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2民终99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姬朋春，男，1980年1月17日出生，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杰，北京市瑞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紫崴，北京市瑞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房山区南窖乡中窖村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南窖乡中窖村。法定代表人：李顺，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志华，北京万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姬朋春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房山区南窖乡中窖村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中窖合作社）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1民初50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姬朋春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姬朋春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中窖合作社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中窖合作社应就其“涉案流转合同‘姬朋春’的签名及手印均系崔秀平所签(按）”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其无法举证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错误的将举证责任倒置，分配给姬朋春，并认定姬朋春“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指纹不属于崔秀平所有，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系对证据规则的错误引用，应予以纠正。本案中，争议的流转合同中流转方签字的“姬朋春”并非姬朋春所签的事实在中窖合作社已经认可的情况下，姬朋春己经完成了自己主张的举证责任。在中窖合作社又提出合同的签署系崔秀平所签且姬朋春不予认可的情况下，该主张的举证责任应由中窖合作社承担，为此，中窖合作社提出了对崔秀平指纹及签字进行鉴定的申请。鉴定中所需的检材并非证据材料，因此，不应适用证据规则确定检材的的提供方，而应由鉴定的申请方提供。首先，中窖合作社己自认争议的流转合同并非姬朋春自行签署，也非姬朋春授权他人签署，姬朋春己完成了举证责任。其次，中窖合作社在鉴定申请中所需要的检材不属于诉讼中的证据，故检材的收集方式不应适用证据规则予以确定。最后，如果法院认为查明崔秀平是否签署了争议的流转合同对本案的事实认定起决定性作用，在崔秀平不同意配合进行鉴定的情况下，理应由法院通过追加崔秀平为第三人的方式，查明事实真相并进行指纹的采集，而不应当将要求崔秀平配合鉴定的责任，强加于姬朋春。且崔秀平系具有独立思想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意志不以任何人的要求为转移，法院仅凭姬朋春与崔秀平系母子关系，便推定姬朋春能够取得检材，并认定若无法取得检材由姬朋春承担不利后果，完全是显失公平的主观臆断，也是毫无法律依据的枉法裁判。二、即便涉案流转合同中的“姬朋春”系崔秀平签署的，但崔秀平并未取得姬朋春的授权，一审法院基于姬朋春与崔秀平的母子关系，便推定崔秀平有权代表姬朋春作出意思表示系是对事实的错误认定。一审法院以崔秀平曾代姬朋春领取过村民相关权益为依据，认定崔秀平以姬朋春的名义签署的流转合同对姬朋春产生法律效力，是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的。首先，姬朋春与崔秀平虽为母子关系，但姬朋春早已经成家立业，与父母分户且未共同居住生活，各自有独立的家庭和住房、财产，二人之间不可能形成家事代理关系。其次，崔秀平代姬朋春领取中窖村村民所享有福利时,领取人处签署的是“崔秀平”本人的名字，而非姬朋春。并且，此为纯获利的代领行为，不是基于代理权产生的领取，也不能由此推定崔秀平可代姬朋春作出任何处分财产的意思表示。最后，争议流转合同中，作为流转方签字处签署的是“姬朋春”，而不是“崔秀平”，如果这签名是崔秀平代签且手印是代按的，也应该按之前的惯常签署“崔秀平”或“姬朋春（崔秀平代）”，由此可知，中窖合作社知道或应当知道此类处分当事人土地承包权的重大的签约行为在没有相应的书面代理权的情况下其母亲崔秀平是不能代签并作出意思表示的，故一审法院认定中窖合作社有理由相信崔秀平对流转合同的确认系代表姬朋春的意思是明显的错误认定，此处的签约行为不存在表见代理的可能性。