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中一法民三初字第99号原告：徐文星，男，1955年7月26日出生，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内地住址广东省珠海市华发新城第二期75幢803室。原告：郭伟萍，女，1962年1月25日出生，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内地住址广东省珠海市华发新城第二期75幢803室。委托代理人：李露，广东华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霁，广东华大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郭伟军，男，1969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被告：郭伟球，男，1959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代理人：郭伟军，系本案被告。被告：中山市伟佳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古鹤工业区B三幢地下，组织机构代码721185199。法定代表人：郭伟军。第三人：刘卫平，女，1972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系被告郭伟军的妻子。原告徐文星、郭伟萍诉被告郭伟军、郭伟球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5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追加了中山市伟佳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佳公司）为本案共同被告，刘卫平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文星、郭伟萍及其委托代理人李露、李霁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郭伟军、郭伟球、伟佳公司，第三人刘卫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徐文星、郭伟萍诉称：两原告系夫妇，原告郭伟萍与被告郭伟军、郭伟球是亲兄弟姐妹。早在1999年前，两原告就与郭伟军在东莞市长安镇合伙经营东莞市长安伟业纺织品经营部（以下简称伟业经营部），主要做贸易，生意较好，为进一步发展，2002年2月，两原告与郭伟军、刘卫平夫妇商议，决定使用伟业经营部赚取的利润50万元注册成立伟佳公司，原告夫妇与郭伟军、刘卫平夫妇各占50%的股份。当时伟佳公司是工厂，主要是以生产为主，目的是承接伟业经营部的生产业务。2006年6月，两原告与郭伟军、刘卫平夫妇还使用伟佳公司的利润出资，以伟佳公司的名义与郭伟民（郭伟萍的弟弟、郭伟军的哥哥）、刘金德（刘卫平的哥哥）合作经营佳盈木器部，并于2006年12月正式成立珠海市香洲佳盈木器工艺厂(以下简称佳盈木器厂)，为伟佳公司生产配套木器产品，其中伟佳公司出资525000元，占佳盈木器厂70%的股份（原告夫妇与郭伟军、刘卫平夫妇各占35%的股份）。自此，就形成了以伟佳公司为工厂，伟业经营部承担对外销售，佳盈木器厂为伟佳公司生产配套产品的格局，伟佳公司、伟业经营部、佳盈木器厂表面上是独立的三家，实质上是家族成员经营的统一体。2009年，佳盈木器厂因效益不佳，办理了工商登记注销手续，业务则合并到伟佳公司木器部，继续独立经营，独立核算。2012年，佳盈木器厂的四方合伙人刘卫平（连同郭伟军）、郭伟萍（连同徐文星）、郭伟民、刘金德还按股份比例向佳盈木器厂追加了共计333000元投资。2012年，伟业经营部也办理了工商注销登记手续，所有业务合并到伟佳公司，财务账簿也合并入伟佳公司的账簿。自此，只有伟佳公司一家合法登记主体。2000年伟佳公司成立时，因两原告是澳门居民，根据当时的政策不能直接做内资企业的股东，因此两原告和郭伟军、刘卫平夫妇请郭伟球帮忙，借用郭伟球的身份，约定在办理工商登记时由郭伟军、郭伟球做记名股东，工商登记资料显示郭伟军占90%的股份，郭伟球占10%的股份，但郭伟球只是记名股东，其既未出资，也未参与利润分配和承担亏损，郭伟球不在伟佳公司上班，也从未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伟佳公司成立后，为明确两原告的实际股东身份，保障二人在伟佳公司的投资份额及财产权益，郭伟军、刘卫平夫妇于2000年8月12日签署股份转让书，将其名义上持有的90%股份中的39%的份额转让给两原告，郭伟球于2000年8月13日签署股份转让书，将其名义上持有的10%的股份转让给两原告。因考虑到股东控股的需要，让郭伟军、刘卫平夫妇保留了51%的股份。自此以后，伟佳公司的实际股东就是郭伟军、刘卫平、徐文星、郭伟萍四人。后基于公司发展的需要，伟佳公司分别在2001年12月25日、2006年5月26日、2008年10月15日进行过三次注册资本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先后增加至80万、100万到目前的150万元，登记的股权比例则最终变更为郭伟军出资142万元，占94.667%的股份，郭伟球出资8万元，占5.333%的股份。