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69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前锋，男，1973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清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燕，广东金本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毅，广东金本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番禺区添怡酒店，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大北路118、120、122、124号。法定代表人：丁寿林，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庆元，广东广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春花，广东广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曾前锋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番禺区添怡酒店（下简称添怡酒店）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6民初15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曾前锋上诉请求判令：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添怡酒店的全部诉讼请求；2、由添怡酒店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主观臆断认定添怡酒店已向曾前锋交付案外人李迪辉的KTV音响设备，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其一，在曾前锋以添怡酒店的名义起诉案外人李迪辉、广州炫歌汇娱乐有限公司（下简称炫歌汇公司）的租赁合同纠纷案中【一审案号为（2015）穗番法民三初字第1028号，二审案号为（2017）粤01民终20435号】，案外人李迪辉庭审时并未提及其有遗留在现场的KTV音响设备。李迪辉作为拖欠租金的一方，如涉案场地确有音响设备等财产，不可能不以此为由抗辩折抵租金以减损。其二，曾前锋与添怡酒店之间的交易习惯是以实物清点并以书面交接为准。双方对公章等材料的交接均办理了书面交接手续，故KTV音响设备的交接理应也按照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当面清点及书面交接。曾前锋在签订《和解协议》当天支付20万元转售款是依据《和解协议》第六点的约定履行支付款项的义务。原审法院以曾前锋不能解释该20万元转售款的支付理由为由，主观认定曾前锋对包含KTV音响设备在内的涉案物业现状整体接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实际上，曾前锋先行支付20万元后，一直未支付余款30万元，也是对未交付KTV音响设备的抗辩。《和解协议》第六点约定签订协议当天先支付20万元，并未约定KTV音响设备交付的具体方式和时间，故双方在实际履行《和解协议》过程中，对于转售标的物的处分仍应当按照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由添怡酒店举证证明其已经履行交付标的物的义务。添怡酒店应当举证证明其按照现状交付给添怡酒店的场地中已包含KTV音响设备，而不能仅以曾前锋同意按照现状接收为由主观推定添怡酒店已将涉案KTV音响设备交付曾前锋；二、原审法院认定《和解协议》第六条约定的余款30万元的支付条件已经成就，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其一，原审法院认定《和解协议》约定的支付条件为添怡酒店与李迪辉之间的债权债务确定之日为“理顺关系之日”，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和解协议》第五条约定添怡酒店将其对李迪辉的债权全部转让给曾前锋，第六条则约定了音响转售款的支付条件，按照协议拟定的逻辑关系来理解，“理顺关系”在本案中应当涵盖对涉案债权的整体疏通，包括明确涉案债权的数额、明确权利受让人及实际办妥相应债权转让手续等多个环节。