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辽0203民再6号原审原告刘成丽，女，1972年4月12日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大连市西岗区。委托代理人杨宁、刘庆贺，辽宁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大连裕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西岗区先进街30号。法定代表人庞宝良，该公司董事长。原审被告庞宝良，男，1965年1月2日生，汉族，大连裕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大连市西岗区。原审被告吕艳霞，女，1979年3月2日生，汉族，无职业，住大连市西岗区。以上三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吕万利，辽宁澄宇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三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肖本春，辽宁坤诚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刘成涛，男，1979年9月28日生，满族，大连金佰利游艇俱乐部总经理，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代理人张勇，辽宁健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刘成丽与原审被告大连裕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达公司）庞宝良、吕艳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21日作出（2015）西民初字第2135号民事判决。原审被告裕达公司、庞宝良、吕艳霞均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20日作出（2016）辽02民终3910号民事判决。判决生效后，原审被告裕达公司、庞宝良、吕艳霞均不服判决，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3日作出（2016）辽民申389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2017年11月30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辽民再493号民事裁定，撤销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2民终3910号民事判决及本院（2015）西民初字第2135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依法追加刘成涛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18年4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审原告刘成丽的委托代理人杨宁、刘庆贺，原审被告裕达公司、庞宝良、吕艳霞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吕万利、肖本春，第三人刘成涛的委托代理人张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刘成丽诉称，2014年11月25日，原审被告大连裕达公司、庞宝良、吕艳霞向原审原告借款330万元，并与原审原告签订借款协议一份。协议中约定被告大连裕达公司向原告借款330万元，借款日期为2014年11月25日至2015年1月20日，借款利息按照银行同期借款利率四倍计息。协议同时约定：庞宝良、吕艳霞作为保证人提供无限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限自借款时起至借款还清时止。借款到期后，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偿还借款，但被告始终未还款，为此原告诉至本院，要求被告大连裕达公司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3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照银行贷款利率四倍支付，自2014年11月25日起至欠款还清日止），要求被告庞宝良、吕艳霞对上述欠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原审被告裕达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对其借款的事实二次庭审陈述前后不一致，与原告向法庭提供的证据不相符。被告因公司经营需要委托案外人刘成涛介绍向他人借款。《借款协议》签订当日，原告本人未到场签字，刘成涛让被告裕达公司在《借款协议》上加盖公章、被告庞宝良、吕艳霞在上面签字后，声称让原告进行核实后签字，再将原告签字后合同原件返还给被告，同时将借款交付给被告，由被告公司财务出具正规的收款收据。事后，刘成涛未将协议原件交付给被告，原告是否在协议上签字被告不清楚，原告也没有将合同项下的借款交付给被告，被告直至本次诉讼才见到这份《借款协议》。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合同在出借人将款项支付给借款人时才发生法律效力。