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民终175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倩。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晨。法定监护人：陈倩，身份信息同上。上诉人（原审原告）：袁作砚。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元香。上述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峰华，北京市中伦文德（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印务分公司。负责人：陆飞，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宁玲芝，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庄军元，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钟华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宁玲芝，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庄军元，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倩、袁晨、袁作砚、张元香、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印务分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日报公司）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1民初57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倩、袁晨、袁作砚、张元香一审诉讼请求：一、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共同向陈倩、袁晨、袁作砚、张元香赔偿丧葬费41433元、死亡赔偿金75368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54365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0元，共计1538771元；二、本案诉讼费由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承担。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袁某华生前系广州日报公司的员工，在广州日报公司所设立的分公司即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任职财务主管。2018年3月13日晚，袁某华与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副总经理宋某昌以及该公司职员黄某军（生产部经理）、黄某（生产部经理助理）、林某新（生产部副组长）、周某明（印前制作车间主任）、谢某波（印前制作车间副主任）、刘某发（装订车间主任）、林某峰（装订车间副主任）、林某龙（装订车间主任助理）、梁某文（机印车间主任）、黄某文（机印车间副主任）、谭某平（机印车间主任助理）、许某军（商轮车间主任）、刘某华（商轮车间副主任）、朱某斌（商轮车间主任助理）共十六人，在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荔枝湾烧鸡饭庄聚餐，期间袁某华有大量饮酒。当日晚20时左右聚餐结束，袁某华因醉酒由人背着并乘坐车辆离开聚餐地点，其后由同事林某峰等人将其送回至林某峰在员工宿舍内休息。林某峰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其见袁某华有点喝醉的样子，就让袁某华睡在了床上睡觉，而其本人则在地上打地铺，睡到半夜时其还听到了袁某华打呼噜的声音。2018年3月14日早上7时许，林某峰醒来发现袁某华出现异常后，即拨打了120并报警，法医到场后确认袁某华死亡，初步死因为猝死。同日早上，袁某华遗体由广州市殡葬服务中心运走。2018年5月11日，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南方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18]病鉴字第60号《法医病理司法鉴定意见书》，在2018年3月15日对袁某华冷藏尸体进行鉴定的基础上，分析认为“结合对其尸体血液进行乙醇（酒精）及正丙醇含量测定结果（检出乙醇成分，其含量为294.1mg/100ml，未检出正丙醇成分），……尽管死者袁某华尸体血液的酒精含量未达致死浓度（致死参考浓度为400-500mg/dl），但死者袁某华患有高血压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症，根据文献报道，当机体重要器官如心、脑、肝等患有疾病时，较低的酒精浓度也有可能引起死亡”，并作出了“袁某华符合在患有高血压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症的基础上，因急性酒精中毒而死亡”的鉴定意见。原审法院另查，死者袁某华生前在2018年2月5日进行过体检，在该次体检的体检报告“总检评估意见”中载明，袁某华生前已经患有前列腺钙化斑、高脂血症等症状，其中高脂血症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并附有“忌酒”、“忌烟酒”的建议提醒。一审诉讼中，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抗辩称涉案聚餐属于员工的私人聚餐行为，费用由聚餐人员以AA制分摊，并非公司组织安排的，与两公司无关。为此，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提交了除死者袁某华外的其余十五名参与聚餐人员在2018年3月15日、16日的询问笔录予以证实。但陈倩、袁晨、袁作砚、张元香以上述接受询问的聚餐参与人员与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为由，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可。而根据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所提交的询问笔录，黄某军在接受询问时表示聚餐系“年前宋总提过组织大家吃个饭，年前忙就安排年后，AA制发起了一次聚餐，想着开年一起吃饭聊天，我通知了各车间主管，车间主管再通知其他人”；林某龙称系刘某发叫他一起吃饭，“因为我要上夜班，所以问可不可以不去，他劝我说部门工友一起吃饭，叫我还是参加”；梁某文称“吃饭前没说让我出钱，第二天早上九点生产部黄某军说收钱才付了钱，我们车间的人一共给了两百块”；黄某广称“我没有出钱，只管吃饭”；谭某平在回答吃完饭后钱如何给付的问题时，称“我吃完饭就走了，我也没有付钱”；刘某华称“请了我吃饭事后也没有问我拿钱。