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晋民初25号原告：卓友米，男，1975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委托代理人：李便婵，山西新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卓杏生，男，1961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委托代理人：石霞，山西神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卓友才，男，1976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委托代理人：高利红，山西神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小兵，男，1978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委托代理人：梁贇，山西佳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何晋霞，山西佳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鸿润煤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和顺县喂马乡河绪村。法定代表人：薛主明，经理。委托代理人：郭立和，北京融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卓友米与被告卓杏生、卓友才、王小兵、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鸿润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润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由刘英担任审判长并主审本案，刘志刚、仲俊光参加评议，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卓友米的委托代理人李便婵，被告卓杏生及其委托代理人石霞，被告卓友才的委托代理人高利红，被告王小兵及其委托代理人梁贇、何晋霞，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鸿润煤业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郭立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卓友米起诉称，原告与被告卓杏生2007年7月28日签订了书面协议，明确约定原告与被告卓杏生共同投资9200万元收购山西和顺上元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产权、经营权及所有股权，其中原告出资5750万元，占62.5％的股权；被告卓杏生出资3450万元，占37.5％的股权。当天以卓杏生名义与山西省和顺上元煤业有限公司陈思东签订了《山西和顺上元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产权、经营权及所有权整体转让协议书》，后原告向陈思东支付转让费5750万元，其中2008年1月23日支付1000万元；2009年12月17日支付1450万元；2012年8月27日支付2000万元；2012年10月22日支付1300万元。对上元煤矿收购成功后，一直由卓杏生负责经营，但卓杏生一直以扩大生产和资源整合等各种理由，没有向原告支付任何利润，出于对自己亲叔叔的信任，原告对被告卓杏生的说法深信不疑，2014年初因原告和被告卓杏生涉嫌刑事案件被羁押限制人身自由，原告与被告卓杏生无法见面，更无法沟通，在2017年1月6日卓杏生被无罪释放以后，原告向被告问询投资事宜时，才知道卓杏生和原告持有的上元公司股权，在整合过程中并入山西和顺鸿润煤业有限公司，占该公司股权12.25％，由卓友才代持。后在工商登记部门核查，2010年4月18日被告卓友才与王小兵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在工商部门进行变更登记。故在原告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四被告恶意串通对原告的股权进行私自处分行为构成侵权，给原告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故原告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特依法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确认未经原告书面同意被告卓友才与被告王小兵2010年4月18日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依法确认原告拥有山西和顺鸿润煤业有限公司7.66%的股权，并判决四被告承担因侵权行为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1.02亿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卓杏生辩称：（一）答辩人卓杏生认可卓友米投资5750万元，共同收购上元煤矿（后被整合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鸿润煤业有限公司），卓友米当时在上元煤业占股62.5%，双方约定由卓杏生办理收购手续，并负责经营管理。后上元煤矿被整合成鸿润煤业，折合共计占股12.25%，答辩人统一交由卓友才代持，其中卓友米折合占股7.66%。（二）答辩人只是将持有鸿润煤业股权质押给王小兵10%，并非转让，系王小兵恶意将“质押”变更为“占有”，强占煤矿，阻止开采，侵犯卓友米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侵犯了答辩人的合法权益，王小兵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被告卓友才辩称：（一）答辩人系鸿润煤业12.25%股权的名义股东，卓杏生、卓友米系实际出资人，答辩人无决策权和处分权，无须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答辩人卓友才所持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鸿润煤业有限公司12.25%股份系代持，个人没有决策权和处分权；听卓杏生说过原上元煤矿是和卓友米一起收购的，后整合成鸿润煤业时所代持股份里卓杏生也说过有卓友米的股份，但管理决策均是由卓杏生决策，卓友米不参与。（二）卓友才在《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上的签字都是卓杏生授权的，答辩人不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且卓杏生当时表示只是将持有鸿润煤业股权质押给王小兵10%，而非转让，上述转让协议是无效的。