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7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亦礼，男，1976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委托诉讼代理人：颜延，广东杰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花都区新亚汽车零部件制造厂，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长岗村自编芙蓉大道117号第1栋厂。投资人：杜联盟。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晓华，广东裕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冼晓艺，广东裕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亦礼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区新亚汽车零部件制作厂（以下简称新亚制造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26日受理后，于2018年9月26日作出（2018）粤0114民初1765号民事判决。上诉人陈亦礼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2019年2月27日，本院作出（2018）粤01民终2294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并将本案发回重审。后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2日作出（2019）粤0114民初5016号民事判决。现上诉人陈亦礼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50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陈亦礼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确认陈亦礼与新亚制造厂之间已经清结货款，改判陈亦礼无需向新亚制造厂支付货款；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新亚制造厂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没有查清本案基本事实，部分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庭审没有查清新亚制造厂向陈亦礼退款606415元的基本属性，实际上将每一次的结算退款认定为退错款，误将该笔费用作为新亚制造厂应收货款进行重复计算。陈亦礼与新亚制造厂之间双方交易时间长，涉及的货款金额数百万元，一审判决中，既然已经认定“除货款外，还涉及借款、退货、代付车费、代为走公司账的款项”，又笼统将原本属于退货及走公司账应支付给新亚制造厂的款项核定为新亚制造厂的应收货款进行叠加计算，严重背离客观事实。陈亦礼在一审庭审中对新亚制造厂的退款有明确表述，退回款项属于走公账到陈亦礼的私人账户，除开退货减款，新亚制造厂多余的部分按照双方的口头约定退还给陈亦礼，即该款项属于陈亦礼的应收款，不应当累计在新亚制造厂的应收货款中，这是导致本案错误结论的根本原因。新亚制造厂每一次退款如果没有进行精确计算，没有将应收货款予以扣减，是不可能在到手的资金不能足额扣减时就心甘情愿回转给陈亦礼的。（二）陈亦礼作为货款支付方，新亚制造厂作为供货方，出现新亚制造厂反而向陈亦礼退款，除开退货退款、代付车费退款的因素外，还另有所因即走公账需要。陈亦礼因不是法人，没有公司账户，约定将广州市光辰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辰公司）等其他公司支付给陈亦礼的款项一律通过光辰公司账户支付至新亚制造厂的公司账户，同时，新亚制造厂计算应收货款，并将多余的款项再通过新亚制造厂的投资人杜联盟的私人账户支付至陈亦礼的银行账户，同时，新亚制造厂应陈亦礼的要求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新亚制造厂虽然辩称对光辰公司不熟悉，具体操作由陈亦礼进行，但并没有在一审庭审中否认双方确实是按照这种方式操作的。