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九中民一终字第5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九江县沙河街镇新城社区居委会。法定代表人刘大淼，该居委会主任。委托代理人殷兴昌，男，1955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瑞昌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运明，男，1962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县。法定代理人李某，女，1963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县，系周运明配偶。委托代理人伍园林，江西进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九江县沙河街镇新城社区三组。负责人李勇，该组组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火炎，男，1949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县。委托代理人林炜，九江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上诉人九江县沙河街镇新城社区居委会（以下简称新城社区）因与被上诉人周运明、九江县沙河街镇新城社区三组（以下简称新城三组）、胡火炎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九江县人民法院（2015）九民一初字第1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14年7月25日上午，新城社区党支部书记李中盛因社区篮球架损坏，叫来周运明、胡火炎帮忙维修，在维修的过程中因篮球框脱落伤到周运明，致其急性颅脑损伤（双侧脑疝、左侧额颞叶脑挫残裂伤，左侧额颞顶部少量硕膜下出血、右侧额颞部硬膜外血肿、蛛网膜下腔出血、脑肿胀、右顶骨骨折）。周运明在解放军171医院治疗132天，期间进行过多次手术，由于无力承担治疗费用，现转入九江县人民医院治疗至今。经九江华康司法鉴定所鉴定，周运明伤残程度为一级伤残，后续修补颅骨手术费用为58800元。周运明诉请要求赔偿医疗费329090元、交通费2000元、护理费685840元、住院补助费7300元、营养费14600元、残疾赔偿金48618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69255元、精神抚慰金20000元、司法鉴定费1200元、后续治疗费58800元，合计1674369元。另查，周运明向新城社区借款10万元用作医疗费，周运明的抚养人数为1人，抚养年限为10年。原审认为，对于本案归纳的争议焦点，一、涉案篮球场的所有人、管理人是新城社区还是新城三组。虽然新城社区和新城三组均一再陈述涉案篮球场属新城三组，但无论是周运明提供的证据还是新城社区提供的部分证据，均证明篮球场是新城社区所有。第一，从篮球场的建设项目名称来看，该篮球场显属新城社区所有。九江县工会和九江县沙河街镇人民政府汇款凭证上资金项目名称均是新城社区职工篮球场，而新城社区提供的一份收款收据上也明确篮球场是新城二、三、四小区老年活动中心篮球场。第二，从建设篮球场的建设资金的来源及流向看，该篮球场应属新城社区所有。九江县工会项目建设资金30000元是汇到新城社区，本案篮球场是由新城社区自身及九江县工会部分资金建设而成，新城三组既未出资，也未使用项目资金，无法证明由其建设篮球场。虽然新城篮球场建设施工支出的“白条”上有李勇的签字，但此只能证明新城三组村民李勇或李响亮是篮球场承揽建设施工人而已。第三，从税务查询表上也可看到，就涉案篮球场竣工后工程款支付的税票上，付款人为新城社区，纳税人为李响亮个人，非新城三组。此证据证明篮球场的建设业主为新城社区，李响亮个人作为承包施工人，实际施工建设社区篮球场，施工完成后其向建设业主新城社区收取承包工程款，并向税务机关缴纳相关税费。篮球场实为新城社区所有。第四，新城社区向九江县医保局出具的证明上，也清楚证明涉案篮球场是新城社区的。因此，以上证据均将篮球场建设人、所有人指向新城社区，新城社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并非篮球场所有人和管理人的新城三组不承担赔偿责任。二、本案中周运明、胡火炎与新城社区是帮工关系，而非承揽关系，更与新城三组无任何关系。周运明陈述的事实是由新城社区李忠盛安排周运明和胡火炎义务帮工焊接维修篮球架；而新城社区和新城三组陈述的是新城三组组长李勇委托社区李忠盛将篮球架的维修承揽给胡火炎，然后由胡火炎邀周运明一起维修篮球架。