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17民初537号原告：凯父(上海)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CHUNSEUNGHYUN，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邬克非，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春榕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法定代表人：杨小芳，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瑞日，男。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磊，上海市润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凯父(上海)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春榕实业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3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后本案依法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于2018年6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经批准，本案延长审限三个月，于2018年10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CHUNSEUNGHYUN到庭参加第一次、第二次庭审，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邬克非到庭参加三次庭审。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磊到庭参加三次庭审，被告委托代理人郑瑞日到庭参加第三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凯父(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于2017年7月28日签订的《服装加工合同》及《生产订单》；2、判令返还原告已经支付的订金人民币384,000元；3、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人民币1,280,000元；4、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已交付的辅料(详见原告提供的辅料清单)；若被告无法返还，则要求被告按照辅料价值赔偿损失人民币70,000元。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2017年7月28日签订《服装加工合同》(编号为KF170728)，约定由原告提供商标、吊牌、洗唛等辅料，被告包工包料，原告委托被告加工生产人民币4,000件羽绒服，加工单价为人民币320元/件，订单总金额为人民币1,280,000元。合同签订以后，原告于2017年8月15日当日分三笔将合计人民币384,000元的转账给被告。原告将价值约70,000元的羽绒服辅料(商标、价格吊牌、洗唛等)快递给被告。根据合同约定，被告应于2017年9月15日将4,000件羽绒服交付给原告，但截至2017年10月30日，被告仍未交付。根据合同相关约定，延误30天的，被告须按订单金额100%对原告进行赔偿。被告逾期交付羽绒服已超过30日，构成违约，原告多次催告无果，且被告擅自将涉案承揽工作转包给第三方，故原告依法要求解除合同，遂涉诉。被告上海春榕实业有限公司辩称，第一，对于原告主张行使法定解除权不予认可，被告同意合意部分解除涉案合同。理由是，涉案合同项下的4,000件羽绒服已经生产完毕，原告知晓涉案羽绒服是由第三方代加工，因原告迟延支付订金、多次变更设计，故双方约定将付款方式变更为带款提货。由于原告未支付货款，导致第三方扣押了3,000多件羽绒服，仅向被告交付了900多件，被告并未违约。现被告处尚存653件羽绒服，该部分应当继续交付。相应的货款应抵扣原告的支付的订金。在解除程序上，原告也未向被告催告履行，并给予一定宽限期，故不符合法定解除的条件。因被告不存在违约，故对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不予认可。即便被告违约，原告主张的违约金过高，对于原告所述的利润损失及客户罚款均不予认可。对于原告所述的辅料，被告确实收到，现均已用于制作羽绒服，故无法返还，对于原告主张的辅料价值不予认可。经审理查明，2017年7月28日，原、被告签订《服装加工合同》一份，编号为KF170728，约定原告委托被告加工羽绒服，原告提供商标、吊牌、洗唛，被告包工包料，单价为320元/件；原告在大货生产前支付30%的订金以保证被告投入生产，按质量交货装船之后，通过信用证汇兑收到现金后付60%，同时被告须给原告开出本合同全款发票；PRAVCOMPANY公司在确认产品数量，质量无误一个月内，原告须与被告进行10%的余款结算。同日，双方还签署《生产订单》一份，约定由被告为原告制作羽绒服，其中黑色2,800件，白色1,200件，单价人民币320元，总价人民币1,280,000元；交货日期为2017年9月15日；由于被告生产问题造成货期延误情况时，货期延误10天(包括10天以内)，被告须按订单总金额的15%对原告进行赔偿；延误20天(10天以上，20天以内，含20天)，被告须按订单总金额的30%对原告进行赔偿；延误30天(超过20天，30天以内，含30天)时，被告须按订单总金额100%对原告进行赔偿。2017年8月8日，被告通过微信催促原告支付订金。2017年8月13日，被告通过微信要求将羽绒服的交货期限往后延伸一周。2017年8月14日，被告通过微信称，考虑到交期、付款方式以及利润的问题没决定取消订单；原告对此提出异议。2017年8月15日，原告分别向被告转账人民币154,000元、人民币150,000元、人民币80,000元，合计人民币384,000元，作为涉案合同项下的订金。后原告向被告交付商标、吊牌、洗唛等辅料共计44,001件(详见原告提供的辅料清单)。被告通过第三方工厂制作涉案合同项下的羽绒服。2017年9月6日，原、被告通过微信就变更加工工厂事宜进行沟通，原告未提出异议。2017年10月，原告至位于江阴的第三方工厂查看羽绒服，但第三方工厂要求先行支付价款，导致原告未取得羽绒服。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称现被告处的部分羽绒服具备交付条件，应当继续履行。为查明货物情况，本院组织原、被告于2018年9月17日共同至被告存放货物的第三方仓库进行清点，但现场不具备清点条件，导致清点未果。本院指定被告在五个日内向公证机关申请就羽绒服情况进行公证，但被告并未申请公证。在征得被告同意的情况下，原告于当日取走样衣两件。为证明其损失，原告向本院提交了自行制作的辅料清单、其与韩国客户签订的《商品供货合同》(中、韩文版本各一份)，以及韩国客户向原告出具的《赔偿通知书》(中、韩文本版各一份)，证明原告交付给被告的辅料价值；原告向韩国客户转售涉案羽绒服的价格为人民币1,500,000元，被告未向原告交付羽绒服，导致原告可得利益损失。