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3民终48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光志，男，1965年8月10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思远，贵州舸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胡远亮，男，1989年1月30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思远，贵州舸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湘山支行。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海尔大道东方花园*组团***号及*层*号。负责人：张燚，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明，男，1962年2月20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系该行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雷红，女，1986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系该行工作人员。原审被告：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海尔大道。法定代表人：钟正萌，区长。原审第三人：黄梅，女，1965年1月15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上诉人胡光志、胡远亮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湘山支行（以下简称农行湘山支行）、原审被告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原审第三人黄梅抵押权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7）黔0302民初10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光志、胡远亮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7）黔0302民初100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农行湘山支行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为“非自助循环借款”或“循环借款”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在胡光志与黄梅在农行湘山支行申请贷款并办理抵押担保时，胡光志不具有金融专业知识，对循环借款、非循环借款、自助循环借款、非自助循环借款等金融专业术语根本不了解，只知道是抵押担保。在诉讼中，农行湘山支行并未举证证明其工作人员在填写该申请内容的时候，已对上述专业术语的概念及其使用方式向胡光志和黄梅进行了明确说明，不能证明双方就“非自助循环借款”达成订立合同意思上的真实合意，更何况，农行湘山支行在诉讼过程中将“循环额度”解释“非自助循环借款”，明显加重了担保人的责任，格式条款应为无效。且2012年3月2日的《个人信贷业务申请表》仅仅是胡光志与黄梅的贷款及担保申请，农行湘山支行并未在该表上签章确认，该行为在合同法上仅属于“要约”环节。借款合同中未载明“非自助循环借款”字样，对自助循环借款以反划线的方式删除，亦未对“循环贷款”或“循环额度”予以解释或明确约定。黄梅在偿还第一次借款120万元后就将胡光志的产权证书予以返还，农行湘山支行认为担保合同仍在履行中与日常生活经验及交易习惯不相符；2、本案系重复诉讼，本次的诉讼标的与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5）红民商初字第671号的诉讼标的相同，一审法院的本次判决实质上否认了前次裁判结果；3、假定农行湘山支行称胡光志侵权关系成立，其与黄梅均存在明显过错，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农行湘山支行对抵押物灭失的事实应当知道却疏于管理，黄梅更是明知，明显存在一定过错，故本案案由应是财产损害赔偿纠纷；4、一审判决对前述格式条款有三种解释的情况下，作出有利于提供格式合同即农行湘山支行一方的解释，违反我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四十一条规定；5、胡光志的担保责任已经在2012年9月因为债务的清偿而免除，故胡光志不再承担担保责任。农行湘山支行辩称，1、农行湘山支行与黄梅、胡光志签订的最高额担保个人借款合同确为循环借款合同，本案三次单笔借款均在额度有效期间内连续发生，并且该三笔借款之间没有重叠，是借款人黄梅清偿前一笔借款之后，农行湘山支行再发放后一笔借款，符合循环的特征；2、最高额抵押就是以一次订立的抵押合同，进行一次抵押登记就可对一定时期内多次发生的债权作担保，胡光志应当承担抵押担保责任；3、双方签订的最高额担保个人借款合同已约定不采用自助方式使用循环借款额度，即系通过非自助方式使用循环借款额度；4、本案不属农行湘山支行重复起诉，未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胡光志、胡远亮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黄梅二审未作答辩。农行湘山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胡光志、胡远亮和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赔偿农行湘山支行的贷款损失1609174.96元（其中，贷款本金1200000元，截止2017年5月20日的利息409174.96元，从2017年5月21日起的利息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至贷款还清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3月2日，黄梅、案外人杨春德以夫妻名义共同向农行湘山支行申请贷款120万元，并共同向农行湘山支行提交《个人信贷业务申请表》，该表“贷款金额”一栏填写为“120万元”、贷款期限一栏填写为“12个月”、“循环额度”一栏填写为“120万元”、“自助循环额度”一栏勾选为“否”、“额度期限”一栏填写为“36个月”，胡光志在申请表中签名，且该申请表中载明胡光志同意用其所有的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线凉水村大井组长征纸袋厂1层12-17号商业用房为黄梅、案外人杨春德所申请的贷款提供抵押担保。