《和解协议》约定附条件支付转售款余款，该条件是梳理好与李迪辉之间的关系，包括添怡酒店向曾前锋交付案外人李迪辉遗留在现场的KTV音响设备、音响设备是否有权利瑕疵、添怡酒店对李迪辉的债权是否能实际转让给曾前锋、曾前锋是否能向李迪辉追索到租金最终实现债权等等。其二，添怡酒店已经重新刻制并备案新公章，曾前锋原持有添怡酒店的公章已经无效，曾前锋无法继续实现对李迪辉的债权，即转售款的支付条件无法成就。原审庭审中，添怡酒店确认已经重新刻制并备案了新公章，即曾前锋原持有的公章已经无效。而添怡酒店与李迪辉的执行案件中，添怡酒店仍然是申请执行主体。原审判决并未明确释明添怡酒店应何时及以何方法将涉案债权的申请执行人变更为曾前锋，故曾前锋根本不可能持有本判决去要求添怡酒店履行对李迪辉债权转让的义务。原审判决机械地将添怡酒店对李迪辉债权的转让与《和解协议》中约定的合同买卖关系独立，没有尊重《和解协议》订立时双方的意思自治原则，为曾前锋实现对李迪辉的债权设置了新的障碍。若添怡酒店不予配合办理债权转让手续，则必定引起新的诉讼。办妥债权转让手续是支付转售款的条件之一，现债权转让手续未办妥，自然未具备支付条件。被上诉人添怡酒店答辩称：一、添怡酒店在签订《和解协议》之前就已向曾前锋交付涉案音响设备，该设备放置的场地是曾前锋的物业，已由曾前锋实际控制。其一，按照《和解协议》第三条“乙方(添怡酒店)现将李迪辉遗留下来的KTV音响设备等物品折价人民币50万元转售给甲方”的约定可知，添怡酒店当场就已交付涉案音响设备给曾前锋，否则曾前锋不可能当天就向添怡酒店支付20万元的设备首期款。其二，按照交易习惯，如曾前锋没有收到音响设备，是不会预先支付20万元，且该笔款项的金额数目不小，曾前锋不可能承担先付款又未收到音响设备的商业风险。实际上，添怡酒店在签订《和解协议》之前就已经退出涉案物业，并将物业内部的财物包括李迪辉遗留的音响设备交给曾前锋。因此，双方未办理书面的设备交接。自添怡酒店退出承租曾前锋的物业之后，曾前锋已经另行出租给另外一家酒店进行经营。其三，如曾前锋确未收到涉案音响设备，为何在签订协议之后从未与添怡酒店交涉并维护其合法权益？为何添怡酒店在2017年5月23日向曾前锋邮寄《律师函》之时曾前锋却从未予以回应？为何在时隔两年多，直至丁寿林在2017年8月22日以其名义代表添怡酒店向法院起诉要求曾前锋支付设备余款之时，曾前锋才提起反诉？为何在本次诉讼中曾前锋不提起反诉？显然，曾前锋声称未收到涉案音响设备不符合常理。其四，在曾前锋以添怡酒店的名义起诉李迪辉、炫歌汇公司的租赁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定李迪辉的公司在2015年3月已经停止经营。基于此，双方均一致同意，由添怡酒店在2015年4月6日委托曾前锋侄子曾灿荣和案外人宋鑫林二人处理李迪辉的拖欠租金及其弃置在分租房内的财物等事项，也印证了曾前锋在2015年4月就已经控制涉案音响设备。即在曾前锋控制并接收涉案音响设备后，添怡酒店才与曾前锋签订《和解协议》并约定转售的设备价格及付款方式。其五，正是因为音响设备放置的场地是由曾前锋所控制，曾前锋完全可以随时转移可移动部分的音响设备，并否认收到添怡酒店移交其的涉案音响设备。根据添怡酒店与李迪辉之间签署的《租赁合同》第九条第一款和第十条第一款的约定，添怡酒店有权利处分李迪辉的音响设备等。曾前锋声称在与李迪辉租赁合同纠纷案中，李迪辉未在庭审时未以有遗留音响设备及以音响设备抵扣租金进行抗辩，故曾前锋并未收到涉案音响设备，但李迪辉有无以此进行抗辩是其自由选择，且，之所以李迪辉未以此进行抗辩，因其深知按照《租赁合同》的约定，添怡酒店有处置其遗留音响设备的权利，李迪辉以此为由进行抗辩毫无意义。截止至今，李迪辉也从未对添怡酒店处置其遗留的音响设备提出任何异议；二、添怡酒店已经全面履行了《和解协议》约定的义务，付款条件已成就，曾前锋应当支付余款30万元。《和解协议》约定的付款成就条件是“余款在乙方(添怡酒店)协助甲方(曾前锋)理顺好与李迪辉的关系后全额给付”，该含义应当理解为添怡酒店协助曾前锋起诉李迪辉取得法院的生效判决后即为已经理顺好与李迪辉的关系，付款条件成就。