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粤03民特623号申请人（仲裁第二被申请人、第二反请求申请人）：惠州市毅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阳区淡水白云五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3566692093N。法定代表人：黄某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亚琴，广东朗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梦君，广东朗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仲裁申请人、反请求被申请人）：李国贤。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银华，广东深鹏律师事务所律师。仲裁第一被申请人、第一反请求申请人：惠州市汉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区**开城大道南路**富康国际综合楼**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0797708523U。法定代表人：黄水信。申请人惠州市毅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毅霖公司）与被申请人李国贤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4日立案后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毅霖公司请求：撤销（2017）深仲裁字第2XX号仲裁裁决（以下简称2XX号裁决）。事实和理由：一、毅霖公司与李国贤之间并没有达成合法有效的仲裁协议,仲裁庭违法作出裁决。2011年7月17日、2013年6月18日,惠州市汉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富公司）与李国贤先后签订了两份《项目合作开发协议合同书》（以下简称2011年协议和2013年协议）。2015年12月18日,汉富公司、李国贤、黄某兴、黄某其以及毅霖签署了《千X茗居项目合作开发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仲裁案件中,《补充协议》并未约定仲裁条款,仅2011年协议和2013年协议中约定了争议解决方式,即协商不成的,向深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解决。并且,根据《裁决书》第2页第1—3行的相关表述,仲裁委是根据2011年协议和2013年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条款及李国贤的仲裁请求受理的仲裁案件。但是,毅霖公司并非2011年协议和2013年协议的合同签订方,毅霖公司与李国贤之间并没有达成仲裁协议,两者关于履行《补充协议》而产生的纠纷,不应适用2011年协议和2013年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条款。同时，李国贤提出的仲裁请求系依据《补充协议》的相关约定提出的,并非依据2011年协议和2013年协议。虽然《补充协议》名为2011年协议和2013年协议的补充协议,但是《补充协议》与2011年协议和2013年协议的签订主体不同,合同目的不同,合同内容不同,在协议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补充协议》并不适用2011年协议和2013年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条款。二、仲裁裁决的内容超出当事人仲裁请求的范围。（一）李国贤仲裁请求的内容是以“增资扩股”的形式,在向汉富公司“增资752万元后”,取得汉富公司41%的股权。而仲裁裁决却以“股权转让”的形式,违法裁决毅霖公司以“零对价”,转让其享有的汉富公司的41%的股权至李国贤名下。仲裁裁决明显超出仲裁请求的范围,应当依法撤销。仲裁案件中,李国贤的第一项仲裁请求为：“请求裁决李国贤向汉富公司增资752万元后,汉富公司、毅霖公司将汉富公司41%的股权登记至李国贤名下”,是李国贤以《补充协议》的合同约定为基础,提出的“以增资扩股的方式取得汉富公司41%的股权”的仲裁请求,而仲裁庭却超出其仲裁请求的范围违法裁决：“汉富公司、毅霖公司协助李国贤将汉富公司41%的股权变更登记至李国贤名下”。由于,目前汉富公司的股东仅为毅霖公司和李国贤,其中毅霖公司持有汉富公司90%的股权,李国贤持有10%的股权。因此,该项裁决强行处分了毅霖公司的股权,通过“股权转让”的形武,使李国贤在“无需向毅霖公司支付任何对价”的情况下直接取得汉富公司41%的股权,系超出仲裁请求的违法裁决,应当依法撤销。（二）仲裁庭将“增资扩股”和“股权转让”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民事法律行为相互混淆,违法裁决,明显超出了仲裁请求的范围,应当依法撤销。“增资扩股”和“股权转让”涉及的资金性质不同,交易对象亦不相同。第三方以“增资扩股”的形式取得目标公司的股权,获得资金的是目标公司,资金的性质是目标公司的资本金。而股权转让则不同,资金由目标公司的股东受领,资金的性质是股权转让的对价。“增资扩股”和“股权转让”后,目标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不同,41%的股权所对应的股权价值亦不同。在增资扩股中,目标公司获得更多的资本金,公司的整体实力增强,而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目标公司并不会获取到任何的资金。