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辽02行初118号 原告吴金祥，男，1954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中山区。 原告陈福玉，女，1952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委托代理人高萃，辽宁利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倩颖，辽宁利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明珠广场1号。 负责人徐克军，区长。 委托代理人张奎诚，大连市甘井子区辛寨子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李岗，辽宁知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吴金祥、陈福玉因被告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政府征收补偿一案，于2018年5月2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2018年6月5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相关证据。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8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吴金祥、陈福玉及其委托代理人高萃、王倩颖，被告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甘井子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张奎诚、李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吴金祥、陈福玉诉称，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履行事实征收法定补偿职责，对原告被强制拆除的厂房及住宅的实际损失、经营损失、相关利息损失、身体伤害及精神损失等进行补偿，共计972.8926万元。主要理由是：一、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政府事实征收原告财产，应当对事实征收行为负补偿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征收案涉土地由省政府批准。被告甘井子区政府应当先办理土地批复，然后进行征收、实施拆除行为。但涉案土地并没有省政府批件，而是先被强制拆除了地上物。2012年7月12日，大连市甘井子区社会环境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通告，要求区域内全部违章建筑全部拆除。7月16日，大连市甘井子区辛寨子街道办事处对原告的合法住房及阳光食品厂房进行了强制拆除。8月24日，原告的住宅遭到强制拆除。9月22日，大连运达集团有限公司在辛寨子街道办事处的授意下，将原告余下合法住宅强行拆除。辛寨子街道办事处对原告厂房及住宅设施拆除的行为是被告甘井子区政府预征收行为的组成部分。原告于2018年2月9日通过特快专递向被告寄送申请补偿书，被告于2018年2月11日签收，但未作出回复。二、原告的合法权益应获得补偿。原告对案涉厂房和房屋享有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规定。案涉厂房、房屋等属于地上附着物，由于被告事实征收行为应当得到补偿。吴金祥于2002年12月1日取得了甘井子区政府颁发的NO.015993932《集体土地使用证》和甘井子区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填发的大甘辛村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土地使用权人和房屋所有权人均为吴金祥。大连阳光儿童食品厂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和法定代表人是原告吴金祥，该厂的厂房归吴金祥所有。案涉厂房和住宅为原告吴金洋和陈福玉婚姻存续期间取得，为夫妻共同财产，二原告对案涉厂房和住宅享有合法权益。原告的合法权益应获得补偿，共计972.8926万元，具体包括：120平方米房屋、宅基地、土地使用权等损失413万元；家庭财产损失150万元；香椿树等损失23.7万元；厂房及设备损失138万元；动力电及铺设路基等损失42万元；企业停产损失128.05万元；身体伤害精神损失等78.1426万元。 原告吴金祥、陈福玉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1、大连阳光儿童食品厂营业执照；2、大连阳光儿童食品厂组织机构代码证；3、房屋所有权证（大甘辛村房字第××号；4、甘集用（2002）字第17106号集体土地使用证，证明原告对厂房和住宅享有合法权益，案涉房屋为原告所有，原告享有土地使用权。第二组：5、吴金祥向国家信访局投诉材料及照片；6、辛寨子街道办事处答复意见书；7、大连市公安局答复意见，证明被告对原告所有的厂房和房屋进行事实征收。第三组：8、赔偿明细表7份，证明原告遭受财产和人身损失，共计972.8926万元。第四组：9、申请补偿书；10、快递单；11、邮件查询记录，证明被告在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补偿职责之日起两个月内未履行职责。 被告甘井子区政府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应当予以驳回。