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1民终110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敬利，女，1991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富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石飞鹏，四川迪扬（双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银保险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青羊区提督街***号********楼。主要负责人：贺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艳，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银瑶瑶，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源全，女，1954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平，四川思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忠艳，女，1980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平，四川思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龙行安，男，1977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三台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君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成华区建设南路**号附*号*层。法定代表人：马鑫，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舒婷梅，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敬利与中银保险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以下简称中银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蒋源全���何忠艳、龙行安、成都君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6民初字第40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敬利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蒋源全、何忠艳对上诉人刘敬利的全部诉讼请求；蒋源全、何忠艳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刘敬利与死者何某车辆发生碰挂无事实、法律依据；死者家属拒绝做尸体解剖，无法确定死者死亡的真正原因，也无法确认死者死亡与碰挂是否有因果关系，有多大的因果关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刘敬利对死者何某承担50%的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中银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交警队调取的监控视频未当庭播放，属于严重的程序违法，该证据最能反映事发时的基本情况，导致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何某与刘敬利发生交通事故与之前曾避让龙行安车辆的行为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2、本案龙行安属于营运车辆在营运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属于保险公司商业险拒赔的情形，一审法院并未查清该事实；3、在一审中，原审被告均提出了要对死者死因以及因果关系和参与度进行鉴定，但被一审法院驳回，同时，一审中上诉人也提出根据尸表检验记载需要进一步解剖才能明确死因，由于死者家属拒绝，理应承担部分责任，对于该部分请求，法官未予处理；4、本案中刘敬利车辆经鉴定为机��车辆，属于两车共同导致死者死亡的交通事故，因此，刘敬利的机动车辆也应该在交强险内承担赔偿责任，而一审法官不顾刘敬利车辆属于机动车的事实，直接免除了刘敬利在交强险内的赔偿责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不当。被上诉人蒋源全、何忠艳、君忆公司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对一审判决无异议，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龙行安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其所驾车辆与何某均无碰撞擦挂，本次事故与龙行安无关。事发时所驾车辆停放在营门口立交桥下公厕旁，并非营运滴滴。龙行安本人无赔偿能力，死者本身具有多种疾病。蒋源全、何忠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刘敬利赔偿蒋源全、何忠艳各项损失210193.79元；2、���求判令龙行安、君忆公司共同赔偿蒋源全、何忠艳各项损失330193.79元（包括交强险12万元）；3、请求判令中银公司对前述第二项请求金额在交强险和商业险责任内向蒋源全、何忠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请求本案诉讼费由刘敬利、龙行安、君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15日上午，刘敬利驾驶川A2406**号牌的电动两轮车沿二环路西三段由营门口立交桥方向往化成路口方向行驶。10时12分许，刘敬利行驶至，遇前方何某驾驶自行车从左侧超越同向停放非机动车道由龙行安驾驶的川Ａ×××××号起亚牌小型轿车时，龙行安驾车向前行驶移动车辆，何某所驾车往左避让龙行安所驾车时，刘敬利驾驶的电动两轮车在右侧超越何某驾驶的自行车，电动两轮车与自行车发生碰挂，导致何某受伤。事发当日，何某先后被送至成都市西��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进行救治，于当日出院。住院天数1天。2016年12月16日何某被送往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入院治疗，于2016年12月26日死亡。住院天数10天。出院诊断：1、呼吸衰竭……脑挫伤、颅内出血……。何某因此次交通事故共计产生医疗费79727.78元（含门诊费）。2017年3月16日，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二分局作出成公交认字【2016】第0027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敬利、龙行安分别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何某不承担事故的责任。龙行安不服，向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申请复核，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经复核认为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二分局作出的成公交认字【2016】第0027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责令原办案单位重新调查认定。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二分局遂于2017年4月15日作出成公交认字【2016】第00275-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敬利、龙行安分别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何某不承担事故的责任。另查明，君忆公司系川Ａ×××××号起亚牌小型轿车的所有人，并在中银公司购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100万元（以下简称商业险）及不计免赔率特约条款等。龙行安与君忆公司于2016年12月1日签订《租车服务协议》，君忆公司将川Ａ×××××号起亚牌小型轿车出租给龙行安使用。刘敬利垫付了医疗费10548.2元。何某户籍性质为非农业家庭户口，生于1951年5月13日，生前居住在成都市金牛区。