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4民终5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任香萍，女，1956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其湘，男，1931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系任香萍之夫。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秦群芝，女，1946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根法，男，1947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系秦群芝之夫。上诉人任香萍因与被上诉人秦群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9）豫0402民初8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任香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其湘，被上诉人秦群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根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任香萍上诉请求：1.撤销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9）豫0402民初836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秦群芝的诉讼请求。2.判定秦群芝骗取钱财不当得利诬告罪。3.诉讼费由秦群芝承担。事实和理由：1.秦群芝是投资人，她的投资单位是河南兴融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兴融公司)，任香萍是该公司的业务人员,秦群芝向兴融公司的投资事项由其经办,其与秦群芝是委托关系,不存在借贷关系。秦群芝向法庭提供的收条实际上是秦群芝向兴融公司投资的款项，由其经办,公司崩盘不再还本付息,其在秦群芝威逼利诱下写出收条，证明该投资款的所有权是秦群芝的，而不是债权凭证。2.其受秦群芝委托共经办两宗投资,每宗10万元,两宗共20万元。两宗数额相同,很容易混淆，为了便于区别两宗存款的不同,用以下方式表述:(1)长期合同，本金6万元加4万元，简化为(6+4):第一期合同由秦群芝本人直接与公司签订,起止日期为2014年3月8日—2014年6月7日，该期合同本金6万元由秦群芝本人直接对公司支付,月利率1.6%，利息由公司直接支付给秦群芝；第二期至第七期合同属于合单性质，合同金额40万元,包含秦群芝的10万元(秦群芝第一期流转本金6万元加上2014年9月6日秦群芝转账给其的4万元),该合同包括秦群芝在内的5位投资人共同委托其与公司签订投资合同,(当时这种做法叫合单,意为几个人合在一起,因为合单金额大，利率高),当时公司的规定是每期为三个月,按月付息，到期后本金自动流转为下期本金,不存在资金流动来往，第二期至第七期本金利率没有变化。第七期2015年12月1日合同到期时因公司面临崩盘，秦群芝说“对你放心”,合同仍由其保管,在这样情况下,在合同到期的当天,秦群芝威逼利诱其写下10万元的收条(之后合同由秦群芝持有,几个月后又把合同还给其,由其保管)。（2）置换合同:本金5万元加5万，简化为(5+5)。本宗合同共三期仍以合单方式由投资人委托其与公司签订。第一期本金是秦群芝直接付给公司的5万元;第二期是第一期流转的5万元和2014年9月17日转账给其的5万元，合计10万元。第三期合同到期日为2015年3月15日，合同到期后应秦群芝的要求2015年3月16日通过其的账户转账给秦群芝41880元(其中本金4万元及当期利息1880元)，剩余6万元从其名下转换成秦群芝的名下,以秦群芝本人名字对公司签订投资合同，至此该宗合同全部履行完毕。3.一审判决书第4页第3行称“秦群芝持取款凭证和转账凭证合计10万元向任香萍主张债权由收条加以佐证,本院予以采信”是错误的,秦群芝向法庭出示的10万元收条是2015年12月1日长期合同(6+4)到期时其应秦群芝要求写下的,收条落款日期与第一宗长期合同的最后到期日期一致。