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0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国厦，男，1953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鸣野，广东骤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舟，广东骤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儋州华森先科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儋州市和庆镇罗便管区抱南村。法定代表人：黄国厦，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祝胜满，广东海际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张初华，男，1955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原审第三人：张初发，男，1949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两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雪，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两原审第三人共同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勇，广东厚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国厦因与被上诉人海南儋州华森先科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森公司）、原审第三人张初华、张初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41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国厦的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并改判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2012年1月8日至2018年12月10日期间的利息3298320元；2、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对案件事实查明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黄国厦与被上诉人华森公司通过与被上诉人的全部股东就借款总额、借款利息、还款方式以《补充协议》的方式达成共识，特别就借款利息达成一致意见，只是借款时间需视公司资金需求而定，因此在《补充协议》中特别注明“借款协议另定”。借款的金额、还款方式、借款利息等重要事项应当服从于《补充协议》。但是，一审法院以双方的借款是另定的口头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款，该口头协议的借款因没有借款利息，故判决不支持上诉人的利息诉请，属于误判。其次，对于上诉人诉请2012年1月8日至2018年12月10日期间的利息3298320元，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是同意的，一审法院违背居中裁判原则，损害了上诉人合法权益。被上诉人华森公司答辩称：借款是事实，由法院依法判决。原审第三人张初华、张初发述称：不同意一审判决，更不同意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所有的诉讼请求。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2条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依法追究上诉人诬告陷害，虚假诉讼等犯罪行为的法律责任。一、原审法官认定借款关系的核心依据是转账凭证、上诉人陈述、被上诉人毫无异议的自认。结合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关联关系，以及被上诉人委托律师的实际是由黄国厦委托人等事实，原审法院的认定事实轻率，且严重违反法律和司法解释所要求的司法认定标准，严重违反证据裁判规则，是严重失职行为，原审法官已经涉嫌枉法裁判。(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法定代表人与公司的关系，被上诉人实际由上诉人控制，委托代理人的费用也是上诉人自行支付，被上诉人及其代理人不可能做出对上诉人不利的主张。这种情况下，法律明确规定，不能单凭自认认定借款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第二条、第四条的规定，对可能存在虚假诉讼的，要适当加大依职权调查取证力度。(二)上诉人单凭转账凭证提起诉讼，且转账凭证明显有涂改痕迹，原审第三人也对转账凭证的法律性质提出异议，且提供了大量的证据给予佐证，法庭查明是将“增资款”进行了涂改，确未依法进行严格审查。(三)上诉人不诚信，其陈述也在过去从2012年至2019年期间的，诉讼中反反复复，其陈述依法不应采信。上诉人因与原审第三人投资设立华森公司，上诉人确实投入了近千万元资金。所有投入的资金都是上诉人自愿，并且自己判断公司前景情况下做出单方增资决定。因上诉人怀疑张初发人品，在2012年7月将其公开开除后，华森公司因陷入技术困境，无法继续经营而亏损。上诉人为了挽回自己的投资损失，聘请律师，利用控制公司的便利，于2012年8月15日向公安机关报案诬告原审第三人抽逃出资和职务侵占；并同日以其妻子吕某的名义提起对华森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自此日开始，原审第三人被迫进行了十多次诉讼。