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7）桂04刑终196号 原公诉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苍梧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沈心春，男，1973年9月2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个体经商户，户籍所在地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住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因涉嫌犯行贿罪，于2015年7月26日由苍梧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2016年7月26日决定监视居住。2017年1月4日由苍梧县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同年3月24日决定逮捕，2017年7月28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苍梧县看守所。 辩护人黄建军，广西同望（梧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李柱蓉，广西同望（梧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国彪，男，1973年1月2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个体经商户，户籍所在地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住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因涉嫌犯行贿罪，于2016年8月29日由苍梧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2017年1月4日由苍梧县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同年3月24日决定逮捕，2017年7月28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苍梧县看守所。 辩护人王荫国，广西建梧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西壮族自治区苍梧县人民法院审理广西壮族自治区苍梧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沈心春、张国彪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行贿罪一案，于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作出（2017）桂0421刑初23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沈心春、张国彪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梧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莫火月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沈心春及其辩护人黄建军、李柱蓉，上诉人张国彪及其辩护人王荫国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以经庭审举证、质证，查证属实的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及辩解等证据认定： （一）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事实 2012年至2014年期间，被告人沈心春、张国彪为了销售废杂铜给广西有色再生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再生公司），先后二次将人民币共8万元送给再生公司营销部部长姚某。 （二）行贿事实 2012年至2014年期间，被告人沈心春、张国彪为了销售废杂铜给再生公司，并为了在销售废杂铜后能够顺利取得货款，先后三次将人民币共30万元送给再生公司总经理黄某。 另查明，2015年8月，被告人张国彪主动与梧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联系，要求投案自首交代涉案问题，2015年8月7日，公安人员将被告人张国彪带回梧州，当日被告人张国彪如实交代了案件事实。 原判认为，被告人沈心春、张国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非国家工作人员姚某人民币8万元，给予国家工作人员黄某人民币30万元，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和行贿罪，在共同犯罪中，沈心春、张国彪两人经合谋，一起向姚某、黄某行贿共38万元，均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案发后，张国彪主动与公安机关联系，要求交代涉案问题，并向办案机关如实交代了案件事实，属于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沈心春认罪态度较好，可从轻处罚。两被告人犯数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实行数罪并罚。根据两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严格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对两被告人不适用缓刑。