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海民（商）初字第34526号原告:赵建国，男，1965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金国，北京中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城建赫然建筑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62号。法定代表人:胡志荣，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楚斌，北京市华鹏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余炳全，男，1960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妲，北京市华鹏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胡志荣，男，1958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波，北京建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赵建国与被告北京城建赫然建筑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赫然公司）及第三人余炳全、胡志荣股东名册记载及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建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金国，被告赫然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楚斌,第三人余炳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妲，第三人胡志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赵建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赫然公司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将余炳全持有的18万元股权变更登记在赵建国名下；2、赫然公司就上述第一项股权变动情况向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办理变更登记；3、诉讼费用由赫然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赵建国为购买余炳全持有的赫然公司18万元股权，经协商一致，以54万元价格达成口头协议。同时，赵建国询问余炳全是否还可以帮助收购其他股东的股权，余炳全称估计还能收购28万元股权，并提供自己的银行卡号，要求赵建国汇款138万元。2014年4月14日，赵建国委托亲戚窦强伟向余炳全的银行账户支付138万元。之后，赵建国又购买了赫然公司股东李晓明、于瑞昌、唐木吉的股权，赫然公司于2014年9月11日办理了公司变更登记手续，将赵建国记载入赫然公司股东名册。赵建国多次要求赫然公司将余炳全持有的18万元股权变更登记至自己名下，但赫然公司一直拖延不办。被告赫然公司辩称，赵建国诉讼请求成立的前提是其与余炳全存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否则，根据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实难为其办理相关变更登记。一、2014年8月15日，赫然公司就原股东李晓明等人将股权转让给赵建国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然后，赫然公司根据章程和公司法规定，为赵建国办理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并修改了章程。如果赵建国在加入公司之前，即与余炳全之间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则完全可以在该次会议上一并处理,但该次会议却未涉及。二、赵建国加入公司后，与余炳全从未向公司（包括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办公会等重要场合），提及余炳全将其18万元股权转让给赵建国之事，该二人也从未就此事向公司通知或申请过；赵建国作为大股东，且自2014年9月至2015年6月期间担任总经理，始终未向公司说过有此事。因此，赫然公司接到诉状后，甚感突然。