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1502民撤4号原告：路林，男，1973年7月2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原告：苏东海，男，1964年3月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原告：张振虎，男，1974年2月22日出生，汉族，聊城市广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下岗职工，住山东省聊城市。上列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连全，聊城东昌法恒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聊城市广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南路99号。法定代表人：邢同召，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亚洲，河北浩博（魏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润怀，男，1947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京，山东万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路林、苏东海、张振虎与被告聊城市广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某公司）、王润怀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路林、苏东海、张振虎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连全，被告广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亚洲、王润怀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路林、苏东海、张振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鲁1502民初7310号民事判决；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原告是广某公司的股东，被告广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未召开股东会擅自将公司资产、房屋与被告王润怀达成《房产、资产转让合同》。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鲁1502民初7310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广某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房产、资产转让合同》，并协助原告王润怀办理房屋登记变更手续。原告已于2015年5月12日向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市中院）起诉被告广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一案，市中院于2016年6月7日作出（2015）聊商初字第65号民事判决，判决广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解散。2017年10月23日，广某公司在公司解散后未经清算擅自将公司房产、资产转让给被告王润怀，并向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起诉，该院于2017年12月12日作出（2017）鲁1502民初7310号民事判决，该判决现已生效。被告广某公司明知公司已解散，仍与被告王润怀签订《房产、资产转让合同》，并恶意向东昌府区人民法院起诉，该判决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法应予撤销。原告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诉讼，请依法支持原告的诉求。被告广某公司辩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根据该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必须符合主体、时间、程序、实体以下几个要件：一、从起诉主体上讲，原告苏东海、张振虎不是答辩人的股东。原告路林虽然是股东，但其既不是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也不是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故原告起诉主体不适格，应依法驳回其起诉。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只能是案争标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者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本案中，原告路林对涉案标的并不直接享有实体权利，故其不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至于原告是否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问题，参考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鲁民终636号民事裁定的法院认定内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最本质的特征是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此处的利害关系是指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非一般事实上、经济上、感情上的联系或者其他非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根据（2017）鲁1502民初7310号判决书的内容，该判决确认了广某公司与王润怀所签合同有效和协助过户的义务，此判决并未设定本案三原告的权利义务，且根据《公司法》的基本原理，公司与其股东之间财产是独立的，公司以其独立财产对外承担责任。一般情况下，公司的股东不因公司败诉而需对外承担返还或者赔偿等义务。因此，原告路林虽为广某公司股东，但并不需要承担该案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原告路林与判决书所确定的结果无任何法律关系。另一方面，股东对公司享有分红的权益，但公司与其股东之间，股东分红收益的法律关系是相互独立的，两者在经济利益方面虽存在牵连但是在法律关系上不存在牵连。（2017）鲁1502民初7310号判决的结果可能会影响原告路林作为公司股东的分红权益，但经济利益上的影响属于事实牵连，而非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牵连。