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江中法民四终字第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锐，男，1969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姚国豪，男，1966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述两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何桂婵，系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高梓敬，系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上诉人（原审被告）：明黎少芬，女，1950年1月15日出生，住香港。委托代理人：谢堪利，系广东华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黄泳怡，系广东华籇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玉媚，女，1975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坚系，男，1969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李增臣，系广东百格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李娴，系广东天高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锐、姚国豪、明黎少芬因与被上诉人邓玉媚、邓坚系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1）江蓬法民一初字第17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玉媚、邓坚系一审期间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明黎少芬立即支付邓玉媚、邓坚系股权转让款200万元，陈锐、姚国豪承担连带还款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陈锐、姚国豪承担。原审法院查明：江门市蓬江区超峰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超峰公司）于2003年9月28日经江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蓬江分局核准登记成立，是属于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位于江门市蓬江区五福三街19幢三楼，注册资本为50万元（实收资本5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邓坚系，所属行业为软件开发，经营范围为销售电子产品；投资者为邓玉媚、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20万元、所占出资比例为40%、实缴出资额为人民币20万元，投资者邓坚系、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30万元、所占出资比例为60%、实缴出资额为人民币30万元。2009年8月10日，邓坚系与邓玉媚出席超峰公司股东大会，列席会议有姚国豪、陈锐，会议表决通过的决议为：一、同意原股东邓坚系持有的超峰公司60%股权以3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姚国豪，并批准邓坚系与姚国豪关于股权转让事宜签订的合同。二、同意原股东邓玉媚持有的超峰公司40%股权以20万元转让给陈锐，并批准邓玉媚与陈锐关于股权转让事宜签订的合同。三、同意选举姚国豪担任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免去邓坚系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职务。同意选举陈锐担任公司监事，免去邓玉媚公司监事职务。同意就上述变更事项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同日，邓玉媚与陈锐签订《超峰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邓玉媚将持有超峰公司40%的股权以20万元转让给陈锐，陈锐应在本合同订立15日内以现金（或支票）形式一次性支付给邓玉媚。同日，邓坚系与姚国豪签订《超峰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邓坚系将持有超峰公司60%的股权以30万元转让给姚国豪，姚国豪应在本合同订立15日内以现金（或支票）形式一次性支付给邓坚系。同日，邓玉媚、邓坚系作为签约的甲方（转让方）与陈锐、姚国豪作为签约的乙方（受让方）签订了《补充协议书》，内容为：鉴于甲方与乙方于2009年8月10日签署了《超峰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甲方将其持有的超峰公司100%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上述股权。为了进一步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经友好协商，双方订立补充协议如下：一、双方一致同意本次股权转让的基准日为2009年8月10日。双方一致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贰佰万元，自本协议签订之日，明黎少芬女士担任台山市渔港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渔港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以渔港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为准）的条件下，乙方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二、甲方向乙方确认并同意，截止股权转让基准日（即2009年8月10日），超峰公司系合法成立且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除了拥有渔港公司10%股权外，无其他业务或者资产；超峰公司没有任何银行债务或者拖欠税款、职工工资或他人的任何款项的情形，不存在任何的现实或潜在的债务争议或纠纷。