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257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国大能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 法定代表人：董永雷。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吴俊，北京金杜（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同业煤化集团有限公司。住。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黄兴路****楼**/div> 诉讼代表人：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系上海同业煤化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住所地：上海市。住所地：上海市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陈冠兵、郑田园，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国大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大能源”）与上诉人上海同业煤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业煤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3民初56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依法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国大能源上诉请求：1、将一审判决第一项中判令“支付剩余债权本金14725000.00元”改判为“确认国大能源已经没收同业煤化支付的750万元保证金，支付国大能源在没收保证金并扣除转让给第三方的债权后剩余的债权款本金14725000.00元”；2、将一审判决第二项中判令“支付资金占用补偿金13117992.33元（暂计至2017年6月30日，此后以16573194.2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六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改判为“支付资金占用补偿金1326.62万元（暂计至2017年6月30日，此后以1472.5万元为基数按0.000666667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二审诉讼费用由同业煤化承担。事实和理由：国大能源认为一审判决存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双重错误，应当予以改判，主要理由如下：一、国大能源已没收750万元保证金有充分事实依据，且一审判决在证据采信上自相矛盾，故应当改判。就国大能源关于“没收750万元保证金”这一事实，一审判决因728号案和5405号案的判决书未就750万元保证金扣除一事作出认定，就直接否认案涉750万元保证金已经在2014年扣除一事，并对国大能源在本案中关于该项事实的陈述不予认可，并进而不予支持国大能源关于确认已经没收750万元保证金的诉请。国大能源认为，一审判决存在事实认定上的重大错误，具体如下：(一)国大能源在本案中已经递交足以证明750万元保证金已于2014年被没收且抵扣同业煤化欠付款项之一部分，其事实依据充分、可信。在2014年3月，国大能源多次催促要求同业煤化支付案涉《委托代理协议》项下的欠付款项的过程中，双方曾于2014年4月22日签署《补充协议》（一审证据4），且国大能源曾先后发送2份《催告函》（均有快递单可证明，一审证据5-6），双方确认同业煤化在《委托代理协议》项下欠付的总额为3750万元货款、62.5万元代理费以及补偿金。后经过国大能源多次催收，国大能源与同业煤化的法定代表人陈继国等人签署了包括《合作框架协议》（一审证据7）、《债权转让协议》（一审证据8）、《债权债务确认书》（一审证据9）、《访谈记录及被访谈者身份证明》（一审证据10）、多份《债权转让协议》（一审证据11-17），各方多次确认因同业煤化在案涉《委托代理协议》的履行中出现违约，造成国大能源约3100万元的损失。根据前述各方合意，当事人已再三确认国大能源3100万元的损失（第4页最后一段）系3750万元货款扣除750万元保证金后，再加上62.5万元代理费和暂计至2014年4月30日的37.5万元补偿金后得出，且由于当事人多次合意确认该数额真实有效，其效力是毋庸置疑的。正如国大能源在本案一审中多次强调的（第4页最后一行，第13页第二段），该3100万元金额的确认即表明国大能源与同业煤化已就750万元保证金没收以及抵扣事宜达成合意，国大能源要求一审法院确认该没收与抵扣一事的诉请理应得到支持。同业煤化在一审庭审中否认双方确认过3100万元赔偿的数字，但却不能提供任何证据反驳国大能源提交的3100万元计算公式的真实性和证据链的证明效力，也不能说明双方间债务的真实数额，故其反驳不应被采信。(二)一审法院未认定国大能源已没收750万元保证金并抵扣同业煤化欠付金额之一部分，有悖于证据规则。1.一审认定一审证据9的三性，却又不采信其内容，自相矛盾。一审证据9系一份《债权债务确认书》，形式为一张表格，该表格列明“第3项‘保证金’为7500000元，备注为‘同业煤化支付给国大能源的保证金，予以没收’”；“第四项‘债权金额’为31000000元，计算方式为38125000+375000-7500000，备注为‘第1项+第2项-第3项’”。对于该份证据，一审判决对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予以确认，就应当采信该证据的内容，就是确认双方的债权余额3100万元系从货款总额中抵扣750万元保证金和其他款项后得来，故该份证据的证明对象本质上就是双方确认750万元保证金已经抵扣。但随后，一审判决却又以国大能源未在728号案和5405号案中主张过抵扣而不采信一审证据9载明的内容，逻辑上实在无法自圆其说。2.一审判决认可一审证据7-8、11以及14，只采信从债务总额中分别扣除1020万元，420万元和150万元的事实，但却不采信前述证据中双方先后四次确认债务总额为3100万元的内容，且未能说明理由，在逻辑上自相矛盾。(三)一审法院否认750万元已抵扣的依据仅有一项，即与本案相关联的728号案和5405号案的判决书中未认定该款项已扣除，且国大能源未在该两案中主张抵扣。但事实上，728号案和5405号案无需，且依法不应对750万元保证金没收及抵扣一事作出任何审查与认定。1.728号案两审法院均确认750万元保证金抵扣事宜与该案审理的基础法律关系并不相关，应当另行处理，故不做认定。该等认定意见符合不告不理的法律原则，正确、有效。而在5405号案中，国大能源已经明确主张该750万元保证金应当被没收。只是该750万元被没收后，是应当作为违约金处理，还是抵作货款，双方没有达成一致。由以上可知，国大能源在728号案以及5405号案的诉讼中，多次确认国大能源已经收到同业煤化支付的750万元保证金，且已经将其没收。但仅因750万元没收事实与该两案并无直接的法律关系，不在该两案审理范围内，故国大能源未在该两案的审理过程中对750万元保证金的没收以及抵扣相关事宜做更多的陈述，符合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并无不当。750万元保证金没收及抵扣的事实问题确实只有并应当在本案中进行审查与认定。2.国大能源已经在728号案和5404号案审理过程中明确表示已经没收系争的750万元保证金。728号案查明的事实表明双方已经就没收并抵扣750万元保证金一事达成合意。5405号案表明国大能源曾明确主张750万元保证金已被没收。750万元保证金没收一事是728号案和5405号案中未经审查和认定的事实问题。