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04民初21179号原告：潘穗，男，1955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文斌、夏海龙，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高教大厦支行，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25号首层之一。负责人：李丽，行长。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支行，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东华南路166、168号首层、夹层、二至四层。负责人：贺永军，行长。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509号。负责人：刘军，行长。上述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丹、冯燕媚，广东华之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君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大沙头绿荫路2号盛贤大沙头旧货市场4楼E35号铺。法定代表人：黄惠征，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明辉、卢超龙，广东宏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清科凯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昆明路518号1406室。法定代表人:王强。第三人：广州翔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233号2201-F房。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清科凯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告潘穗与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高教大厦支行（以下简称建行高教大厦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支行（以下简称建行越秀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以下简称建行省分行）、广州君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麟公司）、上海清科凯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科公司）、第三人广州翔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翔泓合伙企业）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文斌、夏海龙，被告建行高教大厦支行、建行越秀支行、建行省分行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丹、冯燕媚，被告君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明辉、卢超龙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清科公司、第三人翔泓合伙企业经本院依法传唤，公告期满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作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建行高教大厦支行、建行越秀支行、建行省分行、君麟公司共同赔偿原告损失375000元及利息（以投资款本金5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0.5%的计算标准，自2014年9月3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7年9月7日的利息为160562元）；2、被告清科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五被告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系被告建行高教大厦支行的VIP客户。2014年9月，该行客户经理刘某向原告极力推荐由被告清科公司发行的广州专业市场投资清科凯盛基金，称该基金产品是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山支行（以下简称建行东山支行，该支行已并入建行越秀支行，被告建行高教大厦支行系建行越秀支行的下属营业网点）设计开发，建行越秀支行承诺保底兑付，并且会全程监管资金流向。2014年9月1日，原告在被告建行高教大厦支行的营业网点内完成了“清科凯盛基金”认购的全部流程，并于2014年9月3日转账支付了50万元投资款。2016年初，合同约定的兑付期限届满后，原告却发现该理财产品此前承诺的还本付息并不能兑现。原告于是找建行讨要说法，银行领导当时承诺其会敦促被告君麟公司尽快清偿所有投资款本息，并多次组织原告和被告君麟公司召开沟通会。2016年4月12日，在被告建行省分行、建行越秀支行的协调下，原告与被告清科公司、君麟公司、第三人翔泓合伙企业签订《委托还款协议》，被告君麟公司承诺在2016年6月30日前向原告支付全部投资款利息。之后，原告收到了25%的投资款本金125000元。2017年4月7日，被告君麟公司又向包括原告在内的投资人公开承诺在2017年7月31日前支付剩余的75%投资款本金。但原告至今未收到任何款项。与此同时，原告和其他受害人经过调查发现，被告建行高教大厦支行推销的所谓“清科凯盛基金”根本没有合法设立，完全属于违规理财产品。广东省银监局于2017年7月13日出具的《信访事件告知书》认定，清科凯盛基金不属于建行总行批准代销的第三方理财产品，客户经理刘某涉嫌违规推荐，被告建行越秀支行及被告建行高教大厦支行存在对员工行为和营业场所管理不到位的问题。而被告清科公司于2016年7月16日出具的《公告》则显示，清科凯盛基金所募集的1.955亿元资金里有1.14亿元用于归还被告君麟公司在被告建行越秀支行的银行贷款，其中本金还款7000万元，利息还款4400万元。原告认为，在被告建行省分行的授意下，被告建行越秀支行、被告建行高教大厦支行与被告君麟公司恶意串通，以偿还被告君麟公司在被告建行越秀支行的贷款本息为目的，明知清科凯盛基金属于虚假理财产品，仍然违规向原告推销，最终导致原告财产损失，依法应当向原告共同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理由如下：首先，本案涉及的推销虚假理财产品的行为属于被告建行省分行下属的被告建行越秀支行及案外人建行五羊新城支行、建行西塔支行等金融机构有组织、有预谋的系统性违规行为，并不属于个别员工的“飞单”行为。从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除本案被告建行越秀支行、被告建行高教大厦支行之外，至少还有被告建行越秀支行下属的中山二路支行、德政路支行等网点机构，以及建行五羊新城支行、西塔支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参与了清科凯盛基金的违规推销。