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冀01民终11411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董建辉，男，1970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晋州市。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董旭东，男，1985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晋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军杰，河北冀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建志，男，1963年5月10日出生，住晋州市，系董旭东叔叔。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建奎，男，1969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晋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宁之，河北燕赵众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晋州市育英中学，住所地：晋州市世纪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1301835869446738。 法定代表人：杨进英，男，1972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晋州市，该校校长。 上诉人董建辉、董旭东因与被上诉人赵建奎、晋州市育英中学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晋州市人民法院（2018）冀0183民初679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董建辉，上诉人董旭东代理人邱军杰、董建志，被上诉人赵建奎代理人邵宁之，被上诉人晋州市育英中学法定代表人杨进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董建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董建辉是董旭东的实际控制人错误，晋州市育英中学登记的出资人为杨进英和董旭东，一审法院认定董建辉系董旭东在该中学的出资控制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董建辉没有在育英中学投资，不是育英中学的股东，被上诉人赵建奎应当举证证明董建辉系实际出资人，育英中学也应提供相应证据加以佐证，但二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上诉人不是育英中学的股东，不能实际支配育英中学的有关事宜，育英中学的登记都是杨进英虚构、冒名代替董旭东办理，杨进英召开多次股东会议，从未通知上诉人参加，董旭东签名处没有签过董建辉名字。上诉人在董旭东实际投资后，受董旭东委托代替其签订了投资协议，董旭东对此协议予以认可。三份转让协议是上诉人为避免矛盾升级，在没有与董旭东沟通情况下签订，不是董旭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庞东旭、贾素台等人的投资在杨进英名下，与杨进英存在利害关系，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二、一审法院认定董建辉先后与李战辉、庞东旭、赵建奎签订的三份转让协议合法有效错误。三份协议是董建辉未取得董旭东授权情况下签订，未取得董旭东追认，协议无效，庞东旭存在非法占有并挪用董旭东回购款的行为，杨进英存在恶意侵占董旭东股份的行为。三、一审法院认定董建辉的代理行为有效是错误的，董旭东从始至终未委托上诉人代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董旭东未出具收据，也没有事后追认。四、一审法院认定赵建奎在育英中学享有10%股权是错误的，2017年6月17日赵建奎与庞东旭、李战辉签订的《晋州市育英中学股权转让协议》是无效的，转让协议上没有董旭东的签字并认可，股权转让协议虚假，没有转账凭证。 上诉人董旭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董建辉是董旭东的实际控制人错误，晋州市育英中学登记的出资人为杨进英和董旭东，一审法院认定董建辉系董旭东在该中学的出资控制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于2016年1月29日在晋州市育英中学投资200万元，是该中学合法股东，被上诉人歪曲事实称董建辉以董旭东名义出资，被上诉人赵建奎应当举证证明董建辉系实际出资人，育英中学也应提供相应证据加以佐证，但二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育英中学的登记都是杨进英虚构、冒名代替上诉人办理，杨进英召开多次股东会议，从未通知上诉人参加，育英中学也没有通知上诉人参加，在上诉人签名处没有董建辉姓名，足以证明董建辉不是该中学的股东。董旭东在实际投资后曾委托董建辉代签投资协议，但上诉人与杨进英投资育英中学以来，杨进英违反协议恶意侵占上诉人股权，多次排挤上诉人退股，上诉人对育英中学没有和上诉人协商并通知上诉人签字就转让上诉人在育英中学的股份不予认可。三份转让协议未经上诉人同意，上诉人对此不予追认，协议应属无效协议，一审法院认定董建辉为实际控制人错误。