但一审判决却截取该两案中对于该部分事实不完整的陈述而枉顾国大能源在本案中提交的足以证明该项事实的全套证据，作出了与事实完全不符的不认可国大能源已没收并抵扣750万元的事实认定，存在明显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剩余债权本金数额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剩余债权本金数额时完全抛开了本案关于3100万元债权总额相关的证据，而仅从728号案的判决内容出发确认债权数额最初额为2230万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扣减。一审法院的上述处理存在以下几处明显的错误：(一)国大能源主张1472.5万元剩余债权本金数额具有合同依据。国大能源在本案一审中主张的1472.5万元剩余债权本金（第5页最后一句）系3750万元货款加62.5万元代理费，再减750万元保证金，减1020万元债转股款，再减420万元和150万元债权转让款后所得，系国大能源与同业煤化就3100万元债权总额达成合意后，再多次通过债权转让和债转股安排实现部分清偿后得到的最终金额，并非凭空得到的数字。故从证据提供方面而言，国大能源关于1472.5万元剩余债权本金的主张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当被采信。(二)728号案确认的2230万元债权金额不应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因本案处理的是国大能源与同业煤化间的委托代理合同纠纷，系国大能源依据委托代理合同法律关系，及其转换为赔偿法律关系后提出的请求，而728号案请求权基础是国大能源与山西焦炭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焦炭投资公司”）间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双方的请求权基础不同。但一审判决随即直接将728号案确认的2230万元债权金额作为国大能源的损失，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已受偿部分的扣减，并最终确定剩余债权本金。一审判决的如上处理系在国大能源基于其与同业煤化间的案涉《委托代理协议》以及多份债权债务处理相关协议主张的诉请和理由之外，以国大能源与焦炭投资公司间的《采购合同》为基础，在国大能源没有请求的前提下，由一审法院自行创设的一种确认国大能源与同业煤化间剩余债权本金的方式，有违民事诉讼不告不理原则，应当在二审中予以纠正。三、一审判决仅否认750万元保证金已抵扣，但未判决其处置方式，造成国大能源和同业煤化间的债权总额仍未确定，属于未处理本案基本诉请。一审判决仅驳回国大能源要求确认750万元保证金已经抵扣的诉请，但未对国大能源是否有权没收750万元保证金，同业煤化是否有权要求国大能源退还该750万元保证金，该750万元保证金是否属于同业煤化对国大能源债务的一部分等本案最基本的问题作出认定和判决，本案就相当于没有处理当事人的基本诉请，且会造成5404号案亦无法据此作出相应二审判决。四、一审判决认定的剩余未受偿部分高于国大能源诉请金额，在未行使释明权的情况下在判决结果中直接扣减该差额部分，侵害了国大能源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有违处分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5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未行使释明权，导致国大能源不能对自身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作出更为理性的选择，侵害了国大能源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3条第2款享有的处分权。五、一审判决确定的资金占用补偿金的计算方式错误，存在逻辑矛盾，最终导致金额错误。一审判决确定的资金占用补偿金的计算方式与其确定的剩余债权本金数额的方式一致，均忽略了3100万元债权总额的确认以及750万保证金已经没收并抵扣的事实，存在明显错误。且在第一项判决确认剩余债权本金已减至1472.5万元的前提下，第二项判决又以16573194.2元为基数计算资金占用补偿金，前后两项判决内容本身即存在逻辑矛盾。六、一审判决的其他错误。(一)一审判决完全忽略案涉《委托代理协议》项下的62.5万元代理费。(二)一审判决未认定一审证据5-6的真实性。一审判决以一审证据5-6无原件为由不予确认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但事实上，国大能源已经提交了相应的EMS面单以及投递记录打印件，足以证明国大能源向同业煤化寄送该两份催款函且均已被同业煤化签收的事实。综上，国大能源认为一审判决在认定的事实和理由以及适用的法律和理由上均存在明显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 同业煤化辩称：一、针对案涉750万元保证金，正如一审判决所认定，国大能源在之前系列案件中一直主张同业煤化支付的750万元保证金不能用于抵扣其损失金额，国大能源现在又起诉主张该750万元保证金可用于抵扣，违反禁反言原则，其真实目的在于使焦炭投资公司无法于另案中行使针对750万元保证金的代位权，一审对此认定正确。为更好的理解本案起诉的背景，查清交易事实及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需要简要介绍一下与本案息息相关的另外两起案件。在本案发生之前的2015年3月，国大能源已经在（2015）杭下商初字第728号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依据其与焦炭投资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向焦炭投资公司主张赔偿货款及各项损失，并获得胜诉判决。根据该生效判决，针对国大能源因焦炭投资公司不能按时交付货物而遭受的损失，一审法院判决焦炭投资公司应退还国大能源货款2230万元，并向其支付违约金3215400元。在该案中，焦炭投资公司主张对于同业煤化支付的750万元保证金应用于抵扣国大能源的损失，但国大能源对此不予认可。并且在该案随后的二审、再审程序中，国大能源一直坚持750万元保证金不应用于抵扣其货款损失。2016年7月21日，焦炭投资公司针对国大能源提起（2016）浙0103民初5405号案件，请求代位行使同业煤化对国大能源享有的应退但未退的750万元保证金的债权，该案于2017年4月21日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同业煤化对国大能源享有债权，并支持了焦炭投资公司的代位权。目前，该案二审程序因需要以本案的审理结果为基础而中止审理。而且，也由于同业煤化已进入破产程序，该案二审也应当依据《破产法》的规定驳回诉讼请求，或要求焦炭投资公司变更诉请为将保证金债权归入同业煤化破产财产。2017年7月25日，因与焦炭投资公司的代位权纠纷一审败诉，为阻止焦炭投资公司于5405号案件中行使代位权，国大能源针对其于728号案件中已经充分受偿的损失、在案涉交易完成两年后，再次向同业煤化提起诉讼，并推翻此前其一直坚持的750万元保证金不应用于抵扣损失的主张，要求一审法院确认国大能源有权没收案涉750万元保证金并用于抵扣，并再次针对同一笔因焦炭投资公司无法如约交货而造成的损失向同业煤化重复求偿。综上，国大能源的上诉请求不仅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严重违背禁反言原则和诚信原则，建议二审法院认定国大能源无权没收该750万元且该笔保证金不能用于抵扣其货款损失。二、国大能源于一审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750万元保证金已于2014年被没收且用于抵扣其货款损失，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证据9系国大能源单方出具的文件，并无同业煤化的确认，因此，无法据此认定各方达成合意将750万元保证金用于抵扣货款损失。