关于涉案转账凭证，上诉人已经利用关联关系进行了三轮诉讼，黄国厦利用其与华森公司的关联关系以及与其妻子吕某与广州市越秀区加华发展贸易中心的关联关系，依次由以吕某的名义进行诉讼，以自己的名义申请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以及本次的诉讼，期间关于民间借贷的所有要素都反复发生变化，甚至关于借款关系是否书面形式均前后不一，并且自相矛盾，所以依法不应采信黄国厦的陈述，更不能采信华森公司的自认。(四)原审第三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涉案转账是增资款，是投资，而非借贷。上诉人当庭提供的其他证据，均无证明力。1、2012年1月8日的《补充协议》是公司章程的补充协议，所有的股东都签字，不违反任何法律，依法具有法律效力。《补充协议》对上诉人单方增加出资进行了明确的约定，并对增加出资的用途进行了明确的约定和计划。上诉人也是在签订该协议后的两个月内投入了资金。足以认定，这些转账就是上诉人的投资款，而非公司负债。根据签订补充协议时的内容，华森公司只有履行2012年2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对外举债。而且2012年1月8日的《补充协议》对借款进行明确的要求，就是另行签订书面协议，这个签订书面协议，当然是所有的股东开股东会议才能决定和签署的。直至今日，股东也没有认可华森公司对外举债或向黄国厦举债。2、上诉人主张原审第三人没有履行出资义务而将转账款不能认定为增资款与事实不符，因为增资协议中并无约定以原审第三人履行出资义务为前置条件。且根据2月5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只要上诉人履行该协议，原审第三人履行出资义务是轻而易举的。3、《章程》和《验资报告》均不能证明涉案的转账不是投资，就是借款。因为是否做工商变更，以及何时做，均由股东会决定，并且有作为法定代表人的黄国厦实施才可能实现。黄国厦为了减少自己的损失，在公司亏损下，不去做工商变更。但是不能据此认定涉案转账记录，就是借款而非增资款或投资款。法院根据未作变更认定协议未实际履行，进而认定转账凭据就是借款，没有事实根据，也完全是偏听偏信。4、上诉人提交的四份判决书，均发生于涉案转账记录之后，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也不能证明上诉人要证明的内容。(五)即使原审法院无法认定原审第三人所述的增资款的完全确定性，也足以证明涉案是股东之间的权益纠纷，也足以使得上诉人的关于借款的陈述陷入真伪不明，上诉人应继续举证转账是借款，否则就应驳回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原审第三人已经对其主张为增资款的事实提供了证据证明，上诉人黄国厦对借款事实的证明并未达到高度盖然性，仍然承担证明责任。二、原审法院引用审计报告作为判案依据毫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首先，双方在本案中均无将审计报告作为证据提交，其次，原审法院也没有对审计报告进行查明，原审法院以在以前的历次诉讼中提交此份审计报告作为认定借款关系成立的做法是错误的，该份审计报告是黄国厦为了对原审第三人进行诬告而单方提供给鉴定机构，并非将当时公司的真实情况提供给审计机构。根据原审第三人提供的《公证书》所记载华森公司当时的真实情况与审计报告认定的事实不符，也与黄国厦当年在公安机关作出的口供相矛盾。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书认定，黄国厦基于其与华森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向华森公司出借借款，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双方的借款合同关系合法有效是错误的。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黄国厦请求认定借贷关系除了转账凭证以外并无任何其他证据可采信，原审法院认定借贷关系成立是错误的，缺乏事实依据，也违背证据裁判规则，并且适用法律也存在错误，原审法官严重失职，甚至涉嫌枉法裁判。黄国厦为了挽回自己的投资失败的损失，用尽一切手段，玩弄法律和法院于股掌之间，完全没有诚信和做人底线的行为，应依法给以彻底的否定性、惩罚性评价。请求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之上，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黄国厦的诉讼请求，并对黄国厦涉嫌虚假诉讼、诬告陷害移交公安机关处理。黄国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华森公司向黄国厦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及支付2012年1月8日至2018年12月10日期间的利息3298320元；2、华森公司向黄国厦支付判决生效后的利息（从生效判决确定华森公司向黄国厦偿还款项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计算至所欠款项还请之日止）；3、由华森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华森公司的企业公示信息记载，该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1年9月9日，股东为黄国厦、张初华、张初发。2012年1月8日，黄国厦（甲方）与张初华（乙方）、张初发（丙方）签订《补充协议》，内容为：甲、乙、丙三方于2011年9月3日商议一致，制定《海南儋州华森先科木业有限公司章程》，共同投资组建华森公司，并兴建橡胶木拼版厂及橡胶木改性厂，项目投资额由原来1000万元增加到1450万元，经甲、乙、丙三方再次协商，一致同意将投资总额和股东投资股权调整以及生产流动资金等问题作出如下决议，并作为《华森先科木业公司章程》的补充协议：一、一致同意将华森公司的总股本金由原来的1000万元增加为1450万元……二、各股东出资和股份调整为1、甲方投资出股本金1000万元（其中35万元转给技术股受益人丙方），甲方实际股本金965万元，占公司66.5%股份；2、乙方投资出股本金450万元（其中15万元转给技术股受益人丙方），乙方实计股本金435万元，占公司30%股份；3、丙方的股本金由甲方为期出资35万元，乙方为其出资15万元，丙方实计股本金50万元，占公司3.5%股份；三、甲方承诺根据公司生产实际经营需要提供有息贷款解决生产流动资金，确保工厂正常生产，首批三年期生产流动资金200万元，每月还本付息78500元，分36个月还清本息（借款协议另订）……。