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12刑初455号公诉机关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陈富锦(曾化名程哲)，男，1945年1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辩护人胡君，上海盈仑律师事务所律师，由上海市闵行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以沪闵检金融刑诉[2018]3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富锦犯挪用公款罪，于2018年3月2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指派副检察长张晨、检察员宋进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陈富锦及其辩护人胡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依法延期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1995年6月至12月，被告人陈富锦在担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闵行支行(以下简称交行闵行支行)行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以交行闵行支行的名义，与上海福隆实业总公司(以下简称福隆公司)下属的上海县房地产总公司莘庄镇开发部(以下简称上海县房地产总公司)、上海兴苑物业公司(以下简称兴苑公司)、上海顺天房地产咨询服务公司(以下简称顺天公司)、上海福良饭庄(以下简称福良饭庄)以及上海川崎食品公司(以下简称川崎公司)、上海东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亚集团)等六家单位签订委托贷款协议书，吸纳委贷资金人民币3,100万元(如无特别说明，以下币种相同)，后将上述委贷款用于归还欠款或出借给其他公司使用。具体如下：1、1995年6月1日，被告人陈富锦以交行闵行支行的名义，与上海县房地产总公司签订《委贷协议书》，获取委贷资金1,000万元，转入其个人开办的江苏苏州华德天然植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华德公司)，归个人使用。2、1995年9月18日，被告人陈富锦以交行闵行支行的名义，与兴苑公司签订《委贷协议书》，获取委贷资金500万元，转入苏州华德公司，归个人使用。3、1995年9月20日，被告人陈富锦以交行闵行支行的名义，与顺天公司签订《委贷协议书》，获取委贷资金300万元，经背书转入上海华安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公司)，用于归还之前的欠款。4、1995年9月20日，被告人陈富锦以交行闵行支行的名义，与福良饭庄签订《委贷协议书》，获取委贷资金300万元，经背书转入华安公司，用于归还之前的欠款。5、1995年12月11日，被告人陈富锦以交行闵行支行的名义，与川崎公司签订《委贷协议书》，获取委贷资金500万元，以个人名义出借给上海中九实业发展公司(以下简称中九公司)使用。6、1995年10月25日，被告人陈富锦以交行闵行支行的名义，与东亚集团签订《委贷协议书》，获取委贷资金2,000万元，将其中的500万元转入苏州华德公司，归个人使用。1996年3月13日，被告人陈富锦因上述委贷资金无法偿还，化名程哲逃往美国，造成交行闵行支行损失2,246.225万元。2017年9月，被告人陈富锦主动从美国回国，并如实交代了上述事实。