所以，本案应当由被告建行省分行、被告建行越秀支行、被告建行高教大厦支行为此次违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而不是员工个人承责。其次，被告建行越秀支行和被告君麟公司是此次违规行为的实际受益人。原告有理由相信，被告建行越秀支行急于解决被告君麟公司多年前在该行产生的贷款呆账，伙同被告君麟公司，发动和组织包括被告建行高教大厦支行在内的至少四家下属营业网点机构向原告等投资人违规推销虚假的理财产品。据（2012）粤高法民二初字第13号民事调解书显示，被告君麟公司尚欠被告建行越秀支行贷款本金478467733元，利息、复利46803756.36元。由于被告君麟公司未履行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义务，被告建行越秀支行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根据该院于2016年11月30日作出的（2013）穗中法执字第975号执行裁定书记载，在被告君麟公司归还7000多万元贷款本金后，双方即达成执行和解，被告建行越秀支行同意暂不处置被告君麟公司的资产，法院最后裁定终结该次执行程序。因此，在整个违规推销虚假理财产品过程中，被告建行越秀支行实际收回了贷款本息1.14亿元，被告君麟公司也确保了自己名下被法院冻结的财产不被进一步处置，而包括原告在内的投资人则承担了所有经济损失。综上所述，被告建行越秀支行、被告建行高教大厦支行、被告建行省分行和被告君麟公司恶意串通，以收回逾期贷款为目的，向原告在内的投资人推销虚假理财产品，导致原告巨额经济损失，构成共同侵权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五条之规定，原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五被告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建行高教大厦支行、建行越秀支行、建行省分行共同辩称：不同意原告提出的诉请及事实理由，理由如下：一、本案为原告投资被告清科公司、第三人翔泓合伙企业而发生的合伙协议纠纷。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原告与被告清科公司签订有限合伙协议和入伙协议，自愿投资入伙翔泓合伙企业，后投资者通过该合伙企业发放委托贷款给被告君麟公司用于偿还贷款，和对广州盛贤专业市场进行升级改造。该贷款的担保方式包括广州市盛贤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市超跃市场经营管理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跃公司）、广州盛贤鸿运实业有限公司、被告君麟公司、范桂贤提供抵押担保，从本案事实可以看出，本案原告因案涉基金与被告清科公司、翔泓合伙企业形成合伙投资关系，原告因投资基金产生的一切纠纷，均属于合伙协议纠纷。依法应当向被告清科公司主张权利。与被告建行高教大厦支行、建行越秀支行、建行省分行无关。二、根据案涉基金签约文件显示，案涉基金募集说明书及签约文件已经明确提示了投资风险，其中该签约文件包括风险声明书、入伙协议、有限合伙协议明确提示基金运营中存在各种风险，包括投资项目经营风险、延期风险和提前终止风险。也存在基金不成立或其他风险。合伙企业存在盈利或亏损的可能。合伙企业不承诺保本和最低收益。对管理运用产生的处分不提供任何承诺。即原告在投资案涉基金前，对案涉基金存在投资风险，且不承诺保底兑付情况是明知的。在此情况下，自愿与被告清科公司签署相关文件，自愿投资入伙翔泓合伙企业，同时具有多年投资理财经验，对投资风险具备相当认知。也非常清楚具体年化收益率不是实际收益和固定收益。应当合理预判案涉基金与银行正常代销的理财产品收益率不同。案涉基金收益率高出正常理财收益率。本案原告为获取高额收益率甘冒投资风险，依然自愿签署有限合伙协议和入伙协议等书面材料投资案涉基金，其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自行承担投资风险。三、被告建行高教大厦支行、建行越秀支行、建行省分行不存在侵权行为，本案原告主张的损失并不确定，原告向被告建行高教大厦支行、建行越秀支行、建行省分行主张财产损害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当得到合议庭的支持。本案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原告诉请法律依据为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五条，根据上述条文规定，承担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应当满足以下要件：1、行为人存在侵权行为，2、原告有损害事实存在，3、侵权行为与事实存在因果关系，4、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本案被告建行高教大厦支行、建行越秀支行、建行省分行均没有对原告实施过加害行为，不存在侵权行为。关于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商业银行代销代理其他机构发行的产品，投资于非标准化债权资产或股权性资产必须由商业银行总行批准。建设银行若代销理财产品有严格完整的审批流程，必须经建设银行总行批准方可代销。案涉基金并非总行批准代销产品。被告建行越秀支行自始对涉案基金不清楚，直至部分投资者前往信访才对案涉基金事件有所了解。被告建行越秀支行没有也不可能销售涉案基金，更不存在收益或组织推荐的行为。原告诉请与事实完全不符。被告建行高教大厦支行对案涉基金产品自始不知情，也没有以单位名义进行销售，原告签署的所有协议，均从未出现过被告建行高教大厦支行的签章被告建行高教大厦支行、建行越秀支行、建行省分行没有与基金募集方被告清科公司、翔泓合伙企业就案涉基金签署过任何协议，与原告及合伙企业之间不存在基金法律关系。原告向与其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的被告建行高教大厦支行主张权利，没有事实依据。被告建行越秀支行不是案涉基金的资金监管方，商业银行开展资金监管业务，依法需要与相关当事人签署资金监管协议。客户也需要在银行开立监管账户，待确定资金监管关系之后，银行是严格按照监管协议的约定实施监管行为，而本案中被告建行越秀支行从未与被告清科公司、翔泓合伙企业签署过资金监管协议，翔泓合伙企业也没有在被告建行越秀支行开立过监管账户，被告建行越秀支行更没有就案涉基金实施过任何监管行为，原告提交的募集说明书中关于建行东山支行接受合伙企业委托进行资金监管的描述与事实不符。根据原告提供的广东省银监局《信访事项告知书》，其内容指出被告建行越秀支行下属网点个别客户经理涉嫌违规推荐案涉基金，目前该认定还没有最终调查确认。一旦证实，被告建行越秀支行将按规定对涉案客户经理进行处理。即使经调查确认涉嫌违规推荐的客户经理存在违规推荐行为，该行为属于个人行为，与单位无关。首先案涉客户经理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判定职务行为应当为四个：1、员工推荐有单位授权；2、推荐行为发生在工作地点及工作时间；3、单位名义进行推荐；4、推荐系完成银行要求的工作活动。本案中被告建行越秀支行没代销案涉基金，也没有就推荐案涉基金下达过任何文件，员工涉嫌推荐行为，没有单位授权。