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富裕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黑0227行初11号 原告：程长明，男，1947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退休工人，住黑龙江省富裕县。 委托代理人程喜娟（原告之女），女，1973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富裕县。 原告：宋焕春，女，1949年3月4日出生，汉族，无业，住黑龙江省富裕县。 委托代理人程喜娟（原告之女），女，1973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富裕县。 原告：程某1，女，1978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人寿保险公司职工，住黑龙江省富裕县富运北区。 委托代理人：周琦，辽宁万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红星，辽宁万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程博，男，2001年11月4日出生，汉族，学生，住黑龙江省富裕县富运北区。 法定代理人：程某1（程博之母），女，1978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人寿保险公司职工，住黑龙江省富裕县富运北区。 被告：黑龙江省富裕县公安局，所在地址黑龙江省富裕县党政办公中心西侧。 法定代表人：张学刚，局长。 行政负责人：袁俊伟，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姜永双，该单位法制科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宝雨，黑龙江广朋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魏巍，女，1978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保险公司职工，住黑龙江省富裕县。 第三人：马东升，男，1982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保险公司职工，住黑龙江省富裕县。 原告程长明、宋焕春、程某1、程博因要求确认被告黑龙江省富裕县公安局于2017年12月30日处理“程某2酒后到辣一手饭店不走”警情的行政行为违法及要求行政赔偿，于2018年5月2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5月31日立案后，于2018年6月4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应诉通知书。因第三人魏巍、马东升与案件处理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魏巍、马东升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由审判员李少堂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凯、牛彦秋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8月17日进行了证据交换，于2018年9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程长明及其委托代理人程喜娟，原告宋焕春委托代理人程喜娟，原告程某1及其委托代理人周琦、赵红星，原告程博法定代理人程某1，被告黑龙江省富裕县公安局行政负责人袁俊伟、委托代理人李宝雨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魏巍、马东升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黑龙江省富裕县公安局于2017年12月30日接到报警，警情为：有一醉酒男子在富裕县老广播局楼下辣一手饭店不走。被告单位110指挥中心指令其工作人员出警处理。被告处警人员作出了盘查、传唤、带离、保护性约束措施等处理警情行为。 原告程长明等四人诉称，2017年12月30日15时24分，程某2来到麻辣一手饭店，准备在这里等朋友用餐。在这期间程某2曾与服务员有短暂的交流，第一次服务员进屋点餐、第二次要了一支笔、第三次又点餐、第四次借用手机充电器，这些都是正常的交流行为，未曾与服务员发生口角及存在过激行为。16时09分，富裕县新华派出所副所长杨晓光带两名警察进入到程某2所在包房，没有表明身份及出示执法证件，也未了解情况的前提下，便对程某2说：“饭店不招待你，不欢迎你，你走吧。”程某2说：“你找我干嘛，我咋滴了，谁报的警，我是合法公民。”然后和警察交谈了大约二十分钟左右，这期间程某2语言条理清晰，情绪稳定，并未表现出醉酒状态。16时35分，王金辉（报警人）把已经接通的私人电话，通过一民警递给副所长杨晓光。杨晓光向电话的另一端介绍情况后，随即在程某2不知情的情况下，勒住程某2的脖子，拖拽、拖到执法车上。在车内，民警仍然继续勒脖子、按手等手段限制程某2的自由。16时42分，到达派出所后，在程某2意识清醒的情况下，被两名警察押进派出所，进入派出所后程某2就瘫坐在审讯室门口，喘着粗气，即使这样，仍被带进审讯室并捆在醒酒椅上。后来程某2的朋友魏巍打电话给程某2，民警将情况告知魏巍。17时12分左右，魏巍及程某2的朋友马东升来到派出所，打算接程某2回家，因程某2觉得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便对自己没有理由的被带到派出所表示不解，想要个说法，则被警察又一次放置在约束椅上。后来，要离开的时候，因为要在扣押清单上签字，这一行为又导致程某2情绪激动，其精神状态很不好，警察对其有拉扯行为。17时51分，程某2被直接锁在审讯椅上。18时20分左右，程某2的妻子和孩子，还有几个朋友来到派出所，准备接程某2回家，程某2突然提出心脏不舒服，并且用手捶打胸口。18时21分，程某2再次说胸口难受并大口喘气，在旁的民警对程某2没有理会。18时23分，程某2曾休克状态。此时，民警才急忙打开审讯椅，程某2顺势滑到在审讯椅下。儿子见状急忙拨打120电话。大家急忙抢救。18时25分，程某2恢复意识，痛苦，反复重复着“我没错、我没错”，又一次休克。18时37分到达县医院。18时53分，经县医院抢救无效，宣布死亡。经司法鉴定，程某2系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突发心肌梗塞死亡，情绪激动和剧烈运动等原因是对心肌梗塞有诱发作用。