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3行终202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厦门聚亿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法定代表人黄永峰，董事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西城区司法局，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南菜园街51号。法定代表人李程，局长。委托代理人吴迪，女，北京市西城区司法局干部。委托代理人邵玉龙，男，北京市西城区司法局干部。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司法局，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运河东大街57号院6号楼。法定代表人苗林，党委书记、副局长。委托代理人刘彬，女，北京市司法局干部。委托代理人孟庆亮，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厦门聚亿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聚亿公司）因诉被上诉人北京市西城区司法局（以下简称西城司法局）行政答复及北京市司法局（以下简称市司法局）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2行初58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西城司法局于2019年4月16日作出西司复〔2019〕3号《答复书》（以下简称《答复书》），主要内容为，厦门聚亿公司投诉方某、齐某一案，西城司法局于2019年1月16日正式受理，经调查，西城司法局查明以下事实，2016年4月7日，厦门聚亿公司与北京市义方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义方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委托义方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在厦门聚亿公司与库柏电气（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库柏公司）纠纷在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福建高院）再审案件中作为厦门聚亿公司的代理人参加诉讼，协议约定代理费用50万元，于开庭前支付，后厦门聚亿公司签署授权委托书，委托方某、齐某作为厦门聚亿公司与库柏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诉讼代理人。2016年8月31日，厦门聚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方某、齐某共同参加福建高院（2016）闽民再243号案件的开庭审理，后齐某通过顺丰速运向福建高院陈蔚法官发送文件一份，通过EMS向福建高院王丹发送再审代理意见。2016年12月5日，方某通过电子邮件向厦门聚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永峰发送《收集调取证据申请书》。2016年12月26日，厦门聚亿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向义方律师事务所支付民事代理费50万元，2016年12月29日，义方律师事务所开具名称为厦门聚亿公司的增值税普通发票6张，金额合计50万元。2017年3月2日，福建高院作出（2016）闽民再243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243号再审判决书》），维持了（2013）闽民终字第141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141号二审民事判决书》）第一、三、五、六、七项，变更《141号二审民事判决书》第二、四项，厦门聚亿公司不服《243号再审判决书》，于2017年3月27日与义方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委托义方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代理再审，约定再审申请阶段代理费5万元，于受理通知之日起3日内支付，再审阶段代理费20万元，于再审裁定下达之日起3日内支付。后齐某起草了民事再审申请书，最高人民法院未受理再审申请书，义方律师事务所未收取代理费，厦门聚亿公司与义方律师事务所再次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委托义方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代理抗诉，齐某起草了申请抗诉书，后厦门聚亿公司和义方律师事务所解除了代理抗诉的协议，义方律师事务所未收取代理费，该协议现在并未保存。