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采信了身份信息、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勘查笔录、询问笔录、成都市西区医院住院病历、住��费用结算票据、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急诊病历、门诊票据、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出院证明书、催款单、病历资料、死亡记录、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居民死亡殡葬证、遗体火化证明、收条、结婚证复印件、租车服务协议、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机动车商业保险单、当事人陈述及庭审笔录等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应受法律保护，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何某所驾自行车往左避让非机动车道内由龙行安驾驶的川Ａ×××××号起亚牌小型轿车时，刘敬利驾驶的电动两轮车在右侧超越何某驾驶的自行车，电动两轮车与自行车发生碰挂，导致何某受伤，其事实清楚。本次事故交警部门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敬利、龙行安分别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何某不承担事故责任。虽然中银公司、龙行安在诉讼期间提出对案涉交通事故与何某死亡的因果关系及参与度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但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在何某遗体已火化的情况下进行该司法鉴定的必要性及合理性的证据。故结合本案实际情况，一审法院确定刘敬利承担事故50%的责任，龙行安承担事故50%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之规定，因无证据证明川Ａ×××××号起亚牌小型轿车所有人君忆公司在本次事故中具有过错，故龙行安应对此次事故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承担责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之规定，君忆公司作为肇事车辆的所有人，向中银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险100万元（不计免赔），中银公司应当在其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并直接向蒋源全、何忠艳支付理赔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一审法院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和有效证据对何某因此次交通事故的损失确认如下：一、医疗费。蒋源全、何忠艳主张医疗费69179.58元。蒋源全、何忠艳在庭审中出示的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成都市西区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住院及门诊收费票据，共计金额79727.78元，均盖有该院的收费章，并有相应的出院证明书、病历资料等佐证，予以确认。医疗费中的非社保用药费不属于保险理赔的范围，由刘敬利、龙行安承担，庭审中各方当事人未能就非社保用药比例达成一致，结合本案情况，一审法院确定非社保用药比例为15%即11959.17元。二、交通费。蒋源全、何忠艳主张交通费1500元。蒋源全、何忠艳未向举证证明交通费，但考虑交通费系本次交通事故中必然产生的合理正常开支，结合本案实际情况，酌情认定交通费为500元。三、护理费。蒋源全、何忠艳主张护理费18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之规定，结合审理查明的情况，确定何某住院期间护理费为11天×100元/天=1100元。四、住院伙食补助费。蒋源全、何忠艳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6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住院伙食补���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之规定，参照《成都市市直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并结合当地的生活水平、居民收入状况及何某住院情况，对蒋源全、何忠艳主张的该项诉讼确认为11天×50元/天=550元。五、死亡赔偿金。蒋源全、何忠艳主张死亡赔偿金393075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岁；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之规定，蒋源全、何忠艳提交了何某户口信息，一审法院确定何某的死亡赔偿金按城镇标准计算，故对蒋源全、何忠艳的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六、精神损害抚慰金。蒋源全、何忠艳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之规定，结合案件实际情况、过错程度及造成的后果等因素，对蒋源全、何忠艳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酌情认定为50000元。七、丧葬费。蒋源全、何忠艳主张丧葬费25233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之规定，确认何某的丧葬费为4205.5元/月×6=25233元。综上，何某因此次交通事故的损失为医疗费79727.78元、护理费1100元、死亡赔偿金39307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交通费5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50元、丧葬费25233元，共计550185.78元。刘敬利驾驶的川A2406**号电动两轮车应投保交强险于法无据，故中银公司提出何某因此次交通事故的损失应扣除两份交强险后再按照责任比例承担的辩称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因君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100万元（不计免赔），扣除不属于保险公司理赔范围的自费药11959.17元，中银公司首先在机动车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以及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支付蒋源全、何忠艳12万元，剩余费用418226.61元，中银公司应当按照责任比例支付蒋源全、何忠艳209113.31元（418226.61×50%），刘敬利承担209113.31元（418226.61×50%），中银公司实际支付蒋源全、何忠艳329113.31元。不属于中银公司理赔范围的自费药11959.17元，按照责任比例龙行安承担50%即5979.59元，刘敬利承担50%即5979.59元。综上，刘敬利应承担215092.9元，刘敬利已垫付10548.2元，还应向蒋源全、何忠艳支付204544.70元。据此，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九条、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中银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蒋源全、何忠艳329113.31元；二、刘敬利于判决生效之日起��日内支付蒋源全、何忠艳204544.70元；三、龙行安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蒋源全、何忠艳5979.59元；四、驳回蒋源全、何忠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102元，减半收取1551元，由刘敬利负担775.5元，龙行安负担775.5元。二审审理过程中，中银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商业三者险和交强险的投保单以及条款，拟证明因龙行安驾驶事故车辆从事网约车，属于商业三者险条款第九条第（三）项约定的改变车辆性质的情形，中银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不负责赔偿。其他各方对该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对证明观点不予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对其证明力在本院认为部分一并阐述。本院经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1、中银公司提供的投保单背面投保人声明处加盖了君忆公司公章，日期栏为空白；投保单、保险条款合并加盖骑缝章，投保人声明页未加盖骑缝章，日期栏空白。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九条约定，“下列原因导致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三）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2、中银公司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当庭出示的证据包含了交警大队调取的现场��查笔录、询问笔录，以及天网视频资料，其他各方当事人发表了质证意见。