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703民初364号原告：谭爱红，女，汉族，1967年2月21日出生，住江门市蓬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剑峰，广东弘新君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镇贤，男，汉族，1965年8月17日出生，住江门市蓬江区，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城区支行，住所地江门市蓬江区建设路**。负责人：黎相球。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绮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中平，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职员。第三人：江门市洋凯贸易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江门市蓬江区港口一路**-2-31E/div>法定代表人：侯玉燕。原告谭爱红与被告黄镇贤、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城区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城区支行）、第三人江门市洋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凯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谭爱红于2016年3月1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6年11月16日作出（2016）粤0703民初173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了谭爱红的起诉，谭爱红不服裁定提起上诉，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27日作出（2017）粤07民终116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谭爱红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7年11月6日作出（2017）粤民申669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该案由该院提审。2017年12月2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民再53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6）粤0703民初1732号民事裁定和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7民终1169号民事裁定，并指令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本院重新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谭爱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剑峰、工行城区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绮珊、曹中平到庭参加诉讼，黄镇贤、洋凯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谭爱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黄镇贤与被告工行城区支行于2013年11月11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江门分行城区支行2013年抵押字第091号）无效；2.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1.谭爱红与黄镇贤于1989年11月24日结婚，现仍为夫妻关系。2013年11月11日，黄镇贤在未征得谭爱红同意的情况下，与工行城区支行签订编号为江门分行城区支行2013年抵押字第09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将谭爱红、黄镇贤夫妻共同共有的位于江门市××锦绣××路××号房屋为洋凯公司融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因洋凯公司拖欠工行城区支行借款，工行城区支行于2015年5月6日将洋凯公司、黄镇贤等人列为共同被告分别诉至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及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案号（2015）江蓬法荷民初字第537号、（2015）江中法民四初字第12号，两案均涉及到编号为江门分行城区支行2013年抵押字第09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2016年2月25日，工行城区支行分别向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回前述两案对被告黄国桥、郑红的起诉，并获两法院裁定准许。2.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应认定为无效。（1）黄镇贤个人对外担保之债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谭爱红不应承担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担保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复函》（[2015]民一他字第9号）：“…经研究答复如下：同意你院审判委员会多数意见，即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不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据此，黄镇贤对外担保之债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谭爱红不承担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担保责任。（2）涉案房产是谭爱红的夫妻共同财产。涉案抵押担保房产购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2013年4月26日。根据《婚姻法》第十七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的规定，涉案房产依法属于谭爱红与黄镇贤的夫妻共同财产。（3）因抵押财产是共同共有物且未经共有人同意，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应认定无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二款“共同共有人以其共有财产设定抵押，未经其他共有人的同意，抵押无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八十九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为无效。”等法律规定，本案《最高额抵押合同》涉及抵押物是共同共有财产，该合同因为在签订时未经共有人同意，应认定为无效。（4）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抵押权的取得为非善意取得。依据《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第六章第二十五条第四款规定：“借款人贷款时应当填写以下资料：抵押物、质物清单和有处分权人的同意抵押，质押的证明及保证人拟同意保证的有关证明文件”。在本案中，工行城区支行作为国内乃至世界最大商业银行，有完善的法律风险防范体系和法务管理部门，对国内上述法律法规熟悉，对抵押财产有完整的审查体系。工行城区支行对（2015）江蓬法荷民初字第537号及（2015）江中法民四初字第12号案中系列担保人侯玉燕、周文海是否存在配偶都依规进行了审查，要求侯玉燕、周文海提供了结婚证；而对黄镇贤采取区别对待，对其是否有配偶，抵押房产是否存在共有人没有进行审查。而且工行城区支行在签署两系列担保合同过程中，发生了银行工作人员作假见证，周文海妻子郑红的签名及洋凯公司股东黄国桥的签名被冒签，从而致使工行城区支行在相关两案庭审中被迫撤销了对黄国桥、郑红的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规定：“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或者动产时，不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的，应当认定受让人为善意。”以及第十七条规定：“受让人受让动产时，交易的对象、场所或者时机等不符合交易习惯的，应当认定受让人具有重大过失”。正因为工行城区支行在办理两系列担保合同过程中存在假冒签名、非常规区别对待黄镇贤的情况，谭爱红认为，工行城区支行在办理涉案抵押贷款过程中无尽到审慎义务，存在重大过失，甚至是其为能发放贷款，故意侵害谭爱红合法权益而签订了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应依法认定工行城区支行所取得的抵押权为非善意取得。现因贷款发放后，本案第三人未依约还款，谭爱红的夫妻共同财产面临被执行的风险，严重损害了谭爱红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希望法院查明事实，依法确认《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谭爱红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身份证2份，结婚证1份，营业执照2份，组织机构代码证2份，《最高额抵押合同》1份，房地产权证1份，《最高额保证合同》1份，《笔迹鉴定申请书》1份，《民事裁定书》6份，（2015）江中法民四初字第12号案卷宗资料1份，《证人证言》1份。