但昨天（即2018年3月14日）回来交班的时候，许某军跟我说他帮我出了钱”。另，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提交了视频光盘一张，证实涉案聚餐费用是由许某军在饭店前台付款的；对此陈倩、袁晨、袁作砚、张元香确认系由许某军先行垫付，但对于垫付之后费用如何处理表示不清楚，并表示涉案聚餐是由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领导宋某昌组织的公司聚餐。一审诉讼中，原审法院依法向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太和派出所调取了事发后公安民警对相关人员所作的询问笔录。其中，林某峰在接受民警询问时陈述，“2018年3月13日晚上7时许，我跟袁某华都是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民营科技园广州日报的员工，我是生产主管，袁某华财物主管，当时下班后，公司的领导就组织公司员工一共16人一起去太和荔枝湾烧鸡饭庄吃饭，我和袁某华也去了”。原审法院另查，陈倩系死者袁某华的妻子，袁晨系死者袁某华的儿子，袁作砚与张元香为死者袁某华的父母，且袁作砚与张元香共育有三个子女。上述事实，有聚餐人员名单、死亡医学证明书、遗体接运单、询问笔录、常住人口登记卡、公证书、鉴定意见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原审法院认为：对死者袁某华在2018年3月13日晚与15名同事聚餐且大量饮酒后于次日早晨猝死的事实，陈倩、袁晨、袁作砚、陈元香、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均无异议，因此原审法院亦予以确认。根据死者袁某华在事发前一个月的体检报告，可证实袁某华生前已经患有前列腺钙化斑、高脂血症等症状，其中高脂血症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并附有“忌酒”、“忌烟酒”的建议提醒，然袁某华在参加聚会时却仍然选择了醉酒。而根据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涉案《法医病理司法鉴定意见书》，可以证实袁某华“符合在患有高血压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症的基础上，因急性酒精中毒而死亡”，该结论与前述体检报告所列明的症状相符，对此原审法院依法予以采纳。关于涉案聚餐活动的组织者问题。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抗辩称袁某华所参与的涉案聚餐活动系公司员工的私人聚餐，与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无关，并为此提交了在事发后对15名参与聚餐活动的员工的询问笔录予以证实。但陈倩、袁晨、袁作砚、陈元香认为，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所提交的询问笔录证明效力存疑，因被询问人与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原审法院认为，因参与聚餐活动的人员均为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的员工，与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且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所提交的询问笔录亦仅属于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且，根据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所提交的上述询问笔录显示，黄某军陈述聚餐活动是宋某昌（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副总经理）提议并由黄某军负责通知的各车间主管，林某龙则称在其表示不去的意愿时被以部门工友聚餐为由劝说参加，梁某文表示吃饭前没告知其需要付款，而黄某广、谭某平与刘某华则均表示没有付过款；上述陈述均与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所抗辩的公司不知情且聚餐系AA制分摊费用的意见不相符。另外，根据聚餐参与人之一的林某峰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的陈述，其亦表示系公司领导组织的公司员工16人进行的聚餐。鉴于黄某军与林某峰均有作出由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领导组织聚餐的陈述内容，与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的抗辩意见相悖，而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所提交的询问笔录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不足以证实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的抗辩主张，即使涉案聚餐的费用是由聚餐人员之一的许某军垫付，却并不能证明该次聚餐的费用系由所有聚餐人员分摊，更不能证明涉案聚餐活动的私人组织性质，因此原审法院对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所主张的系员工私人聚餐的意见不予采信。鉴于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实涉案聚餐属于员工私人聚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参与聚餐的部分人员已经陈述聚餐系由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的领导所组织，因此原审法院对陈倩、袁晨、袁作砚、张元香所主张的涉案聚餐系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所组织的事实予以采信。关于袁某华死亡后果的责任承担问题。死者袁某华在事发前一个月接受过体检，而其体检报告中明确列明其患有前列腺钙化斑、高脂血症等症状，其中高脂血症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并附有“忌酒”、“忌烟酒”的建议提醒，对此袁某华应当知悉自身的身体状况及患病事实。