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1民终28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俞永花，女，1969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委托代理人蔡关增，杭州市明珠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高桥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高桥村。法定代表人金宝玉，主任。委托代理人俞永水。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高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高桥村。法定代表人周育伟，主任。委托代理人闻加明。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陆丽吏，浙江萍萍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俞永花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高桥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高桥村村委会）、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高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高桥村经合社）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7）浙0111民初106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俞永花自小出生在高桥村，户籍一直在该村，并在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中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1994年2月28日，俞永花与台州市临海康岭乡金坑村的金米顺登记结婚。1994年3月15日，金米顺将其户口迁入高桥村。1994年12月31日，俞永花夫妻生育儿子金佳。俞永花及丈夫金米顺、儿子金佳的户口，至今一直与俞永花母亲张爱理在一起。原审庭审中俞永花称，其与金米顺结婚后共同居住在富阳城区，金米顺的工作是安装中央空调，其自己是家庭主妇。1996年，高桥村村委会、高桥村经合社以俞永花系农嫁农出嫁女为由收回了土地承包权，俞永花也不再享有该村其他村民同等待遇。1998年9月24日，俞爱平（系俞永花姑姑）及俞永花（俞永花由其母亲张爱理代理）共同向高桥村村委会提出申请，称俞爱平丈夫已亡故，无儿无女，独自一人生活，失去劳动能力已十余年，生活全靠俞德桥（系俞永花父亲）照顾负担，现俞德桥也已到了晚年，无法再负担俞爱平的生活，要求将侄女俞永花过继给俞爱平，以减轻村委与国家负担，并使俞爱平能更好地安度晚年，今后俞爱平的一切费用均由侄女、侄女婿承担，并将侄女一家三人的户口落实在俞爱平户内。但事后，俞永花夫妻及儿子的户口并未迁入俞爱平户内。1999年3月10日，高桥村村委会、俞爱平、俞德桥（系俞永花父亲）签订《关于俞爱平享度晚年的协议》，载明：俞爱平因年老体弱，失去劳动能力，生活自理有困难，又无子女供养，村委会劝俞爱平去镇敬老院，但俞爱平不愿去，要求与俞德桥及侄儿女们一同生活；村委会按一个老人进镇敬老院村委需承担的经费即1200元/年支付给俞爱平；村委会支付俞爱平100元/月养老金（包括医疗费）按季度支付，从1999年起到晚年止，其余村委会不承担任何义务。2003年，高桥村村委会、高桥村经合社出台决议，对该村1983年至2002年期间已将户口迁出或未迁出的农嫁农妇女按400元/年的标准给予土地补偿款，之后不再享有村里相应的土地权益。2004年1月8日，高桥村村委会、高桥村经合社向俞永花发放了4800元，款项由俞永花母亲张爱理代为领取后交给俞永花。2003年4月18日，高桥村委会发出通知载明：经召开全体党员和村民代表大会对村门面房分配方案进行讨论，采用无记名投标方式进行表决，分配方案有效，按现有规定，享受分配门面房的村民于2003年4月21日至27日下午5时止自行组合12个村民为四间一组，并在表上签字，交押金20000元，抽签时间临时通知各农户，如到27日自行组合不能完成和押金不交的村民，村委另定时间组合和交款或处理办法。《关于高桥村集镇门面房基地分配方案》载明：农嫁农结婚后在村户口不能享受村任何待遇等。2009年3月19日，俞永花及其丈夫金米顺、儿子金佳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为由向仲裁委提出申请，要求高桥村村委会、高桥村经合社落实土地承包经营权、支付土地征用补偿款及村民其他同等待遇。仲裁委经审理后，于2009年5月28日作出富农仲案字[2009]第02号仲裁裁决：1、高桥村村委会、高桥村经合社应在裁决书生效的三十日内，按高桥镇高桥村关于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方案的决议，落实俞永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与俞永花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明确面积、田块和四至，核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高桥村村委会、高桥村经合社应在裁决书生效的三十日内，依法支付俞永花自1996年以来被剥夺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村民已经享受的土地征用安置费、口粮款17782元及其他同等待遇；3、驳回金米顺、金佳要求落实土地承包经营权和享受村民其他同等待遇的诉讼请求。