二审审理过程中，中银公司陈述该天网资料系事故当事人从交警队调取，当时与当事人一起观看了视频资料，蒋源全、何忠艳、刘敬利也表示看过了视频资料。3、刘敬利事发次日在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二分局事故预防处理大队询问时陈述，“10时10分，我驾驶电动自行车行驶到二环路西三段五里墩路口往蜀汉路方向大约20米处时，与一辆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自行车骑车人倒地受伤。”“我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左后侧与自行车发生接触。”龙行安事发后在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二分局询问时陈述，“我驾驶车辆在二环路西三段五里墩路口的路边等单，当时我是靠路边的非机动车道内停放的，我停了约五分钟左右；在我准���起步时，我从车辆左侧后视镜和左侧玻璃向后和向外观察，看见一名大爷骑自行车出现在我车左侧，我车向左偏方向起步前行时，大爷的自行车到了我车左侧，我就向右偏方向，并将车停下。”本院认为，结合上诉人刘敬利、中银公司的上诉理由及蒋源全、何忠艳、龙行安、君忆公司的答辩意见，归纳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审是否违反法定程序；此次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经过以及责任划分是否恰当；何某的死亡与交通事故的因果关系；刘敬利是否应当在交强险范围内先行承担责任；中银公司是否应当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免赔。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一）关于一审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中银公司提出监控视频未当庭播放，属于严重的程序违法。经审查，中银公司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当庭提交了天网视频资料，其他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发表了质证意见。二审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包括中银公司均陈述庭前已经观看了视频资料，一审法院亦将视频资料存入案件卷宗一并移送本院。中银公司主张一审程序严重违法的上诉理由与二审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此次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经过、责任划分，以及何某的死亡与交通事故的因果关系等问题。2017年3月16日，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二分局作出成公交认字【2016】第0027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龙行安不服，向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申请复核，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经复核认为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二分局作出的成公交认字【2016】第0027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责令原办案单位重新调查认定。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二分局遂于2017年4月15日作出成公交认字【2016】第00275-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二分局作为交通管理部门正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中银公司、刘敬利、龙行安虽然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有异议，却未能提交任何证据予以反驳。刘敬利、龙行安事后的询问笔录陈述的事发经过与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图、视频资料以及《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经过基本一致，能够证明刘敬利持“C1”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摩托车上路行驶，龙行安驾驶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上临时停车妨碍其他车辆通行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原因。刘敬利主张其未与何某驾驶的自行车碰撞的上诉理由与自己的陈述以及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关于龙行安提出其未与何某接触，不应承担事故责任的问题，同样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予以认定，龙行安所驾车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在道路上临时停车妨碍了其他车辆通行，该违法行为与事故的发生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交通管理部门根据龙行安、刘敬利各自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认定分别承担事故同等责任，并无不当。交通管理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中银公司主张龙行安未与何某接触，不承担事故责任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三）关于何某的死亡原因。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死亡记录显示，何某的死亡原因：直接原因呼吸衰竭。间接原因脑挫伤、颅内出血。中银公司、刘敬利虽主张何某死亡非因交通事故导致，但却未能提交任何证据予以反驳，仅仅因为死者家属未做尸体解剖就否认死亡记录载明的死亡原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四）关于刘敬利是否应当在交强险范围内先行承担责任的问题。刘敬利所驾车辆为电动自行车，不具备购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强制保险的法定条件。中银公司主张刘敬利在交强险范围内先行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五）关于中银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是否应当免赔的问题。中银公司主张免赔的依据是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九条，“下列原因导致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三）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该条约定从字面意思理解，和本次事故相关的有两层意思，一是被保险机动车改变使用性质，二是因为改变使用性质导致的人身伤亡。本案中，龙行安的询问笔录中反映曾从事网约车��但是事发时并未搭乘其他人员，只是在非机动车道内临时停放，因妨碍其他车辆通行而导致事故发生。也就是说龙行安在事发前后是否从事网约车与本次事故发生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也并非因从事网车车而导致车辆危险程度增加，而导致人身伤亡，并不符合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九条约定的免赔情形，中银公司据此主张免赔，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敬利、中银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02元，由刘敬利、中银保险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各负��155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谢 芳审判员 唐 健审判员 胡 瑜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九日书记员 范玥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