原告称其将款项支付给案外人刘成涛，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告应将借款支付给合同相对人，也就是本案被告，但原告既没有按协议要求向被告支付借款，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委托原告向案外人支付款项。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庞宝良、吕艳霞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与被告裕达公司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未成立，被告庞宝良、吕艳霞在主合同未成立的情况下，不承担担保责任。本院原一审审理时查明：2014年11月25日，原告刘成丽与被告裕达公司、庞宝良、吕艳霞签订《借款协议》，约定：被告裕达公司向原告借款330万元，借款日期2014年11月25日至2015年1月20日止，利息按银行同期借款利率四倍计算，裕达公司收到现款应出具收条，庞宝良、吕艳霞为借款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限自借款时起至还清全部借款时止。同日，被告裕达公司、庞宝良、吕艳霞共同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刘成丽借款叁佰叁拾万元整（现金，330万元）。被告裕达公司、庞宝良、吕艳霞在《借款协议》及《收条》上签字盖章。签订《借款协议》时，刘成丽不在场，三被告签字盖章后将《借款协议》及《收条》交给刘成涛，后由刘成丽在《借款协议》上补签字。另查明，被告裕达公司、庞宝良、吕艳霞与案外人刘成涛之间另有借贷关系，被告裕达公司、庞宝良、吕艳霞欠刘成涛借款本息尚未清偿，委托刘成涛介绍从他人处借款。原告于2014年11月27日将300万元汇入刘成涛帐户，另30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刘成涛。原告为证明其履行了给付义务，向法庭提供2014年11月27日银行汇款凭证，并申请刘成涛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被告向本院申请调取原告汇款银行帐户交易明细。本院调取的原告汇款银行帐户交易明细记载：2014年11月21日，刘成涛向原告的中国银行帐户汇款300万元。同日，原告从该帐户中取现金100万元后存入其华夏银行帐户。同年11月24日，原告从其中国银行帐户取现金200万元后将199万元存回该帐户。2014年11月27日，原告从其中国银行帐户向刘成涛汇款200万元，同日，原告从其华夏银行帐户向刘成涛汇款100万元。2014年12月31日，刘成涛分两次向原告的中国银行帐户各转帐200万元及77万元。刘成涛出庭作证时陈述，被告裕达公司委托其向他人借款，用于偿还裕达公司欠其的借款利息，在拿到被告出具的《借款协议》及《收条》的同时，向被告出具了收到330万元借款利息的收条，并将被告出具的《借款协议》及《收条》交给刘成丽后，刘成丽向其支付了330万元借款。再查明，被告裕达公司、庞宝良、吕艳霞否认收到案外人刘成涛向其出具的借款利息收条。但被告裕达公司、庞宝良、吕艳霞却将案外人刘成涛出具的1000万元借款20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300000元利息的收条作为证据在被告裕达公司、庞宝良、吕艳霞与案外人刘成涛借贷案件（本金为1000万元加3100万元，合计4100万元）中提交。本院一审认为：原、被告对《借款协议》及《收条》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双方争议的是原告是否履行了其与被告间《借款协议》的给付义务。对此，本院认为，案外人刘成涛已在庭审中出庭作证，证明被告裕达公司向原告借款就是为了偿还被告裕达公司、庞宝良、吕艳霞欠其的借款利息，且被告裕达公司、庞宝良、吕艳霞是在收到其出具的利息收条后，才向原告出具《借款协议》和《收条》的。被告裕达公司、庞宝良、吕艳霞虽对证人刘成涛的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否认收到刘成涛出具的利息收条，但被告裕达公司、庞宝良、吕艳霞在其与刘成涛借贷案件中将其中的一份1000万元2015年4月份的300000元利息收条作为证据提交法院，被告裕达公司、庞宝良、吕艳霞对于是否实际收到刘成涛利息收条的陈述前后不一致，故可以推定证人刘成涛的证人证言是客观真实的，即被告裕达公司向原告借款就是为了偿还其应向案外人刘成涛支付的4100万元借款利息。原告将300万元借款汇入刘成涛帐户，另30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刘成涛，刘成涛也出庭作证，自认实际收到了330万借款。并且，民间借贷的一般交易习惯为出具借据与接收款项同时进行，而本案被告裕达公司、庞宝良、吕艳霞在没有实际收到原告借款的情况下就向原告出具借据和收条，也可以推定被告裕达公司、庞宝良、吕艳霞对原告将款项交付给案外人刘成涛是知道并认可的。至于原告出借的资金来源以及案外人刘成涛与原告之间的资金往来，与原、被告之间的借款无关联性。因此，本院对被告裕达公司、庞宝良、吕艳霞提出的被告裕达公司、庞宝良、吕艳霞虽与原告签订《借款协议》，但原告并未向被告裕达公司、庞宝良、吕艳霞履行给付借款义务，原告向案外人刘成涛付款未经被告裕达公司、庞宝良、吕艳霞委托或许可的抗辩主张，不予采纳。原告已履行了给付借款义务，被告裕达公司应按约定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330万元及利息。因原告未按《借款协议》约定的时间提供借款，借款利息应从实际付款日即2014年11月27日起计算，利息按《借款协议》约定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息。