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6民终88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山市黄圃镇国瑜塑料制品厂，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投资人：梁国全。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伟虹，广东宝慧（顺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健夫，广东宝慧（顺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振霖，男，1969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万信成，广东仲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山市黄圃镇国瑜塑料制品厂（以下简称国瑜厂）因与被上诉人梁振霖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6民初220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国瑜厂起诉请求：1.梁振霖立即返还国瑜厂的货物预付款227960元，并从立案之日起至清还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2.由梁振霖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查明：国瑜厂与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镇嘉盈塑料制品厂（以下简称嘉盈厂）自2014年开始进行生意往来，由嘉盈厂向国瑜厂供应塑料瓶。2015年，国瑜厂向嘉盈厂下单订购化妆品的塑料瓶，并约定了单价，双方并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2015年3月20日，国瑜厂转账40000元给嘉盈厂，转账时交易摘要注明为“货款”。2015年4月1日，国瑜厂交付一张金额为187960元、出票日期为2015年4月30日的支票给嘉盈厂。同日，国瑜厂出具现金支出单，载明“兹由国瑜厂付给顺德嘉盈塑料厂货款（其中银行转账40000元、支票187960元）产品如有质量问题，本票有权拒付，并追究经济责任，合计227960元”，嘉盈厂的员工何仿某在收款人处签名。嘉盈厂随后将该支票背书给古香风茶叶店，古香风茶叶店于2015年5月7日持票承兑后，被以支票账户余额不足为由而退票，古香风茶叶店遂诉至法院。法院依法作出（2015）佛顺法容民初字第138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国瑜厂及梁国全向古香风茶叶店支付案涉支票款。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该判决。上述判决确定的义务国瑜厂、梁国全已履行完毕。国瑜厂在庭审中陈述，自2014年国瑜厂与嘉盈厂有生意往来以来，双方大概做了100万元的生意，未签订合同，通过传真或电话下单；10万元以下的单嘉盈厂送货过来就直接现金结算，超过10万元的大单国瑜厂先付30%定金，嘉盈厂送货后再付款；嘉盈厂以送货单对账，国瑜厂以现金支出证明单及送货单对账；除案涉交易外，双方的货款均已结清，2015年4月1日前亦无退货情况；国瑜厂2015年3月20日支付了4万元预付款后，嘉盈厂称没钱买原材料，遂又给了案涉支票给嘉盈厂作为预付款，后经确认嘉盈厂不能按期交货后，国瑜厂担心支票兑现无法拿货，就决定不向支票内存钱以减小风险。梁振霖则称，国瑜厂通过QQ向嘉盈厂下单订购24万个塑料瓶，每个0.95元，2015年1月20日交货；嘉盈厂交货后国瑜厂支付了货款4万元并开具了支票；案涉送货单为两联，送货后国瑜厂签收一联，对账付款后嘉盈厂将另一联交回给国瑜厂。