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1民终92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流临港支行，住所地：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街道九龙湖社区空港四路88号67栋23、24、25号。法定代表人：罗青川，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金义、郭奇科，系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晓欣，男，1964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新津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林，男，1969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彭山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红，女，1969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上诉人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流临港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临港支行）与被上诉人周晓欣、袁林、郑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16）川0116民初60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农商行临港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金义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周晓欣、袁林、郑红经本院的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农商行临港支行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周晓欣、袁林立即偿还借款本金400,000元及利息（截止2016年8月2日按合同约定计算欠息为31，700元，2016年8月2日起至本息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计算）；2、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周晓欣、袁林、郑红承担。被上诉人周晓欣、袁林、郑红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农商行临港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判决周晓欣、袁林立即偿还借款本金400,000元及利息（自2015年9月21日起截止2016年8月2日按合同约定计算欠息为31，700元，2016年8月2日起至本息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9%计算，农商行临港支行自愿不请求罚息）；2、判决农商行临港支行对袁林、郑红共同所有的位于住房（权0025789）在最高额抵押登记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3、判决郑红对此笔贷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农商行临港支行明确对一审判决的第二、三项无异议。一审法院查明：周晓欣、袁林于2015年8月24日在农商行临港支行处签订《个人贷款（授信）重组申请书》，同年9月8日与农商行临港支行签订《最高额授信合同》及《个人借款合同》。《最高额授信合同》约定，农商行临港支行向周晓欣、袁林提供最高授信额度为581,000元，包括授信业务本金400,000元及授信业务利息181,000元。《个人借款合同》约定，周晓欣、袁林向原告贷款总额400,000元，期限36个月，从2015年9月8日至2018年9月7日止，贷款利率为年利率9%，罚息利率为贷款利率上浮100%，每月20日为结息日，若农商行临港支行在结息日未足额收到应付利息则视为未付，有权对未付利息按合同约定罚息利率计收复利，本金还款按照《个人借款合同》附件还款计划表每月归还（第一年每月归还本金2,000元，第二年每月归还本金8,000元，第三年的第一至第十一个月每月归还本金20，000元，直至到期结清），若周晓欣、袁林违反合同约定，农商行临港支行有权宣布贷款立即到期，要求周晓欣、即偿还本合同项下有所到期及未到期债务的本金、利息和费用。同日，郑红与农商行临港支行签订《保证合同》，袁林、郑红与农商行临港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保证合同》约定，郑红愿意为债务人（即周晓欣、袁林）与债权人（即农商行临港支行）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形成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包括本金400,000元及利息、违约金、赔偿金以及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如果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或者债权人根据主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债务人未按时足额履行，或者债务人违反主合同的其他约定，保证人应在保证范围内立即承担保证责任。《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袁林、郑红愿意以其共同所有的位于彭山区住房（权0024292）作为抵押物为抵押权人（农商行临港支行）与债务人（周晓欣、袁林）在2015年9月8日至2018年9月7日期间因抵押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而实际形成的一系列债权，其最高额为581,000元，抵押权的存续期间至被担保的债权诉讼时效届满之日止。2015年9月8日，农商行临港支行与袁林、郑红办理了房产抵押权登记，权利价值为581,000元，约定期限为2015年9月8日至2018年9月7日。2015年9月15日，农商行临港支行向周晓欣、袁林放款400,000元，借款到期时间为2018年9月8日。周晓欣、袁林于2015年9月20日按约定偿还第一笔利息之后，至今未偿还剩余利息，亦未偿还本金。一审另查明，袁林与郑红系夫妻关系，二人提供的抵押房产在2013年9月23日曾因借款担保办理了抵押登记，该笔借款抵押登记尚未解除。本案中农商行临港支行办理的抵押登记为第二顺位抵押登记。上述事实，有《最高额授信合同》、《个人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保证合同》、个人借款凭证、房屋信息摘要等证据及农商行临港支行的相关陈述在卷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周晓欣、袁林与农商行临港支行签订的《最高额授信合同》、《个人借款合同》，袁林、郑红与农商行临港支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郑红与农商行临港支行签订《保证合同》，均系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上述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周晓欣、袁林自2015年9月20日偿还第一笔利息后，就未再偿还利息亦未偿还本金，违反了合同约定，故原告请求周晓欣、即归还借款本金450000元及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农商行临港支行自愿仅主张合同约定的贷款利息，不主张罚息，一审法院予以认可，即根据合同约定的贷款年利率9%计算利息。农商行临港支行请求对袁林、郑红共同所有的位于彭山区住房（权0024292）享有优先受偿权，因农商行临港支行与袁林、郑红就该房屋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且办理了抵押登记，但该登记为第二顺位登记，故农商行临港支行应在抵押登记第二顺位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农商行临港支行请求被告郑红对本案贷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郑红与农商行临港支行签订了《保证合同》，其作为借款保证人，应按约定对未偿还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农商行临港支行的该项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郑红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可以向周晓欣、袁林追偿。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周晓欣、袁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流临港支行借款本金4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欠款金额为基数，从2015年9月2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期限之日止，按照年利率9%计算）。二、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流临港支行对袁林、郑红共同所有的位于彭山区住房（权0024292）在抵押登记第二顺位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三、郑红对上述借款本金400,000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郑红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可以向周晓欣、袁林追偿；四、驳回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流临港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776元，由周晓欣、袁林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案二审中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另查明，农商行临港支行于2016年5月3日向周晓欣、袁林宣布借款提前到期，周晓欣、袁林于当日签署了《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本院认为，上诉人农商行临港支行针对一审判决书第一项内容提起上诉，认为在民事起诉状中所主张的利息包含了罚息、复利，农商行临港支行在一审中并未自愿放弃主张罚息、复利。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农商行临港支行《民事起诉状》第一项诉讼请求“请求判决被告周晓欣、袁林立即偿还借款本金40万元及利息（截止2016年8月2日欠息31700元，2016年8月2日起至本息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计算）”的表述，以及农商行临港支行在一审庭审中面对法官询问利息构成时作出“按照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2015年9月8日双方签订的，具体是根据其中的第4.1.1记载来计算的。利息是年利率9%，罚息是按照合同第4.1.2记载按约定上浮。由于本案借款合同并未到期，但是根据合同约定被告违约我们可以要求提前将欠款收回，所以我们要求还清欠款，但没有请求罚息，只是请求了利息”的表述，农商行临港支行在一审起诉时并未主张罚息、复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之规定，农商行临港支行在二审中提出罚息、复利的主张系新增加的诉讼请求，因被上诉人周晓欣、袁林、郑红系缺席审理，不存在调解基础，故农商行临港支行可就罚息、复利另案主张，对农商行临港支行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农商行临港支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260元，由上诉人农商行临港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任文磊审判员  刘冠男审判员  王晓川二〇一七年十月十日书记员  周芋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