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04民初22549号原告：广州粤欣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石新大道****。法定代表人：龙裕兵，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少翔，广东法则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余，广东法则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广德大厦/div>法定代表人：陈文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爱斌、方雄文，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粤欣服装有限公司诉被告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8年6月8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少翔、张海余，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爱斌、方雄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41532.48元及利息（自2016年10月4日起，计至货款清偿完毕为止，按照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利率4.75%的标准上浮50%计算为7.125%，暂计至2018年5月23日为4823.88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有长期商业交易关系，2016年5月6日双方签订《采购合同》（编号：KNN16DP406-3）。《采购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采购衣物，合同金额41532.48元；交货期2016年9月30日；被告在收到原告按交货数量开出的增值税发票及收到客户的货款后5天内付款给原告。2016年6月6日，原告依约向被告交付了合同约定的货物，被告亦将上述货物报关出口。2016年9月29日，原告向被告开出上述合同金额的增值税发票，被告收到货款后亦将发票用于出口退税，但至今被告仍未向原告支付货款。综上，被告拖欠原告货款已经构成违约，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被告答辩称：一、被告与原告签订《采购合同》只是双方联营出口合作中的一个环节，该合同名为采购，实质上为联营出口合作合同。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被告已经按照双方交易习惯支付了合同货款。1、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合同实质上是联营出口合作合同。根据《采购合同》的约定，原告负责商品出口所需要的码头费用等，且原告需保证合法经营依法纳税，保证在交货后70天内向被告提供增值税发票等办理出口退税的有效文件，如因为原告纳税事项或其它原因造成被告无法退税，应由原告自行承担一切责任和损失（退税款损失），与被告无关。同时，《采购合同》项下的标的(货物)为被告按照原告与客户的共同要求向原告购买，系由客户直接向原告下单订货，合同中明确约定该货物的质量交期等引起的一切责任由乙方（原告）负责，货款也是在被告收到客户的货款之后再付款给原告。根据上述内容可以确定这一合同的性质并非单纯的采购合同，而是被告与原告建立了联营出口合作而签订的合作合同。根据双方联营出口交易合作实践中的具体操作过程和程序（详见被告证据《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与广州粤欣服装有限公司联营出口合作交易流程》），即由客户直接下生产订单给原告，原告按订单要求生产货物，出货前，被告业务员会去工厂查看货物；在出货前，被告业务员根据原告提供的订单做合同资料，业务员将报关所需的单据（与外商客户签订的外销合同、商业发票、装箱单、报关单、报关委托书以及深圳入仓专用的存仓委托书等）全部寄给原告，由原告代被告委托报关行（或者货代公司）报关出口，由客户负责租订船舱和货运拖车；出口报关后，原告协助取回已报关及出口退税需要的备查单据，包括监管仓的进仓单、出仓单、已出口的报关单、无纸化放行单（车运转关的载货清单）、客户的提单等；然后被告收到客户支付的外汇货款（外汇货款支付时间是原告与客户商定的，一般是原告先出货后客户付外汇）；出口报关后原告开出增值税发票给被告，由被告业务员整理资料及制作业务内部单据（出口明细单、进仓单、出仓单、收汇单、结算单、工厂增值税发票、被告增值税普通发票、付款单）交被告财务部会计出账，然后向原告支付不含税货款。同时，被告业务员将退税需要的备查单据，包括工厂增值税发票、已出口的报关单、与工厂签订的采购合同、工厂出库单、被告增值税普通发票、出口明细单、无纸化放行通知书、提单、报关委托书留底联等（若入监管仓的，还要入仓单和出仓单），交被告财务部退税组向税局办理退税；税金退回后，向原告支付税款。2、被告与原告之间形成了被告先预付合同不含税货款、退税款待退税完成再行结算的交易习惯，该交易习惯一直为双方在合作交易中贯彻执行。