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桂71民终2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运芳，女，1955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奎南，男，1977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蓬溪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桂梅，女，1986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 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欣菱，四川明炬（遂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佛子岭路**。 法定代表人：康维，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波，北京大成（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春海，男，1978年6月28日生，住南宁市兴宁区，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南宁客运段职工。 上诉人罗运芳、杨奎南、杨桂梅因与上诉人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宁铁路局）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南宁铁路运输法院（2018）桂7102民初1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1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奎南及上诉人罗运芳、杨奎南、杨桂梅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欣菱，上诉人南宁铁路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罗运芳、杨奎南、杨桂梅上诉请求：1.变更南宁铁路运输法院（2018）桂7102民初119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判决，判决南宁铁路局在已经判决承担金额的基础上再增加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共计466176.09元；2.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由南宁铁路局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未认定本案的受害人杨某因地板湿滑导致摔倒与事实不符，认定错误。原审判决简单通过动车维修手册的地板材料成分作出动车地板防滑的推断是错误的，事发时动车地板湿滑，杨某脚穿安踏牌防滑旅游鞋，并无其他外力作用，其已经尽到了自身的安全注意义务，应当认定是地板湿滑导致杨某的摔倒。二、原审判决认定南宁铁路局已经尽到最大帮助义务与事实不符，认定错误。在运输过程中旅客发生危及人身、安全的情形下，作为能够控制动车运营的南宁铁路局应当尽其所能帮助旅客脱离危险或者采取其他有效措施减少损失。原审判决认为罗运芳未主张在最佳抢救时间、、地点下车是认定错误。此外，在南宁铁路局提供的视听资料中，罗运芳和同车其他旅客明确请求列车长“情况危险，及时下车救治”和“打120急救电话”，但列车方置之不理。三、原审判决认定罗运芳、杨奎南、杨桂梅请求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的金额不准确。罗运芳、杨奎南、杨桂梅均非事故发生地、纠纷解决地的当地人，往返处理此事产生的必要费用在庭审中均已经提供了有效票据，原审判决未据实认定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错误。四、原审法院在同院审理的相同案例上不同判，责任划分比例错误。在原审法院审理的(2015)南铁民初字第54号判决中，事实部分与本案基本相同，即列车地板湿滑导致乘客摔倒受伤，在该判决中南宁铁路局承担了全部赔偿责任，本案中由南宁铁路局承担百分之四十的比例过低，应当依法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原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责任划分比例错误，为维护罗运芳、杨奎南、杨桂梅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南宁铁路局辩称，1.原审判决未认定杨某因地板湿摔倒事实正确，杨某的医学死亡证明书认定死因是猝死，排除了摔倒致伤的外伤性致死原因；2.南宁铁路局作为承运人，已经尽了法律所规定的救助义务，不存在延误杨某抢救时间并导致杨某死亡这一人身损失扩大的情形；3.原审判决认定的各项费用属于法官的自由裁判权限，罗运芳没有收入来源，是需要支付扶养费的对象，对其计算误工费存在矛盾。综上，南宁铁路局认为一审判决在认定杨某属于猝死这一事实是正确的。但认定南宁铁路局承担40％的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南宁铁路局依法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南宁铁路局不承担赔偿责任。 南宁铁路局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8)桂7102民初11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罗运芳、杨奎南、杨桂梅的一审诉讼请求；2.