所以原告路林亦不能成为本案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综上，原告既不是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也不是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故原告起诉主体不适格，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起诉。二、从起诉时间上讲，原告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2017）鲁1502民初7310号判决生效后6个月内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但原告的起诉明显超出了6个月除斥期间，因此法院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本案中，答辩人与王润怀之间的诉讼判决生效时间为2018年1月2日，而原告路林起诉答辩人的时间为2018年7月5日。可见原告的起诉时间已超过了6个月除斥期间，因此法院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三、从程序上讲，原告不符合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条件。因原告路林作为广某公司的股东，对广某公司转让资产事宜是知道的，鉴于原告路林在广某公司股东的特殊身份，其对王润怀起诉广某公司一案也是明知的。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四、从实体上讲，原告并没有证据证明（2017）鲁1502民初7310号判决内容错误。原告应当提交证据证明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该判决内容部分或全部错误。现该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正确，被告没有证据证明该判决内容错误。五、从实体上讲，原告必须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民诉法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三项设定了一个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即因判决错误导致损害第三人民事权益，而不是因损害第三人民事权益导致判决错误。本案中，原告没有因该判决错误，与其民事权益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据。六、参照沈徳咏主编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第三人撤销之诉中的“民事权益”，是指《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的生命权、健康权、股权、所有权等18项人身、财产权益，除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的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特殊债权外，对于普通债权不适用第三人撤销之诉保护。本案原告诉求的只是普通债权，不属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债权保护范围。故原告的诉求不应支持。七、原告诉称广某公司未召开股东会与王润怀达成《房产、资产转让合同》，与事实不符。广某公司在出售其财产前，已经全体2/3以上的股东签字同意出售后，又经董事会决议一致同意才作出的转让决定。出售时市中院作出的（2015）聊商初字第65号判决因路林等向山东省高院提起上诉而未生效，省高院于2017年11月29日作出的（2017）鲁民终57号判决于2018年2月份才生效（省高院公告该判决）。所以广某公司在法院生效判决解散公司之前处理其资产、房产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八、原告以答辩人未召开股东会决议，与被告王润怀签订《房产、资产转让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1、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告诉求的理由不符合上述法律的规定，故其主张《房产、资产转让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2、关于该点内容：参考公报案例，即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民提字第156号民事判决的法院认定内容“譬如股东会何时召开，以什么样的形式召开，何人能够代表股东表达真实的意志，均超出交易相对人的判断和控制能力范围，如以违反股东决议程序而判令合同无效，必将降低交易效率，同时也给公司动以违反股东决议主张合同无效的不诚信行为留下了制度缺口，最终危害交易安全，不仅有违商事行为的诚信规则，更有违公平正义。”综上，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王润怀辩称：一、经查询，原告苏东海、张振虎不是广某公司的股东，不具有诉权。二、（2017）鲁1502民初7310号案件的诉讼标的为聊房产权证柳字第××号、01××38号、01××39号房产及附属设施、变压器、院落、厕所、消防通道、鲁Ｐ×××××号轿车一辆等原属广某公司所有的全部资产，广某公司作为依法登记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对其所有的财产依法享有独立的处分权利，原告不是前述财产的权利人，对该诉讼标的不享有请求权。三、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据前述规定，原告提起诉讼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原告路林既未对其为何不申请参加（2017）鲁1502民初7310号案件的诉讼做出合理解释并提交证据，也没有证据证明该判决存在哪些错误之处，更没有证据证明因为判决错误导致其哪项民事权益受到了损害。四、广某公司转让资产时是否经过股东会决议是公司的内部事务，与答辩人无关，也无法决定广某公司与答辩人签订的《房产、资产转让合同》的效力。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原告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苏东海与张振虎是广某公司的隐名股东，提交被告广某公司加盖印章的公司股东花名册一份，证明二人是公司股东；提交苏东海的股权证（编号00049）复印件一份（原件于2017年春节前后在公司其本人办公室丢失，因无其他财物丢失，故未报案。路林情况同上。张振虎股权证原件在其本人手中，庭前不知被告以主体不适格为由抗辩，故未带至法庭，庭后可以提交—已提交）。之所以有花名册是因为丢失所以又重新制作该名册。