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桂0103民初197号 原告（被告、被告）：梁玉利，男，1963年4月20日出生，壮族，住南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伟，广西创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绣华，广西创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原告、第三人）：广西红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住所地：南宁市青秀区东葛路**联发臻品******。 法定代表人：熊颖，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贤富，南宁市青秀法律事务中心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锋，南宁市青秀法律事务中心法律工作者。 被告（第三人、原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邮区中心局，营业场所：南宁市西乡塘区安吉大道40号。 负责人：黄明智，副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邓坚，广西欣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耿荣，广西欣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被告、被告）梁玉利与被告（原告、第三人）广西红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被告（第三人、原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邮区中心局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分别立案后，并案并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被告、被告）梁玉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韦伟、李绣华，被告（原告、第三人）广西红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贤富，被告（第三人、原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邮区中心局（以下简称“南宁邮区中心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梁玉利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红海公司、南宁邮区中心局向梁玉利支付（1996年12月1日至2007年12月30日期间）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60000元（5000元×12个月）及未及时支付经济补偿金的50%的额外经济补偿金30000元，支付（2008年1月1日至2016年8月15日期间）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5000元及未及时支付经济补偿金的100%的赔偿金45000元；2、判令红海公司、南宁邮区中心局向梁玉利支付工资10000元（2016年6月20日至8月15日期间），并支付拖欠工资的赔偿金10000元；3、红海公司、南宁邮区中心局对上述应付款项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红海公司、南宁邮区中心局承担。事实与理由：梁玉利于1996年12月入职南宁市邮政局（现为南宁邮区中心局），先后从事运转员等职，工作地点为南宁市安吉大道40号，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1996年12月至2001年4月30日未签订劳动合同。2001年5月1日，南宁邮区中心局安排梁玉利与南宁雁通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雁通公司”）签订两次劳动合同，最后一次合同于2005年6月30日期满，雁通公司未为梁玉利办理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手续和支付经济补偿金。2005年7月1日，南宁邮区中心局安排梁玉利与南宁桂驿劳务中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桂驿公司”）签订三次劳动合同，最后一次合同于2007年3月31日期满。2007年4月1日，桂驿公司与梁玉利签订《关于变更劳动合同条款的协议》，双方协商一致将最后一次合同的期限延长至2007年6月30日，桂驿公司未为梁玉利办理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手续和支付经济补偿金。2007年7月1日，南宁邮区中心局安排梁玉利与广西四方汇通人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方公司”）签订了两次劳动合同，最后一次合同于2010年6月30日期满，四方公司未为梁玉利办理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手续和支付经济补偿金。2010年7月1日，南宁邮区中心局安排梁玉利与广西楷模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楷模公司”）签订了两次劳动合同，最后一次合同于2014年6月30日期满，楷模公司未为梁玉利办理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手续和支付经济补偿金。2014年7月1日，南宁邮区中心局安排梁玉利与红海公司签订一次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4年7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在劳动合同到期前，南宁邮区中心局与红海公司要求将劳动合同变更为承揽合同，而梁玉利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三方不能达成协议。2016年8月15日红海公司通知梁玉利办理终止劳动合同手续，但拒付工资和经济补偿。梁玉利认为自1996年12月起，已经与南宁邮区中心局成立事实劳动关系，南宁邮区中心局为了逃避责任安排多家劳务公司与梁玉利签订合同，损害了梁玉利的利益。 