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4民终7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懿高，男，1964年12月6日生，汉族，贵州省镇宁自治县人，住镇宁自治县，委托代理人：熊明义，男，1945年8月14日生，汉族，贵州省镇宁自治县人，住贵州省镇宁自治县江龙镇白杨村*组，公民身份号码：5225291945********。系杜懿高表兄。代理权限：一般代理。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兴学，男，1976年5月6日生，汉族，贵州省镇宁自治县人，住镇宁自治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启刚，男，1966年9月5日生，汉族，贵州省镇宁自治县人，住镇宁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松，男，1984年9月5日生，汉族，贵州省镇宁自治县人，住镇宁自治县，上诉人杜懿高、王兴学、孙启刚与被上诉人罗松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黔0423民初7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杜懿高、���兴学、孙启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罗松赔偿三上诉人共计110585元，并按3%的月利率支付一年利息共计39240元。上诉理由：1.被上诉人罗松与贵安新区天森合作社签订《苗木采购协议书》是其个人行为，其他成员未参与也不知情，罗松利用职权，违反《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三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置合作社全体成员于不顾；2.其后在天森合作社提起诉讼要求付清购苗款、法院判决支付相应款项及执行过程中，被上诉人罗松都未将该情况告知其他成员；3.虽说上诉人和另外五名成员是合作社的成员，但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合作社成立至今已近四年之久，无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和另外五名成员是合作社成员。被上诉人罗松二审未答辩。杜懿高、王兴学、孙启刚一审起诉称：2015年1月31日，被告背着募役优质水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八名成员，私自与贵安新区高峰天森红不软桃种植专业合作社签订《苗木采购协议书》，约定向其购买品种为“红不软桃”、“青脆李”的苗木各30000株，金额分别为180000元、54000元，并约定了相应的支付方式、违约责任等。协议签订后，由于被告未履行协议支付欠款84000元的义务，天森红不软桃种植专业合作社于2015年起诉至平坝区人民法院，法院依法通知罗松应诉，被告罗松恶意隐瞒，不告知合作社的八名成员，也拒不到庭，不作答辩，平坝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平民商初字第64号民事判决书，被告签收判决书后，不告知合作社的八名成员，也不上诉，平坝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黔0423执116号裁定书，将合作社的杜懿高、王兴学、孙启刚等八名成员列为被执行人，被告签收执行裁定书后，同样不告知原告，导致原告杜懿高的信用社存款43498元、��告王兴学的信用社存款48697元、原告孙启刚的信用社存款18390元被执行。三原告的信用社存款被执行，完全是被告独断专行，无视法律，非法剥夺原告的知情权、应诉权、上诉权等合法全力造成，故被告对原告的经济损失应依法赔偿.为此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杜懿高人民币43498元，偿还原告王兴学人民币48697元，偿还原告孙启刚人民币18390元；2.判令被告按月利息3%支付原告一年的利息，原告杜懿高15480元，原告王兴学17280元，原告孙启刚6480元；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罗松一审辩称：1.成立合作社是为了实施市里面的精准帮扶项目，购苗一事合作社成员均知情，谈苗木的价格时杜懿高和另一个合作社成员是在场的；2.我接到平坝法院的应诉材料后，告知了原告及合作社的成员，因我是合作社的代表，原告认为与他们没有关系，所以没有和我���应诉。执行裁定书下时，三原告都有的，他们都知情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为实施市林业局的精准帮扶项目，原告杜懿高、王兴学、孙启刚、被告罗松及另外五位村民成立了镇宁自治县募役优质水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募役合作社），罗松为该合作社的社长。2015年1月，在部分合作社成员的参与下，罗松作为募役合作社的代表，与贵安新区高峰天森红不软桃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天森合作社）签订了《苗木采购协议》，约定向天森合作社购买红不软桃树苗、青翠李树苗，金额为234000元，并约定了相应的支付方式及违约责任。购得此树苗后，罗松发放给三原告及其他村民栽种，因部分树苗未栽种在规划区内，导致该项目未验收合格，项目款未全部拨付到募役合作社，剩余84000元未支付。2015年底，天森合作社以募役合作社为被告，起诉至平坝区人民法院，要求支付剩余的树苗款，罗松未出庭应诉，对判决书亦未提起上诉。判决书生效后，天森合作社向平坝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平坝区人民法院裁定将合作社的全部成员追加为被执行人，于2016年8月30日在信用社划走杜懿高存款人民币43498元、王兴学48697元、孙启刚18390元。