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皖01民终32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1(曾用名高强斌、高张扬)，男，1994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长健，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贤甫，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2，男，1958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3，女，1956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女，1960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以上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尉迟立君，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高巧丽，女，1987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刁某，女，1985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某，男，1985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刁某、陈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巧丽，女，1987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原审被告：高某4，男，1962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上诉人高某1，上诉人高某2、高某3、李某因继承纠纷一案，均不服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16）皖0111民初3589号民��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对位于合肥市屯溪路193号合肥工业大学南区南村11栋205室房屋享有100%份额；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质疑2013年11月29日《遗嘱》的真实性并非没有事实根据。在本次诉讼前，上诉人和父亲高某4并不知道2013年11月29日遗嘱的存在。2014年11月15日，高某2、高某3、李某与上诉人的父亲高某4签订协议，约定合肥市屯溪路193号合肥工业大学南区南村11栋205室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由上诉人父亲高某4继承，该协议的内容与2013年11月29日遗嘱内容相互冲突，2013年11月29日遗嘱存在两种可能：一是该《遗嘱》是虚假的，二是高某2、高某3、李某等人通过种种手段迫使或骗取遗嘱人书写了2013年11月29日《遗嘱》，让遗嘱人将涉案房屋变更为其各自子女（即三个被上诉人）继承，由于害怕上诉人及父亲知道该遗瞩的存在，所以，故意签订2014年11月15日协议欺骗上诉人父子，否则，如何解释一审三被告在明知遗嘱人已变更遗嘱内容、上诉人父子已无继承涉案房屋可能（一审被告及第三人的主张）的情况下，仍然签订2014年11月15日的协议？上诉人的祖父（即遗嘱人）只有高小文化，2013年时已年逾八旬。另外，2013年7月1日遗嘱人在室外摔倒，医院诊断：中风病、闭合性颅脑损伤（重），医生口头告知上诉人父亲，从CT片上反映，遗嘱人有老年痴呆征兆。2013年9月2日出院后，遗嘱人虽神智清楚，但思维混乱，前面说过的话再问他就否认。遗嘱人已无法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一审被告和被上诉人提供的光盘试图证实《遗嘱》系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该光���没有反映《遗嘱》的书写过程。反而证实是一审被告及被上诉人等多位利害关系人在场影响遗嘱人。2013年11月29日《遗嘱》思路清晰，通言流畅，内容较长。全文没有一处涂改，从遗嘱人的文化水平和当时的身体，精神情况来看。根本不可能出具这样的《遗嘱》。