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522民初4889号 原告：罗银芳，男，1957年3月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贵州省黔西县。 委托代理人：彭书榕，系贵州毕节经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余安明，男，1963年4月1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贵州省黔西县。 被告：张英华，女，1964年2月4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址同上。 被告：余奎，男，1985年8月23日出生，白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址同上。 三被告委托代理人：吕高，系黔西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委托权限为特别授权。 本院于2018年10月10日立案受理了原告罗银芳诉被余安明、张英华、余奎共有纠纷一案，依法由审判员刘韵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罗银芳及委托代理人彭书榕、被告余安明、张英华、余奎及其委托代理人吕高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罗银芳诉称：1970年，原告罗银芳母亲刘某某与继父余某某重新组成家庭，刘某某一方有儿子罗银芳，余某某一方有儿子余某3、余安明及女儿余某4、余某2、余某1。余某某、刘某某组成家庭后，于1971年在××乡××村××组建房居住，并于1978年将该房平均分配给罗银芳、余某3、余安明，言明老人在世时由老人居住，老人去世后由三兄弟平均占有该房产。后余某某与刘某某老人相继过世。因黔西县循环工业园区的建设，涉案房屋被拆迁，由于罗银芳及余某3子女无暇管理拆迁事宜，在房屋征收局工作的余安明安排其妻张英华与黔西县循环经济产业园区规划建设局及国土环保局签订《拆迁协议》，并选择240平方米的住房作为拆迁补偿，后因政府未能修建安置房，对该240平方米安置房转为货币补偿，张英华又将该240平方米的房屋转赠给儿子余奎，由余奎与黔西县房屋征收补偿局订立《房屋补偿协议》，余奎实得补偿款619813元。原告罗银芳经多次要求被告余安明一方将房屋拆迁补偿款按当年父辈的分配方式分配给相应的权利人，但余安明等拒不进分配，恶意占有，原告认为三被告的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决三被告返还罗银芳206604元。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 原告罗银芳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 1、原告罗银芳身份证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诉讼主体适格； 2、拆迁协议1份、拆迁实物补偿登记表1份、实物补偿登记计算纸1份、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协议1份、补偿明细表1份、赠与协议1份、某某社区证明1份、购房房票1份，用以证明：1、涉案房屋被拆迁，由张英华与园区规划建设局订立拆迁协议，选择240平方米安置房补偿；2、张英华将该安置补偿房转赠儿子余奎，由余奎与房屋征收补偿局订立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得款619813元。 3、杨某某、詹某某等六人出具的证实材料1份，用以证明诉称的三间老房已在余某某、刘某某在世时平均分割给余某3、罗银芳、余安明三兄弟。 被告余安明、张英华、余奎辩称：原告罗银芳起诉状所述内容与事实不符，诉讼请求无理，且已超出诉讼时效。原告罗银芳母亲刘某某在约1970年与被告余安明父亲余某某再婚，当时余某某有余某3、余安明二个儿子和余某4、余某2、余某1三个女儿共五个子女。刘某某与余某某再婚后余某3与余某4就异地独立生活，当时尚未成年的余安明、余某2、余某1及何明英（余某某母亲）、刘某某、余某某一起共同生活，余安明、余某2、余某1与刘某某形成继子女关系。刘某某、余某某结婚后在现××镇××村××组修建土木结构3间房一家人居住。被告余安明与被告张英华结婚后在父母（余某某、刘某某）修建的土木结构老房子旁不远处另行修建砖混和砖木结构房屋居住使用（拆迁协议编号017）。2010年2月被告余奎在现××镇××村××组××煤大道边修建砖混结构一层住房一栋共175.54平方米（拆迁协议编号011）。2011年黔西县循环工业园区建设征用被告家上述两处住房，以被告张英华为户主登记。征收时因余某某已死亡，刘某某年老行动不便，刘某某与余某某修建的土木结构的老房子就测量登记在张英华为户主的编号017《拆迁协议》内。该土木结构老房子实物测量为81.84平方米，补偿标准为每平方米460元，征收补偿款共37628元。被告张英华收到征收补偿款后，于2011年6月11日经并刘某某、三被告及原告罗银芳的儿子罗某等在场，一家人就被征收的土木结构81.84平方米老房子及院坝补偿分配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被告张英华付给刘某某老房子及土地征收补偿款共50000元现金作为刘某某所属部分的补偿，当天由原告罗银芳的儿子罗某代写收条，刘某某在收条上亲笔签字并捺印交给被告方。2017年，被告张英华将编号011拆迁协议更名赠送给被告余奎，后来余奎将补偿方式变更为现金补偿获得619813元补偿款。