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内民初字第57号原告（反诉被告）四川博宇国际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谌波，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赵爱华，四川康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欧又宁，四川康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重庆尚能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法定代表人王禾，经理。委托代理人龙莉，重庆依斯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童瑶，重庆依斯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四川博宇国际经贸有限公司（简称四川博宇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重庆尚能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重庆尚能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2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2015年3月31日，重庆尚能公司向本院提起反诉。本院分别于2015年6月10日、2015年7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反诉被告）四川博宇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赵爱华、欧又宁，被告（反诉原告）重庆尚能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龙莉、童瑶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四川博宇公司诉称：原告四川博宇公司与被告重庆尚能公司为长期合作伙伴。双方的合作模式为：被告重庆尚能公司委托原告四川博宇公司进口煤炭，然后由被告重庆尚能公司将这些煤炭出售给原告四川博宇公司或其他业务合作企业。在该合作模式项下，2012年至2013年，双方签订了数份《代理进口协议》，约定：被告重庆尚能公司委托原告四川博宇公司作为被告重庆尚能公司的进口代理商进口煤炭，进口煤炭所产生的所有货款、费用均由被告重庆尚能公司承担，原告四川博宇公司收取1元／吨的代理费。与此相应，双方也签订了数份《买卖合同》，就被告重庆尚能公司将其委托原告四川博宇公司进口的煤炭出售给原告四川博宇公司相关事宜作了约定。该系列《买卖合同》均约定被告重庆尚能公司应就其出售给原告四川博宇公司的煤炭向原告四川博宇公司开具并交付税率为17%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前述协议签订后，原告四川博宇公司按照合同约定进口了煤炭并交付给了被告重庆尚能公司，但被告重庆尚能公司未按约定向四川博宇公司支付应由重庆尚能公司承担的货款及相关费用，被告重庆尚能公司也未按合同约定向原告四川博宇公司支付代理费。合同期间，被告重庆尚能公司也向原告四川博宇公司出售、交付了部分煤炭。经双方对账，截止2014年8月31日，原告四川博宇公司垫付的货款、费用及应收代理费，与被告重庆尚能公司出售并已交付给原告四川博宇公司且开具了增值税发票的煤炭货款冲销后，被告重庆尚能公司尚欠原告四川博宇公司163，907，665.94元。另外，被告重庆尚能公司还将价值29，555，402.63元的煤炭出售并交付给了原告四川博宇公司，但尚未向原告四川博宇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扣除该部分货款后，被告重庆尚能公司尚欠原告四川博宇公司13，4352，263.31元。此外，为便于结算，原告四川博宇公司已将上述对被告重庆尚能公司享有的91，556，944.11元债权转让给了4家其他业务合作企业。经上述扣减及债权转让后，被告重庆尚能公司应向原告四川博宇公司归还欠款的金额为42，795，319.2元，且应向原告四川博宇公司开具并交付金额为29，555，402.63元的增值税发票。被告重庆尚能公司未及时归还欠款，给原告四川博宇公司造成的重大资金占用损失。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被告重庆尚能公司向原告四川博宇公司归还欠款42，795，319.2元；二、被告重庆尚能公司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向原告四川博宇公司支付上述欠款自实际发生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期间的资金占用费；三、被告重庆尚能公司向原告四川博宇公司开具并交付金额为29，555，402.63元的增值税发票；四、被告重庆尚能公司承担本案诉讼、保全等费用。被告重庆尚能公司答辩称：由于双方的合作模式及货物滚动发货的特性，会出现一批货物有部分堆存、有在路上运输的、有已经运送到原告四川博宇公司但未验收结算、有已经验收结算的不同状态。由于双方的市场主体优势地位的不同状态，在实际验收过程中，由收货方即原告四川博宇公司自行对货物进行验收，被告重庆尚能公司不能很清楚验收情况也无法跟进验收及结算进度。截止起诉前，被告重庆尚能公司一共有五艘海船完成进口，并对除“大荣号”以外的四艘海船合计约25万吨的煤炭向原告四川博宇公司进行了发送，但原告四川博宇公司完成对被告重庆尚能公司结算的只有15万吨，“金星地平线”、“太平洋之星”逾10万吨煤炭原告四川博宇公司已收货但一直未向被告重庆尚能公司结算。另外，因原告四川博宇公司方面原因，导致“大荣号”在江苏海港滞留了半年之久不能发货，上面的7万多吨煤炭在滞留期间市场价值不断贬值且堆存时间延长也造成货物品质不断下降，由此原告四川博宇公司同意被告重庆尚能公司降价出售，原告四川博宇公司自愿承担差价损失，经核算该批货物的损失约为1，910万元。