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川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桂0922民初2258号 原告：何进，男，1968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公务员，住广西贵港市港**。 被告：詹承捷，男，1961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南宁市兴宁区。 委托代理人：戴廷民，广西泰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湛维初，男，1982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兴业县。 第三人：罗显勇，男，1967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兴业县。 第三人：何军茂，男，1988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贵港市港**。 原告何进诉被告詹承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13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第一审简易程序公开进行审理。在审理过程中，被告詹承捷以本案合同主体湛维初、罗显勇，且本案的处理结果与湛维初、罗显勇、何军茂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为由，于2018年10月15日向本院申请追加湛维初、罗显勇、何军茂为本案的第三人。经审查，本院依法追加了湛维初、罗显勇、何军茂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于2018年11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进、被告詹承捷及其委托代理人戴廷民、第三人何军茂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湛维初、罗显勇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何进提出的诉讼请求：1、解除原告与被告于2017年3月8日签订的《林木销售合同》；2、2、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双倍返还合同定金人民币2400000元；3、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返还合同预付款人民币100000元；4、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林木销售应得收益损失人民币2040000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于2017年3月8日签订《林木销售合同》，约定：1、被告将其自有的位于广西陆川县温泉镇06、07年造林的白坭村的金坑队、洋史田队、大石塘队和东山村旺糯垌林班（造林面积约2835亩，以实际林界面积为准）的速丰桉林木卖给原告，由原告自行采伐销售；2、合同价款总价6270000元；3、签订合同时原告支付被告定金1200000元（双方确认：其中500000元定金已于2013年11月6日以其他方式支付）；4、被告协助原告办到林木采伐证。双方签订后，原告当天即支付剩余定金700000元，此款原告通过何军茂名下的农业银行账户转账给被告，被告于当日出具《收款收据》给原告。之后，原告于2017年7月12日又支付合同预付款100000元给被告，该款通过原告名下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转账给被告。原告支付合同定金及预付款后，积极做好履行合同的各项工作。但后来发现，被告擅自将涉案林木销售给他人采伐，导致原告无法履行涉案合同，给原告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被告的违约行为已构成根本性违约，应承担相应责任。为此，请求法院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詹承捷辩称，1、原告不是合同主体，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案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合同主体系湛维初、罗显勇和被告，在2013年11月16日湛维初、罗显勇和被告签订了《林木销售合同》，当时被告收取了湛维初、罗显勇交来的定金500000元，后因为各方面的原因，致使砍伐不能如期进行。