主要理由是：一、省市两级政府批准的的征地方案中不含地上物补偿；案涉土地属于毛地出让，由竞得人（开发商）负责地上物的拆迁补偿，原告所诉被告事实征收并应对地上物给予补偿不能成立，被告已履行了组织实施土地批件的义务，并不负有原告诉称的补偿义务。1、省市两级政府批准的征地方案中不含地上物补偿。案涉土地位于大连市××区××寨子镇由家村（以下简称由家村），2006年经辽宁省及大连市两级政府的土地批件征为国有（文号分别为：辽政地字[2006]855号、大政地字[2006]Z162号）。根据批件要求，甘井子区政府及国土局等有关部门已经履行了征地批前、批后实施程序，并按照批件中的征地方案兑现了补偿费用。征地方案中含有土地补偿费及安置补助费等，不含房屋等地上附着物的补偿，留待土地出让后由竞得人（开发商）另行补偿。2、案涉土地属于毛地出让，拆迁补偿义务人是摘牌的土地竞得人，并非被告，这与征收方案中不包含对地上物的补偿互相呼应。2007年4月该地块[建设用地编号（2007）-12号]被挂牌出让，当时的法规和政策未禁止毛地出让，根据《大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竞买须知》第五条“拆迁安置工作和其它相关事项”（一）：“该项目属于毛地出让，用地内部分拆迁户未补偿，由竞得人负责拆迁安置补偿，经评估补偿费约9601.43万元，不足部分由竞得人负责。因历史原因该地上已建部分建筑物，经评估527.89万元（参考值），由竞得人支付给建设单位，不足部分由竞得人负责。其它与项目有关的也由竞得人负责。”该政府行政文件明确了负责拆迁补偿及其费用的义务主体是竞得人。2007年7月30日大连市土地储备及出让管理部门出具了大连运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昇公司，后更名为大连运达置业有限公司）摘牌的案涉土地的《中标确认书》，并注明《大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竞买须知》为中标确认书的附件，本中标确认书与该须知合一方为有效文件。自此，确定竞得人运昇公司是地上物的拆迁补偿义务人。3、案涉土地的拆迁补偿的实际情况--由运昇公司与由家村协同完成。运昇公司作为拆迁补偿义务主体将其承担的办理拆迁安置补偿的具体事务以合同形式（运昇与由家村签订的《土地补偿合同》中的有关条款）委托给由由家村办理，但拆迁费仍由运昇公司支付给由家村。双方曾因拆迁费超出预期应由谁承担而发生纠纷，省市法院的判决书也佐证了案涉地块的拆迁补偿义务主体首先是运昇公司，运昇公司再以合同形式转给了由家村。实际情况是：案涉地块内的地上物拆迁补偿工作由运昇公司与由家村协同完成，原告房屋等地上物的拆迁补偿也是如此。4、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及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由竞得人负责拆迁补偿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及历史背景，毛地出让是普遍现象。在当年的历史背景下，并非必须在征收土地时由政府对地上物予以补偿，毛地出让在全国、全省是普遍现象。案涉地块的拆迁工作始于2007年前后，当时实行的是拆迁人制度，并不是政府拆迁，2011年生效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才确定由政府实施拆迁，此前企事业单位都可以作为拆迁人，拆迁纠纷都作为民事案件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案件问题的批复》（法复[1996]12号）第二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因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发生争议，或者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后，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反悔，未经行政机关裁决，仅就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即使原告不满拆迁补偿金额，也应以拆迁人（开发商）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5、假设不是毛地出让，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征地补偿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并非市、县政府组织实施；假设被告负有诉请的补偿义务，也应经协商解决，未到履行期限，也因该考虑到原告已获得的全额补偿。《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经批准的征用土地方案，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在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村予以公告，听取被征用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可见，在非毛地出让的情况下，法律规定的征地补偿义务主体是市、县政府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并非市县人民政府。6、被告已履行了组织实施上级政府土地批件的义务，但对原告无法定补偿义务。《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该条规定确定的义务是“组织实施”土地批件，并未确定市县政府是地上物的补偿义务主体。案涉辽政地字[2006]855号、大政地字[2006]Z162号土地批件仅要求“按照征地方案及时兑现补偿费用”，而经批准的征地方案中并不包含对地上物的补偿。