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粤7101行初4206号 原告：广州市黄埔区联和街八斗社区经济联合社，地址：广州市黄埔区联和街八盛南街**。 负责人：何春林，职务：社长。 委托代理人：江启荣，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联和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联和街黄陂新村东二街**。 法定代表人：邓耀雄，职务：主任。 委托代理人：温晓晖。 委托代理人：范胜森，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香雪三路** 法定代表人：陈小华，职务：区长。 委托代理人：庄耀楠，该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林延琼，广东金领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何玉芬，女，1970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开发区。 第三人：广州市黄埔区联和街八斗社区茶山下经济合作社，，地址：广州市黄埔区联和街八斗社区茶山下经济合作社 原告广州市黄埔区联和街八斗社区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八斗经济联社”）不服被告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联和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联和街道办）行政处理决定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黄埔区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于2018年8月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年8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9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八斗经济联社的委托代理人江启荣，被告联和街道办的委托代理人温晓晖、范胜森，被告黄埔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庄耀楠、林延琼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何玉芬与广州市黄埔区联和街八斗社区茶山下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茶山下经济社）经本院依法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判。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八斗经济联社诉称，2018年4月15日，原告收到被联和街道办于2018年4月12日作出的穗埔联街行决[2018]7号《行政决定书》，该决定导致原告的股份分配发生重大变化，故与原告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不服该行政决定书，向黄埔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8年7月25日，原告收到黄埔区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穗埔行复[2018]42号），决定维持《行政决定书》（穗埔联街行决[2018]7号）的行政决定。原告认为，联和街道办确认第三人何玉芬享有广州市黄埔区联和街八斗社区茶山下经济合作社的成员资格，享有社区股东资格，配股200股的具体行政行为及黄埔区政府对此决定维持，存在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撤销，具体理由如下：一、涉案的八斗村股份章程制定合法有效，对原告经济集体成员及相关利益主体有法律效力，应当依法执行。首先，制定主体合法。原告是国家宪法规定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宪法》第十七条规定“集体经济组织在遵守有关法律的前提下，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民主管理，依照法律规定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根据上述规定，原告是制定八斗村股份章程的合法主体。第二，制定程序合法。《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八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由本组织成员大会表决通过。”原告依照上级政府指导开展八斗村股份章程制定工作，从起草、修改、通过，全程依照民主管理原则，并且经股东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制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第三，内容合法。《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八条第二款明确列举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应当具备的事项，原告所制定的章程内容完全符合上述规定的。而且，章程内容没有存在与法律、法规及规章冲突的内容。因此，涉案八斗村股份章程合法有效，可以作为处理本集体经济组织内事务的依据。二、第三人何玉芬依法不具备原告经济联合社的成员资格。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的规定，认定第三人何玉芬是否具备成员资格，除了审查户口情况外，核心点是第三人是否在本集体依法开展家庭承包经营，以本集体的生产资料为主生活来源，是否已经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的义务。