2012年3月16日，农行湘山支行与黄梅、胡光志签订《最高额担保个人借款合同》（该合同为农行湘山支行提供的格式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合同第二部分特别条款第十六条第16.1款中约定黄梅在2012年3月16日起至2015年3月15日止（额度有效期）可以在120万元的额度内向农行湘山支行申请贷款，单笔借款期限不超过12个月，到期日最迟不超过2015年3月15日，但该条第16.1、16.2、16.3款中载明的自助循环借款额度、自助循环借款单笔最高金额、循环授信额度管理费和自助循环借款额度管理费等条款均用划反斜线的方式予以涂消，未作约定；同时，该合同中约定胡光志为黄梅在前述贷款期间内的120万元借款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中还约定了借贷和担保法律关系中的各项权利义务。合同签订后，胡光志就其所有并向农行湘山支行提供抵押担保的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线凉水村大井组长征纸袋厂1层12-17号商业用房于2012年3月19日办理了抵押登记，并由农行湘山支行取得了前述抵押物的他项权证，该证编号为遵房他证监字第××号，并载明房屋他项权利人为农行湘山支行。办理前述抵押登记的同日，农行湘山支行第一次将合同约定的120万元借款按黄梅的指示支付给了案外人。2013年3月19日，黄梅向农行湘山支行如期偿还了前述第一次借款120万元的本息。2013年3月22日，黄梅第二次向农行湘山支行申请借款120万元，农行湘山支行并根据黄梅指示将该借款支付给案外人。同年6月12日，胡光志向其子胡远亮出具赠与声明，确认将自有部分房产赠与给胡远亮，其中包含了前述的部分抵押物。同年6月13日，胡光志、胡远亮分别与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下属红花岗区东联线改造（汽贸城）建设指挥部签订《遵义市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在胡光志的前述协议中约定胡光志将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东联线的95.97平方米房屋（其中，营业房48平方米、住宅47.97平方米）交给该指挥部予以拆除，并由该指挥部在2015年12月前安置胡光志正街营业房两间（建筑面积共计为98.626平方米），其中，安置的两间营业房位于红花岗区××线××大道××＃商业××（××＃商业房）50号、51号营业房（面积分别均为49.313平方米）。在胡远亮的前述协议中约定胡远亮将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东联线的624.34平方米房屋（其中，营业房224.34平方米、库房400平方米）交给该指挥部予以拆除，并由该指挥部在2015年12月前安置胡光志正街营业房八间，建筑面积共计为310.723平方米、库房置换成住宅房并共计补偿400000元，其中，安置的五间营业房位于红花岗区××线××大道××＃商业××（××＃商业房）。其中包括了前述全部抵押物，同时，在胡远亮与区政府东联线指挥部签订的协议中约定将400平方米的库房置换为住宅房，并予以补偿400000元。前述全部抵押物已包括在胡光志、胡远亮拆迁的营业房当中，且胡光志、胡远亮签订前述协议时未通知农行湘山支行。同年6月20日，前述指挥部授权相关建筑企业对胡光志、胡远亮的被征收房产予以拆除。2014年3月21日，黄梅向农行湘山支行偿还了前述第二次借款120万元的本息。2014年4月9日，黄梅第三次向农行湘山支行申请借款，在向农行湘山支行出具的借款凭证中约定借款金额为120万元，还款期限为2015年2月8日，执行利率为8.4%，逾期利率为12.6%；同日，农行湘山支行根据黄梅的指示将该120万元借款支付给了案外人。此后，黄梅未能按期偿还第三次借款，农行湘山支行于2015年4月2日向黄梅发出催收通知书，黄梅收到通知后向农行湘山支行出具还款计划，但仍未按计划偿还黄梅借款。截止2015年10月23日，尚欠借款本金120万元及利息和逾期利息68964.77元。因前述抵押物未经农行湘山支行的许可被拆除，且黄梅也没有按照约定的借款期限偿还第三次借款，农行湘山支行认为其权益受到侵害，遂于2015年7月16日提起诉讼，请求判决确认胡光志与胡远亮之间对上述抵押物的赠与行为无效；后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审理，于2015年8月27日作出（2015）红民商初字第672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农行湘山支行的诉讼请求。农行湘山支行提出前述诉讼的同日，其另行向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1、黄梅和案外人杨春德共同偿还其借款本金1200000元及截止2015年10月23日的利息68964.77元，利随本清；2、确认其对上述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3、确认其对抵押物被拆迁所受偿的400000元享有优先受偿权；后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审理，于2015年10月27日做出（2015）红民商初字第671号民事判决，在该判决中，认为前述抵押房产的物权已消灭，抵押权不复存在，且农行湘山支行请求中涉及的400000元系抵押物以外的其他房产被拆迁后所产生的补偿款，农行湘山支行无权主张优先受偿，故判决：一、黄梅、杨春德共同偿还农行湘山支行借款本金人民币1200000元及该笔借款的利息和逾期利息（截止2015年10月23日为68964.77元，从2015年10月24日起至还清款之日止按照合同约定计算）；二、驳回了农行湘山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前述两案判决已生效，且正在执行过程中。因抵押物的灭失，农行湘山支行认为其抵押权受到侵害，故诉至一审法院，酿成本案讼争。