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2民终112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尹某1，女，1968年3月25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林，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素洁，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尹某2，女，1959年4月5日出生。上诉人（原审被告）：侯某1，男，1958年12月20日出生。上诉人（原审被告）：侯某2，男，1986年10月29日出生。上诉人（原审被告）：侯某3，女，1983年10月21日出生。以上四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琳，北京金佑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四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子亚，北京金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尹某1因与上诉人尹某2、侯某1、侯某2、侯某3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5民初132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尹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项，改判支持我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尹某2、侯某1、侯某2、侯某3负担。上诉主要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我与尹某2早在以19号院房屋拆迁之前就签订了书面的《房屋分割单》，且分别与拆迁方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一审判决认定我与尹某2签订的《房屋分割单》系“假分户”，不是真实意思表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一审法院认为我不能享有拆迁补偿协议项下的拆迁利益无任何依据。3．一审法院遗漏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只对尹某1名下的0802室和0102室进行了处理，但对侯某1名下的1001室和位于8-6室及拆迁款均并未作出处理。4．一审判决第二项要求尹某2、侯某1“补偿”尹某144万元，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该44万元应是由尹某2、侯某1“偿还”，而非“补偿”。尹某2、侯某1、侯某2、侯某3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尹某2对0802室享有居住使用权，尹某2、侯某1不向尹某1支付补偿款44万元；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尹某1承担。上诉主要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尹某1对建房做出贡献是错误的。尹某1在尹某2家中生活时由尹某2夫妇抚养和照顾，且其一直处于上学和无业状态，对建房并没有任何出资。尹某2、侯某1、侯某2、侯某3及尹某1均答辩称:不同意一审判决，亦不同意对方的上诉意见。尹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分割19号院的宅基地及地上房屋被征收后获得的拆迁权益，将分到尹某1名下的两套房屋，即0802室、0102室房屋的居住使用权判归尹某1所有及拆迁补偿款44．06万元归尹某1所有；2．请求依法分割侯某1名下的8-6室和1001室房屋2套；3．请求依法分割以侯某1名义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协议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获得的收益；4．诉讼费用由尹某2、侯某1、侯某2、侯某3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尹某2与侯某1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2名子女，即侯某3、侯某2。尹某2与尹某1系同母异父的姐妹关系。2010年，北京市大兴城镇建设综合开发集团公司分别和尹某1和尹某2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二人分别选购了安置房屋，其中尹某1选购的回迁安置房屋即0802室（84．