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民终10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省再保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汉中门大街***号**层*座。法定代表人：黄成，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佩，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恒顺方舟船舶工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林文雄，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亮，男，该公司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石头城*号*幢。法定代表人：黄磊，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江苏朗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苏省再保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再保租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际租赁公司”）、被上诉人安徽恒顺方舟船舶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顺方舟公司”）船舶权属纠纷一案，不服武汉海事法院（2015）武海法商字第011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7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再保租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佩，被上诉人恒顺方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亮，被上诉人国际租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再保租赁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武汉海事法院（2015）武海法商字第01139号民事判决，改判撤销武汉海事法院（2014）武海法商字第00777号民事判决中包含的确认国际租赁公司对“恒顺达191”轮（船舶识别号为CN20118344282）上型号为6S42MC7的船用发动机享有所有权的内容；2、依法确认再保租赁公司对“恒顺达191”轮上型号为6S42MC7的船用发动机享有所有权；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两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第一，原审判决认定再保租赁公司未尽谨慎审查义务，缺乏事实依据。再保租赁公司与南京恒顺达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顺达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时，再保租赁公司对融资租赁的标的物进行了现场核查和网络登记信息检索，已经充分和适当地履行了对融资租赁标的物谨慎的审查和注意义务。1、再保租赁公司进行了现场核查，还对涉案发动机进行了融资租赁登记信息检索，发现除国际租赁公司在2012年6月19日对“恒顺达191”轮进行的融资租赁登记信息中存在部分相同信息，即登记的船舶主机型号6S42MC7，韩国现代生产，与再保租赁公司与恒顺达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发动机的型号和生产厂家相同。就涉案发动机而言，没有其他具有相同或类似的登记信息。2、国际租赁公司于2013年9月对原有的融资租赁登记信息进行了发动机编号AA4654补充登记。国际租赁公司这一补充登记行为表明以前的登记信息不完善，再保租赁公司不可能通过国际租赁公司在6月19日的登记信息中发现双方的融资租赁存在冲突。第二，原审判决认定再保租赁公司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超过六个月法定期间，缺乏事实依据。1、原审法院核实再保租赁公司相关会议纪要真实性时，向会议纪要与会人员刘洋、曹鹏进行调查，刘洋和曹鹏确认再保租赁公司于2014年底即知晓武汉海事法院（2014）武海法商字第00777号民事判决的事实。但刘洋、曹鹏接受原审法院调查讯问后不久即到国际租赁公司任职，其证言具有偏向性，不应被采纳。2、原审法院对恒顺达公司及恒顺方舟公司的共同法定代表人高升调查询问时，高升确认其于2015年5月将（2014）武海法商字第00777号民事判决告知再保租赁公司。高升的证言不存在任何偏向性，其证言的可信度应高于刘洋和曹鹏的证言，原审法院错误采纳刘洋和曹鹏的证言，认定再保租赁公司起诉超过六个月的法定期间明显不当。第三，从民法公平原则的角度出发，再保租赁公司对融资租赁物的投资客观上使国际租赁公司受益，国际租赁公司应当对再保租赁公司进行适当的补偿。