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粤7101行初4253号 原告：刘志强，男，1974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 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番禺大队，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市桥东环路**。 法定代表人：陈顺添，职务：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郭景源、韩柱东。 原告刘志强不服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番禺大队行政强制措施一案，于2018年8月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年8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9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志强，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番禺大队的委托代理人郭景源、韩柱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志强诉称，2018年8月4日上午10时30分左右，在西丽路××××路交叉口，原告坐在粤Ｊ×××××摩托车上时，被身着便装自称为警察的被告执法人员拔下车钥匙，要求原告出示证件并下车。原告第一时间出具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行政复议决定书（穗公番复决字［2017］39号），并对被告执法人员说“你无权扣车，可以出具行政罚款单”。被告执法人员要求原告跟他回执法点。随后，原告跟着被告执法人员去到执法点，并且把驾驶证、行驶证及行政复议决定书一并交给了有执法权的警察。被告执法人员在没有任何事实法律依据情况下，强行扣留车辆。综上所述，原告自己驾驶自己登记的车辆，在证件齐全的情况下，被告执法人员没有任何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向原告作出行政强制措施行为违法，给原告心理上、精神上及来回参加诉讼的过程中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故请求法院判决确认被告作出的编号：4401263604401605《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违法，并判决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赔偿心理、精神损失及来回参加诉讼的所有费用共计1000元。 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番禺大队辩称，一、原告（刘志强）的交通违法行为事实清楚。2018年08月04日，我大队机动中队民警陈绍声等人按上级工作安排，在番禺区执勤，重点整治“五类车”无牌无证、假牌假证、套牌等交通违法行为。10时42分许，陈绍声等人查获一辆号牌为粤Ｊ×××××号的二轮摩托车。现场检查发现，驾驶人刘志强（身份证号：3624301974××××××××），准驾车型Ａ2Ｅ，粤Ｊ×××××号的二轮摩托车车架号码明显锈迹损坏、发动机号字母与数字有连接、排列规则与国标不符，现场执勤民警无法确认粤Ｊ×××××号的二轮摩托车与行驶证登记车架号码、发动机号一致，该车存在被盗抢的重大嫌疑。因番禺从2002年开始对两轮摩托车不予登记，现番禺辖区路面行驶的粤Ａ号牌摩托车已少见（因摩托车强制报废期为13年，路面极少数粤Ａ牌为增城、从化上牌）。但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外市籍摩托车驶入番禺，这些车假牌假证、套牌非常多。由于粤Ｊ×××××号的二轮摩托车车架号码明显锈迹损坏、发动机号字母与数字有连接、排列规则与国标不符，现场无法查清，执勤民警在现场听取申请人刘志强陈述和申辩，并口头告知其基本违法事实、拟作出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后现场开具《公安交通管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编号：4401263604401605）依法扣留粤Ｊ×××××号的二轮摩托车，违法嫌疑人刘志强拒绝在强制措施凭证上签名确认。执勤民警现场告知当事人在十五日内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理，以及将强制措施凭证现场送达。二、我队对原告（刘志强）驾驶粤Ｊ×××××号的二轮摩托车的交通违法行为所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的行政强制措施适用法律条文正确，程序合法。我大队作出强制措施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经对粤Ｊ×××××号的二轮摩托车车架号码进一步核查比对，该车车架号码与档案相符，我大队于2018年8月15日依法将粤Ｊ×××××号的二轮摩托车返还原告（刘志强）。综上所述，原告（刘志强）驾驶的粤Ｊ×××××号的二轮摩托车存在被盗抢嫌疑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我队对其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编号：4401263604401605）适用法律条文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8年8月4日10时42分许，原告刘志强驾驶粤Ｊ×××××两轮摩托车行驶至广州市番禺区时，被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番禺大队执勤民警查获，执勤民警经检查认为原告所驾驶的车辆发动机号和车架号部分模糊，号码排列规则不符合国家标准，车辆存在盗抢嫌疑，遂当场开具编号：4401263604401605《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决定扣留机动车。该强制措施凭证告知原告持凭证在15日内到被告处接受处理。 2018年8月9日，被告向广东省江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发出《关于协助核查粤Ｊ×××××两轮摩托车档案的函》，请求协助核查涉案车辆的发动机号码拓印膜、车架号码拓印膜是否与原始档案相符。同年8月10日，江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回函向被告提供涉案车辆的档案登记信息。经核查，涉案车辆的发动机号、车架号与档案登记资料相一致。 2018年8月15日，原告前往接受处理并提供相应证件材料，被告经核查，确认原告车辆不属盗抢情形，遂于同日将车辆返还原告。原告对被告的上述强制措施决定不服，诉至本院。 以上事实，有执勤经过、查获经过、编号：4401263604401605《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受案登记表、车辆照片与拓印资料表、《关于协助核查粤Ｊ×××××两轮摩托车档案的函》、关于协查车辆情况的复函、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驾驶人信息查询结果单、询问笔录、驾驶证、行驶证、返还物品凭证等证据证实，原、被告亦当庭陈述在案。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查封、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在执法过程中，依法可以采取下列行政强制措施：（一）扣留车辆；……”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扣留车辆：……（五）机动车有被盗抢嫌疑的；……”本案中，原告驾驶涉案车辆被执勤民警查获，被告执勤民警经检查认为该车辆发动机号和车架号部分模糊，号码排列规则不符合国家标准，以车辆存在盗抢嫌疑为由依法扣押原告的车辆，并当场作出《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送达原告，该行政强制措施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在扣押车辆后，被告及时向车辆登记地车辆管理部门发函调查核实，并在原告出示相应证件接受处理后，在法定期限内解除强制措施对原告车辆予以返还并无不当。被告在强制措施凭证中将查获地点注明为番禺区认定事实不准确，但该瑕疵不影响涉案强制措施的合法性，本院予以指正。因此，原告关于确认被告强制措施违法并要求被告予以赔偿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刘志强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原告刘志强的赔偿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志强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徐 星 人民陪审员  李群燕 人民陪审员  刘雪容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邓鸿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