二、鉴定意见与2016年9月13日《司法鉴定工作联系函》内容相互矛盾，鉴定违反法定程序，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016年9月13日，南京师范大学司法签定中心（以下简称“鉴定机构”）在《司法鉴定工作联系函》表明：“由于无法进一步补充对比样本、依据现有材料条件，以下事项无法鉴定：（1）署期为‘2013年11月20日’的《遗嘱》中正文内容是否为高文金本人书写；（2）（遗嘱》中落款日期是否为高文金本人书写：（3）《遗嘱》中正文内容与落款签名是否为同一人书写。烦请贵院书面确认，在上述事项无法鉴定的情况下，其余事项是否继续鉴定？2、该案所剩余的委托事项中，要求验定《遗嘱》中落款签名“高文金”字迹是否为高文金本人书写。该事项由于样本条件所限，最终可能出具“倾向性意见”甚至无法鉴定。烦请贵院书面确认：该事项是否继续鉴定？……”该联系函出具后，上诉人未补充提供材料。鉴定机构在《联系函》第1条明确有3项内容不能鉴定，并没有可能出具“侧向性意见”，第2条鉴定意见可能出具“倾向性意见”。但在《鉴定意见书）中对（联系函》中无法鉴定的第（3）项出具了倾向性意见：对《联系函》中无法鉴定的第（1）项出具了变相的倾向性意见。即虽未倾向性认为（遗瞩》系“高文金”书写，但倾向性地认为《遗嘱》中的“高文金”签名与样本字迹系同一人书写。在原告指出《联系函》鉴定意见相互矛盾后���鉴定机构在2017年1月9日《回复函》中解释：“在委托方告知无法补充鉴定材料的情况下，鉴定人员对已有材料再度审核，确认该来材料达不到出具确定性意见的条件，只具备出倾向性鉴定意见的条件，与委托方沟通在同意接受的前提下出具了上述鉴定意选书，”但解释不能自圆其说。在2016年9月13日《司法鉴定工作联系函）中，鉴定机构是拟对第2项委托事项出具倾向性鉴定意见：上诉人接受倾向性鉴定意见针对的该《联系函）的第2项委托事项，而不是已明确无法鉴定的第1项委托事项。鉴定机构在2017年1月9日《回复函》中还称：“依据鉴定工作流程，我中心收到案件之后，对案件材料进行初审，在初审过程中材料接收人员认为送检材料条件不足，出具了《工作联系函》以便委托方依照要求进一步补充鉴定材料和确认鉴定事项。”《文书鉴定通用规范》（SF/ZJ0201001-2010）第5.4.2条规定：“第一鉴定人根据鉴定组鉴定人的意见，组织鉴定组讨论最终确定是否需要补充材料。”《回复函》所称的工作程序显然与该《规范》相悖。针对高某1的上诉，高巧丽、陈某、刁某辩称：一、被上诉人提供的2013年11月29日被继承人高文金亲笔书写的《遗嘱》内容真实、形式合法。（一）、被上诉人已提供符合法律规定的遗嘱，该《遗嘱》内容的实质要件符合法律规定《继承法》第22条规定：“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胁迫、欺骗所立的遗嘱无效。伪造的遗嘱无效。遗嘱被篡改的，篡改的内容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1条中明确规定：“遗嘱人立遗嘱时必须有行为能力。无行为能���人所立的遗嘱，即使本人后来有了行为能力，仍属无效遗嘱。遗嘱人立遗嘱时有行为能力，后来丧失了行为能力，不影响遗嘱的效力。”被继承人高文金在订立该份自书《遗嘱》时，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精神状态正常，才亲笔书写了整篇的遗嘱内容，且按照高文金老人要求当众宣读。从其内容上看：整篇内容语言通畅，思路清晰，书写正确，具体事情描述清楚、详细，完全是出自于一个意识正常人之手。可见，遗嘱人在订立遗嘱时是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而遗嘱内容是被继承人独立完成，其意思表示真实，未受到任何胁迫、欺诈等威胁手段。被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提及的遗嘱人有高小文化，也从侧面印证被继承人高文金老人具有通篇书写遗嘱的文化素养。所谓2013年7月1日遗嘱人在室外摔倒住院，有老年痴呆征兆，我方不予认可。在上诉人���供的该次出院小结证据中明确记载了经过治疗后，患者病情逐步转好。在该出院小结出院情况明确记载：患者神清，无头痛，头晕症状，神智清楚。由此可知，遗嘱人经过此次治疗，神智清楚，并无异于常人。可见，遗嘱人在订立遗嘱时是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该份遗嘱内容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故我方提供的遗嘱，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遗嘱”的实质性要件。（二）、被上诉人已提供符合法律规定的遗嘱，该《遗嘱》内容的形式要件符合法律规定。《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立遗嘱可以采用以下形式：……第二，自书遗嘱，是指遗嘱人亲笔制作的书面遗嘱，遗嘱人有权依照法律的规定，根据自己的意志对死后的财产预先做出处分。