3、根据双方交易习惯被告已向原告支付了全部涉案合同的不含税货款，支付金额为合同货款额除以1.17(1+税率17%），且被告均系在签订合同后预付，并非原告诉称的分文未付。本案合同货款41532.48元，已支付35497.85元，暂扣退税款6034.63元。总计十七个案暂扣退税款为466983.30元。4、被告除前述付款之外，在原告被税务机关处罚后无力补缴税款及支付罚款时被告用暂扣的退税款资金向原告支付了259098元用于补税，该部分款项系被告提前支付的退还给原告的部分退税款，应予以核算扣减。扣减之后，前述暂扣退税款剩余款额为207885.30元。二、因原告企业经营异常且原告存在被税局稽查认定偷税并被处罚的情形，其于案涉合同中提供的专用发票用以办理出口退税亦存在被税局稽查处罚的风险，被告暂扣退税款（剩余货款）作为保证金，保证出口退税的顺利完成及退税损失能获得弥补。1、原告被广州市越秀区国税局认定为风险供货企业(即经营异常企业)，被告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暂停款项支付。2016年至2017年期间，被告与原告合作开展联营出口业务。2016年下半年，由于原告税务上出现问题，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志华出逃，且原告提交给被告用于出口退税的部分单据出现问题，并被税局认定为经营异常企业。为保障自身合法权益，被告遂决定停止与原告的业务合作，同时原告在国企系统内被列入黑名单，在此种情形下被告为防止蒙受损失暂停向其支付退税款（货款）。2、原告存在偷税、骗取出口退税行为被国家税务机关多次作出行政处罚的情形，其提供的办理出口退税的文件并不能保证被告出口退税正常完成或退税后不被稽查补税，原告与被告在交易中达成共识从货款中暂扣退税款，以防止出口退税不能完成或退税后被稽查补税时被告承担应由原告承担的损失，避免国有资产遭受损失。根据被告与原告双方签订的《采购合同》的约定，原告应保证合法经营、依法纳税，保证在交货后70天内向被告提供增值税发票等办理出口退税的有效文件。如因为原告纳税事项或其它原因造成被告无法退税，应由原告承担一切责任和损失，与被告无关。根据该条约定，原告有义务：（1）保证其公司合法经营、依法纳税不影响被告出口退税业务办理；（2）向被告提供增值税发票等办理出口退税的文件合法有效，并保证能正常完成出口退税；（3）否则，承担出口退税损失。由于在双方长期合作的过程中，原告存在偷税、骗取出口退税行为被国家税务机关多次作出行政处罚的情形，其中2016年10月原告被广州市国家税务局东区稽查局检查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9月30日期间情况，发现在与阜宁县金凤纺织品有限公司、阜宁县厚辉纺织品有限公司没有发生业务往来的情况下，于2016年3月取得上述两家公司开具的1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在2016年3月申报抵扣了上述13份发票的进项税额220791.31元。广州市国家税务局东区稽查局作出穗国税东稽罚[2016]67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上述违法事实造成少缴税的行为是偷税，处以少缴税款220791.31元百分之五十的罚款，即罚款110395.66元。上述税务处罚事件即说明，即便某一笔采购交易出口退税完成，仍存在被稽查确认原告提供出口退税文件不合法而要求补税和处罚的情形。基于上述情况，原告与被告在交易中达成共识从货款中暂扣退税款，以防止出口退税不能完成/或退税后被稽查补税时被告承担应由原告承担的损失，避免国有资产遭受损失。三、被告与原告之间还有案外联营出口合作合同因原告原因出口退税无法完成，原告应赔偿被告出口退税损失，为防止损失无法获得弥补，被告暂扣涉案合同退税款。综上所述，原告诉请所述与事实不符，被告已按照双方约定及交易习惯支付了原告全部涉案合同的不含税货款，并且退税款也已支付了大部分，剩余的退税款因原告原因尚不具备支付条件（原告企业经营异常且原告存在被税局稽查认定偷税并被处罚的情形，其于案涉合同中提供的专用发票用以办理出口退税亦存在被税局稽查处罚的风险，被告为保证出口退税的顺利完成及退税损失能获得弥补予以暂扣）不能支付给原告。故原告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的经营范围为：纺织服装、服饰业。被告的经营范围为：货物进出口，服装批发等。2016年5月6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署采购合同号为KNN16DP406-3、出口合同号为KN16DB406HK的《采购合同》，载明：甲方向乙方采购衣物，金额共计41532.48元；乙方产品质量标准按双方确认的商品样板（或质量标准）按时、按质、按量交货；乙方负责商品出口所需要的码头费用等；乙方保证其出口产品不侵犯第三方商标权及其它工业产权，如为定牌产品，则需向甲方提供有关客户的授权书或注册文件；乙方保证合法经营，依法纳税，保证在交货后70天内向甲方提供增值税发票等办理出口退税的有效文件，如因为乙方纳税事项或其它原因造成甲方无法退税，应由乙方承担一切责任和损失，与甲方无关；特别约定，由于本合同的标的（货物）是甲方按照客户与乙方共同的要求向乙方购买的，因此该货物的质量交期等引起的一切责任由乙方自负，货款也在甲方收到客户的货款后支付给乙方；结算方式为，甲方在收到乙方按交货数量开出的正确增值税发票及收到客户的货款后5天内付款给乙方。