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3）沪高民四（海）终字第108号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代表人：张某某。委托代理人：徐剑锋，广东敬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晴霓，上海市袁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自然环保集团（私人）有限公司［NaturalEnvironmentalProtectionGroup（Private）Ltd.］。法定代表人：卢某某。委托代理人：徐捷，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熊志坚，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自然环保集团有限公司（NaturalEnvironmentalProtectionGroupLtd.）。法定代表人：卢某某。委托代理人：徐捷，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熊志坚，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江苏永禄肥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单某某。委托代理人：徐捷，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熊志坚，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上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自然环保集团（私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保私人公司）、自然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江苏永禄肥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禄公司）海上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事法院（2011）沪海法商初字第13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9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4年11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人保上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晴霓、徐剑锋，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徐捷、熊志坚到庭参加了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在一审中共同起诉称：2009年10月30日，环保集团公司与永禄公司签订采购合同，合同约定由环保集团公司向永禄公司采购15000吨PK矿物混合化肥和60000吨氨基酸生物有机化肥，分五批次运输，收货人为环保私人公司。为履行上述采购合同，永禄公司委托案外人上海世威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威公司）办理货物出运事宜。2010年2月18日和22日，“大西洋工程”（“ATLANTICPROJECT”）轮先后在中国锦州港和张家港装载涉案货物，共计15000吨。就上述货物运输，永禄公司向人保上海公司投保了货物运输保险，人保上海公司签发了编号为PYIE201031010XXXXXXXXX和PYIE201031010XXXXXXXXY的货物运输保险单。保险单记载：被保险人为永禄公司，保险金额分别为6428400美元和1607100美元，正面记载承保协会货物保险A条款（以下简称协会A条款），背面印刷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2009）（以下简称2009人保海洋条款）。货物出运后，环保集团公司和环保私人公司通过信用证付款赎单，获得前述正本提单和货物运输保险单，并凭正本提单在卸货港要求提货。然而，承运船舶在未卸货的情况下，逃离斯里兰卡水域，至今未向收货人交货。2010年3月23日、4月21日及之后，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因未能从承运人处收取货物，多次向人保上海公司报案并提出保险索赔，请求人保上海公司赔付遭受的保险标的损失。然而，人保上海公司却以涉案事故“可能属于保单除外条款项下的经济困境”之初步意见为由，至今未予理赔。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认为，涉案保险合同同时承保协会A条款（2009年版）（以下简称2009协会A条款）和2009人保海洋条款，由于船东侵占货物致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失去了对货物的控制和占有，该事故属于上述两保险条款的承保风险，人保上海公司理应赔付。为维护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的合法权益，共同诉请：1、判令人保上海公司向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赔偿编号PYIE201031010XXXXXXXXX的货物运输保险单项下货物损失6428400美元及相应利息损失（自2010年5月21日起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工商银行二年期美元存款利率计算）；2、判令人保上海公司向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赔偿编号PYIE201031010XXXXXXXXY的货物运输保险单项下货物损失1607100美元及相应利息损失（自2010年5月21日起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工商银行二年期美元存款利率计算）；3、判令人保上海公司向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赔偿为减少保险标的损失所发生的费用360603美元及相应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工商银行二年期美元存款利率计算）；4、本案案件受理费及环保集团公司和环保私人公司诉案外人世威公司、涉案船舶所有人玛琳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玛琳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2012）沪海法商初字第105号案］的案件受理费、外交送达翻译费用由人保上海公司承担。人保上海公司在一审中辩称：一、涉案保险合同承保条款的具体内容为人保上海公司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备案的PICCP&CINSTITUTECARGOCLAUSES（A）（以下简称PICC协会A条款），内容同协会A条款（1982年版）（以下简称1982协会A条款），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称本案保险合同同时承保2009协会A条款和2009人保海洋条款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二、本案纠纷应适用英国法，协会A条款第19条规定“本保险受英国法律和惯例调整”，该条款是保险合同双方就本案保险纠纷唯一的、清晰的法律适用条款。三、无论适用何种条款或准据法，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都没有证据证明何种风险造成了何种损失，其索赔没有前提。四、无论适用何种条款或准据法，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诉称的损失如有，也未发生在保险责任期间，人保上海公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五、在英国法下，船东因未收到运费和滞期费而合法留置货物不属于协会A条款承保的风险；即便船东是非法侵占货物，此损失是发生在保险期间终止之后，不属于承保范围；涉案货物即使有损失，也不是由船东非法占有货物的行为造成的，而是被保险人自己未尽施救义务导致。六、在中国法下，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诉称损失亦不属于保险责任赔偿范围。涉案货物系被船东合法留置，不构成海上保险法下的损失；即使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有损失也系其自身错误行为所致，不属于1982协会A条款或2009人保海洋条款承保范围；即使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有损失，亦属于1982协会A条款第4.6条“经济困境”或2009人保海洋条款除外责任中的“发货人责任”范畴；此外，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违反施救义务，人保上海公司亦有权拒赔。七、假定保险责任成立，依据保险合同约定，应按保险金额扣减3%的免赔额。八、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诉称的在斯里兰卡和中国发生的法律费用，不构成施救费用，不属于保险赔偿范围。综上所述，请求驳回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查明：（一）关于运输环节事实2009年10月30日，环保集团公司与江苏新天地氨基酸肥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天地公司）签订采购合同，合同编号NEP／XXX／XXXX／XX／XXXX。合同约定由环保集团公司向新天地公司采购15000吨PK矿物混合化肥和6万吨氨基酸生物有机化肥，分五批次运输，收货人为环保私人公司，单价487美元／吨，贸易术语为CIF斯里兰卡科伦坡港，环保集团公司以信用证方式付款。2010年1月20日，新天地公司作为承租人与案外人世威公司签订了两份租船合同。第一份租船合同约定货物为生物有机化肥12000吨，装货港为锦州港；第二份租船合同约定货物为3000吨矿物混合化肥，装货港为张家港；两份租船合同均约定卸货港为斯里兰卡科伦坡港，运费每吨44美元，付款方式为30％的运费在签订合同后三个银行工作日内支付至世威公司的指定账户，在装货完毕开船前支付40%的运费，其余30%的运费在船到港卸货后付清，滞期费每天20000美元；该租约下发生的任何纠纷应提交上海仲裁，依据中国法律和国际惯例。2010年1月28日，世威公司作为承租人与案外人上海中基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基公司）签订一份租船合同，由世威公司委托中基公司运输15000吨的生物有机化肥，锦州港12000吨、每吨45美元，张家港3000吨、每吨50美元，滞期费每天12500美元。同日，LumarS.A.代表案外人玛琳公司与中基公司签订航次租船合同，约定：玛琳公司向中基公司出租“大西洋工程”轮，船舶先驶往锦州港，再至张家港，装载约15000吨的袋装化肥，运往斯里兰卡科伦坡港，运费每吨40美元，滞期费每天6000美元；运费在签发记载“运费已付”提单时，按照船东以传真出具的运费发票上金额（仅可扣除佣金）全额支付；合同争议适用英国法并在英国伦敦仲裁解决；其他事项适用1994金康租约。玛琳公司系“大西洋工程”轮的船舶所有人。2010年2月18日，新天地公司于锦州港将12000吨氨基酸生物有机化肥交付世威公司，并由后者安排装载于“大西洋工程”轮承运。同年2月22日，新天地公司于张家港将3000吨PK矿物混合化肥交付世威公司，并由后者安排装载于“大西洋工程”轮承运。玛琳公司在收到上述货物后，签署了编号为JXXXXXX和LXXXX的两套正本提单，但因未收到相关运费，没有将该两套正本提单对外交付。2010年1月20日、2月2日、2月11日、3月4日，新天地公司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分别向世威公司支付海运费1352340元人民币、769800元人民币、240000元人民币、793320元人民币，共计支付海运费3155460元人民币。