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7）宁0303民初2124号   原告：马某1，住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   原告：马某2，住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   原告：马某3，住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   原告：马某4，住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   原告：李某，住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   原告：王某1，住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   原告：马某5，住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   原告：王某2，住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   原告：马某6，住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   原告：马某7，住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   原告：马某8，住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   原告：王某3，住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   原告：王某4，住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   上列13名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9，吴忠市红寺堡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被告：王某5，住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某，宁夏罗霄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马某1等13人与被告王某5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1等13人于2017年9月21日申请对案涉苗木的纯度等事项进行鉴定，本院作出（2017）宁0303民初2124号裁定书，裁定本案中止审理。2018年8月28日，第一次开庭审理，原告马某1、马某2、马某3、马某4、李某、王某1、马某5、王某2、马某6、王某3及13名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9、被告王某5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某到庭参加诉讼。2018年9月7日，第二次开庭审理，原告马某1、马某2、马某3、马某4、李某、王某1、马某5、王某2、马某6、王某3及13名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9、被告王某5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马某1等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各原告经济损失（包括投入成本、苗木费、淌水费、纯收入），明细如下：马某114450元、马某247550元、马某311100元、马某416500元、李某17400元、王某110900元、马某516900元、王某247700元、马某615900元、马某710900元、马某810900元、王某316900元、王某42574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对案涉枸杞进行鉴定以后，原告马某1等人变更了诉讼请求，明细如下：马某18736.33元、马某228123.51元、马某36529.06元、马某49643.59元、李某15972.65元、王某16329.06元、马某515472.65元、王某227130.77元、马某69043.59元、马某76329.06元、马某86329.06元、王某315472.65元、王某414769.74元。事实与理由：2016年4月，被告从吴忠市红寺堡区和信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信公司”）购买了宁杞7号枸杞71000株，随后又将这些枸杞苗木以每株2.8元的价格卖给原告等人，同时承诺枸杞苗木纯度不低于85%。