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桂行终43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博白县菱角镇石柳村新村队。 诉讼代表人陈修伟，队长。 委托代理人蒋万君，广西华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名洪，男，1963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博白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博白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博白县博白镇大街69号。 法定代表人罗培球，县长。 委托代理人朱小昆，博白县林业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王虔亮，博白县林业局干部。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住所地：玉林市玉东大道1号。 法定代表人韦韬，市长。 委托代理人黄洁，玉林市法制办干部。 委托代理人黎文娴，玉林市法制办干部。 一审第三人博白县菱角镇柱石村屋场坵队。 诉讼代表人许昭科，队长。 一审第三人博白县菱角镇柱石村大屋一队。 诉讼代表人许小柱，队长。 一审第三人博白县菱角镇柱石村大屋二队。 诉讼代表人许岳庆，队长。 一审第三人博白县菱角镇柱石村大屋三队。 诉讼代表人许联，队长。 一审第三人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博白林场。 法定代表人刘涛，场长。 委托代理人李昌涛，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博白林场林政科副科长。 上诉人博白县菱角镇石柳村新村队（以下简称新村队）因其诉博白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博白县政府）土地行政裁决、玉林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玉林市政府）行政复议一案，不服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桂09行初4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0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新村队的委托代理人蒋万君、陈名洪，被上诉人博白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朱小昆、王虔亮，被上诉人玉林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黄洁、黎文娴，一审第三人博白县菱角镇柱石村屋场坵队（以下简称屋场坵队）的诉讼代表人许昭科，一审第三人博白县菱角镇柱石村大屋一队（以下简称大屋一队）的诉讼代表人许小柱，一审第三人博白县菱角镇柱石村大屋二队（以下简称大屋二队）的诉讼代表人许岳庆，一审第三人博白县菱角镇柱石村大屋三队（以下简称大屋三队）的诉讼代表人许联，一审第三人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博白林场（以下简称博白林场）的委托代理人李昌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博白县政府作出的博政决〔2016〕13号《博白县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13号处理决定）查明：新村队和大屋一队、大屋二队、大屋三队、屋场坵队争议的山岭位于菱角镇柱石村和石柳村交界处，山岭总称“山营”一带山岭（下称争议山岭），其四至界址为：界址（一），西以旺盛江水库主坝首、坝角为起点，转向北沿车头河岭岗分水直落到水面，东边及南边均以旺盛江水库水面为界，面积约60亩；界址（二），西以分水口为起点转向北沿高峰岭岭岗天水为界，直到石寨岭顶，转向西南沿集水线直落到水面，南边、西边均以水库水面为界，面积约250亩；界址（三），北以石寨岭顶为起点转向东沿大岭头顶，黄桑栋坜顶岭岗天水直到亚婆继顶转向西南沿三星、船板窝顶岭岗天水直落到白石坜口岭咀，转向北沿山营岭脚直到老谢潭排（巨排潭），转向东南沿岭岗天水经79.3高程、85.3高程、94.6高程、115.8高程、狐狸顶天水，转向北沿岭崎直落到水库面，西北以水库水面为界，直到石寨岭窝集水线到原起点，面积约3000亩。岭上附着物有速生桉。 争议山岭在解放前到合作化高级社时，属柱石大队原山营屯李姓群众的山岭。1958年建旺盛江水库时，原山营屯李姓群众有一部分搬迁安置到屋场坵队居住，称第七生产队，另一部分搬迁到石柳大队和大角队与一部分陈姓群众搬迁户组成新村队。1961年间，石柳大队分为石柳、三龙、湖洋珠三个大队，柱石大队分为杨柳、柱石两个大队。新村队属石柳大队管辖，屋场坵队属柱石大队管辖。1962年1月20日，石柱大队召开社员代表大会并形成了《博白县菱角公社柱石社员代表大会决议》（以下简称1962年《大会决议》），根据1962年《大会决议》造册证明，柱石大队将上述争议的“山营”山岭（即界址三）划给屋场坵队管理，将高峰岭、车头河即（界址一、界址二）划给大屋一队管理。经调查了解和询问柱石村委、“四固定”时任过队长健在的老人，都证实柱石村各队一直以来都是按1962年《大会决议》划定的山岭范围进行经营管理。