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114民初5538号原告：刘杨炯，男，1967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以权，四川蜀都金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四川宝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法定代表人：汪衍荣。被告：汪衍荣，男，1958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上述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均海，四川弘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谢贵，男，1971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斌，四川华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永红，四川华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杨炯与被告四川宝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通公司）、汪衍荣、谢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杨炯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以权、被告宝通公司及汪衍荣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均海、被告谢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永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杨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宝通公司、汪衍荣、谢贵连带偿还刘杨炯借款本金106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4年7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宝通公司、汪衍荣、谢贵承担。事实和理由：宝通公司系从事金融行业的公司，刘杨炯先后向该公司出借4笔款项，分别为2014年1月26日借款本金160万元、2014年5月5日借款本金400万元、2014年6月11日借款本金300万元、2014年6月12日借款本金200万元，上述借款本金合计1060万元，借款均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宝通公司、汪衍荣、谢贵的账户支付。2014年4月2日，刘杨炯与宝通公司、汪衍荣、谢贵经核算，签订了《借款结算协议》，协议对借款本金和利息及担保责任等进行了明确约定。现因催收未果，刘杨炯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宝通公司、汪衍荣辩称，对借款的事实予以确认，刘杨炯主张谢贵所收到的借款金额与宝通公司实际收到的借款金额不符；在归还刘杨炯借款时，部分利息超过国家规定标准，应计算为归还的借款本金。被告谢贵辩称，谢贵对刘杨炯诉请的事实有异议，不认可《借款结算协议》，理由是从2017年3月28日至4月2日期间，谢贵一直被变相挟制在茶楼中，处于受胁迫状态，协议的签订并非谢贵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对在此期间签订的上述结算协议的金额不予认可，且谢贵承担的是一般保证责任；对诉请利息主张的计算标准是依据《借款结算协议》进行起诉的，谢贵不予认可。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刘杨炯出示《借款结算协议》，拟证明2017年4月2日刘杨炯与宝通公司、汪衍荣、谢贵对宝通公司向刘杨炯的借款金额进行结算确认借款金额为1060万元及对借款利息确定为月利率2%，并由谢贵、宝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汪衍荣作为连带责任担保人在该结算协议上签字捺印的事实，宝通公司、汪衍荣质证认可其在结算协议上签字盖章的事实，但对协议中所载明的借款金额因与宝通公司收到的金额不一致而不予认可；谢贵质证对签订结算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提出该协议是谢贵被限制在茶楼所签订的，对协议记载内容不认可；本院认为，根据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区分局保和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处警登记表》及询问笔录可以证实汪衍荣、谢贵与刘杨炯委托的收款人邓启东因催讨借款时发生纠纷，双方均向公安机关报案，而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及处警登记表上所记载内容均未显示汪衍荣、谢贵被限制或变相限制自由的事实，鉴于双方对签订案涉结算协议事实的认可，故对谢贵提出结算协议非出自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本院对刘杨炯所出示的上述证据予以采纳。