（三）因工商登记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上卓友才的签字系伪造的，王小兵进行虚假注册，强占鸿润煤业10%股权，该股权登记是无效的。被告王小兵的行为侵犯了答辩人及卓杏生、卓友米的合法权益，故本案的侵权赔偿责任应由王小兵承担。综上，答辩人只是鸿润煤业12.25%股权的名义股东，并非实际持有者。被告王小兵进行虚假注册，给答辩人及卓杏生、卓友米造成巨大损失，故本案的侵权赔偿责任应由王小兵承担，答辩人不应承担任何侵权责任。被告王小兵辩称：（一）王小兵与被告卓友才于2010年4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真实有效。1、2010年4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涉及的被告鸿润公司10％股权的实际投资人为被告卓杏生，登记持有人为被告卓友才。2、因为被告卓杏生无法按照约定支付王吓财（答辩人父亲）2008年、2009年2亿多元的投资回报，所以被告卓杏生、卓友才将其持有的被告鸿润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答辩人。3、2010年4月21日被告鸿润公司股东召开股东会，一致同意被告卓友才将案涉10％的股权转让给答辩人，并放弃优先购买权。4、2010年5月18日晋中市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领导组办公室认可答辩人与被告卓友才的转股行为。5、2010年5月19日被告鸿润公司办理了名称预先核准，答辩人作为投资人进行了登记。6、2012年5月29日答辩人实缴出资200万元。7、2012年6月4日被告鸿润公司登记设立，答辩人作为股东进行了工商信息登记。综上，答辩人与被告卓杏生、卓友才围绕案涉10％股权签订的协议均为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之后，根据协议约定，答辩人与被告卓友才办理了工商登记。至此，答辩人合法持有了案涉10％的股权。（二）答辩人与被告卓杏生、卓友才的股权转让行为系正常的商事交易行为，非恶意串通。1、被告卓杏生、卓友才将股权转让给答辩人后反悔，为了夺回股权，他们隐瞒部分交易事实，多次提起民事和行政诉讼。这些诉讼审理法院均查明和认定，答辩人与被告卓杏生、卓友才的股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可以证明答辩人与被告卓杏生、卓友才不存在恶意串通。2、2012年被告卓杏生、卓友才叔侄将答辩人及王吓财诉至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要求判令答辩人与被告卓友才于2010年4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无效，返还10％股权，与本案的诉请一样。内蒙古高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真实、有效的前提下，判决驳回了被告卓杏生、卓友才的诉请。3、2012年10月8日被告卓友才以不知股转一事的虚假理由，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要求撤销被告鸿润公司的设立登记行为。同样，该诉讼目的也是为了夺回10％的股权。太原中院将被告鸿润公司的登记行为，以及答辩人与被告卓杏生的转股行为均进行了审查。判决驳回了被告卓友才的诉讼请求，认定股权转让有效，其不服上诉至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最终判决驳回诉请维持原判。在两次审理中，均查明被告卓友才知道答辩人受让股权和被告鸿润公司成立一事。4、2013年8月7日被告卓友才又以不知股转一事的虚假理由，向和顺县人民法院起诉被告鸿润公司，被告鸿润公司提起管辖异议，和顺县法院裁定驳回后，被告鸿润公司上诉至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被告卓友才的诉讼目的也是为了夺回10％的股权，属于重复诉讼，撤销和顺县裁定后，驳回了被告卓友才的起诉。所以，被告卓友才与答辩人的股转行为是系列商事交易中的一项，而且经多次诉讼和审理，均可证明不是恶意串通。（三）即使原告卓友米实际投资了山西和顺上元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也不能据此直接获得被告鸿润公司的股权。1、原告卓友米诉称其实际投资了山西和顺上元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上元煤业股权。但在煤炭资源整合过程中，依据《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领导组办公室文件》[晋煤重组办发、（2009）63号]规定，作为整合关闭矿井的上元煤业，相关证照要吊销，公司要注销。而被告鸿润公司是整合后的新设公司法人。所以，原告卓友米不能依据其投资了上元煤业，从而直接获得被告鸿润公司的股权。2、被告鸿润公司是新设公司法人，被告卓友才转让答辩人股权一事，对内经股东会同意，其他股东知晓和认可；对外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进行了公示；答辩人的股权身份获得了煤矿整合办公室的认可；最后，答辩人履行了出资义务成为股东。而且被告卓友才仅履行了2．25％股权的出资义务。所以，股东身份不能简单根据煤矿整合就直接获得。（四）本案系原告与被告卓杏生、卓友才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的方式侵害答辩人合法权益，是典型的虚假诉讼行为，应追究原告卓友米、被告卓杏生、卓友才的刑事责任。（五）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请求贵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维护答辩人的合法利益。原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1、2007年7月28日卓杏生与卓友米签订的《协议》。2、2007年7月28日卓杏生与山西和顺上元煤业有限公司、陈思东签订的《山西和顺上元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产权、经营权及所有股权整体转让协议书》。证明目的：卓杏生与卓友米共同投资收购了上元煤矿，双方同意以卓杏生的名义收购上元煤矿，由卓杏生实际经营及其他事项。3、卓友米向陈思东的打款凭证8张，陈思东收到卓友米转让款后出具的收条四张。证明目的：原告按陈思东的付款指令支付收购和顺上元煤矿转让款5750万元，履行了合同约定的全部投资义务。4、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证明目的：卓友米在2012年8月27日（该公司打款时）是昔阳县融世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投资人，该公司开户行及账号与2012年8月27日结算业务委托书一致。