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闽01民终43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林福海，男，1956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罗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志炎，福建华忠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金莺，男，1955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罗源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光孝，男，1962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罗源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文光，男，1958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罗源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光凑，男，1959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罗源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福朝，男，1967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罗源县。五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淑艳、郑伟松（实习），福建元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林福海因与被上诉人林金莺、林光孝、林文光、林光凑、林福朝合伙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罗源县人民法院（2017）闽0123民初1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第二审程序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福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一审在事实认定方面存在的错误。1.一审认定：“建塘时，联合体成员与其他雇请的工人是同工同酬，劳务不作为合伙投入。”一审对该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对于虾塘在围塘过程中雇请工人并发给工人报酬是事实。但是对合伙人自己参与围塘并没有与其他工人一样同工同酬，合伙人自己参与围塘仅仅是象征由合伙组织给予伙食点心补贴费。因此，在近一年的围垦时间中，合伙人都投入了大量的劳动力。因此，合伙人除了投入资金之外，劳务投入也是一种投入。2.自1988年至2000年10多年的时间，讼争的虾塘出租所得收益就达几十万元，这些租金收益，按照当时合伙人的约定就是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2000年的偿还银行贷款系由5被上诉人出资。相反，被上诉人在一审诉讼中所举的两份证据（收贷证明单、领取退伙补偿费的领款单）能够证实，虾塘总体上有盈余，偿还贷款是以虾塘的名义偿还的，不存在个人偿还贷款的事实。若虾塘在2000年的时候是处于亏损状态，则当时退伙的合伙人就不能领取退伙补偿款，而是要在退伙之时，承担合伙的债务。合伙人退伙不仅没有承担债务，还领取退伙补偿款，1986年投入500元的合伙人退伙时分得12500元，增值25倍；2000年入伙投入1000元的合伙人，退伙时分也是得12500元，增值12.5倍，这就充分证明，合伙组织的财产明显增加，合伙组织有盈余。银行贷款是合伙组织的资金偿还的。一审认定5被上诉人按4.8股出资比例偿还贷款，完全没有事实依据。被上诉人在一审诉讼中提供的证据4出资证明，经一审质证被证明是虚假的，所谓的以上还款由4.8股东共同出资还清，以及写着某某人多少股等文字，均是被上诉人伪造的事实。一审中，上诉人要求对该证据进行鉴定，被上诉人害怕自认是虚假的证据，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经质证证明是虚假的证据，却还被一审法院采信。3.一审认定“2000年3月3日，松山镇盛头村民委员会与5被告签订一份《滩涂使用权协议书》，确认诉争虾塘划归5被告使用”，也是错误的。该虾塘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等9人围垦开发的，其使用权肯定是归上诉人等所有，作为村委会没有权力将确认虾塘归谁所有。村委会当时之所以签订这份协议，是因为村委会认为该虾塘所在地的滩涂的海域使用权属村集体所有，因此签订了这样一份协议。4.按照上诉人、被上诉人等9人于1986年签订的协议书，讼争虾塘是9人共享��利、共担风险。一审判决认定“原告于1987年起实际没有参与，放弃权利”，但又认定1987、1988年，虾塘已欠下10万元，并且还有银行贷款。若当时上诉人退伙，被上诉人为何没有要求上诉人承担相应九分之一的合伙债务之后再退伙。