2、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鲁民终57号判决书（质证原件提交复印件），证明苏东海是广某公司股东，该判决已生效，该案审理过程中提交了苏东海、路林股权证原件及花名册原件，该判决第17页第二行证明苏东海、路林与花名册记载一致。3、广某公司企业信息及公司章程，证明路林系该公司股东，在股东签名表登记人处有签名。4、（2017）鲁1502民初7310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是基于被告之间的恶意串通签订转让合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作出的，路林作为广某公司股东，广某公司没有召开股东会议，更没有通知路林参加诉讼。因此路林发现判决后公司擅自将重大资产出卖，侵害了其权利，根据公司法有关规定，路林起诉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5、二被告签订的《房产、资产转让合同》，该合同载明了将公司的房产证号为01××39号广某公司的全部资产二被告之间恶意串通签订了该转让合同，次日二被告向东昌府区人民法院进行诉讼，来确认合同效力并办理过户手续。一审法院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公司股东均不知情。二被告签订上述合同期间，市中院已经判决广某公司解散，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市中院判决，判决广某公司解散。二被告签订转让合同及向法院起诉，广某公司明知在已经判决公司解散的情况下擅自隐瞒事实，二被告恶意串通签订协议，严重侵害了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其他股东根据法律规定要求撤销该判决是有法律依据的。提交市中院（2015）聊商初字第65号判决书、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鲁民终57号判决书，证明二被告签订《房产、资产转让合同》期间该公司已经解散。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日期为2016年6月10日，二被告签订转让合同的时间为2017年10月23日，虽然该案已经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中级法院的判决。公司解散案涉及到资产转让内容，之所以说转让的价值低，是因为公司地处甲等一级地段，又是门脸房，还包括变压器、轿车一辆、厕所等，转让价格才0.4万元左右，同地段的住宅已卖到1万元以上；土地性质为划拨土地，转让价格低得离谱且没有经过招标程序。资产共计卖了1000多万元，但实际到公司账户500多万元，近一半未到帐。对上述省高院终审案件原告方已申诉至最高人民法院，并已受理。6、原告作了如下陈述：市中院判决日期为2016年6月10日，二被告签订转让合同的时间为2017年10月23日，广某公司与王润怀存在恶意串通。原告作为广某公司股东，其与被告之间的行为已经侵害到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且符合民诉法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的规定。被告之间签订合同、起诉，没有任何人通知本案三原告及其他股东，这不属于原告原因没有参加诉讼导致判决错误。被告恶意串通签订的转让合同导致错误判决。原告作为广某公司股东，其对公司的资产、财产具有合法的利益及权益，二被告擅自处分恶意串通损害了原告的权益。广某公司质证意见如下：对股东名册及股东证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原告提交的股东名册及股东证均为复印件，且记载时间是2001年，无法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同时股东花名册与现工商登记的股东名册不一致，应当以工商登记为准。省高院判决书第17页原告所称内容是原告在该案上诉期间的个人意见和上诉观点，但该判决在18页倒数第二行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均不予认定。对原告股东身份不予认定的内容记载在法院认定部分，而原告所称是广某公司股东的证据只是其上述观点，并非省高院院认定部分记载的内容。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企业登记信息可以证实只有路林系广某公司股东，其他原告并不是股东；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广某公司未经股东同意擅自转让资产。对证据4区法院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判决不能证明广某公司同王润怀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他人利益的行为，相反该判决现已经东昌府区人民法院立案执行，现正处于执行阶段。对《房产、资产转让合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证据不能证明二被告之间存在恶意串通，同时转让公司资产系公司独自享有的权利；关于价格问题，并不需要进行招投标，该协议的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对市中院及山东省高院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山东省高院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而市中院判决书最终判决广某公司于判决生效解散，广某公司转让资产与王润怀签订合同是在法院确定的解散日之前所做出的，不存在原告方所称的在广某公司解散后向王润怀转让资产的行为。广某公司对原告所做陈述异议如下：原告并非案件的当事人，并且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法院也没有因此而设定原告在该判决中承担任何的义务，因此依据法律程序不需要通知原告参加诉讼。原告路林与广某公司之间是持股和被持股的关系，其作为股东对公司转让资产的事宜是知情的，更何况广某公司有证据证明在转让资产之前已经征得持股比例占74%的股东同意后才做出的资产转让行为。原告称二被告存在恶意串通导致判决错误的观点不能成立，判决作出的依据应当包括事实依据和法律规定，东昌府区法院作出的判决依据的事实是二被告签订的转让合同，在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不能认定该判决是错误的。原告称判决结果损害其民事权益的观点同样不能成立。路林作为公司股东享有的仅是公司的分红权益，该权益也包括路林的财产与公司的财产是相互独立的，两者在经济上虽然有牵连，但在法律关系上并不存在牵连，因为公司承担责任并不影响股东的合法权益。王润怀质证意见如下：对股东花名册及苏东海股权证真实性均有异议，同时股东花名册显示形成时间为2001年7月18日，与原告当庭陈述的股权证丢失后制作股东花名册相矛盾。对省高院57号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能证实苏东海及张振虎是广某公司股东，因为判决书18页倒数第二行省高院对于原告方当时提交的证据均不予认定，因此无法证实苏东海的股东身份；该判决书中没有涉及张振虎的任何内容。