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州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桂7101行初19号 原告柳州市鱼峰区水南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东环路东一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450203C210995372。 负责人陶义，该村委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田旷，北京市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农圣杰，柳州市鱼峰区水南村村民委员会监委会主任。 被告柳州市国土资源局，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高新一路北一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50200007603306R。 法定代表人周龙，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葛翔，该局局政策法规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秦元，广西辩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广西互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屏山大道北四巷**5-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0MA5KBL1M8A。 法定代表人潘超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程兴华，广西广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广西协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雅儒路西4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0619352093T。 法定代表人周东钢，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韦冠弯，广西众维（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柳州市鱼峰区水南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水南村委会）诉被告柳州市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市国土局）、第三人广西互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互和房开公司）、第三人广西协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协和房开公司）土地行政合同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8年10月17日、2018年11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水南村委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被告与第三人互和房开公司签订的柳土出字2016031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下简称2016O31号出让合同）；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柳州市鱼峰水南村位于柳州市中心城区东部，占地1700多亩，是柳州市有名的城中村。柳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为推动全市城乡一体化建设，开展了水南村整体改造。为解决失地农民的安置及未来生活出路问题，市政府于2013年10月9日作出柳政函〔2013〕559号文以及柳州市鱼峰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鱼峰政府）于2014年7月24日作出的鱼政复〔2014〕85号文，将位于东环路东侧炮团路北侧118.35亩土地确认为原告三产用地。对该三产用地，政府在征求村民意见后，以文件形式承诺由水南村或者水南村选定开发商、以政府“零利润”优惠政策，公开挂牌出让方式供地和项目建设。2015年9月25日，原告与第三人协和房开公司签订《水南村炮团路1-5组三产用地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书》，约定双方共同组成有限责任公司实施项目。2016年5月11日，被告在没有告知原告的情况下，被告与第三人互和房开公司签订了2016O31号出让合同，将原告的三产用地出让给第三人互和房开公司，并引发了水南村村民与第三人械斗、群众上访等群体事件。原告去函要求被告停止办理土地证给第三人互和房开公司，2017年1月26日，被告对原告作出书面答复称，1.第三人互和房开公司没有递交不动产申请；2.原告与第三人协和房开公司签订《水南村炮团路1-5组三产用地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书》是否有效提请法院审理判定；3.2016O31号出让合同规定，该宗地的竞得人必须按照市政府批准的《柳州市鱼峰水南村整体改造实施方案》及水南村集体认可的安置方案实施。之后，原告向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提起以第三人协和房开公司为被告，第三人互和房开公司为第三人的民事诉讼，要求解除2015年9月25日与第三人协和房开公司签订的《水南村炮团路1-5组三产用地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书》。案经法院审理查明，原告与第三人协和房开公司在框架协议约定的项目地块已经被第三人互和房开公司竞拍获得，且第三人互和房开公司并不是双方在本案中约定成立的公司，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现原告要求解除与第三人协和房开公司于2015年9月25日签订的《水南村炮团路1-5组三产用地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书》，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原告于2018年4月9日向被告递交《申请书》，要求被告履行保护原告合法财产法定职责，依法解除与2016O31号出让合同，被告拒绝履行其职责。原告只能向法院提起诉讼。关于起诉期限的问题，原告认为，原告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被告与第三人互和房开公司签订的2016031号出让合同时，没有告知原告该出让合同的具体内容，被告的答辩意见也证实该事实。原告是在2018年1月24日在鱼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时取得2016031号出让合同。原告并于2018年4月9日向被告递交依法解除2016031号出让合同的申请书，请求被告履行保护原告土地合法权益职责，被告明确拒绝履行其法定职责。原告于2018年5月23日提起行政诉讼。第三人互和房开公司在鱼峰区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时并未向法院提交2016031号出让合同，有（2016）桂0203民初3620号《民事判决书》可证实第三人互和房开公司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被告虽然在2017年1月26日在《关于申请停办水南村三产用地土地使用权证的告知书》答复中，提到了2016031号出让合同。但该答复并没有附该合同，原告不知晓合同的具体内容，不知晓自己的权益是否受到侵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超过一年”、第六十五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但最长不得超过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起诉期限”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提起诉讼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从以上事实和法律分析，原告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为证明其提起诉讼未超过起诉期限，原告水南村委会向本院当庭提交以下证据：冯忠厚律师证明及其律师证、广西鱼峰律师事务所证明，（2017）桂02民终741号民事裁定书，（2017）桂0203民初3129号证据目录，（2017）桂0203民初3129号法庭审理笔录，共同证明：1.明确原告知晓2016031号出让合同具体内容的时间，冯中厚律师只是原告民事诉讼中的委托代理人不是行政案件的委托代理人，故委托代理人未授权对该合同发表意见，且因该合同与民事诉讼无关，在庭审中既未发表质证意见，也无法分辨证据的真伪；2.