两被告人的行贿行为发生在2012年至2014年间，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于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从旧兼从轻原则，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实施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三百九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定罪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实施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沈心春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二、被告人张国彪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 上诉人沈心春上诉称，原判对其量刑过重。其是被索贿的，张国彪是其通知到案的，请求本院依法改判并宣告缓刑。其辩护人除同意沈心春的意见外，强调：1.原判遗漏了沈心春是“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2.有事实证明沈心春有立功表现，对其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3.该案应定一罪，而非两罪，不实行数罪并罚；4.对黄某的行贿事实，可以认定沈心春有自首情节；5.沈心春的行为符合缓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条件。综上，原判遗漏了法定从轻、减轻情节，导致对沈心春的量刑不当，请求本院在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 上诉人张国彪上诉称，第一，原判对其不适用缓刑，属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其不属于职务犯罪分子，故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严格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第（四）项的规定认为对其不适用缓刑，属适用法律错误。第二，原判对其量刑不当。原判没有考虑其在检察机关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事实，其有自首情节，原判对其量刑过重。综上，请求本院对其从轻处罚并宣告缓刑。其辩护人除同意张国彪的意见外，并强调：1.张国彪的行为不应当同时认定为两罪，即行贿罪和向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应当按行贿罪一罪论处。理由张国彪参与实施贿赂行为，其目的是为了做成生意，其参与贿赂的对象是再生公司的管理人员，受贿人黄某、姚某均应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论处，其的两个犯罪行为相互牵连，即使分别定罪，也是牵连犯罪，应考虑从一重罪论处；2.向姚某行贿起主要作用的不是张国彪，张国彪是从犯；3.原判处以实刑没有体现其法定的从轻、减轻情节，对张国彪适用缓刑更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综上，请求本院对张国彪依法改判并宣告缓刑。 出庭检察员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建议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 一、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事实 2012年至2014年期间，上诉人沈心春、张国彪为了销售废杂铜给广西有色再生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再生公司），先后二次将人民币共8万元送给再生公司营销部部长姚某（已被判刑）。 二、行贿事实 2012年至2014年期间，上诉人沈心春、张国彪为了销售废杂铜给再生公司，并为了在销售废杂铜后能够顺利取得货款，先后三次将人民币共30万元送给再生公司总经理黄某（已被判刑）。 另查明，2011年6月1日，再生公司与姚某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1年6月1日至2014年5月31日，6月2日，再生公司聘任姚某为市场营销部部长。姚某因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其中收受沈心春、张国彪贿赂8万元），被梧州市龙圩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黄某因犯受贿罪（其中收受沈心春、张国彪贿赂30万元），被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2015年6月26日之前黄某已经向检察机关交代了沈心春、张国彪向其行贿的主要作案事实。2015年7月21日，沈心春被广州铁路公安局惠州公安处抓获，7月24日由梧州市公安局押解回梧州审查，2015年7月24日在检察机关只交代了与张国彪向黄某行贿8万元，7月25、26日，交代了向黄某行贿20万元，7月26日苍梧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沈心春取保候审，直到2015年8月12日，沈心春才如实交代向黄某行贿30万元的事实。2015年8月初，张国彪主动与梧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联系，要求投案自首交代涉案问题，2015年8月7日，公安人员将张国彪带回梧州，当日张国彪如实交代了涉案事实。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一）书证 1．立案方面的书证，证实公安机关于2015年7月16日以涉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对沈心春、张国彪立案侦查。沈心春、张国彪涉嫌行贿一案，梧州市人民检察院分别于2015年7月26日、2015年8月8日指定苍梧县人民检察院管辖。该院于2015年7月24日初查，7月26日以涉嫌行贿罪对沈心春立案侦查，同日对其采取取保候审措施，2015年8月12日以涉嫌行贿罪对张国彪补充立案侦查。 2．户籍证明，证实沈心春、张国彪的身份情况。 3．企业营业执照及企业变更通知书，证实广西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系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及广西有色再生金属有限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成立时间。 