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24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光贤。委托代理人姚岑，上海一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启龙。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贾怡。两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刁骅，上海刁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葛藤。原审被告祁国栋。上诉人赵光贤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4）松民三（民）初字第36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9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上海市松江区文宇路＊＊＊弄＊＊＊号202室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权利人登记为赵光贤，其上设定由抵押权人为案外人王1、债权数额为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90万元的抵押登记，债务履行期限为自2014年1月21日起至2014年3月20日。赵光贤配偶为案外人周1。2014年1月21日，赵光贤及其配偶周1就《委托书》在上海市公证处进行公证，委托事项为：委托人赵光贤、周1向王1借款人民币玖拾万元整，借款期限从2014年1月21日至2014年3月20日，并以登记在委托人赵光贤名下的坐落于上海市松江区文宇路＊＊＊弄＊＊＊号202室房屋作为抵押担保。若借款期限到期后，委托人未偿还贷款，则委托人同意并授权受托人葛藤为代理人，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出售该房地产，就上述房地产代表委托人办理下列附录中所列的全部事项，受托人无权转委托权。受托人在上述代理权限内就上述房地产所实施的法律行为及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委托人均予以认可。上述委托的期限自2014年3月21日起至2015年3月20日止。附录：壹、代为签订定金协议、房地产买卖合同，修改房地产买卖合同；贰、代为办理买卖合同公证、领取公证书；叁、代为办理房地产转移登记，签署相关房地产登记部门文件；肆、代为办理还贷、退保手续、领取保费，代为办理转按揭相关手续（包括签署有关合同、文件并办理公证）；伍、代为领取银行结清证明、他项权利证明（抵押证）等相关文件，办理抵押权注销、变更手续；陆、代为办理房地产权证的密码挂失、修改等手续，领取新的密码凭证；……玖、代为收取房价款，开具收款收据；……拾肆、代为办理房地产出售过程中的其他相关事宜。2014年8月20日，葛藤代理赵光贤作为出卖方与常启龙作为买受方在案外人事务所1的居间下就系争房屋签订《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及附件《房地产买卖协议》，约定的房屋总价为138万元，出卖方净到手价为151.5万元，交易税费由买受人承担。《房地产买卖协议》第1.3条违约责任中约定：双方均按照本协议约定的程序履约，若任何一方未按本协议的约定按时履约，若逾期在20个工作日内，协议继续履行，违约方按房屋总价的万分之五每日向守约方支付滞纳金，逾期达20个工作日以上，则另一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违约方应按照房屋总价款的20%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两份协议另对其它相关事项作了相应约定。2014年8月31日，葛藤代理赵光贤作为出卖方（甲方）与常启龙、贾怡作为买受方（乙方）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一份，合同第二条约定房屋转让价款共为130万元；合同第四条约定甲、乙双方同意，甲方于2014年11月30日前腾出该房屋并通知乙方进行验收交接。乙方应在收到通知之日起的7日内对房屋及其装饰、设备情况进行查验。查验后签订房屋交接书为房屋转移占有的标志；合同第六条约定：甲、乙双方确认，在2014年11月30日之前，甲乙双方共同向房地产交易中心申请办理转让过户手续。……合同第九条约定：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期限付款的，甲、乙双方同意按下列第（一）款内容处理。（一）每逾期一日，乙方应向甲方支付逾期未付款的0.005%的违约金，合同继续履行。……合同第十条约定：甲方未按本合同第四条约定期限交接房地产的，甲、乙双方同意按下列第（一）款内容处理。（一）每逾期一日，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已收款0.005%的违约金，合同继续履行；合同第十一条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在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订立的补充条款或补充协议不一致的，以补充条款为准。合同补充条款（一）第3条约定：甲、乙双方约定，若任何一方未能按照本合同和本补充协议的约定按时履约，则另外一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同时违约方应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总房款的20%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合同附件三约定：1、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当日内，支付给甲方第一期房价款计人民币39万元（含已支付的购房定金5万元整）。2、甲方同意乙方向银行申请人民币91万元整的购房贷款，作为第二期房价款支付给甲方，由乙方贷款银行直接支付给甲方，具体时间以银行实际房款日为准。