2010年3月4日，因世威公司未交付提单，新天地公司向上海海事法院申请海事强制令。上海海事法院于次日作出（2010）沪海法强字第2号民事裁定和海事强制令，责令世威公司立即向新天地公司交付编号为JXXXXXX和LXXXX的全套正本提单。裁定作出后，世威公司向新天地公司交付了由世威公司作为承运人签发的两套正本提单，其上载明托运人为新天地公司、收货人凭环保私人公司指示、通知方为环保集团公司，装货港分别为锦州港（编号JXXXXXX）和张家港（编号LXXXX），卸货港为斯里兰卡科伦坡港，运费已预付（FREIGHTPREPAID）。此外，提单左上角印有“康金提单1994版”（“CONGENBILL”EDITION1994），右上角印有“与租约并用”（TOBEUSEDWITHCHARTER-PARTIES）。2010年3月11日，江苏省宜兴市工商局发出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新天地公司由原企业名称“江苏新天地氨基酸肥料有限公司”，变更为现企业名称“江苏永禄肥料有限公司”。永禄公司获得上述提单后，将提单转让给了环保集团公司，环保集团公司又将全套提单交付给了环保私人公司。2010年3月9日左右，环保私人公司凭该提单向玛琳公司申请提货，但遭玛琳公司拒绝。2010年3月16日，环保私人公司和永禄公司向斯里兰卡高等法院申请扣押“大西洋工程”轮。该院于次日签发了扣船令。2010年3月17日和18日，玛琳公司通过其在科伦坡港的代理人分别向永禄公司和环保私人公司发出通知，对整船货物（编号LXXXX提单——3000袋化肥、编号JXXXXXX提单——240000袋化肥）行使留置权，直到就上述运输应向船东支付的所有运费、滞期费以及其他相关费用完全支付。2010年3月19日，“大西洋工程”轮载货驶离斯里兰卡水域。2010年3月22日，世威公司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对永禄公司关于涉案航次运费、滞期费的诉讼［（2010）沪海法商初字第230号］；上海海事法院于2011年6月20日判决驳回世威公司的诉讼请求，世威公司和永禄公司均未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2010年3月16日，玛琳公司以未收到运费578216.10美元及装港滞期费74659.18美元为由，依据其与中基公司2010年1月28日签订的租约，向英国伦敦提交仲裁申请，要求中基公司支付上述运费和滞期费。艾伦·奥克利（ALANOAKLEY）先生出任独任仲裁员。同年4月20日，玛琳公司向仲裁庭提出总计为1382485.95美元的索赔请求，该索赔包括未付运费、装货港滞期费和截至2010年4月20日的船舶延误损失，并申请宣誓裁决，要求裁定其已合法地、合理地行使了留置货物的权利，且其有权拍卖货物。同时，玛琳公司申请仲裁庭作出《第一／中间终局仲裁裁决》（FIRST／INTERIMFINALARBITRATIONAWARD），索赔未付运费、装港滞期费以及利息和费用损失652159.15美元。艾伦·奥克利先生于同年5月14日作出仲裁裁决，认定中基公司应向玛琳公司支付运费和滞期费650985.15美元以及相应利息。同年7月8日，玛琳公司向上海海事法院申请承认该仲裁裁决。2011年8月4日，上海海事法院作出（2010）沪海法民认字第1号民事裁定，承认该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2011年8月29日，玛琳公司向上海海事法院申请执行该仲裁裁决［（2011）沪海法执字第213号］。因中基公司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上海海事法院于2012年2月21日终结执行程序。2010年3月24日，玛琳公司获得英国高等法院王座法庭商事庭（以下简称英国商事法庭）的裁定，禁止永禄公司和环保私人公司继续进行除伦敦仲裁之外的其他任何程序。同年3月31日，英国商事法庭作出了进一步裁定：永禄公司和环保私人公司立即停止或撤回包括扣船令在内的所有斯里兰卡司法程序；准许玛琳公司以最优价款出售货物，以确保船舶继续运营。2010年4月28日，玛琳公司就与中基公司一案相同的请求事项对永禄公司和环保私人公司提起伦敦仲裁。同年7月7日，包括艾伦·奥克利先生在内的三人仲裁庭作出缺席仲裁裁决，裁决永禄公司和环保私人公司向玛琳公司支付650985.15美元运费和滞期费以及相应利息。同年8月2日，玛琳公司向武汉海事法院申请承认该仲裁裁决。武汉海事法院认为，玛琳公司所签发的提单没有交付永禄公司和环保私人公司，后者无法了解有关租约及租约仲裁条款并入提单的情况，并入提单的仲裁条款对永禄公司和环保私人公司没有约束力。武汉海事法院还认为，承认该仲裁裁决将显失公平，遂于2012年1月31日作出不予承认该仲裁裁决的民事裁定［（2010）武海法他字第13号］。自2010年3月19日“大西洋工程”轮驶离斯里兰卡水域后，船货去向不明。依据拆船业非政府联盟平台（NGOSHIPBREAKINGPALTFORM）网上公布的信息，2011年8月16日，“大西洋工程”轮在印度阿朗（ALANG，INDIA）被拆解，而玛琳公司最终如何处理涉案货物至今不明。2012年1月10日，环保私人公司和环保集团公司为与世威公司、玛琳公司涉案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诉讼［（2012）沪海法商初字第105号］，并缴纳了案件受理费272638元人民币和外交送达翻译费等10000元人民币。上海海事法院于同年1月11日立案受理。2013年1月29日，上海海事法院对该案公开开庭审理，世威公司和玛琳公司经法院依法传唤均未到庭参加诉讼。该案经缺席审理后，上海海事法院于2013年7月17日作出判决，支持了环保私人公司和环保集团公司的部分诉请，并判令该案案件受理费272638元人民币由世威公司与玛琳公司共同负担。该判决现已生效。另查明，玛琳公司系一家注册在塞浦路斯的单船公司，其船舶管理人为LumarS.A.。中基公司为注册在上海的一家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货运代理（一类），包括从事进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货物运输的无船承运业务；船务信息，货物仓储信息等。世威公司亦为注册在上海的一家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海上、航空、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等。在（2010）沪海法民认字第1号案中，中基公司抗辩与玛琳公司订立租船合同的是注册在香港的中基公司，其未与玛琳公司订立租船合同，但该抗辩被上海海事法院驳回。上海海事法院在该案中查明，中基公司系通过香港的船舶经纪人ISI（HK）-Charter，HongKong与玛琳公司接洽本次业务，并与玛琳公司的代表LumarS.A.订立了租船合同。（二）关于保险环节事实2009年12月29日，香港渣打银行根据环保集团公司的申请开立编号为3780102XXXXX－X跟单信用证，受益人为永禄公司，信用证金额为7305000美元，其中第46B所需单证约定：全套正本清洁已装船海运提单和一份副本记明收货凭环保私人公司指示，备注“运费预付”，通知方环保集团公司；保险凭证／单一式两份，一份副本，保险金额为发票金额110％，空白背书，理赔在斯里兰卡以信用证货币支付，承保协会A条款等。2010年1月30日，人保上海公司签发了编号为PYIE201031010XXXXXXXXX和PYIE201031010XXXXXXXXY的两份货物运输保险单，其中记载：被保险人为永禄公司，保险货物为12000吨和3000吨化肥，保险金额为6428400美元和1607100美元，运输工具为“大西洋工程”轮，分别自中国锦州港和张家港运至斯里兰卡科伦坡港，承保险别打印有协会A条款、协会货物战争险、协会货物罢工险条款，包含转运风险以及包括灭失和／或损坏超过全部货物3%的风险［COVERINGMARINEINSTITUTECARGOCLAUSEA，INSTITUTEWARCLAUSES（CARGO）ANDINSTITUTESTRIKECLAUSESINCULDINGTRANSHIPMENTRISKSINCLUDINGLOSSAND／ORDAMAGEINEXCESSOF3%ONTHEWHOLECONSIGNMENT］。保单正面还记载：保险公司根据被保险人要求，按照本保险单承保险别和背面所载条款与下列特款承保下述货物运输保险，特立本保险单。保单背面为印刷的2009人保海洋条款。2010年2月8日，永禄公司向人保上海公司支付保险费38407.60元人民币。2010年3月23日，环保私人公司通知人保上海公司“大西洋工程”轮在未卸货的情况下逃离斯里兰卡水域。同年4月21日，环保私人公司认为涉案货物已全损，向人保上海公司正式提出保险索赔。2010年7月28日，人保上海公司通过其目的港的保险代理人AS公司致函环保私人公司，其对涉案事故的初步意见为：可能属于保单除外条款项下的“经济困境”（financialdefault），且不认可所称损失属于题述保单承保责任范围，要求环保私人公司尽快进一步提供保险人所要求的信息和文件，以便人保上海公司查明涉案损失是否属于保单责任范围；同时，人保上海公司提请环保私人公司应当如同未投保一般谨慎行事，并采取所有必要措施减少损失并维护人保上海公司在本事宜项下权益。2012年6月13日，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向人保上海公司发出委付通知，将涉案保险货物及相关权益委付给人保上海公司。同年7月3日，人保上海公司书面回复不接受委付通知。另查明，1982协会A条款和2009协会A条款第1条风险（Risks）规定：“本保险承保保险标的物损坏或灭失之一切风险，但不包括下列第4、5、6及7条规定的除外责任。”1982协会A条款除外责任（Exclusions）第4.6条规定：“（本保险概不承保）因船舶的所有人、经理人、承租人或经营人破产或经济困境（也译为财务失信）产生的损失、损害或费用。”（lossdamageorexpensecausedbyinsolvencyorfinancialdefaultoftheownersmanagerscharterersoroperatorsofthevessel.）2009协会A条款除外责任（Exclusions）第4.6条规定：“（本保险概不承保）因船舶的所有人、经理人、承租人或经营人破产或经济困境产生的损失、损害或费用，且被保险人在保险标的装上船舶时知道或在通常业务过程中应该知道，此种破产或经济困境可能阻止航次的正常执行。但本除外责任不适用于保险合同已经转让给根据一个有约束力的合同已经善意购买或同意购买保险标的之人根据本保险合同进行索赔之情形。”（lossdamageorexpensecausedbyinsolvencyorfinancialdefaultoftheownersmanagerscharterersoroperatorsofthevesselwhere，atthetimeofloadingofthesubject-matterinsuredonboardthevessel，theAssuredareaware，orintheordinarycourseofbusinessshouldbeaware，thatsuchinsolvencyorfinancialdefaultcouldpreventthenormalprosecutionofthevoyage.Thisexclusionshallnotapplywherethecontractofinsurancehasbeenassignedtothepartyclaiminghereunderwhohasboughtoragreedtobuythesubject-matterinsuredingoodfaithunderabindingcontract.）1982协会A条款第8.1条规定：“本保险责任始于货物运离保险单载明的地点仓库或储存处所开始运送之时，在通常运送过程中连续……”。1982协会A条款第9条规定：“如果由于被保险人不能控制的情况，运输合同在载明的目的地以外的港口或地点终止，或运送在如同上述第8条规定的交付货物前另行终止，那么本保险也终止，但若迅速通知保险人并在本保险有效时提出继续承保的要求，以受保险人要求的附加保险费的制约为前提，本保险继续有效……”。2009协会A条款第8.1条规定：“除下述第11条另有规定外，本保险责任始于保险标的首次从（在保险合同载明的地点的）仓库或储存处所为开始运送而为立即装入或装上运输车辆或其他运输工具而移动之时，在通常运送过程中连续……”。2009协会A条款第9条规定：“如果由于被保险人不能控制的情况，运输合同在载明的目的地以外的港口或地点终止，或运送在如同上述第8条规定的卸下保险标的前另行终止，那么本保险也终止，除非迅速通知保险人并在本保险有效时提出继续承保的要求，以受保险人要求的附加保险费的制约为前提，本保险继续有效……”。