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2072民初3456号原告：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富城金属塑料制品厂，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主要负责人：胡永强，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加冰，XX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诗诗，XX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被告：罗土群，女，1977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被告：罗林洪，男，1979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被告：胡耀芳，男，1962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上述三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平，XX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山市奔仕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法定代表人：罗伙明。原告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富城金属塑料制品厂（以下简称富城厂）与被告罗土群、罗林洪、胡耀芳、中山市奔仕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奔仕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富城厂主要负责人胡永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加冰，被告罗土群、胡耀芳，被告罗土群、罗林洪、胡耀芳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平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奔仕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富城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罗土群、罗林洪、奔仕公司共同向原告偿还货款940947.64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以940947.64元为本金，自原告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50%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被告胡耀芳以408074元为限对上述货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事实和理由：原告是一家主要经营五金及塑料制品的个人独资企业，被告罗土群长期向原告采购热水瓶外壳等产品，被告罗林洪是被告罗土群的丈夫。自合作以来，原告均按照约定向罗土群交付货物，然而罗土群却多次拖欠货款拒不支付。后经原告催讨，罗土群分别于2016年5月16日、2016年6月7日（两张）、2016年7月19日、2016年10月11日向原告出具欠条，确认尚欠原告2016年4月不含税货款55517.4元、5月不含税货款47283元、5月含税货款190954元、6月含税货款245461.64元、9月含税货款96458元。此外，罗土群于2016年9月7日向原告出具计划书确认：罗土群曾向原告出具金额为100000元的支票用以支付其他货款，但因无法承兑，承诺于2016年9月15日前以现金形式支付；同样因支票无法承兑，承诺于2016年9月内以更换支票的形式支付另外一笔金额为170000元的货款；于2016年9月20日至25日期间以现金的形式支付于8月30日所出具支票涉及的158074元货款；于2016年10月10日前以现金的形式支付金额为80000元（该8万元系上述欠条中2016年4月不含税货款55517.4元与5月不含税货款47283元两笔共计102800.4元在偿还2万元后优惠计算所得）的2.5L容量热水瓶外壳货款，被告奔仕公司对计划书中内容予以确认，被告胡耀芳作为保证人提供担保。然而，直至原告起诉之日止，罗土群仅以现金方式在向原告支付上述计划书中的100000元欠款后至今未向原告支付其余货款，也未履行更换支票等义务，被告方已经构成违约。被告罗林洪为被告罗土群的配偶，罗土群所欠原告货款产生于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故依法应当共同偿还。被告胡耀芳系计划书所列债务的保证人，依法应当在计划书所涉408074元的范围内对上述货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被告罗土群、罗林洪、胡耀芳答辩称，1、罗土群不需对欠款承担责任，涉案的货款是原告与被告奔仕公司交易产生的货款，罗土群是奔仕公司的员工，罗林洪是奔仕公司股东，均不应该承担公司的债务；2、被告胡耀芳签名不构成担保合同或担保书的构成要件，因此胡耀芳不应该承担担保责任；3、三被告认为被告奔仕公司已经按照2016年9月7日所做计划全额向原告支付了货款。