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粤7101行初3784号 原告：罗丽娟，女，汉族，1962年5月3日，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荔湾区， 委托代理人：葛凤梅，广东德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何智文，广东德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吉祥路8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401003557431960。 法定代表人：彭高峰，主任。 委托代理人：卢绮晴，该委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胡金婷，广东沁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罗丽娟诉被告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国规委）不动产登记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0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罗丽娟的委托代理人葛凤梅、何智文，被告市国规委的委托代理人卢绮晴、胡金婷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罗丽娟诉称，原告与丈夫冯国聪于1993年9月13日与广州市白云区城镇建设开发总公司同和分公司签署了《集资建房合同》，购买位于现地址为广州市白云区永泰街永鸿楼28号205房的房产。其后原告分别于1994年8月26日办理了《农村(墟镇)宅基地使用证》(证号：穗同字第N0：000XXX号的)及1999年6月29日办理了《房地产证》(证号：穗房地证字第××号)的房屋产权证书。原告与丈夫在其后长期居住或对外出租该房屋，并无发现产权有任何问题，也没有设立任何他项权利。2017年10月份，原告与丈夫打算出售该房产，并向中介放盘，通过中介介绍，原告夫妻于2017年11月1日与案外第三人签订了《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并协助案外第三人(叶妮兰)办理了银行按揭手续。当原告以为可以顺利交易，买卖双方到广州市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递件过户时，该中心工作人员告知上述房屋的产权人并非原告，而是一名与原告同名同姓的案外第三人罗丽娟名下，从留存在该中心的第一代身份证上显示，被告的出生年月及居住地址均与原告不同不能办理过户手续。原告得知此事后，多番调查仍不能联系上案外第三人（罗丽娟），遂聘请律师起诉案外第三人（罗丽娟），但根据律师的调查取证，在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区分局户籍登记窗口查询，发现并不存在广州市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所提供的案外人罗丽娟的公民信息，查询结果无此人，遂发现是被告登记信息产生错误所致。原告认为，案外第三人（罗丽娟）并非房屋的真正产权人，市国规委错误登记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九条，“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可以申请更正登记。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书面同意更正或者有证据证明登记确有错误的，登记机构应当予以更正”，第二十一条，“……因登记错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登记机构赔偿后，可以向造成登记错误的人追偿。”请求：1.判令撤销被告出具的地址为广州市白云区永泰街永鸿楼28号205房的房地产证（证号为穗房地证字第××号）；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市国规委辩称，一、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起诉。(一)原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其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司、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我委核准位于广州市白云区永泰街永鸿楼28号205房(下称“涉案房屋”)房屋登记并颁发穗房地证字第0509498《房地产证》的行政行为所保护的是房屋合法产权人的权益，原告主张其为涉案房屋的产权人，但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为涉案房屋的产权人：1、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不动产登记簿由登记机构管理。根据不动产登记簿记载，涉案房屋的不动产物权登记在名为罗丽娟(身份证号码为)的案外人名下，经查原告与产权人罗丽娟虽姓名相同，但身份证号码不同，因此，原告与产权人罗丽娟并非同一人，原告不是涉案房屋产权人。2、《集资建房合同》中的罗丽娟与原告的身份证号码不一致，现并无证据证明《集资建房合同》中的罗丽娟与原告为同一人。即使原告为其提交的《集资建房合同》中的当事人，仅能证明原告与广州市白云区城镇建设开发总公司同和分公司之间存在集资建房合同关系，不能证明原告对涉案房屋享有物权。