此外,韩国客户要求原告支付人民币450,000元违约金，该款已在原告的应收款中直接扣除。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其认为相关辅料的价值为人民币6,120元。本院要求原告就《商品供货合同》、《赔偿通知书》办理公证认证，原告表示因韩国客户资产重组，现不持有公章，无法办理公证认证，并认为该证据系在我国境内形成，没有必要办理公证认证。为反驳原告主张，被告申请证人余某某出庭作证，余某某述称：其英文名是Amber，曾担任原告法定代表人的助理，在职期间参与了涉案合同的磋商、履行过程；由于上海的人力成本较高，涉案羽绒服系由外地的第三方工厂代加工，羽绒服的加工地点最初在江苏南通，后来转到安徽，原告知晓该情况且不持异议；原告支付订金确实存在迟延，双方更改过交货时间；为向韩国客户交货，原告曾预定船舱，船期发生过数次更改，最终定于2017的国庆节假期之后，但涉案货物最终没有实际装船，具体原因不清楚；韩国客户与原告之间的合同约定的羽绒服单价为美金39元/件，与原告在本案中提交的《商品供货合同》的价格条款存在差异。另查明，原告在2018年4月16日提交的书面材料中确认原告法定代表人的助理是“AMBER”，其参与了原、被告之间的微信沟通。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服装加工合同》、《生产订单》、中国工商银行付款回单、辅料清单、微信聊天记录、照片、《商品供货合同》、《赔偿通知书》、证人余某某的证言，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本案庭审记录予以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第一，原告是否有权解除合同；第二，原告有权解除合同，相关订金、羽绒服、辅料应如何处理；第三，原告主张人民币1,280,000元违约金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就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主张解除合同的理由是被告擅自将承揽工作转包给第三方，以及被告未按约交付羽绒服。为反驳原告主张，被告提供了2017年9月6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从聊天内容来看，原、被告在涉案合同履行过程中就转包事宜进行过沟通，原告当时并未提出异议。原告虽从形式上否认该证据的真实性，但该证据与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涉及的人员相同，且证明内容与证人证言可以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原告主张被告的转包行为未经过原告同意，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对于未按约交付羽绒服，被告辩称系原告未带款提货所致，原告对此不予认可。根据《服装加工合同》的约定，第二期60%价款的付款条件为交货装船之后，即交货后付款，被告主张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发生变更，应承担举证责任。然被告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故本院对于被告辩称的付款方式不予采信，被告未交付涉案合同项下的货物构成违约。此外，被告还辩称原告迟延支付订金，交货期限应当顺延，原告在起诉之前并未向被告催告交付货物，无权解除合同。本院认为，原告提起本案涉诉可视为其向被告进行催告，直至第二次庭审中被告才提出其有部分可交付的羽绒服，但在随后的清点中，被告未提供必要的清点条件。直至本案庭审辩论终结前，被告仍未按照要求以公证方式确定羽绒服数量，导致羽绒服数量不明，进而无法交付，应归咎于被告。据此，原告主张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就第二个争议焦点，基于前述情况，被告要求将羽绒服交付原告并抵销订金，缺乏客观基础，理由不再赘述。合同解除后，相关羽绒服应由被告处置，原告在清点现场取走的两件样衣，应及时退还被告。被告应向原告返还订金人民币384,000元。至于辅料，被告明确表明无法返还，应按照辅料价值向原告损失。原告主张相应辅料价值人民币70,000元，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本院酌情认定原告该部分损失金额为人民币20,000元。就第三个争议焦点，原、被告虽约定，延期延误30天的，被告应向原告支付人民币1,280,000元违约金。被告主张该违约金过高，请求本院予以调整。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违约金不应过分高于损失。本案中，应由原告对其损失情况进行举证。原告提供的与韩国客户签订的《商品供货合同》以及《赔偿通知书》，未办理公证认证，本院无法采信。原告主张其受到韩国公司扣款，但无法提供其自身的财务凭证予以佐证，有违常理，本院对其主张的扣款损失亦不予采信。考虑到涉案合同未能履行，确会给原告造成一定经济损失，本院酌情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人民币200,000元。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凯父(上海)贸易有限公司、被告上海春榕实业有限公司于于2017年7月28日签订的《服装加工合同》(编号为(KF170728)及《生产订单》；二、被告上海春榕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凯父(上海)贸易有限公司订金人民币384,000元；三、被告上海春榕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凯父(上海)贸易有限公司违约金人民币200,000元；四、被告上海春榕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凯父(上海)贸易有限公司辅料损失人民币20,000元。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0,406元，由原告凯父(上海)贸易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13,298元(已付)，被告上海春榕实业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7,108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付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丁 伟审 判 员  陈巨澜人民陪审员  樊云开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一日书 记 员  程俊达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四条……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