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3民终122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四达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38号院3号楼12层1501-1513。法定代表人：张连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堃，男，该公司法务。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娴，女，该公司法务。上诉人（原审被告）：绫致时装（天津）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9号世贸商业中心4号楼11半层、12-15层。负责人：王沛德，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藏克兰，北京市中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颖，女，1980年11月22日出生，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覃院，湖南昌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绫致时装（天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新技术产业园武清开发区和畅路6号。法定代表人：王沛德，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思田，女，该公司职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领天英才（北京）企业顾问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北大街107号A座418室。法定代理人：王一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小华，女，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青，女，该公司职员。上诉人中国四达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达公司）、绫致时装（天津）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绫致北京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颖、绫致时装（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绫致公司）、领天英才（北京）企业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天英才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164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四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堃、陆娴,绫致北京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藏克兰，被上诉人刘颖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覃院，绫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思田，领天英才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小华、李雪青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四达公司上诉请求：1.法院依法判决其不承担向刘颖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242000元；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理由：刘颖自2014年8月22日至2014年8月27日在未履行任何请假审批手续的情况下，无故旷工4天，严重违反了《雇员手册》的相关规定，因此我公司与其解除了劳动关系。刘颖于2015年向朝阳仲裁委申请仲裁系要求支付180万元的协议款项，且所涉协议中我公司并非合同主体。刘颖主张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绫致北京分公司辩称：同意四达公司的上诉请求。绫致北京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我公司无需支付刘颖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42000元；2.判令刘颖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理由：1.刘颖要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请求已超过时效；2.刘颖旷工事实确凿，解除劳动合同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达公司辩称：同意绫致北京分公司的上诉请求。刘颖就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共同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两位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请求维持原判。1.根据劳动调解仲裁法27条，仲裁时效是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计算，如因一方当事人主张权利，诉讼时效应中断，本案我方一直主张权利，诉讼时效没有中断过。2.绫致北京分公司认可刘颖2014年8月8日开始请病假，刘颖从8月8日就开始正常请病假，也通过以前的程序向店长请假，而作为上诉人，没有核实相关请假情况应承担相应责任，上诉人认可了8月8日至21日的请假，唯独不认可8月22日到27日的，根据最高院审理劳动争议司法解释第一条，用人单位应承担不利后果。绫致公司就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共同答辩称，同意绫致北京分公司意见。领天英才公司就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共同答辩称，同意绫致北京分公司意见。刘颖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其与领天英才公司于2008年1月1日至2012年8月31日存在劳动关系，其与四达公司于2012年9月1日至2014年8月27日存在劳动关系；2.四达公司与绫致北京分公司连带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42000元（11000元×11个月×2倍）；3.绫致公司支付其2004年2月22日至2007年12月31日未依法缴纳养老保险的赔偿金16800元；4.绫致公司支付其2004年2月22日至2007年12月31日未依法缴纳失业保险的一次性生活补助金8000元；5.绫致公司返还其工服押金5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刘颖于2004年2月22日入职绫致公司。2007年12月24日，刘颖与领天英才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被派遣至绫致公司从事销售工作。2012年9月1日，刘颖与四达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被派遣至绫致北京分公司工作，约定合同于2014年8月31日终止，刘颖的工资由绫致北京分公司直接支付。刘颖主张其先后分别与领天英才公司、四达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均为绫致公司安排，变更用人单位主体前后其工作内容和岗位并未发生变化。2.2014年7月28日，四达公司向刘颖送达了《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主要内容为：现用工单位绫致北京分公司已正式通知四达公司，由于刘颖的劳动合同将于2014年8月31日到期，到期后将终止不再续签，故用工单位决定于2014年8月31日与刘颖终止聘用关系并退回四达公司，同时要求四达公司自2014年8月31日与刘颖终止劳动关系；因此，四达公司决定与刘颖的劳动关系将于2014年8月31日终止，四达公司将于收到绫致北京分公司支付的相应费用后，向刘颖支付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等。四达公司于2014年7月28日向刘颖出具了《解除劳动合同证明》。3.2014年8月27日，四达公司又向刘颖发送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称：用工单位绫致北京分公司已正式通知四达公司，因刘颖自2014年8月22日至8月27日在未履行任何请假审批手续的情况下，无故旷工4天，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绫致北京分公司决定于2014年8月27日与刘颖解除聘用关系，且不支付经济补偿，并要求四达公司自2014年8月27日与刘颖解除劳动关系，故四达公司决定自2014年8月27日起与刘颖解除劳动合同。刘颖主张其2014年7月28日开始休年假，8月8日起因患病一直休病假，其已向经理打电话请假，并将病假条交给了店长，其8月22日至8月27日休病假，并未无故旷工，主张四达公司与其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为此，刘颖提交了2014年8月22日和8月29日的诊断证明书和门诊收费票据，显示医院建议其分别休息一周和三天。4.刘颖提交了其银行账户工资支付明细单，主张其离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11000元，绫致北京分公司主张刘颖离职前12个月的实发月平均工资为10469元，该公司未提交刘颖的工资支付记录。5.