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乐昌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281民初166号 原告：刘可星，男，1964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 被告：袁广平，男，1961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 被告：李志强，男，1981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被告：广东金鼎黄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河台镇。 法定代表人：洪海雄。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志，公司办公室副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生平，广东开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昌坪石支行，住所地：广东省乐昌市坪石镇。 负责人：徐婷。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丹丹，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燕珍，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可星与被告袁广平、李志强、广东金鼎黄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鼎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昌坪石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坪石支行”）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案情复杂，经报请本院院长批准同意延长审限6个月。原告刘可星、被告袁广平、被告金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志、郭生平、被告工行坪石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庄丹丹、梁燕珍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李志强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可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四被告共同承担原告《资产委托管理合同》项下损失的投资金额人民币335000元；2.判令四被告共同承担原告《资产委托管理合同》项下损失投资额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暂计人民币15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四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刘可星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四被告共同承担原告《资产委托管理合同》项下损失的投资金额人民币202050元；2.判令四被告共同承担原告《资产委托管理合同》项下损失投资额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暂计人民币101833.2元[202050元×0.006利率×84个月（从2011年6月计至2018年6月）]；3.本案诉讼费用由四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4月间，工商银行韶关分行（下称“韶关分行”）的有关部门负责人周某、陈某及沈某等人，以工商银行、金鼎公司的名义，多次带领自称是“金鼎公司黄金交易部”的相关人员丘某、袁某等人，在韶关市内各区县开展黄金T+D业务投资培训及宣讲（详见证据一），声称此贵金属理财业务属上海黄金交易所开设的产品，“金鼎公司”是国有公司，投资有保障，收益良好。宣讲会的对象是各下属支行行长及客户经理，也邀请了包括原告在内的其他工商银行老客户参加。其中一次宣讲会在坪石支行会议室召开。会上，时任坪石支行行长的罗印强要求各客户经理尽快开展业务（其后韶关分行个金部也在网讯中下达了开户和交易数量的指标，作为考评依据）。声称是“金鼎公司”总经理的李志强（证据二），及其下属丘某、袁某等人给各经理发放了《资产管理委托合同》、《贵金属递延服务协议》和一本介绍的小册子，说发展到客户后就给客户签名，然后统一拿回广州盖章。工行坪石支行客户经理袁广平和蔡卫强、徐婷（现任坪石支行负责人）为表决心，带头拿出了几万块钱，签了《资产委托管理合同》和《贵金属递延服务协议》。据被告的宣传，工商银行与金鼎公司推出的该项理财产品，承诺保底。原告出于对国有银行、公司的信任，加上得到了保底高收益的承诺保证，就陆续签署了《资产委托管理合同》（证据三）和《贵金属递延服务协议》（证据四）。其中《贵金属递延服务协议》上已加盖“金鼎公司”的公章，并有时任该司黄金交易部负责人徐建平的签名；《资产委托管理合同》中约定，当合同款项亏损超过20％时，受托方应通知委托方，并由委托方决定是否继续合作，并且约定了由被告李志强的个人账户收取“资产管理费”。该合同由原告在坪石支行员工指导下签名，然后由银行员工统一收取去盖章，但最终合同上加盖的公章为“金鼎公司珠江新城营业部”，原告对此表示了疑问，但都被坪石支行以“都是同一家公司”为借口搪塞。据说经坪石支行客户经理袁广平发展的该项理财产品客户为50人（均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总金额700-800万元左右，袁广平还因此受到了被告李志强、被告工行坪石支行提成和奖励，并在网讯中表扬。签约以后，原告按照合同要求将投资款打入在“坪石支行”开设的专用账户，并交出账号、密码给支行员工。原告总计投入资金为40万元（证据五）。初期，账户中时有小额“收益”进账，但一段时间以后，账户不断亏损，几乎每一笔操作都会造成损失，亏损超过20％时，被告也未按合同约定通知原告，而是继续不断地操作。经原告向坪石支行反映，他们找来李志强、丘某等人回到坪石做安慰解释工作，并称合同是保底的，如果最终有所损失，愿意赔偿。当时坪石支行行长罗印强也过问了此事，袁广平向其汇报了李志强承诺赔偿的情况。但后来，原告银行账户中的钱不断亏损，几至殆尽，原告多次找被告袁广平交涉，他本人担保原告335000元有事他本人负责并签名，因原告进账的钱都由袁广平账户转出。