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4民终23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小林，男，1980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秀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应姜敏，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姚水奎，男，1958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秀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元、丁梦希，浙江天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倪建萍，女，1982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秀洲区。上诉人张小林、姚水奎因与被上诉人倪建萍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2017）浙0411民初36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小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张小林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倪建萍与姚水奎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商铺租赁权益属家庭共同财产，系认定事实错误，应属张小林与倪建萍夫妻共同所有。（一）1.倪建萍2016年与浙江华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协议》，将案涉5916商铺门市部租赁权转让给姚水奎。“转让”在民法中意指权利人将其所有的财产或者财产性权益交付给他人，协议中关于转让的表述足以证实该商铺租赁权原系张小林与倪建萍所有。2.自2005年后承租人一栏均由张小林填写，所留电话也是张小林的号码，印证商铺租赁权属于夫妻共有财产。出租方要求转让商铺必须当事人亲自到场办理手续，不允许倪建萍所称私自代签行为，且向商铺出租人支付的租赁费用均系张小林与倪建萍的夫妻共有财产。3.一审对商铺的经营使用情况认定过于草率。倪建萍的父母具有稳定工作且在缴纳社保，无暇顾及商铺经营管理，不存在倪建萍父母来商铺一起共同经营的情况。即使二人过来帮忙，也只是作为长辈在繁忙时节或家庭困难时期提供一定辅助帮助，张小林已给予其经济补贴。此种帮助属于短期、补充性的辅助，没有达到家庭共同经营的程度。（二）倪建萍与姚水奎恶意串通，以达到转移原张小林与倪建萍夫妻共同财产的目的。1.倪建萍2017年3月23日向张小林提起离婚诉讼，2017年3月29日即与姚水奎签订商铺转让协议，涉及金额巨大，系为达到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目的。倪建萍与姚水奎所称的“代签”事件持续长达十三年，时间跨度久，但倪建萍与姚水奎从不过问也从未提出异议，明显不符常理。2.2004年和2005年的协议经笔迹鉴定，结果是两处签字非张小林签写，但不能排除由倪建萍签写的可能性。事实上，只有本案所涉三人具有与商铺所有人签订协议的资格，一审庭审时姚水奎系委托倪建萍代办缴费和续签合同，故非姚水奎所签，也排除了张小林，故以上两处签字只能是倪建萍所签。且如倪建萍所称张小林存在隐瞒、伪造签订的情况，那么张小林直接落款自己的姓名比落款倪建萍的姓名更为符合张小林所追求的结果，可证实倪建萍与姚水奎为了达到转移财产目的而串通、编造事实。二、一审程序违法。本案于2017年8月29日由一审法院立案受理，一审法院于2018年4月26日裁定本案审理程序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然而本案最终于2018年8月20日判决，已经超过普通程序审理期限，但张小林并未收到一审法院关于延长审限的通知书。姚水奎辩称，一、案涉商铺2001年左右投入运营时系姚水奎租赁经营，当时张小林与倪建萍尚未结婚。按照洪合、濮院市场的惯例，初始承租人开始承租后，该租赁权就始终属于初始承租人所有。姚水奎的租赁协议在2004年10月30日到期时，应由姚水奎继续与市场签订下一年度的租赁协议，当时姚水奎委托倪建萍前往办理，倪建萍又委托张小林办理，但张小林利用委托人身份的便利，擅自将承租人名字改为倪建萍，并伪造倪建萍签名。张小林将该情况告知倪建萍，并要求倪建萍保密。后倪建萍发现张小林婚内出轨，才向姚水奎说明此事，并同意将承租人名字改回姚水奎。本案根本不存在张小林所称姚水奎与倪建萍恶意串通的情形，反而是张小林超越代理权限擅自篡改承租人姓名，应为无效。二、鉴定结论已经明确2004年协议签名不是倪建萍所签，2005年协议的签名不能确定为倪建萍的笔迹，张小林关于签名笔迹的上诉理由歪曲事实。三、姚水奎夫妻二人对案涉商铺不仅仅是帮忙，而是为了家庭和美，起早贪黑，全心全意投入商铺经营，帮助送货、运毛纱、送去染色，且利用了姚水奎农村宅基地上搭建的临时用房开展生产、仓储，门市部也是由姚水奎承租，系利用家庭场地设备开展的家庭共同经营，一审对此认定正确。