48平米）和0102室（83．91平米），并获得44．06万元拆迁款，上述2套房屋均被尹某2、侯某1、侯某2、侯某3占用，但尚未取得房产证。尹某2选购了两套共计176．08平米的安置房，并获得91．9261万元拆迁款，亦未取得房产证。一审庭审中，关于宅基地的使用权问题，双方均主张是由自己申请，但均未提交宅基地使用证。尹某1主张19号院系自己申请获得的宅基地，直至拆迁之前，其和尹某2、侯某1、侯某2、侯某3一家在一起居住，一直没有分家，这些年队里发的钱还有开大车挣的钱都交给尹某2、侯某1、侯某2、侯某3，翻盖新房也出了钱，出于信任，还将宅基地使用证交给尹某2、侯某1、侯某2、侯某3保管，并提交证人尹某3新的录像，对19号院宅基地系尹某1所有，房屋由尹某1及尹某2共同建造予以证明。经询问，尹某2、侯某1、侯某2、侯某3主张拆迁时已经将宅基地使用证交给拆迁方，法院调取了拆迁档案，未见上述材料。但拆迁档案中有东二村村委会与瀛海镇政府共同签章的证明一份：“兹证明位于19号的被拆迁院落，经拆迁人北京市大兴城镇建设综合开发集团公司现场协调，评估公司清登测量，审计机构全程跟踪审计，该院落东西长14．85米，南北长24．15米，院落面积为358．63平方米。上述院落经村镇两级共同确认，确属尹某2所有，四至范围：东邻谢某某、西邻路、南邻高某某、北邻路，不存在任何产权争议问题。特此证明”。另查，19号院的拆迁档案内的“房屋分割单”上载明：“本人尹某2，现住19号，属该院房屋所有权人，该院在册户口共5人，分别是户主尹某2，之夫侯某1，之妹尹某1，之子侯某2，户主侯某3，由于子女均长大成人，家庭人口众多，结构复杂，为解决实际困难，本人同意将合法建筑宅基地面积358．63平方米中的150．0平方米划分（赠与）到尹某1名下。将来若因此发生任何纠纷，由本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对此，尹某1不予认可，尹某12017年11月9日通过申请政府公开得到回复如下：“2000年大兴区瀛海乡与太合乡合并，由于资料交接过程可能导致信息丢失，本机关现存档案无瀛海镇东二村宅基地审核、批准的相关材料，本机关经查找也未查询到上述材料”。尹某2、侯某1、侯某2、侯某3则提供了建房许可证，该许可证系尹某21995年4月向瀛海镇政府申请，载明：“人口5人，现有房面积248．2平米，建房原因新建楼房，建房面积281平米，建房高度7．5米”。2013年10月31日，东二村村委会出具证明中载明：“兹证明尹某21994年经政府批准后，在我村获得宅基地一处（地址为：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东二村普慧街2排19号），尹某2在获得宅基地后，分别于1995年，2009年在自家院落中建造一、二层北房各4间、南房一、二层各4间、东房4间、西房4间等。因我村2010年5月整体拆迁，尹某2的宅基地使用证及房屋准建证收回”。此外，东二村村委会2018年8月17日出具的宅基地情况说明中载明：“尹某2为瀛海镇东二村村民，曾于1982年在我村获得宅基地一处位于东二村瀛海路南二条4号，其在1994年经镇府批准在本村获得楼房宅基地一处位于瀛海镇东二村普惠街二排19号，经村委会同意将原闲置宅基地位于东二村瀛海路南二条4号院置换给本村村民孔繁菊”，并由时任村主任李秀兰，时任支委田建忠、胡秋良、张东亮签字确认，尹某1同样不予认可。根据双方的户籍信息和入户调查表显示，双方户口本首次签发日期均为1998年7月1日，19号院登记户主为尹某2，侯某1、侯某2、尹顺新（心：法院更正）为家庭成员，尹某1之女马文玉不在本址居住。经核实，尹某2之女侯某3亦不在此居住，产权人签字为侯某1。2017年，北京市公安局重新核发户口本，19号院户主仍为尹某2，常住人口仍为侯某1、侯某2、尹某1。根据拆迁档案中东二村村委会2010年5月15日出具的另外一份证明显示：“该村村民张东亮租赁本村村民尹某2（住19号）的房屋用于经营超市”。同日，尹某2和张某某达成《被拆迁人与经营者协议》，双方同意将停产停业补偿给付至尹某2名下。关于拆迁款44万元是尹某2、侯某1、侯某2、侯某3私自取走还是尹某1授权的问题，双方同样存在争议。经核实，侯某1承认2010年6月4日取走了尹某1名下北京农村商业银行的44万元，但主张当时尹某1在场，二人一起去的银行，否则银行不可能让别人取走尹某1的钱，上面的取款人签字也是在尹某1的授意下代签的，尹某1对此予以否认。对本案第2项诉讼请求，尹某1主张1001室系用拆迁款44万元购买，但未提交证据，经核实，侯某1于2011年1月11日购买了1001室，但尹某2、侯某1、侯某2、侯某3称该房屋系小产权房，没有正规的房产证，经核实，该房屋的房产证系北京百成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发放，没有正规的房产证。尹某1表示如果该房屋无法分割，尹某2、侯某1、侯某2、侯某3应该将44万元予以返还。对于8-6室房屋，尹某1主张尹某2、侯某1、侯某2、侯某3系用家庭财产购买，但未提供证据。