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黔0321行初486号 原告杨玉坤，男，汉族，1953年8月16日出生，贵州省绥阳县人，住绥阳县。 原告王守容，女，汉族，1963年5月4日出生，贵州省绥阳县人，住绥阳县。 共同委托代理人郎子君，北京市佳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共同委托代理人郎魁元，北京市佳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绥阳县公安局，住所地：遵义市绥阳县洋川镇广播路2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2300952023XU。 法定代表人陈洪勋，局长。 委托代理人冉友志，该局法制大队民警。 委托代理人朱潇，该局法制大队民警。 被告绥阳县黄杨镇人民政府，住所地：遵义市绥阳县黄杨镇街上。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230095205982. 法定代表人秦江，镇长。 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谌业娜，副镇长。 委托代理人吴向均，该镇司法所工作人员。 原告杨玉坤、王守容诉被告绥阳县公安局、被告绥阳县黄杨镇人民政府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1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玉坤、王守容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郎子君，被告绥阳县公安局委托代理人冉志友、朱潇，被告绥阳县黄杨镇人民政府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谌业娜及委托代理人吴向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玉坤、王守容诉称，2010年2月20日，原告杨玉坤与案外人代维明签订了《土地调换协议》。原告用于调换的土地实属房屋，于1999年5月20日以16000元的价格向绥阳县云星村委会购买所得，并与其签订了《卖契》。2001年因修建S205省道线，原告房屋大部分被占用，绥阳县政府对其进行了征收。2001年8月2日由指挥部和村委会相关人员在场主持签订了《协议书》，将王会碧家的承包地征用后用于申请人修建安置房，并与王会碧的房屋共壁。事后，原告搬进新修房屋后便将被征收剩下的部分房屋空置。2010年2月20日，案外人以原告新修建房屋处前面和旁边有大约30平方米的土地属于其承包为由要求原告将未被县政府征收的部分房屋及土地与其进行调换，因原告是外来户，对其土地情况不了解，为方便使用，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同意了案外人的要求，双方为此签订了《土地调换协议》。2014年初，原告才发现案外人所谓用于调换的承包地是其虚构的事实，该承包地实属张开林所有。但一审、二审法院没有查清具体事实的真相，只根据书面的《土地调换协议》作出了错误的判决。原告对终审判决书不服，于2018年3月5日去北京找律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被告黄杨镇人民政府为了维稳，以为二原告上访，被告黄杨镇人民政府镇长和绥阳县黄杨镇派出所民警在遵义火车站将二原告带回绥阳县公安局并对二原告行政拘留8日。2018年3月24日，绥阳县公安发放释放证明。为此，原告的上述行为并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被告限制原告的人身自由违法。原告特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1、确认被告绥阳县公安局于2018年3月15日至2018年3月24日限制原告的人身自由违法；2、赔偿原告损失4555.84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绥阳县公安局辩称，一、案件的基本情况，原告杨玉坤、王守容夫妇因与代维明房屋土地纠纷多次上访。2017年5月29日8时许，原告二人窜至北京天安门非法上访，并手持标语(横幅)高声喧哗，严重扰乱了北京市天安门地区秩序，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开具训诫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我局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对原告杨玉坤、王守容分别处行政拘留八日(绥公茅治罚决定[2017]252、25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因杨玉坤、王守容二人认识到自身错误，承诺采取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不再去北京非法上访、闹访，我局未立即执行二人行政拘留。2018年3月15日，杨玉坤、王守容二人准备再次到北京非法上访，绥阳县公安局于是执行杨玉坤、王守容二人未执行的行政拘留。二、认定的事实和依据。2017年5月29日8时许、原告杨玉坤、王守容夫妇到北京天安门非法上访，手持横幅(横幅上写有“无处伸冤”)高声喧哗，严重扰乱天安门当地公共秩序，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开具训诫书。绥阳县信访局当日派工作人员到北京将杨玉坤、王守容二人接回，2017年6月5日，我局收到绥阳县信访局(绥信函[2017]7号)要求对二人依法调查处理的函，受理为行政案件，经依法调查后对杨玉坤、王守容二人分别作出行政拘留八日处罚。三、答辩意见。(一)关于原告认为绥阳县公安局限制其人身自由违法的问题。我局实际是处罚原告之前在北京市天安门附近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二)关于原告要求赔偿损失4555.84元的问题。我局认为︰对原告杨玉坤、王守容二人所作出的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处罚适当，没有违法处罚的情况，因此对原告的赔偿损失不予支持。