1982协会A条款和2009协会A条款第16条规定：“对可取得赔偿的损失，被保险人及其雇员和代理人有义务：16.1采取为避免或尽量减少此种损失可能是合理的措施，并16.2保证对承运人、保管人或其他第三方追偿的所有权利被适当保护和行使，而保险人负责在可取得赔偿的损失之外补偿被保险人履行这些义务而适当和合理地发生的任何费用。”（toensurethatallrightsagainstcarriers，baileesorotherthirdpartiesareproperlypreservedandexercisedandtheInsurerswill，inadditiontoanylossrecoverablehereunder，reimbursetheAssuredforanychargesproperlyandreasonablyincurredinpursuanceoftheseduties.）1982协会A条款和2009协会A条款第19条为“本保险受英国法律和惯例调整。”（ThisinsuranceissubjecttoEnglishlawandpractice.）一审庭审中，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表示在投保前其即已知晓2009协会A条款，永禄公司在订立保险合同时的意思表示即为投保2009协会A条款。无证据证明人保上海公司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曾向永禄公司提供过1982协会A条款或2009协会A条款的具体内容。人保上海公司于2009年9月18日在中国保监会备案条款中有“PICC协会A条款”，其内容与1982协会A条款一致。2011年10月1日，永禄公司与案外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公司签订编号PYIE201132020000XXXXXX货物运输保险单，保单记载：承保险别为2009协会A条款［INSTITUTECARGOCLAUSES（A）2009），免赔：被保货物总额的5%（DEDUCTIBLE：5%OFTHESUMINSUREDOFTHEWHOLECONSIGNMENT）。各方当事人均确认，2009协会A条款于2009年1月1日由英国联合货物保险委员会拟定并于同年1月在伦敦保险市场开始使用。一审法院认为：环保私人公司系注册在斯里兰卡的企业，环保集团公司系注册在中国香港的企业，本案保险合同承保从中国港口至斯里兰卡科伦坡港的海上货物运输风险，因此本案系具有涉外和涉港因素的海上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存在以下争议焦点：一、本案准据法为中国法还是英国法；二、本案保险合同的承保险别如何确定，是1982协会A条款，还是2009协会A条款，或者是同时适用2009协会A条款与2009人保海洋条款；三、船舶所有人留置占有货物是否构成涉案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事故；四、如争议焦点三构成保险事故，该保险事故是否发生在保险责任期间；五、保险人能否依据协会A条款第4.6条免责；六、保险索赔权利和货物损失情况；七、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是否尽到减损义务，如未尽减损义务，保险人是否有权据此免除赔偿责任；八、保险人是否享有货物总价3%的免赔额，该免赔额是相对免赔额还是绝对免赔额。争议焦点一：关于本案的准据法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共同主张，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从未以明示的方式就涉案应适用的法律作出选择，而与本案纠纷具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是中国，故本案应适用中国法。人保上海公司则主张，保险合同明确约定适用协会A条款，而协会A条款第19条（无论是1982协会A条款还是2009协会A条款）规定“本保险受英国法律和惯例调整”，因此本案准据法应为英国法。一审法院认为，我国法律允许涉外案件的当事人按意思自治原则选择准据法，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于当事人选择法律适用的意思表示方式均规定应以明示的方式。本案各方当事人虽然对涉案承保险别究竟适用1982协会A条款还是2009协会A条款存在争议，但这两个版本有关第19条规定的内容一致，故适用哪个版本对法律适用问题并无影响。因此，在此需要讨论的是协会A条款第19条能否被认为是本案保险合同当事人明示选择的法律适用条款。所谓“明示选择”是指合同当事人以文字或者言词明确作出选择合同准据法的意思表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第二百二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保险人对于格式保险条款负有在保险单证中载明和说明义务。本案情形是永禄公司和人保上海公司在缔结保险合同时约定合同的承保险别为协会A条款，其第19条内容为“本保险受英国法律和惯例调整”，但协会A条款的具体内容并未被载入双方的保险单中。在通常情况下，保险合同当事人在保险单的“承保险别”一栏选择协会A条款，其意思表示应仅是当事人对于险种及相对应的保险责任范围的约定，而非针对法律适用。涉案协会A条款本应由人保上海公司在向永禄公司交付保险单时一并提供给永禄公司。但事实是人保上海公司从未向永禄公司提供协会A条款的具体内容，在没有证据证明人保上海公司已向永禄公司即投保人就第19条内容尽到了法定说明义务情况下，无法推定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已知晓该第19条内容及其法律后果。此种通过并入某个格式条款进而并入该格式条款中某一法律适用条文的方式，不足以被认定为当事人对法律适用作出的明示选择。在协会A条款的第19条不能被认定为当事人明示选择的法律适用条款情况下，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未选择合同争议适用的法律的，应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因保险人即人保上海公司所在地在中国内地，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保险合同，适用保险人住所地法”。因此处理本案争议的准据法应为与之具有最密切联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当然，一审法院也注意到，从协会货物条款的形成和发展历史来看，英国法律和惯例系协会A条款的有机组成部分，参考英国法律和惯例去解释协会A条款的涵义，有利于准确判定协会A条款下的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因此，一审法院在当事人对协会A条款有关条款的理解上存在争议时，会适当参考英国成文法和判例的相关规定。争议焦点二：关于承保险别的确定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共同主张，人保上海公司在其签发的保险单正面明示其按照保险单承保险别和背面所载条款承保，因此，人保上海公司就涉案货物运输应按协会A条款和2009人保海洋条款承保风险。涉案保险单所记载的承保险别协会A条款与2009协会A条款名称相对应，涉案投保和承保时间也均表明保险单记载的协会A条款指向的是2009协会A条款。人保上海公司则主张，保险合同约定的承保险别为协会A条款，具体条款为保险人在中国保监会备案的PICC协会A条款（其内容同1982协会A条款），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主张本案保险合同同时承保2009协会A条款和2009人保海洋条款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如保险合同适用的协会A条款版本、内容不明确的，则应适用人保上海公司在中国保监会备案的条款。一审法院认为，涉案保险单首部载明“按照本保险单承保险别和背面所载条款与下列特款承保下述货物运输险”，背面附有2009人保海洋条款，内容包含了平安险、水渍险和一切险三种险别。但是，涉案保险单正面承保险别中并无任何指向2009人保海洋条款下某一具体险别的记载。如投保人和保险人合意承保2009人保海洋条款下的某一险别，必会将该特定险别记载于保单正面承保险别栏，否则无以确定具体险别。结合本案情形，涉案保险单首部之所以载有“按照本保险单承保险别和背面所载条款与下列特款承保下述货物运输险”这段文字，应是人保上海公司在承保协会A条款时，仍使用了2009人保海洋条款的制式保单，却未对制式保单上事先印制的文字作相应的调整和修改。保险单背面印制的2009人保海洋条款与正面打印的协会A条款是相互独立、自成体系的保险条款，不具有同时适用的条件，人保上海公司在选用制式保单时所犯的疏失并不构成保险合同双方就承保2009人保海洋条款达成合意。由于打印条款比事先印制条款更能体现合同当事人的缔约本意，依据“打印条款效力优于印刷条款效力”这一原则，本案中保险合同双方约定的主险别应当为协会A条款而非保险单背面印制的2009人保海洋条款。保险单背面条款并非涉案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在本案中并无法律意义。一审法院对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关于本案保险合同同时承保2009人保海洋条款的主张不予采纳。关于协会A条款的版本问题。涉案保险单于2010年1月30日签发，当时保险市场上存在1982和2009两个版本的协会A条款，但人保上海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上仅记载协会A条款，没有标注年份，这导致了保险合同双方对保险合同所适用的协会A条款的版本存在严重分歧。一审法院认为，确定涉案保险条款的首要依据应是保险合同当事人在订立保险合同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人保上海公司表示其在接受永禄公司投保时的真实意思是承保1982协会A条款，并提供了其在中国保监会备案的PICC协会A条款，其内容与1982协会A条款一致，但是上述证据并不能排除永禄公司投保时意欲投保2009协会A条款的可能性。人保上海公司作为具有专业优势和制作签发保险单证一方，在订立涉案保险合同过程中，理应知道双方所约定的保险条款名称存在两个以上版本，其有义务提醒投保人注意存在两种版本的协会A条款，并要求投保人对版本予以进一步明确。相信如果人保上海公司当时告知投保人存在两种版本的协会A条款，投保人会选择对被保险人更为有利的2009协会A条款，或者在双方无法达成合意的情况下，转而选择其他保险人进行投保。但事实上，人保上海公司从未告知投保人有两个版本保险条款这一情况，也未要求投保人进一步明确协会A条款的版本。尽管如此，人保上海公司仍可以通过向投保人提供协会A条款的具体条款内容和说明其中条款内容的方式来弥补上述漏洞，但显然人保上海公司亦未尽其保险条款的载明和说明义务。涉案保险条款版本约定不明，与人保上海公司未尽法定义务密切相关，为保护被保险人利益，应由人保上海公司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因此，关于协会A条款的版本问题，一审法院采纳被保险人的主张，即认定本案保险合同的承保险别为2009协会A条款。争议焦点三：船东因行使留置权占有货物是否构成本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事故一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表明涉案的海上运输原先是一个正常履行的运输合同，直至玛琳公司将货物运抵卸货港海域，环保私人公司向玛琳公司主张提货时，情况发生了变化。玛琳公司因未能从承租人中基公司处收到涉案航次的运费和滞期费，在要求环保私人公司支付运费未果，并得知环保私人公司向当地法院申请了扣船令后，遂留置货物并驾船逃逸，致环保私人公司和环保集团公司失去了对货物的控制。玛琳公司因行使留置权占有涉案货物是否构成涉案保险合同项下的承保风险，取决于双方保险条款的约定。双方约定的承保险别为协会A条款，其承保风险范围远大于协会B条款和C条款。2009协会A条款第1条风险条款（RisksClause）规定：“本保险承保保险标的物损坏或灭失之一切风险，但不包括下列第4、5、6及7条规定的除外责任。”可见，协会A条款承保的风险范围系非列明风险，“一切风险减去除外责任”即为该条款的承保风险范围。风险在保险领域系指损失发生的不确定性。如保险标的因某种不确定的因素而遭受损失的，这种因素均可归属于风险。