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11民初9632号原告：黎某1（曾用名黎苧熹），女，1994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红梅，女，1967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黎某1的母亲。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焱，广东鹏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某，女，1971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被告：黎某2，女，2007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白云区。法定代理人：徐某，女，1971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601号暨大羊城苑21栋406房，黎某2的母亲。（公民身份号码410303197109060028）上述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沛清，广东沛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官婉玲，广东沛清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黎某3，男，1937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京山县。被告：黎某4，男，1966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京山县。被告：黎某5，女，1968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被告：黎某6，女，1975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京山县。上述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焱平，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旭杰，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黎某7（又名黎作伟），男，1964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京山县。原告黎某1与被告徐某、黎某2、黎某3、黎某4、黎某5、黎某6、黎某7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黎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红梅、刘焱，被告黎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兼被告徐某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沛清，被告黎某3、黎某4、黎某5、黎某6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焱平，被告黎某7等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黎某1诉称，2001年初，因为被继承人黎辉与被告徐某非法同居而导致黎辉与魏红梅夫妻感情彻底破裂，双方先后签了两份《离婚协议书》，协议均表明“本协议书由黎辉分得的房产和产业，待黎辉去世后，只能由黎苧熹继承”。上述协议系被继承人黎辉与我母亲魏红梅自愿签订且生效成立，条款内容对双方均产生约束力。根据业已生效的涉讼离婚民事判决，被继承人黎辉是始终认可上述离婚协议内容的，人民法院也认定上述离婚协议内容合法有效，并认可离婚协议中的继承条款。现被继承人黎辉已去世，故涉案位于广州市天河区旧广从公路梅花园梅园大厦4号401房（以下简称401房）及位于广州市天河区旧广从公路梅花园梅园大厦4号402房（以下简称402房）应按上述继承条款进行继承，依法由我全部继承并过户到我名下。同时，根据黎辉与魏红梅签订的上述《离婚协议书》约定，上述两处房也是归我所有的，即离婚协议中的继承条款已引起物权变动，涉案两处房产理应由我继承和所有。综上，我现要求判决确认涉讼401房及402房由我继承并归我所有，各被告则需协助我办理上述房屋的权属变更登记手续（过户费用由我方负担）。被告徐某、黎某2共同辩称，原告方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首先，离婚协议是当事人以离婚为主题，围绕离婚相关子女抚养、财产分配及债权债务处理而形成的文件，且离婚协议是要式法律行为，必须以到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离婚才发生法律效力，才能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否则不发生法律效力。