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粤1203行初130号原告：肇庆市安太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肇庆市高新区锦信华苑一期二栋二楼A0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200576460253L。法定代表人：张袁立，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冯松斌，广东圣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肇庆市高新区素华花苑底坐。主要负责人：张集华。委托代理人：刘湘华，该局干部。委托代理人：马晓阳，广东志江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黄忠波，男，壮族，1983年1月1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委托代理人：夏中双，广东天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肇庆市安太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不服被告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肇高劳社工认字[2017]160号），于2017年7月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同日受理后，于2017年7月13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冯松斌、被告委托代理人刘湘华、马晓阳、第三人委托代理人夏中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于2017年5月11日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肇高劳社工认字[2017]160号），记载：一、黄某生前为肇庆××新区安太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原肇庆市安太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绿化工属实；二、安太顺公司举证及提供的监控视频确认，黄某于2014年3月24日早上7时左右推着前轮变形的自行车回到公司，在工具房呕吐时被同事蔡某发现，蔡某在询问黄某情况时得知其在上班路上与摩托车相撞受伤；三、太平洋保险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调查认定，黄某2014年3月24日早上发生交通事故并进行了保险赔付；四、邓某回忆，2014年3月24日早上7时左右回公司上班，途经政德大街时目击一起交通事故，一辆摩托车把一自行车和人撞倒在地，摩托车驾驶员当场逃逸，事后得知事故受害人为黄某（该起交通事故的事发路段和事发时间属于黄某上班的合理路线和合理时间，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上下班途中”）；五、经肇庆市交警支队第三大队确认，2014年没有收到110指挥中心报来的黄某涉嫌交通事故的处警记录，亦没有接到黄某本人及家属涉及交通事故直接联系该大队的记录，因此无法查清黄某在2014年3月24日在政德大街发生的交通事故中是否承担主要责任；六、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第一项“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的规定，黄某在2014年3月24日的交通事故中不承担主要责任。综上，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六）项的规定，认定黄某于2014年3月24日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后因伤医治无效于2014年4月13日死亡为工伤。原告诉称，一、被告没有职权直接认定交通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六条的规定，只有公安机关可以直接认定交通事故。第三人及家属自始没有主张黄某在2014年3月24日发生了交通事故，其申请工伤认定的理由是黄某在安太顺公司管理的天和豪庭小区进行楼外树枝修建时摔伤。如果被告认为黄某在2014年3月24日发生了交通事故，应告知第三人及家属可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未在道路交通事故现场报警，事后也可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但被告没有告知第三人及家属可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第三人及家属也没有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要求处理。二、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黄某在2014年3月24日发生了交通事故。经肇庆市交警支队第三大队确认，2014年没有收到110指挥中心报来的黄某涉嫌交通事故的处警记录，亦没有接到黄某本人及家属涉及交通事故直接联系该大队的记录。被告认定黄某在2014年3月24日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证据包括蔡某证言、太平洋保险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的调查、邓某回忆，其中蔡某所陈述的事实是由黄某告知的，是传来证据并不是直接证据；太平洋保险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的调查也是基于蔡某、叶某等的陈述，但两人的陈述均来自黄某告知；邓某虽然说是看到这起交通事故，但只是事后得知事故受害人为黄某，属于推测性的。三、退一步，即使发生了交通事故，但也没有证据证实交通事故发生在黄某上下班途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但被告在工伤认定过程中没有证据证实所认定的交通事故发生地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四、退一步，即使发生了交通事故，但也没有证据证实黄某不需要承担主要责任。现有证据不足于证实所谓的交通事故发生后，存在当事人“逃逸”的行为。根据邓某回忆，2014年3月24日早上7时左右回公司上班途经政德大街有见到一起交通事故，事故受害人骑单车逆行与摩托车相撞，事故受害人存在骑单车逆行的事实，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黄某在事故中应承担全部责任。五、被告认定黄某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后因伤医治无效死亡是错误的。《认定工伤决定书》中没有黄某死亡的调查核实资料，根据以往第三人所提交的《死亡户口注销单》证实，黄某的死亡原因是各种疾病死亡，并不是因伤医治无效死亡。而且根据以往第三人所提交的黄某病历资料可证实，黄某的病情已经稳定，但家属要求回当地，未继续治疗而直接回家。由此可见，黄某并不是因伤医治无效死亡。六、被告作出工伤认定的程序违法。被告根据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12行终129号《行政判决书》依法重新对黄某工伤案件进行认定。但并没有对判决书的主要问题“黄某在上班途中是否发生交通事故及相关事实”进行调查核实，没有通知申请人对申请的事实和理由进行变更以及举证，也没有通知原告进行举证。故被告工伤认定的程序违法。请求法院判令：1、撤销被告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肇高劳社工认字[2017]160号）；2、判令被告认定黄某的死亡不属于工伤。