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保险合同的射幸性。本案中，被保险人已按运输合同的约定支付了应支付的运费，并随后取得了运费预付的提单，但由于涉案船舶存在转租的情形，涉案船东因未能从其租船合同的相对人处收取运费留置货物进而载货逃逸，这显然不是永禄公司在投保时能够预见到的，对于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而言这纯属意外，其符合协会A条款中风险的定义。无论是从协会A条款风险条款的措辞，还是从英国《1906海上保险法》第3条对航海与海上危险的定义，都无法得出可将本案情形排除在协会A条款承保风险范围之外的结论。况且，人保上海公司对于在协会A条款下船东非法留置侵占货物属于承保风险这一点并无异议，人保上海公司所提供的约翰·登特先生的法律意见书中也认可这一观点。人保上海公司的抗辩理由在于玛琳公司留置涉案货物系合法行为，而承运人合法留置货物不属于协会A条款的承保风险。一审法院认为，判断是否承保风险范围不应以船东行为的合法性为标准。在被保险人没有任何违约或过错的情况下，船东基于某一法律的特别规定而合法地对被保险人的货物行使留置权，致被保险人丧失对货物的所有权，对被保险人而言，与因天灾或第三人偷盗而丧失货物所有权的情形并无本质区别。船东留置行为的合法性对于保险人向船东追偿可能会存在影响，但不能成为保险人将其排除在承保风险之外的理由。只要保险标的是因不可归责于被保险人的原因而被他人留置，无论这种留置被判定为合法还是不合法，均应属于协会A条款的承保风险。英国的狄龙大法官（LordJusticeDillon）在IntergratedContainerServiceInc诉BritishTradersInsuranceCoLtd［（1984）1Lloyd’sRep154］一案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本保险单承保的是一切险，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将货物被第三方合法变卖这种风险排除在外。不管货物是因留置（依据港口管理规定或司法执行程序）而被合法变卖，还是被非法变卖，原告们实际上都失去了他们的集装箱。”（“Thepolicyisagainstallrisks，andIcanseenoreasonwhytheriskoflawfulsalebyathirdpartyshouldbeexcluded.Theplaintiffseffectivelylosetheircontainerswhetherthesaleislawfulunderalienportregulationsoraprocessofjudicialexecutionorunlawful.”）。如果船东留置货物是由于被保险人怠于履行义务而导致的，则结果将会相反，保险人可以援引协会A条款4.1条被保险人蓄意恶行予以拒赔，但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存在这样的情形。退一步而言，即使按人保上海公司的观点合法留置不属于协会A条款的承保风险，那么在本案中玛琳公司留置货物是否合法？《海商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应当向承运人支付的运费、共同海损分摊、滞期费和承运人为货物垫付的必要费用以及应当向承运人支付的其他费用没有付清，又没有提供适当的担保的，承运人可以在合理的限度内留置其货物。”由此可见，依据《海商法》，承运人合法留置货物需满足两个条件即：1、仅可留置债务人所有的货物（关于对《海商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中的“其货物”的理解，目前司法实践统一的认识是限定为债务人所有的财产）；2、留置的货物价值应相当于债务数额。《海商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不承担在装货港发生的滞期费、亏舱费和其他与装货有关的费用”，除非提单中明确约定上述费用由收货人、提单持有人承担。而本案中，环保集团公司和环保私人公司手中持有的提单为运费预付提单，提单本身并未明确约定提单持有人需对装货港发生的费用承担责任，且无论是玛琳公司和中基公司的租船合同，抑或是永禄公司和世威公司之间的租船合同均未有效并入该提单之中，负有向玛琳公司支付运费和滞期费的债务人是中基公司而非收货人或提单持有人。因此依据我国法律规定，玛琳公司仅能留置中基公司所有的货物，其留置环保集团公司和环保私人公司的货物系不法留置。况且，玛琳公司主张的运费和滞期费为六十余万美元，而其留置的货物总价却高达七百多万美元，远远超过了法律所规定的合理限度。据此，一审法院认为，玛琳公司的留置行为系非法留置，属于协会A条款的承保风险。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无论船东是否合法留置货物均属于协会A条款的承保风险，而本案船东留置货物依据《海商法》系非法留置。被保险人从船方不当留置货物开始，即失去了对涉案货物的占有和控制，此种风险符合协会A条款定义的“风险”，即玛琳公司留置占有货物构成本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事故。在承保协会A条款的情况下，保险人如不愿承保船东留置并侵占货物的此类风险的，为避免争议，应当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将之明确列入保险的除外责任并向投保人明确说明。争议焦点四：保险事故是否发生在保险责任期间人保上海公司主张，依据1982协会A条款第8.1条“本保险责任始于货物运离保险单载明的地点仓库或储存处所开始运送之时，在通常运送过程中连续……”，涉案船舶在2010年3月19日驶离目的港后，此后的运输已非海上保险中的“通常运送过程”，此后的任何损失均不属于保险合同承保范围。或者依据1982协会A条款第9条“如果由于被保险人不能控制的情况，运输合同在载明的目的地以外的港口或地点终止，或运送在如同上述第8条规定的交付货物前另行终止，那么本保险也终止，但若迅速通知保险人并在本保险有效时提出继续承保的要求，以受保险人要求的附加保险费的制约为前提，本保险继续有效”，玛琳公司于2010年3月24日终止租约和提单证明的运输合同，被保险人并未在此时提出继续承保的要求，因此保险也终止，而此时货物并无任何实际损失发生。一审法院认为，本保险合同应适用2009协会A条款，2009协会A条款第8.1条（运送条款）规定：“除下述第11条另有规定外，本保险责任始于保险标的首次从（在保险合同载明的地点的）仓库或储存处所为开始运送而为立即装入或装上运输车辆或其他运输工具而移动之时，在通常运送过程中连续……”。2009协会A条款第9条（运输合同终止条款）规定：“如果由于被保险人不能控制的情况，运输合同在载明的目的地以外的港口或地点终止，或运送在如同上述第8条规定的卸下保险标的前另行终止，那么本保险也终止，除非迅速通知保险人并在本保险有效时提出继续承保的要求，以受保险人要求的附加保险费的制约为前提，本保险继续有效……”。现有证据证明，玛琳公司于2010年3月19日驾船驶离斯里兰卡水域且没有再驶回卸货港科伦坡港。结合2009协会A条款第8.1条、第9条以及英国《1906海上保险法》第45条航程变更（Changeofvoyage）的规定，可以认定从涉案船舶驶离斯里兰卡水域开始，涉案船舶已经改变了航程，该轮不再为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正常运送货物。涉案航程于2010年3月19日终止，涉案保险责任期间也相应终止。但在保险责任期间终止时保险事故是否已经发生？现有证据证明，玛琳公司于2010年3月17日即对涉案货物采取了不当留置，涉案货物于该时间点即发生了占有转移的情形。自此时开始，涉案船舶不再为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运输目的占有货物转而代表为留置目的占有货物，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也在此时失去了对涉案货物的占有和控制。因此，保险事故已于2010年3月17日发生，而船东玛琳公司改变航程始于2010年3月19日晚于2010年3月17日，且玛琳公司改变航程这一行为本身也是涉案保险事故的延续。需要指出，保险事故与保险事故所造成的损失是两个概念。保险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并不一定在保险事故发生后马上就能显现，有时需要经过一段合理时间才能被最终确定。假设玛琳公司在合理时间内将货物完好返还给了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则保险标的可能就没有损失；但如果玛琳公司不予返还并将货物进行了变卖或者货物自此下落不明，则保险标的就可能构成全损。因此，即使等待损失确定的时间超过了保险责任期间，保险人也不能藉此予以拒赔。只要引起损失的保险事故发生于保险责任期间内，保险人仍须对该损失负责。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涉案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责任期间内，对人保上海公司的抗辩主张不予采纳。争议焦点五：保险人能否依据协会A条款第4.6条免责人保上海公司主张，海上保险具有特殊性，协会A条款属于国际通用的保险条款，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作为国际贸易从业人员应当充分了解条款的内容，投保协会A条款也是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在贸易合同中的要求，因此保险人无需向投保人履行提供保险条款和对格式条款的说明义务。而本案船东留置货物的行为即使造成了损失，也属于1982协会A条款4.6条“承运人经济困境”这一除外条款的情形，保险人可援引此条免除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涉案保险合同适用的是2009协会A条款，并非人保上海公司主张的1982协会A条款，而2009协会A条款4.6条规定为“（本保险概不承保）因船舶的所有人、经理人、承租人或经营人破产或经济困境产生的损失、损害或费用，且被保险人在保险标的装上船舶时知道或在通常业务过程中应该知道，此种破产或经济困境可能阻止航次的正常执行。但本除外责任不适用于保险合同已经转让给根据一个有约束力的合同已经善意购买或同意购买保险标的之人根据本保险合同进行索赔之情形。”《保险法》明确规定，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负有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否则不发生法律效力。《保险法》还规定，海上保险适用《海商法》的有关规定，《海商法》未规定的，适用本法的有关规定。因此，在《海商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未免除海上保险的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的情况下，海上保险的保险人依据《保险法》的规定依然负有提供和明确说明免责条款内容的法定义务。在本案中，无证据证明人保上海公司履行了上述义务（人保上海公司甚至未向投保人提供保险条款，否则也不会就条款版本问题发生争议），因此协会A条款中的除外责任在本案中不发生法律效力。其次，人保上海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涉案存在2009协会A条款4.6条中的“承运人经济困境”情形，以及投保人在装船时知道此种情形的存在。一审法院认为，协会A条款4.6条中所指的船舶所有人、承租人、管理人、经营人破产或经济困境，通常应指的是实际履行运输的承运人财务状况严重恶化导致其没有能力继续完成运输，而不是指承运人有能力履行航次但主观上不愿意履行的情形。现有证据表明，留置和占有货物的船舶所有人玛琳公司当时已将货物运抵卸货港所在水域，其并不存在任何财务困境导致无法履行涉案航次的问题。再次，涉案保险合同已经转让给了环保集团公司和环保私人公司，根据2009协会A条款4.6条的规定，保险合同一旦转让给了善意的受让人，即使存在“承运人经济困境”的情形，保险人也不得援引4.6条免责。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人保上海公司援引协会A条款第4.6条除外责任予以免责的抗辩主张，不予采纳。争议焦点六：保险索赔权利和货物损失情况关于保险索赔权利。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的陈述，永禄公司已根据贸易合同取得了涉案货物的对价，并将全套正本提单和保险单转让给了环保集团公司和环保私人公司，永禄公司便不再享有保险合同项下权利，其对涉案货物无保险利益，因此也无权再向人保上海公司索赔。