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粤7101行初4883号 原告：刘金喜，男，1963年4月2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增城区， 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城市管理局，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沙园中路2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40117589531874E。 法定代表人：黄越聪，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郭剑锋，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朱共清，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惠民路1号。 法定代表人：陈勇，该区区长。 委托代理人：刘远新，该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朱国良，广东兆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金喜诉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城市管理局（以下简称增城区城管局）、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增城区政府）行政处理决定及行政复议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0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金喜，被告增城区城管局的委托代理人郭剑锋、朱共清，被告增城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刘远新、朱国良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金喜诉称，原告为了响应国家政策于1968年从河源市移民到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罗岗村新民合作社，当时只分得一间红砖瓦房。后因生活所需，原告于1992年建设了涉案房屋，该房屋的建设时间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施行时间；从建房至今已有26年，在这期间从未有个人、单位或政府曾告知原告涉案房屋属于违法建筑；且该村在2000年前所建成的建筑都是没有办理过房屋产权证明或报建，如果涉案房屋属于违法建筑，从情理上说不通。原告直到2018年4月9日收到被告增城区城管局作出的《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方知涉案房屋将被拆除。为维护原告权益，请求法院：1、判决撤销被告增城区城管局于2018年4月9日作出的增城管执荔违建处字[2018]B11号《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二、撤销被告增城区政府于2018年7月26日作出的增府行复[2018]6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三、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共同承担。 被告增城区城管局辩称，一、我局作出行政行为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告刘金喜未经城乡规划部门批准，于1992年期间擅自在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罗岗村新民社，建设1幢3层框架结构建筑物，建筑面积236.16平方米。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已构成违法建设。上述建筑物未申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未办理用地手续。根据《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有关规定，属于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我局对原告作出责令原告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的决定。二、作出行政行为的法定程序。我局于2018年2月6日对涉案房屋进行了现场检查并制作了《检查笔录》《现场照片》《刘金喜建筑物平面图》《刘金喜建筑物定位图》等证据，并向原告发出《询问通知书》。广州市增城区国土规划局于2018年3月5日发出增国土规划函[2018]635号《增城区国土规划局关于协助提供规划专业意见的函》，认定涉案房屋构成违法建设，属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情形。我局于2018年4月9日对原告作出增城管执荔违建处字[2018]B11号《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涉案处理决定书），责令原告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设，并于同日发出增城管执荔公字[2018]B11号《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公告书》，以公告形式督促当事人限期自行拆除。综上，原告违法建设一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律法规适用准确，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增城区政府辩称，一、我府的行政复议受理程序合法。原告不服涉案处理决定书于2018年6月1日向我府申请行政复议，我府经审查当日决定受理并送达《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并依法向被告增城区城管局发出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上述受理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二、我府的行政复议审查程序合法。原告于1992年期间擅自建设涉案房屋，被告增城区城管局于2018年2月6日到现场检查发现上述违法行为，制作了《检查笔录》，并于同日在现场留置送达《询问通知书》。2018年2月7日，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荔城街道办事处出具《证明》，涉案房屋由原告刘金喜于1992年兴建。2018年2月7日，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新农村规划建设办公室出具《证明》，涉案房屋未到该办办理相关报建手续。2018年3月5日，广州市增城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向被告增城区城管局发出增国土规划函[2018]635号《增城区国土规划局关于协助提供规划专业意见的函》，认定涉案房屋已构成违法建设，属于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2018年3月21日，广州市增城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荔城国土资源管理所出具《证明》，涉案房屋所占地块利用现状为建设用地。被告增城区城管局于2018年4月9日作出涉案处理决定书，责令原告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设；并于2018年4月12日通过现场留置送达方式向原告送达上述决定书。我府经审查后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第四条第二款规定，被告增城区城管局有依法对本辖区内违法建设行为进行查处的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1990年1月1日施行，2008年1月1日失效）第三十二条、《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第二条第三款规定，原告未向规划部门办理规划报建手续，未经规划部门批准，擅自建设涉案房屋，已构成违法建设。被告增城区城管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规定，责令原告限期拆除违法建设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府于2018年7月26日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涉案处理决定书，并依法送达给各方当事人。综上，我府作出的增府行复[2018]6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涉案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刘金喜为农业人口，其于1992年期间在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罗岗村新民社24号建设了1幢3层框架建筑物（即涉案房屋）。2018年2月5日，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荔城街道办事处向荔城街城管执法队发出《关于涉嫌违法建设的交办函》，要求该队对涉案房屋依法进行查处。2018年2月6日，被告增城区城管局工作人员到现场检查并制作了《检查笔录》，同时在现场张贴了穗综增询字[2018]荔1537号《询问通知书》，要求原告于2018年2月7日到执法机关接受调查询问及听取处理意见。上述《检查笔录》其中记载：现场建有一座三层框架结构建筑物，建基面积87.74平方米，二层面积87.74平方米，三层面积60.6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36.16平方米；对现场进行拍摄取证，制作现场勘验图。2018年2月7日，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荔城街道办事处出具《证明》，证明涉案房屋由原告刘金喜于1992年兴建。同日，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新农村规划建设办公室出具《证明》，证明涉案房屋未到该办办理相关报建手续。