为证明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及出示了交通银行提供的审计报告、个人简历、干部履历表、《关于陈海荣等十五位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交通银行分支行行长职位说明书》《关于陈富锦一案资金损失情况》等书证，证人陈某某、周某某、张1、许某某、刘某某、萧某某、吴某1、姚某某、燕某、葛某某、陆某1、赵某某、沈某某、张2、卢某某、张某3、杨某某、娄某、胡某某、何某、魏某某、孙某某、吴某2、王某某、陆某2等人的证言，相关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工商登记材料、汇款凭证、转账凭证、委贷协议书、转账支票、现金支票、进账单、往来账款说明、还款承诺书、商品房抵押协议书及购房发票、还款协议等书证，相关笔迹印章鉴定书、检验鉴定文书、司法会计鉴定书，相关民事判决书、民事调解书、案外调解协议书，相关出境申请资料、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关于商请对陈富锦发布红色通报的函》、侦查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被告人陈富锦的供述等证据。公诉机关据此认为，被告人陈富锦挪用公款3,100万元归个人使用，数额巨大不退还，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应以挪用公款罪追究刑事责任。鉴于被告人陈富锦有自首情节，还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法可以减轻处罚，提请本院依法审判。被告人陈富锦及其辩护人对起诉指控的事实、罪名均无异议，同时提出，鉴于被告人陈富锦有自首情节，到案后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希望能对其从宽处罚。经审理查明：1990年8月起，被告人陈富锦先后担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闵行办事处主任、交行闵行支行行长，全面负责包括信贷业务在内的各项工作。1994年8月，被告人陈富锦利用上海华德制衣厂留存在该银行的相关材料，与其朋友陈某某等人申请设立了苏州华德公司，并由被告人陈富锦任董事长、陈某某任总经理。公司成立后未实际经营业务且于次年4月注销，但公司账户仍被保留，公章和财务章亦未按规定上交。1995年6月起，被告人陈富锦利用其职务便利，擅自以交行闵行支行的名义，先后与福隆公司下属的上海县房地产总公司、兴苑公司、顺天公司、福良饭庄以及东亚集团、川崎公司共六家单位签订委托贷款协议，违规吸纳委托贷款资金共计3,068.5万元后，将钱款通过苏州华德公司或直接划入其他公司使用。因上述款项未能按照协议约定的期限归还，经司法判决、调解，交行闵行支行向前述六家单位支付本息共计2,969.225万元，后经其他途径追回723万元，但仍造成损失2,246.225万元。具体如下：1、1995年6月1日，被告人陈富锦在未按规定履行相关手续的情况下，携带由其仿造的协议书，擅自以交行闵行支行名义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上海县房地产总公司签订委托贷款协议。双方约定，由甲方将1,000万元委托乙方贷给乙方选定的企业，委托期限6个月。乙方对甲方委托的资金负全部责任，到期保证归还全部资金，并支付以月息10‰计的利息。甲方在委托资金到账后，向乙方支付以本金3％计的委托手续费。在该份协议落款处，盖有交行闵行支行行政章以及被告人陈富锦的个人章。次日，上海县房地产总公司开出金额为1,000万元、收款人为交行闵行支行的转账支票，经被告人陈富锦在支票背书栏加盖交行闵行支行印章后，当日即被划入苏州华德公司。苏州华德公司收到该款后，除向上海县房地产总公司支付了利息30万元外，于同月6日至28日，分别支付给上海洋满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满公司)800万元、华安公司100万元、上海威宝贸易公司33万元、上海沪江国际贸易公司24.28万元、上海伊思汉化妆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思汉公司)10.8万元。同年12月协议到期后，上海县房地产总公司曾收到洋满公司开出的金额为1,087万元的转账支票一张，因存款不足而遭银行退票。上海县房地产总公司提起诉讼，经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调解，交行闵行支行向上海县房地产总公司返还本金1,000万元，利息825,000元。2、1995年9月，被告人陈富锦以前述相同手法，以交行闵行支行名义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兴苑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由甲方将500万元委托乙方贷给乙方选定的企业，委托期限9个月，手续费为4.5％(协议其他内容与前一份协议基本相同)。