此两个相反的主张，双方均提供了证据，但周运明提的证据明显更有证明力。周运明的证据是一份书证，即：新城社区向九江县医保局出具的证明，证明是由新城社区李忠盛召集胡火炎及周运明义务维修社区篮球架。而新城社区仅提供一份胡火炎签字的《关于周运明同志头部摔伤的事由经过》（以下简称《事由经过》）书面证言。证人证言应由证人出庭作证予以证实，但胡火炎当庭对书面证言提出异议，并且胡火炎的陈述与周运明的陈述一致相互印证。因此，新城社区提供的胡火炎书面证言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不应采信。而且就两份相反证据的本身证明力来看，周运明所提供的书证的证明力也明显高于新城社区提供的书面证言。因此，就本案现有证据来看，周运明与胡火炎的主张更符合常理，证据的支持也更加充分。本案一直是新城社区书记李中盛与胡火炎和周运明接触，而李中盛作为社区书记安排村民义务维修社区篮球架，可以为常人所解。而新城社区及新城三组主张是由新城三组组长李勇委托李中盛将篮球架的维修工程承揽给胡火炎，则完全不符合常理。首先，一般上级为下级安排事务，而不是下级给上级领导安排事务。本案新城社区主张却是作为新城三组组长的李勇给其上级领导社区书记安排委托维修篮球架事务，与一般情理不符；其次，新城三组组长自己不去找本组村民直接安排维修事务，反而去委托社区书记去找本小组村民协商维修事宜，此不是去繁从简，而恰恰是去简从繁实不合常理。三、新城社区依法应对周运明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胡火炎不承担责任，周运明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周运明为新城社区篮球架维修时受伤，其是受新城社区书记李中盛安排维修篮球架，周运明在实施维修活动过程中受伤，新城社区依法应负有赔偿责任。胡火炎在本案中也是义务帮工人，就查明的事实及相关证据，不能证明胡火炎对周运明的损害负有赔偿责任。周运明在实施维修篮球架时，未采取安全措施，未戴安全帽及系安全绳造成自己受伤，存在着一定过错责任，自己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四、周运明各项赔偿费用认定和赔偿责任数额问题。截止2015年3月25日参照2014年江西省交通事故赔偿标准，医疗费329194元，实际核对计算只有329090元，其中外购药品32713元没有医嘱，有些凭证都是收据和白条，对外购药品费用原审法院不予认定。医疗费认定为296377元、交通费2000元、护理费21425元（244天×87.81元/天）、完全依赖护理641020元（20年×32051元/年）、住院伙食补助费4880元（20元/天×244天、营养费9760元（40元/天×244天）、残疾赔偿金合计555435元[（1）20年×24309元/年=486180元;（2）被抚养人生活费13851元/年×10年×1/2=69255元]、精神抚慰金20000元、司法鉴定费1200元、后续治疗费58800元，共计1610897元，原审法院予以认定。关于承担赔偿责任数额问题，周运明在帮工维修新城社区篮球场过程中，未戴安全帽及系安全绳，违反操作规程，引发了重大摔伤事故自身具有过失，可以减轻新城社区的赔偿责任。根据本案的案情，新城社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酌定为周运明全部损失的80%，周运明要求赔偿义务人对其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即新城社区应赔偿医疗费、护理费、完全依赖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伤残赔偿金、后续治疗费、鉴定费共计1288717.6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新城社区赔偿周运明各项损失1288717.60元，除去其已支付的100000元，还应支付1188717.60元，上述款项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付清。二、驳回周运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869元，由新城社区承担15895.2元，周运明承担3973.80元。宣判后，上诉人新城社区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法院确定的案由不适格。原审法院将本案案由定为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这是最高人民法院所确定案由中的一类，不是一个案由。最高人民法院在新编纂的相关材料中已明确，对于案由名称中出现顿号的部分案由应当根据具体案情，确定相应的案由，不应直接将该案由全部引用，如本案案由应根据侵害的具体人格权益来确定相应的案由。