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晋11民终16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守仁，农民。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交城县天宁镇柰林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山西省交城县天宁镇柰林村。法定代表人：杜永忠，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臣，系该村委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文明，交城县天宁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马守仁因与被上诉人交城县天宁镇柰林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柰林村委”）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交城县人民法院（2017）晋1122民初3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公开询问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马守仁，被上诉人柰林村委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臣、马文明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守仁上诉请求：1、撤销（2017）晋1122民初369号民事判决；2、确定损害责任，依法赔偿树木款112100.00元；3、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书认为被告收回本村居民的承包土地后，给承包土地的居民发放土地承包费是事实，原、被告对此无异议。上诉人认为法院将自留地改为承包地，是用莫须有的事实做裁判，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自留地是指村集体组织发给村民的土地，是生活的资源，是维持农民生活的保障。承包地是指发包方将土地承包给村民，属于双方都有权利和义务的土地承包关系。一审判决称发包方收回自留地以后，给“承包土地”的居民发放承包费说不通。准确的是被告给村民发放失地生活费每人1000元。法院把原告的自留地改为承包地，把村民委员会中确定的村民身份改变为居民身份，不符合事实。（二）一审判决断章取义、颠倒是非。一审查明事实为“原告收回村民布决地使用权后，交由企业使用该土地时。”是把被告变原告。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原告主张其承包土地地面附着物的赔偿问题是由所占地企业通过村委会协商赔付，占用原告承包地的企业已交回村委会5.5万元，是否包括原告的地面附着物款在内双方存在争议。此并非原告的主张，而是被告的编述。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证据证明三层意思：1、树木被强行铲除，村委、企业都未付赔偿款的事实存在；2、天宁镇人民政府的答复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建议，证明上诉人向相关机关主张权利；3、证人王某称一分钱也未收到和庭审中称收到4万元左右或天宁镇人民政府答复中提及王春维收取5.5万元，是三方（村委、企业、政府）之间的争议，与本案没有任何联系。（三）程序存在瑕疵。起诉是原被告都享有的权利，原被告双方互有举证责任，承担相应的法律风险，被告不举证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017年5月4日柰林村委向交城县人民法院申请通知证人王某作证和追加第三人王应门，24日开庭证人王某到庭作证而王应门却未予传到。被告收回村民的土地后将土地发包或租赁给占地企业或个人，原告和企业无任何法律关系，谁收地谁担责谁赔偿。驳回起诉是法院不作为的裁判。请求二审纠正错误，作出公正判决。柰林村委辩称，（一）上诉人因土地流转与占地者未获赔偿纠纷诉答辩人主体不适格。上诉人与王应门流转土地使用权，其他村民商妥并将5.5万元通过原主任王某将转地付费结清。上诉人与占地者商量未妥，占地使用人未付费给上诉人，经原主任帮助协调未妥搁置，本案的占地付费赔偿纠纷应当发生于占地人和受偿者之间，与协调帮助的原村主任无关。一审通知证人王某到庭质证，已证实王某是以个人名义帮助，而非村委行为。上诉人将村委列为被告不当。（二）上诉人起诉村委已超现行法律规定诉讼时效。2004年发生此赔偿纠纷，上届村委未移本届村委。本届村委从2015年1月换届上任，对此纠纷一概不知，原告从未向村委主张赔偿。本案超过二年诉讼时效，不受法律保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法正确，判决无误，恳请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马守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柰林村委赔偿原告112100元。具体为：柳树每棵300元，梨树每棵2000元，2000元/棵×31棵=62000元，枣树苗每株2元，2元/株×300株=600元，核桃苗每株3元，3元/株×16400株=492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5年被告柰林村委给该村居民分配该村土地（地名布决地）。原告在分得该土地内栽育梨树，植栽了枣苗，后又在梨树下培育核桃苗；2004年被告收回了本村居民的土地使用权，将该村布决地由企业占地使用，被告收回本村居民的土地使用权后，每年向被收回土地的村民支付土地承包费，被告所收回的土地中，包括原告在布决地的土地。原告每年向被告领取土地承包费双方无异议。原告收回村民在布决地使用权后，交由企业使用该土地时，地面附作物的赔偿费用由所占地企业向被占地村民赔付地面附作物相关费用，同时由被告配合企业和村民办理相关事项。