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民终8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谭勇，男，1971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瑛，贵州科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亚军，贵州科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文燕，女，1971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毅，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晶，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州南，男，1962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贵州知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谭勇与被上诉人高文燕、张州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2017）黔01民初4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9月13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高文燕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毅、王玉晶，被告谭勇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瑛，第三人张州男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谭勇的上诉请求：1、原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违反法律规定，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高文燕的全部诉请；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高文燕承担。事实及理由：1、原审法院认定从2009年10月开始，谭勇以生意需要为由陆续和高文燕借款39626000元，该项认定事实不清。谭勇提供的五张借条中，除张州南于2009年11月28日亲笔书写的300万元（实际支付291万元）的借条和谭勇出具的2009年12月3日200万元（实际支付290万元）、2010年3月16日2000万元（实际支付1840万元）、2010年3月30日90万元（实际支付86.4万元）、2010年7月8日300万元（实际支付304.4万元）的借条（四笔供计2590万元，实际支付2520.8万元）之外，虽然高文燕尚有1150.8万元分别转入了谭勇的银行账户，但谭勇未再经手替张州南向被上诉人高文燕借款，在张州南向一审法院说明所有款项均为其向高文燕所借，谭勇仅仅是提供账户为张州南收款的情况下，高文燕并未能提供相应证据反驳张州南的说法，一审法院在此情况下以“高度盖然情”原则径行认定谭勇与高文燕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与客观事实不符。谭勇受张州南委托向高文燕借款并替张州南出具的借条均载明了还款期限，对债务的履行期进行了约定，故高文燕约定了债务履行期的债权丧失了胜诉权。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的部分已经对此进行了确认，但是在判决的争议焦点四的部分却又仅仅只列出了2009年12月3日200万元、2010年3月16日2000万元和2010年7月8日300万元的借条，遗漏了2010年3月30日90万元的借条未予列入。且谭勇所提供的2009年11月28日张州南亲笔书写的300万元借条与谭勇提供的2009年11月27日高文燕支付至谭勇账户的291万元银行流水相符合，高文燕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张州南所出具的该张借条存在另外的银行支付凭证，属另外的借款行为，故一审法院所作出的该借条与本案无直接联系的认定存在错误，导致未能将该笔借条约定的金额计入丧失胜诉权的债权中。一审法院认定谭勇向高文燕全部借款金额为3962.6万元，之后又认为谭勇提供的借条约定了债务履行期，故高文燕对约定债务履行期的债权丧失胜诉权，但在一审中谭勇提供的四张借条合计金额为2590万元（高文燕实际支付2520.8万元），既然一审法院判决认定高文燕对2520.8万元的债权丧失了胜诉权，就应当以债权总金额3962.6万元直接减去丧失胜诉权的债权2520.8万元，受一审判决认可的债权金额应为1441.8万元，但是一审法院却以3962.6万元的债权总额减去归还高文燕的还款金额1576万元，判令谭勇仍需要向高文燕归还2386.6万元的供款，一审法院所作认定与其所作裁判结果之间前后不符。一审法院认为，谭勇所借款项没有借条的金额为1150.8万元，对此部分款项双方并未约定债务履行期，债权人未主张随时履行权，债务人也未明确表未不履行债务，故应当予以保护，但谭勇在2013年12月30日便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明确表示其并未向高文燕借款，也明确了不存在尚欠高文燕所谓的“借款”，而高文燕在2014年1月就明知上诉人谭勇拒不承认所谓“借款”的情况下并未在法定期限内主张权利，而是直至2017年4月才提起诉讼，高文燕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时已经明显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在2010年3月16日的借条复印件上明确记载了高文燕亲笔书写“已归还1千万”的附注，高文燕未向一审法院提供该借条的原件予以核实，一审法院对该事实未予以审查，从而对本案中高文燕所主张的真实金额认定不清。2、一审法院未能严格遵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原则，违反法律规定，导致本案判决结果显失公平。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部分认定查明的事实在判决结果中却予以遗漏，导致裁判结果不公。