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1民终90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稳增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真陈路1000号（园区大厦C区17座）。法定代表人：朱海燕，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菁，上海胡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有限公司（原名：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望三村东唐家宅60号。法定代表人：谢妤，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柯琼，上海宏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沪颂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五莲路202号247室。法定代表人：杨文显。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爱娣，女，1963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家岚，上海国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小强，上海国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稳增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稳增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沪船公司）、上海沪颂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沪颂公司）、王爱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6）沪0104民初177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稳增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本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稳增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2011年11月22日《购货合同》的签订时间早于两份《供货合同》，《购货合同》系《供货合同》的基础。涉案货物的发货码单中提货人处均由“黄某”签字，稳增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由沪船公司的员工史某签收。据《授权书》记载，截至2012年12月31日，沪船公司与稳增公司之间仍然存在未完成的交易关系。稳增公司于2012年9月13日、9月14日、9月27日分别收到由沪颂公司代为支付的货款，货款的支付时间在《授权书》的授权期间内。因此，沪船公司系2012年3月1日《供货合同》的购货人；2、王爱娣系沪船公司下属劳防用品分公司负责人，其直接或授权使用遮盖了劳防用品分公司印文的印章，该行为代表分公司。该分公司的印章为真实印章，分公司的对外民事法律责任应由总公司承担。因此，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沪船公司承担。3、本案的事实判断不应受刑事案件的影响。沪船公司辩称：1、沪船公司与稳增公司之间仅存在两份《供货合同》，且已履行完毕，《购货合同》上的公章系变造，文件落款处“朱玲”亦非沪船公司员工，沪船公司与稳增公司之间不存在框架协议关系；2、稳增公司主张的第三笔交易没有签订实际的贸易合同，提货单上的购货单位为“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与部分发货码单中的提货单位“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有限公司”名称不同，且沪船公司直至2013年1月才变更为现名。沪船公司并未收到第三笔交易的相关发票，史某在刑事案件中表明其系受王爱娣的委托接收发票，并将发票交给了王爱娣。故，沪船公司与稳增公司之间不存在该笔交易；3、稳增公司明知第三笔交易的相对方为沪颂公司，王爱娣、沪颂公司及其员工的行为并不构成对沪船公司的表见代理，沪船公司不应承担还款责任；4、稳增公司诉请违约金金额过高，法院调整后的金额仍然较高。沪颂公司未发表答辩意见。王爱娣辩称：1、根据《还款计划书》的内容，还款人为沪船公司，沪船公司应当承担付款责任，王爱娣不应承担连带责任；2、《担保书》中沪船公司的落款为“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有限公司”，该《担保书》为事后补签；3、沪船公司未对欠款进行确认，在主合同未生效的前提下，作为附随合同的《担保书》也不发生法律效力。稳增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沪船公司支付货款1,036,867.50元及以该款为基数，自2012年10月31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日千分之三计算的违约金；2、沪颂公司、王爱娣对沪船公司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1月28日、同年12月22日，稳增公司作为卖方，与作为买方的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签订《供货合同》，金额分别为2,618,580.20元及2,657,767.65元。同年12月26日，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的员工史某签收了稳增公司金额合计5,276,347.85元的46份的增值税发票。2012年3月19日，史某出具了收条一张，确认“收到稳增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发票金额为2,536,867.50元”。同年3月20日，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出具《授权书》，内容为“兹授权沪颂公司作为我公司材料采购发票接收方，有效期为2012年3月20日至2012年12月31日止。在此期间，我公司各类材料采购发票开至沪颂公司，材料采购款由沪颂公司直接支付”。同年3月至5月，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向稳增公司支付货款5,276,347.85元。