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50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女，1970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希杨，女，1996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某，男，2003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法定代理人何某，身份情况同上，系郑某母亲。 上诉人何某、郑某共同委托代理人吕星星、许文洁，浙江**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国海，男，1971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金银，男，1948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观妹，女，1949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徐小军，浙江恩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杭州富阳奋钧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富阳区富春街道春华村。 法定代表人郑小娟,执行董事兼经理。 上诉人何某、郑希杨、郑某因与被上诉人李国海、郑金银、何观妹及原审第三人杭州富阳奋钧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奋钧公司）共有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7）浙0111民初86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1、郑金银与何观妹系夫妻，共生育包括郑洪法在内的一子二女，两个女儿分别于1997年和1998年与他人结婚。李国海系郑金银、何观妹的女婿。2、何某与郑洪法于1995年10月10日在原富阳市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手续。1996年6月26日，双方生育一女即郑希杨，2003年11月1日生育一子即郑某。后因家庭琐事，夫妻感情出现矛盾，2007年10月起，双方开始分居生活，经济上互不往来。2008年7月10日，何某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与郑洪法离婚，2008年9月23日，何某申请撤诉，原审法院裁定予以准许。2011年11月7日，何某再次起诉要求与郑洪法离婚。2011年12月6日，经原审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和好。2012年6月7日，何某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与郑洪法离婚。2012年7月10日，原审法院作出（2012）杭富民初字第1375号民事判决，判令：1、准予何某与郑洪法离婚；2、女儿郑希杨由何某抚养至其独立生活止，儿子郑某由郑洪法抚养至其独立生活止，抚养费由双方各自承担。3、1995年10月26日，经郑洪法申请，工商部门核准设立个体工商户原富阳镇富春江通讯线路设备厂（以下简称原通讯设备厂），组成形式为家庭经营，负责人为郑洪法。2005年，原通讯设备厂申请建设用地，并开始在杭州市富阳区××街道××村××路××号建造厂房、办公楼等，2006年9月底完工。2006年11月9日，原通讯设备厂取得《建设用地批准书》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该《建设用地批准书》载明用地单位名称：富阳镇富春江通讯线路设备厂；建设项目名称：厂房、仓库、办公楼；批准用地机关及批准文号：浙土字［2005］14366号。原审庭审中，何某、郑希杨、郑某与李国海、郑金银、何观妹均确认原通讯设备厂现有资产为：通过合法审批手续的厂房1幢、仓库1个、办公楼1幢以及未经审批手续的传达室1个、围墙、地坪，上述资产均建于2007年；原通讯设备厂其他设备还包括变压器1套、伸缩门设备1套。4、郑洪法于2015年12月18日死亡。5、2007年9月29日，原通讯设备厂与杭州友邦鞋业有限公司签订《厂房租赁合同》，原通讯设备厂将上述整体厂房、办公综合楼、钢架厂房、传达室和道路等全部出租给杭州友邦鞋业有限公司使用，租赁期限自2007年11月1日至2010年10月31日，第一年租金330000元，第二年、第三年年租金360000元。后原通讯设备厂与杭州友邦鞋业有限公司又签订《厂房租赁合同》，租赁标的物不变，租赁期限自2010年11月1日至2013年10月30日，年租金380000元。