并且，证据7、8、11-14中关于3100万的表述不仅为一笔带过，而且关于3100万的表述为“3100万左右”，并非准确的数字，且相关合同方从未对3100万进行过专门的对账，因此一审法院不认可“3100万左右”这一笼统的概念，也不认可其可证明750万元已于2014年进行抵扣的认定正确。三、同业煤化与国大能源之间的关系表面为委托代理关系，实际则与焦炭投资公司一起构成贸易闭环，形成贸易融资关系，在贸易融资法律关系下，《委托代理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均属无效协议，其中关于保证金及利息的约定亦属无效。1.本案中，三方当事人通过表面上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和《采购合同》这一看似货物买卖的安排，实际在进行企业间贸易融资。在该贸易融资交易结构中，国大能源为资金提供方、同业煤化为资金使用方、焦炭投资公司则为资金流转的中间方。资金提供方国大能源通过向中间方焦炭投资公司支付货款的方式、向资金使用方同业煤化提供资金3750万元，同业煤化实现贸易融资，而同业煤化向国大能源支付的融资利息包括（1）3812.5万元与3750万元之间的差额62.5万元；及（2）30元/吨*12500吨总计37.5万元的代理费。2.同业煤化与焦炭投资公司均认可并已举证证明案涉交易为贸易融资。3.从《委托代理协议》内容来看，协议所约定的是不具备商业合理性的条款，且显失公平，只有在贸易融资的背景下，同业煤化才可能接受该《委托代理协议》。4.案涉各方长期以来进行过多笔融资业务。自管理人接管同业煤化以来，已代表其参加了多起涉及“名为贸易、实为融资”的贸易融资纠纷案件，该等案件的贸融模式均与本案如出一辙。事实上，焦炭投资公司和同业煤化之间存在一系列的贸易融资交易，焦炭投资公司亦因此向同业煤化管理人申报了一系列债权。关于728号案件项下判决义务，焦炭投资公司亦已向管理人申报。四、在贸易融资法律关系下，《委托代理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均属无效协议，其中关于保证金及利息的约定亦属无效。根据上述分析，同业煤化、国大能源、焦炭投资公司之间事实上构成企业借贷法律关系，应当按照借贷关系予以处理，国大能源不具有从事融资贷款业务的资质，且明知案涉交易为融资交易，却多次与同业煤化、焦炭投资公司采用虚假贸易形式进行借贷活动，属于共同违法从事融资业务，故应当认定违反国家金融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案涉《委托代理协议》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属无效。因此，无论是《委托代理协议》还是《补充协议》中关于保证金处理方式及利息的约定一并无效。在此情况下，国大能源的损失为出借资金及利息损失。因为国大能源自身也是贸易融资的过错方，依法也应为自己的部分损失负责。国大能源在其与焦炭投资公司的另案中已就上述借款损失全部进行受偿，所以，国大能源已经无权就同一笔已经超额受偿的损失再向同业煤化主张赔偿。五、退一步讲，无论按照借贷还是买卖法律关系审理本案，国大能源在案涉系列交易中遭受的损失均早已通过其对焦炭投资公司的生效胜诉判决进行充分受偿，国大能源再次向同业煤化主张赔偿，会导致其针对同一损失“重复受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沈阳东方钢铁有限公司、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京城工业物流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案号：（2016）最高法民再201号，“最高院201号案件”，）的意见，在认定“已受偿部分”的金额时，应根据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上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认定，而不应考虑具体执行情况。六、再退一步说，即使不认定国大能源已通过前案生效胜诉判决从焦炭投资公司处充分受偿，国大能源对同业煤化的剩余债权，也应依据《合作框架协议》的安排，由案外人师海容以其每年从河北海尚化工有限公司（“海尚公司”）获得的70%分红进行偿还，与同业煤化无关。针对国大能源上诉状提出的一审法院未判决该750万元保证金的处理方式，如果二审法院认定国大能源已就其损失从焦炭投资公司处充分受偿，改判驳回国大能源诉讼请求，同业煤化管理人将对该750万元保证金另案起诉进行追收。七、焦炭投资公司与本案结果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应追加焦炭投资公司为第三人，导致各方纠纷审而未决，本案应当发回重审。焦炭投资公司与本案处理结果明显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未追加其作为第三人构成严重遗漏当事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4项，本案应当发回重审。综上，国大能源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理由，依法应予以驳回。 同业煤化上诉请求：1.请求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并追加焦炭投资公司为第三人；2.二审诉讼费由国大能源承担。事实与理由：同业煤化认为本案一审判决未追加与本案处理结果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焦炭公司为第三人，属于遗漏重要当事人，导致国大能源存在双重受偿，且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一、一审判决对于案涉法律关系认定错误，各方名为买卖，实为借贷。(一)三方当事人之间借贷的交易结构及相关事实。本案中，三方当事人通过表面上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和《采购合同》这一看似货物买卖的安排，实际在进行企业间借贷。在该借贷交易结构中，国大能源为资金提供方、同业煤化为资金使用方、焦炭投资公司则为资金流转的中间方。资金提供方国大能源通过向中间方焦炭投资公司支付货款的方式、向资金使用方同业煤化提供资金3750万元，同业煤化实现贸易融资。至此，在该借贷中，国大能源向中间方焦炭投资公司的资金提供已完成。而同业煤化向国大能源支付的750万元保证金，视为借款保证金，并非购货保证金。根据合同安排，同业煤化向国大能源支付的融资利息包括（1）3812.5万元与3750万元之间的差额62.5万元；及（2）30元/吨*12500吨总计37.5万元的代理费。根据《委托代理协议》第三、2条，同业煤化应在国大能源向焦炭投资公司支付货款之日起30日内向国大能源付清货款3812.5万元，说明该等1个月即为借款期限。经计算，该笔借款的月利率为2.67%=(62.5+37.5)÷3750。(二)同业煤化与焦炭投资公司均认可案涉交易为借贷。对于三方之间的交易实际为借贷的事实，同业煤化以及应被追加为本案第三人的焦炭投资公司均在与本案争议有关的系列案件中多次对该事实予以认可。(三)本案中多处事实反映各方法律关系实际为借贷。首先，本案交货的问题存在相反证据和事实。山西省焦炭集团益隆焦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隆公司”）于2014年7月23日至2014年9月29日代为向国大能源交付价值500万元的货物。而国大能源并未将该批货物交付给同业煤化，即国大能源从未向同业煤化交付过任何货物。(四)《委托代理协议》实为借款安排。从《委托代理协议》内容来看，协议约定中存在大量不具备商业合理性的条款，只有在贸易融资的背景下，同业煤化才可能接受该等明显不合理的条款。国大能源作为受托人，在收取代理费的情况下再加价代理显然于理不合。同业煤化本身与焦炭投资公司签署有框架协议，同业煤化如果需要采购可直接向焦炭投资公司采购，根本无需通过国大能源作为中间代理。《委托代理协议》中约定，无论供方是否交货，同业煤化均需付款，且需承担因焦炭投资公司不能交货而导致《采购合同》不能履行的风险，同业煤化不仅无法从该等约定中获取任何收益，反而要支付高额的代理费。