同月18日，兴苑公司开出金额为500万元、收款人为交行闵行支行的转账支票，经被告人陈富锦在支票背书栏加盖交行闵行支行印章后，于9月21日被划入苏州华德公司。苏州华德公司收到该款后，于同月22日通过上海紫江集团公司(以下简称紫江公司)归还1994年10月向伊思汉公司的借款400万元、归还钟表元件厂借款100万元。此外，苏州华德公司曾于当年9月19日以华安公司开出的金额为22.5万元支票向兴苑公司支付利息。1996年9月，经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调解，交行闵行支行向兴苑公司返还本金500万元，利息362,250元。3、1995年9月，被告人陈富锦以前述相同手法，以交行闵行支行名义作为乙方，分别与作为甲方的顺天公司、福良饭庄签订了协议书，均约定由甲方将300万元委托乙方贷给乙方选定的企业，委托期限分别为6个月、12个月，手续费分别为3％、6％(协议其他内容与之前的协议基本相同)。同月18日，上海县房地产总公司开出金额为300万元的转账支票交给顺天公司背书；同日，上海县房地产总公司开出金额为200万元的转账支票支付给福良饭庄，次日，福良饭庄开出金额为100万元的现金支票，前述三张支票共计600万元于当月19日、20日被直接划入华安公司。上述钱款除用于支付兴苑公司借款利息22.5万元(见前一节事实)、福良饭庄利息18万元、顺天公司利息9万元之外，所余550.5万元作为返还苏州华德公司于当年6月向华安公司的借款500万元之本息。本案案发后，1996年5月，福隆公司、华安公司、上海华德制衣厂、上海马桥电缆厂四家企业曾签署还款协议，约定由上海马桥电缆厂向福隆公司还款300万元，华安公司向福隆公司还款250.5万元。1998年12月，经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由交行闵行支行向福良饭庄返还250.5万元。4、1995年10月，被告人陈富锦以前述相同手法，以交行闵行支行名义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东亚集团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由甲方将2,000万元委托乙方贷给乙方选定的企业，委托期限4个月，月息12.3‰，手续费为3.08％(协议其他内容与之前的协议基本相同)。同月26日，东亚集团根据被告人陈富锦的要求，向华安公司支付了2,000万元。次日，华安公司又将其中500万元支付给苏州华德公司(同月30日，苏州华德公司向川崎公司支付518万元，用于归还同年5月向川崎公司所借500万元钱款之本息)。1996年2月，东亚集团收到华安公司转入的资金1,500万元。1996年8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由华安公司归还东亚集团借款500万元及利息，交行闵行支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1995年12月11日，被告人陈富锦以前述相同手法，以交行闵行支行名义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川崎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由甲方将500万元委托乙方贷给乙方选定的企业，委托期限3个月，月息9‰，手续费为3.6％(协议其他内容与之前的协议基本相同)。同日，川崎公司开出金额为468.5万元支票(预扣利息、手续费31.5万元)交给被告人陈富锦后，该款被直接划入中九公司下属企业上海星源皮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源公司)。1997年8月，经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交行闵行支行向川崎公司支付500万元。另查明，根据1993年《交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在该行办理委托贷款业务是指委托方以其可以自主支配的自由资金，委托银行按照其所指定的对象或投向，规定的用途和范围，定妥的条件(期限、金额、利率等)发放贷款，负责到期协助收回贷款本息，并收取佣金(手续费)的一项金融信托业务。该办法同时规定，委托贷款系银行中介业务，由委托方承担委托贷款风险，银行负责监督委托贷款协议的执行、协助收缴本息。