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理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川3222行初3号 原告：邵传远，男，1967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 被告：理县公安局，住所地：理县杂谷脑镇西大街36号。 法定代表人：雅哈洛措，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强，男，1986年2月23日出生，藏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候文韵，男，1973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 第三人：张雪花，女，1975年4月18日出生，藏族。 原告邵传远不服被告理县公安局治安管理(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于2018年10月1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10月16日立案后，于2018年10月17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0月26日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2018年10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邵传远、被告理县公安局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强、候文韵、第三人张雪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理县公安局于2018年9月12日作出理公（城）行罚决字﹝2018﹞19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邵传远在2018年7月9日至2018年8月2日期间，因不满张雪花案件处理结果，用号码为173××××2509的手机拨打理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报警电话（0837-68××××0）二十三次，向接警民警讨要说法，并多次在电话中辱骂接警民警，严重影响了理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的正常工作秩序，理县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对邵传远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决定。 原告邵传远诉称，1.判决被告作出的理公（城）行罚决字﹝2018﹞19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2.判决被告未对原告拨打的二十三个信访投诉电话作出书面回复违法；3.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十二天损失3,416.88元、精神抚慰金5,000.00元、以及赔偿原告及第三人张雪花四年来为纠正错案所受损失1万元（包括差旅费、误工费、电话费、复印费、邮寄费），因错案造成原告被拘15日、张雪花被拘5日、损失费5,694.80元，因错案被执行8,000.00元，合计32,111.68元；4.撤销理县公安局作出的理公（城）行罚决字﹝2018﹞19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5.确认被告拘留行为违反宪法规定，是打击报复行为。庭审中，原告放弃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及第三人张雪花四年来为纠正错案所受损失1万元（包括差旅费、误工费、电话费、复印费、邮寄费），因错案造成原告被拘15日、张雪花被拘5日、损失费5,694.80元，因错案被执行8,000.00元和确认被告拘留行为违反宪法规定是打击报复行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理县公安局拘留我无事实依据，是对我的压制、打击和报复。我拨打的23个报警电话每一个都是新的正常信访投诉，并没有占用报警通道。被告认为我拨打23个报警电话是扰乱单位秩序，那拨打报警电话的是不是都是扰乱单位秩序，为什么理县公安局不处罚其他拨打报警电话的人。既然被告认可可以拨打报警电话，那么我拨打23个报警电话也不存在浪费警务资源的问题，我就没有扰乱单位工作秩序。我也不是辱骂，只是批评和斥责理县公安局对我的投诉信访一直不作书面答复的违法行为。即使我有“辱骂”警官的行为侵犯了他人人格尊严权，也不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调整范围，应当由民警通过民事途径解决。 原告邵传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邵传远、张雪花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邵传远、第三人张雪花的诉讼主体资格。 2.《国内挂号信函收据》复印件、《投诉书》、《中止诉状申请书》，拟证明因理县公安局不处理原告的投诉信访事项，导致原告不停地拨打新的投诉信访电话。 3.《补充张雪花行政诉讼答辩状》复印件、2017年10月31日《国内挂号信函收据》复印件、《再次投诉书》复印件，拟证明张雪花的事情经过4年多，原告要求被告对余桂芳是否构成寻衅滋事给予答复，但被告至今未答复，被告的行为仍然处于违法之中。 4.理公（薛）行罚决字﹝2014﹞0005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理公（城）行罚决字﹝2018﹞19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理公（城）行传字﹝2018﹞44号《传唤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向理县人民法院起诉的基础证据。 5.（2015）阿理民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2016）川3222执2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复印件、（2016）川3222执恢5号《执行裁定书》复印件、2018大邑登字第（29）号《材料收据》复印件、2018年9月28日邵传远的《书面说明》复印件、2018年10月12日挂号信复印件，拟证明被告未履行法定职责，故原告要求被告对自己的信访投诉给予明确的回复，否则被告就应当赔偿原告的损失。 被告理县公安局辩称，2018年7月9日至2018年8月2日期间，原告以不满张雪花案件处理结果为由，用173××××2509的手机号码拨打理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报警电话（0837-68××××0）二十三次，向接警民警讨要说法，并在2018年7月9日晚和7月25日凌晨的电话中多次出现不堪入耳的辱骂语言对接警民警进行辱骂，严重影响了理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的正常工作秩序。110指挥中心报警平台作为公安机关接受各类报警并处理警情的综合信息平台，在承担辖区所有警情的接收、识别和分流工作的同时，对全局重要工作安排、重大警力部署等都起到指挥调度的作用。作为公共警务资源，目的就是让公共报警通道畅通，如果该报警通道被个别人员长期占用，就会对公安机关接处警及指挥调度工作造成严重影响。原告的行为占用公共警务资源，严重影响了正常报警通道的畅通，造成警务资源严重浪费，其行为已经扰乱了110指挥中心对全局正常指挥调度工作，而非原告所称是正常投诉。被告依法调查取证，经违法人的陈述和申辩、询问证人、调取通话记录和电话录音资料等程序，证明原告的行为已构成扰乱单位正常工作秩序，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18年9月12日依法作出了理公（城）行罚决字﹝2018﹞19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作出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决定，当日进行宣告并送达了原告。