到2017年2月2日，湛维初、罗显勇找来本案原告，委托原告办理砍伐手续并与被告协商原来合同的变更事宜，故原告与被告在2017年3月8日签订的《林木销售合同》实际上是原告接受第三人湛维初、罗显勇的委托而签订的，原告并不是合同主体，这在合同后面的备注中已经明确。2017年10月8日，被告与湛维初、罗显勇签订了《砍伐林木补充协议书》，明确了被告与湛维初、罗显勇之间的买卖关系，且湛维初、罗显勇声称原告与被告“在2017年3月8日签订的《林木销售合同》无效，如因该合同造成甲方（即被告）与何进产生纠纷的一切后果由乙方（即湛维初、罗显勇）负责，与甲方无关。”该《砍伐林木补充协议书》进一步表明了原告只是合同签订的委托代理人。最后，2017年8月18日，被告与湛维初、罗显勇签订了《解除协议书》，再次明确2017年3月8日签订的《林木销售合同》是湛维初、罗显勇委托原告签订的，而被告亦按《解除协议书》的约定退还了1300000元给湛维初、罗显勇。所以，原告明显不是合同主体，被告不知道也从来没有同意原告取代湛维初、罗显勇而成为新的合同主体，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原告与第三人2017年3月1日与湛维初、罗显勇、何军茂签订的《权益转让合同》是虚假的。该《权益转让合同》如何签订、何时签订，被告毫不知情，完全违背了被告的意愿，更没有得到被告的认可。故这种单方将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的行为是无效的；既然原告早就通过了转让取得了合同主体资格，为何还要在2017年3月8日签订的《林木销售合同》注明是受委托？所以该《权益转让合同》明显虚假，应是事后补充的。3、本案涉案的1300000元，没有证据表明系原告支付的，更没有证据表明是被告认可是原告为履行合同而支付的。对于2013年11月6日给付的500000元定金，很明显是湛维初、罗显勇之前支付的，没有证据表明被告知道或同意转为原告支付；对于2017年3月8日通过何军茂转账的700000元，当时被告是基于原告受湛维初、罗显勇全权委托的情况下才收的，故不论这700000元究竟是谁出的钱，被告只能认定该款是湛维初、罗显勇支付的；对于原告2017年7月12日转账的100000元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没有证据证明被告获得该100000元是在履行原告为合同主体的合同。且本案涉案的1300000元，被告已按照和湛维初、罗显勇签订的《解除协议书》全部退还，请求法院依法作出公正处理。 第三人何军茂陈述称，其与湛维初、罗显勇签订的合同是代何进签订的，被告和第三人湛维初、罗显勇都清楚此事。 第三人湛维初、罗显勇未作陈述。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案佐证。第三人湛维初、罗显勇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其已放弃举证和质证的权利。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被告对原告所举的证据1、9、11-14有异议，认为：证据1完全违背了被告的意愿，没有得到被告的认可，是虚假的，且单方将权利义务转让的行为也违背了合同法规定，损害了被告的利益，属无效合同；证据9没有原件进行核对，真实性不予确认，且罗显勇与周寿增之间的转账行为也与本案无关；证据11-13均与本案无关；证据14是原告自行制作的损失计算方法，不属于证据，且该计算方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系原告与第三人湛维初、罗显勇、何军茂2017年3月1日签订的《林木销售合同权益转让》合同，约定湛维初、罗显勇将其二人与詹承捷签订的《林木销售合同》的权益转让给原告，由原告补偿100000元给第三人湛维初、罗显勇，在协议签订之日起三个月内，原告付清本金及补偿金280000元给第三人湛维初、罗显勇。但该合同并无被告詹承捷的签字，也没有证据能够佐证该合同事后得到了被告的认可。根据该合同的约定，湛维初、罗显勇将《林木销售合同》的权利和义务概括转让给了原告何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因此，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是构成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的必要条件。在未征得合同相对人同意的情况下，合同的转让对合同相对人并不产生法律效力；相对人可以依照原合同向让以人主张权利，或履行义务，让以人不得拒绝。而受让合同权利义务的受让人因并未加入原合同关系，其要求合同相对人履行义务的，合同相对人有权拒绝。就本案而言，湛维初、罗显勇与原告何进签订的《林木销售合同权益转让》合同，并未取得被告詹承捷的同意，因此，对被告詹承捷并不产生法律效力，何进要求履行合同的，詹承捷有权拒绝。