被告将程某2强行带离，并进行保护性约束行为系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五条规定“醉酒的人违法治安管理的，应当给予处罚。醉酒的人在醉酒的状态中，对本人有危险或者对他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公共安全有威胁的，应当对其采取保护性措施约束至酒醒。”而程某2并没有任何的违法行为。就被无端的押到派出所，强行约束醒酒、强制将其拷在审讯椅上。这都与程某2的死亡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在整个执法的过程中，警察都没有按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黑龙江省人民警察现场盘问检查规定》、《黑龙江省处警工作规范》等有关规定来处警。警察的粗暴执法也间接的成为程某2死亡的诱发因素。综上所述，警察无论是在执法过程中还是在强行约束酒醒过程当中，没有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存在粗暴执法，违规操作，警察在这次执法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对程某2的死亡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根据《国家赔偿法》及有关法律规定，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的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对程某2进行保护性约束的行为违法。2、判令被告支付程某2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费用合计1,984,599.94元（其中死亡赔偿金1,486,342.80元；丧葬费37,158.57元；被抚养人生活费，孩子及父母423,940.00元；误工费37,158.57元）;四名原告精神抚慰金合计500,000.00元（程某1200,000.00元，程博、程长明、宋焕春各100,000.00元），庭审时四原告精神抚慰金每人增加至200,000.00元，合计800,000.00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原告提交的证据如下：证据1、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复印件一份，证实程某2于2017年12月30日死亡。证据2、富裕县公安局铁东派出所证明一份，证实程长明、宋焕春系程某2的父母。证据3、程某1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复印件各一份，证实程某2生前与程某1系夫妻关系。证据4、北京公大弘正医学研究院司法鉴定中心公大司鉴（2018）病鉴字第00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复印件一份，证实鉴定意见：（1）、程某2系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突发心肌梗塞死亡；（2）、饮酒、剧烈运动和情绪激动，对心肌梗塞的急性发作有诱发作用。证据5、光碟一份，证实程某2到公安机关后，其所在的审讯室内的情况。证据6、赔偿的计算标准及法律依据一份，证明要求的赔偿标准。 被告黑龙江省富裕县公安局辩称，2017年12月30日下午，被告单位所属新华路派出所民警接到110指挥中心“富裕县广播剧楼下辣一手饭店内有一醉酒人不走，要求出警处理”的指令，正在处置其他警情的新华路派出所副所长杨晓光、张潇、马东明及时开警车赶到现场。办案民警来到程某2当时所在的包间内，经过与程某2交谈发现程某2确是处于醉酒状态。办案民警耐心的对其劝离，但程某2不予配合。此后程某2从包间来到大厅，以饭店不予接待为由寻找饭店工作人员予以纠缠，办案民警对其进行阻拦再次劝解其离开饭店，程某2仍拒不离开。在民警长时间劝离无效的情况下，考虑其处于醉酒状态中对他人的人身、财产具有威胁的原因，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五条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将其带至新华路派出所采取保护性措施进行约束。在将程某2带至派出所后，办案民警在程某2随身携带的手包内发现了程某2的身份证，通过警务综合平台进行信息查询并试图通过电话联系程某2的家属。此时，程某2的朋友魏巍给程某2打来电话，办案民警接通与魏巍的电话，向其介绍了程某2的情况，告知魏巍通知程某2的家属。而在此期间程某2还多次对办案民警进行辱骂。程某2的朋友马东升和魏巍来到派出所后劝程某2回家无效，程某2还出现挣脱约束抢夺摔打代为保管随身物品登记薄的行为，表现出暴力倾向。此后马东升的朋友刘春爽来到派出所劝解程某2回家，程某2依然不肯离开派出所。在程某2出现发病症状后，办案民警及时并全力的实施和组织救助，经现场急救后，出现晕倒现象的程某2恢复了知觉。120急救车赶到派出所后，程某2被送往富裕县人民医院。在整个办案过程中，办案民警对执法行为全程录像，通过录像能够证明一是程某2确是处于醉酒状态且举止失控，符合法定的采取保护性措施进行约束的条件；二是在整个执法过程中办案民警始终身着制服，执法过程全程录像，进行约束时办案民警全程看护，采取措施符合法定程序；三是办案民警对程某2的失控行为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凡是程某2所提出的合理要求均予以耐心解决，不存在所谓的粗暴执法现象；四是在程某2出现发病症状后，办案民警及时并全力的实施和组织救助。（辩论观点）五是通过办案录像能够证明，魏巍来到派出所后在劝程某2回家的过程中拍打程某2脸部的行为不能称之为殴打，因为殴打的认定条件首先是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恶意，而魏巍在劝程某2回家时拍打程某2脸部的行为时主观上是善意，其目的是为了劝解程某2回家，这种善意的劝解行为，不能被称之为殴打。对此不但有执法录像视频能够予以体现，而且执法卷宗中马东升的笔录能够证实。而当马东升、魏巍对程某2劝解无效时出现恼怒状态时，办案民警及时作出了提醒和制止，明确告知马东升、魏巍不得打程某2。综上，被告对程某2采取保护性措施进行约束行为，符合法定的适用条件及程序，并不存在违法情形。