2017年是原告等人种植枸杞苗木的第二年，但原告等人发现他们种植的枸杞苗木只开花不结果，即使结果也没有采摘的价值，与老种植户种植的枸杞对比发现他们种植的枸杞是假的。原告等人均是农民，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于农业种植，但近两年种植假枸杞苗木不但没有收入，反而加重了原告等人的经济负担。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原告等人依相关法律规定，提起诉讼。   被告王某5辩称，其为新庄集乡南角湾村南角湾组村干部，当时以南角湾村民代表人的身份与和信公司签订了枸杞苗木买卖合同，其只是村民代表人，合同的相关权利义务应由实际出卖人、买受人承担。被告有相关证据证实其身份。被告以每株2.8元的价格从和信公司购买了枸杞苗木，然后以原价卖给13名原告，中间没有赚取任何差价，所以没有买卖合同盈利的属性。被告与13名原告之间也没有任何书面的买卖合同。13名原告通过自己签字确认的欠条，证实他们的债权人是和信公司，如果法院认定13名原告与被告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应当根据损失填平的原则，扣除13名原告已经从相关部门得到的补贴后，按照鉴定结论和合同约定，应该扣除15%的成本和逾期利益损失，再扣除13名原告下欠被告的枸杞苗木款项后予以计算。原告马某8、王某3、王某4主张的损失没有任何计算依据，他们3人于2016年将所种植的枸杞已经挖掉，改种其他经济作物，故对这3人的诉讼请求，应当判决驳回。2016年，枸杞苗木根本不会有任何经济收益，建议法院在裁判时对此情节酌情考虑，故请求法院判决驳回13名原告的诉讼请求。   针对被告王某5的答辩意见，原告等人补充陈述以下内容：没有证据证明被告系南角湾组村民的代表人。根据原告等人持有的证据，可以证明和信公司与被告签订了枸杞苗木买卖合同，合同当事人系被告本人。被告以每株2.8元的价款购买了枸杞苗木，又以原价卖给13名原告，中间是否盈利不影响原、被告之间买卖合同的成立和效力。买卖合同是实践合同，被告向原告等人履行了支付苗木的义务，原告等人向被告支付了部分苗木价款，双方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所说的原告等人给其出具的欠条，内容均系被告所写，且该债权凭证由被告持有，和信公司对这些欠条并不认可。和信公司根据其与被告签订的买卖合同于2017年起诉被告，经法院调解该公司与被告达成调解协议，现在该案已进入执行阶段，由此可以证明该公司承认的当事人为被告。原告等人与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原告等人因被告违约提供假枸杞苗木而遭受损失，这与政府的补贴没有关系，现在还没有政府补贴的证据。马某8、王某3、王某43人于2017年发现自己种植的枸杞苗木没有任何价值，为了减少损失才决定挖掉的，但不能因此否认2016年种植枸杞苗木给这3名原告造成的损失。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13名原告提交的证据：1.种植枸杞苗木花名册一份，证明13名原告以每株2.8元的价格分别从被告处购买枸杞苗木的数量，13名原告向被告支付枸杞苗木款的数额和下欠枸杞苗木款的数额；2.《苗木购销合同》复印件一份、《保证书》复印件一份，证明2016年4月10日，王某5、王自忠与和信公司签订了《苗木购销合同》，和信公司向被告承诺枸杞苗木品种纯度不低于85%；3.《新庄集乡康庄村南角湾组种植枸杞苗木农户花名册》一份，证明13名原告种植枸杞苗木的实际亩数；4.《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证明13名原告从被告处购买的枸杞苗木没有任何种植价值，为种植该枸杞苗木，2016年平均每亩的成本847.6元，收益是400元，2017年每亩的成本是466.93元，每亩收益1000元；5.宁夏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证明13名原告花费鉴定费4380元的事实；6.证人王某6的证言，证明原告王某3于2018年5月27日将枸杞苗木挖除的事实。