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穗中法民一终字第31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林安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法定代表人：李清林。委托代理人：肖山，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群，住四川省叙永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甜甜，住四川省叙永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羽，住四川省叙永县。上述两被上诉人的法定代理人：吕群，身份情况同上。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黄书浩，广东中大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张举谦，住四川省叙永县。原审被告：杜文化，住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原审被告：徐州玉平物流中心，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法定代表人：张玉平。原审被告：许少英，住四川省叙永县。上诉人广东林安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称林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吕群、刘甜甜、刘羽，原审被告张举谦，原审被告杜文化，原审被告徐州玉平物流中心（以下称玉平中心），原审被告许少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3）穗云法从民一初字第4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08年起，张举谦在林某公司经营的林某物流园内，组织了二十余名工人，承包了该物流园内给大货车盖篷布的业务。其中，许少英与张举谦是夫妻关系，其负责在张举谦不在场时，接听业务电话，并安排工人施工。2013年5月21日，广州市徐铁亚欧物流有限公司与玉平中心签订运输协议，委托玉平中心运输货物，并约定司机为杜文化。2013年5月23日，玉平中心的司机杜文化致电许少英，雇请其盖篷布。2013年5月23日18时许，许少英安排刘某光为玉平公司的货车盖篷布。作业过程中，刘某光从货车顶部坠落，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治疗期间，共花费医疗费4158.91元及其他服务费100元；其中，张举谦垫付了2749.4元，余下费用由吕群、刘甜甜、刘羽自行支付。死者刘某光与吕群是夫妻关系，两人生育子女两人，即女儿刘甜甜（1998年3月17日出生）和儿子刘羽（2002年12月30日出生）。诉讼中，吕群、刘甜甜、刘羽提交了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大源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内容为证明死者刘某光从2011年4月3号一直在该村辖区内居住。对此，张举谦、林某公司及玉平中心均没有异议。庭审中，林某公司提交了2013年2月23日的培训记录表及安全生产培训记录的照片，称2013年2月23日，其对张举谦及死者刘某光进行装卸、盖篷布工作进行培训，培训后张举谦在培训记录表上签字。对此，张举谦和玉平中心均没有异议；吕群、刘甜甜、刘羽则认为，该培训记录表上没有死者的签名，不予确认，且认为其对于照片完全不知情，并认为照片可以事后拍摄。以上事实，有结婚证、户口簿、病历、死亡医学证明、复函、发票、培训记录、照片、刑事判决书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吕群、刘甜甜、刘羽在原审共同诉称，张举谦在林某公司的物流园区内组建了一支“盖雨布”作业队，承包了该物流园区内的盖雨布作业，雇请了包含死者刘某光在内的多人负责盖雨布工作。许少英与张举谦系夫妻，在张举谦不在场时，由其负责接听电话，安排工人工作，该项业务实际由两人共同经营。2013年5月21日，林某公司园区内的广州市徐铁亚欧物流有限公司作为托运方，玉平中心作为承运方，双方签订了运输合同，约定由玉平中心将托运方的货物运送至江苏徐州，玉平中心具体委派司机即杜文化驾驶苏C×××××号牌牵引车及苏C×××××号牌半挂车具体实施运输业务。2013年5月23日下午约4、5时，杜文化致电张举谦，要求张举谦对其车辆搭盖雨布。刘某光在作业过程中从车上摔下，随即被送往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救治，诊断为特重型开放性颅脑损伤，当天在南方医院急诊科不治身亡。事发后，吕群、刘甜甜、刘羽等人多次向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综合信访维稳中心等部门寻求调解，但各方均相互推诿责任，拒绝赔偿。吕群、刘甜甜、刘羽认为。