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1民初11663号原告：陈晓燕，女，1989年3月2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揭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建峰，广东鸿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鑫德隆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新发地汉龙南站558号。法定代表人：李金兰。被告：广州鑫德隆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石门街滘心村石井大道自编888号N栋33-40号。法定代表人：李金兰。上列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大卫，北京市长济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州市运输交易市场（新宇）通威货运部，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石井街凰岗村凤鸣路6-8号新宇物流服务有限公司场内A11-16号。经营者：唐敏。原告陈晓燕与被告北京鑫德隆物流有限公司、广州鑫德隆物流有限公司、第三人广州市运输交易市场（新宇）通威货运部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晓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建峰、被告北京鑫德隆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物流公司）、广州鑫德隆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物流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大卫，第三人广州市运输交易市场（新宇）通威货运部（以下简称通威货运部）的经营者唐敏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晓燕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确认原告与两被告从2015年6月24日开始至2018年8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判令两被告共同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月平均工资0.5万元×3.5个月×2=3.5万元）；三、判令两被告共同支付拖欠的工资1万元；四、判令两被告共同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5.5万元（月平均工资0.5万元×11个月=5.5万元）；五、判令两被告共同承担本案全部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04年11月4日，北京物流公司成立后，该公司股东是李金兰、唐明涛，法定代表人为李金兰。2015年6月24日，陈晓燕入职北京物流公司，职位为办公室文员。2018年2月8日，李金兰、唐明涛以公司进一步发展为由，又注册成立了广州物流公司。股东仍然是李金兰和唐明涛，法定代表人是李金兰。广州物流公司成立后，所经营的业务全部是原来北京物流公司广州站点的业务，公司员工也是原来的员工队伍，两家公司对外统称为“鑫德隆物流”，两家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均一样。二者已构成了公司混同，特别是用工混同。在鑫德隆物流公司工作期间，公司一直没有为员工购买社保，也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严重侵害了陈晓燕等全体员工的合法权益。更令人气愤的是，2018年7月27日，公司老板李金兰突然以公司不再设立陈晓燕目前担任的岗位为由，对陈晓燕进行了裁员辞退的通知，并立即把陈晓燕从公司的微信工作群予以移除，删除公司内网的登录权限等。原告认为：鑫德隆物流公司一直没有为原告购买社保，也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且拖欠2018年6月和7月份合计2个月的工资，已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在原告对公司老板李金兰辞退原告的做法表示反对后，公司仍然违法解除了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并拒绝对原告作出任何赔偿。因此，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诉讼。被告北京物流公司辩称：我司与原告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隶属于广州市运输交易市场（新宇）通威货运部，原告遵守的是通威货运部的规章制度；我司和通威货运部是合作关系，原告是通威货运部的员工；后来通威货运部与我司产生了纠纷，我司的股东就注册了独立的公司即广州物流公司；广州物流公司在2018年5月1日与原告签订了劳务承包合同，广州物流公司的法人通过微信向原告转了剩余的劳务费，但原告没有收；通威货运部有为原告购买商业保险，所以我司无法为原告办理商业保险；不同意原告的诉求。被告广州物流公司辩称：我司与原告是劳务关系，有签订劳务合同，我司有给原告结算剩余的工资，是原告自己拒收，与我司无关。第三人通威货运部述称：原告是由北京物流公司派遣到广州物流公司处上班，原告是北京物流公司的员工；通威货运部与北京物流公司实际是同一个公司。经审理查明：北京物流公司为2004年11月4日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的经营范围为：普通货物运输；仓储服务；货运代理。广州物流公司为2018年2月8日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的经营范围为：物流代理服务；装卸搬运；道路货物运输代理；旅客票务代理；货物检验代理；货物报关代理服务；联合运输代理服务；打包、装卸、运输全套服务代理；仓储代理服务。通威货运部为2005年4月29日注册成立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为道路货物运输代理。陈晓燕提交不予受理通知书（显示陈晓燕提起仲裁的时间为2018年8月14日）和送达证明，拟证实其就本案已经先行提起劳动仲裁。