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6民终28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国炳，男，1972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健，江苏慧眼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海荣，男，1979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志凤，江苏钻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沈利琴，女，1973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原审第三人：南通恒昌混凝土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法定代表人：张金华。委托诉讼代理人：钱玉文，江苏慧眼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国炳、吴海荣与原审原告沈利琴、原审第三人南通恒昌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昌公司）债权债务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海安县人民法院（2016）苏0621民初63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国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1、本人已归还借款13.7万元，吴海荣称借条在其妻子处，故未收回借条，但还款事实有两个无利害关系人可予以证明。2、2011年11月2日本人还款10万元，虽然当时吴海荣未出具收条，但宋庆友、王爱华在结账时予以扣减，这有证人证言佐证。3、吴海荣出示的11万元、4万元收款收据不应当认定，该收据为恒昌公司对外收取货款的专用收据，借款不应使用该收据。根据收据使用性质，11万元是应付吴海荣往来，4万元是其经手上交公司的货款。吴海荣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1、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本人与恒昌公司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本人要求提供公司财务账册，但是李国炳及恒昌公司均未提交，应作出对其不利的事实认定。李国炳应提供本人结欠恒昌公司债务的合法凭证，而非由李国炳举证证明本人与恒昌公司间具有债权债务关系。2、2010年5月16日、5月18日两笔款��10万元、2011年11月15日10万元只有转账凭证，没有借条或收条，不能认定为借款，本人不应返还。3、恒昌公司向本人借款40万元，约定年利息5万元，一审法院对于利息部分未予处理。4、一审法院对于2017年1月6日之后本人在庭审中抗辩只字未提，程序违法。恒昌公司、沈利琴未答辩。李国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吴海荣立即归还62.883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月9日，吴海荣诉李国炳、李美娟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经法院审理后，于同年11月24日作出（2014）安商初字第0043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书载明已查的事实如下：恒昌公司于2008年5月30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设立，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股东有李国炳及其妻沈利琴两人，李国炳担任恒昌公司法定代表人。2011年12月5日，李国炳与张金华、许峰、高卫东��李美娟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主要约定：李国炳将其所拥有的恒昌公司1800万元股权转让给受让人张金华、许峰、高卫东、李美娟（协议还载明沈利琴将其所拥有的恒昌公司200万元股权转让给受让人杨云伟）。同日，转让方李国炳、沈利琴与受让方张金华、杨云伟、高卫东、许峰、李美娟共同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备忘录，其中第五条约定恒昌公司自股权变更之前债权债务由转让方（备忘录中转让方为李国炳、沈利琴）享有和承担，生效之日后的债权债务由受让方享有和承担；本备忘录与双方股权转让文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备忘录与双方股权转让协议不一致的地方，以本协议为准。