其辩称通过杜联盟汇款给陈亦礼“没有进行计算”不合常理，其进一步辩称“每次汇款均为大概的数目”显然与事实不符。二、新亚制造厂一审举证过程中，没有完整的绿单客户联对货款的总金额进行佐证。陈亦礼与新亚制造厂之间货款交易，严格遵循市场交易习惯：即新亚制造厂送货单属于三联单，存根黑色，客户联红色，每一次新亚制造厂交付货物后陈亦礼收取红单，结算货款后，陈亦礼抽走绿色单据即结算联，因此，新亚制造厂向陈亦礼主张货款应当以绿色结算联为准。三、本案中存在多处违反常理及明显逻辑错误问题，新亚制造厂无法作出合理解释，一审法院也没有依法查明。（一）2015年7月27日，杜联盟通过短信，向陈亦礼“借款5万元”，2015年7月27日、2015年9月17日陈亦礼通过微信及农业银行账户分别转款25000元、20000元；此时应当成为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即陈亦礼此时并不欠新亚制造厂货款，才有可能出现新亚制造厂向陈亦礼“借款”的可能性，不然无法解释陈亦礼欠货款的矛盾性，因此，一审判决将“陈亦礼支付的以上2笔款合计45000元及杜联盟支付给陈亦礼的50000元，一并作为双方的往来款项进行核算”显然是错误的。（二）新亚制造厂在提交的证据材料毫无变化，在没有提交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将原起诉金额188411.35元变更为595794.5元，是想利用历次结算退款、公账退款以及退货退款等费用将货款混为一谈。（三）一审庭审中，新亚制造厂出现多次反言，自相矛盾的虚假陈述，一审判决第13页中对新亚制造厂的不诚信的表现也有明确论述，即可见一斑：“在庭前交换证据中，杜联盟对陈亦礼提交的对账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庭审中，杜联盟却不予确认，可见杜联盟对陈亦礼对账单的意见前后不一，本院有理由怀疑杜联盟的陈述不符合事实”。（四）陈亦礼与新亚制造厂的聊天记录保留完整并当庭出示：2016年1月6日，陈亦礼发送“好的!你算一下把以前借的和多出的转过来吧！”此时，该对话的原意基本可以确定，双方之间的货款已经出现结算相对平衡状态，甚至出现了新亚制造厂“以前借的”和“多出的”，陈亦礼要求“转过来”的情况，杜联盟回复“好”，并没有提出陈亦礼尚欠“数十万元”的异议；至2016年1月27日陈亦礼微信与杜联盟的最后对账：“十一月份共货款105350减10892等于94458，欠二万要年后了”，“农业行上已经转了74458元”，杜联盟回复“收到”，由此看来，陈亦礼和新亚制造厂之间货款及其他款项的经济往来已经基本处于结清状态了（只欠尾数2万元，除开退货代付车费等，双方基本互不相欠）。新亚制造厂发起诉讼，致陈亦礼陷于讼累之中，缘起于陈亦礼后期撤回模具，终止合作关系，该向其他厂家提货，陈亦礼与新亚制造厂双方一度交恶，这是本案发端的深层次背景。综上所述，陈亦礼请求二审法院明察秋毫，维护公平正义，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陈亦礼的相关请求。补充事实如下：双方有频繁的对账过程，最后一次对账是在2016年12月18日，已确认余款还有79077元，我方于2017年6月10日微信支付了1万元，剩下余款未付是因为双方还有模具款和退货未结算。对此，我方提交了新证据。被上诉人新亚制造厂辩称，我方认为经过多次开庭后，我方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没有异议。由于双方供货往来时间较长，数额较大，一直都没有全面、正式、总体的进行总的核算，因此一审法院在结合双方来往的总货款支付情况、退货情况以后，计算出陈亦礼仍有部分货款没有支付的情况和事实，我们是认同的。该案件陆续经过10次以上的开庭庭询，陈亦礼一直无法拿出双方已经结算的证据，总是针对某一个阶段的核算来大作文章，使得该案件经过了多次审理，一审法院判决事实清楚，没有异议。新亚制造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陈亦礼向新亚制造厂支付拖欠的货款437615.65元及利息（利息从2016年08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货款还清之日止）；2.