对本案第3项诉讼请求，尹某1没有提交证据，经询问，尹某1表示当时出资60000元，但并未索要收据，也一直未参与分红盈利。关于尹某1、尹某2、侯某1、侯某2、侯某3分别签订拆迁协议的原因，尹某2、侯某1、侯某2主张19号院宅基地系尹某2为所有权人，院内房屋均为尹某2出资建造，19号院拆迁时为多获得拆迁利益，尹某1仅作为名义上的被拆迁人进行了签字，双方约定所有拆迁利益均归尹某2所有，尹某1不予认可。对于该项事实，尹某2、侯某1、侯某2、侯某3未提供证据，但其陈述事实如下：尹某1获得44．06万元拆迁款后即转给侯某1，以及0802室、0102室自2013年交房后即由尹某2进行收房、装修、分配居住和使用，并且一直由尹某2交纳安置房屋的水、电、暖气、宽带等费用，尹某1在上述环节均未提出异议，均可以证明尹某2和尹某1之间关于所有拆迁利益归尹某2所有的约定。原审中，尹某2、侯某1、侯某2申请证人石某、证人赵某出庭，本案中又申请谢志焕出庭，对宅基地系尹某2所有、石某家亦有2块宅基地、2009年建房时系侯某1支付的盖房款以及将尹某2、侯某1、侯某2、侯某3宅基地房屋进行“假分户”的情况予以证明。尹某1主张东二村村委会工作人员与尹某2、侯某1、侯某2、侯某3恶意串通，不认可东二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且不认可三位证人证言，认为三位证人与侯某1存在利害关系，有不实陈述。侯某3认可尹某2、侯某1、侯某2的意见，主张2009年盖房时其与丈夫出资10万元，尹某1为获得农业户口补偿所以结婚后户口一直挂靠在尹某2名下，房屋分割单系为多得拆迁利益而签的，若为分家，应有其他家庭成员的共同签字。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双方争议的关键在于涉拆迁宅基地及房产属谁所有以及分户拆迁是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认定。对此，法院有如下法律意见。首先，关于宅基地使用权的归属问题。在农村，认定宅基地使用权归属的直接依据为宅基地使用权证，本案中双方均未提交直接证据，而根据政府信息公开的回复结果，尹某1亦不能证明涉案宅基地归其所有，根据双方所在村委会、镇政府出具的证明，两级政府均认可宅基地为尹某2申请，从现有证据来看，涉案宅基地上两次户籍登记均登记尹某2为户主，且从原始登记的时间来看，尹某1、尹某2、侯某1、侯某2、侯某3双方户籍登记的时间相同，并未看出尹某1先行申请、尹某2、侯某1、侯某2、侯某3后行迁入的迹象；从房屋分割单的内容上看，此分割单系双方签订，如果宅基地为尹某1所有，就不会出现“本人同意将合法建筑宅基地面积358．63平方米中的150．0平方米划分（赠与）到尹某1名下”的表述，而应该是尹某1将自己的权益赠与尹某2、侯某1、侯某2、侯某3，综上，法院认定尹某2为涉案宅基地使用权人。其次，对于地上房屋归谁所有的问题。尹某1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参与建房，但涉案房屋拆迁之前，尹某1、尹某2、侯某1、侯某2、侯某3双方长期共同生活，且户籍登记在一个户口本上，不能完全排除尹某1参与建房的可能性，此与宅基地的使用权问题不完全重合，综合全案情况，法院认定尹某1对尹某2、侯某1、侯某2、侯某3建房做出了一定贡献，可酌定从拆迁利益中给予其一定的补偿。再次，关于“假分户”问题的认定。从分别签署拆迁协议的形式上来看，双方看似已经对拆迁利益归属作出约定，但问题是：尹某1领取房屋钥匙之后即将房屋交付尹某2、侯某1、侯某2、侯某3，之后尹某2、侯某1、侯某2、侯某3装修入住，尹某1未提异议，其主张尹某2、侯某1、侯某2、侯某3以装修为名骗取钥匙、已经定制家具无法入住等理由未提供有效证据，法院不予采信；双方争议的拆迁款44万元，尹某1主张系尹某2、侯某1、侯某2、侯某3私自取走，从现有金融制度的常规来看，尹某2、侯某1、侯某2、侯某3是无法单独取走如此大额的款项的，尹某1未提交证明其主张的有效证据，如果是出借亦无借条佐证，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综上，如果真如尹某1所言，其不会将涉拆迁权益全部交于尹某2、侯某1、侯某2、侯某3，且不留取任何书面证据，尹某1主张有悖常理，故法院对于尹某1主张不予认定。综上，虽然法院认定尹某2系涉案宅基地的使用权人，但不能排除尹某1对于共同建房在家庭中所做出的贡献，考虑双方获取整体拆迁利益的多少，同时考虑双方人口和居住的现实需求，法院酌定将0802室的居住使用权判归尹某1所有，将0102室房屋的居住使用权判归尹某2所有，鉴于以上房屋尚未办理房产证且登记在尹某1名下，对于尹某1来说不存在办理产权登记的问题，为一次性解决双方纠纷，尹某1应在符合办理房产证之时协助尹某2、侯某1、侯某2、侯某3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同时判决尹某2、侯某1、侯某2、侯某3补偿尹某1拆迁补偿款44万元，因尹某2为实际受益人且与侯某1为夫妻关系，故补偿义务由二人共同负担。