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皖1202行初229号原告华纺房地产开发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正义路甲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0015154w。法定代表人周增根，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苏海峰，北京肇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孙云霞，北京肇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阜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住所地阜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新阳大道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12000031597703。法定代表人贾光明，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邓琦，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李森，该局法律顾问。第三人倪士东，男，1970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委托代理人刘坤龙，安徽风采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安徽阜阳华纺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阜阳市颍东区河东办向阳路19号35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200574417171K。法定代表人蒋存基，该公司董事长。原告华纺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华纺公司）诉被告阜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阜阳市工商局）工商行政登记一案，于2018年9月1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同日立案后，于2018年9月14日向被告阜阳市工商局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案件处理结果与倪士东、安徽阜阳华纺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泰公司）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倪士东、和泰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1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华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孙云霞，被告阜阳市工商局的的委托代理人邓琦、李森，第三人倪士东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坤龙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和泰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8年6月14日，依据第三人倪士东的申请，被告阜阳市工商局对和泰公司的股权进行了变更登记。变更登记事项为：将和泰公司股东华纺公司的名下的出资比例20％中14.3333％变更登记在倪士东名下。原告华纺公司诉称：和泰公司原有股东分别为：华纺公司、案外人北京华纺和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城公司）、武汉利鑫达科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鑫达公司）、阜阳市天意房地产中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意公司），享有股权分别为：20％、23％、32％、25％。虽然倪士东以和泰公司为被告，以原告及其他案外人为第三人提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并最终通过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皖12民终374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其享有和泰公司14.3333％的股权，但是该判决并没有具体的给付内容，即没有明确倪士东享有的股权应从和泰公司的哪个股东名下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倪士东名下。同时，倪士东也就股权变更事宜向阜阳市颍东区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和泰公司对此提出异议，法院审查认为倪士东所主张的生效判决不具有可执行性，倪士东据此撤回了强制执行申请。被告直接根据倪士东个人陈述直接将原告股权中14.3333％的股权从原告名下变更登记至倪士东名下，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撤销。请求：1、依法撤销被告于2018年6月14日将14.3333％的股权由原告名下变更至第三人倪士东名下的变更登记；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华纺公司向本院提举的证据有:1.涉案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材料;证明被告于2018年6月14日仅凭倪士东个人申请将相应股权从原告名下变更至倪士东名下。2.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12民终3748号民事判决书；3、阜阳市颍东区人民法院（2015）东民二初字第00173号民事判决书；证据2、3证明判决仅确认倪士东享有和泰公司14.3333％的股权，没有具体给付内容，没有明确应从哪个股东名下变更登记至倪士东名下。4、强制执行申请书；5、执行异议书及邮寄凭证；6、撤回执行申请书；证据4-6证明倪士东曾就股权变更事宜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原告提出异议，倪士东撤回申请的情况。被告阜阳市工商局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变更登记符合相关规定，不应被撤销。依据国家工商总局《内资企业登记提交材料规范》规定，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划转股权的，应当提交人民法院的裁定书，无需提交股东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或者股权交割证明和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文件。倪士东提交颍东区人民法院及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颍东区人民法院函等申请材料，答辩人按照法定程序作出变更登记，完全符合上述规定，依法不应被撤销。二、被答辩人诉称的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驳回其诉讼请求。被答辩人诉称“生效判决不具有可执行性”与颍东区人民法院（2018）皖1203执371号函中认定的“判决发生效力，当事人可持判决书直接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无需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的内容相矛盾，该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驳回其诉讼请求。被告阜阳市工商局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条，证明阜阳市工商局的主体资格。2.倪士东的申请、身份证复印件、颍东区人民法院判决书、函、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证明被告作出的变更登记事实清楚，程序合法。3、国家工商总局《内资企业登记提交材料规范》，证明被告作出的变更登记适用法律正确。第三人倪士东述称：一、原告不是本案适格原告，无权提起行政诉讼；阜阳市工商局作出的案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合理，依法不应撤销。第三人倪士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倪士东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倪士东身份信息；2.和泰公司、华纺公司、和城公司、利鑫达公司、阜阳市源远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张辉、王成与倪士东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二审判决书，证明倪士东经生效判决确认了和泰公司的股东资格；3.王成与和泰公司股东资格确认一审、二审判决书，证明华纺公司、和城公司均为和泰公司的名义股东，张辉、袁会敏、王成、倪士东为和泰公司实际出资人，本案原告与案涉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不是本案适格原告。第三人和泰公司述称，被告依据倪士东提交的阜阳市颍东区人民法院（2015）东民二初字第00173号民事判决书、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12民终3748号民事判决书、阜阳市颍东区人民法院（2018）皖1203执371号函作出股东变更登记。以上判决确认倪士东享有和泰公司14.3333％的股权。但是该判决没有具体的给付内容，不具有可执行性。阜阳市颍东区人民法院向被告出具的（2018）皖1203执371号函违反法律规定。该函不是裁定书，也不是协助执行通知书，不具有强制执行力。而且也没有确认倪士东的股权应从原告名下划转。被告提交的《内资企业登记提交材料规范》规定，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划转股权的，应当提交人民法院的裁定书，然而，阜阳市颍东区人民法院出具的函明显不属于裁定书的范畴；前述生效判决书也没有明确股权划转的内容。综上，被告作出的变更登记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予以撤销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本院予以确认。被告阜阳市工商局和第三人倪士东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原告没有异议，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2017年9月7日，阜阳市颍东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东民二初字第00173号民事判决，倪士东享有和泰公司14.3333％的股权。和泰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19日作出（2017）皖12民终374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倪士东于2018年4月26日向阜阳市颍东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于2018年6月11日出具（2018）皖1203执371号函，认为上述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可持判决书直接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无需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倪士东撤回了强制执行申请。倪士东于2018年6月14日向阜阳工商局申请办理股权变更登记。阜阳市工商局将华纺公司名下的股权中变更登记在倪士东名下14.3333％。另查明：和泰公司2018年6月14日变更登记前的股东信息为：利鑫达公司32％；华纺公司20％；天意公司25％；和城公司23％。华纺公司、和城公司系和泰公司的名义股东。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公司登记机关。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变更登记事项，应当向原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被告阜阳市工商局具有对案涉行政行为的行政执法主体资格。被告作出将和泰公司股东华纺公司的名下股权中14.3333％变更登记在倪士东名下的变更登记行为，与华纺公司具有利害关系，华纺公司具有本案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依据国家工商总局《内资企业登记提交材料规范》规定，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划转股权的，应当提交人民法院的裁定书，无需提交股东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或者股权交割证明和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文件。本案倪士东提供的案涉生效裁判文书系确认之诉，并没有划转股权的判决内容；人民法院也没有作出划转案涉股权的民事裁定。被告依据倪士东提供的生效裁判文书和阜阳市颍东区法院出具的函于2018年6月14日作出将华纺公司的名下的股权14.3333％登记在倪士东名下的变更登记与倪士东提供的法院文书确定的倪士东享有和泰公司14.3333％的股权内容不一致。被告作出的案涉变更登记，缺乏事实依据，依法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阜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8年6月14日作出的将原告华纺房地产开发公司名下出资比例中14.3333％股权登记在倪士东名下的变更登记。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阜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曹 阳审 判 员  李黎东人民陪审员  赵会敏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许诗蕊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