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7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贺传芬，女，1966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贺，女，1991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松威，山东胶东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菲，山东胶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国文，男，1940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东超，山东东方未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淑学，山东东方未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丛培群，男，1965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审第三人：陶川卿，女，1939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东超，山东东方未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淑学，山东东方未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杨某，男，2009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法定代理人：戚某(杨某之母)，住威海市环翠区。上诉人贺传芬、杨贺因与被上诉人杨国文、原审第三人丛培群、陶川卿、杨某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19）鲁1002民初56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贺传芬、杨贺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决，改判支持贺传芬、杨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原登记在丛培群名下的20%的股权后因杨永杰处分至杨国文名下，从而认定杨国文是否支付对价不必然决定其是否享有该部分股权，该认定无法律依据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冒用他人名义出资并将该他人作为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冒名登记行为人应当承担相应责任。杨永杰作为冒用丛培群名义登记行为人，其对争议股权承担相应责任，即使杨永杰冒用杨国文名义将争议股权登记在杨国文名下，但不因此改变杨永杰系争议股权实际权益人的事实。2.对于股东资格的确认当区分公司外部和公司内部两种情形进行处理。对外应当遵循公示主义原则和外观主义原则，但本案系公司内部纠纷，对内应按照实质约定来确定股东的权利和义务。丛培群多次陈述其未出资，也未签署公司章程、增资等任何工商登记材料，更未与杨国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丛培群对公司如何注册及变更的相关事项均不知情。而杨国文也认可威海惠友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友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中其名字均非本人所签，更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出资以及支付了合理的股权转让对价。杨永杰在世时，杨国文从未参与惠友公司的经营管理、未参与分红，其实际不享有任何股东权利。一审将丛培群的代持和此后杨国文莫名其妙被记载为股东这一连续的、不可分割的过程刻意进行分解，并据此认定丛培群属于代持股权、而杨国文却属正常获得股权，显然与本案的基本事实大相径庭，并且前后自相矛盾。一审法院关于“杨国文是否支付对价也不必然决定其是否享有该部分股权”的认定系完全根据工商登记而未立足本案客观事实作出的，是完全错误的。3.杨永杰于2002年出资成立惠友公司，囿于当时有限责任公司由二个以上五十个以下股东共同出资设立，公司注册时，杨永杰冒用丛培群的名义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公司股东，但丛培群名下股权的实际权益人仍是杨永杰，杨永杰之后仍然采取这种方式，冒用杨国文的名义将其登记为公司股东。各方当事人在历次庭审中均对争议股权的出资及转让事宜作出明确陈述，杨国文未出资、未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事实十分清楚，无需贺传芬、杨贺再举证证明，与此相反，杨国文应当对其系合法获得并切实拥有诉争股权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以贺传芬、杨贺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杨永杰与杨国文之间存在关于代持股权的相关协议，亦无证据证明杨国文仅仅系名义股东，驳回贺传芬、杨贺的诉讼请求，不当加重贺传芬、杨贺的举证责任，认定事实错误。杨国文辩称，原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原判决第六页提及的临时股东会文件，杨国文的质证意见是对真实性暂时无法确认，即使是真实的，由于股东会决议最终没有相关人员签字，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而不是原判决所写的对真实性无异议。丛培群述称，杨永杰借用其身份证办理相关手续，具体做什么其不知情。惠友公司成立后其才知道具有股东身份，但未实际出资，并没有股东资格，其是通过贺传芬得知名下股份转让给杨国文一事。陶川卿述称，同意杨国文的答辩意见。杨某未陈述意见。贺传芬、杨贺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杨国文系惠友公司的名义股东，不具有股东资格；2.确认登记在杨国文名下的惠友公司20%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和股权持有人为杨永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惠友公司现登记的股东为杨永杰和杨国文，其中杨永杰占公司80%的股权，杨国文占公司20%的股权。杨永杰系杨国文、陶川卿之子，贺传芬之夫，杨贺系杨永杰之女，杨某系杨永杰之非婚生子。杨永杰于2013年3月19日去世，生前未立有遗嘱。杨永杰去世后，杨某提起诉讼，要求对杨永杰的遗产进行继承。一审法院经审理于2014年10月11日作出（2013）威环民初字第168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杨永杰对惠友公司的出资权益，由贺传芬、杨国文、陶川卿、杨贺、杨某共有，其中贺传芬享有五分之三的份额，杨国文、陶川卿、杨贺、杨某各享有十分之一的份额。判决生效后，当事人未变更股东身份。2019年10月8日，贺传芬、杨贺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对杨国文的股东身份以及所持股权的实际持有人进行确认。另查，2015年，贺传芬、杨贺曾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杨国文为惠友公司的挂名股东，其名下股权实际持有人为杨永杰以及贺传芬。该案审理过程中，杨国文的代理人称，股权转让时因为当时公司尚未盈利，所以杨国文不用支付股权转让的对价；另外，公司变更登记材料中的签字虽然并非杨国文本人所签，但是杨国文当时是知情的，也予以认可。后贺传芬、杨贺于2015年12月4日撤回起诉。2017年5月8日，贺传芬、杨贺再次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杨国文为惠友公司的名义股东，其名下股权实际出资人和持有人为杨永杰。