三、根据《公司法》，股权转让系要式法律行为，转、受让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如股东以外的人受让股权，还应依法、依章程征求同意。据赵建国所述，其在加入公司之前，即与余炳全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实应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否则不可能实现股权转让的目的。赵建国成为股东后，股东之间虽然可以相互转让股权，但也应有书面合同或协议，否则公司不能违法变更股东名册记载，登记机关不会受理公司的相应申请。四、至于该二人相互是否或支付多少对价，公司无权过问；股东之间的款项往来，与公司应否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并无关系。综上，如本案没有证据证明赵建国与余炳全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关系，赫然公司只能请求依法驳回赵建国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余炳全述称，余炳全未向赵建国转让股权，双方从未达成过转让股权或代为收购股权的任何口头或书面合同、协议。不同意赵建国主张和请求。一、赵建国自2014年8月起，通过法定程序受让原股东李晓明、于瑞昌、唐木吉等人的股权后，加入公司。此前，余炳全与赵建国并不熟悉，也从未谈及转让股权或帮助收购其他股东股权等事，更不可能就此达成口头协议。二、公司因股东人数众多、股权分散，对经营决策和管理不利，故自2010年起，决定实施股权集中，提倡、鼓励股东之间进行股权转让、购并。2014年2月15日，公司原始股东胡志荣、余炳全、张林博三人签订《委托收购股权协议书》，约定由胡志荣提供资金，委托余炳全和张林博收购其他股东的股权。2014年4月14日，胡志荣依约向余炳全账户汇入138万元股权收购款；同月21日，胡志荣汇入21万元。余炳全收到后均出具收条；用所收资金，支付被收购方股权转让款，合计收购42万元原始股，共支付相关股东126万元，尚余33万元收购款。2014年5月6日，余炳全与胡志荣达成《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本人持有的18万元原始股，按赫然公司《股权集中的暂行规定》，以叁倍的价格，合计54万元，转让给胡志荣。同日，胡志荣指示张林博向余炳全账户汇入21万元，与之前余下的33万元，共计54万元，作为胡志荣收购余炳全股权的收购款。余炳全受胡志荣委托收购高淑娴等人股权以及将本人股权转让给胡志荣的上述行为，均与赵建国无关。三、余炳全至今方知，胡志荣第一次提供的股权收购款138万元，是从案外人窦某的帐户汇入本人帐户。但根据余炳全与胡志荣之间的合同关系、胡志荣的真实意思表示，尤其是余炳全向胡志荣出具收条等事实来看，应系窦某代胡志荣支付。胡志荣与窦某或赵建国等人，是什么关系，余炳全不知情。根据《合同法》，合同关系外的第三人代合同一方履行的情形，司空见惯。本案中，案外人窦某的汇款对象虽然指向余炳全，但仅凭此不能证明余炳全与窦某或赵建国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余炳全与胡志荣有合同关系，与赵建国或窦某没有合同关系；相比于赵建国关于窦某代其向余炳全汇款的说法，窦某代胡志荣向余炳全汇款更符合事实。也就是说，涉案款项，应系窦某代胡志荣履行与余炳全所签《委托收购股权协议书》中的相关义务。余炳全没有收到过赵建国付款。四、根据《公司法》，股权转让系要式法律行为，转、受让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如股东以外的人受让股权，还应依法、依章程征求同意。在胡志荣向余炳全提供资金时，赵建国会否或能否加入公司，均不确定。果如其所言，余炳全口头同意将本人18万元股权转让给他，至少应当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否则不可能实现股权转让的目的。高淑娴等五人的股权尚未变更登记至余炳全名下，赵建国径行要求将该五人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毫无道理。五、2014年8月15日，公司就李晓明等人将股权转让给赵建国一事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如果余炳全与赵建国达成了股权转让协议，且赵建国声称支付了转让款，则完全可以在该次会议上一并处理,但此次会议并未涉及。这本身表明双方之间不可能存在股权转让关系。综上，余炳全从未同意将自己的股权转让给赵建国，双方不存在与股权转让有关的权利义务关系，余炳全并未收到过赵建国付款。赵建国要求公司将本人股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余炳全与赵建国之间也不存在代为收购股权的委托关系，赵建国无权要求将余炳全受让但未过户的高淑娴等人股权，变更登记在赵建国名下。