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3民终120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许勇，男，1962年5月19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柱，北京国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城市学院，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号。法定代表人：刘林，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原晓青，女，1972年3月16日出生，北京城市学院教师，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青阳，女，1986年4月1日出生，北京城市学院教师，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江莉，女，1965年12月4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军，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许勇、北京城市学院（以下简称城市学院）因与被上诉人宋江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417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许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柱，城市学院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原晓青、刘青阳，被上诉人宋江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许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诉讼费用由宋江莉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离婚调解书载明涉案房屋由宋江莉承租，意即宋江莉居住使用。宋江莉有无承租权应由房屋产权人城市学院决定而非许勇；其次，关于2007年城市学院出具的证明，城市学院已经予以说明，具体情况现已无法核实，不能据此说明城市学院明知徐勇与宋江莉离婚；另外，城市学院作为涉案房屋产权人有权决定该房屋出租给谁，出卖给谁。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徐勇购买涉案房屋符合房改房政策，宋江莉没有资格购买涉案房屋；其次，城市学院没有恶意串通的必要，而且宋江莉将涉案房屋出租，并不实际使用涉案房屋，一审法院认定侵害了宋江莉的权益在适用法律方面有瑕疵。庭审中，补充如下上诉意见：许勇为原城市学院职工，此前为涉案房屋的承租人和部分产权人，并交纳房款，现为产权人。宋江莉对外出租涉案房屋，违反离婚调解书的约定以及北京市公有住房管理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离婚案件中公房使用、承租若干问题的解答》，双方离婚后应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承租人变更登记手续，但宋江莉并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城市学院的房改为按具结式，三套房屋共同办理；宋江莉提交的短信证明其同意许勇与城市学院签订购房合同，不存在许勇与城市学院恶意串通；徐勇与城市学院签订购房合同符合条件，合法有效，未损害宋江莉的合法权益，保护了双方的合法权益。涉案房屋为许勇的唯一住房，一审判决不公。城市学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宋江莉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宋江莉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城市学院与许勇恶意串通，认定错误。1.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城市学院对许勇与宋江莉离婚后由宋江莉承租涉诉房屋的情况知情。许勇于1997年从城市学院辞职，涉诉房屋在分配给许勇后一直由北京工业大学管理。许勇与宋江莉未向城市学院报备离婚以及房屋使用情况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宋江莉提交的《证明》仅载明房屋坐落、建筑面积以及产权正在办理过程中，未说明申请开具人以及用途，不能证明城市学院知悉涉诉房屋由宋江莉承租，更不能证明城市学院同意为宋江莉办理房屋产权证；2.城市学院依法依规为许勇办理产权证，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宋江莉权益的事实和动机。通过短信中的“劳务费”等内容可以证明宋江莉就涉诉房屋由许勇出面协调办理房产证事宜是明知的，两人就此达成一致。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城市学院无串通的故意，亦无谋取非法利益的动机。宋江莉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许勇和城市学院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城市学院向宋江莉所在单位出具《证明》，承诺将涉案公房出售给宋江莉。1.城市学院对《证明》的申请开具人以及用途负有举证责任；2.《证明》开具之时必然提供了宋江莉与许勇的离婚调解书；3.《证明》的内容对宋江莉向单位申请住房补贴不利，宋江莉不可能在十年前为了本案诉讼申请一份让自己无法享受住房补贴的证据；二、城市学院称其对涉诉公房由宋江莉承租不知情，不符合事实。1.城市学院作为涉案公房的实际产权人负有监督管理义务；2.宋江莉自1999年至今缴纳涉案公房的供暖费、电改费等各项费用，城市学院应当知道宋江莉为承租人；3.城市学院在房屋过户时审核许勇的工龄为“1”，对此城市学院应当说明核实许勇工龄的过程；三、城市学院将房屋出售给许勇违反房改政策，损害宋江莉的合法权益；四、《房屋买卖契约》的诸多内容与事实不符，城市学院放任损害结果的发生。