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4民初89号原告：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外西革新里98号。负责人：胡德平，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宿爱堂，山东求是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义东，山东求是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凯比（北京）制动系统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密云区工业开发区C区西统路51号。法定代表人：李光远，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光国，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一闻，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金隅红树林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白浮泉路10号2号楼北控科技大厦608室。法定代表人：郑宝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姜雨生，女，北京金隅红树林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占林，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绿发会）与被告凯比（北京）制动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比公司）、北京金隅红树林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红树林公司）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土壤污染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6年7月16日公告了案件受理情况。本院于2017年11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绿发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宿爱堂、被告凯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光国、红树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雨生、刘占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绿发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凯比公司、红树林公司清除北京市密云县西田各庄镇大辛庄村西牤牛河东岸被污染土地上的超标重金属，消除被污染土地周边土壤地表和河流、水库及地下水被污染风险，使土地恢复到被污染前的土地功能或承担上述费用，包括制定、实施修复方案的费用和监测、监管等费用；2.判令凯比公司、红树林公司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的损失（具体损失数额经鉴定机构评估后确定）；3.判令凯比公司、红树林公司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在国家级媒体上向社会公开道歉；4.判令凯比公司、红树林公司承担绿发会支出的差旅、调查费用以及案件受理费、律师费等一切必要的费用。事实和理由：2009年初至2011年9月，在密云县西田各庄镇大辛庄村村西60多亩基本农田发生企业违法倾倒危险废物、造成地上树木死亡和土壤污染事件。经查证，凯比公司是产生及倾倒危险废物的主要责任人，红树林公司是受托负责清运及处置倾倒危险废物的经营单位。2013年4月3日，在密云县环境保护局组织下，凯比公司、红树林公司将倾倒在土地上的危险废物清除。2013年4月，检测机构对该土地土壤及固体废物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土壤和废弃物存在大量的重金属元素，以锑、铜含量最高，土壤遭受了倾倒废弃物的严重污染，丧失了作为基本农田的基本功能，不能用于农作物的种植。事件发生后，利害关系人及环保志愿者组织多次以各种方式督促凯比公司、红树林公司清除重金属污染、消除地下水被污染的风险未果。2016年5月12日，绿发会到受污染土地查看并进行现场检测，铜、锑等重金属污染仍然存在，更为严重的是该地块内锑、铜、铬、砷、铅、锶等重金属存在通过径流和风蚀带来的周边土壤地表污染和河流、水库污染，通过雨水渗透带来地下水污染，通过食物链和通过人体与动物接触影响人体健康等破坏生态的重大风险。土地是人赖以生存的不可再生的资源，属于全体居民享有，有害、有毒物质进入土壤，积累到一定程度，超过土壤本身的自净能力，导致土壤性状和质量变化，构成对农作物和人体影响及危害，直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凯比公司作为生产汽车制动系统的专业公司，明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边角料和废活性炭均属于危险废物，危险废物贮存、转移，必须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以及《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中的有关规定，废边角料和废活性炭应由具有处理该类废物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理。