相应地，在挂牌出让时，对地上物的补偿交由运昇公司负责。所以，被告已经按照土地批件履行了义务，并不负有对原告的补偿义务。7、原告所诉称的2012年拆除违建及2013年房屋拆迁都不是被告实施，与被告无关，原告提供的证据所指2012年7月及2013年8月拆除违建的是街道办事处，2013年9月拆迁房屋的是运达公司（开发商），其诉称的拆除行为都是他人实施，起诉区政府毫无依据。尤其是，原告诉称的2012年拆除是环境整治、拆除违建，与征地补偿是不同性质的行为，依然向区政府主张权利，没有依据。 二、原告地上物的补偿已经足额到位，利益未受损，且已获得了超额补偿；原告本人将房证交给由家村，也表明其对拆迁补偿的接受和认可。原告授权代表签署了《动迁补偿表》、《被拆迁户房屋补偿明细表》，也与由家村委会签订了《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与金润房屋拆迁公司签订了《车辆顶款协议》等；由家村依据《大连市城市拆迁管理办法》以村民民主表决通过的方式制定了《由家村旧区改造及三新工程建设拆迁安置方案》，根据该方案确定的补偿标准，原告应得补偿金额为99万元（原告亲自签字领取），但实际领取了220万元的补偿款（原告外甥签字领取），其有证房屋、无证房屋、附属设施、已拆除的和未拆除的房屋等全部补偿项目已经获得了足额补偿，并无遗漏，且是超额补偿，其利益并未受损。原告本人把其房证交给由家村，也表明其对拆迁补偿的接受和认可。 三、原告诉求的补偿金额不合理、不合法，无证据支持；原告的土地证及房证不合法，不享有合法利益。原告的120平方米房屋已经获得超额补偿，宅基地的土地使用权的价值应包含在房屋价值之内，罗列的其他补偿项目（家庭财产损失及香椿树、厂房设备、动力电、路基、停产损失、身体伤害、精神损失等）都没有证据支持，且与原告在公安部门报案中的自述互相矛盾、大相径庭。公安部门经侦查取证认定：原告签署拆迁协议后，拆迁部门安排了拆迁，并无暴力强拆的情况，并对涉案物品损失进行了价格鉴定，远远低于原告诉请的金额。另外，原告不是由家村村民，户口也不在由家村，不是集体组织成员，无权使用集体土地，其向村民购买的120平米宅基地房产并办理了土地证及房产证，违反了《土地管理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应属于无效登记行为，其不是合法权利人，对房屋及宅基地不享有合法权益，不应得到补偿。 四、从程序上，原告未先向被告申请补偿，不符合法律规定，应驳回起诉。《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在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向被告提出申请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原告未先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本案原告并未依法申请被告补偿，故应驳回起诉。 五、本案诉讼超过了法定诉讼期限，应驳回起诉。案涉拆迁发生在2013年4月，原告应在1年内起诉，最长起诉期限也是5年，但本案于2018年5月或6月起诉，已然超过法定期限。 六、原告诉请的“事实征收”无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若其诉求如愿得偿的话，将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如前所述，案涉土地属于毛地出让，出让金中并不包含地上物拆迁补偿价值，拆迁补偿由开发商负责。若按照原告的逻辑仍由政府承担地上物补偿款，则会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因为政府财政资金属于全体公民所有，政府部门仅是代管，这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的立法本意相矛盾，不应予以支持。 综上，原告已获得超额补偿，利益未受损，且不享有合法利益；案涉地块属于毛地出让，征地方案中不含有地上物补偿，被告不负有对原告地上物补偿的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所请求履行的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明显不属于行政机关权限范围的，可以裁定驳回起诉。原告未向被告提出补偿申请，也应驳回起诉。 被告甘井子区政府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第一组：2018年3月大连甘井子区辛寨子镇由家村委会出具的《关于吴金祥（拆迁）补偿情况的说明》及其签订的《土地补偿合同》、（2016）辽民终72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内容：1、吴金祥不是由家村村民，无权使用集体土地，其获得房证违法。吴金祥厢房无任何审批手续，曾有的食品黑加工点但于2011年已经停产，无生产设施；2012年拆除时和2013年拆迁时房屋和院落内也无物品。2、吴金祥房屋所在地块属于由家村所有，于2006年经省、市政府批准征为国有，征地方案中不含地上房屋等的补偿。区政府已经履行了征地批后实施程序，兑现了补偿费用。该地块2007被挂牌出让，属于毛地出让，大连运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摘牌，地上物的拆迁补偿由摘牌人负责。3、大连运昇房地产开发公司委托由家村共同实施拆迁补偿。2006年经村民主表决，制定了《拆迁安置方案》，并聘请了拆迁公司实施，拆迁部门多次找吴金祥协商拆迁补偿事宜，金祥先后委托柳南、崔宝柱和苗毅代其处理房屋及拆迁补偿事宜。2013年4月23日吴金祥的授权代表签署了《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等文件，吴金祥应得补偿款99万余元（包含：有证房120平米、临建347.47平米（含已经拆掉的4处违章建筑）+80.43平米及其他全部补偿），吴金祥本人签字领款；另120万元属于额外补偿，委托外甥苗毅领取。