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鲁02民再10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董宝光。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东玲，山东中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泳。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毅刚，山东汇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原告：董其松。一审第三人：青岛龙腾源市场经营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谷祝胜，董事长。一审第三人：青岛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法定代表人：张希田，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岩磊，青岛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斯斯，青岛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工作人员。再审申请人董宝光因与被申请人刘泳、一审原告董其松、一审第三人青岛龙腾源市场经营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腾源公司）、一审第三人青岛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市房管局）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5）青民一终字第27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7年6月19日作出（2017）鲁02民申249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董宝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东玲，被申请人刘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毅刚，一审原告董其松，一审第三人青岛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任岩磊、唐斯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宝光申请再审请求：1、依法撤销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青民一终字第2733号民事判决，维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15）北民初字第1245号民事判决；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经查询青岛市房地产管理局档案，被申请人刘泳诉讼请求当中“青岛市市北区夏津路x号x号楼x单元x户”房产属案外人吴霞英所有，刘泳不是适格原告，应当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二、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拆迁协议书》、《拆迁安置协议书》、《申请》、《房地产询问记录》、《房地产登记申请书》等五份证据确认了房屋为刘泳与董宝光按份共有事实，刘泳对其持有产权证占房屋份额50%的事实早已明知。2、1994年4月15日收条不具备基本的房屋交易条款而不成立，该收条已被时间在后的其他证据推翻，该收条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而无效。3、没有证据证明董宝光收到的5000元系房屋交易总价款，而且原审判决未考虑到列入拆迁范围的房屋不能仅依据拆迁前的面积及单价进行衡量，更应当考虑到拆迁房的巨大升值空间之因素。三、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根据《青岛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董宝光对涉案房屋拥有50%产权，属于被安置人口。2、根据《青岛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已签订房屋拆迁协议的，属于拆迁范围内的房屋，停止办理房产交易。原审认定“1994年4月15日的收条即为房产交易”，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刘泳辩称：一、本案一、二审，再审申请人董宝光与被申请人刘泳诉争房产的所有证据共同固定在“青岛市市北区夏津路x号x号楼x单元x户”，董宝光始终没有提出与被申请人不存在诉争房产纠纷的抗辩，而是力争涉案房产有其50%产权。刘泳在诉状中错将6单元写成1单元，并不能改变一、二审所涉证据都固定在6单元这一事实。二、关于申请人所称原判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1、根据《青岛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青岛市市内五区棚户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办法》规定，董宝光不属于被拆迁使用人，而被申请人一家四口属于被拆迁使用人，被拆迁使用人按户为单位进行安置，不可能将不同户籍的两个家庭安置在一套住宅内，董宝光的户籍在拆迁时不在被拆迁房屋内，未在应安置人口之内，也未签订拆迁协议。