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1019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朱红旗，男，1966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余姚市。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沈栋锋，男，1980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徐正华，男，1977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余姚市。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雷小兵，男，1981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桂阳县。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闫永金，男，1988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江市香洲区。五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雨航，北京市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清水亭东路1266号。法定代表人：刘国耀,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维，男，该公司工作人员。原审被告：南京科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清水亭东路1266号。法定代表人：刘国耀，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庆，男，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朱红旗、沈栋锋、徐正华、雷小兵、闫永金（以下简称五上诉人）因与被上诉人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慧公司）、原审被告南京科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苏0191民初8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五上诉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智慧公司的诉讼请求，并由其负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五上诉人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和智慧公司的纠纷并不必然得出股东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的结论，这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所规定的解散公司要件无关。二、一审判决错误认定电子公司的经营管理存在严重困难的局面。1.一审法院回避了智慧公司将五上诉人调离生产经营岗位，收回生产经营管理权限的事实。因智慧公司将五上诉人剔除出生产管理层，导致电子公司一直没有开股东会，而不是无法召开股东会。2.一审法院混淆了“不去主持召开股东会”和“无法召开股东会”的概念。自2015年10月起，智慧公司独立掌控电子公司，不行使大股东或董事会义务，不组织和召开股东会的过错在于智慧公司，不能因此导致五上诉人受损的结果。且在2019年9月，双方曾召开过股东会并形成相应的会议纪要，故不存在无法召开股东会的情形，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二）第一条关于受理公司解散的要件事实。3.不能单纯以公司两年未召开股东会作为解散公司的理由，若干判例证实应当结合实际情况判断是否存在公司僵局，公司继续存续是否危害股东的利益。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是指在公司内部治理过程中，公司因股东间或公司管理人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一切决策和管理机制均陷入瘫痪，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由于对方的拒绝参加而无法召集，任何一方的提议都不被其他方接受或认可，或者即使能够举行会议，也因各方成员持有不同的见解，而无法通过任何决议的一种状态。本案并不满足上述常规条件，如前所述电子公司独立经营智慧公司已近5年，不存在经营管理困难和或决议无法做出的情形，智慧公司亦未就此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不应直接判决解散公司。三、一审法院采信证据错误。一审中，五上诉人并不认可智慧公司提交的审计报告，在向一审法院递交的书面审计申请中明确陈述该审计报告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存在的严重问题，一审法院以与本案无决定性因素为由未准许该申请，却又采信了智慧公司提交的前述不实证据，进而认定电子公司自2015年起连年亏损，2017年起营收骤降，继续存续会导致股东利益受损，实属前后矛盾。四、一审判决解散公司不满足相关程序要件。1.智慧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已穷尽一切可能的救济手段。本案起诉之前，智慧公司未就公司解散具体事宜与五上诉人进行商议。一审诉讼过程中，五上诉人同意以公司账目清晰，确实不利于股东利益为前提进行调解，但智慧公司、电子公司拒绝披露公司真实的运营情况，拒绝五上诉人重新审计的要求等，一审法院亦未组织进行有效的调解，故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就公司存续和经营发展不能达成一致，又不能达成调解的内容不实，不满足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解散公司的程序要件。2.认定股东利益是否受到重大损失更应考虑小股东的利益。解散公司是对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最后救济途径，公司冒然被解散会影响双方股东之间的诉讼、鉴定以及相关联公司之间的货款处理，严重有损五上诉人的利益，不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的立法原意。智慧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股东各方成立电子公司的初衷是充分利用五上诉人的技术和市场，与智慧公司的资金优势形成互补，现五上诉人早已从公司离职，电子公司账上亦无资金，有限公司的人合性、资合性都不再具备，继续存续将导致五上诉人经营期间形成的大量应收款无法收回，进一步损害智慧公司的利益。电子公司述称，对一审判决无异议。