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民终11210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杨某1，女，1954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上诉人（一审被告）：杨某2，男，1956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上述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涛，广东匡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赵某1，女，1951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南宁市青秀区。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赵某2，女，1955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赵某3，男，1956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侠区。上述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英，广东人民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杨某3，女，1941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一审被告：杨某4，男，1943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杨某1、杨某2因与被上诉人赵某1、赵某2、赵某3，一审被告杨某3、杨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27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某1、杨某2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改判赵某1、赵某2、赵某3各继承广州市天河区沙和路103之1号1栋302房的产权份额为3/40。2.赵某1、赵某2、赵某3承担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概述如下：一、一审法院完全回避了涉案房产真实的、原本的来源这一事实。本案涉案房屋建于1980年，并在1983年由杨绍贤当时所在军事单位按照当时的分房政策分给杨绍贤及家人居住。当时，杨绍贤的配偶是孙佩鸣，而孙佩鸣原是广州市纪委机关的干部，由我方出具且一审法院认可的由孙佩呜生前所在单位所开具的《证明》，已证明在当时孙佩鸣所在单位福利分房时，其是符合所在单位分房条件的，但为响应政策要求主动放弃在其单位分房权利。因此，涉案房屋来源于1983年是不争的事实，根据当年所适用的《婚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中规定“夫妻一方婚前个人所有的财产，婚后由双方共同使用、经营、管理的，房屋和其他价值较大的生产资料经过8年，贵重的生活资料经过4年，可视为夫妻共同财产”的立法本意，此房屋是在杨绍贤和孙佩鸣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且占有使用己近10年，应属于杨绍贤和孙佩鸣共同所有的房屋财产。二、一审法院没有正确认定涉案房屋已在1992年5月开始实际发生第一次继承的事实。涉案房屋是杨绍贤和孙佩鸣的夫妻共同财产，当孙佩鸣在1992年5月去世的时候其占有的房屋份额就已经开始了第一次继承，只是当时因为杨绍贤还健在并按照中国的传统风俗，就没有对此办理相应的析产事宜。三、赵某1、赵某2、赵某3只应各继承涉案房屋3/40的产权份额。1992年5月，孙佩鸣去世时，按照法定继承，杨绍贤占有涉案房屋的6/10，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各占有1/10。1996年5月，杨绍贤与张淑梅再婚后，张淑梅先于杨绍贤去世，张淑梅的子女只可对其占有的3/10产权办理继承事宜，最终该3/10的份额应由杨绍贤、赵某1、赵某2、赵某3四人共同继承，即赵某1、赵某2、赵某3各继承3/40。四、如按照一审法院的观点处理本案，将产生不良影响。关于本案此类型的房屋，由于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并没有相关法律规定，而是大多数以政策为主，而现实中，此类房屋的惯常处理方式是：只要分房时的一方当事人还健在，而配偶去世的，所分的住房也是得以继续使用直至出资购买；甚至夫妻双方都去世，其生前一起居住的子女还是得以继续居住直至购买。如果按照本案的处理方式，只因上一辈的婚姻而对相关财产没有任何经济或者生活等方面做出过任何贡献的情况下，就可因直系关系而发生的继承就享有此财产的权利，实在令人难以接受。被上诉人赵某1、赵某2、赵某3辩称：同意一审判决的全部内容。杨某1、杨某2认为已在1983年按照当时的政策分配涉案房屋给杨绍贤及其家人居住，与事实不符。