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川13行终1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寇玉莲，女，1952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址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源（系寇玉莲之子），男，1987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址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胡菲（系寇玉莲之女），女，1985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址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罗德华，女，1968年3月19日出生，住址四川省阆中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阆中市国土资源局。住所地四川省阆中市巴都大道。法定代表人戚红，局长。原审第三人鲜开广，男，1945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址四川省阆中市。原审第三人谭素芳，女，1958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址四川省阆中市。原审第三人杨永万，男，1957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址四川省苍溪县。原审第三人罗德华（系杨永万之妻），女，1968年3月19日出生，住址四川省阆中市。上诉人寇玉莲、胡源、胡菲因诉被上诉人阆中市国土资源局不动产行政登记一案，不服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2017）川1381行初3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原审认定，原告寇玉莲系胡炳云之妻，原告胡源、胡菲系胡炳云之子女。2010年12月，胡炳云病故。1987年7月，胡炳云与第三人谭素芳购买了原阆中锦山绸厂位于阆中市寿山寺东街33号房产。2000年初，二人欲对该处房产进行开发建设，为筹集资金，在同年3月即先期将开发后的门面一间（61.76平方米）以7万元的价格预售给第三人杨永万、罗德华夫妇。同年10月，该二人又将该项目转让给第三人鲜开广父子进行开发建设。后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由鲜开广父子就地还胡炳云、谭素芳营业房三间（100平方米）。2003年7月，在房屋建修完工后，第三人杨永万、罗德华夫妇即强行入住应还胡炳云、谭素芳营业房三间中的第一、二间（本案案涉房屋）。2005年，鲜开广又将第三间出售给他人。后胡炳云、谭素芳起诉鲜开广父子，要求其交付门面房并赔偿损失。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南中法民终字第339号判决确认二人胜诉。2008年7月，谭素芳持胡炳云出具的委托书要求鲜开广为其办理案涉门面房的权属证，鲜开广遂以其挂靠的房产公司名义向房管、国土部门呈交了相应办证资料，致谭素芳在同年11月、12月分别取得涉案门面房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后第三人杨永万、罗德华夫妇起诉第三人谭素芳、鲜开广、胡炳云及鲜开广挂靠的房产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阆中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0）阆民初重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及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1）南中法民终字第65号民事判决书中，均认定了谭素芳于2008年底取得案涉门面房两证的事实。同时，在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期间，胡炳云因病去世，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通知了作为胡炳云继承人的本案三原告参加诉讼。2017年2月，第三人杨永万、罗德华夫妇通过阆中市龙泉法律服务所委托南充明澄司法鉴定所对谭素芳向鲜开广提交的胡炳云出具的“委托书”中“胡炳云”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通过与第三人杨永万、罗德华夫妇提供的检材相对照，该鉴定所作出“委托书”中“胡炳云”签字笔迹不是胡炳云亲笔签名字迹。三原告以谭素芳采取欺骗手段取得涉案房屋两证的行为违法，遂提起本案诉讼及请求。经庭审质证，第三人谭素芳主张，胡炳云出具“委托书”时已身患脑梗疾病，致手腿颤抖，其书写的笔迹与患病前书写的字迹不一致，亦属正常。第三人杨永万、罗德华夫妇委托鉴定时提交的检材均系胡炳云患病前的签字，故，该鉴定结论不具有客观性。另查明，根据中共阆中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阆编发[2015]10号、[2016]6号文件的规定，不动产登记职能统一划归被告阆中市国土资源局管理。