即使城市学院在签订合同时被许勇欺骗，但城市学院未依据《合同法》主张撤销，坚持认为其行为合法，说明其并非善意第三人；五、许勇明知宋江莉为公房承租人，恶意十分明显。许勇和城市学院针对对方的上诉意见答辩：同意对方的上诉意见。宋江莉一审诉讼请求：判令许勇与城市学院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无效。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宋江莉与许勇于1990年8月8日登记结婚，婚后无子女。双方因感情破裂于1999年3月12日经该院调解自愿离婚，该院作出（1999）朝民初字第1521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协议内容为：“一、原告许勇与被告宋江莉自愿离婚。二、双方共同财产大宇轿车一辆（×××）归原告许勇所有。电话机一部（号码×××）及其余财产归被告宋江莉所有。三、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1区×号二居室一套由被告宋江莉承租。原告许勇自行解决住房问题。”离婚后，许勇从涉案房屋中搬出并将户口迁出，涉案房屋由宋江莉居住使用至今并交纳相关费用。许勇原系城市学院职工，涉案房屋系北京市高等教育局（现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购买后分配给原海淀走读大学（现为城市学院），并委托北京工业大学进行管理。城市学院将涉案房屋分配给许勇，许勇于1993年12月30日向海淀走读大学交纳住房建设基金24023.04元。北京工业大学于1994年12月28日向许勇发放了北京市高等教育局委托代管教职工宿舍住房证（以下简称住房证）。2012年5月30日，城市学院向北京市教育委员会请示是否可以通过具结方式将涉案房屋向现住户出售。同年12月13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作出京房改办（2012）151号复函，同意城市学院办理涉案房屋房改售房具结手续并按房改售房价格及政策向职工出售。2013年4月3日，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作出批复，同意城市学院办理涉案房屋住房房改售房具结手续并按有关政策出售。涉案房屋建筑面积58.24平方米，2012年9月6日城市学院与许勇签订房屋买卖契约，约定城市学院将涉案房屋按照每建筑平方米1560元的价格出售给许勇；其中首次付款24023.04元，余款29001元。城市学院表示首付款即住房建设基金，2013年7月12日许勇向城市学院交纳售房款29001元、公共维修基金1818元，此后涉案房屋登记至许勇名下。许勇于2015年8月7日给宋江莉发短信，内容为：“明天是8月8日一晃25年了，如果有时间希望能见面聊聊”。宋江莉回复：“房子的事还没消息？”许勇回复：“我去学校了，校长不在，我给她写了电话约见面”。宋江莉回复：“抽时间再催催哈”。许勇回复：“劳务费”。宋江莉回复：“真有才，好说”。许勇回复：“听说不好办”。宋江莉回复：“老太太给你二巴掌，我可管不了”。许勇回复：“哈哈，你现在不是我老婆，我怕什么”。许勇于2016年4月1日给宋江莉发短信：“这几天找时间把房子的钥匙给我，免得麻烦开锁公司换锁产生费用，现在通知你安华西里×号房屋内不要存放贵重物品，如有遗失后果自负”。该院询问许勇短信中“抽时间再催催”是催什么事，为何给宋江莉回复“劳务费”。许勇表示宋江莉是催他办产权证，回劳务费时没有什么想法，纯粹是发个短信。宋江莉表示其在2005年前后就告知了城市学院其与许勇离婚的情况，并给城市学院房管科留下一份离婚调解书复印件。城市学院表示宋江莉和许勇均未向其告知宋江莉和许勇离婚的情况。为证明其已告知城市学院离婚一事，宋江莉提交城市学院房产科2007年7月9日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我校于1998年10月所分配住房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号，建筑面积58.24㎡（含阳台3.8㎡），产权正在办理过程中。”宋江莉表示正是因为城市学院在看到离婚调解书后同意将涉案房屋出售给其本人，才出具了上述证明，故宋江莉所在单位中华医学会才按照涉案房屋的面积给宋江莉计算了住房补贴。对此，宋江莉提交了中华医学会出具的中央在京职工住房补贴申请审核表予以证明。对于上述证明，城市学院先是以宋江莉当庭未出示原件为由对其真实性、证明内容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在宋江莉申请该院调取到该证明原件后，城市学院对该证明形式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及证明内容，亦不认可该证明用于宋江莉所述的用途。该院询问城市学院为何会向宋江莉出具该证明及出具该证明的目的，城市学院均表示时间太久记不清了。城市学院表示宋江莉本次起诉前城市学院并不知道宋江莉与许勇已经离婚一事。许勇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13年6月6日城市学院出具的单位出售公有住房买卖过户名单（以下简称过户名单）显示，夫妇工龄和一栏为1。许勇称夫妇工龄和1是指只用了许勇一个人的工龄，他在2016年办房产证时告诉城市学院他已经离婚了，当时城市学院负责办理产权证的人说既然许勇离婚了那只能用许勇一个人的工龄，所以夫妇工龄和一栏写的是1；之所以2013年的过户名单上只用他一个人的工龄是因为当时他的第二任妻子在外地，用她的工龄麻烦，所以要求城市学院只用他一个人的工龄。该院询问城市学院是否对工龄问题进行核实，城市学院未给该院明确答复。宋江莉表示住房建设基金收据（以下简称收据）原件离婚后一直在其手中，城市学院在未向许勇核实收据原件的情况下就给许勇办理房产证不合常理。城市学院表示给许勇办证依据的是最早给许勇分配房屋时的材料及许勇交款凭证，不需要许勇提供收据原件。另查，许勇已作为另案原告起诉至该院，要求另案被告宋江莉腾出涉案房屋并将涉案房屋交付给许勇，其在起诉状事实理由部分陈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号房屋是北京城市学院的房屋，属于公租房，原被告约定由被告承租，原告另找住处……”上述事实，有民事调解书、房屋买卖契约、证明、过户名单及当事人一审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争议焦点是许勇与城市学院是否有恶意串通，损害宋江莉利益的行为。该院1999年3月12日所作民事调解书已经确认涉案房屋由宋江莉承租，许勇分得汽车一辆，该调解书已经生效，具有法律效力，宋江莉系涉案房屋合法承租人。