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冀0102民初5847号 原告：李某某，女，1970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长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宏伟，河北瀛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敏，北京市信利（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某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新街 。 法定代表人：杨芳，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金鹏，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霄，北京霄瀚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刘某某，男，1963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开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巍芹、刘宗业，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石家庄某某制药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长安区某某大街**。 法定代表人：田树新，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永辉，王鑫，该公司员工。 第三人：河北某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长安区南某某村 法定代表人：何万军，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管林强、冀新媚，该公司员工。 原告李某某与被告北京某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第三人刘某某、石家庄某某制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集团）、河北某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集团）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某某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宏伟、张雪敏，被告某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金鹏、杨霄，第三人刘某某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巍芹，某某集团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永辉、王鑫，某某集团委托诉讼代理人管林强、冀新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解除原告与被告、第三人的劳动关系，由被告、第三人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70880元；2、判令被告、第三人向原告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38984元；3、判令被告、第三人向原告支付自2015年4月至2016年5月解除劳动关系期间的待岗生活费16576元。事实与理由：原告原系第三人某某集团职工。2012年12月底某某集团停产。2013年7月13日，被告某某公司与第三人某某集团签订《关于石家庄某某制药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转让过渡期之共管协议》和《资产转让框架协议》，之后重新开工并要求原告复工，由刘某某具体管理，但未通知原告用人单位变更为被告，且各种招工手续和对外文件均以第三人某某集团名义进行。原告正常工作至2015年3月底，但单位未按时足额向原告支付2015年2、3月份工资。2015年3月底，单位宣布停产放假，原告待岗，期间未发放基本生活费，后经原告等职工多次向长安区劳动监察大队投诉，2015年7月1日，在长安区政府的见证下，第三人某某集团、工人代表和被告某某公司（刘某某代表）签订协议书，约定从处理产品的销售款中支付工人工资和社会保险。2016年1月在长安区劳动监察大队的协调主持下，从处理产品的销售款中为原告等职工扣划了2015年2、3月份的工资，但之后的待岗生活费仍未支付。因单位未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且2013年7月复工后未通知原告用人单位主体变更，未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未能及时足额发放工资，原告于2016年5月17日向某某集团邮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但该特快专递因无人受理而退回。原告以某某集团为被告、以某某集团、某某公司为第三人申请劳动仲裁，经一审、二审，2017年11月20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了原告对某某集团的诉讼请求，且该判决认定“从2013年7月直到2015年3月再次停产，均由北京某某公司及刘某某招录工人并实际经营管理”，且“再次停产之后，河北某某集团与北京某某公司（刘某某）以及工人代表于2015年7月签署《协议书》，其中明确约定‘如土霉素成品及半成品不足支付工资和社会保险，则由北京某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补齐’。上诉人（原告）2015年2-3月工资及拖欠的社会保险已按上述协议履行完毕”，故根据法院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原告在复工后应当和被告形成劳动关系。