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2民终99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白景安,男，1957年9月7日出生，住址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毕凤英，北京兴开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桂兰，女，1956年5月6日出生，住址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毕凤英，北京兴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万永东，男，1971年9月5日出生，住址北京市西城区。上诉人白景安、王桂兰因与被上诉人万永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6民初148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白景安、王桂兰上诉请求：1、撤销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6民初14872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万永东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万永东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从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1、白景安、王桂兰与万永东之间根本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万永东未向白景安、王桂兰支付借款，由于其未履行借款义务，无权向白景安、王桂兰主张偿还借款及利息。(1)万永东曾于2017年4月11日向法院起诉，在第一次起诉的开庭过程中，万永东主张白景安、王桂兰借款84万元，后白景安、王桂兰陆续还款50万元，仍欠其34万元；经开庭审理，万永东根本不能提供陆续还款50万元的证据，后自行撤诉。后万永东于2017年5月22日第二次向法院起诉，后主张50万元是白景安、王桂兰委托其办事垫资，其没有实际垫资，可见其涉嫌虚假诉讼、欺骗法庭。(2)本案客观事实，白景安、王桂兰夫妻在2016年5月份建房时，确实借了万永东10.5万元（其中5000元是万永东岳母白金英的），后加上双方约定利息5000元，共计出具11万元欠条（分别是2016年5月8日借款3万元、2016年5月17日借款2万元、2016年5月24日借款3万元、2016年6月3日借款3万元），通过上述借款时间顺序表，可以看见借款时间比较集中在2016年5月份，正是白景安、王桂兰建房时间。后白景安、王桂兰所在村子整体拆迁，白景安、王桂兰于2017年2月10日签订拆迁协议，按照常理，白景安、王桂兰不可能向万永东借款30万元。而且，白景安、王桂兰于2017年3月27日偿还建房时借的11万元，而在2017年2月12日出具总欠条时，2016年5月份欠款11万元没有偿还，与万永东主张的总借款84万元相互矛盾。(3)一审中，万永东无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履行了支付借款的义务。这么大一笔借款，在如今银行转账如此便利而取现金有限制的条件下，万永东不可能从银行取出现金交给白景安、王桂兰。白景安、王桂兰于2017年2月10日已签订拆迁协议，白景安作为一名环卫工人借如此巨款不合常理。最重要的是，万永东无有效证据证明将30万元交付给白景安、王桂兰。(4)从一万永东在一审中的陈述：“第一，被告家里以前生活不好；第二，我和被告家是亲戚；第三，后赶上被告家拆迁，我认为有偿还能力，把之前借的钱做总的梳理，才让他们打的一个总借条”来看，借条时间为2017年2月12日，按照万永东的逻辑，加上2016年5月份借款，借条应该是95万元，而不是84万元。2016年5月份借款，还款时间为2017年3月27日。通过上述证据，可以证明万永东的主张前后矛盾。(5)从万永东一审中的陈述“2017年2月10日、2月12日、2月13日我分别从中国建设银行提取了10万元现金，总共30万现金，于2017年2月13日送至被告一处；被告是先打的欠条，然后我去送现金的时候被告将打好的欠条给我”来看，万永东于2017年2月13日一次性将现金30万送到白景安家里，按照其逻辑和常理出具欠条的时间应该是2017年2月13日，而证据显示欠条为2017年2月12日。二、二审人民法院应依法驳回万永东的上诉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七、注意防范、制裁虚假诉讼。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过程中，要依法全面、客观地审核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对形式有瑕疵的“欠条”或者“收条”，要结合其他证据认定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对现金交付的借贷，可根据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的大小、当事人间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易细节经过等因素综合判断。发现有虚假诉讼嫌疑的，要及时依职权或者提请有关部门调查取证，查清事实真相。经查证确属虚假诉讼的，驳回其诉讼请求，并对其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依法予以制裁;对于以骗取财物、逃废债务为目的实施虚假诉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由于万永东并未向白景安、王桂兰提供借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双方的借款合同并未生效，本案明显有虚假诉讼嫌疑。万永东辩称，白景安、王桂兰曾经打过四次借条，84ＸＸ有代办垫资50万元，但未发生，其他34万元支付给了白景安。本案借条系对未打借条款项的汇总。万永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白景安、王桂兰偿还借款本金34万元并按照年利率6%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欠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2、诉讼费由白景安、王桂兰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白景安与王桂兰系夫妻关系。2015年3月4日，万永东从自己的中国银行账户取款4万元。2017年2月10日、2月12日、2月13日，万永东从自己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分三次取款总计30万元。后白景安、王桂兰向万永东出具落款日期为2017年2月12日的《欠条》一份，载明：“今有白景安向万永东借钱捌拾肆万元人民币整。”庭审中，万永东称欠条中的50万元是白景安委托其垫资50万元代办拆迁事宜，后自己没有进行垫资，故不向白景安、王桂兰主张；另外的4万元于2015年以现金形式给付白景安，其余30万元于2017年2月13日以现金方式给付白景安，白景安对债务进行核算后提前写好了欠条并当场给付万永东。白景安、王桂兰认可万永东没有垫资50万元，称另外的34万元亦没有实际收到，自己出具欠条的原因是当时同意将万永东替自己多要的34万元拆迁款给付万永东作为答谢，而实际上自己并未多分拆迁款，因此现在不同意给付34万。另查，白景安、王桂兰曾于2016年5月至6月向万永东借款共计10万元并出具借条，现该笔债务已经得到清偿。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万永东是否向白景安给付了34万元借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第一，万永东提供其于2015年3月4日、2017年2月10日、2月12日、2月13日分别取款4万元、10万元、10万元、10万元的凭据，后三笔在取款时间上与欠条出借的时间相近，可以相互印证用以证明34万元借款的资金来源。第二，白景安、王桂兰认可向万永东出具了欠条，主张是自己对多分拆迁款分配的承诺，但其提供的录音证据无法证明其主张，对欠条出具原因的解释不符合生活常理，且出具欠条后未及时采取任何补救措施。综合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该院认为万永东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要大于白景安、王桂兰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故认定万永东向白景安给付了34万借款。白景安、王桂兰不认可万永东的诉讼请求，但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形成有效对抗，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万永东要求白景安、王桂兰偿还借款本金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双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万永东要求白景安、王桂兰偿还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该院亦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白景安、王桂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万永东借款本金34万元；二、被告白景安、王桂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万永东逾期利息（以34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百分之六的标准自二○一七年六月二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白景安、王桂兰是否向万永东借款34万元。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尽管万永东未有直接证据证明其向白景安支付了34万元借款，但是：一、白景安、王桂兰向万永东出具了欠条，明确载明欠万永东34万元。二、万永东提供了其取款34万元的凭据，后三笔取款在时间上与欠条出借的时间相近，可以佐证借款的事实。三、万永东与白景安、王桂兰之间曾有10万元借款，双方系以现金的方式给付借款和还款，表明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存在现金方式。四、白景安、王桂兰在一审中主张欠条中的34万元系同意将万永东替自己多要的34万元拆迁款给付万永东作为答谢，在二审中还主张涉案欠条系在胁迫情形下出具，但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在上述情形下，一审法院认为万永东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要大于白景安、王桂兰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认定万永东向白景安给付了34万借款，并无不当。综上，白景安、王桂兰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400元，由白景安、王桂兰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韩耀斌审 判 员 种仁辉审 判 员 钱丽红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吴师捷书 记 员 何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