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205民初574号原告：黄开养，男，1959年8月9日出生，汉族，韶关市曲江区人，住韶关市曲江区。原告：赖美脂，女，1963年6月29日出生，汉族，韶关市曲江区人，住韶关市曲江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斌，广东金韶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春凤，系原告黄开养侄女。被告：龙海兰，女，1940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韶关市曲江区人，住韶关市曲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美熔，广东韶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甘卫新，系龙海兰儿子。被告：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龙岗村委会邹杨村小组。法定代表人：杨赞忠，村小组长。原告黄开养、赖美脂诉被告龙海兰、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龙岗村村民委员会邹杨村小组（以下简称邹杨村小组）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12月21日受理后，于2014年4月24日作出(2013)韶曲法民一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原告不服判决，向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14日作出（2014）韶中法民一终字第6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原告不服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21日作出（2015）粤高法民一申字第53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指令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26日作出（2016）粤02民再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本院（2014）韶中法民一终字第634号民事判决和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法院(2013)韶曲法民一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黄开养、赖美脂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斌、黄春凤，被告龙海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美熔、甘卫新，被告邹杨村小组法定代表人杨赞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一家均是曲江区马坝镇龙岗村委会邹小组的村民，在邹××宅基地及耕田，与其他村民一样，承担上缴公、余粮的义务，平等地享有选举权和自治权，以及享有农田受到污染获得赔偿等权利，原告积极参与村里各项公益事业，出钱出力修缮村里的祠堂及铺设村里的水泥公路。位于邹××2.37亩的农田一直是由原告耕作，多年来的公、余粮任务也是由原告承担，在长达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从未有人提起过异议，2012年4月间，原告依习惯继续耕作上述2.37亩的农田，被告以农田曾属其家为由阻止原告耕作，阻止他人借牛给原告耕地、妨碍原告使用拖拉机耕地等。原告就此事曾要求相关部门进行处理，当地政府、派出所、司法所等相关部门前来处理过几次，由于被告一直不愿相让，事情未得到解决。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自主经营权，该行为是不合法、不合理的。因此，原告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确认位于曲江区马坝镇××邹××2.37亩农田的承包经营权归原告所有。被告龙海兰辩称：一、答辩人合法享有涉案农田2.37亩的承包经营权。1、答辩人承包涉案农田后，将其交由原告代耕，并由其代缴农业赋税，是代耕承包地行为，而非转让承包经营权行为。首先，涉案农田于1981年分田到户，由邹发包给答辩人家庭承包经营，并于1984年签订《生产责任制合同书》；答辩人承包经营后，于1993年间给原告代耕，并由其代缴农业赋税，该行为是代耕行为，并非转让承包经营权行为。之后邹未再进行第二轮土地整改，邹作为发包人对此予以确认。2、原告主张黄开联于1984年签订《生产责任制合同书》，邹将涉案农田2.37亩发包给其承包经营，与事实不符。原告是邹分田到户后于1984年迁入邹，此时，答辩人已成为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户。之后，答辩人将涉案土地给原告代耕，并由其代缴农业赋税。邹并没有从答辩人处收回涉案农田，重新发包给原告。因此，原告主张邹于1984年将涉案农田发包给其承包经营，与事实不符。3、黄开联于1984年签订的生产责任制合同书中的11.05亩农田并不包括答辩人承包经营的涉案农田2.37亩。