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1民初11006号原告：屈建武，男，1974年4月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河南省汝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建峰，广东鸿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鑫德隆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新发地汉龙南站558号。法定代表人：李金兰。被告：广州鑫德隆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石门街滘心村石井大道自编888号N栋33-40号。法定代表人：李金兰。上列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大卫，北京市长济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州市运输交易市场（新宇）通威货运部，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石井街凰岗村凤鸣路6-8号新宇物流服务有限公司场内A11-16号。经营者：唐敏。原告屈建武与被告北京鑫德隆物流有限公司、广州鑫德隆物流有限公司、第三人广州市运输交易市场（新宇）通威货运部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屈建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建峰、被告北京鑫德隆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物流公司）、广州鑫德隆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物流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大卫，第三人广州市运输交易市场（新宇）通威货运部（以下简称通威货运部）的经营者唐敏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屈建武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确认原告与两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二、判令两被告共同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月平均工资1万元×14个月×2=28万元）；三、判令两被告共同支付拖欠的工资4万元；四、判令两被告共同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1万元（月平均工资1万元×11个月=11万元）；五、判令两被告共同承担本案全部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04年11月4日，北京物流公司成立后，屈建武即入职该公司并被派遣至广州站点负责日常工作，职务是经理。该公司股东是李金兰、唐明涛，法定代表人为李金兰。入职北京物流公司后，屈建武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公司在广州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018年2月8日，李金兰、唐明涛以公司进一步发展为由，又注册成立了广州物流公司。股东仍然是李金兰和唐明涛，法定代表人是李金兰。广州物流公司成立后，所经营的业务全部是原来北京物流公司广州站点的业务，公司员工也是原来的员工队伍，两家公司对外统称为“鑫德隆物流”，两家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均一样。二者已构成了公司混同，特别是用工混同。在鑫德隆物流公司工作期间，公司一直没有为员工购买社保，也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严重侵害了屈建武等全体员工的合法权益。更令人气愤的是，2018年7月10日，公司老板李金兰突然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以原告与其工作上存在分歧、合不来为由，直接开除了原告。2018年7月12日，李金兰在其控制的公司微信号“鑫德隆物流广东，海南专线”的朋友圈发布所谓重要通知，对外向所有客户和员工通知屈建武已被离职的事实。原告认为：鑫德隆物流公司一直没有为原告购买社保，也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且拖欠2018年度4个月的工资，已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在原告对公司老板李金兰辞退原告的做法表示反对后，公司仍然违法解除了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并拒绝对原告作出任何赔偿。因此，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诉讼。被告北京物流公司和广州物流公司共同辩称：—、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依法明确双方权利义务，使劳动者成为用人单位成员，接受用人单位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工作并获取劳动报酬和劳动保护所产生的法律关系。