被告对13名原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该证据载明原告等人以每株2.8元的单价从被告王某5手中拿到枸杞苗木，从标题就可以看出双方没有买卖的事实，结合原告等人在起诉状中陈述的单价，可以看出被告未从中牟取任何利益，被告实际受原告等人的委托，以原告等人的代表人身份与和信公司签订了《苗木购销枸杞》；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该合同约定优质度、纯度不低于85%，从这些约定的内容可以看出枸杞苗木在种植生长期间，允许有15%的瑕疵或变异，这15%应当参照鉴定意见书中表述的种植成本和收益予以扣除，《保证书》也清楚表明和信公司向南角湾西组提供种植所需的枸杞苗木，从原告等人出具该证据的过程可以看出，原告等人对这些内容是认可的；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证据由原告等人单方制作，被告也不清楚形成过程和背景；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证据中没有表述出案涉枸杞苗木是否为宁杞7号，也没有对案涉枸杞苗木进行生态学基因鉴定，无法确定是不是宁杞7号，所以该份鉴定意见书在没有确认宁杞7号的前提下，对纯度、成本、收益的计算和认定是错误的，该鉴定意见书“四、分析说明”内容中第1条依据的标准与“五、种植成本及预期收益分析说明”中依据的标准不一致，所以存在不合法的情形，被告庭前向法庭提交请求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的请求书，但是截至目前，没有收到鉴定人不出庭的正当理由，所以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应当视为该司法鉴定意见书所表述的内容和结论，应当不予认定，该司法鉴定意见书是按照纯度100%计算结果；证据4中没有原告王某4、马某8、王某3的鉴定意见，不应作为支持这3名原告诉讼请求的依据；证据5，该证据中加盖的是宁夏森灏园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宁夏森灏园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不具有鉴定资质，与证据4的鉴定项目和业务内容不吻合；对证据6证人王某6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王某6与原告王某3有亲属关系。   被告王某5提交的证据：1.2017年枸杞苗木发放清单一份（二页），证明2016年4月2日，和信公司委托被告给原告马某5补发枸杞苗木250株、给马某4补发枸杞苗木100株、给王某2补发枸杞苗木350株、给马某6补发枸杞苗木100株的事实；2.红寺堡区新庄集乡康庄村村民委员会2016年3月12日会议记录（二页）一份，证明康庄村于2016年实施产业结构调整，该村西组连片种植枸杞300亩，该村村民委员会明确让村民自行购买枸杞苗木，同时享受政府补贴，被告作为西组的村干部只是起到协调作用，真正的购买人是该组的种植户；3.《2016年经济林补贴一卡通花名册》一份，证明新庄集乡人民政府已向13名原告发放了数额不等的补贴，补贴应从原告等人的损失中扣除，补贴明细：马某1512元、马某2（马汉廷）1140元＋860元、马某4580元、李某1000元、王某1580元、马某51000元、王某21000元、马某6（马小峰）700元、马某7500元、王某31000元、王某41280元；4.《苗木购销合同》一份，证明被告从和信公司购买的71000株枸杞苗木用于康庄村南角湾组种植，于2016年4月10日签订合同的时候，被告根据红寺堡区新庄集乡康庄村村民委员会2016年3月12日会议记录中表述的××村民的代表人签订了该合同，被告不是该合同一方当事人，被告未从中获取利益，不符合买卖合同盈利的特征；5.《保证书》一份，证明被告作为南角湾西组的村民代表人从和信公司购买了枸杞苗木71000元株，并且由南角湾村西组村民种植，和信公司于2017年4月已向马某4、马某5、王某2、马某6、王某4无偿提供了补种的枸杞苗木；6.2016年南角湾西组村民领取套种马铃薯清单一份及马铃薯套种补贴花名册二张，证明13名原告于2016年从红寺堡区农牧局领取套种马铃薯种籽，并享受每亩100元的补贴；7.《证明》一份，证明2016年6月至10月，被告与和信公司告诉原告等人，如果对枸杞苗木的质量有异议，应于2016年11月30日前申请司法鉴定，但原告等人未提出质量异议，对扩大的损失应自行承担责任；8.欠条复印件一份，证明13名原告从和信公司购买枸杞苗木，同时承诺2016年11月30日前还清，因和信公司不认识原告等人，和信公司将欠条交给村干部索要欠款，故这些欠条由被告保存；9.王自忠、王国俊、马守高证言，证明根据康庄村村民委员会的安排，同时经村民协商，口头委托被告以村民代表人的身份签订合同。