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5）韶中法行初字第59号原告：韶关市浈江区花坪镇长地头村民委员会许屋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许忠洪。委托代理人：毛峰。委托代理人：许亮，男，19XX年X月X日出生，汉族，广东省韶关市人，住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被告：韶关市浈江区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张德清。委托代理人：潘日鸿。委托代理人：彭火平。被告：韶关市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骆蔚峰。委托代理人：袁振超。第三人：韶关市浈江区犁市镇下陂村民委员会。诉讼代表人：钟丙有.委托代理人：谭斌。原告韶关市浈江区花坪镇长地头村民委员会许屋村民小组（以下简称许屋村小组）因诉被告韶关市浈江区人民政府、韶关市人民政府、第三人韶关市浈江区犁市镇下陂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下陂村委会）林业行政裁决纠纷一案，于2015年9月1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2015年9月14日立案后，2015年9月21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许屋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许忠洪及其委托代理人毛峰、许亮，被告韶关市浈江区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潘日鸿、彭火平，韶关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袁振超，第三人下陂村委会的诉讼代表人钟丙有及其委托代理人谭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5年4月10日，韶关市浈江区人民政府作出韶浈府行裁[2015]1号《行政裁决书》认为：《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当事人未持有林权证或者林权证确定权属有错误的，下列材料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证据：(六)人民政府作出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林权争议裁决、处理决定；(十)人民法院对同一林权争议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定、判决。”本案双方均提交了涉及争议地的林权证，其中第三人还提交了涉及争议地的裁决书，本府综合分析如下：首先，申请人许屋村小组提交的曲林证字(2004)第1400XXX号《林权证》在申请办证时，对于本案争议山岭的权属仅口头陈述自历史以来为该村小组所有，未提供其他相关依据，权属来源不清。不符合《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关于“林权权利人应当根据森林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提出登记申请，并提交以下文件：(三)申请登记的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证明文件”的规定。至于其提出的对争议地的经营管理事实，其中争议地5座墓地并非争议双方村民所有，与其并无直接的关联性，其余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主要是证明1982年之前发生的情况，证明效力较低，均难以证明其对争议地的权属。综上，申请人许屋村小组主张的经营管理事实及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争议地拥有权属，曲林证字(2004)第1400XXX号《林权证》对争议地权属的记载没有合法的权属来源，而其提出退回生态林补偿款的请求依法不属于调处范围，故本府对申请人上述请求均不予支持。其次，被申请人下陂村委会提交的曲林证字(2004)第1500XXX号《林权证》记载的本案争议地，其权属来源于1982年4月18日《关于花坪镇长地头大队许屋村与犁市公社东周大队山林纠纷裁决书》，申请人许屋村小组虽对此有异议，提出该裁决书未经县级人民政府盖章确认，亦无法确定是否发到当事人的手上，是不真实和无效的，但并无相反证据予以推翻。