秦群芝向法庭出示的两张5万元银行凭证中,其中一张2014年4月21日的取款凭证,该凭证的日期与秦群芝向公司投资的第一期合同的起始日期完全一致,是秦群芝向公司直接支付5万元本金，该5万元和其没有关系。该10万元在2015年3月15日已经履行完毕(详见5+5合同)。综上，各种证据表明其受秦群芝委托办理合同两宗,每宗10万元,合计20万元(即长期合同(6+4)和置换合同(5+5)，本金共4笔,分别为6万元,4万元,5万元,5万元,其中的6万元、5万元共11万元是秦群芝直接向公司支付,剩下的两笔4万元、5万元共9万元是秦群芝转帐给其的，支出部分是2015年3月16日给秦群芝4万元资金,6万元合同(5+5)合同结束,现在的10万元就是长期合同(6+4)(详情前文已作说明)。希望二审法院公正执法,辨明事实。秦群芝辩称，一审中其起诉的是自2015年12月1日起任香萍长期占用其10万元，每月利息1500元，要求任香萍返还，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12月1日任香萍向其出具“今收到秦群芝现金壹拾万元，每月利息1500元”，有收条、转款凭证、取款凭证、银行利息流水予以佐证，真实有效。任香萍上诉称欠其的10万元已经还清，经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3月16日转还的4万元及6万元合同的往来均发生在2015年12月1日之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2015年3月16日转还其的41880元含息1880元是归还2015年12月1日10万元欠款的，140626-03-695号的6万元合同是其本人在兴融公司6万元合同的延续，4万元现金是2014年6月7日其在兴融公司的4万元本金。而任香萍在兴融公司140626-03-824号11万元的投资合同中，任香萍是债权人，与其的10万元无关。其在兴融公司140626-03-695号的6万元合同与任香萍所欠其的10万元无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请求驳回任香萍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秦群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处任香萍偿还秦群芝借款10万元，自2015年12月1日至2017年12月30日25个月的利息37500元，共计13.7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2月1日，任香萍向秦群芝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收条，今收到秦群芝现金壹拾万元，2015年12月1号，每月利息1500元，任香萍，2015.12月1号。庭审中秦群芝称：该10万元为2014年4月21日取款5万元并交付任香萍，另外5万元为2014年9月17日转账给任香萍。任香萍庭审称：2014年3月8日秦群芝直接对公司签订合同本金6万元，2014年6月7日秦又增加4万元，合计10万元，合单以任香萍的名义签订合同，该合同一直延续六期至2015年12月1日。2014年4月21日秦群芝又投资5万元，2014年9月17日秦群芝又增加5万元，合计10万元。从此日计算起，秦群芝分两宗存款20万元。该两个5万元已经分两次返还给秦群芝，分别为2015年3月16日转款41880元，及6万元的投资合同，仍有10万元款项，以任香萍的名义与河南兴融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同。现秦群芝要求任香萍返还10万元款项未果，故引起诉讼。另查明，2014年9月17日秦群芝通过银行转帐给任香萍5万元，2014年4月21日秦群芝从其账户取款5万元。2015年3月16日任香萍向秦群芝转款41880元，秦群芝与兴融公司于2015年6月14日签订的6万元投资合同，合同编号（140626-03-695号），秦群芝就该合同项下的债权转让给景永志，秦群芝就该6万元合同项下的债权消灭。再查明，2015年9月2日，任香萍与兴融公司签订的11万元投资合同一份，合同编号（140626-03-824）。上述事实，由收条、转款凭证、取款凭证、两份合同及庭审笔录在卷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秦群芝持取款凭证及转账凭证合计10万元，向任香萍主张债权，由收条加以佐证，本院予以采信。