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兵9001民初5895号 原告：邓庆灵，男，1956年5月8日出生，汉族，系无固定职业，住石河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冬丽，新疆初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章见彬，男，1974年2月4日出生，汉族，系石河子大学基建处科长，住石河子市。 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分公司，住所地新疆石河子市东环路25小区60号。 法定代表人：张妮，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舟，新疆初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爱，系该公司员工。 原告邓庆灵与被告章见彬、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分公司（以下简称联合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庆灵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冬丽、被告章见彬、被告联合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舟及张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邓庆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原告与二被告间签订的事故处理协议。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及送达费。事实和理由：2014年11月24日13时30分许，章见彬驾驶×××号“大众”牌小型轿车沿石河子市东三路由北向南行驶至“伯爵庄园西门”路口左转弯过程中，与沿东三路由南向北直行至此路口的邓庆灵驾驶的无号牌三轮电动车相接触，造成邓庆灵受伤、两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被告章见彬承担此事故主要责任，原告邓庆灵承担此事故次要责任。×××号车在被告联合公司投保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以下简称商业险）。2015年4月22日，原告在是否构成伤残尚不知情、对自己的损害结果尚不明确、对依法应获得赔偿金额尚不清楚的情况下与两被告签订《事故处理协议》，该协议在订立时原告存在重大误解，原告认为该协议理应撤销，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现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章见彬辩称，三方签订的《事故处理协议》合法有效，原告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受本协议书的约束，不同意撤销该协议。 联合公司辩称，章见彬驾驶×××号车在联合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及商业险20万元，含不计免赔险。该处理协议不是我公司与原告之间签订的，是原告与被告章见彬之间达成的协议。三方在订立《事故处理协议》时，已经明确约定是以病历现有材料进行核算，同时原告陈述关于《协议书》中6000元后续治疗费的协议是在26000元以外，是额外被告给付原告的赔偿款，故对事故所产生的损失和将发生的损失均进行了处理。上述两份协议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事故处理协议》约定的对现有材料无法核算的部分自己承担并自愿放弃相应诉权，各方对事故处理再无纠葛，故该协议真实有效。如果被告章见彬对协议没有履行完毕，也应该继续履行，或原告提出解除合同之诉而非撤销之诉。保险公司与被告章见彬签订的协议书，是被告章见彬向原告履行了赔偿义务以后，被告联合公司再向被告章见彬履行保险义务，不存在被告章见彬获利情形。故联合公司不同意撤销《事故处理协议》。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对证据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4年11月24日13时30分许，章见彬驾驶×××号“大众”牌小型轿车沿石河子市东三路由北向南行驶至“伯爵庄园西门”路口左转弯过程中，与沿东三路由南向北直行至此路口的邓庆灵驾驶的无号牌三轮电动车相接触，造成邓庆灵受伤、两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该事故经石河子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开发区大队出具认定书认定，被告章见彬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转弯车未让直行车先行，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原告邓庆灵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号牌机动车行经路口未减速慢行，确保安全通行，负事故次要责任。章见彬驾驶×××号车在被告联合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及商业险，商业险限额200000元，购买有不计免赔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 事发当日，原告即被送往石河子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住院137天（住院日期：2014年11月24日至2015年4月10日），出院诊断为：左小腿皮肤软组织缺损并感染、左开放性胫腓骨干骨折、左胫骨外露（并骨髓炎），共花费住院费用104196.16元，其中原告自行支付22000元，剩余82196.16元由被告章见彬支付。 2015年4月10日，原告邓庆灵作为乙方与被告章见彬作为甲方签订协议书，约定：“…乙方接受甲方赔偿二次手术费用共计：陆仟元整（6000元整）…。”