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5）民申字第126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黄今花。委托代理人：李中山，吉林敖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星岛（延边）绿色产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延吉市三道弯镇人参场。法定代表人：金惠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林桂月，吉林由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程陆鹏，延吉市小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再审申请人黄今花因与被申请人星岛（延边）绿色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岛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吉林高院）（2014）吉民一终字第1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黄今花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1999年3月9日至2001年1月10日期间的30笔借款的《借款合同》，我承认是2008年3月之后补签的，虽然在补签借款合同时未扣除84万元的还款，但我在签订《延期还款合同》及起诉时已经予以扣除，借款合同中未扣除不影响借款的真实性。借款合同及借据等不仅有星岛公司的公章，还有其法定代表人朴金石的签字，我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借款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应当予以认定。30笔借款的支付形式是清楚的，我在两次庭审中对借款支付形式的陈述也并不矛盾。（二）2008年8月6日至2010年3月3日期间所发生的10笔借款中，2008年12月9日、2009年11月17日的两笔借款，星岛公司既向金延华和李昌振出具借条，又向我出具借条符合日常生活习惯。两笔借款都是我出面向金延华、李昌振所借，星岛公司向两人出具了借条，两人还要求我以房产抵押，我抵押房产后没有任何保障，才要求星岛公司也向我出具借条，这符合日常生活习惯，并不矛盾。金延华、李昌振等的借款已由我偿还，星岛公司应将上述借款支付给我。关于2009年9月30日的80万元，借款人虽是黄今花，星岛公司是担保人，实际上等同于黄今花向黄京子借款后又借给星岛公司。星岛公司既向黄京子出具借条，又向我出具借条符合常理。书面证据是最直接最有效的证据，我与星岛公司发生多笔借贷，庭审陈述与书面证据不一致，应以书面证据为准，不能因我凭借记忆的陈述而否定借款的事实。（三）我在2000年1月20日前出国是真实的，我与延边州汪清县的黄今花同时在中介机构办理出国手续时，因中介机构的错误，导致我使用延边州汪清县黄今花的身份出国打工，虽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公安局出入境记录记载不一致，但旅游证能证明是黄今花本人。韩国医院诊断书虽未经大使馆认证，证明效力不强，但能确认是我本人受伤，庭审中我也出示了受伤后的手术照片，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我在韩国打工受伤获赔的事实。吉林高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星岛公司辩称：黄今花所称的259万元及301万元借款均不属实，黄今花在第一份借款合同所涉款项尚未偿还的情况下，再次向星岛公司借款违背常理。2001年1月11日的借款合同第五条约定，合同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解决不成，同意提交延边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此时，延边仲裁委员会尚未成立，合同上加盖的星岛公司印章也是在2008年3月8日刻制启用。因此，黄今花所谓借款合同、延期还款合同及借条是伪造的，其要求支付借款本息的诉求不应支持。黄今花自称落款日期为2001年的借款合同是2008年补签的，2006年8月14日星岛公司已偿还84万元，但该笔还款在补签借款合同时却并未扣除，黄今花所述与常理不符。在借款资金的来源上，黄今花称是其1994年至1998年在韩国打工受伤获赔的款项，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2011年11月24日出具的证明载明，黄今花第一次出境时间为2000年1月20日，与其陈述的借款资金来源相矛盾。黄今花所谓借款是其与朴今石恶意串通，虚构债权，侵害了星岛公司的合法权益。请求最高人民法院驳回黄今花的再审申请。本院认为：本案焦点问题是黄今花提交的向星岛公司出借款项的证据能否达到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黄今花主张星岛公司欠其借款476万元，并提供了落款日期为2001年1月11日借款金额为259万元的借款合同、借条，2008年1月11日借款金额为259万元的延期还款合同书，2010年3月3日借款金额为301万元借款合同、借条等证据。鉴于黄今花自2000年10月9日至2011年3月21日先后任星岛公司的副总经理、总经理，表明其对星岛公司有一定的控制能力，尤其是其有使用星岛公司印章的便利条件，因此，人民法院对黄金花与星岛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应当严格审查。经审查，黄今花关于借款事实及细节的诸多陈述前后不一，存在矛盾之处，无法作出合理解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借款合同及借条等主要证据存在重大瑕疵。落款日期为2001年1月11日借款合同、借条等均系补签，黄今花对此予以认可，黄金花不能对事后补签的协议却要倒签时间作出合理解释。第二，资金来源陈述存在矛盾。黄今花主张借款的资金来源于1994年至1998年其在韩国打工期间的收入、受伤赔款及向他人借款。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出具证明黄今花第一次出境时间为2000年1月20日，在此之前没有出境记录，与黄今花陈述借款来源于其在韩国打工收入及受害赔偿的事实相矛盾。黄今花又称其使用另一同名黄今花的身份出境，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事实。第三，款项支付形式违背常理。黄今花所称借款自1999年3月开始至2010年3月，前后十余年，40笔大额借款中绝大部分支付形式为现金。而且在第一份借款合同所涉259万元尚未偿还的情况下，黄今花再次向星岛公司出借巨额款项，与常理相悖。另外，黄今花在二审法院2013年5月28日庭审中称，1999年3月9日至2001年1月10日的30笔借款中除3笔系转账外，其余均为现金给付。但在2014年11月12日庭审中黄今花又称30笔借款均直接支付给朴今石，前后陈述并不一致。黄今花提供的银行转账凭据显示该三笔借款并非由黄今花直接支付给星岛公司或其法定代表人朴今石，与借款合同中载明的借款时间及金额均不一致，无法有效证明该款项已实际支付给星岛公司的事实。至于2008年8月6日至2010年3月3日期间的10笔借款，黄今花前后陈述亦存在矛盾，在2013年11月21日一审庭审中，黄今花称，2009年9月30日出借的80万元是黄今花从黄京子处借得，由黄京子打入星岛公司出纳黄姬子的账户76.8万元，并由黄京子给付现金3.2万元。2014年11月12日在二审庭审中黄今花又称，301万元是给朴今石的现金，该301万元中包括前述9月30日的80万元。黄今花所主张的该笔借款金额不仅与其所称转账金额不符，对大额借款的支付形式，也前后陈述不一。第四，借款用途与合同约定不符。两份借款合同约定，借款用于星岛公司的开办及经营，经延边天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星岛公司1999年3月至2010年3月期间的财务账目进行司法会计鉴定，除由“其他应付款”中朴今石名下调整到黄今花名下的306.19891万元外，未有黄今花与星岛公司往来借款的记录。而且据黄今花陈述，该款项也并未入星岛公司账目，而是由星岛公司法定代表人朴今石以现金提走，与合同约定借款目的不符。第五，还款事实陈述违背常理。黄今花称，2006年6月21日星岛公司向黄今花还款84万元，黄今花提供了由星岛公司法定代表人朴今石及黄今花签字的收条。黄今花认可落款日期为2001年1月11日的借款合同为2008年补签，双方在补签合同时，却未将已偿还的84万元予以扣除不符合常理。由此可见，黄今花关于案涉借款合同和款项交付的细节所作陈述之间和在案其他证据之间，存在诸多矛盾及违背常理之处，黄今花对此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其提供的证据对待证的借款事实而言，没有达到民事诉讼法所要求的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风险。据此，吉林高院对黄今花偿还借款本息的诉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黄今花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黄今花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范向阳审 判 员 李明义审 判 员 董 华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刘耀国书 记 员 刘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