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晋行终204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建洪，男，1968年12月23日生，汉族，住所地山西省长治市。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建军，男，1975年6月12日，汉族，住所地山西省长治市。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红芳，女，1965年12月27日生，汉族，住所地山西省长治市。委托代理人李乾慧，男，汉族，1986年3月21日出生，现住山西省长治市。委托代理人丁志惠，山西维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管永恒，男，1953年5月1日生，汉族，住所地长治市。委托代理人郝晋、孛园园，均为山西汇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管素红，系管永恒之女，1983年9月12日生，汉族，住所地长治市。管素红委托管永恒代表其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忠庆，男，1954年3月24日生，汉族，住所地长治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双忠，男，1957年4月24日生，汉族，住所地长治市。原审被告长治市郊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址长治市延安中路61号。法定代表人张晋伟，职务区长。委托代理人史丽龙，长治市国土资源局郊区分局工作人员。原审被告长治市国土资源局郊区分局，所在地址长治市威远门北路30号。法定代表人郭树伟，职务局长。委托代理人于历军，长治市国土局郊区分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牛凯，山西英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建洪、王建军、王红芳因土地行政审批一案，不服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05行初2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建洪，上诉人王建洪、王建军、王红芳的委托代理人李乾慧、丁志惠，被上诉人管永恒及其委托代理人郝晋、孛园园，被上诉人崔忠庆、崔双忠，原审被告长治市郊区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史丽龙，原审被告长治市国土资源局郊区分局的委托代理人于历军、牛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1999年牛良英与南垂村委签订《长治市郊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编号184），获得0.6亩土地承包经营权。2012年12月25日牛良英死亡。本案原告崔忠庆、崔双忠为牛良英儿子，管素红为牛良英外孙女，管永恒为牛良英女婿，均为牛良英家庭成员或继承人，牛良英的承包经营权由其家庭成员继承，符合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关法律规定。从2011年6月开始，第三人王建洪、王建军、王红芳申请宅基地使用权，被告长治市郊区人民政府在2013年开始为第三人王建洪、王建军、王红芳办理宅基地使用权，2014年6月16日，长治市郊区人民政府以文件形式批准了三名第三人的宅基地建设用地使用权。原判认为，被告长治市郊区人民政府在为第三人王建洪、王建军、王红芳审批宅基地使用权过程中，占用原告承包土地，并错误将原告承包地地类划为”建设用地”，没有进行安置补偿。依照审批程序，集体所有土地批准为宅基地，需要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此次批地行为村民代表大会并未实际召开，其公示材料亦属伪造。王建洪原有宅基地而赠与他人，王红芳已经拥有宅基地，此二人均不能再申请宅基地使用权。被告长治市郊区人民政府为三名第三人审批宅基地使用权的行为主要证据不足，所依据的重要材料不实，侵犯了原告管永恒、管素红、崔忠庆、崔双忠家庭的承包经营权。长治市国土资源局郊区分局不是本案适格被告，驳回原告对其的起诉。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撤销被告长治市郊区人民政府2014年6月16日对第三人王建洪、王建军、王红芳村民宅基地建设用地的审批行为。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长治市郊区人民政府负担。王建洪、王建军、王红芳在向本院提交的上诉状中称，其宅基地是通过合法途径层层审批获得，上诉人申请宅基地首先要经过长治市郊区老顶山镇南垂村村民委员会审核，被上诉人如果是合法的土地使用人，村民委员会是不会将同一宗土地重复批准使用的。因此，既然上诉人申请宅基地获得批准那么要么是被上诉人签订的承包合同已被解除或其他原因合同签订后并未履行。要么是被上诉人承包合同当中的土地四至范围与村委地块儿登记台账不符。这些一审法院并未查清；一审判决认定，原审被告长治市郊区人民政府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初，已经在《关于长治市郊区2013年度第一批次集镇村建设项目占用土地的请示》中错误地将涉案土地认定为”建设用地”。究竟是错误认定还是四至范围存在差异，在一审过程中无相关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以个别村民没有参加便否定了村民会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在2014年6月16日宅基地申请被批准是明知的，因此，被上诉人的起诉明显超过了诉讼时效；三名上诉人是三个不同且独立的自然人，被批准的是三宗宅基地的申请，而不是同一宗宅基地三个使用人共同使用，即使批准是一次性完成的，本案也不应当是一个案件，故本案程序错误。