3、甲、乙双方约定交易过户当日对该房地产进行验看、清点、确认无误后，甲方应将该房地产交付给乙方。合同另对其它相关事项作了相应约定。同日，葛藤代理赵光贤作为甲方与常启龙、贾怡作为乙方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1、甲、乙双方确定系争房屋成交的名义价格为130万元整，实际成交价格为138万元整。2、乙方除按名义成交价支付甲方购房款外，还需实际支付甲方给甲方房屋补贴款8万元整。……3、此笔房屋补贴款项的支付时间及方式为交房当日支付。……5、本协议为双方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的补充，与《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具同等法律效力。其他未约定的事项以《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为准。2014年10月10日，赵光贤委托上海博京律师事务所向常启龙发出律师函，通知常启龙其从即日起解除与葛藤委托关系，要求常启龙立即停止与葛藤商谈和处理任何有关系争房屋买卖事宜，并应立即停止交易，后续事宜请常启龙与赵光贤及其配偶周1联系。2014年10月26日，赵光贤作为甲方，葛藤作为乙方，常启龙作为丙方、祁国栋作为丁方共同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1、甲、乙、丙三方约定于2014年10月30日前进行交房。2、丙方于2014年10月31日前向甲方支付购房款人民币44万元整。3、丁方同意借款18.5万元整给甲方，用于甲方偿还乙方的借款，且甲方同意将于2014年10月29日前该房屋全权公证委托给丁方，待丁方收到丙方购房贷款55万元整后，退还36.5万元给甲方。4、乙方承诺收到甲方还款后于2014年10月31日撤销对该房屋债务抵押。5、甲方承诺签订本协议之后，无论任何原因不得单方面影响本协议和之后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的履行。6、关于原购房合同执行中已付款项：丙方已付购房款39万元整给甲方，甲方对此已付购房款予以承认。7、本协议为双方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的补充，与《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具同等法律效力。其他未约定的事项以《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为准。另查明，常启龙、贾怡的支付房款情况为2014年8月20日支付定金2万元，2014年8月31日支付20万元，2014年9月13日支付17万元和1.5万元。常启龙、贾怡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解除常启龙、贾怡与赵光贤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以及常启龙、贾怡与赵光贤、葛藤、祁国栋签订的《补充协议》；2、赵光贤返还常启龙、贾怡购房款405，000元；3、赵光贤支付违约金260，000元。赵光贤辩称，不同意解除相关协议及合同，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及补充协议。如果合同予以解除的话，要求扣除常启龙、贾怡应当支付的违约金后再返还已付房款。要求扣除的违约金包括：1、解约违约金276，000元；2、逾期支付房款违约金，分别为（1）以17万元为本金，自2014年8月13日起计算至2014年9月13日，按照每天万分之五计算；（2）以8万元为本金，自2014年10月30日起计算至本案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以99万元为本金，自2014年10月31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且应返还的已付房款仅为39万元，另外1.5万元不能视为房款。葛藤辩称，不同意解除相关协议及合同，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及补充协议。祁国栋辩称，同意解除祁国栋参与签订的补充协议。一审审理过程中，常启龙、贾怡还向原审法院提供一份签订日期显示为2014年9月13日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出卖方处有赵光贤及葛藤的签字。该份《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与落款日期为2014年8月31日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内容一致，在附件三中的约定仍是“甲、乙双方签订本和同当日内，支付给甲方第一期房价款计人民币39万元整（含已支付的购房定金5万元整）”。常启龙、贾怡向原审法院提供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明细对账单及牡丹灵通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以证明其在2014年10月31日具有支付房款44万元的能力。常启龙、贾怡向原审法院提供了查询通话详单，证明在2014年10月30日至2014年11月7日期间，常启龙多次主动联系赵光贤及其配偶周1要求交房，但是赵光贤从未主动联系常启龙。赵光贤对常启龙、贾怡提供的3份证据均不予认可，认为2014年9月13日《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中赵光贤的签名真实性存疑。对常启龙、贾怡提供的牡丹灵通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真实性不予确认，且认为即便常启龙、贾怡账户中有钱，不代表常启龙、贾怡愿意进行房款支付。对常启龙、贾怡提供的通话详单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不能排除赵光贤用过其他联系方式与常启龙联系交房事宜。祁国栋对常启龙、贾怡提供的上述证据没有异议。葛藤对常启龙、贾怡提供的上述证据没有发表意见。