13名原告对被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被告于2016年发放枸杞苗木，该份名册载明时间为2017年4月2日，该份证据系被告自己制作，真实性无法核实，该份证据无法证明被告与和信公司之间有委托关系；对证据2的关联性不认可，该份证据是康庄村村民委员会内部会议记录，与买卖合同的形成没有关系；对证据3的关联性不认可，该份证据系政府对原告等人种植的一种补贴，与被告给原告等人造成的损失没有关系；对证据4、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这二份证据与原告等人提交的证据2相同，能够证明被告从和信公司购买枸杞苗木71000株，将其中的部分枸杞苗木出售给本案13名原告，被告证明其没有从中获利，但不影响原告等人与被告之间形成的枸杞苗木买卖合同关系，同时也无法否认被告与和信公司之间形成枸杞苗木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被告应当对原告等人承担违约责任；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份证据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不能证实马铃薯种植的地点和原告等人种植枸杞的地点是同一地点，即使该项补贴是真实的，与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无关；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份证据由被告个人叙述形成，在结尾处加盖和信公司的印章，前后矛盾，无法证实原告等人是否知道该通知；对证据8的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13名原告拖欠被告苗木费用属实，但该欠条中债权人系和信公司，如果被告将该债权让与和信公司，需得到和信公司的同意，但和信公司于2017年已向法院起诉要求王某5支付枸杞苗木费用，由此可知，和信公司不同意债权转让，同时也说明和信公司将该证据交给被告并由被告索要欠款的事实不存在；证据9：王自忠与被告有亲属关系，且王自忠与被告共同购买和信公司的枸杞苗木，其证言为虚假陈述；对马国俊的证言不认可；马守高的证言与本案无关联性，马守高是村干部，协助村民购买枸杞是其职务行为，与本案双方当事人购买枸杞无关，原告等人与和信公司也没有关系。   针对被告王某5当庭对《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司法鉴定意见书》提出的异议，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于庭后向本院提交了《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司法鉴定意见书补正书》、《关于对宁农园（2018）农鉴字第10号鉴定报告的说明》、《宁杞7号枸杞栽培技术规程》、《枸杞栽培技术规程》、《枸杞苗木质量》，答复如下：1.如何确定案涉枸杞苗木宁杞7号？为何不做基因鉴定？答：根据第四项分析说明中第3项的内容，宁杞7号品种的形态特征，鉴定机构通过对被鉴定枸杞树苗叶片进行辨别。叶片辨别采取了对其颜色、叶脉、大小、形状、厚度来加以甄别，通过对被鉴定枸杞树的枝条来辨别。枝条辨别采取了对1年生枝条的颜色、生长量、柔韧性进行了仔细甄别；通过对被鉴定枸杞树上的果实进行辨别。果实辨别采取了青果、成熟果的形状、大小、颜色来甄别，进行宁杞7号品种鉴定。基因鉴定需要对每一植株叶片、枝条采集样本，进行比对鉴定，鉴定条件还不成熟，且费用非常高昂，鉴定机构工作人员通过对枸杞枝条、叶、花、果实就能辨认出宁杞7号枸杞品种，因为宁杞7号品种的形态特征不会改变。2.鉴定意见书的第四条与第五条所表述的枸杞栽培技术规程为何引用的国家标准不一致？答：这是鉴定报告中出现的笔误，鉴定机构出具司法鉴定补正书对这一问题予以纠正。3.鉴定书中得出的数据是否以全部是宁杞7号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收益和成本？再根据合同中所表述的纯度为85%，下剩的15%应否在确定损失当中予以扣除？答：生产园中容许有个别的杂株，纯度在85%以上就具备了枸杞园生产的能力。根据第四项分析说明中第5项中具有宁杞7号枸杞苗形态特征的符合率为6%-72%不等。枸杞园苗木纯度50%以下，可视为无保留价值的生产园。该鉴定地枸杞园中所有鉴定地块，苗木纯度均达不到85%，不具备生产园的标准。计算成本投入和预期收益是按照枸杞标准生产园来计算的，纯度达到85%以上就具备了生产园的标准，不考虑其杂株的问题，按照标准园对其成本和预期收益进行了评估。4.如果种植户因为管护措施不到位，是否影响到枸杞苗木纯度的认定？或者影响到枸杞苗木的基因变异？答：管理措施不影响苗木的生物学特征，不会改变其叶、花、枝条、果实的形态特征，枸杞苗木的基因不会变异，不会影响到纯度认定。5.在种植期间，如果枸杞苗木与玉米、马铃薯等其他农作物套种，是否会影响到枸杞苗木的纯度或者导致基因变异的可能？答：枸杞苗木与玉米、马铃薯等其他农作物套种不会改变植株的叶、花、枝条、果实的形态特征。也就是说不会影响枸杞苗木的纯度或者导致基因变异。6.鉴定人施孝贞技术职称是景观园林工程师，能否对枸杞苗木进行鉴定？其职业范围有什么依据？答：施孝贞具有农业司法鉴定资格，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四条司法鉴定现场提取鉴定材料应当由不少于二名司法鉴定机构的工作人员进行，其中至少一名应为该鉴定事项的司法鉴定人。现场提取鉴定材料时，应当由委托人或者委托的人员在场并在提取记录上签名。