环保集团公司系涉案贸易合同的买方并向永禄公司支付了对价，环保私人公司系贸易合同和运输合同约定的收货人，现环保私人公司和环保集团公司主张共同持有涉案提单和保险单，并共同享有保险合同项下的索赔权利，保险人可向其中任一方赔付。故环保私人公司和环保集团公司的上述主张于法不悖，亦未损害保险人的利益，可予准许。关于货物损失。一审法院认为，涉案货物自2010年3月17日被玛琳公司留置时起，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即失去了对货物的占有和控制。此后货物一直被玛琳公司所控制，即使在英国仲裁庭判定玛琳公司能够获得的运费和滞期费为650985.15美元的情况下，该公司亦没有任何将超出该价值部分的货物返还的意思表示或行动，迄今货物下落和状况仍然不明。依据《海商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的规定：“保险标的发生保险事故后灭失，或者受到严重损坏完全失去原有形体、效用，或者不能再归保险人所拥有的，为实际全损。”由此可见，实际损失并不限于物理形态或功能上的损失，也包括法律或事实上无法回复占有的情形。环保私人公司和环保集团公司自失去对货物的占有和控制迄今已逾三年，在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该批货物目前仍存有价值且环保私人公司和环保集团公司能重新取得对该批货物的占有和控制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货物即保险标的已经实际全损。争议焦点七：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是否尽到减损义务，如未尽减损义务，保险人是否有权据此免除赔偿责任人保上海公司认为，即使涉案货物存在损失，也是因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未如同未保险的人一样谨慎行事、未尽施救义务、未适当履行英国法院的裁决，导致了损失的发生，该损失保险人不予赔偿。一审法院认为，人保上海公司上述抗辩的依据是协会A条款第16条的规定，该条要求被保险人采取合理的措施避免和减少损失的发生。而人保上海公司所称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未采取合理措施，主要是指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没有按照英国商事法庭的命令将其律师事务所帐号提供给玛琳公司，以便玛琳公司对涉案货物进行拍卖，最终导致货物全部失控。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对此的解释是，当时认为斯里兰卡法院已经对涉案船舶发出了扣船令，英国商事法庭对涉案运输纠纷没有管辖权，其命令内容没有合法性和正当性，且认为一旦提供帐号就会被视为其同意玛琳公司留置和拍卖货物，不仅会产生较大损失也有可能成为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故仍希望通过斯里兰卡法律诉讼等途径寻求和挽救货物。一审法院认为，协会A条款、英国《1906海上保险法》，均规定被保险人应尽量避免和减少损失，但在条文表述上采用了“尽量”、“合理”等非强制性的措辞。但何谓“合理”并没有一个法定的客观标准，需要取决于当时的具体情境和被保险人的认知能力。从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角度而言，其本不应承担玛琳公司主张的运费，且其已经在斯里兰卡对玛琳公司启动了司法程序，玛琳公司则是在逃避扣船令后另行在英国商事法庭提出诉讼，而英国商事法庭的命令对其又是不利的，一旦其同意拍卖货物不仅有产生巨额损失的风险（拍卖价格无法预料），也有将来遭保险人拒赔的风险。因此，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主动提供帐号同意拍卖存在巨大风险，在此情况下其未提供帐号是合乎情理的，并无不当。而且，根据英国商事法院的命令，提供帐号并不是玛琳公司拍卖货物的必要条件。即使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不提供帐号，玛琳公司仍然可依据英国商事法院的命令自行拍卖货物，在扣除其主张的所谓运费和滞期费后将剩余款项返还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然而玛琳公司并没有这样做。由此可见，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最终失去对全部货物的控制，并不是其未提供帐号，而是玛琳公司存在不法侵占涉案货物的意图所造成的。根据《海商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被保险人在履行减损义务时应按照保险人通知的要求处理，但前提是被保险人收到了保险人发出的采取防止或减少损失的合理措施的特别通知。涉案保险事故发生后不久，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即将事故情况通知了人保上海公司，但人保上海公司从未指示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应具体采取何种措施避免和减少损失。因此，本案也不存在被保险人没有遵照保险人发出的特别通知行事的情形。此外，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已对玛琳公司等提起了诉讼，保证了人保上海公司对承运人和其他第三方追偿权利的行使。综上，一审法院对人保上海公司关于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未尽减损义务而免除保险人赔偿责任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争议焦点八：保险人是否享有货物总价3%的免赔额一审法院认为，涉案保险合同中有关免赔额的约定“INEXCESSOF3%ONTHEWHOLECONSIGNMENT”为记载在保单正面的打印条款，并非事先印制的格式条款。而在我国保险行业中，“excess”的含义相当与“deductible”即绝对免赔额（相对免赔额为“franchise”）。因此，根据涉案保险单的约定，保险人有权享受货物保险金额3%的绝对免赔额，该免赔额应从人保上海公司赔付的保险金中予以扣除。涉案货物保险金额分别为6428400美元和1607100美元，扣除免赔额后为6235548美元和1558887美元，合计7794435美元。关于环保私人公司和环保集团公司请求保险赔偿金额的利息损失，系人保上海公司未及时赔付保险金而产生的孳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可予准许。《保险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保险人应当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达成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合同对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期限有约定的，保险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本案环保私人公司正式提出保险索赔请求的时间是2010年4月21日，环保私人公司和环保集团公司主张提出索赔申请后的30天即2010年5月21日开始计算利息损失缺乏法律依据。由于保险合同双方未就给付保险金达成协议，综合本案情况，一审法院酌情认为自环保私人公司提出索赔后三个月时间为人保上海公司应给付保险金时间即2010年7月21日较为合理。自2010年7月21日至今已近三年时间，故环保私人公司和环保集团公司主张利率标准按中国工商银行同期美元二年期存款利率计算亦属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环保私人公司和环保集团公司第三项请求有关律师费用，因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真实性、关联性以及合法性，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环保私人公司和环保集团公司因起诉涉案承运人世威公司和玛琳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2012）沪海法商初字第105号案］而支付的案件受理费272638元人民币和外交送达翻译费等1万元人民币系为确保人保上海公司向第三方的追偿权利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符合2009协会A条款第16.2条的规定，该费用应由人保上海公司承担。此外，一审法院还注意到环保私人公司和环保集团公司还另行对涉案运输合同的承运人世威公司和实际承运人玛琳公司提起了诉讼［（2012）沪海法商初字第105号案］，为避免环保私人公司和环保集团公司双重受偿，依据《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即“保险标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是由第三人造成的，被保险人向第三人要求赔偿的权利，自保险人支付赔偿之日起，相应转移给保险人”，环保私人公司和环保集团公司向第三人要求赔偿的权利，自人保上海公司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已支付金额范围内相应转移给人保上海公司。因此，如人保上海公司依照判决向环保私人公司和环保集团公司赔付保险金后，可依法成为（2012）沪海法商初字第105号案中环保私人公司和环保集团公司的权利承受人。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百四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1、人保上海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环保私人公司和环保集团公司赔偿保险金共计7794435美元及相应利息损失（按中国工商银行同期美元二年期存款利率自2010年7月21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2、人保上海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环保私人公司和环保集团公司支付减损费用282638元人民币；3、对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案件受理费309789.46元人民币，由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共同负担19102.96元人民币，人保上海公司负担290686.50元人民币。人保上海公司对以上判决不服，提起上诉认为：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没有适用英国法律和惯例，并武断地认定涉案保险单上的协会A条款系2009年版本，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并导致对本案重要事实的认定错误。（1）本案保险单正面打印承保协会A条款，该条款由英国保险协会制定，其中第19条明确规定“本保险受英国法律和惯例调整”，故本案适用英国法律和惯例应属于保险合同双方的明示选择，一审法院却错误认定本案应适用中国法律。（2）虽然协会A条款有两个版本，但人保上海公司在保监会备案的是PICC协会A条款（内容同1982协会A条款），一审法院推定投保人当初可能会投保对其有利的2009协会A条款，并由此认定本案应适用2009协会A条款，前述推定和认定毫无事实依据。2、一审法院关于涉案货物在保险责任期间内发生全损，且该货损系船东玛琳公司非法留置产生，属于一切险范畴，以及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和永禄公司已尽到减损义务的认定都与事实不符。（1）涉案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期间于2010年3月19日，即运输涉案货物的船舶“大西洋工程”轮驶离目的港之日终止，此后发生的货损（如果有的话）不属于承保范围。（2）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始终不能举证证明涉案货物已经发生全损。