依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行政赔偿是以行政行为具有违法性为前提条件的，而被告在执法过程中并无违法行为，故被告不应予以赔偿，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第一组法律法规等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盘查规范》、《公安机关执法办案场所办案区使用管理规定》、《公安机关代为保管涉案人员随身财物若干规定》、《黑龙江省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盘问检查规定》、《黑龙江省公安机关处警工作规范》，证实黑龙江省富裕县公安局具备主体资格、公安机关对程某2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符合法律规定、办案民警处警合法。第二组证据：刑事侦查卷宗一册及录音录像光盘四张，证明一是程某2确是处于醉酒状态且举止失控，符合法定的采取保护性措施进行约束的条件；二是在整个执法过程中办案程序合法；三是办案民警不存在所谓的粗暴执法现象；四是在程某2出现发病症状后，办案民警及时并全力的实施和组织救助。第三组证据：接处警信息表、接处警登记表，证明办案民警是接到110指挥中心指令后处警的事实。第四组证据：呈请对程某2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报告书，证明对程某2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符合法律规定。第五组证据：北京公大弘正医学研究院司法鉴定中心公大司鉴（2018）病鉴字第00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复印件一份，鉴定意见：（1）、程某2系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突发心肌梗塞死亡；（2）、饮酒、剧烈运动和情绪激动，对心肌梗塞的急性发作有诱发作用。证明程某2死亡的原因及诱因。 第三人魏巍未到庭陈述及提交证据材料。 第三人马东升未到庭陈述及提交证据材料。 经庭审质证，当事人对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 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被告对原告的证据在证据交换时未发表质证观点，庭审时发表了辩论意见。第三人马东升对鉴定意见书没有异议，对赔偿的计算标准及法律依据在证据交换时未发表质证观点。 被告证据的质证意见：原告对被告的第二组证据中刑事侦查卷宗的质证意见如下：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负有举证责任，这本案件卷宗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这份证据中有证人证言证明程某2当时处于醉酒状态。醉酒状态并不是说用人的主观判断，应由确实的法律依据。针对证据一，不能证明程某2处于醉酒状态，根据鉴定报告，公安机关对程某2所作的酒精检测，程某2没有达到醉酒状态，不符合法定的采取保护性措施进行约束的条件。第二，根据卷宗体现，在整个过程中公安机关程序违法，主要体现四个方面，一是在处警过程中没有向被害人表明身份，没有履行行政告知义务，二是在将被害人带回派出所强制传讯过程中，在车上用手臂强行搂住被害人的颈部，致及呼吸困难，这种行为不属于法定的强制措施的一种，警察出警行为不规范，三是在回到派出所后，没有按照传唤的程序进行询问及取证，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对程某2采取保护性措施进行约束，违反法定程序，四是程某2出现发病症状后，民警没有依据规定采取相关措施，救护不力，以上四点证明公安机关具体行政行为存在过错的主要观点和理由，具体卷宗中有体现。原告对被告的第二组证据中光碟的质证意见如下：在光盘中，在出警过程中，在16时09分，程某2安静的坐在饭店的包房内，且警察到达饭店时，也说没喝多，说明程某2没有醉酒表现，不构成采取保护约束性措施条件，本视频有剪切行为，真实性存在异议；16时20分15秒处，有20秒的通话被剪切，马东明接电话；16时35分27秒处，有被剪切；16时36分43秒，在带离的过程中，并没有视频录到带离的情景，在这期间是否有暴力行为不可知；此视频直接表明了警察在出警过程中没有表明身份，属于程序性违法，也证明了程某2没有违法行为；在传唤之前，没有向程某2讲明此次传唤的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没有履行告知义务，属程序违法，有滥用职权行为。在派出所过程中，在实施保护性约束时，属于行为违法，法律上明确规定，对本人有危险或对他人有人身、财产或以公共安全有威胁的才可以采取保护性措施，且不得使用戒具，程某2没有以上行为，警察对程某2实行保护性约束应属于滥用职权。放入与本案无关人员进入办案区，也属于违法行为。警察并未有效制止其朋友带离对程某2的暴力行为，在传唤到派出所时，未尽到通知家属义务，其中警察说，我约束你，你喝酒喝多了，这种行为没有事实根据，并不是说喝酒喝多了，就应该采取保护性约束，这也是滥用职权的行为表现。在18时29分35秒，程某2发病时，警察将摄像头移开，没有照到具体场面，不知原因是什么；未到尽谨慎看管义务，根据《公安机关执行办案场办案区使用管理规定》第十八条规定，在程某2发病到送医院，间隔大概5分钟，警察未启动报警装置。在医院视频中，18时53分57秒到18时18时7秒，中间有5分种在其谈话涉及到有关派出所王所过程中，这有剪切行为。在出警过程中，应不只一个执法记录仪，警察只提供一份带有剪切的记录。原告对被告的第三组证据没有异议，填表人李晓亮是什么人，这个接处警信息表是否由出警人员填写。原告对被告的第四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此报告应事后形成，警察在16时09分到达现场，批复人黄国新并没有看到程某2的滋事行为及醉酒状态，属于盲目审批，属于滥用职权。该证据所陈述的内容是不真实的，一是程某2不存在滋事行为，二程某2不存在醉酒状态，三不存在拒不提供家属联系方面及家庭准确地址的事实，从这份报告中看出，程某2的身份证号码是确切的，说明派出所对程某2的个人信息是了解的，通过公安机关调取程某2的户籍信息及联系方式，公安机关有能力通知家属，此份报告中将没有通知家属的责任推诿到程某2身上是不客观的。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该报告书是事后形成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从马东升的表述中，可以看出程某2并无违法行为，警察有滥用职权之嫌。原告对被告的第五组证据没有异议，认为程某2不是醉酒状态，死亡与醉酒无关。