并且我委作出涉案房屋的登记行为是基于合同双方当事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认购书》，而非《集资建房合同》，两份合同是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因此，原告亦无权基于《集资建房合同》主张涉案房屋物权。3、《农村(墟镇)宅基地使用证》中，使用权人为罗丽娟，该证件中未标明使用权人罗丽娟的身份证信息，因此，仅凭该证据无法证明原告与该证件所述的使用权人罗丽娟为同一人。即使原告为《农村(墟镇)宅基地使用证》使用权人，因原告未能提供涉案房屋合法建设的有关证明材料，亦不能据此主张其为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4、根据原告提交的房屋管理处、居委会、派出所证明、缴纳水电、物业费票据，仅能证明原告缴纳相关费用以及在涉案房屋居住的事实，不能据此证明其为涉案房屋所有权人。综上，原告仅姓名与涉案房屋登记人相同，并无法证明其与涉案房屋存在物权法律关系。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原告既非涉案房屋登记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又与案涉行政行为没有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请法院依法驳回起诉。(二)原告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依法应予驳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房地产证》及原告在起诉状中自认的事实，原告在1999年6月29日已知晓我委作出的行政行为具体内容，原告最迟也应在2000年6月29日前提起诉讼，但是原告现在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其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原告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请法院依法驳回起诉。二、如法院认定本案应进行实体审查，则本案应中止审理。本案原告认为其才是涉案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并已于2018年7月20日就涉案房屋的物权归属问题向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涉案房屋产权人罗丽娟(身份证号码为)返还涉案房屋并协助原告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因本案的行政诉讼并不涉及一并解决原告因不动产物权的归属所产生的民事争议，而涉案房屋的权属的民事判决结果亦会影响到本案的处理结果，若法院认定本案应进行实体审查，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本案应中止审理。三、我委作出的房屋登记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1、涉案登记行为符合登记时相关规定，程序合法。1999年5月7日罗丽娟委托杨红方申请办理涉案房屋产权登记并提交了《广州市私有房屋及用地登记申请书》、广州市房地产权属证明书、认购书、委托书、受托人杨红方身份证、申请人罗丽娟身份证(身份证号码为)、收据、房地产平面附图等资料。6月8日，我委以稳字16685号受理。涉案房屋的登记行为发生于1999年，根据登记时适用的《广东省城镇房地产权属登记条例》第六条规定：“房屋产权登记的申请人必须是房地产的权利人。”第七条规定：“申请房地产权登记，申请人可以委托代理人。由代理人办理申请登记的，应当向房地产管理部门提交申请人的委托书。”第九条规定：“权利人办理房地产权登记应当向房屋所在地的房地产管理部门提交下列文件：(一)申请人的身份证明；(二)房地产权属来源证明或者权利证书；(三)房地产转移、转让、变更或者设定他项权的协议书、合同书或者批准文件；(四)缴纳房地产税的证明。”我委经审查，认为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及程序，不存在不予登记的法定情形，因此我委依照上述规定，于1999年6月29日核发了房地产证，申请人的代理人杨红方于1999年7月9日领取了房地产证。上述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正当。我委已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对申请人提交的相关资料进行审查，我委所作出的登记事项、内容均与申请人提交的资料相符，我委已尽合理审查义务，我委所作的登记行为合法，不存在原告所述的因我委原因造成登记错误的情形。2、关于涉案房屋登记人身份真实性的问题。我委认为：首先，从原告提交人口信息查询登记表来看。该文件中未记载查询部门的受理审核意见；其次，公安机关并未作出任何有关涉案房产登记人身份证为伪造或虚假的证明。即，就目前资料而言，无有权机关或有法律既判力的文件表明涉案房屋登记人存在错误。四、建议追加产权人罗丽娟为本案第三人。