目前，认定劳动关系的主要法律依据有《劳动合同法》第7条、第10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3条、《劳动合同法释义》第10条，这些规定，强调的是劳动关系建立的唯一标准是实际用工，即“劳动者实际提供劳动之日起劳动关系建立”，“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二、事实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没有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但双方实际享有、履行了劳动法所规定的劳动权利义务而形成的劳动关系。三、本案中，我司于2004年11月4日在京注册成立，仅于2006年3月31日在北京大兴区注册成立分公司（现已吊销），但从未在广州设立营业场所。诉状中，屈建武所述的广州站点为广州市运输交易市场（新宇）通威货运部（以下简称通威货运部），而通威货运部系个体工商户，以自身名义对外实际经营，经济上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与我司之间系业务合作关系，并非我司的下属单位或分支机构，因双方存在业务关系，屈建武误认为通威货运部为我司的部门机构，与事实不符。四、屈建武于2003年11月入职的通威货运部，通威货运部于同年同月13日为其办理了业务手机（131××××8844），并办理过商业保险，多年来屈建武一直为通威货运部提供服务，其与通威货运部达成劳务用工的合意：将人身在一定限度内交给了通威货运部，受通威货运部管理支配；屈建武向通威货运部提供劳务用工，通威货运部为其发放劳务费。屈建武未成为我司的成员，我司也不负责屈建武的培训和考核，屈建武也无需向我司汇报工作成果与业绩，也无须遵守我司的规章制度，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中的人身依附关系，缺乏实质隶属关系。所以，双方之间没有建立劳动关系。我司与通威货运部合作产生纠纷后，遂于2018年2月8日在广州注册成立广州鑫德隆物流有限公司，而该公司独立核算，系独立法人。2018年5月8日该公司营业，并与屈建武达成劳务承包合意，将该公司的物流分货、配货等物流业务承包给屈建武，因屈建武的个人发展原因，双方于2018年7月2日终止了承包关系。综上，屈建武与我司之间没有进行劳动关系口头或书面上的合意，不存在实质上的隶属关系，也没有实际用工，屈建武的劳动并未成为我司业务的组成部分。所以，不能判定双方之间建立了劳动关系，更谈不上赔偿。第三人通威货运部述称：原告是由北京物流公司派遣到广州物流公司处上班，原告是北京物流公司的员工；通威货运部与北京物流公司实际是同一个公司。经审理查明：北京物流公司为2004年11月4日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的经营范围为：普通货物运输；仓储服务；货运代理。广州物流公司为2018年2月8日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的经营范围为：物流代理服务；装卸搬运；道路货物运输代理；旅客票务代理；货物检验代理；货物报关代理服务；联合运输代理服务；打包、装卸、运输全套服务代理；仓储代理服务。通威货运部为2005年4月29日注册成立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为道路货物运输代理。屈建武提交不予受理通知书（显示提起仲裁的时间为2018年7月30日）和送达证明，拟证实其就本案已先行提起劳动仲裁。诉讼中，屈建武主张在2004年11月4日入职北京物流公司，北京物流公司成立时其就在该司工作，被委派到广州负责广州的日常业务，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购买社保；刚开始工资是3000、5000元/月，7、8年前工资变更为12万/年；其日常的工作是向李金兰汇报，工资由李金兰现金发放，一般年底结算，平时可以支取；每天最少工作12小时，每年放假12天，节假日不放假，不需要考勤；其职位是经理，2015年至2018年工作地点在新宇物流园A13档，2018年5月1日放假之后（庭后屈建武明确具体日期为5月8日）在白云湖物流园工作；2018年7月12日，李金兰认为和其工作合不来，故被李金兰开除；其明确与北京物流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是北京物流公司有要求其为广州物流公司提供劳动，其认为2004年11月4日至2018年7月12日其与北京物流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8年2月8日广州物流公司成立后，其同时又为广州物流公司提供劳动，具体劳动关系由法院依法认定；通威货运部与北京物流公司、广州物流公司实际都是同一家公司，实际控制人都是李金兰。北京物流公司和广州物流公司不认可屈建武的陈述，并认为2003年11月13日屈建武就在广州；李金兰不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唐远胜才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为唐远胜重病，需要资金治疗，而唐敏拖欠北京物流公司资金，所以北京物流公司才不再与通威货运部进行合作；李金兰实际控制北京物流公司和广州物流公司的时间是2018年之后，屈建武陈述与李金兰接触不属实；北京物流公司从注册成立后没有在广州市设立分公司，只是通威货运部的负责人与北京物流公司的股东有亲属关系，所以两边有业务合作，屈建武是由通威货运部招聘，与其司无关；广州物流公司实际经营是在2018年5月，之前没有经营过；在广州物流公司成立之前，北京物流公司发往广州的货由通威货运部接收；屈建武的离职时间是2018年7月12日，是因为屈建武在为其司提供服务的同时为其他人服务，故其司要求屈建武离职（第二次庭审时广州物流公司陈述本来广州到北京的货由广州物流公司经营，由于屈建武把路线给了其他物流公司，其司发现后将屈建武开除）。通威货运部主张唐敏、屈建武都是北京物流公司的员工。关于屈建武主张的拖欠工资，屈建武陈述2018年其只领取了4万元工资，其代理人陈述屈建武还有四个月工资没有发放，故主张拖欠工资4万元；北京物流公司和广州物流公司主张屈建武每月工资是1万元，但广州物流公司没有拖欠屈建武工资，工资均已结清，是其直接从货运费中支取。为证实各自主张，屈建武提交证据如下：1.