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晋02民再5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杜某，男，1966年12月6日出生，汉族，大同市南郊区开源利宝商贸有限公司职工，住大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某，山西祥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大同市华昊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原名称为大同市恒华国新能源有限公司），住所地大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史某，职务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山西华渊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杜某因与被申请人大同市华昊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原为大同市恒华国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华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6）晋02民终1538号民事判决，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21日作出（2017）晋民申1019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杜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某、被申请人大同市华昊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某申请再审称,请求：1、撤销本院（2016）晋02民终1538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被申请人恒华公司退还申请人杜某交付的洗煤厂转让费1000万元，赔偿利息205万元，合计1205万元。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恒华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双方确实口头约定了洗煤厂转让协议，约定了2013年6月底前办理完转让手续。事实上，被申请人恒华公司确于2013年6月25日将恒华公司的洗煤厂办理了独立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并办理了组织机构代码证、独立洗煤企业煤炭经营资格证、税务登记证。但是，这四个证照的法定代表人名字均为被申请人恒华公司实际控制人田辉的儿子田宇鑫（股权比例25%)，其他股东情况:法人股为被申请人恒华公司（股权比例51%），自然人股史迎兵（股权比例24%），与申请人杜某毫无关系。故原判认定“恒华公司按照双方口头协议的约定在2013年6月底前办理完四个证照的相关手续，双方已履行主要义务”缺乏证据证明。2、被申请人恒华公司从未正式将洗煤厂交付给申请人接管，更没有经营。被申请人华昊公司辩称，1、其已履行双方买卖交易的全部义务。事实是在杜某付款1000万元后的半个月，洗煤厂已交付给杜某，杜某也正式接手了，并一直由杜某控制、管理。恒华公司积极办理满足买卖洗煤厂交易的各项事宜，将洗煤厂从恒华公司剥离出来，办理了独立的法人营业执照，全称为大同市恒华宇鑫选煤有限责任公司，并办理了公司的组织机构代码证、独立洗煤企业煤炭经营资格证、税务登记证。而且，营业执照正常年检，只要杜某将所欠的300万元转让款到账，华昊公司马上就能协助杜某办理股权转让事宜，履行合同义务。2、杜某应继续履行合同，支付剩余款项。从《协议书》中也可认定，双方交易是先付款后办理股权转让相关事宜的。且双方已实际交易是事实，是否办理工商登记仅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果，杜某已实际控制管理公司多年，继续履行无任何障碍，不影响其合同目的的实现。恒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杜某支付欠款300万元及利息584250元；2、诉讼费由杜某负担。杜某反诉请求：1、解除杜某与恒华公司的口头合同，恒华公司返还杜某1000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205万元；2、诉讼费由恒华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9月22日原告（反诉被告）恒华国新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杜某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杜某（身份证号×××）拟购买大同市恒华国新能源有限公司洗煤厂及相关手续。由于被告资金不足，拟向北京金运新能源投资促进会借款融资。由原告给被告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被告办理借款、还款事宜，借款只能用于购买洗煤厂及相关手续，款项到账后办理转让事宜，并确认被告为该笔借款的债务清偿人。同时原告给被告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但融资借款未办理成功。后双方协商被告以1300万元购买原告洗煤厂，2012年12月14日，被告杜某向原告恒华公司付款1000万元，后被告杜某接管洗煤厂。2013年6月25日，原告将大同市恒华国新能源有限公司洗煤厂办理了独立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名称为大同市恒华宇鑫选煤有限责任公司，并办理了组织机构代码证、独立洗煤企业煤炭经营资格证（2013年1月22日）、税务登记证（2013年6月27日）。2016年2月4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关于古店洗煤厂农民工纠纷的协议》一份，内容为“因甲方（原告）停电引起的租地农民纠纷及双方电费产生的纠纷，经南郊区经侦队调解，达成如下协议：1、电费。