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6民终64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云芬，女，1967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溪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郭道金，男，1939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清琼，女，1943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其，男，1989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郭艳梅，女，1992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溪县。上列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志翔，广东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带琼，广东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负责人：何中元，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镍聪，该司员工。原审第三人：广东筑龙建安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法定代表人：王志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克强，广东蜀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佛山市高明区汇盈房产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法定代表人：潘权仔。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兵生，该司员工。上诉人邓云芬、郭道金、李清琼、郭其、郭艳梅（前列上诉人以下简称邓云芬等）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保险佛山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广东筑龙建安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筑龙公司）、佛山市高明区汇盈房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盈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4民初119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云芬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太平洋保险佛山公司给付邓云芬等保险金60万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至实际清付之日止）；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太平洋保险佛山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自相矛盾、前后不一的认定事实，主观臆断地以“郭占某均有从事其他民事活动的可能性”为由，认定涉案事故不属于保险事故，于法无据。（一）一审法院已对被保险人郭占某（即邓云芬等的被继承人）有回汇盈华轩工地（下称案涉工地）施工的合理性及必要性这一事实作出认定。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证明：郭占某是属于案涉工地的施工人员，其负责汇盈公司开发的案涉工地的排水管安装工程。2016年4月27日下午，汇盈公司陈某电话通知郭占某到案涉工地做些修缮工作，郭占某在当时回复“这几天有空就过去”，而涉案事故发生在双方通电话（2016年4月27日）后的三天即同年同月30日上午7时33分。由此可见，郭占某发生交通事故当天有回案涉工地施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事故发生的日期正是郭占某向工地管理人员所承诺的时间。（二）涉案事故发生地点、时间属于郭占某从顺德大良家里前往佛山市高明区案涉工地的合理路线和合理上班时间。邓云芬等提供的证据证明：郭占某生前长期与妻子、儿子一家人居住在佛山市顺德大良街道，而其案涉工地位于佛山市高明区，从大良街至高明区案涉工地，普通人驾驶摩托车所经合理线路必然是大良-勒流-龙江-龙高公路-高明，而案涉事故发生地点在龙江。显然，案涉事故发生地点在郭占某从顺德大良至高明区案涉工地的合理路段。对于这一不争的事实，一审法院法官本应通过自身的生活经验作出正确判断和认定，但显然，一审法院法官却在自身不具备这方面知识的前提下，又未在庭审中作审查核实，更没有在判决书中阐明理由。另外，涉案事故发生的具体时间是早上7时33分，而该时间也足以让郭占某在早上8时30分之前到达高明区案涉工地上班。从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节点结合涉案事故发生前郭占某答应工地管理人员陈某的要求回案涉工地施工的合理日期、合理路段能环环相扣进一步证明：案涉事故是发生在郭占某去高明区案涉工地的上班途中。也就是说，根据一审查明的汇盈公司陈某提供的证言及邓云芬等提供的居住证据、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等证据均能形成证据链条，互相印证证明：郭占某是在回案涉工地施工的上班途中因交通意外死亡，即案涉事故是保险事故。