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云0102民初11331号原告:惠君瑶，女，汉族，1973年9月5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惠君琦，云南亚龙律师事务所，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国，云南上首律师事务所，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曾春艳，女，汉族，1963年7月31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艾荣立，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惠君瑶（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曾春艳（以下简称被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7日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10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惠君琦、王洪国，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艾荣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借款人民币480，000.00元；2、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利息损失80，640.00元（以月利6‰计算，从2016年4月1日至2018年8月30日），以后以每月2880.00元计算至还款之日；3、由被告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被告是同事关系，2013年9月被告因急需用钱，向原告借得人民币480，000.00元，因原告2013年4月8日向卫忠借了350万元借款要归还，被告和卫忠也是朋友，故原告叫被告把这48万元直接替原告还给卫忠，以示该笔借款清结。后被告告知原告48万元已经还给卫忠了。由于原告资金困难没能还上卫忠借款，卫忠在2015年1月26日起诉了原告，通过该案的庭审原告才知道，被告根本没有替原告把这48万元还给卫忠，并导致了原告败诉【有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昆民初字第102号判决（2015年7月20日判决）和云南省高院（2015）云高民三终字第121号判决（2016年2月3日判决）及庭审笔录为据】，被告在该案庭审中多次承认向原告借得48万元的事实，且也肯定的说明了没有把48万元替原告还给卫忠的事实。被告以上不诚实、不讲信用的行为，导致原告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现已影响到了原告的正常生活，连住房都没有，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免受继续侵害，特诉诸法律，望判如所请。被告辩称，48万元借款不存在,是被告自己以房子为抵押贷款,不是原告主张的借款关系,且诉讼时效已过，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供以下证据加以证明：一、《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开庭笔录》2015年11月23日。证明：1、被告向原告借款，并收到借款48万元的事实；2、至今被告没有还款，现应承担还款义务的事实。二、《转款凭证》4份。证明：被告实际已收到原告借款48万元的事实。三、1、昆明中院（2015）昆民三初字第102号判决（2015年7月20日宣判）；2、省高院（2015）云高民三终字第121号判决（2016年2月3日宣判）。证明：1、被告借到原告48万元至今未还的事实，没有代替原告还给卫忠的事实；2、被告应归还48万元借款的事实。四、1、五华法院（2016）云0102民初2053号判决（2017年3月16日宣判）；2、昆明中院（2017）云01民终4386号判决（2017年10月25日宣判）。证明：1、被告借得原告48万元的转款事实，且已被认定；2、被告不讲信用，本应在该案中还的，但被告故意抵赖不想还，又导致原告重新起诉的事实，且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48万元借款没有约定还款的时间，且我方起诉不当得利案件时已使诉讼时效中断。被告质证意见：对证据一予以认可。对证据二不予认可。对证据三予以认可。对证据三、四予以认可。被告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法庭提供以下证据加以证明：一、1、（2016）云0102民初2053号案件，原告提交的证据清单一份【原告诉被告不当得利案】；2、（2016）云0102民初2053号案件，被告提交的证据清单及补充证据材料（一）一份;3、（2017）云01民终4386号案件（2053号的终审判决）银行流水明细一份;4、《4386号案件询问笔录（2017年7月25日）一份；5、4386号案件询问笔录（2017年8月14日）一份；6、（2016）云0102民初2053号《民事判决书》一份；7、（2017）云01民终4386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1、在2053号不当得利案件中，原告就本案所涉的款项已进行举证；2、在2053号不当得利案件中，被告就被告与原告之间存在大量的经济往来进行了举证。原告持有的向被告汇款的银行凭证绝大多数为被告借用原告是POS机套刷信用卡套现后，经第三方（POS机业务二级代理商）汇款至原告账户后，再经原告提取手续费后将被告套现金额返至被告所致；3、原告认可涉案的48万元是扣除了原、被告之前相互存在的借贷款项18万后向原告转付的30万，且该笔款项是用被告自己的房产向银行贷款获得的，而非原告的出借款项；4、原告认可被告代其向案外人归还了48万元的个人借款；5、不当得利案件中证实原、被告之间有着大量的经济往来款（包括涉案款项），且被告支付至原告的款项大于其支付至被告的款项。二、1、（2015）昆民三初字第102号《惠君瑶的证据清单》一份；2、（2015）昆民三初字第102号《庭前证据交换笔录》一份；3、（2015）昆民三初字第102号《开庭笔录》一份。