（3）船东玛琳公司系因未收到承租人支付的运费而合法留置涉案货物，这种情形属于协会A条款第4.6条规定的除外责任，而非“一切险”的承保风险；涉案贸易的买卖双方永禄公司和环保集团公司系关联公司，买方不享有善意第三人地位，即使本案适用2009协会A条款，也不能适用第4.6条中的但书部分。故无论适用1982协会A条款还是2009协会A条款，前述情形均属于保险人的除外责任。（4）船东玛琳公司在涉案船舶驶离目的港前要求环保私人公司和永禄公司支付运费以取得货物（其后伦敦仲裁也认定玛琳公司有权取得运费和滞期费等费用共计650985.15美元以及相应利息），环保私人公司和永禄公司应当先行支付不足货款金额十分之一的运费以取得货物，再向保险人索赔多支付的费用，但其怠于采取上述减损措施；英国商事法庭裁定船东玛琳公司有权拍卖留置的涉案货物，环保私人公司和永禄公司应当根据法庭的裁定提供银行账号以配合船东玛琳公司拍卖货物，并取回扣除拍卖费用、运费等之后的剩余款项，但因环保私人公司和永禄公司拒绝提供银行账号导致拍卖无法进行。故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未采取合理减损措施而产生的损失不属于保险赔偿范围。据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对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在二审中共同答辩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中国法是本案应当适用的准据法，涉案保险合同承保的是2009协会A条款。（1）在涉案保险合同的缔约过程中，并无证据表明双方当事人以明示方式就涉案纠纷应适用的法律作出过选择，涉案保单无论正反面，都没有关于适用英国法的记载，协会A条款本身并非法律，人保上海公司对投保人也没有尽到说明义务，协会A条款第19条的规定对被保险人无约束力。（2）2009协会A条款于2009年1月1日施行，涉案保险合同缔结于2010年1月，永禄公司当初投保的就是2009协会A条款，至于人保上海公司在保监会备案的情况，对涉案保险合同并无影响。2、涉案事故属于一切险承保的风险，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已经采取了减损措施，因船东玛琳公司的非法留置行为产生的损失，人保上海公司应予赔付。（1）根据“仓至仓条款”的规定，海上货运保险责任期间大于海上运输责任期间，而且“大西洋工程”轮驶离目的港属于船东的违约行为，运输合同并不因此终止。（2）涉案保险合同承保的“一切风险”，并非仅仅指“货损”，现有证据已经证明在保险责任期间内发生了“风险”，被保险人因此受损，故没有必要再证明货物发生了物理形态上的灭失，且涉案货物已明确失踪。（3）船东玛琳公司并未向承租人交付签发的提单，无权收取运费，且欠付运费的也是与玛琳公司有租约的中基公司，玛琳公司对涉案货物的非法留置实属“海上侵占”，被保险人因该违法行为遭受的损失属于“一切险”承保范围。（4）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在涉案保险事故发生后，已经采取了多项合理措施，力图减少损失。如在船东玛琳公司在目的港拒绝交付货物时申请斯里兰卡高等法院出具扣船令、请求武汉海事法院不承认执行伦敦仲裁裁决、及时向人保上海公司报案、于2011年3月在上海海事法院提起针对世威公司和玛琳公司的诉讼等。据此，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人保上海公司在二审中，将一审中提交的证据15、证据16经过公证后，重新提交法院。这两份证据是人保上海公司分别于2010年9月19日、11月16日发送给环保私人公司和环保集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卢某某的电子邮件，卢某某亦是永禄公司的董事。因人保上海公司在一审中没有提交这两封电子邮件的原件，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又否认其真实性，一审法院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没有认可该证据的效力。在9月19日的电子邮件中，人保上海公司将船东玛琳公司的律师发送的关于货物状况良好、愿意通过保险人与货主协商解决未支付的运费问题的邮件作为附件发送，并要求被保险人像没有买过保险一样谨慎行事，考虑船东的提议。在11月16日的电子邮件中，除了重申伦敦仲裁庭的裁决内容和英国商事法庭的裁定内容外，人保上海公司还请被保险人查阅保单（协会A条款）第16条规定，并提醒其有义务“采取为避免或尽量减少‘本保单承保’损失所需的合理措施”。并再次要求被保险人考虑船东的提议，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量减少涉案损失。人保上海公司据此证明，其曾经多次提醒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应当像没有买过保险一样谨慎行事，谨慎处理船东玛琳公司关于协商解决运费纠纷的提议，并要求其尽到减损义务。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共同质证认为，对人保上海公司提交的这两封电子邮件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称没有收到过这两封邮件，同时认为自己已经尽到了减损义务，对人保上海公司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对人保上海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认证认为：公证机关已经对这两封电子邮件进行了公证，且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人保上海公司早在2010年7月28日已经致函环保私人公司，提请其应当如同未投保一般谨慎行事，并采取所有必要措施减少损失并维护人保上海公司的权益，该函内容与这两封电子邮件的内容可以相互印证，故本院对这两封电子邮件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这两份邮件可以证明人保上海公司分别于2010年9月19日、11月16日通过向环保私人公司和环保集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卢某某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提醒被保险人需尽减损义务，谨慎处理船东玛琳公司关于协商解决运费纠纷的提议的事实，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在二审中共同提交了两组证据材料：1、编号为“冀人保财险船电函（2009）50号”的电函复印件，内容为“关于印发《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2009版）》等条款及征订船舶货运险承保单证的通知”，时间为2009年10月10日，落款处为“船舶货运保险部”，但没有加盖公章。据此证明人保上海公司的总公司从2009年10月开始启用2009年版的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原先的版本同时废止。2、英国《1906海上保险法》中文版，认为根据第二十二条规定，当采用格式条款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必须将格式条款载入由其签发的保险单内，否则该格式条款不具有效力。据此证明协会A条款第19条未被载入涉案保单，因此不能适用于本案，即本案不应当根据协会A条款第19条规定而适用英国法律和惯例。人保上海公司质证认为：对这两组证据材料均不予认可。第一份证据材料“电函”从内容上看，仅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向其系统内部发送的，落款处也没有签章，且内容与本案争议没有关联性。关于第二组证据材料，人保上海公司不认同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对英国《1906海上保险法》第二十二条的理解和解释，认为本案应当适用协会A条款第19条，且应当适用英国法。本院对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共同提交的证据材料认证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涉案保单承保的是2009协会条款，人保上海公司上诉认为涉案保单承保的是PICC协会A条款（内容同1982协会A条款），故第一份证据材料“电函”的内容与本案二审争议并无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关于审理本案的准据法，应当依照法院地法，即我国法律予以确定，故本院对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提交英国《1906海上保险法》中文版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在二审中确认，永禄公司在通过信用证结汇时，将背面加盖了空白背书章的保险单与提单一并提交银行，后保险单与提单一并流转到环保集团公司以及环保私人公司处。环保私人公司系环保集团公司的子公司。世威公司根据永禄公司要求签发的涉案提单正面记载：托运人为永禄公司，收货人为“凭环保私人公司指示”，通知方为环保集团公司，目的港为斯里兰卡科伦坡港。但提单背面没有加盖背书章。2010年4月21日，环保私人公司以涉案货物已全损为由向人保上海公司正式提出保险索赔；2010年7月28日，人保上海公司通过其目的港的保险代理人致函环保私人公司，表达了其对涉案事故的初步意见为，即可能属于保险单除外条款项下的“经济困境”（financialdefault），且不认可所称损失属于题述保险单承保责任范围，要求环保私人公司尽快进一步提供保险人所要求的信息和文件，以便人保上海公司查明涉案损失是否属于保险单责任范围，同时提请环保私人公司应当如同未投保一般谨慎行事，并采取所有必要措施减少损失并维护人保上海公司本事宜项下权益；2010年9月19日，人保上海公司发送邮件至环保私人公司和环保集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卢某某，要求被保险人像没有买过保险一样谨慎行事，考虑船东关于协商运费的提议，并将船东玛琳公司的律师发送的关于货物状况良好、愿意通过保险人与货主协商解决未支付的运费问题的邮件作为附件；2010年11月16日，人保上海公司再次发送电子邮件给卢某某，除了重申了伦敦仲裁庭的裁决内容和英国商事法庭的裁定内容外，还请被保险人查阅保险单（协会A条款）第16条规定，并提醒其有义务“采取为避免或尽量减少‘本保单承保’损失所需的合理措施”，并再次要求被保险人考虑船东的提议，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量减少涉案损失。本院认为，本案系具有涉外和涉港因素的海上保险合同纠纷。本案在二审中的主要争议焦点有：本案准据法为中国法还是英国法和惯例；涉案保险合同承保的是PICC协会A条款（内容同1982协会A条款），还是2009协会A条款；船东玛琳公司因未收到承租人欠付的运费、滞期费等费用而留置涉案货物，因此产生的损失属于保险合同承保的“一切险”项下的风险，还是属于保险人的“除外责任”；如果属于“一切险”的承保风险，保险人能否以被保险人未尽到减损义务为由主张减免赔偿责任。关于本案准据法为中国法还是英国法和惯例的问题。人保上海公司认为，本案准据法为英国法律和惯例，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则认为本案准据法为中国法。本院认为，涉案保险单没有记载法律适用条款，也没有证据表明投保人与保险人就法律适用达成过协议；涉案保险单所承保的协会A条款第19条规定“本保险受英国法律和惯例调整”，系表明在解释协会A条款时应当依据英国法与惯例，在保险人没有向投保人释明若发生保险合同纠纷时应将协会A条款第19条作为法律适用条款的情况下，不能据此认定涉案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亦选择了英国法和惯例作为处理保险合同纠纷的准据法；涉案保险人人保上海公司的住所地在中国，涉案保险合同在中国签订，投保人亦为中国法人，故一审法院关于中国法是与涉案保险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中国法为本案准据法的认定于法有据。