自书遗嘱必须经遗嘱人亲笔书写方为有效，须由遗嘱人签名，并注明年、月、日。第三，代���遗嘱，指遗嘱人不识字或因生病等不能书写，或者不愿意自己书写的，而委托他人代写的书面遗嘱。其要求必须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包括代书人），且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的签名，注明年、月、日。……”被上诉人提供的自书遗嘱：是由被继承人亲笔书写了整篇遗嘱内容，遗嘱人签名的同时，还按有手印。且在遗嘱最后也注明了立遗嘱的具体时间。该份《遗嘱》的内容不违反法律，不损害国家、集体的利益，即符合法律的实质性要件，又符合法律的形式要件，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自书遗嘱，是本案定案的依据。故，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提供的《遗嘱》的确认，合情合理，与法有据，我方认可一审法院对该《遗嘱》确认部分的判决。(三)、被上诉人提供的视听资料佐证了2013年11月29日《遗嘱》的真实性。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提供了2013年12月1日的一套录音录像的光盘证据。该份证据中，被继承人高文金要求当众宣读其《遗嘱》。其明确表示，因小儿子高某4在其母亲年迈生病时不予照顾，更在老人住院期间偷盗其家中财产，实为大不孝。被继承人高文金不愿将涉案房屋赠与被上诉人，而是明确表示在其思维清晰、头脑清楚时，将涉案房屋赠与三位被上诉人。该份视听资料的产生离高文金老人亲笔书写的《遗嘱》时间较为接近，其同时佐证了被上诉人提供《遗嘱》的真实性，即高文金老人在思维神志清晰的情况下，意志坚定的明确要求将涉案房屋赠与三位被上诉人。（四）、被上诉人认可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南师大司鉴中心（2016）文鉴字第4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针对被上诉人提供的《遗嘱》，上诉人于2016年4月22日在一审��申请对该份遗嘱进行司法鉴定。经双方协商不成后，原审法院摇号公平、公正的选定了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该份遗嘱进行司法鉴定。该中心于2016年11月4日作出【南师大司鉴中心（2016）文鉴字第4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对该份《遗嘱》的真实性加以了确认。对于该份司法鉴定意见书，我方予以认可。二、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内容真实、程序合法。（一）、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程序合法、合理。被上诉人认为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是一家有资质、工作严谨、认真负责的司法鉴定中心。对于该份《遗嘱》的鉴定，该中心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多次来函确认，在历时半年的鉴定过程中，严谨负责出具了【南师大司鉴中心（2016）文鉴字第42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同时���被上诉人认为司法鉴定意见书对鉴定依据的技术、理论、操作方法及其他专业知识等专业性问题进行科学、合法、专业的检验分析，具备鉴定意见的生效要件及有效要件。该份鉴定是在一审法院的主持下，依法委托具备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进行的司法鉴定。其并非上诉人、被上诉人单方委托的。期间鉴定机构、法院和申请人就鉴定事宜多次沟通，鉴定机构于2016年9月13日寄送的《司法鉴定工作联系函》虽提出部分问题，但该《司法鉴定工作联系函》只是过程性的联系函，并非是鉴定的意见，在鉴定的实际过程中通过科学的检验设备、检验方法，得出鉴定意见。（二）、在得出司法鉴定意见后上诉人反复否认实属浪费司法资源。上诉人对2013年11月29日高文金亲笔书写的《遗嘱》的真实性心知肚明，对科学、合法、专业的鉴定意见视而不��，对鉴定意见书的不予认可，无非是罔顾事实，混淆试听。我方认为上诉人在此处反复拖延，无非是恶意拖延诉讼，浪费司法资源。我方认为原审法院对该份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确认，合法合理，我方予以认可。