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吉01民终49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田淑芬，女，1970年11月23日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殿林，吉林华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冬，男，1976年8月10日生，汉族，住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上诉人田淑芬因与被上诉人王冬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2018）吉0105民初15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冬原审诉请：1.依法解除王冬、田淑芬双方达成的口头委托合同；2.田淑芬返还王冬购车款114000元及利息，时间自2018年1月22日至实际支付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诉讼费由田淑芬负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末田淑芬承诺能为王冬低价购买奔驰越野车一辆，王冬先后向田淑芬转账购车款114000元。田淑芬收到款后一直推诿，王冬对此催促退款，但田淑芬一直拖着不退。田淑芬原审辩称，1.基本事实是，王冬欲以按揭贷款的方式购买奔驰越野车，委托田淑芬帮助联系销售方，田淑芬找到案外人穆云鹏，得知案外人重庆聚融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公司）在天津销售进口汽车，而穆云鹏是该公司在吉林省的区域销售代理人。田淑芬将获取的有关信息及时告知了王冬，并在王冬的授意下继续帮助其联系购买车辆的具体事宜。经过沟通，王冬决定以125万元的价格从重庆公司处以按揭贷款的方式购买2018款奔驰GLS450型越野车一台，王冬将购车首付款10万元和委托代理费5000元分四次转账至田淑芬账户，并委托田淑芬将首付款转账至重庆公司。田淑芬于2018年1月26日，将首付款10万元转账给穆云鹏的出纳员，出纳员当日即将该款转至重庆公司指定的收款账户，并在办理转账时标注了王冬购车的附言。重庆公司收到首付十万元后，即通知王冬递交办理银行按揭贷款的资料，王冬提交了资料后又前往天津与案外人签订了销售合同书。至此，田淑芬己经全面完成了王冬委托的事项，且王冬己经直接与案外人确立了买卖合同关系，田淑芬受托之事己经完成。2.田淑芬己经完成了王冬委托的事项，而王冬亲自与案外人签订了销售合同书，形成了新的民事法律关系。在这个法律关系中，田淑芬既没有享有王冬的购车款，也没有向王冬提供车辆的义务，王冬与案外人之间车辆买卖如何进一步履行，与田淑芬无关。3.王冬关于退购车款一事，应向案外人重庆公司主张，要求田淑芬退还是错误的。重庆公司收取了王冬10万元和办理银行按揭贷款的资料，在其双方的买卖合同未终止亦未解除，合同仍旧继续履行的情况下，一旦银行按揭手续办理完毕且银行发放了贷款，那么重庆公司就将向王冬交付车辆，而王冬却在法院起诉要求田淑芬退还其支付给重庆公司的款项。假设王冬的此项请求得到支持，那么王冬的行为属于不当得利还是其他性质，田淑芬不得而知和不敢想象。4.鉴于上述三点意见，田淑芬认为，为查清本案事实，有必要追加穆云鹏和重庆公司为本案的第三人。5.田淑芬认为，王冬欲放弃购车要求返还购车款，应通过合法形式终止与重庆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书，这是必要的前置程序，直接要求田淑芬退款，既没有法律依据也缺少事实根据。综上，田淑芬请求依法驳回王冬的各项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7年末，王冬欲购买奔驰越野车，经人介绍与田淑芬相识，并与田淑芬口头商议按揭贷款购买车辆事宜。至王冬起诉时止，按揭贷款手续没有办理。原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本案中，王冬、田淑芬经口头商议，田淑芬为王冬按揭贷款购买汽车，因双方对买卖合同中应载明的车辆总价款、付款方式、履行方式、交付时间、违约责任等，按照交易习惯中应明确的基本内容均没有约定，庭审中王冬、田淑芬又对双方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还是代理关系各执一词，且均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是基于何种法律关系，只是田淑芬对收到王冬转入的114000元购车款和相关的费用不持有异议，据此，原审法院可以推定王冬、田淑芬之间存在着合同关系。关于王冬要求解除与田淑芬之间的合同关系。王冬在起诉之前，多次与田淑芬电话沟通，要求田淑芬交付车辆，如不能按时交付车辆，要求田淑芬返还购车款，庭审中，田淑芬对解除与王冬之间的合同关系，并返还购车款不持有异议，只是对应由谁返还持有异议，因王冬、田淑芬均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合同目的己无法实现，所以，王冬的此项请求，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王冬要求田淑芬返还114000元及自2018年1月22日至实际支付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庭审中，田淑芬对收取王冬因购车而转入的款项114000元不予否认，只是认为该款项应由案外人重庆公司偿还，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合同解除后，田淑芬应将王冬交付的114000元全部返还给王冬。关于利息，因双方对此并没有明确约定，待本案判决生效，双方的合同关系解除后，王冬可再另行向田淑芬主张该项权利。