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皖01民终52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宗元，男，1967年02月24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华，安徽黄山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阜南路169号。组织机构代码73301017-7。主要负责人：洪波，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明锋，安徽弘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云，安徽弘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茆军，男，1975年6月24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安徽省芜湖市马塘区。原审被告：秦水英，女，1973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安徽省芜湖市马塘区。原审被告：安徽江北工程车辆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长江东路与全椒路交口春晖大厦一楼。法定代表人：李胜祖。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正，安徽律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宗元因与被上诉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以下简称招行合肥分行）、原审被告茆军、秦水英、安徽江北工程车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北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2016)皖0103民初2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宗元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2016)皖0103民初241号民事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所有诉请；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认定基本事实不清。1、原判决错误认定基本事实，甚至主体认定都错误。原判决在审理查明部分认定，被上诉人提交的合同附页补充条款中约定：李宗元（身份证号）承担个人无限连带责任。另外，李宗元出具加盖其名章的《个人贷款不可撤销担保书》及《个人贷款划款委托书》各一份，承诺为贡海庭的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时提供本人在被上诉人处开立的账户(账号：55×××02)作为贷款的第二扣款账户。首先，此处的“李宗元”虽然和上诉人姓名一致，但身份证号却不同，上诉人的身份证号是，原审法院显然认错了主体；其次，承诺为“贡海庭”的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和本案借款人茆军没有任何关系（此处可能是笔误）；再者，即使前面是笔误，《个人贷款划款委托书》中记载的授权扣款账户也没有账号为55×××02的账户，而是55×××01，55×××02没有任何授权手续，原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错误。2、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提供了个人连带担保，应承担个人担保责任是违反法律规定、违反客观常理的错误认定。首先，原审判决根据(2016)皖01民终2051号等五案二审生效判决，认定2009年2月10日和2007年3月16日的《印章授权书》是《个人不可撤销担保书》、《个人工程机械借款合同》、《个人贷款划款委托书》等相关证据中的李宗元名章对上诉人产生效力的依据。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中有规定，已经生效的裁判所确定的事实可以不用证明，但同时该条第二款也明确规定，当事人有相反证据的除外。而且本案和那五个案件的案情也不同，此环节的事实性质都不同。那五个案件是在被上诉人的大钟楼支行办理的，江北公司承认其以公司名义给过大钟楼支行公司授权；而本案是马鞍山支行办理的业务，该支行根本没有获得任何有关联的授权。本案和前五案主张所依据的证据也不同。确切地说，(2016)皖01民终2051号等五案二审生效判决中认定的上述事实与本案这个环节的事实不相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适用条件，原审法院没有查清事实，在此部分对生效裁判法律文书的使用是错误的，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同时，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的两份《印章授权书》、皖惠文鉴[2015]292号《笔迹检验鉴定意见书》都是原审法院前述认定的相反证据，足以证明其认定的事实是错误的。2009年2月10日的《印章授权书》内容清楚明确，授权单位是安徽江北工程车辆有限公司，被授权单位是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是江北公司对其公司行为的授权，与李宗元个人没有任何关联；该授权书中法定代表人签名处的签名也已经过司法笔迹鉴定，依据皖惠文鉴[2015]292号《笔迹检验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该处“李宗元”签名既和上诉人同一时期的历史笔迹不符，又和上诉人现在的笔迹不符，足以证明不是上诉人所签。