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鄂01民初3501号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建设大道737号广发银行大厦。负责人：陶建全，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欢，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书鹏，该行员工。被告：武汉南特钢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发展大道176号兴城大厦3层B6室。法定代表人：尹锋，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费雪峰，湖北民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湖北兴冶特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鄂州市经济开发区旭光村旭光大道和吉祥路交汇处。法定代表人：尹锋，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费雪峰，湖北民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进，湖北民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尹锋，男，汉族，1963年10月29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费雪峰，湖北民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进，湖北民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韩俞文，女，汉族，1968年12月30日生，住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费雪峰，湖北民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进，湖北民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武昌大道215号。法定代表人：王素琳，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新甫，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晓强，该公司员工。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以下简称广发武汉分行）与被告武汉南特钢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特钢工贸公司）、湖北兴冶特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冶特钢公司）、尹锋、韩俞文、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钢鄂城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6年11月15日、2016年12月7日、2018年4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发武汉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欢、董书鹏，被告南特钢工贸公司、兴冶特钢公司、尹锋、韩俞文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费雪峰，被告武钢鄂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新甫，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司法鉴定期间已依法从审限中扣除。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发武汉分行提出诉讼请求（本案均以人民币为计）：一、判令被告南特钢工贸公司向原告偿还贷款本金27543745.07元、利息2218351.83元（暂计算到2016年6月1日止，此后的利息按合同约定的利率继续计算至债务清偿之日止）；二、判令被告南特钢工贸公司支付原告违约金574万元；三、判令被告兴冶特钢公司、尹锋和韩俞文在被告南特钢工贸公司所欠原告全部债务金额以内向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被告武钢鄂城公司在被告南特钢工贸公司所欠原告全部债务金额以内向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判令五被告支付原告律师费15万元；六、本案诉讼费由五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9月16日，原告与被告南特钢工贸公司签订《授信额度合同》一份，约定由原告向被告南特钢工贸公司提供3000万元的授信额度用于为其办理承兑汇票业务，额度有效期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15年8月28日止；承兑之前，被告南特钢工贸公司须按不少于票面金额的50%向原告交存承兑保证金，承兑时，由原告向被告南特钢工贸公司按票面金额的万分之五一次性收取手续费；由于被告南特钢工贸公司未能及时足额交存票款，致使原告垫付资金时，垫付款项即视为被告南特钢工贸公司的逾期贷款，该款自汇票到期日起按日万分之五计收利息，每月20日结息、21日付息，直至清偿本息为止，并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逾期贷款罚息利率为本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50%；如被告南特钢工贸公司违约，原告有权宣布本合同项下借款全部提前到期，要求被告立即归还借款本息及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原告实现债权的诉讼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等。