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9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苗延华，女，1965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波，男，1963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水，辽宁志方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学赛，男，1988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铁岭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海青，辽宁兴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娟，辽宁兴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苗延华、于波因与被上诉人刘学赛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1民初41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苗延华、于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刘学赛与苗延华签订的《温室大棚及管护房转让协议》无效是错误的。1.案涉的温室大棚及管护房（以下简称“标的物”）是依据政府文件兴建的，符合建设时的大连市政府的相关政策和甘井子区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复，并非私搭乱建的违章建筑，自2003年建成至2018年末被拆除，十六年间，其合法性从未被质疑。没有取得产权证书并不表明标的物一定不具有合法性，苗延华支付34万元对价，取得的不是标的物的所有权，而是承包经营权。建筑物被相关部门拆除，拆除行为本身不能表明该建筑物不具有合法性。一审判决认定标的物不具有合法性是错误的，以此为由裁判合同无效也不成立。2.一审判决认定未经发包方同意并以此为由认定转让协议无效是错误的。苗延华在与前革村签订承包合同前还与马德臣签订了《租赁温棚合同》，并向马德臣支付了款项。马德臣系从前革村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并投资建设温棚，其有权与苗延华签订合同、收取款项，仅是因为双方合同约定需与前革村签订土地使用合同，苗延华才与前革村签订《农业承包合同书》。可见，马德臣是真正的发包方，刘学赛对此明知。刘学赛还自行去找了马德臣，让他在苗延华与刘学赛签订的转让协议上签证盖章，同意转让，此后刘学赛才按协议支付了转让款。3.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认定转让合同无效是错误的。苗延华是通过市场化的行为并支付相应的对价，以其他方式取得的土地经营权，其流转无需经过发包人同意也无需向发包人备案。二、一审判决确定的返还原则和过错责任是错误的。根据法律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可见，合同无效返还财产应采取“双方返还”的原则，在双方返还的基础上，再考量双方的损失和过错，由有过错的一方赔偿对方的损失或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但一审判决只判令苗延华返还财产，没有判令刘学赛返还财产（折价补偿），违背法律规定。苗延华对于案涉标的物没有产权证没有过错，不能以此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另，刘学赛在向苗延华提出转让要约前，已租用案涉标的物两年，对于该标的物不能办理权属证书，对于转让协议不能取得三分之二村民同意都是非常清楚的，现又以上述理由要求确认转让协议无效，不应支持。三、转让协议有效，刘学赛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案涉的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苗延华在履行了交付标的物、转让经营权义务后，有权依据合同约定收取转让款，案涉标的物被拆除，不是苗延华拆的，亦非因苗延华的原因，不是苗延华的违约行为，标的物在交付给刘学赛之后的风险应由刘学赛承担。转让协议已明确约定，温室大棚如遇政府动迁改造，一切动迁补偿费用及收益全部归刘学赛所有，这就意味着动迁补偿费如高出115万元的收益，也都归刘学赛享有，若补偿费低于115万元，亦应由刘学赛承受。现苗延华和于波均同意按照转让协议的约定协助配合刘学赛向有关部门申请拆除补偿款，至于刘学赛因此受到损失，与苗延华无关。刘学赛要求苗延华承担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既无法律规定，又无约定，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刘学赛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1.上诉人主张案涉的温室大棚及管护房具有合法性，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上诉人所述的甘计经发（2001）39号文件，只是甘井子区同意建设科技都市农业园，该同意不代表可以不通过土地、规划等部门的审批即可建设房屋，案涉的大棚与管护房的建设者马德臣与前革村委会曾因案涉的土地承包合同产生纠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马德臣承包使用的农田基本没有科技农业项目，其以管护房的名义私自建设楼房，高价出售获利，未经前革村同意，未取得有关部门的批准，存在改变土地用途的行为，构成根本性违约。前革村也曾以马德臣存在变相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的行为，违反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向马德臣发出处理决定。可见，案涉土地的地上标的物自始都是违法建筑。2018年末，多部门联合下发甘井子区关于加强清理整治大棚房工作的通知，认定系违法违规建筑，并予以拆除，进一步对其合法性予以否定。2.一审判决认定转让未经发包方同意故无效是正确的，本案转让的实质标的物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必须经发包方同意及民主程序、政府批准等，现本案中发包方已明确案涉的合同未经其同意。另，虽然新修改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土地承包相关问题的规定作了调整，但不能以新的法律规范此前的行为，应根据行为当时国家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的规定进行处理。3.一审法院判决合同无效后的返还原则和过错分担是恰当的，上诉人在受让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时对法定的程序是明知的，出售时却未履行，明显对合同无效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刘学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苗延华签订的《温室大棚及管护房转让协议》无效;2.判令二被告共同返还原告温室大棚及管护房转让款人民币115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9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3.判令二被告共同赔偿因大棚及管护房被拆除给原告造成的损失人民币15万元;4.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保险费等全部费用由二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8月10日，被告苗延华（承包方）与大连市甘井子区前革镇堡村民委员会（发包方）签订了《农业承包合同书》，约定被告苗延华承包前革农业科技园东至10-3号西至10-1号南至11-2号北至9-2号面积为2.52亩土地的生产或经营权，承包期限为三十年，自2002年7月1日至2032年7月1日。