2、涉案房产证之所以登记在刘泳、董宝光两人名下，是登记机关要求当时共有但根据规定不属于安置人口的董宝光应为安置房屋的共有人，否则不予登记。故刘泳对相关手续补签了董宝光名字，双方商量先办下房产证后再过户给刘泳。办出共有房产证之后，董宝光反悔，导致诉讼发生。3、请求法院裁决更正涉案诉争房产为青岛市市北区夏津路x号x号楼x单元x户，依法驳回再审申请人董宝光的再审请求。董其松陈述与刘泳答辩一致。一审第三人青岛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陈述称：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我局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应将我局列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刘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青岛市市北区夏津路x号x号楼x单元x户房屋归刘泳个人所有；本案诉讼费由董宝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1、刘泳与董其松系夫妻，董其松与董宝光系兄妹。1991年董其松与董宝光各自从其母亲刘敬芝处受赠原聊城路51号房屋的50%，青岛市房产管理局为董其松颁发了青房私转字第1410号房屋所有权证，为董宝光颁发了青房私转字第44号房屋共有权保持证。2、1994年3月10日，启动九〇一地面配套工程聊城路片改造，原聊城路51号房屋（建筑面积30.38平方米），在被拆迁范围内，刘泳作为被拆迁人与指挥部（即龙腾源公司）签订房屋拆迁协议书，其一家四口作为应安置人口。董宝光的户籍在拆迁时不在被拆迁房屋内，未在应安置人口之内，也未签订拆迁协议。3、1999年7月6日，刘泳与指挥部签订房屋安置协议书，安置刘泳本市夏津路x号xx楼x单元x户房屋。董其松作为原房屋产权人与刘泳签订购房协议书，协议约定董其松放弃购买该房屋产权，由刘泳出资购买，产权归刘泳个人所有，并进行了公证。4、2012年4月23日，刘泳向龙腾源公司提出申请，内容为：我有原聊城路51号私房一处，经九〇一工程指挥部拆迁安置于夏津路10号，原旧私房产权房主为董其松、董宝光二人，在办理房产证过程中发现房屋安置协议书上漏写董宝光，请贵公司协助将其补上，因此产生的任何纠纷与贵公司无关。根据刘泳申请，第三人龙腾源公司在房屋拆迁协议书、房屋安置协议书以及两份收据上，补填了董宝光的名字，并加盖了“青岛市九〇一重点工程指挥部”公章和“青岛龙腾源市场经营服务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在此之前，2012年4月17日，第三人龙腾源公司还出具了《办理产权证明》，内容为：原聊城路51号，房屋性质私，建筑面积30.38平方米，原产权人董其松、董宝光现安置在夏津路x号x号楼x单元x户套三房一处，建筑面积64.20平方米，现已在我指挥部购房屋产权，请房产局给予办理产权手续。5、2012年4月25日刘泳、董宝光、董其松在房产交易中心制作的房地产登记询问记录中对于“登记申请是否是申请人真实意思表示”、“申请人所提交的材料是否真实、合法、有效”、“申请人是否重复了解申请登记的内容”、“申请登记的房屋是否为共有房屋”予以了认可，并签字捺印。市房管局依据刘泳及指挥部的申请,经过对董其松、刘泳、董宝光进行询问，并审查刘泳提交的登记材料，颁发了青房地权市字第××号房地产权证，刘泳及董宝光各占50%产权。6、庭审中，刘泳提交收条一份，内容记载“今收到董其松交来房屋产权转让款伍仟元整。94.4.15.董宝光”。董宝光承认在1994年4月15日出具收条，也认可该收到条系其书写，但认为收到的款项为刘泳自己领取的拆迁补偿款，而非房屋转让款，并称该房屋转让行为违反法律规定。7、庭审中，第三人龙腾源公司承认经刘泳申请补填董宝光名字的事实，并认为本案的涉案房屋是历史遗留问题，原拆迁办理人员已经离职。为何拆迁协议中仅有刘泳一人无法核实。在2012年刘泳到我公司申请在拆迁协议书中漏写了董宝光，经我公司核实认为按照共有事实，加上董宝光的名字是合理的。因此刘泳和董宝光办理共有房产证是合理的。该公司不认为其没有尽到法定职责。8、2014年4月29日本案刘泳以房管局为被告，董宝光和龙腾源公司为第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依法撤销该案董宝光颁发的青房地权市字第××号房地产权证，并确认涉案房屋归刘泳一人所有。一审法院认为刘泳要求撤销董宝光颁发青房地权市第××号房地产权证，证据不足，不予支持；要求确认涉案房屋归刘泳一人所有的请求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本案不予一并审理为由，于2014年7月21日作出（2014）北行初字第24号行政判决，驳回刘泳的诉讼请求。刘泳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房管局登记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行政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于2014年10月20日作出（2014）青行终字第357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董其松以刘泳身份起诉，一审法院已出具（2015）北民初字第1245号民事裁定，驳回董其松的起诉。