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5民终32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中心支公司，住所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开行路东升华庭二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007988170437。负责人：王峰。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舒立，贵州本芳（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先迪，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登焱，男，汉族，1973年12月13日生，住贵州省毕节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查杰，贵州圣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保毕节中心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登焱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8日作出的（2018）黔0502民初23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平安财保毕节中心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舒立、杨登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查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安财保毕节中心支公司向本院上诉请求：一、撤销（2018）黔0502民初2337号民事判决。二、依法改判，驳回杨登焱的一审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及理由：一，杨登焱在受害人阮正超有配偶的情况下，与阮正超第二顺序继承人订立赔偿协议并支付赔偿款，该赔偿协议无效，而一审判决认定赔偿协议有效，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司法实践中，受害人因交通事故事故死亡，在受害人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情况下，赔偿权利人仅限于第一顺序继承人，第二顺序继承人无权获得赔偿。本案证人证实死者阮正超有配偶，只是事故发生时未实际与阮正超共同生活，所以受害人阮正超配偶是本案唯一适格的赔偿权利人，其兄弟姐妹均不是适格的赔偿权利人。而一审判决在杨登焱未提供阮正超与配偶离婚，或者阮正超配偶死亡证据之情形下，判决认定赔偿协议合法，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发回重审。二，保险条款主要内容是约定保险人与投保人的权利义务，是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且平安财保毕节中心支公司在该保险条款中对免责内容的文字进行了加粗显示，应认定为平安财保毕节中心支公司履行了提示义务，保险条款及保险条款中的免责内容对杨登焱产生法律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根据上述规定，保险条款作为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保险人在保险条款中对免责事由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提示义务，该保险条款中经提示的内容即对投保人产生效力，产生约束力。本案中，平安财保毕节中心支公司在该保险条款中对免责内容文字进行了加粗显示，平安财保毕节中心支公司履行了提示义务，保险条款及保险条款中免责内容对杨登焱产生法律约束力。三，肇事逃逸是法律中的禁止性规定，且平安财保毕节中心支公司在保险条款将该事由约定为免责事由，并作出符合法律规定的提示，故杨登焱肇事逃逸产生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就本案而言，杨登焱撞到阮正超应立即停车，不能逃离现场，而杨登焱驾车逃离现场的行为属于禁止性规范。对于事故发生后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保险条款已约定为平安财保毕节中心支公司不负责赔偿，且该内容已在保险条款以加粗字体显示和提示，该内容对杨登焱产生法律约束力，平安财保毕节中心支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三，一审判决以“责任免除”部分文字过多为由，认定不足以达到提醒作为，并因为认定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该认定无法律依据，且法律规定相冲突，属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一审判决认定“其中涉及‘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责任’的有4页左右，涉及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责任的‘责任免除’的‘加粗’文字有近2页，占整个‘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责任’保险条款的一半左右，仅用“加粗’文字标识，不足以提醒投保人注意到保险条款中存在若行为人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保险人免责的条款，杨登焱未能充分了解其所购买的保险服务在何种情形下平安财保毕节中心支公司不负责赔偿。因此，应当认定平安财保毕节中心支公司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责任的条款未向杨登焱作明确说明或提示，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平安财保毕节中心支公司认为，（一）“加粗”文字足以达到提示作为，该条款对杨登焱产生效力。（二）保险条款“加粗”文字部分，都是对投保人权利义务关系重大的内容，平安财保毕节中心支公司对该关系重大的内容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提示，符合法律规定，不能因其内容多而认定不生产效力。（三）法律规定以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后，就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提示义务，但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提示内容与保险条款内容的比例是多少，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提示内容只能占保险条款内容的几分之几，也没任何法律规定提示内容达到多少比例后就不产生效力，更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提示内容占到保险条款内容一半左右就应当认定不足以提醒投保人。所以，一审判决以“‘加粗’文字占保险条款的一半左右”为由认定不足以提醒投保人，该条款不产生效力，适用法律错误。四，精神抚慰金不能转让，故不能支持。理由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一）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本案杨登焱导致一人死亡并承担全责，已触犯刑律，应追究其刑事责任，被追究刑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之规定，案涉精神抚慰金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范围，即侵权人杨登焱不承担，而其赔偿受害者家属，属于权利处分，与平安财保毕节中心支公司之间无关联性，一审判决支持精神抚慰金已违背法律规定。