陈亦礼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新亚制造厂、陈亦礼均确认的案件事实新亚制造厂向陈亦礼供应货物。新亚制造厂主张与陈亦礼的交易时间为2013年9月至2016年8月，总交易金额为5088769.9元，并提交该时间段内发生的送货单共149张予以证明。陈亦礼对新亚制造厂主张的总交易金额5088769.9元予以确认。2014年12月19日，杜联盟代表广州市花都区新亚五金厂作为甲方与陈亦礼作为乙方签订《买卖合同书》，约定乙方向甲方购买外壳配件产品。合同约定了产品名称、规格型号、单价，具体为：外壳（黑色、白色）、规格1070、单价2.75元/套，外壳（黑色）、规格1071、单价2.8元/套，外壳（银色）、规格1071、单价2.9元/套，外壳（黑色、红色）、规格1072、单价2.9元/套，外壳（黑色）、规格1073、单价2.75元/套，实际数量按送货单或出仓单计算；甲方根据乙方所提供的模具生产；交货地点为甲方仓库，运输方式为乙方自提，结算方式为转账或电汇结算，每月5-10日结清上月款项，合同期限为无限期。新亚制造厂与陈亦礼的款项往来情况：1.中国农业银行款项往来为陈亦礼向杜联盟转账1935092元，杜联盟向陈亦礼支付416415元。2.交通银行款项往来为陈亦礼向杜联盟转账635364元，杜联盟向陈亦礼支付190000元。3.陈亦礼通过中国银行向杜联盟转账150935元。4.陈亦礼通过光辰公司向新亚制造厂支付2651690元，双方均确认按税后价2478214.95元进行结算。5.2017年6月19日，陈亦礼通过微信向杜联盟支付10000元，新亚制造厂确认该款项没有计算进陈亦礼付款情况中。经计算，陈亦礼支付给新亚制造厂的款项合计5209605.95元，新亚制造厂支付给陈亦礼的款项合计606415元。二、新亚制造厂、陈亦礼有争议的案件事实（一）关于对账周期及方式新亚制造厂主张双方没有清晰连续的对账，但双方的供货关系自2013年持续至2016年，双方在微信或其他证据中针对某一阶段货款进行的结算，不能作为长达几年的结算，应对本案全部的货款支付进行详细的结算。陈亦礼主张双方大概1-2个月进行对账，一般半年内会将账目清算，是通过对账单及微信进行核对，2016年1月9日杜联盟向陈亦礼支付5万元是对2015年11月之前的款项结算，2015年12月之后就是陈亦礼支付货款，新亚制造厂提供货物。与陈亦礼上述主张有关的杜联盟与陈亦礼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为：2016年1月6日，陈亦礼发送“好的！你算一下把以前借的和多出的转过来吧！我也要付款给其他工厂的”，杜联盟回复“好”；2016年1月8日，杜联盟发送2015年7月、8月、9月、10月、11月的手写汇总情况给陈亦礼，同时发送文字“发给农行卡号过来”；2016年1月9日，杜联盟发送“5万转你农行”，陈亦礼回复“收到，我把你从七月份到十月份的收款记录给你对一下”，杜联盟回复“好”；2016年1月9日陈亦礼发送微信“七月13日，15点08分转账30000元，7月27日19点58分转账25000元，走公账120000”、“八月份走公账150000”、“九月17日20点40分转账20000，九月26日17点18分转账30000，公账92007”、“十月份走公账148598”，杜联盟回复“私账都是走农行的吗？我对下”，陈亦礼回复“其中7月27日的25000，和9月17日的20000都是以借钱的”、“都是走农行的，希望大家能够清楚”，杜联盟回复“5月、6月汇款明细发给我对下”；2016年1月27日，陈亦礼发送微信“十一月份共货款105350减10892等于94458元，先付74458，欠二万要年后了”、“农业行上已经转了74458元了”，杜联盟回复“收到”。（二）关于退货及代付车费新亚制造厂陈述双方通过微信聊天的方式对退货金额进行确认，总退货金额及代付车费合计57963.3元，具体的情况为：1.2015年2月代付车费180元；2.2015年7月退货10240元，代付车费300元，共10540元；3.2015年8月退货8680元，代付车费300元，共8980元；4.2015年9月退货7815元，代付车费200元，共8015元；5.2015年10月退货10082元，代付车费300元，共10382元；6.2015年11月退货5127元，代付车费100元，共5227元；7.2016年1月退货及代付车费共5286.8元；8.2016年3月退货及代付车费共5285.5元；9.2016年5月退货及代付车费共4067元。