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13民终2852号上诉人（反诉原告）黄荣军，男，1983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博罗县。委托代理人王剑荣，博罗县法律援助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王帅，男，1975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潜江市。委托代理人梁利华、陈汝洪，广东江畔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原审被告黄荣辉，男，1980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博罗县。上诉人黄荣军因与被上诉人王帅、原审被告人黄荣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人民法院(2017)粤1322民初14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荣军上诉请求：1、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2016年租金42900元及滞纳金32800元；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涉案猪场不在禁养区内，被上诉人要求退回保证金和租金无事实依据。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签订的租赁合同第5条约定：政府将猪场划为禁养区禁止养殖的，上诉人退回被上诉人保证金，除此之外被上诉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上诉人退回保证金。租赁合同第6条约定：政府将猪场划为禁养区禁止养殖的，上诉人按剩余租金的50％退还租金。涉案猪场地处偏僻的地方，远离饮用水源地、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人口集中区等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不在县政府划定的禁养区内，被上诉人也未提交有效的证据证明政府已将猪场所在区域划为禁养区，所以被上诉人要求退回保证金和租金无事实依据。相反，因为被上诉人违反合同约定，进行规模化养殖，又不妥善处理养殖废水废渣等，将废水废渣直接排入上诉人的鱼塘，造成水质发黑发臭，群众投诉强烈，环保行政部门、泰美镇政府、当地村委会多次要求被上诉人停止违法行为，被上诉人拒不改正，才造成猪场被列为清理重点而最终被拆除，上诉人因此遭受了很大的损失，被上诉人无权要求退回保证金和租金。二、一审法院审核采纳证据有重大错误，应予纠正。根据租赁合同的约定和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被上诉人要求退还保证金和租金必须提交证据证明涉案猪场在禁养区内。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提交的《博罗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扩大畜禽禁养区范围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就认定涉案猪场在禁养区内，完全不符合逻辑。《通告》中，博罗县政府对畜禽禁养区的范围作了原则性的规定，除了罗浮山管委会、罗阳镇、福田镇、长宁镇、横河镇辖区内均属禁养区以外，其他镇辖区内的养殖场是否在禁养区内，不能直接下判断。根据《通告》第三条及附件《博罗县畜禽养殖禁养区目录》的规定，认定某个养殖场是否在禁养区内必须由镇政府或者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相关主管部门测定该养殖场的地理位置，如果它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人口集中区、交通干线等区域相应范围内，并由该镇政府或者相关主管部门向养殖场发出通知，才能认定该养殖场在禁养区内。认定某个养殖场在禁养区内是个重大的认定，任何个人都没有权力仅凭自己的判断就认定某个养殖场在禁养区内。一审法院在没有测量结果，也没有县政府或者镇政府对涉案猪场相关通知文件认定的情况下，仅凭《通告》何以就得出涉案猪场在禁养区内的结论?这完全是主观武断、不负责任的表观!涉案猪场所在的村委会了解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并多次协助环保主管部门和泰美镇政府有关部门对被上诉人进行规模化养殖、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理，对被上诉人因违法养殖和排污而被列为清理对象的情况非常了解，对本案出具了相关的证明材料，但一审法院对该证据却视而不见，不予采纳，也不说明理由。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分别采取了相反的审核采纳的标准，违背了《民事诉讼法》第64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105条关于法院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是错误的，应予纠正。三、一审法院混淆合同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认定被上诉人未交租金，却又以其无主观故意为由不让其承担违约责任，依法应予纠正。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未支付20]6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29日的租金，该认定符合事实，即被上诉人构成违约，应依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即支付租金42900元，同时应从2016年6月30日至2016年12月9日按每日200元支付滞纳金。