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桂14民终63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陈世鸿，男，1981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个体户，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吴艳芳，女，1981年12月30日出生，壮族，个体户，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大权，崇左市江州区驮卢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陈世鸿因与被上诉人吴艳芳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人民法院(2018)桂1402民初8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世鸿上诉请求：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人民法院(2018)桂1402民初863号民事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吴艳芳与崇左市公安局江州区公安分局（以下简称“江州区公安分局”）签订的《铺面承包协议书》第三条明确约定，吴艳芳将涉诉铺面转租第三方需经江州区公安分局同意，并由江州区公安分局与转租方签订协议。陈世鸿在与吴艳芳签订的《转让协议》第2条、第5条约定中及之前吴艳芳与陈世鸿聊天中，吴艳芳均表示江州区公安分局已同意其转租，并承诺协助陈世鸿与江州区公安分局另行签订承包协议。但事实证明，吴艳芳的转租行为并未获得江州区公安分局的同意，江州区公安分局并未同意与陈世鸿签订转租协议，吴艳芳也未能协助陈世鸿与江州区公安分局签订转租协议，该事实吴艳芳在一审庭审中已自认。吴艳芳的上述行为明显属于欺诈。一审判决认定江州区公安分局与吴艳芳补签《铺面承包协议书》，并收取吴艳芳租金的行为视为默认吴艳芳的转租行为，属事实认定错误。即便江州区公安分局的上述行为默认了该局与吴艳芳的铺面租赁关系延续，但该局并未认同陈世鸿转租人的地位，否则，按照《铺面承包协议书》的约定，其后江州区公安分局应与陈世鸿签订新的租赁协议。且一审庭审中吴艳芳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抗辩主张。因此，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吴艳芳将无权转租的铺面转租给陈世鸿属于欺诈行为，陈世鸿有权撤销其与吴艳芳签订的《转让协议》。2、一审程序违法，不应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中，双方当事人证据较多，一审庭审中吴艳芳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抗辩主张，事实不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程序违法。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作出公正裁判。 吴艳芳辩称，一、吴艳芳与陈世鸿签订的《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吴艳芳不存在有欺诈行为，协议约定的内容也未损害国家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二、吴艳芳承租江州区公安分局原雷州派出所南面第3间铺面经营销售童装。2015午7月至2016年3月，因怀身孕、生育女儿等原因，吴艳芳经营的铺面几乎停业，基本是不开门做生意。在那段时间里，也有几个人与吴艳芳商谈铺面转租事宜，因这些人都不愿意带货接租，故铺面一直未转租出去。2017年7月19日，陈世鸿通过电话、手机短信与吴艳芳联系协商铺面转租事宜。第二天，陈世鸿与吴艳芳面谈，吴艳芳当即告知陈世鸿铺面还有童装价值约3万元货底，陈世鸿不愿意接货；陈世鸿问吴艳芳需要多少钱才同意将铺面转租给其，吴艳芳如实告知陈世鸿要转租铺面就得出15000元给吴艳芳交付去年和今年的房屋租金（即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的房屋租金），陈世鸿经考量后即亲自拟写转让协议并与吴艳芳签订。上述行为表明吴艳芳不存在欺诈陈世鸿的行为。三、吴艳芳未谎称其与江州区公安分局签订的《承包协议》已丢失。2017年7月29日吴艳芳已将从旧手机拍照保存的《铺面承包协议书》通过手机微信传发给陈世鸿，如实告知陈世鸿原其与江州区公安分局签订铺面租赁协议的情况。四、根据双方签订《转让协议》第二条的约定，陈世鸿须等到2018年7月31日才能与江州公安分局重新签订铺面转租合同。因江州区公安分局从2018年6月起须执行上级公安部门新政策规定，通知吴艳芳等原8租户不得再续租，才导致吴艳芳不能协助陈世鸿与江州公安分局重新签订转租合同。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世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撤销陈世鸿与吴艳芳之间签订的《转让协议》；2、吴艳芳返还陈世鸿转让费8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7月20日，陈世鸿与吴艳芳签订一份《转让协议》，约定由吴艳芳将承租江州区公安分局的一间铺面转让给陈世鸿经营一年，陈世鸿支付给吴艳芳转让费8000元，并由陈世鸿支付一年的租金7000元等。