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晋02民终179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杜义,男，1954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大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剑花，女，1982年5月22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大同市。系杜义长女。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永金，男，1963年4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山西省大同市大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大同县倍加造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杜义因与被上诉人崔永金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大同县人民法院(2018)晋0227民初3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杜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剑花、被上诉人崔永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义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二、一审与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理由为：一、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出的土地转让协议的真实性未予审查。二、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出的《土地转让协议》的约定内容有失公平，没有依据相关法律的规定依法裁判。三、一审法院仅依据被上诉人与第三人曹官印签订的一份《土地转让协议》来裁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协议的公平，缺乏法律规定，存在偏袒被上诉人。四、《土地转让协议》第五条，约定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及村委会各执一份。上诉人从未有过这份协议，直到一审法院送达起诉状时，才知道这份协议的存在。五、上诉人对本案的重要证据《土地转让协议》所记载的“杜义“及手印，申请笔迹、手印的鉴定。崔永金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认定事实准确，希望维持一审判决。上诉人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且一直务农，对当时的土地价值条款内容可以进行准确的判断，从常理推断，任何人即使是不识字的情况在签字前对条款内容作充分的解读，不会在不明白的情况下随意签字。崔永金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排除妨害，移除树苗，恢复原告南牛道4.1亩土地承包经营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9年5月8日，原告与被告在大同县倍加造镇解庄村村民委员会的主持下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并经村委会同意后加盖了公章。协议约定：被告将原属于原告父亲的南牛道8亩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原告，涉及土地补偿款也全部归原告。2018年4月，被告在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无故在该地栽种树木。原告多次阻止无果。被告的行为已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人民法院。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有异议的证据和事实，该院认定如下：1，原告崔永金提供的土地转让协议一份。被告提出该协议有失公平，杜义未在协议上签过字。该院认为，原告在庭审中提供了该证据原件，其内容为：甲方杜义，乙方崔永金。一、甲方愿将位于南牛道（其四至为：南至曹林全，西至退耕还林，北至曹林明）共计8亩，转让乙方耕种。......甲、乙涉及该地块有关国家和集体的各种农业补贴归甲乙双方，甲、乙双方按约定协议进行分配，甲方应行补偿总额的0%，乙方应行补偿总额的100%。当年收益归杜义。二、转让期限：从二OO九年五月八日签字之日开始至集体土地二轮承包合同期满止，如因政策因素调整按当时政策规定办理。三、如将来国家建设项目或招商引资等项目需征用该地块，该地农民应得的补偿归甲、乙双方共同所有，甲、乙双方按约定协议进行分配，甲方应得补偿总额的0%，乙方应得补偿总额的100%。四、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摁手印之日起生效，同时，必须至少有3－5名村民代表民情调解成员签字，并加盖村委会公章。该协议有杜义及崔永金的签字、手印，有村民吉存礼、曹英、康和、刘日德的签字，有大同县倍加造镇解庄村村民委员会盖章。该证据真实、客观，能够证实原、被告在2009年5月8日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并经该村村委会同意认可。被告提出未签过协议，但并无相应证据否定该土地转让协议中“杜义”的签字及手印的真实性，故被告的意见，该院不予采纳。对被告提出该协议显失公平的意见，该院认为，被告杜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一直务农，对于当时土地价值和协议中的条款能够进行判断，原、被告所签协议应系杜义真实意思表示。且在庭审中，崔永金出示了2010年1月29日其与曹官印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将南牛道8亩土地中的3亩土地转让于曹官印。协议中，崔永金同样不再获得转让给曹官印3亩土地的补偿。由此，被告的意见该院不予采纳。2、原告提供的客户交易明细对账单七份，以证明自2011年起，原告领取南牛道土地粮补等款项。被告对该证据称不知情，自认被告从2009年后未领取过基于该地的款项。该院认为，该证据真实、客观，与原、被告陈述可以印证，该院予以采信。3、原告提供的照片六份，以证明被告在原告的土地上栽种了树木。被告对该证据予以否认，但认可2018年春天，在南牛道栽种树木约8亩（包括本案所涉土地），共约3700余棵。因该照片不能反映具体位置，和形成时间，该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被告自认2018年春天，在南牛道栽种树木约8亩，共约3700棵的事实予以确认。4、被告提供的解庄村税费改革耕地入户登记表（2003年12月1日），以此证明被告对南牛道7.54亩有承包经营权。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只证明被告耕种土地情况，无法证明被告承包经营情况。该院认为，该税费改革耕地入户登记表中南牛道7.54亩虽与本案土地转让协议中南牛道8亩的亩数不同，但因土地转让协议已经村民委员会确认，本税费改革耕地入户登记表可以作为认定被告土地承包经营情况的证据，该院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崔永金与被告杜义2009年5月8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系双方意思真实表示，该合同经村民委员会同意，为有效合同。双方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完全履行合同义务。现被告杜义违反合同约定，在已转让的土地上种植树木，侵犯了原告崔永金对该土地的使用权，原告主张被告移除树木，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杜义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自行将种植于现原告崔永金经营的位于大同县倍加造镇解庄村南牛道4.1亩土地上的树木移除。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杜义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客户交易明细对账单》欲证明被上诉人于2018年3月20日领取了占地补偿款。证人崔某2（崔永金之弟）出庭作证称，协议是上诉人签的字。经质证，上诉人均不认可。本院认为，《客户交易明细对账单》与本案的关联性不清，无法证明待证事实，故不予采用。证人崔某2系被上诉人之弟，具有利害关系，故亦对其证言亦不予采用。此外，本院依据上诉人杜义的申请调取了留存在大同县倍加造镇解庄村村民委员会的《土地转让协议》原件，经核对，该协议与被上诉人崔永金持有的《土地转让协议》内容一致。为核实《土地转让协议》的真实性，本院对《土地转让协议》上署名的曹英、刘日德、吉存礼进行了询问，曹英、吉存礼均称杜义与崔永金之间的土地转让的事情是真实的，二人也作为“村民代表民情调解组成员”在《土地转让协议》上签了字。刘日德称记不清此事了。二审中，上诉人杜义申请我院对《土地转让协议》上其的签字、指纹进行鉴定。上诉人杜义后来又撤回了对其的签字鉴定的申请。2018年11月5日，我院司法技术管理服务中心出具《退卷函》，载明鉴定检材均不具备鉴定条件，故无法进行指纹鉴定。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崔永金持有的《土地转让协议》与大同县倍加造镇解庄村村民委员会的《土地转让协议》内容一致，且吉存礼、曹英、康和、刘日德也作为“村民代表民情调解组成员”签字确认，上诉人杜义、被上诉人崔永金均签字摁手印确认，大同县倍加造镇解庄村村民委员会也在《土地转让协议》上加盖了公章。故可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达成了土地转让这一事实。对此情节，我院对《土地转让协议》上签字的“村民代表民情调解组成员”曹英、吉存礼的询问也可证实了以上事实。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虽上诉人杜义始终称其未签过该协议，但其并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实其主张，故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杜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大涵审判员 常 春审判员 智绪鲁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宁俊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