上述约定不仅从商业角度考虑不具备合理性，且显失公平，同业煤化接受该等条款的唯一可能性就是三方之间并不是真实的货物买卖，而是贸易融资。国大能源在自益隆公司处收到价值500万元货物时从未向同业煤化交付，再次说明其根本没有代理货物采购的意图。(五)同业煤化与焦炭投资公司发生多起贸易融资。事实上，管理人接管同业煤化后发现，同业煤化与多家不同的客户进行了一系列类似的贸易融资交易，被多家法院认定买卖合同无效，应按借贷关系处理。综上，一审判决对于三方当事人之间实质在进行贸易融资的相关事实认定不清。案涉《委托代理协议》与《采购合同》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应属无效。二、如按照委托法律关系审理，则国大能源未能有效完成代理事务，无权向同业煤化主张赔偿。如果按照国大能源与同业煤化系委托代理关系来看，由于国大能源系代理人，其在《采购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应由本人同业煤化行使。而事实上，国大能源已经于2015年3月直接依据《采购合同》向焦炭投资公司就该损失主张赔偿，并获得胜诉判决。在提起该诉讼时，国大能源并未通知或征得同业煤化的同意，说明其已以自身行为终止了委托代理关系，而改由承继采购方权利直接向供货方焦炭投资公司主张权利。在此前提下，由于国大能源既未通知同业煤化行使权利，而且未向同业煤化交付任何货物，应视为其已解除与同业煤化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自然无权依据委托代理协议向同业煤化主张赔偿。三、国大能源另案起诉焦炭投资公司获得胜诉判决后，一审判决导致国大能源针对同一损失“重复受偿”，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互补性损失于法无据。如前所述，国大能源就同一笔损失已经取得对焦炭投资公司的全额胜诉判决，其于本案中向同业煤化主张显然构成重复受偿。一旦一审判决生效，国大能源将同时持有两份生效判决文书，一方面其有权依据前案判决向焦炭投资公司主张赔偿，另一方面又有权依据一审判决向同业煤化主张赔偿，两份根本不可能通过执行程序协调。(二)一审判决关于互补性受偿有悖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实践。在沈阳东方钢铁有限公司、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京城工业物流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案号：（2016）最高法民再201号，“最高院201号案件”，见证据5），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判决中同样注意到了重复受偿的问题，但认为重复受偿应通过执行程序解决，对此最高院予予以明确否认。最高院在再审裁定中认定：“二审法院对于浙商控股公司分别起诉京城物流公司、沈阳东方公司所导致的双重受偿问题未作处理，而是认定在执行程序中避免浙商控股公司重复受偿，没有法律依据。”最终最高院以未追加必要当事人为由，裁定撤销二审判决，发回浙江省高院重审。本案理应予以参照。(三)退一步而言，即使国大能源未能从焦炭投资公司处受偿，其对同业煤化的剩余债权，也应由案外人师海容以其每年从河北海尚化工有限公司（“海尚公司”）获得的70%分红进行偿还。国大能源（甲方）与同业煤化关联公司海容泰（天津）贸易有限公司（“海容泰公司”，乙方）、海商公司（丁方）、师海容、师海军（戊方）于2014年共同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各方约定，对甲方剩余焦油债权，待甲方入股丁方后，师海容以其每年从丁方公司获得的分红的70%偿还甲方。根据上述《合作框架协议》中的安排，即使一审法院认定国大能源未从焦炭投资公司处充分受偿、应再次重复从同业煤化受偿，国大能源对同业煤化的剩余债权也应通过案外人师海容每年从海商化工获得的70%分红进行偿还，与同业煤化无关。四、焦炭投资公司与本案结果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应追加焦炭投资公司为第三人。上述事实与理由清楚显示，焦炭投资公司与本案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由于一审法院对同业煤化于一审中提出追加焦炭投资公司为第三人的申请未予准许，已经导致一审判决在对于三方之间贸易融资关系、国大能源已通过对焦炭投资公司的胜诉判决充分受偿等事实和法律适用问题上认定错误。而且，由于一审法院在未追加焦炭投资公司为第三人的情况下，单独对国大能源与同业煤化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处理，导致同业煤化与焦炭投资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进入悬而未决的状态，对于国大能源享有的对焦炭投资公司尚未执行到位的债权、同业煤化在向国大能源针进行清偿后是否有权向焦炭投资公司主张债权等重要问题均未进行认定。进一步而言，就750万元的抵扣问题，国大能源在（2015）杭下商初字第00728号案中并未如实向法院披露，该案亦未追加同业煤化为第三人，导致两案重复审理事实，并使得国大能源客观上享有两份生效法律文书债权。因此，焦炭投资公司与本案处理结果明显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一审法院应追加焦炭投资公司为第三人。综上，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且遗漏重要当事人焦炭投资公司，同业煤化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请求二审法院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并追加焦炭投资公司为第三人。 国大能源辩称：一、对方上诉的事实、理由第一项是认为三方之间名为买卖实为借贷，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如果这样中间就不会有货物交付，但本案焦炭投资公司实际向国大能源交付了货物，该货物确实没有交付给同业煤化，因为同业煤化没有支付货款的能力。二、对方上诉第二项，在一审诉讼期间国大能源已经明确请求的依据并不是委托代理关系，而是委托代理协议中第四条第一款特别约定，即国大能源有权直接向焦炭投资公司索赔，不足部分可向同业煤化追偿。其规定在委托代理协议中，但并不是依据或建立在双方的委托代理关系上，而是独立于双方委托代理关系的一个特别约定，因此国大能源也确实在向焦炭投资公司索赔不得已后就不足部分向同业煤化进行追偿，对于国大能源受偿的2.6万元已经予以扣除。三、关于双重受偿问题，同业煤化提供的浙商控股的案例，跟本案最大的不同是那个案子是有债的加入。四、关于焦炭投资公司是否应为本案第三人的问题，国大能源和焦炭投资公司的货物买卖关系以及国大能源和同业煤化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及追偿法律关系这两个法律关系是相互独立的，它们在事实上有牵连，但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法律关系，所以不是必要的共同诉讼，因此，不应当追加焦炭投资公司为本案的第三人。此外，如果要追加的话，应该在一审阶段就申请，而不是应该在二审阶段申请。 国大能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国大能源有权没收同业煤化缴付的750万元保证金；2.判令同业煤化向国大能源支付国大能源在没收同业煤化缴付的750万元保证金并扣除转让给第三方的债权后剩余的债权款本金1472.5万元，并自2014年4月20日起按每日应付货款0.000666667的标准支付相应的资金占用补偿金直至清偿之日（暂计至2017年6月30日为1326.62万元）；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和律师费用由同业煤化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4年2月26日，国大能源（甲方、受托方）与同业煤化（乙方、委托方）签订了编号为GD-TY140226A号的《委托代理协议》一份，主要约定以下内容：1.