6、2016年12月29日，何某以杭州市富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原通讯设备厂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的行政许可行为，并依法将“奋钧公司”恢复为“通讯设备厂”，原审法院驳回何某的诉讼请求。后何某上诉至本院，本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书中载明，在被诉转型核准程序中，原通讯设备厂虽已注销，但其财产并未在注销程序中一并清算及处置，且郑洪法、郑金银于2015年12月9日出具《债务承诺书》，承诺转型后，原个体工商户若有经营期间未结清的债务，仍由参加经营的家庭成员承担。根据奋钧公司的公司章程载明的股东出资情况，原个体工商户并未以净资产出资，亦未提交净资产的评估报告。据此，原通讯设备厂的财产（尤其厂房）并未在个体工商户转型登记有限责任公司的过程中一并转让。7、2007年1月，李国海与郑洪法及郑金银（由郑洪法代签）签订《股权分配协议》1份，载明“位于××街道××村××路××号（彭湖塘地块）的厂房和厂区内的一切配套设施，郑洪法、郑金银、李国海三人共同投资筹建而成，其土地使用权为五十年由三人共同享有。经协商按投资金额的大小分配三人股权，特签订以下协议：厂房及基建的总投资额为2334131元，其中郑洪法投资466826元，所占股权为20％；郑金银投资金额为466826元，所占股权为20％；李国海投资金额为1400478元，所占股权为60％。以上其中郑金银所占股权的继承权全部归郑洪法所有。厂房每年按厂房租赁合同收入的租金，按三人所占的股权分成。每年需上缴的土地使用款，税费、管理费以及一切发生与厂房及土地使用权有关的费用，按三人所占股权摊派支付。……”8、原审庭审中，李国海陈述，2007年9月29日至2014年9月28日期间的租金已经按照《股权分配协议》约定的比例分配完毕。何某、郑希杨、郑某于2017年10月16日起诉请求判令：1、原通讯设备厂所有的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类、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机器设备等）所有权如下：何某享有该厂30%份额的所有权（价值859265元），郑希杨、郑某分别享有该厂7.5%份额的所有权（价值214816元），并按以上比例进行分割；2、上述厂房出租后已获租金的30%即771000元归何某所有（自2007年9月29日至2014年9月28日期间）；3、本案的资产价值评估费12200元由李国海、郑金银、何观妹承担。原审审理中，何某、郑希杨、郑某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判令原通讯设备厂所有的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类、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机器设备等）所有权如下：何某享有该厂30%份额的所有权，郑希杨、郑某分别享有该厂7.5%份额的所有权；2、判令上述厂房出租后已获租金的30%即771000元归何某所有（自2007年9月29日至2014年9月28日期间）；3、本案的资产价值评估费12200元由李国海、郑金银、何观妹承担。原审审理中，何某、郑希杨、郑某将第二项诉讼请求明确为：要求李国海支付何某租金（自2007年9月29日起至2014年9月28日期间）为771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就原通讯设备厂的资产问题。虽原通讯设备厂已注销，但其财产并未在注销程序中一并清算及处置，故该厂的资产并未在转型登记中一并转移给奋钧公司。就原通讯设备厂的具体资产问题。因原审庭审中双方均确认通过合法审批手续资产为厂房1幢、仓库1个、办公楼1幢，附属设备为变压器1套、伸缩门设备1套，故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就双方原审庭审中确认的传达室1个、厂房的围墙以及地坪等，因双方均确认未办理过合法审批手续，该部分的认定和处理属于国家有关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故何某、郑希杨、郑某有关该部分资产的确权不属于法院审理范围，在本案中不予确权。就何某、郑希杨、郑某与李国海、郑金银、何观妹对原通讯设备厂的资产所享有的份额问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按照份额享有所有权。本案中，李国海、郑金银、何观妹提交的《厂房股权分配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该份协议与原通讯设备厂成立时系家庭经营且家庭成员为三人的登记情况相一致，何某、郑希杨、郑某虽在原审庭审中陈述该份协议系伪造，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同时何某、郑希杨、郑某在原审庭审中亦未提供其与郑洪法出资60％的有效证据，故原审法院对该《厂房股权分配协议》予以认定。依据该份协议，李国海对原通讯设备厂享有60％的份额，郑金银享有20％的份额，郑洪法享有20％的份额。