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10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亚丽，女，1991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凤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靖宗，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盛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锦绣路47号锦绣大厦6层。法定代表人：姜显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范英华，辽宁骁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亚丽因与被上诉人大连盛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益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4民初58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高亚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靖宗，被上诉人盛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英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亚丽上诉请求：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错误。第一，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一条“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及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之规定，借贷纠纷首先是双方之间应存在资金融通行为，其次被上诉人应持有借据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而本案被上诉人自认其持有的上诉人署名的“借据”实为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工作给予的福利房产，通过抵扣工资、五险一金及其他费用后，上诉人对尚欠房款部分进行的确认。而依被上诉人所述，双方之间应为福利房屋的买卖关系，即上诉人取得房产时就知道或认可支付被上诉人房款，并同意通过抵扣工资、五险一金及其他费用的方式，抵偿部分房款，双方的纠纷亦为房屋买卖纠纷，原审法院以民间借贷纠纷审查双方之间法律关系错误。既然原审法院将本案列为民间借贷纠纷，法院就应着重审查双方之间是否存在资金融通行为及被上诉人是否有证据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而通过被上诉人的自述，双方之间并没有资金融通行为，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对于该诉讼，法院应予驳回。第二，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署名的借据是基于用福利房的房款抵扣上诉人工资、五险一金及其他费用后剩余的款项错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还款义务不公。被上诉人自述的抵扣约定及抵扣方式、抵扣金额等均没有上诉人的认可，基于民事法律关系相对性的原则，对没有上诉人认可的单方行为不应对上诉人产生法律后果。加上被上诉人已认可房屋系给予上诉人福利事实，不能认定上诉人负有针对被上诉人给予的福利房屋再行支付房款的义务。第三，如果被上诉人所述事实存在，那么在被上诉人给予福利房至上诉人签署平账用的空白“据”长达几年的时间里，双方应当有过对上诉人需支付房款的确认或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房款的证据，或被上诉人按月抵扣房款的凭据，但显然均没有。而在上诉人署名的“借据”中也未列明款项用途，故不能将房屋与借据关联一起，二者没有关联性。（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将“欠款”等同于借款错误，进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借条确认的借款关系与欠条确认的欠款关系具有本质的区别。1.从法律关系来说，借款的法律关系是清新、明确、单纯的，而欠款的法律关系可能比较复杂，欠款“背后”的背景要复杂得多。2.借款的产生和形成只有一个原因，即债权人将款借给债务人；而欠款产生和形成的原因很多，包括买卖、借贷、高利贷、侵权行为、拖欠工资等，且违法行为产生的欠款，不受法律保护。3.借据和欠据的效力不同，对于债权人来说，其权利安全程度也不一样。4.二者的诉讼风险不同，借条持有人凭借条起诉后，由于借条本身较易于识辨和认定当事人之间存在的借款事实，借条持有人一般只需陈述借款的事实经过即可。但欠条持有人凭欠条起诉后，必须向法庭陈述欠条形成的事实，若对方否认，欠条持有人必须进一步举证证明欠条形成的事实。5.欠条与借条的法律时效适用不同。综上，原审法院将没有发生的借款认定为欠款是错误的，以借款关系适用相关法律规定更是错误的。（三）被上诉人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根据被上诉人的内部文件，该笔债权实际落在与被上诉人相关联的康福达公司账上。（四）被上诉人仅凭一张公司内部的“据”作为认定上诉人欠被上诉人房款的证据不足，上诉人签署这张“据”时是空白的，是因为上诉人从被上诉人离职时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工资及五险一金，当时财务人员提出在公司核对完毕工资及五险一金后将款项支付给上诉人，上诉人亦为外省人员，所以按公司要求先期签署了一张带有交款及领款性质的“据”。盛益公司二审辩称，不同意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一）本案虽不是典型的民间借贷案件，但结合本案相关证据可以认定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上诉人在职期间，被上诉人代上诉人向星海壹景2-102号房屋的开发商恒达房地产公司支付了全部房款，恒达房地产公司接受被上诉人的指示将房屋交付给上诉人，上诉人取得房屋的所有权，而上诉人在取得房屋之后即提出辞职。