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8）闽0203行赔初12号 原告郑惠忠，男，1964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厦门市集美区。 委托代理人林亚真、李琳琳，福建明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林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厦门市集美区杏林南路33号。 法定代表人林朱强，主任。 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林长清。 委托代理人刘文福，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厦门市集美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住所地厦门市集美区杏林街道建南路6号之一。 法定代表人熊志伟，局长。 委托代理人阮少波，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张靖，福建天翼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郑惠忠因与被告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林街道办事处、厦门市集美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行政赔偿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林亚真、李琳琳，被告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林街道办事处（下称杏林街道办）林长清及委托代理人刘文福，被告厦门市集美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下称集美执法局）委托代理人张靖、阮少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在1997年左右于杏林街道高浦变电站旁边××搭建一处铁皮房，面积为397.74平方米。2017年6月29日，集美执法局向原告发出询问通知书，7月5日又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就上述铁皮房的搭盖问题前往指定地点接受处理。原告均按照集美执法局的要求接受调查、询问。2017年7月28日，集美执法局与杏林街道办在没有任何书面通知的情况下，相互协同对案涉铁皮房进行强制拆除，导致房屋内大量机械设备和贵重石材发生毁损，给原告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强拆当日，两被告告知原告将委托评估机构到场对毁坏的财物进行评估。次日，评估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到现场对财物进行清点核算，并制作权属承诺函让原告签字。之后，两被告将被毁坏的财物全部清理出现场，但原告向两被告主张赔偿损失时，却未获理睬。原告认为，两被告未遵循法定程序即行强制拆除行为，存在明显违法，已经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判令两被告针对于2017年7月28日强制拆除××铁皮厂房的行政行为给原告造成的财产损失2655446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询问通知书，证明两被告对案涉厂房进行拆除时，仅有集美执法局发出询问通知，程序违法； 2.强拆现场照片、视频，证明因两被告的违法行为，致使原告经营场所内大量财产遭到破坏； 3.录音一（附光盘），证明被告存在违法强拆的事实，且曾经委托评估机构对损坏财物进行评估； 4.工程测量示意图、权属承诺函及损失清单，证明评估机构当时到现场清点财产，并制作损失清单给原告签字，损失金额经过评估机构确认； 5.情况说明，证明厂房设备及存货实际权利人为原告； 6.户口本，证明原告与郑俊兴系父子关系； 7.录音二（附光盘），证明由于被告承诺会对现场损失进行清点、评估，原告才未自行评估，相关财产损失情况的举证责任在于原告； 8.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证明案涉厂房始建于上世纪90年代，属于历史遗留建筑，杏林街道办系本次拆除行为的组织方； 9.微信截图，证明关于讼争厂房，被告已委托评估公司对案涉厂房内财产的价值进行评估，被告应当就案涉厂房内财产的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 被告杏林街道办辩称，一、杏林街道办履行属地管理职责。原告起诉所涉违法建筑，不仅属于历史违建，且北临高浦变电站。该违法建筑影响市容，而且影响电力的生产安全。2017年7月28日拆除违建的过程，杏林街道办履行属地统筹协调职责，派出人员与所在居委会工作人员共同做好现场劝导、解释工作。