证明：案外人卫忠起诉原、被告民间借贷一案，原告提交法庭的证据以及庭审笔录显示其认可被告向案外人徐建文还款48万是代其偿还其对案外人的欠款，对此事实原告是清楚认知的并清楚知悉，被告在该案中涉及2笔48万的还款，一笔（收款人是卫忠）与该案所涉款项无关，是被告曾春艳的个人循环贷款，一笔（收款人是徐建文）是该案所涉归代其归还的款项。三、1、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开庭笔录一份（【2015】云高民三终字第121号）；2、《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抵（质）押循环贷款合同》一份；3、（2013）云昆国正证字第10379号《公证书》一份；4、借条一份(52万）；5、收条一份（52万）；6、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52万）一份；7、借条一份（32万）；8、借条一份（32万）；9、平安银行电子回单一份（32万）；10、（2015）云高民三终字第12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1、案外人卫忠与原告上诉案中，案外人卫忠认可被告向徐建文的还款，原告也认可被告的还款，且该案庭审查明，涉案的48万元是被告以自己的房产向银行抵押贷款得到的48万，只是该笔款项因原告与案外人卫忠联手使用，直至2013年的9月份，才经原告之手转交至被告，原告只是过账而已，其主张的借贷关系子虚乌有；2、被告与案外人卫忠共发生2笔贷款关系，一笔（收款人为徐建文）的48万借款，一笔（收款人为卫忠）是正常的借贷关系且已经履行完毕，双方无任何纠纷；3、案外人卫忠在（2015）昆民三初字第102号提交的补充证据（借条））证实原告与案外人卫忠之间存在多笔借贷，虽然卫忠未认可涉案的48万是归还的102号案件诉请的款项（350万借款），但认可是被告代替案外人卫忠的其他笔借款，即被告已经完成了原告的委托付款行为，若原告认为其与案外人卫忠之间就卫忠认可的那笔借款（322000元）存在争议，应向案外人卫忠主张权利；4、（2015）云高民三终字第121号《民事【判决书】再次证实涉案的款项不仅早在2013年9月就已履行完毕，而且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原告质证意见：对证据一予以认可。对证据二予以认可。对证据三、1予以认可；三、2、3、4、5、6、7、8、9不予认可；三、10予以认可。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本院认证如下:原告、被告提交的证据均具备证据的法定形式，符合证据的认定标准，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双方对不予认可的证据均未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本院均予以采纳。至于双方当事人对证据所持的质辩意见，已经超出证据证明力的质辩范畴，此内容应由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本院确认下列法律事实:2013年3月11日，惠君瑶与昆明朗鑫航空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鑫航空公司）签订《机票分销及POS使用协议书》，惠君瑶成为朗鑫航空公司的机票分销商（二级分销商），协议有效期为1年，自2013年3月11日起至2014年3月11日止。服务内容为：1、由朗鑫航空公司方（含朗鑫航空公司委托的合作机构，下同）为惠君瑶提供消费信息及受理银行卡收单所必须的POS机具、资金结算。2、惠君瑶同意受理持卡人使用有效银行及卡及朗鑫航空公司方（中国境内各商业银行核发的带有银联识别的银行卡）支付朗鑫航空公司方出售商品或提供服务之价款（××）网上及网下消费。3、在分销机票相关业务过程中有通过线下POS结算、收款的需求，朗鑫航空公司方为惠君瑶机票收款提供配套支持服务（结算、收款及交易信息查询和管理服务）及其他相关服务。2015年1月26日，案外人卫忠以惠君瑶、曾春艳等人为共同被告，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昆明市中级人民于2015年7月6日作出（2015）昆民三初字第102号民事判决书。该案上诉至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年11月23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并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开庭笔录》第23页记载曾春燕表示：“曾春艳9月份收到惠君瑶打给的48万元借款”，第24页记载曾春燕表示：“曾春艳拿了48万元还款给徐建文，徐建文之前用曾春艳的房产办理贷款，曾春艳只有还给徐建文，而且徐建文是卫忠的代理人”，第30页记载曾春燕表示：“2013年8月到9月之间，曾春艳还款48万元是代替惠君瑶还的350万元的借款”。第27页记载审判人员向被上诉人卫忠询问：“曾春艳的48万元款项，被上诉人人是否认可？”，被上诉人卫忠则表示：“该笔款项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是惠君瑶和卫忠之间322000元的借贷关系，是曾春艳代替惠君瑶归还322000元的那笔借款”。第31页记载审判人员向被上诉人卫忠询问：“曾春艳350万元借款里面说2013年8月份替惠君瑶归还48万元，惠君瑶认可，被上诉人你方是否认可。”，被上诉人卫忠则表示：“时间上看不出来是否就是归还350万元的还款。他们说的2013年8月份不是事实，我们认可收到曾春艳的还款，但是是还332000元的还款”。2015年12月29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云高民三终字第1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包括惠君瑶承担还款责任，曾春艳未在其中。（2015）云高民三终字第121号民事判决认定：“原审被告曾春艳主张，其为惠君瑶向徐建文还款48万元，因徐建文是卫忠的代理人，故应视为惠君瑶向卫忠的还款，惠君瑶认可曾春艳的主张。卫忠认为此系卫忠与惠君瑶的其他借贷关系产生的款项往来，其不予认可此款系归还本案借款。本院认为惠君瑶、曾春艳主张徐建文是卫忠的代理人，但不能提供证据加以证实，也不能证实徐建文具有类似曹藉斗的特殊身份，卫忠亦不予认可。因此不能确认此款系归还本案借款。惠君瑶、曾春艳如认为徐建文占有该款项无合法依据，可另行主张权利”。2016年4月11日，惠君瑶以曾春艳不当得利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主张曾春艳归还款项647950元的不当得利及孳息。