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晋宁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云0122民初1480号原告鲁加顺，男，汉族，1949年6月5日生，现住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被告李冬梅，女，汉族，1982年11月3日生，现住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原告鲁加顺诉被告李冬梅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15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田红飞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宋鹏程、李浩玲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鲁加顺、被告李冬梅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鲁加顺诉称：原被告系邻居关系，都是晋宁区二街镇甸头村委会甸头村村民，本村瓢把田2公是原告所有，其中瓢把部分1公被被告占用建盖房屋，剩余瓢形部分原告添加落水洞9厘方才达到1亩才符合国家补助每月300元。两家为了被告占用1公土地产生纠纷争吵多次，被告父亲来原告家哭过三次，故而没有把瓢把部分1公田要回。原告多次讨要土地还被被告一家打伤住院看病花了7万多元。到村委会调解因双方争议较大没有调解成功。无奈，原告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归还占用原告1公地；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李冬梅辩称：原告诉状上诉称我家盖房的一公土地是属于我们家的，我请证人写了个证明，还有我们村的会计可以作证，当初他参与了分田；我爸爸没有去他家哭闹过，也没有殴打过他；现在我家建房的土地，田埂还在；诉讼费我不承担。综合上述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本案诉争的土地是谁的？原告的诉讼请求如何处理？针对上述争议，原告鲁加顺向本院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一份，欲证明原告方拥有对土地的使用权、所有权；《政府征用补偿协议》复印件一份，欲证明政府征用了原告瓜地的耕地，瓜地的耕地就是瓢把地。经质证，被告李冬梅认为：该村村民在瓜地，每家都零散的有地，我家瓜地有六块地，是东一块西一块的，没有聚集，土地证上写了个总面积。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真实性没有意见，但是原告家土地证只包含他家土地的面积，原告家瓜地的耕地不在我家盖房的范围，原告家田的位置西边的小沟接我家东边，没有包含我家的一公地；对《政府征用补偿协议》的真实性认可，但是我不认可原告说的用其他地方补这里的面积。本院认为，对原告提交的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欲证明观点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做出综合评判。被告李冬梅向本院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本，欲证明被告家在瓜地有六块地，被告家简易房盖在自家地里，土地证上瓜地是最大的一块地；《政府征用补偿协议》一份，欲证明政府征用被告瓜地的面积；现场照片两张，欲证明被告家房子没有盖在原告家地里，因为田埂都还在；李华生出具证明书一份，欲证明盖房的地是被告家的以及瓜地的四至界线。经质证，原告鲁加顺对被告李冬梅提交的证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李华生的证明书真实性不认可；对现场照片表示看不来；对《政府征用补偿协议》因其不识字也看不懂。被告李冬梅申请证人鲁某出庭作证，欲证明原被告两家的田是其当村干部的时候分的，分田的时间1983年下半年，分田时的界限是清楚的，以田埂为界，但现在的田埂是否是当时分田时候的田埂因现在年代久了，去现场还是看得出来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所填写的四至只是以最大的一块地的四至标注，其他小的地块四至在证上并未标明。被告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欲证明其与被告家在瓜地的田的位置是上下家的关系，证人张某家的地与李冬梅家现在盖房子那块地在一起。经质证，原告鲁加顺认为二个证人说的不正确。本院认为，对被告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政府征用补偿协议》及现场照片两张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证明观点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做出综合评判。对李华生出具的证明书一份因本人未出庭作证本院不予采信。对证人鲁某的证言能够证实原被告分田时实际状况，本院予以采信。对证人张某的证言能够证明其与被告瓜地地块的位置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告鲁加顺家于1983年下半年由村集体分得甸头村委会甸头村二组瓜地位置的耕地1亩，在承包期间村组未调整过原告在瓜地位置的土地。2008年7月17日晋宁县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号为晋农地承包权证（2008）144号，承包期限1991年4月30日至2021年4月30日，承包方式为家庭联产承包，该证载明瓜地耕地的登记面积1亩及四至界线。2013年10月22日原告鲁加顺瓜地位置的耕地被政府征用，征用的面积为0.756亩。被告李冬梅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号为晋农地承包权证（2008）007002185号）载明瓜地耕地的登记面积1亩及四至界线，2014年2月27日被告李冬梅瓜地位置的耕地被政府征用，征用的面积为1.368亩。原告以被告占地为由诉至本院。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害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原告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政府征用补偿协议》为据主张被告归还占用的1公耕地，原告应证明其所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属清楚无争议，并同时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侵占其土地的事实。本院经询问甸头村委会村组干部，在该村分配土地时1公土地的计量标准为：1公土地=0.33亩，1公土地约222平方米，3公土地=1亩。经庭审查明，在原被告双方所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的地块名称为瓜地位置的耕地，原告称其家有二块土地，登记面积1亩。被告称其家有六块土地，登记面积1亩。双方所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的瓜地地块四至均以最大一块的耕地位置作为登记四至的依据，其余地块的四至未作登记，所登记的四至并不能客观全面的反映双方真实的地块四至界线，属于四至界线不明确。在双方所诉争的相邻地块双方均认可村组分田时是以田埂为界线，被告李冬梅认为现存的这条田埂就是双方相邻地块分田时的界线，而原告不认可。此相邻地块的现状是：原告拥有的耕地已栽种滇柏树且已被政府征用，被告拥有的耕地已建盖简易房屋。被告李冬梅提供的现场图片证实田埂能够清晰的辨认出来，与本院实地查看的现状相符，但此田埂是否是1983年分田时双方以此为界线的田埂，证人鲁某并不能当庭确认，此争议属于双方使用权界线争议。原告所持有的《政府征用补偿协议》系其女儿鲁萍与甸头村委会第二村民小组签订，征用土地为原告栽种滇柏的一块耕地，面积0.756亩，位置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的瓜地，原告称征地时水沟没有计入量地的范围。被告持有的《政府征用补偿协议》载明征用瓜地的耕地面积为1.368亩，被告称在承包期间村组调整过其在瓜地位置的土地面积，被告实际面积比证上登记面积多，但不能必然得出被告占用原告1公土地的结论。原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的瓜地面积虽然是1亩，但原告在瓜地有二块地，其中一块面积为0.756亩的耕地被政府征用，证上1亩的面积是包括二块地的面积还是仅指被征用的地块面积系属使用权范围不明，不能以此得出被告占地的事实。据上述事实，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在瓜地位置的耕地面积均存在登记面积与实际地块数和实际面积不符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之规定，本案双方当事人对所诉争的土地使用权存在争议。原告所诉，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鲁加顺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00元全额退还原告鲁加顺。如不服本裁定，可在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田红飞审判员  宋鹏程审判员  李浩玲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二日书记员  姜 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