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304民初17692号原告（反诉被告）洪金桂，男。委托代理人廖飞跃，国信信扬（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徐瑞蔚，国信信扬（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赵旭，男。被告贺明媚，女，汉族。共同委托代理人房勇，广东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洪金桂诉被告赵旭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13日受理后，依据原告的申请，追加贺明媚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并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审判，于2017年9月21日、2018年8月23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了审理。原告洪金桂及其委托代理人廖飞跃、徐瑞蔚，被告赵旭及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房勇，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与被告为同事和朋友关系。2016年7月，被告赵旭邀请原告投资入股其经营管理的深圳市华蜀朗通通讯设备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蜀朗通公司）。后经协商，原告投资80万元即取得华蜀朗通公司50%的股权。为此，原告与2016年8月13日向被告贺明媚账户转款50万元。2016年10月1日，原告和被告正式签订合作协议—华蜀朗通公司章程，确认原告的出资额及持股比例，但原告发现华蜀朗通公司的股东并非为被告，并且华蜀朗通公司的股权还处在法院查封之中。因此，原告和被告又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重新注册新公司（半个月完成），重新建立财务账面，管钱和管账分开，双方签字方可出款。2016年10月2日，原告将剩余的30万元股权转让款存入登记在其名下实际由公司控制使用的交通银行62×××02账户中。被告收到款项后并未履行注册新公司的义务，也未能促成华蜀朗通公司股权具有可变更的条件。在原告找寻到另一家空壳公司后，被告也拒绝协商，履行相应的义务。被告贺明媚系被告赵旭的配偶，被告赵旭应付的债务属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故被告贺明媚应对被告赵旭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据此，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原告与被告赵旭签订的《公司章程》无效，解除原告与被告赵旭签订的《补充协议》；二、两被告立即退还原告股权转让款80万元及利息23200元（利息以8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6年10月2日起计算至2017年6月2日，并继续计算值被告付清所有款项之日止）；三、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两被告辩称，原告与被告之间系个人合伙关系而非股权转让关系，二人借用诉争公司名义及手机牌照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合伙从事手机生产和销售业务。双方签订的《公司章程》、《补充协议》实际是个人合伙协议；双方约定各自出资80万元，在个人合伙中占50%的出资份额；双方共同经营、共同管理合伙事务，二人在出资期间的出资是个人对合伙体的出资，仅仅借用华蜀朗通公司的名义及手机牌照，经营成果和风险亦由双方享有及承担，与公司无关。因在合伙期间亏损，原告与被告的出资均已亏损完毕，截至2017年3月31日，尚未弥补亏损1185980.9元，原告应承担其个人50%的部分，即592990.45元。据此，被告赵旭提起反诉，请求判令：原告承担共同合伙经营期间合伙体扣除共同出资部分后未弥补亏损的50%即592990.45元。针对被告赵旭提起的反诉，原告辩称，原告从最初就是为了购买公司股权才会与被告赵旭发生债权债务关系，双方之间从未签订过合伙协议，从公司章程的约定来看，双方也属于股权转让关系而非合伙关系；广东财安司法鉴定所出具审计报告由于缺失会计凭证资料以及存在公司财务状况混乱等情况，无法对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进行核实。该审计报告不能为被告赵旭的反诉请求提供请求权基础，请求驳回被告赵旭的反诉请求。经审理查明，依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华蜀朗通公司成立于2010年7月27日，注册资本2000万元，其股东包括李孝禄、李荣，其中李荣占该公司股权比例的80%，李孝禄占该公司股权比例的20%；总经理为李孝禄，被告赵旭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3执376-3号执行裁定，冻结了李荣持有的该公司80%的股权，冻结期限自2016年3月11日至2019年3月10日。