第三人马东升对被告的第二组证据中刑事侦查卷马东升的调查笔录、光碟没有异议。第三人马东升对被告的第三组证据没有异议。第三人马东升对被告的第四组证据的质证观点如下：警察诱导我们，跟我说程某2喝酒闹事，你们赶快把他接走，如果不这么说，我们不会急于把他接走，我们也会问事实是怎么回事，在这期间，警察一直跟我说程某2喝醉酒，如果不这说，我们不会急于把他接走，不会产生身体摩擦。第三人马东升对被告的第五组证据没有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被告对对方提交的质证的证据证实的内容无异议的，本院予以确认；证明的目的应结合本案的事实、其他相关证据以及证据之间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等综合后予以认证。其他证据，效力问题应结合本案案情以及被告作出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事实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以及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程序是否合法、是否超越职权等方面来认定。 经审理查明，程长明与宋焕春系夫妻关系，程某2生前与程晓辉系夫妻关系，程博系程晓辉之子。程某2于2017年12月30日去世。 2017年12月30日下午，程某2酒后（案发后经鉴定，程某2心血中乙醇含量为154.0㎎/100ml）来到富裕县广播局楼下辣一手饭店，与饭店服务人员有短暂的交流，后该饭店工作人员报警。当日下午15时53分，被告单位所属新华路派出所接到110指挥中心“富裕县广播剧楼下辣一手饭店内有一醉酒人不走，要求出警处理”的指令，正在处置其他警情的新华路派出所副所长杨晓光及民警张潇、马东明于16时09分开警车赶到现场。办案民警来到程某2所在的辣一手饭店一包间内，在没有表明身份的情况下，与程某2进行交谈。民警劝程某2回家，程某2表示要知道谁报的警、不用警察送回家，称没有喝多，找其干啥。在包房内期间，程某2高声喊服务员几次（情绪激动），并称“我是合法公民，必须接待我”。在包房后期，程某2知道了处警的民警是新华路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表示要喝水（未果）。办案民警与程某2继续交流劝其离开，让其回家，但程某2不予配合。此后程某2从包间来到大厅，饭店工作人员表示对程某2不予接待。程某2以饭店不予接待为由寻找饭店工作人员，办案民警对其进行阻拦再次劝说其离开饭店，并告知程某2对饭店不接待的行为不服，可以到有关部门投诉；并告知程某2如其还不离开涉嫌寻衅滋事，但程某2仍拒不离开。民警继续劝程某2离开饭店。16时34分，民警马东明向副所长杨晓光说要不将其带回所里醒醒酒，接着民警上前欲带程某2，民警马东明对程某2说“别厮巴”，程某2说“我没喝多”、“停、停”。此时，副所长杨晓光从饭店工作人员手中接过手机，手机通话对方为教导员李万祥，杨晓光说“在这坐着，没干啥，来之后就是不走，…，我们把人领回去联系他家属领回。”李万祥要求杨晓光快点处理。而此时，程某2正和民警马东明解释，说“我来到饭店之后没有做违法的事，就是让服务员拿个手机充电器，所有的事要是我扰乱了治安秩序，你们可以抓我。”此时，杨晓光通话结束，在没有告知程某2欲将其传唤至新华路派出所、也没有告知欲对其进行保护性约束措施的情况下，而是以将程某2送回家为由，因程某2不配合，办案民警徒手控制程某2的双臂将其带至饭店外的执法车内，期间办案民警说“别厮巴”，程某2说“把我松开”、“我没厮巴”，并大声说“停、停”。16时37分，程某2被带出饭店。在警车内杨晓光采取了用手控制了程某2的手、张潇用胳膊控制了程某2的脖子等方式将其控制在警车内。民警马东明问怎么办，副所长杨晓光说带回新华路派出所。16时41分杨晓光等民警将程某2带至新华路派出所楼房外。16时43分，程某2被带入新华路派出所，在进入审讯室之前，程某2就瘫坐在审讯室门口，喘着粗气。后程某2被放置到约束椅上，带上约束带，约束程某2醒酒。16时46分，副所长杨晓光在程某2随身携带的手包内发现了程某2的身份证，通过警务综合平台进行信息查询。此时，程某2的朋友魏巍给程某2打来电话，副所长杨晓光接通与魏巍的电话，向其介绍了程某2的情况，告知魏巍通知程某2的家属。在此期间程某2多次对办案民警进行辱骂，情绪比较激动。17时12分，程某2的朋友马东升和魏巍来到派出所后进入办公区即约束程某2的审讯室，劝程某2回家无效。期间，第三人魏巍在劝程某2回家时多次用其手击打程某2胸部、用巴掌击打程某2面部，对程某2进行厮拽、推搡及辱骂（言语过激）；第三人马东升也用过激的语言刺激程某2，办案民警对上述二人的行为未进行制止。程某2在约束中抢夺摔打代为保管随身物品登记薄，情绪很激动。后程某2又被放置在约束椅上。17时39分，魏巍击打程某2时，副所长杨晓光进行了制止。17时51分，程某2被放置在审讯椅上，控制了双腿。17时55分，程某2上身外衣被民警脱下。18时03分，马东升的朋友刘春爽来到派出所劝解程某2回家，程某2依然不肯离开派出所。18时06分，第三人马东升进入审讯室对程某2劝说，言语过激，程某2用右手拳头击打审讯椅上的横板，情绪很激动，在场民警没有制止。18时18分，程某2用左拳击打自己左胸部，民警张潇问程某2这是什么原因。18时19分，程某2说心脏不舒服并还用左拳击打胸部，民警张潇问程某2用不用去医院，程某2还是说心难受。民警张潇又问用不用去医院，程某2称你们看着办。民警张潇对程某2说把你亲属叫进来吧。民警张潇出去喊人。18时20分，马东升进入审讯室，劝说程某2回家。在场民警对马东升说让程某2直系亲属过来。马东升说程某2媳妇、儿子马上到。程某2大口喘气说“我心难受（说了好几句）、我要去医院”。18时21分，程某2喊马东升称心难受（此时马东升正与程某2妻子程晓辉通话，让其和其儿子一起来派出所）。18时22分，程某2喊“马东升我受不了了”。在场民警对程某2称你觉得难受，让你朋友叫120、急救吧（马东升在场）。后马东升走出审讯室。在场民警问程某2“你有心脏病吗”，程某2大声喊“马东升我受不了了”，随后程某2昏倒在审讯椅上、休克。副所长杨晓光和民警及程某2的朋友及时并全力的对程某2实施和组织救助（用手掐人中穴、做心肺复苏），并告诉拨打120急救电话。经现场急救后，18时25分程某2恢复了知觉，程某2说“我没有错”。18时27分，程某2再次出现休克状态，杨晓光及程某2朋友再次对程某2进行救助。18时29分，程某2恢复知觉。后又昏迷。18时31分，120急救车到达派出所后，程某2被送往富裕县人民医院。18时39分，程某2被送到富裕县人民医院四楼住院处病房。18时43分，医院住院病房医生为程某2进行检查。之后，程某2在其儿子陪同下到病房内去卫生间。18时58分，程某2在卫生间内又出现症状。19时0分，在该病房内医生开始对程某2进行全力救治。19时26分，程某2经抢救无效死亡。 