二、原告提交的《权属承诺函》系原告之子郑俊兴签名，《机器设备及存货征收补偿现场查勘数量确认表》的占有单位系郑俊兴，不能证明原告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亦不能证明其财产损失。三、原告提交的《权属承诺函》和《机器设备及存货征收补偿现场查勘数量确认表》申报价值是原告单方申报，并无其他证据支持，不能证明原告的财产损失。而且，原告所标物品价格偏高，与实际市场价格不符。四、原告所列举部分物品是否损坏、损坏程度亦没有证据证明，事实上部分金属制品，在铁皮拆除中被损坏的可能性很小。五、案涉拆除完成后，杏林街道办仅负责清运拆下的屋顶铁皮，其他物品没有处置，从原告提交的相关录音文件亦可证实。原告既然对现场物品负有保管责任，现致使物品损失额无法确认，责任应该由原告自己承担。综上所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杏林街道办提交以下证据： 1.市人大的相关授权决定； 2.厦府[2017]20号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优化城市环境整治提升工作的决定； 3.厦集执[2017]26号《集美区市容提升与环境整治工作中历史“两违”拆除工作方案》； 证据1-3证明，杏林街道办积极贯彻、执行上级决定、文件规定，履行街道职责； 4.现场照片； 证据4证明，现场采用剪刀式拆除工具，破坏了屋顶，墙体基本没有破坏。 被告集美执法局辩称，关于相关拆除行为的意见已经在另案陈述，现主要针对赔偿请求进一步说明。首先，在拆除案涉铁皮厂房之前，相关部门已经多次督促原告将厂房内物品尽快搬离，原告也已经大部分搬离，对于未及时清理的物品损坏也存在过错。结合现场情况，案涉房屋均系铁皮搭盖，即使墙体被推倒，也不会导致厂房内物品全部毁坏。原告提供的“机器设备及存货征收补偿现场查勘数量确认表”（下称确认表）所载明的设备名称，已经囊括所有物品，包括已经自行搬离的物品。其次，确认表对部分物品有明确标注已损坏”，但仍有大部分未明确标注是否损坏，进一步印证确认表并非只登记受损物品。即便对未标注“已损坏”的物品，应当扣除设备已正常使用的折旧费用。再次，包括红外线切边机、手摇式切边机、磨边机等设备均明显报价过高。最后，确认表仅系原告单方提供数据，并非评估公司最终评估结果，部分物品所标注价格与目前市场价值相差较大。原告无法提供详细的购买发票及有关证明，无法确认物品的准确型号、购买时间，也就无法确定具体的损失情况。综上，原告所主张的赔偿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 被告集美执法局提交证据如下： 1.询问通知书、责令改正通知书； 证据1证明，集美执法局先后向原告开具《询问通知书》(编号N0：3007831)、《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NO：3011527)，并依法送达，请原告携带相关资料，到集美执法局所在的杏林执法中队接受询问，并要求原告立即改正违法建设； 2.厦执集函（2018）75号《关于协助对杏林街道文华路19号高浦变电站站区南侧铁皮搭盖违法建设予以认定的函》、厦国土房集函（2018）84号《关于对杏林街道文华路19号高浦变电站站区南侧铁皮搭盖违法建设的函》； 证据2证明，杏林街道文华路19号高浦变电站站区南侧铁皮搭盖位于厦府地[2009]0511号《文达路道路拓宽及旧城改造项目[东段]》批准的用地范围内，用地单位为厦门市集美区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3.厦执集函（2018）76号《关于杏林街道文华路19号高浦变电站站区南侧铁皮搭盖是否违反规划予以认定的函》、厦规集法函（2018）11号《关于杏林街道文华路19号高浦变电站站区南侧铁皮搭盖是否违反规划予以认定的复函》； 证据3证明，杏林街道文华路19号高浦变电站站区南侧铁皮搭盖位于文达路道路拓宽及旧城改造项目(东段）项目用地内，该项目建设单位为厦门市集美区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4.厦府（2017）20号《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优化环境整治提升工作的决定》； 证据4证明，为进一步优化城市环境，提升“莫兰蒂”台风灾后重建的整体水平，市人大授权集美执法局对违反厦门城市容貌标准，存在妨碍交通、安全隐患、危及公共安全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应当及时督促相关当事人自行拆除，逾期未拆除整改的，采取查封施工现场、扣押施工工具，以及通知停水、停电、停气的等措施，并依法及时予以强制拆除或者实施代履行，直至违法行为消除； 5.关于协调处理涉及供电保障安全的违章建筑隐患的通知； 证据5证明，要求的清理违章建筑物包含杏林街道文华路19号高浦变电站站区南案涉铁皮搭盖。 经庭审质证，对于被告杏林街道办及集美执法局提交的证据，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能够证明两被告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并对原告厂房内的财产造成严重损毁。