原告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原告的签约场所和时间，涉嫌员工也没有以被告建行越秀支行的名义与原告签订有限合伙协议和入伙协议。案涉基金并非银行经营活动，不是涉嫌推荐的银行员工的工作任务，与其履行职务和完成工作任务没有任何关系。员工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根据合同法第49条规定，本案中无权代理人案涉员工并没有以被告建行越秀支行的名义订立合同，同时本案原告在明知案涉基金存在投资风险，不承诺保本和最低收益的情况下，依然投资入股合伙企业，其行为不符合相对人善意无过失的标准，因此员工的个人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无论是谁向投资者推荐了案涉基金，最终决定人都是原告，原告对其投资应当有合理预判和审查义务。原告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案涉原告投资款均由原告亲自转账至合伙企业名下，这一事实可以证明原告非常清楚该基金不是建设银行的理财产品。也非常清楚被告建行越秀支行工作人员向其推荐案涉基金也并非履行职务行为。综上，被告建行高教大厦支行、建行越秀支行、建行省分行并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被告建行高教大厦支行、建行越秀支行、建行省分行不存在损害事实，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广州专业市场投资基金公告》和被告君麟公司提交的证据《抵押合同》，可知原告投资入伙合伙企业，通过合伙企业委托农商行发放贷款，该贷款项下存在多处房产抵押。根据被告君麟公司提交的证据《委托贷款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其内容表明，若被告君麟公司没有按约定偿还借款本息，则合伙企业、农商行有权要求其偿还借款本息，并对抵押物予以处置，处置所得予以优先受偿。本案合伙企业及合伙人均有效存续，原告可以通过合伙企业对农商行抵押物进行处置，也可以向被告清科公司主张违约责任。在原告没有向被告清科公司主张权利处置抵押物前，其损失无法确定。本案也不存在侵权行为和损害事实存在因果关系。若原告主张的损失能够确定，导致该损失的原因，也是原告自身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投资失策导致，原告存在过错，被告清科公司存在违约行为导致的。与被告建行高教大厦支行、建行越秀支行、建行省分行无关。被告建行高教大厦支行、建行越秀支行、建行省分行对原告主张的损失也不存在主观过错。原告投资案涉基金前已经对投资风险和所投资的企业有清晰的认识。根据央行银监会、证监会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指导意见第二条规定，即使原告购买被告代销的理财产品，银行也不得对投资者进行任何形式的垫资兑付。更何况原告投资案涉基金根本不是建设银行发行或代销的理财产品。被告建行高教大厦支行、建行越秀支行、建行省分行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故原告要求被告建行高教大厦支行、建行越秀支行、建行省分行承担侵权损害赔偿主张不能成立，应当依法驳回诉请。四、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第一，原告提起本案主张的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债务人的违法行为既符合违约要件又符合侵权要件导致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受害人在此情况下，可选择其一诉请。被告建行高教大厦支行、建行越秀支行不是合同当事人，不存在违约行为，原告不应当列被告建行高教大厦支行、建行越秀支行、建行省分行为侵权责任的对象，被告建行高教大厦支行、建行越秀支行、建行省分行也不符合侵权责任法关于侵权行为以及共同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又不符合请求权竞合适用法律规定，应当予以驳回；第二，因（2017）粤0104民初16317号案件已经生效，并进入执行阶段，关于原告提出的17名投资者回收部分本金由建行承担责任的请求与事实不符，被告君麟公司已确认该款项是由广州盛照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照公司）代被告君麟公司退还。投资款本金的付款方为盛照公司而非建行越秀支行，承担退还责任的为被告君麟公司，而不是被告建行越秀支行，原告关于被告建行越秀支行已经承担部分侵权责任的主张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合议庭不予采纳。被告君麟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被告君麟公司合法取得贷款，不构成侵权，原告与资金募集方的关系与被告君麟公司无关，所有资金是通过提供抵押财产的方式以农商行贷款的方式取得，被告君麟公司不是侵权的适格被告。2、被告君麟公司与建行均从未与原告建立直接的经济往来关系，更没有与原告签订任何投资或借款合同，原告的损失与被告君麟公司没有直接的关系。3、被告君麟公司仅对农商行的贷款本息承担还款义务。原告投资到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企业又以委托贷款方式发放贷款给被告君麟公司，不构成侵权。因为被告君麟公司并非没有支付对价，被告君麟公司提供了经合法评估价值超出贷款额度的抵押物。被告君麟公司的贷款行为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活动，不构成侵权。同时原告可以通过其投资的有限合伙企业或农商行向被告君麟公司主张债权，甚至可以拍卖抵押物，而不应以侵权向被告君麟公司主张权利。4、被告君麟公司仅此用了其中7000万元的贷款，且也已经偿还了该款项。原告误会是建行偿还的，其实是被告君麟公司向建行提供担保物借款，用建行的账户偿还的，实际上是被告君麟公司用了7000万元又还了7000万元。5、被告君麟公司没有义务偿还没有使用的贷款，本案如涉及资金募集方挪用资金，原告应向该挪用方主张权利，而并非向被告君麟公司提起索赔。6、原告的举证部分涉及被告君麟公司的文件是假证，被告君麟公司将申请司法鉴定识别真伪来维护合法权益。7、在程序上本案的法律关系牵涉到被告清科公司、翔泓合伙企业及农商行，原告是否存在损失，如何造成损失，应通过追加上述的主体而予以查明。8、原告现阶段起诉各被告是没有依据的，因为所有的损失额不明确，目前农商行尚未起诉被告君麟公司或其他担保方，也未处置抵押物。另外翔泓合伙企业也尚未将投资的清盘价值返还给原告。原告以其投资全部灭失作为前提，主张索赔是没有事实依据，不具备前述的法律事实和清算结果作为依据。9、原告提出的是侵权之诉，原告提供的《委托还款协议》及《承诺书》的效力由法院审查，但明显非被告君麟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同时，该两份文件的文字表述是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并非债务加入或保证的意思表示更与侵权赔偿无关。