智慧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电子公司解散。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9月18日，智慧公司与五上诉人签订《发起成立公司协议书》，约定：成立南京和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智慧公司认缴出资额1200万元，以现金出资，持有新公司60%的股权；五上诉人合计认缴出资800万元（其中包含无形资产市场价值200万元，智慧公司给予的溢价600万元），以其持有的经评估的无形资产出资（无形资产包括知识产权、客户来源、技术资料），并配合办理相关资产的权属变更登记，合计持有新公司40%的股权；新公司设立股东会，股东会为公司最高权力机构；沈栋锋、徐正华、雷小兵、闫永金于公司成立之后与其签订劳动服务合同，服务年限不低于5年；新公司自然人股东承诺，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1）自然人股东违反最低服务年限承诺的……（3）自然人股东从新公司离职的，相应自然人股东应将其所持有的新公司股份转让给智慧公司，转让的对价以智慧公司购买电子公司无形资产的市场价值（200万元）为计算基数，乘以该自然人股东在电子公司的持股比例；所涉及的相关税费按照税法的相关规定，由相关方各自承担。智慧公司提交2015-2018年度电子公司审计报告，载明：2015年电子公司营业总收入3271690.44元、净亏损2259747.28元；2016年电子公司营业总收入6121652.09元、净亏损1076201.64元；2017年电子公司营业总收入251393.18元、净亏损579495.88元；2018年电子公司营业总收入124758.61元、净亏损2552753.11元；拟据此证明公司经营损害股东利益。五上诉人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并申请对该组报告进行重新审计。2014年11月7日，电子公司成立，五上诉人合计占股40%（其中朱红旗占股73%，沈栋锋占股10%，徐正华占股10%，雷小兵占股4%，闫永金占股3%）。2016年五上诉人陆续离职，截止同年8月五上诉人全部离职。离职后，五上诉人均不再参加电子公司的经营管理，公司未再召开股东会、董事会。电子公司成立时，董事会由三人组成，分别是刘国耀、沈栋锋、褚文军，任期三年。2017年年底三人任期届满后，一直未召开股东会选取新一届董事会成员，其中沈栋锋、褚文军均于2016年离职。2016年7月21日，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宁区法院）立案受理了五上诉人起诉智慧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五上诉人要求判令智慧公司回购五上诉人所持有的电子公司股权并支付股权转让款200万元。江宁法院于2017年11月1日作出（2016）苏0115民初885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五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016年10月11日，江宁区法院立案受理了智慧公司起诉五上诉人股东出资纠纷一案，智慧公司要求判令五上诉人出资违约并承担违约金；判令五上诉人业绩违约，将五上诉人持有的电子公司股权补偿给其并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江宁区法院于2017年11月1日作出（2016）苏0115民初12695号（以下简称1269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智慧公司的诉讼请求。2019年1月4日，江宁区法院立案受理五上诉人起诉智慧公司投资合同纠纷一案，目前正在审理之中。2019年5月6日，江宁区法院立案受理宁波和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和创公司）起诉电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目前正在审理之中。五上诉人为宁波和创公司的股东。一审法院另查明，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5月28日变更企业名称为智慧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本案中，智慧公司持有电子公司股权的比例为60%，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提起公司解散诉讼的主体资格要求，有权提起公司解散之诉。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电子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如果继续存续是否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一审法院认为：1.五上诉人就股权回购与股东智慧公司产生诉讼，智慧公司亦与五上诉人产生诉讼要求其承担出资违约及业绩违约责任，股东之间的矛盾纠纷已不可调和。2.电子公司自2016年8月以来从未召开过股东会、董事会，董事任期届满后，因无法召开股东会，董事换届选举一直未能进行，公司已经3年未能作出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3.自2015年起电子公司连年亏损，2017年起公司营业收入骤降，可见公司已处于基本不经营的状态，此种状态持续下去会使股东利益遭受损害。4.本案诉讼过程中，经一审主持调解，各股东就公司的存续与经营发展并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亦不能通过股权转让、公司回购股权等方式解决股东僵局。关于五上诉人提出重新审计的申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电子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该事实认定的侧重点在于公司管理方面存在严重内部障碍，如股东会机制失灵、无法就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决策等，不应片面理解为公司资金缺乏、严重亏损等经营性困难。智慧公司提交的审计报告仅是对公司经营状况的反映，仅作为审查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的参考因素，对本案不起决定性作用，故对于五上诉人重新审计的申请，一审法院不予准许。综上，电子公司股东之间矛盾众多，无法形成有效表决，如电子公司继续存续，各股东的利益将会遭受重大损失，且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故电子公司已经无法继续经营，符合解散条件，依法应当予以解散。智慧公司的诉讼请求具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公司法第四条、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一百八十三条，公司法解释二第一条之规定，判决：电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解散。