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5民初1236号 原告：福建恒兴能源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安溪县龙门镇溪瑶村。 法定代表人：夏兆机，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宇，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宝玺，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朔州右玉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大西街。 法定代表人：崔培春，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宏伟，山西谦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冰，山西谦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开化寺街82号。 法定代表人：王启瑞，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继改，女，汉族，1968年1月10日出生，住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宝，女，汉族，1974年7月19日出生，住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该公司员工。 第三人：王新龙，男，汉族，1967年12月10日出生，住山西省大同市新荣区。 原告福建恒兴能源有限公司（下称恒兴公司）因与被告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朔州右玉有限公司（下称右玉公司）、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下称运销集团）、第三人王新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14年6月1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4年6月14日受理后，被告右玉公司于答辩期间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经本院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依法予以驳回右玉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诉讼中，本院依法追加王新龙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经审理后，作出（2014）泉民初字第1193号民事判决书，原告恒兴公司与被告右玉公司不服，提起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闽05民终281号民事裁定书，将案件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恒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宇、陈宝玺，被告右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宏伟、王冰，运销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继改、王玉宝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王新龙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恒兴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右玉公司立即退还原告煤炭款共计人民币4600万元；2、被告右玉公司、运销集团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等；3、被告运销集团对被告右玉公司上述欠款承担连带责任。审理过程中，原告变更部分请求，即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被告右玉公司立即退还原告煤炭款共计人民币3344万元。事实和理由：2011年3月1日，原告与被告右玉公司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右玉公司采购煤炭。2011年3月9日，原告根据合同约定，向被告右玉公司开出3000万元承兑汇票作为煤炭预付款。同时被告右玉公司向原告出具收据，证明已收到该款项。2011年6月份原告再次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右玉公司支付1600万元。但原告从始至终均未收到被告右玉公司发出的货物，为此原告于2012年10月20日向被告右玉公司发《催款函》重申上述事实并催促被告尽快还款，然而被告右玉公司至今都没有明确答复还款计划。后因被告未向原告发出货物，原告以涉嫌合同诈骗为由向泉州市安溪县公安局报案。在审查过程中，公安部门追赃返还退回1256万元，原告予以认可，并同意将回款金额从诉求中扣除。被告右玉公司系被告运销集团全资下属公司，在实际管理中，被告右玉公司由被告运销集团进行运营和管理，被告右玉公司每年向被告运销集团上交服务管理费，根据被告运销集团网站公告，被告右玉公司五年内向上交公司服务管理费高达2207万元。根据法律规定，无法证明公司财务独立的，应由母公司承担举证责任。因此，被告运销集团应对被告右玉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同时原告保留根据合同向被告主张违约金、赔偿金、滞退金等其他在本案诉求中未明确提及的赔偿请求之诉讼权利。 