另查明，国瑜厂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梁国全。梁国全与郭丽某系夫妻关系。嘉盈厂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梁振霖，其已于2015年6月24日注销。再查明，2015年6月10日，国瑜厂向嘉盈厂出具退货单，载明部分塑料瓶因质量问题不合格退货，郭丽某在送货单位及经手人上签名。一审法院认为：国瑜厂与原嘉盈厂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法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嘉盈厂是否已交付货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故应当由嘉盈厂举证证明其已交付了货物。对此，法院认为：1.国瑜厂在庭审中主张其2015年4月1日支付了案涉预付款后嘉盈厂并未送货，同时确认双方2015年4月1日前的交易均无退货，但是梁振霖提交的退货单显示2015年6月10日有一批塑料瓶因质量问题被退货，显然国瑜厂关于案涉交易未收到货物的陈述不属实；2.国瑜厂支付30%预付款的陈述与常理不符。国瑜厂所出具的现金支出单、转账单上注明的款项的性质均为货款而非预付款，双方对于如此大金额的预付款既无书面合同约定也无一般的收据确认，国瑜厂也不能提供预付款是双方交易习惯的佐证；3.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对账后就由卖方将送货的原始凭证交还给买方的习惯确实存在。嘉盈厂在收取了支票后就将送货单交给国瑜厂也是符合一般交易习惯的。综上，法院认为嘉盈厂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其已交付了案涉货物给国瑜厂。国瑜厂主张梁振霖返还预付款227960元无理，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国瑜厂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359.7元（已减半），由国瑜厂负担。国瑜厂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二、改判梁振霖向国瑜厂返还货物预付款227960元及利息；三、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全部由梁振霖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梁振霖提供的证据并不能够充分证明其开办的嘉盈厂已经向国瑜厂交付了货物。原审认为“1.国瑜厂在庭审中主张其2015年4月1日支付了案涉预付款后嘉盈厂并未送货，同时确认双方2015年4月1日前的交易均无退货，但是梁振霖提交的退货单显示2015年6月10日有一批塑料瓶因质量问题被退货，显然国瑜厂关于案涉交易未收到货物的陈述不属实。2.国瑜厂支付30%预付款的陈述与常理不符。国瑜厂所出具的现金支出单、转账单上注明的款项的性质均为货物而非预付款，双方对于如此大金额的预付款既无书面合同约定也无一般的收据确认，国瑜厂也不能够提供预付款是双方交易习惯的佐证；3.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对账后就由卖方将送货的原始凭证交还给买方的习惯确实存在。嘉盈厂在收取了支票后就将送货单交给国瑜厂也是符合一般交易习惯的。综上，法院认为“嘉盈厂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其已交付了案涉货物给国瑜厂”，存在错误。二、关于梁振霖是否已经交付货物的问题。1.无论国瑜厂一方庭审中如何陈述双方2015年4月1日前的交易均无退货，但2015年6月10日的退货单，也并不能够当然的说明梁振霖已经向国瑜厂交付了价值227960元的塑料瓶货物。梁振霖对此应当向法院提交已经交付货物的证据。2.