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浙0602行初57号原告王德昌，男，1952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被告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张市村。法定代表人周祝承，主任。出庭行政负责人赵佳佳，其他分管行政负责人。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朱妙、朱春华，浙江中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德昌诉被告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房屋安置补偿行政协议一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德昌，被告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行政负责人赵佳佳及委托代理人朱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德昌诉称，原告在潞阳××证××3058，占地面积47.6平方米的世居楼房和一间平房，拆迁丈量面积83.87平方米，户主为女儿王明和两个子女。因原告与其兄建房审批时，均无其母亲的面积增加，故该房一直由其母亲居住。后经村镇实地调查，定为不拆，并于1995年按政策交费补办手续，依法取得土地使用证。2010年，因母亲年迈，原告将该房归女儿所有，据此在派出所立户。原告认为，女儿王明和其子女户籍在潞阳，有合法权证的房屋，符合确权政策，故应将83.87平方米房屋予以确权和补偿，将3人安置居住。同时，原告认为其在潞阳××证××房产，证上面积254.6平方米，拆迁丈量366.06平方米，在1992年申请报告上写建房三间三楼。当年9月，村镇均按72.2平方米收建房费，并多交超长费108元和镇超建押金500元（至今未还）。1992年，原告一次性建成二间三楼和附房。因三楼超建3.8平方米，1993年2月，向村交超建费380元，附房按15.2平方米两间，计1000元交纳。2001年6月，镇政府收取其主房3.8平方米超建费570元；7月，镇政府又收取其主房3.8平方米超建面积及弄15.2平方米超建费950元，故其主房实际交费面积79.8平方米，附房和弄实际交费面积45.6平方米。2002年的注销土地登记申请审批表中，注销原批文，合并申报，保留面积，故其面积应为三楼发证。但拆迁时，按已被注销的1992年批文以二楼确权，与政策不符。据此，还应补偿79.8平方米扣除已政策确权的45.6平方米，计34.2平方米和三楼的装修费。另，2008年因女儿结婚需房，在主房和附房弄里盖了二层，在附房上盖了一层，按政策规定可以补办手续后确权。原告认为，本次拆迁存在征收不合法问题，依据相关拆迁法律法规，被告在拆迁前没有进行调查登记，对调查登记的结果没有公示，没有征求被拆迁人的意见，没有先补偿后搬迁，也没有公平合理的补偿，没有告知被拆迁人复议、诉讼的权利，没有保障村民的居住权和合法财产权益，且房屋的补偿价格低于市场价等。请求法院撤销原、被告签订的《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安置补偿协议书》，重新签订有权证面积358.48平方米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原告王德昌向法院提交并在庭审中出示的证据有：1、3058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明宗地号4××项下的房屋是原告合法财产的事实；2、潞阳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宗地号4××项下的房屋因原告母亲一直居住，经村委同意确认为不拆，后经镇里同意发给土地证的事实；3、1992年9月9日的收款收据2张、1992年11月2日的收款收据1张、1993年2月13日的收款收据1张、1993年5月18日的收款收据1张，1995年8月28日的专用收款凭证1张（当庭提交）、2010年5月16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收据1张、2001年6月29日、7月9日的财政收入专用票据，证明村镇对原告的3次罚款涉及到对3处3.8平方米的房屋进行过罚款，所以应给原告按照3次3.8平方米确权，同时证明，原告房屋虽然审批是68.4平方米，但其实际缴费是72.2平方米，所以新房主房少算了3.8平方米；4、注销土地登记申请审批表，证明批的时候写的是2楼，但原告1992年实际建造的是3楼，2002年发证时注销的是地号层号，但保留面积的事实。被告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答辩称，一、2019年2月2日，绍兴市城乡住房工作协调委员会办公室印发2019年全市城中村和城市旧住宅区拆迁（征收）计划通知，将灵芝街道潞阳拆迁项目列入2019年绍兴市城中村和旧住宅区拆迁（征收）计划项目。拆迁前，灵芝街道在潞阳××委公告栏上张贴征收公告、《灵芝街道潞阳、潞庄村国有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灵芝街道潞阳、潞庄村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并对被征收户丈量面积、确权面积进行公示。在此期间原告对于潞阳拆迁政策规定及其户确权面积情况已有充分的了解，在公示期间未提出任何异议。二、王德昌户宗地号4××项下房屋为应拆房。王德昌户1992年申请建房用地审批时国土部门的审批意见为宗地号4××的老屋全拆，并同意建造楼屋两层两间合计114平方米，1995年国土部门同意王德昌户建造附房30.4平方米，2002年王德昌户换领土地证时，补交主房3.8平方米宅基地款。