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辽02民终69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汇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怡宁路6号。法定代表人：祝岩，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哲，辽宁智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辽宁智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君，男，1985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尹立群，大连金普新区正福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大连汇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简称汇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高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6）辽0211民初119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汇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被上诉人高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尹立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汇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6）辽0211民初1196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不交付车辆并不承担逾期交付车辆的损失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案涉及的诸多重要事实均未查明，尤其在本案涉及刑事犯罪的前提下，应当中止案件民事部分的审理。根据被上诉人陈述，其购车款以现金形式交付给了犯罪嫌疑人孙巍薇，但其未能提供任何交付款项的直接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完成交付车款的义务，是根据一份真实性无法确认的合同，该合同是犯罪嫌疑人孙巍薇用于骗取被上诉人车款采取手段之一，加盖在该合同上的印章为孙巍薇私自刻制的”大连汇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销售热线”字样的虚假印章，上诉人无该印章，在刑事案件侦查结论得到确认之前，根本无从确认被上诉人的合同义务是否已经履行完毕。为避免被上诉人因刑事案件遭受更大的损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协商由上诉人配合被上诉人办理退保手续，被上诉人在可以退回保险费用的条件下放弃自身权利，产生损失不应由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应中止审理，不仅为了等待公安机关查明案件事实，同时也是为了明确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在刑事案件处理结果确定之前作出民事判决，有可能因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结论不一致，导致当事人无法通过正当司法程序实现权力的救济。被上诉人高君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请求维持原审判决。本案是基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认可的2016年8月21日双方在车展展会期间签订的销售合同购买案涉车辆，并且当时交纳定金1000元，经手人孙巍薇系上诉人公司销售人员的前提下，进而在上诉人公司4S店内进行其他款项的交付，为车辆办理保险，上诉人将车辆交付给被上诉人。这些行为对于普通消费者被上诉人来讲，可以认为就是上诉人的行为，孙巍薇只是代表上诉人公司履行职务行为，至于上诉人提出的公章真伪，作为普通消费者无法衡量或鉴别公章真伪。上诉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过错，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高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汇达公司按合同约定向其交付斯柯达小型轿车一辆（车架号：×××、发动机号：199282），价值161800元；2.判令汇达公司赔偿逾期交付车辆的损失，自2016年11月10日起计算至车辆实际交付日止，每日2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8月21日，高君与汇达公司签订《上海大众汽车斯柯达品牌销售合同》，约定高君于汇达公司处购买汽车一辆，总价款168800元，高君于当日向汇达公司支付了1000元作为定金。2016年8月31日，高君与汇达公司再次签订《上海大众汽车斯柯达品牌销售合同》，约定高君于汇达公司处购买速派1.4T手自一体汽车一辆，总价款161800元，车辆交付时间为2016年9月30日前；付款方式处标明合同签订当日高君交付161800元（展厅1000元+大客户160800元）；随车交付的文件为产品合格证、首次7500公里免费保养凭证、使用维修说明书以及其他高君委托汇达公司代办，汇达公司办妥的证件、凭证。合同上还有两处手写字样，内容均为客户全款已交，提车时开具正式购车发票。2016年10月27日，汇达公司向高君出具精品单，列明了高君所购买的精品项目以及价格。2016年10月28日，汇达公司工作人员孙巍薇向高君出具收条，确认收到高君交纳的车辆购置税及上牌费共计8500元，双方约定此费用按正式购置税发票多退少补。2016年10月31日，高君在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设立在汇达公司的柜台购买了案涉车辆的交强险和商业险。保险单上记载的车辆车架号：×××、发动机号：199282。购买保险花费7312.75元。保险期间为2016年10月31日至2017年10月30日。案涉车辆在2016年11月8日办理临时牌照。汇达公司在2016年11月9日将案涉车辆交付给高君，同时向高君交付两把车钥匙、三包凭证和临时牌照。2016年11月10日汇达公司又将案涉车辆索回，至今未再交付给高君。孙巍薇涉嫌刑事犯罪，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016年11月23日，汇达公司出具证明一份，写明高君所购买的车辆出现质量问题，客户退车退保。高君未据此办理退保。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有如下争议焦点：1、本案是否应该中止审理？2、高君与汇达公司之间是否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案涉合同是否应该继续履行？针对上述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虽孙巍薇涉嫌刑事犯罪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但在本案中孙巍薇系以汇达公司的名义与高君签订销售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之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不论孙巍薇是否构成犯罪，汇达公司均应对已签订的销售合同承担民事责任，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无须中止审理。针对上述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高君与汇达公司2016年8月31日签订的《上海大众汽车斯柯达品牌销售合同》有汇达公司的盖章确认，应为买卖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理由如下：首先，2016年8月21日的合同，汇达公司予以认可，合同上约定了价款，并记载了高君预付1000元定金，这与高君和汇达公司此后再次签订合同改变和细化关于案涉车辆的买卖合同细节并不矛盾。