对于“大荣号”剩余的4万吨煤炭，被告重庆尚能公司本来组织安排发运，但原告四川博宇公司迟迟不通知发运且其在2014年7月中旬进入司法重整程序暂停了主营业务的经营，为此，被告重庆尚能公司认为原告四川博宇公司不能继续履行合同义务。鉴于煤炭不断贬值及一直堆放产生大额堆存费，为防止损失继续扩大，被告重庆尚能公司将该剩余4万吨煤炭对外进行了销售，出售的实际价格与约定的原单价之间产生的损失也应由双方进行核对结算并在双方账款中抵扣。综上，由于合作模式、结算过程的不清楚，被告重庆尚能公司无法核实，中间结算不准确及对很多项目的漏算，故请求驳回原告四川博宇公司的诉讼请求。重庆尚能公司提起反诉称：反诉原告重庆尚能公司与反诉被告四川博宇公司为长期合作伙伴。现合作模式为：反诉原告重庆尚能公司委托反诉被告四川博宇公司进口煤炭，然后由反诉原告重庆尚能公司将这些进口煤炭出售给反诉被告四川博宇公司或其他业务合作企业。双方在开展现目前的合作模式前，反诉被告四川博宇公司长期拖欠反诉原告重庆尚能公司货款及其他款项累计四千万余元。在现合作模式下，双方于2012年至2013年期间签订了数份《代理进口协议》以及数份《买卖合同》，就反诉原告重庆尚能公司将其委托反诉被告四川博宇公司进口的煤炭出售给反诉被告四川博宇公司相关事宜作了约定。在协议履行期间，反诉原告重庆尚能公司依约向反诉被告四川博宇公司交付了部分煤炭，反诉被告四川博宇公司除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向反诉原告重庆尚能公司支付货款以外，还应当承担因铁道部上调铁路运输价格的增加部分、货物超期堆存产生的堆存费用以及滞期费、未开具即期信用证产生的利息等费用。故向法院反诉请求判令：一、反诉被告四川博宇公司支付各项垫付费用及因反诉被告四川博宇公司原因给反诉原告重庆尚能公司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37，837，001.8元；二、反诉被告四川博宇公司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向反诉原告重庆尚能公司支付上述垫付费用、赔偿款自实际发生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期间的资金占用费；三、反诉被告四川博宇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费用。反诉被告四川博宇公司反诉答辩称：一、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于2012年开始建立合作关系。反诉被告受反诉原告委托进口煤炭，反诉原告就获得的部分煤炭向反诉被告出售，其中明确约定货款、港建费、代理费、海关增值税、港口费、堆存费、滞纳金、滞期费等均由反诉原告承担；二、运输费用已包含在货物单价之中，该单价在双方签订买卖合同已确定，反诉原告仅以铁道部门上调铁路运输价格为由要求反诉被告承担铁路运费上调部分费用无事实、法律依据；三、反诉被告无提前向反诉原告支付运输费的合同义务，虽然反诉被告同意反诉原告将3万吨货物对外销售，但这是以反诉原告将剩余的4万吨货物发运到反诉被告的连界车站为前提，在反诉原告违反约定拒不向反诉被告发送剩余货物后，反诉原告无任何理由要求反诉被告承担该部分货物折价损失；四、反诉原告要求反诉被告承担信用证垫付利息无事实依据；五、虽然补充协议约定反诉被告答应承担部分滞期费、滞纳金和部分利息，但这是以反诉原告向反诉被告发送货物为前提，现因反诉原告违约没有发货，其要求反诉被告承担滞纳金、滞期费、利息等无事实依据。综上，请求驳回反诉原告的全部反诉请求。原告（反诉被告）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1.双方于2012年11月9日签订的《代理进口协议》、原告（反诉被告）与港威资源有限公司于2012年10月15日签订的《SALEANDPURCHASECONTRACT》；2.双方于2012年11月20日签订的《代理进口协议》、原告（反诉被告）与中国能源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于同日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3.双方于2013年7月17日签订的《代理进口协议》、被告（反诉原告）与四川省鑫宏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于2013年7月17日签订的《精煤买卖合同》、原告（反诉被告）与中国互通矿业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于2013年7月17日签订的《ContractforsaleandpurchaseofRussiacoal》；4.双方于2013年10月27日签订的《代理进口协议》、2013年10月29日签订的《精煤买卖合同》、原告（反诉被告）与中国互通矿业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于2013年10月11日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5.双方于2013年11月14日签订的《代理进口协议》、2013年11月15日签订的《矿石购销合同》、原告（反诉被告）与港威资源有限公司于2013年10月25日签订的合同；6.双方于2013年11月26日签订的《代理进口协议》、2013年12月4日签订的《喷吹煤买卖合同》、原告（反诉被告）与中国互通矿业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于2013年11月26日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7.双方于2013年11月27日签订的《代理进口协议》、2013年12月4日签订的《精煤买卖合同》、原告（反诉被告）与中国互通矿业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于2013年11月29日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证明：1.2012年11月-2013年11月期间，双方签订了七份《代理进口协议》，约定被告（反诉原告）委托原告（反诉被告）进口矿物，由被告（反诉原告）支付货款及相应税费并向原告（反诉被告）支付代理费；2.