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粤53民终11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彭少琼，女，汉族，1933年2月3日出生，住广东省罗定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国妹，女，汉族，1969年8月6日出生，住广东省罗定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国南，男，汉族，1971年3月25日出生，住广东省罗定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国群，女，汉族，1974年2月12日出生，住广东省罗定市。上述四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其荣，男，汉族，1952年11月29日出生，住广东省罗定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国权，男，汉族，1969年7月18日出生，住广东省罗定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范郁榴，男，汉族，1952年6月20日出生，住广东省罗定市。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梁尔超，男，汉族，1979年3月18日出生，住广东省信宜市。上诉人彭少琼、李国妹、李国南、李国群因与被上诉人李国权、梁尔超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罗定市人民法院（2017）粤5381民初26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彭少琼、李国妹、李国南、李国群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罗平镇牛路村委牛路迳口0.136亩旱地承包权、经营权（经营权流转承租者租赁期间享有收益权）归上诉人所有，或者发回重审；2．判决李国权、梁尔超连带返还（支付）2016年、2017年度该土地经营权流转年值租金237.5元及其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的利息计算）给上诉人；3．一、二诉讼费由李国权、梁尔超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错误。（一）一审未能全面理解、把握中央关于全面深化农村土地改革的精神，未能坚持认定农村承包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事实，错误的把上诉人享有的0.136亩旱地承包权、经营权、收益权混为一谈并判决给被上诉人李国权。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总体要求。指导思想。全面理解、准确把握中央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精神，按照加快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实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一审错误的把上诉人依法取得的0.136亩旱地承包权、经营权、收益权混为一谈并判决给被上诉人。（二（二）上诉人依法取得0.136亩旱地承包权、经营权，被上诉人李国权没有依法取得0.136亩旱地承包权、经营权证据前提下，一审错误的把上诉人0.136亩旱地承包权、经营权判决给被上诉人李国权。1．1981年落实家庭联产承包制时，上诉人依法取得0.136亩承包权、经营权。1991年牛路村委第1、3、4、5、9、10、12队将牛路迳口的水田经营权整体有偿出租给邓某1开发鱼塘，上诉人随之将0.136亩旱地经营权有偿流转出租给承租鱼塘邓某1盖房子，租期20年从1991年-2015年。邓某1依合同取得上诉人0.136亩旱地经营权，上诉人随经营权流转相应取得36.72元收益权。上诉人的经营权流转，经营权则由邓某1行使。但0.136亩旱地承包权仍归上诉人享有。被上诉人李国权没有出示政府颁发其的《责任田承包使用证》证据，证明其未依法取得0.136亩旱地承包权，没有承包权就没有经营权，没有经营权就没有收益权。一审未能正确区分清楚农村土地承包户的承包权、经营权和收益权的相互关系，错误的把上诉人享有0.136亩旱地承包权和由承租鱼塘老板行使的经营权以及上诉人的经营权流转应取得收益权也都判给被上诉人李国权。2．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李国权在邓某1承租期间，双方关系好因此无意见无纠纷。1996年上诉人的亲人李天来因中风行动不便，口头委托邻居被上诉人李国权从邓某1那里代领租金交上诉人李国南，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代领租金从1996年7月至2015年7月邓某1承包鱼塘合同期满前均无意见。3．1996年12月罗定市全市各镇各队重新调整发包土地，上诉人根据政府颁发的《责任田承包使用证》继续取得0.136亩旱地承包权、经营权。《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2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罗定市罗平镇颁发上诉人的《责任田承包使用证》承包合同约定，上诉人从1997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对0.136亩旱地享有承包权、经营权，其中经营权因1991年至2015年流转给邓某1，经营权由邓某1行使至2015年12月31日，此时上诉人对0.136亩旱地享有完整的承包权和收益权。