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09民初17336号 原告（反诉被告）：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浙江）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42046219T，住所地杭州市秋涛北路248号。 法定代表人：张华文，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公丽华，女，系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良，男，系公司员工。 被告（反诉原告）：王伟芳，女，1976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涛（系王伟芳丈夫），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反诉被告）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浙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王伟芳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王伟芳在法定期间内提起反诉，本院予以受理。本案于2017年11月16日、2018年4月20日二次召开庭前会议进行证据交换，于2018年5月28日、同年6月6日公开开庭就本诉、反诉进行了合并审理。其间，双方当事人曾申请庭外协商，本院予以准许，故本案依法扣除审限二个月。双方当事人同意本案审理期限届满后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故本案依法延长审限三个月。因案情复杂，本案于2018年6月19日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8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华润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公丽华、韩良，王伟芳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涛到庭参加前述历次庭前会议和庭审，王伟芳到庭参加2017年11月16日庭前会议。其间，本案曾委托杭州市萧山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华润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自王伟芳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解除；2.王伟芳在租赁合同关系解除之日起二日内腾退房屋、恢复原状并将房屋交还给华润公司，否则视为王伟芳放弃租赁房产内的物品所有权；3.王伟芳支付华润公司电费40559.2元及滞纳金52653.3元；4.王伟芳支付华润公司违约金10000元；5.王伟芳支付华润公司自合同解除之日起至房屋腾退之日止的场地占有使用费；6.本案诉讼费用由王伟芳承担。诉讼过程中，华润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1.王伟芳支付华润公司自2017年10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的租金27704元[王伟芳应支付华润公司自2017年10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的租金为56904元（18968元/月×3个月），扣除前期尚余款项29200元，王伟芳尚须支付27704元]以及该款自逾期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日万分之五计算的滞纳金（其中，自2017年11月1日起至同年11月30日止的欠付租金8736元，自2017年11月6日起暂计至2018年9月13日止的滞纳金为1358.4元；自2017年12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的欠付租金18968元，自2017年12月6日起暂计至2018年9月13日止的滞纳金为2702.9元。上述二项滞纳金合计4061.3元）；2.王伟芳支付华润公司电费47004.4元[根据王伟芳提供的证据“电费截至时间为2015年5月31日的《缴费通知单》”（以下简称“2015年5月31日《缴费通知单》”），因其对2015年5月31日前的用电量无异议，故自2015年6月1日起王伟芳的用电量明细如下：⑴名称为“柯达”的电表自2015年6月1日起至2018年1月15日止用电量为11215度（尾数96407-起数85192=11215）；⑵名称为“柯达（摄影）”的电表自2015年6月1日起至2016年6月30日更换电表时止用电量为13943度（尾数61480-起数47537=13943），自2016年7月1日更换电表时起至2018年1月15日止用电量为24153度；⑶名称为“柯达（三楼）”的电表在2014年11月30日停表时读数为23379，华润公司向王伟芳发送的《缴费通知单》载明的“柯达（三楼）”电表2012年11月30日至2015年5月31日的用电量1084（尾数23379-起数22295）实际上遗漏了名称为“柯达（新3F）”的电表自2014年12月26日更换电表时起至2015年5月31日止的用电量28959度，故名称为“柯达（新3F）的电表”应自2014年12月26日更换电表时起计算用电量，该电表至2018年1月15日止用电量为64773度。上述四只电表合计产生的用电量为114084度，按照1.1元/度的单价计算电费合计金额为125492.4元，扣除王伟芳自2015年6月1日起已支付的电费78488元，王伟芳尚须支付47004.4元]及该款按照《租赁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付款日止的滞纳金（华润公司将王伟芳已支付的电费78488元优先用于冲抵应付电费，并以欠付电费为基数，主动将滞纳金的起算时间点由应付电费的次月5日调整为每半年计算一次，利率标准为日万分之五。其中自2016年7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的欠付电费11844元，自2017年1月6日起暂计至2018年9月13日止的滞纳金为3642元；自2017年1月1日起至同年6月30日止的欠付电费11027.5元，自2017年7月6日起暂计至2018年9月13日止的滞纳金为2393元；自2017年7月1日起至2018年1月15日止的欠付电费24132.9元，自2018年2月6日起暂计至同年9月13日止的滞纳金为2642.6元。上述三项滞纳金合计8677.6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王伟芳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5月8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由华润公司将位于杭州市萧山区华润万家金城店一楼68平方米和三楼300平方米的场地出租给王伟芳，用于摄影等经营用途，租赁期限自2013年5月8日起至2017年12月30日止，第一个租赁年度的租金为16262元/月，此后每满一年租金在此基础上递增8%；王伟芳于每月5日前支付当月租金和上月水电费，否则即应按照拖欠金额支付每日0.5%的滞纳金。《租赁合同》还对收银方式、双方责任、违约责任、其他事项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华润公司依约履行了合同项下的相关义务，但王伟芳却未依约支付租赁期间的租金及电费，经华润公司多次催讨未果。华润公司认为，首先，关于租金。2016年6月30日前产生的租金246002.35元，王伟芳已结清，对此双方无异议。其后产生的租金，华润公司提出的相关诉请，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王伟芳对其已付租金的金额负有举证义务，应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付款金额。如有漏报，华润公司保留后续另行追加主张的权利。其次，关于电费。其一，华润公司向王伟芳收取的电费单价1.1元/度，系根据供电局确定的单价0.8309元/度以及华润公司按照公共能耗折算的单价0.2691元/度相加后得出，合法有据。具体计算方法为：以2016年9月30日至2017年9月26日这一时间段为例，华润公司总表度数为1666520度，所有承租人的分表度数之和为1437957度，差额为228563度。该差额按照王伟芳所承租面积的占比0.08105（王伟芳承租面积保持不变，但华润公司实际出租的房屋使用面积处于变动中，承租人有所增减，故该占比0.08105系统计时段内12个月的平均值）计算得出的公摊用电量为18525度[（1666520-1437957）度×0.08105=18525度]，按照供电局的单价计算电费为15392.42元（0.8309元/度×18525度）。王伟芳在该时段内的实际用电量为29327度，按照供电局的单价计算电费为24367.80元（0.8309元/度×29327度）。上述二项合计，王伟芳应缴电费总额为39760.22元（15392.42元+24367.80元），实际应缴电费（包括公共能耗）单价为1.3558元/度（39760.22元÷29327度），其中公共能耗单价为0.5249元/度（1.3558元/度-0.8309元/度）。华润公司在此基础上主动将公共能耗的电费单价调低为0.2691元/度，合计收取电费1.1元/度。其二，王伟芳曾于庭前证据交换过程中明确表示，对华润公司提交的用电量汇总表中载明的2015年6月1日以后的度数无异议，但因未收到《缴费通知单》，故无法确认计费标准。可见，王伟芳已明确认可名称为“柯达（摄影）”的电表曾进行更换的事实，现又当庭推翻其陈述，违反诚实信用和禁止反言原则。其三，关于名称为“柯达（摄影）”的电表产生的电费应由谁承担的问题。王伟芳承租的面积为66平方米的一楼场地装有2只电表，各对应租赁面积33平方米。其中“柯达（摄影）”这只电表对应的是进门左侧的店铺，该电表在2014年10月1日前系由王伟芳单独使用。2014年10月1日，案外人即王伟芳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涛从华润公司处承租了场地之后，自行从“柯达（摄影）”这只电表接出一条电线使用，未独立开户。该事实已为王伟芳于庭审过程中自认的事实所确认，而华润公司在朱涛私自接线时并不知情。华润公司认为，该只电表在2014年10月1日以后实际由王伟芳、朱涛共同使用，其所产生的电费也一直混同，由王伟芳一人支付，朱涛在整个房屋租赁合同存续期间内未单独向华润公司支付过任何电费。故该只电表产生的用电量，实际上无法区分王伟芳、朱涛各自的使用比例。结合王伟芳自行提供的2015年5月31日《缴费通知单》所载明的情况来看，该只电表项下的电费一直由王伟芳支付。加之王伟芳与朱涛系夫妻关系，故华润公司认为该只电表产生的电费由王伟芳承担，并无不当。其四，华润公司已明确告知公摊部分电费的计算方法，王伟芳虽提出各种说辞予以反驳，但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关于因其未使用电梯，故无须分摊电费的相关主张，不符合当前的司法判例及实务做法。华润公司主张总表与分表之间的差额即为公摊部分，王伟芳辩称其承担了总表与分表之间遗失部分的电费，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电表存在偷电、漏电的情况，故对其相关主张，不应予以采信。其五，根据2015年5月31日《缴费通知单》载明的内容，华润公司当时向王伟芳收取的电费仅系针对名称为“柯达（三楼）”的电表在停表前产生的用电量。对于华润公司提交的自2012年11月30日起至2018年1月15日止用电量详单所载明的名称为“柯达（新3F）”的电表自2014年12月26日起至2015年5月31日止产生的用电量28959度，此前华润公司未向王伟芳收取，故在本案中一并主张。因2015年5月31日《缴费通知单》未确认“柯达（新3F）”这只新表的读数，而其后王伟芳一直在持续地支付相应的电费，故该28959度电量对应的电费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其六，关于王伟芳对其用电量具体数额的异议，华润公司系根据商业惯例及王伟芳的实际用电情况进行抄表并对其进行告知，王伟芳仅提出对电表起始读数有异议，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反驳，明显系对其电费交纳义务的推诿，缺乏合理理由，不应予以采信。关于王伟芳对公摊部分电费的异议，华润公司系根据王伟芳租赁场地面积占场地总面积的比例对公共能耗进行分摊，不存在乱收费等违规行为。关于电费单价标准问题，在原、被告双方说法不一的情况下，至今并无任何行政机关确认华润公司的电费收取行为违法，故华润公司认为其收费模式并不违法，王伟芳理应支付欠付的电费及滞纳金。再次，关于滞纳金。《租赁合同》约定的滞纳金标准为日千分之五，华润公司根据实际情况主动调整为日万分之五，该滞纳金系华润公司的实际损失之一，应当予以支持。