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湘01民终2669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朱文斌，男，1968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双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家文，湖南联合创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伍洋，湖南联合创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一审原告）：唐立吾，男，1966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家文，湖南联合创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伍洋，湖南联合创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阊胥路88号。负责人：田枫林，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晨，上海市广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虞敏，上海市广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文斌、唐立吾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称工行苏州分行）票据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5)雨民初字第025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文斌、唐立吾的委托代理人马家文、伍洋，被上诉人工行苏州分行的委托代理人金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文斌、唐立吾上诉请求：1、撤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5）雨民初字第02586号民事判决；2、判令工行苏州分行赔偿票据损失8662700元。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无法认定工行苏州分行对贴现材料的形式审查具有重大过失，系认定错误。首先，贴现申请人持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及涉案票据向工行苏州分行申请贴现，购销合同中应支付货款数额与增值税发票金额不一致。其次，贴现申请人未向工行苏州分行提供发运单据，工行苏州分行也未审查商品发运单据。第三，无证据证明工行苏州分行审查了贴现申请人提供的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原件。第四，增值税发票系伪造，工行苏州分行未能识别。第五，涉案票据的开票日期为2012年6月18日，工行苏州分行据以贴现的增值税发票开票日期为2012年6月16日，涉案票据还未开票，贴现申请人与上手就能用涉案票据进行结算支付，这违背常理，工行苏州分行未能审查出来。第六，涉案票据2012年6月18日开票，6月19日就办理贴现，工行苏州分行未留给自己审查时间。最后，工行苏州分行未审查贴现申请人的商品发运单、未进行贷款卡审查、增值税发票和购销合同无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名。2、一审判决认定无法认定工行苏州分行对贴现材料形式审查具有重大过失，系认定错误。雨花区法院（2012）雨民初字第3266号民事判决及一审判决查明部分均已查明，作福公司支付相应对价后从九华公司取得涉案票据，因九华公司已经获得相应对价，票据受损与其没有利害关系。而作福公司在涉案票据的流通过程中丧失票据，其利益直接受到损害，且损害是工行苏州分行贴现引起，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否则，作福公司可以通过票据挂失等法律程序控制涉案票据挽回经济损失。工行苏州分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无论是一审案件审理还是已生效的（2012）雨民初字第3266号民事判决都可明确作福公司不享有涉案票据权利，仅能视为涉案票据的其他当事人，因此作福公司所主张的损害赔偿只能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来判断。而工行苏州支行与作福公司之间不存在基础法律关系，作福公司亦未能证明其因票据丧失所造成的具体损失，更不能证明其可能的损失与工行苏州支行贴现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上诉人的诉请在3266号判决书中已经主张。综上，朱文斌、唐立吾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朱文斌、唐立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工行苏州分行赔偿朱文斌、唐立吾票据损失86627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6月18日，全洲公司作为出票人签发了票据号为3030005120434854、出票金额为8662700元、出票日期为2012年6月18日、到期日期为2012年12月18日、出票行为光大银行长沙分行、收款人为九华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简称“涉案票据”）,光大银行长沙分行于同日承兑。九华公司取得涉案票据后交给作福公司，但未在“被背书人”栏记载作福公司名字。2012年6月21日，作福公司与九华公司签订了《资金合作协议》，约定九华公司将涉案票据借给作福公司；自合同生效日起，借期陆个月，到期作福公司以现金支付给九华公司，如未能按期归还，则按每天3‰向九华公司支付违约金。2012年7月13日，作福公司以遗失了涉案票据为由，向光大银行申请挂失，并于2012年7月20日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在公示催告期间，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简称“华夏银行无锡分行”）于2012年7月30日持涉案票据向法院申报权利，法院遂于2012年8月1日依法作出（2012）雨民催字第2213号民事裁定，终结了公示催告程序。至华夏银行无锡分行申报权利止，根据涉案票据记载，已先后由九华公司背书给程远公司，程远公司背书给登辉公司，登辉公司在工行苏州分行办理了贴现，工行苏州分行背书给华夏银行无锡分行。