4．姚某劳动合同书、工资协议、工资条、广西有色再生金属有限公司的任职文件，广西有色再生金属有限公司相关企业登记资料、查询资料，证实广西有色再生金属有限公司于2011年6月2日聘任姚某为该公司营销部部长，2014年6月6日被解聘，姚某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属于聘用人员身份。 5．广西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2008年至2014年关于黄某的任职文件，证实广西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系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于2008年8月28日提名黄某为广西有色金属集团梧州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9年11月20日被聘任为总经理，2011年6月21日黄某任广西有色再生金属有限公司总经理。2014年8月14日被免去公司总经理、董事、党委副书记职务，黄某属于国有企业委派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 6．沈心春、张国彪利用挂靠的湖南金一科技公司与再生公司进行废杂铜贸易往来的资料、营业执照、废杂铜购销合同书、定价确认资料、结算资料、评估检验报告单、申请支付货款的申请书，其中申请书上有黄某签字同意支付，证实废杂铜购销合同书当事人双方系湖南金一科技公司与再生公司，沈心春、张国彪系利用挂靠的湖南金一科技公司与再生公司进行废杂铜贸易往来。黄某负责货款支付审批，废杂铜评估检验报告单资料中，供货方确认人由张国彪、吴槐签字，并经过了沈心春、张国彪的辨认。 7．沈心春、张国彪利用挂靠的湖南金一科技公司与再生公司进行废杂铜贸易往来后的结算资料、增值税发票资料，2012-2014年湖南金一科技公司与再生公司进行废杂铜交易的账款明细和银行电汇凭证资料，湖南金一科技公司开具给再生公司的增值税发票资料，证实沈心春、张国彪利用挂靠的湖南金一科技公司与再生公司进行废杂铜贸易往来后，双方完成了货款的结算、账款的汇付。湖南金一科技公司依据规定开具增值税发票给再生公司。 8．湖南金一科技公司与陈忠华的结算资料，银行电汇凭证，证实2012-2014年期间，沈心春、张国彪利用挂靠的湖南金一科技公司与再生公司进行废杂铜贸易往来，实际上是金一公司的合作人陈忠华与其他人进行，同时侧面印证按照沈心春、张国彪的供述，挂靠金一公司一事系合伙人之一的“相夫”负责联系湖南金一科技公司一个姓陈的来操作的。 9．沈心春、张国彪辨认与再生公司进行废杂铜生意往来的杂废铜评估检验报告单材料，购销合同书，供货清单，证实沈心春、张国彪以湖南金一科技公司与再生公司之间进行了购销业务以及证实在2012年至2013年，与再生公司之间销售的废杂铜数量等。 10．沈心春、张国彪辨认的申请再生公司支付货款的申请书、结算资料、付款凭证、银行付款支付的汇单等资料，结合两被告人的供述，证实沈心春、张国彪辨认上述资料是他俩以湖南金一科技公司名义与再生公司的购销业务已经完成了结算，再生公司支付了货款。 11．张国彪、沈心春、张某、陈忠华、杨仙春个人银行卡流水记录资料，结合沈心春、张国彪的供述和证人张某的证言，证实沈心春、张国彪、张某等人一起出资合伙，相互间有资金往来的事实。 12．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系列联合文件，证实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对于再生资源综合产品的利用和增值税收缴、减免幅度作出了相关的规定。 13．龙圩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龙圩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证实龙圩区检察院于2015年12月25日，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姚某提起公诉，其中姚某涉嫌的犯罪事实包括了沈心春、张国彪向其行贿8万元；龙圩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8日作出判决，认定姚某收受沈心春、张国彪向其行贿8万元的行为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2日作出判决，认定黄某收受沈心春、张国彪向其行贿30万元的行为构成受贿罪。 14．梧州市公安局经济侦查支队的情况说明，在逃人员登记表，证实2015年7月16日，张国彪被列为网上追逃人员。该支队侦查姚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时，张国彪本人于2015年8月初主动联系该支队，要求投案自首交代问题，该支队民警即前赴浙江台州，于2015年8月7日将张国彪带回梧州讯问，张国彪如实交代了涉案问题。 15．苍梧县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出具的破案经过，证实沈心春、张国彪行贿案由梧州市人民检察院指定苍梧县人民检察院管辖。2015年7月24日，该院对此案初查，并于同日依法通知沈心春到案接受询问，沈心春到案后，如实供述了其和张国彪在与再生公司做废杂铜贸易生意的过程中，为销售废杂铜给再生公司，经两人合谋，先后送钱给姚某、黄某，2015年7月26日，以涉嫌行贿罪对沈心春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二）证人证言 1．姚某的证言，证实大约在2012年9月，黄某在办公室介绍了沈心春和张国彪给其认识，沈心春、张国彪当时提出想销售废杂铜给再生公司，后来黄某交代其和沈心春商谈废杂铜购销的具体事宜。2012年10月，其代表再生公司与沈心春、张国彪代表的湖南金一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购销废杂铜的合同。2013年4月又签订了购销废杂铜合同。这两份合同经黄某审批同意后,再和沈心春、张国彪他们签订的。在2012年和2013年期间,沈心春和张国彪逢年过节都会送点礼品和现金，先后两、三次共送了其10多万元。 2．黄某的证言，证实2012年7月份，姚某带沈心春、张国彪到其办公室，沈心春、张国彪向其提出想销售废杂铜给再生公司，于是其交待姚某同沈心春、张国彪商谈。沈心春、张国彪想和再生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做成生意和及时收回货款，加快资金回笼，就给了其30万元。