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渝0101行初85号原告谭森麟，男，1946年3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重庆市万州区，现住重庆市万州区。原告谭宜平，男，1947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万州区。原告谭宜洲，男，1949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万州区。原告谭宜培，男，1954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万州区。被告重庆市万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重庆市万州区江南大道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1010086302344。法定代表人冉崇富，局长。委托代理人ＸＸ，系该局社保科长。委托代理人陈佳，系该局工作人员。被告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重庆市万州区江南大道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101008630031F。法定代表人白文农，区长。委托代理人金震，区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原告谭森麟、谭宜平、谭宜洲、谭宜培不服被告重庆市万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区人社局）和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政府）作出的不予认定连续工龄的批复和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于2017年6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同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区人社局和区政府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7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谭森麟、谭宜平、谭宜洲、谭宜培，被告区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ＸＸ、陈佳，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金震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谭森麟、谭宜平、谭宜洲、谭宜培诉称，四原告系亲兄弟，原住万县武陵镇三段二组。谭森麟1961年高中毕业安排在武陵印刷厂工作，谭宜平在武陵民小读书，谭宜洲初中毕业后在江云厂当民工，谭宜培在武陵读小学。四原告父亲谭安孝生于1925年2月，成份小贩，1950年参军入朝，1952年转业为武陵镇土杂店职工。1966年万县县委工作组进驻武陵镇，将父亲本人成份由小贩划为反革命。1966年6月6日被万县公安局刑事拘留，1966年9月15日被万县人民法院以“造谣破坏罪”判刑十年，1975年死于狱中，1980年12月5日万县人民法院再审宣告无罪。父亲刑拘后四原告和母亲受到株连，于1966年6月16日全家下放到原万县郭村乡大城四组落户参加生产劳动。依据《重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因父母右派等问题受牵连子女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渝劳社函[2007]344号）文件精神，四原告下乡参加劳动期间应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对待，应认定为连续工龄。现四原告均已退休，但下乡参加劳动期间没有认定为连续工龄。四原告多次向被告区人社局申请，被告区人社局于2016年7月28日作出万州人社复[2016]49号不予认定连续工龄的批复，四原告不服，向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区政府维持了区人社局的批复。原告认为，四原告下乡参加劳动期间完全符合渝劳社函[2007]344号文件规定的情形，下乡劳动期间应认定为连续工龄。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连续工龄的批复和行政复议决定错误，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二被告作出的万州人社复（2016）49号批复及万州府复[2016]66号行政复议决定。原告举示如下证据：区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万州府复[2016]66号），证明原告不服区人社局的批复向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区政府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区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连续工龄的批复（万州人社复[2016]49号），证明原告向区人社局申请要求将下乡生产劳动期间认定为连续工龄，而区人社局不予认定；渝劳社函[2007]344号文件，证明原告提出申请的文件依据；回乡转业军人登记表，证明原告父亲解放初期评定的个人成分是小贩；万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66）院刑字第62号附1号],证明原告父亲于1980