这显然不符合常理。只能证明，即便上诉人后期没有或怠于参与虾塘的经营管理，实际上仍享有虾塘合伙人的权利，仍对虾塘承担合伙人的义务。至于上诉人没有参与虾塘后期的经营管理，这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行为。上诉人将其所拥有的虾塘股份借给被上诉人等使用。上诉人始终没有获得退伙的补偿款，也没有签订任何的退伙协议书。这些反证了上诉人确实没有退伙，上诉人始终享有虾塘合伙人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因上诉人的怠于行使或被上诉人否认就灭失。只要不存在法定或是约定的事由，在没有明确退伙的证据情况下，上诉人的权利份额由被上诉人经营管理，不外就是“借用”或是委托的方式。在双方都没有涉及“委托关系”的情况下，在上诉人没有退伙的情况下，被上诉人经营上诉人的权利份额，其依据就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双方都心知肚明的“借用”。二、一审基于上述错误的事实认定，进而作出“其行为应视为在1987年就自愿放弃讼讼争虾塘股份”的推定，没有事实依据，也不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在1988年之后没有继续参与养殖，并口头约定将虾塘借给被上诉人林金莺等人使用。同时还约定，虾塘若出租，出租所得优先用于偿还贷款等。这些做法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意味着上诉人放弃了虾塘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上诉人没有参与被上诉人的养殖，当然不���对虾塘的养殖收益主张权利，但是上诉人并没有放弃对虾塘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出借虾塘，也是行使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一种方式。被上诉人故意隐瞒虾塘出租的收入，不向法庭提供账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偿还银行贷款是合伙组织（虾塘）的行为，并非是合伙人个人行为，当年合伙组织的财产足以偿还银行贷款。一审认为上诉人没有承担返还债务的合伙义务，没有事实依据。实际上，在2000年的时候，如果200亩的虾塘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出让的话，在当时售价大约在200万元，因此一审认定的虾塘存在资不抵债，完全是错误的。本案没有证据证实上诉人已经退伙，是否退伙在法律上并没有自愿放弃的推定。依据民法通则及若干解释的规定，合伙人要退伙，要经过其他合伙人的同意，并且要对合伙组织的财产进行清单算，有盈余要进行分配，有负债也要承担债务���本案其他合伙人退伙都履行了相应的退伙手续，领取了退伙补偿款。但上诉人却没有履行任何的退伙手续，没有领取退伙补偿款，这就说明上诉人确实没有退伙。一审法院以三个错误的、不存在的前提事实来推定上诉人已经自愿放弃股份、自愿退伙。三、上诉人一审诉请的要求支付补偿款1358708元，完全合情合理。经过一审法院的调查，完全可以证实，1986年上诉人、被上诉人等人围垦的虾塘就是2016年被国家征用并补偿1200多万的虾塘，不存在被上诉人在一审诉讼所声称的是两个不同的虾塘等情形。若按照被上诉人所声称的到2016年有4.8股参与养殖，加上林振良、林福海两名未参与养殖的股东，那么就是6.8股，按照补偿款总额12228374.4元，分成6.8股计算，每股的补偿款应是1798290.3元。考虑到本案确实存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被上诉人养殖种苗补偿等情况。上诉人提��按每股1358708元支付补偿款已臻合理。五被上诉人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1.合伙人参与围塘每月有200元报酬，晚上挑沙有补贴，与劳作的其他人一样同工同酬，且当时并没有说明劳务作为投入，在86年《入伙协议》第5条也约定到做工有“工钱”，在一审其申请的2证人出庭作证也讲到按方算钱，这些证人均是86年入伙的隐名合伙人，因此一审法院对该事实认定正确。2.1986年，虾塘联合体成立后，加入林光凑，联合体共10人，成员每人出资500元，并以“罗源县剩头虾塘指挥部”名义向中国农业银行罗源支行贷款37万元。贷款下来时，联合体每人退回1000元。1987年联合体开始养殖，但资金不足，又于1987年、1988年陆续向水产养殖公司借款10万元。因经营亏损，部分成员不愿意继续参与虾塘养殖（林振良于1987年离开罗源到福州做生意，林福海于1988年在盛头村开店，直到2008年才离开当地到城关。）1988年，有意愿入伙的村民缴纳1000元即可加入该联合体,经确定由林振宁、林惠玉、陈秀和、林文光、林光孝、林金莺、林福朝、林光凑、林光彩、全顺樟、林光忠、林洪秋共计12人入伙。农业银行信贷主任因担心虾塘人员变动频繁，影响贷款收回，建议联合体签订合同。1988年4月1日，林金莺代表罗源县剩头虾塘指挥部在罗源县人民政府的监证下，分别与上述12人签订12份《合同书》将虾塘及联合体债务分成12份，约定每个成员享有的份额及应承担的债务。1988年至1991年，虾塘连续4年亏损（其中，1989年将虾塘交给养殖公司养殖一年），后世界银行建议将虾塘对外承包，12名股东将虾塘承包给连江人，直至1994年。