目前，原告与被告清科公司及第三人是否存在基于投资关系的民事债务并没有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本案主张的侵权赔偿与该两份文件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请。被告清科公司未答辩，未提交证据。第三人翔泓合伙企业未作陈述，未提交证据。经审理查明：被告清科公司于2014年4月23日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证券基金业协会）授予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资质。2014年8月，被告清科公司发布《上海清科凯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州专业市场投资基金募集说明书》，载明：该协议各方依据《合伙企业法》共同设立广州盈运投资合伙企业、广州翔泓投资合伙企业等系列有限合伙企业；项目公司君麟公司；普通合伙人、管理人为清科公司；该基金由被告清科公司发起成立，所募集资金将用于广州盛贤四大专业市场偿还银行贷款及升级改造，面向社会特定合格投资者招募有限合伙人；基金类型固定收益类；基金期限18个月；投资方式广州农商银行委托贷款；预期收益：50万元≤认购金额＜300万元，预期年化收益率10.5%，300万元≤认购金额＜500万元，预期年化收益率11.5%，认购金额≥500万元，预期年化收益率12.5%；满12个月支付一次利息，到期一次性归还本金及剩余利息，资金监管中国建设银行广州东山支行（以下简称建行东山支行）；基金交易结构显示：首先由普通合伙人被告清科公司和作为有限合伙人的各投资人将资金投入到清科凯盛·广州专业市场投资基金，再由清科凯盛·广州专业市场投资基金将款项投资到盛贤四大专业市场，再由盛贤四大专业市场偿还贷款到建行东山支行，再由建行东山支行进行资金监管，并转移抵押物到清科凯盛·广州专业市场投资基金，而盛贤四大市场的收益归入清科凯盛·广州专业市场投资基金；位于广州海印商圈大沙头的盛贤四大专业市场累计26845.16m2的物业抵押，经深圳市世联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总价值26.44亿元；中国建设银行对基金投资进行全程资金监管，基金管理人管控融资方预留印鉴，严格监管项目方资金使用专户，基金管理人监管项目回款账户，保障资金安全及按时归集等。2014年，原告与被告清科公司签订《广州翔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有限合伙协议》，约定：原告作为有限合伙人入伙第三人翔泓合伙企业以认缴出资额为限对该有限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被告清科公司对于该有限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同意并授权普通合伙人有权决定以该有限合伙企业对被投资企业进行股权或债权投资的方式进行投资等。同时，原告与被告清科公司签订《广州翔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入伙协议》，约定：原告承诺认缴出资50万元作为有限合伙人加入第三人翔泓合伙企业。2014年9月3日，原告向第三人翔泓合伙企业在中国建设银行的账户（账号44×××63）汇款50万元。2014年9月3日，被告清科公司和第三人翔泓合伙企业共同向原告出具《出资证明函》，其中确认了原告对第三人翔泓合伙企业的前述出资，并约定预期年化收益10.5%，起息日期2014年9月9日。2015年1月30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5家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注销登记的公告》，载明：目前，上海清科凯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登记编号：P1000537）等5家机构向该会申请注销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根据《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考虑到以上5家机构在登记后未开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业务，承诺注销登记后不再开展新的私募投资基金业务，维护好投资者合法权益，该会决定注销以上5家机构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该会重申，从事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业务的机构应当按照中国证监会《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该会《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到该会办理登记，真实、准确、完整的填报登记信息；注销登记的机构应当妥善处置好现有业务，维护好投资者合法权益，不得再从事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业务等。2015年6月1日，被告君麟公司向被告清科公司发出《关于终止合作的函》，载明：君麟公司因清科公司严重违反《合作框架协议》，挪用监管账户资金一事致送该函。双方于2014年8月18日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君麟公司向清科公司及清科公司关联企业融入资金并以此清偿君麟公司对外债务。此后，君麟公司与清科公司关联企业签订了《抵押合同》、《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及其他相关协议。目前，上述资金的监管账户由清科公司掌控，而清科公司已为该项目募集资金约1.9亿元。但是，清科公司至今仅将其中7000万元用于偿还君麟公司欠建行的债务本金，而剩余资金1.2亿元则被挪作他用，清科公司挪用资金的违约行为严重损害了君麟公司的经济利益。为此，君麟公司要求立即终止合作并解除《合作框架协议》及其他所有相关合同或协议。2016年1月29日，被告清科公司、被告君麟公司共同向投资人发布《广州专业市场投资基金公告》，载明：被告君麟公司（项目方）本应于2016年1月31日前兑付所有投资人的投资收益，被告君麟公司在上述期间，已采取积极措施，包括调整项目招商策略，多渠道筹资等，尽可能筹措资金兑付投资人前期的投资收益。碍于目前整体经济环境恶劣，项目销售及招商进展缓慢，与预期差距较大，外部资金筹措受阻，致暂未能于2016年1月31日前兑付投资人前期收益。经被告清科公司与被告君麟公司多次沟通协商，被告君麟公司将成立专向服务组，接待投资人来访及解答投资人疑问；被告君麟公司承诺会想方设法多个渠道筹措资金，于基金到期日或到期日前，向所有投资人兑付全部本金及投资收益；截至目前，该基金对应之抵押物情况正常，无任何变更等。2016年4月12日，被告清科公司（委托方）、第三人翔泓合伙企业（委托方）、被告君麟公司（受托方）、原告（受益方）共同签订《委托还款协议》，其中约定：原告于2014年9月3日签订《广州翔泓投资合伙企业之（有限合伙）协议》，原告出资50万元投入被告清科公司设立的有限合伙制基金。