9月拆除房屋时，已经空了，并未发现留有物品、设备等。后，吴金祥为了多要补偿，又多次投诉、上访。 第二组证据：2006年辽宁省政府、大连市政府土地批件（辽政地字[2006]855号、大政地字[2006]Z162号）及其《征地方案》、《对本次征地的审查意见》、《征收土地、补偿安置公告》，证明内容：征地方案中含有土地补偿费及安置补助费等，不含房屋等地上附着物的补偿，留待土地出让后由竞得人（开发商）另行补偿。甘井子区政府已经履行了征地批前、批后实施程序，并按照征地方案兑现了补偿费用，对原告所诉不负有义务。 第三组证据：2007年7月大连市土储中心甘区分中心的《国土使用权中标确认书》及其《大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竞买须知》，证明内容：《竞买须知》第五条明确规定：案涉土地属于毛地出让，拆迁补偿义务人是摘牌的开发商，并非区政府。 第四组证据：2012年7月原告的《委托书》，2013年原告授权签署的《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及《动迁补偿表》、《被拆迁户房屋补偿明细表》、交付的《房证》原件，2016年由家村的《明细账》、《收据》、《收条》、《支票存根》、原告的《授权书》，2017年原告授权签署的《车辆顶款协议》、由家村的《收据》等，证明内容:1、原告委托柳楠、崔宝柱处理拆迁事宜，签署了拆迁协议，自愿交付了房证及房屋。此后，原告两次（2016年4月、10月）自己签字从由家村领取了拆迁补偿款79.9万余元，2016年10月原告出具收条确认苗毅领取20万后转交给他。构成对拆迁协议及授权事宜的确认、追认，也可以认定属于表见代理。2、2016年12月10日原告的《授权书》：苗毅是原告的外甥，也是其代理人。承认由家村应支付的拆迁款全额领取，构成对《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的追认。3、原告2016年-2017年领取120万补偿款项。其中2016年2月2日的10万元，由苗毅与崔宝柱共同代领，构成对崔宝柱代理人身份的再次确认。4、原告的全部拆迁补偿权益已经获得，另行起诉被告无理、无据。 第五组证据：甘井子公安分局卷宗资料：2013年9月《受案登记表》及其《回执》、2014年《不予立案报告书》及《不予立案通知书》、《鉴定聘请书》及其《价格鉴定结论书》《鉴定意见通知书》，2013年末至2014年初《询问笔录》（傅景义2次、吴金祥1次、柳楠2次、崔宝柱1次，苗毅1次）。五位被询问人的证言互相印证，并与甘井子分局出具的不予立案报告书内容相符，共同证明如下内容：1、苗毅是崔宝柱的姐夫，原告是苗毅的舅舅，三人属于亲属关系；柳楠是崔宝柱的好友，原告委托他们代办拆迁事宜存在合理基础，原告为了多得拆迁款而委托他们代办拆迁事宜。2、原告曾当着柳楠的面写了一个委托书，内容是委托柳楠和崔宝柱代办拆迁，丢了后又补了一份委托（即案涉委托书）。代理人争取的拆迁金额是220万，比原告预期的高20万元，原告经常不在大连，双方经常电话沟通拆迁款事宜，原告同意该补偿金额，也同意签拆迁协议，拆迁办的工作人员也与原告电话沟通，原告同意补偿金额及签署协议。由于原告对2012年临建被拆除心有不满，故而投诉上访。3、2012年拆除临建和2013年拆迁房屋时，原告房子、院子、临建里没有物品，是空的。4、2014年5月5日，甘井子分局出具《不予立案报告书》，认定了上述事实。5、原告报案时自称房屋被拆，损失价值100万元。2014年3月甘井子区价格认证中心鉴定：案涉房屋受损价值4.8万元。证明原告诉状所述的事实及金额都不真实。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3、4、9、10、11，被告甘井子区政府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与本案相关，来源合法，内容真实，本院予以采信。原告和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与本案认定的事实无关，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本案原告吴金祥和陈福玉系夫妻关系，身份证住址为辽宁省××××2-2-2。原告在大连市××区××寨子镇由家村办理了《集体土地使用证》，使用面积为199.5平方米，用途住宅。原告在案涉土地上办理了大甘村房字《房屋所有权证》，此外在该地点建设厂房经营大连阳光儿童食品厂。2006年11月21日辽宁省人民政府作出辽政地字[2006]855号《关于大连市甘井子区实施乡级规划用地的批复》，同意将甘井子区辛寨子街道由家村旱地1.6226公顷转为建设用地并征为国有。同时，征收该村工矿用地3.6237公顷，宅基地27.9779公顷，合计33.2242公顷作为甘井子区实施乡级规划建设用地。同时，要求严格依法履行征地批后实施程序，按照征地方案及时兑现补偿费用，落实安置措施，切实安排好被征地单位群众的生产和生活。2006年11月30日，大连市人民政府作出大政地字[2006]Z162号《关于甘井子区二00六年度第八批次实施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用地的批复》，同意将甘井子区辛寨子街道由家村集体旱地1.6226公顷农转用为建设用地，上述土地农转用后连同由家村集体工矿用地3.6237公顷，宅基地27.9779公顷，合计33.2242公顷一并征为国有，作为甘井子区实施乡级规划建设用地。同时，要求严格依法履行征地批后实施程序，按照征用土地方案，及时兑现补偿费用，落实安置措施，切实安排好被征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保证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不降低。2012年7月、2013年9月左右原告案涉房屋被拆除，原告主张被告下属的甘井子区辛寨子街道办事处。