同时该判决书能够证实王润怀与广某公司达成转让合同时广某公司尚未解散。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不能证实原告路林与7310号民事判决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对证据4东昌府区法院判决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证明目的及陈述有异议，原告主张7310号案件没有通知路林参加诉讼，因此应予撤销的主张不能成立，7310号案件是王润怀与广某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诉讼标的为广某公司的资产，公司资产独立于股东资产，因此即使原告是广某公司股东，股东对于公司的资产也没有独立请求权，因此原告路林不是民事所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7310号判决也没有对原告路林设定任何义务，原告路林也无需因7310号判决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原告路林不是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没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既然原告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第三人的主体情形，那么其与7310号案件案件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法院没有通知路林参加诉讼没有任何违法不当之处。对《房产、资产转让合同》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证明的目的及陈述有异议，王润怀作为该合同买受人方根据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向法院提起诉讼是正常行使权利的行为，原告在主张王润怀与广某公司恶意串通侵害其权益的同时，又主张王润怀与广某公司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但是原告自始至终未明确二被告之间是如何进行的恶意串通，侵犯了原告的哪项权利，掩盖的是什么目的，违反的是什么法律，关于这些基本事实原告既没有提出证据加以证实，又没有明确具体的法律依据。对市中院及省高院两份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证明目的及陈述有异议，两份判决能够证实王润怀与广某公司之间达成转让合同之时公司并未解散，王润怀不是公司解散之诉的当事人，在受让资产时不知晓公司涉诉的状况，两份判决不能证明王润怀与广某公司进行了恶意串通；原告主张省高院就低价转让资产事宜进行了审查不属实，该部分依然是当事人陈述，受诉法院并未进行最终认定。关于原告主张的转让价格低，未按合同约定付款等情形，与确定与原告是否是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人没有任何关联。王润怀对原告的陈述异议如下：7310号案件不需要通知原告到庭参加诉讼，审理程序合法，具体原因同之前质证意见。原告主张的二被告恶意串通导致判决出现错误不能成立，王润怀作为买受人一方主观上不存在任何恶意，在与广某公司达成转让合同时对广某公司的涉诉及解散诉讼状况不知情，否则也不会形成如此之大标的额的合同。因此王润怀作为买受人主观上是善意的，即使广某公司在转让时主观上存在恶意，王润怀作为买受人也并没有与其串通，因此不符合恶意串通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也不存在原告所述的恶意串通导致判决错误的情形。原告关于作为股东对公司财产享有权利的主张违反公司法的规定，该法规定公司财产完全独立，股东享有的是分红的权利，对公司财产的转让、处分或所有权均不享有法律上的权利，因此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最高院关于民诉法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被告广某公司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广某公司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个人身份证，证明广某公司基本信息及具有本案主体资格。2、广某公司28位股东签字的征求意见书28份，证明持股比例占广某公司74%的28位股东同意出售公司的房产，证实广某公司经过了法定程序将转让给王润怀的标的通过了公司法规定的持股比例在三分之二以上股东同意的管理性规定，程序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3、广某公司董事会决议一份，证明董事会经过占广某公司74%持股比例的28位股东同意后，又经董事邢同召、张某1、袁某1召开董事会，以董事会决议的方式作出决议，证实广某公司转让的标的物经过了全体股东三分之二以上及董事会的决议，转让程序不违法法律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4、市中院和山东省高院判决书各一份，证明广某公司于2017年10月23日出售涉案标的物时，市中院的判决并未生效，广某公司在解散前处理其名下的财产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同时省高院判决书第22页第二段法院认定部分已经认定广某公司解散的理由是公司陷于僵局，自2011年后就无法再召开股东大会，所以广某公司才以股东签字同意的方式争取了三分之二以上股东同意的情况下转让了公司资产；即使公司未通知路林，也不影响不违反公司法的程序性规定，只要三分之二以上股东同意即符合公司法规定的管理性规定。5、2018年5月14日东昌府区人民法院发出的传票、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各一份，证明7310号判决已经该院立案进入执行程序中。原告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认为应当由股东本人到庭说明签名真实性及是否其真实意思表示，征求意见书中并未显示处置公司全部资产价格，所以广某公司断章取义，自认经过多数股东同意，原告不予认可，应由各位股东到庭说明。证据3没有法定代表人邢同召的签字，况且该决议中被告认可全体股东180人，而工商局登记备案注册为40人，被告认可180名股东，显然本案原告均系股东之一，对被告所证明问题不予认可。对证据4两份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需要证明问题同在对原告提交证据3、4、5中的意见。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因本案已立案可以阻却执行。王润怀对广某公司提交的所有证据真实性及其证明目的均无异议，认为广某公司的内部管理控制程序不能约束交易相对方。