被告胡耀芳单独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计划》中的担保不是原告所述的还款计划担保，只是担保原告制作8万个2.5升外壳送货同时收现金。被告奔仕公司未提交答辩意见，亦未提供证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案件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被告罗土群与原告富城厂有业务往来，富城厂按罗土群的要求向其提供热水瓶外壳等产品，罗土群向富城厂支付货款。2016年5月16日至2016年7月19日期间，罗土群先后四次以印有奔仕公司名称及相关信息的便笺纸向富城厂出具书面材料，确认欠货款的情况。四份书面材料内容分别为：“富城2016年4月不含税货款￥55517.4元，大写：伍万伍仟伍佰壹拾柒元肆角。已收送货回单确认人签名：罗土群日期2016.5.16”、“富城2016年5月不含税货款￥47283元，大写：肆万柒仟贰佰捌拾叁元正。已收回单确认人：罗土群日期2016.06.07”、“富城2016年5含税货款￥190954元，大写：壹拾玖万零玖佰伍拾肆元正。已收回单确认人：罗土群日期2016.06.07”、“富城2016年6月帐单含税金额￥245461.64元，大写：贰拾肆万伍仟肆佰陆拾壹元陆角肆分。确认人签名：罗土群日期2016.7.19”。2016年9月7日，因罗土群交付给原告用于支付货款的支票多次发生退票，原告向罗土群追索要求解决，罗土群、罗林洪、胡耀芳用空白的《奔仕电器有限公司领料单》向原告出具了一份《计划》，《计划》大致内容为，退票10万9.15付现金；退票17万9月内换支票；8.30支票158074元9.20-25付现金；2.5L货款8万10.10付现金。2016.09.07确认：罗土群、罗林洪担保人：胡耀芳。2016年10月11日因又新增2016年9月份的货款罗土群再次以奔仕公司便笺纸向富城厂出具了一份书面材料，内容为：“富城2016年9月含税货款：96458元，大写：玖万陆仟肆佰伍拾捌元正（￥96458元）确认：罗土群日期：2016.10.11”。庭审中，原告述称罗土群、罗林洪、胡耀芳所出具的《计划》中第一张退票10万不属于罗土群出具的另外五张书面材料中所提及的货款，且罗土群已经支付相应款项，故不在本案诉讼请求范围；第一张退票17万元是支付2016年7月份货款；8月30日支票158074元是支付2016年8月份货款；2.5L货款8万元实际为2016年4月不含税货款55517.4元和2016年5月不含税货款47283元之和减去罗土群已支付2万元货款后余额82800.4元给予罗土群折扣优惠后同意收取8万元整。被告罗土群、罗林洪、胡耀芳提供农业银行转帐记录一份、中国建设银行转帐记录两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帐单两页、中山市奔利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奔利公司）转帐记录两份、支票签收记录两份，主张四被告委托的他人或公司已经清偿完奔仕公司所欠货款，其中罗伙明于2016年8月5日及8月9日各向原告支付了2万元；胡某于2016年7月15日、9月10日分别向原告负责人胡永强支付了16900元、2550元；奔仕公司于2016年6月3日向原告支付了50000元；罗土群于2017年3月21日向原告负责人胡永强支付了8100元；奔利公司于2016年9月19日向原告支付了两笔款项分别为8万元、2万元；原告法人从被告处领取了两张金额分别为10万元（出票人为常山县瓦斯多克贸易有限公司）及141485元（出票人为奔利公司）的支票。原告富城厂质证称：罗土群支付给原告的8100元是罗土群2017年3月21日再次向原告进货所产生的货款，在罗土群与胡永强微信聊天记录“红色480，白色200，仿钢320，一千个，对应内胆，8100，已转入。查收”中有反映；奔仕公司于2016年6月3日向原告支付的50000元，是奔仕公司向原告支付其他货款的，被告称是偿还《还款计划》中的欠款，那发生时间不可能在《还款计划》签订时间2016年9月7日之前；罗伙明2016年8月5日、8月9日支付的两笔20000元均是向原告支付其他款项，与本案无关，被告所列还款均是偿还《还款计划》中的欠款，该两笔款均发生在《还款计划》签订之前，明显和被告的陈述相矛盾；胡某2016年7月15日支付的16900元也是向原告偿还其他货款，罗土群在2016年6月27日及7月4日多次承诺支付该笔欠款，但直到2016年7月15日才通过胡某支付给原告，与本案无关，且发生在《还款计划》之前；2016年9月10日胡某转给原告的2550元是罗土群于2016年9月10日向原告另外采购“300个4.8外壳”产品所产生，与本案无关，在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中有反映；奔利公司于2016年9月19日向原告支付了两笔款项分别为8万元、2万元是支付《还款计划》中的10万元无法兑现支票的款项，在原告经营者胡永强及罗土群等人的表达习惯中，往往以“给现金”的表达对“给支票”进行区别，这里的“给现金”指钞票支付和现金转帐；胡永强签收的工商银行支票（141485元、出票人为奔利公司）出票日期是2016年6月20日，因支票无法兑现，原告在2016年7月7日在微信向罗土群质问，在本案债务确认时间之前，不可能是用于偿还本案债务；胡永强签收的中国银行支票（10万元、出票人为常山县瓦斯多克贸易有限公司）落款日期及“九月货款”字样并非胡永强所写，支票与本案无关，该支票出票日期是2016年3月28日，远远早于本案所主张债务的时间，明显与本案无关。