同日，原告与被告兴冶特钢公司、尹锋和韩俞文各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约定由被告兴冶特钢公司、尹锋和韩俞文对被告南特钢工贸公司向原告所负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4年9月22日，原告与被告南特钢工贸公司、武钢鄂城公司签订《工商银三方合作协议书》一份，作为原告与被告南特钢工贸公司签订的《授信额度合同》等一系列合同的补充协议，约定被告武钢鄂城公司承担《商品金额证明书》中承兑汇票总金额项下未发货金额的连带还款责任。2015年6月26日，原告与被告南特钢工贸公司签订《承兑合同》一份，约定原告为被告南特钢工贸公司出具承兑汇票二张，合计票面金额5740万元，汇票承兑前，被告南特钢工贸公司须按票面金额的50.01%（即28705740元）向原告交存承兑保证金，且必须无条件先于汇票到期日至少3个工作日将应付汇票款足额存入其在原告处开立的存款账户，以供原告向持票人兑付票款；如被告南特钢工贸公司违约，原告有权以汇票金额的10%向被告南特钢工贸公司收取违约金。合同签订后，被告南特钢工贸公司于2015年6月25日在原告处存入保证金28705740元，原告依约于2015年6月26日为被告南特钢公司出具承兑汇票二张，收款人均为被告南特钢工贸公司，该汇票作为南特钢工贸公司支付给武钢鄂城公司的货款，票面金额分别为3000万元和2740万元，到期日为2015年12月26日。直至汇票到期日，被告南特钢工贸公司未依照合同约定在原告处存入足额资金，致使原告垫资兑付了二张承兑汇票。根据《授信额度合同》的约定，原告所垫资金自承兑汇票到期日起即视为被告南特钢工贸公司的逾期贷款。截止2016年6月16日，被告南特钢工贸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贷款本息，被告武钢鄂城公司未按《工商银三方合作协议书》的约定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被告兴冶特钢公司、尹锋和韩俞文未按《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综上所述，原告认为各被告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相关法律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原告有权收回全部借款本息。据此，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南特钢工贸公司、兴冶特钢公司、尹锋、韩俞文口头答辩如下：一、被告南特钢工贸公司收到两张承兑汇票是事实，所欠本金金额也是认可的，所诉请一中本金的数额是认可的，没有异议。二、有异议的方面，1、对于利息的计算我们认为不应当计算复利，没有法律依据，加重了被告的负担，不符合法律规定。2、利息具体的金额不应以银行单方出具的截图作为认定依据，对计算方式和原则有异议。3、对于违约金，我们认为不符合法律规定，明显过高，在本金基数里面应当扣除保证金的数额。特别是被告南特钢工贸公司预存了保证金，对原告未造成损失，同时违约金和利息属于同一性质，原告计收了利息，再按照票面金额计算违约金，违约金不应得到支持。被告武钢鄂城公司口头答辩如下：一、我公司与本案原告广发武汉分行、被告南特钢工贸公司既没有签订工商银三方合作协议书，也没有向原告广发武汉分行出具过付款通知书、收到确认函，以及商银经鄂证明书，厂商银对账台帐。二、上述材料上加盖的我公司03号合同专用章均系伪造，我公司申请对印章真伪的鉴定。综上，原告要求我公司承担本案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根据原告广发武汉分行、被告武钢鄂城公司的申请，依法委托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对原被告的申请事项进行了鉴定。一、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编号为三真司鉴中心（2017）文鉴字WW01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一）委托鉴定事项：1、落款时间为“2014年9月22日”的《工商银三方合作协议书》、《预留印鉴及授权人签名》中“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03）”印文与提供的“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03）”样本印文是否为同一枚印章所盖印。2、落款时间分别为“2014年9月23日”、“2014年10月21日”、“2014年10月22日”、“2015年6月26日”的《商品金额证明书》、《预留印鉴及授权人签名》中“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03）”印文与提供的“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03）”样本印文是否为同一枚印章所盖印。3、编号分别为“3060005121137478”、“3060005121137479”的《银行承兑汇票》中“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专用章”印文与提供的“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专用章”样本印文是否为同一枚印章所盖印。“郑舟帆印”印文与提供的“郑舟帆印”样本印文是否为同一枚印章所盖印。4、落款时间分别为“2015年4月7日”、“2015年12月20日”的《付款通知书收到确认函》中“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03）”印文与提供的“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03）”样本印文是否为同一枚印章所盖印。5、对账日期分别为“2015年7月24日”、“2015年8月31日”、“2015年9月30日”、“2015年10月29日”、“2015年12月4日”、“2015年12月29日”、“2016年1月29日”、“2016年2月25日”、“2016年3月18日”、“2016年6月23日”、“2016年7月27日”、“2016年9月1日”、“2016年9月21日”、“2016年10月26日”的《武汉南特钢工贸有限公司厂商银对账台账》中“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03）”印文与提供的“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03）”样本印文是否为同一枚印章所盖印。