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湘07民终7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德市德农红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城北办事处芷兰社区朗州路666号。法定代表人：刘德轩，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湖南经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习水县红都粮油购销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东皇镇府西路。法定代表人：邓雄。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习水中储粮收储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东皇镇府西路。法定代表人：陈兴贵。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启刚，贵州黔成起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明举，男，1968年4月4日出生，汉族，村民，住贵州省绥阳县。上诉人常德市德农红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农红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习水县红都粮油购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都粮油公司)、习水中储粮收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储粮公司)、杨明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法院(2014)常鼎民初字第19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德农红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德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被上诉人中储粮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启刚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红都粮油公司、杨明举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德农红梁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连带赔偿诉讼请求中除租赁及设备、工作经费和赵道杰的赔偿款以外的全部损失。事实和理由：1．现无证据证明委托书上盖有中储粮公司的印章是伪造的，在前期协商和接待时，中储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兴贵和杨明举都在场，使之有理由相信杨明举的行为代表中储粮公司、红都粮油公司，构成表见代理，且录音资料能够证明商谈过合同履行的事实；2．对赔偿损失的认定不当，除认定可得利益损失外，还应赔偿其他损失，如赔偿其与代理商之间的损失。德农红梁公司履行合同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不应自行承担30%的责任。中储粮公司辩称，已提交在委托书前后的多份合同，证明公司印章与委托书上的印章不一致，且双方商谈时陈兴贵在场也不能证明是中储粮公司与德农红梁公司签订的合同，更何况签订合同时陈兴贵并不在场，委托书上的内容是德农红梁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德轩所写，也没有核实杨明举的相关授权和公司资料，杨明举的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录音资料的内容没有涉及委托购销的事宜，与本案事实没有关联性；德农红梁公司在签订合同时没有尽到审查核实的义务，应当承担50%的责任。红都粮油公司、杨明举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的答辩意见和证据材料，应当视为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德农红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德农红梁公司与红都粮油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2．判令红都粮油公司、中储粮公司、杨明举连带赔偿德农红梁公司因其违约而无法收回的种子、农药和其他支出损失及德农红梁公司依法应对他人承担的损失共计3105724.9元；3．判令红都粮油公司、中储粮公司、杨明举赔偿德农红梁公司履行合同的可得利益损失3029396.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0月4日，德农红梁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德轩及员工杜铁平等人赴遵义市考察并与杨明举等人商谈小红高粱种植、收购事宜，中储粮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兴贵在商谈现场。