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1民终9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郑会军，男，1976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委托代理人陈晨、余翔宇，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美琴，女，1971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委托代理人胡卫平，杭州市新登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郑会军与被上诉人周美琴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7）浙0111民初17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2016年6月10日郑会军（乙方）与万市镇平山村经济合作社（甲方）签订平山村邵家杨梅林承包合同一份，载明：平山村邵家杨梅林经公开招标由乙方中标，现有杨梅林面积约100亩，有成林杨梅树1430株。承包期限10年，自2016年6月至2025年7月杨梅采摘结束止。承包金额乙方中标总价150300元，合同签订时一次性支付。在承包期内的一切安全责任及费用由乙方完全承担，乙方要做好安全防范工作（特别是采摘人员及游客）确保平安。合同签订后郑会军支付承包款并开始承包经营。2016年6月23日下午3时许，周美琴与案外人黄**花相约一同前往万市镇平山村郑会军承包经营的杨梅林采摘杨梅。两人从距杨梅林正常入口300米左右处一条小道进入杨梅林。当天下午4时许，周美琴爬在杨梅树干上采摘杨梅时，杨梅树枝突然断裂，周美琴从杨梅树上摔下，因杨梅树刚好位于斜坡处，周美琴从杨梅树上摔下后滚落斜坡当即昏迷。后周美琴被120急救车送往富阳区××人民医院抢救，于2016年6月23日至2016年7月7日入住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接受治疗，于2016年7月7日至2016年11月2日入住杭州富阳东吴医院接受治疗，共住院131天。诊断为：胸12椎体骨折、胸11椎体脱位伴截瘫（肌力0级）。2016年10月24日周美琴自行委托浙江明皓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残等级进行鉴定，该所于2016年10月26日出具鉴定意见书，评定周美琴为人身保险一级伤残。周美琴支付鉴定费1200元。原审审理中，周美琴申请要求对其的伤残等级、误工期、护理期及今后护理依赖程度、营养期进行重新鉴定。原审法院依法委托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对周美琴的损伤及三期进行鉴定。2017年10月23日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浙江汉博［2017］临鉴字第128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1、被鉴定人周美琴于2016年6月23日受伤致胸12椎体骨折、胸11椎体脱位伴截瘫（肌力0级），构成人体损伤二级伤残。2、被鉴定人周美琴外伤致胸12椎体骨折、胸11椎体脱位伴截瘫（肌力0级），目前遗有二便功能障碍，在日常生活中的进食、大小便、穿衣、洗漱、自我移动等大部分需他人帮助才能完成，符合二级护理依赖。3、被鉴定人周美琴损伤后的误工期限、护理期限建议为自受伤之日起至伤残评定前一日止，营养期限建议为180天。周美琴于2017年3月7日起诉请求判令郑会军赔偿其医疗费105765.1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600元，护理费34404元，误工费17625元，残疾赔偿金87428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0元，法医鉴定费1200元，营养费5400元，护理依赖的护理费617580元，交通费2000元，共计1714854.18元的40%即685941.67元。原审审理中，周美琴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残疾赔偿金为786852元，精神损害赔偿金45000元，增加鉴定费2960元。原审法院认为，经营性场所的管理人未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根据郑会军的投资目的和运营方式，郑会军承包的杨梅基地系经营性和营利性场所，郑会军辩称系其私人领域与事实不符。郑会军应对杨梅基地经营范围内的设施、场所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在杨梅基地经营期间，郑会军未设置安全防护设施，亦未设置相应的安全警示标识，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民事责任。