陈亦礼确认新亚制造厂陈述的以上退货情况，并主张除以上退货之外，尚有其他退货情况，新亚制造厂未进行计算，均体现在其提交的对账单上，未计算的退货情况为：2015年3月1日退货19638.5元，3月25日退货13770.5元，代付车费300元，2015年5月退货15680元，代付车费500元，2015年6月退货14960元，代付车费200元。经计算，陈亦礼主张遗漏的退货及代付车费款项合计65049元。陈亦礼共提交2015年3月至10月的对账单8份，对账单的抬头均为“光辰电子有限公司*月份对账单”，对账单下方左侧为客户回传（盖章）栏，均没有签字或盖章，与客户回传（盖章）栏同行的中间位置均有打印字“对账人：杜联盟”；4月份对账单的抬头上面以横线隔开，在横线的上方第一行记载的内容为“广州市花都区新亚五金厂”，第二行的内容为“地址：广州市花都区平步大道中27号”，第三行的内容为“电话：020-86915368传真：020-86915208”；记载的退货及代付车费情况为：3月份对账单载明车费300元，3月1日退货19638.5元，3月25日退货13770.5元；5月份对账单载明车费500元，退货15680元；6月份对账单载明车费200元，退货14960元；4月份、7月份、8月份、9月份、10月份对账单记载的退货及代付车费金额与新亚制造厂陈述的退货及代付车费金额一致；10月份对账单下方空白处有手写字“负为多数，正数为少收7月-71808月41809月-151510月-11377-158922016年1月9日汇农行5000050000-15892=31408”。陈亦礼主张其提交的对账单是新亚制造厂制作的，上面的手写字为杜联盟书写，对账单上有新亚制造厂的地址及电话号码，陈亦礼不知晓对账单中记载的传真及电话号码。新亚制造厂在庭前证据交换中对陈亦礼提交的对账单予以确认，在庭审中变更为不予确认，否认对账单为其制作，认为退货应按微信确认的情况进行计算，但确认对账单上的手写字为其投资人杜联盟书写。另查明，杜联盟于2016年2月27日通过微信向陈亦礼发送对账单一份，从一般人的视觉判断来看，该张对账单的样式与陈亦礼提交的对账单的样式基本一致。（三）关于退错货陈亦礼主张2016年8月24日的两张送货单因退错货导致重复计算。2016年8月24日的两张送货单记载的货款金额分别为1051.9元和1251.95元。经庭审询问，新亚制造厂解释开具2016年8月24日的两张送货单是为了弥补已扣除的退货款项，因为在收到退货，未发现退错货之前，已在2016年3月份的货款中对该部分货物的价款进行了扣减，后发现退错货，将该部分货物退还陈亦礼，并开具对应的2张送货单给陈亦礼进行签收。新亚制造厂确认该2张送货单的货款计算在汇总的货款中。陈亦礼确认新亚制造厂收到该批货物后有对该部分货款进行相应的扣减。（四）关于借款2015年7月27日，杜联盟通过短信向陈亦礼提出借款5万元。2016年1月9日，陈亦礼通过微信提出将其通过农业银行账户于2015月7月27日支付的25000元及2015年9月17日支付的20000元作为借款。庭审中，新亚制造厂陈述其在收到陈亦礼支付的上述2笔款项之后是作为货款计算的，后陈亦礼提出作为借款，新亚制造厂也同意，并于2016年1月9日通过杜联盟的账户向陈亦礼支付50000元，但在本案中，新亚制造厂将上述款项纳入双方的款项往来中进行汇总计算。经分析新亚制造厂、陈亦礼提交的款项往来银行流水和汇总计算情况，新亚制造厂、陈亦礼均将陈亦礼支付的以上2笔款合计45000元及杜联盟支付给陈亦礼的50000元，一并作为双方的往来款项进行核算。（五）关于新亚制造厂作为卖方，为何会向陈亦礼付款的问题陈亦礼解释系因为其不是法人，没有公司账户，就将其他工厂和光辰公司需支付给陈亦礼的款项通过光辰公司账户支付至新亚制造厂的公司账户，新亚制造厂计算应收货款，并将多余的款项再通过杜联盟的私人账户支付至陈亦礼的银行账户，同时新亚制造厂应陈亦礼的要求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新亚制造厂陈述其与光辰公司不熟悉，具体操作由陈亦礼进行，新亚制造厂通过杜联盟汇款给陈亦礼，也没有进行计算，每次汇款均为大概的数目。陈亦礼则认为杜联盟对其的汇款金额均是对双方的款项往来及货款结算后得出的。（六）关于利息新亚制造厂陈述因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书》约定每月5-10日结清上月款项，故其主张自最后一次供货停止后即2016年8月25日开始计算利息。