且该裁决书系在1985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施行以前由当时专门成立的林业三定工作组及原曲江县犁市人民法庭作出，其中亦有双方提出由县工作组进行裁决的内容，该裁决书在曲江档案馆有存档，真实可靠，经本府组织各方当事人到现场勘查属实，故在没有其他有效证据足以推翻《裁决书》的情况下，对申请人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综上，被申请人下陂村委会主张本案争议地的权属主要提交有曲林证字(2004)第l500XXX号《林权证》，该证权属来源清晰相互印证，故本府对其权属主张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本案经调解无效，本着尊重历史和现实，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及有利于群众生产生活的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三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十二条、《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之规定，裁决：东至许屋岭背山埂倒水，南至亚公岩山埂倒水，西至亚公岩山顶至夹坑口山埂倒水，北至老虎斗至长江下坜山埂至夹坑口倒水，面积694.2亩的争议地为被申请人下陂村委会所有。原告诉称: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山岭应依法确认林地林木权属归原告所有。理由：1、第三人是村委会，村委会是一个民间组织，不具备有山岭土地权属的资格。因此，两被告将双方争议的林地林木权属确认归第三人缺乏法律依据。2、双方争议的山岭根据行政区域地图，争议地点的名称为“许屋山”。土地改革至今，原告一直在管理，尚未出现过任何争议。3、从客观上来讲，原告对双方争议的山岭进行长期行使管理权，具体表现在：(1)2004年原告已领取了曲林证字(2004)第1400XXX号《林权证》；(2)争议地行政区域图；(3)、张敬云、张庚才、许宏文的证明材料；(4)四会江林公社副业组的合同；(5)广宁潭埔公社副业组、江绍荣、江韶荣的证明；(6)欧贵有、月林、伟林的葬祖地证明；(7)花坪村小组的证明、廖氏族谱；(8)长地头大队书记的证明；(9)村民证明12份；(10)照片复印件7幅。上述证据证明，原告对双方争议的林地林木己行使了几十年的管理权。原告是2004年5月25日领取了原曲江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林权证》，第三人是在2004年5月21日向原曲江县人民政府申请登记，曲江县人民政府以同样的地点、面积受理登记后发证是极端不负责任的，也是引起本案纠纷的起点，变成一山两证。二、原告请求依法确认两级政府适用裁决的主要证据《关于花坪镇长地头大队许屋村与犁市公社东周大队山林纠纷裁决书》为无效证据。主要理由：1、文书格式不符合法律规定。从文字结构看，本裁决书是由4个单位、7人组合的裁决书，即是曲江县林业“三定”工作组、犁市公社工作组、花坪镇工作组、曲江县犁市人民法庭、和李明义、除其谋、钟坚、杨胜雄、梁荣杰、张永中、彭绍洁组成。该裁决书是行政裁决行为还是司法判决行为不明确。2、从行政裁决的角度上来讲，文字上的三个单位曲江县林业“三定”工作组、犁市公社工作组、花坪镇工作组不具备裁决的主体资格。3、从司法文书的角度上来讲，法律是有明确规定的，人民法庭是内部的一个分支机构，对内的法律文书一律由基层人民法院签发并盖有院印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该裁决书是由曲江县犁市人民法庭的公章作出的判决。因此，该裁决书，从司法文书的角度上来讲不具有法律效力。4、从程序的角度上来讲，该裁决书不具有法律效力。理由：(1)行政裁决从程序上原告或第三人必有一方提出行政裁决申请方能立案。(2)像此类行政裁决书，必须盖县级以上人民法院公章才有法律效力。但是该案中，参加的三个单位均未盖公章，况且，两级政府又未提供行政裁决程序中立案受理通知书、行政听证笔录、文书送达回证等证据证明行政机关对此案的立案依据。5、从司法审理必走的程序来讲：(1)本案的审理单位必须是原曲江县人民法院；(2)判决文书必须盖有原曲江县人民法院公章；(3)要有原告的诉状；(4)开庭送达回证；(5)庭审笔录；(6)裁判文书送达回证以及其他相关证据；(7)裁决的案号。两被告对该裁决的裁判机关和上述7项理由及证据未查明的情况下，适用该裁决为主要证据并作出行政行为，是导致本案错误的根源。综上所述，请求：1、撤销韶府行复[2015]5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韶浈府行裁[2015]1号《行政裁决书》；2、确认曲江县犁市人民法庭1982年4月18日作出的《关于花坪镇长地头大队许屋村与犁市公社东周大队山林纠纷裁决书》无效；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材料：1、韶府行复[2015]5l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一、原告提起的诉讼已通过行政程序处理；证明二、原告提起的诉讼事项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2、韶浈府行裁[2015]l号《行政裁决书》，证明：（1）原告提起的诉讼已通过行政程序处理；（2）原告提起的诉讼事项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3、法定代理人身份证明书，证明原告提起诉讼的法定代表人为该村村长。