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4民终20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祥兴，男，1959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海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燕滨，浙江嘉诚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施珏，浙江嘉诚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前山，男，1975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泗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康芸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铁力路58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3631374842Y。法定代表人：丁道康，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庆忠，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柳康松，男，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褚建根，男，1957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海宁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国忠，男，1969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海宁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营业场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70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8322367537。负责人：毛寄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瑶瑶，江苏天豪（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祥兴为与被上诉人张前山、上海康芸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芸公司）、褚建根、沈国忠、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上海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2018）浙0481民初38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祥兴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案件诉讼费由张前山、康芸公司、褚建根、沈国忠、人保上海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判决在没有推翻本案事故认定书证明力的情况下直接对各方的事故责任进行重新划分不符合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本案一审过程中，陈祥兴提交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当庭出示并经过质证，各方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也未对其关联性和合法性提出抗辩，一审应当认定该事故认定书相应的证明力。但是一审判决一方面认可了该事故认定书的证明力，另一方面在确定事故各方的赔偿责任时却又抛开了该事故认定书中对事故责任的认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前山承担事故主要责任，褚建根承担次要责任，陈祥兴无责任，但是一审判决却按“同等责任”的比例确定由康芸公司承担50%的赔偿责任、褚建根承担40%的赔偿责任、陈祥兴自己承担10%的损失。在事故认定书未被推翻的情况下，本案中事故各方当事人应当按事故认定书载明的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第二，一审认定事故各方按“同等责任”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基础，也不符合法律规定。首先，一审判决认为，褚建根所驾车辆的驾驶室里未配备安全带，增加了车辆驾驶人和乘员在发生交通事故时的危险性，事发后陈祥兴因撞击造成颈椎骨折伴截瘫的症状正体现出这一点。但没有证据证明陈祥兴颈椎骨折与未佩戴安全带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也没有证据证明未佩戴安全带造成了损害后果的扩大。相反，本案中与陈祥兴一起乘坐于事故车辆中的另一伤者王毛人，同样未佩戴安全带，但是却没有造成颈椎骨折，说明未佩戴安全带与造成陈祥兴截瘫的后果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其次，一审判决认定褚建根车辆在事故发生时未配备安全带、也未配备警告标志，该认定没有相关证据可以证实。