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102民初5602号原告：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号第三置业大厦*座**层。负责人：杨光，主任。委托代理人：姜梅，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周天瑶，女，1987年2月18日出生，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于河，男，1938年8月21日出生，退休，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代理人：邢忠红，北京市翱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兰台律所）与被告于河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兰台律所委托代理人姜梅、被告于河委托代理人邢忠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原告兰台律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于河向原告兰台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425万元；2、被告于河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0%的标准向原告兰台律所支付自起诉状送达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支付律师费的违约金；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于河承担。事实与理由：2011年2月25日，于河与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信托）签订编号为×××-0001的信托合同，并约定于河以1.5亿元信托资金设立信托，中信信托因处理信托事务对第三人所负担债务以信托财产承担。2011年3月28日，中信信托根据信托合同约定，与承德德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生公司）、王瀚生、田小军签订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合同、支付协议、抵押合同、股权质押合同、保证合同（以下合称公证合同）等，并于2011年3月29日办妥公证合同的强制执行公证手续，取得公证书。2012年3月，因德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瀚生、田小军违约，于河指令中信信托根据公证合同申请强制执行，并与兰台签订兰台律所合字（2012）第197号《执行代理协议》，约定由兰台律所指定律师担任执行程序代理人，代理费按基础费用+风险费用的方式收取，基础费用的标准为执行回款的5%；因中信信托原因协议提前终止协议，根据兰台的工作量和工作进展确定风险部分的律师代理费的结算。上述《执行代理协议》签订后，兰台律所完成协议中自申请公证处签发执行证书至今的全部执行代理工作。其中，2012年7月执行法院裁定执行的金额为1.605亿元，兰台律所与于河联系人于2015年11月18日与被执行人磋商并最终达成的执行和解金额约为2.2亿元。2016年1月18日，于河指令中信信托解除与兰台律所的《执行代理协议》，并由于河单方承担解除该协议的法律责任。2016年2月2日中信信托解除《执行代理协议》，并发给兰台《解除通知书》。协议解除前，被执行人及第三人已支付和解款200万元至中信信托为于河开设的信托专户、800万元至执行法院。该部分执行回款对应律师费金额为50万元。根据兰台对工作量的评估，于河提前终止执行代理协议除上述50万元以外，仍应支付律师代理费375万元，以上合计425万元。被告于河辩称：不同意兰台律所的诉讼请求。于河已经支付了律师费115万元，支付的律师费已经超过了兰台律所的工作量。代理期内的执行回款是1200万元，按照协议约定，律师费应该是每笔执行回款的5%，在执行过程中，于河与被执行人达成了和解协议，其中涉及到兰台律所的律师费的收费标准由5%降至3.5%，和解协议就是兰台律所起草，其对此也是同意的。基础律师费60万元已付，后续55万元已经超出风险代理律师费。兰台律所计算诉讼费根据执行协议，不符合双方约定，应根据执行回款计算。协议约定的律师费由5%降到了3.5%，在兰台律所发送被告的邮件中亦能体现。关于协议解除事项，由于兰台律所不能站在于河立场上争取利益，所以于河解除合同不是无故解除。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对当事人关于真实性没有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于河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兰台律所认可于河提交的证据1、4、6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于河提交的证据2、3系公证文书，兰台律所不认可真实性但未提交充足反驳证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证据5，该证据为恢复执行通知书原件，兰台律所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但未提交证据证明该证据系伪造，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证人孙某的证人证言，证人出庭作证，其证言亦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部分，本院予以采信。本院根据到庭当事人陈述及上述认证确认以下事实：2011年2月25日，中信信托和于河签署了《承德·美地湾景特定资产收益权单一指定型资金信托合同》。