增资前后,目标公司的注册资本是不同的,股权的价值亦是大为不同。但是,仲裁庭却将“增资扩股”和“股权转让”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民事法律行为相互混淆,在毅霖公司未与李国贤签订任何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前提下,以“股权转让”的方式,强行处置毅霖公司的股权,并要求毅霖公司以“零对价”将其持有的汉富公司41%的股权变更登记至李国贤名下,系超出仲裁请求的违法裁决,应当依法撤销。三、仲裁庭剥夺了毅霖公司的基本诉权,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从李国贤提出的第一项仲裁请求：“请求裁决申请人向第一被申请人增资732万元后”中的“后”字可以看出,李国贤并未就”取得股权的方式请求仲裁庭进行确认。并且,根据李国贤提交的《仲裁申请书》、《代理意见》以及仲裁裁决等材料,李国贤的仲裁请求和仲裁案件中双方的争议焦点均围绕着：1.李国贤“增资扩股”的条件是否已经成熟？2.《补充协议》是否就李国贤进行“增资扩股”的时间节点和比例作出了明确约定？3.没有股东大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可以进行“增资扩股”？并且,毅霖公司从未对“李国贤是以增资扩股的方式,还是股权转让的方式取得股权”进行过任何的说明,发表过任何的意见。仲裁庭超出仲裁请求的内容违法裁决,实质上剥夺了毅霖公司就仲裁请求进行答辩的合法权利,应当依法予以撤销。本案询问时，毅霖公司补充其申请理由：仲裁庭对于毅霖公司在指定期间内提交的补充证据未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举证、质证，且没有在仲裁裁决中进行任何的补充说明，剥夺了毅霖公司举证的权利，程序违法。毅霖公司称，2017年6月26日李国贤就仲裁反请求提供了补充证据，所以在同一天仲裁庭出具了质证通知书，要求毅霖公司在7天内发表相应的质证意见，在指定的期限内毅霖公司就李国贤的证据及其观点发表了质证意见，并提交了反驳证据，仲裁庭对毅霖公司的该证据没有组织质证、也没有采纳，在裁决中也没有任何的说明。毅霖公司主张仲裁庭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0条、《仲裁规则》第40条的规定。李国贤答辩称：一、双方对于争议事项有明确合法有效的仲裁协议约定。李国贤与汉富公司签订的2011年协议、2013年协议有明确的关于仲裁条款的约定，虽然毅霖公司不是2011年协议、2013年协议两个协议的合同签订方，但李国贤与汉富公司、毅霖公司等三方于2015年12月18日针对2011年协议、2013年协议签订的补充协议中，毅霖公司明文确定同意该补充协议之全部内容。同时，三方在补充协议第7条中明确约定，该补充协议作为2011年协议、2013年协议之有效补充，如有与2011年协议、2013年协议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为准，其他按照2011年协议、2013年协议履行。该一系列约定充分证明，毅霖公司同意认可2011年协议、2013年协议约定的仲裁条款。深圳市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4月26日作出（2017）深仲受字第2XX号《决定书》，认定深圳市仲裁委员会对该案有管辖权，驳回毅霖公司关于该案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二、仲裁裁决的内容与仲裁请求完全一致，没有超出仲裁请求的范围。在李国贤与汉富公司就千X茗居项目的2011年协议、2013年协议及补充协议中约定，李国贤根据约定履行建设义务达到一定进度后（即获得千X茗居项目1-2栋、3-4栋预售许可证），即可获得汉富公司股权，毅霖公司作为协议签订时汉富公司的唯一股东对此予以同意。当李国贤已达到补充协议约定的股权变更条件时，毅霖公司未按约定将其持有汉富公司的41%股权变更，故李国贤根据2011年协议、2013年协议及补充协议中约定，向深圳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要求毅霖公司履行股权变更义务。经深圳仲裁委查明事实，李国贤已达到股权变更的条件，同时毅霖公司与汉富公司在仲裁庭上也确认李国贤在千X茗居项目的投入上，仅是投入到汉富公司账户上的部分也超过2500万元（远超汉富公司的注册资金）。仲裁裁决书中并未裁决李国贤以股东转让的方式拥有汉富公司41%的股权，李国贤提出增加注资752万元变更股权，系李国贤单方意愿，并非李国贤约定或法定义务，因此不属于仲裁请求范围。三、仲裁裁决充分保障了仲裁各方的基本诉权，程序合法。没有证据证明仲裁裁决的程序有违法情形，且仲裁裁决书明确记载，仲裁审理期间毅霖公司不仅提交了答辩意见或代理意见，还提起了反申请。因此，毅霖公司关于仲裁裁决剥夺了其基本诉权，与事实完全不符。综上所述，毅霖公司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申请。汉富公司未陈述意见。经审查查明：甲方汉富公司与乙方李国贤签订的2011年协议（汉富公司盖章的同时有代表人黄某兴签字）、2013年协议（汉富公司盖章的同时有代表人黄某其签字）均在第九条约定：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相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向深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由仲裁委根据仲裁规则裁决。