综上，原审法院对2013年11月29日的《遗嘱》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针对高某1的上诉，高某2、高某3、李某二审辩称：一、针对上诉人高某1“要求将诉争房产判归其所有”的上诉请求，我方答辩认为：一审中上诉人高某1提供的2007年遗嘱和家庭会议，由于形式及实质要件均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作为上诉人高某1主张诉争房产权利的依据。（一）、2007年遗嘱的形式要件不符合法律规定。《继承法》第十七条明确规定了自书遗嘱、代书遗嘱等其他几种法定遗嘱的合法形式，本法第十八条也���确规定了遗嘱见证人的法定要件。上诉人高某1提供的2007年遗嘱从形式上看：其内容是电脑打印出来的，而非遗嘱人亲笔所书。2007年，高文金79岁，李忠惠78岁，两位老人年事已高。实在难以让人相信近80岁高龄的两老人会以电脑打字的方式记录遗愿。一审庭审中，上诉人高某1一再辩称2007年遗嘱是被继承人自己在电脑上编排打印的，却忽视了法律的明文规定：自书遗嘱是由遗嘱人亲自书写的遗嘱。这种遗嘱不需要见证人在场见证，即发生继承的法律效力。自书遗嘱必须有遗嘱人亲笔书写整篇遗嘱，亲自签名，然后注明年月日。不能由他人代写或记录，也不能用电脑打印制成；不能由他人代签姓名，也不能用印章、指印或其他符号代替签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遗嘱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确保不被人伪造、篡改。事实上，两位老人根本没有买过电脑，家里也���未摆放过电脑，两人自始至终就未曾接触过电脑，更别说是会用电脑排版打字了。若被继承人会打字，且第一份遗嘱用的是电脑打印，那为何第二份遗嘱要用手书的形式记录遗愿？而不继续用电脑打印呢？可见，第一份遗嘱的形成过程存在重大疑点。且，对方执意称“2007年遗嘱是高文金自己打印出来的”，依据《民事诉讼法》关于举证规则之规定“谁主张，谁举证”，上诉人高某1在整个一审过程中，始终未能提供“两位老人以往使用电脑制作材料文书的证明”来印证上述观点。同时，上诉人高某1也未提交存有2007电子档遗嘱的电脑，使得法院无法查明遗嘱形成的痕迹及确切时间。一审中，上诉人高某1只是一味诉称遗嘱是高文金打印出来的，却缺乏证据加以证实，说词牵强，难以让人信服。另则，该份遗嘱中的时间书写也存有问题。遗嘱中争议房产，是���位被继承人共同所有，他们分别处分了在该房产中的份额。故，两位被继承人在分别处分自己权利的同时，就应分别签名、签时间。在2007年遗嘱中，只有在李忠惠的签名之下才签有时间，而在高文金的签名之下没有书写具体时间。这完全不符合法条中“自书遗嘱”的规定：“…须由遗嘱人签名，并注明年、月、日”的规定。可见，该份遗嘱的形式要件，漏洞百出，完全不符合法律明文规定。既然该遗嘱不是两老人亲笔所书，就只能被视为“代书遗嘱”。而这份“代书遗嘱”又缺乏法律规定的“适格见证人”。从该遗嘱签名上看，除了有被继承人的签名外，并未有符合《继承法》第十八条规定的“见证人”在场见证、签名。可见，该份遗嘱的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任何一种遗嘱的形式，不能被视为有效遗嘱，而被法院所认可并执行。（二）、2007年遗嘱的实质性要件也值得怀疑。《继承法》第22条、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1条中明确规定了立遗嘱人的实质要件。上诉人高某1提供的2007年遗嘱，内容不是被继承人亲笔所书，又无适格的见证人在场见证这一过程。除了被继承人和上诉人高某1之外，其余家庭成员都不在现场。究竟两老人在签名时，神智是否清楚、意识是否正常、是否明晰代书遗嘱中的全部内容、其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有无受到蒙骗，我方均不得而知！最重要的是：除了上诉人高某1之外，并无其他家庭成员或第三方知晓该份遗嘱的存在。而且被继承人也未像2013年遗嘱订立后，还召集了家庭会议，以示告之。可见，该份遗嘱是否真实存在，实在值得怀疑。故，我方有理由对于该遗嘱的客观真实性表示怀疑。（三）、《家庭会议》不能被视为有效“遗嘱”，而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家庭会议》仅仅是对于在场的被继承人、法定继承人意思表示的一种记录形式。若被继承人真想以此作为遗愿的依据，就会直接将《家庭会议》拟定成遗嘱的形式，在所有法定继承人面前表现出来，而不是交由大女儿书写，以会议记录的形式，呈现出来。从被继承人自己拟定的2013年版的有效自书遗嘱可以看出，被继承人完全知晓如何制作一份符合法律规定的遗嘱形式，且公布于众。