本案中，第三人何玉芬1993年结婚出嫁后，长期不在本集体经济内劳动，开展家庭承包经营，不以本集体生产资料为主生活来源，没有履行社员义务。依照上述规定完全不具有经济联社社员资格。三、联和街道办黄埔区政府错误适用妇女权益保障法及有关政府有关外嫁女权益保障政策。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中的妇女，结婚后户口仍在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或者离婚、丧偶后户口仍在男方家所在地，并履行集体经济组织章程义务的，在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股权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其他成员平等的权益。”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的《关于切实维护农村妇女士地承包和集体收益分配权益的意见》规定“（二）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中的妇女，因结婚户口未迁出原居住已并尽义务的，仍是户口所在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本人和按政策生育的子女享有与男子平等权益；”上述两规定明确了适用上述规定的条件是涉案妇女应当履行集体经济组织义务，在本案中，第三人何玉芬没有达到该条件的，不能依据上述法规政策主张权益。四、联和街道办黄埔区政府上述行政决定违反了政府原有关于基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权设置的指导政策，破坏了基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稳定和谐。原告是严格按照当时上级政府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下发的指导政策《关于完善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股份制的意见》（穗开管（2003）58号)（下称《区58号文》）制定八斗村股份制章程。《区58号文》的第三部分股权设置和股份收益分配首先确定了"固化股权”原则，明确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股东的股权进行固化，实行“生不增，死不减：进不增，出不减”，根据该指导意见，原告自股份制实施以来，股份数量保持稳定；第二，确定了股东界定标准和股权结构，该指导政策对设置社区股、社会股和募集股的股权结构以及对应股东界定条件作出明确具体的指引，原告股份制章程的股权结构和股东界定条件完全按照上述意见订立的，之后执行至今。原告认真落实股份制章程，保持稳定发展。时至今日，上级政府也没有就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股份制发布新的指导政策，指导原告对原来的股份制章程进行修改或重新制定。联和街道办黄埔区政府的行政决定罔顾历史原因和指导政策，破坏了基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稳定和谐。五、联和街道办罔顾第三人何玉芬80年代期间农转非的事实，错误适用法律。第三人茶山下社负责人何震锋原告负责人何春林在联和街道办的询问笔录中都陈述了第三人何玉芬在80年代农转非变为居民户口的事实。根据我国的户籍管理政策，农转非后，原来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转变成为了第三产业劳动的人口。本案中，原告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而第三人何玉芬早在原告施行股份制前已经离开集体经济组织，不在原告中从事农业生产，履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义务。联和街道办罔顾以上事实，仅仅以第三人何玉芬的户口仍在原告所在地，就认定第三人具有原告的成员资格，错误适用法律。六、程序上，联和街道办、黄埔区政府错误分配原告应承担的举证责任，违反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两被告认为原告应当就第三人何玉芬未履行集体经济组织义务进行举证，该认定存在错误。第三人何玉芬主张其具有原告社员资格，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第三人何玉芬应到就其履行集体经济组织义务进行举证，而不是原告。而且，如上所述，第三人存在农转非情况，已经可以推定其未有履行集体经济组织义务，第三人要推翻该推定，也应当负担举证责任，举证自身在农转非后仍然履行义务。两被告错误分配了原告应承担的举证责任，导致作出错误决定。七、联和街道办的行政处理决定超越职权和滥用职权，违反法律规定，黄埔区政府不应予以维持。联和街道办在行政处理决定书中直接确认第三人何玉芬享有社区股东资格，配股200股，是超越职权和滥用职权的行为。原告是依法设立的集体经济组织，依照宪法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其中包括独立制定收益分配制度，原告的收益如何在成员之间进行分配，是原告内部事务。联和街道办作为基层政府，直接支配原告内部的收益分配事务，严重超越了法定的职权，侵害原告的自主权。依据《广东省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违反前款规定的，由镇（乡）人民政府责令改正。由此可知，联和街道办在处理本案中，发现原告的股份章程存在侵害外嫁女违反法律的情形，其享有的职权是责令原告改正，具体而言，修订或者重新制定股份章程，而不是直接支配原告内部的收益分配。可见，联和街道办确认第三人何玉芬享有社区股东资格，配股200股的行为超越职权和滥用职权。八、联和街道办的行政处理决定违反合理行政原则，明显不当的，黄埔区政府不应予以维持。原告的股份制章程制定于2004年7月，是在两被告的政策指导下拟定，经过原告的民主程序通过。之后一直执行至今。而两被告适用的法律依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和《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分别是2006年制定和2007年修订。