4、行政区域地图，证明双方争议的山岭属于花坪镇人民政府行政区域范围内。5、曲林证字(2004)第1400XXX号《林权证》，证明原告2004年5月25日已取得双方争议的林地林木权属证书。6、第三人林地权属登记申请表，证明：（1）第三人2004年5月21日向曲江区人民政府申请领取双方争议的林地林木权属证书；（2）原告登记在前，第三人申请在后。7、张庚才、张爱劲、张敬祥、张敬云、张敬华的证明，证明原告对双方争议的山岭进行了管辖。8、罗初来、时任长地头大队书记、大队财务的证明，证明原告对双方争议的山岭进行了管辖。9、2011年1月葬祖地证明，证明原告对双方争议的山岭进行了管辖。10、合同，证明原告对双方争议的山岭进行了管辖。11、2011年5月12日红绍荣的证明，证明原告对双方争议的山岭进行了管辖。12、1970年3月8日，许屋村小组与四会县江林公社副队签订的合同，证明原告对双方争议的山岭进行了管辖。13、照片，证明原告对双方争议的山岭进行了管辖。被告韶关市浈江区人民政府答辩称：一、原告诉请撤销韶浈府行裁[2015]1号《行政裁决书》(简称行政裁决)的事实理由不成立，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1、行政裁决将争议地确权为下陂村委会所有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十条：“对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依照下列规定行使所有权：(一)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本案争议地属于下陂村委会农民集体所有，应由下陂村委会代表集体行使权利。2、行政区域地图并非权属依据。《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了山林权属的确权依据，末包含行政区域地图或地名。至于原告诉称“尚未出现过任何争议”明显不属实，其与下陂村委会(原东周大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林业三定时期就因现争议地的山林权属发生争执，并已经裁决确权。3、原告提出的经营管理事实不足以证明其对争议地拥有权属。根据《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原告提出的经营管理事实证明效力较低，而本案1982年《关于花坪镇长地头大队许屋村与犁市公社东周大队山林纠纷裁决书》(简称1982年裁决书)已经充分证明争议地属于下陂村委会所有，证明效力较高。因此，原告提出的经营管理事实不足以证明其对争议地拥有权属。4、l982年裁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依法应当采信。《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未持有林权证或者林权证确定权属有错误的，下列材料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证据……(六)人民政府作出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林权争议裁决、处理决定……(七)人民法院对同一林权争议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定、判决……”。本案中，1982年的裁决书有原件(“下陂村委会”持有一份，曲江档案馆保存一份)真实可靠，且在1985年1月1日《森林法》实施前依法作出，且已发生法律效力。经实地勘查，确定了该裁决涉及的争议地名、四至范围和面积，明确了现争议范围的关系。原告在没有其他有效证据足以推翻该裁决的情况下，以裁决主体和程序不合法为由否认该裁决的合法有效性，理由依据不足。5、关于原告提出的“一山两证”问题。韶关市浈江区人民政府并非仅根据林权证作出确权决定，本案确权的事实依据主要是1982年裁决书和曲林证字(2004)第150OO35号《林权证》，法律依据主要是《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六)(七)项。原告办理的曲林证字第(2004)第1400XXX号《林权证》因违反《林木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不予采纳。因此，原告提出的“一山两证”问题并不影响行政裁决结论的正确性。综上，请求驳回该项诉讼请求。二、原告诉请确认1982年裁决书无效的请求，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依法应当驳回起诉。