乙方委托甲方从焦炭投资公司处采购煤焦油12500吨，总金额3812.5万元。2.乙方于本合同签订当日支付现款750万作为保证金给甲方（保证金冲抵最后一批货款），甲方与采购供方签订《采购合同》（合同号SJ-GD140226A），甲方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向采购供方代付货款。3.乙方应在甲方向采购供方支付第一笔货款之日起30日内以现款方式向甲方付清全部货款、代理费，结算价格为采购供方实际开票价格基础上加代理费，代理费为30元/吨*合同约定的交货数量；如乙方确实无法在30日内付清全部款项的，甲方同意给予20日的宽限期，宽限期内乙方应按照未付货款金额为基数向甲方支付日计万分之五的补偿金（含增值税）。4.如乙方未能在合同约定日期内付款的，保证金予以没收，甲方并有权直接处理剩余货物用于抵偿货款及代理费、补偿金、仓储费、堆存费、装卸费、运输费等乙方应承担的一切费用，不足部分可向乙方追偿。5.乙方确认采购合同并承担采购合同的履约风险和责任，由于采购供方由乙方自己选择并确认，无论何种原因导致采购合同不能履行、不能完全履行、迟延履行的（因甲方未付款导致的除外）一切后果由乙方承担，因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为实现损失赔偿而支出律师费、调查费、诉讼费等合理费用）由乙方赔偿；乙方仍应按照本协议约定向甲方支付货款、代理费、补偿金及其他费用；甲方亦有权直接向采购供方索赔，索赔所得扣除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货款、代理费、补偿金、仓储费、堆存费、装卸费、运输费等费用及索赔所支出费用后，不足部分向乙方追偿；等等。2014年2月27日，同业煤化向国大能源支付上述合同项下保证金750万元。2014年4月22日，国大能源与同业煤化签订合同号为GD-TY20140422号《补充协议》一份，主要约定内容如下：1.鉴于同业煤化无法2014年4月19日之前向国大能源支付全部货款、代理费及补偿金等款项，故国大能源同意延长同业煤化付款期限至2014年4月30日，但同业煤化应自2014年4月20日起向国大能源每日支付原协议货物总价款千分之一的资金占用补偿金；2.若同业煤化未能在2014年4月30日之前付清全部款项的，国大能源有权没收保证金并直接处理货物用于抵偿货款及代理费、补偿金、仓储费、堆存费、装卸费、运输费等同业煤化应承担的一切费用，不足部分仍可向同业煤化追偿；等等。此后国大能源（甲方）与海容泰公司（乙方）、陈继国（丙方）、海尚公司（丁方）、师海容、师海军（戊方）共同签订《合作框架协议》，主要约定内容如下：1.因同业煤化委托甲方向焦炭投资公司采购煤焦油，因同业煤化违约，造成甲方损失3100万元左右（详见甲方与同业煤化签署的债权债务确认书），根据《委托代理协议》，同业煤化应全额赔偿甲方上述损失，丙方已就前述赔偿责任向甲方出具《担保函》，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甲方就此对同业煤化、丙方的到期债权3100万元左右；2.为受让乙方所转让的丁方公司51%股权，甲乙双方同意，甲方转让1020万元焦油债权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该1020万元焦油债权，并以此作为甲方转让丁方公司51%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款；3.丙方作为同业煤化的实际控制人，承诺将自行解决其与同业煤化就焦油债务担保责任的追偿和补偿问题，并保证甲方和乙方不会因此承担任何责任；4.戊方同意，对甲方剩余焦油债权，待甲方入股丁方后，师海容以其每年从丁方获得的分红70%偿还甲方；5.在同业煤化、丙方所欠甲方3100万焦油债务获得完全清偿后，甲方同意各方有权对转出的股权进行回购；等等。2014年10月17日，国大能源与海容泰公司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将自己对同业煤化的1020万元债权转让给海容泰公司，作为海容泰公司将海尚公司51%股权转让给国大能源的对价。国大能源已将该《债权转让协议》通知到同业煤化。海容泰公司于2014年10月21日出具《股权转让款结清证明》，确认国大能源转让的1020万元焦油债权作为其将海尚公司51%股权转让给国大能源的对价，双方不再就此互负债务。2014年10月22日，国大能源与海容泰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一份，主要约定内容为：海容泰将自己对海尚公司的420万元债权转让给国大能源，同时国大能源将420万元焦油债权转让给海容泰公司作为对价。国大能源已将该《债权转让协议》通知到同业煤化。国大能源另与海尚公司签订《债权债务确认书》一份，双方确认截至2014年10月22日，海尚公司应偿还国大能源公司570万元。2014年10月28日，国大能源（甲方）与同业煤化（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一份，主要约定内容如下：1.甲乙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因乙方违约造成甲方损失，乙方应全额赔偿甲方有关损失3100万元左右；2.海尚公司向乙方借款150万元，乙方因此对海尚公司享有债权150万元；3.为优化双方资产，甲乙方双方同意，乙方将150万元海尚债权转让给甲方，甲方将150万元焦油债权转让给乙方作为对价，双方无须支付对方其他价款；4.甲方就150万元海尚债权取代乙方成为海尚公司的债权人，乙方因150万焦油债权和债务归于一体，可自行抵销并在欠付甲方债务总额中减少150万元；等等。二、2014年2月26日，焦炭投资公司作为供方、国大能源作为需方签订编号SJ-GD140226A《采购合同》一份，主要约定内容为供方向需方提供12500吨（单价3000元/吨）煤焦油，金额3750万元及交（提）货方式及交货时间、提货时间及方式、风险承担、违约责任等。2014年2月28日，国大能源向焦炭投资公司支付货款3750万元。此后双方又于2014年5月13日签订《补充合同》一份，对提货及相应责任作出约定。因《采购合同》履约纠纷，国大能源于2015年3月10日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5年9月6日作出（2015）杭下商初字第00728号民事判决，解除了国大能源与焦炭投资公司签订的编号为SJ-GD140226A的《采购合同》，并判令焦炭投资公司退还国大能源货款2230万元、支付违约金321.54万元（暂计至2015年2月13日）。该2230万元货款为国大能源支付的3750万元扣减焦炭投资公司已交付的500万元货物及1020万元债权转让金额所得。在该案审理中，焦炭投资公司主张同业煤化支付给国大能源的保证金750万元在该案货款中抵扣，国大能源认为对方违约故其有权没收该保证金。一审法院认为应另行处理，故未作处理。因焦炭投资公司不服判决而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依法作出（2015）浙杭商终字第2709号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法律文书生效后，国大能源已申请执行。一审法院另查明：该案已执行到位26805.8元，于2017年5月17日向国大能源发放，其余债权未得以实现；一审法院于2017年5月26日作出（2016）浙0103执2042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该次执行程序。三、依据2015年1月5日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15）迎商初字第251号民事判决书，同业煤化对焦炭投资公司负有1649万元债务本金及相应利息的连带清偿责任。