2007年3月16日的《印章授权书》内容显示，授权单位是江北公司，被授权单位是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钟楼支行，而本案是发生在马鞍山支行，与本案整个案件都毫无任何关联。对此份授权书，因上诉人发现其中法定代表人签署落款处“李宗元”签名亦非上诉人笔迹，为查明事实已依法向一审法院申请了笔迹鉴定，但一审法院明确告知此授权书是给大钟楼支行，本案是在马鞍山支行办理的，此授权书与本案没有关联不用鉴定，现在却又在判决中把该授权书作为案件基本事实的定案依据，让上诉人实在难以理解。其次，原审法院认为，综合江北公司提供的《个人工程机械按揭贷款业务合作协议》与多年的交易惯例，李宗元提供了个人担保。但从江北公司提供的该协议内容看其中并没有法定代表人为公司贷款客户提供个人担保的约定，而该公司提供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也是证明双方的合作中不存在本案涉及的法定代表人个人担保行为。庭审中该公司作为事件直接参与方也多次明确证明所谓李宗元个人担保是不真实的，上诉人对此并不知情，因为双方多年的合作惯例都是担保人只有公司，合作方式也一直按照双方2007年签订的《个人工程机械按揭贷款业务合作协议》，所以后期都没有再签订过协议。被上诉人提供的《个人工程机械借款合同》的合同主体及落款签署处的合同签署人也只有贷款人、借款人、一个保证人江北公司，相应公证书的内容陈述中保证人也只有江北公司。虽然《个人工程机械借款合同》中有企业法定代表人另行出具《不可撤销担保书》和补充条款见附表一，而附表一中也记录了李宗元要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此处显示的身份证号并不是上诉人的，这个前面已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而且此合同是涉案业务的主合同，也是被上诉人单位制作并提供的格式合同，合同内容非常全面，但实际使用到具体业务中，并不是所有被上诉人设定的自身权利保障条款和载明内容都能与合作方达成合意，这是重所周知的事实。合同关系是特定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享有合同权利承担合同义务，合同的效力不能及于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这是合同法最基本的合同相对性原则。因此，这些内容无法对上诉人产生法律约束力，更何况内容中显示的身份证号压根就不是上诉人。这些事实都证明原审判决的认定是违反客观事实的错误认定。再次，原审判决认为，李宗元2005年7月至2016年2月一直是安徽江北工程车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任董事长（专职），对公司有控制权，故李宗元对合同应审查过，对个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问题是知悉和认可的。《公司法》规定，董事会会议实行一人一票，所以，既然有其他董事无论兼职、专职，董事长是不能控制董事会的，更不要说控制公司。也不可能以董事长之职去具体审查到公司几千名客户的每一份贷款合同。而且被上诉人提供的主要合同和公证书中并没有法定代表人承担个人担保的有效约定。因此，原审法院以2005年李宗元即为安徽江北工程车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任董事长，认定上诉人对公司具有实际控制权；认定上诉人审查过涉案客户的合同，知悉并认可个人承担连带担保是不符合常识且违反法律规定的错误认定。3、原审判决对李宗元名下存折账户代偿款项的归属及代偿行为性质没有审查，导致基本事实认定不清，进而作出错误的判决结果。原审判决认定，李宗元在被上诉人处开户，作为偿还贷款的第二扣款账户，第一扣款账户系借款人本人账号，第二扣款账户系李宗元尾号为“10002”的账号，借款人未及时还款时，被上诉人即从第二扣款账号划款，对于扣划行为，李宗元应当知晓，却从未提出过异议，李宗元以实际行动履行了连带保证责任。根据安徽江北工程车辆有限公司提供存折、划款通知，垫款通知证明，该账户是被上诉人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违规开立的，用来规避上级的对其逾期率的监管。因为从约定的保证人账户里直接代偿，上级可以查到客户的违约情况，若客户违约严重，代垫发生次数多，影响其业绩和业务开展。被上诉人开立李宗元账户后，当借款人发生违约时，被上诉人是先从该公司账户上把钱转到以李宗元名义开立的存折账户上再进行代偿，李宗元名下存折账户中出现的款项均是从公司的账户上转进去的。此账户划出的款项，没有李宗元的个人授权，是由被上诉人直接划到借款人的还款账户上进行代偿行为，而对此账户的划款和代偿明细的情况也是由被上诉人直接通知公司。安徽江北工程车辆有限公司的连带保证人身份是没有任何争议的，被上诉人却不在其账户上直接扣款，对此反常的行为，原审法院认定却不查明理由；公司的钱划到李宗元名下的存折账户里进行代偿，所有的代偿细目，款项出入都是通知给公司，李宗元名下账户明明是公司代偿的媒介，根本不能认定为实际还款人，李宗元更无法得到任何扣款通知。原审法院却对代偿款项归属和代偿行为的性质这些关键事实均没有审查，导致基本事实认定不清，进而作出错误的判决结果。4、原审判决对《个人贷款不可撤销担保书》认定是错误的。原审判决认为，《个人贷款不可撤销担保书》中加盖的名章视同为李宗元签名，对李宗元产生效力。关于其中名章的使用及授权问题前面已有论述，此处不再累述。此担保书，上诉人一直不知情，根据江北公司的陈述，此担保书系被上诉人为掩盖其违规以李宗元名义开户，并一直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从该个人账户上划款等非法行为，操纵江北公司和其相互串通捏造出来的虚假文件。现退而言之，假设它是真实的，该担保书也未能生效。该担保书第20.1条的生效条款明确约定，担保人为自然人的须本人亲笔签名才能生效。按照被上诉人的主张，李宗元以个人名义提供担保，当属自然人，签署处也应该是亲笔签名，而不是加盖名章。所以，这份加盖名章的担保书不仅有悖常理，而且违反了生效条款的约定，该担保书的法律状态依法应为未生效，不能产生法律约束力，原审判决对其效力的认定是错误的。