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浙0102行初54号原告郑菊凤，女，1954年7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上城区。原告郑岚，女，1983年9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上城区。委托代理人高利亚、刘智慧，浙江苏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望江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衢江路151号。法定代表人赵鹏，主任。委托代理人朱振远，该办事处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章伟延，浙江汉博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高伟土，男，1954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上城区。原告郑菊凤、郑岚诉被告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望江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望江街道）房屋强制拆除一案，于2017年7月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7月10日向被告望江街道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因高伟土与本案的审理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同年8月17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郑岚及两原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高利亚，被告望江街道委托代理人朱振远、章伟延，第三人高伟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望江街道于2017年5月4日对位于本市兴隆路××号的房屋实施了拆除行为。两原告诉称，本案被告望江街道作为动迁实施机构，杭州市望江地区改造建设指挥部（以下简称望江指挥部）作为补偿人共同对包括两原告房屋在内的望江区块进行了拆迁补偿安置。原告郑菊凤系1995年与望江街道近江经济联合社兴隆路××号村民高伟土结婚，于2001年9月28日将自己及与前夫之女郑岚户口一并迁入望江街道近江村兴隆路××号。2004年双方离婚，离婚协议约定将“兴隆路××号房屋2楼东面第一间含阳台归女方所有，建筑面积35.21平方，楼梯双方公用共有。”且将户口分立两户，一户为高伟土一人，另一户为郑菊凤和郑岚母女两人；经近江经济联合社出具证明，电力局重新给郑菊凤、郑岚户安装了新的一户一表；也经近江经济联合社同意该户新领门牌××，但一直未去办理。且郑菊凤和郑岚户口迁入时间在政府拆迁安置截止时间之前，两人均没有享受过房改房、经济适用房等购房优惠政策，符合政府规定安置人口的各项要求。两原告也在拆迁安置前摸底阶段即2015年7月2日将上述离婚协议交给了望江指挥部工作人员陈建祝，协助政府征迁工作。可未有任何人员正式和两原告协商拆迁安置事宜。相反，2017年5月4日，被告在未告知、无赔偿且没有听取被拆迁人意见的情况下强制拆除了两原告唯一拥有的位于兴隆路××号房屋，导致两原告无处安身。被告的行为没有维护被征迁群众的合法权益，违反《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等法律法规。故原告现诉至法院，要求判令：1、确认被告望江街道强制拆除两原告位于杭州市××城区××号房屋的行为违法；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两原告在立案时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征地房屋补偿实施方案公告（杭土资（上）房补字2017第001号），拟证明原告房屋所在区块动迁实施机构是望江街道。2、申请、ems面单，拟证明两原告向被告咨询强制拆除行为人和要回生活物品的事实。3、户口迁移证、户口本，拟证明两原告的户口在政府规定的安置户口截止时间之前即2001年9月28日均已迁入兴隆路××号的事实。4、离婚证、离婚协议书，拟证明原告郑菊凤与高伟土离婚及双方对兴隆路××号房屋产权作出具体划分的事实。5、证明，拟证明近江经济联合社同意原告新领门牌证、安装一户一表的事实。6、录音资料，拟证明原告已经将离婚协议交给政府工作人员的事实。7、杭州市住房情况查询记录、公房房改信息查询记录、杭州市区住房保障（房改）审批（备案）情况查询记录，拟证明两原告未享受过福利分房或批地建房福利等任何购房优惠政策的事实。8、望江地区婺江路、凯旋路延伸工程“阳光征迁”宣传手册，拟证明两原告完全符合征迁安置政策的事实。9、照片，拟证明两原告居住的兴隆路××号房屋已经被强制拆除的事实。被告望江街道辩称，一、被告将案涉房屋拆除不违反法律规定。为改善望江地区居住环境，推进望江地区规划婺江路和规划凯旋路项目建设，被告作为该项目的搬迁实施机构，在案涉房屋（位于杭州市××城区××号）的所有权人高伟土已于2017年3月6日与望江指挥部签订了《杭州市集体土地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并已腾空交房的情况下，将案涉房屋拆除，符合《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所规定的“先补偿、后搬迁”的原则和房屋权利人高伟土与望江指挥部所签协议的约定。二、原告不是本次征收的被补偿人及案涉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1、原告不是本次征收的被补偿人。根据《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第五条：“本条例所称补偿人是指市、区人民政府设立或者指定的实施征地房屋补偿工作的机构；被补偿人是指被征收土地涉及补偿的房屋及其附属物的合法所有权人”的规定及本案事实来看，案涉房屋是第三人在1992年以近江村村民的资格向杭州市江干区土地管理局所申请的农村宅基地上建设而成，且与原告郑菊凤结婚前已完成该房的建造，故案涉房屋为第三人的婚前个人财产，该房屋原告不具所有权，故原告不是本次征收的被补偿人。2、原告郑菊凤与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高伟土在《离婚协议书》中将部分案涉房屋“归女方所有”的约定并不能产生所有权转移的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六条分别规定“依法改变土地权属和用途的，应当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依法改变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因依法转让地上建筑物、构筑物等附着物导致土地使用权转移的，必须向土地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土地变更登记申请，由原土地登记机关依法进行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变更登记。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变更，自变更登记之日起生效”。因此原告郑菊凤与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高伟土除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部分案涉房屋“归女方所有”外，还必须依《土地管理法》的上述规定向政府相关部门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才能产生所有权转移的法律效力。而事实上案涉房屋及土地至今并没有办理任何变更登记。故原告郑菊凤并不是案涉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三、本案原告应通过其他民事途径向第三人主张权利。综上，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望江街道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的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如下：1、《杭州市集体土地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拟证明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高伟土已于2017年3月6日与望江指挥部签订《杭州市集体土地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事实。