5、整合资料四份：①市煤整发〔2007〕5号；②和政发〔2007〕7号；③晋煤重组办发（2009）63号；④晋煤办基发〔2011〕1232号。证明目的：鸿润公司是经晋煤重组办核准兼并重组整合的煤矿，分别由山西和顺上元煤业有限公司等煤矿整合而成。6、卓杏生、卓友才委托书。证明目的：卓杏生委托卓友才持有鸿润公司12.25%的股权，但不享有决策权等处置权利。7、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晋）名称预核内〔2009〕第008298号企业名称核准通知书。证明目的：卓友才持有鸿润公司股份比例是12.25%（245万元），经鸿润公司股东会同意，同时也经晋煤重组办确认。8、2010年4月18日卓友才与王小兵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证明目的：卓友才明知无权处分，却将代持的鸿润公司10%的股权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200万元转让，双方恶意串通且损害了原告作为实际出资人的权利，应当认定无效。9、2010年4月18日卓杏生、王小兵、卓友才签订《股权补充转让协议》。证明目的：（1）卓杏生、卓友才、王小兵在《股权转让协议》的基础上，当天又签订了《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同样未经实际股东的同意质押股权，应当认定无效。（2）该补充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是“阴阳合同”，双方真实意思是“明为转让实为质押”，股权转让合同意思不真实，应认定无效。（3）质押未经登记没有发生质权的效力。10、鸿润公司工商登记备案资料。证明目的：2011年5月7日召开的第一次股东形成决议，虚假确立了公司王小兵的股东身份和股权比例。11、鸿润公司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山西省工商局的鸿润公司企业信息查询单。证明目的：现在王小兵还在持有和顺鸿润10%的股权和持续侵权的事实。12、2008年3月5日卓友米与杨勇签订的《投资协议》。证据目的：原告的名下还有其他投资人杨勇，结合打款凭证能够印证杨勇投资1300万元。依投资协议原告的损失为1.08亿。被告卓杏生对卓友米的证据质证意见：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是同一天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只是为了办理质押手续，象征性的写了200万，也没有支付对价。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第三条明确了10%的股权登记在王小兵名下，目的是为了办理质押。之后的工商登记是虚假登记，工商登记中有人伪造了卓友才的签字，因此我们要求进行鉴定，王小兵并不是合法持有鸿润公司的股权，是质押关系。本案中卓杏生是卓友米的叔叔，当时福建福清人在山西采矿的多，亲属关系特别多，叔侄关系并不影响其生意关系。其从来不否认卓友米投资的问题，之所以卓友米一直不过问卓杏生的生意情况，是因为卓杏生在当地很有威望，来山西办矿也比较早，所以其就全权交给了卓杏生。卓友米的损失不是卓杏生造成的，是由于王小兵违背股权质押的真实意思表示，直接在2011年强占煤矿，导致煤矿无法开采。被告卓友才的质证意见：对于二份协议真实性没有异议，卓友才签字都是卓杏生授权的，卓友才只是代持人，没有任何权利，也没有恶意的行为，其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对于协议的效力，补充协议中很明确，就是质押。200万拥有10%的股权，明显不符合市场价格，而且对价也没有支付，所以这是无效的协议。被告王小兵的质证意见：对两个协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都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在第一份协议中，已经说明了卓友才转让股权的情况。补充协议也确认了被告卓杏生、卓友才同意以200万的价格转让10%的股权。补充协议中明确了10%的股权权利是卓杏生的，卓友才是代表，并没有提到过卓友米。受让股权时并不知道卓友米有投资。2012年卓杏生和卓友才就曾在内蒙高院起诉，内蒙高院对此已有生效裁判。对于工商局调取的鸿润公司的备案资料和公示报告，没有异议，这二个资料中已经明确了王小兵是鸿润公司的股东，持有10%的股权。对于原告提出的1.02亿的损失，我们不认可。原告提供的协议是卓友米和杨勇签订的，和本案无关。卓友米与卓杏生的投资协议是2007年签订的，金额达5000多万，十年间其一直和其叔叔卓杏生有生意往来，所以不可能不知道在鸿润公司的权利。其在2017年才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损失，已超过诉讼时效。鸿润公司的质证意见：对于原告提供的二份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当时公司还没有成立，对此不知情，事后才知情。对协议的真实性认可，但与其无关。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存在侵权行为，且该股权变化是在公司成立之前发生的，所以与被告无关。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由法院依法审查。被告卓杏生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1、2007年7月28日卓杏生、卓友米签订的《协议书》；2、2007年7月28日卓杏生与山西和顺上元煤业有限公司、陈思东签订的《山西和顺上元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产权、经营权及所有股权整体转让协议书》；3、整合文件；4、2009年11月9日《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5、卓杏生与王吓财签订的《准格尔旗怀远壕赖沟煤矿合作开采合同》及《准格尔旗壕赖沟煤矿合作开采补充协议》；6、怀远壕赖沟煤矿有限责任公司工商信息；7、2010年4月18日卓友才、卓杏生与王小兵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8、2010年5月8日鸿润煤业其余个人股东签订的《协议书》；9、2010年5月19日第二次《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10、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鸿润煤业有限公司第一次股东会决议；11、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鸿润煤业有限公司章程；12、鸿润煤业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原告卓友米质证意见：对于卓杏生提供的证据1－4四份证据没有异议；对于证据5、6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具有证明力；对于证据7《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两份协议足以证明卓杏生、卓友才未经卓友米同意私自处分股权，王小兵作为合同相对人明知这一事实，也未提供支付转让金200万元的相关证据，构成恶意串通，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该转让应当认定无效。