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4民终7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国电安顺发电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钱忠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王俊、陈璐。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能源集团贵州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德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王磊、殷爱华。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原审第三人：田东亮。上诉人国电安顺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顺发电公司”）与被上诉人山东能源集团贵州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能源贵州物流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2015）西民商初字001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安顺发电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有理由相信田东亮足以代表被上诉人，田东亮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故上诉人将汇票交给田东亮已经完成付款义务，其后票据权利未实际转让给被上诉人的责任应由被上诉人自行承担。2.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称收到非上诉人账户但以上诉人名义汇入的款项共计57万元，该款项性质对于案件审理至关重要，一审却未查清。被上诉人山东能源贵州物流公司二审答辩称：1.田东亮与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上诉人未依法背书转让票据，造成的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被上诉人没有收到货款，也没有取得汇票的票据权利。2.对非上诉人账户但以上诉人名义汇入的57万元，一审中上诉人已明确表示不知情、不予认可，现又以此为由上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原审第三人田东亮二审未陈述意见。山东能源贵州物流公司一审起诉称：2013年9月1日、2014年1月12日原告与被告分别签订《2013年度煤炭购销合同》、《煤炭购销合同》约定：由原告作为供方，被告作为需方，原告向被告供应无烟原煤。合同签订后，双方部分履行了合同：原告依约向被告交付了价值4967937.43元的原煤，并向被告开具了4967937.43元的增值税发票，被告通过银行电汇向原告累计支付了2967937.43元，截止2014年6月30日，被告尚欠原告货款200万元。2014年11月30日，原告向被告对上述煤炭货款进行核对，要求确认被告尚欠原告货款2OO万元。但被告回复称：“核对有误，截止2014.06.30，我公司对贵公司欠款为零。2014.03.05除现金外还付有应收票据100万元整。2014.03.13除现金外另支付50万元应收票据两张。”原告告知被告，从未收到过被告的应收票据，双方的付款方式也不包含应收票据，并要求被告再次核对，但是被告予以拒绝。嗣后，原告又分别于2014年9月3日、9月23日、9月24日、10月22日收到由非被告银行账户汇出但是以被告名义汇入的款项累计300000元。原告无法理解被告的意图，遂于2014年12月10日向被告发出《联系函》，要求被告对上述货款的支付事宜等作出书面答复,但被告至今未给予任何答复。此后原告又分别于2014年12月12日、12月17日、12月23日、2015年4月9日、8月13日收到由非被告银行账户汇出但是以被告名义汇入的款项累计270000元。被告拒不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剩余货款的行为，给原告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被告不对原告的疑惑给予任何答复的行为,造成原告财务管理的诸多困难。为此诉至法院，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立即支付原告煤炭货款人民币贰佰万元整(Y2000000.00元),并以上述款项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给原告资金占用利息人民币捌万捌仟捌佰叁拾叁元(Y88833.00元)给原告,从2014年12月10日起暂计算至2015年10月13日,应计算至付清之日；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于2013年9月1日签订编号为GRM3-13652《2013年煤炭购销合同》，由原告山东能源贵州物流公司向被告安顺发电公司供应无烟原煤，合同对供煤品种、数量、煤价、质量验收、结算方式等事项予以约定，其中合同第八项结算方式“按自然月结算，当月结算单由需方于次月10前出具，供方无异议在需方出具的结算单上签字认可；结算时，供方必须向需方提供一般纳税人资格的17%煤炭增值税专用发票、11%的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火车大票，需方以银行转账及承兑汇票方式付款（其中60%付承兑汇票，40%银行转账）”合同有效期为2013年9月1日至12月31日。从2013年9月至12月，原告每月分批次共计向被告交付原煤14378.42吨，总价款为人民币4967937.43元。每月交付的原煤数量、质量、价款，由被告与第三人田东亮在燃煤结算单、采样点统计数、采样量返量确认书上签字确认，原告于2014年1月8日、1月20日、2月25日向被告开具了相应的6张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人民币4967937.43元。被告于2014年3月6日、3月13日、6月18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原告支付共计煤款2967937.43元。2014年3月5日，被告将票号为2010005120049598，票面金额1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交付给第三人田东亮。2014年3月12日，被告将两张票号分别为3130005130861330，3130005130861331，票面金额均为5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交付给第三人田东亮。上述三张汇票的票面金额共计200万元。第三人田东亮向被告出具加盖“山东能源集团贵州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三张，并在《承兑汇票移交清单》上签字。2014年11月30日原告向被告发函，告知被告应付货款200万元。被告于同年12月2日回复，认为原告核对有误，被告未欠原告货款200万元。2014年9月——10月原告收到由非被告银行账户汇出但是以被告名义汇入的款项累计300000元。原告遂于2014年12月10日向被告发出《联系函》,要求被告对上述货款的支付事宜等作出书面答复,但被告未给予答复。此后,原告又收到由非被告银行账户汇出但是以被告名义汇入的款项累计270000元。在庭审中，被告明确表示对上述款项不知情，也不予认可。另查明，被告的记账凭证中，上述三张银行承兑汇票均只有票据正面复印件，无票据背面背书记载或粘单的复印件。被告通过开票行获取的票号为2010005120049598的银行承兑汇票背书记载显示，该汇票背面第一个“背书人签章”栏内，由收款人，即被告国电安顺发电有限公司签章，相应“被背书人”栏内的名称为“贵州云海工贸有限公司”，汇票经过再次背书和贴现。