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0112民初7349号 原告:刘恩骞，男，1970年5月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济南市历下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钟强、左亮（特别授权代理），山东琴岛（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于世光，男，1971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东港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经理，住济南市历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庆文、郭文科（特别授权代理），山东泰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恩骞与被告于世光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1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恩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钟强，被告于世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庆文、郭文科到庭参加诉讼。双方和解未果。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钟强，被告于世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庆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恩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款项655246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损失（以欠款本金为基数，自2015年11月1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利率的1.5倍为标准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1年，原、被告双方约定，原告刘恩骞出资10万元，由被告于世光代原告持有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港公司）激励股权一万股，价格按照东港公司规定执行，手续费由原告承担，股权产生的权利、义务由原告享有。为此，被告向原告出具书面的保证书。原告交付10万元给被告后，被告依约购买上述股票。股票部分卖出后，被告分别于2014年12月24日、2015年1月29日支付给原告人民币5万元、6.5万元。2015年11月12日，原告指示被告将剩余股票按照不低于36元价格出售并双方进行结算，但被告拒不履行。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 于世光辩称，一、原告与被告之间实际系借款合同关系，并非委托合同关系。自1992年，被告在东港公司工作，担任职务，2011年东港公司对公司高管及核心员工进行限制性股票激励，被告系东港公司合法的激励对象，因当时被告资金不足，故向原告借款十万元，且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款保证书》。《借款保证书》中，被告多次用“借”一字，可看出被告有借款的意思表示，原告对此《借款保证书》也未提出异议。二、原告并非东港公司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不享有激励对象的权利义务。东港公司的《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本次股权激励的激励对象为公司实施本计划时在公司任职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股权激励对象具有人身专属性，他人不得成为或变相成为激励对象。三、双方关于委托购买东港公司限制性激励股票的委托约定无效。证监会2005年颁布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股权激励是指上市公司以本公司股票为标的，对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员工进行的长期性激励。上市公司以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及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适用本办法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可以包括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第十七条规定：“上市公司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应当在股权激励计划中规定激励对象获授股票的业绩条件、禁售期限。”2009年8月24日国家税务总局下发《关于股权激励有关个人所得说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61号）第一条明确规定：“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财税[2009]5号文件等规定，个人因任职、受雇从上市公司取得的股票增值权所得、由上市公司或其境内机构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和股票期权所得个人所得税计税方法，依法扣缴其个人所得税。”从以上得知，限制性股票与普通流通股票的性质完全不同，限制性股票所得均属于激励对象个人薪酬的一部分。东港公司向被告发行的限制性股票与被告人身息息相关，具有人身专属性，属于被告个人所有。因此，原告主张的其与被告关于其享有激励对象的权利、义务的约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该部分约定无效。四、被告已履行还款义务，原告无理由追究被告任何责任。在借款关系中，双方未约定借款利息、还款期限及逾期还款利息等内容。被告于2014年12月24日、2015年1月29日分两次向原告支付款项共计11.5万元。被告不仅偿还了本金，还多支付1.5万元作为借款利息。综上，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双方有争议的证据为：于世光出具的借款保证书。原被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该份保证书表现的法律关系有异议。原告主张双方系委托合同关系，被告主张系借贷关系。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1年10月，东港公司决定向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授予限制性股票进行股权激励。于世光属于被授予限制性股票范围之内。2011年10月19日，于世光认购限制性股票4万股，认购价格为9.73元/股。2011年10月19日，东港公司向于世光发出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授予通知书，载明：“根据《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限制性股票授权人员名单》的规定，经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董事会确认、监事会审核、股东大会同意，您具备获授限制性股票的资格，公司现授予您限制性股票4万份。该部分限制性股票是您可获得的限制性股票数量最高额。……公司于授予日（2011年10月19日）发出本《限制性股票授予通知书》，请您在三个交易日内签署《限制性股票授予通知书》，并将其中一份原件送回公司，否则视为不接受限制性股票。”2011年10月20日，于世光在《限制性股票授予通知书》签字，并与东港公司签订《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书》。 2011年11月3日，东港公司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公告如下：“授予日：董事会已确定授予日为2011年10月19日。授予价格：9.73元/股。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锁定期、解锁期：本计划有效期为60个月，自标的股票授予日起算。自授予之日起12个月为禁售期，禁售期后48个月为解锁期。在解锁期内，在满足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时，激励对象可分四次申请标的股票解锁，具体如下：第一次解锁自授予之日起满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第二次解锁自授予之日起满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第三次解锁自授予之日起满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第四次解锁自授予之日起满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每次可解锁数量占限制性股票数量比例为25%。东港公司公告的股份分红方案为：2011年度，10转增10股派4元（含税）；2012年度，10转增2股派2元（含税）；2013年度，10转增2股派2元（含税）；2014年度，10派3元（含税）；2015年度，10派3元（含税）。 2011年11月13日，于世光给刘恩骞出具借款保证书，载明：“2011年10月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计划限制性股票激励，其中于世光为东港公司激励对象，但是由于于世光资金有限，特此借刘恩骞现金人民币拾万元用于购买东港公司激励股壹万股，则这壹万股属于刘恩骞所有。为此于世光保证此款专用于购买东港公司激励股壹万股，价格按照东港公司规定价，多退少补，手续费由刘恩骞承担，刘恩骞享有与于世光等东港公司参与此次激励股员工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否则，由于世光个人全部承担此次激励股的损益。特此保证。”该保证书下方手写注明：“限制性股票价：9.73/股，合计97300元，余2700元待明年第一次解锁时和收益一款还清。”签订借款保证书前，刘恩骞于2011年10月20日向于世光转账10万元。刘恩骞依据该份保证书主张其与于世光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刘恩骞委托于世光购买东港公司激励股一万股，刘恩骞享有与于世光等东港公司参与此次激励股员工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于世光辩称该保证书是因为其向刘恩骞借款10万元，双方之间是借贷关系；其购买的股票均是自己所有。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原被告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否有效？二、原告主张的损失能否得到支持？ 关于焦点一，确定双方法律关系的依据是于世光签字的借款保证书，该保证书虽然名为借款保证书，但从保证书的内容来看，刘恩骞转账给于世光的拾万元用于购买东港公司激励股一万股，该一万股属于刘恩骞所有，刘恩骞享有与于世光等东港公司参与此次激励股员工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否则，由于世光个人全部承担此次激励股的损益。以上的内容能够证明两者之间系委托买股持股的合同关系，而非于世光辩解的借贷关系。于世光主张东港公司发行的限制性股票激励的对象具有人身专属性，刘恩骞不得成为或变相成为激励对象；所以双方关于委托购买东港公司限制性激励股票的约定违反证监会2005年颁布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和国家税务总局下发《关于股权激励有关个人所得说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属于无效约定。因该规定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应是合法有效的。二、原、被告委托合同成立，被告应按照原告的委托要求进行股票的出售。在限制性股票第一二次解禁时，原告未要求被告进行出售，在第三次解禁时，原告要求被告以26.8元的价格出售，被告也给原告回复信息，已按该价格出售，故被告应将该出售价格所得款项收益返还原告。在第四次解禁时，原告要求被告以不低于36元的价格出售，被告实际按超出36元的价格进行了出售，原告仅要求按36元的价格计算收益，应当支持。被告主张应扣除相应的税费，原告予以认可，则原告计算的收益应当扣除税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倍计算的利息，没有依据，本院酌定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于世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刘恩骞655246元； 二、被告于世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刘恩骞以655246元为基数，自2015年11月13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352元，由被告于世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赵 静 人民陪审员  王寿莲 人民陪审员  张福英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李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