原告提交了下列证据：1、认定工伤决定书、行政判决书两份。证明原告于2017年4月12日收到被告的应诉通知书及相关材料，并得知已作出工伤认定及劳动能力鉴定等相关事实。2、死亡户口注销单。证明黄某死亡原因是各种疾病死亡。3、病历。证明黄某的病情已经稳定，但家属未继续治疗而直接回家，导致黄某死亡的事实。被告辩称，一、肇庆中院多次以本局未对黄某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受伤一事进行调查为由撤销本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第三人（黄某的儿子）与本局及原告工伤认定纠纷一案经四会市人民法院一审，该院作出了维持本局不予工伤认定的（2015）肇四法行初字第7号判决。第三人不服上诉，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本局未对黄某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受伤一事进行调查为由，作出了（2015）肇中法行终字第88号撤销判决，并责令本局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继而，本局作出了肇高劳社工认字（2015）41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第三人又不服起诉，贵院以与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同的理由作出了（2016）粤1203行初95号撤销判决。原告不服上诉，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粤12行终129号维持了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二、本局依法作出的肇高劳社工认字（2017）160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以维持。《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5条规定……市、县（含县级市、区）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第9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第十八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分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出具《认定工伤决定书》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用人单位，并抄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第十六条第（二）项“醉酒或者吸毒”和第十六条第（三）项“自残或者自杀”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前述法律文书不存在或者内容不明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前款事实作出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在前两次工伤认定过程中，本局查明：黄某生前为原告绿化工属实；原告举证及提供的监控视频确认，黄某于2014年3月24日早上7时左右推着变形的自行车回到公司，在工具房呕吐时被同事蔡某发现，蔡某在询问黄某情况时得知其在上班路上与摩托车相撞受伤；太平洋保险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进行了保险赔付；原告提供的证人邓某回忆，2014年3月24日早上7时左右回到公司上班，途径政德大街时目击一起交通事故受害人为黄某；该起交通事故的事发路段和事发时间属于黄某上班的合理路段和合理时间，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上下班途中”；案发路段道路中间有花基隔离带，黄某向公司方向行驶，发生跨越花基逆行的可能性较小；经肇庆市交警支队第三大队确认，2014年没有收到110指挥中心报来的黄某涉嫌交通事故的处警记录，亦没有接到黄某本人及家属涉及交通事故直接联系该大队的记录，而且公安机关复函称案发路段在案发前未安装治安监控，因此无法查清黄某在2014年3月24日在政德大街发生的交通事故中是否承担主要责任。2017年3月14日，本局重新启动对第三人黄忠波的工伤案件认定程序。2017年4月20日向原告发出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肇高劳社工举字[2017]6号}，由原告前台黎思莹签收。2017年5月2日，再次向原告发出询问通知书，原告作出了复函。2017年4月21日，向肇庆市公安局大旺分局发出联系函，调查了解该路段监控摄像头的安装情况。肇庆市公安局大旺分局复函案发路段在2014年3月24日未安装有治安监控，该路段（政德大街，宝信厂侧与金凤凰广场前路段）是于2015年11月安装了治安视频监控摄像机，录像保存时间最长为30天，同时，本局从网络上下载了地图，并对黄某案发前的行车路线进行了标注。综上，结合蔡某、邓某的陈述、公安部门的复函及相关法律规定，足以认定2014年3月24日黄某在上班途中发生了非本人承担主要以上责任的交通事故。本局作为工伤事故认定的行政机构，按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12行终129号行政判决书的判决要求，在向原告提交了举证通知书，依法作出肇高劳社工认字（2017）160号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以维持。被告提供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1、作出肇高劳社工认字（2014）320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据材料及判决书。证明蔡某、叶某证实黄某是在上班路上在宝信路口（区府红绿灯）处被摩托车撞伤，对方跑了；一、二审法院以本局未对黄某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受伤一事进行调查为由撤销了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2、作出肇高劳社工认字（2015）41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据材料及判决书。证明公安机关证实案发当天无黄某发生交通事故的接处警记录；一、二审法院再次以本局未对黄某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受伤一事进行调查为由撤销了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3、作出肇高劳社工认字（2015）41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新调取证据。证明按规定通知原告举证的事实，案发时案发路段未安装监控的事实，案发地点是黄某回公司的合理路线上。第三人陈述，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交通事故是否有公安机关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并不能否定交通事故发生的事实；且事故责任认定书是一份书证，在被告因交警无法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情况下，有职权对交通事故进行认定，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以及认定的事实依法应予采信。原告是在第三人提起劳动仲裁赔偿之后提出行政诉讼，体现出原告不负责任的心态，利用诉讼拖延赔偿责任，受害人已经出世超过三年，至今仍未得到合法、公正的法律评价，第三人家庭受到巨大的损害。