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3民初4989号原告：陈某，女，汉族，1972年4月13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原告：谭发侨，女，汉族，1992年5月19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原告：谭某，女，汉族，2005年4月16日出生，户籍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法定代理人：陈某（谭某母亲），本案原告之一。原告：李某，男，汉族，2001年8月2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重庆市巫山县。指定代理人：李常益（李某祖父），本案原告之一。指定代理人：冯学芝（李某祖母），本案原告之一。原告：李常益，男，汉族，1942年10月13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重庆市巫山县。原告：冯学芝，女，汉族，1948年11月22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重庆市巫山县。上述六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秀玉，广东满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六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安淇，广东满祥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被告：蔺芳权，男，汉族，1974年6月20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思泽，广东佰仕杰律师事务所律师，由广州市番禺区法律援助处指派。被告：惠州市斯瑞尔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永湖镇元岭村（斯瑞尔家园2号楼首层）。法定代表人：朱志传，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巧英，广东邦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惠阳支公司，营业场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淡水石坑仔地段深达财富大厦1层01号北段、9层03、04、05、06号。主要负责人：陈文庭，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美珍，女，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支公司工作人员。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公司，营业场所广东省惠州市江北16号小区双子星国际商务大厦A座21层A2101、A2102、A2106、A2110，A座22层A2201-A2210，A座23层A2301-A2306，B座首层B0103、B0104。主要负责人：郭伟超，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玉梅，广东瀛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东方安通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北京市平谷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平谷园兴谷A区6号-357号。法定代表人：崔秋生，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广东，男，该公司工作人员。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营业场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8号远洋大厦F6层。主要负责人：武博，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阮俊鹏，广东大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明凤，广东大观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某、谭发侨、谭某、李某、李常益、冯学芝与被告蔺芳权、惠州市斯瑞尔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瑞尔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惠阳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险惠阳支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惠州市分公司）、支万清、北京东方安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安通公司）、和林格尔县华东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东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财险北京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诉讼过程中，原告陈某、谭发侨、谭某、李某、李常益、冯学芝申请撤回对被告支万清、华东公司的起诉，并明确放弃对被告支万清、华东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已另行裁定准许原告陈某、谭发侨、谭某、李某、李常益、冯学芝撤回对被告支万清、华东公司的起诉。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某、谭发侨、谭某、李某、李常益、冯学芝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秀玉，被告蔺芳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思泽，被告斯瑞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巧英，被告人保财险惠州市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玉梅，被告太平洋财险北京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阮俊鹏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平安财险惠阳支公司、东方安通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某、谭发侨、谭某、李某、李常益、冯学芝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太平洋财险北京分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11万元（其中精神抚慰金10万元优先赔付）给原告；2.被告蔺芳权、斯瑞尔公司、平安财险惠阳支公司（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人××市分公司（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连带赔偿782221.05元给原告；3.被告东方安通公司、太平洋财险北京分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连带赔偿335237.60元给原告；4.判令上述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8年1月25日20时25分许，蔺芳权驾驶粤Ｌ×××××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粤Ｌ×××××号重型罐式半挂车（车辆所有人为斯瑞尔公司，交强险、商业险保险人分别为平安财险惠阳支公司、人××市分公司）搭载李某1沿广澳高速东侧中心绿化隔离带以东第三条车道由南往北行驶至17公里600米处时，与前方同方向同车道由支万清驾驶的反光标识不合格的京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车辆所有人为东方安通公司，交强险、商业险保险人为太平洋财险北京分公司）牵引蒙Ａ×××××号重型仓栅式半挂车（车辆所有人为华东公司）发生碰撞，造成李某1当场死亡的交通事故。