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72民初1446号原告（反诉被告）：吉安恒康航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禾川镇禾川大街6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830589249334Y。法定代表人：高信辉，总经理。原告（反诉被告）：陈欲仁，男，1960年10月29日生，汉族，住福建省平潭县。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民，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蕴，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天津海通船务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东丽区无暇街老袁村南码头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07643313796。法定代表人：孙明贤，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天璇，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健康，男，1984年8月4日生，汉族，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系天津海通船务运输有限公司员工。原告（反诉被告）吉安恒康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安公司）、原告（反诉被告）陈欲仁因与被告（反诉原告）天津海通船务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公司）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于2017年7月2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补充材料后，本院于次月8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11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转为普通程序，于2018年5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吉安公司、原告（反诉被告）陈欲仁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民、被告（反诉原告）海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天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调解不成，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吉安公司、原告陈欲仁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承担船舶碰撞事故的70%责任；2、被告赔偿原告船舶损失人民币（以下均为人民币）397852元、救助、拖轮费用143400元、船载货物卸货及堆存费用192159.54元，合计733411.54元，按70%计算，共计513388.08元；3、被告赔偿原告运费损失212800元；4、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6年7月26日，原告所有的“吉安顺”轮装载小麦正常离泊时，与违规在巷道内抛锚的被告所有的“东丽1”轮发生碰撞，为避免损失扩大，“吉安顺”轮采取措施后又碰撞了中船澄西新荣船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荣公司）所有的固定船坞“江山号”，“吉安顺”轮在拖轮协助下，主动抛双锚脱险，本次事故造成原告船舶损失、拖轮费用、装卸货及堆存费损失共计733411.54元。同时，本次事故造成“吉安顺”轮该航次运费损失212800元。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泰州海事局认定，本次事故“东丽1”轮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吉安顺”轮承担事故次要责任。根据该责任认定，被告应当承担事故的70%责任。因此，被告应当赔偿原告船舶损失、拖轮费用、货物装卸费及堆存费、运费损失的70%，计513388.08元。被告海通公司辩称，1、原告主张被告承担事故责任的70%，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与被告船舶发生碰撞事故时，原告是在航船，被告是锚泊船，原告应当承担碰撞责任的100%。原告船舶是散货船，单船壳，从运输谷物的安全性考虑应该是双壳船，因此原告船舶不适货，违规装载；原告船舶船员配备不足，不适任，海事事故调查报告记载，船上仅有大副持有证书且已过期失效。故原告应当负全责或主责。2、原告所主张的各项损失缺乏真实性和合理性，且与被告的碰撞事故无关。3、原告所主张的损失与被告的行为缺乏直接的因果关系。