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程序错误，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在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在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并没有按照其提交的上诉状的内容发表上诉意见，而是提出了新的上诉事实和理由，（一）本案被上诉人主体不适格。通过证据显示，牛良英的《承包合同》、《承包土地地块登记表》均显示其承包的土地的主体仅限其本人一人，而且口粮地为0.6亩，也符合一人承包土地的客观事实。通过该证据已经证明了牛良英的承包方式不符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本特征，因此，牛良英的土地承包方式为独立的个人承包，没有家庭成员的联产承包的事实，一审法院借用”家庭联产承包”的解释掩盖牛良英已经灭失的土地经营权。依据《土地管理法》及《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不能依法继承的，本案中因牛良英已经去世，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也趋于灭亡，其子女及家庭成员在不能继承该承包经营权的同时，又不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体现的家庭成员的基础上，各原告是不享有牛良英死亡后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因此各原告不是权利人，原告主体显然不合适，二审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其诉请。（二）本案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本案中三名上诉人早在2011年7月10日已取得了南垂村委批准的200平米宅基地申请的相关手续，并在村委公示且无异议的情形下履行了支付价款的义务。2011年12月6日向村委缴纳了规划费用及配套费用。上述客观事实发生期间牛良英尚在，其应当知道南垂村委将上诉人申请的宅基地进行审批的事实。退一步讲，即使在2011年各原告不知情，那么2015年5月，上诉人曾因排除妨害纠纷将各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起诉至长治市郊区人民法院，在本次诉讼活动中上诉人提供了由南垂村委及国土资源局郊区分局出具的审批手续，各原告于2016年7月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明显超过了法定六个月的期限，应当依法驳回各原告的诉请。一审法院审理本案程序严重错误。（三）原审原告的诉请不具有可诉性，其诉请不成立，应依法驳回。原审原告在诉状中诉请”审批、同意宅基地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并责令撤销原颁土地使用证”，事实上本案根本不存在土地使用证的客观事实，郊区政府至今未在申请表中加盖公章，更没有颁发土地使用证。所以各原告仅仅是依据村委及有关部门的”规范性文件”作为诉讼的依托，其诉请明显是空中楼阁，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上诉人认为本案的诉请不成立。（四）本案诉判不一致，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是错误的。原审原告的诉请是”审批、同意宅基地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并责令撤销原颁土地使用证”，一审法院的判决是”撤销被告长治市郊区人民政府2014年6月16日对第三人王建洪、王建军、王红芳村民宅基地建设用地的审批行为”，显然一审法院判决的内容根本不是原审原告诉请的内容，同时长治市郊区人民政府2014年6月16日对第三人王建洪、王建军、王红芳村民宅基地建设用地的审批行为并没有明确是对第三人所作的，更重要的是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对”规范性文件”是不能作为诉讼依据进行诉讼的，其不具有可诉性，因此，一审法院裁判错误。（五）本案应追加长治市郊区南垂村委会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一系列的事实均与南垂村委会有着事实上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追加其作为本案第三人更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未追加，导致案件查明事实不清，故一审法院审理程序上存在瑕疵，二审法院应当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针对上诉人当庭提出的新的上诉意见，被上诉人表示拒绝答辩，但同意可以继续庭审。原审被告长治市郊区人民政府述称，（一）案涉的针对三个上诉人的宅基地审批行为都是独立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审将三个行为合并审理是错误的。（二）根据原审郊区政府所提供的证据显示，审批地块性质为建设用地并非所谓的承包土地，被上诉人承包地权利是否被侵犯与本案审理的行为无关，也没有证据支持。（三）根据原审所提供的证据显示，本次审批经过村民代表大会以及会议决定，并进行了公示，有村民的签字和村集体的盖章，原审中个别村民没有参加村民会议并不能否认其他村民的签字以及真实性。原审被告长治市国土资源局郊区分局述称，原审判决驳回原审原告针对原审被告长治市国土资源局郊区分局的起诉是非常正确的。