被告清科公司通过委托广州农村商业越秀支行所发放的委托贷款，将从原告及其他投资人所募集的资金借贷给被告君麟公司，用于广州市大沙头31号盛贤综合市场的升级改造，该商场已经装修完毕，招商工作也在进行中，因大环境疲软等因素影响，招商工作未如期完成，不能按时归还贷款本息；为充分保障各方权益，经协商，就被告君麟公司受被告清科公司、第三人翔泓合伙企业委托，代为向原告支付投资款本息事宜达成该协议：根据《合伙协议》的预定，截止至2016年6月30日，被告清科公司、第三人翔泓合伙企业应向原告支付的投资款本息为594932元，其中本金500000元，利息94932元；被告君麟公司承诺，会从其他渠道筹措资金来归还农商行的委托贷款，再经由合伙企业的账户归还给投资者全部投资款本息，还款期限为2016年6月30日前；被告清科公司、第三人翔泓合伙企业自该协议签订之日起10日内，向被告君麟公司移交包括原告在内的所有投资人的投资文件原件及资料原件、有义务协助及配合被告君麟公司处理相关代还款事宜，被告清科公司、第三人翔泓合伙企业作为该协议的见证人和被告君麟公司代还款的担保人；自该协议生效之日起，即由被告君麟公司直接与包括原告在内的投资人协商代还款事宜，原告同意被告君麟公司按照该协议代偿被告清科公司、第三人翔泓合伙企业应支付给原告的投资款本息，收讫被告君麟公司偿还的投资款本息的，则被告清科公司、第三人翔泓合伙企业与原告基于《合伙协议》而形成的合伙法律关系视为全部履行完结，双方互不相欠等。2016年7月16日，被告清科公司发布《公告》，载明：由被告清科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发起并与各投资人（有限合伙人）共同设立的广州盈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四家有限合伙企业，共同募集资金1.955亿，专向投资君麟公司下属的广州盛照综合市场的升级改造；该笔募集资金已于2014年12月底前由广州盈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托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达道路支行发放予项目方君麟公司用于归还建行贷款7000万元及支付融资利息4000万元，余下8550万元由该贷款担保方超跃公司用于广州盛照综合市场的升级改造，该项目已在2015年9月正式完成改造并推向市场招租；受市场经济大环境影响，加上电商对实体市场的冲击，招租及出售情况都不理想，项目方希望在通过引入商家搞旺市场后能更好的收取租金以及销售，今后会更积极地进行促销，尽快销售回笼资金，预计到今年底能兑付投资人全部本息等。2017年1月3日，被告君麟公司发出《公司公告》，载明：现君麟公司于2017年1月28日前向各位投资人支付投资额本金25%的款项，需请准备相关相应的资料（原件）办理支付手续。余下的投资款项在2017年7月31日前支付完毕。2017年2月10日，原告收到25%投资款本金125000元。之后，原告至今再没有收到任何投资款本金及收益。2017年7月13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以下简称广东银监局）向“韦俊安等13人”作出《信访事项告知书》，载明：经查，清科凯盛基金不属于建行总行批准代销的第三方理财产品。越秀支行下属网点负责人和客户经理涉嫌2014年曾向客户推荐该产品：中山二路支行时任副行长刘某向区宗汉推荐，中山二路支行客户经理毕某某向高锦嫦、冯池和、黎瑞蝶推荐，中山二路支行客户经理郭某（已离职）向汪帼娟、王乃卉推荐，高教大厦支行客户经理刘某向王卫、何凤莲、黄标明、黄钰英、刘伟、潘穗等推荐，德政路支行客户经理黄某某向韦俊安推荐；越秀支行存在对员工行为和营业场所管理不到位的问题。该局根据核查情况，将依据监管法规对越秀支行采取相应监管措施，责成其上级行对责任人严肃问责，并进一步加强员工行为和营业场所管理，规范理财和代销业务等。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于2017年11月14日向广东银监局发函，核实该局作出上述《信访事项告知书》的依据及该局在处理清科凯盛基金事件的相关材料。广东银监局曾对被告建行越秀支行及其下属网点工作人员作了询问，广东银监局提供了现场检查询问笔录11份，主要记载有：一、被询问人：郭某，原中山二路支行副行长；陈述主要内容：清科凯盛基金不是建行代销的，当时是支行组织这件事的，中山二路支行的邓某某行长，在东山支行开完会回来告诉客户经理，有一个清科的投资项目，需要高收益产品的客户，就推荐给清科公司，可以给客户推荐，宣传单有一两张，我推荐了客户汪帼娟、王乃卉，客户给我看过转账单，他们是和清科项目工作人员去办理的，该工作人员是原建信人寿的人员。支行没有下达销售任务，没有奖金。产品不能兑付后，支行让我们安抚客户，说可以兑付本金和按2年期利息付息；二、被询问人：刘某某，越秀支行管理人员，分管纪检、信访；陈述主要内容：从2016年7月清科凯盛基金第二次延期兑付没有落实后，陆续有15人来信访，据了解销售行为主要是基金方聘请销售人员，部分是建行辞职人员、部分是曾在建行网点驻点的建信工作人员，他们跟建行网点的客户经理比较熟悉，就把宣传资料给客户经理让他们向客户推荐，据排查大概有十来个客户经理涉及向五六十个客户推荐。2011年君麟公司在建行有不良贷款，该行想办法处置，和很多资产公司解洽过但没有成功，后期引进清科凯盛项目通过发行基金的方式来处置不良。2016年，建行曾经召集相关客户经理召开会议说清科凯盛基金这件事，由我和钟行主持，“这个事情是支行让大家做的，责任在支行不在个人”这种说法，一方面为了安抚信访人，另一方面为了安抚客户经理，当时建行省分行成立了处置小组，处置小组明确这个事情责任在支行，跟客户经理没关系，没有将客户经理推荐非建行代销产品定性为飞单责任；三、被询问人：钟某某，建行越秀支行副行长；陈述主要内容：2016年其分管风险，参与君麟公司不良贷款的追收，2016年春节前根据支行的要求，其与书记主持召开了关于清科凯盛基金问题的会议，主要是对客户经理情绪进行安抚，当时是说“在这个事情上只要是按支行的要求做相关工作，那么就不会追究责任”；四、被询问人：毕某某，建行农林下路支行客户经理；陈述主要内容：2014年9月，中山二路支行的邓行开完会回来，跟客户经理说东山支行有一个清科的投资项目，主要用于海印电器城商场的升级改造，让客户经理介绍VIP客户给项目组去跟进，签约起点50万，投资期限一年半，其将客户推荐给清科公司，清科项目人员到支行的营业场所将资料拿给客户，全程都是清科人员为她服务，其没有参与，建行没有下达销售任务。2016年12月26日，越秀支行所有经手这个项目的客户经理集中在一起开会，会议由越秀支行的领导刘书记、钟行长参加。钟行说这个事因为是支行要求客户经理做，所以是支行的责任不是客户经理的责任，因为做的都是建行的VIP客户，支行会想办法落实解决这个问题，并在会议上通知我们，2017年春节前连本带利可以兑付给客户，但兑付的收益没有之前说的高，因为这个项目投资失败，只能按照投资者投入时间的一年定期利率3.25%计算，要求客户经理给客户打电话落实，结果春节前没有兑付。其主要涉及的客户邓丽霞出资100万元、陈小明出资123万元、高锦嫦出资90万元、冯池和出资56万元、黎瑞蝶出资50万元、何锦馨出资50万元，客户经理卖理财产品没有绩效的；五、被询问人：刘某，建行高教大厦支行客户经理；陈述主要内容：2014年，我代领导去东山支行开会，会议由行长助理杨某主持，跟客户经理说要做清科凯盛基金这个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归还项目方欠建行东山支行的不良贷款，也用于盛贤项目的升级改造，而且每个网点都布置了相应的任务，大约几百万，会议上还发放了清科项目工作人员的名单，哪一个负责哪几个网点，有意向的客户可以找清科项目人员跟进服务，会议上没有发放宣传单。我回来向桂卫明行长汇报，他听了也说要做。因为杨某说这个项目很稳妥，所以我妈妈何凤莲也出资90万元购买基金。宣传单是清科项目工作人员在网点拿给客户经理的，由客户经理约客户来，客户有意再由清科项目工作人员跟进做详细讲解，如果客户有意向在支行签约，转账不在支行转账，尽量吸收行外资金。