且合同约定在协议签订之日起三个月内，原告付清本金及补偿金280000元给第三人湛维初、罗显勇，而原告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其已履行了合同义务，故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对本案讼争事实不具证明力；但该合同有原告及第三人的签名，对其真实性可以确认，该合同与本案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可以作为认定本案案件事实的参考依据；证据9系第三人罗显勇分别于2017年10月16日、19日、24日向案外人周寿增转账的《广西农村信用社转账业务凭证》，与本案讼争事实不具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确认；证据11系陆川县林业行政部门核发的《森林采伐更新设计书》、证据12系《林木采伐设计审核表》、证据13系原告自行拍摄的林场内现场照片，对其真实性，可以确认，但上述证据只能证明涉案林木已经砍伐，在原告不能举证证明其已经取得涉案林木的采伐销售权的情况下，并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故对其证明力本院依法不予确认，但可以作为认定本案案件事实的参考依据；证据14系原告自行制作的涉案林木的销售可得利益的计算方法，但该计算方法没有任何依据予以佐证，也没有任何人员或单位的签名，从证据形式上亦不符合证据的基本形式，且原告对该计算方法也不予认可，故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均不予确认。 综合上述经本院依法确认的证据及庭审笔录，本院认定本案法律事实如下： 2013年11月6日，被告詹承捷与第三人湛维初、罗显勇签订了一份《林木销售合同》，约定：被告将自有的位于广西陆川县温泉镇06、07年造林的白坭村的金坑队、洋史田队、大石塘队和东山村旺糯垌林班（造林面积约2835亩）的速丰桉林木卖给湛维初、罗显勇，由湛维初、罗显勇自行采伐销售；被告实收价为6020000元人民币；付款办法为在签订合同时，湛维初、罗显勇先付500000元人民币给被告作为合同定金；待被告协助湛维初、罗显勇办到林木采伐证后，进场开工前，付给被告1520000元人民币；开工采伐林木到第40天时，付给被告2000000元人民币；采伐林木到60天时，付给被告2000000元人民币，此时视为整片林木款付清；如果50天内采伐林木到一半时也必须全部付清6020000元；如因水源林的原因有部分办不了证的则按亩数比例在最后一次付款里减除；林木采伐许可证由被告负责协助湛维初、罗显勇办理，其他运输的一切证件由湛维初、罗显勇负责办理，所有办证的一切费用由湛维初、罗显勇承担；砍伐生产、运输、销售由湛维初、罗显勇自行负责；被告负责伐区至县二级公路的伐区道路运输畅通无纠纷，如有纠纷由被告负责解决且承担所有的经济费用；采伐期限为进场开工起8个月内（如因林地出现纠纷延误天数则顺延），否则余下的归被告所有；采伐要求为树兜高度离地上侧不得超过8厘米，否则湛维初、罗显勇负责全部返工费用；湛维初、罗显勇负责组织安全生产、运输，一切安全责任全部由其二人负责，与被告无关；合同签订后双方不得违约，否则违约方将全额赔偿对方的经济损失。合同签订后，湛维初、罗显勇依约支付了定金500000元给被告。 2013年11月11日，湛维初（合同甲方）与何军茂（合同乙方）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本着投资收益、风险的原则达成意愿：一、2013年1月6日，（卖方）詹承捷……与（买方）湛维初……、罗显勇……签订的林木销售合同，何军茂属乙买方的股东之一，甲方占60%，乙方占40%，出资共担风险，共享收益。二、甲、乙双方共同按比例出资，但如因甲方经济困难，乙方应大力为持。超出乙方应出资部分的出资款，甲方须按3%月息计付给乙方。三、其他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四、付清投资款后，甲、乙双方按出资款比例收回资金。五、附林木销售合同。六、本合同一式三份，甲方执两份，乙方执一份。” 由于无法及时办理到林木采伐许可证件，案涉林木未能及时进行采伐。2017年2月2日，何军茂（合同乙方）与湛维初、罗显勇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约定：“甲方与乙方就原詹淳捷（注：合同原文如此）与湛维初……、罗显勇……签订陆川县温泉镇白泥塘金亨洞村（注：合同原文如此）桉木买卖合同合作达成如下一致协议：一、乙方与甲方就原詹淳捷与湛维初……、罗显勇……签订陆川县温泉镇白泥塘金亨洞村桉木买卖合同进行合作，原甲方付给詹淳捷合同定金人民币大写伍拾万元整（¥500000.00）属于乙方已经支出资金人民币大写叁拾万元整（¥300000.00）。二、甲方占原詹淳捷与湛维初……、罗显勇……签订陆川县温泉镇白泥塘金亨洞村桉木买卖合同股份60%，乙方占原詹淳捷与湛维初……、罗显勇……签订陆川县温泉镇白泥塘金亨洞村桉木买卖合同股份40%。三、甲、乙双方按股份共同投资、共同承担利益和损失。