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6民终90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执行案外人）：卢爱珍，女，汉族，1975年6月21日出生，住佛山市三水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执行案外人）：徐环英，女，汉族，1977年4月12日出生，住佛山市三水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执行案外人）：吴守健，男，汉族，1978年11月15日出生，住佛山市南海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执行案外人）：广东兴豪商贸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佛山市南海区。法定代表人：潘华艳，总经理。上述四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伟政，广东派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郑武忠，男，汉族，1971年3月24日出生,住佛山市三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林，广东贝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徐锡宁，男，汉族，1970年10月24日出生，住佛山市三水区。上诉人卢爱珍、徐环英、吴守健、广东兴豪商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豪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郑武忠、原审第三人徐锡宁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三水区法院）（2018）粤0607民初17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于2018年10月15日公开进行了法庭调查，上诉人卢爱珍、徐环英、吴守健及兴豪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伟政、被上诉人郑武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林到庭参加调查，原审第三人徐锡宁未到庭参加调查。经过阅卷、法庭调查，本院决定本案可以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卢爱珍、徐环英、吴守健及兴豪公司向三水区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对佛山市三水区XXXXXXXXXXXXXXXXXXXXXX（土名）地上建筑物征收补偿款66000元的冻结；2.案件诉讼费由原审被告负担。三水区法院认定事实：2004年5月17日，徐锡宁与原XXXXXXXXXXXXXXX村民小组（以下简称XX村）(现XXXXXXXX股份社)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书》，约定由XXX村将位于XXXXXX面积约22亩的土地出租给徐锡宁，租赁期限为2004年6月1日至2024年5月30日。2008年3月20日，吴守健与XX村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书》，约定由XXX村将位于XXXXXX面积约31.8亩的土地出租给吴守健，租赁期限为2008年4月1日至2024年4月30日。2010年1月1日，吴守健、兴豪公司与XX村签订《转租协议书》，将吴守健租赁的上述土地转租给兴豪公司，兴豪公司按吴守健与XX村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书的条款继续履行该合同。2010年8月28日，徐锡宁、卢爱珍作为出租方与承租方兴豪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将XX村XXX（XXX）30000平方米土地（含吴守健承租的31.8亩土地）转租给兴豪公司经营使用。租赁期限为2010年9月1日至2024年4月30日。合同第十一条约定，合同期内若国家征用该土地，甲乙双方都无条件服从，补偿的土地费归徐锡宁与卢爱珍，补偿的建筑物按履行合同时间分摊处理，机械设备搬迁费补偿归兴豪公司。2010年10月21日，兴豪公司取得涉案地块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2年5月20日，徐锡宁签订《放弃优先受益权声明书》，大致内容为徐锡宁因个人原因将XX村XXX（XXX）土地转租给兴豪公司，徐锡宁于2012年4月26日向兴豪公司潘超豪借取200万元，现未全部归还，还欠138万元，为不影响兴豪公司的正常经营及顺利运作，作以下声明：……2、本人愿意放弃政府征用该地块的赔偿优先受益权，XXX地块赔偿款优先支付给兴豪公司，直到本人归还欠款138万元后，其余赔偿款项本人方能受益。