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判决用推定的方式认定上诉人应该知晓存在个人连带担保的事情是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首先以上诉人担任过江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工商档案中李宗元担任过董事长为由，推定申请人知悉并认可个人承担连带担保行为；其次，又以尾号为“10002”是李宗元本人的银行存折，作为垫款第二还款账户，被上诉人从此帐户上扣划保证资金，推定李宗元知晓并认可个人承担连带担保。对于上诉人曾担任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是否能控制公司，审查具体客户业务合同问题及尾号为“10002”李宗元名下的银行存折是如何来由与使用的，上诉人是如何无法知情，无法不能提出异议的，前面已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对于推定保证行为成立，原审法院认定的名章没有进行个人担保行为的使用授权，被上诉人出具的两份《印章授权书》均与本案无关，上诉人没有承担个人担保的意思表示，由始至终也没有同意过为江北公司的任何客户提供任何形式的个人担保。《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真实的意思表示是民事行为的成立要件之一。而保证责任又不同于一般的民事责任，它是保证人基于与债务人的特殊关系而承担的一种单务、无偿的法律责任。由于保证责任的这一特性，法律制度才侧重于对保证责任行使的限制。司法实践中，对保证责任不能像民事行为那样适用推定，保证不能推定是一项基本原则，在没有保证人真实明确意思表示的情况下，是不能推定成立保证行为的。因此，原审法院运用推定认定上诉人应承担个人连带保证责任，是违反法律规定，适用法律错误的行为。2、原审判决对保证期间及诉讼时效的认定存在事实认定不清和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从李宗元名下尾号为“10002”存折账户的扣划行为即为主张权利，自主张权利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其每次扣划均产生诉讼时效的中断效力，因此被上诉人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对于扣款行为能否认定为上诉人履行担保行为，前面已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现退而言之，假设此行为为代偿行为，被上诉人的主张都是什么时间提出的，原审法院没有查清。根据江北公司提供的李宗元名下存折证明，尾号为“10002”存折账户在2012年12月28日已经被清零，此后再没有任何扣款行为。本案中明显存在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的问题，在保证期间内都没有主张权利，保证人责任依法免除；在保证期间内主张了权力，才能涉及到诉讼时效的问题。先看本案的保证期间，《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2条规定：“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或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的，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被上诉人出具的《个人贷款不可撤销担保书》第3条约定的保证期间：“自本担保书签订之日起至借款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另加两年。”此约定保证期间的起算时间在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前，早于主债务履行期，违反法律规定，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依法应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结合本案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为2013年6月21日的约定，本案早已过保证期间，即使其约定有效，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后两年，即至2015年6月22日，本案也已过保证期间。《担保法》第26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结合存折账户最后被扣款时间2012年12月28日和被上诉人的起诉时间，即使按照起诉状起草时间2016年1月6日，其对上诉人的诉请也己过保证期间。因此，即使存在被上诉人所谓的“个人保证”，保证人依法也己被免除保证责任，根本谈不上诉讼时效的问题。退而言之，即使涉及诉讼时效问题，按照原审判决的认定，扣款即为主张，主张即发生中断，结合存折账户最后被扣款时间2012年12月28日和被上诉人的起诉时间2016年1月6日，也早已过诉讼时效。招行合肥分行辩称：关于案涉的《个人不可撤销担保书》上加盖李宗元印章的问题，结合所有的案件，无论是由马鞍山支行具体办理的业务，还是大钟楼支行具体办理的业务，涉及到《个人不可撤销担保书》上加盖李宗元印章的贷款业务均发生在2011年2月以前，招行合肥分行正是依据李宗元分别于2007年3月16日向招行合肥分行合肥大钟楼支行和2009年2月10日向招行合肥分行出具的两份印章授权书和双方长期的合作惯例，而认可《个人不可撤销担保书》上的李宗元印章可代表李宗元的个人签字，进而发放贷款。因此，即便《个人不可撤销担保书》中加盖的是李宗元的印章，而非签字，也不能否认李宗元个人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结合招行合肥分行提交的其他证据和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书，《个人不可撤销担保书》中加盖的是李宗元的印章并不影响李宗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事实。