6、落款时间为“2012年8月15日”的《厂商银合作协议书》、《预收款确认函》中“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03）”印文与提供的“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03）”样本印文是否为同一枚印章所盖印。7、落款时间为“2013年9月23日”的《合作协议书》、《预留印鉴及授权人签名》、《商品金额证明书》中“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03）”印文与提供的“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03）”样本印文是否为同一枚印章所盖印。8、落款时间为“2011年5月10日”的《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厂商银授信合作补充协议》中“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03）”印文与提供的“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03）”样本印文是否为同一枚印章所盖印。9、落款时间为“2012年5月15日”的《厂商银合作协议书》、《卖方承办人授权书及印鉴样式》、《厂商银合作补充协议》中“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03）”印文与提供的“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03）”样本印文是否为同一枚印章所盖印；落款时间为“2012年5月15日”的《卖方承办人授权书及印鉴样式》，落款时间为“2012年5月16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收到确认函》中“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贸易分公司”印文与提供的“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贸易分公司”样本印文是否为同一枚印章所盖印。（二）鉴定意见：1、落款时间为“2014年9月22日”的《工商银三方合作协议书》、《预留印鉴及授权人签名》；落款时间分别为“2014年9月23日”、“2014年10月21日”、“2014年10月22日”、“2015年6月26日”的《商品金额证明书》、《预留印鉴及授权人签名》；落款时间分别为“2015年4月7日”、“2015年12月20日”的《付款通知书收到确认函》；对账日期分别为“2015年7月24日”、“2015年8月31日”、“2015年9月30日”、“2015年10月29日”、“2015年12月4日”、“2015年12月29日”、“2016年1月29日”、“2016年2月25日”、“2016年3月18日”、“2016年6月23日”、“2016年7月27日”、“2016年9月1日”、“2016年9月21日”、“2016年10月26日”的《武汉南特钢工贸有限公司厂商银对账台账》、《厂商银合作协议书》、《预收款确认函》，落款时间为“2013年9月23日”的《合作协议书》、《预留印鉴及授权人签名》、《商品金额证明书》中“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03）”印文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但与提供的《二0一四年钢材产品购销合作协议书》（编号2014第46号）、《二0一五年钢材产品购销合作协议书》（编号2015第68号）、《二0一六年钢材产品购销合作协议书》（编号2015第4号）中“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03）”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2、落款时间为“2011年5月10日”的《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厂商银授信合作补充协议》中“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03）”印文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且与提供的《二0一四年钢材产品购销合作协议书》（编号2014第46号）、《二0一五年钢材产品购销合作协议书》（编号2015第68号）、《二0一六年钢材产品购销合作协议书》（编号2015第4号）中“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03）”样本印文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3、落款时间为“2012年5月15日”的《厂商银合作协议书》、《卖方承办人授权书及印鉴样式》、《厂商银合作补充协议》中“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03）”印文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与提供的《二0一四年钢材产品购销合作协议书》（编号2014第46号）、《二0一五年钢材产品购销合作协议书》（编号2015第68号）、《二0一六年钢材产品购销合作协议书》（编号2015第4号）中“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03）”样本印文相比对，由于前者印油较多，且严重扩散，不能作出确定性鉴定意见。