罗丽娟(身份证号码为)为涉案房屋登记簿中记载的权利人，罗丽娟与本案涉诉房屋登记行为具有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建议法院追加产权人罗丽娟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综上所述，原告与我委于1999年6月29日颁发的穗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证》没有利害关系，原告不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其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我委作出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求依法查明事实，依法裁判，维护我委合法权益。 经审理查明，1993年9月13日，“罗丽娟”（甲方）与广州市白云区城镇建设开发总公司同和分公司（乙方）签订编号永字018号《集资建房合同》，该合同载明：经甲乙两方协商，就集资建房达成以下合同，以资共同遵守。一、地点与面积：乙方提供白云区同和镇国土所批准兴建的广州市同和镇永泰新村商住楼。永鸿楼A座，编号205室，建筑面积58.00平方米（含公共面积）。由甲方集资委托兴建。并约定由甲方向乙方支付一定费用，由乙方限期建成房屋交甲方使用，并由乙方负责给甲方办理房屋及土地使用权的有关证件。该合同落款“甲方”栏处有手写签名：“罗丽娟”；并注明：甲方身份证号码为，住址：第十××＃××房，电话：181-744334、870××8等。该合同经广州市公证处（93）穗证经字第56995号《证明书》进行公证。原告罗丽娟持有该公证的合同原件。原告罗丽娟持有《农村（墟镇）宅基地使用证》原件，该证载明：使用人姓名：罗丽娟；宅基地座落：永泰村永泰新村自然村永鸿楼A座205房；面积58平方米；建筑种类结构：框架；层数：捌；建筑面积伍拾捌平方米；发证日期：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原告罗丽娟持有原广州市国土局房管局于1999年7月6日填发的穗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证》原件，该证载明：权属人：罗丽娟；权属来源：1999年1月向广州市越秀泰湖发展有限公司购买集资房；房屋占有份额：全部；房屋所有权性质：私产；土地权属性质：国家所有；房地座落：白云区永泰街永鸿楼28号205房；5302图4幅1地号；四至：东至白云堡道南至永泰小学西至永乐楼北至永泰街；土地情况：共用地面积1011.82㎡；用途：住宅；房屋情况：建筑结构及层数：钢筋混凝土结构8层……总建筑面积：53.80㎡……登记字号：稳字16685；核准日期：1999.06.29；已否契税：免税等内容。该证没有记载登记权属人“罗丽娟”除姓名外的任何身份证信息。 2018年1月8日，“松涛北苑”物管部门、广州市白云区永平街松涛北苑社区居民委员会、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永平派出所共同在《证明》上加盖了公章，该证明主要内容为：兹有业主罗丽娟，身份证号，房产证号（穗房地证第05××98号），农村（墟镇）宅基地使用证号“穗同字第NO:0005460号”的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同和镇永泰新村商住楼永鸿楼A座205房”与现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永泰街永鸿楼28号205房”为同一地址。 诉讼中，原告罗丽娟提供了“广州市白云区城镇建设开发总公司同和分公司第八集资建房办公室”出具的广州市白云区永泰街永鸿楼28号205房（以下简称“案涉房产”）的“集资建房专用收据”及案涉房产水、电、煤气等费用支出收款凭证原件及物业管理部门、居委会出具的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缴纳的证明，拟证明原告是案涉房屋的真正购房者及一直占有使用该案涉房屋。原告罗丽娟提供了其为原告的《民事起诉状》，该诉状以身份证号码为的“罗丽娟”为被告，诉请被告向原告返还广州市白云区永泰街永鸿楼28号205房，协助办理案涉房产过户登记。原告罗丽娟提供了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出具的《补充立案证据通知书》，该通知书要求其补充提供“被告罗丽娟”的身份信息及居住信息以便办理立案手续。 被告市国规委提供了办理案涉房屋申请登记时（1999年6月8日登记稳字第16685号案件）的相关存档资料。其中，申请人“罗丽娟”的身份证复印件记载身份证编号为，记载的出生日期和住址均与原告不同。其中，《广州市私有房屋及用地登记申请书》载明：房屋座落：白云区永泰街永鸿楼28号205房；地籍图号：5302图4幅1地号；四至：东：白云堡道；南：永泰小学；西：永乐楼；北：永泰街；共用地面积：1011.8160㎡；土地权属性质：国有……用途：住宅；房屋状况：建筑总面积：53.7993㎡；四墙归属：东墙自有；南墙自有；西墙自有；北墙自有；建筑结构：钢筋混凝土；层数：8；座数：1；建筑时间：94年；使用性质：住宅；管业情况：自管；权利人情况：权属人姓名：罗丽娟；身份证号码：；性别：女；出生年月：64；籍贯：广东；占有份额：全部；权属来源及登记情况申述：“由于我公司是合作建设集资房，为了补办手续挂靠到白云区城镇建设开发总公司，因为我广州市越秀泰湖发展有限公司是投资者和小业主，所以申请将产权给我公司和小业主。” 被告市国规委提供的穗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证存根显示：权属人：罗丽娟；权属来源：1999年1月向广州市越秀泰湖发展有限公司购买集资房；房屋占有份额：全部；房屋所有权性质：私产；土地权属性质：国家所有；房地座落：白云区永泰街永鸿楼28号205房；5302图4幅1地号；四至：东至白云堡道南至永泰小学西至永乐楼北至永泰街；土地情况：共用地面积1011.82㎡；用途：住宅；房屋情况：建筑结构及层数：钢筋混凝土结构8层……总建筑面积：53.80㎡……登记字号：稳字16685；核准日期：1999.06.29；已否契税：免税……填发日期：1999年7月6日。 