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渝05行初389号 原告喻敦刚，男，汉族，1985年4月1日出生。住址：重庆市荣昌区。 委托代理人喻登辉，男，汉族，1989年7月18日出生。住址：重庆市荣昌区。 委托代理人饶思云，重庆正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地址：重庆市荣昌区昌元街道迎宾大道26号。 法定代表人李中武，区长。 委托代理人曾斌，该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何长申，重庆市荣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喻敦刚因要求确认被告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简称荣昌区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违法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8年5月11日立案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权利义务须知等法律文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8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喻敦刚及其委托代理人饶思云，被告荣昌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曾斌、何长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的母亲肖兴菊因左肾结石，于2017年12月2日入住重庆市荣昌区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2月4日在全麻下行左侧经皮肾碎石+开放左侧肾探查术，术后因失血性休克、弥散性血管内凝血死亡。母亲惨死后原告立即报了警，后在昌州派出所的协调下，经荣昌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原告与重庆市荣昌区人民医院达成了《人民调解协议书》（荣医调委[2017]34号）。2018年1月2日，原告因发现该协议的签订违反了相关法律的规定，便以《关于纠正违法调解协议的请求书》的形式，依据《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十条的规定，向被告提出了“撤销荣医调委[2017]34号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的请求”。但被告至今未就原告提出的该项请求作出答复，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行政不作为。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未予答复的行为违法，判决被告尽快就原告的诉求做出处理决定，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A1.《人民调解协议书》,拟证明原告与重庆市荣昌区人民医院的医疗纠纷已经经过调解，但是该调解协议书事实不清、调解程序违法，协议内容违法。 A2.《关于纠正违法调解协议的请求书》，拟证明原告依法请求被告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事实。 A3.重庆市荣昌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对喻敦刚等同志申请纠正调解协议的复函》，拟证明被告不履行其法定职责的事实。 A4.《关于对区卫计委进行确认的请求书》，拟证明原告曾向被告提出过确认其职能部门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请求的事实。 A5.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回执单》，拟证明被告收到原告提交的证据A4所指材料的事实。 被告辩称，一、被告对原告的请求书进行了回复。原告于2018年1月4日向被告递交了《关于纠正违法调解协议书的请求书》，被告接到该请求书后于2018年1月5日批转荣昌区卫生计生委员会进行调查回复，2018年1月17日荣昌区卫生计生委员会按照区政府的批转对喻敦刚等同志申请纠正调解协议请求书进行了回复，该回复告知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并于2018年1月17日将该复函送达给原告。该回复为原告指明了寻求救济的途径，减少了当事人寻求权利救济的成本。二、被告对原告所诉事项没有处理的法定职责。根据《民间纠纷处理办法》第三条“基层人民政府处理民间纠纷的范围，为《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的民间纠纷，即公民之间有关人身。财产权益和其他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纠纷”之规定，原告与荣昌区人民医院之间的医疗纠纷系公民与法人之间的纠纷不属于基层人民政府处理民间纠纷的范畴。三、根据《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三十条第（二）项关于“如当事人提出协议内容不当，或者人民调解委员会发现协议内容不当的，应当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经再次调解变更原协议内容；或者撤销原协议，达成新的调解协议”之规定，再次调解需调解双方同意，由医调委组织，被告没有责成医调委撤销调解协议和组织重新调解的法定职责。综上所述，被告无法定职责处理原告所诉事项，考虑到原告寻求权利救济的成本，被告也已回复告知原告寻求救济的途径。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B1.2018年1月4日《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收文处理笺》； B2.2018年1月17日重庆市荣昌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对喻敦刚等同志申请纠正调解协议的复函》； B3.2018年1月17日重庆市荣昌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行政复函送达回证。 证据B1-B3拟证明被告已经处理了原告要求的处理事项并回复。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举示的三份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证明目的。被告对原告举示的证据A1-A5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均不能达到证明目的。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举示证据均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原告举示证据均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7年12月5日，在荣昌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调解下，原告喻敦刚（肖兴菊之长子）及其委托代理人喻登辉（肖兴菊之次子）以及案外人喻林果（肖兴菊之夫）、林绍容（肖兴菊之母）与重庆市荣昌区人民医院，就原告母亲肖兴菊在重庆市荣昌区人民医院发生的医疗纠纷，自愿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荣医调委[2017]34号），该协议载明“该协议载明：患者肖兴菊因“左侧腰部胀痛6+年”于2017年12月2日到荣昌区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左肾多发性结石伴积水。12月4日患者在全麻下行左侧经皮肾碎石+开放左侧肾探查术，术中患者失血较多，术后生命体征不稳，转入重症医学科治疗。经抢救无效，于2017年12月5日09:09时宣布临床死亡。”双方在该协议中就肖兴菊本次医疗纠纷有关的医疗费用承担、肖兴菊死亡安葬补偿费等进行了明确约定。原告认为该《人民调解协议书》存在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形，于2018年1月2日向被告提交《关于纠正违法调解协议的请求书》，请求被告撤销原告与重庆市荣昌区人民医院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责成荣昌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重新组织医患双方再次调解。2018年1月4日，被告收到原告提交的《关于纠正违法调解协议的请求书》，并于次日批转重庆市荣昌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进行调查回复。2018年1月17日，重庆市荣昌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按照被告的批转作出《关于对喻敦刚等同志申请纠正调解协议的复函》并送达原告，该复函告知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当事人之间就调解协议的履行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发生争议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我委建议您们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8年2月1日，原告向被告提交请求被告对重庆市荣昌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作出的《关于对喻敦刚等同志申请纠正调解协议的复函》的结论作出是否认可的确认。同日，被告收到该《关于对区卫计委进行确认的请求书》。原告认为被告对其提交的《关于纠正违法调解协议的请求书》和《关于对区卫计委进行确认的请求书》未予答复的行为违法，诉至本院，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未予答复的行为违法，判决被告尽快就原告的诉求做出处理决定，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人民调解委员会也可以主动调解。当事人一方明确拒绝调解的，不得调解。”《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当事人之间就调解协议的履行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发生争议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据此，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可以申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当事人之间对调解协议的内容发生争议的，可以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寻求救济。本案中，原告喻敦刚与重庆市荣昌区人民医院之间的医疗纠纷，在荣昌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已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原告对该《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有异议的，应当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原告请求被告撤销其与重庆市荣昌区人民医院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责成荣昌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重新组织医患双方再次调解，不属于被告的法定职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喻敦刚的起诉。 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文林华 人民陪审员  陈邦碧 人民陪审员  金祥惠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一日 法官助理刘琴琴 书记员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