施孝贞参与此项鉴定过程中，主要负责现场田间调查记录，现场记录由主办法官、鉴定双方当事人签字认可，符合司法鉴定规定。7.请求鉴定机构向法庭提交鉴定意见中第四条、第五条鉴定报告依据。答：《宁杞7号枸杞栽培技术规程》（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标准DB64/T772-2012）、《枸杞栽培技术规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19116-2003）、《枸杞苗木质量》（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标准DB64/T676-2010）。原告等人对上述证据质证后均无异议。被告质证意见：鉴定人员应当到庭接受质询，不能以鉴定报告的说明形式代替鉴定人出庭，所以对《关于对宁农园（2018）农鉴字第10号鉴定报告的说明》不认可；对《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司法鉴定意见书补正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不能作为确定被告应否承担责任的依据；宁杞7号枸杞栽培技术规范规程、枸杞栽培技术规程、枸杞苗木质量应系国家标准，予以认可，但不能作为确定被告是否承担责任的依据。   本院对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于庭后补充提交的证据分析认定如下：对原告等人提交证据的认定意见：证据1，能够证明被告给原告等人出卖枸杞苗木的事实，同时载明原告等人已付枸杞苗木款、下欠苗木款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2，与被告提交的证据4和5相同，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3，该证据无其他证据印证，不予认定；证据4，虽然该证据中加盖宁夏森灏园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但注明应税劳务、服务的名称为“鉴证咨询服务*鉴定费”，能够证实原告等人支付鉴定费4380元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5，能够证明原告等人已支付鉴定费4380元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6，证人王某6的证言无其他证据印证，不予认定。对被告提交证据的认定意见：证据1，原告等人不认可，无其他证据印证，不予认定；证据2，虽然会议内容中有村干部协调购买枸杞苗木的事项，原告等人未授权被告作为他们的代表人购买枸杞，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纳；证据3和6，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认定；对证据4和5的证明目的不予采纳；证据7，对原告等人不产生法律效力，不予认定；证据8，这些欠条系和信公司给被告提供的格式欠条，原告等人从被告手中拿到枸杞苗木后，被告在这些欠条中写明原告等人下欠枸杞苗木款的数额，由原告等人签名捺印，和信公司或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未在这些欠条中盖章、签名或捺印，故不能证明和信公司与原告等人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只能证明原告等人欠被告枸杞苗木款的数额，对这些欠条的证明目的不予采纳；证据9，3名证人证言不能印证被告是原告等人推选的代表人，对证言不予采纳。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于庭后补充提交的证据《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司法鉴定意见书补正书》、《关于对宁农园（2018）农鉴字第10号鉴定报告的说明》、《宁杞7号枸杞栽培技术规程》、《枸杞栽培技术规程》、《枸杞苗木质量》，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均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4月10日，被告王某5、王自忠（买方）与和信公司（卖方）签订了《苗木购销合同》，约定以下主要内容：和信公司给王某5提供枸杞苗木71000株；价款合计198800元；质量要求苗高大于等于40厘米、地径大于等于0.3米，根系丰茂，优质度不低于85%的优质枸杞苗；交货地点为卖方供货点，被告负责监督验收装车。被告与和信公司因这次买卖合同的货款问题产生纠纷，已经本院调解处理，由王某5、王自忠支付和信公司下欠枸杞苗木款151700元、逾期付款违约金5000元。