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民终164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蒋苗，男，1983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高州市。上诉人(原审被告)：甘杏丽，女，1984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高州市。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郑芝敏，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郑显非，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甫文，男，1968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临武县。委托代理人：吴忠，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蒋苗、甘杏丽因与被上诉人周甫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5民初90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蒋苗、甘杏丽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主文第一项、第二项，改判为蒋苗偿还周甫文借款本金人民币126800元，且无须支付利息。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维持原审判决主文第三项。其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关于2015年2月12日《借条》以及51200元借款的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民间借贷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其生效要件以实际支付借款为必要生效要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对此予以明确。在本案中，《借条》只能证明双方就借贷法律关系达成合意，不能证明借款己实际支付。《借条》是否实际履行、周甫文是否实际交付借款51200元，必须按“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由周甫文证明《借条》已生效、借款己支付。本案中，周甫文主张该51200元系现金交付，且在保安亭内交付，但未能提供交付借款的凭证、收据或其他证据。且关于借款的交付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等解释不清。原审判决仅仅依据《借条》、在没有任何证据交付了借款的情况下，认定存在借款51200元的事实，显然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2、从蒋苗与周甫文2015年3月10日—2015年4月17日之间的转账往来可以看出，周甫文关于51200元借款事实上是分笔、转账支付，蒋苗也己分笔还清，周甫文主张现金交付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证据支持，无法认定。蒋苗与周甫文之间，均是因短期资金周转而发生借贷关系。短期借贷后，蒋苗也基本很快偿还借款本金，并支付一些利息。这样的交易习惯、交易方式，从蒋苗与周甫文一年之间几十次的交易往来足以体现。周甫文庭审称之所以支付现金，是因其不会转账，但是双方如此频繁的转账往来，足以说明周甫文是做虚假陈述。蒋苗并未在2015年2月12日前收到周甫文交付的任何现金借款，在2015年2月12日前也未与周甫文存在任何借贷关系或其他经济往来。周甫文在2015年3月10日向蒋苗支付借款10000元、2015年3月16日支付22000元、2015年4月17日支付借款20000元，该三笔借款即是履行2015年2月12日《借条》上的借款本金支付义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蒋苗已提供还款凭证证明已偿还了该《借条》的借款。3、原审判决关于51200元借款的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关于该笔51200元的借款，应首先由周甫文证明借款合同成立并生效，即周甫文已实际交付了该笔借款51200元。并且，既然周甫文主张现金交付，应首先由周甫文对该交付方式进行举证，而不是反过来由上诉人证明“并非现金交付”。很明显，原审判决关于51200元借款，不但事实认定错误，举证责任分配错误，适用法律错误。4、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出台以后，司法实践及主流观点都明确认为：不能仅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认定借贷关系的发生以及借贷关系的内容。综上所述，原审判决关于2015年2月12日《借条》以及借款51200元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予以改判。二、原审判决关于2016年3月27日《借据》以及借款195000元，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无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印证该《借据》的事实，仅仅依据“蒋苗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应该了解出具借据的法律后果”，确认存在195000元借款的事实，显然违背法律规定和审批规则。1、周甫文在原审诉状中明确是在2016年3月27日向蒋苗借款195000元整；在原审第一次开庭陈述中，周甫文也是坚持认为是在2016年3月17日向蒋苗借款195000元。直至第二次开庭，在无法回答法官提出的“关于该笔195000元如何支付、何时支付”的问题后，才改口该笔“195000元借款是一段期间内双方借、还款的总结”。但是即使周甫文这样主张，也无法说明该195000元是哪个时期内、哪些借款的总结。