国际租赁公司二审辩称：无论再保租赁公司是否尽到审查义务以及撤销之诉是否超过法定期限，因本案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且国际租赁公司于2012年6月19日合法取得“恒顺达191”轮所有权，船舶发动机不具备单独的所有权，故再保租赁公司对涉案发动机不能享有所有权。具体理由：第一，再保租赁公司对融资租赁标的物未尽到谨慎的审查义务。1、再保租赁公司如果尽到审查义务，在近9个月的时间内应该可以发现涉案发动机被安装到“恒顺达191”轮。再保租赁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时，涉案融资租赁物已经附属到“恒顺达191”轮，再保租赁公司对融资租赁物的实际交付情况及交付后的监管等没有任何要求，处于放任状态。2、涉案融资租赁物为船舶发动机，不能单独使用，必然要用于建造船舶。再保租赁公司与恒顺达公司的委托采购协议明确约定交付地址为恒顺方舟公司船厂。再保租赁公司应当及时审查恒顺达公司与恒顺方舟公司之间的船舶建造合同、材料及建造时间节点，并核实船舶建造情况。如果再保租赁公司履行上述审查义务，应当能够及时发现涉案发动机被安装到“恒顺达191”轮上，且该轮被整体融资租赁给国际租赁公司。3、再保租赁公司仅简单地查询了融资租赁登记信息，虽然其上诉理由提及现场核查，但从再保租赁公司向省政府提交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其实际于2013年8月9日现场核查时才发现发动机早已安装上船。第二，本案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再保租赁公司不符合善意相对人的条件。再保租赁公司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前提是恒顺达公司构成无权处分，再保租赁公司实际交付发动机。涉案发动机并未交付给再保租赁公司，恒顺达公司根据已经履行完毕的协议向再保租赁公司骗取融资款项。第三，再保租赁公司行使第三人撤销之诉超过了法定撤销期限。原审法院向刘洋、曹鹏调查时，两人均供职于第三方公司，与国际租赁公司没有利害关系，法院调查后该两人的就职行为并不能否定调查时证言的有效性和公正性。再保租赁公司获知（2014）武海法商字第00777号判决内容，并不完全需要从高升处获得，且高升对于再保租赁公司而言亦属利害关系人，其证言中对再保租赁公司有利的部分，不具有可信性。恒顺方舟公司二审辩称，同意再保租赁公司上诉关于其融资租赁行为事实上使得国际租赁公司受益的主张。再保租赁公司原审诉请：1、撤销（2014）武海法商字第00777号民事判决中包含的确认国际租赁公司对“恒顺达191”轮（船舶识别号为CN20118344282）上的型号为6S42MC7的船用发动机享有所有权的内容；2、确认再保租赁公司对“恒顺达191”轮上的型号为6S42MC7的船用发动机享有所有权；3、案件受理费由国际租赁公司和恒顺方舟公司负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8月8日，再保租赁公司与恒顺达公司签订苏再租［2012］租赁字第0027号融资租赁合同和苏再租［2012］委托字第0027号委托购买协议，约定由恒顺达公司向再保租赁公司融资租赁两台型号为6S42MC7的船用发动机；租赁物由再保租赁公司根据恒顺达公司的选择和要求，委托恒顺达公司购买；购买价格为2671万元，起租日为再保租赁公司支付购买价款之日，租赁期限为4年；再保租赁公司自实际起租日起取得租赁物的完整所有权，租赁期满且付清全部租金及其他应付款项后，租赁物的所有权转归恒顺达公司所有。双方还对租金及其他费用的支付等作了约定。合同签订当日，恒顺达公司向再保租赁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对安装上述船用发动机的船舶办理所有权登记时，计算发动机价值占船舶总价的百分比，将再保租赁公司登记为船舶共有人。恒顺达公司已在上述合同签订前向第三方支付了发动机的第一期购买款5633180元，再保租赁公司于2012年8月9日向恒顺达公司支付了第二期购买款21076820元。2012年8月23日，再保租赁公司为上述合同项下的两台船用发动机办理了融资租赁登记，租赁财产描述如下：船用发动机，型号6S42MC7，功率6480KW，转速136rpm，数量2，生产商为韩国现代重工。恒顺达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升在接受原审法院调查时确认，其中一台发动机已经安装在“恒顺达191”轮上。2013年8月9日，因恒顺达公司没有按期支付租金，再保租赁公司在催款及现场核查中发现，其采购的两台船用发动机，其中一台已安装至“恒顺达191”轮，该轮于2012年6月15日连同发动机整体转让给了国际租赁公司，另一台发动机则不见踪影。再保租赁公司遂于2014年4月1日向其母公司江苏省信用再担保有限公司报告了上述情况。2014年12月5日，再保租赁公司内部召开风险处置专项会议，会上通报恒顺达系风险项目的处置进展情况为“三期在建191船舶已通过武汉海事法院判给南京国际租赁”。另查明，“恒顺达191”轮系恒顺达公司委托恒顺方舟公司建造的一艘40000DWT近海散货船，双方于2010年9月1日签订船舶建造合同，约定船舶主机为韩国现代重工产柴油机，型号为6S42MC7，功率为6480KW，转速为136rpm；双方还对船舶建造技术规范、船舶主要尺寸、设备用材的品牌规格、交船条件、违约责任等作了约定。