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19民终6906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刘秀丽，女，1963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委托代理人：谢小裕，广东凯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谢玉坚，广东凯顺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红春，男，1980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委托代理人：陈岗，广东尚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秀丽与被上诉人董红春股东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7）粤1971民初70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秀丽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董红春的全部诉讼请求。2.由董红春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之所以产生本案纠纷，主要是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出现了两份金额不一致的股权转让合同，分别是2015年4月4日签订的《东莞市奥登酒窖科技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协议》和2015年4月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刘秀丽主张因董红春妻子多次到东莞市奥登酒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登公司）与董红春发生争吵，董红春为了应付其妻子的逼问，无奈之下请求刘秀丽与其共同编造了一份虚假的《借条》和2015年4月4日签订的《东莞市奥登酒窖科技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以此来应付其妻子。而董红春主张是为了逃避税收，才编造了2015年4月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进行备案登记。在诉讼过程中，双方都提供了证据。刘秀丽的证据更充分、更可信，已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而董红春的证据明显存在瑕疵，不足以推翻刘秀丽的主张。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没有依据法律规定对双方当事人的证据进行审核认定，作出了错误事实认定。1.刘秀丽在管辖异议申请书中的陈述只是为证明本案属于股权转让关系，要解决的是管辖问题，而不是实体问题，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2015年4月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是经过工商局备案登记的合同，2015年4月4日签订的《东莞市奥登酒窖科技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协议》没有经过备案登记，前者的证明力应大于后者。3.2015年4月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有股东会的决议，经过了全体股东的同意且进行了备案登记，也符合法定程序和要件。而2015年4月4日签订的《东莞市奥登酒窖科技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协议》并未经过股东会决议，部份股东（如王桂英）并不知情，也未经过工商局备案登记。4.双方虽然都提交了证人证言，但刘秀丽的证人是公司的非股东工作人员，且经过了公证，符合法律规定。而董红春提供的段祥芳、陈连君的证词，二证人既未出庭作证，也未进行公证，且二人都是股东，与案件具有密切利害关系，其证言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5.奥登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董红春占20%，出资入股20万元，经过近一年经营，公司不仅没有盈利，反而是产生巨大亏损，已是资不抵债，刘秀丽也提供了证据证明奥登公司尚欠王景亮等人借款100多万元未能偿还。刘秀丽何以溢价收购董红春的股权。6.既然双方已经签署了《东莞市奥登酒窖科技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为何还要签署所谓的《借条》，这有悖于常理。正好说明是为了应付董红春妻子而编造《借条》和《东莞市奥登酒窖科技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协议》。刘秀丽特意将10万元的转让款转账给董红春的妻子，而不是直接向董红春支付，也证明是刘秀丽主张的为了应付董红春的妻子。7.《借条》原件明显经过人为剪裁，并不是完整证据。8.从签订日期看，2015年4月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在2015年4月4日签订的《东莞市奥登酒窖科技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之后，应视为后面的合同对前面的合同的重新确定，新协议视为对旧协议的条款变更，应当按照新的定价进行履行。9.董红春在一审庭审中也辩称夫妻之间吵架属于正常情况，即承认确有吵架事实，也印证了刘秀丽的主张更可信。董红春辩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董红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秀丽偿还董红春511600元；2.刘秀丽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奥登公司成立于2013年11月25日，2014年5月9日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变更后的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股东为董红春、刘秀丽及案外人陈连君、段祥芳、王桂英，法定代表人为董红春，各股东的出资分别为：董红春20万元、刘秀丽25万元、陈连君40万元、段祥芳5万元、王桂英10万元。