但一审法院对此不但不依法作出认定，也不作审核，相反，却完全避开证据的证明内容主观臆断地以“无法确认事故发生地与前往涉案工地有必然联系”、“郭占某均有从事其他民事活动的可能性”对本案事实作出错误认定。二、一审法院在邓云芬等穷尽举证能力的情况下，加重其举证责任，属于分配举证责任不公。邓云芬等已经举证证明郭占某属于案涉工地的施工人员，且在事故发生时是应工地管理人员的要求回案涉工地进行管道修缮施工，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已做认定，而事故发生的地点也是郭占某居住地至案涉工地的合理路线，这是众所周知的客观事实。结合案涉事故发生的时间是上午7时33分，完全可以综合各证据的证明内容认定案涉事故是郭占某的上班途中发生的，据此，邓云芬等已完成了举证责任，事实上，邓云芬等也已经穷尽了举证能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证据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之规定，如若太平洋保险佛山公司认为涉案事故不属于保险事故，郭占某不是前往案涉工地上班，而是前往他处从事其他民事行为，则应由太平洋保险佛山公司承担反驳的举证责任。但是太平洋保险佛山公司由此至终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进行反驳，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事故发生地点、时间不是郭占某上下班的合理路线和上班时间。因此，太平洋保险佛山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但是，一审法院却在邓云芬等完成举证责任且穷尽举证的情况下，又将本应由太平洋保险佛山公司承担的举证责任强加给邓云芬等，并作出错误判决。一审法院如此分配举证责任完全有失公允。三、一审法院违反证据采信规则认定证据。根据证据规定第九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第六十四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以及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之规定，结合本案，如前所述，一审法院原本可以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和邓云芬等提供的证据依法对本案案涉事故属于保险事故作出正确认定。退一万步讲，假设邓云芬等所提供的证据不足够、不充分，但根据民事证据优势规则，在太平洋保险佛山公司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反驳的情况下，邓云芬等提供的证据证明力也明显高于太平洋保险佛山公司，一审法院也完全可以依照上述证据规定作出正确、客观的事实认定，认定案涉事故是保险事故。提出的是：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对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的案件中，即使该员工在上下班的合理时间、合理路线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均因员工不排除“有从事其他民事活动的可能性”，所以，该员工均不能依照上述规定依法认定为工伤，这样显然有违立法宗旨。综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方面均出现明显的错误。众所周知，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的合同。本来出现保险事故时，作为承保的保险公司即太平洋保险佛山公司本应以最大的诚信兑现营销保险时对被保险人的承诺，依法依约为权利人办理理赔手续。但事实上，事发后，太平洋保险佛山公司利用强势地位在收取郭占某保险费后不但不接受邓云芬等的理赔资料，不接洽邓云芬等，甚至在邓云芬等提起诉讼并提供符合理赔的证据而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反驳的情况下，又以各种借口拒不理赔。令人气愤的是，该司在向郭占某出具了保险单的情况下，又否认郭占某的被保险人身份。所以说，太平洋保险佛山公司的做法严重违反了“诚信”原则，如果法院让违反诚信的人通过诉讼获得非法利益，显然这不是法律应追求和体现的价值理念。因此，恳请二审法院能够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公正判决，支持邓云芬等的上诉请求，维护邓云芬等的合法权益。太平洋保险佛山公司辩称，一审判决合法合理，请求驳回邓云芬等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首先，根据保险条款约定，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有效驾驶证、或者驾驶无有效行驶证发生事故的，该司不承担赔偿责任，邓云芬等至今都没有提供事故发生时郭占某所驾驶的摩托车合法有效的驾驶证及行驶证，因此本案属于保险免责情形。其次，邓云芬等提供的地图可以体现郭占某居住地到工地的路程达45公里，结合其工种特殊，沿途可能存在多个工地，一审认为邓云芬等没有足够证据证明事故当天郭占某是前往案涉工地是合理的。汇盈公司、筑龙公司均述称，坚持一审意见。邓云芬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太平洋保险佛山公司向邓云芬等支付保险金6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2.太平洋保险佛山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汇盈华轩工程的建设单位为汇盈公司，建设地址为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中山路以东、高明大道以北，施工单位为筑龙公司，开工日期2014年10月10日，竣工日期为2016年7月10日。