原审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第四十一条“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的规定，本案三原告至少在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南中法民终字第65号民事判决书后，就知晓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内容，至今，原告才提起行政诉讼，已远远超过2年的起诉期限，已不符合起诉条件，依法应从程序上驳回原告起诉。原告认为第三人采取欺骗手段取得案涉房屋权属，可另行主张民事权利。就相关笔迹鉴定结论是否具有客观性及其证明效力问题，因本案仅从程序上作出处理，故本案不予分析确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9号）第三条第（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寇玉莲、胡源、胡菲的起诉。上诉人上诉称，一、涉案91.55㎡门面产权是胡炳云个人的房产。1998年胡炳云贷款购买了阆中锦山绸厂共计886.14㎡房屋，办证时胡炳云底层(即一楼)332㎡，谭素芳二楼320.64㎡，谭之子院内平房233.5㎡(之后在拆迁时己做货币补偿及房产调换处理)。1999年胡炳云将底层扩建537㎡，售与赵光元等4户402.08㎡后，下余134.71㎡(其中含100㎡门面，34.71㎡住房，归胡炳云所有)；谭素芳二楼320.64㎡，售与廖雪清等三户279.63㎡后，下余40㎡住房(归谭素芳所有)。这就是之后签订一系列协议中，所还胡、谭100㎡门面、74.71㎡住房的来历和依据。二、一审依据(法释[2000]8号)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审理涉及不动产的案件，适用法律不当。1、一审应当适用(法释[2000]8号)第四十二条、四十三条和《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来审理不动产案件。2、本案存在不可抗力的因素是：2008年后胡炳云患病抢救期间，谭素芳骗取了契税发票，伪造了“委托书”，逼迫和欺骗开发商鲜开广，将涉案门面产权非法全部登记在自己名下。3、审理65号案的时候，法官没有告诉上诉人：谭素芳已恶意骗取了属于胡炳云门面的所有权，也没有向上诉人释明，涉案门面是属于胡炳云个人的拆迁还房，判决中只解释了“谭素芳于2008年11—12月取得了涉案门面的所有权证”。正因为案件存在许多疑点和适用法律不当，杨永万夫妇不服，正在申诉此案。因此，一审应该从上诉人“知道”侵权行为的时间起计算起诉期限，才公平合理。三、第三人鲜开广办证程序违法表现在：1、2008年6月12日的川农税地字01200227号契税发票证明：43.83㎡门面交税的是胡炳云，那么，当谭素芳向鲜开广出示有严重瑕疵的“委托书”时，鲜开广没有给胡炳云及其法定继承人打电话询问、证实和确认。2、鲜开广明知涉案门面中，有信用社和杨永万夫妇的债权债务还没有履行完毕，在填写正规协议的时候，弄虚作假，将胡炳云名下的91.55㎡门面产权登记在谭素芳名下。四、被上诉人阆中市国土资源局才有权撤销谭素芳违法登记的两证产权。五、谭素芳向开发商鲜开广出示的~2008年7月23日“委托书”是无效委托，表现在：A、没有胡炳云的法定继承人在场签字：B、没有公证机关公证；C、委托书上称“胡炳云因生病脑溢血”，那胡炳云就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D、多份证据表明：胡炳云一直在抢救、治病，“委托书”是从哪里来的?E、胡炳云生前对谭素芳就进行过多次控告，可以佐证“委托书”就是谭素芳自己伪造的无效委托。六、2008年7月23日“委托书”针对杨永万夫妇和信用社的债权债务，是没有约束力的无效委托。即使委托书是胡炳云的亲笔签字，也不受法律保护。七、对于2008年7月23日有严重瑕疵的“委托书”，一审未作认定。诉讼请求：1、撤销一审裁定；2、确认2008年7月23日“委托书”是无效委托；3、依法撤销谭素芳恶意取得的阆国用字第3770号和阆房权证字第××号两证产权。被上诉人阆中市国土资源局和原审第三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请求撤销被上诉人阆中市国土资源局分别于2008年11月、2008年12月向谭素芳作出的阆房权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和阆国用字2008字第377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但上诉人在阆中市人民法院作出（2010）阆民初重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后，就已经知道被诉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内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的规定，上诉人于2017年5月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法定的2年的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故一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的规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正确。上诉人关于确认2008年7月23日的委托书是无效委托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可另行主张民事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刘红审判员  庄娟审判员  石炜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六日书记员  刘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