理由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规定。五，杨登焱与死者部分家属签订的协议、赔款的事实均发在2018年5月1日之前，所以本案的死亡赔偿金只能参照26742.62元/年计算，而不能适用签订协议和赔款后的新标准29080元/年。六，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和社会公德。法的作为包括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判决支持被杨登焱的诉讼请求，有违公序良俗和社会公德，在裁判文书上网公示后，向公众传递不正确的、负能量的价值观。《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上述法律规定，均毫无例外的加重对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这种不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意在表明法律对“逃逸”行为的禁止，而法律、行政法规是通过法定程序公布实施的，具有广泛的告知性和强制性。杨登焱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受害人阮正超死亡产生的费用不应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另一方面，无论从公序良俗、法的价值位阶、法院裁判的价值取向、社会效果等方面进行判断，交通肇事后都不应当逃逸。逃逸的，保险公司均不应当对逃逸这种行为承担责任。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可见，杨登焱在人行道上没有减速、现场视距80米，再从《尸体检验鉴定书》中受害人阮正超的伤情（阮正超头颅肿胀、口唇肿胀，右额部、面部挫擦伤，扪及双侧肋骨多发性骨折，双手背肿胀伴皮肤挫伤等多处受损伤）推知，杨登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撞击力度之大，应当预见阮正超如得不到及时救治可能的后果，但其不计后果逃逸，系漠视他人生命行为。杨登焱在庭审中称其逃逸的原因是车上有7000元现金，将受害人生命看得低于7000元现金的价值。如果判决支持其诉讼请求，将误导人们重财物而轻生命，投保后肇事逃逸致人死亡也有保险公司承担，肇事者既不承担刑事责任，也不承担民事责任，从而误导交通参与者对生命的不尊重，有违公序良俗。另外，《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一条规定“为了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促进道路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制定本条例”。根据该规定的立法本意可知，交强险的受益人仅限于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交强险保护的对象也仅限于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本案中受害人已得到足额赔偿，其权利已得到保护，故杨登焱之一审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杨登焱答辩称：受害人阮正超无儿无女，父母早已过世，且没有配偶，平安财保毕节中心支公司提出的阮正超有配偶不成立，且无任何证据支撑。杨登焱从未与平安财保毕节中心支公司签订有免责事由合同，平安财保毕节中心支公司从未将该类合同送给杨登焱，上面的签字均系伪造。平安财保毕节中心支公司一审提供商业保险条款没有签字，其他签字系伪造，杨登焱在一审时已向法庭说明。若保险公司对我们的观点有异议，可以提起鉴定，我们积极配合。杨登焱认为，平安财保毕节中心支公司连保险相关条款都未直接送给杨登焱，何谈尽到法律规定的提示与告知义务。我们认为逃逸是管理性规定，而非禁止性规定，具体为何种规定，由法庭审查。一审判决提示加黑部分过多，系原审说理，但杨登焱认为，即便加黑加粗，也不能证明平安财保毕节中心支公司对杨登焱尽到该义务，因为杨登焱从未看见该保险合同的条款。上诉人和精神抚慰金不能转让没有事实支撑，死者家属未将精神抚慰金转让给杨登焱，杨登焱是依据交通事故中的赔偿项目以及赔偿数额向保险公司索赔，杨登焱与死者家属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签订时间是2018年，死亡赔偿金便应按照2017年标准，平安财保毕节中心支公司称属于5月1日之前按照2016年标准赔偿于法无据，5月1日也不是法定的期限。原审判决保护了投保人的合法权益，督促了保险公司更加完善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即免责条款的告知义务，更加督促了保险公司将相关条款送达给被保险人，有利于规范保险行业的相关工作，更加促进交通事故发生后，肇事者向受害者赔偿。反之，若保险公司经常以各种理由不赔，那么投保人先赔后，也面临诉讼风险，必将造成众多社会问题，加大当事人诉累，我们认为原审判决公平正义，应该得到二审法院的维持。杨登焱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平安财保毕节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范围内支付杨登焱648000元（变更前为627979.5元）；2.案件受理费由平安财保毕节中心支公司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2月3日，杨登焱为其非营业贵Ｆ×××××号小型汽车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中心支公司处投保了责任限额为122000元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责任限额为424710元的机动车损失保险、责任限额为1000000元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限额为200000元的车上人员（司机、乘客）责任险等商业保险，“交强险”、责任限额为1000000元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不计免赔险等险种。杨登焱向平安财保毕节中心支公司支付了保险费共计8727元，保险责任期间为2017年2月4日零时起至2018年2月3日24时止。2017年12月16日，杨登焱驾驶贵Ｆ×××××号小型汽车从七星关区草海大道往南门口方向行驶，途径七星关区威西路中山医院门前人行横道处时，因杨登焱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条“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第七十条第一款“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之规定，未减速行驶或停车让行，碰撞到人行横道上横过道路的行人阮正超，未立即停车，对阮正超进行及时抢救受或者送医抢救，驾车逃离现场，造成阮正超因“系重型颅脑及胸腔脏器损伤”现场死亡。驾驶人杨登焱负此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阮正超死亡后，杨登焱之妻王德香与阮正超的法定继承人阮正权、阮正勇、阮正丽签订《交通事故死亡赔偿协议书》，并一次性赔偿阮正权、阮正勇、阮正丽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处理事故家属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等648000元。之后，阮正权、阮正勇、阮正丽出具《交通事故谅解书》，表示“谅解杨登焱的行为，请求司法机关免予杨登焱刑事处罚”。