4、落款时间为“2012年5月15日”的《卖方承办人授权书及印鉴样式》，落款时间为“2012年5月16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收到确认函》中“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贸易分公司”印文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且与提供的“2013年8月23日”的《食品流通许可证》、落款时间为“2011年3月29日”的《营业执照（副本）》、落款时间为“2011年3月8日”的《煤炭经营资格证（副本）》中“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贸易分公司”印文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5、编号分别为“3060005121137478”、“3060005121137479”的《银行承兑汇票》中“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专用章”印文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郑舟帆印”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但上述两份《银行承兑汇票》中“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专用章”印文与启用日期为“2013年7月7日”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印鉴卡》、启用日期为“2014年4月4日”的《招商银行印鉴卡》、启用日期为“2013年10月31日”的《武汉钢铁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验印系统预留鉴卡》中“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专用章”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两份《银行承兑汇票》中“郑舟帆印”印文与启用日期为“2008年7月7日”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印鉴卡》、启用日期为“2014年4月4日”的《招商银行印鉴卡》、启用日期为“2013年10月31日”的《武汉钢铁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验印系统预留鉴卡》中“郑舟帆印”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二、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编号为三真司鉴中心（2018）文鉴字WW008号《司法补充鉴定意见书》载明：（一）委托鉴定事项：1、对落款时间为“2014年9月22日”的《工商银三方合作协议书》、《预留印鉴及授权人签名》，落款时间分别为“2014年9月23日”、“2014年10月21日”、“2014年10月22日”“2015年6月26日”的《商品金额证明书》，编号分别为“3060005121137478”、“3060005121137479”的《银行承兑汇票》，落款时间分别为“2015年4月7日”、“2015年12月20日”的《付款通知书收到确认函》，对账日期分别为“2015年7月24日”、“2015年8月31日”、“2015年9月30日”、“2015年10月29日”、“2015年12月4日”、“2015年12月29日”、“2016年1月29日”、“2016年2月25日”、“2016年3月18日”、“2016年6月23日”、“2016年7月27日”、“2016年9月1日”、“2016年9月21日”、“2016年10月26日”的《武汉南特钢工贸有限公司厂商银对账台账》中涉及的“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印文，与落款时间为“2012年8月15日”的《厂商银合作协议书》、《预收款确认函》，落款时间为“2013年9月23日”的《合作协议书》、《预留印鉴及授权人签名》、《商品金额证明书》，落款时间为“2011年5月10日”的《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厂商银授信合作补充协议》，落款时间为“2012年5月15日”的《厂商银合作协议书》、《卖方承办人授权书及印鉴样式》、《厂商银合作补充协议》，落款时间为“2012年5月16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收到确认函》中涉及“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印文进行比对鉴定，以确定是否为同一枚印章所盖印。（二）鉴定意见：1、落款时间为“2014年9月22日”的《工商银三方合作协议书》、《预留印鉴及授权人签名》，落款时间分别为“2014年9月23日”、“2014年10月21日”、“2014年10月22日”“2015年6月26日”的《商品金额证明书》，落款时间分别为“2015年4月7日”、“2015年12月20日”的《付款通知书收到确认函》，对账日期分别为“2015年7月24日”、“2015年8月31日”、“2015年9月30日”、“2015年10月29日”、“2015年12月4日”、“2015年12月29日”、“2016年1月29日”、“2016年2月25日”、“2016年3月18日”、“2016年6月23日”、“2016年7月27日”、“2016年9月1日”、“2016年9月21日”、“2016年10月26日”的《武汉南特钢工贸有限公司厂商银对账台账》中“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03）”印文，与落款时间为“2012年8月15日”的《厂商银合作协议书》、《预收款确认函》，落款时间为“2013年9月23日”的《合作协议书》、《预留印鉴及授权人签名》、《商品金额证明书》中“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03）”印文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但与落款时间为“2011年5月10日”的《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厂商银授信合作补充协议》中“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03）”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2、落款时间为“2012年5月15日”的《厂商银合作协议书》、《卖方承办人授权书及印鉴样式》、《厂商银合作补充协议》中“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03）”印文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与上述第1项材料中“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03）”样本印文相比对，由于前者印染物较多，印油扩散较严重，不能判断它们是否分别为同一印章所盖印。