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91民初16858号 原告:吴尹,男,汉族，1981年6月3日出生,住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君，四川山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冰英，四川山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数字天空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华二路219号7栋6层。 法定代表人：唐建波。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超，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贺黎，女，汉族，1984年9月9日出生，系公司员工。 原告吴尹诉被告成都数字天空科技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本院审判员周航独任审判，于2018年11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李君、杜冰英，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林超、贺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于2015年6月18日到被告处工作，工资数额为23000元/月。2017年11月28日，原告因身体不适，请假调休30个工作日，后因公司行政人员弄丢了请假条，被告管理人员即否认原告调休30个工作日。后经沟通确认，被告公司要求原告调休完所有假期再回来上班，即2018年1月19日回被告单位上班即可。但被告于2018年1月23日将原告辞退。现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138000元；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被告公司是完全是依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以及公司的相关规章制度，依法与原告吴尹解除劳动合同。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围绕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查明事实如下： 一、原告吴尹于2015年6月18日入职被告成都数字天空科技有限公司工作，双方签订了自2016年6月17日起至2019年6月30日止的书面劳动合同。 二、2016年6月17日，原告签署了《规章制度学习确认函》，载明原告认真阅读了《员工手册》、《劳动合同书》、《考勤管理制度》等文件，已知悉并理解了上述文件中各项条款的内容。上述文件中的《考勤管理制度》第二十条载明：对单个自然月迟到或早退超过6次，或累计迟到或早退时长超过120分钟的员工，视为出现二级违纪行为，公司发出书面警告一次。对出现旷工的员工，视为二级违纪行为，公司发出书面警告一次，当员工在连续12个月内出现第二次任何二级违纪行为，公司将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且不支付任何经济补偿。 三、被告公司提交了形成于2017年8月8日的《工会决议书》，载明经工会研究表决决定，通过了《数字天空员工考勤管理办法》，同意该办法于正式发布之日起生效执行。被告公司还提交了电子邮件截图，显示其于2017年8月14日通过公司公文邮箱发布了《数字天空员工考勤管理办法(正式)》。 四、2018年1月23日，被告公司以原告于2017年11月份共计迟到6次为由，向原告作出书面《警告信》，原告在该警告信上签名确认。 五、2017年11月29日，原告向被告公司提出请假30天，被告公司同意了原告的请假申请。但原告陈述其向公司提交的请假条载明为30个工作日，但被告公司认为原告请假30天就只是请假一个月，但被告公司陈述，该请假条已因公司行政人员保管不善而遗失。若依被告公司的主张，原告请假30天(包含工作日)，则原告的假期应于2018年12月28日结束；若按原告的主张，其请假条载明为请假30个工作日，由原告的假期应于2018年1月9日结束。由于被告公司陈述其保管的书面请假条已丢失，故双方因此产生争议。因上述争议，双方都提交了QQ聊天记录来印证自己的观点。 六、被告公司提交了吴尹于2017年11月27日前与部门负责人“张涛”的QQ聊天记录，显示原告吴尹提出“先把调休和年假用了吧”、“想看病，先调一个月的调休假行不”、“请年假调休，难道还带周六周日的？如果一周请五天假，是不是周六周日还要来上班喃”、“我请30天假，有错吗”；“张涛”则回复“对，请30天，而不是工作日”、“我们定义30天就是30天，而不是工作日，我们周末也算上班”。“行政给我说，你的假期是11号完，12号回来上班”、“你之前的假期是到12号，但是如果你把所有假期全部都休完，可以休到1月18日”；吴尹又回复“被你搞昏了，11.29-1.10(今天)刚好30个工作日，你是要我哪天回来上班嘛”，“张涛”回复“罗耀平出去了，不在公司，她回公司再核实下……，贺黎给我说，因为就东京战纪项目特殊，假期很多，去了其他部门，不一定负责人会同意你休假。建议你把所有假期休完了再回来”。之后，原告吴尹再次询问“张涛”：“你确认一下我明天要不要回公司上班，万一误会了，我就成旷工了”，“张涛”回复称“是1月19日，行政又重新算了，之前他算的是18日，我也是醉了”。 七、原告吴尹提交了其于2018年1月9日与被告公司员工“傅晓燕”的QQ聊天记录，显示其询问“傅晓燕”其究竟请假是到好多号，“傅晓燕”陈述“到11号32个工作日”，“我把你请假条弄丢了，我只记得当时写了工作日，是到1月”、“罗耀萍先按调休给你休了一个月，但是她理解成自然日一个月了”。原告吴尹还提交了其于2018年1月10日与公司行政人员“罗耀萍”的QQ聊天记录，显示原告吴尹要求“罗耀萍”为其查询其年假、调休假还有多少天，“罗耀萍”与原告吴尹确认其调休假有19天、年假还有17天。原告吴尹请“罗耀萍”查询其请假情况，“罗耀萍”陈述“刚涛姐找了我，说她和小春只批了1个月假，批到12月28日”，原告吴尹则回答“我跟她请的假是11.29-1.10”，“罗耀萍”回复“这个需要你和涛姐沟通一下”。之后，“罗耀萍”还回复“是以假条为准的，11号上班30个工作日”。原告吴尹又回复“想确认一下，我到底应该是多少号来上班呢”，行政人员“罗耀萍”回复“1月19日”、“因为之前算的年假到今天，算到1月18日，多了半天，就是1月19日来上班，你来上班时的时候补个假条”、“截止上次考勤12月20日(含)，调休剩余2.5天、年假剩余17.5天，把假全部休完可以到1月18日，1月19日上班”。 