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鲁0281民初4305号原告：青岛汇达丰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住所地胶州市苏州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81053062459T。执行事务合伙人：纪述河。原告：纪述河，男，汉族，1965年2月5日生，住胶州市。原告：李峰，男，汉族，1966年5月30日生，住胶州市。原告：纪学军，男，汉族，1965年2月5日生，住胶州市。原告：高敬涛，男，汉族，1970年5月16日生，住高密市。以上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国栋，山东汇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青岛辉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住，住所地胶州市中云新西外环路东州西路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81766714437G。法定代表人：姜栋，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鹏飞，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姜栋，男，汉族，1973年1月18日出生，住胶州市。被告：韩玉娟，女，汉族，1975年10月23日生，住址同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峰，山东诚功（黄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匡磊，山东诚功（胶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青岛汇达丰股权投资中心（下称汇达丰中心）、纪述河、纪学军、李峰、高敬涛诉被告青岛辉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姜栋、韩玉娟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国栋，被告青岛辉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下称辉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鹏飞，被告姜栋、韩玉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峰、匡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投资款16800000元及利息共计26253300元；2.案件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2年9月17日与被告签订增资辉腾公司的《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增资金额为56000000元。于2015年12月12日签订了《股权回购协议》，双方约定若在2015年12月31日前辉腾公司未能实现在国内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上市，则被告姜栋承诺按照增资价格（5600万元）并加收8%的利息收购原告的全部股权。第一笔回购价款1120万元已经支付，尚欠对应利息，第二笔回购价款1680万元及对应的利息均未支付，被告辉腾公司、韩玉娟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现原告依法起诉，望判如所请。被告辉腾公司辩称，1、本案是投资对赌法律关系，不是单纯的股权转让关系。2012年9月17日，辉腾公司及其股东青岛康森特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姜栋、姜红与被告汇达丰中心签订了《增资协议》约定，汇达丰中心以货币形式向辉腾公司出资人民币5600万元，其中150万元作为辉腾公司的实收资本即注册资本，剩余5450万元作为溢价进入资本公积金。增资后汇达丰中心占股20%，辉腾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750万元。当天姜栋还与汇达丰中心签订了《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并约定了辉腾公司上市目标及股权回购的“对赌”条款。在以上两个协议的基础上，作为“对赌协议”的延续和补充，2015年12月12日姜栋与汇达丰中心的股东纪述河、纪学军、李峰签订了《股权回购协议》，约定姜栋通过收购汇达丰中心的方式间接回购辉腾公司20%的股权。迫于压力和被欺诈，2017年4月30日辉腾公司、姜栋及妻子韩玉娟与被告纪述河、高敬涛签订了《补充协议》（纪学军、李峰未签字）约定了股权回购的相关担保条款。以上四份协议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投资对赌行为，因此本案不是单纯的股权转让纠纷，而是辉腾公司增资“对赌”关系的后面一个环节，本案不能割裂的断章审理股权转让纠纷。2、本案《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股权回购协议》、《补充协议》应为无效协议。（1）本案中姜栋与原告方恶意串通，损害了其他股东及相关主体的利益。《增资协议》由五个当事人签订，其8.1款明确约定：“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转让其在本协议中的权利或义务。”同日《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仅由两个当事人姜栋、汇达丰中心签订，约定了相关股权转让回购的内容，以及其他权利义务条款，在第4条规定，补充协议是增资协议的有效组成部分。但《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两个签署当事人比《增资协议》少了三个当事人（辉腾公司、青岛康森特尔公司、姜红），即未经过另三个当事人“书面”同意。因此《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一是违背了《增资协议》8.1条的规定，二是损害了其他投资方基于《增资协议》项下的权益，因此《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应属无效。（2）《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第1条约定每年8%“绝对固定”收益条款（跟最高院“对赌第一案”海富世恒案的“相对固定”不同），与公司的经营利润毫不相关，是标准的保底条款，违反同股同权、风险共担原则以及有关金融管理秩序，应认定为无效条款。（3）《股权回购协议》的形式是为了达到非法目的，最终侵害其他股东及相关主体的利益。《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是《股权回购协议》签订的基础和前提，《股权回购协议》是《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进一步具体化和实施方式的细化，《股权回购协议》把姜栋直接回购股权变成间接回购股权，最终是为了达到对赌协议中股权回购的目的。