仲裁裁决作出后，双方均未提起诉讼。高桥村村委会、高桥村经合社至今未履行该裁决确定的相关义务，即未按裁决要求为俞永花落实承包土地，未核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也未向俞永花支付相应的补偿款。2011年5月31日，俞永花曾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高桥村村委会、高桥村经合社支付安置补助费15000元。2011年6月28日，俞永花提出撤诉申请；原审法院于同日作出（2011）杭富民初字第1201号民事裁定，予以准许。2014年11月8日，银湖街道办出台《关于全面开展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实施意见》（银湖办[2014]155号），载明：……以确权为基础、赋权为重点，完善配套制度，创新运行机制，全面推进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到2015年底，全面完成改革认为，基本建立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流转交易市场体系；到2017年，基本建立起“确权到人（户）、权跟人（户）走”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体系，实现社员对集体资产产权长久化、定量化享有，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股权设置以设“人口股”为主，“农龄股”为辅，“人口股”比例原则上不得少于60%，具体比例由社员（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此次村级集体股份制改革各行政村统一启动，“人口股”享有对象的截止时间统一界定为2014年11月30日24时；“人口股”原则上以全市统一界定实施之日止实际在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为基准；“农龄股”原则上以1981年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必要时可往前追溯，但最高年限不能超过44年）；“人口股酌情享受的对象有在现有政策允许迁移的条件下，户籍关系仍在本村的农嫁农妇女及随母子女；等等。高桥村制作了《高桥村股份制改革股权信息核对终稿》中载明：俞永花，人口股“6”、农龄股“34”；张爱理，人口股“10”，农龄股“34”；俞德桥，人口股“0”，农龄股“25”。张爱理在“户主核对无误签字”栏内签字确认。2015年10月，高桥村村委会、高桥村经合社出台《村规民约》，载明：户口在本村的农嫁农妇女及子女、配偶视为挂靠户，不享受村民的福利待遇（不包括以前年度已享受村民福利待遇的人员）等。2016年1月9日、2017年1月19日，高桥村村委会、高桥村经合社向符合条件的村民每人各支付口粮款150元；2016年1月18日、2017年1月25日，高桥村村委会、高桥村经合社向符合条件的村民每人各支付土地补偿款2000元、6500元，并以俞永花系农嫁农的出嫁女为由未向俞永花发放相应的款项。针对俞永花诉称的高桥村集体土地被征收征用的时间、面积以及高桥村村委会、高桥村经合社是否出台相应的安置分配方案问题，俞永花称不清楚，但分配方案应该是有的；高桥村村委会、高桥村经合社认可有相应的分配方案，但相应的土地补偿款和口粮款是向人口股达到“10”的村民发放的，俞永花的人口股仅考虑其儿子参军才给了“6”，不符合发放条件。俞永花于2017年12月13日起诉请求判令高桥村村委会、高桥村经合社支付俞永花2016年土地补偿款2000元、2017年土地补偿款6500元及两年的口粮款300元，共计8800元。原审法院认为，要求支付土地补偿费的本意是指原本依赖于土地生活的农民，在相应承包土地被征收征用后而又不需要统一安置的情况下可享受的一种权益。从前述查明的事实看，俞永花在二轮土地承包中原有的承包土地已被收回，虽经仲裁裁决，至今也未实际落实其承包土地，在高桥村集体土地被征收征用时，其已没有承包土地，同时俞永花也未举证证明所在村集体土地被征收征用的实际情况及安置分配方案，因此，俞永花要求高桥村村委会、高桥村经合社支付相应补偿款及口粮款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俞永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俞永花负担。宣判后，俞永花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错误认定上诉人系“农嫁农”村民，上诉人的土地承包权不得剥夺。1、上诉人于1994年2月28日登记结婚，上诉人的丈夫金来顺于1994年3月15日以婚迁落户在高桥村，按习俗系“入赘”的上门女婿，由两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至于俞爱平享度晚年的协议》，已由被上诉人确认金来顺为上门女婿。但被上诉人至今未提供由其作出的“村规民约”的条款中，没有“上门的入赘女婿”的妻子属于“农嫁农”的规定，既然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自小出生在高桥村，户籍一直在该村”，这一认定足以证明，上诉人不是从外村嫁到本村的村民，也非系本村出去后又嫁回到本村的村民，有什么事实依据和理由认定上诉人系“农嫁农“的村民。