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680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宏，男，1941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应小军、吴佩娜，浙江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燕燕，女，1949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垂军，浙江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列彪，男，1958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列虎，男,1960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列彪，系杨列虎哥哥。 上诉人周宏、高燕燕为与被上诉人杨列虎、杨列彪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浙0191民初6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宏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杨列虎、杨列彪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房产、车辆的分割是依据2017年的《离婚协议》，对于《信》、《分家协议书》等证据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案涉2005年11月13日的《分家协议书》的法律性质，应属婚内财产分割协议。从《信》来看，双方感情早已破裂，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双方当时并没有离婚，而是采取了分居的形式，因此这份《分家协议书》是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的基础上选择以分居作为一种解决方式并对共同财产予以分割，并非以离婚为目的的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婚姻法》第19条第一款对夫妻财产制作出了明确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本案所涉及的《分家协议书》中，周宏与高燕燕一致签名同意对双方财产按照协议来分割，这份系协议是不以离婚为目的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作出的分割，应认定为婚内财产分割协议，是双方通过订立契约对采取何种夫妻财产制所作的约定。2、案涉的房产的归属依据应当是《分家协议书》，其归属应当适用婚姻法的相关规定，物权在2005年11月13日即发生物权变动效果。按照婚姻法第十九条之规定，只要夫妻双方以书面形式对财产分割作出约定即发生法律效力，无需过户登记；本案不适用物权法第九条之规定，不动产物权的权属变更未经登记不发生法律效力。就本案而言，应以优先适用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处理为宜。理由如下：2.1物权法作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因物之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财产关系的基础性法律，重点关注主体对物的关系，其立法旨在保护交易安全以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而婚姻法作为身份法，旨在调整规制夫妻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其中财产关系则依附于人身关系而产生，仅限于异性之间或家庭成员之间因身份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体现直接的经济目的，而是凸显亲属共同生活和家庭职能的要求。因此，婚姻家庭的团体性特点决定了婚姻法不可能完全以个人为本位，必须考虑夫妻共同体、家庭共同体的利益，与物权法突出个人本位主义有所不同。在调整夫妻财产关系领域，物权法应当保持谦抑性，对婚姻法的适用空间和规制功能予以尊重，尤其是夫妻之间关于具体财产制度的约定不宜由物权法过度调整，应当由婚姻法去规范评价。本案中，周宏与高燕燕所签协议关于房产、车辆等的分割，属于夫妻内部对财产的约定，不涉及家庭外部关系，应当优先和主要适用婚姻法的相关规定。2.2物权法上的不动产登记公示原则在夫妻财产领域中不应具有强制适用的效力。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只涉及到财产在夫妻之间的归属问题，依双方约定即可确定，无须以公示作为物权变动要件。周宏与高燕燕所签《分家协议书》已经确定案涉房屋归高燕燕一人所有，当时虽仍登记在双方名下，却并不影响双方对上述房屋内部处分的效力。