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306民初18719号原告深圳市深哈物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文库。委托代理人胡新敌，广东百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法定代表人郭文革。被告富邦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庄子明。被告中银保险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负责人温咏。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中心支公司。负责人赵建平。以上四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陈玉生，广东永航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四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彭进峣，广东永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原告深圳市深哈物流有限公司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人民保险公司）、富邦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邦保险公司）、中银保险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以下简称中银保险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公司）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新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玉生、彭进峣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6年6月份，被告向原告出具单号为PYAE201644940000000274的货物运输保险单，承诺为原告投保的财产遭受损坏或灭失时负赔偿责任。保险期限为2016年6月3日0时起至2017年6月2日24时止。赔偿期限为全年800万元，每次事故500万元。每次事故免赔额为5000元或损失金额的10%，以高者为准。在保险期限内，2016年9月13日，原告司机张建华驾驶粤BBQ3023运输车从深圳出发至沈阳。9月16日凌晨到达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央大街5号路原告下述沈阳分公司门口。早晨7时许发现货物被盗。原告当即报警。经清点，被盗货物包括通讯器材11件、变频器2件、配件2件，价值404461元。扣除10%即40446元免赔额，被告应支付保险金额364015元，事故发生后，原告及时通知了被告，被告也派员到现场进行了勘察。但时至今日，被告仍拖延理赔。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严重损害原告利益，故原告依法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四被告支付货物损失保险赔偿金364015元，其中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承担30%即109204.50元，富邦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承担25%即91003.75元，中银保险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承担25%即91003.75元，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中心支公司承担20%即72803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四被告答辩称：一、原告以起诉替代正常的索赔，系滥用诉权，应裁定驳回其起诉。原告从未正式向被告提出索赔，也未向被告提交初步索赔材料，其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和提交证据，替代正常流程的索赔，系对诉权的滥用，应予以驳回。二、原告未能提供保险合同专门约定的索赔材料，故其索赔条件尚未成就，尚无请求权。3.1保险合同中规定：“5.任何偷盗、抢劫（金额3万元以上）的索赔必须提供警方立案证明”。原告并未提供警方立案证明。在警方的处理流程方面，对受害人报警，警方均应予以受理。受理报案后，警方将视案件情况决定是否立案。一旦立案，则表明警方已经正式对案件启动刑事程序，并将按刑事案件作后续的侦查工作。如不予立案，则不存在后续的刑事侦查程序。对运输中的货物发生的盗抢，一方面，有相当部分的此种案件涉及内部人员参与，警方的立案以及立案后随之而来的刑事侦查，对此种道德风险有较大的威慑力；另方面，对于不涉及内部人员的案件，敦促被保险人向警方行使受害人的形式救济，特别是促使警方将案件形式立案以后启动后续刑事侦查，对于减少损失，显然有积极的意义。故保险合同约定了对于金额较大的盗抢案件，必须提供警方的立案证明。这既是合同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也是本保险合同的商业条件的相对对价，应予适用。原告至今尚未提供双方约定的材料，故其索赔的条件尚未成就，其无请求权。3.2保险合同“赔偿基础”中规定：“有发票的货物：发票价格；无发票的货物，以货物实际成本”。原告既未提供发票，也未提供货物的实际成本信息。故被保险人尚未完成其提供基础材料的合同义务。3.3保险合同“特别约定”中规定：“2、对于损失金额超过10万元的赔案，保险合同有权要求被保险人提供投保前12月的实际开票营业收入和企业所得税申报表，若查实有不足额投保，保险合同则按照被保险人的实际投保比例负赔偿职责。”原告尚未按该规定提供被保险人提供投保前12月的实际开票营业收入和企业所得税申报表以核实投保比例。3.4除上述合同的专门约定外，对于本案的盗窃，原告未提供材料证明被盗货物的具体名称与数量、也没有提交证明货物价值的相应材料，包括采购合同、发票。三、本案损失系运输过程中车辆无人看管所造成的损失，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原告盖章确认的《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2009版免责条款特别提示》中规定：“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14，运输过程中车辆无人看管所造成的损失”。按照原告提供的信息，涉案车辆在深夜停放在马路边，无人看管。据此亦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四、关于损失金额，在没有相反证据前提下，最大不超过原告向警方申报的损失；即使保险责任成立，亦应在此基础上扣除免赔额。注意到被保险人提供的“收案登记表”中记载“发现其货车上的货物被盗，共计损失人民币10000余元”。被告不清楚原告的司机在报案时称损失为人民币10000余元的依据，无法确定这一金额是否是警方对案件不予刑事立案的原因，亦无法确定是否存在前述2.1所指向的道德风险。无论如何，在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货物的实际价值的前提下，对损失的认定，不应超过其向警方申报的金额。