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黔0521行初242号 原告陶桂琴，女，1956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 被告毕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行政办公中心C栋西703室。 法定代表人高扬宗，局长。 出庭负责人梅品伦，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菁华，毕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法规与综合规划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陈兵，毕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养老保险科科长。 原告陶桂琴不服被告毕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毕节市人社局）行政处理决定一案，于2018年6月1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受理后，于6月19日向被告送达了相关诉讼文书及开庭传票。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7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陶桂琴，被告毕节市人社局副局长梅品伦、委托代理人张菁华、陈兵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陶桂琴诉称，原告是1974年下乡知青，于1977年到毕节运输公司工作，1996年因违规计划生育被毕节运输公于2002年6月作出开除处理。对此，原告曾多次反映毕节运输公司不一视同仁的不当行为。退休过程中，被告对原告1974年至1992年的工龄未作计算，相关的工龄养老金也未给予支付。于是原告多次往返于毕节运输公司及被告单位，请求落实解决，但一直未得到任何解决，并多次以1959年（59）内务部内人事福字第740号文件搪塞原告。2017年12月16日，原告再次向被告提出书面反映材料，被告才作出毕人社同（2018）53号《关于陶桂琴信访事项行政处理决定书》。原告认为，该处理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对原告的合法权利未予以妥善保护。该处理决定与原告超生时段和当时《贵州省计划生育试行条例》第22条、毕节（1997）办字第020号《毕节运输公司职工奖惩条例》实施细则第八条第34项的规定相悖。该740号文件仅是当时的内务部给上海人民委员会人事处的一个个案答复函，而并非带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它所调整的对象和针对的对象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受过开除处分或刑事处分的人员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而不是企业职工中的类似人员。从部门管辖的职权上讲，企业职工属于劳动部，不属于内务部和人事部，故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不当，不能让人信服，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该行政处理决定。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的身份信息。经庭审质证，被告无异议。 2、毕人社通（2018）53号文件（信访事项行政处理决定书）。拟证明是根据1959年的内务部复函对原告进行处理，原告不服该处理决定。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3、毕地发（2000）30号文件。拟证明自己被开除时运输公司按照该文件作出处理的，但超生并非是发生在该时段。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 3、职工养老保险手册。证明原告是按照职工养老保险手册交的养老保险，养老保险从1992年开始缴纳至2010年退休止。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4、劳办发（1994）376号复函、（59）内人事福字第740号复函。拟证明不应该适用1959年的复函对原告进行开除处分。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劳办发（1994）376号复函的三性均有异议，对（59）内人事福字第740号复函的三性无异议，但认为两个复函均达不到原告证明目的。 被告毕节市人社局辩称，被答辩人于1956年6月出生，1974年10月作为知青上山下乡至原××县何官屯区，1977年5月回城后被招收为毕节汽车运输公司工人。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2002年6月11日毕节汽车运输公司作出《关于开除刘雨生、陶桂琴工作籍的处理决定》（毕运计生[2002]8号），对被答辩人作出了开除工作籍的处分。答辩人于2018年1月30日依法受理被答辩人的信访申请后，于1月31日向被答辩人直接送达了《行政程序受理告知书》，经调查核实，于2018年2月24日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并送达被答辩人。根据黔人社厅函[2015]338号复函、内务部（59）内人事福字第740号复函第一条规定，工作人员受开除处分的，其受开除前工作年限不能计算为连续工龄。故被答辩人1974年10月至1992年6月期间的工作时间不能计算为连续工龄。综上，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依据准确，请求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陶桂琴知青证明、贵州省交通局毕节汽车运输公司新工人录用表、贵州省毕节汽车运输公司《关于开除刘雨生、陶桂琴工作籍的处分决定》。拟证明被告作出的《毕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陶桂琴信访事项行政处理决定书》事实清楚。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2、陶桂琴来信访事项交办单、行政程序受理告知书及送达回证、《毕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陶桂琴信访事项行政处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拟证明被告作出的《毕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陶桂琴信访事项行政处理决定书》程序合法。经庭审质证，原告对处理决定书有异议，对其余证据无异议。 3、黔人社厅函[2015]338号复函、政策依据。拟证明被告作出的《毕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陶桂琴信访事项行政处理决定书》适用依据正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有异议，认为不应该按照该文件、政策依据对自己作出处理。 本院对以上证据认证如下：经过双方举证、质证、法庭辩论和合议庭的审核认定，本院对以上原、被告双方所举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并结合各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综合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经审理查明：原告陶桂琴于1974年10月作为知青上山下乡至原××县何官屯区，1977年5月被招收为毕节汽车运输公司工人。后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于2002年6月11日被毕节汽车运输公司作开除工作籍处分并同时解除劳动合同，其从1992年开始缴纳养老保险至2010年。因不服当时毕节汽车运输公司的开除处理决定以及其关于退休年限的认定问题等，原告多次向相关单位进行信访。2018年1月19日，原告陶桂琴再次信访（信访编号：180116020033），被告毕节市人社局接到原告陶桂琴来访信访事项交办后，于2018年1月30日作出《行政程序受理告知书》，告知原告陶桂琴其信访事项属被告行政确认处理事项，并告知其办理机构、办理条件、办理程序及办理期限等事项。2月24日，被告毕节市人社局针对原告的信访请求，作出毕人社通（2018）53号《关于陶桂琴信访事项行政处理决定书》，认为原告1974年10月至1992年6月期间的工作时间不能计算为连续工龄，也不能视同缴费年限参与基本养老金的计算。该决定书载明如原告不服，可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原告不服该行政处理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处理决定。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本案诉讼是否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依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九）项、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九）行政机关针对信访事项作出的登记、受理、交办、转送、复查、复核意见等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即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必须由法律、法规规定，行政机关无权设定行政相对人起诉权。行政机关对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行为违法设定当事人起诉权，这种设定对人民法院没有约束力，人民法院对此类案件应当不予受理或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原告陶桂琴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被开除工作后，以其1974年至1992年的工龄认定等问题于2018年1月19日向被告毕节市人社局进行信访。被告毕节市人社局1月30日受理其信访事项并于次日向原告送达信访件受理告知书。2月24日，被告作出毕人社通（2018）53号《关于陶桂琴信访事项行政处理决定书》，认为原告1974年10月至1992年6月期间的工作时间不能计算为连续工龄，也不能视同缴费年限参与基本养老金的计算。该信访事项行政处理决定书虽名为“处理决定书”，但由于是根据原告的“信访件”作出的答复，而非对原告的工龄及养老金等问题作出实质性的处理决定。因此，其实质上就是对原告的信访事项和内容所进行的信访答复，属于信访条例规范调整的范畴。根据信访条例的规定，原告对信访答复内容不服，只能请求被告的上一级行政机关进行复查而不能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因此，原告针对撤销该信访事项行政处理决定书提起行政诉讼，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尽管被告向原告设定和交待了所谓的诉权，但由于这种诉权设定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而对人民法院并无约束力，人民法院对此类案件应当不予受理或裁定驳回起诉。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九）项、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陶桂琴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00元，全额退回原告陶桂琴。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黄家前 人民陪审员  曾忠媛 人民陪审员  范春艳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九日 法官 助理  罗 单 书 记 员  王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