八、2018年1月23日，被告公司作出书面《警告信》，以原告于“2017年12月29日至2018年1月9日期间未履行请假手续，无故旷工7天”，属于第二次二级违纪行为，给予解雇处罚，原告未签署该书面《警告信》。 九、2018年1月23日，被告公司向原告吴尹送达了《辞退通知书》，载明按照《数字天空员工考勤管理办法(正式)》第二十条，你已累积两次二级违纪行为，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公司通知于2018年1月23日与你正式解除劳动合同。原告吴尹在本人签收处签名，并注明“仅表示本人收到通知，不代表本人认可辞退理由”。 十、于庭审中，原告吴尹与被告均认可原告的月工资标准为23000元/月。成都市2017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5424.8/月。 另查明，就本案所涉劳动争议事项，本案原告作为申请人于2018年1月31日向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7月30日作出成劳人仲委裁字(2018)第1025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了原告的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该仲裁裁决，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诉讼，其诉请如前。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劳动合同》、《社保缴纳记录》、《QQ聊天记录》、《辞退通知书》、《仲裁裁决书》，被告提交的《劳动合同书》、《任命通知》、《警告信》、《数字天空员工考勤管理办法》、《电子邮件截图》、《工会决议》、《辞退通知书》、《离职证明》、《QQ聊天记录》、《仲裁裁决书》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为证。 结合双方的诉辩主张及查明的事实要素，本院对双方的争议焦点及原告的诉讼主张评判如下： 关于被告是否违法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的争议。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双方所签订的劳动合同于2019年6月30日才到期。在约定的劳动合同期限内，被告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单方面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应当具有合法的事由、合法的程序及事实依据，否则构成违法解除。于本案中，从查明的事实可见，被告公司2018年1月23日依据《数字天空员工考勤管理办法(正式)》第二十条之规定，原告“已累积两次二级违纪行为，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单方面解除了与原告签订的劳动合同。而从被告公司提交的二份书面《警告信》的内容来看，被告公司所指出原告的“累积两次二级违纪行为”是指“原告于2017年11月份共计迟到6次”及“2017年12月29日至2018年1月9日期间未履行请假手续，无故旷工7天”。围绕被告单方面辞退原告所依据的规章制度、事实依据和程序流程，本院对被告是否系合法解除作如下评判： 首先，从被告公司提交的《辞退通知书》来看，被告公司辞退原告所依据的是《数字天空员工考勤管理办法(正式)》，从查明的事实来看，被告公司提交了形成于2017年8月8日的《工会决议书》，载明经工会研究表决决定，通过了《数字天空员工考勤管理办法》，同意该办法于正式发布之日起生效执行。被告公司又提交了形成于2017年8月8日的《工会决议书》，载明经工会研究表决决定，通过了《数字天空员工考勤管理办法》，同意该办法于正式发布之日起生效执行。被告公司还提交了原告于2016年6月17日签署《规章制度学习确认函》，以证明原告知晓《考勤管理制度》等文件。从上述事实脉络来看，被告公司作出辞退所依据的规章制度文件《数字天空员工考勤管理办法(正式)》于2017年8月8日才通过，而原告于2016年6月17日签署的《规章制度学习确认函》所确认知晓的规章制度中显然并无被告公司作出辞退处罚所依据的《数字天空员工考勤管理办法(正式)》。当然，本院注意到，被告公司还提交了电子邮件截图，拟证明其于2017年8月14日才通过公司公文邮箱发布了《数字天空员工考勤管理办法(正式)》，但在原告否认其收到或知晓《数字天空员工考勤管理办法(正式)》的情况下，该证据无法看出原告吴尹收到过该份规章制度或学习过该规章制度。故以现有证据来看，被告公司所作出辞退依据的规章制度并未告知原告。 其次，被告公司作以原告“累积两次二级违纪行为”作出辞退处理的事实依据是指“原告于2017年11月份共计迟到6次”及“2017年12月29日至2018年1月9日期间未履行请假手续，无故旷工7天”。对于“原告于2017年11月份共计迟到6次”的事实，有原告签名的书面《警告信》予以证明，该次二级违纪行为的事实可以确认。对于双方产生争议的“原告是否于2017年12月29日至2018年1月9日期间无故旷工7天”的事实争议问题，本院注意到，双方均认可原告向被告提交了请假条请休假30天，被告公司也批准了30天，被告公司陈述其行政人员保管不善将原告的请假条丢失，故双方争议点在于该30天的定义问题。原告主张其请假了30个工作日，即2017年11月29日至2018年1月10日；被告公司则主张原告请假30天是包含周末的连续的30天，至即2017年11月29日至2017年12月28日。本院认为，劳动者请假30天是否是指30个工作日还是连续30日，其关键在于劳动者所请休假期的性质，若是请病假、事假，自然是包含了周末在内的连续的30天，若是请调休假、年休假，则应当是指30个工作日，因为调休假是对劳动者加班日所进行的调休，自然是按工作日调休加班日，而非用本就是休息日来调休加班日，而年休假依法就是指工作日。结合上述分析并结合本案证据，被告公司所主张的原告吴尹于“2017年12月29日至2018年1月9日期间无故旷工7天”的主张无事实依据，其理由在于： 其一、从被告公司提交的原告吴尹与其部门负责人“张涛”的QQ聊天记录来看，原告吴尹所请休的假期为调休假和年休假，原告吴尹也向“张涛”说明“请年假调休，难道还带周六周日的”，部门负责人“张涛”则回复“我们定义30天就是30天，而不是工作日，我们周末也算上班”，从该部门负责人“张涛”的回复来看，原告吴尹已向其主管人员说明其请休的假为年休假和调休假，而其主管“张涛”则坚持认为应将周末定义为上班，将原告所请的30天年休假及调休假按包含周末休息日的方式进行连续计算，显然，被告公司的此种对年休假和调休假以及“周末”的定义系错误的定义，不应予以采信。