事故经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五大队认定，蔺芳权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支万清承担事故次要责任，李某1没有责任。综上，李某1的死亡使原告家庭悲痛欲绝的同时也失去了主要经济支柱，上述被告应当赔偿1227458.65元给原告。原告诉请事故损失计算如下：1.交通费（家属）5000元；2.住宿费（家属）18900元（420元/天×3人×15天）；3.误工费（家属）8000元；4.丧葬费41433元（82866元÷2）；5.死亡赔偿金753686元（37684.30元×20年）；6.被扶养人生活费300439.65元（谭某：28613.30元/年×5年÷2=71533.25元；李某：28613.30元/年×1年÷2人=14306.65元；李常益：28613.30元/年×5年÷2=71533.25元；冯学芝：28613.30元/年×10年÷2=143066.50元）；7.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以上共计1227458.65元。太平洋财险北京分公司应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11万元（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优先赔付）给原告，蔺芳权、斯瑞尔公司、平安财险惠阳支公司（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人××市分公司（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连带赔偿782221.05元[（1227458.65元-11万元）×70%]给原告，东方安通公司、太平洋财险北京分公司（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连带赔偿335237.60元[（1227458.65元-11万元）×30%]给原告。被告蔺芳权辩称，其不同意原告第二项诉讼请求中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其是斯瑞尔公司的员工，在执行工作任务时发生的交通事故，应当由斯瑞尔公司承担侵权责任。另外，事故发生后，其已补偿了原告10万元。被告斯瑞尔公司辩称，一、其司与受害人李某1之间属于劳动关系，且原告与其司之间的工伤纠纷已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原告要求其司再次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二、谭发侨、谭某并非本案适格赔偿权利人，不具有主体资格。三、退一步讲，原告主张的数额也存在错误，同时，原告诉请赔偿项目的计算标准过高或计算标准错误。（一）其司已向原告垫付交通费、住宿费、餐费、善后事宜费用等费用合计25331元，该笔费用应由原告退回其司或者在后续工伤赔偿款中予以扣减；（二）其司已向原告支付工伤赔偿款563761.60元，该笔费用应当在计算民事赔偿款时予以扣减；（三）原告诉请赔偿项目的计算标准过高或计算标准错误。1.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原告提交的户口性质查询说明及惠州市××永湖镇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并不能证明李某1生前在惠阳区X居民小组连续居住满一年以上。首先，原告提交的惠州市××永湖镇梦佳工艺品厂出具的工作收入证明，确认李某1工作期限为2016年10月3日至2017年3月29日。同时，李某1与其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显示，李某1入职期限为2017年4月25日。可见，李某1生前并未在永湖镇连续居住满一年以上。其次，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存疑。户籍管理应是公安机关的责任范围，户口查询的证明人不应是村民委员会，且内容中“2014年8月1日前户口性质为农业家庭户”的“2014年8月1日”为手写，无法证明李某1户口性质由农村户口变更为城镇户口。同时，证明落款处没有公安机关等相关户籍管理机构的盖章，仅仅居委会和居民小组的盖章并不能证明李某1生前自2016年10月至2018年1月在永湖镇连续居住满一年以上；2.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首先，关于谭某的生活费部分，如前所述，谭某不属于本案适格赔偿权利人，谭某无权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退一步讲，即使谭某有权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谭某的户别显示为“居民户口家庭户”，而“居民户口家庭户”既可以是农业家庭户，也可以是非农业家庭户。国务院于2014年7月30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第九条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提现户籍制度的人口登记管理功能。”谭某的户口登记日期显示为2018年4月17日，同时谭某并未提交居住证明、在城镇就学证明等证据材料，可见原告提交的材料无法证明谭某符合城镇户口或者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以上的标准。其次，关于李某的生活费部分，从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可知，李某的户籍辖区为巫山县抱龙镇X村民委员会，原告无法证明李某符合城镇户口或者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以上的标准。退一步讲，即使李某符合按城镇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但其户籍所在地为重庆市，生活费应按重庆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而非按照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计算。最后，关于李常益、冯学芝的生活费部分，原告并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李常益、冯学芝符合城镇户口或者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以上的标准。退一步讲，即使李常益、冯学芝符合按城镇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但其户籍所在地为重庆市，生活费应按重庆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而非按照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计算；3.交通费，原告对其主张的交通费应当提供正式票据为凭，按照正式发票的金额为准，而原告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实际产生的交通费，其诉请没有法律依据，同时原告诉请金额过高；4.住宿费，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年4月20日发布的《的通知》的附件一《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试行）》，处理丧葬事宜的住宿费根据住宿费发票据实计算，一般不超过10天。原告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实际支付的住宿费用，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该部分的请求应不予支持；5.