2012年3月,中信信托根据于河指示和兰台律所签订了《执行代理协议》，协议约定兰台律所接受中信信托处理其与德生公司经公证的具备强制执行力的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合同纠纷，于河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应于协议签订之日起10日内向兰台律所支付第一期律师代理费60万元；自每笔回款发生之日起三日内，向兰台律所支付该部分执行回款的5%作为后续律师代理费；如中信信托提前终止协议，终止时于河已经支付的律师费不予退还，并根据兰台律所的工作量和工作进度，确定风险部分的律师代理费结算。《执行代理协议》签订后，2012年5月8日和2012年6月28日，于河向兰台律所分别支付了律师费60万元和5万元。兰台律所于2012年5月9日向北京市方圆公证处申请其出具执行证书，2012年5月17日，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出具了（2012）京方圆内经证字第13385号执行证书，执行标的为返还中信信托初始投资1.5亿元，支付投资收益453.125万元，支付律师费60万元，并支付2012年5月9日以后至实际清偿日的逾期投资收益及相当于执行回款总额5%的后续律师费、诉讼费等相关费用。2012年5月25日兰台律所就上述执行证书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案被指定由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2012年7月26日，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张法执字第45号执行裁定书。执行开始后，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了被执行人的股权、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并冻结了银行存款。经兰台律所申请，2012年8月26日，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张法执字第45-2号执行裁定书，拍卖其查封的被执行人的股权、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2013年4月25日，中信信托与德生公司、王瀚生、田小军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兰台律所和于河均认可在执行和解协议过程中各方达成一致，兰台律所将后续律师费的比例由执行回款的5%降至3.5%，但该执行和解协议没有被履行。2013年9月10日，兰台律所申请恢复强制执行，并申请对被执行人的股权、土地使用权及银行账户进行了续封。2014年11月3日，中信信托与德生公司、王瀚生、田小军、孙某、徐国鑫、承德富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达公司）签订了《执行和解及执行担保协议》，增加孙某、徐国鑫、富达公司为（2012）张执字第45号执行案件提供执行担保，该协议之后未被履行。于河亦认可兰台律所在签订该项协议时从事了代理工作。2015年2月17日，于河指令中信信托与德生公司、王瀚生、田小军、孙某、徐国鑫、承德富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执行和解及执行担保协议之补充协议》，但该协议之后未被履行。于河亦认可兰台律所在签订该项协议时从事了代理工作。另，2015年4月，于河向兰台律所支付律师费50万元。2016年1月18日，于河指令中信信托与德生公司、王瀚生、田小军、孙某、徐国鑫、承德富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执行和解及执行担保协议（二）》，称“……仅于2015年4月29日支付1000万元，2015年9月17日支付200万元，2015年11月17日、2016年1月收到案外人支付的800万元作为执行和解的条件……”。2016年1月18日，受托人中信信托与委托人于河签订了×××-0001补《资金信托合同之补充合同》，于河指示中信信托解除与兰台律所的涉案《执行代理协议》，并向执行法院、兰台律所送达终止代理涉案执行案件的书面材料，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委托人承担。该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2016年2月2日，中信信托向兰台律所发送《解除通知书》称，自兰台律所收到解除通知书之日起，涉案《执行代理协议》即时解除。兰台律所认可其于同日收到《解除通知书》。2016年2月19日，于河在《划款申请指令》中称2016年1月18日，于河与各被执行人等签订《执行和解及执行担保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为履行上述协议及补充协议，被执行人或/及第三人已于2015年9月17日支付申请执行人投资收益200万元；于2015年11月、2016年1月将800万元投资收益支付至执行法院，并指令中信信托在信托资金中留存50万元作为处理其与兰台律所后续事宜的款项。2016年10月25日，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张执字第45-1号恢复执行通知书，载明：“因担保人孙某、徐国鑫、承德富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6年1月19日提供了执行担保，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暂缓执行……现因被执行人未完全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恢复执行，……决定如下：恢复执行北京市公证处于2012年5月17日作出的（2012）京方圆内经证字第13385号执行证书。”