委托方应在银行开立委托贷款资金存款户，并将委托资金一次或分次存入，借款方在签订借款合同的同时，应提供委托方和银行认可的担保单位签署的不可撤销担保书。案发前，根据交行闵行支行规定，该行不办理非定向委托贷款业务，相关信贷手续应当由信贷员经办，且应根据业务种类分别加盖信贷公章、担保公章或合同公章。1996年3月，被告人陈富锦化名程哲逃往美国。1997年，被告人陈富锦被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报通缉，直至2017年9月主动归案。其到案后如实供认了上述基本事实。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当庭举证并经法庭质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一、关于被告人陈富锦主体身份及工作职责的证据1、交通银行出具的审计报告证明，交通银行于1987年4月1日重新组建，系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1996年股本金额为113亿余元，其中国家股63.47亿元，占55.72%，法人股50.44亿元，占44.28%。2、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监察室出具的《关于陈海荣等十五位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干部履历表、相关证明及个人简历等证明，1990年8月，被告人陈富锦被任命为交通银行上海分行闵行办事处主任，后任交行闵行支行行长，职级为正处级。3、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监察室出具的《交通银行分支行行长职位说明书》《交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及《关于印章管理的暂行规定》证明，交通银行分支行行长的职责范围包括主持本行工作，即在总行授权范围内，代表总行对辖属分支行进行管理并承担责任。关于委托贷款，该行亦制定了较为详细的业务办理规定，该业务属银行中介业务，应由委托方自行确定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和利率，并承担委托贷款的风险。与银行签订委托贷款协议的，要明确借款对象、用途、期限、利率、经济责任等。同时，交通银行内部对行政公章、业务公章的用途等均有明确的管理办法。4、证人刘某某(时任交行闵行支行副行长)的证言证明，被告人陈富锦先后任交行闵行支行副行长、行长，全面负责行内工作，侧重于该行信贷工作。5、被告人陈富锦供认，其从1988年3月起担任交行闵行支行副行长，1990年8月起担任行长，全面负责银行的各项工作，同时直接分管信贷和外汇工作。当时银行给企业办理贷款种类有固定资产贷款、流动资金贷款和贸易类贷款(主要是对外贸易)。银行对于企业的贷款是非常慎重的，特别是一个企业的第一笔贷款，要经过严格的审批流程，最后还要经过银行贷审会的审批，才能最终放款给这个企业。二、关于被告人陈富锦等人设立苏州华德公司的证据1、江苏省太仓市对外贸易委员会出具的《关于独资经营的批复》、相关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登记表、企业领导成员履历表、工商登记材料、相关银行对账单及汇款凭证、苏州华德公司注销登记表等证明，1994年7月28日，苏州华德公司经批准成立，性质为外商独资，投资人为加拿大华德企业国际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4万美元，住所地在江苏省太仓市浏河镇，法定代表人为被告人陈富锦，后公司于1995年4月注销。2、证人陈某某的证言证明，苏州华德公司从注册登记上看是一家独资的外商企业，实际上是被告人陈富锦盗用了上海华德制衣厂相关副本资料在苏州注册成立的公司。苏州华德公司于1994年8月成立，法人代表是陈富锦，陈某某担任总经理，注册资金50.4万美元，名义上是由加拿大华德国际有限公司提供，实际是陈富锦向华安公司许某某借的60万美元。公司于1995年4月注销，但公司公章和财务章没有上交。3、证人周某某、张1的证言证明，1994年，陈某某找到周某某提出合办公司，后来决定由陈某某投资，周提供技术。1994年7月，在浏河第二中学成立了苏州华德公司。董事长、法人代表是被告人陈富锦，总经理是陈某某，周某某是副总经理。