物权法以登记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法定公示要件，赋予登记以公信力，旨在明晰物权归属，保护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提高交易效率。在实践中，夫妻财产领域，存在大量夫妻婚后由一方签订买房合同，并将房屋产权登记在该方名下的情形，但实际上只要夫妻之间没有另行约定，双方对婚后所得的财产即享有共同所有权，这是基于婚姻法规定的法定财产制而非当事人之间的法律行为。因为结婚作为客观事实，已经具备了公示特征，无须另外再为公示。而夫妻之间的约定财产制，是夫妻双方通过书面形式，在平等、自愿、意思表示真实的前提下对婚后共有财产归属作出的明确约定。此种约定充分体现了夫妻真实意愿，系意思自治的结果，依法、依情、依理应当给予法律保护的事实物权。故该种约定应当受到法律尊重和保护，亦应纳入非依法律行为即可发生物权变动效力的范畴。2.3《分家协议书》的形成时间远远早于周宏与杨列虎、杨列彪之间的经济纠纷，因此杨列虎、杨列彪并非《物权法》意义上的利益第三人。本案中，《分家协议书》关于财产的约定是二人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协商一致对家庭财产在彼此之间进行分配的结果，其形成时间在2005年，而案涉债权债务关系则发生在8年之后，故双方的财产约定不可能是出于转移财产等非善意目的，杨列虎、杨列彪虽在本案中提出异议，却并非《物权法》意义上的第三人。在不涉及婚姻家庭以外的第三人利益前提之下，这份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案涉房屋并未进入市场交易流转，其所有权归属的确定亦不涉及交易秩序与流转安全。在双方离婚之前，房屋虽登记在双方名下，没有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但物权法的不动产登记原则不应影响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关于房屋权属约定的效力。且结合双方已依据《分家协议书》各自占有、使用、管理相应财产之情形，应当将案涉房屋在过户前就认定为高燕燕的个人财产。二、割裂的看待《分家协议书》、《离婚协议》是不符合客观实际，明显有失公允的。1、《分家协议书》中周宏分到了相当大部分财产，故直接导致了周宏在后面的《离婚协议》财产分割中看似让步。根据《分家协议书》的约定，高燕燕仅分到了仁寿山房子一套，人民币56万及部分绿色产品收入，而周宏则分到了乔司的房屋一套、车子三辆以及当时价值千万的三处养殖场，财产分割上到底谁多谁少是很明显的，并且双方各自的财产在2005年开始就已经在事实上为各自占有、使用和管理。这几年，因为经营上的风险，当时价值千万的养殖场，目前盈利情况不佳，但是这个演变是长期的，既然是经商，自然有风险，过去的盈利不代表今天就不会亏损，今天亏损，只要承包权还在，生意还在，就不代表明天就不会盈利，所以，不能因为所分割到的财产价值有所变动，就否定了当时《分家协议书》中财产约定的效力，关于案涉的房产，周宏对高燕燕是负有随时过户的合同义务。所以《分家协议书》的财产到底如何分割的直接影响了双方离婚时对财产的约定，这其中的关联性是不容置疑的。2、一审法院认为《离婚协议》中周宏放弃了房产、车子属于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高燕燕是在2005年放弃了养殖场等大量财产才换来的房屋，是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和让步的，2017年的离婚协议中，对于案涉房产的约定，只是一种重申和确认，无论是对高燕燕而言，还是对周宏来讲，上诉财产分割都绝非无偿转让。这份对价必须要结合《分家协议书》来看，两份协议是密切关联的，对于财产约定的认定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如果撇开了周宏在05年就实际得到的养殖场等财产，割裂的来看2017年的离婚协议，对周宏来讲，是不符合当时的客观事实，对高燕燕而言也是极为不公平的。三、一审法院认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的分割，侵害了杨列虎、杨列彪的合法权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结合两份协议来看，周宏不仅分割到了05年的乔司房子、车子、及价值巨大的养殖场。而且在案涉债权债务纠纷的案子中（2017浙01**民初3718和3719案），法院也认定了周宏一收到款项就打给了胡云娣、张金海，他们两个为实际用款人。既然周宏被判决为借款人，那么周宏对胡云娣、张金海就享有500万及相应利息的债权，该案的债务被认定为周宏的个人债务，那么此债权也应当为周宏的个人债权。所以双方对《离婚协议》中财产的约定是相互付出对价的公平协议，并未侵害到杨列虎、杨列彪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的认定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四、本案所涉及的执行程序终结裁定存在程序上和事实上的瑕疵。1、周宏自始至终没有收到过执行通知书，故也无法去作财产申报。目前的三个养殖场还在正常经营，是有自己的收入存在的。2、在（2017）浙0102民初3718和3719案中，除了周宏要承担相应的债务，胡云娣和张金海也承担了连带责任。