在案的证据、周甫文的陈述，均无法确认周甫文己实际支付了195000元借款，《借据》有实际履行。2、借据、借条、欠条等债权凭证，其法律意义及后果，是证明双方达成借贷合意，不能作为认定借款己实际支付或履行的证据。原审判决推定蒋苗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清楚出具借据的法律后果。蒋苗对《借据》的法律后果的理解，就是双方达成借贷合意，并不是认为《借据》一经签署，就是收到了《借据》上所载的金额(普通人理解也是这样：明明钱没给，签了个合同，就说收到钱了，这明显违背普通人的认知逻辑)。相反，“收到了钱才会签署《借据》”这样无依据的臆测，是原审判决强加给蒋苗。原审判决用没有任何依据的、违背基本逻辑和生活常识的所谓推理，代替证据认定，显然错误。3、周甫文应证明该笔195000元借款已实际支付、如何支付等事实。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问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关于民间借贷举证责任分配和事实认定的规定，应首先由周甫文证明《借条》所载借款195000元如何支付、何时支付。如果周甫文主张该195000元系一段时期内借、还款的总结，应举证证明195000元是什么时期内、哪些借还款的总结、如何总结得出等事实，而不是仅仅依据蒋苗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仅凭《借据》便认定借款事实的存在。综上所述，原审判决关于2016年3月27日《借据》以及借款195000元，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三、原审判决关于2016年4月1日《借据》以及借款50000元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关于该《借据》及借款50000元的是否实际支付，关键不在于《借据》是不是受胁迫签署，关键在于周甫文是否有实际支付该笔50000元借款。周甫文关于该50000元借款如何支付、何时、何地支付等解释，均违背常理。原审判决关于该笔50000元的认定，错误在于：未审查该50000元是否实际支付、《借据》是否生效、是否实际履行等情况，直接默认该笔50000元己实际支付。蒋苗关于该笔借款的抗辩理由有二：一是未实际履行，借款未支付；二是该《借据》系受胁迫所签署。但是原审判决偷换概念，不提蒋苗“借款未实际支付”的抗辩，仅抓住蒋苗无法证明《借据》受胁迫所签署，这明显逻辑错误且本末倒置。并且，在2016年4月1日，蒋苗在2015年9月份借的本金还未还清，周甫文也非常清楚蒋苗对外负有大额债务，怎么还会继续借款给蒋苗？显然违背常理。综上所述，原审判决关于2016年4月1日《借据》以及借款50000元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四、原审判决关于利息的认定错误。蒋苗认为，2015年2月12日《借条》相关借款本金、利息已还清，不存在拖欠本金及计算利息的问题。另外，2015年2月12日《借条》并未约定利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不应支持利息。2016年3月27日《借据》、2016年4月1日《借据》均未实际履行，两份借据上所载利息也不应执行。且上载利息约定违反法律规定，属于无效约定，原审判决按照年利率24％计算没有法律依据。五、甘杏丽不应对蒋苗的借款承担连带责任。原审判决主文第二项适用法律错误。周甫文原审诉状及庭审明确，涉诉三份借据的借款，均是蒋苗用于生意周转，虽然周甫文在第二次庭审改口称，其中有部分蒋苗用于家庭生活消费，但是，却仅仅是“部分”，并不是全部。而且，结合蒋苗、周甫文多次转账往来、快借快还的特点，蒋苗从事生意的情况，甘杏丽有独立收入、家庭开支由甘杏丽支付等事实，可以综合判断出蒋苗的借款并未用于家庭生活开销。在甘杏丽已提供证据证明其有独立收入、足以支付家庭开销、各项家庭收入由蒋苗、甘杏丽负担的情况下，周甫文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相关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也未举证说明有多少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情况下，原审判决认定甘杏丽需对蒋苗全部借款承担连带责任，是错误的。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穗中法金民终字第101号判例明确指出：确定夫妻共同债务的关键在于是否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应对从夫妻双方的关系、收入状况、借款期间是否购置夫妻财产以及夫妻的爱好嗜好等方面综合考虑。在借款期间，甘杏丽工作稳定，有固定收入足以支付家庭各项开销，家庭也未购置大额资产，没有共同举债的必要性。另外，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对外借债，因夫妻另一方无法限制其对外举债的行为，无法审查债务的真实性、债务的数额，也无法控制债务的用途。在缺乏举债合意的情况下判令另一方承担责任，将使夫妻一方陷入不可预测的风险中。而债权人作为出借方，其在出借款项之前相对于债务人而言具有优势地位，可以审查借款用途、债务人偿债能力、借款是否为夫妻双方的合意等等。如债权人意欲夫妻共同承责，完全可以要求夫妻双方达成偿债合意否则可以拒绝出借款项以规避自设风险，因此，债权人对于自己债权的风险应当有一定的注意义务。因此，债权人对于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应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败诉的风险。所以，周甫文一方面主张相关借款用于蒋苗生意周转、一方面又主张借款用于蒋苗、甘杏丽夫妻共同生活，陈述存在矛盾，甘杏丽已举证证明没有举债合意、相关家庭开销系其个人收入支付的情况下，原审判决认定甘杏丽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六、关于本案借款事实的认定，应当根据双方转账往来流水，认定拖欠的本金。经蒋苗核算，仅拖欠周甫文借款本金民币126800元，并且不应支付利息。