陈亦礼不同意支付利息，认为双方没有约定利息。三、其他案件事实新亚制造厂系依法登记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杜联盟，原企业名称为广州市花都区新亚五金厂，于2016年5月19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变更企业名称为广州市花都区新亚汽车零部件制造厂。经一审法院多次组织调解，新亚制造厂、陈亦礼均表示不同意调解。一审法院认为，新亚制造厂与陈亦礼签订的《买卖合同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的义务。新亚制造厂、陈亦礼对双方的交易金额5088769.9元、往来款项金额以及陈亦礼于2017年6月19日通过微信支付的10000元未计算在总款项往来中，均没有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2016年1月9日，杜联盟向陈亦礼支付5万元的行为能否视为对2015年11月之前尚欠款项的结算。二、本案中应扣除的款项金额。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2016年1月9日杜联盟向陈亦礼支付5万元的行为不能视为对2015年11月之前尚欠款项的结算。理由如下：一、陈亦礼提出对账之后，杜联盟发送的是2015年11月之前部分月份的尚欠款项情况，并非2015年11月之前双方的全部交易及款项往来的情况。经分析双方在微信中对该部分事实的沟通情况，陈亦礼于2016年1月6日提出对账，杜联盟向陈亦礼发送手写的2015年7月至2015年11月共计5个月的结算情况，并于2016年1月9日向陈亦礼打款5万元，并未发现双方有对其他月份款项进行结算的记录。二、综合双方全部的微信聊天内容来看，无法体现杜联盟于2016年1月9日向陈亦礼支付5万元的行为，是双方对2015年11月之前交易和款项往来的结算。杜联盟支付5万元之后，双方仍对2015年7月至11月期间的陈亦礼付款情况进行过核对。杜联盟于2016年1月9日发送的微信“5月、6月汇款明细发给我对下”，陈亦礼于2016年1月27日发送的微信“十一月份供货款105350减10892等于94458元”与杜联盟发送的11月份手写汇总情况记载的交易及款项往来情况不一致，以上微信聊天内容均可以体现双方均未就2015年11月之前的交易及款项往来达成一致的意见。三、综合本案的全部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在新亚制造厂、陈亦礼长达3年多的交易中，双方并没有形成规范的、长期的结算习惯，也没有进行过全局的结算。四、本案双方的交易时间长，涉及的货款金额大，且双方的款项往来除货款外，还涉及借款、代为走公司账户的款项，对全部的交易及款项往来进行全局的考虑和核算，更能全面、客观的认定双方的交易及款项往来情况，进行准确认定陈亦礼是否存在尚欠货款的情况。综上，陈亦礼主张2016年1月9日杜联盟向陈亦礼支付5万元的行为是对2015年11月之前尚欠款项的结算，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案中陈亦礼主张应扣除的款项包括退货及代付车费、退错货、借款，一审法院对以上款项类别逐一进行论述。关于退货及代付车费。新亚制造厂陈述2015年2月至2016年5月的退货金额合计57963.3元，陈亦礼对新亚制造厂陈述的该部分退货情况予以确认，但同时主张陈亦礼遗漏了部分退货情况，具体体现其提交的对账单中。一审法院对双方均没有异议的退货金额57963.3元，予以确认。对陈亦礼主张遗漏的退货及代付车费合计65049元，一审法院亦予以采信。理由如下：首先，陈亦礼提交的对账单的表现形式更符合由新亚制造厂制作。部分对账单的抬头列明为“广州市花都区新亚五金厂”，为新亚制造厂的曾用名，在厂名的下方列明了地址、电话、传真，对账单表格下方左边列明客户回传栏，同行右边列明对账人，且对账人为杜联盟，从一般人的常识来判断，该对账单更符合由新亚制造厂制作。其次，杜联盟于2016年2月27日向陈亦礼发送对账单一份，该份对账单的形式与陈亦礼提交的对账单形式基本一致。第三，庭审中，新亚制造厂确认10月份对账单下方的手写字为其投资人杜联盟书写，该书写内容涵盖了7月、8月、9月、10月，可见新亚制造厂对对账单载明的内容是知晓的，而其在知晓的情况下并未对对账单载明的内容提出过异议。