误工费，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年4月20日发布的《的通知》的附件一《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试行）》，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是指受害人近亲属因处理丧葬事宜误工实际减少的收入，误工天数一般不超过10天，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工资收入及误工时间，且原告诉请误工费金额过高，对该部分的请求应不予支持；6.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提出的该项请求，索赔金额过高；7.丧葬费，丧葬费的计算标准为“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而非“上一年度全省国有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原告主张按照2016年广东省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均工资82866元为基数计算丧葬费，存在明显错误；（四）其司已为本案肇事粤Ｌ×××××半挂牵引车在人××市分公司购买机动车商业险，其司与人××市分公司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人应当承担支付保险赔偿金的义务，故本案赔偿款应由人××市分公司在机动车商业险保险责任限额内优先赔付。被告平安财险惠阳支公司书面辩称，一、粤Ｌ×××××车辆在其司只投保交强险，保险期限为2018年1月22日00:00:00起至2019年1月21日23:59:59止。二、其司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事故认定书上未注明粤Ｌ×××××车辆的行驶证及驾驶员蔺芳权的驾驶证在事故发生时是否合法有效，其司请求法院核实粤Ｌ×××××车辆的行驶证及驾驶员蔺芳权的驾驶证在事故发生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三、其司只在交强险限额内分项进行赔偿，但原告起诉本案标的车乘客李某1的损失，应在商业第三者乘客座位险中赔付，而粤Ｌ×××××车辆仅在其司处投保交强险，故李某1的损失不应由其司承担。四、其司不是侵权方，在事故中不存在任何过错，诉讼费不应由其司承担。被告人××市分公司书面辩称，一、其司承保了事故车辆粤Ｌ×××××号车的车上人员责任险，保险限额为每座10万元，本案受害人李某1为该车车上人员，适用车上人员责任险的赔偿责任，其司只在车上人员责任险赔偿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二、原告的部分赔偿请求与事实和法律不符。1.精神损害抚慰金：精神损害赔偿的基本功能是补偿受害人所受的精神损害，抚慰受害人遭受的精神痛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三）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可见，死亡赔偿金已经具有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成分，故不应再支持原告请求的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2.死亡赔偿金：原告没有列明具体计算方法，根据查询，李某1为农村户口，原告主张适用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的证据不充分，应按照农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亦应该按照农村标准计算；3.交通费、住宿费：交通费和住宿费应以实际发生的为准，原告没有提供任何的交通费和住宿费票据，故此部分的请求没有事实的依据；4.家属误工费：死亡案件的误工费参照伤残赔偿误工费的举证标准，原告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近亲属因此事故产生误工的事实，故不应支持此部分的请求。三、关于诉讼费的承担。我国诉讼费采用的是过错原则，其司在本次诉讼中不存在任何过错，原告要求其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不合理不合法，其司不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东方安通公司书面辩称，一、对交通事故机关认定的事故发生事实及其方负事故次要责任的分担无异议，但其方（包括商业险保险公司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不应超过法院核定的原告总损失30%比例。其司司机支万清在事故发生时在执行职务期间。二、其司应对原告损失承担的事故责任，应由保险公司在强制保险限额内和按照商业保险合同约定承担先行赔偿责任，超出限额的再依责任赔偿责任。但是其司车辆投保的第三者保险限额为100万元，足以保证对原告损失的依法赔偿比例及数额，无需其司再实际承担赔偿责任。三、事故车辆蒙Ａ×××××车由其司购置，挂靠在华东公司，该车发生事故时为其司实际使用，事故责任应当由其司承担，且其司投保的第三者保险足以对原告进行赔偿，故华东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四、原告诉请的损失项目、数额有超出法定标准的情况，请求法院依法予以核定。此外，其司同意斯瑞尔公司有关谭发侨主体不适格和原告诉请损失的答辩意见。同时，根据（2011）惠阳法民一初字第2477号民事判决，谭某在父母离婚后，仍由其父谭某1支付抚养费至18周岁，因此谭某与李某1也没有形成抚养关系，谭某主体也不适格。五、其司对太平洋财险北京分公司提交的保险条款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太平洋财险北京分公司从未向其司提供过该保险条款文本，其司也不知道保险条款的具体内容。太平洋财险北京分公司也未向其司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到提示”及“明确说明”的免责或不予赔偿的表示，故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太平洋财险北京分公司主张免赔的理由不能成立。其司使用的京Ａ×××××车辆是依法登记的车辆，并不存在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之说，且其司涉案车辆办理保险时太平洋财险北京分公司已经对投保的车辆外观、用途进行了检查确认，特别是其司110辆运输车辆均在太平洋财险北京分公司处投保多年，太平洋财险北京分公司对其司运输车辆均进行了检查确认，不存在“没有提前告知及存在增加车辆危险程度增加”的情况。其司驾驶涉案车辆的司机支万清已经取得从业资格证，有效期为2014年12月15日至2020年12月15日，发生事故时从业证在有效期内。被告太平洋财险北京分公司辩称，一、京Ｕ×××××车辆存在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经登记的结构的情形，且未通知其司而发生交通事故，其司不承担赔付责任。根据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五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道路事故形成原因中认定，京Ｕ×××××车辆存在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经登记的结构，并且该改变是引发事故的原因。京Ｕ×××××车辆在擅自改变车辆结果后，车辆的危险程度已经显著增加。但是，车辆被保险人东方安通公司并未告知其司这一情形，并在其后发生了保险事故。《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十五条约定：“下列原因导致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三）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鉴于上述事实和理由，其司在本案中不承担保险理赔责任。二、其司已就保险免赔情形，做到了明确说明义务。根据原告提交的保险单显示，其司已经通过重要提示，明确告知的方式向投保人东方安通公司告知了免赔情形，并且在重要提示中，明确说明“投保人保险车辆因改装、加装、改变使用性质等危险程度增加的重要事项，并及时告知保险人办理批改手续。”