因此，原告于2018年7月25日向长安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仲裁申请，但长安区劳动仲裁委以“一事不再理”为由不予受理。原告认为，原告此前的诉讼与本次诉讼所列被告不同，且生效判决未对原告和被告某某公司的权利义务作出实体判决，本次诉讼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应当依法审理，故诉至法院。 被告某某公司辩称：一、原告诉请属于重复起诉，应裁定驳回。原告于2016年曾以某某集团为被申请人和被告提起劳动仲裁和诉讼，其仲裁请求和诉讼请求与本案一致，且其事实基础也是在2015年3月31日前在某某集团的工作场所提供劳动并基于劳动关系提出的诉求，现原告基于同一事实和劳动关系又向被告提出相同诉讼，显属基于相同事实和法律关系的重复起诉，应予驳回。二、原告的起诉已超诉讼时效，原告所述未签劳动合同及未缴纳社会保险的事实均发生在2015年3月31日之前，待岗生活费也主张2016年5月17日之前的，故原告现在主张权利已超诉讼时效。三、原告没有证据证明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其诉请无法成立。原告不是被告员工，没有为被告提供过劳动，被告也没有管理过原告，没有为其安排工作、支付工资，甚至不认识原告，被告在石家庄没有业务，原告社会保险登记的工作单位也不是被告。四、被告与某某集团虽签订有资产转让框架协议和资产转让过渡期共管协议，但该两份协议未实际履行，据了解，第三人刘某某等六人共同出资以租赁的形式接管了企宁药业和某某集团，并出资成立了石家庄和瑞原料药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瑞公司），以和瑞公司委托某某集团加工药品的方式经营，日常管理经营均由刘某某负责。2015年初刘某某签署的《会议纪要》中某某集团和刘某某共同确认已支付租赁费1200万元。刘某某等六人确认和瑞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件正在你院审理中，该案件各方陈述的事实可以佐证被告未实际履行上述两份协议，协议的实际履行人为以刘某某为代表的六人，被告不是某某集团的实际管理人和控制人。实际上，刘某某等六人投资了涉案项目，平时由刘某某负责管理经营，应认定以刘某某代表的六人控制和管理了某某集团，仍以某某集团的名义对外经营，某某集团仍是用工主体。五、原告对原一、二审判决理解有误，两份判决经审理查明部分未认定被告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且终审判决明确查明事实与一审判决一致，终审判决中虽有“从2013年7月直到2015年3月再次停产，均由北京某某公司及刘某某招录工人并实际经营管理”的描述，但该段文字是指我公司和刘某某实际控制和管理了某某集团，不是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且也未明确到底是被告还是刘某某实施了上述行为，而刘某某并不代表被告，故原告以此作为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不足。综上，应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第三人刘某某辩称：一、我方不是适格主体，不具备用人单位的主体资格，无须承担任何责任；二、2016年6月3日，原告已就与某某集团、某某公司、某某集团之间的劳动争议纠纷向长安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提出与本案相同的仲裁请求，仲裁委作出驳回原告仲裁请求后，原告又先后经一审、二审，一审驳回原告诉请，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原告只是将原案第三人变更为本案被告，并未发生诉讼主体的实质变更，仍是基于同一事实、理由和仲裁请求申请仲裁，仲裁委不予受理符合法律规定，应驳回原告起诉。 第三人某某集团辩称：一、我公司不是本案适格当事人，法院生效判决未认定我公司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且原告在诉状中自认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故原告要求我公司承担用工主体责任主体不适格；二、原告针对我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在之前诉讼中已经提出且经生效的法院判决予以驳回，原告再次就同样的诉求，要求我公司承担责任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应予驳回；三、被告的答辩可以证实被告明知并认可我公司没有实际经营，并不是实际的用工主体。 第三人某某集团辩称，我公司不是本案适格主体，原告与我公司没有发生劳动关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我公司的起诉。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原系第三人某某集团员工，2012年12月底，第三人某某集团全面停产，后被告与第三人某某集团签订资产转让框架协议，2013年7月13日，被告某某公司（乙方）与第三人某某集团（甲方）签署《关于石家庄某某制药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转让过渡期之共管协议》，其中第十三条载明“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某某集团即解除与原职工的劳动用工合同，乙方有权自主录用某某集团新员工。在同等条件下，乙方应优先录用某某集团原职工”。2015年7月，第三人刘某某任命原某某集团车间主任何雪松为办公室主任负责招工，按照共管协议第十三条约定内容组织面试并向原告发放职工报到书，于2013年10月复工，2015年3月底再次停工，原告待岗，其2015年2、3月工资未予发放。2015年4月13日，工人代表郭振武向长安区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举报，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登记表显示被举报（投诉）单位某某制药，单位负责人刘某某，内容摘要“某某善合药业欠职工2、3月份工资总计1606200元，涉及职工249人”。