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神木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陕0881民初6065号 原告杨兴田，男，1965年3月出生，汉族，陕西省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涛，陕西言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款，陕西言锋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陕西恒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地址：陕西省榆林市。 法定代表人孙志忠，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广韬，陕西富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雄，陕西神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兴田诉被告陕西恒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源公司”）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兴田未到庭，由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涛、刘款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恒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志忠未到庭，由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广韬、姜雄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2018年6月22日由被告组织作出的董事会、股东会决议无效；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杨兴田持有被告8.31%的股权，因被告近些年来在经营管理、投资分红、股权变更等方面侵犯了原告作为股东应有的法定权利，原告遂向神木法院提起了股东知情权之诉。在法院通知于2018年7月10日就上述案件进行庭审之际，为影响该次诉讼，被告于2018年6月22日组织召开“董事会”和“股东会”，并做出了如下决议：1、解除杨兴田的股东资格，收回杨兴田在恒源公司的全部股权，终止杨兴田在恒源公司的权力行使；2、杨兴田退出所持有的全部股权，由恒源公司以原出资额支付给杨兴田。根据《公司法》第142条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作；（三）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公司除以上四种情形，是禁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实际上并未发生上述情形，被告无权收回股权。 同时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股东依照前款规定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应公司的要求，要求股东提供相应担保。公司根据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已办理变更登记的，人民法院宣告该决议无效或者撤销该决议后，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变更登记”的规定，被告违反法律相关规定，侵害原告股东权益，原告有权提起确认无效之诉，同时本案还应适用《公司法》第四条、第二十条和《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七条的规定，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股东资格的变动应当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原告和被告并未出现任何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因此被告作出的该决议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违背了我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规定。现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辩称：一、原告的实际出资额为120万元，并非其所称占公司注册资本的8.312%。2002年秋，被告基于对原告管理才能的了解和信任，将其聘任为所属海湾煤矿矿长。2002年12月26日至2007年5月10日期间，为调动其作为高管的工作积极性，被告三次为其配股并出具共120万元的《出资证明书》。但在该三份《出资证明书》中均特别规定：“出资人因违反公司章程、决定和制度或旷工和失误者，一经董事会研究认定后无条件退出股份，公司按其原出资额面值退给本人原有出资”。原告诉称持有被告8.312%的股权份额，与客观实际不符。虽在2003年4月15日《章程》记载，股东出资额3600万，其中张胜利、杨兴田等人各出资180万。2008年4月15日《章程》记载，杨兴田在公司出资至831.2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8.312%等内容。