需要说明的是，法院虽然酌情认定尹某1对尹某2、侯某1、侯某2、侯某3建房有一定贡献，是在考虑住房问题为根本生计问题的情况下，关于尹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诸如涉及商品房和土地承包，与尹某1的基本生活需求差距较大，在双方各自有家庭和子女且尹某1未提供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不宜作出类似认定，故尹某1其他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判决：尹某1对0802室具有居住使用权；尹某2对0102室具有居住使用权，尹某1在符合办理房产证条件后十日内协助尹某2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二、尹某2、侯某1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补偿尹某1四十四万元；三、驳回尹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除上诉主张的争议外，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当庭予以确认。庭审中，尹某2、侯某1、侯某2、侯某3为证明其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一、拆迁安置房买卖合同原件，欲证明0802室房屋和0102室房屋与尹某1无关；二、业主验房记录表复印件；三、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原件。经质证，尹某1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证据三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二审中，尹某1认为有了房屋分割单才有政府权属证明，坚持主张分割单是对拆迁利益的分割。尹某2、侯某1、侯某2、侯某3则认为19号院宅基地使用权人及地上房屋所有权人均系尹某2一人，尹某1没有贡献，坚持主张尹某1无权获得诉争财产权益。另，本案双方之间分家析产纠纷一案，在尹某1起诉至一审法院后，经审理，一审法院于2017年作出（2017）京0115民初15462号民事判决。尹某1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经审理后认为“在二审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本案所涉0802室、0102室均尚未办理产权登记，在完成产权登记前，一审判决将上述两套房屋判归一方当事人所有欠妥；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东二村村民委员会、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人民政府虽出具证明，证实涉案拆迁院落属尹某2所有、房屋由尹某2建造，但在拆迁前，尹某2、尹某1于2010年5月15日签订《房屋分割单》，对涉案拆迁院落内房屋进行了分割，后尹某1与北京市大兴区城镇建设综合开发集团公司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故尹某1在本案拆迁中应否享有相关权益及份额应进一步查清。故本院于2018年5月裁定将此案发回重审。现尹某1与尹某2、侯某1、侯某2、侯某3双方均因不服本案一审判决，向本院再次提出上诉。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最终未能达成一致的协商意见。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之焦点即尹某1是否应获得相应拆迁利益即诉争房屋，尹某2是否应当给付尹某144万元。首先，虽然尹某1与尹某2、侯某1、侯某2、侯某3双方对于19号院宅基地使用权人及房屋权属各执一词，但在本案审理终结前均未能提交宅基地使用权证。根据一审法院调查及现有的证据材料所证情况，东二村村委会及瀛海镇政府共同签章出具证明，共同确认被拆迁院落属尹某2所有，并明确“不存在任何产权争议问题”，而依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农村房屋宅基地使用权人的审批确定问题并非人民法院职权范围和民事诉讼范畴管辖，故在双方未向法院提供原始文件的情况下，法院仅得以有权审批和组织拆迁工作的村镇组织的证明确认为依据。加之尹某2亦系该村村民，且一直登记为19号院户主，且在尹某1与尹某2签订的《房屋分割单》中也明确了尹某2“属该院房屋所有权人”，此外，在拆迁档案中东二村村委会还曾于2010年5月15日出具另一证明，载有“该村村民张某某租赁本村村民尹某2（住19号）的房屋用于经营超市”之内容，尹某2与张某某亦签订《拆迁人与经营者协议》，双方同意将停产停业补偿给付至尹某2名下。在此过程中，亦未体现出尹某1关于自己是房屋权利人之地位的陈述之依据。