被告（反诉原告）与原告（反诉被告）及其关联公司签订了买卖合同，约定被告（反诉原告）将部分进口矿物出售给原告（反诉被告）及其关联公司；第二组：1.双方截止2014年8月31日的对账函；2.2014年8月31日后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的账面往来明细；3.2014年8月31日后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的账面往来凭证。证明：1.原告（反诉被告）切实履行了前述《代理进口协议》，但被告（反诉原告）并未承担货款及相关税费，也未支付代理费。经双方对账，截止2014年8月31日，原告（反诉被告）垫付的货款、税费及应收代理费，与被告（反诉）原告出售并已交付给原告（反诉被告）且开具增值税发票的矿物货款冲销后，被告（反诉原告）尚欠原告（反诉被告）163，383，128.76元；2.经原告（反诉被告）统计，截止2014年12月31日，被告（反诉原告）尚欠原告（反诉被告）163，907，665.94元；第三组：1.“金星地平线”号—收货明细；2.“太平洋之星”号—收货明细；3.“金星地平线”、“太平洋之星”号—已开具发票明细；4.“金星地平线”、“太平洋之星”号—已交付货物但未开具发票统计表。证明：1.被告（反诉原告）已将价值100，119，031.13元的“金星地平线”货轮上的矿物交付给了原告（反诉被告），但只开具了95，504，489.6元的发票；2.被告（反诉原告）已将价值26，459，845.4元的“太平洋之星”货款上的矿物交付给了原告（反诉被告），但只开具了1，518，984.3元的发票；3.被告（反诉原告）交付给原告（反诉被告）但未开具发票的矿物价值共有29，555，402.63元，扣除前述款项后被告（反诉原告）仍欠原告（反诉被告）134，352，263.31元；第四组：1.原告（反诉被告）与重庆驰巍贸易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1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及所对应的《债权转让通知》、邮寄回执；2.原告（反诉被告）与四川省海汇天贸易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1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及所对应的《债权转让通知》、邮寄回执；3.原告（反诉被告）与四川省鑫宏贸易有限公司与2014年12月3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及所对应的《债权转让通知》、邮寄回执。证明原告（反诉被告）将其对被告（反诉原告）享有的91，556，944.11元债权转让给了三家公司，扣除全部款项后，被告（反诉原告）欠原告（反诉被告）42，795，319.2元；第五组：资金占用利息计算表。证明被告（反诉原告）应支付原告（反诉被告）资金占用费1，485，591.96元。被告（反诉原告）的质证意见是：对第一组证据的七份合同均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对账函》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达到对方的证明目的。对账面往来明细与账面往来凭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原告（反诉被告）提交的证据不能完全反映客观事实，不能达到证明被告（反诉原告）欠款的事实。虽然双方在2014年8月31日就对往来账以《对账函》的形式予以确认，但是该账目仅是双方对部分已上账的账目进行认可，有些账目是已发生但未入账或原告（反诉被告）认可承担的损失但未入账。因此，该账目仅仅是双方业务往来中的部分明细，并未全面真实的反映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对第三组证据，全部是原告（反诉被告）内部单方面统计的收货数量，经比对认为数据的准确性有质疑，证据1中1293车的收货明细与我方统计的1，298车发车总数有出入，总的吨数也比我方统计的发货吨数87，153吨少了一千多吨；证据2只有车次没有收货明细，但是与我方发货的车皮数量是一致的。我方对吨数没法确认，只是对车皮个数予以认可，我方的发货数量是22，082吨；证据3已开具发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因已交付货物但未开具发票，因为是由证据1、2计算出来的，与我方发货数量和车数有差距，故对结算结果不予认可；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是这些证据并未完全真实反映原告（反诉被告）及其关联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进行账户资金往来的真实情况。原告（反诉被告）的债权转让实为并账，但并未对所有关联公司的账目进行合并，无法全面客观的反映债权债务明细，不能达到对方的证明目的；对第五组证据，鉴于双方至今未就账目进行全面核对，债权债务关系尚不明确，该资金占用利息计算表中计息基数及时间无依据，被告（反诉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被告（反诉原告）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1.2012年11月20日签订的《代理进口协议》及2012年10月22日《精煤买卖合同》；2.2013年10月27日《代理进口协议》及2013年10月29日《精煤买卖合同》；3.2013年11月26日《代理进口协议》及2013年12月4日《喷吹煤买卖合同》；4.2013年11月27日《代理进口协议》及2013年12月4日《精煤买卖合同》。证明双方存在合同关系且合法有效；第二组：1.国家发改委《关于调整铁路货物运价问题的通知》三份；2.艾玛轮、太平洋之星、金星地平线铁路运费增加部分计算标准。证明上调部分的费用由被告（反诉原告）先行垫付，按合同约定应由原告（反诉被告）承担；第三组：1.江苏增值税发票和计算方式；2.