虽汇达公司对高君提供的2016年8月31日签订的销售合同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并未提供证据，无法否认案涉合同的真实性，对于汇达公司的辩称内容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次，高君向汇达公司买车，其作为消费者无法对汇达公司的合同以及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别，孙巍薇作为汇达公司的工作人员与高君在整个购车过程中进行签订合同、出具收条、精品单以及收款等行为足以让高君对孙巍薇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其系与汇达公司订立的买卖合同产生认知，故即便汇达公司有据证明案涉销售合同的印章系伪造，亦不影响对于高君和汇达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认定；第三，高君已经通过设立在汇达公司店内的保险公司柜台办理了车辆的保险业务，办理车辆保险业务需要提供车辆的车架号和发动机号，如果不是汇达公司配合并向保险公司提供车架号和发动机号，高君作为购买案涉车辆的消费者是无从得知车辆的该两项信息，更没有办法为尚未交付的车辆办理保险业务，汇达公司在2016年11月23日出具的证明，亦可以证明汇达公司对于与高君之间的买卖关系是知晓并认可的。由此，高君与汇达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案涉销售合同上标明高君已交齐全部购车款，高君已完成其向汇达公司交付车款的义务，汇达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向高君交付车辆。高君为购买保险花费7312.75元。保险期间为2016年10月31日至2017年10月30日，因汇达公司在2016年11月10日将车辆索回，至今没有返还，高君支付了车辆的保险费用却未占有使用车辆，所以此期间的保险费用是高君已经产生的损失。虽然汇达公司为高君出具了可以退保的证明，但是证明上记载的退车退保的原因与实际情况不符，且汇达公司也并未如证明中所说为高君办理退车，所以高君没有依据证明办理退保的原因在于汇达公司，对于高君因此产生的损失汇达公司应该赔偿。损失赔偿的标准应该是20元/天（7312.75元÷365天），自2016年11月10日起算，至汇达公司将车辆实际交付时止，如车辆在2017年10月30日后交付，则计算至2017年10月30日即可。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汇达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高君交付车架号VCB2NP5GN028606、发动机号199282的斯柯达小型轿车一辆；二、汇达公司赔偿高君逾期交付车辆的损失（自2016年11月10日起算至车辆实际交付日止，每日20元，如车辆在2017年10月30日后交付，则计算至2017年10月30日即可）。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40元，由汇达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汇达公司向本院提交大连市公安局甘井子区分局大公甘（刑）立字【2017】249号立案决定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高君系诈骗案受害人，已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高君认为该证据并非二审新证据。对该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高君或该立案决定书上记载的阎承全（高君的岳父）从未报案，仅作为证人到派出所做过笔录，且正常应书写为”孙巍薇诈骗案”，而非”阎承全被诈骗案”。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高君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一审中，汇达公司申请调取的系”曲亮亮被挪用资金案”的立案决定及当事人笔录，即使上述证据系真实的，亦无法看出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高君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除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汇达公司出具的斯柯达精品单载明接待人员为孙巍薇，日期为10月27日，其上有汇达公司员工丁扬签字，并加盖安装人”大连鑫裕达财务部同意赠送”印章。汇达公司向高君出具的家永汽车三包凭证上加盖了汇达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并附有该公司关爱专员张媛媛的名片并标注汇达公司的客服电话和售后电话。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孙巍薇行为的法律后果是否应由汇达公司承担；2.本案是否应等待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经济犯罪若干规定》）第三条：”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孙巍薇作为汇达公司汽车销售人员，系高君购买案涉车辆的洽谈人、合同跟踪人，属于直接责任人。孙巍薇以汇达公司名义与高君签订两份《上海大众汽车斯柯达品牌销售合同》、向高君出具收款收据（其上加盖汇达公司印章）及收条确认收到高君支付的定金、购车款、车辆购置税及上牌费等费用、在汇达公司4S店内为高君办理案涉车辆保险、向高君出具精品单、交付车辆临时牌照、三包凭证（其上加盖汇达公司印章）、车钥匙并实际将案涉车辆交付给高君的上述行为，足以认定系孙巍薇代表汇达公司的职务行为，且上述行为非孙巍薇一人可以完成，故汇达公司作为孙巍薇所在单位应对其签订上述合同及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上述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民事责任。故一审法院认定孙巍薇系职务行为，判决由汇达公司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汇达公司提出的高君未向其支付购车款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汇达公司主张本案必须以孙巍薇涉嫌刑事犯罪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因此应中止诉讼。本院认为，本案无须等待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如前所述，汇达公司应对孙巍薇的职务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如孙巍薇构成刑事犯罪，高君可以选择通过刑事诉讼程序向孙巍薇追缴，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汇达公司承担民事责任，民事案件的处理与刑事案件的处理并不发生冲突，可以同时进行。关于汇达公司提出的因孙巍薇私刻公司印章，应适用《经济犯罪若干规定》的上诉理由，根据《经济犯罪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如本案中孙巍薇未私刻印章，则汇达公司理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如孙巍薇私刻印章，则依据上述规定，汇达公司亦存在明显过错，包括未采取明示方式告知消费者购车流程、在第一份合同签订后未及时另派相关人员跟踪、监督合同履行情况、尤其是购车款的交付情况以至于高君在交付案涉车辆全部相应款项并取得案涉车辆后被汇达公司借故索回案涉车辆，汇达公司的上述过错与高君的损失之间具有直接的排他的因果关系，因此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综上，汇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40元，由上诉人大连汇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薛辉审判员周欣宇审判员孙文英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