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文中民二终字第2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兼反诉被告）杨黎明，男，汉族，1985年4月9日生，云南省马关县人，中专文化，现住马关县。 委托代理人王华南，云南亮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上诉人（原审原告兼反诉被告）杨黎喜，男，汉族，1988年12月31日生，云南省马关县人，初中文化，现住马关县。 委托代理人杨启献、张权珏，云南杨柏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兼反诉原告）寇官明，男，汉族，1963年1月19日生，云南省马关县人，初中文化，现住马关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兼反诉原告）魏保红，男，彝族，1988年5月14日生，云南省文山市人，大学文化，现住文山市。 二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曾江阳、刘向平，云南恒鑫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上诉人杨黎明、杨黎喜与被上诉人寇官明、魏保红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文山市人民法院（2015）文民二初字第5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9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并于2015年11月12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法庭调查，上诉人杨黎明委托代理人王华南，上诉人杨黎喜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启献、张权珏，被上诉人寇官明、魏保红委托代理人曾江阳、刘向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的本案事实是：原告（反诉被告）杨黎明、杨黎喜于2007年共同出资，在位于文山市电机厂旁的一块土地（面积3047.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文国用（2007）第00069号）上建盖一幢三层半的砖混全框架结构房屋（建筑面积约7000余平方米。因土地使用权证一直未变更为杨黎明，建盖的房屋未办理产权登记。为此，于2014年5月26日，原告（反诉被告）杨黎明、杨黎喜与被告（反诉原告）寇官明、魏保红签订了《委托合同》，约定：杨黎明、杨黎喜（委托人）特别授权寇官明、魏保红（受托人）代为办理上述土地使用权证的变更及房屋产权登记手续，将土地使用权证变更为杨黎明，房屋产权证登记为杨黎明、杨黎喜共同共有。受托人因办理变更土地使用权证及房屋产权登记手续涉及的所有费用均由二人自行垫付。自土地管理部门及房屋管理部门将上述土地使用权证登记的户主变更为杨黎明，房屋产权证登记为杨黎明、杨黎喜，视为受托人已完成委托事务，受托人将房屋产权证交给委托人，与此同时委托人也要共同支付给受托人共计4600000元（包括受托人前期垫付的费用在内，不再另行支付其他任何费用）。鉴于委托人资金困难，受托人同意委托人在取得土地使用证书及房屋产权证书后及时向相关银行办理房屋抵押贷款，并将取得的房屋贷款资金优先支付给受托人所有费用。如因委托人迟延或不积极办理房屋抵押贷款手续，不及时领取房屋贷款，视为委托人违约。委托人除应全额支付受托人报酬外，还应承担受托人报酬4600000元10%的违约责任。被告（反诉原告）寇官明、魏保红于2015年1月23日完成了土地使用权证的变更登记，土地使用权人变更为杨黎明、杨黎喜，于2015年2月12日完成了房屋产权证的办理，房屋由杨黎明、杨黎喜共同共有。原告（反诉被告）杨黎明、杨黎喜于2015年5月4日支付了被告（反诉原告）寇官明、魏保红人民币2400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反诉被告）杨黎明、杨黎喜与被告（反诉原告）寇官明、魏保红签订的《委托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同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被告（反诉原告）寇官明、魏保红按照合同约定完成了委托事务，原告（反诉被告）杨黎明、杨黎喜应按合同约定向受托人寇官明、魏保红支付报酬4600000元，原告（反诉被告）杨黎明、杨黎喜支付了2400000元，剩余报酬2200000元未支付，原告（反诉被告）杨黎明、杨黎喜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应按合同约定支付报酬4600000元10%的违约金460000元。被告（反诉原告）寇官明、魏保红要求原告（反诉被告）杨黎明、杨黎喜支付报酬2200000元及违约金460000元，本院予以支持。原告（反诉被告）杨黎明、杨黎喜要求撤销双方签订的《委托合同》，其提供的证据未能证明被告（反诉原告）寇官明、魏保红是以欺诈方式骗取其签订委托合同，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反诉被告）杨黎明、杨黎喜要求被告（反诉原告）寇官明、魏保红返还已支付的1509510.95元的诉讼请求，原告（反诉被告）杨黎明、杨黎喜在规定期限内未交纳相关诉讼费用，本院不予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杨黎明、杨黎喜的诉讼请求；二、原告（反诉被告）杨黎明、杨黎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被告（反诉原告）寇官明、魏保红报酬2200000元及违约金460000元。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反诉费28080元，减半收取1404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杨黎明、杨黎喜负担。 