1962年“四固定”时，无书面证据证明石柳大队如何固定争议山岭。1969年间，在屋场坵队和新村队居住的原“山营”的李姓群众一起搬迁到北海市××海区福城镇。1980年间，新村队禁“山营”岭上柴草，屋场坵队提出异议，从而引起权属纠纷。1983年林业“三定”时，上述争议山岭中的白石坜、老虎咬牛窝、天鹅岭等山岭登记造册在新村队的《博白县山权林权证》上，但该证于1983年1月26日经博白县政府以1983年1月26日下发博政发〔1983〕16号《县人民政府关于集体山权林权证收集县审查的紧急通知》（以下简称〔1983〕16号《通知》）文件明确不能下发，是需收集待审查后再行处理的山权林权证，因此，该山权林权证不符合证据可采集特征要求，不予采纳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1989年间，新村队将争议山岭发包给本队村民管理；2000年间，新村队将上述争议界址（三）部分山岭承包给南宁木片厂种植速生桉；2002年间，新村队将界址（三）范围内的部分山岭承包给博白林场种植速生桉；2006年间，新村队将争议界址（一）、（二）的山岭承包给菱角镇柱石村新屋队许中平种植速生桉；2007年间，新村队将原承包给南宁木片厂山岭上的速生桉卖给合浦县廉州镇的陈润文；2008年3月1日，新村队将争议山岭承包给广西万桉林业有限公司（博白林场下属公司）。2013年3月12日，屋场坵队向博白县政府提出确权申请。在处理本案争议山岭的过程中，博白县政府追加大屋一队、大屋二队、大屋三队作为第三人参加调处。 博白县政府13号处理决定认为：1962年1月20日柱石大队召开社员代表大会，柱石大队已将争议山岭的界址（三）划给屋场坵经营管理，将高峰岭、车头河[界址（一）、（二）]划给大屋一队经营管理，屋场坵队和大屋一、二、三队主张上述争议山岭权属证据充足、理由充分，依法应予支持；新村队主张争议山岭权属证据不足，理由不当，依法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国务院批转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的情况报告》（国发〔1980〕135号）第三点第（二）项、《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决定将争议山岭的界址（一）、界址（二）确权给大屋一队、大屋二队、大屋三队所有；将争议山岭的界址（三）确权给屋场坵队所有；争议山岭上的林木收益权，由种植者与山权所有者依法协商解决。 新村队不服，向玉林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玉林市政府作出的玉政复决字〔2017〕第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12号复议决定）查明：争议山岭在解放前至土改时，属柱石大队原山营屯李姓群众的山岭。合作化时，争议山岭入石柳高级社。1961年间，石柳大队分为石柳、三龙、湖洋、杨柳、柱石五个大队，新村队属石柳大队管辖，屋场坵队属柱石大队管辖，大屋一、二队属柱石大队管辖。1962年1月20日，柱石大队召开社员代表大会并形成了1962年《大会决议》，柱石大队将上述争议山岭“山营”（即界址三）划给屋场坵队管理，将上述争议山岭的高峰岭、车头河（即界址一、界址二）划给大屋一队管理。1969年，在屋场坵队和新村队居住的原“山营”李姓群众一起搬迁到北海市。1979年分田到户前，大屋一队分出大屋三队。林业“三定”时，博白县政府于1983年2月2日向新村队颁发了《山权林权证》，该证登记的山岭包括了争议的老虎咬牛窝、天鹅岭。大屋一、二、三队认为三个队曾开会讨论将原大屋一、二、三队的山岭收归大屋自然村统一管理。对于争议山岭的位置、四至、面积及发包管业事实与13号处理决定查明的事实一致。 玉林市政府12号复议决定认为，争议的界址（三）山岭在“四固定”由柱石大队固定给屋场坵队所有，界址（一）、界址（二）的山岭固定给大屋一队所有，虽然新村队对争议山岭进行了经营管理，但并不因此取得争议山岭的所有权。1982年林业“三定”时期，争议山岭的老虎咬牛窝、天鹅岭等山岭登记造册在新村队的《博白县山权林权证》上，但因缺乏合法的权属来源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另外，原固定给大屋一队、二队的山岭现已统一由大屋自然村（包括大屋一、二、三队）统一管理。13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新村队的申请事项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维持13号处理决定。新村队不服，向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撤销13号处理决定和12号复议决定，责令博白县政府对山岭权属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确认13号处理决定所认定的事实。另查明，新村队未能提供确实有效证据证明争议山岭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属新村队所有。争议山岭因新村队于1980年间对“山营”山岭进行禁山而引起权属纠纷，新村队没有证据证明在1980年发生山岭权属纠纷前对争议山岭进行经营管理的事实。新村队的《山权林权证》造册记载的内容包括有争议山岭中的白石坜、老虎咬牛窝、天鹅岭，颁发《山权林权证》的落款时间为1983年2月2日。