2011年12月6日，恒昌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张金华、杨云伟、许峰、高卫东、李美娟成为恒昌公司的新股东，张金华担任恒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1年12月22日，恒昌公司的有关员工、包括吴海荣在内的有关债权人向恒昌公司催要款项，海安县公安局曲塘派出所派员进行了调处，有关债权人、员工委托吴海荣等四人全权处理债务、工资、福利等相关事宜。后吴海荣从曲塘派出所领取到由李国炳给付的还款48万元（银行转账）。2010年5月31日，恒昌公司向吴海荣出具了一份收条，载明：今收到吴海荣人民币现金63万元、承兑汇票一张（金额5万元），合计68万元，其中34万元为借款，34万元用于购买汽车泵（46米）。2010年7月19日，恒昌公司向吴海荣出具了一份借条，载明：今借到吴海荣人民币40万元整，每年利息5万元，一年到期支付利息。就该借条所载的债权债务，吴海荣于2012年6月26日起诉至法院，要求恒昌公司归还借款40万元和利息10万元，2012年9月19日，吴海荣申请撤诉，法院口头裁定准���。2011年6月8日，恒昌公司的工作人员钱某出具收条，确认收到吴海荣的一份金额为13.7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李国炳确认该款系其向吴海荣所借。2011年11月24日，吴海荣从曲塘派出所领取到李国炳给付的还款48万元（银行转账）。2012年1月21日，吴海荣出具收条确认收到李国炳还款15万元。2012年1月21日，吴海荣填写了一份借款申请书，从沿海大市场吕广健处付取了恒昌公司商砼货款20万元，后李国炳催要恒昌公司货款时，沿海大市场吕广健将该借款申请书交给李国炳，吴海荣确认收到此款20万元，作为李国炳给付吴海荣的款项20万元。2012年7月16日，吴海荣向李国炳出具了一份字据，确认向恒昌公司购买混凝土所应付的货款15.27万元，作为李国炳给付吴海荣的款项15.27万元。吴海荣还确认其从鑫祥公司付取的30万元，作为李国炳给付吴海荣的款项30万元。吴海荣对上述款项128.27万元予以确认。在（2014）安商初字第0043号案件庭审中，李国炳另提供了一份银行转账凭条，以证明2011年11月15日李国炳通过银行转账给付吴海荣款项10万元。对此，吴海荣质证后表示确实收到该款，并且已经按李国炳的要求，用该款代李国炳归还了其所欠王爱华等人的债务。经审理后，法院对（2014）安商初字第0043号案件作出判决：驳回吴海荣要求撤销李国炳将恒昌公司的95.46万元股权（实际价值52.5万元）转让给李美娟的行为（协议）的诉讼请求。上述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在（2014）安商初字第0043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吴海荣主张其对恒昌公司享有的债权为：2010年5月31日收条（投资款）68万元、李国炳同意给付22万元投资回报、13.7万元钱某收到的承兑汇票、2011年11月30日借款4万元（收据一份）、2011年12月15日借款11万元（收据一份）、2010年7月19日借款40万元（每年利息5万元），除了68万元及投资回报22万元以外，上述债权累计为68.70万元（未计算利息）。李国炳在审理中反驳称：2011年11月2日已向吴海荣还款10万元现金，但吴海荣未出具收条。同时提供了其委托代理人对王爱华的调查笔录。吴海荣认为调查笔录属于证人证言，不予质证，证人应当到庭作证。李国炳还反驳称：11万元是吴海荣从工地上的收回来的公司货款；4万元只看到一个“借”字，初步判断这个“借”字与上面的笔迹不同。针对13.7万元钱某收到的承兑汇票，李国炳代理人质证称：按照道理钱某收的我可以不承认，但按照实事求是的道理我承认这个收条，当时是恒昌公司向吴海荣借13.7万元银行承兑汇票，该款是李国炳作为恒昌公司法律代表人所借。2015年8月17日，李国炳提起诉讼，要求吴海荣返还其多支付给吴海荣的款项21.1835万元（诉讼中增加诉讼请求为54.8835万元）。理由为：在股权转让前，因经营需要而向时任公司副总吴海荣借款，后通过多种方式逐渐向吴海荣归还借款，经核算后发现多付给吴海荣54.8835万元，故起诉要求其返还。本院受理后，先后两次组织双方进行证据交换、三次开庭审理。2016年10月24日，因李国炳未补交案件受理费，而以自动放弃诉讼处理。2016年10月27日，李国炳再次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李国炳主张在与其前妻经营恒昌公司期间（即上述股份转让前）曾向时任副总经理吴海荣借款121.70万元，具体如下：1．2010年7月19日，向吴海荣借款40万元。2．吴海荣向恒昌公司投资68万元，后转为恒昌公司向吴海荣借款68万元。3．2011年6月8日，李国炳通过钱某借得吴海荣面额为13.70万元承兑汇票一份。吴海荣对��国炳提出的恒昌公司在股权转让前曾向其借款上述合计121.70元（上述三笔）不持异议，但其同时抗辨称：在转让前我还为恒昌公司于2011年11月2日代垫了车辆保险费34249.23元，11月4日代垫砂石款4.5万元，11月29日代付砂石款3万元，另外有760元发票未报销。