被告右玉公司答辩称：一、本案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共同诉讼人，即挂靠人王新龙，应追加其作为共同被告参加本案诉讼。（一）本案煤炭买卖业务系王新龙借用右玉公司煤炭经营资格挂靠右玉公司与原告开展，原告完全认可，自始至终只直接与王新龙进行接洽。（二）原告已与王新龙就右玉公司、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朔州右玉有限公司土右分公司（下称土右分公司）和原告就煤炭买卖业务对账达成《协议书》，原告认可王新龙为直接还款义务人，原告隐瞒了这一重大事实。2012年10月王新龙因在该笔业务中涉嫌合同诈骗犯罪被安溪县公安局羁押，被释放后，王新龙经与原告对账，2013年9月4日，原告、王新龙、王新龙参股的宁夏福翔煤业有限公司三方签订了对账《协议书》。2014年，原告诉右玉公司要求返还4600万元煤炭预付款，同时原告另案起诉土右分公司要求返还32256081.37元煤炭预付款，两案件标的额合计78256081.37元，远多于截止2013年9月4日原告与王新龙确认的64827579.8元，多出近1400万元。原告自己主张的欠款数额相差如此悬殊，又故意隐瞒了签订《协议书》的事实，隐瞒了王新龙为直接债务人，隐瞒了王新龙已退回原告1256万元的事实，是否还有其他重大款项结算不为右玉公司所知。原告在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土右分公司返还煤款的案件中，将王新龙作为直接债务人起诉，事实也尚未查明。二、原告诉称向右玉公司支付4600万元煤炭预付款后，从始至终均未收到右玉公司发出的任何货物，这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1.王新龙挂靠经营已通过山西威达通商贸有限公司左云发运站（简称威达通左云发运站）、土右分公司等向原告发运煤炭。王新龙挂靠经营，以右玉公司名义与威达通左云发运站签订了《煤源购销合同》，通过威达通左云发运站向原告发运煤炭，并通过其账户代为支付煤矿企业煤款及煤炭运至威达通左云发运站的短途汽车运费。按挂靠人王新龙的安排，右玉公司2011年5月11日至6月29日先后五次向威达通左云发运站转账2070万元，由挂靠人王新龙与威达通左云发运站具体对接，组织和发运煤炭。另，2011年6月24日，应挂靠人王新龙要求，右玉公司向北京东方博晟能源有限公司支付200万元煤款，该笔煤炭也通过威达通左云发运站发运给了原告。因王新龙同时承包经营了土右分公司，与原告开展煤炭买卖业务。应挂靠人王新龙要求，右玉公司向土右分公司付款2070万元，由王新龙通过土右分公司向原告组织和发运煤炭，煤炭发运后，土右分公司向右玉公司开具了15943654.47元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王新龙已通过土右分公司给原告发运煤炭。2.原告已与王新龙对部分发运煤炭进行了结算，且被告右玉公司据此向原告开具了增值税发票。原告收到右玉公司分别于2011年5月27日、6月30日向其开具的22392122.21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说明原告和王新龙已对5月、6月业务往来进行了结算，即原告已收到挂靠人王新龙向其发运的煤炭。此外，王新龙因涉嫌诈骗罪被安溪县公安机采取强制措施后，应公安机关的要求，被告右玉公司向原告付款200万元。三、本案应裁定中止审理。从业务联系开始到合同签订、煤炭发运、款项结算、全面对账等都是由挂靠人王新龙一手操办。本案表面上看似一个简单煤炭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出卖人为右玉公司，买受人为原告，但客观上远非如此！该笔业务系王新龙挂靠右玉公司经营，据了解，原告的业务承包经营人为谢玉思，双方都涉及多重法律关系。王新龙挂靠经营期间的账册、票据、发运票证等都由其掌握，后被安溪县公安局调取，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谢玉思涉嫌挪用资金犯罪案件卷宗中，既有上述证据，又有王新龙讯问笔录等，对查清本案事实至关重要。所以，应调取王新龙涉嫌合同诈骗犯罪案件的卷宗证据。原告是否存在重复主张，显然不能仅听原告的一面之词。故，应中止本案的审理，待原告诉谢玉思一案审结后再行审理。综上，本案应追加挂靠人王新龙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原告诉称未收到被告右玉公司发出的货物与事实不符，只有调取王新龙涉嫌合同诈骗案件卷宗证据才能查清事实，本案并应中止审理。 被告运销集团答辩称：一、右玉公司上交服务管理费，是执行山西省相关行政机关的文件要求，不属于被告煤销集团对被告右玉公司进行运营管理，且收取的服务管理费中的部分已上交财政。二、右玉公司有独立经营场所，独立的财务部门，每年都委托中介机构进行审计，审计的结果均为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右玉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被告右玉公司的财产是独立的，不存在与被告运销集团财产混同的情形。综上，故原告要求被告运销集团对被告右玉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及事实依据，依法应驳回原告对被告运销集团的诉请。 第三人王新龙在原审中答辩称：本人系经营个体煤炭业务，从2011年开始，通过大同的一个朋友田明与谢玉思代表的恒兴公司合作，谢玉思在大同租了一个站台准备发运，因为本人与右玉公司比较熟悉，谢玉思就托本人通过右玉公司的名义经营，右玉公司向本人收取一定的管理费。原告诉争的4600万煤炭款都是通过本人进行并已实际履行。谢玉思与本人之间一共发生1.5亿左右的业务，包括本案和厦门市中级法院审理的另一个案件。本案4600万业务是原告与本人之间发生的，因存在市场亏损，自愿承担偿还4600万元的责任。 