庞东旭、贾素台等人的投资在杨进英名下，与杨进英存在利害关系，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二、一审法院认定董建辉先后与李战辉、庞东旭、赵建奎签订的三份转让协议合法有效错误。三份协议不是上诉人签订，未取得上诉人追认，协议无效。三、一审法院认定董建辉的代理行为有效是错误的，上诉人从始至终未委托董建辉代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董旭东未出具收据，也没有事后追认。四、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收到转让款后至今未及时返还所收款项，亦未行使撤销权为由，判决上诉人同意转让行为是违背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杨进英有经济纠纷和股份纠纷，故未能及时退款。五、一审法院认定赵建奎在育英中学享有10%股权是错误的，2017年6月17日赵建奎与庞东旭、李战辉签订的《晋州市育英中学股权转让协议》是无效的，转让协议上没有董旭东的签字并认可，股权转让协议虚假，没有转账凭证。 被上诉人赵建奎答辩称，一、原审认定董建辉是实际控制人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原审依据育英中学其他投资人的证言，董旭东从未与其他投资人见面，及董建辉签署全部文件并转让股权并收款的事实，认定董建辉是实际控制人有事实依据，本案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关于名义股东与实际投资人的规定，认定董建辉是实际控制人有法律依据。二、答辩人合法受让了育英中学10%的股份。董建辉作为实际控制人有权转让股权，且已收款，董旭东作为名义股东无权反对，答辩人作为实际投资人，在受让其他股东的股权时，不需要征得其他股东的同意，特别是不需要名义股东董旭东的同意。答辩人与李战辉、庞东旭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签字并生效，是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转让款的支付是答辩人与案外人之间的事，与本案无关。 被上诉人晋州市育英中学答辩称，一、董建辉是实际控制人、董旭东是名义股东的事实清楚。董建辉三次转让股权证明他是实际出资人，董建辉与李战辉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签字处虽写了“董旭东”，但后面括号内加注了董建辉，协议甲方处董建辉签了自己的名字。学校另外两位股东见证并同意董建辉转让股权，两个证明人杨进英和庞东旭均有签字。董建辉与赵建奎签订内容相同的《股权转让协议》，以董旭东的名义将剩余160万元股份中的30万元转让给庞东旭，50万元转让给赵建奎，这两份协议都是董建辉签字，董旭东不在场，学校法定代表人杨进英在协议上以证明人身份签字，育英中学其他股东均证明董建辉是实际控制人，董旭东是名义股东。二、赵建奎合法享有育英中学10%股权，董建辉转让120万元出资时，得到杨进英的见证及同意，该转让系股东内部转让行为，不需要得到其他股东的同意，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赵建奎符合成为育英中学登记股东的条件，名义股东董旭东无权反对赵建奎成为登记股东的请求。三、董建辉、董旭东所言与杨进英有股权比例矛盾是虚构，杨进英及其他投资人未见过董旭东，也不认识，不可能与其有纠纷。 赵建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在晋州市育英中学的出资人身份及享有晋州市育英中学10%股权；2.判令被告及第三人为原告办理晋州市育英中学出资人身份及出资份额过户登记手续，使原告成为晋州市育英中学合法出资人（股东）；3.判令第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晋州市育英中学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号为晋民民政字010041号，于2015年12月29日在晋州市民政局注册登记。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法人）显示：晋州市育英中学法人：刘晓阳；开办资金：137万元；业务范围：普通全日制小学、初中；有效期限：自2015年12月29日至2019年12月28日。2016年4月15日，晋州市育英中学董事会会议纪要记载：会议经过研究，一致同意免去刘晓阳晋州市育英中学法定代表人职务，同时，选举杨进英为晋州市育英中学新的法定代表人。该纪要中，董事签字：杨进英。同日作出的《晋州市育英中学章程》载明：本单位举办者是杨进英、董旭东、王晓东。开办资金：137万元；其中杨进英出资73.98万元，董旭东出资21.92万元，王晓东出资41.1万元。出资人按实际出资额行使表决权。2016年5月21日，晋州市育英学校提交《申请》、《民办非企业单位负责人变动申请表》、《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申请表》，申请变更晋州市育英中学法定代表人为杨进英；同日，经登记管理机关晋州市民间组织管理办公室审批：同意。2016年6月20日晋州市育英中学《备案申请》：鉴于晋州市育英中学2016年6月20日在学校会议室召开董事会和理事会的决议，一致通过：王晓东（实际司占强）持学校30%的股权自愿转更给杨进英。变更后杨进英持学校84%的股权，董旭东持16%的股权。《董事会会议纪要》显示：会议经过研究，一致同意育英学校的出资人进行变更，原司占强持学校30%的股权转更给杨进英。变更后，杨进英出资额为115.08万元，持学校股份的84%，董旭东出资额为21.98万元，持学校股份的16%。同时董事会免去司占强董事的资格。该纪要中杨进英、司占强、董旭东签字。