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内22民终947号上诉人（一审被告）:王玉富，男，1971年7月14日出生，蒙古族，农民，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希佐，内蒙古鼎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李广有，男，1971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黑龙江省泰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文峰，黑龙江省泰来县卫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王玉富因与被上诉人李广有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扎赉特旗人民法院（2017）内2223民初31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一款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玉富上诉称，请求撤销内蒙古自治区扎赉特旗人民法院（2017）内2223民初3166号民事判决；二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李广有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三、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李广有负担。事实和理由：一、2015年4月1日，李广有、王玉富共同签订了一份《土地承包合同》。合同约定，王玉富将承包土地10亩旱田以每亩150元的价格转包给李广有，2016年1月30日转包给于利国耕种，事实上王玉富对转包事情一直不知道，王玉富并未阻拦李广有耕种。二、王玉富将土地转包给李广有，该土地是否转包及人为阻拦与王玉富无关，因此，王玉富不应对李广有承担赔偿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予以改判。李广有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且双方签订合同第五条约定，”此地如有差错和人为扰乱的琐事由甲方负责。”故王玉富应赔偿李广有经济损失。李广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要求判令解除原、被告于2014年12月3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二、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0632.2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该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该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该院依据本案庭审质证的证据，以及当事人庭审陈述，认定如下：一、证据方面，原告李广有出示的证据：1、2015年4月1日的《土地承包合同》，欲证实原、被告之间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关系依法成立的事实；2、该院询问笔录（询问王会的笔录，复印件）一份，欲证实原告从被告等当地村民处承包土地200亩，并转包给于利国，但是由于当地村民阻止耕种，给于利国造成损失，并由原告李广有已经赔偿的事实；3、团发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复印件），欲证实被告等当地村民阻止于利国耕种土地，导致不能履行合同的事实；4、当地公安派出所制作的询问笔录（村民阻止于利国耕种涉案土地时，于利国向公安机关报案后公安派出所制作的笔录，复印件）一份，欲证实于利国在2016年耕种涉案土地时被告等当地村民阻止导致无法耕种承包地的事实；5、2016年1月30日的《土地承包合同》，欲证实原告李广有通过王会介绍，将从被告处承包的土地转包给于利国的事实；6、该院（2017）内2223民初459号民事调解书（复印件）一份，欲证实由于被告等当地村民阻止耕种，导致不能履行2016年1月30日的《土地承包合同》，并由原告李广有赔偿于利国相关损失的事实。对原告李广有出示的上述证据，被告王玉富提出质证意见认为：对2015年4月1日的《土地承包合同》不持异议，原告确实承包了被告的土地，对旱田改水田没有异议。对其他五份证据都没有异议，但认为原告所述的事情与被告无关，被告没有参加阻拦种地的事情。鉴于被告王玉富对原告李广有出示的以上证据均未提出异议，且上述证据均符合证据要件，对本案待查事实具有证明力，在本案可以采信。被告王玉富未出示证据。二、事实方面，1、2015年4月1日，原、被告签订了一份《土地承包合同》约定原告承包被告享有承包经营权的10亩土地（旱田），承包费为4500元，承包期3年，即自2015年至2017年。合同第五条明确约定：”此地如有差错和人为扰乱的琐事由甲方负责”，2、2016年1月30日，原告李广有与于利国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约定于利国从原告李广有处承包200亩土地(包括上述讼争的10亩承包地)，承包期为2年，即自2016年至2017年。合同签订后，于利国交纳了2年承包费16万元，并投入资金购买了种子化肥等；3、2016年5月，于利国耕种上述讼争的承包地时遭到当地村民的强行阻止，导致不能耕种承包土地；4、2016年5月21日，于利国向当地公安派出所报案，但未能有效制止当地村民强行阻止行为；5、2017年1月22日，于利国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与李广有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同时还要求退还承包费160000元并赔偿损失。经该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协议由李广有退还于利国承包费160000元、赔偿于利国50000元损失，并负担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共2645元；6、庭审中被告王玉富对双方约定将旱田改造为水田的事实予以认可；7、当地村民强行阻止于利国(从原告李广有处承包本案讼争土地的承包人)耕种涉案土地的理由是，原告李广有未能满足当地村民要求支付人民政府政策性补贴的”旱田改造水田补贴款”的请求；8、被告王玉富对原告李广有将讼争土地转包给于利国的行为不持异议；9、人民政府并未向李广有发放”旱田改造水田补贴款”；10、被告王玉富未举证证明自己的主张能够成立。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当事人的诉讼主张和该院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是否应予以解除的认定问题；二、被告王玉富是否应向原告李广有赔偿相应经济损失的问题。一、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是否应予以解除的认定问题。合同解除，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后，当解除合同的条件具备时，因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意思表示，使合同自始或仅向将来消灭的行为。合同解除分为协议解除和法定解除两种形式。协议解除是指签订合同时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当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另外，当事人还可以在履行合同当中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法定解除是法律明文规定的解除合同情形出现时，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系平等主体间为明确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双方权利义务而订立的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是依法成立的有效合同，属于民事范畴，可以意思自治，所以该合同是可以协商解除的。