对证据8应认定无效，该证据进一步证明四被告恶意侵权的事实；对证据9－12的质证意见：四份证据证明鸿润公司在工商登记中虚假确认王小兵的股东身份和股权比例，伪造卓友才签字，存在恶意侵权，股权转让登记是无效的；对证据13壕赖沟煤矿现场生产照片，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具有证明力。被告卓友才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0年3月9日卓杏生与卓友才签订的《委托书》；2、2010年4月18日卓友才、卓杏生与王小兵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3、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鸿润煤业有限公司第一次股东会决议；4、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鸿润煤业有限公司章程。并当庭要求法庭对于鸿润公司股东会决议及公司章程上卓友才签字提出鉴定申请。原告卓友米质证意见：对证据1没有异议；对证据2认为卓友才明知自己并非实际出资人，却未经实际股东同意与他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200万元转让其持有的股权，王小兵作为合同相对人也明知这一事实，应当认定当事人之间为恶意串通，损害了原告实际出资人的权利，侵犯了原告作为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应当认定无效。从协议的整体内容上来看，《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是对《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是“阴阳合同”，双方真实意思是“明为转让实为质押”，从而得出双方在订立股权转让合同时“转让股权”是虚假表示，即意思表示不真实，应认定无效；对证据3、4认为，两份证据证明鸿润公司在工商登记中存在恶意侵权，明知是质押，不是转让，却虚假确认王小兵的股东身份和股权比例。被告王小兵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1、2009年11月2日被告卓杏生、卓友才与王吓财签订的《合同》；2、2010年4月18日被告卓杏生、卓友才与被告王小兵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3、2010年4月18日被告卓友才与被告王小兵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4、2010年4月21日被告鸿润公司原股东协议；5、2010年5月18日晋中市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领导组办公室出具的关于被告鸿润公司股权比例的证明；6、被告鸿润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以上证据证明2010年4月18日《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股权转让协议》是由于卓杏生、卓友才违反2009年合同约定，故签订了这两个协议。这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在转让协议中，已经说明了卓友才转让股权的情况。补充协议中也确认了被告卓杏生、卓友才同意以200万的价格转让10%的股权。王小兵受让股权的行为得到了煤矿兼并重组办公室与鸿润公司各股东的同意并变更了股权登记经过了公示。第二组：7、2014年12月19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内商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和2015年8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民二终字第246号民事裁定书；8、2012年12月19日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并行初字第16号民事判决书和2013年4月26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晋行终字第17号行政判决书；9、2013年8月20日和顺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和商初字第30号民事裁定书和2013年10月9日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晋中中法立终字第63号民事裁定书。以上证据证明：内蒙古高院认定王吓财投资是2亿，股权转让协议是针对2亿投资款无法兑现承诺的情况下，双方对于投资风险以及回报的重新调整，而不是卓杏生及其代理人提到的股权质押协议，该判决认定股转协议和补充协议都是真实有效的。卓友才说章程上的签字不是其签字，这已经被晋中中院和省高院的行政判决驳回。第三组：10、2014年12月26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晋民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以上证据证明2012年卓友米还作为卓杏生实际控制的三都煤业法定代表人参加金融借贷，其不可能不知道股权被转让之事，诉讼时效已过。原告卓友米质证意见：以上证据不能得出股权转让协议真实有效的结论，更不能得出王小兵取得10%的股权是合法的结论。相反能够证明：股权转让协议因缺乏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无效，所发生的股权转让登记也是不真实、虚假的。同时，进一步证明四被告恶意侵害原告股东权益的事实。内蒙法院判决与原告无关，该判决已认定，2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明显背离股权实际价值，且没有王小兵向卓友才交付200万元转让款的证据。