故综合上述证据相互印证所证明的法律事实，应当认定尹某2为19号院被拆迁房屋所有权人。现尹某1上诉认为其应是涉案宅基地使用权人，对房屋具有所有权，但在一、二审庭审中，其均未能提交土地管理部门或村委会等出具的证明或存有的档案材料对其主张的该地位予以佐证或说明，在上述证据中亦从未认定尹某1系宅基地使用权人。同时，尹某1亦未提供相反证据推翻尹某2等提交的证据所证事实，加之户主亦系尹某2，尹某1未曾提供该种登记。故本院认为，从证据的证明效力和优势证据的确立所起的证明作用来看，一审认定的涉案宅基地使用权人为尹某2这一法律事实依据较为充分。其次，在拆迁档案材料中所附的《房屋分割单》上尹某2之表述，虽然宅基地面积之划分并不应仅因当事人个人表达的意思表示而产生效力，但该分割单中亦提及赠与面积的表述。该分割单上的内容明显并非对全部家庭共同财产的协商处理，仅有尹某2单方的表述，且所“处分”的标的物为院落内宅基之面积，未与当时房屋状况相对应，按日常生活经验来看，仅分割面积无法满足居住使用需求，对财产之处分亦不明确，故分割单应非分家协议。经询，尹某1和尹某2并未因此到村镇组织等办理相关登记或备案手续。根据现有证据和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尹某1在交房后即将房屋钥匙交付给了尹某2和侯某1，之后尹某2、侯某1、侯某2、侯某3对该房屋进行了装修并入住。现尹某1上诉认为在房屋被占后已当即提出要求返还房屋，但其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对交房入住一节给予合理解释，其所称为装修优惠一节与后来的居住使用情况不符。若系尹某2一家对其不动产权利构成侵害，其理应在知晓侵权的第一时间报警或诉诸法院主张权利，而经查，尹某1系于2016年方提起返还原物之诉，距交房时间2013年事隔3年之久,即其在明知自己权利被侵害后并未及时主张权利。再考虑到双方长期共同生活，在建房前后并未分家的情况，以及尹某1和尹某2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二人分别选购了安置房屋，其中尹某1选购的回迁安置房屋即0802室（84．48平米）和0102室（83．91平米），并获得44．06万元拆迁款，上述2套房屋均被尹某2、侯某1、侯某2、侯某3占用，但尚未取得房产证。尹某2选购了两套共计176．08平米的安置房，并获得91．9261万元拆迁款，亦未取得房产证。且房屋分割单上有尹某2、尹某1签名。综合上述各种因素及本院此前发回重审情况考量，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对拆迁安置房屋处理是适当的。关于双方争议的44万元一节，鉴于尹某1在此前诉讼中表述过自己的存折曾放置于尹某2处，尹某1未提供证据证明该44万元系其所有的款项。且依双方当事人之陈述，房屋分割单亦形成于拆迁前，在入户调查时尹某1仅户籍在此，而在签订拆迁协议时则尹某1与尹某2各签一份，在尹某1缺乏所有权人之证明的情况下，面积“分割”应为前提。且结合前述已经认定的事实综合来看，一审法院判决令尹某2给付尹某1该44万元于法无悖，处理亦属适当。尹某1主张该款系返还而非补偿，但返还应以确认物权为前提，本案中其举证尚不足以认定该主张。而尹某1将0802室、0102室房屋钥匙交付给尹某2、侯某1一方，其行为与房屋所有权人的期待不符，即其与尹某2双方并未以《房屋分割单》作为最后分割拆迁利益之依据。在房屋被拆迁之前多年来尹某1一直与尹某2居住生活，在此期间，尹某1具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和收入来源，且双方并未证明就收入等共同财产的保管和处理已经协议明确约定，因此一审法院酌定尹某1对于共同建房具有贡献，从而认定其享有0802室的居住使用权并无不妥，同时，尹某2不同意给付44万元款项，亦未提供充分的事实依据。故尹某2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再次，关于一审是否遗漏诉讼请求一节，经审查，一审法院在本案判决中已经就侯某1名下的1001室和8-6室住房和拆迁款情况予以论述，并在主文中判决驳回了尹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故不存在遗漏诉讼请求的法定情形。此外，在涉拆迁的民事纠纷中，如当事人对拆迁协议的形成或拆迁协议的履行存有其他争议，应依法另行解决。综上所述，尹某1与尹某2、侯某1、侯某2、侯某3的上诉请求，均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320元，由尹某1负担7160元（已交纳）；由尹某2、侯某1、侯某2、侯某3负担7160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洋审判员 马兴芳审判员 李 倩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李靖元书记员王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