2、涉案篮球场的所有人、管理人是新城三组为了加强辖区的文化体育设施建设，新城社区一直以社区的名义向相关部门、单位要求帮忙建设。经多方联系，九江县总工会予以帮助，是以兴建新城社区职工篮球场的名义，在2013年1月汇款30000元，该款最终用于新城三组的篮球场建设。虽然九江县总工会的款项是汇给新城社区，也有称之新城社区篮球场的，也有反映是二、三、四组的名义，但篮球场是建在新城三组土地上，由其所有和管理是明确的。新城社区和新城三组都是明知的，新城社区各组以及社区群众都是公认的，新城三组也是确认的，而且在原审已提供相关证据，周运明、胡火炎作为居住在新城三组的人员对此也心知肚明。但原审法院不知出于何种目的，对相关当事方一致确认的事实不予采信，而硬要作出些牵强附会的分析，认定涉案篮球场为新城社区所有。3、李中盛是以新城三组村民的身份，经新城三组组长同意，委托胡火炎加固焊接篮球架。事发时，李中盛确是新城社区的党支部书记，但其也是新城三组的村民。由于李中盛爱好篮球活动，在2014年7月23日晚当其发现篮球架不稳固时，即想到要维修。李中盛告知了新城三组的组长李勇，李勇同意出资焊接加固，李中盛即联系同组胡火炎。胡火炎一直从事电焊业务，涉案篮球场以前的电焊工作，也是委托胡火炎施工，且到新城三组领取了报酬，这次胡火炎照例答应了对篮球架进行焊接加固。这是李中盛联系并委托胡火炎加固篮球架事实的经过，得到了新城三组的认可。而原审判决仅以李中盛具有新城社区辖区党支部书记职务的身份，就认定李中盛是代表新城社区要求胡火炎加固篮球架不符合客观事实，也无充分证据证明。4、胡火炎是承揽加固篮球架，而不是义务帮忙。涉案篮球场以前有关电焊方面的维修工作，也是由胡火炎具体实施，都领取了相应的报酬，从来没有义务帮忙。由于胡火炎是新城三组的村民，每次都是在完成工作以后，由胡火炎提出报酬数额，确定认可后由其出具领条到新城三组领取。这次李中盛委托胡火炎加固篮板，也照例交待了领取报酬的程序，只是由于发生了事故，胡火炎为了推卸责任，而未去领取报酬。事故发生后的2014年7月28日，胡火炎向新城社区几位领导陈述了整个事情的具体经过，并在《事由经过》书面材料上签字认可。新城社区及新城三组都认可了这一事实，只是由于胡火炎的无理由否认，原审法院置多份证据不顾，错误地认定胡火炎是义务帮工。5、原审法院对同类证据的认定采用双重标准。在原审中，周运明提供了新城社区向九江县医保局出具的证明，证明载有“李中盛召集居民胡某及狮子中学老师周运明等三人义务维修社区篮球架”的表述。此证明是周运明亲属打印好后要求新城社区工作人员加盖公章，该人员并不清楚该事情的具体经过，也未向李中盛核实，只认为是向县医保局反映情况，就加盖了公章。同样在原审中，新城社区向原审法院提供了胡火炎签字认可的《事由经过》的书面材料。从材料中胡火炎关于“李中盛叫其维修，交待维修事项和工资结算方式，并带其到实地，一再叮嘱原地焊接不用拆卸焊接一定注意安全，二十五日上午九时许，在社区不知道的情况下，胡火炎打电话给周运明叫其做助手”的陈述不难看出，此二份材料中记载的内容，均与出具材料方在诉讼中所主张的事实相悖，但又确实是各自出具，且对自己在诉讼中的主张不利。显然，应当结合全案其他证据予以正确认定。但原审判决中对新城社区的所谓“证明”则全部采信，而对胡火炎签字认可的书面材料之内容则全部否认。这是原审法院为适合其判决意图而对同类证据采用双重标准。6、胡火炎、周运明是利益相关方，对其主张及陈述应慎重采信。本案实际是一起承揽加工法律关系，胡火炎承揽了涉案篮球场的加固维修工作，其又叫周运明协助。在施工中，由于二人的共同过错，造成周运明的人身伤害。显然，如果二人认可了胡火炎的承揽人身份，则损失应由胡火炎及周运明全部承担，相较其他承担责任的方式，这是二人最不希望的。因此，二人极力否认承揽性质，而强调是义务帮工。这样，则应由受益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又因为新城社区是社区，而新城三组仅是一个组，承担责任的能力明显小于社区。因此，二人置其长期明知的事实而不顾，硬要强调涉案篮球场是新城社区的，而不是新城三组的。而原审法院对这些根本不予考虑，胡火炎、周运明怎么说，原审法院就怎么判，导致极为错误的判决。7、胡火炎同周运明有共同过错，应同样承担过错责任。原审判决认定周运明有过错，自行承担全部经济损失的20%，却认定胡火炎什么责任都没有。暂且不论本案是否承揽关系，胡火炎是电焊工，是负责维修加固的主要人员，而周运明仅是来帮忙的，其一切均听从胡火炎的安排调度，周运明的一切过错胡火炎都具有，而且是胡火炎的过错责任更大。二人的共同过错行为造成了周运明的伤害，周运明自己都承担部分责任，另一共同造成伤害的过错方怎么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胡火炎应对自己的过错行为给周运明造成的损害承担相应的责任。8、周运明的伤残等级应重新鉴定，部分诉请不应支持。周运明持续住院，在治疗尚未结束的情况下进行伤残等级鉴定，不符合评残鉴定的基本要求，其应在治疗基本结束的情况下进行伤残鉴定。