甲方同意并承诺，超峰公司在本次股权转让基准日之前产生的全部债务，由甲方及其授权代表邓坚先生（身份证号：）负责处理，因此造成超峰公司及乙方的支出及损失的，甲方负责全额赔偿，邓坚先生承担连带责任。三、乙方向甲方确认并同意，超峰公司在本次股权转让基准日之后产生的债务，由乙方负责处理，与甲方无关。四、甲方同意并承诺，超峰公司现有的职工由甲方负责安置，与乙方及超峰公司无关，乙方及超峰公司无须为此承担任何责任。甲方负责将超峰公司的营业执照、公章、财务章、组织机构代码、税务登记证等全部文件移交给乙方，双方须办理相应的交接手续。五、各方确认，本补充协议书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对本补充协议已经充分理解。《超峰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或双方其他的约定，文件与本补充协议书的约定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书的约定为准。六、本补充协议一式两份，经双方签署后生效。《补充协议书》的下款由甲方邓玉媚、邓坚系以及甲方授权的代表邓坚签名，乙方由姚国豪、陈锐签名及乙方担保人明黎少芬签名。2009年8月11日，邓玉媚、邓坚系与姚国豪、陈锐经江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蓬江分局就超峰公司的相关资信进行了变更登记，将原登记的法定代表人邓坚系变更登记为姚国豪；将原登记的股东邓玉媚（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20万元、持股比例为40%、实缴出资额为人民币20万元）、邓坚系（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30万元、持股比例为60%、实缴出资额为人民币30万元）变更登记为姚国豪（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30万元、持股比例为60%、实缴出资额为人民币30万元）、陈锐（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20万元、持股比例为40%、实缴出资额为人民币20万元）；将原登记董事会成员邓坚系（执行董事）、邓玉媚（监事）变更登记为姚国豪（执行董事）、陈锐（监事）。同年8月26日，明黎少芬接收了超峰公司营业执照正本一份、营业执照副本一份、代码证正本一份、代码证副本一份、公章一枚。原审法院另查明，渔港公司于2007年1月17日经江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成立，是属于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住所地位于广东省台山市广海镇海湾路1号，注册资本为1200万元（实收资本353.334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曾红江，所属行业为物业管理，经营范围为物业开发咨询服务、物业管理；投资者为亿通实业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1080万元、所占出资比例为90%、实缴出资额为人民币1080万元，投资者超峰公司、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120万元、所占出资比例为10%、实缴出资额为人民币120万元。2012年9月29日，渔港公司经江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将原登记的法定代表人曾红江变更为明黎少芬。由于姚国豪、陈锐未向邓玉媚、邓坚系支付股权转让款项，因而造成本案的纠纷。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订立的《超峰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和《补充协议书》的效力问题，股权转让价款的数额问题，是否已经成就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条件问题，明黎少芬在本案是否需要承担责任。首先，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双方订立的《超峰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和《补充协议书》的效力问题。超峰公司是经工商部门核准登记成立，公司的股东分别是邓玉媚和邓坚系。邓玉媚和邓坚系通过股东大会的表决形式，决定将两人的持有公司的股权份额全部转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规定，故邓玉媚与陈锐、邓坚系与姚国豪分别签订的《超峰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应属有效的合同。随后，邓玉媚、邓坚系与姚国豪、陈锐、明黎少芬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也没有违反公平原则和法律、法规的禁止性的规定，亦同样属于有效的合同。其次，关于股权转让价款的数额问题。《超峰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和《补充协议书》是同一天签订的，从三份的文件内容上看，以及双方当事人的确认，三份文件的签署顺序为：二份的《超峰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签署在前，《补充协议书》签署在后。虽然两份《超峰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超峰公司股权转让的总价款合计为人民币50万元，但《补充协议书》约定了超峰公司股权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200万元，另按照第五条“各方确认，本补充协议书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对本补充协议一经充分理解。