其一，2015年6月18日，添怡酒店与曾前锋签订《和解协议》当天，添怡酒店将酒店的公章、营业执照、消防安全合格证等所有证照的原件移交曾前锋，协助曾前锋起诉李迪辉及炫歌汇公司，以及协助曾前锋就添怡酒店退租的物业重新办理出租。2015年8月27日，另案租赁合同纠纷中，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7日作出判决确认李迪辉及炫歌汇公司应支付200万元。2017年8月22日，丁寿林以其名义代表添怡酒店起诉曾前锋案中，要求曾前锋支付本诉余款30万元及利息。原审法院于2018年1月19日作出(2017)粤0113民初7077号判决，以丁寿林主体不适格为由驳回丁寿林的全部诉讼请求。2017年，李迪辉就租赁合同纠纷案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2017年12月27日作出生效判决维持原判。此时，曾前锋已经实现了对李迪辉、炫歌汇公司的债权，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2017)粤01民终20435号案判决在前，原审法院对(2017)粤0113民初7077号案判决在后，此时添怡酒店已经理顺完其与李迪辉的关系，付款条件已成就，曾前锋应向添怡酒店支付余款30万元。2018年3月23日，曾前锋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之后，在执行过程中，法院已扣划李迪辉存款31798.35元，扣除执行费后退付曾前锋9398.35元执行款。2018年8月20日，原审法院作出终结本次执行裁定书。目前，案件已经终本执行。曾前锋既不支付30万元，也不返还添怡酒店的公章等资料。为了本案诉讼，添怡酒店于2018年12月18日申请重新刻制公章及办理新的营业执照，向原审法院提起本诉，要求曾前锋支付余款30万元及利息，原审法院于2019年1月18日受理本案。综上，在曾前锋持有添怡酒店公章等资料原件长达三年多的时间，添怡酒店一直在协助曾前锋并理顺添怡酒店与李迪辉的关系。曾前锋辩称因添怡酒店重新刻制公章，故添怡酒店没有理顺好与李迪辉的关系，完全是无稽之谈。曾前锋要求添怡酒店配合其办理(2018)粤0113执2302号案的变更执行主体与本案无关，添怡酒店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重新刻制公章的时间是在(2018)粤0113执2302号案终本执行之后，即是在曾前锋实现对李迪辉的债权之后；三、《和解协议》约定的“乙方(添怡酒店)将其对李迪辉的债权全部转让给甲方(曾前锋)，乙方须配合甲方(曾前锋)实现该债权”的含义，是指添怡酒店将对李迪辉享有的租金债权转让给曾前锋，曾前锋已通过法院公权力获得了生效判决文书，已实现债权。至于曾前锋能否兑现判决文书的债权是曾前锋应承担的债权转让的商业风险，且曾前锋能否实现债权的最终决定因素是通过法院公权力进行执行，并非添怡酒店所能决定。如无任何风险，则添怡酒店无需将该债权转让给曾前锋。因此，曾前锋是否能足额向李迪辉追索到租金以最终实现债权并非曾前锋的付款条件；四、经添怡酒店实地考察发现，在添怡酒店退出涉案物业后，曾前锋用添怡酒店的公章等资料变更了添怡酒店注册所在地“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大北路118、120、122、124号7-13楼”的商事登记单位为“广州市迎家酒店有限公司”(下简称迎家酒店)，迎家酒店于2015年12月通过了消防验收，并于2015年12月17日进行商事登记。迎家酒店自2015年加盟维也纳国际酒店后，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大北路118、120、122、124号7-13楼至今由迎家酒店加盟的维也纳国际酒店对外经营。因此，曾前锋在原审庭审时辩称添怡酒店不配合其办理消防等手续完全不符合事实，更何况添怡酒店从未收到曾前锋要求其配合办理消防等手续的任何通知；五、曾前锋以添怡酒店名义起诉案外人李迪辉一案，因在本案起诉之前该案已经终本执行，添怡酒店已履行协助曾前锋实现该债权的义务，至此，添怡酒店早已经完全履行《和解协议》约定的义务，曾前锋支付设备款的条件已成就。