同年10月15日，王爱娣出具《担保书》，内容为“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剩余货款，由本人承担还款责任（附还款计划）”。同年12月5日，沪颂公司向稳增公司开出了金额为1,036,867.50元的支票，后因存款不足遭退票。同年12月14日，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向稳增公司出具《告知函》，称自同年9月1日起，其公司下属劳防用品分公司经理王爱娣不再负责对外所有的经营业务活动。2013年1月，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名称变更为沪船公司。2016年4月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沪高刑终字第62号刑事判决书。其中认定，被告人王爱娣系沪船公司劳防用品分公司负责人。2011年7月，被告人王爱娣为完成沪船公司下达的销售业绩指标，与沪颂公司负责人王某商议决定，由被告人王某以沪船公司名义向供货商采购钢材后，再将该钢材出售给沪颂公司，并通过交易各方发票、货款的流转来实现沪船公司的账面销售额。因沪颂公司拖欠大量货款，沪船公司于2012年3月决定暂停钢材贸易业务，并明确告知王某。被告人王某在明知上述情况后，仍以沪船公司名义对外采购钢材，并在供货商要求核实王某的身份时，由王爱娣出面谎称王某系沪船公司员工。同年5月至12月间，王某在王爱娣的帮助下，冒用沪船公司名义先后与上海A有限公司、上海B有限公司、南京C有限公司签订合同购买钢材，骗取上述三家公司共计价值8,000余万元的钢材后，出售给南通D有限公司杨某，或通过杨某出售给他人。至案发，尚有6,600余万元货款未支付，被王某用于个人购置房产及挥霍等。2013年10月19日、12月30日，公安机关先后抓获被告人王某、王爱娣。最终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无实际履行合同能力，仍冒用沪船公司名义签订采购合同，采用高进低出的手段取得货款，所得钱款用于其他投资项目及其个人购房、消费等。至案发，造成被害单位实际损失6,600余万元，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同时认为，被告人王爱娣明知王某欠沪船公司货款至少1,000余万元，沪船公司因此暂缓钢贸业务，仍向被害单位谎称王某系沪船公司业务经理负责钢材采购业务、沪颂公司是沪船公司下属企业、沪东造船厂未支付货款造成不能支付被害单位货款，王爱娣还变造部门公章帮助王某签订钢材采购合同，原判据此认为王爱娣在王某实施的合同诈骗活动中提供了帮助行为，属合同诈骗罪的从犯，适用法律正确；鉴于王爱娣在帮助王某的动机上有完成部门业绩的愿望及未获取非法利益等实际情况，反映其非法占有财物的主观恶意不深、罪责较轻，可对其进一步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最终判决被告人王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八百万元、违法所得依法追缴后发还各被害单位。判决王爱娣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一百万元。一审审理中，稳增公司提交：1、2011年11月22日的《购货合同》，尾部加盖了“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和“稳增公司”的印章。其中约定前者向后者采购钢材，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以采购定单方式向稳增公司定货，定单依据为本合同。付款方式为签订合同后，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收到定单货物后当月25日核算一次，次月付清全款，如有拖欠，供方有权收回供货，且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应按总欠款的千分之三支付滞纳金。关于产品验收，合同约定，有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指定的黄某签字验收。沪船公司对此表示，经过司法鉴定，该合同上加盖的“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印章为“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劳防用品分公司”印章遮盖了“劳防用品分公司”部分后变造加盖的，在“签约代表”处签字的“朱玲”亦系沪颂公司员工，而非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员工，并就此提交相应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稳增公司对《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表示，该份合同系加盖完印章后由王爱娣交给其的。王爱娣则表示，该公章系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劳防用品分公司工作人员将印章部分遮盖后加盖的，而该印章的保管人员为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办公室主任周某，故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对本案系争业务系明知的。另合同中约定的验收人“黄某”系沪颂公司员工，对此沪船公司亦系明知的。沪船公司对此表示，“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劳防用品分公司”的印章系由王爱娣保管的。2、稳增公司于2012年3月16日向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开出的金额共计2,536,867.50元的增值税发票。沪船公司称未收到过该组发票。稳增公司则称，该金额涉及的业务双方确未签订过合同，发票系交给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劳防用品分公司的史某，但最终未经抵扣。王爱娣对此表示，史某系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的员工，实际在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劳防用品分公司工作，其确实签收了发票。3、2011年12月6日发货码单原件、2012年3月1日发货码单复印件，提货人处均有“黄某”签字字样。