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16民初5402号 原告（反诉被告）：陈勇，男，1987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平伦，四川平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玉洁，四川平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宋德英，女，1964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平伦，四川平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玉洁，四川平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江雄，男，1974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双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旭辉，北京观韬（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江泽华，女，1968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双流区。 第三人：江泽彬，男，1971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 原告（反诉被告）陈勇、宋德英与被告（反诉原告）江雄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19日立案后，被告（反诉原告）江雄向本院提起反诉，本院依法受理后将本反诉进行合并审理，并依法追加江泽华、江泽彬作为本案第三人，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陈勇、宋德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玉洁，被告（反诉原告）江雄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旭辉，第三人江泽华、江泽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勇、宋德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二被告给付原告死亡赔偿金244540元、丧葬费29335.5元、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0元、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差旅费4000元，以上共计305272.5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10月21日，陈某3应江雄的要求到双流区彭镇歧阳村4组收树，当天江雄又要求江雄休整江雄家门口的香樟树树枝，陈某3修整树枝时被树上的野蜂蛰，经抢救无效死亡。陈某3被认定为过敏性休克（蜂毒中毒）死亡。宋德英系陈某3的妻子，陈勇系陈某3的儿子。陈某3死亡后，宋德英、陈勇与江雄多次协商无果，故诉至法院。 江雄辩称，江雄与陈某3之间不构成提供劳务和接受劳务的关系；陈某3等三人与被告之间是承揽合同关系，或者树木买卖合同关系，江雄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即便双方构成劳务关系，江雄在此过程中不存在任何错过，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江雄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陈勇、宋德英给付江雄垫付医疗费3980元、丧葬费10000元以及江雄因救助陈某3时受伤所支付的医疗费4000元、误工费3050.89元，共计21030.89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10月20日，江雄联系陈某1到双流区彭镇歧阳村4组收树，2017年10月21日，陈某1、陈某2及陈某3三名职业收树人携带砍树工具一同到双流区彭镇歧阳村4组，收取江雄家门口的三棵香樟树的树干，考虑到三棵树干的价值不高，故江雄未向陈某1、陈某2及陈某3收取费用。为控制树干砍锯后倒下的方向，陈某3爬上第一棵树捆绑绳索，陈某3在将绳索捆绑好后下树时被蜂子蜇伤，江雄随即上前驱赶蜂子，并驾车将被害人陈某3送至双流区中医医院，后陈某3经抢救无效死亡。事发后，江雄除先后代陈勇、宋德英垫付了陈某3的医疗费3980元、丧葬费10000元，还因对陈某3施救时被蜂子蜇伤住院治疗，为维护江雄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 江泽华述称，树是我家的，但是我已外嫁，长期不在歧阳4组居住，陈某3等来砍树我并不知情，也未委托过江雄卖树或者修剪树枝；陈某3自己应当对其行为负责，我不应承担责任。 江泽彬述称，树是我家的，但是我在外地工作，长期不在歧阳4组居住，陈某3等来砍树我并不知情，也未委托过江雄卖树或者修剪树枝；陈某3未尽安全注意义务，自己应当对其行为负责，我不应承担责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0月21日，陈某1、陈某2、陈某3经江雄介绍前往彭镇歧阳4组收树。之后，江雄称自己家有三棵树过高，有安全隐患，需要断尖，叫老陈（陈某1）帮忙修剪树枝。陈某1、陈某2、陈某3跟随江雄来到江泽华、江泽彬家院坝，对江雄指的三棵树进行断尖作业。陈某3爬上其中一棵树拴绳子时，被野蜂蜇伤。陈某3从树上下来后，江雄为驱散陈某3头上的野蜂也被野蜂蜇伤。之后，江雄等将陈某3送往双流区中医医院治疗，最终陈某3经抢救无效死亡。成都市公安局双流区分局杨柳河派出所于2017年10月26日出具调查报告，初步认定陈某3是过敏性休克（蜂毒中毒）死亡。江雄垫付陈某3的抢救费用2490.12元。并向陈勇、宋德英支付丧葬费10000元。江雄被野蜂蜇伤同时在成都市双流区中医医院住院治疗，于2017年10月26日出院。出院证明书载明出院后注意事项：1.建议继续住院观察；2.出院后继续休息一周；3.门诊随诊。 陈勇系陈某3的儿子，宋德英系陈某3的妻子。 诉讼过程中，陈勇、宋德英要求按照2017年四川省2017年度有关统计数据计算损失，起诉总金额变更为327875.5元。 本院认为，陈勇、宋德英系陈某3的合法继承人，作为本案的本诉原告及反诉被告主体适格。关于陈某3与江雄之间的法律关系，陈勇、宋德英主张陈某3与江雄之间建立的是劳务关系，陈某3是向江雄提供劳务的一方，江雄系接受陈某3劳务的一方，并提交了双流区公安局杨柳河派出所对陈某1、陈某2及江雄的询问笔录予以证明；江雄认为，江雄找陈某3等人的目的是要砍掉半截树，已达到消除危险的目的，陈某3等人是专业砍树的人，江雄在陈某3等人工作过程中从未进行过管理、指导，陈某3等人自己独立实施砍树行为，砍树后的报酬是把砍断的树枝拿走出售，之后互不找补，砍断的树枝树干售卖所得的钱由陈某3等人自己收取，故陈某3与江雄之间建立的是承揽关系，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江雄申请了证人陈某1、陈某2出庭作证；经庭审质证，江雄、江泽华、江泽彬对陈勇、宋德英提交的询问笔录均无异议，但江雄认为陈勇、宋德英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能证明其主张，根据询问笔录及现场勘查的情况来看，陈某3在树干上绑了很粗的绳索，如果仅是修剪树枝并不需要绑那么粗的绳索，所以陈某3等人是为了砍树；江泽华、江泽彬认为从询问笔录上反映的情况来看，陈某3等人的行为应当属于收购树木后自行砍伐；陈勇