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若日后曾前锋发现(2018)粤0113执2302号一案有财产可供执行，添怡酒店承诺就曾前锋对该案恢复执行给予方便，也同意执行回款归曾前锋所有。添怡酒店于2019年1月18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曾前锋向添怡酒店支付拖欠的转售款3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300000元为基数，从2017年6月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由曾前锋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涉讼物业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市桥镇大北路118、120、122、124号。2010年，广东壹号国际文化广场有限公司（签约代表为黎永辉）与福州市闽侯县添怡商务酒店有限公司（签约代表为刘大贵）签订了一份《广州市荔湾区壹号文化广场租赁合同》，约定广东壹号国际文化广场有限公司将涉讼物业出租给福州市闽侯县添怡商务酒店有限公司作为商业经营使用。物业面积为17602.1平方米；租赁期限从2010年4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共10年。2010年10月11日，添怡酒店经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番禺分局核准登记成立个人独资企业，法人代表为丁寿林。2010年12月1日，福州市闽侯县添怡商务酒店有限公司（合同中称甲方，出租方）与李迪辉（合同中称乙方，承租方）签署了一份《租赁合同》，由甲方将涉讼物业内的一至六层转租给乙方作为商业经营使用，租赁场地面积约八千多平方米；乙方租赁期间为9年4个月，自2010年12月1日起至2020年3月30日止；乙方租金按月计付，每年租金按前一年递增的基础上再递增4%；由此类推直到合同期满；乙方第一年每月42万元人民币向甲方开始支付租金；乙方首月租金须在本合同签订之日支付给甲方，其余期间租金由乙方在每月28日向甲方预付下个月租金；乙方逾期未能缴足租金、水电费及各项应缴费用，甲方有权停止租赁场地的水、电供应，如乙方逾期十五天未能缴足租金及各项应缴费用，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收回租赁场地，乙方的租赁场地保证金当作违约金，甲方不予退回，乙方如不配合甲方收回租赁场地，则甲方有权视乙方租赁场地内物品为放弃物，甲方可自主处置；在合同终止的15天内，乙方需按甲方的有关规定腾空租赁场所，并将租赁场所大门等所有钥匙及商铺内的固定装置等设备在完好无缺（正常损耗除外）可供使用情况下交回甲方，经甲方代表检查后，发出同意离场通知书方可撤离，若乙方未按甲方要求将其所有物件搬离该商铺，视为乙方自动放弃其所有权；乙方在未结清租金、水电费、违约金、滞纳金、赔偿金等各项费用之前，乙方不得将其财物搬离租赁场地，若乙方在合同终止之日起10日内仍未结清上款所述费用的，甲方有权以乙方搁置在租赁场地内的资产抵偿乙方欠缴的费用。2011年12月2日，炫歌汇公司经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番禺分局核准登记成立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为李迪辉。2011年11月4日，添怡酒店与李迪辉签署了一份《补充协议》，内容为：因添怡酒店原股东与炫歌汇之间产生误会，经协商决定，甲方免收乙方50万元作为停业补偿给乙方，乙方所拖欠的租金应一次性30天内付清给甲方；乙方必须每月准时缴纳租金及水电费，逾期一天按当月租金的3%作为违约金（如遇节假日则顺延），如乙方拖欠租金30天，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2012年7月6日，福州市闽侯县添怡商务酒店有限公司向广东壹号国际文化广场有限公司发出《告知函》，明确广州市番禺区市桥镇大北路118、120、122、124号物业的实际承租人是添怡酒店，因此福州市闽侯县添怡商务酒店有限公司与广东壹号国际文化广场有限公司所签订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转由添怡酒店承担，添怡酒店承接了涉案物业租赁的权利义务。