另查明，胡光志所有的位于贵州省××××线凉水村大井组长征纸袋厂1层12-17号的商业用房面积共计178.85平方米，设定抵押时价值2140000元。在一审庭审中，胡光志的委托代理人陈述，胡光志为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时不太懂，以为签字就行，对贷款为循环贷款的事实没有异议，贷款申请表和相关合同条款中有记载；对循环贷款理解不是很清楚，什么是自助什么是非自助也不清楚，胡光志签字时也不懂相关知识，只知道是抵押；签订赠与合同和征收合同时问黄梅钱还清楚没有，黄梅说没有还清，但还得起，胡光志就没有管这个事了；黄梅在胡光志的督促下确实清偿了农行湘山支行所述第二次120万元借款，是否还清第三次借款，胡光志不清楚。一审法院认为，黄梅向农行湘山支行借款，胡光志为农行湘山支行对黄梅享有的最高额债权提供了最高额抵押担保，对前述事实，从农行湘山支行提供的证据及到庭各方当事人的陈述、辩解表明，农行湘山支行及胡光志均无异议，且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认定。但双方对如下问题存在争议：一、农行湘山支行的本次起诉是否属于重复起诉即是否违反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二、合同中是否约定循环借款或自助循环借款，何谓循环借款、自助循环借款；三、合同中第二部分特别条款第十六条第16.1款是否存在不同的理解及是否作出对农行湘山支行不利的解释；四、本案所涉抵押物灭失后，胡光志、胡远亮、黄梅是否应承担相应责任，这也是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一、农行湘山支行的本次起诉是否属于重复起诉即是否违反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的原则的问题。农行湘山支行在此前提起要求确认其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讼，主要依据的是其与胡光志签订的抵押担保合同关系的事实，而农行湘山支行提起本案诉讼主要依据的是胡光志擅自处分抵押物造成抵押权无法实现的事实，表明前后诉讼所依据的事实不同；前诉中，农行湘山支行的诉讼标的为要求确认其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后诉中，农行湘山支行的诉讼标的为要求给付抵押权无法实现造成的损失，表明前后诉讼的诉讼标的及诉讼请求不同。胡光志、胡远亮辩解农行湘山支行的起诉构成重复诉讼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规定，不予采信，即农行湘山支行的本次起诉不属于重复起诉，也不违反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二、本案所涉合同中是否约定循环借款或自助循环借款，何谓循环借款、自助循环借款的问题。合同第二部分特别条款第十六条中约定了借款额度、借款额度有限期限、单笔借款期限，但对该条中有关“自助循环借款”的相关约定均用划反斜线的方式予以涂消，且在《个人信贷业务申请表》中对“自助循环额度”栏均勾选为“否”，并结合农行湘山支行和胡光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庭审中的诉辩意见，表明自助循环借款并不在合同约定范围内，对此予以认定。合同中未约定自助循环借款，从合同条款也不能直接认定存在循环借款的约定，但结合《个人信贷业务申请表》中对“贷款期限”、“循环额度”、“额度期限”均进行填写相应的期限和数额，该填写内容的栏目与循环借款从文字上能够具有关联，且前述填写的相应内容与合同第二部分特别条款第十六条中约定了借款额度、借款额度有限期限、单笔借款期限也能够一一对应及二者载明的相关期限和数额一致，并结合农行湘山支行和胡光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诉辩意见认可本案借款为循环借款的事实，表明本案所涉借款双方口头约定了循环借款的内容，对此予以认定。何谓自助循环借款，因合同中未对此做出约定，故对该名词作何理解，不予评述。何谓循环借款，合同中未作明确解释，但就循环借款中的循环一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关于循环的词条解释为“事物周而复始地运动或变化”，百度百科关于循环的词条基本解释为“以环形、回路或轨道运行；沿曲折的路线运行；特指运行一周而回到原处，再转。或说反复地连续做某事”，可见，循环一词的基本意思在于“周而复始，往返运动”，并结合《个人信贷业务申请表》、合同中勾选和约定的循环额度为120万元、额度有效期为36个月及在前述有效期内单笔借款期限为12个月，表明黄梅在120万元循环额度限额内，可在36个月额度有效期内多次向农行湘山支行申请贷款，只是每次借款的期限不能超过12个月。综合前述权威资料中对循环一词的解释及《个人信贷业务申请表》、合同中勾选和约定有关内容，一审法院认为，农行湘山支行与黄梅及胡光志签订合同时中约定的“循环贷款”应是指根据胡光志提供的抵押担保，农行湘山支行在贷款额度有效期内给予黄梅一定的贷款额度，当每次贷款后归还一定贷款，又可以重新生成一定的可用贷款额度，可以再次贷款，但贷款总额不能超过总贷款额度及单笔借款不能超过一定期限。三、合同中第二部分特别条款第十六条第16.1款是否存在不同的理解及是否做出对农行湘山支行不利解释的问题。农行湘山支行与黄梅、胡光志签订的合同为农行湘山支行提供的格式合同，如在排除合同其他条款和相关事实及合同其他条款和相关事实被否定的情况下，对合同第二部分特别条款第十六条第16.1款确实存在如胡光志代理人所辩解的多种解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应当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合同一方的解释。但该条款并非独立存在，只是合同和有关事实的组成部分之一，如前述对第二个争议焦点论述认定的理由和事实，农行湘山支行与黄梅及胡光志之间除签订合同外，还存在循环借款的口头约定，且各方当事人也实际在按循环借款的方式在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因此，在胡光志没有提供证据排除其他事实对合同第二部分特别条款第十六条第16.1款理解和解释的情形下，结合循环借款的口头约定，对该条款按前述对循环借款所作的理解和解释，并不存在多种理解和解释，故对胡光志辩解该条款存在多种理解和解释及应做出对农行湘山支行不利的解释的意见，不予采信。