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303民初4088号 原告：山东贝尔华韵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淄博市张店区王舍路西首（房家工业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3782304999Q。 法定代表人：冷家栋，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山东正大至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强，山东正大至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淄博山河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桓台县索镇镇兴桓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21756373106C。 法定代表人：巩向宝，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英，女，1973年6月7日出生，汉族，系该单位会计，住山东省桓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乃柱，山东普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山东贝尔华韵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尔华韵公司”）与被告淄博山河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河公司”）、淄博山河医药有限公司新城批发部（以下简称“山河公司新城批发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1月22日作出（2013）张商初字第919号民事判决书，宣判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2日作出（2017）鲁03民终1887号民事裁定书，撤销本院（2013）张商初字第919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在发回重审过程中，原告于2018年8月24日向本院提出申请，以山河公司新城批发部已经被注销为由，撤回对于山河公司新城批发部的起诉。本院作出（2018）鲁0303民初4088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撤回对山河公司新城批发部的起诉。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王立强、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英、马乃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贝尔华韵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偿还货款4488026.30元，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山河公司新城批发部自2012年以来多次与原告发生业务关系，现尚欠货款4488026.3元未支付，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拒不付款。为维护原告之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货款4488026.3元，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本案在发回重审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山河公司偿还货款2946668.93元，事实与理由为经查实有部分货款业务员已经收到，但业务员没有交给原告单位，被业务员个人侵占。 被告山河公司辩称，原告诉求与事实不符，原告给被告供药，被告均及时付款，并且被告在2013年6月25日、7月1日、7月31日分三次预付原告购药货款2567280元，被告不但不欠原告货款，原告欠被告预付款，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保留追偿的权利；原告起诉所提交的销售合同、销售单并非是原、被告买卖药品业务真实交易发生时产生的原始凭证，在被告不认可的前提下，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使用。2013年8月1日，原告业务员孙轶男带着大量的销售合同、销售单找到被告单位周志英，讲原告为了完善财务手续，进行GSP认证，与国药控股公司合作，需要在销售合同、销售单上盖章，周志英考虑到被告不欠原告款项，双方合作一直很好，为了配合原告的工作，把被告的印章交给了孙轶男，让孙轶男加盖。原告起诉后，被告发现被告单位加盖印章的销售合同、销售单与真实发生业务的销售合同、销售单不一致。原、被告应提交实际发生业务时的销售合同、销售单，以便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原告卖药均是高开低走，差价销售，销售合同、销售单上载明的药物价格并非是买卖双方的实际成交价格。