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13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祺瑞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刘晖，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戴承麟。委托代理人金伟峰，上海市申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晔，女，1972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委托代理人杨天良，上海市维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祺瑞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祺瑞公司”）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2015）青民二（商）重字第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祺瑞公司于2002年8月19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设立，原名称为上海祺瑞纺织化工有限公司，后变更为上海祺瑞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股东为刘存孝、钱咸芳、刘晖和刘晔，分别持有19%、21%、30%、30%的股份。祺瑞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刘存孝，于2009年8月变更为刘晖。刘存孝和钱咸芳系刘晔及刘晖的父母。2003年11月17日，刘晔以出售登记在其名下的位于本市罗秀路的房屋所得钱款，以银行本票方式向祺瑞公司转账47万元，刘存孝为本票申请书的经办人。原审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涉案47万元的款项性质和是否已经归还。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一、关于涉案47万元款项性质的问题。刘晔将47万元转入祺瑞公司时，刘存孝作为当时申请本票时的经办人及祺瑞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已确认系借款；刘晔作为祺瑞公司股东应向祺瑞公司投入30万元，但根据刘晔签名确认的报告内容，该款在祺瑞公司设立时，实际并非由刘晔直接以货币出资；祺瑞公司将该笔款项在财务账簿中记录为实收资本47万元，明显与刘晔的出资额不符，故不能认定其中30万元系刘晔补足的出资款；祺瑞公司认为刘存孝为提前归还购房款，以祺瑞公司名义借款17万元，但收据记载的借款事由与购房款无关；借款时间为2006年9月，存入还贷存折的时间却为2006年12月，无法认定借款与还贷款项之间有关联性；祺瑞公司认为刘晔应承担购房款17万元，但无证据证明。况且房屋产权人登记在刘晔与刘存孝两人名下，如涉及购房款的承担，系刘晔与刘存孝之间的纠纷，首付款中的12万元亦由上海信鑫工贸有限公司支付，与祺瑞公司无关，刘晔无需将钱款支付给祺瑞公司。因此，综合上述理由，祺瑞公司主张的47万元款项性质，所依据的证据均与本案无关联性，故对祺瑞公司的意见难以采信，基于此，原审法院确认涉案47万元系刘晔出借给祺瑞公司的借款；二、关于47万元款项是否已经归还的问题。祺瑞公司主张已实际还款的依据仅为加盖有刘晔印鉴的付款凭单，祺瑞公司用以证明刘晔实际使用该印鉴的证据仅为祺瑞公司自行制作的一份支付工资明细，并无其他证据证明刘晔使用该印鉴，而47万元的大额资金以现金方式归还不符合常理，故祺瑞公司认为实际已归还的证据不充分，故原审法院对祺瑞公司此节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并认定47万元借款尚未归还。三、关于祺瑞公司主张刘晔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刘晔和祺瑞公司双方对于借款期限未作约定，祺瑞公司可随时返还，刘晔可以催告祺瑞公司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祺瑞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明确表示拒绝还款，故刘晔提起本案主张未超出诉讼时效。双方对于借款利息未作约定，刘晔自提起诉讼之日起，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主张逾期还款利息并无不当。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祺瑞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刘晔借款47万元；二、祺瑞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刘晔逾期还款利息（以47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3年9月26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967元，由祺瑞公司负担。原审判决后，上诉人祺瑞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刘晔在2009年7、8月间曾向祺瑞公司催讨涉案款项。当时，钱咸芳、刘存孝二人已代表公司明确拒绝还款。此节事实亦有相关证人证言印证。