在第二次庭审中，梁振霖在回答国瑜厂以及法庭的询问时，不能够提供证据证实其已经生产并提供给国瑜厂的货物，也不能够提供证据证实该批货物的生产、入仓、出仓、送货等事实。作为一个单位，即使是再小的企业，也应当有一定的相关材料记载该企业已经生产、仓储、出仓了相关的货物，并在企业的财务资料上记载该相应的事宜，但即使如梁振霖陈述，送货单已经在收到国瑜厂的支票后全部交回给了国瑜厂，但梁振霖也不能够提供该批货物的仓储单、出仓单等一系列的单据来证明有这批货物。3.原审仅凭关于是否退货、以及退货不相符这一个情况，认定梁振霖向国瑜厂交付了价值227960元的塑料瓶货物，这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三、关于“国瑜厂支付30%预付款的陈述是否与常理不符”的问题。1.原审认为，国瑜厂支付30%预付款的陈述与常理不符。但是，原审却在上述第3点认为“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对账后就由卖方将送货的原始凭证交还给买方的习惯确实存在。嘉盈厂在收取了支票后就将送货单交给国瑜厂也是符合一般交易习惯的。”2.既然原审能够认定“买卖双方对账后就由卖方将送货的原始凭证交还给买方的习惯确实存在。嘉盈厂在收取了支票后就将送货单交给国瑜厂也是符合一般交易习惯的”，为什么就能够认定“国瑜厂支付30%预付款的陈述与常理不符。双方对于如此大金额的预付款既无书面合同约定也无一般的收据确认，国瑜厂也不能够提供预付款是双方交易习惯的佐证”呢？这完全是只听信一方的陈述，而罔顾另一方的陈述。3.国瑜厂于2015年4月1日开出支票，支票上兑现的时间是4月30日，但是到了4月30日，因为梁振霖并没有送货，国瑜厂担心对方不交货，所以就先不将款项存入银行，令到梁振霖兑现不了这张支票。国瑜厂该行为是行使不安抗辩权，因为国瑜厂不可能一方面兑现给梁振霖支票款187900元，一方面又另外向梁振霖追讨价值227960元的货物。若是这样，则国瑜厂损失可能更大。4.本案中，双方以前交易的惯例可能是，梁振霖先交货，国瑜厂再付款，但这次是梁振霖要求国瑜厂先付款再交货，国瑜厂就以这种先出票但没有款项在银行内，然后要求梁振霖若于4月30日当天送货，国瑜厂再存款进银行给梁振霖兑现。国瑜厂的要求是可以实施的。四、关于“嘉盈厂在收取了支票后就将送货单交给国瑜厂也是符合一般交易习惯的”的问题。1.既然原审法院认定，梁振霖有收取支票时交回送货单原件等债权凭证的习惯，那为何不在《现金支出证明单》上写清楚已经返还了送货单给国瑜厂？2.即使梁振霖有交还送货单给国瑜厂的习惯，那也可以将交回的送货单复印备份，以备不时之需。最起码也可以在收据上写清楚送货单已经交还，但梁振霖并没有做这一切的工作。3.在第二次庭审中，梁振霖在回答国瑜厂以及法庭的询问时，并不能够提供其已经生产货物的证据，也不能提交其生产、入仓、出仓、送交货物等一系列程序性单据。4.作为一个企业，即使是再小的企业，无论其财务或者其他制度有多么的不健全，那也应当有一定的相关材料记载该企业已经生产、仓储、出仓了相关的货物，并在企业的财务资料上记载该相应的事宜，这样才能由投资者掌握每月的经营情况、开支成本、利润等情况，但梁振霖却不能够提供其该批货物的仓储单、出仓单等一系列的单据来证明其有生产过这批货物，或者这批货物曾经在其仓库内存在过，故原审认定梁振霖已经交付货物给国瑜厂是严重错误的。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梁振霖的诉讼请求，以维护国瑜厂的合法权益。梁振霖辩称：一、梁振霖只须一张退货单即可戳破国瑜厂关于预付款的谎言。诚实守信、禁止反言是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国瑜厂声称案涉货款及支票为预付款，且2015年4月1日以前的交易没有退货。但庭审中，梁振霖出示了国瑜厂开具的退货单，则上述退货单铁定为案涉货物。上述事实，与录音证据中，何仿某上门追讨支票款、自认有少量货物存在质量瑕疵并承诺解决问题吻合。事实是喜盈厂已全部交货。只要一份与送货有关的证据，就足以否定国瑜厂预付款的谎言。但国瑜厂无视录音证据喜盈厂追讨支票款、老板娘郭丽某承诺一次性付款的事实，揪住退货单，认为退货单数量不足以覆盖货款。