音光盘是其自己录制，谈话内容虽然涉及了本案的相关问题，但对该录音的合法性、内容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被告邓军、杨艳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李某2关于其帮助邓军将塑料布（花胶子）的一角拴在烤房烟窗上的证实与邓军在派出所的陈述以及本院对烤房烟窗现状拍照的照片相一致，对该部分证实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被告邓军、杨艳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徐某证实“花坡节”当天其不在现场，其证实内容来源于他人的口述，未说清楚消息来源，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证人刘某证实其与邓军、杨艳互不相识，仅仅是“花坡节”当天在邓军、杨艳经营的摊位上吃过东西，在事隔数月后邓军、杨艳申请其出庭作证，未说清楚为何知道该证人“花坡节”当天在其二人经营的摊位上吃过东西，明显不符合情理，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其余证人李某1、李某3、杨某、李某4的证实与前述其他有效证据以及邓军在理化派出所的陈述之间存在矛盾，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本院依职权对案涉烤房所拍摄的照片、对孙远杰、黄德英所作调查笔录，与本案其他有效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本院对被告理化乡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姣的调查笔录，其性质相当于当事人的陈述，属于民诉法规定的证据范畴，其内容与本案其他有效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的，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本院确认以下案件事实： 理化乡政府根据该乡属于苗族彝族乡的实际，在长春村委会的配合下，于2016年农历正月初十日在长春村白营组举办苗族传统节日“跳花坡”，并将每年农历正月初十日确定为一年一度的长春白营“花坡节”。2017年1月21日，理化乡政府通过召开党政联席会议，以【2017】4号《理化苗族彝族乡党政联席会议纪要》，同意在县拨文化专项经费中暂借长春村白营“花坡节”费用10000.00元。同年1月24日，长春村委会副主任杨国春以在县拨文化专项经费中暂借长春村白营“花坡节”费用为由出具借款单，并经理化乡政府相关领导审核签字后借款10000.00元，该借款并未计入长春村委会的账务。2017年2月6日（农历正月初十日），第二届长春白营“花坡节”如期举行。同年2月5日下午，邓军为了“花坡节”当天摆摊经营，向黄德英借了一张塑料布（花胶子）搭棚作为其摊位遮挡太阳用，邓军请李某2帮忙搭棚，李某2将塑料布的一角用绳子系住后固定在烟草公司投资修建而产权属于长春村委的烤房烟窗出口处用于支撑烟窗盖板的四个砖柱中的一个砖柱上，该砖柱的作用在于支撑烟窗上方的盖板。该塑料布的其余三角邓军分别用绳子固定在电杆及树子上。2017年2月6日“花坡节”当天，邓军摆好摊位后就去做其他事情，由其妻杨艳具体负责摊位的经营，当日中午一点半左右，由于风吹，邓军用于遮挡摊位的塑料布摆动形成的拉力将作为固定物的砖柱上的砖块拉脱，砸到正经过此处的王桂珍和李浪，王桂珍被砸到在地。在现场维持秩序的民警知道情况后，及时将王桂珍扶起，电话向理化派出所领导汇报的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120”救护车赶到后将王桂珍送到大方县人民医院抢救治疗，经大方县人民医院急诊检查后，于2017年2月6日16时59分入住该院重症医学科治疗，王桂珍所受损伤诊断为：1、特重度颅脑损伤：（1）右侧额部硬膜外血肿；（2）两侧额叶挫裂伤；（3）蛛网膜下腔出血；（4）面颅骨多发骨折；（5）考虑副鼻窦积液；（6）两侧眼眶积气；2、右下肺挫伤；3、Ｃ7椎体右侧横突骨折；4、失血性休克；5、代谢性酸中毒。2017年2月14日1时因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死亡。王桂珍家属支付了“120”出诊费400.00元、大方县人民医院急诊检查和住院费42108.28元、王桂珍死亡后运送尸体回家安葬的费用588.00元和租用冰棺等费用。王桂珍系孙怀云之妻，孙远菊、孙远文、孙远琴、孙远军、孙远敏、孙远美之母，出生于1949年2月8日，2017年2月14日死亡时年满六十八周岁。王桂珍死亡后，由于各方就因王桂珍死亡造成的损失赔偿未达成一致意见，故孙怀云等向本院起诉。 各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焦点：一、长春白营“花坡节”的组织者是理化乡政府还是长春村委会；二、邓军请李某2帮忙搭建的用于遮挡摊位的塑料布（花胶子）的使用人是否是邓军、杨艳；三、受害人王桂珍的死亡是否存在本案以外的其他原因；四、因王桂珍死亡造成的损失赔偿项目、计算标准和赔偿义务人如何确定。 