一审应当对安全带是否配备、是否可以使用、是否使用等问题进行审查。事故发生后康芸公司工作人员现场查看了案涉的皖09／×××××号车辆，发现“尽管车上有保险带，但保险带是坏的，根本无法使用”。说明事故车辆上应当是配有安全带的，只是无法使用，对于是否因交通事故造成无法使用的、还是本身无法使用的，一审也没有查明，且这一事实与判决书中所载的“该车在事故发生时未配备安全带”又相互矛盾。对于事故发生时，陈祥兴是否佩戴安全带，一审也没有进行相关的审查。再次，退一步讲，即使存在一审认定的“事故车辆未配备安全带”，一审重新划分事故责任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主要理由为：1.事故认定书中已经载明，事故中皖09／×××××号车辆荷载是2人，而实际驾乘人员为3人，属于超载。说明该车辆副驾驶仅有一个座位，事故发生时却座了2人，该超载的情节也必然导致事故发生时，作为乘员的陈祥兴与王毛人无法佩戴一条安全带。因此，未配备安全带或者未佩戴安全带的过错已经由超载的行为所吸收，一审不应当再以此为由要求陈祥兴与褚建根各自再多承担10%的责任；2.是否配备安全带以及是否佩戴安全带与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即使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未配备安全带必然会导致未佩戴安全带，一审判决将一个行为或者过错由陈祥兴与褚建根各自多承担10%的责任，属于重复承担；3.事故发生时，皖09／×××××号车辆处于停止状态，一审也未排除陈祥兴在车辆停止后解开安全带的可能性。同时，法律也没有规定，车辆处在静止状态下，车上乘员也一定要佩戴安全带；4.陈祥兴作为受害人仅仅愿意承担某种风险，但是并没有同意褚建根、张前山对陈祥兴的权益进行侵害，陈祥兴的受伤本质上还是来源于褚建根、张前山的加害或侵权行为；5.发生交通事故的双方是张前山、褚建根，陈祥兴以及王毛人仅是皖09／×××××号车辆上的乘员，不属于事故中的“另一方当事人”，如果陈祥兴与王毛人因为安全带的问题，需要承担自身损失的部分责任，该责任也应当属于褚建根的次要责任中的部分责任，而不是整个事故中的部分责任。也即陈祥兴如果承担自身损失的10%，褚建根仅需承担20%的责任即可，而康芸公司根据事故认定书应当承担70%的赔偿责任。张前山辩称，根据行车记录仪的记录，张前山事发时没有违反交通法规，不存在疲劳驾驶或有其他妨碍驾驶的行为。事发时，张前山正常驾车行驶，其与褚建根所驾车辆之间还有一车辆，该车辆挡住了张前山的视线。在该车辆变道后，因旁边车道也有车辆行驶，故张前山无法变道避让。事发后，张前山第一时间查看对方车辆车上人员伤亡情况并报警，此时对方车辆受伤人员均在副驾驶位上，而驾驶位上无人。张前山在事发后的处理已将事故损害降到最低。请求法院依法判决。康芸公司辩称，第一，除事故认定书所记载的违法事实外，陈祥兴、褚建根还存在其他违法行为，一审对该事实认定清楚。康芸公司工作人员在事故后查阅了车辆检验报告、当事人询问笔录并进行了现场勘查，发现事发时褚建根所驾车辆的制动性能不符合规定，安全带设备仅有破损的锁扣头而没有保险带，无法使用，可以证实陈祥兴未佩戴安全带的事实。第二，事故责任并不等同于法律赔偿责任，一审适用法律正确。交通事故认定书是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之一，但并非定案的唯一依据，相关司法解释也仅确认该证据的证明力，但不排除在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重新确认法律赔偿责任。经拆检鉴定，褚建根所驾车辆左前轮毂与刹车片粘有油污，意味着该车视同没有刹车功能。褚建根驾驶制动不符合要求的车辆，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停止，之后褚建根未及时放置警告标志，这才导致康芸公司的车辆与其不慎发生碰撞，而碰撞时褚建根车辆超载的两人均未佩戴安全带，导致相关人员受伤。涉案事故认定书对褚建根的过错的记载相比较其实际的过错显然较轻，故民事赔偿责任应重新划分。不论褚建根车辆的安全带在事发前是否完好，受害人陈祥兴应当意识到不佩戴安全带所带来的不利后果，其主观上对此有放任的态度，客观上因车辆超载，其必然不可能佩戴安全带，故其行为违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其应自担部分责任。而张前山在事发前正常行驶，其是为了避让大巴车而不得已撞上了褚建根所驾车辆，其行为是为了保障其他更大的法益免受侵害。退一步讲，如果没有褚建根违停车辆的行为，本次事故也完全可以避免。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保上海公司辩称，涉案沪Ｄ×××××号车辆在人保上海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但未投保商业险。人保上海公司已在交强险医药费范围内赔付10000元，陈祥兴的上诉请求与人保上海公司无关。请求依法判决。褚建根、沈国忠未作答辩。陈祥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人保上海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险范围内先行赔付医疗费161280.90元（暂计损失为426115.56元，承担70%的责任，再扣除已支付的140000元），不足部分由张前山、康芸公司承担；2.判令褚建根、沈国忠共同赔偿医疗费104834.70元（暂计损失426115.56元，减去10000元交强险，承担30%的责任，扣除已支付的20000元）。