协议签订后，陈世鸿分四次共交给吴艳芳转让费8000元，并交给吴艳芳一年的租金7000元，共计15000元。吴艳芳依约于2017年7月20日将铺面交付给陈世鸿经营。陈世鸿实际已按《转让协议》约定的期限经营该铺面至2018年7月31日。 另查明，2017年12月17日（铺面承包协议书注明是2017年8月1日），吴艳芳与江州区公安分局补签一份《铺面承包协议书》。2017年12月17日（收据注明是2016年8月1日）江州区公安分局收到吴艳芳交给的2016年至2018年度雷州铺面租金14000元。2017年6月8日，江州区公安分局通知吴艳芳等原8租户承包期满不再续租。 一审法院确定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1、陈世鸿与吴艳芳签订的《转让协议》是否可以撤销。2、陈世鸿请求吴艳芳返还转让费8000元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审法院认为，一、陈世鸿与吴艳芳签订的《转让协议》是否可以撤销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陈世鸿与吴艳芳签订《转让协议》时，虽然没有经过发包方江州区公安分局的同意，但事后江州区公安分局继续按照吴艳芳与其补签的《铺面承包协议书》向吴艳芳收取租金，没有干涉陈世鸿经营，视为江州区公安分局对吴艳芳转租行为的默认。同时，陈世鸿与吴艳芳签订《转让协议》后，吴艳芳已经依约将铺面交付给陈世鸿，而且陈世鸿也实际按《转让协议》约定的期限经营该铺面至2018年7月31日，即双方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完毕，吴艳芳不存在欺诈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可撤销的条件。因此，陈世鸿主张撤销《转让协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二、陈世鸿请求吴艳芳返还转让费8000元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如上所述，陈世鸿与吴艳芳签订《转让协议》后，吴艳芳已经依约将铺面交付给陈世鸿，而且陈世鸿也实际按《转让协议》约定的期限经营该铺面至2018年7月31日，即双方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完毕。故陈世鸿请求吴艳芳返还转让费8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陈世鸿诉称，吴艳芳因没有协助其与江州区公安分局重新签订租赁协议，造成其无法办理营业执照，因而造成其经济损失，系另一个法律关系，陈世鸿可另行起诉。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规定，判决：驳回陈世鸿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元，由陈世鸿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陈世鸿围绕上诉请求补充提交的证据：其与吴艳芳手机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共13张，证明吴艳芳向其表示江州区公安分局同意双方的铺面转租行为，吴艳芳承诺协助陈世鸿与江州区公安分局重新签订铺面转租协议的事实。吴艳芳没有提供新证据。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吴艳芳对陈世鸿提供的手机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陈世鸿主张的待证事实。本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证意见：经审查，陈世鸿提供的手机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并未记载有吴艳芳向陈世鸿表示江州区公安分局同意其与陈世鸿转租铺面，以及承诺协助陈世鸿与江州区公安分局重新签订铺面转租协议的内容，不予采信。 二审中，陈世鸿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的争议：1、认定“陈世鸿实际已按《转让协议》约定的期限经营该铺面至2018年7月31日”错误，认为吴艳芳与陈世鸿签订的《转让协议》，双方并未约定具体的转租期限，仅约定有转租的事实；2、遗漏认定吴艳芳承诺协助陈世鸿与江州公安分局重新签订铺面转租协议的事实。吴艳芳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异议。 本院对当事人争议事实的分析与认定：1、根据（1）一审中陈世鸿提供的2017年7月20日其与吴艳芳签订《转让协议》，吴艳芳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经审查，双方在协议的第二条中仅约定收取转让费15000元中包含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的铺面租金,吴艳芳转让租期届满后，由陈世鸿与原房东按原合同条款重新签订租赁合同。不重新签订租赁合同不影响租期自动顺延。其他条款均未约定有转租铺面的期限；（2)一审庭审调查笔录中，陈世鸿陈述，其实际在转租的铺面经营的时间到2018年7月31日。