第四，陈亦礼提交的4月、7月、8月、9月、10月的对账单载明的退货及代付车费情况与新亚制造厂陈述的该月份的退货及代付车费情况是一致的。最后，在庭前证据交换中，杜联盟对对账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在庭审中，杜联盟却不予确认，可见杜联盟对对账单的意见前后不一，一审法院有理由怀疑杜联盟的陈述不符合事实。综上，陈亦礼主张其提交的对账单为新亚制造厂制作，具有高度可能性，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采信，并依法认定陈亦礼主张遗漏的退货及代付车费金额65049元是客观存在的，故总的退货金额为123012.3元（57963.3元+65049元）。关于退错货。陈亦礼确认新亚制造厂在收到其退货后已在货款中对该笔退错货的货款进行了抵扣，新亚制造厂在发现退错货后将货物退还陈亦礼，并为了弥补之前已抵扣部分的货款，开具2张与该批货款金额一致的送货单给陈亦礼，并无不当。因此，一审法院对陈亦礼主张新亚制造厂对退错货部分进行重复计算，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借款。新亚制造厂、陈亦礼均确认借款金额为4.5万元，对该部分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新亚制造厂同时确认在本案中，其将借款金额4.5万元及杜联盟于2016年1月9日支付的5万元均作为双方的款项往来进行了汇总计算，从陈亦礼提交的资料来看，陈亦礼也是将该部分款项作为双方往来款项的一部分进行汇总计算的，故对借款4.5万元，不需区分款项性质来计算，统一计算在双方的往来款项中。综上所述，本案中应抵扣的款项为总退货及代付车费123012.3元。经核算，陈亦礼尚欠货款为362566.65元（总货款5088769.9元+新亚制造厂支付给陈亦礼的款项606415元-陈亦礼支付给新亚制造厂的款项合计5209605.95元-总退货及代付车费123012.3元）。陈亦礼拖欠新亚制造厂货款，理应继续支付。关于利息。陈亦礼迟延支付货款，确实给新亚制造厂造成利息损失，新亚制造厂主张陈亦礼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于法有据，但由于双方并未约定付款时间，亦未严格按照《买卖合同书》约定的结算方式进行结算，故利息起算时间一审法院调整为自新亚制造厂向陈亦礼主张权利即本案起诉之日起计算。为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于2019年10月22日判决：一、陈亦礼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新亚制造厂支付货款362566.65元及利息（利息以362566.65元为本金，自2018年1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新亚制造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504元，由新亚制造厂负担1458.4元，陈亦礼负担7045.6元。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陈亦礼提交了如下证据：1.《收据》一张，记载：今收到广州光辰电器厂铝合金模具订金贰万贰仟元正，模具共3套，配模具蕊2件，模具总价46000元正，加盖“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金沙沙边金德模具”印章；拟证实其并未拖欠杜联盟货款，剩余部分货款未支付是因为杜联盟还欠其模具款46000元未结算和退货费未支付。2.（2018）粤0114民初1765号民事判决书，拟证实陈亦礼有两名证人（司机）出庭证实有一车退货约3万元未结算。新亚制造厂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和本案无关；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判决书经过一审后，二审法院要求重新审理。另查明，陈亦礼通过光辰公司向新亚制造厂支付2651690元，双方均确认按税后价2478214.95元进行结算，且光辰公司除了上述款项外并未向新亚制造厂支付其他款项。