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苏中商终字第010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州市智政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市吴中区胥口镇灵山路830号。法定代表人高东波，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吴如江，江苏赛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全兴，江苏陈全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奥英光电（苏州）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工业园区金田路15号。法定代表人汪俊，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沈庆国，江苏百年英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苏州市智政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政公司）与被上诉人奥英光电（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英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2013）园商初字第015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7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智政公司一审诉称：智政公司、奥英公司自2008年7月起发生业务往来，奥英公司向智政公司发出防静电薄膜袋的订单后，智政公司组织生产并送货给奥英公司，货款支付按月结六十日付款。2009年7月，奥英公司为节省成本，采用来料加工的方式向智政公司采购防静电薄膜袋，奥英公司向智政公司发出防静电薄膜袋的订单后，智政公司组织生产并送货给奥英公司，货款支付按月结六十日付款，同时在送货环节智政公司需按奥英公司要求办理进出口报关手续。在2012年6月之前，双方合作良好，未发生货款延付等纠纷，但自2012年6月起至10月，该5个月的货款奥英公司未支付。智政公司曾于2012年11月就此向法院起诉，后撤回起诉，现收集相关材料后再次起诉，要求判令奥英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3962869.12元、赔偿逾期付款违约金2177859元（自应付款之日起计算，按每日千分之二标准，暂计算至2013年7月底，请求判至奥英公司实际履行完毕止），并由奥英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奥英公司一审辩称：一、对奥英公司前身帝艾斯光电（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艾斯公司）收到智政公司诉请主张的供货、规格、品名等无异议、供货时间亦无异议，对货款金额，因系智政公司与株式会社DSLCD（英文名称DSCO.LTD，以下简称“韩国帝艾斯公司”）协商确定，奥英公司无法予以确认。二、智政公司与帝艾斯公司自2009年至2012年底左右发生业务往来，双方存在两种交易模式：一是进料加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加工贸易货物监管办法》定义：进口料件由经营企业付汇进口，制成品由经营企业外销出口的经营活动），该交易模式下帝艾斯公司直接向智政公司采购原料，双方成立原料买卖合同关系，所有付款均已由帝艾斯公司支付完毕，双方并无争议；二是来料加工（定义：进口料件由境外企业提供，经营企业不需要付汇进口，按照境外企业的要求进行加工或装配，只收取加工费，制成品由境外企业进行销售的经营活动），即帝艾斯公司与其相对方韩国帝艾斯公司发生加工业务往来，由韩国帝艾斯公司直接与智政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采购静电薄膜袋等原料，原料货款由韩国帝艾斯公司直接向智政公司支付，韩国帝艾斯公司通过智政公司向帝艾斯公司交付原料，帝艾斯公司加工后将成品交付韩国帝艾斯公司，向韩国帝艾斯公司收取加工费。