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琼9005民初3577号 原告：李俊堂，男，1950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所海南省海口市。 原告：米文煜，男，1972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所海南省海口市。 原告：唐嵬，男，1964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所海南省海口市。 原告：刘文江，男，1964年6月10日出生，住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 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杰、涂少奇，海南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范振波，男，1952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所北京市海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正伟，海南唐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海南仓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文昌市潭牛镇真谷坡华侨农场兴侨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李莉，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齐会涛，女，公司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聪，女，公司职工。 原告李俊堂、米文煜、唐嵬、刘文江与被告范振波、第三人海南仓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26日立案。 原告诉称，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公司股东会决议，即《委托经营协议》合法有效；2.判令被告向原告李俊堂支付470.4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至付清全部款项止（以470.4万元为本金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5年11月1日起，暂计算至2018年10月12日，共计1076天，暂计算利息84.3584万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米文煜支付896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至付清全部款项止（以896万元为本金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5年11月1日起，暂计算至2018年10月12日，共计1076天，暂计利息160.68万元）；4.判令被告向原告唐嵬支付168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至付清全部款项止（以168万元为本金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5年11月1日起，暂计算至2018年10月12日，共计1076天，暂计利息30.128万元）；5.判令被告向原告刘文江支付112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至付清全部款项止（以112万元为本金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5年11月1日起，暂计算至2018年10月12日，共计1076天，暂计利息20.0853万元）；6.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理由：第三人海南仓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仓谷公司）于2005年4月5日在海南省文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注册资本金100万元，2005年11月30日，增资至170万元。2010年11月29日，以第三人仓谷公司所属文昌市潭牛镇华侨农场为基础，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第三人仓谷公司老股东王博、李铁锋、张秀兰、李琳以及原告李俊堂、米文煜、唐嵬作为甲方，与黑龙江农垦泰鑫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鑫公司）、江志君及被告范振波作为乙方签订了一份《增资扩股协议书》。根据该增资扩股协议书的约定，甲方老股东以170万元股权对应的实际土地资产作价4800万元作为出资，乙方以5200万货币出资，第三人仓谷公司总股本应视为一亿元，其中甲方4800万元，占总股本的48%，乙方为5200万元，占总股本的52%。增资扩股完成后第三人仓谷公司注册资本金共计5370万元。此次增资扩股后，第三人仓谷公司的股权结构为：原告李俊堂实际持股420万股，占仓谷公司总股本4.2%；原告米文煜实际持股为800万股，占仓谷公司总股本8%；原告唐嵬实际持股股为150万股，占仓谷公司总股本1.5%；原告刘文江实际持股为100万股，占仓谷公司总股本1%。其他股东李铁锋实际持股为800万股，占仓谷公司总股本8%；王博实际持股为790万股，占仓谷公司总股本7.9%；李琳实际持股140万股，占仓谷公司总股本1.4%；程云鹏实际持股为600万股，占仓谷公司总股本6%；钟国林实际持股为100万股，占仓谷公司总股本1%；董世明实际持股为100万股，占仓谷公司总股本1%；张秀兰实际持股为100万股，占仓谷公司总股本1%；姜春来实际持股为100万股，占仓谷公司总股本1%；范振波实际持股为600万股，占仓谷公司总股本6%。