筑龙公司在太平洋保险佛山公司处投保了建筑工程施工人员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基本保障保险金额60万/人等。保险期间自2014年9月24日零时起至2016年6月6日零时。保险单号为AGUZA30E0814B000043K。本保单项下：1.被保险人人数:50人（被保险人信息详见清单）；2.投保方式：建筑工程合同造价；3.工程名称:汇盈华轩；4.工程地址：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高明大道以北。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建筑工程施工人员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总则第二条：本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分为主被保险人和附带被保险人。主被保险人为年龄在16周岁至65周岁，能正常工作，与投保人存在雇佣关系，并在投保人的施工现场从事管理和施工的人员。…第四条：被保险人死亡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1)没有指定受益人的…。第五条基本保障第（一）项：本保险合同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施工现场工作过程中遭受意外伤害，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承担如下保险金给付责任：1.身故保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遇意外伤害事故，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180日内以该次意外伤害作为直接原因身故的，保险人按保险单所载该被保险人意外伤害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综合保障第一项：本保险合同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施工现场工作过程中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承担如下保险金给付责任：1.身故保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遇意外伤害事故，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180日内以该次意外伤害为直接原因身故的，或主被保险人突发疾病并自发作时起48小时之内因该疾病身故的，保险人按保险单所载该被保险人意外伤害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第三项：在保险期间内，本保险合同列明的主被保险人在上下班途中遭受机动车交通事故意外伤害的，保险人也根据本款第（一）项的约定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2015年2月30日，郭占某（乙方施工班组长）与汇盈公司（甲方）签订一份承包合同，约定：乙方按甲方提供的图纸等要求，乙方以包工不包料的形式承包汇盈华轩商住楼排水管安装，工程地点高明区荷城街道中山路千彩街36号，工程于2014年10月施工，于2015年10月30日全部竣工。合同签订后，郭占某负责了涉案工地的排水管安装工程。2016年4月30日7时33分许，郭占某驾驶川Ｑ×××××号普通二轮摩托车从佛山市顺德大良街道居住地沿325国道由乐从往九江方向行驶至325国道42KM+700M（顺德龙江人人酒店对面）时，驶入警方设置的护城河卡哨封闭区域，经行四十五米驶出该区域过程中，与左侧车道内同方向行驶的陈志某驾驶的粤Ｂ×××××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发生侧面碰刮，致使郭占某失控人车倒地，被粤Ｂ×××××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的粤Ｂ×××××号重型集装箱半挂车碾压，造成二轮摩托车损坏及郭占某当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汇盈公司向邓云芬支付郭占某承包的剩余排水管安装工程结算款19100元，死亡慰问金10000元。汇盈公司陈某陈述：因涉案工程的施工方为筑龙公司，相关保险由筑龙公司购买，汇盈公司遂将现场工作人员名单报给筑龙公司，名单中包括了郭占某。2016年4月27日下午，陈某打电话告知郭占某到工地做一些修缮，郭占某当时回复“这几天有空就过去”。后来就听说郭占某在4月30日出车祸了。另查明，邓云芬为郭占某的配偶，郭道金、李清琼分别为郭占某的父亲、母亲，郭其、郭艳梅分别为郭占某的儿子、女儿。郭占某生前与其配偶、儿子长期居住在佛山市顺德大良街道北区通由细一巷2号。一审法院认为，筑龙公司作为投保人与太平洋保险佛山公司订立的保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应根据合同条款及相应的法律规定履行义务、行使权利。本案争议焦点在于：1.郭占某是否为涉案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2.涉案事故是否为保险事故。对此，一审法院分析论证如下：一、郭占某是否为涉案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根据现有的证据和本案查明的事实可知，虽筑龙公司作为投保人与郭占某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但郭占某与汇盈公司之间存在承包合同关系，承包的内容为汇盈华轩的排水管安装工程，汇盈公司已向郭占某支付了工程款，可见郭占某实际已在涉案工地施工，郭占某系涉案工程的现场施工人员。