在1983年尚未进行房改，杨绍贤及其家人对涉案房屋仅有居住使用权，并且需要向干休所缴纳租金，属于租赁关系，这一事实有干休所出具的笔录予以证明。直到1997年杨绍贤与张淑梅婚后才开始房改工作，在综合计算了张淑梅和杨绍贤的工龄后，根据房改政策才把涉案房屋分配给杨绍贤与张淑梅，该房屋于2000年才取得产权证，因此该房屋是杨绍贤与张淑梅的夫妻共同财产，与孙佩鸣无关。一审被告杨某3、杨某4经本院公告送达传票，无到庭参加诉讼及答辩。赵某1、赵某2、赵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赵某1、赵某2、赵某3继承被继承人张淑梅的遗产，确认赵某1、赵某2、赵某3继承广州市天河区沙和路103之1号1栋302房屋的八分之三的份额。2、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位于广州市天河区沙和路103之1号1栋302房（以下简称302房）的部队房改房于2000年11月取得《房地产证》，该房改房屋登记在杨绍贤名下。该房系于2000年10月19日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广州天平架离职干部休养所购买所得。杨绍贤与第一任妻子孙佩鸣共育有四个子女，分别是：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后孙佩鸣去世，杨绍贤与第二任妻子张淑梅于××××年××月××日结婚，张淑梅在与杨绍贤结婚前已育有三个子女，分别是赵某1、赵某2、赵某3。孙佩鸣于1992年5月6日去世，张淑梅于2014年10月9日去世，杨绍贤于2015年6月30日去世。赵某1、赵某2、赵某3主张涉案302房购买于杨绍贤与其母张淑梅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当属于杨绍贤与张淑梅的夫妻共同财产。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主张涉案房屋系广东省军区天平架干休所于1983年分配给杨绍贤及其当时的配偶孙佩鸣、子女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居住的，孙佩鸣为此放弃了分房的权利，故该房应当属于杨绍贤和孙佩鸣的夫妻共同财产。杨绍贤与第二任妻子张淑梅之间经济独立，杨绍贤亦立下遗嘱表示涉案302房由杨某1继承，故赵某1、赵某2、赵某3仅有权继承涉案302房的四十分之九的份额。对此，提交了：证据一、广东省军区天平架干休所出具的证明，该证明称“我所离休干部杨绍贤同志及其配偶孙佩鸣，在1983年。由杨绍贤同志所在单位分得住房一套（按当时分房政策），即广州市天河区沙和路103号之一1栋302房。在婚姻期间，两位同志一直居住在此房屋居住生活，并有婚生子女四位：杨某1、杨某2、杨某3和杨某4。”证据二、广州市纪委组织部出具的证明，该证明称“孙佩鸣同志生前在市纪委机关工作，于1987年7月离休，离休时享受副处级待遇。根据当年相关政策，夫妻双方只有一方享受分房政策，孙佩鸣同志选择在其配偶一方分房，而放弃在本工作单位分房的权利。我单位未分房给她。”证据三、杨绍贤的自书遗嘱，称“由于我俩（杨绍贤、张淑梅）是再婚，婚后的购房费是由我和结婚前的储蓄款和女儿杨某1、儿子杨某2的储蓄款共同支付的。婚后的生活费等一切费用也都由我一个人负担。张淑梅结婚时带来的六千元人民币存入银行后连本带利七千元已经由张淑梅收回，张淑梅的退休金全都由她自己掌管，这已经是提前分配了部分共同财产……对我身后的财产做如下分配：……3.现有住房（天平架干休所一栋302）由子女杨某2全家、杨某1全家和妻子张淑梅居住直到张淑梅百年之后，由女儿杨某1继承。”经质证，赵某1、赵某2、赵某3对证据一至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该房屋的产权属于杨绍贤与孙佩鸣二人，该房屋于2000年才取得产权，应属于杨绍贤与张淑梅的夫妻共同财产；遗嘱虽为杨绍贤所写，但内容不符合法律规定，杨绍贤无法界定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对涉案302房也没有全部的处分权利。法院就涉案302房屋的产权归属问题依法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广州天平架离职干部休养所进行调查，该所的干事称“根据部队政策，在进行房改时即1997年、1998年时候会调查军人一方（即杨绍贤）的配偶张淑梅（杨绍贤当时的妻子）在地方上是否有享受房改的待遇。如果有就需要他们来选择是在部队还是在地方上享受房改。因为政策是一个家庭只能有一套房改房，我们所经过对张淑梅所在单位调查后，确认张淑梅未享受房改，因此对涉案房屋进行房改。至于分配房屋时（1983年）家庭配偶的情况我们不考虑，只按军人一方的级别来确定分配房屋的面积。在房改时，也是只考虑军人一方的级别，双方都是军人的只考虑级别高的一方。按照房改政策所确定的面积，若高于实际房屋的面积的部分会将差额补偿给老干部，但本案的涉案房屋不存在补差。在没有进行房改前该房屋属于公寓房，每月需向部队交纳租金。在房改计算房价时，把张淑梅20年的工龄是计算进去的。”该所还向法院提供了该所向郴州市彩色印刷包装公司询问的函，该函显示广州天平架离职干部休养所向郴州市彩色印刷包装公司询问杨绍贤的爱人张淑梅原在单位工作时间、离休时间、是否参加地方房改的情况，发函时间为1997年10月28日。