《超峰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或双方其他的约定，文件与本补充协议书的约定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书的约定为准”的约定，已经明确载明以《补充协议书》约定的内容为准。另虽然工商核准登记超峰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0万元，但超峰公司在渔港公司中占有的股权为10%（超峰公司实缴出资额为人民币120万元）。随着邓玉媚、邓坚系将超峰公司股权的全部转让，其两人已经丧失对渔港公司的控制的股权。《补充协议书》没有违反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一致、公平的原则，故本案应认定邓玉媚、邓坚系将超峰公司股权转让给姚国豪、陈锐，转让的总价款为人民币200万元。再次，关于是否已经成就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条件问题。双方签订了《超峰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和《补充协议书》后，双方已经向工商部门对超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进行了变更登记，并将超峰公司营业执照正本一份、营业执照副本一份、代码证正本一份、代码证副本一份、公章一枚已经移交给明黎少芬。按照《补充协议书》第一条“双方一致同意本次股权转让的基准日为2009年8月10日。双方一致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贰佰万元，自本协议签订之日，明黎少芬女士担任渔港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以渔港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为准）的条件下，乙方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的约定，渔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于2012年9月29日变更为明黎少芬，故本案已经成就具备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条件。因此，姚国豪、陈锐应向邓玉媚、邓坚系支付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对于姚国豪、陈锐、明黎少芬主张认为已经支付了股权转让款27万元给邓坚，据其提供的四份银行存款、转账业务回单显示，该四份单据的存款、转账均是发生在《超峰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和《补充协议书》签订之前，且无证据证明邓坚原系超峰公司的实际股东。故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姚国豪、陈锐、明黎少芬主张。最后，关于明黎少芬在本案是否需要承担责任问题。《补充协议书》中约定明黎少芬作为乙方姚国豪、陈锐的担保人，明黎少芬在乙方担保人中签名，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补充协议书》没有明确约定明黎少芬保证方式和担保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和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的规定，明黎少芬应对姚国豪、陈锐支付给邓玉媚、邓坚系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00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判决：一、姚国豪、陈锐应于原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邓玉媚、邓坚系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00万元；二、明黎少芬对姚国豪、陈锐上述应支付给邓玉媚、邓坚系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00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受理费22800元，财产保全费4520元，合计27320元，由姚国豪、陈锐负担，明黎少芬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明黎少芬、陈锐、姚国豪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且审判程序错误，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违反证据规则及公平原则对明黎少芬一审庭审时提交的证据一律不予采信，导致一审判决对事实的认定错误或不清。1、明黎少芬、陈锐、姚国豪主张真实的股权交易价格为人民币50万元，而非人民币200万元，一审判决对此不予采信。但根据一审提供的证据来看，证明真实的股权交易价格为50万元人民币的证据有：《超峰公司股权转让合同》、《超峰公司股东会决议书》、《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超峰公司工商营业执照》；而邓坚系、邓玉媚为主张真实的股权交易价格为人民币200万元的证据仅有《补充协议书》。与邓坚系、邓玉媚提供的证据相比，明黎少芬、陈锐、姚国豪所提交的证据已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并且合乎常理；而邓坚系、邓玉媚并未提供第一页签字的原件资料，且其提交的证据完全不合常理，故证明股权真实交易价格为50万元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证明真实交易价格为200万元的证明的证明力。故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2、明黎少芬、陈锐、姚国豪主张《补充协议书》第一页并无合同当事人的签名盖章，对真实性存疑，一审法院完全回避对该项事实的调查，存在认定事实不清之实。