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相民初字第1285号原告吕国义。委托代理人王恩厚、王艳，江苏和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苏州市相城区蠡口富祥家具厂，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蠡口唐家村。投资人顾明强。委托代理人周金根，苏州市相城区陆慕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吕国义与被告苏州市相城区蠡口富祥家具厂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6月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由审判员周文明担任审判长并主审，审判员舒馨、人民陪审员周琳珍参加评议，于2014年8月26日、2015年4月7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吕国义及其委托代理人王艳、被告苏州市相城区蠡口富祥家具厂的委托代理人周金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吕国义诉称，2012年7月2日原告进入被告富祥家具厂上班，但被告未依法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也未给原告缴纳社会保险及公积金。2012年7月5日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时手被机器打伤，出院后多次要求被告为其申报工伤未果。原告于2012年11月21日向相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该委裁决驳回原告的仲裁请求。原告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充分且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请求法院判决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富祥家具厂辩称，原告与被告之间没有发生任何用工关系，更没有原告在2012年7月5日手被机器打伤的事实，原告诉称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2年7月5日，原告吕国义受伤，进入苏州市相城人民医院治疗，后原告向苏州市相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与被告富祥家具厂之间的劳动关系。该委于2013年1月22日作出相劳人仲案字（2013）第00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原告的仲裁请求。原告吕国义不服该裁决，诉讼来院。经审理后，本院于2013年12月20日作出（2013）相民初字第07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吕国义的诉讼请求。吕国义不服该判决，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16日作出（2014）苏中民终字第106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2013）相民初字第0775号民事判决，该案发回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重审。又查，被告于2000年11月1日核准开业时，登记名称为吴县市蠡口富祥红木家具厂，后于2002年3月22日更名为苏州市相城区蠡口富祥家具厂，一般经营项目为生产、销售：家具、沙发、软垫。以上事实，由原告举证的仲裁裁决书、邮寄详情单、快递查询单、门诊病历卡、DX诊断报告单、（2013）相民初字第0775号民事判决书、（2014）苏中民终字第1064号民事裁定书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附卷佐证。本案争议焦点：原、被告间是否构成事实劳动关系。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举证：1、孔某和祝某的书面证言，证明原告在2012年7月5日在被告处上班时受伤的事实。2、录音光盘一份，证明原告因为受伤后，至被告处与老板娘（具体姓名不知、保险公司的俞女士（音同）、顾明强交涉相应赔偿的情况。3、接处警工作登记表、通话记录业务凭据。证明吕国义在工作中受伤，2012年8月16日，因费用发生纠纷，原告用本人的手机报警，但老板不承认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警官告知原告去劳动部门处理。也证明原告和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4、证人李某出庭作证，陈述证人自2012年3、4月份到富祥红木厂（即被告）工作，后于2012年年底离开；证人系是木工组长，原告系证人替厂里招聘至厂里做木工，原告的工资是按工作时间结算，年底结算，结算方式为：厂里将证人小组的所有工资发给证人，证人再发给原告等工人。原告工作由证人安排，原告在厂里从事除开料、雕刻外的其他所有工作。证人按厂里的指标、任务量来招工人。原告来厂里工作的第三天即受伤了。证人及原告工作的厂在蠡口唐家村，厂长是一姓朱和一姓陆的，证人听说这个厂房是明强提供的，以前顾老板和朱老板是合伙的，现在顾老板就是收房租。原告受伤后，由朱厂长和原告一起到医院，第一次的医药费是朱厂长付的，后来朱厂长还给过原告换药的钱。