一审判决送达后，原审原告兼反诉被告杨黎明、杨黎喜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文山市人民法院（2015）文民二初字第549号民事判决；依法撤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委托合同》，并驳回被上诉人的反诉请求；2、依法判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已支付的1509510.95元款项；3、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采信不当，依法应当撤销其判决。1、本案上诉人是因被上诉人故意告知其虚假情况，以致产生重大误解，并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而向人民法院诉求撤销委托合同。本案应该重点查明被上诉人是否存在故意告知虚假情况，上诉人是否是因产生重大误解而签订的委托合同?首先，上诉人为证明其观点，所提交的第二组证据均由相关行政部门调取，完全能证实办理委托事务，被上诉人仅向行政部门缴纳了890489.05元，与当初商谈委托合同之时被上诉人所称的金额出现了巨大差距。双方商谈时被上诉人声称办理房产证十分困难，并一再强调办证需要缴纳的税费为300多万元，再加上其他缴纳到相关行政部门的费用，需要高达400万元的费用才能办下房产证以及土地证过户。继而，双方才于2014年5月26日签订委托合同，约定由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460万元为其办理房产证及土地证过户，由此可见，委托合同约定的460万元当中，有400万左右的费用是要缴纳到相关行政部门的费用，剩余的才是支付给被上诉人的委托费用。其次，上诉人提交的第四组证据视频光碟两张是与第二组证据相关联的，该视频是双方未发生争议时所录取的，在交流过程中，上诉人再次向被上诉人确认商谈初期的相关客观事实，被上诉人也再次十分肯定的回答：“光在你家这个房产证上了嘛，我们是算过账的，当时我们是喊税务局的算过一次，人家就要300多万，因为你家这个太复杂了，这点整去那点要一道，这点整去那点又要一道，变了三道，又是人又是公司。”但是，客观事实却是缴纳到税务部门的实际税费总计661336.05元，在办理完委托事务之后，被上诉人仍然这样十分肯定的回答，那就证明，被上诉人从头到尾都是故意告知上诉人虚假的情况，上诉人因此而产生重大误解认为缴纳费用会很高，才会与被上诉人签订委托费用为460万的合同，显然，该合同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但是，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提交的真实、合法、有效的证据置若罔闻，仅简单的审查双方签订合同的内容，就偏听偏信，采用被上诉人提交的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的证据以致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错误判决，依法应当予以撤销。2、本案涉及的委托事项具有其特殊性，完全不同于普通人之间的委托事项，如这样的委托合同都得到保护，中介机构即无存在的必要性，势必导致相关行政部门无法监管，国家税收大量流失。二、一审程序违法，本案依法应当发回重审。本案涉案金额较高，且双方争议较大，在庭审中，被上诉人又当庭提起反诉，这样复杂的案件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但是，一审法院没有依法转换为普通程序审理该案，程序违法，本案依法应当发回重审。三、上诉人已经向一审法院缴纳了增加诉讼请求的诉讼费用，其诉求应当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以免诉累。四、一审法院支持被上诉人(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实属错误判决，应当予以撤销。被上诉人(反诉原告)故意告知上诉人(反诉被告)虚假情况，以致上诉人(反诉被告)产生重大误解，并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双方签订的委托合不是上诉人(反诉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属可撤销合同，依法应当予以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6条明确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被上诉人(反诉原告)的诉求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上诉人是因被上诉人故意告知其虚假情况，以致产生重大误解，并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提交的真实、合法、有效的证据置若罔闻，仅片面的审查双方签订合同的内容，就偏听偏信，采用被上诉人提交的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的证据以致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错误判决，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为此，特提起上诉，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撤销原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寇官明、魏保红答辩称：一、《委托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经过平等、自愿、充分协商后，就办理涉案土地使用权证的变更与房屋产权登记手续及其相关事宜，于2014年5月26日签订了《委托合同》，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约定。