庭审中，就本院问询是否认可股东180名，广某公司称需进一步核实，还称《征求股东意见书》上共有34名股东签字，此34人占出资比例的74%，之所以与《董事会决议》上“占全体（180名）股东的74%以上”有不同是因为表达不够准确，真正表达的本意是持股比例的74%，至于180名股东中包括谁及所占74%股权比例如何计算得出，庭后7日内以书面形式回复。庭后，广某公司未在限定期限内回复。王润怀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原告苏东海、张振虎不是广某公司股东，无权提起本案诉讼。公司目前仍然显示为“在营企业”，王润怀在受让资产时不可能知晓公司解散事宜。2、（2017）鲁1502民初7310号民事判决书及该判决生效法律文书证明，证明该案件诉讼标的为聊房产权证柳字第××、01××38、01××39号房产及附属设施、变压器、院落、厕所、消防通道、鲁PVQ号轿车一辆等原属广某公司所有的全部资产，原告不是前述资产的权利人，对该诉讼标的不享有独立请求权；该判决未确定原告承担义务，原告不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该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已经于2018年1月2日生效，不存在可撤销的情形。原告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称其已举证证明苏东海与张振虎是隐名股东，广某公司提交的董事会决议可以证明该公司是180名股东，并非企业信息公示的登记股东。本案二原告是隐名股东，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对证据2，因该判决已生效，原告才主张第三人撤销之诉，本案原告作为适格主体，该判决确认被告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有效，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原告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而主张权利。广某公司对证据1、2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庭审中，本院出示了《立案审批表》，广某公司明确表明不再坚持其第二条答辩意见。原告称最高人民法院已立案受理其申诉，案号为（2018）最高法民申3784号。另外原告补充陈述：广某公司不是控股企业，是2001年政策性改制企业，是180人出资的企业；合伙的资产不能随意买卖；就算不通过股东也要经过公开的价格进行招标，不符合程序。王润怀补充陈述：公司股东与广某公司之间关于行使股东权利的约定是公司的内部约定，不能约束公司以及股东之外的第三人，广某公司的内部决策效力是否有效或程序是否不当均不能导致公司对外的民事行为无效。广某公司还发表了如下辩论意见：根据本案庭审情况，原告并没有向法庭出示任何证据来证实二被告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因此原告的该诉称及陈述不能予以认定。原告路林并非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其作为广某公司股东仅有分红权，无权以第三人撤销之诉为案由向本院提起诉讼，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其起诉。广某公司对外转让资产是经过了占持股比例74%的股东表决通过的，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公司法中的内部管理规定，因此转让资产是合法有效的。对上述意见，原告认为：根据庭审情况，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是在市中院判决公司解散后签订，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系恶意串通行为，损害了其他股东的利益。二被告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后次日将协议起诉到东昌府区人民法院，由法院确认合同效力，履行合同办理过户手续，该行为显然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违反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结合被告提交的董事会决议，能够证明三原告均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广某公司股东，其作为原告来维护公司及自身权益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原告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被告广某公司称其资产经过占74%的持股比例人员同意这一说法不能成立，其人数未达到74%比例，也未看到被告举证证明所签字人员拥有74%的股权，所以广某公司认为通过了74%的持股比例人员同意不属实，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二被告恶意串通致使法院作出且已生效的7310号民事判决。广某公司辩论称：原告不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因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是对标的物享有所有权的一方，而本案中广某公司处置的财产并非登记在原告名下，而是公司自己的财产，显然原告不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原告是否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原告提交案例作为参考。王润怀补充辩论意见如下：原告主张王润怀存在与广某公司恶意串通掩盖非法目的事实不存在，不适用于合同法中合同无效的情形。经审核以上证据，结合原、被告质证意见及陈述，本院确认如下案件事实：刘某1、袁某2、李某1、白某、刘某2、贾某1、吕某、靳某、耿某、刘某3（以下简称刘某1等10人）以“自2010年11月新一届董事会换届选举后，广某公司未召开过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也未承揽任何工程，公司经营发生严重困难，董事仅剩两名，监事一人，公司靠集资及变卖资产维持，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为由，于2015年5月12日向市中院提起诉讼，要求解散广某公司。该院经审理认为广某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刘某1等10人作为持有14.155%股份的股东，其提出解散广某公司的诉讼请求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规定（二）》第一条之规定，从而于2016年6月7日以（2015）聊商初字第65号民事判决判令广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解散。