理由不再赘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该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刘泳主张董宝光将青房私转共字第44号房屋共有权证涉及的房屋所有权（即原聊城路51号房屋50%的所有权）出售给了董其松，提交的证据为董宝光于1994年4月15日出具的收到条，董宝光认为5000元为刘泳领取的拆迁补偿款，而非房屋转让款。2012年4月23日，刘泳向龙腾源公司提交申请，以遗漏被拆迁人为由，要求添加董宝光为被拆迁人，并表示因此产生的纠纷与该公司无关。2012年4月25日刘泳、董宝光、董其松在房产交易中心制作的房地产登记询问记录的材料均认为真实并予以了认可，且签字捺印。市房管局依据刘泳、董宝光、董其松的申请颁发了夏津路10号1号楼1单元103户房屋房产证。由此可以看出刘泳、董其松、董宝光均认可了在2012年4月25日办理房产证时，涉案房屋夏津路x号x号楼x单元x户的产权状态为刘泳和董宝光共同共有。该行为结果明显与刘泳提交的董宝光出具的收到条所要证明的内容相互矛盾。由于收到条的内容董宝光和刘泳各执一词，该证据的证明效力有待验证。市房管局的发证行为得到了（2014）北行初字第24号行政判决和（2014）青行终字第357号行政判决的支持，两审法院认定登记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因此，可以认定市房管局在2012年5月21日向刘泳和董宝光分别发放青房地权市字第××号房地产权证时，该房屋的所有权属情况就如房地产权证记载，由刘泳和董宝光各占50%。综上，市房管局发放的房产证的证明效力明显大于刘泳提交的董宝光出具的收到条。刘泳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涉案房屋归刘泳个人所有，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综上，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936元，由刘泳负担。刘泳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青岛市市北区夏津路x号x号楼x单元x户房产归刘泳个人所有。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二审认为，涉案房屋现有的登记权利状态为董宝光与刘泳按份共有，但对于房屋的实际权利状态应当综合审查房屋来源、拆迁过程、房屋是否存在转让行为及房屋行政部门产权登记过程等情况，综合判断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涉案房屋系由原聊城路51号房屋拆迁而来，该房屋原由董宝光与董其松各持50%的产权，原房屋面积为30.38平方米。1994年3月涉案房屋被列入拆迁范围，当时的拆迁单位与刘泳签订了房屋拆迁协议书，董其松、刘泳一家的户口在聊城路51号房屋内，董宝光一家户口不在该房屋内，拆迁协议被安置人口中不包括董宝光一家。1994年4月15日，董宝光向刘泳出具收条一份，上载明：“今收到董其松交来房屋产权转让款伍仟元整。94.4.15.董宝光”，董宝光在一审中陈述其收到的上述5000元，系刘泳领取的拆迁补偿款。二审中，本院对涉案房屋在拆迁安置过程中是否存在拆迁补偿款向双方当事人进行核实，董宝光先称没有发放过拆迁补偿款，后又主张曾有货币补偿，但没有证据提交，因此，本院对于董宝光对该5000元所作的陈述，不予采信。经查，涉案房屋为超面积安置房屋，为此刘泳于1994年3月17日缴纳购房定金15000元，于2012年4月19日缴纳购房款3304.30元，董宝光并未缴纳过任何费用。再查，（2014）北行初字第24号行政案件中，董宝光的妹妹董孟光曾出庭作证，证明董宝光当时没有安置房屋，按照当时市北区政府和市政府有关文件规定，在外有房的不予安置，董宝光将其面积以5000元卖给董其松，但两人未去公证，董家还有大哥和弟弟也是这种情况，但进行了公证。综合上述事实及1994年当时的拆迁政策，本院认为，聊城路51号拆迁的被安置人口为董其松、刘泳一家，董宝光不属于安置人口，对于当时的拆迁政策，董宝光既然知道房屋即将拆迁，就应当对拆迁政策进行了解，况且董孟光所作的证言及董宝光收取5000元转让款的事实，均可以证明其对于拆迁的事实是明知的，其对拆迁政策亦应当是了解的，不存在刘泳向其隐瞒、欺骗的情况。1994年4月15日刘泳向董宝光支付的5000元，结合董宝光在收条中所表述的内容、该款项的支付时间、董孟光的证言及转让房屋面积为15平米左右，并结合董宝光与董其松的兄妹关系，可以认定该5000元为董宝光向刘泳转让聊城路51号50%产权的费用，且该5000元在1994年亦属于相对合理的对价。况且，董宝光明知房屋将要拆迁，其如果认为拆迁单位未为其安置房屋或者刘泳签订的拆迁协议存在侵害其权益的情况，应当及时向拆迁单位或刘泳予以主张。但其却直至2012年涉案房屋办理权属登记后方主张享有权利，况且涉案房屋在交付后一直由刘泳控制使用，董宝光也未对此提出异议，说明其在2012年办理权属登记前，对于涉案房屋由刘泳享有完全的占有、使用、处分权是认可的。现董宝光在权属登记之后，再主张其对涉案房屋享有份额，明显与1994年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约定相悖，有违民事行为中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不应得到支持。