2、2015年富阳区政府出台的《富阳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政策解答(一)》第7条解答：“基本原则：(1)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土地确权登记颁证是对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的进一步完善，不是推倒重来，打乱重分，不得借机收回农户承包地”这一规定，1997年的承包地换证，只是依照第一轮的土地承包权的继续，不得借机违法调整或收回农户承包地。3、(2009)富农仲案字第0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被申请人(指本案两被上诉人)应当在本裁决书生效的三十日内，按高桥村关于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方案的决议，落实申请人(指本案上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与申请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明确面积、田块和四至，核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仲裁书已发生法律效力。两被上诉人对已发生效力的裁决书，作为村级干部应当自觉履行，并不是民间的“老赖”，非得采取强制措施。两被上诉人应当核发上诉人的土地承包权证。两被上诉人于1996年收回上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系非法行为。4、原审判决已对案涉事实作出认定，上诉人自小出身在高桥村，户籍一直在该村，并在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中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认定奠定了(1)上诉人系高桥村村民，属于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2)上诉人持有的第一轮土地承包权不得非法剥夺(国务院于第一轮持有土地承包权在第二轮如何处理有明确的规定)。5、2018年2月26日收到由富阳区农办抄送给富阳区委区政府督查室(迟于本案判决书签收时间)《关于俞永花要求落实村民待遇问题的报告》，该报告指出：（1）、2015年前的村民权益，俞永花已全部享受；（2）、第三条一款，俞永花本人：根据《土地承包法》和《浙江省经济合作社组织案例》，本次信访处置支持富阳市土地仲裁委员会2009年裁决［富农仲案字(2009)第02号］，俞永花应享受村民同等待遇，请高桥村补齐俞永花2015年至今被剥夺的口粮款，土地安置款及其他村民同等待遇，并给予其100％人口股。根据该报告的调查内容，以及区农办的决定，上诉人不是“农嫁农”，应当享受与其他村民同等待遇，案涉诉求应当予以支持。6、原审判决站在两被上诉人的立场、观点作出一审判决，为何不去站在富阳区农村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不去站在富阳区政府关于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国务院关于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的立场原则作出判决。二、原审判决认为部分存在举证倒置，适用法律的错误。l、原审判决已在认定事实部分，认定两被上诉人出台过村集体土地被征收征用的安置分配方案，但在认为部分判决上诉人也未举证证明所在村集体土地被征收征用的实际情况及安置分配方案，原审承办人明知村集体土地被征用，和出台安置分配方案，是由被上诉人作出与制定，却将举证责任倒置给上诉人。2、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1)户口簿，以证明上诉人系世袭村民，户籍关系一直在村里；(2)被上诉人提供《关于俞爱平享度晚年的协议》，上诉人的丈夫金来顺系上门“入赘”女婿，被上诉人自己证明上诉人非“农嫁农”村民；(3)富民仲案字(2009)02号仲裁裁决书，以证明被上诉人应发给二轮土地承包权证，以及上诉人系村集体组织成员，应享有与其他村民同等待遇。上述三个完整的证据，己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上诉人的一审诉求应予支持，但原审承办人视而不见该三个证据，以缺乏事实，给予驳回。3、上诉人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法》的规定提起诉讼的，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的诉求无法律依据，实在令人费解。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由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土地补偿款8500元，口粮款300元，合计8800元。被上诉人高桥村村委会、高桥村经合社共同答辩称：一、上诉人是“农嫁农”的村民，事实认定没有错。上诉人的丈夫原是台州市临海市康岭乡金坑村村民，当时上诉人家里有两个哥哥，按规定，其丈夫和子女的户口是一律不得迁入本村，而且当时举办的婚礼仪式也不是“入赘”的仪式，她家已经有两个哥哥，村规民约规定其丈夫是不可以再“入赘”的。是结婚后，因其承诺会扶养其无儿无女的姑姑，并让上诉人过继给其姑姑，在取得村干部信任后，同意其丈夫和儿子的户口迁入本村。