陈亦礼在二审中提交说明，称杜联盟转给陈亦礼的606415元是先支付货款，后其提货后交给上游客户，货物有瑕疵品的退回给陈亦礼，陈亦礼后将瑕疵品退回给新亚制造厂所产生的瑕疵品的货款。在庭审中，陈亦礼又表示上述606415元不仅包括瑕疵品退款，而且还包括借款和代为走公账的钱。新亚制造厂认为陈亦礼提交的计算方法属于重复计算，而且瑕疵品的退款不予确认，认为双方之前是换货，不存在退货退款，直到2015年9月新亚制造厂想做到年底就不继续和陈亦礼做了才开始有退货退款。2016年9月20日杜联盟发微信给陈亦礼“3月余款26282+4月31960+5月25373+6月3940+7月9200+8月退错2322，共计99077元”，至2016年10月31日，陈亦礼发送了部分货物图片给杜联盟，杜联盟回复“嗯，知道了”；2016年12月18日，杜联盟发送“余款79077元，请汇到农行卡：6228、4800、8823、1979、571杜联盟”，2016年12月21日，杜联盟发送“你这两天安排过我厂来清数结账”等微信，后陈亦礼一直未回复，至2017年6月19日陈亦礼向杜联盟微信转账1万元。再查明，广州市花都区新亚五金厂作为甲方与陈亦礼作为乙方签订《买卖合同书》中第七条约定验收标准、方法及提出异议期限为乙方提货后3日内须按双方已确认的方法验收，超过时间按乙方默认合格接受，提出异议期限为提货后十五天内，若出现质量问题乙方应书面通知甲方，甲方书面回复解决方式及时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综合各方诉辩意见，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新亚制造厂支付给陈亦礼的606415元款项的性质。首先，本案中，新亚制造厂陈述向陈亦礼支付的款项606415元包含代为走公账和货款，陈亦礼也表示有抵扣货款，故上述款项应在双方的往来款项中一并考虑，并非与本案无关。其次，新亚制造厂和陈亦礼均确认光辰公司支付的款项抵扣了陈亦礼应向新亚制造厂支付的货款2478214.95元。新亚制造厂和陈亦礼对于为何杜联盟会转账给陈亦礼的陈述在多次庭审中均有不同，各方对于杜联盟转账给陈亦礼的原因、数额也无法做出合理解释，由于双方还存在借款、代付车费、代为走公账等情况，故基于本案的情况，应对双方2013年9月至2016年8月的所有资金往来综合进行考虑。对此，本院评析如下：第一，陈亦礼称上述款项中存在瑕疵品退货的货款，根据《买卖合同书》第七条的内容，其应书面提出异议，但其并未举证证实对于瑕疵品是如何退货，双方如何确定，且对于该部分款项的构成，陈亦礼也陈述前后不一致；第二，对于2015年7月开始的退货和代付车费，双方均有对账单予以证实，陈亦礼认为之前也有退货，其应提交证据证实；第三，陈亦礼和新亚制造厂均确认光辰公司共向新亚制造厂支付的2651690元已按2478214.95元的货款进行结算，若杜联盟所支付给陈亦礼的606415元是代为走公账，说明光辰公司代陈亦礼支付的货款并未达到2478214.95元，若是退货而产生的退款，陈亦礼也未能证实该606415元是因之前的退货而产生；第四，关于陈亦礼称2016年12月杜联盟已在微信确认陈亦礼的欠款为99077元，该款项为双方最后结算的金额，本院认为上述款项杜联盟在微信中明确了具体的月份，且之后也多次要求陈亦礼进行对账结算，陈亦礼均未回应，故该意思表示不能直接解读为对陈亦礼最终欠款的金额的确认。另双方存在多种关系，并无证据显示在双方交易的3年多有进行过全局的结算，故该微信聊天内容不能作为结算的依据。综上，无论是哪种情况，上述606415元杜联盟已支付给陈亦礼，上述款项已是在杜联盟认可的光辰公司代付的货款范围内，现在陈亦礼和新亚制造厂均确认光辰公司没有另外通过新亚制造厂向陈亦礼支付款项，故陈亦礼收取上述606415元没有依据，该606415元应在双方往来款项一并进行结算，一审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陈亦礼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738元，由陈亦礼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玲审判员 蔡粤海审判员 练长仁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书记员 黄怡斐林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