因此，原告诉称的240平方米安置房，选择货币安置所获得的619813元补偿款是被告方2010年2月修建的新房的征收补偿款。余某某、刘某某70年代修建的土木结构81.84平方米3间老房补偿款仅为37628元。一是3间老房没有作过分割；二是刘某某生前已获得老房全部补偿款37628元。因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罗银芳的诉讼请求。 为支持其抗辩主张，被告余安明、张英华、余奎在举证期限内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 一、书证 1、被告张英华、余安明、余奎身份证，用以证明三被告诉讼主体适格及身份信息； 2、017号拆迁协议一份，证明余某某、刘某某所建土木结构3间老房拆迁登记在张英华拆迁协议内，总面积81.84平方米，单价460元每平方米，征收补偿共37628元； 3、011号拆迁协议一份，证明原告诉争619813元拆迁款是被告2010年新建砖混结构房屋拆迁后的货币安置补偿； 4、刘某某收条一份，证明刘某某已收到老房拆迁及土地补偿费自己部分5万元； 5、记工单一份，证明011号拆迁协议所征收房屋基础被告于2010年发包给谢某施工，非诉争老房。 二、证人证言 证人谢某证实：我是做石工的，因我与被告张英华是亲戚，2010年，被告余安明将其位于××村××组的新房地基承包给我做，该房屋地基距离被告余安明家的老房子有五百米左右，新房地基的宽是17米，即牌面，长是12米6，形状记不清了，而被告余安明家的老房子外墙是三间土墙，两边伸出来，堂屋缩进去的，用老话说是吞堰窝（音）的样子。至于余安明父母有没有老房子我不知道。经我修建地基的新房在一年后被政府征占，现在修建成了一个垃圾池。我给被告余安明修建地基时还给他妹妹修建地基。 证人余某1证实：我与原告罗银芳、被告余安明是姊妹关系。涉案的老房子是三间土墙房，另外还有磨房及圈，该老房子是吞堰窝（音）的那种老式房屋，我们几兄妹都是从小在里面长大的。该老房子被政府征占时登记的是我嫂子张英华的名字，按每平方米400多元的单价共获得30000多元的拆迁补偿款，我哥、嫂即被告余安明、张英华一共给了我母亲50000元。我家与被告家都是在2010年请证人谢某修建地基，被告家的房子前面是四个门面，两头门面伸出来，像个凹字，面向寨子里面。 证人余某2证实：涉案的老房子是三间土墙房，盖的是水泥瓦，只有一层，上面有个阁楼，该老房子是吞堰窝形状，与被告余安明修建在旁边的砖混结构的房屋有一辆车通过的距离。被政府征占后我不知道获得多少的征收补偿款，但是我知道我母亲得了征收补偿款，被告余安明家拿了50000元给她。被告余奎新修建的房屋是四间房屋，两边伸出来，中间是个框架。具体是多宽我不清楚，没有修建有圈，老房子有圈有厕所。 经庭审举证质证，对于原告罗银芳提交的证据，三被告对第1组证据无异议；对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理由是该拆迁协议所征收的房屋不是原告罗银芳诉称的老房屋；对第3组三性均有异议，理由是证人必须出庭作证并核对证人身份。对于三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罗银芳对第1组书证无异议；对第2组书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三被告的证明目的，理由是老房是属于老人的单独财产，在拆迁时不可能与被告的房屋一起测量计算；对第3组书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理由是该拆迁协议所涉被拆房屋就是原告罗银芳诉称的老房；对第4组书证真实性有异议，并认为该证据已经在另一个继承案件中进行处理，本案的涉案房屋已被余某某、刘某某老人赠与给几兄弟，所以即便该收条是真实的，也不应当在本案中处理；对第5组书证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理由是该证据不能证明房屋就是发包给谢某施工的；对证人谢某的证言，原告罗银芳对证人给被告方修建房屋的事实不持异议，但对地基的大小有异议，且证人与张英华有亲戚关系；对证人余某1的证言，原告罗银芳有异议，理由是余某1与谢某的证言不一致；对证人余某2的证言，原告罗银芳有异议，理由是余某2与被告余安明是亲姊妹，且余某2的陈述与谢某的不一致。 经审查，对于原罗银芳提交的1组证据，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信；第2组证据，能与三被告提交的证据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对于第3组证据，其实质是证人证言，而证人必须出庭作证且接受原、被告双方的质询，但该组证据中的证人未出庭作证，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对于三被告提交的证据，第1、2、3组书证，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被告亦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故本院对此予以采信；对于第4、5组书证，能与证人谢某、余某2、余某1的证言相互印证，原告罗银芳有异议，但未提交相反的证据，本院对此予以采信。对于三位证人的证言，能与三被告提交的书证相互印证，证言之间也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的答辩意见及双方的举证质证情况，在征求当事人意见的基础上，将本案争议焦点归纳为：1、本案原告主张的权利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2、争议的拆迁协议011号所涉及的被拆迁房屋是否是原告所诉的三间老房屋？ 