上述三次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均由四位实际股东控制操作，增加的资本额也是使用伟佳公司的资金支付，被告郭伟球并未实际参与，也没有出资。伟佳公司成立后，四位实际股东在公司的经营管理上有明确的分工，郭伟军担任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刘卫平主管财务，徐文星最初担任厂长，后升为副总经理，监管仓库、木器部，郭伟萍辅助管理财务、公司境外业务。伟佳公司一直向四人支付工资，2011年5月21日，四位实际股东一致决定：郭伟军月薪由12000元增加至20000元，徐文星月薪由12000元增加至18000元，刘卫平月薪由12000元增加至至16000元，郭伟萍月薪由6000元增加至8000元，从2011年4月份工资开始生效。同时，四人还就每年分红事宜，约定以每年纯利提取30%作为分成，四人按25%的比例平均分红，上述事实也确认了两原告的股东身份。2005年，伟佳公司发展进入稳定增长期，因伟佳公司主要承揽的是伟业经营部的生产业务，销售交由伟业经营部负责，伟佳公司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加工费，因此有部分利润转移到了伟业经营部，四位实际股东除了获得工资报酬外，也开始以多种方式分配部分利润，其中在2005年12月通过伟业经营部的销售收入向郭伟军、刘卫平夫妇分配30万元，2006年3月向两原告分配30万元，另外也包括投资佳盈木器厂的525000元和2012年双方追加的233000元，使用的就是伟佳公司应分配给四位实际股东的利润。由此可见，两原告的股东身份事实上得到尊重和保障，股东利益也得到维护和部分回报。2013年5月31日，伟佳公司办公室发生盗窃事件，原告徐文星的公文包被盗，当时装在公文包内的两份股份转让书原件一起被盗。不久后，被告郭伟军对两原告翻脸，利用其控股股东身份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辞退郭伟萍，并将徐文星的工资从18000元降至1500元，逼迫徐文星辞职，后被告郭伟军不让两原告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也不承认两原告的实际股东身份，不向两原告分配公司利润，企图将两原告踢出公司，一人独揽大权，独占公司，侵吞两原告的股权份额。现两原告实际上已无法在公司工作，无法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完全无法行使股东权利，被告郭伟军的行为已严重侵犯了两原告的股东权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两原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两原告的伟佳公司股东身份；2.确认被告郭伟军名下的43.667%的伟佳公司股份归原告所有；3.确认被告郭伟球名下的5.333%的伟佳公司股份归原告所有。原告徐文星、郭伟萍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的主要证据有：1.原被告身份资料;2.伟佳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3.伟业经营部及佳盈木器厂企业信用信息查询资料；4.股份转让书2份；5.名称为“中山市偉佳塑膠制品有限公司”的文件；6.现金日记账2本；7.企业主要从业人员名单；8.伟佳公司、伟业经营部及佳盈木器厂电子账册存档光盘一张；9.伟佳公司电子账册打印件一批；10.伟业经营部电子账册打印件一批；11.佳盈木器厂电子账册打印件一批；12.记账凭证一批；13.中国工商银行企业网上银行账号历史明细，郭伟军签名的2011年4月伟佳公司工资表原件，郭伟军签名的伟佳公司2012年10月30日银行转账记录原件；14.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15.合作协议书复印件；16.报警回执；17.伟佳公司出具的通知2份；18.刘卫平名下的中国工商银行（卡号为95×××78）、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卡号为62×××15）交易记录打印件共3份；19.郭伟军签名确认的支付单据、2012年7月伟佳公司（木厂）工资签收表及对应的记账凭证。被告郭伟军、伟佳公司辩称：一、两原告并非伟佳公司的股东，伟佳公司成立时的出资及之后的增资款项全部由被告郭伟军支出，另公司成立时，因当时的法律不允许成立一人公司，郭伟球才作为挂名股东，实际上郭伟军系伟佳公司的唯一股东；二、伟佳公司、伟业经营部及佳盈木器厂均为独立经营、独立核算的主体，两原告对上述三者并无出资，也未参与经营；三、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股份转让关系。两原告只是在伟佳公司工作，并非公司的经营者，基于原被告的亲属关系及两原告的澳门居民身份，为开拓港澳市场，鼓励两原告为公司创造效益，伟佳公司才决定分红给两原告，但此后两原告并未发挥任何有效作用，公司遂决定按照公司一般员工的标准对两原告的工资予以调整。就其答辩意见，被告郭伟军、伟佳公司在法定答辩期内提交的主要证据有：1.伟佳公司的验资报告、企业法人验资证明；2.