第三人胡志荣述称，一、赵建国起诉基本事实均为虚假。1998年，北京修建北四环路工程，胡志荣是赫然公司的副经理，赵建国是北京市市政总公司的材料员，双方因业务关系相识，后来发展为朋友关系，双方之间有长期的经济上的往来，这些金钱上的往来均属于赵建国与胡志荣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范畴。赵建国给余炳全的138万元汇款，是赵建国支付胡志荣的欠款及信息费、业务提成等费用，赵建国在诉状中所述汇款是购买余炳全的股份及委托余炳全代购其他股东的股份纯属子虚乌有。二、胡志荣已经委托余炳全及案外人张林博代为收股份，并已收购完成。2014年2月15日，胡志荣与余炳全及张林博签订《委托收购股权协议书》，该协议书的主要内容为胡志荣委托两人收购赫然公司其他股东的股份，每股收购价格为3万元。收购资金由胡志荣提供。后胡志荣让赵建国将相关款项汇入两人帐号。现胡志荣的收购工作已经结束。因为赵建国被免职带走了公司的印章及营业执照原件及收购各方对收购的股息计算尚未达成一致，所以就没有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三、赵建国与余炳全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虚假的，是余炳全在赵建国带人殴打并受到威胁后签订的，恳请法庭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定。如上所述，余炳全的18万股已经被胡志荣收购；其他涉案的股东的股权均是胡志荣委托余炳全帮忙收购的。退一步说，就算该股权转让协议不是被胁迫签订的，也不能对抗胡志荣的在先权利，仅因为未变更工商登记而损害胡志荣的利益。四、余炳全的股份及余炳全代为收购的股份均是胡志荣收购。赵建国与余炳全之间没有真实的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赵建国的诉求侵害胡志荣的利益。五、赵建国的案由是股东名册记载及变更公司登记纠纷。股东名册记载及变更公司登记纠纷属于变更之诉，变更之诉特点之一就是当事人之间对某一民事法律关系的存在无争议，就本案来讲要求就是：赵建国与余炳全之间股权转、受让法律关系是明确的、无争议的，赵建国的股东资格是明确，股权权属是确定的；赵建国提起本诉讼及法庭审理的前提是赵建国已经具有股东资格，已经签订《出资转让协议书》，公司也召开了股东会。只有在上述前提都存在的条件下，赵建国才能提起本案的诉讼，请求变更相关事项。赵建国直到2014年9月11日才成为赫然公司的股东。在本案中，赵建国要求主张本案的变更之诉，应当先提起确认之诉，通过确认之诉来解决赵建国与余炳全之间有争议的股权转、受让法律关系。赵建国不能通过提起变更之诉，来反推出其与余炳全存在股权转、受让法律关系。综上，因赵建国的诉求均侵害了胡志荣的利益，胡志荣请求依法驳回赵建国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赫然公司情况赫然公司在工商部门备案的2012年4月25日《章程》载明：公司注册资本为400万元。股东为31名自然人股东，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出资。余炳全出资18万元、持股4.5%，高淑娴出资18万元、持股4.5%，王瑞杰出资6万元、持股1.5%，孙海燕出资2万元、持股0.5%，王伟出资1万元、持股0.25%，王志国出资1万元、持股0.25%，孙玉伟出资7万元、持股1.75%，伍修红出资7万元、持股1.75%，胡志荣出资28万元、持股7%，等等。赵建国不是该公司股东。2013年3月29日，赫然公司董事会发布了《关于股权集中的暂行规定（修正案）》，载明：为改变股权分散的不利局面，特制定以下股权集中的有关规定：提倡、鼓励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购并。2010年的股权转让、购并价格系数为3.0，以后每年原则上不低于3.0。在暂时没有合适股东购并股权的情况下，由公司回购股东的转让，使其成为代转股。实行股权优先委托制，以推动股权的相对集中，提倡、鼓励股东将股权委托给受托人（组），使之成为优先委托股。其实质是用决策权交换额外收益权，优先委托股的额外收益率为20%（以普通股收益为基数）。额外收益归委托人所有。现赫然公司工商登记情况为，股东22人，其中赵建国出资164万元、持股41%。余炳全、高淑娴、王瑞杰、孙海燕、王伟、王志国、孙玉伟、伍修红、胡志荣出资数额及持股比例无变化。（二）诉争股权情况余炳全主张其将所持有的18万元股权转让给了胡志荣并代胡志荣购买了其他股权，提交了《委托收购股权协议书》、《股权集中承诺书》、委托书、股权转让协议书。胡志荣认可其与余炳全签署了上述《委托收购股权协议书》、《股权集中承诺书》、委托书。《委托收购股权协议书》落款日期为2014年2月15日。其上载明：胡志荣（甲方）、张林博（乙方）与余炳全（丙方），以上三人均是赫然公司的原始股东。