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沁阳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豫0882民初2825号原告孙国利，男，1968年10月19日生，汉族，住武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荆富生，河南国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建忠，男，1960年4月24日生，汉族，住沁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成洪福，沁阳市沁园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孙国利诉被告张建忠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国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荆富生、被告张建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成洪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国利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返还原告货款160000元；2．被告支付本案的一切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2016年9月份在被告处购众泰牌电动汽车五台，每台50000元，原告付被告车款260000元，被告实际交付原告车辆三台，后发现该三台车并不是被告的。被告返还原告100000元，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原告剩余货款160000元，但被告至今不予返还，为此诉至贵院，以实现诉请。被告张建忠辩称，1、孙国利提的车都是在焦作市新动源车业有限公司提的车（以下简称新动源公司），被告张建忠是新动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建忠所做的一切销售行为都代表新动源公司；2、孙国利想做众泰车的二级经销商，当时谈加盟合同的时候，孙国利通过众泰汽车厂里的区域经理邱文波介绍到新动源公司这里来，开始由李国军总经理和孙国利谈的区域代理情况，后来孙国利找到张建忠，要求代理众泰云100S电动汽车；在2016年9月份的时候，孙国利说先做宣传试试看怎么样，被告张建忠说要是代理的话，电动汽车可以按二级网点代理价格给孙国利，但是今天提这一台车必须按60000元先支付给我们新动源公司；如果代理的话，这个车是50000元一台，这10000元作为保证金，如果不代理的话，这台车就是60000元，当时孙国利也同意了。车开出去近2个月，孙国利店里准备开业，孙国利给张建忠打了200000元要求代理这车，当时新动源公司发了2台送到武陟孙国利家电摩托店，第二天开业，第四天孙国利给张建忠打电话，说那2台车的颜色不行要求退回去，我们协商后等到再发车的时候，再看看颜色，给孙国利补2台车。又过2天，孙国利的爱人在郑州住院，孙国利给被告张建忠打电话，说他爱人不让他代理这个品牌了，被告当时回答说这个无所谓，那2台车钱可以先给孙国利打回去，并让孙国利把这2台车抓紧时间退回来，把钱也退给孙国利，可是孙国利说，这2台车他把给房东了。被告张建忠就让孙国利按车辆零售价给钱，应该再补14000元，孙国利后来到沁阳找到张建忠，要求退10000元，但张建忠个人无法表态，是新动源公司的业务。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进行了举证，本院组织原、被告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与质证，对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附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孙国利提交的四张汇款凭证及三辆车行车证复印件，结合庭审调查，本院对真实性予以采信；2、被告张建忠提交的新动源公司营业执照以及照片四张，经审查本院对真实性予以采信；3、原告提交的提车明细表（照片）与新动源公司提车明细表3张（2016年9月22日、2016年9月23日、2016年12月7日），本院认为9月份的两张提车明细表与原告孙国利拍摄的提车明细表主要内容相同，区别在于被告提交的两张表上面加盖有新动源公司的公章以及补记有“以租代售”字样，故对原、被告双方提交的提交明细表的真实性均予以采信；12月7日的提车明细表，虽然经过质证可以证实提车明细表上的“o”、“√”是后来被告补记的，但经过庭审调查、询问双方当事人及证人后，本院对该份提车明细表的真实性予以采信；4、被告提交的新动源公司的证明，张建忠虽系该新动源公司法定代表人，但结合车辆交易情况，本院对真实性予以采信。依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本院可以确认以下案件事实：2016年9月22日孙国利经与新动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建忠协商后，从新动源公司提走众泰云100S型号电动汽车一辆（车架号：LJ8E3A5M3GCOO2457），并在抬头为“焦作市新动源车业有限公司焦作济源（武陟）二级经销商提车明细表”（以下简称提车明细表）的制式表格左下角签名确认，提车明细表载明了车辆型号为“云100S”，颜色为“白色”，牌照实物、行驶证、年检标志、交强险保单、商业险保单、充电枪、保养手册、说明书等均齐全。