既然如此，被继承人为何不在几个儿女都在场的情况下，就直接订立一份符合法律形式的遗嘱，而要多此一举地先拟定一份《家庭会议》，并在此之后的第三天，再拟定一份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电子版遗嘱呢？正是两老人对小儿子的品行有所顾虑，才会在记录家庭会议当天，对订��遗嘱一事，有所保留。且，在家庭会议最后附加条件“保信作为儿子要尽孝道，如不尽义务，父母可以更改意见”。作为子女，“尽孝道”是情理之中，义务之内的事，而父母却要在《家庭会议》中，作为遗赠的附加条件固定下来。可见，小儿子对父母平时的态度，实在让人堪忧！恰恰是《家庭会议》这一举动，更让人质疑了2007年遗嘱形成的真实性。另则，《家庭会议》仅仅是会议记录，并不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遗嘱”。若要让该文件被视为遗嘱而得到法院认可并执行，就应证明该文件符合法律的实质和形式要件。从内容上看：该《家庭会议》是大女儿高某3所书，那么这份文件形式，只能被视为“代书遗嘱”。若是代书遗嘱，就应有两名符合法律规定的见证人见证、签名。从所有签名中可以看出，该家庭会议，除了被继承人和法定继承人之外，无任何��三方在场见证并签名。可见，该《家庭会议》的形式要件不符合法律规定。因此，该《家庭会议》不能被视为法定的“遗嘱”，而被法律所认同并执行。综合这两份上诉人高某1提供的证据材料，无任何一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合法有效的证据材料，以此来证明自己有权继承诉争房产的全部产权。故，上诉人高某1要求二审法院将诉争房产的全部份额判归其所有，毫无证据支持，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高某1的该点上诉请求。二、另外，针对上诉状中“上诉人高某1质疑2013年遗嘱真实性”的观点，我方答辩如下：一审过程中，对方主动要求法院对2013年遗嘱进行鉴定，法院通过合法程序选定了专业的司法鉴定机构---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了最终的鉴定结论，认可了第三人提供的2013年遗嘱的真实合法性，我方尊重专业机构的鉴定结论���在此不做过多辩解。同时，一审被告代理人在证据材料中提供了一段家庭聚餐的视频，此视频也印证了被继承人高文金订立2013年遗嘱的事实。所以对于2013年遗嘱真实性，我方不提出质疑。三、针对上诉状中上诉人高某1提到“2014年11月15日《协议》”：1、我方请二审法官注意：2014年这份协议订立时，高文金老人还在世（2015年11月30日去世），诉争房屋还归高文金所有，是高文金的财产，而不是遗产，几位子女无权处分高文金的财产。依据合同法第51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由于该协议处分的是高文金的财产，此后，高文金本人并未对此协议内容予以追认；且，无论是依据2007年家庭会议之内容，还是依据2013年遗嘱之遗愿，最终，签订该协议的几位主体并不能取得该房屋��处分权，故，该份协议应当无效。另外，一审庭审中，高文金长女高某3，已向一审法官详细陈述了该协议形成的前提：即为了维护家庭和谐，阻止高某1、高某4一家人无休止地无理取闹，高某3、高某2及李某才私自做主，同意放弃其子女们的正当合法权益。但，不能因为我方当事人的让步、妥协之举，就否认了高文金遗嘱的真实性。关于高某3的这段陈述，在一审的庭审笔录上，应该有详细记录。四、针对上诉状中对方质疑“高文金老人订立遗嘱时的神志”，我方意见是：1、在一审高某1提供的证据中有一份是安徽中医学院出具的《出院记录》上面有专业的医疗机构对高文金入院、住院、及出院时神志方面的详细描述：“入院时：患者神志清楚，双侧瞳孔等大，对光反射灵敏……；诊疗经过：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病情逐步好转，病情平稳后行综合治疗……出院时情况：患者神清，无头痛，头晕症状，神志清楚，语言欠流利，双侧瞳孔等大等圆，对光反射灵敏……”在所有的病程记录和出入院诊断中，医生始终未提到对方上诉状中所称的“老年痴呆、思维混乱、无法表达自己真实意思”等这样的症状及描述。在此，我们更应该去相信医疗专业人员的职业技能水平，而不是听信对方毫无依据的猜测。同时，对于高文金订立遗嘱前后的意识评判，一审被告代理人提供的视频资料也能清晰反映：高文金意识清楚，未受任何诱导影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五、针对上诉状中上诉人高某1质疑“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我方认为：对方质疑的问题在其一审提交的《关于重新鉴定的必要性及情况说明》中已经涉及，而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也以《回复函》的形式，给予了专业性的解释。