在原审审理过程中，周运明尚在住院治疗，当然也无法申请进行重新鉴定。待周运明的治疗基本结束已予出院的情况下，新城社区申请对周运明的伤残等级及护理情况等进行重新鉴定。周运明的部分诉求不符合法律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建立在过错责任原则基础上才承担责任的，本案即使如原审判决所认定的案件性质，也是承担无过错责任，依法不能给付精神损害抚慰金，但原审法院对周运明的诉求基本是照单全准。故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周运明对新城社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周运明答辩称：1、原审法院确定的案由并无不当，新城社区以此作为上诉理由，实属吹毛求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属于人格权纠纷案由的类别，是三级案由，并没有再细分。因此，原审法院确定的本案案由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的案由规定，新城社区以此作为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况且案由的确定，并不影响本案事实的确认和适用法律。2、涉案篮球场的所有人、管理人均是新城社区，而不是新城三组，原审认定的责任主体正确。首先，从资金的来源看，是由相关单位（九江县工会）直接拨付给新城社区；其次，从九江县沙河街镇财政所的报帐单据上看也是由新城社区报销相关费用；第三、无论是拨款单位的拨款项目名称，还是新城社区报帐单据上均是载明新城社区职工篮球场；第四，从税务部门调取的发票中标明的付款方也是新城社区，李响亮是收款人，说明发包方是新城社区。因此，原审法院认定该篮球场的所有人、管理人为新城社区符合客观事实。3、新城社区支部书记李中盛是维修篮球架的召集者，是履行职务行为，作为受益人新城社区应当承担责任。维修篮球架是由村支部书记李中盛组织的，当时维修时李中盛也在场。新城社区认为李中盛是作为新城三组的村民邀请胡火炎和周运明与常理相悖。李中盛作为社区书记，代表社区安排人员维修符合其身份，但由小组长安排其找人维修小组的财产，与常理相悖。显然，本案中新城三组是有意将责任包揽，其目的很明显，即便是法院判决其承担责任，最后也无法执行。4、胡火炎与新城社区不是承揽关系。胡火炎是受新城社区书记李中盛邀请来义务维修。尽管胡火炎在事由经过上签字，但这份说明是新城社区的工作人员事先写好的，胡火炎本人视力不好，在没有阅读的情形下就签字，不是其真实意愿的表示，新城社区的行为本身就是诱导胡火炎作出违背自己意愿的表示的。而且新城社区没有证据证明胡火炎己经领取了相应的报酬。相比之下，新城社区出具的证明更具有证明力。因此，胡火炎并不是召集人和承揽人。5、新城社区在二审中要求重新鉴定，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在原审诉讼中，新城社区没有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也未对鉴定提出异议，在二审中提出鉴定要求，是对权利的滥用，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不应允许。综上，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新城三组口头答辩称，涉案篮球场是建在新城三组的土地上的。被上诉人胡火炎答辩称：1、原审法院以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作为本案案由，符合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第一部分人格权纠纷第1条案由就明确是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原审法院根据本案案情确定本案案由为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符合法律规定，而且在目前九江法院审判类似案件实践中一贯采取的是大案由，即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而未具体确定是生命权还是身体权或健康权。就本案来看，也涉及到周运明的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并不仅仅是其中的某一项权利。因此，原审法院以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作为本案案由，符合法律规定。