1、原告该项请求不属于《行政诉讼法》法律效力所及范围。《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一百零三条规定：本法自l990年10月1日起施行。本案中，1982年裁决书作出时，《行政诉讼法》尚未颁布施行，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法律适用原则，其效力不及于1982年裁决书，对原告该请求依法应当予以驳回。2、1982年裁决书的效力已经人民法院确认，即便原告不服，也应当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向上级人民法院申诉，由上级人民法院依法处理。本案案由是林业行政裁决及行政复议，审理的是林业行政裁决及行政复议决定的合法性问题，原告将申诉问题一并提出，没有法律依据，依法不应支持。综上所述，原告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予以驳回。被告韶关市浈江区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材料：1、2011年5月20日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申请书，证明许屋村小组申请调处及其申请内容；2、2011年5月26日诉讼当事人提供证据清单，证明许屋村小组的证据清单及证明目的；3、曲林证字（2004）第1400XXX号《林权证》，证明许屋村小组的林权证附图与争议范围基本一致；4、行政区域地图，证明许屋村小组据此认为从地图看争议范围属于花坪镇；5、2010年12月20日证明材料、身份证、2011年2月27日证明材料，证明许屋村小组据此认为1962年争议地由其经营管理；6、1970年3月8日合同，证明许屋村小组据此认为1970年争议地由其经营管理；7、1978年1月9日合同、2011年5月12日证明、身份证，证明许屋村小组据此认为1978年争议地由其经营管理；8、2011年1月龙塘边葬祖地证明，证明许屋村小组据此认为附近地犁市镇龙塘边村民认可争议地属其所有；9、2011年5月10日证明、族谱，证明许屋村小组据此认为附近的花坪镇花坪村认可争议地属其共有；10、2011年1月26日证明，证明许屋村小组据此认为争议地一直由其经营管理；11、证明12份，证明许屋村小组据此认为争议地一直由其经营管理；12、照片，证明许屋村据此说明其主张的经营管理事实；13、答辩状，证明下陂村委会答辩内容；14、下陂村委会提交证据清单，证明下陂村委会的证据清单及证明目的；15、1982年4月18日《关于花坪镇长地头大队许屋村与犁市公社东周大队山林纠纷裁决书》，证明裁决书涉及的山林范围与争议范围一致并巳裁决归下陂村委会所有；16、曲林证字（2004）第1500XXX号林权证，证明下陂村委会的林权证四至包括争议地；17、2011年7月5日证明，证明下陂村委会的林权证包括了争议地；18、2014年11月17日证明，证明争议地生态林补偿款发放情况及下陂村委会对争议地进行经营管理；19、2012年3月29日图和地名确认图，证明双方确认争议范围及争议面积；20、2012年7月6日听证会笔录，证明被告组织双方进行调查，听取意见及调解；21、1982年4月18日《关于花坪镇长地头大队许屋村与犁市公社东周大队山林纠纷裁决书》，证明裁决书在曲江档案馆有存档，来源合法；22、林权证登记资料，证明下陂村委会的林权证办证依据充分、权属来源清晰合法；23、韶浈府行栽[2015]l号行政裁决书，证明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24、《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证明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被告韶关市人民政府答辩称：1982年4月18日，原曲江县林业三定工作组、犁市公社工作组、花坪镇工作组、原曲江县犁市人民法庭作出了《关于花坪镇长地头大队许屋村与犁市公社东周大队山林纠纷裁决书》，虽然该裁决书未经县级人民政府盖章确认，亦无法确定是否发到当事人的手上，但在没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的前提下，应予以认可。下陂村委会据此换发《林权证》权属来源清楚，应予以支持。从经营管理事实来看，自1982年后，一直由下陂村委会领取生态公益林补助金，也可佐证其权属。浈江区人民政府根据调查认定的事实，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被告韶关市人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维持浈江区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并无不当。