因此在《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无效的情况下，《股权回购协议》当然无效。《股权回购协议》约定姜栋收购汇达丰中心的权益即间接回购辉腾公司20%的股权的约定、每年8%“绝对固定”收益条款等应认定无效。同时，约定姜栋收购纪述河、纪学军、李峰等所持的汇达丰中心的全部权益，最终会使得汇达丰中心（有限合伙）只有姜栋一个合伙人，因此违反《合伙企业法》关于有限合伙企业至少包括一名普通合伙和一名有限合伙人的规定。此外，有限合伙人高敬涛未在《股权回购协议》上签字，据此亦应认定《股权回购协议》无效。（4）《补充协议》是《股权回购协议》的担保协议和从合同，其因主合同《股权回购协议》的无效而无效。此外，《补充协议》约定青岛辉腾公司的担保义务并没有经过辉腾公司股东会的决议通过，因违反《公司法》第16条第2款“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对赌第一案”海富世恒案确立了投资方与目标公司对赌无效的裁判原则，因此，投资方与目标公司对赌，违反了资本维持原则损害了公司利益和公司债权人利益。同理，辉腾公司为姜栋向青岛汇达丰提供担保的作用和效果等同于投资方与目标公司对赌，因此应认定无效。另，汇达丰中心的股东纪学军、李峰并未在《补充协议》上签字，也是《补充协议》无效的原因。综上，基于以上协议及条款无效，请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姜栋、韩玉娟辩称，第一，赞同辉腾公司的答辩意见。第二，本案的实质名义上是姜栋与投资方对赌，实质是辉腾公司与投资方对赌，也属于投资方抽逃出资的行为。第三，《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股权回购协议》、《补充协议》三份协议，是对《增资协议》的根本变更，违反了辉腾公司的公司章程和公司法关于股东禁止行为的规定。综上三点，原告方的诉讼请求协议基础是无效的，原告应当继续履行其股东的相应权利义务，而不应当擅自撤回资金抽逃出资，所以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原告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下述证据及被告质证意见如下：1、汇达丰中心的章程一份，证实原告的股东原为王玉玲、纪述河、纪学军、李峰。被告辉腾公司、姜栋、韩玉娟对其真实性和证明内容均无异议。2、汇达丰中心决议书一份，证实2012年9月16日，汇达丰中心全体股东一致决议同意向辉腾公司以现金方式投资5600万元。三被告对其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不认可，认为在《合伙人决议》正文下面有大片空白位置，却没有决议人的签字，而单独有一页签字页，这不符合常理及逻辑，而且签字页没有签署日期，不能证明签署人的具体签署文件是否是《合伙人决议》这个文件。3、2014年8月8日汇达丰中心转让出资协议及决议书各一份，证实经全体股东同意，原股东王玉玲将其在汇达丰中心的出资转让给了高敬涛，高敬涛成为了汇达丰中心的新合伙人。三被告对其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无异议。4、2012年9月17日《增资协议》一份，证实2012年9月17日汇达丰中心与姜栋、姜红等辉腾公司的全体股东签订增资协议，约定汇达丰中心以货币向辉腾公司(甲方)投资5600万元，其中150万元作为甲方的实收资本，剩余5450万元作为溢价进入辉腾公司资本公积金。三被告对其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无异议。5、2012年9月17日《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一份，证实原告与姜栋个人签订补充协议一份，依据补充协议第1、2条约定“若2015年12月31日前，辉腾公司未能实现国内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A股上市，则甲方（姜栋）承诺收购乙方(汇达丰中心)所持全部辉腾公司股权，收购价格为本次增资价格5600万元，并加收前述增资价格每年8%的收益。这是姜栋个人想回购汇达丰中心在辉腾公司的股权，不需要辉腾公司、姜红和青岛康森特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意，也不需要签字和盖章，不存在损害其他投资方利益的问题，也不符合合同法第52条规定无效情形。被告辉腾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认为该《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无效，关于辉腾公司的上市安排是公司的重大事项，涉及到公司改制、补税、管理架构设计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未经全体股东同意，未经股东会决议通过，上市安排及《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无效。被告姜栋、韩玉娟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这是对《增资协议》的根本变更，未经其他股东表决并同意，因程序违法和实体内容违反《公司法》和章程规定，系无效合同。6、转账凭证及收据一份，证实汇达丰中心按增资协议约定将5600万元转入了辉腾公司，被告已收到并出具了收据。三被告对其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无异议。7、2015年12月12日原告个人与姜栋个人签订的《股权回购协议》一份，证实：（1）、鉴于辉腾公司未能在2015年12月31日前实现国内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A股上市，丙方（即汇达丰中心）要求甲方（姜栋）回购丙方所持的公司股权，双方约定了具体的回购方式及回购价格，具体回购方式为纪学军、纪述河、李峰、高敬涛将所持有的汇达丰的全部出资按照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的回购价格5600万元并加收前述增资价格每年8%的收益全部转让给姜栋。（2）、《股权回购协议》明确约定是姜栋回购纪述河等4人在汇达丰的股权，不是辉腾公司回购自己的股权，即使姜栋购买了纪述河等人在汇达丰的全部股权，汇达丰仍然是辉腾公司的股东，辉腾公司的股权结构也没有变化，不会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姜栋购买了纪述河等人在汇达丰的全部股权，可以变更为一人有限公司，即使不能变更，汇达丰不具备继续存续的条件，姜栋可以注销汇达丰公司，汇达丰不具备继续存续的条件也是姜栋个人的问题，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也并不必然导致股权回购协议的无效，另一方面，股权回购协议第一条“股权回购”第2小条第2款明确约定“甲方有权指定其他机构或自然人参与回购…鉴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规定，丙方(汇达丰)作为有限合伙企业需至少包含1名普通合伙人和1名有限合伙人，为避免影响丙方的有效存续，各方同意，乙方（纪述河等4人）所持丙方100%出资转让完成前，甲方及或其指定的其他机构或自然人应始终作为丙方的有限合伙人持有丙方权益，乙方应无条件配合作出相关决议，因此，及时指定其他机构或自然人参与汇达丰的股权回购是姜栋的义务，由于其怠于行使权力导致汇达丰不具备继续存续的条件，也是姜栋的全部过错，与纪述河等人无关，股权回购协议高敬涛尽管未签字，但高敬涛认可该协议，按照法律规定，即使当时未签字，但事后也可以追认。