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豫0311民初4415号原告：牛善恒，男，汉族，1970年6月23日出生，住河南省伊川县。委托代理人：常伊华，河南绿洲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刘汉松，男，汉族，1975年11月16日出生，住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委托代理人：司马争，河南焦点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牛善恒与被告刘汉松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牛善恒的委托代理人常伊华、被告刘汉松及其委托代理人司马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牛善恒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返还出国押金10000元整；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1月24日前，原告听刘汉松说出国打工，每人先交押金10000元，于1月24日交给刘汉松5000元，(有收据为证)。然后到2018年3月1日在洛阳火车站广场又交了5000元给刘汉松(有收据为证)，刘汉松告诉原告等人说到广州签订劳务合同，到了广州以后，又说到马来西亚再签合同，结果到了马来西亚，又推脱没有签，原告一行19人，到了工地现场以后，原告等人在工地干了一个礼拜的活，情况与刘汉松在家说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他又说活干不了，又给原告等人换了一个工地，还是不行。原告等人要求回国，第二天早上，他去原告等人原来干活的那个工地(原告等人干了一个礼拜的那个工地)把原告等人的工资全部取走，然后逃跑了，人不见了，打电话打不通，至原告等人于异国他乡死活而不顾，然后原告等人又去(之前干了一个礼拜的工地)找上海宝冶公司，帮原告等人买了机票和办理了签证回国，一直到现在都联系不上刘汉松，望替原告等人讨回公道，要回原告等人的血汗钱。被告刘汉松辩称：一、被告同样系出国务工人员的身份，与本案的原告相比并无任何实质性的差别，唯一不同的是，原告不具有出国务工的经历，而被告的出国务工经历较多，恰恰也是因此原因，被告属于无偿性质的帮助原告等人代办出国务工相关事宜，双方由此帮忙行为所产生的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完全是无偿的，绝非属于“劳务中介双方”或与之类似的相关法律关系。二、被告给原告出具的收据中明确载明了，被告向原告交付的1万元属于出国“费用”，根本不是属于出国“押金”，原告主张系押金无事实依据，无证据予以支持。三、被告向原告交付的1万元，仅仅只是被告无偿性的帮忙代原告统一管理、统一支出的出国费用，这些费用是用于办理与出国务工相关的一切开支所需，该费用包括了办理签证、机票、住宿（国内与国外）、餐费、工作服、工作工具、国外电话卡、入境买关等各项相关费用。被告代为保管的1万元出国费用早已开支完毕，除此以外，被告还额外垫付了部分费用。具体支出如下：1、每个出国务工人员均需通过中间人周伟（××）向山东枣庄捷成劳务信息咨询公司交纳7000元，用于办理出国旅游签证、国外宾馆住宿、出国机票等各项费用【说明：之所以要办理旅游签证，是因为如务工签证的办理流程极为繁琐且对务工人员的资质要求严格】；2、从洛阳到广州机场期间的住宿、餐饮费用；3、到国外工地现场购买施工所需的工作服、工作工具、电话卡的费用；4、回国时的机票、买关费用【说明：“买关费用”，指的是因为旅游签证时间较短，务工人员的出国时间远远超过了旅游签证的时间，因此在回国入境时需支出额外的入境费用】。四、原告出国务工既成事实，但是选择放弃继续务工并要求回国，完全归咎于原告自身，与被告无关。原告以及其他随行出国务工人员到达国外工地后，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根本不具备“大工”的工作经验，其出国前曾承诺所谓的具备“大工”级别工作经验的情况完全不属实，因原告无法胜任施工现场的工作要求，项目公司遂对原告等务工人员的工作内容与工资标准均予以了调整。原告等务工人员对此调整结果不予接受，于是采取消极怠工、与项目负责人发生争执甚至于肢体冲突、阻挠被告带领其他工人开工等各种对抗方式，且先后有5名务工人员要求回国（楚红敏、杨一航、张东坡、李天建、闫喜明）。被告为避免该5名务工人员的负面情绪影响其他务工人员，进而影响施工进度，故，在与李军伟、孙军会调解之后，被告同意退还给楚红敏、杨一航、张东坡、李天建、闫喜明每人3000元【该3000元原本就是用于以后务工结束后，为务工人员办理回国机票、买关等各项费用，现因楚红敏、杨一航、张东坡、李天建、闫喜明放弃继续务工，要求提前回国，被告等于是将代为保管的该笔费用提前用于支出】，同时，李军伟、孙军会负责退还2000元【因在出国前，李军伟和孙军会向每个务工人员额外收取了2000元，故李军伟、孙军会才同意退还给楚红敏、杨一航、张东坡、李天建、闫喜明每人2000元】，但因李军伟、孙军会当时并没有携带现金可直接退还，故，该2000元实际已有被告代为垫付，被告实际向楚红敏、杨一航、张东坡、闫喜明退还了5000元，向李天建退还了3000元，且承担了这五个人的回国机票费用。