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川1321行初17号 原告李天碧，女，生于1954年12月6日，汉族，四川省南部县人，居民，住南部县。 委托代理人杨平（系原告之夫），男，生于1953年5月28日，汉族，四川省南部县人，南部县南隆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住南部县。 被告南部县国土资源局，住所地：南部县城桂冠路。 法定代表人蒋明胜，局长。 出庭负责人李绍国，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杜木，该局法规股股长。 委托代理人杨斌，四川建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天碧诉被告南部县国土资源局撤销房屋拆迁安置处理意见、依法落实房屋安置补偿一案，于2018年8月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8月13日立案后，同月17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9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杨平、被告南部县国土资源局的出庭负责人李绍国及其委托代理人杜木、杨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与被告的拆迁安置纠纷行政诉讼，经过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历经14年依法主张权益。2017年11月6日，南部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南行初字第10号行政判决生效后，进入执行程序，被告拒不履行生效判决中明确要求被告应履行的义务，推卸责任，作出南国土资函（2018）443号《关于履行李天碧拆迁安置协议的处理意见》，原告不服。原告之夫杨平已安置的5间宅基地是按照拆迁协议应划拨的1间、在村民小组购买的2间、与被告口头约定用拆迁安置补偿款43936元购买的2间组成的，并于十余年前双方已经实际履行了口头约定，原告之夫杨平用于修建了楼房，与原告未划拨的宅基地毫无牵连。被告不能将原告之夫杨平所分得的5间宅基地中的2间用来作为原告和杨娜、杨佳、杨莎的宅基地，这是一种不诚信的行为。综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南部县人民法院。请求：1、撤销被告南国土资函（2018）443号《关于履行李天碧拆迁安置协议的处理意见》；2、判令被告依照南部县人民法院（2015）南行初字第10号行政判决，尽快落实安置补偿种类、数量、履行方式和期限；3、支付未无偿划拨国有土地宅基地期间的过渡费。 被告辩称，一、原告一家拆迁安置协议的履行情况。2004年南部县人民政府依法对新区土地征收并进行建设，成立了新区建设指挥部。原告所在的大垭村6组属于征收范围，原告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后，被告已经向原告履行了协议书中确定的货币补偿。因需安置的拆迁户较多，宅基地的数量不够，原告的宅基地纳入第二批安置。根据南部县新区当时的还房安置政策，原告一家应安置3间宅基地。2006年初，在安置宅基地的时候，原告之夫杨平提出在被告处买了2间宅基地，要求与3间宅基地安置在一起，便于建房。双方于2005年1月17日签订了一份《拆迁安置协议书》，应再给其家安置宅基地2间。因此，一共给原告一家安置5间宅基地，被告已履行了安置补偿的相关义务。二、原告一家签订3份拆迁安置协议的说明。原告和其丈夫杨平及3个女儿共办有3个户口登记簿，其家庭共有3处房产，与被告分别签订了3份拆迁安置协议书，但协议并不对宅基地的划分产生影响。三、原告之夫杨平以地基款抵偿宅基地的情况不实。2002年，原告之夫杨平在大垭村6组购买了2间宅基地，并投入了资金进行建设。根据法律规定，该行为是无效的，但为照顾其利益，被告通过相关部门核定了其建筑物地基价款，同时照顾性的安置给原告之夫杨平宅基地2间，但需缴纳规费，扣除规费后还剩43936元，原告之夫杨平将房屋完全拆除后由被告支付。双方基于此于2005年1月17日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上述构成了原告家庭现在实际占有、使用的5间宅基地。原告之夫杨平应领取的43936元，尚未在被告处领取，原告之夫杨平提出的经被告单位领导同意该笔款项已经折抵了2间宅基地，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综上，答辩人已对原告作出了安置补偿，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复印件： 第一组：《常住人口登记卡》。证明：原告与其夫杨平及其3个女儿杨娜、杨佳、杨莎5口人均是各自独立的三户。 第二组：（2015）南行初字第10号行政判决书。证明：被告认可该判决，但未按判决履行义务。 第三组：南国土资函[2018]443号《关于履行李天碧拆迁安置协议的处理意见》。证明：被告始终错误认定原告家五口人是一家人，实际上是三户人。该处理意见证明被告未履行（2015）南行初字第10号行政判决。 经庭审质证，被告的质证意见是：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1、第1组证据证明了原告的主体问题。