2012年7月添怡酒店（合同中称甲方，出租方）与炫歌汇公司（合同中称乙方，承租方）签署一份《补充协议书》，约定乙方配合甲方在本合同签订一周内把外管备案的房屋承租协议甲方的名称变更，理顺租赁关系，变更后由甲方开出发票（每月开五万元从变更后开始）给乙方，乙方应一次性返还所欠租金。本协议书为甲乙双方租赁合同的补充，其它则按照租赁合同履行。2013年1月11日，由于炫歌汇公司拖欠租金，添怡酒店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3）穗番法民三初字第178号】，诉讼请求为：1、解除添怡酒店与炫歌汇公司就番禺区市桥大北路118-124号添怡酒店一层至六层物业的租赁合同关系，添怡酒店收回该物业；2、炫歌汇公司支付拖欠添怡酒店从2012年6月1日至9月30日（共4个月）的租金共1555686元；3、炫歌汇公司支付拖欠添怡酒店租金的违约金1555686元等。该案在诉讼过程中，由于添怡酒店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原审法院于2015年9月25日作出裁定，该案按撤诉处理。2015年4月6日，添怡酒店出具《委托书》，称因李迪辉拖欠涉讼物业1-6层租金及水电费，导致其无法依约向业主交纳租金，被迫停止酒店经营，为妥善解决李迪辉的违约纠纷事宜，添怡酒店特委托曾前锋的侄儿曾灿荣及曾前锋的委托人宋鑫林予以合法解决，权限包括：1、以合法的方式向李迪辉追讨欠款；2、追究李迪辉的违约责任，并向其主张赔偿经济损失；3、与李迪辉进行协商，办理分租楼房交接手续；4、处理李迪辉弃置在分租楼房内的财物；5、办理与该纠纷相关的其他事项。曾灿荣、宋鑫林于同日签收该《委托书》。2015年5月19日，曾前锋以添怡酒店拖欠涉讼物业租金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2015）穗番法民三初字第546号诉讼案件，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广州市荔湾区壹号文化广场租赁合同》及《协议书》，没收已交纳的押金并支付拖欠的租金。2015年6月18日，曾前锋作为甲方与添怡酒店、作为乙方签订《和解协议》，载明甲、乙双方经充分协商达成如下和解协议：一、甲、乙双方同意解除《广州市荔湾区壹号文化广场租赁合同》及2014年12月9日签订的《协议书》，签订本协议后，乙方正式将广州市番禺区市桥镇大北路118、120、122、124号大楼整体交还甲方；二、因乙方拖欠甲方现金，甲方没收乙方的租房押金150万元，乙方没有异议；三、乙方承租案涉大楼时，将大楼1-6层转租给李迪辉用作商业用途（开设KTV），现李迪辉拖欠乙方巨额租金并已停止经营，乙方现将李迪辉遗留下的KTV音响设备等物品折价50万元转售给甲方，如李迪辉对被处理财产有异议，乙方须自行或协助甲方理顺好与李迪辉的关系；四、甲方起诉乙方时，甲方交纳了诉讼费99650元，此款项应由乙方承担，在甲方支付乙方音响转让费50万元时扣减；五、乙方将其对李迪辉的债权全部转让给甲方，乙方须配合甲方实现该债权；六、签订本协议之日，甲方先行支付20万元给乙方（扣除诉讼费99650元后，实际支付100350元），余款在乙方协助甲方理顺好与李迪辉的关系后全额给付；七、签订本协议5个工作日内，甲方到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申请撤销对乙方的起诉；八、本协议执行完毕后，甲、乙双方权利义务终结，双方不再追究对方的任何经济、法律责任。丁寿林作为添怡酒店投资人在上述《和解协议》中签名确认。同日，丁寿林将添怡酒店的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工商营业执照、公章等证照原件移交由曾灿荣代收，并签订了《添怡酒店丁寿林营业证照移交曾前锋》。2015年7月2日，曾前锋向原审法院提出撤回（2015）穗番法民三初字第546号诉讼的申请，原审法院依法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撤诉。