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05民初13293号原告（反诉被告）：广东前海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研路9号比克科技大厦20层2001-E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4400007892360445。负责人：许志兵。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莉芳，广东前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范艳霞，广东前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戴德文，男，汉族，1962年6月2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被告（反诉原告）：李瑞珍，女，汉族，1966年4月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子钧，广东金卓越（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东前海律师事务所（反诉被告，下称原告）诉被告戴德文、李瑞珍（反诉原告，下称被告）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10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莉芳、范艳霞，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子钧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向原告支付一审阶段的风险代理律师费1354950元{【27021900-（18300000+18300000×2%×17个月-105000）】×50%}；2.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0万元；3.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被告戴德文、李瑞珍与案外人罗彩虾发生借款纠纷，案外人罗彩虾以被告戴德文为对象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戴德文在收到诉状及相关材料后，特委托原告应诉。并且在案件过程中，案外人罗彩虾又申请将被告李瑞珍追加为共同被告。被告戴德文与原告于2016年4月28日签订了一份编号为(2016)粵前代字第135号的《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甲方为被告戴德文（含被告李瑞珍），并且在备注一栏写明“李瑞珍系甲方戴德文的妻子，本合同跟李瑞珍有关的费用均由戴德文支付”。双方在此合同中约定采取风险代理的方式收取律师费，并在合同第3条第2项约定“如果案件通过法院诉讼判决（调解）或自行和解甲方胜诉的，甲方应另按胜诉（为诉求借款本金和利息总额27021900元减少的部分）金额的百分之五十(50%)的比例向原告支付律师服务费；甲方应在收到法院判决书（调解书）后十日内支付给原告，上述按比例提成的律师服务费上不封顶”。合同签订后，被告戴德文及被告李瑞珍还签订了相关的授权委托书，原告接受被告戴德文及被告李瑞珍的委托后，指派袁吉松律师及其团队律师担任戴德文、李瑞珍与罗彩虾借款纠纷案一审阶段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全权处理相关法律事务。袁吉松律师及其团队律师在得到被告戴德文和被告李瑞珍的授权后，认真调查事实，查阅相关规定，积极为案件的一审审理作准备，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2016年12月22日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的(2016)粤0304民初7155号民事判决，在判决中虽仍然支持了案外人罗彩虾的借款本金诉求，但对其主张的利息月息2.8%并未支持，而是按照月息2%。原告指派的律师维护了被告戴德文被告李瑞珍的利益，为其减少了一些损失，完全履行了《委托代理合同》的义务。被告戴德文在收到一审判决后，基于对原告委派律师业务能力的信任，被告戴德文有意愿继续委托原告，且于2017年1月20日与原告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继续将上述案件的二审、再审、执行阶段的相关法律事务一并委托给原告，约定双方确认于2016年4月28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继续有效，双方同意遵照执行。并且约定本协议有效期限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至本案终结止，非依约定或协商，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如一方擅自变更或单方解除协议的，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拾万元。协议签订后，原告继续指指派袁吉松律师及其团队律师担任戴德文、李瑞珍与罗彩虾借款纠纷案二审、再审、执行阶段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全权处理相关法律事务。袁吉松律师及团队律师积极拟写上诉状，上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且积极为庭审作准备。于2017年9月20日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终2353号民事判决，虽然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但袁吉松律师及团队律师积极为再审做准备，己提交再审申请书并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听证传票。而被告戴德文后面突然无故单方面不配合袁吉松律师，无故单方解除与原告的协议。事后，原告也向被告戴德文表示其应履行上述《委托代理合同》及《协议书》中的义务，但被告戴德文置之不理，至今仍拖欠原告的律师服务费1354950元，按其在《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方式计算{【27021900-（18300000+18300000×2%×17个月-105000）】×50%}。同时，因为被告单方解除合同，则应支付100000元的违约金。两被告答辩称，一、原告与被告签订的（2016）粤前代字第135号委托代理合同中的第三条第2项第1点风险（后期）律师服务费条款显失公平，根据《合同法》第54条规定，该合同属于可撤销合同，被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撤销。2016年3月21日，案外人罗彩虾起诉两被告，诉讼请求为：判决被告向罗彩虾偿还借款本金1830万元以及利息8721900元（利息以183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8%计算，从2014年11月暂计至2016年3月31日止）。以上本金和利息合计27021900元。原告与被告签订编号为（2016）粤前代字第135号《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原告指派合伙人袁吉松律师及其团队律师担任二被告的诉讼代理人。