该案第三人路林、张某1、苏某1、商洪霞、张某2、张某3、赵某、李某2等8人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山东省高院，该院受理后，于2017年11月29日作出（2017）鲁某终57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人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1年，广某公司就有关事务召开两次股东代表大会。之后，公司未召开过股东会或股东代表大会,公司日常事务由公司召开董事会和监事会决定。2014年5月后，袁某1不再参与公司董事会事务。……”予以认定，并对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提交、由广某公司财务提供的该公司收款收据两份、股东出资花名册和路林、苏东海出资证明书（原件）及备忘录一份等共三组证据均未予认定，该判决阐明不予认定的理由是：即使上述证据是真实的，因其均与本案公司是否应予解散的问题没有直接的关联性。王润怀于2017年10月2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广某公司继续履行双方于2017年10月23日签订的《房产、资产转让合同》并协助其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本院经审理于2017年12月12日作出（2017）鲁1502民初7310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广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上述合同，并协助原告办理房屋登记变更手续。该判决于2018年1月2日生效，并于2018年5月10日立案进入执行程序。2018年6月11日，三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该生效判决。广某公司成立于2001年8月8日，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2006万元，工商登记档案显示公司股东（发起人）历经变更，至2015年7月15日经核准登记为：杨武生（认缴出资额8万元，认缴出资比例0.399%）、贾某1（认缴出资额4万元，认缴出资比例0.199%）、靳某（认缴出资额4万元，认缴出资比例0.199%）、李某1（认缴出资额4万元，认缴出资比例0.199%）、王某1（认缴出资额54万元，认缴出资比例2.692%）、刁某（认缴出资额4万元，认缴出资比例0.199%）、刘某1（认缴出资额4万元，认缴出资比例0.199%）、石某（认缴出资额4万元，认缴出资比例0.199%）、吕某（认缴出资额4万元，认缴出资比例0.199%）、贾某2（认缴出资额4万元，认缴出资比例0.199%）、路林（认缴出资额4万元，认缴出资比例0.199%）、耿某（认缴出资额3万元，认缴出资比例0.15%）、常某（认缴出资额2.5万元，认缴出资比例0.125%）、孙某（认缴出资额100万元，认缴出资比例4.985%）、苏某2（认缴出资额50万元，认缴出资比例2.493%）、商洪霞（认缴出资额40万元,认缴出资比例1.994%）、李某3（认缴出资额50万元，认缴出资比例2.493%）、张某2（认缴出资额50万元,认缴出资比例2.493%）、赵某（认缴出资额50万元，认缴出资比例2.493%）、郭某（认缴出资额4.5万元，认缴出资比例0.224%）、邴宝忠（认缴出资额128.5万元，认缴出资比例6.406%）、刘某4（认缴出资额7万元,认缴出资比例0.349%）、张某3（认缴出资额7万元，认缴出资比例0.349%）、吴某（认缴出资额125.5万元，认缴出资比例6.256%）、于某（认缴出资额5万元,认缴出资比例0.249%）、丁某（认缴出资额5万元，认缴出资比例0.249%）、徐某（认缴出资额4.5万元，认缴出资比例0.224%）、刘某5（认缴出资额74.5万元,认缴出资比例3.714%）、苏某1（认缴出资额74.5万元，认缴出资比例3.714%）、王某2（认缴出资额4.5万元，认缴出资比例0.224%）、商玉庆（认缴出资额4万元，认缴出资比例0.199%）、张某1（认缴出资额204万元，认缴出资比例10.169%）、张来生（认缴出资额44万元,认缴出资比例7.26%）、邢同召（认缴出资额354万元，认缴出资比例17.647%）、袁某1（认缴出资额126万元,认缴出资比例6.281%）、周某（认缴出资24万元,认缴出资比例1.196%）、李某4（认缴出资额164万元，认缴出资比例8.175%）、白某（认缴出资额124万元，认缴出资比例6.181%）、刘某2（认缴出资额4万元，认缴出资比例0.199%）、李某2（认缴出资额74万元，认缴出资比例3.689%），共40人。广某公司提交的《征求股东意见书》包含在上述40人中共28人所占股权比例已超过80%。上述工商登记档案中《广某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载明“股东享有下列权利：1、按照公司章程或有关规定转让股份；2、出席或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为一票表决权；3、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4、按其出资比例分取红利；5、优先购买其他股东转让的出资；6、优先购买公司新增的注册资本；7、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股东上岗；8、其他权利。”、第十五条载明“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对下列事项作出决议，行使职权。1、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2、…；3、…；4、…；5、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6、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7、对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8、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作出决议；9、对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和清算等事项作出决议；10、修改公司章程。”、第十八条载明“股东大会决议时，每一股有一票表决权。”、第十九条载明“股东会应对所议事项做出决议，决议应由二分之一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但股东会对本章程第十五条第七款、第九款、第十款规定事项所作出的决议，应由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表决作出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字，会议记录作为公司的档案材料予以保存。”本院受理原告的诉讼保全申请，于2018年7月4日查封被告广某公司涉案房屋三套，原告为此支出保全费5000元。本院认为：本案系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的主张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侵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规定。