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电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五上诉人提供一审法院（2019）苏0191民初3540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电子公司于2019年9月19日召开了股东会，并不存在公司经营管理困难的事实。经质证，智慧公司、电子公司均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但不认可五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判决所涉股东会系配合五上诉人行使股东知情权而召开。本院认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五上诉人提交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与案涉争议焦点直接相关，本院将在判决说理部分一并阐述。就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除五上诉人认为遗漏12695号判决所认定的智慧公司将五上诉人调离生产经营岗位，收回生产经营管理权限的事实以外，双方均无异议，故就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电子公司是否符合法定的公司解散条件。本院认为，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该规定既是公司解散诉讼的立案受理条件，也是判决公司解散的实质审查条件，公司能否解散取决于公司是否存在僵局且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实质条件，并不取决于公司僵局产生的原因和责任，因此，五上诉人关于所涉原因和责任方面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理涉。就五上诉人关于电子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是否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以及是否通过其他途径无法解决三个方面的异议，依据在案证据和事实，本院认为一审判决电子公司解散符合法律规定。主要理由如下：一、电子公司的经营管理已经发生严重困难。公司法解释二第一条就公司经营管理出现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具体事由进一步予以明确，其中包括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等。本案中，自五上诉人陆续从电子公司离职至2019年9月19日电子公司召开股东会已三年有余。期间，电子公司未召开每年一次的股东会定期会议，合计持有电子公司40%股权的五上诉人也从未以股东身份提议召开股东会临时会议，电子公司监事亦未提议召开股东会临时会议以及在董事会不履行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会议职责时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会议；电子公司董事会成员褚文军、沈栋锋于2016年离职后，电子公司既未召开股东会重新选举董事，亦未再召开董事会。据此，可以认定电子公司的运行机制完全失灵，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虽然电子公司于2019年9月19日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会议纪要，但纪要内容系对电子公司现状以及五上诉人要求行使股东知情权等相关事宜的描述，未就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形成决议，五上诉人拟以此证明电子公司并不存在公司僵局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二、电子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的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五上诉人与智慧公司作为电子公司两方对立股东，以对方或者电子公司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若干诉讼，可以认定双方之间不能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其间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已经丧失彼此信任和合作的基础。智慧公司称其不懂电子公司经营的产品，亦不愿继续该公司的经营，且同意出让其持有的电子公司全部股权。五上诉人称智慧公司可以聘请其他专业人士经营电子公司，虽经本院询问一直未明确表示其愿意继续经营该公司。结合2019年9月19日股东会会议纪要所载，自然人股东离职后，电子公司主要工作是消化库存、清欠应收款、处理销售人员离职善后事宜，可见该公司主营业务未再正常进行。电子公司作为营利法人，以取得利润并分配给股东等出资人为其成立目的，现股东设立电子公司的目的难以实现，该局面继续存续还将加大消耗，公司现有资产极有可能进一步贬损，害及股东的权益。三、电子公司经营管理的困难局面通过其他途径无法解决。司法解散是在用尽其他救济方式后的终极处理措施，当公司纠纷可以通过其他诉讼和非诉讼程序进行处理时，不宜进入公司解散程序。本案中，两审法院均从慎用司法手段强制解散公司的角度出发，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调解，试图以“离散股东”的方式代替“解散公司”，以此化解公司经营管理困难的局面。如前所述，智慧公司同意出让公司股权，但五上诉人未明确表示同意收购该股权，就电子公司的现状双方迄今未能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足可认定电子公司经营管理困难的局面已经无法通过其他途径加以解决。相较而言，解散电子公司能为双方股东提供退出机制，避免股东利益受到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至于五上诉人认为股东之间存在诉讼、鉴定以及相关联公司之间存在货款纠纷等，均可在公司解散以后的清算阶段彻底清资核产，明晰相关各方权责。综上所述，五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朱红旗、沈栋锋、徐正华、雷小兵、闫永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陆正勤审判员  董岩松审判员  曹廷生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书记员  胡 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