原告感到被骗，查询工商登记信息后，才发现金鼎公司珠江新城营业部并未在广东省工商局的数据库中登记（见证据六），是一个假公司。但是当时坪石支行和工行韶关支行的领导反复强调他们是金鼎公司的员工，还说是国企值得信赖，给原告签的《贵金属递延服务协议》上也确实己经盖有“金鼎公司”的公章，上面签名的徐建平是时任金鼎公司广州交易部的负责人，该公司正是金鼎公司属下负责黄金交易业务的分公司，但目前已经注销（证据七）。原告并不清楚黄金T+D的具体操作方式，只见是工商银行推出的理财产品，而合作方又是金鼎黄金公司这种国有企业，才相信并签约。而当初签订合同时，上面的签约方也是金鼎公司。原告认为，这说明四被告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合作关系，利用虚假的合同和公章骗取原告财产。上级银行部门负责人在上班时间来到下属支行，带领合作单位的员工，在支行会议室中召集负责人、员工进行宣讲和业务推广，并且直接向下属员工下达业务指标，应被视作单位行为。并且，在坪石支行会议室当场向业务员发放的盖有“金鼎公司”公章、分公司负责人徐建平签字的《贵金属递延服务协议》，对被告袁广平等人的身份有认可作用。所以被告工行坪石支行的行为与被告金鼎公司的签章文件足以使被告李志强获取客户的信任，可以构成表见代理。为此，原告曾于2014年6月向乐昌市公安局报案，要求逮捕李志强等人，查明事实真相，追究四被告的刑事责任。乐昌市公安局于2014年6月26日决定立案（证据八），并于2014年8月27日对被告李志强进行了拘留。案件办理过程中，李志强、丘某分别接受了公安机关的讯问，交代了四名被告之间相互勾结的事实，但详细内容依法应由法院调取才可获得。然而由于外力阻挠，公安机关未就此案件作进一步侦查，而是于2016年11月（签收日期要求写4月）向原告送达了《撤销案件决定书》（证据九），并建议原告通过民事诉讼追讨损失。原告认为，被告互相勾结，欺骗原告，损害其财产权益以获利，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有以下理由：1.被告相互勾结，先召开宣讲会，以咨询、培训、推广等行为取得下属支行员工及客户对其身份的认同，再由被告李志强出面与客户进行沟通；承接具体业务，并在签约时向原告出示被告金鼎公司的《贵金属递延服务协议》及空白未盖章的《资产管理委托合同》，要求原告签署。签约之后，被告李志强在《资产管理委托合同》上加盖假公章企图使被告金鼎公司逃脱责任。2.被告工行坪石支行将推广被告金鼎公司的黄金T+D业务作为银行经理的业绩任务，并在内部网讯中表彰其业务成果，即将之视为该行自有的理财产品，被告工行坪石支行应对其提供的产品负责。并且被告工行坪石支行提供了交易平台，却未在开户时向原告履行风险告知义务，也未监控原告账户上的异常操作，没有异常登录防范措施，反而指使员工积极配合被告李志强、被告金鼎公司的推广、开户工作，最终导致原告投资款损失殆尽。在原告多次与之沟通后，被告工行坪石支行删除了所有相关信息，企图逃避责任，但当时的银行员工对该情况都是知晓的。3.被告金鼎公司将印有公章、分公司负责人签字的合同交由被告李志强于招揽客户时使用，并以被告金鼎公司的名义开具业务介绍信给被告李志强，即便被告李志强不是被告金鼎公司的员工，该文件也足以形成被告李志强的表见代理，被告金鼎公司应对原告损失承担责任。4.被告的操作违反合同，在亏损超过20％时未尽通知原告的义务，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多次要求终止合同收回投资款，亦遭拒绝。上述情况，可由被告工行坪石支行的员工袁广平和被告李志强的前下属丘某的证言证实（证据十、十一）。综上所述，数被告恶意串通，违背原告意志，完全悖离为原告争取利益的承诺，肆意亏空原告的投资款，牟取非法利益，使原告的投资损失殆尽，严重损害了原告的财产权益。其违法事实，不仅可由原告提供的证据证实，更可从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案卷中获知，证据确凿。而原告蒙受惨重损失多年，却申冤无处，已没有其它办法，只能求助于法院主持公道。因此，特依《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恳请贵院调取证据、查明事实，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袁广平辩称，一、本人为原告办理业务纯属职务行为。本人是工行坪石支行的客户经理。2011年时，工行韶关分行的领导带领丘某、袁某等人到我们支行会议室开展贵金属业务的宣讲会，我们当时的行长罗印强在会上强调我们客户经理要把这个贵金属业务作为工作重点来做。贵金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陌生的新领域，应该怎么做，怎么跟客户讲，完全是按领导的意思来。李志强、丘某、袁某等人也是上面分行领导带过来的，领导叫我们跟他们对接，我们就跟他们对接。在此之前，本人根本不知道金鼎公司，后来经领导和他们自己介绍才知道，是有买卖黄金资质的国企。当时做这个贵金属业务，是按照卖理财产品的模式来做，银行代销理财产品业务我们原来也做过，韶关分行个金部也曾经在网讯中下达了开户和交易数量的指标，本人因开户数量比较多，还曾在网讯中受到表扬。与包括原告在内的客户签约，都是在本人办公室完成的，本人与客户不存在私下交易的问题，是否签约也是完全自愿。所以，本人跟原告的接触，都属于职务行为，并且本人也是根据领导的指示来办，法律责任不应该由本人承担。二、本人不应承担偿还原告本金、利息的责任。2012年，由于金鼎公司没能赔付原告的本金，就因为他的业务办理是本人经手的，原告天天到本人上班的地方大吵大闹，影响银行的正常工作，为此本人也向行里反映过情况，要求行里出面解决，但银行只是让本人继续协调，没有解决。原告就三天两头到本人家里坐着不走，有时甚至坐到凌晨三点钟，每次都扬言要用炸药跟本人同归于尽等，对本人进行威胁、恐吓，本人实在没有办法，才在他的强迫下写了“有事本人负责”等字样，但这不是一个担保或债务加入行为，只是答应帮他追讨。事实上，受到工行和金鼎公司这个贵金属业务影响的有几十户人，出于好心，这些年来本人一直在各处奔走，耗尽了积蓄，希望找到方法帮他们解决问题，但这种好意的行为不能理解为本人应当承担这个责任，这个跟本人在法律上没有关系。后来，几十户人聚在一起请来律师打官司，但原告并不理会，没有委托也没有出钱，一直只是追着本人要还钱，钱不是本人收的，也不是本人炒黄金，本人只是按工作安排来办事，哪有这个能力和义务还？本人多次跟他说明道理，他不听，即不找李志强，也不找工行和金鼎，就是疯了一样追着本人。本人多年以来到处想办法，做工作，跟领导反映情况，配合上级单位、公检法的调查，已经履行了“有事本人负责”的承诺，但原告既不配合，也不理解，本人非常无奈。三、本人也是“贵金属理财”骗局的受害者。原告也知道，当时在宣讲会上，本人为了表示完成任务的决心，带头拿出钱来开了户，钱也都被骗走了。本人是这个骗局的亲历者，也自己去找过李志强、丘某等人，找过金鼎公司，深知这个骗局是如何形成的。