综��，上诉人高某1对于上述几方面问题的质疑，都是主观臆断，凭空猜测，毫无科学根据及事实依据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高某1的全部上诉请求，依法解决诉争房产的归属问题。高某2、高某3、李某上诉请求：一、撤销(2016)皖0111民初3589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一项判决，依法改判诉争房产中李忠惠所享有的份额按法定继承进行分割；二、判决二审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将诉争房产中李忠惠享有的一半份额判归被上诉人高某1继承，明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一、原审法院以被上诉人提供的2007年5月6日遗嘱和2007年5月3日《家庭会议》内容作为判案依据，明显有悖法律规定。（一）、2007年遗嘱的形式及实质要件均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其效力予以认可，实属对法律明文的轻视，难以���众。l、《继承法》对于五种遗嘱的形式要件已作出了明确规定。被上诉人提供的2007年“遗嘱”是电脑打印出来的，而非被继承人亲笔所书。故，该遗嘱只能被视为代书遗嘱。对于代书遗嘱而言，该份“遗嘱”又缺乏适格的见证人在场见证、签名。故，从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来看，该份遗嘱根本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任何一种遗嘱形式。2、《继承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对遗嘱人立遗嘱时的实质要件作出了详细规定。被继承人订立2007年遗嘱时，除了有与该份遗嘱有直接利益关系的被上诉人在场之外，并无其他家庭成员或第三方在场，该份遗嘱的订立是否符合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我们均不得而知。故，我方有理由对于该遗嘱的客观真实性表示怀疑。可见，2007年“遗嘱”的形式及实质要件均不符合法律规定，而一审法院却对其效力进行认可，实在有悖法律之订立初衷。（二）、《家庭会议》不符合法律形式，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家庭会议》只是对在场继承人、法定继承人意思表示的一种记录形式，仅仅是会议记录而已，并不是法律上所规定的“遗嘱”。《家庭会议》内容是大女儿高某3所书，若以“代书遗嘱”论，其形式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缺乏适格的见证人在场见证。综上，2007年遗嘱及《家庭会议》明显与法律规定不符，而一审法院却认定了其法律效力，背离了法律条文之规定，最终形成了错误的判决结果。二、一审法院将被继承人李忠惠所享有的诉争房产份额，判归被上诉人所有，缺乏证据支持，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重新分割。综上观点及一审庭审情况，我方已充分证明了2007年《遗嘱》及《家庭会议》的形式、实质均不合法，而原审法院却执意以此作为判决依据，分配李忠惠名下所拥有的诉争房产的产权，明显对我方不公，实在难以让人信服。本案诉争房屋系被继承人高文金与李忠惠生前共同所有，双方各占50%的产权。在被继承人李忠惠去世时，因其没有合法有效的遗嘱作为其处分该笔遗产的相应依据，故，其所享有的诉争房产50%的产权，理应按照法定继承予以分割，其配偶高文金及其四个子女高某3、高某2、高某4、李某各享有10%的继承权。而后，高文金以自书遗嘱的形式，对于该房屋上的权利做出了处分，且得到法院委派的专业司法鉴定机构的证实，我方对于该部分产权将不再持有异议。因此，我方上诉人高某3、高某2、李某应各自享有该诉争房产10%的产权。被上诉人高某1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而无权享有诉争房屋的产权。���对高某2、高某3、李某的上诉，高某1答辩称：继承法规定遗嘱的形式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两个真实性，一个是立遗嘱人意思表达的真实性，另一个是立遗嘱人签字文书的真实性。2007年5月3日的家庭会议以及2007年5月6日的遗嘱内容已经明确涉案房屋由高某1继承。上述材料已经证明了立遗嘱人意思表达和文书签字的真实性。关于李忠惠房屋份额应由高某1继承，高文金的房屋份额，我方认为，2013年11月29日的遗嘱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不能否定2007年5月6日遗嘱的效力。