死者刘某光直接受雇于张举谦，刘某光在工作中坠落身亡，张举谦应承担全额赔偿责任，许少英也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林某公司将其管理区域的盖雨布作业承包给没有用工资质的个人，同时未对其管理区域内的该作业队的管理人员及工人进行安全教育，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未尽到管理责任，应对本案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杜文化及玉平公司，作为间接的雇佣人，同时是死者劳动成果的直接受益方，亦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吕群、刘甜甜、刘羽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张举谦、林某公司、杜文化、玉平中心、许少英连带支付吕群、刘甜甜、刘羽各项损失共计856216.86元（其中包括医疗费及其他服务费1509.51元、丧葬期间误工费2325元、交通费3000元、死亡赔偿金721181.8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丧葬费28200.50元）；2、本案诉讼费由张举谦、林某公司、杜文化、玉平中心、许少英承担。张举谦在原审辩称，一、吕群、刘甜甜、刘羽没有证据证实其与我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我不是本案侵权责任的主体，我在本案中充当介绍人，即居间的工作。我与林某公司签订合同负责联系全部人员进行大货车盖帆布的工作。我联系需要盖布业务的档口和司机，有工作机会时将机会提供给他人，从中提取信息费，但我并不是真正的雇佣方，只是居间人，我与其他工人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这些工作只是亲戚介绍过来的。这些盖帆布的工人来去自由，也没有任何制度约束，双方并不存在劳务合同关系。二、本案涉及的档口、司机应是本案的主体，死者是听从档口主和司机的指挥进行盖帆布的。吕群、刘甜甜、刘羽起诉状所诉的事实与公安检察院调查的事实不符合，因为刑事责任已由我的妻子承担，而民事责任不能由我承担。死者是重度脑颅损伤，当时摔下时并没有佩戴安全帽，是死者缺乏安全意识，死者应自行承担这种过错，我认为其至少应承担50%的责任。另外，吕群、刘甜甜、刘羽要求的其他服务费应归属于丧葬费，吕群、刘甜甜、刘羽要求的误工费、交通费我并没有看到具体的票据，只看到了法律依据。关于吕群、刘甜甜、刘羽请求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已有说明，死亡赔偿金中已包括了精神抚慰金的项目，吕群、刘甜甜、刘羽属于重复请求。三、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事实都是被告许少英安排的，故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事实与吕群、刘甜甜、刘羽的起诉状主张的事实不一致。林某公司在原审辩称，一、本案的死者与我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也不存在雇佣关系，双方之间没有任何权利义务关系，对于事故本身我司没有任何法律责任。在本案中张举谦接到杜文化的盖帆布的工作，联系到死者去盖雨布。故本案只与张举谦存在关系，与我司不存在法律关系。我司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已尽责，本案事故的发生已超出了我司的职责范围。且本案事故发生死者自己也有一定过失，作为长期工作的从业人员，死者并没有进行任何的安全防护措施，故死者应有一定的责任。故死者与我司不存在任何的法律关系，我方无须承担任何责任。杜文化在原审无答辩。玉平中心在原审辩称，死者与张举谦存在雇佣关系，而我中心受雇的杜文化打电话给张举谦，张举谦派死者来进行盖雨布的工作，实际上是属于两个法律关系。并且在盖雨布工作完毕后是由杜文化支付相应的费用给张举谦，至于张举谦如何支付费用给死者我中心并不清楚。因此，劳动成果的直接受益人为张举谦而非我中心，故我方在本案中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许少英在原审无答辩。原审法院认为，许少英在张举谦不在时，负责接听业务电话，并安排工人施工，其与张举谦应属共同经营，而死者刘某光是接受许少英的指派而工作，故许少英、张举谦与死者刘某光构成雇佣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张举谦和许少英应承担因刘某光死亡而产生的赔偿责任。死者刘某光是接受许少英的指派而到玉平中心处盖篷布，而不是直接受玉平中心的司机杜文化的雇请，可见玉平中心与许少英、张举谦应属承揽合同关系。本案中，盖篷布应属具有一定危险性的作业，而玉平中心作为定作人，其应选任有相应资质的公司或个人进行盖篷布，故其在本次委托许少英、张举谦进行盖篷布中具有选任过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结合玉平中心的过错，玉平中心应对张举谦、许少英的不足赔偿部分在20%的损害赔偿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杜文化在举证期内没有举证抗辩其在盖篷布选任及刘某光死亡上不存在过错，故杜文化应对玉平中心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林某公司其虽举证其曾对张举谦及死者刘某光等进行了安全培训，但其作为林某物流园的管理者，其安全保障义务不仅仅是对在该物流园内从事危险作业的公司和个人进行安全培训，而应包括对在该物流园内从事危险作业的公司或个人是否具备相应资质及相应安全保障工具进行监督。