作为一个受害者，本人不可能产生与李志强、金鼎公司等人勾结的动机，相反本人一直把个人利益放在最后，尽力想帮助各位客户。原告想追讨他的损失，应该找金鼎公司和工行，本人只是工行客户经理，按上级指示办事，本人与李志强、丘某之间的工作交流，也是因为他们是上级介绍来的，上级让本人配合他们的工作，本人做的事情代表工行，不是代表个人，更何况本人还是受害者。原告在诉状和证据中，也没有提及本人个人有什么行为，因此本人不应当承担法律和经济责任。恳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对本人的请求。 被告李志强未作答辩。 被告金鼎公司辩称，原告起诉和诉讼请求缺乏证据支撑和理据，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原告以“金鼎公司将印有公章、分公司负责人签字的合同交由李志强在招揽客户时使用”为由，主张金鼎公司应对原告损失承担责任。原告这一主张缺乏证据支撑和理据，应予驳回。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金鼎公司工作人员曾将印有公章、分公司负责人签字的合同交由李志强在招揽客户时使用。且即使原告与金鼎公司签订了《贵金属递延服务协议》，也与李志强假冒“金鼎公司”的名义并以伪造的“金鼎公司珠江新城营业部”公章同原告签订《资产委托管理合同》没有关系。因为金鼎公司与客户签订《贵金属递延服务协议》明确约定“不接受客户资金或贵金属交易委托，不代理客户从事贵金属投资行为，不与客户的贵金属投资损益分担进行约定”。至于李志强及其同伙假冒“金鼎公司”名义并以伪造的“金鼎公司珠江新城营业部”公章与原告签订《资产委托管理合同》，那是李志强及其同伙与原告之间的事，与金鼎公司无关，金鼎公司没有任何过错责任。 二、原告以“被告金鼎公司将印有公章、分公司负责人签字的合同交由被告李志强于招揽客户时使用，并以被告金鼎公司的名义开具业务介绍信给被告李志强，即便被告李志强不是被告金鼎公司的员工，该文件也足以形成被告李志强的表见代理”为由，主张金鼎公司应对原告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这一理由，缺乏证据支撑和理据，应予驳回。事实和理由如下：（一）金鼎公司并没将《贵金属递延服务协议》交由李志强用于招揽客户。即使原告与金鼎公司签订了《贵金属递延服务协议》，也不形成对李志强的表见代理。且《贵金属递延服务协议》与真正导致原告发生损失的《资产委托管理合同》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合同，《贵金属递延服务协议》恰恰禁止与客户发生理财关系。（二）没有证据证明，金鼎公司曾以其名义开具业务介绍信给李志强及其同伙丘某使用。（三）肖继忠不是金鼎公司的员工，他没有可能以金鼎公司名义给李志强及其同伙丘某开具介绍信。（四）原告据以发生损失的合同是《资产委托管理合同》，而该合同是李志强假冒“金鼎公司”名义并以伪造的“金鼎公司珠江新城营业部”公章与原告签订的，与金鼎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在金鼎公司既没有向李志强出具介绍信，也没有出具委托书的情况下，李志强不可能形成对金鼎公司的表见代理。 三、原告损失完全是由于原告与李志强假冒“金鼎公司”名义并以伪造的“金鼎公司珠江新城营业部”公章签订并履行《资产委托管理合同》并将交易密码交付给工行员工再转交给李志强操作造成的，与签署和履行《贵金属递延服务协议》毫无关系，金鼎公司对原告投资损失没有任何责任。原告自己诉称：签订《资产委托管理合同》以后，原告按照合同要求将投资款打入在“坪石支行”开设的专用账户，并交出账号、密码等给支行员工。初期，账户中时有小额“收益”进账，但一段时间以后，账户不断亏损，几乎每一笔操作都会造成损失。经原告向坪石支行反映，坪石支行找来李志强、丘某等人回到坪石做安慰解释工作，并称合同是保底的，如果最终有所损失，愿意赔偿。当时坪石支行行长罗印强也过问了此事，袁广平向其汇报了李志强承诺赔偿的情况。但后来，原告银行账户中的钱款不断亏损，几至殆尽，原告多次找被告交涉，均没有答案和解决办法。以上事实证明，原告投资的本金及其利息损失，完全是由于原告与李志强假冒“金鼎公司”名义并以伪造的“金鼎公司珠江新城营业部”公章签订并履行《资产委托管理合同》且将交易密码交给工商银行员工再转交给李志强操作造成的，与《贵金属递延服务协议》毫无关系。金鼎公司既不是《资产管理委托合同》的当事人，也没有参与《资产委托管理合同》的谈判、签约、履行过程，更没有接受原告的委托为其开设交易账户或参与对原告投资款的交易密码的接收、管理、操作或处置。同时，原告是在工行坪石支行开设的交易账户，是该银行的客户。按照合同的相对性原则，金鼎公司对原告投资损失没有任何责任。 四、《贵金属递延服务协议》与《资产委托管理合同》是性质不同的两类合同，二者没有业务关联性和主体同一性，金鼎公司不应对原告基于签订和履行《资产委托管理合同》产生的损失，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一）二者业务不同，没有关联性，甚至互相排斥。《贵金属递延服务协议》约定的业务内容是由金鼎公司为客户提供黄金交易咨询服务，即金鼎公司仅就上海黄金交易所贵金属递延业务向客户提供贵金属投资研究分析成果；投资信息与操作策略、建议；贵金属资讯等服务。按国家有关法律和上海黄金交易所规定，金鼎公司不得向客户进行任何回报承诺。且按照《贵金属递延服务协议》第五条约定：金鼎公司不接受客户资金或贵金属交易委托（决不会受客户委托取得客户的交易账号和密码，代客户进行交易操作，否则，是会受到上海黄金交易所行政处罚的），不代理客户从事贵金属投资行为，不与客户的贵金属投资损益分担进行约定。而《资产委托管理合同》第五条约定的业务内容是：客户委托受托人在其委托管理贵金属账户内进行黄金白银T+D交易活动，并将客户账号和交易密码交付给受托人操作。该内容显然违反上海黄金交易所有关贵金属递延业务之规定，与《贵金属递延服务协议》第五条约定完全相反，互相排斥，没有任何关联性。对此，作为上海黄金交易所金融类会员的工行坪石支行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坪石支行不仅没有制止原告与李志强签订《资产委托管理合同》，反而指引并以客户经理带头示范的方式促使原告与李志强签订《资产委托管理合同》。且对于《贵金属递延服务协议》第五条约定的内容与《资产委托管理合同》第五条约定的内容截然相反，原告也是十分清楚和明白的。此外，原告在诉状中亦称：《资产委托管理合同》约定了由被告李志强以个人账户收取“资产管理费”，说明原告完全认可李志强个人的违规操作行为，并十分清楚《贵金属递延服务协议》与《资产委托管理合同》约定内容的截然不同。因此，即使原告与金鼎公司签订了《贵金属递延服务协议》，金鼎公司也不应该对原告基于签订和履行《资产管理委托合同》并将交易密码交付给银行员工再转交给李志强操作产生的损失，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二）二者签约主体不同。