2018年2月23日，被告增城区城管局向广州市增城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发出增城管函[2018]246号《增城区城市管理局关于征求涉嫌违法建设案件规划意见的函》。2018年3月5日，广州市增城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向被告增城区城管局发出增国土规划函[2018]635号《增城区国土规划局关于协助提供规划专业意见的函》，认定涉案房屋已构成违法建设，未申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未办理用地手续，属于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2018年3月10日，被告增城区城管局通过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向原告刘金喜发出穗综增询字[2018]荔1878号《询问通知书》，但该邮件因未妥投而退回。2018年3月21日，广州市增城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荔城国土资源管理所出具《证明》，证明涉案房屋所占地块利用现状为建设用地。2018年4月9日，被告增城区城管局向原告刘金喜作出增城管执荔违建处字[2018]B11号《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即涉案处理决定书），经查实，刘金喜未经城乡规划部门批准，于1992年期间，擅自在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罗岗村新民社，建设1幢3层框架结构建筑物，建筑面积236.16平方米；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已构成违法建设；上述建筑物未申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未办理用地手续，根据《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有关规定，属于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决定责令原告自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逾期不自行拆除的，将依法强制执行。并告知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同日，被告增城区城管局作出增城管执荔公字[2018]B11号《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公告书》，公告督促违法建设当事人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设。被告增城区城管局于2018年4月12日在涉案房屋粘贴涉案处理决定书及上述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公告书，并在荔城街道办事处公告栏和荔城街罗岗村公告栏张贴上述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公告书；于2018年4月13日通过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向原告刘金喜送达涉案处理决定书，但该邮件因未投妥而退回。 2018年6月1日，原告刘金喜不服被告增城区城管局作出的涉案处理决定书，向被告增城区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涉案处理决定书。被告增城区政府于同日受理后，于2018年6月4日向被告增城区城管局发出增府行复[2018]65号《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2017年6月7日，被告增城区城管局向被告增城区政府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2018年7月26日，被告增城区政府作出增府行复[2018]6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即涉案复议决定书），认为被告增城区城管局作出的涉案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是合法有效的决定，应予以维持，原告请求撤销上述《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的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维持被告增城区城管局作出的涉案处理决定书。被告增城区政府通过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于2018年8月1日原告送达了上述复议决定书。后原告仍不服，诉至本院。 另查明，根据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的增府办[2016]33号《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增城区城市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将原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的职责整合划入区城市管理局，被告增城区城管局加挂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增城区分局牌子。 诉讼中，原告主张涉案房屋1992年建设时，涉案房屋所在地块不属于城市，属于边远农村山区，是农民的自留地，且被告增城区城管局认定的涉案房屋面积236.16平方米与实际不符，涉案房屋第二层有飘出阳台；被告增城区城管局于2018年10月17日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经核查，涉案建筑物第二层有外飘阳台，其建筑面积应为97.5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应为246平方米。 以上事实，有关于涉嫌违法建设的交办函、检查笔录、现场照片、刘金喜建筑物平面图、刘金喜建筑物定位图、询问通知书、证明、关于征求涉嫌违法建设案件规划意见的函、关于协助提供规划专业意见的函、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公告书、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书、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回证、照片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第四条第一、二款规定：“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负责组织实施本条例，市、区、县级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按照职责分工查处违法建设。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和镇人民政府分别负责查处街道、镇辖区范围内违反乡村建设规划管理的违法建设。”据此，被告增城区城管局具有本区域范围内对违法建设进行查处的行政职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1990年1月1日施行，2008年1月1日失效）第三十二条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设施，必须持有关批准文件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规划提出的规划设计要求，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和其他有关批准文件后，方可申请办理开工手续。”《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本条例施行前已建成的建筑物、构筑物，是否属于违法建设，依照建设当时施行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认定。”本案中，涉案房屋建设于1992年，但被告增城区城管局并未查明涉案房屋1992年建设时该房屋所在地块的规划情况，未举证证明涉案房屋所在地块在1992年建设时是否已列入城市规划区内，直接认定涉案房屋的建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1990年1月1日施行，2008年1月1日失效）第三十二条规定，主要证据不足，被告增城区城管局作出涉案处理决定书属查明事实不清；且被告增城区城管局在调查过程中，未准确核查涉案房屋的建筑面积，涉案处理决定书认定的房屋建筑面积明显有误。此外，被告增城区城管局在作出涉案处理决定书前，虽先后两次向原告发出了询问通知书，但两次通知书的送达均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送达的有关规定，且被告增城区城管局未给予原告陈述、申辩权，程序明显不当。综上，被告增城区城管局作出的涉案处理决定书查明事实不清、程序不当，依法应予以撤销。被告增城区政府未查明上述事实，作出复议决定维持被告增城区城管局作出的涉案处理决定书错误，亦应予撤销。 综上所述，原告刘金喜要求撤销涉案处理决定书及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城市管理局于2018年4月9日作出的增城管执荔违建处字[2018]B11号《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 二、撤销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于2018年7月26日作出的增府行复[2018]6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城市管理局、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蔡雅红 人民陪审员  周 琴 人民陪审员  孙燕妮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肖曼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