（3）、付款方式为（详见协议第三条）：第1次支付出资回购价款为：姜栋（甲方）应当在2015年12月31日前，向乙方（纪学军、纪述河、李峰、高敬涛）支付本金的20%及对应的利息，即支付本金人民币1120万元及对应的利息，被告姜栋已支付本金1120万元，对应的利息未支付；第2次支付出资回购价款：如果公司在2016年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或者净资产三项指标中至少一项指标比上一年度增长小于30%，则甲方（姜栋）应在2017年1月1日起1个月内支付本金的30%及对应的利息（即支付本金1680万元及对应的利息）；第3次支付出资回购价款：甲方应当在2017年12月31日前，支付本金的40%（50%）及对应的利息，即支付本金2240万元（或者人民币2800万元）及对应的利息。被告辉腾公司对签署页李峰的签署真实性不认可，认为这个协议无效；被告姜栋、韩玉娟关于李峰的签字不予认可，同时还缺少高敬涛的签字，这再次对《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进行变更，因程序违法和实体内容违反《公司法》和章程规定，系无效合同，因违反《合伙企业法》合伙人不得少于2人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8、2017年4月30日《补充协议》一份，证实为保证《股权回购协议》的继续履行，为保证甲方（姜栋）按时付款，丙方即辉腾公司、韩玉娟作为担保人与甲方（姜栋）共同承担连带付款责任，担保范围为包括姜栋应付的所有本息及应付的费用包括诉讼费用及律师费等，担保期限为本协议签字盖章之日起两年。补充协议是担保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等情况，韩玉娟对于其签字真实性无异议，辉腾公司对于公司公章真实性无异议，尽管被告提交的补充协议上签字不全，只是因为原告处有2个股东当时不在场，但对于该补充协议内容是认可的，原告提交的补充协议上已全部签字认可。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属于公司内部管理性规范，不是法律强制性规定，对于公司未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是有效的，对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造成的损失，其他股东可向提供担保的股东追偿，属股东内部管理的问题，不发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三被告均认为其手中的《补充协议》并没有李峰及纪学军的签字，所以对汇达丰提供的文本中李峰及纪学军的签字不予认可，并认为《补充协议》无效。9、青岛康森特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工商信息查询结果二份，证实青岛康森特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姜栋，占99%的股份，姜红占1%的股份，与青岛辉腾机械有限公司的股东完全重合，且姜栋为青岛康森特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青岛康森特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主张对于《股权回购协议》及《补充协议》不知情是在说谎，是故意隐瞒事实。被告辉腾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辉腾公司和康森特尔公司股东有所重合并不代表两个公司的意见一致，而且姜栋只代表其个人签署文件，并没有代表任何公司签署文件，所以姜栋的签字效力不涉及任何公司。被告姜栋、韩玉娟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康森特尔是法人单位，不管股东结构与辉腾公司是否重合，均具有独立的法人意志，本案除《增资协议》之外的三份协议，并不以康森特尔公司是否知情而决定其效力，而是由于根本违反法律规定而不具有效力。被告辉腾公司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法庭提交下述证据及原告、其他被告质证意见如下：1、《青岛辉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增资协议》（2012年9月17日），证实：（1）、签约人是：辉腾公司、青岛康森特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姜栋、姜红、汇达丰中心，因此，补充协议、对赌协议必须经全体签约人同意才可能生效；（2）、协议8.1款明确约定：“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转让其在本协议中的权利或义务。”因此，未经全体签约人同意不得股权回购、转让等；（3）、协议8.2款约定，补充协议须“各方”友好协商才能签订，因此补充协议、对赌协议未经全体签约人协商同意不能生效。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是有效的，原告也认可该协议是有效的。2、《青岛辉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2012年9月17日），证实：（1）、签约人仅有汇达丰中心、姜栋，二者恶意串通，原增资协议的签约方辉腾公司、青岛康森特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姜红并未签约同意，该《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损害了其他投资方、当事人基于原增资协议项下的权益，故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应属无效；（2）、《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涉及“赌上市”的计划及相关安排，是辉腾公司的重大事项，且涉及全体股东、辉腾公司的重大利益，未经全体当事人同意，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应属无效；（3）、违反增资协议8.1款约定，未经全体签约人同意不得股权回购、转让等，故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应属无效；（4）、《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第1条约定每年8%“绝对固定”收益条款（跟最高院“对赌第一案”海富世恒案的“相对固定”不同），与公司的经营利润毫不相关，是标准的保底条款，违反同股同权、风险共担原则应认定为无效条款；（5）、增资协议第4.1款，汇达丰中心委派董事（谭瑞珠）参与公司经营，4.2.11款规定汇达丰中心的单方否决权，说明被告汇达丰中心对公司经营决策起着决定性作用，但其不承担经营风险，在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第1条约定每年8%“绝对固定”收益条款违反风险共担原则且显失公平；（6）、《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第3条中的3.1跟售权条款、3.3优先购买权、3.4同等优惠条款、3.5特殊条款等，均涉及其他股东及有关主体的权益，因此未经相关权益主体同意，姜栋、汇达丰无权作出约定。