其司已经明确告知投保人，改变机动车结构属于危险程度增加的重要事项，其司已经完成了保险法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三、京Ｕ×××××车辆驾驶员支万清并未能提供货运从业资格证，属于无从业资格人员驾驶营运车辆，符合商业险免赔情形。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显示，京Ｕ×××××车辆为东方安通公司所有，系营运性车辆。但是，在本案中，并未见有车辆驾驶员支万清拥有货运从业资格证的证据材料，因此，应认定支万清不具备该资格证。上述情形符合《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十四条：“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6.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的规定，本案中，其司不承担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理赔责任。四、即使其司需要承担责任，原告起诉所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合理。首先，谭某出生在2005年，而陈某与李某1在2016年结婚，因此谭某并非李某1的婚生子女，而是陈某与前夫所生，谭某的扶养义务应当由其生父母承担，李某1无该法定义务，因此谭发侨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应计算在本案被扶养人生活费中。其次，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李某1父母的抚养义务人数，此情况下，原告计算李某1父母被扶养人生活费是缺乏依据的。五、原告所主张的其他赔偿项目的数额也不合理。首先，原告所主张的交通费和住宿费，并未提交任何发票证明费用真实发生，且原告主张的标准远高于国家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标准，因此该两项目赔偿主张不应被采纳。其次，原告主张家属误工费，也未提供实际参与处理丧葬事宜的实际人员，也未提供处理该事宜家属的实际收入及误工天数的证明，故该项目的赔偿主张也不应被采纳。第三，李某1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应当适用农村标准，而非原告主张的城镇标准，根据原告提供的户口本，李某1为农村户籍，且根据原告提交的社保记录显示，李某1购买社保为9个月，未在城市居住满一年，应当按照农村标准予以赔偿。六、原告因本案受到的损失，在案外已经获得的赔偿，应当在本案中相应予以扣除。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向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五大队调取了涉案交通事故卷宗材料，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月25日20时25分许，蔺芳权驾驶粤Ｌ×××××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粤Ｌ×××××重型罐式半挂车搭载李某1，沿广澳高速东侧中心绿化隔离带以东第三条车道由南往北行驶至17公里600米处时，与前方同方向同车道由支万清驾驶的京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蒙Ａ×××××重型仓栅式半挂车发生碰撞，造成李某1当场死亡，蔺芳权受伤，事故车辆和蒙Ａ×××××重型仓栅式半挂车上装载的闽Ｄ×××××号小型越野客车、路边护栏损坏的交通事故。事发时，粤Ｌ×××××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和粤Ｌ×××××重型罐式半挂车登记所有人均是斯瑞尔公司。粤Ｌ×××××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在平安财险惠阳支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在人××市分公司处投保了责任限额10万元/座×2座的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及不计免赔率等商业保险，被保险人均为斯瑞尔公司。蔺芳权是斯瑞尔公司的工作人员（司机），蔺芳权在执行斯瑞尔公司工作任务的过程中发生上述交通事故。支万清持有准驾车型A2、有效期限2010年7月27日至2020年7月27日的机动车驾驶证。京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登记所有人是东方安通公司，该车登记使用性质货运，检验有效期至2018年5月，该车在太平洋财险北京分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含不计免赔率，其中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万元，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100万元，被保险人均为东方安通公司。蒙Ａ×××××重型仓栅式半挂车登记所有人是华东公司，该车登记使用性质货运，检验有效期至2018年5月。事发后，经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五大队委托法医检验，确定李某1系因颅脑及肢体损伤合并创伤性失血性休克死亡。2018年2月2日，李某1遗体在广州市番禺区殡仪馆火化。2018年3月9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五大队作出穗公交高五认字[2018]第440195201800002_0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确认上述交通事故事实，并认定蔺芳权驾驶机动车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文明驾驶，未与同车道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其过错行为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其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支万清驾驶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安全设施不全的机动车，其过错行为是导致此事故的次要原因，其承担事故次要责任；李某1无责任。李某1，男，生于1970年7月22日。李常益、冯学芝是李某1父亲、母亲。李某是李某1与其前妻徐某的婚生儿子。巫山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2日作出（2015）山法民初字第02597号民事调解书，确认李某1与徐某经该院主持调解达成的如下调解协议：李某1与徐某离婚，李某由李某1直接抚养，徐某不支付抚养费等。该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谭发侨、谭某是陈某与其前夫谭某1的婚生女儿。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作出（2011）惠阳法民一初字第2477号民事判决，判决准许陈某与谭某1离婚，谭某由陈某抚养，由谭某1在每月25日前支付谭某抚养费300元给陈某直至谭某年满18周岁止。该民事判决已于2012年6月30日发生法律效力。李某1与陈某于2016年10月17日在惠州市××区民政局登记结婚。原告提交李某1为户主的居民户口簿（2009年11月13日签发）记载，户别农村居民家庭户，住址重庆市××龙镇××号，常住人口包括李某1和李某。原告提交陈某为户主的居民户口簿（2018年4月17日签发）记载，户别居民户口家庭户，住址广东省××××永湖镇居委会X号（永湖社区），常住人口包括陈某、谭发侨、谭某，迁址记录记载陈某和谭发侨于2002年9月23日由重庆市巫峡镇X号迁来惠州、2012年2月15日由广东省××××永湖镇居委会X号迁来本址，谭某于2012年2月15日由广东省××××永湖镇居委会X号迁来本址。原告提交李常益为户主的居民户口簿（2013年11月27日签发）记载，户别城镇居民家庭户口，住址重庆市××龙镇××号，常住人口包括李常益和冯学芝，常住人口登记卡记载李常益和冯学芝职业均为无业，迁址记录记载李常益和冯学芝于2013年11月27日因派出所内移居由重庆市抱龙镇X号迁来本址。