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晋02民终20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男，1974年7月3日生，汉族，个体司机，住大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山西永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某，男，1979年8月9日生，汉族，个体养车户，住大同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某，男，1983年8月18日生，汉族，个体养车户。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市分公司，住大同市新建南路83号。负责人：陆晓军，系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高某因与被上诉人袁某、韩某、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市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2018）晋0202民初10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高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被上诉人袁某、韩某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市分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没有到庭，本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某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连带赔偿上诉人979854.48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雇佣关系，并非劳务关系，原审法院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认为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机动车辆的所有人或管理人也就是被告方存在过错，故判决被告不承担责任，对此上诉人不予认可。本案中被上诉人不仅仅是车辆的所有人或管理人而且被上诉人还是上诉人的雇主，因此本案双方当事人符合雇佣关系的法律特征，而非劳务关系；2.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不能作为雇主与雇员赔偿责任的依据，本案中虽然公安部门认定上诉人在交通事故中负全部责任，但不能据此就认为雇员在雇佣关系中的损害赔偿也应以此为据，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仅仅是用来划分交通事故中肇事各方当事人过错责任大小。综上，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袁某答辩称：我们不承担责任，我们雇他给他挣钱了，他出了事故是他的事情，保险公司已经赔偿了，他出事故住院，我们也出医疗费了。韩某答辩称：同上。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袁某、韩某系×××/×××半挂车的实际所有人，高某系袁某、韩某雇佣的司机。2016年8月17日20时30分许，高某驾驶×××/晋BEN86号半挂车拉煤行驶至宁煤集团庄旺煤业公司门口，撞于在宁煤集团庄旺煤业公司门口停放的谭旺驾驶的晋B7240/×××号重型货车上后侧翻，晋B7240/×××号货车又撞于路边人行天桥楼梯上，造成高某受伤、两车不同程度损坏、人行天桥楼梯损坏、两车所载原煤抛洒的交通事故。经交警队认定，高某负事故全部责任，潭旺无责任。原告受伤后，先后在朔州市人民医院、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同煤总医院住院治疗共187天。原告提起诉讼后申请法院委托进行了鉴定，2018年5月25日山西明鉴司法鉴定中心以明鉴司鉴（2018）临检字第01009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为1.高某颅脑损伤，评定为Ⅴ级伤残；2.建议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评定自受伤之日起至鉴定之日（2018年5月22日）止；3.高某大部分护理依赖。原告驾驶的×××牵引车在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市分公司投保车上人员责任险（司机10万元），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市分公司已在保险限额内赔付了原告10万元。被告袁某、韩某为原告垫付了在朔州市人民医院的治疗费用，并给付了原告生活费18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双方争议的被告袁某、韩某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可见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伤害适用过错原则。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的；（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三）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的；（四）其他应当认定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过错的”。现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袁某、韩某存在以上过错，故被告袁某、韩某不承担赔偿责任。综上，虽原告高某受被告袁某、韩某雇佣在从事道路交通运输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致受伤，但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袁某、韩某对本起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故原告高某要求被告袁某、韩某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被告保险公司在事故发生后已在车上人员责任保险限额内足额赔付了原告10万元，故原告在本案中又起诉要求被告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高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599元，由高某负担。经审理查明,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关于二被上诉人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规定，“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本案双方当事人符合雇佣关系的法律特征，而非劳务关系，故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关于劳务关系的规定。雇员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雇主责任。本案中，上诉人高某驾驶机动车辆未按操作规范安全、文明驾驶且未保持安全车速，临危采取措施不当，是造成本次事故的原因，故上诉人高某在本案中存在重大过错，本院酌情判定被上诉人袁某、韩某承担30%的责任，即979854.48元×30%=293956.344元。同时事故车辆在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市分公司投保车上人员责任险（司机10万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市分公司已在保险限额内赔付了高某10万元，该车辆保险由袁某、韩某购买，目的就是在车辆发生事故后可以减少损失，减轻赔偿责任，故该10万元保险赔付金额应在袁某、韩某承担责任中相应核减；袁某、韩某为高某垫付了在朔州市人民医院的治疗费用7393.96元，并给付了高某生活费18000元；故应在被上诉人袁某、韩某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中扣减相应已赔付的部分，即293956.344元-100000元-7393.96元-18000元=168562.384元。综上所述，高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2018）晋0202民初1087号民事判决；二、袁某、韩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一次性给付高某168562.384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599元，由高某负担9519.3元，由袁某、韩某负担4079.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799.5元，由高某负担4759.65元，由袁某、韩某负担2039.8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石俊丰审判员 李 华审判员 邓 亮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李伟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