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沪铁中民终字第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艳，女，1975年2月6日生，壮族，户籍所在地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托代理人谭海燕，上海扬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扬，上海扬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铁路局，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郭竹学，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陈伯武。委托代理人杨秋艳。上诉人黄艳因公共场所管理人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上海铁路运输法院（2015）沪铁民初字第1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9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月22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艳的委托代理人谭海燕、王扬、被上诉人上海铁路局的委托代理人陈伯武、杨秋艳到庭参加诉讼。因双方当事人当庭均表达有调解意愿，后调解未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14年7月5日，黄艳携子乘坐从南宁至上海南站火车站（以下简称上海南站）的K538次列车于次日中午到达上海南站。黄艳乘坐由站台至出站地道的下行电梯出站，在电梯到达底部时，因前方旅客滞留而停顿。在此期间，黄艳被前方其他旅客堆放在手推车上未有任何防护措施的行李砸到，因此受伤。上海南站工作人员发现后，随即关闭了尚在运行中的电梯，并联系黄艳接站亲戚。黄艳由其亲戚护送入院急救，住院21天。期间，黄艳自行负担医疗费人民币1，959.11元，上海铁路局垫付了医疗费87，573.10元。上海南站在事发自动扶梯上张贴有提醒旅客站稳、握紧扶手、禁止婴儿车、手推车等进入的警示标志，并在自动扶梯上端安排工作人员驻守。黄艳为非农户籍。之后，双方当事人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而致涉讼。一审审理中，上海铁路局对受黄艳代理律师所属律师事务所委托、由上海恒量医学交流服务中心司法鉴定所对黄艳伤残等级、“三期”时限出具的恒量（2014）残鉴字第158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有异议，认为系黄艳单方委托，遂申请重新鉴定。在双方当事人均表示就鉴定人的确定由法院指定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依法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对黄艳的伤残等级、“三期”时限进行了鉴定。该鉴定机构出具的司鉴中心（2015）临鉴字第969号鉴定意见书结论为：十级伤残，一期治疗休息120日，护理、营养各60日；今后行二期治疗，休息30日，护理、营养各15日。上海铁路局支付鉴定费2，500元。对上述鉴定结论，黄艳与上海铁路局均无异议。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本案中，尽管双方当事人就事发现场是否有监控探头、上海铁路局是否保存有事发监控视频拒不提供存有较大分歧，但因双方就事发经过、受伤原因等关键情节均无争议，故是否有监控视频对案件过错责任的认定和案件的最终处理并无影响。根据双方当事人确认一致的陈述表明，本案中导致黄艳受伤的直接原因力为案外第三人的行李砸伤黄艳的行为，双方争议焦点为第三人的该行为是否有过错、是否构成第三人侵权。根据双方无争议的、黄艳自述材料的描述，该第三人的行李堆放在手推车上，未有任何防护措施加以固定。根据生活经验，该第三人应该预见到在运行中的自动扶梯上，对手推车上的行李不加以固定可能会发生倾倒的意外，以及在火车站这样一个公共场所，出站时客流集中，倾倒后极易发生伤人的损害后果，且在事发自动扶梯上张贴有禁止婴儿车、手推车等进入警示标志的情况下，该第三人对警示置若罔闻，最终导致砸伤黄艳的损害后果，表明其主观上存在明显过错。因第三人砸伤黄艳的行为符合侵权的构成要件，故构成第三人侵权。而上海铁路局下属上海南站作为自动扶梯的管理人，尽管在事发自动扶梯上张贴有禁止婴儿车、手推车等进入的警示标志，并派员驻守管理，但对手推车进入自动扶梯的行为不加劝告，放任手推车进入。在自动扶梯上发生客流停顿、堵塞时，未及时疏导，均表明其履行合理范围内、合理限度内防止险情、阻止损害发生的安全保障义务有一定的过错，故其应在该过错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而不是承担该由实际侵权的第三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事实上，导致作为实际侵权人的第三人身份不明确的责任亦不在于上海铁路局。在发生损害后，黄艳可以通过行李追索到行李的主人，也可以通过报警的方式通知警方第一时间内赶到事故现场，由警方依职权调查事件真相，确定具体的侵权人。但黄艳因急于呼救、未顾及侵权人等自身原因而疏忽了保障自身权益的救济，导致产生在诉讼时实际侵权人不明确、无法向实际侵权人索赔的后果。倘若不顾事实，将该部分不利后果判决由上海铁路局承担，有悖于立法本意，亦有损社会公允。至于黄艳的损失一节，倘若在黄艳主张的各项赔偿项目及赔偿数额均能予以确认的前提下，上海铁路局在事发后已垫付的医疗费等费用已与其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相当，足以弥补自身过错。何况，上海铁路局对黄艳主张的误工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律师代理费、后续治疗费等均有异议，这些赔偿项目及赔偿数额均需依据证据依法予以认定，故黄艳再行要求上海铁路局承担赔偿责任，显然超过了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黄艳的赔偿诉请于法无据，原审法院难以支持。