1995年，虾塘因台风和迹头村截流缺水，虾塘仅剩70亩可用。1996年至2000年，剩余可用的70亩虾塘在作为租赁第三方的中国农业银行罗源支行委托的松山营业所监证下，出租给林文光经营，租金27000元。1989年至2000年期间虾塘承包收取租金全部由银行直接收取，虾塘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00年2月，因银行要求股东一次性还清511470元贷款，12名股东开会讨论还款事宜，因部分股东无力出资，选择退股，同时要求按15000计算退股补贴，但不退股的股东只能出到10000元，最后折中每股退12500元。退股协议达成后，五被上诉人各自筹钱，于2000年3月1日按4.8股出资比例向银行偿还贷款511470元并支付陈秀和、林惠玉、全顺樟、林洪秋、林光忠、林光彩（退0.7股）、林光凑（退半股）、林振宁退股补贴共计90000元。因7人担心退股后被银行追讨债务，均将1988年签订的合同书收回。林金莺应其余4个出资人的要求，在银行出具的证明上备注5人各自还款的金额作为5人出资比例的依据。2000年3月3日，剩头村民委员会与五被上诉人签订《滩涂使用权协议书》，确认诉争虾塘划归5被上诉人使用。上诉人称1988年至2000年，诉争虾塘出租收益达几十万元是子虚乌有，若属实，2000年为何还有511470元贷款及养殖公司的债务未偿还；从88年第一次股东退出时也有1000元的补偿，5被告借了90000元用于支偿88年-2000年长达12年的联合体成员退伙补贴，并未与该塘退伙惯例有什么不同。因此，2000年3月1日，五被上诉人向中国农业银行罗源支行偿还的贷款511470元为其五人各自集资按4.8股出资比例偿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3.2000年3月3日，松山镇盛头村民委员会与答辩人签订一份《滩涂使用权协议书》，确认诉争虾塘划归五被上诉人使用。该协议书由松山镇人民政府监证，是对五被上诉人4.8股股东权益的见证和进一步明��。林振良、林福海二人于1987年已经放弃合伙股份。1986年组成联合体时，含上诉人在内的共有9人村干部作为联合体的领导代表9份人员签署《入伙协议书》。当时每份投资500元，林福明、林福海、林振良名下各有5人合为一份，每人100元；林福全、陈秀和、林光凑、林光孝各有3人合为一份；林文庚、顺樟名下各有2人为一份。后因经营亏损，债务累累，部分显名成员在拿到1000元后不愿继续参与养殖，而有意入股的隐名的其他成员在缴交1000元即可加入，因此，在林福海不要的情况下，股份被其份额中的林惠玉抓阄替换，林振良被林振宁抓阄替换，林福明被林云秋替换，福全交由林福朝，林文庚被林文光替换，加上原来不变的陈秀和、全顺樟、林光凑、林光孝、林金莺以及增加的林光彩，林光忠组成联合体12人，重新签订《合同书》，对联合体成员进行重新调整，并对股���和债务重新分配，2000年3月，部分成员退出联合体，4.8股股东出资偿还债务，并支付林振宁等人退股补贴，二人也未承受合伙义务或主张合伙权利。而林福海一直在当地生活，林振良虽在外，但其家人一直在村里生活，1988年的合同书增加了林振良的哥哥林振宁，上诉人二人对此是明知的，却没有提出异议。二人在长达近30年的时间里没参与合伙经营管理，养虾还债，更没主张过任何合伙权利及出资承担债务返还等义务，更是验证上述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借用之说无证据佐证正确。二、如前文所述，上诉人于1988年已经退伙，自然不参与虾塘的经营管理，合伙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借用之说无从谈起，其主张合伙权利之说也无从谈起。1987年开始养殖到2000年，实际上虾塘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合伙组织财产不足以清偿银行贷款，需要股东自行筹集资金偿还。2000年��一直由五被上诉人一起养殖，产生的收益在已还清所有欠款的情况下，扣除成本由5被上诉人享有盈余是其应得的，并无不妥，不能成为早已退股的股东眼红的理由。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要求支付补偿款于法无据。林福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林金莺、林光孝、林文光、林光凑、林福朝连带返还林福海虾塘收回补偿款1,358,70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6年9月8日，林金莺、林福全、林福明、全顺章、陈秀和、林光孝、林福海、林文庚、林振良签订《剩头村虾塘联合体入股协议书》一份，对材料购买、请客、出差、领导过错更换、联合体成员退出加入、付款、合伙事项商议规则、贪污行为处理、贷款分担、施工组长职责等内容作了议定，并约定“虾塘以银行贷款为主，贷款总额按九份分摊负责，自筹资金五百元”。随后，林光凑也加入联合体。联合体成立后，成员每人各出资500元，并以“罗源县剩头虾塘指挥部”名义向中国农业银行罗源支行贷款37万元。建塘时，联合体成员与其他雇请的工人是同工同酬，劳务不作为合伙投入。围垦后，盛头门前虾塘面积约200亩，东到团结塘选屿堤至盛头村，西至西沃虾塘与门前塘隔堤，南至盛头村厝下，北至门前塘主堤。1987年，联合体开始养殖，但因资金不足又于1987、1988年陆续向水产养殖公司借款10万元。后因经营亏损，部分成员不愿继续参与虾塘养殖（林福海也于1988年不参与养殖，但一直在盛头村开店，直到2008年才离开当地到城关），而有意愿入伙的村民缴交1000元即可加入该联合体。