博白县政府于1983年1月26日下发〔1983〕16号《通知》明确：“林业三定工作陆续进入填发林权证阶段，为了慎重、准确地填好权属证，做到不重、不错、不漏，原来已发给各公社管委会负责填发的集体山权林权证在填好之后一律不能下发，已发出的要立即收回于二月五日前全部（包括已填好、发出和未填写的），如数上交县集中查存，待审查后再行处理”。 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1962年1月20日，柱石大队召开社员代表大会达成1962年《大会决议》，将本案争议的“山营”一带山岭中的高峰岭、车头河（即界址一、界址二）划给大屋一队管理；将争议山岭中的（即界址三）划给屋场坵队管理。之后，柱石村各队一直按《大会决议》划定的山岭范围进行经营管理。上述事实有博白县政府提供的1962年《大会决议》及相关的调查材料为据，应予认定。新村队主张争议山岭属于其集体所有并质疑《大会决议》的真实性、有效性，但既不能提供证明争议山岭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各个历史时期属其所有的确实证据，也不能提供否定1962年《大会决议》真实性、有效性的相关证据。新村队提供的《山权林权证》的落款时间为1983年2月2日，虽然在博白县政府下发〔1983〕16号《通知》的落款时间为1983年1月26日之后，但〔1983〕16号《通知》明确：“原来已发给各公社管委会负责填写的集体山权林权证在填好之后一律不能下发，包括已填好、发出和未填写的，均要在二月五日前全部收回上交县集中查存，待审查后再行处理”。新村队的《山权林权证》在〔1983〕16号《通知》明确“已填好、发出和未填写的，均要在二月五日前全部收回待查处理”的林权证之列，因此，新村队的林权证不能作为认定争议山岭权属归属的依据。本案争议山岭从1980年开始发生权属纠纷，而新村队没有证据证明在发生权属纠纷前对争议山岭进行过经营管理。新村队提供的六份《山岭（林地）承包合同》均是在1989年起才签订的，因此，新村队所称的经营管理事实，均是争议山岭发生权属纠纷之后的“经营管理”，不属于合法的、无异议的长期经营管理，不能据此类“经营管理”认定争议山岭权属归属。综上所述，13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处理结果正确。12号复议决定维持13号处理决定正确。新村队诉请撤销13号处理决定和12号复议决定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新村队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新村队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提供的《山权林权证》《林权现场勘界图》不能作为山岭确权的依据，属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争议山岭在“四固定”时固定给屋场坵队，认定事实错误。1962年的博白公社决议依据不充分，程序不合法，没有法律效力，队员搬迁后山岭自然归生产队，该决议也侵犯了上诉人的权属，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没有证据证实连续使用山岭，是错误的，也应当由被上诉人举证。三、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争议山岭不属于上诉人所有，前述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从1958年开始管理山岭，连续使用早已满20年，而一审第三人在2013年才提出异议，应当依法归上诉人所有。四、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山岭确权程序合法，是错误的，被上诉人仅调查一审第三人一方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而不充分、全面取证上诉人一方的证人，属于程序违法，无效。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博白县政府答辩称：一、13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争议山岭在1962年1月20日柱石大队召开社员代表大会，柱石大队已将争议山岭界址（三）“山营”划给屋场坵队经营管理，将高峰岭、车头河（界址一、二）划给大屋一队经营管理，屋场坵队和大屋一、二、三队主张山岭权属证据充足，理由充分，依法应予支持。新村队主张上述争议山岭证据不足，理由不当，依法不予支持。二、新村队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争议山岭经1962年《大会决议》划分固定给生产队经营管理。1962年《大会决议》真实反映争议山岭在“四固定”前已属于柱石大队所有。新村队持有的1983年2月2日的《山权林权证》是〔1983〕16号《通知》明确不能下发、收集待审查后再处理的山林权证，该证不能作为认定权属的依据。综上，请求驳回新村队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玉林市政府答辩称：争议的界址（三）山岭在“四固定”时由柱石大队固定给屋场坵队所有，界址（一）、（二）山岭固定给大屋一队所有。虽然新村队对争议山岭进行了经营管理，但并不因此取得争议山岭的所有权。1982年林业“三定”时期，争议山岭的老虎牛窝、天鹅岭等山岭登记造册在新村队的《山权林权证》上，但因缺乏合法的权属来源，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原固定给大屋一、二、三队的山岭现已统一由大屋自然村（包括大屋一、二、二队）统一管理。