红树林公司是受托处置危险废物的专业公司，更知晓运输、贮存、处置等国家相关规定。但凯比公司、红树林公司却违法任意倾倒、运输、处置危险废物，致使密云县西田各庄镇大辛庄村西农地土壤被污染，并存在土壤污染扩散、地下水被污染的重大风险，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应承担侵权责任。综上，绿发会作为适格的法律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规定，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法院依法支持绿发会的诉讼请求。凯比公司辩称，本案涉案土地与案外人刘玉英在2012年提起的一系列民事诉讼有关。2012年初，刘玉英反映其承包的土地上有凯比公司堆放物品后，凯比公司在2012年2月7日与红树林公司签订了处理相关固体废物的合同，进行了依法有效的处理，并与刘玉英签订了协议书，支付了4万元的占地费。后刘玉英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证据保全。法院裁定进行证据保全，同时对涉案土地进行鉴定。密云县环境保护局于2012年10月24日出具环境污染意见，认为监测结果符合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法院据此以没有损害结果为由驳回了刘玉英的诉讼请求，并于2013年4月3日裁定解除证据保全。现绿发会无法证明凯比公司在2009年的行为与现在涉案土地如果存在的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且法院生效判决已经认定凯比公司的行为没有损害结果，故请求法院驳回绿发会的诉讼请求。红树林公司辩称，红树林公司具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系作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队伍应密云县环境保护局要求并在其指挥下参与处置工作，并不是污染的制造者，与危害结果之间亦不存在因果关系，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绿发会提交了密云县西田各庄镇大辛庄村民委员会证明、照片、现场检验报告（2016源头爱好者）、检测报告、土壤污染评估报告、环境中锑的分布存在形态及毒性和生物有效性、土壤中锑及其存在形态的研究进展、土壤中锑的化学行为及生物有效性等用以证明污染事实的证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试行）、密云县环境保护局环境信息公开告知书（密环信公〔2013〕12号）等用以证明产生固体废物的证据，密云县环境保护局环境信息公开告知书（密环信公〔2013〕3号）用以证明存在违法倾倒的事实，密云县环境保护局环境信息公开告知书（密环信公〔2013〕1号）用以证明凯比公司需要有资质公司进行处理固体废物，密云县环境保护局环境信息公开告知书（密环信公〔2013〕7号）、北京市环境保护局环境信息公开告知书（京环信息公开（2013）第45号）用以证明存在违法倾倒事实。凯比公司提交了北京市密云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密云法院）（2012）密民初字第2592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3）二中民终字第03626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高院）（2014）高民申字第00134号民事裁定书、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京二分检民（行）监[2015]118XXXXXXXX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等用以证明不存在土壤污染侵权事实的证据。红树林公司提交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北京市环境保护局文件（京环发〔2008〕280号）、工作照片、凯比公司倾倒危险废物处置进展、凯比公司历年危险废物转移情况等证明红树林公司处置危险废物合法、合规的证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另，本院受理本案后，依法在十日内告知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北京市密云区环境保护局，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北京市密云区环境保护局分别于2016年8月18日、2016年8月5日向本院回函，内容包括现场检查情况、违法行为查处情况及开展核查情况等，双方当事人对上述回函内容均表示认可。庭审中，绿发会提交照片欲以证明涉案土地现状，并认为污染物仍然存在，同时申请法院进行现场勘验，以确定污染物是否完全清理的事实。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包括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北京市密云区环境保护局回函内容，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绿发会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其章程中所确定的宗旨是“广泛动员全社会关心和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事业，维护公众环境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协助政府保护国家战略资源，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人与自然和谐，构建人类美好家园。”