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07民初6608号 原告：张维全。 委托代理人：张志、欧云鹏。 原告：史五萍（曾用名：史玉萍)。 委托代理人：史永贵。 被告：四川大学。 法定代表人：李言荣。 委托代理人：张恩乐。 委托代理人：罗德强。 被告：成都通顺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通顺物业）。 法定代表人：张承宗。 委托代理人：张微。 被告：包某。 委托代理人：包岚。 原告张维全与被告四川大学、通顺物业、包某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21日受理后，史五萍申请作为原告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并依法由审判员陈克刚独任审理，于2018年9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件复杂，裁定转为普通程序继续审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1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维全及委托代理人张志、欧云鹏，原告史五萍及委托代理人史永贵，被告四川大学的委托代理人张恩乐、罗德强，被告通顺物业的委托代理人张微，被告包某的委托代理人包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此外，张维全、史五萍在诉状中起诉的被告系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后因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系四川大学内设的学院，故张维全、史五萍将被告变更为四川大学。 原告张维全、史五萍诉称，二原告系张某之父母，张某系四川大学学生，包某系张某之同居男友，二人居住于华西公寓，通顺物业系华西公寓的物业管理方。 张某于2017年6月经华西医院诊断患有抑郁症，后于同年11月诊断为躁郁症，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2017年12月15日，张某在华西公寓坠楼身亡。 原告认为，张某被诊断出抑郁症后，四川大学未对张某进行必要的心理疏导和干预，加重了张某的病情。在张某因抑郁症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之后，对张某的校外居住未进行合理的注意和看护义务，亦未提供良好的治疗环境，致使张某陷入失控状态。通顺物业未按国家规定安置防护设施，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包某在知晓张某罹患抑郁症且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之后，未尽合理照顾义务，致使张某病情恶化。 综上，四川大学、通顺物业、包某对张某坠亡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故请求判令各被告连带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殡仪服务费、交通及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069397元。 被告四川大学辩称，张某作为年满十八周岁的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入校后，学校给予张某以必要的关心、管理和心理卫生教育，对张某的情况也及时向张维全进行了告知。事发时并非属于上课时间，地点也不在学校之内，学校也无权强制要求学生居住于学校之内，也无权对张某进行强制治疗。在张某失联之后，学校也及时陪同张某家长向公安机关进行了报案。事发后，学校也给予张某家人必要的补偿。综上，四川大学对张某之死并无过错，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通顺物业辩称，张某系从消防通道自行跳楼坠亡，通顺物业对张某之死无过错，请求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包某辩称，包某在得知张某罹患抑郁症之后，随时提醒张某服药，对张某已经尽到必要的照顾义务。事发当日，张某离开居住地时情绪平稳，并无自杀迹象。而是在离开居住地之后的数小时后自杀的。同时，张某平时与父母关系紧张，其父母对张某施加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是导致张某自杀的重要因素。综上，包某对张某之死并无过错，请求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本案经审理查明的基本事实如下： 张维全、史五萍分别系张某（女，1996年8月8日出生）之父、母。张某于2014年8月考入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学习，事发时系四川大学在校学生。包某系张某的男友，二人从2016年5月起开始同居，且事发前租住于华西国际公寓。通顺物业系华西公寓的物业服务方。 “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系四川大学必修课。张某在入学后于2015学年秋季学期参加了该门课程的学习并经考试合格。此外，四川大学开办有四川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网站，通过该网站可进行普通心理咨询、专家咨询、心理测评等内容，且该网站上留有相应的联系电话。 张某在入学后初期成绩排名虽不突出，但成绩尚可。2016年春季后，张某成绩下滑，开始出现旷课、挂科、夜不归寝等情况。2016年5月起，张某所在班级辅导员刘某多次向张某的同学、室友了解张某的情况。2016年5月27日，刘某亲自找张某进行了谈话，了解张某情况并进行帮扶。此后，因张某的旷课、夜不归寝等情况时有发生，刘某遂多次向张某的同学、室友了解张某的学习、生活情况，并多次与张某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帮扶。一方面对张某的旷课、夜不归寝等情况进行了批评教育，要求张某遵守学校规定，另一方面对张某自述的健康因素建议其进行就诊、心理咨询、家校配合等。因张某的旷课、夜不归寝情况毫无好转，2017年6月5日，刘某再度与张某面谈，对张某的情况进行了进一步的了解。张某自述其“母亲一直服药（精神）。从小经常被母亲责罚（打），害怕独自与母亲在家，性格内向，任何情况只要其母亲不满意就会打罚，父亲在家则不会。高三时曾被带去做心理咨询。在校不愿与人交流，情绪得不到宣泄。有过自残行为（割腕），经常会有自杀念头，每次有这种想法时，就想起父亲教给她的方法。”刘某在与张某谈话后，立即建议其就诊并及时与张维全进行联系，告知张某存在旷课、外住、自残行为等，希望张维全密切关注张某的情况。与此同时，刘某通过四川大学联系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以便张某及时就诊。2017年6月8日，张某经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诊断患有抑郁症。 2017年6月29日，刘某因张某旷考而再度联系张维全，张维全在微信中答复刘某说，张某因得知自己妹妹当日过生日而“可能有点情绪波动。好像抑郁发作的那种”。而对刘某所述的张某旷课、夜不归寝等情况，张维全则以其与张某的微信聊天截图而予以了否认。对刘某在当日及此后几日所询问的张某是否会出事、张某需要休学或陪读、请家长来成都将张某接回家等内容，张维全则表示“不会（出事）的”、“让她安静一下”。对刘某所说的休学、陪读等内容，张维全均不置可否，未予正面答复。 2017年秋季入学后，张某的成绩已成为年级垫底，刘某与张某沟通无果，遂多次联系张维全。但张维全对刘某所述的张某旷课、旷考、夜不归寝等情况均予以否认，认为刘某对张某存在偏见。在其与刘某的微信聊天中，对刘某的语气从初期的平和逐渐转为怀疑、质问，并要求刘某在凌晨时分“自己”或“让楼管阿姨”“突击（检查）一下”以确定张某是否存在夜不归寝的情况，且质问刘某“为什么当时不通知我”。刘某与张维全沟通无果，遂向张维全表示“你们就要说服她回宿舍住，遵守学校校纪校规，把拉下的功课及时补上”。 2017年10月，张某因旷课、挂科、旷考等情况而被四川大学处以学业预警，刘某直接将学业预警通知拍照发给张维全。张维全则表示“一定监督她好好完成学业”。 在此期间，刘某一直保持与张某较为频繁的沟通。2017年11月20日，在发现张某情绪存在明显异常后，刘某再度联系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以便张某在次日就诊。同时，刘某微信联系张维全，要求张维全保持和张某的联系，同时将张某长期校外居住之事告知张维全，且表示“（张某）的状态很不好，明天早上准备带她去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就诊”。而张维全则表示“我们和孩子几乎天天通话，聊得很愉快。可能存在一些误会”，等等。2017年11月21日，张某经诊断患有双相二型抑郁发作，建议住院治疗。刘某将病历拍照发给张维全后，张维全表示“明白了，已和孩子充分沟通。”而张某则向刘某表示自己与家庭沟通的情况为“像往常一样，与母亲交流时双方自说自话，吵、哭闹、其父抢电话，不让她俩继续通话。家长哀求她，不要给家里添乱，不要让家长来成都陪读等”。刘某遂告知张某注意安全、务必校内居住、遵医嘱、定期复查等。此后，刘某频繁与张某及其同学保持沟通和联系，掌握张某的进展情况。 2017年12月10日起，张某在电话中与史五萍发生争吵后不再接听家人电话，且与学校、老师、同学均失联。见此情况，张某（系张某伯父）遂来蓉寻找张某，且向刘某表示张某之所以不接听家人电话是因为“（张某）与其母电话联系谈论其男友时发生争吵”，而张维全、史五萍不能亲自来蓉的原因在于“（张维全）职称晋升不能离开”。在寻找张某未果后，四川大学派员陪同张某前往公安机关报案张某失踪。公安机关通过张某提供的线索，通知包某前往公安机关以便了解情况。因张某向包某表示不想见自己家人，包某遂于2017年12月14日向公安人员谎称已和张某分手，不清楚张某的现状。包某回家后，认为自己最终要与张某家人见面，遂劝解张某和家人见面，张某口头表示同意，且在当晚向包某表示已和家人见面。2017年12月15日16时许，包某回家后发现张某将八四消毒液和洁厕灵各一瓶放置于茶几上，大惊。包某在确认张某并未服毒后不断对张某的情绪进行安抚、劝解，而张某则表示前一日并未见家人，因为“见了家属就再也回不来了”。