但前列《章程》所记载股东出资额并非股东本人的实际出资，而是基于《公司法》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不得超过50人的规定，被告将公司其他小股东的出资额挂靠登记在原告等股东名下，原告的实际出资额实为120万元，三份《出资证明书》、财务记账等均可以证明这一客观事实。 二、原告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与被告在《出资证明书》《章程》和《协议规定》中的明确约定，股东资格应予终止。被告在为原告配股并三次出具共120万元的《出资证明书》时，就对离职股东资格终止具有明确约定。从2003年初起，原告开始担任被告恒源公司总经理职务。同年4月11日，被告股东会会议通过《章程》修正案，并经包括原告在内的全体显名股东在4月15日共同签署。其中第11条第7、8款规定：“股东不在外从事与公司经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商业活动，不在与公司经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行业参股、兼职，一经查出，要无条件退出股份，并解除劳动关系；若旷工累计超过15天者，公司解除与该股东的劳动合同，并退出其股份”。《章程》第23条第13款规定：“若股东严重违反章程第11条第7、8款，经董事会会议研究表决形成撤出该股东股份的决议，该股东的原有股份自行退出，则其所持股权证明及相关单据自行作废”。 2003年12月21日，为确保公司的人合和资合性质，鼓励人才留存，被告又与原告及其他股东分别签订《约定协议》。其中特别约定：若乙方（即原告）在外从事与甲方（即被告）经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商业活动的，或者恶化乙方在与甲方经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行业参股、兼职的，或者未经甲方书面同意而擅自离开工作岗位累计达30天的，或者乙方根据自身情况自愿离开甲方或不为甲方工作者的，或者因病而未请假擅自离岗累计达30天以上的，等等；乙方愿将在公司所入股份按原值如数退出，并与甲方解除劳动合同。后被告公司高管、股东张胜利因离职另行创办企业，故由原告主持经手，按此约定进行了处理，终止了张胜利的股东资格。 2009年6月，原告在与被告没有履行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就不辞而别，此后再没有回公司上班。同时，原告在离职后，又先后创办、参与、入股了陕西益东矿业有限公司、陕西益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神木市瑞祥春商贸有限公司、西安曲江益东投资有限公司、神木市益万洁净煤有限公司、神木县鹏涛商贸有限公司、神木市庆源商贸有限公司等与被告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企业，并在这些企业中担任股东、法定代表人或担任高管。被告随之停发其工资，原告在被告处的股东资格自然终止。 2018年6月22日，被告股东会、董事会临时会议依据公司章程第十一条第七、八款和第二十三条第十三款规定提议，并经股东会表决作出如下决议：1、从杨兴田离职之日起，解除其股东资格，收回其在公司的全部股权。杨兴田持有公司所签发的出资证明书及相关凭证终止其权力行使；2、杨兴田推出所持有的股权，其原出资额120万元，按照公司章程以及与杨兴田签订的约定协议，由公司一次性支付给杨兴田，杨兴田可在本决议送达之日起5日来公司领取；3、杨兴田退出的股份暂由公司法人孙志忠代持，日后作为公司引进人才、激励高管的重要举措，视情况配送给忠诚服务公司的高管或杰出贡献的人才；4、对杨兴田在工商登记机关登记事项变更至孙志忠名下。至此，原告在被告恒源公司股份的身份从离职之日起终止，被董事会、股东会确认。 三、原告诉请确认无效的被告董事会、股东会决议，是依据公司《章程》，按照法定程序召开会议，根据《章程》及《出资证明书》《约定协议》的明确规定和特别约定经表决作出，合法有效，应予保护。 1、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章程》是公司的宪法性准则，是公司治理的总纲领，也是股东意思自治规则的载体，对公司股东、高管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故被告完全可以按照与原告的合意，在《章程》中确定双方已在《出资证明书》明确约定股东资格终止条件等事项，并以此对原告作出相应的决议，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 2、除《章程》规定外，被告与原告另行在《约定协议》中有关股东资格终止条件等事项的特别约定，属于双方在股权激励机制下劳动关系及股权关系的专门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仍属当事人意思自治范围。被告股东会以此作出终止原告股东资格的决议，同样符合法律规定，决议应予保护。 3、因原告的离职行为已严重违反了《章程》及《出资证明书》《约定协议》的明确规定和特别约定，故被告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作出议案，提交股东会作出确认自原告离职之日起解除其在公司股东资格的会议。该决议作出的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均符合《章程》规定，内容合法，是有效决议。 四、原告依据《公司法》142条“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的规定诉请确认决议无效，不能成立。 该条规定适用的主体仅是股份有限公司，而不适用被告有限责任公司。