诉讼过程中，陈祥兴变更诉讼请求，将暂计的医疗费损失变更为570631.56元，并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人保上海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陈祥兴医疗费10000元；2.判令张前山、康芸公司共同赔偿陈祥兴医疗费212442.09元（暂计损失570631.56元减去10000元再乘以70%再减去康芸公司已支付的180000元）；3.判令褚建根、沈国忠共同赔偿陈祥兴医疗费148189.47元（暂计损失为570631.56元减去10000元再乘以30%再减去沈国忠支付的2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31日晚，沈国忠为了将海宁庆云一工地上的工具搬运回家，电话联系褚建根，由褚建根次日驾驶拖拉机去庆云托运，同时沈国忠还联系陈祥兴及案外人王毛人搭乘褚建根的拖拉机去做小工搬工具。对于褚建根开车装运工具的报酬，在交警询问时，褚建根表示开一趟海宁一般250元-300元，具体多少并未讲好，沈国忠表示一般行规200元，其交给王毛人300元，有多余的可作三人餐费。2018年2月1日11时01分许，康芸公司的驾驶员张前山驾驶康芸公司所有的沪Ｄ×××××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沪Ｂ×××××号重型集装箱半挂车沿101省道由东往西行驶至32KM海宁市长安镇城东村地方时，与前方同向遇故障停于机动车道内的褚建根驾驶的皖09／×××××号变型拖拉机（载有乘员王毛人、陈祥兴）发生碰撞，造成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王毛人及陈祥兴受伤的交通事故。2018年3月21日，该事故经海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勘查及分析后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海公交认字〔2018〕第00031号），该认定书对事故形成原因分析如下：1.张前山驾驶机动车行经事发路段疏忽大意，未确保安全驾驶；2.褚建根驾驶拖拉机行经事发路段在车辆发生故障后，未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3.褚建根驾驶载人超过核定人数的拖拉机上道路行驶。故认定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责任中，张前山承担主要责任，褚建根承担次要责任，王毛人无责任，陈祥兴无责任。事故发生后，陈祥兴先被送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一七医院救治，经诊断呼吸心跳骤停，心肺复苏术后，颈椎骨折伴截瘫，住院94天，后在浙江明州康复医院治疗，截至2018年6月16日，住院41天，截至2018年6月16日产生医疗费合计570631.56元。另查，褚建根驾驶的皖09／×××××号变型拖拉机登记在休宁县远宏农机服务部名下，驾驶室限乘2人，褚建根陈述该车系其购买的二手车，并未过户，该车在事发时未配备安全带，也未配备警告标志。张前山驾驶的沪Ｄ×××××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在人保上海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一份，保险期间自2017年6月26日至2018年6月25日，未投保商业险。康芸公司为陈祥兴垫付180000元。沈国忠为陈祥兴垫付2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为：一、在本案中，沈国忠与褚建根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确定；二、对于陈祥兴的损害后果，本案中当事人的赔偿责任如何承担。一、沈国忠与褚建根之间的法律关系的确定根据沈国忠、褚建根在交警部门调查时的陈述及庭审询问可知，褚建根驾驶自己的车辆为沈国忠运送工地上的工具及做小工的人员至指定地点，虽然沈国忠尚未将费用支付至褚建根处，但双方对于应该要支付运输的费用是无争议的，这在交警部门询问时褚建根陈述的“开一趟海宁是250-300块”和沈国忠陈述的叫褚建根开车装东西需要付费“一般行规是200元”内容中可以印证，可见褚建根系驾驶自己的车辆根据沈国忠的指示进行运输，并将会收取运输费用，两人之间形成运输合同关系，并非提供劳务和接受劳务的雇佣关系。陈祥兴主张褚建根与沈国忠之间系雇佣关系的意见，不予采纳。庭后，法院就陈祥兴主张沈国忠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进行了进一步询问，陈祥兴表示系基于其认为沈国忠与褚建根之间系雇佣关系才主张沈国忠与褚建根承担共同赔偿责任。根据以上分析，沈国忠与褚建根之间并非雇佣关系，而是运输合同关系，故褚建根因自身过错承担的部分，沈国忠不是其雇主，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二、对于陈祥兴的损害后果，本案中当事人的赔偿责任大小的确定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交警部门通过交通事故现场勘查、技术分析和有关检验、鉴定，分析查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责任所出具的法律文书，在法院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仅作为证据使用，性质上属于书证一类。