《贵金属递延服务协议》的签约主体是金鼎公司与客户。而《资产委托管理合同》的签约主体是李志强伪造的“金鼎公司珠江新城营业部”与客户。因此，由于《贵金属递延服务协议》的签约主体与《资产委托管理合同》的签约主体完全不同，且业务内容互相排斥，因此，只要原告稍加注意，施以普通人所应有的一般注意力，即使原告与金鼎公司签订了《贵金属递延服务协议》，也不会对《资产委托管理合同》产生主体名称和业务内容的误会，进而与李志强签订《资产委托管理合同》。当然，也不排除原告在《资产委托管理合同》高额收益的诱惑下，自愿与李志强假冒“金鼎公司”名义并以其伪造的“金鼎公司珠江新城营业部”签订《资产委托管理合同》。从《贵金属递延服务协议》使用的公章足以看出，金鼎公司不会以营业部的名义（金鼎公司也从未设立所谓的“营业部”）与客户签订合同。因此，签订《贵金属递延服务协议》不会给原告与虚构的企业签订《资产委托管理合同》产生任何误导作用。从《贵金属递延服务协议》和《资产委托管理合同》约定截然相反的内容，就足以表明原告不应该受此误导。 五、金鼎公司未曾参与李志强及其同伙实施的宣讲、虚构、签约和操作黄金白银T+D活动，对原告签订并履行《资产委托管理合同》所遭受的损失，没有任何过错责任。从原告举证并主张的事实和理由来看，原告之所以与李志强假冒“金鼎公司”名义并以其伪造的“金鼎公司珠江新城营业部”签订并履行《资产委托管理合同》，完全是因为银行部门负责人在上班时间到下属支行，带领李志强同伙丘某等人，在支行会议室中召集负责人、员工进行宣讲和业务推广，并且直接向下属员工下达业务指标，此外，还通过银行客户经理带头拿出几万块钱签署《资产委托管理合同》的示范方式，引导原告签署《资产委托管理合同》，并由原告直接将交易密码交付给银行员工处置。且根据原告诉称：该合同由原告在坪石支行员工指导下签名，然后由银行员工统一收取去盖章，但最终合同上加盖的公章为“金鼎公司珠江新城营业部”，原告对此表示疑问，但都被坪石支行以“都是同一家公司”为借口搪塞。由此可见，真正误导原告的是被告工行坪石支行。事实证明，金鼎公司既没参与上述宣讲和业务推广活动，也没有与李志强或丘某、袁某进行任何业务交往，更没有参与黄金白银T+D的交易操作。因此，金鼎公司对原告签订并履行《资产委托管理合同》所遭受的损失，没有任何过错责任。 六、原告在进行贵金属交易委托之前，没有尽到应尽的基本的谨慎和审查义务，应对投资失误承担责任。金鼎公司是经依法核准注册登记成立的公司，其下设分公司为“金鼎公司广州黄金交易部”，从未设立所谓的“营业部”，更未曾以任何营业部的名义与客户签订任何协议，这从《贵金属递延服务协议》使用的公章足以得到证明。以上事实表明，金鼎公司对外签订合同，无论是从签约名称到印章使用规范，均与李志强假冒“金鼎公司”名义并以其伪造的“金鼎公司珠江新城营业部”签订合同存在天壤之别。尤其是在原告得知《资产委托管理合同》所盖公章不是“金鼎公司”，而是李志强伪造的“金鼎公司珠江新城营业部”时，仍未履行应尽的谨慎和审查义务（此时，原告只需在电脑上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一查便知“金鼎公司珠江新城营业部”的真伪）。原告委托李志强管理的贵金属交易资金数额巨大，但是，原告却怠于作如此简单方便的查询，足见原告未尽应尽之谨慎和审查义务，并错误地继续履行与李志强签订的《资产委托管理合同》。原告在签订或履行《资产委托管理合同》时，尤其是在发现合同所盖公章不是“金鼎公司”而是所谓的“金鼎公司珠江新城营业部”时，更应当到工商部门去查询核实签约主体的登记信息，并判明签约主体资格。但是，原告既没有在签约当时查询签约主体的登记信息，以致误将未曾办理工商注册登记的“金鼎公司珠江新城营业部”当作签约主体，也未在发现合同所盖公章是所谓的“金鼎公司珠江新城营业部”时，去查询该“营业部”的真伪。对此，原告应自行承担投资失误责任。 七、原告与李志强之间构成实际上的委托理财关系，原告亏损应按委托理财合同约定处理。从原告提供的《资产委托管理合同》和账户交易信息来看，原告与李志强之间构成实际上的委托理财关系，且李志强也确实按照委托授权替原告实施了黄金白银T+D交易。只不过是李志强在亏损超过20%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通知原告，而是继续不断地操作。那是李志强违约并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的事。因此，原告亏损应按委托理财合同约定处理。金鼎公司没有参与《资产委托管理合同》的签订与履行，不应承担原告的亏损责任。 综上所述，由于金鼎公司未曾参与李志强及其同伙实施的宣讲、虚构活动，且既不是《资产委托管理合同》的当事人，也没有参与《资产委托管理合同》的谈判和签约过程，更没有参与对原告投资款的管理、操作或处置，因此，原告对金鼎公司主张赔偿损失，缺乏证据支撑和理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答辩人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所有诉讼请求。 被告工行坪石支行辩称，一、原告混淆了贵金属递延业务与原告自己和被告李志强签订的资产委托管理合同的关系，答辩人与被告金鼎公司开展的贵金属递延业务合法合规，宣讲宣传均符合法律规定。 （一）答辩人与被告金鼎公司存在合法的贵金属递延业务合作关系，答辩人推广贵金属递延业务，将被告金鼎公司的递延业务作为业绩任务，并提供交易平台，这本就属于答辩人正常的合法的公开的业务范围，根本不存在原告所称的相互勾结一说。根据总行工银贵金[2010]51号《关于做好上海黄金交易所综合类会员个人客户平移工作的通知》（证据1），综合类会员单位将其客户平移到工行交易系统办理各项贵金属业务。被告金鼎公司作为会员单位与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签署合作协议（证据2），被告金鼎公司将其客户移交到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的交易平台进行贵金属递延业务。也就是说答辩人为原告提供交易平台，被告金鼎公司就贵金属递延业务向原告提供咨询、信息和操作策略。答辩人根据被告金鼎公司提供的贵金属递延业务服务协议，按签订协议的客户信息在系统上进行录入，由省行直接提取数据与被告金鼎公司进行手续费结算。这不是勾结，而是答辩人的正常业务。原告提供的宣讲图片就是答辩人与被告金鼎公司开展贵金属递延业务的正常宣讲会，也即贵金属投资理财沙龙活动。这也是按照韶关分行《关于与上海黄金交易所综合类会员开展递延业务合作的通知》要求，也是答辩人的义务。该沙龙活动由答辩人对银行开展的贵金属递延业务产品进行介绍，被告金鼎公司的黄金分析师对贵金属行情进行分析交流。同时，对风险进行了提示。