注册资金50.4万美元，但事实上共投入了60万美元，都是来自上海华德制衣厂。苏州华德公司成立后没有实际运转。1995年4月，陈某某将苏州华德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增值税发票一本、普通发票一本、增值税发票购买证、普通发票购买证等交给张1去办理注销手续，但资料中没有公司的财务章、合同章。陈某某当时称这些章在财务那里，后来也没有再联系过。4、证人许某某(时任上海华德制衣厂董事长、总经理)的证言证明，其自1990年投资经营上海华德制衣厂。此外，加拿大星港国际企业有限公司、闵行联合发展企业有限公司及静安区体委联合投资成立了华安公司，许某某任副董事长、总经理。被告人陈富锦自己用上海华德制衣厂留在银行的副本注册成立了苏州华德公司，并向许借了60万美元作为企业的注册资金，这些资金都是从华安公司账上划到上海华德制衣厂，再从制衣厂划到苏州华德公司账上。5、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出具的沪检技鉴(2004)047号检验鉴定文书证明，苏州华德公司相关注册资料中的法定代表人签字栏、聘任建议书上董事长栏、法定代表人登记表上法定代表人签字栏、企业领导成员履历表上企业盖章栏中“陈富锦”签名字迹均是被告人陈富锦所写。6、被告人陈富锦供认，1994年下半年，其与陈某某一起开办了苏州华德公司，注册资金是问华安公司许某某借的。公司成立后没有实际营业，只是为了拆借资金走账用。公司注销后，保留了公司银行账户和印章等材料。三、关于被告人陈富锦违规吸纳并挪用福隆公司下属四家企业2,100万元资金的证据1、相关委托贷款协议书、现金支票、转账支票及凭证、进账单等证明，1995年6月2日，上海县房地产总公司开出金额为1,000万元、收款人为交行闵行支行的转账支票，经被告人陈富锦在支票背书栏加盖交行闵行支行印章后，当日即被划入苏州华德公司；同年9月，兴苑公司开出金额为500万元、收款人为交行闵行支行的转账支票，经陈富锦在支票背书栏加盖交行闵行支行印章后，于9月21日被划入苏州华德公司；1995年9月18日，上海县房地产总公司开出金额为300万元的转账支票交给顺天公司背书，同日，上海县房地产总公司开出金额为200万元的转账支票交给福良饭庄，次日，福良饭庄开出金额为100万元的现金支票，三张支票金额共计600万元于当月19日、20日被直接划入华安公司。2、苏州华德公司与洋满公司借款协议、往来账款说明等证明，1994年10月、1995年2月，苏州华德公司曾分别向洋满公司借款100万元，利息分别以6.6万元以及月息20‰计。3、洋满公司的相关注册登记资料、上海市城市信用合作社支票、《还款承诺书》证明，洋满公司住所地位于上海市原松江县叶榭乡杨典村，董事长萧某某，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各种规格纺织起绒布。1995年12月，洋满公司曾将金额为1,087万元支票还款至上海县房地产总公司银行账户，后该支票被退票，原因为存款不足。案发后，萧某某曾在其出具的承诺书中表示，该公司因发展生产需要，自1995年以来先后向被告人陈富锦及苏州华德公司借款。4、证人沈某某(时任上海县房地产总公司、顺天公司负责人)的证言证明，1995年，福隆公司下属企业通过被告人陈富锦委托贷款2,100万元。其中，1995年6月1日，第一次签了1,000万元的协议书(月息lO‰，共6个月)，第二次是在1995年9月，福隆公司下属的顺天公司将300万元、兴苑公司将500万元、福良饭庄将300万元委贷给交行闵行支行。5、证人赵某某(时任福隆公司总经理助理)的证言及其出具的《关于我公司出借交通银行闵行支行资金全过程的情况说明》证明，福隆公司下属的四家单位，即上海县房地产总公司、兴苑公司、顺天公司及福良饭庄均与交行闵行支行签订了借款协议。1995年6月初，被告人陈富锦至福隆公司，用事先准备好的协议书办理了1,000万元的借款，至1995年9月，福隆公司的下属企业共有四笔业务，金额计2,100万元，并约定了利息。当时和陈富锦一起的还有一个姓陈的男子，陈富锦介绍他是行长助理。1995年12月上旬，第一笔借款到期，陈富锦到公司说希望再晚几天，后给了一张1,087万元的支票，但该支票于次年1月19日解入银行后遭退票，原因是存款不足，后陈富锦无法联系。6、证人刘某某的证言证明，1996年1月22日，上海县房地产总公司打电话到单位找时任行长的被告人陈富锦，说是催讨到期借出的一笔款项，总额1,000万元。刘某某接电话后感到意外，不清楚这笔业务，后来发现这份协议书上的公章是银行的行政章。