2015年8月27日，原审法院受理添怡酒店起诉李迪辉、炫歌汇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5）穗番法民三初字第1028号]，添怡酒店在该案中主张要求李迪辉、炫歌汇公司立即迁出涉讼物业一至六层，并支付2014年5月至2015年10月的租金。原审法院于2017年6月7日作出《民事判决书》，判决李迪辉、炫歌汇公司应支付2014年5月至2015年10月期间的房屋租金2000000元给添怡酒店。后李迪辉因不服该判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7日作出(2017)粤01民终20435号二审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因李迪辉未履行上述民事判决确定的义务，曾前锋以添怡酒店的名义申请强制执行[（2018）粤0113执2302号]，该案现已终结本次执行。双方确认尚未将申请执行人添怡酒店变更为曾前锋。2017年5月23日，添怡酒店委托广东广厚律师事务所向曾前锋邮寄《律师函》，称根据双方于2015年6月18日签订的《和解协议》约定，添怡酒店为配合曾前锋向李迪辉追索债权，已将相关营业执照的材料原件移交给曾前锋，现曾前锋已向李迪辉追索债务完毕，但曾前锋至今拖延支付添怡酒店转售款30万元，亦未归还相关营业执照材料；为此特此函告，要求曾前锋在2017年6月3日前偿付拖欠的转售款30万元，并归还相关资料。2017年8月22日，丁寿林以曾前锋拖欠转售款30万元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曾前锋向其支付该款项及相应利息。曾前锋亦提起反诉，主张《和解协议》关于转售音响的条款无效，要求丁寿林返还已付的转售款20万元并支付利息。原审法院依法作出（2017）粤0113民初7077号民事判决书，以丁寿林并非《和解协议》的合同主体为由驳回丁寿林诉请及曾前锋的反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审判决。原审庭审中，添怡酒店、曾前锋均确认于签订《和解协议》当天交还涉案物业。添怡酒店确认于2018年12月18日申请重新刻制公章及备案。原审法院认为：添怡酒店与曾前锋于2015年6月18日签订的《和解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遵照执行。本案争议焦点之一为，添怡酒店是否已向曾前锋交付李迪辉的KTV音响设备。首先，添怡酒店委托曾灿荣、宋鑫林代为处理与李迪辉纠纷，虽未明确具体时间，但从曾灿荣、宋鑫林签收《委托书》的时间是2015年4月6日可以确认该委托最迟于该日起生效。曾前锋与添怡酒店签订《和解协议》的时间是2015年6月18日，即曾前锋是在曾灿荣、宋鑫林已经接手添怡酒店代为处理与李迪辉的租赁纠纷后签订的协议，曾前锋有充足的时间了解租赁物的状况。该委托书中载明曾灿荣、宋鑫林代添怡酒店追偿李迪辉违约事项的权限之一为“处理李迪辉弃置在分租楼房内的财物”，虽然《和解协议》未明确转售KTV音响设备的具体明细，但此时曾前锋已介入处理添怡酒店与李迪辉的纠纷，其在没有了解标的物的情况下就同意转售，显然不符合常理。其次，《和解协议》中约定签订本协议后，添怡酒店正式将涉案物业整体交还给曾前锋，此处的交还物业是相对于添怡酒店与曾前锋之间的租赁合同中添怡酒店作为承租人的返还租赁物的义务。在签订协议当天，添怡酒店将关于添怡酒店的各项证照、公章以及与李迪辉的合同原件全部交付给了曾前锋，庭审中，双方也确认于签订协议当天交还了物业，但未办理交接手续。曾前锋同意以涉案物业的现状整体予以接收，意即已包含了KTV音响设备的现实状态。再次，曾前锋在签订《和解协议》当天就依约支付了20万的转售款，虽然双方未对转售KTV音响设备办理单独的交接手续，但曾前锋未能对签订协议时就支付20万转售款作出合理解释，且在其自认收回场地后也未对此提出异议，直至添怡酒店法人代表起诉其支付剩余转售款时才提起反诉，亦有悖常理。至于添怡酒店是否有权处分KTV音响设备，属于添怡酒店与李迪辉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影响添怡酒店与曾前锋之间的转售协议。且现未有证据证明添怡酒店因无权处分导致转售协议不能履行。