刘杨炯出示2014年1月26日《借款协议》、收据及转款凭证，拟证明刘杨炯向宝通公司出借160万元借款的事实，宝通公司、汪衍荣质证对宝通公司在收据及借款协议上盖章的事实予以认可，但宝通公司实际收到的金额为40万元，而借款协议上的出借人是肖开华而非刘杨炯且转款凭证显示的付款方为肖开华、收款方为高代建，款项的接收方并非宝通公司，故对上述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谢贵质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上述证据明确显示了出借方是肖开华，而肖开华并非本案当事人，故对上述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明确显示了借款双方系宝通公司与肖开华，且刘杨炯也未出示相应证据证明其受让了肖开华的债权等事实及转账凭证显示的收款人也非宝通公司或其法定代表人汪衍荣，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纳。刘杨炯出示2014年5月5日《借款协议》、收据及转款凭证，拟证明刘杨炯向宝通公司出借400万元借款的事实，宝通公司、汪衍荣质证对宝通公司在借款协议及收据上盖章、汪衍荣在借款协议上签字的事实予以认可，但根据转款凭证显示的收款人为谢贵而非宝通公司或汪衍荣，故对宝通公司收到刘杨炯向其转款的事实不认可；谢贵质证以其未经手款项而对收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借款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提出转款凭证显示的付款人为肖开兰而非刘杨炯，故对该转款凭证与本案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可以证实，刘杨炯作为上述借款协议的出借方、宝通公司作为借款方、谢贵作为担保人及汪衍荣作为宝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宝通公司授权作为该公司副董事长的谢贵负责“蓉北办事处”开展业务和管理工作及刘杨炯通过肖开兰将借款400万元交付给谢贵并由谢贵代刘杨炯将该款项交付给宝通公司的事实，故对上述证据予以采纳。刘杨炯出示2014年6月11日《借款协议》、收据、银行流水及2014年6月12日《借款协议》、收据、转账凭证，拟证明刘杨炯分别于上述协议签订当日向宝通公司出借300万元、200万元借款的事实，宝通公司、汪衍荣质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借款协议上的出借人是肖开兰而非刘杨炯且收据上显示的交款人为谢贵（代办）而非刘杨炯，故对上述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谢贵质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上述证据明确显示了出借方是肖开兰而其并非本案当事人，故对上述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明确显示了借款双方系宝通公司与肖开兰，且刘杨炯也未出示相应证据证明其受让了肖开兰的债权等事实及转账凭证显示的收款人也非宝通公司或其法定代表人汪衍荣，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纳。刘杨炯出示宝通公司经营许可证、授权委托书及汪衍荣、谢贵的身份证明，拟证明谢贵在宝通公司及汪衍荣的授权下进行民间融资行为的事实，宝通公司、汪衍荣质证对上述证据无异议；谢贵质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认为宝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汪衍荣于2013年11月1日授权委托谢贵为该公司代理人并以宝通公司的名义在宝通公司于新都区设立的“蓉北办事处”负责日常业务和管理工作，并加盖有宝通公司的公章，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予以确认。谢贵出示农业银行尾号为2117银行卡明细，拟证明谢贵与刘杨炯、肖开华、肖开兰之间没有转账往来，谢贵也未收到过三人所出借金额的事实，刘杨炯质证对银行卡明细认可，但提出该农业银行账户系谢贵诸多账户中的其中1个，并不能完整反映出转款的情况且刘杨炯已出示的银行转账凭证可以看出刘杨炯委托肖开兰向谢贵支付借款及肖开兰向谢贵支付借款系通过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及工商银行转款的事实，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宝通公司、汪衍荣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可；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客观上能反映出谢贵农业银行该账户的明细，但结合刘杨炯出示的本案转款凭证可以看出谢贵所举上述证据的不完整性，故对谢贵上述证据所主张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宝通公司系从事融资性担保的金融机构，汪衍荣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谢贵系受该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汪衍荣的授权，以宝通公司的名义在于成都市新都区兴乐路97号设立的“蓉北办事处”负责日常业务及管理工作，委托期限自2013年11月1日起至长期。2014年5月5日，宝通公司因资金周转需要向刘杨炯借款，约定了借款金额为496万元（卡转400万元、现金96万元），借款时间为12个月，自2014年5月5日至2015年5月5日止，若宝通公司未及时还款，则每日以未还金额的3‰支付滞纳金，并由宝通公司、汪衍荣、谢贵分别作为借款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担保人及出借人刘杨炯的代办人在上述协议上盖章、签字。协议签订后，刘杨炯通过肖开兰的交通银行账户向谢贵尾号为2117的农业银行账户支付了400万元，由谢贵将该款项交付给宝通公司并由宝通公司出具加盖有财务专用章的收据确认收到借款400万元。2014年1月26日，宝通公司因资金周转需要向肖开华借款，约定了借款金额为198.4万元（卡转160万元、现金38.4万元），借款时间为12个月，自2014年1月26日至2015年1月25日止，若宝通公司未及时还款，则每日以未还金额的3‰支付滞纳金，并由宝通公司、汪衍荣、谢贵分别作为借款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担保人及出借人肖开华的代办人在上述协议上盖章、签字。