四、甲、乙双方必须共同遵守承诺，否则违约方支付给守约方的经济损失。五、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壹份。”合同签订后，当日，湛维初出具了一份《收条》给何军茂收执。《收条》载明：“今收到何军茂转账来叁拾万元（300000元）用于陆川县温泉镇白泥塘金洞村桉木购买合同桉资款（注：原文表述如此）。此据，收款人湛维初。” 2017年3月1日，湛维初、罗显勇作为甲方，何进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一份《林木销售合同权益转让》协议，约定：“本着平等互利原则，经双方友好协商，甲方将双方合伙项目以甲方名义与詹承捷签订《林木销售合同》的权益转让给乙方，为明确双方的责、权利，特签订本合同，以资互为遵守。一、甲方与詹承捷……于2013年11月6日签订《林木销售合同》，约定购买詹承捷位于的速丰桉林木。甲方已于2013年11月7日付定金50万元给詹承捷。二、后甲方因资金不足，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一致，乙方参与合伙该项目。2013年11月11日，乙方以何军茂……的名义与甲方湛维初签订了《合作协议》（当时罗显勇在广东打工没有签名）。乙方于2013年11月11日通过何军茂名下的银行账户转账30万元给甲方湛维初，后又于2013年12月3日又交付现金2万元给甲方湛维初，以上合计32万元作为合作资金。2017年2月2日，甲乙双方又签订《合作协议》，该协议是为了完善2013年11月11日的《合作协议》，甲方罗显勇补充签名确认，乙方仍以何军茂名义签订该协议。同日，甲方湛维初出具《收条》，确认收到乙方30万元的合作资金。三、现甲方愿意退出与詹承捷的林木销售合同份额，乙方愿意继受甲方的合伙份额，并由乙方以自己名义与詹承捷签订新的林木销售合同，取代甲方在2013年11月6日与詹承捷签订的《林木销售合同》中的合同主体。四、鉴于甲方已支付定金50万元给詹承捷，其中有甲方自己付的18万元，考虑到甲方资金投入时间较长及支付中介费用和其他费用，乙方愿意补偿10万元给甲方。本金及补偿金共28万元，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个月内，乙方付清给甲方。五、甲、乙双方必须共同遵守承诺，否则违约方支付守约方的经济损失。六、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执壹份，第三方何军茂执壹份。”原告何进、第三人湛维初、罗显勇、何军茂均在该合同上签了名。 因长时间未能办理到涉案林木的砍伐证，湛维初、罗显勇于2017年2月2日曾委托原告何进催促被告詹承捷及时协助办理采伐许可证。被告詹承捷提出要求增加合同价款，经协商,2017年3月8日，原告何进与被告詹承捷签订了一份《林木销售合同》，约定：“甲方（卖方）：詹承捷。乙方（买方）：何进。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双方友好协商，甲方将以下地点的林木卖给乙方，由乙方自行采伐与销售，为明确双方的责、权、利，特签订本合同，以资互为遵守。一、甲方将自有的位于广西陆川县温泉镇白泥村的金坑队、洋史田队、大石塘队和东山村旺糯垌林班（造林面积约2835亩以实际林界面积为准）的速丰桉林木卖给乙方，由乙方自行采伐销售。二、甲方将上述整片林地上的林木卖给乙方砍伐，实收价为陆佰贰拾柒万元（¥6270000.00元）人民币（乙方负责一切税费和中介费），付款办法：签订合同时，乙方先付壹佰贰拾万元（¥1200000.00）人民币给甲方作为合同定金（2013年11月6日已经付定金50万元）；待甲方协助乙方办到林木采伐证后，乙方进场开工前，乙方付给甲方壹佰伍拾万元（¥1500000.00）人民币；乙方进场15天时乙方付给甲方壹佰伍拾柒万元（¥1570000.00）人民币给甲方，乙方进场60天时，乙方付给甲方贰佰万元（¥2000000.00）人民币给甲方，此时已视为整片林木款付清。乙方每期应按时足额支付给甲方，否则，乙方每逾期一天按千分之一点五的违约金计算付给甲方。（付款到詹承捷账户为准：62×××05，建行南宁市园湖路支行，户名：詹承捷）（50天内如果采伐林木到一半时也必须全部付清陆佰贰拾柒万元）[或转到詹承捷农行南宁市衡阳路分理处：6228480831111011316]。三、林木采伐许可证由甲方负责协助乙方办理（因其中大石塘队等的采伐证办理的难度要分开办理）。采伐证方数由乙方定，其他运输的一切证件由乙方负责办理，所有办证的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砍伐生产、运输、销售由乙方自行负责。四、乙方应成片采伐并及时向甲方报告采伐进度，利于甲方安排工作。五、甲方负责协助疏通乙方在他人林地上的修路，乙方在甲方林地需要重新开的路，须征求甲方同意后由乙方自行施工，费用由乙方负责。六、甲方负责伐区至县二级公路的伐区道路运输畅通无纠纷如有纠纷由甲方负责解决且承担所有的经济费用。七、采伐，期限为：进场开工起8个月内（因林地出现纠纷延误天数则顺延），否则余下的归甲方所有。