被告庞宝良和吕艳霞为被告裕达公司的借款提供保证担保，在被告裕达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时，应向原告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大连裕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刘成丽借款本金33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14年11月27日起至欠款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二、被告庞宝良、吕艳霞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735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40735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大连裕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庞宝良、吕艳霞共同负担。后被告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辽02民终3910号民事判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事实同一审认定事实外，另补充查明：上诉人在案涉借款凭证出具之前不认识被上诉人，上诉人主张其委托案外人刘成涛介绍借款，并向刘成涛出具借条，出具借条时知道是向被上诉人借款，但不清楚被上诉人是否有出借能力，之后刘成涛未向上诉人交付款项，亦未将有被上诉人签字的借条返还给上诉人。上诉人主张基于同样的理由，一共向刘成涛出具六份借款凭证，分别是2014年10月24日的140万元、2014年11月25日的330万元（本案借款）、2015年1月20日的38万元、2015年3月28日的216万元、2015年4月5日的103万元和2015年4月19日的30万元。另查，被上诉人提供了五份上诉人裕达公司、案外人大连裕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大连莲城物业有限公司与刘成涛的借款协议书、收条和汇款凭证，上诉人庞宝良和吕艳霞是保证人，刘成涛为出借人的借款协议书、收条和汇款凭证，分别为2013年4月17日借款2000万元、2013年12月2日借款300万元、2014年4月9日借款200万元、2014年6月5日借款500万元、2014年6月20日借款800万元，合计3800万元。2015年1月20日上诉人与刘成涛签订一份《协议书》，协议确定上诉人先后向刘成涛借款3800万元，双方协议用房屋抵顶部分欠款，确定抵顶后借款数额为3100万元，设定此笔借款期间为六个月，自2015年1月19日到2015年7月19日，利率按照银行贷款利率四倍计算，协议还确认双方在此之前所有的借款利息、违约金抵顶结算完毕，互不相欠，互不追究。被上诉人主张案涉330万元借款系上诉人借来用于偿还欠付案外人刘成涛的借款利息。刘成涛在一审时作为证人陈述该330万元包括其借给上诉人的一笔2000万元产生的2014年10月、11月两个月利息140万元，还有另外合计1800万元借款产生的2014年9、10、11月三个月利息189万元，均按照约定的月利3.5%计息。以上合计329万元，当时凑整330万元。因上诉人无力支付，故约定向被上诉人借款330万元偿还刘成涛。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认为上诉人是否偿还给刘成涛利息与本案无关，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刘成涛未在另案中主张上述利息。中院二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是否已经履行了款项交付义务，对此争议事实，各方当事人应对各自的主张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进行举证，否则需要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为偿还刘成涛借款利息通过刘成涛介绍向其借款330万元且其直接转账给刘成涛的支付行为是经过上诉人同意和认可的，被上诉人为此提供了上诉人出具的借条、案外人刘成涛与上诉人之间的借款协议和付款凭证、刘成涛的证言、被上诉人给刘成涛汇款的银行回执等证据，以上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其应提供相反证据，上诉人未提供证据，上诉人主张案涉330万元借条形成时间在2015年1月20日上诉人与刘成涛达成的协议书之前，协议书中确认此前的利息、违约金结算完毕，互不相欠，故不存在利息未支付的情况，但330万元借条时间正是在协议书确认之前利息已结清的时间范围之内，对此部分利息是如何偿还的事实，或者不是用本案借款偿还的事实，上诉人没有举证，协议书也证明不了此问题。上诉人均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主体，应知道对外出具借款凭证的意义和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在未收到款项的情况下，上诉人出具借款凭证与日常生活法则不符。而且，上诉人主张除本案借款之外还有五笔借款也全部是提前给刘成涛出具的借款凭证而刘成涛未给付借款，六笔借款时间跨度从2014年10月到2015年4月，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上诉人在一直认为其没有收到借款的情况下，仍继续出具多笔借款凭证更不符合日常生活法则。故上诉人不能对其反驳对方诉请的事实提供证据，对其抗辩的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也不能作出合理说明，其应承担不利后果，被上诉人主张的事实应予采信。