因此，原告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复议决定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韶关市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材料：《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证明被告作出的复议决定所依据的法律法规。第三人答辩称：一、韶浈府行裁[2015]1号《行政裁决书》和韶府行复[2015]5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1、争议地已经政府法院三定工作组作出裁决，且合法有效。本案争议地名涉及“老虎斗、杉山里、牛角龙”，东至许屋岭背的山埂，南至阿公岩，西至夹坑口、北至老虎斗与长江下坜山林全部是第三人下陂村委会所有。1982年双方曾产生过争议，原曲江县林业“三定”工作组、犁市公社工作组、花坪公社工作组、曲江县犁市人民法庭在1982年4月18日已作出裁决书，裁定“关于牛角龙、倒角、长江下坜的山林权的山界，从未划分过，根据历史习惯，对上述山林均与倒水为界，倒向东周大队方面的，即东至许屋岭背的山埂，南至阿公岩，西至夹坑口、北至老虎斗与长江下坜之间山埂山林权属属东周大队，倒水许屋方面的归许屋。”裁决书早已发生法律效力。下陂村委会根据裁决书业已领取曲林证字（2004）第1500XXX号《林权证》，并从1982年开始一直管理至今，而且生态林补助金都由下陂村委会领取。因此，不管从事实和法律依据及山林权属都属于第三人下陂村委会所有。2、原告领取的林权证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权属依据。争议山林在1982年经曲江县犁市镇人民法庭作出裁决，属于下陂村委会所有，2004年原告骗取林权证，违反了《林地和林木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三项：“林权权利人应当根据森林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提出登记申请，并提交以下文件：(三)申请登记的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证明文件。”的规定，原告的林权证不具有法律效力。二、被告作出的裁决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正确。被告确认《裁决书》合法有效是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政策规定，原告并无证据证明《裁决书》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于2015年9月25日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材料：1、1982年4月18日《关于花坪镇长地头大队许屋村与犁市公社东周大队山林纠纷裁决书》，证明山林已经在1982年裁定给第三人下陂村委会所有；2、2011年7月5浈江区犁市林业站的证明，证明下陂村委会对争议地一直行使管理；3、曲林证字（2004）第1500XXX号《林权证》，证明下陂村委会已按照裁定书领取了林权证。第三人于2015年11月17日向本院补充提供了四份证据材料：1、1982年3月9日的调查记录；2、1982年3月21日的座谈记录；3、1982年4月15日的座谈记录；4、1982年4月17日《关于花坪镇长地头大队许屋村与犁市公社东周大队山林纠纷的调查》，证明本案争议山林在1982年4月18日通过曲江县林业三定工作组、犁市镇和花坪镇、曲江县犁市法庭将争议山裁给第三人所有是相对应的。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韶关市浈江区人民政府的证据材料认为：对证据一到证据十二是属于原告提供的证据，真实合法；对证据十三下陂村委会的答辩状、证据十四下陂村委会提交证据清单没有异议，对证据十五1982年4月18日《关于花坪镇长地头大队许屋村与犁市公社东周大队山林纠纷裁决书》有异议，该裁决违反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七条和1979年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九条和1982年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该证据无效；对证据十六林权证有异议，不合法，属于重证的无效证据；对证据十七、十八的证明有异议；对证据十九图、地名确认图、证据二十听证会笔录没有异议；对证据二十一1982年4月18日《关于花坪镇长地头大队许屋村与犁市公社东周大队山林纠纷裁决书》有异议，该权属证件来源违法；对证据二十二林权证登记资料没有异议；对证据二十三韶浈府行栽[2015]l号《行政裁决书》、证据二十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没有异议。