沪船公司对此表示，前组发货码单针对的系双方真实的业务，予以确认，但此处的黄某系沪颂公司的员工，其系代表该公司直接提货；而2012年3月1日的发货码单针对的应系稳增公司诉称的2,536,867.50元业务，在相应的发货码单上注明的提货单位为“沪船公司”，此时其公司名称尚未更改，故有作假嫌疑，且该组码单系复印件，故不予确认。王爱娣的质证意见与沪船公司一致。4、落款时间为2012年10月15日的《还款计划》，内容为“兹由稳增公司在2011年11月28日、2011年12月22日、2011年3月3日供沪船公司钢材，但是上海沪船新事业在付款过程中未按合同时间付款。由于拖欠时间过长，到目前为止还未付清全部货款，经双方协商：沪船公司同意在2012年10月30日前付清全部货款，如到时再不付清，沪船公司同意从2011年11月28日起赔付稳增公司滞纳金，按总合同欠款时间的总额，按每月赔付滞纳金三分利息计算。如到2012年10月30日付清全部货款后，则之前拖欠滞纳金及利息双方协商解决”。该《还款计划》的尾部注明“沪船公司”，但未加盖公章。同时尾部加盖了沪颂公司的公章。王爱娣还在尾部注明“本人对沪颂贸易发展有限公司还款承担责任。”沪船公司对该份还款计划表示不知情，并指出当时其公司的名称仍为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而非沪船公司。王爱娣对《还款计划》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表示其担保的仅系沪颂公司的相关债务，且未注明金额。一审审理中，沪船公司提交：1、员工史某出具的《情况说明》，欲证实史某于2012年3月19日出具收条的行为仅系其个人行为，且之后即将增值税专用发票转交给了王爱娣。2、上海XX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其中认定金额为2,536,867.50元的本案系争合同系王某使用2012年2月前签订的钢材采购意向合同骗取钢材的情形，以此证实本案系争的业务虚假。稳增公司对证据1不予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不能反证本案系争的业务虚假。王爱娣则均表示不知情。一审审理中，王爱娣提交：1、史某的询问笔录，欲证实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授权下属分公司在钢贸业务中，由史某具体负责合同及单据等材料的盖章管理，并收取发票、结算货款等。2、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办公室主任周某的询问笔录，欲证实该公司对印章的管理有严格的制度。3、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与案外人上海E有限公司、上海F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欲证实黄某系钢材提货验收的负责人，且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对沪颂公司以其名义代为钢贸业务的情形系明知的。4、起诉意见书，欲证实沪船公司对系争业务是明知且确认的。沪船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表示均不能证明相关证明目的。稳增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另查明，稳增公司于2013年1月以沪船公司、沪颂公司、王爱娣为被告诉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同年5月该案移送至一审法院，相关案号为（2013）徐民二（商）初字第1122号。该案审理中，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产生鉴定费15,000元（其中稳增公司预付2,000元，沪船公司预付13,000元。审理中，稳增公司、沪船公司与王爱娣均同意鉴定费在本案中予以处理）。鉴定意见书确认《授权书》中加盖的“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印章与沪船公司当时的印章一致，2011年11月22日《购货合同》尾部加盖的“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印章为“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劳防用品分公司”印文通过遮盖的方式后盖印形成。2014年1月20日，一审法院将该案移送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处理。2015年6月，上海市公安局虹口XX机关不认为本案原告诉请涉嫌犯罪，将本案退回一审法院处理。在本案审理中，沪船公司称，其于2013年8月29日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于2013年10月16日立案。一审审理中，沪船公司对稳增公司与其于2011年11月28日、同年12月22日签订的《供货合同》表示，虽然确属真实，且履行完毕，但与2011年11月22日《购货合同》的履行无关；并称《授权书》在本案及（2016）沪0104民初17750号两案中作为原告的稳增公司及上海G有限公司均作为证据提交，但原件仅有一份，该授权书原件应由稳增公司持有，且该份《授权书》应系王爱娣私自加盖公章形成，不能代表其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稳增公司承认授权书仅一份，系王爱娣交给其与上海G有限公司的共同股东袁某，最终确认该份授权书系交给稳增公司。王爱娣对《授权书》的出具表示不知情。稳增公司称其除本案系争的业务外，与沪颂公司无其他业务。王爱娣则称，2012年10月15日，其仅出具过一份《担保书》，系出具给稳增公司，但具体面交过程已记不清了。而沪船公司则称，该份《担保书》应系王爱娣出具给上海G有限公司的。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稳增公司主张其与沪船公司之间存有买卖的法律关系，并提出了要求后者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为此提交了双方于2011年11月22日签订的《购货合同》，但最终经司法鉴定，该合同尾部处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的公章系经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劳防用品分公司的印章变造而得。稳增公司还提交了其开具给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的增值税发票，但其亦承认该发票未经抵扣；虽然稳增公司提交了史某的签收凭证，但由于该份签收凭证中未注明史某的身份，一审法院无法仅凭该份签收凭证即证实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收到了系争发票。