按规定，银行信贷有信贷公章，担保有担保公章，合同有合同章，协议书上应该盖上信贷章，而且这笔款项从来没有到过银行账上，是由陈富锦背书后转给苏州华德公司的。当时银行的委托贷款业务分为定向和非定向，交行闵行支行是从来不做非定向委贷的，所以这笔业务是陈富锦私下背着组织做的业务。陈富锦对信贷业务有审批权，但是手续一定要由信贷员经办，再由科长批准、行长审批。7、证人胡某某(时任交行闵行支行莘庄分理处副主任)、何某(时任信贷员)的证言证明，1995年5月23日上午，胡某某与时任行长的被告人陈富锦及何某等人一起到福隆公司谈委托贷款业务，因福隆公司要求的利息太高，且要求做非定向的，所以最后这笔贷款业务没有做成。8、证人陈某某的证言证明，1995年6月1日，被告人陈富锦和陈某某一起去上海县房地产总公司，和对方赵某某签了协议书后，赵某某当场把一张1,000万元的支票交给了陈富锦，陈富锦在支票上盖了银行的背书章后交给陈某某，并将钱款划入苏州华德公司，后该笔款项分多次汇入洋满公司及洋满公司指定的其他单位。1995年9月，陈富锦和陈某某又去福隆公司签了协议书，并收了四五张金额不等的支票，但都没有抬头。其中一张金额是500万元，进了苏州华德公司的账后当天就按陈富锦的要求划到了紫江公司账上。另外三张支票共600万元直接给了华安公司。9、证人萧某某的证言证明，洋满公司是萧私人投资的外商独资企业。1995年春节前后，萧某某找到陈某某，向陈借了150万元。1995年4、5月份，萧又向陈某某借钱，陈提出想要当公司的股东并主管财务，还要带两个人进公司。苏州华德公司前后共借给洋满公司900万元左右，款项都用来归还银行贷款和债务了。原本萧某某是找被告人陈富锦并希望从银行贷款，但陈富锦说洋满公司不符合贷款的条件没有同意，但又说可以让陈某某借钱。10、证人吴某1(时任洋满公司出纳)的证言证明，苏州华德公司与洋满公司是融资关系，没有具体业务往来。1995年1月20日，苏州华德公司曾借款100万元，该笔款项已经归还了。后在1995年6、7月之间，苏州华德公司把800多万元划入洋满公司账上，这些钱款主要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债务以及购买棉纱原料。11、证人姚某某(时任洋满公司财务)的证言证明,洋满公司每当资金周转不开时，就会有苏州华德公司的款项打入。陈某某于1995年6月来公司任副总经理并主管财务。洋满公司从账上反映，尚欠苏州华德公司约800万元。12、证人魏某某的证言证明，其于1995年6月经陈某某介绍进洋满公司工作。洋满公司在上海松江叶榭有两个车间，一个是大桥织布车间，一个是杨典村拉绒厂，并在长宁区玉屏南路九号新联纺大楼202-204室设立了办事处。13、证人燕某(时任华安公司副总经理)的证言证明，华安公司总经理是许某某，他代表加拿大星港公司，燕某代表闵联公司，还有一个副总经理孙某某，他代表静安区体委。1995年6月28日左右，被告人陈富锦向华安公司借款500万元，期限三个月。1995年9月20日，华安公司收到三张支票(分别是300万元、200万元、100万元)，扣除500万元本金和利息以外，把剩余的49.5万元开了几张支票(没有抬头)给了陈富锦。1994年下半年，苏州华德公司设立公司时还曾借过美元，后燕某曾听许某某说还款一部分是钱，还有一辆奥迪车，仍欠10余万元。14、证人葛某某(时任华安公司会计)的证言证明，1995年6月28日前后，华安公司开了二张支票给被告人陈富锦，一张100万元、另一张400万元。1995年9月20日前后，陈富锦与陈某某两人带了三张支票共计600万元到华安公司还款。华安公司扣除500万元本金和利息以外，把剩余的49.5万元，开了三张支票给陈富锦，金额分别是18万元、22.5万元和9万元，按陈的要求都没有写明抬头。15、证人孙某某(时任华安公司副总经理)的证言证明，1995年6月，公司会计葛某某拿了二张转账支票要划账，孙某某在确认许某某清楚此事之后签字同意，这二张支票当时没有写明抬头。16、相关鉴定意见证明，涉案委托贷款协议书中的笔迹是被告人陈富锦所写，协议书上加盖的“交行闵行支行”及“陈富锦”印章均不是伪造的。四、关于被告人陈富锦违规吸纳并挪用东亚集团500万元资金的证据1、相关委托贷款协议书、转账凭证等书证证明，1995年10月，东亚集团根据事先签订的协议书并按被告人陈富锦要求，向华安公司划入2,000万元资金。同月27日，华安公司又将其中500万元划入苏州华德公司。同月30日，苏州华德公司曾向川崎公司支付518万元，用于归还同年5月向川崎公司所借500万元钱款之本息。1996年2月26日，东亚集团收到华安公司转入的资金1,500万元。