原告不服法院判决，应通过合法合理的途径解决，但原告多次到北京进行非法上访，不知悔改，我行我素，无视我国的法律制度、信访制度，我局以杨玉坤、王守容二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其进行处罚并无不当，相反是在准确、合理、合法的使用国家赋予公安机关的权利，是为了更好的维护国家及社会的稳定。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为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下列证据并说明证明目的：2017年6月9日作出的绥公茅治罚决定[2017]252号、25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处罚的事实、证据、依据、处罚结果。 被告绥阳县黄杨镇人民政府述称，原告所述我府去抓原告回来，真实情况是我镇镇长和派出所民警是去遵义火车站接他们回来。 经审理查明：原告杨玉坤、王守容与代维明之间的土地纠纷经绥阳县人民法院、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一审、二审、再审后，二原告仍不服，于2017年5月29日到北京天安门东门处拉横幅并高声喧哗，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训诫”，被当地公安民警带离，经当地公安机关联系绥阳县人民政府安排人员将二原告接回绥阳县。经绥阳县公安局调查查明︰2017年5月29日，杨玉坤和王守容到北京天安门地区非法上访，并手持标语高声喧哗，严重扰乱北京天安门地区秩序。2017年6月9日，被告绥阳县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对原告杨玉坤、王守容分别作出绥公茅治罚决定[2017]252号和25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杨玉坤、王守容均处行政拘留八日。该决定书当日向二原告送达，并载明其不服的救济途径和期限。当时被告绥阳县公安局考虑到二原告有认错悔改之意并写下承诺书，承诺以后将通过合法的途径解决问题及纠纷，不再非法上访，故没有将杨玉坤、王守容送到拘留所执行。同时二原告也没有在法定期限内对该行政处罚决定提出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2018年3月15日，被告绥阳县公安局以二原告又准备再次到北京进行非法上访，与绥阳县黄杨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在遵义火车站将二原告接回绥阳县，并于2018年3月16日送到绥阳县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八日，3月24日释放。故二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是：被告绥阳县公安局于2018年3月15日将二原告带到绥阳县拘留所限制其人身自由是否有合法依据及二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 本案因原告杨玉坤和王守容进京上访，被绥阳县公安局于2017年6月9日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分别作出绥公茅治罚决定[2017]252号和25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被告于当日向二原告送达，且该决定书已载明二原告不服的救济途径和期限。二原告不服该决定书应当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但二原告未依法行使其权利，致绥公茅治罚决定[2017]252号和25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发生法律效力，该处罚决定书生效后被告未予以执行。2018年3月15日，被告绥阳县公安局以二原告又准备再次到北京进行非法上访为由，与绥阳县黄杨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在遵义火车站将二原告接回绥阳县，并送到绥阳县拘留所执行已经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拘留八日并无不当。 另本案二原告应当在2017年6月9日就知道被告对其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关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该规定是关于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规定，行政诉讼起诉期限，是指提起诉讼的法定有效期限，起诉期限是程序性的规定，不能中止、中断，超过起诉期限，相对人丧失对该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权利。本案原告应当依法在2017年12月9日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原告在2018年6月2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已明显超过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且二原告超过起诉期限又没有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杨玉坤、王守容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00元，退还原告杨玉坤、王守容。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钱朝友 人民陪审员  何德华 人民陪审员  陈文华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黄开群 书记员李小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