被告将其从和信公司购买的枸杞苗木卖给13名原告，原告马某1等人购买的枸杞苗木的株数、已向被告支付的货款数额、下欠被告的货款，明细如下：马某11200株、已付1200元、下欠2160元；马某22500株、已付2500元、下欠4500元；马某31100株、已付500元、下欠2580元；马某4720株、已付600元、下欠1416元；李某1135株、已付1500元、下欠1680元；王某11007株、已付300元、下欠2520元；马某51700株、已付1000元、下欠3760元；王某21800株、下欠5040株；马某6714株、下欠2000元；马某7580株、已付300元、下欠1324元；马某8600株、已付300元、下欠1380元；王某3（大）1200株、已付1000元、下欠2360元；王某41000株、已付300元、下欠2500元。同年，原告等人种植了这些枸杞苗木。2017年，原告等人发现枸杞苗木只开花不结果，与其他种植户比对以后，发现这些枸杞苗木存在问题，没有种植价值。2018年8月3日，宁夏××园[2018]农鉴字第10号意见书（成本包括淌水费），花费鉴定费4380元，鉴定意见：1.经过现场观察及枸杞生物学特征比对，该鉴定地10户种植户种植的36亩枸杞宁杞7号苗木纯度分别为6%至72%不等，其中马某2的4亩和马某4的3亩枸杞地苗木纯度较高，分别为72%和69%，具有生产园保留的价值，可以进行挖除杂草保留，计算成本和收益时，分别按照28%和31%来计算损失，即：马某24亩枸杞园的成本投入为1472.2元、2016年收益损失为448元、2017年收益损失1120元；马某43亩枸杞园的成本投入为1222.5元、2016年收益损失为372元、2017年收益损失为930元；2.王某2等10户种植的36亩枸杞，2016年枸杞种植成本为30513.6元，平均每亩种植成本为847.60元，2017年枸杞种植成本为16809.48元，平均每亩种植成本为466.93元，除马某2的4亩和马某4的3亩外，其余种植户按种植面积核算成本，分户成本核算见分户成本核算表（详见附表）；3.2016年1亩枸杞园可获得纯经济效益为400元，2017年1亩枸杞园可获得纯经济效益为1000元，除马某2的4亩和马某4的3亩外，其余种植户按种植面积核算效益。原告等人与被告就赔偿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原告等人遂诉至法院。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点：1.被告王某5是不是本案中的出卖人；2.原告等人的各项损失如何计算。   关于第1个争议焦点，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被告作为成年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以自己名义向原告等人出售枸杞苗木并收取枸杞苗木价款，故被告是本案中的出卖人。虽然原告等人与被告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形成口头协议。被告辩称其在本案中未获得利益，不符合买卖合同盈利的特征，其只是作为原告等人的代表人参与买卖，但是否盈利只是买卖合同产生的后果，不是买卖合同是否成立的要件，原告等人不认可被告作为其代表人参与买卖，被告提交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其是原告等人的代表人，故本院对被告的答辩意见均不予采纳。   关于第2个争议焦点，原告等人的损失，除马某2的4亩枸杞和马某4的3亩枸杞外，其他原告的枸杞无继续种植的价值，这些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枸杞买卖合同应该解除，由被告退还这些原告已支付的枸杞苗木款。根据原告等人提交的证据和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作出的宁农园[2018]农鉴字第10号意见书，原告等人的各项费用计算如下：   （1）原告马某1的损失：包括2016年至2017年的枸杞种植成本2629.06元、2016年至2017年的枸杞可获得纯经济效益2800元[2亩×（400元＋1000元）]、被告已收取但应退还的枸杞苗木款1200元，合计6629.06元；   （2）原告马某2的损失：4亩枸杞园的成本投入为1472.2元、2016年收益损失为448元、2017年收益损失为1120元，合计3040.2元。3.5亩枸杞园的2016年至2017年的枸杞种植成本4600.86元、2016年至2017年的枸杞可获得纯经济效益4900元[3.5亩×（400元＋1000元）]，合计9500.86元。3.5亩地实际种植的枸杞株数为770株，4亩地实际种植的枸杞株数为880株，两块地的面积合计7.5亩（3.5亩＋4亩），两块地实际种植的枸杞株数为1650株（770株＋880株），原告已支付的枸杞苗木款2500元分配给两块地实际种植的枸杞株数后，每株为1.515元（2500元÷1650株），3.5亩地实际种植的枸杞株数的已付价款为1166元（770株×1.515元）。