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琼0106民初13860号 原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八医院，住所地海口市龙昆南路。 法定代表人:黄智，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婷，海南威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时代华康医疗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法定代表人:陈朝阳，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梅林，海南盈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金星，该司项目经理。 原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八医院与被告北京时代华康医疗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婷、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梅林和尹金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2013年7月17日签订的《射波刀放疗中心合作补充协议》第四条“为部队服务，军人同病同治、同核算的原则，原告按分成比例于当月结算时补贴被告”之条款为无效条款；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合同分成款48.93万元、军人津贴补贴住房资金73.14万元，返还原告补贴合作单位军免费用19.63万元，共计141.7万元；3、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9年11月16日，原告与被告签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七医院射波刀放疗中心合作合同书》，约定原告投入医疗用房及相关设施，被告投入成套肿瘤设备射波刀、直线加速器、模拟定位机，并向医院捐赠肿瘤热灌注化疗机、多普勒全数字超声诊断系统、微波消融治疗系统、放射粒子植入三维治疗计划系统、体外微波肿瘤热疗系统、K300冷冻手术治疗机。合同第三条约定，合作时间为十年，自射波到放疗中心正式开业之日起计算；合同第二十三条约定，射波刀放疗中心要严格遵守军队和国家的政策及对广告的管理规定。合同签订后，双方分别按照合同约定投入，共同建设射波刀放疗中心。201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印发《军队医院管理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第4款规定，医疗合作项目应当按照合作双方实际投入（含无形资产）确定分成比例，其中医院方第一年度收益不得低于合作项目毛收入的20%，并逐年递增。2013年7月17日，原、被告双方签署双方《射波刀放疗中心合作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关于全成本核算，原告先从每月毛收入中提取1%保证金和3%上级管理费；第四条约定，为部队服务，军人同病同治、同核算的原则，原告按分成比例于当月结算时补贴被告；第六条约定，双方按毛收入效益分成如下：第1-3年，原告得20%，被告得80%，第4-8年，原告得22%，被告得78%，第9年，原告得25%，被告得75%，第10年，原告得45%，被告得55%。2014年3月6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射波刀放疗中心合作补充协议二》，第一条约定，双方明确从2014年3月1日起正式计算合同起算时间。2016年5月，中央军委下发《关于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活动的通知》，军队全面停止对外有偿服务，原、被告双方于2017年12月14日签订《射波刀放疗中心合作项目终止协议书》，约定被告的所有经营活动于2017年10月31日停止，被告合作分成核算到2017年10月底，2017年11月射波刀放疗中心的经营活动全部转由原告负责。合同终止后，检查核算，军队医院至少应当按照20%提成，但合作未按照20%提成的，应予纠正。原、被告合作收入未先提留3%上级管理费，而是从原告的分得的收益中提留3%上级管理费，该计提方式错误，应予纠正。2014-2017年，合作毛收入6012.5万元，按照20%提成应为1202.5万元，按照3%提留上级管理费，应为174.35万元，两项合计应当计提1376.85万元作为院方收益，实际计提1327.92万元，少提48.93万元，造成军队利益损失48.93万元，应予补足。《射波刀放疗中心合作补充协议》第四条“为部队服务，军人同病同治、同核算的原则，原告按分成比例于当月结算时补贴乙方”之约定，违反了《广州军区医院全成本核算管理试行办法》中的相关规定，损害了军队利益，应为无效约定。军人治疗费应当全部免收，所产生的费用由合作方承担，军队不应当进行补贴。2014年军免补贴6.89万元，2015年军免补贴12.73万元，二年补贴19.63万元，造成军队利益减少19.63万元，应予补足。