甲方1汉富公司-黄某兴、甲方2汉富公司-黄某其、乙方李国贤、相关方**霖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写明毅霖公司是汉富公司之全资股东，毅霖公司同意以下补充协议之全部内容，其中第四条约定：经甲乙两方协商一致，并经毅霖公司同意，乙方在汉富公司中的股权比例按以下方式变更……第六条约定：甲乙双方一致确认，本补充协议系2011年协议、2013年协议之有效补充，本补充协议与2011年协议、2013年协议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其他则仍按2011年协议、2013年协议履行；第八条约定：本补充协议自甲方1、甲方2及乙方签字盖章，并经毅霖公司盖章后生效。该《补充协议》未约定争议解决方式，甲方1处有汉富公司盖章、黄某兴签字，甲方2处有黄某其签字，乙方处有李国贤签字，相关方**霖公司处有毅霖公司盖章。深圳仲裁委员会根据2011年协议及2013年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及李国贤的仲裁申请,于2017年3月1日受理了李国贤与汉富公司、毅霖公司之间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案,受案号为（2017）深仲受字第2XX号。仲裁的审理程序适用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以下简称《仲裁规则》）。汉富公司、毅霖公司分别于2017年3月31日、2017年4月1日向深圳仲裁委员会提交了《管辖异议申请书》。深圳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4月26日作出（2017）深仲受字第2XX号《决定书》,驳回汉富公司、毅霖公司关于仲裁管辖权异议的申请,仲裁程序继续进行。李国贤仲裁请求：1.裁决李国贤向汉富公司增资752万元后,汉富公司、毅霖公司将汉富公司41%的股权登记至李国贤名下；2.裁决汉富公司、毅霖公司承担本案的仲裁费用；汉富公司、毅霖公司提出仲裁反请求：1.确认汉富公司与李国贤在2011年7月17日签订的《项目合作开发协议合同书》及汉富公司与李国贤在2015年12月18日签订的《千X茗居项目合作开发补充协议》于2017年5月21日解除；2.裁决李国贤承担汉富公司代李国贤垫付款项的利息损失124963.32元（暂计算至2017年5月,实际应计算至付清之日为止）；3.裁决李国贤将其名下汉富公司10%的股权变更登记回毅霖公司名下；4.裁决由李国贤承担本案的全部仲裁费用。仲裁庭意见与本案审查有关的部分：“二、关于李国贤请求裁决李国贤向汉富公司增资752万后,汉富公司、毅霖公司将汉富公司41%的股权登记至李国贤名下的仲裁请求。补充协议第四条为汉富公司股权变更设定的条件,是在千X茗居项目1、2栋和3、4栋取得预售许可证25日内,股权变更的形式为以增资扩股的方式进行。依补充协议的约定,在千X茗居项目1、2栋和3、4栋分别于2016年1月14日、2016年5月27日取得预售许可证后,李国贤与汉富公司、毅霖公司即应于2016年2月18日、2016年6月22日之前分别完成李国贤持有第二笔、第三笔汉富公司股权的变更手续。至于第二笔、第三笔股权变更的比例,虽然补充协议没有具体列明,但从第一笔变更10%、第四笔变更20%,第四笔变更后,李国贤拥有汉富公司的股权累计达到71%的约定来看,第二笔、第三笔股权变更的比例为41%是明确的。关于汉富公司增资扩股的增资金额、出资比例,补充协议没有列明。从2011年协议、2013年协议及补充协议已对千X茗居项目的分配比例进行了设定,补充协议又约定了与千X茗居项目无关的汉富公司的其它资产、债权、债务及其它经营活动均与李国贤无关等事实来看,汉富公司的股权变更、变更前后的股权结构与千X茗居项目的利润分成和汉富公司名下财产的分配均无关系,从上述协议的内容来看,股权变更是为了保障李国贤的投资权益,故不能以估值的方式来确定增资金额、出资比例。事实上,李国贤对汉富公司名下千X茗居项目的投资金额,已经超过了汉富公司的注册资金。因此,李国贤只要依约完成出资、建设任务,即完成了增资义务,就可以按补充协议的约定逐步增持相应的股权。至于李国贤提出按第一笔股权变更的增资比例,推算出增持41%的股权需再向汉富公司增资人民币752万元的请求,属于李国贤自行处置其财产权益。李国贤有权自行处置其财产权益,但该请求不属于李国贤主张权利的范围,仲裁庭不予审理。对李国贤的要求按补充协议约定变更股权的请求,仲裁庭予以支持。汉富公司、毅霖公司提出了股权变更未签订增资扩股合同、未对增资扩股的具体事项作出明确约定、未经三分之二以上的股东表决,以及李国贤违约造成汉富公司股东之间不能达成正式的增资扩股合同及股东会决议等抗辩意见。仲裁庭认为,李国贤与汉富公司、毅霖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中关于股权变更的约定,已经具备了增资扩股合同的主要内容,持有汉富公司100%股权的毅霖公司,也有权决定汉富公司的股权变更事宜。再因已生效的94号裁决、2288号裁决均否定了汉富公司、毅霖公司所主张李国贤的违约事实、驳回了汉富公司、毅霖公司要求追究李国贤违约责任的仲裁请求,故汉富公司、毅霖公司的上述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仲裁庭不予采信。”深圳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3月2日作出232号裁决：一、汉富公司、毅霖公司协助李国贤将汉富公司41%的股权变更登记在李国贤名下；二、驳回汉富公司、毅霖公司的仲裁反请求；三、本请求仲裁费人民币86510元、反请求仲裁费39610元,均由汉富公司、毅霖公司承担。本请求仲裁费李国贤已预交,汉富公司、毅霖公司应承担部分由汉富公司、毅霖公司迳付李国贤。上述裁决应在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本院认为，本案为申请撤销国内仲裁裁决案件，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审查。