本院于2018年9月3日向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区分局发出协助调查函，要求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区分局协助调查调取身份证号码为（第一代身份证号码）的公民身份信息材料以及曾用名使用情况并确认被告市国规委证据中申请人“罗丽娟”（身份证号码）的身份证复印件信息是否属实，本院在该协助调查函中附市国规委登记稳字第16685号案件的存档资料中记载身份证编号为的“罗丽娟”的身份证复印件。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区分局复函称经核查广州市人口信息系统和身份证档案，查无姓名为罗丽娟（身份证号码为）的公民身份信息和身份证记载。 以上事实，有编号永字018号《集资建房合同》、穗同字第NO.0005460号《农村（墟镇）宅基地使用证》、《广州市私有房屋及用地登记申请书》、穗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证存根、穗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证》、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区分局的《复函》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不动产机构办理；直辖市、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可以确定本级不动产登记机构统一办理所属各区的不动产登记。”据此，市国规委负有办理不动产登记的职能。 对于被告市国规委提出的原告罗丽娟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为涉案房屋的产权人的抗辩意见，本院认为，原告罗丽娟在本案诉讼中，出示了穗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证》原件、编号永字018号《集资建房合同》、案涉房屋水电费等费用的收款凭证原件等证据，且案涉房产的登记权属人身份信息经本院向公安机关协查，公安机关答复查无姓名为罗丽娟（身份证号码为）的公民身份信息和身份证记载。因此可确认原告罗丽娟与案涉登记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诉权。 对于被告市国规委提出的本案已超过起诉期限的抗辩意见。本院认为，根据穗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证》原件记载，该《房地产证》只载明权属人为“罗丽娟”，并没有记载登记权属人的其他任何身份信息，原告持有该《房地产证》原件仍无法得知房产登记部门将案涉房产登记于身份证编码为的“罗丽娟”名下。此信息是涉及房产权登记行为将房产登记于何人名下的问题，是本案被诉房产权登记行政行为的核心内容，在没有证据证明原告罗丽娟知悉该内容的情况下，不能视为原告罗丽娟知道被诉行政行为内容。房产登记部门也未举证证明曾告知原告罗丽娟诉权。原告罗丽娟称其在2017年10月后对案涉房产进行过户交易登记时，登记中心工作人员才告知案涉房产的登记产权人并非原告，而是一名与原告同名同姓的“罗丽娟”。本案为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没有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 根据被告市国规委提供的案涉房屋登记时存档资料中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本院于2018年9月3日向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区分局发出协助调查函，要求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区分局协助调查调取身份证号码为（第一代身份证号码）的公民身份信息材料以及曾用名使用情况并确认被告市国规委证据中申请人“罗丽娟”（身份证号码）的身份证复印件信息是否属实。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区分局复函称经核查广州市人口信息系统和身份证档案，查无姓名为罗丽娟（身份证号码为）的公民身份信息和身份证记载。被告市国规委未能证明其登记的案涉房产的权属人身份信息正确。因此，被告市国规委作出被诉登记行为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依申请作出，根据公安机关的协查回复，申请权属登记时提交的登记权属人身份信息可能存在错误，再判决市国规委对原申请重新作出处理已经没有实际意义。原告可考虑另行向被告提出登记申请或通过民事途径解决权属登记问题。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六）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原广州市国土局房管局填发并由广州市人民政府颁发的证号为穗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证对应的房地产权登记行为；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黎锦明 人民陪审员  苏永菲 人民陪审员  伍碧霞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何家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