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认为《补充协议》是与姜栋个人所签订，与辉腾公司的其他股东无任何关系，不需要辉腾公司及其他股东同意，也不需要其他股东签字盖章，不存在损害其他投资方利益的问题，辉腾公司股权结构并没有发生变化，也不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并且姜栋在康森特尔公司占有百分之九十九的股份，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姜红占有百分之一股份，康森特尔公司的股东与辉腾机械的股东是完全重合的，对姜栋签订补充协议及回购协议等，原告公司的股东是知情的。3、《青岛辉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股权回购协议》（2015年12月12日），证实：（1）、该回购协议“鉴于”部分第3、4条约定，证明回购协议的签订基础是《增资协议》及《增资补充协议》，因此在《增资补充协议》无效的情况下，该《股权回购协议》无效；（2）、《股权回购协议》是《增资补充协议》的进一步具体化和实施方式的细化，最终是为了达到对赌协议中股权回购的目的，侵害其他股东及相关主体利益，即以间接回购股权的形式达到非法目的；（3）、约定姜栋收购纪述河、纪学军、李峰等所持的青岛汇达丰的全部权益，最终会使得汇达丰中心（有限合伙）只有姜栋一个合伙人，因此违反《合伙企业法》第61条关于有限合伙企业至少包括一名普通合伙和一名有限合伙人的规定，认定《股权回购协议》无效；（4）、有限合伙人高敬涛未在《股权回购协议》上签字，据此亦应认定《股权回购协议》无效。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该《股权回购协议》，尽管高敬涛没有签字，只是因为当时其在外地出差，对该回购协议高敬涛是认可的，按照法律规定即使当时未签字，事后也可以追认，高敬涛自始至终对该协议均予以认可。该协议明确约定是姜栋回购纪述河等四人在汇达丰的股权，不是辉腾公司回购自己的股权，是姜栋个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等情形，姜栋购买纪述河等人在汇达丰的全部股权，可以变更为一人有限公司，即使不能变更，汇达丰不具备继续存在的条件，姜栋可以注销汇达丰中心，汇达丰具不具备存续的条件，是姜栋个人的问题，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并不必然导致《股权回购协议》的无效，另一方面，《股权回购协议》第一条第二项第二款明确约定甲方即姜栋有权指定其他机构或自然人参与回购…（详见该条款），因此及时的指定其他机构或自然人参与汇达丰的股权回购是姜栋的义务，由于其怠于行使权利，导致汇达丰不具备继续存在的条件，也是姜栋的全部过错，与纪述河等人无关。4、《补充协议》（2017年4月30日），证实：（1）、《补充协议》是《股权回购协议》的担保协议和从合同，其因主合同《股权回购协议》的无效而无效；（2）、《补充协议》约定辉腾公司的担保义务并没有经过辉腾公司股东会的决议通过，因违反《公司法》第16条第2款“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而无效；（3）、关于辉腾公司的担保约定等同于投资方与目标公司对赌，违反了资本维持原则损害了公司利益和公司债权人利益，且同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对赌第一案”（海富世恒案）确立的投资方与目标公司对赌无效的原则相悖，因此担保无效；（4）、汇达丰中心的股东纪学军、李峰并未在《补充协议》上签字，也是《补充协议》无效的原因；（5）、《补充协议》第2条中关于韩玉娟同意用夫妻共同房产担保的约定，因房产并未进行抵押登记，而且未取得丈夫姜栋的同意，因此该约定无效。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需说明一点，因协议签订时股东纪学军及李峰不在现场，但该两名股东对该协议认可，事后也予以追认，在原告提交的补充协议上，该两名股东已签字予以认可，对被告要证明的内容不予认可，《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属于公司内部管理性规范，不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于未经股东会和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是有效的，对于公司提供担保而造成的损失，其他股东可以向提供担保的股东追偿，属于股东内部管理问题，不发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韩玉娟和姜栋在《补充协议》上签字，并且对该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说明二人认可用夫妻共同财产担保，被告主张未取得姜栋同意是不成立的。5、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730号判决书（上海瑞沨与朱立起等股权转让纠纷案），裁判要旨为补充协议一是违背了原协议条款之规定，二则亦损害了其他投资方（未签署方）基于原协议项下的权益，故应属无效。原告认为与本案无关且不具有相似性，目前我国还不适用判例法。被告姜栋、韩玉娟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辉腾公司的举证观点无异议。被告姜栋、韩玉娟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法庭提交下述证据及原告、其他被告质证意见如下：1、辉腾公司章程一份，证实：（1）、公司的宗旨及章程的第一章本着共同出资、共同劳动、共担风险、共同受益、民主管理的原则为企业创造更好的效益，为股东争取丰厚回报；（2）、章程第十三条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行使职权包括（1）（7）（11）项；（3）、章程第十八条经营计划、增资事宜需经过股东会决议并经全体股东同意后生效，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若有违反公司章程行为应为无效行为。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章程是公司刚成立时的章程，2012年12月6日公司章程进行了修正，因此章程的内容应以修正后的为准，需要说明的是章程只是约束的是股东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2、2012年9月17日《增资协议》一份，证明合同目的是“鉴于2扩大资本规模，促进公司进一步发展”的内容，关于增资、关联交易行为需要经过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表决通过，否则为无效行为。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不认可，理由同针对辉腾公司提交的相同证据的质证意见。