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并行初字第16号行政判决书、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晋行终字第17号行政判决书、山西省和顺县人民法院（2013）和商初字第30号民事裁定书、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晋中中法立终第63号民事裁定书与原告无关，不能以该判决的内容，否定被告侵权的事实，即使完成了工商登记，也不能证明王小兵股权受让的合法性，本案被告欠缺善意和支付了合理对价这两个决定性要素，不构成善意取得。况且卓杏生、卓友才提供证据明确证明鸿润公司进行工商登记时卓友才的多处签字是伪造的，工商登记存在虚假。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晋民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具有证明力。根据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质证情况，本院查明以下事实：（一）2007年7月28日甲方卓杏生与乙方卓友米签订《协议》，内容约定“现就共同投资收购山西和顺上元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产权、经营权及所有股权的相关事宜，本着互利合作的原则，签订本协议。一、甲方投资3450万元（叁仟肆佰伍拾万元）、乙方投资5750万元（伍仟柒佰伍拾万元），共计9200万元（玖仟贰佰万元）收购山西和顺上元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产权、经营权及所有股权（包括地上、地下设备及所有办公设备）。二、收购完成后，按投资额比例甲方占37.5%的股权，乙方占62.5％的股权。三、双方协商收购事宜由甲方负责，收购完成后由甲方负责组织生产。四、甲乙双方利润按投资比例分配。五、经双方约定，如下重大事项必须经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并出具书面确认意见后方可执行，否则其行为无效。1、以个人名义提供信用担保、以被收购公司的名义提供担保的（包括信用担保和物保）；2、以持有的股权提供担保的；3、将持有的股权向他人转让的；4、吸纳其他投资人的；5、处分收购公司财产的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需经股东一致同意的事项。六、双方未竟事宜，另行协商解决。七、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各执一份，自双方签字捺印之日起生效”。（二）2007年7月28日甲方卓杏生与乙方山西和顺上元煤业有限公司、陈思东签订《山西和顺上元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产权、经营权及所有股权转让协议书》，内容约定：“甲乙双方经多次协商达成本矿整体转让协议。具体转让条件如下：一、本矿的产权经营权转让费为玖仟贰佰万元整（包括地下、地上的设备及所有办公设备、全部股份）。二、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三日内甲方付给乙方保证金捌佰万元整，待本矿露天开采证拿到后，甲方一次性付给乙方染仟万元整（含保证金），待生产许可证、生产安全许可证及法人变更到甲方后，余额贰仟贰佰万元全部付清（如果在2008年6月30日法人还未能变更，甲方只留乙方伍佰万元，其他款项全部付清）。三、在甲方开发利用方案批文下达后，乙方要协助甲方在合理的位置征用壹仟伍佰亩左右供甲方作为基建矿井使用。四、甲方第二期款支付给乙方后，乙方即停产，进行煤矿财产交接。整合批文下达后，六个月内露天采矿证还未领取，甲方必须支付第二期款项，即进行煤矿财产交接。五、在交接前本矿的任何债权、债务均由乙方负责清理，交接后产生的债权、债务由甲方负责。六、南安驿新矿的资源价款由甲方负责支付。七、在甲方办证期间需要乙方提供的资料和签字，乙方必须保证及时。八、甲方负责办理露天采矿证的所有费用，如果甲方在办证中国家政策变化，不予批准露天开采，乙方不予退还甲方的保证金。九、如果乙方违约除归还甲方捌佰万元保证金外，需按保证金的三倍赔偿甲方，即贰仟肆佰万元整。十、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原告卓友米向陈思东支付转让费5750万元，其中2008年1月23日支付1000万元；2009年12月17日支付1450万元；2012年8月27日支付2000万元（由昔阳县融世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打给陈思东指定的昔阳县朝阳机电修理厂账户）；2012年10月22日支付1300万元（由杨勇代付）。共计支付5750万元。2009年11月2日山西省××组办发〔2009〕63号）载明，由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整合关闭山西和顺上元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成立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鸿润煤业有限公司。2010年3月9日委托人卓杏生与受托人卓友才签订《委托书》，内容为：委托人就其享有的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鸿润煤业有限公司12.25%的股权由卓友才持有，卓友才只是名义股东，但不享有决策权、经营管理权、表决权、分红权和股权转让等所有处置权利。2010年4月18日，卓友才（甲方）与王小兵（乙方）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为：一、甲方同意将持有的和顺鸿润煤业10％的股权以200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二、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并办理完工商注册登记后生效；三、本协议一式三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同日（2010年4月18日），卓杏生（甲方）、王小兵（乙方）和卓友才（丙方）签订一份《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主要内容为：甲乙丙三方就和顺鸿润煤业的股权转让事宜，在北京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1、丙方系卓杏生委派在和顺鸿润煤业的股东代表，甲方、丙方同意将持有的和顺鸿润煤业10％股权以200万元转让给乙方，作为质押，同时丙方认同甲方与乙方签订的原所有合同、协议。2、本次股权转让是为了保证乙方达到同甲方签署的有关投资合同的收益目的，甲方按照约定时间兑现还清乙方的欠款后，预留5000万元，乙方应无条件无偿给甲方将本次转让质押的股权返还，乙方将10％的股权变更到丙方名下，甲方将余款一次性付清给乙方。