在经过包某长时间的劝解之后，张某情绪开始平复，并表示同意见家人。当晚18至19时间，张某离开位于华西公寓的家中。 2017年12月15日晚22时40分许，张某从华西公寓16楼消防通道的开窗处跃下，自杀身亡。次日凌晨，包某从公安机关处得知张某坠亡之事并接受了公安机关的询问。 事发后，四川大学向张维全、史五萍支付慰问金40000元，并报销了交通、住宿、鉴定、餐饮、其他等费用25962元，共计65962元。 此后，张维全、史五萍诉至本院。 另查明： 一、张维全系山西省介休市人民医院执业医师，专家。根据该院官网对张维全的介绍，张维全系大内科副主任、神经内科主任、感染科主任（兼），“专攻。抑郁。等神经系统疾病”，其所在的神经内科“能对各种精神和心理问题做出及时诊断和处理”。 二、对刘某与张某谈话沟通，刘某与张某父母沟通，刘某与张某同学、室友沟通了解情况，目前有据可查的记录超过40次（不含微信、电话、短信）。 三、包某于2011年6月毕业于天津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2013年3月获得二级（技师）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书但并无从业经历，2015年6月获得三级（高级技能）助听器验配师资格证书并从此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听力中心从事助听器相关工作。 四、包某在于张某同居期间，由于二人各有工作、学习，故包某对张某的学习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但知晓张某患有抑郁症。在日常生活中，二人经济存在混同且主要由包某负责掌管，生活开销由包某负责支出，日常家务主要由包某负责。在张某自杀身亡后，包某因应激反应而数度接受精神心理卫生的治疗，至今未愈。 上述事实，有身份信息、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营业执照、病历及处方签、工作日志、公安机关对事发现场的勘验照片及询问笔录、当事人的陈述记录等收集在案，予以佐证。其他有关案件事实的具体细节及相关认定，在下文中综合予以分析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以下几部分： 一、关于争议证据的认定与采信 张维全、史五萍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而向本院提交了其与张某的辅导员刘某之间的微信图片，表明四川大学在2017年10月16日向张某发出《学业预警通知书》，载明张某在2016-2017学年第2学期结束后，未能达到学校规定的学业修读要求，故给予张某第1次学业预警提示。以证明四川大学对张某施以了精神刺激。 四川大学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而向本院提交了（1）刘某与张维全、张某的短信、微信记录；（2）刘某与张某所在班级的班长王某某、室友丁某某、左某某、同学邢某某的短信微信记录；（3）刘某的工作笔记，其中多处涉及与张某的谈话内容。以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对张某进行教育、帮助的义务。 此外，各方对公安机关对事发现场的勘验、对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均无异议。 针对上述证据，四川大学对预警通知书无异议。张维全、史五萍则对四川大学所提交的证据均不予认可，其主要理由在于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且刘某的工作记录仅为其单方记录，并无张某的签名，其真实性存疑。 四川大学所提交的证据，除了涉及其行为是否对张某罹患抑郁症存在形成原因、加重病情等促进因素，还涉及其是否已经尽到对张某应有的责任和义务。故本院先行对该部分证据进行分析认定。 第一，教育的目的在于将学生培养成德智体美完整发展的人。该目的的实现在于学校、老师、家长、学生之间的共同努力和协同配合，以及相互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否则该目的即难以实现。 老师为了教育好学生，需要对学生的基本情况予以掌握，除了学习成绩之外，必要时应了解学生思想、生活状态。了解的途径，包括与学生的直接谈话、向周边同学进行了解等多种方式和手段。在此过程中，老师会形成工作日志等文字记录和微信、QQ、短信等多种聊天记录，所有这些，目的均在于掌握学生的情况，更好的促进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微信聊天等内容，除了老师与学生的直接对话之外，老师与周边同学的聊天记录则属于隐私，不得随意向他人透露。这一方面是老师对周边同学给予基本尊重的道德义务，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属于老师的法律义务，因老师随意将周边学生所反馈的内容及其身份随意告知他人，则可能构成法律上的侵权行为。对老师与学生谈话后所形成的工作日志，首先，工作日志属于管理工作中的常态，不但学校有之，机关、企事业单位同样有之。除会议纪要之外，工作日志由个人记录为常态，交由谈话双方签字为例外。