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青22行初4号原告赵思东，男，1949年2月16日出生，汉族，青海省祁连县村民，公民身份号码×××。委托代理人赵江，男，1977年1月3日出生，汉族，青海省祁连县村民，公民身份号码×××。系原告赵思东之子。委托代理人赵永智，青海君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祁连县人民政府，住所地：青海省祁连县八宝镇人民路14号。法定代表人龙永胜，该人民政府县长。委托代理人郑发海，祁连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主任。委托代理人毛尊超，青海竞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海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海北州人民政府），住所地：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西海镇同宝路4号。法定代表人阿更登，该人民政府州长。负责人朱林，海北州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委托代理人吴春雷，海北州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主任。委托代理人高一平，海北州法律援助中心律师。赵思东诉祁连县人民政府、海北州人民政府草原行政确认一案，于2018年8月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0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赵思东委托代理人赵江、赵永智，被告祁连县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郑发海、毛尊超，被告海北州人民政府负责人朱林、委托代理人吴春雷、高一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祁连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于2018年1月16日作出祁政（2018）18号《祁连县人民政府关于野牛沟乡边麻村牧户哈占仓与赵思东两家草原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一、撤销县政府2012年核发给赵思东的编号为63222203030030的草原承包经营权证。二、将三十八道班附近图号为27号争议草场确权给哈占仓家承包经营，并核发《草原承包经营权证》，待决定生效后由草原主管部门做好相应的草原权属变更登记。被告海北州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以及《青海省草原承包办法》第四条的规定，于2018年6月13日作出北政复决字（2018）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驳回申请人的申请，维持祁连县人民政府祁政（2018）18号《关于野牛沟乡边麻村牧户哈占仓与赵思东两家草原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原告赵思东因不服被告祁连县人民政府、海北州人民政府的上述行政行为诉称，1、祁政（2018）18号处理决定中，将草原权属争议当事人列为哈占仓错误。哈占仓已故，我国法律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既然哈占仓已死亡，作为民事权利主体则不存在，但处理决定将已死亡的哈占仓列为当事人属错列主体，则处理决定必然无效。2、哈占仓因不上交税费，而且将牛羊、草场退给乡政府，不再承包，哈占仓承包的草场与原告的草场相连，政府就把收回后的草场重新承包给了原告。承包后原告完成了历年来哈占仓拖欠的及后来的税费。故被告祁连县人民政府、海北州人民政府认定事实明显错误，错列当事人。请求依法撤销祁连县人民政府祁政（2018）18号《关于野牛沟乡边麻村牧户哈占仓与赵思东两家草原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及海北州人民政府北政复决字（2018）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恢复原告赵思东的草原承包经营权证。被告祁连县人民政府答辩称，1、草场争议主要事实情况是：1983年野牛沟乡边麻村“牲畜作价归户”时，哈占仓家按10口人分得羊110只、牛13头，草场1512亩（折合一级756亩，地点在三十八道班附近）；1992年野牛沟乡边麻村“一包四定”时，哈占仓家获得该草场使用权，并由县政府颁发了证号为31010220的《草原使用证》。1990年10月，哈占仓将自己承包的羊77只、牛11头及草山一并转包给赵思东经营管理，口头约定税费任务及哈占仓往来拖欠款由赵思东承担，转包期三年。1993年10月转包期限届满后哈占仓要求收回牛羊欲自家经营，但赵思东不同意，双方产生纠纷。1996年1月20日，祁连县草原监理站根据野牛沟乡政府作出的有关文件，取消了哈占仓的草原使用权，对哈占仓证号为31010220的《草原使用证》作了变更登记，并将哈占仓家的草原使用权确认给赵思东使用；2011年，全县统一进行《草原使用证》换发为《草原承包经营权证》。野牛沟乡边麻村委会将争议草场草原承包经营权确权给了赵思东，并与赵思东签订了草原承包经营权合同，县政府给赵思东核发了编号为63222203030030的《草原承包经营权证》。