第三人没有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3的真实性都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都不予认可；认为户口注销单上的死亡原因只是统称，以出院记录为准，派出所核实的黄某的死亡时间是2014年4月13日；黄某发生病危，其家人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才被迫出院。第三人同意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认为肇庆高新区人民医院和广西巴马县人民医院的入院记录都是记载患者因跌倒致头部受伤，说明黄某受伤原因不是交通事故，病历证实黄某每次住院治疗效果都是良好，病情有改善，因家属单方面停止治疗而导致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第三人是知道黄某受伤的经过的，第三人在人身保险理赔申请单上填写的是真实意思；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认为巴马瑶族自治县公安局甲篆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可以证实黄某的死亡时间存在矛盾，邓某不是本公司的员工；对第三组证据中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照片、送达回证不予认可，送达地址存在矛盾，签收人黎思颖不是本公司员工，对地图不予认可，无法真实黄某居住地，对其他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第二、三组证据没有异议；对第一组证据中的举证说明不予认可，认为是原告单方面提供的，对其他证据没有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对原告和被告提供的所有证据的真实性都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死者黄某生前是原告的员工，担任公司的绿化养护工作。根据原告提供的监控视频显示，2014年3月24日早上7时左右，黄某是推着自行车走进天和豪庭小区内的，期间有停留并用手抚头，且有走路不稳现象，自行车车轮明显变形。黄某回到天和豪庭后，随即在工具房发生呕吐等不适状况，经在场同事蔡某询问，黄某称在上班途中被摩托车碰撞。蔡某后向其主管叶某报告该情况，叶某到场后，黄某亦称其在上班途中被一辆摩托车碰撞，但对方跑掉了。当日8时许，原告即送黄某到肇庆高新区人民医院诊治，经诊断，黄某为重型颅脑损伤，后在该院住院手术治疗至2014年4月8日。同年4月9日黄某转回家乡广西巴马县人民医院继续住院治疗，同年4月12日出院，同年4月13日在家中死亡。原告为黄某等员工投保了团体意外险。2015年2月11日，本案第三人黄忠波在原告协助下，以黄某上班途中被机动车碰撞受伤，医治无效死亡为由，向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申请理赔。保险公司经调查核实后，认为黄某于2014年3月24日上班途中被摩托车撞倒受伤，经治疗无效死亡，向黄某亲属赔付了保险金。2014年9月3日，黄忠波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反映黄某于2014年3月24日上午约9点在原告派往的天和豪庭小区进行楼外树木剪枝时摔倒，最终不治死亡；被告受理原告申请后，于同年9月10日向原告发送《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原告于同年9月13日向被告提交了相关举证材料。被告在认定工伤过程中，分别对肇庆高新区人民医院医生曾小明、安太顺公司绿化工蔡某、主管叶某、黄忠波进行了调查，并调取了黄某在肇庆高新区人民医院和巴马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的诊治资料。后被告于2014年11月4日作出肇高劳社工认字[2014]320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黄某在2014年3月24日7时左右回到天和豪庭，随后被发现在保安室楼上工具房呕吐，约8时被送医院治疗，与黄忠波所称9时左右在进行树枝修剪工作时摔伤头部不符，因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和第十条的规定，不予认定黄某于2014年3月24日头部摔伤为工伤。黄忠波对被告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不服，于2015年2月3日向四会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肇高新劳社工认定[2014]320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该院经审理于2015年5月18日作出（2015）肇四法行初字第7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黄忠波的诉讼请求。黄忠波不服判决，向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经该院书面审理，于2015年10月15日作出（2015）肇中法行终字第88号行政判决：1、撤销广东省四会市人民法院（2015）肇四法行初字第7号行政判决；2、撤销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肇高新劳社工认字[2014]320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责令其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2015年10月28日，被告向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发出《联系函》，向该保险公司调取了对黄某人身保险进行理赔时形成的调查报告书、对叶某和黄忠波的询问笔录、人身保险理赔申请书。2015年10月28日，被告向肇庆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第三大队发出《关于协助核实黄某交通事故的函》；该第三大队于2015年11月18日复函，陈述经核查2014年没有收到110指挥中心报来的黄某涉嫌交通事故的处警记录，亦没有接到黄某本人及家属涉及交通事故直接联系该大队的记录。2015年11月13日，被告向黄忠波发出《工伤认定申请补正材料通知书》，于2015年11月16日向原告发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2015年11月23日，被告对邓某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被告于2015年12月10日重新作出了肇高劳社工认字（2015）41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黄忠波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8月26日作出（2016）粤1203行初9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肇高劳社工认字（2015）41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责令其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服，向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13日作出（2016）粤12行终12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4月20日，被告向原告发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2017年4月21日，被告向肇庆市公安局大旺分局发出《联系函》，该公安分局复函告知政德大街在2014年3月24日未安装有治安监控，是于2015年11月安装了治安视频监控，录像保存时间最长为30天。