综上所述，原审判决主文第一项、第二项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以改判或者将案件发回重审。被上诉人周甫文答辩称：其不同意蒋苗、甘杏丽的上诉请求，蒋苗、甘杏丽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法院应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其同意原审判决。周甫文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蒋苗、甘杏丽向周甫文偿还三笔借款本金共计296200元，并从2016年4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月利率3%计付利息给周甫文；2.本案诉讼费用由蒋苗、甘杏丽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蒋苗、甘杏丽于2012年8月30日登记结婚，于2016年8月23日登记离婚。2015年2月12日，蒋苗向周甫文出具了一份借条，载明，“今借到周甫文，身份证号：，人民币伍万壹仟贰佰元整，借期为半年，特此借条”。2016年3月27日，蒋苗向周甫文出具了一份借据，载明，“本人蒋苗（身份证号：）向周甫文（身份证号：）借款人民币195000元（大写壹拾玖万伍仟元整）月息8%，借期为2016年3月27号起，特此借据”。2016年4月1日，蒋苗向周甫文出具了一份借据，载明，“本人蒋苗（身份证号：）向周甫文（身份证号：）借款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元），月息8%，特此借据”。周甫文以蒋苗、甘杏丽未偿还借款为由，于2016年11月7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周甫文陈述上述借款的支付情况如下：51200元是通过现金方式支付，195000元是周甫文、蒋苗对2015年9月14日至2016年3月27日所有借、还款的总结，50000元是通过现金的方式支付的。诉讼中，周甫文为了证明借款195000元的支付情况，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一份2015年3月10日至2016年5月16日期间的《蒋苗借还款统计表》，该表显示，借款金额为658600元，还款金额为539750元（还本金465600元、还利息74150元），还款金额中有两笔还款产生于2016年4月1日之后，分别为2016年5月6日6000元、2016年5月16日4000元，均为偿还利息。对于上述统计表，蒋苗认为，周甫文多计了一笔2015年8月2日2500元的还款，漏计了2015年9月11日600元以及2015年10月3日20000元两笔还款，对于借款日期以及对应的借款金额没有异议，但对于还款金额中周甫文对使还本金或利息的区分有异议。周甫文确认蒋苗于2015年8月2日还款2500元，2015年9月11日还款600元以及2015年10月3日还款20000元，其中600元是偿还利息，20000元是偿还本金和利息。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民间借贷纠纷。关于51200元的借款，周甫文主张其以现金的方式支付，并提供了由蒋苗出具的借条予以证明，蒋苗认为并非现金支付，但未提供反驳的证据予以证实，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故对于周甫文主张蒋苗向其借款51200元的事实，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195000元的借款，周甫文主张该金额是一段期间内双方借、还款的总结，蒋苗认为上述借款并未实际发生，原审法院意见认为，第一，2015年3月10日至2016年5月16日期间，蒋苗向周甫文借款的金额为658600元，还款的金额为560350元（539750元+20000元+600元），周甫文认为当中本金还款为465600元，利息还款为74750元（74150元+600元），另外还有20000元是偿还本金和利息，周甫文已经对该笔借款的实际支付情况做了一个基本合理的解释，并列表予以说明；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蒋苗主张195000元的借据是受胁迫签署的，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现借据载明“借款人民币195000元”，蒋苗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应该清楚了解出具借据的法律后果，故周甫文主张蒋苗向其借款195000元的事实，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50000元的借款，周甫文主张其以现金的方式支付，并提供了由蒋苗出具的借条予以证明，蒋苗认为是受胁迫签署的，但未提供反驳的证据予以证实，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故对于周甫文主张蒋苗向其借款50000元的事实，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利息部分，根据蒋苗向周甫文出具的三张借条，原审法院确认截至2016年4月1日蒋苗尚欠周甫文借款总额为296200元。因双方并未就51200元借款约定具体的利息，且周甫文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利率为月利率2%，故蒋苗应从2016年4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付利息给周甫文，至于195000元和50000元，双方在借据上明确约定为月息8%，上述标准已超过法律保护的最高范围，原审法院依法调整为月利率2%，故蒋苗应从2016年4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付利息给周甫文。周甫文确认蒋苗已经在2016年5月6日偿还6000元、2016年5月16日偿还4000元，上述还款应先支付利息，多余部分再抵扣本金，且先抵扣产生在前的借款本金，经计算，截至2016年5月16日，尚欠借款本金293934元（其中51200元借款中尚欠48934元），之后的利息按照上述标准继续计算。