自1993年产生草原权属争议以来，哈占仓家一直主张权力，未取得草原承包经营权至今。2、将草原权属争议主体定为牧户哈占仓与赵思东两家的草原权属争议，并非确定为哈占仓、赵思东公民个人的草原权属争议，认定主体正确。3、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祁连县人民政府作出的《祁连县人民政府关于野牛沟乡边麻村牧户哈占仓与赵思东两家草原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认定哈占仓家自1983年“牲畜作价归户”时就原始取得该草场承包经营权，1992年“一包四定”时再次被有关部门确认，并于1994年1月1日依法获得由县政府核发的编号为31010220的《草原使用证》，1996年1月20日，祁连县草原监理站根据野牛沟乡政府作出的野政（94）44号、祁野政（95）079号文，将哈占仓《草原使用证》变更给赵思东，属程序违法，应视为无效变更。1998年11月26日、1998年12月25日野牛沟乡政府分别作出决定，撤销上述两个文件后，祁连县草原监理站应当及时将变更给赵思东的《草原使用证》重新变更给哈占仓，并在2011年换发《草原使用证》时给哈占仓换发《草原承包经营权证》，哈占仓家原始取得的该草场草原承包经营权应受到法律保护。综上，答辩人认为，祁连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草原权属争议主体正确，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海北州人民政府答辩称，1、原告所称“祁政（2018）18号处理决定将草原权属争议当事人列为哈占仓错误”是故意混淆视听、违背客观常识。处理决定中实际当事人是李万花（哈占仓之妻），草原权属争议当事人中，也明确载明为“哈家当事人：哈占仓，已故。李万花，哈占仓之妻子。”草原承包经营是以家庭为单位，虽然《草原承包经营权证》上标注的名字是哈占仓，但其实际承包经营权是属于哈占仓家所有家庭成员，不能因为哈占仓的死亡而剥夺家庭其他成员的承包经营权。2、哈占仓家对诉争草场拥有原始承包经营权。首先，1992年草原“一包四定”面积定测、统计、调整表为最原始的草原承包依据和关于草原调整的相关记录资料，可以确定最初哈占仓家确实获得了该草场的承包经营权，后由于各种原因，野牛沟乡政府收回后将该草场重新承包给了原告。但乡政府的行为不合法，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及《青海省草原承包办法》相关法律规定。而且《青海省草原承包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草原使用证、草原使用权登记表、界线图、协议书等文件资料，不得伪造、擅自涂改和复制”。草原监理部门草率涂改哈占仓草原承包底册及《草原使用证》后给赵思东核发《草原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是不合法的，因此也是无效的。其次，草场是牧民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原告已经拥有属于自己的承包草场，如果再占据本应属于“哈占仓家”的草场，让哈占仓家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本生产生活资料，显失公平。由此，祁政（2018）18号处理决定将三十八道班附件图号为27号争议草场确权给哈占仓家承包经营，并核发《草原承包经营权证》符合法律规定和客观事实。综上所述，复议机关依据证据材料所反映的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维持祁连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1月16日作出的《祁连县人民政府关于野牛沟乡边麻村牧户哈占仓与赵思东两家草原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是正确的。被答辩人的诉讼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维持北政复决字（2018）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根据原、被告当庭陈述的事实及理由，法庭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祁连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1月16日作出的祁政（2018）18号《祁连县人民政府关于野牛沟乡边麻村牧户哈占仓与赵思东两家草原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及被告海北州人民政府于2018年6月13日作出的北政复决字（2018）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程序是否合法、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是否正确。各方对以上争议焦点均无异议。