本案诉争货款即基于该交易模式发生，货款应由韩国帝艾斯公司支付。智政公司、奥英公司并未发生关于诉争货物的买卖合同关系，智政公司诉请应予驳回。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智政公司与帝艾斯公司自2009年左右起发生业务往来，由智政公司向帝艾斯公司供应屏蔽袋等产品，双方通过电子邮件、送货单等形式发生交易，庭审中智政公司、奥英公司一致确认，2012年6月之前供货义务均已完成，货款已付清。另查明，帝艾斯公司于2004年经工商登记核准设立，2012年11月工商登记资料记载公司注册资本2249万美元，股东为DSLCD亚洲控股有限公司和韩国帝艾斯公司，2014年5月20日，帝艾斯公司经工商登记核准，名称变更为奥英公司。关于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问题：2012年6-10月期间智政公司向帝艾斯公司供货情况、双方法律关系及货款支付责任的承担。智政公司主张，2009年7月起，帝艾斯公司为节省成本，采用来料加工的方式向智政公司采购防静电薄膜袋等产品，约定货款月结60天，帝艾斯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向智政公司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订单，智政公司组织生产后将货经苏州工业园区物流园办理相应出口和进口手续后，再出物流园送至帝艾斯公司仓库，由帝艾斯公司出具收货单确认；每月月底双方通过电子邮件对账当月供货金额，智政公司根据帝艾斯公司要求向韩国帝艾斯公司开具发票，2012年6月前货款确实均由韩国帝艾斯公司以美元形式向智政公司支付完毕，但买卖合同关系发生于智政公司与帝艾斯公司之间，2012年6-10月间智政公司供货合计人民币3962869.12元，均未支付，应由帝艾斯公司即奥英公司承担。奥英公司认为，诉争2012年6-10月供货系基于来料加工贸易模式发生，案涉原料的买卖关系发生于智政公司与韩国帝艾斯公司之间，帝艾斯公司受韩国帝艾斯公司委托就韩国帝艾斯公司与智政公司的原料买卖交易行为履行代为收货、接受对账资料等职责，每月对账日按照韩国帝艾斯公司要求，核实收货数量后向智政公司发送邮件确认开票金额，发票均由智政公司开向韩国帝艾斯公司，货款均由韩国帝艾斯公司以美元形式向智政公司支付，奥英公司不承担付款义务。同时，韩国帝艾斯公司涉及破产，韩国水原地方法院已受理破产申请，向债权人通知要求申报债权，韩国法院已向智政公司发出申报债权通知，说明韩国帝艾斯公司确认诉争货款债务由其承担，智政公司要求奥英公司付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就争议问题，智政公司提交以下证据及资料：1、2009年6月2日至6月27日送货单一组，证明2009年7月之前双方交易往来模式，帝艾斯公司向智政公司采购屏蔽袋等产品，智政公司制作相应送货单，注明供应商智政公司、收货商帝艾斯公司，均由奥英公司签收认可，证明双方存在屏蔽袋买卖关系。奥英公司质证认可证据真实性，提出证据所涉双方往来模式为进料加工，即帝艾斯公司直接向智政公司购买产品，该部分交易货款已结清，证据无关联性。2、2011年1月1日、4月1日采购单五份，由帝艾斯公司工作人员唐雪雪以电子邮件形式向智政公司工作人员李珍珍发送，证明2011年1月期间双方交易往来形式，帝艾斯公司是采购主体，采购内容为屏蔽袋，相应货款已由韩国帝艾斯公司付清。奥英公司质证认可唐雪雪曾是帝艾斯公司工作人员，但已离职，证据无盖章，不认可真实性。3、2012年1-2月期间帝艾斯公司工作人员胡银华、张久红等人与智政公司间电子邮件往来，证明双方间关于屏蔽袋交易联系情况。智政公司质证就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提出所涉交易类型为来料加工，帝艾斯公司只是受委托发订单、对账和收货，货款由韩国帝艾斯公司支付。4、2012年6-10月帝艾斯工作人员黄永春每月向智政公司发送的电子邮件及智政公司实际供货的送货单，证明诉争往来期间，帝艾斯公司于每月月初以邮件形式告知智政公司供货计划，智政公司按计划向其供货。供货后根据帝艾斯公司要求，每月分两次开票，BLU（背光模组）产品发票开给帝艾斯公司，货款已由帝艾斯公司付清，LCM（液晶显示模块）产品发票开给韩国帝艾斯公司，货款628754.5美元，未支付，折合人民币3962869.12元，即智政公司诉请。