原告恒兴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煤炭买卖合同，予以证明原告与被告右玉公司之间存在煤炭买卖关系的事实；2、银行承兑汇票，予以证明原告于2011年3月9日向被告右玉公司支付3000万元煤炭预付款；3、收据，予以证明被告右玉公司于2011年3月9日收到原告的银行承兑汇票肆张，金额共计3000万元；4、网上银行客户回单，证明原告于2011年6月份向被告右玉公司支付1600万元（2011年6月23日800万元，2011年6月24日300万元，2011年6月28日500万元）；5、催款函，予以证明原告于2012年10月20日向被告右玉公司发出催款函，要求被告还款；6、公证书，予以证明被告右玉公司系被告运销集团全资下属公司，被告右玉公司每年上缴公司服务管理费（五年内向上交公司服务管理费高达2207万元）；7、《恒兴能源有限公司与“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朔州右玉有限公司、土右分公司”2011年煤炭购销业务专项审计报告》，8、恒兴公司结算单，证据7、8证明：原告向被告支付款项4600万元，被告所主张的货款系与土右分公司结算，不应在本案中扣除；9、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厦民初字第26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厦门中院处理的案件已经确认所有货款在土右分公司中已经扣除，本案不应重复扣减。 被告右玉公司质证称：1、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合同由王新龙挂靠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属于挂靠经营合同，除了出卖人和买受人，还应有挂靠人王新龙；2、证据2、3、4真实性无异议；3、证据5，是否收到该催款函不清楚，原告支付4600万，被告右玉公司开出增值税发票3800余万元，原告主张没有给下游客户发货不是客观事实，被告右玉公司已经向下游公司发货；4、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公证书上下载内容仅仅为公司宣传内容，原告主张右玉公司及运销集团公司人格混同没有依据，原告主张运销集团与右玉公司实行行政一体化管理，是对山西煤炭销售政策不了解所致。所谓服务管理费是由山西政策性费用，缴纳后直接上缴国库，并不代表行政一体化管理。5、对于证据7、8，审计报告第3页第2大点第4小点的第1项已经讲清楚被告右玉公司给付原告2239.2万元，原审也予以认可，据此按照这笔款项，被告仅欠原告2360.78万元。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又主张自动减去1256万元，所以欠款并非原告所主张的款项；原告与王新龙、宁夏福翔煤业三方2013年9月4日的协议书，原告已明确认可被告右玉公司及土右分公司合计仅欠其6482.75798万元，减去厦门中院已确认的土右分公司的欠款32256081.37元，另被告2013年4月2日返还原告200万元，加之前面所述2239.2万元，被告已不欠原告款项；原告对审计报告选择性的认可，缺乏事实依据，没有证据支持，与三方协议书自相矛盾。6、对证据9没有异议，但被告已经提起上诉。 被告运销集团质证称：管理费上缴到市公司，被告运销集团属于省公司。其余质证意见同意右玉公司的质证意见。原告主张的欠款应以原告已支付款减去被告已经发货的价格款，而不应减去原告实际收到的款项。至于原告收取到的款项，是原告与其客户之间的关系。 第三人王新龙在原审中质证称：对原告提供证据1-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第三人王新龙对原告在本案发回重审后提供的证据8-10未进行质证。 被告右玉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煤源购销合同》，予以证明被告与威达通左云发运站签订了《煤源购销合同》，挂靠人王新龙通过该发运站向原告供煤。2、发运费明细、货票（各5张），予以证明被告右玉公司通过威达通左云发运站向原告发运5列煤，数量共计40800吨，运费合计4363236.1元；3、转账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予以证明1.威达通左云发运站向被告右玉公司开具了14911608.01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6张）。2.土右分公司向被告开具了15943654.47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5张）。3.被告向原告开具了22392122.21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张）；4、银行付款凭证、结算业务申请书，予以证明1.被告右玉公司向土右分公司付款1470万元，通过土右分公司向原告供煤（结算业务申请书4张）。2.被告向威达通左云发运站付款2070万元，通过该发运站向原告供煤（付款凭证2张，结算业务申请书3张）。3.被告向北京东方博晟能源有限公司付款200万元采购煤炭，向原告供煤（结算业务申请书1张）；5、《承包合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予以证明王新龙挂靠被告右玉公司与原告开展煤炭经营业务，按每吨不低于1元的经销差价向被告支付费用；6、《协议书》，予以证明原告与王新龙进行了对账，认可王新龙为实际挂靠人、直接债务人；7、200万元的银行回单，予以证明王新龙因涉嫌诈骗罪被安溪县公安机采取强制措施后，应公安机关的要求，被告右玉公司向原告付款200万元。8、《民事起诉状》（原告另案在厦门市中级法院起诉土右分公司退还煤款），予以证明原告在该案中将王新龙直接列为被告，该案原告主张退还的煤款与本案的主张合计78256081.37元，超过原告与王新龙2013年9月4日对账余额近1400万元。 原告质证称：1、证据1，因没有合同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本案原告与右玉公司签订合同，至于右玉公司与第三方的关系与原告无关；2、证据2、3、4、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根据合同相对性，左云公司是给第三方发煤，与原告无关，增值税发票原告确实有开具，但经核实后并没有真实发货；3、证据５，在厦门中级法院的案件是根据合同相对性起诉土右分公司，承包关系属于内部法律关系，不能对抗外部法律关系。