综上所述，王伟芳的行为已严重损害了华润公司的合法权益，华润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华润公司变更后的诉讼请求。 王伟芳辩称，其自2003年开始租赁华润公司转租的房屋，并一直秉承互惠互利平等合作的理念，认真履行合同所有条款约定义务，双方租赁关系一直尚好。但自2012年华润公司新任招商部经理文清强就任后，其多次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导致双方租赁关系非常紧张，诉讼不断。王伟芳不堪其扰，多次向华润公司提出要求解除案涉《租赁合同》。后经法院主持调解，王伟芳同意继续履行《租赁合同》至2017年12月30日。但华润公司却基于向房屋所有权人提前交房的目的，以王伟芳欠缴电费为由，恶意诉讼至法院，要求王伟芳于2017年10月撤场，提前终止《租赁合同》。其行为不但违法，而且违背公序良俗。希望法院查明事实，主持公道，维护王伟芳的合法权益，依法驳回华润公司的全部本诉诉讼请求。首先，对华润公司关于王伟芳欠付租金56904元的主张不予认可。王伟芳仅欠付二个月租金，而非三个月。其一，华润公司在2017年10月16日向法院提交的《民事起诉状》中自述“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履行了合同项下的相关义务，但被告却未依约支付租赁期间的电费”，可见在2017年10月16日之前王伟芳已依约履行了合同项下的租金交纳义务，仅电费未完全支付。结合王伟芳提供的证据可知，王伟芳已于2017年9月26日交纳同年10月的租金，目前仅欠2017年11月至12月的租金未付。华润公司要求王伟芳提供自2016年7月21日双方达成（2016）浙0109民初2624号案件调解协议之后其支付租金的所有缴款凭证，王伟芳认为其无举证义务，不必提供。其二，王伟芳一直按照“先付后用”的原则，提前按月向华润公司支付租金，但华润公司在2015年1月29日向王伟芳开具最后一张租金发票之后，便一直未再开具相应的租金发票。王伟芳和法院多次要求华润公司出具相应的租金发票，但华润公司均未作回应。故王伟芳有理由相信租金发票在华润公司收款当月已经开具，且该租金发票能够反映王伟芳所交纳的租金信息，华润公司之所以拒绝提供租金发票，正是因为其变更后的第1项诉讼请求系虚假诉讼。其次，对华润公司关于王伟芳欠付电费的主张不予认可。其一，王伟芳租赁华润公司位于杭州市萧山区金城广场华润超市门面房用于经营，华润公司工作人员韩良一直驻点该超市，负责超市的管理。王伟芳自2013年5月8日租赁案涉场地时起，一直向韩良交纳电费，超市内除王伟芳以外的其他经营户也一直采取该种方式交纳电费，故王伟芳有理由相信韩良系代表华润公司收取电费。在双方长达数年的租赁关系中，华润公司亦未对此提出过任何异议。自2015年5月起，王伟芳共向韩良交纳电费100000元，其中在2016年8月26日前向韩良支付电费50000元，不存在欠付电费的情况。其二，王伟芳无法理解和认同华润公司关于欠付电费的计算方式。华润公司主张名称为“柯达（摄影）”的电表自2016年7月1日起应从0开始计算，但王伟芳并未更换过该只电表。王伟芳仅认可华润公司发送给其的2015年5月31日《缴费通知单》上载明的“柯达（摄影）”这只电表的读数为47537度。其后，华润公司未再向王伟芳发送过《缴费通知单》，故王伟芳无法确认华润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用电量。因该只电表其后不属于王伟芳使用，故王伟芳不清楚华润公司更换电表的时间和过程，对其主张的2016年7月1日曾更换电表的事实无法确认。对于名称为“柯达（新3F）”的电表，根据华润公司发送给王伟芳的《缴费通知单》载明的情况，该只电表截至2015年5月31日的读数为23379度，而至王伟芳撤场前该只电表读数为64774度。故不存在华润公司所谓的自2014年12月26日更换电表时起至2015年5月31日止漏计用电量28959度这一情况。对于名称为“柯达”的电表，最终读数为96408度，王伟芳予以认可。其三，2014年10月1日，华润公司将部分场地[即朱涛自行从原王伟芳使用的名称为“柯达（摄影）”的电表接线过来的场地]出租给朱涛。其后，华润公司经理又向韩良提出不同意租赁。韩良告知朱涛不同意租赁之后，名称为“柯达（摄影）”的电表便停止使用，前述场地也未再使用。后经法院主持调解，朱涛又于2015年11月重新使用该租赁场地，并单独使用该只电表，但电表的安装位置及抄表均由华润公司控制，王伟芳及朱涛并不知情。因该只电表实际由朱涛使用，与王伟芳无关，故对华润公司关于该只电表产生的电费应由王伟芳承担的主张，不予认可。王伟芳与朱涛承租的场地面积曾进行过调整，朱涛承租的场地须从王伟芳的场地进入，但该场地（即王伟芳与华润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项下一楼场地中的33平方米）并不包含朱涛的租赁面积。2015年11月13日，朱涛与华润公司达成（2015）杭萧民初字第3505号案件调解协议之后，王伟芳曾替朱涛分别支付了50000元和29200元案款。后华润公司与朱涛因该79200元案款支付主体问题产生争议。当时，华润公司曾向法院提出，虽然王伟芳与朱涛系夫妻关系，但其二人属于不同法律主体，故王伟芳替朱涛支付的款项不能视为朱涛支付的案款，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亦认可该观点。由此可推知，前述电表产生的电费亦应由实际使用者朱涛自行支付，不应由王伟芳承担。再次，对华润公司关于电费单价1.1元/度的计算方式及依据不予认可。其一，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第二条第3款第⑴项关于水电费的约定“如乙方安装有独立的水表、电表，则按抄表数和公共分摊部分之和收费”，现华润公司将其未收取的电费（总表和各分表之间的差额所产生的缺失电费）分摊给各承租人，显然系偷换概念。朱涛在向杭州市萧山区物价局（以下简称“物价局”）举报华润公司违法收取电费行为时，该局某局长明确告知朱涛，公共分摊部分仅包含公共楼梯的照明（王伟芳承租的三楼租赁区域的照明使用的是自己的电表，而包括路灯、公园等在内的公共部分的照明，在华润公司提供的电表原始抄表记录中并未显示相关用电量）、电梯的动力（电梯动力亦有明确规定，系指某个单元的共同部分，但王伟芳在整个租期内并未使用电梯）、弱电部分（即消控）、消防给水及排烟、二次增压的水泵部分（亦要求分表装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以下简称“《电力法》”）第四十三条“任何单位不得超越电价管理权限制定电价。供电企业不得擅自变更电价”，第四十四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电费中加收其他费用”，第六十六条“违反本法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未按照国家核准的电价和用电计量装置的记录向用户计收电费、超越权限制定电价或者在电费中加收其他费用的，由物价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返还违法收取的费用，可以并处违法收取费用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对有关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之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以下简称“《价格法》”）等有关规定，电价系执行政府定价，即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定价权限和范围制定的价格。政府定价具有强制性，属于行政定价性质，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变动，否则即属于价格违法行为。本案中，华润公司在发送给王伟芳的《缴费通知单》中明确载明电费单价为1.214元/度或1.1元/度，明显违反《价格法》和《电力法》的有关规定。其二，华润公司称其实际出租的房屋使用面积处于变动中，从其提供的电表原始抄表记录来看，其所出租的房屋总面积的确有增有减，王伟芳所使用的房屋面积亦有变动，但电费单价并未进行相应调整和变动。可见，华润公司所述公共能耗电费系按王伟芳实际承租面积分摊，乃虚假陈述。据王伟芳所知，其他租赁面积比王伟芳小的承租人实际交纳的电费单价比王伟芳高，该承租人实际交纳的电费计算方法亦与华润公司陈述的不一致。其三，华润公司称其为了规范管理，曾于2017年11月20日至同年12月20日对公共分摊部分电费进行公示，系虚假陈述。事实上，华润公司系因朱涛向物价局实名举报其违规收取电费，不得已才进行公示。朱涛从物价局得知华润公司已对公共分摊部分电费计算方式进行公示后，实际并未看到公示内容。经询问，韩良回复称不公示的原因是不便公示。其四，2015年5月31日以后，华润公司不再向王伟芳发送《缴费通知单》的原因，并非如华润公司所称，系因王伟芳不肯签收。事实上，王伟芳租赁场地在韩良巡检范围内且每日开门营业，哪怕不开门营业，华润公司也可通过张贴和邮寄方式将《缴费通知单》送达给王伟芳。最后，对华润公司主张的拖欠租金和电费期间的滞纳金不予认可。滞纳金系行政相对人违反行政管理法律法规而应承担的一种行政责任，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只有在公共权力运行和管理过程中方可使用，属于应由国家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的款项，任何个人和其他团体均无权私自收取滞纳金，故原、被告之间不应当有关于滞纳金的约定，华润公司关于滞纳金的诉请不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王伟芳已按约全额支付电费，不存在违约行为，华润公司无视《租赁合同》中关于争议解决先行协商的约定，违背诚实守信的契约精神，滥用诉讼技巧，恶意提起诉讼，给王伟芳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华润公司的全部本诉诉讼请求，并在判决中增加对华润公司的道德评判。 王伟芳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华润公司退还王伟芳违法多收电费54593元；2.华润公司退还王伟芳多计电费83769.5元；3.华润公司支付王伟芳占用上述第1、2项款项期间的利息26414.65元；4.华润公司返还王伟芳上述三项款项合计164777.15元，吞并华润公司要求王伟芳支付2017年11月至12月的租金计37936元的第1项诉讼请求；5.本案诉讼费由华润公司承担。诉讼过程中，王伟芳变更反诉请求为：1.华润公司退还王伟芳违法多收电费54047.72元[王伟芳自2003年起至2012年11月30日止共用电136552度，华润公司违法多计电费0.36元/度（1.214元/度-0.85元/度），合计49158.72元；王伟芳自2012年12月1日起至2015年5月31日止共用电19556度，华润公司违法多计电费0.25元/度（1.1元/度-0.85元/度），合计4889元。上述二项合计54047.72元]。2.华润公司退还王伟芳多计电费83769.5元[具体包括：⑴2015年9月18日王伟芳向华润公司多付的电费50000元。⑵自2012年12月1日起至2015年5月31日止王伟芳实际用电产生的电费为21512元，经华润公司要求，王伟芳实际支付电费30000元，故王伟芳多付电费8488元。⑶自2015年6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王伟芳共用电52610度（包括名称为“柯达”及“柯达（新3F）”的二只电表），华润公司违法多计电费0.25元/度（1.1元/度-0.85元/度），合计13152.5元。⑷自2015年6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王伟芳共支付华润公司电费70000元，扣除其间应付的电费44718.5元（0.85元/度×52610度）为25281.5元；该款扣除前述第⑶项王伟芳要求华润公司退还的违法多计电费13152.5元，王伟芳实际尚多付电费12129元。上述四项合计83769.5元]。3.华润公司支付王伟芳占用上述第1、2项款项期间的利息26604.1元[具体包括：⑴前述自2003年起至2012年11月30日止华润公司违法多计的电费49158.72元，自2012年12月1日起至2018年3月28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即年利率6.55%计算的利息17378.5元；⑵前述自2012年12月1日起至2015年5月31日止华润公司违法多计的电费4889元，自2015年6月1日起至2018年3月28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即年利率5.55%计算的利息777.09元；⑶前述王伟芳多付的电费8488元自2015年6月1日起至2018年3月28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即年利率5.55%计算的利息1349.13元；⑷前述王伟芳多付的电费50000元，自2015年9月19日起至2018年3月28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即年利率5.55%计算的利息7099.38元。上述四项合计26604.1元]。4.