其次，要求谈话人在谈话结束后将其所做的工作日志交由被谈话者签字，意味着双方之间的基本信任关系已经消失，也不符合正常的工作惯例。再次，刘某的记录虽为单方所为，但其内容不仅包括与张某的谈话，也包括与其他学生的谈话和多项工作内容，其内容前后连贯，具有可信性。其四，刘某的工作记录中与张某有关的内容与微信、短信内容相互印证，具有可信性。综上，本院对四川大学所提交的该部分证据予以采信。 二、关于张某坠楼的性质 各方均认可张某死于从华西公寓16楼的高坠，但对高坠的原因，四川大学、通顺物业、包某均认为系张某自杀，张维全、史五萍则对此未做肯定或否定的答复。对此本院认为，高坠的原因存在多种可能，其中大多数为以下几种情况：（1）坠楼者被自身之外的外力抛出；（2）受他人所交付的违禁药物或毒品迷幻所致；（3）意外失足滑坠；（4）坠楼者自身的主动行为。由于（1）、（2）种情况均构成刑事犯罪，故本案需先行对张某坠楼的性质进行认定，如本案符合该两种情形的，则本着先刑后民的原则，张维全、史五萍的起诉即应予驳回。 本案中，公安机关对现场进行的勘验显示坠楼初始现场位于华西公寓16层的消防通道的开窗处。其中开窗宽度46cm，窗台距地面高度94cm，窗外悬挂有空调外机且该外机顶部略高于窗台。窗框上部侧面墙面上存在可疑痕迹，除此之外，窗台外侧的空调外机顶部存在塌陷且有踩踏痕迹。据此，虽然坠楼现场的窗台高度仅有94cm，低于国标规定的200cm。但如系失足滑落跌出窗外，则不可能在窗框上部高约200cm的墙面上留下痕迹，也不可能在略高于窗台的空调外机顶部留下脚部踩踏的凹陷。凡此种种，均证明张某绝非意外滑落。由于公安机关并未对张某的死亡做出刑事立案的决定，张维全、史五萍也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张某系被外力抛出窗外或者药物迷幻坠楼，而张维全、史五萍在诉状中的陈述内容虽未直接表明张某坠楼系自主行为，但其所陈述的张某患有抑郁症、四川大学和包某未尽疏导和看护义务、通顺物业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等，其潜含的意思均指向张某系自行坠楼身亡。故而，在排除其余可能之后，本院认定张某坠楼系基于其自身主动行为所致，即自杀。此处需要说明的是，本案系属民事诉讼，由于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不同，故在民事诉讼中所认定的事实不能作为刑事案件的定案依据。 三、关于自杀及其法律后果 所谓自杀，系由行为人在意志自由的情况下自己完成且行为人明确知晓该行为会直接或间接导致自身死亡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为。导致死亡结果的，为自杀既遂，反之，为自杀未遂。 自杀分为主动与被动。在被动自杀中，自杀并非自杀者本人的愿望，而是基于来自于外部的思维强制，比如基于邪教的胁迫。此种类型的自杀，由于自杀者缺乏意志自由，故而虽有自杀的外表，实则与他杀无异。故此种自杀，实施强制者应在刑事上负担相应的罪责，在民事上则应负担故意侵权的责任。故意令人服用违禁致幻药物后指令受害者自杀的，亦同。邪教之外煽动、教唆、帮助他人自杀的是否需要承担刑事或民事责任，则因个案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 主动自杀系自杀者在意志自由的情况下主动采取的终结自己生命的行为，该行为属于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在主动自杀行为中，仍然存在加害人、受害人、加害行为、损害后果、因果关系等所有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其与普通侵权的不同之处在于，普通侵权中的加害人与受害人各自为独立的主体，而主动自杀中的加害人与受害人系为同一主体。由于主动自杀中的自杀者的意志处于自由而非被强制的状态，故此时的自杀，原则上应由自杀者自行负担全部后果。 在主动自杀行为中，如自杀者的自杀行为存在外部诱因，比如因某一侵权行为导致受害人产生严重的精神疾病，且受害人因该严重精神疾病而最终采取自杀行为的，则侵权人的侵权行为与受害人的自杀行为之间存在诱因。此时因共同因果关系的介入，侵权人应在引发诱因的范围内承担与其责任相适应的损害赔偿责任。在该种侵权行为中，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应是诸如恶意谩骂、殴打等直接行为，日常学习、工作、生活中的正常管理、批评、教育乃至普通口角纠纷等均不属此例，否则社会正常交往便无法进行。 本案中，对张某是否属于意志自由的情况，涉及张某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首先，张某已经年满十八周岁，在法律上属于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次，抑郁症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系属不同概念；再次，无任何证据显示张某的民事行为能力受到损害。故张维全、史五萍认为张某因抑郁症而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理由不能成立。退一步讲，如果张某因抑郁症而导致民事行为能力受限，则张维全、史五萍在明知张某罹患抑郁症的情况下，既不将其送医、又不予以陪护，也因未尽监护人义务而具有重大过失。