该合同的内容是经过双方反复磋商讨论后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需要强调的是，对于上述委托事务(即土地使用权人的变更与房屋产权证的登记办理)，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任何禁止性或限制性规定。按照民事法律关系中“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基本原则，被上诉人办理该委托事务，并没有任何法律上的障碍，更没有任何“资质”方面的要求。因此，上诉人所谓“本案涉及的委托事项具有其特殊性，完全不同于普通人之间的委托事项”的说法，既没有法律依据，更与基本的法律精神相悖，仅仅是其主观臆想，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二、本案不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上诉人在一审《民事起诉状》中表述的诉请撤销合同的理由是：“两被告以欺诈的方式，……才与其签订委托合同，其行为严重损害了两原告的合法权益”。在二审《民事上诉状》中，其表述的诉请撤销合同的理由则是“重大误解”。这两种理由的法律依据与条件，是有根本区别的。诉请撤销合同的理由的不确定，可以说明，上诉人至今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诉讼方向，也没有搞清楚自己诉讼请求的法律依据在何处。对于重大误解，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是这样规定的，“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一条关于“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之规定，构成“重大误解”的核心在于，因错误认识导致“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就本案而言：一方面，双方签订的《委托合同》第一段中，明确表明了上诉人订立合同的背景，是“因土地使用权证一直未变更为委托人，建盖的房屋未办理产权登记”；其订立合同的目的，是“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变更及房屋产权登记手续”。这就是上诉人签订合同的真实“意思”。另一方面，双方签订的《委托合同》的履行结果，是被上诉人按照合同约定，完成了相关土地使用权证的变更和房屋产权登记手续的办理，这就是“行为的后果”。由此可见，本案中，上诉人签订《委托合同》，其“行为的后果”与“上诉人的意思”之间，是完全一致的，两者之间并没有任何相悖之处。显然，本案根本不存在法律意义上“重大误解”的情形。三、上诉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实际支出情况，与本案无关。双方于2014年5月26签订的《委托合同》第二条明确，“受托人(即被上诉人)因办理变更土地使用权证及房屋产权证登记手续涉及的所有费用均由受托人自行垫付”，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委托人(即上诉人)也要共同支付给受托人共计人民币460万元(包括受托人前期垫付的费用在内，不再另行支付其他任何费用；第九条明确“若受托人办不好上述房屋证件，中途所发生的费用委托人一概不负任何经济责任”。由此可见，一方面，双方约定的委托报酬，是一个包干价，即委托人(上诉人)在受托人(被上诉人)完成委托事务的情况下，委托人应当支付报酬460万元，该报酬金额及其支付，与受托人办理委托事务过程中实际支出的费用金额无关。另一方面，双方签订的委托合同，约定的是一个风险代理关系，即事成之后再付报酬。如果受托人因故无法完成委托事务，因此所发生的一切费用，都要由受托人自行承担。因此，被上诉人完成委托事务过程中的实际支出情况，与本案无关。总之，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律查明事实，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二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在二审审理过程中，经征询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法律事实的意见，上诉人对“与此同时委托人也要共同支付给受托人共计4600000元”有异议，双方在商谈事项中，被上诉人坚称办理该事项十分困难，仅缴纳到相关行政部门的费用都需要400万元左右，因此双方才确定委托费用为460万元，上诉人提交给法庭的证据光碟是在双方没有发生争议的时候，被上诉人对于缴纳的税费300多万元进行过再次的确认，对其他交到相关机关的费用，也就是400万左右，是得到被上诉人的再次确认。 针对上诉人对一审认定法律事实提出的异议，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视频光碟来源不合法，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其余法律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1、本案双方当事人于2014年5月26日签订的委托合同是否属可撤销合同；2、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1509510.95元款项的诉讼请求应否得到支持；3、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委托合同尾款及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应否得到支持。 关于双方当事人于2014年5月26日签订的委托合同是否属可撤销合同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本案中，上诉人为了说明双方签订的合同属于可撤销合同，在一审的理由是两被上诉人以“欺诈的方式”，而到了二审的理由又以“因被上诉人故意告知其虚假情况，以致产生重大误解，并作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即上诉人认为，在签订合同过程中，被上诉人既存在欺诈行为，又存在故意告知虚假情况，导致上诉人产生重大误解的行为。