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当事人有异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原告贝尔华韵公司提供下列证据： 1、原告贝尔华韵公司及被告山河公司均加盖印章的销售合同83份、与销售合同对应的原告及山河公司新城批发部均加盖印章的销售单83份，证明自2012年12月至2013年7月原告与山河公司新城批发部发生药品买卖合同关系，经过原告与被告对账，共计价款21542919.93元。被告对上述证据提出异议：销售合同和销售单都不是实际发生业务时原始的业务往来凭证，原始凭证都在被告手中，原告起诉提供的销售合同和销售单是2013年8月1日，原告的业务经理孙轶男带着未盖章的销售合同和销售单找到山河公司新城批发部，以原告迎接GSP认证、完善财务制度、需要所有的往来凭据为由，在未经被告审查的情况下，孙轶男加盖的印章；其中17笔业务未实际供货，2笔小额的业务（66.42元和724.80元）已做退货处理，1笔9780元的业务系快到期药品属于赠品。孙轶男盖的销售合同为四联单，其中的红联留给了被告。实际发生业务共63笔，按合同价应为19762945.10元，实际结算价为16853075元。被告对于主张的赠品无证据提交，提交销售单一份、退货单一份，证明2013年6月5日价值724.80元的牛黄解毒片已经退货。原告对于2013年6月5日价值724.80元的牛黄解毒片的销售单无异议，对退货单因无原告的公章不予认可。 2、孙轶男写给原告单位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截止到2013年8月2日，被告尚欠原告货款434万元。原告提出这份说明是在孙轶男自愿、没有受到任何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能够反映被告当时欠款的事实，与被告谈到的桓台县公安局询问笔录是相互矛盾的。被告质证认为，该情况说明与被告提交的致歉信是相互一致的，致歉信的内容就说明了形成情况说明的过程，两份证据相互印证了原告提供虚假销售合同、销售单以及原告同意孙轶男降价销售，实际上降价销售是避税销售，还有孙轶男被限制人身自由的真实性写照。 3、原告制作的发货统计表，证明孙轶男所谓的批改价格毫无规律可言，任意在销售单上填写价格，部分单据上只有数字没有签字，是谁修改不得而知，修改幅度最高达84.85%，仅此一项原告单位亏损近300万元。被告质证认为，该证据为原告单方制作，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从原、被告提交的证据看，原、被告的业务往来完全是即时清结，原告每次销售给被告的货物，将销售货物的销售合同、销售单红、白联全部交付给被告，被告将货款交付给原告，原、被告之间形成真实的交易63笔，从销售到回款完全证实了原、被告之间是每笔业务进行清算，并不是将所有业务最后汇总清算，被告提供的销售合同、销售单及回款足以证实，原告已经认可孙轶男回收的货款是被告支付给原告的货款，孙轶男和被告发生的每笔业务都是即时清结。 被告山河公司提供下列证据： 1、原、被告原始业务往来销售合同66份、销售单红联、白联各66份，包含被告认可的原告起诉的63份，有3份原告没在本案中起诉。被告陈述业务流程为原告业务经理孙轶男带着销售合同、销售单的红联、白联到山河公司新城批发部，孙轶男在白联上批注价格，白联是第一联，在白联上批注，复印到红联上，应当是销售单、红联、白联被告盖章后，孙轶男将白联和销售单带回原告处，因为被告基本上即时清结货款，所以孙轶男不再把应当带走的白联带走，被告不再签字确认收货，不再打收货单。上述证据证明双方真实的业务往来情况，原告业务员孙轶男对交易的真实价格进行了批注，销售单上的价格是含税价格，批注的价格是真实的交易价格。原告质证认为，销售合同应当双方都盖章，销售单的白联应当在原告手中，所谓的批注都在白联上，被告提供的销售合同、销售单没有实际履行，不属实。原告提供的销售合同、销售单是双方对账的结果，而且双方对账的价格不存在批注的问题，是被告对价格的认可。前期做业务时不规范，单子都放在被告处了。被告提供的销售单不全，双方发生业务量应以最后一次对账为准，销售单上用钢笔批改的价格是不是孙轶男写的原告不清楚，即使是孙轶男写的原告也不认可，孙轶男无权修改价格，应由单位的调价单来修改价格。为证明销售单中孙轶男的签字是孙轶男的笔迹，被告提交原、被告认可的孙轶男签字的收据一张。 2、未发生真实业务、2013年8月1日盖章、原告起诉时未提交的销售合同、销售单4份，包含2013年1月9日530880元、2013年1月23日331800元、2013年6月3日2289420元、2013年6月3日497700元，其中2013年6月3日的 2289420元在原告起诉后，被告发现该业务数额巨大，到药监局查实交易没有实际发生，但单子被告也盖章了，被告也有单子，证明2013年8月1日被告盖章的销售合同、销售单不能作为双方真实发生业务的证据使用。原告质证认为，这4张单子不在本案起诉里面，原告未见过这4张单子，与本案无关。 3、监控视频录制光盘一份，被告提出原、被告均认可2013年8月1日原告起诉提交的证据被告加盖了公章，原告主张是原告单位的财务经理、业务员、工作人员到被告单位对账后加盖的被告的公章，事实上是孙轶男一个人去被告单位，仅仅用了几分钟时间加盖完毕，不存在对账的事实，不存在后补合同与原始合同对比的问题，原告起诉证据中包含有170余万元的虚假业务，证明不能以原告后补的合同作为证据。原告提出，该录像不一定是盖章时录的，孙轶男经常去被告处送货，不能说明孙轶男去盖章，原告只说是8月份，并没有指明是8月1日。被告应当对加盖的销售合同、销售单承担责任。 4、法人授权委托书一份，原告授权孙轶男为淄博地区负责销售业务的洽谈，有效期自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证明孙轶男代表原告与被告发生业务系受原告书面授权，根据委托书中授权的内容其中有签订产品销售合同，被告认为产品销售合同内容当然包括药品的定价，孙轶男批改的价格，应当是履行职务行为，而且被告已经按照这一方式履行了近2000万元的付款义务，原告现在无权更改协商议定并履行的货款价格。