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粤1704行初111号原告：刘运添，男，汉族，1952年11月15日出生，住广东省阳春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汝庆，广东星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阳江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阳春分局。住所地：阳春市春城南新大道**。法定代表人：王遥，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秀琴，该局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志帮，阳春市公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运添不服被告阳江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阳春分局（以下简称阳春分局）养老保险待遇核定决定于2018年8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8月30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阳春分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9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运添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汝庆，被告阳春分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秀琴、杨志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阳春分局于2018年8月17日向原告刘运添作出春《关于刘运添申请养老保险缴费年限重新核算的回复》，认定1984年前刘运添在原单位当临时工的时段不能视同缴费年限。原告刘运添诉称：刘运添于1976年4月从部队服役退伍回来，于1976年10月进入花滩林场当临时工人，一直工作到1984年12月经当时的阳春县劳动局招收为花滩林场合同制工人并开始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直到2009年12月开始享受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但阳春分局在核定刘运添视为缴费年限的工龄时，只是认定其1971年1月至1976年4月服兵役这段时间视为缴费年限，而对于刘运添在成为花滩林场合同制工人之前的那段工作时间不认定为视为缴费年限。刘运添于2018年8月8日向阳春分局提出申请:1、要求认定刘运添1976年10月至1984年12月期间在花滩农场的工龄视为养老保险缴费年限;2、要求变更刘运添退休证记载的缴费年限合计为38年5个月。2018年8月17日，阳春分局书面答复刘运添不同意该申请。刘运添认为，阳春分局的这一行为明显违反了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国发[1995]6号)附件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实施办法之二的的规定:（二）基本养老保险费由企业和职工个人共同缴纳。企业和职工个人共同缴纳养老保险费的年限，称为“缴费年限”。实行个人缴费制度前，职工的连续工龄可视同缴费年限。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前身)于2002年9月25日颁发的《关于劳动合同制职工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对按照有关规定招用的临时工，转为企业劳动合同制工人的，其最后一次在本企业从事临时工的工作时间与被招收为劳动合同制工人后的工作时间可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在当地实行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前的临时工期间的连续工龄，可视同缴费年限。”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至今仍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临时工、试用人员转为正式工人职员时，其在本企业工龄，应自入该企业工作之日算起。阳春分局不顾上述国务院及相关部门的明文规定，不认定刘运添在原企业的工龄为视为缴费年限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刘运添应合法享受的养老保险待遇。综上，刘运添自1976年10月至1984年12月期间在花滩林场作为临时工的这段工龄依法应认定为视同缴费年限，这是国家劳动社保部门明确发文规定的，相关的文件至今仍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官方网站上查到，阳春分局公然违反其上级部门的明文规定，主观臆断的认定刘运添在原企业做临时工的工龄不能作为养老待遇的视同缴费年限，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为维护刘运添的合法权益和法律的公义，特提起诉讼，请求：1、撤销阳春分局于2018年8月17日作出的《关于刘运添申请养老保险缴费年限重新核算的回复》;2、责令阳春分局对刘运添的自1976年10月至1984年12月期间在原单位工作的工龄视为养老保险缴费年限进行重新审核认定;3、本案诉讼费用由阳春分局承担。原告刘运添对其起诉的事实，在举证期间内提供了如下证据：1、职工退休证及退休待遇证，用以证明刘运添缴费年限是38年5个月，但阳春分局只核准刘运添合计缴费年限30年3个月，严重损害刘运添养老待遇权益。2、《关于刘运添申请养老保险缴费年限重新核算的回复》，用以证明阳春分局的行政行为损害刘运添法人合法权益。3、《刘运添申请养老保险缴费年限重新核算》，用以证明刘运添向阳春分局申请重新核算养老年限。被告阳春分局辩称：一、阳春分局作为被告的主体不适格。刘运添视同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是由阳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认定的，与阳春分局无关。根据《个人历史信息审核申请表》中，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核意见“审核至93年12月止，符合规定的视同缴费年限为5年4月”，并加盖了阳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股室公章，即为64个月军龄（1971年1月至1976年4月）。