2016年7月22日，徐锡宁、卢爱珍、吴守健、徐环英及兴豪公司签订《协议书》，大致内容为:涉案地块的全部补偿款11746642.98元中，建构筑物及设备补偿款8295378.98元，徐锡宁、卢爱珍分别享有696812元、吴守健和徐环英享有2090435元、兴豪公司享有4811319.98元；物品搬迁补偿款2046元、停产企业损失补偿款1598334元归兴豪公司所有；填土工程补偿款1850884元卢爱珍占比40%即740354元，吴守健和徐环英占比60%即1110530元;根据上述分配，徐锡宁实际分配的补偿款为696812元，因徐锡宁已将其征收补偿权益转给兴豪公司，故徐锡宁最终不享有该部分补偿款分配比例，徐锡宁的补偿收益归兴豪公司所有，徐锡宁所欠兴豪公司138万元借款已通过补偿款收益抵顶方式全部清偿。2017年9月12日，徐锡宁、卢爱珍、吴守健、徐环英及兴豪公司向佛山市三水区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新城管委会)出具《征收补偿权益确认书》，确认相应征收补偿款由卢爱珍、吴守健、徐环英、兴豪公司收领，徐锡宁不作为被征收拆迁主体，无需收领征收补偿款项。另查明，郑武忠与徐锡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三水区法院作出的（2015）佛三法民一初字第760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三水区法院于2016年3月22日立案受理了郑武忠对徐锡宁的强制执行申请，执行案号为（2016）粤0607执874号。2017年12月7日，三水区法院作出（2016）粤0607执874号之二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冻结了涉案征地补偿款66000元并要求云东海街道办事处协助提取该款项至三水区法院账户。卢爱珍、徐环英、吴守健及兴豪公司以涉案土地补偿款为其所有为由，于2018年1月9日向三水区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三水区法院于2018年2月13日作出（2018）粤0607执异1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四原审原告的异议请求。三水区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征地补偿款的权利归属，四原审原告对涉案的征地补偿款是否享有足以排除三水区法院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首先，涉案地块是徐锡宁、卢爱珍、徐环英与吴守健分别从XX村租赁后，再转租给兴豪公司开发使用。徐锡宁、卢爱珍及兴豪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中已经明确约定合同期内若国家和地方政府部门征用涉案土地的，补偿的土地费归徐锡宁和卢爱珍，补偿的建筑物按履行合同时间分摊处理，机械设备搬迁费补偿归兴豪公司。后因涉案土地被新城管委会征收，徐锡宁、卢爱珍、徐环英、吴守健与兴豪公司就涉案土地征收款分配事宜签订《协议书》，并确定徐锡宁享有的征地补偿款为696812元。由此可见，涉案土地征收补偿款是由徐锡宁、卢爱珍、徐环英、吴守健及兴豪公司共同享有的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故此，三水区法院对徐锡宁的可得债权扣留、提取符合法律规定。其次，四原审原告认为徐锡宁已于2012年5月20日签订了《放弃优先受益权声明书》，以其应享有的征收补偿款优先偿还欠兴豪公司的借款138万元，故此，徐锡宁对涉案征地补偿款已不再享有权利。对此，三水区法院认为，四原审原告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徐锡宁与兴豪公司存在借贷关系。即使该借贷关系真实存在，在未有证据证实兴豪公司具备法定优先受偿事由的情况下，该债权仅仅是普通债权。徐锡宁在2012年5月20日签订《放弃优先受益权声明书》时，涉案土地并未被实际征收，徐锡宁所得征地补偿款的数额亦未确定，而此时徐锡宁对外已经债务高举，在此情况下，其通过签订上述声明书意欲将涉案征地补偿款优先偿还兴豪公司的债务，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兴豪公司对徐锡宁拥有的债权与本案被告郑武忠的债权均属普通债权，其可持相关证据就徐锡宁的欠款提起诉讼并参与分配，但其主张对徐锡宁的征地补偿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水区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卢爱珍、徐环英、吴守健及兴豪公司对涉案征收补偿款享有的民事权益不足以排除生效裁判文书的强制执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四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审原告卢爱珍、徐环英、吴守健、兴豪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上诉人卢爱珍、徐环英、吴守健、兴豪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三水区法院（2018）粤0607民初1736号民事判决；2.解除对佛山市三水区XXXXXX股份经济合作社XXXXXX（土名）地上建筑物征收补偿款66000元的冻结；3.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判决错误。