3、针对目前和顺鸿润煤业未完成工商注册的实际条件，甲乙双方共同负责取得该公司大股东山西省煤炭运销集团的同意，将与资源整合有关的协议进行变更，将乙方增加为投资人，并按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安排乙、丙双方的持股比例，甲、丙双方必须全力配合乙方办理手续。4、甲方在未还清乙方欠款之前，丙方在和顺鸿润煤业所持有的股权享有的收益应先归还所欠乙方的欠款，质押10％股权指的是上元矿和路岩岭矿，计2000亩，只要在此面积里产生收益权，全归乙方，直到把欠款还完为止，如和顺鸿润煤业统一分红，统一开采，收益权分红按乙方66％享有，甲方34%享有。5、在本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协议履行后，乙方应同意甲方仍按照原有计划对和顺鸿润煤业进行经营，以确保各投资人实现预期收益。6、乙方实现其投资收益后，不向甲方按本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回股权的，乙方应按和顺鸿润煤业10％股权市场价值的两倍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市场价值为每亩30万元。7、甲方在双方约定的时间内未按时付清欠款，甲方同意由甲乙双方共同对以上面积进行处置，收入由乙方扣除所欠款项，余款归甲方所有，至此，过去所有合同、补充协议全部作废。8、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后生效。9、本协议一式三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2010年5月19日，鸿润煤业第二次名称预核准通知中，增加投资人王小兵，持股10%；2012年6月，鸿润煤业注册成立，工商登记中王小兵持股10%，作为股东。（九）卓友才于2012年10月8日以工商登记错误为由，以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为被告，向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案经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于2012年12月19日做出（2012）并行初字第16号行政判决驳回了卓友才的诉讼请求。卓友才不服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判决维持原判。2013年8月，卓友才又以和顺鸿润煤业在未通知其参加股东会的情况下，将其10％的股份变更到王小兵名下为由，以和顺鸿润煤业为被告，向山西省和顺县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确认其仍然持有和顺鸿润煤业12.25%的股权。和顺鸿润煤业对此案提出了级别管辖异议，和顺县人民法院驳回了该异议。和顺鸿润煤业上诉于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后，该院以相关生效行政判决已经确认卓友才仅持有和顺鸿润煤业2.25％股权，卓友才本次诉讼属于重复诉讼为由，终审驳回了卓友才的起诉。（十）2012年卓杏生、卓友才为原告，以王小兵与王吓财为被告，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内蒙高院）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卓杏生与王吓财签订的《开采补充合同》未生效；2、王吓财返还卓杏生向其支付的投资回报款6200万元；3、确认卓友才与王小兵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无效，判令王小兵向卓友才返还和顺鸿润煤业10％的股权，并办理变更手续；4、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负担。2014年12月19日内蒙高院做出（2012）内商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该判决查明：“……卓杏生、卓友才还举出了如下证据：（一）2009年11月2日，由卓杏生（甲方）、王吓财（乙方）和卓友才（丙方）三方签订的《合同》，其主要内容为：鉴于甲方无法按合同兑现付还给乙方2008年--2009年度投资回报款两亿多元人民币，给乙方造成重大经济压力和损失。为恪守信誉和保持双方良好的合作关系，三方友好协商，订立如下合同……。”该判决还查明，“……卓友才又提供了2010年10月19日《鸿润公司会议决议》及《会议决议的补充说明》，参加该次会议的包括和顺鸿润煤业全体股东及相关人员共9人，王小兵由周伟彬代理参加（根据卓杏生及王吓财提供的且无争议的双方往来账目、凭证，周伟彬多次参与投资款的支付及回收），卓杏生也参加了本次会议。在《鸿润公司会议决议》中，主要对和顺鸿润煤业在筹建过程中的整体工作安排、各股东的分工及权利义务等做出了规定，在该“决议”第三条对各股东的持股比例进行了重新确认，即：薛辉勇21.511%，王小兵10%，郑国淋6.762%，魏文6.762%，卓友才2.25%，高阳1.715%。在《会议决议的补充说明》中，主要对上一份《鸿润公司会议决议》中涉及的下一步工作安排、各股东分工及权利范围等做了进一步说明，在该“补充说明”第二条载明“卓友才质押给王小兵的10％股权，根据卓友才与王小兵的质押协议条款内容规定的王小兵的权益不受侵犯基础上，公司决策及决议仍以卓友才为主”。王小兵对委托周伟彬参加该次会议不持异议，但是认为其本人并未参加，对相关决议内容不子认可。对该部分事实，本院认为，关于2010年10月19日形成的《鸿润公司会议决议》及《会议决议的补充说明》的真实性问题，《鸿润公司会议决议》本身也是王小兵提供的证据之一，用以证明其以股东身份参与了和顺鸿润煤业的经营管理，《会议决议的补充说明》是在同一天、参加人相同的情况下，形成的对《鸿润公司会议决议》的补充说明，王小兵却以本人并未参加而不承认《会议决议的补充说明》，明显不能成立。因此本院对于2010年10月19日《鸿润公司会议决议》及《会议决议的补充说明》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从《会议决议的补充说明》第二条的内容，表明卓友才与王小兵之间存在所谓“股权质押协议”，且具体内容已被其他股东知晓和承认，这就与卓杏生、卓友才提供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形成了印证。又根据王小兵所提供的和顺鸿润煤业召开的多次股东会及董事会记录来看，王吓财多次单独或与王小兵共同参加会议并签名。此外，根据和顺鸿润煤业筹建过程中的所涉及的矿产资源等资产情况，2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明显背离股权实际价值，且现并无王小兵向卓友才交付200万元转让款的证据，这些也能够形成对《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佐证。因此，综合以上证据，本院认为各方于2010年4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真实存在。