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102民初4709号原告：许进甫，男，1959年4月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江苏省盐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寿法，江苏兴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建勇，男，1970年8月1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被告:上海市住安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万祥镇宏祥北路83弄1-42号20幢B区88室。法定代表人：胡文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悦，上海市建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怡，上海市建纬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上海斯集建筑装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在上海市松江区科技园区清河街30号101室。法定代表人：龚文辉，该公司执行董事。原告许进甫与被告上海市住安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住安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24日立案后，被告住安公司申请追加上海斯集建筑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集公司）为本案当事人，本院依法通知斯集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由审判员李伟独任审判，于2018年7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件复杂，本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9月17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许进甫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寿法、许建勇，被告住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悦、杜怡，第三人斯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龚文辉均到庭参加了两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许进甫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住安公司向原告支付工程欠款150000元及利息（自2015年6月1日起至欠款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事实和理由：被告住安公司是南京工艺厂房、南京理工大学综合实验楼的承建方，张某是住安公司派驻上述工程的负责人，代表住安公司对外行使权利、履行义务。2011年10月，经人介绍，原告与张某签订施工合同，约定被告将南京工艺厂房、南京理工大学综合实验楼的水磨石工程分包给原告施工，分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原告遂后即组织人员进场施工，施工结束后，经双方结算，截至2015年2月6日，被告尚欠原告工程款36万元，双方确认被告于2015年2月9日前支付21万元，于2015年6月1日前支付15万元。被告按约支付了21万元，但对余款15万元未支付，张某多次承诺付款但未兑现。2018年1月16日，原告及其代班许某至住安公司催要工程款，该公司工作人员徐某接待了原告等人，徐某电话确认后要求原告与孙某联系，孙某在电话中承诺于2018年春节前结清尾款，但至今未结清。被告未按约付款，构成违约，故原告诉至法院。被告住安公司辩称：1、原告许进甫主张工程款的事实依据不足，张某不是案涉工程项目负责人，无权对外承诺付款。2被告最后一次根据第三人斯集公司的申请向原告付款的日期是2015年2月6日，但原告再次向被告要求支付剩余工程款的时间是2018年1月6日，已经超过法定二年的诉讼时效，因此不具备胜诉权。3、被告与第三人就涉案工程款项支付的诉讼正在审理当中，根据第三人的明确意思表示，未经第三人同意被告不能再向案涉工程的任何劳务人员或材料供应商支付款项，且根据被告与第三人的联系，第三人认为其已与原告结清所有款项，不再需要支付其它款项。第三人斯集公司述称，原告的确在第三人分包的案涉两个工程中承包了水磨石部分工程，第三人共支付给原告约180万元工程款。原告与第三人于2015年2月初协商，第三人已足额支付了工程款，此后原告从未与第三人联系过，第三人不知道原告主张的欠款是何情况。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2月6日，原告许进甫与案外人张某签订《分包工程（或清包工程）工程款收支情况确认书》，载明：许进甫是南京工艺厂房、南京理工大学综合实验楼的水磨石承包人，截至2015年2月6日，被告尚欠原告工程款36万元，双方均同意被告于2015年2月9日前支付21万元，于2015年6月1日前支付15万元。2012年4月1日、2012年9月3日、2012年11月8日、2013年2月6日、2013年6月14日、2013年9月9日、2014年1月29日、2015年2月13日，被告住安公司分别向原告许进甫支付了10万元、45万元、20万元、30万元、9万元、10万元、31万元、21万元，合计176万元。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原告能否根据《分包工程（或清包工程）工程款收支情况确认书》向被告主张工程款15万元。原告称：被告确认张某是被告的员工，且张某签订确认书后，被告随即在2015年2月13日付款，因此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权利义务关系，被告应向原告支付拖欠的工程款。被告称：张某和孙某是住安公司南京分公司的员工，徐某是住安公司的员工。虽然张某在《分包工程（或清包工程）工程款收支情况确认书》上签名，但张某是预决算人员，且该确认书没有被告盖章或被告授权人员的签字，而原告未举证证明张某可以代表被告确认付款，因此该证据不能成为被告向原告支付款项的依据。由于第三人是借用被告的资质，以被告的名义与建设单位签订承包合同，相关工程实际由被告完成施工，故虽然被告于2015年2月13日向原告支付过21万元，但该款项系被告根据第三人申请向原告支付，而不是根据该收支情况确认书向原告支付。第三人称：第三人是与被告签订的分包协议，第三人是实际施工人，原告收到的每笔工程款都是由第三人委托被告支付的；原告未举证证明张某有权代表被告从事合同签订和工程款决算，且该确认书未经第三人确认，原告无权根据该确认书要求被告或第三人支付工程款。二、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原告称：2015年2月6日的确认书签订后，被告按约支付了21万元，随后原告和原告的代班许建勇多次、不间断地向张某、孙某主张欠款，他们都承诺支付，每次催要的时间间隔都没有超过二年，最后一次是2018年1月16日向被告主张权利，被告的工作人员徐某要求原告和孙某联系，孙某并没有否认其承诺付款。