协议签订后，被告章见彬支付原告了邓庆灵4000元。 2015年4月22日，原告邓庆灵作为甲方与被告章见彬作为乙方、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分公司作为丙方签订事故处理协议，约定：“…一、为保障甲方及时获得赔偿。经甲方要求，三方同意就该事故以现有材料由丙方结合实际情况依法进行核算处理，具体赔偿金额为26000元，双方对丙方所核算该金额结果均无异议；二、上述损失由乙方先行支付于甲方，乙方支付后可依据相关保险合同条款申请丙方理赔；三、甲方在获得乙方赔偿后，就现有材料以外无法进核算部分同意自行承担，自愿放弃向乙方及丙方的主张权，三方就该事故处理再无纠葛；…”庭审中，原告陈述被告至今尚未履行该协议，被告章见彬辩称已向原告支付赔偿款26000元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举证证实其主张，故本院对被告章见彬的辩解意见不予采信。 原告于2018年5月16日以“左开放性胫腓骨干骨折术后3年半余，拟取出内固定装置”为主诉在石河子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住院36天（住院日期：2018年5月16日至2018年6月21日），治疗共花费住院费11684.01元，该费用由原告自行支付。出院诊断：取除内固定装置（左胫腓骨干骨折术后）、左胫骨慢性骨髓炎。 2018年7月27日，原告委托新疆天宇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残程度、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后续治疗费用进行评定。2018年8月3日，新疆天宇司法鉴定所做出（2018）临鉴字第295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1、被鉴定人邓庆灵左下肢的损伤已构成十级伤残；2、需误工损失日至评残前一日（为1347天），护理期评定为8个月，营养期评定为24个月；3、其后续换药约需5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是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本案交通事故的责任分担已经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章见彬承担此事故的主要责任，原告邓庆灵承担此事故的次要责任。该认定书是交警部门根据现场勘察和调查取证而依法作出的，为处理该事故的证据，事实清楚，且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故可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本院予以认定。 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为：原告与两被告于2015年4月22日签订的《事故处理协议》是否应当撤销。重大误解是指基于行为人错误的认识，行为人的表意虽是自愿却违背其真实的意思表示。重大误解是在主观上属于过失，往往源于行为人自己的疏忽或者缺乏经验等原因所致；在客观上表现为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标的等认识错误，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的损失。本案中，原告邓庆灵以签订《事故处理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为由主张撤销该《事故处理协议》；被告联合公司辩称在签订《事故处理协议》时，邓庆灵已出院，医生有明确的诊断，邓庆灵应当知悉自己的伤情，并愿意接受今后可能出现的新伤情得不到赔偿的风险，且该协议在签订时是结合原告现有材料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的核算处理，订立协议时联合公司征求过邓庆灵的意见，邓庆灵同意以现有材料进行核算，故协议不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且邓庆灵签订赔偿协议是对其权利的自愿处分，依照该协议第三条原告对现有材料无法核算的部分自己承担并自愿放弃相应诉权，故认为该协议真实有效。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邓庆灵虽在出院当天知晓自己的伤情，也持有医院的诊断书，但医院的诊断书仅是对病情及诊断情况的记录，并没有记载该病情是否构成伤残或者具体伤残等级的认定意见，且邓庆灵无法准确判断出其伤情是否达到伤残程度，也无法准确判断出其伤情的评残等级。邓庆灵在身体受到伤害的情况下，虽是自愿与被告联合公司及章见彬签订《事故处理协议》，但却是因其自身经验缺乏导致错误认识而签订的。且该协议书中未明确具体的赔偿项目及相应的赔偿金额，是打包计算的，这与按照鉴定的十级伤残所得的赔偿数额相差较大，同时被告章见彬至今未履行该《事故处理协议》。因此，邓庆灵签订事故处理协议对其自身造成较大损失，应认定为重大误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规定，涉案赔偿协议属于可撤销的合同，应当予以撤销。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原告邓庆灵与被告章见彬、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分公司于2015年4月22日签订的《事故处理协议》。 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5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分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给付原告邓庆灵。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杜世成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王 妍 书 记 员 王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