中国农业银行中山市分行现金缴款单、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及资金证明；3.伟佳公司章程及修正方案，股东会决议；4.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被告郭伟球辩称：一、我并非伟佳公司的实际股东，而系挂名股东，我未曾参与过公司的经营管理，对伟佳公司的相关情况也不了解，对佳盈木器厂及伟业经营部的经营情况也不清楚；二、伟佳公司的实际股东只有郭伟军一人，当初郭伟军要开办伟佳公司，但当时的法律不允许成立一人公司，郭伟军就让我做了挂名股东；三、我并未与两原告签订过股份转让协议书，两原告提交的股份转让协议书我从未见过。就其答辩意见，被告郭伟球在法定答辩期内没有提交任何证据。第三人刘卫平述称：同意被告郭伟军、伟佳公司的答辩意见。对其陈述的事实，第三人刘卫平没有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经审理查明：原被告之间系亲属关系，郭伟萍、郭伟球、郭伟军是亲兄弟姐妹，郭伟萍与徐文星系夫妻关系，郭伟军与刘卫平系夫妻关系。伟业经营部成立于1997年12月25日，其性质为个体工商户，登记的经营者为郭伟军，经营范围为批发、零售纺织品、日用品、服装辅料、纺织机械化设备配件，该经营部已于2012年4月10日办理工商注销登记手续。伟佳公司成立于2000年2月28日，其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郭伟军，登记的股东为郭伟军、郭伟球，经营范围为生产、加工、销售塑胶制品、五金塑胶制品、木器工艺制品；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佳盈木器厂成立于2006年12月13日，其性质为个体工商户，登记的经营者为刘卫平，经营范围为加工、零售木工艺、木衣架、木器生产，该厂于2009年5月21日办理工商注销登记手续。伟佳公司成立后先后进行过三次注册资本变更。公司成立之初的注册资本为50万元，其中郭伟军出资45万元、股权比例为90%，郭伟球出资5万元、股权比例为10%。此后，伟佳公司的注册资本先后增加至80万元（2001年12月25日）、100万元（2006年5月26日）、150万元（2008年10月15日），郭伟军、郭伟球之间的股权比例也相应有所变更。2008年伟佳公司增资后，郭伟军的出资额为142万元、股权比例为94.67%，郭伟球的出资额为8万元、股权比例为5.33%。伟佳公司成立时，在工商部门备案的企业主要从业名单为：郭伟军的职务为董事长，郭伟球的职务为经理，徐文星的职务为厂长，刘卫平的职务为会计，刘金德的职务为业务员。2011年5月21日，徐文星、郭伟萍与郭伟军、刘卫平签订一份关于加薪及分红的文件，内容是郭伟军月薪由12000元增加至20000元，徐文星月薪由12000元增加至18000元，刘卫平月薪由12000元增加至至16000元，郭伟萍月薪由6000元增加至8000元，从2011年4月份工资开始生效。同时，四人还就每年分红事宜，约定以每年纯利（中山伟佳及东莞伟业）提取30%作为分成，四人按25%的比例平均分红。2013年5月30日，伟佳公司发出两份通知，内容分别为“兹因公司经营状况困难，从六月份起徐文星每月基本工资调整为壹仟伍佰元，同时由于工作需要将负责公司文员工作，特此证明。”，“兹因公司经营状况困难，从六月份起临散工郭伟萍暂不需要，特此证明。”2013年5月31日，徐文星向中山市公安局三乡分局鹤湾派出所报案，报称与郭伟军、刘卫平及郭伟球签订的伟佳公司股份转让书等资料原件在办公室被盗。2013年7月9日，徐文星、郭伟萍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二人在伟佳公司的股东身份。2014年3月7日，徐文星、郭伟萍向本院申请撤回起诉，本院予以准许。2014年5月6日，徐文星、郭伟萍再次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前述实体权利。郭伟军、伟佳公司、郭伟球则持上述意见抗辩。庭审时，徐文星、郭伟萍陈述，原被告之间系亲属关系，徐文星、郭伟萍夫妇与郭伟军、刘卫平夫妇曾一起在东莞开办伟业经营部。此后，四人利用合伙做生意所赚取的50万元利润注册成立了伟佳公司。因徐文星、郭伟萍夫妇系澳门居民，根据法律规定，不能直接成为内资企业的股东；如要成为记名股东，则必须成立外资企业，相应的审批、注册手续均有严格要求。基于原被告之间系亲属关系，彼此互相信任，于是就由郭伟军、郭伟球作为伟佳公司的记名股东，徐文星、郭伟萍夫妇则作为伟佳公司的隐名股东，实际上郭伟球并未实际出资，也未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伟佳公司的注资、验资、登记等注册流程仅仅是走了一个形式，全部流程均为郭伟军、刘卫平夫妇一手操办，故而工商登记的资料并不代表伟佳公司的真实股东成分。为确认徐文星、郭伟萍的实际股东身份，2000年8月，郭伟军、刘卫平夫妇及郭伟球先后与二人签订了股份转让书，分别转让名下所持有的39%、10%的股份，基于公司控股的需要，当时由郭伟军、刘卫平夫妇保留了51%的股份，但该股份转让书的原件已于2013年5月31日在伟佳公司的办公室被盗。