被告黄镇贤无答辩，也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被告工行城区支行辩称，1.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为有效合同，原告谭爱红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1）根据房地产权证显示，涉案抵押房产产权证登记的权属人为黄镇贤，共有情况一栏显示为单独所有。黄镇贤与工行城区支行签订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自愿提供涉案房产作为贷款抵押物，为其真实意思表示。（2）涉案抵押房产已经在房地产权证登记部门办妥抵押登记手续，且至今仍抵押在工行城区支行名下，根据我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工行城区支行依法对涉案抵押房产享有抵押权，对抵押物的处置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2.房地产权证是经有关部门核准登记并发放的有效房地产权属证明，其本身具有公示、公信的作用，不动产所有权应以房屋管理部门登记为准。作为抵押权人，工行城区支行只能根据房地产权证上的记载来判断房产的权属情况及权属人。抵押房产的权属情况若与房地产权证上的记载不一致，应由房地产权证登记部门进行核实，工行城区支行无权也无义务去调查房地产权证记载内容的真实性，在房地产权证登记内容未变更的情况下，只能根据房地产权证上记载的内容进行判断。因此，在本案中，工行城区支行在办理涉案贷款抵押时已向房管部门查询了涉案房产所有权相关信息，根据房屋登记信息确认所有权为黄镇贤个人所有，并在房管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使工行城区支行相信了这一权利外观，并依据房管部门出具的涉案房产他项权证向借款人发放贷款，工行城区支行对贷款抵押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该笔交易安全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以保障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3.工行城区支行善意取得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抵押权，工行城区支行的合法权益应当予以维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意见》第89条的规定，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是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人赔偿。根据上述规定，本案中涉案房产属于不动产，我国对于不动产权采取登记公示主义，不动产物权的登记具有公信力，因信赖该登记而取得物权的行为应受法律保护。本案抵押房产权属证书上登记的权利人仅为黄镇贤本人，且权属载明为“单独所有”，工行城区支行有理由相信黄镇贤就是该房产的真实所有权人。工行城区支行作为抵押权人只要审查抵押为黄镇贤的真实意思，即应视为已经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其抵押权为善意取得，因此，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合法有效，且抵押权已经经过有关登记机关登记确认，应受保护。4.本案为谭爱红对工行城区支行贷款抵押物处置设障的恶意诉讼。工行城区支行诉洋凯公司、黄镇贤等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两案【案号分别为(2015)江蓬法荷民初字第537号、(2015)江中法民四初字第12号】，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已于2015年5月6日立案审理第537号案，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2015年5月19日立案受理第12号案，在两案作出一审判决前夕，谭爱红故意提起本诉。此外，黄镇贤又重施故技，再以类似理由提起新一宗确认合同无效之诉（诉讼标的为另一份《最高额抵押合同》）【案号：（2017）粤0703民初3576号】，明显是为拖延两案的诉讼进度而设障的恶意诉讼。谭爱红是知道抵押事实的，抵押有效。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谭爱红和黄镇贤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工行城区支行的合法权益，应当驳回谭爱红全部的诉讼请求。工行城区支行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受理案件通知书》2份，《民事诉状》2份，《最高额抵押合同》1份，房地产权证1份，他项权证1份，《中止审理申请书》2份，《民事裁定书》2份，《民事起诉状》1份，《承诺书》1份。第三人洋凯公司没有向本院陈述意见，也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根据谭爱红申请，本院依职权调取证据如下：（2015）江蓬法荷民初字第537号案及（2015）江中法民四初字第12号案的贷款资料1份，（2015）江蓬法荷民初字第537号案《开庭笔录》1份、《询问笔录》4份。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审核认定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并结合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本院查明：1.黄镇贤的抵押担保事实。2013年11月11日，工行城区支行与黄镇贤签订合同编号：江门分行城区支行2013年抵押字第09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双方约定由黄镇贤为债务人洋凯公司自2013年11月11日至2021年11月11日期间的借款等债务提供抵押担保，担保的债务最高余额为10030500元。后因洋凯公司拖欠工行城区支行借款，工行城区支行以借款人洋凯公司及担保人黄镇贤等为被告分别向本院及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分别为（2015）江蓬法荷民初字第537号、（2015）江中法民四初字第12号，在上述两案中，工行城区支行以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为由，均诉请黄镇贤承担抵押责任，要求对黄镇贤提供的抵押房屋（江门市××锦绣××路××号全部）享有优先受偿权。经审核房地产权属证书，该房屋登记在黄镇贤名下，共有情况栏记载为“单独所有”。2.工行城区支行在本案诉讼中举证的《承诺书》。2013年11月6日，权属人黄镇贤、共有人谭爱红联名向工行城区支行出具《承诺书》，内容为“本人自愿提供位于江门市××锦绣××路××号房屋作抵押，作为江门市洋凯贸易有限公司向贵行申请贷款2000万元的抵押物。”在本案诉讼中，谭爱红认为《承诺书》落款处的“谭爱红”非其本人签名，申请对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本院摇珠选定鉴定机构后，谭爱红没有在本院规定的时间内预付鉴定费用，因此终止了司法鉴定。本院认为，谭爱红诉请确认《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故本案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经审核工行城区支行举证的《承诺书》，该《承诺书》签署于2013年11月6日，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签署于2013年11月11日，《承诺书》签署于《最高额抵押合同》之前，内容为黄镇贤、谭爱红愿意提供涉案房屋作为洋凯公司向工行城区支行借款的抵押担保，与《最高额抵押合同》相关联，故本院确认其关联性。《承诺书》落款签名“谭爱红”的外观与谭爱红在卷宗中留存的其他签名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普通人难以识别，工行城区支行提供《承诺书》反驳谭爱红的诉讼请求后，工行城区支行已经完成举证责任。谭爱红虽然在诉讼中质疑《承诺书》的真实性，但谭爱红申请鉴定后没有依法预付鉴定费用，导致终止了鉴定程序，谭爱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据此采信《承诺书》的真实性。因《承诺书》来源合法，本院亦认定其合法性。由于《承诺书》合法有效，在黄镇贤与工行城区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前，谭爱红已经以《承诺书》的形式同意用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屋进行抵押担保，故《最高额抵押合同》合法有效，谭爱红诉请确认合同编号：江门分行城区支行2013年抵押字第09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没有法律与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谭爱红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0元[在（2016）粤0703民初1732号案中已预交]，由原告谭爱红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受理费。审 判 长 肖 剑人民陪审员 刘 颖人民陪审员 梁荣豪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法官助理梁沛杰书记员张晓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