从立法目的而言，诉讼时效制度是督促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而不是纵容义务人不承担义务。原告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原告没有放弃权利，而被告也承诺还款，因此原告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原告为证明其多次向被告主张权利，申请证人潘某出庭作证。证人作证称：证人是为许进甫打工的，具体从事浇地坪、水磨石工作；2016年腊月，证人和许进甫、许建勇去他们做工程的公司的南京分公司索要工程款（具体地址已记不清楚了），公司工作人员称一定会给钱（证人并不认识公司的工作人员，但许进甫、许建勇认识，证人是帮许进甫、许建勇开车的）；2017年，我们再到他们南京办事处，但已搬走；2018年，我们去过上海办事处，也去靖江找过孙总，孙总表态肯定会给钱。原告另提交了微信对话记录1份，其中记载：“我住安公司孙某”（2月3日）、“徐总好，我们公司三月十九号刚上班，我会尽快和领导汇报的，保持联系。一有消息马上联系你”（3月27日）、“孙总好，关于我们的尾款，我老板说了，一星期后，我们也没有办法了，我的建议是，一、工人到总公司去要钱，二、走司法途径，望孙总谅解”。被告及第三人均称：原告对于其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负有举证证明责任，证人与原告有利害关系，且证人对基本事实的陈述不清，与实际情况相矛盾，证人证言不具有证明力，原告提交的微信对话记录也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而原告又未提交其他有效证据证明诉讼时效中断。因此，可以认定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诉讼过程中，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分别向案外人徐某、孙某、张某核实相关情况。徐某称：原告在2018年年初到上海催要工程款，徐某请原告联系南京分公司的孙某，而在此之前原告并没有向其催要工程款。孙某称：孙某是被告南京分公司的负责人，原告在2018年春节前到上海催要工程款，徐某叫原告联系孙某，孙某后来约了原告在靖江见面，孙某向原告表示可以就工程款的问题向公司反映，帮助原告进行协调，但没有承诺向原告付款。张某称：张某负责预算，是根据被告的内部管理安排在工程款收支确认书上签名，此后原告未要求张某支付工程款。被告及第三人对本院核实的情况无异议，原告则认为张某陈述不实。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被告及第三人均称第三人是以被告的名义承接工程，原告承包了其中的部分工程，工程款也是由被告向原告支付，故本院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关于南京工艺厂房、南京理工大学综合实验楼的水磨石工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被告与第三人之间权利义务的约定，对原告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有权向被告主张工程款。关于争议焦点一，被告自认张某是被告的工作人员，负责预决算工作，张某也称其是受被告的内部管理安排在《分包工程（或清包工程）工程款收支情况确认书》上签名，故对原告而言，其有理由相信张某是代表被告对工程款的金额及付款进度进行确认。原告不具备建设工程施工资质，故其与被告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违反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应系无效。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的，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原告已完成的施工行为不能返还，故应由被告予以补偿。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被告应当参照《分包工程（或清包工程）工程款收支情况确认书》的约定支付工程款作为补偿，故原告主张的工程款15000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明确约定了工程款的支付时间，被告未按约支付，故原告有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主张利息损失。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目的是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以维护社会交易秩序的稳定，而非否定权利的合法存在和行使。即诉讼时效制度主要功能是惩罚“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在其惰于行使权利而义务人对此提出抗辩时，会丧失受人民法院强制力的保护。基于此，就权利人的举证而言，权利人对其主张权利未超过诉讼时效所应提交的证据无须达成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只需促使法官形成诉讼时效未超过的内心确信即可。本案中，原告主张其多次向被告主张权利，且每次主张权利的间隔时间均未超过2年，原告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人虽然存在一些关于基本事实的表述不清之处，这与其生活阅历、生活环境、性格特点、文化程度甚至法律意识有关，但其证言仍可以证明原告主张的其多次向被告催要工程款的事实存在。另外，原告主要靠辛苦劳动以获取工程款，在他人尚欠其大额工程款时，其没有理由不去催要，更没有理由放弃。因此，本院认定原告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上海市住安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许进甫工程款150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5年6月2日起至工程款全部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被告上海市住安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此款原告已预付，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此款支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长  李 伟人民陪审员  单凌波人民陪审员  杨锦强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日书 记 员  李 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