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沪高民五（商）终字第S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华冶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吴甜，该公司员工。委托代理人周建春，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委托代理人钱前，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梁子跃，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陈黎芳原审被告高峰上诉人上海华冶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冶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资产上海分公司），原审被告陈黎芳、高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沪一中民六（商）初字第S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华冶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吴甜、周建春，被上诉人信达资产上海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钱前、梁子跃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陈黎芳、高峰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3月12日，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南洋银行上海分行）与华冶公司签订编号为043-341-12400059C000的《授信额度协议》一份，约定：南洋银行上海分行根据本协议向华冶公司提供授信额度，在符合本协议及相关单项协议约定的前提条件下，华冶公司可向南洋银行上海分行申请循环使用。其中，总授信额度为5，000万元；授信种类为银行承兑汇票（50%保证金）；授信额度的使用期限为自2013年3月14日至2014年9月14日止，或双方同意的其他期限，或南洋银行上海分行单方面作出取消授信额度决定时止，以先至者为准。《授信额度协议》第十条载明，华冶公司未按本协议、单项协议的约定履行对南洋银行上海分行的支付和清偿义务，即构成或视为华冶公司在本协议和单项协议下的违约事件，南洋银行上海分行有权视具体情形分别或同时采取下列措施：……4、宣布本协议、单项协议或南洋银行上海分行与华冶公司之间的其他协议项下尚未偿还的贷款、贸易融资款项及保函垫款本息和其他应付款项全部或部分立即到期；5、终止或解除本协议，全部、部分终止或解除单项协议及其他协议；6、要求华冶公司赔偿因违约而给南洋银行上海分行造成的损失；7、将华冶公司在南洋银行上海分行处开立的账户内的款项扣划以偿还全部或部分债务。同日，南洋银行上海分行与高峰、陈黎芳分别签订编号为043-341-12400059MG000和043-341-12400059MG001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二人分别为华冶公司在编号为043-341-12400059C000的《授信额度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其中，担保的最高本金余额为5，000万元，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基于该主债权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以及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应付费用等。2013年9月16日，南洋银行上海分行与华冶公司签订了一份编号为04334112400059Y200的《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约定被告华冶公司向南洋银行上海分行申请开立汇票5张，合计金额5，000万元，汇票号码分别为20013543、20013544、20013545、20013546、20013547，出票日期均为2013年9月17日，到期日期均为2014年3月17日，收款人均为上海华宇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协议第二条第1项约定，申请人在承兑人处存有承兑汇票票面金额的50%保证金；申请人在汇票到期日前不能足额交付票款时，承兑人有权直接扣划保证金以清偿票款不足部分；第二条第6项约定，如承兑汇票到期之日申请人不能足额交付票款时，承兑人对不足支付部分的票款转入承兑申请人的逾期垫款户，并按日万分之五计收逾期罚息；第二条第8项约定，如因申请人不履行本协议或承诺书项下内容，给承兑人造成任何损失均由申请人承担；为履行本协议而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申请人向承兑人或有关方面支付。上述协议签订后，华冶公司依约向账户内存入2，500万元保证金，南洋银行上海分行亦向华冶公司开具上述银行承兑汇票，但因华冶公司未能依约在汇票到期日前补足相应保证金，南洋银行上海分行在扣划了华冶公司账户内包括保证金、保证金利息以及账户余额在内总计为25，352，979.25元款项后，发生垫款24，647，020.75元。原审法院另查明：华冶公司在向南洋银行上海分行申请授信额度时，向南洋银行上海分行提供了一份《上海华冶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该决议内容载明：华冶公司董事会一致通过决议，同意华冶公司向南洋银行上海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5，000万元的授信额度。同意《授信额度协议》（编号：043-341-12400059C000）的全部条款和内容以及其他与本次授信相关的法律文件。决议并授权高峰代表华冶公司与南洋银行上海分行签署上述授信文件及相关法律文件。该决议中并预留了高峰的签字样本和华冶公司的公司印章样本。原审法院还查明：南洋银行上海分行与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就本案纠纷南洋银行上海分行委托该所代理本案诉讼及执行等事宜。关于律师费的收取标准，双方约定为60，000元。原审法院认为：南洋银行上海分行与华冶公司、高峰、陈黎芳签订的《授信额度协议》、《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履行。现南洋银行上海分行已根据华冶公司的申请开具本案系争银行承兑汇票，并在汇票到期后为华冶公司垫付了票据款不足部分，履行了己方合同义务，而华冶公司未能按约在汇票到期日前向南洋银行上海分行足额交付票款，在汇票到期后南洋银行上海分行已为其垫付票据款的情况下，亦未及时归还垫付款项，构成违约，故南洋银行上海分行要求华冶公司归还垫付款项并按约支付罚息，高峰、陈黎芳承担保证责任，具有事实及合同依据，依法应予支持。关于罚息的计收标准问题，《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中明确约定为每日万分之五，华冶公司虽不认可该罚息条款的效力，但鉴于其既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就本案系争承兑汇票曾签署其他基础性协议，对罚息标准进行过其他约定，又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签署本协议时存在对方欺诈、胁迫等情形，故对华冶公司不予适用上述罚息利率的主张难以支持。华冶公司另提出，因南洋银行上海分行在扣划保证金时未通知华冶公司，南洋银行上海分行也存在违约行为，且华冶公司并非出于主观恶意不还款，故请求对罚息利率予以调整。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明确约定，华冶公司在汇票到期日前不能足额交付票款时，南洋银行上海分行有权直接扣划保证金以清偿票款不足部分；对不足支付部分的票款则转入华冶公司的逾期垫款户，并按日万分之五计收逾期罚息。上述约定表明，南洋银行上海分行在进行扣款时，并不负有通知华冶公司或向华冶公司发送回单等文件的义务，而华冶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也不因其违约时的主观状态而有所区别。据此，原审法院对华冶公司调整罚息利率的主张亦不予支持。关于双方争议的欠款金额，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南洋银行上海分行提交的账户月结单，除2，500万元保证金本金外，南洋银行上海分行于2014年3月17日共计从华冶公司账号为04334100000619的账户内扣划了352，979.25元，其中1，034.81元系该账户内资金余额，351，944.44元系保证金利息。