而在本批系列案件中，发生在2011年2月以后的贷款业务，《个人不可撤销担保书》中均是李宗元本人签字，这是招行合肥分行在后期与被告的合作过程中，出于审慎的原则，要求李宗元本人签字，而李宗元本人也配合招行合肥分行的工作，在2011年期间及以后的《个人不可撤销担保书》中予以签字，明确表示同意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关于招行合肥分行向两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的问题，由于李宗元系江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其身份具有双重性质，招行合肥分行一直都在向江北公司和李宗元主张保证责任，鉴于两保证人之间关系的特殊性和该批系列案件的特点，招行合肥分行通常在一批案件产生逾期内集中要求两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江北公司也在庭审中承认江北公司将资金转入案涉的保证金账户，再由保证金账户转入至案涉的李宗元本人开立的作为扣款账号2的账户，来实际履行保证责任，李宗元对于多年以来的上述从其账户的扣划行为均没有异议，可见其早已经以实际行动履行担保责任。招行合肥分行于2014年8月通过诉讼的方式向李宗元和江北公司主张保证责任，由于江北公司的保证金账户没有余款且江北公司也不积极履行保证责任，招行合肥分行便于2014年11月通过保全李宗元名下坐落于合肥市××与××交口春晖大厦××房产（权证字号：瑶字第××号）方式向李宗元主张其担保的个人工程机械按揭贷款中所有逾期贷款的保证责任，以确保李宗元个人承担保证责任，履行代偿义务，因此招行合肥分行是在保证期间内向李宗元主张保证责任，也是在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内依法起诉李宗元，故李宗元现以招行合肥分行超过保证期间向李宗元主张保证责任为由来不承担保证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招行合肥分行已经就李宗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事实提供了充分证据，已经尽到了举证义务。如果，李宗元不能提供有效证据反驳招行合肥分行的主张，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准备，请法院查明事实后，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茆军、秦水英未作陈述。江北公司述称：同意李宗元的意见。李宗元的担保不是其个人真实意思表示，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本案起诉已过保证期间，江北公司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招行合肥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茆军、秦水英连带偿还借款本金157280.76元、利息4885.02元、罚息44750.25元及复利1448元，以上合计208364.03元（上述利息、罚息及复利暂计至2015年11月30日，要求顺延计算至借款本息实际清偿完毕时止)；2.茆军、秦水英连带支付招行合肥分行为实现上述债权所发生的合理费用（律师费）人民币12000元；3.依法确认招行合肥分行对茆军、秦水英用于抵押担保的上海彭浦SW210LC-5履带式挖掘机（发动机号：21922387）就上述第一、二项诉求享有优先受偿权；4.江北公司、李宗元作为保证人对上述第一、二项诉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6月21日，招行合肥分行（合同中贷款人）与茆军（合同中借款人、抵押人）、秦水英（合同中共同抵押人）以及江北公司（合同中保证人）签订《个人工程机械借款合同》一份。约定：贷款金额53万元，用途为购买工程机械设备；贷款期限为36个月，贷款偿还采用等额还本付息方式偿还；贷款年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基准利率5.4%上浮10%执行，首期执行贷款年利率为5.94%；借款人未按本合同约定期限归还贷款本金的，贷款人有权对逾期贷款计收罚息，罚息利率为本合同约定的贷款执行利率基础上加收50%，同时有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对逾期利息计收复利；如遇中国人民银行上调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罚息利率自基准利率调整之日起相应上调；抵押人自愿将其享有合法所有权和处分权的向江北公司购买的工程机械上海彭浦牌SW210LC-5履带式挖掘机（发动机号：21922387）抵押给贷款人以担保借款人按期偿还本合同项下的贷款本息和其他应付款项；保证人江北公司提供贷款金额的5%的保证金作为担保；保证人自愿提供全程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期间从本合同签署之日起至本合同项下的贷款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止。合同同时约定：抵押和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本合同项下的贷款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及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贷款人实现贷款项下的债权及抵押权和保证权益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执行费、公证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款项。