2018年1月31日，富裕县监察委员会委托北京公大弘正医学研究院司法鉴定中心对如下事项做司法鉴定：1、程某2的死亡原因；2、程某2的死亡与酒后被公安机关约束的关系。2018年3月14日，北京公大弘正医学研究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公大司鉴（2018）病鉴字第00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1、程某2面部、胸部、右臀及右小腿少量表皮剥脱，只限于表皮，损伤轻微，多为抢救时所形成的。解剖检验内脏未见外伤性改变，因此，可排除机械性损伤所致死亡。2、程某2颈部未见损伤，气管内无异物，尸体未见明显窒息现象，可排除机械性窒息死亡。3、程某2心血中检出乙醇，含量154.0㎎/100ml，未达致死量。4、尸检见心脏体积增大，心外膜下脂肪组织堆积。病理学检验：心肌可见裂隙，左冠状动脉降支管腔狭窄Ⅲ级，内膜增厚，可见胆固醇结晶、钙化，间质小血管增生；右冠状动脉、左旋支管腔狭窄Ⅱ级，内膜增厚，间质小血管增生，散在淋巴细胞浸润。左心室室间隔可见纤维瘢痕，周围间质炎性细胞浸润。左心室心肌细胞增粗肥大，部分心肌细胞可见断裂及嗜酸性增强，心机间质水肿，炎性细胞小灶性积聚，心肌血管淤血。诊断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心肌梗死。因此，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继发心肌梗塞是导致程某2死亡的原因。5、死者程某2在患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疾病基础上，饮酒、剧烈运动和情绪激动，对心肌梗塞的急性发作有诱发作用。鉴定意见：1、程某2系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突发心肌梗塞死亡；2、饮酒、剧烈运动和情绪激动，对心肌梗塞的急性发作有诱发作用。 本院认为：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等的规定，被告黑龙江省富裕县公安局是本案的适格主体。 本案四原告的诉求系确认被告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行为违法，根据行政法的特点及解决行政争议的目的，行政诉讼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审理和判决不受原告诉讼和理由的限制，不能单独针对原告的诉求进行处理，应纵观行政争议的完整性进行审理、裁判。因此，不能单单针对四原告要求的“确认被告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行为”这一请求进行审理和判决，故本案应对被告接警后的一系列处警行为进行审查。 原告主体资格问题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一款“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的规定，四原告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 二、关于处警民警身份及出示证件问题 被告单位所属新华路派出所民警接到110指挥中心指令后，及时赶到报警地点，即富裕县广播局楼下辣一手饭店，在该饭店工作人员的示意下，三名民警来到程某2所在的包间，没有在第一时间表明身份。被告辩称处警人员的行为符合《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盘查规范》的规定。本院认为，依照上述规定公安民警应当先表明身份，所以处警人员的行为不符合《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第六条、《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盘查规范》第四条及《黑龙江省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盘问检查规定》第五条的规定，程序上存在执法管理行为瑕疵情形。 三、关于传唤程序问题 对程某2劝离无效后，办案民警告知了程某2的行为涉嫌寻衅滋事。之后，民警马东明征求副所长杨晓光意见，要将程某2带回新华路派出所约束醒酒。在副所长杨晓光获得领导意见后，在没有告知传唤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的情况下，而是称送其回家，强行控制将程某2带离饭店、带至派出所。被告辩称，办案民警在执法过程中多次向程某2及其朋友告知对程某2采取的是保护性约束措施至酒醒的强制措施，原告所主张的办案民警未向程某2告知采取的强制措施事由的观点不成立。本院认为，在案涉场所办案民警要对程某2采取保护性措施约束，首先要做的是对其进行传唤及带离，所以办案民警在传唤、带离程某2之前应当明确告知程某2相关规定。虽然办案民警的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但根据现场情况及办案民警之间的交流，程某2对办案民警的传唤及带离行为应当知道（详见审理查明的叙述）。结合传唤程某2前，程某2已知办案民警的身份这一情节及根据现场情况及程某2的表现行为，办案民警对程某2传唤时虽然强行控制了程某2将其带至警车内，在车内继续控制程某2，但上述行为是为了将程某2带离饭店，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不属于暴力传唤，程序上存在行政告知行为瑕疵情形。 四、关于传唤程某2时通知家属问题 办案民警在辣一手饭店劝离程某2过程中，程某2身份是不明的，其未提供家属联系方式及家庭住址，故办案民警无法第一时间通知其家属。这一行为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 五、关于程某2物品管理问题 程某2被带至派出所后，办案民警决定对其采取保护性措施约 束时，将程某2随身物品登记代为管理的行为符合《公安机关代为保管涉案人员随身财物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第三人魏巍、马东升到达现场时，办案民警已告知代为领回。 六、关于程某2在公安机关办案区约束期间，第三人魏巍、 马东升进入办案区的行为问题 被告的刑事侦查卷宗的询问笔录及执法录像证实，程某2在 派出所约束醒酒时，第三人魏巍往程某2手机打电话，办案民警告知程某2的情况并告知魏巍通知程某2的家属。魏巍、马东升到达派出所后，在办案民警允许的情况下，魏巍、马东升进入程某2被约束的办公区。在劝程某2回家无效的情况下，第三人魏巍多次用手击打程某2胸部、用巴掌击打程某2面部；对程某2称“你死了得了。”等（言语过激）。