……”。该判决认为“关于王吓财、王小兵与卓杏生、卓友才四人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签订时间为2010年4月18日。此时，卓杏生与王吓财签订的《合作开采合同》及《开采补充合同》履行已近两年、在王吓财一方已足额投入2亿元的情况下，壕赖沟煤矿从事实上显然没有实现卓杏生、王吓财事先预估的盈利水平，甚至尚未拿到煤炭生产的相关许可证照。从该《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中对该协议由来和目的的表述及约定在投资方实现原约定的每年2.44亿元、五年12.2亿元盈利目标时，仍然要将该10％股权交还予卓友才等内容看，该协议就是各方在认识到壕赖沟煤矿的预期盈利业绩已被高估的情况下，在合同期内对双方持股比例的重新调整，以达到双方利益和风险的再平衡。只不过投资方增持的10％股权并不来源于本企业壕赖沟煤矿，而是来自和顺鸿润煤业，受让股权人是王吓财的儿子王小兵，出让股权人为卓杏生的侄子卓友才，且该股权转让已得到和顺鸿润煤业其他股东认可，并已知晓该转让的真实目的。因此，该《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并非《开采补充合同》的从合同，体现的既非质押担保，也非让与担保，而是对《开采补充合同》的重要修改和补充，只是此后的投资方已通过合同进一步明确为是王吓财和王小兵父子，融资方也进一步明确为是卓杏生和卓友才叔侄。故该《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同样亦应是有效的，卓杏生、卓友才关于该协议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对于卓杏生、卓友才基于卓友才与王小兵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无效而请求判令王小兵向卓友才返还和顺鸿润煤业10％股权，并办理股权变更手续的主张，本院亦不予以支持。……故判决：驳回原告卓杏生、卓友才的诉讼请求”。上述内蒙高院判决宣判后，卓杏生、卓友才提起上诉，但未按最高人民法院通知书的要求按期缴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最高人民法院以（2015）民二终字第246号民事裁定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院审理过程中，王小兵向本院申请对2007年卓友米与卓杏生签订的《协议》中卓友米、卓杏生的签字时间进行鉴定。合议庭委托本院证据技术中心进行鉴定，该中心于2018年6月4日回函表示因双方当事人无法提供样本，故不予立案鉴定。2008年3月27日，本院对陈思东进行了询问调查，陈思东表示其与卓杏生洽谈收购煤矿过程中，卓杏生曾说过与家族几个人一起经营，其所收到的转让款中5750万元是卓友米支付的，其给卓友米出具了收款收据。围绕原、被告的争议问题，本院认为，各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为以下几个问题：1、卓友米是否为鸿润煤业公司的股东、是否占有该公司7.66%的股权；2、2010年4月18日卓友才与王小兵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无效；3、各被告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是否构成侵权造成了原告1.02亿元的损失；4、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关于第一个问题。卓友米提交了上述1-7份证据用以证明自己系上元煤矿的投资人，而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鸿润煤业有限公司系被整合关闭矿井和新增资源整合而成，其中卓杏生委托卓友才持有该公司12.25%的股权，而依据原告与卓杏生的约定，其持有上元煤业62.5％的股权，折算后在鸿润煤业中计算为7.66%的股权。卓杏生与卓友才对该证据无意见，而王小兵认为，在其和卓杏生的多次交易中，卓友米从未参与过，也从来没听卓杏生介绍过有卓友米股份。即使该证据真实，系二人内部协议，不能对抗第三人，王小兵的股权是合法拥有。对此，本院认为，综合卓友米提交的以上证据、本院证据技术中心的回函以及陈思东的相关陈述，可以认定卓友米与被告卓杏生签订的《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卓友米已按照协议《约定》的持股比例62.5%支付了陈思东煤矿购买款项5750万。卓杏生与陈思东、和顺上元煤业公司所签订的产权转让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卓友米应占有和顺上元煤业公司62.5％的股权。上元煤业公司与其他煤矿于2009年时被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整合，成立了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鸿润煤业有限公司，卓友才作为卓杏生受托人持有该鸿润煤业公司12.25%的股权，在这12.25%的股权中应有卓友米的股份，折算为12.25%*62.5%＝7.66%的股权。但2010年4月18日卓杏生、卓友才已将其所占鸿润煤业公司12.25%股权中10%转让与王小兵，只剩余2.25%股权仍由卓友才持有，而2.25%股权*62.5%＝1.41%股权，即鸿润煤业公司中由卓友才持有的2.25%股权中仍有1.41%股权应为卓友米享有。关于第二个问题。2010年4月18日，卓友才代表卓杏生与王小兵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同日，卓杏生、卓友才、王小兵又签订了《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仅三条，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却开宗明义“甲乙丙三方就和顺鸿润煤业的股权转让事宜，在北京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该《协议》条款多达九条，不仅名称上是对《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而且其内容亦从双方签订该协议的原因、背景到如何保障各方权益、如何具体履行该协议以及各方的违约责任等角度进行了细致完善的约定，进一步对《股权转让协议》作了充分完备的说明，完善了具体细节，明显是对《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修正，更进一步体现了双方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已为内蒙高院（2012）内商初字第8号生效民事判决确认合法有效，故作为基础约定的《股权转让协议》也应合法有效。