原告提交“巫山县抱龙镇X村民委员会”出具并有个人签名的家庭成员关系证明原件1份记载，李某1家庭成员包括李某、李常益、冯学芝和妹妹李某2，该证明由“巫山县抱龙镇人民政府”盖章确认情况属实并有个人签名确认。原告提交“巫山县抱龙镇X村民委员会”于2018年4月11日出具的《关于指定李常益、冯学芝为李某监护人的决定》原件1份，记载其辖区居民李某系未成年人，其生父李某1于2018年1月25日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其生母徐某长期不履行监护义务，对李某明显不利，李某的祖父李常益、祖母冯学芝与李某长期共同生活，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现指定李常益、冯学芝为李某监护人。原告提交徐某于2018年6月21日出具的声明书原件1份，记载徐某就本案提出以下声明：其与李某1于2000年6月12日结婚，于2001年8月2日生育儿子李某，后经重庆市巫山县人民法院调解，双方达成离婚调解协议，李某由李某1直接抚养，李某1不幸于2018年1月25日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因李某长期与其祖父母李常益、冯学芝共同生活，且其不具备抚养能力，由李常益、冯学芝担任监护人对李某更好，其同意由李常益、冯学芝担任李某监护人，代为向肇事车主追偿。原告提交陈某于2018年7月25日出具的声明书原件1份，记载陈某同意由李常益、冯学芝担任李某的监护人。李某1于2017年4月25日入职至上述交通事故发生时在斯瑞尔公司任押运员一职，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约定李某1的工作地点为“斯瑞尔公司涉及及相关工作场所”。斯瑞尔公司于2017年5月至2018年1月为李某1缴交工伤保险等社保费。上述交通事故发生于李某1执行押运途中。2018年1月31日，原告（李常益和冯学芝由李某2代为签名）与斯瑞尔公司就李某1的死亡赔偿事宜签订《工亡赔偿协议书》1份，该协议约定：1.鉴于斯瑞尔公司为李某1购买了社会工伤保险，丧葬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应由工伤保险基金赔付，按工伤保险规定丧葬补助金为32382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为672320元，合计704702元，斯瑞尔公司按上述金额先行垫付80%，余下20%待原告配合斯瑞尔公司交齐所有工伤认定、社保理赔所需的资料，在斯瑞尔公司收到社保赔款后三天内支付，工伤事实认定完毕，社保基金确认赔付的款项直接支付给斯瑞尔公司，此条的实际金额以社保局最后核准金额为准，如有差额，按多退少补（另注明：商业保险赔偿不在此范围）；2.鉴于供养亲属抚恤金由工伤保险基金按月支付给供养亲属，供养亲属抚恤金以社保局核定为准；3.原告在签订本协议收到上述第1、2项确认的赔偿款项后不得再就此事向斯瑞尔公司主张工伤范围内任何权利，否则原告应当向斯瑞尔公司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数额以总赔偿额的百分之三十为准。同年2月1日和同年2月2日，斯瑞尔公司按照《工亡赔偿协议书》约定向原告支付赔偿金563761.60元。同年2月24日，斯瑞尔公司就李某1因上述交通事故死亡向惠州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该局于同年4月24日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李某1的死亡事故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原告为证明李某1生前是城镇居民，且在城镇经常居住一年以上及李某1入职斯瑞尔公司之前的工作情况，提交以下证据：1.“惠州市××永湖镇社区居民委员会X居民小组”和“惠州市××区永湖社区居民委员会”于2018年4月12日出具的证明原件1份。记载李某1自2016年10月至2018年1月居住在惠州市××永湖镇X号；2.“巫山县抱龙镇X村民委员会”于2018年4月22日出具的户口性质查询说明原件1份。记载经查询户籍管理历史记录，李某1现户口性质为居民家庭户，2014年8月1日前户口性质为农业家庭户。“巫山县抱龙镇人民政府”于2018年4月22日在该说明上盖章确认属实，并有个人签名确认；3.李某1的惠州社会保障卡原件1张，记载发卡日期2017年9月19日；4.“惠州市××永湖镇梦佳工艺品厂”于2018年4月19日出具的工作收入证明原件1份。记载李某1原系该单位员工，李某1自2016年10月3日入职，至2017年3月29日离职，在职期间任发料部员工一直，在职期间平均月薪4000元；5.李某1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原件1张。记载从业资格类别危货押运员，发证机关惠州交通运输局，有效期至2023年4月10日。经质证，斯瑞尔公司对证据1、2、4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证据1没有相关证明人联系方式予核实该证据的真实性，证据2证明内容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村委员会无权出具，且没有出具证明人联系方式予核实该证据的真实性，证据4没有出具证明单位营业执照、合同、发放工资及购买社保记录佐证，证据3、5无异议。蔺芳权、人××市分公司、太平洋财险北京分公司同意斯瑞尔公司质证意见。原告提交某商务酒店收款单打印件1份，用于证明原告为处理李某1丧葬事宜前往事发地的部分住宿费用。该收款单于2018年3月19日打印，记载客人姓名“新客人”，金额400元，现金付款，入住时间2018年3月19日，预离时间2018年3月20日。经质证，斯瑞尔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没有相关付款人信息及支付信息。蔺芳权、人××市分公司、太平洋财险北京分公司同意斯瑞尔公司质证意见。原告提交火车票5张（2018年4月20日建始站至汉口站138元和汉口站至郑州东站245元，2018年2月28日建始站至宜昌东站52.50元和宜昌东站至郑州站98元，2018年4月17日宜昌东站至建始站52.50元，乘车人均为李某2）、2018年4月16日惠阳至保安机场的客运发票1张和乘客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1张（金额合计58元，乘车人李某2）、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2张（2018年4月10日郑州至深圳870元，2018年4月17日深圳至宜昌696元，乘客均为李某2），用于证明原告为处理李某1丧葬事宜前往事发地产生部分交通费2211元。经质证，斯瑞尔公司认为时间2018年4月的票据与本案无关。蔺芳权、人××市分公司、太平洋财险北京分公司同意斯瑞尔公司质证意见。蔺芳权与原告（李某2作为李常益、冯学芝、李某的代理人签名）就上述交通事故补偿事宜于2018年4月12日签订《刑事和解协议》1份，约定除法定的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款外，蔺芳权额外补偿10万元给原告作为刑事谅解款，原告对蔺芳权的行为表示谅解，不追究蔺芳权的刑事责任等。同日，蔺芳权支付了原告刑事谅解款10万元，原告向蔺芳权出具刑事谅解书，确认蔺芳权在法定赔偿款外补偿了10万元给原告作为刑事谅解款，原告对蔺芳权的行为表示谅解，请求司法部门不追究蔺芳权的刑事责任。本案庭审中，蔺芳权向本院确认上述10万元不抵扣原告事故损失。另，蔺芳权同意本案交强险和商业险的责任限额优先赔付给原告，不需要为其预留保险责任限额。斯瑞尔公司主张其另支付原告住宿费11833元、过路费245元、餐费8153元、李某1遗体辨认服务费100元和交通事故善后费5000元，提交相应费用报销单及报销凭证（住宿费发票、房费结账单、路桥费发票、餐费发票、遗体辨认服务费发票、收据）加以证明。其中，住宿费发票和房费结账单显示住宿费发生于2018年1月26日至同年1月29日，入住酒店位于广州市天河区；路桥费发票显示时间2018年2月2日。原告对证据无异议，确认斯瑞尔向原告支付了前述费用。太平洋财险北京分公司提交《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打印件，用于证明本案存在该条款第二十四条：“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6.