由此可见，即便双方当事人达成了阶段性或暂时性的离婚协议，但因任何一方反悔而未能办理离婚登记的，该协议对双方不应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涉案离婚协议的当事人一方魏红梅在诉讼离婚过程中，对有关离婚协议内容是不同意的，并表达了反悔的真实意思，由此可见，魏红梅与被继承人黎辉诉前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对双方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其次，魏红梅与被继承人黎辉离婚时的民事判决（即〔2001〕云法民初字第1748号民事判决以及〔2002〕穗中法民一终第890号民事判决）只是对离婚案件所做出的离婚判决，并非对离婚协议书真实性、合法性的确认之诉，上述判决书文中对离婚协议部分的意见也只是主审法官的一些论证方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两份离婚判决并没有全部按照诉前离婚协议的内容作出判决，而仅是参照了部分条款，判项中并未涉及原告继承房产的问题。再次，涉讼〔2016〕粤0111民初12989号民事判决及〔2017〕粤01民终3700号民事判决只是在判决中对相关事实作出了司法评价，即对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提出了看法而已，并不是对事实是否客观存在作出认定或者判断，不能据此证明涉案401房、402房应由原告继承。同时，涉讼离婚协议中“本协议书由黎辉所分得房产和产业，待黎辉去世后，只能由黎苧熹继承”的前提条件是黎辉按照离婚协议分配取得房产和产业，而事实上黎辉所取得的房产和产业均是由人民法院判决所得，并非按照黎辉与魏红梅诉前签订的离婚协议所得；且离婚协议中“本协议书由黎辉所分得房产和产业，待黎辉去世后，只能由黎苧熹继承”也并非被继承人所立遗嘱，即便是遗嘱，被继承人黎辉亦是可依法变更的；签订上述离婚协议时，被继承人黎辉为了达成协议自愿申请离婚登记的目的，确对夫妻共同所有的涉案房产和产业作出了让步，允许其依离婚协议取得的房产和产业由女儿黎苧熹继承，可见，涉案房屋当时是夫妻共同财产，这一条款也是以离婚协议发生法律效力为前提的，但上述离婚协议最终却因魏红梅的反悔而并未发生法律效力；由此，涉讼〔2016〕粤0111民初12989号民事判决及〔2017〕粤01民终3700号民事判决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即便离婚协议书发生法律效力也不应当认定被继承人黎辉依法设立的遗嘱无效，充其量只能要求黎辉承担违约责任，我方已就涉讼〔2016〕粤0111民初12989号民事判决及〔2017〕粤01民终3700号民事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后，被继承人黎辉的全部财产如果全部由本案原告继承，不仅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既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也侵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未成人继承权，有悖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告黎某3、黎某4、黎某5、黎某6辩称，我方不同意原告方的诉讼请求，要求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涉讼401房及402房。黎辉与原告的母亲魏红梅签定涉讼离婚协议时对有关其去世后财产的约定，是基于当时黎辉没有再婚且只有原告一名子女这一情况所进行的约定；签定协议时黎辉39岁且身体健康，其当然没有预料到自己会先于父母死亡；因此，即使涉讼离婚协议书中有关黎辉分得的财产和产业在其去世后只能由原告继承的约定在当时认为是有效的，但由于黎辉未去世也不会据此产生房屋所有权转移的效力，不能以此决定黎辉的产业和房屋归原告所有，只能待黎辉去世后再根据其死亡时的情况来履行，即黎辉去世后上述约定才能成为遗嘱，且该遗嘱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才可以履行；而实际上，黎辉在此后既再婚又生育子女，更不幸的是其竟先于父母去世，由此，根据继承法的相关规定，上述约定就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若按上述约定履行，父亲黎某3就没有了保障，这不是黎辉所想要的结果。黎辉作为黎某3的长子，是黎某3所有孩子中受教育最好的，根据规定黎辉亦是需要赡养黎某3的，现在黎某3年老多病、没什么收入，其余子女也是生活艰难，故我方认为在本案中是需要保障黎某3合法权益的。