因为和再生公司做生意需要提供增值税发票，沈心春和张国彪为了开具增值税发票，于是他们找到湖南省金一科技有限公司，然后挂靠该公司同再生公司签订有关购销合同及进行交易。平时湖南金一公司都是按照沈心春和张国彪的货物销售金额开具发票给再生公司。据其所知，沈心春和张国彪挂靠湖南金一公司前，再生公司同湖南金一公司之间是没有业务往来的。 3．兰某的证言，证实其公司从2012年10月份开始和再生公司做废杂铜生意。再生公司的废杂铜销售业务是其合伙人陈忠华联系的，陈忠华不是公司的股东。购销合同是陈忠华和再生公司签订的。金一科技公司与再生公司的废杂铜生意并不是我们公司的意志。 4．张某的证言，证实其与张国彪、吴槐、沈心春等人一起合伙做废杂铜生意，具体是沈心春、张国彪和再生公司打交道的，沈心春和张国彪送钱给再生公司有关人员的具体情况，其不清楚。其不认识杨仙春，只知道他是和其弟弟张国彪一起做废杂铜生意的合伙人。 （三）辨认笔录 1．姚某的辨认笔录，证实姚某辨认出向其行贿的男子沈心春。 2．张国彪、沈心春的辨认笔录，证实张国彪、沈心春辨认出行贿的对象是姚某。 （四）原审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沈心春、张国彪的供述基本一致，共同证实沈心春和张国彪、张某等人合伙在浙江省台州市做废铜生意，2012年左右和再生公司有生意来往。开始时没能和再生公司做成生意，于是二人商量要送点好处给姚某想促成生意，2012年9月的一天，二人将3万元送给姚某。2012年10月份，二人开始向再生公司供应废铜。之后为了增加交易量，在2013年2月底，又送了5万元人民币给姚某。在第一次送钱给姚某之后，姚某说要和黄某商量后才能决定是否能将废杂铜的生意给其二人做。于是二人商量后将装有10万元现金及香烟的塑料袋给了黄某，之后为了继续与再生公司做生意以及顺利拿回货款，二人又分两次，每次10万元，送给黄某20万元。二人送8万元给姚某以及送30万元给黄某，都是经过其他合伙人同意的。 以上证据来源合法，并经一、二审庭审质证、示证，查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辩护人黄建军提供如下两份材料，拟证明张国彪有立功情节。 1.梧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沈心春于2015年7月25日被公安机关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后，其表示能与同案人张国彪取得联系，可以动员张国彪来公安机关投案自首。2015年8月初张国彪通过其他途径主动与公安机关联系，愿意投案自首，并商定2015年8月7日在浙江省台州市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在张国彪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的同时，沈心春也同时出现在现场，当时沈心春曾当着公安人员的面同张国彪做思想工作，叫张国彪配合公安机关将问题讲清楚。 2.苍梧县人民检察院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该院在办理沈心春行贿一过程中，在掌握沈心春伙同张国彪共同行贿的事实后，因张国彪尚未到案，在2015年7月26日对其取保候审时，该案办案人员口头建议沈心春动员张国彪到案接受询问。2015年8月8日，该院接到公安机关通知，张国彪已到案接受调查。 以上两份材料经庭审举证、质证，查证属实，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本院认为，上述两份证据不能证明沈心春有立功表现。理由：第一，上述两份证据不能证明是沈心春动员张国彪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的事实，只是对张国彪如何到案进行了客观的反映，沈心春的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的相关情形；第二，张国彪在二审庭审中供述不记得沈心春是否动员过其到案接受询问的事实；第三，张某的证言亦不能证实沈心春是否动员过张国彪到案接受询问的事实。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沈心春有立功表现，而在案证据能够充分证明张国彪投案自首的事实，故对辩方提出沈心春有立功表现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沈心春、张国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非国家工作人员姚某人民币8万元；给予国家工作人员黄某人民币30万元，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和行贿罪，应依法予以惩处。在共同犯罪中，沈心春、张国彪经合谋，一起向姚某、黄某行贿共38万元，均起主要作用，是主犯，依法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案发后，张国彪主动与公安机关联系，要求交代涉案问题，并向办案机关如实交代了案件事实，属于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沈心春认罪态度较好，可以从轻处罚。沈心春、张国彪均犯数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实行数罪并罚。沈心春、张国彪行贿行为发生在2012年至2014年间，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于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从旧兼从轻”原则，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实施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三百九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不能并处罚金。但对沈心春、张国彪的量刑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即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应在“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幅度内量刑，犯行贿罪应在“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幅度内量刑。