以上事实有厦门聚亿公司的投诉书及相关材料、义方律师事务所卷宗材料、北京市西城区律师协会投诉案件部分卷宗材料、询问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关于厦门聚亿公司提出的方某、齐某未及时发现并向法庭出具调取相关证据的申请书，以致法庭以超出法律规定的举证期限为由予以拒绝，以及方某、齐某没有及时请求再次开庭，使中铁一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公司）当庭说明其之前参加二审法庭调查时发表意见的真实性等问题，经西城司法局核查，厦门聚亿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永峰向方某提出再次开庭并要求中铁公司来说明的想法后，方某及时建议厦门聚亿公司以自身名义向福建高院申请调取证据并起草了相关文书发给黄永峰，《243号再审判决书》载明，厦门聚亿公司在庭审辩论终结后才提出申请，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举证期限，厦门聚亿公司的申请亦不属于当事人无法自行获取证据的情形，且中铁公司一再表明涉及的相关工程无质量问题，故对于厦门聚亿公司的申请不予准许，西城司法局认为，方某、齐某对厦门聚亿公司提出的有关要求积极予以配合，福建高院对于调取证据申请不予准许非方某、齐某的过错造成，并且，是否需要向法院申请调取相关证据，属于诉讼策略的问题，故西城司法局认为方某、齐某的上述行为不构成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律师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关于厦门聚亿公司提出会见在押服刑人员，齐某以北京好像不让会见为由推辞了的问题，现方某、齐某对该问题未认可，且无其他证据证明厦门聚亿公司曾提出该项调查取证要求，故该问题无法查实。关于厦门聚亿公司提出方某、齐某于开庭后两个多月才将代理词寄至福建高院的问题，经查，厦门聚亿公司认可方某、齐某于开庭后两个多月将代理词寄至福建高院，而福建高院在开庭后六个月作出《243号再审判决书》，且厦门聚亿公司提供的福建高院庭审记录证明方某、齐某已当庭阐述代理意见，故西城司法局认为，该问题不至影响福建高院裁决的作出，也不至于对厦门聚亿公司造成损失。关于厦门聚亿公司提出的方某、齐某丧失执业和道德底线、高额收费、恶意损害委托人利益，经查，现无证据证明方某、齐某有丧失执业和道德底线、恶意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代理费数额是厦门聚亿公司与义方律师事务所协商一致达成，且不违反签约当时生效的《北京市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试行）》《北京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的规定，代理费由义方律师事务所统一收取并开具合法票据，未发现方某、齐某行为违反《律师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对于收费的规定。根据《北京市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投诉处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因投诉事项查证不实或者无法查实，西城司法局对方某、齐某不予处理。厦门聚亿公司不服被诉《答复书》，向市司法局申请行政复议，市司法局于2019年9月16日作出京司复〔2019〕55号《北京市司法局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复议决定书》），维持西城司法局作出的《答复书》。厦门聚亿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请求撤销西城司法局作出《答复书》和市司法局作出的《复议决定书》，并由西城司法局和市司法局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1月7日，厦门聚亿公司向西城司法局投诉义方律师事务所方某律师和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齐某律师，并提交的书面投诉书，在该投诉书的底部，厦门聚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永峰手写“投诉请求，望贵单位能给予被投诉人行业处分”、“具体投诉理由及请求参照当初向北京市律协和西城区律协的投诉书中的内容”（北京市西城区律师协会的投诉书载明厦门聚亿公司的投诉要求为北京市西城区律师协会予以方某、齐某予以律师行业处罚，具体的投诉理由为方某、齐某在代理福建高院的再审案件中没有及时向法院出具调取证据申请书，致使厦门聚亿公司超出法定举证期限；方某、齐某在开庭两个多月后才将代理词提交至福建高院；齐某告知厦门聚亿公司北京地区不能会见在押服刑人员，致使在案件审理中厦门聚亿公司未能会见与再审案件有关的项目经理；50万元律师费收费不合理；针对申请再次再审和抗诉存在异议。）后西城司法局作出《西城区司法局律师类投诉案件受理告知书》，并送达至厦门聚亿公司、方某、齐某，2019年2月28日，西城司法局对方某进行询问谈话，并制作了询问笔录。2019年3月5日，西城司法局对齐某进行了询问谈话，并制作了询问笔录。2019年3月12日，西城司法局作出《司法行政机关律师类投诉调查延期审批表》，2019年3月13日，西城司法局作出《北京市西城区司法局律师类投诉延长办案时限告知书》（以下简称《西城延长办案时限告知书》），因案件情况较复杂，决定延长办理时限30日，并将《西城延长办案时限告知书》送达至厦门聚亿公司、方某、齐某。