2、第2组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作出的认定也是被告在答辩意见中所提到的，被告事实上履行了安置义务，但程序上没有具备相关的形式要件，因此人民法院要求被告采取补救措施，并不是从根本上否认了被告没有履行拆迁安置义务。3、第3组证据，原告之夫杨平在拆迁安置前在大垭村6组购买的2间宅基地，已经修建了地基，为此被告与其签订了安置2间宅基地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 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复印件： 第一组：1、文件签收单；2、南国土资函[2018]443号《关于履行李天碧拆迁安置协议的处理意见》；3、关于李天碧、杨娜、杨佳、杨莎拆迁安置协议履行情况的会议记录；4、调查笔录2份。证明：被告通过调查核实，按照生效判决的内容对当事人安置协议是否履行完毕作出了处理意见，当事人已领取了该处理意见。 第二组：1、南府拆办发[2003]22号《关于县城西区开发建设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有关问题的通知》；2、南府拆办[2002]54号《关于实施县城西区开发建设规划拆迁单位、居民房屋的安置补偿办法》。证明：1、对原告的拆迁安置补偿有法可依。2、无论原告家五口人按一户或者分为三户，均只应安置3间宅基地。 第三组：1、原告及其丈夫杨平、女儿杨娜、杨佳、杨莎的户籍信息；2、原告之夫杨平与被告于2005年1月17日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书》；3、被告分别与原告及杨娜、杨佳、杨莎签订的2份《拆迁安置协议书》；4、被告出具的《关于杨平大垭小区住房用地调查情况》。证明：1、拆迁时，原告及家人已分成三户，每户不超过二人；2、与原告之夫杨平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证明为加快建设、兼顾群众利益，被告在对原告家安置补偿之外又安置了2间宅基地，同时证明被告履行了安置补偿职责。 经庭审质证，原告的质证意见是：1、对第一组证据中文件签收单、处理意见无异议，对会议记录有异议，原告当时不在场，不清楚。但被告核实的杨永平、鲜昌明（村民代表）负责划地基是事实。被告承认原告之夫杨平在被告处购买了2间宅基地，但这是第一批安置的。2、对第二组证据的政府文件不知情，无法发表意见，被告提到的户口问题，原告家人并不是为了拆迁而转户。3、对第三组证据户籍信息是真实的，拆迁安置协议与原告家户籍无关，当时原告夫妇已将房产分配给3个女儿。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客观真实地证明了案件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根据上述有效证据认定以下事实： 原告与其夫杨平及其女儿杨娜、杨佳、杨莎系南部县蜀北街道办事处大垭村6组农村居民户。1997年以来，原告家5口人户籍陆续农转非，分别登记在3个户籍簿上。2002年，南部县县城西区开发建设，需征收南部县蜀北街道办事处大垭村的集体土地。原告家的3处房屋均在被征收的集体土地范围内。2005年1月17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书》，被拆迁的房屋建筑面积218.94㎡，该房屋占地的土地使用者是原告。该协议第一条约定，根据拆迁政策规定，原告自愿采取无偿划拨国有土地异地重建方式进行安置补偿。2004年12月14日，原告之夫杨平与被告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书》，被拆迁房屋建筑面积66.90㎡。该房屋系原告之夫杨平的祖业房屋,无土地使用权证，土地使用权应属原告之夫杨平享有。2005年4月10日，原告之女杨娜、杨佳、杨莎与被告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书》，被拆迁房屋建筑面积625.99㎡。该房屋占地的土地使用者是原告之夫杨平。被告与原告家签订三份《拆迁安置协议书》后，按协议履行了货币补偿等义务，但未安置宅基地。 另外，2005年1月17日，原告之夫杨平与被告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书》，被拆迁的建筑物是其2002年6月24日在大垭村6组购买的2间宅基地所修建的地基。该协议约定给原告之夫杨平在规划的居民小区内安置2间宅基地，在折抵原告之夫杨平应缴纳的规费后，被告应当向其支付补偿款43936元。该协议没有约定将此款用于再给原告之夫杨平安置2间宅基地。 按照南部县人民政府拆迁安置管理办公室、南部县房地产管理局、南部县物价局作出的南府拆办发（2002）58号《关于实施县城西区开发建设规划拆迁村民房屋的安置补偿办法》：“一、因城市建设和重点工程建设拆除城镇规划区内村民的房屋，……对被拆迁房屋适当补偿后，按有关规定无偿划拨国有土地异地重建。二、异地重建无偿划拨国有土地标准……1、凡符合无偿划拨宅基地修建房屋的被拆迁户，以集体土地使用证或发票的持有者为户主，每户按实有农业人口计算宅基地面积，在规划的地段修建房屋。1-2口人的户划给临街面3.6米，3-4口人的户划给临街面7.2米，5口人（含5人）以上户划给临街面10.8米，各户宅基地进深均为14米……”的规定，每1间宅基地的标准是宽3.6米×长14米。 2006年初，被告在安置宅基地时，原告之夫杨平接受了5间宅基地的安置。当时安置宅基地的情况，被告没有与原告及其家人签订书面协议，也没有相关书面材料记载。