江苏华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结算单、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回单、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国内跨行大额汇款凭证；3.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回单及计算方式；4.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海华港物流有限公司结算表。证明由于原告（反诉被告）的违约导致货物在港口超期堆存产生的费用应由原告（反诉被告）承担；5.2014年5月28日《补充协议》，证明“大荣”轮华港垫付利息、滞期费、进口增值税滞纳金均应由原告（反诉被告）承担；第四组：1.关于《销售“大荣”轮焦煤及发运事宜的函》、《商函》及《回函》；2.《工矿产品购销合同》、重钢原料处对外结算明细表、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出具的《品质证书》及《重量证书》各六份。证明按双方约定，低于原合同价的折价损失应由原告（反诉被告）承担；第五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出具的《品质证书》及《重量证书》各一份、结算单。证明因原告（反诉被告）原因造成货物严重贬值，给被告（反诉原告）造成严重经济损失此部分应由原告（反诉被告）承担；第六组：1.《债权债务抵抹协议》；2.《对账函》。证明原告（反诉被告）与内江市博威新宇化工有限公司（简称博威公司）为关联公司，被告（反诉原告）与博威公司的经济往来均是基于与原告（反诉被告）的业务关系。原告（反诉被告）在本次诉讼将三个关联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的经济往来进行了全面并账，但博威公司的账目未进行合并。为全面查清案情，应当进行全面并账；第七组：重庆市铁路护路联防费专用收据（0003214283号）。证明原告（反诉被告）主张的“金星地平线”收货数量与实际数量不符，上述五车皮收货信息在原告（反诉被告）账上没有体现，存在漏算。原告（反诉被告）的质证意见是：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关联性方面，《代理进口协议》第三、六、九条明确约定了相关的费用应由对方支付。买卖合同第一、三条表明货物的单价包含了运费（船运费和铁路运费），第7页的补充协议证明双方要对运费进行调整必须协商一致；对第二组证据，证据1的国家发改委的三份《关于调整铁路货物运价问题的通知》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对方的证明目的；证据2系对方单方提供，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对第三组证据的5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根据第一组证据中的协议约定产生的费用不应由原告（反诉被告）承担，被告（反诉原告）主张的超期堆存费没有依据；证据5也不能达到对方的证明目的，原告（反诉被告）承担“大荣号”滞期费、滞纳金、利息等费用的前提是被告（反诉原告）发送剩余货物，且协议上明确约定了原告（反诉被告）承担上述费用是通过上调货物的单价实现的。事实上，被告（反诉原告）没有依约向原告（反诉被告）发送货物，已构成严重违约，不仅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更无权要求原告（反诉被告）承担上述费用；对第四组证据，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对方的证明目的。原告（反诉被告）同意被告（反诉原告）对外低价销售3万吨货物的前提条件是被告（反诉原告）将销售所得价款用于组织剩余货物的发运，但被告（反诉原告）并没发运，反而在未征得原告（反诉被告）的同意下将剩余货物对外出售，其无权要求原告（反诉被告）承担“大荣号”所有货物的折价损失；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显示出最终销售数量超出了合同约定的数量；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对方的证明目的；对第六组证据，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笔债务已在2014年8月31日的《对账函》里面抵扣了1，909万元的货物之数；证据2《对账函》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也与本案无关；对第七组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没有开票实际上发生的数量，被告（反诉原告）认为数量有出入，其应提供证据证明。对原告（反诉被告）提交的证据，本院的认证意见是：第一、二、三、四组证据的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被告（反诉原告）对除第三组证据中的证据1、证据3有异议外，对其余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第五组证据系原告（反诉被告）单方制作，且计算基数尚不明确，故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对被告（反诉原告）提交的证据，本院的认证意见是：第一、三、四、五组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依法应予采信；第二组证据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据2系被告（反诉原告）单方制作，且原告（反诉被告）也不予认可，故依法不应采信；第六组证据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证据2系被告（反诉原告）与内江市博威新宇化工有限公司的对账情况，无法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故依法不予采信；第七组证据无法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根据原告（反诉被告）、被告（反诉原告）提供的证据，本院查明如下事实：2012年11月至2013年11月期间，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签订了七份《代理进口协议》，约定被告（反诉原告）委托原告（反诉被告）作为其进口代理商进口煤炭，被告（反诉原告）向原告（反诉被告）支付代理费，协议约定的货物产生的所有费用都由被告（反诉原告）全部支付包含但不限于货款、海关增值税、报关报检费、港口费、港建费、堆存费、滞报金、滞纳金、滞期费、银行各项手续费用等费用。