被上诉人李国权故意不出示政府颁发其《责任田承包使用证》，未能证明其依法取得0.136亩旱地的承包权，没有承包权就不享有经营权，就没有经营权流转的收益权。4．被上诉人梁尔超承租前、后，上诉人分别享有承包权、经营权和承包权、收益权。2015年邓某1承租合同期满后即2016年1月1日起至2016年5月10日被上诉人梁尔超承租前期间，上诉人对0.136亩旱地完全享有承包权、经营权。从2016年5月11日牛路村委第1、3、4、5、9、10、12队继续将牛路迳口的土地整体出租给被上诉人梁尔超承租经营鱼塘，上诉人的0.136亩旱地经营权也随之出租流转给梁尔超行使，上诉人仍继续享有承包权和相应取得经营权流转年值收益权237.5元的权利。上诉人的0.136亩经营权流转给被上诉人梁尔超则由梁尔超行使，上诉人再无权行使流转经营权权利，只有享有该流转经营权的收益权。5．牛路村委及其干部捏造子虚乌有的《证明》，硬屈上诉人彭少琼到村委，“口头委托”村委把领取承包款表李天来名字变更为李国权名字。牛路村委《证明》及干部证言谎称：2016年12月30日到村委来，“口头委托”村委将发放各队领取承包款明细表中原李天来名变更为李国权名，当时彭少琼是同意变更为由李国权领取李天来户的承包款。由李某1划掉《邓某1开发大陂底鱼塘农田农户丈量收款情况》李屋五队“李天来”名字在旁写上“国权”名字，与被上诉人李国权的证据二《民间纠纷调解终结书》第二页第一段顺数14-15行“直至2016年底领取承包款唐某书记才将原李天来的名字更改为李国权的”内容相矛盾，证明被上诉人李国权的证据三第四页《邓某1开发大陂底鱼塘农田农户签名丈量收款情况》的名字变更是被上诉人李国权单方面叫唐某将李天来名字更改为李国权名字，没有提及彭少琼到村委口头委托村委变更李天来名为李国权名的事实。被上诉人李国权的证据四《各农户同意招标：在下面签名》划掉“天来”写“国权”和被上诉人李国权的证据五《证明》内容与被上诉人李国权的证据二内容前后矛盾，被上诉人李国权的证据二《民间纠纷调解终结书》是罗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作出的，其效力比村委《证明》、干部证言高，证明牛路村委及其干部捏造彭少琼到村委口头委托村委变更李天来名字由李国权领取李天来户的承包款是子虚乌有的假事实。牛路村委干部唐某、李某1谎称：2016年12月30日发放承包款时彭少琼到村委“口头委托”村委变更李天来名字为李国权，由李某1执笔变更。但牛路村委及其干部都有智能手机，却没有彭少琼到村委的视频、照片证据证实彭少琼在2016年12月30日到过牛路村委；没有彭少琼“口头委托”村委变更名字的录音证据，证实彭少琼同意口头委托牛路村委变更李天来名为李国权名；彭少琼是文盲，没有村委干部李某1叫彭少琼在领承包款表将李天来变更为李国权名字处捺指模印证据，证实彭少琼该日到过村委自愿同意口头委托村委变更李天来名字为李国权名字。一审没有依法查明牛路村委的《证明》及其干部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与证明彭少琼20**年12月30日到村委的视频、照片、录音、捺指模印等主要证据不能佐证的事实，在没有这些主要证据佐证的情况下，牛路村委的《证明》及其干部证言是子虚乌有的假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证明效力。6．一审把牛路村委捏造子虚乌有事实的《证明》，将收益权与承包权、经营权混为一谈，流转收益权当作承包权、经营权流转。从2016年5月11日被上诉人梁尔超与出租方签订承租鱼塘合同之日起，上诉人的0.136亩旱地经营权流转给被上诉人梁尔超行使，不再是上诉人行使。即使牛路村委捏造事实的《证明》“彭少琼同意变更为由李国权领取李天来户的承包款”，即是“收益权”，并非经营权。被上诉人梁尔超并未变更李天来的名字。一审把牛路村委捏造子虚乌有事实的《证明》的“收益权”和承包权、经营权混为一谈，收益权流转当作承包权经营权流转，没有法律依据。三、一审认定“口头协议”流转违反法定的流转方式和书面合同流转、流转报发包方备案及依法、自愿、有偿流转的强制性规定。1．法律没有“口头协议”的流转方式。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目前中央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的主要方式有：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其他流转方式有：经营权入股+合作，委托经营、“四荒”地拍卖、折价入股。但没有“口头协议”流转方式和“收益权”的流转方式。2．《农村土地承包法》强制性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书面合同流转、报发包方备案流转。牛路村委捏造子虚乌有的假事实，谎称上诉人彭少琼到村委“口头委托”村委同意将领款表李天来名字变更为李国权名字，由李国权领取李天来户的承包款（收益权），就是承包经营权的“口头协议”方式流转，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经营权流转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流转的规定相悖。《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7条：“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上诉人在一审出示政府颁发其《责任田承包使用证》证据，证明上诉人从1997年1月1日起至2026年依法取得0.136亩旱地承包权、经营权（经营权流转期间由承租者行使）和收益权。被上诉人李国权故意不出示政府颁发其《责任田承包使用证》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没有依法取得0.136亩旱地的承包权，没有承包权就没有经营权，没有经营权就没有收益权，况且被上诉人没有报发包方李屋五组备案的证据。