从《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签订后鸿润煤业公司各投资人持股变更情况来看，双方其实已经履行了该协议，在本院审理过程中，卓杏生与王小兵均陈述对方有违约行为，这是本案各被告间的合同纠纷，与本案审理的卓友米起诉各被告侵权之诉显非同一法律关系，不在本院审理范围。关于第三个问题。原告主要认为卓友才明知自己并非实际出资人，只是名义股东的身份，没有权利对持有股权进行实际处分，却未经实际股东同意与他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200万元转让，王小兵作为合同相对人也应明知这一事实，且王未提供200万元转让款项的相关证据，应当认定当事人之间为恶意串通，损害了原告实际出资人的权利，侵犯了其优先购买权，应当认定双方转让行为无效。被告卓友才认为两份协议上签字都是卓杏生授权的，其只是股权的代持人，没有任何权利，也没有恶意的行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而王小兵认为协议已说明其持有10%股权的原因，并且在2010年4月21日的鸿润煤业股东会议上，包括卓友才在内的全部股东全部同意卓友才将10%的股权转让给王小兵，并且晋中市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领导组办公室在5月18日的公司股权比例证明中说到“因该公司部分投资人投资金不到位等原因，所以公司投资人投资比例作如下变更：增加王小兵10%，卓友才减为2.25%”，其与卓杏生、卓友才不存在恶意串通，没有损害卓友米的权益，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对此，本院认为，依据内蒙高院（2012）内商初字第8号生效民事判决及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因卓杏生与王吓财（王小兵父亲）在履行2008年8月7日所签订的《开采补充合同》中，卓杏生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王吓财的投资回报款，故2009年11月2日卓杏生与王吓财及卓友才签订合同，自愿将和顺上元煤业公司和路岩岭煤矿抵押给王吓财，之后上元煤业公司被兼并整合，双方经协商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该协议内容显见卓杏生对王小兵有巨额欠款，故卓杏生、卓友才与王小兵之间的交易真实，王小兵取得和顺鸿润煤业公司10%股权有合法依据并且该行为已被鸿润煤业公司股东会通过，亦有本院与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行政、民事判决所确认。故卓友米认为股权价值数亿元、协议仅约定200万元转让款、王小兵未支付该款项与卓友才构成恶意串通损害其权益的起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同理，本院对卓友米要求对鸿润煤业公司股东会决议中卓友才签字真伪进行鉴定的申请不予支持。卓友才在鸿润煤业公司中只是卓杏生相应股权的代持人，其签订协议时只是卓杏生的委托人，卓友米的相关股权被转让与卓友才没有因果关系，其不应承担侵权责任。鸿润煤业公司只是在煤炭资源整合中各股东依据投资额成立的企业法人，在卓友米股权被转让过程中其并无侵权行为，故其不应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卓杏生明知其委托卓友才持有的鸿润煤业公司股权中有卓友米份额，却未经共有人卓友米同意，委托卓友才将该股份转让他人，侵害了共有人卓友米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理应承担返还财产、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的侵权责任。现该股权已被王小兵合法取得，虽卓杏生、卓友才与王小兵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了“……2、本次股权转让是为了保证乙方（王小兵）达到同甲方（卓杏生）签署的有关投资合同的收益目的，甲方按照约定时间兑现还清乙方的欠款后，预留5000万元，乙方应无条件无偿给甲方将本次转让质押的股权返还，乙方将10％的股权变更到丙方（卓友才）名下，甲方将余款一次性付清给乙方；……”等内容，但由于该协议卓杏生、卓友才与王小兵尚在履行过程中，股权返还处于不确定状态，故卓友米的股权现无法得到返还。但其从2010年股权被转让至今没享受到任何投资收益，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侵权人理应赔偿损失。由于卓友米与卓杏生签订的股权比例协议内容无法确定投资收益，卓友米所提交的相关损失证据，与案外人杨勇于2008年签订的《投资协议》虽约定了“……一、乙方（杨勇）向甲方（卓友米）投入1300万元人民币。二、甲方承诺：乙方投入和顺上元煤矿2年后，甲方应支付给乙方收益3330万元人民币，以后每年收益2000万元人民币，直至煤矿开采完毕”等内容，但该约定并未经卓杏生签字认可，也未预见到市场经营风险，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考虑到卓友米的投资款至今未产生收益，本院决定由卓杏生赔偿卓友米被转让股权的对应投资款5750万元*（7.66%-1.41%）/7.66%=4691.58万元及从2010年4月18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关于第四个问题，本案中《股权转让协议》虽签订于2010年4月，但2010年3月卓友米即被羁押，直到2016年11月30日被取保候审，审理中卓杏生亦认可与卓友米由于生意纠纷从未告知卓友米股权已转让与王小兵。并且王小兵也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故卓友米在2017年起诉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百三十四条、一百四十二条、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卓友米在被告卓友才持有的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鸿润煤业有限公司2.25%股权中享有1.41%的股权份额；二、被告卓杏生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赔偿卓友米4691.58万元及从2010年4月18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卓友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卓杏生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诉讼费551800元由被告卓杏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长 刘 英审判员 刘志刚审判员 仲俊光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