自即日起，电费甲乙（被告）双方不再有异议，以前无论谁产生的电费，都由甲方清理，此后由乙方负责；2、租用甲方执照经营产生的余额，乙方不再追要，属甲方；3、租地农民的费用，由乙方负责，由此产生的纠纷也由乙方解决，仅包括2013年后的时间；4、按双方当时出售该洗煤厂的约定，乙方已付甲方1000万元，剩余款300万元，由双方日后协商解决；5、供电的问题，如乙方需要，甲方应配合恢复供电”。至今洗煤厂由被告看管。一审法院判决：原、被告约定被告以1300万元购买原告下设洗煤厂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也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且双方已实际履行了一部分，予以确认。虽原告于2012年年底已将洗煤厂交付被告，但因双方约定原告应将洗煤厂办理到被告名下，现原告尚未将洗煤厂的营业执照等证照办理在被告杜某名下，且2016年2月4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关于古店洗煤厂农民工纠纷的协议》约定剩余款300万元，由双方日后协商解决。原告不能证明就该300万元的给付和办理证明变更登记的履行顺序，故原告要求被告给付剩余300万元并支付利息584250元的依据不足，不予支持。被告反诉要求解除合同、退还1000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205万元的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大同市恒华国新能源有限公司的本诉诉讼请求；二、驳回被告杜某的反诉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35474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47050元，由被告杜某负担。恒华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2016）晋0202民初33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内容；2、改判被上诉人杜某支付欠款300万元及利息584250元，本利合计3584250元；3、一、二审诉讼费由杜某负担。杜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解除恒华公司与杜某的买卖合同，退还已交付的1000万元，赔偿利息损失205万元，合计1205万元；2、诉讼费由恒华公司负担。二审法院认定事实：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相同，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关于杜某是否应继续支付恒华公司尚欠的300万元及利息一节。根据2012年9月22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约定杜某购买恒华公司洗煤厂及相关手续，并口头约定购买价为1300万元，于2013年6月底前办理完相关手续。现恒华公司已经在2013年6月底前按照双方的口头约定已经将洗煤厂的相关证照即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及煤炭经营资格证办理完毕，已经履行完毕出卖人有关义务，买受人杜某应将余款支付给恒华公司，恒华公司要求杜某支付剩余款项300万元理由正当，予以支持，关于利息一节，由于双方未约定余款支付期限，因此，恒华公司要求杜某支付300万元的利息没有依据，不予支持。关于杜某辩称恒华公司除了办理以上手续外，还应办理土地、电力、环保等其他手续一节，因双方没有明确约定详细具体的相关手续，杜某要求恒华公司除以上四个相关证照外，还要求办理其他证照没有合同依据，不予支持。关于是否应该解除双方之间的购买洗煤厂协议及恒华公司是否应退还杜某1000万元一节。双方签订协议后，恒华公司即将洗煤厂交由杜某接管并经营，杜某也支付了恒华公司1000万元，恒华公司按照双方口头协议的约定在2013年6月底前办理完四个证照的相关手续，双方已履行完主要义务。现杜某认为恒华公司没有按照约定办理完相关手续，要求解除购买洗煤厂的协议，并返还1000万元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恒华公司的诉讼请求部分有理，应予支持。杜某的诉讼请求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及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2016）晋0202民初33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驳回原告大同市恒华国新能源有限公司的本诉诉讼请求；二、维持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2016）晋0202民初33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被告杜某的反诉诉讼请求；三、上诉人杜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上诉人大同市恒华国新能源有限公司300万元；四、驳回上诉人大同市恒华国新能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5474元，保全费5000元，由大同市恒华国新能源有限公司负担5474元，杜某负担350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7050元由杜某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29574元由大同市恒华国新能源有限公司负担5474元，杜某负担124100元。再审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另，2017年7月5日，大同市恒华国新能源有限公司企业名称变更为大同市华昊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关于杜某是否接管洗煤厂。再审申请人杜某以1300万元的价格购买华昊公司下属洗煤厂及相关手续的口头约定成立后，2012年12月14日,杜某向华昊公司支付转让款1000万元。