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802民初1750号原告：邓忠才,男,汉族,生于1940年7月2日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兰芳,四川力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佳,四川力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元市利州区宝轮镇爱国社区居民委员会(原广元市市中区宝轮镇爱国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晏飞,该居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伟,四川汇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均勇,男，汉族原告邓忠才与被告广元市利州区宝轮镇爱国社区居民委员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在审理过程中因争议较大，不宜适用简易程序，遂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忠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兰芳、徐佳、被告广元市利州区宝轮镇爱国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伟、刘均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邓忠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原告、被告之间签订的鱼塘使用权买卖（实际为承包经营合同）合法有效并判令被告继续履行合同;2、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1998年3月11日，被告因修建村办公室资金周转困难且无力经营爱国村鱼塘，将其鱼塘的经营使用权以六万元的价格卖给原告，并签订了《鱼塘使用权买卖合同》，该合同约定“一、甲方将所属本村的沙尖子鱼塘使用权卖给乙方。鱼塘冬至四河子上游河口、西至爱国一队西瓜地边缘、南至轧钢厂围墙、北至农场地盖，面积二十亩。二、乙方对鱼塘有50年经营使用权。八、合同签订后，乙方一次性交清鱼塘的资金共计六万元。十、合同签订后，甲乙双方如一方单方面变更或解除合同，应支付其违约金十万元，并赔偿由此给对方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并支付投资部分的资金利息。十一、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公证后生效。”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交清了六万元的承包款，双方也到广元市市中区公证处进行公证，广元市市中区公证处以（98）广证字第139号公证书作了公证。期间，原告投入大量的资金建设、经营。现承包期未满，被告却于2016年6月26日通知原告“鱼塘承包合同将于2017年3月1日到期，合同到期后，我村将会收回合同上的标的物、、、、”，原告提出异议后，被告又委托律师向原告发出律师函称被告将收回鱼塘，并且不同意对原告的投入折价补偿。被告的行为，使得原告无心经营鱼塘，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在此期间，被告又于2017年2月20日通知原告，以无人知晓50年经营使用权合同为由，称2017年3月1日鱼塘承包合同到期，不再续签合同，将收回发包物。综上所述，原、被告签订的《鱼塘使用权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并已进行了公证，是一份真实、合法、有效的合同，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而被告却以莫须有的理由在承包期内解除合同，收回标的物，其行为不但构成违约，还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广元市利州区宝轮镇爱国社区居民委员会辩称：一、本案原告诉请事实严重不实，不能成立。二、原告依据的《鱼塘使用权买卖合同》因违法性而不具有合法效力。三、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在程序上，本案虽在受理时案由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和合同内容，应当是农村土地使用权买卖纠纷。若本案按受理时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进行司法审查，应以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为准据法，相对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属于特别法，以特别法优先普通法的适用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本解释自2005年9月1日起施行。施行后受理的第一审案件，适用本解释的规定。”，该解释不仅以现行的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作为司法解释依据，而且明白无误的表明了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应当适用现行法律。2007年11月29日，经四川省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办法”第七条第二、三款：“没有签订书面承包合同或者承包合同违背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按照本实施办法的规定补签或者重新签订承包合同。