本案中，盖篷布属于具有一定危险的作业，林某公司没有对张举谦和许少英是否具有相应的资质及相应的安全保障工具等进行严格把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结合林某公司的过错程度，林某公司应对张举谦、许少英的不足赔偿部分在20%的损害赔偿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由于本次事故造成刘某光的死亡，吕群、刘甜甜、刘羽现起诉要求赔偿事故造成医疗费及其他服务费、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交通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项目损失合法，原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损失，许少英因本次事故已受刑事处罚，其已在一定程度上抚慰了吕群、刘甜甜、刘羽的精神伤害，故原审法院对吕群、刘甜甜、刘羽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不予支持。经审查，按广东省2013年度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下称赔偿标准）计算，原审法院对吕群、刘甜甜、刘羽上述赔偿项目的具体损失认定如下：1、医疗费。事故发生后，因抢救刘某光而花费4158.91元及其他服务费100元，吕群、刘甜甜、刘羽就此提交了发票等就费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予以证实，故原审法院对该费用数额以及与本次事故的关联性予以认定。上述医疗费用中，张举谦支付了2749.4元，吕群、刘甜甜、刘羽自行支付了1509.51元。2、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亲属处理丧葬事宜，应当以3人为宜，故原审法院对吕群、刘甜甜、刘羽主张的三人处理丧葬事宜的事实予以认定。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从合理性考虑，原审法院酌定处理丧葬事宜的期限为15天。对于误工费的计算标准，吕群、刘甜甜、刘羽虽没提交相应的证据对其收入予以证实，但考虑死者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必要性，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可按3人，按照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每月1550元，计算15天。经计算，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为2325元（1550÷30×3×15）。3、交通费。诉讼中，吕群、刘甜甜、刘羽虽就其主张的3000元没有提供发票，但考虑到事故处理等实际需要，结合选乘坐交通工具的合理性，原审法院对吕群、刘甜甜、刘羽该项损失酌情认定为1000元。4、死亡赔偿金。刘某光因本次事故死亡，结合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大源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可证明事故发生前死者刘某光已在广州生活1年以上，故死亡赔偿金应按上述赔偿标准中一般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30226.71元的标准，计算20年，为604534.2元（30226.71×20）。对于吕群、刘甜甜、刘羽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该项损失亦应包含在死亡赔偿金项目之内。结合吕群、刘甜甜、刘羽提交的户籍信息，实际扶养人包括：（1）吕群、刘甜甜、刘羽刘甜甜（1998年3月17日出生），扶养年限为2年10个月（即34个月），扶养义务人为2人；（2）吕群、刘甜甜、刘羽刘羽（2002年12月30日出生），扶养年限为7年7个月（即91个月），扶养义务人为2人。基于对吕群、刘甜甜、刘羽工作生活情况的认定，按上述赔偿标准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2396.35元的标准，按扶养义务人人数计算，吕群、刘甜甜、刘羽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损失应为116647.66元（22396.35÷12×（34＋91）÷2］。两项合计，吕群、刘甜甜、刘羽残疾赔偿金项目损失为721181.86元（604534.2＋116647.66）。5、丧葬费。刘某光因本次事故死亡，按上述赔偿标准中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6个月，得出本次事故的丧葬费为28200.5元（56401÷12×6）。以上合计，吕群、刘甜甜、刘羽上述项目损失为756966.27元。实际赔付中，张举谦已赔付了2749.4元，故张举谦和许少英仍需连带赔偿吕群、刘甜甜、刘羽吕群、刘甜甜、刘羽754216.87元；玉平中心对许少英和被告张举谦不足赔偿部分承担连带责任（以吕群、刘甜甜、刘羽各项损失总和756966.27元的20%为限）；杜文化对玉平中心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林某公司对许少英和张举谦不足赔偿部分承担连带责任（以吕群、刘甜甜、刘羽各项损失总和756966.27元的20%为限）。杜文化、许少英经原审法院传票传唤，逾期无到庭参加诉讼，原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张举谦和许少英连带赔偿吕群、刘甜甜、刘羽医疗费及其他服务费、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交通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共计754216.87元二、徐州玉平物流中心对张举谦和许少英不足赔偿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以原告各项损失总和756966.27元的20%为限）。