而实际借款人胡云娣、张金海及两人的公司还有价值上亿的大楼可供执行，因数额巨大，目前还一直在拍卖中，所以根本就不存在无任何财产可供执行，杨列虎、杨列彪主动放弃可供执行的财产，依法无权提起本案。综上，请求支持上诉请求。 高燕燕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杨列虎、杨列彪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高燕燕不应是本案被告。依照相关判决，高燕燕并非借款债权的债务人，那么依照《最高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司解释(一)》第24条关于“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74条规定提起撤销权诉讼只以债务人为被告”的法律规定，高燕燕明确不应成为本案的被告，而一审判决无视法律规定及高燕燕在一审中多次强调发表的意见，将高燕燕作为本案被告加以判决承担法律责任，明显有违法律规定，依法应予以撤销。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一审判决作出周宏在对杨列虎、杨列彪负有债务的情况下，与高燕燕达成离婚协议，将案涉房产及车辆约定归上诉人，属于无偿转让财产，使杨列虎、杨列彪的债权无法实现，侵害了该两人合法权益的判决认定，明显存在认定事实错误，缺乏事实证据，判决明显存在偏袒，有失公允。1、根据信、分家协议书、证明、判决书等等证据，已经充分反映出高燕燕与周宏两人十多年来因感情破裂一直处于两地分居、生活各自独立的婚姻异常情况，案涉房产早在2005年就由两人在做婚内财产分割时约定明确归高燕燕所有，以及周宏对杨列虎、杨列彪的借款负债是发生于2013年等等事实，能够客观翔实的证明，高燕燕与周宏为何在2005年将涉案房产约定处分归高燕燕以及两人作此约定之时，周宏对杨列虎、杨列彪的负债还远未发生的事实。并非一审判决所认定的周宏对杨列虎、杨列彪先有负债，再将涉案财产约定归高燕燕的事实。虽说高燕燕与周宏在2017年3月办理离婚手续之时签署了离婚协议，但该协议约定只不过是重申确认了05年两人约定将涉案房产归属高燕燕所有。这对周宏而言是在履行05年时就已成立的合同之债，并且双方也已办理完成了案涉房产的物权登记手续，高燕燕已合法取得涉案房产。这中间完全不存在出于逃避债务转移财产的非法目的，作为对当初借款债务毫不知情的高燕燕而言，对取得涉案房产所有权的行为，完全是善意、正当的，符合我国《婚姻法》第19条、《合同法》第8条及《物权法》第14条的规定，依法应得到保护。一审判决不仅未加认定该等事实，甚至就该等事实证据的关联性不予以确认，明显存在偏袒，事实认定错误。2、本案周宏将案涉财产处分归高燕燕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分割行为，有别于无偿转让财产。高燕燕与周宏在2005年就两人当时名下的全部共同财产做了一一的分割处分约定，就涉案房产两人于2017年签署的离婚协议也是遵照05协议约定执行的。高燕燕遵照当时约定取得案涉房屋，也是基于周宏从共同财产中也分割取得了包括当时价值千万的养殖塘等在内的大宗财产为条件的，两人对名下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处分，体现为双方各有分割得到相应大宗财产为前提，具备利益交换为基础的，一方放弃部分共有财产份额归另一方，是为得到其他共有财产份额为条件的，并不完全是无偿的，将各方取得夫妻共同财产中的相应部分视为无偿转让，明显不符合离婚财产分割的本质特征，一审判决将其认定为无偿转让财产，明显不符合客观实际，有失偏颇，对高燕燕而言缺乏客观公平。3、本案杨列虎、杨列彪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因为高燕燕的行为导致债权无法实现，造成实质损害。一审判决撤销，明显缺乏事实依据，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根据杨列虎、杨列彪自身补充提供的两份上城法院执行裁定书等证据，也是能够充分证明作为杨列虎、杨列彪债权的债务人胡云娣、周宏等人名下截止当时已被查明的财产就有：两辆车辆，大宗价值的房产以及小额存款的财产，还不包括根据周宏陈述其名下仍在经营的公司以及承包经营的大面积养殖场等等财产，完全是有财产可供法院采取执行措施予以执行，并未显示无任何财产可供执行。其次，从执行裁定书内容显示被执行人杨列虎、杨列彪在5月4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到法院6月8日裁定终结执行期间，中间只有短短的一个月时间，按照现在法院目前承办执行案件情况来看客观上根本不可能全面开展及有效执行的情况下，匆匆忙忙裁定终止执行，这本身就说明存在异常，而且对已查明的财产也是杨列虎、杨列彪自己不作要求执行，这不仅说明执行裁定明显存在人为因素，而且很显然就是杨列虎、杨列彪自身出于本案的考虑作放弃执行终结执行程序的，并非查无可供执行财产。可见，执行裁定等证据本身根本就不能客观真实的起到证明因高燕燕的原因导致杨列虎、杨列彪未能实现债权，已造成损害的既定事实，除此外，杨列虎、杨列彪并无充分的事实证据能证明因为高燕燕的行为给其债权造成了损害。一审判决未加客观认定，进而判决撤销，明显缺乏事实依据。