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民申字第288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周国江，男，汉族，1958年9月29日出生，住山东省沂源县。 委托代理人：于海林，山东广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沂源县城沂河路11号。 法定代表人：鹿成滨，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海明，该公司职工。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李同安，男，汉族，1959年7月30日出生，住山东省沂源县。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李效德，男，汉族，1956年8月26日出生，住山东省沂源县。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马淑艳，女，汉族，1962年11月7日出生，住山东省沂源县。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任明菊，女，汉族，1958年7月22日出生，住山东省沂源县。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杨洪吉，男，汉族，1966年7月29日出生，住山东省沂源县。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杨建军，男，汉族，1963年6月23日出生，住山东省沂源县。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杨连香，女，汉族，1958年2月1Ｏ日出生，住山东省沂源县。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赵晓莉，女，汉族，1965年11月16日出生，住山东省沂源县。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周世平，男，汉族，1951年12月5日出生，住山东省沂源县。 再审申请人周国江因与被申请人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原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阳公司），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李同安、李效德、马淑艳、任明菊、杨洪吉、杨建军、杨连香、赵晓莉以及周世平（以下简称李同安等九人）侵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鲁商终字第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周国江申请再审称：（一）其在二审庭审中曾提交了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淄博中院）（2013）淄商终字第287号民事判决，以此证明淄博中院曾对类似案件作出过与本案结果相反的判决。在二审庭审中，其还曾申请法庭调取白彩虹、刘东生等人类似案件的裁判文书及案件材料，但是二审法院未予同意。（二）鲁阳公司在2003年对公司内部职工股进行清理时，周国江的身份和持有的股份排除在外。但本案李同安等九人的股份在2003年9月份时就同案外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股权全部转让给沂源县南麻镇集体资产经营管理中心，并领取对价款项。（三）《股权受托证明》属于委托合同，非股权证明。《股权受托证明》的签订由鲁阳公司一手操办，周国江根据鲁阳公司的安排在《股权受托证明》落款处签字时，其他内容都是空白。鲁阳公司存在欺诈周国江以及李同安等九人的行为，《股权受托证明》不具备合同成立有效的法律必备要件，一审、二审判决认定《股权受托证明》有效是错误的。（四）《鲁阳股权确认书（职工股）暂存单》（以下简称《暂存单》）不能说明周国江账户名下存在他人股权挂靠的情形。本案一审过程中，周国江即请求鲁阳公司交付包括股权交易在内的所有手续，鲁阳公司拒不交出。后来经过二审法院调解，鲁阳公司才退还了周国江的股票交易手续。鲁阳公司卖出的股权划拨账款亦是由该公司单独操作，周国江并不知情。周国江领取了上述《暂存单》不代表其认可鲁阳公司记载的信息。且该份《暂存单》明确载明的是职工股的暂存单，并未记载有其他股权挂靠的情形。（五）本案的案由应为股权所有权确认纠纷。根据周国江提交的鲁阳公司报送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的材料来看，李同安等九人的股权已被收购，在没有证据证明其享有鲁阳公司股权的情况下，二审判决就根据《股权受托证明》认定李同安等九人的股权挂靠在周国江名下于法无据。综上，周国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鲁阳公司答辩称：（一）再审申请人的申请事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再审申请人提交的淄博中院（2013）淄商终字第287号民事判决，本案二审庭审时已经质证，且287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结论与本案判决相同，因此无需调取白彩虹、刘东升、白如君等人的案件材料。该证据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二）再审申请人的申请事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鲁阳公司之所以要“缩股”，是因为公司在1992年发行股票并面向社会募集时，有关公司上市的法律、法规尚未实施。