红海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红海公司不用支付梁玉利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00000元；2、红海公司不用支付梁玉利2016年6月至8月15日工资125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梁玉利承担。事实与理由：红海公司成立于2008年8月19日，营业期限自2008年8月19日至2018年8月19日。红海公司与梁玉利在2014年7月1日才成立劳动关系，至2016年6月30日终止劳动关系。双方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期间红海公司为梁玉利缴纳了社会保险，没有拖欠梁玉利任何工资、奖金、福利。双方劳动关系终止的原因为红海公司提出维持原有合同待遇不变的情况下续订劳动合同，梁玉利不同意续订，双方协商无法达成一致，导致劳动关系终止。梁玉利主张红海公司强迫其签订承揽合同不是事实，红海公司不需支付梁玉利经济补偿金。2016年7月1日后双方一直在沟通续订劳动合同，梁玉利到单位也只是和单位沟通续订劳动合同的事项，并未提供劳动，红海公司不用支付梁玉利2016年7月1日、2日、3日工资128元。 南宁邮区中心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南宁邮区中心局不对红海公司支付给梁玉利的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9153.90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梁玉利承担。事实与理由：在合同到期后，梁玉利不同意与红海公司续订劳动合同，坚持要求与南宁邮区中心局签订长期劳动合同。梁玉利不同意就续订劳动合同进行协商，造成红海公司不可能而且也无必要再实施在“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下与梁玉利协商续订劳动合同事宜。梁玉利提供的证据只能证实其因劳务派遣在南宁邮区中心局工作，不能证实其与南宁邮区中心局建立过劳动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并不适用于劳务派遣，只是规定在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应合并计算，并未规定在用工单位的工作年限要合并计算。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与用工单位无关，并无劳务派遣单位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南宁邮区中心局不应对红海公司支付给梁玉利的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经审理查明，南宁邮区中心局原为南宁市邮政局、广西壮族自治区邮政公司南宁邮区中心局。2014年7月1日，红海公司（甲方）与原广西壮族自治区邮政公司南宁邮区中心局（乙方）签订了期限为2014年7月1日起至2016年6月30日止的《劳务派遣协议》，约定甲方根据乙方的业务需求派出员工到乙方提供的场所工作，根据劳动法律的相关规定和甲方乙方协议约定对派遣人员进行管理。同日，红海公司与梁玉利签订期限为2014年7月1日起至2016年6月30日止的《劳动合同》，约定红海公司派遣梁玉利到南宁邮区中心局工作，红海公司结合其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确定其工资分配制度，并根据其工资分配制度结合梁玉利的劳动技能、强度、贡献等确定梁玉利的工资水平。上述劳动合同期满后，红海公司与梁玉利对继续签订劳动合同进行了协商沟通，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红海公司于2016年7月2日作出《劳动合同终止通知书》，通知梁玉利于2016年7月5日到红海公司处办理终止劳动合同手续。2016年8月12日红海公司向梁玉利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载明于2016年7月1日与梁玉利终止劳动合同关系。梁玉利于2016年8月15日领取了该《解除劳动合同证明》。 梁玉利在于2016年7月1日在南宁邮区中心局上班1天，之后无上班记录。红海公司向梁玉利发放工资至2016年6月，梁玉利在2016年6月工资为2801元。梁玉利从2015年7月至2016年6月的每月应发平均工资为4350.43元。红海公司、南宁邮区中心局均认可梁玉利在2014年7月1日与红海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之前就已经在南宁邮区中心局工作。 2016年8月26日，梁玉利向南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令：1、红海公司支付梁玉利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00000元；2、红海公司支付梁玉利2016年6月、7月以及8月1日至15日工资12500元；3、红海公司支付梁玉利失业金损失117600元；4、南宁邮区中心局对第1项、第2项、第3项请求承担连带责任。2016年12月6日，梁玉利申请撤回以上第3项即要求红海公司支付梁玉利失业金损失以及第四项中要求南宁邮区中心局对第3项请求承担连带责任的仲裁请求。2016年12月6日，该委作出南劳人仲裁字〔2016〕第219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红海公司向梁玉利支付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9153.90元；二、红海公司向梁玉利支付2016年7月1日、2日、3日的工资128元；三、南宁邮区中心局对以上第一项、第二项裁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梁玉利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梁玉利、红海公司与南宁邮区中心局均不服上述裁决，遂先后起诉至法院。 另查明，梁玉利的南宁市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证明显示，2000年1月至2007年6月其单位名称显示为“四方汇通（南宁邮政补交）”，2007年7月至2010年6月其单位名称显示为“广西四方汇通人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南宁邮政局）”，2010年7月至2014年7月其单位名称显示为“广西楷模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2014年8月至2016年7月其单位名称显示为“广西红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还查明，南宁市邮政通信实业发展总公司于1993年3月9日注册成立，其主管部门为原南宁市邮政局，经济性质为集体所有制。