但其不履行其承诺，不承担扶养的义务，其姑姑因无人照顾向村委申请了1200元每年的养老金，就连其姑姑的一切丧葬费用也是本村村委支付的。所以其丈夫和儿子至今仍是高桥村的挂靠户，没有落户到其姑姑户头上。本村都告知村里所有的农嫁农的出嫁女将户籍迁入丈夫户籍所在地，也催促上诉人和其丈夫和儿子将户籍迁回原地，但上诉人都拒绝迁出了。所以，上诉人还是应属于农嫁农的出嫁女，不能再享受本村的村民待遇。二、二轮土地承包改制时，被上诉人收回了上诉人的承包地，并一次性支付了补偿款，是符合法律、政策和村规民约的规定的。被上诉人于2003年讨论出台政策，出嫁女及户口迁出人员给予一次性的村民土地权益补偿，领取该笔补偿款后，今后不再享受任何本村的村民待遇。计算方法是1983年到2002年期间出嫁或者迁出的，从1983年到其出嫁或迁出的那年，按每年400元的标准计算补偿款。上诉人于1994年结婚，被上诉人已经满打满算从1983年到1994年算12年，共计4800元，上诉人已经领取了该笔补偿款，今后也不再享受村民待遇了。而且老的村规民约和新的村规民约都规定农嫁农的出嫁女都不能再享受村民待遇，高桥村在这方面做得是比较好的，其他村是没有这个一次性补偿款，当时的土地价格本来就不高，当时高桥村在集体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还总共拿出了830800元补偿款，来一次性补偿给村里所有的农嫁农的出嫁女和户口迁出的大学生、入伍军人等。一审中，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出的第一组证据的三性和证明目的都是认可的，也承认拿到了这笔一次性土地补偿款的。所以上诉人已经领取了补偿款，就不能再享受此后的村民待遇。在中共富阳市委文件富委【2004】42号文件中也提到了“农嫁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二轮土地承包工作中被收回的，可通过集体经济补偿等办法予以解决。三、关于富阳市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出具的仲裁裁决书。当时仲裁时上诉人已经领取了一次性土地补偿款，但是仲裁开庭时并没有被上诉人的成员参加，当时的村干部也没有对此引起重视，没有向仲裁庭提交该份补偿款发放清单和村委的决议。所以才会造成这个仲裁裁决要求落实上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且上诉人取得了该份裁决，并没有立即到村委要求落实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且已经超过了执行时效。说到底村委其实是落实了上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事情的，给上诉人一次性的土地补偿款，就是对上诉人权益的落实。四、关于农办的报告问题。对于该份报告的结论被上诉人不认可，农办并没有听取被上诉人的全部意见，而且存在前后矛盾。报告中所说的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共计48000元的补偿是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村民权益的认可，但是报告最后也说了，款项的发放在程序上存在较大的漏洞，无代表表决程序，违反财务管理规定。事实上，上诉款项的发放是高桥村误发错发的，高桥村是要追回的，并不是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享有村民权益的认可。高桥村下属有几个自然小村，发放给上诉人款项的是高桥自然小村的财务发的，款项来源是是高桥自然村的收益，高桥自然村和被上诉人的财务是独立的，是被上诉人监管不力，在违反财务管理规定的情况下，给上诉人发放了上述款项。被上诉人一直认为上诉人是“农嫁农”的出嫁女，已经一次性领取了土地补偿款，不能再享受村民权益。五、一审判决认为，截止目前上诉人没有承包任何土地，就不能享受土地补偿款和口粮款的观点正确。被上诉人要求的土地补偿费的本意是指原本依赖于土地生活的农民，在相应承包土地被征收征用后而又不需要统一安置的情况下享受的一种权益。截至目前为止，上诉人确实已经没有承包的土地，在1996年二轮土地承包改制后就已经没有承包土地了。那么也就不存在其现在土地被征收征用的问题，没有土地被征收征用，自然就没有土地补偿款和口粮款。而且，高桥村已经对其在二轮土地承包改制中收回的土地给付了一次性的土地补偿款。所以上诉人的权益并没有受到侵害。综上，上诉人作为农嫁农的出嫁女已经按政策一次性领取了土地补偿款，按政策和村规民约的规定也不能享有村民权益，如果此次给上诉人发放了土地补偿款和口粮款，那对那些很多很多跟上诉人一样已经领取过补偿款的人是不公平的，对于之前也没有拿补偿款的钱的本村普通村民，也是不公平的，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上诉人俞永花在二审期间提供如下证据：1、关于俞永花要求落实村民待遇问题的报告1份，欲证明上诉人应享有村民待遇；2、富阳农办接待群众来访接谈登记表1份，欲证明上诉人签收“报告”时间。被上诉人高桥村村委会、高桥村经合社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合法性有异议，该报告的接谈记录没有完全记录在高桥村调查的情况，高桥村反映的内容没有完全记录，且对证明目的也有异议，上诉人是农嫁农；对证据2的三性没有异议，但从程序上说报告没有完全记录被上诉人反映的情况。