原被告的合作收入未落实全成本核算要求，未将合作科室军人津贴补贴住房资金等全额纳入成本核算，2014年未纳入15.59万元，2015年未纳入16.04万元，2016年未纳入19.61万元，2017年未纳入21.9万元，四年造成军队利益损失73.14万元，应予补足。 综上，原、被告双方合作收入未上缴3%管理费后在提成，未按照20%提成，造成2014年-2017年间造成军队利益损失48.93万元，；未落实全成本核算要求，未将合作科室军人津贴补贴住房资金等全额纳入成本核算，造成军队利益损失73.14万元，未落实军人全免政策，将军人产生的医疗成本费用按比例补贴合作单位，造成军队利益损失19.63万元。军人保家卫国，军队守护国家安全，军队的利益不容侵犯，上述损失应予补足。为此，原告为维护军队合法利益不受损失，特诉至贵院判如所请。 被告辩称，一、原告在起诉状中提出第一项及第二项的所有诉讼请求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原告在起诉中提出的两项诉讼请求是：1、请求确认：2013年7月11日签订的《射波刀放疗中心合作补充协议》第四条“为部队服务,军人同病同治、同核算的原则原告按分成比例于当月结算时补贴被告”之条款为无效条款。2、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合同分成款48.93万元、军人津贴补贴住房资金73.14万元,返还原告补贴合作单位军免费用19.3元共计141.7万元。首先，依据被告与原告于2017年12月14日签订的《射波刀放疗中心合作项目终止协议书》（以下简称《终止协议书》）第八条的约定：“除本协议载明之外，双方就项目合作已无其他权利义务；本协议履行完毕后，双方就项目合作的权利义务、债权债务、人款财务全面终结两清，再无任何争议”，原告两项诉求中任何一项内容均未在该协议书中载明的，即原告与被告之间除了依据《终止协议书》履行该协议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外，双方就项目合作的权利义务、债权债务、人款财务已全面结清，不再有任何争议。故原告无端生成两项诉求没有任何依据，应予驳回。其次，被告与原告就合作项目总共签订了四份协议，2009年11月16日《中国人民放军第一八七医院射波刀放疗中心合作合同书》、2013年7月17日《射波刀放疗中心合作补充协议》、2014年3月6日《射波刀放疗中心合作补充协议二》、2017年12月14日《射波刀放疗中心合作项目终止协议书》，四份协议从项目合作到合同履行再到合作项目终止，双方均经过协商做了书面约定，而《终止协议书》是双方基于自愿平等协商一致原则，签订的解除合作关系的解除合同，是双方处理解除合同关系后遗留下来有关项目后续待解决问题双方最终权利义务的确认，也是对前三个协议履行中双方权利义务做最终处分的表决，为双方对合作项目终止履行前三个协议的最终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因此《终止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的协议，双方应严格遵守。最后，《终止协议书》中已明确了：除了本协议载明之外，双方就项目合作已无其他权利义务，终止协议履行完毕后，双方就项目合作的权利义务、债权债务、人款财务已全面结清，不再有任何争议，原告在《终止协议书》中已确认对前三个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均已了结完毕，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故原告无权再依据《终止协议书》之前的三个协议中任何协议提出权利主张。原告的诉讼请求恰恰是依据前三个协议做出的，故诉求依据的基础已丧失，故原告的诉求应予以驳回。二、原告提出的第一项诉讼请求：“请求确认：2013年7月11日签订的《射波刀放疗中心合作补充协议》第四条'为部队服务,军人同病同治、同核算的原则甲方按分成比例于当月结算时补贴乙方'之条款为无效条款。”被告认为此项诉求除了前面已陈述理由应予以驳回外，还存在下述违背事实和法律，应予驳回。首先，该项有关因军人免费医疗补贴被告的约定，是《终止协议书》之前的《补充协议》中的相关约定，而《终止协议书》已对双方之前的协议约定合作项目权利义务关系做了“终结两清”的约定或承诺，故原告任何主张均应以《终止协议书》为依据，不能再以《终止协议书》之前的协议为依据主张权利，因此无论是否认定该合同条款有效抑或无效已无实质意义，故应予以驳回。其次，原告以该条款违反《广州军区医院全成本核算管理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相关规定为由，损害军队利益，军人治疗费用应当全部免收，所产生的费用应由合作方承担，故要求认定给被告补贴的约定为无效条款，被告认为原告理由不成立。第一，原告未提交相关详细规定，证明军人治疗费用应该全部免收，事实上军人的免费医疗费用是有一定局限性的，某种程度上某些医疗项目并不享受免费待遇的。