三、一审判决基于上述认定事实错误，进而未能正确适用法律。一审未能就本案涉案财产在远早于周宏对杨列虎、杨列彪负债之前，就已约定处分归周宏，并在两人离婚作财产分割时已由周宏实际履行义务过户登记归高燕燕所有，此行为不同于无偿转让财产，中间也并无出于逃避债务承担，高燕燕为善意受让涉案财产以及杨列虎、杨列彪并无事实证据能证明其债权无法实现，已造成实际损害等等事实作出客观正确的认定，进而未能正确适用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据此支持杨列虎、杨列彪撤销请求，明显属于事实依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支持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杨列虎、杨列彪答辩称：高燕燕在本案中诉讼主体资格适格。周宏、高燕燕原为夫妻关系，为达到恶意逃避债务的目的，采取假离婚的方式，严重侵犯了杨列虎、杨列彪的合法权益。周宏和高燕燕恶意串通，共同实施虚假离婚的行为，杨列虎、杨列彪有权依据《民诉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起诉周宏、高燕燕，以维护杨列虎、杨列彪的合法权益。其次，《最高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司法解释（一）》第24条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提起撤销权诉讼时只以债务人为被告，未将受益人或者受让人列为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该受益人或者受让人为第三人。基于共同侵权的事实，本案一审中，杨列虎、杨列彪已将高燕燕列为共同被告。因此，一审法院没有必要再追加高燕燕为第三人。再次，第24条也没有强制性规定必须将受益人列为第三人。二、周宏和高燕燕存在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偿还债务的事实。首先，《信》、《分家协议书》虽然落款时间分别是在2004年、2005年，但无其他证据佐证实际发生日期是2004年、2005年。《分家协议书》第四条约定：蜂产品承包收入归高燕燕所有。高燕燕在（2017）浙01民终7860号一案中陈诉“对有杭州周宏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蜂业公司）是清楚的，但不知道经营状况。”高燕燕对蜂业公司的经营状况都不知道，怎么可能会要求获取蜂业公司的承包收入？高燕燕、周宏均为蜂业公司股东，怎么存在获取承包收入？因此，《分家协议书》系因诉讼需要，事后伪造。《证明》（乔司农场出具）、《证明》（养殖户出具），只能证明周宏因工作需要居住在乔司农场，不能证明周宏和高燕燕感情破裂而分居。然而，事实上周宏和高燕燕在2017年3月29日离婚，此时与周宏履行偿还杨列虎、杨列彪债务期满（3月21日）仅间隔8天。如果感情破裂分居为何13年的时间都不离婚？要等到周宏还款期到了匆忙离婚？其次，周宏和高燕燕在2017年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并非对前述《分家协议书》中财产分割的确认，而是重新签订。因为，在《离婚协议书》中没有条款表示财产分割是对2005年的《分家协议书》的确认，也未有条款明确指出《离婚协议书》是基于《分家协议书》的基础上进行约定，《分家协议书》的内容与《离婚协议书》的内容存在很多不一致。且周宏和高燕燕在2017年才离婚，没有证据显示，双方从《分家协议书》签订以来，双方履行过《分家协议书》。故因《离婚协议书》中财产分割条款的存在，《分家协议书》自动失效，不具有法律效力。再次，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周宏陈诉：承包鱼塘已连续亏损四年，在2017年3月离婚，即协议离婚时周宏经济状况已相当恶化。结合“情况说明”，充分说明周宏和高燕燕虚假离婚逃避债务的目的。综上所述，《信》、《分家协议书》并非客观真实，通过协议离婚的方式，周宏将属于夫妻共有部分中属于其的份额无偿赠与给高燕燕，属于逃避偿还债务恶意转移财产的行为。三、周宏恶意转移财产的行为已经在事实上损害了杨列虎、杨列彪的合法利益。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具有既判力、拘束力。任何公民均应当依照生效判决确定的内容，履行法定义务。杨列虎、杨列彪和周宏的民间借贷纠纷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2017）浙01民终7860、7861号民事判决，周宏理应依法履行还款义务。债务人的行为害及债权人的债权主要表现：一是债务人的行为致使清偿的财产减少。这里所说的减少分为直接的减少和间接的减少，前者如债务人将现有的财产赠与他人或者免除他人的债务，后者如债务人负担新的债务。二是债务人财产的减少致使债权人有不能受清偿的危险。表现为债务人财产的减少使债权人的债权一时不能受清偿，而无须债务人永久不能给付，也不以经强制执行债务人的财产仍不得全部清偿为必要前提。杨列虎、杨列彪对周宏的债权到期日为2017年3月21日，周宏明知负有巨额债务的情况下在同年3月29日通过协议离婚的方式将名下的财产无偿赠与高燕燕。周宏作为债务人积极实施致使自身财产减少的行为，客观上对债权人的债权造成损害。