13号处理决定正确合法，依法应予维持，12号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应予维持。新村队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一审第三人屋场坵队、大屋一、二、三队没有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均同意政府的答辩意见。 一审第三人博白林场述称：博白林场分别于2002年、2008年向新村队承包争议山岭种植桉树和相思树，在承包期限内，该林地的使用权归博白林场所有。博白林场承包上述林地程序合法，并得取当地政府、村委及村民的大力支持，且自治区林业厅已将上述林地列入北海纸浆一体化项目。自签订承包合同以来，博白林场严格按合同约定履行相关义务和职责，在多年的经营过程中，没有任何单位、集体或个人提出任何异议。故请求二审法院将争议山岭在承包合同有效期间内的林地使用权处理给博白林场。 二审期间，新村队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1997年9月23日新村队的《林地林木确权申请书》、（2010）博行初字第23号行政判决，拟证实另案判决已认定本案1962年《大会决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该决议的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 2、行政区划一览表，拟证实柱石大队在1961年6月的行政区划中才出现。 3、王心尚、黄宗寿、庞为财的《证明》各一份，拟证实争议山岭属新村队所有。 4、补充协议及合同，拟证明新村队一直管理争议山岭。 5、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及潘邦棋的《证明》，拟证实原山营屯李姓群众有五户村民约24人于1958年搬迁到新村队，1969年又搬离，原山营屯耕种土地留新村队。 经二审庭审质证，博白县政府、玉林市政府认为证据1在一审庭审中已经过质证；对证据2无异议，一审庭审时已明确13号处理决定认定“1961年间，石柳大队分为石柳、三龙、湖洋珠三个大队，柱石大队分为杨柳、柱石两个大队”有误，且在12号复议决定中已更正为“1961年间，石柳大队分为石柳、三龙、湖洋、杨柳、柱石五个大队”；对于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对于证据4，只能证实管业事实，不能证明争议山岭的土地权属，该管业不具有合法性；对于证据5，仅证实人口情况，无法证实是否带进或带离土地，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屋场坵队、大屋一、二、三队同意政府的质证意见。 博白林场认为对证据的证明效力由法院依法认定。 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于证据1，（2010）博行初字第23号行政判决认为1962年《大会决议》仅写明大角2、3队管原大角的山岭，未写明具体的山岭名称及四至界址，不能证明争议的白石坜固定给大角2、3队，并没有否定1962年《大会决议》；对于证据2，12号复议决定已对13处理决定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更正，以更正的内容为准；对于证据3，缺乏相应的证据印证，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且博白县政府、玉林市政府、一审第三人分别提出异议，无法证明争议山岭归新村队所有；对于证据4，新村队对争议山岭有管业的事实，13号处理决定、12号复议决定均予认定，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对于证据5，不能证明与本案争议山岭具有关联性，也不能证明争议地属新村队所有，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证据。 经审查，本院确认一审判决认定的证据可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据一、二审在案有效证据，本院二审查明：争议山岭在解放前至土改时，属原山营屯李姓群众的山岭。合作化时，争议山岭入石柳高级社。1961年间，石柳大队分为石柳、三龙、湖洋、杨柳、柱石五个大队，新村队属石柳大队管辖，屋场坵队属柱石大队管辖，大屋一、二队属柱石大队管辖。1962年1月20日，柱石大队召开社员代表大会形成的1962年《大会决议》记载：“划给生产队管辖范围：屋场坵队管山营、亚婆冲、至早禾田坝首”，“大屋一队管石嘴坜、石嘴坜外一节至蛇咬龙坳（高峰岭车头河）”，“大屋二队管石嘴坳知背一节、茶窝塘、扫卡冲尾”，即“山营”山岭（即界址三）划给屋场坵队管理，高峰岭、车头河（即界址一、界址二）划给大屋一队管理。1969年，原山营李姓群众全部搬迁至北海市××海区福城镇。1979年分田到户前，大屋一队分出大屋三队。大屋一队、二队、三队的山岭现已统一由大屋自然村管理。对于争议山岭的位置、四至、面积及发包管业事实等与13号处理决定、12号复议决定查明的事实一致。 另查明，博白县政府在调处过程中，调查询问了搬迁至北海××村民××现××屋队村民××（××队长）、××（××队长），分别证实1958年前山营屯李屋与屋场坵队同一生产队称七队，1958年修建旺盛江水库，原山营屯李姓群众有一户7人搬到屋场坵队居住，其余五户约30人搬迁到石柳居住，与大角搬迁的陈姓群众组成新村队。