至于其他对审批行为的意见同郊区政府的一致。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提交了7组证据，但是并没有提出在法定举证期间没有提交该系列证据的正当理由，被上诉人对新提交的证据也明确表示异议不予质证。本院依法对上诉证据不予采信。一审经审理查明部分关于”牛良英的承包经营权由其家庭成员继承，符合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关法律规定”的表述，本院认为不属于查明事实的内容，应予纠正。除此之外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二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四上诉人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也就是四上诉人是否是牛连英名下承包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方式包括以下两种：一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以家庭为单位所进行的承包是在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承包方式；二是其他方式承包，主要是针对四荒地的承包。该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由此可见，家庭承包的主体是农户，不是个人。其本质特征是以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户家庭为单位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家庭承包方式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农户家庭，而不属于某一个家庭成员。尽管在承包经营合同上签字的是农户中的某一家庭成员，但是签字人作为农户的代表在承包经营合同上签字，承包的主体仍然是农户。计算承包基数时要计算家庭成员的数量，农户承包土地后，在承包期限届满前，家庭有新生成员的不增加土地，有成员去世或离开的不减少土地。由于承包的主体是户而不是个人，家庭联产承包就不产生继承问题。签订承包合同的家庭成员去世后，其他家庭成员对于家庭承包经营权仍都享有权益。这是解决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农村婚嫁时产生的相关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则。那么在承包人死亡，承包经营的家庭消亡的情况下，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否继承的问题，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为缓解人地矛盾，体现社会公平，对因承包人死亡，承包经营的家庭消亡的，其承包地不允许继承，应当由集体经济组织收回，并严格用于解决人地矛盾。当然，承包地虽然不允许继承，但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如已收获的粮食、未收割的农作物等，作为承包人的个人财产，则应当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本案中，案涉承包土地的记名权利人牛连英于2012年死亡。上诉人分别以其儿子、外孙女、女婿的身份提起诉讼主张该承包土地的权利。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虽然在土地承包合同上签字的是牛连英，但承包主体却应当是以牛连英为代表的农户。那么，问题的关键就成为了该农户究竟还应包括哪些人，本案四位上诉人是否属于该农户的成员。上诉人提交了两份主要证据即案涉土地的承包合同书和承包土地地块登记证，姑且不论被上诉人在一审质证和二审庭审时均对其存在的承包合同缺少牛良英本人签字、承包土地地块登记证没有填写发包方全称、承包合同编号等瑕疵提出了质疑，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单就承包土地地块登记证所记载的内容来看，其中”户主”项下记载为”牛连英”，”人口”项下记载为”1人”，而”家庭成员”项下为空白。这些内容表明当时牛连英是一人一户。而且从土地性质登记为”口粮”，面积为6分来看，一户一人也应当是合理的，符合按照人口计算土地数量的土地分配原则。另外，牛连英名下的承包合同签订于1999年，当时上诉人崔双忠、崔忠庆、管永恒年龄最小的也已经42岁了，与其母亲或岳母分户另过也符合常理。上诉人管素红自然也应当随其父另户。因此，牛连英签订的承包合同应当认为是牛连英以一户一人为主体签订的。本案上诉人不属于该承包土地的农户成员，对该承包地不享有承包经营权。牛连英死亡后，视为承包土地的农户消亡，其承包土地由发包的集体经济组织收回。上诉人对该承包土地不享有承包经营权，更不能继承。故本案上诉人的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一审法院关于”牛良英的承包经营权由其家庭成员继承，符合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关法律规定”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05行初21号行政判决；二、驳回管永恒、管素红、崔忠庆、崔双忠等四被上诉人的起诉。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程彦斌审判员魏佩芬审判员魏晓俊二○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书记员武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