被告祁连县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庭审中向法庭出示了如下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以证实其合法性：1、“一包四定”冬季草场界限及附图、祁连县草场“一包四定”情况统计表、祁连县草场“一包四定”面积调整记录表，欲证明1992年“一包四定”确权时，涉案草场登记于哈占仓名下，草场面积为1512亩，折合一级草场面积为756亩，哈占仓一户人口数量为10人；2、草原使用权登记表、草原使用证、野牛沟乡人民政府野政（94）044号《关于哈占仓与赵思东的牲畜承包纠纷处理报告的批复》、祁野政（95）079号《关于对哈占仓抢赵思东承包羊行为的处理决定》、祁连县人民法院（1998）祁行初字第17号《行政裁定书》、海北州中级法院（1998）北行终字第03号《行政裁定书》，欲证明1994年1月1日涉案草场原始登记于哈占仓名下，家庭成员人口10人；哈占仓家拖欠畜牧业税费及其与赵思东家对涉案草场及牲畜权属争议问题，野牛沟乡人民政府下发了相关文件，祁连县草原监理站于1996年1月20日将哈占仓家承包草场变更至赵思东家名下；还证明1998年经法院终审审理认为，乡政府的行为侵犯了哈占仓家的合法经营自主权，因此而受理的事实；3、野牛沟乡人民政府祁野政（98）05号《关于撤销野政（94）044号文的通知》、祁野政（98）052号《关于撤销祁野政（95）079号文的通知》，欲证明野牛沟乡人民政府发现其作出的祁野政（94）044号文、祁野政（95）079号文不妥，故于1998年11月26日、1998年12月25日分别发文撤销的事实；4、祁连县人民法院（2000）祁民初字第55号《民事判决书》、海北州中院（2001）北民终字第06号《民事判决书》，欲证明野牛沟乡人民政府撤销（94）044号、（95）079号两份文件后，哈占仓对于野政（94）044号文中将其承包给赵思东的牛羊作价卖给赵思东不服，提起民事诉讼。经两审终审，人民法院判令野牛沟乡人民政府返还哈占仓相应牲畜，而在该民事纠纷案件中，未解决草场权属争议问题的事实；5、青海省草原承包经营合同书（合同编号63222203030030），欲证明2011年《草原使用证》统一换发时，野牛沟乡边麻村委会将争议草场发包给赵思东家，并与户主赵思东签订了草原承包经营权合同，基于此县政府给赵思东核发了编号63222203030030的《草原承包经营权证》的事实；6、野牛沟乡人民政府野政（2013）90号《关于对哈占仓与赵思东草场纠纷处理决定的通知》、祁连县人民政府祁政复决字（2014）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野牛沟乡人民政府野政（2014）8号《关于核销赵思东草原承包经营权证和核发李万花草场承包经营权证的请示》、祁连县人民政府祁政（2014）23号《关于撤销赵思东草原承包经营权证和核发李万花草场承包经营权证的通知》、祁连县人民法院（2014）祁行初字第01号《行政判决书》、祁连县人民政府祁政（2014）120号《关于撤销祁政（2014）23号文的通知》，欲证明野牛沟乡政府根据哈占仓家请求，作出赵思东须归还所占用哈占仓草场的决定；证明赵思东不服野牛沟乡政府决定，提起行政复议后县政府予以维持的事实；证明野牛沟乡政府在未收到赵思东诉状的前提下，向县政府请示核销赵思东草原承包经营权证和核发李万花草场承包经营权证。县政府在同样未收到行政诉状的情况下，在2014年2月10日作出决定；证明祁连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2月19日受理赵思东提起的行政诉讼，以野牛沟乡在作出处理决定同时应当对赵思东持有的《草场使用证》效力进行确定，否则会造成一物二主的现象为由，做出撤销该文的判决；还证明祁连县人民政府得知祁连县法院判决后，撤销祁政（2014）23号文的事实；7、州政府信访局北信字（2016）17号《关于转交哈伟红信访问题的函》、海北中院北中法（2016）128号《关于哈伟红信访一案的有关情况说明》，欲证明哈占仓家人因草场争议及权属确认问题进行信访，州政府信访办及州法院交县政府处理的事实；8、祁连县人民政府祁政（2018）18号《关于野牛沟乡边麻村牧户哈占仓与赵思东两家草原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欲证明祁连县政府根据州政府信访办交办文件，经调查核实后作出决定的事实。原告赵思东委托代理人对被告祁连县人民政府当庭所举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予以确认。但质证认为，以上证据恰恰能证明祁连县人民政府和海北州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行为中将哈占仓列为主体是错误的，承包人由哈占仓变为赵思东是由野牛沟乡政府重新确权后变更的，两级政府的行政行为违法，无法律依据。被告海北州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对被告祁连县人民政府当庭所举证据未提出异议。原告赵思东委托代理人对被告祁连县人民政府出示的证据提出的异议，法庭认为，1983年“牲畜作价归户”时，哈占仓家按人口分得涉案草场及牲畜，1992年“一包四定”时，哈占仓家获得该草场使用权，并由县政府颁发了证号为31010220的《草原使用证》。祁连县人民政府作出的祁政（2018）18号《祁连县人民政府关于野牛沟乡边麻村牧户哈占仓与赵思东两家草原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中将草原权属当事人列为哈、赵两家当事人，哈占仓也注明为“已故”。因草原“一包四定”是按户进行的，而不是以人为单位，哈占仓的亡故并不意味着其家庭对草场承包权主体资格的丧失，县政府处理决定对当事人的表述并无不当。故原告赵思东委托代理人认为祁连县人民政府和海北州政府作出的行政行为中将哈占仓列为主体错误的质证意见不成立，不予支持。