人保上海公司关于本案准据法为英国法律和惯例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环保集团公司与永禄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约定收货人为环保私人公司，环保私人公司系环保集团公司的子公司，其住所地在斯里兰卡，而涉案货物运输的目的港即进口地正在斯里兰卡，可以认定环保集团公司系为其子公司环保私人公司购买了涉案货物，环保私人公司从环保集团公司处取得涉案提单，系该提单的合法持有人。涉案提单记载收货人“凭环保私人公司指示”，在提单没有背书的情况下，环保私人公司自行持有该提单到目的港去提货，系货物的收货人。在因提货发生纠纷后，全套正本提单始终由环保私人公司持有。综合上述事实，可以认定环保私人公司是涉案提单的合法持有人和收货人。永禄公司在通过信用证结汇时，将背面加盖了空白背书章的涉案保险单提交银行与提单一并流转，故持有提单并就涉案货物享有保险利益的环保私人公司系保险单流转后的被保险人，具有向保险人索赔的权利。事实上，2010年3月23日，亦是环保私人公司以收货人身份将“大西洋工程”轮在未卸货的情况下离开斯里兰卡水域的情况通知人保上海公司，并以收货人与被保险人身份于同年4月21日向人保上海公司正式提出保险索赔，而人保上海公司其后通过目的港的保险代理人也是与环保私人公司联系，告知其应采取减损措施。据此，一审法院关于环保集团公司和环保私人公司共同持有涉案提单和保险单，共同享有保险合同项下的索赔权利的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关于涉案保险合同承保的是PICC协会A条款（内容同1982协会A条款），还是2009协会A条款的问题。人保上海公司在涉案保单正面的承保险别栏内，系以打印方式填写承保险别为“…INSTITUTECARGOCLAUSEA…”，该条款系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后拟定的条款。人保上海公司主张，其在中国保监会备案的是PICC协会A条款（内容与1982协会A条款），所以在签订涉案保险合同时，其欲承保的“协会A条款”指向PICC协会A条款，并且在涉案保险合同适用的协会A条款版本、内容不明确时，也应当适用保险人在中国保监会备案的PICC协会A条款。本院认为，首先，人保上海公司在中国保监会内部如何备案保险条款，投保人并不知晓，人保上海公司也未向投保人告知过前述备案情况，并且，人保上海公司在中国保监会内部备案PICC协会A条款，亦不影响其根据投保人的要求承保国际上通行的2009年版英国协会货物保险A条款（2009协会A条款）；第二，在国际贸易、国际运输领域提及“INSTITUTECARGOCLAUSEA”（“协会A条款”）时，通常指向的就是英国协会货物保险A条款，在人保上海公司既没有将其在中国保监会备案的“PICCP&CINSTITUTECARGOCLAUSES（A）”（“PICC协会A条款”）印刷在保险单背面，也未将其作为保险单附件交付给投保人，更未向投保人明确告知涉案保险单上记载的“协会A条款”系指PICC协会A条款的前提下，人保上海公司所称的意欲承保人保协会A条款而非英国协会货物保险A条款的意思表示无从体现；第三，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人保上海公司在以往的保险业务中，存在凡是在保险单上记载的“协会A条款”后面没有注明哪一年的版本，就默认适用其备案的PICC协会A条款的操作惯例，也没有证据表明人保上海公司就其所称的此种默示推定适用PICC协会A条款的做法与投保人达成过协议。综上，本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佐证人保上海公司关于其在签订涉案保险合同时，真实意思表示是承保PICC协会A条款的主张。永禄公司主张，2009协会A条款于2009年1月1日施行，涉案保险合同缔结于2010年1月，故其当时已经了解了2009协会A条款的内容，其欲投保的就是2009协会A条款。本院认为，人保上海公司系于2010年1月30日签发了涉案保单，此时距2009协会A条款的推出已经一年，永禄公司有足够的时间了解该条款的内容。虽然2009协会A条款较之1982协会A条款整体上的改变不多，但在“除外责任”部分的变化比较明显，导致保险人的责任范围实际上有了变化。特别是对除外责任第4条和第5条规定的修改，反映了条款制定者保护善意的买方和保单受让人的意图。如本案所涉的普通除外责任中的第4.6条款的修改，又如在不适航和不适运除外责任中新增了同样旨在保护善意买方和保单受让人的第5.2条款。永禄公司作为国际贸易的卖方，其为涉案货物运输投保一切险并支付保费的目的，自然是希望将运输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导致货物损坏或灭失的一切风险，尽可能地纳入保险人的责任范围内。故永禄公司关于其缔结涉案保险合同时，真实意思表示是投保2009协会A条款的主张，符合其签订保险合同的目的，亦符合其商业目的，可信度更高。据此，一审法院关于涉案保险合同的承保险别为2009协会A条款的认定，并无不妥。关于船东玛琳公司因未收到承租人的运费等而留置涉案货物，因此产生的损失属于保险合同承保的“一切险”项下的风险，还是属于保险人的“除外责任”的问题。2009协会A条款承保的“一切险”属于非列明风险，在第4、5、6和7条的“除外责任”中，规定了“一切险”不承保的各种风险和情况。第4.6条规定：“（本保险概不承保）因船舶的所有人、经理人、承租人或经营人破产或经济困境产生的损失、损害或费用，且被保险人在保险标的装上船舶时知道或在通常业务过程中应该知道，此种破产或经济困境可能阻止航次的正常执行。但本除外责任不适用于保险合同已经转让给根据一个有约束力的合同已经善意购买或同意购买保险标的之人根据本保险合同进行索赔之情形。”人保上海公司主张，船东玛琳公司因承租人未支付运费等而留置涉案货物导致发生货损的情形，属于该条规定中的因船舶所有人经济困境产生的损失的情形。虽然涉案保险合同已经转让，但据以转让的贸易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永禄公司和环保集团公司系关联公司，买方不享有善意第三人地位，故该条款中的但书部分不能适用，涉案船东玛琳公司因承租人未支付运费等而留置涉案货物导致发生货损的情形，仍属于保险人的“除外责任”。本院认为，仅凭环保私人公司和环保集团公司的共同法定代表人卢飞龙亦是永禄公司的董事一节事实，不足以证明环保集团公司与永禄公司是关联公司，更不能据此否认环保集团公司向永禄公司购买涉案货物时的善意。故保险人人保上海公司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涉案被保险人遭受的风险属于“一切险”的除外责任。涉案运输涉及三份租约，被保险人（保单转让前为永禄公司）已经依据其与世威公司之间的租船合同，于装货完毕开船前向出租人世威公司支付了70%的运费（租约约定其余的30%运费在船到港卸货后付清），不存在违约行为。至于世威公司是否会向其出租人中基公司支付费用、中基公司是否会向其出租人玛琳公司支付费用，都非投保人在签订租约和保险合同当时能预知，也并非被保险人能掌控，故被保险人对玛琳公司未能从承租人处收到运费和滞期费等费用，不存在过错。涉案货物因不可归责于被保险人的原因在目的港被船东玛琳公司留置，对被保险人而言，系运输途中意外蒙受的风险，在该风险不属于2009协会A条款规定的“除外责任”的情况下，保险人应当对被保险人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人保上海公司另认为，被保险人没有证据证明货物已经发生全损，即使货物发生损失，也实际发生在保险责任期间结束后，不属于承保范围。本院认为，现有证据表明，涉案船舶2010年3月19日在驶离目的港后，于2011年8月16日在印度被拆解，船东玛琳公司最终如何处理涉案货物，情况不明，本案一、二审期间，也没有涉案货物下落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货物已经实际全损并无不当。涉案货损因船东玛琳公司行使留置权所致，而涉案船舶系在玛琳公司宣布行使留置权之后才驶离目的港，故涉案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人的保险责任期间内。至于该保险事故所造成的损失数额系在保险责任期间届满后才得以确定的事实，不影响保险人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关于如果属于“一切险”的承保风险，保险人能否以被保险人未尽到减损义务为由主张减免赔偿责任的问题。人保上海公司认为涉案被保险人未采取合理减损措施，因此产生的损失不属于保险人赔偿范围。被保险人则认为，其已经采取了多项合理减损措施。本院认为，涉案保单承保的2009协会A条款规定了被保险人负有尽量减少损失的义务（MINIMISINGLOSSESDutyofAssured），具体为“16.对可取得赔偿的损失，被保险人及其雇员和代理人有义务；16.1采取为避免或尽量减少此种损失可能是合理的措施，并16.2保证对承运人、保管人或其他第三方追偿的所有权利被适当保护和行使，而保险人负责在可取得赔偿的损失之外补偿被保险人履行这些义务而适当和合理地发生的任何费用。”（16.ItisthedutyoftheAssuredandtheiremployeesandagentsinrespectoflossrecoverablehereunder16.1totakesuchmeasuresasmaybereasonableforthepurposeofavertingorminimizingsuchloss，and16.2toensurethatallrightsagainstcarriers，baileesorotherthirdpartiesareproperlypreservedandexercisedandtheInsurerswill，inadditiontoanylossrecoverablehereunder，reimbursetheAssuredforanychargesproperlyandreasonablyincurredinpursuanceoftheseduties.）我国《海商法》亦有相关规定，具体为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一旦保险事故发生，被保险人应当立即通知保险人，并采取必要的合理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被保险人收到保险人发出的有关采取防止或者减少损失的合理措施的特别通知的，应当按照保险人通知的要求处理。”第二百四十条第一款规定：“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根据合同可以得到赔偿的损失而支出的必要的合理费用，为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程度而支出的检验、估价的合理费用，以及为执行保险人的特别通知而支出的费用，应当由保险人在保险标的损失赔偿之外另行支付。”故无论是基于2009协会A条款的规定，还是根据我国《海商法》的规定，涉案被保险人都负有减损义务，并且被保险人为减损支付的合理费用应由保险人在损失赔偿之外另行补偿。本案中，与永禄公司签订租约的世威公司，是一家中国国内的货运代理公司，其经营范围仅限于货运代理业务，不具备无船承运人经营资质。永禄公司与世威公司之间签订的是金康格式的租约，租约约定应当由船东授权的人或者船长签发提单。永禄公司因世威公司不依约交付提单而通过向上海海事法院申请强制令的方式要求世威公司交付提单时，要求世威公司自己签发以世威公司作为承运人的提单。因世威公司与中基公司之间、中基公司与船东玛琳公司之间另有两个独立的租约，而中基公司没有依约将运费支付给玛琳公司，导致玛琳公司既没有向中基公司交付自己签发的提单，也没有授权世威公司或者其他人签发提单。故环保集团公司通过信用证付款方式受让的并交付给环保私人公司的提单，仅是据以向承运人（提单签发人）世威公司提货的凭证，而非向船东玛琳公司提货的凭证。当环保私人公司在目的港持有世威公司签发的提单要求与自己既没有租约关系，也没有提单法律关系的船东玛琳公司交付货物时，这份世威公司签发的提单不可能得到玛琳公司的认可。正如伦敦仲裁庭作出的《第一／中间终局仲裁裁决》中记载的“船东证据显示，发货人／收货人不但没有支付运费和滞期费，而且在2010年3月9日左右，手持一套虚假的“运费已付”提单前来要求交货，该套提单是上海世威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签发的，并声称其是承运人。”当环保私人公司要求船东玛琳公司交付货物遭拒后，应当知晓自己所持世威公司签发的提单无法向船东玛琳公司主张提货，以及世威公司与中基公司、中基公司与玛琳公司之间有运费纠纷等情况。在船东玛琳公司无法从承租人中基公司处收回运费等费用的情况下，其对涉案货物行使留置权，符合其与中基公司之间的租约的约定。