经质证，赵某1、赵某2、赵某3对干休所的询问内容以及函均无异议。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对干休所的询问内容以及函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张淑梅有三次婚姻，在与杨绍贤结婚前已经享受了分房的待遇，302房应是杨绍贤与孙佩鸣的共同财产，而且从杨绍贤的遗嘱可以看出，杨绍贤与张淑梅在婚后的财产是各自独立的。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涉案302房是否属于杨绍贤与张淑梅的夫妻共同财产。法院对此分析如下：302房系2000年10月19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广州天平架离职干部休养所购买的，该房购买时间处于杨绍贤与张淑梅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从法院的调查情况可知，在计算302房的房价时亦计算了张淑梅20年的工龄。因此，法院认定302房属于杨绍贤与张淑梅的夫妻共同财产。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302房是被继承人杨绍贤与张淑梅的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各占二分之一的产权。由于张淑梅先于杨绍贤死亡，张淑梅生前未留有遗嘱，故302房属于张淑梅遗产的部分应由杨绍贤与张淑梅的子女赵某1、赵某2、赵某3共同继承，四人各自继承张淑梅所占房屋二分之一份额的四分之一（即每人继承八分之一）。无论杨绍贤生前是否立有遗嘱均不影响赵某1、赵某2、赵某3所继承张淑梅遗产的份额。综上，赵某1、赵某2、赵某3要求继承302房八分之三的份额（每人八分之一份额）有理，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位于广州市天河区沙和路103之1号1栋302房由赵某1、赵某2、赵某3各继承八分之一的产权份额。一审案件受理费5790元，由赵某1、赵某2、赵某3各负担1930元。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均有相关证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杨某2、杨某1向本院提交调查申请书，请求法院调查：一、通过向广东省军区广州天平架离职干部休养所调查证实，张淑梅对杨绍贤所立的《遗嘱》事宜是否知悉？二、向广东省军区广州天平架离职干部休养所调查证实，张淑梅对杨绍贤所立的《遗嘱》中的内容是否认可？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涉案302房是属于杨绍贤与孙佩鸣的夫妻共同财产，还是属于杨绍贤与张淑梅的夫妻共同财产。审查本案的证据材料，杨绍贤与孙佩鸣于1983年在杨绍贤所在单位分得302房，孙佩鸣放弃了在其单位分房的权利。故此，杨绍贤与孙佩鸣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是取得房屋的居住使用权，并未取得房屋的所有权，孙佩鸣死亡时并不存在房屋发生继承的情形。杨某2、杨某1上诉要求根据当年适用的《婚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的相关规定，认定302房为杨绍贤与孙佩鸣共同所有的房屋财产，缺乏依据，本院予以驳回。孙佩鸣去世后，杨绍贤与张淑梅于××××年××月××日结婚，于2000年购买302房，在房改计算房价时，计算了张淑梅20年的工龄，故此，一审认定302房属于杨绍贤与张淑梅的夫妻共同财产，各占二分之一产权份额，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张淑梅于2014年10月9日死亡，其生前没有留有遗嘱，其占有302房的二分之一产权份额依法由杨绍贤、赵某1、赵某2、赵某3共同继承，各占八分之一产权份额。至于杨绍贤是否立有遗嘱的问题，不影响赵某1、赵某2、赵某3继承张淑梅遗产的份额，有鉴于此，本院对杨某2、杨某1在二审期间申请法院通过广东省军区广州天平架离职干部休养所调查张淑梅对杨绍贤所立《遗嘱》事宜是否知悉及对内容是否认可的请求不予采纳。一审被告杨某3、杨某4经本院公告送达传票，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应诉及答辩，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杨某1、杨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790元，由杨某1、杨某2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沙向红审判员  黄咏梅审判员  钟淑敏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六日书记员  谢灵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