三、杜文化对徐州玉平物流中心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广东林某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对张举谦和许少英不足赔偿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以原告各项损失总和756966.27元的20%为限）。五、驳回吕群、刘甜甜、刘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362元，由吕群、刘甜甜、刘羽负担1021元，张举谦、许少英负担11341元。判后，林某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本案死者刘某光是由于从货车顶部坠落导致死亡，对于意外事故的发生，林某公司没有任何法律责任。1、张举谦和许少英雇佣死者刘某光系负责给大货车盖篷布，由张举谦和许少英支付刘某光报酬，刘某光与林某公司无任何权利和义务关系。2、原审法院已经查明刘某光在作业过程中为玉平中心的货车盖篷布，在作业过程中，刘某光从货车顶部坠落而死亡，林某公司在刘某光意外死亡发生的整个过程中无参与或涉及其中。3、林某公司已在合理限度内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不需要向刘某光承担任何赔偿责任。首先，林某公司在园内张贴安全作业标语，提醒园区内人员安全生产作业；定期对张举谦和死者在内的相关人员进行生产安全培训并向园区所有作业人员发放安全保障工具；林某公司的上级监管单位也对林某公司定期进行安全生产检查，林某公司的园区安全生产符合上级监管部门的标准，原审法院已认定林某公司对张举谦和刘某光进行安全培训。其次，刘某光只是一个普通的盖篷布的人员，对于刘某光的工种不需要任何相应资质，原审法院认定林某公司需要监督刘某光的相应资质是认定事实错误。二、刘某光自身在本案意外死亡负有责任，存在一定过错。刘某光是由于自身没有佩戴安全保障措施导致头部着地死亡，刘某光对意外死亡事件的发生存在明显过错，林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四项；2、判令林某公司对吕群、刘甜甜、刘羽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吕群、刘甜甜、刘羽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请求驳回林某公司的上诉。张举谦、杜文化、玉平中心、许少英未提出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林某公司是否需对刘某光的死亡后果承担赔偿责任。关于林某公司与张举谦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根据原审法院作出的已生效的（2013）穗云法刑初字第2888号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林某公司将物流园内的给大货车盖篷布的业务承包给张举谦。根据《高处作业分级》（GB3608），凡在坠落高度基准面2米以上（含2米）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均称为高处作业。刘某光在从事盖篷布作业时，离地高度已经超过了2米，符合高处作业的判定标准。林某公司将具有危险性的盖篷布工作承包给没有高处作业资质的张举谦，具有一定过错。刘某光是在林某公司经营的林某物流园内从事盖篷布作业时死亡，林某公司作为林某物流园的经营单位，其必须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负有职责。刘某光是在林某物流园内从事作业，林某公司应对刘某光进行安全生产培训，但根据《培训记录表》，仅显示林某公司有对张举谦进行装卸、盖篷布规范操作的安全培训，未能证明林某公司有对刘某光进行安全生产培训。因此，林某公司应就刘某光的损害后果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关于林某公司主张刘某光在操作过程中未能佩戴安全帽等安全防护措施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因此，安全防护工具应由林某公司提供，但在本案中，林某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有向刘某光提供安全防护工具，因此，林某公司主张刘某光应对其自身损害后果承担过错，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林某公司虽上诉称其无需承担责任以及刘某光自身具有过错，但本院审理期间，林某公司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林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57元，由上诉人广东林安物流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瑞晖审 判 员  崔利平代理审判员  印 强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日书 记 员  姜明鑫冯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