焦炭投资公司于2016年7月2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与国大能源的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7年4月21日作出（2016）浙0103民初5405号民事判决，认定国大能源主张没收保证金理由不当，并判决国大能源公司向焦炭投资公司返还保证金750万元；该案目前尚在本院二审诉讼中。庭审过程中，国大能源明确其主张的“没收保证金”实为扣减的意思。另查明：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15日作出（2017）沪03破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同业煤化破产清算，并于2017年12月4日指定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担任同业煤化管理人。 一审法院认为，国大能源与同业煤化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补充协议》《债权转让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委托代理协议》约定，国大能源因履行《采购合同》造成的损失由同业煤化赔偿，国大能源亦有权向焦炭投资公司索赔，不足部分可以向同业煤化追偿。也就是说，国大能源因履行《委托代理协议》而签订《采购合同》造成的损失，无论是基于委托代理关系向同业煤化主张，还是基于买卖合同关系向焦炭投资公司主张，其损失具有互补性而不具有重复性，在主张债权的时候应注意对已受偿部分的扣减。同业煤化认为国大能源已向焦炭投资公司通过诉讼主张，故不能再向同业煤化主张的辩解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考虑到在一审法院（2015）杭下商初字第00728号一案中，国大能源未曾提出750万元保证金已扣除问题，在向焦炭投资公司主张的货款金额中也未扣减该750万元保证金，故一审法院在该案中扣除焦炭投资公司已交付货物价值及债转股抵销款，最终判决焦炭投资公司退还国大能源2230万元货款及支付违约金；在一审法院（2016）浙0103民初5405号一案审理过程中，国大能源仍未提出750万元保证金已扣除问题。如果事实如国大能源在本案中主张的750万元保证金已在2014年扣除，那么在其后的2015年、2016年诉讼中，国大能源理应向法院客观陈述该节事实，而事实上国大能源均未提及，故国大能源在本案中要求确认其已扣除750万元保证金，一审法院无法采信，故对该项主张不予支持。根据《委托代理协议》的约定，国大能源因向焦炭投资公司主张不能部分，可以向同业煤化主张。一审法院（2015）杭下商初字第00728号一案确定的债权数额2230万元，扣减国大能源通过执行受偿的26805.8元、国大能源通过债权转让减少的债权420万元、150万元，则剩余未受偿部分为16573194.2元。国大能源在本案中仅主张14725000元，故一审法院对其主张的金额予以支持。关于资金占有补偿金问题，因（2015）杭下商初字第00728号一案判决的违约金焦炭投资公司未履行，故国大能源仍可主张资金占有补偿金。《补充协议》约定国大能源同意延长同业煤化付款期限至2014年4月30日，但应自2014年4月20日起向国大能源每日支付原协议货物总价款千分之一的资金占用补偿金，庭审中国大能源自愿调整为按每日利率0.000666667计算，一审法院酌情调整为与（2015）杭下商初字第00728号确定的违约金标准相同即按每日万分之六计算，另在该案中国大能源自愿于2014年7月23日扣除500万元及1020万元后计算违约金，则自2014年4月20日暂计至2017年6月30日的资金占用补偿金为13117992.33元，此后另计。国大能源主张过高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国大能源虽主张律师费，但未明确金额，亦未提交证据，故一审法院对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同业煤化提出追加焦炭投资公司为第三人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前案诉讼已查明的事实，本案事实无需通过追加第三人查清，故不予准许。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上海同业煤化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浙江国大能源有限公司剩余债权本金14725000元；二、上海同业煤化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浙江国大能源有限公司资金占用补偿金13117992.33元（暂计至2017年6月30日，此后以16573194.2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六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浙江国大能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上海同业煤化集团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1756元，由浙江国大能源有限公司负担1261元，由上海同业煤化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80495元。 本院二审期间，同业煤化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5）杭下商初字第00728号民事判决书；2.（2015）浙杭商终字第2709号民事判决书；3.（2016）浙民申1796号民事裁定书；上述证据证明关于贸易融资中国大能源与焦炭投资公司之间这一环节的交易事实，相关法院已经于另案中进行了认定：2014年2月26日，国大能源与焦炭投资公司签订编号为SJ-GD140226A的《采购合同》，约定由国大能源以3000元/吨的价格向焦炭投资公司购买12500吨煤焦油，总价3750万元人民币，2014年2月28日，国大能源向焦炭投资公司转账支付了3750万；国大能源因焦炭投资公司未如约交货的所遭受的损失，抵扣焦炭投资公司已交付价值500万的货物以及1020万的“债转股”，焦炭投资公司仍应赔偿国大能源货款损失2230万；国大能源在该案中一直坚持主张由同业煤化支付的750万元保证金不应用于抵扣其遭受的货款损失（728号判决书第12页）；浙江高院也认定“焦炭公司在收到国大公司所付货款的同日，有金额相当的资金汇入上海同业公司”。4.《化工产品购销合同》2014年2月26日，证明焦炭投资公司与同业煤化的子公司五寨县同业实业有限公司（“五寨同业”）签订《化工产品销售合同》，约定以2975元的单价购买12500吨煤焦油，总价为37187500元；5.焦炭投资公司向五寨同业支付货款的付款凭证，证明2014年2月28日，焦炭投资公司向五寨同业转账付款37187500元；6.五寨同业企业信用公示信息，证明同业煤化持有五寨同业85%的股权，且同业煤化法定代表人陈继国是五寨同业的执行董事，实际控制人；7.焦炭投资公司向同业煤化管理人提交的债权申报材料，证明由于各方之间实际为贸易融资关系，资金实际使用方为同业煤化，焦炭投资公司作为贸融中间方在承担728号判决所认定的向国大能源的赔偿责任后，将该笔赔偿款作为其对同业煤化的债权向管理人进行了债权申报；8.（2016）浙0103民初5405号民事判决书；9.（2017）浙01民终3775号民事裁定书；上述证据8、9证明2016年7月21日，焦炭投资公司针对国大能源提起5405号案件，请求代位行使国大能源对同业煤化应退但未退的750万元保证金的债权。2017年4月21日，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国大能源向焦炭投资公司返还案涉保证金750万元。而后，国大能源提起上诉并同时提起本案诉讼，2017年8月14日，杭州中院以代位权纠纷的审理需要以本案审理结果为依据为由，中止代位权纠纷二审审理。10.（2014）浙商终字第68号民事裁定书；11.