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2民终104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玺萌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丰台区北甲地路2号院玺萌鹏苑4号楼附楼。法定代表人：刘艳刚，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凡荣，北京腾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丽利，女，1960年9月13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吉锐，北京市百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计全，北京市百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玺萌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玺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丽利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6民初18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玺萌公司的上诉请求为：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玺萌公司的主要上诉理由为：张朔并未认可《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故该协议仍为我公司受欺诈时所签，依法应予以撤销；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张朔的证言并未在庭审中出示接受我公司质证；一审判决认定对方不属于乘人之危情形，亦属于认定事实有误。张丽利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玺萌公司的上诉请求。《补偿协议》、《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已履行完毕，不存在乘人之危的情形；诉争房屋已经拆迁完毕，玺萌公司从中获得了巨额的利益，现其要求撤销，有违诚信原则。玺萌公司向一审起诉的请求为：撤销《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张丽利返还已收取的拆迁补偿款2600000元，诉讼费用由张丽利负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张秀文与吴翰珍系夫妻关系，育有张丽娟、张丽利、胡家梅、张丽华、张朔五个子女。×××号院原系张秀文的宅基地。2004年，吴翰珍死亡。2009年6月10日，一审法院作出（2009）丰民初字第22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位于北京市丰台区洋桥北甲地×××号房屋北房四间（含前廊）归张秀文所有。二、位于北京市丰台区洋桥北甲地×××号房屋西房及南房西数第一间归张丽利所有。三、位于北京市丰台区洋桥北甲地×××号房屋南房西数第二间归张朔所有。四、位于北京市丰台区洋桥北甲地×××号房屋南房西数第三间归张丽娟所有。五、位于北京市丰台区洋桥北甲地×××号房屋南房西数第四间归张丽华所有。六、位于北京市丰台区洋桥北甲地×××号房屋南房东数第一间（洗手间）归胡家梅所有。七、位于北京市丰台区洋桥北甲地×××号房屋的过道由张秀文、张丽娟、张丽利、张朔、胡家梅、张丽华各享有六分之一的所有权，并共同使用。”张朔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作出（2009）二中民终字第1413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0年9月17日，张秀文死亡。2011年6月1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1）丰民初字第230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位于本市丰台区洋桥北甲地×××号房屋中的北房西数第一间（含前廊）归原告张丽利所有；北房西数第三间（含前廊）归原告张丽华所有；北房西数第二间（含前廊）归被告张丽娟所有；北房西数第四间（含前廊）归被告胡家梅所有。二、丰台区洋桥北甲地×××号房屋的过道，原告张丽利、张丽华、被告张丽娟、胡家梅四人每人享有二十四分之五的产权，并共同使用”。2012年1月6日，玺萌公司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拆迁范围东至右外大街，西至草桥居住区，南至镇国寺北街，北至玺萌苑小区。拆迁期限自2012年1月8日至2012年7月7日，后经多次顺延至2016年1月7日。2015年2月2日，玺萌公司（甲方）与张丽利（乙方）就丰台区北甲地×××号院（以下简称×××号院）拆迁事宜签订《补偿协议》，第二条约定“乙方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住宅房屋一间，建筑面积35平方米……”；第三条约定“经北京天润房地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被拆迁房屋补偿款816044元”；第四条约定“甲方支付乙方拆迁补助费共计99335元”。同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被拆迁人张丽利在×××号院有正式住房1间，建筑面积35平方米，经双方协商，给予其他补助共计1684621元”。上述协议签订后，玺萌公司基于上述协议给付2600000元。玺萌公司称依据评估报告，张丽利的房屋评估价格为23639元/平方米，但实际补偿却远远超过上述价格。玺萌公司主张张丽利在明知公司已经取得拆迁许可证的情况下久拖不拆，玺萌公司为避免重大经济损失被迫签订《补偿协议》、《补充协议》，上述情形属于乘人之危。另外，张丽利明知×××号院内尚有张朔利益而故意不告知，属于欺诈。