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铁路运输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7101民初374号原告:吴宝刚，男，1965年10月25日出生，北京华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惠丽，北京市铭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莉祥，女，1991年9月22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铭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3号平安大厦14层。主要负责人:徐敏彬，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玉涛，北京格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康莉，北京格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吴宝刚与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2017年6月23日，本案依法变更为普通程序继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惠丽、姚莉祥，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玉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宝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被告双方订立的保单号为×××的保险合同保费已经交清，保险合同有效并继续履行合同；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通过被告保险代理人董巍先后向被告投保了多份保险，其中2002年10月23日生效的一份保险单（保单号码为×××），交费年期为20年，保费年交2578元。保单生效后，由该保险代理人专人负责原告保单的交费等相关服务，原告一直按该代理人的通知足额交纳保费9期共计23202元。2011年6月，被告保险代理人董巍通知原告一次性趸交该保单的保费可适当优惠，即将交费年期缩短变更为一年并一次性交足原保单约定的全部保费，保费合计25134.6元并提供了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原告按照被告代理人的要求趸交了全部保费。2015年12月，因原告出现其他保险项目中的费用需要理赔时，才发现保单号码为×××的人身保险���的保单状态为“失效”，遂致电被告询问，被告客服人员答复只能通过被告原代理人解决。原告联系被告代理人董巍，董巍告知是由于趸交保费属于大客户渠道与按年交费不是一个部门，原告的保险合同已转为团单，她会尽快跟公司联系并将保险从大客户渠道的团单变更回来，直至2016年11月复效手续一直未办理完成。被告代理人多次承诺尽快为原告办理复效并向原告提供收费发票，但被告至今未能完成保单的复效工作。原告认为，原、被告双方通过被告代理人订立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被告通过其代理人已向原告收取了全部保费，原告已履行完全部的合同义务。现被告单方宣告保单失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平安公司辩称：原告长期以来在平安公司投保了多份保险合同。本案涉及的平安幸福定期保险（A）保险合同于2002年10月23日生效。各保险���同投保时，原告签署《投保书》、《保险费自动转账付款协议书》，其中明确载明且由原告选择，除第一份平安康泰保险合同外，各期保险费均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交纳。2011年9月11日，原告将涉案保险合同项下的保费交给董巍。截至2011年10月25日，原告已交保费10期共计25780元。此后，由于原告不再支付保险费，该保险合同失效。董巍原系平安公司保险代理人，涉及诈骗等犯罪已经被捕，且已与平安公司解除了合作关系。原告款项，即被董巍诈骗，用于董巍私人经营，而非保险费的收转。对此，平安公司完全不知情、不了解。平安公司认为，董巍的行为不是授权代理行为、不是职务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行为。首先，目前我国法律规定表见代理仅仅在“订立合同”情形中才出现，其他情形不存在表见代理问题。本案中，董巍并不是订立保险合同，而是收取续期保险费，董巍的行为依法不属于表见代理行为，保险公司不应该承担责任。其次，本案中，无论原告是否知情，本案所涉保险合同并没有变更。原告就还应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按年交纳合同载明金额的保险费，而不能把保险费交给董巍。再次，原告不能算是善意相对人，其行为方式，不符合任何法律、合同的规定，存在过错，其对董巍的行为，并非“有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综上所述，本案不存在表见代理的问题，平安公司没有通过其代理人向原告收取全部保险费，原告也没有履行全部的合同义务。