（2016）最高法民再201号民事判决书；上述证据证明最高院在认定“已受偿部分”的金额时，应根据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上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认定，而不应考虑具体执行情况。因此，一审判决将国大能源“已经受偿”的金额认定为前案执行到位的26805.8元，有悖于最高院的司法实践。最高院201号案件的案件事实及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基本相同。在该案中，无论是二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亦或是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均将三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认定为表面上的“委托代理关系及买卖合同关系”，实际上的“贸易融资关系”。 国大能源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意义，该案审理的是国大能源与焦炭投资公司之间的贸易关系，728号判决书第一页明确500万货物是益隆公司提供的，与证据4、5所涉五寨企业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上的关联；该案认定的法律关系与国大能源的损失与本案讼争法律关系是不同的两个法律关系，并无法在一案中予以审理。国大能源确实在该案中主张750万元保证金要予以没收，但该没收究竟属于要增收违约金还是抵扣货款不是该案审理的范围，而且该案明确750万元保证金应当另案处理。另外，我国法律没有禁反言原则，与本案并没有适用的关系。2.对证据4、5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质证。3.对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与本案没有关联性。4.对证据7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关联性有异议，焦炭投资公司进行债权申报的依据是和同业煤化之间其他的协议安排，与本案没有法律上的关联性。5.对证据8、9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该案二审已中止，案件并未生效。6.证据10—11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最高院是发回重审，所以事实上该案所涉相关事实最后如何认定是不清楚的，而最高院发回重审的理由是该案事实没有查清，该案件与本案最大的差别是焦炭投资公司并没有申请加入案件的审理，而且认为三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清楚和明白的。 本院对同业煤化提交证据认证如下：1、证据1、2、3，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能够证明国大能源与焦炭投资公司之间《采购合同》相关事实，该案二审生效判决及申请再审审查裁定均认定焦炭投资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案买卖合同关系实际上系同业煤化通过贸易方式与国大能源之间的融资行为，（2015）杭下商初字第728号民事判决的本院认为部分表述“关于焦炭投资公司主张上海同业公司支付给国大公司的保证金7500000元应在本案货款中抵扣的意见，国大公司不予认可”；2、证据4、5、6的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3、证据7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焦炭投资公司依据与同业煤化的协议书向同业煤化管理人申报债权，但无法证明三方之间实际为贸易融资关系；4、证据8、9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焦炭投资公司与国大能源、同业煤化之间的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案件审理情况，该案本院二审认为必须以本案审理结果为依据而中止诉讼；5、证据10、11，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关联性不予确认。 本院二审期间，国大能源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国大能源与同业煤化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将针对双方的上诉理由逐一评判。 关于同业煤化的上诉理由。第一，同业煤化提出本案法律关系名为买卖，实为借贷，故本案《委托代理协议》应属无效，并应追加焦炭投资公司为第三人。对此本院认为，本案的《委托代理协议》系约定同业煤化委托国大能源从焦炭投资公司采购煤焦油，而国大能源与焦炭投资公司就案涉采购煤焦油的买卖合同纠纷已经本院（2015）浙杭商终字第2709号案件审理且已生效，该案判决认定依据焦炭投资公司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该案所涉法律关系并非买卖合同关系而是企业借贷法律关系，该认定亦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民申1796号民事裁定书所确认。因此，在国大能源与焦炭投资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被生效判决依法确认的情况下，同业煤化认为本案各方之间的关系系借贷关系，案涉《委托代理协议》因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无效的上诉理由显然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本案国大能源系依据与同业煤化之间的《委托代理协议》起诉，焦炭投资公司并非协议相对方，且国大能源与焦炭投资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已经本院生效判决确认无疑，故本案案件处理结果与焦炭投资公司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未予准许同业煤化关于追加焦炭投资公司为第三人的申请，本院认为并无不妥。故同业煤化就本案法律关系及追加第三人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第二，同业煤化上诉认为国大能源在未通知或征得同业煤化同意的情况下向焦炭投资公司就案涉煤焦油采购合同向一审法院起诉，说明其已以自身行为终止了委托代理关系，无权再依据委托代理协议向同业煤化主张权利，而且会导致国大能源针对同一损失重复受偿。本院认为，案涉《委托代理协议》第四条第1点明确约定，由于采购供方由同业煤化自己选择并确认，无论何种原因导致采购合同不能履行、不能完全履行、迟延履行的一切后果由同业煤化承担……国大能源亦有权直接向采购供方索赔，索赔所得……不足部分可向同业煤化追偿。国大能源已通过诉讼向采购供方焦炭投资公司索赔，判决生效后经过执行国大能源仅实现26805.8元债权，该执行案件已终结执行程序。故国大能源有权就索赔不足部分向同业煤化主张。这并非国大能源以自身行为终止委托代理关系，而是依法依约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同业煤化该点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采纳。但诚如一审法院所认定，国大能源因履行《委托代理协议》而签订《采购合同》造成的损失，无论是基于委托代理关系向同业煤化主张，还是基于买卖合同关系向焦炭投资公司主张，其损失具有互补性而不具有重复性，亦即在本案与（2015）杭下商初字第728号民事判决的执行过程中，应注意两案执行标的切勿存在重复受偿情况。