3、2012年9月16日《股东会决议第1号》、《股东会决议第2号》，证实增资经过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内容仅设计增资金额、明确投资款用途和组织机构事项，并未设计上市撤资转让、优先权、对赌等内容。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该股东会决议进一步证实汇达丰向辉腾公司增资经过了辉腾公司全体股东的同意及表决通过，证实增资协议是有效的。4、2012年9月17日《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一份，证实是对增资协议的根本变更，未经过其他股东表决并同意，因程序违法和实体内容违反《公司法》和章程规定，系无效合同。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不认可，理由同针对辉腾公司提交的相同证据的质证意见。5、2015年12月12日《股权回购协议》一份，证实再次对《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进行变更，因程序违法和实体内容违反《公司法》和章程规定，系无效合同，因违反《合伙企业法》合伙人不得少于2人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不认可，理由同针对辉腾公司提交的相同证据的质证意见。6、2017年4月30日《补充协议》一份，证实辉腾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系《股权回购协议》的担保，属于从合同实际是将债务转为公司承担，实现与公司对赌的目的，也是抽逃出资行为。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不认可，理由同针对辉腾公司提交的相同证据的质证意见。7、2017年12月17日《股东会决议》一份，证明辉腾公司从1000万增资至6200万元，增资按照章程和《公司法》规定，为有效行为。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各个股东也没有相应的交纳出资，对方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缴纳了相应的出资。经庭审质证和法庭调查，双方当事人对下列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并在卷佐证：一、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据1汇达丰中心的章程、证据3汇达丰股权投资中心转让出资协议及决议书、证据4《增资协议》、证据5《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证据6转账凭证及收据、证据9青岛康森特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工商信息查询结果。二、被告辉腾公司提交的证据：证据1《青岛辉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增资协议》、证据2《青岛辉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证据3《青岛辉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股权回购协议》、证据4《补充协议》。三、被告姜栋、韩玉娟提交的证据1至证据7。经庭审质证和法庭调查，对真实性存在异议的证据本院分析如下：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2汇达丰中心决议书，决议内容为汇达丰中心全体股东一致决议同意向辉腾公司以现金方式投资5600万元，第1页正文末括号内注明了“以下为本次股东会的签字页，无正文”，第2页页首括号内注明“本页无正文，为汇达丰中心（有限合伙）签字页”，相互对应，且王玉玲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在之后的《增资协议》中签字，其他四位合伙人均认可增资事宜，故本院依法认定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事项。证据7《青岛辉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股权回购协议》，该证据与三被告提交的该协议内容一致，且当庭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代表高敬涛对该协议的内容予以确认，对李峰的签字予以确认，且认可该协议的内容，故本院依法认定该证据的真实性。证据8《补充协议》与三被告提交的《补充协议》主文内容是一致的，关于落款处原告提交的证据中有“李峰、高敬涛”的签名捺印，被告处的证据中没有“李峰、高敬涛”的签名捺印，原告对此解释称该两名股东当时不在场，但对于该补充协议内容是认可的，原告提交的补充协议上已全部签字认可，在被告均已签字、盖章认可该协议效力的前提下，原告李峰、高敬涛事后签字，应视为对该协议内容的确认，故本院依法认定该证据的真实性。根据当事人陈述及审查确认的证据，结合法庭调查，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9月13日，原告汇达丰中心（有限合伙）成立，普通合伙人为王玉玲，有限合伙人为纪述河、纪学军、李峰，王玉玲认缴并实缴出资1000万元，占17.85%，承担无限责任，纪述河认缴并实缴出资1600万元，占28.57%，纪学军认缴并实缴1500万元，占26.79%，李峰认缴并实缴1500万元，占26.79%，王玉玲为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执行合伙事务。2012年9月16日，汇达丰中心经全体合伙人一致通过，作出如下决议：同意投资中心向辉腾公司以现金方式投资5600万元，本次投资完成后，投资中心持有辉腾公司20%的股权。2014年8月8日，汇达丰中心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作出决议同意王玉玲将原出资1000万元以1000万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高敬涛，王玉玲退出合伙人，高敬涛为新合伙人，重新选举纪述河为合伙企业事务执行人。2012年9月17日，原告汇达丰中心（丙方）与被告辉腾公司（甲方）、被告姜栋（乙方1）、姜红（乙方2）、青岛康森特尔投资管理公司（乙方3）签订《青岛辉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增资协议》，该协议载明：甲方现有注册资本为600万元，丙方以货币形式向甲方出资5600万元，其中150万元作为甲方的实收资本即注册资本金，剩余5450万元作为溢价进入甲方的资本公积金。本次增资后，甲方的注册资本变更为750万元，其中，姜栋出资额450万元，持股比例60%，姜红出资额90万元，持股比例12%，青岛康森特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额60万元，持股比例8%，汇达丰中心出资额150万元，持股比例20%。2012年9月16日，辉腾公司股东会作出第1、2号决议，同意汇达丰中心投资入股和股权变更事宜。2012年9月17日，原告汇达丰中心（乙方）与被告姜栋（甲方）签订《青岛辉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该协议载明：1、若2015年12月31日之前，辉腾公司未能实现在国内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上市（以下简称“上市”），则甲方承诺收购乙方所持全部辉腾公司股权。