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郫县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5)成郫行初字第39号原告吕炳贵，男，汉族，1964年6月9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成都市高新区。委托代理人张碧琼，女，汉族，1966年4月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成都市高新区。系原告之妻。被告成都市国土资源局高新分局。住所地：成都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天府大道。法定代表人费斌，职务：局长。委托代理人喻雷，系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江俞廷，系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被告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号。法定代表人范毅，职务：主任。委托代理人喻雷，系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江俞廷，系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原告吕炳贵诉被告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成都高新区管委会）、成都市国土资源局高新分局（以下简称成都高新区国土局）土地纠纷一案，于2012年7月2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不服本院及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2015年2月11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川行提字第3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成行终字第42号行政裁定书及本院（2012）成郫行初字第17号行政裁定书，指令本院对本案进行审理。2015年3月26日，本院受理并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4月30日、9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吕炳贵及其委托代理人张碧琼、被告成都高新区管委会及被告成都高新区国土局的一般授权委托代理人喻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2008年1月9日，被告成都高新区国土局向原告吕炳贵作出强制搬迁通告，责令吕炳贵户必须于2008年1月11日前履行搬迁义务，2008年1月23日，被告成都高新区国土局对原告吕炳贵户位于前锋村4组的房屋实施强制搬迁。原告吕炳贵诉称，2008年1月23日，二被告在没有公告征地批文，也没有与原告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在未对财物进行清点，未对宅基地上的设施与附着物、承包地上种植的名贵花木、果树进行登记的情况下，组织上百名身份不明的人和3台挖掘机实施了对原告住宅强制搬迁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违反了我国法律相关规定，请求法院确认二被告实施对原告房屋强制拆迁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并判令恢复、赔偿损失。被告成都高新区管委会辩称：1.原告吕炳贵知道自己房屋在2008年1月23日被拆除，本次针对房屋的拆除行为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2.原告吕炳贵的住房及地上设施、附着物系被告成都高新区国土局拆除的，成都高新区管委会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3.成都高新区管委会作出的强制搬迁批复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这已经由法院判决认定，故批复是合法的。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吕炳贵的起诉。被告成都高新区国土局辩称：1.原告吕炳贵提起的本次诉讼，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二年最长起诉期限；同时，原告吕炳贵于2009年7月就成都高新区国土局作出的《强制搬迁通告》向法院提起诉讼，已被法院裁定驳回；2.成都高新区国土局进行强制搬迁完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且程序合法。（1）成都高新区国土局具有实施强制搬迁的行政职权，实施强制搬迁具有相应的事实依据。2007年11月24日，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将包括原告吕炳贵所在的前锋村4组在内的共35.3297公顷集体土地征收为国家所有。成都高新区国土局作为拆迁实施主体，依照规定对原告吕炳贵户的房屋、附着物等进行了调查，并通知其安置房屋的地点，且对其附属房屋、地面附着物及搬迁补偿费等均进行了书面告知，并要求其前往统征办办理安置手续，同时将补偿款存入了补偿账户；（3）成都高新区国土局实施强制搬迁的程序合法。成都高新区国土局于2007年12月25日收到被告成都高新区管委会所作的《关于同意对前锋村4组吕炳贵户房屋强制搬迁的批复》后，于同月28日向原告吕炳贵送达了《强制搬迁告知书》。2008年1月9日，又向吕炳贵送达了《强制搬迁通告》，告知其在限定时间拒不搬迁，将实施强制搬迁。2008年1月23日，被告成都高新区国土局对原告吕炳贵现场送达《通知》，并在公证人员进行证据保全后，将原告吕炳贵房屋内物品依法搬迁至其安置房内。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08年1月9日，被告成都高新区国土局根据被告成都高新区管委会作出的《关于同意对前锋村4组吕炳贵户房屋强制搬迁的批复》，作出强制搬迁通告，责令原告吕炳贵于2008年1月11日前履行搬迁义务，逾期未自行搬迁，则施行强制搬迁。被告成都高新区国土局将该强制搬迁通告于当日留置送达在原告吕炳贵住处，并张贴在其门外。因原告吕炳贵未自行搬迁，被告成都高新区国土局于2008年1月23日对原告吕炳贵户位于前锋村4组的房屋实施了强制搬迁。在搬迁过程中，原告吕炳贵到达搬迁现场。另查明，2009年7月22日，原告吕炳贵向成都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被告成都高新区国土局于2008年1月9日作出的强制搬迁通告，成都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10月20日作出（2009）高新行初字第36号行政裁定书，以超过起诉期限为由驳回了原告吕炳贵的起诉。原告吕炳贵不服该裁定，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月7日作出（2010）成行终字第7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09年8月26日，受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受理原告吕炳贵诉被告高新区管委会房屋拆迁行政强制纠纷一案。在该案中，原告吕炳贵要求撤销被告高新区管委会作出的强制搬迁批复。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5月6日作出（2009）武侯行初字第37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了被告高新区管委会作出的《关于同意对前锋村4组吕炳贵户房屋强制搬迁的批复》。2012年7月2日，原告吕炳贵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次诉讼。同时查明，2010年5月29日，原告吕炳贵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交通秩序被成都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5日因涉嫌妨害公务被执行逮捕，2011年4月28日，因犯妨害公务罪被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免予刑事处罚。本院认为，被告成都高新区国土局在收到被告成都高新管委会作出的《关于同意对前锋村4组吕炳贵户房屋强制搬迁的批复》后，于2008年1月9日向原告吕炳贵送达了《强制拆迁通告》，明确告知其于2008年1月11日前若不自行搬迁则将实施强制搬迁。2008年1月23日，被告成都高新区国土局组织实施强制搬迁，原告吕炳贵得知后亦于当日到达拆迁现场，此足以证实原告吕炳贵在2008年1月23日即知道其住房被实施了强制拆除这一具体行政行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关于“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的规定，成都高新区国土局于2008年1月23日对吕炳户实施了强制搬迁，吕炳贵于当日已知道强制搬迁行政行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吕炳贵对本案行政行为的诉讼期限应当为2008年1月24日起至2010年1月23日止。同时，吕炳贵因妨害公务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暨刑事拘留而失去人身自由的最初时间为2010年5月29日，此时已超越了本案行政行为法定的的两年诉讼期限。因此，该强制措施并不导致原告吕炳贵对本案行政行为诉讼时效的中止或中断。另外，虽然吕炳贵房屋被行政机关强制搬迁后，进行了连续多次诉讼，但均未针对成都高新区国土局2008年1月23日强制搬迁吕炳贵房屋这一具体行政行为，故吕炳贵先前其他诉讼，并不导致对本案行政行为的诉讼时效中断。综上，原告吕炳贵于2012年7月2日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次诉讼，已经超过两年法定起诉期限。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吕炳贵的起诉。原告吕炳贵预交的案件受理费50元予以退还。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覃永春审 判 员  赵 波人民陪审员  李丽萍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六日书 记 员  陈小林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复议决定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法定起诉期限的，适用前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六）重复起诉的；（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的；（十）不符合其他法定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