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用于偿还刘成涛的借款利息，该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刘成丽与案外人刘成涛之间的款项往来不影响上诉人出具《收条》确认收到案涉借款的法律效力，上诉人出具《收条》系对新的借贷关系成立及收到借款的确认。刘成涛认可收到被上诉人的款项，并且没有另行向上诉人主张偿还此部分利息，上诉人借款目的已达到，被上诉人的付款义务应视为完成，上诉人出具《收条》的行为应是对上述交易过程明知而为之，由此产生的新借贷关系对上诉人具有约束力，上诉人应履行还款义务。因此，原审法院认定款项实际交付并判令上诉人偿还借款，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和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法律适用和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735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大连裕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庞宝良、吕艳霞共同负担。二审判决书作出后，被告仍不服该判决，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关于（2017）辽民再493号再审案件审理情况：省高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裕达公司等三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刘成丽之间的借贷行为是否实际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项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做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本案发生的原因是裕达公司等三再审申请人委托案外人刘成涛为其借款，刘成涛向其姐姐刘成丽借款后，将盖有三再审申请人公章和签字的借条交给刘成丽。刘成丽持该借条起诉三再审申请人偿还借款。但本案存在以下问题：1、刘成丽在一审庭审中自认不认识庞宝良及吕艳霞，其在转款时，刘成涛也未与庞宝良及吕艳霞沟通，案涉借款协议亦不是在双方均在场的情况下签订的；2、刘成丽在第一次庭审中自认是将案涉借款330万元现金装在皮箱中用车送到刘成涛办公室，在再审申请人申请调取刘成丽及刘成涛银行往来记录后，在第二次庭审中又改变说法，自认是通过银行转账给刘成涛。3、刘成涛虽称，在另案起诉五再审申请人偿还借款的案件中已将本案中作为利息偿还的330万元扣除，未包含在该案诉讼请求中，但五再审申请人对此未予以认可。4、刘成涛与刘成丽及五再审申请人并未达成用刘成丽借款抵顶五再审申请人拖欠刘成涛借款利息的书面协议。综上，刘成涛述称三再审申请人委托其借款，其应当将所借的款项交给再审申请人，三再审申请人没有收到该款，就不因当承担还款责任。刘成涛虽然述称三再审申请人委托其借款是用来偿还向其借款的利息，但三再审申请人对此予以否认，且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事实。故刘成涛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应依法追加刘成涛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一二审法院未予追加系漏列主体。其次，对于五再审申请人之前是否拖欠刘成涛案涉330万元利息以及该利息是否系以向刘成丽借款的方式得到清偿应予以查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的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四）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2民终3910号民事判决及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15）西民初字第2135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重审。我院再审时原审原告刘成丽诉称，2014年11月，原告的弟弟刘成涛找到原告，称裕达公司欲向原告借款，用于偿还裕达公司欠刘成涛的钱。故，2014年11月25日，原告与三被告共同签订《借款协议》，协议约定：被告裕达公司向原告借款人民币330万元，借款日期为2014年11月25日至2015年1月20日，借款利息按照银行同期借款利率四倍计息。协议同时约定，被告庞宝良、吕艳霞作为保证人为被告裕达公司借款提供无限连带保证责任担保，保证期限自借款时起至还清借款时止。借款到期后，原告多次找被告要求偿还借款，但被告始终未能按照借款协议约定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裕达公司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3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照银行贷款利率四倍支付，自2014年11月25日起至欠款还清之日止）；被告庞宝良、吕艳霞对上述欠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原审被告裕达公司、庞宝良、吕艳霞辩称，不同意原审原告诉讼请求，一、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借款协议》借款是用于公司经营，并不是为了用于偿还向第三人刘成涛借款产生的利息。