原告对第三人于2015年9月25日的证据材料认为：对证据一1982年4月18日《关于花坪镇长地头大队许屋村与犁市公社东周大队山林纠纷裁决书》认为无效；对证据二2011年7月5日浈江犁市镇林业站的证明无效；对证据三曲林证字（2004）第1500XXX号林权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在同一地点5月份就颁发给原告，6月份又颁发给第三人，属于重证，应该是原告的先证有效，第三人的后证无效。对2015年11月17日提供的证据材料认为真实，但是一般的调查，不能作为定案裁决的依据。被告对原告的证据材料认为：1、对证据一韶府行复[2015]5l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据二韶浈府行裁[2015]l号《行政裁决书》没有异议。2、对证据四的合法性有异议，没有花坪国土盖章确认是否与原件一致，对合法性、真实性有异议，无法确认与原件相符的情况下不予认可，地图上看不出争议范围在花坪行政区域范围内。3、对证据5曲林证字(2004)第1400XXX号《林权证》有异议，没有权属来源。4、对证据六第三人《林地权属登记申请表》没有异议。5、对证据七张庚才、张爱劲、张敬祥、张敬云、张敬华的证明、证据八罗初来、时任长地头大队书记、大队财务的证明、证据九2011年1月葬祖地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证人应该出庭接受质证，证据形式不合法，没有直接对证人进行质证，不认可真实性。6、对证据十合同、证据十一2011年5月12日红绍荣的证明、证据十二1970年3月8日许屋村小组与四会县江林公社副队签订的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三份证据涉及的两份合同是否合法有效，有无实际履行都没有其他相关证据反映。7、对证据十三照片中的坟墓不是原告村民的祖先墓地，不能证明其对该山林进行管理。被告对第三人的证据材料没有异议。第三人对原告的证据材料认为：1、对证据一韶府行复[2015]5l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据二韶浈府行裁[2015]l号《行政裁决书》没有异议。2、对证据四行政区域地图有异议，没有明确图例不能证明分界线，且行政区域划分不是法定权属凭证。3、对证据五曲林证字(2004)第1400XXX号《林权证》的合法性有异议，没有合法权属来源，没有相邻第三人确认。4、对证据六第三人林地权属登记申请表没有异议。5、对证据七张庚才、张爱劲、张敬祥、张敬云、张敬华的证明、证据八罗初来、时任长地头大队书记、大队财务的证明、证据九2011年1月葬祖地证明、证据十合同、证据十一2011年5月12日红绍荣的证明、证据十二1970年3月8日许屋村小组与四会县江林公社副队签订的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证明的事实在1982年发生争议，经过1982年裁决后，争议范围一直由第三人管理至今。6、对证据十三照片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安葬坟墓不能证明其对该山林进行管理的事实。第三人对被告的证据材料认为没有异议。经审查：对原告2004年5月25日的曲林证字第1400XXX号《林权证》的合法性不予确认。对第三人提供的1982年4月18日原曲江县林业三定工作组、犁市公社工作组、花坪镇工作组、原曲江县犁市人民法庭作出的《关于花坪镇长地头大队许屋村与犁市公社东周大队山林纠纷裁决书》、2004年6月18日的曲林证字第1500XXX号《林权证》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可以作为本案的确权依据。经审理查明：争议地原告称“许屋山”、“岭背山”，第三人称“阿公岩山、牛角龙、老虎斗、沙山岭(杉山里)”，争议四至范围：东至许屋岭背山埂倒水，南至亚公岩山埂倒水，西至亚公岩山顶至夹坑口山埂倒水，北至老虎斗至长江下坜山埂至夹坑口倒水，面积为694.2亩。原告许屋村小组主张争议山权属的主要证据是曲林证字第（2004）1400XXX号《林权证》记载的小地名“身下房、隔下口”，四至为：东至进黄草公路为界，南至沿长地头分界，以黄泥塘、塘尾直对为界，同白芒林为界，以飞凤神身下房直下倒水为界，西至西公岩埂直下隔坑口为界，北至以黄草交界处为界，面积3948亩，并有附图。经浈江区政府现场勘查确认，现争议范围与该证附图中相应红线基本一致。第三人下陂村委会主张权属的主要证据：一是1982年4月18日，原曲江县林业三定工作组、犁市公社工作组、花坪镇工作组、原曲江县犁市人民法庭作出的《关于花坪镇长地头大队许屋村与犁市公社东周大队山林纠纷裁决书》；二是原曲江县人民政府于2004年6月18日颁发的曲林证字(2004)第l500XXX号《林权证》记载的“阿公岩、桶房岭、烂庙岭”，四至为：东至樟古坳、阿公岩天水，南至阿公岩沿埂至彩旗冲，西至东周水山门口沿坜至桶房山顶、凤凰岭分水，北底桶窝、东周水、烂庙埂至樟古坳，面积2494.5亩，并有附图。经浈江区人民政府现场勘查确认包括现争议地范围。1956年10月14日，经原曲江县犁市法庭主持，原花坪乡推里社与东周社达成《关于“大坪背窝”山林纠纷解决方案》，其中第一条约定：“以大坪背窝坑底至倒窝旧窑为界(直线)至山顶为止，北片归推里社管业，南片归东周社管业。”