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未确定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仅仅是以违反诉讼程序发回一审法院审理；3.2017年9月27日才是第三人互和房开公司提交该合同的准确时间。 被告市国土局辩称，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了六个月的起诉期限，从原告的诉状可知，2017年1月26日原告要求被告停止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给第三人互和房开公司，又于2017年8月15日起诉至鱼峰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其与第三人协和房开公司的合作协议，从这两个时间点推测，原告当时知道且应当知道被告与第三人互和房开公司关于2016031号出让合同的签订，但原告在2018年5月23日才提起诉讼，显然超过了六个月的起诉期限。被告对原告所作的答复中已告知2016031号出让合同的存在，原告主张被告对其有告知义务，并无法律依据。由于原告不是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相对方，被告无义务告知原告，且对于涉案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情况被告已依法进行公示。综上，原告的诉讼超过起诉期限，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起诉。 第三人互和房开公司述称，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原告在2016年向鱼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向法院提交《成交确认书》作为证据，证明第三人互和房开公司参加竞拍并竞得土地。可得知原告对合同是知情的。第三人互和房开公司在民事诉讼一审期间也向法院提交了2016031号出让合同作为证据，但法院没有组织证据交换。二审法院在2017年4月19日庭审中记录了第三人互和房开公司提交该出让合同作为证据的事实，本案原告对该合同也进行了质证，也就是原告最迟在2017年4月19日明确知道合同内容，根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 为证明原告的诉讼已超过起诉期限，第三人互和房开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2017）桂02民终741号民事询问笔录，证明原告最迟在2017年4月19日就已经收到和知道2016031号出让合同的内容。 第三人协和房开公司提交书面材料述称，一、对第三人互和房开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实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二、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不同意证明目的。认为《证明》不是法定的证据形式，出具《证明》的人没有出庭作证的，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且从《证明》的内容也可以知晓，原告的代理人在2017年4月19日在法庭询问时就已经知道了2016031号出让合同的存在，并就该合同发表了质证意见。 经庭审质证，对第三人互和房开公司提供的证明原告的诉讼已超过起诉期限的证据，原告认为该证据不具备证据要求的合法性，且该证据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举证期限，且未说明正当的理由，不属于新证据。从举证主体责任来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是否超过法定期限应当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原告认为，第三人提供的证据不具备合法性。被告对该证据三性予以认可，但这不是被告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是原告超过起诉期限的证据，不适用原告所说的证据举证规则。第三人协和房开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该份证据证实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对原告提供的证明其提起诉讼未超过起诉期限的证据，被告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在2017年4月19日的民事庭审过程中第三人互和房开公司已将2016031号出让合同作为证据交换，从那时起应视为原告应当知道该出让合同的内容。原告提供的（2017）桂0203民初3129号证据目录和庭审笔录不能证明原告应当知道合同的时间，并以此提交时间认定其知晓土地出让合同时间明显不正确。第三人互和房开公司认为，冯中厚律师作为原告民事案件的律师，其一切行为后果是由原告承担，在2017年4月19日的庭审中对2016031号出让合同发表质证意见，视为原告已经知道该份合同。关于证据目录和庭审笔录是原告第二次收到2016031号出让合同的证据，不能以该时间作为原告收到或知晓合同的时间起点。第三人协和房开公司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不同意其证明目的。认为《证明》不是法定的证据形式，出具《证明》的人没有出庭作证的，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且从《证明》的内容也可以知晓原告的代理人在2017年4月19日在法庭询问时就已经知道了2016031号出让合同的存在，并就该合同发表了质证意见。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于第三人互和房开公司提供的证据及证明目的，该证据系第一次庭审后对起诉期限补充证据，本院对该证据的举证正当性予以认定。该证据可证明原告已在2017年4月19日知晓2016031号出让合同的内容。对于原告第二次庭审中当庭提供的证据及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双方均认可第三人互和房开公司在2017年4月19日民事诉讼庭审过程中将2016031号出让合同作为证据的事实，原告在民事诉讼中虽认为该合同与该案无关，但不能否认其时已知晓合同的内容。结合原告的陈述，可知在2017年1月26日原告向被告申请停止办理水南村三产用地土地使用权证时知道第三人互和房开公司取得涉案土地的使用权，第三人互和房开公司作为合同当事人，是持有2016031号出让合同的，第三人互和房开公司在2017年4月19日提供了2016031号出让合同作为证据，虽然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的裁判文书中未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判断，但原告亦未能证明第三人互和房开公司在2017年4月19日出示的合同与被告存档的合同不一致的情况下，本院认为，原告从2017年4月19日起知道2016031号出让合同的内容，故对原告的举证目的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关于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第四十六第一款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超过一年”的规定，原告从2017年4月19日已经知晓2016031号出让合同内容，即被告未向其告知起诉期限情况下，原告从知道行政行为的内容也已超过一年，故原告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关于原告提到的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最长起诉期限为20年的观点，本院认为，20年的起诉期限是行政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或者行政行为内容的情况下，其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期间。由于本案原告知道作出行政行为内容，其起诉期限的应从其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超过一年，即其应在2017年4月19日至2018年4月18日期间对被告提起诉讼，原告以此证明其未超过起诉期限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柳州市鱼峰区水南村村民委员会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退回原告柳州市鱼峰区水南村村民委员会。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赵      菲 审 判 员 易娈审判员胡兰兰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代书记员 陈   彦   霖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六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超过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