5、2012年6-10月张久红每月向智政公司发送的对账电子邮件，证明帝艾斯公司就每月供货情况与智政公司对账，以附件形式确认当月供货明细和金额。奥英公司质证认可黄永春及张久红身份为帝艾斯公司工作人员，认为黄永春发送的邮件中已在产品编码中加以区分，带“-L”的产品为来料加工，货款由韩国帝艾斯公司支付，不带“-L”的为进料加工，货款由帝艾斯公司支付。BLU和LCM两种产品中，BLU均是进料加工，帝艾斯公司已付清货款，LCM均为来料加工，帝艾斯公司受韩国帝艾斯公司委托代为发单、接受货物和对账，货款应由韩国帝艾斯公司支付。6、2009年11月11日、2011年4月1日、2011年4月13日帝艾斯公司工作人员夏慧慧、黄轶群发送给供应商的电子邮件及2013年9月24日苏州市苏城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证明帝艾斯公司以邮件方式提出包装材美金交易由韩国本社付款，要求供应商提供7-10月报价单（offersheet）；要求供应商按来料（LCM）和进料（BLU）开具不同发票。奥英公司质证就夏慧慧、黄轶群身份和邮件真实性予以认可，提出邮件已向智政公司明确告知美金交易付款方为韩国帝艾斯公司，报价单也是开向韩国，说明智政公司自2009年11月11日起即知道交易主体和付款方是韩国帝艾斯公司。7、张永贤.李黄林律师行出具的证明书，证明经查询DSASIAHOLDINGSCOMPANYLIMITED资料，该公司于2011年4月21日由DSLCDASIAHOLDINGSCOMPANYLIMITED名称变更而来，2012年股东为DSCO.Ltd等，即韩国帝艾斯公司是帝艾斯公司股东，同时韩国帝艾斯公司也是帝艾斯公司控股股东DSLCD亚洲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东，说明帝艾斯公司与韩国帝艾斯公司间关联关系。奥英公司质证就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提出目前奥英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均已发生变化，帝艾斯公司与韩国帝艾斯公司法律上是独立主体，各自承担法律责任。8、物品供应（买卖）协议书一份，内容包括：智政公司（甲方）和帝艾斯公司（乙方）在2009年7月签订如下契约：二.（1）本协议是关于甲乙双方物品制造往来事宜的基本约定，如个别协议有记载物品制造往来有关的日期、品名、数量、单价等约定的，甲乙双方也要遵守个别协议，个别协议未作约定或与本协议不一致的内容按照本协议进行；三.（1）本协议按乙方要求采取来料加工形式进行，乙方下单后，甲方应按乙方要求经物流园区办理完毕货物进出口手续后再交付给乙方，甲方对出口退税部分应在物品单价中予以让利；（2）乙方保证甲方物品单价有一定范围利润，单价发生波动时需甲乙双方协商变更；五.（1）货款以甲乙双方对帐为准，月结后60日付款，乙方付款义务以支付完毕后结束；（2）甲方应按照乙方要求提供相应月度的发票；（3）超出付款期限的货款，乙方按照未付货款总额支付每日千分之二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六.本协议有效期为五年；七.为了证明本协议的签订协议书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保管一份。上述协议落款加盖智政公司及帝艾斯公司公章。智政公司主张2009年7月前智政公司与帝艾斯公司即已发生往来，之前均为直接买卖，由智政公司直接向帝艾斯公司送货，双方以人民币结算，未发生纠纷，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2009年6月左右，帝艾斯公司为降低成本考虑，要求将货物经物流园予以供应，这样智政公司可享受出口退税，进一步降低成本，故智政公司与帝艾斯公司于2009年7月签订上述合同。9、物品供应（买卖）协议书之补充协议（2013年12月7日该院组织质证时补充提交），内容包括：智政公司（甲方）和帝艾斯公司（乙方）于2009年7月签订物品供应（买卖）协议书，根据数个月来交易实际情况，双方于2010年3月签订本补充协议：一.按照乙方要求，甲乙双方之间的来料加工业务，甲方应根据乙方的采购计划安排生产和供货，并按照乙方的要求向乙方韩国本社办理出口手续后再经进口手续办理完毕后将货物运至乙方仓库；二.