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和第二十五条：“下列原因导致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三）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约定的保险免赔情形，主张不予承担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责任。前述免责条款约定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章下的“责任免除”节，并以黑色加粗字体标识。另，太平洋财险北京分公司提交投保单原件1份，用于证明其已向东方安通公司交付保险条款并对免责条款作明确说明。该投保单中投保人声明下方的投保人签章处加盖有东方安通公司公章，投保人声明内容可反映投保人已经收到了条款全文及投保告知书，保险人已就合同所涉及的所有免除其责任的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向投保人作出了通俗的、能够理解的解释和明确说明等。东方安通公司向本院提交京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和蒙Ａ×××××重型仓栅式半挂车的道路运输证、支万清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的复印件。其中，道路运输证记载有效期至2018年5月和2018年6月；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记载发证日期2014年12月15日，有效期至2020年12月15日，从业资格类别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经质证，太平洋财险北京分公司申请庭后自行核实上述道路运输证和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的原件，如限期内没有对前述证件向本院提出异议的话，视为其对证件无异议，确认前述证件事发时合法有效。太平洋财险北京分公司在本院指定期限内未就上述道路运输证和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向本院提出异议。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五大队处理上述交通事故过程中，交警于2018年1月25日对蔺芳权、支万清进行酒精测试，结果显示均无酒精。2018年1月26日，支万清向交警陈述称，其工作单位为东方安通公司，其2017年至今帮李政道开车，京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和蒙Ａ×××××重型仓栅式半挂车的实际使用人和支配人是其老板李政道，该两车是李政道向东方安通公司、华东公司租用的，其驾驶该两车行至事发路段时，突然其车后面尾部有很大的碰撞响声，其即往右取了方向，但其车被后面的一辆大货车碰撞将其车向前推行几十米后才停下，之后其下车看到是一辆装油的货车撞到其车尾部了，才知道发生事故。支万清向交警提交的京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单（电子保单）中打印的“明示告知”内容中未见具体保险条款内容。陈某于2018年1月26日陈述李某1家庭情况称，李常益和冯学芝务农，其待业，谭发侨在某公司工作，李某在重庆市户籍地读书，谭某在惠州户籍地读书，其与李某1婚后没有生育子女。蔺芳权于2018年1月26日陈述称，其驾车至事发路段时感到口渴，其就右手去拿驾驶位右侧的水杯并打开水盖喝水，喝了一口水后，其头往右侧低了一下正准备盖上水杯时，突然“砰”的一声，其车车头撞向了前方正在缓慢行驶的一辆半挂车，李某1被夹在副驾驶位上，当时路上车辆不多，视线比较暗，出事前有路面有点弯，没有路灯照明，前方半挂车车速大约在50-60km/h，其大约低头2秒钟，低头之前没有看到前方有车辆，其抬头发现前方半挂车时距离大约5米，其当时马上采取刹车，并往右打方向盘，其一直开启着近光灯。经技术检验，粤Ｌ×××××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的制动系合格、方向系合格、灯光系合格，事发时车速64.26km/h；粤Ｌ×××××重型罐式半挂车的制动系合格、灯光系合格、载重合格；京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的制动系合格、方向系合格、灯光系合格、反光标识不合格（经检验该牵引车未见贴有反光标识），由于无事故监控视频，缺少相关数据，资料不充分，无法科学、客观准确的计算出该车的车速；蒙Ａ×××××重型仓栅式半挂车的制动系合格、灯光系合格、反光标识不合格（该挂车后反光标识有污损，有残缺）、车身尺寸不合格（行驶证车身外廓尺寸显示13000mm×2500mm×3500mm，经检验测量车身尺寸为33.3m×2.85m×2.82m，超长）。本院认为，本案交通事故事实及责任，有交警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为证，双方当事人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认定蔺芳权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支万清承担事故次要责任，李某1无责任。关于原告主体资格。李某1在事故中死亡，本案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属侵权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李某1的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八条规定，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和其他近亲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受害人配偶、父母和子女列为原告，司法实务中，受害人死亡的，按照该条规定将受害人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即配偶、父母和子女列为原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该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本案中，陈某、李常益、冯学芝、李某分别为李某1的配偶、父、母、婚生儿子，其四人作为原告，诉讼主体适格。谭发侨于1992年5月19日出生，陈某与李某1于2016年10月17日登记结婚时谭发侨已经年满24周岁，且根据陈某向交警部门所作陈述可知谭发侨已经参加工作，故李某1与谭发侨之间的继父女关系仅为单纯的直系姻亲关系，并未形成扶养关系，谭发侨不属于上述子女范围，谭发侨并非本案适格原告。谭某于2005年4月16日出生，谭某在陈某与李某1登记结婚时年满11周岁，为未成年人，根据陈某与谭某1离婚纠纷的民事判决、谭某户籍登记、原告提交的李某1居住证明、李某1事前在斯瑞尔公司工作及陈某向交警部门陈述其待业和谭某在惠州读书等事实，可认定谭某随陈某与李某1共同生活，李某1在经济上、生活上对谭某给予了照料、教育、管教等，故本院认定李某1与谭某形成扶养关系，谭某属上述子女范围，谭某作为原告，诉讼主体适格。关于被告赔偿责任。就蔺芳权驾驶机动车一方而言，首先，蔺芳权、李某1是斯瑞尔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执行工作任务过程中发生事故，蔺芳权的侵权责任依法由斯瑞尔公司承担。斯瑞尔公司为李某1参加了工伤保险，李某1因事故死亡亦被认定为工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之规定，原告作为李某1近亲属，起诉请求斯瑞尔公司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应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事故发生后，原告与斯瑞尔公司已经就工伤赔偿事宜签订了《工亡赔偿协议书》，双方应按该协议履行，现原告起诉要求斯瑞尔公司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与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相悖，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在本案中对斯瑞尔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驳回；其次，平安财险惠阳支公司仅承保交强险，原告本案要求平安财险惠阳支公司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再者，李某1为车上乘客，属于人××市分公司承保的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的赔偿对象，但本案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本案仅审查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故本案不予调处。