个人金融的领导说这是建行东山支行自己的项目又有抵押物，所以下达了任务积极向客户推荐；2016年12月26日，建行让卖过的客户经理、负责人回支行开会，刘书记、钟行长说责任不在客户经理在支行。我推荐金额合计745万元，王卫400万元，黄钰英55万元，潘穗50万元，林飞岳50万元，黄标明50万元，刘伟50万元，何凤莲90万元；六、被询问人：黄某某，原德政路支行客户经理；陈述主要内容：其向韦俊安推荐清科凯盛基金产品，并给韦俊安看了宣传单，签约是其和同事带客户去中山二路，清科的人接待并介绍，介绍后客户现场签协议，再回柜面汇款，其认为该项目是建行东山支行自己的项目所以向客户推介。支行没有对推荐行为发放奖金，没有下派销售任务；七、被询问人：陈某某，原建行德政路支行行长，现建行东方文德广场行长；陈述主要内容：黄某某经理可能推荐过清科凯盛产品，有几个顾客买了；八、被询问人：邓某某，建行中山二路支行行长；陈述主要内容：2014年支行通知所有网点负责人和个人客户经理开会，由杨某主持，毕某某也参加了，会议内容是让客户经理介绍客户给清科的经理认识。后面所有情况其都不知情，其未介绍任何客户给清科的工作人员，没有发放过宣传资料，支行也不允许在网点销售产品；九、被询问人：刘某，原建行中山二路支行副行长，现就职于建行高教大厦支行；陈述主要内容：2014年，建行东山支行召集下属网点负责人开会，个金部的老总谈（谭）某某主持，邓某某行长也在场，会议内容是讲清科凯盛基金是个比较好的项目可以向客户推荐，没有下达指标，会有一些压力，有投资意向的客户可以让清科公司去跟进，清科项目的人会到网点来。我没有向区宗汉推荐该产品，只是问过他，他就跟清科项目的人洽谈，后来定下了投资。他过往也有投资类似产品的经历，曾做过一个两年期的信托产品；十、被询问人：肖某，原德政路支行副行长；陈述主要内容：其没有卖过清科凯盛产品，2014年其刚从公司下网点没有客户基础。在（2017）粤0104民初21169号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君麟公司对《委托还款协议》和《承诺函》中君麟公司公章的真实性有异议，并在该案中申请对2016年4月20日签订的《委托还款协议》、落款日期分别为2017年3月31日、2017年4月7日的《承诺函》中君麟公司公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原告及被告建行高教大厦支行、建行越秀支行、建行省分行均表示同意，并且原告及被告君麟公司共同确认该案的鉴定结果适用于包括本案在内的同时期立案的其他16件案。本院经摇珠确定由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以下简称恒鑫鉴定所）。被告君麟公司向恒鑫鉴定所支付鉴定费16200元。在本院的组织下，被告君麟公司向恒鑫鉴定所提交了如下鉴定样本：样本1、2014年8月14日签订的《协议书》复印件；样本2、2014年8月15日签订的《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原件；样本3、2014年9月25日签订的《抵押合同》原件；样本4、2015年1月12日穗公印字No.131973《刻章许可证》原件；样本5、2018年5月18日《印鉴样式》原件。恒鑫鉴定所于2018年5月25日出具编号穗司鉴18010170600036号鉴定意见书，载明：1、《委托还款协议》上内容为“君麟公司”印文与提供样本1至样本3的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与样本4和样本5上的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2、落款日期2017年3月31日的《承诺函》上内容为“君麟公司”印文与提供样本1至样本3上的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与样本4和样本5上的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3、落款日期2017年4月7日的《承诺函》上内容为“君麟公司”印文与提供样本1至样本3上的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与样本4和样本5上的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另查明：涉案清科凯盛基金募集的投资人（包括原告在内）本批案件共计17人向本院起诉，该涉案基金项下共设立四个合伙企业，包括本案第三人翔泓合伙企业、广州昌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昌麟合伙企业）、广州万利天中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万利天中合伙企业）、广州盈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盈运合伙企业）。据统计，昌麟合伙企业共募集投资款2225万元，翔泓合伙企业共募集投资款8930万元，万利天中合伙企业共募集投资款2860万元，上述三家合伙企业所募集投资款均相继转账至盈运合伙企业在建行东山支行开立账户（账号44×××49），盈运合伙企业将四家涉案合伙企业所汇集款项归总，从2014年9月23日至2015年3月11日期间，共从前述账户向其在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达道路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达道路支行）开立账户（账号08×××52）转账19600.7万元。2014年9月25日，盈运合伙企业（甲方，委托人）、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达道路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达道路支行，乙方，受托人）、君麟公司（丙方、借款人）共同签订合同编号5549033201400008的《广州农村商业银行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约定：经协商，就甲方委托乙方发放委托贷款给丙方一事达成一致，订立该委托贷款借款合同；贷款金额12亿元，贷款期限18个月，贷款用途广州盛贤四大专业市场偿还银行贷款及升级改造；在委托贷款总额度内，每笔贷款实际贷款期限、实际还款日、贷款金额以借款凭证记载为准，借款凭证为该合同的组成部分，与该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等。上述合同签订后，盈运合伙企业从其名下账户（账号08×××52）共计向农商行达道路支行账户（账号08×××11）转账11笔合计金额19550万元；农商行达道路支行每次收款后，均按照盈运合伙企业的指示，向被告君麟公司发放委托贷款，并出具相应借款凭证。农商行达道路支行向被告君麟公司发放委托贷款共计11次，转账金额合计19550万元，具体资金流向如下：1、2014年9月23日，盈运合伙企业将1.1亿元转至农商行达道路支行账户，2014年9月25日，农商行达道路支行受盈运合伙企业委托将1.1亿元发放给被告君麟公司，借款凭证载明：借款种类委托贷款，借款用途偿还银行贷款及升级改造，年利率12.5%，借款日2014年9月25日，到期日2016年3月25日，根据合同编号5549033201400008的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办理此笔贷款，到期请凭此据收回贷款。