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京02民终99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1，女，1963年1月23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占军，北京市金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2，男，1968年6月15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1，女，1976年4月9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杰，北京市金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1因与被上诉人刘×2、李×1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6民初15432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占军，被上诉人刘×2、被上诉人李×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1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主要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裁定的结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刘×2辩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被上诉人李×1辩称：一审裁定正确，应予维持。不同意刘×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2017年6月，刘×1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刘×2、李×1共同偿还借款本金190万元；2、判令刘×2、李×1支付利息（以19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0%的标准自2010年6月18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3、诉讼费由刘×2、李×1承担。事实和理由：刘×2、李×1原为夫妻关系，于2014年6月25日协议离婚。2010年3月28日至2010年6月18日期间，刘×2、李×1在婚姻存续期间为购买房子向我借款190万元，并约定年息10%。刘×2为此书写了借条，借款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刘×2与李×1离婚后，刘×2没有分得任何财产，全部财产归于李×1，现李×1将借款购买的房屋已经出卖。刘×2、李×1没有偿还借款，也没有给付约定的利息。故我诉至法院，请求人民法院支持我的诉讼请求。一审时刘×2辩称：同意刘×1的诉讼请求。刘×1是我姐姐，是我借的款项用于夫妻双方购房，因为一直没钱所以没还。一审时李×1辩称：不同意刘×1的诉讼请求。我和刘×2没有向刘×1借过钱，刘×2所写的借条是刘×1与刘×2姐弟之间恶意串通而倒签、伪造的文书。刘×1给我的汇款是刘×1、刘×2的母亲康××赠与我和刘×2的。康××将自己所有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607的三居室以193万元的价格出卖，因该房屋的买卖手续均由刘×1办理，故193万卖房款均汇入刘×1账户，刘×1将其中的140万汇给我，50万应我要求汇给了我的父亲李×2，而后我和刘×2购买了朝阳区×××的房子。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刘×1与刘×2系姐弟关系。康××系刘×1与刘×2之母。2010年，康××将其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607号房屋出卖，最终成交的房款是193万元，该房款用于购买刘×2与李×1婚后住房。由于卖房事宜由刘×1全权负责，因此卖房款全部打到刘×1银行账户中。2010年3月30日，刘×1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转账给付李×18万元。2010年4月7日，刘×1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转账给付李×15万元。2010年4月24日，刘×1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转账给付李×1127万元。李×1曾因买房向其父李×2借款50万元，2010年6月18日，刘×1应李×1要求通过上海浦发银行账户向李×2转账50万元。以上共计190万元。而后刘×2、李×1购买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小区二居室一套作为婚后住房，200万购房资金即来自康××的卖房款190万元以及自有资金10万元。庭审中，刘×1出示由刘×2出具的落款日期为2010年6月21日的《借条》一份，内容载明：“本人刘×2于2010年3月28日至2010年6月18日陆续向刘×1借款190万元（壹佰玖拾万元整），用于购买北京市朝阳区×××小区二居一套。借款期间利息每年10%，借款人：刘×2。”李×1对该借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借条是刘×2与刘×1之间恶意串通而倒签、伪造的文书，刘×1转账的190万元是刘×1、刘×2的母亲康××赠与刘×2和李×1用于买房的款项。另查，刘×2与李×1原系夫妻关系，后双方于2014年6月25日协议离婚。在离婚协议书中双方约定，位于朝阳区×××小区二居一套房屋归李×1所有，现已过户至李×1名下。2016年12月27日，李×1与刘×1、刘×2三方签订《离婚后帮助协议》一份，约定李×1向刘×2支付100万元的帮助费用，刘×1作为刘×2的姐姐负责收取并监督该100万元的具体使用。协议签订后，李×1已向刘×1账户支付了80万元。上述事实，有借条一份、上海浦发银行账户明细一份、中国工商银行转账记录一份、《离婚协议书》一份、《离婚后帮助协议》一份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刘×1虽提供了刘×2出具的借条以及刘×1向李×1、李×2转款的银行账户交易记录，但不能直接证明诉争款项的性质为借款。首先，本案诉争款项来源于刘×1与刘×2之母康××的卖房款，刘×1仅是卖房的实际经手人而并非卖房款的所有人，刘×2在对此明知的情况下以刘×1作为出借主体书写借条与实际情况相互矛盾；其次，刘×2在借条中约定向刘×1借款用以购买婚后住房时，借款利息为年利率10%，远远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结合刘×1与刘×2的近亲属关系与款项用途，该借款利息的约定有悖生活常理。刘×1虽有转账凭证和刘×2单方面出具的借条，而无刘×2与李×1共同出具的借款借据。虽有刘×2单方面关于借款合意的认可，但因其与刘×1具有亲姐弟的利害关系，刘×2单方面认可诉争款项为夫妻共同借款的陈述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本案借贷合意、借款事实的依据。故刘×1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刘×2、李×1向其借款190万元的事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第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刘×1的起诉。二审查明的主要事实与一审相同。另，刘×2与李×1签订的离婚协议第一条约定“双方自愿离婚，双方都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第六条约定“双方无债权债务”。李×1与刘×1、刘×2三方签订的《离婚后帮助协议》中有“现甲方（李×1）、乙方（刘×2）、丙方（刘×1）三方基于公平原则、帮助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经过友好协商，就甲方向乙方支付帮助费用、丙方具体监督执行的事宜，达成如下条款，以资各方恪守履行”等关于各方权利义务的约定。二审审理期间，刘×1承认收到了李×1的帮助费80万元。本院认为：刘×1凭借刘×2出具的借条以及刘×1向李×1、李×2转款的银行账户交易记录，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刘×2、李×1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等，从形式上看本案应对诉争款项的性质是否为借款进行实体审理。但是，刘×1提供的借条的落款日期为2010年6月21日，其中载明刘×2向其借款的时间为“2010年3月28日至2010年6月18日”，而在此之后的2014年6月25日刘×2与李×1签订了《离婚协议书》，其中明确写明“双方无债权债务”，2016年12月27日李×1、刘×2、刘×1三方签订的《离婚后帮助协议》亦未对刘×1主张的上述借款有所表述。本案各方当事人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庭审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对《离婚协议》及《离婚后帮助协议》提出异议，上述两份协议应为当事方的真实意思表示。鉴于上述情况，刘×1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刘×2、李×1与其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其起诉不具备法律规定的受理条件，原审法院对本案的处理是正确的，应予维持。刘×1关于撤销本案一审裁定、发回重审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饶林生审判员  耿燕军审判员  李 琴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九日书记员  李长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