对此，乐昌市公安局调查笔录中陈建雄的证言可以证实，贵金属递延业务是工商银行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业务，答辩人与被告金鼎公司在韶关市和乐昌市推广理财业务，由被告金鼎公司与客户签订统一版本的《贵金属递延业务服务协议》（原告证据4），工行按交易额的万分之十八收取手续费（见侦查笔录第51-51页）。 （二）答辩人开设贵金属递延业务的账户时，已按正常操作流程履行风险告知义务，开户流程符合相关规定。根据《中国工商银行代理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交易规则》，个人客户通过电子银行方式进行递延业务交易活动时，须在取得十位黄金客户编码及实盘业务成功开通后，通过电子银行在线进行递延业务的风险评估，预留预警、待强平短信通知手机号，知晓本规则内容，签订《代理个人客户贵金属现货延期交易业务协议书》、《代理个人上海黄金交易所现货交易业务风险揭示书》及客户声明（代理个人客户贵金属现货延期交收业务），T日可以交易。也就是说，风险告知义务是原告及其他任何客户开设账户时答辩人必须履行的义务，是签订《代理个人客户贵金属现货延期交易业务协议书》的前提。答辩人已按照《中国工商银行代理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交易规则》的要求，在网上与原告进行风险提示。如果没有按步骤进行风险提示，原告是无法自动通过审核，完成《代理个人客户贵金属现货延期交易业务协议书》的签订，因此，原告所称答辩人未履行风险告知义务是错误的。 （三）答辩人没有监控原告账户异常操作的权力和义务，采取异常登录防范措施既非答辩人义务，也非当时技术所能达到。根据答辩人与原告签订的《代理个人客户贵金属现货延期交易业务协议书》，原告应妥善保管与递延业务有关的账号、黄金客户编码和密码，凡使用该账号、黄金客户编码和密码所进行的一切买卖活动均视为乙方亲自办理，并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答辩人作为交易的平台，仅按照原告的委托指令划拨资金，根据答辩人与原告的协议书，答辩人仅负有审核乙方的委托指令，包括资金、持仓或实物是否足够、指令内容是否齐全明确、有否违反交易所规则、指令到达时间是否为有效时间等，以确定指令有效或无效。作为一个交易的平台，答辩人没有权力也没有义务去监控其账户内的异常操作。因此，答辩人与被告金鼎公司开展的贵金属递延业务合法合规，对此所进行的宣传推广以及开设账户均是按照规定程序办理。 二、原告与被告李志强签订的《资产管理委托合同》，答辩人并不知情，答辩人既未指使也未参与其合同的签订。 （一）答辩人并非《资产管理委托合同》的合同主体。根据原告提交的与被告李志强签订的《资产管理委托合同》，合同的一方是金鼎公司珠江新城营业部。合同上既无答辩人见证，也无答辩人签名。且按照该合同，承担义务的主体也非答辩人，接受原告资产管理费的是被告李志强的个人银行账户，无论从合同形式还是合同内容上看，均与答辩人无关，答辩人不是该委托理财合同的相对方。 （二）答辩人对原告与被告李志强签订的《资产管理委托合同》并不知情。原告所称答辩人与被告相互勾结，先取得下属员工的身份认同，再签订贵金属递延服务协议和资产管理委托合同，与事实不符。如前所述，答辩人并不存在与被告李志强、金鼎公司的相互勾结，答辩人与被告金鼎公司的宣讲均是宣讲贵金属投资理财，这是正常合法的业务范围。而且，根据《代理个人客户贵金属现货延期交易业务协议书》明确规定不得代客操盘。因此，答辩人不可能在公开的正常的业务宣讲中鼓吹让原告与被告李志强签订《资产管理委托合同》。退一步说，按照该合同，受益方是被告李志强，与答辩人无任何利益，答辩人怎么可能在无任何受益的情况下，又公开违反规定与被告金鼎公司勾结促使被告李志强签订《资产管理委托合同》？这显然有悖常理。 （三）答辩人并未指示被告袁广平积极配合被告李志强与原告签订《资产管理委托合同》，答辩人是基于被告李志强代表的被告金鼎公司身份而与被告金鼎公司开展正常的贵金属递延业务。如前所述，正是因为开展贵金属递延业务是合法正常的业务，所以答辩人组织被告袁广平积极推广该业务，均为合法正当，并无过错。事实上，答辩人与被告金鼎公司开展贵金属递延业务，是在总行关于做好上海黄金交易所综合类会员个人客户平移工作的要求下开展。而且根据乐昌市公安局调查笔录，沈某证实是被告金鼎公司所在的丘某、袁某代表被告金鼎公司前来联系业务，并提供了相关文件以及金鼎公司的贵金属递延服务协议，金鼎公司珠江新城营业部负责人是李志强，沈某作为递延业务的经办人，并未见过资产委托管理合同（见侦查笔录67-68页）。而丘某证实，其是受李志强委派，由被告金鼎公司所属的广州交易部出具介绍信，去韶关工行联系业务，介绍信是李志强给的，证明介绍金鼎公司职员前来联系业务（见侦查笔录70-72页）。被告金鼎公司广州交易部的陈志豪证实，李志强以个人名义与广州交易部合作，推广贵金属递延业务（见侦查笔录55-56页），广州交易部的要求是不允许代客户操作，李志强以“珠江新城营业部”名义有无代客户操作，其交易部是监管不到位，合同要求与实际操作，是有脱节或失误的地方。以上证言可以证实，丘某、李志强等人是经被告金鼎公司授权并出具介绍信代表被告金鼎公司与答辩人开展贵金属递延业务合作。答辩人也是基于其身份及联系，而与被告金鼎公司开展贵金属递延业务，而且被告金鼎公司也未再派人来联系业务，而其后事实上，被告金鼎公司与省分行的手续费结算的事实也可以证实被告金鼎公司是认可被告李志强代表被告金鼎公司开展贵金属递延业务，否则就不会产生其后关于贵金属递延业务的手续费结算。 （四）答辩人未授权被告袁广平代客理财，被告袁广平为被告李志强等人帮助原告从事理财行为属于其个人代理行为。根据被告李志强笔录证实，丘某向其谈业务激励机制，李志强根据他们三个人在乐昌的业绩，在公司所得到的佣金里面的45%给丘某、袁某、袁广平三人，每人各自得到15%。袁广平因为发展客户，李志强每月另外给他1500元业务发展费用，直接汇到袁广平的银行账户里。而在赔偿时，也是李志强将赔偿金打入袁广平账户，由其代表李志强进行赔偿（侦查笔录89页）。在提交的证据也证实，在出现亏损后，袁广平以个人名义向其写了担保（侦查笔录75页）。而且原告自己在侦查机关的笔录中也称，2011年7月袁广平去原告档口修理摩托车，向其介绍炒卖黄金业务。袁广平后来和他签订了一份《资产委托管理合同》，并把密码和卡号提供给袁广平，当时只有袁广平一人在场。以上事实足以证明，被告袁广平与被告李志强等人形成利益团体，被告袁广平发展客户并不是为答辩人发展业务，而是实际上帮助被告李志强发展客户，个人收取被告李志强的佣金，袁广平在从事上述行为时，不是以工行经理的身份在从事上述行为，与答辩人没有任何关系，也非答辩人授予其的职务行为。对此，李志强在侦查笔录明确表示，袁广平相当于兼职其公司的员工，发展业务后就产生了收益，李志强就拿盈利部分给袁广平，作为发展业务的报酬。可见，实际上，袁广平的身份已经不是作为答辩人的员工，其行为也已超出职务授权行为，完全是受李志强雇佣，参与分成的个人代理行为。 四、原告对自己的损失有一定过错。本案从乐昌市公安局的调查笔录反映的情况来看，原告自己对损失也有一定过错。 （一）原告应该知悉贵金属理财中的不确定高风险。原告在起诉状中称，参加了答辩人的贵金属推广沙龙活动。