华润公司退还王伟芳多收租金79200元。5.华润公司支付王伟芳占用前述79200元款项期间的利息9941.56元[具体计算方式为：⑴自该款项支付的次日2015年12月26日起至2016年12月25日止按照个人贷款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即年利率6.55%计算的利息为5187.6元；⑵以本金79200元和前述利息5187.6元合计84387.6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26日起至2017年11月4日止按照年利率6.55%计算的利息为4753.96元。上述二项合计9941.56元]。6.华润公司退还王伟芳上述第4、5项款项合计89141.56元吞并华润公司第1项诉讼请求中要求王伟芳支付的2017年11月至12月租金计37936元后的剩余款项51205.56元。7.华润公司支付王伟芳占用前述51205.56元款项期间的利息2653.92元（王伟芳应于2017年11月4日前支付2017年11月的租金，故利息从应付租金的次日2017年11月5日起至2018年8月22日止按照年利率6.55%计算）。8.本案诉讼费由华润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王伟芳与华润公司自2003年开始建立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双方约定，电费由华润公司根据电表读数向王伟芳收取。2017年10月18日，华润公司向法院提起本案本诉，要求王伟芳支付欠缴的电费。王伟芳经咨询相关部门后才得知，华润公司一直以来收取的电费均违反《价格法》和《电力法》的有关规定。王伟芳的丈夫朱涛于2017年10月25日就华润公司电费价格违法问题进行了实名举报。物价局经调查认为，华润公司收取的电费单价不得超出国家规定标准，如有额外产生的费用，也应向王伟芳公开明细，协商收取，不得强行摊派。华润公司利用王伟芳不知晓电费收取标准这一情况，先以1.214元/度或1.1元/度的标准向王伟芳收取电费，再按照0.85元/度的标准向电力公司交纳电费，通过多收少交的方式，共向王伟芳违法多收电费54047.72元，并将该款占为己有。华润公司的上述行为已严重侵害王伟芳的合法权益，应将违法多收、多计的电费予以退还，并赔偿占用款项期间的利息损失。另外，王伟芳与朱涛系夫妻关系，在2015年11月13日朱涛与华润公司达成（2015）杭萧民初字第3505号《民事调解书》后，因朱涛工作原因，王伟芳曾代朱涛于同年12月25日向华润公司支付了该《民事调解书》项下的案款50000元。其后，华润公司与王伟芳、朱涛针对该款项的支付主体问题产生争议。按理说，王伟芳与华润公司亦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只要华润公司收取租金的权益未受到侵害，完全可以通过财务结算方式，在王伟芳应付的租金中增加相应款项来取得平衡。但华润公司在未与王伟芳和朱涛进行任何协商的情况下，突然向萧山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前述《民事调解书》项下的调解款50000元。在萧山法院于2015年12月29日从朱涛的银行账户强制扣划了50000元后，华润公司向王伟芳开具了前述50000元款项相应的租金发票。嗣后，朱涛向萧山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萧山法院作出驳回执行异议的裁定后，朱涛不服并上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其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驳回了朱涛的异议申请，但同时认定王伟芳、朱涛系不同的《租赁合同》项下的主体，不可混淆。根据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14日作出的（2016）浙01执复55号《执行裁定书》确定的内容，华润公司应将王伟芳于2015年12月15日支付给华润公司的29200元和同年12月25日支付给华润公司的50000元合计79200元返还给王伟芳，并赔偿占用款项期间的利息损失。其后，朱涛多次向华润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章正航及工作人员韩良要求落实前述《执行裁定书》确定的内容。但迄今为止，华润公司不但无视并拒绝履行前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反而恶意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王伟芳支付租金及滞纳金，企图达到多收租金的非法目的。王伟芳认为，首先，王伟芳要求华润公司退还违法多收电费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华润公司一直以《缴费通知单》的形式通知王伟芳交纳电费，其中载明电费单价为1.214元/度或1.1元/度。该电费单价远远超出政府定价，华润公司自称该电费单价1.1元/度或1.214元/度系包括公共能耗电费在内，但王伟芳一直不知道华润公司收取的电费中加入了所谓的公共能耗电费。后因王伟芳于2017年10月10日向华润公司提出对账要求，要求核对电量记录清单，华润公司遂于同年10月16日恶意诉讼至法院。其后，王伟芳询问相关部门及物价局才得知，华润公司自双方租赁关系开始以来一直违反《电力法》及《价格法》规定，向王伟芳违法多收电费，并将款项据为己有。因为物价局已经明确，若前述电费单价未包含公摊部分的损耗，华润公司按照1.1元/度或1.214元/度的标准收取电费的行为即属于价格违法行为。另外，物价局还明确电费收取标准应当由出租人向承租人进行公示，但华润公司一直未予公示。华润公司声称其已于2017年11月进行公示，但朱涛在接到物价局的反馈之后前往查看，并未发现华润公司公示的内容，故华润公司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如前所述，王伟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向华润公司多交了电费，基于华润公司的前述欺诈行为，王伟芳主张退还多收电费的诉请，应适用“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的最长诉讼时效。王伟芳要求华润公司退还2003年至2017年期间违法多收的电费，未超过20年，应受法律保护。其次，关于2015年12月王伟芳以自己名义为朱涛代付的调解案款79200元，华润公司辩称系计算在王伟芳名下的租金，但在2015年华润公司申请强制执行、朱涛提出执行异议申请时，华润公司不是这么主张的。当时，其称其中29200元系王伟芳代朱涛支付的案款，另外50000元系王伟芳名下的租金。可见，华润公司在本案中的辩称与在另案执行过程中的主张是自相矛盾的。在前案执行过程中，王伟芳曾告知华润公司该79200元款项系其代朱涛支付的调解案款，但经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01执复55号《执行裁定书》后，现王伟芳也认可该款项应计入王伟芳名下的租金。华润公司认为2015年12月25日的50000元已经在王伟芳2015年度已付租金中进行结算，王伟芳不予认可。在2016年7月21日双方达成调解的（2016）浙0109民初2624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246002.35元款项中，明确未包含前述50000元，原因是萧山法院认为该笔款项在执行案件中存在争议且尚无定论，不宜计入调解款项。现王伟芳已经全额支付前述案款246002.35元，故即使2015年12月25日的50000元应计入王伟芳名下的租金，也不应计入2015年度的租金，而应在2016年7月21日（2016）浙0109民初2624号案件调解以后新产生的租金中进行抵扣。关于华润公司所称的该案调解前确认的王伟芳2015年度已付的租金100000元，除了2015年5月15日支付的50000元外，还有2015年1月22日支付的50000元，调解款项的总额是正确的。再次，关于2015年9月18日支付的合计50000元款项，华润公司辩称系朱涛名下的租金，但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其共做了三次虚假陈述。王伟芳提交的2015年9月18日的二份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市心中路分理处《客户回单》系作为王伟芳的电费交款凭证，该事实已经为韩良与朱涛的微信聊天记录所确认。但华润公司在2018年4月20日的庭前会议中向法庭陈述，其认可收到了王伟芳支付的50000元款项的事实，但该款项已经冲抵之前的电费，法庭调查中要求其说明冲抵的是哪段时间的电费，其无法说明；在2018年5月28日的庭审过程中，华润公司否认了前述庭审陈述，称2015年9月18日的50000元款项已作为（2016）浙0109民初2624号案件调解中确认的王伟芳已支付的2015年度100000元租金的一部分进行抵扣；在2018年8月22日的庭审过程中，华润公司又改口称该款项系朱涛名下的租金。希望法院查阅庭审记录，对华润公司恶意扰乱审理程序的行为作出相应制裁，并将该款项作为王伟芳名下的电费进行计算。综上所述，王伟芳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向法院提起反诉，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王伟芳变更后的反诉诉讼请求。 华润公司辩称，首先，本案《租赁合同》项下的电费合同系定期给付、分期履行的双务合同，每期电费均系独立之债。根据当前诉讼时效的有关规定，王伟芳要求退还的公摊部分多收电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同时，华润公司已提供相关的计算依据和计算方式，证明公摊部分的电费收取方式符合交易习惯。且2016年11月以前的电费，无论是否存在多收的情况，亦已超过诉讼时效，故王伟芳无权要求退还。其次，本案不存在须退还多收、多计电费的事实。其一，关于公摊部分的电费，计算依据已在前述本诉部分详细阐述，华润公司不存在违法多收的情况。其二，关于四只电表产生的用电量，与本诉意见一致，不再赘述。其三，关于王伟芳已付电费，根据王伟芳实际交纳电费的情况，其于2015年5月27日交纳的30000元扣除应交电费21512元，尚余8488元.故华润公司认可王伟芳关于2015年5月27日支付的电费30000元中尚有余款8488元的主张，并对相应的本诉诉讼请求进行变更。2015年5月27日之后，王伟芳另支付电费70000元，至本案诉讼时止，尚拖欠华润公司电费50000元。其四，根据王伟芳提交的证据，其2015年9月18日分两笔支付的合计50000元款项，系通过现金交款方式向华润公司招商部工作人员韩良支付。朱涛在付款之后曾通过微信告知韩良，其交纳了两笔款项。后韩良将该50000元款项汇入华润公司账户。虽然该50000元款项未载明系租金还是电费，但华润公司财务人员在做账时系将该款项计入朱涛的租金。因为如前所述，2015年5月27日王伟芳曾向韩良支付电费30000元，尚有余额8488元，而同年8月2日王伟芳又向韩良预付电费20000元。根据王伟芳的用电情况，在2015年9月18日的时间节点，电费尚有盈余，故王伟芳在2015年9月18日又向韩良支付合计50000元电费是完全不合情理的。事实上，该款项已被华润公司财务人员作为朱涛名下的租金入账，故不应作为王伟芳多付的电费予以退还。再次，关于王伟芳主张返还的79200元款项及相应利息。华润公司认为，2015年度王伟芳向华润公司交纳且计入当年度支付租金的款项有三笔，分别为2015年5月15日支付的50000元、同年12月15日支付的29200元、同年12月25日支付的50000元，合计129200元。因王伟芳与朱涛系夫妻关系，且其二人分别与华润公司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故华润公司招商部工作人员与财务人员在对其二人支付的款项进行计算和做账时存在混同的情况。此前，华润公司招商部工作人员根据朱涛与华润公司达成的（2015）杭萧民初字第3505号《民事调解书》第三项内容“朱涛于2015年12月15日前支付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浙江）有限公司2015年11、12月的房屋租赁费用29200元”，一直将2015年12月15日王伟芳支付的29200元计入朱涛名下的租金，但财务人员在实际入账过程中根据付款人的名称做账，将该款项计入王伟芳名下。因招商部工作人员和财务人员的不同计算方式，导致华润公司在本案简易程序审理阶段及另案中都将该款项计入了朱涛名下。与该笔款项的性质一致的还有2015年12月25日王伟芳支付的50000元，此前华润公司招商部工作人员也一直将其计算在朱涛名下。但经过查账发现，财务人员在实际入账过程中已经根据付款人的名称，将该款项计入王伟芳名下的租金。经财务人员核算，在2016年9月9日和同年10月24日王伟芳分别向华润公司支付100000元和146002元合计246002元租金[即（2016）浙0109民初2624号《民事调解书》项下的租金]后，截至2016年6月30日王伟芳应付的租金已全部支付完毕，并超付了29200元，故2015年12月15日支付的29200元可用于冲抵王伟芳应付的后续租金。