3、《补充协议书》存在隐瞒真实交易价格的事实，一审法院完全回避对该项事实的调查，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判决在认定各方当事人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的效力方面，逻辑混乱、主观武断且明显有悖于法律法规的规定，请求重新对该份协议的效力进行认定。首先，一审判决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来认定、推定《超峰公司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书》的法律效力，明显属于适用法律不正确，认定事实错误。认定合同的效力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章的规定。一份合同仅凭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规定并不能认定或推定其就是有效的合同。法院应当还要审查该合同是否符合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存在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一审庭审期间，明黎少芬、陈锐、姚国豪一再强调：1、对《补充协议书》第一页的真实性不予确认；2、即使《补充协议书》真实性能被确认，该协议系可变更或可撤销的合同。由于《补充协议书》在签订时隐瞒了真实的股权交易价格为50万元的事实。签订《补充协议书》的当事人，采取欺诈手段，使明黎少芬女士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了《补充协议书》，对虚假的股权转让债务进行担保，故明黎少芬有权行使撤销权，撤销《补充协议书》。从判决结果来看，一审审判庭对该焦点问题没有进行任何审查，而以《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认定或推定前后两份合同均为有效合同。明黎少芬、陈锐、姚国豪认为，一审法院仅依据《公司法》的规定推定《补充协议》是一份有效的合同是错误的，应予纠正。其次，从判决书来看，到底当事人真实的股权交易价格是50万元还是200万元。逻辑学上，这个问题必有一真一假。如果当事人真实的股权交易价格为50万元的命题为真，则当事人真实的股权交易价格为200万元的命题为假。反之亦然。但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超峰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与《补充协议书》均为有效合同，相当于论证了“当事人真实的股权交易价格是50万和200万”的说法。这种说法，完全违反了逻辑学和我们对事物的已知认识，是不能成立的观点。一审判决既然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是有效合同，那么，《股权转让合同》中当事人约定的5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就是真实有效的；进一步可以认定50万元的交易价格就是当事人真实的股权转让交易价格（即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进一步可以认定200万元的交易价格就是当事人虚假的股权转让交易价格。最后，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完全违反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和事物的常理。诚如一审判决所认定的，《股权转让合同》是真实有效的。那么，一审判决认定了50万元的股权转让交易价格就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但是，一审判决远没有解决以下问题：何以同年同月同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一份股权转让交易价格为50万元，另一份股权转让交易价格却暴涨四倍，变成了200万元。这不符合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和符合常理。明黎少芬、陈锐、姚国豪在一审庭审时一再确认，50万元是真实的股权交易价格，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综上所述，当事人签订的股权转让交易价格为50万元。《补充协议书》涉及的股权转让价格200万元并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系一方以欺诈手段订立的合同，是一份可撤销的合同。鉴于明黎少芬女士等已提出撤销合同的主张，故宜认定该份《补充协议书》被撤销，自始无法律约束力。请求法院对该份协议的效力重新认定，并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三、关于对超峰公司股权转让款的数额问题，原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有误，请求重新认定股权转让款的数额。一审判决与客观事实不符，错误判断超峰公司的资产，并依此来推断交易价格是错误的。实际上渔港公司由于原法定代表人曾红江亏空公款、导致资不抵债，多年来已被曾红江掏空。2008年12月5日，曾红江、邓坚（超峰公司委派渔港公司的董事）、陈少芬（超峰公司委派渔港公司的董事）在渔港公司会议室举行董事会，达成董事会决议转让渔港公司的资产以偿还公司债务。2008年12月9日，渔港公司与陈健和签订协议书，同意以人民币7887672元变卖渔港的资产用于偿债。直至现在为止，渔港公司尚有牵涉多宗案件尚未了结。且由于渔港公司长期亏本，根本从来没有分配过股东红利，所谓持有10%的股权根本不值200万元，姚国豪、陈锐明知此种情况，根本不可能以人民币200万元的交易价格去购买超峰公司的股权。何况，根据姚国豪、陈锐与邓坚系、邓玉媚签订的《超峰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姚国豪、陈锐用人民币50万元就可以得到超峰公司100%的股权，明黎少芬再签订一份交易价格为200万元去购买超峰公司100%的股权明显不符合常理。由此可以得知姚国豪、陈锐与邓坚系、邓玉媚对于超峰公司100%股权的交易价格是人民币50万元，而并非200万元。四、关于已经支付的27万元，是否属于股权转让款的问题。