关于夫妻共同债务问题，本案借款发生于蒋苗、甘杏丽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故周甫文要求甘杏丽对上述款项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甘杏丽抗辩称上述款项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但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蒋苗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周甫文偿还借款293934元，并从2016年5月1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48934元为基准按照年利率6%以及以245000元为基准按照年利率24%计付利息给周甫文；二、甘杏丽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三、驳回周甫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6543元，由周甫文负担605元，蒋苗、甘杏丽共同负担5938元。上述受理费6543元已由周甫文预交，周甫文同意由蒋苗、甘杏丽在履行本判决时将其应负担的受理费5938元直接支付给周甫文。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涉案三份《借据》是否实际履行，蒋苗应偿还本金及利息如何计算。二、甘杏丽是否应对蒋苗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51200元借款的认定问题。原审庭审中，蒋苗、甘杏丽答辩承认2015年2月12日的51200元借款实际发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规定，对蒋苗、甘杏丽承认的借款51200元，本院予以确认。现蒋苗、甘杏丽上诉主张周甫文未提供证据证明已经交付该款项而否认存在该笔借款事实，蒋苗、甘杏丽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关于195000元借款的认定问题。虽然蒋苗向周甫文出具借据，载明蒋苗向周甫文借款195000元，但该款项并非借据形成时支付。根据周甫文的陈述，该款项系2015年3月10日至2016年5月16日期间，其向蒋苗出借款项及蒋苗还款的总结，周甫文还提供了《蒋苗借还款统计表》，该表显示上述期间蒋苗向周甫文借款的金额为658600元，还款金额为539750元（其中还本金465600元，利息74150元）。经双方核对，蒋苗、甘杏丽确认借款总额为658600元，还款金额为557850元（其中还本金531400元，利息26750元）。可见，周甫文、蒋苗对借款总额没有异议，主要对部分还款属本金还是利息存在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因双方未约定所还款项属于本金还是利息，且每次偿还的款项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故蒋苗所还款项应按照上述规定先抵充利息。蒋苗借款后未清还借款，周甫文主张系根据上述期间借还款总结的事实，由蒋苗出具《借据》确认蒋苗欠其款项195000元，已经做了基本合理的解释，且该《借据》系蒋苗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原审法院对周甫文的主张予以采纳，并无不当。蒋苗、甘杏丽上诉主张其不存在195000元借款的事实，没有提供相反的证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50000元借款的认定问题。民间借贷的债权凭证主要有借据、收据、欠条等。现周甫文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蒋苗出具的《借据》，并解释为以现金交付。而蒋苗、甘杏丽主张该款项尚未交付，且属于受胁迫所签订，但蒋苗、甘杏丽既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也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根据周甫文与蒋苗之间多年多次借还款的交易事实、借款金额、当事人的经济能力等因素，应认定周甫文已向蒋苗交付借款50000元。故原审法院对蒋苗、甘杏丽的该主张不予采纳，亦并无不当。关于利息计算问题。2015年2月12日的《借据》虽没有约定利息，但约定了“借期为半年”，故对超出借期外的逾期利息，原审法院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予以支持，并无不当。而2016年3月27日及2016年4月1日的《借据》均约定“月息8%”，超过年利率24%，原审法院按照年利率24%计算，也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蒋苗、甘杏丽上诉主张不应计算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甘杏丽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蒋苗所借款项，虽是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但借款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所借款次数多、每次借款金额不大、借款时间跨度较大等，未超出夫妻日常生活所需的范围。蒋苗和甘杏丽亦未能举证证实存在上述的除外情形，故原审法院认定本案债务属夫妻共同债务，由甘杏丽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蒋苗、甘杏丽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4733元，由上诉人蒋苗、甘杏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官润之审判员  汤 琼审判员  汪 毅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二日书记员  许 宁侯文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