原告（反诉被告）进口货物后，与其关联公司分别与被告（反诉原告）签订了数份买卖合同，约定被告（反诉原告）将进口煤炭出售给原告（反诉被告）及其关联公司。2013年11月26日，原告（反诉被告）作为乙方，与被告（反诉原告）签订《代理进口协议》，约定乙方代理甲方进口21，000吨（±15%，卖方决定）俄罗斯喷吹煤。价格CIF如皋港131美元／每吨。甲方应按照乙方的要求支付信用证开征保证金及银行费用，并在信用证到单后，根据到单金额且在银行规定的期限内提前两个工作日支付货款给乙方，以便乙方及时对外支付货款。该批货物产生的所有费用都由甲方全部支付保函但不限于货款、海关增值税、报关报检费、港口费、港建费、减载费、堆存费、滞报金、滞纳金、滞期费、保险费各项手续费用等费用，甲方应及时缴纳各类款项。票据原票原转，不能原票原转的费用，由乙方开具代理费发票给甲方，税金由甲方承担。2013年12月4日，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签订的《喷吹煤买卖合同》约定：原告（反诉被告）向被告（反诉原告）购买产地为俄罗斯的0-50mm的喷吹煤21，000吨（±15%），基准单价为1，197元／吨，总金额为2，513.7万元。发站为如皋港，运输方式为船运、火运。合同履行地点为卖方代办运输至成都铁路局连界火车站交货，铁路运费由买方承担（已含在基准单价中）。计量方式即合理损耗为双方共同认可连界火车站地磅计量数加2%途损为结算依据。任何一方违约，对方都有权要求赔偿全部损失及其他经济损失，相应的违约责任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合同的有效期限自2013年12月4日至2014年5月31日。同日，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签订的《精煤买卖合同》约定：原告（反诉被告）向被告（反诉原告）购买产地为澳大利亚的低硫1／3精煤7万吨（±10%），基准单价为1，182元／吨，总金额为8，274万元。运输方式为船运、火运，发站地为如皋港。合同履行地点为卖方代办运输至成都铁路局连界火车站交货，铁路运费由买方承担（已含在基准单价中）。计量方式即合理损耗为双方共同认可连界火车站地磅计量数加2%途损为结算依据。违约责任为：如果买方不履行本协议规定的相应职责而给卖方造成损失，那么卖方有权要求买方赔偿全部损失及其他损失。相应的违约责任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结算方式为买方根据如皋港CIQ的品质证书原件办理结算，品质以CIQ品质证书为准；结算数量以双方共同认可连界火车站地磅计量数加2%途损重量为准，但若CIQ品质证书显示水分含量超过10%，最终结算数量需扣除超出的水分重量再办理结算。两票制（火车运杂费和余额开具税率为17%增值税专用发票）结算。付款方式以电汇或承兑汇票支付。合同有效期限为2013年12月4日至2014年5月31日。2014年5月28日，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签订《补充协议》，载明：“为解决如下问题：1.由于博宇信用证迟开，造成海船“大荣”滞期，博宇承担滞期费30.8万美元；2.由于博宇在宁波港未能及时缴纳减载焦煤进口增值税，江苏华港代其垫付收取利息70，465元；3.由于博宇在如皋港进口增值税规定完税时间内未及时缴纳产生滞纳金67，170.26元。买卖双方本着平等、互惠、自愿的原则，就原签订的《精煤买卖合同》（合同编号：003-01-13-0510）达成补充协议，具体协议如下：一、原合同基准单价1，182元／吨基础上上调41.39元／吨，现基准单价为：1，223.39元／吨。调整的费用如下：（1）博宇承担的滞期费2，740，848.88元；（2）华港收取的垫付利息101，138.41元；（3）滞纳金96，409.47元。三笔费用均由尚能给博宇开票（含税）总金额。注：博宇已直接对外支付利息70，465元与滞纳金67，170.26元，尚能在收到相应票据后将调低尚能对博宇的应收账款金额。二、原合同有效期限延长至2014年10月31日。三、原合同其它条款不变”。该补充协议上博宇已直接对外支付利息70，465元处用手写载明2014年8月记106#已冲抵尚能对博宇的应收款。2014年6月4日，原告（反诉被告）向被告（反诉原告）出具《关于销售“大荣”轮焦煤及发运事宜的函》，载明：“贵司先后组织发运了部分船只货物到我司连界，但由于我司水路运输资金没能到位，发运被迫搁置，目前仍有3条船只（VENUSHORIZON金星地平线；PACSTAR太平洋之星；GREATGLORY大荣）的货物还未发运至我司连界。鉴于贵我双方长期友好的合作，我司现同意贵司对外销售‘GREATGLORY大荣’轮澳洲焦煤3万吨左右（CIQ数量：71，010吨），最终对外销售价格即数量由我司决定，其他销售事宜由贵司负责。最终销售价格与原协议价格之间的折价损失由我司承担。销售所得货款直接转入贵司银行账户，但是此3万吨左右的澳洲焦煤销售所得货款，首要用于贵司组织发运所有还未发运至我司连界的进口煤的运输费用支出，以便保证所有剩余进口煤能全部顺利发运至我司连界”。2014年6月26日，被告（反诉原告）向原告（反诉被告）发去《商函》，载明：“按照贵司同意我司销售3万吨左右‘GREATGLORY大荣’轮澳洲焦煤，销售所得货款用于我司组织发运余下进口煤至贵司连界的运输费用支出的意见。我司目前与有购买意向的卖家初步达成对方同意接受该批货物的交易条件：销售价格为700元／吨，数量为3万吨左右。请贵司确认上述销售价格和数量，以便我司接下来与意向卖家进一步洽谈合同细节”。原告（反诉被告）同意并盖章。2014年7月10日，被告（反诉原告）与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购买被告（反诉原告）的产地为澳大利亚的澳洲气煤3万吨（±10%），价格及货款为：全额增值税承兑价770元／吨；货款总计为人民币2，310万元整，按实际结算多退少补。