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陕01民终15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余良，男，1953年3月16日出生，汉族，西安市长安区村民，住西安市长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和平，西安市长安区韦曲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弋胜利，男，1967年3月4日出生，汉族，西安市长安区村民，住。原审被告：刘金良，男，1951年2月4日出生，汉族，西安市长安区村民，住。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宏斌，男，1978年8月24日出生，汉族，西安市长安区村民，住。系刘金良之子。上诉人刘余良因与被上诉人弋胜利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6）陕0116民初67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余良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和平，被上诉人弋胜利，原审被告刘金良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宏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余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本案所涉的弋胜利与刘金良签订的合同无效；2、一、二审诉讼费由弋胜利负担。事实和理由：1、双方置换宅基地时弋胜利与其兄共有三间宅基地，东边紧邻一间空闲地。弋胜利当时承诺另向村组申请一间宅基地，加上和其兄共有的三间宅基地共宅基地四间，拆除旧房后弋胜利与其兄每人得两间。弋胜利之兄后将自己一间半及弋胜利的半间旧房拆除，且占用了原宅基地东边紧邻的一间空闲地，建造房屋三间。后弋胜利剩余的一间旧房倒塌，空出宅基地一间。弋胜利无法向刘余良交付两间宅基地，遂向村组申请，但至今未落实。弋胜利当时尚未取得两间宅基地，不具备置换条件，其承诺具有欺诈性。2、一审查明的弋胜利的宅基地“批书手续”实际是村委会向弋胜利出具的三张买卖土地收据，并非人民政府的批准文件，不具有合法性、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一审对该“批书手续”的合法性认识错误。3、弋胜利与村委会买卖宅基地的行为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三项、第六十二条第三款以及《陕西省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村委会向弋胜利出具的批书手续应属无效，弋胜利用违法买卖宅基地的收据置换刘余良房屋的行为无效。4、弋胜利至今未落实和划拨宅基地，说明弋胜利没有置换宅基地的条件和能力，弋胜利骗取刘余良信任搬出房屋，刘余良一家至今无家可归。一审判决显失公平。弋胜利辩称，宅基地不存在不合法的问题，当时村里都是在村委会报批的。宅基地都是大队批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让他人建房。弋胜利拿着批书的时候，宅基地还没有批下来，没有明确的位置。刘余良拿到批书后一直没有找过村组和弋胜利，协议书签订大概过了十年才找弋胜利。之后弋胜利与刘宏斌一起找村上队长，但是队里认为刘宏斌在建房的时候占了别人的地方，不解决这个问题队上就不给批宅基地。第二次弋胜利又与刘余良去找现任队长，村上不同意给批宅基地。刘金良述称，其同意刘余良的上诉意见。刘余良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确认刘金良、弋胜利签订的房屋宅基置换《协议书》无效；2.要求弋胜利搬出刘余良的房屋和宅基地；3.诉讼费由弋胜利、刘金良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刘余良系刘金良之弟。1982年，刘余良在西安市××区××镇街办××号建盖了两间两层房屋。后刘余良患病，弋胜利家宅基地与刘金良家相邻，刘金良为方便照顾刘余良，遂与弋胜利协商，欲用刘余良建盖的两间两层房屋与弋胜利的宅基地进行对换。弋胜利与刘余良并非同一小组成员。1998年2月6日，刘金良、弋胜利签订《协议书》，约定：“1、刘金良用原盖好的两间两层楼房兑换弋胜利的两间宅基批书手续。由弋胜利付给刘金良差价肆仟元正。2、弋胜利的旧房子由弋胜利自己拆除木料归其所有。但在搬家后不经刘金良同意任何人不得占用。3、弋胜利的旧房子在政策批准后，经刘金良同意，必须按时拆除，如果不拆除刘金良有权拆除木料归弋胜利。