董宝光在本案中主张权利的主要依据为房产行政部门在登记过程中对于双方当事人所作的询问记录，对此，本院认为，房产行政部门向双方进行询问系依据房屋管理政策对双方当事人的程序性询问，并不因此对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产生否定性的影响。再退一步分析，按照原聊城路51号的权利登记状态，为董其松与董宝光共有房屋，安置房屋即涉案房屋再进行登记时亦应当登记为董其松与董宝光共有，但安置房屋最终登记为刘泳与董宝光共有，恰是因为刘泳与董其松之间在1999年7月对涉案房屋进行了公证转让，而刘泳与董宝光之间的产权份额转让未进行公证，导致房屋产权登记时需要按照程序登记在刘泳与董宝光的名下。董宝光亦自认在2012年办理登记时其才将名字添加到房产登记材料中去，因此，董宝光以房产登记过程中程序性询问的材料作为其主张房屋权利的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裁判结果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15）北民初字第1245号民事判决；二、青岛市市北区夏津路x号x号楼x单元x户归上诉人刘泳所有。一审案件受理费893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936元，均由被上诉人董宝光负担。再审庭审中，董宝光提交如下证据：一、青岛房地产权属登记审核表一份，载明：市北区夏津路x号x号楼x单元x户，申请人：吴霞英，证明被申请人诉讼请求中所涉及的房产非双方诉争房产，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二、（2013）北民初字第426号、（2014）青民五终字第1049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市北区夏津路x号x号楼x单元x户房屋属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按份共有，已被生效裁判认定。刘泳质证称：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不属于再审新证据，不足以推翻生效判决。刘泳一审起诉将6单元错写成1单元系笔误。证据二：这两个民事判决书在2013年和2014年就已作出，本案发生在2015年，董宝光提交两个判决书是证据失权。董其松的质证意见与刘泳一致。一审第三人青岛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质证称：证据一、二真实性无异议。再审另查明，刘泳起诉所称青岛市市北区夏津路x号x号楼x单元x户应为青岛市市北区夏津路x号x号楼x单元x户。其他查明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青岛市市北区夏津路x号x号楼x单元x户归刘泳一人所有，还是刘泳、董宝光各占50%份额。首先，原聊城路51号房屋系私房，董宝光接受其母亲的赠予而享有该房屋50%份额。1994年3月，该私房被列入拆迁范围，董宝光一家户籍不在该房屋内，不属于被安置人口，但基于50%的私房权属，董宝光属于被拆迁所有人，按当时政策规定，应当享有相应的拆迁补偿权益。但是，董宝光在拆迁通告规定的搬迁期限内，并未向拆迁人提出书面意见。其次，1994年4月15日，董宝光向刘泳出具收条一份，上载明：“今收到董其松交来房屋产权转让款伍仟元整。94.4.15.董宝光”，该收条所载明的意思表示明确，可以证明董宝光对其所持房屋产权份额已作转让，该转让并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最后，涉案房屋为超面积安置房屋，购房定金、购房款均系刘泳缴纳。自1999年取得安置房屋至2012年办理出房屋权利证书之前，涉案房屋始终由刘泳控制使用，董宝光在此期间从未主张过权利。刘泳提出基于办理产权证需要申请补加了董宝光名字的理由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原判认定涉案的房屋归刘泳一人所有的事实和理由正确，本院再审予以支持。关于董宝光提出刘泳诉讼请求当中“青岛市市北区夏津路x号x号楼x单元x户”房产属案外人所有，刘泳不是适格原告的问题。经查，根据青房地权市字第××号房地产权证所指向的房地坐落及各方当事人诉讼中所共同指向的诉争标的物，均可证实涉案房屋是青岛市市北区夏津路x号x号楼x单元x户。针对刘泳再审称将6单元错写成1单元系笔误，申请再审予以更正的请求，本院认为，在诉争房屋坐落明确的情况下，为减少当事人诉累，再审判项对此予以变更。综上所述，董宝光再审请求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青民一终字第273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变更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青民一终字第273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青岛市市北区夏津路x号x号楼x单元x户归上诉人刘泳所有。一审案件受理费893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936元，均由再审申请人董宝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薛维红审判员  张 锐审判员  刘述明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张 强书记员  张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