在2016年5月11日0.136亩经营权流转后由被上诉人梁尔超行使。一审认定上诉人0.136亩旱地承包权流转，不知是经营权流转后承包权仍归上诉人享有，上诉人彭少琼和被上诉人李国权双方自愿同意“口头协议”流转“成立”，承包经营权归被上诉人，是明显错误的。3．《农村土地承包法》强制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0条“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的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被上诉人李国权没有出示政府颁发其《责任田承包使用证》和多交公余粮的发票证据，证明其未依法取得0.136亩承包权、经营权的事实，被上诉人李国权没有向上诉人支付经营权流转的对价，一审却错误判决上诉人的0.136亩经营权无偿流转给被上诉人。四、一审不依法审查牛路村委违反法律规定捏造子虚乌有的假事实的《证明》，错误把上诉人流转土地的“收益权”流转当作经营权流转。《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5条：“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职权干涉农村土地承包或者变更、解除承包合同。”牛路村委及其干部利用职权违法干涉上诉人0.136亩旱地经营权收益权流转。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六）严格规范土地流转行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农民家庭，土地是否流转、价格如何确定，应由承包农户自主决定，流转收益应归承包农户所有。流转期限应由流转双方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协商确定。没有农户的书面委托，农村基层组织无权以任何方式决定流转农户的承包土地。”。牛路村委捏造子虚乌有的《证明》假事实，2016年12月30日上诉人彭少琼根本没有到过牛路村委，村委及其干部谎称彭少琼到过村委，“口头委托”村委将领取承包款表李天来名字变更为李国权名字，但村委没有上诉人彭少琼真正到村委的视频、照片、录音、按捺指模印的直接主要证据佐证。牛路村委党员干部丧失党性原则，颠倒是非，捏造子虚乌有的假事实，牛路村委与中央规范农村土地流转的精神对着干，未能执行中央“流转收益应归承包户所有”、“没有农户的书面委托，农村基层组织无权以任何方式决定流转农户的承包土地”的规定。一审判决未能正确适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三权分置规定，未能依法认定牛路村委的《证明》及其干部证言没有上诉人的书面委托，牛路村委唐某和唐某和李某1将李天来名字划掉变更为李国权名字的行为无效，经营权流转不成立，反而把牛路村委《证明》的“收益权”流转视作“承包权、经营权流转”，与现行法律相悖。五、被上诉人李国权、梁尔超应承担连带责任返还（支付）2016年、2017年度0.136亩土地经营权流转年值租金237.5元及其利息。鉴于上诉人依法取得0.136亩旱地承包权，经营权流转，就应当享有收益权。被上诉人李国权没有依法取得0.136亩旱地承包权、经营权，其强制领取上诉人的0.136亩旱地经营权流转的租金构成不当得利。被上诉人梁尔超在2016年5月11日承租鱼塘时，明知上诉人将享有0.136亩旱地承包权、经营权流转给其行使，237.5元收益权应归上诉人享有，但其没有坚持原则为上诉人年值的租金公证保存。2017年12月梁尔超明知其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李国权诉讼纠纷中的第三人，仍发租金给被上诉人李国权，故有责任连带支付年租金给上诉人。六、一审违反《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未能依法查明事实，未依法审核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导致枉法判决。1．一审违反《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二条，没有依法查明事实。⑴一审没有查明1996年12月罗定市统一调整土地的事实和政府颁发责任田承包使用证的事实。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在一审均承认1996年12月进行第二轮重新调整土地，罗定市统一制作《罗定市XX镇责任田承包使用证》给农户。如上诉人在1997年领取《罗定市罗平镇责任田承包使用证》就是1996年12月农村调整土地后政府为农户办事的工作规程的结果，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一审法院没有查明1996年12月农村调整土地的事实和政府给农户颁发《罗定市罗平镇责任田承包使用证》给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颁发《罗定市罗平镇责任田承包使用证》的事实，违反《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众所周知的事实”的规定，在一审判决书上没有查明调整土地和政府给农户颁发罗定市罗平镇责任田承包使用证的事实和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意不提及此两个事实，为被上诉人逃避向法院举证其户的《罗定市罗平镇责任田承包使用证》的责任，免除被上诉人承担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⑵一审没有查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前后矛盾：村委证明“李某1执笔变更李天来名字”与罗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终结书“唐某变更李天来名字”矛盾，证人李某1证言“2016年村委分配承包款前”与村某被上诉人收到一审法院诉讼传票、证据后，牛路村委变造复印给被上诉人《邓某1开发大陂底鱼塘农田农户签名丈量收款情况》（以下称《农户签名收款情况》）的划“《农户签名收款情况》名称”、划“天来”写“国权”，加写“各农户同意招标在下面签名”与罗平司法所在2017年初双方发生纠纷调解时从牛路村委调取复印给上诉人的《农户签名收款情况》的“划李天来写李国权”矛盾，当作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判决。