涉案被查封的款项是《征收补偿合同》中由政府给付四上诉人的征地补偿款，在《征收补偿合同》中，原审第三人已不是土地征收补偿款所有人，其没有获得补偿款的依据，四名上诉人已然被确认为土地征收补偿款所有人。事实上，原审第三人与四上诉人在2016年7月22日签订的《协议书》中，已经将原审第三人预期可得分配补偿份额计696812元抵偿了其欠兴豪公司的138万元债务。而该债务抵偿行为亦是基于原审第三人在2012年5月20日签订《放弃优先受偿声明书》，原审第三人以权利转让的形式抵偿债务的做法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退一步讲，即使查封也仅能在原审第三人预期可得分配补偿份额696812元限额内予以查封。另，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的执行案件于2016年5月4日立案受理，查封裁定于2017年12月7日作出，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的债务属法定之债。原审第三人抵偿兴豪公司的债务行为于2012年5月20日就已经确认，属意定之权。原审第三人债务抵偿行为发生在被上诉人申请强制执行之前，该意定之债早于法定之债。四上诉人均为善意，一审法院认定该债务抵偿行为损害了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显然错误。综上所述，涉案的财产查封行为已侵犯了四上诉人合法取得土地补偿款的权利。在《征收补偿合同》未被撤销之前，涉案的土地补偿款仍为四上诉人所有，现一审法院查封已经确认为四上诉人的土地补偿款于法无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公正裁判。被上诉人郑武忠辩称：一、徐锡宁应是拆迁补偿的相对人，相应的拆迁补偿款应由徐锡宁用于偿还郑武忠的债务。徐锡宁承租了涉案地块用于经营，佛山市三水区云东海街道（新城管委会）已征收该承租地块及地上建筑物，并签订了《补偿合同》，现徐锡宁出具虚构的放弃补偿款的相关书面材料，其真实目的是为了恶意逃避债务。《放弃优先受益权声明书》、《征收补偿权益确认书》中错漏百出、时间逻辑混乱、互相矛盾等难于自圆其说。首先，《放弃优先受益权声明书》提到的“本人严格遵守2010年1月1日签订的转租协议书的规定执行，按照协议合法精神，XXX地块的使用权和经营权已转让到广东兴豪商贸发展有限公司权属人潘超豪名下”。经查实，兴豪公司是在2010年3月9日成立的，法定代表人是潘华艳，而非潘超豪，何来兴豪公司未成立就可在2010年1月1日签订转租协议书并加盖公章。其次，《放弃优先受益权声明书》中提到：2012年4月26日徐锡宁向潘超豪借款200万元。兴豪公司没有提供任何借款凭证加以佐证借款的真实存在，对是否已经偿还更无从考证，郑武忠对该笔借款的真实性不予认可。退一步说，即使该借贷关系真实存在，在未有证据证实兴豪公司具有法定优先受偿事由的情况下，该债务仅仅是普通债权。徐锡宁在2012年5月20日签订《放弃优先受益权声明书》时，涉案土地并未被实际征收，徐锡宁对外已经债务高举，在此情况下，其通过签订上述声明书意欲将涉案征地补偿款优先偿还兴豪公司的债务，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再次，《放弃优先受益权声明书》的落款时间为2012年5月20日，徐锡宁在那时就提出“本人愿意放弃政府征用该地块的赔偿优先受益权，大塘敦地块赔偿款优先支付给广东兴豪商贸发展有限公司指定帐户下”，而在三水区法院（2018）粤0607执异14号执行裁定书中，法院对卢爱珍所作的《谈话笔录》载明：“卢爱珍和徐锡宁是合伙伙伴，其于2014年才得知涉案土地会被征收”。试问徐锡宁怎能在2012年就预知2014年涉案土地被征收的事实，且签订《补偿合同》是在2017年9月6日，难道徐锡宁有先见之明，可预测到5年之后发生的事情。由此可见，《放弃优先受益权声明书》所表述的内容根本不符合逻辑，有违常理。最后，《征收补偿权益确认书》与《补偿合同》的时间逻辑相矛盾，应该是先有前者，再有后者，但从上诉人所提交的材料可看出，时间先后顺序不合逻辑。且徐锡宁近几年被起诉至法院后，法院无法将相关法律文书送达其本人，原因是其去向不明，开庭时更是避而不见，法院只能缺席判决，其俨然已是“老赖”的债务人，却能在《征收补偿权益确认书》中见到徐锡宁的亲笔签名，便可看出徐锡宁恶意逃避债务的真实面目。二、卢爱珍不是涉案被征土地的承租人，徐环英、吴守健已经将涉案被征土地转给徐锡宁，三者均不是拆迁补偿的相对人，无权对本案提出执行异议。涉案被征土地的其中一部分是由徐锡宁向村集体承租，另外一部分是徐环英、吴守健向村集体承租之后已经转租给徐锡宁，再由徐锡宁转租出去，即使是由卢爱珍的账户交纳相应租金，也不能证明卢爱珍是承租人。因此，无论徐锡宁将涉案被查封的征收补偿款抵偿给兴豪公司是否属实、合法有效，也只能由兴豪公司提出执行异议，与卢爱珍、徐环英、吴守健无关，这三者无权对涉案被查封的征收补偿款提出执行异议。三、再退一步讲，即使卢爱珍、徐环英、吴守健是涉案被征土地的共同承租人，也只是享有对涉案征收补偿款的共同债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三水区法院冻结涉案征收补偿款符合法律规定。四、由于徐锡宁除了本案以外，还有其他案件同样被三水区法院执行查封了涉案被征土地的补偿款项，此前，卢爱珍、徐环英、吴守健、兴豪公司已经多次提出过执行异议、执行异议之诉，均已被三水区法院驳回他们的执行异议请求、诉请。