为加快赫然公司股权集中，三方商定，由甲方提供资金，共同对有出让意向的股东股权进行收购。考虑到历史原因和股东之间的关系，甲方委托乙方、丙方收购与乙方、丙方关系较好的有关股东股权。收购价格系数为3.0。收购资金由甲方提供，甲方负责按乙方、丙方的要求将收购资金及时汇至乙方、丙方账户，由乙方、丙方分别与各自的出让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支付股权转让款。各自购买的股权注册在各自名下。股权转让变更前，乙方、丙方在受让股权范围内代为行使出让方股权并履行相应股东职责。若赫然公司股权75%或以上集中在甲方名下，或将来甲方要求乙方、丙方退出公司高管，则甲方向乙方、丙方各自支付200万元，乙方、丙方将甲方出资委托购买的股权过户给甲方，必要时甲方给予乙方、丙方一定数额的配股，若甲方将股权转让给第三人，在满足上述条件下购买价格另议。《股权集中承诺书》由胡志荣向张林博、余炳全出具，落款日期为2014年3月3日。其上载明：为加快赫然公司股权集中，考虑到历史原因和实际操作困难，由胡志荣发起并提供资金支持，张林博、余炳全配合，组成一体同盟，在实际收购股权达到51%以上控股后，三人组成行政班子，共同经营公司，达成如下协议。确保公司存续经营，按月发放职工工资，随城建集团待遇不降低。各自购买的股权注册在各自名下，决议表决实行一票否决制。根据需要安排岗位职务，不论职位高低待遇一律相同。一年内兑现以前拖欠的股东分红，并购买公司占有的20万元股份，其权益分解到人。若股权75%或以上集中在胡志荣名下，或胡志荣要求张林博、余炳全退出公司高管，则胡志荣向张林博、余炳全各自支付200万元现金后，张林博、余炳全将名下购买的股权过户给胡志荣，必要时胡志荣给予一定数额的配股，若胡志荣将股权转让给第三人，在满足上述条件下购买价格另议。收购行为的启动以签认委托书或实际购买操作开始为准。委托书由胡志荣出具，落款日期为2014年3月11日。其上载明：兹委托张林博、余炳全二人为本人购买赫然公司股权，其价格为原始股权的3倍，额度不限。2014年4月16日至2014年5月1日，余炳全分别与高淑娴、王瑞杰、王志国、王伟、孙海燕、孙玉伟、伍修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以126万元的价格购买7人持有的共计42万元的股权。2014年5月6日，余炳全与胡志荣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胡志荣以54万元的价格购买余炳全持有的18万元股权。2014年4月14日，赵建国通过窦强伟账户向余炳全汇款138万元。2014年4月21日，窦强伟向胡志荣汇款21万元。同日，胡志荣向余炳全支付了21万元。2014年5月6日，胡志荣指示张林博向余炳全汇款21万元。审理中，余炳全与胡志荣均主张上述款项系胡志荣支付给余炳全的股权转让款及胡志荣委托余炳全购买高淑娴、王瑞杰、王志国、王伟、孙海燕、孙玉伟、伍修红股权的款项。（三）赵建国成为赫然公司股东的情况2014年8月15日，赫然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议题为：关于李晓明、于瑞昌和唐木吉等同志拥有的198万元股权整体转让事宜。当日，余炳全给赵建国的短信记录记载：“赵总，不是一家，余。”“一定阻止，拿下。不惜代价！”“得令”“一定成功，子弹充足。是谁知道吗？股东会必须确定明确的购买人，写入股东会决议。看它是不是阴谋故意抬价。让它们提供购买方一次付款的出资证明，是否有实力购买。”“没抬价，只是说外边不止一人，其中有赵建国”“一定追问到底是谁，必要时按计划以您的名义拿下。”“多次追问不说，只能我出来先挡下来。”当日赫然公司召开股东会，做出股东会决议：内部股东余炳全、张林博同意受让该部分股权，以2014年8月16日17时前完成交割生效，如若不然，李晓明、于瑞昌和唐木吉将拥有的198万元股权转让予外部人员。2014年9月11日，赵建国购买了李晓明等人拥有的164万元股权。赫然公司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2014年10月8日，赫然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选举赵建国等人为新一届董事，并修改了公司章程。2015年6月24日，赫然公司董事会召开会议并作出决议，解聘赵建国的总经理职务，任余炳全为总经理。（四）赵建国主张委托胡志荣收购股权情况2015年10月3日，赵建国向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报案称，自2014年年初，胡志荣以帮赵建国收购赫然公司股份为由，先后分多次要求赵建国向其指定的账户进行转账共计521万元，后胡志荣否认收到赵建国转账的钱款，赵建国发现被骗后报警。海淀分局的询问笔录记载，胡志荣称赵建国与赫然公司及胡志荣个人存在经济纠纷，赵建国对其有欠款，赵建国向指定账户汇款系偿还胡志荣欠款。