至于黄艳要求上海铁路局公开赔礼道歉的诉请，考虑到侵权责任方式是对受害人民事权益的一种救济，是一个民事主体对另一民事主体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具体的侵权行为一般对应了相应的侵权责任方式，赔礼道歉的侵权责任方式一般适用于侵害名誉权等人格权益纠纷，且侵权人具有较为严重的过错，甚至是恶意，目的是通过赔礼道歉使受害人精神上得到救济，人格尊严得到尊重，本案情况显然与之不符。而且对黄艳民事权益以损害赔偿的方式予以救济也较为恰当，故黄艳要求上海铁路局公开赔礼道歉显属不适当的责任方式，原审法院未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原审判决：驳回黄艳的诉讼请求。上诉人黄艳上诉认为：（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仅凭被上诉人工作人员自书的一份情况说明就认定其已在站台安排了涉案自动扶梯的管理人员不是事实。2、原审认定上诉人系被手推车上的行李砸伤是不准确的。上诉人系被被上诉人工作人员运送行李的手推车上行李掉落砸伤，被上诉人即为直接侵权人，应承担全部侵权责任。（二）原审准许被上诉人重新鉴定没有法律依据，重新鉴定的结论与上诉人自行委托的鉴定结论完全一致，额外加重了上诉人负担，对上诉人不公平。（三）原审判决书故意遗漏上诉人要求原审主审法官回避的程序细节是错误的。据此，上诉人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起诉时的全部诉请。被上诉人上海铁路局答辩认为：（一）原审认定的主要定案事实清楚。原审经过两次庭审，双方当事人已经一致确认上诉人系被第三人的行李砸伤。至于小推车是否在被上诉人工作人员控制下，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系被第三人的行李砸伤，铁路企业只是根据法律规定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已尽到了公共场所管理人的义务，事发后亦妥善安排上诉人就医并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垫付了前期费用。据此，被上诉人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庭审中，上诉人新提交了三组证据：（一）上诉人2015年9月7日至同月14日在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以下简称右江医院）的收费凭证，（二）上诉人2015年9月7日在右江医院的入院记录和同月14日在前述医院的出院记录，（三）上诉人在前述时期在右江医院的费用明细清单。三组证据共同证明上诉人在2015年9月7日至同月14日在右江医院已进行二次手术，实际发生医疗费用12，604.49元。一审期间，因二次手术费用尚未发生，上诉人预估为30，000元，现要求据实主张。被上诉人认为，二审举证期限至2015年9月21日止，而上诉人却在庭审当日的9月22日才向法庭提交证据，也未说明逾期原由。被上诉人认为这三组证据不能作为新的证据使用。本院认为，对上诉人新提交的三组证据如何认定以及对二次手术费用如何处理取决于法院对本案责任的划分，将在下文综合论述。二审经审理查明，2014年7月5日，旅客黄艳乘坐从南宁至上海南站的K538次列车于次日中午到达上海南站。黄艳自述在乘坐由站台至出站地道的下行电梯出站过程中，因无人疏导，电梯到达底部时出现拥挤，其被上海南站工作人员手推车上装载的未有任何防护措施的其他旅客行李滑落压到致伤。在事发电梯口对面上方位置有上海南站安装的摄像头，产权人、管理人和使用人均为上海南站。二审另查明，上海南站为上海铁路局上海站（以下简称上海站）下属的一个车间，没有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上海站领有营业执照，但为上海铁路局下属不独立核算的分支机构。二审确认一审查明的其余事实。本院认为，本案是一起发生在公共场所的侵权责任纠纷，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在于侵权主体和涉案事故责任的承担。一、关于侵权主体上诉人坚持认为被上诉人就是直接侵权人，理由在于砸到其致伤的旅客行李是从上海南站工作人员推行的小推车上滑落，上海南站工作人员为旅客运送行李是履行职务的行为，故应由其所属单位上海铁路局对外承担侵权责任。被上诉人则认为，在上诉人描述的出站人流拥挤的情形下，要将上诉人当庭确认的一辆空车自重颇为沉重且尺寸达到长89厘米＊宽59厘米＊高87厘米的平板小推车在满载行李且无固定的情况下逆向拉上运行中的狭窄错级自动扶梯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被上诉人认可砸到上诉人的行李为案外其他旅客所有，但否认该行李是从其工作人员操控的小推车上滑落。本院认为，本案系侵权之诉，明确侵权主体是诉求成立的前提要件。上诉人认定被上诉人是直接侵权人，但根据本案现有证据，除其和亲属自述外，并无其他客观证据能够佐证。上诉人及其亲属本身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单凭自述而无其他证据证明不能认定自述就是事实。何况上诉人亲属的自述并非亲眼所见，而是听上诉人转述，无法和上诉人的自述形成照应。双方当事人现能够一致确认的事实是导致上诉人受伤的直接原因是案外第三人的行李，但对该行李来源争执不一，法院亦无法查明。而对于明确侵权主体的证明责任在于提起侵权之诉的上诉人，现上诉人提供的现有证据无法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法定证明要求，证明不了被上诉人就是直接侵权人，更遑论侵权责任的承担。另外，上诉人坚持认为被上诉人为推脱责任隐匿了与本案有关的视频，要求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判令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院认为，一审卷内所附的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南站派出所的情况说明可以证实，自2014年4月初上海南站视频监控系统因设备陈旧老化已基本处于瘫痪状态，这与被上诉人叙述的因设备故障而没有录下相关视频的情况相互吻合，被上诉人所述应为事实。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故意隐匿视频属主观臆测，并无依据。