因股份有限公司仅为资合性质，但有限责任公司是人资两合性质，故在股东资格设定上自然要充分注重股东在经营过程中的作用和限制，尊重意思自治。这也是被告与原告在《出资证明书》《章程》和《约定协议》预设股东条件、制裁措施等内容的法理基础和现实要求，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体现了有限公司人合性特征。现终止原告股东资格，收回股权由其他股东代持，并不属于《公司法》142条规定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的禁止性情形，据此确认决议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被告与原告在《出资证明书》《章程》与《协议约定》中“人走股消”的相关条款，是竞业限制需要和股权激励高管的体现，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强制性规范，应当认定有效。原告的股权是依在被告处任职而取得，但从2009年6月起离职再未在被告处上班且从事与被告经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商业活动，其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公司《章程》的规定和《出资证明书》《约定协议》的特别规定，股东资格自然终止。董事会、股东会据此作出决议，确认解除其股东资格，程序合法，应予保护。原告诉请确认无效，没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不成成立，诉讼请求依法应当予以驳回。同时对原告方提出本案还应适用《公司法》第四条、第二十条和《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七条的规定，应认定董事会、股东会决议无效，被告不予认可。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原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工商档案，证明原告系被告股东，其股东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任何非法侵犯其股东权利的行为，原告均有权提起诉讼依法维权。被告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主要理由：原告2009年6月份以前在被告的股东资格，并不能证明其离职后仍具备股东资格；不能以工商登记的记载支持原告股东资格的延续，更不能影响2009年6月后因原告违反《章程》《约定协议》等规定和特别约定，其股东资格的解除和终止。经审查认为，原告股权工商注册登记是证明股权的法律形式要件，仅仅产生不得对抗第三人的法律后果，是否具备股东资格还需依照《章程》等相关规定，从实质要件上审查并予以确认，这也是本案争议的焦点所在。 原告提供的第二组证据：董事会、股东会决议及2003年公司章程，证明原告接到被告书面通知委托代理人参加了2018年6月22日被告公司的董事会及股东会，证明了原告的董事、股东身份及资格，也印证了被告“解除股东资格”的相关约定并未适用原告，原告代理人在董事会和股东会上反对会议议题，认为决议于法无据，应为无效决议。原告未在2003年被告公司章程上签字，不同意章程相关条款规定，“解除股东资格”的相关规定不应适用于原告。被告质证认为，对董事会、股东会决议的形式要件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原告提供的2003年公司《章程》形式要件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其理由：被告提供的公司《章程》有原告的签字，且已在工商局备案，即使未有原告签字，也不能否定备案《章程》对原告的约束力和溯及力。根据《约定协议》及《出资证明书》中特别约定事项，原告离职为股东资格终止的条件。经审查认为，原告受被告邀请参加董事会、股东会，基于原告仍属工商登记股东，会议研究事项涉及到原告，原告登记股东身份仅产生不得对抗第三人的法律后果。原告所提供2013年《章程》，原告在该章程上签字，又经工商备案，对原告具有约束力，被告公司可以依照《章程》规定，通过召开董事会、股东会，对公司事务进行处理，包括股东违反《章程》《约定协议》等，撤销股东身份资格的处理，原告认为《章程》条款不适用于原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3、原告提供的第三组证据：2010年后历次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及民事诉讼证据表、借条，证明2010年之后历次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修正案均载明原告一直是被告公司的股东，且在2012年新一届董事会选举中被选为董事至今未变，被告对原告股东身份及资格没有异议，同时被告也一直以借款的形式给原告“分红”。被告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形式要件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其理由：时间上划分，2008年4月11日股东会决议和4月11日章程修正案，都是在杨兴田离职之前，不能排除是杨兴田本人的签字，但是两个签字是一致的；2010年3月28日股东会决议虽产生于原告离职后，和前两份的签字明显不一致，可能是代签产生。原告离职后，仍有其签字材料，无论是代签还是本人签字，都因被告公司为工商登记的记载需要，包括保留、选举原告仍然为公司董事，仅是对外公示形式要件的存在，与股东资格的约定终止，并不矛盾，此工商登记不能作为原告在被告公司股东资格仍然存在的理由和依据。