其次，周宏以及担保人胡云娣、张金海未按借据约定期限还款，导致杨列虎、杨列彪提起诉讼。基于周宏、担保人胡云娣、张金海没有按生效判决履行法定义务，对杨列虎、杨列彪的财产权益造成了实际损害。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杨列虎、杨列彪迫不得已向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号：（2018）浙0102执1234、1235号。虽然，借款由胡云娣、张金海承担连带还款义务，但胡云娣名下位于苏州相城区××街道××路××号房产已抵押债权额为5335.6万元，土地抵押额1262万元（合计抵押额6597.6万元），曾以4035.2万元价格流拍。目前，该房产共被39家法院轮候查封。担保人张金海名下没有可供执行财产。可见，周宏通过离婚的方式将属于自己部分的夫妻共同财产无偿赠与给高燕燕，导致执行困难，进一步损害了杨列虎、杨列彪的合法权益。诚实信用是我国《民法总则》确定的公民法定义务，周宏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严重侵犯了杨列虎、杨列彪的合法权益。该两人通过协议离婚的方式转移财产逃避履行法院裁判义务，导致执行困难，进一步侵犯杨列虎、杨列彪的财产权益。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杨列虎、杨列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周宏与高燕燕离婚协议中“将登记在男方名下的位于杭州市外东山弄仁寿山的房产（房产证号为杭房权证西移字第0××0号），离婚后该房产归女方单独所有”的约定；2.撤销周宏与高燕燕离婚协议中“将登记在男方名下的一辆丰田牌轿车（车牌号为浙Ａ2××××、发动机号为Ｈ113510）离婚后归女方单独所有”的约定；3.撤销周宏与高燕燕离婚协议中“2.8款债务分配的约定”；4.本案诉讼费及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均由周宏和高燕燕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74年1月14日，周宏、高燕燕登记结婚，2017年3月29日，周宏、高燕燕协议离婚，约定：1.登记在周宏名下的位于杭州市外东山弄仁寿山的房产（房产证号为杭房权证西移字第0××0号）离婚后归高燕燕所有，周宏应于领取离婚证之日起15日内办理完毕该房产的过户登记手续，因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所应支付的一切税费（如有）由双方平均承担；2.登记在周宏名下的一辆丰田轿车（车牌号为浙Ａ2××××、发动机号为Ｈ113510），离婚后归高燕燕所有，周宏应于领取离婚证之日起15日内办理完毕该车辆的过户登记手续，因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所应支付的一切税费（如有）由双方平均承担。离婚协议另对双方的其他财产以及债权债务作出约定。2017年8月4日，杨列虎、杨列彪就其与周宏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二案向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起诉周宏、高燕燕以及案外人胡云娣、张金海，案号分别为（2017）浙0102民初3718号、（2017）浙0102民初3719号，要求周宏、高燕燕偿还借款本金共计5000000元及相应利息，并由案外人胡云娣、张金海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7年9月25日，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2017）浙0102民初3718号民事判决书确定：一、周宏归还杨列虎、杨列彪借款3000000元，支付利息2160000元（暂计至2017年3月21日），自2017年3月22日起，以未还借款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继续向杨列虎、杨列彪支付逾期利息至款清之日止；二、胡云娣、张金海对周宏的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杨列虎、杨列彪的其他诉讼请求。（2017）浙0102民初3719号民事判决书确定：一、周宏归还杨列虎、杨列彪借款2000000元，支付利息1440000元（暂计至2017年3月21日），自2017年3月22日起，以未还借款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继续向杨列虎、杨列彪支付逾期利息至款清之日止；二、胡云娣、张金海对周宏的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杨列虎、杨列彪的其他诉讼请求。2018年5月4日，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对（2017）浙0102民初3718号、（2017）浙0102民初3719号立案执行，案号分别为（2018）浙0102执1234号、（2018）浙0102执1235号。