第二，即便是军人应享受免费医疗，原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免费医疗义务单位是所有的医疗机构还是仅限于军区或部队医院，而实际情况应是现役军人凭《军人保障卡》，在定点的部队系统医院就医是免费的，在地方或非定点医院就医是需先自费然后再到所属部队报销的，既然地方或非定点医院诊疗不是免费的，被告作为非军队系统单位应该也没有承担提供免费医疗义务；第三，原告的理由是“未向军人提供免费医疗就是损害军队利益”，那么地方医院、经营性医院或非定点医院都不向军人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这些医院并未因未提供军人免费医疗服务被认定为损害军队利益而被追究法律责任，军人免费医疗是有军队自有的一套医疗保障体系，即军人可以持军人保障卡在所在军兵种上级医院免费治疗，如果跨兵种医院就医除非是急诊否则也无法享受免费医疗待遇，因此不能轻易枉断不给军人提供免费医疗就是损害军队利益；第四，军人免费医疗是针对所在军兵种上级军区或部队医院即所谓的定点医院而言的，故原告作为部队医院才是承担对所属部队军人免费医疗服务的义务主体而非被告，被告只是医疗设备提供者，与原告之间建立的设备使用经营合作关系，被告作为合作单位没有承担军人免费医疗服务义务；第五，被告作为医疗设备提供商，不论使用设备的主体是否是军人，只要使用了被告提供的医疗设备均有理由要求使用者承担支付因使用而产生费用的义务，被告要求原告支付军人医疗时发生的费用按比例于当月结算时补贴给被告也是合情合理合法要求，双方就此做的约定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原告应予严格执行；第六，根据我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广州军区医院全成本核算管理试行办法》是军队医院管理性规范，非效力性强制性规范，故该《办法》仅对如原告这类军区或部队医院具有约束力，被告非军队系统不受该《办法》规范，对被告没有约束力。因此原告不能据此《办法》就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关于补贴被告的约定就是无效约定；第八，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补贴条款，是被告作为设备供应商与原告作为提供医疗服务的部队医院之间合作约定条款之一，是双方自愿达成的条款，该项约定与军人是否实际享受了免费医疗无关，并不是补贴被告必然导致军人有偿医疗，损害军队利益，二者之间无因果关系，因此也就没有所谓损害军队利益的说法，只有原告不按规定向军人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原告方的行为才因违反相关规定侵害了军队利益，这是原告方与就医的军人之间单方关系，与被告无关，原告方补贴被告的约定是双方合作利益分配约定，故该项约定是合法有效的。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认定军人免费医疗发生的费用按分成比例按月结算时补贴给被告的条款为无效条款是毫无依据，应予驳回。三、原告提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合同分成款48.93万元、军人津贴补贴住房资金73.14万元,返还原告补贴合作单位军免费用19.3元共计141.7万元，定性问题。原告在诉状中提起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抛开该诉求是否有合法依据?是否应得到支持?之前已答辩过，这里不再做评价。对于其这几项诉求的定性上，被告阐述一下意见：实际上是因履行合同发生的不得当利之债起诉被告，是本案案由，原告认为的所谓多付被告合作项目毛利，要求返还的是被告自2014年以来每年多分配的毛利，但因经营收入、毛利的计算与支付均是由原告管理控制的，故即使真的所谓多付毛利也是由原告自身原因造成，原告应对此承担责任，与被告无关。同时，原告与被告分配毛利非一次而是连续四年的多次分配毛利，原告支付毛利时是经原告内部核算审批后划款支付给被告，因此采用什么核算方式和依据标准等进行毛利核算均由原告自主选择确定，即使发生实际分配毛利与双方约定不完全相符，因双方之间均未对此提出异议，视为双方默认实际发生的分配方式，故不存在被告不当得利情况。再退一步来说，2014年、2015年的毛利分配发生在2015-2016年，假设存在不当得利的事实发生，因2015、2016年至今超过2年，依据当时的《民法通则》规定：原告诉求因已超过2年诉讼时效而失去法律保护，对这两年的不当得利，原告也无权再要求通过诉讼得到赔偿。以上仅为对原告关于毛利诉求进行定性及诉讼时效的分析，被告认为不论是不当得利之债还是2年诉讼时效问题，原告关于此项诉求均因《终止协议书》约定而被认为无事实依据应予驳回。四、原告合作项目履行全部过程中，实际上均是由原告经营管理并掌控，原告负责成本与毛利计算与分配，被告一直处于被动接受状态，无论是否存在多支付毛利的情况还是成本计算错误，均是由原告自己行为造成，原告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被告对此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故原告无权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被告承担责任。五、上缴管理费实际上也是原告自己规定自己核算，自己上缴给自己，不论管理费3%是否在计算毛利时有没有扣除，原告所获得毛利均已达到总毛利20%，故未违反《军队医院管理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第四款的规定。六、原告在诉状中称原告的合作收入未落实全成本核算，未将合作科室军人津贴补贴住房纳入成本核算，依据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射波刀放疗中心合作补充协议》第二条“关于全成本核算，原告先从每月毛利中提取1%保证金和3%管理费，之后医疗房屋折旧费和原告人员基本工资由被告承担”的规定，故被告应只承担医疗房屋折旧费和原告人员基本工资，原告在诉状中要求被告承担合作科室军人津贴补贴住房纳入成本核算，因双方并无相关约定，故原告该项诉求没有依据，不应获得法庭支持。