四、本案所涉抵押物灭失后，胡远亮、胡光志、黄梅是否应承担相应责任的问题。胡光志为农行湘山支行对黄梅享有的债权提供抵押担保，且在抵押担保期间，胡光志依法应当对农行湘山支行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农行湘山支行本应对胡光志提供的抵押物享有优先权。但抵押物因被拆迁而灭失，因抵押物灭失而取得的财产，胡光志未重新向农行湘山支行设定抵押担保或使农行湘山支行优先受偿，导致农行湘山支行抵押物享有优先权受到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十八条“抵押权因抵押物灭失而消灭。因灭失所得的赔偿金，应当作为抵押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条“在抵押物灭失、毁损或者被征用的情况下，抵押权人可以就该抵押物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优先受偿。抵押物灭失、毁损或者被征用的情况下，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未届清偿期的，抵押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对保险金、赔偿金或补偿金等采取保全措施”及参照《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因国家建设需要，将已设定抵押权的房地产列入拆迁范围的，抵押人应当及时书面通知抵押权人；抵押双方可以重新设定抵押房地产，也可以依法清理债权债务，解除抵押合同”、第五十一条“因国家建设需要，将已设定抵押权的房地产列入拆迁范围时，抵押人违反前述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不依法清理债务，也不重新设定抵押房地产的，抵押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规定，胡光志明知在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后抵押物即将被拆除而灭失，但其未将该事宜告知农行湘山支行，也未与农行湘山支行重新设定抵押担保或在抵押担保责任范围内向农行湘山支行清偿担保的债权，反而与区政府下属指挥部签订了房屋安置补偿协议，同时，胡光志还将部分抵押物赠与其子即本案胡远亮，且胡远亮也与第三人区政府下属指挥部签订了房屋安置补偿协议，使农行湘山支行失去了行使担保物权所必须的财产的特性，故胡光志的行为损害了农行湘山支行的抵押权权益，理应在抵押财产的范围内对农行湘山支行进行赔偿，但因无法分清争议抵押物拆除后所获得的安置房屋为哪一部分，且原抵押物的价值明显高于本案胡光志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金额，因此，胡光志应在被拆迁的设定抵押房屋而获得的安置房对农行湘山支行进行赔付。胡光志将本案已设定了抵押权的营业房赠与胡远亮，但该房屋的抵押权并不受影响，且基于胡光志、胡远亮的父子关系，胡远亮应当明知胡光志将营业房用于抵押的事实，故胡远亮也应在受赠的房屋面积内对农行湘山支行进行赔付。本案设定抵押权的营业房面积为178.85平方米，被拆迁营业房面积合计远大于抵押的营业房的面积，且安置的营业房无法区分哪一部分来源于抵押的营业房，同时，结合抵押权只及于设定抵押的178.85平方米营业房、胡光志、胡远亮名下各自被拆迁营业房的面积及胡光志系抵押人的事实，故确定胡光志应在被拆迁的48平方米面积范围内对农行湘山支行承担赔付责任，胡远亮应在被拆迁的抵押营业房面积扣除前述胡光志被拆迁面积之外的部分即130.85平方米范围内对农行湘山支行承担赔付责任。农行湘山支行要求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承担赔偿责任，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在拆迁抵押营业房中存在过错，且抵押营业房虽因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的拆迁而灭失，使农行湘山支行的抵押权落空，这是因胡光志隐瞒了争议抵押营业房已设定了抵押权的事实导致，过错责任在胡光志；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在对抵押营业房进行拆迁及拆除后，对胡光志、胡远亮进行了补偿，抵押营业房的价值并未消灭，转化到了安置补偿的营业房之中，并未使农行湘山支行的债权完全丧失保障，故对农行湘山支行要求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黄梅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对相关诉讼权利的放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规定，本案缺席判决。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规定，判决：一、胡光志、胡远亮以各自获得安置补偿的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线××大道的临街门面房共计178.85平方米（其中，胡光志为48平方米、胡远亮为130.85平方米）价值范围内对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5）红民商初字第671号民事判决中黄梅应偿还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湘山支行的借款本金人民币1200000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湘山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在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内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22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21221元，由胡光志负担。本院二审查明，本案《最高额担保个人借款合同》载明“本合同借款的担保方式见本合同22.1”。