收购价格按照本次增资价格人民币5600万元，并加收前述增资价格每年8%的收益回报确定，不足一年的，按日计算，即：收购价格=增资价格×（1+8%增资到位日到收购日天数/365）；2、若发生甲方需履行第1条之股权收购承诺之情形，甲方应于2016年1月5日前，或者辉腾公司明确放弃国内A股上市计划之日起5日内，或证券监管部门未核准辉腾公司上市申请之日起5日内，将收购款项支付给乙方。股权收购款项支付时间以三者孰早为准确定。2012年9月19日，原告汇达丰中心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辉腾公司转账5600万元，被告辉腾公司收到投资款5600万元后于2012年9月20日向原告出具收款收据。2015年12月12日，被告姜栋（甲方）与原告纪述河（乙方1）、纪学军（乙方2）、李峰（乙方3）、原告汇达丰中心（丙方）签订《青岛辉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股权回购协议》，载明：鉴于《补充协议》约定，如2015年12月31日前公司未能实现在国内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上市，则甲方承诺按照增资价格加收每年（不足一年，按日计算）8%收益回报的价格收购丙方所持公司全部股权，丙方现要求甲方依照本协议约定的方式回购丙方所持有的公司股权，具体回购方式为甲方收购丙方合伙人（即乙方）所持有的丙方100%权益。第一条股权回购……2、根据《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鉴于公司未能在2015年12月31日前实现在国内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上市，丙方现要求甲方回购丙方所持有的公司股权。甲乙丙各方经协商一致，现确定具体回购方式为乙方将所持丙方的全部出资按照原丙方增资公司的《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的回购价格全部转让给甲方。各方确认并同意，甲方有权指定其他机构或自然人参与回购，本协议所述甲方收购乙方所持丙方全部出资，包括“甲方单独回购”、“甲方指定的其他机构或者自然人作为交易方参与回购”，以及“甲方及其所指定的其他机构或者自然人共同作为交易方参与回购”三种情形；在本协议约定的条件下，乙方应无条件配合甲方及/或其所指定的其他机构或者自然人参与回购。此外，鉴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规定，丙方作为有限合伙企业需至少包含1名普通合伙人和1名有限合伙人，为避免影响丙方的有效存续，各方同意，乙方所持丙方100%出资转让完成前，甲方及/或其指定的其他机构或者自然人应始终作为丙方的有限合伙人持有丙方权益，乙方应无条件配合作出相关决议。第二条转让价款甲方收购乙方所持的丙方的全部出资的价格，按照2012年9月丙方增资公司的价格5600万元，并加收前述增资价格每年8%的收益回报确定，不足一年的，按日计算。第三条付款方式甲方依照本协议第二条确定的价格分三次向乙方支付本协议所涉出资回购价款：第一次支付出资回购价款：甲方应当在2015年12月31日前，向乙方支付本金的20%及对应的利息。第二次支付出资回购价款：如果公司在2016年度（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或者净资产（上述财务指标既可以是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也可以是未经审计的原始财务报表数据，下同）三项指标均比上一年度增长大于等于30%,则甲方应自2017年1月1日起1个月内向乙方支付本金的40%及对应的利息（即支付本金人民币2240万元及对应的利息）；如果公司在2016年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或者净资产三项指标中至少一项指标比上一年度增长小于30%，则甲方应自2017年1月1日起1个月内向乙方支付本金的30%及对应的利息（即支付本金人民币1680万元及对应的利息）小于30%，则甲方（姜栋）应在2017年1月1日起1个月内支付本金的30%及对应的利息（即支付本金1680万元及对应的利息）。第三次支付出资回购价款：甲方应当在2017年12月31日，支付本金的40%（50%）及对应的利息，即支付本金2240万元（或者人民币2800万元）及对应的利息。其中，被告姜栋已将第一笔出资回购款1120万元支付给原告方，原告对此予以认可。2017年4月30日，被告姜栋（甲方）、辉腾公司（丙方1）、韩玉娟（丙方2）与原告纪述河（乙方1）、纪学军（乙方2）、李峰（乙方3）、高敬涛（乙方4）、汇达丰中心（乙方5）签订《补充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1、为保证《股权回购协议》的继续履行，为保证甲方按时付款，丙方愿意作为担保人与甲方共同承担连带付款责任。担保范围包括甲方应付的所有本息及应付的所有费用（包括诉讼费用及律师费等），担保期限为本协议签字盖章之日其2年；2、为保证投资款的按时回收，担保人韩玉娟愿用夫妻共同财产位于青岛市市南区户（青房地权市字第2011151060号，建筑面积166.57㎡）提供担保，韩玉娟协助到房产部门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为汇达丰中心。青岛康森特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8月6日，法定代表人为姜栋，注册资本60万元，其中，姜栋认缴出资额59.4万元，占股99%，姜红认缴出资额0.6万元，占股1%。2015年12月17日，被告辉腾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增加至620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5200万元以公司资本公积按照各股东出资比例转增，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的注册资本和各股东的出资比例如下：姜栋出资额3720万元，出资比例60%，汇达丰中心出资额1240万元，出资比例20%，姜红出资额744万元，出资比例12%，青岛康森特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额496万元，出资比例8%。