另外，原告在提起本案诉讼前就曾对其权利作出过处分，2015年6月8日，原告与黎某3、朱元贵就曾以继承纠纷为由起诉被告徐某、黎某2（案号：〔2015〕穗云法少民初字第95号），要求以法定继承方式分割黎辉名下的财产；而原告的母亲魏红梅作为涉讼离婚协议的当事人，对于有关离婚协议的约定是清楚的，其在该案起诉前就曾与委托代理人胡焱平律师（胡焱平律师在该案中曾作为黎某1、黎某3、朱元贵三原告的共同诉讼代理人）进行充分沟通，原告最终与黎某3、朱元贵沟通一致后才在该案中提出按照法定继承办理黎辉遗产继承事宜这一权利主张，由此应认为原告已对其权利作出了处分。基于上述理由，我方请求法院驳回原告方的诉讼请求，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本案的财产。被告黎某7辩称，对于原告方起诉我，我无异议。由于父亲黎某3已年老，故作为黎辉妻子的魏红梅与徐某都应该对黎某3负有抚养义务。另，我明确表示放弃对包括涉讼401房及402房在内的黎辉全部遗产的继承。经审理查明，黎辉（又名黎作坤，原公民身份号码）与被告徐某是夫妻关系，两人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并于××××年××月××日生育女儿黎某2（即被告黎某2）；原告黎某1是黎辉与前妻魏红梅生育的女儿，2002年6月14日，黎辉与魏红梅经法院诉讼判决离婚（一审案号：〔2001〕云法民初字第1748号，二审案号：〔2002〕穗中法民一终第890号）；2015年2月3日，黎辉与因病去世。另，黎辉的父母为朱元贵（原公民身份号码）及被告黎某3，朱元贵与被告黎某3共生育有黎辉、黎某7（即被告黎某7）、黎某4（即被告黎某4）、黎某5（即被告黎某5）及黎某6（即被告黎某6）等五名子女；朱元贵于2017年3月3日去世，其生前没有留下遗嘱，朱元贵的父母均先于朱元贵去世。由于双方当事人在涉讼401房及402房的继承问题上存在争议，故成讼。庭审中，被告黎某7明确表示，虽然母亲朱元贵生前亦是黎辉的法定继承人，但黎某7仍自愿放弃对包括涉讼401房及402房在内黎辉全部遗产的继承权。查，涉讼位于广州市天河区旧广从公路梅花园梅园大厦4号401房（即广州市白云区广州大道北1299号4栋401房，房地产证号码：穗房地证字第××号，所有权来源：2000年10月向广州南烨有限公司买，建筑面积84.8125m2）的登记权属人为黎辉，权属登记时间为2001年7月3日；涉讼位于广州市天河区旧广从公路梅花园梅园大厦4号402房（即广州市白云区广州大道北1299号4栋402房，房地产证号码：穗房地证字第××号，所有权来源：2000年10月向广州南烨有限公司买，建筑面积59.72m2）的登记权属人为黎辉，权属登记时间为2001年7月3日。上述两处房屋现均由被告黎某2、徐某使用。另查，2015年6月10日，朱元贵、黎某3、黎某1曾作为共同原告向本院提起继承纠纷之诉（案号：〔2015〕穗云法少民初字第95号，该案被告为黎某2、徐某），以被继承人黎辉生前无留下遗嘱，而朱元贵、黎某3、黎某1及黎某2、徐某等均属于黎辉的法定继承人为由，要求继承分割黎辉的遗产（含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广州大道北1299号〔原广州市白云区同和中路〕梅花园梅园大厦4401、4402房〔即涉讼401房及402房〕）等。在该案的诉讼过程中，由于黎某2、徐某主张黎辉生前于2012年11月23日书写的申明（内容为“2002年，经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两审终审判决确认，位于广州市广州大道北1299号4401房〔约100m2〕和4402房〔约60m2〕属黎辉所有，黎辉庄严申明，上述两套房产，如果黎辉因病或正常死亡后，全部房产归女儿黎某2所有。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借口强占分割或者提出其他非法无理要求。口说无凭，特此申明”）应属于黎辉的遗嘱，黎某1遂于2016年10月19日与其母亲魏红梅另案向本院提起确认遗嘱无效纠纷之诉（案号：〔2016〕粤0111民初12989号，该案的被告为徐某、黎某2，案件的第三人为黎某3、朱元贵），要求确认被继承人黎辉2012年11月23日所立遗嘱（申明书）无效。经〔2016〕粤0111民初12989号案审理查明的内容包括：“被继承人黎辉于××××年××月××日与原告魏红梅登记结婚，××××年××月××日生育女儿黎某1（曾用名黎苧熹）”、“位于广州市同和中路梅源大厦4401、4402房属于魏红梅与黎辉婚后共同购置的财产”、“2001年2月21日，被继承人黎辉与原告魏红梅签订离婚协议书，双方约定：位于广州市同和中路梅源大厦4401、4402房归黎辉之女黎苧熹所有，屋主换成黎苧熹的名字，若因黎苧熹年小不能改名，则换成黎辉、魏红梅的名字，直到黎苧熹成年之后再换成她的名字，但是，该两套房间永远归黎辉作律师楼及自主用途，双方均不能抵押、出租、变更。该两套房除黎辉自住外，不能作为黎辉与其他人同居或结婚后居住，否则黎苧熹有权收回使用权”、“同年5月27日，黎辉与原告魏红梅再次签订离婚协议书，约定：双方经多次协商，冷静考虑，理智决定，自愿离婚。现就小孩抚养及财产分割达成如下协议:一、小孩抚养问题：黎辉保证按时足额支付黎苧熹的生活费、教育费，并以黎辉房产梅园大厦4401、4402的房产作抵押担保，如果黎辉拖欠小孩抚养费半年或累计1万元时，原告魏红梅有权以女儿黎苧熹的名义主张受抵押的房产，若黎辉提出补足所欠的小孩抚养费时，则应在所欠抚养费的基础上上浮10%作为补偿，并给予原告魏红梅。