此次考察商谈后，2013年11月7日，杨明举等人带着盖有“习水中储粮收储有限公司”公章(该公章与中储粮公司使用的公章不一致)的空白信笺到常德，刘德轩与杨明举等人再次商谈后，刘德轩在该空白信笺上手写《委托书》一份，《委托书》内容为“为了发展农业，振兴地方经济，特委托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红都粮油购销有限公司(中储粮下属公司)与湖南省常德市德农红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常德市内发展小红粱种植并签订购销合同，执行中收购方如出现拒收或打白条等违约情况，由本公司承担最后的法律责任”。同日，甲方“遵义市习水县红都粮油购销有限公司”(经审查，无此单位)与乙方德农红梁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一份，合同中甲方签章处盖有根本不存在此单位的“遵义市习水县红都粮油购销有限公司”公章，甲方责任人处由杨明举签字，《购销合同》内容为“为了发展农业，振兴地方经济，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在湖南省常德市发展小红高粱，特定以下合同：一、甲方委托乙方在湖南常德市内以订单农业方式种植小红高粱3万亩，具体亩数以乙方与农户签订的订单造册数为准；二、红粱种植地的选用，种子发放，相关机构的协调工作由乙方负责，种植技术和育苗管理由甲乙双方专业技术人员指导，并在津市涔澹农场安排适当面积做具体示范基地；三、收购单价5200元/吨(2.6元/市斤)，红粱收购前乙方需及时告知甲方做好收购准备工作。收购时乙方应及时派人员在种植区域设点进行收购，设点的选择和费用由乙方负责，收购质量甲乙双方共同把关；四、质量标准：水分13%以内，杂质和破损率不超过1%，无霉变、生芽、无污染，及一干二净三饱满；五、从种植到收购的全过程中，乙方需加强管理，严禁虚报种植面积，在合同种植区域内严禁种植其他品种高粱，严禁其他单位和个人在本区域内收购红粱扰乱市场。凡合同面积产出的红粱需如数按定价售给甲方，不得暗中倒卖给他人，如有上述行为发生，合同自行解除；六、红粱收购季节，甲方应备足资金及时收购，不准打白条，不准无理拒收，因种子问题造成的损失，经专家论证后，属甲方责任的，由甲方负责；因疏于管理，农户不按种植技术造成的减产损失，由乙方和农户自行负责；因自然灾害的损失，双方不予追究；七、小红高粱种子由乙方现金在甲方购买，单价为每市斤十二元；八、纠纷裁定，就地人民法院”。《购销合同》签订后，德农红梁公司即租赁示范用地和厂房(花费租金172600元)，并于2014年在常德市各县区设置片区代理商，与各片区代理商签订高粱种植与收购合作协议16份，约定种植面积共39150亩，且均约定按实际收购高粱总量向代理商支付2.3元/市斤的货款费用(2元/市斤的高粱+0.3元/市斤的服务费)，后德农红梁公司从遵义市仁怀聚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和杨明举处购高粱种子30100市斤(12元/市斤，花种子费361200元，运费9730元)，共向片区代理商发放种子29618市斤(12元/市斤，共计费用355416元)，每市斤种子种植1亩高粱，后德农红梁公司又采购农药1330000元，购机械设备4台640**元，购播种器20台85**元，再通过片区代理商以德农红梁公司名义与常德市范围内各农户签订高粱种植订单，并垫付高粱种子及农药，订单约定种植户高粱收购价格为2元/市斤或1.8元/市斤，种子、农药款在收购高粱时一并结算扣减。各种植户种植高粱后，因“遵义市习水县红都粮油购销有限公司”(实为杨明举)以高粱质量未达到合同约定要求的标准及德农红梁公司以高粱市场价格下跌为由，仅对各种植户的高粱收购483400市斤(通过劲牛物流公司发货给杨明举，杨明举按约定的2.6元/市斤收购，已付清德农红梁公司货款1256840元)，余下各种植户种植的高粱本案当事人均未收购，导致德农红梁公司垫付的高粱种子及农药、加工设备等费用未向各种植户收回。2014年10月28日，德农红梁公司通过律师王建向红都粮油公司发出《关于敦促履行购销合同的律师函》。2014年11月6日，中储粮公司通过律师雷洪波回函，对德农红梁公司的律师函所写有关《购销合同》等内容不予认可。本案审理中，发现杨明举等人的行为涉嫌合同诈骗和伪造公司印章犯罪嫌疑，2015年1月13日，一审法院将有关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常德市鼎城区公安局，2015年5月20日，常德市鼎城区公安局向一审法院回复称，杨明举等人的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犯罪，不予立案；2015年10月27日，一审法院另将杨明举等人伪造公司印章的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习水县公安局，2016年1月22日习水县公安局向一审法院回复如下“1、该案签订合同的发案地为湖南省常德市，不属我单位管辖；2、该案犯罪嫌疑人杨明举的户籍地与现住地均不在我辖区，不属我单位管辖；3、杨明举不属于习水县红都粮油购销有限公司和习水中储粮收储有限公司员工，经查，遵义市习水县红都粮油购销有限公司与习水县红都粮油购销有限公司不是同一公司，习水中储粮收储有限公司与习水县红都粮油购销有限公司无任何委托，因此，无关联性。