2019年4月2日，西城司法局对厦门聚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永峰进行谈话，并制作询问笔录，2019年4月8日，西城司法局再次和方某进行谈话，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同日，西城司法局作出《调查函》，向福建高院陈蔚法官核实再审案件相关情况，但未得到回复。2019年4月10日，西城司法局再次和齐某进行谈话，并制作了询问笔录。2019年4月16日，西城司法局作出涉诉《答复书》，并送达至厦门聚亿公司、方某、齐某。厦门聚亿公司不服西城司法局作出的《答复书》，于2019年6月18日向市司法局提起行政复议，2019年6月24日，市司法局作出京司复〔2019〕55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以下简称《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并邮寄至西城司法局。2019年7月2日，西城司法局作出《行政复议答复书》。2019年8月12日，市司法局作出京司复〔2019〕55号行政复议延期通知书（以下简称《市司法局延期通知书》）。2019年9月16日，市司法局作出《复议决定书》，并邮寄送达至厦门聚亿公司和西城司法局。一审法院另查，2016年4月7日，厦门聚亿公司和义方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其中第五条第2点约定，“标的费为50万元人民币，于开庭之前支付”；第六条约定，“甲方必须向乙方律师如实介绍与案件有关的一切情况，提供与案件有关的全部证据，对于甲方要求调取提交的证据，乙方律师有权自行决定是否调取提交……乙方律师不予调取或者不予提交的证据，甲方认为必须调取或者提交的，应当自行调取或者提交”。2016年8月31日，方某、齐某作为厦门聚亿公司的代理人参加了福建高院（2016）闽民再243号民事案件的开庭审理。在开庭过程中，方某、齐某陈述了代理意见。此外，在福建高院的再审案件卷宗中，亦有方某、齐某提交的再审代理意见，该意见书的落款日期为2016年9月7日。2016年12月5日，厦门聚亿公司收到方某以邮件形式发送的《收集调取证据申请书》，2016年12月6日，厦门聚亿公司向福建高院提交了加盖厦门聚亿公司公章的《收集调取证据申请书》。2016年12月26日，厦门聚亿公司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将案件代理费50万元转账至义方律师事务所的账户。2016年12月29日，义方律师事务所开具了名称为厦门聚亿公司的6张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合计金额为50万元。2019年4月15日，义方律师事务所出具厦门聚亿公司和库柏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代理费情况说明（以下简称《代理费情况说明》），对代理费数额的确定进行了说明。一审法院再查，在代理福建高院（2016）闽民再243号民事案件时，厦门聚亿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方某、齐某均为义方律师事务所的律师。2017年5月9日，齐某转至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工作，义方律师事务所的住所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宣外大街10号庄胜广场中央办公楼北翼9层905单元，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宣外大街10号庄胜广场中央办公楼北翼9层。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律师法》第四条和《北京市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三条之规定，西城司法局作为被投诉律师执业机构所在地的区司法行政机关，具有受理厦门聚亿公司的投诉并进行调查处理的法定职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第三条、第十二条的规定，市司法局作为西城司法局的上一级主管部门，具有受理针对西城司法局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作出复议决定的职权。本案审理的焦点为方某、齐某在委托代理期间，是否存在厦门聚亿公司所称的违法违纪行为以及西城司法局作出的《答复书》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关于厦门聚亿公司提出的方某、齐某在代理再审案件中未及时向福建高院出具调取证据申请书，致使厦门聚亿公司超出法定举证期限的问题。