徐文星、郭伟萍表示，作为伟佳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其二人一直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其中徐文星最初担任厂长，后升为副总经理，郭伟萍则协助刘卫平管理财务，故手上掌握有伟佳公司、伟业经营部、佳盈木器厂的全套财务电子账册和部分原始凭证。伟佳公司经营期间有分红，因伟佳公司成立后，伟业经营部主要作为伟佳公司的销售部门存在，存有大量的现金，因此，伟佳公司增资的款项、分红的资金均是来源于伟业经营部，而相关账目显示徐文星、郭伟萍夫妇与郭伟军、刘卫平夫妇的分红金额相等，另外伟佳公司还将应分配给四位股东的利润（通过伟业经营部的销售收入进行分配）用于共同投资设立佳盈木器厂，相关账目显示四位股东的投资金额亦相等，以上证据均可印证徐文星、郭伟萍的实际股东身份。此外，2011年5月21日，徐文星、郭伟萍与郭伟军、刘卫平还曾签订过一份关于加薪及分红的约定，四人约定各按25%的比例分红，这一约定亦是对原被告双方于2000年签署股份转让书后公司实际股权成分的印证。对于本案纠纷产生的原因，徐文星、郭伟萍反映，2013年因伟佳公司经营状况不佳，资金周转不灵，需要向银行贷款，银行要求伟佳公司提供担保，郭伟军就要求郭伟萍将其名下的房产给公司做抵押贷款用，郭伟萍不同意，双方遂产生矛盾，此后郭伟军让徐文星、郭伟萍退出公司，二人表示同意，但前提是郭伟军需要将股权、资产清算清楚，后来双方矛盾越来越大，直到二人向法院起诉，相关资产也未清算好。为证明其股东身份，徐文星、郭伟萍向本院提交了如下主要证据：一、股份转让书复印件2份及报警回执。其中2000年8月12日的股份转让书由郭伟军、刘卫平夫妇与郭伟萍、徐文星夫妇签订，内容为郭伟军、刘卫平将所拥有的伟佳公司的90%的股份，转让39%给郭伟萍、徐文星夫妇，伟佳公司今后在经营中发生债权债务及盈利或亏损按投资占股份比例承担；2000年8月13日的股份转让书由郭伟球与郭伟萍、徐文星夫妇签订，内容为郭伟球将本人拥有的伟佳公司的10%的股份转让给郭伟萍，今后伟佳公司所有债权债务与郭伟球无关。为证明上述股份转让书的原件已遗失，郭伟萍、徐文星向本院提交了2013年5月31日的报警回执一份。二、徐文星、郭伟萍与郭伟军、刘卫平于2011年5月21日签订的一份关于加薪及分红的文件，具体内容前文已述及，徐文星、郭伟萍据此认为该约定是对2000年签署股份转让书后公司实际股权成分的佐证。三、伟佳公司、伟业经营部及佳盈木器厂电子账册打印件各一批及电子账册存档光盘一张。（一）增资方面。徐文星、郭伟萍主张伟佳公司先后三次增加注册资本，郭伟球均未实际出资，伟佳公司增资的款项均是从伟业经营部提取，其中2008年伟佳公司的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增加至150万元，该50万元增资款亦是使用伟业经营部的资金支付，记名股东郭伟球并未实际出资。为此，徐文星、郭伟萍提交了2008年伟佳公司农业银行（2858）明细分类账及记60号凭证的打印件，其中银行分类明细账记载伟佳公司增加资本50万元，记60号凭证则显示该50万元增资款来源于伟业经营部。徐文星、郭伟萍并提交了伟业经营部2008年10月的60号凭证予以佐证。对于伟佳公司其他两次增资款项的来源，徐文星、郭伟萍表示当时采取的是手工记账的方式，故没有保留相关的凭证。（二）利润分配方面。徐文星、郭伟萍主张伟佳公司经营期间曾向其二人及郭伟军、刘卫平四位股东进行分红，双方分红比例相同。为此，徐文星、郭伟萍提交了伟业公司账册2005年及2006年未分配利润明细分类账及相关的记账凭证打印件。1.2005年科目31410015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分类明细账显示该年度累计提取未分配利润30万元，记335号记账凭证记载款项来源“10010001现金→东莞”；2.2006年31410015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分类明细账及对应的记账凭证记载：2006年2月7日付徐文星取款5万元，2月28日郭伟萍取款＄194230.77元（即人民币202000元），3月31日付“郭伟平”（应为郭伟萍）利润46153.85按1/1.04折为48000元，上述款项合计为30万元。徐文星、郭伟萍主张，上述第一项中的30万元是2005年度伟佳公司向股东郭伟军、刘卫平支付的分红款，而第二项中由郭伟萍、徐文星累计提取的30万元亦是2005年度伟佳公司向其二人所支付的分红款，因双方分红的金额相等，故此可以看出徐文星、郭伟萍与郭伟军、刘卫平在伟佳公司所占的股权比例相同。对于徐文星、郭伟萍与郭伟军、刘卫平分红的时间、形式不一致的原因，徐文星、郭伟萍解释为当时郭伟军、刘卫平在未告知其二人的情况下自行提取了30万元的利润，后来其二人也要求分配等额的利润，郭伟军、刘卫平遂以现金的形式向徐文星支付了5万元分红款，后与之协商在二人所收取的港澳客户的货款中进行抵扣，因此才出现了二人分次提取利润的情况。（三）未分配利润投资方面。徐文星、郭伟萍主张伟佳公司还将部分应分配的利润（即伟业经营部的销售收入）用于投资设立佳盈木器厂，2006年伟佳公司投资设立佳盈木器厂的52.5万元即是来源于应分配给四位实际股东的利润，佳盈木器厂成立后，2012年徐文星、郭伟萍夫妇与郭伟军、刘卫平夫妇各自追加投资的116500元亦是来源于伟佳公司应分配给四位实际股东的利润，也即伟业经营部的销售收入。为此，徐文星、郭伟萍提交了合作协议书，2007年度伟业经营部其他应付款账册明细，2006年、2012佳盈木器厂的实收资本账册明细以及相对应的记账凭证打印件。1.合作协议书。