且原告也不清楚王新龙与右玉之间存在挂靠关系；4、证据6协议书，实际上为债的加入（协议书第3条），并不能豁免被告右玉公司因人格混同所需要承担的责任；5、证据7，被告右玉公司愿意支付款项，证明原告是与被告右玉公司发生法律关系；6、厦门市中级法院的案件是根据另外一个合同起诉土右分公司，与本案无关。 被告运销集团质证称：对被告右玉公司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补充说明：运销公司的模式是代政府履行一部分职能即代收营业能源基金税，这是山西省煤炭业务的特殊模式，按照行政区划划分，管理费逐级往上一级缴纳，最后缴纳给国库。 第三人王新龙在原审中质证称：对右玉公司提供证据1－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被告运销集团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关于整顿和规范全省煤炭运销系统收费的通知》（晋价商字【2007】252号）复印件，2、《山西省焦煤收费标准及政策依据》（晋价重字【1995】148号）复印件，3、《关于煤炭运销收费问题的复函》（晋价重字【1989】第71号），4、《关于对2.5%服务费收入财务体制的批复》（【1989】晋财工字第84号）复印件，证明：被告右玉公司向运销集团上交服务管理费的行为，是执行山西省相关行政机关文件的要求，上交的部分服务管理费，已由运销集团上缴政府财政。5、审计报告（晋中喜财审【2012】第0082号），6、审计报告（晋中喜财审【2017】第0050号），证据：被告右玉公司具有独立规范的财务制度；被告右玉公司与被告运销集团是相互独立的，不存在股东与公司财务之间混同的情形；被告运销集团已经足额缴纳出资，不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形；被告运销集团不应对被告右玉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原告恒兴公司质证称：证据1、2没有原件，不予质证，且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1反映的是向矿山收取管理费，不是向被告右玉公司等销售公司收取的；证据2的第4页中，体现收取的运销费用是分成使用。结合证据4中的三级公司的分成等等表述说明运销集团收取服管费并不是其声称的代政府收取，而是企业内部收取使用，说明被告运销集团作为股东不正当的控制公司财务。对证据5、6的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按照公司法规定，需证明股东财物与公司财物相互独立，但是两份报告不是对财物独立性做的专项审计，不足以证明被告运销集团与被告右玉公司的财务独立；而且从形式上看，该两份审计报告是被告单方委托的，也没有审计被告右玉公司下属的土右分公司的财务情况，按照财务准则，分公司应合并报表，两份审计报告并不严谨。 被告右玉公司质称：予以认可。 第三人王新龙为证明其主张，在原审中向本院提供一份协议书，证明其股权已经抵押到原告，证明其与右玉公司所有的业务往来都已经通过结算，目前尚欠6400多万。 原告质证称：该份协议书即是被告右玉公司第一次开庭时所提交的证据6，原告的质证意见同第一次庭审的意见，协议书中的1256万元已冲抵到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案件中，与本案无关。 被告右玉公司质证称：既然原告认可该份协议书，那么原告就认可土右分公司和右玉公司共欠原告款项6482.75798万元，但原告在本案和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两个案件的标的额为78256081.37元，已经超过该数额；且原告认可被告通过王新龙还款756万、500万，共计1256万元的事实。 被告运销集团质证称：同意右玉公司的质证意见。 为进一步查清事实，本院在原审中依法调取安溪县人民法院（2014）安刑初字第677号刑事卷宗有关王新龙供述、专项审计报告、煤炭买卖合同、报案材料等材料。 原告质证称：对法院调取的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1、根据朔州市右玉公司股东会会议纪要显示，有一项决议为王新龙任命为土右分公司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证明右玉公司对外对王新龙的任命，且工商局的营业执照也显示，王新龙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可以证明王新龙为土右分公司的总经理、法定代表人，王新龙对外可以代表右玉公司，挂靠行为属于双方内部规定，且根据法律规定，挂靠关系也应承担连带责任；2、根据公安机关的调查显示，签订合同双方为右玉公司和恒兴公司，且涉案4600万也由恒兴公司汇入右玉公司账户中，公安调查显示右玉公司也有可能发货33328.68吨，但该部分已在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案件中被抵扣。 被告右玉公司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1、根据刑事卷宗的相关书证及讯问笔录，王新龙与原告为真实的煤炭买卖合同关系，只是挂靠右玉公司经营，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挂靠人王新龙与右玉公司应承担同等责任，其无论作为本案第三人或共同被告，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及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都应与右玉公司属于同等法律地位，关于挂靠经营，在其刑事讯问笔录中已作出多次明确供述，从王新龙与原告签署的《承诺书》、《协议书》等文件来看，原告同样把王新龙作为直接的合同相对方和义务人，本案从证据上看，右玉公司、王新龙、恒兴公司三方对王新龙属于挂靠经营，为直接义务人均没有异议，法院应予确认。