审理中，原告称企业占用其在该村布决地3.3亩土地时，未告知其，也未清点地面树木（苗）便强行铲除，虽经其多次找村委会和企业协调均未果，2012年、2013年原告向交城县天宁镇人民镇府反应后，才作出答复；其内容为：“经调查，关于马守仁反映承包地附属物赔偿，通过查阅柰林村财务资料，只有反映土地承包费单据，未有附属物赔偿单据，而占地者王应门反映，他向柰林村村委会交了55000元的附属物赔偿费。其中包括马守仁的附属物赔偿，55000元由当时柰林村干部王春维收取，现王春维因贪污犯罪在监狱服刑，暂时核实不清。”被告称，因村委会在换届时并未对此事项进行移交，本届村委会并不知道详情，为此申请当时任柰林村委会原主任王某到庭作证。证人王某称：“其任村委会主任期间为扶持企业占地，村委会只负责协调，占用村民承包地的费用由村委会赔付，地面附作物的赔偿费用由占地企业支付，至于原告的承包地，企业是肯定占用了，具体多少亩由于时间长，其记不清了。原告的地面附作物村委会当时派人去清点过，当时的地面附作物赔偿标准是根据交城县人民政府的文件精神赔付的，占用本村布决地的企业铸钢厂是占用了包括原告在内的承包地，但地面附作物赔偿只交付村委4万元左右，该款项都不上村委会账务，只是协调好的给村民发放，未协调好的就没有赔付（没协调好该要多少款都不清楚）便遗留下来了（包括原告的地面附作物款的赔偿）；关于发放款项的条据，由占地企业保管。后来金桃园公司购买铸钢厂（占用原告承包地的企业）时，村委会还给金桃园公司出具扣款通知（给原告扣款）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另外，被告主张原告地面附作物是2004年被铲除，即使侵权，其发生时间是2004年，原告应该在知道侵权事实发生起二年内，向人民法院主张诉权，时隔十余年才向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已超过法律规定二年的诉讼时效，原告诉权依法不受保护。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收回本村居民（包括原告在内）承包土地后，给承包土地的居民发放土地承包费是事实，原、被告对此项无异议，予以确认。关于原告主张其承包土地地面附作物的赔偿问题是由所占地企业通过村委会协商赔付，占用原告承包地的企业已交回村委会5.5万元，是否包括原告的地面附作物款在内，双方存在争议。原告起诉被告柰林村委，未将占地企业（或自然人）列为被告，属被告不明确，故原告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马守仁的起诉。案件受理费2542元（原告已预交2542元），全部退还原告。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租赁合同》一份，拟证明2004年村委把土地租赁给金山铸钢厂的负责人王应门。被上诉人柰林村委的主要质证意见是：该证据非原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使为真，也只能证明是王某的个人行为。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同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涉及上诉人马守仁是否享有诉权和其诉讼请求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两个问题。关于上诉人马守仁是否享有诉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据此可知，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原、被告主体资格采取两种不同标准，对原告要求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即必须适格，对被告则只要求明确即可，并无其他限制。原告起诉时，只要指出与其发生纠纷的被告是谁即可，人民法院方能启动审理程序，才能查明被告主体是否适格，亦即被告主体是否适格属于实体审理的范畴。本案中，原告马守仁以所有人身份主张财产损害赔偿，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自然人，被告柰林村委的名称、住所地、法定代表人等信息明确，原告马守仁的诉讼请求具体详细，且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亦属于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原告马守仁的起诉完全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一审以被告不明确为由驳回起诉显属不当。关于上诉人马守仁的诉讼请求能否依法得到支持的问题。上诉人马守仁一审虽提供证据拟证明其所主张树木、树苗的数量、单价和被铲除的事实，但其在参加本院询问时陈述不确定是谁铲除其所种梨树、核桃树、枣树苗，无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侵权行为系被上诉人柰林村委所为，亦即被上诉人柰林村委在本案中被告主体不适格，上诉人马守仁起诉的侵权人无事实依据，依法应当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一审经过实体审理后以判决形式驳回起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上诉人马守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西省交城县人民法院（2017）晋1122民初36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上诉人马守仁的诉讼请求。二审案件受理费2542元，由上诉人马守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艳丽审判员  穆沛华审判员  张晓玮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樊振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