新城社区主张案由不适格，其依据仅仅是“最高人民法院在新编纂的相关材料”，而非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或司法解释，其主张明显无法律依据。2、原审判决认定涉案篮球场的所有人、管理人是新城社区正确，新城社区认为涉案篮球场的所有人、管理人是新城三组毫无依据。虽然新城社区和新城三组均一再陈述涉案篮球场属新城三组，但无论原审中周运明提供的证据，还是新城社区提供的部分证据，均证明篮球场是新城社区所有。首先，从篮球场的建设项目名称来看，该篮球场显属新城社区所有。九江县工会和九江县沙河街镇人民政府汇款凭证上资金项目名称均是新城社区居委会职工篮球场，而新城社区自己提供的一份收款收据上也明确篮球场是新城二、三、四小区老年活动中心篮球场。其次，从建设篮球场的建设资金的来源及流向来看，该篮球场应属新城社区所有。九江县工会项目建设资金30000元是汇到新城社区，九江县沙河街镇人民政府项目资金也是汇到新城社区。因此，本案篮球场是由新城社区自身和九江县工会及九江县沙河街镇人民政府补助部分资金建设而成，新城三组既未出资，也未使用项目资金，无法证明由其建设篮球场。虽然新城社区提供的篮球场建设施工支出的“白条”上有李勇的签字，但此只能证明新城三组村民李勇或李响亮仅仅是篮球场承揽建设施工人而已。第三，从税务查询表上也看到，就本案篮球场竣工后工程款支付的税票上，付款人为新城社区，纳税人为李响亮个人（非新城三组）。此证据证明篮球场的建设业主为新城社区，李响亮个人作为承包施工人，实际施工建设新城社区篮球场，施工完成后其向建设业主新城社区收取承包工程款，并向税务机关缴纳相关税费，即篮球场实为新城社区所有。第四，新城社区向九江县医保局出具的证明上，也清楚证明涉事的篮球场是新城社区的。第五，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新城三组就篮球场有过出资和建设，而且在原审法庭调查中，新城三组对合议庭就篮球场建设资金的出资和使用情况的询问，无法作出明确回答。众多书证均充分证明涉案篮球场根本不是新城三组所有，新城三组与本案没有关联。新城社区为摆脱责任，认为涉案篮球场所有人、管理人是新城三组，除了串通新城三组组长李勇作虚假陈述外，毫无充分有效的证据，其主张不能成立。3、本案中，胡火炎与新城社区是帮工关系，而非承揽关系，更与新城三组无任何关系。新城社区认为是李中盛以新城三组村民的身份经三组组长同意委托胡火炎承揽加固篮球场，其主张毫无依据。周运明和胡火炎均陈述是由新城社区李中盛书记安排二人义务帮工焊接维修篮球架；而新城社区和新城三组陈述的是新城三组组长李勇委托社区李中盛将篮球架的维修承揽给胡火炎，然后由胡火炎邀周运明一起维修篮球架。此两个相反的主张，双方均提供了证据，但周运明一方提供的证据明显更有证明力。首先，周运明的证据是一份书证，即新城社区自己向九江县医保局出具的证明，证明是由新城社区李中盛书记召集胡火炎及周运明义务维修社区篮球架。而新城社区仅提供一份胡火炎签字的《事由经过》的书面证言，此书面证言不具有真实性。该书面证言是社区打印好后，在李中盛诱导下胡火炎未知材料内容的情况下签字，胡火炎的签字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胡火炎已提供了九江县中医院的门诊病历和疾病诊断书，证明胡火炎患有老年性白内障，左眼视力0.1、右眼视力0.15，证实胡火炎是在未看清材料内容的情况下签字的。其次，此书面证言不具有合法性。社区不具有司法调查权，其无权要求胡火炎出具书面证言，其社区调查取得的书面证言不具有合法性。第三，证人证言应由证人出庭作证予以证实，但胡火炎当庭对书面证言提出异议，并且胡火炎的陈述与周运明的陈述一致，相互印证。因此，新城社区提供的胡火炎书面证言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不应采信。而且就两份相反证据的本身证明力来看，周运明所提供的书证的证明力也明显高于新城社区提供的书面证言。因此，就本案现有证据来看，周运明与胡火炎的主张，证据的支持更加充分。原审判决采信新城社区自己向九江县医保局出具的证明合理、合法。新城社区认为原审法院对同类证据采用双重标准毫无依据。从逻辑和常理上看，周运明与胡火炎的主张更符合一般性的逻辑和常理。本案一直是社区书记李中盛与胡火炎和周运明接触，而李中盛作为社区书记，安排村民义务维修社区篮球架，可以为常人所理解。而新城社区及新城三组主张是由新城三组组长李勇委托社区书记李中盛将篮球架的维修工程承揽给胡火炎，则完全不符合常理。一般逻辑是上级给下级安排事务，而不是下级给上级领导安排事务。本案新城社区主张却是作为小组组长的李勇给其上级领导社区书记安排委托维修篮球架事务，与一般情理不符。新城三组组长自己不去找本组村民直接安排维修事务，反而去委托社区书记去找本组村民协商承揽事宜，此不是去繁从简，而恰恰是去简从繁，实不合常理。4、胡火炎没有过错，原审认定胡火炎责任完全正确。首先，胡火炎与新城社区之间是帮工关系，且胡火炎与周运明同为帮工人，周运明在实施帮工行为受伤，依法只能由被帮工人新城社区承担责任。