依据相关法律，两被告是原告的监督单位，但是两被告至今没有就原告的股份制章程违反上述法律和规章提出监督意见，责令改正，反而在第三人提出请求时，直接引用原告的股份制章程确认第三人的社区股东资格，配股200股，等于认可原告的股份制章程。然而原告的股份章程第十五条约定股份实行“生不增、死不减；进不增、出不减”的股份固化制度，并且一直执行至今。第三人茶山下经济合作社的股份数量固定不变的。联和街道办在行政处理决定书中依据股份章程直接确认第三人何玉芬享有社区股东资格，配股200股，那么，股份从何而来？是增发股份还是按照原有股份数目在全体成员之间重新分配？联和街道办的行政处理决定罔顾现实情况，不具有实际履行可能，违反合理行政原则，黄埔区政府不应予以维持。九、第三人何玉芬的请求有违诚实信用原则。2004年间，原告和第三人茶山下社拟定好股份制章程后，根据章程落实配股，第三人何玉芬核对后签字确认，认可自身社会股东资格和配股数，并无提出异议。现在就该自身已经认可的事项提出异议请求，违反诚信原则，联和街道办不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联和街道办与黄埔区政府作出的上述行政决定均存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超越职权和滥用职权，违反合理行政原则，明显不当，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予撤销。故请求法院判决：1、撤销联和街道办2018年4月12日作出的穗埔联街行决[2018]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中的第一项内容；二、撤销黄埔区政府2018年7月19日作出的穗埔行复[2018]4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被告联和街道办辩称，一、我方认定的事实准确。(一)第三人何玉芬1970年3月23日出生并在八斗茶山下村办理户口登记，1989年1月在本地转居民户口迁入茶香街一巷**，至今户口未再有变动。何玉芬于1993年7月19日与戴流登记结婚。上述事实有何玉芬户口簿、身份证和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区分局出具的《户籍证明》等证书和茶山下社何震锋《询问笔录》、何玉芬《询问笔录》相互印证证明。（二）第三人茶山下社于2004年7月12日开始执行《八斗村经济联合社股份制章程》。茶山下社根据该章程的第四章第十三条规定：凡在2003年12月31日前零时整前登记结婚，户籍仍在本社管辖的外嫁女为社会股东，配60股，其子女不能配股，确认第三人何玉芬为社会股东，配发60股。上述事实有八斗联社何春林《询问笔录》、茶山下社何震锋《询问笔录》、何玉芬《询问笔录》、和原告提供的《八斗村经济联合社股份制章程》相互印证证明。足以认定。（三）第三人茶山下社自2004年至2016年期间，社区股东(200股分配）股份分红合计9400元，社会股东(60股分配）股份分红合计2820元。上述事实有第三人茶山下社提供的《茶山下经济社收益分配情况》证据证明。综上，我方查明的事实清晰、准确，证据确实充分。二、我方作出的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正确。(一）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广东省实施办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八斗社区经济联合社及茶山下社基于何玉芬属于“外嫁女”的情形，排除何玉芬享有的社区股配股资格，是侵害何玉芬社区股收益分配权的行为。我方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和《广东省实施办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确认第三人何玉芬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因结婚而丧失完整的茶山下社成员待遇，茶山下社剥夺何玉芬成员待遇的行为，应当予以纠正。我方依法维护何玉芬合法权益，适用法规规章正确。（二）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股份分红属于其经济自主权的具体表现，对股东分红的调整处理，应以股东身份的最终确认为前提，股东对其身份申请确认前的股份分红，能否予以补偿，应由集体经济组织自主决定。鉴于原告2004年已完成了对组织成员的股权固化处理，股权固化多年以来，每年的股份分红均己实际发放完毕，股份固化后何玉芬实际已领取第三人茶山下社基于社会股标准问其发放的2008年至2016年60股股份分红，合计2400元，期间未提出异议，何玉芬要求第三人茶山下经济社向其补足2008至2016年未按满股支付的分红款差额，我方不能直接替代集体经济组织行使其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故何玉芬的分红款差额能否予以补偿，应由集体经济组织自主决定，我方不予支持，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三、我方作出的处理决定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三)、(六）项、《广州市街道办事处工作规定》第十三条第（九）项和《广州市妇女权益保障规定》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街道办事处有权对辖区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侵害妇女合法权益事项进行处理。第三人何玉芬认为自身合法权益受到原告的侵害，有权请求我方作出处理。第三人何玉芬于2017年8月就其与原告成员待遇纠纷，向我方提出处理申请，我方于2017年12月28日受理申请后，于2018年1月2日向原告和茶山下经济社发出《举证通知书》，2018年1月11日收到茶山下经济社及2018年1月20日收到原告的陈述申辩材料，2018年1月18日听取第三人茶山下社何震锋社长陈述申辩，2018年1月18日向何玉芬本人调查情况，2018年1月22日听取原告八斗联社何春林社长陈述答辩，经核实查明何玉芬、原告和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后，于2018年4月12日作出处理决定，2018年4月18日直接送达给何玉芬，2018年4月26日送达告和第三人八斗社区茶山下经济合作社。