2014年11月2日，上述五名股东共同签订《东莞市奥登酒窖科技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经各股东协商一致，其他四名股东将其股权转让于董红春，并对各股东股资进行了明确。后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2015年4月10日奥登公司再次进行工商登记变更，股东变更为刘秀丽与王桂英，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秀丽。刘秀丽已支付董红春股权转让款10万元。大庆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向一审法院移交的案卷中附2015年4月4日董红春、刘秀丽、陈连君、段祥芳共同签订的《东莞市奥登酒窖科技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其第二条约定：“各股东后续注资总金额如下：刘秀丽610950元，董红春611600元，陈连君468000元，王桂英220800元，段祥芳110400元”，第三条约定：“经各股东协商一致，董红春、陈连君、段祥芳自愿将其股东股权转让给刘秀丽所有，并向登记机关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于一个礼拜内工商注册完毕。同时刘秀丽支付董红春、陈连君、段祥芳全部股权转让款，转让金额如下：董红春611600元，陈连君468000元，段祥芳110400元”。第四条约定，刘秀丽应支付陈连君垫付公司款350250元。第五条约定：“东莞市奥登酒窖科技有限公司各股东已本协议为准，各股东签订本协议后，公司各股东以前签订的所有合同条款全部作废”。卷中未显示该协议的提交方，而双方均不认可当时该协议是其提交。案件审理中，董红春另行向一审法院提交一份与上述协议内容一致的协议，但签名、捺印位置不同。刘秀丽均不予认可，认为该协议的签订是为了应付董红春妻子，内容不真实。董红春提供刘秀丽给其出具的借条，称刘秀丽部分履行了2015年4月4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后向董红春出具了该借条，上载明刘秀丽借董红春现金611600元，已付100000元，余511600元未付。董红春提供刘秀丽给陈连君出具的借条，上载明刘秀丽借陈连君现金818250元。另提供陈连君与段祥芳2017年5月18日出具的证词各一份，拟证明2015年4月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的真实性，且2015年4月6日的合同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陈连君在证词中称：2014年11月2日的协议未履行，2015年4月4日签订的协议为最终转让协议，2015年4月6日的协议是各股东为达到避税目的签订，且2015年4月7日刘秀丽向其出具一份金额为815250元的借条，并向董红春出具了金额为2015年4月4日股权转让协议上的金额的借条。段祥芳在证词中称：2014年11月2日签订第一次协议，后由于股东之间意见分歧于2015年4月4日签订最终股权转让协议，去办理工商登记时为了避税各股东又签订一份协议，实际上股东之间以2015年4月4日的协议为准，且刘秀丽已全额支付了其股权转让款110400元。刘秀丽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刘秀丽提供奥登公司工商局内档资料，其中所附的2015年4月6日董红春、段祥芳、陈连君与刘秀丽分别签订的三份《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董红春的股权转让金额为200000元、段祥芳的股权转让金额为50000元、陈连君的股权转让金额为400000元，拟证明该协议才是奥登公司真实的股权转让情况，董红春提供的《借条》并不真实。刘秀丽另提供《公证书》三份，拟证明董红春、刘秀丽在进行股权转让时，奥登公司经营困难，资不抵债，双方转让价格是20万元，是因董红春妻子到公司吵闹，董红春为应付其妻子才与刘秀丽另外编造了虚假的《东莞市奥登酒窖科技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协议》及《借条》。刘秀丽提供借款单9份，拟证明奥登公司在2014年3月至6月向刘秀丽及王景亮共借款130万元至今未还，从而证明董红春、刘秀丽在进行股权转让时，奥登公司经营非常困难，资不抵债。刘秀丽向大庆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交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中自述：2015年4月4日，刘秀丽与董红春、陈连君、段祥芳签订了奥登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中约定董红春将价值611600元的股权转让给刘秀丽，刘秀丽应于2015年4月10日前支付给董红春股权转让款611600元，并约定争议管辖法院，2015年4月9日刘秀丽给付董红春股权转让款100000元，剩余股权转让款511600元未付，因此，董红春多次找到刘秀丽要求其出具借条。一审法院认为：董红春的《借条》有刘秀丽的签名及捺印，借条中的款项实为股权转让款，且刘秀丽提交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中也对其予以认可，该借条真实有效。针对刘秀丽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公证书》，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公证书对董红春、刘秀丽出具《借条》的过程进行了描述，但该陈述并不足以推翻《借条》的真实性，更无法证明2015年4月4日的《东莞市奥登酒窖科技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为虚假合同。虽然董红春、刘秀丽双方均不承认其是大庆高新区法院卷中上述协议的提交方，但董红春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协议与大庆法院卷中协议内容一致，而签名及指印位置不一致，应为不同签订方留存的不同文本，结合之前董红春、刘秀丽对双方纠纷的法律关系、管辖法院存在的争议情况及刘秀丽管辖权异议申请中的陈述，一审法院可以认定大庆法院案卷中的协议为刘秀丽提交。董红春、刘秀丽2015年4月4日协议是否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之有争议，一审法院认为，该协议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理由如下：第一，该协议有董红春、刘秀丽及陈连君、段祥芳的签名及捺印。