诉讼中，陈晓燕主张入职时在新宇物流园A13档（挂鑫德隆、北京往返广州招牌）由屈某招聘入职；岗位是客服，主要负责接打电话，开单、对账；工资由屈某以现金形式发放，年底结算工资，平时可以支取；工作时间是早上9点至晚上7点，没有考勤，每月休息两天；2015年每月工资3500元，2016年每月工资4000元，2017年至2018年2月每月工资4500元，2018年3月、4月每月工资4800元，5月开始每月工资5000元；工作到2018年7月27日，李金兰将其辞退，说公司不需要这个岗位，直接裁员；其2015年至2018在新宇物流园A13档工作，2018年5月1日放假之后（庭后陈晓燕明确具体日期为5月8日）在白云湖物流园工作；工作内容没有改变，工作的单也没有改变；其明确与北京物流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是北京物流公司有要求其为广州物流公司提供劳动，其认为2015年6月24日至2018年7月27日其与北京物流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8年2月8日广州物流公司成立后，其同时又为广州物流公司提供劳动，具体劳动关系由法院依法认定；通威货运部与北京物流公司、广州物流公司实际都是同一家公司，实际控制人都是李金兰。北京物流公司和广州物流公司主张陈晓燕陈述的挂牌是广告牌，陈晓燕入职时通威货运部已成立；屈某是通威货运部的员工，通威货运部主要负责北京物流公司往返北京、广州的货运，陈晓燕不是由北京物流公司管理；北京物流公司的工资是每月正常发放，并非陈晓燕陈述的年底结算；2018年5月陈晓燕才到广州物流公司工作，是因为通威货运部已经不需要员工，所以广州物流公司就将陈晓燕招过来；广州物流公司与陈晓燕约定的工资是3700元/月，陈晓燕工作到2018年7月19日，因为当时屈某已经和李金兰产生较大的矛盾，广州物流公司获悉陈晓燕将一些信息提供给屈某，后李金兰在7月19日之前提出不用陈晓燕，将陈晓燕开除；北京物流公司从注册成立后没有在广州市设立分公司，只是通威货运部的负责人与北京物流公司的股东有亲属关系，所以两边有业务合作，陈晓燕是由通威货运部招收，与其司无关；广州物流公司实际经营是在2018年5月，之前没有经营过；在广州物流公司成立之前，北京物流公司发往广州的货由通威货运部接收。通威货运部主张唐敏、陈晓燕、屈某都是北京物流公司的员工。关于陈晓燕主张的拖欠工资，陈晓燕主张工资年底结算，平时支取，其没有计算过具体还有几个月工资没有发放，其代理人主张根据陈晓燕提交的证据陈晓燕最后领取工资是2018年5月16日，之后没有发放工资，故按照5000元/月主张拖欠2个月的工资，具体是指2018年6月和7月的工资；北京物流公司和广州物流公司主张尚欠陈晓燕工资4640元，并表示陈晓燕在通威货运部的工资为3500元/月，在其司的工资是3700元/月。通威货运部陈述陈晓燕每月工资为3500元至5000元。为证实各自主张，陈晓燕提交证据如下：1.工资截图打印件（显示通过北京物流公司的办公系统，查询陈晓燕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的工资支取情况）；2.物流运单（抬头为“北京鑫德隆物流有限公司”广州专线代承运契约书）、微信截图（显示7月27日截图的机主被移出“鑫德隆一家人”微信群组）；3.证人证言（证人屈某证明陈晓燕2015年至2018年7月入职北京物流公司广州站点）；4.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两份）（显示北京物流公司和广州物流公司的股东都是李金兰、唐明涛，法定代表人都是李金兰）；5.视频光盘；6.广州物流公司为其购买保险的记录复印件（显示2018年4月28日广州物流公司为陈晓燕和屈某购买商业保险）；7.照片，显示招牌为鑫德隆物流（原通威）。经庭审质证，北京物流公司和广州物流公司认为：对证据1不认可，通威货运部的负责人是北京物流公司一个股东的姑姑，因为双方有业务合作关系，故北京物流公司将公司软件的一个端口让通威货运部使用，所以工资打印件上显示单位是北京物流公司，但实际上是通威货运部发放；对证据2物流运单不认可，从货单上看都是广州发给北京的货，因为双方的业务关系，通威货运部有其司的物流运单，不能证明陈晓燕与北京物流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微信圈是为了业务关系才建立，不能证实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对证据3不认可，证人屈某是通威货运部的员工，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存在混同用工，北京物流公司在北京有自己的员工，两被告是独立的主体，陈晓燕是通威货运部的员工，后广州物流公司成立，陈晓燕与广州物流公司签订的是劳务承包合同；对证据5真实性不认可，不能证明陈晓燕与其司存在劳动关系；对证据6没有异议；证据7中的招牌是2018年3、4月份更改，招牌是李金兰让屈某制作，由于其司与通威货运部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之后就把招牌撤走了。通威货运部对证据6没有异议，对证据7确认照片是2018年3、4月更改，之前的招牌是“通威”；其他证据由法院依法认定。北京物流公司和广州物流公司提交证据如下：1.通威货运部企业信息；2.投保单交费清单、雇主责任险保险单（抄件）、雇员名单（显示通威货运部为陈晓燕投保雇主责任保险）；3.承包合同（显示广州物流公司与陈晓燕签订承包合同，合同约定广州物流公司将“办公室前台业务、接听电话、录入单据”承包给陈晓燕，由陈晓燕自行招聘人员并受陈晓燕实际管理共同为广州物流公司提供劳务，但提供劳务的方式约定为空白；每月10日前由广州物流公司支付陈晓燕每月承包费3700元）；4.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显示2018年7月28日通知陈晓燕取劳务费，之后陈晓燕未领取劳务费）；5.照片（显示招牌为“通威”、“通威物流”）；6.货运单（抬头为广州市南方通威物流有限公司）；7.发票（显示唐敏向广州市新宇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交纳管理费和电费）；8.保险合同（显示广州物流公司和北京物流公司在2018年4月29日和2018年4月25日分别为其员工购买商业保险）；9.工资支出单（显示抬头为南方通威货运公司现金支出证明单，内容为陈晓燕支工资）。