“吉安顺”轮和“东丽1”轮发生碰撞后，“吉安顺”轮在距离固定船坞“江山号”50米处抛锚，由于受流压影响，“吉安顺”轮与“江山号”发生碰撞，其与“江山号”碰撞与第一次碰撞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并不是直接不可避免导致第二次碰撞，而是外来因素介入，因此是两次独立事故，原告无权就“吉安顺”轮与“江山号”碰撞的损失向被告索赔，救助费用是在其和“江山号”轮碰撞后，靠自己无法摆脱“江山号”的情况下，四艘拖轮协助脱离发生的费用，与被告无关。4、原告对自己的主张未提供充分确凿的证据，原告未能提供修理合同、发票，施救合同、发票等证据，亦未能提供各项损失的支付凭证。因此，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反诉原告海通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反诉被告承担碰撞事故的全部责任；2、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赔偿船舶损失98518元；3、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赔偿运费损失250000元；4、由反诉被告承担反诉诉讼费用和本诉诉讼费用。反诉被告吉安公司、反诉被告陈欲仁辩称，不认可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1、反诉原告要求反诉被告承担碰撞的全部责任与事实不符，也与海事局的事故认定不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泰州海事局的事故认定，“东丽1”轮违反规定在航道上抛锚，应该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反诉被告应该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2、对于反诉原告的船舶损失，目前仅有一份船舶保险公估报告作为证据，即使该证据真实，也无法证明损失已经发生以及修理费用已经支付。反诉原告的运费损失主张没有任何证据支持。3、事故发生时，“东丽1”轮是空载状态，运费损失不会发生。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反诉被告）吉安公司、原告（反诉被告）陈欲仁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吉安顺”轮《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船舶营业运输证》《海船船员证书》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吉安顺”轮的船舶状态、配备船员的数量及资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标准，“吉安顺”轮处于适航状态。2、《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原件、《调查笔录》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船舶碰撞事故发生经过，“东丽1”轮锚泊水域选择不当，疏忽了望，应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吉安顺”轮承担事故次要责任。3、南通市通州区长江船厂出具的“吉安顺”轮《船舶修理项目报价单》原件、《收款收据》原件、《“吉安顺”轮救助清单》复印件、《公估报告》复印件、《水路航次租船合同》原件各一份，证明“吉安顺”轮修理项目明细，支付修理费用397852元，“吉安顺”轮的救助费用明细，救助费用共计143400元，原告已经向救助公司支付了费用，“吉安顺”轮所载货物卸货及堆存费用明细共计192159.54元，“吉安顺”轮因此次事故遭受的运费损失。被告（反诉原告）海通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要求原告出示证据原件，原告没有提供船舶适航证书，最低配员证书，并不能证明船舶的状态和船员的数量符合法律规定，本案没有证据证明船舶的适航性、适货性。对证据2中《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的真实性认可，但对事故原因的分析和责任认定的结论不认可。被告已经提起了复议申请，本次碰撞事故应由原告承担全部责任，至少是主要责任。另外，从《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可知，“吉安顺”轮在碰撞“东丽1”轮之后，又下移碰撞“江山号”，但该事故调查结论书并未对两次碰撞事故的具体经过、原因及责任进行充分的论述和分析。《调查笔录》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从笔录的内容来看，“吉安顺”轮船长在陈述事故经过时，并未提及与“东丽1”轮之间的碰撞，而只是陈述船舶受流压影响在漂流期间碰撞船厂船坞，造成前舱左舷等损坏。可见，“吉安顺”轮的损失是与船坞碰撞造成的，其与“东丽1”轮的碰擦极其轻微并未产生严重后果，故“吉安顺”轮船长在回答海事局的调查时没有提及与“东丽1”轮之间的碰撞。