故我方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情形，作出决定的程序合法。综上所述，我方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准确，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请求。 被告黄埔区政府辩称，一、我方有权对原告提起的行政复议进行处理。《广州市街道办事处工作规定》第二条规定：“街道办事处是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在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第十三条第（九）项规定：“街道办事处对辖区内社会管理工作履行以下职责：……（九）尚有农村和经济联社的街道，负责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和经济联社的工作，协调和管理涉农事务，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联和街道办是我方的派出机关，有权对其辖区居民要求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集体分红等事项作出处理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复议法》第十五条规定，对本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以外的其他行政机关、组织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按照下列规定申请行政复议：（一）对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设立的派出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设立该派出机关的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因此，原告对联和街道办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向我方申请行政复议，我方依法有权予以处理。二、我方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穗埔行复［2018］42号）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处理适当，适用法律正确。（一）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和《广东省实施办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判断标准是：二户口保留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履行法律法规和集体经济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本案第三人何玉芬自出生即入户广州市黄埔区斗社区茶山下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茶山下经济合作社”），至今户口无迁移变动，原告未能举证证明何玉芬未履行法律、法规和集体经济组织章程规定的村民义务，也无证据证明社区股东需要承担其他特殊义务。因此，何玉芬属于茶山下经济合作社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分配社区股。联和街道办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穗埔联街行决［2018］7号）中第一项行政处理决定，确认何玉芬享有茶山下经济合作社的成员资格，是该社社区股股东，配200股，与其他社区股股东享有同等待遇，维护了何玉芬的合法权益，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支持。（二）根据我方在复议阶段调查核实的证据证实：原告和茶山下经济合作社于2004年已完成对集体组织成员的股权固化处理，何玉芬于2004年被确认享有茶山下经济合作社社会股股东身份资格，并以社会股股东身份参与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后，直至其2017年提出确认社区股股东身份资格前从未有异议。另外，茶山下经济合作社2004年至2016年每年的股份分红均已实际发放完毕。因此，联和街道办对何玉芬要求原告和茶山下经济合作社补偿因股东资格错误认定导致2008年至2016年分红款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妥。我方维持联和街道办该项处理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处理正确。三、我方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穗埔行复（2018）42号）程序合法。原告不服联和街道办于2018年4月12日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穗埔联街行决［2018］7号），于2018年5月31日向我方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及证据材料。经审查，我方于2018年6月4日决定受理原告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并向原告、联和街道办、第三人何玉芬及茶山下经济合作社分别送达了《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后我方依法将联和街道办提交的《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材料送达给原告及第三人。2018年7月19日，我方根据各方提供的书面意见及相关证据材料，查清案件事实，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穗埔行复［2018］42号），并依法送达给各方当事人。