张小林与倪建萍目前仍为夫妻关系，上述恶意侵犯姚水奎财产权益行为系二人作出，依法也应由二人共同承担责任，倪建萍迫于法律、道义压力，将违法所占租赁权益返还给姚水奎的行为合法有效，请求驳回张小林上诉请求。姚水奎上诉请求：1.对本案事实重新作出认定，确认案涉商铺租赁权系姚水奎个人所有，并据此驳回张小林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张小林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案涉商铺系姚水奎在张小林与倪建萍结婚之前出资承租，之后姚水奎一直认为承租权在其名下，直至发现张小林私下改变承租人姓名意图侵犯姚水奎财产权益的行为，故要求倪建萍将承租权返还。倪建萍在姚水奎的要求下将承租权交回，故案涉商铺承租权应属姚水奎个人所有。二、案涉商铺承租权具有较大经济价值，根据洪合羊毛衫市场的惯例，市场商铺由最初承租人承租后，即可享有长期租赁的权利（可以理解为永久续租权），并随着市场的发展而享有租金差额的收益权。这种收益权与初始承租人的身份紧密相连，并可以协商交易。姚水奎作为初始承租人，是案涉商铺租赁权的权利人，也从未将该权利转让，自始至终归属于姚水奎。一审将案涉房屋承租权确认为姚水奎与张小林及倪建萍共有的权利，侵犯了姚水奎的合法权益。张小林辩称，一、2016年倪建萍与浙江华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租赁协议》对转让关系非常明确，足以证明案涉商铺租赁权系张小林夫妻共同财产。以下事实需要提请法庭注意：案涉商铺价值300余万元，该无偿转让行为发生在张小林与倪建萍离婚诉讼期内。案涉商铺在13年前姚水奎承租过一次，之后每年重签的租赁协议有10多份，姚水奎从不过问。姚水奎强调惯例，但按照惯例，合同期满续租的需在期满前15天向出租方提出申请并办理营业用房预定手续，另行签订协议，且均应由变更前后的承租人双方亲自带身份证原件到场方可变更。综上倪建萍的转让行为系有预谋的恶意隐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二、根据法律规定，认定某一财产是否属于家庭共有财产，要根据财产所有权取得的法律事实来确定，不能以是否分家为依据，而应从家庭成员在家庭共同生活期间是否共同创造、共同所得来认定。姚水奎自己有稳定工作，其妻子也仅在下半年羊毛衫交易旺季、张小林忙不过来的时候偶尔过来帮忙，这种在特殊期间进行短暂、补充性的帮助属于辅助层面，不足以认定为共同生产经营。倪建萍辩称，张小林经济条件很差，入赘到家中，倪建萍父母待其如亲生儿子，为了家庭和睦发展，父母勤勤恳恳做羊毛衫小生意，稍有起色，略积余财。张小林却恩将仇报，婚内出轨，利用掌控家中财产的便利，将家中累积的资金转移一空，还意图侵吞家里置办的房产。经双方父母长辈规劝无果，倪建萍向父亲姚水奎坦白了张小林擅自篡改承租人姓名的事实，并将承租人改回姚水奎。现姚水奎身患重症且年事已高，因为张小林和倪建萍的自私造成了如今局面，倪建萍良心难安。恳请将本属于姚水奎夫妇的权益返还。张小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确认倪建萍与姚水奎签订的坐落于嘉兴市秀洲区商铺转让协议无效；2.要求姚水奎返还张小林商铺出租收益170000元及利息3410元（自2017年3月1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暂计至2017年8月28日，要求计算至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倪建萍与姚水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11月7日，姚水奎与出租方嘉兴市洪合羊毛衫市场第三交易区市场管理办公室签订租赁协议，取得了本案所涉的洪合羊毛衫市场第三交易区5916号（后称为洪合镇毛衫城三区5916号）商铺的承租经营权。并约定由姚水奎租赁本区羊毛衫经营用房1间，编号为5916号，租赁期间自2002年11月1日起至2004年10月31日止，租期为2年，期满如需续租，姚水奎须在期满15天前向出租方提出申请并办理营业用房预定手续，另签协议。后出租方又先后改为嘉兴市秀洲区联销置业有限公司、浙江华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倪建萍与姚水奎系父女关系。张小林与倪建萍于2003年5月13日登记结婚，张小林入赘到女方家。两代人未进行过分家。2017年3月23日，倪建萍向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提起要求与张小林离婚的诉讼，2018年6月19日，倪建萍撤回了起诉。2017年3月12日，姚水奎收取张菊妹转账支付的170000元。2013年、2014年、2015年涉及本案所涉商铺的租赁协议由张小林签署“倪建萍”之名与浙江华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所签订。2016年的租赁协议由倪建萍与浙江华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所签订。后又在租赁协议下方备注了“本人自愿将洪合镇羊毛衫城三区5916号门市部租赁权转让给姚水奎”，并签署了“转让人倪建萍”。自张小林与倪建萍结婚之后，该商铺主要由张小林与倪建萍经营，倪建萍之父母平时帮助包装和送货，直至2017年3月停止经营。