绿发会在提起本案诉讼前五年内未因从事业务活动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受过行政、刑事处罚。2010年4月13日，案外人王敬迎与密云县西田各庄镇大辛庄村民委员会签订《租赁土地合同书》，租赁该村村西一块土地共计184亩及地上树木，租赁期限50年，自2010年5月10日至2060年5月9日。同日，王敬迎与案外人刘玉英签订《租赁土地合同书》，将上述土地及地上树木租赁给刘玉英，租赁年限50年，自2010年5月10日至2060年5月10日。2009年间，凯比公司未经相关部门批准，也未经西田各庄镇大辛庄村民委员会同意，向前述土地的部分地块中堆放固态生产废物。刘玉英承租该土地后，认为凯比公司堆放在其承租土地内的生产废物，给其租赁的土地造成土壤污染，并造成地上树木死亡，故诉至密云法院，并于2012年4月27日向法院提出证据保全申请，要求对凯比公司在其承租土地内堆放固态废物的现场进行保全；密云法院于2012年4月27日作出（2012）密民初字第259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申请人刘玉英承包的位于密云县西田各庄镇大辛庄村西土地上堆放的固态废物及现场进行保全，保持地貌原有状态”。在密云法院审理过程中，刘玉英申请对凯比公司堆放的固态废物对其承租土地的污染情况、造成的相关损失及将受污染土地的恢复符合基本农田的种植情况的年限和费用进行司法鉴定；凯比公司申请对刘玉英承租土地内的树木是否死亡、刘玉英承租的土地是否遭受损害、树木死亡及土地损害与堆放的固态废物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鉴定。密云法院将刘玉英、凯比公司鉴定申请及内容报送相关部门，但在北京高院选定的鉴定机构中，没有相关环境污染方面的鉴定机构，在密云法院限定的期间内，刘玉英、凯比公司也未能提供可以对其提出的鉴定内容进行鉴定的有资质的鉴定机构。2012年10月24日，密云县环境保护局向密云法院发出了密环保字【2012】74号《密云县环保局关于凯比（北京）制动系统有限公司倾倒在西田各庄镇大辛庄村西林地上的生产废料环境污染意见》，其中记录“……2012年1月5日，我局委托第三方有中国计量认证资质的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进行了现场取样检测……监测结果符合《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中Ⅲ类土壤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标准主要适用于林地土壤）”。2012年11月21日，密云县西田庄镇人民政府为密云法院出具《证明》“……经现场核实，该宗地现状为林地，按照《西田各庄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规划为基本农田保护区”。密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刘玉英认为凯比公司堆放在其租赁土地内的固态废物造成土壤污染、树木死亡，应对损害结果的存在提供相应证据。刘玉英自行委托北京新奥环标理化分析测试中心作出的《检测报告》中没有记录明确检测结论，而密云县环境保护局向密云法院出具的《意见》证明，经过对该地块的现场抽样监测，其结果符合《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中Ⅲ类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刘玉英又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土壤已经受到污染及树木是受到污染后死亡，也未能提供可以作出鉴定的相应机构，故对刘玉英要求赔偿树木损失、检测费、占地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于2012年12月17日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刘玉英的诉讼请求。刘玉英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从现有证据材料看，刘玉英主张凯比公司堆放的固体废物对土壤造成污染，依据不足，难以支持，并于2013年4月2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3年4月3日，密云法院裁定：“解除对被申请人刘玉英承包的位于密云县西田各庄镇大辛庄村西土地上堆放的固态废物及现场的保全”。同日，在密云县环境保护局监督下，凯比公司委托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红树林公司将倾倒在涉案土地上的废弃物进行清理，运到红树林公司进行专业处理。此后，刘玉英不服二审判决，向北京高院申请再审，北京高院经审查认为，密云县环境保护局委托第三方有中国计量认证资质的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进行了现场取样检测，监测结果符合《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中Ⅲ类土壤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标准主要适用于林地土壤）。刘玉英对该检测结论有异议，举证责任由此发生转移，刘玉英应提供相应的反证以推翻密云县环境保护局委托所作检测。刘玉英自行委托北京新奥环标理化分析测试中心对土壤进行了检测，但该中心作出的《检测报告》中没有记录明确检测结论。在本案诉讼中，刘玉英、凯比公司向法院申请了土壤检测的相关司法鉴定，但经过一、二审法院多次依法咨询审查以及征求双方当事人意见，均未能找到有资质的能够对本案争议问题进行鉴定的司法鉴定机构。因此，从现有证据材料看，刘玉英主张凯比公司堆放固体废物对土壤造成污染，依据不足。