关于田淑芬辩称，王冬转入田淑芬账户中的款项由几部分组成，以及应追加案外人穆云鹏和重庆公司为本案的田淑芬等抗辩观点，因本案中，双方系基于口头协议，王冬向田淑芬转款114000元，庭审中，双方对转款的数额和事实均予认可，至于田淑芬采取何种方式、购车途径等均没有约定，田淑芬又没有提供支持自己抗辩观点的相关证据，所以，田淑芬的上述主张，证据不足，原审法院未予支持。综上所述，王冬要求解除与田淑芬之间的合同关系，田淑芬返还王冬114000元，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其他请求，原审法院未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解除王冬与田淑芬之间的口头合同；二、田淑芬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返还王冬购车款114000元；三、驳回王冬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田淑芬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田淑芬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王冬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原审存在剥夺田淑芬答辩权的情形。田淑芬几经争取后2018年9月3日开庭，虽然在田淑芬的坚持下争取到了法律赋予的权利，但是田淑芬答辩权被侵害的情形是客观存在的。二、原审诉讼程序违法。我方申请追加第三人，原审法院既未裁定追加第三人，也未以书面或口头方式裁定驳回上诉人的申请。三、本案不宜适用简易程序。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原审法院既未书面告知，也未口头通知。四、本案存在不公平的现象。五、本案事实不清。本案事实是通过田淑芬的联系介绍，王冬亲自前往天津查看并确定了车的型号，亲自与汽车销售方签订了购销合同，并按照汽车销售方的要求提交了办理汽车按揭贷款的必备材料，按揭贷款已在银行办理中。田淑芬已经完成了王冬委托的事项，王冬已经与汽车销售方正式建立了汽车买卖合同关系。王冬的首付款已经交付给汽车销售方，田淑芬既未占有王冬的首付款，也不是所购汽车的享有人。如果王冬想违约终止汽车买卖合同，应由王冬与汽车销售方来解决。王冬辩称：维持原判。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王冬共计转给田淑芬114000元车款。田淑芬在与王冬通化中提及“那就退呗，我找他，你不用管了”，“我保证你过完年能拿到车，你的件我全都给你补办完了，你的款已经批了，你这个批件已经在手呢”，“你这个件是我给你做，你缺啥东西我全给你整完”，“我去协调，尽快给你拿车，我给你做临时号牌，由任何问题我给你返”等内容。本院认为：关于原审法院程序是否存在瑕疵的问题。原审法院已经依法向田淑芬送达传票，田淑芬及其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并未影响田淑芬行使其民事诉讼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规定：“下列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一）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二）发回重审的；（三）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四）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的；（五）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六）第三人起诉请求改变或者撤销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七）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本案的情形，不属于上述条款中罗列的情形，故适用简易程序并无不妥。本案系王冬与田淑芬之间的因履行委托合同而产生的纠纷，考量的为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及义务。原审法院未追加与本案无关的案外人，并无不当。田淑芬在原审开庭审理质证过程中及上诉状中，均认可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但双方对于委托事项是否完成存在争议。王冬认为田淑芬应当交付车辆为完成委托事务，田淑芬认为王冬与案外人订立买卖合同即完成了委托事务。双方通话录音中，田淑芬向王冬保正可以在年后让王冬拿到车。根据田淑芬此陈述，可知双方之间的委托事务包括田淑芬实际购买车辆后向王冬交付车辆。现田淑芬并非履行完毕全部委托事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委托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王冬于2018年8月2日以田淑芬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田淑芬返还购车款，此时王冬已经明确表示不再委托田淑芬继续购买车辆，故此时王冬行使委托人的任意解除权，与田淑芬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同时，在通化录音中，田淑芬提及“有任何问题我给你返”，已经承诺返款问题。因此，原审法院判决田淑芬返还王冬缴纳的购车款项，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80元，由上诉人田淑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陶 铮审 判 员 谷 娟代理审判员 闫 冬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史兰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