经审查认为，原告离开被告公司后，仍有原告签字资料，并保留、选举原告为公司董事，仅有形式登记，其主张仍以股东身份履行股东义务和董事职责与自认因与时任董事长、股东孙俊良在经营管理、投资分红等方面产生分歧离开公司的事实并不相符，也无履行义务和职责的相关事实。原告提出2009年离开公司后，被告一直以借款形式给原告“分红”，因原告所提供的借据系庭后补交提供，未经当庭质证，且借据未载明借款用途，又无其他证据印证，不能有效证明其主张，故不予采信。 4、原告提供的第四组证据：恒源公司股东持股期间对外参股及任职情况资料、民事裁定书，证明被告公司自成立以来，几乎所有股东在持股期间在外都从事与公司经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商业活动，在与公司经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行业参股、兼职，被告公司从未依据公司章程及协议解除过任何股东的资格和身份。被告公司仅针对原告采取这种差别对待不公平，其真实目的是阻碍、影响原告依法提起的股东知情权诉讼。被告质证认为，原告主张对其不能差别对待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告与被告关于股东资格的解除条件是双方之间的约定，不产生和其他股东之间类比的情形。对原告股东资格的保留与解除属于被告民事权利的处分范围，原告不能认为在其他股东身上没有主张，当然的认为在原告身上不能主张，更不能作为抗辩董事会、股东会决议的理由。被告根据公司《章程》等特别约定确认终止原告的股东资格，并不是阻却原告进行诉讼。经审查认为，被告依据公司《章程》《约定协议》及《出资证明书》中特别约定，对违反《章程》等规定从事经营活动的股东，既可以行使解除股东资格的权利，也可以不行使，既可以对其中一人行使，也可以对不特定数人行使，对原告主张行使解除股东资格权利，并不必然有要求对其他股东也必须行使类似权利的硬性法律规定，这种权利的主张行使带有选择性，并不存在差别对待，更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 5、原告提供的第五组证据：《不予受理通知书》，证明被告凭借股东会决议去工商部门进行股权变更登记，榆神工商分局认为该变更业务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股权变更登记条件，不予受理，因此该决议是无效的。被告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形式要件无异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通知书说明不予变更登记的原因是不符合变更登记条件，并未对股东权益进行评价，更没有评价股东会决议是无效的。经审查认为，工商部门因该变更业务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股权变更登记条件，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并未涉及股东会决议效力的评判，也并不当然证明股东会决议无效，需依据案件事实和法律作出判定。 6、被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股东出资（收据）证明书三份，证明原告先后三次共出资120万元，均有特别约定：“出资人违反章程、决定和制度或工作失误者，一经董事会研究认定后无条件退出股份。按照此约定，从原告离职之日起已经丧失股东身份，出资人的任何理由和借口不予采纳，公司按其原出资额面值退给本人原有出资。”原告质证认为，只有记账联有原件，特别约定事项没有原件，记账联的真实性认可，特别约定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记账联和特别约定的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原告在被告公司持股8.312%。经审查认为，原告所诉其占公司注册资本的8.312%，是针对公司《章程》所记载股东出资讲的，仅产生不得对抗第三人的法律后果，对公司内部来讲，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书是股东出资的书面凭证，股东的出资额应以股东出资证明书所载数额为准，原告在被告公司的出资额应认定为120万元。出资证明书后面所附特别约定事项，是被告为维护公司利益，针对公司股东行使股权所设置的限制性条件和附随义务，原告出资入股当时未提出过异议，应视为对特别约定事项的认可，对其具有约束力，应予认定。 7、被告提供的第二组证据：《公司章程》《约定协议》各一份，证明股东不在外从事与公司经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商业活动，不在与公司经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行业参股、兼职。以上行为一经查出，要无条件退股，并解除劳动关系，且经营活动收入全部交回公司。若旷工累计超过15天者，解除与该股东的劳动合同，并退出在公司的股份。擅自离开工作岗位累计达30日情形出现时所持股份原值全额退出。原告质证认为，对于章程的真实性认可，但是杨兴田的签字不能保证是杨兴田本人的签字。章程是2008年增资时候制定的，不同于原《章程》第十一条第七、八款及第二十三条；对于协议：一是协议上确实是杨兴田的签字，但是协议的甲方即本案被告经过2003年的整合已经变为集团公司，所以协议不能适用。二是这个协议在2009年原告走的时候因杨兴田和时任公司领导孙俊良因为经营理念不合，最主要的是不分红，家族式的管理，不实行现代公司管理方式，因此，当时商议杨兴田卸任总经理职务，离开公司，但不影响股权及董事身份。三是这份协议并不适用于本案，2009年原告离开公司，被告以这份协议没有向杨兴田主张过权利，时效已经超过了。