2、从王新龙讯问笔录，其供述本案涉案4600万元煤炭预付款，王新龙认可右玉公司收到后全部款项的实际控制人和使用人均为其本人，而根据右玉公司提供的有关4600万元款项的付出情况及收款情况，威达通作为发运站、土右分公司、北京东方博晟能源有限公司等分别收到上述款项，并履行煤炭发运业务，向右玉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且原告所举证据中认可已经收到34张增值税发票，说明原告收到相应价值的煤炭，讯问笔录中对此有详细说明。 被告运销集团质证称：同意右玉公司的质证意见。 第三人王新龙质证称：1、原告与本人约定为按港口到货结算，但公安机关按照销售完后再结算，时间差异存在价格差异，因此不能按照公安机关计算认定，且长期羁押的货物导致自燃、消失，这部分都没有结算；2、本人愿意承担本案中的部分责任，但具体数额要再核实；3、右玉公司在股东会会议纪要任命本人为土右分公司的总经理，一直都没看到该份文件。 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2、3、4、6、7、8、9经过质证，各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5，因被告右玉公司对是否收到该催款函不清楚，故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被告右玉公司提供的证据1，因没有合同原件，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2、3、4因原告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不予确认，证据５、6、7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运销集团提供的证据1-6，其中证据1、2、4没有原件，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3、5、6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第三人王新龙提供的协议书，因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至于上述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及本院调取相关的材料可否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本院将在争议焦点中予以分析与认定。 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对主要事实认定如下： 1、2010年8月20日，原告与案外人谢玉思签订《煤炭供销业务承包经营合同》一份，双方在该承包经营合同中约定了业务承包运作方式（由谢玉思以原告名义并使用原告确认同意划拨的资金从事煤炭供销业务）、基本模式、合同期限、资金安排、供销业务指标、财务与业务配合、资金占用费的标准及支付等权利义务。 2、2011年3月1日，原告与被告右玉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hx20110301的《煤炭买卖合同》，该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右玉公司采购煤炭，每月二十万吨，一船一结，交货时间为2011年3月1日－2011年12月31日，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开出人民币3000万元承兑汇票作为煤炭预定款给出卖人右玉公司，同时双方对货物、质量标准、交付货物的数量、时间、地点、方式、验收、违约责任、合同的变更与解除、不可抗力、合同争端的解决及其他等作了明确的约定。2011年3月9日，原告向被告右玉公司开出3000万元承兑汇票作为煤炭预付款。被告右玉公司于同日向原告出具收据确认收到该款项。2011年6月份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支付1600万元。合同签订后，被告右玉公司向原告发货煤炭33328.68吨，金额22392122.21元（尚有23607877.79元煤炭未发货）。 3、合同签订后，被告右玉公司向原告开具了22392122.21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张）。审理中，原告确认收到被告右玉公司分别于2011年5月27日、6月30日向其开具的22392122.21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2年10月18日，原告向公安机关报案称：“自谢玉思代表我司（即原告）与山西右玉（即被告右玉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后，迄今我司共支付右玉公司合同金额人民币4600万元（其中银行承兑汇票4张，合计金额3000万元，银行转帐1600万元），然而，山西右玉公司在收到上述款项后，除在2011年5月底至6月份这两个月时间向我司开具了20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外（合计开票金额22392122.21元，货物吨数33328.68吨”等。 4、2013年9月4日，原告作为债权人（甲方）与王新龙作为债务人（乙方）及第三方（丙方）宁夏福翔煤业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该协议约定：2011年3月甲方与右玉公司、土右分公司及乙方签订有关合同并运作相关业务，甲乙双方确认截止至2012年6月31日，乙方欠甲方各种款项暂定人民币77387579.81元，最终欠款金额以甲乙双方帐目核对确认的金额为准。之后，乙方返还了人民币500万元以及通过安溪县公安机关追款返还人民币756万元，欠款金额以甲乙双方帐目核对确认的金额为准。