郑会军提出周美琴系通过非正常手段进入到杨梅基地，本身行为侵犯郑会军财产权的主张，未提供相应证据佐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周美琴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己的行为是否存在风险等人身安全问题尽到必要的注意和防范义务，因其疏于注意和防范致使自己不慎从杨梅树上摔落致伤，周美琴应对自己的损害后果承担主要责任。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行为与结果原因力的大小等方面，原审法院酌定郑会军应承担20%责任。对周美琴的各项费用，原审法院确定如下：医疗费，根据周美琴提供的医疗费票据，周美琴诉请为105765.18元，原审法院予以确认；误工费计算到定残日前一天，为17484元（141元/天×124天）；护理费，周美琴护理依赖程度为二级护理依赖，护理期限可适用最长期限的规定，周美琴诉请为651984元，未超过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确认；营养费，周美琴诉请为5400元，原审法院予以确认；住院伙食补助费，按照住院时间计算为3930元（30元/天×131天）；交通费，根据周美琴提供的票据为2000元；残疾赔偿金，参照鉴定意见为786852元（43714元×20年×90%）；鉴定费，周美琴自行委托的鉴定费1200元，系周美琴的取证费用，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审理中发生的鉴定费2960元，原审法院予以确认。以上合计1576375.18元。由于本次事故给周美琴造成肉体痛苦之外，还给其精神带来一定的痛苦，根据其伤残等级及各方的过错程度，原审法院酌情确定由郑会军赔偿周美琴精神抚慰金90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郑会军应赔偿周美琴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等1576375.18元中的20%即315275元；二、郑会军应赔偿周美琴精神抚慰金9000元。三、上述一、二项合计324275元，限郑会军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四、驳回周美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659元（周美琴缓交），减少诉讼请求后为10302元，由周美琴负担5164元，郑会军负担5138元。宣判后，郑会军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未经上诉人同意，在秘密盗采上诉人承包山上的杨梅过程中，失足造成自身伤害的行为，不应受到法律保护，更不应由上诉人承担任何责任。原审法院在认定中，只关注被上诉人受伤过程的发生地点为涉案山林，却故意忽略被上诉人盗采行为的违法性，有悖法律的公平和正义。首先，本案中，被上诉人和案外人黄**花为盗采上诉人承包的杨梅，有计划的从距离杨梅山正常路口300米处的后山坡攀爬进入杨梅林的事实已在原审庭审过程中得到充分印证。在原审第一次庭审中，被上诉人陈述，其曾与上诉人父母碰面，但双方并未发生交流，其据此认为上诉人父母默许其上山采摘杨梅。但在随后，在原审法院给被上诉人做的询问笔录中，其又改称上山时曾碰到两个不认识的人，并且得到了这两个人的指引，才上山摘杨梅。此外，在原审法院对案外人黄**花的询问笔录中，其明确陈述，上山时并未接触到任何人员。由上可见，被上诉人为栽赃上诉人，恶意的编造了进入杨梅山林的过程，意图掩盖其为实现不法目的，故意秘密的从后山攀爬进入杨梅山的事实。其次，被上诉人在未经得上诉人同意的情况下，秘密进入杨梅山林的采摘的杨梅的行为属于违法盗采性质。原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声称，其采摘杨梅时曾持有上诉人方提供的蓝色塑料筐。但这一点和案外人黄**花的陈述完全相反，且和被上诉人所述的上山过程相矛盾，且在原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并未提供该塑料筐。由此可见，塑料框的存在，完全是被上诉人为掩盖其盗采行为而恶意编造的。此外，案外人在询问笔录中，明确表示其采摘杨梅并未打算向郑会军支付费用。由上可见，被上诉人和黄**花在未经得上诉人同意的情况下，秘密进入杨梅山林进行杨梅采摘，并计划不支付任何费用的事实证据确凿。虽然，杨梅采摘本身对上诉人造成的损失非常微小，但这并不能否定其二人行为的违法性，其特征已完全符合盗采的本质。二、不论上诉人承包的杨梅山林是否对外开放，是否属于经营性质，都不负有为违法的盗采行为提供安全保障的义务。所以，被上诉人的身体损害赔偿责任与上诉人无关。首先，侵权行为法设立的公共场所安全保障义务，针对的保护对象为合法行为而非非法行为。其次，被上诉人秘密进入杨梅山林采摘杨梅的行为，不会因其损害对象价值过小，而阻却其违法行为。上诉人对杨梅山林及其杨梅的权益受到物权法的保护。