三原告认为自己的存款被划走系被告罗松隐瞒事实，剥夺自己的相关诉讼权利所致，故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是由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服务的提供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经工商登记，获得法人资格，对由成员出资、国家财政补助及其他合法取得的财产享有权利，并以该财产对债务承担责任。募役合作社经村民大会设立，依法经工商登记，是独立的法人，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罗松作���募役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对外签订《苗木采购协议》、支付树苗款等行为，均代表了募役合作社，行为后果应由募役合作社承担。募役合作社欠天森合作社树苗款，三原告等合作社成员被平坝区人民法院追加为被执行人，致三原告的信用社存款被执行，过错不在被告罗松。天森合作社起诉的是募役合作社，不是本案三原告，即使罗松未告知三原告募役合作社被起诉一事，罗松也不存在法律上的过错行为，仅是内部管理的失误，原告认为被告罗松过错侵害自己的财产，应该承担民事责任，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杜懿高、王兴学、孙启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297元，减半收取1648元，由原告杜���高、王兴学、孙启刚共同承担。二审期间，上诉人杜懿高申请周兴林、向成祥、熊力、周兴才、黄祥勇作为证人出庭，拟证明三上诉人未参与苗木采购协议的签订，也没有参与合作社的日常管理。其后在募役合作社因拖欠苗木款而被起诉的过程中，罗松未及时通知其他合作社成员，因未出庭应诉而败诉，后又未及时提起上诉，最终导致三上诉人财产被强制执行，罗松的行为剥夺了知情权和诉讼参与权，造成三上诉人财产损失。罗松对此的质证意见为：购买苗木的资金来源为市林业局项目帮扶资金，由于该项目苗木种植情况未通过验收，导致前述用于支付高峰天森合作社的苗木尾款的资金暂未划拨到募役合作社。其本人也未参与采购谈判，诉讼情况曾告知合作社其他成员。被上诉人罗松申请程作贵、杨光权、曾朝恒作为证人出庭，拟证明罗松担���合作社社长是由推举产生，苗木采购谈判由村民代表参与，罗松回避未参与。三上诉人表示不知情。对于上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申请的证人证明诉讼双方均未参与苗木采购谈判，三上诉人对于签订《苗木采购协议书》系被上诉人罗松的个人行为的主张无证据支持；证人证明罗松未将募役合作社与高峰天森合作社的诉讼情况直接通知三上诉人，罗松称已通知其他合作社社员的辩解不能构成抗辩，对该部分证人证言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上诉人认为罗松存在法律上的过错行为，所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三条：“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遵循下列原则：……（二）以服务成员为宗旨，谋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四）成员地位平等，实行民主管理。”第��十二条：“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大会由全体成员组成，是本社的权力机构，行使下列职权：……（三）决定重大财产处置、对外投资、对外担保和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其他重大事项。”第二十九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理事和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四）从事损害本社经济利益的其他活动。”上述法律规定属于合作社运行原则，至于实行民主管理的形式、成员大会的其他重大决议事项等具体管理问题，则应依照合作社章程规定。三上诉人自认曾领取相关的苗木用于栽种，其申请证人作证，意图证明其对于合作社经营情况及诉讼情况不知情，系合作社内部管理问题。因该问题无章程作为依据，双方各执一词，均不能证明是三上诉人未参与合作社管理的原因系罗松故意阻碍或是三人怠于履行自己权利义务。本案焦点在于，罗松作为合作社社长���履职情况（包括是否将合作社的诉讼情况告知三上诉人）与三上诉人银行存款被扣划缺乏直接的因果关系：天森合作社与募役合作社的买卖合同纠纷的事实，已经由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法院（2015）平民商初字第64号这一生效民事判决所认定，违约责任承担主体为募役合作社。而在判决生效之后，三上诉人银行存款系由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法院扣划。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法人，具有法律上的独立人格，依法享有法人财产权。三上诉人未能证明罗松担任社长期间违法或违反章程造成合作社损失，且三上诉人存款被并非扣划罗松由作为或受益，故其要求罗松赔偿银行存款损失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97元，由上诉人杜懿高、王兴学、孙启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廖 美 娟审判员 黄 光 美审判员 辜 贤 莉二０一七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刘谦（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