在已经宣布留置、同时亦明知中基公司不会支付任何费用的前提下，玛琳公司愿意与永禄公司和环保私人公司协商，在永禄公司和环保私人公司向自己支付运费、滞期费等相关费用后交付涉案货物的做法，系航运实务中的通常做法，因为玛琳公司实际上为永禄公司和环保私人公司提供了运输服务。此时，环保私人公司有机会通过先向玛琳公司支付中基公司所欠的运费、滞期费等费用（伦敦仲裁庭2010年5月14日作出仲裁裁决认定中基公司应向玛琳公司支付的运费和滞期费等费用合计650985.15美元以及相应利息），待提取涉案货物后，再依据前述2009协会A条款和《海商法》的规定，就这笔额外支付的费用要求保险公司赔偿。但环保私人公司没有采取前述减损措施，转而向目的港当地法院申请了扣船令，要求扣押与其没有租约关系和提单法律关系的玛琳公司的“大西洋工程”轮，致使“大西洋工程”轮驶离了斯里兰卡水域，错失了与船东玛琳公司继续协商的机会。“大西洋工程”轮驶离了斯里兰卡水域后，玛琳公司在向英国伦敦仲裁庭提交仲裁申请，要求被申请人中基公司支付所欠运费和滞期费的同时，以中基公司、环保私人公司和永禄公司为共同被告向英国商事法庭提起诉讼。英国商事法庭后裁定：永禄公司和环保私人公司立即停止或撤回包括扣船令在内的所有斯里兰卡司法程序；准许玛琳公司以最优价款出售货物，以确保船舶继续运营。英国商事法庭还在环保私人公司和永禄公司委托的律师表示“原则上愿意按照裁定以其客户资金账户收取变卖所得收益”的基础上，裁定并指示：由永禄公司和环保私人公司提供一个银行资金账号，收取船东玛琳公司以最合理的条件变卖货物后的收益，等待就该收益所作进一步裁定和／或仲裁裁决的处置。此时，私人环保公司和永禄公司只要履行前述裁定，向法院提供一个银行资金账号以配合玛琳公司拍卖货物，即有机会取回拍卖收益中扣除拍卖费用和玛琳公司应收取的运费、滞期费等费用后剩余的部分。但私人环保公司和永禄公司没有履行前述裁定。根据伦敦仲裁庭作出的《第一／中间终局仲裁裁决》（申请人为玛琳公司，被申请人为中基公司）记载，玛琳公司的证据显示“发货人／收货人（永禄公司／环保私人公司）未能遵守商事法庭裁定，因此使船舶加油延误，并导致船舶和其船员及货物处于危险状态。”从人保上海公司多次向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等发送的函件，以及所附的玛琳公司的律师函件的内容看，虽然私人环保公司和永禄公司没有履行前述商事法庭的裁定，但玛琳公司一直没有放弃通过与私人环保公司和永禄公司等进行协商的方式解决纠纷；虽然人保上海公司再三要求被保险人考虑船东的提议，并依据协会A条款第16条的规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量减少涉案损失并保护人保上海公司的权益，但环保私人公司、环保集团公司以及永禄公司均没有采纳保险人前述建议。船东玛琳公司在无法收回费用的情况下，于驶离目的港的15个月后，在印度将涉案船舶“大西洋工程”轮拆解。因玛琳公司最终如何处理涉案货物至今不明，人保上海公司亦无证据证明涉案货物可能再归被保险人所有，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货物实际全损。综上，涉案被保险人没有依据涉案保险单承保的2009协会A条款以及我国《海商法》的相关规定，积极履行减损义务。我国《海商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被保险人违反前款规定所造成的扩大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据此，本院酌定就涉案损失，由被保险人自行承担30%。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环保集团公司申请开立的跟单信用证（受益人为永禄公司）记载：涉案货物的信用证金额为7305000美元（两份租约项下的货物），同时约定“保险金额为发票金额110％”；涉案编号为PYIE201031010XXXXXXXXX的保险单记载：货物具体数量：12000吨，CIF价格：487美元／吨，保险金额：6428400美元；编号为PYIE201031010XXXXXXXXY的保险单记载：货物具体数量：3000吨，CIF价格：487美元／吨，保险金额：1607100美元。故根据保险单记载，涉案货物CIF价格合计为7305000美元，与信用证上记载的金额一致，同时，投保人永禄公司系根据信用证的要求将保险金额确定为货物CIF价格的110%，货物保险金额合计为8035500美元。根据《海商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由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约定，涉案保险单没有记载货物的保险价值，视为保险人与被保险人未约定保险价值。此时计算保险价值应依照《海商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货物的保险价值，是保险责任开始时货物在起运地的发票价格或者非贸易商品在起运地的实际价值以及运费和保险费的总和”，即涉案货物的保险价值应为货物的发票金额，亦是CIF价格，合计为7305000美元。涉案保险单记载的货物保险金额合计为8035500美元，系货物发票金额（CIF价格）的110%，但根据《海商法》第二百二十条：“保险金额由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约定。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超过保险价值的，超过部分无效。”故涉案保险金额超过保险价值的部分无效。据此，扣除3%的绝对免赔额219150美元后，保险人人保上海公司应向被保险人环保私人公司赔付的金额为4894350美元。为确保人保上海公司向第三方的追偿权利，环保集团公司和环保私人公司于2012年1月10日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诉讼，即（2012）沪海法商初字第105号案，为此预交了案件受理费272638元人民币，并支付了外交送达翻译费等1万元人民币。该一审案件法院判决原告方胜诉，一审案件受理费272638元人民币由被告方负担。因该案被告没有上诉，该案现已生效。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规定：“判决生效后，胜诉方预交但不应负担的诉讼费用，人民法院应当退还，由败诉方向人民法院交纳，但胜诉方自愿承担或者同意败诉方直接向其支付的除外。”据此，在（2012）沪海法商初字第105号判决生效后，环保集团公司和环保私人公司应当依法申请法院退还其预交的案件受理费272638元人民币，该笔费用不应由保险人人保上海公司赔偿。故一审法院判决关于人保上海公司应向环保集团公司和环保私人公司赔偿前述费用的认定不妥，应予纠正。综上所述，涉案海上保险合同纠纷的准据法为中国法，涉案保险单的承保险别为2009协会A条款，涉案货物因不可归责于被保险人的原因被船东玛琳公司留置，属于“一切险”项下的承保风险，保险人应当对被保险人因此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但因被保险人没有依据保险合同以及相关法律规定积极履行减损义务，保险人可免除部分赔偿责任。人保上海公司关于被保险人未采取合理减损措施的该节上诉理由，可以成立。人保上海公司的其他上诉理由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对其他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结果部分有误，应予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二百二十条、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百四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2011）沪海法商初字第1357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为：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自然环保集团（私人）有限公司赔偿保险金共计4894350美元及相应利息损失（按中国工商银行同期美元二年期存款利率自2010年7月21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二、变更（2011）沪海法商初字第1357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为：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自然环保集团（私人）有限公司支付减损费用10000元人民币；三、维持（2011）沪海法商初字第1357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三项。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09789.46元人民币，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负担180638.23元人民币，由被上诉人自然环保集团（私人）有限公司负担129151.23元人民币；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92635.11元人民币，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负担183774.85元人民币，由被上诉人自然环保集团（私人）有限公司负担108860.26元人民币。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董 敏代理审判员 周 燡代理审判员 许毅瑾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日书 记 员 陈 曦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由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约定。保险人与被保险人未约定保险价值的，保险价值依照下列规定计算：（一）船舶的保险价值，是保险责任开始时船舶的价值，包括船壳、机器、设备的价值，以及船上燃料、物料、索具、给养、淡水的价值和保险费的总和；（二）货物的保险价值，是保险责任开始时货物在起运地的发票价格或者非贸易商品在起运地的实际价值以及运费和保险费的总和；（三）运费的保险价值，是保险责任开始时承运人应收运费总额和保险费的总和；（四）其他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是保险责任开始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和保险费的总和第二百二十条保险金额由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约定。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超过保险价值的，超过部分无效。第二百三十六条一旦保险事故发生，被保险人应当立即通知保险人，并采取必要的合理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被保险人收到保险人发出的有关采取防止或者减少损失的合理措施的特别通知的，应当按照保险人通知的要求处理。对于被保险人违反前款规定所造成的扩大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第二百四十条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根据合同可以得到赔偿的损失而支出的必要的合理费用，为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程度而支出的检验、估价的合理费用，以及为执行保险人的特别通知而支出的费用，应当由保险人在保险标的损失赔偿之外另行支付。保险人对前款规定的费用的支付，以相当于保险金额的数额为限。保险金额低于保险价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人应当按照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支付本条规定的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七条判决生效后，胜诉方预交但不应负担的诉讼费用，人民法院应当退还，由败诉方向人民法院交纳，但胜诉方自愿承担或者同意败诉方直接向其支付的除外。当事人拒不交纳诉讼费用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