二、关于财产分割问题：（一）房产分割……3、位于广州同和中路梅园大厦4401、4402房归男方所有，此房用于保证黎辉按季支付女方小孩的抚养费，不可再作其他抵押或转让。……三、现金及债权、债务处理：……梅园大厦4401、4402房按揭款由黎辉负责，原告魏红梅有权督促黎辉按时交按揭款，若黎辉不交按揭款，原告魏红梅有权主张该房屋的权益。……四、其他：……3、本协议书由黎辉所分得的房产和产业，待黎辉去世后，只能由黎苧熹继承”、“2001年9月20日，被继承人黎辉向本院起诉要求与原告魏红梅离婚，同年12月20日，本院作出〔2001〕云法民初字第1748号民事判决，判决：一、准予黎辉与原告魏红梅离婚。……三、位于广州市同和中路梅园大厦4401、4402号房屋2套（建筑面积130平方米）归黎辉所有、座落于湖北省荆门市京山县永隆镇前街104号楼房一幢归黎辉使用；位于广州市同和中路梅苑小区603、604号房屋2套（建筑面积145.51平方米）及其全部装饰家俱归魏红梅所有。黎辉负责偿还因购买位于广州市同和中路梅园大厦4401、4402号房屋2套和广州市同和中路梅苑小区603、604号房屋2套，尚欠银行的借款及利息。上述房屋如办理产权证，所需费用由各自负担。判后，魏红梅不服，上诉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6月14日作出〔2002〕穗中法民一终第890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年××月××日，黎辉与徐某登记结婚，同年8月15日生育黎某2”、“2012年11月23日，黎辉书写申明一份，内容如下：‘2002年，经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两审终审判决确认，位于广州市广州大道北1299号4401房（约100m2）和4402房（约60m2）属黎辉所有，黎辉庄严申明，上述两套房产，如果黎辉因病或正常死亡后，全部房产归女儿黎某2所有。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借口强占分割或者提出其他非法无理要求。口说无凭，特此申明’”等。该案合议庭经审理后认为：魏红梅与黎辉于2001年5月27日就子女抚养及财产分割问题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生效的民事判决也依据上述离婚协议书判决双方离婚，并对夫妻共同财产作出了处理；离婚协议书中约定的“黎辉所分得的房产和产业，待黎辉去世后，只能由黎苧熹继承”条款是黎辉与魏红梅为解除双方婚姻关系及离婚后处理子女抚养、夫妻共同财产而订立的，与双方解除婚姻关系、子女抚养等条款构成协议的整体；上述关于涉案房屋在黎辉去世后只能由女儿黎苧熹继承的约定是依附于双方婚姻关系的解除以及其他财产分配之约定的，而遗嘱是自然人生前按照法律的规定处分自己的财产及安排与此有关事务并于死亡后发生法律效力的单方民事行为；黎辉在离婚协议书中对涉案房屋在其去世后只能由女儿黎苧熹继承的约定是通过其与魏红梅双方协商确定的，魏红梅也正是基于上述约定作出同意解除婚姻关系并分割其他夫妻共同财产之意思表示，故黎辉在离婚协议书中作出的上述约定不属于单方民事行为；黎辉如要对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处理作出变更或调整应征得魏红梅的同意，否则不予变更或调整；黎辉在涉讼申明中作出对涉案房屋的处分行为显然违反了上述约定，应属无效。由此，本院于2016年12月8日对该案作出〔2016〕粤0111民初12989号民事判决，判决确认黎辉2012年11月23日遗嘱（申明书）无效。徐某、黎某2对上述判决不服并提起上诉（案号：〔2017〕粤01民终3700号）；案件上诉期间，朱元贵于2017年3月3日去世，因黎某7自愿表示放弃对本案财产的继承权，故该案案件第三人变更为黎某3、黎某4、黎某5及黎某6。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魏红梅与黎辉于2001年5月27日签订的离婚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具有法律约束力；关键是，涉及离婚案件的〔2001〕云法民初字第1748号民事判决、〔2002〕穗中法民一终第890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具有法定的既判力；上述两份民事判决均认定魏红梅与黎辉所签订的上述离婚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并据此判决双方离婚，同时对小孩抚养问题、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债权债务处理等问题进行了处理；换言之，魏红梅与黎辉所签订离婚协议的合法有效性也已得到司法裁判文书的确认；相应地，离婚协议第四.3条“本协议书由黎辉分得的房产和产业，待黎辉去世后，只能由黎苧熹继承”是合法有效的；黎辉于2012年11月23日立下申明书，言明其死后涉案房屋归女儿黎某2所有，实质上相当于撤销离婚协议中的上述条款，该行为既未经协议相对人魏红梅的同意，亦未经司法裁