原审法院认为，杨登焱为其所有的贵Ｆ×××××号小型汽车在平安财保毕节中心支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损失保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车上人员（司机、乘客）责任险等商业保险，双方之间形成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合同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杨登焱已履行支付保险费的义务，平安财保毕节中心支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本案中，虽然杨登焱驾驶贵Ｆ×××××号小型汽车在发生交通事故时，未立即停车对撞到的行人阮正超进行及时抢救或者送医抢救，驾车逃离现场，属于逃逸，根据机动车第三责任保险合同条款中关于责任免除的约定，平安财保毕节中心支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责任保险限额内不负赔偿责任。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出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二审期间，平安财保毕节中心支公司向本院提交（2018）黔0502刑初102号《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复印件），证明已经履行提示告知义务。杨登焱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证明目的，即该证据不能证明平安财保毕节中心支公司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尽到了免责的提示告知义务。本院二审认为该证据证明杨登焱交通肇事逃逸受到刑事处罚。本案本院二审认定杨登焱于2017年12月16日凌晨2时许交通肇事逃逸于2018年4月19日被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缓刑三年。其余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三，一是杨登焱家属王德香与阮正超同胞兄弟姐妹阮正权、阮正勇、阮正丽就阮正超因交通事故死亡赔偿签订的《交通事故死亡赔偿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二是保险人平安财保毕节中心支公司主张其因投保人杨登焱肇事逃逸而免除赔偿责任的理由是否成立？三是原审依据的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是否符合规定？精神抚慰金是否应当支持？第一个焦点问题，杨登焱家属王德香与阮正超同胞兄弟姐妹阮正权、阮正勇、阮正丽就阮正超因交通事故死亡赔偿签订的《交通事故死亡赔偿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王德香作为被保险人杨登焱的配偶，在杨登焱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损害后，基于夫妻间的互助有义务积极履行好因侵权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等善后事宜。《侵权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为单位，该单位分立、合并的，承继权利的单位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规定，本案阮正权、阮正勇、阮正丽三人虽不是第一顺序继承人，作为被侵权人阮正超同胞兄弟姐妹的阮正权、阮正勇、阮正丽，与被侵权人阮正超之间系近亲属关系，系适格的赔偿权利人，他们均有权对阮正超因交通事故死亡产生的民事赔偿参与协商处理，阮正权、阮正勇、阮正丽和王德香之间对被侵权人阮正超死亡于2017年12月20日达成《交通事故死亡赔偿协议书》，平安财保毕节中心支公司以受害人阮正超有配偶、配偶是第一顺序继承人为由向本院主张《交通事故死亡赔偿协议书》无效，经本院审查，该协议并没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因此，该协议自签订之日起成立并生效，对协议双方当事人产生法律效力。第二个焦点问题，即保险人平安财保毕节中心支公司主张其因投保人杨登焱肇事逃逸而免除赔偿责任的理由是否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平安财保毕节中心支公司提交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责任”第二十四条至第二十七条规定了“责任免除”，上诉主张杨登焱存在交通肇事逃逸的情形，该情形为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要求免除保险责任。本案平安财保毕节中心支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2017年2月4日《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投保单》（商业险投保单号52108993900299114286）《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投保单号：52108993900299113871）《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费率浮动告知单》（投保查询码01PAIC520017001486116144003228）及《保险消费者权益指南》等书证上的签名明显与杨登焱在原审庭审笔录的签名不符，平安财保毕节中心支公司并未提交其已告知投保人免责条款的任何证据，作为平等主体之间的投保人和保险人所签订的保险合同，遵循的是当事人的处分原则。肇事逃逸为法律所禁止，杨登焱肇事逃逸行为已受到刑罚制裁。本案保险人在没有尽到免责条款告知义务而要求免除保险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原审判决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并非支持对肇事逃逸行为，本案法院民事裁判而是守护民事活动的诚实信用，保险人应当履行免除保险责任条款的告知义务，在未履行免除责任条款告知义务的情形下，主张保险责任的免除，违背诚实信用。第三人焦点问题，即原审依据的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是否符合规定？精神抚慰金是否应当支持？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规定，本案原审判决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581600元（29080元/年×20年）并无不当。对精神损害抚慰金，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项“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规定，原审判决已经支付了死亡赔偿金，故不应再另判3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综上所述，平安财保毕节中心支公司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8）黔0502民初233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杨登焱保险金614739.5元；二、维持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8）黔0502民初233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杨登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中心支公司负担8000元，由杨登焱负担428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雄审判员 田 川审判员 徐 洪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张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