《委托代理合同》第三条第2项约定的风险律师服务费第1点：“如果案件通过法院诉讼判决（调解）或自行和解甲方胜诉的，甲方应另案胜诉（为诉求借款本金和利息总额27021900元减少的部分）金额的50%的比例向原告支付律师服务费。”该风险律师服务费条款的权利义务关系明显不符合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属于显失公平，也不符合风险代理本身的含义。1.所谓风险代理是指：“委托人与当事人之间的一种特殊委托诉讼代理，委托人先不预支付代理费或支付前期代理费，案件执行后委托人按照执行到位债权的一定比例给付给代理人作为报酬。如果败诉或者执行不能，代理人将得不到任何回报；如果债权一旦执行到位，委托人将按约定的高额比例支付给代理人，对双方来讲都存在一定风险，所以称之为风险代理。”原告以最后判决案外人罗彩虾主张利息月利率2.8%调整为月利率2%，以降低月利率0.8%的利息差额的50%要求二被告支付1364950元。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出月利率2%的部分，人民法院都不予支持。法院也必然会把利息的月利率2.8%调整为月利率2%，这是法定的。对原告而言，月利率2.8%调整为月利率2%，以降低月利率0.8%的利息差额的50%收取代理费不会存在任何风险，也就是说，无论如何，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的上述第三条第2项第1点约定，二被告100%要向原告支付1354950元律师费。2.原告没有向被告解释相关法律规定，利用优势以及利用被告没有经验，致使被告签署了双方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了公平、等价有偿这一基本民法原则的委托代理合同，使二被告的利益严重受损。3.该风险代理约定也违反了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的规定。综上，被告在与罗彩虾民间借贷案件中，若被告没有委托原告代理的情况下，甚至不出庭应诉，人民法院同样会判决被告偿还1830万元本金和支付月利率2%的利息，已支付的105000元在利息中予以抵扣。被告委托了原告代理，判决结果相同，反而还要多支付1364950元代理费。因此该委托代理合同显失公平，请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撤销。二、广东前海律师事务所袁吉松律师代理戴德文与罗彩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和戴德文与卢燕飞、金碧学校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履行律师职责有重大过错。1.袁吉松律师明知戴德文与罗彩虾有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戴德文将其享有第三人卢燕飞、金碧学校的1830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的债权转让给罗彩虾，以抵偿戴德文所欠罗彩虾的等额债务。该《债权转让协议》依法通知了第三人卢燕飞。因此该《债权转让协议》依法发生了法律效力，也是戴德文与罗彩虾民间借贷案件中的一个重要证据，证明戴德文已经与罗彩虾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罗彩虾应当向第三人卢燕飞、金碧学校追偿。但袁吉松律师在一审、二审中都没有向法庭提交该份重要证据，在申请再审的时候才向法庭提交。2.袁吉松律师明知戴德文与罗彩虾有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戴德文将其享有第三人卢燕飞、金碧学校的1830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的债权转让给罗彩虾，以抵偿戴德文所欠罗彩虾的等额债务。袁吉松律师仍怂恿戴德文以债权人的名义起诉卢燕飞、金碧学校偿还1830万元及相应利息，导致戴德文与罗彩虾再审案件被驳回，驳回的主要理由是：“戴德文提交《债权转让协议》，主张其已将对案外人卢燕飞、金碧学校的债权转让给罗彩虾，但其又另案对卢燕飞、金碧学校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向卢燕飞、金碧学校主张其债权，该案已经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判令卢燕飞偿还戴德文借款本金23615000元及利息。根据上述事实，戴德文在作出债权转让的意思表示后，又以债权人的身份主张其债权，并得到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戴德文此后的起诉行为表明其并未实际履行《债权转让协议》。综上，戴德文以双方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为由主张其无需履行对罗彩虾的给付义务，该主张不能成立，再审不予采纳。”3.广东前海律师事务所袁吉松律师在戴德文与卢燕飞、金碧学校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履行律师职责有重大过错。民间借贷案件最基本的借条、实际支付借款的银行转账明细证据都没有收集整理好，就匆忙怂恿戴德文起诉，也没有向法庭申请延长举证期限，把简单的案件复杂化，使案件拖延一年半，2016年5月15日起诉，2017年12月25日才作出判决，并且由于证据不足，驳回了全部诉讼请求。卢燕飞的房屋也在2017年9月8日拍卖，成交价2731.28万元，但戴德文没能参与分配，导致戴德文重大损失。因此，原告在承办律师提供法律服务违反法定程序、履行律师职责有重大过错，损害被告权益，被告有权解除委托代理合同。被告无需向原告支付违约金。综上，为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两被告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撤销原、被告签订的编号为（2016）粤前代字第135号《委托代理合同》第三条第2项第1点条款；2.原告向被告退还违规收取的费用共计13.5万元；3.原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委托代理合同》第三条第2项第1点条款显失公平，不符合风险代理本身的含义，原告以最后判决案外人罗彩虾主张利息月利率2.8%调整为月利率2%，以降低月利率0.8%的利息差额的50%要求两被告支付1364950元，该利息差额不存在任何风险，即无论如何根据法律规定，出借方可请求的利息最高为月息2%，原告收取该代理费不存在任何风险。二、原告没有向两被告解释相关法律规定，利用优势及两被告没有经验，致使两被告签署了双方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这一基本民法原则的委托代理合同，使两被告利益严重受损。三、该风险代理约定也违反了最高收取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的规定。在诉讼期间，原告的合伙人袁吉松要求被告戴德文支付额外的费用“疏通法院内部人员关系”。2016年8月5日被告戴德文通过银行向袁吉松律师个人账户转账5万元，2016年8月9日通过微信向其转账1万元，2016年8月26日通过银行向其转账5万元，通过微信向其转账1万元，2016年9月1日通过微信向其转账l万元，2017年4月28日通过微信向其转账5000元，2017年6月23日通过银行向其转账16万元。