2、证人卢某某(时任东亚集团董事长)的证言证明，1995年10月25日，被告人陈富锦到东亚集团商洽并签订了金额为2,000万元的委托贷款协议书，次日，东亚集团依据协议书和陈富锦指定的账号将2,000万元资金划入华安公司。其中，1,500万元由华安公司在1996年2月归还，另500万元是通过法院诉讼后由交通银行支付的。卢某某在诉讼过程中得知该500万元被陈富锦从华安公司划到了苏州华德公司。3、证人陈某某的证言证明，1995年10月，被告人陈富锦向东亚集团借款2,000万元后划入华安公司账户，后华安公司又将到账的500万元划到苏州华德公司，该笔款项按陈富锦的要求分批划到了其他单位账上。五、关于被告人陈富锦违规吸纳并挪用川崎公司468.5万元资金的证据1、相关委贷协议书、转账支票及凭证等书证证明，1995年12月，川崎公司根据事先签订的协议书，开出金额为468.5万元支票(预扣利息、手续费31.5万元)交给被告人陈富锦后，该款被直接划入中九公司的下属企业星源公司。此外，川崎公司还曾于1995年5月将500万元按陈富锦要求划出，同年10月，苏州华德公司曾转账518万元给川崎公司。2、证人张2(时任川崎公司总经理)的证言证明，川崎公司与被告人陈富锦所在的交行闵行支行发生过三笔委托贷款业务，金额分别是100万元、500万元、500万元，最后一笔尚未归还。除此之外，川崎公司和华德公司没有任何业务关系。1995年10月，川崎公司收到苏州华德公司的二张支票，一张是500万元，另一张是18万元，是还当年5月的500万元借款。最后一次是1995年12月借给交行闵行支行500万元，内扣利息后实际划出的金额是468.5万元。3、证人陈某某的证言证明，1995年11月左右，被告人陈富锦又向川崎公司借款500万元，扣除利息后开了一张支票，没有抬头。后陈富锦和陈某某一起去中九公司，将此支票交给了该司负责人陆某1。后来，中九公司曾将购买的一套房屋以抵利息的名义过户到苏州华德公司名下。4、证人陆某1(时任中九公司总经理)的证言及其出具的《同陈富锦认识过程及欠款情况》证明，1994年底，中九公司曾向苏州华德公司借款150万元，通过其他单位向苏州华德公司借款350万元，案发前已归还450万元。1994年至1995年，陆某1通过被告人陈富锦办理委托贷款，均是由交行闵行支行出面办的，提供贷款的共有三家单位，分别是紫江公司、马桥电缆厂和川崎公司。此外，中九公司下属单位星源公司等企业也曾向苏州华德公司借款。5、相关商品房抵押协议书及购房发票证明，中九公司由于无力偿还苏州华德公司债务，将购买的位于本市万科城市花园7区12幢1104室的一套商品房出让抵债。6、被告人陈富锦供认，1995年6月至12月期间，其利用担任行长的身份和职务便利，以交行闵行支行的名义，使用银行公章及行长姓名章，向福隆公司下属四家单位及川崎公司和东亚集团违规借款4,600万元。其中，东亚集团归还了1,500万元。相关委托贷款协议由陈富锦自行制作打印，协议条文也由陈自己拟定，并不是规范的借款协议书。陈富锦曾和福隆公司负责人说，款项是以交通银行的名义借的，至于交通银行借给谁，福隆公司就不用管了，交通银行会负责归还借款及支付利息。这些款项应该是归属于交通银行的，但陈富锦通过苏州华德公司，将钱款转到了洋满公司、中九公司等企业账户。交通银行内部没有人知道陈富锦利用职务之便私自融资借款的事情。六、关于涉案金额及交行闵行支行损失的证据1、相关民事判决书、调解书、案外调解协议书、还款协议及付款凭证等证明，案发后，因涉案款项无法按期偿还，相关企业将交行闵行支行诉至法院，经司法判决、调解，交行闵行支行向六家单位支付本息共计2,969.225万元。2、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监察室出具的《关于陈富锦一案资金损失情况》及相关《还款协议》证明，本案案发后，交通银行上海分行赔付本金2,750.5万元，利息218.725万元，合计赔付2,969.225万元。另经化解、追回资金723万元，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实际损失2,246.225万元。3、上海司法会计中心出具的司法会计鉴定书证明，1995年6月至12月，被告人陈富锦利用职务之便，以该行名义与上海县房地产总公司、兴苑公司、顺天公司、福良饭庄、川崎公司、东亚集团签订了委托贷款协议，并将上述六家单位支付给交行闵行支行的3,100万元委托贷款资金，转入由陈富锦任董事长和法人代表的苏州华德公司2,000万元，以苏州华德公司的名义直接付给华安公司600万元、星源公司500万元，造成的资金损失达2,246.225万元。4、被告人陈富锦供认，其未携款潜逃，目前亦无能力退赔钱款。