一审判决既不受理陈锐、姚国豪、明黎少芬的追加被告的申请，又不要求收款人邓坚出庭作证，对该问题的认定与事实不符，请求重新认定，依法改判。姚国豪、陈锐提交追加第三人申请，但被一审法院审判人员当庭口头驳回。一审法院既不同意追加第三人的申请，又不要求收款人邓坚出庭作证，导致无法查清该27万元款项的真实用途。事实上，邓坚与邓坚系是亲兄弟关系，邓坚系要求明黎少芬将股权转让款的一半转至邓坚的名下。明黎少芬与邓坚及邓坚系、邓玉媚之间没有其他任何经济往来，如该27万元并非股权转让款，那么明黎少芬何以一次次向邓坚账户转款？上述问题理应由邓坚本人出庭进行说明，但原审法院并没有将此事查清，就妄下判断，得出的推论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另外，明黎少芬在签订合同之前先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行为是符合一般交易习惯的。如果陈锐、姚国豪与明黎少芬没有先行向邓坚系、邓玉媚支付部分的股权转让款，邓坚系、邓玉媚根本不可能在完全没有收到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将股权全部转让给陈锐、姚国豪。一审法院的判断完全违背交易习惯、违背生活常识，请求重新认定事实，依法改判。五、该案在一审程序中原审法院若干程序适用错误，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1、姚国豪、陈锐在举证期限内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反诉状，一审法院并未以裁定的形式告知不予受理，与法律规定不符。2011年12月2日，姚国豪、陈锐在举证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民事反诉状》，就本案的本诉进行反诉。此后，本方收到一审法院签发日期为2011年12月22日的《通知书》，书面回复对本方所提出的反诉不予受理。一审法院签发的该《通知书》未依法采用裁定的方式，并且未告知当事人对裁定不服拥有上诉的权利。该通知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并且剥夺了当事人就裁定不服进行上诉的权利。2、一审法院不同意追加邓坚为第三人的决定与法律规定不相符。第一次庭审时，邓坚系、邓玉媚表明了2010年6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不属实及明黎少芬女士支付的人民币27万元与本案股权转让款无关的观点；邓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当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为此，在第二次开庭前向法庭提交了《追加邓坚为第三人的申请书》，并在文书中详细陈述了申请追加邓坚为第三人的理由。相关的事情发生在邓坚与各当事人之间，邓坚有否代表邓坚系、邓玉媚与姚国豪、陈锐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以及邓坚所收的27万元是否与本案有关，均须邓坚本人出庭说明问题。此外，邓坚系、邓玉媚与邓坚为不同的、独立的民事主体，邓坚系、邓玉媚并未申请邓坚出庭作证，亦未取得邓坚经公证的书面证言证词，一审法院岂能仅凭一面之词就能认定27万元与本案无关？因此，追加邓坚为第三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也有利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对案件作出正确判断。但一审法院不同意追加邓坚作为案件的第三人，也不要求邓坚出庭作证的决定属于程序错误，由此对本案事实作出错误的判断，请求法院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综上所述，原审判决对《补充协议书》的效力、股权转让款及已支付款项等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程序错误，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为明黎少芬无须对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由邓坚系、邓玉媚承担。明黎少芬在二审中提交以下证据：1、《第一被告人抗辩书》，证明明黎少芬女士与渔港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曾红江在香港进行诉讼时，曾红江发表的答辩意见，在该答辩意见中曾红江确认了两个事实，一个是邓坚就是渔港公司的发起人之一，也是渔港公司的实际股东。另一个事实是邓坚所拥有的渔港公司10%的股权，是由其他发起人赠送给他的，邓坚本人并没有实际出资。2、《拍卖资金委托支付情况》复印件，证明既没有邓坚的投资也没有超峰公司的投资，足以证明超峰公司持有的渔港公司10%的股权并没有实际出资。3、《协议书》复印件，在该协议书中邓坚以发起人、股东的名义进行了签字，也足以证明邓坚就是超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邓坚系、邓玉媚仅仅是名义上的代持股权的人。4、《台山市海港水产交易中心公司董事会成员委派书及名单》复印件，该份证明内容与证据3相同。5、《渔港公司董事（股东会决议）》复印件，其证明内容与证据3、4相同。在这份证据中，明确邓坚是以股东名义参加会议的。6、《2008年7月5日的表格》复印件，证明邓坚是超峰公司10%股权的实际控制人，其在该文件上予以签署。7、《2014江中法民一终字第513、518号民事判决书》，在其第5页第4行也认定了邓坚是渔港公司的发起人股东的事实，从而佐证证明超峰公司10%的股权就是代发起人邓坚持有渔港公司10%的股权的事实，该事实是由生效判决书所认定的。8、《渔港公司专项审计报告》复印件，证明邓坚及超峰公司确实没有对渔港公司进行实际出资。9、《2008年10月8日以及2008年9月12日的董事会决议》复印件两份，证明邓坚掌管渔港公司的财务资料和管理大权，也足以证明邓坚就是超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实际股东。10、《承诺书》复印件，证明邓坚欲通过办理相关的手续达到协助明黎少芬女士取得渔港公司法定代表人资格而获取相关利益的事实。根据明黎少芬女士的陈述，其已经向邓坚支付了前述的40万元，但仅有27万元是有银行转款记录，其余的款项由于是现金往来，邓坚也没有出具收据故无法证明。