综述，贵院移送的关于杨明举等人伪造公司印章案不属我局管辖，现将移送卷宗退回，敬请查收”；2016年2月25日，一审法院又将杨明举等人伪造公司印章的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绥阳县公安局(杨明举户籍所在地公安局)，2016年4月18日，绥阳县公安局向一审法院回复如下“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法院：2016年2月25日，贵院将杨明举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线索移交我局，我局经对杨明举进行调查了解，现杨明举在外地经商，居无定所(自称在安徽省)，并回避我局工作人员，拒绝与我局工作人员见面，杨明举使用电话号码为1351852****，现已无法接通。因无法核实案件情况，案件归属地不明确，故无法立案侦查，无法对杨明举采取强制措施。现将该案卷退回贵院”。另查明，部分高粱种植户和片区代理商在履行高粱种植收购合同中，因各种原因造成了其经济损失，分别起诉德农红梁公司，其中，马卫华起诉德农红梁公司不履行高粱收购义务，要求德农红梁公司赔偿其高粱存储积压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周兴初、史开林等片区代理商起诉德农红梁公司不履行支付服务费的义务，要求德农红梁公司按合同约定所收购高粱的每市斤0.3元支付服务费和垫付的化肥款，上述三起纠纷本院二审已分别作出判决，判决德农红梁公司赔偿马卫华经济损失139000元，并支付违约金41700元；支付史开林报酬71040元；支付周兴初等报酬149456元、化肥款208000元；负担上述三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23189元，共计632385元。上述本院的三份民事判决书均已发生法律效力，且分别认定马卫华种植高粱面积750亩，周兴初种植高粱面积2710亩，史开林种植高粱面积3368亩。再查明，另有津市市10名片区代理商和高粱种植户在履行高粱种植收购合同中因德农红梁公司存在未按合同约定收购高粱等违约行为而起诉德农红梁公司，本院二审判决德农红梁公司赔偿10名片区代理商和高粱种植户经济损失共计89777.31元，并由德农红梁公司负担十案一、二审诉讼费共计2330元。现本院的该十份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且认定共种植高粱面积550亩。还查明，经常德市统计局统计，2014年度常德市高粱平均亩产178公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执的焦点是：一、涉案《购销合同》是否应予解除？二、德农红梁公司因履行涉案《购销合同》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应由谁承担及怎样承担赔偿责任？三、德农红梁公司因履行涉案《购销合同》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应认定为多少？一、关于涉案《购销合同》是否应予解除的问题。根据一审法院认证和确认的案件事实，涉案《购销合同》系杨明举个人以根本不存在的“遵义市习水县红都粮油购销有限公司”名义(实际上是杨明举使用欺诈手段)与德农红梁公司签订，红都粮油公司对杨明举签订合同之行为既未授权，也不知情，亦未追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之规定，涉案《购销合同》属可撤销合同，现德农红梁公司诉请解除该合同，实质是要求撤销该合同，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二、关于德农红梁公司因履行涉案《购销合同》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应由谁承担及怎样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一审法院认证和确认的案件事实，中储粮公司没有委托红都粮油公司签订涉案《购销合同》(红都粮油公司实际也未签订涉案《购销合同》)，《购销合同》实际是杨明举个人与德农红梁公司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杨明举采取欺诈手段订立《购销合同》，对德农红梁公司因履行《购销合同》所受到的经济损失具有较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德农红梁公司对签订合同的相对方主体资格审查不严，导致合同被撤销，具有一定过错，对其履行《购销合同》中所受到的经济损失亦应承担相应责任。结合本案实际，酌情认定杨明举承担70%的民事责任，德农红梁公司自行承担30%的民事责任。红都粮油公司、中储粮公司与德农红梁公司没有合同关系，对德农红梁公司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三、关于德农红梁公司因履行涉案《购销合同》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应认定为多少的问题。本案中，德农红梁公司因履行《购销合同》所受到的经济损失，可认定为两个方面：1、直接经济损失：(1)购高粱种子费用355416元(29618市斤×12元/市斤)；(2)购农药费用1330000元。因该两项费用系德农红梁公司向高粱种植户垫付的费用，合同约定其向高粱种植户收购高粱时在货款中予以扣除，而高粱未按约定收购导致该两项垫付的费用已无法收回，给德农红梁公司造成了该直接经济损失。