七、关于被告人陈富锦出逃及自首的证据1、证人吴某2、杨某某、王某某、娄某、陆某2、张某3等人的证言及相关出境申请资料等证明，被告人陈富锦化名程哲，利用虚假身份骗取护照及赴美签证，携其妻宫丽华于1996年3月逃往美国。2、相关通缉材料、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关于商请对陈富锦发布红色通报的函》、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原反贪污贿赂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被告人陈富锦出逃后，被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报通缉。2017年9月7日，在“天网”行动中，陈富锦经劝返主动回国投案自首。结合控辩双方的意见，本院根据查明的事实、证据，就本案的定性、涉案金额的认定等问题评判如下：一、关于本案的定性被告人陈富锦在担任交行闵行支行行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擅自将以银行名义吸纳的资金提供给其他单位使用且不退还，按照当时的法律，即198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应当直接以贪污罪论处。但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挪用公款拒不退还的行为应认定为挪用公款罪。同时，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涉案资金主要被出借给了相关企业，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实被告人陈富锦具有侵吞公款或携款潜逃等情节，故公诉机关指控其构成挪用公款罪的意见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二、关于犯罪金额的认定鉴于起诉指控的有关川崎公司一节事实中，川崎公司在开出转账支票时预扣了31.5万元，即实际开票金额为468.5万元，而非起诉指控的500万元，故本院依法对该节事实涉及的犯罪金额予以相应扣减，对交行闵行支行造成的损失，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三、关于本案的量刑被告人陈富锦归案后能如实供认犯罪事实，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减轻处罚。但鉴于被告人陈富锦无任何退赃退赔表现，减轻处罚的幅度应适度从严把握。综上所述，本院认为，被告人陈富锦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3,060余万元归个人使用且不退还，并造成经济损失2,240余万元，其行为已构成挪用公款罪。被告人陈富锦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以减轻处罚。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人陈富锦及其辩护人以陈有自首情节为由，请求对其从宽处罚的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据此，本院为严肃国家法制，维护国家工作人员履职廉洁性，结合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陈富锦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1月20日起至2025年11月19日止。)二、责令被告人陈富锦退赔经济损失人民币二千二百四十六万二千二百五十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通过本院书面上诉的，应将上诉状正、副本送(寄)往本院立案庭。审 判 长  朱 妙审 判 员  赵宇翔人民陪审员  石定伟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书 记 员  陈 帅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第三百八十四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