合同第九条关于承包方权利和义务中第六款约定:“不准私自转包、转让土地经营权和变相倒卖土地。乙方承建的温室、工作间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临时建筑，不能办理任何证件，不准担保、抵押、典当。未经甲方同意私自转让，属于违约行为，甲方有权终止合同，无偿收回一切资产。”2018年10月8日，被告苗延华（甲方、转让方）与原告刘学赛（乙方、受让方）签订《温室大棚及管护房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位于前革农业都市园Ｂ区温室大棚及管护房一次性转让给乙方，该温室大棚占地面积2.52亩，其中管护房建筑面积为246平方米，转让价格115万元。协议第四条第二款约定:“甲方代表其家庭成员签署的本协议，并具有法律效力”。第三款约定:“该房产及温室大棚如遇政府动迁改造，一切动迁补偿费用及收益，全部归乙方所有，甲方有义务配合乙方办理相关动迁事宜，并提供相关材料，妥善处理动迁工作。”二被告系夫妻关系，被告于波对苗延华签署《温室大棚及管护房转让协议》及收取转让款的事实表示认可。二被告共收到原告支付的转让款1144000元。案涉大棚及管护房在原告与被告苗延华签订上述转让协议时已经交付原告占有使用。2018年12月6日，相关部门联合下发《甘井子区关于加强清理整治“大棚房”工作的通告》，对全区违法违规建设“大棚房”问题进行专项清理整治。通告发出后，案涉大棚及管护房被拆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审理焦点为:一、原告与被告苗延华签订的《温室大棚及管护房转让协议》是否有效。二、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关于合同效力，首先，案涉温室大棚及管护房是在大连市甘井子区前革镇堡村民委员会发包的土地上修建的建筑，因此，该转让协议的转让标的不仅包括温室大棚及管护房，还包括了其附属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被告苗延华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转让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经过了大连市甘井子区前革镇堡村民委员会的同意，该转让协议无效。其次，案涉温室大棚及管护房没有取得产权证书，亦未取得相关规划部门的审批手续，且该建筑物已被相关部门予以拆除，该转让协议因标的物不具有合法性，应当认定为无效。综上，原告与被告苗延华签订的《温室大棚及管护房转让协议》无效。关于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告认可其支付的115万元转让款中，有6000元支付给见证人，二被告亦认可收到转让款1144000元。二被告系夫妻关系，且案涉土地属于家庭承包经营，被告于波对苗延华签订合同及收款的事实亦表示认可，二被告应共同承担返还转让款1144000元的义务。关于原告主张二被告支付利息及赔偿损失一节，原告在与被告苗延华签订转让协议时，对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情况、大棚及管护房没有任何证件的情况均知晓，因此，原、被告对于合同无效均有过错，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告所受损失应自行承担，二被告因大棚及管护房不具有合法性被拆除导致无法返还的后果亦应自行承担，故对原告要求二被告支付利息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保全担保保险费不属于诉讼费用，由原告自行承担。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原告刘学赛与被告苗延华签订的《温室大棚及管护房转让协议》无效;二、二被告苗延华、于波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刘学赛转让款1144000元;三、驳回原告刘学赛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5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1500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承担1404元，二被告承担20096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的《温室大棚及管护房转让协议》的效力。从查明的事实可见，苗延华系通过与马德臣签订合同取得案涉温室大棚及管护房的使用权，且双方同时约定由苗延华与前革村签订土地使用合同，为此，苗延华与前革村签订了《农业承包合同书》，约定苗延华从前革村取得案涉温室大棚及管护房所在土地的经营权，苗延华应属于农村土地的承包人，现苗延华与刘学赛签订《温室大棚及管护房转让协议》，约定将苗延华享有权利的位于前革农业都市园Ｂ区温室大棚及管护房一次性转让给刘学赛，该温室大棚占用的土地2.52亩同时亦转归刘学赛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具体到本案，苗延华与刘学赛签订的《温室大棚及管护房转让协议》明确约定以转让的方式流转案涉土地，且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在签订上述协议时已向前革村民委员会提出了转让申请，已经前革村民委员会同意，亦没有证据证明前革村民委员会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故案涉的《温室大棚及管护房转让协议》因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关于上诉人苗延华、于波提出刘学赛在签订案涉的《温室大棚及管护房转让协议》前已找马德臣签字同意，马德臣是案涉大棚的真正发包方，故不应以未经发包方同意为由认定转让协议无效一节，本院认为，虽然刘学赛在与苗延华签订案涉的《温室大棚及管护房转让协议》时曾要求马德臣签字同意，但马德臣享有的是温室大棚及管护房的权利及所坐落土地的使用权，而土地的所有权仍归前革村民委员会，现苗延华已明确承认其取得的是案涉温室大棚及管护房的权利及所坐落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在未经该村民委员会同意的情况下所签订的转让协议，属于法律规定的未经发包方同意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形，此节从马德臣与苗延华签订合同时要求苗延华需同时与前革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使用合同，否则合同无效的事实亦可得到佐证，故对上诉人此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提出一审判决确定的返还原则和过错责任错误，未判令刘学赛返还财产（折价补偿）违背法律规定一节，本院认为，虽然法律规定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是返还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折价补偿。但因案涉的温室大棚及管护房已被拆除，刘学赛需返还的大棚及管护房事实上不存在，应折价补偿。鉴于双方均认可案涉温室大棚及管护房被拆除后，相关部门根据政策会给予合理的补偿，该补偿即应属于不能返还的温室大棚及管护房的折价补偿款，故在苗延华返还刘学赛转让款的同时，案涉温室大棚及管护房因被拆除可得的补偿款亦应由苗延华、于波享有，其有权向相关部门领取。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500元，由苗延华、于波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侯学枝审判员  刘小南审判员  刘冬艳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书记员  王丽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