恒昌公司于2011年12月25日向我出具了公司的收款收据，载明收到我11万元；此外恒昌公司于2011年11月30日还向我借款4万元，以上合计15万元。上述恒昌公司应当共欠我136.70万元。吴海荣为证明以上抗辩内容向本院提供了上述两份收据（收据由恒昌公司王蓉经办，均加盖有恒昌公司印章）的原件。其中，2011年11月30日收据的收款事由中写有“借”字。法院在审理（2014）安商初字第0043号撤销权纠纷一案和（2015）安高民初字第00856号债权债务转让纠纷一案审理中，李国炳对吴海荣提供的上述两份收据称：两份收据是���昌公司的应收款，吴海荣作为恒昌公司的副总经理收取后交给公司的会计所出具的，不能证明是李国炳所借；4万元的收据只能看到一个“借”字，初步判断这个“借”字与上面的字不同。吴海荣为证明其上述主张还向本院提供了一份录像资料，××期间，于2015年12月9日前往医院要求王蓉在上述两份收据上签注并说明情况的录像资料，王蓉在上述两份收据的下方签注“此款为恒昌公司借吴海荣用于支付砂石款、保险、合计壹拾伍万元”。法院对王蓉进行了调查。王蓉称：两份收据确实是我出具的。我在恒昌公司创办的时候就做总账会计，2011年6月份开始做现金会计；2011年12月5日的收据是吴海荣拿的发票和他从外单位拿回来的凭证到我这里入账。我在收款事由中把入账的相关凭据数额、用途、时间都做了记载，其中还有760元是他向公司报销的发票。至于吴海荣拿出的这些凭证他付的这些钱，是他本人的钱，还是从外单位收回来的钱，还是原来单位的钱我不清楚；2011年11月30日的这份收据，是吴海荣给了4万元现金，还是他拿了4万元的票据入账，我记不清楚了；既然收据是我出具的，上面有“借”字，这个“借”就应该是我写的；两份收据复印件下方的“此款为恒昌公司借吴海荣用于支付砂石款、保险、合计壹拾伍万元”字是我写的，是我在住院时，吴海荣找到我，要求我对这两份收据出说明，他说和李国炳有争议，我说收据确实是我开的，所以我才做了说明的。审理中，李国炳为了证明其已向吴海荣通过直接归还、吴海荣从公司客户收取货款抵算借款、从相关单位领取款项以及吴海荣承诺承担其父亲欠恒昌公司混凝土货款抵算李国炳借款的方式，共获得了恒昌公司和李国炳合计170.8835万元，李国炳列举如下��1．2011年5月16日汇款10万元。2．2011年5月18日汇款10万元。3．2011年6月8日借面额为13.7万元承兑汇票一份，后于10天左右分两次向吴海荣各归还7万元现金，其中多归还了3000元算作利息。有证人钱某、潘某到庭作证。4．2011年11月1日李国炳从杭州农村商业银行双浦支行贷款30万元，2011年11月2日李国炳在住所（海安县曲塘镇）给付吴海荣10万元现金，为证明其事实申请证人钱某、潘某到庭作证。5．2011年11月15日李国炳向吴海荣打款10万元。6．2011年11月24日吴海荣从曲塘派出所领取了李国炳48万元。7．2012年1月21日吴海荣出具收条，收到李国炳15万元。8．2012年1月21日吴海荣从恒昌公司客户吕广建处付款20万元。9．2012年7月16日吴海荣向李国炳出具便条，载明其向恒昌公司购买了价值15.27万元的混凝土。10．吴海荣在2012年7月16日出具的便条中承诺其父亲吴真林欠恒昌公司的混凝土��由其结算，提供9份销货清单。上述9份清单中有8份有吴真林的签名。清单载明了发货时间，混凝土的型号、立方米等信息，未载明混凝土单价。11．在法院（2014）安商初字第0043号民事判决书中，已查明：原告确认其从海安鑫祥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祥公司）付取的30万元，作为李国炳给付吴海荣的款项30万元。审理中，吴海荣认可上述9份清单上的各不同标号的混凝土当时的市场单价为，C20自卸是300元/立方米，C25塔吊是310元/立方米，C25自卸是310元/立方米，C30泵送是410元/立方米。上述有吴真林签字的8份清单中载明的立方数和混凝土标号，对照上述单价，吴真林签字确认的8份清单货款价值24215元。一审法院认为，李国炳、沈利琴原系夫妻关系，亦系恒昌公司股东。2011年12月5日，李国炳、沈利琴作为股权转让方与张金华、杨云伟、高卫东、许峰、李美娟共同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备忘录，李国炳、沈利琴各自将拥有的恒昌公司的股权分别转让给新股东。吴海荣对此提出异议，并通过诉讼的方式要求撤销李国炳将股权转让给李美娟的协议。经审理后，本院依法驳回了吴海荣的诉讼请求。据此，李国炳、沈利琴与张金华、杨云伟、高卫东、许峰、李美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经工商部门核准变更后，张金华、杨云伟、高卫东、许峰、李美娟成为了恒昌公司的新股东。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备忘录）第五条约定，恒昌公司自股权变更之前债权债务由甲方李国炳、沈利琴享有和承担，生效之后的债权债务由乙方新股东享有和承担。据此，李国炳曾于2015年8月向本院提起诉讼（审理中因李国炳未能按时补交诉讼费，而按自动放弃诉讼处理）。此后，李国炳再次提起本案诉讼。