原告本案要求人××市分公司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本院不予支持。鉴于《工亡赔偿协议书》约定的赔偿款项不包括商业保险赔偿，原告可另行主张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赔偿责任。就支万清驾驶机动车一方而言，首先，蔺芳权同意交强险优先赔偿李某1死亡所造成的损失，太平洋财险北京分公司作为承保京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交强险的保险人，太平洋财险北京分公司应先在交强险各分项责任限额范围内不计过错赔偿李某1死亡所造成的合理损失。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四十三条：“挂车不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牵引车投保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由牵引车方和挂车方依照法律规定承担赔偿责任。”规定，太平洋财险北京分公司主张蒙Ａ×××××重型仓栅式半挂车所有人应承担交强险赔偿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其次，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的损失，应根据蔺芳权、支万清的过错分担，由支万清驾驶机动车一方承担30%赔偿责任。太平洋财险北京分公司作为承保京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人，太平洋财险北京分公司应在责任限额100万元范围内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先行承担前述30%赔偿责任。对于太平洋财险北京分公司提出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免赔主张，其一，东方安通公司提交的支万清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显示，支万清事发时持有在有效期内的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的从业资格证，与京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登记使用性质货运相符，太平洋财险北京分公司未在本院指定期限内就该证件真实性提出异议，应视为太平洋财险北京分公司确认该证件合法有效。退一步讲，即使前述从业资格证不真实，太平洋财险北京分公司主张的免责条款显示免责事由为“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该条款内容未明确约定驾驶人需具备的具体证件名称，属于约定不明，即使太平洋财险北京分公司已向东方安通公司交付了保险条款，在太平洋财险北京分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已向东方安通公司明确说明被保险机动车驾驶人应当具备道路货物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的情况下，太平洋财险北京分公司据支万清不具备该从业资格证主张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免赔，本院不予采纳。其二，对于太平洋财险北京分公司主张的“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免责事由，京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作为被保险机动车，经检验该车安全设施不全的情形为未见贴有反光标识，本案是追尾碰撞事故，事故碰撞部位是该车牵引的蒙Ａ×××××重型仓栅式半挂车尾部，且蔺芳权驾驶机动车经检验灯光系合格，该牵引车是否贴有反光标识与交通事故的发生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交通事故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故太平洋财险北京分公司据前述免责条款主张不予承担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再者，虽然京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的蒙Ａ×××××重型仓栅式半挂车经检验，该挂车后发光标识和车身尺寸不合格，但该挂车并非被保险机动车，即使基于二者连接使用可视为一体，但该挂车后反光标识不合格的情形为有污损、有残缺，可见该挂车后是贴有反光标识的，该挂车车身尺寸不合格的情形为超出行驶证记载车身尺寸，如上分析，本案是追尾碰撞事故，蔺芳权驾驶机动车经检验灯光系合格，而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蔺芳权事前喝水行为及未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故该挂车反光标识存在的缺陷及车身超长并不必然会导致事故的发生，更不能认定本案交通事故是由此导致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故太平洋财险北京分公司该免赔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因此，太平洋财险北京分公司本案应承担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责任。关于原告本案损失。根据双方诉辩意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本院认定原告本案损失项目和数额如下：1.交通费3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应赔偿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根据事故处理及李某1遗体火化时间等事实，原告提交的李某2于2018年4月产生的交通费，显然与办理丧事事宜无关，本院不予确认。但根据李某1亲属情况，事故发生地及李某1遗体火化地点均不在其亲属居住地，李某1亲属因办理丧葬事宜确有产生交通费必要，故综合本案案情，本院酌情支持原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3000元。2.住宿费11833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应赔偿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住宿费。根据事故处理及李某1遗体火化时间等事实，原告提交的2018年3月19日某商务酒店收款单显然与办理丧葬事宜无关，本院不予确认。对于斯瑞尔公司支付原告的住宿费11833元，根据住宿费发票和房费结账单显示的住宿时间和地点，可认定与办理丧葬事宜有关，数额亦在合理范围内，鉴于斯瑞尔公司明确要求原告退回该住宿费或在后续工伤赔偿款中予以扣减，故本院据此酌情支持原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住宿费11833元。3.误工费2643.07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应赔偿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误工损失。原告主张赔偿该部分误工费8000元，但未举证证明该误工损失确实发生，本院不予采纳。根据查明事实，李某1参与处理事故和办理丧葬事宜的亲属主要是陈某、谭发侨和李某2，陈某陈述谭发侨在某公司工作，可认定谭发侨有固定收入，谭发侨的误工费应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但原告未举证证明谭发侨因办理丧葬事宜实际产生误工损失，故本院不予支持谭发侨的误工费。