11、《确认书》及《银行专款记录》复印件，证明邓坚向姚国豪出具了相关的承诺书，承诺在姚国豪将股权转让给邓坚指定的人后，邓坚付5万元整给姚国豪，姚国豪向超峰公司实际控制人邓坚支付股权对价款的义务已告消灭，从而明黎少芬女士的担保责任也已消灭。12、《协议书》及《资产移交书》复印件，证明在签订本案相关协议书之前，渔港公司已经将其主要的资产出售给了第三方，而邓坚作为渔港公司的财务主管及参与管理的关键人员对前述情形知情。超峰公司的实际价值不可能值200万元，也即股权真实交易价格200万元的主张是不能成立的。13、《2008年12月5日渔港公司董事会决议》，证明邓坚在出让所谓的超峰公司10%股权时，就知道超峰公司10%股权的价值低下，不值200万元。开庭期间，明黎少芬提交证据14《声明》（2011年8月21日），证明姚国豪委托明黎少芬代为支付其购买超峰公司股权的转让款，金额为27万元。15、《确认书》，证明姚国豪已经于2010年6月22日将超峰公司部分股权转让给邓坚所指定的人员邓春景，并证明邓坚在2010年6月22日仍然是超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再证明姚国豪也已经收到邓坚支付给其的人民币5万元。16、《告知书》（2012年9月25日），证明工商局收到超峰公司的材料，声明于2010年8月1日签署的关于更换委派渔港公司董事的股东会决议作废，超峰公司派出的渔港公司的董事仍为邓坚、陈少芬。17、陈健和的证人证言，证实邓坚为超峰公司老板。陈锐、姚国豪在二审中提交以下证据：1、《声明书》，证明本案涉案股权转让合同所涉股权实际应为陈锐以及姚国豪追加的第三人明黎少芬实际受让声明书中约定从2009年8月17日前，所涉超峰公司的公司印章已经交付明黎少芬，并由其承担相应责任。2、《证件交接清单》，证明超峰公司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以及公章已经由明黎少芬接收，超峰公司实际由明黎少芬控制。3、《声明》，证明声明中所述27万元是明黎少芬与案外人邓坚债权债务关系，与姚国豪无关。4、《超峰公司股东会决议》，证明姚国豪、陈锐已经部分履行了明黎少芬之间的协议，将超峰公司所委派至渔港公司的董事成员变更为明黎少芬的丈夫明肇雄及明黎少芬的儿子明耀衡，再一次证明超峰公司已经实际由明黎少芬控制。5、《董事任职书》和6、《证明书（2012.9、25）》，证明内容均同证据4一致。7、《调查取证申请书》，本方向法院调取代持股的初稿，此与本案有关联，证明姚国豪、陈锐与明黎少芬委托代持超峰公司股权的关系，因涉案股权转让合同与补充协议书所约定的股权受让人应该承担的责任，应由明黎少芬承担。8、《合资经营企业章程》，证明超峰公司与香港亿通实业公司共同成立的渔港公司，章程证明了超峰公司占有渔港公司10%的股权，且享有委派两名董事到渔港公司的权利；渔港公司总共三名董事，另一名董事由占有渔港公司90%股权的香港亿通实业公司委派；还证明渔港公司董事会在公司中是最高的权力机构，拥有对渔港公司经营决策等最高的决策权利。9、《承诺书》，证明姚国豪在明黎少芬争取渔港公司的控股权及经营权的过程中帮助明黎少芬，应得到相应的回报。10、《承诺书》，证明刚才所述调查取证的证据在姚国豪、陈锐签名后由明黎少芬的代理人谢律师保管，本方至今没持有原件。11、《往来邮件》，证明本方提交的代持股协议的来源及双方代持的法律关系。邓玉媚、邓坚系在二审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予以维持。邓玉媚、邓坚系在二审中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针对明黎少芬、陈锐、姚国豪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邓玉媚、邓坚系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予以质证。二审审理中，陈锐、姚国豪向本院提出调查取证申请，申请调取陈锐、姚国豪与明黎少芬签署的《代持股协议书》，本院经审查不予准许。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渔港公司总共三名董事，超峰公司占有渔港公司10%的股权，享有委派两名董事到渔港公司的权利，另一名董事由占有渔港公司90%股权的香港亿通实业公司委派。明黎少芬于2014年4月15日，以邓坚、姚国豪诈骗为由，向江门市公安局蓬江分局提出控告。2014年5月14日，江门市公安局蓬江分局作出不予立案通知，认为该案与法院在办案件为同一案件事实，因此决定不予立案。本院认为，本案属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各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行使本案管辖权和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处理本案纠纷的准据法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本院在二审诉讼中仅围绕双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根据双方当事人二审中的诉辩意见，本案一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仍是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本院对以上问题综合评议如下：一、本案所涉协议的效力问题及是否存在合同无效、可变更及可撤销的情形。第一、本案所涉股权转让的补充协议是否无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现无证据证明本案存在该条第（三）项、第（四）项的情形。至于明黎少芬认为该补充协议首页并无其签名，称该补充协议真实性存疑，存在欺诈和恶意串通的情形而导致合同无效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从协议的签订过程来分析，作为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书》的担保方，明黎少芬自身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签署协议提供担保时，其应该全面了解和分析转让各方身份情况、转让标的的内容及真实价值情况；其次，对于《补充协议书》第一页既然明黎少芬声称未看过，但补充协议中约定了其担任渔港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合同成就条件，该条件成就的结果明显对明黎少芬有利，且根据相关证据显示该结果一直是明黎少芬的行为积极追求的结果。