本案中，首先，方某、齐某在收到厦门聚亿公司调取证据的意向后，及时拟定了《收集调取证据申请书》，并将其发送给厦门聚亿公司的法定代理人黄永峰，厦门聚亿公司对此亦表示认可，且厦门聚亿公司也向福建高院提交了该份《收集调取证据申请书》；其次，厦门聚亿公司和义方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中已约定，义方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有权决定是否调取证据，方某、齐某并未超越代理权限；最后，《243号再审判决书》已载明，厦门聚亿公司的调取证据申请最终未被批准的原因有多个，超过法定举证期限仅为其中之一，除此之外，还有申请调取的证据不属于当事人无法自行获取证据的情形以及中铁公司也一再表明相关工程无质量问题等，厦门聚亿公司将调取证据申请未被批准归咎于方某、齐某的过错，有欠妥当。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方某、齐某在代理涉案再审案件过程中存在不当代理的行为，因此，西城司法局对该问题的答复意见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厦门聚亿公司认为方某、齐某在再审案件庭审中没有及时将代理词提交福建高院的问题。本案中，首先，从福建高院民事审判笔录记载的内容上看，方某、齐某在2019年8月31日的开庭过程中，已经详细阐述了代理意见；其次，福建高院再审案件的卷宗材料中，显示方某、齐某提交的再审代理意见的落款日期为2016年9月7日，与开庭时间即2019年8月31日相隔不久，也能与方某、齐某所述的因快递送达出现问题而向福建高院邮寄了两次代理意见的内容相互印证；最后，方某、齐某邮寄再审代理意见的时间早于《243号再审判决书》的作出时间，故在《243号再审判决书》作出前福建高院已经知晓了再审代理意见的内容，再审代理意见的邮寄时间并未影响到判决结果，也未损害厦门聚亿公司的利益，并且，法律对于再审代理意见的提交时间亦无相关规定。因此，对于厦门聚亿公司提出的由于方某、齐某在再审案件开庭结束后两个多月才提交代理意见而影响判决结果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西城司法局关于该投诉部分的答复，并无不妥。关于厦门聚亿公司要求会见在押服刑人员，但齐某告知其北京地区无法会见，从而致使厦门聚亿公司未能在再审案件审理过程中了解案情的问题。首先，厦门聚亿公司在投诉案件处理过程中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曾经向方某、齐某提起该项要求；其次，在西城司法局处理投诉案件的过程中，方某、齐某亦否认厦门聚亿公司曾提出过该项请求。综合上述情况，西城司法局认为该项问题无法查实从而作出的投诉答复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方某、齐某高额收费，丧失职业底线的问题。本案中，厦门聚亿公司与义方律师事务所于2016年4月7日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时，民事案件代理费的收费标准适用的是当时还具有法律效力的《北京市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试行）》，依据该规定的第二条，民事案件代理费按照当事人争议标的额实行差额累进计算，因涉案再审案件的诉讼总标的额为10887186．34元，经核算，律师代理费数额为441700元，与最终确定的案件代理费50万元相差不多。其次，根据《北京市律师诉讼代理服务费政府指导价标准（试行）》第五条的规定，若案件法律关系复杂，律师办案时间明显多于同类案件的，经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一致，按照不高于规定收费标准的5倍收费，协商不成的，执行规定的收费标准。因涉案的再审案件比较疑难复杂，接受委托的律师出庭地点在外地，律师的办案时间消耗较多，因此，义方律师事务所在不超过规定收费标准的5倍收费的情况下，经与厦门聚亿公司协商一致，将收费数额确定为50万元，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最后，义方律师事务所以自己的名义收取涉案再审案件的代理费并及时向厦门聚亿公司开具合法票据，符合《北京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的规定。故西城司法局经核实，作出未发现方某、齐某的行为违反了《律师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对于收费的规定的答复，一审法院对此不持异议。此外，对于厦门聚亿公司庭审中提出的西城司法局在未得到福建高院调查回函的情况下，直接作出《答复书》违反法律规定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首先，西城司法局积极履行了调查的义务，及时向福建高院发送了《调查函》，福建高院未回函并非西城司法局的过错；其次，目前法律并未作出有关调查单位未回函，司法行政部门不能办结投诉案件的规定，厦门聚亿公司的该项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与之相反，根据《北京市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应在规定期限内办结投诉处理案件。因此，西城司法局通过调取再审案件的卷宗、谈话询问等方式履行了调查职责，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涉诉《答复书》，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另外，西城司法局在收到厦门聚亿公司的投诉后进行了及时登记、受理、调查、询问等程序。