高某4同意高某1的答辩意见。高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位于合肥市屯溪路193号合肥工业大学南区南村11栋205室的房产所有权归高某1；2、判决四被告腾退侵占的上述涉案房屋并将其恢复原状；3、判决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四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高文���、李忠惠是高某3、高某2、李某、高某4的父母，第三人陈某、高巧丽、刁某、高某1分别系高某3、高某2、李某、高某4的子女。2013年2月27日李忠惠去世，2015年11月30日高文金去世。高文金、李忠惠婚内曾购买合肥市屯溪路193号合肥工业大学南区南村11幢205室房屋一套，该房屋至今未办理房屋产权证。2007年5月3日，高某3、高某2、李某、高某4及高文金、李忠惠共同形成家庭会议记录并签字，约定：涉案房屋等父母百年后，给孙子即高某1，高某4要尽孝道，如不尽义务，父母可以更改意见。2007年5月6日，高文金、李忠惠在记载上述内容的打印遗嘱上签字。2013年11月29日，高文金书写遗嘱一份：上述房屋产权归孙子、孙女即第三人陈某、高巧丽、刁某。诉讼中，高某1申请对于第三人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13年11月29日的署名是否为高文金本人书写等事项进行鉴定。第三人高巧丽申请对高某1提供的2007年5月6日遗嘱中高文金、李忠惠两人签名是否为同一人签名等事项进行鉴定。后经双方现场抓阄选择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在委托后，第三人高巧丽撤回了自己的鉴定申请。2016年11月4日，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认为：2013年11月29日遗嘱中的内容及签名系高文金一人书写。之后高某1及高某4要求重新鉴定并要求退回鉴定费用。另查，涉案房屋现无人居住。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遗产是死者死亡后遗留下来的属于他个人生前所有的合法财产，在被继承人死亡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公民的继承权依法受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两份遗嘱的效力。高某1出具的2007年的遗嘱虽系经打印后由���继承人签字形成，但该遗嘱的内容有同期的家庭会议记录予以佐证，四被告及被继承人均在相同内容的家庭会议上签字认可，该遗嘱的真实性应予确认，且该遗嘱并未违反法律和法规的规定，应为有效。高某3、高某2、李某及第三人认为家庭会议记录与本案无关联性，与证据反映的事实不符，该意见不予采信。第三人出具的2013年形成的遗嘱，内容完整，条理清晰，且已经法定鉴定部门鉴定为被继承人书写，故该份遗嘱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案的鉴定机构具有相应的鉴定资质，鉴定的程序合法，高某1及高某4要求重新鉴定，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准许。相应的鉴定费用由高某1负担。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遗嘱人可以撤销、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本案中被继承人高文金出具两份遗嘱，应以第二份遗嘱即2013年遗嘱认定其真实意思表示，其变更了在2007年遗嘱中的内容。但因涉案房屋系高文金、李忠惠的夫妻共同财产，应由高文金、李忠惠共同共有，高文金新的遗嘱中只能更改属于自己的财产部分即涉案房屋的一半产权50%，由第三人继承。对于李忠惠享有处分的一半产权，因李忠惠已在2013年2月去世，其遗嘱生效，不能再行更改。李忠惠已在2007年遗嘱中同意将上述房屋中属于自己的50%份额给予高某1，予以确认。涉案房屋系学校出卖的房屋，至今未办理房屋产权证，高某1要求由法院判决房屋归其所有，第三人要求享有该房屋的全部产权，均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依据遗嘱，待产权证核发后，高某1及第三人享有上述房屋相应的份额。