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杨国文的代理人称杨国文陆续向杨永杰支付了100万元左右的股权转让款，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后贺传芬、杨贺又于2018年11月26日撤回起诉。2019年8月14日，贺传芬、杨贺再次诉至一审法院，又于2019年9月16日撤回起诉。又查，惠友公司已经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15日作出（（2016）鲁10民终936号民事判决判令解散，目前正处于清算过程中，该判决书还确认杨国文因继承而具有惠友公司股东资格。贺传芬、杨贺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公证书一份，内容为2014年3月20日，山东方向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孙敏、梁宁宁对丛培群进行的询问笔录，丛培群称：其在公司未实际出资，公司注册是杨永杰自己办的，当时用了丛培群的身份证，公司后来增资及后来股份转让其均不知情。2.惠友公司的工商档案材料一宗，内容显示，惠友公司原注册资本为98万元，杨永杰占81.63%、丛培群占18.37%，后公司经多次增资，至2003年4月27日，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其中杨永杰出资比例为80%，丛培群出资比例为20%。档案中还有日期为2010年2月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书》《章程修正案》各一份，转让协议内容为丛培群将其在惠友公司的100万元股权（占注册资本的20%）依法转让给杨国文，公司原股东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股东会决议内容为同意将丛培群100万元股份（占注册资本的20%）转让给杨国文；公司章程修正案也将股东修改为杨国文（出资比例20%）和杨永杰（出资比例80%）。3.《威海惠友经贸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议》复印件一份，日期为2014年3月31日，内容中显示，杨国文的代理人称“挂名股东的持股问题，自家的事，修改公司章程的事，将来可能会考虑到杨某的问题，所以现在是不是把股权全部转给杨贺的问题，然后股权价格的问题。”杨国文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公证书仅能证明丛培群没有出资，事实上公司是以杨永杰和杨国文的家庭财产出资的，杨国文的签名是否本人所签并不影响其股东权利，上述证据不能证实贺传芬、杨贺的主张。丛培群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一审庭审中，贺传芬、杨贺主张惠友公司20%的股权由丛培群转让给杨国文的一切手续均由杨永杰办理。丛培群主张其仅仅是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为杨永杰，对于股权转让事宜其并不清楚。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贺传芬、杨贺起诉要求确认杨国文系惠友公司的名义股东，不具有股东资格的诉讼请求，根据生效判决书已经确认，杨国文因继承而取得了惠友公司的股东资格，故贺传芬、杨贺该项诉讼请求，理由不当，不予支持。关于贺传芬、杨贺要求确认登记在杨国文名下的惠友公司20%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和股权持有人为杨永杰的诉讼请求。尽管该20%的股权的原持有人丛培群自认杨永杰系实际出资人，其仅系名义股东，但该部分股权后来由杨永杰实际处分转移至杨国文名下，并办理了工商登记，杨国文是否支付对价也不必然决定其是否享有该部分股权。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贺传芬、杨贺主张工商登记中杨国文名下惠友公司20%的股权实际出资人和持有人为杨永杰，但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杨永杰与杨国文之间存在关于代持股权的相关协议，亦无其他证据证实杨国文仅仅系名义股东，故其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贺传芬、杨贺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贺传芬、杨贺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期间，贺传芬、杨贺认可杨国文基于继承关系享有公司部分股权，并明确其第一项诉讼请求的本意是要求确认杨国文对第二项诉讼请求中20%的股权不具有股东资格。本院二审查明，惠友公司章程没有规定股权继承的相关问题。杨国文代理人一审中对贺传芬、杨贺提交的《威海惠友经贸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暂不予确认”。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杨国文是否具有惠友公司的股东资格，其名下20%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和所有人应如何认定。关于杨国文的股东资格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惠友公司章程就股权继承的相关问题没有规定，根据生效判决及贺传芬、杨贺的自认，杨国文基于继承关系享有惠友公司的部分股权，具有惠友公司的股东资格，故一审判决驳回贺传芬、杨贺要求确认杨国文不具有惠友公司股东资格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关于杨国文名下20%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和所有人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杨国文的股权系从丛培群处受让而来，但丛培群的陈述证实，其名下股权归属于杨永杰，其与杨国文之间并不存在股权转让关系，杨国文亦认可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其本人所签，据此，贺传芬、杨贺有理由对杨国文是否为股权实际出资人和所有人产生合理怀疑，杨国文应当就其如何取得涉案20%股权承担举证责任。杨国文虽主张其系以股权转让方式取得股权，并主张2010年2月2日工商登记其取得股权前后，其向杨永杰支付100余万元的对价款，有偿取得了20%的股权份额，但未提交证据证实。后杨国文又主张公司2002年10月18日成立时，其对公司有投资，原始取得该20%的股权，与之前的陈述自相矛盾，亦未对该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丛培群的陈述及惠友公司设立时的相关出资事实可以证实，杨国文名下惠友公司20%的股权实际出资人和所有人应为杨永杰。鉴于杨永杰已经去世，惠友公司亦经法院生效判决解散，该20%的股权权益应列入杨永杰的遗产范围。一审要求贺传芬、杨贺举证证实杨永杰与杨国文之间存在关于代持股权的相关协议，属于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贺传芬、杨贺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19）鲁1002民初5691号民事判决；二、确认杨国文名下威海惠友经贸有限公司20%的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和所有人为杨永杰；三、驳回贺传芬、杨贺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贺传芬、杨贺负担25元，杨国文负担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贺传芬、杨贺负担50元，杨国文负担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 锐审判员 刘志敏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法官助理唐玉沙书记员李英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