原告确认其于2016年8月3日入职华蜀朗通公司。2016年8月5日，原告开始担任华蜀朗通公司总经理，负责该公司运作。2016年8月13日，原告通过转账方式向被告贺明媚账户支付50万元。2016年10月1日，原告与被告赵旭签订的《公司章程》，约定：华蜀朗通公司由原告与被告赵旭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本200万元，其中赵旭、洪金桂分别出资80万元，占股比例均为50%，由被告赵旭担任执行董事，原告担任公司总经理、执行董事负责召集股东会会议、制订公司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等事项；公司总经理负责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等事项。利润分配是指公司扣除各项支付费用，依法纳税、提取充足公积金、弥补亏损后的纯利润，按股东比例进行分红。同日，双方还签订《补充事宜》，约定：管钱和管账分开，必须经双方签字方可出款（收款账号用赵总，打款账号用洪）；合同生效后必办事：1、重新注册新公司（半个月内完成）；2、重新建立财务账务账面；3、公布公司组织架构和人事。2016年10月2日，原告向其个人名下账户62×××02账户存入30万元。但此后，双方未设立新公司，也未重新建立财务账面。依据被告提交的打卡记录显示，原告在2017年3月28日后未再在华蜀朗通公司打卡上班。原告主张双方签订的《公司章程》的目的是原告想成为华蜀朗通公司的股东，与被告进行合作；但在合作过程中，原告了解到被告并非华蜀朗通公司的股东，在得知不能成为华蜀朗通公司的股东时，双方商定重新注册新公司成为股东，并非是与被告建立合伙的关系，在被告一直拒绝成立新公司的情况下，原告离开公司；原告支付的80万元系用于成立新公司的款项；被告赵旭确认收到上述款项，但其主张双方原系同事关系；原告对于借用牌照从事个人手机经营的事实是明知的；双方签署《公司章程》的目的就是为了达成合伙协议，经营手机业务；注册新公司是合伙的内容；双方自2016年10月开始合伙；上诉80万元均系用于双方共同经营华蜀朗通公司的出资款。为证明上述主张，被告向本院提交了原告的工作笔记、借款协议、还款计划、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其中在该工作笔记中载明“4月份、7月份、8月份、9月份评估就70万左右”；“你承认我是合伙人吗？6个月-7个月，8、9、10、11、12、1、2、3Ａ、分工工作已变味了；......Ｅ、公司股权冻结，不能转股权”。在借款协议中载明2016年10月11日，被告与冯梓洋签订《借款协议》，约定被告曾向案外人冯梓洋借款1345810元，截至2016年7月29日尚欠100万元。同日，被告还出具一份《关于借款协议2016101101还款计划》，分六期归还上述款项，原告在该还款计划中签名。被告提交的贺明媚的银行转账记录显示，在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3月16日期间，曾多次通过转账方式向原告名下账户62×××71、62×××43、62×××02支付款项。被告主张自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期间，原告与被告赵旭共同经营管理合伙事务期间累计亏损2785980.9元，并向本院提交了《资产负债表》、《利润及利润分配表》、《记账凭证》等证据证实，鉴于庭审时，原告对被告上述主张不予认可，本院遂根据被告的申请，委托广东财安司法鉴定所对华蜀朗通公司2016年8月至2017年3月期间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向进行审计。2018年6月21日，广东财安司法鉴定所作出深财安（2018）特审字第104号审计报告，依据该审计报告载明，华蜀朗通公司截至2016年9月30日，华蜀朗通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账目数为2482884.33元，记账凭证所列数为-110332.04元，暂无法核实数为2593216.37元，截至2017年3月31日，华蜀朗通公司所有者权益账目数为-403096.57元，根据记账凭证所列数为-844681.2元，暂无法核实数为446584.63元；截至2016年8月31日华蜀朗通公司净利润账目数为206267.6元，根据记账凭证核实数为-110332.04元；暂无法核实数为316599.64元；截至2017年3月31日，华蜀朗通公司净利润账目数为-2785980.9元，根据记账凭证核实数为-649681.2元，暂无法核实数为-2136299.7元。就原告支付的80万元是否已用于华蜀朗通公司经营的问题，广东财安司法鉴定所于2018年8月24日出具说明，确认该80万元已用于公司经营，其中545810元用于冲抵冲销实收资本-刁应君。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在签订《公司章程》时，华蜀朗通公司已经成立；原告与被告均非该公司股东，均无权设立该公司或对该公司股权作出处置，故双方签订的《公司章程》应为无效；此后，双方亦未按照《补充事宜》的约定，重新注册新公司，也未重新建立财务账务账面，现双方已无继续合作意愿，双方签订的《补充事宜》的目的已无法实现，原告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补充事宜》，理由成立，本院亦予支持。