2014年5月12日，就被告范振波独自承包经营管理仓谷公司事宜，全体股东作为甲方，与被告范振波（时任总经理）作为乙方，签订了一份《委托经营协议》，全体股东共同委托被告范振波经营管理第三人仓谷公司所属阳光绿景项目。该《委托经营协议》由全体股东做出，性质为股东会决议，是全体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第三人公司章程的规定，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应严格遵守。《委托经营协议》第三条第一项约定，乙方的受托权利包括：对全体股东所属全部资产进行经营管理，以现有资产进行融资、集资或抵押贷款，选聘或解雇项目经营管理及技术人员，决定工资福利待遇等。《委托经营协议》第三条第二项约定，乙方的主要义务是：对全体股东所属资产安全切实负责，确保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最迟在2014年12月31日，负责偿还第三人仓谷公司截止2014年5月11日的举债本金3612万元及利息2010万元，项目完成后，第三人仓谷公司全部资产的残值所有权和支配权归乙方合法所有；自2014年5月12日后第三人仓谷公司产生的任何债务，均由乙方自行承担，概与甲方无关。《委托经营协议》第三条第（三）项约定，最迟至2015年10月31日，乙方须向甲方所属股东支付的标的为：现金11，250万元或者房产25，000平米（精装修）。注：每一百万股对应112万元或者250平现房。房产若按5000元/平米（或以上）开发票，按10%比例扣税。《委托经营协议》第四条约定，在完成本项目建设、按约定兑付股东本金和回报后，第三人仓谷公司仍合法存续，股东可按约退出，乙方及其合作伙伴继续经营。《委托经营协议》签订后，被告范振波对第三人仓谷公司的人事、财务、资产及所属项目等全部事务，进行经营管理，其他股东均不参与。2015年5月25日，被告范振波代表全体股东，将仓谷公司90%的股权转让给案外人文昌佳龙伟业商旅投资有限公司，原告等原仓谷公司股东已于2015年12月22日配合被告范振波，将原告所持有的第三人仓谷公司股权过户到文昌佳龙伟业商旅投资有限公司名下，已按约退出，但被告至今没有兑现《委托经营协议》第三条第（三）项约定的回报。根据《委托经营协议》第三条第三项的约定，被告应支付原告收益：原告李俊堂470.4万元或1050平方米的房产；原告米文煜896万元或2000平方米的房产；原告唐嵬168万元或375平方米的房产；原告刘文江112万元或250平米的房产。鉴于第三人仓谷公司股权的90%已转让给案外人文昌佳龙伟业商旅投资有限公司，以房产履行已无实现的可能，原告选择现金受偿。双方约定的最迟付款时间为2015年10月31日，但被告至今未付，已构成违约，应当自2015年11月1日起向原告承担债务利息。利息计算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按照年息6%计算支付至付清止。为维护自身原告合法权益，原告根据《公司法》第三十四条及《民事诉讼法》之相关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辩称，一、被告经营仓谷公司的行为是履行股东职责的职务行为，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合同行为。原告在起诉状中自认，其与被告所签订的《委托经营协议》属于公司决议性质，且本案案由亦为公司决议纠纷，因此，本案应适用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根据《委托经营协议》内容，签约双方中甲方为仓谷公司全体股东，乙方为被告（股东之一），协议的主要内容为全体股东“委托”范振波对公司进行经营，由此可知，范振波是以股东身份从事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而对公司进行经营和管理原本就是公司股东的职权之一，仓谷公司其他股东不愿意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亦是其权利和自由--因此，所谓《委托经营协议》，不过是股东会通过决议，决定由个别股东从事公司的经营管理，其余股东不参与经营，只分得红利的公司经营方式，其性质更类似于公司内部的任命行为--而被告依据公司决议的任命对公司进行经营管理，其行为完全是履行股东会决议的职务行为，无论后果如何，均应由公司全体股东共同承担，被告经营公司的行为只要没有明显的重大过失和主观过错，无需对其余股东产生合同法上的违约责任。二、《委托经营协议》的个别条款，因与公司法的规定相冲突，属于无效条款。《委托经营协议》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并且约定了一些责任条款，但从约定的内容上来看，其违反了公司法关于公司决议及有限责任公司的基本规定，应当属于无效条款。1.协议第三条约定的乙方权利，原本就属于公司经营的基本权利，无论公司任何谁进行经营，都将赋予其该等职权，这是仓谷公司章程明确规定的，而乙方义务条款中，约定由被告个人偿还公司全部债务且由债权人承担利息税，则明显违反了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公司的债务承担义务，并且关于债权人的约定超出了公司内部的人员范围，显然是无效的；2.关于第三条第三）.2约定的乙方需向甲方支付的标的，更是没有明确的属性：若其属于公司经营项目的盈利分红，则在公司未实际盈利的情况下约定分红显然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其约定亦是无效的；若属于除被告受让其余股东股权的对价，则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必须以其他股东实际向被告出让股权为支付条件；因此，该条约定要么无效，要么就没有达成履行条件。三、根据《委托经营协议》有关条款的约定及当事人的本意，被告向其付款的条件是其受让原告的股权，并以之作为与案外第三方合作的条件，但实际情况是合作未成功，股权亦未转让予被告。《委托经营协议》签订的背景是仓谷公司欲引入第三方共同开发项目，但第三方认为仓谷公司的股权过于零散，不便于合作，因此要求被告整合股权后再与其合作。但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合作未能成功。根据《委托经营协议》第三条二）.2、三）.2、第四条的约定，不难看出，假如被告按照第三条三）.2的约定向“甲方”支付了所谓的“回报”，则其余股东应退出仓谷公司，因此，第三条三）.2约定的款项应理解为股权转让款更为准确。