2012年1月16日，黄国厦通过其个人账户向华森公司账户转账支付100万元。黄国厦在庭审中出示了该笔转账的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副联客户留存）原件，该凭证下方空白处有字迹被涂抹后的痕迹，被涂抹字迹为手写的“增资款”字样。2012年2月6日，黄国厦通过其个人账户向华森公司账户转账支付100万元。2012年8月15日，黄国厦的配偶吕某在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2）海南二中民初字第27号案件】，要求华森公司偿还吕某借款475万元及利息、违约金。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吕某与华森公司于2011年12月1日至2012年4月24日期间共签订了14份《借款协议》，合同约定借款475万元，华森公司逾期未偿还借款，该院于2012年12月5日作出民事判决，判决华森公司向吕某返还借款本金475万元，并支付利息及违约金。2013年，张初华、张初发向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2013）海南二中民二初字第7号案件】，要求撤销（2012）海南二中民初字第27号民事判决。张初华、张初发在该案中诉请中主张，华森公司从未向吕某借过任何款项，有儋州市公安局委托海南中审君合司法会计鉴定所作出的《关于对海南儋州华森先科木业有限公司股东出资及资产、负债、经营情况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为证，该意见书证实，华森公司拖欠黄国厦个人借款200万元，拖欠广州市越秀区加华发展贸易中心借款215万元，不存在2011年12月1日至2012年4月24日先后14次向吕某借款475万元的事实。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张初华、张初发与（2012）海南二中民初字第27号案件的诉讼标的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第三人”，故裁定驳回张初华、张初发的起诉。该裁定书的事实查明部分载明：“又查明：因张初华涉嫌抽逃出资被儋州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儋州市公安局委托海南中审君合司法会计鉴定所对华森公司2011年9月1日至2012年9月30日期间股东缴纳出资和公司资产负债经营情况进行司法会计鉴定，作出了《关于对海南儋州华森先科木业有限公司股东出资及资产、负债、经营情况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其中记载：截止2012年9月30日，华森公司的负债总额为4156756.61元，其中拖欠黄国厦个人借款200万元，拖欠广州越秀区加华发展贸易中心借款215万元。”上述裁定作出后，张初华、张初发不服，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4）琼立一终字第192号案件】。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张初华、张初发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黄国厦主体资格和起诉条件，上诉理由成立，故于2014年11月4日作出裁定：一、撤销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3）海南二中民二初字第7号民事裁定；二、本案由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2014年12月23日，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张初华、张初发诉华森公司、吕某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2015）海南二中民一初字第1号案件】。该院于2015年7月13日作出民事判决：撤销该院（2012）海南二中民初字第27号民事判决。（2015）海南二中民一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中载明如下内容：“（第12页）（三）第三笔：100万元证据1：《借款协议》。证据2：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显示2012年1月16日，黄国厦向华森公司汇款100万元。证据3：《收款收据》。本院认为：由于证据2显示汇款人为黄国厦，该组证据无法证实吕某与华森公司之间有100万元借款。（四）第四笔：100万元证据1：《借款协议》。证据2：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显示2012年2月6日，黄国厦向华森公司汇款100万元。证据3：《收款收据》。本院认为：由于证据2显示汇款人为黄国厦，该组证据无法证实吕某与华森公司之间有100万元借款。……（第19页）本院再查明：（2012）海南二中民初字第27号案所涉及的14笔款项总金额为475万元，具体情况为：1笔款项10万元无银行票据；1笔款项为吕某汇款给张初发账户50万元；2笔款项为黄国厦汇款给华森公司共200万元；10笔款项为广州市越秀区加华发展贸易中心汇款给华森公司共215万元。吕某所提供的银行汇款凭证，均无法直接证明吕某个人将款汇入华森公司的账户。……”上述判决作出后，吕某不服，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5）琼民二终字第28号案件】。