如华润公司本诉部分所主张，王伟芳欠付的2017年10月至12月租金为56904元，扣除前述29200元余款，尚欠租金27704元，故华润公司无须返还王伟芳792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在2016年7月21日（2016）浙0109民初2624号案件调解过程中，华润公司计算出的王伟芳应付租金246002.35元系截至2016年6月30日王伟芳欠付的租金本金全款，故有零头，其中经华润公司确认的2015年度已付租金为100000元。现王伟芳仅认可其2015年5月15日支付的50000元为租金，认为同年9月18日的50000元系电费，且同年12月25日的50000元也不应计入前述案件调解过程中确认的2015年度的已付租金。如按王伟芳所述，则当时调解的款项总额便少了50000元，因为王伟芳所称的应计入2015年度租金的2015年1月22日支付的50000元，事实上已计入其2014年9月26日至同年12月20日的租金，故王伟芳的相关主张不应予以采信。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王伟芳不合理的反诉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即华润公司提交的《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个体户登记基本情况》、（2016）浙0109民初2624号《民事调解书》各一份，王伟芳提交的2015年5月31日《缴费通知单》一份、中国农业银行《回单》二份及《自助设备客户通知书》一份、名称为“柯达（新3F）”和“柯达”的电表照片二张、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市心中路分理处《客户回单》二份、2011年至2012年《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浙江）有限公司机打发票》二十一份及相应的《缴费通知单》三份、中国建设银行《现金交款单》四份、（2015）杭萧民初字第3505号《民事调解书》一份、（2016）浙01执复55号《执行裁定书》一份，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华润公司提交的证据。1.《电表度数汇总》一份，欲证明王伟芳拖欠电费的事实。2.2016年6月30日至2017年8月26日用电量详单一份，欲证明王伟芳的实际用电情况。3.名称为“柯达（三楼）”的旧电表照片一张及朱涛签字的确认书一份，欲证明2014年11月24日名称为“柯达（三楼）”的电表因故障更换新表，旧表截止读数为23379度，名称为“柯达（新3F）”的新表从0开始计算用电量的事实。4.2015年2月27日至2017年11月26日电表原始抄表记录一份，结合证据3欲证明双方存在争议的自2015年5月31日之后王伟芳的实际用电情况。5.2012年11月30日至2018年1月15日用电量详单一份及名称为“柯达（三楼）”的电表停表确认单一份，欲证明2014年11月24日名称为“柯达（三楼）”的电表停表更换并经朱涛签字确认的事实；同时结合2015年5月31日《缴费通知单》欲证明名称为“柯达（新3F）”的电表在2015年5月31日已产生用电量28959度，相应的电费未包含在该《缴费通知单》通知交纳的电费范围内的事实。需要说明的是，在案涉《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华润公司从未向王伟芳或者朱涛收取过任何水费。6.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王伟芳租金交纳及拖欠情况清单一份，结合（2016）浙0109民初2624号《民事调解书》，欲证明王伟芳在2016年6月30日前支付及拖欠的租金情况。需要说明的是，本案中王伟芳已经确认2016年6月30日前产生的租金已付清，其中2015年度共支付租金100000元，分别为2015年5月和同年9月各支付的50000元，现王伟芳提出2015年9月18日支付的租金系电费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7.2016年7月26日至2017年9月26日王伟芳租金支付情况详单一份。8.2014年10月8日至2015年2月27日电表原始抄表记录一份。经质证，王伟芳认为，1.对证据1，首先，因自2015年6月1日之后王伟芳未再收到过韩良下发的电费《缴费通知单》，故对证据1中载明的用电量无法确认。对2015年5月31日之前华润公司下发的电费《缴费通知单》载明的用电量无异议；对其中的电费单价，因当时不清楚电费单价的计算方式及依据，故未提出异议，现王伟芳发现华润公司收取的电费单价存在问题。2017年10月10日下午，华润公司工作人员宋红霞突然向王伟芳提出提前终止合同并限期于同年11月底前腾退租赁场地的要求。王伟芳认为合同到期日为2017年12月30日，故未答应华润公司的无理要求，宋红霞遂提出王伟芳拖欠电费。为此，朱涛提出要求查看电表读数记录，确认用电量及是否存在欠费情况。但华润公司直至2017年10月24日都无法提供电表抄表记录，朱涛遂于同年10月25日下午4时对华润公司电费价格违法问题进行实名举报。同年11月7日，物价局根据其与华润公司工作人员韩良的谈话情况向朱涛回复称，对非直抄用户转供电过程中同一总表公共部分用电产生的费用应如实计算，其收费依据应向所有用户公示，在全体用户无异议后方可收取；电费收取过程中，公共部分用电与政府定价电价应作区分，不得以提高政府定价电价方式向用户收取电费，未经用户同意，不得强制摊派收取相关费用，物价局对于华润公司电费价格违法问题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本案中，华润公司主张电费结算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但《价格法》明确规定电价系执行政府定价，政府定价执行的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未经主管部门和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变动。根据杭州市物价局2012年11月23日发布的《出租房电费结算办法的具体规定》第3条、第4条的规定，电费应当根据抄表度数确定，电费结算凭证应经承租人和出租人确认后由双方签字或盖章，出租人应妥善保存收费凭证，保存期限应不少于两年。华润公司的另一位承租人“风云棋牌”承租的面积比王伟芳小，但加上公摊部分的电费后，其电费单价反而比王伟芳高，故王伟芳认为华润公司并非按照其自述的标准计算公摊电费。据王伟芳所知，华润公司出租区域并无多少公共面积，基本上不是闲置就是已经出租，其中一至三楼的楼梯、通道原本未通电，系王伟芳自行接入电线，故该公共区域产生的电费实际亦一直由王伟芳承担。其次，对《民事起诉状》所附的《滞纳金的计算方式》中载明的电表抄表起算和终止时间有异议。根据2016年萧山区历史天气记录，2016年7月至9月为用电高峰，而该《滞纳金的计算方式》中载明的2016年8月31日至同年9月29日的电费1211.1元，与2016年6月30日至同年7月30日的电费6251.3元及2016年7月31日至同年8月30日的电费3825.8元相差很大；2016年9月30日至同年10月30日，气温相比9月份有明显下降，但该《滞纳金的计算方式》中载明的2016年10月用电量却比2016年9月多出3700度，显然不符合逻辑和常理，故王伟芳有理由相信华润公司提供的电表抄表数据有误或不准确。2.对证据2，其中名称为“柯达”的电表用电量记录无异议；对名称为“柯达（摄影）”的电表2016年6月30日数字为0的用电量记录无法确认；对名称为“柯达（新3F）”的电表2016年6月30日的起数45393度无法确认，仅对该表截至2015年5月31日的用电量23379度予以确认；对华润公司向王伟芳下发的2015年5月31日《缴费通知单》载明的名称为“柯达（三楼）”的电表与名称为“柯达（新3F）”的电表是否为同一只表无法确认。3.对证据3，已超出举证期限，拒绝质证。该电表除了显示数字，没有任何接线，既无输入端也无输出端，不能证明系王伟芳租赁区域使用的电表。4.对证据4，通过2015年5月31日《缴费通知单》，原、被告双方已就自2012年11月30日起至2015年5月31日止名称为“柯达（三楼）”的电表用电量进行确认，而证据4与该《缴费通知单》不符，故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因电表抄表系华润公司控制下的单方行为，且自2015年5月31日以后华润公司从未向王伟芳出示过抄表数据，故对其合法性亦不予认可；该证据与华润公司诉请支付的名称为“柯达（新3F）”的电表自2016年6月30日起至2017年12月30日止的电费亦缺乏关联性。对于前述2015年5月31日《缴费通知单》载明的名称为“柯达”的电表用电量予以认可，电费单价不予认可；名称为“柯达（摄影）”的电表自2014年10月1日以后实际由朱涛租赁场地使用，与本案无关联性，故对其合法性和真实性亦不予认可。5.对证据5，其中电表停表确认单上“朱涛”签名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其中载明“三楼朱涛”，但朱涛并未向华润公司租赁三楼场地；其中载明“电表：23579”，而法院现场勘验的结果为23376，故该证据不能证明该电表的真实读数，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另外，该确认单还载明“换新表、0开始”，又载明“水表0”，说明“换新表、0开始”系针对水表的描述。退一步讲，即便“朱涛”的签名是真实的，朱涛所确认的内容也仅针对划线以下的内容“另需提供：三楼平面图一张、消防图纸、水饰图”，而非划线以上的内容；“朱涛”的签名下面并未签署日期，无法证明该确认单系于2014年11月24日签署。再退一步讲，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约定，电费系一月一付，现华润公司向王伟芳主张自2014年11月24日起至2015年5月31日止名称为“柯达（新3F）”这只电表产生的电费，已超过诉讼时效，不应予以支持。6.对证据6，无法实现华润公司的证明目的。2016年7月21日的《民事调解书》已经明确双方的结算情况，王伟芳有理由相信该证据系由华润公司伪造，王伟芳将进一步举证证明2014年至2015年的租金已在前述《民事调解书》中结清。7.对证据7，与华润公司《民事起诉状》中载明的事实不一致，且未加盖华润公司印章，故不予认可；其中载明的款项及付款时间，除了2016年7月26日这笔无法确认外，其余款项王伟芳确认支付过。8.对证据8，2015年5月华润公司曾下发2015年5月31日《缴费通知单》以明确用电量，王伟芳确认之后已按其上载明的电费概数向华润公司支付了相应期间的电费，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经审查，本院认为，1.证据1、证据2及证据5中的用电量详单均系华润公司单方制作，应与电表原始抄表记录相互印证，并以原始抄表记录为准。因该三份证据载明的部分电表读数与原始抄表记录不完全一致，故本院不予认定。2.证据3，其中名称为“柯达（摄影）”的旧电表照片与本院于2018年1月10日进行现场勘验所见的情况一致，故对该照片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电表停表时读数为23376度而非23379度。3.证据4、证据8，虽系华润公司单方制作的抄表数据，在2015年5月31日之后未通过《缴费通知单》的形式告知王伟芳并经其签名确认，但其上所载明的数据与华润公司提交的证据5及王伟芳提交的截至时间为2012年11月30日和2015年5月31日的二份《缴费通知单》所载明的数据能够相互印证，与本院现场勘验所见的电表终止读数亦一致，故本院确认其真实性。4.证据5中的电表停表确认单系原件，虽然朱涛未确认其签名的真实性，但其亦未就其签名笔迹的真实性申请进行司法鉴定，且其中载明的内容“电表：23379”“换新表、0开始”能够与华润公司提交的电表原始抄表数据及本院现场勘验所见情况相互印证；其中载明的内容“电表：23379”“换新表、0开始”系书写在同一行，且“水表：0”表明水表读数本身为0，不存在从0开始的必要，故王伟芳关于“换新表、0开始”指向的是水表而非电表的质证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朱涛在该确认单最下方签名确认，表明其认可该确认单上所载明的包括“2014.11.24”在内的全部内容，故对该证据，本院予以认定，对王伟芳的相关质证意见，本院不予采纳。5.证据6，虽系华润公司单方制作，但其中载明的租金计算标准以及2014年、2015年、2016年租金拖欠金额，能够与王伟芳提交的2016年7月21日（2016）浙0109民初2624号案件《调解笔录》中载明的王伟芳自述的“2014年还有5257.9元租金未付，2015年还应付租金126936.45元，2016年1月至6月的租金应付113808元，合计246002.35元”相互印证，且该证据与王伟芳向本院提交的2014年度租金发票四份、中国建设银行《现金交款单》六份、浙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市心中路分理处《客户回单》二份亦能相互印证，故对该证据，本院予以认定。6.证据7，虽系华润公司单方制作，但王伟芳对其已付的租金负有举证责任，而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向华润公司交纳2016年7月以后的租金，现华润公司提供证据证明王伟芳交纳租金的情况，系对己方不利事实的自认，故本院予以认定。