审理中，赵建国主张，2014年3月之前几个月，胡志荣与赵建国商议由赵建国收购赫然公司股权；2014年3月，胡志荣组织了赵建国、张林博、余炳全见面协商，约定由胡志荣、张林博、余炳全代赵建国先去收购其他股东的股权，每1万元股权价格3万元，收购股权总数需要达到50%以上；因李晓明如果知道了会实施收购，故对此事需要保密。余炳全、胡志荣对此不予认可。就上述主张，赵建国提交了其与胡志荣的短信记录，其中，2014年4月13日，赵建国向胡志荣发短信称：“余炳全的钱可以全部转过去不必和他说了，共计46票138万”、“明天一早银行开门就去”、“给他转到建行卡上”、“胡志荣54万也一并转到工行或建行卡上”、“赵建才48万转到他工行账上”。胡志荣回复：“收到”。2014年4月17日，赵建国向胡志荣发信息称：“张凤兰的股或其它小股必要时可每股多加一两千元。要快速达到两百股以上就踏实了。”胡志荣回复：“知道”。2014年5月1日至15日，双方有多条关于谈论张林博起诉王正堂股权转让一事的短信记录。赵建国提供了窦强伟的证人证言。窦强伟出庭作证称：其系北京国盛达新型模板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会计。2014年赵建国委托其向余炳全汇款用于购买股份，款项从其个人账户汇出；此前胡志荣曾来北京国盛达新型模板科技有限公司找赵建国商谈买股份的事情。（五）赵建国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情况赵建国提交一份其与余炳全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其上记载：余炳全（甲方）、赵建国（乙方）。双方就赫然公司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协议如下：一、甲方共持有赫然公司18万元股权，全部转让给乙方，价格为54万元。二、甲方受乙方委托，于2014年购买的赫然公司其他股东的股权：高淑娴18万元（价格54万元）、王瑞杰6万元（价格18万元）、孙海燕2万元（价格6万元）、王伟1万元（价格3万元）、王志国1万元（价格3万元）、孙玉伟7万元（价格21万元）、武修红7万元（价格21万元），甲方已与上述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并已经付清款项。甲方同意将上述股权均过户至乙方名下。三、上述第一、二项股权转让款，乙方已经于2014年向甲方付清。落款日期为2016年9月24日。赵建国主张上述协议系2016年9月24日在余炳全家附近的饭馆内签订的。赵建国称余炳全与其签订该协议系因余炳全对胡志荣对公司管理人员的安排不满意，并出于公义觉得应当把原本应该给赵建国的股份给赵建国。余炳全主张上述协议系其于2016年9月28日7时许在其小区地下车库受赵建国所派的人殴打胁迫所签，提交了其面部照片、诊断证明书、CT报告单、门诊收费票据、心电图等，其上所述症状为头晕伴心悸；主张其2016年10月1日到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天通苑派出所报案。承办人前往该派出所调取报案记录，其上记载：2016年10月1日余炳全报警称9月28日7时许在公园里035号（B2）车位，一辆蓝色桑塔纳坐8-9人，将其拦住，约4-5人动手用拳头打其头部，其怀疑前任总经理与其公司董事长胡志荣存在矛盾。报警人不要求做笔录，不要求做伤检，只要求备案登记。以上事实，有原告赵建国提交的汇款凭证、证人证言、工商登记信息、短信记录、股权转让协议，被告赫然公司提交的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决议、签到登记表、董事会决议、免职决定，第三人余炳全提交的关于股权集中的暂行规定及修正案、《委托收购股权协议书》、《股权集中承诺书》、委托书、银行账户明细、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三人胡志荣提交的《委托收购股权协议书》，本院调取的公安局询问笔录、报案记录等证据材料以及本院开庭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出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一）赵建国与胡志荣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赵建国主张其口头委托胡志荣购买了余炳全持有的18万元赫然公司股权，并支付了价款54万元，赵建国对自己的上述主张负有举证证明责任。首先，赵建国就其与胡志荣达成过委托购买股权的合意，仅提交了其与胡志荣的短信，虽短信内容与赫然公司股权相关，但并没有体现委托胡志荣购买股权的意思表示内容，亦不能体现委托购买的标的、价格等，即无法体现委托合同关系的基本内容，不足以证明赵建国与胡志荣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其次，赵建国在购买李晓明等人股权时与余炳全的短信往来，仅能证明余炳全协助赵建国购买李晓明股权，并不能证明赵建国委托胡志荣购买余炳全股权，亦不能证明余炳全知晓赵建国委托胡志荣购买余炳全的股权。