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于《船舶修理项目报价单》，并没有出具报价单位完整印章，该报价单只是一份报价材料，不具有合同效力。报价时间是2016年8月2日，收款收据时间是2016年8月5日，用3天的时间进行报价、还价、修理不合理。对于《收款收据》，原告应提供修船合同、修理清单、支付凭证、发票，收款收据并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能证明修理的项目、金额，以及与本次事故的关联性和合理性。《“吉安顺”轮救助清单》的内容是船厂损失和救助费用，与原告无关，也不能证明原告实际承担了该项损失和费用。《公估报告》与本案无关，是“吉安顺”轮的货运险保险人提供的对于货物损失的公估。货物的施救费用与本案无关，也非原告支付。《水路航次租船合同》系事后补签，租船人不是货主，与货物没有关联性，没有签订日期，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认证认为，对于证据1、2，经本院核实，客观、真实，该两组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对于其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全案事实进行综合认定。对于证据3，系原件，或者与原件能够相互印证的复印件，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对于其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全案事实进行综合认定。被告（反诉原告）海通公司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船舶保险《公估报告》复印件一份，证明涉案碰撞事故给反诉原告造成船舶损失98518元。2、《复议申请书》原件一份，证明“吉安顺”轮应承担碰撞事故的全部责任。3、《租船合同》原件一份，证明因原、被告船舶碰撞，导致反诉原告的运费损失250000元。4、修船清单原件一份，证明反诉原告船舶的修理费用为117557.55元。原告（反诉被告）吉安公司、原告（反诉被告）陈欲仁质证认为，证据1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且该《公估报告》仅是一份草稿，没有签章，并不能证明已经实际出具，并与最终稿一致。该报告没有公估公司的资质文件以及公估师的资质文件，该报告不具有合法性。“东丽1”轮为了等候泊位在航道抛锚，不是紧急抛锚状态。该报告中对于碰撞事实的陈述与海事局的调查报告不符，报告中并没有曾经联系过“吉安顺”轮的表述，从海事调查报告中也没有做出“东丽1”轮曾经与“吉安顺”轮联系过的认定；关于船舶损失，公估师初步预计修理费用为117557.55元，日期是2016年8月5日，该船是否实际修理并不清楚，该船的损失无法认定。证据2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仅属于被告的意见，不认可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且该请求书中陈述的事实和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吉安顺”轮出港时有引航员在船，并且AIS一直开启，该申请书对于碰撞顺序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应以海事局的调查结论书为准，“东丽1”轮不属于紧急抛锚。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使真实，所有运费应在卸货港付清，在没有装货的情况下，不存在运费损失；运费80元每吨远远超出当时的运费水平，当时市场价最多60元每吨，船舶证书记载建议装货量最多为3125吨，合同中装货量也是3125吨，不合理，由于约定货物多装或少装都按照实际装载量计费，因此不能按照计划装载量计算运费损失，根据合同第7条，违约方赔偿总运费的30%，因此，被告无法通过该合同证明运费损失。对证据4的形成时间有异议，对真实性不认可，即便真实，修理的面积远远超出海事局认定的损坏程度，缺少付款凭证、发票、合同等等，其中部分费用如交通检验费，需要提供发票支持。本院认证认为，对于证据1，没有公估机构盖章，形式不合法，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证据2、3、4，均系原件，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对于其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全案事实进行综合认定。根据吉安公司的申请，本院依法向泰州海事局调取了涉案事故的《泰州“7.26”“吉安顺”轮与“东丽1”轮、“江山号”碰撞事故调查报告》、“吉安顺”轮《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海上货船适航证书》。原告（反诉被告）吉安公司、原告（反诉被告）陈欲仁质证认为，对碰撞事故调查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对于证明内容，第20页第五项事故损失情况中，“东丽1”轮损失是球鼻艏前部轻微凹陷变形，面积为0.35米*1.5米，与被告证据中反映的所谓修理情况不符。