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深前法商初字第103号原告：余某。委托代理人：蓝某。被告：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白某。委托代理人：黄某。委托代理人：沈某。原告余某诉被告某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蓝某，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黄某、沈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4年12月，原告应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白某之邀，拟以被告为平台与白某开展互联网金融服务业务的合作。2015年4月9日，原告与白某仍在就合作事项进行商谈期间，白某以被告缺少资金周转为由，由被告向原告借款100万元，原告于同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福强支行账户汇入了100万元。2015年6月，原告与白某因相关合作条件未达成一致意见，决定终止合作商谈。终止商谈的同时，原告要求被告立即偿还借款，白某也向原告承诺被告会尽快安排偿还。然而，被告和白某并没有信守承诺，直至目前，原告的债权仍然没有得到分文清偿。此前，原告已持续多次向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白某催讨，但是，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白某却一直推诿拖延甚至逃避。为此，原告于2015年8月7日通过邮政EMS向被告寄送了书面的偿还借款通知书，要求被告立即偿还借款。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恳请法院判令：1、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100万元；2、被告自原告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基准贷款利率标准向原告支付利息；3、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期间，经本院释明，原告主张本案案由及法律关系为不当得利纠纷，诉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资金100万元；2、被告自原告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基准贷款利率标准向原告支付利息；3、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辩称：一、原告余某向被告汇入的100万元系作为股东履行出资义务投入到公司的注册资本金，并非民间借贷。1、原告自2015年2月23日起即成为被告隐名股东。原告于2014年12月22日与被告的创始股东之一的王某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中约定，王某将其持有的被告的33%股权转让给原告余某，协议经双方签字并经深圳市公证处公证后生效。同日，该股权转让事宜经被告的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于2014年12月23日原告余某与转让人王某于《公证处询问笔录》中签字确认，笔录中确认双方签署协议意思表示真实，转让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和法定程序（见证据三）。故原告余某于2014年12月23日即取得被告的股东资格。2、原告余某于2015年4月9日汇入被告账户的款项系公司的注册资本金。在股权转让前，原告余某作为股权受让人即知晓该股权的转让人并未履行出资义务（见证据三），在股权转让时即概括取得了原股东在该股权比例下的出资义务。2015年4月，经原告与被告的执行董事白某协商，原告同意作为被告的股东，履行股东出资义务，将100万作为被告的注册资本金汇入被告账户。3、2015年5月24日，被告召开第二次股东会，会议中原告余某对100万元为公司的注册资金予以签字确认（见证据四）。被告认为，原告汇入被告账户的100万系原告作为股东依约定投入到被告的注册资本金，该事实经原告与被告双方合意达成，原告亦在第二次股东大会的决议中对此予以了签字确认。因此，该笔100万款项系原告余某依约定给予被告的注册资本金，并非原告余某所主张的借款。二、在本案中，原告应当就其借贷关系或不当得利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原告没有证据证实有此事实。在此情况下，原告无权要求被告偿还100万元借款。原告在起诉状中要求被告偿还100万元借款，但其作为声称的出借人仅提供了电汇凭证和取款回单，并未就当事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合同关系提交相应的证据。对原告就该民间借贷事实的主张，被告不予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转帐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称转帐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另，根据深圳中院发布的《关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裁判指引（试行）》第十三条规定，出借人仅提交了款项支付凭证，没有提交其他证据证实借贷关系，借款人提出款项支付系基于另一法律关系而发生，并对款项往来作出合理解释或提供了初步证据的，出借人应就借贷关系的存在进一步举证。不能举证或举证后案件事实仍真伪不明的，依法驳回出借人的诉讼请求。被告认为，原告主张被告偿还原告借款100万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其仅依据电汇凭证主张原告与被告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理由不成立。此外，在被告已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该100万款项系公司注册资本金的基础上，原告余某应当就借贷关系的存在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为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经审理查明：2014年12月22日，原告与被告的股东之一王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中约定王某将其持有的被告的33%股权以一元人民币转让给原告,同日，被告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了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书》。2014年12月23日，原告与被告股东之一的王某在深圳市公证处对上述协议书予以公证。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双方并未就股东变更情况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此后，原告余某于2015年4月9日通过银行转账形式支付给被告人民币100万元。2015年5月24日，被告召开第二次股东会，股东会决议上载明同意余某退出被告全部股份及办理相应股权变更，并在办理公证后两个工作日内退还余某的注资款100万元。2015年8月3日，原告向王某发出“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通知”，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2015年8月7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偿还借款通知书，要求被告返还100万元资金。关于100万元款项的性质，原告庭审中称原告与被告法定代表人白某谈合作事项，计划以被告为平台开展合作，当时白某没有资金，为了帮助被告，原告向白某支付了100万元。双方当时说如果合作成功就转为投资款，即如果原告成为被告正式登记的股东后就转为原告对被告的投资款。被告庭审认为该款项为原告的出资款，该100万元不能返还给原告，否则，构成股东抽逃出资行为。以上事实有《电汇凭证》、《偿还借款通知书》、《解除通知书》、《被告工商信息查询单》、《股权转让协议书》、2014年12月22日《股东会决议》、2015年5月24日《股东会决议》、深圳公证处询问笔录、庭审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明。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根据该规定，构成不当得利返还应当具备四个要件：一方获利；另一方受损；获利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获利无法律上的原因。对“获利无法律上的原因”的证明责任分配根据获利类型不同而不同。对于给付型不当得利，“无法律上的原因”作为积极事实，应当由主张不当得利的一方证明其最初给付的原因和证明该给付基础不成立、无效、可撤销或给付基础可撤销。主张不当得利一方如果未能就“无法律上的原因”完成举证责任，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应当承担败诉风险。本案中，原告余某通过电子转账方式向被告支付100万元人民币，被告取得了该笔钱款，被告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关键就在于是否因无法律上的原因而获利。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余某变更案由，从要求被告返还借款变更为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关于款项性质，根据双方证据及庭审陈述，原告向被告支付的款项无论是原告陈述的投资款还是被告陈述的股东出资款，并非“无法律上的原因”，而是有目的，即有法律上的原因的给付。综上，原告作为给付一方，未就“无法律上的原因”予以举证证明，故被告收取原告汇款的100万元，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原告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被告返还10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判决如下：驳回余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690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预交上诉费通知次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预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胡    劭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书记员 张晓莉(兼)附录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