综上所述，我方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穗埔行复［2018］42号）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处理适当，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何玉芬述称，一、八斗经济联社章程表决不合法。八斗社区的股份章程最多由三十名股东代表通过会议决定，更何况该会议还未必全员参加。二、股权证非本人亲自签名领取，是由当时的茶山下社委会人员统一发放。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九条与第十五条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成员大会，凡涉及成员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必须提交成员大会讨论决定。并非股东代表或村干部为最高权力机构，而本人对定股事项的整个流程一无所知，侵犯了本人的知情权和表决权、所有权，股东章程的制定也违背法律规定。三、《广东省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第十八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会议作出的决定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不得侵害成员合法权益。八斗社区经济联合社的股份章程违背以上规定，侵害本人的合法股权权利及宪法赋予的选举权利。四、八斗经济联合社股份章程第十三条明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第二条、第二十三条、二十四条的规定，以结婚为由剥削本人的成员资格及选举权，也是歧视妇女的体现，更是违反国家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八斗经济联合社的股份章程明显落后于目前的经济发展需求，不再适宜作为八斗社区经济联合社的管理依据和处理日常村务的准则。五、原告以本人l993年结婚后长期不在本集体经济内劳动，开展家庭承包经营，不以本集体生产资料为主要生活来源，认为不具成员资格，是不符本社区的实际情况的，而八斗村在1986年、1987年、1988年、1989年大部分人分批次农转非后，已经只剩下年长及弱小儿童一小部分村民长期在村而已，大部分村民都在农转非后出去村外或市区自谋职业维持生活，部分村民也因小孩入学等原因而户籍举家迁出八斗社区，直至2004年八斗村定股时户籍关系仍然在外面，包括在外面结婚的太太和孩子，户籍从未入过八斗社区的。不但本人有成员资格配200股，连老婆小孩也按相应年龄配以股份及确认成员身份。综上，是否农转非户籍与股权分配没有直接关连性，也不是作为配股的界定标准。原告以本人存在农转非户口情况而推定本人未有履行集体经济组织义务是不符合实际的。农转非在本村是在全村大部分村民的行为，而且村干部又是首当其冲的农转非人员，非个人的行为。重要的是本村在1982年分田到户的大部分土地，已经被八斗社区经济联合社以提高村民经济收入为由，在九十年代统一收归经济社集中出租，在这种情况下，村民不出去工作维持生活，又何来生活来源呢？章程第十五“生不增、死不减、进不增、出不减”并无明确符合配股而被侵害权益的不得改正，本人也并非要求在定股后出生、又或定股前死亡、或定股后进入、或定股前迁出之情况的人员申请配股，故此，请求法院判决维持本人按法律规定享有的成员资格，配200股。 第三人茶山下经济社未提交答辩意见。 经审理查明，第三人何玉芬出生于1970年3月23日，出生后在八斗茶山下村办理户口登记，1989年1月在本地转居民后户口迁入茶香街一巷**，该址属八斗经济联社与茶山下经济社集体经济组织范围，其后何玉芬户口未发生迁移。1993年7月19日，原告与戴流登记结婚。 2004年7月12日，八斗村经济联合社制定通过《八斗村股份制章程》，章程规定实行股权固化与股权分配，其中第九条第（七）项规定：“非股东的界定，以下人员虽与本村、社有一定关联，但不具备合作经济组织的股东资格，不能配给股份。……7、凡是国家公务员、工勤人员、军官等公职人员及离、退休人员以及1979年12月31日前的农转非人员；……”第十三条规定：“社会股东和社会股权配置：凡在2003年12月31日零时整前登记结婚，户籍仍在本社管辖的外嫁女为社会股东，配60股，其子女不能配股。”同年，八斗经济联社与茶山下经济社依据章程规定为何玉芬配置60股社会股并依规定向其发放社会股股份分红。 2017年8月，何玉芬向被告联和街道办递交行政处理申请，请求责令八斗经济联社与茶山下经济社恢复其社区股股东资格，并按规定配发200股股权，补发2008年至2016年股份分红损失5600元。联和街道办受理该申请后分别向八斗经济联社与茶山下经济社发出举证通知书并对原告与两第三人分别进行调查询问。其中，茶山下经济社社长何震锋在询问笔录中陈述：“（何玉芬）户口没有发生变动，但在80年代时户籍性质统一变为居民户口。” 2018年2月7日，联和街道办作出穗埔联街行决[2018]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确认何玉芬享有茶山下经济社成员资格，享有社区股东资格，配200股，对何玉芬主张的5180元分红款损失不予处理。其后联和街道办自行撤销前述处理决定。2018年4月12日，联和街道办作出穗埔联街行决[2018]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查明何玉芬户籍与八斗经济联社章程规定及其股份分红的相关情况，认为何玉芬自出生就入户茶山下经济社，且未发生户籍迁出迁入的情形，因此享有八斗经济联社与茶山下经济社成员资格与社区股的分配权利，茶山下经济社仅以何玉芬在2003年12月31日前登记结婚为由适用章程第十三条规定，排除其享有社区股配股资格应予纠正；至于股东分红的调整应以股东身份的最终确认为前提，何玉芬对于2008年至2016年的股份分红情况一直未提出异议且分红已发放完毕，因此，分红款差额能否予以补偿应由集体经济组织自主决定。联和街道办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八条和《广州市街道办事处工作规定》第十三条第（九）项的规定，决定：一、确认何玉芬享有茶山下经济社的成员资格，享有社区股东资格，配股200股；二、对何玉芬要求补偿因股东资格错误认定导致的分红款损失5600元的请求不予支持。 