交警部门在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对交通事故形成原因的分析仅是对交通事故何以会发生进行的分析及责任确定，而法院在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对赔偿义务人的分析确定是根据法律规定的过错责任原则、推定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等归责原则来确定受害人的损害后果由谁来赔偿的过程，有些赔偿义务人并非直接侵权人，而是法律规定的责任主体，故交警部门确定的形成交通事故的责任与法院审理时确定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二者不能完全等同。本案中交通事故的当事人为陈祥兴与张前山、褚建根，陈祥兴基于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将康芸公司、沈国忠也作为赔偿义务人作为被告进行起诉，法院一一分析各当事人的责任如下：对于张前山来说，其驾驶机动车辆行经事发路段疏忽大意，没有谨慎观察路上情况，未确保安全驾驶，追尾了褚建根抛锚停在路上的变型拖拉机，其对于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及陈祥兴的损害后果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确定由其承担50%的责任。因张前山系康芸公司的驾驶员，其驾驶行为系职务行为，其相应的赔偿责任应由康芸公司承担。对于褚建根来说，其驾驶变型拖拉机载人超过核定人数（驾驶室核定2人，实载3人），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发生故障，其未按照法律规定在车后50米至10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甚至车里根本就未配备警告标志，足以证明褚建根明显缺乏驾驶机动车的安全意识。另外，褚建根驾驶车辆的驾驶室里未配备安全带，也增加了车辆驾驶人和乘员在发生交通事故时的危险性。本案中陈祥兴乘坐在驾驶室却未系安全带，在其乘坐的车辆遭后方车辆猛烈撞击时，其损害后果势必扩大，事发后其因撞击造成颈椎骨折伴截瘫的症状正体现出这一点。故褚建根对于陈祥兴的损害后果所存在的过错不仅仅体现在载人超过核定人数及未在车辆后方放置警告标志，还体现在车辆驾驶室未配置安全带，增加了事故中伤者的损害风险，综合考虑后确定由其承担40%的责任。对于康芸公司提出的褚建根驾驶的车辆存在年审及超载、超高、超宽等问题，均无证据予以证明，无法采纳。对于陈祥兴自身来说，其乘坐在驾驶室内，对于驾驶室内仅限乘2人及其自身未佩戴安全带的情况应是明知的，但无证据表明其因乘坐车辆存在上述安全隐患而提出过异议或拒绝乘坐，可见其对万一发生交通事故所产生的危险采取了一种放任的态度，也存在一定的过错，确定由其自负10%。对于陈祥兴主张的暂计医疗费损失，依照其提交的票据、清单确定为570631.56元。因张前山驾驶的车辆在人保上海公司处投保了一份交强险，本案中另一伤者王毛人已表示放弃交强险内的赔偿请求，故陈祥兴的上述医疗费可在人保上海公司的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先行赔付10000元，其余560631.56元由康芸公司、褚建根按责任承担。根据确定的过错大小，确定由康芸公司承担280315.78元，扣除康芸公司已垫付的180000元，剩余100315.78元需要其继续赔偿；由褚建根承担224252.62元，其余损失由陈祥兴自负。至于沈国忠垫付的20000元是否需要返还的问题，在本案中不予评价，双方可根据法律规定的雇佣内部关系自行处理。综上，当事人所提合理意见，予以采纳，不合理意见，不予采纳。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人保上海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陈祥兴医疗费10000元。二、康芸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陈祥兴医疗费100315.78元。三、褚建根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陈祥兴医疗费224252.62元。四、驳回陈祥兴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54元，减半收取1127元，由陈祥兴负担110元，由康芸公司负担335元，由褚建根负担682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一审判定康芸公司、褚建根分别对陈祥兴遭受的损失承担50%、40%的赔偿责任，陈祥兴自负10%，是否合理。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而制作，载明了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根据该规定，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公文书证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具有较高的证明力。诚然，交通事故责任并不等同于民事赔偿责任，交通事故责任的划分建立在对交通事故成因的分析基础之上，而民事赔偿责任的认定则建立在对行为人于损害的发生有无过错及过错大小的分析基础之上。但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的事故事实、成因仍是人民法院准确查明案件事实、合理分配赔偿责任的重要依据。