由罗运芳、杨奎南、杨桂梅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杨某乘车过程中，由于突发疾病导致死亡是事实，但原审判决错误适用证据规则，以南宁铁路局不能举证证明杨某的死亡原因为由，判令南宁铁路局承担杨某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判决结果显失公正。一、永福县人民医院出具的医学死亡证明书，依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安部、民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人口死亡医学证明和信息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一）项规定的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是医疗机构对杨某死亡原因的最终诊断，其效力高于永福县人民医院院前急救记录单的初步诊断。原审判决以院前急救记录单的初步诊断否定医学死亡证明书关于死亡原因为猝死的最终诊断，存在法律适用错误。二、在医学死亡证明书证明杨某死亡原因为猝死的情况下，如需证明杨某的死亡原因不属于猝死，该证明责任应在罗运芳、杨奎南、杨桂梅，而非南宁铁路局，原审判决将杨某的死亡原因证明责任强加于南宁铁路局，违反了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综上所述，原审判决错误适用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裁决结果不公，恳请二审法院作出公正裁判。 罗运芳、杨奎南、杨桂梅辩称，原审判决认定南宁铁路局举证不能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正确。请求驳回南宁铁路局的上诉请求，依法支持杨奎南、罗运芳、杨桂梅的全部诉讼请求。 罗运芳、杨奎南、杨桂梅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南宁铁路局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共计750708.26元，其中死亡赔偿金510030元、丧葬费27271.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30846.67元、亲属处理事故误工费、交通费等其他合理费用32619.09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南宁铁路局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5日上午10：20左右，杨某持桂林至柳州的动车票乘坐南宁铁路局所属的D8209次动车从桂林前往柳州，座位号为5车9F，杨某的妻子罗运芳与其同行。杨某从桂林站上车在寻找座位过程中摔倒，当即昏迷，此时动车未开。杨某摔倒处地板有拖洗痕迹，动车地板采用橡胶类地板布，具有防滑特性，杨某摔倒时脚穿安踏牌防滑旅游鞋。杨某摔倒后，同车旅客在提供救助时通知动车工作人员。动车于10:25准时发车。动车工作人员得知杨某发生昏迷情况后，立即广播寻医，有医生到场进行救治。之后动车工作人员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决定在最近的永福南车站停车。永福县人民医院于10:43接到120急救电话后，派出急救车于10:50到达永福南站站台。动车大约于10:50行至永福南站紧急停车，工作人员将昏迷中的杨某交由站台医护人员现场紧急抢救。因抢救无效，医护人员于11:35在站台现场宣告杨某死亡。永福县人民医院出具的院前急救记录单现场急救记录显示，出诊医生刘兴良初步诊断杨某的死亡原因为心源性猝死，后带有问号。同日，永福县人民医院出具死亡医学证明书，载明杨某死亡原因为“猝死”。 另查明：1.杨某生前在四川省蓬溪县连续居住、工作时间超过一年，事故发生时62周岁；2.杨某父母已去世，其配偶为罗运芳，事故发生时61周岁，杨某与罗运芳育有一子一女，系杨奎南和杨桂梅，均已成年；3.遂宁市船山区慈音街道办事处于2017年12月8日出具《证明》，证明罗运芳因病一直无工作，依靠杨某收入生活。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杨某持桂林至柳州的动车票乘坐南宁铁路局所属的D8209次动车从桂林前往柳州，杨某与南宁铁路局存在运输合同关系。 关于杨某的死亡原因。罗运芳、杨奎南、杨桂梅诉称杨某是因动车地板拖洗未干，过道湿滑导致杨某摔倒。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杨某摔倒处地板有拖洗痕迹，但根据南宁铁路局提供的动车维护检修手册显示，动车地板采用橡胶类地板布，具有防滑特性。而杨某摔倒时脚穿安踏牌防滑旅游鞋，且无外力作用动车也未开动，平稳地停在轨道上。。地板鞋底的防滑特性及动车的静止与罗运芳、杨奎南、杨桂梅所主张的杨某因地板湿滑而摔倒不符合常理。罗运芳、杨奎南、杨桂梅未提供有力证据证实杨某是因地板湿滑而导致摔倒，应承担举证不力的责任，一审法院对该主张不予采信。永福县人民医院出具的院前急救记录单现场急救记录显示，出诊医生刘兴良初步诊断杨某的死亡原因为心源性猝死，后带有“问号”，该“问号”说明出诊医生并不能准确判断杨某的真正死因，且猝死只是死亡的一种现象。由于杨某未经过尸检，现亦无尸检之可能，杨某的死亡原因一审法院已无法核查。故南宁铁路局主张杨某因自身健康原因而死亡的理由，由于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关于南宁铁路局是否尽到最大帮助义务的问题。根据合同法第三百零一条规定，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疾病、分娩、遇险的旅客。本案中，虽然杨某在桂林站动车未开出时已摔倒昏迷，但动车工作人员不是专业医护人员，无法立即判断出杨某的身体状况，亦无法预先知晓会导致死亡的后果。