茆军在合同落款借款人一栏签字，茆军、秦水英共同在抵押人一栏签字；保证人一栏加盖江北公司以及法定代表人印章。另，招行合肥分行提交的合同附页补充条款中约定：李宗元（身份证号）承担个人无限连带责任。另外，李宗元出具加盖其名章的《个人贷款不可撤销担保书》及《个人贷款划款委托书》各一份，承诺为贡海庭的上述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自愿放弃要求招行合肥分行首先向借款人或其他人士追索、对抵押物、质物先行处置或采取诉讼等法律手段之权利，同时提供其本人在招商银行开立的账户（账号：55×××02）作为贷款的第二扣款账户，在第一扣款账户（借款人本人账户）余额不足的情况下，同意招行合肥分行从第二扣款账户中直接扣划贷款本息及其他应付费用，无须另行通知李宗元。2010年6月22日，安徽省合肥市衡正公证处就前述借款合同的签订出具（2010）皖合衡公证字第15675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同时就双方约定的抵押财产出具（2010）皖合衡公登字第685号《抵押登记证书》。2010年6月24日，招行合肥分行向茆军指定帐户发放贷款53万元，借款期限至2013年6月24日止，贷款执行年利率5.94%，扣款日为每月15日。合同履行过程中，茆军未能按期偿还借款本息。截至2015年11月30日，茆军尚欠招行合肥分行借款本金157280.76元、利息4885.02元、罚息44750.25元及复利1448元。在茆军逾期还款后，招行合肥分行曾依合同约定从贷款第二扣款账户即李宗元的个人账户扣划款项作为茆军的还款，江北公司亦曾履行担保责任转款至第二扣款账户以供招行合肥分行扣划。之后，因茆军、秦水英、江北公司、李宗元再无还款，故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借款合同经公证处公证，有各方当事人的签字、盖章，属合法有效的合同。茆军作为借款人未依照合同约定的还款方式按期足额偿还招行合肥分行借款本息，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招行合肥分行主张茆军偿还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茆军、秦水英以共同购买的挖掘机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应承担约定的抵押担保责任。关于茆军抗辩称机械已转让的情况，因借款合同关系并未发生改变，茆军与合伙人之间关于还款的内部约定不能对抗债权人的合法主张，其自行转让机械不影响其偿还借款本息，故茆军仍应作为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茆军的案涉借款是用于向江北公司购买工程机械，因茆军、秦水英在申请表、借款合同中均签字确认其夫妻关系，且对此进行了公证，二人在庭审中亦陈述以二人名义购买工程机械，虽然茆军、秦水英当时已经离婚，但其仍向银行提供结婚证表明夫妻关系，综上可证明茆军、秦水英对共同购买工程机械及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真实，故秦水英应当与茆军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关于律师费的诉请，招行合肥分行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已实际支付律师费，故不予支持。江北公司对其保证人身份以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提出异议，予以确认。关于李宗元是否为招行合肥分行案涉债权提供保证担保的问题。首先，根据（2016）皖01民终2051号等五案二审生效判决书，李宗元于2009年2月10日向招行合肥分行出具的《印章授权书》和于2007年3月16日向招行大钟楼支行出具的《印章授权书》已被确认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根据上述授权书，应认定李宗元向招行合肥分行明确表示在相关信贷业务合同、协议、承诺函等相关法律文件上加盖其本人名章即具有与其本人签字同等效力，据此，应认定案涉《个人贷款不可撤销担保书》、《个人工程机械借款合同》、《个人贷款划款委托书》等相关证据中加盖李宗元名章视同其本人签字；其次，综合江北公司举证的《个人工程机械按揭贷款业务合作协议》及双方庭审陈述，可见双方在长期多笔个人工程机械按揭贷款业务合作过程中已经形成合作惯例：江北公司的客户购买工程机械时需要向银行贷款的，由招行合肥分行发放贷款，客户以所购机械向招行合肥分行提供抵押担保，江北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李宗元同时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江北公司需在招行合肥分行开保证金账户并存入保证金，李宗元在招行合肥分行开户作为偿还贷款的第二扣款账户。在多年合作中，双方一直按此惯例办理相关贷款手续，并履行各自义务，江北公司和李宗元并未提出过异议，故可确认江北公司和李宗元是知晓并同意此合作模式。又因李宗元于2005年7月16日起直至2016年2月17日一直是江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担任董事长（专职），其对江北公司具有实际控制权，江北公司在涉案合同中加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李宗元名章的事实，也恰好说明合同内容业经时任法定代表人李宗元的审查，故李宗元对合同中包括其个人提供保证担保的内容是知悉并认可的，应对招行合肥分行案涉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再次，根据《个人贷款划款委托书》、《个人贷款借款借据》，以及江北公司提供的李宗元账户明细，可以反映出案涉贷款的第一扣款账号系借款人本人账号，第二扣款账号系李宗元本人尾号为“10002”的账号，借款人未及时还款时，招行从第二扣款账号扣划款项用以归还逾期贷款。