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浙0102行初81号原告彭坚，男，1979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被告浙江省通信管理局，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解放路178号。法定代表人徐建华，局长。委托代理人王君兰，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蒋朝镖，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解放东路19号。法定代表人郑杰，董事长。彭坚诉浙江省通信管理局（以下简称省信管局）电信行政管理一案，于2017年8月31日向本院邮寄起诉材料，经补正后，本院于同年9月8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月12日向被告省信管局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因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移动浙江公司）与被诉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于2017年10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彭坚，被告省信管局副局长董艳作为行政首长出庭应诉，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蒋朝镖、王君兰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移动浙江公司经本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对其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省信管局于2017年3月29日对原告彭坚作出浙通信访函[2017]39号《关于彭坚信访事项的答复函》（以下简称《答复函》），载明：“您要求我局对‘139××××8296号码参加充流量送手机支付券进行行政调解’的诉求，我局受理后，经征求中国移动浙江公司意见，中国移动浙江公司不同意调解，现终止调解。关于该号码的赔偿事宜，您可自行与中国移动浙江公司协商解决或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同时告知申请复查权利。原告彭坚诉称，2017年2月27日，原告向被告局长信箱发电子邮件，投诉浙江移动“充流量送手机支付券”活动。后原告收到被告浙通信访函[2017]39号《答复函》，告知终止调解。原告认为被告终止调解不当，其行政行为应予撤销。故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判令：1、撤销被告处理原告与浙江移动之间因139××××8296号码参加“充流量送手机支付券”活动电信服务纠纷终止调解的行政行为；2、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处理；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经本庭释明，其明确第1、2项诉请为：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浙通信访函[2017]39号《答复函》并责令重新处理。原告彭坚在立案时向本院提供的证据如下：1、发送案涉投诉信的电邮截图，拟证明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2、浙通信访函[2017]39号《答复函》，拟证明被告终止调解的行政行为。3、工信复决字[2017]第15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4、工信复决字[2017]第14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据3、4拟证明被告行政调解处理受《浙江省行政调解办法》的约束。5、2017浙01行终481号《行政裁定书》，拟证明被告处理用户要求行政调解的投诉，适用《电信条例》、《电信用户申诉处理办法》的规定。被告省信管局辩称，2017年2月27日，原告向被告发电邮关于浙江移动“充流量送手机支付券（2014新春充值送流量）活动”的投诉信，原告要求对相关纠纷进行行政调解。被告收到上述投诉后，对其名下的139××××8296要求进行调解的申请进行了受理，并就该调解事项向第三人征求意见。因浙江移动公司不同意调解，被告作出了终止调解的书面答复，并告知原告关于号码赔偿事宜其可自行与第三人协商解决或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被告认为根据《电信用户申诉处理办法》第十八、十九条规定，省信管局受理申诉后调解不成依法作出终止决定，合法适当，应予维持。综上，原告起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被告省信管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如下：1、投诉信，拟证明原告提出申请的事实。2、浙通信访函[2017]28号受理告知书及寄件凭证，拟证明被告依法受理行政调解申请。3、征求意见函、移动浙江公司反馈报告，拟证明被告依法向第三人征求意见，第三人不同意调解。4、浙通信访函[2017]39号《答复函》及寄件凭证，拟证明被告向原告作出书面答复，告知其终止调解。被告省信管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的作出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电信用户申诉处理办法》。第三人移动浙江公司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意见和证据。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围绕被告省信管局作出的浙通信访函[2017]39号《答复函》是否合法为争议焦点展开质证和辩论。对被告省信管局提供的证据1-4，原告彭坚质证如下：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认为申诉受理超时，程序违法；对证据3合法性有异议，认为应由第三人移动浙江公司先作出处理方案；对证据4合法性有异议，要求撤销。对原告彭坚提供的证据1-5，被告省信管局质证如下：对证据1、证据2三性均无异议，认为被告已经依法处理；对证据3、证据4合法性均无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三性均无异议，但认为法律适用非证据，应由法院依法审查适用。