1988年4月1日，林金莺代表罗源县盛头村指挥部在罗源县人民政府的监证下，分别与林振宁、林惠玉、陈秀和、林文光、林光孝、林金莺、林福朝（代表林福全）、林光凑、林光彩、全顺樟、林光忠、林洪秋等12人签订12份《合同书》，将虾塘及联合体债务分成12份，约定每个成员享有的份额及应承担的债务。后因虾塘经营仍无法得到改善，联合体就将虾塘先后出租给瞿理铸、水产养殖公司、林文光等，由中国农业银行罗源支行委托的松山营业所作为租赁第三方直接收取租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2000年，因银行催讨贷款，部分成员没有能力继续出资，经协商由5被上诉人偿还贷款并支付退伙成员补偿款。2000年3月1日，5被上诉人按4.8股出资比例向中国农业银行罗源支行偿还贷款本息511,470元，同时支付陈秀和、林惠玉、全顺樟、林洪秋、林光忠、林光彩、林光凑（退半股）、林振宁“门前塘退股补贴费”（其中陈秀和、林惠玉、全顺樟、林洪秋、林光忠、林振宁按1股各领12500元，林光彩按0.7股领8750元、林光凑按半股领6250元）。2000年3月3日，松山镇盛头村民委员会与5被上诉人签订一份《滩涂使用权协议书》，确认诉争虾塘划归5被上诉人使用，罗源县松山镇人民政府作为监证单位也在协议书上加盖公章。2016年12月，因福州台商投资区开发建设需要，罗源县人民政府授权福州台商投资区松山片区开发建设指挥部分别与5被上诉人各签订一份《海域使用权收回补偿协议书》，确认收回讼争虾塘的海域使用权，合计支付5被上诉人收回海域补偿款、奖励金共11,643,136.85元。一审法院认为，林福海申请的证人证方可以证实1987年间，该虾塘在经营亏本且有欠款的情况下，有的合伙人是不愿意继续参加虾塘养殖。1988年后，林惠玉、林振宁等人加入联合体，联合体成员达12个合伙人，并重新订立《合同书》，对股份和债务重新分配，林福海一直在当地生活，对此情况应是明知的，但其没有提出异议。2000年3月份，部分成员无力偿还债务而退出联合体，由5被上诉人出资偿还债务，并支付了林惠玉、林振宁等人退股款，此时林福海也未承受合伙义务或主张合伙权利。根据公平原则，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的过程中，应当按照公平的观念正当行使权利，严格履行义务，林福海在1988年离开后长达28年时间里没有参与合伙经营管理，也没有主张过任何合伙权利，承担返还债务等合伙义务，其行为应视为在1988年就已自愿放弃讼争虾塘股份。林福海主张其将享有的虾塘份额借与被上诉人经营，无证据佐证，法院不予采信。林福海在1988年就已退出联合体，其主张讼争虾塘的征用补偿款、奖励金，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驳回林福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028元及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林福海负担。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提交的证据已随一审卷宗移送本院。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二审另查，林福海在庭审中自认其于1988年上半年起未再参与虾塘的养殖。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自1986年9人合伙体成立后，期间，合伙体曾经历了两次变更，一是1988年4月1日由林金莺代表罗源县剩头虾塘指挥部与12个合伙人分别签订《合同书》，组成包括林振良胞兄林振宁在内的12人合伙体并经营至2000年3月，后其中的7人于2000年3月以各领���退伙补贴款12500元的形式退出了合伙体；二是2000年3月由松山镇盛头村民委员会与5被上诉人签订《滩涂使用权协议书》，确认案涉虾塘所在的滩涂划归5被上诉人永久使用。前述两次变更，罗源县松山镇人民政府均作为监证单位在相关的合同书上盖章确认。林福海作为本村村民，且一直在当地生活，对两次合伙体成员的变更及对股份和债务的重新分配，均未提出异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在近30年间曾向5被上诉人主张过合伙人权利或承担过合伙人应承受的相应义务。上诉人亦无证据证明其是将案涉虾塘借用给5被上诉人使用。根据我国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标准，5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明显优势于上诉人的举证，故，本案虽无书面退伙协议证明上诉人已退出1986年成立的9人合伙体，但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上诉人已于1988年合伙体第一次变更前实际退出了9人合��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7028元，由上诉人林福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 华审 判 员  陈 辉审 判 员  薛闳引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赖钟炜书 记 员  郑菡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