4亩地实际种植的枸杞分为保留部分（72%）和不保留部分（28%），保留部分的枸杞株数的已付价款为960元（880株×72%×1.515元），不保留部分枸杞株数的已付价款为374元（880株×28%×1.515元）。被告应向原告马某2退还不保留的枸杞苗木款为1540元（1166元＋374元）。对于保留枸杞苗木的未付价款814元（880株×72%×合同约定的2.8元/株－960元），原告马某2应向被告支付，可以从被告的赔偿款中扣除。被告应向原告马某2赔偿的费用为13267.06元（3040.2元＋9500.86元＋374元＋1166元－814元）。   （3）原告马某3的损失：包括2016年至2017年的枸杞种植成本2629.06元、2016年至2017年的枸杞可获得纯经济效益2800元[2亩×（400元＋1000元）]、被告已收取但应退还的枸杞苗木款1200元，合计6629.06元，因原告马某3起诉标的为6529.06元，以6529.06元为准；   （4）原告马某4的损失：3亩枸杞园的成本投入为1222.5元、2016年收益损失为372元、2017年收益损失为930元，合计2524.5元。3亩地实际种植的枸杞株数为660株，原告已支付的枸杞苗木款600元分配给实际种植的枸杞株数后，每株为0.909元（600元÷660株）。3亩地分为保留部分（69%）和不保留部分（31%），保留部分的枸杞株数的已付价款为414元（660株×69%×0.909元），不保留部分枸杞株数的已付价款为186元（660株×31%×0.909元）。被告应向原告马某4退还不保留的枸杞苗木款为186元。对于保留枸杞苗木的未付价款861元（660株×69%×2.8元/株－414元），原告马某4应向被告支付，可以从被告的赔偿款中扣除。被告应向原告马某4赔偿的费用为1849.5元（2524.5元＋186元－861元）。   （5）原告李某的损失：包括2016年至2017年的枸杞种植成本6572.65元、2016年至2017年的枸杞可获得纯经济效益7000元[5亩×（400元＋1000元）]、被告已收取但应退还的枸杞苗木款1500元，合计15072.65元；   （6）原告王某1的损失：包括2016年至2017年的枸杞种植成本2629.06元、2016年至2017年的枸杞可获得纯经济效益2800元[2亩×（400元＋1000元）]、被告已收取但应退还的枸杞苗木款300元，合计5729.06元；   （7）原告马某5的损失：包括2016年至2017年的枸杞种植成本2629.06元、2016年至2017年的枸杞可获得纯经济效益2800元[2亩×（400元＋1000元）]、被告已收取但应退还的枸杞苗木款1000元，合计6429.06元；   （8）原告王某2的损失：包括2016年至2017年的枸杞种植成本9858.98元、2016年至2017年的枸杞可获得纯经济效益10500元[7.5亩×（400元＋1000元）]，合计20358.98元；   （9）原告马某6的损失：包括2016年至2017年的枸杞种植成本3943.59元、2016年至2017年的枸杞可获得纯经济效益4200元[3亩×（400元＋1000元）]，合计8143.59元；   （10）原告马某7的损失：包括2016年至2017年的枸杞种植成本2629.06元、2016年至2017年的枸杞可获得纯经济效益2800元[2亩×（400元＋1000元）]、被告已收取但应退还的枸杞苗木款300元，合计5729.06元。   关于原告马某8、王某3、王某4主张的各项费用，因三人已挖掉所种植的枸杞苗木，无法鉴定，损失无法计算，故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某5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马某16629.06元、马某213267.06元、马某36529.06元、马某41849.5元、李某15072.65元、王某15729.06元、马某56429.06元、王某220358.98元、马某68143.59元、马某75729.06元；   二、驳回原告马某8、王某3、王某4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697元，原告马某1、马某2、马某3、马某4、李某、王某1、马某5、王某2、马某6、马某7、马某8、王某3、王某4负担1745元，被告王某5负担1952元；鉴定费4380元，由被告王某5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宋建军   人民陪审员 虎登双   人民陪审员 张新生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马 驰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