故张维全、史五萍的该部分陈述前后矛盾，不能成立。 四川大学在张某学习成绩未能达到学校要求时向张某发出学业预警通知书，属于学校对学生的正常管理范畴，无论张某是否接受该学业预警，四川大学的行为均不构成侵权。而刘某根据四川大学的指派担任张某所在班级的辅导员，其在发现张某出现旷课、旷考、夜不归寝等行为时，与张某多次进行谈话，对张某进行批评、教育、帮扶，现有证据也未显示刘某对张某存在谩骂、殴打等行为，故刘某的行为同样属于教师对学生应尽的教育、管理职责，不属于侵权。 现有证据也无法证明通顺物业、包某存在对张某的侵权行为并由此而导致张某产生抑郁症，故通顺物业、包某对张某不存在主动侵权行为。 四、关于特定关系人对防范自杀的道德与法律义务 人依其性质只能为目的本身，而不能作为手段予以使用，所以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在于让每个人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的生命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人均不得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人是否有权剥夺自己的生命，此系重大的伦理问题。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发展历史而对此存在重大分歧。在欧洲基督教文化国家中，社会一度认为自杀属于严重的反人类罪行。在刑法上，自杀被视为重罪，自杀未遂者会按故意杀人罪而被处以刑罚。在文化上，自杀者也是被严重谴责的对象，自杀已遂者不但不得埋入墓地，相反，其棺木还会被掩埋在十字路口的地面之下，任由过往的行人、车马不断践踏、碾压，以显示对自杀者的诅咒。随着文明的发展，对待自杀者逐渐由谴责、诅咒过渡到预防、关爱，而将自杀视为犯罪的条款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最终从欧洲大陆消失。在我国历史上，自孔孟首倡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降，自杀逐渐成为令人顶礼膜拜的精神象征。屈子沉江成为流传千古的绝唱，而拿起武器抵抗侵略最终战死疆场的反而默默无闻。此种儒家文化传统对于自杀的认识，对当今中国所存在的自杀现象究竟有何影响不得而知。但有据可查的是自杀已经成为我国人口位居第五的死亡原因，是15至34岁人群的首位死因，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 自杀是抑郁症患者的重要死亡因素，超过30%的抑郁症患者曾经有过自杀行为，15%的抑郁症患者最终死于自杀。预防、减少抑郁症患者的自杀，需要全社会的关心和帮助。党的十八大提出，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涉及公民个人行为层面的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也就是倡导公民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和睦友好，努力形成社会主义的新型人际关系。就此而言，关心、帮助抑郁症患者并实现预防、减少抑郁症患者的自杀符合党和国家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这样的关心、帮助对普通关系人而言系属道德义务，而非法律义务。该道德义务的意义在于救助者的高尚品格使然，其希望获得的是道德上的赞誉，而非法律上的强制。如果法律要求人们强制性帮助抑郁症患者，则有可能导致救助者自身陷入困境，系属强人所难，也不符合社会公认的道德良知。因此，只有当某人或者机构与抑郁症患者之间具有某种特定关系时，该义务才上升为法律义务。且特定关系人由于与抑郁症患者之间的关系存在远近亲疏之不同，故特定关系人存在一定的排序，关系愈近，则排序愈靠前，其负担的责任愈重。 由于自愿自杀系自杀者基于意志自由所采取的某种主动行为，虽然抑郁症患者的自杀普遍存在产生自杀意念、制定自杀计划、采取自杀行动三阶段，但该三阶段既有可能经历较长时间，也有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故抑郁症患者究竟会在何时、何地、采取何种方式实施自杀具有不可准确预见、不可准确预防的特点。以高坠为例，其即可通过坠楼实现自杀的目的，也可通过坠崖、坠桥等实现同样的目的；即可在这栋楼实施高坠，也可在那栋楼实施高坠；即可在本楼16层实施高坠，也可在本楼22层实施高坠；即可在夜间实施高坠，也可在白天实施高坠。高坠之外，尚有自缢、服毒、割腕、溺水等手段同样可以实现自杀的目的。故对一名决意自杀者而言，其可采取的自杀手段、自杀地点、自杀时间可谓无穷无尽，防不胜防。所以对自杀而言，只能采取心理讲座、心理干涉等相关预防措施，尽量预防、减少行为人产生自杀意愿、采取自杀行动，而不能杜绝行为人产生自杀意愿，也不能杜绝行为人采取自杀行动。故而，即便是特定关系人所负有的法律义务，该义务也属有限义务，且属行为义务而非结果义务。也就是说，特定关系人只要履行了必要的帮扶、疏导行为即告义务完成，并不负有必定阻止抑郁症患者产生自杀意愿、采取自杀行为的义务。只有当特定关系人存在故意、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方才能产生与其责任相适的赔偿责任。 