对原判给予沈心春、张国彪从轻处罚的意见，本院予以确认。 对于上诉人沈心春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意见，本院综合全案证据分析，评判如下： 1.沈心春是否是被索贿及其是否通知了张国彪到案的问题。经查，沈心春、张国彪的供述及姚某、黄某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是沈心春、张国彪两人经合谋后，先后向姚某、黄某行贿的事实；有公安机关及苍梧县人民检察院出具的两份《情况说明》证实是张国彪主动与梧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联系，去投案自首，而不是沈心春通知到案的的事实，沈心春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述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2.原判是否遗漏了沈心春是“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情节的问题。经查，公安机关于2015年7月16日以涉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对沈心春、张国彪立案侦查，而“被追诉前”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是指检察机关对行贿人的行贿行为刑事立案前”，本案中，沈心春、张国彪在2015年7月16日前并未交待涉嫌行贿的事实，故沈心春的行为不具有“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的法定情节，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 3.沈心春对黄某的行贿事实，是否可以认定为自首的问题。经查，黄某于2015年6月26日之前已经向检察机关交代了沈心春、张国彪向其行贿的主要作案事实，而沈心春于2015年7月25、26日才交代其向黄某行贿20万元的事实，故沈心春的行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不能认定为自首。 4.本案应定一罪还是两罪的问题。经查，姚某是被再生公司聘任为市场营销部部长，其身份为非国家工作人员，沈心春、张国彪向其行贿由其身份资格确定，故认定为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对辩方提出本案定行贿罪一罪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5.原判对沈心春的量刑是否过重，是否可以对其适用缓刑的问题。经查，原判根据沈心春在本案的事实、性质、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沈心春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判处沈心春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属量刑适当，且沈心春的行为不符合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的条件，对于上诉人沈心春及其辩护人提出缓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上诉人张国彪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意见，本院综合全案证据分析，评判如下： 1.原判没有对张国彪适用缓刑，是否属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经查，张国彪犯行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其行为不符合缓刑的条件，不宜对其适用缓刑，原判没有对其适用缓刑不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2.张国彪的行为是否可以认定为两罪的问题。经查，张国彪、沈心春共同参与实施贿赂行为，先后向黄某、姚某行贿，实施两个犯罪行为，并无相互牵连，按照相关刑法理论及刑事司法实践精神，根据受贿人的主体身份，应当分别定罪，故本案应定行贿罪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两个罪名，对于张国彪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3.在向姚某行贿的共同犯罪中，张国彪是否属从犯的问题。经查，根据沈心春、张国彪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两人经合谋，一起向姚某行贿，起主要作用，依法应当认定为主犯，辩方提出张国彪是从犯的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4.原判对张国彪的量刑是否过重，是否可以适用缓刑的问题。经查，张国彪并不具有在检察机关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事实的情节，原判根据本案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并充分考虑到张国彪具有自首等法定、酌定情节，以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九个月，犯行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属量刑适当，且张国彪的行为，不符合缓刑的条件，不宜对其宣告缓刑。对张国彪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当予以维持。上诉人沈心春、张国彪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出庭检察员的意见正确，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周 猛 审判员 谭巧华 审判员 蒋 纬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邓羽希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