按原告请休30天年休假和调休假来计算，原告应从2017年11月29日休息至2018年1月10日，因此不存在原告于2017年12月29日至2018年1月9日期间旷工7天的事实。 其二，也是从被告公司提交的吴尹与其部门负责人“张涛”的QQ聊天记录来看其部门负责人“张涛”先后说“行政给我说，你的假期是11号完，12号回来上班”、“你之前的假期是到12号，但是如果你把所有假期全部都休完，可以休到1月18日”；在原告吴尹回复“被你搞昏了，11.29-1.10(今天)刚好30个工作日，你是要我哪天回来上班嘛”，部门负责人“张涛”则回复“罗耀平出去了，不在公司，她回公司再核实下，……，贺黎给我说，因为就东京战纪项目特殊，假期很多，去了其他部门，不一定负责人会同意你休假。建议你把所有假期休完了再回来”。之后，原告吴尹再次询问“张涛”：“你确认一下我明天要不要回公司上班，万一误会了，我就成旷工了”，“张涛”回复称“是1月19日，行政又重新算了，之前他算的是18日，我也是醉了”。从上述对话来看，其部门负责人张涛最后向原告确认其可以休假到1月19日，从该对话来看，更印证了原告吴尹于2017年12月29日至2018年1月9日期间系请休假期间，并无旷工事实。 其三，从原告提交了与公司行政人员“傅晓燕”、“罗耀萍”等人的QQ聊天记录来看，傅晓燕于QQ上陈述“我把你请假条弄丢了，我只记得当时写了工作日，是到1月”；罗耀萍则与原告吴尹确认其调休假还有19天、年假还有17天。罗耀萍于最后向原告吴尹确认“截止上次考勤12月20日(含)，调休剩余2.5天、年假剩余17.5天，把假全部休完可以到1月18日，1月19日上班”。上述聊天记录更印证了被告公司将原告吴尹的假条遗失了，且经手的行政人员则陈述其记得请假条上写的是工作日，是请假到1月份，且行政人员罗耀萍向原告的最后确认原告可以休到1月18日，1月19日上班。因此，原告与行政人员的聊天记录可以印证原告的请假条是请休调休假及年休假30个工作日，而被告公司将请假条丢失，行政人员最后还确认其可以休假到1月19日。 综上，即使从被告公司一方提交的证据来看，也可以证明原告所请休假的性质为调休假与年休假，依法该种假期是按工作日计算，故原告于2017年12月29日至2018年1月9日期间并无旷工行为，被告所主张的原告有第二次“二级违纪行为”的事实依据不足，因此属于违法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 第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会有权要求用人单位纠正。用人单位应当研究工会的意见，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工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二条之规定：建立了工会组织的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但未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事先通知工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请求用人单位支付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起诉前用人单位已经补正有关程序的除外。于本案中，从被告提交的证据《工会决议书》来看，自己证明了其公司存在工会组织，但其作出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之前并未依法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且直至于本案举证期限届满之前也未举证证明其于起诉前已经补正了有关通知工会的程序，甚至在本案庭审结束之前也未举证证明其履行了前述程序，故原告吴尹所提出的被告公司解除程序违法的主张予采纳，被告公司单方面所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程序确有违法，属于违法解除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 综上，由于被告公司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单方面解除与原告劳动合同的事实依据不足，解除程序也存在违法之处，且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其所依据的规章制度已告知劳动者一方，故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138000元的主张。本院认为，综上所述，由于被告公司系违法解除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之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赔偿金的主张予以支持。由于原告的工资标准已超过成都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倍，故其赔偿金应按成都市2017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倍进行计算。结合查明的劳动者的工作年限及成都市2017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被告应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97646.4元(5424.8元/月3倍×3个月×2倍)。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成都数字天空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吴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97646.4元； 二、驳回原告吴尹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成都数字天空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周航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书记员  石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