市司法局在收到厦门聚亿公司的行政复议申请后进行立案、调查、核实等程序，并做出《复议决定书》。厦门聚亿公司要求撤销西城司法局作出的《答复书》和市司法局作出的《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厦门聚亿公司的诉讼请求。厦门聚亿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答复书》基本事实认定不清，适用依据错误。《答复书》错误认定被投诉人接受上诉人的委托参与开庭审理应尽的职责，对诉争案件审理的焦点，且直接影响案件审理结果的调查取证的代理行为。被投诉人不仅没有当庭申请且过后更没有积极向法庭争取，而是用《委托代理协议》第六条的规定进行开脱。同样《委托代理协议》第四条第4点也有约定被投诉人“根据审理情况和需要向法庭提交书面意见”的要求，至于引用再审过后判决书中的相关内容更是黑白不分。《答复书》并没有尽责查清上诉人关于对被投诉人没有当庭及时要求再次开庭以便中铁公司（其在二审法庭调查中作了有关变更的虚假陈述）阐明事实的诉求。不仅无视被投诉人方某在询问笔录中的说辞和齐某在再审庭审笔录的叙述，而且抛开被投诉人提交的再审相关证据材料中通篇都没有涉及任何有关变更字眼的事实。《答复书》对认定会见在押服刑人员事实的行为存在明显不当的情形。被投诉人提交由网上下载的厦门东通道（翔安隧道）机电工程施工招标公告相关内容的打印件，《委托代理协议》第四条第1点约定“就案件情况听取甲方介绍，与甲方交换意见”，厦门路桥腐败案在网络上都有相关信息，在这样的情形下，《答复书》还采信被投诉人的说辞，明显有悖常理。《答复书》对认定晚寄代理词的事实行为同样存在明显不当的情形。不仅形式上刻意回避被投诉人前后自相矛盾的说辞，而且代理意见内容上也并没有陈述诉争案件焦点问题，同时也存在对被投诉人未尽职责事实认定不清。《答复书》对被投诉人收取高额代理费，不能圆满完成委托事务的基本事实认定不清。《答复书》在邮寄调查函给福建高院再审经办人员的行政行为上存在主要证据不足的情形。在对方没有实质答复的情形下，其行为明显存在假作为，且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市司法局作为西城司法局的上一级主管部门，其行政复议行为没有依照《行政复议法》进行实质的审查，基本事实认定不清，适用依据错误。综上，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判令市司法局和西城司法局对被投诉人义方律师事务所方某和齐某两位律师重新作出行政决定，二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厦门聚亿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EMS邮寄复印单2份（分别邮寄至北京市西城区律师协会、北京市律师协会）、《投诉案件移送告知书》，证明北京市律师协会有关部门和人员没有及时受理厦门聚亿公司的投诉且没有公平公正处理厦门聚亿公司的投诉和诉求；2．调查函，证明西城司法局有关部门和人员没有公平公正处理厦门聚亿公司的投诉和诉求，并作出不正确的《答复书》；3．《答辩意见》和（2016）闽民再243号再审案件卷宗中的《答辩意见》，证明方某、齐某在开庭的过程中没有及时提出再次开庭的请求，使中铁公司未能阐明事件的真实性，方某、齐某存在重大失责行为；4．139邮箱截图复印件、（2016）闽民再243号再审案件卷宗中的《收集调取证据申请书》，证明方某、齐某在给北京市西城区律师协会的书面材料中有意作假，方某、齐某在再审案件中当庭没有要求取证属于重大失责的不当行为；5．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调查笔录（第一次），证明方某、齐某在代理案件过程中对诉争的案件焦点存在重大失责的不当执业行为，恶意损害厦门聚亿公司的利益；6．（2010）厦民初字第67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67号一审判决书》）、《141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4）民申字第454号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受理通知书（以下简称《454号再审受理通知书》）、（2014）民申字第454号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454号再审裁定书》）、《243号再审判决书》，证明方某、齐某让厦门聚亿公司失去了一次宝贵的诉争机会，使得厦门聚亿公司产生了巨大损失。在法定举证期限内，西城司法局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及法律依据，其中证据为：1．投诉材料清单、投诉书、厦门聚亿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黄永峰身份证复印件、《北京市律师协会投诉案件移送告知书》、京西律协纪字（2017）-012号《北京市西城区律师协会结案通知》（以下简称《西城律协结案通知》）、139邮箱截图复印件、《收集调取证据申请书》、（2016）闽民再243号再审案件卷宗中的《收集调取证据申请书》、（2016）闽民再243号再审案件卷宗中的《再审代理意见》、福建高院民事审判笔录、（2016）闽民再243号再审案件卷宗中的《答辩意见》、《答辩意见》、2016年4月7日《委托代理协议》、2017年3月27日《委托代理协议》、方某律师证复印件、齐某律师证复印件（义方律师事务所）、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北京市增值税普通发票6张、《67号一审判决书》、《141号二审民事判决书》、《454号再审受理通知书》、《454号再审裁定书》、《243号再审判决书》，证明厦门聚亿公司的身份、投诉事项、投诉时间、投诉请求及投诉材料；2．