法院公示催告程序终结后，华夏银行无锡分行又于2012年9月12日与浙江萧山农村合作银行（简称“萧山银行”）签订《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由萧山银行对涉案票据进行了转贴现。上述各环节背书人签章完整，背书连续。2012年11月14日，作福公司诉至法院，请求：1、确认九华公司与程远公司之间、程远公司与登辉公司之间、登辉公司与工行苏州分行之间、工行苏州分行与华夏银行之间、华夏银行与萧山银行之间对涉案票据的背书转让行为无效；2、确认程远公司、登辉公司、工行苏州分行、华夏银行、萧山银行不享有涉案票据的票据权利；3、确认涉案票据上的票据权利归作福公司所有。法院经审理后，于2013年5月28日作出（2012）雨民初字第3266号民事判决，查明了上述事实并认定：作福公司确先于程远公司取得涉案票据，程远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与作福公司曾存在经济往来；九华公司在“背书人”栏签章，程远公司取得票据后自行记载“被背书人”名称与九华公司记载具有同等效力；九华公司与程远公司交易是否真实，对后手登辉公司获得票据权利没有影响；工行苏州分行在办理登辉公司票据贴现业务时，对登辉公司与其前手程远公司之间的交易合同以及增值税发票进行了形式审查，已尽了审查义务；作福公司不能证明程远公司取得涉案票据为非法，登辉公司、工行苏州分行、华夏银行无锡分行、萧山银行取得票据签章合法有效，背书连续，并支付了相应对价，根据票据无因性，票据原因关系的无效或瑕疵，不影响票据效力，作福公司要求享有涉案票据的票据权利，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了作福公司的诉讼请求。该案判决各方均未上诉，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双方对该案判决所查明的事实无异议。另查明：1、作福公司系朱文斌、唐立吾于2009年1月出资设立，2014年1月10日经股东会议决议解散，2014年3月12日完成清算报告，2014年3月13日股东会议确认了清算报告，并明确“如因清算工作疏忽还有清偿的债务，由股东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作福公司随后办理了工商登记注销手续。2、2012年6月19日，登辉公司就包括涉案票据在内的2张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共计13662700元）向工行苏州分行申请贴现，相应的《银行承兑汇票贴现申请、审批书》上有“水印、红水线、荧光反应审核无误”、“经查询查复后单位提供购销合同及增值税税发票”等审查审批内容，同日双方签订《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协议》。工行苏州分行收到登辉公司的贴现申请后，曾就涉案票据向光大银行长沙分行发出查询报文，该行查复内容：“我行曾签无他查挂止冻公催机打票真伪自辩”；3、登辉公司申请贴现时，向被告工行苏州分行提交了其与程远公司于2012年6月2日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一份以及开票日期为2016年6月16日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三张，前者载明：交易标的为不锈钢板，交易金额9520000元，采用5%预付款+货到付款95%余款方式结算，对货物应当场清点与验收并在送货单上确认，并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余款9000000元；后者记载的购货方为程远公司（识别号330211587453200），发票代码为3200113140，发票号码与价税合计金额分别为21707043（3300000元）、21707044（3300000元）、21707048（2475000元），被告工行苏州分行称当时已通过电话查询确认上述票号存在，未进行其他核查。4、本案中，朱文斌、唐立吾称其向苏州市国家税务局网络查询显示上述三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系发售给苏州达万瑞贸易有限公司，故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法院据此向苏州市国家税务局致函要求协查发票真伪，该局回函称三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系其于2012年2月13日发售给登辉公司，经查询开具情况的电子信息为：（1）21707043号发票金额1222.22元、税额207.78元、购货方识别号321700567806398、开票日期2012年5月18日；（2）21707044号发票金额1965.81元、税额334.19元、购货方识别号330382559691762、开票日期2012年5月18日；（3）21707048号发票金额1623.93元、税额276.07元、购货方识别号320683251981341、开票日期2012年6月13日。一审法院认为：作福公司虽已注销，但公司清算股东会议记录明确由股东承担清算遗漏债务，根据权责一致原则，朱文斌、唐立吾作为作福公司股东可对公司注销后未清算的权益进行主张，故法院对朱文斌、唐立吾的诉讼主体资格予以认可。朱文斌、唐立吾向工行苏州分行主张票据损害责任，应当证明符合《票据法》第一百零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的要件。《票据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票据权利转让应当背书交付，第三十一条虽将“其他合法方式”规定为票据权利取得的另一途径，但不代表单纯交付能够产生票据权利。作福公司从九华公司取得并持有涉案票据，但双方系票据借用关系，并无真实交易基础，实为纯粹资金融通，违反了《票据法》第十条规定，不是合法的票据流转形式，而且，作福公司未曾背书记载于票据，未再实际持有票据，基于票据文义性特征，正如后手不能要求其承担票据责任，其亦不应当享有票据权利，故非票据当事人，但作福公司作为曾经的持票人，事实上参与了涉案票据的流转，具备票据损害责任纠纷“其他当事人”主体资格，鉴于无票据权利基础，故应以失票事实作为具体责任确定的基点。涉案票据随后流转到程远公司，作福公司称系因保管不善而遗失，程远公司称系基于双方业务与融资关系而取得，真实情况不得而知。作福公司失去票据与程远公司获得票据具有直接的事实关联，设使作福公司所称票据非自愿丧失事实成立，意即程远公司系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得票据，此时票据损害事实已经成立、因果关系已经确定、后果已经产生，作福公司未向直接责任人程远公司主张权利，具体侵害情形不明，延续影响到被告工行苏州分行等后手票据行为效力以及对票据损害的因果关系与具体过错认定，而且，作福公司与程远公司之间确有包括票据交易等经济往来，因未能有效排除所收票据回款与涉案票据无关，亦导致其所主张的实际损失情况无法确定。