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多次调解，主要因利息是否承担、承担多少及履行方式存在较大争议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本院认为，原告汇达丰中心与辉腾公司、姜栋、青岛康森特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增资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符合法律规定，为有效合同，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协议签订后，汇达丰中心按约向辉腾公司注资5600万元并成为股东，通过该协议可以确定本案的基本法律关系应为辉腾公司（目标公司）在谋求上市之前由原股东利用汇达丰中心等私募资本（PE）进行投融资的一种特殊的法律关系，在《增资协议》中虽规定了增资目的是为了扩大资产规模、促进公司发展，但在主文内容中提到了在国内A股市场上市事宜，且姜栋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在之后的协议中明确了融资上市的目的，故辉腾公司辩称的全体股东增资无上市目的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一、《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股权回购协议》是否有效；二、《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对赌协议是私募股权投资（PE）中常用的一种价值调整机制和合同安排，所谓“对赌”是一种形象的描述，按照其真实的含义应表述为“估值调整机制”通俗来讲就是投融资双方对企业未来可能实现的效益设定一个具体目标，例如未来若干年内净利润达到某一个确定的值或者上市等等，若目标达成，投资方将继续持有股份，投资方分得投资带来的高额回报，若未能达到目标，则融资方应按照约定进行现金补偿或者回购投资方的股份。对赌协议的产生一方面对作为投资方私募基金的投资安全提供了保护，另一方面对于目标公司的经营者起到了充分的激励作用。对赌协议的基本内容一般为投资方认购融资企业股份，融资企业获得资金并由大股东等承诺一定财务业绩或者非财务业绩等，根据一定年限后承诺目标是否实现来兑现当事人对各自权利与义务所作出的安排。通过研判本案《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之内容可以认定属于对赌协议，对赌双方当事人为汇达丰中心和姜栋，对赌内容为辉腾公司是否能在2015年12月31日之前实现在国内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上市，如果不能，则姜栋承诺收购汇达丰中心所持全部辉腾公司股权。对于对赌协议我国国内法尚未有明确规定，但作为平等主体之间的协议应受《合同法》和《公司法》的约束，该《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是作为平等商事主体的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姜栋作为辉腾公司的原股东回购投资方股权可以保障投资安全，投资方向原股东转让股权，不涉及公司资产的减少，不构成抽逃公司资本，亦不影响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关于被告辉腾公司辩称双方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并未向法庭举证证实，被告姜栋对此解释称只是未告知其他股东，亦未承认主观上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故关于被告辉腾公司该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辩称的《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违背了《增资协议》第8.1条有关“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转让其在本协议中的权利或义务”的规定，本院认为《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及《辉腾公司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之间可以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出资”，《增资协议》第8.1条约定限制了股东之间股权的转让，与《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相悖，且结合双方之后签订的《股权回购协议》中约定姜栋收购汇达丰中心股权的方式为姜栋收购汇达丰中心合伙人（纪述河、纪学军、李峰、高敬涛）在汇达丰中心的全部出资的方式，该方式并没有改变辉腾公司的股权架构，汇达丰中心依然是辉腾公司的股东，故关于被告该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辩称的《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的每年8%“绝对固定”条款与公司经营利润毫不相关，是标准的保底条款，违反同股同权、风险共担原则等，应认定无效，本院认为参与对赌的是目标公司的股东姜栋，作出补偿的是股东姜栋个人，并不是目标公司辉腾公司，该补偿条款与目标公司的经营业绩无关，并没有直接损害公司利益和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因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当事人应信守承诺，故本院对被告该抗辩理由依法不予采信。该《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虽从合同名称看是对《增资协议》之补充，但对赌的主体是姜栋和汇达丰中心，内容是相互独立的，也是对投资方增资目的不能实现处理方式的约定，且该协议内容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合同无效的情形，即（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有关被告主张该协议无效的抗辩理由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本院依法认定《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有效。《股权回购协议》是对《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进一步细化和具体化，明确约定了股权转让价款、回购方式、付款期限等，原告高敬涛虽未在该协议上签字，但在签订协议时姜栋、纪述河、纪学军、李峰是均同意姜栋收购高敬涛在汇达丰中心的全部出资，高敬涛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庭审中亦予以认定并同意该协议的内容，应视为各方当事人之间已经达成合意。对于收购股权的方式双方约定为姜栋收购纪述河、纪学军、李峰、高敬涛所持有的汇达丰中心全部出资，包括三种情形即姜栋单独回购、姜栋指定的其他机构或者自然人作为交易方参与回购、姜栋及其所指定的其他机构或者自然人共同作为交易方参与回购，该约定已充分考虑到了汇达丰中心作为有限合伙要继续存续需具备的法定条件，该协议是作为平等商事主体的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有限合伙协议的规定，故本院依法认定《股权回购协议》有效。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2017年4月30日的《补充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该《补充协议》是为了保证《股权回购协议》的履行即被告姜栋按时付款，由被告韩玉娟、辉腾公司作为担保人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所签订的协议，留存在被告处的《补充协议》中没有“李峰、高敬涛”的签字，而原告提交的《补充协议》中有“李峰、高敬涛”的签字捺印，原告对此解释称李峰、高敬涛当时不在场，但对该补充协议内容是认可的，已经签字确认。