根据毅霖公司的申请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毅霖公司与李国贤之间有无合法有效的仲裁协议；二、仲裁裁决内容是否超出了当事人仲裁请求范围；三、仲裁程序是否违反法定程序。关于争议焦点一。毅霖公司主张毅霖公司与李国贤之间没有达成合法有效的仲裁协议。本院认为，汉富公司与李国贤签订的2011年协议、2013年协议第九条约定的仲裁条款合法有效。汉富公司、李国贤、毅霖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中已写明毅霖公司同意该《补充协议》之全部内容，且约定该《补充协议》系2011年协议、2013年协议之有效补充，与2011年协议、2013年协议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为准，其他则仍按2011年协议、2013年协议履行。因《补充协议》未约定争议解决方式，故《补充协议》的争议解决方式应按2011年协议、2013年协议约定的仲裁条款履行。综上，毅霖公司与李国贤之间就《补充协议》的纠纷存在与2011年协议、2013年协议约定的仲裁条款相同的仲裁协议。关于争议焦点二。毅霖公司主张李国贤仲裁请求是以“增资扩股”的形式要求取得汉富公司41%股权，而仲裁裁决却以“股权转让”的形式裁决毅霖公司转让其享有的汉富公司41%股权给李国贤，超出了李国贤仲裁请求范围。本院认为，李国贤仲裁请求李国贤向汉富公司增资752万元后,汉富公司、毅霖公司将汉富公司41%的股权登记至李国贤名下，仲裁庭裁决汉富公司、毅霖公司协助李国贤将汉富公司41%的股权变更登记在李国贤名下，从裁决结果看并没有超出李国贤仲裁请求范围。从裁决理由看，也不存在毅霖公司上述主张的情形，而且裁决理由是否正确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故，毅霖公司有关仲裁裁决内容超出了李国贤仲裁请求范围的主张不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三。毅霖公司主张仲裁庭超出仲裁请求的内容违法裁决,实质上剥夺了毅霖公司就仲裁请求进行答辩的合法权利；仲裁庭对其庭后提交的反驳证据没有组织质证，也没有在仲裁裁决中进行说明，剥夺了毅霖公司举证的权利，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0条、《仲裁规则》第40条的规定。本院认为：1.仲裁裁决并未超出仲裁请求范围，毅霖公司对李国贤的仲裁请求已进行答辩，仲裁庭没有剥夺毅霖公司进行答辩的权利；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是指违反仲裁法规定的仲裁程序和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则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决的情形。”因此，仲裁程序是否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均不构成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仲裁规则》第四十条规定：“证据应当在开庭时出示并由当事人质证。书面审理案件的证据和庭审中或开庭后提交的证据，在送达给其他当事人并给予合理的书面质证期间后，亦可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证人应当出庭接受当事人和仲裁员的询问。未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仲裁庭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毅霖公司庭后提交的反驳证据并没有作为仲裁庭认定事实的依据，仲裁庭未对该证据组织质证不违反《仲裁规则》的上述规定。至于该证据是否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是否在仲裁裁决书中予以说明，属于仲裁庭如何采信证据、认定事实的范畴，不构成仲裁程序违法的理由。综上，毅霖公司申请撤销232号裁决的理由均不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惠州市毅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申请。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00元，由申请人惠州市毅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审判长 邓  晓  琴审判员 林  建  益审判员 赵  雪  琳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陈永雪（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一）没有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人民法院经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决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销。第六十条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撤销裁决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撤销裁决或者驳回申请的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