以上原告的合伙人袁吉松律师违规收取费用共计29.5万元，后原告合伙人袁吉松律师退还16万元。还有违法所得13.5万元未退还。原告的合伙人袁吉松律师在履行律师职责过程中，违反《律师法》规定收取的费用当退还给二被告，袁吉松律师为原告的合伙人，原告应当承担退还违规收取费用共计13.5万元的责任。原告针对反诉辩称，一、两被告提交的《民事反诉状》签字存在冒用李瑞珍签名情形，反诉状提交不符合民事诉讼相关程序规定；并且两被告撤销权行使已过1年撤销权行使的法定时效。两被告提交的《民事反诉状》签字存在冒用李瑞珍签名情形，反诉状提交不符合民事诉讼相关程序规定根据民事诉讼程序相关规定，反诉状应当由反诉人本人签字或由特别授权代理人代为签字。两被告提交的《民事反诉状》签字处，两被告签字明显属于相同笔迹、相同字体，该《民事反诉状》的签字存在冒用反诉人李瑞珍名义签字情形，该反诉的提起存在违背反诉人意愿可能。原告已向法院提交司法鉴定申请，请求法院依法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民事反诉状》中被告李瑞珍签名进行笔迹鉴定，通过该司法鉴定结果，才可以对于本案反诉部分诉讼程序是否合法进行判断，也是保护被告李瑞珍合法诉权，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的审查依据。撤销权的行使应当自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行使撤销权；两被告撤销权行使已过法定时效，其撤销权已消灭，反诉请求不应当得到支持。本案涉案（2016）粤前代字第135号《委托代理合同》于2016年4月28日签订。根据两被告《民事反诉状》内容，如两被告基于显失公平等原因诉求撤销该合同部分条款，则应当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内行使撤销权，即于2017年4月29日前行使；如两被告基于重大误解行使撤销权，则应当于合同签订之日起三个月内行使，即应当于2016年7月29日前行使。两被告无论基于何种理由行使撤销权、诉求撤销合同条款，均已过法定撤销权法定时效，其撤销合同条款反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二、原告与两被告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属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以及《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收费管理实施办法》规定内容，合同内容合法有效，双方应当予以遵守并履行。（一）《收费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律师服务收费属中介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与市场调节价分类管理”；第十条规定：“办理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时，委托人被告知政府指导价后仍要求实行风险代理的，律师事务所可以实行风险代理收费”；第十一条规定：“风险代理收费是指律师事务所在接受委托时，只收取基础费用，其余服务报酬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就委托事项应实现的目标、效果和支付律师服务费的时间、比例、条件等先行约定，达到约定条件的，按约定支付费用；不能实现约定的，不再支付任何费用。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律师事务所应当与委托人签订风险代理收费合同，约定双方承担的风险责任、收费方式、收费数额或比例。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二）原告与被告戴德文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收费方法为前期固定律师服务费与后期风险律师服务费结合方式，其中后期风险律师服务费约定为“甲方应案胜诉（为诉求借款本金和利息总额27021900元减少的部分）金额的五十（50%）的比例向原告支付”。该约定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也未违反《收费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具体分析如下：其一，《委托代理合同》涉及的案件纠纷类型不属于《收费管理办法》规定的“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抚恤金、救济金、工伤赔偿”等不得采取风险代理收费方式的民事案件类型，《委托代理合同》涉及的纠纷类型可以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方式，两被告于《反诉状》中所述的“案件利息不存在任何风险，案件不符合风险代理情形”属于对于《收费管理办法》的认识错误和刻意曲解，其反诉依据不应当得到采纳。其二，《委托代理合同》是原告在告知被告戴德文收费方式且被告戴德文通过审核合同条款后，双方自愿签订的，合同签订符合《合同法》相关规定。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双方约定的风险服务费标准支付条件为：1.案件通过法院诉讼判决（调解）或自行和解甲方胜诉的；2.按照胜诉金额的比例支付律师服务费。首先，合同收费标准约定符合《收费管理办法》规定的“风险代理收费”的基本规定，即“接受委托时只收取基础费用，其余服务报酬由事务所与委托人就委托事项应实现的目标、效果和支付律师服务费的时间、比例、条件进行约定，实现约定条件的按约定支付费用”；其次，合同约定的风险代理收费计算标准为“胜诉（为诉求借款本金和利息总额27021900元减少的部分）金额的50%”，即以案件最终判决结果支持的胜诉金额为计算标准，结合案件诉讼请求，并根据原告为被告挽回的财产数额作为基数进行计算，该计算标准远远低于合同标的额（27021900元）的30%，即811万多元，而本案《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风险代理律师服务费实际为135万多元，仅为合同标的金额5%。涉案《委托代理合同》服务费用约定方式、计算标准未违反《收费管理办法》规定，费用收取未超过最高收费标准金额。其三，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第一条第（四）项规定，对于具有竞争条件的法律服务开放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结合该通知内容，本案《委托代理合同》所涉案件类型属于第一条第（四）项规定之外的法律服务类型，其收费标准根据双方约定确认。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适用规则，现时法律行业法律服务费用，即使双方约定服务价格超过《收费管理办法》规定，超过标的总额30%，甚至更高也是符合国家发改委意见要求标准价格，属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内容执行。其四，《收费管理办法》附件《广东省律师服务政府指导价》第四项明确说明，该指导价涉及财产的民事、行政收费标准和比例是代理诉讼案件一个审级或仲裁案件的收费标准。原告与两被告于2017年1月20日签订《补充协议》，将原合同涉案案件的二审、再审、执行阶段法律事务一并委托原告，约定案件在二审及其他阶段胜诉的，除原合同条款外，两被告另行支付律师服务费壹拾万元。