乙方系丙方合法登记的有效股东，持有丙方12.35％股权，2013年8月21日，甲乙双方就该等股权向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由该等股权为乙方所欠甲方的债务提供担保，并约定若发生纠纷，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等内容。 5、原告与谢玉思经过结算，2012年7月1日，谢玉思作为欠款人立下《欠款证明》一份交原告收执。原告曾以该《欠款证明》向本院提起诉讼，后原告以拟通过其他方式解决为由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裁定予以准许。谢玉思曾因挪用资金罪被提起公诉，在该卷宗的材料显示，经安溪县人民法院委托专项审计，厦门德艺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厦德会专审字（2012）第Z0022号专项审计报告，该报告认定原告与被告右玉公司煤炭购销情况（1）.2011年原告共支付4600万元，购买煤炭33328.68吨，金额22392122.21元，尚有23607877.79元煤炭未发货。（2）.2011年共销售煤炭23679吨，金额16257310元，已收款15637310元，尚有620000元销售款未收回。 6、第三人王新龙因合同诈骗罪于2012年11月20日被安溪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31日经批准被逮捕，2013年5月20日被安溪县公安局取保候审。安溪县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9月18日以安溪县公安局认定王新龙涉嫌挪用资金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并作出不起诉决定书。 7、本案审理中，原告认为王新龙在本案中属于债的加入，应承担连带责任，但鉴于为了提高诉讼效率，在本案中暂不主张王新龙的责任，将在另案中对王新龙主张权利。 8、原告恒兴公司于2014年10月24日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依法查封、扣押、冻结被告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朔州右玉有限公司的银行存款或者其他等值财产(价值在2000万元内)，并已提供担保。本院依法作出裁定：查封、扣押、冻结被告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朔州右玉有限公司的银行存款或者其他等值财产(价值在2000万元内)。 9、第三人王新龙返还货款500万元、通过安溪县公安机关追款返还人民币756万元（其中被告右玉公司200万元）。 10、原告于2015年１月12日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被告土右分公司、右玉公司、王新龙等作为被告请求土右分公司、右玉公司退还货款32256081.37元等。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29日作出（2015）厦民初字第26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恒兴公司与土右分公司于2011年3月26日签订一份编号为HX(ty)20110327号《煤炭买卖合同》后，总计向土右分公司支付了预付款118518752.2元。土右分公司未能完全履约。恒兴公司从土右分公司及通过将煤炭销售至厦门国贸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物产燃料有限公司等下游公司处仅收回款项86262670.83元，余32256081.37元未能收回。判令：右玉公司应返还原告货款32256081.37元等。原告恒兴公司与被告右玉公司不服，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案尚在审理中。 11、根据《恒兴能源有限公司与“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朔州右玉有限公司、土右分公司”2011年煤炭购销业务专项审计报告》等证据以及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厦民初字第264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恒兴公司在本案编号为hx20110301的《煤炭买卖合同》以及其与土右分公司的本案编号为HX(ty)20110327号《煤炭买卖合同》项下，总共收回款项86262670.83元。 12、本案编号为hx20110301的《煤炭买卖合同》第五条价款结算约定：二、出卖人（右玉公司）收到承兑汇票经核实确认后，即组织发货，一船一结；出卖人必须在货到港口前的十天以书面通知买受人准备船期；煤炭平仓由出卖人负责。双方于平仓前十天书面确定每批次煤炭价格，单价均按确认当日秦皇岛港煤炭挂牌价下限再下浮人民币三十元/吨（含税一票平仓价）结算。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等证实，经庭审举证、质证，能够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 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应当中止诉讼；2、原告请求被告右玉公司返还货款3344万元是否应予支持；3、被告运销集团应否对本案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对各方当事人争议的问题，本院予以查明并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本案是否应当中止诉讼的问题。 