⑶一审没有查明被上诉人在1996年12月调整土地取得涉案0.136亩土地承包权的事实，也没有查明被上诉人交公粮的依据事实，严重违反《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规定，即“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2．一审违反《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规定，没有依法审核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最高法院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第六十四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一审判决书没有依法认定上诉人《罗定市罗平镇责任田承包使用证》的合法性，也没有认定其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与《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3条、第64条的规定相悖。相反，一审对被上诉人提出的前后矛盾证据：村委证明与罗平镇调解终结书、证人李某1证言与村委证明矛盾、证人唐某证言与罗平镇调解终结书、村委复印给被上诉人《农户签名收款情况》与村委复印给罗平司法所的《农户签名收款情况》矛盾的证据，却违法认定为案件事实的证据，可见一审错误判决。3．一审违反《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一条和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对上诉人提交的《罗定市罗平镇责任田承包使用证》是属国家机关制作的、经罗平镇登记的、原始的、直接证据，直接证明涉案0.136亩土地承包权、经营权归上诉人的证据，其证明力大于被上诉人的“其他证据”的证明力，却不予采纳，相反却采纳被上诉人前后矛盾无证明力的证据，可见，一审枉法判决。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一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回看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提交了《罗定市罗平镇责任田承包使用证》的原件和复印件经与被上诉人质证，被上诉人虽然有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一审却违反法律规定，不认定上诉人的《罗定市罗平镇责任田承包使用证》的合法有效的证明力。《诉《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就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一）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二）经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证人证言。（三）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四）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回看上诉人提出的《罗定市罗平镇责任田承包使用证》是罗定市政府统一印制的公文书证、是罗平镇登记的书证，是1997年罗平镇政府颁发给上诉人的原始证据，是直接证据，直接证明涉案0.136亩土地承包权、经营权归上诉人所有的证据。被上诉人提出的前后矛盾证据均不是直接证明涉案0.136亩土地承包权经营权归被上诉人所有的证据，可见一审为枉法判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或者依法发回重审。被上诉人李国权答辩认为，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请求二审法院根据民诉法第170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依法维持一审法院判决，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并由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彭少琼、李国妹、李国南、李国群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罗平镇牛路村委牛路大陂底0.136亩旱土地经营权归彭少琼、李国妹、李国南、李国群所有，李国权户不享有牛路大陂底0.136亩旱土地经营权；2．判令李国权、梁尔超连带返还（支付）2016年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益款237.50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给彭少琼、李国妹、李国南、李国群；3．