而同行亲属应是最清楚杨某身体状况且是离事发现场最近的人，与杨某同行的妻子罗运芳并未要求立即下车，距离开车仅有几分钟时间，在罗运芳未提下车要求的情况下，却要求动车工作人员立即作出停车抢救的判断过于严苛。此外，动车作为一种交通运输工具，并非专业医疗地点，要求在动车上提供氧气袋等各类专业抢救设施亦不合情理。本案中，动车工作人员得知杨某发生昏迷情况后，立即广播寻医，有医生到场进行救治，工作人员协助医生救助杨某。之后动车工作人员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决定在最近的永福南车站停车。动车行至永福南站停车，工作人员将昏迷中的杨某交由站台医护人员现场紧急抢救。由此可见，南宁铁路局在杨某昏迷后已尽最大帮助义务，以专业医疗机构的素质去要求承运人是不合理的。故一审法院对罗运芳、杨奎南、杨桂梅关于南宁铁路局未在桂林站安排下车抢救、未在动车上提供氧气袋等抢救措施、未尽到最大帮助义务的主张不予采纳。 关于责任承担的问题。合同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三百零二条的规定，承运人应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旅客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本案中，杨某的死因无法查明。如前所述，永福县人民医院出诊医生刘兴良初步诊断杨某的死亡原因为心源性猝死，后带有“问号”，该“问号”说明出诊医生并不能准确判决杨某的真正死因。南宁铁路局以永福县人民医院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书来证明杨某因自身健康原因造成死亡，证据不足。南宁铁路局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杨某的死亡是其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是故意、重大过失造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另，杨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身的安全有注意和防护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铁路旅客运送期间发生旅客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要求铁路运输企业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三百零一条、第三百零二条等规定，确定铁路运输企业是否承担责任及责任的大小。综上，结合杨某死因不明，南宁铁路局已尽最大帮助义务，但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和杨某亦有义务注意和防护自身的安全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量，一审法院根据公平原则酌情认定南宁铁路局为杨某的死亡承担40%的赔偿责任。 关于损失赔偿的计算方式。1.死亡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第三十条规定，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依照前款原则确定。本案杨某居住地在四川蓬溪县，属于城镇居民，应按2017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来计算。四川省2017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727元，杨某事发时62周岁，因此，死亡赔偿金为553086元（计算方法：30727元/年×18年）。 2.丧葬费。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2017年度广西壮族自治区职工月平均工资为5538元，故丧葬费为33228元（计算方法：5538元/月×6个月）。 3.被扶养人生活费。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2017年度四川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1991元，故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39276.33元（计算方式：21991元/年×19年÷3）。 4.交通费和住宿费。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交通费和住宿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根据罗运芳、杨奎南、杨桂梅提供的交通费和住宿费票据，结合本案案发时间和地点，一审法院认定交通费为1907元，住宿费为2586元。 5.其他费用。罗运芳、杨奎南、杨桂梅未提供关于误工费的相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一审法院对该项诉请不予支持。另，本案属于运输合同纠纷之诉，精神抚慰金不属于合同之诉的赔偿范畴，罗运芳、杨奎南、杨桂梅要求该项费用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各项赔偿费用总额为730083.33元，南宁铁路局承担其中40%的赔偿责任，即292033.33元。罗运芳、杨奎南、杨桂梅要求南宁铁路局赔偿经济损失750708.26元，一审法院支持其中的292033.33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二百九十条、第三百零一条、第三百零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南宁铁路局向罗运芳、杨奎南、杨桂梅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住宿费等各项费用共计292033.33元；二、驳回罗运芳、杨奎南、杨桂梅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308元（罗运芳、杨奎南、杨桂梅已预交），由罗运芳、杨奎南、杨桂梅负担6598元，南宁铁路局负担4710元。