原告质证认为，授权委托书说明只是合同洽谈、签订合同，并没有下调价格的权利，合同价格双方已经商谈清楚，而且经过双方对账，对销售价格重新认定，双方均认可，委托书并不委托孙轶男更改价格。 该法人授权委托书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5、（2015）张刑初字第149号刑事判决书一份，被告提出该判决书中证人于某系原告的财务人员，在本案起诉后，公安机关侦查落实原、被告业务往来时，于某认可向被告的医药销售金额共计20349113.30元，因为刑事案件证人如作伪证要承担刑事责任，该数据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原、被告双方的业务往来情况，侧面印证了原告诉求的证据中存在不真实的交易证据，但该数据是从2012年7月开始的全部业务，不仅仅是本案中的业务。原告质证认为，于某不是单位财务人员，只是出纳，这也只是证人证言，不能证实双方的业务量。 该证据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6、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查询一宗、桓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新城镇西分社周某1账号转账流水查询、回单、中国农业银行电子银行交易回单一宗、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银行卡存款凭条、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明细对账单、中国农业银行记账凭证、证人周某1、马某、周某2的证人证言等，证明被告转入了原告业务员孙轶男名下1705530元，加上原告认可的被告转入原告业务员孙轶男或者财务人员于丛丛账户中的货款16890721元，被告共计支付原告货款18596251元，被告支付货款价格都是孙轶男批改价格，业务往来都是当天供货当天付款即时清结。 本案审理过程中，经过原、被告对账，原告认可被告已经支付货款18596251元，包含被告陈述的预付款。 对于被告已经支付原告货款18596251元（含预付款），原、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7、孙轶男给被告书写的预收购药款收到条3份，金额为 2567280元，加盖原告单位现金收讫章，证明原告存在预付款，被告不欠原告货款。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承认已经收到该款，但提出是货款，不是预付款，被告主张不欠原告货款与事实不符。被告提出预付款是专项药品的预付款，大部分货物被告没有收到，被告保留诉权。本案发回重审过程中，原告承认确实收到被告的预付款，是针对专项药品的预付款。 对于上述证据原、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8、淄博环球医药公司的销售单4份、原告对应时间同等药品的销售单4份，证明淄博环球医药公司卖给药店的价格远远低于原告起诉的合同上的供货价格，进一步说明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不以合同价格买卖，而是以孙轶男批改的价格买卖。原告质证认为，这是淄博环球医药公司的销售单，与本案无关。 9、被告公司医药销售单4张及对应的从原告进货的销售单，证明被告销售从原告购买的药低于合同价格，高于孙轶男批改的价格，如果按原告起诉的合同价格被告则赔了。原告质证认为，与本案无关，这是被告向外批发药的价格。 10、2013年6月5日牛黄解毒片共724.80元，一开一冲抵消了，原告并未实际供货，但是原告在起诉时将未供货的药品数额计算进去了。原告质证认为，该证据看不出什么情况，原告起诉都是实际履行的被告未付款的部分。 11、江苏康源药业公司业务员李秀杰的告知付款数额的短信一份，证明该批货物经过了原告公司开票，但是款应该给江苏康源药业公司，但是原告起诉也计算进了该款，而且从短信上也证明票面金额是21852元，实际结算数额为17452元，这也符合医药公司的行规，该款不能作为原告起诉被告的欠款，应当由江苏康源药业公司向被告主张权利。原告质证认为，看不出与原告有关，对该证据证明的事实不认可。 12、2013年6月3日销售合同一份、药品销后退回申请单一份，证明该合同是原告单位业务员孙轶男补盖公章时给被告留下的，此合同中记录的江中健胃消食片合同价格是2289420元，在原告起诉后，被告找到药监局，药监局核查时原告承认所供的江中健胃消食片2289420元是虚假的，并未给被告供此货物。被告要求原告对于被告提出异议的药品提交进、销、存的相关证明，以证明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时被告提出该证据也可以证实并非是原、被告对账后被告加盖的公章。原告质证认为，这两份证据都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且此笔业务不在原告起诉范围内。 13、录音材料一份，证明孙轶男承认差价销售是原告的一种营销策略。另外，原告威胁孙轶男，不允许孙轶男出来作证。原告质证认为，录音是何时、何人录的原告不清楚，对该证据不认可。 14、孙轶男书写的致歉信复印件一份及快递单复印件，证明原告与被告、淄博圣禧堂医药有限公司、淄博三益医药有限公司发生业务的合同价与实际价格发生变化的事实、孙轶男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事实以及原告制作虚假销售合同、销售单的事实。原告质证认为，致歉信为复印件，原告从未见过，即便是真实的，出具时间原告不清楚，对致歉信不予认可。 