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被告省信管局提交的证据1能够证明原告以电邮方式向被告提交申请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2能够证明被告受理申请并通知原告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3能够证明被告发函第三人征求调解意见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4能够证明被告作出被诉终止调解决定并将文书送达原告的事实，予以认定。原告彭坚提供的证据1、证据2分别与被告省信管局提供的投诉信和被诉《答复函》一致，认定意见同上；证据3至证据5结合全案事实综合认定。根据上述予以采信的证据，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17年2月27日，原告彭坚以发送电子邮件的形式向被告省信管局提交“关于浙江移动‘充流量送手机支付券’（2014新春充值送（流量））活动的投诉信”，反映2014年2月份其名下号码136××××1114、150××××8110、150××××4308、137××××3944、136××××1640、188××××4578、139××××8101、188××××7148、188××××1466、188××××4528、188××××4618、139××××8070、137××××4114、137××××4664、137××××8814、150××××4114、138××××7043、188××××0440、158××××1009、136××××8240、135××××2024、138××××8304、188××××0420、188××××4998、139××××1674、136××××5624、137××××7774、135××××4416、136××××9475、136××××9645、136××××2441、136××××9244、137××××4943、139××××8296共34个号码，参加浙江移动“充流量送手机支付券”活动，活动宣传称办理预缴240元，20元/月流量包包年，赠送180元可以在京东商城消费的手机支付券（现改名为“移动和包”），但手机支付券却不能在京东消费；同时到2015年包年结束移动未足额提供一年的流量服务，应加倍赔偿共32640元，故其要求：1、收到投诉信7个工作日内对投诉受理并予以书面加盖公章邮寄告知，并对消费纠纷作行政调解；2、请书面加盖公章邮寄投诉处理结果给投诉人。省信管局收到申请后于2017年3月9日作出浙通信访函[2017]28号受理告知书，并通知原告。同年3月22日省信管局向第三人移动浙江公司发函，就其是否同意就原告139××××8296号码“充流量送手机支付券”活动投诉进行调解征求意见。第三人于同年3月24日回函称其已因此执行行政处罚决定和责令退款要求，公司也已进行处理并提供了处理方案，故认为没有行政调解必要。2017年3月29日，省信管局对原告作出浙通信访函[2017]39号《答复函》。另查明，省信管局经核查原告申请中提出调解的其余33个手机号码已经工业和信息化部于2014年10月17日出具编号1416363的调解意见书予以处理，已另行作出浙通信访函[2017]28号不予受理告知书。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的电信服务达不到国家规定的电信服务标准或者其公布的企业标准的，或者电信用户对交纳电信费用持有异议的，电信用户有权要求电信业务经营者予以解决；电信业务经营者拒不解决或者电信用户对解决结果不满意的，电信用户有权向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申诉。收到申诉的机关必须对申诉及时处理，并自收到申诉之日起30日内向申诉者作出答复。”根据上述规定，省信管局作为省级电信管理机构，具有处理电信用户申诉的法定职责。关于被诉行为的合法性。首先，根据原告彭坚提出的“投诉信”的申请内容，要求被告受理申请并对消费纠纷作行政调解，其申请应属申诉。其次，根据《电信用户申诉处理办法》第十八条“对于属于民事争议的下列情形，申诉受理机构可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一）申诉人与被申诉人已经就申诉事项进行过协商，但未能和解的；（二）申诉人、被申诉人同意由申诉受理机构进行调解的；（三）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定的其他情形”，及第十九条“调解达成协议的，视为办结；调解不成的，应当终止调解并告知申诉人，视为办结”的规定，省信管局受理原告139××××8296号码的申诉后，经与被申诉人（即移动浙江公司）发函征求意见，被申诉人反馈已经处理情况及其不同意调解的意见，省信管局据此作出终止调解告知并无不当，但其以信访形式作出履职答复存在不妥，应予指正。原告彭坚诉称被诉行政行为未经第三人移动浙江公司反馈申诉处理的意见，根据《电信用户申诉处理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系“对申诉受理机构要求回复处理意见的”，被申诉人应当反馈申诉处理情况。本案中省信管局向第三人发函并无此要求，且移动浙江公司亦就已处理情况予以反馈，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关于行政行为的程序。《电信用户申诉处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申诉受理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诉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并通知申诉人”。省信管局于2017年2月27日收到原告以电邮方式提交的申诉申请，于同年3月9日就其139××××8296号码的申请予以受理，经与被申诉人移动浙江公司发函征求调解意见未获同意，其根据《电信用户申诉处理办法》第十九条“调解不成的，应当终止调解并告知申诉人，视为办结”的规定，于同年3月29日向原告作出终止调解《答复函》。其受理时间超5个工作日存在瑕疵，予以指正，不因此否定其组织双方调解，以及协调不成向原告作出处理告知的程序合法性。综上，原告彭坚的诉讼请求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彭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彭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蒋 伟人民陪审员  朱建荣人民陪审员  咸青央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书 记 员  章丹丹?附本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法规等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