关于贾怡向葛藤转账的1.5万元性质，常启龙、贾怡及葛藤均在庭审中明确因为常启龙、贾怡支付的首付款不足以偿还系争房屋上设定的抵押借款，葛藤先垫资偿还抵押借款以便涤除抵押登记，该1.5万元是对垫资的利息补偿。原审认为，公民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在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赵光贤及其配偶周1均委托葛藤出售赵光贤名下的系争房屋，葛藤在委托权限内实施的出售系争房屋相关法律行为均由赵光贤承担民事责任。在赵光贤解除对葛藤的委托之后，由赵光贤和葛藤对各自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葛藤代理赵光贤与常启龙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房地产买卖协议》、《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2014年8月31日《补充协议》以及常启龙与赵光贤、葛藤、祁国栋于2014年10月2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均合法有效。虽然《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房地产买卖协议》、两份《补充协议》上买受方仅有常启龙的签名，但是从后续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的主体可以看出，买受方实际应为常启龙、贾怡，常启龙系代理贾怡签订相关协议，常启龙、贾怡于庭审中均予以确认。就常启龙、贾怡与赵光贤之间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先后有多份合同、协议作出约定进行变更，就交付系争房屋、支付房款，常启龙、贾怡与赵光贤在2014年10月26日的《补充协议》变更为赵光贤于2014年10月30日交房，常启龙、贾怡于2014年10月31日向赵光贤支付房款44万元。现双方就未能按约交房的责任产生争议，赵光贤称系因为常启龙、贾怡反悔不愿意购买系争房屋，常启龙、贾怡则认为反之。对此，原审法院认为交付房屋系赵光贤的合同义务，履行合同义务一方有责任举证证明其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但赵光贤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曾经履行交房义务。且从常启龙、贾怡提供的通话详单可以看出，常启龙、贾怡曾多次主动联系赵光贤，然赵光贤却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曾联系常启龙、贾怡要求其接收房屋。常启龙、贾怡提供的银行卡账户明细亦能证明常启龙、贾怡在2014年10月31日具备支付44万元房款的能力，不存在因没有能力支付房款而拒绝受领房屋的情形。综上，原审认定赵光贤未能在2014年10月30日前将系争房屋交付给常启龙、贾怡，违反了2014年10月26日《补充协议》的约定。赵光贤存在违约行为，常启龙、贾怡有无权利据此要求解除合同？根据两份《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补充条款（一）第3款的约定，若任何一方未能按照本合同和本补充协议的约定按时履约，则另外一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同时违约方应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总房款的20%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这两份《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均签订在《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及其附件之后，对于违约责任的约定，《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已对《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及其附件进行了变更。即便《补充协议》载明其系对《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的补充，其他未约定事项以《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为准，但并未否定《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中的约定，当《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及附件与《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不一致时，应当以签订在后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的约定为准。故当赵光贤违约时，常启龙、贾怡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因为当事人之间有多份协议，均应一并解除，包括《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中的常启龙与赵光贤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及2014年8月31日《补充协议》、2014年10月26日《补充协议》。同时，赵光贤还应当配合常启龙、贾怡办理《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的网上备案注销手续。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常启龙、贾怡与赵光贤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既已解除，赵光贤应当将所收受房款返还给常启龙、贾怡。因由葛藤代理赵光贤收受房款的行为由赵光贤承担民事法律责任，故应由赵光贤将39万元房款返还给常启龙、贾怡。