对于扣划行为，李宗元本人应当明确知晓且至今从未向招商银行提出过任何异议，充分证明李宗元本人是明知其要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并以其实际行动履行了连带保证责任，故而根据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自招行合肥分行向李宗元主张承担保证责任（扣划行为即为主张权利）之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其每次扣划均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因此招行合肥分行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综上，应认定李宗元为招行合肥分行案涉债权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招行合肥分行对李宗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江北公司、李宗元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茆军、秦水英追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茆军、秦水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招行合肥分行借款本金157280.76元、利息4885.02元、罚息44750.25元及复利1448元（利息、罚息、复利暂计至2015年11月30日，此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借款合同约定的标准顺延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二、若被告茆军、秦水英未按上述期限履行偿还义务，原告招行合肥分行有权在上述第一项债权额范围内，以茆军、秦水英购买的上海彭浦牌SW210LC-5履带式挖掘机（发动机号：21922387）拍卖、变卖或折价后价款优先受偿；三、被告江北公司、李宗元对被告茆军、秦水英的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被告江北公司、李宗元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茆军、秦水英追偿；五、驳回原告招行合肥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85元，由被告茆军、秦水英、江北公司、李宗元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事实，本院作如下认定：关于李宗元是否为招行合肥分行案涉债权提供保证担保的问题。首先，本院(2016)皖01民终2043号等民事判决已认定案涉两份《印章授权书》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根据该授权书应认定案涉《个人贷款不可撤销担保书》、《个人工程机械借款合同》、《个人贷款划款委托书》等相关证据中加盖李宗元名章视同其本人签字。其次，案涉《个人工程机械借款合同》第四十一条明确约定：“经销商（保证人）企业法人代表或者实际控制人为借款人承担个人无限连带责任，另行向贷款人出具《不可撤销担保书》”，该合同附表一的第13项明确记载了李宗元作为保证人承担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江北公司在该合同加盖了公章的事实，说明该合同内容业经时任江北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宗元的审查，李宗元对上述合同中包括其个人提供保证担保的内容是知悉并认可的。再次、案涉《个人贷款划款委托书》、《个人贷款借款借据》，以及案涉垫款通知单和的李宗元本人的银行存折等，反映李宗元本人的尾号为“10101”的账号为案涉借款第二扣款账号，个人银行账号具有私密性，如李宗元不主动提供账号，江北公司无法得知，且招行合肥分行已从该账号里扣划资金用以归还逾期借款，对于招行扣划的行为，李宗元本人应当明确知晓且至今从未向招商银行提出过任何异议，充分证明李宗元本人是明知其要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并以其实际行动履行了连带保证的责任。综上，应认定李宗元为招行合肥分行案涉债权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即2015年6月22日。另，案涉《个人工程机械借款合同》附页补充条款中明确记载保证人李宗元的身份证号为；案涉《招商银行个人贷款划款委托书》中第二扣款账号为55×××01。一审判决将其分别表述为“”、“55×××02”系笔误。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认为，招行合肥分行就案涉借款与李宗元形成的保证合同关系，无法定无效情形，应为合法有效。招行合肥分行在保证期间内已向李宗元主张债权，一审判决李宗元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李宗元主张其未为招行合肥分行的案涉债权提供保证担保的上诉理由，因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招行合肥分行在保证期限内从案涉第二扣款账户扣款的行为，表明其已向李宗元主张了权利，李宗元关于此节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685元，由李宗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钱爱民审判员  陆文波审判员  张 健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於笑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