原告不服前述处理决定，于2018年5月31日向黄埔区政府提起行政复议，黄埔区政府于6月4日决定受理该申请并于同日向联和街道办发出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黄埔区政府同时向何玉芬与茶山下经济社分别发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黄埔区政府经审查，于2018年7月19日作出穗埔行复[2018]4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维持了联和街道办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原告仍不服，诉至本院。 以上事实，有户口簿、结婚证、《关于协助提供何玉芬户籍变动情况的复函》、股权证、《八斗村股份制章程》、行政处理申请材料、举证通知书、答辩意见、茶山下经济社收益分配情况、询问笔录、穗埔联街行决[2018]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穗埔联街行决[2018]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行政复议申请书、受理通知书、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穗埔行复[2018]4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等证据证实，原、被告亦当庭陈述在案。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规定，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是镇人民政府的职权；第六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若干街道办事处，作为它的派出机关。《广州市街道办事处工作规定》第二条规定，街道办事处是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在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第十三条规定，街道办事处对辖区内社会管理工作履行以下职责：……（九）尚有农村和经济联社的街道，负责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和经济联社的工作，协调和管理涉农事务，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被告联和街道办作为黄埔区政府的派出机关，在黄埔区内的行政管理工作。何玉芬申请联和街道办对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及福利待遇问题作出处理，依法属于其职权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广东省实施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中的妇女，结婚后户口仍在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或者离婚、丧偶后户口仍在男方家所在地，并履行集体经济组织章程义务的，在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股权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其他成员平等的权益。”《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成员，户口保留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本案中，何玉芬出生后入户八斗经济联社与茶山下经济社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其户口自1989年转居后未发生迁移，亦没有证据显示其违反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所规定的成员义务，联和街道办依法确认何玉芬属于茶山下经济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社区股股东资格，配200股并对何玉芬关于补发股份分红款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符合上述规定。原告章程中关于损害外嫁女权益的内容本院不予确认其效力。关于原告所称何玉芬1989年户口转居故不应确认其成员资格的问题，茶山下经济社负责人在接受联和街道办询问时已明确，何玉芬系80年代户籍性质统一变更为居民户口，且《八斗村股份制章程》第九条第七项关于非股东的界定规定为1979年12月31日前的农转非人员，因此，原告以何玉芬户口转居为由要求撤销涉案行政处理决定第一项内容的理据不足，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同意或者集体讨论通过后，按照下列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一)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决定维持；……”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六十日的除外。……”被告黄埔区政府作为复议机关，收到原告行政复议申请后，查明相关事实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涉案复议决定，复议程序合法，原告要求撤销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广州市黄埔区联和街八斗社区经济联合社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广州市黄埔区联和街八斗社区经济联合社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徐 星 人民陪审员  刘立平 人民陪审员  卢绮婷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邓鸿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