二、王伟芳提交的证据。1.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市心中路分理处《客户回单》二份，欲证明王伟芳分别于2015年5月27日和同年8月2日向华润公司支付电费30000元和20000元的事实；原本电费都是一月一结，后来变更为根据华润公司工作人员韩良电话通知的大概金额交纳，通过银行汇款或现金交款方式单独汇入韩良个人账户，因韩良系华润公司多年员工，故王伟芳接受了该电费支付方式的变更，且该交易习惯一直延续至今。2.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萧山区历史天气记录一组，欲证明华润公司提交的《民事起诉状》所附的《滞纳金的计算方式》中载明的电表抄表数据与客观现实不符。3.杭州萧山金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于2013年5月14日出具的证明一份，欲证明2013年1月10日至同年5月14日，王伟芳租赁场地一直未供电的事实，实际供电时间为同年6月19日，即原、被告双方签订案涉《租赁合同》的当天下午。故华润公司提供的用电量详单中涉及2013年1月10日至同年5月14日的抄表数据如有数字变化，王伟芳均不予认可。4.电费截至时间为2015年4月30日的《缴费通知单》（以下简称“2015年4月30日《缴费通知单》”）一份及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卡卡转账凭证一份，欲证明华润公司主张租赁区域内的电费交纳方式应以合同约定为准，但实际上同一栋楼的其他承租人也是采取将款项汇入韩良个人账户的方式交纳电费，且其电费单价与王伟芳租赁场地的电费单价不同的事实。5.中国建设银行《现金交款单》三份，欲证明2017年8月至10月的租金已支付完毕的事实。6.朱涛与韩良微信语音聊天记录及相应的文字整理资料一份，欲证明韩良于2016年9月9日确认2015年9月18日王伟芳向其交纳的20000元和30000元两笔款项系电费的事实。7.《2014-2015租金交付明细表》一份、（2016）浙0109民初2624号案件证据材料（《浙江省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四份、中国建设银行《现金交款单》二份、《情况说明》一份、《收据》一份）及《民事案件（简易程序）开庭笔录》《调解笔录》各一份，欲证明2016年7月21日调解款项246002.35元的构成是非常明确的，《民事案件（简易程序）开庭笔录》足以反证华润公司伪造证据，其单方制作并出示的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王伟芳租金交纳及拖欠情况清单（华润公司提交的证据6）对部分数据进行了篡改。关于2015年9月18日的30000元和20000元款项，华润公司在2018年4月20日的庭前会议和同年5月28日的庭审过程中陈述完全不同，必有一次为虚假陈述，请求法院对华润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给予相应制裁。2016年7月21日调解时，因王伟芳曾于2015年12月25日支付租金50000元，华润公司亦曾于同年12月29日开具50000元的租金发票，且朱涛的执行案件正在执行异议过程中，故法院认为该笔款项双方存在争议，不宜计入王伟芳2015年度已付租金进行结算。经质证，华润公司认为，1.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付款方式的滞后并不能证明付款方式的变更，最终还是要根据合同约定履行。2.对证据2，真实性及关联性有异议，实际用电情况取决于基于用电者实际经营状况所进行的电表使用情况，与天气状况没有关联性。3.对证据3，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内容真实性因时间久远，代理人无法核实。但该证明仅能证明2013年1月10日断电的情况，不能证明在2013年1月10日至同年5月14日期间均处于断电状态，事实上王伟芳在断电的第一时间已通过进入华润公司配电房的方式自行恢复供电。4.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韩良为承租人提供的便利付款条件并不代表履约方式的改变，承租人交纳水电费仍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节点和方式履行。5.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根据《租赁合同》第二条第6款约定，王伟芳应于每月5日前向华润公司交纳当月租金、管理费和上月水电费，故王伟芳支付的款项系当月租金，该三份《现金交款单》所对应的是2017年7月至9月的租金。6.对证据6，形式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在该语音对话中，韩良只是模棱两可地回答说“这笔我记得是电费”，并未进行最终确认。事实上，华润公司财务人员在做账时已明确将该两笔款项列入租金中，这在华润公司提交的其他证据中可以印证。7.对证据7，王伟芳在《民事案件（简易程序）开庭笔录》中主张“2014年的租金多付了5万元”，但在《调解笔录》中王伟芳自述其已付的租金中并未体现该50000元，可见王伟芳主张的其2014年多付租金50000元的事实并不存在。《2014-2015租金交付明细表》中载明2015年12月25日的50000元系存在争议的款项，结合王伟芳在（2018）浙0109民初9576号案件《民事起诉状》中诉称的内容“朱涛因工作原因，原告王伟芳于2015年12月15日和12月25日代为支付79200元”可知，其中含有该笔2015年12月25日的50000元款项，该款项已计入朱涛的调解案款中。现王伟芳既在本案中要求确认该50000元已计入王伟芳的租金，又在另案中要求华润公司返还50000元租金，本身属于恶意行为。经审查，本院认为，1.证据1、证据4，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华润公司对其真实性亦无异议，故本院确认其真实性。证据1能够证明王伟芳分别于2015年5月27日及同年8月2日向韩良个人账户支付电费30000元和20000元的事实。结合双方均无异议的2015年4月30日、同年5月31日二份《缴费通知单》以及2016年12月27日、2017年7月30日和同年10月24日中国农业银行《回单》及《自助设备客户通知单》可知，在王伟芳于2015年5月27日向韩良支付电费30000元后，其已结清2015年5月31日前产生的电费21512元，尚有余款8488元；其后，华润公司未再向王伟芳发送《缴费通知单》，王伟芳系通过现金交款或银行转账方式向韩良个人账户交纳电费，其他承租人也以相同方式向韩良交纳电费。2.证据2，系来源于“2345天气预报”网站的萧山区历史天气信息，与本院登录该网站查询的信息一致，故本院确认其真实性；但天气状况并非决定用电量的唯一因素，结合华润公司提交的电表原始抄表记录，2016年7月至10月，除了9月因名称为“柯达（摄影）”的电表未抄表导致用电量显著减少之外，其余三个月的用电量未出现明显异常，故该证据无法实现王伟芳的证明目的。3.证据3，结合华润公司提交的2012年11月30日至2018年1月15日用电量详单来看，名称为“柯达”的电表自2013年1月31日起至同年4月30日止电表读数均停留在81434度，与证据3载明的内容及王伟芳庭审中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故本院予以认定；如前所述，该证据与华润公司提交的前述用电量详单非但不矛盾，还能够相互印证。4.证据5，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华润公司对其真实性亦无异议，故本院确认其真实性。该三份《现金交款单》对应的租金应结合双方《租赁合同》约定及王伟芳实际付款情况予以认定，结合双方一致确认的2016年6月30日前产生的租金已经在2016年7月21日（2016）浙0109民初2624号案件调解过程中确认并结算完毕，并由王伟芳于2016年9月9日和同年10月24日分两笔支付完毕的事实来看，2016年7月21日以后支付的租金应系2016年7月1日以后产生的租金。因王伟芳仅提供三份《现金交款单》，未提交其他支付租金的凭证，根据华润公司自认的事实即其提交的2016年7月26日至2017年9月26日租金支付情况详单来看，自2016年7月21日调解之后，王伟芳共支付过15笔租金，可以对应2016年7月至2017年9月共计15个月的租金，故该组证据无法实现王伟芳的证明目的，对华润公司的质证意见，本院予以采信。5.证据6，虽系视听资料，但华润公司对其形式真实性及微信聊天对象的身份系韩良无异议，故本院予以认定。该证据能够证明2015年9月18日汇入韩良个人账户的20000元和30000元两笔款项系由王伟芳本人支付，韩良凭记忆确认该款项系电费，华润公司辩称该款项已被财务人员计入朱涛名下的租金，但未提供相应期间的租金发票予以印证。结合本院已确认的华润公司提交的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王伟芳租金交纳及拖欠情况清单所载明的内容“交50000.00，15.9”，以及王伟芳提交的2015年5月15日、同年12月25日二份中国建设银行《现金交款单》和同年9月18日二份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市心中路分理处《客户回单》来看，王伟芳在（2016）浙0109民初2624号案件调解过程中认为2015年度已付租金100000元系指2015年5月15日的50000元和同年9月18日的20000元、30000元，而同年12月25日的50000元，王伟芳的本意系将其作为王伟芳代朱涛支付的（2015）杭萧民初字第3505号案件调解款，未计入王伟芳的租金，并因此与华润公司就租金结算产生争议。后经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1执复55号《执行裁定书》裁决，2015年12月25日的50000元最终计入王伟芳名下的租金，而裁决时间为2016年9月14日。由此可知，虽然原、被告双方对2015年9月18日合计50000元款项的性质存在争议，但双方一致确认在达成（2016）浙0109民初2624号《民事调解书》之前，王伟芳已付的2015年度租金为100000元，而王伟芳在2015年度向华润公司支付的款项分别为2015年1月22日50000元、同年5月15日50000元、同年9月18日20000元和30000元、同年12月15日29200元、同年12月25日50000元，其中2015年1月22日的50000元已计入王伟芳2014年9月26日至同年12月20日的租金（已开具相应发票）。同年12月15日29200元和同年12月25日50000元因前述争议，朱涛提出执行异议申请，在2016年9月14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01执复55号《执行裁定书》前，双方尚未明确该79200元款项的性质，而（2016）浙0109民初2624号《民事调解书》系在2016年7月21日作出，可见在达成该调解协议前，双方一致确认的2015年度已付租金100000元中应未包括2015年12月25日的50000元。根据2015年5月27日王伟芳支付电费30000元（结余8488元），同年8月2日支付电费20000元的情况，再结合王伟芳自2015年6月1日起至同年9月30日止的用电量7344度[（85368-85192）+（48902-47537）+（34762-28959）]，并根据华润公司的电费单价1.1元/度计算，期间产生的电费为8078.4元。可见，王伟芳在电费尚有较大结余的情况下，于2015年9月18日再向韩良支付电费50000元，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虽然自2015年5月31日起，王伟芳均采取根据韩良电话通知，向韩良个人账户转账交纳电费的方式。但如前所述，王伟芳与华润公司在达成（2016）浙0109民初2624号《民事调解书》前，应当系搁置了双方对于2015年12月25日王伟芳主张其代朱涛支付的50000元调解款的性质争议，而将2015年9月18日的50000元款项计入王伟芳2015年度已付的100000元租金，并在此基础上确定王伟芳截至2016年6月30日尚应支付租金合计246002.35元。综上，对王伟芳关于2015年9月18日的款项50000元系电费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华润公司辩称2015年9月18日的50000元款项，已计入朱涛名下的租金，但经本院调阅（2015）杭萧民初字第3505号案件《民事起诉状》及《法庭审理笔录》，在2015年6月18日华润公司提起该案诉讼前，自2014年10月1日起至2015年6月30日止已产生的租金131400元，朱涛未曾支付过。直至2015年11月13日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朱涛才同意于2015年11月30日前支付自2014年10月1日起至2015年10月31日止产生的租金70000元。结合《法庭审理笔录》来看，华润公司要求朱涛按照起诉金额支付租金134000元，同意放弃滞纳金，但一开始朱涛仅同意支付50000元，后华润公司作出让步，同意由朱涛再支付70000元，作为自2014年10月1日起至2015年10月31日止一整年度的租金，双方才就此达成调解协议。