综上，上诉人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周美琴答辩称：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是清楚的，证据是充分的，适用法律是正确的，一审法院的判决是公正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未经上诉人同意，在秘密盗采上诉人承包山上的杨梅过程中，失足造成自身伤害的行为，不应受到法律保护不应由上诉人承担责任”作为上诉理由，上诉人完全是颠倒了是非黑白，系无理缠诉行为。一、上诉人为了推脱和逃避赔偿责任，对案涉受害者目前已经瘫痪，没有任何生活自理能力的情况视而不见，上诉人不是人道主义同情帮助，反而是恶意诬陷被上诉人采摘杨梅的行为为盗窃完全是缺乏良知的行为。并且上诉人此种辩解完全无视本案基本的客观事实，上诉人所谓的盗窃之说，只是上诉人自说自话的一厢情愿，没有任何证据加以佐证，上诉人既没有向公安机关报案，更没有相关部门的认定，属于上诉人自行辩解，这种辩解从民事证据角度来看没有任何法律效力，一审法院对其没有任何证据支撑的辩解不予以采纳完全正确。二、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来看，上诉人于2016年6月10日与其所在万市镇平山村经济合作社签订了《邵家杨梅林承包合同》，明确自2016年6月至2025年7月杨梅采摘结束时止，承包期内的一切安全责任及费用由上诉人完全承担，由上诉人做好安全防范工作(特别是采摘人员及游客）确保平安。既然上诉人作为杨梅山承包经营者，那么上诉人在承包经营期间就有义务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防止对杨梅山周围的人、物造成伤害，对该杨梅山所具有潜在危险性应负有注意义务，这是上诉人的善良管理义务。涉案的事发区域坡度陡峭，加上杨梅树枝脆弱，其危险程度要比其他区域大的多，故上诉人在此区域依法具有警示和提醒义务。而上诉人恰恰是疏于管理，在承包经营范围内没有任何的安全警示标志和善意的提醒指示，上诉人根本没有尽到任何丁点的安全警示义务。三、上诉人承包经营的杨梅林在杨梅采摘季节采取“自助采摘”模式，一般都是由游客或者采摘人员自行上山采摘后下山付款，上诉人对于进山采摘路线、禁止上山路线和采摘注意事项并没有明确规定，从距杨梅林正常入口300米左右的一条小道进入杨梅林也是上山的正常采摘杨梅的路线，如果此进山路线是上诉人不允许的，那么上诉人从没有采取任何的警示告知和其他任何的管理措施，因此不能就此推断从此路线上山就是盗窃和盗采。四、根据上诉人的投资目的和运营方式，上诉人承包的杨梅基地系经营性和营利性场所，并不属于上诉人私人领域，属于公共场所范畴，作为上诉人依法具有安全保障义务。五、上诉人应当预见到该杨梅山会对周围的人、物具有潜在危险性，但其却疏于管理，在此既没有设置警示标志，也没有采取任何安全设施等相应的防护措施，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和安全隐患，上诉人在主观上没有尽到注意义务，客观上没有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其主观上有过失，与被上诉人受伤这一悲剧事件的发生具有关联性。六、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起因、经过、酌情确定由上诉人承担20%责任，而由本案受害者自行承担80%的重大过错责任，完全出于公平公正和客观的分析案情而得出的正确结果。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无新证据提供。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郑会军承包的杨梅林毗邻村庄，面积较大，在杨梅收获季节亦通过有偿采摘等形式经营，但郑会军未通过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等方式防范附近居民为图方便进入杨梅林采摘杨梅所产生的风险，管理上存在瑕疵，对周美琴的受伤具有一定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周美琴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己的行为是否存在风险等人身安全问题尽到必要的注意和防范义务，因其疏于注意和防范致使自己不慎从杨梅树上摔落致伤是其自身过错所致，应负主要责任。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和造成损害后果的原因力大小所划分的赔偿责任比例公平合理，应予以维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163元，由上诉人郑会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亮审判员 李国标审判员 韩圣超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五日书记员 徐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