对于陈某和李某2的误工费，根据其居住情况，本院酌情参照广东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2016年度年平均工资48236元计算其每人10天的误工费。因此，本院支持原告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损失2643.07元（48236元/年÷365天×10天×2）。原告该项诉请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4.丧葬费41433元（82866元/年÷2）。原告主张丧葬费参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的《广东省2017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本院所在地2016年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均工资82866元，计算六个月，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5.死亡赔偿金968285.75元。李某1死亡时年龄不足六十周岁，其死亡赔偿金应计算20年。对于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根据居民户口簿记载，李某1和李常益、冯学芝的户籍住址同××重庆市××龙镇××村，其三人户口性质应相同，其中2013年11月27日签发的李常益为户主的居民户口簿显示户别为城镇居民家庭户口，这与原告提交的户口性质查询说明相印证，可认定李某1户口性质为城镇居民家庭户口。同时，原告提交的李某1居住证明、工作收入证明等证据，与李某1、陈某于2016年10月17日在该居住地登记结婚及李某1自2017年4月25日入职住所在该居住地的斯瑞尔公司等事实，相互印证，足以证实李某1事发时已经连续在城镇地区居住和工作满一年以上。因此，原告主张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李某1死亡赔偿金，证据充分，本院予以采纳。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应依据受害人的情况而定，原告主张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本院予以采纳。事发时，李常益、冯学芝年龄分别届满75周岁、69周岁，远远超出我国目前法定男女性退休年龄60周岁、55周岁，结合李常益、冯学芝常住人口登记卡记载其职业无业的事实，在无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情况下，原告请求赔偿李常益、冯学芝被扶养人生活费，本院予以采纳。原告提交的家庭成员关系证明可反映李常益、冯学芝共有李某1和李某2两名子女，结合在签订相关赔偿协议时均由李某2代表李常益、冯学芝签名的事实，在无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情况下，本院采信该证明，认定李常益、冯学芝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人数为2人。如上分析，谭某是与李某1形成扶养关系的继女，谭某事发时未成年，原告请求赔偿谭某被扶养人生活费，本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根据陈某与谭某1的离婚判决，谭某1需支付谭某抚养费，故本院酌情确定谭某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人数为3人。李某事发时未成年，属于被扶养人范畴，原告主张李某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人数为2人，本院予以采纳。李某1死亡时，李常益、冯学芝、谭某、李某年龄分别为75周岁、69周岁、12岁零9个月、16岁零5个月，原告主张李常益、冯学芝、谭某、李某被扶养人生活费分别计算5年、10年、5年、1年，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纳。鉴于李常益、冯学芝、谭某、李某被扶养人生活费前五年的年赔偿总额累计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故前五年被扶养人生活费按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计算，冯学芝被扶养人生活费余下五年应据实计算。原告主张参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的《广东省2017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2016年本院所在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684.30元/年、人均消费性支出28613.30元/年分别计算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规定，扶养人生活费应计入死亡赔偿金。因此，本院支持原告死亡赔偿金968285.75元[37684.30元/年×20年+28613.30元/年×5年+28613.30元/年×（10年-5年）÷2]。6.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根据李某1死亡的损害结果、侵权人过错（李某1无过错）、本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及原告主张交强险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等因素，原告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合理，本院酌情支持。综上，本院确定原告上述第1至6项损失共计1127194.82元。该损失，先由太平洋财险北京分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万元范围内赔偿11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优先赔偿），余下1017194.82元（1127194.82元-11万元），再由太平洋财险北京分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100万元范围内赔偿30%即305158.45元（1017194.82元×30%）。因此，原告本案损失，由太平洋财险北京分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万元、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100万元范围内分别赔偿11万元、305158.45元。原告本案其余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驳回。平安财险惠阳支公司、东方安通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其诉讼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万元范围内赔偿原告陈某、谭某、李某、李常益、冯学芝11万元；二、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100万元范围内赔偿原告陈某、谭某、李某、李常益、冯学芝305158.45元；三、驳回原告陈某、谭某、李某、李常益、冯学芝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847元，减半收取计7924元，由原告陈某、谭某、李某、李常益、冯学芝共同负担5244元，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负担2680元（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直接向本院缴交）。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审判员  吴春燕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何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