当日，君麟公司将上述1.1亿元中的7000万元转账给其在建行东山支行开立的账户（账号44×××29），4000万元转账给被告清科公司；2、2014年10月16日，盈运合伙企业将3000万元转账至农商行达道路支行，当日，农商行达道路支行受盈运合伙企业委托将3000万元发放给被告君麟公司，当日，被告君麟公司将该款项转账给超跃公司，转款用途备注工程款；3、2014年10月21日，盈运合伙企业将514.5万元转账至农商行达道路支行，次日，农商行达道路支行受盈运合伙企业委托将500万元发放给被告君麟公司，当日，被告君麟公司将该款项转账给超跃公司，转款用途备注工程款；4、2014年10月30日，盈运合伙企业将1002万元转账至农商行达道路支行，2014年11月3日，农商行达道路支行受盈运合伙企业委托将1000万元发放给被告君麟公司，当日，被告君麟公司将该款项转账给超跃公司，转款用途备注工程款；5、2014年11月7日，盈运合伙企业将701.4万元转账至农商行达道路支行，2014年11月10，农商行达道路支行受盈运合伙企业委托将700万元发放给被告君麟公司，当日，被告君麟公司将该款项转账给超跃公司，转款用途备注工程款；6、2014年11月25日和11月26日，盈运合伙企业分别将514.5万元、200.4万元转账至农商行达道路支行，2014年11月27日，农商行达道路支行受盈运合伙企业委托将750万元发放给被告君麟公司，次日，被告君麟公司将该款项转账给超跃公司，转款用途备注工程款；7、2014年12月15日，盈运合伙企业将400.8万元转账至农商行达道路支行，次日，农商行达道路支行受盈运合伙企业委托将400万元发放给被告君麟公司，当日，被告君麟公司将3999000元转账给超跃公司，转款用途备注工程款；8、2014年12月18日，盈运合伙企业将450.9万元转账至农商行达道路支行，次日，农商行达道路支行受盈运合伙企业委托将450万元发放给被告君麟公司，当日，被告君麟公司将该款项转账给超跃公司，转款用途备注工程款；9、2014年12月19日，盈运合伙企业将1060万元转账至农商行达道路支行，2014年12月22日，农商行达道路支行受盈运合伙企业委托将1050万元发放给被告君麟公司，当日，被告君麟公司将该款项转账给超跃公司，转款用途备注工程款；10、2014年12月29日、2015年1月14日，盈运合伙企业分别将265万元、200万元转账至农商行达道路支行；2015年1月15日，农商行达道路支行受盈运合伙企业委托将450万元发放给被告君麟公司，当日，被告君麟公司将该款项转账给超跃公司，转款用途备注工程款；11、2015年3月10日，盈运合伙企业将240万元转账至农商行达道路支行，次日，农商行达道路支行受盈运合伙企业委托将250万元发放给被告君麟公司，当日，被告君麟公司将该款项转账给超跃公司，转款用途备注工程款。庭审中，对于被告君麟公司收到的委托贷款1.955亿元，该笔款项有多少是用于市场升级改造问题，被告君麟公司回复：收到贷款1.955亿元后，有7000万元偿还贷款，其中4000万元转给被告清科公司，据了解被告清科公司将其中约2000万元用于偿还投资人的利息，余下的被被告清科公司挪用，有8000多万元转账给超跃公司，但实际上用于市场升级改造的不到2000万元，其余的被清科公司挪用，被告君麟公司的公章曾经由被告清科公司持有，被告清科公司代管期间，被告清科公司用被告君麟公司公章私自挪用款项。本院认为：本案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关于五被告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以下围绕本案争议焦点进行分析：一、关于原告的损失问题。1、原告的损失是否实际发生。依照《上海清科凯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州专业市场投资基金募集说明书》《广州翔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有限合伙协议》《广州翔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入伙协议》《出资证明函》的约定，在原告投资后的第18个月即可获得投资款本金的返还及收益回报。原告仅于2017年2月10日收回本金500000元的25%即125000元，余下75%的本金375000元及收益回报至今仍未收到，可以认定原告的损失已经客观存在，损失已经实际发生。原告投资参与有限合伙，目的是向合伙体提供短期融资并收取投资回报，其投资性质有别于民法规定的合伙经营，被告建行高教大厦支行、建行越秀支行、建行省分行认为原告诉求所涉法律关系属合伙协议纠纷，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2、原告损失数额的确定。原告未能如期收回的投资款的75%本金即375000元为实际损失。依照《上海清科凯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州专业市场投资基金募集说明书》《广州翔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有限合伙协议》《广州翔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入伙协议》《出资证明函》的约定，投资期限18个月内的收益回报应以投资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化收益率10.5%计算，该未能收回的收益回报应为实际损失，投资期限届满后，实际损失应按未能如期收回的投资款本金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二、第三人翔泓合伙企业的行为构成侵权，由于原告没有诉请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故本院不予调处。在本案中，第三人翔泓合伙企业在收到原告的款项500000元后，未能按期兑付到期投资，原告投资的本金375000元至今无法收回，且存在损失（含收益回报损失及利息损失），第三人翔泓合伙企业侵犯了原告的合法财产权利，由于原告没有诉请要求第三人翔泓合伙企业承担赔偿责任，故本院不予调处。三、被告清科公司的行为构成侵权，被告清科公司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承担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应当满足以下要件：（1）行为人存在侵权行为，（2）原告有损害事实存在，（3）侵权行为与事实存在因果关系，（4）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托管人、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及其他私募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从事私募基金业务，不得有以下行为：……（四）侵占、挪用基金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八十九条规定：“担任非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应当按照规定向基金行业协会履行登记手续，报送基本情况。”