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南宁铁路局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议。罗运芳、杨奎南、杨桂梅对一审法院没有认定杨某因地面湿滑摔倒导致死亡的事实有异议。本院认为，罗运芳、杨奎南、杨桂梅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其主张，本院不予认定，故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1.杨某的死亡原因？2.南宁铁路局是否尽到最大的救助义务？3．南宁铁路局是否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及责任比例？ 关于杨某死亡原因的问题。本院认为，虽然永福县人民医院出诊医生刘兴良初步诊断杨某的死亡原因为心源性猝死，后带有“问号”，但是其后永福县人民医院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书中已经载明杨某的死亡原因是猝死，永福县人民医院作为专业的医疗机构有权作出死亡医学证明，而罗运芳、杨奎南、杨桂梅未能提供证据推翻该结论，故本院认定杨某死亡的原因是猝死。一审法院在裁判理由中认为杨某死亡的原因不明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南宁铁路局是否尽到最大的救助义务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事发时，动车工作人员不是专业的医护人员，无法立即判断亦无法预知会导致死亡的后果。由于动车的开、停涉及众多的乘客，事发时，已临近动车发车时间，在杨某的家属未要求下车的情况下，动车工作人员通过立即广播寻医，并协助到场救治的医生对杨某进行救助。之后动车工作人员在车上的医生救助情况无好转的情况下，决定在最近的永福南车站临时停车，由医护人员进行救治，符合社会常理。由此可见，南宁铁路局在杨某昏迷后已尽最大救助义务，以专业医疗机构的素质去要求承运人是不合理的。 关于南宁铁路局是否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及承担责任比例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医学常识，猝死主要是自身的健康原因造成，即内因，但是诸如外部的突发情形如争吵、摔倒在一定情况下亦会诱发猝死的发生，即外因。具体到本案，虽然动车地板采用具有防滑特性橡胶类地板布，杨某穿的安踏牌旅游鞋具有防滑功能，但是涉案动车的地板有拖洗痕迹是不争的事实，具备防滑功能不必然推断出杨某在地板拖洗的情况下不会摔倒，故不排除摔倒和死者自身健康原因相结合诱发猝死的情形。故本院根据此情形，结合内因应是猝死发生的主要原因的医学常识、人道主义、公平原则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量，酌情认定南宁铁路局对杨某的死亡承担40%的赔偿责任。故一审法院对责任比例的划分结果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但一审法院的对责任比例划分的说理理由有瑕疵，本院予以纠正，以本院的说理理由为准。对罗运芳、杨奎南、杨桂梅上诉称一审法院判决南宁铁路局承担40%的赔偿责任过低，且存在同案不同判的情况。本院认为，个案有不同的具体情况，且其所提供的案例中乘客仅仅是摔伤，其并无猝死等情形，故不存在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对罗运芳、杨奎南、杨桂梅上诉称一审法院未据实认定交通费、住宿费及误工费。经本院核实，一审法院认定的交通费、住宿费无误，罗运芳、杨奎南、杨桂梅并未提供误工费的相关证明，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误工费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杨某死亡的原因是猝死。一审法院在裁判理由中认为杨某死亡的原因不明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一审法院对责任比例划分的说理理由有瑕疵，但对责任比例的划分结果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一审法院认定的交通费、住宿费无误，罗运芳、杨奎南、杨桂梅并未提供误工费的相关证明，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误工费并无不当。故，上诉人罗运芳、杨奎南、杨桂梅，上诉人南宁铁路局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973元（上诉人罗运芳、杨奎南、杨桂梅已预交8293元，上诉人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已预交5680元），由上诉人罗运芳、杨奎南、杨桂梅，上诉人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各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岚 审 判 员  杨 斌 审 判 员  袁宇飞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徐小晴 书 记 员  庞 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