但问题是，国瑜厂为什么要撒这个弥天大谎？喜盈厂只要有一张与送货有关的凭证，就彻底戳破了国瑜厂关于预付款的谎言。二、国瑜厂未能就款项性质为预付款进行举证。国瑜厂要求退款，不仅有责任证明其付了款，还有责任证明款项性质为预付款。但事实是国瑜厂未能就款项性质进行举证。1.无合同证明款项性质。付款行为不能证明款项性质，如同仅有银行转帐凭证不能证明为借款或投资款或其他款项一样。国瑜厂向喜盈厂预付巨款，但不签定任何书面（含电子）合同不合常理，双方对交付的标的发生争议如何处理？事实上，双方是签定有合同的。喜盈厂提交的“排单日期”就是国瑜厂下的订单。国瑜厂如果一出示，就会戳穿谎言。因为国瑜厂要求的交货日期为2015年1月20日，而其付款为同年3月20日，支票出票日为同年4月30日，不可能是预付款。且喜盈厂到期没有交货，国瑜厂更不会付款。因此，案涉款项只能是货款。梁国全当庭声称双方签有合同、订单，传真给喜盈厂，但交易习惯是，传真件肯定要对方签章后回传或以其他方式同意订单。事实是双方是通过电子邮件往来的。梁国全不要说提供不了回传合同，就是2015年3月份双方传真机的通话流水都不能提供。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传真合同这回事。2.国瑜厂自认案涉款项为货款。⑴国瑜厂持有且无法涂改、添加内容的证据《现金支出证明》明确载明4万元转帐款及187960支票款为货款；⑵国瑜厂在2015年3月20日转款4万元时注明用途为货款，与不同时间出具的《现金支出证明》吻合。足以证明货款是事实，预付款为谎言。梁国全声称上述证据为财务人员办理。但财务人员最清楚款项性质。这只能说明，国瑜厂骗人坑人的行为，事先也不敢公然告知员工，要求其配合。如此恶行，也会为正派员工所不耻。且《支出证明单》如果注明为预付款，这种与事实不符的记载，喜盈厂员工就不会签字；也证明了当面扯谎是不那么容易的。3.国瑜厂的付款方式、数额与预付款特点不同。⑴国瑜厂付款分两次，且相隔时间长。4万元转款为2015年3月20日，支票出票日为2015年4月30日，相隔近两个月，交易中就没有这样的预付习惯。既然有心预付，常规就是一次性付清，不可能拖拖拉拉地预付；⑵款项有尾数。款项合计为227960元，按梁国全当庭解释，预付30%款项，一般交易习惯，预付款应为30%左右的整数，而不是有零头。4.国瑜厂当庭不能对预付款作合理解释，证明其为谎言。⑴国瑜厂对交易习惯的解释不合常理。国瑜厂当庭称：小额交易先送货后付款，而10万以上大额交易则预付30%款项，这一解释颠倒主次，不合交易规则。市场交易规则是量大价低，即所谓批发单价小、低于零售价。小额交易无利可图，供应商没积极性，反而有可能要求先打款后交货；而大额交易因有业务量，供应商有利可图，更有求于需方，需方更能在价格、付款期限提出苛刻条件，为什么反而采购方给的条件更优惠？正如批发的单价不可能贵过零售，是简单的商业规则。⑵国瑜厂对涉案交易标的回答矛盾百出。一个谎言需要千百个谎言来掩盖，本案作出了最好的阐释。由于国瑜厂谎称案涉款项为预付款，但对细节方面无法作合理解释，所以漏洞百出，无法自圆其说。国瑜厂回答法官询问，称瓶子单价为1.15元，案涉交易标的为21－24万个瓶。但按照国瑜厂预付30%款项的陈述，所订瓶子应为：227960÷30%÷1.15＝660753个，与其声称的瓶子订货数量21－24万个瓶子相差近三倍。事实上，国瑜厂下的订单量就是24万个瓶子，就是喜盈厂提交的“排单日期”证据上的数字。每个瓶子的单价为0.95元，全部订单的交易金额为：240000×0.95＝228000元，与案涉款项接近。因实际交货量有出入，案涉款项是根据实际交货量确定的。⑶如果嘉盈厂未交货，国瑜厂没有任何催货催款证据不合常理。国瑜厂声称涉案款项为预付款，嘉盈厂未交货。但自身却没有催货、追收4万元款项的任何证据及对此无任何合理解释，不合常理。国瑜厂哪怕是短信、微信都提供不出来。事实是案涉款项根本就不是预付款。⑷国瑜厂(梁国全)声称预付款是因为喜盈厂无钱买料，而国瑜厂律师称交货后才转钱进支票户，此一解释自相矛盾，二者撒谎时没有统一口径。既然是预付款给喜盈厂采购原材料，但其开出的却是“期票”，不能立即兑付，如何买料？不买原材料如何开工？此种付款方式与交货后付款何异？