由于原告没有依法、依约向平安公司支付续期保险费，那么原告必须要承受合同失效的法律后果，而不能将损失转嫁给无辜的平安公司。因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自2000年至2004年，原告吴宝刚向���告平安公司陆续投保了数份人身保险合同，保险代理人均为董巍。其中保单号为×××的保单载明：被保险人为吴宝刚，生效日期为2002年10月23日。主险为平安幸福定期保险（A），保险期间为20年，交费方式为银行转账，保险金额为20万元，年交保费1220元；附加平安意外伤害保险（2002），保险期间为1年，保险金额为40万元，年交保费920元；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2002），保险期间为1年，保险金额为5万元，年交保费318元；附加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保险期间为1年，保险金额为100元/日，年交保费120元。三种附加险交费年期均为20年。每年应交保费日期为10月23日，主险及附加险合计年交保费2578元。截至2010年10月25日，原告交纳保费9期，共计23202元。据原告陈述，2011年6月，保险代理人董巍通知原告一次性趸交保费可适当优惠。原告即同意将包括本案所涉保��在内的六份保险合同办理交费年期变更手续，并于2011年6月24日向董巍交付了趸交保费的支票，董巍又于2011年9月10日让原告填写了《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其他变更类）》（以下简称《变更申请书》）。原告主张保单号码为×××的《变更申请书》的保单号抄录有误，所载内容实际上是对保单尾号5777合同的变更，因为尾号为3419的保单已于2009年10月27日全部交清，不存在后续保费趸交的问题。经法庭询问，被告认可尾号为3419的保单已于2009年10月27日交清保费。原告在本案中提交的《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载明：1.申请日期为2011年9月10日；2.交费年期变更为1年；3.保险款收付为柜面收付方式，现金25134.6元；4.投保人签名处有原告手书签名；5.代办人/协办人处有手书签名“董巍”二字；6.公司受理人员处有手书签名“朱凯”二字；7.���理日期为2011年9月10日。经法庭询问，原告认可投保人签名真实性，并表示包括本单保险在内的六个合同趸交保费是通过一张支票支付的。原告向法庭出示的支票存根复印件显示：票号02825214，附加信息“BHG百货有限公司”，出票时间“2011年6月24日”，收款人“工程款”，金额“461734.6元”，单位主管“骆金平”。原告表示因北京高维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欠原告所在公司的工程款，董巍计算好保费金额后，由原告妻子骆金平带着董巍到该公司开票，支票随后由董巍收取。该笔款项由原告向其所在公司借用，用于支付趸交保费。经被告申请，法庭就该支票情况向北京银行调取信息如下：支票出票人为北京高维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支票付款日期为2011年6月28日，收款人为北京新桥董巍服装店，支票背书人处加盖有“新桥董巍服装店财务专用章”和“董巍之印”的印���。2011年10月25日，平安公司在吴宝刚趸交保费前提供的保费扣划银行账户内，再次扣划涉案保单项下的保费2578元。据原告陈述，2015年12月，原告经查询发现涉案保单处于失效状态，被告客服人员告知其只能通过原代理人解决。保险代理人董巍表示将为原告尽快办理复效手续，但至今未能完成。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了三份落款为董巍的手写说明。其中2016年11月20日说明中记载了原告各保单投保人、被保险人、期交保费、交费时间和保费交纳状态。据该材料记载，涉案保单交费时间为“10月23日”，交费状态为“交清”；其中2016年12月16日说明中记载：包含本案所涉保单在内的六个合同复效工作已启动，12月21日前向原告提供相关的复效申请证明和财务收费凭证，及医疗保险理赔受理申请。一旦相关复效申请未能办理造成的损失，由董巍本人承担；其中2016年12月23日情况说明载明：本人董巍于2011年9月10日收到吴宝刚交来趸交保费461733.9元，目前正在办理复效事宜。本案审理过程中，平安公司称保险代理人董巍涉嫌刑事犯罪被捕，董巍与吴宝刚商议过程、收款情况将在刑事案件中供述，在询问笔录中载明，故申请本院向侦查、公诉机关调查取证，以便于案件审理。本案第一次庭审后，经法庭与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核实，董巍涉嫌合同诈骗一案正在审查起诉阶段，但该案中并不涉及吴宝刚与平安公司的保险合同法律关系。2017年5月26日在北京市东城区看守所，法庭对董巍进行了询问，其答复主要内容如下：1.董巍于2017年1月18日被捕前系平安公司业务员，业务包含卖保险；2.包括本案所涉保单在内的前述六个保险合同均为董巍办理；3.2011年9月，当时平安公司有可以趸交的业务，交费方式由期交变趸交可以适当减少保险费，具体折扣已经无法记清，但减少保费的力度是平安公司决定的。