在刘玉英未能举证证明凯比公司堆放固体废物造成土壤污染的前提下，刘玉英主张树木损失、占地费、检测费，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刘玉英在本案再审申请期间提交的SGS公司的检测报告和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的土壤污染评估报告不足以推翻原判决。刘玉英的再审申请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北京高院不予支持。据此于2014年6月20日作出裁定：驳回刘玉英的再审申请。另查，绿发会提交的现场检验报告（2016源头爱好者），其出具者本身并不具有相应资质，形式上亦存在无测试人员签字确认，无结论性意见等瑕疵；绿发会提交的检测报告、土壤污染评估报告均为刘玉英再审申请期间所提交的证据，且均未被法院采信。本案审理中，绿发会在起诉后向本院提出鉴定申请，申请对北京市密云县西田各庄镇大辛庄村西牤牛河东岸土地是否存在重金属污染，被污染土地恢复到被污染前的土地功能费用，包括制定、实施修复方案的费用和监测、监管费用，以及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的损失数额进行评估鉴定，并推荐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环境风险与损害鉴定评估研究中心作为鉴定机构。经与凯比公司、红树林公司核实，本案所涉堆放的固态废物经过高温焚烧处理，均已灭失。两公司同时提出密云法院于2013年4月3日解除涉案土地的保全措施后，该土地处于刘玉英的实际管理、控制之下，至本案起诉期间是否发生其他污染事实无法确定，故即使鉴定土地存在污染，亦不能够证实与凯比公司此前堆放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加之此前刘玉英基于同一事实提起的诉讼中对于土壤是否污染已有明确鉴定意见，故不同意绿发会提出的鉴定申请。为慎重起见，本院于2016年12月23日致函鉴定机构，要求其明确：1.在能够明确凯比公司所堆放的固态废物的种类、名称，但该固态废物已被移除并灭失的情况下，能否鉴定原堆放处土地存在重金属污染（如铜、锑），能否确认污染与该单位曾经堆放的固态废物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2.如果鉴定存在重金属污染，能否确认具体污染时间系发生在2009年至2013年4月之间。鉴定机构于2017年2月7日回函答复称：1.在能够明确凯比公司所堆放的固体废物的种类、名称，但该固体废物已被移除并灭失的情况下，如果能够明确土地用途或有历史图片或数据能够区分受影响和未受影响区域，那么是可以通过采样分析对原堆放处土地是否存在重金属污染进行鉴定的；如果调查结果显示，土壤污染特征与固态废物污染物含量特征具有较高的相似度，可以通过指纹图谱或统计学方法等对污染与该单位曾经堆放的固态废物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进行判断；2.如果鉴定存在重金属污染，且有证据证明表明固体废物堆放时间为2009年-2013年4月，同时有该区域或点位在2008年12月和2013年5月的重金属浓度调查数据，则可以判断具体污染时间是否发生在2009年-2013年4月。鉴于是否能进行鉴定并得出明确鉴定结论关系本案双方当事人切身利益及案件最终处理，本院于2017年4月10日再次致函鉴定机构，要求其就回函中的部分内容做进一步明确：1.重金属污染是否存在扩散可能，如存在，依据历史图片或数据是否即足以区分受影响区域和未受影响区域。历史图片有无时间期限要求，数据有无具体内容要求。在不能明确土地用途，且无历史图片或数据能够区分受影响区域和未受影响区域的情况下，是否仍能进行鉴定并得出明确鉴定结论；2.在原固态废物堆放处土地情况已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是否仍能进行鉴定并得出明确鉴定结论；3.仅依据固态废物的种类、名称，是否足以确定该固态废物的污染物含量特征，进而判断与土壤污染特征的相似度。在调查结果无法得出固态废物的污染物含量特征与土壤污染特征之间具有较高相似度的情况下，是否仍能进行鉴定并得出明确鉴定结论；4.回函中所提到的2008年12月和2013年5月的重金属浓度调查数据有无具体内容要求，是否需要全面的重金属浓度数据，还是仅要求提供超标的重金属浓度数据。在没有上述数据的情况下，是否仍能进行鉴定并得出明确鉴定结论。鉴定机构于2017年5月19日再次回函答复称：1.重金属存在扩散可能；历史图片应能反映该场地2009年-2013年4月与该时间段之前和之后的变化情况；数据要求包含2008年12月、2009年-2013年4月、2013年5月三个月时间段的重金属（包括镉、汞、砷、铜、铅、铬、锌、镍等）浓度调查数据；如没有相关图片和数据，无法进行鉴定。2.如原固态废物堆放处土地情况发生变化，导致重金属浓度改变，干扰损害鉴定，则需提供有关变化情况的数据，否则无法进行鉴定。3.依据固态废物的种类、名称，难以确定该固态废物的污染物含量特征，除非提供固态废物的污染物含量检测报告；如无法得出固态废物污染物含量特征与土壤污染特征之间具有较高相似度，无法对因果关系进行鉴定。4.需要提供全面的重金属浓度数据，而不仅仅是超标的数据，具体要求同第一条；在没有该数据和第一条所述历史图片的情况下，无法进行鉴定。得到鉴定机构明确具体答复后，本院听取绿发会意见，要求其明确是否能提供鉴定机构所需的基础鉴定资料，绿发会表示除已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外，无法提交其他鉴定机构所需的数据及资料，同时认为绿发会作为原告不能提供证据，并不能免除被告的举证责任，对倾倒危险废物的行为是否有产生重金属污染的可能性应由凯比公司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绿发会系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社会组织，具备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起诉条件，有权就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本院结合查明事实及诉争内容，确认本案审判焦点问题如下：1.