第二，刘秀丽在其提交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中已认可其根据4月4日的协议约定应付董红春股权转让款611600元、已经支付100000元、剩余511600元未付，并据此向董红春出具了借条；同时，刘秀丽将4月4日的协议作为其申请管辖权异议的证据一并向法院提供，并依据其中第七条关于争议管辖的约定主张本案应由原审法院管辖，说明其认可该协议的真实性并认可该合同为双方应据以履行的合同。第三，刘秀丽向董红春出具的《借条》中写明的金额与4月4日合同第三条约定的董红春股权转让款金额一致，即同为611600元；而刘秀丽向陈连君出具的《借条》的金额则与该合同第三条中陈连君的股权转让款及第四条中陈连君的垫付公司款金额的总额一致，即共计818250元。第四，合同第五条对2014年11月2日的协议予以解除，与董红春、刘秀丽均认可的该协议未实际履行相一致。第五，作为本次股权转让的当事人及两次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人，段祥芳及陈连君出具的证词中均认可4月4日的协议为最终转让协议，且两人对4月6日协议签订缘由的陈述一致；两人对各自股权转让款金额的陈述与4月4日协议中的金额一致，且段祥芳称刘秀丽已全额支付其股权转让款；同时，两人的证词与刘秀丽提交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中所述内容相吻合。综上，一审法院认为，2015年4月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依法应予以履行。刘秀丽应履行其义务向董红春支付股权转让款611600元，扣除已支付的100000元，刘秀丽仍应向董红春支付511600元，因此，董红春的诉请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刘秀丽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董红春支付5116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后收取4458元，由刘秀丽负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刘秀丽主张于2015年4月4日与董红春、陈连君、段祥芳签订的《东莞市奥登酒窖科技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协议》属各方的共同虚假意思表示，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对此，刘秀丽于一审提供了三份《公证书》、九份《借条》及2015年4月6日其与董红春、段祥芳、陈连君分别签订的三份《股权转让合同》，用以证明奥登公司经营困难，资不抵债，2015年4月4日转让协议中611600元的股权收购价格不合理，双方约定的转让价格实际是20万元，董红春为应付其妻子吵闹才与刘秀丽等人炮制了虚假的《东莞市奥登酒窖科技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协议》，并由刘秀丽出具了借条。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和认定：其一，刘秀丽就案涉股权转让先后与董红春、陈连君、段祥芳签订了两次书面合同，虽然刘秀丽第二次与董红春、陈连君、段祥芳各自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系经工商机关备案的合同，但不能以此推定出备案的合同才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而2015年4月4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属于双方的虚假意思表示。其二，刘秀丽于2014年11月2日与董红春、陈连君、段祥芳等曾经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二审中刘秀丽对于该转让协议中的签名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其中，该协议载明的各股东注资金额与2015年4月4日转让协议中记载的各股东注资金额的情况基本吻合，能够进一步印证2015年4月4日转让协议中股权转让价格的来历，并不存在刘秀丽所称溢价收购股权的事实。至于刘秀丽主张奥登公司资不抵债，611600元的股权收购价格并不合理，证据并不充分，且不能以其股权收购价格是否高于奥登公司的净资产来推断另一份价格较低的股权转让合同才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三，刘秀丽在向大庆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交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中已经确认，其于2015年4月4日与董红春等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董红春将价值611600元的股权转让给刘秀丽，刘秀丽应于2015年4月10日前支付给董红春股权转让款611600元，……2015年4月9日给付董红春股权转让款100000元，剩余股权转让款511600元未付的事实，刘秀丽并未向该院提出上述协议是为应付董红春妻子吵闹而与其他三名股东通谋作出的虚伪意思表示，上述书证内容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其四，按照刘秀丽的主张，其与董红春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是20万元，董红春为应付其妻子吵闹才与刘秀丽等人协商编造了虚假的《东莞市奥登酒窖科技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协议》，那么刘秀丽何以按照该协议的内容出具借条给陈连君，该行为与应付董红春的妻子吵闹有何关联、是否必要，刘秀丽难以作出合理解释。相反，刘秀丽对于拖欠陈连君818250元的款项并无异议，该事实可以进一步印证2015年4月4日股权转让协议内容的真实性。综上所述，刘秀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916元，由刘秀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 飞审判员 谢佳阳审判员 殷莉利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聂敬烜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