因此，综合以上情形，依法采信添怡酒店的主张，曾前锋抗辩称添怡酒店未交付协议约定的KTV音响设备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本案争议焦点之二为，曾前锋支付转售款余款的条件是否已经成就。《和解协议》约定转售款余款30万元在添怡酒店协助曾前锋理顺好与李迪辉的关系后全额支付。曾前锋抗辩余款支付条件未成就的理由有二，一是添怡酒店未依约交付KTV设备，二是添怡酒店对李迪辉确定的债权未能足额实现。关于曾前锋抗辩的理由之一，上述争议焦点之一已作相关论述，曾前锋该项抗辩理由不成立，此处不再赘述。关于曾前锋抗辩的第二项理由，结合双方在协议中关于添怡酒店将其对李迪辉的债权全部转让给曾前锋的约定，添怡酒店须协助曾前锋理顺与李迪辉的关系，应当理解为添怡酒店协助曾前锋确定添怡酒店与李迪辉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以便确定上述具体转让的债权内容，至于债权是否能够实现，属于债权受让人应承受的风险。本案中，添怡酒店将其公司相关证照、公章、合同等全部交付给了曾前锋，曾前锋也因此得以添怡酒店的名义起诉李迪辉[（2015）穗番法民三初字第1028号]，该案二审判决[（2017）粤01民终20435号]于2017年12月27日作出维持原判，即添怡酒店与李迪辉之间的债权债务于该日已确定，因此，添怡酒店于《和解协议》中约定的协助理顺关系的义务已于2017年12月27日完成，转售款30万元的支付条件已经成就，曾前锋应当依约支付剩余的转售款尾款30万元。曾前锋至今未支付剩余转售款30万元，其应自2017年12月28日向添怡酒店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另外，曾前锋以添怡酒店的名义申请强制执行对李迪辉的债权，该案现已终结本次执行，双方尚未将申请执行人变更为曾前锋，由于添怡酒店已经重新刻制并备案新公章，添怡酒店应当依照约定及时与曾前锋办理相关手续。综上，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9年8月26日判决如下：一、曾前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州市番禺区添怡酒店支付转售款300000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7年12月28日起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二、驳回广州市番禺区添怡酒店其余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800元，由曾前锋负担。经二审审查，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添怡酒店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涉案物业的现场状况，以证明：在添怡酒店退出涉案物业后，曾前锋用添怡酒店公章等资料改变了添怡酒店的注册所在地的商事登记单位为迎家酒店，该酒店于2015年12月通过消防验收，于同年12月17日进行商事登记。迎家酒店自2015年加盟维也纳国际酒店后，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大北路118、120、122、124号7-13楼至今由迎家酒店加盟的维也纳国际酒店对外经营；2、《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以证明：曾前锋的侄儿曾灿荣和宋鑫林接收涉案音响设备后，遗留音响设备的场地已由其二人在2015年9月21日注册广州壹壹捌娱乐有限公司经营至今。曾前锋对以上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对证据1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其关联性。《和解协议》于2015年6月签订，曾前锋未用添怡酒店的名义进行经营，现有关登记规定允许一址多照，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2、对证据2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关联性不予确认。