现争议地在南片范围。1981年12月25日，在原××林业××工作组（××市××组）主持下，原犁市公社、东周大队、水库管理处、水库大队、杨屋生产队等有关单位达成《关于犁市公社东周大队与西牛潭水库大队杨屋生产队对大坪背窝山界纠纷协议书》，协议内容有：一致表示应维护和执行1956年经县法院调解协议书界线，今后双方不得提出异议。1981年12月27日，原曲江县犁市人民法庭将《关于“大坪背窝”山林纠纷解决方案》翻印给东周大队与杨屋生产队执行。1982年1月8日，原曲江县林业三定犁市片工作组、原曲江县犁市人民法庭作出《裁决书》，主要内容：“犁市公社东周大队与西牛潭水库大队推里生产队对于斗桶窝(推里称洞房山)山界不明引起争议纠纷。东周大队认为以上水坎为界，推里队认为以路佛子为界，经林业三定工作组多次召集双方协商无效。参考推里队张何胜1914年(即民国三年)祭簿所列洞房山是张何胜的产业。根据《关于稳定山权林权和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的规定》和县委授予裁决权的精神，为发展林业生产，利于管理，促进团结，特作裁决如下：以路佛子埂直上至山顶，北面归推里生产队所有，南面归东周大队所有。”现争议山在南面范围。1982年4月18日，原曲江县林业三定工作组、犁市公社工作组、花坪镇工作组、原曲江县犁市人民法庭作出《关于花坪镇长地头大队许屋村与犁市公社东周大队山林纠纷裁决书》。主要内容为：“长地头大队许屋村与东周大队，对牛角龙、倒角、长江下坜约1500亩的山权、林权归属问题有争执。县林业三定工作组经过调查了解，双方均无证据。因此，于1982年4月15日召集双方代表，实地勘察和协商。由于双方提出由县工作组进行裁决。现特作裁决如下：一、关于牛角龙、倒角、长江下坜的山权林权的山界，从未划分过。根据历史习惯，对上述山岭均以倒水为界，倒水向东周大队方面的，即东至许屋岭背的山埂，南至亚公岩座标，西至夹坑口，北至老虎斗与长江下坜之间山埂，为东周大队管理，倒水许屋方面的归许屋管理。……”现争议山为东周大队管理范围。该裁决书在曲江档案馆有存档，但原告认为不具有合法性，属于无效证据，不能作为确权依据。2004年5月21日，第三人下陂村委会依据1981年12月25日《关于犁市公社东周大队与西牛潭水库大队杨屋生产队对大坪背窝山界纠纷协议书》、1982年1月8日《裁决书》和1982年4月18日《关于花坪镇长地头大队许屋村与犁市公社东周大队山林纠纷裁决书》等权属证明文件，向原曲江县政府申请发证，原曲江县人民政府于2004年6月18日颁发了曲林证字(2004)第l500XXX号《林权证》给第三人。2O04年5月25日，原曲江县人民政府根据许屋村小组的申请也颁发了曲林证字(2004)第1400XXX号《林权证》给原告。2010年换发林权证期间，原告与第三人发生权属争议，原告向被告韶关市浈江区人民政府申请处理。2015年4月10日，韶关市浈江区人民政府作出韶浈府行裁[2015]1号《行政裁决书》，裁决：东至许屋岭背山埂倒水，南至亚公岩山掉倒水，西至亚公岩山顶至火坑口山埂倒水，北至老虎斗至长江下坜山埂至坑口倒水，面积694.2亩的争议地为下陂村委会所有。许屋村小组不服向韶关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2015年8月17日，韶关市人民政府作出韶府行复[2015]5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韶关市浈江区人民政府于2015年4月10日作出的韶浈府行裁[2015]1号《行政裁决书》的具体行政行为。另查明：原东周社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更名为东周大队，1984年东周大队与下陂大队合并为下陂管理区，1988年下陂管理区更名为下陂村委会即第三人。又查明：2015年11月17日，第三人下陂村委会提供的证据材料反映：1982年3月9日的调查笔录：调查人员徐其谋、林成林、宋先添、钟坚、县工作队彭绍结、许屋村小组的代表许洪清、许洪文、许亚石，内容是：许屋村小组与东周争议的山林；1982年3月21日的座谈笔录反映：内容是：关于长地头许屋与犁市东周大队双方对许屋山的争执事，参加人员：东周支书钟黑古、大队会计钟桂清、大队代销元钟然华；1982年4月15日的座谈笔录，内容是：花坪镇长地头大队许屋队与犁市公社东周大队争许屋山问题，参加人员：花坪镇付镇长林成淋、长地头大队长宋先添、犁市公社付主任侯甘财、东周大队支部书记钟黑古、长坪镇工作组组长彭绍结、犁市工作组组长梁荣杰、付组长张永中、裁决组徐其谋；1982年4月17日《关于花坪镇长地头大队许屋村与犁市公社东周大队山林纠纷的调查》。本院认为：被告韶关市浈江区人民政府于2015年4月10日作出的韶浈府行裁[2015]1号《行政裁决书》合法。根据《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当事人未持有林权证或者林权证确定权属有错误的，下列材料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证据：（一）土地改革时期，人民政府依法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二）土地改革时期，《土地改革法》规定不发证的森林、林木和林地的土地清册。