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05民终232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张玉松，男，1998年6月23日生，汉族，住贵州省赫章县。 委托代理人王正显，男，1987年6月6日生，汉族，住贵州省赫章县。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姚旭华，男，1974年8月8日生，汉族，住贵州省金沙县桂花新村**，现住贵州省威宁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彭福建，男，1964年8月28日生，汉族，，住毕节市七星关区新桥路**现住贵州省威宁县。 一审第三人姚贤毅，男，1976年8月27日生，汉族，现，现住贵州省赫章县/div> 上诉人张玉松因与被上诉人姚旭华、彭福建及原审第三人姚贤毅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黔0526民初5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张玉松上诉请求：撤销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黔0526民初589号民事判决，并予以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上诉人之父亲张廷科租赁挖机给两被上诉人，从租赁习惯和常理来说均不可能与被上诉人达成运送挖机的协议，从常识上亦可推断上诉人的父亲张廷科根本没有运送挖机的附随义务。一审认定上诉人为被上诉人拖运挖机是挖机租赁合同的附随义务，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姚旭华二审辩称，在使用挖机的过程中，由被上诉人给上诉人的拖车加油，由上诉人负责挖机的转运工作，被上诉人按月负责结账给上诉人父子俩，是口头协商好的事宜，且从租用上诉人父子俩的挖机以来都是上诉人自已开自已的拖车转运挖机。二、本案中涉及邹某死亡的赔偿事宜是一起典型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被上诉人不是导致邹某死亡的侵害人，对邹某的死亡赔偿责任依法应该由上诉人承担。三、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是指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义务帮工人，在帮工活动中遭受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所引起的纠纷，上诉人不是本案的受害者，其提起的诉讼属于诉讼主体不适格。 被上诉人彭福建及原审第三人姚贤毅二审答辩期间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及陈述意见。 原审原告张玉松起诉请求：判令二被告及第三人连带支付上诉人家垫付的赔偿金246800元，并连带支付尚未付清的赔偿款10万元；本案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二被告及第三人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被告姚旭华、彭福建向毕节融达路桥公司分包了牛吃水到车边通村硬化路的工程建设项目。在施工期间，二被告从2015年12月以来以月租金22000元的价格租赁原告的父亲张廷科的90挖机使用。2016年春节后张廷科重新购置一台小型85挖机出租给二被告使用，月租金17000元。2016年4月30日，二被告工程管理员姚贤毅要求原告将挖机拖往另一个施工地点，原告便驾驶由其父张廷科所有的无号牌王牌农用运输车运输挖机。当日8时20分，原告驾驶的农用运输车行驶至羊街镇双河村××组铁辅线××50米处时，将从对向行驶的吉永江驾驶的拖拉机上滚落地面的受害人邹某碾压致死。事故发生后，原告及原告的父亲于2016年5月1日与死者家属孟广稚达成了赔偿死者家属346000元的赔偿协议。协议达成后，原告赔偿了死者家属第一期赔偿金146800元和第二期赔偿金100000元。还剩余最后一期100000元未付。本次事故经威宁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6年5月21日作出黔公交认字（2016）第0012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原告张玉松和拖拉机驾驶员吉永江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死者邹某无责任。事故认定书作出后，原告认为赔偿金额超出了农村居民赔偿标准的两倍以上，拖拉机驾驶员吉永江承担同等责任，应平均承担赔偿责任，其与第三人姚贤毅系义务帮工关系，姚贤毅应承担赔偿责任及赔偿协议显失公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赔偿协议。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6）黔0526民初4121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现原告认为其用货车将二被告租赁的挖机运输到施工工地，不收取被告任何费用，与被告及第三人形成义务帮工关系，在帮工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邹某死亡的赔偿费用应由二被告及第三人连带承担，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二被告及第三人连带返还其为被告及第三人垫付的赔偿金246800元，并连带支付2016年5月1日签订的《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中尚未付清的赔偿款1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帮工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从以上解释的相关规定看出，义务帮工关系成立的要件是“无偿提供劳务”。