而答辩人的贵金属推广活动除对黄金投资进行分析外，对风险均做了培训，原告对投资产品应有一定基本了解。同时，根据答辩人与原告签订的《代理个人客户贵金属现货延期交易业务协议书》，原告应妥善保管与递延业务有关的账号、黄金客户编码和密码，凡使用该账号、黄金客户编码和密码所进行的一切买卖活动均视为原告亲自办理，并由原告承担全部责任。原告将密码账号交给被告袁广平，一切买卖活动应视为其自行办理。对此，答辩人在为原告开设账户时已经做了相应风险提示，原告将密码账号交给他人即视为对他人的一种授权，不能因为存在亏损就否认自己的责任，更不能把亏损额的利息作为诉请。 （二）原告已获得部分分红，且其后被告袁广平也代表李志强归还过部分本金。根据原告侦查笔录中陈述，其获得6万多分红，后来袁广平陆陆续续归还过13万多。对此，原告提供的证据银行流水中，可以看到原告有部分资金调出至其个人账户，如2011年8月3日、8月23日、9月5日，共调出6万4千元。而2012年12月12日，袁广平转入5万元。另外，据答辩人了解，袁广平于2013年3月23日、2013年6月24日还转入共8万元资金。也就是说，原告实际上已收回部分投入的本金，诉称的本金损失与其事实完全不符。 综上，答辩人认为，答辩人与被告金鼎公司开展贵金属递延业务合作，并为此进行宣传推广，合法合规。答辩人仅是原告从事贵金属递延业务的交易平台，在原告开设账户时已做培训和风险提示，没有任何过错。答辩人也非《资产管理委托合同》的合同相对方，也未授权袁广平参与原告的资产管理，袁广平超越职权作为被告李志强的代理并个人收取佣金的行为是其个人代理行为而非职务行为。作为一个高风险的理财项目，原告也应知悉其风险，且原告也收回部分资金。答辩人不应承担对原告投资额及利息的赔偿责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4、5月期间，中国工商银行韶关分行的相关部门负责人以中国工商银行、金鼎公司合作的名义，带领由李志强指派的丘某、袁某等人，在韶关市××各区县开展黄金T+D业务投资培训及宣讲。在宣讲过程中，丘某、袁某向中国工商银行的业务经理发放了《资产管理委托合同》及《贵金属递延服务协议》等材料，要求业务经理发展到客户后将上述材料交由客户签名再统一交回给李志强进行盖章确认。被告工行坪石支行在推广上述业务过程中，将原告发展为该项投资业务的客户，并由原告在《资产委托管理合同》及《贵金属递延服务协议》中签名后，再由工行坪石支行的业务经理袁广平将上述合同交给李志强，并由李志强在《资产委托管理合同》中加盖金鼎公司珠江新城营业部的公章。在上述《资产委托管理合同》中双方约定：“第一条，甲方（备注：原告）委托乙方（备注：金鼎公司）进行贵金属交易管理的金额为400000元，甲方在工商银行坪石支行，银行卡号**×××20，黄金编码1020434587，并转入资金400000元整至该账户。第二条，委托管理期限1年，自2011年8月1日至2012年8月1日止。第三条，收益分配：甲方资产收益的50%归属乙方，作为资产管理费，合作到期后年收益如低于10%乙方不参与利益分配（如已分红可以要求乙方退还）；当账户内收益超过百分之十，乙方有权提请甲方支付资产管理费，甲方必须予以配合。第四条，风险承担：交易亏损风险由乙方承担，甲方不承担交易亏损，最终亏损计算以合作到期日结算为标准，如若亏损，且期间进行过分红，乙方退还分红并承担剩余亏损；当本金亏损达到20%，甲乙双方均可以提出终止合作协议，账户亏损由乙方承担，并在合作终止后一个月内将损失补偿给甲方；在合作期内，如本金发生交易亏损且未超过20％，甲方提出终止合作，则账户亏损由甲方自行承担。……”。原告于2011年6月20日开户存入尾号4420账户50050元，2011年6月22日开始进行实物黄金买卖，于2011年7月19日分别网转支出1000元及4.5元费用至尾号2758账号，网转支出4000元至4389账号，于2011年7月23日分别卡存存入共计250000元，于2011年7月25日卡存存入100000元；该账户于2011年8月3日分别网转支出6000元及12.5元费用至尾号2758账号，网转支出24000元至4389账号；该账户于2011年8月4日卡存存入80000元，同日进行了实物黄金买卖；该账户于2011年8月23日分别网转支出15000元及7.5元费用至尾号2758账号，网转支出15000元至4389账号；该账户于2011年9月5日分别网转支出25000元及7.5元费用至尾号2758账号，网转支出25000元至4389账号；该账户于2011年9月9日卡存存入25000元，同日进行了实物黄金买卖；该账户于2011年9月15日卡存入45000元，2011年9月16日进行了实物黄金买卖；该账户于2011年11月24日卡取150000元；该账户于2012年2月14日卡存存入30000元，同日网转支出30000元及7.5元费用至尾号3480账号；2012年5月15日现存存入3400元，同日网转支出3350元及5.03元费用至尾号1542账号；2012年5月21日现存存入2800元，同日网转支出2800元及费用4.2元至尾号1542账号；2012年5月29日现存存入3300元，同日网转支出3300元及4.95元费用至尾号1542账号；2012年6月2日现存存入1400元，同日网转支出1380元及2.07元费用至尾号3650账号；2012年6月7日现存存入700元，同日网转支出700元及1.05元费用至尾号1542账号；2012年6月27日现存存入1100元，2012年6月28日网转支出1100元及费用1.65元至尾号1542账号。至合同到期的2012年8月1日买卖实物黄金支出124.26元后，原告该账户余额为36004.64元。2012年8月2日之后，原告名下4420的银行账户仍在进行黄金T+D交易，该账户于2012年9月28日通过尾号3447网转存入70000元；该账户于2012年12月12日通过尾号3447网转存入50000元，于2012年12月13日转入原告尾号4389账号；该账号至2012年12月22日实物黄金支出3.85元后结余为0元。2012年12月25日，被告袁广平在原告多次追索赔偿后在原告的资产委托管理合同背面签下如下内容：“本人担保刘可星递延交易的本金叁拾叁万伍仟元，有事本人负责。”2013年3月23日，袁广平通过其尾号3447账户转账给原告尾号5043账户50000元，于2013年6月24日再次转账给原告尾号5043账户30000元。 对有争议事实，本院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发表的质证意见以及当事人陈述，认定如下： １.金鼎公司是否派遣或委托李志强在坪石地区推广黄金T+D交易业务并发展客户。庭审中，金鼎公司否认李志强在坪石地区进行黄金T+D交易业务与其有关，被告工行坪石支行则提出李志强等人是持金鼎公司出具的介绍信到工行韶关分行进行的业务接洽，并开展了相关的业务推介会，但工行坪石支行未能提交相关介绍信佐证其主张。