经庭审质证，陈晓燕认为：证据1与本案无关，其事实劳动关系是与北京物流公司和广州物流公司建立，因为北京物流公司和广州物流公司从未与其签劳动合同及购买社保，但工资发放记录是保留在北京物流公司的OA系统中；对证据2不认可，且北京物流公司和广州物流公司没有与员工签劳动合同及购买社保，所以以其他公司的名义为员工购买商业险，但不能据此否认其与北京物流公司和广州物流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对证据3不认可，本案是劳动关系，但北京物流公司和广州物流公司的负责人在2018年7月10日左右拿着承包合同最后一张纸，欺骗员工让其在上面签名，且日期是倒签，北京物流公司和广州物流公司想用此证据混淆本案的关系性质；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证明内容有异议，双方不存在劳务关系，所以不存在劳务费的问题，所以就没有接收；对证据5不予确认，与本案无关；对证据6不予认可，该货运单是通威货运部的；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证据8与本案无关；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通威货运部与北京物流公司、广州物流公司其实是同一家单位，正是因为通威货运部与北京物流公司、广州物流公司实际控制人都是李金兰，所以北京物流公司、广州物流公司才有上述单据。通威货运部认为：陈晓燕是北京物流公司的员工，以其司名义购买保险是为了方便理赔；北京物流公司为了方便才在广州设立通威货运部，相关费用只是以其司名义交纳；通威货运部经营人的工资也是由北京物流公司发放；其他证据由法院依法认定。通威货运部提交了：工资截图，显示通过北京物流公司的办公系统，可以查询唐敏2014年至2018年的工资支取情况。对此，陈晓燕没有异议，北京物流公司和广州物流公司认为通威货运部使用了其司的系统端口，但工资并非其司发放。另查，屈某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北京物流公司、广州物流公司支付拖欠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等，案号为（2018）粤0111民初11006号。该案中，屈某提交转账截图，显示砖头物流管理系统中广州往北京李兰多次转账记录。该案判决认定屈某在2005年4月29日至2018年5月1日期间与通威货运部存在劳动关系，2018年5月2日至2018年7月12日与广州物流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以上事实，有工资截图打印件、物流运单、通知、微信截图、工作记录、证人证言、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视频光盘、企业信息、投保单交费清单、雇主责任险保险单、雇员名单、承包合同、照片、转账截图、货运单、发票、保险合同、工资支出单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关于劳动关系的认定。首先，北京物流公司、广州物流公司和通威货运部经营的范围基本一致，且通威货运公司和广州物流公司均使用北京物流公司的办公系统记载员工的工资发放情况；北京物流公司、广州物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同一人，而通威货运公司与该法定代表人也存在频繁的转账记录。其次，通威货运部使用北京物流公司的货运单，广州物流公司成立是为承接通威货运部与北京物流公司的对接业务，广州物流公司成立后继续聘用通威货运部的员工。最后，北京物流公司虽主张其司与通威货运部、广州物流公司之间是业务合作关系，但并未提交合作协议等证据证实双方之间的具体权利义务约定。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判断三家公司之间存在关联，业务上存在混同，公司治理上也容易产生混同。但上述公司均为依法登记的独立组织，对于陈晓燕劳动关系的建立，应以实际用工作为判断依据。根据庭审中各方陈述和本案现有证据，陈晓燕在2018年5月8日之前的实际工作地点在通威货运部，由屈某向其发放工资。陈晓燕和通威货运部虽主张通威货运部的实际控制人为北京物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金兰，通威货运部与北京物流公司为同一个单位，但通威货运部和北京物流公司依法登记，均具备独立的用工主体资格，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实际控制人与登记的负责人是否一致，不影响其用工主体资格的认定。根据本案的实际用工情况，陈晓燕在2018年5月8日之前与通威货运部存在劳动关系。关于陈晓燕的入职时间，结合陈晓燕提交的工资截图，且通威货运部未提交证据证实陈晓燕的入职时间，本院采信陈晓燕主张的入职时间即2015年6月24日，故本院认定陈晓燕在2015年6月24日至2018年5月7日期间与通威货运部存在劳动关系。2018年5月8日之后，陈晓燕的工作地点发生改变，且与广州物流公司签订承包合同。但判断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并不是仅凭双方当事人签订的相关合同的名称和形式，而是需要审查双方实际的权利义务内容。首先，双方当事人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广州物流公司经营范围包含物流代理服务和装卸搬运等，而陈晓燕的工作岗位为客服，负责接听电话、录入货运单据等，即陈晓燕从事的工作是广州物流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且广州物流公司向陈晓燕支付固定的工资数额。双方实际的权利义务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和构成要件。且陈晓燕的工作地点和用工单位发生改变，并非其本人原因，与之相关的法律关系属性不能仅因为签订《承包合同》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陈晓燕在2018年5月8日之后与广州物流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至于陈晓燕的离职时间。广州物流公司主张陈晓燕工作至2018年7月19日，但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实，陈晓燕主张工作至2018年7月27日，上述时间与其被移出微信工作圈以及被通知领取劳务费的时间基本吻合，本院予以采纳。故陈晓燕与广州物流公司在2018年5月8日至7月27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基于上述分析，对于陈晓燕要求确认与北京物流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以及2018年5月8日之前与广州物流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问题。