保险合同“免赔额”中规定对于盗窃事故，应扣除10000元或者损失金额的20%，以高者为准的免赔，应予适用。综上，原告未提出正式索赔，其以起诉替代正常的索赔流程，系滥用诉权；原告未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材料，故其索赔权尚未成立；本案损失金额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不应超过其向警方申报的金额；假设保险责任成立，应扣除免赔额。鉴上，恳请贵院根据前述1裁定驳回起诉，或者根据上述2、3、4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6年6月，原告与四被告签订了《货物运输保险》，保单号为PYAE201644940000000274，保险期间自2016年6月3日零时起至2017年6月2日二十四时止。该保险合同约定，由被告人民保险公司、被告富邦保险公司、被告中银保险公司、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分别按30%、25%、25%、20%的比例承保该货物运输险；被保险的货物包括但不限于民生大众物资、百货、家具、日用品、电子产品等；赔偿的基础为有发票的货物按发票价格，无发票的货物按货物的实际成本；免赔额为平板车/高栏车（非集装箱货物装卸模式）窃盗事故每次事故10000元或损失金额的20%，以高者为准；并特别约定：对于损失超过100000元的赔偿，保险人有权要求被保险人提供投保前12月的实际开票营业收入和企业所得税申报表；任何偷窃、抢劫（金额在30000元以上）的索赔必须提供警方的立案证明；附加条款约定：经双方同意，当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保险人可以指定宁翰保险公估（中国）有限公司、泛华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民太安财产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为公估人，公估费用由保险人承担。在《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2009版）免责条款特别提示》中约定“运输过程中车辆无人看管所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2016年9月13日，原告司机张建华驾驶粤BBQ3023运输车从深圳出发至沈阳，9月16日凌晨到达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央大街5号路原告下属沈阳分公司门口，凌晨7时发现车上货物被盗，由原告员工董志伟报警，并由沈阳市经济开发区分局出具《报警情况登记表》以及《受案登记表》，载明在深哈物流门口西侧马路边发生盗窃事件，丢失包括华为通讯器材及另外单位的变频器及各种配件，共损失人民币10000余元。原告提交的《发货清单》以及案外人广东中外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丢失明细清单》、《主设备装箱单》以及《局点装箱单》载明，2016年9月13日案外人广东中外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托运货物共计69件，货物价值共计380000元。原告向本院提交了《赔款证明》以及银行转账记录，证明其已于2016年12月1日、2017年3月27日分两笔向案外人广东中外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赔付款项共计380000元。另查明，案外人深圳市敏捷物流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1日向原告发出《索赔函》，并向原告出具了《深圳市增值税专用发票》、《销售合同》、《销售出货单》，载明其在2016年9月12日委托原告托运的货物丢失2件，价值24000元，运费损失461元，损失共计24461元。以上事实，有《货物运输保险合同》、《报警情况登记表》、《受案登记表》、《发货清单》、《丢失明细清单》、《赔款证明》、银行转账记录、《索赔函》、《深圳市增值税专用发票》、《销售合同》、《销售出货单》以及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本案为保险合同纠纷，原告与四被告对原告所运输的部分货物发生盗窃的事实均无异议，但对原告的损失金额存在异议。结合原告与四被告的诉辩意见，本院确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告理赔是否应以公安机关立案作为前提；2、是否存在免赔事由；3、如何认定原告的损失金额；4、如何确定具体理赔金额。关于被告理赔是否应以公安机关立案作为前提。四被告辩称，按照《货物运输保险合同》中的约定“任何偷窃、抢劫（金额在30000元以上）的索赔必须提供警方的立案证明”，现原告未提供双方约定的材料，故其索赔的条件尚未成就。本院认为，上述《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的该项约定，实际上是对于确定保险事故是否发生的证明方式所作的约定。但在实际中，由于保险事故本身具有复杂性以及被保险人专业素质有限，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向警方报案，要求警方出具相关的证明，至于警方以什么样式处理警情，出具什么样证明文件，被保险人是无法干预的。此外，保险的根本职能在于分散风险、补偿损失，保险的经济补偿职能表明了保险的根本任务在于将损失发生风险从被保险人转移至保险人，如果给予被保险人过于严苛的举证责任，不符合《保险法》的公平原则以及优先保护被保险人的原则。因此。在保险事故索赔中，被保险人只需举证在保险责任期限发生了保险事故且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就应认为其已经履行了初步举证责任。在本案中，原告在发现所运输的货物被盗后，原告员工董志伟采取了报警措施，并通知了四被告，被告派员至现场进行了勘察，原告提交了《报警情况登记表》、《受案登记表》等警方出具可以确认保险事故发生的事实的相关证明资料，足以证明原告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已按照正规流程通知至被告，且已采取报警措施，警方也对该警情予以受理。且合同约定的“立案证明”，而非明确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四被告以警方未立案并进行刑事侦查予以抗辩，依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是否存在免赔事由。被告辩称，本案损失系发生在运输过程中，车辆无人看管所造成的，根据保险条款约定，属于免责事由。原告主张，事故发生时涉案运输车辆的司机在车上休息，并非无人看管。本院认为，被告作为保险人应对存在排除责任的事由承担举证责任，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事故发生时，运输货物处于无人看管状态，且原告不予认可，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被告相关辩解，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如何认定原告的损失金额。