第24页碰撞经过中，“吉安顺”轮与“东丽1”轮碰撞，然后由于流压影响，在“东丽1”轮与“吉安顺”轮未脱离的情况下，又碰撞江山号，第25页事故原因分析第一点，海事局调查表“东丽1”轮始终未能与“吉安顺”轮取得有效沟通，并对形势作出判断，选择抛锚水域不当。第26页第九条责任认定采用江苏段船舶定线制，原告采用交通部文件，交通部效力更高。综上，海事局认定合理。对《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海上货船适航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充分证明“吉安顺”轮适航。被告（反诉原告）海通公司质证认为，对碰撞事故调查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1、原告承担次要责任，被告承担主要责任的结论不正确，被告船舶虽然存在锚泊水域不当的行为，但毕竟是锚泊船，原告作为在航船，未能进行正规了望，没有发挥良好船艺避免船舶碰撞，应对碰撞负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2、原告船员均没有有效证书，大副证书过期失效，说明船员不适配，是造成碰撞的原因之一。3、报告没有对原告船舶违规装载谷物情况进行调查认定，对事故调查不够全面准确。4、报告第五项事故损失情况，并没有区分“吉安顺”轮与“东丽1”轮碰撞以及“吉安顺”轮与“江山号”轮碰撞，两次事故分别造成的损失，且原告提供的修理报价单，修理范围明显超过船舶两次碰撞的损坏程度，第五点对碰撞经过的描述进一步说明“吉安顺”轮是在抛锚的情况下，受流压影响而碰撞“江山号”轮的，与前一次碰撞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对《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海上货船适航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船员不具备有效证书也是不适航。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事故船舶基本信息“吉安顺”轮，系干货船，海船，参考载货量3805吨，船舶登记所有人及经营人为吉安公司，船舶实际由吉安公司和陈欲仁共有，吉安公司占51%股份，陈欲仁占49%股份，该轮本航次实际配员11人，符合《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核定的最低安全配员要求。“东丽1”轮，系干货船，海船，参考载货量3125吨，船舶登记所有人及经营人为海通公司，该轮本航次实际配员12人，符合《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核定的最低安全配员要求。“江山号”，系浮船坞，船舶登记所有人及经营人为新荣公司。2、碰撞事故经过2016年7月26日0620时许，“东丽1”轮由南通空载开航上行，目的港靖江安宁港。0920时许，该轮接码头调度通知需要等待泊位，0930时许，该轮开至FB#7红浮南侧锚泊，1428时许，该轮接码头调度通知进港，1440时许，该轮备车，1449时许来车，起锚上行，航速5节，1520时许，该轮过FB#9黑浮，5节航速上行，1533时许，该轮过FB#10黑浮，5节航速上行。1535时许，该轮行至安宁港河口，新荣公司“江山号”上端，码头通知靠一号泊位，发现一号泊位有船靠泊，抛右锚，2节甲板，船艏距安宁港西岸侧200米许，距“吉安顺”轮300米许。1539时许，安宁港泊位上“吉安顺”轮解缆离泊，VHF06频道联系“吉安顺”轮，要求其大角度往右调，未有回应，1542时许空车。1543时许，“吉安顺”轮距离该轮过近，船长下令松锚链，倒车避让。1549时许，“吉安顺”轮左舷生活区下方船壳板与“东丽1”轮球鼻艏成90°角发生碰撞，碰撞后“吉安顺”轮船艏往左偏压向下游的新荣公司所属“江山号”，后左舷首舱部位与“江山号”发生碰撞，“东丽1”轮起锚靠靖江扬子江现代粮食物流码头。2016年7月26日1500时许，“吉安顺”轮在靖江扬子江现代粮食物流码头装载小麦3799.86吨完毕，1520时许备车，1530时许解缆离泊出港。1533时许，驾驶台当班人员发现新荣公司“江山号”外侧水域“东丽1”轮好像要进安宁港，VHF06频道联系“东丽1”轮报船舶状态，但无回应，拉汽笛示警，“东丽1”轮在河口内抛锚。“吉安顺”轮距离安宁港对开100米，“东丽1”轮位于该轮左前方100米处。“吉安顺”轮“前进三，右舵”准备从“东丽1”轮船头过。在距离“东丽1”轮50米处时“前进三、右满舵”避让。1549时许，“东丽1”轮球鼻艏与该轮生活区下方发生碰撞，碰撞后该轮船艏向左偏并压向新荣公司“江山号”，在离“江山号”约50米处，该轮抛双锚，4节锚链入水，但受流压影响，该轮左舷首舱与“江山号”上端发生碰撞，碰撞后利用车舵无法脱离“江山号”。1600时许，该轮报张家港VTS。1610时许海巡艇到达现场警戒并组织交通，后该轮在四艘拖轮的协助下，从“江山号”脱离回靠靖江扬子江现代粮食物流码头，开始卸货减载。3、事故原因及责任认定事故发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泰州海事局对事故进行了调查，并作出《泰州“7.26”“吉安顺”轮与“东丽1”轮、“江山号”碰撞事故调查报告》及《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报告中载明，本次事故是“吉安顺”轮在出安宁港河口时与在河口锚泊的“东丽1”轮和船坞“江山号”发生的碰撞事故。