但袁某华在己方应当忌酒的前提下，在参与聚餐时却放任饮酒并醉酒，最终导致自己在次日因急性酒精中毒而猝死，其本人对于死亡后果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而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作为聚餐活动的组织者，本应对员工过量饮酒行为进行劝阻和提醒，更应在员工醉酒后及时通知家属，并将员工送至医院或其他安全地方进行看护，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但从袁某华在聚餐结束后由人背上车辆并被送回员工宿舍的事实来看，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在聚餐过程中放任了袁某华的过量饮酒行为；而在袁某华醉酒后，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并未将其送往医院，而是将其送至员工宿舍并由员工进行照看，但却未能及时发现袁某华的异常状态，最终导致袁某华猝死。因此，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在组织聚餐活动中并未能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对员工袁某华的死亡后果存在过错，应当承担次要责任。综上，原审法院综合考虑死者袁某华与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在袁某华因急性酒精中毒死亡事件当中的过错程度，并认定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应对袁某华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20%的赔偿责任，死者袁某华应自行承担80%的责任。因袁某华因涉案事件死亡，故陈倩、袁晨、张元香、袁作砚作为其死亡时的法定继承人，要求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赔偿损失，并无不当。关于陈倩、袁晨、袁作砚、张元香所主张的各项损失，原审法院认定如下：1.丧葬费：袁某华因参加公司聚餐活动醉酒猝死，故陈倩、袁晨、袁作砚、张元香主张丧葬费并无不当，应予支持，该项目应按《广东省2017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以下简称赔偿计算标准）中的2016年广东省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均工资82866元/年计算6个月，计得为41433元；2.死亡赔偿金：袁某华因参加公司聚餐活动醉酒猝死，故陈倩、袁晨、袁作砚、张元香的该项请求应予支持。因袁某华死亡时未满60周岁，故该项目应按上述赔偿计算标准中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684.3元/年计算20年，计得为753686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死者袁某华死亡前需由其抚养的被扶养人有三人，即需与姐弟共三人扶养父亲袁作砚、母亲张元香，需与妻子共同抚养儿子袁晨。该被扶养人生活费可按赔偿计算标准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8613.3元/年标准计算，可计得被扶养人袁作砚的生活费为171679.8元（28613.3元/年×18年÷3人）、张元香的生活费为190755.33元（28613.3元/年×20年÷3人）、袁晨的生活费为128759.85元（28613.3元/年÷12月/年×108月÷2人）。因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故截止至袁晨年满十八周岁时止，三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28613.3元/年计算108个月（即9年），计得为257519.7元（28613.3元/年÷12月/年×108月）；其后，再计算袁作砚、张元香的后续扶养年限的生活费，计得为袁作砚的生活费为85839.9元（28613.3元/年×9年÷3人）、张元香的生活费为104915.43元（28613.3元/年×11年÷3人）。综上，陈倩、袁晨、袁作砚、张元香的上述被扶养人生活费总计为448275.03元，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总额为1201961.03元；4.精神损害抚慰金：袁某华的死亡，对其家属造成了严重的精神伤害，故陈倩、袁晨、袁作砚、张元香主张该精神损害抚慰金合理，应予支持，本院酌定该精神损害抚慰金以100000元为宜。综上，陈倩、袁晨、袁作砚、张元香的各项损失总计为1343394.03元，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应当承担20%的赔偿责任，即应当赔偿268678.81元。因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系广州日报公司的分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故对于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的赔偿责任，应当由广州日报公司承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8年7月12日作出判决如下：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广州日报公司赔偿陈倩、袁晨、袁作砚、张元香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损失共计268678.81元；二、驳回陈倩、袁晨、袁作砚、张元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8193.85元，由陈倩、袁晨、袁作砚、张元香负担6762.85元，由广州日报公司负担1431元。判后，上诉人陈倩、袁晨、袁作砚、张元香、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陈倩、袁晨、袁作砚、张元香共同上诉请求：一、判令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承担袁某华死亡70%的赔偿责任，向陈倩、袁晨、袁作砚、张元香支付赔偿金1343394.03元×70%＝940375.82元。二、本案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用由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承担。