第九十条规定：“未经登记，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使用“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字样或者近似名称进行证券投资活动；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依照上述规定，被告清科公司作为清科凯盛基金的募集方，为该基金的管理人，其在募集基金时虽有私募资格，但案涉基金因未登记，且自2015年1月30日被告清科公司被注销管理人资格后，该案涉基金从未也不可能完成登记，另被告清科公司挪用资金财产，侵犯投资人权益，导致投资者的损失，因此，被告清科公司满足了承担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其作为第三人翔泓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给其他合伙人造成了损失，应当赔偿其他合伙人包括本案原告在内的损失。故被告清科公司应向原告赔偿375000元及相关损失（含收益回报损失及利息损失），赔偿数额应按上述确定的标准计算。四、被告君麟公司的行为构成侵权，被告君麟公司应对原告的损失与被告清科公司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清科公司与被告君麟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约定被告君麟公司向被告清科公司及被告清科公司关联企业融入资金并以此清偿被告君麟公司对外债务。被告君麟公司表示其公司旧公章原本交由被告清科公司持有，可见被告君麟公司与被告清科公司共同参与发起了清科凯盛基金。另外，被告君麟公司作为案涉基金的项目公司，被告清科公司、君麟公司2016年1月29日共同向投资人发布《广州专业市场投资基金公告》，承诺兑付所有投资人的投资收益。经本院委托有鉴定资质的第三方鉴定，《委托还款协议》和《承诺函》中被告君麟公司的公章为被告君麟公司2015年1月12日之前使用的公章，被告君麟公司公章的内部管理以及启用新公章并不影响《委托还款协议》和《承诺函》的效力，被告君麟公司亦承诺代为归还投资者全部投资款本息，但被告君麟公司未能按期归还。因此，被告君麟公司的行为构成侵权，其与被告清科公司构成共同侵权，应对原告的损失与被告清科公司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五、被告建行高教大厦支行、建行越秀支行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广东银监局向“韦俊安等13人”作出的《信访事项告知书》载明了清科凯盛基金不属于建行总行批准代销的第三方理财产品，被告建行越秀支行存在对员工行为和营业场所管理不到位的问题。该局根据核查情况，将依据监管法规对被告建行越秀支行采取相应监管措施，责成其上级行对责任人严肃问责，并进一步加强员工行为和营业场所管理，规范理财和代销业务等。从《信访事项告知书》的载明情况，广东银监局对被告建行越秀支行及其下属网点工作人员所作的询问笔录，原告购买案涉基金时签订的相关合同，以及原告向第三人翔泓合伙企业账户转账等情况综合分析，清科凯盛基金不属于建行总行批准代销的第三方理财产品，被告建行高教大厦支行、建行越秀支行存在对员工行为和营业场所管理不到位，以及对被告清科公司筹措资金过程中缺乏跟踪监督，未能及时发现被基金机构宣传资料冠以“该资金监管账户的监管机构”，在发现他人利用建行名义对外宣传营销时未果断制止或采取法律措施维权的问题，上述问题的出现，与原告的损失之间存在关联，但非主要的、直接的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因原告的财产损失直接是被告清科公司、君麟公司共同侵权的行为所造成的，被告清科公司、君麟公司是最终的责任承担主体，被告建行高教大厦支行、建行越秀支行对原告应承担的责任类似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所应承担的责任，故参照适用该条法律规定，被告建行高教大厦支行、建行越秀支行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结合被告建行高教大厦支行、建行越秀支行对于原告损失发生的过错程度，本院酌定被告建行高教大厦支行、建行越秀支行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40%的补充赔偿责任，即在被告清科公司、君麟公司无力赔偿或赔偿不足的情况下，由被告建行高教大厦支行、建行越秀支行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被告建行高教大厦支行、建行越秀支行在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之后，对被告清科公司、君麟公司的追偿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被告建行省分行是被告建行高教大厦支行、建行越秀支行的上级行，未有充分证据显示被告建行省分行实施了侵害原告财产的侵权行为，原告诉请被告建行省分行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案原告购买案涉基金的损失，被告清科公司、君麟公司、建行高教大厦支行、建行越秀支行的责任依法按责分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十九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八十九条、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上海清科凯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君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向原告潘穗赔偿375000元及该款损失（从2014年9月3日起至2016年3月2日止以5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0.5%计算，从2016年3月3日起至2017年2月20日止以500000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从2017年2月21日起以375000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二、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高教大厦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支行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义务在40%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驳回原告潘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9155.6元，由被告上海清科凯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君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长  李金留审判员  唐 娜审判员  郭 雪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七日书记员  刘剑威韦昇瑜陈白瑜法庭记录黎倩骞李梓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