因此，视同缴费年限是由阳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核定，阳春分局只是执行阳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核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应驳回刘运添的起诉。二、刘运添在2018年8月27日起诉已过起诉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的规定，刘运添在2009年11月24日已办理退休手续并领取退休待遇，其在2018年8月27日起诉已过起诉期限，应驳回刘运添的起诉。三、阳春分局没有将刘运添从1976年10月至1984年12月的临时工工龄视同缴费年限是正确的。首先，阳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核定视同缴费年限为5年4月，即为64个月军龄（1971年1月至1976年4月）。其次，阳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其“1993年底前实际缴费172个月”是由军龄64个月和1984年12月至1993年12月9年共108个月构成。第三，刘运添从1976年10月至1984年12月的临时工工龄不能视同缴费年限。根据《广东省职工社会养老保险暂行规定》（粤府[1993]83号）第十一条“全民所有制和县以上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职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前按国家规定计算的连续工龄视同缴费年限”和《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条例》第十六条“国有和县以上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原干部和固定职工，在当地实施《广东省职工社会养老保险暂行规定》前，按照国家原规定计算的连续工龄视同缴费年限。”的规定，刘运添在1984年12月经阳春县劳动局招收为花滩林场合同制工人，而非临时工转为固定工，因此，从1976年10月至1984年12月的临时工工龄不能视同缴费年限。第四，刘运添的缴费年限30.3年是由军龄5年4个月加上1984年12月至1993年12月9年加上94年1月至2009年11月15年11个月共30年3个月构成的。综上所述，请求法院驳回刘运添起诉或诉讼请求。被告阳春分局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据：1、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用以证明阳春分局身份情况。2、《职工退休审批表》，用以证明刘运添2009年8月11日退休。3、《个人历史信息审核申报表》，用以证明在该申请表中，（1）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核意见“审核至93年12月止，符合规定的视同缴费年限为5年4月”，并加盖了阳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股室公章，即为64个月军龄（1971年1月至1976年4月）；（2）核定其“1993年底前实际缴费172个月”是由军龄64个月和1984年12月至1993年12月9年共108个月构成；（3）核定刘运添视同缴费年限是由阳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4、《养老保险待遇核定表》，用以证明刘运添的累计缴费年限30年3个月（是由军龄5年4个月加上1984年12月至1993年12月9年加上94年1月至2009年11月15年11个月共30年3个月构成的）。5、《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条例》、《广东省职工社会养老保险暂行规定》（粤府[1993]83号）、《关于合同制职工视同缴费年限认定的复函》（粤人社函〔2015〕216号）和职工社会养老保险知识问答，用以证明刘运添在1984年12月经阳春县劳动局招收为花滩林场合同制工人，而非临时工转为固定工，其从1976年10月至1984年12月的临时工工龄是不能视为缴费年限的相关法规和规章。经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对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审批表所记载的连续工龄是38年。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审批表所记载刘运添一直都是花滩林场的职工，之前的用工形式是合同工。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组证据证明阳春分局是对外作出了刘运添的缴费年限是30.25年，即是阳春分局对外作出的核定缴费年限的具体的行政行为对刘运添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影响，因此从该组证据中可以证明阳春分局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对证据5认为无法确认目前是否还有效，阳春分局没有提交另外一份社会保障部《关于劳动合同制工人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因阳春分局在作出刘运添要求撤销的回复中，对该复函的理解及适用是认为该复函的发函单位是贵州省劳动和保障厅，不能适用刘运添申请年限的依据，阳春分局该行为属于明确的适用法律错误，按照相关法律规定，阳春分局需要对其作出该法律适用的事实以及具体的法律依据承担举证责任，否则法院可以以阳春分局适用法律错误撤销其所作出的该份回复。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被告、第三人一致确认的以上有效证据，本院对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其他互有异议的证据，将根据认定的事实综合审查、采信。经审理查明，刘运添于2018年8月6日向阳春分局提出《刘运添申请养老保险缴费年限重新核算》的书面申请材料，主张其于1976年4月从部队服役退伍回来，于1976年10月进入花滩林场当临时工，一直到1984年12月经当时的阳春县劳动局招收为花滩林场合同制工人，从2009年12月开始享受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而阳春分局对其成为花滩林场合同制工人之前的工作时间不认定为视同缴费年限，导致缴费年限少了8年，养老金发放标准也少了很多。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国发[1995]6号）附件2：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实施办法之二的规定，实行个人缴费制度前，职工的连续工龄可视同缴费年限。