再次，关于明黎少芬主张股权转让双方恶意串通的情形。综合原审证据，及二审中陈锐、姚国豪与明黎少芬之间所发生的争议，显示明黎少芬对股权转让双方真实情况明知。此外，明黎少芬称该协议由邓玉媚、邓坚系的兄长邓坚受托转让股权进行参与，并非转让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但结合本案证据，显示明黎少芬及邓坚此前在台山公司作为股东共事多年，不可能不明知其真实身份，在此情况下，明黎少芬理应对邓玉媚、邓坚系的股东身份及邓坚的代理权进行查证核实，以尽到一个善意相对人应有的审慎注意义务。综合以上两个方面，对整个协议签订过程的审查，针对各方身份、合同内容及签订的背景，明黎少芬并非作为善意第三人并不知情；即便明黎少芬主观上确实不明知，如能稍加注意，略加查证，即可对协议明辨识别，但明黎少芬怠于查实，主观上无疑具有过错。依据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作为主张合同效力瑕疵的一方，应履行举证责任，但明黎少芬除陈述之外，并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鉴于其陈述与其他证据相矛盾，因此不予采信。最后，明黎少芬主张股权转让各方签订多份协议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但明黎少芬并未举证证实该协议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司法解释》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导致合同无效。故本院对明黎少芬主张补充协议无效的意见不予采纳。第二、本案所涉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是否为可变更及可撤销。本案股权转让方已履行股权转让的义务，受让方及担保方在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情形下，再请求变更已履行的协议，有违诚信原则，并不属于可变更的合同的范围。如前所述，本案事实并不符合可撤销的情形；该合同于2009年8月10日签订，即使明黎少芬作为可撤销权人，也并未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撤销权。因此对其该上诉意见不予采纳。至于双方订立的《超峰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和《补充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各份协议的条款用语清晰准确，补充协议在原协议基础上变更了标的及新增担保条件，均未违反法律规定。本院认为，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4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股权转让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合意而产生，属于私法行为，应当受民法契约自由原则的保障，所以在股权对外转让情形下，当股东和受让人内部达成协议及补充协议时，股权转让合同即生效。本案三份协议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自协议双方签字盖章时即依法成立并生效。因此，邓玉媚与陈锐、邓坚系与姚国豪分别签订的《超峰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均应属有效的合同。此外，应注意到，根据双方的证据，显示股权转让之后，各方已依约行使其权利义务，股权转让合同履行后，受让方亦参与了公司经营管理，均证实该协议已实际履行。因此，本案所涉各份股权转让协议均为合法有效，且补充协议最终已实际履行。明黎少芬、陈锐、姚国豪上诉称补充协议应认定无效或者可变更、可撤销，并无法理依据，其亦未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因此对其上诉意见应不予采纳。原审法院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股权转让价款的数额问题。双方对股权转让的标的款出现争议。明黎少芬认为超峰公司股权转让的总价款合计为人民币50万元；邓玉媚、邓坚系认为应以《补充协议书》约定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200万元。本院认为，首先从股权转让的形式分析，如前所述，《补充协议书》没有违反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一致、公平的原则，为有效合同。按照协议第五条“各方确认，本补充协议书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对本补充协议一经充分理解。《超峰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或双方其他的约定，文件与本补充协议书的约定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书的约定为准”的约定，已经明确载明以《补充协议书》约定的内容为准，即关于各份协议关于股权转让款项的约定应以补充协议为准。其次从所涉股权的价值分析，本案各方虽然未对超峰公司的资产进行评估，但股东在转让股权时，其股权转让价款可参考按公司工商注册登记的出资额确定。参考工商核准登记超峰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0万元，但超峰公司在渔港公司中占有的股权为10%（超峰公司实缴出资额为人民币120万元）。明黎少芬主张超峰公司在渔港公司出资存在瑕疵，其股权并不具相应价值问题。本院认为，超峰公司作为渔港公司的股东，其出资瑕疵并不能影响其股东身份，仅是其在渔港公司的股东权利受到限制；且出资不足对于股权的价值并不构成决定影响，其价值最终仍决定于渔港公司的经营状况及发展前景。而明黎少芬长期作为作为渔港公司的股东，应对另一股东超峰公司的出资情形及价值情况较为熟悉，其对此并非不明知，因此，在明黎少芬知情而为之的情况下，并不能以此为由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同。