三、嘉盈厂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其已交货，涉案款项为货款。1.《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证实国瑜厂转款时自认款项为货款；2.退货单证实已交货。国瑜厂当庭陈述除案涉交易外，其他交易无纠纷、无退货。则退货单只能是案涉货中的一部分。且退货单可与录音可互相印证。3.录音证据合法有效，证明在案涉支票退票后，国瑜厂拖欠支票对应的货款，喜盈厂上门追讨支票款，足以证明对应货已交付，老板娘声称一次给钱，不是分期给。证明是国瑜厂欠喜盈厂钱，而不是相反。该两段文字录音完整，没有加工、剪辑，为合法证据，应作为定案依据。原审不采信录音证据，系证据认定方面的错误。四、喜盈厂对交易过程的陈述具有高度盖然性，而国瑜厂之陈述纯为谎言。1.无正式纸质合同的交易为何盛行？现实交易中，为节省交易成本，供、需双方常常没有正式合同，但一般会有订单，其形式有传真、电子邮件，现有还有微信。作为供方，如此交易确有风险。但供方在交货时会让需方签送货单，载明数量、单价、金额，是双方交易标的的最终证据，因而其未签合同的风险在交易进程中以交付凭证进行了控制。这就是买卖合同诉讼中大量案件的证据是送货单的原因。2.收款时确有交回己方持有的送货底单的习惯，不影响供应商权利。在收款时（含支票），因钱货两清，交回己方持有的送货单，没有风险，所以，很多当事人有此交易习惯。一般当事人，视支票为现金。市场中，还有所谓的“期票”，即支票上记载的出票日，在实际支票开出日之后。即使届时支票户中余额不足，大部分诚信做生意的人，会另开一张支票换回空头支票。3.开出支票是对帐的结果。供应商收到支票，空头了怎么办？支票本身是对帐的结果，支票本身是权利凭证，就可以作为证据，诉讼中如何认定是另一回事，交易中双方对证据的认定标准低于法律认定标准。现实生活中当面对质，谁敢否认支票作为权利凭证的事实？4.以现金及支票支付预付款，不签合同（含订单），甚至连电子合同都没有，则完全不合常理。双方对价格、数量产生争议怎么办？事实是本案是有订单的，喜盈厂已提交，但国瑜厂不敢出示、不敢承认，一出示其关于预付款的谎言就穿帮了。五、本案是经典的讹人钱财之局。交易中，屡见不鲜的局是这样的：先通过小额交易、按约付款获取客户信任；再向客户下大额订单，付款期至则开出期票，并要求客户以送货单收款联换取期票；支票兑付期满前，声称帐户没钱，通知客户不要去进帐。如果客户循此路径，则一步步进入圈套：交出了送货单，不能主张货款；支票不进帐，则不能主张票据权利；即使支票去银行兑现获取了退票通知，又被对方以所谓预付款、不存在基础关系相抗辩。很多客户因此中招而有苦难言。喜盈厂幸运的是，支票已转给第三方，第三方去银行申请兑付。正常客户也有帐户余额不足的时候，但一般会采取补救方式：另开一张期票，换回前一张支票，这是交易中常见的正常做法。喜盈厂在答辩状中，揭露了上述骗人的经典套路。为此，梁国全在庭审中，针对性声称除涉案交易外，双方交易总量达100万元（意即国瑜厂没有以小额交易获取客户信任）。但他根本不可能提交100万元左右的付款凭证、收款收据，他连30万元都提交不了。事实是此前双方交易量就特别小，月均约10000元左右。他就是以小额交易获取客户信任以设局。六、国瑜厂以喜盈厂提交不了交货凭证而主张案涉款项为预付款，荒唐透顶。现实中，因案结事了、交易结束、钱货两清，原始凭证交回对方、或保管不完整或销毁，屡见不鲜。如民间借贷中，借钱还款时，要求取回借条是通例。时过境迁，付款方能否因此以银行转帐凭证或支票或收款收据，再去主张款项为预付款要求返还？如果此例一开，则交易秩序全乱。七、国瑜厂认为喜盈厂提供不了入仓单、出仓单、仓储单，从而主张案涉款项为预付款，是难以理解的逻辑。入仓单、出仓单跟案涉事实没有关联性。没有任何法律、财务制度规定企业必须有这些程序、文件。且喜盈厂已注销，不可能完整保留案结事了的凭证。国瑜厂能提供其与喜盈厂此前交易的入仓单、仓储单、送货底单吗？这些送货单、仓储单能与其付款凭证、收款收据完全对应吗？国瑜厂也可试试提供。如果国瑜厂不能提供，就不要臆想出其他厂应该有这些文件。本案二审期间，国瑜厂向本院提交银行流水4页、常住人登记卡1页，拟证明国瑜厂通过转账支付货款30多万元，因有10多万元是财务个人账号支付，现通过银行补打流水暂时可以确认的银行转账金额为167720元。