为支持自己的质证意见，原告提交罗土群与胡永强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经本院当庭查验罗土群、胡永强所携带的手机确认，上述聊天记录确有真实发生于罗土群、胡永强两台手机所注册的微信号之间。原告提供本院（2015）中二法东民一初字第470号民事判决书在裁判文书网上公示的副本，主张罗土群、罗林洪在上述债务纠纷发生期间为夫妻关系，被告质证期间予以确认。庭后，被告罗土群、罗林洪、胡耀芳又提供《采购订货单》复印件三张，述称与原告富城厂发生交易的是奔仕公司，上述《采购订货单》只有奔仕公司单方盖章，供方一栏并无富城厂签字盖章，原告以庭审辩论已结束且《采购订货单》为复印件为由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另查明，奔仕公司成立于2013年3月7日，公司股东为罗林洪、罗伙明。罗土群参保资料显示，罗土群于2016年7月份起申报工作单位为奔仕公司。又查明原告富城厂于2017年3月24日以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耀芳五金塑料厂、胡耀芳为被告向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两被告共同支付原告支票票面金额144980元及利息。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立案号（2017）粤0606民初4227号，经审理后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不采纳胡耀芳在该案庭审中辩称支票款144980元与本院审理的2016年9月7日《计划》中的欠款为重复诉讼的意见，判令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耀芳五金塑料厂支付相关票据款项144980元及利息。本案原告及到庭三被告确认上述（2017）粤0606民初4227号案仍在二审阶段，一审判决尚未生效。三被告提供上述案件中原告富城厂提交的送货单14张，主张与原告交易的为奔仕公司，上述14张送货单货值为144099.8元，与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中支票金额144980元基本相符。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本案双方当事人对诸多案件事实均有不同意见，对双方的意见分歧本院作逐一分析。关于原告本案诉求货款的交易对象是罗土群还是奔利公司,法律并不禁止个人向企业购买货物，虽然罗土群提供《参保证明》证实其工作单位是奔利公司，但此并不妨碍罗土群以个人名义向原告购买货物，原、被告双方对此说法不一，应以实际交易的合同、单据等原始凭证确定实际交易相对方。本案中被告罗土群、罗林洪、胡耀芳虽然提供了三张《采购订货单》，但仅为奔仕公司单方制作，原告不予确认，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罗土群所签订的《计划》和五份确认欠货款的书面材料中均以个人名义书写，未有加盖奔仕公司公章，亦未在个人签名前冠以奔仕公司名称，直观体现为个人确认欠款，加之书面材料中罗土群列明“已收回单”，故相关原始凭证在出具书面材料是已由罗土群收取，罗土群述称自己是奔仕公司财务，其丈夫罗林洪又是奔仕公司股东，即使相关原始凭证事后已交奔仕公司，其亦有权调阅，故举证责任应由被告方承担，现被告方未进行举证，应负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故本院采信原告主张，确认罗土群为交易相对方。关于2016年6月7日罗土群所书写的两张欠货款的书面材料所提及的2016年5月份货款是否重复，两份材料分别确认2016年5月不含税货款为47283元，2016年5月含税货款为190954元，两者之间差额巨大，且为两份材料为同一天出具，若分别反映2016年5月份货款的不含税价和含税价，明显不符合现行税率，也完全没有必要分开两份材料出具，故两份材料所反映的货款应该分别是不要求开发票的货款金额和要求开发票的货款金额，两笔货款并不重复。关于原告在本院诉讼要求四被告支付的货款与原告向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2017）粤0606民初4227号案诉讼标的是否存在重复，按到庭三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原告在（2017）粤0606民初4227号案中提交了对应的2016年4月2日至2016年4月21日的送货单以证明双方存在相应数额交易，但在本院审理的案件中，罗土群出具的2016年4月份书面材料确认已收了原告持有的送货单，若两案诉讼请求标的存在重复，原告在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应无法举证送货单原件。故本院认定，两案诉讼标的并不重复。关于原告是否有收取过被告现金10万元，原告在诉状中述称罗土群曾以现金方式支付计划书中的10万元欠款，后在庭审中更正称该“现金方式”是相对于给付支票方式而言的，实际上为转帐付款。被告罗土群自述为财务人员，对大额金钱支付应有留存相应证据以备做帐的职业习惯，现其未提供原告收取10万现金的收据，应负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且奔利公司在2016年9月19日转帐支付的8万元、2万元与《计划》所列的10万元计划支付时间9月15日十分接近，本院采信原告的解释，确认奔利公司在2016年9月19日转帐支付的8万元、2万元即为原告诉状中所述的现金支付10万元。