恒顺方舟公司出具的船舶生产节点表显示，该轮主机已于2012年3月进舱。该轮至今没有建造完工，也没有办理所有权登记。国际租赁公司在与恒顺达公司签订NAILC-2012-租赁字第0601号融资租赁合同后，于2012年6月19日办理了融资租赁登记，租赁财产主要描述如下：租赁标的物为一艘40000DWT近海散货船，名称“恒顺达191”，船舶识别号CN20118344282，生产商为恒顺方舟公司，主机型号6S42MC7（韩国现代生产）。2013年9月25日，国际租赁公司办理变更登记，在上述租赁财产信息中增加了主机编号AA4654。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第三人撤销之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者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再保租赁公司与恒顺达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后，实际支付了融资款，且恒顺达公司确认其中一台发动机已经装上“恒顺达191”轮，因此，原审法院对“恒顺达191”轮权属纠纷一案即（2014）武海法商字第00777号案的处理结果同再保租赁公司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由于（2014）武海法商字第00777号案是“恒顺达191”轮买卖合同项下的船舶权属纠纷，再保租赁公司不是船舶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故其没有被通知参加诉讼。该公司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主体要件，可以作为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恒顺达191”轮是一艘建造中的船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船舶。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建造中的船舶通常被界定为从制作船舶零件时开始到建造完成时止用于建造船舶的所有特定材料、机器和设备的总和。涉案发动机装上“恒顺达191”轮后，即可被明确识别为该在建船舶的一部分，并因此丧失独立性，在融资时也是连同该轮其他设备、材料等被作为一个整体对待。再保租赁公司在国际租赁公司起诉恒顺方舟公司之前，即已知晓“恒顺达191”轮于2012年6月15日连同发动机整体转让给国际租赁公司这一事实。正是基于上述整体转让事实，原审法院作出（2014）武海法商字第00777号民事判决，确认国际租赁公司对“恒顺达191”轮享有船舶所有权。该判决虽未对发动机的所有权归属进行单独说明，但不构成内容错误。国际租赁公司与恒顺方舟公司、恒顺达公司签订合同约定“恒顺达191”轮所有权归属在先，再保租赁公司与恒顺达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在后，且无证据显示恒顺达公司融资租赁船用发动机征得了国际租赁公司的同意。国际租赁公司依约取得“恒顺达191”轮所有权后及时办理了融资租赁登记，并在租赁财产信息栏中写明了主机信息。再保租赁公司在与恒顺达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时，稍加谨慎便可查知涉案发动机早已装上“恒顺达191”轮，且作为该轮的一部分已经办理了融资租赁登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在此情形下，再保租赁公司不能善意取得“恒顺达191”轮上型号为6S42MC7的发动机的所有权。因此，该公司请求确认其对发动机享有所有权的主张不能成立，与之相应的，原审法院（2014）武海法商字第00777号民事判决也没有损害其主张的上述权益。原审法院作出（2014）武海法商字第00777号民事判决后，再保租赁公司于2014年12月5日召开风险处置专项会议，对判决结果进行了通报。由此可以认定，再保租赁公司至迟于2014年12月5日已经知道其所称的损害结果。依照法律规定，该公司应在六个月内即在2015年6月4日之前向原审法院提起撤销之诉。其于2015年8月7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了法定期间。综上所述，再保租赁公司提起撤销之诉，虽符合主体要件，但其未在法定期间内提起本案诉讼，且未能证明（2014）武海法商字第00777号民事判决内容错误并损害其民事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江苏省再保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1930元，由江苏省再保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再保租赁公司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两份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证据1：武汉海事法院对高升的调查笔录一份；证据2：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鄂民终字第00195号民事裁定书一份。