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闽民申8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杨秀凤，女，1940年3月31日出生，现住香港九龙。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陈德土，男，1964年5月18日出生，现住香港九龙。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陈碧真，女，1965年10月15日出生，现住香港九龙。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陈碧玉，女，1968年7月6日出生，现住香港九龙。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陈德才，男，1985年10月21日出生，现住香港九龙。上列再审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君聪，福建兴世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陈德日，男，1957年4月1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原审原告：陈孟桐、陈孟根、陈培楠、陈培贞、陈培玉或陈孟桐、陈孟根、陈培楠、陈培贞、陈培玉的合法继承人，或陈招决、陈志成（陈继志）的其他合法继承人。再审申请人杨秀凤、陈德土、陈碧真、陈碧玉、陈德才(以下简称杨秀凤等五人)因与被申请人陈德日及原审原告陈孟桐、陈孟根、陈培楠、陈培贞、陈培玉或陈孟桐、陈孟根、陈培楠、陈培贞、陈培玉的合法继承人，或陈招决、陈志成（陈继志）的其他合法继承人所有权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厦民终字第23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杨秀凤等五人申请再审称，(一)原审认定“1960年，王丽珍、林喜燕立契以1650元的价格将厦门市思明区台光街3号房屋让与陈招决兄弟”缺乏证据证明。陈德日提供的《房屋买卖契约》系伪造的，不应被采信，更不能据此认定王丽珍、林喜燕于1960年立契以1650元的价格将“讼争房产”让与陈招决兄弟。理由为：1.从《房屋买卖契约》上看，陈德日提供的王丽珍、林喜燕于1960年订立的《房屋买卖契约》,按照闽历思司鉴所[2012]文鉴字第12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记载：该《房屋买卖契约》中“王丽珍印”、“林喜燕印”的笔画均较为模糊，盖印油墨不均，特征反映较差，鉴定条件较差，无法认定《房屋买卖契约》中“王丽珍印”、“林喜燕印”名章印文与所提供的样本上的“王丽珍印”、“林喜燕印”名章印文是否出自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按照“谁主张、谁举证”原则，陈德日作为该《房屋买卖契约》的提供方，在杨秀凤等人明确对该《房屋买卖契约》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且经司法鉴定仍无法确认真实性的情况下，陈德日应证明《房屋买卖契约》的真实性，但陈德日并未履行举证责任。因此，杨秀凤等人认为陈德日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应认定该《房屋买卖契约》并非客观、真实。2、从其他证据上分析，陈德日提供的证据《房屋买卖登记表》上明确记载的立契时间是1961年9月且其提供的《厦门市房地产所有证》上登记的购买时间也是1961年9月。杨秀凤等人提供的证据《厦门市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审定表》中“产权来源”一栏亦明确记载：1961年向丽珍购买，而陈德日提供的前述《房屋买卖契约》的立契时间却是1960年6月。鉴于《房屋买卖登记表》、《厦门市房地产所有证》、《厦门市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审定表》系国家机关制作的公文书证，具备较大的证明力，据此也足以认定陈德日提供的《房屋买卖契约》确系伪造的。故王丽珍、林喜燕不可能在1960年就立契将讼争房产让与陈招决兄弟，《房屋买卖契约》明显是伪造的，不应被采信。(二)原审关于讼争房产的所有权人系陈招决、陈志成而非陈培桥的认定，明显与客观事实相悖。杨秀凤等人所提供的证据彼此之间相互印证，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认定讼争房产虽然登记在陈招决、陈志成名下，但陈培桥才是讼争房产唯一的实际产权人。理由为：1.王丽珍所作的经过律师见证的《声明书》中明确记载，因王丽珍之母林喜燕无力偿还陈培桥借款1000元，故将讼争房产以1650元的价格转让给陈培桥，在借款1000元抵偿购房款之后，陈培桥又分两次共向林喜燕支付余款650元。而讼争房产之所以会登记在陈招决、陈志成名下，是考虑到当时国家对私有房屋的改造政策及国家对建国后华侨在国内购买的房屋不受改造的规定。该《声明书》应为书证，而非证人证言。