经审理查明：1970年，原告罗银芳的母亲刘某某与被告余安明的父亲余某某再婚，刘某某一方有儿子罗银芳，余某某一方有儿子余某3、余安明及女儿余某4、余某2、余某1。余某某、刘某某组成家庭后，于1971年在贵州省黔西县××街道××社区××组（××村××组）建房（以下简称老房屋）居住，该老房屋形状为凹字形，土木结构，有阁楼。被告余安明与张英华结婚后生育了儿子余奎，并在该老房屋旁不远处修建了砖混与砖木结构的房屋以供居住。之后余某某与刘某某老人于近年相继过世。2010年，三被告在贵州省黔西县××街道××社区××组××处修建了一栋砖混结构凹字形房屋（以下简称三被告的房屋）。因黔西县循环工业园区的建设，原告罗银芳诉称的老房屋与三被告的房屋均被拆迁。2011年4月30日，被告张英华作为乙方，与甲方黔西县循环经济产业园规划建设局、黔西县循环经济产业园国土环保局签订了017号《拆迁协议（集中安置）》，该拆迁协议所涉被拆迁房屋为三栋独立房屋，其中一栋为砖混加砖木结构住房，一栋为砖木结构圈舍和厕所，另一栋为土木结构的两层房屋，协议约定由甲方支付乙方92563.44元补偿款。2011年5月1日，被告张英华作为乙方，与甲方黔西县循环经济产业园规划建设局、黔西县循环经济产业园国土环保局签订了011号《拆迁协议（集中安置）》，该协议所涉被拆迁房屋为凹字形一层砖混结构房屋，协议约定乙方选择240平方米运煤大道安置房，并由乙方补给甲方23480元。上述两份协议所涉被拆迁房屋均位于贵州省黔西县××街道××社区××组（××村××组）。之后因政府未能修建安置房，被告张英华于2017年1月8日将011号拆迁协议的相应权利赠送给被告余奎，2017年12月21日，被告余奎与黔西县房屋征收补偿局签订了黔县棚改南部新区片区WF（2017）267号《黔西县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约定被告余奎自愿选择将该240平方米运煤大道安置房转为619813元货币补偿。原告罗银芳认为，被告余奎所得619813元系老房屋被征收后获得的补偿款，因其要求被告余安明一方分割该补偿款的三分之一被拒后，诉至本院请求判决支持其诉讼请求。 另查明，经本院询问后，余某4、余某2、余某1、余琳承诺放弃参与分割该补偿款的权利。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余某5、余某6自愿撤回对本案的起诉。 本院认为，根据原告罗银芳的诉讼请求，本案系共有纠纷，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的调整。对于焦点一，本案原告罗银芳主张的权利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三被告抗辩称原告罗银芳主张的权利已超出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之规定，2017年12月21日，被告余奎与黔西县房屋征收补偿局签订了黔县棚改南部新区片区WF（2017）267号《黔西县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在此之后，被告余奎才可能取得涉案补偿款，原告罗银芳主张的权利并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故本院对三被告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对于焦点二，争议的拆迁协议011号所涉及的被拆迁房屋是否是原告所诉的三间老房屋？根据本案三个证人的证言，结合原告的陈述及被告抗辩内容可知，虽然011号《拆迁协议（集中安置）》上记载的房屋结构平面图为凹字形，原告罗银芳诉称的老房屋与三被告的房屋均为凹字形，但原告罗银芳诉称的老房屋系带阁楼的土木结构房屋，与011号《拆迁协议（集中安置）》上载明的一层砖混结构房屋不相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原告罗银芳主张011号《拆迁协议（集中安置）》的被拆迁房屋为其父母修建的老房屋，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但原告罗银芳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主张，而被告余奎所获补偿款来源于该协议，所以本院无法认定原告罗银芳对该补偿款享有权利，故本院对原告罗银芳要求三被告支付其拆迁补偿款206604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罗银芳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874.5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罗银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附文档光盘），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提出上诉，则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员  刘韵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熊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