4、弋胜利搬家后，弋占怀再同刘金良换房子，由刘金良付给弋胜利钱或物折合现金贰仟元正。协议书在签字后生效，两双自觉遵守壹式两份，各持壹份。提笔人：唐新社当事人：刘金良、弋胜利1998年2月6日”。《协议书》中所载两间两层楼房系刘余良建盖并居住使用。签订协议时，刘金良告知了刘余良，刘余良亦表示同意，并知晓《协议书》内容。协议签订后，弋胜利向刘金良支付了4000元，并交付了其取得的宅基地批书手续；刘金良在收到该款后便让刘余良搬出了自己的房屋，弋胜利搬入居住使用至今。后刘余良要求弋胜利落实宅基地批书，但鸭池口村至今未能将宅基地批书落实。另查明，签订协议时，弋胜利取得的是鸭池口村向其出具的宅基地批书手续，该宅基地的地址、方位、四址均未确定。刘余良与刘金良对弋胜利宅基地批书手续的情况知晓。弋胜利与其兄原共分有一院三间宽宅基地，2002年左右，其兄在该老宅基上建房，占用了两间宅基地，现弋胜利原老宅基地还剩一间宽。庭审中，刘余良、刘金良、弋胜利均认可在签订协议时知晓弋胜利的宅基地当时尚未审批落实。刘余良坚持其诉请，并主张弋胜利交付的宅基地批书手续并非经人民政府正式批准文件，亦未进行登记，且弋胜利长期不能取得宅基地，不具备履行协议的能力和条件，致使刘余良无法实现合同的目的和利益，属于欺诈，故合同应当为无效。刘金良表示刘余良所述属实，同意刘余良的诉讼请求。弋胜利表示签订《协议书》是刘金良先提出来，且双方均是自愿，不存在欺诈行为，该《协议书》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坚决不同意刘余良之诉请。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刘金良以自己的名义和弋胜利签订《协议书》，刘金良虽为合同名义上一方当事人，但其处分的是刘余良的财产，故刘余良为该协议实际上权利义务的承担者。该协议的签订及内容均经刘余良同意认可；且协议签订后，刘余良也按照协议约定收取了弋胜利支付的房屋差价4000元，并搬离了自己原有住房，应当视为刘余良对协议的认可。现刘余良主张弋胜利给付的宅基地批书手续不合法且未经登记，弋胜利至今未能取得宅基地，不具备履行的能力和条件，故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因协议签订时，不论协议的权利义务实际承受者刘余良还是协议名义上的一方当事人刘金良，对弋胜利宅基地审批手续当时的状态均知晓，并在此基础上与弋胜利签订了《协议书》，现刘余良主张弋胜利存在欺诈行为，法院不予采信。本案争议的《协议书》并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系刘余良与刘金良、弋胜利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应为有效，故对刘余良要求确认《协议书》无效，弋胜利搬离刘余良原有房屋及宅基地，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余良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刘余良负担。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刘余良主张弋胜利曾承诺不管在什么地方，保证有两间宅基地归刘余良使用。弋胜利对此不予认可。刘余良出示三张收款收据，证明该三张收据是村委会倒卖给弋胜利宅基地的收据，并非国家的批文。弋胜利质证认为，这些收据并不是弋胜利给刘余良的批书手续，其交给刘余良的是村委会在作业本纸上写的批复。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刘金良以自己的名义和弋胜利签订《协议书》，刘金良虽为合同名义上一方当事人，但其处分的是刘余良的财产。因该协议的签订及内容均经刘余良同意认可；且协议签订后，刘余良也按照协议约定收取了弋胜利支付的房屋差价4000元，并搬离了自己原有住房，应当视为刘余良对协议的认可。刘余良为该协议实际权利义务的承担者。协议书是在协议的权利义务实际承受者刘余良及协议名义上的一方当事人刘金良对弋胜利宅基地审批手续当时的状态均知晓的基础上与弋胜利签订的，现刘余良主张弋胜利存在欺诈行为，法院不予采信。本案争议的《协议书》系刘余良与刘金良、弋胜利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故对刘余良要求确认《协议书》无效的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刘余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崔志刚代理审判员  陈 帅代理审判员  楚 涵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一日书 记 员  刘书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