2015年7月1日，在长安区政府的见证下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为切实解决工人工资问题，消除其中相关各种顾虑，经相关各方充分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望各方共同遵守。一、相关各方一致同意销售生产方滞留厂区内的土霉素成品或半成品，其销售款专项用于支付职工工资和养老保险，任何一方不得挪用。二、由镇政府与长安区劳动监察大队双方共同设立销售款专用账户（如设立不成，另行商定）。长安区劳动监察大队监督发放工人工资和缴纳职工养老保险金。三、涉及土霉素成品所有销售事宜均有工人代表具体操作实施，长安区政府全程参与和监管，某某集团和北京某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各负其责做好配合工作。四、土霉素成品按市场价格合理出售。五、（1）销售款解决职工2015年2-3月工资及拖欠的社会保险据实发放。（2）如土霉素成品及半成品不足支付工资和社会保险，则由北京某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补齐。生活保障金事宜另行协商。（3）优先解决主张权利的职工。（4）工人代表负责销售土霉素成品及半成品等，河北某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证买方顺利出厂”，该协议签字栏中显示有某某集团何立文、工人代表何雪松、郭振武签字，北京某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刘某某）一栏有张宏普签字。协议签订后，原告2015年2、3月份的工资和养老保险依照协议进行了补发和补缴。2016年5月17日，原告向第三人某某集团邮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以某某集团未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未及时支付2015年2、3月工资、自2015年4月起未支付待岗生活费为由通知某某集团于2016年5月31日与其解除劳动关系，该邮件因无人受理退回。 2016年6月3日，原告以某某集团为被申请人、某某集团、某某公司为第三人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解除其与某某集团的劳动关系，某某集团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2015年4月至解除劳动关系期间的待岗生活费、补缴社会保险或赔偿损失、为原告办理解除劳动关系后的档案和社会保险转移手续，石家庄市长安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驳回了原告的全部仲裁请求。后原告起诉，本院以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复工后其与某某集团存在劳动关系及超过仲裁时效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上诉，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书载明“某某集团已于2012年12月底全面停产。因河北某某集团与北京某某公司签订了资产转让框架协议及《关于石家庄某某制药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转让过渡期之共管协议》，从2013年7月直到2015年3月再次停产，均由北京某某公司及刘某某招录工人并实际经营管理，在再次停产之后，河北某某集团与北京某某公司（刘某某）以及工人代表于2015年7月签署《协议书》，其中明确约定‘销售款解决职工2015年2-3月工资及拖欠的社会保险（据实发放）’、‘如土霉素成品及半成品不足支付工资和社会保险，则由北京某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补齐。’上诉人2015年2-3月工资及拖欠的社会保险已按上述协议履行完毕”。2018年8月1日，原告以某某公司为被申请人、刘某某、某某集团、某某集团为第三人再次申请劳动仲裁，石家庄市长安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以一事不再理为由不予受理，原告不服该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起诉至本院。 关于被告某某公司与第三人刘某某的关系，被告某某公司称其与第三人某某集团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及资产转让过渡期共管协议未实际履行，提交2014年12月7日《会议纪要》主张复工期间由刘某某等六人实际经营，与被告无关。该《会议纪要》会议议题为“关于研究确定北京某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租赁某某部分车间的租赁费用和先行恢复生产的相关事宜”，会议内容载明“北京龙嘉科技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龙嘉）与某某制药集团于2013年7月13日签订了共管协议，自2013年8月份进厂开始生产以来共计支付给了某某1200万元款项。因某某债务问题，法院于14年3月查封340万元用于承担某某贷款，法院于13年10月查封319万元至今。北京龙嘉在启动生产过程中使用某某原库存备品、备件及原材料共计约600万元，启动生产后北京龙嘉共用某某原工人700余名，其中181名工人养老保险一直有某某集团垫付，某某集团养老保险负责人多次与北京龙嘉协商未果。经双方多次协商北京龙嘉同意双方2013年7月13日签订共管协议条款改为以租赁的形式每年支付给某某1800万元租赁费（自2013年9月15日起），关于北京龙嘉使用的某某原库存备品、备件及原材料共计约600万元另行协商，某某集团承担的180名工人养老保险另行协商……”该协议显示有甲方刘某某、乙方何万军、何立文、杨青松及列席人黄锁成签字确认。第三人某某集团、某某集团对该会议纪要真实性无异议，称该会议纪要可以证实被告公司和刘某某使用某某公司厂房和设备及相应原材料进行生产经营并招录包括原告在内的700余名工人，被告和刘某某是实际用工主体。