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5日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12月29日，黄国厦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被申请人华森公司向申请人黄国厦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及支付利息。北京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4月30日作出（2016）京仲裁字第0573号裁决书，裁决华森公司向黄国厦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并支付截至到2016年4月30日的借款利息。该裁决书载明：“北京仲裁委员会依据申请人黄国厦于2015年12月29日提出的仲裁申请，以及申请人与本申请人华森公司于2015年12月8日签订的《还款协议》第3条约定的仲裁条款，于2016年1月11日受理了前述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就本案协议产生的纠纷……仲裁庭查明如下事实：……申请人分别于2012年1月16日和2012年2月6日向被申请人提供贷款1000000元，共计200万元。2015年12月8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本案协议，主要内容为：‘鉴于1.乙方股东之间曾于2012年1月达成一致，同意由甲方股东向乙方提供有息贷款解决生产流动资金，确保乙方的正常生产。2、乙方分别于2012年1月16日及2012年2月6日向甲方借款100万元，共计人民币200万元。3.乙方由于资金困难，迄今尚未归还乙方上述借款中的任何部分。就以上借款的本息归还事宜，甲、乙双方达成协议如下：1.借款利息按照年利率24%计算（参照乙方股东同意的利率），自借款发生日起算至还清有关借款之日止。2.还款期限：乙方须于本协议签订后三个工作日内向甲方归还上述借款本息……”上述裁决书作出后，黄国厦向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上述裁决。2018年，张初华、张初发向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不予执行（2016）京仲裁字第0573号裁决书【（2018）琼97执异8号案件】。该院查明，黄国厦与华森公司于2015年12月8日签订还款协议一份，约定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均提请北京仲裁委员会按照其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黄国厦与华森公司还于2015年12月29日以签订相关补充协议的方式约定适用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的简易程序。该院再查明，黄国厦通过仲裁程序请求华森公司偿还200万元借款本息的主张，曾经黄国厦的妻子吕某以自己的名义通过诉讼程序予以提出，但该诉讼请求历经多次诉讼最终未被支持。该院还查明，华森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其中黄国厦出资510万元，出资比例51%；张初华出资440万元，出资比例44%；张初发出资50万元，出资比例5%。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黄国厦，公司公章由黄国厦持有和保管。该院认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海南二中民一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虽然否定了黄国厦配偶吕某与华森公司之间存在包含本案200万元借款本息在内的借贷关系，但并未排除黄国厦与华森公司存在借贷关系的可能。黄国厦作为华森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未经股东会同意并超出公司章程的约定范围，与自己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华森公司签订还款协议及有关协议，设定仲裁解决纠纷方式和选择仲裁规则，违背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应尽忠实义务和法律规定，属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禁止行为，仲裁机构据此作出仲裁裁决显然与法律规定不符。故（2016）京仲裁字第0573号裁决书存在不予执行的法定情形。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7日作出（2018）琼97执异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不予执行北京仲裁委员会（2016）京仲裁字第0573号裁决。上述执行裁定作出后，黄国厦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2018）琼执复71号案件】。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0日作出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黄国厦的复议申请。2019年1月16日，黄国厦提起本案诉讼。庭审中，黄国厦代理人称案涉两笔借款是在2012年1月8日的补充协议基础上，黄国厦与华森公司之间形成的口头协议，黄国厦与华森公司之间并未约定还款期限。另查明：一审庭审中，一审法院向黄国厦的代理人询问2012年1月16日的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上为何有手写“增资款”后又被涂抹的痕迹，代理人称不清楚谁人所写，也不清楚被涂抹的为什么字迹，需要庭后询问黄国厦本人。庭审结束后，黄国厦代理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书面情况说明，称上述个人业务凭证原手写的“增资款”字样是华森公司的财务人员整理单据时错误写上的，发现错误后财务人员便将该字迹涂抹掉。