双方在上诉人离职后，以被上诉人代上诉人支付的房款中每平方米9000元的优惠价计算全款，扣除被上诉人欠付上诉人的工资、社保以及公积金之后形成的余额555659.37元作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借款，且上诉人在欠据上签字予以确认，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成立。（二）上诉人所述欠据的由来不是事实，且不符合常识。首先，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双方劳动关系已经解除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在没有任何金额和“据”的性质字样的情况下签署空白的“据”。其次，上诉人称被上诉人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对此一审法院也已经予以查明，上诉人所取得房屋的款项全部由被上诉人代付，被上诉人在文件审批表中的记载说欠条挂康福达公司的账，该记载仅是内部对债权的处分，债权人并没有通知债务人向其他方给付，故被上诉人作为债权人，有权向上诉人主张债权。盛益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向原告偿还欠款555659.37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向支付利息至欠款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高亚丽原系原告盛益公司的员工，2016年2月25日离职。2015年12月22日，高亚丽（甲方）与大连泓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乙方）签订《代建房屋协议书》，代建房屋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房屋建筑面积70.3平方米，双方协商同意，代建房屋按每平米11820元计算房款，甲方向乙方支付代建费830946元。合同第十条特别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代建的房屋暂无国有产权，其产权属于军产，期限为2012年8月1日至2082年7月31日，该房屋的收益、转让、继承等权益归甲方所有，具体按国家、军队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执行。该合同还约定了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2016年1月8日，大连泓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案涉房屋交付给高亚丽，高亚丽支付了物业费等相关费用。被告提举的《入伙手续书》中，房产财务收款组一栏记载，“所有款项结算情况：已结清，抵账”。该栏有大连泓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该公司向高亚丽出具的专用收款收据上，金额为830946元，收款事由一栏亦有“盛益抵账”字样。2019年10月21日，大连泓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情况说明内容为：“‘星海壹景’项目是我公司开发建设的，项目性质为军产。因我公司与大连盛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有债权债务关系，我公司将‘星海壹景’2-102号房屋抵付给大连盛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我公司按照大连盛益建设集团的指示将房屋权属办理至高亚丽名下，并为其办理房屋钥匙领取手续，向高亚丽交付了房屋。”高亚丽于2016年2月25日从盛益公司处离职。盛益公司提举借据一张，其上有高亚丽在领款人处的签名，该借据金额为555659.37元，借据上未填写时间。盛益公司提举的标题为“关于申请办理高亚丽以房抵顶工资及五险一金事宜的报告”的盛益公司内部文件审批表（业务类）记载，人力资源部呈请事项：一、房源情况，星海壹景2-102#，面积70.3平方米，单价11820元/平方米，合计房款830946元；二、高亚丽个人工资及五险一金欠费情况，合计77040.63元；1.工资：57095.86元（盛益财务31779元，联盛财务25316.86元）；2.五险一金：19944.77元（社保为15010.97元、公积金为4933.8元）；三、综上所述，以房抵顶高亚丽个人工资、五险一金、个人欠款后，高亚丽还应支付房款753905.37元。请领导批示。签字人王尧，日期为2017年2月23日。当日，董事长批示，按合同价做进康福达集团账，按9000元/平方米挂高亚丽账，冲抵高亚丽工资及五险一金，剩余部分由高亚丽打欠条，欠条不写日期，同时写承诺，所欠款项分别于2017年底还一半，2018年底全部还完。该批示内容还包括公司具体如何冲抵房款等事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高亚丽签名的借据能否证明双方之间欠款事实的真实存在及相应的欠款金额。首先，高亚丽辩称其在离职时在该借据上签字，目的是为了配合盛益公司做账，且当时并无“借”字。依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现高亚丽未能举证证明其上述意见的真实性，故一审法院对于高亚丽的该项抗辩意见无法采纳，高亚丽在该借据上签字可以认定为其对于欠款数额的认可；其次，盛益公司主张案涉欠款系其给予高亚丽房屋一套，扣除公司欠付高亚丽的工资、五险一金后的剩余款项。高亚丽提举的《房屋代建协议书》、《入伙手续书》、专用收款收据等可以证明盛益公司给予高亚丽案涉房屋，且房屋开发单位已向其交房的事实，高亚丽对此亦无异议。房屋价格在高亚丽所出示的《房屋代建协议书》及专用收款收据上已有记载，高亚丽理应知晓。盛益公司提举的《文件审批表》上所记载的金额与此一致，因此对于房屋价格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现盛益公司主张的欠款金额系在房屋总价款中扣除了高亚丽的工资、五险一金等欠付的款项，并额外减免了部分款项，金额与借据上所记载的一致，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最后，高亚丽辩称，案涉房屋系于2015年赠与，而之后才让其在会计凭证上签字不合常理。现高亚丽主张在会计凭证上签字是在2016年其离职之时，用人单位在员工离职时进行结算并不违反常理。