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闽01行终4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肖爱卿，女，1942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鸿杰，男，1939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郑文斐，福建福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州市国有房产管理中心，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吉庇路**号。法定代表人夏宁，该中心主任。原审第三人福州市鼓楼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杨桥东路198号。法定代表人黄勉，局长。上诉人肖爱卿、陈鸿杰因诉被上诉人福州市国有房产管理中心国有房产管理行政行为一案，不服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6）闽0102行初19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一审法院查明，原告肖爱卿系福州市鼓楼区塔巷24号（原22号）公房原承租人，原告陈鸿杰系肖爱卿丈夫。2005年11月，鼓楼区塔巷24号公房被原告之子陈晓转让给案外人唐李华。其后案外人唐李华向第三人申请变更为上述公房承租人，第三人于2007年8月1日予以变更。2007年12月1日，该房屋因被纳入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修复项目征迁范围内，办理了退租停租手续，案外人唐李华得到福州市晋安区鹤林新城27幢1805的拆迁安置房一套。2015年，案外人唐李华由于该房屋以及其他犯罪事实，被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5）榕刑终字第3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公私财物，构成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2012年2月，原告肖爱卿曾就该房屋提起民事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福州市人民政府于2013年3月25日发布并于2013年6月1日起施行的《福州市国有公房管理办法》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的国有房产是指房屋产权属国家所有，由市政府授权福州市国有房产管理中心管理经营的房产”以及第四条“福州市国有房产管理中心是本市城区国有房产的主管部门，负责本市城区国有房产的管理经营工作。市房管中心可委托各区房产管理部门或其他房产管理单位对国有房产进行经营管理”规定，对于福州市的国有房产经营管理工作，自2013年6月1日起，由福州市人民政府授权福州市国有房产管理中心负责，福州市国有房产管理中心作为福州市国有房产的出租人可以委托各区房产管理部门进行经营管理。因此，对于本案涉诉公房，福州市国有房产管理中心为主管部门，福州市鼓楼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受其委托进行管理，故福州市国有房产管理中心是本案适格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原告肖爱卿系福州市鼓楼区塔巷24号（原22号）公房原承租人，陈鸿杰系肖爱卿丈夫，与涉案公房租赁关系变更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是适格的原告主体。被告主张陈鸿杰作为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该异议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本案原告夫妇申请被告撤销颁发给案外人唐李华的编号1070810007号塔巷24号（原22号）租折，根据上述规定应当自该公房承租人变更为案外人唐李华之时起六个月内提起诉讼，至迟也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２年内提起诉讼，即于2009年8月1日前。原告主张其于2016年5月25日向福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申请房屋拆迁行政裁决时才得知涉案公房承租人被变更，因此提起本案诉讼并没有超过法定期限。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夫妇作为涉案公房的承租人及使用人，在该公房历经被转让、租赁权被变更、拆迁、安置等重大事项发生，历时近十年，却主张其均不知情，与事实显然不符，且其于2012年2月曾就该房屋权属提起过民事诉讼，至少该时也已知道涉案公房承租人被变更，故原告于2016年7月6日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法定期限且无正当理由，其起诉应予以驳回。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上诉人肖爱卿、陈鸿杰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公房历经被转让，租赁权被变更、拆迁、安置等重大事项发生，历时近十年……其起诉应予以驳回”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首先，本案属于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被上诉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时间为2007年8月1日，上诉人起诉的时间为2016年7月14日，未超过最长20年的诉讼时效。其次，（2015）榕刑终字第33号《刑事判决书》才确认唐李华构成诈骗罪，上诉人作为被害人权利受到侵害。2016年5月通过拆迁裁决上诉人方知编号1070810007号租折承租人被违法修改，上诉人应属2016年5月才知道或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本案无证据表明2016年6月前行政机关已经告知上诉人本案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诉权、期限，故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再次，上诉人并未于2012年2月就该房屋权属提起民事诉讼，（2015）榕刑终字第33号《刑事判决书》中描述“2012年2月，被害人肖爱卿就该套房屋提起民事诉讼”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依据该份刑事判决书草率认定上诉人从2012年2月起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证据不足。最后，假使上诉人2012年2月就该房屋权属提起过民事诉讼，并不代表上诉人就知道有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存在，民事诉讼是唐李华侵权，行政诉讼是被上诉人侵权，所以上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时间不应从2012年2月起算，应从2016年5月起算。二、上诉人的诉请有理有据，理应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上诉人肖爱卿作为福州市鼓楼区塔巷24号房屋的原使用权人，理应得到拆迁安置补偿。被上诉人因唐李华的诈骗而作出错误的具体行政行为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财产权益，使得上诉人没有得到其该有的拆迁安置补偿，现唐李华因此事受到刑事处罚，伪造虚假材料而获得拆迁安置补偿的诈骗行为也已查明，故被上诉人作出的该具体行政行为现应属明显不当，人民法院应判决予以撤销并要求被上诉人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将租折的承租人恢复为原权利人肖爱卿，以此维护上诉人合法的财产权益。请求：1.撤销一审裁定，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福州市国有房产管理中心未提交答辩意见。原审第三人福州市鼓楼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未提交书面意见。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规定：“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唐李华、李玉英犯诈骗罪一案，本院作出的（2015）榕刑终字第33号《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对于该刑事判决所认定的2012年2月肖爱卿就福州市鼓楼区塔巷24号房屋提起民事诉讼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可符合上述规定，认定上诉人至少于2012年2月已经知道涉案公房承租人被变更并无不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的规定，上诉人于2016年7月6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法定期限且无正当理由，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陈学凯审 判 员 王小倩审 判 员 徐 晶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林 华书 记 员 曾 媛附：本裁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