另原告受伤后要厂里赔偿，经过协商双方达成了协议，约定厂里给付原告5000元，因厂里已付药医费2000元，故后又付了3000元，当时签协议时，证人、姓陆的老板、原告及另外还有几个人在场，只签了1份。证明原、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另称确由证人李某曾要求原告签过一条子，并给了原告3000元，称原告受伤的事结束了。但原告处无该签字的东西，原告也不同意就此了结的。5、人身意外伤害险保单1份，证明原告在上一个工厂做工时投保了人身意外伤害险，故就本次受伤的医疗费部分，保险理赔了2000元，该款由保险公司汇入原告的账户内。被告质证认为：1、证人孔某和祝某没有到庭，此两人并非被告工人，且身份不明，所以对该书面证言不予认可。2、录音很模糊，无法证实双方谈话人的身份，更无法证实原告与被告顾老板有无接触。3、对接处警工作登记表真实性无异议，报警人是匿名，报警地也是同音，相关人员也没有知会被告方，被告根本不知道有此事。对通话业务凭据，上面只有通话记录，并无可载明该号码的机主系何人，即使该号码有过报警记录，依无通话内容，也无法据此证明原告的主张。4、凭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证人李某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被告并无李某这个工人，证人李某陈述其与原告工作的工厂名为富祥红木厂，但被告名称为苏州市相城区蠡口富祥家具厂，经营者是顾明强，不能证明系同一个工厂；被告处也无姓朱的、姓陆的厂长。故对李某的证言内容不认可，被告也未与原告达成过协议。对原告提供的保险单无异议，但认为此与被告无关。审理中，被告提供被保险人为被告、保险期间为2012年3月16日起至2013年3月15日止的雇主责任保险单1份、原始投保名单1份、保险单明细表1份、保险条款1份、投保人为苏州市相城区富祥红木家具厂、保险期间自2013年4月2日起至2014年4月2日止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单1份、被保险人清单1份，证明在原告受伤期间，在被告厂为工人投保的明细上，无原告的名字也无证人李某、孔某和祝某的名字。另称被告厂的厂房一直由被告自行使用，并无出租的情况，该厂无正规账册，在工商部门材料中也无登记员工名单，未为员工交纳社保及个人所得税，被告处工人工资是按工时单记载，每月发放现金，工时单等在发了工资后即扔掉了，故就其厂内员工情况等无其他证据提供。经质证，原告称原告在进入被告厂前在另一工厂工作时投保的人身意外伤害险尚未到期，至被告处工作时无需再投保，故在被告厂内的保险名单中不可能有原告名字，但2012年的保险名单中的吴勇、陈水土、戴将松、张超，原告认识，其在被告厂内工作时该4人也在被告厂内一起工作。审理中本院要求被告说明吴勇、陈水土、戴将松、张超现是否在被告处时，被告称要核实，但此后一起未作答复，只是又称其为厂内所有工人均投保的。而在2013年的名单未见该4人。审理中，经本院与原告投保人身意外伤害险的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调查，该公司称因事件发生在2012年，其公司确赔偿了原告2000元，该款汇入原告账户，因原告是以其个人名义投保，故无单位信息，只需投保人提供治疗的材料及票据说明受伤即理赔，故其公司材料中也无在何处受伤的记载。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在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中，劳动者处于举证能力较弱的地位，为平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利益，当劳动者就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并接受用人单位管理及与其存在一定的人身隶属关系等提供了初步证据时，应由用人单位就其掌握管理的证据材料承担举证责任，如用人单位拒绝举证或举证不充分，则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原告吕国义已提供了三个证人的证词（且有一证人李某到庭作证）、接处警记录等证据，以证明原告于2013年7月2日起为被告提供劳动并接受被告的工作安排，且由被告发放工资；被告虽辩解证人陈述原告及证人等在富祥红木厂工作，并非被告，但依被告的工商材料记载，被告在2000年核准开业时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的名称为吴县市蠡口富祥红木家具厂，只是在以后才更名为现被告的名称，且在被告提供的2013年的被告为其工人投保的人身意外伤害险时，保单上注明的投保人即为苏州市相城区富祥红木家具厂，故本院认原告，已经完成了初步举证义务。而被告作为用人单位未能利用其掌握管理的证据材料推翻原告的主张，应承担对自己不利的后果。故本院认定原、被告间自2012年7月2日起存事实劳动关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原告吕国义与被告苏州市相城区蠡口富祥家具厂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被告苏州市相城区蠡口富祥家具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户名：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长  周文明代理审判员  舒 馨人民陪审员  周琳珍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书 记 员  赵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