2、集体土地建设使用证、房屋产权证、浙江省门牌证，证明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为高伟土的事实。3、离婚证、离婚协议书，证明高伟土已与郑菊凤离婚，且离婚协议书中对案涉房屋约定部分归原告所有无效的事实。被告望江街道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供作出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为：《杭州市征收集体土地上房屋补偿条例》、《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规定的通知》。第三人高伟土述称，其认为拆除房屋的行为是合法的。其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高伟土和望江指挥部签订的《腾空工作流程表》，拟证明2015年8月26日已经腾空并把钥匙交给望江指挥部。2、报告，拟证明2016年5月高伟土要求拆除房屋并尽快签订补偿合同。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围绕：一、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二、被告望江街道拆除行为是否合法为争议焦点展开质证和辩论。对被告望江街道提供的证据1-3，两原告共同质证如下：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第三人和望江指挥部签订协议与本案无直接关联。第三人高伟土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对两原告共同提供的证据1-9，被告望江街道和第三人高伟土共同质证如下：对证据1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申请书和邮寄面单不能证明被告强制拆除房屋的事实；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4三性均无异议，认为原告和第三人在离婚协议中的约定不产生物权变更效力；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一户一表不能证明房屋权属变更；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对证据7、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原告是否符合本次征收的安置条件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对证据9真实性有异议。对第三人高伟土提供的证据1-2，两原告共同质证如下：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认为证明被告在明知24-4号房屋非高伟土一人所有的情况下，擅自处分该房屋，且强行搬迁和破坏原告生活用品，导致财物至今未能取回。被告望江街道对上述证据三性均无异议，认为证明被告拆除行为是合法的。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被告望江街道提交的证据1、证据2能够证明第三人高伟土系案涉房产权利人，其与望江指挥部就该房产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3证明原告郑菊凤与高伟土离婚及离婚协议约定房产分割的情况，予以认定。两原告共同提交的证据1能够证明案涉地块征补实施单位系望江街道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2系两原告就房产拆除及财物去向向望江街道发函质询的情况，将结合全案事实综合认定；证据3能够证明两原告户口在征补开始实施之前已经迁移至案涉房产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4、证据5能够证明原告郑菊凤与第三人高伟土离异且分户居住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6将结合其他证据认定；证据7、证据8关涉原告的安置资格，非本案的审理范围，不予认定；证据9结合其他证据认定。第三人高伟土提交的证据1、2能够证明第三人高伟土与望江指挥部填写房屋移交流程表并要求拆除房屋等事实，予以认定。根据上述予以认定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17年3月6日，被补偿人（户）高伟土（乙方）与补偿人望江指挥部（甲方）签订《杭州市集体土地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调产安置），协议约定乙方房屋（住宅用途）坐落兴隆路××号，房屋总建筑面积为149.03平方米，合法面积为119.03平方米，其房屋拆迁补偿费、过渡费、搬家补贴费、奖励费等各项补偿费用合计1120601元，乙方家庭常住户口人数、即安置人口为1人（高伟土），乙方应在2015年8月26日前搬迁完毕并将腾空房屋交与甲方，双方还对补偿安置的其他事宜进行了约定。2015年8月26日，第三人高伟土作为被征迁户与望江指挥部填写《房屋腾空工作流程表》。2016年5月3日，高伟土向望江指挥部提交报告称其于2015年8月已经率先搬迁案涉房产并在外租房，要求动迁办拆除房产并尽快签订补偿合同。2017年5月4日，望江街道拆除上述房产。另查明，高伟土作为原近江村村民于1992年10月向杭州市江干区土地管理局申领案涉房产江集建（92）字第6799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其1993年9月向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乡人民政府申领案涉房产编号2040、户号8-99的《房屋产权证》。还查明，原告郑菊凤与第三人高伟土于1995年8月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2001年9月，原告郑菊凤将其及其与前夫的女儿郑岚的户口从本市湖墅北路33号迁至兴隆路××号。郑菊凤与高伟土于2004年11月签订离婚协议，约定男方同意将坐落于杭州兴隆路××号房屋中建筑面积35.21平方米的部分房产归郑菊凤所有、楼梯双方公用共有等。至该房被拆除前原告郑菊凤、郑岚与第三人高伟土在案涉房产内分居而住。本院认为，望江街道对位于本市兴隆路××号的房屋实施拆除，其应对此拆除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关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两原告自郑菊凤2004年离婚后至该房被拆除前，与第三人高伟土在案涉房产内分居而住，系该房的居住使用人。两原告未自行腾空搬离，亦无证据证实房屋已全部依法移交，望江街道对案涉房产拆除的行为与两原告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关于被告望江街道拆除行为是否合法。第三人高伟土作为权利人与望江指挥部就案涉房产填写了《房屋腾空工作流程表》，但无明确证据证明其就两原告居住使用部分也依法办理腾空交接手续，两原告作为居住使用人亦未自行腾空，在此情况下被告望江街道对案涉房产全部实施拆除有违合法性原则。被告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实施强拆时采取财物保全措施，未能保障原告程序上的合法权益，故紫阳街道的强制拆除行为应属违法。综上，被告望江街道被诉强制拆除行为违法，鉴于案涉房产已经全部拆除，被诉行政行为不具有可撤销的内容，应判决确认违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望江街道办事处于2017年5月4日实施的强制拆除本市兴隆路24-4号房屋的行为违法。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望江街道办事处负担。原告郑菊凤、郑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望江街道办事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蒋 伟人民陪审员  段耀峰人民陪审员  郑芳亚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章丹丹?附本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法规等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