该协议书由伟佳公司（甲方）、郭伟民（乙方）、刘金德（丙方）三方于2006年6月1日签订，合同约定三方在伟佳公司内共同经营木器部，专门生产木器产品，木器部自负盈亏、独立核算，三方出资总额共计75万元，其中伟佳公司以现金出资52.5万元，郭伟民以现金出资112500元，刘金德以现金出资112500元，投资款于2006年11月15日交齐，利润每年分配两次，即分别于当年6月30日、12月30日进行分配，协议还约定了其他内容。2.佳盈木器厂的实收资本账册明细以及相对应的记账凭证。其中，2006年的实收资本账册明细及记账凭证记载，2006年，佳盈木器厂先后收取刘卫平投资款14万元、122500元，先后收取郭伟民投资款6万元、52500元，先后收取郭伟萍投资款14万元、122500元，先后收取刘金德投资款6万元、52500元。2012年的实收资本账册明细及记账凭证记载，2012年，佳盈木器厂分别收取刘卫平、郭伟萍、郭伟民投资款116500元、116500元、5万元（在账册的摘要一栏三笔款项均记载为“还伟佳款转入投资”），先后收取刘金德投资款28000元、22000元。3.伟业公司2007年的分类明细账及对应的记234号记账凭证。其中分类明细账记载2007年1月31日“萍，徐生收款262500元”，“平，军收款262500元”；记账凭证亦有对应的记载，并记载“转入投资额1198佳盈525000元”。4.伟佳公司2012年其他应付款明细账及对应的记账凭证。该证据显示2012年，伟佳公司投资木厂款项233000元，其中郭伟军出资116500元，郭伟萍出资116500元。徐文星、郭伟萍据此主张，从上述3组证据可以看出，伟佳公司将应分配给其二人及郭伟军、刘卫平夫妇的未分配利润（通过伟业经营部的销售收入进行分配）用于投资佳盈木器厂，且双方的投资金额相等（2006年双方均出资262500元，2012年双方均出资116500元），可见双方在伟佳公司的持股比例相同。郭伟军、郭伟球、刘卫平及伟佳公司均不认可两原告的股东身份，并主张郭伟军是伟佳公司的唯一股东。对于郭伟球登记成为伟佳公司记名股东的原因，郭伟军、郭伟球解释为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不允许成立一人公司，郭伟军就借用了郭伟球的名义办理了公司的注册登记手续。对于签订分红文件的原因，郭伟军解释为因其与徐文星、郭伟萍是亲属关系，基于鼓励二人为伟佳公司创造效益、开拓港澳市场的目的，才与二人约定了分红，所谓的分红是给二人的奖金。郭伟球则表示其从未参与过伟佳公司的经营管理，对于伟业经营部、佳盈木器厂的经营情况也不清楚；其也从未与徐文星、郭伟萍签订过股份转让书。郭伟军、刘卫平、伟佳公司均不认可徐文星、郭伟萍提交的电子账册及记账凭证打印件，并主张伟佳公司、伟业经营部、佳盈木器厂均为独立经营、独立核算的主体，徐文星、郭伟萍对上述三家经营主体并无出资，也未参与经营，而伟佳公司的所有原始注册资本及后来的增资款项全部由郭伟军一人支付。为此，郭伟军提交了伟佳公司的验资报告、企业法人验资证明、中国农业银行中山市分行现金缴款单、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及资金证明等证据，上述证据显示伟佳公司认缴注册资本及增资款等款项均是以郭伟军、郭伟球的名义支付，其中2000年2月16日，郭伟军、郭伟球分别通过中国农业银行中山市三乡支行的账户认缴注册资本45万元、5万元；2001年12月25日，郭伟军、郭伟球以现金存款的形式分别认缴增资款27万元、3万元；2006年5月26日，郭伟军通过中国农业银行中山市三乡支行的账户（账号为32×××58）认缴新增注册资本20万元；2008年10月15日，郭伟军通过中国农业银行中山市三乡支行的账户认缴新增注册资本50万元。为证明伟佳公司的股东出资情况，庭审过程中，郭伟军、郭伟球、伟佳公司申请证人黄某（系郭伟萍、郭伟军、郭伟球等人的母亲）出庭作证，证人黄某陈述：伟佳公司是由郭伟军出资设立，徐文星、郭伟萍并未投资过任何款项，因其当时和郭伟军、刘卫平夫妇一直共同居住，故而清楚伟佳公司的出资情况；其并未参与过伟佳公司的经营管理，但其长期以来都会去伟佳公司走动一下，因此对公司的情况有所了解；其不清楚伟业经营部、佳盈木器厂与伟佳公司之间的关系，也不清楚伟业经营部、佳盈木器厂由谁经营。因黄某表示并未参与过伟佳公司的经营管理，本院遂询问其是通过何种途径了解到伟佳公司的股东出资情况，黄某未能予以说明，而是反复强调总之其知道徐文星、郭伟萍并未出资。因郭伟军、伟佳公司、刘卫平不认可徐文星、郭伟萍提交的电子账册的真实性，徐文星、郭伟萍遂要求伟佳公司提供该公司记账的财务账册用以比对。本院遂指令伟佳公司提交其财务账册。后伟佳公司向本院提交了该公司2005年至2012年的账册共八箱。因账册数量较大，徐文星、郭伟萍仅比对了2011年及2012年度的伟佳公司账册。二人认为双方提交的两份账册在银行明细账及应付税金明细账等方面是完全一致的，为此，徐文星、郭伟萍选取了部分记账情况进行比对，经核查，两份账册部分记载内容相同。徐文星、郭伟萍并表示，因电子账册是公司内帐，而郭伟军、伟佳公司提交的账册是公司外帐，而外帐并未真实、全面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部分在电子账册中记载的财务数据在郭伟军、伟佳公司提交的账册中并未记载，但伟佳公司账册记载的数据却全部包含在其二人提交的电子账册之内。为证明其二人所属情况属实，徐文星、郭伟萍提交了如下证据：1.