关于《计划》中所提及的欠货款额508074元（10万+17万+158074元+8万）与五张按月份确认欠货款的书面材料内所提及的金额是否有重复，《计划》出具时间为2016年9月7日，早于2016年10月11日出具的确认2016年9月含税货款为96458元的书面材料，故该96458元与《计划》中所提的508074元没有重复，至于其余四张确认2016年4月不含税货款55517.4元、2016年5月不含税货款47283元、2016年5月含税货款190954元、2016年6月含税货款245461.64元的书面材料出具日期均在《计划》出具之前，确有重复的可能。原告确认《计划》中第四笔8万元的货款即为2016年4月不含税货款55517.4元、2016年5月不含税货款47283元之和扣减已还款20000元后余额给予被告折扣后的尾数，该陈述对己方不利，故本院予以采取。三被告所提交的8笔付款记录和两张支票签收材料，其中出票时间为2016年3月28日，金额为10万元的支票明显早于确认2016年4月不含税货款、2016年5月不含税货款、5月含税货款、6月含税货款的时间，故该10万元支票显然是用于支付其他月份货款，与本案诉讼标的无关。另外8笔付款中有4笔支付时间在2016年9月7日之后，实际发生于2016年5月16日之后2016年9月7日之前的4笔付款加1张支票总计为248385元，若按三被告所述款项全部是用于支付2016年4月不含税货款、2016年5月不含税货款、5月含税货款、6月含税货款，且《计划》是对之前所有欠货款的总结，则至出具《计划》时实欠货款只有55517.4元+47283元+190954元+245461.64元-248385元=290831.04元，三被告出具总额为508109元的《计划》明显超出2016年4月不含税货款、2016年5月不含税货款、5月含税货款、6月含税货款未付款数额。故三被告称《计划》即为之前所出具欠货款确认材料的总结，明显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在优势证据下，本院采信原告所述，确认《计划》中只有第四笔8万元货款为2016年4月不含税货款55517.4元、2016年5月不含税货款47283元之和扣减已还款20000元后余额的折扣数，前三笔支票款10万元、17万元、158074元与5张货款数额确认材料所记载数额无关。纵观5张货款数额确认材料和《计划》，罗土群实际应支付给富城厂的货款数额为10万（4月、5月不含税货款给予折扣后的数字）+190954元（5月含税货款）+245461.64（6月含税货款）+10万（计划的第一笔退票）+17万（计划的第二笔退票）+158074元（计划的第三笔8.30支票）+96458元（9月含税货款）=1060947.64元。关于三被告举证的8笔付款记录、2张支票签收记录是否有真实支付，是否用于支付本案诉讼标的，本院逐一分析如下：1、出票时间为2016年3月28日，金额为10万元的支票，该支票出票时间早于5张货款数额确认材料和《计划》，明显不是用于支付上述货款，原告亦述称该支票是用于支付其他货款且未有兑现，因该支票不是用于支付本案货款是否兑现与本案处理无直接关联，故可以剔除。二、出票时间为2016年6月20日，金额为141485元的支票，原告称支票未有兑现，虽然从微信截图中反映，2016年7月7日原告负责人胡永强曾在微信中发送该支票的照片给罗土群，但无具体文字或语音要求罗土群支付票据未兑现的款项，罗土群亦未作答，从微信无法确认支票未兑现的情况。原告未举证该支票原件，2016年7月7日所发送的照片亦可能是之前时间拍摄，故本院无法从现有证据材料认定支票是否兑现，原告应负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该141485元支票为案外人奔利公司出具，是否兑现罗土群不能直接知悉，原告签收支票后未提供支票未兑现的证据要求再次支付货款，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其中罗伙明于2016年8月5日及8月9日各向原告支付了2万元，原告质证称是用于支付其他款项，但未提供证据，应负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本院认定该两笔款项是用于支付本案货款。四、胡某于2016年7月15日向原告负责人胡永强支付的16900元，该款原告质证称是向原告偿还其他货款，虽然微信中胡永强向罗土群催促支付16900元，罗土群亦两次承诺会处理好这16900元，但微信内容并未反映双方有另有发生交易，故该16900元亦可能是罗土群承诺过先结付部分货款，原告催促兑现承诺的结果，并不必然是另外货款，原告未举证另外发生交易，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本院认定该笔款项是用于支付本案货款。五、胡某于2016年9月10日向原告负责人胡永强支付的2550元，罗土群与胡永强在当天的微信聊天记录：“钱到货到”、“4.8外壳300个已经安排汇出，农行卡是不是容桂支行？已汇了查收”反映原告与罗土群于2016年9月10日发生的即时结算交易，已结算完毕，无必要在2016年10月17日再另外进行结算，故该笔货款与本案诉讼标的无关。六、奔仕公司于2016年6月3日向原告支付了50000元，原告质证称是罗土群通过奔仕公司帐户支付的其他货款，但罗土群与胡永强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只表映胡永强催问罗土群转帐没有，事后罗土群向其发送办理网银转帐操作的照片，并未反映双方发生何交易，从罗土群此前欠原告4月份不含税货款55517.4元的情况，原告催促罗土群支付50000元实属正常，原告未举证证明双方另外发生交易，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故本院认定该笔款是用于支付案涉货款。