人们因为生活、工作、学习而会形成诸多社会关系，但其中仅有血缘关系不可改变，其余社会关系均可改变。且因我国法律排除了诸如脱离父子关系的可能，故就本案而言，作为父母的张维全、史五萍与作为子女的张某之间确定属于第一顺位的特定关系人。包某与张某属于同居关系，但同居关系与婚姻关系不同，前者具有较多不确定的因素，故包某与张某之间属于第二顺位的特定关系人。四川大学作为教育机构，与张某之间属于第三顺位的特定关系人。通顺物业与张某之间属于物业服务方与住户之间的合同关系，不属特定关系人。 张某作为四川大学的在校学生，与四川大学之间构成特定关系人，四川大学当然负有对张某的教育、帮扶义务。但四川大学作为高等教育机构，与学生之间的特定关系较其父母、恋人为疏，故属于普通特定关系人。四川大学在张某入学后开展心理卫生课程教育，在发现张某的异常情况后，不但及时对张某予以劝导、第一时间告知张维全，还帮助联系专业医疗机构，陪同张某及时就诊。凡此种种，均证明四川大学已经完成了其作为学校能够完成的基本教育、帮扶、预防义务。 通顺物业作为华西公寓的物业服务人，虽有对小区物业进行管理服务的义务，但其与张某之间本无特定关系，不负有对张某自杀的预防、阻止义务。此外，要求通顺物业承担对住户自杀的防止义务，无疑是要求其对所有住户的精神状态进行逐一排查，并有针对性的分别采取不同的预防措施。此种行为，不但会对住户的隐私构成重大侵害，在事实上也无法实现。至于华西公寓消防通道处的开窗高度不符合国家标准，因消防通道上设置开窗的目的在于满足消防安全的要求，而要求开窗满足一定高度的目的在于防止发生意外坠落，但绝非为了阻止自杀。如张维全、史五萍关于通顺物业应予担责的理由成立，则所有桥梁隧道、崇山峻岭均应安装足以防止自杀的设施，既不现实，也会对社会公众的自由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故而，华西公寓消防通道的开窗高度低于国家标准与张某自杀之间不存在相当因果关系，不构成对张某的侵权。 包某作为张某的同居男友，与张某之间构成特定关系人，且因其尚未与张某结婚，故其与张某的亲疏程度介于张某父母与学校之间，属于第二顺位的特定关系人。其与张某之间已非单纯的道德义务，而是上升至负有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的法律义务。也就是说，包某负有适当提醒张某按时服药、定期复诊，在张某情绪不稳时进行劝慰、安抚的义务。结合包某事发后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包某在日常生活中对张某施以生活上的关心和心理上的关怀，提醒张某按时服药，已经尽到了该项义务。其唯一的疏忽，在于事发当日对张某进行安抚后，认为张某情绪已经恢复正常，故而未能陪同张某一同会见其亲属，为张某实施自杀行为提供了可能的机会。就此而言，包某具有一定的过错，至于其过错比例以及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留待后述。 五、关于强制医疗及其他 张维全、史五萍认为，四川大学在确认张某罹患抑郁症后，对张某的校外居住未进行合理的注意和看护义务，亦未提供良好的治疗环境，致使张某陷入失控状态。 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张某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自主决定自身的行为。其次，学校虽然要求学生归寝住宿，但不得采取强制手段要求学生归寝，否则即属对学生人身自由的侵害。其三，所谓提供良好的治疗环境，四川大学本身系属教育而非医疗机构，不存在提供治疗环境的问题。其四，由于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已对强制医疗作出了明文规定，即非经人民法院审理，任何人不得被送交强制医疗。故而，四川大学即无要求张某强制住校的权力，也无要求张某强制住校的义务；即无对张某进行强制医疗的权利，也无将张某送交强制医疗的义务。 综上，张维全、史五萍的该部分主张不能成立。 六、关于张维全、史五萍与包某的责任对比 涉及抑郁症患者自杀的因素十分复杂，既有自杀者的生物、精神心理因素，也涉及社会经济、社会文化、社会关系、社会支持和社区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因此，何为自杀的直接诱因，即便是在医学上也难以确定、尚无定论。但毫无疑问的是，对抑郁症患者疏于治疗、施以精神刺激，无疑会对抑郁症患者具有负面作用，有可能导致抑郁症患者做出非理性行为并从而构成抑郁症患者自杀的诱因。 就本案而言，结合各方的身份关系、刘某的短信、微信、谈话记录、公安机关对包某的询问，合议庭得出的结论如下： 第一，张某在高中时即出现心理问题并因此而接受心理咨询，且每次出现自杀念头时，就想起张维全教给自己的方法。换言之，张维全、史五萍理应在此前数年便知晓张某存在心理问题且存在自杀倾向，并有针对的给予张某以心理疏导。 第二，包某虽然取得了二级心理咨询师资质，但其既未取得执业医师执照，也无从业经历。反观张维全，其作为从业二十年以上且现任科室主任的执业医师，其专攻治疗的疾病即包括“抑郁等神经系统疾病”，其所在科室“能对各种精神和心理问题做出及时诊断和处理”。故张维全对抑郁症的诊断、理解、预见等内容，无论在生活经验上还是专业水平上，均远超包某。 第三，即便张维全出于对子女的信任对老师的话存疑，也可在节假日、周末前来成都对张某的学习、生活情况予以了解以掌握张某真实的学习、生活、心理状况。