1997年11月25日，南宁邮灵达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成立，根据该公司的公司章程记载，其股东为南宁市邮政通信实业发展总公司及十二名自然人股东。在1997年10月8日原南宁市邮政局给“市工商局的”函件中称南宁市邮政局拟成立“邮灵达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股东为原南宁市邮政局富余人员。1997年11月，原南宁市邮政局同意南宁邮灵达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办理邮政延伸性的邮购、邮运、商业信函、集邮信托等业务，并授权其办理委托代办邮政业务及向邮政局提供劳动服务。1998年5月28日，南宁邮灵达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向“市工商局”递交了《关于公司变更的申请报告》，变更公司名称为“南宁雁通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同时，原南宁市邮政局向“市工商局”出具了《场地使用证明》，称“为更好的安置我局分流的富余人员就业，成立了南宁邮灵达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地址在华东路华东邮所旁，现，地址在华东路华东邮所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在苏州路南宁市邮政局大院内，面积165平方米，场地由南宁市邮政局无偿提供使用，产权均属南宁市邮政局所有。”南宁雁通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已经于2007年8月24日注销登记。2001年4月27日，南宁市邮政通信实业发展总公司与南宁雁通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股东，注册成立了南宁市星空策略广告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南宁桂驿劳务中介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成立，根据其公司章程记载，其股东为南宁市邮政通信实业发展总公司、南宁市星空策略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梁玉利主张其于1996年12月入职原南宁市邮政局（现南宁邮区中心局），即与原南宁市邮政局成立了事实劳动关系，但原南宁市邮政局先后安排其与雁通公司、桂驿公司、四方公司、楷模公司、红海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南宁邮灵达贸易有限公司与原南宁市邮政局在同一地点办公，其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均为原南宁市邮政局指派。此后原南宁市邮政局自行设立雁通公司、桂驿公司等关联公司，通过关联公司向本单位派遣劳动者。梁玉利与上述关联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实际也没有履行，梁玉利一直由原南宁市邮政局即现在的南宁邮区中心局管理。此后南宁邮区中心局与四方公司、楷模公司及红海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是违法的“逆向劳务派遣”，因违反《劳务派遣暂行规定》，为无效的合同，梁玉利与南宁邮区中心局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梁玉利与红海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亦为无效合同，红海公司应当承担导致合同无效的责任。 南宁邮区中心局主张其与雁通公司、桂驿公司、四方公司、楷模公司、红海公司分别属于劳务派遣关系，梁玉利系受上述公司派遣到南宁邮区中心局工作，对于梁玉利的南宁市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证明记载的“四方汇通（南宁邮政补交）”的原由是2007年7月1日起由四方公司向原南宁市邮政局派遣劳务工，梁玉利等人此前曾被别的劳务派遣公司派遣到南宁市邮政局，南宁市邮政局就自愿出资，由四方公司代之前的用人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 本院认为，关于梁玉利与南宁邮区中心局是否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梁玉利主张其于1996年12月入职南宁市邮政局，并无证据证实；雁通公司等公司虽与南宁邮区中心局存在关联关系，但仍属于独立的民事主体，可从事民事行为并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南宁邮区中心局与关联公司以委托代办等形式，通过劳务派遣方式进行用工，并不违反当时的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2007年7月开始梁玉利受四方公司等公司的派遣在南宁邮区中心局上班，无证据证实四方公司等公司为南宁邮区中心局设立，或与南宁邮区中心局存在关联关系，上述派遣、用工行为并不违反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因此，梁玉利主张其与南宁邮区中心局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其与雁通公司等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红海公司与南宁邮区中心局签订《劳务派遣协议》，与梁玉利签订了《劳动合同》，红海公司将梁玉利派往南宁邮区中心局工作，三方系劳务派遣关系中的用人单位、用工单位及劳动者。上述合同并不存在无效的情形，对梁玉利主张无效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应否支付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红海公司与梁玉利签订的《劳动合同》期满后，除红海公司“维持或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外，红海公司有义务向梁玉利支付经济补偿。红海公司与梁玉利的劳动合同期满后，双方虽对续订劳动合同事宜进行了协商，但红海公司未能证实其在协商时已经向梁玉利提供了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因梁玉利不同意续订导致劳动合同终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五项的规定，红海公司应支付梁玉利经济补偿。 