任香萍提出抗辩，10万元系投资款，并且以2015年3月16日转款41880元及6万元的投资合同已支付完毕。但综合本案证据，6万元投资合同及41880元的转账均发生在2015年12月1日所出具的收条之前，若上述10万元款项已经支付完毕则没必要再出具该收条，且收条中注明月利息1500元，具有欠条的性质。任香萍与兴融公司签订的11万元投资合同一份，合同编号（140626-03-824），若存在秦群芝的10万元则该合同应直接与秦群芝签订，没有合单赚取高额利息的必要。再者秦群芝自2014年3月8日起与河南兴融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同，之后合同到期再续期，秦群芝最后持有的合同编号（140626-03-695号）6万元投资合同应为其本人直接与兴融公司签订的投资合同的延续，任香萍抗辩的最后秦群芝持有的合同（140626-03-695号）来源与两个5万元可能性不大，不予采信。另任香萍亦未举证证明该6万元合同及41880元的转账是用来偿还该10万元。综上，对2015年12月1日所出具的收条内容予以采信，结合取款及转账凭证，任香萍应当偿还秦群芝10万元款项，利息部分秦群芝自愿放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任香萍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秦群芝借款10万元；二、驳回秦群芝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50元，由任香萍承担2300元，由秦群芝承担75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任香萍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任香萍本人制作的其经办秦群芝投资兴融公司的本金来往清单，拟证明秦群芝以任香萍的名义在兴融公司投资。证据2，任香萍本人制作的其经办秦群芝投资款、利息和建行流水账页对账表，拟证明秦群芝在兴融公司投资过两笔各10万元的款项和支付利息的情况。证据3，兴融公司工作人员徐小诺的建设银行卡向秦群芝转款明细和徐小诺出具的兴融公司客户电子账册中秦群芝投资情况的电脑记录照片一张，拟证明兴融公司的电子账册显示秦群芝出资额为12.08万元，客户经理为任香萍，且兴融公司2017年6月27日通过徐小诺的账户按照1%的比例向秦群芝退还了1300元的本金。证据4，2014年12月16日兴融公司向投资人任香萍出具的还款计划书（2015年3月15日向任香萍还款本金4.3万元）和2015年3月15日兴融公司向投资人秦群芝出具的还款计划书（2015年6月14日向秦群芝还款本金6万元）各一份，拟证明上述还款计划书中所列款项是秦群芝向兴融公司其中一笔投资的10万元，2015年3月15日退还秦群芝4万元本金和1880元的利息，剩余的6万元由任香萍的名字改为秦群芝的名字，兴融公司向秦群芝出具了合同编号为140626-03-695的6万元投资合同，该合同秦群芝于2017年下半年又经过置换公司与他人置换成了2.52万元的合同。证据5，兴融公司向任香萍出具的合同编号为140626-03-824的11万元的投资合同（具体包括投资人收益说明书、收据、承诺书、投资证明、授权委托书），拟证明其向秦群芝所写10万元的收条系秦群芝向兴融公司投资的另外一笔10万元的款项，该10万元投资款包含在上述11万的投资合同中，秦群芝明知该10万元投资款包含在以任香萍名义和兴融公司所签的投资合同中，但非让任香萍给秦群芝出具借条，任香萍不同意出具借条，才向秦群芝出具了案涉收条。秦群芝对上述证据综合质证称，任香萍陈述不真实。2014年3月8日，秦群芝通过POS机转账给兴融公司6万元，签订了3个月的合同，6月7日到期后，任香萍转给秦群芝其中的2万元，另外4万元任香萍称以后还给秦群芝，并向秦群芝出具了4万元的欠条。2014年6月7日同一天，秦群芝还向兴融公司转账6万元，秦群芝和兴融公司签订了6万元的合同。当天形成了6万元的合同和4万元的欠条。后在任香萍的操作下，上述秦群芝的10万元和他人合单，怎么合单的秦群芝不清楚，任香萍从2014年7月9日向秦群芝支付10万元的利息，一直到2015年3月该10万元都是合单。2015年春节秦群芝住院，向任香萍催要款项，2015年3月16日，任香萍转账给秦群芝4.188万元，包含利息1880元。剩余6万元任香萍不归还秦群芝，合同也由任香萍控制，在秦群芝的一再追要下，到2015年9月下旬，任香萍将编号为140626-03-695的合同交给秦群芝，该合同的合单、续签均由任香萍操作，秦群芝不知情。