综上，为维护被告的合法利益，维持良好的交易秩序和法制环境，恳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作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确认事实如下： 2009年11月1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一份《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七医院射波刀放疗中心合作合同书》，约定：原告投入医疗用房及相关设施，被告投入成套肿瘤设备射波刀、直线加速器、模拟定位机，并向医院捐赠肿瘤热灌注化疗机、多普勒全数字超声诊断系统、微波消融治疗系统、放射粒子植入三维治疗计划系统、体外微波肿瘤热疗系统、K300冷冻手术治疗机；合作时间为十年，自射波到放疗中心正式开业之日起计算；射波刀放疗中心要严格遵守军队和国家的政策及对广告的管理规定。 2013年7月17日，原、被告签订一份《射波刀放疗中心合作补充协议》，约定：原告先从每月毛收入中提取1%保证金和3%上级管理费；第四条约定，为部队服务，军人同病同治、同核算的原则，原告按分成比例于当月结算时补贴被告；第六条约定，双方按毛收入效益分成如下：第1-3年，原告得20%，被告得80%，第4-8年，原告得22%，被告得78%，第9年，原告得25%，被告得75%，第10年，原告得45%，被告得55%。 2014年3月6日，原、被告签订一份《射波刀放疗中心合作补充协议二》，约定从2014年3月1日起正式计算合同起算时间。 上述合同签订后，双方均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和享受权利。双方合作项目历年毛收入为：2014年1838.13万元、2015年1886.04万元、2016年2288.32万元、2017年1626.96万元。被告历年分得军免补贴为：2014年6.89万元、2015年12.73万元。 2017年12月14日，原、被告签订一份《射波刀放疗中心合作项目终止协议书》，约定被告的所有经营活动于2017年10月31日停止，被告合作分成核算到2017年10月底，2017年11月射波刀放疗中心的经营活动全部转由原告负责。 案在审理中，因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于2013年7月17日签订的《射波刀放疗中心合作补充协议》第四条的约定为无效条款与本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本院对原告进行释明，并告知其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但原告明确表示不变更诉讼请求。 另查，原告原名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七中心医院，于2018年11月4日变更为现名称。 又查，2011年6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印发《军队医院管理若干规定》，规定医疗合作项目应当按照合作双方实际投入（含无形资产）确定分成比例，其中医院方第一年度收益不得低于合作项目毛收入的20%，并逐年递增。 上述事实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七医院射波刀放疗中心合作合同书》、《射波刀放疗中心合作补充协议》、《射波刀放疗中心合作补充协议二》、《射波刀放疗中心合作项目终止协议书》、《统计表》、《合同取款证明书》、《关于第一八七医院变更名称的说明》、《情况说明》及庭审笔录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于2013年7月17日签订的《射波刀放疗中心合作补充协议》第四条的约定，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条款不存在法定无效合同的情形。《军队医院管理若干规定》、《广州军区医院全成本核算管理办法(试行)》系发文单位为规范军队医院管理下发的内部管理性文件，而非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不能作为评判上述条款效力的依据。故双方签订的上述条款合法有效。经本院释明，原告坚持认为上述条款无效并坚持原诉讼请求，故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八医院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7553元，由原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八医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永红 人民陪审员  吴钟伟 人民陪审员  罗美琴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施爱军 速 录 员  骆天霞 附：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