关于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问题。本院认为，双方之间应属于合伙关系，理由如下：首先、原告主张双方为股权转让关系，无论是从原告提交的《公司章程》还是《补充事宜》约定的内容来看，均系原告与被告共同设立公司，并没有原告向被告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其次、双方在《补充事宜》中约定，“管钱和管账分开，必须经双方签字方可出款（收款账号用赵总，打款账号用洪）”，表明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地位平等，属于合作关系，而非雇佣关系。第三、从被告提交的工作笔记来看，原告在工作笔记中亦有“你承认我是合伙人吗”的表述，表明在负责对华蜀朗通公司经营过程中，原告自认以合伙人身份负责管理公司日常事务；综上，原告主张双方为股权转让关系，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庭审时，被告确认双方自2016年10月开始合作；同时，依据被告提交的打卡记录表显示，原告自2017年3月28日后未再打卡，故本院确认双方合作期间为2016年10月至2017年3月。因双方对华蜀朗通公司自2016年10月至2017年3月期间的经营损失数额存在争议，本院遂委托广东财安司法鉴定所对华蜀朗通公司自2016年8月至2017年3月期间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进行审计。广东财安司法鉴定所系具有合法审计资质的审计单位，审计过程未发现有违法程序，本院对该审计报告予以采信。根据该审计报告，截至2016年9月30日，华蜀朗通公司所有者权益为-110332.04元；截至2017年3月31，华蜀朗通公司所有者权益为-844681.2元，因此，自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10月1日期间，华蜀朗通公司所有者权益减少额为734349.16元。依据广东财安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原告投入的80万元已用于华蜀朗通公司经营；对此，被告亦予以认可，故可以认定原告已履行了出资义务。被告辩称其以物料、机器设备作价出资80万元，对此原告予以否认，且在广东财安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华蜀朗通公司截止2016年9月30日所有者权益为-110332.04元，故对被告关于其以物料、设备作价出资80万元的主张，不予采信。因被告未履行出资义务，故对合伙经营期间的损失应先由被告应出资部分进行弥补，抵扣后尚余款项65650.84元应由双方分享，即被告应向原告支付32825.42元[（80万-734349.16）÷2]。因被告未及时向原告付清上述款项，还应向原告支付利息，利息应以32825.32元为基数，自合伙解散的次日即2017年4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原告超出上述范围部分诉求，本院不予支持；对被告提出的反诉，本院予以驳回。两被告确认系夫妻关系，上述债务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故被告贺明媚应对被告赵旭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洪金桂和被告赵旭于2016年10月1日签订的《公司章程》无效；二、解除原告洪金桂和被告赵旭于2016年10月1日签订的《补充事宜》；三、被告赵旭、贺明媚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洪金桂支付32825.41元及利息（利息以32825.42元为基数，自2017年4月1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四、驳回原告洪金桂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被告赵旭的反诉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为12032元（受理费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负担11552元；两被告负担48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864.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已由被告预交），由被告赵旭负担；审计费15000元，由被告赵旭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预交上诉费通知次日起七日内向该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预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此页无正文）审 判 长 马    翼人民陪审员 蔡  伟  方人民陪审员 范  威  海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书 记 员 黄宇星(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