另，被告称刘某某原来是河北省宁晋县一个药厂的老板，2013年刘某某作为介绍人介绍被告与第三人某某集团进行合作并且签订共管协议，之后双方就资产评估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故合同没有履行，一直处于搁置状态，复工是刘某某等人成立和瑞公司从事的经营。第三人某某集团称不清楚被告与刘某某的关系，但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一直有刘某某参与，框架协议约定的评估与复工生产同步进行，被告陈述的因评估进行不下去而发生的后续事情不是事实，两份协议对具体条款约定明确，被告所述刘某某是中间人与常理不符。关于刘某某与被告的关系，第三人刘某某代理人称刘某某是复工时的经营管理人员负责公司的内部经营，但不能明确说明其是谁的经营管理人员，亦不能明确说明和瑞公司的具体情况，亦未在指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另，关于被告提出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件，2018年5月31日，张宏普、杨新会等五人起诉被告和瑞公司、第三人刘某某、赵丽辉股权资格确认纠纷，案号为（2018）冀0102民初4434号，该案庭审时张宏普等原告称2013年4月10日，某某公司与某某集团就收购某某集团一事达成书面协议，张宏普、刘某某等4人与某某公司达成口头协议共同收购某某集团，但因该4人系自然人，故以某某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协议。 关于原告的诉请，1、原告主张其于2016年5月解除劳动关系，要求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年限从其入职某某集团时起算；2、原告主张被告、第三人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及2015年4月至2016年5月的待岗生活费。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民事判决书、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劳动合同、被告提交的会议纪要等证据及庭审笔录为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第三人某某集团于2012年12月底全面停工，某某集团停工前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被告某某公司与第三人某某集团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和共管协议，从2013年7月直到2015年3月再次停产，均由北京某某公司及刘某某招录工人并实际经营管理，鉴于第三人刘某某不是适格的用人主体，故应认定复工至2015年3月再次停产期间原告与被告某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被告某某公司应当承担用人主体责任。被告关于复工后由第三人刘某某等人实际经营、与被告无关的抗辩，因被告与第三人某某集团签订协议是复工的基础，同时在其提交的会议纪要中通篇显示为某某公司与第三人某某集团之间的往来、刘某某作为代表在该会议纪要上签字确认，故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可在承担责任后另行向刘某某等相关义务人主张权利。2015年3月停产后，被告某某公司未依照法律规定向原告支付生活费，且存在拖欠原告2015年2-3月份工资的情况，故原告要求与其解除劳动关系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要求以2016年5月31日作为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不损害被告的利益，故本院确认原、被告于2016年5月31日解除劳动关系，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关于经济补偿金的数额，原告认可第三人某某集团于2012年12月底全面停产，2013年7月原告通过面试等程序入职工作，期间还收到过职工报到书，因此不符合经济补偿金连续计算的情形，同时，原告未提交其2015年3月停产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故按照石家庄市最低工资标准计算2013年7月至2016年5月，经济补偿金的数额为1480×3=4440元。被告应当按照最低工资标准的80%向原告支付2015年4月至2016年5月的待岗生活费，金额为1480×80%×14=16576元。原告关于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的诉请，已超过法定的仲裁时效，本院不予支持。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河北省工资支付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北京某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某某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4440元； 二、被告北京某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某某支付2015年4月至2016年5月的待岗生活费16576元； 三、驳回原告李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北京某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届满之日起7日内预交上诉费，按照不服判决的数额交纳，收款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62×××47，开户行河北银行华兴支行，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刘继丰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崔 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