刘卫平名下的中国工商银行（卡号为95×××78）流水单及伟佳公司2012年度分类明细账打印件，该流水单显示上述银行账户于2012年1月5日、1月9日分别收到15万元、50880元两笔款项，伟佳公司账册资料记载2012年1月5日、1月9日分别收取中山台达货款15万元、50880元，徐文星、郭伟萍主张该两笔款项均为公司货款，而公司的部分货款是通过刘卫平的私人账号进行收取；2.2012年3月8日中国农业银行账号62×××15的网上银行网上交易记录、佳盈木器厂2012年3月31日的记76号记账凭证打印件，银行转账凭证上有“退威兰西”、“同意支付：郭伟军”、“代付”等手写字样，交易金额为127750元，手续费为35元，记账凭证上记载的内容为“09/3代伟佳付威兰西货款127785元”，徐文星、郭伟萍主张该笔款项是伟佳公司退威兰西公司的货款，该款项由佳盈木器厂代付，故记载在佳盈木器厂的财务账册中，在伟佳公司2012年3月31日第288号记账凭证中亦有对应的记载，为此徐文星、郭伟萍提交了伟佳公司的该记账凭证予以佐证；3.2012年3月15日中国农业银行账号62×××15的网上银行网上交易记录及佳盈木器厂2012年3月31日的记80号记账凭证打印件，银行交易记录显示交易金额为35000元，手续费为35元，款项是由刘卫平转账给郭伟民，单据上有“同意支付：郭伟军”字样的签名，记账凭证上记载的内容为“代伟佳付上海周转费”，徐文星、郭伟萍主张上述费用是伟佳公司支付到上海经销部（郭伟民负责）的费用，该费用亦由佳盈木器厂代付，故记载在佳盈木器厂的财务账册中，在伟佳公司2012年3月31日第283号记账凭证中亦有对应的记载，为此徐文星、郭伟萍提交了伟佳公司的该记账凭证予以佐证。根据以上提交的证据，徐文星、郭伟萍主张上述款项支出在其提交的电子账册中均有记载，而在郭伟军及伟佳公司提交的外部账册中却无相应的记载，由此可见其二人提交的电子账册是真实、全面的。对此，郭伟军、伟佳公司、刘卫平则认为，虽然上述单据的签名是真实的，但相关凭据均系佳盈木器厂的，与伟佳公司无关，而郭伟军、伟佳公司提交的系伟佳公司的账册，故账册中并无相应的记载，而佳盈木器厂已于2009年已经注销，故没有保留相关的财务账册。对于电子账册的来源，徐文星、郭伟萍反映，电子账册系刘卫平使用速达3000软件制作，郭伟萍是作为辅助记账人员，该记账软件需要电子狗，电子狗有两个，有设定密码和操作人员，刘卫平享有最高记账权限，而郭伟萍的记账权限是刘卫平设定的，郭伟萍记账完成后无法进行修改、编辑，只有刘卫平有权限对账册进行修改。郭伟军、刘卫平则表示账册是可以随意修改的，但该二人未向本院当庭演示如何对账册进行修改，庭后亦未提交相应的书面说明。为证明电子账册的真实性及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情况，徐文星、郭伟萍还向本院提交了现金日记账两本，日记账记载了2006年至2013年伟佳公司的现金支出情况，两本日记账上有郭伟军、刘卫平的签名，还加盖有伟佳公司的公章，账册记载的内容包括伟佳公司的各项现金支出以及伟业经营部的伙食费、租金、办公用品、加油费、地税换证手续费、水电费、装修费用等各项现金支出明细。徐文星、郭伟萍反映，现金日记账原由郭伟军负责记账，2006年以后则由徐文星负责记账。为证明现金日记账与电子账册相互吻合，本院要求徐文星、郭伟萍随机选取了2010年8月16日至2010年8月31日期间现金日记账的记载内容，均在电子账册中有对应的记载。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向中山市公安局三乡分局鹤湾派出所调取了徐文星的相关报案资料。其中，徐文星在询问笔录中反映：其和妻子郭伟萍、妻弟郭伟军、郭伟军妻子刘卫平合资经营伟佳公司，双方因经营问题产生矛盾，后郭伟军发短信告知其工资调整为每月1500元，并辞退其妻子郭伟萍。其将相关合资经营的文件存放在办公室抽屉中以备诉讼之用，但相关资料原件被盗，其怀疑是被郭伟军、刘卫平夫妇窃取，被盗的文件包括双方经营伟佳公司时所签订的股份转让书原件。关于四人合资经营的情况，徐文星称其和郭伟萍、郭伟军、刘卫平四人各占公司股份的25%，在伟佳公司的经营过程中，其和郭伟萍有投入资金，其中，2009年6月份，因伟佳公司经营不善，郭伟军没有资金投入，遂将其二人在澳门的房产抵押给银行，向银行贷款100万元港币用作伟佳公司的资金周转，因房产抵押其需要每月向银行支付供房款，所以由伟佳公司支付其每月8730元供房款。徐文星并反映，双方因公司的问题，产生了一些矛盾。郭伟军在询问笔录中则反映，徐文星与郭伟萍并非伟佳公司的股东，也无入资或借资给伟佳公司，二人仅为伟佳公司聘请的员工，其不清楚徐文星遗失文件的具体内容，也没有拿过遗失的文件。本院认为：本案属于涉澳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因伟佳公司的登记注册地、郭伟军、郭伟球及第三人刘卫平的住所地均在内地，原被告及第三人也同意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解决本案纠纷，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的规定，本案纠纷应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进行裁决。综合庭审查明的事实以及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徐文星、郭伟萍是否为伟佳公司登记在郭伟军及郭伟球名下49%的股权的实际出资人？现综合分析如下：关于徐文星、郭伟萍是否为登记在郭伟军及郭伟球名下49%的股权的实际出资人的问题。