1962年“四固定”时，居住在屋场坵队和新村队的李姓群众没有对山岭进行划分，仍同屋场坵队（七队）共同管理，新村队的李姓群众与陈姓群众都是各自管理各自的山岭，当时是口头固定，没有登记造册。1968年“山营”岭上的林木收益归李姓群众所有，1969年，搬迁到屋场坵队、新村队的原山营屯李姓群众整体搬迁到现居住地称李屋队。1974年李姓群众还派代表回去协助屋场坵队管护“山营”岭上林木，每年清明重阳亦回“山营”扫墓。原山营屯李姓群众不主张“山营”岭的权属，由屋场坵队（七队）主张。 本院认为，一、关于博白县政府以1962年《大会决议》作为确定权属的依据是否适当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的规定，博白县政府具有调处本案的法定职权。1962年《大会决议》是博白县政府在依职权调处过程中收集的证据，该决议记载高峰岭、车头河划给大屋一队，山营划给屋场坵队。但山营的范围没有明确，对此应结合博白县政府依职权收集的其他证据及查明的事实进行分析判断。首先，各方均认可本案争议山岭属原山营屯李姓群众，修建水库后，原山营屯李姓群众分别搬迁至新村队和屋场坵队，但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原山营屯李姓群众对其土地进行了内部划分；其次，原山营屯李姓群众与屋场坵队原属一个生产队，二者均否认划分土地，原山营屯李姓群众亦称同屋场坵队共同管理，同时还称新村队的李姓群众与陈姓群众都是各自管理各自的山岭；第三，原山营屯李姓群众整体搬迁至北海××海区后，对原山营屯李姓群众的山岭，明确“山营”岭的权属由屋场坵队（七队）主张；第四，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博白县政府在调查取证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定。综上，博白县政府以1962年《大会决议》作为确定权属的依据并无不当。 二、关于13号处理决定是否合法的问题。博白县政府根据依职权调查的材料，并根据《国务院批转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的情况报告》（国发[1980]135号）第三点第（二）项“关于证据问题。根据中央和自治区的各项政策、规定、法律、法令，一般应以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的定论为依据。对于解放后党政机关的处理决定和双方商定的协议，应当维护。”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二）项“农业合作化时期或者实行劳力、土地、耕畜、农具四固定时期，确定土地、林地权属归农民集体所有或者归农民个人使用的决议、决定和其他文件材料”的规定，以1962年《大会决议》作为确权依据，作出13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山岭分别处理给屋场坵队、大屋一、二、三队所有，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博白县政府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调处，无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 三、关于新村队上诉理由是否成立的问题。新村队未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否定1962年《大会决议》，亦没有证据证实原山营屯李姓群众整体搬迁后留下的山岭归其所有；新村队虽提供1983年2月2日《山权林权证》证实争议山岭的权属，但该证确定的山岭缺乏合法的权属来源，且又属博白县政府〔1983〕16号《通知》明确要“收回上交县集中查存，待审查后再行处理”的《山权林权证》范围，一审判决认为该《山权林权证》不能作为认定争议山岭权属归属的依据并无不当。新村队虽以发包方式对争议山岭进行多年的经营管理，但缺乏合法土地权源依据，现管事实无法对抗原土地权属，无法改变土地权属。对于一审判决认定“新村队于1980年间对争议山岭禁山引起权属纠纷”的内容，因缺乏充分证据证实，本院不予认定，并对一审法院由此进行的判断分析予以纠正。 四、关于博白林场请求“将争议山岭在承包合同有效期间内的林地使用权处理给博白林场”的问题，因该请求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博白县政府13号处理决定已作出“在争议山岭上的林木收益权，由种植者与山权所有者依法协商解决”的处理。 综上，博白县政府13号处理决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玉林市政府12号复议决定维持博白县政府13号处理决定并无不当。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新村队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博白县菱角镇石柳村新村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小成 审 判 员 叶 坚 审 判 员 班 艳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杜翰洋 书 记 员 许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