被上诉人高桥村村委会、高桥村经合社在二审期间提供如下证据：1、中共富阳市委文件富委（2004）42号文件1份，欲证明该文件中提到关于落实好农嫁农土地承包经营权，妇女出嫁后土地被收回的，承包地无法解决的，可通过集体经济补偿等办法予以适当解决，高桥村已经一次性发放土地补偿款，上诉人也领取了该笔款项，高桥村这样的解决方式是符合政策规定的；2、关于俞永花投资处理情况说明1份，欲证明报告中所提到的本村发放的46000元款项是错发误发的，村委是要追回的，在高桥自然村今后的投资收益里将不再对其发放投资收益的分配。上诉人俞永花的质证意见为：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在一审中已经存在，现二审提交不属于新证据。对证据1，上诉人并不属于农嫁女，该证据不能达到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证据2和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的认证意见为:本院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在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中国共产党杭州市富阳区委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于2018年1月2日针对俞永花涉及本案的信访问题作出《关于俞永花要求落实村民待遇问题的报告》，并于2018年2月26日送达给俞永花。该报告初步处理意见：1、俞永花本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浙江省经济合作社组织案例》，本次信访处置支持富阳市土地仲裁委员会2009年裁决(富农仲案字[2009]第02号)，俞永花应享受村民同等待遇，请高桥村补齐俞永花2015年至今被剥夺的口粮款，土地安置款及其他村民同等待遇，并给予其100％人口股。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的份额的，应予支持”。本案中，原富阳市土地仲裁委员会于2009年5月28日作出的富农仲案字[2009]第02号仲裁裁决，要求被上诉人应在裁决书生效的三十日内，按高桥镇高桥村关于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方案的决议，落实俞永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支付俞永花自1996年以来被剥夺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村民已经享受的土地征用安置费、口粮款17782元及其他同等待遇，且俞永花的户口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亦在被上诉人处生活，因此俞永花要求参与分配被上诉人土地被征用后取得的土地补偿款、口粮款，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被上诉人应向俞永花支付2016年土地补偿款2000元、2017年土地补偿款6500元及两年的口粮款300元，共计8800元。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根据富农仲案字[2009]第02号仲裁裁决，并结合俞永花二审提供的新证据，本院对俞永花的上诉请求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7）浙0111民初10655号民事判决。二、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高桥村村民委员会、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高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俞永花2016年土地补偿款2000元、2017年土地补偿款6500元及两年的口粮款300元，共计8800元。三、驳回俞永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高桥村村民委员会、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高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高桥村村民委员会、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高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负担。上诉人俞永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被上诉人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高桥村村民委员会、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高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本院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支行；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68）。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亮审判员 李国标审判员 韩圣超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徐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