综上所述，姬朋春认为，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应由中窖合作社举证证明涉案流转合同中“姬朋春”的签名及指印系崔秀平所签（按）；鉴定申请中的检材并非证据材料，不应适用证据规则确定提供方，检材应由申请方自行收集，无法提供应自行承担鉴定不能的后果；并且，即便认定涉案流转合同中的“姬朋春”系崔秀平签署的，因姬朋春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中窖合作社无法举证证明姬朋春授权崔秀平代为签署涉案合同，或无法举证证明姬朋春事后追认了崔秀平对涉案合同的签署行为的情况下，应认定该崔秀平对涉案合同的签署未经姬朋春授权或追认，该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不应对姬朋春产生任何法律效力。中窖合作社辩称：1.姬朋春说土地在崔秀平转户后就都归他继承了，没有提供法律依据。继承发生在被继承人死亡之后，而本案其母并没有死亡。土地是集体所有，也不能发生继承。2.姬朋春知道崔秀平代领了350元钱，分两次领的，都没有表示异议。一审判决陈述的很清楚，这350元钱就是流转费（与合同相符），所以如果有异议，当时就应提出来。这行为（没提出异议）就是认可（表见代理是可见的)。3.村里统一收回进行设施农业的建设，这是符合集体经济利益的合法占地，又给了经济补偿（流转费），这是经营权和承包权的分离，是合法的。姬朋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2011年3月签订的《北京市房山区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书》无效；2。诉讼费由中窖合作社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姬朋春系房山区南窖乡中窖村村民，其父亲姬凤群，母亲崔秀平，弟弟姬朋达。2002年10月17日，崔秀平与房山区南窖乡中窖村经济联合社（中窖合作社的原名称）达成协议，地块名称为外北沟1.3亩、王明偏坡1.8亩、北沟一至二块2.4亩，用途为种植，此三块地块此前原为该村社员蒲宏民承包，承包期自1998年1月1日至2047年12月31日，双方直接在蒲宏民与中窖合作社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文本中将承包方处的名字“蒲宏民”修改为“崔秀平”，并在补充协议中注明原蒲宏民承包土地及果树由2002年1月1日开始转给崔秀平承包。签订承包合同时，崔秀平的家庭农业人口为崔秀平、姬朋春、姬朋达。2002年11月15日，崔秀平、姬朋达转为非农业户口。《北京市房山区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书》的内容主要为，流转方（甲方）为姬朋春，流转方代表姬朋春，接转方（乙方）为中窖合作社，接转方代表李顺，甲方将集体所有土地1.8亩流转给乙方承包（租赁）经营，流转地块名称为王明片坡平地，面积1.8亩，用途为耕地；流转方将土地经营权转包给第三方，双方签订此流转合同；流转方将土地经营权有偿转让给发包方，双方签订此流转合同；流转期限自2011年3月6日起至2047年12月31日止，共36年；流转费金额350元，一次性交付，流转方处摁有指纹，代表签字处落款为“姬朋春”，接转方处加盖有中窖合作社的公章。一审庭审中，中窖合作社提交了《中窖村2007年度农产二次分配表》，表格中注明户名“姬朋春”，在应给部分中有“占地补偿”项目150元；中窖合作社另提交了《中窖村2013年果树及占地补偿》，其中，表中户名“姬朋春”一列，“补偿款”200元，签字处有崔秀平本人签名，备注为“王台陂子”。姬朋春认可其叔叔代领了150元后交给了崔秀平，崔秀平本人亦认可本人领取了200元，但姬朋春否认此350元系流转合同中的流转费350元，表示其并不知道150元究竟是给的何款，200元是补偿姬朋春的树款，与流转无关，同时，姬朋春认可“王台陂子”地块即王明片坡平地。一审诉讼中，中窖合作社称，崔秀平一直耕种王明片坡的1.8亩土地至2007年，2007年，中窖村建设农业大棚，当时中窖合作社经与崔秀平协商一致，便将王明片坡的1.8亩土地收回村集体了，当时确定每户150元，2013年统一与农户补签的流转合同，因崔秀平一直在找村集体，村集体经研究多给其200元。姬朋春对中窖合作社的此陈述不予认可，表示2007年中窖合作社并未占用全部1.8亩土地，仅是占用了此地的一块地头，因此中窖合作社才给了150元，直到2011年中窖合作社才占用了王明片坡的全部1.8亩土地，并在地上加盖了违章建筑。一审诉讼中，中窖合作社提交了申请，对流转合同中“姬朋春”的签名是否为崔秀平本人所签进行笔迹鉴定，鉴定机构回复，现提供的比对样本可比性不足以出具鉴定结论致使鉴定工作无法继续进行，决定终止此次鉴定工作。之后，中窖合作社提交了鉴定申请，对流转合同中所摁的指纹是否属于崔秀平进行鉴定，姬朋春坚持不同意让崔秀平配合进行指纹鉴定工作，经一审法院释明后，其仍坚持不予配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争议的流转合同中所摁的指纹是否属于姬朋春之母崔秀平。二、若流转合同系由崔秀平摁印，则流转合同对姬朋春是否产生效力。对此，一审法院分别论述如下：一、姬朋春否认流转合同中“姬朋春”的签名系姬朋春或崔秀平所签，否认流转合同中的指纹属于崔秀平，中窖合作社则主张流转合同“姬朋春”的签名系崔秀平所签，主张流转合同中的指纹属于崔秀平，并就此先后提出了笔迹鉴定申请、指纹鉴定申请。笔迹鉴定工作因比对样本可比性不足以出具鉴定结论而终止，指纹鉴定工作因姬朋春不同意让崔秀平配合指纹鉴定工作而终止。在此情况下，对于指纹是否属于崔秀平，需要根据证明责任的分配予以认定。就此问题的举证责任分配而言，需要考虑当事人距离证据的远近，接近证据的一方具有举证方面的优势，应承担与此相关的举证责任。