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李国炳列举了吴海荣在2011年12月5日恒昌公司转让股权之前对公司享有的权利和股权转让前后李国炳或恒昌公司向吴海荣通过直接归还、吴海荣从公司客户收取货款抵算借款、从相关单位领取款项以及吴海荣承诺承担其父亲欠恒昌公司混凝土货款，抵算借款的方式，共获得其170.8835万元的事实及相关证据，其中的5项款项，吴海荣表示认可，5项合计128.27万元，其余6项，吴海荣提出异议。结合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双方的质证意见，综合分析如下：吴海荣认可其分别于2011年5月16日、同年5月18日各收到李国炳汇款10万元。但其辩称收到的20万元系向李国炳转让承兑汇票的对价，其辩称未能得到李国炳认可，吴海荣当庭表示对其辩称无法提供证据，故吴海荣针对上述20万元辩称缺乏反驳证据，认定李国炳向吴海荣支付20万元的事实成立。李国炳曾委托钱某向吴海荣借得面额为13.7万元承兑汇票一份，该事实双方均不持异议。在法院审理（2014）安商初字第0043号撤销权纠纷中，李国炳并未提及其已向吴海荣归还上述款项。在本院（2015）安高民初字第00856号债权债务转让纠纷一案审理中，李国炳向本院申请钱某和潘某到庭作证。钱某称在借13.7万元承兑汇票一个星期后，李国炳让其从办公室取款7万元现金在公司门口一个人交予吴海荣，吴海荣未出具收条。吴海荣对此证言予以了否认。潘某在作证时称在李国炳办公室内看到钱某拿了李国炳7万元，“是钱某送钱给吴海荣的，钱某交接这个钱我不清楚，他不可能不给吴海荣，前后就几分钟而已”。潘某的上述证言，对于是否将7万元实际交予吴海荣，其并未亲眼目睹。潘某的证言带有明显的主观推测，其证言对钱某陈述已向李国炳归还了7万元的陈述不具证明效力。此外��钱某还陈述第一个7万元还款不久的一天下午，有潘某、陈玉林等人在场。但潘某在作证时却陈述“剩下的7万元，具体是怎么交接的我们不清楚”，其陈述与钱某所称“第二个7万元交接时潘某等人在场”的陈述存在矛盾，故钱某称剩余7万元的证言对李国炳主张其已还第二个7万元缺乏证明力。综上，李国炳以钱某、潘某的证言证明其已向吴海荣归还13.7万元借款，两位证人的证言存在矛盾，李国炳主张已还13.7万元，其又未要求吴海荣出具收条或收回钱某当时出具的“借条”，结合本院在审理（2014）安商初字第0043号撤销权纠纷中，李国炳始终未提及其已向吴海荣归还上述款项的事实，钱某、潘某的证言，对李国炳上述主张已归还13.7万元的缺乏证明力，难以支持。李国炳以钱某、潘某的证言，证明其向吴海荣交付了10元现金，但钱某就其是否亲眼看到李国炳���吴海荣交付10万元，前后证言不一致，其证言不具证明力，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潘某称李国炳向吴海荣交付10万时钱某在场，其证言与钱某的证言存在矛盾。加之，李国炳称其交付10万时未要求吴海荣出具收条等凭证，其做法不符常理，仅凭潘某一个证人证言，本院不能确认李国炳于2011年11月2日在其房屋内向吴海荣交付了10万元。吴海荣在开庭审理后与潘某的通话录音，一方面真实性无法确认，另一方面其录音的内容也无法确定潘某系受到胁迫而到庭作证的。该通话录音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吴海荣确认其于2011年11月15日收到李国炳打款10万元，但其主张该款已按李国炳的要求转交砂石供应商王爱华，其辩解未能得到李国炳认可。吴海荣对此提供的银行交易清单，其中仅有5万元转入王爱华卡内，其余均为吴海荣取现。审理中，吴海荣虽提供��一份活期账户明细查询单的下方写有“此款为李国炳所欠砂石款，由吴海荣代转本人账户2014.6.10证明人王爱华”的资料，但李国炳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法院按照吴海荣提供的线索通知王爱华到庭作证未果，吴海荣也当庭表示无法联系到王爱华，故吴海荣的陈述及提供的相关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吴海荣向王爱华银行卡内转入5万元的性质亦无法确认，故吴海荣的辩解，缺乏证据，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吴海荣于2012年7月16日向李国炳出具便条时一并承诺“凡我父亲吴真林签收单均由我结算”，其辩解承诺的内容系事后添加的，未能得到李国炳认可，其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辩解。依据其承诺，吴海荣应当承担其父亲欠李国炳（恒昌公司）货款的清偿责任。根据吴海荣自认当时的混凝土方的市场单价，经核算，吴海荣父亲签字的8张发货单价值24215��，吴海荣应当支付给李国炳。法院在审理（2014）安商初字第0043号撤销权纠纷一案和（2015）安高民初字第00856号债权债务转让纠纷一案审理中，吴海荣均向本院主张其曾于2011年底为公司垫付费用及向公司出借资金共计15万元，并提供了加盖有恒昌公司印章的收据两份，李国炳对两份收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反驳上述两份收据所涉的款项系公司卖到工地上的混凝土，吴海荣作为公司副总从工地上收回来的公款交给公司的，对此吴海荣不予认可。