黄开联于1984年签订的生产责任制合同书中的11.05亩农田包括朱良香转让给黄开联承包经营的农田8.35亩，但不包括答辩人承包经营的涉案农田2.37亩。答辩人承包经营的涉案农田并未交回邹，承包经营权至今仍由答辩人合法享有。原告亦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邹于1984年将涉案农田从答辩人处收回，重新发包给原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答辩人合法享有涉案农田2.37亩的承包经营权，原告将承包地代耕视为承包经营权转让，是为了让非法侵占承包地的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二、原告补充提交的1997年《曲江县农业耕地承包经营合同》（下称“耕地承包合同”）内容、签名虚假。程序违法，属非法合同，不应被采信。1、耕地承包合同内容虚假，耕地承包合同上的签名也并非村民本人所签，亦并非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事实上，这些耕地承包合同仅仅是当时为了应付政府下达的工作任务而制作，村民并不知晓这些承包合同的存在，有些耕地承包合同甚至没有任何的签名及盖章（如：杨赞双的承包合同）。从原村干部黄荣光（1997年邹的法人代表）、村民杨赞明、邹红梅、甘卫新、邹卫安在耕地承包合同上的证明可知。而且原告也确认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期，邹未进行土地整改，也未签订承包合同。再审期间，原告却提交了耕地承包合同，这恰恰说明了原告本人并不知晓有这些承包合同的存在。2、耕地承包合同的签订程序违法。1984年签订的《生产责任制合同书》的承包期限为15年，即从1984年至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承包期内，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承包合同中约定不得调整的，按照其约定”。1997年的承包合同的签订属于土地调整，即是第一轮的承包期并未届满，便进行第二轮的土地调整，且土地承包调整方案并未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因此，该合同的签订程序违法。三、退一步讲，即使法院最终认定原告提供的1997年《曲江县农业耕地承包经营合同》真实存在，内容真实、程序合法，但该合同的承包范围也并没有明确包括涉案农田2.37亩。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亦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原告的诉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贵院依法予以驳回。被告邹小组辩称:被告龙海兰提供的证据中也有1981年分田的合同，从那之后再也没有再分配过。之后村民之间的交换分田都是自己私下处理，没有通过村委会。原告诉求的2.37亩地1981年是分给龙海兰家耕地，我认为是属于龙海兰家的。龙海兰和黄开养家以前很好的，之前龙海兰家田多，劳动力不够，就私下给了黄开养耕地，并没有通过村委会转让。经审理查明：原告黄开养与黄开联等三兄弟举家于1984年年底从原韶关市曲江县白沙镇迁入被告邹小组，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1985年，原告兄弟三人在邹小组建起七间平房居住生活，并耕种邹小组村民朱良香的8.35亩土地，缴纳了农田的各项农业税收义务。后通过与其他农户互换还耕种了位于四丘田片的3.57亩农田，并缴纳农业税收义务。后原告兄弟三人分家，原有的责任田分成三份，现原告耕种的水田共4.67亩。争议的2.37亩水田，位于邹××小组四丘田片（地名），其中一块水田1.1亩，另一块水田1.27亩，相互连接一片，四至为：东边为杨良水的耕地，南边靠近水圳，北边是杨赞伦和杨良超的耕地，西边是黄开六、杨良超的耕地。1997年12月30日，原告与被告邹小组签订了《曲江县农村耕地承包经营合同》（合同编号第1号），合同的内容：“经双方协商，签订合同条款如下：一、甲方（发包方）按乙方（承包方）家庭5人，劳动力2人，将集体耕地4.67亩，其中水田4.67亩，旱地0亩，发包给乙方经营。二、承包期限：从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起至二○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承包期三十年。三、乙方每年需完成农业税235公斤稻谷，购粮任务705公斤稻谷，耕地有偿承包费0公斤稻谷。村提留、镇统筹按有关规定缴交，并在农民负担卡填写。……。”时任的村小组长黄荣光在合同甲方的法定代表人一栏上签名，并加盖了曲江县马坝镇龙岗管理区邹杨经济合作社的公章，合同乙方一栏上有原告黄开养名字，曲江县马坝镇农村承包合同办理处亦在合同鉴证机关一栏上盖章。此后，原告一直耕种邹小组的4.67亩水田（位于连麻坵（地名）一块水田1.1亩、四丘田片（地名）三块水田，分别是一块1.2亩、一块1.1亩，一块1.27亩，并缴交农业税。被告龙海兰的丈夫甘炳珍于1997年12月30日与被告邹小组签订了《曲江县农村耕地承包经营合同》（合同编号第12号），合同的内容：“经双方协商，签订合同条款如下：一、甲方（发包方）按乙方（承包方）家庭4人，劳动力2人，将集体耕地2.15亩，其中水田2.15亩，旱地0亩，发包给乙方经营。