3、落款时间为“2012年5月15日”的《卖方承办人授权书及印鉴样式》、落款时间为“2012年5月16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收到确认函》中“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贸易分公司”印文是同一印章所盖印。4、编号分别为“3060005121137478”、“3060005121137479”的《银行承兑汇票》中“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专用章”印文是同一印章所盖印。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各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一、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二、对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编号为三真司鉴中心（2017）文鉴字WW01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2018）文鉴字WW008号《司法补充鉴定意见书》，程序合法有效，本院予以采信。审理查明：2014年9月16日，原告广发武汉分行（甲方）作为授信人，被告南特钢工贸公司（乙方）作为被授信人，签订《授信额度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有：由甲方给乙方授信额度敞口最高限额为3000万元。具体每笔银行承兑汇票的期限不得超过6个月，以银行承兑汇票所载明的实际期限为准；授信额度有效期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18年8月28日止，可循环使用；承兑之前，乙方须按不少于票面金额的50%向甲方交存承兑保证金。承兑时，由甲方向乙方按票面金额的万分之五一次性收取手续费；由于乙方未能及时足额交存票款，致使甲方垫付资金时，甲方所垫付款项即视为甲方对乙方的逾期贷款，甲方对乙方尚未交付的票款自汇票到期日起按日万分之五计收利息，对欠息按日计收复利；按月结息，每月20日为结息日、21日为付息日；若乙方未按约定期限还款，就逾期部分，甲方从逾期之日起按照逾期贷款罚息利率计收复利，直至清偿本息为止。逾期贷款罚息利率为本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50%；如乙方违约，甲方有权宣布本合同项下借款全部提前到期。要求被告立即归还借款本息及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原告实现债权的诉讼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如乙方利用与关联方之间的虚假合同，以无实际贸易背景的应收票据、应收账款等债权到银行贴现或质押，套取银行资金和授信的等等，甲方有权单方决定停止支付乙方尚未使用的贷款，并提前收回部分或全部贷款本息；本合同项下甲方所承兑汇票仅用于乙方真实贸易项下的业务结算，否则属于挪用或提取甲方的信用，若导致甲方遭受任何处罚或损失，乙方负责全额赔偿。等等。2014年9月16日，原告广发武汉分行（甲方）作为债权人，被告兴冶特钢公司（乙方）作为保证人签订编号为（2014）鄂F银最保字第69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有：本合同担保的主合同为甲方和南特钢工贸公司于2014年9月16日至2015年8月28日期间所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包括不限于展期合同）;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3000万元整。本合同第四条所确定的全部金额和费用。依据上述两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本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本合同的保证方式为连带保证责任。如有多个保证人，各保证人为连带共同保证人，承担连带共同保证责任；本合同保证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执行费、保全费，等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本合同项下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若被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及其他形式的担保），不论其他担保是否由债务人自己提供，乙方承担的担保责任不受其他的任何影响，不以甲方向其他担保人提出权利主张为前提，也不因之而免除或减轻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债务或者发生本合同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权利的情形，甲方有权直接要求乙方承担本合同项下全部担保责任，而无需先行使其他担保权利，乙方不提出任何异议。等等。2014年9月16日，原告广发武汉分行（甲方）作为债权人，被告尹锋、韩俞文（乙方）作为保证人签订编号为（2014）鄂F银最保字第70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有：本合同担保的主合同为甲方和南特钢工贸公司于2014年9月16日至2015年8月28日期间所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包括不限于展期合同）;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3000万元整。本合同第四条所确定的全部金额和费用。依据上述两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本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本合同的保证方式为连带保证责任。