但张维全对张某的一面之词偏听偏信，片面认为老师恶意刁难张某，错失了在张某病情尚未失控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治疗的时机。 第四，在刘某于2017年6月29日将张某的学习、患病情况告知张维全后，张维全向刘某表示张某“不会（出事）”，并请刘某放心，因自己“还是了解她”。在刘某表示“（张某）需要休学或者家长陪读”的情况下，张维全对刘某的建议不置可否、未予答复。即便是刘某在2017年11月21日将张某病情加重的诊断病历拍照发送张维全之后，张维全作为专业医生，理应知晓医疗机构已经建议张某住院接受治疗并知晓该种疾病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此时张维全即应采取积极措施，让张某接受专业治疗，至少应对张某的情绪进行最大限度的安抚。反观张维全、史五萍的行为，其既未采取带领张某接受专业治疗的积极措施，也未采取陪读、休学等消极措施，反而要求张某“不要给家里添乱，不要让家长来成都陪读”等，而史五萍则持续与张某发生争吵，其行为已构成对张某自杀的诱因。对后续事件的发展负有重大过错和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五，在张某于2017年12月初与学校、家人失联后，张维全对张某不接电话的原因判断为“（张某）与其母电话联系谈论其男友时发生争吵”。也就是说，张维全、史五萍已经知晓或者应当知晓张某可能与包某存在同居关系，且张某对家人对其与包某关系的干涉已经极度反感。即便张某拒不接听家人电话，张维全、史五萍也可采取短信、微信方式先行对张某的情绪进行安抚以避免意外事件的发生。但张维全、史五萍作为张某的父母，且张维全作为专业医师，在张某抑郁症较以往加重且与家人产生重大矛盾的情况下，不但未采取循序渐进的手段与张某进行联系、对张某的情绪进行安抚，反而通过报警的手段对张某、包某施加压力，意图通过极限施压的方式迫使张某与家人取得联系。即便是精神健全的健康人，在反复遭受刺激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做出非理性举动，何况张某系抑郁症患者。而张维全作为专业医师，理应知晓对抑郁症患者施以精神压力所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故张维全、史五萍的行为已经构成对张某自杀的诱因，对后续事件的发展负有重大过错和不可推卸的责任。 综上所述，张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无论是否患有抑郁症，对自己的自杀行为均应当负担绝对主要的责任。 张维全、史五萍明知张某患有抑郁症，其作为第一顺位的特定关系人，先是以消极不作为的手段放任张某病情的发展，对老师提出的休学、陪读建议置若罔闻。明知张某病情加重，既未采取积极措施让张某接受住院治疗，反而却要求张某“不要给家里添乱，不要让家长来成都陪读”。在张某失联后，明知张某病情加重，不是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与张某取得联系、平复张某的情绪，反而以报警的方式对张某极限施压，试图迫使张某在压力下与家人联系，同时却又以职称晋升为由而拖延来蓉时间。其种种表现，难以理喻。其主观上虽无故意，但仍则构成对张某自杀的诱因，其对张某疾病的发生、发展、最终自杀均负有重大过错和不可推卸的责任。 包某与张某非婚同居，虽非道德所提倡，且形成了张某违反校规校纪的结果。但包某、张某均为未婚青年，其同居行为均属自愿行为，并不违法，不能成为其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包某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关于自己对张某之死负有责任的陈述，系包某的内心自责，不能作为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包某既不存在对张某的主动侵权行为，也尽到了对张某适当的照顾义务。包某唯一的疏忽，在于事发当日对张某进行安抚后，认为张某情绪已经恢复正常，故而未能陪同张某一同会见其亲属，为张某实施自杀行为提供了可能的机会。就此而言，包某对张某最终自杀成功具有一定的过错。但从日常生活经验可以得知，抑郁症患者具有个人中心主义、情绪极度不稳定、与周边人群难以相处的特点，些许小事即可引发抑郁症患者产生情绪失控并进而产生自残、自杀甚至伤害他人等行为。与抑郁症患者的相处需要极大的耐心，与抑郁症患者相恋不但要承受来自于抑郁症患者所带来的负面心理压力，还要承受来自于家人、朋友、同事可能不接受、不理解所带来的心理压力。故而，与抑郁症患者的相恋，更是需要博大的爱心和包容，以及巨大的勇气。包某在知晓张某罹患抑郁症之后，依然通过共同理财的方式为日后的共同生活进行准备，对张某不离不弃，在生活上予以照顾，心理上予以安慰。凡此种种，均表明包某对张某存在极深的感情和极大的关爱，且其对作为抑郁症患者张某的关爱符合党和国家所倡导的互相尊重、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道德上具有可赞赏性。 包某在事发前虽因存在疏忽而具有一定过错，但其即无主观故意、也无重大过失。相较张某在意志自由情况下的自杀行为，相较张维全、史五萍前放任后刺激的严重过错，相较其自身对张某的关心、关爱，相较于其自身所遭受的严重伤害，其过错程度显著轻微，不足以产生赔偿的法律后果。 