（3）当事人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另行补充约定转租铺面的期限。虽然，陈世鸿与吴艳芳在合同中，未明确约定转让铺面的期限，但从双方约定支付转让费的期限，以及“吴艳芳转让租期届满后，由陈世鸿与原房东按原合同条款重新签订租赁合同。不重新签订租赁合同不影响租期自动顺延。”的内容来看，足以认定双方在协议中约定转租铺面的期限暂定是一年时间，即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结合庭审中陈世鸿的陈述，一审法院认定“陈世鸿实际已按《转让协议》约定的期限经营该铺面至2018年7月31日”正确。2、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均未能证明吴艳芳承诺协助陈世鸿与江州区公安分局重新签订铺面转租协议的事实。因此，陈世鸿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的争议及主张，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综上分析，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陈世鸿与吴艳芳于2017年7月20日签订的《转让协议》是否合法有效，吴艳芳是否存在有欺诈陈世鸿订立合同的行为，陈世鸿请求撤销合同，由吴艳芳返还其转让费8000元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2017年7月20日陈世鸿与吴艳芳签订的《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强制禁止性规定，以及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合法有效，双方应当遵守履行。吴艳芳与陈世鸿签订《转让协议》后，已按协议约定履行向陈世鸿交付铺面的义务，陈世鸿也履行支付转租费的义务，且在转租的铺面经营至2018年7月31日，即陈世鸿已按协议约定的转租期限实际经营届满。根据二审中陈世鸿补充提交的其与吴艳芳手机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记载的内容，足以证明陈世鸿与吴艳芳签订协议时，其知晓之前吴艳芳与原房东江州区公安分局签订有铺面租赁协议，约定租赁铺面的期限，铺面转租须经江州区公安分局同意，吴艳芳的转租行为尚未取得江州区公安分局同意。虽然，双方签订《转让协议》时，吴艳芳尚未取得江州区公安分局同意，但从事后江州区公安分局继续按吴艳芳与其补签的《铺面承包协议书》向吴艳芳收取租金，未提出异议，也没有干涉陈世鸿经营来看，应视为江州区公安分局对吴艳芳转租行为的默认。据此，应予认定双方已按合同约定的转租期限完全履行义务。 虽然，双方在协议第二条约定“吴艳芳转让租期届满后，由陈世鸿与原房东按原合同条款重新签订租赁合同。不重新签订租赁合同不影响租期自动顺延。”的内容，但上述约定成就的条件是江州区公安分局同意双方转租铺面，重新与陈世鸿签订铺面租赁合同，或者不用重新与陈世鸿签订合同，在陈世鸿与吴艳芳的转租期限届满后自动顺延租赁租期。如条件不成就，约定的内容目的也不能实现。陈世鸿与吴艳芳签订铺面转租协议，其负有审慎审查的义务。陈世鸿明知吴艳芳转租铺面行为应取得江州区公安分局同意而吴艳芳尚未取得同意，仍与吴艳芳签订协议时即约定转租期限届满后再继续转租，其应对江州区公安分局不同意双方再继续转租承担风险责任，即江州区公安分局不同意与其重新签订转租铺面协议，或者不继续租赁收回铺面，其不得继续转租以致遭受的经济损失独自承担民事责任。因此，陈世鸿主张吴艳芳存在合同欺诈行为，诉请撤销合同，返还转租费8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六条之规定，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正确，没有违反法定程序。 综上所述，陈世鸿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陈世鸿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农雄楼 审判员  梁丹杰 审判员  文 斌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书记员  张瑞锜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四十八条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五十七条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本章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二百五十六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的简单民事案件中的事实清楚，是指当事人对争议的事实陈述基本一致，并能提供相应的证据，无须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即可查明事实；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是指能明确区分谁是责任的承担者，谁是权利的享有者；争议不大是指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责任承担以及诉讼标的争执无原则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