2018年6月8日，因周宏、胡云娣、张金海无财产可供执行，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对上述二执行案件作出了执行程序终结的裁定。另查明，坐落于杭州市××幢××单元××室的房产登记显示权利人为高燕燕单独所有，权利性质为划拨／房改房，登记日期为2017年3月31日，附记为房改房离婚析产。 一审法院认为：因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夫妻双方在离婚时虽可以协议方式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处分，但在一方对外负有债务情形下，负债一方自愿放弃分割共同财产，应以不影响其个人偿债能力为前提。一方放弃分割全部、部分共同财产，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债权人可行使撤销权。本案中，周宏在对杨列虎、杨列彪负有债务的情况下，与高燕燕达成离婚协议，约定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房产、车辆归于高燕燕所有，周宏放弃夫妻共同所有房屋、车辆应得份额的行为，属于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使杨列虎、杨列彪对周宏享有的债权无法实现，侵害了杨列虎、杨列彪的合法权益，故而杨列虎、杨列彪要求撤销周宏、高燕燕签订的《离婚协议》中有关案涉房产、车辆分割的诉请，理由正当，该院予以支持，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2018）浙0102执1234号、（2018）浙0102执1235号案件周宏对杨列虎、杨列彪未清偿的债务为限。对于杨列虎、杨列彪要求撤销离婚协议中“2.8款债务分配的约定”的诉讼请求，因杨列虎、杨列彪无法证明该项约定对其债权造成损害，故法院不予支持。周宏辩称其与高燕燕分割财产的行为未能侵害到杨列虎、杨列彪的权益，但其未能就其对所负债务具有足够的、有效的资产予以清偿举证证明，故该辩称意见，法院不予采信。高燕燕辩称周宏并非净身出户，其仍保留养殖场及其他经营收益，但也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故法院亦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在（2018）浙0102执1234号、（2018）浙0102执1235号案件中周宏对杨列虎、杨列彪未清偿债务范围内撤销周宏、高燕燕签订的《离婚协议》中有关杭州市××幢××单元××室房产以及丰田轿车（车牌号为浙Ａ2××××）的财产分割约定；二、驳回杨列虎、杨列彪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5040元，由周宏、高燕燕负担。杨列虎、杨列彪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法院申请退费；周宏、高燕燕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内向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和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本案是否符合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法定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债务人放弃的债权及无偿的转让财产应指在债务发生后，债务人实际享有的债权及占有的财产。本案中，周宏个人在未能实际清偿对杨列虎、杨列彪所负债务的情况下，与高燕燕离婚且放弃夫妻共同所有房屋、车辆应得份额的行为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中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损害了杨列虎、杨列彪的利益，杨列虎、杨列彪要求撤销上述房产、车辆分割的诉讼请求具有法律依据。至于相关离婚意向的信件及分家协议书，系反映当时周宏的离婚意愿及有关夫妻财产的分割约定，未得到切实履行，案涉房产、车辆的所有权未因此变更，内容是否均为真实意思表示不能确定。周宏和高燕燕实际在债务形成后离婚，案涉房产、车辆的分割的依据亦是案涉债务形成后的《离婚协议》，故不能以债务形成前的夫妻一方离婚意向信件及分家协议书对于财产分割的内部约定作为现在无偿转让财产的合理理由。此外，案涉离婚财产分割与高燕燕利益相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4条规定，杨列虎、杨列彪将高燕燕列为本案被告，一审法院予以准许也并无不当。综上，周宏、高燕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元，由周宏、高燕燕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魁 审判员  陈剑 审判员  崔丽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