本案中，陈祥兴为证明案涉交通事故发生经过及责任认定情况提供了海宁市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确认该证据在本案中的证明效力。首先，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变型拖拉机上的乘员，陈祥兴对于交通事故的发生并无过错，本院对此予以确认。陈祥兴因交通事故遭受颈椎骨折伴截瘫等损害，能否减轻案涉侵权人对此的责任取决于陈祥兴对其损害的发生有无过错。根据褚建根在交警大队所作笔录，其变型拖拉机没有配备安全带，故事发时其和车上乘员陈祥兴、王毛人均未系安全带。康芸公司在查勘变型拖拉机后也陈述该车驾驶室仅有破损的锁扣，没有安全带。因此，尽管陈祥兴事发时未佩戴安全带存在安全隐患，但这并非可归责于陈祥兴的过错，其无需因此对自身遭受的损害承担责任。至于事发时变型拖拉机存在超载的情况（驾驶室核载2人，实载3人），与陈祥兴乘坐于变型拖拉机驾驶室内被张前山驾驶的重型半挂牵引车追尾撞击而遭受的损害之间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陈祥兴也无需因此对自身遭受的损害承担责任。综上，陈祥兴对其损害的发生并无明显过错，一审判定陈祥兴自担10%的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其次，作为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重型集装箱半挂车的驾驶员，张前山在驾驶过程中理应保持注意力集中，仔细观察路上情况并谨慎驾驶。但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本案事故发生时为白天，行车视线良好。而张前山行经事发路段时疏于观察路上情况，在褚建根因遇故障而停于机动车道内的变型拖拉机出现在其视线范围内后未及时采取安全措施，未能确保安全驾驶，以致追尾了褚建根的变型拖拉机，故其对于交通事故的发生及因此给陈祥兴造成的损害具有较大的过错，应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褚建根驾驶超载且未配有可正常使用的安全带的变型拖拉机上路，本就存在安全隐患，其在车辆遇故障无法正常行驶的情况下亦未按照法律规定及时设置警告标志，故其对于交通事故的发生及因此给陈祥兴造成的损害亦具有一定的过错，应承担次要的赔偿责任。综合考虑张前山、褚建根的过错程度，本院酌情确定由张前山承担70%的赔偿责任，褚建根承担30%的赔偿责任。因张前山系康芸公司的驾驶员，事发时其系履行职务的行为，故其赔偿责任应由康芸公司承担。一审判定康芸公司、褚建根分别对陈祥兴遭受的损失承担50%、40%的赔偿责任，存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对于陈祥兴主张的暂计医疗费损失，根据其提交的医疗收费票据、费用清单确定为570631.56元。因张前山驾驶的车辆在人保上海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本案中另一伤者王毛人已表示放弃该交强险内的赔偿请求，故陈祥兴的上述医疗费可由人保上海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先行赔付10000元，其余560631.56元由康芸公司赔偿其中的70%即392442.09元，扣除其已垫付的180000元，其尚需赔偿212442.09元；由褚建根赔偿其中的30%即168189.47元。至于沈国忠在一审中提出陈祥兴应返还其垫付的20000元的主张，本案中不予评价，双方可另行处理。综上所述，陈祥兴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实体处理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浙0481民初382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浙0481民初382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三、变更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浙0481民初382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海康芸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陈祥兴医疗费212442.09元；四、变更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浙0481民初3827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褚建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陈祥兴医疗费168189.47元；五、驳回陈祥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27元，由康芸公司负担789元，由褚建根负担33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72元，由康芸公司负担1450元，由褚建根负担62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页无正文）审判长 徐 瑾审判员 张 涛审判员 王黎明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九日法官助理张鑫杰书记员赵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