本案中，原告驾驶车辆运输自己家出租给二被告的挖机到被告的施工工地，该运输行为是义务帮工民事法律关系还是出租机械设备中的合同义务，是双方争议的核心焦点。从原、被告双方的主张看，原告认为挖机交付给被告后，由被告支配和使用，转运机械设备的义务属被告方，在帮助转运挖机时，未收取任何费用，由被告负责转运的油料，与二被告之间属义务帮工关系。被告认为，在租用挖机期间，由出租方安排挖机驾驶员和转运挖机属出租方的义务，不构成义务帮工关系。从双方的举证情况看，原告提交的三组证据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但不能直接证明双方系义务帮工关系，与本案无关联性。由于二被告与原告之父张廷科之间的租赁关系未签订书面合同，系口头租赁协议，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对租用的挖机转运进行了约定，属约定不明。根据日常交易习惯，挖机属特殊设备，需借助其他运输工具转运，转运车辆一般由出租方负责。审理中，原告已认可两次以上转运挖机，未收取相应的转运费用，可以认定原告的运输行为属于出租挖机的合同义务。故原告主张与被告之间的运输行为属义务帮工关系的理由不充分，证据不足，不予采纳。另外，原告在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时属未成年人，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所驾驶的车辆属无牌无证车辆，又未依法投保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原告对造成的交通事故负有重大过错，应自行承担赔偿责任。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原告诉张玉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51元由原告张玉松承担。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没有新的事实和证据。 综合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答辩意见及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义务帮工关系。 本院认为，义务帮工是帮工人自愿、无偿地为被帮工人提供劳务，并未为被帮工人拒绝的行为，具有自愿性、自主性、临时性、无偿性和劳务性等特点，需要用工方提供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以帮工人接受被帮工人的指挥为根本的判断标准。首先，被上诉人并未为上诉人提供运输工具和相应的工作环境条件，运输挖机完全是由上诉人自己提供运输工具来完成，运输挖机的过程也不受上诉人的指挥和控制，其不符合义务帮工的法律特征。其次，成立义务帮工法律关系应当是无偿性提供劳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之间并无直接的人际关系，上诉人多次为被上诉人无偿运送挖机没有事实基础，也有悖常理，更不存在临时的帮忙关系。上诉人为被上诉人运送挖机的原因是其父亲张廷科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的挖机租赁关系，故上诉人的行为应当系协助其父亲张廷科完成挖机租赁过程中相关事务的行为，其主张无偿帮助被上诉人转运挖机无事实依据。最后，由于上诉人之父张廷科与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的挖机租赁法律关系中没有订立书面合同，且双方一审诉讼中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对挖机的运送及转运责任进行了明确约定，属于约定不明。对上诉人驾驶自己家的车辆将自己家出租给二被上诉人的挖机运送到二被上诉的施工工地的行为，是义务帮工法律关系还是挖机租赁合同的附随合同义务，只能结合挖机租赁市场的交易习惯进行认定。据此，原审根据挖机租赁过程中一般由出租方负责运送及转运挖机的日常交易习惯，结合上诉人在一审诉讼中认可两次以上为被上诉人转运挖机均未收取相应的转运费用事实，认定上诉人在本案中的运输行为属于挖机租赁合同的附随义务并无不当。上诉人所提的对原审第三人姚贤毅的询问笔录，恰好也能证明其此前也为二被上诉人无偿运输挖机的事实，进一步印证了上诉人为被上诉人运送挖机的行为系其为自己家出租挖机过程中的附随义务。因此，对上诉人所提与二被上诉人之间系义务帮工法律关的上诉人理由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上诉人张玉松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502.00元，由上诉人张玉松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可 审判员 黄塑希 审判员 陈红梅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六日 书记员 何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