关于原告的承包人由哈占仓变为赵思东是由野牛沟乡政府重新确权后变更的，两级政府的行政行为违法，无法律依据的质证意见，法庭认为，祁连县草原监理部门是根据野牛沟乡人民政府野政（94）044号《关于哈占仓与赵思东的牲畜承包纠纷处理报告的批复》、祁野政（95）079号《关于对哈占仓抢赵思东承包羊行为的处理决定》，将原始底册中原属于哈占仓家庭承包的草场变更为原告赵思东。但其行为并未依照草原法相关规定进行依法变更，将《草原使用证》及草原使用权登记表哈占仓名字划去改为赵思东，属擅自涂改，同时，县政府也并未将哈占仓承包的涉案草场的《草原使用证》撤销，且后上述两文件又被野牛沟乡政府以祁野政（98）05号《关于撤销野政（94）044号文的通知》、祁野政（98）052号《关于撤销祁野政（95）079号文的通知》撤销。故原告赵思东委托代理人的质证意见不成立，不予采纳。被告海北州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庭审中向法庭出示了如下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以证实其合法性：行政复议案件登记表、行政复议申请、赵思东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书、赵江身份证复印件、行政复议审批表、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受理通知（通话记录）、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被申请人答复材料、关于赵思东与哈占仓草原纠纷案证据材料、祁连县人民政府关于赵思东不服野牛沟乡人民政府草场纠纷处理决定行政复议相关材料、行政复议延期审理审批表、会议记录、复议案件延期告知（电话记录）、关于祁连县赵思东与哈占仓草场纠纷复议案件审查意见的请示、北政复决字（2018）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回证，欲证明行政复议程序合法。原告赵思东委托代理人对被告海北州人民政府当庭所举的上述证据未提出异议，但质证认为，复议机关在作出复议决定之前应当组织各方召开听证会。被告祁连县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对被告祁连县人民政府当庭所举证据无异议。针对被告海北州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庭审中向法庭出示的证据及原告赵思东委托代理人的质证意见，法庭认为，根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相关规定，听证程序不是行政复议的必须程序，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的，可以采取听证。故原告赵思东委托代理人的质证意见不成立，不予支持。原告赵思东委托代理人对行政复议机构的其他复议程序未提出异议，予以确认。原告赵思东委托代理人庭审中向法庭出示了以下证据：现金收据八张，欲证明赵思东向村委会缴纳了相关税费，赵思东与村委会形成了新的承包关系，赵思东是承包方，村委会是发包方，赵思东与哈占仓没有直接利害关系。被告祁连县人民政府对原告委托代理人当庭所举证据的证明方向不予认可，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以上证据恰恰能证明与哈占仓有利害关系，涉案草场的原始承包主体就是哈占仓，足以证明两级政府作出的行政行为合法。被告海北州人民政府对原告委托代理人当庭所举的证据质证认为，草原承包是以户为单位，行政行为中当事人列的是哈占仓家，主体正确。针对原告赵思东委托代理人庭审中向法庭出示的证据及二被告的质证意见，法庭认为，原告赵思东向村委会缴纳相关税费的现金收据只能证明其在承包使用经营哈占仓家庭承包草场时的缴纳税费情况。虽然2012年1月3日野牛沟乡边麻村委会将争议草场发包给赵思东家，并与户主赵思东签订了草原承包经营权合同，但该行为违背了草原法“在草原承包经营期内，不得对承包经营者使用的草原进行调整；个别确需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牧）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牧）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法律规定，涉案草场的权属仍应归属哈占仓家庭。经审理查明，原告赵思东和哈占仓均系祁连县野牛沟乡边麻村一社牧民。1983年野牛沟乡边麻村实行“大包干牲畜作价归户”时，根据当时的草原及牲畜包干分配政策，两家各自均分得承包经营期50年不变的草原和相应的牛羊牲畜。哈占仓家因经营汽车运输行业，将承包草场及牛羊承包给本村牧民谢继统使用，至1990年10月收回。1992年野牛沟乡边麻村“一包四定”时，哈占仓家获得该草场使用权，并由县政府颁发了证号为31010220的《草原使用证》，赵思东家也获得了自己承包草场的使用权，也由县政府颁发了证号为31010219的《草原使用证》。1990年10月，哈占仓又将自己承包的剩余牲畜羊77只、牛11头及草山一并转包给赵思东经营管理，口头约定税费任务及哈占仓往来拖欠款由赵思东承担，转包期三年。1993年10月转包期限三年届满，哈占仓要求收回牛羊及草场欲自家经营，但赵思东不同意，双方产生纠纷。1996年1月20日，祁连县草原监理站根据野牛沟乡政府作出的野政（94）044号《关于哈占仓与赵思东的牲畜承包纠纷处理报告的批复》和祁野政（95）079号《关于对哈占仓抢赵思东承包羊行为的处理决定》，取消哈占仓的草原使用权，对哈占仓证号为31010220的《草原使用证》作了变更登记，将哈占仓家所承包的草原使用权确认给赵思东使用。后野牛沟乡政府认为作出的以上两个文件的不当，于1998年11月26日、1998年12月25日分别作出决定，撤销上述文件。