德农红梁公司诉请的购机械设备、播种器、租赁高粱种植示范用地、租赁仓库而产生的费用，属德农红梁公司履行《购销合同》中需自行支付的经营性投入，不予支持其诉请的直接经济损失；德农红梁公司与部分高粱种植户和片区代理商在履行高粱种植收购合同中而发生的纠纷，虽被本院生效的民事判决书判决德农红梁公司应赔偿该部分高粱种植户和片区代理商经济损失，但该经济损失系德农红梁公司与该部分高粱种植户和片区代理商之间发生的合同法律关系而导致的经济损失，不是德农红梁公司与杨明举之间因履行《购销合同》而发生的法律关系，故该方面的经济损失不应认定为德农红梁公司在本案中的直接经济损失范围之内。德农红梁公司诉请的直接经济损失中，其向常德市各区县种植户预支的工作经费，系德农红梁公司与他人之间发生的借款关系，在本案中不予认定其直接经济损失；德农红梁公司诉请的直接经济损失中，其赔偿雇工赵道杰家属的费用，系德农红梁公司单方与他人之间发生的侵权纠纷方面的费用，与本案买卖合同纠纷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具有关联性，亦不予认定德农红梁公司在本案中的直接经济损失。2、间接经济损失：本院生效的民事判决书已确认德农红梁公司发放的高粱种子中，马卫华、周兴初、史开林、津市市部分高粱种植户分别种植高粱面积750亩、2710亩、3368亩、550亩，共计7378亩，按杨明举与德农红梁公司的约定，高粱以2.6元/市斤收购(实为杨明举个人收购)，而德农红梁公司向下家即各片区代理商收购的高粱单价为2.3元/市斤(含0.3元/市斤的服务费)，则德农红梁公司收购高粱每市斤可获利益0.3元，2014年度常德市高粱平均亩产178公斤(356市斤)，现德农红梁公司仅收购高粱483400市斤。综上，德农红梁公司的可得利益损失(即间接经济损失)可确定为642950.4元[(356市斤/亩×7378亩-483400市斤)×0.3元/市斤]。因其余高粱种植户领取其余高粱种子后，是否全部用于了种植高粱，没有充足的证据证实，对德农红梁公司诉请的该部分间接经济损失，在本案中不予认定，如德农红梁公司有该方面的充足证据，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德农红梁公司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杨明举应赔偿德农红梁公司经济损失1629856元[(1330000元+355416元+642950)×70%]。红都粮油公司、中储粮公司在本案中与德农红梁公司没有合同关系，对德农红梁公司不承担民事责任。判决：一、撤销常德市德农红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与杨明举于2013年11月7日签订的《购销合同》；二、杨明举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常德市德农红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济损失1629856元；三、驳回常德市德农红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782元，由常德市德农红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16730元，杨明举负担6052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主张的事实及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杨明举的行为该如何认定；2．本案责任应当如何承担；3．德农红梁公司的损失应当如何认定。一、关于杨明举的行为该如何认定的问题。购销合同是指供方同需方根据协商一致的意见，由供方将标的物交付给需方，需方接受标的物并按规定支付价款的协议。就本案而言。首先，从合同商谈的过程来看。本案所涉《购销合同》系德农红梁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德轩及员工前往遵义市考察，并与杨明举等人商谈小红高粱的种植、收购事宜，虽然当时中储粮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兴贵在场，但无证据证明陈兴贵代表公司或授权杨明举进行商谈，现有证据仅能证实陈兴贵当时在场，且德农红梁公司提交的电话录音只能证实陈兴贵在杨明举未能继续收购的情况下，曾考虑予以帮忙的事实，充分说明杨明举与德农红梁公司商谈时是个人行为，并未得到中储粮公司或陈兴贵的授权或认可。其次，从合同签订的内容来看。杨明举在签订合同时，所带信笺为盖有“习水中储粮收储有限公司”印章的空白信笺，但该印章与中储粮公司提供的公司公章并不一致，诉讼中德农红梁公司也未能证明中储粮公司存在使用过两枚公司印章的事实，且现信笺上“委托书”的容全为德农红梁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德轩所书写，因此，该“委托书”不能视为中储粮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另，《购销合同》上所加盖的“遵义市习水县红都粮油购销有限公司”印章，经查明该公司并不存在，本案当事人红都粮油公司未使用过该名称。根据合同相对方原则，应以在合同上签字的民事主体来确定当事人，故《购销合同》上的相对方应为杨明举个人。再次，从合同履行的情况来看。在德农红梁公司收购高粱后，通过杨明举等人前来收购或发物流的形式，将合同标的物陆续交付给了杨明举，由杨明举支付部分货款，从中德农红梁公司与红都粮油公司、中储粮公司并未发生过交易和经济往来，此时仍系杨明举的个人行为。据此，应当认定杨明举的行为均为个人行为，系本案所涉《购销合同》的相对方。