判令梁尔超从2017年起的承包期内每年向彭少琼、李国妹、李国南、李国群支付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益款237.50元；4．本案诉讼费由李国权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李天来系彭少琼丈夫，李国南、李国妹、李国群父亲，李天来于2014年2月去世；李留金（2006年病故）系李国权父亲。1991年间，罗平镇牛路村委将第1、3、4、5、9、10、12队位于大陂底的土地发包给邓某1承包经营开发鱼塘，期限25年至2015年。李天来户原承包使用的土地有0.136亩在邓某1承包经营开发的鱼塘范围内，承包款按每年每亩270元计，该0.136亩土地每年承包款为36.72元，1991年至1995年间的承包款由李天来领取，在“农户签领承包款表”中签名；1996年至2015年每年的承包款36.72元由李国权及其父亲李留金、妻子刘洁丽、儿子李明和领取，在“农户签领承包款表”中签名。彭少琼、李国南、李国妹、李国群、李国权对各自领取承包款的事实均无异议，但李国权否认代领承包款的事实，领取承包款后也没有将款项交给回彭少琼、李国南、李国妹、李国群。2016年5月11日，罗平镇牛路村委第1、3、4、5、9、10、12队与梁尔超签订《承包鱼塘合同书》，承包期限20年即2016年5月11日至2036年5月10日，承包款（租金）为每年60000元。梁尔超已依约缴纳2016年、2017年的承包款各60000元，李国权到李屋5队小组长处领取该承包鱼塘范围内0.136亩土地所属2016年度、2017年度的每年承包款237.50元。彭少琼、李国南、李国妹、李国群、李国权均提供邓某1承包期间的“农户签领承包款表”，该表显示领取承包款“签名栏”1995年前为“天来”签名、1996年后为“刘洁丽”、“留金”、“李国权”、“李明和”签名，彭少琼、李国南、李国妹、李国群提供的该份复印件写上“已收款李国南”并盖指模。彭少琼、李国南、李国妹、李国群、李国权均提供的“邓某1开发大陂底鱼塘农田农户签名丈量收款情况”中将“李天来”名字划掉改为“李国权”名字。2017年11月10日，罗平镇牛路村委会出具“证明”，载明：我村委发放承包方梁尔超承包鱼塘承包款时，李屋五队村民李天来妻子彭少琼与李国权妻子刘洁丽同时来到村委，要求将村委发放给各队领取承包款明细表中，将原来李天来名变更为李国权名，当时彭少琼同意变更为由李国权领取李天来户的承包款，当时村委干部全体在场，由李某1执笔将李屋五队发放给各户承包款中李天来的名字变更为国权。6个村干部在该证明后面签名、盖指模。2016年，彭少琼、李国南、李国妹、李国群认为，李国权及其家属自1996年至今强占领取李天来户承包的牛路迳口0.136亩责任旱地承包款，强迫将土地使用权转让，不择手段蒙骗恐吓彭少琼、李国南、李国妹、李国群家人，在村委的维护下更嚣张更改户名，双方因此产生矛盾纠纷，请求村委、罗平镇综治中心进行处理。罗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召集双方进行调解，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2017年6月5日，罗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作出民间纠纷调解终结书。以上事实，有身份证、户口簿、领取承包款明细表、承包鱼塘合同书、民间纠纷调解终结书、村委证明、证人证言等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罗平镇牛路迳口0.136亩旱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属于谁人所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发生过变更？2．李国权、梁尔超是否应当连带返还2016年后牛路迳口0.136亩旱土地每年的承包经营权流转收益款237.50元给彭少琼、李国南、李国妹、李国群？对于第1个争议焦点问题。罗平镇牛路迳口0.136亩旱土地在1995年前由彭少琼、李国南、李国妹、李国群承包经营，一直出租给他人开发鱼塘经营，该0.136亩土地所值的租金36.72元由彭少琼、李国南、李国妹、李国群领取，彭少琼、李国南、李国妹、李国群、李国权对该事实均无异议。1996年至2015年，李国权领取该0.136亩土地所值的租金36.72元，彭少琼、李国南、李国妹、李国群认可该事实，有双方提供的“农户签领承包款表”证实。彭少琼、李国南、李国妹、李国群认为其亲人李天来口头委托李国权代领取，且事后已交回给李国南；李国权认为李天来当时行动自如、李国南属于正常人，李天来没有口头委托其代领承包款。一审法院认为，彭少琼、李国南、李国妹、李国群原承包使用的0.136亩土地，由他人开发为鱼塘承包经营后，双方对该0.136亩土地所值的租金的领取已达成口头协议，且已按口头协议约定履行了各自的义务，双方提供的“农户签领承包款表”能够证实该口头协议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条“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第三十二条“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第三十四条“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规定，彭少琼、李国南、李国妹、李国群与李国权经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彭少琼、李国南、李国妹、李国群愿意将该0.136亩土地以其他方式流转，李国权在事实上已取得该0.136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彭少琼、李国南、李国妹、李国群没有证据证实李天来口头委托李国权代领租金，其在“农户签领承包款表”复印件写上“已收款李国南”并盖指模属于彭少琼、李国南、李国妹、李国群的个人行为，并非彭少琼、李国南、李国妹、李国群、李国权双方协商一致的共同行为。