刘颖为农业户口，绫致公司未为其缴纳2004年2月22日至2007年12月31日期间的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刘颖主张绫致公司于2004年6月29日收取其工服押金500元，为此提交绫致公司于2004年6月29日出具的收据一张，要求绫致公司返还押金。6.刘颖曾向一审法院提交显示签订时间为2014年5月16日的协议一份，显示甲方为绫致公司，乙方为刘颖，协议内容为：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甲方给予乙方180万元；以上补偿金已涵盖所有法定补偿及赔偿，乙方同意在甲方支付了上述款项后，在职及离职后与甲方再无社会保险等任何劳动争议和离职补偿方面的要求，并不再提出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对其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的损失赔偿，并确认对其在甲方工作期间享有的社会保险待遇不存在任何异议；甲方在收到乙方对本协议的签字确认回复后，将以上款项于2014年7月31日之前汇入乙方所提供的银行卡中；此协议为最终协议，乙方不得在签订本协议之后另行提出关于社会保险及其他等相关要求。该协议下部甲方签章处盖有绫致公司人力资源部的印章。绫致公司称该公司对补偿协议内容不知情。7.2015年，刘颖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朝阳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1.确认其自2004年2月22日至2014年8月31日期间与绫致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绫致公司依据协议给付其法定补偿及赔偿金180万元。2015年7月6日，朝阳仲裁委裁决驳回刘颖的仲裁请求。刘颖不服，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于2015年9月作出（2015）朝民初字第3729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确认刘颖与绫致公司于2004年2月22日至2007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驳回刘颖的其他诉讼请求。刘颖不服，上诉至本院。2015年12月28日，本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查明，2016年3月24日，刘颖就本案争议再次向朝阳仲裁委申请仲裁。同日，朝阳仲裁委作出京朝劳人仲不字（2016）第00565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刘颖的请求超过仲裁时效为由决定不予受理。刘颖不服，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对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刘颖曾于2015年向朝阳仲裁委就法定补偿及赔偿金申请仲裁，时效即中断而重新起算，其于2016年3月再次向朝阳仲裁委申请仲裁，并未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故对绫致公司和绫致北京分公司主张本案中刘颖的相关请求超过仲裁时效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刘颖主张2008年1月1日至2012年8月31日期间其与领天英才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2年9月1日至2014年8月27日期间其与四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领天英才公司及四达公司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绫致北京分公司未否认刘颖自2014年8月8日起因病请假，刘颖称已向店长提交了2014年8月22日后的请假单，虽然绫致北京分公司不予认可，但该公司未举证曾联系过刘颖以核实2014年8月22日至8月27日期间未上班原因，在此情形下，就在2014年8月27日以旷工违纪为由径行与刘颖解除用工关系、并退回四达公司，该行为明显不妥，其将刘颖退回的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属于违法退回，四达公司应绫致北京分公司的要求解除与刘颖之间的劳动关系，也构成违法解除。刘颖要求四达公司和绫致北京分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2008年1月起和2012年9月起，刘颖先后与领天英才公司、四达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但其用工单位仍在绫致公司或其分公司，实际其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并未发生实质变化，仅是劳动合同主体由绫致公司变更为领天英才公司或四达公司，故属于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的情形，现刘颖要求把其在绫致公司的工作年限（及用工年限）合并计算为四达公司的工作年限来计算赔偿金，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刘颖的实发工资数额，其主张按照月平均工资11000元为标准计算赔偿金，不高于相关规定，一审法院不持异议，则四达公司应支付刘颖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242000元（11000元×11个月×2倍），绫致北京分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本案中，刘颖为农业户口，绫致公司未为其缴纳2004年2月至2007年12月31日期间的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根据本市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有关规定，经核算绫致公司应支付刘颖未缴纳养老保险的补偿金4804.05元及未缴纳失业保险的一次性生活补助费3392元（848元*4）。绫致公司认可收取了刘颖500元工服押金，现双方用工关系已经解除，刘颖要求退回押金，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刘颖与领天英才公司于二○○八年一月一日至二○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确认刘颖与四达公司于二○一二年九月一日至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三、四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刘颖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242000元，绫致北京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四、绫致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刘颖二○○四年二月至二○○七年十二月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赔偿金4804.05元；五、绫致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刘颖二○○四年至二○○七年未缴纳失业保险的一次性生活补助金3392元；六、绫致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刘颖工服押金500元。七、驳回刘颖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诉讼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综合各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刘颖请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是否超过仲裁时效；二、四达公司解除与刘颖的劳动关系是否构成违法解除。关于仲裁时效，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的仲裁时效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刘颖于2015年向朝阳仲裁委就法定补偿及赔偿金申请仲裁，仲裁时效因此中断而重新起算，故其于2016年再次向朝阳仲裁委申请仲裁时并未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四达公司和绫致北京分公司主张刘颖的请求超过仲裁时效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违法解除问题，刘颖主张2014年8月22日至8月27日休病假，并称其已向经理打电话请假，并将病假条交给了店长，非无故旷工，为此其提交了2014年8月22日的诊断证明书和门诊收费票据，诊断证明书上载明建议其休息一周。四达公司和绫致北京分公司对此虽予以否认，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反驳，且绫致北京分公司也未举证证明其联系过刘颖核实2014年8月22日至8月27日期间未上班原因，故一审法院认定四达公司系违法解除与刘颖之间的劳动关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经核，一审法院判决的各项金额于法有据，应予维持。综上所述，四达公司及绫致北京分公司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中国四达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负担10（已交纳）,由绫致时装（天津）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负担10（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茵审 判 员  郑吉喆代理审判员  熊 静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法官 助理  王博文书 记 员  崔浩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