后双方结算的重量为36，511.07吨，单价为770元／吨，合同金额为28，113，523.9元，根据合同扣质差款212，524.24元，调整后应付的金额为27，900，999.66元。2014年10月11日，被告（反诉原告）与日照市翔宇经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将“大荣”号剩余的焦煤34，000吨（±10%）以全额增值税现汇价600元／吨卖给日照市翔宇经贸有限公司。2014年11月3日，被告（反诉原告）与日照市翔宇经贸有限责任公司结算，确认该批澳洲焦煤的数量为34，071吨，单价为600元／吨，结算金额为20，442，600元。2014年9月4日，被告（反诉原告）向原告（反诉被告）出具《对账函》，载明截止2014年8月31日，被告（反诉原告）欠原告（反诉被告）161，365，422.74元。原告（反诉被告）在该《对账函》上的结论2：信息不符，请列明不符的详细情况处签字盖章，并说明：“截止2014年8月31日止贵公司欠我公司163，383，128.78元。不符原因详见往来余额调节表，附后”。2014年9月，《往来余额调节表》上载明调整后2014年8月末被告（反诉原告）欠原告（反诉被告）的款项金额为163，970，650.66元。双方均在该调节表上盖章。后原告（反诉被告）制作了2014年8月31日-2014年12月31日的双方的《对账明细表》，列明期间双方发生的交易事项及金额，年度累计的余额为被告（反诉原告）欠原告（反诉被告）163，907，665.94元。被告（反诉原告）对该《对账明细表》的明细予以认可，但认为明细不全。2013年11月27日至2014年12月24日期间，被告（反诉原告）向原告（反诉被告）出具了“金星地平线”总金额为95，504，489.6元的发票。2014年9月15日至2014年12月24日，被告（反诉原告）向原告（反诉被告）出具了“太平洋之星”总金额为1，518，984.3元的发票。2014年12月1日，原告（反诉被告）分别与重庆驰巍贸易有限公司。四川省海汇天贸易有限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2014年12月3日，原告（反诉被告）与四川省鑫宏贸易有限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其对被告（反诉原告）享有的91，556，944.11元债权转让给上述三家公司，并先后将《债权转让通知书》以快递方式邮寄被告（反诉原告），被告（反诉原告）对此予以认可。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被告（反诉原告）是否拖欠原告（反诉被告）货款和资金占用费以及相应的金额为多少；二、被告（反诉原告）是否向原告（反诉被告）出具增值税发票以及相应的金额为多少；三、原告（反诉被告）是否违约，是否应当向被告（反诉原告）支付其垫付的各项费用、损失、相应的资金占用利息及相应的金额为多少。关于焦点一和焦点二，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签订数份《代理进口协议》和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在《代理进口协议》中，原告（反诉被告）提供了代理进口服务，被告（反诉原告）应当履行支付合同约定的代理费等义务；在买卖合同中，被告（反诉原告）提供了货物，原告（反诉被告）应当履行支付相应货款等义务。2014年9月的《往来余额调节表》上载明调整后2014年8月末被告（反诉原告）欠原告（反诉被告）的款项金额为163，970，650.66元。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均在该调节表上盖章。虽被告（反诉原告）认为该金额只是部分已上账的账目，但其并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对被告（反诉原告）在2014年8月末尚欠原告（反诉被告）163，970，650.66元的货款这一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于2014年9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的货款，原告（反诉被告）提供了双方的账面往来凭证和《对账明细表》证明在这期间产生的费用，被告（反诉原告）对原告（反诉被告）单方制作的《对账明细表》的明细予以认可，只是认为原告（反诉被告）的统计金额并不完全，结算的重量也不准确，不能直接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但其并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被告（反诉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对原告（反诉被告）主张被告（反诉原告）截止2014年12月31日尚欠原告（反诉被告）163，907，665.94元货款的主张，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对于“金星地平线”和“太平洋之星”的收货明细情况，被告（反诉原告）对已向原告（反诉被告）开具了97，023，474.9元的发票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认可。被告（反诉原告）对原告（反诉被告）提出的通过“金星地平线”和“太平洋之星”收到货物的价值为126，578，876.53元不认可，认为原告（反诉被告）存在少算的情况，但其同样未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故对其该抗辩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故对原告（反诉被告）认为被告（反诉原告）上尚有29，555，402.63元的增值税发票未出具的主张，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但该金额的煤炭确是被告（反诉原告）已向原告（反诉被告）发出，故该部分款项应在163，907，665.94元的货款中予以品迭。