此外，王丽珍在1961年9月时已满12周岁，按照当时的社会情况，许多家庭经济较为困难的未成年人，早早就会以各种方式帮助家里减轻负担。因此，包括王丽珍在内的多数未成年人会显得更为早熟，王丽珍亦会因此具备较强的认知能力。加上在1961年之后，王丽珍还长期与其母亲林喜燕一起居住、生活，其完全有时间和条件充分知悉当年买卖讼争房产的实际情况。据此，杨秀凤等人认为，该《声明书》的内容是真实、客观的，可以直接证明讼争房产实为陈培桥自行出资购买，陈培桥才是讼争房产真正的产权人。2.陈培桥从事的主业虽是修理打字机，但在当时修理打字机是属于技术含量高的行当，因此陈培桥的收入相当可观，这也为之后全家移民香港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陈培桥才会于1968年9月向厦门市建设局提出修建讼争房产的申请，并投资1822.77元对讼争房产进行整体修建（详见杨秀凤等人提供的证据《修理执照》）。3.1988年5月5日，陈培桥再次提出对讼争房产进行修建，其主要理由有三个：一是讼争房产破旧失修，有倒塌之危；二是两个在香港的儿子的对象均在厦门工作，急需住房结婚；三是陈培桥和配偶（即杨秀凤）长期往来于香港和厦门，也需要住房。由此可见，陈培桥的此次修建均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与陈德日及其父亲陈培植并无任何关联。这次修建也直接将讼争房产的面积从三、四十平方米扩建至一百多平方米，陈培桥又投入巨资进行修建，也能印证陈培桥确实具备出借1000元及购买讼争房产的经济能力，所以陈培桥就是讼争房产的实际所有权人。4.厦门市诚誉房屋拆迁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收件收据》记载，讼争房产的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登记证的原件均由陈培桥一方持有。思明区仁安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书》载明陈培桥就是讼争房产的购房人，陈德日一家曾于1995年8月以无住房、收入低为由申请双困房，并由中华街道安置一套三房一厅，即湖里区南山路174号502室。讼争房产的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对于权利人至关重要，这些重要物件当然只能由作为实际所有权人的陈培桥一方持有和保管。仁安居委会作为讼争房产所在辖区的基层自治组织，其对讼争房产的实际权属是清楚的，其完全有能力就此作出客观、准确的认定。而陈德日对于讼争房产实为陈培桥单独所有这一事实是清楚的，否则为什么陈培桥一家却能独自长期“霸占”讼争房产，而陈德日一家却只能以无住房、收入低为由申请双困房。陈德日提供的证据《调解书》实际是因讼争房产登记的产权人还是陈招决、陈志成，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起诉的主体也应该是陈招决和陈志成，而因陈招决和陈志成不在国内，才变通以陈招决的两个儿子陈培桥和陈培植作为原告起诉。显然，该调解书不能证明陈培桥认可陈培植同样享有对讼争房产的相应权利。鉴于此，杨秀凤等人所提交的证据之间可以互相印证，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讼争房产实为陈培桥自行出资购买，陈培桥才是讼争房产实际上的产权人。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的规定，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涉讼房产产权登记在陈招决和陈志成名下，且从1961年产权登记至讼争房产被拆迁时产权人均未变更过；2005年也是以产权人陈招决和陈志成的名义签订《厦门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故原审法院认定涉讼房产为陈招决和陈志成所有并无不当。杨秀凤等五人诉称其长期居住使用涉讼房产及对该房产进行管理、修建等理由不能推翻该房产所有权人为陈招决和陈志成的事实。故原审对杨秀凤等五人提出的涉讼房产归其所有，该房产拆迁后的补偿利益归其所有的请求不予支持，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存在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形。综上，杨秀凤等五人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杨秀凤、陈德土、陈碧真、陈碧玉、陈德才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陈建阳审 判 员  黄晓文代理审判员  林峥峥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赵宇宏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但当事人依照本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选择向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