之后，原告之夫杨平认为已安置的5间宅基地，是其本人应安置的1间、拆迁其在大垭村6组购买宅基地已修建地基安置的2间和用其应领取的拆迁补偿款43936元又购买了2间，原告和其3个女儿的宅基地还未得到安置，便多次以原告及其女儿名义到有关部门信访、上访。 2010年，原告以要求被告履行拆迁协议为由，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在审理过程中，原告于2013年10月23日撤回起诉。2013年12月17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2017年11月6日，本院作出（2015）南行初字第10号行政判决：“一、2005年1月17日，原告李天碧与被告南部县国土资源局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书》合法有效。二、被告南部县国土资源局在本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采取补救措施，核实原告李天碧安置补偿情况，以书面形式告知原告李天碧。对未履行拆迁安置协议的部分，双方可通过协商，形成书面的意见，如协商不成的，被告应当依法作出书面的安置补偿决定，明确安置补偿种类、数量、履行方式和期限等。”。 该判决生效后，被告于2018年8月6日作出南国土资函（2018）443号《关于履行李天碧拆迁安置协议的处理意见》：1、宅基地安置份额已经到位。原告家虽然有3个户籍登记簿，即原告之夫杨平、原告与其女儿杨莎、原告之女杨娜和杨佳各1个，但是，按照南府拆办发（2002）58号《关于实施县城西区开发建设规划拆迁村民房屋的安置补偿办法》的规定，原告家的户籍登记情况不影响其安置宅基地的数量，只能安置3间宅基地。被告将其作为1户将3间宅基地安置在一起是正确的。2、货币补偿已落实。在拆迁安置补偿过程中，被告将原告家签订的3份《拆迁安置协议书》作为一个整体与之协商安置。针对原告之夫杨平原在大垭村6组购买的2间宅基地已经修建地基的问题，被告与原告之夫杨平于2005年1月17日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书》，认可其购买宅基地的事实，原告之夫杨平拆迁后，给其在同一区域再安置宅基地2间；经计算，原告之夫杨平补缴规费后，被告应向其支付补偿款43936元。3、原告之夫杨平要求以其应领取的补偿款43936元再安置2间宅基地无事实依据。原告不服该处理意见，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是征收集体土地涉及的房屋及附属物的安置补偿，双方当事人对货币补偿金额和安置宅基地异地自建的方式无异议，争议的焦点是被告是否已经为原告安置宅基地的问题，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说明。 一、原告应当得到安置宅基地的数量。原（乙方）、被告（甲方）双方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书》第一条“根据拆迁政策规定，乙方自愿采取无偿划拨国有土地异地重建方式进行安置补偿”。没有对原告应当得到安置宅基地的数量进行约定，但约定了安置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是南府拆办发（2002）58号《关于实施县城西区开发建设规划拆迁村民房屋的安置补偿办法》。该办法规定，以房屋占地的土地使用权人为户主，并结合该户的农业人口数量，确定安置宅基地的数量。说明安置宅基地的标准不是以签订协议的份数、户籍登记簿和房屋的使用者为根据。按照该办法规定的安置标准，1-2口人的户安置1间，3-4口人的户安置2间，5口人（含5人）以上的户安置3间。因此，原告家5口人，无论分别以原告和其夫杨平各为一户，还是将原告一家作为一户，安置宅基地的数量只能是3间。 二、被告是否已经履行了安置宅基地的义务。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显示，2006年初，原告之夫杨平已经接受了5间宅基地的安置，这其中不仅包含了按南府拆办发（2002）58号《关于实施县城西区开发建设规划拆迁村民房屋的安置补偿办法》应当给原告一家安置的3间宅基地，也包含了拆迁原告之夫杨平在大垭村6组购买宅基地已修建地基安置的2间。原告主张的其夫杨平用应领取的拆迁补偿款43936元向被告购买了2间的事实无证据证明。因此，被告已经向原告履行了安置宅基地的义务。 综上，被告在安置原告一家宅基地的时候，虽然没有建立书面材料，但是原告一家已经获得安置的客观实际情况，符合双方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和安置补偿办法的要求。因此，被告作出南国土资函（2018）443号《关于履行李天碧拆迁安置协议的处理意见》，有事实根据，符合情理，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无事实根据。至于原告之夫杨平认为其用应领取的拆迁补偿款43936元向被告购买了2间宅基地的问题，可另行主张权利。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天碧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李天碧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柴洪林 人民陪审员  何 蓉 人民陪审员  杨文斌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罗 茜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