一、关于长春白营“花坡节”的组织者是理化乡政府还是长春村委会的问题。本院认为，2016年第一届“长春白营花坡节”活动现场的背景布标上标注的活动主办单位为长春村委会、协办单位为大方县红平农牧业集体经济专业合作社，但实际组织者是理化乡政府，长春村委会配合，活动经费由理化乡政府出资，由理化乡政府安排相关人员负责维持秩序，同时邀请了有关单位的人员参加。2017年2月6日第二届长春白营“花坡节”活动现场的背景布标上标注的活动主办单位虽然仍为长春村委会，理化乡政府亦提供了《理化乡长春村第二届苗族跳花节活动方案》，该方案载明活动经费由群众自筹，但该方案直到本案诉讼过程中才由理化乡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找长春村委会负责人加盖公章，活动经费是由长春村委会副主任杨国春根据2017年1月21日理化乡政府党政联席会议的安排，从县拨文化经费中暂借，该借款并未计入长春村委会的账务，活动当天由理化派出所安排警力维持秩序，长春村委会在诉讼过程中强调村委无能力组织这种大型活动，故可以推断第二届长春白营“花坡节”的组织者是理化乡政府而不是长春村委会。 二、关于邓军请李某2帮助搭建的用于遮挡摊位的塑料布（花胶子）的使用人是否是邓军、杨艳的问题。邓军在本案诉讼中辩称，其将塑料布的三个角分别拴在电杆、路牌和树子上，另一角是由案外人完成，整个塑胶布摊位的搭建均由该塑胶布摊位的经营者黄德英安排和参与，邓军的行为属于无偿义务帮工，若该塑料布摊位的搭建问题致人损害，应由实际经营人黄德英承担法律责任。但2017年2月15日，理化派出所在向邓军询问时，邓军陈述该塑料布是其向黄德英所借，拴在烤房烟窗上的绳子是其请李光俊家儿子（即李某2）拴的，是他家在那里做生意，其是拴来遮太阳，同时又称其摊位是用红伞遮挡太阳。庭审中，邓军申请证人李某2出庭作证时，李某2亦证实是其帮邓军将绳子拴在烤房烟窗的四方柱上；黄德英在理化派出所向其询问和本院向其调查时均证实邓军向其借塑料布搭棚遮挡摊位；李浪在理化派出所向其询问时证实烤房上落下的水泥砖先砸到王桂珍后又砸到其手臂，该塑料布是前一天邓军搭建的，李某2、黄德英、李浪的证实与邓军在理化派出所询问时的陈述相一致，足以证实该塑料布（花胶子）的使用人是邓军、杨艳。邓军在理化派出所调查时虽然同时称其摊位是用红伞遮挡太阳，其前后陈述虽存在矛盾之处，但不能否定其向黄德英借塑料布搭建用于遮挡摊位的事实，且理化派出所是在事发后的2017年2月15日才向其调查，如果“花坡节”当天其与黄德英已经达成合意，由黄德英使用塑料布其使用红伞，那么在派出所调查时其已经是知晓该事实的，但其并未陈述该事实，其主张该塑料布（花胶子）搭建的摊位的经营者是黄德英，其属于义务帮工，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其在理化派出所询问时的陈述以及李某2、李浪、黄德英的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对邓军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邓军、杨艳申请追加黄德英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的请求本院不予准许，即邓军搭建的用于遮挡太阳的塑料布（花胶子）的使用人是邓军、杨艳。 三、关于受害人王桂珍的死亡是否存在本案以外的其他原因的问题。王桂珍受伤后，由“120”救护车送到大方县人民医院抢救治疗，自2017年2月6日16时13分门诊检查后于16时59分转入该院重症医学科治疗到14日凌晨1时0分死亡。根据病历记载，王桂珍入院时呈深度昏迷、呼吸急促、双侧瞳孔对光反射迟钝、四肢冰凉，大方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按照医疗规程对其进行抢救治疗，至2月14日零时30分王桂珍心率、血压下降，经抢救无效后于1时0分死亡。从该病历记录可以看出，王桂珍自入院到死亡期间，一直在大方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持续治疗，病历亦未记载该期间王桂珍未患有其他致命性疾病或者存在其他伤害情况，因此，应当确认王桂珍系因被事发地烤房烟窗出口处坠落的水泥砖砸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对邓军、杨艳关于王桂珍死亡后未进行尸检，不能排除还有其他死亡原因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王桂珍死亡造成的损失赔偿项目、计算标准和赔偿义务人如何确定的问题。根据贵州省户籍改革的规定，自2015年6月1日起我省已取消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户别限制，故对孙怀云等要求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赔偿因王桂珍死亡造成的损失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的规定，王桂珍被砸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造成的损失为：1、治疗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损解释）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的规定，王桂珍受伤住院期间，共计产生治疗费用42108.28元，有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发票、住院病历等依据相互佐证，该项损失本院予以确认。