一审法院在认定被上诉人违约的情况下，却又以被上诉人非主观故意不交租为由不需承担支付滞纳的违约责任。一审法院混淆合同违约责任和侵权贡任的归责原则。在合同关系中，除不可抗力或者另有约定外，只要一方构成违约，就应当依照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和合同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的原因在所不问。即使是因为第三人的原因造成一方违约，该违约方仍应先承担违约责任，再向第三人追偿。只有在一般侵权责任关系中，才需考虑侵权方的主观过错问题。一审法院将两种归责原则混淆，从而做出了错误的判决，二审法院应予纠正。四、一审法院将黄荣辉列为被告错误。黄荣辉不是租赁合同的当事人，也不是上诉人的法定代理人、配偶、合伙人等，与本案无直接利害关系，其参与一审审理是为查清租金支付问题，因此应将其列为第三人，一审法院将其列为被告是错误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在证据审查采纳、适用法律及当事人列明方面都有重大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被上诉人王帅答辩称：一、原审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上诉人黄荣军的上诉没有事实根据。答辩人与上诉人签订《租赁合同》后，一直履行交纳租金的义务。因上诉人外出工作，答辩人经其口头同意将租金交于其兄黄荣辉。答辩人提交的证据六(黄荣辉签字的2015年—2016年度租金收据)、证据五和证据七(2016—2017年度租金转账给黄荣辉的记录)，均可以证实答辩人连续两个年度将租金支付给黄荣辉的事实。由于上诉人并未否认己收到2015年，2016年度租金，因此答辩人向黄荣辉支付2016年至2017年度租金的行为系基于合理信赖，根本不存在恶意拖欠租金或者拒交租金的意思或者行为。即使由于黄荣辉没有及时向上诉人转交租金，也不能因此苛责答辩人并要求答辩人支付滞纳金，否则将违背基本的诚信。原审判决对于滞纳余条款的处理是合理、妥当的。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时作出了合理的平衡。黄荣军答辩人考虑到猪场己被拆除，上诉人一方确实遭受了损失，而且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时作出了合理的平衡，所以没有上诉，而考虑另行向黄荣辉主张损失。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王帅向一审法院请求：1、解除原告与被告于2013年6月29日签订的租赁合同，同时判令被告向原告退还保证金42900元及2016年至2017年度剩余租金的50%即11870.96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反诉原告、原审被告黄荣军向一审法院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支付反诉人2016年租金42900元及滞纳金32800元；2、判令反诉被告支付反诉人鱼塘清理费用30000元；3、本案反诉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6月29日，原告王帅与与被告一黄荣军签订《租赁合同》，由原告承租被告一位于博罗县泰美镇水安围村委会南园小组所属的小型养猪场，租赁期限为伍年（从2013年6月29日至2018年6月28日），每年租金为42900元。租金每年6月29日缴纳，原告须于约定租金日前缴纳租金，否则被告一有权收取每日200元滞纳金，直到单方面终止本租赁合同。合同签订日，原告须缴纳租赁保证金42900元，该保证金在合同期内遇国家政府将本猪场划分为禁养区禁止本猪场养殖被告十天内退还原告所缴纳的保证金，除此之外原告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被告一退还保证金。合同期内遇国家政府将本养猪场划为禁养区禁止养殖，被告一必须按当年所剩租金的50%十天内返还给原告。合同签订后，双方开始按合同约定履行约定义务,原告即向被告一支付合同保证金42900元，被告一亦出具了《收据》给原告，2016年上半年以前的租金原告已付清（其中2015年下半年至2016年上半年的租金42900元由被告二代收）。2016年7月1日，原告向被告一哥哥黄荣辉账号转账42500元。2016年12月9日，原告所承租的养猪场被博罗县泰美镇人民政府在全面整治非法养殖场行动中强制拆除，原告与被告一协商退还保证金未果引起纠纷。庭审中，原告自认所承包的养猪场没有申请报建，也没有办理养殖许可证，因养猪场被列为禁养区而被拆除；认为已将2016年下半年至2017年上半年的租金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被告一指定收款人黄荣辉。被告一则否认收到原告2016年下半年至2017年上半年的租金，也没有指定由其哥哥黄荣辉代收租金（黄荣辉电话确认收到此款没给黄荣军）；同时认为原告属于规模化养殖，应办理报批手续，因养猪场污染严重而被政府强制拆除，并不是因为养猪场被列为禁养区而被拆除。根据博罗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扩大畜禽禁养区范围的通告》[博府（2013）48号]文件内容，2016年12月9日原告所承租的养猪场因在禁养区而被博罗县泰美镇人民政府强制拆除。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租赁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因原告所承租的养猪场在禁养区内而被博罗县泰美镇人民政府强制拆除，导致合同已实际无法继续履行。因此，原告请求解除《租赁合同》和退还合同保证金42900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是否已缴纳从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29日的租金，原告虽通过转账方式向被告二支付42500元，但被告一否认收取租金，原告亦未能举证证明被告二已获得被告一授权或指定收取租金，不能证实原告已支付上述租赁期间的租金，因此原告应支付被告从2016年7月1日至2016年12月9日（拆除之日）共164天的租金19275.62元（42900元/年÷365天×164天）。