根据《越城区征收集体土地涉及房屋产权及安置人口认定办法（试行）》【绍市土资越城（高）［2018］56号】第二条第一项规定，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已经有权机关批准、批建文件是拆迁房屋产权认定的依据，故被告根据王德昌户建房用地审批意见对王德昌户安置房屋面积确权符合拆迁政策规定。三、根据《越城区征收集体土地涉及房屋产权及安置人口认定办法（试行）》【绍市土资越城（高）［2018］56号】第三条第三项规定，配偶户籍在外村的已婚妇女，在本村无单独合法权证房屋的原则上不计入安置人口。王德昌女儿王明系配偶户籍在外村的已婚妇女，在潞阳无单独合法权证的房屋，其不能计入安置人口。四、在签订《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安置补偿协议书》前，被告已经告知原告房屋确权的依据、确权面积和补偿标准，原告在了解安置政策后同意被告对原告户的确权面积及安置方案，并在协议书上签字。嗣后，原告将被征收房屋腾空交付给被告，被告也向原告支付了协议项下的全部补偿款，安置补偿协议已履行完毕。综上，被告认为原告的起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向法院提供并出示以下证据：1、《关于印发2019年全市城中村和城市旧住宅区拆迁（征收）计划的通知》、丈量确权面积公示照片、征收公告及拆迁政策张贴照片，证明潞阳2019年列入拆迁计划、被告于拆迁前张贴拆迁公告及拆迁政策，对每户丈量确权面积进行公示的事实；2、宗地号4××的绍兴县土地登记申请书、绍兴县地籍界址调查表、勘丈记录表、买契本契、分书、分家析产证明书、绍兴县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呈报表、宗地号1083-1的绍兴县土地登记申请书、地籍调查界址确认表、宗地草图、镇财政收入专用票据、注销土地登记申请、审批表、集体土地使用证、收款收据、绍兴县农村村民建房用地申请表、《绍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柯桥分局关于房屋合法性认定的建议函》及《关于建筑面积确认问题的建议函》，证明原告户名下土地登记信息，原告户宗地号4××项下的房屋为应拆房，1992年原告户建房审批时国土部门同意建房114平方米，建造两层，另原告户1995年申请附房30.4平方米的事实；3、住宅房屋征收确权确户表、房屋征收评估表、房屋征收测绘图、户籍调查表、房屋安置补偿协议、房屋腾空验收单、结算单、征收补偿支付清单，证明案涉房屋评估、确权情况、原告一家安置人口情况，原、被告双方已经签订安置补偿协议，被告已经支付全部货币补偿款的事实。被告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同时确认其实施安置补偿的政策依据为：《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产权及安置人口认定办法（试行）》第三条第（三）款、《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产权及安置人口认定操作细则（试行）》、《灵芝街道潞阳、潞庄村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实施方案》。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作如下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1，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根据王德昌审批新房时的审批文件中记载，原房屋二间平房全拆，结合被告向绍兴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柯桥分局函询及该局的回复，宗地号4××项下的房屋是应拆房。原告证据2，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是否属于应拆房应由国土部门来确认，村委对案涉房屋是否为应拆房没有确认权。原告证据3，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票据中不能看出缴费所对应的房屋建筑面积，故相关房屋的面积认定及是否属于应拆房均应以国土部门的批准文件为准，不能以镇政府的罚款作为认定应拆房的依据；同时质证认为，原告的附房在拆迁中已按政策对其中30.4平方米进行确权认定，且在安置补偿时对于原告主楼房已按76平方米确权，也就是说对于原告的两个3.8平方米的罚款部分面积已予以确权。原告证据4，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注销的原因是因为要对已处罚的3.8平方米面积进行合并登记，且根据绍兴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柯桥分局的回复函，土地使用权确权登记确认的只是宅基地使用权面积，对建造房屋的具体合法建筑面积应依据相关建设用地规划批准的建筑面积和建房用地批准建造层次或房屋所有权登记的建筑面积进行确认。本院对原告证据1-4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其证明力在说理部分综合详述。被告提供的证据1，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公示时间只有3天，不符合法律规定。被告证据2，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土地批文不是114平方米，而是68.4平方米。被告证据3，原告对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但认为协议所附的其他补偿款结算附表其并不知道的，只是知道总的补偿款，不知道具体的补偿项目，同时在签订协议时已提出其女儿应该给予安置补偿，但被告说不可以。