《采购合同》并未约定逾期付款利息。原告表示其并未与外商签署买卖合同；被告确认其与外商签署了买卖合同。原告提交了2016年6月6日的货物出仓单，出仓单加盖有被告“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字样的章（非正式公章），原告表示其在码头向被告交付货物。2016年6月7日，被告（作为收发货人、生产销售单位）向海关申报出口本案《采购合同》项下的货物。被告表示，出仓单真实性无异议，但货物并未直接交付给被告，而是交付给海外购货商，海外购货商都是原告联系的；虽然被告向海关申报该批货物出口，但并不等于具备了向原告支付退税款的条件，原告一直未将报关及出口退税需要的备查单据提交给被告。2016年9月29日，原告（销售方）向被告（购买方）开具增值税发票，总金额与本案《采购合同》合同款一致。原告主张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原告在本案出示：1、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的53份《采购合同》、出仓单复印件以及增值税发票复印件；2、被告已付货款的全部银行回单打印件。上述证据1-2拟证实被告所述已付款项均为支付本案以外的合同货款。被告对上述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被告主张本案为联营出口合作合同，已向原告支付扣除退税金（17%）后的货款。被告在本案出示：1、原告起诉被告共十七件案件的《采购合同》，本案为其中一件。2、被告向原告付款的付款回单、会计凭证中的付款申请单（被告内部制作）以及付款情况汇总表（被告制作）。原始的付款回单摘要并无与案涉《采购合同》对应的内容，有被告手写的说明内容。3、被告制作的《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与广州粤欣服装有限公司联营出口合作交易流程》。被告表示，双方为滚动付款，上述证据1-3拟证实被告已预付了涉诉的十七件案《采购合同》的不含税货款，被告向原告付款很多时候是预付款，且存在合并多个合同一起付款的情况，待拿到原告的票据后会在财务上进行抵扣。原告质证后表示：对证据1《采购合同》真实性无异议，无条款显示本案为联营出口合作合同。对证据2原始付款回单真实性无异议，款项有收到，但并非案涉合同款，付款回单绝大多数是2016年9月之前的，但双方交易的17份合同均在9月17日及之后才开具发票，按合同约定被告应当是在收到原告开出的增值税发票后才付款，可见付款回单与诉争合同无关；对付款回单有人工书写的解释均不予以认可，其手写部分显示付款时间还早于对应的《采购合同》的签订时间；付款申请单系被告单方制作，原告不予确认，除一份是2016年11月、一份2016年12月制作外，其他均是2017年2、3月制作，但2017年被告并未支付原告任何款项，除用于22551、22541案的申请单外，其余申请单均注明是抵扣合同AKN16DP404预付款字样；另外，申请单均备注已经收取客户全部货款。对证据3不予确认。被告确认就本案《采购合同》的出口，已经收到外国客户货款，也已经办理完毕出口退税。但因原告在广州市越秀区国税局向被告提供的《市纺风险供货企业》名单中，且原告经营异常，影响联营出口退税合作业务，故被告出于自力救济，暂未向原告支付《采购合同》剩余款项。被告提供的上述名单无广州市越秀区国税局的盖章及说明。被告同时确认，本案交易暂无被税局处罚或追缴罚款；但被告认为，原、被告共有53单交易，虽本案未受到处罚，但有其他合同受到处罚，被告行使的是类似不安抗辩权，因为已经有风险。广州市国家税务局东区稽查局2016年11月16日作出的穗国税东稽罚〔2016〕67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本案原告在与阜宁县金凤纺织品有限公司、阜宁县厚辉纺织品有限公司没有发生业务的情况下，取得上述两家公司开具的13份增值税发票，上述增值税发票是虚开的增值税发票……该局认定原告上述违法事实造成少缴税款的行为是偷税，作出罚款110395.66元的处罚，并要求原告将款项缴纳至广州市增城区国家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2018年7月23日，广州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增城区税务局出具《清税证明》，载明原告广州粤欣服装有限公司所有税务事项均已结清。广州市增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2017年8月28日出具《广州市增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移出经营异常名录决定书》，决定书显示原告已经补报2016年年度报告并公示，该局决定将原告移出经营异常名录。另查，2017年3月31日，被告向原告开出金额为259098.60元的支票，表示用以给原告补缴税款。同日，原告取得(20161)粤国证60047903《税收完税证明》，补缴税款金额为259098.60元。原告表示，同意将上述款项抵扣被告欠付的货款本息。双方均同意将上述259098.60元按签订合同的顺序来进行抵扣，其中（2018）粤0104民初22556号、（2018）粤0104民初22552号案分别系原告起诉被告十七件案件中按顺序排列的前两件（签约日期分别为2016年3月11日、2016年4月9日）。