2、护理费。根据《人损解释》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的规定，王桂珍实际住院8天，孙怀云等未提供护理人员的收入情况，对该项损失应比照2016年度贵州省居民服务业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计算为38246元/年÷365日/年×8日=838.27元，对孙怀云等要求按照贵州省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计算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王桂珍住院期间治疗机构未出具要求两人护理的证明，且王桂珍自入院至死亡期间一直在重症医学科治疗，对孙怀云等要求赔偿王桂珍住院期间两人的护理费的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3、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王桂珍受伤实际住院时间为8天，根据《人损解释》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的规定，其住院伙食补助费按照100元/日计算为800.00元。4、关于死亡赔偿金。根据《人损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的规定,王桂珍死亡时年满六十八周岁，其死亡赔偿金比照2016年度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为26742.62元/年×12年=320911.44元。5、关于丧葬费。根据《人损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的规定，孙怀云等要求赔偿王桂珍死亡的丧葬费26547.00元，没有超过贵州省统计局公布的2016年度贵州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66279.00元的标准，对该项主张本院予以支持。6、关于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根据《人损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的规定，原告要求按照年平均工资48077.00元/年的标准赔偿6人误工费的主张没有超过2016年度农牧渔业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本院予以支持，按照国家倡导的丧事从简原则，办理丧葬事宜的时间以3天计算较为适宜，故该项损失计算为48077.00元/年÷365天/年×3天×6人=2370.92元。7、关于救护车费及运尸费。王桂珍受伤后，“120”救护车急救收取了400.00元费用、王桂珍死亡后其家属将尸体运回家安葬支付了运送费588.00元，共计988.00元，属于因王桂珍受伤、死亡造成的损失范围，本院予以确认。8、关于租用冰棺及冷冻器租金。该项费用已包含在丧葬费用的范围内，孙怀云等要求赔偿该项损失的主张属于重复计算，本院不予支持。9、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王桂珍的死亡必然会对其近亲属即7原告造成一定精神损害，但7原告要求赔偿50000.00元过高，结合本案实际，本院酌情支持20000.00元。综上，孙怀云等因王桂珍死亡造成的损失为治疗费42108.28元、护理费838.2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00.00元、死亡赔偿金320911.44元、丧葬费26547.00元、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2370.92元、救护车费及运送尸体费988.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00元，共计414563.91元。 