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411民初2439号 原告：古绍银，男，1958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原住重庆市铜梁县，现暂住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馨慧，四川渡攀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4201511594444。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跃，四川渡攀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4200820565213。（未出庭） 被告：攀枝花市邹氏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仁和区前进镇宝鼎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400MA62116KXR。 法定代表人：郭普刚，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富平，四川信恒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4201410237860。 原告古绍银与被告攀枝花市邹氏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5日立案受理后，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袁凯于2018年11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馨慧、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代付的工伤赔偿款，合计48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35％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自2018年9月2日至款项付清之日止）；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00年至今，原告受聘于被告公司圣昌煤矿古绍银班班长。工作期间，被告公司发生工伤事故，职工李书成因工死亡、石应昌因工受伤，产生医药费、伤残费等，合计48万元。原告在上述工伤调解完成后，自愿垫付完毕工伤调解书上认定的全部金额。 被告辩称：原告所述均不是事实，是虚假的；本案已过诉讼时效；请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原告为佐证其诉称的事实，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第一组：攀枝花市仁和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05年4月15日制作的劳动仲裁“调解书”、司法鉴定书、赔偿协议、收条及证明、存款凭证、医院费结算票据、出院证明、用药清单，欲综合证实被告公司工亡死者李书成发生工亡事故之后，与被告达成仲裁调解书，被告应当支付李书成工亡待遇15.8万元；原告代被告支付了李书成的赔偿费用；2018年9月1日，原告代被告支付李书成因工死亡费用8000元；李书成的弟弟李苏泽在同一次事故中因工受伤，原告代被告支付李苏泽医药费1932元。 第二组：攀枝花市西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06年8月29日制作的“仲裁调解书”、病危通知书、出院证明书2份、攀枝花市第二人民医院伤残鉴定书、收条2份（李正万收取的护理费5000元、王应奎收取的20万元）、收据3份（思文平收取的医药费5000元、3000元、3000元）及证明（李正坤收取的护理费5.5万元）、住院费结算票据2份、银行转款凭证，欲综合证实2018年6月21日，原告代被告垫付王应奎工伤赔付最后一笔款项人民币5000元、劳动仲裁调解书工伤赔偿款20万元、两次住院费（33154元、3554元）、支付思文平医药费1.1万元，支付李正坤、李正万护理费5.5万元。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司法鉴定书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调解书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不认可，不能证明上述费用由原告支付，也不能证明被告存在不当得利；医院费结算票据、出院证明、用药清单三性均不认可，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应支付李苏泽相关费用；收条及证明、存款凭证，对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系伪证，且该证据与赔偿协议及收条相冲突，赔偿协议及收条中载明所有款项已当天结清，就不存在时隔13年再支付8000元尾款。第二组证据：劳动仲裁调解书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主张调解书中款项是其支付，证据不足；病危通知书、出院证明书、住院费结算票据、伤残鉴定书真实性无异议；思文平出具的收据及李正坤出具的证明，对真实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联性；收条（王应奎收取的20万元）真实性无法确定，李正万出具的收条，证据三性不予认可，系伪证，因为调解书中载明工伤待遇包含护理费等合计20万元，是2006年8月29日一次性付清给王应奎，也不存在间隔10多年后又支付5000元护理费，违反常理。 被告提交了以下证据： 原告与攀枝花市金瑞山工贸有限公司于2012年11月26日签订的“结算”1份，欲证实原告还欠被告166788.4元，双方没有其他任何纠纷；不存在原告替被告垫付款项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原告认为，结算书是原告与攀枝花市金瑞山工贸有限公司签订的，该证据系被告杜撰，原告曾经签过空白字条，从时间上看可以证明内容是后填的，与本案无关。 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中，关于“李苏泽”部分的证据，李苏泽的身份无法确定，证据缺乏与本案的关联性，且原告在诉状中也未提及“李苏泽”，故对该部分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多处有“曾建书”签字的材料（劳动仲裁“调解书”、赔偿协议、收条及证明），三处“曾建书”签字，仅凭普通人肉眼即可判断非同一人书写，且赔偿协议、收条及证明系“曾建书”个人出具，也无其他证据印证，为孤证，无法核实证据的真实性；另外，赔偿协议与收条及证明所记载的关于赔偿款支付的情况互相矛盾，证据缺乏真实性；而劳动仲裁“调解书”系由攀枝花市仁和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所制作，具有公信力，除该证据外，其余上述证据本院均不予采信；司法鉴定书和银行转账凭证，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二，由个人“思文平”、“李正坤”、“李正万”出具的收条、收据及证明，因三人身份无法确定，证据缺乏与本案的关联性和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王应奎”签字的收条，系“王应奎”个人出具，也无其他证据印证，为孤证，亦无法核实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其余证据，系伤者王应奎因工伤住院治疗以及劳动仲裁情况，可以证实本案的相关事实，本院予以采信；银行转款凭证，缺乏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载明是原告与攀枝花市金瑞山工贸有限公司签订的，而非被告公司，显然该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原、被告的陈述、举证、质证和本院认证，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 原告原系被告公司圣昌煤矿古绍银班班长。 2005年4月12日，被告公司圣昌煤矿职工李书成在工作中死亡，被告公司与李书成的妻子曾建书等家属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达成“调解书”，确定由被告给付李书成的妻子曾建书等家属工亡待遇，合计15.8万元。调解中，被告公司有两个委托代理人，本案原告是其中一个委托代理人。 2005年10月13日，被告公司圣昌煤矿职工王应奎在工作中受伤，当天被送至攀枝花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于2005年12月2日出院，产生住院费33154.83元；后王应奎又于2006年7月24日至2006年8月29日在该院再次住院治疗，产生住院费8554.71元。2006年8月28日，王应奎被攀枝花市第二人民医院鉴定为二级伤残。2006年8月29日，被告与王应奎因工伤待遇纠纷，经攀枝花市西区劳动争议仲裁院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并形成“仲裁调解书”，载明：由本案被告支付王应奎工伤待遇，合计20万元等。调解中，原告系被告公司委托代理人。 现原告认为，其代被告公司支付了李书成的工亡待遇15.8万元以及王应奎工伤待遇20万元、王应奎两次住院期间的住院费，被告构成不当得利，而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依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损失的事实。本案中，原告虽提交了李书成、王应奎与被告公司的仲裁调解书以及王应奎因工伤住院期间的住院费票据，但未提交翔实的证据证实系其代被告公司垫付了李书成、王应奎的工亡、工伤待遇以及王应奎住院费等款项，原告所提交的证据无法形成证据锁链，原告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现原告未举证证实其欲主张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原告主张被告构成不当得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另外，被告以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为由提出抗辩。诉讼时效是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制度。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为2年。本案中，原告诉称其已分别于2005年4月15日、2006年8月29日将李书成的工亡待遇及王应奎工伤待遇垫付完毕，该部分诉讼时效应从垫付完毕之日起算；而王应奎经医院治疗，分别于2005年12月2日、2006年8月29日出院，并于出院当天对住院费予以结算，故住院费的诉讼时效应分别从王应奎出院之日起算；庭审中，原告自述其自2013年起向被告主张，但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表示之前从未向被告主张过，原告也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于该时间向被告主张了相应权利；即便按照原告所述，显然也早已超过2年诉讼时效届满的最后期限，且原告也没有举证证明引起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证据，故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古绍银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4250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古绍银负担。 如不服本院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袁 凯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记员 胡林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