一方面，李国炳反驳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另一方面，从收据上记载的“车辆保险费”、“借”字以及吴海荣有报销费用的内容上看，王蓉在上述收据上签署的上述内容与从李国炳的反驳显然不符。再从吴海荣提供了王蓉在收据上签字的视频和本院核实的结果可以看出，王蓉作为现金会计在收据下方所签字“此款��恒昌公司借吴海荣用于支付砂石款、保险、合计壹拾伍万元”的行为系其真实意思的表示，并无民事行为无效之情形。综上所述，吴海荣提供的收据、视频（本院核实笔录）对其主张曾于2011年底为公司垫付费用及向公司出借资金共计15万元的事实具有证明效力，予以采信。综上，李国炳与吴海荣一致确认，李国炳、沈利琴在作为恒昌公司股东期间，因生产经营需要吴海荣共借款121.70万元。现李国炳主张其与恒昌公司共同通过多种途径向吴海荣抵算了170.8835万元，吴海荣对其中5项款项计128.27万元表示认可，对此予以确认。其余6笔款项，吴海荣提出异议，经法院认证后确认：恒昌公司于2011年5月16日、同年5月18日各向吴海荣汇款10万元、2011年11月15日李国炳向吴海荣汇款10万元、2012年7月16日吴海荣出具的便条中承诺其父亲部分混凝土货款24215元，应当抵算李国炳向吴海荣归还的款项，上述合计32.4215万元，计入李国炳或恒昌公司的还款范围，以上合计160.6915万元（128.27＋32.4215）。李国炳主张其已分两次向吴海荣归还13.7万元、在其出租屋内归还吴海荣10万元，上述计23.7万元，因其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可，不能列入其还款范围。此外，吴海荣主张其曾于2011年底为公司垫付费用及向公司出借资金共计15万元，予以确认，应计入吴海荣对恒昌公司享有的债权中。据此，吴海荣对恒昌公司享有的债权总额为136.7万元（121.70万元＋15万元），与李国炳与恒昌公司通过多种形式还款160.6915万元相抵后为23.9915万元，该款吴海荣应当返还给李国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一、吴海荣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5日内返还李国炳、沈利琴人民币23.9915万元。如不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李国炳、沈利琴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88元，由李国炳、沈利琴承担5192元，吴海荣承担4896元。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供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基本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李国炳受让恒昌公司债权，可向吴海荣主张相关权利，吴海荣亦可提出相应抗辩。李国炳虽然未能提供恒昌公司完整的财务账册，但其就主张的���权已提供了相应证据，据此已可作出相应的事实认定。吴海荣于2011年5月16日、18日分别收到汇款10万元及2011年11月15日的10万元，李国炳就此虽未能提供相应债权凭证，但本案系对双方间往来的总结算，故吴海荣应就其主张该款系支付的承兑汇票对价或已给付案外人应承担举证责任，在其举证不能的情况下，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李国炳主张已向吴海荣归还13.7万元、10万元，但就此仅提供了证人证言予以证明，未能提供吴海荣出具的收条等书面凭证，证人证言间亦存在矛盾，13.7万元的债权凭证亦在吴海荣处，且双方及恒昌公司间有多笔往来，绝大部分往来均有书面凭证，而上述大额现金收入支出却不出具书面凭证也有违常理，故仅凭证人证言不足以使本院采信李国炳主张。关于11万元、4万元收据问题，从收据上记载内容来看，11万��系为恒昌公司支付保险费等费用，4万元系垫付的材料款，且恒昌公司当时的会计亦证明该款系吴海荣替恒昌公司垫付的费用，故一审法院认定吴海荣向恒昌公司垫付15万元正确。李国炳称4万元系大自然温棚公司交付的货款，但该收据上交款人为吴海荣并由吴海荣持有，故本院对李国炳该主张不予采信。关于借款40万元利息问题，一审中吴海荣未提出相应主张，本院对此不予理涉，双方可另行处理。关于原审法院程序问题，吴海荣的抗辩及质证意见在判决书均有表述，一审法院就此并无程序违法之处。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88元，由上诉人李国炳负担5192元，吴海荣负担489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 勇审判员 季建波审判员 杨 盛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邹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