协议签订后，肖开华通过农商银行账户向案外人高代建的银行账户转款156万元，并由谢贵作为肖开华的代交款人向宝通公司交款，由宝通公司出具加盖有财务专用章的收据确认收到借款160万元。2014年6月11日，宝通公司因资金周转需要向肖开兰借款，约定了借款金额为372万元（卡转300万元、现金72万元），借款时间为12个月，自2014年6月11日至2015年6月10日止，若宝通公司未及时还款，则每日以未还金额的3‰支付滞纳金，并由宝通公司、汪衍荣、谢贵分别作为借款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担保人及出借人肖开兰的代办人在上述协议上盖章、签字。协议签订后肖开兰通过中国银行账户向谢贵农业银行尾号为2217的账户转款300万元，并由谢贵作为肖开兰的代交款人向宝通公司交款并由宝通公司出具加盖有财务专用章的收据确认收到借款300万元。2014年6月12日，宝通公司因资金周转需要向肖开兰借款，约定了借款金额为248万元（卡转200万元、现金48万元），借款时间为12个月，自2014年6月12日至2015年6月11日止，若宝通公司未及时还款，则每日以未还金额的3‰支付滞纳金，并由宝通公司、汪衍荣、谢贵分别作为借款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担保人及出借人肖开兰的代办人在上述协议上盖章、签字。协议签订后，肖开兰通过刘杨炯在工商银行的账户向谢贵农业银行尾号为2217账户转款200万元，并由谢贵作为肖开兰的代交款人向宝通公司交款，由宝通公司出具加盖有财务专用章的收据确认收到借款200万元。后因宝通公司未能按期归还借款本金及支付借款利息，刘杨炯及其与肖开华、肖开兰的共同授权代理人罗以权、宝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汪衍荣、谢贵于2017年4月2日就三方之间的借款往来进行了结算并签订了《借款结算协议》，协议确认了宝通公司向肖开兰、肖开华、刘杨炯3人共计借款4笔，借款本金1060万元，借款约定有利息，宝通公司也已支付部分利息，现三方将借款利息调整为月利率2%，上述借款本金的利息从2014年7月1日起开始计算直至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谢贵、汪衍荣作为担保人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等内容，并由宝通公司在作为借款人的甲方项下盖章、刘杨炯及其与肖开兰、肖开华的共同授权代理人罗以权在作为出借人的乙方项下签字捺印、谢贵及汪衍荣在作为担保人的丙方项下签字捺印。现因催收未果，刘杨炯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本院认为，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1.案涉《借款结算协议》的效力问题；2.谢贵是否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问题；3.刘杨炯是否有权代表借款人肖开兰、肖开华主张还款权利的问题。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分析如下：关于案涉《借款结算协议》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借款结算协议》系作为借款人的宝通公司、作为出借人的刘杨炯及其与肖开兰、肖开华的共同委托人罗以权、作为担保人的谢贵及宝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汪衍荣共同对宝通公司向刘杨炯等人的借款进行结算的体现，并由各方当事人在该协议上进行了盖章或签字捺印，谢贵提出该协议系其与汪衍荣被变相挟制在茶楼中，处于受胁迫状态时所签，协议的签订并非谢贵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真实、不合法的意见，而根据调取的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区分局保和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处警登记表》及询问笔录所记载内容均未显示汪衍荣、谢贵在发生纠纷时处于被限制或变相限制自由的事实且谢贵也未出示足以证明其在签订该协议时处于受胁迫状态，签字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其他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及刘杨炯所举本案转款凭证可以证实其与肖开兰、肖开华等人向宝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谢贵转款的事实，故本院对谢贵提出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结合汪衍荣、刘杨炯对签订《借款结算协议》事实的认可，该协议应属合法有效。关于谢贵是否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案涉4份《借款协议》中谢贵均作为宝通公司向刘杨炯等人借款的担保人在协议上签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谢贵对宝通公司的案涉债务应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且《借款结算协议》中亦明确约定了谢贵对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对谢贵提出其对宝通公司的债务承担一般保证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刘杨炯是否有权代表借款人肖开兰、肖开华就全部借款本息主张还款权利的问题。