第三人马东升大声用言语和程某2喊话，并称“就你这程某2孩子。”（言语过激）。依据鉴定意见书意见，魏巍、马东升的上述行为及长时间规劝行为与程某2“情绪激动”有因果程某2“情绪激动”有因果关系，但办案民警对上述二人的过激行为未予制止。且第三人魏巍、马东升长时间滞留办案区，自由出入约束程某2的审讯室，办案民警未予以有效制止或者带离。被告辩称“通过办案录像能够证明，魏巍来到派出所后在劝程某2回家的过程中拍打程某2脸部的行为不能称之为殴打，因为殴打的认定条件首先是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恶意，而魏巍在劝程某2回家时拍打程某2脸部的行为时主观上是善意，其目的是为了劝解程某2回家，这种善意的劝解行为，不能被称之为殴打。对此不但有执法录像视频能够予以体现，而且执法卷宗中马东升的笔录能够证实。而当马东升、魏巍对程某2劝解无效时出现恼怒状态时，办案民警及时作出了提醒和制止，明确告知马东升、魏巍不得打程某2”。本院认为，执法录像视频显示，被告工作人员对第三人魏巍的行为最初没有进行制止，直至对魏巍的最后一次行为才进行制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五条第二款“醉酒的人在醉酒的状态中，对本人有危险或者对他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公共安全有威胁的，应当对其采取保护性措施约束至酒醒。”的规定及立法精神、执法目的等，公安机关对醉酒的人应当进行约束，从相对性来说，对于被采取约束的醉酒人也必须保护其身体避免遭受他人非法的侵害，否则保护性措施约束就失去了意义。本案，程某2受约束期间遭到了第三人的侵害，公安机关对侵害行为未予制止，是不作为行为，故被告的保护性约束行为违法。 综上所述，被告黑龙江省富裕县公安局于2017年12月30日处理“程某2酒后到富裕县广播局辣一手饭店不走”警情的行政行为违法。 七、赔偿属性、范围问题、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责任划分、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 1、赔偿属性、范围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案是被告办案民警在处警时程某2强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时，出现了违法行为，适用于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本案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时所作出的行政行为，符合本条规定，属于行政赔偿。 2、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受害的公民死亡，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有权要求赔偿。”，四原告程某2强继承人，是本案的赔偿请求人。第七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处理警情的新华路民警系被告工作人员，故被告是赔偿义务机关。 3、责任划分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赔偿义务机关采取行政拘留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期间，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赔偿义务机关的行为与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的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提供证据。”本案鉴定机关出具了鉴定意见书，当事人对该意见书的鉴定结论均没有异议。经鉴定程某2程晓强系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突发心肌梗塞死亡；2、饮酒、剧烈运动和情绪激动，对心肌梗塞的急性发作有诱发作用。从以上可以程某2程晓强死亡的原因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突发心肌梗塞”，是其自身身体状况存在的根本因素，是导致死亡的原因。导致心脏病诱发的原因有“饮酒、剧烈运动和情绪激动”，而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中程某2程晓强心血中检出乙醇，含量154.0㎎/100ml，未达致死量。”虽然“饮酒”与被告工作人员无程某2程晓强自身原因，但“剧烈运动、情绪激程某2程晓强及本案执法人员均有关。主要分析如下：被告工作人员程某2程晓强后没有表明身份的行为虽然存在瑕疵程某2程晓强的死亡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被告工作人程某2程晓强传唤及带离时程某2程晓强没有尽到告知义务，但是出警民警单位领导知晓现场情况，且工作人员的出发点是在长程某2程晓强劝离无效的情况下，考虑其处于醉酒状态中对自身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具有威胁的原因，故依照相关规定将其带至新华路派出所采取保护性措施进行约束。带离时不可避免的出现鉴定意见中的“情绪激动、剧烈运动”。进入派出程某2程晓强瘫坐在审讯室门口，办案民警程某2程晓强身体状况进行询问或是检查（如送医院等），也没有形成应急预案。在办公区，办案民警对第三人魏巍、马东升二人的行为没有进行制止（在此不再累述）。综上，从办案民警采取询问、传唤、带离、保护性约束等措施的过程来看，时间比较长程某2程晓强身体本身基础原因、饮酒的因素、第三人魏巍与马东升的行为、民警执法行为等多种因素综合到一起，印证了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程某2程晓强的死因及诱发因素。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法定条件是违法行政行为对损害发生和结果产生一定作用，因被告在执法过程某2程晓强约束时没有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程某2程晓强的人身权利，行政行为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从上述程某2程晓强本身状况、第三人行为、本案案情以及被告工作人员不作为程某2程晓强死亡发生的作用、结合司法鉴定意见结论等，被告应负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即25％）程某2程晓强，第三人魏巍、马东升的责任认定及划分问题，应另行主张权利。 