对于欺诈与重大误解的界定，最高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第71条规定“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具体到本案中，被上诉人主观上并没有实施欺诈的故意，也没有通过实施欺诈行为“诱使”上诉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的目的结果就只有办理房屋产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在签订协议时包括被上诉人也并不知道要办成上诉人的委托事项具体要支出多少费用，即对于费用的支付数额双方在签订协议时处于不确定状态，双方签订的协议是在平等、自愿且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的，该协议约定内容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属于合法、有效合同，并不存在导致合同可撤销的情形。 关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1509510.95元款项的诉讼请求应否得到支持的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在提起诉讼时并没有该项诉讼请求，该请求是在庭审过程中增加的，对于该请求，原审法院已在庭审时向上诉人释明，要求上诉人在庭审结束后7日内（2015年7月7日前）补交诉讼费，逾期不交纳，视为放弃该项诉讼请求。但上诉人直至2015年7月24日才补充交纳了18290元诉讼费。根据国务院《诉讼费缴纳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当事人逾期不交纳诉讼费用又未提出司法救助申请，或者申请司法救助未获批准，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限内仍未交纳诉讼费用的，由人民法院依照有关规定处理。”因上诉人没有按法院指定的交款期限交纳诉讼费，上诉人的该诉讼请求应当按照自动撤诉处理。 关于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委托合同尾款及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应否得到支持的问题，如前所述，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委托合同属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根据合同第二条约定“受托人因办理变更土地使用权证及房屋产权证登记手续涉及的所有费用均由受托人自行垫付。自土地管理部门及房屋管理部门将上述土地使用权证登记的户主变更为委托人（法人：杨黎明）、房屋产权证登记为二委托人姓名，视为受托人已完成委托事务，受托人并将房屋产权证交给委托人，与此同时委托人也要共同支付给受托人共计人民币460万元（包括受托人前期垫付的费用在内，不再另行支付其他任何费用）。”经查明，2015年2月12日，被上诉人将办好的土地使用权证及房屋产权证交给上诉人持有，按照合同约定，应视为被上诉人已完成了委托事务，上诉人于2015年5月4日支付给被上诉人240万元，尚欠220万元未支付。 对于违约金问题，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第三条约定“如因委托人迟延或不积极办理房屋抵押贷款手续，不及时领取房屋贷款，视为委托人违约。委托人除应全额支付受托人报酬外，还应承担受托人报酬460万元10%的违约责任。”即适用该条款的前提是“委托人迟延或不积极办理房屋抵押贷款手续，不及时领取房屋贷款”，经查明，上诉人并不存在该情形，且已向银行申请贷款，故不能对上诉人适用该违约条款。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委托合同属合法、有效合同，上诉人请求撤销合同并要求退还已支付款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其应将尾款220万元支付给被上诉人。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但适用法律部分错误，导致实体处理结果部分不当，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文山市人民法院（2015）文民二初字第54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杨黎明、杨黎喜的诉讼请求。 二、撤销文山市人民法院（2015）文民二初字第54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原告（反诉被告）杨黎明、杨黎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被告（反诉原告）寇官明、魏保红报酬2200000元及违约金460000元。 三、上诉人杨黎明、杨黎喜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给被上诉人寇官明、魏保红委托报酬2200000元，二上诉人对此款项承担连带责任。 四、驳回被上诉人寇官明、魏保红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案件受理费28180元，由上诉人杨黎明、杨黎喜承担。一审案件受理费按照一审判决执行，对于上诉人2015年7月24日补交的18290元诉讼费，予以退还。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审判长 熊 祥 审判员 秦永兴 审判员 陆正义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记员 缪松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