上诉理由：本案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经过准确，但80%、20%的责任划分错误。一、死者袁某华作为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员工，经常身不由己参加单位应酬并大量喝酒，在最后这次公司聚餐中，召集人宋某昌（公司副总）和黄某军不但没有尽到照顾、管理和劝阻的义务，反而喝到醉酒状态，袁某华大量饮酒致死是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放任、纵容促成的。二、袁某华死亡原因与《体检报告》所列慢性咽炎、血脂偏高等疾病无关，《体检报告》显示其血压正常，而忌烟少酒的劝告只是对于中年群体普遍存在的亚健康状态的建议和提醒，不能作为加重死者自身责任的依据。三、袁某华出事后，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不是积极安抚家属，做好善后事宜，而是由总经理出面做工作统一口径，向参加聚会的人员收钱，炮制虚假证据，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这种捏造事实、伪造证据、逃避责任的行为，应当加重判处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的答辩意见同其上诉意见。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陈倩、袁晨、袁作砚、张元香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用由陈倩、袁晨、袁作砚、张元香承担。上诉理由：一、原审判决关于涉案聚餐系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组织的事实认定错误。（一）涉案公司的领导既非法定代表人，又非执行职务，更未得到公司的授权，原审判决对公司高管的个人行为与职务行为不作区分，直接将公司的“领导”所组织的聚餐行为推定为公司行为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二）公司高管与同事之间的约饭聚餐不是职务行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无论是法定代表人，还是公司其他高管，他们同时也有个人生活，存在个人行为。公司承担责任的前提是相关人员实施的是职务行为，否则，因个人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只能由个人承担。在没有证据证明组织聚餐或聚餐本身是职务的情形下，公司高管与同事之间的约饭聚餐显然只能属于私人行为，不代表公司行为。（三）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没有授权公司高管组织聚餐活动。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作为国有上市公司，一直严格遵守国家纪律规定，并无组织“开年饭”等集体聚餐的惯例，也没有相应的财政预算，不可能授权公司高管组织聚餐活动，公司高管与同事之间私下约饭组织聚餐不是公司行为，法律后果不应由公司承担。二、原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一）陈倩、袁晨、袁作砚、张元香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聚餐系由公司组织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陈倩、袁晨、袁作砚、张元香作为提起本案诉讼的一方，其主张涉案聚餐的组织者为公司，对此，其负有举证责任。而黄某军的询问笔录及林某峰的公安询问笔录充其量仅证明聚餐组织者是“领导”，而“领导”是代表公司还是代表个人，需要进一步地论证。否则，应由陈倩、袁晨、袁作砚、张元香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一审提交的15份询问笔录之间能够相互印证聚餐活动系员工之间的私人行为，且结合许某军的结账视频能共同证明涉案聚餐费用不由公司承担的事实，由此可证实聚餐不是公司行为。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自始至终没有过错，对涉案聚餐活动不知情，对聚餐人员饮酒行为亦无法劝阻和提醒。并且，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从未支付任何关于涉案聚餐的费用，根据一审时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提交的结账视频，许某军结账后没有开具发票，更说明不可能存在由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报销聚餐费用的可能。三、退一步讲，聚餐与饮酒没有必然联系，涉案聚餐的酒并非由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提供，饮酒纯属个人行为，且袁某华醉酒后已被妥善照顾，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已经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一）聚餐与饮酒没有必然联系，涉案聚餐中的酒不是由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提供的，聚餐现场是否饮酒不在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可预见及可控制的范围之内。聚餐与饮酒没有必然联系，聚餐不一定饮酒。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作为法人而非自然人，无法亲自到达现场，无法预见及控制聚餐饮酒状况。（二）是否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应结合实际情况与生活经验进行分析，原审判决扩大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不合理。结合实际情况与生活经验，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已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理由如下：第一，袁某华主动提出参加涉案聚餐，并在聚餐期间放任自己饮酒，其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并自行承担相应风险。第二，袁某华家在佛山，离聚餐地点较远，同行人在其醉酒后就近送至员工宿舍（员工宿舍应属安全的地方）休息并留人看护，并未致袁某华于危险之中（注：公司为袁某华配有宿舍，同行人将其送至林某峰宿舍而非其个人宿舍，已是考虑到若送回至其个人宿舍会没人看护，送至林某峰宿舍可以让袁某华得到更妥善的照顾），同行人的处理方式符合合理期待。