另查，于河于2016年3月2日收到本案起诉状。本院认为，中信信托与兰台律所签订《执行代理协议》所形成的诉讼代理合同关系，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关于本案当事人的主体认定问题，《执行代理协议》第五条第一款约定，于河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应于协议签订之日起10日内向兰台律所支付第一期律师代理费60万元，自每笔回款发生之日起三日内，向兰台律所支付该部分执行回款的5%作为后续律师代理费，如中信信托提前终止协议，终止时于河已经支付的律师费不予退还，并根据兰台律所的工作量和工作进度，确定风险部分的律师代理费结算。于河在《资金信托合同之补充合同》中指令中信信托解除与兰台律所签订的《执行代理协议》，并承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其承担，兰台律所对此亦无异议，故兰台律所可依据《执行代理协议》及《资金信托合同之补充合同》向于河主张律师费。关于兰台律所主张根据兰台律所的工作量和工作进展，于河应向其支付律师费425万元的诉讼请求，根据本院查明事实，涉案委托关系的终止系于河指示中信信托解除与兰台律所签订的《执行代理协议》。依据双方约定，兰台律所不退还已交律师费，还应根据兰台律所的工作量和工作进展，确定风险部分的律师代理费的结算。故本案律师费的确定应依据根据兰台律所的工作量和工作进展确定。关于于河主张其解除《执行代理协议》系兰台律所不能站在于河立场考虑，并非兰台律所违约，不应确定风险部分代理费的答辩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风险部分的律师代理费的数额部分，依据合同约定，需依据兰台律所的工作量和工作进展确定，根据本案举证情况，自2012年5月兰台律所代理中信信托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至2016年2月中信信托解除与兰台律所之间的《执行代理协议》，其代理执行案件时间已近4年，在长达4年的执行过程中，兰台律所作为案件代理人，虽然履行了部分义务，代理于河与各方几次达成执行和解，但和解协议均未能完全履行，投资收益暂且不论，于河原始投资本金约1.5亿元，截至《执行代理协议》解除之时，执行回款仅2000万元，现案件又恢复强制执行，执行案件的执行请求大部分未能实现，兰台律所称执行案件回款均有保障，未提交充分证据，本院不予认可。故依据公平原则，结合双方签订《执行代理协议》的目的和《执行代理协议》的其他条款约定，本院酌定律师费依据委托合同履行期间于河收到的执行回款的5%支付。关于委托合同履行期间于河收到的执行回款的问题，依据法律规定，《执行代理协议》于2016年2月2日兰台律所收到解除通知书之日解除。于河称解除时间系2016年1月18日，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兰台律所于该日收到解除通知，本院不予采纳。于河称《执行代理协议》解除之前其收到执行回款为1200万元，但于河在2016年2月19日《划款申请指令》中称被执行人或/及第三人已于2015年9月17日支付申请执行人投资收益200万元；于2015年11月、2016年1月将800万元投资收益支付至执行法院。于河确认案外人支付的800万元已经收到，在兰台律所收到《解除通知书》之前，本案所涉合同履行期间涉案执行回款是2000万元，故本院以2000万元作为基数酌定律师费。关于按照5%比例计算，亦是双方在合同中有相关约定，虽然兰台律所和于河均认可在执行和解协议过程中各方达成一致将后续律师费的比例降至3.5%，但上述执行和解协议未被履行。于河相关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以上律师费用的计算方式，于河应向兰台律所支付律师费共计160万元，除去已经支付的115万元，于河还需向兰台律师支付律师费45万元。兰台律所主张425万元律师费，该费用是兰台律所自行估算，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425万元律师费的事实依据和计算方式，故对于兰台律所要求于河向其支付425万元律师费的诉讼请求，超出本院认定部分，不予支持。关于逾期支付律师费违约金的问题，《委托代理协议》对违约金并无约定，兰台律所主张于河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0%的标准向其支付律师费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照双方合同约定及兰台律所未获得的律师费存在资金占用损失的事实及相关法律，本院将给付标准调整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四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于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45万元；二、被告于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支付资金占用损失（以45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6年3月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原告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800元，由原告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负担36480元，被告于河负担432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洁人民陪审员  郝之涛人民陪审员  武丕显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张鲁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