各方对此各持已见，徐文星、郭伟萍认为登记在郭伟军及郭伟球名下伟佳公司49%股权为其二人出资并实际持有；伟佳公司以及该公司的登记股东郭伟军、郭伟球均否认该49%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为徐文星、郭伟萍；而徐文星、郭伟萍声称的伟佳公司另一实际股东刘卫平亦否认二人的主张，认为该49%股权均为郭伟军本人出资。对此，本院认为，虽然徐文星、郭伟萍与郭伟军、郭伟球、刘卫平之间均没有对出资问题进行书面约定，伟佳公司又没有出具相关的出资证明书予以明确，现有直接记载了郭伟军及郭伟球两人的股东资格情况的只有公司章程和工商登记文件，但工商登记并非设权程序，而是证权程序，工商登记材料并没有创设股东资格的效果，而是证明股东资格的表面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法律规定股权进行工商注册登记的意义主要在于涉及交易第三人时对善意的保护，但依据上述规定，工商注册登记的证据效力是及于公司以外的第三人，但并非一定能够据此对抗公司及公司内部的其他股东。在不涉及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下，若登记原因存在瑕疵，真正权利人仍得对登记名义人主张其真正权利之存在。因本院已将其他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追加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故本案的处理并不涉及案外人的权利。郭伟军、伟佳公司提交的工商登记资料仅能作为其享有股权的形式要件，但在公司内部股东之间该登记资料不能作为认定股权的唯一依据，对于股东资格的判断不能仅以工商登记为准，应当优先依据争议出资的实际来源并结合股东权利的实际行使等实质特征来综合审查确定。第一，伟佳公司登记在郭伟军名下43.667%、郭伟球名下5.333%股权的出资来源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9年12月25日修正）》第二十五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所各自认缴的出资额”，根据该规定，出资是股东对公司的基本义务，是认股人取得股东资格的前提条件，如果股东没有履行出资义务，则不能取得公司股东资格，即便公司章程以及工商登记文件中有该“股东”的名字也不应确认其股东地位。就本案争议股权归属问题，郭伟军、伟佳公司虽然提交了伟佳公司的验资报告、验资证明、银行现金缴款单、进账单及资金证明等证据，以证明公司的出资款、增资款均是以郭伟军、郭伟球的名义支付，但郭伟球已经否认其对伟佳公司有出资行为，也即上述单据为仅具有对外宣示效力的表面证据，并不能证实伟佳公司股权的实际出资来源系来源于郭伟军个人。徐文星、郭伟萍虽未能证明伟佳公司2000年设立时其二人有实际出资，但其举证证明了伟佳公司2008年增资款50万元系来源于伟业经营部的事实，并对该情况进行了合理的说明，根据徐文星、郭伟萍二人的陈述，该经营部实际上系伟佳公司的销售部门，伟佳公司的出资款、增资款及股东分红均是来源于伟业经营部的销售收入，也即伟佳公司的上述50万元增资款其二人有实际出资。第二，徐文星、郭伟萍提交的电子账册的真实性问题。（一）该电子账册记载的内容与现金日记账流水相吻合，而现金日记账上有郭伟军、刘卫平的签名，还加盖有伟佳公司的公章，故而印证了电子账册的真实性；（二）徐文星、郭伟萍提供了伟佳公司、佳盈木器厂、伟业经营部的部分原始记账凭证，该部分原始记账凭证与电子账册亦相互吻合，进一步印证了电子帐册的真实性；（三）虽然郭伟军、伟佳公司、刘卫平不认可电子账册的真实性，但其提交的财务账册与该电子账册在银行明细账及应付税金明细账等方面完全一致，且电子账册中记载的部分费用在伟佳公司的账册中并无记载，但徐文星、郭伟萍却提供了该部分费用相对应的原始记账凭证；（四）该电子账册虽为电子数据，但根据郭伟萍的陈述，其记账权限是刘卫平设定的，郭伟萍记账完成后无法进行修改、编辑，只有刘卫平有权限对账册进行修改。虽然郭伟军、刘卫平表示账册可以随意修改，但其二人未向本院当庭演示如何对账册进行修改，庭后亦未提交相应的书面说明。综上以上分析，本院认定徐文星、郭伟萍提交的电子账册的真实性已从多个角度得到验证。第三，徐文星、郭伟萍是否有以股东身份取得伟佳公司的分红款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9年12月25日修正）》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故作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应积极行使资产收益等上述权利。首先，根据徐文星、郭伟萍与郭伟军、刘卫平于2011年5月21日签订的关于加薪及分红的文件中“以每年纯利（中山伟佳及东莞伟业）提取30%作为分成，四人按25%的比例平均分红”的约定，可以认定伟佳公司确认了徐文星、郭伟萍二人享有分红的权益，虽然郭伟军辩称签署该分红文件的目的仅仅是基于彼此之间的亲属关系，为鼓励两原告为伟佳公司创造效益、开拓港澳市场，才与二人约定了分红。但该辩解明显不具有合理性，即使双方系亲属关系，如两原告并非伟佳公司的实际股东，亦应采取合理的薪资及奖励机制，郭伟军、刘卫平将公司所获利润与两原告平均分配明显有悖常理。