曾前锋实际上未接收音响设备，曾灿荣和宋鑫林在该地址上经营广州壹壹捌娱乐有限公司是其自主经营行为，但不代表其已接收涉案音响设备。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曾前锋向添怡酒店支付剩余转让款30万元的条件是否已成就。依据双方在2015年6月18日签订的《和解协议》的约定，添怡酒店将其对李迪辉享有的债权包括遗留物品处置权转让给曾前锋，曾前锋向添怡酒店支付50万元转让款，其中的30万元余款在添怡酒店协助曾前锋理顺好与李迪辉的关系后全额支付。而依据已查明的事实，在该《和解协议》签订之前的2015年4月6日，添怡酒店即已出具《委托书》，委托曾前锋的代理人处理添怡酒店与李迪辉之间的租赁纠纷事宜，包括以合法的方式向李迪辉追讨欠款、处理李迪辉弃置在租赁物内的财产，等等。添怡酒店在《和解协议》签订后即将其公司证照、公章、合同等交付曾前锋，曾前锋事实上亦以添怡酒店的名义向李迪辉追讨租金并获得（2017）粤01民终20435号生效民事判决的确认，曾前锋同时以添怡酒店的名义申请法院对该生效民事判决进行强制执行以实现其权益，故添怡酒店已经履行《和解协议》约定的“配合甲方实现债权”的义务，而曾前锋基于《和解协议》有关“乙方（添怡酒店）将其对李迪辉的债权全部转让给甲方（曾前锋）”的约定与李迪辉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得以理顺。据此，原审认定在（2017）粤01民终20435号生效民事判决作出之时，曾前锋应付添怡酒店转让余款30万元的条件已成就，并据此判决曾前锋向添怡酒店支付剩余转让款30万元及相应利息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曾前锋以添怡酒店未移交李迪辉遗留物品为由，上诉认为其无需向添怡酒店支付余款30万元，对此，本院认为：一方面，在《和解协议》签订之前，添怡酒店出具《委托书》授权曾前锋的代理人行使包括“处理李迪辉弃置在分租楼房内的财物”，由此可证实曾前锋在《和解协议》签订之前即已参与李迪辉遗留物品的清理工作，而《和解协议》第三条明确注明“……乙方现将李迪辉遗留下的KTV音响设备等物品折价50万元……”，亦可反映双方已确认李迪辉有遗留物品的事实；另一方面，如曾前锋所称添怡酒店未将李迪辉遗留物品交由其处置的主张属实，则曾前锋在签约当日向添怡酒店支付20万元首期转让款，并在此之后一直未就添怡酒店未交付李迪辉遗留的音响设备向添怡酒店提出异议不符合情理。据此，曾前锋的前述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曾前锋以其未实际实现对李迪辉的债权且添怡酒店重新刻制公章为曾前锋追索债权设置障碍为由，上诉认为其向添怡酒店支付余款的条件不成就，对此，本院认为：《和解协议》仅约定添怡酒店将其对李迪辉享有的债权转让给曾前锋并配合曾前锋实现该债权，但并未约定添怡酒店须确保曾前锋实现该债权，而添怡酒店已通过出具《委托书》、移交公司证照、公章等协助曾前锋通过诉讼确定对李迪辉的债权等行为实际履行了配合曾前锋实现债权的义务，故曾前锋以其未实现债权为由辩称其无需向添怡酒店支付转让余款缺乏合同依据，亦不符合公平合理原则，本院不予采纳。至于添怡酒店重新刻制公章一项，现有证据不能反映添怡酒店的该项行为已实际导致曾前锋无法以添怡酒店的名义向李迪辉行使债权，且如前所述，在（2017）粤01民终20435号生效民事判决作出之时，曾前锋应付添怡酒店转让余款30万元的条件已成就，即使添怡酒店在此之后存在不适当履行《和解协议》约定义务的情形，曾前锋亦可通过追究违约责任的方式向添怡酒店主张权利，曾前锋以此作为拒绝支付剩余转让款的抗辩，理由亦不成立，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曾前锋的上诉请求与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曾前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谭红玉审判员  韩志军审判员  姚伟华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书记员  王文杰唐颖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