因高亚丽系在借据上签字，盛益公司将欠款作为借款向其主张返还，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盛益公司要求高亚丽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向盛益公司支付利息至欠款还清之日止的诉讼请求，因借据上并未约定还款期限，因此盛益公司要求高亚丽自起诉之日起支付逾期还款利息于法有据，利率亦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盛益公司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高亚丽的抗辩意见缺乏证据加以佐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高亚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大连盛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欠款555659.37元；二、被告高亚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以欠款本金555659.37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向原告大连盛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支付自2019年7月8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案件受理费9357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负担，给付时间同上。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提供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对证据进行质证。上诉人提供其打印的航班行程一份，拟证明其自2016年从被上诉人处离职后至2017年间往返于各个城市之间，被上诉人陈述该借据是在2017年2月由被上诉人公司内部审核完毕确认金额之后由上诉人签署不成立，因2017年2月至3月期间，上诉人不在大连。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上诉人提供的是复印件，无法确定真实性；仅有航班信息，即使真实，也无法否认上诉人签署借据的效力。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判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二审提供其自己打印的航班信息真实性无法确认，内容亦不足以证明上诉人自2017年2月后不在大连。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本案中，被上诉人盛益公司起诉上诉人高亚丽偿还借款，向法庭提供了由被上诉人签名的借据，并提供了该借据形成过程的标题为“关于申请办理高亚丽以房抵顶工资及五险一金事宜的报告”的大连盛益建设集团的文件审批表，结合上诉人原审提供的委托代建房屋协议书、入伙手续书、专用收款收据及案涉房屋开发单位出具的情况说明，足以证实上诉人高亚丽在被上诉人盛益公司任职期间，盛益公司为高亚丽支付全部房款830946元，购买了一套面积为70.3平方米，每平方米单价为11820元的房屋，该房屋交付上诉人高亚丽后，高亚丽即辞职，并签署了一份按公司内部折扣价每平方米9000元计算应付房款，并扣除尚未支付的工资57095.86元、五险一金19944.77元后，尚欠被上诉人盛益公司555659.37元的借据。上述证据所证事实清晰、一致，符合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而上诉人高亚丽一审所述其离职时在该借据上签字，是为了配合盛益公司做账，且当时并无“借”字；二审时所述其当时是在空白“据”上签字，是因为其从被上诉人处离职时，被上诉人尚欠其工资及五险一金，财务人员提出公司核对完毕工资及五险一金后将款项支付给上诉人，上诉人亦为外省人员，故按公司要求先期签署了一张带有交款及领款性质的空白的“据”。上诉人的上述两种说法既存在矛盾，亦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且不符合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通常而言，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当明知在空白单据上签名的法律风险，亦可视为其授权持有该空白“据”的一方填写内容，依法仍应由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且若为债权方应当由债务人向其出具债权凭证，而非在其尚未收到债务人偿还的款项时向债务人出具空白的“据”。至于案涉债权债务关系是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还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依据上述证据和事实，应当认定双方系上诉人在辞去被上诉人公司的职务时，对尚欠被上诉人公司的款项，通过出具借条的方式转换为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被上诉人依据该借据，以民间借贷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并无不当。至于上诉人辩称案涉房屋是上诉人在职期间被上诉人分配给其的福利房，不应向其索要房款的意见。通常而言，用人单位在正常支付员工工资、五险一金等福利待遇后，分配给员工房屋的目的，主要是用于奖励具有重大或特殊贡献的员工，或为了留住人才在用人单位长期工作，而本案上诉人获得案涉房屋后，随即提出辞职，故在上诉人辞职时，双方约定按一定折扣价由上诉人高亚丽向被上诉人盛益公司支付相应的房屋对价亦符合情理。至于被上诉人盛益公司的主体资格问题。因本案上诉人所取得房屋的款项全部由被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盛益公司将该账目记载在其内部其他公司的账上，仅是其内部财务账目的管理方式，且依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条第二款“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因本案上诉人高亚丽提出的被上诉人盛益公司主体不适格的抗辩理由，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盛益公司不具有债权人资格，故本案对该上诉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高亚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357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高亚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毛国强审判员  富喜胜审判员  缪 明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书记员  陈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