被投诉人方某律师执业证复印件；3．被投诉人齐某律师执业证复印件（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证据2至3共同证明被投诉人方某、齐某的律师身份证明；4．投诉书（北京市西城区律师协会）；5．义方律师事务所诉讼类卷宗（（2016）闽民再243号福建高院再审案件）；6．义方律师事务所申请再审（抗诉）案件卷宗材料；证据4至6共同证明西城司法局从北京市西城区律师协会调取的证据，调查方某、齐某在案件代理过程中的行为；7．2019年2月28日方某询问笔录；8．2019年3月5日齐某询问笔录；9．2019年4月2日黄永峰询问笔录；10．2019年4月8日方某询问笔录；11．2019年4月10日齐某询问笔录；证据7-11共同证明西城司法局分别对方某、齐某、厦门聚亿公司进行调查制作询问笔录；12．调查函及邮寄凭证，证明西城司法局向福建高院发调查函，调查方某、齐某在案件代理过程中的行为；13．方某、齐某出具的微信记录，证明方某、齐某未违反《律师法》及相关法律法规；14．《代理费情况说明》，证明方某、齐某未违反《律师法》及相关法律规定给对收费的规定；15．厦门聚亿公司送达信息确认书，证明厦门聚亿公司填写的投诉人送达信息确认书；16．《西城区司法局律师类投诉案件受理告知书》、邮寄凭证、邮单查询记录、回执，证明西城司法局依照法定程序受理当事人的投诉，将受理告知书送达厦门聚亿公司、方某、齐某；17．《司法行政机关律师类投诉调查延期审批表》、《西城延长办案时限告知书》、邮寄凭证、邮单查询记录、回执、授权委托书，证明西城司法局依照法定程序延长办案时限，将延长办案时限告知书送达厦门聚亿公司、方某、齐某；18．《答复书》、邮寄凭证、邮单查询记录、送达回证，证明西城司法局依法作出答复书，并将答复书送达厦门聚亿公司、方某、齐某。其中法律依据为：1．《律师法》第四条，证明西城司法局的职权依据；2．《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三十一条，证明西城司法局具有查处的法定职责；3．《北京市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其中，第三条第一款证明西城司法局的法定职责，第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证明西城司法局作出的《答复书》程序合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证明西城司法局的答复依据。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市司法局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和法律依据，其中证据为：1．行政复议申请书、《答复书》、《投诉书》、《西城区司法局律师类投诉案件受理告知书》、《西城延长办案时限告知书》、《投诉案件移送告知书》、《西城律协结案通知》、《67号一审判决书》、《141号二审民事判决书》、《454号再审受理通知书》、《454号再审裁定书》、《243号再审判决书》、2016年4月7日《委托代理协议》、2017年3月27日《委托代理协议》、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北京市增值税普通发票6张、《答辩意见》、（2016）闽民再243号再审案件卷宗中的《答辩意见》、（2016）闽民再243号再审案件卷宗中的《收集调取证据申请书》、厦门聚亿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黄永峰身份证复印件、行政复议接待室行政复议申请收据、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市司法局行政复议接待室接待笔录，证明市司法局于2019年6月18日收到厦门聚亿公司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厦门聚亿公司不服西城司法局作出的投诉答复，请求将其撤销，厦门聚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未加盖印章，需要进一步补正；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邮单、邮件查询结果，证明2019年6月21日市司法局收到厦门聚亿公司补充邮寄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3．《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送达回证、邮单、邮件查询结果，证明2019年6月24日市司法局向西城司法局邮寄发送厦门聚亿公司行政复议申请材料副本，西城司法局于2019年6月26日签收；4．《行政复议答复书》、邮单、邮件查询结果，证明2019年7月5日西城司法局邮寄提交复议答复材料，其作出的投诉答复应予维持；5．