原告与被告签订《委托代理合同》、《补充协议》委托代理案件的法律服务费用的约定包含法院一审、二审、再审及执行四个阶段，四个阶段的费用仅包括《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6万元固定律师服务费、一审胜诉金额50%的后期律师服务费以及《补充协议》约定的拾万元补充费用，上述费用分摊到四个阶段后，远远低于《收费管理办法》规定的每个阶段的最高额收费标准。（三）两被告于《反诉状》中所述的风险代理含义属于两被告的自身理解，并非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规定或解释内容。并且，其所述的风险代理含义与《收费管理办法》明显不符、存在矛盾，《收费管理办法》明确风险代理收费是指“接受委托时只收取基础费用，其余服务报酬根据……目标、效果和支付律师服务费的时间、比例、条件等进行约定，达到约定条件的按约定支付费用……”，该办法明确了风险代理收费可以包括前期基础费用以及双方约定的目标、效果、时间、比例、条件下的后期风险费用，而涉案《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符合《收费管理办法》规定条款，符合风险代理收费约定条件、约定方式及计算标准。三、《委托代理合同》条款不存在“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显失公平情形；原告已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勤勉尽职、恪守职业道德为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并通过上述服务维护了其合法权益。（一）《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合同“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当事人有权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而“显失公平”指的是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结合涉案《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及合同内容，分析如下：其一，《委托代理合同》根据《收费管理办法》规定，结合案件类型、案件标的、办理难度、服务工作量，采取风险代理收费方式约定服务费用，包括前期基础费用与案件胜诉后按照“胜诉比例”（即“诉求总额减少的部分”）支付的后期服务费用，上述约定内容、计算标准以及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未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合同约定的收费标准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未违反《收费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指导价及规定收费方式，不存在违反等价有偿原则或公平原则的情形。其二，《委托代理合同》签订时，原告已向被告明确阐述案件收费方式、收费标准，被告也进行了详细的审核，合同对于后期风险服务费的约定内容清晰、明确，并采取“（）”括号备注方式对于“胜诉”进行含义详细阐述，即“诉求借款本金和利息总额27021900元减少的部分”，原告通过口头方式明确告知，并于合同签订时对相关内容进行明确解释，尽到了告知义务、解释义务，双方对于服务费的相关约定明确、清晰，不存在原告利用优势刻意隐瞒或导致合同违反公平、等价有偿的情形。其三，被告戴德文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长期从事工程承包业务，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涉及合同签订、履行事宜，其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生活经验、交易经验及合同审查能力与风险防范能力，被告对于合同的签订并不存在《反诉状》中所述的“缺乏经验”、“看不懂条款”的情形，原告也不存在“利用对方没有经验”签订合同或导致合同违反公平、等价有偿的情形。（二）原告已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勤勉尽职、恪守职业道德为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并通过上述服务维护了其合法权益，两被告的利益并未因原告产生损害，原告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两被告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律师服务费。具体分析如下：其一，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区别于法院的审理及裁判。法院在诉讼中进行居中裁判，结合案件事实、审核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认定人法律关系及案件事实，并通过适用法律、法规、规范性规定对案件作出裁判；而律师作为法律服务工作者，其与当事人属于委托与被委托人关系，律师在纠纷处理中接受当事人委托，根据当事人提供的材料、结合案件事实和证据，提供案件专业法律服务，主要包括法律关系专业分析、案件证据材料梳理、诉讼材料准备、参与案件程序等，并旨在通过上述服务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其对于案件并不具有认定权、审判权。并且，结合律师职业道德，法律服务也不得超越法定范围为委托人谋求不当利益或向当事人承诺100%胜诉。其二，根据《收费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律师服务费时应当考虑的主要因素包括耗费的工作时间、法律事务的难易程度、办理法律事务所需律师人数和承办律师的业务能力、委托人的承受能力和所在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律师可能承担的风险和责任、律师的社会信誉和工作水平及办理案件所需的其他必要成本支出。律师服务费本质上属于委托人、被委托人双方根据被委托人提供服务内容约定的服务费用，该费用的基础在于接受委托、提供服务。其三，原告与被告《委托代理合同》的签订属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服务费用结合案件事实、耗费工作时间、难易程度、业务能力进行约定，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不存在合同无效、可撤销情形。原告已根据合同约定勤勉尽职履行了代理义务，通过原告梳理证据、提交法律文书、参与庭审、庭后提交补充材料等专业法律服务及协助办案行为，维护了被告的合法权益，大大降低了对方诉求金额。而被告未按《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支付服务费用，违约行为明显、客观，原告诉求两被告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律师服务费及违约金请求应当得到支持。四、两被告反诉请求超出了该案本诉诉讼请求及法律关系范围。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反诉的当事人应当限于本诉的当事人的范围。