再查明：吕某与黄国厦于1982年11月27日登记结婚。2019年1月16日，广州市越秀区加华发展贸易中心（法定代表人为吕某）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2019）粤0104民初4158号案件】，要求华森公司偿还借款本金215万元及利息。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16日作出判决，判决华森公司向广州市越秀区加华发展贸易中心偿还借款本金2150000元及利息。一审法院认为：黄国厦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其曾向华森公司出借200万元。对此，黄国厦在本案中提交了其于2012年1月16日、2012年2月6日分别向华森公司转账1000000元，合共20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华森公司对黄国厦主张的事实均无异议，一审法院对此亦予以确认。黄国厦是华森公司的股东兼法定代表人，黄国厦基于其与华森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向华森公司出借借款，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双方的借款合同关系合法有效。黄国厦与华森公司之间并未书面约定借款期限，黄国厦有权随时向华森公司主张还款。黄国厦起诉主张华森公司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黄国厦在本案中主张的利息包括两部分，一是主张自2012年1月8日至2018年12月10日期间按照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二是主张从生效判决确定华森公司向黄国厦偿还款项之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黄国厦与华森公司之间系达成口头借款协议，并无证据反映双方约定了借款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对于黄国厦主张的上述第一部分利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案涉借款未约定借款期限，黄国厦提起本案诉讼后，华森公司仍未还款，构成违约，黄国厦有权向华森公司主张逾期利息。黄国厦主张从生效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计算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张初华、张初发认为黄国厦与华森公司之间并不存在真实借款关系、华森公司无须向黄国厦借款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法律并不禁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股东向公司出借款项，华森公司完全有可能因公司经营周转或出于其他安排向黄国厦借款。其次，黄国厦就其与华森公司之间的借款事实有相应的借款凭证予以证实，经审查认定双方存在借款关系，如前文所述不再赘言。再次，张初华、张初发作为（2013）海南二中民二初字第7号案件的原告，曾在该案陈述其诉讼请求时，确认华森公司拖欠黄国厦个人借款200万元，并提供儋州市公安局委托海南中审君合司法会计鉴定所作出的《关于对海南儋州华森先科木业有限公司股东出资及资产、负债、经营情况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为证。而张初华、张初发在本案中，却否认黄国厦与华森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缺乏相应事实依据。据此，一审法院对张初华、张初发该项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张初华、张初发认为黄国厦提起本案诉讼属于重复起诉，构成“一事二理”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2）海南二中民初字第27号案件的争议标的包含案涉200万元借款，但上述案件判决已被法院生效文书撤销。而黄国厦作为申请人的（2016）京仲裁字第0573号案件的争议标的虽与本案诉讼标的相同，但该案仲裁裁决书被法院裁定不予执行。黄国厦提起本案诉讼时，并不存在其他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构成重复起诉的案件，故对于张初华、张初发该项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张初华、张初发在本案中提出黄国厦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张初华、张初发作为华森公司的股东，对华森公司对外所负债务并无独立请求权，但若华森公司的债务成立，则直接影响张初华、张初发作为华森公司股东的民事权益。张初华、张初发参加本案诉讼，是为了辅助法院查明案件事实，防止对其不利的裁判结果。因此，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张初华、张初发属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本案中，一审法院并未判决张初华、张初发承担还款责任，故张初华、张初发并不享有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权利。对张初华、张初发称黄国厦提起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接纳。由于本案华森公司并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一审法院对于黄国厦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出诉讼时效的问题不作审查。