事故双方疏忽了望，“东丽1”轮锚泊水域选择不当，“吉安顺”轮未能及早采取协助避让措施是本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一）“东丽1”轮一是疏忽了望。该轮锚泊期间未能利用视觉、听觉以及一切有效手段对周围通航环境保持正规了望，对“吉安顺”轮动态保持有效观测，以便及早发现碰撞危险。调查表明，该轮始终未能与“吉安顺”轮取得有效沟通联系以统一会让意图并及早根据周围环境及对方船舶动态判断出碰撞危险。二是锚泊水域选择不当。事发水域北侧码头林立，靠离码头船舶较多，通航环境复杂。该轮在发现没有空余泊位后，未能及早选择安全水域锚泊等待，而是直接在事发地点锚泊，对靠离码头和进出港池船舶造成一定影响，直接将本船与他船置于危险境地。（二）“吉安顺”轮一是疏忽了望。该轮在驶出安宁港过程中未能利用视觉、听觉以及一切有效手段对周围通航环境和来船动态保持正规了望和应有的警惕，以便及早发现碰撞危险。调查表明，该轮在离泊时发现“东丽1”轮，但该船未能对其动态保持连续有效观测，对两船的会遇局面作出正确判断，直至两船临近约50米才发现碰撞危险。二是未能及早采取协助避让措施。调查表明，该轮离泊开航时发现“东丽1”轮动态不明的情况下依然选择出港，在距“东丽1”轮100米许该轮操“前进三、右舵”准备从“东丽1”轮船艏过，在距“东丽1”轮50米时，才发现碰撞危险并紧急采取“前进三、右满舵”车舵避让直至碰撞发生。事故当事人责任认定：（一）“东丽1”轮在本次事故中疏忽了望，锚泊水域选择不当，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避碰规则》第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二款，《长江江苏段船舶定线制规定（2013）》第二十一条之规定，根据《长江江苏段船舶定线制规定（2013）》第六条、第九条之规定，应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二）“吉安顺”轮在本次事故中疏忽了望，未能及时早采取协助避让措施，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避碰规则》第六条、第九条之规定，应承担本次事故的次要责任。（三）“江山号”为码头固定船坞，不承担本次事故责任。4、碰撞船舶相关损失《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中认定，“东丽1”轮球鼻艏局部油漆脱落，球鼻艏前部宽0.35米*高1.5米轻微凹陷变形；“吉安顺”轮左舷首货舱中部6.0米*1.5米破口，左舷生活区下方船壳板直径2.5米圆形破口，左右锚及双侧4节锚链丢失，船艉主甲板栏杆机及右侧系缆桩损坏；“江山号”船坞甲板西南角南侧4米长轻微变形，3米长栏杆变形，坞甲板西侧长5米轻微变形，同位置栏杆长6米变形。本次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和水域污染。事故发生后，在新荣公司的抢险救助下，“吉安顺”轮顺利脱离“江山号”船坞，双方在《“吉安顺”轮救助清单》中确认，船坞损坏与紧急加固船板费用7000元，拖轮抢险救助费用75200元。同时，双方确认发生使用拖轮费用61200元。“吉安顺”轮在南通市通州区长江船厂维修船舶，发生维修费397852元。“吉安顺”轮所载小麦，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投保了《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综合险》，被保险人为靖江市金茂粮油公司，经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委托，民太安财产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对涉案事故中“吉安顺”轮所载货物损失进行了查勘评估，认定船载小麦施救费为192159.54元。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事侵权纠纷。本案有以下几个焦点问题：1、涉案事故系一起海事事故或两起海事事故庭审查明，吉安公司所属“吉安顺”轮与海通公司所属“东丽1”轮碰撞后，向左偏并压向新荣公司所属“江山号”，在离“江山号”约50米处，“吉安顺”轮抛双锚，4节锚链入水，但受流压影响，“吉安顺”轮左舷首舱与“江山号”上端发生碰撞。从整个事故过程来看，“吉安顺”轮与“东丽1”轮碰撞后，以及之后触碰“江山号”，在时间和过程上是连续的，是一个不可分的过程，“吉安顺”轮并未从“东丽1”轮的碰撞事故危险中完全脱离，并非在与“东丽1”轮的碰撞事故之后再次与“江山号”发生的单独的触碰事故。故涉案事故系“吉安顺”轮与“东丽1”轮发生碰撞后，“吉安顺”轮与“江山号”再次发生触碰，系一起海事事故。2、涉案事故责任比例在涉案海事事故发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泰州海事局依法进行调查，作出《泰州“7.26”“吉安顺”轮与“东丽1”轮、“江山号”碰撞事故调查报告》及《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海通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足以推翻该《泰州“7.26”“吉安顺”轮与“东丽1”轮、“江山号”碰撞事故调查报告》及《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认定的事实及结论，该《泰州“7.26”“吉安顺”轮与“东丽1”轮、“江山号”碰撞事故调查报告》及《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可以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直接采用。