后秦群芝向兴融公司追要该6万元，6万元的合同还剩余2.85万元，后来秦群芝认亏，将2.85万元半价转让给了景永志的置换公司，得了1.25万元。就此，秦群芝经任香萍手在兴融公司的6万元和4万元业务结束。案涉收条是2014年4月21日，秦群芝从银行取款5万元交给任香萍，任香萍从5月开始就向秦群芝支付该5万元利息，2014年9月17日，秦群芝又给任香萍转账5万元，两个5万元合并，任香萍向秦群芝出具了借款10万元的借条，同时收回了2014年4月21日出具的5万元的借条。2015年10月下旬，任香萍以还款为由把向秦群芝出具的10万元借条骗走，当场销毁。秦群芝索要钱款后，2015年12月1日，任香萍又向秦群芝出具了案涉收条。二审中徐小诺出庭作证称，其于2014年4月进入兴融公司工作，2016年3月公司进入无序状态，现在公司的业务全部停止，无人办公，负责人也不知去向。其原来不负责公司财务，根据公司记载的财务账册显示，秦群芝在公司有一份编号为140626-03-695的独立合同，后进行了部分兑付，到2016年4月25日之前，这个合同减少为2.85万元。任香萍名下有一个编号为140626-03-824的合同，面额11万元，2016年3月25日左右，任香萍将这个合同其中的10万元转给了秦群芝，这个10万元加上2.85万元形成了一份秦群芝名下的12.85万元的与兴融公司的合约。其未参与任香萍转给秦群芝10万元一事，只是根据公司原来会计制作的电子账册得知。关于秦群芝名下12.85万元款项的原始凭证其不能提供，在哪里保管其也不清楚。任香萍对徐小诺的证言无异议。秦群芝质证称徐小诺的证言没有依据。本院经审查认为，任香萍提供的证据1、2均系其本人制作的表格，实际系其本人陈述，且其已在之前庭审中做过陈述不属于新证据。证据3、4、5也已在之前庭审中予以出示，并经举证，亦不属新证据。徐小诺所称兴融公司电子账册显示秦群芝名下共计有12.85万元的款项，其中包含有任香萍名下11万元合同中的10万元款项，但对任香萍和秦群芝之间具体如何协商不清楚，也不能提供原始凭证予以说明。秦群芝不认可任香萍名下11万元合同中有其10万元款项的事实。故本院对此事实不能确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任香萍和秦群芝之间是否就案涉收条约定的10万元款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对于案涉收条中约定的10万元款项系秦群芝的款项，双方均无异议，但对该笔款项的性质双方各执一词，说法不一。任香萍称该款系秦群芝经其手向兴融公司的投资款，并称秦群芝一共在兴融公司有两笔各10万元的投资款，其中一笔投资款已经其手处理完毕，和其本人没有任何关系。另外的一笔10万元投资款因合单还在其名下，出具案涉收条也不是借条的性质。为证明其陈述真实，任香萍提供了其与秦群芝之间的银行流水、兴融公司账册照片、其与兴融公司之间签订的11万元的投资合同以及秦群芝与兴融公司签订的6万元的投资合同等证据予以证明。秦群芝仅认可经任香萍手向兴融公司投资过一笔10万元的款项，且已经处理完毕，和任香萍没有关系，但否认案涉收条中的10万款项系投资款，坚称系借款。因对款项性质二人陈述迥异，需对案卷的客观证据进行分析，以便准确定性。从任香萍向秦群芝出具的收条内容来看，收条中明确载明：“今收到秦群芝现金壹拾万元，每月利息1500元”字样，既有本金又有利息，名为收条，实为借条性质。从出具收条的时间看，出具收条的时间为2015年12月1日，任香萍和兴融公司签订合同的时间是2015年9月2日，签订合同时间在前，出具收条时间在后。如果秦群芝委托任香萍进行投资，那么出具收条的时间在签订合同的时间之后明显不符合常理。即使任香萍收秦群芝10万元用于兴融公司投资一事属实，但没有证据证明任香萍的投资是受秦群芝的委托，任香萍所称的11万投资合同的当事人系其本人和兴融公司，而非秦群芝，兴融公司的电子账册虽然显示该合同中有10万元已转至秦群芝名下，但秦群芝不予认可，也无证据证明秦群芝同意此事。综上，任香萍以个人名义向秦群芝出具了“借条”性质的“收条”，可认定为任香萍向秦群芝出具的债权凭证，秦群芝以此主张任香萍偿还10万元款项亦无不当。综上所述，任香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任香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泰东审判员李勇审判员崔伟杰二〇二〇年五月九日法官助理吴桐书记员李夫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