经审查认为，《章程》是由全体股东共同制定，经全体股东同意，确定公司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文件，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即对外产生法律效力。原告作为注册登记股东，当时在公司《章程》签字是必备条件，否则《章程》不能通过，也无法进行工商登记。即使原告认为其在《章程》中未签字，但作为注册登记股东并不影响《章程》对其约束力；《约定协议》是双方自愿签订的，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对原、被告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应予认定。 8、被告提供的第三组证据：原告的职工工资表、原告所在其他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报告》及工商登记档案，证明原告在2009年6月开始，未办理任何离职手续便离开公司工作岗位。离开公司后，先后在神木市庆源商贸有限公司、神木县鹏涛商贸有限公司、陕西益东矿业有限公司、神木市万洁净煤有限公司等企业担任股东或法定代表人，这些企业均与被告公司经营业务相同或类似，原告的行为违反了《公司章程》和《约定协议》，于2009年7月就自动丧失股东资格，主动终结劳动关系。原告质证认为，工资表现形式、证明目均不认可，理由：杨兴田的签字不确定究竟是不是其本人的签字。工商登记的形式要件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是网站上下载的复印件。被告公司默认几乎所有股东在外任职的情况，这才符合合理公平及同股同权的法律原则及规定。经审查认为，工资表是体现公司职工薪酬福利和是否工作在岗的重要依据，原告在被告公司2009年5月的工资表上领过工资，从该年度6月份开始，工资表上已没有原告的名字及领取工资相关信息，说明已不在被告公司上班并领取薪酬。对被告提供的工商登记档案反映原告离开公司后仍在一些企业担任股东或法定代表人，原告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且认为被告公司默认几乎所有股东在外任职的情况，仅针对原告适用《章程》《决议》解除股东资格显失公平，从中也可以证明原告对其离开公司后仍在一些企业担任股东或法定代表人这一事实的认可，且与本案有关联性，故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9、被告提供的第四组证据：原告的授权委托书，被告董事会、股东会会议通知，董事会、股东会签到表，《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股东会决议》，证明被告按法定程序召开董事会会议，表决通过《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并将该议案提交股东会表决。股东会会议经全体股东表决通过了上述议案，形成《股东会决议》。被告召开董事会、股东会及时通知了原告和其他股东，召开程序与方式符合《公司章程》和法律相关规定。原告质证认为，形式要件没有异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这一组证据恰恰证明原告至今为止的股东身份和董事身份。经审查认为，该组证据证明董事会、股东会召开的程序、作出决议等情况，与本案有关联性，应予采信。 10、被告提供的第五组证据：2008年3月31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退股协议》，证明原告任职被告公司总经理时，原股东张胜利违反《公司章程》规定，自办企业，自营煤矿，被告作出《股东会决议》，解除其股东资格，按原入股票面额一次性退出，并签订了《退股协议》，且由原告亲自主持工作办理。该事件与本案相类似，原告对于本案被告依据《公司章程》《约定协议》及特别约定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也应当予以认可、遵守。原告质证认为，工商局调出来的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上面记载历次杨兴田是股东，是真实的合法的有效的；转让股权是要征得股东本人的同意，并不是依据章程或者约定协议，而是要签订新的股权转让协议且必须在平等的前提下进行。同时，公司以这种方式解决张胜利退股问题，是及时处理的，而本案中原告是在2009年走的，过了时约9年，被告才提出解除股权等退股的问题，其真实目的是阻碍原告行使知情权的诉讼，实际上是被告在原告2009年卸任总经理职务的时候，已经达成过一致，离开公司并不影响股权和董事身份。经审查认为，该组关于张胜利解除股东资格的《股东会决议》《退股协议》，与本案没有法律上的必然联系，不作为本案证据予以认定。 经当事人陈述以及当庭举证、质证和本院认证，查明以下事实：2002年12月原告杨兴田进入被告公司上班，2003年担任海湾煤矿兼职矿长，同时担任公司高管，成为公司董事和总经理。原告于2002年12月26日出资30万元，2005年7月11日出资30万元、2007年5月10日出资60万元，先后三次共出资120万元，被告恒源公司均给原告出具股东出资（收据）证明书。股东出资证明书后面附有《特别约定事项》，载明“出资人因违反公司章程、决定、制度或工作失误者，一经董事会研究决定后无条件退出股份，出资人的任何理由和借口不予采纳，公司按其原出资面值退给本人原有出资”。2003年4月15日，被告恒源公司通过《陕西恒源煤电集团有限公司章程》，该《章程》第十一条第7款规定：“股东不在外从事与公司经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商业活动，不在与公司经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行业参股、兼职，以上行为一经查出，要无条件退出股份，并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章程》第十一条第8款规定：“在公司上班的股东必须尽职尽责，坚守工作岗位，做好本职工作，每年必须出满勤。