而常启龙、贾怡支付给葛藤的1.5万元，系对葛藤垫资清偿抵押借款的补偿，而非房款，葛藤收受该1.5万元也不在赵光贤的授权委托范围内，其民事法律责任由葛藤自行承担，常启龙、贾怡要求赵光贤返还该1.5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可另行向葛藤主张。合同系因赵光贤违约解除，常启龙、贾怡有权要求赵光贤支付相应违约金，常启龙、贾怡主张的违约金26万元显属过高，原审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考虑到常启龙、贾怡的实际损失，原审酌情确定赵光贤应支付违约金13万元。关于赵光贤辩称的要求扣除常启龙、贾怡应支付的违约金之辩称意见，原审认为，第一，本案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解除并非常启龙、贾怡违约造成，常启龙、贾怡无需支付解约违约金；第二，常启龙、贾怡根本不存在逾期支付房款8万元和99万元之情形，2014年8月31日的《补充协议》中的约定已被2014年10月26日《补充协议》中的约定所替代，而在2014年10月26日《补充协议》的约定中，常启龙、贾怡仅有在赵光贤交付房屋次日支付房款44万元以及之后以贷款形式支付房款55万元的义务，支付条件均未成就；第三，房屋买卖合同是一时性合同，并非继续性合同，房屋买卖合同解除后，应当恢复原状。本案中合同既已解除，常启龙、贾怡不再具有支付房款义务，故常启龙、贾怡也无需承担逾期支付房款违约金。综上，对于赵光贤要求在其应返还的房款中抵扣常启龙、贾怡应承担的违约金之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原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之规定，于二○一五年六月十六日作出判决：一、确认常启龙、贾怡与赵光贤之间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中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及常启龙、贾怡与赵光贤之间的《补充协议》、常启龙、贾怡与赵光贤、葛藤、祁国栋之间的《补充协议》解除；二、赵光贤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常启龙、贾怡办理与其之间《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网上备案注销手续；三、赵光贤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常启龙、贾怡房款39万元；四、赵光贤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常启龙、贾怡违约金13万元；五、驳回常启龙、贾怡其余诉讼请求。如果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3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3，845元，合计诉讼费14，375元，由常启龙、贾怡负担3，200元，由赵光贤负担11，175元。判决后，赵光贤不服，上诉于本院称，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了其于2014年11月20日发出的律师函，向被上诉人常启龙表明了继续履约的意愿，常启龙也承认收到，故上诉人是一直主动联系被上诉人积极沟通的，上诉人从未反悔不愿意出售房屋，被上诉人要求解约仅仅是因为被上诉人的房屋上存有抵押登记，被上诉人认为无法涤除这一条理由而已。本案中2014年10月26日的《补充协议》是在上诉人被胁迫的情形下签订的，可以看出其中对交房时间要求上诉人于10月30日之前就交房，仅仅四天的时间是不充分的，明显不符合常理，而常启龙已经付给葛藤的房款变成已经全部由上诉人收取，也是上诉人遭受胁迫的体现，故该《补充协议》是无效的，不能将交房义务全部强加于上诉人。双方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第十条对交房逾期问题仅仅约定了承担滞纳金，交房也仅仅是房屋买卖合同中非主要义务，这一点也是符合常理的。而《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对于其达到20个工作日以上的，才有实现解除权的可能，即使2014年10月2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有效，其中强调了未约定事项应以《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为准，故理应适用居间协议约定的违约责任，被上诉人并无合同解除权。被上诉人无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具有交付不能的意思表示，故上诉人也并不构成根本违约。返还房款的义务不在上诉人，而在于葛藤。被上诉人葛藤出卖房屋时明显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在作出重大处分时没有告知上诉人，以明显低价出卖，上诉人发现后解除委托关系后，仍然胁迫上诉人签订补充协议，逼迫上诉人作出39万元房款已经交付给上诉人的虚假表示，故返还房款的义务在于葛藤。综上，上诉人同意解除本案中系争的多份合同，请求二审撤销原审判决第三、四项，改判房款39万元由葛藤返还，上诉人不承担13万元的违约责任。被上诉人常启龙、贾怡辩称，原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葛藤辩称，原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祁国栋未作答辩。经本院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录音资料及通讯记录，上诉人称录音内容为被上诉人常启龙和上诉人赵光贤于2014年10月28日的手机通话录音，欲证明常启龙知道上诉人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于2014年10月2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双方在通话中实际上变更了10月26日补充协议上的交房时间。