综上所述，被告认为原告的行为已经扰乱了理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的正常工作秩序，证据确实充分，处罚适当，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请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理县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邵传远户籍证明、理县公安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拟证明原、被告的主体资格。 2.理公（城）受案字﹝2018﹞201号《受案登记表》，拟证明证据来源。 3.《受案回执》，拟证明被告受理案件后通知报案人受案情况。 4.理公（城）行传字﹝2018﹞44号《传唤证》、《传唤通知书》，拟证明被告依法传唤原告到案方式及通知其家属的情况。 5.《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被告对邵传远作的《询问笔录》，拟证明原告拨打理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报警电话的事实。 6.电话号码173××××2509的账户和用户信息、电话号码173××××2509自2018年7月9日至2018年8月2日止的通话记录17页，拟证明原告在2018年7月9日至2018年8月2日期间用其儿子邵晶的名字登记的电话号码173××××2509拨打理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举报电话0837-68××××0的事实。 7.《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被告对邵晶作的《询问笔录》，拟证明原告拨打理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报警电话23次的电话号码的登记人为邵晶，以及2018年7月9日至2018年8月2日期间使用人为邵传远的事实。 8.《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被告对戴梅作的《询问笔录》，《情况说明》2份，拟证明原告扰乱理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正常工作秩序的事实。 9.（2017）川3222行初2号《拘留、罚款决定书》复印件，拟证明原告有前科的事实。 10.理公（城）吸字﹝2018﹞140号《吸毒现场检测报告书》，拟证明原告是否有吸毒的检测情况。 11.理公（城）调证字﹝2018﹞13、20、21号《调取证据通知书》三份及《调取证据清单》三份，拟证明被告依法调取证据的履行手续。 12.《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拟证明被告对原告处罚前依法履行告知程序。 13.《申诉和辩解》、《再次辩解》，拟证明原告申诉和辩解的情况。 14.理公（城）行罚决字﹝2018﹞19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拘留执行回执》、《行政拘留通知书》，拟证明被告对原告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10日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将拘留原告的情况通知原告家属，并将原告送交理县拘留所执行拘留的事实。 15.《申请暂缓执行申请书》、《理县公安局关于邵传远申请暂缓执行行政拘留的答复》，拟证明原告申请暂缓执行以及被告不予受理原告暂缓执行拘留申请的答复。 16.《呈请公安行政处罚报告书》、《呈请传唤报告书》、《呈请调取证据报告书》三份、《吸毒现场检测报告书》，拟证明被告依法呈批行政处罚、传唤、调取证据、吸毒检测的程序。 17.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通告》、《理县扫黑办致全县人民群众的一封信》、理县公安局制作的《扫黑除恶建设平安理县》宣传单，拟证明电话0837-68××××0是理县公安局专为“扫黑除恶”所设置的举报电话，同时证明该电话已于2018年2月7日向社会公示通告的事实。 18.通话录音光碟一盘以及时间说明一份，拟证明原告因不满张雪花案件处理结果，在2018年7月9日至2018年8月2日期间，用号码为173××××2509的手机拨打理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报警电话（0837-68××××0）二十三次，向接警民警讨要说法，并多次在电话中辱骂接警民警，严重影响理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的正常工作秩序。 第三人张雪花述称，因为王守琴私自接我儿子尿液一事在我家门口闹事，我被理县公安局拘留，我一直在投诉、信访，但是理县公安局没有回复。 第三人张雪花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庭前证据交换及庭审质证，一、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一）对1号至5号、7号、11号、17号证据无异议。 （二）对6号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自己在2018年7月9日至2018年8月2日期间只打了5天电话，具体打了多少次已记不清楚。 （三）对8号证据中，对戴梅的询问笔录及权利义务告知情况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自己是按照正常的信访途径进行信访的；对二份情况说明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自己不知道被告接电话的人员是谁，以电话录音为准，自己在电话中不是辱骂，只是批评，即使是辱骂，也应当由受伤害的一方通过合理途径来起诉自己，不属于被告的管辖范围。 （四）对9号、12号至15号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认为理县公安局至今对余桂芳是否构成寻衅滋事一事没有处理，也没有听取、审查原告的申诉辩解，对原告进行拘留，对原告提出的暂缓拘留申请也不予准许，原告是因被告至今对余桂芳是否构成寻衅滋事没有答复才进行的正常信访，被告的行为都是错误的。 （五）对10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 （六）对16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 （七）对18号证据中第1次、第4次至第23次拨打的电话录音的三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被告的个别接警人员吊儿郎当，自己的辱骂行为是对其违法不作为的批评和反击，自己打电话属于正常的信访。对该证据的第2次、第3次拨打的电话录音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第2次拨打的电话录音里面打电话的是原告，话也是原告说的，但原告打这个电话的时候没有听到过理县公安局接警人员的声音，原告是正当正常的信访；认为第3次拨打电话的人是原告，但电话录音是复制的，因为被告在接电话中未使用过普通话，该录音里的话不能证明是原告打电话说的话。 二、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一）对1号、4号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 （二）对2号、3号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2号证据是原告在被告提交答辩状之后书写，3号证据与本案无关。 （三）对5号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一、原告提交的1号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2号、3号、5号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采信；4号证据中理公（薛）行罚决字﹝2014﹞0005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与本案无关联性，理公（城）行罚决字﹝2018﹞19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和理公（城）行传字﹝2018﹞44号《传唤证》复印件，证明了被告对原告作出拘留10日的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与本案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予以部分采信。 二、被告提交的1号证据，证明原、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2号至5号、7号至11号、16号证据证明了被告理县公安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是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受案和调查的，其程序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6号、18号证据证明在2018年7月9日至2018年8月2日期间，原告用邵晶的户名开户的电话号码173××××2509拨打理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的举报电话0837-68××××0共23次的通话记录以及通话录音，同时证明了原告多次长时间占用举报电话，并多次辱骂接警人员，严重扰乱理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的正常工作秩序的事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12号、14号证据证明了理县公安局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依法告知原告邵传远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和其依法享有的权利的事实，同时证明了理县公安局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了原告并通知了其家属的事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13号、15号证据系原告在被告向其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后，提出的申辩、暂缓执行申请，以及被告对原告提出的暂缓执行申请作出的答复，与本案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予以部分采信；17号证据证明被告理县公安局于2018年2月7日面向社会对外公示了案涉举报电话0837-68××××0的事实，同时证明该举报电话为理县公安局专为“扫黑除恶”设置的举报电话，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以不满2014年理县公安局对张雪花的处罚和未对余桂芳进行处理，多次向理县公安局进行投诉均未得到答复为由，于2018年7月9日至2018年8月2日期间，使用号码为173××××2509的电话拨打理县公安局举报电话0837-68××××0共二十三次，其中两次未接通，一次接通原告未讲话，接通的电话中，理县公安局接警人员明确告知原告应采取的救济途径后，原告继续拨打该举报电话。通话记录与电话录音共同证明，原告拨打电话的时间段具体为2018年7月9日21时42分至21时55分六次、2018年7月22日3时14分至3时40分六次、2018年7月23日9时47分一次、2018年7月24日16时13分一次、2018年7月25日3时54分至4时2分三次、2018年7月28日17时12分一次、2018年7月30日6时22分至6时35分三次、2018年8月2日16时7分至17时55分两次。在通话过程中，原告多次使用“日你妈”“妈了批”“锤子”之类的语言辱骂接警人员。2018年8月20日，理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接到理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的报警，该派出所进行了受案登记，并通过传唤并询问原告、通知并询问原告家属、询问证人、调取通话记录和电话录音资料等程序进行了调查。2018年9月12日，理县公安局以原告的行为严重扰乱了理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的正常工作秩序为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理公（城）行罚决字﹝2018﹞19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作出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决定，同时向原告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将其送至理县拘留所执行。原告不服该行政处罚决定，于2018年9月13日向理县公安局提出暂缓执行行政拘留的申请，同日，被告以原告在被告作出行政拘留决定后未提出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为由，决定不予受理。 另查明，电话号码0837-68××××0是理县公安局已于2018年2月7日向社会公示通告了的“扫黑除恶”举报电话，该电话设置在理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 本院认为，理县公安局具有维护本辖区社会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职责。本案中，原告在拨打举报电话的过程中，多次长时间占用举报电话，并多次辱骂接警人员，原告的行为已严重扰乱了理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的正常工作秩序。对原告陈述的自己拨打的23次举报电话是正常的投诉信访行为的观点，与查明的案件事实不符，故对原告的该观点不予采纳。理县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一）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规定，对原告作出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处罚适当、适用法律准确。故对原告主张确认被告作出的理公(城)行罚决字﹝2018﹞196号行政处罚决定违法，要求撤销理公(城)行罚决字﹝2018﹞196号行政处罚决定以及要求被告赔偿原告12天损失3,416.88元、精神抚慰金5,0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原告主张被告未对其23次投诉信访电话作出书面回复，确认违法的诉讼请求，与查明的案件事实不符，故对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第三人张雪花与本案无关，不是本案适格诉讼主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邵传远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邵传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杜 晓 晴 审 判 员 秦 新 勇 人民陪审员 杨 崇 发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六日 法官 助理 阿比次土 书 记 员 吉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