为了消除这一障碍，公司才决定“缩股”。随后，再审申请人与李同安等九名第三人根据公司的“缩股”决定，签订了9份《股权受托证明》，且已经履行完毕，再审申请人取得了对价款，其对涉案争议股份不再享有所有权。（三）《暂存单》是再审申请人向法院提交的证据，且其认可“送转股后，截止到2008.1.2号，委托出售后，剩余44268股，大写肆万肆仟贰佰陆拾捌股”系其手写添加，结合《股权受托证明》等其他证据，足以证实再审申请人明知其账户名下存在他人股权挂靠的事实。因此，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周国江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应当驳回。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本案的案由应如何认定以及周国江与李同安等九人之间是否存在代持股的关系。 （一）关于本案案由应如何认定的问题。周国江主张其名下持有的鲁阳公司89226股原始股全部归自己所有，鲁阳公司将上述股票从其账户卖出，出售款项除部分归还外，其余部分拒绝归还，侵害其合法权益，周国江遂以鲁阳公司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其返还股票款及利息。虽然认定鲁阳公司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的前提是确认周国江是案涉股份的所有权人，还是仅就案涉股份与李同安等九人之间存在代持股关系，但就周国江的诉讼请求而言，本案符合侵权的构成要件，故二审判决对本案案由的认定并无不妥。周国江关于本案案由应为股权所有权确认纠纷等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周国江是否代李同安等九人持有鲁阳公司股份的问题。虽然招股意向书及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李同安等九人的股份已经全部对外转让，但本案属于鲁阳公司名义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发生的纠纷，判断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代持股关系，应当以双方是否存在相应的约定为依据。 第一，周国江在一、二审中均承认，其与李同安等九人签订的《股权受托证明》系其本人签字，且知道其名下股权存在为他人挂名的情况。周国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系鲁阳公司法律事务处工作人员，应当知道在《股权受托证明》上签字的法律后果。虽然《股权受托证明》留有空白，但周国江并未提出异议，而是予以签字，该行为应视为其同意代持股的意思表示。 第二，周国江承认《暂存单》的真实性，该《暂存单》明确载明“送转股后，截止到2008.1.2号，委托出售后，剩余股数44268股”。周国江认可其已于2008年1月2日委托鲁阳公司出售的股票数为44200股，加上前述剩余股票数44268股，共计88468股。也即周国江认可截止到2008年1月2日，其出售股票前实际持有的股票总额为88468股。而如果周国江名下的股票全部归其所有，那么89226股原始股经过分红送股后是231934股，与周国江持有的《暂存单》载明的数额相矛盾，这也间接证明了周国江名下55200股原始股系其代李同安等九人持有的事实。 第三，周国江主张其所持有的股份被排除在鲁阳公司清理股份的范围之外，该申请理由与事实并不相符。2003年鲁阳公司清理股份时，对于周国江被清理的55200股份支付了对价，共计110400元。该笔款项存于鲁阳公司工会，鲁阳公司工会已于2003年10月1日开具了交款单位为周国江的收款收据，周国江可据此领取上述款项。周国江是否领取该笔清理款并不影响其所持原始股被缩减的事实以及其和李同安等九人签订的《股权受托证明》的效力。 第四，周国江向本院提交了淄博中院（2013）淄商终字第287号民事判决，借以证明二审判决认定其与李同安等九人之间存在代持股关系错误。该申请理由不能成立。因为上述案件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案件情况也不相同，该证据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新证据，故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二审判决是否存在错误的依据。同理，周国江申请二审法院调取白彩虹、刘东生、白如君等人的案件材料，因与本案无关，故二审法院未予准许并无不当。 综上，《股权受托证明》的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周国江与李同安等九人之间的委托持股关系应认定有效。鲁阳公司将周国江代李同安等九人持有的股票出售后，已将款项支付给李同安等九人，故一、二审判决对于周国江要求鲁阳公司返还上述股票款以及利息的诉请未予支持并无不妥。关于周国江提出的《股权受托证明》不具备合同成立有效的必备要件，二审判决认定《股权受托证明》有效错误，以及《暂存单》不能说明周国江账户名下存在他人股权挂靠情形等申请理由，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周国江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周国江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王展飞 代理审判员  王文兵 代理审判员  张丽洁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刘晓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