华润公司未能就2015年9月18日50000元款项系朱涛支付的租金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而从双方调解过程来看，朱涛不太可能在双方诉讼过程中、尚未达成调解协议前，便于2015年9月18日向华润公司支付租金50000元。且从《法庭审理笔录》来看，双方均未提及在该案诉讼过程中朱涛已支付租金50000元这一节事实，最终达成的《民事调解书》第二项表述的也是“朱涛于2015年11月30日前支付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浙江）有限公司2015年10月底前产生的房屋租赁费用700000元”，未提及朱涛已支付50000元。另结合韩良在微信语音中确认的2015年9月18日的50000元款项系王伟芳支付及前述分析和对华润公司证据6的证据认证意见，对华润公司关于该50000元款项应计入朱涛名下的租金的相关辩称，本院不予采信。6.证据7，其中来源于（2016）浙0109民初2624号卷宗的材料，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予以认定。《2014-2015租金交付明细表》系王伟芳单方制作，关于租金支付及对应期间，应综合全案判断。结合前述分析，双方一致确认王伟芳2014年度共支付租金200000元（2014年7月30日50000元、同年9月25日50000元、同年10月30日50000元、2015年1月22日50000元），华润公司亦开具了相应的租金发票四份，故王伟芳关于2014年9月25日的租金50000元系其多付的租金，应冲抵2015年3月17日至同年6月8日的租金的主张，与前述2624号案件《调解笔录》等在案证据不符，本院不予采信。至于2015年度王伟芳已付租金100000元的构成（2015年5月15日50000元、同年9月18日50000元），如前所述，不再赘述。2015年12月25日的50000元事实上应作为双方执行过程中产生的争议款项处理。三、本院于2018年1月10日制作的《勘验笔录》一份。经质证，华润公司无异议。王伟芳认为，对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中名称为“柯达”的电表读数96408无异议；对位于市心中路410号一楼配电房读数为24153的电表，不是王伟芳租赁区域使用的电表，不予认可；对位于市心中路418号三楼配电房读数为64774的电表无异议；对已经停用的读数为23376的电表，不认可系王伟芳租赁区域使用的电表。经审查，本院认为，该现场勘验笔录系本院依职权制作，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原、被告双方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予以认定。王伟芳对其中读数为96408和64774的二只电表由其使用及最终读数均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对读数为24153的电表，能够与华润公司提交的用电量详单及电表原始抄表数据相互印证，结合王伟芳的答辩意见可知，该电表即其辩称的朱涛在2014年10月1日以后使用的电表，故对该电表与本案的关联性及最终读数，本院予以确认。对读数为23376的电表，结合王伟芳自行提供且无异议的2015年5月31日《缴费通知单》载明的“柯达（三楼）”电表于2014年11月20日更换电表及2015年5月31日读数为23379等内容以及华润公司提交的该电表照片来看，该只电表系王伟芳使用的“柯达（三楼）”电表，停表时最终读数为23376，23379应系华润公司抄表时笔误所致，故对该电表与本案的关联性及最终读数，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以及本院依职权调阅案涉关联案件卷宗载明的内容，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6月19日，华润公司（甲方）与杭州萧山北干景彩阁图片社（乙方，经营者为王伟芳，现已注销）签订《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由乙方承租甲方位于杭州市萧山区市心中路408号金城路华润万家金城店使用面积和建筑面积均为68/300平方米的场地，从事摄影等经营活动；租赁期限自2013年5月8日起至2017年12月30日止；甲方自2013年5月8日起开始计租并向乙方收取租金，租金为16262元/月，自2014年5月8日起租金每年递增8%；如乙方安装有独立的水表、电表，则按抄表数和公共分摊部分之和收费（甲方为乙方安装独立的水表、电表，费用由乙方承担）；乙方每月五日前必须向甲方交纳当月租金、管理费和上月水电费；乙方未按本合同第二条规定向甲方交纳当月租金、管理费和上月水电费的，乙方必须按日向甲方支付拖欠金额5‰的滞纳金；因违约行为造成守约方其它损失的，还应赔偿其他损失；本合同自2013年5月8日起生效。《租赁合同》签订后，王伟芳分别于2014年7月30日、同年9月25日、同年10月30日、2015年1月22日、同年5月15日向华润公司各支付租金50000元，于2015年12月15日、同年12月25日向华润公司分别支付租金29200元和50000元。华润公司分别于2014年8月5日、同年9月29日、同年12月23日、2015年1月29日、同年12月29日向王伟芳开具了“2014年1.1-4.2”“租金2014.4.3-7.4”“租金4.3-9.25”“租金9.26-12.20”“租金3.17-6.8”共五张租金发票予以确认。华润公司、王伟芳一致确认前述2015年12月15日和同年12月25日王伟芳向华润公司支付的租金29200元和50000元系王伟芳名下的租金。2016年2月24日，华润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王伟芳支付自2015年6月8日起至2016年3月7日止的租金170712元及滞纳金117601.6元，二项合计288313.6元。2016年7月21日，该案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王伟芳在该案《调解笔录》中确认：“2014年还有5257.9元租金未付，2015年还应付租金126936.45元，2016年1月至6月的租金应付113808元，合计246002.35元。”后本院作出（2016）浙0109民初2624号《民事调解书》，约定王伟芳支付华润公司截至2016年6月30日的租金246002.35元，该款在2016年8月20日前支付100000元，同年9月20日前支付146002.35元，如王伟芳有任何一期未按期履行，则华润公司有权全额申请强制执行，且王伟芳应支付华润公司自逾期之日起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的违约金；华润公司自愿放弃其余诉讼请求。嗣后，王伟芳分别于2016年9月9日向华润公司支付租金100000元，于同年10月24日向华润公司支付租金146002元，将前述《民事调解书》确定的租金支付义务履行完毕。2016年9月30日，华润公司（甲方）与王伟芳（乙方）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王伟芳于2013年5月8日承租华润公司位于杭州市萧山区68平方米和三楼300平方米的租赁区域用于开设摄影等合法经营；经双方协商一致，合同期限内自2016年7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0日止的租金变更为18968元/月；该《补充协议》系对主合同的补充和变更，除《补充协议》约定之变更内容外，主合同其他条款保持不变，主合同与《补充协议》如有冲突的，以《补充协议》为准；双方于2016年7月21日经萧山法院调解，若王伟芳缴清拖欠租金246002.35元，则《补充协议》正式生效，若王伟芳未按调解时间于2016年9月20日前缴入拖欠租金的，《补充协议》无效，仍按原合同执行。另查明，在原、被告双方达成（2016）浙0109民初2624号《民事调解书》且王伟芳将该调解书项下调解款全部履行完毕后，自2016年7月26日起至2017年9月26日止，王伟芳按照18968元/月的标准累计向华润公司支付15个月的租金。又查明，在案涉《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2015年5月31日之前，华润公司均以向王伟芳发送《缴费通知单》的形式确定王伟芳的用电量及所需交纳电费的单价，王伟芳从未就用电量及单价提出过异议。此后，华润公司未再向王伟芳发送过书面或其他任何形式的电费《缴费通知单》，与王伟芳确认用电量及电费单价，也未在收取当期电费前及时将案涉房屋公共分摊部分电费的计算方式及电费收取标准向包括王伟芳在内的承租人进行公示。在华润公司向王伟芳发送的截至时间为2012年7月31日、同年10月31日、同年11月30日《缴费通知单》中均载明电费单价为1.214元/度。在2015年5月华润公司向王伟芳发送的最后一份2015年5月31日《缴费通知单》中载明，电费单价为1.1元/度，其中名称为“柯达”的电表2012年11月30日读数为81120度、2015年5月31日读数为85192度，累计用电量为4072度；名称为“柯达（摄影）”的电表在该二个时间点读数分别为33137度、47537度，累计用电量为14400度；名称为“柯达（三楼）”的电表在该二个时间点读数分别为22295度、23379度，累计用电量为1084度，2014年11月20日换表；前述三只电表合计应付电费21512元。2015年5月27日王伟芳以现金存款方式向韩良支付电费30000元，2015年8月2日王伟芳以现金存款方式向韩良支付电费20000元，2016年12月27日王伟芳以现金存款方式向韩良支付电费20000元，2017年7月30日王伟芳以转账汇款方式向韩良支付电费20000元，2017年10月24日王伟芳以现金存款方式向韩良支付电费10000元。案涉《租赁合同》项下名称为“柯达”的电表2015年5月29日读数为85192度，2017年12月30日尾数为96408度；名称为“柯达（摄影）”的电表2015年5月29日读数为47537度，2016年2月至6月期间电表读数出现异常甚至读数倒退减少的情况，该电表更换前最高读数为61338度，2016年7月更换新表后，该表截止2017年12月30日尾数为24153度；名称为“柯达（三楼）”的电表于2014年11月更换，停表时读数为23376度，朱涛于同年11月24日对换表及截止读数予以确认；更换后，名称为“柯达（新3F）”的电表2015年5月29日读数为28959度，2017年12月30日尾数为64774度。再查明，2015年9月18日，王伟芳以现金存款方式分别向韩良支付款项20000元和30000元。2016年9月9日，韩良在与朱涛的微信语音聊天中对王伟芳支付前述二笔款项的事实予以确认，并凭记忆认为该二笔款项系王伟芳支付的电费。还查明，案外人朱涛与华润公司亦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双方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存续期间为自2014年10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在双方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存续期间，朱涛未曾以自己的名义向华润公司交纳过电费，其租赁场地所产生的电费均由王伟芳以自己名义代为支付。2015年6月18日，华润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朱涛支付自2014年10月1日起至2015年6月30日止的租金131400元及滞纳金78840元、租赁保证金29200元，三项合计239440元。该案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后本院作出（2015）杭萧民初字第3505号《民事调解书》，约定朱涛于2015年11月30日前支付华润公司2015年10月底前产生的房屋租赁费用70000元，朱涛于2015年12月15日前支付华润公司2015年11、12月的房屋租赁费用29200元等。后朱涛于2015年11月30日向华润公司支付前述《民事调解书》项下的租金20000元，其余款项未按约支付。为此，华润公司于同年12月23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同年12月29日，本院冻结朱涛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的存款50650元。2016年1月18日，朱涛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本院于同年3月25日作出（2016）浙0109执异3号《执行裁定书》，驳回朱涛的执行异议。朱涛不服该执行裁定，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9月14日作出（2016）浙01执复55号《执行裁定书》，认定朱涛系（2015）杭萧民初字第3505号《民事调解书》项下租金支付义务主体，因王伟芳自认尚欠华润公司租金10余万元未付，且华润公司已起诉王伟芳要求支付拖欠的租金，故王伟芳于2015年12月25日支付给华润公司的租金50000元，可在与华润公司的房屋租金结算中予以抵扣，王伟芳于同年12月15日支付的租金29200元亦可视为王伟芳支付给华润公司的另案租金予以抵扣。