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海南儋州华森先科木业有限公司向黄国厦归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尚欠本金为基数，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定期存款利率计算利息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二、驳回黄国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48888元，由黄国厦负担30434元，由海南儋州华森先科木业有限公司负担18454元。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原审第三人张初华、张初发坚持认为涉案款项属于黄国厦的投资款，并补充提交如下证据：一、2012年2月5日签署《海南儋州华润企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有原件）；二、黄国厦2012年8月15日向公安机关提交的《报案书》和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梁成贵的《询问笔录》、张初华的《讯问笔录》、《关于财务制度的决定》《合作协议》《华森先科员工登记表》《收据》《对账单》《转账支票》、《不批捕决定书》《补充侦查提纲》《要求复议意见书》《复议决定书》《提请复核意见书》《复核决定书》《起诉意见书》《儋检刑不诉[2013]12号》、琼检二分刑申复决[2014]1号；三、《关于对海南儋州华森先科木业有限公司股东出资及资产、负债、经营情况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四、《公证书》（有原件）；五、转账凭证历次诉讼情况一览表；六、华润公司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2013）海南二中行初字第184号行政判决书、（2014）琼行终字第43号行政判决书。上诉人黄国厦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证据一的真实性由法院审核，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二、证据三，因为没有原件，不确定它的真实性；证据四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五只是汇总说明不算证据；证据六没有原件，不发表质证意见。被上诉人华森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证据一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且与本案没有关系；证据三真实性确认，在鉴定报告上也指明了借款200万元是黄国厦个人借款；证据四真实性由法庭认定，但也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其他证据是复印件，对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二审审查范围应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当事人对原审判决未提起上诉部分，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黄国厦要求被上诉人华森公司按照年利率24%标准支付2012年1月8日至2018年12月10日期间借款利息3298320元的主张应否得到支持。经审查，2012年1月8日黄国厦与张初华、张初发签订的《补充协议》中，约定了黄国厦与张初华的增资事项，虽然同时还约定“三、甲方承诺根据公司生产实际经营需要提供有息贷款解决生产流动资金，确保工厂正常生产，首批三年期生产流动资金200万元，每月还本付息78500元，分36个月还清本息（借款协议另订）”，但在一审时黄国厦确认其与华森公司之间就案涉争议款项是形成口头协议，也没有约定还款期限，现黄国厦也没有充分证据证实本案讼争的200万元系上述条款中提及的“首批三年期生产流动资金”项下借款；而且黄国厦主张讼争200万元按照年利率24%标准计付利息，也有别于上述条款提及的贷款事宜，故一审法院认定黄国厦与华森公司就本案借款是达成口头协议，并无证据反映双方约定了借款利息，对黄国厦要求华森公司按照年利率24%标准支付2012年1月8日至2018年12月10日期间的利息3298320元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张初华、张初发抗辩主张讼争款项并非借款而是投资款的意见，虽然前述《补充协议》中有约定黄国厦与张初华的增资事项，但华森公司并没有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华森公司也确认讼争200万元属于借款；张初华、张初发作为（2013）海南二中民二初字第7号案件的原告，在该案中提供儋州市公安局委托海南中审君合司法会计鉴定所作出的《关于对海南儋州华森先科木业有限公司股东出资及资产、负债、经营情况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作为证据，其中有“截止2012年9月30日，拖欠黄国厦个人借款200万元”的记载，亦可佐证华森公司欠付黄国厦借款200万元的事实，故一审法院对张初华、张初发否认黄国厦与华森公司之间借款关系的意见不予采纳，并无不妥。张初华、张初发在二审期间补充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推翻一审判决的事实认定。综上所述，黄国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186.56元，由上诉人黄国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邹迎晖审判员  许雪芳审判员  李璐思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书记员  何贤羡林洁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