4、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第一款“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规定“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按照下列规定计算：(三)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前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生活费的发放标准，参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被扶养的人是未成年人的，生活费给付至十八周岁止；其他无劳动能力的人，生活费给付至死亡时止。”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条款，应当严格依法认定侵权行为是否‘致人精神损害’以及是否‘造成严重后果’。一般情形下，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应当综合考虑受害人人身自由、生命健康受到侵害的情况，精神受损情况，日常生活、工作学习、家庭关系、社会评价受到影响的情况，并考量社会伦理道德、日常生活经验等因素，依法认定侵权行为是否致人精神损害以及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因侵权行为而死亡、残疾（含精神残疾）或者所受伤害经有合法资质的机构鉴定为重伤或者诊断、鉴定为严重精神障碍的，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应当认定侵权行为致人精神损害并且造成严重后果。”第七条“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条款，决定采用“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方式的，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体数额：精神损害事实和严重后果的具体情况；侵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过错程度；侵权的手段、方式等具体情节；罪名、刑罚的轻重；纠错的环节及过程；赔偿请求人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平均生活水平；赔偿义务机关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其他应当考虑的因素。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体数额，还应当注意体现法律规定的‘抚慰’性质，原则上不超过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所确定的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五，最低不少于一千元。受害人对精神损害事实和严重后果的产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少或者不予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第九条“人民法院审理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涉及侵犯人身权的国家赔偿案件，以及人民法院办理涉及侵犯人身权的自赔案件，需要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条款的，参照本意见处理。”（1）、关于死亡赔偿金、丧葬费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74318元》程某2程晓强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即74,318.00元/年×20年=1,486,360.00元，丧葬费已包含在内，不再重复计算。（2）、关于误工费程某2程晓强是在被告执法当天死亡的，不存在误工费赔偿。（3）、关于生活费问题。被扶养人程长明、宋焕春二人已撤回申请，不在审理。被扶养人程博，因其未成年，其抚养人原为二人，因其父亲去世，现抚养人为一人，即程某1程海辉，为此其生活费应依照《黑龙江省2017年城镇城镇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19270元》规定为19,270.00元×2÷2=19,270.00元。（4）、精神损害抚慰金问题。四原告要求每人200,000.00元的精神抚慰金过高，应予酌减。 综上所述，关于原告程长明、宋焕春申请撤回诉求中关于被扶养人扶养费的请求，本院予以准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七十四第二款第（一）项，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六条第二款，第九条，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二款，第九十五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第七条，第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黑龙江省富裕县公安局于2017年12月30日处理“程晓强酒后到富裕县广播局辣一手饭店不走”警情的行政行为违法； 二、被告黑龙江省富裕县公安局赔偿四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合计人民币1,486,360.00元×25％=371,590.00元；赔偿原告程博生活费19,270.00元×25％=4,817.50元；赔偿四原告精神抚慰金50,000.00元，以上共计人民币426,407.50元。