（1）甲方应根据乙方通知的采购计划按时组织生产、及时交货；（2）甲方应根据供应乙方货物的实际情况，办理向乙方韩国本社的出口报关手续，再经进口报关手续办理完毕后向乙方交付货物；（3）甲方每月月底应及时与乙方对帐，并严格按照乙方要求依据对帐结果向乙方韩国本社开具发票和清单（offersheet）；（4）因甲方未按要求向乙方韩国本社开具发票和清单（offersheet），乙方有权将该月货款移月处理，相关发票和清单由乙方做退回处理；三.（1）乙方每月月底应及时对其采购的货物进行核对，确认无误后由甲方向乙方韩国本社开具发票和清单（offersheet）；（2）对已确认无误且甲方已按要求向乙方韩国本社开具发票和清单（offersheet）的货款，乙方应及时安排付款；（3）如果开票对象发生变化，乙方应该及时通知甲方；四.为了证明本协议的补充协议书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保管一份。上述协议落款加盖智政公司及帝艾斯公司公章。10、2009年11月2日、12月22日、2010年1月31日销售合同三份及2009年12月22日、2010年1月31日两份合同项下付款证明，证明在证据2物品供应买卖协议书之外，智政公司与帝艾斯公司签订部分产品的单独销售合同，合同均为智政公司供应屏蔽袋产品，注明买方帝艾斯公司、卖方智政公司，帝艾斯公司对已确认收货的，智政公司已向韩国开具发票和清单的货物，应及时安排付款；同时，2009年12月22日、2010年1月31日两份合同已由韩国帝艾斯公司向智政公司付款，与奥英公司所称交易进料加工形式，货款由帝艾斯公司支付不符。奥英公司质证认为智政公司在之前一次诉讼中已明确向法院表示未与帝艾斯公司订立书面合同，再次起诉时正值帝艾斯公司因股东问题陷入混乱、公章管理也存在混乱，故证据真实性存疑；各合同均无经办人签字、未签署日期，奥英公司或帝艾斯公司亦未签署过类似合同，申请法院对部分证据进行司法鉴定。因智政公司、奥英公司就上述8、9、10五份书面证据真实性存在重大争议，同时各份合同和协议均存在无人员签名，无落款日期等形式瑕疵，该院释明要求智政公司详细说明形成过程并通知相关经办人员到庭接受询问，智政公司称证据8由公司负责人高东波及业务人员参与，与对方业务人员协商签订，合同文本由智政公司制作，将对方经办人员盖章后交还，因人员变动，本方及对方业务人员姓名均无法确定；证据10由智政公司采购与对方采购或财务联系经办，但形成过程及人员无法作出进一步说明，亦不能提交到庭。依据当事人申请，该院依法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就证据8、9及证据10中2009年11月2日销售合同三份书证中帝艾斯公司印章真实性、加盖时间及用印与文字形成时间先后进行鉴定。2014年11月28日，该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经比对帝艾斯公司留存在工商、税务机关的印文材料，认定三份检材中帝艾斯公司公章印文与行政机关留存样本一致；无法判断三份检材上帝艾斯公司印文形成时间；无法判断证据8、9上打印体文字与落款处帝艾斯公司印文形成的先后顺序，证据10中2009年11月2日销售合同打印体文字与落款处帝艾斯公司印文形成顺序为先字后印。就鉴定结论，智政公司无异议，奥英公司认为公章形成时间应当可以进一步鉴定，同时鉴定认为2009年11月2日销售合同先字后印，明显与肉眼辨别结果不符。就争议问题，奥英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2年6-10月期间智政公司向帝艾斯公司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的报价单（offersheet）及对应报关单、发票，所涉产品数量金额与智政公司诉请对应一致，证明诉争产品由智政公司通过帝艾斯公司向韩国帝艾斯公司发出报价单，交易完成后也向韩国帝艾斯开具发票，对应海关报关单为来料加工贸易形式，原料货款应由韩国帝艾斯公司支付。智政公司质证认可证据真实性，提出报价单均为当月供货完成后，根据智政公司和帝艾斯公司间对帐核实情况，依据帝艾斯公司要求出具，报关单非智政公司委托报关形成，无关联性。2、登记事项全部证明书，由韩国管理机构出具并经使领管认证，证明报价单中DSCO.LTD即株式会社DS，亦即韩国帝艾斯公司。智政公司质证无异议。3、韩国帝艾斯公司出具的“关于防静电薄膜袋购买事宜的说明”，由韩国帝艾斯公司出具并经使领馆认证，证明韩国帝艾斯公司确认诉争防静电薄膜袋的买方为韩国帝艾期公司，确认欠付智政公司货款624191.61美元，同时确认帝艾斯公司受韩国帝艾斯公司委托进行来料加工业务，代韩国帝艾斯公司收取货物，对智政公司没有支付上述货款义务。