2016年6月20日《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核准表》修改说明显示：第七条本单位的举办者变更为杨进英、董旭东。第八条本单位开办资金为137万元，其中杨进英出资115.08万元，董旭东出资21.98万元。2016年6月20日理事会表决通过的《晋州市育英中学章程》第七条本单位的举办者是杨进英、董旭东。2016年2月5日，杨会茹、庞东旭、董旭东、贾素台、杨进英签署《投资协议》，主要内容为：1、本投资协议的各出资额为《公司章程》备案后新调整的出资额，在1200万元出资额中，杨进英出资565万元，庞东旭出资215万元，董旭东出资200万元，杨会茹出资140万元，贾素台出资80万元。2、各出资人对投资协议，涉及卓创公司、司占强及备案所提供的文书表示知情并认可。……。2016年5月，董旭东（董建辉）（甲方）与李战辉（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甲方在收购晋州市育英中学中投资的（1200万元）200万元股份转让40万元给乙方。乙方于2016年5月16日前，将40万元转让款一次性打入甲方指定账户。甲方签字：董建辉乙方：李战辉证明人：庞东旭杨进英。该协议签订后，李战辉于2016年5月17日向指定账号转款40万元。2016年6月28日，董旭东（甲方）与庞东旭（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自愿将其在收购育英中学中所剩余的160万元股份转让出30万元股份给乙方。乙方应于2016年6月29日前，将30万元（相当于等额30万元股份）打入甲方指定账户。甲方：董旭东（董建辉代签）乙方：庞东旭证明人：杨进英。2016年6月28日，董旭东（甲方）与赵建奎（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自愿将其在收购育英中学中所剩余的160万元（壹佰陆拾万元）股份转让出50万元（伍拾万元）股份给乙方。乙方应于2016年6月29日前，将50万元（伍拾万元，相当于甲方等额50万元股份）打入甲方指定账户。甲方：董旭东（董建辉代签）乙方：赵建奎证明人：杨进英该协议签订后，赵建奎于2016年7月1日向指定账号转款50万元。2017年6月17日，甲方李战辉庞东旭与乙方赵建奎签订《晋州市育英中学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一、甲方李战辉、庞东旭将受让自董建辉（以董旭东名义登记）的育英中学投资的（1200万元）40万元和30万元股份一次性转让给乙方所有。同时甲方声明并保证已经向董建辉付清转让价款。二、本协议转让价款分别为李战辉40万元和庞东旭30万元，支付方式由甲乙双方另行书面约定。甲方：李战辉庞东旭（吕冬梅代）乙方：赵建奎。2017年7月8日，张书娟出具声明书。内容为：自2016年1月始，董旭东一直使用我的工商银行卡。在2月4日和5日，董旭东使用我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36）向司占强转款200万元，此款项属于董旭东所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一、董建辉是否系晋州市育英中学真实股东？二、董建辉签订的本案三份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对于第一个焦点，根据现有证据，能够证实被告晋州市育英中学涉及第三人董旭东的相关文件签署以及涉案三份《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均是第三人董建辉以董旭东的名义参与、协商并代为签字。虽然被告育英中学法定代表人杨进英及投资人杨会茹等证实董建辉系实际出资人，董旭东系挂名股东；但第三人董建辉及董旭东对此予以否认。据此，认定第三人董建辉是被告育英中学的真实股东（实际出资人），目前证据不足。综合现有证据及原被告、第三人陈述，第三人董建辉在晋州市育英中学涉及第三人董旭东的出资行为相关事宜实际参与并签署相关材料，可以认定第三人董建辉系董旭东在被告晋州市育英中学出资的实际控制人。对于第二个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董建辉系董旭东的叔叔，2016年2月5日的投资协议书中董旭东的签名为董建辉代签，董旭东对此予以追认。董建辉先后与李战辉、庞东旭、赵建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董建辉也认可相应款项已转到协议指定账户，如上述三人认为董建辉没有代理权而均与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将转让款支付，明显不符常理。第三人董旭东否认委托第三人董建辉与上述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但协议指定账户收到上述款项后至今，并未及时返还所收款项，亦未行使撤销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规定，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因此，第三人董建辉作为董旭东在晋州市育英中学出资的实际控制人，其与赵建奎、庞旭东、李战辉签订的三份股权转让协议有效。据此，第三人名下200万元股权中：原告赵建奎取得50万元股权，李战辉取得40万元，庞东旭取得30万元。原告赵建奎与李战辉、庞东旭签订的《晋州市育英中学股权转让协议》，李战辉、庞东旭所取得的70万元股权转让给赵建奎。该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因此，该转让协议合法有效。综上所述，《投资协议》中载明第三人董旭东在晋州市育英中学出资200万元。按照四份转让协议，原告赵建奎在第三人董旭东所持有的200万元出资份额中获得120万元。