根据案涉《借款协议》及相应收据、转款凭证、《借款结算协议》等证据可以确认宝通公司的借款合同相对方有多人，即肖开华、肖开兰及本案原告刘杨炯，肖开华、肖开兰作为借款人具有独立主体资格，有权就各自的借款提起诉讼，而刘杨炯在本案并未出示相应证据证明其已受让肖开华、肖开兰对宝通公司所享有的案涉债权的事实，故刘杨炯无权就肖开华、肖开兰出借的款项在本案提起诉讼。虽刘杨炯在本案庭审终结后代肖开华、肖开兰提交了参加诉讼申请书，但当事人提出申请类事项或案外人提出参加诉讼申请等事项应在法定答辩期限内或法庭辩论终结前，现本案已审理终结且肖开华、肖开兰不参加本案诉讼并不影响其另案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本院对上述参加诉讼申请不予准许。汪衍荣、谢贵作为对宝通公司向刘杨炯的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保证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故对刘杨炯要求汪衍荣、谢贵对宝通公司的案涉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意见，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的规定，汪衍荣、谢贵对宝通公司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宝通公司进行追偿。对刘杨炯诉请宝通公司、汪衍荣、谢贵连带偿还刘杨炯借款本金106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4年7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的主张，根据刘杨炯所举本案证据可以证实，宝通公司作为借款人于2014年5月5日向刘杨炯借款并签订相应《借款合同》、刘杨炯于当日通过肖开兰的账户向谢贵转款400万元以及还款期限届满后，借款人宝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汪衍荣、担保人谢贵与刘杨炯于2015年10月26日协商将该笔借款延期至归还日止，但未明确具体的归还时间，并在上述合同上添加了“该笔借款延期至归还日止”的内容，由宝通公司盖章、公司法定代表人汪衍荣签字及谢贵签字捺印，因宝通公司未履行归还借款义务，双方于2017年4月2日进行结算并签订《借款结算协议》。结算后，宝通公司至今仍未履行归还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的规定，刘杨炯作为出借人有权要求宝通公司归还借款。宝通公司、汪衍荣提出刘杨炯所主张谢贵所收到的借款金额与宝通公司实际收到的借款金额不符及在归还借款时，部分利息超过国家规定利息，应计算为归还的借款本金的抗辩意见，因谢贵系作为受宝通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汪衍荣的授权，以宝通公司的名义负责日常业务及管理工作且刘杨炯亦通过谢贵将借款交付给宝通公司，刘杨炯所举证据可以证实其向谢贵实际交付借款400万元的事实，而谢贵是否将其所收到的款项实际交付给宝通公司是宝通公司与谢贵之间的内部关系，宝通公司并不能以此否认刘杨炯交付借款的事实，鉴于宝通公司提出其已支付给刘杨炯的借款利息超过国家规定利息标准，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已实际支付利息金额的事实，故本院对宝通公司、汪衍荣提出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结合刘杨炯实际支付的出借金额为400万元的事实，故对上述诉请要求归还借款本金1060万元的主张，本院支持400万元。对上述诉请要求支付利息的主张，案涉当事人在借款结算时明确约定了借款利息从2014年7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付的标准并签订《借款结算协议》予以确认，而该利息的约定并未超过法律关于年利率24%的标准，结合借款本金数额，本院对利息部分的主张支持以未归还借款40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7月1日起至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付。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四川宝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刘杨炯借款本金40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40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7月1日起至本金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付）；二、被告汪衍荣、谢贵对被告四川宝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汪衍荣、谢贵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四川宝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追偿；三、驳回原告刘杨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700元，由原告刘杨炯负担26587元，由四川宝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1611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 丰审 判 员 赵 乐人民陪审员 李 军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八日书 记 员 杨明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