智政公司质证就证据形式真实性无异议，提出韩国帝艾斯公司与帝艾斯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目前并无证据证明所述委托关系存在。因智政公司、奥英公司就诉争往来期间原材料进出口报关情况存在争议，该院于2015年3月向苏州工业园区海关调查，调取了帝艾斯公司在诉争往来期间，即2012年6-10月间真空包装袋商品所涉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海关出口加工区出境货物备案清单、海关进口货物小清单、随附包装清单、形式发票、销售合同、代理报关委托书等资料。各单证所载商品名称、金额与智政公司主张基本相符，报关单记载经营单位和收货单位帝艾斯公司，贸易方式和征免方式为来料加工，用途加工反销，报关随附形式发票和合同记载买卖双方为智政公司和帝艾斯公司，合同落款为空白，无当事人签章。就该院调取的上述证据材料，智政公司、奥英公司均就真实性无异议，智政公司提出海关备案合同中购销双方是本案智政公司、奥英公司，报关资料均由奥英公司委托形成。奥英公司认为海关不对报关备案资料进行任何形式或实质审查，包括备案资料中发票的购销双方亦并非智政公司与韩国帝艾斯公司，故海关备案资料不能证明诉争真实交易模式和买卖主体。庭审中，智政公司认可，韩国水原地方法院受理韩国帝艾斯公司破产案件，通知智政公司于2013年7月23日至8月12日期间申报债权，但智政公司认为买卖关系系其与帝艾斯公司之间发生，未向韩国法院申报，同时，亦不在本案中向韩国帝艾斯公司主张债权。原审法院认为：智政公司诉请主张的智政公司、奥英公司间买卖合同关系和付款请求权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加工贸易货物监管办法》规定，来料加工，是指进口料件由境外企业提供，经营企业不需要付汇进口，按照境外企业的要求进行加工或者装配，只收取加工费，制成品由境外企业销售的经营活动。智政公司、奥英公司一致认可双方诉争静电屏蔽袋往来基于来料加工贸易方式发生，该事实与该院调查核实的进出口报关资料对应相符，应予认定。基于贸易模式本身定义而言，帝艾斯公司作为境内经营企业，不负有支付进口料件即智政公司诉请所涉货款的义务。2、基于智政公司自身行为及意思表示而言，智政公司出具以韩国帝艾斯公司名义的报价单（offersheet），包括货物品名、规格、数量、金额、付款条件、货物到达地址、送货时间、受款帐户、受款公司地址等基本内容，无论该报价单是智政公司主动发出亦或根据奥英公司要求向韩国帝艾斯公司发出，不影响该报价单内容符合一般意义而言要约的构成要件，韩国帝艾斯公司情况说明及智政公司自认的韩国法院通知申报债权事实，亦可证明报价单内容和法律关系由帝艾斯公司转发韩国帝艾斯公司，并为韩国帝艾斯公司接受，初步达致智政公司与韩国帝艾斯公司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形式要求。报价合同关系均成立于智政公司举证两份协议书之后，协议书本身证明效力存疑，其内容亦无帝艾斯公司明确的就来料加工模式下往来承担付款义务的意思表示，故报价单所载内容和反映的权利义务关系，应作为认定本案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据。同时，智政公司以出口商名义，开具以韩国帝艾斯公司为购货单位、内容与上述报价单一致的发票，亦实际收取韩国方以美元形式支付的货款，该结算形式和结算事实与上述要约、承诺方向相符。据此，智政公司诉请主张其与奥英公司就同样货物另行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与其自身行为和意思表示内容不符。3、基于智政公司、奥英公司间交易过程和法律关系而言，关于智政公司、奥英公司间法律关系，奥英公司主张基于其与韩国帝艾斯公司之间委托关系而与智政公司发生LCM产品的交易往来，其向奥英公司发出订单、接受供货、进行对帐、通知开票均系受韩国帝艾斯公司委托履行职责，该法律关系主张可与韩国帝艾斯公司书面陈述一致，奥英公司出具以韩国帝艾斯公司抬头的报价单、开具韩国帝艾斯为购货方的发票以及诉争之前货款由韩国公司以美元形式支付的事实，亦可一定程度上印证智政公司在交易发生期间即应知真实合同关系和货款结算关系与货物交付方向并不一致等情况，其已知LCM产品和BLU产品分别属于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不同贸易模式，存在交易主体和货款支付来源上的重大区别，亦应知货款欠付的救济方式和途径。