被告在庭审中提交的2014年3月5日加盖“山东能源集团贵州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公章”的《授权书》复印件，载明：山东能源集团贵州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授权田东亮到国电安顺发电有限公司办理煤款及运费结算及领取事宜。但被告不能提供证据原件。2014年1月12日，原、被告又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合同有效期为2014年1月1日至2月28日。再查明，第三人田东亮不属于原告山东能源贵州物流公司员工，对于第三人田东亮的询问笔录，原告山东能源贵州物流公司提出异议：原告山东能源贵州物流公司没有姓名为“陈刚”的员工，原告也未收到银行承兑汇票。审理中，原告于2015年11月23日申请对被告提交的三张收据上加盖的“山东能源集团贵州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并于2016年1月26日申请调取保存于贵阳市公安局的山东能源集团贵州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公章备案信息，依法予以准许。经向贵阳市公安局查询：山东能源集团贵州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于2013年3月11日在贵阳市政务服务大厅公安窗口办理印章审批业务并提交备案资料，备案四枚印章，其中公章（编号：5201000502901）、财务章（印章编号：5201000502902），并由贵州国盾宝图防伪技术有限公司出具备案印章的印模证明，上列印章于2013年3月11日制作。经比对，被告提交的《授权书》和《收据》加盖的印章与备案印章的印模存在以下差异：山东能源集团贵州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备案公章印模正下方有印章编号：5201000502901，备案财务专用章印模正下方有印章编号：5201000502902。被告提交的《授权书》加盖的公章和《收据》加盖的财务专用章在同一位置均无印章编号。原告基于上述情况，认为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别，可直接辨别真伪，于2016年9月20日撤回鉴定申请。一审法院认为：2013年9月1日原告山东能源贵州物流公司与被告安顺发电公司签订的编号为GRM3-13652《2013年煤炭购销合同》，系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合法有效。本案争议焦点是：1、原、被告争议的200万元煤款是否涉及双方于2014年1月12日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2、原告是否实际收到被告的2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或相应款项。一、关于原、被告争议的200万元煤款是否涉及双方于2014年1月12日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的问题。原告诉请被告支付的200万元煤款是原告从2013年9月至12月向被告交付原煤14378.42吨的煤款，属于《2013年煤炭购销合同》的合同履行期间，故原、被告争议的200万元煤款不涉及双方于2014年1月12日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二、关于原告是否实际收到被告的2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或相应款项的问题。第一，银行承兑汇票的持票人将票据权利转让给他人时，必须以背书的形式来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背书由背书人签章并记载背书日期。”第三十条规定：“汇票以背书转让或者以背书将一定的汇票权利授予他人行使时，必须记载被背书人名称。”上述条款明确背书是一种要式行为，背书必须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和背书人签章，未记载上述事项之一的，背书无效。被告在庭审中主张对于原告诉请支付的200万元煤款，其已经按照合同的约定，以汇票背书的方式支付了该煤款。被告提交的三张银行承兑汇票，出票人不是被告，故被告将票据权利转让给原告，应当遵循上述规定，以背书的形式进行。票号为2010005120049598的1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收款人为被告国电安顺发电有限公司，票据背面第一个“背书人签章”栏内，由被告签章，但相应“被背书人”栏内的名称为“贵州云海工贸有限公司”，而非原告山东能源贵州国际物流公司，可以确认被告在交付汇票时，未在被背书人一栏记载原告名称。被告未将银行承兑汇票全称完整的背书给原告，与交付现金或银行汇款的支付方式不同，汇票票面的背书记载不能表明被告在主观上具有足额、及时、明确的付款意愿，在客观上亦不符合票据流转的法定要件，因此，被告在汇票付款的形式上存在重大过失，票据权利未实际转让给原告。票号为3130005130861330和3130005130861331的银行承兑汇票，被告的记账凭证未记载汇票背书信息，且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已将汇票背书给原告。第二，第三人田东亮接收被告银行承兑汇票的行为是否构成代理。被告在庭审中主张原告委托田东亮领取2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提交了银行承兑汇票收据和授权书予以证明。对于银行承兑汇票收据，原告对收据上加盖的“山东能源集团贵州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依法调取的原告备案印章的印模与收据的印章比对，存在以下明显差异：原告的备案财务专用章印模正下方有印章编号：5201000502902，而收据的财务专用章在同一位置无印章编号，据此，原告备案印章与收据的印章不同一，不能证明被告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收据系由原告出具。对于授权书，因被告不能提供原件，且授权书复印件上的公章与原告的备案公章印模存在同样的明显差异，故无证据能力。虽然，田东亮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曾代表原告与被告对交付的原煤数量、质量、价款进行确认，但是从整个合同交易过程来看，该行为不足以制造出原告委托了田东亮从事代收货款的表象，田东亮是否具备领取汇票的代理人资格，仍需要以有效证明文件确认，该事实不足以弥补被告证据的缺陷。因此，被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与田东亮之间存在委托代收货款关系，被告的上述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结合上述两点论述，被告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货款存在重大过失，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将2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背书给原告或原告实际收到相应款项；被告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田东亮接收被告银行承兑汇票的行为构成代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进一步确认，认定原告未实际收到被告的2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或相应款项的结论更符合全案证据所反映出的事实全貌。对于原告收到由非被告银行账户汇出但是以被告名义汇入的款项570000元，因被告对此明确表示并不知情，也不予认可，故不能确认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在本案中不予评判。