第三，同业煤化认为即使国大能源未能从焦炭投资公司处受偿，其公司对同业煤化的剩余债权，也应根据2014年的《合作框架协议》由案外人师海容获得的70%分红进行偿还。本院认为，上述《合作框架协议》与本案《委托代理协议》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合作框架协议》是否履行不影响国大能源就本案《委托代理协议》向同业煤化主张权利。综上，对同业煤化的上诉理由，本院均不予采纳。 关于国大能源的上诉理由。第一，国大能源上诉认为其公司已没收750万保证金并抵扣同业煤化欠付部分款项。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第三条第一项约定，同业煤化于合同签订当日支付现款人民币750万元作为保证金给国大能源（保证金冲抵最后一批货款），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三条亦约定，若同业煤化未能在2014年4月30日之前付清全部款项的，国大能源有权没收保证金并直接处理货物用于抵偿货款及代理费等同业煤化应承担的一切费用，不足部分仍可向同业煤化追偿，在国大能源出具的《债权债务确认书》中亦确认该750万元保证金予以没收；其次，在（2015）杭下商初字第728号案件的一审庭审中，国大能源代理人陈述“对原告收到上海同业煤化集团750万元保证金无异议，但是由于上海同业煤化集团没有履约，原告已经没收该保证金，与本案无关”，在该案二审期间亦是作此陈述。而该750万保证金是同业煤化依《委托代理协议》约定交于国大能源，和焦炭投资公司与国大能源间的买卖合同纠纷虽有联系但系两个不同法律关系，国大能源所对应的合同相对方亦不同，故本院认为国大能源在（2015）杭下商初字第728号案件中不同意在焦炭投资公司应付货款中抵扣由同业煤化交付的750万保证金符合常理，本院（2015）浙杭商终字第2709号民事判决亦是以此理由未支持焦炭投资公司将保证金作为货款抵扣的主张。在（2016）浙0103民初5405号案件的一审庭审中，国大能源代理人亦答辩称由于同业煤化不能在《委托代理协议》约定期限内付款，造成交易异常，因此国大能源主张没收保证金，因此同业煤化不享有返还保证金的请求权。在本案中国大能源诉请确认有权没收该750万元保证金，所诉请的债权也系在扣除该750万元保证金后计算所得，并在一审庭审中确认没收保证金实为扣减的意思。综合上述情况，国大能源在各案中对于该750万元保证金已予没收的陈述是一致的，国大能源诉请没收该750万元保证金并在债权本金中作为货款抵扣有合同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支持该项主张不当，本院二审予以纠正。但鉴于国大能源明确其主张的“没收保证金”实为扣减的意思，故本院认为无需确认国大能源有权没收同业煤化缴付的750万元保证金，只需在同业煤化应付国大能源剩余债权本金中明确已将该750万元保证金予以扣减即可。第二，国大能源上诉认为一审判决对剩余债权本金数额认定有误，经本院核对，除前述750万元保证金外，国大能源主张金额与一审判决的主要差别在于代理费62.5万元、焦炭投资公司已交付的货物500万元、及（2015）杭下商初字第728号案件中国大能源通过执行程序实现的债权26805.8元。首先，案涉《委托代理协议》约定，国大能源向采购供方即焦炭投资公司直接索赔，索赔所得扣除相关费用后不足部分可向同业煤化追偿，而焦炭投资公司已向国大能源交付的500万元货物以及国大能源通过执行程序实现的26805.8元债权均系其公司向焦炭投资公司索赔所得，其公司无权再向同业煤化追偿，故一审法院将该两笔款项扣除并无不当；其次，双方的《委托代理协议》第三条第2点约定，同业煤化应在国大能源向采购供方支付第一笔货款之日起30日内以现款方式向国大能源付清全部货款、代理费，结算价格为采购供方实际开票价格基础上加代理费，代理费为30元/吨*合同约定的交货数量，从该约定看，该代理费应在国大能源完成委托代理事项后由同业煤化支付，协议约定的代理费金额经计算为375000元，但从本案实际情况看，国大能源并未完成协议约定的从焦炭投资公司采购煤焦油事项，在焦炭投资公司交付500万元货物后，国大能源亦未交付给同业煤化而是自行处理，故本院结合国大能源履行委托代理协议的完成度及其相关损失，酌情判处同业煤化支付国大能源代理费10000元。第三，国大能源上诉还提出一审判决确定的资金占用补偿金计算方式错误，本院审查后认为，综合国大能源在本次委托代理协议履行过程中的损失情况，一审法院酌情将资金占有补偿金比率调整为与（2015）杭下商初字第728号案件确定的违约金标准相同即按每日万分之六计算，本院认为比较合理。综上，同业煤化应支付国大能源剩余债权本金应为：国大能源应支付焦炭投资公司37500000元，加上同业煤化应支付代理费10000元，扣除债权转让15900000元、焦炭投资公司交付的货物5000000元、国大能源通过执行受偿的26805.8万元，合计为16583194.2元，再扣减同业煤化缴付给国大能源的保证金7500000元，本院确认同业煤化应支付国大能源剩余债权本金为9083194.2元，应支付国大能源资金占用补偿金为以9083194.2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六自2014年4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综上，上诉人同业煤化的上诉理由均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上诉人国大能源的上诉理由合理部分本院予以采纳，不合理部分本院不予采纳，其上诉请求本院部分予以支持。原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审判程序合法，但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3民初566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二、变更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3民初566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海同业煤化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浙江国大能源有限公司剩余债权本金9083194.2元（已扣减上海同业煤化集团有限公司缴付给浙江国大能源有限公司的保证金7500000元）； 三、变更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3民初566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海同业煤化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浙江国大能源有限公司资金占用补偿金（以9083194.2元为基数，自2014年4月20日起按日万分之六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四、驳回浙江国大能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上海同业煤化集团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81756元，由浙江国大能源有限公司负担1261元，上海同业煤化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8049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1756元，由浙江国大能源有限公司负担72000元，上海同业煤化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0975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舒 宁 审判员 袁正茂 审判员 夏明贵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骆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