梁振霖质证认为，双方交易均是先收货后付款，确认梁炎根、梁国全转入潘志账户金额合计167720元，但上述款项系支付嘉盈厂案涉交易之前的货款，国瑜厂付款系以转账或支票方式，从没有支付过现金。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另查明：国瑜厂二审期间确认在案涉交易之前的所有交易均是货到后再付款，并称付款方式为现金支付及转账支付。本院认为，国瑜厂于2015年3月20日向嘉盈厂转账40000元、2015年4月1日向嘉盈厂交付出具日期为2015年4月30日、金额为187960元支票一张，合共227960元。国瑜厂上诉认为上述款项是预付款，嘉盈厂收款后未能依约交货，请求嘉盈厂返还上述款项。对此，梁振霖辩称国瑜厂通过QQ下单订购24万个塑料瓶，每个0.94元，2015年1月20日交货，交货后国瑜厂支付了货款4万元及案涉支票；送货使用的送货单为一式两联，送货后国瑜厂签收一联，对账付款后将另一联交回给国瑜厂。本院对梁振霖的主张予以采信，理由如下：第一，双方均确认在前交易的付款模式是先交货后付款。本案中，国瑜厂向嘉盈厂转账4万元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载明交易摘要为“货款”，及国瑜厂出具的、经嘉盈厂员工何仿某确认的《现金支出证明单》载明上述227960元款项为“国瑜厂付给嘉盈厂货款”。上述交易凭证载明国瑜厂支付的是货款而非预付款。且，该交易模式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因此，梁振霖关于案涉交易也延续双方在前先送货后付款的交易习惯，具有事实依据。第二，国瑜厂上诉认为双方改变交易习惯，变更为先付款后送货。国瑜厂上述主张显然与双方交易中形成的转账凭证、现金支出证明单的内容不相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依法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虽然国瑜厂保存的支票存根有预付款字样，但该内容为嘉盈厂员工签名下方内容，故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嘉盈厂签收该支票时约定该款项为预付款。因此，国瑜厂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且，国瑜厂在办理转账及出具现金支出证明单时所填写内容均由其控制，其在现金支出证明单还特别加注了违约责任，因此，国瑜厂关于其所载明的款项性质虽为货款但实为预付款，明显不符合其在现金支出单记载内容的谨慎表现，亦不符合一般商事交易主体的交易常理。第三，国瑜厂在一审庭审中述称2015年4月1日支付了预付款后嘉盈厂并未送货，并确认双方在该日前的交易均无退货，但梁振霖举示的2015年6月10日退货单证明双方交易的一批塑料瓶因质量问题被退货。因此，一审因国瑜厂陈述有违诚信原则而做出对其不利的认定，并无不当。综上，梁振霖关于案涉款项性质是支付在前交易货款而非预付款的主张及举证，足以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本院对其主张予以采信。既然款项性质足以认定为支付在前交易的货款，因此，国瑜厂要求梁振霖再行提供供货的原始凭证，已无必要。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国瑜厂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19.40元，由上诉人中山市黄圃镇国瑜塑料制品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 睿审 判 员  李秀红代理审判员  曾慧元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吴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