其次，胡火炎仅是一名电焊工，而不是篮球架专业维修工，周运明是在拆卸篮球架过程中摔倒受伤与电焊专业之间无任何关联。胡火炎对于周运明受伤无任何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因此，胡火炎没有过错，依法对周运明的损害后果不承担赔偿责任，原审判决正确，新城社区企图要求胡火炎分担其责任毫无道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本院二审查明，涉案篮球架维修前，李中盛曾带着胡火炎查看了篮球架，并交代维修方式和安全注意事项。2014年7月25日，胡火炎和周运明维修篮球架时，李中盛中途曾去过篮球场。二审诉讼中，新城社区就涉案篮球场篮球架维修的事实申请事故发生时时任新城社区党支部书记李中盛出庭作证，李中盛陈述：“2014年7月23日前，我发现篮板裂了，因为球场的所有权是新城三组的，我跟组长李勇讲，篮板需要维修，李勇说让我去找人维修，我就找了本组的胡火炎。7月23日，胡火炎去维修，我也过去了，我看到他和周运明在卸篮球框，他们各站人字梯两边，篮板下滑，周运明从人字梯上滑到地上受伤。我也跟胡火炎说过要付报酬。”另外，新城社区提供其12个村民小组组长签名的证明，用于证明涉案篮球场属新城三组所有。经质证，周运明认为，篮球架维修是在2014年7月25日，李中盛的证言漏掉了一个事实，即7月20日李中盛曾带着胡火炎查看了篮球架后，返回的路上在九江县审计局附近碰到了周运明和其妻子，李中盛告诉胡火炎和周运明说要他们维修篮球架；李中盛曾是新城社区的书记，与新城社区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是新证据，且李中盛旁听了本案原审庭审，其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新城社区提供的证明不属于新证据，该12人身份不清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且小组组长系社区任命的，与新城社区有利害关系。新城三组对上述证据无异议。胡火炎的质证意见与周运明同。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认为，民事案件的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所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本案中，通过对周运明提起本案诉讼时主张的诉讼理由的内容进行审查，表明周运明是在维修涉案篮球场的篮球架时受伤，其以篮球场的所有人或管理人损害了其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为由，要求篮球场的所有人或管理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因此，本案审理的法律关系应为人格权法律关系，而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即在人格权法律关系项下，故原审以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纠纷作为本案案由，并在该法律关系项下对本案进行审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新城社区认为本案案由错误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审及二审诉讼中，新城社区和新城三组均认为涉案篮球场属新城三组所有，新城社区并非赔偿义务人，而周运明和胡火炎则称涉案篮球架即为新城社区所有和管理，因此，确定涉案篮球场的所有人或管理人是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围绕该争议焦点，原审法院从涉案篮球场的建设项目名称、建设资金来源、建设资金流向、建设工程款税费缴纳并结合新城社区向九江县医保局出具的证明等多维度进行了详细阐述，且认定事实所依据的证据之间能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涉案篮球场由新城社区出资和建设，其所有人即为新城社区。同时，李中盛发现篮球架有损坏后，由其与胡火炎商议维修事宜，胡火炎也是应李中盛的邀请应允维修，且李中盛在维修前曾带胡火炎查看了篮球架，并交代维修方式和安全注意事项，维修过程中李中盛也曾到现场，鉴于李中盛当时的身份，可以认定其是在为新城社区管理事务。二审审理中新城社区申请李中盛出庭作证，李中盛称其发现篮球架损坏后将情况告诉李勇，由李勇委托其找人维修。