根据涉案保险条款的约定可知，涉案险种被保险人员系汇盈华轩工地的施工人员，筑龙公司作为汇盈华轩的施工单位，其已明确投保时向太平洋保险佛山公司递交的被保险人名单中包括了郭占某，汇盈公司的员工陈某亦陈述汇盈公司已将施工人员名单报给筑龙公司，以筑龙公司的名义为施工人员购买涉案保险，而投保单中亦载明：被保险人人数为50人，被保险人信息详见清单。由此可推知，太平洋保险佛山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已收到被保险人人员名单。而事故发生后，太平洋保险佛山公司自己制作的报案信息表中亦记载被保险人为郭占某。综上，郭占某作为涉案工地的现场施工人员符合涉案险种的被保险人条件，且筑龙公司、汇盈公司的陈述相互印证，可以证明郭占某系涉案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太平洋保险佛山公司辩称郭占某不在被保险人名单中，但其并未提交被保险人员清单，太平洋保险佛山公司的抗辩无相关证据佐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郭占某死亡后，邓云芬等作为其法定继承人，有权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提起本案诉讼，主张相关权利。二、涉案事故是否为保险事故。根据涉案保险条款的第五条基本保障第（一）项、综合保障第（一）项、第三项的规定可知，保险事故包括两种情形：（1）被保险人在施工现场工作过程中发生意外伤害或突发疾病；（2）被保险人在上下班途中遭受机动车交通事故意外伤害的。本案中，郭占某死亡地点并非在汇盈华轩工地的施工现场，不符合上述保险事故的第（1）种情形。而根据郭占某与汇盈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内容来看，郭占某承包的涉案工程施工时间为2014年10月至2015年10月30日。而涉案事故发生在2016年4月30日，此时，郭占某承包的工程已全部竣工，其无需前往汇盈华轩工地上班或下班。虽汇盈公司负责人陈某在2016年4月27日通知郭占某前往工地完成修缮工作，但郭占某当时并未明确告知前往工地修缮的具体时间，事故发生当天并不必然是郭占某前往涉案工地修缮的时间，且交通事故发生地在顺德，距汇盈华轩工地相距较远，从事故发生地亦无法确定事故发生与前往涉案工地工作有必然联系。而邓云芬等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事故发生时郭占某前往的地点为汇盈华轩，前往的原因系为汇盈华轩施工。从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判断，郭占某均有从事其他民事活动的可能性。综上，依现有证据无法确定郭占某的交通事故系在上下班途中发生，亦不符合上述保险事故的第（2）种情形，故涉案事故不属于保险事故，不符合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的条件，故邓云芬等要求太平洋保险佛山公司支付保险金的诉请，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邓云芬、郭道金、李清琼、郭艳梅、郭其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4900元，由邓云芬等负担。二审期间，邓云芬等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百度地图导航截图打印件两份，是从大良到高明的行车路线，拟证明事故发生地是郭占某在居住地到施工地的合理行驶路线，郭占某驾驶的摩托车行驶在必经路线上。2.交警大队的照片复印件14张，拟证明事故发生时，郭占某随身携带施工工具等，系往汇盈公司工地施工的必需工具，排除了郭占某从事其他民事行为的可能。3.联通公司出具的业务凭据一份，拟证明2016年4月27日，案涉工地的施工管理员陈某电话通知郭占某工地施工的事实。4.邓云芬打电话给陈某的录音光盘和录音文字摘要、通话清单，拟证明郭占某是案涉工地的施工人员，案发当天郭占某随身携带与汇盈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前往案涉工地。5.证人陈某提供的证言，拟证明郭占某是案涉工地的施工人员，案涉事故发生当天，郭占某是带着施工工具和案涉工地施工合同从其居住地顺德大良前往高明区案涉工地上班的事实，即可证明案涉的交通事故是属于保险事故；证人陈某陈述，其于2016年4月27日下午电话通知郭占某，让郭占某这几天到汇盈公司工地安装、维修排水工程，郭占某说过几天就去，同年4月30日中午，其接到交警电话通知郭占某发生了交通事故，手机也不见，在郭占某身上发现与汇盈公司签订的合同，合同上有陈某的手机号码，郭占某到汇盈公司工地进行安装、维修总共大概有几十次，每次都是陈某提前一至两天电话通知郭占某，据其所知，郭占某只在汇盈公司工地有施工。太平洋保险佛山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明内容不予确认，郭占某从居住地到工地有40多公里，仅根据该截图无法证明其是前往汇盈公司工地路上，因其驾驶摩托车有很大的灵活性，路线多样，无法确认是必经路线；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因郭占某是建筑工人，携带一些工具也是正常现象，这跟其是否前往案涉工地没有关联；对证据3、4、5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确认，证据3、4、5无法证明在交通事故发生当天，郭占某就是在前往案涉工地的路上。筑龙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无异议；对证据3、4、5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由法院认定。