年12月5日已平反；四川省万县供销合作社关于发给谭安孝抚恤费的通知（万供层[82]002号），证明万县县委给父亲恢复了政治名誉；2015年5月15日重庆市万州区武陵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证明原告下乡前是城镇户口及从城镇下乡的时间；2014年11月25日重庆市万州区郭村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证明原告下乡前是城镇户口及从城镇下乡的时间；万县人民法院刑事案件批示表和复查批示表，证明原告父亲1966年被错划为反革命后，全家6人下乡进行生产劳动；10、万县人民法院的材料说明，证明原告下乡前的情况及同意补助原告母亲300元生活费；万县郭村人民公社情况说明，证明原告母亲在其父亲入狱后被打，造成身体多病；四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4人的身份情况；万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66）院刑字第62号]，证明原告父亲入狱时间，四原告是在父亲刑拘后受牵连而下乡；常住人口登记表，证明四原告1966年6月迁移到农村；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万州府信访复查字[2016]22号），证明原告用信访方式多次向区人社局提出要求将下乡生产劳动期间认定连续工龄；向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的申请书，证明原告收到区人社局的批复后不服向区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劳动人事部劳人培（1985）23号文件，证明原告如果不受父亲牵连，过后即是下乡也应该符合此文件的范围；万地农（81）万字第（61）号文件，证明万县地委并没有否认父亲已平反；万县公安局通知被捕人家属书，证明国家以阶级斗争为纲，当年煽动破坏罪行就是反革命罪行；中共万县委员会万委政[79]1270号，证明原告父亲不属于该文件解决的范围；常住人口登记卡，证明四原告已属城镇人口。被告区人社局辩称，根据原告提交的材料证明：原告父亲谭安孝家住万县武陵镇三段二组，1966年6月17日，犯“煽动破坏罪”经万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1966年9月15日原万县人民法院判处谭安孝有刑徒刑10年，1975年3月22日因患病死于金华劳改农场。原告于1966年6月由武陵镇迁入郭村乡大城农村。原告提出申诉，经原万县人民法院再审查明，原判认定谭安孝“造谣破坏”主要事实不实，应予纠正，原万县人民法院于1980年12月5日以（66）院刑字第62号刑事判决，对谭安孝宣告无罪。1981年1月21日原万县供销合作社下文给武陵供销社，由武陵土杂店发给谭安孝家属100元抚恤费。1981年11月，因原告母亲生活困难，原万县人民法院给其母亲补助300元生活困难费。之后，原告多次上访，信访，并给中央、省地落实政策办公室写信，要求补发刑期工资、子女顶班、全家农转非的问题，中共万县地区委员会以万地办（81）万字第61号明确答复，按照党的现行政策不能解决。原告谭森麟1983年6月参加工作，2006年4月领取养老金。原告谭宜平1994年9月参加了养老保险，2007年2月领取养老金。原告谭宜洲以机关事业单位临聘人员身份从1993年3月参加养老保险，2009年12月领取养老金。原告谭宜培1993年3月参加了养老保险，2014年5月领取养老金。《重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因父母右派等问题受牵连子女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渝劳社函[2007]344号）文件是解决原政治方面原因被组织上错误处理，举家迁到农村，此后随父母落实政策迁回城的情形。要符合上述文件规定，必须同时符合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父母被错误划为“右派”、反革命或地主等政治上的错误处理，而不是法院的错判刑，后申诉由法院宣告无罪的情况；二是必须全家由城镇下放到农村，包括被错误处理的本人在内的全家人员；三是父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当时的中共县级以上委员会纠正原政治方面的处理错误，并落实了政策的人员；四是随父母落实政策时全家又迁回城镇的，包括因各种原因在父母落实政策时未随父母迁回城镇的人员。而原告的情况：一、原告父亲并不是在当时政治上被错误划分为反革命或被错误划分为右派，也没有错误被划分为地主等情形，而只是以“造谣破坏”被人民法院判刑，后经申诉撤销此判决；二、原告父亲被判刑在金华劳改农场劳动，只是原告四兄弟及母亲下放到郭村公社大城大队，并不是全家迁到农村。原告到底是如何下放到农村的只是原告在申请书中有叙述，没提交相关原始证据；三、经原告申诉，原万县人民法院1980年经再审，撤销了原判决，宣告无罪，是一种司法纠正，不是政治上的纠错。万县人民法院司法纠错后，因当时还没有国家赔偿制度，原万县人民法院在1981年对原告母亲给予了300元生活困难补助费；四、原告父亲原是武陵土杂店职工，经原万县供销社报经县委研究，由武陵土杂店发给原告母亲100元抚恤费。原万县县委并没有对原告父亲进行纠错的文件（原告没有提供原组织上对其父亲进行了怎样的错误处理，既然原组织上原没有处理，根本谈不上纠错的问题，只是由法院对错判予以了纠正，是司法纠错）。渝劳社函[2007]344号文件适用于国家反右派政治斗争中被错误处理之后平反的，而原告父亲是被法院错判刑之后由法院宣告无罪的，不是政治上纠错，故原告的情形不符合渝劳社函[2007]344号文件的规定，其到农村劳动的时间不能认定为连续工龄。