双方当事人在交付收取货物时，根据不同的贸易方式，形成不同的法律关系，基于BLU产品的进料加工贸易模式和智政公司、奥英公司间料件买卖合同关系，不能等同于基于LCM产品的来料加工贸易模式和智政公司与案外第三方间合同关系。智政公司仅以交付、收货等事实主张智政公司、奥英公司双方就案涉LCM货物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依据并不充分。综上，智政公司诉请主张与帝艾斯公司间就价值人民币3962869.12元屏蔽袋货物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智政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78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19200元，合计78985元，由智政公司负担。原审法院判决后，智政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一审法院遗漏对涉案交易中法院依职权调取向海关调取的资料上帝艾斯公司盖印的事实认定。一审法院在海关调取的材料，即涉案交易在进出口报关过程中帝艾斯公司作为委托人提供给报关公司的单证资料中随附的单个交易的买卖合同中买方是帝艾斯公司，卖方是智政公司。在前述相关单证资料上帝艾斯公司均有盖章确认，其中附随的单个交易合同的形式与智政公司此前已递交证据10中的相关单个交易合同形式是一致的，同时，帝艾斯公司在最后一份单个交易合同中卖方帝艾斯公司落款处亦予以盖章。一审判决简单认定为“合同落款为空白，无当事人签章”与事实不符。2、一审判决对智政公司证据8-10不予认定无事实依据。智政公司递交的证据8《物品供应（买卖）协议书2009年7月》在首次庭前证据交换过程中，帝艾斯公司已经认可其真实性，此外，帝艾斯公司基于2009年11月11日帝艾斯公司工作人员发出的邮件的内容提出“合同已变更”的主张，显然，帝艾斯公司已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一再确认。然而，在帝艾斯公司提出包含智政公司提供的证据8-10系伪造的主张且帝艾斯公司提出的司法鉴定结果仍确定其印章是真的情形下，一审判决粗暴的以“与通常用印习惯不符”、“智政公司未提交所涉人员到庭说明”而认定该等证据形式存疑，进而不予认定显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一审法院简单套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加工贸易货物监管办法》来认定本案的交易性质没有事实依据。本案双方就BLU产品和LCM产品存在两种交易模式，如按照一审判决和帝艾斯公司的主张LCM产品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加工贸易货物监管办法》下的进料加工贸易、BLU产品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加工贸易货物监管办法》下的来料加工贸易；则根本无法解释智政公司和帝艾斯公司两家境内企业之间存在进料加工的贸易。事实上，无论是帝艾斯公司还是一审判决对此均未予以合理解释，故一审判决的认定显然与事实不符。4、一审判决认定Offersheet系要约的认定显然与事实不符，更无法律依据。本案交易中所涉的Offersheet附随于Invoice，系形式发票附随的出售货物清单。事实上，本案中单个交易的Invoice及Offersheet均在单个交易项下帝艾斯公司发出订单之后，如按一审判决认定Offersheet为要约及报价合同，帝艾斯公司向智政公司发出的订单其法律性质又如何认定？本案双方一系列的单个交易合同又如何进行认定？一审判决对此回避、未做任何说明及认定。5、一审法院认定帝艾斯公司接受韩国DS委托代为下单、收货、对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帝艾斯公司在开始主张存在委托书，但此后明确不存在委托书，其前后主张明显矛盾。而在涉案交易的过程中无论是帝艾斯公司以其自身名义向智政公司下发订单、或是以其自身名义出具收货单、还是以其自身名义与智政公司进行对账以及将载明本案双方为买卖合同主体的单个交易合同作为报关附随资料均表明帝艾斯公司是以买方的名义行事。而一审判决仅凭涉案交易起诉后韩国DS的一纸说明，就认定帝艾斯公司接受委托从事前述行为。6、一审法院分配举证责任不公、明显偏袒帝艾斯公司。