当日，孙国利支付60000元，该款汇至张建忠银行账户。2016年9月23日孙国利将已提走的电动汽车退回新动源公司，并更换了一辆白色的同型号电动汽车（车架号：LJ8E3A5M3GCOO2409），孙国利在提车明细表上签名确认，提车明细表上记载提车时牌照实物、行驶证、年检标志、交强险保单、商业险保单、充电枪、保养手册、说明书等均齐全。2016年11月22日孙国利向新动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建忠银行账户汇款200000元。之后新动源公司派人将同型号（众泰云100S）电动汽车送至武陟国利家电车业店中，孙国利委托店员孔某在相同的制式提车明细表上签名确认。提车明细表记载：时间“2016年12月7日”，型号“云100S”，数量“4台”；颜色分别为“红、蓝、白、红银”。另查明：1、2016年12月10日孙国利退回两辆电动汽车，张建忠于2017年3月21日通过银行向孙国利汇款100000元；2、新动源公司2018年10月30日出具证明，载明：“兹证明我公司于2016年9月22日和2016年12月7日两次以租代售售给武陟县孙国利（其开办有国利家电车业公司）众泰云100S电动汽车五辆，2016年12月10日退回两辆，该车款当时委托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建忠代收，随后张建忠将车款16万交给公司”。此为本案事实。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原告主张在被告张建忠处购买众泰牌电动汽车，并进而认为原告孙国利与被告张建忠之间的买卖合同系无效合同，要求被告张建忠返还货款160000元。原告应对此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但结合本案证据及庭审调查情况，本院认为，原告本案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实原告孙国利与被告张建忠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第一，新动源公司是众泰云100S型号电动汽车的经销商。无论是原告孙国利与新动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建忠协商后从新动源公司自提的车辆，还是被送至武陟国利家电车业店中的车辆，孙国利本人或孙国利授权人员孔某均在制式表格上签名确认，签名后的提车明细表也为新动源公司保管。直观来看，三张提车明细表抬头均有“焦作市新动源车业有限公司焦作济源（武陟）二级经销商提车明细表”字样，可以直接表明系为二级经销商提车记载所用。以上情况与孙国利陈述的被告张建忠个人卖车不符；第二，根据证人孔某的陈述，孙国利是卖家电、摩托车的。孔某之前是武陟国利家电车业的员工，之前给孙国利打工。车辆送到武陟国利家电车业店里后，孙国利让孔某代签。结合被告张建忠提交的照片，照片直观显示三辆同型号电动汽车摆放在武陟国利家电车业店前停放，广告标牌载明“热烈祝贺众泰云100S锂电动汽车强势入驻武陟国利家电车业”。以上情况与原告孙国利陈述的购车自用或预团购不相符合。原告陈述的自提车时先按50000元支付张建忠，再交10000元保证金，如果团购成功再把保证金退还，并把差价补出，也有违常理。原告孙国利提车更倾向为经销，原告提车用于销售的可能性高度存在，更印证了提车明细表抬头信息；第三，无论是从原告孙国利所拍摄的2016年9月22日或9月23日的提车明细表照片上看还是从被告张建忠提交的9月22日、9月23日提车明细表上看，提车明细表在未补记前，均标注有牌照实物、行驶证、年检标志、交强险保单、商业险保单、充电枪、保养手册、说明书等手续配备齐全的标记，故孙国利应当知道自提车辆的牌照、登记权属情况；2016年12月7日送至武陟国利家电车业的车辆在签收时的提车明细表上虽不显示牌照实物、行驶证、年检标志、交强险保单、商业险保单、充电枪、保养手册、说明书等手续配备情况，但结合2016年9月提车明细表及原告提交行驶证的情况来看，车辆相关手续已交于原告手中。因此，孙国利应当知道相关车辆的牌照、权属登记情况；第四，被告张建忠系新动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原告孙国利将款汇至张建忠名下，仅为履行合同付款义务的方式与渠道，车辆自提是在新动源公司、送货也是新动源公司送到孙国利指定的武陟国利家电车业店，况且本案中新动源公司也就此出具有证明，用以证实张建忠收款系代公司收款的行为。综上，本院认为，依据现有证据，并不能证实原告孙国利与被告张建忠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孙国利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1750元，由原告孙国利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訾东东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张萌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