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的规定，原告（反诉被告）将91，556，944.11元债权转让给了三家公司，且通知了被告（反诉原告），故该债权转让行为生效。该转让债权应当在163，907，665.94元货款中品迭。被告（反诉原告）主张双方与内江市博威新宇化工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抵抹协议》中的19，094，194.23元应当从货款中予以品迭，但从其于2014年7月30日向内江市博威新宇化工有限公司发出的《对账函》来看，该协议应当是在2014年7月30日前签订，被告（反诉原告）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该笔金额未在双方于2014年8月的《对账函》中品迭，故对其该项抗辩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同时，对被告（反诉原告）提出的内江市博威新宇化工有限公司欠其218，734.1元的款项应在本案中予以品迭的主张，因原告（反诉被告）不予认可，被告（反诉原告）也无法证明该款项与本案的关联性，故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被告（反诉原告）应向内江市博威新宇化工有限公司主张权利。故被告（反诉原告）欠原告（反诉被告）的货款金额为42，795，319.2元。原告（反诉被告）主张被告（反诉原告）支付资金占用费的主张应予支持，从原告（反诉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主张权利之日即2015年2月5日起开始计算。关于增值税部分，被告（反诉原告）对已向原告（反诉被告）出具的发票金额及未出具所有的增值税发票无异议，故对原告（反诉被告）请求被告（反诉原告）出具29，555，402.63元的增值税发票的主张，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焦点三，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于2014年5月2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明确载明：“1.由于博宇信用证迟开，造成海船“大荣”滞期，博宇承担滞期费30.8万美元；2.由于博宇在宁波港未能及时缴纳减载焦煤进口增值税，江苏华港代其垫付收取利息70，465元；3.由于博宇在如皋港进口增值税规定完税时间内未及时缴纳产生滞纳金67，170.26元”，2014年6月4日，原告（反诉被告）向被告（反诉原告）出具《关于销售“大荣”轮焦煤及发运事宜的函》，载明：“贵司先后组织发运了部分船只货物到我司连界，但由于我司水路运输资金没能到位，发运被迫搁置，目前仍有3条船只（VENUSHORIZON金星地平线；PACSTAR太平洋之星；GREATGLORY大荣）的货物还未发运至我司连界”，原告（反诉被告）在双方的合同关系中，存在违约行为，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根据双方买卖合同的约定，如果买方不履行本协议规定的相应职责而给卖方造成损失，那么卖方有权要求买方赔偿全部损失及其他经济损失。被告（反诉原告）有权要求原告（反诉被告）赔偿全部损失及其他经济损失。关于滞纳金、滞期费、垫付利息部分，根据2014年5月28日《补充协议》的约定，原告（反诉被告）应承担的费用包括滞期费2，740，848.88元、华港收取的垫付利息101，138.41元、滞纳金96，409.47元，合计2，938，396.76元。原告（反诉被告）提出该金额已包含在2014年8月的《对账函》中的金额，但根据《补充协议》中“博宇已直接对外支付利息70，465元与滞纳金67，170.26元，尚能在收到相应票据后将调低尚能对博宇的应收账款金额”的约定以及手写“2014年8月记106#已冲抵尚能对博宇的应收款”的表述可以看出，除直接对外支付的部分利息和滞纳金以外，其余金额并没有冲抵，故原告（反诉被告）的该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关于堆存费部分，该堆存费用系因双方国内买卖合同关系产生，而非代理进口协议，故原告（反诉被告）认为其不应承担货物所产生的所有费用的主张均不能成立。《关于销售“大荣”轮焦煤及发运事宜的函》载明因原告（反诉被告）原因导致货物长期堆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对方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被告（反诉原告）提出由原告（反诉被告）承担已支付的3，215，948.41元的超期堆存费的主张，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大荣”号折价损失部分，根据2014年6月4日《关于销售“大荣”轮焦煤及发运事宜的函》的记载，原告（反诉被告）同意被告（反诉原告）对外销售“大荣”轮的澳洲焦煤3万吨左右，最终销售价格与原协议价格之间的折价损失由原告（反诉被告）负责。被告（反诉原告）根据双方来往函件，将36，511.07吨澳洲焦煤以770元／吨的价格卖给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交易习惯，3万吨左右应在±10%之间。也就是说，在双方达成的对外销售澳洲焦煤的共识中，原告（反诉被告）愿意承担折价损失的吨数最多为33，000吨。被告（反诉原告）超出该范围内的折价损失不应由原告（反诉被告）承担。故原告（反诉被告）应承担的3万吨左右澳洲焦煤的折价损失为：（1，182元／吨-770元／吨）×33，000吨=13，596，000元。双方通过《关于销售“大荣”轮焦煤及发运事宜的函》达成被告（反诉原告）可以对外出售3万吨左右焦煤的一致意见，但出售3万吨左右焦煤的货款首要用于发运所有还未发运至原告（反诉被告）连界的进口煤运输费用支出，以保证所有剩余进口煤能全部顺利发运至连界。但被告（反诉原告）未将该笔货款用于发运剩余货物给原告（反诉被告），被告（反诉原告）提出因原告（反诉被告）进行司法重整并停止了主营业务的经营，其有理由相信原告（反诉被告）出现严重经营困难，故其将剩余4万吨左右的货物低价出售的折价损失应由原告（反诉被告）承担。