汇盈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无异议；对证据3、4、5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由法院认定。经审查，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太平洋保险佛山公司等对其真实性不持疑义，且各证据之间可相互印证，足以形成证据链证明本案事实，太平洋保险佛山公司虽对上述证据关联性有异议，但不能提供相反证据反驳，故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予采信。二审中，太平洋保险佛山公司、筑龙公司及汇盈公司均未提供新的证据。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1，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郭占某，男，51岁，住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县裴石乡油坊村3组31号。驾驶证512528196412182211（准驾：E，驾驶川Ｑ×××××号普通摩托车，车属单位或车主：郭占某，保险公司：未投保）”。另查明2，案涉交通事故发生时，郭占某随身携带施工工具及与汇盈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确定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案涉交通事故是否属于保险责任。本案中，邓云芬等以保险合同为据，以郭占某于上班途中遭遇交通意外死亡为由诉请太平洋保险佛山公司支付保险金。太平洋保险佛山公司抗辩称，邓云芬等未提供证据证明郭占某在发生交通事故时是前往案涉工地上班，故案涉交通事故不属保险事故；邓云芬等未提供合法有效的驾驶证及行驶证，依约属于免责情形。经审查，首先，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在325国道顺德龙江往九江方向，该路线系郭占某居住地顺德大良前往案涉工地所在地高明荷城的行车路线之一，故邓云芬等关于事发当日郭占某系前往案涉工地上班之主张具有初步可能性。其次，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的照片显示郭占某携带的施工工具散落在事故现场，故相对于从事其他民事行为而言，郭占某前往工地上班更具可能性。更为关键的是，郭占某随身携带了其与汇盈公司签订的关于案涉工地的施工合同。故邓云芬等关于事发当日郭占某系前往案涉工地上班之主张具有相当可能性。再次，依据证人陈某的证言，郭占某到案涉工地上班总共有几十次，每次都是陈某提前一至两天电话通知郭占某，即陈某提前通知，郭占某于一至两天后上班已形成惯例。本案中，陈某于2016年4月27日电话通知郭占某到案涉工地安装、维修排水工程，郭占某承诺过几天就去，而同年4月30日郭占某就在前往案涉工地的路上遭遇交通意外，符合前述惯例。两相比较，邓云芬等关于案涉交通事故发生时郭占某系前往案涉工地上班之主张更为可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关于“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本院确认案涉交通事故发生时郭占某系前往案涉工地上班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综上，郭占某在上班途中遭遇交通意外死亡，依约属于保险责任。此外，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了郭占某的驾驶证号码及准驾车型，故能确定事故发生时，郭占某并非无证驾驶；该认定书载明郭占某驾驶的川Ｑ×××××号普通摩托车车主为郭占某本人，可推定该摩托车具有行驶证。故，太平洋保险佛山公司关于案涉交通事故属于免责情形之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太平洋保险佛山公司应向邓云芬等支付保险赔偿金60万元，邓云芬等就此所提上诉主张，依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因双方就本案事故是否属于保险责任存在争议，即保险金的给付日期并不确定，故邓云芬等关于利息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邓云芬等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其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对其无理部分，本院予以驳回。本案因当事人在二审期间提交了新证据而改判，一审判决不属于错误裁判，邓云芬等也应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4民初11948号民事判决；二、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邓云芬、郭道金、李清琼、郭其、郭艳梅支付保险金60万元；三、驳回邓云芬、郭道金、李清琼、郭其、郭艳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900元，由被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邓云芬、郭道金、李清琼、郭其、郭艳梅负担。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卢伟斌审 判 员  贾小平代理审判员  蒋 雯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七日法官 助理  杨德超书 记 员  易敏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