基于同一事实行为的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之间的相互关系；2.凯比公司、红树林公司的行为是否造成生态环境损害，是否应当承担环境侵权责任。对上述审判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论述如下：关于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之间的相互关系。无论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还是私益诉讼，其本质上都具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价值，而公益诉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私益诉讼的不足，故两者之间是一种互补而非对立的关系，此前案外人刘玉英基于同一事实行为提起的私益诉讼，并不影响绿发会再行提起本案公益诉讼。同时，因绿发会并未参与此前环境民事私益诉讼案件的审理过程，其程序权利应获得充分保障，故亦有权在本案审理中就专门性问题提出鉴定申请。关于是否存在生态环境损害及环境侵权责任的认定。首先，环境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环境侵权行为、损害事实、环境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供证明以下事实的证据材料：（一）污染者排放了污染物；（二）被侵权人的损害；（三）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即无论是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还是环境民事私益诉讼中，主张被告承担环境侵权责任的原告，应就环境侵权行为、损害事实、环境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其中核心要件即是否已客观造成生态环境损害，具体到本案，则在于凯比公司在涉案土地中堆放固态废物的行为是否已客观造成土壤污染。如无法证明损害事实，则原告的主张不能成立。其次，生态环境损害事实的确定，往往涉及多种因素，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无法通过简单直观的方式加以识别，常常需要通过鉴定才能准确认定。而本案中，凯比公司堆放固态废物的行为发生在2009年间，密云法院裁定解除对涉案土地现场的保全并由红树林公司清除上述固态废物的时间均为2013年4月3日，距本案绿发会起诉均已相隔数年之久，涉案土地生态环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周边环境因素的影响，仅凭外观察看，无法准确认定土壤状况，故对于绿发会提出的现场勘验申请，本院不予采纳，同时认定在现有土地状态下，为确定损害事实，只有通过鉴定，由鉴定机构从专业技术的角度才能作出客观评判。鉴于2012年1月5日，密云县环境保护局委托第三方有中国计量认证资质的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进行的现场取样检测，其结果为涉案土地土壤符合《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绿发会认为该检测结果不足以认定涉案土地不存在污染，但其提交的检验报告、土壤污染评估报告均为刘玉英再审申请期间所提交的证据，且均被北京高院认定不足以推翻原判决，即不足以证明凯比公司堆放固体废物对土壤造成污染，而绿发会提交的现场检验报告（2016源头爱好者），其出具者无相应资质，形式上存在无测试人员签字确认，无结论性意见等瑕疵，亦不具有鉴定意见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绿发会提交的其他证据，或为涉案土地现状照片，或为学术文章，或为环保部门就违法倾倒问题所出具的信息公开告知书，均不能直接有效证明存在生态环境损害事实。再次，关于绿发会在其举证责任范围内就涉案土地是否存在重金属污染提出的鉴定申请。经本院与鉴定机构沟通，鉴定机构明确表示如缺乏相关图片和数据，无法进行鉴定。而绿发会亦表示除已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外，无法提交其他鉴定机构所需的数据及资料。故事实上，因时间、环境因素变化及绿发会无法提供相关基础数据资料等客观因素，现已无法通过鉴定方式确定涉案土地存在土壤污染的损害事实，即绿发会最终未能完成举证证明存在损害事实这一环境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综上所述，虽然凯比公司实施了在涉案土地上堆放固态废物的行为，但没有证据证明其行为已造成土壤污染的环境侵权损害事实，故依法不承担环境侵权责任。而红树林公司作为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专业公司，仅是接受凯比公司委托，在密云县环境保护局监督下进行废弃物的清理处置工作，并未实施任何环境侵权行为，亦不应承担环境侵权责任。现因绿发会未能举证证实存在环境损害事实，其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八十四条、第二百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四条、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元，由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融 鹏审 判 员  马 军审 判 员  温志军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李晓蕊书 记 员  白 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