用以证明再保租赁公司于2015年5月经主动询问高升才得知武汉海事法院（2014）武海法商字第00777号判决，再保租赁公司于2015年8月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六个月的法定期间。国际租赁公司经质证，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高升的证言中有利于再保租赁公司的内容，不具有可信性，对两份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恒顺方舟公司经质证，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认可。本院认证意见：经查，原审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向高升作了调查，并制作了笔录，即再保租赁公司提交的证据1。该笔录原审时经各方当事人质证，为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原审法院将其作为定案依据，故本院二审不再作为新证据采纳。证据2为本院的生效裁判文书，且各方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本院将其作为定案依据。本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3月24日，经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被上诉人国际租赁公司名称由“南京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变更为“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针对各方当事人的诉辩焦点，结合本案相关证据，本院认为，原审法院（2014）武海法商字第00777号民事判决关于确认国际租赁公司对“恒顺达191”轮享有所有权的认定无误，再保租赁公司不能依据其与恒顺达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享有对“恒顺达191”轮上型号为6S42MC7船用发动机的所有权。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第一，再保租赁公司是否尽到谨慎审查的义务；第二，再保租赁公司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是否超过法定期间。具体分析和认定如下：第一，关于再保租赁公司是否尽到谨慎审查义务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据此，融资租赁应涉及出租人、承租人、出卖人三方主体，包含买卖和租赁两个法律关系。因此，再保租赁公司在融资租赁合同关系中是否尽到谨慎审查义务，应从买卖及租赁两个法律关系予以分析。本院认为，买卖法律关系中，再保租赁公司未尽到谨慎审查的义务。本案中，再保租赁公司与恒顺达公司于2012年8月8日签订苏再租［2012］租赁字第0027号《融资租赁合同》和苏再租［2012］委托字第0027号《委托购买协议》。其中，苏再租［2012］委托字第0027号《委托购买协议》在作为附件的《委托购买交易明细表》中约定“鉴于乙方于2011年1月14日与江苏苏美达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美达公司”）签署了船用发动机购买合同，甲方对该购买合同的效力及内容予以认可，该购买合同的签署视为甲方委托乙方行使合同签署的权利，如果该购买合同与本合同冲突，则以本合同约定为准”，即再保租赁公司对恒顺达公司与苏美达公司于2011年1月14日签订的船用发动机买卖合同予以追认。原审查明，苏再租［2012］租赁字第0027号《融资租赁合同》及苏再租［2012］委托字第0027号《委托购买协议》中约定的购买款总价为26710000元，第一次支付金额5633180元由恒顺达公司于上述合同签订之前支付给苏美达公司，剩余的第二期购买款21076820元再保租赁公司直接支付给恒顺达公司，而非苏美达公司。再保租赁公司作为涉案融资租赁物的买方，在委托恒顺达公司支付货款后，应对苏美达公司交付货物是否符合合同约定进行审查。因再保租赁公司与恒顺达公司成立的为融资租赁合同关系，在承租人通过融物而实现融资租赁的过程中，租赁物的买卖是不可缺少的环节。在再保租赁公司追认恒顺达公司与苏美达公司买卖合同及向恒顺达公司直接支付购买款的前提下，再保租赁公司应审查融资租赁物的买卖及交付情形。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中如无租赁物的买卖，则融资租赁关系易被认定为资金的融通及分期偿还，即名为融资租赁实为企业间借贷。另，依照《委托购买协议》第五条“租赁物的所有权、风险、交付、维护及索赔”中第3、5项的约定“租赁物由供应商直接向乙方交付，甲方不承担租赁物的交付，并且乙方应在按照购买合同约定接受租赁物、签署《租赁物接收证书》并将原件一份提交给甲方”、“租赁物交付后，乙方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将租赁物的全额发票原件交付至甲方持有”。