2011年，全县统一进行《草原使用证》换发为《草原承包经营权证》。野牛沟乡边麻村委会将争议草场草原承包经营权确权给了赵思东，并与赵思东签订了草原承包经营权合同，县政府给赵思东核发了编号为63222203030030的《草原承包经营权证》。2013年10月8日，野牛沟乡政府再次作出野政（2013）90号《野牛沟乡人民政府关于哈占仓与赵思东草场纠纷处理决定的通知》，决定赵思东须归还所占用哈占仓家草场。赵思东不服决定，并向祁连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决定维持《野牛沟乡人民政府关于哈占仓与赵思东草场纠纷处理决定的通知》。赵思东不服行政复议决定，向祁连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后野牛沟乡政府报请县政府于2014年2月10日作出祁政（2014）23号《祁连县人民政府关于撤销赵思东草原承包经营权证和核发李万花草原承包经营权证的通知》，决定撤销2011年核发给赵思东编号63222203030030的《草原承包经营权证》，将赵思东所占用的1512亩冬春草场和1491亩夏秋草场重新确权给哈占仓之遗孀李万花，并给李万花核发草原承包经营权证。后因祁连县人民法院判决，祁连县政府于2014年7月16日作出决定撤销祁政（2014）23号通知。后祁连县政府应当事人申请，对涉案草场进行核查后，再次于2018年1月16日作出祁政（2018）18号《祁连县人民政府关于野牛沟乡边麻村牧户哈占仓与赵思东两家草原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一、撤销县政府2012年核发给赵思东的编号为63222203030030的草原承包经营权证。二、将三十八道班附近图号为27号争议草场确权给哈占仓家承包经营，并核发《草原承包经营权证》，待决定生效后由草原主管部门做好相应的草原权属变更登记。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赵思东所诉争草原的初始权属登记，在祁连县草原监理部门1992年草原“一包四定”面积定测、统计、调整表等原始底册中均明确载明为哈占仓，在之后的草原使用权登记表及草原使用证中也为哈占仓独立的户头，编号为31010220号，面积为1512亩（折合一级756亩）。而在此之前的1983年“大包干”牲畜作价归户时，原告赵思东和哈占仓两家均分得了属于自己经营使用的草场。后由于哈占仓经营汽车运输行业等原因，将自己承包经营使用的草场及牲畜进行了两次转包，但期间哈占仓并未向村委会或乡政府提出过退包申请或经村民大会表决终止其草原承包。祁连县草原监理站在祁连县政府未依法撤销哈占仓《草原使用证》的前提下，划去哈占仓改为赵思东，应视为擅自涂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在草原承包经营期内，不得对承包经营者使用的草原进行调整；个别确需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牧）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牧）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故祁连县草原监理部门的行为违反了草原法的规定，属无效变更。《青海省草原承包办法》第四条“依法确认的草原使用权，承包经营权长期不变，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第九条“承包经营草原，发包方必须与承包方签订承包经营合同。承包合同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撤销”。野牛沟乡边麻村委会与赵思东就原属于哈占仓的承包草原签订草原承包经营合同，违背了以上法律规定。后该诉争草场虽经乡、县两级政府数次下文更改，但最终均未经法定程序进行权属变更，其经营使用权仍应属哈占仓家。草原“一包四定”按户为单位，哈占仓的亡故并不意味着其家庭对草场承包权主体资格的丧失，县政府处理决定对主体的表述并无不当。故原告委托代理人提出的主体错误的代理意见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祁连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1月16日作出祁政（2018）18号《祁连县人民政府关于野牛沟乡边麻村牧户哈占仓与赵思东两家草原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本着草原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的基础，在查明事实、证据充分的前提下作出，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被告海北州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以及《青海省草原承包办法》等法律规定，作出的北政复决字（2018）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赵思东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陈志刚审判员 央 措审判员 张康宁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党菁欣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