此后，该商铺租赁给张菊妹经营。一审审理过程中，张小林申请对于2004年10月30日和2005年10月28日的租赁协议中“倪建萍”的签名是否是张小林所签或倪建萍所签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浙江法会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所于2018年3月30日作出浙法司[2017]文鉴字第436号文书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2004年10月30日和2005年10月28日两份租赁协议中“倪建萍”的签名字迹不能确定属倪建萍的书写笔迹；2004年10月30日和2005年10月28日两份租赁协议中“倪建萍”的签名字迹不是张小林的书写笔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商铺系姚水奎在张小林与倪建萍婚前出资承租，承租人为姚水奎。虽然婚后曾有张小林签署“倪建萍”之名与出租人签订租赁合同，也有倪建萍与出租人签订租赁合同，但在张小林与倪建萍婚后，倪建萍之父母一直帮助包装和送货，且张小林入赘到女方，张小林、倪建萍与倪建萍父母也未分家，故应属家庭共同经营。不管是倪建萍与出租人签订租赁合同还是由姚水奎与出租人签订租赁合同，或者如张小林所称的倪建萍将该商铺转让给姚水奎，该商铺的租赁权均属家庭共同财产，转租后的所得也属家庭共同财产。张小林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张小林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张小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68元，财产保全费1445元，合计5213元，由张小林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鉴定费11600元，由张小林负担。二审中，张小林提交了姚水奎历年参保信息复印件，证明姚水奎在其他公司有稳定工作并缴纳社保。姚水奎质证意见：证据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超出了举证期限，不再发表质证意见。倪建萍质证意见：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认证意见：证据在一审庭审前已经形成，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范畴；且系复印件，无法核实真实性，不予认定。姚水奎与倪建萍二审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04年涉案商铺租期到期时，姚水奎让倪建萍去办理续期手续。之后涉案商铺一直以“倪建萍”名义签订续租合同。上述更名并未征得姚水奎同意。本院认为，就案涉商铺的租赁经营权，张小林主张是其与倪建萍的夫妻共同财产，认为倪建萍和姚水奎侵害了其权益；姚水奎则主张是其个人财产，并非家庭共有财产。故本案争议解决的关键在于如何判断案涉商铺的租赁经营权的归属。本院注意到，案涉商铺的租赁经营权确实由姚水奎初始取得。虽然自2004年底起所签订的租赁协议均署名为倪建萍，且大多由张小林代办和交费，但并无证据证明姚水奎有转让给倪建萍夫妻的明确意思。张小林在一审时也承认“由于姚水奎在外赌博输了很多钱……我就和倪建萍商量，让倪建萍把名字改写到我们名下，后来就改写到了倪建萍的名下”，姚水奎对此并不知情。张小林婚后入赘到倪建萍家，与倪建萍父母共同生活，各方并未分家析产，张小林亦属该家庭的成员之一。张小林与倪建萍婚后，姚水奎将商铺交由其两人出面打理，事实上亦认可张小林与倪建萍参与共同经营。租赁期间姚水奎夫妻也进行了相应辅助性劳动，且商铺的生产经营活动也占用了部分家庭房屋等共同资源。目前案涉商铺的租赁经营权虽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但该价值有赖于商铺承租权的初期取得、长期的经营投入和市场自身发展等多种因素的复杂集合，包括在案当事人在内的家庭成员都有各自贡献。故一审根据商铺租赁权的取得、经营情况及案件实际综合分析，判断该商铺为家庭共同经营，认为该商铺租赁经营权及转租后所得均属家庭共同财产，符合客观事实，并无不当。张小林主张案涉商铺的租赁经营权是其与倪建萍的夫妻共同财产以及姚水奎主张是其个人财产，均系片面考虑自身利益，割裂了案涉商铺租赁、经营的历史事实。在家庭共同经营的模式下，案涉商铺的租赁协议由谁出面签订或代为签订，以至于在家庭成员间进行更名，并不影响其家庭共有的财产属性，对相应财产权益并未造成实质损害。因此，本院对双方主张均不予支持。综上，张小林、姚水奎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536元，由张小林、姚水奎各负担376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页无正文）审判长  金富祥审判员  毛 彦审判员  王世好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赵婉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