一审法院未严格按照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裁判本案导致审理不公。高文燕既无法陈述其自认与谭勇形成借款关系的细节，也未能提供任何书面借条向人民法院证明与谭勇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更未在有效诉讼时效之内向人民法院主张权利，且在有利息约定的情况下不主张真实利息的各种情形均属不合理，同时另一方面张州南如果并非本案实际借款人却主动承揽巨额债务上身的情况也属不合理，高文燕与张州南之间必然有一方故意违背客观事实作虚假的陈述，一审法院对此事实并未能够进行严格的审查。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导致裁判结果不仅显失公平同时于法不符，请求查清案件事实，支持上诉人诉请，以体现法律的公正性和严肃性。高文燕答辩称：1、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晰，理据充分。谭勇主张高文燕向其出借的39626000元，是张州南向高文燕所借，谭勇只是提供收款账号。但谭勇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此事实，高文燕提交了与谭勇之间的银行流水、判决书以及高文燕与张州南存在其他刑事法律关系所提交的贵阳市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贵阳市公安局刑事复议决定书、贵州省公安刑事复核决定书、银行流水等，已客观证明了两方面的内容：（1）高文燕与谭勇存在民间借贷关系。（2）高文燕与张州南存在其他的刑事法律关系，高文燕与张州南的资金往来与本案无关。谭勇多次声称是为张州南代收相关款项，并无相关事实依据，不排除谭勇与张州南恶意串通，逃避相关债务的可能。综合谭勇提交的证据，更能证明谭勇与高文燕之间存在持续的民间借贷关系，一审法院，以“高度盖然性”判定谭勇与高文燕之间存在金额为39626000元的借款关系，理据充分合乎常理。2、一审法院判决谭勇应归还高文燕23866000元并支付利息的判决，数额正确合乎法律规定。谭勇称一审法院少列2010年3月30日90万元的借条的事实属实，但不影响谭勇已归还15760000元，尚欠23866000元的事实，属于可接受笔误。一审判决对双方所签订的借条认为已经超过诉讼时效，高文燕对相关借条丧失胜诉权，但谭勇已归还的15760000元应抵扣先到期的借款，故谭勇应向高文燕归还尚欠借款23866000元并支付利息。谭勇称四张借条中合计2590万元（实际支付为2520.8万元）的金额均已超过诉讼时效，故高文燕对相关金额丧失胜诉权。谭勇错误理解一审法院对于相关借条的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认定，虽然2009年12月30日200万元、2010年3月16日2000万元、2010年3月30日90万元、2010年7月8日300万元等借条均列明还款期限。但在2010年3月16日2000万元的借条上写明“此款已归还人民币壹仟万。余款壹仟万。高文燕、谭勇”，即表明谭勇对于该笔借款自认还有1000万尚未归还，对于此1000万的欠款也并未约定相关还款期，故这1000万的欠款应与其他示出据借条的借款一同计为未约定履行期的债务，然则，本次一审法院对于被答辩人尚欠答辩人23866000元，并按该数额计算利息的认定准确。3、谭勇与张州南，多次企图混淆相关债务，企图逃避归还高文燕所借出的相关款项，严重损害高文燕的相关权益。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张州南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查明客观事实，公平公正的判决。高文燕一审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谭勇返还人民币32163000元及其银行同期利息暂计人民币1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审理查明：从2009年10月开始，谭勇以生意需要为由陆续向原告高文燕借款人民币39626000元。高文燕分16次将该笔款项转给谭勇，具体如下：2009年11月27日，高文燕汇款给谭勇2910000元。2009年12月3日，高文燕汇款给谭勇人民币2900000元。2009年12月15日，高文燕汇款给谭勇人民币576000元。2010年12月25日，高文燕汇款给谭勇人民币1344000元。2010年1月27日，高文燕汇款给谭勇人民币576000元。2010年3月10日，高文燕汇款给谭勇人民币2000元。2010年3月16日，高文燕汇款给谭勇人民币18400000元。2010年3月16日，高文燕汇款给谭勇人民币800000元。2010年3月30日，高文燕汇款给谭勇人民币864000元。2010年4月22日，高文燕汇款给谭勇人民币460000元。2010年4月23日，高文燕汇款给谭勇人民币1930000元。2010年4月23日，高文燕汇款给谭勇人民币1400000元。2010年5月19日，高文燕汇款给谭勇人民币80000元。2010年5月26日，高文燕汇款给谭勇人民币3840000元。2010年7月8日，高文燕汇款给谭勇人民币3044000元。2010年8月26日，高文燕汇款给被告谭勇人民币500000元。庭审中，谭勇对收到原告高文燕39626000元款项无异议。2009年12月3日，谭勇向高文燕出具了借条，借条载明：“今借到高文燕人民币贰佰万元正，借期：2009.12.4到2009.12.18。”。2010年3月16日，谭勇向高文燕出具了借条，借条载明：“今借到高文燕人民币现金贰仟万元正￥20000000元，借期：2010.3.16-2010.4.16。特此。谭勇。左下方还载明下列信息：4%息已扣。注：此款现已归还人民币：壹仟万元。余款：壹仟万元。高文燕、谭勇”。2010年3月30日，谭勇向高文燕出具了借条，借条载明：“今借到高文燕人民币玖拾万元正￥900000元，归还期2010.4.30。4%息已扣”。2010年7月8日，谭勇向高文燕出具了借条，借条载明：“今借到高文燕人民币叁佰万元正：￥3000000元，借期：2010.7.8—2010.8.8。息4%已扣。谭勇从2009年12月18日起至2013年11月28日止，通过自己的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贵阳市商业银行账户等向高文燕支付款项情况如下：1.2009年12月18日，谭勇向高文燕汇款人民币30000元。