判确认，因此是无效的；虽然在离婚案件中，一、二审法院均判令涉案房屋归黎辉所有，但是并不意味着黎辉在取得房屋产权的同时不受离婚协议第四.3条款的约束，亦不能免除黎辉对黎某1的合同义务，黎某1根据父母的离婚协议而取得的财产继承权，理应受到法律保护；另一方面，离婚协议继承条款（即第四.3条）是双方在离婚协商过程中经过协商，彼此妥协让步后达成的一致约定，与离婚条款、其他财产分割和债权债务处理条款应视为一个整体，不宜单独将之抽离出来，认为该条款侵犯了黎辉的遗嘱自由而认定该条款无效；为顺利签订离婚协议，黎辉自愿限制其遗嘱自由，则该限制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虽然魏红梅与黎辉协议离婚未成，而由黎辉诉至法院要求离婚，但从离婚判决书的记载可见，黎辉一直要求按离婚协议执行，而没有提出对协议反悔；黎辉在未经离婚协议相对人魏红梅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在申明中对涉案房屋进行处分，改由黎某2继承，违反了协议约定，因此黎辉于2012年11月23日所立遗嘱（申明）应属无效。基于上述理由，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6日对该案依法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其后，黎某1以上述生效判决已确认魏红梅与黎辉离婚协议的效力，而根据该离婚协议黎辉名下的涉讼401房及402房在黎辉去世后应由黎某1一人全部所有且其已另行提起本案诉讼等为由，在〔2015〕穗云法少民初字第95号继承纠纷案中撤回了原要求分割涉讼401房及402房之诉讼请求。2017年9月29日，本院依法作出〔2015〕穗云法少民初字第95号民事判决，判决黎辉名下遗产存款126792.44元，由黎某3、黎某1、黎某2、徐某各继承五分之一的份额即25358.49元，由黎某4、黎某5、黎某6各继承8452.83元，黎辉的债务75000元由黎某3、黎某1、黎某2、徐某各承担五分之一即15000元，由黎某4、黎某5、黎某6各承担5000元，同时驳回黎某3、黎某1、黎某4、黎某5、黎某6的其他诉讼请求。该案合议庭认为，黎辉未订立遗嘱，应按法定继承处理，黎辉名下存款253584.88元中的二分之一计126792.44元是遗产，由第一顺序继承人黎某3、朱元贵、黎某1、黎某2、徐某各继承五分之一的份额计25358.49元，另二分之一计126792.44元则由徐某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享有；由于朱元贵已死亡，且黎某7放弃继承，朱元贵继承的遗产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由黎某3分得二分之一，剩余二分之一作为朱元贵的遗产由其继承人黎某3、黎某4、黎某5、黎某6各继承四分之一，又鉴于黎某3要求朱元贵的遗产由黎某4、黎某5、黎某6继承，属其对自己权利的自由处分，故朱元贵继承的25358.49元由黎某4、黎某5、黎某6各继承三分之一计8452.83元；同时，因黎某1与黎某3、黎某4、黎某5、黎某6同为原告，但各人对涉讼401房及402房的处理意见不一致，且黎某1在该案中已撤回对涉讼401房及402房的诉讼请求并已据此另案起诉，故该案对涉讼401房及402房不予处理。上述〔2015〕穗云法少民初字第95号民事判决作出后，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因不服判决而提出上诉，案件现已发生法律效力。另，在〔2015〕穗云法少民初字第95号案的诉讼初期，朱元贵、黎某3、黎某1曾共同委托胡焱平律师为其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后黎某1撤回了对胡焱平律师的委托授权，改为委托刘焱律师及魏红梅作为其诉讼代理人完成该案诉讼。诉讼期间，原告表示，因黎辉去世得很突然，故原告并不清楚其生前有否留下遗嘱；被告黎某3、黎某4、黎某5、黎某6、黎某7则表示，黎辉生前没有留下遗嘱；被告徐某、黎某2亦承认，除涉讼2012年11月23日黎辉书写的申明外，黎辉生前没有留下其他遗嘱。另，双方当事人均承认，就黎辉遗产中涉及其在广州智主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的股权部分，尚没有继承人主张继承处理。以上事实，有不动产查册表、房屋档案资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档案资料、离婚协议书、〔2001〕云法民初字第1748号民事判决书、〔2002〕穗中法民一终第890号民事判决书、〔2015〕穗云法少民初字第95号民事判决书、〔2016〕粤0111民初12989号民事判决书、〔2017〕粤01民终3700号民事判决书、案件生效证明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本案中，虽然根据黎辉与前妻魏红梅（即原告的母亲）离婚时的生效离婚判决（即〔2001〕云法民初字第1748号民事判决、〔2002〕穗中法民一终第890号民事判决），涉讼401房及402房被判归黎辉所有；但由于黎辉与魏红梅在签