因此，上诉人指认被上诉人就是直接侵权人的诉请无法成立。二、关于本案的责任承担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在出站客流拥挤的情形下没有在自动扶梯上下端分别派人值守疏导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即便只是作为公共场所管理人，其在安全保障义务的履行方面亦有缺陷，应承担相应责任。被上诉人则认为其已恪尽职守，直接侵权人为案外第三人，应由第三人承担责任。本院认为，首先，从本案的责任主体而言，上海南站作为被上诉人下属上海站附设的一个车间，没有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无法独立对外承担责任。上海站虽领有营业执照，但其作为被上诉人下属不独立核算的分支机构，亦无法独立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现被上诉人上海铁路局作为企业法人，自愿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为上海南站承担对外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所以本案事故虽然发生在上海南站，但上诉人选择上海铁路局作为诉讼相对方并无不当。其次，公共场所管理人责任究其性质属于侵权责任范畴，衡量时应牢牢把握构成侵权责任的四个法定要素，即侵权行为、损害后果、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管理人的过错。对于公共场所管理人在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方面的过错，受害人有义务承担初步的举证证明责任。这种过错应当是客观存在的，以第三人或普通公众眼光也视为过错并且安全保障义务人对此有义务、可控制而存在疏漏的情形，而不是受害人的主观认为。判断公共场所管理人是否已经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不能从有无伤害结果发生逆向推理，法院在裁量时应充分考虑到安全保障义务人管理范围的开放或封闭性、对风险的控制与现实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程度及该风险责任在安全保障义务人可以承担或控制及与其收益基本相当的合理限度内，以一般主体的平均能力和法律上的合理、审慎义务为标准综合判断。本案中，即便满足上诉人要求的在自动扶梯上下端分别派人值守，亦难以绝对杜绝伤害事故的发生。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本案事故中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疏忽大意也是不容回避的原因。现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的过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没有严格按照规定阻止小推车进入自动扶梯。但是否确有推车进入自动扶梯，除上诉人自述外并无其他客观证据佐证。二是没有及时疏导客流而致其他旅客行李在拥堵中砸伤上诉人。但是否出现过客流阻滞的情况，根据在案证据亦无法确认。南站有站台二十多个，每个站台都至少配备有自动扶梯两部，无障碍升降电梯一部，正常情况下应当可以满足旅客的正常进出。事发当时，电梯运行正常并无故障。被上诉人作为公共场所管理人已经为旅客的日常出行配备了应有设施。当时虽为暑假，但该假期时间一般持续两个月，时间较长，不同于春运等短时间内会造成客流严重超常的短假期。而火车在到达瞬间总会出现短暂的人流骤增，这是众所周知的客观规律，稍事等待人流很快就会疏散。这一规律从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发现上诉人受伤的及时性和当时其他旅客已经疏散的事实可以得到印证。上诉人作为独自携带孩童出行的成年人，在人流较大的火车站等公共场所对自身及孩子安全理应提高注意义务，其对伤害发生自身亦有一定过失。但事发电梯对面虽安装有监控探头，却因故无法使用，使直接侵权人的确定产生一定困难，作为产权人、管理人和使用人的被上诉人对此难辞其咎。但监控探头无法正常工作毕竟不是导致上诉人受伤的直接原因，对此，本院综合各种因素后裁量认为，被上诉人应就设施维护保障方面的疏忽对上诉人损失承担相当于上诉人实际损失20%的补充赔偿责任。综合上诉人的诉请，包括其在沪治疗期间自付的医疗费1，959.11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20元、营养费2，960元、误工费15，000元、护理费15，880元、残疾赔偿金87，702元、交通费3，71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鉴定费2，300元、因就医支出的其他费用40.40元、律师代理费12，0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690元、二次手术的费用12，604.49元、因重新鉴定而产生的交通费1，007.50元、住宿费320元，前述各项费用共计166，593.50元。即便前述损害赔偿诉请全部得到法院支持的话，根据20%的补充赔偿责任比例，被上诉人只需赔偿上诉人33，318.70元。现被上诉人实际已为上诉人垫付费用87，573.10元，高于上诉人应当取得的赔偿数额，所以上诉人再行请求被上诉人赔偿，本院认为于情于理不合，无法支持。至于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书遗漏要求原审主审法官回避的程序细节，本院认为，原审在庭审过程中对上诉人的回避申请已经依法驳回并如实记载于庭审笔录中，裁判文书样式并无规定要求将该过程记载于判决书中，其对于本案的程序和实体处理也无妨碍。据此，本院确认原审判决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31.87元由上诉人黄艳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姚建中代理审判员  郑 卫代理审判员  鲍韵雯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书 记 员  张 逸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