、宋德英对江雄提供的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认为陈某1、陈某2的证言与两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不一致，应当采纳二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江泽华、江泽彬对证人证言不持异议，认为江雄与陈某3之间系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本院认为，陈勇、宋德英、江雄、江泽华及江泽彬对双流区公安局杨柳河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由于陈某1、陈某2的证人证言与其在派出所所做陈述不一致，陈勇、宋德英不予认可，且江雄没有证据足以推翻陈某1、陈某2在派出所的陈述，故本院对于陈某1及陈某2在庭审中的证人证言与派出所询问笔录不一致的地方不予采信，对于其他证言予以采信；本院结合陈某1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上陈述“2017年10月21日7时左右，江雄叫我们去歧阳村帮他院坝里面的树枝修剪下，我、陈某2、陈某3三弟兄就一起去帮他修剪树枝……”、“江雄说他们家旁边有两窝香樟树，枝桠太茂盛了，怕倒下来砸到房子，叫我们去帮他修一下树枝，我们同意了，就到江雄家去帮他修树枝，因为江雄给我们介绍了生意，所以修树枝是帮忙，不准备收江雄的钱。”和陈某2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上陈述“江雄叫我们帮他把他家门口的树子顶部锯一截。”“江雄叫我们去他家锯树子没有谈价格，本来是江雄介绍我们到另外一家住户那里去买树子，我们和那家住户谈好价格后，江雄叫我们去他家帮忙帮他家门口的树子顶部锯一截。”以及江雄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上陈述“陈某3帮我修剪树枝被蜜蜂蛰死，我到派出所说下情况。”“我就看到我自己家的香樟树长得很大了，我就害怕刮大风把树吹到了，把房子打到，我就叫老陈帮我把树枝修剪下，我就说好多钱，我给你。老陈说，我们帮忙就行了，不收你钱了，我就说，多多少少还是给你们钱，这树也不是我的，我是帮人家管理。”，可见，江雄的原意是请陈某1等人修剪树枝或断尖，并要给付报酬，故江雄与陈某3等之间并非买卖合同关系；江雄认为其与陈某3等人之间建立的是承揽关系，而陈勇、宋德英认为陈某3等人与江雄之间建立的是劳务合同关系，本院认为，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做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交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狭义的劳务合同仅指雇佣合同，即指双方当事人约定，在确定或不确定期间内，一方向他方提供劳务，他方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合同与狭义的劳务合同关系虽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在本案中，陈某3等人为江雄修剪树枝或对树木进行断尖作业并不要求较高的技术或技能，故陈某3等人向江雄提供的主要是劳务本身，而非专业技术或者技能；因江雄不支付报酬给陈某3等人，陈某3等人也不收取江雄的报酬，故双方形成的是义务帮工关系。 由于江雄请陈某3等人修剪树枝或对树木进行断尖作业系对江泽华及江泽彬的树木进行处置，但是未得到江泽华及江泽彬的追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法律效力。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收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但是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的规定，陈勇、宋德英有权向江雄请求赔偿。 陈某3在向江雄提供义务帮工的过程中遭到野蜂蜇伤并导致其中毒死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江雄对陈某3的死亡后果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责任人的责任。”的规定，陈某3作为长期从事砍树的人员，能够预见到爬上树的潜在危险，应当佩带头盔并合理注意安全，由于陈某3没有佩带头盔导致其进行断尖作业时被野蜂蛰伤并导致其死亡，陈某3对该后果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综合本案情况，本院确认陈某3应当承担40%的责任，江雄应当承担60%的责任。 本院对陈某3死亡所造成的损失确认如下： 1、死亡赔偿金：244540元（12227元/年×20年）； 2、丧葬费：29335.5元（58671元/年÷12月×6月）； 3、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 4、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差旅费1446.69元：（58671元/年÷365天×3人×3天）； 5、医疗费：2490.12元。 以上共计297812.31元（244540元+29335.5元+20000元+1446.69元+2490.12元）。 江雄应当赔偿陈勇、宋德英各种损失共计178687.39元，因江雄已垫付陈某3的医疗费2490.12元且支付丧葬费10000元，应予扣除，故江雄还应赔偿陈勇、宋德英各种损失166197.27元。 对于江雄请求陈勇、宋德英支付因抢救陈某3导致江雄受伤所产生的医疗费4000元、误工费3050.89元的主张，本院认为，江雄并未举证证明其产生的医疗费票据，故对于医疗费损失不予支持；对于误工费损失，江雄在庭审中变更为2500.2元，本院予以准许，本院根据2017年度四川省职工平均工资标准确认江雄的误工损失为1928.91元（58671元/年÷365天×12天）。因江雄向陈某3的继承人陈勇、宋德英主张该项权利，而陈勇、宋德英认为不应当承担该费用，且江雄并未提供证据证明陈勇、宋德英继承了陈某3的遗产及遗产的范围，故本院对江雄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江雄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陈勇、宋德英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处理丧葬事宜所产生的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66197.27元。 二、驳回陈勇、宋德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江雄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869.69元，由江雄负担465.49元，由陈勇、宋德英负担404.2元（陈勇、宋德英已预付294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26元，由江雄负担301元（江雄已预缴326元），陈勇、宋德英负担2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翼龙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曾 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