订涉讼离婚协议时已明确约定有“本协议书由黎辉分得的房产和产业，待黎辉去世后，只能由黎苧熹继承”这一条款，而该份离婚协议已被上述两份生效民事判决认定为合法有效，并据此判决黎辉与魏红梅离婚、判决对小孩抚养问题、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债权债务处理等问题进行处理，甚至黎辉在上述离婚诉讼过程中也一直是要求按涉讼离婚协议执行，从没有提出过对离婚协议的反悔；可见，涉讼离婚协议中包括离婚条款、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和债权债务处理条款以及有关继承条款（即前述内容为“本协议书由黎辉分得的房产和产业，待黎辉去世后，只能由黎苧熹继承”条款）均是作为一个整体，出于顺利签订离婚协议的目的而由当事人黎辉与魏红梅在离婚协商过程中经过协商，彼此妥协让步后达成的一致约定，其中黎辉更自愿作出限制其遗嘱自由的决定，这一由当事人自愿作出的对遗嘱自由之限制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由此，黎辉在根据生效离婚判决取得涉讼401房及402房的同时仍应受涉讼离婚协议中有关继承条款（即前述内容为“本协议书由黎辉分得的房产和产业，待黎辉去世后，只能由黎苧熹继承”条款）的约束，即原告已根据父母黎辉与魏红梅签订的涉讼离婚协议取得了涉讼401房及402房的继承权，与之相对应，黎辉也据此对原告负有相应的合同义务。同时，基于同上理由，业已发生法律效力且具有法定既判力的涉讼〔2016〕粤0111民初12989号民事判决及〔2017〕粤01民终3700号民事判决，已认定黎辉在未经离婚协议相对人魏红梅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在2012年11月23日所立遗嘱（申明）中对涉讼401房及402房进行处分，改由黎某2继承，违反涉讼离婚协议约定，并据此判决黎辉于2012年11月23日所立遗嘱（申明）无效。因此，现原告作为黎辉的继承人，在没有出现法律规定丧失继承权的情形下，要求按涉讼离婚协议中有关继承条款的约定，由其继承取得涉讼401房及402房并要求被告方协助办理房屋权属变更登记手续（过户费用由原告方负担）等的诉讼请求，合法合理，本院予以支持。由于涉讼离婚协议中有关继承条款所涉及的遗产内容是明确限定为“本协议书由黎辉分得的房产和产业，待黎辉去世后，只能由黎苧熹继承”，并非涵盖黎辉去世前所有的个人合法财产；而就黎辉名下遗产存款126792.44元的继承问题，原告与被告徐某、黎某2、黎某3、黎某4、黎某5、黎某6等继承人也已通过涉讼〔2015〕穗云法少民初字第95号继承纠纷案件按法定继承处理（被告黎某7在该案中明确放弃对遗产的继承），其中由黎某1、黎某2、徐某、黎某3各继承取得25358.49元，由黎某4、黎某5、黎某6各继承取得8452.83元；且双方当事人也承认就黎辉遗产中涉及在广州智主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的股权部分，尚没有继承人主张继承处理；因此，对于被告方以涉讼离婚协议中有关继承条款未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为由，主张否定该继承条款效力而应按法定继承处理涉讼401房及402房继承问题的抗辩意见，欠缺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被告黎某7自愿放弃对包括涉讼401房及402房在内黎辉全部遗产的继承权，是其对权利的自由处分，本院予以准许。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继承人黎辉遗下的位于广州市天河区旧广从公路梅花园梅园大厦4号401房（房地产证号码：穗房地证字第××号）的房屋所有权由黎某1继承取得；二、被继承人黎辉遗下的位于广州市天河区旧广从公路梅花园梅园大厦4号402房（房地产证号码：穗房地证字第××号）的房屋所有权由黎某1继承取得；三、徐某、黎某2、黎某3、黎某4、黎某5、黎某6、黎某7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协助黎某1办理位于广州市天河区旧广从公路梅花园梅园大厦4号401房及位于广州市天河区旧广从公路梅花园梅园大厦4号402房的房屋权属变更登记手续；因办理上述房屋权属变更登记手续而产生的费用，由黎某1负担。本案受理费13800元，由黎某1负担6900元，由徐某、黎某2共同负担69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徐某、黎某2共同负担。上述案件受理费及财产保全费已由黎某1预交，黎某1同意由徐某、黎某2在履行本判决时将其应承担的受理费6900元及财产保全费5000元部分直接共同支付给黎某1。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人民陪审员  莫丽娟人民陪审员  伍彩红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书 记 员  彭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