再次，根据胡志荣与余炳全签署的《委托收购股权协议书》、《股权集中承诺书》、委托书、股权转让协议书，亦从未提及胡志荣系代赵建国收购股权，反而明确表示系胡志荣自身收购股权。赵建国陈述的其委托胡志荣购买股权的对价仅包括支付价款，但胡志荣与余炳全的协议还包含有任职、待遇、过户的条件、表决权等多项内容，明显与赵建国主张的委托内容不符。最后，虽余炳全收到了赵建国的汇款，但汇款行为本身并不能证明汇款性质及目的；胡志荣主张该款系赵建国偿还的其欠款，其用于支付自身购买余炳全股权及委托余炳全购买股权的款项；余炳全亦主张其系依据胡志荣与其签订《委托收购股权协议书》、《股权集中承诺书》、委托书、股权转让协议书收取的胡志荣支付的款项。综上，赵建国主张其与胡志荣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举证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二）赵建国是否与余炳全构成股权转让关系赵建国主张其在胡志荣否认双方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之后，即找余炳全补签了股权转让协议，故赵建国与余炳全形成股权转让关系，并认为双方股权转让关系形成于赵建国向余炳全付款之日。赵建国需就其上述主张承担举证责任。首先，赵建国就其在向余炳全转款前曾与余炳全达成过股权转让协议未提供证据，其向余炳全汇款仅能证明资金往来情况，不足以证明其与余炳全之间的合同关系。其次，余炳全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一直主张其从未与赵建国达成过股权转让合意，而是已于2014年5月已将股权转让给了胡志荣。虽本案审理过程中，余炳全于2016年9月与赵建国签订了书面的股权转让协议，但余炳全在此后的庭审中坚称该协议系受赵建国胁迫所签署，并提供了就诊相关证明及事后报警的证据。赵建国称余炳全与其签订该协议系因余炳全对胡志荣对公司管理人员的安排不满意，并出于公义觉得应当把原本应该给赵建国的股份给赵建国。考虑到该协议的形成时间及此前余炳全已经与胡志荣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以及双方对协议形成情况的解释，本院认为该份证据存有疑点，在仅有该份证据的情况下不足以证明余炳全此前曾经与赵建国达成过股权转让合意。再次，赵建国主张其向余炳全付款之日双方形成股权转让关系，因赵建国向余炳全汇款之日为2014年4月14日，其当时并非赫然公司股东。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过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即使赵建国与余炳全达成了股权转让的合意，赫然公司其他股东亦享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赵建国称其向余炳全购买股权并未履行通知程序，且胡志荣现亦明确表态已购买余炳全股权，在赵建国主张的购买条件与胡志荣相同的情况下，胡志荣享有优先购买权，赵建国亦无法依此取得余炳全股权。最后，即使余炳全与赵建国于2016年9月达成了股权转让协议，但在该时间点余炳全已将股权转让给了胡志荣，余炳全再将该股权转让给赵建国属于无权处分，赵建国依该协议主张股权归自己所有，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赵建国的诉请综上，赵建国主张其已通过转让方式取得余炳全名下的18万元赫然公司股权，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要求赫然公司变更股东名册登记、修改章程中关于股东出资额的记载，将上述股权登记至赵建国名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提举的其他证据材料或发表的其他意见不影响本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进行裁判，本院不予一一评述。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赵建国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七十元，原告赵建国已预交，由其自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唐盈盈人民陪审员  陆友才人民陪审员  张金海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黄妍妍书 记 员  王亚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