若仅凭徐锡宁的《放弃优先受益权声明书》、《征收补偿权益确认书》等一纸文书而没有其他佐证材料支撑且未经司法途径审查便可轻易逃避债务，则郑武忠的债权难以得到实现，无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原审第三人徐锡宁在二审期间未发表意见。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三水区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徐锡宁（乙方）与XX村（甲方）于2004年5月17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书》第9点约定：“如因城市规划，需要征用该土地的，甲、乙双方即终止本合同，其征地补偿款归甲方，搬迁费及建筑物补偿款归乙方。”吴守健（乙方）与XX村（甲方）于2008年3月20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书》第五项第8点约定：“合同期间，如遇国家、政府部门和城市规划用合法手段征用该土地的……征地补偿款、劳力安置补偿归甲方，地上建筑物补偿、填土费及搬迁费归乙方……”本院认为，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争议焦点为四上诉人对三水区法院冻结的涉案土地的征收补偿款66000元是否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合法权益。具体分析如下：首先，根据四上诉人提供的2004年5月17日《土地租赁合同书》、2008年3月20日《土地租赁合同书》、2010年8月28日《租赁合同》及2016年7月22日《协议书》等证据可认定涉案土地是徐锡宁、卢爱珍、吴守健及徐环英从XX村租赁后，再转租给兴豪公司，且上述合同及协议对涉案土地被征收后相应补偿款的分配作出了约定。徐锡宁、卢爱珍、吴守健、徐环英及兴豪公司于2016年7月22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徐锡宁的征收补偿款为696812元，并载明徐锡宁承诺将征收补偿权益转让给兴豪公司。可见涉案土地的征收补偿款是徐锡宁、卢爱珍、吴守健、徐环英及兴豪公司共有的可得收入，徐锡宁实为涉案土地征收补偿款的权利人之一。其次，四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徐锡宁与兴豪公司之间存在真实有效并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借贷关系，亦无证据证实兴豪公司对徐锡宁的债权享有法定的优先受偿权。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四条“对被执行人与其他人共有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并及时通知共有人。共有人协议分割共有财产，并经债权人认可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有效……共有人提起析产诉讼或者申请执行人代位提起析产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的规定，《协议书》的签订日期发生在债权人郑武忠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之后，徐锡宁与四上诉人协议分割涉案土地的征收补偿款未经合法债权人认可，亦未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而且，徐锡宁除本案外，还在其他案件中拖欠众多债权人巨额债务。因此，徐锡宁关于放弃涉案土地征收补偿款的声明以及其与兴豪公司关于抵偿债务的约定均有损徐锡宁合法债权人的权益。综上，涉案土地的征收补偿款是徐锡宁与他人共有的可得收入，徐锡宁私自分割并转让征收补偿款的行为损害了合法债权人的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的规定，在徐锡宁未依法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情形下，三水区法院冻结、提取徐锡宁的可得收入即涉案土地的征收补偿款，于法有据。至于徐锡宁、卢爱珍、吴守健、徐环英及兴豪公司各自实际应得的征收补偿款数额，以及三水区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总共冻结、提取的征收补偿款是否超出徐锡宁对涉案土地征收补偿款的实际应得收入，不属于本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范畴，当事人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上诉人卢爱珍、徐环英、吴守健、兴豪公司未能证明其对涉案土地征收补偿款享有的权益足以排除法院强制执行，其上诉请求理据不足，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上诉人卢爱珍、徐环英、吴守健、广东兴豪商贸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黎健毅审 判 员 陈秀武审 判 员 李 慧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钟燕莲书 记 员 黄榕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