被告作出的批复符合相关政策规定，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区人社局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下列证据：1、原告的退休审批表2、原告的常（寄）住人口登记表3、万县公安局通知被捕人家属书4、万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66）院刑字第62号附1号]5、四川省万县供销合作社关于发给谭安孝抚恤费的通知（万供层[82]002号）6、万县郭村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关于张茂琼的有关情况7、万县人民法院同意支付张茂琼3**元困难补助8、万县地委万地办（81）万字第61号9、2014年11月25日重庆市万州区郭村镇人民政府证明10、2015年5月25日重庆市万州区武陵镇人民政府证明11、2016年2月26日四原告的信访申请材料12、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万州府信访复查字[2016]22号）13、区人力社保局不予认定连续工龄的批复（万州人社复[2016]49号）14、行政复议决定书（万州府复[2016]66号）15、重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因父母右派等问题受牵连子女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渝劳社函[2007]344号）被告区政府辩称，原告不服被告区人社局作出的万州人社复[2016]49号《关于谭森麟、谭宜平、谭宜洲、谭宜培不予认定连续工龄的批复》，向区政府申请复议，要求撤销该批复。被告区政府于2016年8月11日依法受理此案后，于同年8月15日向区人社局送达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区人社局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及相关证据材料。在复议期间，由于该案情况较为复杂，遂于2016年10月9日作出延期审理通知书，并向原告和区人社局进行了送达。因本案存在行政复议中止的情形，于2016年11月4日作出万州府复中[2016]66号《中止行政复议通知书》，并向原告及区人社局进行了送达。2017年6月1日，本案行政复议中止情形已消除，区政府于同日作出万州府复[2016]66号恢复行政复议审理通知书，并向双方进行了送达。区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对案件依法进行了书面审查，认为区人社局作出的涉案批复并无不当，遂于2017年6月1日作出万州府复[2016]6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区人社局作出的万州人社复[2016]49号《关于谭森麟、谭宜平、谭宜洲、谭宜培不予认定连续工龄的批复》。综上，被告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区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申请行政复议的时间；2、行政复议案件笔录，证明申请人在案件承办人的释明下明确行政复议请求，程序合法；3、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万州府复[2016]66号）及送达回证，证明区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履行了答复通知义务；4、行政复议答复书，拟证明区人社局在法定期限内向区政府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和证据材料；5、万州府复延[2016]66号《延期审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行政复议程序合法；6、万州府复延[2016]66号《中止行政复议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行政复议程序合法；7、万州府复延[2016]66号《恢复行政复议审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行政复议程序合法；8、行政复议决定书（万州府复[2016]66号）及送达回证，证明行政复议程序合法。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区人社局和区政府举示的证据均无异议；被告区人社局对原告举示的证据17真实性有异议，证据4、20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据5－16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其余证据均无异议;对区政府举示的证据无异议；区政府对原告举示的证据质证意见与区人社局一致;对区人社局举示的证据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举示的证据20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原告举示的其他证据均与本案相关联，真实、合法，予以采信；被告区人社局和区政府举示的所有证据均与本案相关联，真实、合法，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四原告父亲谭安孝生于1925年2月，1950年12月入伍，1952年转业到原万县武陵土杂店工作。1966年6月18日,原万县人民检察院以谭安孝犯有“煽动破坏罪”对其批准逮捕。之后，原万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谭安孝的犯罪事实构成反革命罪行，于1966年9月15日作出（66）院刑字第62号刑事判决书，以“造谣破坏罪”判处谭安孝有期徒刑十年（刑期从1966年6月6日起计算）。谭安孝因患肺病于1975年3月22日死于金华劳改农场。原告提出申诉，原万县人民法院认为原认定谭安孝“造谣破坏”的主要事实不实，应予纠正，于1980年12月5日以（66）院刑字第62号附1号刑事判决书撤销原（66）院刑字第62号刑事判决，对谭安孝宣告无罪。