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渝0152民初942号原告：张某1，男，1986年4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四川省资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毅，重庆中钦（潼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沈某1，女，1998年4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重庆市潼南区。被告：沈某2，男，1957年5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重庆市潼南区。被告：吕某1，女，1959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重庆市潼南区。上列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杰中，男，住重庆市潼南区。上列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显碧，女，住重庆市潼南区。原告张某1与被告沈某1、沈某2、吕某1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毅、被告沈某2及沈某1、沈某2、吕某1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某3、李某1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某1、沈某2、吕某1共同返还原告给付的彩礼88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张某1与被告沈某1于2016年10月11日经人介绍认识。同年10月22日、10月27日，原告分两次向沈某2、吕某1支付彩礼共计88000元。同年10月27日，原告与被告沈某1按照农村习俗举办了结婚酒席，但未办理结婚登记。原告迎娶沈某1后，发现沈某1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傻笑，其肢体动作异常，且在未告知任何人的情况下经常出走。于是在2016年12月19日将沈某1送至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进行检查治疗，发现其患有精神分裂症。为此，原告通知了沈某2、吕某1。后经再三询问吕素芳，才得知沈某1为精神二级伤残，曾于2016年9月1日在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进行过治疗。沈某1于2016年12月25日出院后，经常深夜在家中走来走去，衣物也穿着异常，且常跑回其娘家。这期间，其娘家人送回来过几次。2017年1月31日，沈某1再次返回娘家后，就再也没有回到原告家中。因原告家境贫困，所支付的彩礼大部分系在亲戚朋友处筹借，加之筹办婚礼的各类开销，使原本并不富裕的家庭经济更加窘迫。被告恶意隐瞒沈某1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行为，也严重损害了原告的身心和感情。2017年2月3日，原告及其亲属与被告方就返还彩礼进行协商未果。为此，特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公正判决。被告沈某1、沈某2、吕某1辩称，原告所述给付彩礼88000元不属实，被告实收彩礼为49600元；原告迎娶沈某1时其身体、精神状况良好，沈某1患精神分裂症系原告与其共同生活期间引起，责任在原告一方。因此，原告应当将沈某1治疗好转后再行协商解决彩礼退赔事宜。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沈某2系被告沈某1之父，被告吕某1系沈某1之母。2016年10月初，沈某1经人介绍与原告张某1相亲认识。同年10月22日，张某1向被告沈某2、吕某1支付彩礼20000元。同年10月27日，张某1与沈某1按照农村风俗各自办理了结婚酒席。同日，张某1再次向沈某2、吕某1支付了现金彩礼68000元。随后，张某1将沈某1迎娶回自己家中。共同生活期间，沈某1行为举止怪异，经常傻笑，并无故离家出走。2016年12月19日，张某1及其家人将沈某1送至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检查治疗。经该院诊断：沈某1患有精神分裂症。同年12月25日，沈某1好转出院。出院回家后，沈某1仍出现精神异常，经常四处乱跑的情形仍未得到改变。2017年1月31日，沈某1回到其娘家生活。自此，其再未返回原告家生活、居住。为此，张某1心灰意冷，决意解除与沈某1的婚约。2017年2月3日，张某1及其亲属与沈某1方就彩礼返回事宜经过协商无果。遂诉至本院，请求如诉称。另查明，2016年3月9日，重庆市潼南区残疾人联合会为沈某1颁发了残疾人证，在该证中载明：沈某1为精神残疾人，残疾等级为二级。还查明，张某1迎娶沈某1时，沈某1之父母为其置办了床、棉絮等陪嫁物品。上列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证人证言、录音录像视频、残疾人证、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病历资料等在卷为凭，这些证据经开庭质证和本院审查，足以采信。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为：一、彩礼数额的认定；二、彩礼应否返还，应该返还多少？针对以上争议焦点，本院具体评判如下：一、关于彩礼数额的认定问题：庭审中，原告主张第一次支付彩礼20000元，第二次支付彩礼为68000元，两次支付的彩礼数额总计为88000元。被告认为，原告第一次支付的彩礼数额20000元属实，但第二次仅支付了28000元，两次支付彩礼的数额为48000元而非88000元。那么，第二次支付的彩礼数额究竟是68000元或是28000元？原告对此争议向本院举示了支付彩礼当天的录像视频，并申请了施某1、侯某1、张某1三位证人出庭作证，且辅以发生纠纷后双方协商的录音资料进一步佐证。经本院审查，施某1、侯某1、张某1三位证人均系彩礼支付的目击证人，且与原、被告双方均无亲属或其他利害关系，其证言可信度较高，且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并形成锁链。被告虽反驳原告的主张，认为其仅收到彩礼28000元，但其对反驳的事实主张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依法确认被告在第二次收受的彩礼礼金为68000元。连同双方无争议的第一次彩礼20000元，合计被告收取的彩礼总额为88000元。二、关于彩礼返回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本案中,原告张某1与被告沈某1虽已同居生活，但并未办理结婚登记，且双方同居生活时间较短，在基于缔结婚姻关系的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彩礼的主张与法律规定相符，本院应予支持。返还彩礼的数额，可以根据双方当事人共同生活的时间、未能缔结婚姻关系的原因并结合当地农村的风俗习惯等因素加以确定。被告在收取88000元的彩礼后，因置办嫁妆、举行结婚酒宴、治疗精神疾病等实际情况产生了相应费用，这些正当开销可予以扣减。考虑到被告身患精神残疾，与原告相比其属于相对弱势的一方，本院酌定被告应当返还给原告的彩礼数额为40000元。原告认为，被告恶意隐瞒其精神病史，导致双方无法缔结婚姻关系，被告对此具有过错，故要求被告承担全部返还义务。因原告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其在与被告举办结婚酒宴前已知道被告沈某1曾患有精神分裂症，故沈某1方并不存在恶意隐瞒情形。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全额返还彩礼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民间风俗习惯，在订立婚约时男方会给付女方一定的彩礼，通常情况下接受彩礼的是女方父母，彩礼由女方父母保管，用于女方置办嫁妆的费用及其他开销等。因此，婚约财产纠纷与女方及其父母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本案中，原告给付的彩礼由被告父母收取，父母代替女儿接受彩礼的行为应视为家庭共同行为，故原告要求三被告共同偿还彩礼的主张，本院应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沈某1、沈某2、吕某1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张某1返还彩礼40000元。二、驳回原告张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00元，减半收取1000元，由被告沈某1、沈某2、吕某1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沈德建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陈韦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