且根据郭伟军的陈述，伟佳公司、伟业经营部均为独立经营、独立核算的主体，两原告对该二者并无出资，也未参与经营，但上述分红文件却明确提及将“东莞伟业”的纯利也一并纳入分红的范围，因此，郭伟军的陈述明显失实。综上，郭伟军对于签署该分红文件的原因未能予以合理的解释，对其辩解本院不予采信。其次，根据两原告提交的电子帐册，两原告已举证证实2005年度原告夫妇及郭伟军、刘卫平夫妇取得等额的分红款30万元，2006年度伟佳公司投资设立佳盈木器厂的52.5万元、2012年追加投资的233000元中，原告夫妇与郭伟军、刘卫平夫妇的投资比例亦相同。上述证据可印证两原告与郭伟军、刘卫平夫妇在伟佳公司所占股权比例相同。虽然电子账册记载上述分红款、投资款均系来源于伟业经营部，但综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分析，徐文星、郭伟萍实际参与了伟佳公司、伟业经营部、佳盈木器厂的经营管理，电子账册及现金日记账则清晰地反映上述三者在财务支出方面存在互相代付费用的情形，账务上存在一定的混同，徐文星、郭伟萍所称的伟业经营部是伟佳公司的销售部门，伟佳公司通过伟业经营部的销售收入分配利润的陈述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此外，根据合作协议书的约定，虽然佳盈木器厂是由伟佳公司、郭伟民、刘金德三方投资设立的，但实际上伟佳公司所支付的投资款中徐文星、郭伟萍与郭伟军、刘卫平的投资金额相等（2006年双方均出资262500元，2012年双方均出资116500元），可见双方在伟佳公司的持股比例相同。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徐文星、郭伟萍确有以股东身份取得了伟佳公司的分红款。第四，证人黄某所作证言的真实性问题。证人黄某为郭伟军、郭伟萍、郭伟球等人的母亲，虽其出庭确认郭伟军系伟佳公司的实际股东，而郭伟萍、徐文星并非伟佳公司的实际股东，但其未向法庭说明其是通过何种途径、何种方式了解到上述情况，在法庭的一再询问之下，其只是反复表示总之其知道郭伟军才是伟佳公司的实际股东，因此其证言的可信度较低，本院不予采信。从以上四个方面分析，本院认为，就登记在郭伟军、郭伟球名下49%股权由谁实际享有的证据上，徐文星、郭伟萍提供的证据明显优势于郭伟军、伟佳公司提供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关于“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之规定，本院认定登记在郭伟军、郭伟球名下的伟佳公司49%股权的实际出资人是徐文星、郭伟萍。鉴于伟佳公司的其他股东并不认可徐文星、郭伟萍的股东身份，且徐文星、郭伟萍股东地位的确认将涉及到伟佳公司的公司性质变更，即由原有的内资企业变更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转让、股东变更等事项实行审批制，需要经过行政部门的审批和办理相关的登记手续，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四条的规定，本案不宜直接确认徐文星、郭伟萍的股东地位，而只能认定徐文星、郭伟萍为伟佳公司的隐名股东，依法享有相关股权权益，故本院对于徐文星、郭伟萍要求直接确认其二人为伟佳公司股东，及确认二人股权份额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徐文星、郭伟萍诉请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郭伟军、郭伟球、伟佳公司、刘卫平述称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9年12月25日修正）》第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四条、第二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一款，并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徐文星、郭伟萍是中山市伟佳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的隐名股东，并共同享有中山市伟佳塑胶制品有限公司49%的股权权益（其中43.667%的股权登记在被告郭伟军名下，5.333%的股权登记在被告郭伟球名下）；二、驳回原告徐文星、郭伟萍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150元（该款原告徐文星、郭伟萍已预付），由被告郭伟军、郭伟球、伟佳公司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徐文星、郭伟萍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郭伟军、郭伟球、中山市伟佳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冯穗波代理审判员  曹慧星人民陪审员  黄丹民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书 记 员  冯瀚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