二、关于本案责任应当如何承担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各方均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德农红梁公司在与签订《购销合同》时，虽然杨明举具有欺诈的行为，但德农红梁公司作为受欺诈方未主张撤销，仍应认定合同有效。在合同履行中，德农红梁公司积极开展高粱订单农业方式种植工作，在陆续向杨明举交付合同标的物的过程中，杨明举以高粱质量未达标和市场价格下跌为由，拒绝继续收购。因无证据证明德农红梁公司交付的高粱存在质量问题，市场价格下跌亦不是拒绝履行合同所约定或法定的事由，而杨明举拒绝继续收购的事实又客观存在，故杨明举拒绝收购高粱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现德农红粮公司提起诉讼请求解除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规定，杨明举拒绝继续收购高粱，以及之后无法联系的事实，足以表明其不履行合同主要债务，且高粱作为农副产品，超过当季将存在增加保管和发生变质的情况，若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守约方亦是增加了履行合同的成本，损害了德农红粮公司的利益，故德农红粮公司主张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为德农红粮公司诉请解除合同即是撤销合同，与诉请不符，所产生的法律效果亦不相同，属于认定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在本案所涉合同解除后，根据合同的履行情况和标的物作为农副产品的独有特性，不宜再恢复原状，亦无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可能，因此，德农红粮公司有权要求杨明举赔偿损失。德农红粮公司虽在签订合同时存在审查不严的情况，但在与杨明举之间构成的买卖合同关系中，由于杨明举的违约行为导致合同解除，给德农红梁公司所造成的损失，德农红梁公司不存在过错，不必对损失承担过错责任，故一审判决认定德农红粮公司承担30%的责任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三、关于德农红梁公司的损失应当如何认定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的规定，杨明举违反合同约定，给德农红梁公司所造成的损失，应当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一审判决依据双方签订合同的约定和已查明的案件事实，从德农红梁公司为履行合同而实际造成的损失和按合同履行后的可得利益损失两个方面，认定德农红梁公司的经济损失为2328366元，有理有据，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关于德农红梁公司主张还应赔偿与种植户之间所发生纠纷的损失，因德农红梁公司与种植户之间系另一买卖合同关系，属于德农红梁公司在履行本案所涉合同时，应当自行承担采购标的物的成本以及合同风险，且在计算德农红梁公司损失时已考虑可得利益损失，即包含了德农红梁公司在履行合同时的价差，故德农红梁公司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德农红梁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被上诉人红都粮油公司、杨明举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判决。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法院(2014)常鼎民初字第1969号民事判决；二、解除常德市德农红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与杨明举于2013年11月7日签订的《购销合同》；三、杨明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常德市德农红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济损失2328366元；四、驳回常德市德农红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2782元，由常德市德农红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14782元，杨明举负担8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782元，由常德市德农红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14782元，杨明举负担8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钟科见审 判 员  于 琇审 判 员  朱晨辉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代理书记员  万 钰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二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除依照本章规定外，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