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或者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事实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本案本诉是基于双方2016年4月28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编号为（2016）粤前代字第135号，涉案纠纷为“罗彩虾诉戴德文、李瑞珍”，原告的本诉诉讼请求也是基于该基础法律关系提出。其次，原告合计收到被告41.5万元，该费用包含（2016）粤前代字第135号《委托代理合同》与（2016）粤前代字第112号《委托代理合同》两个委托代理法律关系（即案件）的费用，其中：1.（2016）粤前代字第112号《委托代理合同》费用包括：2016年4月21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的6万元前期律师费、2016年8月5日支付的5万元其他费用、2016年8月9日支付的5000元财产保全费及5000元担保费、2016年8月26日支付的1万元担保费及5万元其他费用，共计18万元；该18万元费用的产生是基于另案（2016）粤前代字第112号《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戴德文诉卢燕飞、深圳市宝安区金碧实验学校合同纠纷”案产生，不属于本案本诉起诉的法律关系及诉讼请求范围。并且原告已向被告退还除代缴法院的5000元财产保全费、代缴担保公司的1.5万元担保费用外的16万元剩余费用，其中2018年1月16日退还11万元、2018年1月18日退还5万元。2.（2016）粤前代字第135号《委托代理合同》费用包括：2016年5月5日支付的6万元前期律师费、2016年9月1日支付的1万元案件审计费用、2017年6月23日支付的16万元后期风险服务费，共计23万元。上述23万元费用中，6万元前期律师服务费、1万元审计费用属于其他办案费用，不属于本案本诉与反诉律师服务费法律纠纷及诉讼请求范围。3.被告李瑞珍于2017年4月28日支付的油料交通费用，属于《收费管理办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的“其他费用”（即“办案费”）范围，不属于律师服务费，也不属于本案本诉、反诉诉讼请求范围。根据上述内容，两被告《民事反诉状》中只有依据（2016）粤前代字第135号《委托代理合同》支付的16万元后期风险律师服务费属于本案本诉及反诉所涉法律关系的争议范围，而该费用符合《委托代理合同》相关约定，属于两被告应当支付的服务费范畴，而非两被告于《反诉状》中所述的“违法所得”。该部分费用依据双方代理合同产生，合同内容合法有效，费用收取未违反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上述费用原告不应当予以退还，可以用于折抵本案本诉诉讼请求金额。另本案正是基于原告的专业意见，建议被告起诉卢燕飞，要求其承担责任的本金是23615000元及相应的利息，最终得到二审法院的全案支持。实际让被告少损失的本金差额有5315000元，不仅没有让被告承担多余的本金及利息，并且还让让被告向罗彩虾承担的本金与卢燕飞向本案被告支付的利息差额远远支付少于本金支付500多万元。本案被告主张反诉认为由于原告的代理行为在履行职责有重大过错，被告应当基于律师代理过错向原告主张赔偿责任。律师行业有购买职业保险，如果认定属于律师重大过错，那么也是有相应的保险公司承担责任。所以本案的反诉不应当得到支持。应予以驳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确认事实如下：2016年，案外人罗彩虾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对戴德文、李瑞珍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以下简称罗彩虾案件），案号为（2016）粤0304民初7155号，诉请戴德文、李瑞珍向罗彩虾偿还借款本金1830万元及利息8721900元（自2014年11月起按月息2.8%计算，暂计至2016年3月31日），诉讼费、保全费由戴德文、李瑞珍负担。被告戴德文、李瑞珍就前述诉讼事宜委托原告处理，戴德文与原告于2016年4月28日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编号：(2016)粵前代字第135号]，约定原告接受两被告的委托代为办理罗彩虾与两被告的法律事务；两被告于签订本合同五日内支付先期律师服务费6万元，款项于签订合同后5日内支付至原告账户；合同第三条第二款第1点约定：如果案件通过法院诉讼判决（调解）或自行和解两被告胜诉的，两被告应另按胜诉（为诉求借款本金和利息总额27021900元减少的部分）金额的百分之五十(50%)的比例向原告支付律师服务费；两被告应在收到法院判决书（调解书）后十日内支付给原告，上述按比例提成的律师服务费上不封顶。第2点约定：若案件通过法院诉讼判决（撤诉）驳回对方对被告戴德文的诉讼请求，被告应在收到法院判决书（裁定书）后十日内向原告支付律师服务费陆拾万元（小写600000元）；若案件通过法院诉讼判决（调解、撤诉）或自行和解免除对李瑞珍（戴德文之妻）的责任，被告应在收到法院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后十日内另行再向原告支付律师服务费壹拾万元（小写100000元）。第3点约定：甲方先期固定已支付的律师服务费不含在后续的风险代理的服务费之内。原告指定收款账号为其在平安银行尾号为8401的银行账户；原告接受委托后，如发现两被告有弄虚作假及违法行为或对原告承办律师代理事务不予配合或不按时支付律师费或有关费用时，原告有权单方解除托合同，已收律师费不予退还，并有权按合同约定追索未付的费用及损失；如原告承办律师提供法律服务违反法定程序、履行律师职责有重大过错、与对方当事人或代理人恶意串通，损害被告权益，被告有权单方解除委托合同，原告所收律师费应如数退还；两被告非因前述原因解除合同或改聘原告以外的其他人办理本合同所涉法律事务时，原告已收取律师费不予退还，未收取律师费及其他费用有权依本合同全额收取；原告承办律师在办理被告委托法律事务过程中发生的异地办案差旅费、公证费、翻译费、鉴定评估费、工商查询费、财产查询和担保费、查档费、专家论证费及其他必须开支的费用，由被告支付；法院、仲裁机关及有关执法部门收取的案件受理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办案费等费用由被告自行交纳;李瑞珍系戴德文的妻子，本合同跟李瑞珍有关的费用均由戴德文支付；如戴德文不按约定履行合同的律师服务费，原告可依法处理其家庭共有财产。原告指派案外人袁吉松及其团队办理该案诉讼事宜。2016年12月9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304民初7155号民事判决，查明罗彩虾和戴德文签订了三份借款协议，借款金额合计1830万元，戴德文在其后也向罗彩虾出具了《确认书》，确认欠罗彩虾借款本金1830万元、利息6721900元，判决戴德文、李瑞珍应向罗彩虾偿还借款本金183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为：以1830万元为基数，按月息2%标准，自2014年11月1日起计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扣除利息105000元）；驳回罗彩虾的其他诉讼请求。