承包合同1式4份，承包双方各执1份，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或者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各执1份。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扣留承包合同。”该办法不仅是对于现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在我省实施的细化，而且是对新法颁布实施前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作出相应调整的规定，避免出现超越现行法律的规避行为，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997年5月6日，原告邓忠才和案外人夏惠钰与原广元市市中区宝轮镇爱国村村民委员会（现为广元市利州区宝轮镇爱国社区居民委员会）签订鱼塘承包合同，双方约定：“一、甲方将所属爱国村东至四河子上游河口，西至爱国一队西瓜地边缘，南至轧钢厂围墙，北至市农场地盖，面积20亩的鱼塘承包给乙方养鱼，另划面积五分地为饲料地，划四间房屋地基为渔场管理房。二、承包期限为二十年，自一九九七年三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一日止为有效期。三、承包费标准及缴纳方式：一九九七年三月一日至一九九八年三月一日不缴纳承包费，从一九九八年三月一日起每年缴承包费三千元（含企业管理费），每年三月一日前交清当年承包费。在承包期间甲方不得单方收回所承包的土地，乙方不得擅自转让承包。”及其他事项。该合同经村书记、主任签字盖章后，双方到广元市公证处进行公证，1997年5月22日广元市公证处以（97）广市证字第781号公证书作了公证。合同签订后，原广元市市中区宝轮镇爱国村村民委员会即将此鱼塘交于原告邓忠才承包使用。在承包合同签订十个月后，原告邓忠才又于1998年3月11日与原广元市市中区宝轮镇爱国村村民委员会签订《鱼塘使用权买卖合同》，该合同约定“一、甲方将所属本村的沙尖子鱼塘使用权卖给乙方。鱼塘冬至四河子上游河口、西至爱国一队西瓜地边缘、南至轧钢厂围墙、北至农场地盖，面积二十亩。二、乙方对鱼塘有50年经营使用权。七、乙方在使用年限内可以将鱼塘转让、继承、发包、出租、转卖给他人。八、合同签订后，乙方一次性交清购鱼塘的资金共计六万元。九、购买鱼塘使用权所缴纳税费由乙方承担。十、合同签订后，甲乙双方如一方单方面变更或解除合同，应支付其违约金十万元。”当时签订此合同只有村书记签字和村委会盖章，没有告知村委会主任，该合同1998年3月12日广元市市中区公证处以（98）广证字第139号公证书作了公证。在2016年6月26日被告广元市利州区宝轮镇爱国社区居民委员会通知原告“鱼塘承包合同将于2017年3月1日到期，合同到期后，我村将会收回合同上的标的物、、、、”，随后被告于2016年12月22日委托律师向原告发出律师函称被告将收回鱼塘，被告又于2017年2月20日通知原告，称2017年3月1日鱼塘承包合同到期，不再续签合同，将收回发包物。2017年3月6日，广元市利州区宝轮镇爱国社区一组与案外人晏兴红签订租赁合同，将本案争议的鱼塘使用权出租给晏兴红使用。另查明，原告邓忠才于1998年3月24日向原广元市市中区宝轮镇爱国村村民委员会交来鱼塘使用权拍卖款60000元。关于原告向本院提交的《关于拍卖爱国村鱼塘的会议记录决议》，在此决议上表明参加人员为全体党员、村组干部、两委会议，但上面仅有原村支部书记刘均武（已去世）和任义成的签字，无其他应参会人员的签字，经法庭向任义成询问，任义成表示不知签字是否真实，但自己从未参加过这个会议，故对原告提交的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原告邓忠才1998年3月11日与原广元市市中区宝轮镇爱国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鱼塘使用权买卖合同》，没有村委会法定代表人即村委会主任的签名，同时形成的全体党员和村组干部“会议记录决议”，仅有原村支部书记刘均武和任义成两人签字，且任义成明确表示从未参加过此次会议，合同签订程序存在瑕疵。并且该鱼塘使用权买卖合同中的第七条、第八条约定：“乙方在使用年限内，可以将鱼塘转让、继承、发包、出租、转卖给他人，合同签订后，乙方一次性交清购鱼塘的资金六万元。”原告在庭审中向法庭出示了购买鱼塘的收据，由此可见原告不仅享有土地的使用权，而且有行使物权处分的权利，上述约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综上，1998年3月11日原告邓忠才与原广元市市中区宝轮镇爱国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鱼塘使用权买卖合同》在程序上存在瑕疵，而合同中的约定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应属于无效合同。故对原告要求确认原告、被告之间签订的鱼塘使用权买卖合法有效并判令被告继续履行合同和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0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邓忠才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150元，由原告邓忠才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赵 洪人民陪审员 鲁 艳人民陪审员 杨怀金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三日书 记 员 杨悦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