另上述��屋现无人居住，高某1要求判决四被告腾退侵占的上述涉案房屋并将其恢复原状，第三人请求四被告腾退上述房屋，均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综上，该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条第一、二款，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待产权证核发后，位于合肥市屯溪路193号合肥工业大学南区南村11栋205室的房屋由原告高某1、第三人陈某、高巧丽、刁某共有，其中原告高某1占二分之一份额，第三人陈某、高巧丽、刁某共占二分之一份额；二、驳回原告高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第三人陈某、高巧丽、刁某的其他诉讼请求。鉴定费8340元，由高某1负担，已交纳。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高某1负担4400元，已交纳，由第三人陈某、高巧丽、刁某负担44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均未提供新证据。经对原一审中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及双方当事人一、二审诉辩意见的综合审查，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继承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自书遗嘱有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公民在遗书中涉及死后个人财产处分的内容，确为死者真实意思的表示，有本人签名并注明了年、月、日，又无相反证据的，可按自书遗嘱对待。遗嘱人可以撤销、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公民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本案中，被继承人高文金、李忠惠的遗产系位于合肥市屯溪路193号合肥工业大学南区南村11栋205室的房���，依法应由继承人进行继承，但被继承人高文金、李忠惠生前就该房产的继承问题作出了书面意思表示，故涉案遗产应当按照遗嘱继承。本案高某1提供了2007年5月3日“家庭会议”以及2007年5月6日“遗嘱”，“家庭会议”中内容显示涉案房产由高某1继承，被继承人高文金、李忠惠以及继承人高某2、高某4、高某3、李某均在该“家庭会议”上签字，并注明了书写日期。2007年5月6日“遗嘱”虽为打印件，但内容完整、清楚，与“家庭会议”相吻合，虽然代书遗嘱不完全符合法定形式要件，但经全部利害关系人见证，确系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内容合法，应当认定有效。陈某、高巧丽、刁某提供了2013年11月29日署名高文金的“遗嘱”，该遗嘱经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被继承人高文金书写，遗嘱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应予认定，高某1虽对鉴定意见提出异议，但在本案一审和二审期间均未能提出证据足以证明该鉴定意见存在明显依据不足或鉴定程序违法，存在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情形，原审法院以该鉴定意见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并无不当，故该份遗嘱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因双方提供的证据内容相抵触，按照我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应当以最后的遗嘱为准。被继承人高文金2013年11月29日出具的遗嘱变更了其在2007年遗嘱中的内容，因涉案房屋系高文金、李忠惠的夫妻共同财产，高文金在新的遗嘱中只能更改属于自己的财产部分即涉案房屋的一半产权50%，无权对李忠惠享有的一半产权进行处分，李忠惠享有的50%份额仍应依照其遗嘱由高某1继承。综上，上诉人高某1与上诉人高某2、高某3、李某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600元，由上诉人高某1承担8800元，上诉人高某2、高某3、李某承担8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佘敦华审判员  王 雷审判员  王政文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九日书记员  朱大伟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