原告要求确认原告在晋州市育英中学的出资人身份及享有晋州市育英中学10%股权。根据第三人董旭东在晋州市育英中学出资200万元，占晋州市育英中学16%的股权；原告赵建奎根据转让协议取得120万元，占晋州市育英中学10%的股权；其要求确认出资人身份并享有10%股权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及第三人为原告办理晋州市育英中学出资人身份及出资份额过户登记手续，使原告成为晋州市育英中学合法出资人（股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因被告晋州市育英中学系民办非企业单位，并非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份制企业；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签订的三份《股权转让协议》，实质上是双方关于晋州市育英中学中所涉及第三人董旭东出资份额转让的约定。三份协议系有效协议。综上，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赵建奎在晋州市育英中学的出资人身份及享有晋州市育英中学10%股权（出资份额）；二、被告晋州市育英中学及第三人董旭东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到有关部门为原告赵建奎办理晋州市育英中学出资人身份及出资份额过户登记手续。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告晋州市育英中学负担。 本院二审审理期间，查明基本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董建辉是否系晋州市育英中学的真实股东和董旭东出资部分的实际控制人？二、董建辉签订的三份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合法有效？ 关于本案第一个焦点问题。上诉人董旭东对曾委托董建辉代签过2016年2月5日《投资协议》认可，但对董建辉以董旭东名义分别与李战辉、庞东旭、赵建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不予认可。董旭东提交张书娟的声明，证明董旭东向司占强转款200万元，该笔款项系董旭东所有；被上诉人对此不认可并称一开始就是和董建辉谈的，董建辉系实际出资人，董旭东系挂名股东。就双方的证据效力分析可以看出，虽然2016年4月15日的会议纪要、2016年6月20日育英中学《董事会会议纪要》、《备案申请》、《晋州市育英中学章程》均有董旭东系该单位举办者的记载，被上诉人也未提供董建辉出资的直接证据，但董建辉系董旭东叔叔，被上诉人申请的证人均证实有关事宜一直与董建辉进行洽谈，董建辉系育英中学的实际股东，且根据现有证据显示，在晋州市育英中学涉及第三人董旭东的相关文件签署以及涉案三份《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中，均有董建辉的实际参与，其签署过相关协议并收取了相应的转让款，因此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董建辉系董旭东在晋州市育英中学出资的实际控制人事实清楚，并无不当。 关于本案第二个焦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规定：“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本案中，董旭东对董建辉代其签订2016年2月5日《投资协议》的行为认可，而该投资协议由杨会茹、庞东旭、董旭东、贾素台、杨进英共同签订，后董建辉以董旭东名义分别与李战辉、庞东旭、赵建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其中庞东旭也签订过《投资协议》，其对董建辉代董旭东签字的行为知情，因此上述三名受让者有理由相信董建辉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有代理权，否则也不会连续与之签订协议并支付转让款。并且，董建辉对案涉三份《股权转让协议》中涉及的股权转让款均认可已转到其指定账户。董旭东虽否认委托第三人董建辉与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但董建辉指定账户收到上述款项后至今，并未及时返还所收款项，亦未行使撤销权，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董建辉的行为已经构成表见代理，董旭东知道他人以自己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并采取补救措施，应当视为同意，因此董建辉签订的三份《股权转让协议》应当合法有效。基此，庞东旭、李战辉又将持有的股份转让给赵建奎，《投资协议》中载明董旭东在晋州市育英中学出资200万元。按照四份转让协议，赵建奎最终受让董旭东所持有的200万元出资份额中的120万元即10%的股权份额，现赵建奎要求确认出资人身份并享有10%股权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理据充分，应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0元，由上诉人董建辉负担80元，由上诉人董旭东负担8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任 磊 审判员 陈 路 审判员 李坤华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陈 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