综上，原告山东能源贵州物流公司已经履行了交货义务，被告安顺发电公司应履行付款义务，原告山东能源贵州物流公司要求被告安顺发电公司支付货款200万元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应予以支持。关于原告山东能源贵州物流公司要求被告安顺发电公司支付逾期付款期间资金占用利息的问题，该诉请实际是要求被告安顺发电公司支付逾期付款损失。本案原告依约如期履行了供货义务，被告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货款，是引起本案纠纷的直接原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案双方签订的《2013年煤炭购销合同》第八条约定，按自然月结算，结算时，供方煤款向需方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原告向被告交付原煤的时间为2013年9月至12月，至2014年2月原告将增值税专用发票全部出具给被告，此时已具备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逾期付款损失应以逾期付款总额200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12月1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付，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国电安顺发电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山东能源集团贵州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200万元；二、被告国电安顺发电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山东能源集团贵州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逾期付款损失（以20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12月1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付）。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3500元，由被告国电安顺发电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经审理，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一、对于上诉人主张田东亮领取汇票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意见，被上诉人否认其与田东亮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上诉人称田东亮经被上诉人授权代领货款，但不能提交加盖有被上诉人公章的《授权书》原件，且该《授权书》加盖的印章与被上诉人备案公章印模存在显著差别；以田东亮名义出具的《收据》内容为收取2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但该收据上加盖的被上诉人财务专用章与被上诉人的备案印章印模亦存在显著差别，故并无令上诉人足以相信田东亮能够代领货款的表象，若其在此情况下仍将汇票交予田东亮，应认为其未尽到足够的审慎义务，行为亦存在过失，故上诉人关于田东亮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主张理据不足，不能成立；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条规定：“汇票以背书转让或者以背书将一定的汇票权利授予他人行使时，必须记载被背书人名称。”上诉人称其将总计200万元的3张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给被上诉人，但对其中2张不能提供证据证明票据的背书情况，余下票号为2010005120049598的1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中，被背书人为案外人“贵州云海工贸有限公司”而非被上诉人，故上诉人未能证明已将3张银行承兑汇票的票据权利转让给被上诉人，其称将票据交给田东亮便已完成付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继续履行；三、对于上诉人称一审未查清被上诉人所收的非上诉人账户但以上诉人名义汇入的57万元，该款项性质对于本案至关重要的上述理由，一审庭审时审判人员已就相关问题反复询问上诉人，其回答称“我们没有付57万元，这与我们无关，我们不清楚”“我们未以其他非对公账户向原告付款”，上述情况已记入一审庭审笔录。在上诉人否认该57万元与其有关的情况下，该款与本案买卖合同纠纷欠缺关联性，一审不予评判的处理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当事人应当按照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导致对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可能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二审案件受理费23500元，由上诉人国电安顺发电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廖 美 娟审判员 宋   颂审判员 辜 贤 莉二０一七年十月十六日书记员 刘谦（代）当事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信息将被录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通过该名单库统一向社会公布，并将承担以下法律后果：（一）承担加倍罚息或迟延履行金。（二）被强制进行审计。（三）被限制出境。（四）被限制高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乘坐飞机、列车软卧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住宿较高星级宾馆、酒店；限制在夜总会、高尔夫球场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购买不动产及国有产权交易；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在一定范围的旅游、度假；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五）被限制在金融机构贷款或办理信用卡。（六）被限制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七）被依法适用强制措施。被执行人具有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财产及恶意转移财产、阻挠法院审计、利用虚假诉讼或仲裁规避执行等行为，人民法院可以对被执行人或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拘留。（八）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规避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三百一十四条及第二百七十七条、《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的规定，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罪和妨碍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