对于智政公司证据8-10的形成背景，智政公司已做了力所能及的说明。既然帝艾斯公司否定上述证据，一审法院理应就其提出反驳的主张而分配给帝艾斯公司举证责任，至少也应将现有案件材料中显示的帝艾斯公司的工作人员申请到庭来反驳智政公司的主张。然而，一审法院在举证责任分配过程中无视法律规定，毫无公平可言，将举证责任全部交由帝艾斯公司。综上，智政公司认为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致使本案双方的法律关系认定不清，智政公司认为即使本案买卖关系不成立，基于双方之间的《物品供应（买卖）协议书》等协议，帝艾斯公司亦存在债务加入的问题。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决支持智政公司的请求。奥英公司二审辩称：一、原审关于合同的证明效力的认定正确，智政公司原审提供的协议及补充协议，奥英公司认为真实性存疑，主要体现在行文方式提供时间补充内容以及保管情况均不合常理。智政公司在原审中对该两份证据材料的形成过程也没有完整的说明。协议内容不体现奥英公司的意思表示，主要体现在协议本身涉及到进出口缺少必要的法律主体。协议约定的内容，在进口来料加工的前提下，约定帝艾斯公司有付款责任。权利义务不对等，违反了外汇管理法律规定。从本案的贸易环节，包括进出口价格磋商，货物交付以及结算对象来看，均不能表示帝艾斯公司是买卖合同的主体。尤其发票本身作为收款凭证，它是判断交易对象的重要标志，本案的发票是由韩国帝艾斯出具的。因为帝艾斯公司与韩国帝艾斯之间存在子母公司的关系，实际操作中应委托代理关系。具体的业务过程，较为复杂。因此，关键是看哪些证据材料会判断本案的合同主体是有意义的。智政公司所谓的海关合同，该合同仅是提供用于进出口，海关只做形式审查。如果做实质审查两家境内企业，也根本不可能使用进出口贸易的形式。因此，智政公司强调该证据材料并无实质的证明效应。智政公司所谓的债务加入的问题，从海关监管和外汇管制的规定，可以看出境内外的企业之间的资产，不可能因各方的协议互相流通。各方均是不同的法律主体。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一致。二审另查明：2012年6-10月期间智政公司向帝艾斯公司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的报价单上写明Messrs：DSCOLTD。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2012年6月之后价值3962869.12元货物购买方究竟是帝艾斯公司还是韩国帝艾斯。从争议的该批货物的履行情况来看，帝艾斯公司系韩国帝艾斯子公司，其主张接受韩国帝艾斯委托向智政公司下订单、接受货物。虽然帝艾斯公司未向智政公司明确其为韩国帝艾斯受托人的身份，但智政公司将报价单对象明确为韩国帝艾斯，并将发票开具给韩国帝艾斯，系智政公司向交易相对方发出要约并提示付款的意思表示，故智政公司应当明知韩国帝艾斯为付款义务人。韩国帝艾斯根据智政公司的发票向其支付了部分货款，因韩国帝艾斯公司涉及破产，韩国法院也向智政公司发出申报债权通知。因此，智政公司与韩国帝艾斯之间存在一方提请付款、另一方确认债务的结算关系，故智政公司在明知委托人为韩国帝艾斯的情况下，向帝艾斯公司主张货款，缺乏依据。根据进出口报关情况来看，本案的当事人均是国内企业，如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则无需到海关报关。即使智政公司提供的物品供应（买卖）协议书、物品供应（买卖）协议书之补充协议成立，根据以往的交易情况，既有帝艾斯公司直接向智政公司购货，也有韩国帝艾斯通过帝艾斯公司向智政公司购货，故应以实际履行情况来认定。综合上述证据，作为原告的智政公司向帝艾斯公司主张该笔货款依据不充分，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智政公司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785元，由上诉人苏州市智政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 岚审 判 员  孙鲁江代理审判员  李晓琼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六日书 记 员  张嘉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