被上诉人常启龙、贾怡质证认为，录音内容是真实的，但上诉人提交的录音摘要文字与录音内容是不一致的。录音也不能证明上诉人是受胁迫签订《补充协议》，常启龙录音中所说“我知道”只是口头禅，上诉人假借担心葛藤不承认收取了39万元房款为幌子，对常启龙陷井式提问，常启龙没有赞同上诉人的说法，反而听得出常启龙不愿听到上诉人表述的内容，一再解释不用担心葛藤不承认收取房款。被上诉人葛藤认为该录音证据与其无关，不发表意见。本院审核后认为，对录音资料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录音证据形成于一审判决之前，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即使从该录音内容看，通篇基本是上诉人在询问被上诉人常启龙39万元房款的支付情况，关于《补充协议》的签订情况也均为上诉人单方陈述，常启龙并未明确表示其知晓上诉人受到胁迫的情形，况且该录音发生于签订《补充协议》之后，并无法还原当时的状况，上诉人仅凭常启龙事后在电话中并不明确的应答无法证明其系受到胁迫而签订《补充协议》，故本院对该证据效力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是：一、署期为2014年10月26日《补充协议》的效力，上诉人在签订该《补充协议》时是否受到胁迫；二、上诉人是否存在逾期交房的违约行为而应承担合同解除的违约责任；三、应由上诉人还是被上诉人葛藤承担房款的返还义务。首先，关于系争《补充协议》的效力。虽然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葛藤系以低于市场价将系争房屋出售，损害了其权益，但上诉人在本案一、二审中均表明愿意继续履行与被上诉人常启龙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并积极履行，应视作其已认可了葛藤的代理行为，故葛藤作为上诉人出售房屋事宜的委托代理人，其以上诉人的名义与常启龙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及附件《房地产买卖协议》、《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及2014年8月3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于法不悖，合法有效。由于系争房屋上还存在案外人的债权抵押登记，而上述合同均没有涉及如何涤除该抵押登记、进行交房的时间、支付房款的方式等具体交易流程及各流程的衔接关系，故相关当事人于2014年10月26日就上述事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系对上述多份合同的补充及就具体付款事项的更改，目的系为了使系争房屋顺利完成交易，其内容符合当事人继续履约的真实意思，之所以约定签订协议后四天之内交房亦是为了保障已支付39万元房款的房屋买受方的权益，并无不符常理之处，该《补充协议》合法有效。上诉人主张其系受到胁迫所签订该协议，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既然2014年10月2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有效，上诉人理应按照协议约定如期向被上诉人常启龙交付系争房屋，然而上诉人并未如约履行，也未按照协议约定出具公证委托给原审被告用于偿还借款，故被上诉人常启龙依据《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中的相关约定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上诉人承担相应的违约金。上诉人主张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应以《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为准，但本院认为，《补充协议》中只是约定未约定的事项以居间协议为准，但约定不一致时，仍应以后签订的合同为准，故原审认定签订在后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就违约责任的承担已对《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及其附件进行了变更，于法不悖，本院予以支持。不动产买卖的交付分为实物交付及权利交付，交房当然属于房屋出售方的重要义务，而上诉人是否发函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是否主动联系被上诉人，均不能改变其交房的义务，也不能改变其逾期交房的违约事实。原审依据本案实际情况，酌情调整上诉人应承担违约金13万元，并无不妥，本院同样予以支持。至于39万元房款的返还主体，虽然收取该房款的人为被上诉人葛藤，但其系基于上诉人的授权委托而收取房款，葛藤作为代理人的行为其法律后果应直接约束于上诉人本人。本案房屋买卖的出售方为上诉人，而非葛藤，被上诉人常启龙将房款支付于葛藤，理应视作已向上诉人支付房款，故被上诉人常启龙、贾怡要求作为房屋出售方的上诉人返还房款，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况且，依据2014年10月26日《补充协议》的内容，上诉人也已明确认可被上诉人常启龙已向上诉人支付39万元房款，故上诉人主张由葛藤负担返还房款义务，于法无据，本院无法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赵光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难以支持。原审依据所查明的事实作出的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000元，由上诉人赵光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孔美君审判员  杨斯空审判员  郑卫青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赵 樱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