王桂珍系邓军用于遮挡摊位的塑料布摆动形成的拉力将作为固定物的烤房烟窗出口处砖柱上的砖块拉脱砸伤经抢救无效死亡，邓军、杨艳作为该塑料布摊位的使用人，应当预见将塑料布的一角拴在该烤房烟窗出口处仅由两块小水泥砖砌成的砖柱上，在风吹的情况下，所形成的拉力可能导致将砖块拉脱砸伤他人而未预见，对王桂珍被砸伤抢救无效死亡存在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邓军、杨艳作为该摊位的经营者，对王桂珍死亡造成的损失应当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的规定，理化乡政府作为长春白营“花坡节”的组织者，应当安排专人对活动现场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安排相应的医疗救助人员，确保参加活动的人员安全以及发生人身损害的情况下及时采取救治措施；应当预见将塑料布拴在仅由两块小水泥砖砌成的烤房烟窗出口处砖柱上的行为存在安全隐患而未预见并及时加以排除，存在一定过错，对王桂珍死亡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一定的补充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到合理限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赔偿权利人起诉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应当将第三人作为共同被告，但第三人不能确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中，导致王桂珍被案发地烤房烟窗出口处砖块坠落砸伤的直接责任人是邓军、杨艳，理化乡政府对邓军、杨艳的行为没有直接控制权，理化乡政府仅仅是对邓军、杨艳的行为应当预见可能发生安全隐患而未预见以及在活动开展前未做好医疗救助的安排，故对王桂珍死亡造成的损失，由理化乡政府承担15%的补充赔偿责任为62184.59元，理化乡政府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邓军、杨艳追偿。邓军、杨艳共同承担85%的责任为352379.32元。孙怀云等原告要求由被告理化乡政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王桂珍被烤房烟窗出口处砖柱上的砖块坠落砸伤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原因系邓军用于遮挡摊位的塑料布摆动形成的拉力将作为固定物的砖块拉脱所致，该烤房由烟草公司出资修建后，移交给长春村委会管理使用，长春村委会对该烤房行使所有权人的权利。该烤房自2012年12月20日移交至2017年2月6日发生案涉伤害事故时止已4年多时间，如果没有将案涉塑料布用绳子拴在该砖柱上，事发之日的风力不至于将该砖柱吹动坠落，烟草公司以及该烤房的管理者、使用者没有过错，故对孙怀云等原告要求烟草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邓军关于砖块脱落是烤房质量问题，烤房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邓军、杨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赔偿原告孙怀云、孙远菊、孙远文、孙远琴、孙远军、孙远敏、孙远美因王桂珍死亡造成的损失治疗费42108.28元、护理费838.2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00.00元、死亡赔偿金320911.44元、丧葬费26547.00元、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2370.92元、救护车费及运送尸体费988.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00元中的352379.32元； 二、被告大方县理化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孙怀云、孙远菊、孙远文、孙远琴、孙远军、孙远敏、孙远美因王桂珍死亡造成的损失治疗费42108.28元、护理费838.2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00.00元、死亡赔偿金320911.44元、丧葬费26547.00元、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2370.92元、救护车费及运送尸体费988.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00元中的62184.59元； 三、驳回原告孙怀云、孙远菊、孙远文、孙远琴、孙远军、孙远敏、孙远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205元，由被告邓军、杨艳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本判决生效后，如义务方在本判决指定的期间未履行义务，权利方可在指定期间届满之日起的二年内向本院或被执行人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审 判 长  刘 洁 人民陪审员  蒙丽君 人民陪审员  蒙 丽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黄子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