关于船舶碰撞责任比例的划分，应充分考虑事故船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碰撞危险局面的形成、各自的临危措施以及过错程度等因素。“东丽1”轮在本次事故中疏忽了望，锚泊水域选择不当，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避碰规则》第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二款，《长江江苏段船舶定线制规定（2013）》第二十一条之规定，根据《长江江苏段船舶定线制规定（2013）》第六条、第九条之规定，因其未履行相应的义务，导致船舶碰撞危险局面的形成，应承担70%的事故责任。“吉安顺”轮在本次事故中疏忽了望，未能及时早采取协助避让措施，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避碰规则》第六条、第九条之规定，因其未履行相应的义务，导致船舶碰撞危险局面未能得以最终避免，应承担30%的事故责任。同时，海通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吉安顺”轮与“东丽1”轮发生碰撞事故后又与“江山号”固定船坞发生触碰事故这一时间段内，“吉安顺”轮在避让措施方面存在其他过错，所以，本院认为，“吉安顺”轮与“江山号”固定船坞之间的触碰事故责任，应由“吉安顺”轮与“东丽1”轮在船舶碰撞事故中各自所应承担的事故责任比例进行分担。3、涉案事故损失关于吉安公司、陈欲仁主张的损失。吉安公司、陈欲仁作为“吉安顺”轮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记载的实际所有人，均有权就“吉安顺”轮在事故中产生的损失主张权利。吉安公司、陈欲仁提供了《船舶修理项目报价单》、《收款收据》、《“吉安顺”轮救助清单》、《公估报告》，用以证明船舶修理费、救助费，该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构成有效的证据链条，且系涉案事故相关的修理费用及必须发生的救助费用，故本院认定“吉安顺”轮发生修理费用397852元、救助费用136400元，合计534252元。吉安公司、陈欲仁提供了《公估报告》,用以证明所载货物卸货及堆存费用192159.54元，因无证据证明该费用由吉安公司、陈欲仁实际支付，本院不予支持。吉安公司、陈欲仁仅提供了“江山号”所有人新荣公司与吉安公司双方确认的《“吉安顺”轮救助清单》，用以证明“江山号”固定船坞损失7000元，但并未提供维修清单及结算凭证，无法证明该船坞损失客观存在，本院不予支持。吉安公司、陈欲仁仅提供了《水路航次租船合同》，用以证明运费损失，但该合同的承租人为靖江市恒隆船舶代理有限公司，与《公估报告》记载的发货人、收货人均不一致，吉安公司、陈欲仁并未提供航行日志、签证记录、以及其与承租人就涉案航次货物损失及运费结算凭证，无法证明涉案航次货物运输履行的即《水路航次租船合同》项下的运输业务，也无法证明运费损失是否实际发生，故对于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海通公司主张的损失。海通公司提供了修船清单，用以证明“东丽1”轮的修理费用，但并未提供结算及付款凭证，无法证明船舶修理实际发生，故对于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海通公司提供了《租船合同》，用以证明运费损失，因事故发生时海通公司所属“东丽1”轮属于空载状态，并无证据证明海通公司停泊码头是为了履行该《租船合同》中约定的运输业务，故对于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海通公司应赔偿吉安公司、陈欲仁船舶修理费用、救助费用等损失合计373976.4元（534252元×70%）。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天津海通船务运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吉安恒康航运有限公司、原告陈欲仁损失373976.4元；二、驳回原告吉安恒康航运有限公司、原告陈欲仁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反诉原告天津海通船务运输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11734元，由原告吉安恒康航运有限公司、原告陈欲仁负担6203元，被告天津海通船务运输有限公司负担5531元。反诉案件受理费6528元，由反诉原告天津海通船务运输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熊文波审 判 员  杨国峰人民陪审员  肖 霞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书 记 员  邓焱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