本案中陈晓燕和广州物流公司均确认陈晓燕是被广州物流公司开除，广州物流公司虽主张是由于陈晓燕为屈某提供信息，但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开除陈晓燕的合法依据，故陈晓燕要求广州物流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赔偿金的计算年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的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通威货运部、广州物流公司和北京物流公司之间为关联企业，陈晓燕从通威货运部被安排到广州物流公司工作，亦是基于北京物流公司业务开展的需要，并非陈晓燕本人的原因，因此在计算经济赔偿金时可以将陈晓燕在通威货运部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本案中，广州物流公司和通威货运部均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陈晓燕离职前12个月的工资情况，而陈晓燕陈述的工资数额与通威货运部的陈述基本一致，本院采纳陈晓燕主张的工资数额，经计算陈晓燕离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4675元[（4500×7+4800×2+5000×3）/12]，经计算，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总额为32725元（4675×3.5×2）。故广州物流公司需要支付陈晓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32725元。同时鉴于北京物流公司与广州物流公司为关联企业，在公司治理上存在混同，因此陈晓燕要求北京物流公司与广州物流公司共同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诉讼请求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拖欠工资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广州物流公司主张拖欠陈晓燕工资4640元，但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司已经足额支付陈晓燕2018年6月和7月工资数额。据此，本院采纳陈晓燕关于广州物流公司尚未支付上述期间工资数额的主张，经计算，2018年6月和7月，陈晓燕的工资数额为9597.7元（5000+5000÷21.75×20）。故广州物流公司需要支付陈晓燕拖欠的工资9597.7元。同时鉴于北京物流公司与广州物流公司为关联企业，在公司治理上存在混同，因此陈晓燕要求北京物流公司与广州物流公司共同支付拖欠工资的诉讼请求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十四条、第八十二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工资。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1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1年。陈晓燕于2018年8月14日提起劳动仲裁，且陈晓燕与通威货运部的劳动关系存续时间已经超过1年，应视为已经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又由于陈晓燕于2018年5月8日至7月27日与广州物流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广州物流公司没有与陈晓燕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且其司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是因陈晓燕的原因而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广州物流公司应当向陈晓燕支付2018年6月8日至2018年7月27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经计算，上述期间的二倍工资差额为8275.86元（5000/21.75×16+5000/21.75×20）。同时鉴于北京物流公司与广州物流公司为关联企业，在公司治理上存在混同，因此陈晓燕要求北京物流公司与广州物流公司共同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合理，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十四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陈晓燕与被告广州鑫德隆物流有限公司自2018年5月8日至2018年7月2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告北京鑫德隆物流有限公司和广州鑫德隆物流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陈晓燕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32725元；三、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告北京鑫德隆物流有限公司和广州鑫德隆物流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陈晓燕支付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7月27日的工资9597.7元；四、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告北京鑫德隆物流有限公司和广州鑫德隆物流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陈晓燕支付2018年6月8日至2018年7月27日的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8275.86元；五、驳回原告陈晓燕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由被告北京鑫德隆物流有限公司和广州鑫德隆物流有限公司共同承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本院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光华人民陪审员  苏穗珍人民陪审员  龙展鹏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蔡波辰陈婉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