基于姬朋春与崔秀平的母子关系，姬朋春较之中窖合作社，属于接近证据的一方，姬朋春对此问题负有举证责任。现姬朋春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指纹不属于崔秀平所有，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对于流转合同中的流转方处所摁的指纹属崔秀平所有予以确认。二、家庭承包是以户为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承包的。家庭中部分成员转为非农业户口享受了社会保障待遇的，由于作为承包方的户仍然存在，因此应由家庭中的其他成员继续承包。从此意义上来说，崔秀平及其子姬朋达于2002年11月15日转为非农业户口后，其家庭户享有承包经营权的承包土地应由迁户后家庭所余成员姬朋春继续承包。因此，对于中窖合作社所称的崔秀平继续享有承包经营权并以享有承包经营权的家庭代表的身份将该土地流转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崔秀平以姬朋春的名义对流转合同摁印确认，崔秀平与姬朋春虽已不属同一户，但二人系母子关系，从此前的情况来看，崔秀平一直居住在中窖村，姬朋春在中窖村享受的相应的与土地有关的权益由崔秀平领取或者收取，姬朋春此前从未对此作出否认表示，在此情况下，中窖合作社有理由相信崔秀平对流转合同确认系代表姬朋春的意思，该合同对姬朋春产生法律效力。姬朋春要求确认流转合同无效的请求，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确认合同无效的请求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一审法院对中窖合作社有关姬朋春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请求已过诉讼时效的答辩意见不予采信。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姬朋春的诉讼请求。本案二审期间，姬朋春提交姬凤玘与中窖合作社之间《北京市房山区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书》一份，称该合同书显示的签订日期与本案涉案流转合同是同一天，但内容多处不一致，且签字不是姬凤玘本人所签，以证明本案涉案流转合同是虚假的。中窖合作社认可该材料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经本院审查，姬朋春提交的上述材料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作为二审新证据采纳。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涉案流转合同是否为崔秀平所签订；2.涉案流转合同如果为崔秀平签订，是否对姬朋春发生效力。针对争议焦点一，涉案流转合同流转方处有“姬朋春”签名，且有一指印。中窖合作社称该指印属于崔秀平，并提出指纹鉴定申请，姬朋春虽否认该指印属于崔秀平，但经过一审法院释明后，仍明确表示坚持不同意配合做指纹鉴定。一审基于姬朋春与崔秀平之间的母子关系，认定姬朋春属于接近证据的一方，据此认定姬朋春对此问题具有举证责任，并无不当。姬朋春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涉案流转合同流转方签章处的指印不属于崔秀平，应承担相应举证不利的后果，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流转合同的流转方处的指印属于崔秀平，进而认定涉案流转合同系崔秀平所签订，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针对争议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二款及第十五条规定，我国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崔秀平2002年代表农户与房山区南窖乡中窖村经济联合社（中窖合作社的原名称）达成协议，承包了包括涉案1.8亩土地在内的数块土地。崔秀平后来虽然转为非农业户口，但仍居住在中窖村，且代领、收取了姬朋春基于承包地的权益，姬朋春对此未予以否认。一审法院基于上述事实认定中窖合作社有理由相信崔秀平签订涉案流转合同代表姬朋春的意思，该流转合同对姬朋春发生法律效力，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涉案流转合同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一审法院驳回姬朋春关于确认涉案流转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姬朋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姬朋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国才审 判 员 闫 飞审 判 员 张 君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吕小彤书 记 员 杨 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