经审查，新城社区和新城三组均未举证证明李中盛是受李勇之托找人维修，另李中盛曾是新城社区的书记，与新城社区有利害关系，且其旁听了本案原审庭审，故对其证言本院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新城三组执意称涉案篮球场为该小组所有，其应负举证责任，但在原审和二审诉讼中，新城三组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以证明涉案篮球场为其所有和管理。新城社区和新城三组称涉案篮球场建设在新城三组的土地上，故篮球场的所有人应为新城三组。本院经审查认为，涉案篮球场的所有权和管理权与其所占用土地的权属并无必然关联。有鉴于此，原审法院根据相关证据并结合本案事实认定涉案篮球场的所有人和管理人为新城社区理据充足，本院予以确认。新城社区关于其非涉案篮球场的所有人和管理人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周运明、胡火炎与新城社区构成何种关系问题。本案中，新城社区提供胡火炎签名的《事由经过》以证明其与胡火炎系承揽关系。本院经审查认为，胡火炎虽在新城社区提供的《事由经过》上签名，但胡火炎系本案当事人，其在原审和二审诉讼中的陈述均否认了《事由经过》中的相关事实，而胡火炎和周运明关于事发前曾受邀李中盛义务维修篮球架的事实经过的陈述能相互印证，且新城社区向九江县医保局出具的证明也佐证了这一事实。同时，新城社区也未能举证证明周运明维修篮球架收取了相应的报酬。因此，原审依据本案相关事实和证据认定双方构成帮工关系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新城社区称胡火炎与新城社区为承揽关系的上诉理由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周运明伤残情况的鉴定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一般医疗规律，损伤后病理变化经临床治疗后得到完全或部分恢复并维持稳定的时期可视为治疗终结。本案中，周运明因急性颅脑损伤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71医院住院治疗，期间多次手术，后其亲属考虑到治疗费用、护理条件及陪护便利等因素而转入九江县人民医院进行保守治疗符合常理。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71医院的出院诊断和九江华康医学司法鉴定所对周运明的体检所见，周运明术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结合周运明受伤后至申请鉴定的期间及其当前的意识状态，可以认定至伤残鉴定时周运明的伤情已维持稳定及治疗已基本结束。因此，原审法院采信司法鉴定机构的相关鉴定意见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新城社区申请对周运明的伤情进行重新鉴定。本院经审查认为，新城社区在原审诉讼中并未申请重新鉴定，且其在原审及二审诉讼中均未提供相反证据足以推翻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故其二审申请重新鉴定，本院不予准许。同时，鉴于新城社区并未举证证明胡火炎在维修篮球架的过程中具有过错，原审法院以查明的事实及相关证据不能证明胡火炎对周运明的损害具有过错为由认定胡火炎不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原审认定正确，故予以确认。另外，新城社区认为其并无过错，故不应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并不以赔偿义务人具有过错为前提，原审法院根据周运明的伤残等级及本案实际判令新城社区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新城社区关于其不应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新城社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依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理得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398元，由上诉人九江县沙河街镇新城社区居委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尹  强代理审判员 章 康 娜代理审判员 欧阳中学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书 记 员 晏 晨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