（三）20世纪60年代初，人民政府将劳力、土地、耕畜、农具固定给生产小队使用时（即“四固定”时期），人民政府确定的山林权属和经营范围的材料、文件。（四）20世纪80年代初，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开展的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时（即林业“三定”时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核发社员的自留山证、社员责任山证及林业生产责任书等有关确定山林权属和经营范围的材料、文件。（五）当事人之间依法达成的林权争议协议及附图；（六）人民政府作出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林权争议裁决、处理决定，同一人民政府对该林权争议有数次裁决、处理决定的，以最后一次裁决、处理决定为依据；同一林权争议上一级人民政府有裁决、处理决定的，以该裁决、处理决定为依据；（七）人民政府对同一林权争议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定、判决；（八）国有林场企业事业单位设立时，该单位的总体设计书、设计文本所确定的经营范围及附图。”的规定，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只有在“尚未”取得林权证或者林权证确定权属有错误的情况下，才以人民政府作出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林权争议裁决、处理决定等证据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原告以曲林证字（2004）第1400XXX号《林权证》主张权属，第三人以1982年4月18日，原曲江县林业三定工作组、犁市公社工作组、花坪镇工作组、原曲江县犁市人民法庭作出的《关于花坪镇长地头大队许屋村与犁市公社东周大队山林纠纷裁决书》和曲林证字（2004）第1500XXX号《林权证》主张权属。由于本案争议山于1982年4月18日，由原曲江县林业三定工作组、犁市公社工作组、花坪镇工作组、原曲江县犁市人民法庭作出了《关于花坪镇长地头大队许屋村与犁市公社东周大队山林纠纷裁决书》，裁决归第三人所有。该裁决书第三人持有原件，曲江档案馆也有存档，而且有第三人提供1982年3月9日的调查记录、1982年3月21日、4月15日的座谈笔录、1982年4月17日的《关于花坪镇长地头大队许屋村与犁市公社东周大队山林纠纷的调查》，证明1982年原告与第三人对现争议山就发生了争议，发生争议后，县工作队进行了调查，花坪镇政府、长地头大队、犁市公社、东周大队、长坪镇工作组、犁市工作组等单位派出了代表进行了讨论。因此，1982年4月18日由曲江县林业三定工作组、犁市镇和花坪镇、曲江县犁市法庭对现争议地作出的《关于花坪镇长地头大队许屋村与犁市公社东周大队山林纠纷裁决书》，裁决归第三人所有是真实的，是可以采信的。原告虽然认为不真实不合法，但又不能提供相关证据足于推翻其真实性。2004年，第三人又以该裁决书领取了曲林证字（2004）第1500XXX号《林权证》，说明第三人持有的曲林证字（2004）第1500XXX号《林权证》有权属来源，合法有效，可以作为本案争议山的确权依据。原告虽然持有曲林证字（2004）第1400XXX号《林权证》，但没有提供五十年代的《土改证》、六十年代的《四固定证》、八十年代的《山林所有权证》、《自留山证》等合法的权属凭证来源。因此，不能作为有效的确权依据。因此，被告韶关市浈江区人民政府将争议山裁给第三人所有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被告韶关市浈江区人民政府于2015年4月10日作出的韶浈府行裁[2015]1号《行政裁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请求撤销韶府行复[2015]5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和韶浈府行裁[2015]1号《行政裁决书》、确认曲江县犁市人民法庭1982年4月18日作出的《关于花坪镇长地头大队许屋村与犁市公社东周大队山林纠纷裁决书》无效，理由不充分，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韶关市浈江区花坪镇长地头村民委员会许屋村民小组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万 靖审判员 徐肇廷审判员 李应富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李羿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