七、奔利公司于2016年9月19日向原告富城厂转帐支付的两笔款项80000元、20000元，原告亦已确认该款是支付《计划》中未兑现的10万元支票，与涉案证据《计划》所证明的交易欠款相关。八、罗土群2017年3月21日支付给原告的8100元，罗土群与胡永强微信聊天记录“红色480，白色200，仿钢320，一千个，对应内胆，8100，已转入。查收”反映罗土群2017年3月21日再次以微信方式要求原告供货，并告知胡永强已转款，本院确认该笔款项是另外购货并即时支付货款的交易货款，与本案诉讼标的无关。综上所述本院认定被告罗土群通过自己或其他人交付给原告富城厂或其负责人胡永强用于支付5张货款数额确认材料和《计划》所反映货款或支票的金额为141485元+20000元+20000元+16900元+50000元+80000元+20000元=348385元（含双方均未举证是否兑现的支票141485元），在未举证141485元支票未兑现的情况下，原告只能向罗土群主张支付货款额为1060947.64元-348385元=712562.64元。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双方对货款的支付时间没有明确约定，被告罗土群可以随时向原告履行，原告亦随时可以要求罗土群履行，原告要求从起诉之日起计付，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50%标准计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该标准未超过中国人民银行逾期罚息利率标准上限，本院亦予以支持。关于被告罗林洪的责任承担，被告罗土群、罗林洪确认发生交易期间两人为夫妻关系，且未举证夫妻婚前对财产有作特别约定或者有与原告约定债务为罗土群个人债务，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被告罗林洪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被告胡耀芳的责任承担，虽然双方当事人以领料单书写《计划》，但所书写内容明显为还款计划和对还款方案的担保，意思表示真实，胡耀芳应承担对应的担保责任，双方未对保证期间进行约定，保证期间依法默认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计划》中共计有四笔款项，其中第一笔100000元原告已确认奔利公司于2016年9月19日向原告富城厂转帐支付80000元、20000元代罗土群支付，故该笔款项已结清，胡耀芳无须承担担保责任。第二笔170000元，约定履行时间9月内，即保证期至2017年3月底，原告在保证期间提起诉讼，胡耀芳应承担担保责任。第三笔158074元，约定履行时间为9月20日至25日间，即保证期至2017年3月25日，原告于2017年3月27日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保证期间，故胡耀芳对该笔货款不须承担保证责任。第四笔8万元，约定履行时间为10月10日，即保证期至2017年4月10日，原告在保证期间提起诉讼，胡耀芳应承担担保责任。关于被告奔仕公司的责任承担，原告庭审中明确自己的交易对象为罗土群，虽然奔仕公司亦曾代罗土群支付部分货款，但所有确认欠货款的证据材料中奔仕公司均未盖章，罗土群、罗林洪夫妻二人签名亦未以奔仕公司名义确认欠款，故原告要求奔仕公司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奔仕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本院依法判决。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判决如下：一、被告罗土群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向原告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富城金属塑料制品厂支付货款712562.64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712562.64元为基数，从2017年3月27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50%计付）；二、被告罗林洪对罗土群上述判项一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胡耀芳以250000元为限对被告罗土群上述判项一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富城金属塑料制品厂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209元，财产保全费2170元，合计15379元，由原告负担3733元（已缴交），被告罗土群、罗林洪负担11646元，被告胡耀芳对其中4086元共同负担（该款原告已预交，本院不另收退，被告罗土群、罗林洪、胡耀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迳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谭凯航审判员  阮明俞审判员  马孟秋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邓小玮陈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