许勇在明知宋江莉系涉案房屋承租人的情况下与城市学院签订房屋买卖契约，将涉案房屋过户至自己名下，具有明显恶意，损害了宋江莉的利益。城市学院虽然始终坚称未与许勇串通，起诉前从未见过宋江莉，亦不知晓许勇与宋江莉离婚之事，但从城市学院2007年7月9日给宋江莉出具的证明来看，城市学院对该院所称起诉前其从未见过宋江莉之事明显与事实不符；经该院询问，城市学院对于为何会给宋江莉出具该证明未向该院作出合理解释；从许勇提交的2013年过户名单来看，许勇购房只用了其一人的工龄；经该院询问，城市学院对于是否核实购房人及配偶工龄情况未向该院作出正面答复，可见城市学院所称其从未见过宋江莉且不知晓宋江莉与许勇离婚之陈述明显与事实不符；在许勇既非城市学院职工亦非涉案房屋承租人的情况下，城市学院将涉案房屋出售给许勇的行为明显具有恶意，损害了涉案房屋承租人宋江莉的合法利益，故宋江莉要求确认房屋买卖契约无效合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许勇与北京城市学院于2012年9月6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无效。一审案件受理费1126元，由许勇负担563元（宋江莉已预交，许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给付宋江莉），其余563元由北京城市学院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至该院）。保全费5000元，由许勇负担（宋江莉已预交，许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给付宋江莉）。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另查：《北京市职工购买公有住宅楼房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凡有本市城镇常住户口的职工，均可向所在单位或现住房产权单位申请购买公有住宅楼房。本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宋江莉请求确认许勇与城市学院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无效，理由为许勇与城市学院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许勇与城市学院不予认可。根据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的上诉争议焦点为许勇与城市学院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宋江莉利益的行为。恶意串通是指当事人双方具有共同目的，希望通过订立合同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它可以表现为双方当事人事先达成协议，也可以表现为一方当事人作出意思表示，对方当事人明知其目的非法，而以默示的方式接受。它可以是双方当事人共同配合，也可以是双方共同作为。本案中，涉诉房屋原为公房，现为房改房。许勇与宋江莉离婚时，依据生效的民事调解书，涉案房屋变更为由宋江莉一人承租。涉案房屋进行房改售房时，双方已经离婚多年，许勇亦已从涉案房屋中搬出并将户口迁出，在外地工作和生活多年，且已非城市学院职工。房改是单位根据职工职务、年龄、工龄、工资、家庭人口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后在房屋价值计算上给予职工的政策性优惠福利。许勇不同意宋江莉出资购买涉案房屋，主观上存在恶意，损害了宋江莉的合法权益。城市学院作为售房的一方，存在重大过失，理由如下：第一，许勇原系其职工，其将涉案房屋分配给许勇时系许勇与宋江莉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其房改售房时给予的工龄折扣仅许勇一人，许勇称在办房产证时告诉城市学院离婚的事实，而城市学院对于是否核实购房人及配偶工龄情况未作出合理解释；第二，其委托北京工业大学对涉案房屋进行管理，北京工业大学向许勇发放了住房证，其后宋江莉与北工大住宅维修中心签订《协议书》，约定涉案房屋由该维修中心管理；第三，城市学院房产科还出具证明，内容为：“我校于1998年10月所分配住房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号，建筑面积58.24㎡（含阳台3.8㎡），产权正在办理过程中”，该证明保存在宋江莉所在单位中华医学会之处，与中华医学会出具的中央在京职工住房补贴申请审核表相关。对此，城市学院无法说明出具该证明的原因及目的。依据上述事实，城市学院将涉案房屋出售给许勇，即有意漠视自己的行为会给宋江莉带来巨大的风险，违反应有的注意义务，程度极不合理，给其自身带来了重大的交易风险。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故宋江莉主张许勇与城市学院恶意串通，本院予以采纳。许勇上诉主张离婚调解书载明涉案房屋由宋江莉承租，意即宋江莉居住使用，不符合事实；许勇、城市学院上诉主张宋江莉无承租权，本院认为，双方离婚后，涉案房屋由宋江莉居住使用、交纳相关费用。虽然宋江莉未办理房屋变更登记手续，但宋江莉与城市学院委托的北京工业大学房管部门签订维修管理的《协议书》，城市学院从未提出异议，故应视为城市学院认可宋江莉有承租权；许勇、城市学院还上诉主张宋江莉没有资格购买涉案房屋，本院认为，宋江莉系具有北京市城镇常住户口的职工，依据《北京市职工购买公有住宅楼房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其作为涉案房屋的承租人有权向涉案房屋的产权单位城市学院申请购买公有住宅楼房；此外，宋江莉与许勇之间的短信不能证明宋江莉同意许勇与城市学院签订房改房购房合同；宋江莉对外出租涉案房屋，不影响许勇和城市学院恶意串通损害宋江莉利益的事实认定。综上所述，许勇、城市学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52元，由许勇负担1126元（已交纳），由北京城市学院负担1126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路审判员 赵 霞审判员 贾 旭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王永基书记员 陆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