被告工行坪石支行在庭审中提交了由金鼎公司出具的《反馈信息表》、《2012年工商银行合作方案》及《回执》各一份，在该《反馈信息表》过往经营业绩介绍(包括但不限于贵金属交易客户规模、服务情况、盈亏记录等)中韶关地区的介绍为“2、韶关地区：从2011年5月份开始接触工行渠道，从乐昌县坪石镇网点开始做尝试，共开户约220户，成交金额约为：629611314元，成为韶关工行示范性网点，并且服务都得到客户与工行系统领导的认可，客户盈利情况理想。”，从该《反馈信息表》中可知，金鼎公司与工商银行之间存在贵金属交易业务，并派遣或委托相关人员在本市坪石镇推广并发展了客户。虽然庭审中，被告金鼎公司否认派遣或委托李志强在本市坪石镇进行贵金属交易业务的推广，但被告金鼎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派遣何人到本市坪石镇进行了相关贵金属交易业务的推广，结合被告工行坪石支行、原告袁广平的陈述及证人丘某等人的陈述，本院确认李志强在本市进行贵金属交易服务的推广及发展客户，系接受被告金鼎公司的派遣或委托的职务行为。 2.原告投资损失的认定。根据《资产委托管理合同》原告投入贵金属交易管理金额为400000元，从原告的银行交易流水可证实，原告的委托管理账号尾号4420于2011年6月20日存入50050元，于2011年6月22日开始进行实物黄金买卖，于2011年7月19日分别网转支出1000元及4.5元费用至尾号2758账号（李志强账户），网转支出4000元至4389账号（原告账户），该委托管理账号4420账户于2011年7月23日分别卡存存入共计250000元，于2011年7月25日卡存存入100000元，原告在合同签订之前已将尾号为4420的交易账户的账号及密码交给工行坪石支行的客户经理袁广平，并由袁广平将账号及密码交给李志强，由李志强进行代客理财操作。在李志强进行代客理财操作期间，对原告合同约定的投资额未提出异议，故本院对原告已投入交易管理金额400000元予以确认。原告的委托管理账号于2011年8月4日卡存存入80000元，于2011年9月9日卡存存入25000元，于2011年9月15日卡存存入45000元，存入后进行了黄金实物买卖，故该150000元可认定为原告追加投入，被告李志强在该银行账号追加投入资金后，进行了黄金实物买卖，可视为被告李志强认可原告的追加投入，故该150000元应计入原告的投资总额中。根据原告的银行交易流水显示，原告的委托管理账号于2011年11月24日卡取150000元，因原告委托理财只是将账户的账号及密码交给被告李志强，并未将银行卡交给被告李志强，原告本人仍可以凭所持的银行卡及账户密码自行支取账户上的余额，原告认可自己于2011年11月24日卡取150000元，故该150000元应在计算原告的实际损失时予以扣减。该账户于2012年2月14日至2012年6月28日期间多次卡存存入共计42700元、网转支出共计42656.45元，相减余额43.55元，原告认可为本人操作，故在计算原告的总损失时对该部分交易不予扣减，但余额43.55元仍在账户中。根据原告的银行交易流水显示，原告的委托管理账号于2011年7月19日分别网转1000元及4.5元费用至尾号2758账号，网转支出4000元至尾号4389账号；于2011年8月3日分别网转支出6000元及12.5元费用至尾号2758账号，网转支出24000元至尾号4389账号；于2011年8月23日分别网转支出15000元及7.5元费用至尾号2758账号，网转支出15000元至尾号4389账号；于2011年9月5日分别网转支出25000元及7.5元费用至尾号2758账号，网转支出25000元至尾号4389账号。结合《资产委托管理合同》第三条收益分配的约定，本案委托管理账号在上述交易时间段的交易记录，以及转账给李志强尾号2758账号的金额与转账至原告尾号4389账户的金额之间的比例可知，原告的理财账户在上述交易时间段产生过收益，2011年7月19日、2011年8月3日、2011年8月23日、2011年9月5日的转账实际是原告与被告李志强之间进行收益分配。因本案处理的是在《资产委托管理合同》约定的期限内（2011年8月1日至2012年8月1日）的盈余亏损问题，原告账户在合同到期日为亏损状态，根据资产委托管理合同第四条风险承担如若亏损，且期间进行过分红，乙方退还分红并承担剩余亏损的约定，乙方应退还分红并承担剩余亏损，故在计算原告的总损失额时对盈余分红给李志强账户共计47032元（1000元+4.5元+6000元+12.5元+15000元+7.5元+25000元+7.5元）应不予扣减，对分红给原告的部分共计68000元（4000元+24000元+15000元+25000元）应予以扣减。根据原告的银行交易流水显示，原告的委托管理账号于2012年9月28日从袁广平尾号为3447账户网转存入70000元，该70000元存入原告账户后并未转出，而是继续进行了实物黄金的买卖，至2012年12月22日已亏损至0元，该70000元存入的时间是在本案合同期限届满之后，故该70000元应视为对本案合同期限届满后实物黄金交易亏损，而原告又未与被告再签订合同，无法认定本案合同期限届满之后委托理财合同的主体以及亏损承担、盈利分配等约定，故本案只处理原告合同期限内的亏损承担，对超出合同期限的实物黄金买卖的亏损问题，本案不作处理。该账户于2012年12月12日从袁广平尾号为3447账户网转存入的50000元，于2013年3月23日从袁广平尾号为3447账户转账给原告尾号5043账号50000元、于2013年6月24日转账给原告尾号5043账号30000元，共计130000元，原告认可为收到的赔付款，故在计算原告的总损失时应予以扣减。结合原告将银行账号交付给被告李志强进行资产理财时的金额为400050元，委托贵金属交易金额为400000元，原告本人存取款有余额43.55元，即该账号超额部分的50元和存取款余额43.55元系原告个人账户余额，至合同期限届满前最后一次实物黄金买卖支出124.26元后，该账户的余额为36004.64元，故原告投入理财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剩余的资金为35911.09元（36004.64元-50元-43.55元），原告的投资亏损金额为166138.91元（初始投入50050元＋2011年7月23日卡存投入250000元＋2011年7月25日卡存投入100000元＋2011年8月4日卡存投入80000元＋2011年9月9日卡存投入25000元＋2011年9月15日卡存投入45000元-账户剩余35911.09元-原告收益分配68000元-2011年11月24日原告支取的150000元-原告自认收到的赔付款130000元）。根据《资产委托管理合同》第四条风险承担的约定，交易亏损风险由乙方承担，甲方即原告不承担交易亏损，因此，本院前述认定的损失166138.91元即为原告的实际损失。原告诉讼请求主张其本金损失为202050元，已超过本院认定的实际损失额，超过部分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焦点在于：1.本案《资产委托管理合同》的效力问题；2.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问题；3.对原告主张的损失金额是否应计算利息及利息标准问题。 