两被告对各自提供的上述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杏林街道办与集美执法局对证据1、5、7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其他证据真实性不予确认。 为查明案情，本院还依照原告申请向厦门鑫昇茂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调取拆除后现场清点材料，其中包括：1.原告之子郑俊兴向原告承租案涉厂房的租赁合同；2.“机器设备及存货征收补偿现场查勘数量确认表”（手写，共三页，45项物品，申报价值共计2068603.6元）、“机器设备及存货征收补偿现场查勘数量确认表”（机打，共四页，38项物品，申报价值共计2492266元，每页均有原告之子郑俊兴签名摁印）及权属承诺函；3.现场照片。本院还针对财物清点问题向评估工作人员询问，其称：拆除结束后，公司确实根据杏林街道办要求到现场清点、核查财产状况，手写确认表系根据现场初步清点及权利人申报形成，过后核实甄别后形成新的确认表及权属承诺函，其中标记物品价值主要是根据原告单方申报记录形成。后续基于现场物品的状况，技术方面无法完成评估工作，因此未作下一步的处理。 针对本院调取的材料，原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并认为：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其系在厂房内的合法财产设备因案涉拆除行为受到损失，具体的损失情况已经评估公司确认。两被告对于上述调取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均认为确认表中所载明物品以及申报价值系原告自行填报，无法准确反映现场损坏情况，申报价格明显偏高。 结合上述质证意见，本院分析认为：两被告提交的证据表面真实性可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2照片形式不够完整，但根据照片反映内容，确认与拆迁现场有关，真实性可以确认。对于录音证据，结合被告当庭陈述，形式上虽有瑕疵，但真实性可以确认。另外，对比原告所提交的权属确认表以及从评估公司调取的材料，本院对上述权属确认函表面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原告认为评估公司对物品价格已经确认，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经审理查明，案涉厂房位于厦门市集美区××变电站旁××路××附近，具体门牌号为××。上述地块原属于杏林街道高浦村委会的建设用地，现根据厦府地【2009】511号《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文达路道路拓宽及旧城改造项目（东段）储备用地的批复》，划为厦门市集美区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用地。原告称上述厂房系其于1997年前后搭建，当时并未取得任何批建手续，该厂房一直由其使用，用于生产、加工石材。 2017年6月21日，有关部门向各区政府发出关于协调处理涉及供电保障安全的违章建筑隐患的通知，要求对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违章建筑进行整改。该通知所附清单中包括位于文华路19号附近高浦变电站的铁皮屋。 2017年6月29日，被告集美执法局向原告出具编号为3007827号询问通知书，因其在厦门市集美区杏林街道高浦变电站南侧搭建铁皮，面积400平方米，现场无法提供合法手续，依照《厦门经济特区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规定》第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请其在2017年7月3日8时携带相关材料到执法支队接受询问。 2017年7月5日，被告集美执法局向原告出具编号为3011523号责令改正通知书，认定其上述行为违反《厦门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据该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现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于即日改正。逾期不改正，将依法予以处理。上述两份文书，原告均予以签收。 2017年7月28日，案涉厂房被强制拆除。拆除结束后，杏林街道办通知厦门鑫昇茂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现场损坏物品进行清点。评估公司人员与原告在现场对厂房内损坏的物品进行清点造册并拍照。评估人员根据现场情况以及原告的申报，现场手写“机器设备及存货征收补偿现场查勘数量确认表”共三页，权属人记载“郑俊兴，惠忠石材”字样，包括53项物品，申报价值共计2068603.6元。随后，评估公司经过甄别，先后形成“机器设备及存货征收补偿现场查勘数量确认表”（机打）及权属承诺函。