八、采伐要求：树兜高度离地上侧不得超过8厘米，否则乙方负责全部返工费用。乙方负责组织安全生产、运输，一切安全责任全部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九、双方责任：甲方协助乙方解决林地、林区路纠纷问题。乙方按合同规定时间付清本合同价款，按时采伐完毕，并将所有木材拉出林地，以利萌芽生长。乙方必须文明、安全施工，守法砍伐，不能砍伐超出合同范围内的木材，严防火灾、自然灾害及施工安全事故的发生，否则由此而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乙方负全责。十、合同签订后双方不得违约，否则违约方将全额赔偿对方的经济损失。十一、本合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原告何进与被告詹承捷均在合同上签字确认，并在合同后备注载明：“注：湛维初、罗显勇同意全权委托：何进与甲方詹承捷协商签订本合同，同时作废2013年11月6日合同。原来答应村民修桥由甲方负责，并于开始办证时开始动工”。合同签订当日，原告何进通过何军茂的农行账号转账了700000元给被告詹承捷，詹承捷出具了一份《收款收据》给原告何进收执。《收款收据》载明：“按2017年3月6日签订的林木销售合同，于2017年3月8日收到何进交来的人民币柒拾万元正（¥700000.00）（以何军茂卡号打进银行卡号为准）。此据。”同日，被告詹承捷出具了一份《委托书》给原告何进，委托原告何进办理涉案林木的有关砍伐手续，但原告何进未能及时办理到林木采伐许可等有关手续。2017年7月间，被告詹承捷向原告何进提出要求先支付100000元砍伐桉树的预付款，2017年7月12日，原告何进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向被告詹承捷转款100000元。 2017年10月8日，被告詹承捷与湛维初、罗显勇签订了一份《砍伐林木补充协议书》，约定：“甲方（詹承捷）与乙方（湛维初、罗显勇）于2013年11月6日签订了砍伐速丰桉林木合同，具体内容详见合同书原件。由于林地有部分林木属于公益林地，政策性不允许砍伐因素，致使双方签订的砍伐林木合同不能如期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一直拖延砍伐时间。为了催促甲方快点办理砍伐证，乙方曾在2017年2月2日委托何进到甲方催促抓紧办理砍伐证。为明确双方林木买卖关系，签订本补充协议：一、乙方在2017年2月2日出具的委托书，仅是委托何进到甲方催促办理砍伐证，并答应适当增加转让费，并没有委托何进办理其他业务。由于委托权限不明致使何进以获得乙方授权为名于2017年3月8日与甲方签订的《林木销售合同》，现乙方声明该2017年3月8日签订的《林木销售合同》属无效合同，如因该合同造成甲方与何进产生纠纷的一切后果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甲方也同意不再要乙方履行2017年3月8日与何进签订的《林木销售合同》。二、从何进账上向甲方支付的80万元林木转让款，是乙方委托何进支付，甲方认可收到的80万元林木转让款，系乙方支付，由乙方退付给何进。三、甲方与乙方于2013年11月6日双方签订的速生桉林木砍伐合同，具体的总款项更改为总款657万元，具体付款办法按2017年9月14日甲方与乙方签订的付款办法进行。以上协议一式三份，甲方执一份，乙方执二份，均具同等效力。”10月10日，詹承捷与湛维初、罗显勇、何进等人就涉案林木的砍伐问题进行了面谈，但未取得一致意见。后双方约定，由湛维初、罗显勇、何进在3天内内部协调好并开始砍伐，否则，詹承捷有权解除合同另作处理。同月18日，詹承捷、湛维初、罗显勇又签订了《解除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于2013年11月6日签订《林木销售合同》，合同签订后，由于甲方林地有部分林木属于公益林地，存在政策不允许砍伐的因素，导致双方签订的砍伐林木合同不能如期进行。现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如下协议：一、双方于2017年10月10日商定要求乙方三天内内部协调好如何开展砍伐，否则，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另作处理。现期限届满，双方一致同意解除甲、乙双方于2013年11月6日签订的《林木销售合同》及2017年2月2日乙方委托何进在2017年3月8日与甲方签订的《林木销售合同》。二、甲方已经收取的130万元林木转让款（含罗显勇支付的50万元和乙方委托何进名支付的80万元），由甲方在2017年10月31日前退还给乙方。乙方收款的账户为：开户行：广西农村信用社江岸分社，户名：罗显勇，账号：62×××14。自130万元资金到达乙方的上述账户之日起，甲方与乙方所签订的所有合同协议（包括乙方委托何进与甲方签订的协议），全部解除。