但基于合同相对人王玉富不同意解除的事实，那么就应当审查认定该合同是否具备法定解除的相应条件。根据本案庭审质证的证据，以及当事人陈述，作为本案讼争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王玉富将土地承包给李广有的时候，不仅享有收取承包费等相应的民事权利的同时，还应承担保证承包人李广有能够按照合同目的无障碍地行使承包经营权的义务。但事实上，王玉富虽然否认自己参与当地村民强行阻止原告李广有对承包土地行使承包经营权的行为，但未出示有效证据证明其抗辩理由能够成立，同时也未能反驳推翻李广有要求解除《土地承包合同》并要求予以赔偿的主张，对此王玉富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李广有出示的证据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实因当地村民的强行阻止耕种讼争土地的行为导致其承包王玉富的10亩土地不能耕种，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承包合同不能如约履行的事实。所以王玉富应对当地村民强行阻止原告李广有对承包土地行使承包经营权的行为后果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应向李广有承担违约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的；......”以及第一百二十一条关于：”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的规定，基于第三人的原因致使王玉富与李广有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不能履行，不能实现《土地承包合同》，因此应依法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15年4月1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二、被告王玉富是否应向原告李广有赔偿相应经济损失的问题。本案中，王玉富虽然认为在履行合同当中没有违约行为，但整合本案经庭审所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因当地村民的侵权行为致使王玉富与李广有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不能履行，且不能实现合同，同时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第五条亦明确约定：”此地如有差错和人为扰乱的琐事由甲方负责。”，基于当地村民实施侵权行为的事实以及合同约定，王玉富应对不能履行合同的后果应向李广有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同时因王玉富的违约行为给李广有造成了经济损失，对此作为与李广有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的合同相对人王玉富来说，应当向李广有承担相应的违约赔偿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关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因当地村民持续侵权的原因，导致涉案《土地承包合同》不能继续履行，也不能采取补救措施，因此王玉富应依法向李广有承担违约赔偿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相关规定，王玉富与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综上，李广有围绕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王玉富予以赔偿的请求出示的证据，足以证实其因王玉富违约而不能实现合同，同时也能够证实因王玉富的违约致使李广有发生了实际损失的事实，所以对李广有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王玉富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应予支持，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李广有与被告王玉富于2015年4月1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二、被告王玉富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李广有赔偿金10632.25元。案件受理费66元，减半收取33元，由被告王玉富负担。二审中，李广有提交光盘，用以证明村民阻扰种地事实存在。经王玉富质证认为该光盘中并未有其本人，所以对该证据不予认可。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应否解除；二、李广有要求王玉富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请能否成立。关于双方所签合同应否解除的问题。双方对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持异议，应予确认。双方所签合同中约定承包期限为2015年至2017年末，在此期间仅2015年双方如约履行，2016年、2017年涉案土地发生纠纷，导致双方无法履行。对于合同应否解除，李广有已经提出诉请，且一审判决也支持其该项请求，而王玉富虽提出上诉，但对解除合同一项并无异议，仅对赔偿损失不予认可。鉴于双方对解除土地承包合同均予以认可，属于双方一致意见，应予以支持。关于李广有要求王玉富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请能否成立。李广有主张因第三人原因造成违约，要求王玉富承担赔偿责任。经本院查明后认为，李广有虽提交的其与于利国达成的调解书作为证明违约事实的证据，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这里所指的裁判并不包含调解书。调解实质上是当事人对自己私权利的处分，与法院判决不同，调解所确认的事实和法律后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合意。若简单地将调解书中的事实或结果直接作为另案事实认定的依据，会导致不公平。李广有提交的当地派出所笔录系于利国单方报案证据，而未有侵权人的材料记载，故无法确认侵权事实存在。李广有提交的光盘经双方观看后确认影像中未有王玉富，亦无法确认影像资料中所反映的内容足以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据此，李广有主张第三人原因造成违约，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事实证据不足。另外，李广有自认该案中所主张赔偿损失的数额，是依据其与于利国案件调解达成协议的赔偿数额除以20位村民而得出的平均数。因李广有仅依据与于利国达成的调解协议内容，在无其他有效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该调解协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本案损失数额的依据，故对李广有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王玉富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内蒙古自治区扎赉特旗人民法院(2017)内2223民初316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内蒙古自治区扎赉特旗人民法院(2017)内2223民初316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驳回李广有的其他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99元，由上诉人王玉富负担33元，被上诉人李广有负担6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周绍凯审判员曲威审判员李英革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六日书记员倪作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