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劳动合同制职工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对按照有关规定招用的临时工，转为企业劳动合同制工人的，其最后一次在本企业从事临时工的工作时间与被招收为劳动合同制工人后的工作时间可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在当地实行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前的临时工期间的连续工龄，可视同缴费年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临时工、试用人员转为正式工人职员时，其本企业工龄，应自入该企业工作之日算起。刘运添自1976年10月至1984年12月在花滩林场当临时工应当依法认定为视同缴费年限。为此，请求阳春分局认定：1、刘运添于1976年10月至1984年12月在花滩林场当临时工应当依法认定为视同养老保险缴费年限；2、要求变更退休证记载的缴费年限合计为38年5月。阳春分局于2018年8月17日作出《关于刘运添申请养老保险缴费年限重新核算的回复》，该回复载明：“刘运添于1971年1月至1976年4月服兵役；1984年12月经阳春县劳动局招收成为花滩林场合同制工人；1985年1月开始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至2009年11月；2009年12月开始享受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你以《劳动保障办公厅关于劳动合同制工人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劳社厅函〔2002〕323号）为依据……该文件的发证机关为贵州省劳动和保障厅。而广东省是根据《广东省职工社会养老保险暂行规定》（粤府[1993]83号）及《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条例》的规定认定参保人员视同缴费年限的。《广东省职工社会养老保险暂行规定》（粤府[1993]83号）第十一条明确，“全民所有制和县以上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职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前按国家规定计算的连续工龄视同缴费年限。”《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国有和县以上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原干部和固定职工，在当地实施《广东省职工社会养老保险暂行规定》前，按照国家原规定计算的连续工龄视同缴费年限。”1984年12月经阳春县劳动局招收花滩林场合同制工人，而非临时工转固定职工，因此，你在原单位当临时工的时段不能视同缴费年限。……”本院认为，本案为养老保险待遇核定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阳春分局作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法享有辖区内社会保险的核定和支付工作的法定职权。本案审查的是阳春分局于2018年8月7日作出的被诉回复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争议焦点为阳春分局认定刘运添在花滩林场当临时工的时段不能视同缴费年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中，阳春分局针对刘运添申请养老保险缴费年限重新核算作出了回复，刘运添认为该答复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阳春分局辩称其作为被告的主体不适格，请求驳回刘运添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由于本案审查的是阳春分局于2018年8月7日作出的被诉回复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阳春分局主张刘运添在2009年11月24日已办理退休手续并享受退休待遇，刘运添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纳。刘运添主张其于1976年10月至1984年12月在花滩林场当临时工，一直工作到1984年12月经阳春县劳动局招收为花滩林场合同制工人，其于1976年10月至1984年12月在花滩林场当临时工应当视同缴费年限。阳春分局辩称刘运添于1984年12月经阳春县劳动局招收为花滩林场合同制工人，不是临时工转为固定工。本院认为，视同缴费年限是指职工全部工作年限中，其实际缴费年限之前的按国家规定计算的连续工作时间。固定职工在实行企业和职工个人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制度之前，按国家规定计算为连续工龄的时间，都可以作为视同缴费年限。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国发[1995]6号）的规定，实行个人缴费制度前，职工的连续工龄可视同缴费年限。本案中，刘运添主张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劳动合同制职工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对按照有关规定招用的临时工，转为企业劳动合同制工人的，其最后一次在本企业从事临时工的工作时间与被招收为劳动合同制工人后的工作时间可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在当地实行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前的临时工期间的连续工龄，可视同缴费年限。由于刘运添是在1984年12月经阳春县劳动局招收为花滩林场合同制工人，不是由花滩林场临时工转为合同制工人。因此，不符合该复函对招用的临时工转为企业劳动合同制工人视同缴费年限的规定。刘运添主张应依照该规定认定其1976年10月至1984年12月在花滩林场当临时工期间应视同缴费年限，没有事实依据。阳春分局于2018年8月17日作出的《关于刘运添申请养老保险缴费年限重新核算的回复》，认定刘运添1984年前在原单位当临时工的时段不能视同缴费年限并无不当。刘运添诉请撤销阳春分局的该回复并请求责令阳春分局对其1976年10月至1984年12月期间在原单位工作的工龄视为养老保险缴费年限进行重新审核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运添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运添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姚智发审 判 员  曾飞跃人民陪审员  陈小强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八日法官助理魏丛丛书记员冯旭秋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