四川大学既不存在对张某的主动侵权行为，也尽到了学校、老师对学生应尽的教育、管理、帮扶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通顺物业即不存在对张某的主动侵权行为，也无义务阻止张某自杀，其消防通道的开窗高度虽不符合国家标准，但与张某自杀无相当因果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因此，张维全、史五萍要求四川大学、通顺物业、包某予以赔偿的诉讼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全部驳回。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在诉讼过程中，张维全、史五萍向本院提交申请，要求对张某的QQ、微信、支付宝记录进行调取，以期证明包某对张某实施了精神控制。对此，首先，张维全、史五萍给予张某的生活费为1500元/月，属于普通标准，且该费用标准不足以支撑张某与包某二人的共同生活费用开销。其次，包某对其与张某之间的经济混同在公安机关询问时已经做出了解释且该解释符合常理，即经济混同是为了日后共同生活的准备。再次，无任何证据显示包某具有对张某进行精神控制的能力和行为。故而，本案现有证据以足以做出事实判断，且张维全、史五萍申请调取的证据可能侵害第三人隐私，故本院对其调取申请不予支持。 （二）基于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在开庭前专门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并在开庭中、休庭后多次组织、建议双方进行调解，以期最大限度的安抚生者的情绪。经调解，各被告均表示愿意基于人道主义原则对原告予以一定程度的补偿，但张维全、史五萍坚持认为各被告对张某之死负有全部责任，致使调解未能成功。 最终的判决结果可能会令张维全、史五萍难以接受，但情感不能替代法律，对悲剧的审视应基于中立、理性的立场，而非唯结果论、唯死者重。因为司法乃是法官诠释公共价值内涵的过程，而关于对抑郁症患者的公共价值乃是倡导全社会共同关心、帮助抑郁症患者，而非处处排挤、躲避。我们既要倡导全社会共同关心、帮助抑郁症患者，也要倡导全社会对如同包某这样的、对抑郁症患者付出极大关心、关爱、帮助的群体予以关心和帮助，以及对其轻微过失的宽容和理解。如果对好撒玛利亚人课以过重的责任，那世上也就再无善行，就此而言，对后者的宽容和理解相较对抑郁症患者的关心、帮助本身更加重要。在四川大学、通顺物业、包某并无过错或过错程度显著轻微的情况下判令其承担赔偿责任，无疑是倡导社会不特定公众和机构对抑郁症患者处处提防、躲避，将会对不特定的抑郁症患者产生潜在的重大不利影响。正是看似冰冷的判决，才不会让更多的抑郁症患者受到社会的冷眼和排挤，才会让更多的人去关心、帮助抑郁症患者，才会让更多的抑郁症患者得到生存的机会。 张某在事发当日的傍晚18时-19时期间离开其在华西公寓的家中，至当晚22:40许自杀身亡。我们无从得知在这四个小时的时间内，张某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内心压力、挣扎和绝望。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张某最后失联期间，其家人、老师、同学均无法与张某取得联系，唯一可以与张某取得联系的人是包某，且在该期间张某也持续与包某居住于华西公寓的家中。合议庭成员一致认为，在张某生命的最后阶段，包某乃是张某内心深处的最后一根稻草。张某所述“见了家属就再也回不来了”的内容，也从另一方面显示出张某对可能会失去包某所导致的恐惧、绝望，并在绝望之下最终作出非理性行为。 张某的生命定格在二十一岁，张某之死对其家人而言无疑是悲剧。而对包某而言，同样属于悲剧。张某与包某同居期间的生活自拍照上也曾有过灿烂的笑容。而包岚关于包某在事发后种种表现的描述，也表明包某对张某的一片深情。也正因情深，也才会令包某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以至于其因应激反应所导致的精神疾病至今尚未痊愈。凡此种种，均表明两个年轻人之间存在深深的感情，而张某逝去与包某精神疾病的悲剧，无异于梁祝悲剧在今日的重演。 逝者已矣，但生者还要继续。对张某而言，所有的痛苦均已结束。而对张某的家人、对包某及其家人而言，仍要面对未来的生活。本庭希望张某家人能认真反思自己在子女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希望包某能尽快从张某事件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但愿这样的悲剧不再上演。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张维全、史五萍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820元，由张维全、史五萍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克刚 人民陪审员  白玉茹 人民陪审员  王焕菊 二０一八年十一月八日 书 记 员  王玉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