原告虽未支付上述租赁期间的租金，但非其主观故意不交租，被告一请求原告按每日200元支付滞纳金，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一（反诉原告）请求原告（反诉被告）赔偿污染鱼塘清理费用30000元，属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作处理。原告支付给被告二的42500元，也属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作处理，原告可另行主张权利。被告二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院对本案的审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王帅与被告一黄荣军于2013年6月29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二、被告一黄荣军应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原告王帅合同保证金42900元。三、原告应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被告一黄荣军租金19275.62元。上述二、三判决相抵，被告一黄荣军实际应支付原告王帅23624.38元。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反诉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履行本判决确定的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向原告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5元，反诉费1207元，由原告负担585元，被告一负担1207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由博罗县泰美镇人民政府提交的《情况说明》、《证明》两份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原审法院查明的案件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二审应围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与事实理由进行审理，不得超出本案的审理范围，综合本案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及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上诉人是否应当退还保证金给被上诉人；2、被上诉人是否应当支付上诉人2016年租金42900元及滞纳金32800元。对此，本院认为，2013年6月29日，上诉人黄荣军与被上诉人王帅双方签订《租赁合同》，合同签订后，双方开始按合同约定履行约定义务,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合同保证金42900元，被告一亦出具了《收据》给原告。2016年12月9日被上诉人所承租的养猪场在博罗县泰美镇人民政府在全面整治非法养殖场行动中强制拆除，导致双方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按照双方的合同约定，该保证金在合同期内遇国家政府将本猪场划分为禁养区禁止本猪场养殖，上诉人十天内退还被上诉人所缴纳的保证金，除此之外被上诉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上诉人退还保证金，现双方对涉案养猪场是否属于禁养区产生分歧。根据博罗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扩大畜禽禁养区范围的通告》[博府（2013）48号]文件内容，2016年12月9日被上诉人所承租的养猪场因在禁养区而被博罗县泰美镇人民政府强制拆除，因此，涉案养猪场应认定为在禁养区范围内，根据合同约定，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退还合同保证金42900元。被上诉人于2017年6月8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原审被告黄荣辉支付了42500元，但上诉人否认收取过被上诉人支付的2016年度的租金，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原审被告黄荣辉已获得上诉人授权或指定收取租金，不能证实被上诉人已支付上述租赁期间的租金，因此，原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从2016年7月1日至2016年12月9日（拆除之日）共164天的租金19275.62元（42900元/年÷365天×164天），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虽然被上诉人未支付上述租赁期间的租金，但被上诉人已没有实际使用该租赁场地，故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按每日200元支付滞纳金的理由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黄荣军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84元，由上诉人黄荣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饶来新审 判 员  温永宏代理审判员  罗 帅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二日法官 助理  黄日新书 记 员  赵 昕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