梁玉利及南宁邮区中心局均认可梁玉利在与红海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前已由案外人派遣至南宁邮区中心局工作，梁玉利的南宁市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证明记载的缴费单位情况亦可印证上述事实，可证实梁玉利在与红海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前，已由其他派遣单位对其进行派遣，在南宁邮区中心局上班。南宁邮政中心局作为用工单位，在与红海公司形成劳务派遣协议前，即对梁玉利有连续用工行为，但无证据证实南宁邮区中心局在对梁玉利连续用工期间订立数个劳务派遣协议的合理性及必要性，且无证据证实梁玉利在此前已经获得经济补偿，故本院认定南宁邮政中心局亦给梁玉利造成了损害，应就上述经济补偿金的支付与红海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关于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年限。梁玉利受不同单位派遣为南宁邮区中心局提供劳动，此种情形仍应当适用“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规定，即梁玉利在用工单位的工作年限均应作为计算经济补偿的年限。 原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8条规定：“劳动合同期满或者当事人约定的劳动合同终止条件出现，劳动合同即行终止，用人单位可不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金。国家另有规定的，可以从其规定。”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劳动合同期满终止的情形用人单位无需支付经济补偿。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本法施行之日存续的劳动合同在本法施行后解除或者终止，依照本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应当支付经济补偿的，经济补偿年限自本法施行之日起计算；本法施行前按照当时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按照当时有关规定执行。”梁玉利虽于2008年1月1日前即在南宁邮区中心局上班，但其经济补偿年限应自2008年1月1日起计算，梁玉利主张此日之前的工作年限的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及未及时支付经济补偿金50%的额外经济补偿金，本院不予支持；梁玉利主张2008年1月1日起的工作年限的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本院予以支持，故红海公司应支付梁玉利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9153.9元（4350.43元/月×9个月）。关于梁玉利请求的未及时支付经济补偿金100%的赔偿金，因本案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对于梁玉利的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2016年6月、7月、8月的工资。红海公司已支付梁玉利2016年6月工资，故梁玉利请求2016年6月的工资及拖欠工资的赔偿金，本院不予支持。按照红海公司与梁玉利的劳动合同约定，双方劳务派遣期间于2016年6月30日期满，但梁玉利于2016年7月1日上班1天，因此红海公司应当按照梁玉利2016年6月工资2801元的标准，向梁玉利支付2016年7月1日的工资128元，南宁邮区中心局对该工资的支付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本案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对于梁玉利请求支付拖欠工资的赔偿金，本院不予支持。梁玉利自2016年7月2日起未为红海公司或南宁邮区中心局提供劳动，故梁玉利请求2016年7月2日至31日、8月的工资及拖欠工资的赔偿金，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五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原告、第三人）广西红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被告、被告）梁玉利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9153.9元； 二、被告（原告、第三人）广西红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被告、被告）梁玉利2016年7月1日工资128元； 三、被告（第三人、原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邮区中心局对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被告（原告、第三人）广西红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被告（第三人、原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邮区中心局无需支付原告（被告、被告）梁玉利2016年6月、7月2日至31日、8月的工资； 五、驳回原告（被告、被告）梁玉利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0元，由原告（被告、被告）梁玉利负担10元，被告（原告、第三人）广西红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负担10元，被告（第三人、原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邮区中心局负担10元。 上述应付款项，义务人应在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或与本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在上诉期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开户名称：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竹溪支行，账号：20×××28。网银转账先选古城支行，再在备注栏注明竹溪支行）。逾期未预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黄冬冬 人民陪审员  陈世芬 人民陪审员  陈 华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法官 助理  林利扬 书 记 员  麦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