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1民终68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丁毅，男，1978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委托代理人胡铭，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卢俊，男，1981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委托代理人卢璇，女，1983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系被上诉人妹妹。上诉人丁毅因与被上诉人卢俊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6民初49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丁毅与卢俊分别是杭州隽度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隽度公司）与杭州力全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权公司）股东之一，各是双方公司往来业务经办人。丁毅在2014年10月23日给卢俊银行账户以现金存款的方式存款16800元；2015年12月丁毅又从自己的银行账户转账15000元给被卢俊。丁毅主张该两笔给卢俊的款项系自己代表隽度公司支付给卢俊作为股东的力权公司就“亚力山大”品牌服装专柜进行道具装修的报酬。由于双方公司因该装修承揽纠纷，力权公司否认收到上述报酬，法院生效判决认为该发生在自然人之间的款项交付与双方公司确认的工程款项支付形式完全不同。判决隽度公司支付给力权公司就“亚力山大”品牌服装专柜进行道具装修的全部报酬。故此丁毅于2017年6月提起本案诉讼，认为卢俊取得涉案款项31800元无法律依据，属于不当得利，要求卢俊返还该31800元款项，并支付资金占用费3678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7月9日暂计至2017年6月8日，其后计至卢俊实际履行之日），卢俊承担诉讼费。原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不当得利作为一项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其特殊的构成要件和适用范围，不应当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辩称意见不被采纳时的请求权基础。它并非凌驾于其他民法制度之上负有衡平调节任务的高层次法律，公平原则已具体化为它的构成要件之中。本案中，丁毅主动给付款项的对象明确，不存在给付错误的情形；其次，丁毅又一再主张其为主动给付行为时是基于双方所在公司承揽装修工程款原因。因此，涉案该两笔给付并非欠缺法律上的原因。即使卢俊否认该款为双方公司承揽工程的工程款、生效法律文书也不支持该丁毅主动给付款项是隽度公司支付给力权公司就“亚力山大”品牌服装专柜进行道具装修的报酬，但并不能就此而归因于不当得利。本案并无适用不当得利之余地，否则有悖于不当得利制度的固有功能和立法本意。丁毅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丁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43元由丁毅负担。宣判后，丁毅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未正确适用不当得利之构成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了不当得利，据此不当得利构成要件包括：一方取得利益，另一方受到损失，一方取得利益与另一方受到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一方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本案属于给付型不当得利，由于欠缺给付目的而符合没有合法根据之构成要件。因“亚历山大”项目合同履行，上诉人基于承揽关系支付31800元，给付对象和目的明确。（2016）浙01民终6416号判决书认定承揽合同履行不含上诉人支付的31800元，此时给付对象错误、给付目的嗣后不存在。被上诉人未归还31800元，使得被上诉人取得利益，上诉人受到损失，且二者具有因果关系，被上诉人取得利益因给付目的嗣后不存在而没有合法根据。二、一审未正确理解不当得利之固有功能和立法本意。不当得利之都旨在规范司法上无合法根据的财产变动，系财产法体系的反射体。财产变动是否欠缺合法依据而应予返还，系于债权、物权等领域作其判断，认定受益者有无保有其所受利益之正当性，而由不当得利制度加以调整。当事人之间发生财产转移，系以有效成立的法律关系为基础，若一方财产给付的基础法律关系不存在，则构成非债清偿，有赖于不当得利制度的调整或矫正，主要机能在于补救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的契约（失败的法律交易）。本案中，被上诉人原基于“亚历山大”合同项目取得上诉人支付的工程款31800元，后因生效判决将该31800元排除在“亚历山大”项目之外，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支付31800元工程款的合议无效，不当得利理应调整该财产变动。一审对不当得利立法适用理解错误。