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浙04行终2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才明，男，1953年3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嘉善县，现住浙江省嘉善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嘉善县公安局，住所地嘉善县罗星街道人民大道1118号。法定代表人曹雪龙，局长。委托代理人邱卫国、刘晓明，该局法制大队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郁金珠，女，1953年4月19日生，汉族，住嘉善县。原审第三人张文华，男，1966年11月21日生，汉族，住嘉善县。原审第三人董引妹，女，1966年4月8日生，汉族，住嘉善县。邓才明因诉嘉善县公安局不履行治安管理法定职责一案，不服嘉善县人民法院(2018)浙0421行初1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经审理查明，2015年9月12日下午3时20分许，邓才明及其妻子郁金珠与张文华、董引妹夫妇因游客住宿生意问题在嘉善县西塘镇××路××号自家房屋门前发生纠纷。期间张文华、董引妹对邓才明进行殴打。嘉善县公安局接到报警后，即指派民警到达现场处警。民警到达现场后，查看了事发现场的监控录像，并向双方当事人进行口头询问后，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当日，双方达成了《治安调解协议书》，约定“一、张文华、董引妹向邓才明、郁金珠道歉，邓才明、郁金珠答应和解；二、此纠纷就此解决，双方互不追究对方法律责任；三、双方不得因此事再发生纠纷。”邓才明、张文华、董引妹当场在该协议书上签名捺印，邓才明当场接受了张文华、董引妹的道歉。因郁金珠在医院看病，民警即到医院找到郁金珠，郁金珠在该调解协议书上签名捺印。事后，邓才明于2015年9月19日、12月8日分别向嘉善县公安局提交其就医病历等材料，要求嘉善县公安局处理。2017年9月6日，邓才明通过邮寄方式向嘉善县公安局提交《强烈要求追究张文华、董引妹的法律责任》书面材料，要求依法对张文华、董引妹作出治安处罚。因嘉善县公安局未对张文华、董引妹作出处罚，邓才明于2018年2月27日提起诉讼。原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经公安机关调解，当事人达成协议的，不予处罚。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给予处罚，并告知当事人可以就民事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本案中，嘉善县公安局在接到报警后，对邓才明夫妇与张文华、董引妹夫妇之间因民间纠纷引起违反治安管理的案件及时受理并开展调查处理，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且已实际履行的情况下，嘉善县公安局未对张文华、董引妹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邓才明诉称嘉善县公安局组织调解所达成的“治安调解协议书”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邓才明的全部诉讼请求。邓才明上诉称，1.原审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根本没有进行调查处理，连询问笔录都没有制作。被上诉人在调解中将郁金珠作为故意伤害案的当事人，实际上郁金珠只是在现场拉架的，被上诉人却将郁金珠作为当事人，让违法嫌疑人向郁金珠道歉，逼迫郁金珠在调解协议上签字，被上诉人涉嫌造假。被上诉人根本就没有组织双方进行调解，所谓的调解是被上诉人办案民警不顾上诉人死活，阻止上诉人及时就医的情况下，私自完成的勾当。调解应当有当事人的申请并经部门负责人批准，调解过程应当制作笔录，被上诉人的调解程序违法。原审认定签订调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认定调解协议已经履行，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原审法院认定的这一事实。2.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公安机关执法细则》是公安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理解和适用，各级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中都应当遵守。但被上诉人却认为该执法细则只对内，不对外，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是否应当遵守《公安机关执法细则》的问题未作任何评判。上诉人认为应当从调解程序的合法性的角度，对被上诉人的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本案不具备调解结案的前提，因为调解的前提是“情节较轻”，而本案中的情况是情节严重，不具备调解的前提条件。本案调解程序存在多处违法，未立案，便结案；未调查，便调解；未申请，伪调解；未报批，便调解；未制作调解笔录；调解内容，期限，方式等要素不明确；调解书未送达；调解协议未履行。请求撤销原判，改判责令被上诉人依法处理上诉人被故意伤害案，对违法嫌疑人作出拘留10日以上，罚款500元以上的行政处罚决定。嘉善县公安局答辩称，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2015年9月12日，张文华、董引妹夫妇与邓才明、郁金珠夫妇因游客住宿生意问题发生纠纷，期间张文华、董引妹夫妇对邓才明、郁金珠夫妇进行殴打，当日西塘派出所民警依法调解，双方达成张文华、董引妹向邓才明、郁金珠道歉，双方互不追究对方法律责任、双方不再就此事发生纠纷的调解协议，民警制作治安调解协议书经双方签字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规定，经公安机关调解当事人达成协议的不予处罚。因此，嘉善县公安局不再对张文华、董引妹夫妇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进行处罚符合法律规定。治安案件只存在受案，不存在立案问题。本案中，公安机关接到报警后即进行了受案，民警经询问当事人并调看现场监控视频查明了案件情况，不存在上诉人所说的未立案未调查就调解的问题。本案属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殴打他人案件，从当时调查了解的情况看被殴打人均无明显较重伤势，双方均同意调解，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调解条件。《公安机关执法细则》是指引公安机关工作人员规范执法的内部规范，仅限公安机关内部适用，不得在任何法律文书中引用，不向外公布。该细则规定调解应经当事人申请，并经部门负责人批准，而本案中调解是双方当事人同意提出的，调解前民警也已经口头报请所领导批准，并未违反《公安机关执法细则》的规定。调解协议明确载明了道歉的协议内容，道歉后经双方签字确认。一审时，张文华和董引妹以及主持调解的民警也确认当场道歉后签字确认的事实，因此，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调解协议未履行的问题。本案案发是2015年9月，上诉人提出行政诉讼是2018年2月，时间相隔两年多，已经超出公安机关执法记录录像的保存期限，因此，被上诉人无法提供相关执法记录视频。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期间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均由原审法院移送至本院。上诉人邓才明在二审中未提供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2015年9月12日，上诉人与张文华、董引妹因游客住宿生意发生纠纷并引发冲突，上诉人遭到张文华、董引妹殴打，经嘉善县公安局西塘派出所民警处警调解后，双方达成《治安调解协议书》，协议约定“张文华、董引妹向邓才明、郁金珠道歉后双方纠纷就此解决，双方互不追究法律责任，不再因此事发生纠纷。双方都应当遵守协议约定”。上诉人当场接受了张文华、董引妹的道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经公安机关调解，当事人达成协议的，不予处罚。因此，上诉人在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且调解协议已经履行的情况下，又要求嘉善县公安局对张文华、董引妹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缺乏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调解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因此，人民法院无权对调解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邓才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土根审判员  许艳华审判员  孙 军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法官助理李平书记员张琳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