1981年1月21日原万县供销合作社通知武陵区供销社，由武陵土杂店发给谭安孝同志家属抚恤费100元。1981年11月，因原告母亲生活困难，原万县人民法院给原告母亲补助300元生活困难费。因原告多次向中央、省、地落实政策办公室去信要求补发其父亲服刑期间的工资，子女顶班、全家“农转非”的问题，原中国共产党万县地区委员会于1981年12月6日给原告谭森麟答复，按党的现行政策不能解决。原告谭森麟1983年6月参加工作，2006年4月领取养老金。原告谭宜平1994年9月参加了养老保险，2007年2月领取养老金。原告谭宜洲以机关事业单位临聘人员身份从1993年3月参加养老保险，2009年12月领取养老金。原告谭宜培1993年3月参加了养老保险，2014年5月领取养老金。另查明，谭安孝1966年6月被批准逮捕后，四原告及其母亲于同月从武陵镇下放到原万县郭村乡大城4组参加生产劳动，其户口同时从武陵镇三段迁移到郭村乡大城村4组。原万县人民法院刑事案件批示表（1966年7月12日填）上记载的罪犯谭安孝的案由为“造谣煽动”，家庭人口及经济情况为“全家有妻、子等六人，以商业维生（现下放农业生产），家庭出身“小商”，个人成分“反革命分子”，曾“参加国民党”。原万县人民法院刑事案件复查批示表（1980年9月28日填）记载的案由为“造谣破坏”，个人成份“反革命分子”。原万县人民法院（66）院刑字第62号刑事判决书中记载谭安孝，男，43岁，出身小商，本人系反革命分子。2007年12月25日，重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针对忠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因父母右派等问题受牵连子女工龄计算问题的请示》作出复函（渝劳社函[2007]344号），函复内容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父母被错误划分为“右派”、反革命或者地主等，全家由城镇下放农村，后随父母落实政策全家又迁回城镇的，其成年子女在随父母下放农村期间可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对待，……，其按上山下乡知青对待期间应截止到其父母落实政策之月。这些人员按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后，其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对待期间视同缴费年限。”该复函抄送各区县（自治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四原告认为其符合上述文件规定的情形，其下乡劳动期间应认定为视同缴费年限。于2016年2月26日向被告区人社局信访，提出明确诉求，区人社局于2016年4月18日作出《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万人社信访初字[2016]28号），认为原告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的情形不符合渝劳社函[2007]344号文件的规定，对其诉求不予支持。原告不服区人社局的信访处理意见，向区政府申请复查。区政府复查认为，区人社局认定原告到农村的时间不能计算为养老保险视同缴费年限是一种行政确认行为，对该行为不服应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等法定途径解决，区人社局将应通过法定途径解决的事项纳入信访事项处理，程序不当。于2016年6月26日作出万州府信访复查字[2016]22号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撤销区人社局2016年4月18日作出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区人社局收到区政府撤销信访处理意见书后，针对原告的申请事项于2016年7月28日作出了万州人社复[2016]49号不予认定连续工龄的批复。原告不服区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连续工龄的批复，向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该批复。区政府于2016年8月11日受理后，于同年8月15日向区人社局送达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区人社局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及相关证据材料。因该案情况较为复杂，区政府于2016年10月9日作出延期审理通知书，并向原告和区人社局进行了送达。之后，区政府认为本案存在复议中止的情形，于2016年11月4日作出万州府复中[2016]66号中止行政复议通知书，并向原告及区人社局进行了送达。后因本案复议中止情形消除，区政府于2017年6月1日作出万州府复[2016]66号恢复行政复议审理通知书，并对该案依法进行了书面审查，认为区人社局作出的涉案批复并无不当，遂于2017年6月1日作出万州府复[2016]6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区人社局作出的万州人社复[2016]49号《关于谭森麟、谭宜平、谭宜洲、谭宜培不予认定连续工龄的批复》。原告仍不服，于2017年6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下放农村生产劳动期间是否应认定为视同缴费年限，即是否符合渝劳社函[2007]344号文件的规定的情形。