首先，从起诉主体上看，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原告苏东海、张振虎是广某公司经工商登记予以确认的对外股东，其二人既不是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也不是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故作为原告起诉主体不适格，其起诉依法应予驳回。原告路林虽然是股东，但依照上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只能是对案争标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者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案中，原告路林对涉案标的并不直接享有实体权利，故其不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因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最本质的特征是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此处的利害关系是指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非一般事实上、经济上、感情上的联系或者其他非法律上的利害关系，（2017）鲁1502民初7310号判决确认了广某公司与王润怀所签合同有效和广某公司协助过户的义务，此判决并未设定本案三原告（即便苏东海、张振虎具有股东资格）的权利义务，且根据《公司法》的基本原理，公司与其股东之间财产是独立的，公司以其独立财产对外承担责任，一般情况下，公司的股东不因公司败诉而需对外承担返还或者赔偿等义务。因此，原告路林虽为广某公司股东，但并不需要承担该案判决所确定的义务，原告路林与判决所确定的结果无任何法律关系；另一方面，股东对公司享有分红的权益，但公司与其股东之间，股东分红收益的法律关系是相互独立的，两者在经济利益方面虽存在牵连但是在法律关系上不存在牵连，（2017）鲁1502民初7310号判决的结果可能会影响原告路林作为公司股东的分红权益，但经济利益上的影响属于事实牵连，而非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牵连。所以原告路林亦不能成为本案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鉴于上述，三原告既不是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也不是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故其作为原告起诉主体不适格，其起诉依法应予驳回。其次，从程序上看，原告不符合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条件，因路林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第三，从实体上看，原告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2017）鲁1502民初7310号判决内容部分或全部错误，该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正确，要求撤销该判决，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原告还必须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上述民诉法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三项设定了一个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即因判决错误导致损害第三人民事权益，而不是因损害第三人民事权益而导致判决错误。本案中，原告没有提交因（2017）鲁1502民初7310号判决错误而与其民事权益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据。第四、第三人撤销之诉中的“民事权益”，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包含的生命权、健康权、股权、所有权等18项人身、财产权益，除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的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海商法规定的船舶优先权和合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债权人的撤销权、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破产债权撤销权等法律规定的享有法定优先权、法定撤销权的债权外，对于普通债权不适用第三人撤销之诉保护。本案原告诉求的只是普通债权，不属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债权保护范围。故原告的诉求不应支持。第五、原告称广某公司未召开股东会与王润怀达成《房产、资产转让合同》，与事实不符，广某公司在出售其财产前，已经占股权比例2/3以上的股东签字同意出售后，又经董事会决议一致同意才作出的转让决定，出售时市中院作出的（2015）聊商初字第65号判决因路林等向山东省高院提起上诉而未生效，省高院于2017年11月29日作出的（2017）鲁民终57号判决于2018年2月份生效，所以广某公司在法院生效判决解散公司之前处理其资产、房产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第六、原告称广某公司未召开股东会决议，与被告王润怀签订《房产、资产转让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告诉求的理由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故其主张《房产、资产转让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再有，王润怀作为转让合同的相对人，并不知晓诸如股东会何时召开，以什么样的形式召开，何人能够代表股东表达真实意志等超出其判断和控制能力范围等情形，如以违反股东决议程序而判令合同无效，必将降低交易效率，最终危害交易安全。基于上述可见，原告的诉求不成立，应予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路林、苏东海、张振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路林、苏东海、张振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利群人民陪审员  张修华人民陪审员  王风兰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一日书 记 员  田 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