2016年牛路村大陂底开发为鱼塘的土地再次发包给第三人时，涉案土地占值的租金由李国权领取，根据村委出具的证明，结合各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及证人证言，一审法院经综合审查分析，对双方提供的“邓某1开发大陂底鱼塘农田农户签名丈量收款情况”中将“李天来”名字更改为“李国权”名字予以确认。彭少琼、李国南、李国妹、李国群、李国权对涉案土地租金领取的行为，以及证人出庭作证陈述的事实，足以证实彭少琼、李国南、李国妹、李国群、李国权对土地流转问题已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对罗平镇牛路迳口0.136亩旱地的承包经营权经协商一致，由彭少琼、李国南、李国妹、李国群承包经营变更为李国权承包经营，虽未签订书面协议，但双方自愿协商一致的口头协议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协议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因此，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属于李国权所有。对于第2个争议焦点问题。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收益归承包者所有，彭少琼、李国南、李国妹、李国群、李国权对土地流转问题已经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李国权已实际取得牛路迳口0.136亩旱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且已领取2016年度、2017年度该土地占值的租金，该0.136亩旱地的承包经营权流转收益款应归属李国权所有，故李国权及梁尔超无需承担连带返还责任。综上所述，彭少琼、李国南、李国妹、李国群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李国权提出的抗辩理由成立，主张驳回彭少琼、李国南、李国妹、李国群诉讼请求的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彭少琼、李国妹、李国南、李国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彭少琼已预交），由彭少琼、李国南、李国妹、李国群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彭少琼、李国南、李国妹、李国群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村民证明，拟证明：1．李天来户在牛路迳口大陂底等有水田一亩多水田和几块旱地。2．1996年调整水田，旱地不在调整范围。3．1981年李天来户牛路迳口大陂底的旱地权属一直归李天来户所有。证据二：身份证，拟证明：证人身份关系。证据三：残疾人证，拟证明：李国南精神残疾二级，不识讲话。被上诉人李国权质证认为，对证据一证明的证人没有出庭作证，其所谓的证明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因为证人李树生、李某2、李某3均在家中生活，没有外出。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据三与本案无关，李国南是否残疾与本案无关。上诉人彭少琼、李国南、李国妹、李国群对被上诉人发表的质证回应：我方提交的证人证言是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述证人在牛路迳口大陂底，现在诉争的鱼塘的水田当中均有田，所以是知情者，其实证人是经常不在家的。证人的亲人根据证人的真实意思打印的证言，打印后证人签名。对于上诉人二审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一、二，因证人没有出庭，本院不予确认，证据三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彭少琼、李国妹、李国南、李国群向一审法院起诉的第一个请求是判决确认罗平镇牛路村委牛路大陂底0.136亩旱土地经营权归其所有，李国权户不享有牛路大陂底0.136亩旱土地经营权，属于确权的确认之诉。而第二、第三个请求是依附于第一个请求的。彭少琼、李国妹、李国南、李国群认为其持有1996年12月颁发的《责任田承包使用证》，对涉案0.136亩土地享有经营权；李国权认为1996年生产队已对各户承包的土地进行调整，包括涉案0.136亩土地已经调整给李国权户。因此，双方争议的核心属于土地权属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第二款规定：“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一审法院以民事案件受理本案并作出判决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罗定市人民法院（2018）粤5381民初267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上诉人彭少琼、李国妹、李国南、李国群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罗定市人民法院退回给彭少琼、李国妹、李国南、李国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本院退回给上诉人彭少琼、李国妹、李国南、李国群。本裁定终审裁定。审判长 陈 容审判员 陈灿良审判员 陈洁涛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王怡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