2.2009年12月22日，谭勇存入高文燕账户人民币20000元。3.2010年1月14日，谭勇存入高文燕账户1010000元。4.2010年1月15日，谭勇存入高文燕账户人民币104000元。5.2010年1月28日，谭勇向高文燕转账人民币176000元。6.2010年2月3日，谭勇汇款给高文燕人民币80000元。7.2010年3月3日，谭勇存入高文燕账户人民币668000元。8.2010年3月3日，谭勇存入高文燕账户人民币4000元。9.2010年3月26日，谭勇存入高文燕账户人民币900000元。10.2010年3月29日，谭勇存入高文燕账户人民币1300000元。11.2010年3月31日，谭勇向高文燕转账人民币720000元。12.2010年4月13日，谭勇向高文燕汇款人民币600000元。13.2010年4月15日，谭勇向高文燕汇款人民币100000元。14.2010年5月13日，谭勇存入高文燕账户人民币10000元。15.2010年5月21日，谭勇向高文燕转账人民币5000000元。16.2010年5月26日，谭勇向高文燕汇款人民币60000元。17.2010年6月2日，谭勇向高文燕网上转账人民币236000元。18.2010年6月7日，谭勇向高文燕汇款人民币1500000元。19.2010年6月7日，谭勇向高文燕网上转账人民币800000元。20.2010年6月10日，谭勇向高文燕网上转账人民币15000元。21.2010年6月17日，谭勇向高文燕网上转账人民币50000元。22.2010年7月19日，谭勇向高文燕转账人民币1000000元。23.2010年8月26日，谭勇存入高文燕账户人民币2000元。24.2010年8月26日，谭勇存入高文燕人民币90000元。25.2010年9月13日，谭勇向高文燕网上转账30000元。26.2010年11月2日，谭勇向高文燕之夫张立新转账20000元庭审中，高文燕陈述收到上述谭勇的14525000元款项。27.2013年11月27日，谭勇向高文燕网上转账人民币475000元。28.2013年11月28日，谭勇向高文燕网上转账400000元。29.2013年11月28日，谭勇向高文燕网上转账360000元。从2009年12月18日起至2013年11月28日止，谭勇向高文燕支付款项共计1576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其一，该债务的实际借款人是谁即该债务应当由谁承担；其二，被告的打款行为是否与本案有关；其三，是否应当支付利息。其四，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原告是否对该债权享有胜诉权。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借条是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之证明，借条上署名的借款人应推定为实际借款人。此外，借款交付与否直接影响到民间借贷是否生效。当借款人与实际收款人为同一人时应认定其为实际借款人。由于2009年12月3日、2010年3月10日、2010年3月30日三笔借款有借条且借条与打款凭证一一对应，一审法院认为谭勇即为上述三笔借款的实际借款人，应承担相应的还款义务。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谭勇称案涉债务为第三人张州南与高文燕之间的债务，但对此抗辩不能举证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谭勇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结合谭勇与高文燕之间存在前述三笔借贷关系的情况，根据高度盖然性原则，一审法院认定被告谭勇应承担相应的还款义务。关于争议焦点二，从2009年12月18日起至2013年11月28日止，谭勇向高文燕支付款项共计人民币15760000元。因高文燕不能举证证明谭勇支付的款项系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认定，谭勇向原告高文燕支付的15760000元，应予抵扣案涉借款。关于争议焦点三，除2009年12月3日、2010年3月16日和2010年7月8日的三笔借款双方签订了借条外，其他借款均无证据证明双方对利息进行了约定。而2009年12月3日、2010年3月16日和2010年7月8日的三张借条中，双方均约定4%息已扣。对此，高文燕称双方约定利息为月息4%，而谭勇认为借款时原告就已经收取了利息即砍头息。一审法院认为，借条对利息的表述未约定时间标准，“息4%”无法确定利息的计算方式为月息还是年息，约定不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之规定，一审法院对原告关于案涉借贷有利息约定的意见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四，双方的借款中，2009年12月3日、2010年3月16日和2010年7月8日的三笔借款双方签订了借条，并且均对履行期进行了约定，再结合双方所提交的证据并无引起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故上述三笔债权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高文燕对上述三笔债务丧失胜诉权。但是，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债权，其实体权利并未丧失，谭勇的还款应先抵扣先到期的借款。关于双方的其他借款，对于履行期并无约定。一审法院认为，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债权，债权人未主张随时履行权，债务人也未明确表示不履行债务，双方的债权债务处于稳定状态，法律应予以保护，诉讼时效不适宜起算。故高文燕与谭勇的借款本金为人民币39626000元，谭勇已归还借款的款项为人民币15760000元，谭勇尚欠高文燕人民币23866000元，应予以偿还。高文燕于2017年4月12日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高文燕起诉要求利息的标准是银行同期利息，据此，一审法院支持高文燕关于2017年4月12日之后的银行同期利息（以23866000元为基数，且不能超过年6%的标准）。