更为重要的是，单纯以未经抵扣的增值税发票并无法证实双方之间存有真实的买卖业务关系，故稳增公司尚应提交证据，进一步佐证买卖业务的真实存在。但稳增公司仅提交了系争业务码单的复印件；即使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出具了《授权书》，但一审法院注意到，其中有关授权沪颂公司作为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材料采购发票接收方的内容并未予以履行，且有效期注明为2012年3月20日至2012年12月31日止，而稳增公司开具发票的时间为2012年3月16日，发货码单（复印件）的时间亦为2012年3月1日，均未在有效期内，故仅凭沪颂公司的付款行为及之前阐述的相关证据，同时结合有关刑事判决认定的有关合同诈骗的内容，一审法院无法作出有关稳增公司与沪船公司之间存有系争买卖业务的推论，故稳增公司要求沪船公司支付货款及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虽然稳增公司对买卖基础关系仅提交了码单复印件，但鉴于沪颂公司在《还款计划》中加盖了其印章，确认了关于稳增公司向沪船公司供应系争钢材的事实，并曾经支付了部分货款，且最终开具了金额为1,036,867.50元的支票，故一审法院据此确认沪颂公司应承担支付货款及违约金的义务。但稳增公司要求承担日千分之三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明显高于法律规定，对此予以调整。鉴于王爱娣在《还款计划》的尾部注明“本人对沪颂贸易发展有限公司还款承担责任”，故稳增公司要求王爱娣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沪颂公司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未到庭，视为其自行放弃诉讼权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沪颂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稳增公司货款1,036,867.50元；二、沪颂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稳增公司以货款1,036,867.50元为基数，自2012年10月31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违约金；三、王爱娣对沪颂公司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王爱娣履行判决第三项确定的义务后，有权向沪颂公司追偿；五、稳增公司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案件受理费31,894元，由沪颂公司、王爱娣共同负担；鉴定费15,000元，由沪颂公司、王爱娣共同负担。各方当事人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沪船公司二审中陈述，其并未于2013年8月29日向公安机关报案，报案人系案外人。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余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沪船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付款义务？本院对此作如下分析：其一，关于沪船公司与稳增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框架合同关系。2011年11月22日的《购货合同》，其上加盖的“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的公章系经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劳防用品分公司的印章变造形成，且在“甲方委托代理人”处签名的“朱玲”身份不明。该份《购货合同》不能代表沪船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稳增公司主张《购货合同》为其与沪船公司之间交易的框架合同，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其二，关于沪船公司与稳增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第三次交易的问题。沪船公司与稳增公司之间的两次真实交易，均签订有约定了明确标的物、数量、单价、总价款及交货日期的《供货合同》，且其上加盖了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合同专用章，上述两份合同已履行完毕。而稳增公司所主张的第三次交易，缺乏相应的合同基础。稳增公司主张向史某交付了相关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史某在此次收取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中，是否代表沪船公司，在相应的签收凭证中并未注明，且所涉发票未予抵扣，因此，凭借稳增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本院难以认定沪船公司与稳增公司之间第三次交易真实存在。此外，稳增公司提交的发货码单发生时间在2012年3月1日，但大部分发货码单上记载的提货单位为“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有限公司”，而沪船公司系于2013年1月方变更为该名。稳增公司亦未能证明黄某为沪船公司员工。同时，《授权书》的有效期截止至2012年12月31日，并非本案系争交易的发生期间。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沪船公司与稳增公司之间不具有系争交易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一审法院对于沪颂公司及王爱娣应承担的责任所作出的认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稳增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894元，由上诉人上海稳增钢铁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韩朝炜代理审判员  庞建新审 判 员  胡玉凌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日书 记 员  闫伟伟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