该22.1条载明于“第二部分特别条款（涉及选择项的，请划√选择）；22.1本合同项下借款的担保方式为□最高额保证/□最高额抵押/□最高额动产质押/□最高额权利质押”，上述□中均未划√。农行湘山支行主张上述□中虽均未划√，但各种担保方式均为最高额担保，故胡光志承担的担保方式为最高额抵押。胡光志主张合同约定担保方式见特别条款，而特别条款明确载明涉及选择项的应划√，而上述四中担保方式均未划√，表明双方未对最高额抵押担保方式作出选择，故胡光志应承担一般担保责任。本院二审还查明，黄梅在第一次借款时向农行湘山支行提交个人信贷业务申请表，胡光志在抵押人处签名。此后，黄梅在第二次及第三次借款时均分别向农行湘山支行提交最高额担保个人借款合同用款申请书，两份申请书均无胡光志签名。其余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认定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认定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规定，综合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诉辩主张及理由，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农行湘山支行起诉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2、如何认定胡光志在本案中的担保责任，以及在此基础之上胡光志、胡远亮应否承担担保及赔偿责任。关于农行湘山支行起诉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问题，经审查，农行湘山支行的前诉诉讼请求为要求确认其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后诉诉讼请求为要求给付抵押权无法实现造成的损失，即前后诉讼的诉讼请求不同。一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认定农行湘山支行起诉未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本院予以确认。胡光志、胡远亮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予以驳回。关于如何认定胡光志在本案中的担保责任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八条“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抵押合同”规定，担保责任应当通过书面形式确定，农行湘山支行与胡光志在本案合同中约定担保方式在特别条款中予以明确，结合特别条款载明涉及选择项的应划√选择，以及各种担保方式前□中均未划√的内容，表明双方未对最高额抵押担保方式作出明确选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对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提供担保财产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有权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该担保财产优先受偿。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已经存在的债权，经当事人同意，可以转入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规定，虽然双方签订合同的名称为最高额担保个人借款合同，但结合合同条款中关于担保部分内容看，均未明确载明双方当事人享有并负担上述有关最高额抵押法定或约定的权利和义务，故一审法院认定合同约定胡光志在本案中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的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结合黄梅在第一次借款时的个人信贷业务申请表上抵押人处有胡光志签名，而在第二次及第三次借款时的最高额担保个人借款合同用款申请书上均无胡光志签名的事实，本院认定胡光志与农行湘山支行就黄梅的借款未约定最高额抵押担保，胡光志应对黄梅的第一次借款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关于胡光志、胡远亮应否承担担保及赔偿责任的问题，胡光志为黄梅的第一次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但黄梅于2013年3月19日已偿还了该笔借款本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十二条“抵押权与其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债权消灭的，抵押权也消灭”规定，农行湘山支行对黄梅享有的该笔债权已因债务得以清偿而消灭，故抵押权也消灭。胡光志未就黄梅向农行湘山支行的第二、三次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故对农行湘山支行要求胡光志、胡远亮赔偿贷款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八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7）黔0302民初100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湘山支行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22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221元，公告费200元，共计37642元，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湘山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晓波审判员  何 亮审判员  李宗洪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七日书记员  覃 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