就郑洪法享有的份额部分，因何某与郑洪法于2012年经法院判决离婚，双方的共同共有基础丧失，故何某可作为共有人要求确认其共有的份额，原审法院确定郑洪法与何某对原通讯设备厂各享有10％的份额。后因郑洪法于2015年12月18日去世，且未留有遗嘱，郑希杨、郑某、郑金银、何观妹作为郑洪法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对郑洪法享有的原通讯设备厂的资产10％的份额各享有2.5％的继承权。综上，就原通讯设备厂的资产，何某享有10％份额，郑希杨、郑某各享有2.5％份额，何观妹享有2.5％份额，郑金银享有22.5％份额，李国海享有60％份额。就何某、郑希杨、郑某要求李国海支付租金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厂房股权分配协议》中载明厂房每年按厂房租赁合同收入的租金，按三人所占的股权分成。同时，原审庭审中，李国海亦陈述案涉租金已经按照该协议按年分配完毕，故何某、郑希杨、郑某要求李国海支付租金的诉请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就评估费12200元的负担问题。因何某、郑希杨、郑某诉讼请求明确仅要求确认原通讯设备厂的资产份额，不要求作价分割，故其要求李国海、郑金银、何观妹承担评估费的诉请，原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何某、郑希杨、郑某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五条、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何某就位于杭州市富阳区××街道××村××镇富春江通讯线路设备厂的资产包括厂房1幢、仓库1个、办公楼1幢及附属设施变压器1套、伸缩门设备1套等享有10％份额。二、郑希杨就位于杭州市富阳区××街道××村××镇富春江通讯线路设备厂的资产包括厂房1幢、仓库1个、办公楼1幢及附属设施变压器1套、伸缩门设备1套等享有2.5％份额。三、郑某就位于杭州市富阳区××街道××村××镇富春江通讯线路设备厂的资产包括厂房1幢、仓库1个、办公楼1幢及附属设施变压器1套、伸缩门设备1套等享有2.5％份额。四、驳回何某、郑希杨、郑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632元（缓交23279元），由何某、郑希杨、郑某负担。 宣判后，何某、郑希杨、郑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在一审证据质证过程中，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厂房股权分配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与事实也不符，该个体工商户原通讯设备厂在成立时家庭经营人口只有郑洪法和何某两人，别无其他人。二、原审判决对原通讯设备厂的股权分配协议予以认定。依据该份协议，李国海对原通讯设备厂享有60％份额，郑金银享有20％的份额。上诉人认为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因为事实上，股权应以有限公司、合伙公司及独资的股份成立，原通讯设备厂一直以厂命名，从未升级为公司。1、“股权分配协议”约定“厂房的每一期出租，需三人在场共同协商签订租赁合同……”，而事实上租赁合同只有李国海和郑洪法签字，而没有郑金银的签字，显然与股权分配协议不一致。2、上诉人认为“股权分配协议”中李国海出资额1400478.00元，所占股权60％不成立，有很大的虚假性。上诉人调了一审李国海的出资证据，其中收款收据只有321670.00元，其余都为流水帐，这些证据二审法院也有，李国海本人出示过。郑金银始终没有出资，“股权分配协议”中哪来的466826.00元，占20％股权，这种协议严重损害了共有人的利益，属于无效的法律行为。3、如果“股权分配协议”是真实的，那么李国海出资最多、股权最大，法定代表人怎么仍是郑洪法？三、“富春江通讯线路设备厂”2007年9月29日至2014年9月28日租赁期间，一直由“友邦鞋业”租赁，厂房租赁的租金，在原审庭审中李国海陈述案涉租金已按照协议分配完毕，上诉人要求李国海支付租金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认为，在厂房的建造中上诉人投入了大量的资金（1290000.00元左右，包括郑洪法的）和后期管理中投入大量精力，应该享有相应的份额，何某和郑洪法已于2012年7月10日离婚，还有一女儿需要抚养，更有权知道设备厂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以获得该享有的权利。法院不能以租金分配完毕，不予处理驳回上诉人的请求。上诉人要求李国海拿出每年的财务报表，即租金分配，上诉人从始至今没拿到过一分钱，对于李国海的这种严重侵占他人财产行为，法院应采取相应措施，严厉制止。四、从（2012）杭富民初字1375号案件中，可看出签订这份协议，郑洪法也是为了今后的离婚作准备，“股权分配协议”完全虚假。