组织人员强行拆除。被告主张原告一部分房屋是因涉及违法建筑被街道办事处强制拆除，另外一部分是由案外人因“毛地出让”进行了拆除，即由大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的摘牌开发商大连运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由家村共同实施拆迁补偿，原告亦领取了征地补偿的相关费用。被告自认其未做出补偿行为，原告曾于2018年2月7日向被告甘井子区政府办公室邮寄了《申请补偿书》，被告于2018年2月11日签收，但至今未作出任何补偿决定。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原、被告提供的相关证据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在卷为凭，足资认定。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征收土地方案经依法批准后，由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 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被告甘井子区政府作为案涉区域行使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的行政机关，系集体土地征收主体，具有对所征收集体土地进行补偿的行政职责。被告关于省市两级政府批准的的征地方案中不含地上物补偿及案涉土地应由毛地出让的竞得人（开发商）负责地上物的拆迁补偿的主张，本院认为，在上级机关的批复中，明确要求严格依法履行征地批后实施程序，按照征地方案及时兑现补偿费用，落实安置措施，切实安排好被征地单位群众的生产和生活。被告应当严格按照法律及批复的规定，依法履行征地补偿的行政职责。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案涉土地系集体土地，本案系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纠纷，对集体土地的征收和补偿与集体土地被征收为国有土地后再进行出让系有前后顺序的独立的阶段，主体、程序、法律权利和义务等均不相同，由不同的法律规范调整。同时，集体土地的征收和补偿与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征收和补偿也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由不同的法律规范调整。故本案中被告甘井子区政府将集体土地的征收和补偿与国有土地出让程序、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征收和补偿混淆，进而认为其不具有补偿的职责，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中，原告提交证据证明其在案涉土地上享有权益，其主张因该区域集体土地被征收而应得到补偿。被告主张案外人由家村委会和大连运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协同完成征地补偿事宜，原告的地上物已经足额乃至超额得到补偿，利益未受损，且原告本人将房证交给由家村表明其对拆迁补偿的接受和认可。本院认为，本案中作为被告的甘井子区政府或者该区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并未和原告就征地补偿事宜达成书面补偿协议，对于原告与案外人达成的协议及具体履行等，被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是受其委托，亦未予以追认或认可，故本院认为被告甘井子区政府作为组织实施征收行为的有权机关，应当对原告主张的补偿事宜依法作出补偿决定。关于补偿数额的问题，本院认为，涉及具体的补偿项目、数额等问题是被告作出行为时应确定的内容，不属于法院直接审查的范畴，原告应当在被告作出行为后另行主张，原告请求判决被告直接给付地上附着物补偿费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被告关于原告未先向其申请补偿，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当驳回其起诉的主张，本院认为，案涉行政争议系征地补偿纠纷，被告应当在征地后依法依职权履行补偿义务，而非需依原告申请才进行补偿，且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原告已于2018年2月7日向被告办公室邮寄了《申请补偿书》，故对被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此外，由于被告对原告未补偿的行为一直处于持续状态，故被告关于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主张，本院亦不予采纳。 综上，原告要求被告因征收集体土地对其应予以补偿的主张，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政府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六十日内对原告吴金祥、陈福玉作出补偿决定。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被告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王少琨 审判员  徐建海 审判员  李 健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周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