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八条“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一）经营状况严重恶化；…当事人没有确切证据证明中止履行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第六十九条“当事人依照本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中止履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对方提供适当担保时，应当恢复履行。中止履行后，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即便是原告（反诉被告）出现经营状况严重恶化的情形，被告（反诉原告）也应当是中止履行而不是终止履行，直接将货物出卖给另外的买家。且中止履行应当及时通知原告（反诉被告），而被告（反诉原告）在未举出证据已通知原告（反诉被告）的情况下擅自将剩余货物出卖给其他人的行为，已构成违约，故其要求原告（反诉被告）承担其出售剩余4万吨左右货物的折价损失的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铁路运费部分，双方在《精煤买卖合同》和《喷吹煤买卖合同》中均约定铁路运费由买方承担（已含在基准单价中），该基准单价根据如皋港CIQ的品质证书检测值进行质量减价后的价格为双方当批货物的结算价。该买卖合同中并未约定原告（反诉被告）需承担铁路运费上调的部分。现被告（反诉原告）根据情势变更原则请求原告（反诉被告）承担铁路运费上调部分的金额，属变更合同的内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的规定，铁路运费的上调因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可以预见且属于商业风险的一部分，商业风险属于从事商业活动的固有风险，故被告（反诉原告）以情势变更原则要求原告（反诉被告）承担铁路运费上调部分金额的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故原告（反诉被告）应当给付被告（反诉原告）垫付的各项费用和损失的总金额为19，750，345.17元.双方未就逾期付款约定违约金和违约金的计算方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逾期付款的损失应从被告（反诉原告）向本院提起反诉之日即2015年3月31日起开始计算，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综上，原告（反诉被告）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被告（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反诉原告）重庆尚能矿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四川博宇国际经贸有限责任公司给付货款本金42，795，319.2元及利息（利率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同档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从2015年2月5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二、原告（反诉被告）四川博宇国际经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被告（反诉原告）重庆尚能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给付超期堆存费、滞期费、利息、滞纳金、“大荣”号33，000吨折价损失19，750，345.17元及利息（利率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从2015年3月31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三、被告（反诉原告）重庆尚能矿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四川博宇国际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开具并交付金额为29，555，402.63元的增值税发票；四、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四川博宇国际经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被告（反诉原告）重庆尚能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未按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255，777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39，164元，因本案合并审理，减半收取119，582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425，359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四川博宇国际经贸有限公司负担189，164元，被告（反诉原告）重庆尚能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236，19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锋审 判 员  李清人民陪审员  张萍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日书 记 员  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