在一审庭审中杜某亦认可其在给付款项的半个月左右，正式接手该洗煤厂，但一直没有经营。同时，在现有证据中双方于2016年2月4日签订了《关于古店洗煤厂农民工纠纷的协议》，该协议第4条写明“按双方当时出售该洗煤厂的约定，乙方（杜某）已付甲方（恒华公司）1000万元，剩余款300万元，由双方日后协商解决。”由此证明双方直至2016年间仍就该协议的继续履行进行积极的协商。同时，结合杜某在起诉状中陈述其对洗煤厂的设备进行了全面检修，2015年11月20日至2015年12月25日在古店洗煤厂进煤，进行洗选。说明双方合同一直在履行，亦说明杜某并非单纯看管洗煤厂，其已接管了洗煤厂。故再审中杜某主张其曾看管该洗煤厂,否认其接管洗煤厂的事实，本院不予确认。关于杜某与华昊公司口头约定的买卖洗煤厂协议是否约定了解除条件。杜某仅提供了鲁焱等证人证言，欲证实在2013年6月30日之前未办理完毕洗煤厂相关手续，则口头合同解除。但现有证据证实，在2013年6月25日，华昊公司为原大同市恒华国新能源有限公司下属洗煤厂，办理了独立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名称为大同市恒华宇鑫选煤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田宇鑫，并办理了组织机构代码证、独立洗煤企业煤炭经营资格证（2013年1月22日）、税务登记证（2013年6月27日）。因双方买卖洗煤厂及相关手续系口头约定，且各执一词，现有证据不能有效证实双方有约定解除的条件。再审中杜某主张双方约定了合同解除条件的事实，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确认。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为：申请人杜某与被申请人华昊公司买卖洗煤厂及相关手续的协议是否应予解除？本院再审认为，合同法的目的是鼓励和促进交易，维护合同的稳定和交易安全。本案杜某与华昊公司口头约定买卖洗煤厂及相关手续的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该约定成立后，杜某向华昊公司支付转让款1000万元。随后,华昊公司退出经营，杜某接管该洗煤厂。因本案双方口头约定买卖的是洗煤厂及相关手续，就本案洗煤厂所涉手续问题，华昊公司虽辩称其为双方买卖的原大同市恒华国新能源有限公司下属洗煤厂，办理了独立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2013年6月25日），名称为大同市恒华宇鑫选煤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田宇鑫，并办理了组织机构代码证、独立洗煤企业煤炭经营资格证（2013年1月22日）、税务登记证（2013年6月27日），但未将相关手续交付及变更在杜某名下。华昊公司辩称系杜某未给付余款，故未交付及办理变更登记，且华昊公司当庭表示若杜某给付剩余款项,随时可以办理变更手续。因此，双方转让协议可以继续履行。华昊公司应为杜某办理并完善洗煤厂相关证照。关于买卖洗煤厂余款300万元的给付问题，杜某认为其不应再支付，且买卖洗煤厂协议应解除。本案鉴于双方约定买卖的是洗煤厂及相关手续，大同市华昊实业有限公司在收到杜某给付的1000万元即大部分买卖款项后,仍未将洗煤厂手续交付给杜某，亦未将相关手续变更在杜某名下。故本案从衡平双方当事人目前利益受损状况，日后双方合同的继续履行等方面综合考虑，华昊公司对300万元履行利益的不能实现应承担百分之五十的民事责任。因此，杜某应当支付华昊公司买卖洗煤厂剩余款项150万元。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因本案双方约定的买卖洗煤厂及相关手续系口头约定，现有证据不能证实有约定解除的条件。同时，从双方订立合同及履行状况的情形而言，双方合同应继续履行。故杜某主张其与华昊公司约定的买卖洗煤厂协议应予解除的再审请求因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华昊公司在原审主张杜某应给付300万元款项的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华昊公司主张的利息损失，因对给付余款未约定履行期限，故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因此，原二审判决认定华昊公司已履行完毕出卖人的有关义务欠妥，应予以纠正。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并作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和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6）晋02民终1538号民事判决；二、撤销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2016)晋0202民初331号民事判决；三、杜某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大同市华昊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买卖洗煤厂剩余款项150万元；四、驳回杜某的反诉诉讼请求；五、驳回大同市华昊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5474元，保全费5000元，由大同市华昊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23475元，杜某负担16999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7050元由杜某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29574元，由大同市华昊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20575元，杜某负担10899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任国审判员 韩卫祥审判员 白海叶 二0一八年十一月一日书记员 陈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