其中，“机器设备及存货征收补偿现场查勘数量确认表”（机打）共三页，资产占有单位为郑俊兴，包括双桥式红外线切边机等38项物品，申报价值共计2492266元，每页均有郑俊兴签名摁印。该表格型号、规格以及生产厂家等栏目空缺。另外的权属承诺函，其所附物品清单与上述确认表内容一致，拟用于权利人确认权属及物品状况。 另查明，原告提交的权属承诺函显示：权属人无法提供相关物品的购置发票等相关权属证明，故承诺清单所示内容真实完整无误，权属均为原告一方所有，若有纠纷，自愿承担责任。设备及存货均存在放在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文华路阿莲美食园附近。权属人为郑俊兴。从相关确认表物品设备明细可以看出，大致可划分三类：一是吊扇、电饭煲、饮水机等普通家用电器类，二是各类石材及配件等产品设备类，三是切边机、磨边机、操作台、工业风扇、储水设备、砂轮等设备类。上述物品具体型号及规格、生产厂家等内容基本缺失，购置年限也仅填写部分，申报价值共计2492266元。从上述承诺函所附清单看，物品名称、申报价值与评估公司提交机打“机器设备及存货征收补偿现场查勘数量确认表”内容一致。 还查明，厦门鑫昇茂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收存的厂房租赁合同显示，原告将案涉厂房租给原告之子郑俊兴使用，从2016年4月13日至2019年5月13日。相关清点材料均系郑俊兴签字。郑俊兴提交书面意见，明确表示案涉厂房内财产设备均系原告所有，相关赔偿权利亦归于原告。原告提交工程示意图显示，所涉地块厂房权属人记为郑惠忠，厂房四至面积为397.74平方米，高为7.74平方米。被告集美执法局提交的该区域的违法搭建勘查图纸显示，郑惠忠使用、经营的厂房为简易铁皮房，四至面积与高度与原告提交的工程示意图一致。 又查明，根据本院询问，厦门鑫昇茂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相关工作人员确认，关于案涉现场物品损失的评估事项，由于技术上无法确认现场物品的损害情况，故无法继续评估。目前所形成的确认表等清点材料，主要是根据现场初步清点以及权利人的申报形成，并非评估成果。经本院现场查看，案涉物品已不在案涉厂房内。两被告明确表示清点后未对现场物品进行处置，原告确认清点后现场物品已经由其按照废品处理，但未提供证据。另外，从评估公司提供的现场照片看，案涉厂房顶部铁皮已经被拆毁，部分砖墙损坏，厂房内比较杂乱，部分物品被铁皮、砖块倾轧，大都无法确认具体损害情况。 被告杏林街道办提交的《集美区市容提升与环境整治工作中历史“两违”拆除工作方案》显示，对于配合拆除补助的简铁结构，予以55每平方米的补助，3米为一层，3米以上算两层。限时腾房交付补贴，第一轮商谈后签约并腾房，给予150元每平方米补贴。第二轮商谈后一周签约并腾房交付，给予100元每平方米补贴。第三轮商谈不予补贴。原告此前与杏林街道办进行商谈，但原告拒绝接受相关补助方案。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就本案而言，案涉拆除事实行为已经被本院另案判决确认违法。经向郑俊兴核实，郑俊兴确认其厂房内财产属于其父亲，即本案原告，其仅系代原告处理，所签租赁合同仅为配合评估清点需要。因此，案涉强制拆除行为对原告财产权益产生影响，原告有权提起赔偿请求。对此，本院予以认可。原告在其案涉厂房内经营汽车服务项目，内有其经营设施及日常物品。两被告在未依法敦促原告搬离并告知拆除时间，同时亦未采取适当措施对现场财物进行保护性处置的情况下，径直实施强制拆除行为致使案涉厂房及厂房内原告部分财物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因此，两被告应当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各方主张损失的价值无法认定的，应当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申请鉴定，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当评估或者鉴定的除外；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绝申请鉴定的，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 从在案证据看，由于两被告进行强制拆除前，并未对现场财产进行清点、封存、保管，而是等到拆除完毕之后才由评估公司入场清点。因此，对于损害情况的举证责任应主要由两被告承担。对此本院分析认为，基于案涉拆除行为的违法因素考量，原告现以评估公司清点确认的物品清单及现场照片等为证据主张赔偿，应视为对损害情况已经尽到初步举证责任。两被告如对原告所主张的损害事实以及赔偿数额有异议，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现两被告明确无法提供其他证据，但对原告赔偿请求所涉物品损害情况及申报价格仍提出异议。 从在案证据看，由于两被告进行强制拆除前，并未对现场财产进行清点、封存、保管，而是等到拆除完毕之后才由评估公司入场清点。基于此，原告现以评估公司清点确认的物品清单及现场照片等为证据主张赔偿，应视为对损害情况已经尽到初步举证责任。