但协议第五条同时又约定，“本协议不影响股东因个人原因进行的工商部门股权转让行为”，即在协议执行过程中，包括原告在内的其他股东完全有权利向被告以外的人转让自己所持的股权，显然，假如其他股东向外人转让了所持股权，其当然无权再要求被告向其支付第三条三）.2所约定的价款。四、包括原告在内的仓谷公司全体原股东，已自愿将股权全部转让给文昌佳龙伟业商旅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佳龙公司），原告唐嵬甚至已经通过诉讼实现了其股权转让对价，四原告无权再要求被告支付所谓“回报”。如前所述，《委托经营协议》并未禁止股东向被告以外的人转让股权。2015年6月25日，包括4名原告以及被告在内的仓谷公司原9名股东，共同与佳龙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所持90%的仓谷公司股份全部转让给佳龙公司，除被告保留10%股权外，其余股东均为全部转让。《股权转让协议》由其余股东委托被告签名。其后，因为佳龙公司未按时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又于2015年10月14日签订了《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由各股东本人亲自签名确认，并将《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由被告收取股权转让款变更为由原告刘文江收取。再之后，由于佳龙公司至今仍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唐嵬于2016年11月向贵院起诉佳龙公司，该案经二审后，判令佳龙公司向唐嵬支付股权转让款。目前，被告正积极联系，准备向佳龙公司追讨剩余的股权转让款及房屋，从原告提交的补充证据来看，其认为被告收取了股权转让款但未向其分配，表示其也认可所谓的“回报”应为股权转让款。并且，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之前发生的仓谷公司的债务，由转让人即原股东承担，全体转让人亦多次开会明确，收取的股权转让款需先偿还所欠债务，而后再进行分配。因此，即使全额收取股权转让款，仍需先偿还债务，而后再按照原股东持股比例进行分配。而目前已经收取的股权转让款，已经全部用于偿还债务。从上述经过不难看出，包括原告在内的其他股东，在《委托经营协议》约定的最后付款时间2015年10月31日之前，就已经将所持股权全部转让给了佳龙公司，唐嵬甚至已经通过诉讼获得了股权转让款。而在股权转让之前，委托经营协议所指的“阳光绿景项目”并未完工，也达不到付款条件。因此即使协议第三条三）.2的约定有效，四原告也无权再要求被告付款。假若仓谷公司其他原股东认为其股权转让对价未能实现，应当向佳龙公司主张，而非向被告主张权利。综上，请人民法院依法审查后，驳回原告的人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陈述：1.原告起诉的主要依据是《委托经营协议》，但是原告提交的《委托经营协议》中并没有米文煜和刘文江的签名，所以米文煜和刘文江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2.原告主张《委托经营协议》的性质是股东会决议，但是原告提交的《委托经营协议》当中并没有全体股东签字，其次，该份《委托经营协议》中签字的李俊堂、钟国林、程云鹏等人并非仓谷公司股东。基于以上两点，《委托经营协议》并非股东会决议，而且这份协议上也没有第三人盖章，该份协议是原被告之间自行协商，与第三人无关。 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诉讼请求确认公司股东会决议，即《委托经营协议》合法有效，该协议标的额为11,250万元；本案被告住所地不在本院所处省级行政辖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诉讼标准的通知》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本院对本案无管辖权，应由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 依照《中华人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本案移送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处理。 本裁定一经作出即生效。 审 判 长  王 曼 人民陪审员  林明干 人民陪审员  周昌颖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法官 助理  云明慧 书 记 员  符策垠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十九条高级人民法院管辖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第三十六条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移送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受移送的人民法院认为受移送的案件依照规定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不得再自行移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 第二条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受理法院所处省级行政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四川、重庆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1亿元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所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2000万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