该赔偿款于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履行； 三、四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本案受理费50.00元，由被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少堂 人民陪审员  王 凯 人民陪审员  牛彦秋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宋 杨 本判决中引用的法律条文的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起诉讼，或者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 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第七十六条：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求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六条第二款：受害的公民死亡，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有权要求赔偿。 第九条：赔偿义务机关有本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 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 第三十二条第一款：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 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按照下列规定计算：(三)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第二款：前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生活费的发放标准，参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被扶养的人是未成年人的，生活费给付至十八周岁止；其他无劳动能力的人，生活费给付至死亡时止。 第三十五条：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七十九条第二款：第三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发生阻止案件审理的效果。 第九十五条：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诉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可能给原告造成损失，经释明，原告请求一并解决行政赔偿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就赔偿事项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一并判决。人民法院也可以告知其就赔偿事项另行提起诉讼。 第九十七条：原告或者第三人的损失系由其自身过错和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共同造成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各方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以及在损害发生和结果中作用力的大小，确定行政机关相应的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四条：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条款，应当严格依法认定侵权行为是否“致人精神损害”以及是否“造成严重后果”。一般情形下，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应当综合考虑受害人人身自由、生命健康受到侵害的情况，精神受损情况，日常生活、工作学习、家庭关系、社会评价受到影响的情况，并考量社会伦理道德、日常生活经验等因素，依法认定侵权行为是否致人精神损害以及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因侵权行为而死亡、残疾（含精神残疾）或者所受伤害经有合法资质的机构鉴定为重伤或者诊断、鉴定为严重精神障碍的，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应当认定侵权行为致人精神损害并且造成严重后果。 第七条：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条款，决定采用“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方式的，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体数额：精神损害事实和严重后果的具体情况；侵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过错程度；侵权的手段、方式等具体情节；罪名、刑罚的轻重；纠错的环节及过程；赔偿请求人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平均生活水平；赔偿义务机关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其他应当考虑的因素。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体数额，还应当注意体现法律规定的“抚慰”性质，原则上不超过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所确定的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五，最低不少于一千元。受害人对精神损害事实和严重后果的产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少或者不予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 第九条：人民法院审理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涉及侵犯人身权的国家赔偿案件，以及人民法院办理涉及侵犯人身权的自赔案件，需要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条款的，参照本意见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