案经调解未果。 本院认为，华润公司与原杭州萧山北干景彩阁图片社签订的《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合同约定义务。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规定：“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结合前述查明事实，鉴于杭州萧山北干景彩阁图片社已注销，且原、被告双方已于2016年9月30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案涉《租赁合同》双方主体为华润公司与王伟芳，故王伟芳作为杭州萧山北干景彩阁图片社的经营者，系本案适格被告。其次，针对双方对事实方面的争议。其一，关于2015年9月18日的50000元款项的性质和归属问题。华润公司在几次庭前会议和庭审过程中对于该款项的性质和归属有过不同陈述，最终认为该款项已被其财务人员于2015年9月29日计入朱涛名下的租金，王伟芳则认为该款项系其向华润公司支付的电费。结合前述查明事实可知，虽然自2015年5月31日之后，案涉《租赁合同》项下的电费均由王伟芳直接向韩良支付，而该50000元款项亦由王伟芳向韩良支付，且韩良曾于2016年9月11日在与朱涛的微信语音聊天过程中称“这笔是电费，这笔我记得是电费”。但结合前述证据认证意见可知，在2015年5月27日和同年8月2日，王伟芳合计向韩良支付电费50000元，在所付电费尚结余20409.6元（50000元-21512元-8078.4元）的情况下，王伟芳再向韩良支付50000元电费，不符合常理。故对王伟芳的相关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华润公司称该笔款项已作为朱涛名下的租金入账，但未能提供相应的租金发票予以印证，亦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朱涛除了（2015）杭萧民初字第3505号《民事调解书》第二项确定的70000元租金外，在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10月31日期间尚应另行支付华润公司租金50000元或在达成调解协议前已支付租金50000元，故对华润公司的相关主张，本院亦不予采信。结合华润公司提交的“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王伟芳租金交纳及拖欠情况清单”中载明的2015年度已付租金第二笔50000元备注的内容“15.9”来看，在（2016）浙0109民初2624号案件调解过程中，华润公司已将2015年9月18日王伟芳支付的合计50000元款项计入王伟芳2015年度已付租金100000元中，这与朱涛所称的“因双方关于2015年12月25日王伟芳支付的租金50000元是否可作为朱涛在（2015）杭萧民初字第3505号《民事调解书》第二项内容确定的调解款70000元中的一部分存在争议，且朱涛提出的执行异议申请尚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复议过程中，故在2016年7月21日调解过程中，双方系在将2015年12月15日和同年12月25日王伟芳支付的29200元和50000元款项排除的情况下，对王伟芳截至2016年6月30日已付租金和欠付租金进行清算，并得出王伟芳尚欠租金246002.35元的结论”，能够相互印证。综上，2015年9月18日王伟芳向韩良支付的合计50000元款项应系王伟芳名下的租金。对王伟芳要求退还多计电费83769.5元中2015年9月18日的50000元并赔偿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其二，王伟芳主张，根据华润公司开具的“2014年1.1-4.2”“租金4.3-9.25”“租金9.26-12.20”三张租金发票可以确认，2014年度应付租金总额为150000元，而非华润公司主张的200000元，王伟芳于2014年9月25日支付的租金50000元系其多付的租金，应用于充抵“租金3.17-6.8”这张发票对应期间的租金。但根据其在（2016）浙0109民初2624号案件中将华润公司开具的“2014年1.1-4.2”“租金2014.4.3-7.4”“租金4.3-9.25”“租金9.26-12.20”四张租金发票作为证据提交可知，其在华润公司开具发票以后，对2014年9月25日支付的50000元被计入2014年4月3日至同年7月4日的租金并无异议，且其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16262元/月，2014年度其仅应支付租金150000元，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其三，关于名称为“柯达（摄影）”的电表产生的电费交纳主体问题。王伟芳在庭审中自认该只电表在2014年10月1日朱涛与华润公司建立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以后，实际由朱涛使用，华润公司则认为该只电表由王伟芳与朱涛二人共用，但双方均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该只电表的实际使用人通过在案证据尚无法核实。结合朱涛确认的在其与华润公司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存续期间从未支付过电费，“柯达（摄影）”电表产生的电费均由王伟芳支付这一事实，以及王伟芳与朱涛系夫妻关系、存在财产混同的可能等情形，本院认为依据王伟芳与华润公司的交易习惯，确认王伟芳为“柯达（摄影）”电表产生的电费交纳主体，并无不当。对华润公司的相关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对王伟芳的相应辩称，本院不予采纳。其四，关于王伟芳是否尚欠租金的认定。结合前述认定事实，原、被告双方一致确认在2016年7月21日（2016）浙0109民初2624号《民事调解书》对王伟芳截至2016年6月30日应付的租金进行清算之后，王伟芳已按照该《民事调解书》确定义务向华润公司支付租金246002元。现双方就其后产生的租金是否已经支付存在争议，王伟芳应就其已按约向华润公司交纳自2016年7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0日止共计18个月的租金承担举证责任。因华润公司自认王伟芳自2016年7月26日起至2017年9月26日止共向华润公司支付过15次租金，每次18968元。而王伟芳仅能提供2017年7月27日、同年8月28日、同年9月26日三次向华润公司各交纳租金18968元的《现金交款单》，未能就其已支付其余租金提供书面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王伟芳举证证明的三笔租金与华润公司提交的租金交纳明细载明的内容一致，且已被华润公司计入王伟芳已付租金中，故对华润公司关于王伟芳尚欠2017年10月至12月的租金56904元的主张，本院予以采纳。结合前述认定事实，在2016年7月21日原、被告双方对2016年6月30日以前应付和已付租金进行清算时，王伟芳于2015年12月15日和同年12月25日支付的合计79200元租金未被计入其中，故在王伟芳付清前述（2016）浙0109民初2624号《民事调解书》项下的租金246002.35元的情况下，截至2016年6月30日，王伟芳在华润公司处尚余租金79200元。而如前所述，王伟芳应付的2017年10月至12月租金为56904元。二者相互抵消后，华润公司尚应返还王伟芳租金22296元。故王伟芳不存在欠付租金的情形，无须向华润公司支付滞纳金，华润公司要求王伟芳支付自2017年10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的租金27704元及该款自逾期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日万分之五计算的滞纳金的本诉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王伟芳要求返还多收租金22296元的反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再次，针对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其一，2015年5月31日以后电费收取标准的认定，即华润公司按照1.1元/度向王伟芳收取电费是否具有合法依据。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第二条第3款第⑴项约定：“如乙方安装有独立的水电、电表，则按抄表数和公共分摊部分之和收费（甲方为乙方安装独立的水表、电表，费用由乙方承担）。”本案中，华润公司为王伟芳承租区域安装了三只独立电表，故华润公司有权按照三只电表的抄表数和公共分摊部分产生的用电量之和向王伟芳收取电费。根据《电力法》第三十三条“供电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核准的电价和用电计量装置的记录，向用户计收电费。……用户应当按照国家核准的电价和用电计量装置的记录，按时交纳电费……”、第四十三条“任何单位不得超越电价管理权限制定电价。供电企业不得擅自变更电价”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电费中加收其他费用；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按照规定执行”之规定，并结合本院向物价局咨询得知，华润公司应在其承租户使用的独立用电计量装置记录的用电量基础上，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约定，计算出每一个收费周期内公共分摊部分产生的用电量，并以二者之和作为基数，按照国家核准的电价向承租户收取电费，否则即属于价格违法行为。其中，公共分摊部分产生的用电量或者华润公司基于交易便利在考虑公共分摊部分产生的用电量的前提下自行确定的电费单价均应当向承租户公示，在承租户无异议的情况下，方可向其收取。庭审中，华润公司自述2015年5月31日之后的电费单价1.1元/度系根据供电局确定的单价0.8309元/度以及华润公司按照公共能耗折算的单价0.2691元/度相加后得出。从华润公司陈述的具体计算方式可知，其在计算公共分摊部分电费时并非按照电费一月一结的周期折算公共分摊部分电费，而是以年为周期，按照王伟芳承租面积在该年度12个月中占全部租赁区域的比例平均值大致估算王伟芳应分摊的公共能耗电费。如前所述，华润公司向王伟芳收取的电费应当按照国家核准的电价0.8309元/度以及双方《租赁合同》关于每月五日前交纳上月电费的约定，据实进行结算。显然，华润公司未采取该电费计取方式，而是基于交易便利，以年度为单位，在核算公共分摊部分用电量的情况下，大致确定每月向王伟芳收取的电费单价基数。虽然华润公司未能按照每个电费收取周期实际产生的公共分摊部分用电量，核算王伟芳每月应付的电费单价，但为交易便利考虑，若华润公司能够在电费收取之前将电费收取方式及依据向王伟芳进行公示或告知，保障王伟芳的知情权及异议权，则华润公司的合法电费债权理应予以保护。事实上，在2015年5月31日之前，华润公司均以《缴费通知单》的形式通知王伟芳当期用电量及电费单价（1.214元/度或1.1元/度不等），王伟芳亦按照《缴费通知单》载明的单价及电费总额支付了相应电费，未提出异议。也就是说，虽然2015年5月31日之前产生的电费，华润公司并非每月据实收取，亦系采取统一确定电费单价的方式收取，但王伟芳以按期足额支付电费的方式表明其接受该电费计取方式，系其对己方权利的让渡，未超出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法院不应予以干预。但鉴于华润公司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在2015年5月31日之后，其按照1.1元/度向王伟芳收取电费，系按照实际产生的公共分摊部分用电量据实结算，或者其已依法向王伟芳公示电费单价计算依据，亦无证据显示王伟芳已自行放弃对该电费债权合法性的抗辩，故华润公司主张在2015年5月31日之后仍按照1.1元/度的标准向王伟芳收取电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2015年5月31日之后产生的电费，应当按照王伟芳实际使用的用电量以供电局确定的单价0.8309元/度据实收取。其二，关于华润公司要求王伟芳支付名称为“柯达（新3F）”的电表自2014年11月24日起至2015年5月31日止漏交的电费及王伟芳要求华润公司返还2015年5月31日以前多收的电费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根据案涉《租赁合同》第二条第6款“乙方每月五日前必须向甲方交纳当月租金、管理费和上月水电费”及第六条第1款“乙方未按本合同第二条规定向甲方交纳当月租金、管理费或上月水电费的，乙方必须按日向甲方支付拖欠金额5‰的滞纳金”之约定可知，华润公司系按月向王伟芳收取电费，每一期电费均是相对独立的“个别债权（务）”，每个“个别债权（务）”具有经济上和法律上的独立性，应分别适用诉讼时效，以兼顾供电人和用电人利益上的平衡，故案涉《租赁合同》项下每月电费应分别适用诉讼时效。