华冶公司虽主张南洋银行上海分行系从其一般账户及保证金账户中分别扣划了352，979.25元和保证金利息351，944.33元，但其未提供证据证明除本案系争的04334100000619账户外，华冶公司还在南洋银行上海分行处开立有其他资金账户。据此，原审法院认为，华冶公司关于南洋银行上海分行分别从其一般账户和保证金账户扣划了352，979.25元、351，944.44元，故除保证金本金外共计还款704，923.69元的辩称，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关于南洋银行上海分行主张的60，000元律师费，原审法院认为，南洋银行上海分行与华冶公司签订的《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明确约定，如因华冶公司不履行协议或承诺书项下内容，给南洋银行上海分行造成任何损失均由华冶公司承担；为履行本协议而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华冶公司向南洋银行上海分行或有关方面支付。现因华冶公司违约而产生本案纠纷，故南洋银行上海分行如产生律师费损失的，华冶公司应按约赔付。南洋银行上海分行现已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实际支付该笔费用，根据银行业务回单上记载的信息，可以证明该60，000元与本案的关联性，并能够与南洋银行上海分行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以及律师费发票互为印证，故可以认定南洋银行上海分行已经实际产生律师费损失60，000元。华冶公司称，本案属一般经济纠纷，律师费并非本案必须发生的费用，对此，原审法院认为，民事诉讼中，就理论而言，当事人均可亲身出庭或委托亲属、单位工作人员出庭，极少“必须”委托律师之情形。若以“必须”作为律师费发生之判断标准，则将会导致守约方的合法利益落空，明显悖于常理。因此，对协议约定的由违约方承担南洋银行上海分行的一切损失，并非以“必须”者为限，而应以“合理”者为限。本案中，南洋银行上海分行为参加诉讼而聘请律师，应属合理，结合本案诉讼标的额考虑，南洋银行上海分行主张的律师费数额亦在合理范围之内，故依约应由作为违约方的华冶公司承担，对其相关抗辩理由不予采信。据此，原审法院判决：一、华冶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南洋银行上海分行贷款本金人民币24，647，020.75元以及自2014年3月1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罚息（以人民币24，647，020.75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计付）；二、华冶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南洋银行上海分行律师费损失人民币60，000元；三、高峰、陈黎芳对华冶公司上述第一、二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高峰、陈黎芳在履行上述义务后，有权向华冶公司追偿。华冶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其与南洋银行上海分行签订的《授信额度协议》及《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未明确约定律师费应列入违约赔偿范围，故其不应承担律师费赔偿责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信达资产上海分公司答辩称：南洋银行上海分行与华冶公司签订的《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明确约定，如华冶公司不履行承诺书项下义务，给南洋银行上海分行造成损失的，应承担为履行本协议而产生的一切费用。律师费性质上属于财产损失，当然应包含在内。本案中南洋银行上海分行请求的律师费6万元，远低于政府律师费指导价，属于合理范围。另根据南洋银行上海分行与高峰、陈黎芳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范围包括律师费，也可以推断系争承兑协议约定的损失包含律师费。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审理期间，华冶公司向本院提交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14）宝民二（商）初字第847号民事判决书，以此证明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未明确约定赔偿律师费的，违约方不需要赔偿律师费损失。信达资产上海分公司对该判决书的真实性及合法性不持异议，但认为（2014）宝民二（商）初字第847号民事判决书中，当事人双方未约定违约造成损失的赔偿内容，与本案的情况不同，故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此，本院认为：根据（2014）宝民二（商）初字第84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该案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与本案系争承兑协议的约定并不相同，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信达资产上海分公司向本院提交其与南洋银行上海分行于2014年11月20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以及2014年12月26日刊登于《金融投资报》的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各一份，以此证明南洋银行上海分行已将本案系争合同项下所拥有的主债权和担保权利全部转让给信达资产上海分公司。华冶公司对此无异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4年11月20日，南洋银行上海分行与信达资产上海分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其与华冶公司签订的《授信额度协议》、《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及其与高峰、陈黎芳分别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所拥有的主债权和担保权利全部转让给信达资产上海分公司，并于2014年12月26日在《金融投资报》上刊登了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本院认为：南洋银行上海分行与华冶公司、高峰、陈黎芳签订的《授信额度协议》、《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恪守。南洋银行上海分行将其所拥有的涉讼主债权和担保权利全部转让给了信达资产上海分公司，故华冶公司应向信达资产上海分公司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及违约责任，高峰、陈黎芳应向信达资产上海分公司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系争《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约定，如因华冶公司不履行协议或承诺书项下内容，给南洋银行上海分行造成任何损失均由华冶公司承担；为履行本协议而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华冶公司向南洋银行上海分行或有关方面支付。从文意理解，“任何损失”和“一切费用”理应包含合理的律师费支出。南洋银行上海分行因华冶公司的违约行为提起诉讼而聘请律师当属合理，其主张的律师费数额亦在合理范围之内，华冶公司应按约赔付。华冶公司主张律师费的赔付应以合同明确载明“律师费”为条件，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00元，由上诉人上海华冶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高 琼审 判 员  范雯霞代理审判员  刘嵩松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书 记 员  魏 蓉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