二、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以及证人刘成涛没有签订三方协议约定答辩人向被答辩人借款是用于偿还向第三人刘成涛借款产生的利息。三、答辩人没有指示被答辩人刘成丽向第三人刘成涛支付款项，答辩人也未授权第三人刘成涛代答辩人收取款项。四、第三人刘成涛提供虚假证词，其证言与事实不符。刘成涛在2015年10月28日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显示：答辩人向被答辩人借款330万元是用于偿还刘成涛第二笔借款3800万的利息，其中189万元用于偿还1800万元的2014年10月、11月、12月三个月的利息。然而，根据答辩人的银行转账记录显示，答辩人偿还刘成涛的借款利息远不止刘成涛所承认的利息金额。具体如下：对于300万元借款部分，除刘成涛提供的还款记录外，答辩人于2014.4.22向刘成涛支付了10.5万元利息；对于200万元借款部分，除刘成涛提供的还款记录外，答辩人于2014.7.9、2015.1.20向刘成涛支付21万元；对于500万元借款部分，除刘成涛提供的还款记录外，答辩人于2014.7.7、2014.8.5共向刘成涛支付35万元利息；对于800万元借款的部分，除刘成涛提供的还款记录外，答辩人于2014.1.20偿还刘成涛自2014.10.20至2014.12.19期间利息56万元。上述八笔利息答辩人已向第三人刘成涛偿还，但第三人刘成涛在向法庭提交证据时，却隐匿了上述八笔利息已经偿还的事实。因此，其证言与事实不符，足以证明刘成涛与被答辩人恶意串通、虚假陈述、虚构债务的事实。综上，被答辩人没有证据证明案涉款项已经向答辩人实际交付，且证人刘成涛与被答辩人恶意串通、虚假陈述、虚构债务。故应认定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的借贷行为未生效，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贵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刘成涛述称，同意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中被告借款的330万元是因为之前欠刘成涛的利息，没有钱还了向原告借款偿还这330万元利息，330万元利息构成，其中2000万利息，月息3.5分，时间是2个月，共140万，其中还有1800万的利息也是按照月3.5分计算，三个月是189万，以上合计共330万元。对于这330万元原审被告至今没有提供任何其他的客观证据能够证实其是通过银行转帐汇款的方式来偿还的。显然其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责任。也就是说他没有通过银行汇款实际支付所欠的利息，而是通过借款来抵消或扣除利息。被告代理人陈述恶意串通、虚假陈述、虚构债务等，被告的说法是对原告及第三人明显的侵犯，第三人保留追究对第三人进行名誉上的侵犯追究相应的权利。本次再审认定事实与原审一致。补充认定事实为：原审被告本次庭审中陈述向原审原告借款的原因为：裕达公司2014年开发房地产项目，11月份由于天气原因停工了，需要资金给工人开工资，第三人刘成涛答应找朋友帮忙周转300多万元。于是就和刘成涛做了一个向原告借款的借款协议，之后并未收到借款。原审原告刘成丽与第三人刘成涛系姐弟关系。原审原告庭审中陈述：案涉借款300万元是通过银行转账给第三人，另外30万元以现金方式交给了第三人刘成涛。第三人刘成涛认可收到原审原告330万元，没有将款交付原审被告。第三人刘成涛因与五原审被告借款纠纷，起诉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五原审被告共同偿还借款本金4100万元及利息（其中3100万元借款的利息自2015年4月20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借款利率的四倍计算；1000万元借款的利息自2015年5月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借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6年3月10日作出（2015）大民一初字第00120号民事判决，判令五原审被告共同偿还原审原告借款4100万元及利息（其中3100万元借款的利息自2015年4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借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还清之日止，1000万元借款的利息自2015年5月1日起按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借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还清之日止，利息总额在执行中应扣除原审被告已支付的利息20万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大连市沙河口区地方税务局根据原审被告庞宝良举报，向第三人刘成涛收取2013年5月起至2015年4月止借款利息的个人所得税，应税项为2235万元。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原审原告提供的借款协议、中院判决书、3800万元借款构成及转账明细、通用申报表、原审被告提供的利息支付表、借款构成表及当事人陈述笔录在案为凭，这些证据已经开庭质证和本院审查，可以采信。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审原告是否履行了款项交付义务。原审原告主张因原审被告欠第三人借款利息，将借款交付给第三人即履行了款项交付义务。原审被告对此不予认可。