本院对被告证据1-3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其证明力在说理部分综合详述。经审理查明，原告系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潞阳村民。为加快绍兴市新城开发建设，潞阳列入征收范围。2019年9月22日，被告作出潞阳征收公告，之后陆续与村民签订安置补偿协议。2019年9月29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安置补偿协议书》。协议约定，原告现有房屋丈量总建筑面积449.93平方米，其中被认定具有合法手续的住宅房屋建筑面积194.81平方米，政策性确权面积45.6平方米，认定安置人口5人，可安置补偿面积为240.41平方米，原告选择货币安置面积为240.41平方米，房屋、装修、附属物等评估补偿款188867元，各项补贴及奖励34916元，货币安置补偿比准价为11765元／平方米，计补偿款2970517元，货币安置20%奖励款594103元，合计3788403元。协议同时约定，原告保证在2019年10月9日前自行腾空搬迁完毕，交出原房，并不损坏原房屋的结构及一切设施。被告在2019年10月10日起拆除原房屋，原告若没有按时搬迁完毕，被告将有权直接处置原告房屋，拆房时造成原告损失，被告不负任何责任。10月4日，原告在房屋腾空验收单上签名，并将其所有房屋腾空交付被告。10月8日，原、被告双方在灵芝街道潞阳拆迁户结算单上签字，并将补偿款结算完毕。2020年3月，原告以案涉安置补偿协议中对于其加层建设的第三层房屋未全部按合法建筑面积确权，且其女儿户有独立房产并已单独立户，符合拆迁确权安置补偿条件，原协议存在不公平为由，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案涉补偿协议。同时查明，1992年，经原告申请，土地管理部门同意原告建造两层楼屋两间的用地审批，合计占地114平方米（其中建筑占地68.4平方米），但审批时要求旧房全拆。2002年，原告对已处罚面积3.8平方米及附房30.4平方米进行合并土地申报登记，土地管理部门对原告1992年审批的土地作出“注销登记，保留面积”的审核、审批意见，后原告办理了建筑占地面积为102.6平方米土地登记。还查明，1995年8月28日，原绍兴县齐贤镇人民政府收取原告1116.8元，内容载明:应拆未拆（旧房）罚款1间34.9平方米×32元（留用后不得转让、改建及翻建）。1995年12月12日，原告取得绍集建（犭央犭茶湖）字第3058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宗地号4××，证载建筑占地面积47.60平方米，拆迁时丈量面积83.87平方米。2020年4月8日，经绍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柯桥分局确认，该宗土地系原告于1989年申报登记，因当时宅基地土地使用权初始登记体量达几十万宗，故于1995年10月经原绍兴县人民政府批准，才完成登记并颁发土地证。其同时确认，根据1992年的批文，4××号宗地上的房屋确属应拆房屋。另查明，原告自述2010年已将4××宗地上的房屋分授给女儿王明。王明户在拆迁调查时的户籍与原告户为分列，户籍内人口为王明、女儿宋瑾尔、儿子宋承瑜。本院认为，案涉行政协议涉及集体土地上城中村建设的房屋安置补偿问题，目前法律法规对于如何安置补偿的程序没有明确的规定，故只要不违反上位法规定的政策可以作为安置补偿的依据。根据《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的通知》【越政发（2018）12号】第四条规定：“区国土部门是越城区征地房屋补偿的管理和监督部门；区城改办作为房屋征收部门，负责拟定全区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征收计划，做好各区域征地房屋补偿的指导、协调、监督工作；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区域内征地房屋补偿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各建设活动实施单位负责做好项目立项、资金保障等工作；各相关职能部门应当各司其职，协同做好征地房屋补偿工作。”故被告具有对涉案范围内的拆迁房屋实施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其与拆迁范围内的房屋权利人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双方主体适格。原告提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应当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拆迁法》相关条款规定的程序，但目前我们国家尚没有单独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拆迁法》，故原告诉状中列举的条文不存在。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只对征收集体土地作出程序规定，但未对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如何补偿作出程序性强制性规定，且对于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在拆迁或征地前先行补偿到位也能充分实现公共利益与被拆迁人合法权益的平衡保护，与土地征收补偿的保障性目的相吻合，故双方在协商一致且不违反上位法规定，不损害国家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基础上签订的行政协议，其效力应予确认。