2017年5月11日，被告作出肇高劳社工认字（2017）160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不服遂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另查明：2014年10月9日，巴马瑶族自治县公安局甲篆派出所出具《证明》，陈述经核查黄某系因伤医治无效于2014年4月13日死亡，因其妻子于2014年5月4日到该所办理黄某户口注销时自报死亡日期为2014年4月22日，现黄某已死亡注销户口，电脑系统无法更改其死亡日期。2016年3月23日，肇庆××新区安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更名为肇庆市安太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有对工伤事故作出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职工符合本条件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一）故意犯罪的；（二）醉酒或者吸毒的；（三）自残或者自杀的。”《《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审核需要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用人单位、职工、工会组织、医疗机构以及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协助。职业病诊断和诊断争议的鉴定，依照职业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执行。对依法取得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再进行调查核实。”故在本案工伤认定的过程中，在没有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或其他证明材料的情况下，被告根据审核需要对事故伤害进行了调查核实，调取的证人蔡某、叶某、邓某的证言、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的调查记录均显示黄某在上班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且原告提供的监控视频能确认黄某于2014年3月24日早上7时左右是推着变形的自行车走进天和豪庭小区，存在有停留并用手抚头和走路不稳现象。被告在进行工伤认定过程中向原告发出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原告没有提供证据来否认黄某的受伤属于交通事故导致的。对黄某于2014年3月24日早上7时左右在高新区德政大街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受伤的事实，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二）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三）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四）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原告公司上班时间为早上7时，黄某从其居住的高新区信宜村的出租屋到天和豪庭上班途径德政大街属合理的路线，故黄某因上班在早上7时左右途径德政大街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上班途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第十六条第（二）项“醉酒或者吸毒”和第十六条第（三）项“自残或者自杀”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前述法律文书不存在或者内容不明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前款事实作出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故在本案工伤认定的过程中，“本人主要责任”是否存在，应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在相关法律文书不存在或者法律文书内容不明确时，被告基于履行工伤认定的法定职责的需要，应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行使调查核实权和合理利用证据规则对案涉交通事故中是否存在“本人主要责任”作出明确认定。本案中没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被告根据调取的证据和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黄某在交通事故中不承担主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本案中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证实黄某在交通事故中的过错；依据叶某和邓某的证言，存在黄某骑自行车与摩托车发生碰撞后，摩托车驾驶员逃逸和黄某逆行的过错，结合在交通事故中黄某属于行人以及事故对方为机动车方、存在逃逸的情形，参照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规则，被告行使法定职权作出黄某在交通事故中不承担主要责任是合理的。黄某于2014年3月24日至同年4月8日在肇庆高新区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于2014年4月9日至同年4月12日在巴马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重型颅脑损伤；巴马瑶族自治县公安局甲篆派出所出具《证明》，证实黄某系因伤医治无效于2014年4月13日死亡，黄某因交通事故导致受伤并医治无效死亡是明确的，对原告认为黄某并不是因伤医治无效死亡的主张不予采纳。同时，被告在作出肇高劳社工认字（2017）160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前，于2017年4月20日作出并向原告送达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有其提供的送达回证、原告公司前台送达照片予以证实，本院予以采纳。《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在被告的工伤认定过程中和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也没有提供证据来证明黄某的死亡不属于工伤。综上，黄某的死亡属于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的工伤事故。被告在没有有权机构的法律文书的情况下，行使调查核实权认定黄某于2014年3月24日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后因伤医治无效于2014年4月13日死亡为工伤，属于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肇庆市安太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肇庆市安太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文雄审 判 员  郭德远人民陪审员  伍钜雄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书 记 员  陈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