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本案的法律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原告与被告签署了《采购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购买服装，虽《采购合同》约定合同的标的是被告按照客户与原告共同的要求向原告购买的，但实际上原告并未与外商签署买卖合同，被告与外商签订了买卖合同并在海关进行了报关出口；由原告提供的出库单可知，原告向被告交付了货物，被告主张原告系将货物直接交付给外商并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同时，被告还作为购货人收取了原告作为销货人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被告主张双方为联营出口合作合同，但现有证据不能证实被告上述主张。故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交易符合买卖合同的法律特征，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贸易往来应为买卖合同关系。《采购合同》约定，被告在收到原告按交货数量开出的增值税发票及收到客户的货款后5天内付款给原告，被告已经收取了原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并确认收到外商支付的货款，故被告应将相应货款支付给原告。至于被告提到的原告经营异常、欠付税款等问题，现上述情形都已不存在；被告主张原告被广州市越秀区国税局纳入风险供货企业名单，但被告确认原告并未因本案交易受到处罚，被告提供的风险名单也并无广州市越秀区国税局的盖章及说明，故被告现并无证据证实其有行使不安抗辩权的事由存在，被告仍拒不支付货款的理由均不能成立。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双方存在预付货款的交易习惯，也无证据显示被告支付了案涉《采购合同》项下的货款，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货款41532.48元。双方虽未约定逾期付款利息，但被告拖欠货款的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即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违约的利息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规定：“关于罚息利率问题。逾期贷款（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日期还款的借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现原告请求被告支付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计付的逾期付款利息，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采购合同》并未约定利息的起算时间，故应从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之日，即2018年6月8日起计付逾期付款利息。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粤欣服装有限公司支付货款41532.48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欠付款项为基数，从2018年6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的标准计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广州粤欣服装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958.90元（原告已预付），由被告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当事人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在上诉状中明确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金额，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之次日起7日内按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金额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相应的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长  徐声铃审判员  王丽娟审判员  龙健美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文蓓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