二、承包期限：从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起至二○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承包期三十年。三、乙方每年需完成农业税109公斤稻谷，购粮任务327公斤稻谷，耕地有偿承包费0公斤稻谷。村提留、镇统筹按有关规定缴交，并在农民负担卡填写。……。”时任的村小组长黄荣光在合同甲方的法定代表人一栏上签名并加盖了曲江县马坝镇龙岗管理区塔下经济合作社的公章，合同乙方一栏上有龙海兰丈夫甘炳珍名字，曲江县马坝镇农村承包合同办理处亦在合同鉴证机关一栏上盖章。龙海兰耕种邹小组的2.15亩水田（位于大门前一块水田0.9亩、立麻坵1.3亩），并缴交农业税。2012年春节期间，被告龙海兰向原告提出收回代耕土地，双方发生争议，经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调解未果，于2012年5月24日调解终结，原告乃于2012年6月诉至本院，要求被告赔偿损失，后申请撤诉，本院于2013年1月8日作出（2012）韶曲法民一初字第513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撤回该案的起诉。原告乃以争议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其享有为由，再次诉至本院，要求解决。另查明：被告邹在1978年前村名为塔下村，1979年后，塔下村分为两个生产队（现村小组），邹小组与塔下村小组。原告于2016年3月30日在韶关市××区档案馆××了邹××小组与本村各农户于1997年12月30日签订的《曲江县农村耕地承包经营合同》一本，共16份合同。其中有10份合同上加盖的是“塔下经济合作社”的公章，有6份合同上加盖的是“邹杨经济合作社”的公章。原来曾担任曲江县马坝镇龙岗管理区主任、支部书记杨贞锡及原来曾担任邹小组长的邹卫专称该合同上出现有加盖“塔下经济合作社”或“邹杨经济合作社”的公章，是因为当时在签订合同时由时任的村长核准各农户承包经营的田亩数填写好后集中统一报村委会（原管理区，下同）盖章，当时各村小组的公章由村委会保管，村委会管理人员在合同盖章时没有注意分辨导致误盖。诉讼中，被告邹小组确认该村的耕田在第二轮土地承包责任制时未对耕田进行调整。以上事实，《曲江县农村耕地承包经营合同》、有户口本、集体土地使用证、农业税任务册、庭审笔录等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邹××小组四丘田片2.37亩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问题。原告黄开养、赖美脂主张自己拥有本案争议的2.37亩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向本院提交了一份1997年12月30日与被告邹小组签订的《曲江县农村耕地承包经营合同》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第二十二条：“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款“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的规定，本案中，被告邹小组确认该村的耕田在第二轮土地承包责任制时未对耕田进行调整。原告在1993年期间开始耕种邹××小组四丘田片3.57亩水田。对此事实，被告邹小组及被告龙海兰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后原告与被告邹小组签订的第二轮《曲江县农村耕地承包经营合同》，原告与被告邹小组所承包经营的水田为4.67亩，分别是连麻坵1.1亩、四丘田片3.57亩。被告龙海兰家与被告邹小组所承包经营的水田为2.15亩。各自合同上承包的田亩数与实际经营耕种的田亩数基本吻合。被告龙海兰（其丈夫甘炳珍）的合同上虽然加盖的是“塔下经济合作社”的公章，是因为村委会管理人员工作疏忽所致，并不影响合同的法律效力。而且该合同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所以，原告与被告邹小组于1997年12月30日签订的《曲江县农村耕地承包经营合同》，本院予以确认其效力。原告主张确认位于曲江区马坝镇××邹××小组××田××2.37亩农田的承包经营权归其所有，本院予以支持。被告龙海兰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对抗原告与被告邹小组于1997年12月30日签订的《曲江县农村耕地承包经营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被告龙海兰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其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位于曲江区马坝镇龙岗村委会邹杨村小组四丘田片的2.37亩农田的承包经营权归原告黄开养、赖美脂所有。本案受理费500元，由被告龙海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善华人民陪审员  陈岫兰人民陪审员  张燕芳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书 记 员  李佩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