三、甲方位于广西陆川县温泉镇06、07年造林的白泥村的金坑队、洋史田队、大石塘队和东山村旺糯垌林班（造林面积约2835亩）的速丰桉林木，由甲方另行处理，与乙方及何进无关。本协议一式三份，自双方签字后效（注：原文如此）。”该协议签订后，詹承捷分别于2017年10月19日、10月24日分两次将1300000元转入协议约定的罗显勇的收款账户。 2017年10月19日，詹承捷与案外人周寿增、王纪清签订了《砍伐林木补充协议书》，约定：“现经双方友好协商，签订如下砍伐林木补充协议。一、原协议总款改为陆佰伍拾柒万元（¥6570000.00）。二、乙方先支付甲方130万元定金。三、甲方落实500亩林木砍伐证后，乙方在三天内去领证前，乙方付给甲方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整（¥1500000.00）。四、甲方落实第二次500亩林业木砍伐证号，乙方三天内去领证前，乙方付给甲方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整（¥1500000.00）。五、甲方落实第三次砍伐证后，乙方三天内去领证前，乙方一次性付清全部剩余人民币贰佰叁拾柒万元整（¥2370000.00）给甲方，至此乙方应付给甲方的全部应支付给甲方的林木款（¥6570000.00）结清（含定金130万元）。六、协议签订后双方不得违约，如有一方违约，违约方将全额赔偿对方的经济损失。七、乙方砍伐时要做好树头打药，防止萌芽。八、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如有与原协议有冲突的，以本协议为准，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此后，周寿增、王纪清对涉案林木分批进行了采伐。原告何进获悉涉案林木被砍伐后，遂找被告詹承捷、第三人湛维初、罗显勇及案外人周寿增等人进行交涉，但未果。2018年9月13日，原告何进遂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被告詹承捷与第三人湛维初、罗显勇于2013年11月6日签订的《林木销售合同》，系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严格履行。原告何进与第三人湛维初、罗显勇签订的《林木销售合同权益转让》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的规定，因未征得被告詹承捷的同意，对被告詹承捷并不发生法律效力。原告何进无权要求被告詹承捷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被告詹承捷有权要求第三人湛维初、罗显勇履行合同义务或向第三人湛维初、罗显勇履行合同义务。原告何进与被告詹承捷于2017年3月8日签订的《林木销售合同》，虽系原告何进以自己的名义签订，但从该合同后备注“湛维初、罗显勇同意全权委托：何进与甲方詹承捷协商签订本合同”的约定可以确定，该合同是原告何进受第三人湛维初、罗显勇的委托而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从合同之后的备注可以明确，詹承捷对于原告何进与第三人湛维初、罗显勇之间存在委托与受委托的关系是知道的，因此，该合同虽以原告何进的名义签订，但其约束的是被告詹承捷和第三人湛维初、罗显勇，原告何进并不是该合同真正意义上的相对人。因此，被告詹承捷主张原告何进不是合同主体，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证据充分，本院依法应予采信；原告何进依据《林木销售合同权益转让》合同和与被告詹承捷于2017年3月8日签订的《林木销售合同》向被告詹承捷主张权利，证据不足，亦于法无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至于原告何进已向被告詹承捷支付的款项问题，从本院查明的事实来看，应系其以第三人何军茂的名义与第三人湛维初、罗显勇合伙期间，为履行合伙人与被告湛维初之间的合同义务而支付的款项。2017年10月18日被告詹承捷与第三人湛维初、罗显勇签订了《解除协议书》后，被告詹承捷已依合同约定将全部款项返还给了罗显勇，故被告詹承捷并不存在违约行为。原告何进因与第三人湛维初、罗显勇合伙期间所遭受的损失，应另案向第三人湛维初、罗显勇追偿。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七条、第四百零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何进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43120元，减半收取21560元（原告何进已预交），由原告何进负担。 审判员  陈永超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书记员  谢金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