本案属于行政协议案件，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现原告请求法院撤销双方签订的行政协议，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也就是说，案涉协议签订时是否存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的情形，被告是否采用了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才能作为原告行使撤销权的法定事由。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签订协议前，被告发布了征收公告，原告对其户确权确户及拆迁房屋评估事项的结果均已知悉，协议约定的内容也符合《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补偿实施办法（试行）》、《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产权及安置人口认定办法（试行）》、《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产权及安置人口认定操作细则（试行）》、《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相关补偿标准》、《灵芝街道潞阳、潞庄村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实施方案》等相关拆迁政策的规定，故不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的情形；另，原告也未向法院提供证据证明被告采用了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故原告请求行使撤销权的法定事由不成立。对于原告认为其确权面积与事实不符一节。本院认为，原告主张其翻建楼房合法性的依据系2002年土地登记时原告已实际建有三层楼屋，故认为登记系对其三层楼屋的合法性确认。本院认为，2002年土地登记文件中已载明对于原告的1992年的土地登记“注销登记，保留面积”。而1992年的批文，原告申请建房确为两层楼屋，2002年的审批文档中既没有原告主张房屋为三层的申请材料，也没有相应的允许原告建三层楼房的相关审批部门的批文或说明，应当认为2002年土地登记只是对于原告土地使用面积的合并登记审批，这一情节也与土地管理部门的职权相吻合，故安置补偿协议中原、被告协商一致以证载面积确认合法建筑面积，并无明显不当。原告如认为土地登记有误，或其翻建的房屋确符合浙政办发（2014）73号文件精神的，也应通过其他救济途径先行解决。至于原告认为村镇收取其三次3.8平方米的罚款，其面积应按3个3.8平方米计算一节。经审查，涉及3.8平方米的票据有3张，其中1993年2月13日的显示建房扩建3.8平方米，计380元，收款人为潞阳；2001年6月29日的显示宅基地整治补交款，3.8平方米，570元，收款人为绍兴县齐贤镇财政；2001年7月9日显示宅基地整治补交款，主房超建3.8平方米，570元，围墙弄15.2平方米，380元，合计950元，收款人为绍兴县齐贤镇财政。结合2002年原告合并审批土地登记时的宗地草图，可以发现其主房占地面积已由1992年批文中的建筑占地68.4平方米，确认为76平方米，且其中2001年6月的补交款收据也作为登记材料出现在其土地登记档案，说明2002年原告申请土地合并登记时，土地登记主管部门已对原告之前超占地面积建房的行为作出了重新确认，故拆迁时双方协商以乡镇作出处理的补交款，结合证载面积对原告的房屋进行确权并补偿，与潞阳的拆迁补偿政策基本吻合。对于原告主张其女儿户具有独立房产且已分户，符合安置补偿政策一节。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独立房产，系证号为3058的土地登记项下的房屋。虽然原告持有该宗房屋的土地证，但该宗土地登记基础系原告1989年的土地登记申请，而在1992年，该房屋因原告新批宅基地被定为应拆房屋。原告认为，1995年因镇政府已对该房屋作了罚款，应认为已作出处理，故土地登记部门才于1995年同意其土地登记。本院认为，1995年，镇政府的确收取了罚款，但该罚款系对于原告应拆房未拆的行为的处理，并同意留用，但收取罚款时明确“留用后不得转让、改建及翻建”，此留用条件说明镇政府只是同意原告对应拆房屋同意留用，而非对其合法性的认可，且上述罚款收据或相应的证明材料也未出现在3058号土地登记档案中，故原告主张的罚款，与该宗土地获准登记之间不具有关联性。在本次拆迁补偿中，原、被告据此协商一致将案涉房屋不作为确权面积，并无明显不当。至于原告主张其女儿已分户，且有该村村民资格，应予安置的意见。本院认为，原告女儿户是否能够单独享有拆迁安置补偿权益，已涉及他人的权利，原告无权一并主张。对于原告主张三楼装修费未补偿一节。本院认为，案涉协议对于原告拆迁房屋的装修费补偿约定明确，且已履行完毕，法庭审理时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原告再次主张部分装修费用未补偿，属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诉请撤销案涉行政协议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德昌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德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建国人民陪审员  李焕林人民陪审员  李鲁敏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书 记 员  王 淋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