鉴于刘晔在2009年时已经明知祺瑞公司拒绝还款的态度，故诉讼时效应当从当时即起算。现刘晔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法院不应当支持其诉请。2、本案因原审法院判决错误导致被二审法院发回重审，故在发回重审阶段产生的逾期利息不应当由祺瑞公司承担。基于此，认为原审判决有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刘晔的原审诉请。被上诉人刘晔答辩称：1、刘晔催讨涉案款项时，祺瑞公司从未明确拒绝还款，只是口头上说等以后公司有钱了就还，所以是在拖延。祺瑞公司于原审中申请的证人本身就是公司的财务，与公司有利害关系，其证言无证明力。而且证人证言亦与祺瑞公司在原审答辩状中的陈述相矛盾。故刘晔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2、由于祺瑞公司以各种理由拒绝还款导致涉讼，故其理应承担案件审理期间产生的逾期还款利息。故认为原审判决并无误，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本案最初原审中，祺瑞公司申请公司财务谢建松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谢建松陈述：“2009年刘辉担任法定代表人以后，刘晔到公司要过47万元，具体几月份记不清楚了，她们父母说47万元已经归还了，之后没有提起过。”此外，祺瑞公司于原审答辩状中称：“由于原法定代表人刘存孝年事已高且身体欠佳，答辩人上海祺瑞纺织化工有限公司的现任法定代表人刘晖于2009年7月被正式任命为本公司的新的法定代表人，……在此前后，原告刘晔均未向答辩人公司和其新、老两位法定代表人提出过47万元借款未还事宜，所以公司和法定代表人都不知道有这笔47万元欠款”、“自2009年7月答辩人的新法定代表人刘晖任职以来，原告刘晔从未向法定代表人刘晖提出过此笔欠款，刘晖也从未收到过刘晔以任何形式催讨借款的口头或书面的通知”、“从2007年至今，财务谢建松也没有收到原告刘晔以任何形式（口头、书面）的催讨还款的通知”。本院认为，本案先后经历过原审、二审发回重审及重审，本案系重审之后祺瑞公司一方再次提起的上诉案件。在该案最初的审理中，刘晔诉请认为祺瑞公司拖欠其47万元借款未予返还。祺瑞公司则提出双重抗辩，首先认为47万元中的30万元系刘晔应当向祺瑞公司补足的股东出资款；另17万元系刘晔应当支付的购房款，故不应当返还。其次认为47万元借款已由钱咸芳及刘存孝自筹资金予以了返还，并以仅有刘晔印鉴而无签名的付款凭单佐证祺瑞公司的还款事实。原审法院误认定刘晔认可了付款凭单的真实性，认为借款已经返还，并以此判令驳回刘晔的全部诉请。本院经二审审理后，认为事实不清，遂将该案发回原审法院重审。原审法院重审该案后，认为首先可以认定涉案47万元款项的性质确为借款，而非公司出资款及购房款等。其次认为祺瑞公司并无充分的证据证明该借款已经返还，故判令祺瑞公司向刘晔返还借款并承担该款从刘晔起诉之日起算的相应利息。祺瑞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即本案。祺瑞公司本次上诉的主要理由系认为刘晔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不应获得法院支持。故本案最主要的争议焦点为：刘晔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对此，本院认为，祺瑞公司主张刘晔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为，刘晔曾经在2009年7、8月间至公司催讨过借款，遭刘存孝、钱咸芳明确拒绝后，双方发生争吵。此节事实可由证人证言印证，故认为刘晔主张涉案借款的诉讼时效应当从2009年7、8月起算，至刘晔提起本案原审诉讼时已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刘晔则称，其向公司催讨借款时，公司并未明确拒绝，而是一直拖延，直至刘晔最终涉讼。本院认为，刘晔与祺瑞公司并未对47万元借款约定还款期限，故祺瑞公司可以随时返还，刘晔亦可随时催讨祺瑞公司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现祺瑞公司认为其已于2009年7、8月间明确拒绝还款，刘晔则不予认可，故理应由祺瑞公司针对其已经明确、有效地向刘晔作出过拒绝还款的意思表示承担举证责任。现并无证据显示祺瑞公司曾向刘晔发出过书面可查的拒绝还款的意思表示，故其自述曾口头拒绝还款一节仍不足以作为判断诉讼时效起算的时间依据。而证人作为祺瑞公司的工作人员，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故其证言的证明效力亦不足。且其证言与祺瑞公司在原审答辩状中的表述亦存在矛盾，故原审法院不予采纳证人证言，并无不妥。此外，直至本案涉讼，祺瑞公司关于47万元款项的性质、是否应当返还、是否已经返还等事实的陈述始终存在矛盾，故更无法推定刘晔在2009年时即已明确得知祺瑞公司关于借款的真实态度，诉讼时效起算日期亦无从谈起。基于此，原审法院认定刘晔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至于祺瑞公司另提出本案重审期间产生的利息其不应当承担一节，因无任何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967元，由上诉人上海祺瑞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炜审判员 杨怡鸣审判员 陶 静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王乐轶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