《市司法局延期通知书》，证明2019年8月12日市司法局作出延期通知书，告知延长审理期限；6．送达回证、邮单、邮件查询结果，证明2019年9月16日市司法局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后于2019年9月17日邮寄给厦门聚亿公司及西城司法局，厦门聚亿公司及西城司法局于9月19日签收。其中法律依据为：1．《行政复议法》，其中，第十二条证明市司法局的职权依据，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一条、第四十条证明市司法局作出行政行为符合法定程序，第二十八条证明市司法局作出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律师法》第四条；3．《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三十一条；4．《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司法局关于印发、的通知》；5．《北京市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三条、第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法律依据2至5共同证明市司法局作出的复议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西城司法局提交的证据18中的《答复书》和市司法局提交的证据1中的《答复书》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作证据使用，一审法院不予认证。厦门聚亿公司提交的证据1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不认证；厦门聚亿公司提交的其他证据客观真实，但上述证据仅能证明厦门聚亿公司委托被投诉律师方某、齐某代理福建高院再审案件，无法实现其欲证明的目的，故一审法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西城司法局和市司法局提交的其他证据和法律依据内容真实，来源合法，能够证明西城司法局作出涉诉《答复书》和市司法局作出涉诉《复议决定书》的过程和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上述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同意一审法院的认证意见并予以确认。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律师法》《北京市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西城司法局作为本辖区司法行政机关，具有对所辖区域内律师事务所执业活动进行监督、指导，接受投诉并依法作出调查处理的法定职责。依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市司法局作为西城司法局的上一级主管部门，具有受理厦门聚亿公司的行政复议申请，并进行相应审查的法定职权。本案中，厦门聚亿公司向西城司法局投诉，认为方某、齐某在代理福建高院的再审案件中没有及时向法院出具调取证据申请书，致使厦门聚亿公司超出法定举证期限；方某、齐某在开庭两个多月后才将代理词提交至福建高院；齐某告知厦门聚亿公司北京地区不能会见在押服刑人员，致使在案件审理中厦门聚亿公司未能会见与再审案件有关的项目经理；50万元律师费收费不合理；针对申请再次再审和抗诉存在异议，要求北京市西城区律师协会予以方某、齐某律师行业处罚。针对厦门聚亿公司提出的投诉意见，西城司法局依法履行调查程序，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结合书面证据和调查核实情况对厦门聚亿公司的投诉事项逐项作出认定，作出《答复书》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关于《答复书》内容是否合法已作出详尽论述，本院不再赘述。针对厦门聚亿公司的投诉，西城司法局履行了受理、调查、作出答复、送达等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市司法局依法受理了厦门聚亿公司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按照《行政复议法》的规定作出《复议决定书》，其复议程序合法，结论正确。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厦门聚亿公司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应予维持。厦门聚亿公司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厦门聚亿电气设备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贾志刚审 判 员 胡兰芳审 判 员 冯秋丽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法官助理 刘 毅书 记 员 孙 利书 记 员 辛 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