《重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因父母右派等问题受牵连子女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渝劳社函[2007]344号）文件规定，“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父母被错误划分为“右派”、反革命或者地主等，全家由城镇下放农村，后随父母落实政策全家又迁回城镇的，其成年子女在随父母下放农村期间可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对待，……，其按上山下乡知青对待期间应截止到其父母落实政策之月。这些人员按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后，其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对待期间视同缴费年限。”从被告提交的原告父亲谭安孝的相关档案材料看，1966年是以“煽动破坏罪”批准逮捕，但从原万县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及当时法院认为其犯罪事实已构成反革命罪行，为坚决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现行破坏活动，依据相关政策精神，以“造谣破坏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同时原万县人民法院刑事案件批示表和刑事案件复查批示表中个人成份均记载为“反革命分子”，刑事判决书中其身份记载为“反革命分子”。虽然没有当时相关组织认定其为“反革命分子”的文件，但实质是将其作为反革命分子予以对待。在谭安孝被批准逮捕之月其妻子及四个儿子均全部下放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并同时将其户口从城镇迁移至农村，同样也没有任何文件。本院认为，上述情况均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不能用现行规范的组织处理程序去看待历史，去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而应该用包容开放的心态去对待历史，尊重历史，处理相关历史遗留问题。故，从原、被告举示的相关证据分析原告下乡生产劳动期间符合渝劳社函[2007]344号规定的情形，下乡生产劳动期间应认定为连续工龄。对于被告区人社局提出原告父亲并不是当时政治上被错误划分为反革命、右派、地主等情形，而是以“造谣破坏”被人民法院错判刑（后申诉宣告无罪），其情形不符合文件规定的主张。从本案现有证据看，目前确实没有谭安孝划分为反革命的组织处理文件，但原万县人民法院的刑事案件批示表、刑事案件复查批示和刑事判决书中均记载个人成份为“反革命分子”，认定谭安孝因犯有反革命罪行（案由确定为造谣破坏罪）被判刑，而后又宣告无罪。客观上，当年将谭安孝以“造谣破坏罪”判处有期徒刑比仅从政治上定性为反革命分子要严重得多；对于被告区人社局提出因原告父亲被判刑在金华劳改农场劳动，只是四原告及母亲下放到农村，并不是全家迁到农村，其情形不符合文件规定的主张。从本案分析，原告父亲已判刑在劳改农场服刑，不可能与原告及母亲全家迁到农村，原告一家除了其父亲外其余的人已全部下放到农村；对于被告区人社局提出原告申诉后人民法院最后宣告谭安孝无罪，是司法纠正，不是政治上纠错，其情形不符合文件规定的主张。本案从卷宗证据看原来对其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就没有相关文件，只是在人民法院的相关文书中予以记载，人民法院最后对其行为按犯有反革命罪（案由造谣破坏罪）判刑，后来也只能司法纠错，不可能还有组织上的政治纠错；对于被告区人社局提出原告曾向原中共万县地委申诉，未能纠正，只是原万县供销社报县委研究后，武陵土杂店支付了100元抚恤费。考虑其家庭困难，原万县人民法院补助原告母亲生活困难费300元。由于当年原告的诉求与现在诉求不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能解决的问题在当今有相关政策拟对其予以解决的情形下，应本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解决当下能解决的问题。综上，由于被告对原告下乡参加生产劳动的原因认定错误，进而认为不符合渝劳社函[2007]344号文件规定的情形，其作出的不予认定连续工龄的批复错误，应予撤销。原告请求撤销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区政府在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虽然按程序进行受理、延期、中止等程序性事项，但对双方提交的证据未进行认真审查，对本案事实进行错误认定，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应予撤销。原告请求撤销的理由成立，本案予以支持。综上，被告区人社局和区政府对四原告作出的不予认定连续工龄的批复中事实认定不清，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原告请求撤销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万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关于谭森麟、谭宜平、谭宜洲、谭宜培不予认定连续工龄的批复（万州人社复[2016]49号）；二、撤销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政府作出的万州府复[2016]66号行政复议决定；三、责令被告重庆市万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重庆市万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亚飞人民陪审员  刘金琼人民陪审员  谢 群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七日书 记 员  魏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