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津01行终5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南开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所地天津市南开区黄河道**。法定代表人房晓新，主任。委托代理人闫洪泽，天津市南开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干部。委托代理人付国军，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大沽北路**/div>法定代表人王卫东，主任。委托代理人蔡京津，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干部。委托代理人徐岩，天津嘉德恒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明正司法鉴定中心，住所地，住所地天津市南开区黄河道与广开四马路交口津通格调大厦209-211iv>负责人张怀征，主任。委托代理人马芳田，天津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副主任。原审第三人薛某1，女，2004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法定代理人薛某2（薛某1之父），1971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上诉人天津市南开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南开发展改革委）、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发展改革委）因价格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2018）津0104行初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南开发展改革委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1.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鉴定收费行为符合司法鉴定的习惯，系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南开发展改革委对被上诉人进行处罚是依据被上诉人收费超出政府指导价上浮幅度，同时被上诉人没有就鉴定中聘请专家及专家费用等收费行为向委托人或当事人进行告知，所以本案的争议事实应是：被上诉人的收费行为是否合法合规、被上诉人是否在鉴定中聘请专家及专家费用是否真实存在、被上诉人是否向委托人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或原审第三人明示鉴定需要聘请专家及聘请专家所需的费用，一审判决没有查明基本事实。本案中，被上诉人收取鉴定费7000元是在2016年9月29日，被上诉人用以证明其告知原审第三人的《告知书》的签订时间是2016年10月9日，原审第三人明确表示2016年9月29日收取鉴定费时不存在协商收费。因此被上诉人主张收取鉴定费7000元是与原审第三人协商收取，没有事实依据。2.被上诉人超过政府指导价上浮幅度收取鉴定费，价格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被上诉人为委托人提供法医类伤病关系鉴定，依照《司法鉴定收费管理办法》第五条及该办法附件《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基准价（试行）》、津价费〔2010〕28号《天津市物价局、天津市司法局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的通知》第二条的规定，最多可收取鉴定费1400元，其实际收取鉴定费7000元，超出上浮标准5600元。3.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聘请专家参与鉴定，被上诉人没有就聘请专家及专家费用的事宜告知委托人及第三人，被上诉人价格违法行为事实清楚。4.依据《司法鉴定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专家费用如果没有告知当事人的，专家费用由鉴定机构自行承担。被上诉人主张鉴定费7000元是因为鉴定中聘请了专家，也告知了委托人、原审第三人，但是在其所谓的已经通知原审第三人的《鉴定告知书》中没有任何关于聘请专家及聘请专家费用的表述。故上诉人南开发展改革委认定《鉴定告知书》不符合《司法鉴定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事实清楚。5.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南开发展改革委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市发展改革委上诉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南开发展改革委提供的“2017年8月9日由执法人员出具的关于对天津明正司法鉴定中心调查补记”，证明“邀请专家参与鉴定或者出具咨询意见”及收取7000元鉴定费的情况，均未告知过委托方即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遗漏事实。上诉人南开发展改革委提供的2页《专家会诊申请及专家意见表》中既无专家的名字和签字，更无专家的资质文件，无法证明涉案鉴定聘请过专家的事实，且从2页《专家会诊申请及专家意见表》内容、笔体上可见为2名专家，但一审判决却认定邀请1名专家进行鉴定，认定事实不清。原审第三人提供的“天津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开具的7000元发票”，时间为2016年9月29日，被上诉人提供的“对第三人薛某1做的询问笔录”，时间为2016年10月9日，由此证明被上诉人在未对原审第三人伤情进行检查，且不能断定该鉴定是否需要聘请专家的情况下，就收取了含专家会诊共计7000元的鉴定费，说明原审第三人对邀请专家会诊并不知晓。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司法鉴定收费管理办法》第五条及《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基准价（试行）》的规定，被上诉人就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应收取1000元鉴定费。根据《司法鉴定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若委托人同意聘请专家参与鉴定，被上诉人收取法医鉴定费也要实行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管理。