董巍和吴宝刚提过，提完之后董巍以平安公司业务员名义上门找吴宝刚办理了趸交手续，填写了六份《变更申请书》；4.吴宝刚之前交保费有现金也有支票，本次趸交时收取了支票，支票金额是六份保险合同趸交的金额，但是支票没有交到平安公司，因为当时要用钱，所以就拿了钱，之后想补上但是一直没有补上；5.2016年11月20日、12月16日、12月23日的三份手写说明都是董巍本人出具的；6.所有趸交保费之和为461734.6元，董巍在2016年12月23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载明收到保费461733.9元，可能是461733.9元计算有误；7.2014年9月6日生效的保险合同（保单号为×××）趸交保费97750元，应该是按20年计算的保费；8.2016年12月16日情况说明是在吴宝刚办公室由吴宝刚律师抄录的，准备复效的尾号为5777的保单在六份《变更申请书》中没有出现，但有一份是保单尾号为3419号的《变更申请书》，如果吴宝刚手里没有3419号保险，3419号的《变更申请书》保单号就可能写错了。原被告对询问董巍笔录真实性均不持异议。原告认为董巍挪用保险公司保险费是保险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不应影响原告享有的保险权利，保险合同应当复效；被告则认为董巍未作如实陈述，平安公司没有保费期交变趸交的业务，董巍一开始就不可能将保费交给保险公司，其行为实际已经涉及诈骗犯罪。另查明，吴宝刚通过票号为02825214的支票向平安公司趸交保费的六份保险合同分别为2000年2月28日生效的平安康泰保险合同，保单号为×××；2002年10月23日生效的常青树保险合同，保单号为×××；2002年10月23日生效的平安幸福定期保险合同，保单号为×××；2002年10月23日生效的平安鸿利保险合���，保单号为×××；2004年7月29日生效的平安康顺终身女性重大疾病保险合同，保单号为×××。2004年9月6日生效的平安智富人生（万能型）终身保险合同，保单号为×××。上述保单保险代理人均为董巍。最早办理的尾号为1068的保险合同，首期保费以支票的方式交纳。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人身险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董巍于2016年11月20日、12月16日、12月23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保单效力状态截图；被告提交的投保书，保费统计表，法院对董巍的询问笔录、法院经被告申请调取的支票信息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在保费趸交之前应为合法有效。经法庭审理，本案争议焦点可总结为：涉案保险合同是否处于有效状态。庭审中原告��交了保单尾号为3419的《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考虑到尾号为3419的保险合同在2009年已经交清保费的实际情况，以及董巍对该变更申请书的解释，本院对原告主张该申请书保单号抄录有误予以采信，确认该变更申请书所载内容实际上是对本案所涉×××保单的变更。据被告平安公司陈述，董巍自2000年起就在被告平安公司从事保险代理业务，直至2017年1月23日才与平安公司解除保险代理关系，包括涉案保险合同在内的六份原告投保的人身保险均是由董巍经办。考虑到六份合同当事人的一致性、时间上的连续性以及董巍收取保费支票入账亦有前例可循，本院认为吴宝刚以支票方式向保险代理人董巍趸交保费，应视为其已经履行完毕交纳保费之义务。董巍作为涉案保单的保险代理人，在保险代理关系存续期间，以平安公司名义向投保人介绍趸交保费业务并收取了��应保费，又持平安公司《变更申请书》为投保人办理了交费方式变更手续，董巍的行为应对平安公司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投保人吴宝刚及时趸交的保费与《变更申请书》上所载明的保费金额一致。至于董巍没有将收到的保费入账的问题，属于平安公司与其保险代理人之间的问题，与本案分属不同法律关系，应当另案予以解决。同时本院注意到，虽然吴宝刚以支票交纳保费的形式不符合保险合同的约定，存在不规范之处，但不能因此否定其已足额交纳保费的事实。综上，本院认定涉案保单项下的全部保费已经交清，合同效力自始有效。平安公司应当依法依约履行保险合同项下的各项义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一百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原告吴宝刚与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订立的��单号为×××的保险合同保险费已经交清，保险合同有效，继续履行合同。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邢富顺审 判 员 王 丹审 判 员 孙 磊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刘 邢书 记 员 刘晗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