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双方之间发生的买卖合同，事实清楚，在合同履行中，虽涉及王新龙、谢玉思涉嫌犯罪的刑事案件，但本院已依法调取王新龙在公安机关相关的讯问笔录等，并组织当事人质证。现被告右玉公司主张本案应调取王新龙涉嫌合同诈骗犯罪案件卷宗证据，才能查清案件基本事实，因此应裁定中止审理的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原告请求被告右玉公司返还货款3344万元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 本院认为，根据本院已查明的事实，原告在向公安机关报案中的材料及被告右玉公司的举证材料中，可以证明原告与被告右玉公司在合同签订后，原告已支付货款4600万元，而被告右玉公司仅向原告发货煤炭33328.68吨，金额22392122.21元，尚有23607877.79元煤炭未发货。对于已经发货金额22392122.21元，原告主张在其与土右分公司的HX(ty)20110327号《煤炭买卖合同》项下进行扣减。对此，本院认为，土右分公司系被告右玉公司的下属单位，将本案合同项下的已履行金额22392122.21元在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处理的HX(ty)20110327号《煤炭买卖合同》项下进行扣减，并不会造成被告右玉公司的利益减损。鉴于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在（2015）厦民初字第264号案中，将本案合同项下的已履行金额22392122.21元在HX(ty)20110327号《煤炭买卖合同》项下进行扣减，扣减金额总计为86262670.83元。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避免当事人讼累，对原告主张的将本案合同项下的已履行金额22392122.21元在其与土右分公司的HX(ty)20110327号《煤炭买卖合同》项下进行扣减，本院予以照准。对于被告抗辩的未收款60万元应予以扣减的问题，根据讼争《煤炭买卖合同》第五条约定及双方交易习惯，上述未收款60万元应由被告右玉公司负责追讨。综上，扣除在2013年9月4日，原告作为债权人（甲方）与王新龙作为债务人（乙方）及第三方（丙方）宁夏福翔煤业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书》中约定的王新龙返还了人民币500万元以及通过安溪县公安机关追款返还人民币756万元，共计1256万元，本案被告右玉公司尚欠货款数额为3344万元（4600万元－1256万元）。根据上述事实及法律规定，现原告请求被告右玉公司返还货款3433万元，本院予以支持。 三、关于被告运销集团应否对本案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 本院认为，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是出卖人和买受人，从合同的相对方看，诉争煤炭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为被告右玉公司，如前所述，被告运销集团不是合同相对方，被告运销集团并非煤炭买卖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且被告右玉公司为被告运销集团全资子公司，具有独立法人地位，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故被告运销集团无需承担本案的法律责任。原告主张被告右玉公司系被告运销集团全资下属公司，被告右玉公司每年向运销集团上缴公司服务管理费，因此，运销集团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理由缺乏依据，不能成立。被告运销集团的抗辩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综上，本院认为，原告恒兴公司与被告右玉公司签订的编号为hx20110301的《煤炭买卖合同》，意思表示真实，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应确认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信守。本案中，被告右玉公司尚欠原告货款3344万元。现原告提诉要求被告支付货款3344万元，理据充分，本院予以采纳。原告请求被告运销集团对被告右玉公司上述欠款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审理中，原告自愿放弃对第三人王新龙在本案中的责任，系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应予准许。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朔州右玉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福建恒兴能源有限公司货款3344万元； 二、驳回原告福建恒兴能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09000元，由被告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朔州右玉有限公司负担。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朔州右玉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黄海清 审判员  陈美雅 审判员  刘志健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九日 书记员  庄晓思 一、附引用法律法规条文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二、申请执行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