1.本案《资产委托管理合同》的效力问题。原告提交的《资产委托管理合同》中乙方处加盖有金鼎公司珠江新城营业部的公章，经查实，金鼎公司珠江新城营业部并未进行工商登记，但被告李志强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中，李志强自认是金鼎公司珠江新城营业部的负责人，金鼎公司珠江新城营业部是挂靠金鼎公司的营业部。由于原告在签订合同后将银行账号及密码已实际交由李志强进行操作，且《资产委托管理合同》中加盖有金鼎公司珠江新城营业部的公章，故本院确认原告与被告李志强签订的《资产委托管理合同》的内容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在法律未明确禁止委托进行贵金属投资理财行为的情况下，该《资产委托管理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合同，本院予以确认。 2.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问题。在《资产委托管理合同》中，乙方为金鼎公司，根据原告及证人证言证实，原告签订合同是由原告先签名进行确认后，再由工行坪石支行的经理袁广平转交给李志强进行盖章确认的，虽然合同中所盖珠江新城营业部的公章并非金鼎公司公章，但从《资产委托管理合同》的甲乙方双方名称，可确认原告签订该《资产委托管理合同》的真实目的是与金鼎公司订立合同，而非与李志强或珠江新城营业部订立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因李志强系金鼎公司派遣或委托到工行韶关分行推广黄金T+D交易业务的工作人员，原告通过李志强等人在工行坪石支行召开的推介会，了解到相关投资项目，并在工行坪石支行工作人员的指引下签订上述《资产委托管理合同》，足以使原告相信《资产委托管理合同》的相对方是被告金鼎公司，故《资产委托管理合同》对被告金鼎公司具有约束力，对被告金鼎公司提出的《资产委托管理合同》与其无关的抗辩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李志强与原告在签订《资产委托管理合同》时足以使原告相信被告李志强签订合同的行为系接受被告金鼎公司指示的职务行为，上述《资产委托管理合同》对被告金鼎公司具有约束力，在被告金鼎公司派遣或委托被告李志强开展相关业务时，被告金鼎公司负有对被告李志强进行监督管理的义务。根据《资产委托管理合同》第四条“风险承担：交易亏损风险由乙方承担，甲方不承担交易亏损，最终亏损计算以合作到期日结算为标准，如若亏损，且期间进行过分红，乙方退还分红并承担剩余亏损；当本金亏损达到20%，甲乙双方均可以提出终止合作协议，账户亏损由乙方承担，并在合作终止后一个月内将损失补偿给甲方；在合作期内，如本金发生交易亏损且未超过20％，甲方提出终止合作，则账户亏损由甲方自行承担。……”的约定，被告金鼎公司应对原告的投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依据前述查明认定的事实，被告李志强开展相关业务系接受被告金鼎公司指派的职务行为，故其行为后果应由被告金鼎公司承担，对原告提出的要求被告李志强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工行坪石支行并非签订《资产委托管理合同》的当事人，工行在黄金T+D交易业务中仅是进行业务推介，工行在原告与被告金鼎公司签订的《资产委托管理合同》中仅起到为原告的资金进行黄金T+D交易的渠道作用，在原告与被告金鼎公司履行合同过程中，工行既没有义务也没有办法监督被告金鼎公司在进行黄金T+D交易的盈亏状况。因原告的损失是被告金鼎公司在进行投资理财过程中造成的，与被告工行坪石支行提供交易平台和渠道无关，故原告提出的要求被告工行坪石支行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袁广平在原告多次追索赔偿后于2012年12月25日在原告的资产委托管理合同背面签下如下内容：“本人担保刘可星递延交易的本金叁拾叁万伍仟元，有事本人负责。”可视为对原告订立了书面保证合同，因原告与被告袁广平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依法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 3.对原告主张的损失金额是否计算利息及利息标准问题。如前所述，被告金鼎公司在履行《资产委托管理合同》过程中，给原告造成了166138.91元的损失，在合同期满后，被告金鼎公司应对原告的损失进行赔偿，即被告金鼎公司应于2012年8月2日前将原告的损失赔偿给原告。现被告金鼎公司未按期赔付相应的款项给原告，占用原告的资金，给原告造成了一定的利息损失，本院对原告主张计算利息的请求予以支持。原告主张月利率6‰没有超出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因本案处理的是在《资产委托管理合同》约定的期限内（2011年8月1日至2012年8月1日）的盈余亏损问题，原告主张按本金202050元从2011年6月计至2018年6月共计84个月利息为101833.2元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调整利息计算为69778.34元[本金166138.91元×月利率6‰×70个月（2012年8月2日起计算至2018年6月）]。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广东金鼎黄金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刘可星资产委托管理亏损款166138.91及利息69778.34元，合计235917.25元； 二、被告袁广平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对被告广东金鼎黄金有限公司所负的上述债务向原告刘可星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三、驳回原告刘可星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858元，由原告刘可星负担1310元，由被告广东金鼎黄金有限公司、袁广平负连带责任负担4548元；原告刘可星已预交8575元，原告多预交2717元（不含被告广东金鼎黄金有限公司、袁广平应负担部分），本院予以退回。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杨香中 审判员  邱强生 审判员  李 鑫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罗嘉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