在无证据证明工行苏州分行明知前手票据流转非法的情形下，无论是基于真实商品交易、委托贴现协议还是其他不当手段，程远公司取得涉案票据后在空白背书处自行记载，后经多次流转且背书连续，根据票据无因性与文义性特征，工行苏州分行贴现时对票据本身的审查不存在过错。登辉公司在申请贴现时向工行苏州分行提供了购销合同与增值税专用发票，朱文斌、唐立吾称贴现申请材料存在发运单据缺失、金额与合同约定不符、网络查询发票单位有误等问题，工行苏州分行称其仅作形式审查且限于当时要求与技术只进行票号核验，本案中，根据税务部门反馈的信息，相应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票号存在且系发售给登辉公司，但确系伪造。中国人民银行1997年《支付结算办法》第九十二条要求办理贴现时持票人提供与其直接前手之间增值税发票和商品发运单据复印件，1999年《关于切实加强商业汇票承兑贴现和再贴现业务管理的通知》要求审查贴现申请人与其前手之间经济合同、增值税发票和发运单据并复印留存，2001年《关于切实加强商业汇票承兑贴现和再贴现业务管理的通知》要求贴现申请人提交增值税发票、贸易合同复印件等，必要时查验增值税发票原件，2005年《关于完善票据业务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贴现申请人提供交易合同原件及其与直接前手之间增值税发票或普通发票，根据相关文件要求以及当时具体情况，无法认定工行苏州分行对贴现材料的形式审查具有重大过失。设使作福公司的票据损害存在，但根源在于其票据丧失，该事实无法从贴现申请材料中获知，亦无从阻止因他人行为而已经发生的损害后果，因此，即便工行苏州分行对贴现申请材料的收集与审查存在疏漏，其行为与作福公司所主张的票据损害亦不具有因果关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一百零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唐立吾、朱文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2440元，由唐立吾、朱文斌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工行苏州分行提交以下证据：登辉公司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开户许可证、法人客户信用报告、贷款卡、特别关注客户信息查询复印件、民事答辩状等，拟证明工行苏州分行已经到形式审查义务，没有过失。唐立吾、朱文斌质证称：上述证据均为复印件，开户许可证及贷款卡由工行苏州道前支行提供，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认证意见为：上述证据不是二审中的新证据，工行苏州分行未说明其逾期提交的合理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唐立吾、朱文斌未提交新的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1、根据唐立吾、朱文斌在一审中提交的作福公司清算报告，2014年1月10日，作福公司成立了清算组，朱文斌为组长，唐立吾为成员。2014年3月12日，由朱文斌、唐立吾签名，以清算组名义出具了作福公司清算报告，称截止到2014年3月12日止，公司财产在分别支付清算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公司债务后，公司资产总额为458658.1元，净资产总额为458658.1元，负债总额为0万元，剩余资产主要为货币458658.1元。并对剩余财产按股东出资比例进行了分配。在清算过程中，朱文斌、唐立吾未主张对工行苏州分行享有相关权利。2、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2）雨民初字第3266号民事判决书中记载：程远公司辩称：程远公司与作福公司素有业务和融资往来，2012年6月19日作福公司交给程远公司20434854号承兑汇票，要程远公司购买材料。程远公司在华夏银行贴现后，于2012年6月21日通过中国银行宁波分行退还原告4490000元，余款由程远公司借用。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朱文斌、唐立吾是否有权主张工行苏州分行承担票据损害责任。经审查：1、2013年5月28日，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2）雨民初字第3266号民事判决，驳回作福公司要求确认20434854号承兑汇票上的票据权利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该判决作出后各方均未上诉，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根据该生效判决作福公司不享有本案涉案汇票的票据权利。2、（2012）雨民初字第3266号民事判决确认作福公司不享有本案涉诉票据权利后，作福公司于2014年1月10日至2014年3月12日进行了公司自行清算，根据清算报告的记载，在公司清算过程中，唐立吾、朱文斌作为清算组仅有的两名成员，没有及时向工行苏州分行主张票据损害责任，也未将该权利记载于清算报告及股东会决议中，而是将公司财产分配后申请有关部门对作福公司进行注销，随即产生作福公司法人资格消亡的法律后果。但在作福公司注销一年多后，唐立吾、朱文斌又作为原公司股东主张该票据的损害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3、（2012）雨民初字第3266号民事判决书中已明确记载程远公司在该案中称已向作福公司返还4490000元，余款由程远公司借用。故作福公司应基于上述基础法律关系向程远公司主张相关权益。而本案中，作福公司将诉争票据的全部票面价值8662700元作为其损失向工行苏州分行主张损害赔偿责任依据不足。故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唐立吾、朱文斌要求工行苏州分行赔偿票据损失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72440元，由朱文斌、唐立吾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 藜审判员 黄红萍审判员 戴 莉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日书记员 刘柏文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