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谭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高文燕本金23866000元并支付利息（以23866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7年4月12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但利率标准不能超过年6%）。二、驳回高文燕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03115元，由原告高文燕负担51985元，由被告谭勇负担151130元。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审理中，张州南提交银行明细清单两份，欲证明，高文燕向王某借支2000万元，实际转账1840万元，后来债务转给张州南，由张州南还给王某。本院通知证人王某到庭作证，王某向本庭陈述，该1840万元系王某出借给高文燕的，高文燕已归还了一部分。高文燕本人也到庭接受了法庭的询问，高文燕主张该1840万元系其向王某的借款。因张州南提交的银行明细与王某的证言达不到张州南的证明目的，对张州南二审提交的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根据诉辩双方主张，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一）案涉款项的借款主体；（二）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款项金额；（三）王某转账给高文燕的1840万元能否抵扣案涉款项；（四）尚欠的借款金额；（五）是否应支付利息。（一）案涉款项的借款主体本院认为，首先，案涉款项中有2590万元系谭勇出借借条给高文燕，且具有相应的支付凭据予以证明，故该部分的款项的借款人为谭勇的证据确凿。其次，案涉款项中有1372.6万元没有借款凭据，但有高文燕支付给谭勇的汇款依据，谭勇对收到该笔款项也不持异议，只是认为不是借款人，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谭勇虽然声称案涉款项的实际借款人系张州南，但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谭勇系案涉款项的实际借款人。（二）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款项金额案涉款项中有借条的共计四笔，分别为2019年12月3日出具的金额为200万元，还款时间为2009年12月18日。2010年3月16日出具的金额为2000万元，还款时间为2010年4月16日。2010年3月30日出具的金额为90万元，还款时间为2010年4月30日。2010年7月8日出具的金额为300万元，还款时间为2010年8月8日。该四笔款项共计金额为2590万元。根据借条上约定的时间，该四笔借款在原告起诉时均已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但在2010年7月9日，谭勇、高文燕共同在2010年3月16日的借条中注明“此款已归还人民币壹仟万元，余款壹仟万元。”该笔注释未约定还款时间，高文燕对该笔借款的债权可随时主张，故超过诉讼时效的借款为1590万元，但从2009年12月18日起至2013年11月28日止，谭勇向高文燕共计还款1576万元，所还款项并未约定具体偿还的是哪笔债务，故应按债务履行的先后顺序，先到期的债务先行偿还。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款项为1590万元-1576万元=14万元。（三）王某转账给高文燕的1840万元能否抵扣案涉款项王某转账给高文燕的1840万元能够抵扣案涉款项只有两种情况下成立，一是王某代张州南支付给高文燕，二是高文燕欠王某的的债务转移给了张州南。首先，根据王某在本庭的陈述，其不认识张州南，其汇款给高文燕是高文燕向其借款，高文燕本人也认可该项事实，故不能认定王某支付给高文燕的1840万元是代张州南偿还给高文燕的。其次，能不能认定该1840万元的债务已从高文燕欠王某的转移到张州南欠王某的身上。对于债务转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本案中，根据债权人王某在本庭的陈述，其并不认可债务转移这一事实，故张州南认为1840万元债务已转移的主张不能成立，王某转账给高文燕的1840万元不能抵扣案涉款项。（四）尚欠的借款金额高文燕与谭勇的借款金额为3962.6万元，谭勇已归还的款项为1576万元，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金额为14万元，故谭勇尚欠的借款金额为2372.6万元。（五）是否应支付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高文燕起诉要求利息的标准是银行同期利息，一审法院支持高文燕关于2017年4月12日之后的银行同期利息且不能超过年6%的标准正确。综上所述，谭勇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黔01民初490号民事判决；二、谭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高文燕本金2372.6万元及其利息（利息以2372.6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4月1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但利率标准不得超过年6%）；三、驳回高文燕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谭勇的其他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03115元，由谭勇负担148273元，由高文燕负担5484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1130元，由谭勇负担150244元，由高文燕负担88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君审判员 伍 静审判员 何陆坤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饶 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