因此要求撤销《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并返还已收取的补偿款。玺萌公司对上述主张提交《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评估结果报告》及明细表等证据予以佐证。《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评估结果报告》及明细表载明以下内容“房屋坐落北甲地×××号，建筑面积140平方米，拆迁补偿总价3264176元”。明细表附房屋示意图，并备注“本次评估房屋建筑面积以乡村两级政府认定的宅基地面积范围内的房屋建筑面积为准，实线内为认定范围，虚线区域未予认定”。张丽利对玺萌公司的主张不予认可。张丽利主张《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系经双方多次协商签订，且签订时已将法院生效判决书交付给玺萌公司，玺萌公司对签订时的房屋情况是明知的，不存在乘人之危及欺诈的情形。另查：胡家梅、张丽华、张丽娟分别与玺萌公司签订补偿协议，协议约定的被拆迁房屋均为×××号院内35平方米房屋，拆迁补偿款数额均为816044元。一审审理过程中，张朔到庭称“我认为玺萌公司与张丽华、张丽利、胡家梅、张丽娟签订的协议中不包括法院判决确认归我所有的房屋。但如果法院认定包含我的房屋，我对上述四份协议予以认可”。张丽利主张，首先，《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评估结果报告》及明细表上没有张丽利签字，评估单位并没有对×××号院内全部房屋进行评估。且在（2009）丰民初字第2271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承办人曾勘验现场并制作勘验笔录，对房屋的面积予以了认定。在该笔录中，×××号院房屋面积约148平方米而非140平方米；其次，《补偿协议》已经说明对张丽利的补偿并非针对×××号院全部，而仅针对院内35平方米，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诉争的35平方米与张朔有关。经询问，张丽利称另案承办人在勘验现场时并未委托专业评估机构仅是由法官完成测量工作。一审庭审中，经法院释明玺萌公司坚持要求撤销《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并在撤销的前提下要求返还已付款2600000元。另查：玺萌公司于2016年1月19日就本案提起诉讼。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撤销合同的前提应为虽然合同有效但却存在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因此，法院在审查玺萌公司撤销《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诉讼请求时，应先对上述协议的效力予以认定。依据查明事实，《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系基于×××号院内35平方米房屋拆迁事宜所签订。同时，张丽娟、胡家梅、张丽华亦同样基于×××号院内35平方米房屋拆迁事宜与玺萌公司分别签订《补偿协议》。张丽利对北京天润房地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评估结果报告》及明细表不予认可，称上面无张丽利签字且对此不知情。但法院注意到以下情形：首先，上述评估文件是否有效并不以张丽利或张秀文的签字认可为要件；其次，《补偿协议》中明确载明补偿款系依据北京天润房地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所得，张丽利不仅签订《补偿协议》而且对补偿数额予以认可，法院有理由相信张丽利对作为《补偿协议》依据的评估文件予以知晓并认可。现张丽利称对《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评估结果报告》及明细表不知情，法院不予采信。因此，法院对《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评估结果报告》及明细表予以认定。张丽利称在（2009）丰民初字第2271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承办人曾经前往×××号院勘验并制作笔录，应以该笔录为准。但法院认为被拆迁房屋的面积认定应以有资质的评估单位依据相应规范所出具的正式评估报告为准。通过《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评估结果报告》及明细表，可以认定×××号院面积为140平方米。将张丽华、张丽娟、张丽利、胡家梅四人分别签订的协议整体来看，四人的被拆迁房屋面积相加恰好等于×××号院的面积。依据（2009）丰民初字第2271号判决书，×××号院南房西数第二间归张朔所有，即×××号院内应有张朔的权利。因张丽利、胡家梅、张丽娟、张丽华与玺萌公司分别签订的《补偿协议》中均未明确35平方米位于×××号院内何处，即四人均有可能处分了张朔的财产、损害张朔的权利。现张丽利无法举证证明其并未处分张朔财产，故法院对张丽利所述35平方米与张朔无关的意见，不予采信。张丽利另主张张朔房屋的面积并不在评估报告中，但该报告上明确载明系针对×××号院，附图亦为整体院落，故法院对张丽利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因张朔到庭表示若其所有的房屋包含张丽华等四人签订的协议当中，对上述协议亦不持异议，故法院认定《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有效。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因此，玺萌公司应当对《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系在乘人之危、欺诈，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形下签订负担举证责任。玺萌公司称张丽利久拖不拆，为避免重大经济损失故被迫高于评估价格数倍与张丽利签订《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上述情形属于乘人之危，协议应予撤销。