本院依被告山河公司的申请调取了桓台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对周志英、孙轶男的询问笔录。原告质证认为，该询问笔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理由为：1、桓台县公安局没有对询问的案件事实立案，印证了被告所主张的原告诈骗不存在；2、孙轶男的陈述与事实不符，而且属于证人证言，孙轶男应当出庭；3、孙轶男与本案有重大的利害关系，其因为挪用原告资金被张店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桓台县公安局违法办案，法律规定公安局不能插手经济纠纷，孙轶男的批改价格不存在，后期原、被告双方对价格进行了确认。被告陈述前后矛盾，不能相互印证；4、该询问笔录形式不合法，询问人和记录人只有一人，按照法律规定，询问证人或犯罪嫌疑人应为两人，因此该询问笔录不符合法律规定。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从对孙轶男的询问笔录可以证实：1、孙轶男是原告的业务经理；2、原、被告之间发生的业务往来全部是由孙轶男代表原告实际履行；3、批改价格确实存在并且被告已经按照批改价格全部付清货款；4、孙轶男认可尚欠被告预付款160余万元；5、该询问笔录询问人是两个人，记录人是一个人，询问笔录和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证明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原告依据的销售合同、销售单是虚假的，应该承担虚假诉讼的责任。 本院询问原、被告是否能提供孙轶男出庭作证，原告提出因为孙轶男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孙轶男因为挪用原告单位资金146万元被判刑了，有没有出狱原告不清楚，无法让孙轶男出庭作证。被告提出多次找孙轶男出庭作证，孙轶男迫于原告的压力，不愿出庭作证，但孙轶男说明在桓台县公安局以及张店公安分局都已经如实陈述了涉案的事实。 本院认为，原告贝尔华韵公司提供83份销售合同及销售单，主张原、被告发生药品买卖合同关系，共计价款21542919.93元，被告尚欠原告货款2946668.93元。被告山河公司不予认可，主张原告提供的证据不是原、被告实际发生业务的凭证。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被告都认可原告提供的销售合同、销售单是2013年8月份加盖的被告单位的公章，但原告主张该销售合同、销售单是经过原告与被告对账后，被告加盖的公章，是原、被告双方对于药品买卖价格、原告供给被告的药品数量的确认，而被告主张该销售合同、销售单是原告单位业务员、原告与被告的药品买卖业务的经办人孙轶男以原告单位要迎接GSP认证、完善财务制度等为由，要求被告配合工作，被告因为信任孙轶男，而且考虑到货款已经全部付清，为了支持原告的工作，被告让孙轶男加盖的公章，不承认原告的主张。综合分析经被告申请本院调取的桓台县公安局经侦大队的询问笔录、原告提供的孙轶男书写的情况说明、被告提供的孙轶男书写的致歉信、被告提供的2013年8月份孙轶男去被告单位的录像，结合原、被告发生业务的实际情况、被告提供的2012年12月至2013年7月的原始业务往来销售合同和销售单、被告提供的孙轶男补盖公章后留给被告的部分销售合同和销售单等，应当认定原告主张其提供的证据系经过双方对账后的对账单，证据不足，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贝尔华韵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孙轶男负责淄博地区的药品销售业务的洽谈，与当地医药经营单位签订产品销售合同，孙轶男持原告的授权委托书，与被告洽谈药品买卖业务，从货物的交付到货款的收付均由孙轶男全权处理，孙轶男在被告不要求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情况下，在每笔销售单中下调药品成交价格，被告按照孙轶男下调的药品价格支付货款，根据被告提供的双方发生业务往来的66笔销售合同和销售单，双方实际发生业务合同价格为19904095.1元，孙轶男批改后实际价格为 16971815元，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经过原、被告对账，双方一致认可被告已经支付货款18596251元（含预付款），被告主张货款已经全部付清，而且原告尚欠被告已经支付预付款的药品。综合分析以上情况，应当认定被告有充分理由相信孙轶男有权更改药品的价格，因此，孙轶男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原告应当对于孙轶男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综上，原告提供的83份销售合同、销售单不能作为认定原、被告业务往来的证据，原告据此要求被告支付货款2946668.93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山东贝尔华韵医药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270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山东贝尔华韵医药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谷雪兰 人民陪审员  宁学军 人民陪审员  杨实勇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王 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