若旷工累计超过15天者，公司解除与该股东的劳动合同，并退出其股份”。《章程》第二十三条第13款规定：“若股东严重违反本章程所列任何一条（主要是第十一条第七、八款），经董事会会议研究表决形成撤出该股东股份的决议，该股东的原有股份自行退出，则其原持股权证明书及相关单据自行作废，且不再享有股东或董事的任何权利。该股东退出股份时，按原实际入股票面额以货币形式由公司一次性付清，且该股东必须无条件服从，不得以任何借口拒领退出股金”。包括原告杨兴田在内的11名股东在《章程》上签了字，自公司登记注册之日起生效。2003年12月21日，被告又与原告签订《约定协议》，该《协议》第二条规定：“若乙方（即原告）在外从事与甲方（即被告）经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商业活动；乙方在与甲方经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行业参股、兼职；未经甲方书面同意而擅自离开工作岗位累计达30天；乙方根据自身情况自愿离开甲方或不为甲方工作；因病而未请假擅自离岗累计达30天等等；若乙方有上述情形之一的，乙方愿将在公司所入股份按原值如数退出，并与甲方解除劳动合同。原告杨兴田和被告公司孙俊礼在《约定协议》上签字，并盖有被告公司印章，该约定协议书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原告于2009年6月份离开被告公司后，先后在神木市庆源商贸有限公司、神木县鹏涛商贸有限公司、陕西益东矿业有限公司、神木市万洁净煤有限公司等企业担任法定代表人或股东，经营范围为兰炭、焦粉、电石生产或销售。原告离开被告公司后历次股东会议及章程修正案均记载原告仍是被告公司的股东。2018年6月22日，被告公司组织召开临时董事会和股东会，被告6月4日发出会议通知，原告6月5日签收通知，并委托代理人贾涛参加了会议。会议应到12人，除原告和张增昌委托代理人参加外，其他10名股东均由本人参加会议，会议作出如下决议：一、从杨兴田离职之日起，解除其在公司的股东资格，收回其在公司的全部股权。杨兴田持有公司所签发的出资证明书及相关凭证终止其权力行使；二、杨兴田退出所持有的全部股权，其原出资额120万元，按照公司《章程》以及公司与杨兴田签订的《约定协议》，由公司一次性支付给杨兴田。杨兴田可在本决议送达之日起五日内来公司领取；三、对决议杨兴田退出的股权，暂由公司法人孙志忠代持；四、对公司在工商机关具有的杨兴田股东、董事登记事项，依本决议上述内容进行相应的变更，变更至孙志忠名下代持。与会股东及股东所委托的代理人均在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和股东会决议上签了字。原告以被告组织作出的董事会、股东会决议中关于原告股东资格的变动，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违背了《公司法》及相关法律规定，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如诉请。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2018年6月22日由被告恒源公司组织作出的董事会、股东会决议效力有无问题，应从董事会、股东会的召集程序和表决方式合法性和决议内容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是否违反公司《章程》进行综合审查判定。 首先，董事会、股东会召集程序和表决方式是否合法。2003年4月15日《陕西恒源集团有限公司章程》第二十三条规定：“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共13款职权内容，其中第13款规定：“若股东严重违反本章程所列任何一条（主要是第十一条第七、八款），经董事会会议研究表决形成撤出该股东股份的决议，该股东的原有股份自行退出，则其原持股权证明书及相关单据自行作废，且不再享有股东或董事的任何权利。该股东退出股份时，按原实际入股票面额以货币形式由公司一次性付清，且该股东必须无条件服从，不得以任何借口拒领退出股金”。根据该条规定，因违反《章程》和其他规定，撤销原告股东资格，属于董事会议事和职权范围。因撤销股东资格属于公司重大事项，且董事会因需向股东负责，对董事会通过的决议议案，再提交股东会表决，符合法律和《章程》规定。依照公司《章程》第二十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临时董事会和股东会由董事长召集并主持，案涉董事会、股东会均应到12人，实到12人，且股东会在会议召开15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董事会决议议案赞成11票，反对1票；股东会决议91.688%赞成、8.312%反对，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因此，从董事会、股东会召集程序、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等方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其他相关法律规定。 其次，董事会、股东会的决议内容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是否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公司章程是股东共同一致的意思表示，载明了公司组织和活动的基本准则，是公司的宪章，具有法定性、真实性、自治性和公开性的基本特征，一经生效即发生法律效力，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经理具有约束力。