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民法总则施行后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计算的，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通则关于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二条“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及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案涉《租赁合同》项下自2015年10月1日起的电费应适用三年诉讼时效，2015年9月30日前的电费则应适用二年诉讼时效。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本案中，华润公司要求王伟芳支付名称为“柯达（新3F）”的电表自2014年11月24日起至2015年5月31日止漏交的电费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且王伟芳已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故对华润公司的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名称为“柯达（新3F）”的电表应按照双方一致确认的2015年5月31日《缴费通知单》载明的2015年5月31日读数23379度作为该只电表起算基数计算电费，该只电表自换表时起至2015年5月31日止真实产生的用电量28959度不应再计算。王伟芳作为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自2003年以来长期从事摄影等相关经营活动，即便不能准确知晓供电局确定的电费单价金额，也应当知晓华润公司向其收取的电费单价系包含公共分摊部分电费在内。而华润公司自2015年5月31日之后仍一直按照2015年5月31日之前确定的1.1元/度的单价向其收取电费，故王伟芳至少于2015年5月31日就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其要求返还2015年5月31日以前华润公司违法多收的电费并赔偿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反诉请求，时效起算点不应为王伟芳主张的2017年10月10日，而应为2015年5月31日。故如前所述，王伟芳要求华润公司返还2015年5月31日以前违法多收的电费54047.72元并赔偿占用该款项期间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反诉请求，亦已超过诉讼时效，且华润公司已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因原、被告双方一致确认王伟芳截至2015年5月31日的电费已经结清，故2015年5月31日之后产生的电费为：0.8309元/度×90565度[具体包括：1.名称为“柯达”的电表产生的用电量11216度（终止读数96408度-2015年5月31日读数85192度）；2.名称为“柯达（摄影）”的电表产生的用电量37954度（换表前最高读数61338度-2015年5月31日读数47537度+换表后终止读数24153度）；3.名称为“柯达（新3F）”的电表产生的用电量41395度（换表后终止读数64774度-经双方确认的2015年5月31日《缴费通知单》载明的读数23379度）。三只电表合计90565度]，计75250.46元。至于公共分摊部分产生的电费，因华润公司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王伟芳应负担的公共分摊部分用电量，故在本案中不予支持，如华润公司能够举证证明该部分电费收取的依据和标准，可以另案主张。结合前述查明事实，自2015年5月27日至2017年10月24日，王伟芳累计向华润公司支付电费100000元，而其应支付的电费为96762.46元（2015年5月31日《缴费通知单》载明的21512元+75250.46元），故王伟芳在华润公司处尚结余电费3237.54元。对王伟芳要求返还多计电费3237.54元的反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华润公司要求王伟芳支付电费47004.4元的本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其三，关于王伟芳主张的华润公司占用多收租金和电费期间利息损失的问题。综合审查本案实际情况可知，因王伟芳与朱涛夫妻二人分别与华润公司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且双方财产存在混同及王伟芳代为支付相关调解款项、电费的情况，故原、被告双方争议的2015年9月18日合计50000元款项以及曾经由执行异议、复议程序处理的2015年12月15日29200元、同年12月25日50000元款项性质及归属问题，均因原、被告双方未能及时进行对账，导致双方对款项计算、入账存在分歧。直至2016年9月14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01执复55号《执行裁定书》之日，原、被告双方关于前述争议款项中79200元的归属才有了结论，即该争议款项应计入王伟芳名下的租金。也就是说，该79200元款项自2016年9月14日起应当优先冲抵王伟芳应付的租金。鉴于截至2016年6月30日王伟芳应付的租金已经为（2016）浙0109民初2624号《民事调解书》所确认并由王伟芳分两笔履行完毕，故前述79200元争议款项应用于冲抵自2016年7月起的租金。在2016年9月14日双方对前述款项的争议有了定论之日，案涉《租赁合同》项下王伟芳应付的2016年7月至同年9月的租金56904元（18968元/月×3个月）履行期限已届满，故前述79200元应优先用于冲抵该租金，余款22296元因下一期（即2016年10月）的租金支付期限（即2016年10月4日）尚未届至，应属华润公司多收的租金。故华润公司应支付占用多收租金期间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63.25元[具体为：22296元自2016年9月15日起至同年10月4日止的利息51.19元；3328元（22296元-2016年10月应付租金18968元）自2016年10月5日起至同年11月4日止的利息12.06元]。至于2016年7月26日以后王伟芳向华润公司支付的租金，系其在双方未进行对账的情况下自愿支付的租金，故即使存在租金超付的情形，华润公司亦无须赔偿王伟芳利息损失。王伟芳要求按照年利率6.55%的标准计算前述利息，无合同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其要求华润公司支付占用多收租金期间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反诉请求中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鉴于2015年5月31日之前华润公司一直按照1.1元/度的单价向王伟芳收取电费，王伟芳一直未提出异议，华润公司有理由相信王伟芳认可该电费收取标准。故其沿用该电费单价标准向王伟芳收取电费，并不存在恶意多收电费的情形。同时，结合原、被告双方一致确认的事实可知，在2015年5月31日之后，王伟芳系根据华润公司工作人员韩良的电话通知要求，按照大概金额预缴电费。也就是说，王伟芳向华润公司支付的电费系其主动预付，双方在此过程中也未及时进行对账，故王伟芳预缴的电费在整个《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始终存在提前超付的可能，而王伟芳对此也从未提出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之规定，因案涉《租赁合同》并未就出租人多向承租人收取电费的情形下出租人应承担的违约责任进行约定，且华润公司基于对王伟芳认可2015年5月31日前的电费收取标准的信赖，无法预见到其在2015年5月31日之后继续按照1.1元/度的单价向王伟芳收取电费，将须承担违约责任，故王伟芳向华润公司主张占用多计电费期间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超出了华润公司的可预见范围。此外，即便华润公司因无法举证证明其应收取的公摊部分的电费计算依据，因而无权继续按照1.1元/度的单价向王伟芳收取2015年5月31日之后的电费，但因公共分摊部分的电费已经实际产生，且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约定，王伟芳的确负有向华润公司交纳公共分摊部分电费的义务，故华润公司至本案诉讼时止仍然享有对王伟芳应负担的公共分摊部分电费的债权，如因双方对公共分摊部分电费收取标准的争议而令华润公司承担多计电费期间的利息，有失公允。综上，对王伟芳要求华润公司支付占用违法多计电费期间的利息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对华润公司要求王伟芳支付自2017年10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的租金27704元及该款自逾期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日万分之五计算的滞纳金、电费47004.4元及该款按照《租赁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付款日止的滞纳金的本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王伟芳要求华润公司退还王伟芳违法多收电费54047.72元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其要求华润公司退还王伟芳多计电费83769.5元中的合理部分即3237.54元的反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不合理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对其要求华润公司支付王伟芳占用前述违法多收电费、多计电费期间的利息26604.1元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其要求华润公司退还王伟芳多收租金79200元中的合理部分22296元的反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其要求华润公司支付王伟芳占用前述多收租金期间的利息9941.56元中的合理部分即63.25元的反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不合理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对其要求华润公司支付占用多收租金吞并本诉请求之后所余款项期间的利息2653.92元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浙江）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王伟芳电费3237.54元； 二、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浙江）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王伟芳租金22296元； 三、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浙江）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伟芳利息63.25元； 四、驳回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浙江）有限公司的本诉诉讼请求； 五、驳回王伟芳的其余反诉诉讼请求。 如果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浙江）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1986元，由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浙江）有限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5144元，减半收取计2572元，由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浙江）有限公司负担257元，王伟芳负担231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宋晓敏 人民陪审员  徐亚兰 人民陪审员  沈志祥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何景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