四被告辩称，原告未提交相应的发票或货物的实际成本证明损失的实际金额，原告未提供投保前12月实际开票营业收入和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原告向警方申报的损失为10000元，对损失认定应不超过警方申报的金额。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发货清单》、《丢失明细清单》、《主设备装箱单》、《局点装箱单》、《赔款证明》、银行转账记录、《索赔函》、《深圳市增值税专用发票》、《销售合同》、《销售出货单》等证据，证明其在该次保险事故中发生实际损失为404461元，并声称警方受理登记表所载损失10000元，并非实际损失金额，是应警方要求做的记录。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对保险事故作勘察、核损、定性为保险人的重点工作，被保险人只需及时、如实提供自己能力范围内的证明材料。由此说明，保险人对保险财产的损失的确定负有最终的证明责任。在本案中，原告作为被保险人已向本院提供《发货清单》《丢失明细清单》《赔款证明》等货物的实际成本证明材料，以及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其在该保险事故中实际损失404461元，且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已实际向上游客户赔偿损失404461元，因此，本院依法确认原告的损失是404461元。保险合同约定，投保前12月实际开票营业收入和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对于确认本案事故损失并未关联性，被告以原告未提供上述材料，主张理赔条件不成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认定原告在该次保险事故中的实际损失为404461元。关于如何确定具体理赔金额。本院认为，根据《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的约定：平板车/高栏车（非集装箱货物装卸模式）窃盗事故的免赔额为每次事故10000元或损失金额的20%，以高者为准。故该次保险事故的免赔额为80892.2元（404461元×20%），原告在该次保险事故可获得的保险赔偿款为323568.8元（404461元-80892.2元）。根据《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的约定，被告人民保险公司、被告富邦保险公司、被告中银保险公司、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分别按30%、25%、25%、20%的比例承保该货物运输险。因此，被告人民保险公司应向原告支付保险赔偿款97070.64元（323568.8元×30%）；被告富邦保险公司应向原告支付保险赔偿款80892.2元（323568.8元×25%）；被告中银保险公司应向原告支付保险赔偿款80892.2元（323568.8元×25%）；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应向原告支付保险赔偿款64713.76元（323568.8元×20%）。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一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原告深圳市深哈物流有限公司应得保险赔偿款金额为人民币323568.8元；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深圳市深哈物流有限公司97070.64元；被告富邦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深圳市深哈物流有限公司80892.2元；被告中银保险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深圳市深哈物流有限公司80892.2元；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深圳市深哈物流有限公司64713.76元；驳回原告深圳市深哈物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被告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人民币3380元，原告深圳市深哈物流有限公司负担371.8元，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负担902.46元；被告富邦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负担752.05元；被告中银保险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负担752.05元；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负担601.6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辉人民陪审员 赖  学  秀人民陪审员 金  炳  德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书 记 员 莫钰华（兼）书 记 员 张    培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一条订立保险合同，应当协商一致，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外，保险合同自愿订立。第十九条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一）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二）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第二十二条保险事故发生后，按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保险人按照合同的约定，认为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应当及时一次性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第二十三条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保险人应当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达成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合同对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期限有约定的，保险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人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保险人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也不得限制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取得保险金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