因此，涉诉股权的转让款为200万元与实际价值更为接近。故本案应认定股权转让的价款为人民币200万元。明黎少芬上诉称超峰公司的实际价值不可能值200万元，即本案股权真实交易价格200万元的主张是不能成立的，故本院对该上诉意见不予采纳。三，关于是否已经成就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条件问题。就公司内部关系而言，公司股东名册的变更登记之时视为股权交付、股东身份（股东投资权利、义务、风险和收益）开始转移之时；就公司外部关系而言，公司登记机关的股权变更登记行为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本案股权转让各方已履行了股权交付义务。按照《补充协议书》第一条“双方一致同意本次股权转让的基准日为2009年8月10日。双方一致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贰佰万元，自本协议签订之日，明黎少芬女士担任渔港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以渔港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为准）的条件下，乙方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的约定，渔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于2012年9月29日变更为明黎少芬，故本案已经成就具备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条件。庭审中明黎少芬自认已经是渔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其后明黎少芬将超峰公司所委派至渔港公司的董事成员变更为明黎少芬的丈夫明肇雄及明黎少芬的儿子明耀衡，再进一步印证了超峰公司已经实际由明黎少芬控制。作为公司管理者或实际控制人的转让方邓坚系、邓玉媚，在股权转让的过程中，负有向受让方移交公司权利的义务，具体包括移交代表公司实际控制权的证、照、印章、权利证书、凭证、财务资料等公司管理权、财产权，以实现股权受让方受让股权的根本目的。本案双方签订了《超峰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和《补充协议书》后，各方已经向工商部门对超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进行了变更登记，并将超峰公司营业执照正本一份、营业执照副本一份、代码证正本一份、代码证副本一份、公章一枚已经移交给陈锐、姚国豪、明黎少芬一方。协议所约定的付款条件已经成就，股权转让方也已经履行转让义务，因此，姚国豪、陈锐应向邓玉媚、邓坚系支付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对于姚国豪、陈锐、明黎少芬主张认为已经支付了股权转让款27万元给邓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当事人之间“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姚国豪、陈锐、明黎少芬主张已经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据其提供的四份银行存款、转账业务回单显示，该四份单据的存款、转账均是发生在《超峰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和《补充协议书》签订之前，且无证据证明邓坚是超峰公司的隐名股东。至于姚国豪、陈锐所提交姚国豪与明黎少芬于2011年8月21日签订声明，欲证明姚国豪曾委托明黎少芬支付27万元股权转让款，但该证据系股权受让方与担保方自行达成，并未得到股权受让方的确认，因此不予采信。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尚不能证明姚国豪、陈锐已经付款，故不予采纳姚国豪、陈锐、明黎少芬主张。最后，关于明黎少芬在本案是否需要承担责任问题。《补充协议书》中约定明黎少芬作为乙方姚国豪、陈锐的担保人，明黎少芬在乙方担保人中签名，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补充协议书》没有明确约定明黎少芬保证方式和担保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和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的规定，明黎少芬应对姚国豪、陈锐支付给邓玉媚、邓坚系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00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法院处理不当，应予维持。关于本案原审程序是否违反法律规定问题。陈锐、姚国豪主张原审期间不予受理反诉违反法定程序，并无法律依据。该反诉与本诉不宜合并审理，对该反诉可以另行起诉，原审法院并未剥夺其诉权，不影响本诉的处理。关于明黎少芬原审期间请求追加邓坚为第三人或出庭作证的请求。陈锐、姚国豪并未举证证实邓坚为超峰公司隐名股东，且根据外观主义原则，陈锐、姚国豪仅能依据《公司法》向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进行主张权利。因此，原审法院处理程序并无不当，对该上诉意见不予采纳。本案围绕股权转让款责任承担问题，明黎少芬与陈锐、姚国豪之间产生的争议及与案外人邓坚所涉相关争议，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本案不予调整。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但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陈锐、姚国豪、明黎少芬连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拥军代理审判员  赵 沂代理审判员  张媛花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梁丹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