如有多个保证人，各保证人为连带共同保证人，承担连带共同保证责任；本合同保证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执行费、保全费，等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本合同项下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若被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及其他形式的担保），不论其他担保是否由债务人自己提供，乙方承担的担保责任不受其他的任何影响，不以甲方向其他担保人提出权利主张为前提，也不因之而免除或减轻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债务或者发生本合同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权利的情形，甲方有权直接要求乙方承担本合同项下全部担保责任，而无需先行使其他担保权利，乙方不提出任何异议。等等。2015年6月26日，原告广发武汉分行（甲方）作为承兑人，被告南特钢工贸公司（乙方）作为承兑申请人，签订《承兑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有：乙方在本合同项下申请甲方承兑的主要汇票共计二张，合计票面金额为5740万元整；乙方确认其委托支付上述汇票金额不附加任何条件；本合同项下承兑汇票的期限不得超过6个月，具体期限以汇票所载明的实际期限为准；汇票承兑之前，乙方需按票面金额的50.01%，即28705740元向甲方交存承兑保证金，并存入甲方指定的保证金账户；乙方按票面金额的0.05%在出票时一次性向甲方支付承兑手续费；乙方必须无条件先于汇票到期日至少3个工作日，将应付汇票足额存入乙方在甲方开立的户名为南特钢工贸公司的存款账户，以供甲方向持票人兑付票款；由于乙方未能及时足额交存票款，致使甲方垫付资金时甲方垫付的资金于垫付当日起转为甲方对乙方的逾期贷款；甲方有权对乙方尚未交付的票款自汇票到期日起按日万分之五计收利息，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按日计收复利；乙方承担本合同项下有关费用，包括但不限律师费及由于乙方违约，甲方为实现债权所涉及的诉讼费、执行费、拍卖费、律师费等；乙方违约的，甲方有权每次以汇票金额的10%对乙方收取违约金。等等。2015年6月26日，被告南特钢工贸公司在原告处存入保证金28705740元。2015年6月26日，原告广发武汉分行为被告南特钢工贸公司出具《银行承兑汇票》二张，编号分别为“3060005121137478”、“3060005121137479”；票面金额分别为3000万元和2740万元；出票人均为被告南特钢工贸公司，收款人均为武钢鄂城公司。直至汇票到期日，被告南特钢工贸公司未依照合同约定在原告处存入足额资金，致使原告广发武汉分行垫资兑付了二张承兑汇票，该垫资按合同约定转为原告广发武汉分行对被告南特钢工贸公司的逾期贷款。另查明：2014年9月11日，被告南特钢工贸公司与武钢鄂城公司签订的《产品买卖合同》，因原告与被告南特钢工贸公司均未能提交原件，被告武钢鄂城公司亦辩称从未与南特钢工贸公司签订该合同，本院对该《产品买卖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2014年9月22日，被告南特钢工贸公司、武钢鄂城公司与原告广发武汉分行签订的《工商银三方合作协议》，因该协议上加盖的武钢鄂城公司的印章，经司法鉴定不是武钢鄂城公司的有效印章。2015年6月26日，被告武钢鄂城公司致原告广发武汉分行《商品金额证明书》，因该证明书上加盖的武钢鄂城公司的印章，经司法鉴定不是武钢鄂城公司的有效印章。2015年12月20日，被告武钢鄂城公司发送给原告广发武汉分行的《付款通知书收到确认函》，因该确认函上加盖的武钢鄂城公司的印章经司法鉴定不是武钢鄂城公司的有效印章。2014年3月至2016年10月，被告南特钢工贸公司的14份《厂商银对账台账》，因该对账台账上加盖的武钢鄂城公司的印章，经司法鉴定不是武钢鄂城公司的有效印章。2015年6月26日，原告广发武汉分行为被告南特钢工贸公司出具的编号分别为“3060005121137478”、“3060005121137479”的二张《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分别为3000万元和2740万元；到期日为2015年12月26日；出票人均为被告南特钢工贸公司，收款人均为武钢鄂城公司。该汇票作为南特钢工贸公司支付给被告武钢鄂城公司的货款，被告武钢鄂城公司辩称从未收到该两笔货款，从未背书转让给安徽弗展商贸有限公司。因该二张《银行承兑汇票》上加盖的武钢鄂城公司的财务专用印章，经司法鉴定不是武钢鄂城公司的有效印章。本院认为，本案虽作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受理，但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经过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法庭调查以及司法鉴定，认为本案被告南特钢工贸公司存在伪造印章，利用与关联方之间的虚假合同，以无实际贸易背景的应收票据、应收账款等债权到银行贴现或质押，套取银行资金和授信的犯罪嫌疑。同时，案涉的二张《银行承兑汇票》第一手的被背书人均为案外人安徽弗展商贸有限公司，原被告均不能提供该公司的有效信息和联系方式；该公司究竟是如何取得、从谁手上取得的案涉的二张银行承兑汇票，二张银行承兑汇票的资金流向、由谁取得以及如何取得的资金，在本民事案件中均不能查清，需进行刑事侦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查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第二款“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的起诉。本案案件受理费220061元，退还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绮雯审 判 员  林宏文人民陪审员  熊昌全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沈辰书记员游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