楚红敏、杨一航、张东坡、李天建、闫喜明五人的回国事情处理完毕之后，剩余留下的十几个务工人员仍旧是消极怠工、与项目负责人发生争执甚至于肢体冲突、阻挠被告带领其他工人开工，项目负责人见此情形，实在无法管理剩余留下的十几个务工人员，于是将这些人引荐到碧桂园森林城市项目，原本以为到新工地后可以安心工作，但是事与愿违，依旧是各种不满、抱怨、提出无理要求。因新一批的国内务工人员即将达到吉隆坡，需要被告负责去接机，在被告去吉隆坡路途中，因手机没电电话关机，原告等剩余务工人员编造了所谓的“携款潜逃”等理由向警方报案，被告因此而被警方拘留。事实上，被告不仅未扣留这些务工人员的任何劳动报酬，反而已安排项目经理张得力向务工人员微信转款支付工资，不仅如此，因这些务工人员均一致放弃继续务工的机会、坚决要求回国，被告因此而为这些务工人员支出了回国的机票、买关费用。综上，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毫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依法予以驳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2018年1月24日，被告刘汉松向原告牛善恒出具收据一份，载明收取原告5000元，2018年3月1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据一份，载明收取原告出国费用5000元。2018年2月5日被告向案外人周伟缴纳20000元，周伟向被告出具收据一份，载明“马来西亚预付款”。2018年2月28日，被告通过银行转帐方式向周伟存款40000元，存款单上备注“出国劳务”。2018年3月3日，被告向周伟缴纳108000元，周伟向被告出具收据一份，载明“刘汉松马来西亚工人二十四人”。被告通过周伟为原告等24人办理出国，被告向原告提供旅游签证，但原告实际是出国务工。原告出国务工一段时间，回国后要求被告退还收取的“押金”10000元，被告认为收取原告的10000元系出国费用，不是“押金”不应退还，且已超额支出，引起纠纷。本院认为：《境外就业中介管理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批准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擅自从事境外就业中介活动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会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取缔、没收其经营物品和违法所得。因非法从事境外就业中介活动，给当事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告刘汉松向原告收取10000元费用，提供国外就业介绍，并通过案外人周伟为原告等人办理出国手续，系未经批准擅自从事中介活动。原告牛善恒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出国务工，不通过正规渠道办理，没有审查被告刘汉松是否具备办理出国劳务资质，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向被告刘汉松交纳10000元时明确约定系出国费用，并不是“押金”，后持有旅游签证出国，对回国时间、逾期返程后果也应明知。综合本案具体情况，原告、被告均有一定的过错，对出国实际花费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院酌定原告、被告双方各负担50%为宜。被告主张的其个人在邹氏笔行花费369元、出国预订房间费用160马币、来回机票费用646元人民币、3837港币，均不是原告等人出国花费必要支出项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主张的为原告办理出国的其他花费，由于没有票据，本院不予支持。结合被告提供的票据，系原告等24名工人共同花费的有：1、被告向案外人周伟缴纳办理出国费用168000元；2、出国前住宿花费1600元（10个房间）；3、出国后购物花费990马币，折合1600元人民币；4、交通费59马币，折合96元人民币；以上共计171296元，平均每人花费7137元，本院予以确认。按上述责任比例划分，原告、被告各承担3568.50元，故被告应退还原告10000元-3568.50元=6431.5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七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汉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牛善恒6431.50元；二、驳回原告牛善恒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刘汉松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 芳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三日书记员 崔小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