工资截图打印件（显示通过北京物流公司的办公系统，查询屈建武2013年2月至2018年6月工资的支取情况，其中2018年共支取工资8万元）；2.物流运单（抬头为“北京鑫德隆物流有限公司”广州专线代承运契约书，其中广州电话手机为“131××××8844”，日期跨度为2012年8月至2018年6月）、通知（内容为广州物流公司2018年7月18日通知屈建武取走白云湖物流园广州物流公司留下的私人物品）、微信朋友圈截图（显示微信名为“鑫德隆物流广东，海南专线”的用户发表朋友圈，内容为“重要通知：尊敬的各位新老客户：你们好！广州鑫德隆屈经理现已离职131××××8844已不是业务电话。7月12号起再与屈建武一切往来业务与鑫德隆无关”）；3.部分工作记录（最早的手写记录日期为2004年工资剩余3600元）；4.证人证言（证人苏某陈述其为新宇物流公司的电工，从2001年工作至2018年7月，其可以证明北京鑫德隆物流广州站点开业后，已见屈建武在该站点工作至2018年7月；证人曾某陈述其为新宇物流公司工作，2004年北京鑫德隆物流进驻其院A13档后，公司经理屈建武一直在北京鑫德隆物流有限公司广州站点工作至2018年7月，两名证人均出庭作证）；5.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两份）（显示北京物流公司和广州物流公司的公司股东都是李金兰、唐明涛，法定代表人都是李金兰）；6.视频光盘；7.广州物流公司为其购买保险的记录（显示2018年4月28日广州物流公司为陈晓燕和屈建武购买商业保险）；8.照片，显示招牌为鑫德隆物流（原通威）；9.转账截图（显示砖头物流管理系统中广州往北京李兰多次转账记录）。经庭审质证，北京物流公司和广州物流公司认为：对证据1不认可，通威货运部的负责人是北京物流公司一个股东的姑姑，因为双方有业务合作关系，故北京物流公司将公司软件的一个端口让通威货运部使用，所以工资打印件上显示单位是北京物流公司，但实际上是通威货运部发放；对证据2物流运单不认可，从货单上看都是广州发给北京的货，因为双方的业务关系，通威货运部有其司的物流运单，不能证明屈建武与北京物流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微信圈是为了业务关系才建立，不能证实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微信朋友圈截图通知，是屈建武离职来广州物流公司办理离职手续后，广州物流公司对外告知屈建武不在广州物流公司工作；对通知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3，工作记录不是其司的工作内容，而是通威货运部的工作内容，不能证实屈建武与其司存在劳动关系；对证据4不认可，只能证明屈建武在新宇物流园工作；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存在混同用工，北京物流公司在北京有自己的员工，两被告是独立的主体，屈建武是通威货运部的员工，后广州物流公司成立，屈建武与广州物流公司签订的是劳务承包合同；对证据6真实性不认可，不能证明屈建武与其司存在劳动关系；对证据7没有异议；证据8中的招牌是2018年3、4月份更改，招牌是李金兰让屈建武制作，由于其司与通威货运部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之后就把招牌撤走了；对证据9，转账是因为双方有业务往来，不能证明存在劳动关系。通威货运部对证据7没有异议，对证据8确认是在2018年3、4月更改，之前的招牌是“通威”；对证据9，货款的收取和使用都是李金兰控制；其他证据由法院依法认定。北京物流公司和广州物流公司提交证据如下：1.通威货运部企业信息；2.收据、入网登记表（显示唐敏交“131××××8844”手机号码的入网开户费170元，并办理该手机的入网登记）；3.企业台账、工伤赔偿协议书（显示屈建武在名称为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通威货运部的企业台账材料下作为负责人签名；屈建武在显示用人单位为广州通威物流有限公司的工伤赔偿协议书中作为用人单位的负责人签名）；4.投保单交费清单、雇主责任险保险单（抄件）、雇员名单（显示通威货运部为屈建武投保雇主责任保险）；5.承包合同（显示广州物流公司与屈建武签订承包合同，合同约定广州物流公司将“经理”承包给屈建武，由屈建武自行招聘人员并受屈建武实际管理共同为广州物流公司提供劳务，但提供劳务的方式约定为空白；每月10日前由广州物流公司支付屈建武每月承包费10000元）；6.离职证明（显示广州物流公司出具离职证明，写明屈建武自2018年5月8日至同年7月12日止，承包其司货物分理、装卸，因屈建武个人发展原因，终止双方劳务关系）；7.照片（显示招牌为“通威”、“通威物流”）；8.货运单（抬头为广州市南方通威物流有限公司）；9.发票（显示唐敏向广州市新宇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交纳管理费和电费）；10.保险合同（显示广州物流公司和北京物流公司在2018年4月29日和2018年4月25日分别为其员工购买商业保险）；11.工资支出单（显示抬头为南方通威货运公司现金支出证明单，内容为屈建武支工资）；12.收据（显示屈建武2018年5月2日、6月1日和15日分别支取工资10000元）。经庭审质证，屈建武认为：证据1与本案无关，其事实劳动关系是与北京物流公司和广州物流公司建立，因为北京物流公司和广州物流公司从未与其签劳动合同及购买社保，但工资发放记录是保留在北京物流公司的OA系统中；对证据2不认可，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号码是其个人手机号码；对证据3不认可，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不认可，且北京物流公司和广州物流公司没有与员工签劳动合同及购买社保，所以以其他公司的名义为员工购买商业险，但不能据此否认其与北京物流公司和广州物流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对证据5不认可，本案是劳动关系，但北京物流公司和广州物流公司的负责人在2018年7月10日左右拿着承包合同最后一张纸，欺骗员工让其在上面签名，且日期是倒签，北京物流公司和广州物流公司想用此