乘人之危，指一方当事人趁对方处于危难之机，为牟取不正当利益，迫使对方做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严重损害对方利益。即受害方应当是在没有其他救济途径的情况下，迫于无奈，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签订合同。但本案中玺萌公司取得拆迁许可证后，即使张丽利故意拖延拒不签订拆迁协议，玺萌公司完全可以通过行政裁决的方式予以解决。即，玺萌公司并非只有通过满足张丽利的补偿要求的方式才能达到拆迁的目的。因此，法院认为玺萌公司在有其他合法解决途径的情况下，仍然与张丽利签订《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即使补偿金额明显高于评估价格，也并不必然构成乘人之危。玺萌公司称张丽利明知×××号院内有张朔的财产却故意不告知，致使玺萌公司在不知道实际情况的前提下与张丽利签订《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属于欺诈。因张朔到庭向法院表示“在上述情形下，对张丽利与玺萌公司签订的协议无异议”，即张朔对张丽利的处分行为进行了追认，故法院对玺萌公司以欺诈为由，要求撤销《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不予采信。综上，法院对玺萌公司要求撤销《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进而对在撤销的基础上要求返还补偿款亦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6年11月判决：驳回北京玺萌置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诉讼中，当事人没有提供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已有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玺萌公司上诉的主要理由为与张丽利签订《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存在受欺诈及在订立合同时张丽利存在乘人之危行为的情形，并据此主张撤销合同，故玺萌公司应就此承担举证责任。依据在案事实，首先就玺萌公司上诉主张的受欺诈而导致的重大误解一节，在案《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系基于×××号院内35平方米房屋拆迁事宜所签。虽然张丽利一审诉讼时对北京天润房地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评估结果报告》及明细表不予认可，但上述评估是否有效并不应以张丽利或张秀文的签字认可为要件；且张丽利对依据评估报告面积签订的《补偿协议》是认可的，故应认定张丽利对作为《补偿协议》依据的评估报告也是知晓并认可的。张丽利于诉讼中称对《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评估结果报告》及明细表不知情，本院亦不予采信。对《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评估结果报告》及明细表之证明内容应予认定。此外，从张丽华、张丽娟、张丽利、胡家梅四人分别签订的协议整体来看，四人的被拆迁房屋面积相加恰好等于×××号院的面积。亦可佐证评估报告及明细系被拆迁人认可之数据。依据（2009）丰民初字第2271号民事判决书，×××号院南房西数第二间归张朔所有，即×××号院内应有张朔的权利。因张丽华、张丽利、张丽娟、胡家梅与玺萌公司分别签订的《补偿协议》中均未明确35平方米位于×××号院内何处，即四人均有可能处分了张朔的财产、损害张朔的权利。但张朔于诉讼中已到庭表示若其所有的房屋包含张丽华等四人签订的协议当中，对上述协议其不持异议，可见至此张朔对涉案《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效力已完成追认，该协议不存在侵害第三人张朔利益之情形。综上，玺萌公司上诉主张的系受张丽利欺诈而签订了张朔并未认可的协议一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玺萌公司上诉主张的《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存在乘人之危而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情形一节。因乘人之危主要指合同缔约时一方当事人乘对方处于危难之机，为牟取不正当利益，迫使对方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严重损害对方利益。但本案玺萌公司主要指张丽利久拖不拆，该公司为避免进一步经济损失故在高于评估价格数倍的基础上与张丽利签订了《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玺萌公司认为上述情形已属于合同法上的乘人之危情形，应导致其有权主张撤销合同。对此，因《补偿协议》、《补充协议》玺萌公司作为拆迁人，签订的上述协议其显见目的系通过补偿尽快解决拆迁事宜；玺萌公司于缔约时亦非除了签订涉案协议再无其他解决或者救济途径的情况，若说其迫于无奈，违背真实意思，尚无充分依据。在此基础上，玺萌公司已通过与张丽利签订涉案协议完成了拆除涉案房屋之根本缔约目的，现以本案所持理由主张撤销协议，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且该公司主张的乘人之危情形亦缺乏事实依据。故玺萌公司的上述撤销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玺萌公司之相应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600元，由北京玺萌置业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梦峰审判员  李 珊审判员  姚 颖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李 丽-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