如果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已经由法院完整、明确认定，辩称意见被排除在外，并释明另案主张，那么不当得利制度当然有适用的余地。如果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已由法院完整、明确认定，辩称意见被涵盖进该具体民事法律关系而驳回，不当得利制度当然不能适用。本案属于第一种情况。三、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上诉人对不当得利之构成要件负有举证责任，并已逐一举证，尤其证明被上诉人取得31800元因嗣后欠缺给付目的而没有合法根据。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举证负有真实陈述的义务，但其并未举证反驳，亦未证明取得之利益系基于其他民事法律关系。四、二审法院曾有其他判例与本案相同，支持了原告不当得利的主张。综上，上诉人丁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卢俊的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卢俊负担。被上诉人卢俊答辩称：一、上诉人主张其系代隽度公司支付道具款缺乏依据，故其主张的事实变化也缺乏依据。前案道具款纠纷案件中，法院也根据双方交易习惯及微信记录等不认可该款系支付道具款。隽度公司与力全公司所有款项均系公账往来，没有走个人账户的习惯，本案的打款有零有整，均是上诉人主动付款，确系双方个人经济往来（包括垫付款和业务介绍费等），非不当得利。这从双方的微信中也可以推断得出，该微信记录上诉人也认可。二、一审正确理解并适用了不当得利的立法本意。从不当得利的立法本意考虑，财产占用人如果随时会遭到他人对财产是否存在法律上原因的质疑，无疑会给财产权的安定性造成威胁，即现在权利的所有人在财产变动原因和理性被推翻前可充分依赖法律对其的保护，这是一种对财产安定性的保障。不当得利制度作为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不能成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举证不能的诉讼捷径。本案上诉人由于其主动给付行为而导致财产变动，且不存在对象错误或金额错误的情形，即其汇款系基于某种法律关系，故被上诉人收款行为有了法律上的原因，并非不当得利。三、举证责任问题。不当得利并非法定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对主动给付行为的举证责任更应由主张权利人承担，这也是不当得利的立法本意。本案上诉人不能举证案涉款项系其支付力全公司的道具款。被上诉人的举证包括微信记录、证人证言、证人的原始记录本等，相互印证证明打款确实系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付款的个人经济往来，与力全公司道具款无关。微信记录也没有谈及道具款事宜或者力全公司名字，从字里行间还可推测出被上诉人系作为中间介绍人。四、关于上诉人提出的判例问题。我国并非判例法国家，每个案件的具体事实、证据不同，判决不同，不能作为其他案件裁判的依据。上诉人提供的判例与本案不同，没有借鉴意义。被上诉人也搜索了多份浙江省的判例，都是严格适用不当得利制度，由主张权利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五、上诉人丁毅是隽度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拒不履行生效判决，还试图伪造证据恶意诉讼力全公司，再结合本案不当得利之诉，其浪费司法资源，缺乏诚信，应受到法律制裁。综上，被上诉人卢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丁毅与被上诉人卢俊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丁毅以不当得利为由提起的诉讼，而不当得利之诉系独立之诉，非对基础法律关系诉讼败诉的救济路径，当事人在基础法律关系诉讼败诉后亦不得借不当得利之诉实现举证责任倒置。根据丁毅在本案一、二审中的陈述以及（2016）浙0104民初4618号、（2016）浙01民终6416号隽度公司和力全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中隽度公司的主张，丁毅系基于为隽度公司支付力全公司道具款的意思表示两次汇款给卢俊，故丁毅的给付行为系以特定的法律关系为基础，现丁毅在力全公司否认代为付款关系且前案承揽合同纠纷所涉本案31800元未获得法院支持的情况下,转而向卢俊主张不当得利返还,将承揽合同纠纷中隽度公司因未有效举证而承担的败诉后果作为本案不当得利之诉的依据，并要求举证责任倒置给卢俊，与不当得利的法律基础相悖。对于案涉31800元，卢俊亦已做出了系其与丁毅之间个人经济往来的解释，丁毅在案涉款项未被承揽合同纠纷所认定的情况下就该款再提起本案不当得利之诉，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丁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3元，由丁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亮审判员 俞建明审判员 石清荣二0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书记员姚亦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