关于被告主张的该协议因李峰、高敬涛未签字而无效的理由，在该《补充协议》中姜栋、韩玉娟的签字捺印、辉腾公司的印章均是真实的，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当事人乙方一栏中已列明“乙方3李峰、乙方4高敬涛”，在协议落款处亦列明了“乙方3乙方4”，由此可以确认各方当事人是明知李峰、高敬涛是本协议的当事人的，原告提交的证据中均有李峰、高敬涛的签名捺印，且当庭该两位当事人的代理人确认系双方本人签字，双方同意该协议的内容，应视为双方均认可该协议的内容，视为对该协议的确认，《补充协议》最后一款载明“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现该协议各方当事人已经签字盖章，应认定该协议已经生效。关于被告辩称的辉腾公司的担保义务没有经过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违反《公司法》第16条第2款有关“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而无效，该规定系效力性强制规定的抗辩理由，本院认为，被告辉腾公司在《补充协议》中为股东姜栋提供担保之行为，作为公司组织及公司行为应当受《公司法》调整，同时是以合同形式对外提供担保，亦应受《合同法》的调整，案涉公司担保合同效力的认定，因其并未超出平等商事主体之间的合同行为的范畴，故应首先从《合同法》及司法解释规定出发展开评判，关于合同效力，《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关于前述法律中的“强制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均已明确了将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中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作为合同效力的认定标准之一。《公司法》第16条第2款规定已然明确了其立法本意在于限制公司主体行为,防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小股东或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其实质是内部控制程序,不能以此约束交易相对人，故此上述规定系管理性强制性规范，对违反该规范的不应认定为合同无效。另外,如作为效力性规范认定将会降低交易效率和损害交易安全,同时也给公司动辄以违反股东会决议主张合同无效的不诚信行为留下了制度缺口,最终危害交易安全,不仅有违商事行为的诚信规则,更有违公平正义，且《公司法》对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规定了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救济途径。从辉腾公司的股东组成看除了姜栋、汇达丰中心，只有姜红和青岛康森特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青岛康森特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只有姜栋和姜红，且姜栋占股99%，姜栋与姜红之间存在亲属关系，辉腾公司股东人数较少，具有封闭性，姜栋担任董事长，姜红担任董事，管理层与股东并未实质性分离，所以股东对公司重大事项具有影响力，由此可以认定并未违背股东的意志。对于被告辩称的因主合同《股权回购协议》无效，作为从合同的《补充协议》当然无效的理由，因本院认定《股权回购协议》有效，故该抗辩理由并不成立。因此，对于被告主张《补充协议》无效的抗辩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故本院依法认定该《补充协议》有效。因被告辉腾公司未能实现2015年12月31日之前在国内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上市，已经触发了股权回购条款，被告姜栋应当按照《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之约定回购原告汇达丰中心在辉腾公司的股权，即按照《股权回购协议》约定收购原告纪述河、纪学军、李峰、高敬涛在汇达丰中心的出资，故原告纪述河、纪学军、李峰、高敬涛请求被告姜栋按照上述协议约定支付投资款1680万元（5600万元×30%）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和协议约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945.33万元部分诉讼请求［第一笔1120万元利息324.52万元（1120万×8%÷365天×1322天＜2012年9月17日至2016年4月30日＞，第二笔1680万元利息620.81万元（1680万×8%÷365天×1686天＜2012年9月17日至2017年4月30日＞），按照年利率8%计算］，经审查增资到位日为2012年9月19日，故原告主张的利息起始期限有误，本院调整至从2012年9月19日起算，依原告主张利息的期限及结合合同约定，本院认定利息损失为943.25万元。关于原告要求被告韩玉娟、辉腾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和协议约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条、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判决如下：一、被告姜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纪述河、纪学军、李峰、高敬涛出资款1680万元及相应利息943.25万元，共计2623.25万元；二、被告青岛辉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韩玉娟对上述第一项义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姜栋追偿；三、驳回原告青岛汇达丰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纪述河、纪学军、李峰、高敬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3067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78067元，由被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郑晓鹏审 判 员  范少恒人民陪审员  赵启伦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九日书 记 员  郭晓冬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第二十条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第七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第三十一条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