故，无论从法理亦或从双方的约定中，再保租赁公司如认为其已尽到谨慎审查的义务，在买卖法律关系环节至少应举证证明其依照合同约定对租赁物的交付尽到上述审查义务，因再保租赁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已对融资租赁物尽到上述审查义务，其应对其举证不能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本院认为，租赁法律关系中，再保租赁公司亦未尽到谨慎审查的义务。因涉案租赁物为船用发动机，无法单独使用，只能安装于船舶上使用。再保租赁公司与恒顺达公司签订苏再租［2012］租赁字第0027号《融资租赁合同》当日，恒顺达公司向再保租赁公司出具的《承诺书》载明“我公司对安装上述租赁物的船舶办理船舶所有权登记时，应计算发动机价值占船舶总造价的百分比，经贵公司同意后，办理船舶所有权登记。此时，贵公司作为船舶的共有权人登记”，“我公司以安装上述租赁物的船舶对外融资时（如办理融资租赁或抵押贷款等），应对外声明贵公司是上述租赁物的所有权人并将上述租赁物排除在外”，故，再保租赁公司与恒顺达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时对租赁物的理解应当是该租赁物尚未被安装至任何一艘船舶。依照苏再租［2012］租赁字第0027号《融资租赁合同》第六条第2项的约定，“租赁物运达安装或使用地点后由乙方自负保管责任，乙方应及时将租赁物的验收单交给甲方”，再保租赁公司将租赁物出租给恒顺达公司，应对该租赁物运达安装的情况进行审查，要求恒顺达公司提交租赁物的验收单。原审法院查明，“恒顺达191”轮的主机于2012年3月进仓，而再保租赁公司于2013年8月9日在催款及现场核查时，发现其采购的两台船用发动机，其中一台已安装至“恒顺达191”轮，该轮于2012年6月15日连同发动机整体转让给国际租赁公司。再保租赁公司上诉认为，国际租赁公司在2012年6月19日的融资租赁登记中关于租赁财产的描述中并未提及“恒顺达191”轮的发动机，其于2013年9月25日的变更登记中才增加主机编号，因再保租赁公司出租的发动机为种类物，仅能确定型号及生产厂家，故其查阅融资租赁登记信息时，无法发现该租赁物已被安装至船舶并整体融资租赁的事实。因融资租赁直接服务于实体经济，融资租赁企业应具备与其业务规模相适应的资产规模、资金实力和风险管控能力。再保租赁公司作为专门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融资租赁企业，在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及进行融资租赁登记时，对出租物的审查不应仅限于网络登记信息检索，如前所述，再保租赁公司如在买卖法律关系中尽到谨慎的审查义务，对买卖合同、融资款的支付、租赁物的交付等情况进行审查，应不会对该租赁物于其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前已被安装至“恒顺达191”轮的情形一无所知。故，再保租赁公司上诉关于其已尽到谨慎的审查和注意义务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第二，关于再保租赁公司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是否超过法定期间的问题经查，原审判决认定再保租赁公司得知（2014）武海法商字第00777号民事判决的主要依据为刘洋、曹鹏对再保租赁公司内部会议纪要的认可。因刘洋、曹鹏原审接受原审法院调查时认可2014年2月5日风险处置专项会议纪要中第一部分第7项关于恒顺达系风险项目处置进展情况的记载。再保租赁公司上诉认为刘洋、曹鹏接受调查后就职于国际租赁公司，其证言不具有客观性。本院认为，刘洋、曹鹏接受原审法院调查时并非国际租赁公司的员工，其证言应具有客观性，刘洋、曹鹏目前的任职情况对其调查时的证言并无影响。关于高升的证言，原审判决亦作为证据予以确认，高升证明其在（2014）武海法商字第00777号案审理时并未将案件审理情况告知再保租赁公司。再保租赁公司2015年5月向其询问法院判决确认“恒顺达191”轮归国际租赁公司时，高升告知再保租赁公司（2014）武海法商字第00777号案的处理结果。本院认为，据高升接受原审法院调查时陈述，2015年5月再保租赁公司向其询的是“法院判决确认“恒顺达191”轮归国际租赁公司的事实”，即再保租赁公司向高升询问时，已得知（2014）武海法商字第00777号案的处理结果。故，再保租赁公司上诉认为高升于2015年5月告知其之前，再保租赁公司不知晓该案判决结果，应依据高升的证言确定其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起算时间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再保租赁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1930元，由江苏省再保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鲁 杨审判员 林向辉审判员 余 俊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六日书记员 程建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