戴德文、李瑞珍对该民事判决不服，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案号为（2017）粤03民终2353号，并就该案上诉事宜再次委托原告代为办理，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就罗彩虾案件，原告再次接受两被告委托，继续指派袁吉松律师及其团队律师担任两被告在二审、再审、执行阶段相关法律事务的委托代理人，2016年4月28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继续有效；如果案件在二审及其他阶段两被告胜诉的，除执行原合同条款外，两被告须另行支付律师服务费10万元，此款支付时间在两被告拿到判决书后十日内付清；本协议有效期限自原、被告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至本案终结止（包括调解、和解、撤诉、判决、裁定结案等），非依约定或协商，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如一方擅自变更或单方解除协议的，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10万元。2017年9月5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7）粤03民终2353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戴德文、李瑞珍不服并委托原告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诉，其补充提交了戴德文和罗彩虾于2015年11月24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认为根据该协议，戴德文和罗彩虾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抵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28日依法作出（2018）粤03民申391号民事裁定，裁定再审该案，再审期间两被告终止了与原告的委托代理关系，另行委托了代理人。原告称系两被告单方解除委托代理关系。2018年7月18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8）粤03民再52号民事判决，认为：一、在二审期间，戴德文曾自行委托案外人深圳达信会计事务所作出《关于戴德文与罗彩虾2011年9月5日-2016年3月10日银行转账明细专项审核报告》，该报告经依据戴德文与罗彩虾之间的银行转账明细，认为戴德文还应归还本金13034035.33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在上述期间，戴德文借入款项应支付利息共计2696573.35元，本金和利息共计15730608.68元。针对《关于戴德文与罗彩虾2011年9月5日-2016年3月10日银行转账明细专项审核报告》，该判决认为该报告系戴德文自行委托会计事务所所作出，罗彩虾对此不予认可，报告中计算的戴德文应付的利息系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明显低于双方约定的利息，二审对该报告未予采纳，并无不当。二、戴德文和罗彩虾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约定戴德文将对案外人卢燕飞、深圳市宝安区金碧实验学校（以下简称金碧学校）的债权1830万元及利息转让给罗彩虾，用于抵偿戴德文所欠罗彩虾的等额款项，但该协议同时还约定如债务人卢燕飞及金碧学校不主动向罗彩虾偿还借款的，戴德文仍负有向罗彩虾直接清偿的责任，戴德文未提交证据证明卢燕飞及金碧学校已经向罗彩虾偿还借款，则罗彩虾有权请求戴德文偿还相应借款。此外，戴德文另案对卢燕飞、金碧学校提起民间纠纷诉讼，该案已经判决卢燕飞偿还戴德文偿还借款本金23615000元及利息，戴德文的该起诉行为也表明其并未实际履行债权转让协议。综上，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维持（2017）粤03民终2353号民事判决。原告称其为该案审计报告支付了1万元的审计费，两被告称系原告单方的委托，涉案代理合同中未约定要委托审计机构，该笔审计费应由原告自行承担。两被告称在与原告洽谈《委托代理合同》收费时认为原告说的41万元固定律师费过高，因此才选择风险代理，原告未向两被告解释清楚，并提交了戴德文儿子与袁吉松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原告对该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予以认可。针对罗彩虾案件，袁吉松在微信聊天中提及“就是那个利息，你老爸是认可两分八，但我们争取到法院认可只有两分的利息，知道吧。”另查，2016年5月15日，戴德文向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对卢燕飞、金碧学校提起民间借贷之诉（以下简称卢燕飞案件），案号为（2016）粤0307民初11088号，戴德文将该案诉讼事宜委托原告代为处理。在该案中戴德文诉请卢燕飞、金碧学校共同偿还自2009年底起至2016年1月1日期间向原告所借款项32453460元，其中包含本金2361.5万元及以2361.5万为基数，以月利率3.2%的标准自2010年1月1日起计算至2016年1月1日的利息8838460元；卢燕飞、金碧学校共同偿还借款利息，以本金2361.5万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8%的标准计算利息，自2016年1月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017年12月25日，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6）粤0307民初11088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戴德文的全部诉讼请求。戴德文对该判决不服，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并另行委托广东金卓越（深圳）律师事务所代为办理上诉案件诉讼事宜。在二审审理过程中，戴德文补充提交27张借条，称是一审提交的借条的原始借款凭证，一审提交的借条是事后各方对账，同时还提交了一张打印体确认单，上有卢燕飞签名和捺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8日依法作出（2018）粤03民终7239号民事判决，判决撤销（2016）粤0307民初11088号民事判决，卢燕飞应向戴德文偿还借款本金23615000元及利息（利息按2%/月标准，自2015年9月11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还清之日止），驳回戴德文的其他诉讼请求。针对戴德文诉卢燕飞、金碧学校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与戴德文于2016年4月17日另行签订了一份《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原告接受戴德文委托，指派袁吉松律师及其团队担任戴德文在一审阶段相关法律事务的委托代理人，处理相关法律事务；戴德文支付原告先期律师费6万元，该费用应支付至原告财务或账户，如果案件通过法院诉讼判决（调解）或自行和解两被告胜诉的，两被告应另按借款本金总额的6%和借款利息总额的15%比例支付律师费，上述按比例提成的律师服务费上不封顶。