两被告如对原告所主张的损害事实以及赔偿数额有异议，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现两被告明确无法提供其他证据，但对原告赔偿请求所涉物品损害情况及申报价格仍提出异议。在原、被告双方均无法对案涉厂房内物品损失情况提供有效证据，且案涉物品已不复存在，无法进一步进行评估的情况下，评估公司在清点阶段所形成的材料对于确定损害情况以及赔偿数额具有一定参考作用。 关于受损物品的确认。从评估公司调取的“机器设备及存货征收补偿现场查勘数量确认表”（手写）、“机器设备及存货征收补偿现场查勘数量确认表”（机打）两份材料所载明的物品名称不尽相同，最终申报总价值也有较大差别。其中，机打确认表物品内容与原告在其证据中提交的权属承诺函所载明的物品清单内容一致，且均有原告之子郑俊兴的签名确认。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上述机打确认表以及权属承诺函所载明的物品，可以作为确认案涉厂房内因强制拆除受损物品的初步依据。 关于损失数额的确定。从确认表内容看，原告所主张赔偿损失主要是设备损失以及石材损失，但均未填写具体的型号和规格，加上原告亦无法提供进货清单及其他证明材料，无从确认准确购置价格及时间。相关价值系根据原告单方陈述填报，未经过评估公司按照评估鉴定程序确认，亦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基于此，本院无从核实相关报价的真实性，无法根据上述价格确定赔偿数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在各方对原告因案涉强制拆除行为导致的损失无法提供有效证据，相关鉴定条件也已经丧失的情况下，本院将结合在案事实及证据，综合考虑以下因素，酌情确定赔偿数额：1.两被告未按法定程序拆除，且行为失当，存在过错。但被告集美执法局亦曾书面通知原告，责令改正相关违法行为，原告未积极配合处理；2.清单所列物品并未记录具体损坏情况，各方当事人亦无法提供进一步证据说明损坏情况。一般来说，相关机器设备经过正常使用后都会产生外形以及功能方面的损耗，应适当考虑折旧。而且就现有证据而言，正常损耗与因拆除行为致损亦无从区分。3.从一般生活常理判断，作为家电设备类物品，考虑其材质、结构以及功能原理，在拆除过程中因铁件坠落以及物品相互倾轧致损的可能性较大。作为石材切割设备，考虑其材质、结构以及功能原理，即使外观受损，但功能受损可能性较小。作为石材，考虑质地比较坚硬，且图片中大都是集中一起堆放，除了靠外面的石材可能致损外，其他集中存放的石材受损可能性较小；4.一般来说，石材根据不同的品种，成色，价格差别明显。原告虽然列举石材名称，但缺乏具体的成色，无法判断价值；5.即使现场物品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害，但部分物品设备仍然可以继续正常使用，具有使用价值。两被告明确表示未对拆除后现场物品进行处置。从相关录音材料内容看，被告杏林街道办工作人员曾就拆除后现场物品的处置问题与原告等人有过协商。作为上述物品的权属人以及管理者，原告尽管也表示未自行处置，但未提供证据。因此，剩余物品残值应从损失中予以酌减。据此，本院综合上述因素对于现场物品损失的影响，按照确认表所填报的总价值2492266元的15%比例酌定赔偿数额，即373839.9元。 原告除根据评估公司的确认表所载明的申报价值主张赔偿数额2492266元之外，还主张厂房损失。由于案涉厂房并无批建手续，不属于合法建设，拆除上述厂房未侵害原告合法权益。原告作为案涉厂房的搭建者，可以就相关建筑材料的损失提出赔偿。但由于案涉厂房年限已久，又属于简易铁皮房，相关建筑材料本身的价值较低，谈及直接损失更是寥寥，且缺乏认定损失的直接证据。从被告杏林街道办提交的《集美区市容提升与环境整治工作中历史“两违”拆除工作方案》看出，对于符合条件的历史遗留“两违”，可以给予适当补贴。相关政策已经提供协商途径。从具体补贴数额看，上述补贴数额明显高于厂房建筑材料的直接损失。因此，关于拆除厂房建筑材料的损失，本院不再单独确认。 综上，两被告实施案涉拆除事实行为给原告位于案涉厂房内的财物造成一定损失，应当予以赔偿。结合原、被告双方的意见及在案证据材料，本院对于原告所主张具有一定依据且符合生活常理的的赔偿请求酌情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林街道办事处、厦门市集美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应向原告郑惠忠赔偿××铁皮房内物品损失373839.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简振环 人民陪审员  蔡添寿 人民陪审员  何应汉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吴晨郁 代书 记员  刘 畅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六条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 （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第四十七条 …… 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