首先，三原审被告与原审原告签订《借款协议》说明三原审被告有向原审原告借款的意思表示，三原审被告于签订《借款协议》当天出具收条，确认收到案涉借款，三原审被告出具收条的行为，视为三原审被告认可原审原告将借款交付第三人刘成涛，即为向其履行了付款义务。虽然三原审被告抗辩并未通知原审原告将案涉借款交付第三人，但三原审被告均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主体，应知道对外签订《借款协议》、出具收条并提供保证的意义和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在未收到款项的情况下，三原审被告出具上述凭证与常理不符，且与本案相似的案件即原审被告以此种通过刘成涛为中间人向原审原告等人“借款还息”自2014年10月24日起至2015年4月19日止共五笔，历时半年，如果原审被告不认为原审原告直接将款项交付给刘成涛，就不应该有前后共五次的此情形的借款，故原审被告的上述抗辩不符合常理，不予采纳。其次，三原审被告主张案涉330万元借款形成时间在2015年1月20日三原审被告与刘成涛达成的协议书之前，协议书中确认此前的利息、违约金结算完毕，互不相欠，故不存在利息未支付的情况，但330万元借款时间正是在协议书确认之前利息已结清的时间范围之内，正因为在2015年1月20日的协议书形成之前，原审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及“借款还息”的方式向刘成涛支付、结清了利息，才会在协议书确认不拖欠利息，并且对此部分利息是如何偿还的事实，或者不是用本案借款偿还的事实，三原审被告没有举证证明。综上，原审原告与原审被告裕达公司、庞宝良、吕艳霞签订的《借款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应依约履行。原审被告裕达公司向原审原告借款用于偿还拖欠第三人刘成涛的利息，此种借款方式不违反法律规定，第三人刘成涛认可收到款项，并在刘成涛起诉原审被告的民间借贷案件中未再向原审被告主张对应期间的利息，故原审被告未重复支付利息，亦未损害原审被告利益，至此原审原告完成案涉借款交付义务，原审被告裕达公司未按约定还款，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故原审被告应按《借款协议》约定承担还款责任。对于三原审被告提出并不欠付原审原告利息的抗辩意见，原审被告庞宝良向税务局举报称第三人刘成涛收取2013年5月起至2015年4月止借款利息共计2235万元，税务局根据原审被告庞宝良的举报对第三人刘成涛作出向其征收个人所得税等税款的处理决定。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三原审被告已向原审原告偿还利息1378元，剩余857万元与三原审被告向原审原告出具的包括本案在内的六份借款凭证（2014年10月24日的140万元、2014年11月25日的330万元、2015年1月20日的38万元、2015年3月28日的216万元、2015年4月5日的103万元和2015年4月19日的30万元）对应的借款金额之和相吻合，亦可佐证三原审被告向原审原告借款用于偿还第三人刘成涛利息的事实,故三原审被告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原审被告庞宝良和吕艳霞作为连带保证人在《借款协议》上签字，在裕达公司未偿还借款本息时，应向原告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综上，三原审被告向原审原告借款用于偿还拖欠第三人刘成涛的利息，此种借款方式不违反法律规定，第三人刘成涛认可收到款项，至此原审原告完成案涉借款交付义务，三原审被告未按约定还款，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故原审原告要求三原审被告偿还借款330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案涉借条约定了还款时间及利息，故原审原告要求被告给付利息自2014年11月27日起至还清欠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的诉讼请求合理，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经审委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审被告大连裕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审原告刘成丽借款33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14年11月27日起至还清欠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二、原审被告庞宝良、吕艳霞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国化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5735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40735元（原告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35735元（原审被告已预交），由原审被告大连裕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庞宝良、吕艳霞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期限为二年。审判长  黄玉敏审判员  郑黎黎审判员  王殿刚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孙 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