两被告称在原告代理两案纠纷期间，应袁吉松律师要求，戴德文共向袁吉松个人账户转款41.5万元。具体转款情况如下：1.2016年4月21日和2016年5月5日，被告委托其儿子戴汝想分别向袁吉松个人账户转款6万元。原、被告确认该两笔6万元分属罗彩虾案件和卢燕飞案件的前期律师费。原告及袁吉松称因在卢燕飞案件一审终结后，原告与戴德文终止了该案的委托代理合同，故袁吉松分别于2018年1月16日和2018年1月18日向戴德文退还卢燕飞案件前期律师费合计6万元；2.2016年8月5日戴德文转给袁吉松5万元。原告及袁吉松称戴德文为了在卢燕飞案件中疏通关系主动向袁吉松个人账户转款5万元，袁吉松没有按照戴德文的意图开支款项，并于2018年1月16日退还5万元；3.2016年8月9日戴德文通过微信转账向袁吉松转款1万元。原告及袁吉松称其中5000元用于缴纳卢燕飞案件的保全费，另外5000元用于缴纳该案的保全担保费5000元；4.2016年8月26日戴德文向袁吉松个人银行账户转款5万元，原告及袁吉松称该笔款项系戴德文为了在卢燕飞案件中疏通关系主动向袁吉松个人账户转款，袁吉松没有按照戴德文的意图开支款项于2018年1月16日退还给戴德文；5.同日，戴德文通过微信转账向袁吉松转款1万元，原告及袁吉松称该笔款用于缴纳卢燕飞案件保全担保费1万元；6.2016年9月1日戴德文通过微信向袁吉松转款1万元，原告及袁吉松称该笔款项用于缴纳罗彩虾与两被告借贷案件二审中委托审计机构的审计费用；7.2017年4月28日戴德文通过微信转账向袁吉松转款5000元，原告及袁吉松称该笔5000元属涉案两个案件的油料交通费用；8.2017年6月23日，戴德文向袁吉松个人银行账户转款16万元。原告及袁吉松称罗彩虾案件一审判决戴德文部分胜诉后，戴德文按照合同约定暂时向原告缴纳的后期律师费，原告于2018年8月30日补开了正式发票并补交了税费。袁吉松共退还戴德文16万元，原、被告确认该16万元属卢燕飞案件。针对原告的上述陈述，两被告称2016年8月5日至2017年4月28日的135000元是支付给罗彩虾案件的费用，系原告律师要求被告支付的疏通关系费用，该费用未在合同中约定，也不是胜诉后的后期费用，2017年6月23日的16万元是卢燕飞案件的费用，也是原告律师要求被告支付的疏通关系费用，未在合同中约定，原告代理律师因为疏通关系失败了所以就退回了16万元给戴德文，卢燕飞案件中被告共向袁吉松转账22万元，袁吉松退回了16万元，先期办案费用没有退还。为证明上述主张，两被告提交了戴德文儿子与袁吉松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另，卢燕飞案件中的保全费5000元系由袁吉松缴纳，两被告主张该案的保全担保费9000元系由戴德文自行缴纳，两被告提交了案外人深圳市汇融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予以证明，原告予以否认，称保全担保费为15000元，由承办律师袁吉松代为缴纳，但就其主张原告未向本院提交付款凭证予以证明，并称担保公司出具的收据已经丢失。两被告提交了罗彩虾案件的一审、二审庭审笔录、询问笔录，拟证明原告在代理该案件期间，存在重大过错，明知两被告将对卢燕飞、金碧学校的1830万元借贷本息的债权转让给罗彩虾，但在一审中没有向法庭提供债权转让协议，原告亦未提出戴德文已偿还罗彩虾105000元的事实。原告否认其指派的律师在代理期间存在重大过错行为，在该案一审未提交《债权转让协议》系因缺少证据证明该债权转让已通知卢燕飞，且考虑到罗彩虾借贷一案中没有完整的交易明细等证据支持，《债权转让协议》的提出反而更加佐证了戴德文欠罗彩虾借款的事实，综合考虑该转让协议的提交对该案的审理没有任何帮助，故在一审未提交。原告向本院申请案外人李某作为证人出庭，本院予以准许。证人李某系罗彩虾案件原告指派的两被告代理律师。李某称戴德文曾表示罗彩虾案件中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均予以认可，对于原告为其挽回的损失愿意作为律师费支付，并签字确认。戴德文一直认为罗彩虾对其起诉的目的是为了逼迫案外人卢燕飞还款，对于《债权转让协议》是否应提交法院，也是与戴德文协商后一致决定不予提交，且该转让协议中有兜底条款，即使卢燕飞、金碧学校愿意承担还款责任，也不能达到戴德文不承担责任的目的，相反该证据的提交恰好证明戴德文确认欠罗彩虾借款，不利于戴德文。再查，在罗彩虾一审案件中，罗彩虾主张戴德文在出具确认书后偿还了利息105000元，故一审法院在判决时扣除了105000元利息。另，两被告已经向律师协会等有关部门投诉原告的律师私下收取代理费用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系法律服务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原、被告于2016年4月28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第三条第二款第1点约定是否显失公平、可撤销。2、原告在代理罗彩虾案件中是否存在重大过错，被告是否需要支付违约金。关于原、被告于2016年4月28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第三条第二款第1点约定是否显失公平、可撤销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本案中，《委托代理合同》中对于罗彩虾案件律师费的约定分前期固定律师费6万元和后期风险律师服务费，其中第三条第二款第1点约定若案件通过法院诉讼判决（调解）或自行和解两被告胜诉的，两被告应另按胜诉（为诉求借款本金和利息总额27021900元减少的部分）金额的百分之五十(50%)的比例向原告支付风险（后期）律师服务费。罗彩虾案件中罗彩虾主张借款本金1830万元和以月息2.8%为标准支付的利息，该案经一审、二审和再审后，确认戴德文、李瑞珍需向罗彩虾支付借款本金1830万元和以月息2%为标准支付利息并扣除戴德文已偿还的105000元。原告在本案中主张两被告应按上述约定将降低的月息0.8%部分的50%作为风险代理律师费支付给原告。两被告抗辩称在签订该条款时，原告利用其对法律知识的优势让两被告签订该不公平条款。对此，本院认为《委托代理合同》第三条第二款第1点系针对风险代理服务费的约定。风险代理系委托代理人与当事人之间的对于代理费的特殊约定，诉讼胜诉后当事人才需支付律师费，对于双方均存在一定风险。原告作为专业的法律服务提供者，其清楚了解在民间借贷案件中法定的最高月息系2%，其据此依据第三条第二款第1点约定要求两被告支付利息差额的风险代理费，对于原告来说不存在任何风险，即便该案并未聘请原告参与诉讼，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同样也会确定利息应按月利率2%标准计算，原告在签订该条款时已清楚其必然可向两被告收取该律师服务费，违背了风险代理条款的设立初衷。另根据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如果法院判决驳回了罗彩虾对戴德文的诉讼请求，则两被告仅需向原告支付律师代理费60万元，而在两被告仍需向罗彩虾支付1830万元本金及利息的情况下，两被告却要支付原告律师代理费130余万元，明显不符情理。且两被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原告在签订该条款时未向两被告如实告知两被告签订该条款后的法律后果，相对于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原告来说，该条款对两被告显然显失公平。原告称两被告已过行使该撤销权的除斥期间。