五、何某、郑洪法于2012年7月10日离婚，郑洪法也于2015年12月18日病故，在此期间被上诉人没人提及“股权分配协议”的变更和租金的分配。“股权分配协议”其实不存在。综上，上诉人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一、原通讯设备厂所有的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类、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机器设备）上诉人一享有该厂30%份额所有权，上诉人二和上诉人三分别享有该厂7.5%份额的所有权，并按以上分割。二、该厂房出租后已获租金的30%归上诉人一所有，即771000元；判令上诉人二和上诉人三分别享有该厂厂房租金7.5%，即192750元（自2007年9月29日至2014年9月28日期间）。 被上诉人李国海、郑金银、何观妹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厂房股权分配协议真实有效，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一、原通讯设备厂成立时为家庭经营，郑金银、何观妹系家庭成员，2006年厂房建造时与李国海合伙，这一事实上诉人何某也予以认可。二、郑金银、何观妹提供了厂房建造期间资金来源，具有相应的出资能力，这些事实与厂房股权分配协议三方约定的份额比例相符合，上诉人认为该协议系伪造，无任何依据，且上诉人何某也无法举证其与郑洪法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具有出资60%的份额，相当于130万元的出资能力，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郑洪法与何某2007年开始分居，经济上互不往来。2010年建造潘村住宅时，何某未出资，郑洪法陈述收取的厂房租金已用于建造住宅，归还债务以及日常生活开支等，现上诉人要求李国海返还租金没有任何依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奋钧公司答辩称：要求维持原判。 各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供。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院作出的（2017）浙01行终494号生效判决已确认杭州市富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5年12月10日核准个体工商户原通讯设备厂转型登记为奋钧公司的行政许可行为合法有效。2007年1月，李国海与郑洪法及郑金银（由郑洪法代签）签订《厂房股权分配协议》1份，载明“位于××街道××村××路××号（彭湖塘地块）的厂房和厂区内的一切配套设施，郑洪法、郑金银、李国海三人共同投资筹建而成，其土地使用权为五十年由三人共同享有。经协商按投资金额的大小分配三人股权，特签订以下协议：厂房及基建的总投资额为2334131元，其中郑洪法投资466826元，所占股权为20％；郑金银投资金额为466826元，所占股权为20％；李国海投资金额为1400478元，所占股权为60％。以上其中郑金银所占股权的继承权全部归郑洪法所有。厂房每年按厂房租赁合同收入的租金，按三人所占的股权分成。每年需上缴的土地使用款，税费、管理费以及一切发生与厂房及土地使用权有关的费用，按三人所占股权摊派支付。……”，该协议签订时间在何某与郑洪法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何某亦认可李国海对案涉厂房享有一定的股份，且郑洪法作为郑金银之子代其签字亦符合常理，因此原审法院认定李国海、郑金银、何观妹提交的《厂房股权分配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对其予以确认并无不当。何某主张其与郑洪法对案涉厂房享有60％的股权，但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因在（2012）杭富民初字第1834号何某诉郑洪法离婚后财产分割纠纷案中，何某认可其在2010年建造潘村住宅时未出资，并认为厂房出租后可获较为可观的租金，建房资金来源于所收取的厂房租金；郑洪法亦陈述收取的厂房租金已用于建造住宅、归还债务以及日常生活开支等，故本案上诉人一审诉称案涉租金系由郑洪法和李国海收取，且要求李国海直接支付案涉租金的诉请，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632元，由上诉人何某、郑希杨、郑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亮 审判员 俞建明 审判员 李国标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徐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