2017年3月2日，本院作出（2016）云0102民初2053号民事判决，驳回惠君瑶的全部诉讼请求。惠君瑶不服，上诉至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5日作出（2017）云01民终字第4386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01民终字第4386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即“惠君瑶与曾春艳系同事关系，2013年3月11日，惠君瑶与朗鑫航空公司签订《机票分销及POS使用协议书》，约定由惠君瑶向朗鑫航空公司申领HJY95的POS机一台。自2013年起，惠君瑶与曾春艳之间有多笔经济往来。……”。2016年9月21日，朗鑫航空公司出具《证明》，载明：朗鑫航空公司根据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2016）云0102民初2053号调查令，现证明该账号：HJY95，为朗鑫航空公司二级代理商：惠君瑶，POS机收款账户，查询到2014年10月20日万23：36:45曾春艳持中信信用卡在惠君瑶名下的POS机上刷卡消费：36000元（叁万陆仟元整）。2016年9月22日，云南普隆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出具《情况说明》，关于云南普隆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开发的银杏金川花园小区业主惠君瑜于2012年12月22日支付购房款4万元，付款卡号：40×××12，发卡机构：63020000等。曾春艳确认该付款尾号为“1212”的是其中信银行的信用卡，由惠君瑶使用为其兄长惠君瑜购买云南普隆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开发的银杏金川花园小区房产。另确认，惠君瑶在2016年6月20日向曾春艳付款5万元，在2013年7月2日向曾春艳付款2000元，在2013年7月4日曾春艳付款5万元，在2013年9月18日向曾春艳汇款30万元，以上费用合计402000元。本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曾春艳在（2015）云高民三终字第121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开庭笔录》中明确表示在2013年9月收到惠君瑶打给的48万元借款，故双方之间的存在48万元借款关系。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1、惠君瑶向曾春艳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是否经过？2、曾春艳是否已经按照惠君瑶的指示将48万元款项返还给了案外人卫忠，完成惠君瑶的指示付款行为？（一）、关于第一个争议的焦点，惠君瑶向曾春艳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是否经过的问题。一方面，就48万元的借款双方均未明确约定过还款时间，曾春艳可以随时返还，惠君瑶可以随时要求曾春艳予以返还但应给曾春艳必要的准备时间，诉讼时效期间尚未起算；另一方面，就惠君瑶指示曾春艳将48万付款给卫忠，（2015）云高民三终字第121号民事判决未确认曾春艳付款48万元是消灭惠君瑶对卫忠350万元那笔债务其中的48万元，应当认为惠君瑶收到该判决时知道权利受到侵犯（该案在2015年12月29日宣判），随后惠君瑶在2016年4月11日，以曾春艳不当得利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涉及本案款项），故就本案48万元的诉讼时效发生中断，惠君瑶诉曾春艳不当得利案2017年10月25终审宣判，终审案件号为（2017）云01民终字第4386号。2018年8月9日，惠君瑶以48万元是与曾春艳的民间借贷纠纷为由提起诉讼，诉讼时效未经过，曾春艳主张诉讼时效期间经过的抗辩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第二个争议的焦点，曾春艳是否已经按照惠君瑶的指示将48万元款项返还给了案外人卫忠，完成惠君瑶的指示付款行为的问题？从（2015）云高民三终字第121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开庭笔录》及民事判决书来看，曾春艳将48万元的款项返还给了徐建文，但卫忠认为此系卫忠与惠君瑶的其他借贷关系产生的款项往来，其不予认可此款系归还350万元为本金的借款，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惠君瑶、曾春艳主张徐建文是卫忠的代理人，但不能提供证据加以证实，也不能证实徐建文具有类似曹藉斗的特殊身份，卫忠亦不予认可，因此不能确认此款系归还本案借款（350万元为本金的借款）。而（2015）云高民三终字第121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开庭笔录》记载，被上诉人卫忠则表示：“时间上看不出来是否就是归还350万元的还款。他们说的2013年8月份不是事实，我们认可收到曾春艳的还款，但是是还332000元（笔误原因实际应为322000元）的还款”，以及“该笔款项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是惠君瑶和卫忠之间322000元的借贷关系，是曾春艳代替惠君瑶归还322000元的那笔借款”。据此，惠君瑶并未明确指示曾春艳需要为其归还卫忠的是哪一笔款项，但卫忠认可收到曾春艳的还款48万元，只是不认可归还350万元的还款，认可的是322000元的还款，故曾春艳对惠君瑶的指示付款行为已经完成，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归于消灭。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惠君瑶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406元，减半收取后为人民币4703元，由原告惠君瑶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武子捷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李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