本院认为，罗彩虾案件于2018年2月启动再审程序，在该案再审申请前，原告仍系两被告的代理方，表明在当时两被告对于原告仍处于信任的状态，原告也并未向被告主张支付100余万元的代理费用，无证据证明两被告已知道撤销事由，故撤销权期限在此前尚不能开始计算，对于原告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两被告反诉请求撤销原告与被告戴德文于2016年4月28日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中第三条第二款第1点约定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原告在代理罗彩虾案件中是否存在重大过错行为的问题。两被告称在罗彩虾案件中，原告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关键证据《债权转让协议》，反而要求被告戴德文另向案外人卢燕飞、金碧学校主张借款，导致其败诉。本院认为，结合本案证据，原告未在一审中提交该份证据，属诉讼策略的问题，且原告虽未在罗彩虾案件中提交该证据，但戴德文在原告的建议下已另向卢燕飞、金碧学校主张借款，且已得到生效判决支持，在案证据无法证明原告在代理罗彩虾案件的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行为，且戴德文和罗彩虾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虽明确约定戴德文将对案外人卢燕飞、金碧学校的债权1830万元及利息转让给罗彩虾，用于抵偿戴德文所欠罗彩虾的等额款项，但该协议同时还约定如债务人卢燕飞及金碧学校不主动向罗彩虾偿还借款的，戴德文仍负有向罗彩虾直接清偿的责任，因此，在卢燕飞及金碧学校未向罗彩虾偿还借款的情况下，罗彩虾有权请求戴德文偿还相应借款。故在罗彩虾案件中是否提交《债权转让协议》并不影响案件的判决结果，对于两被告称原告在代理罗彩虾案件中存在重大过错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代理律师费问题。本院认为，虽本院在前文认定应撤销《委托代理合同》中第三条第二款第1点约定的条款，但原告在罗彩虾案件中为两被告提供了法律服务，两被告仍应向原告支付《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后期律师服务费，酌情考虑原告付出的工作量、案情难易程度并参照双方约定驳回罗彩虾诉请的情况下被告需支付的代理费以及广东省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规定，本院酌定两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罗彩虾案件后期律师服务费30万元。关于被告支付的费用415000元及案件支付费用情况，本院评析如下。1、卢燕飞案件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支付，双方无异议。2、对于审计费1万元。本院认为，该笔费用属不必要的支出，且对罗彩虾案件并无实质上帮助，该笔款项金额较大，原告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该审计行为经过了两被告认可，故该笔审计费应由原告自行负担。3、对于卢燕飞案件的保全担保费1.5万元。被告主张保全担保费为9000元由其缴纳，并提交了相应的收款收据为证，原告虽予以否认，称系其缴纳，但经本院要求，原告仍未向本院提交其向担保机构的转款凭证及收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本院对于原告的主张不予采信，对于被告的主张予以采信。4、对于油料交通费5000元。本院认为，涉案《委托代理合同》中未对该笔费用的承担进行约定，且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支出该笔费用的相关发票，两被告支付的先期律师服务费亦足以涵盖原告的实际支出，故对于原告主张的5000元系收取的油料交通费，本院不予支持。双方当事人对付款事实的陈述截然相反，综合本院查明的情况并考虑被告系款项支付方，其对款项有更大的支配权，故本院对被告陈述的款项金额分配情况予以采信，即被告向原告支付的415000元款项中有22万元用于支付卢燕飞案件的费用，扣除卢燕飞案件的费用后剩余195000元为支付的罗彩虾案件费用，原告退还的16万元系退还卢燕飞案件的费用。综上，扣除罗彩虾案件先期律师费服务费6万元，其余款项13.5万元为被告在罗彩虾案件中向原告支付的其他费用。根据本院认定，两被告应向原告支付30万元后期律师服务费，庭审中，原告认可了转到袁吉松个人账户的费用为被告支付的律师服务费，因此在扣除13.5万元后，两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后期律师服务费165000元，两被告反诉请求原告返还13.5万元，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律师个人违规收取费用的问题，不属于本案民事案件审理范畴，当事人可另寻途径解决。关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10万元。本院认为，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中明确原告接受两被告委托，继续指派袁吉松律师及其团队律师担任该案一审、二审、再审、执行阶段相关法律事务的委托代理人，非依约定或协商，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如一方擅自变更或单方解除协议的，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10万元。两被告在罗彩虾案件再审过程中单方终止委托代理关系，违反了上述约定，故两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0万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原告广东前海律师事务所与被告戴德文于2016年4月28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编号：(2016)粵前代字第135号]中第三条第二款第1点条款；二、被告戴德文、李瑞珍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东前海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服务费16.5万元；三、被告戴德文、李瑞珍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东前海律师事务所支付违约金10万元；四、驳回原告广东前海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被告戴德文、李瑞珍的其他反诉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受理费17084.54元，由原告广东前海律师事务所负担13768.54元，由被告戴德文、李瑞珍负担3316元；反诉受理费1500元，由原告广东前海律师事务所负担100元，由被告戴德文、李瑞珍负担14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何庆波人民陪审员  林映飞人民陪审员  程绍书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七日书 记 员  文凤云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七条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