证据混淆本案的关系性质；对证据6不认可，因为双方是事实劳动关系，且是持续十几年的劳动关系，不存在劳务承包的关系；对证据7不予确认，与本案无关；对证据8不予认可，该货运单是通威货运部的；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证据10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签字确实是其本人所签，但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通威货运部与北京物流公司、广州物流公司其实是同一家单位，正是因为通威货运部与北京物流公司、广州物流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都是李金兰，所以北京物流公司、广州物流公司才有上述单据；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该份证据是由北京物流公司、广州物流公司提供，恰恰证明其与北京物流公司、广州物流公司存在多年的事实劳动关系。通威货运部认为：屈建武是北京物流公司的员工，以其司名义购买保险是为了方便理赔，屈建武借用唐敏身份证购买手机卡；北京物流公司为了方便才在广州设立了通威货运部，相关费用只是以其司名义交纳；通威货运部经营人的工资也是由北京物流公司发放；其他证据由法院依法认定。通威货运部提交了：工资截图，显示通过北京物流公司的办公系统，可以查询唐敏2014年至2018年的工资支取情况。对此，屈建武没有异议。北京物流公司和广州物流公司认为通威货运部使用了其司的系统端口，但工资并非其司发放。以上事实，有工资截图打印件、物流运单、通知、微信朋友圈截图、工作记录、证人证言、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视频光盘、企业信息、收据、入网登记表、企业台账、工伤赔偿协议书、投保单交费清单、雇主责任险保险单、雇员名单、承包合同、离职证明、照片、转账截图、货运单、发票、保险合同、工资支出单、收据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关于劳动关系的认定。首先，北京物流公司、广州物流公司和通威货运部经营的范围基本一致，且通威货运公司和广州物流公司均使用北京物流公司的办公系统记载员工的工资发放情况；北京物流公司、广州物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同一人，而通威货运公司与该法定代表人也存在频繁的转账记录。其次，通威货运部使用北京物流公司的货运单，广州物流公司成立是为承接通威货运部与北京物流公司的对接业务，广州物流公司成立后继续聘用通威货运部的员工。最后，北京物流公司虽主张其司与通威货运部、广州物流公司之间是业务合作关系，但并未提交合作协议等证据证实双方之间的具体权利义务约定。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判断三家公司之间存在关联，业务上存在混同，公司治理上也容易产生混同。但上述公司均为依法登记的独立组织，对于屈建武劳动关系的建立，应以实际用工作为判断依据。屈建武主张2004年11月4日入职北京物流公司，但并未提交证据证实上述入职时间，即使根据其提交的证人证言，说明其2004年即在广州工作，并未有证据显示其2004年曾在北京物流公司工作。根据庭审中各方陈述和本案现有证据，屈建武在2018年5月8日之前的实际工作地点在通威货运部，工作内容为广州货物的日常管理。屈建武和通威货运部虽主张通威货运部的实际控制人为北京物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金兰，通威货运部与北京物流公司为同一个单位，但通威货运部和北京物流公司依法登记，均具备独立的用工主体资格，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实际控制人与登记的负责人是否一致，不影响其用工主体资格的认定。根据本案的实际用工情况，屈建武在2018年5月8日之前与通威货运部存在劳动关系。至于劳动关系的持续时间，综合通威货运部的成立时间和屈建武的主张，本院认定屈建武在2005年4月29日至2018年5月7日期间与通威货运部存在劳动关系。2018年5月8日之后，屈建武的工作地点发生改变，且与广州物流公司签订承包合同。但判断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并不是仅凭双方当事人签订的相关合同的名称和形式，而是需要审查双方实际的权利义务内容。首先，双方当事人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广州物流公司经营范围包含物流代理服务和装卸搬运等，而屈建武的工作岗位为经理，负责货物的中转、分流等，即屈建武从事的工作是广州物流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且广州物流公司向屈建武支付固定的工资数额。双方实际的权利义务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和构成要件。且屈建武的工作地点和用工单位发生改变，并非其本人原因，与之相关的法律关系属性不能仅因为签订《承包合同》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屈建武在2018年5月8日之后与广州物流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对于屈建武于2018年7月12日离职的时间没有异议，本院予以认可。故屈建武与广州物流公司在2018年5月8日至7月12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基于上述分析，对于屈建武要求确认与北京物流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以及2018年5月8日之前与广州物流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问题。