原审判决要求同行人在袁某华无异样情形下将其送至医院超出了安全保障义务的限度。第三，袁某华被送到员工宿舍休息并留人看守妥善照顾，已达到安全保障的效果，是否通知家属不影响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或同行人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认定。根据林某峰的询问笔录，袁某华醉酒后，是由林某峰进行照顾，期间双方还进行过交流，直到半夜，林某峰还能听到袁某华的鼾声。第四，当次日早上发现袁某华异样时，立即通知120、110及家属，没有延误袁某华的救治时间。四、原审判决以“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袁作砚、张元香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没有依据。根据身份信息显示，袁作砚、张元香的身份证住址均为湖北省，原审判决以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袁作砚、张元香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没有依据。对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时，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关于实施禁酒控酒工作的通知及微信截图，拟证明袁某华等人员聚餐饮酒是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2.微信转账、红包截图，拟证明聚餐人员AA制的事实。陈倩、袁晨、袁作砚、张元香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认为该通知及微信截图与本案事实没有关联性，公司方提供这个通知是禁酒，但不代表没有违纪的行为；对于证据2，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不予确认，公司方是在袁某华死亡后为了逃避违纪问题炮制出来的证据，且一审已经查明清楚的询问笔录与其主张系ＡＡ制聚餐的事实不符。本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聚餐的性质以及袁某华死亡的责任分担问题。关于涉案聚餐的性质问题。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主张涉案聚餐为宋某昌组织的私人聚会且未得到公司授权，故不能以涉案聚餐由公司的领导组织推断为公司行为。对此，本院认为，公司活动不仅包括明确以公司名义所组织的活动，亦包括为公司利益及或涉公司事务范围的活动。而涉公司事务范围内的活动，不仅包括公司运营以及业务范围内的相关活动，还包括为加强公司团队建设、增强公司凝聚力等员工激励活动。本案中，从活动的召集人和参与人来看，涉案聚餐的召集人系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副总经理宋某昌，参与聚餐的人员大多数为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中层管理人员。从活动的时间来看，聚餐时间为2018年3月13日农历正月廿六晚上，正值中国传统农历正月期间。从组织活动的目的来看，根据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之主张，死者袁某华系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的财务总监，除副总经理宋某昌之外，袁某华与大部分在场的其他员工均不熟悉；又根据参与人林某龙的证言，案发当晚其曾提出可不可以不参加聚餐，但被劝说工友聚餐还是参加。由此可以看出，当晚参加聚餐的人员均系基于自己的职务身份，而并非是职务身份以外的私人交情。而且，在新年年初公司或者部门组织员工聚餐，鼓舞、激励、团结员工以增进团队凝聚力，也符合一般社会经验以及社会大众的普遍认知。宋某昌组织涉案聚餐的行为应视为职务行为，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虽然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主张涉案聚餐为AA制，但是该主张与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提交的员工询问笔录内容并非完全一致，而且根据微信截图显示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收取涉案钱款的时间节点系袁某华死亡后，故本院对于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广州日报公司的该主张不予采纳。关于责任分担问题。根据《法医病理司法鉴定意见书》中显示，死者袁某华尸体血液乙醇（酒精）含量高达294.1mg/100ml，可以证实死者生前处于严重醉酒状态。袁某华作为一个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于过量饮酒的危害性应有充分的认识，尤其是在事发前一个月，袁某华接受过体检，该体检报告亦明确建议提醒其忌酒。袁某华在知晓自身健康状况的情况下，理应对自己的饮酒行为进行一定的控制，而且根据现有证据未显示涉案聚餐过程中存在严重劝酒行为，故原审法院认定袁某华对于自身死亡后果承担80%的主要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而作为代表公司的管理人员以及聚餐召集人，在组织聚餐活动的过程中，未对聚餐参与人员过度饮酒的行为进行劝阻、控制，亦存在一定的过错，故原审法院认定广州日报印务分公司作为聚餐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对袁某华的死亡后果承担20%的次要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双方上诉的其他问题，原审法院已作充分论述，合法合理，本院予以确认，理由不再赘述。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847元，由陈倩、袁晨、袁作砚、张元香共同负担10517元，由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负担533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小迪审判员  叶嘉璘审判员  杨玉芬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郭文蕾王威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