2003年4月15日签署的《章程》第十一条第7款规定“股东不在外从事与公司经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商业活动，不在与公司经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行业参股、兼职，以上行为一经查出，要无条件退出股份，并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该条第8款规定“在公司上班的股东必须尽职尽责，坚守工作岗位，做好本职工作，每年必须出满勤。若旷工累计超过15天者，公司解除与该股东的劳动合同，并退出其股份”，上述规定依法对原告具有约束力。2003年12月21日，被告又与原告签订《约定协议》，该《协议》第二条规定了与上述《章程》第十一条第7、8款相类似的内容，主要针对股东在从事业务相同或类似商业活动、出勤旷工等方面的禁止性规定及处罚办法，该协议系原、被告双方自愿签订，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应自觉遵守。股东出资（收据）证明书后所附《特别约定事项》第五条规定：“出资人因个人原因自动放弃股权者，公司将其出资如数退给本人；出资人因违反公司章程、决定和制度或工作失误者，一经董事会研究认定后无条件退出股份，出资人的任何理由和借口不予采纳，公司按其原出资面值退给本人原有出资。”该《特别约定事项》是对股东出资的附随义务，原告出资入股时未对该特别约定事项提出异议，应视为接受约定事项条款内容，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于2009年6月离开被告公司后至今未在被告公司处上班，也没履行过股东义务和相关工作职责，且先后在神木市庆源商贸有限公司等企业担任法定代表人或股东，经营或销售兰炭、焦粉等与被告公司业务范围相同或类似的商业活动，并参股兼职，违反了上述《公司章程》《约定协议》《特别约定事项》相关条款之规定，被告依法可以根据《章程》第二十三条第13款之规定，经董事会会议研究表决形成撤出原告股份的决议，原有股份自行退出，所持股权证明及相关单据自行作废。因此，被告董事会和股东会决议第一条“从杨兴田离职之日起，解除其在公司的股东资格，收回其在公司的全部股权，杨兴田持有公司所签发的出资证明书及相关凭证终止其权力行使”内容，既有事实依据，也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应受法律保护。原告提出其离开被告公司后历次股东会议及章程修正案均记载原告仍是被告公司的股东，且2018年6月22日仍邀请其参加董事会和股东会，恰好证明原告仍是被告公司的股东，对此经审理认为，《公司章程》的约束效力有别与公司股权登记的对外公示效力，原告在被告公司股权未经变更登记仅仅产生不得对抗第三人的法律后果，并不在公司内部产生约束力，故对其主张不予支持。 对于董事会、股东会决议第二条给原告一次性退股120万元的决议内容，在公司《章程》《约定协议》《特别约定事项》相关条款中均有明确规定或约定，在原告因违反被告公司禁止性规定退出股份时，应按公司出资额面值一次性付清，故该决议内容并不违反《公司章程》规定，符合双方约定，应受法律保护。第三条对原告退出的股权暂由股东孙志忠代持和第四条原告股份变更等决议内容，并不违反《公司章程》规定和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因此该决议内容应认定为有效。对原告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之规定，据此确认协议无效之请求，因该条款内容根据《公司法》规定适用的主体是股份有限公司，并不适用于被告有限责任公司，被告收回原告股权由其他股东代持，不属于《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的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的禁止性情形，据此确认董事会、股东会决议无效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原告认为涉案决议违反法律规定，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依照《公司法》第四条、第二十条和《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七条的规定，应认定董事会、股东会决议无效，因与本案事实和法律不符，不予支持。 综上，被告恒源公司作出的董事会、股东会决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和决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合法有效，故对原告的诉请依法不予支持，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一条、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兴田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00元，由原告杨兴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白永军 审 判 员  李保利 人民陪审员  张小平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王 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