本案中屈建武和广州物流公司均确认屈建武是被广州物流公司开除，广州物流公司虽主张是由于屈建武在工作期间为他人服务，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即广州物流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开除屈建武的合法依据，故屈建武要求广州物流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赔偿金的计算年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的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通威货运部、广州物流公司和北京物流公司之间为关联企业，屈建武从通威货运部被安排到广州物流公司工作，亦是基于北京物流公司业务开展的需要，并非屈建武本人的原因，因此在计算经济赔偿金时可以将屈建武在通威货运部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屈建武离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1万元，经计算，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总额为270000元（10000×13.5×2）。故广州物流公司需要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屈建武270000元。同时鉴于北京物流公司与广州物流公司为关联企业，在公司治理上存在混同，因此屈建武要求北京物流公司与广州物流公司共同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诉讼请求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拖欠的工资的问题。根据双方庭审中的陈述，屈建武表示工资是年底结算，2018年其只领取了40000元工资，尚拖欠4个月工资40000元，广州物流公司表示屈建武工资已经结清，并提交了屈建武签收的收据，显示其2018年5、6月已经领取工资30000元。同时根据屈建武提交的工资截图，显示2018年已经实际支取工资共计80000元。综合上述分析，本院采信广州物流公司主张的其司已经实际结清屈建武工资的事实，对于屈建武要求北京物流公司和广州物流公司支付拖欠工资40000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十四条、第八十二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工资。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1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1年。屈建武于2018年7月30日提起劳动仲裁，且屈建武与通威货运部的劳动关系存续时间已经超过1年，长达13年，应视为已经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又由于屈建武于2018年5月8日至7月12日与广州物流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广州物流公司没有与屈建武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且其司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是因屈建武的原因而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广州物流公司应当向屈建武支付2018年6月8日至2018年7月12日期间的二倍工资差额。经计算，上述期间的二倍工资差额为11494.25元（10000/21.75×16+10000/21.75×9）。同时鉴于北京物流公司与广州物流公司为关联企业，在公司治理上存在混同，因此屈建武要求北京物流公司与广州物流公司共同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合理，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十四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屈建武与被告广州鑫德隆物流有限公司自2018年5月8日至2018年7月1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告北京鑫德隆物流有限公司和广州鑫德隆物流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屈建武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270000元；三、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告北京鑫德隆物流有限公司和广州鑫德隆物流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屈建武支付2018年6月8日至2018年7月12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1494.25元；四、驳回原告屈建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由被告北京鑫德隆物流有限公司和被告广州鑫德隆物流有限公司共同承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本院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光华人民陪审员  苏穗珍人民陪审员  龙展鹏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蔡波辰陈婉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