依据津价费〔2010〕28号《天津市物价局、天津市司法局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的通知》第二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应收取的鉴定费最高上浮40%，应为1400元。上诉人南开发展改革委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依据正确，程序合法。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市发展改革委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两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天津明正司法鉴定中心答辩称，1.天津市司法鉴定协会于2014年发布了《关于对疑难复杂和特殊司法鉴定案件认定的通知》，全市各鉴定机构均依据此文件受理、解决疑难复杂的司法鉴定事项并协商解决收费问题。四年来，全市各级物价管理部门不闻不问，现上诉人南开发展改革委未经法律程序讲此文件无效，被上诉人请示了天津市司法局，被告知，司法鉴定协会依法组建，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是行业自律行为，司法局和协会没有接到终止和修改的意见，上诉人南开发展改革委对此文件有异议，建议向上诉人市发展改革委提出请示，由上诉人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天津市司法局商议解决。上诉人市发展改革委在给上诉人南开发展改革委的复函中，关于原审第三人的案件，司法鉴定收费项目确认问题，建议咨询天津市司法局有关部门，而上诉人南开发展改革委没有就此问题和天津市司法局沟通，就对被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被上诉人对疑难复杂案件协商收费有依据。2.聘请专家及专家会诊，在案卷中有清晰记录，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南开发展改革委调查中提供给了调查人员。一审质证中，被上诉人再次陈述了观点，并将证据当庭公布。上诉人南开发展改革委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中也有专家会诊的复印件。聘请专家支付的费用涉及隐私，任何企业和鉴定机构都有严格的财务制度。3.目前各级法院委托司法鉴定，由法院专门机构负责。被上诉人领取委托书后，具体事宜和主审法官联系，该案件确定为疑难案件后，于2016年9月21日告知主审法官。被上诉人已经告知各方当事人此案为疑难复杂，当事人都签字认可。专家是每个鉴定部门自行选定，当鉴定机构就某一案件受技术、能力、条件限制会聘请专家，听取专家意见。上诉人南开发展改革委在被上诉人处看了案卷，复印了案件材料，上诉人南开发展改革委否认专家会诊的事实是荒谬的。《司法鉴定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了经委托人同意的鉴定费用除外的除外条款。一审法院经过质证、辩论后认定，鉴定中原审第三人知晓为疑难案件，告知鉴定费为7000元并签字确认，经过实际申请人的同意，并对承担鉴定费没有异议，符合《司法鉴定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除外条款，是完全正确的。4.按照司法鉴定通则要求，鉴定方和委托方签订司法鉴定协议书，被上诉人已经在一审说明，各级法院均由法庭和法官以外的部门通知鉴定部门领取委托书，是各级法院的常规做法，具体事宜由鉴定部门领取委托书后与案件主审法官联系，而案件主审法官只负责具体事宜，不与鉴定机构签订任何文书，被上诉人只能在委托书后附上协议书，此协议书没有法院盖章也无法官签字，各级法院和司法鉴定主管部门是认可的。5.《专家会诊申请及专家意见表》明确记载了专家意见，有专家签字。为了确保鉴定公正，聘请专家的信息不对外公开，也是确保专家的人身安全及尊重专家的隐私，属于工作机密。被上诉人让调查人员看了案卷以后，当场确认，遮盖了相关部分，对方是清楚的。6.原审第三人交款和接受询问是两个不同的事项，时间上有差异是正常的。询问笔录明确记载了专家会诊和法医讨论的方式，有当事人签字认可，在一审中有公开质证。7.上诉人南开发展改革委先处罚，后调查，其提交一审法院的证据显示，调查7月20日结束，7月27日第一次会议研究，主要负责人参加，决定对被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被上诉人提出申诉，上诉人南开发展改革委于8月3日召开第二次会议，驳回申诉，进行处罚，而在8月8日其到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进行事实调查。上诉人南开发展改革委严重违反行政处罚的调查程序，应追究上诉人南开发展改革委违反程序办案的责任。8.上诉人市发展改革委没有举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事实，上诉人市发展改革委存在根本的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市发展改革委主张，若委托人同意聘请专家的，也要根据政府指导价，其并没有出示相应的法律依据。上诉人市发展改革委始终没有明确疑难复杂案件的收费标准。几年来，各鉴定机构依据鉴定协会的自律文件，由鉴定机构与当事人协商确定。2017年2月1日新修订的市发展改革委、天津市司法局津发改价费〔2017〕22号文件，其中不仅规范了各类司法鉴定的收费标准，还规定了可协商收费的事宜，协会的文件是客观的，符合现实的，是合法存在的。上诉人市发展改革委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被上诉人天津明正司法鉴定中心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诉讼费由上诉人承担。原审第三人薛某1述称，被上诉人应在国家法律的规定范围内进行工作，一审中更多强调司法鉴定习惯。天津市司法鉴定协会文件，应在互联网上刊登，司法鉴定协会是民间组织，并非国家立法机关，其文件的合法性，一审法院没有明示，文件也规定收费应符合关于司法收费的管理办法，一审法院对此回避。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标准，是否对个体经营者有规定和约束，一审回避，过多强调习惯问题。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的委托书中的委托事项，拉椅子的行为是否会造成受伤，伤病鉴定和委托书、申请项目不符，被上诉人乱鉴定、乱收费的事实存在。鉴定告知书没有鉴定人的签字，告知书与收费发票相隔15天，在没有看见患者、病历的情况下直接收取7000元，不符合规定。一审法院没有依法判案。原审第三人薛某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经审理查明,2016年9月20日,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委托被上诉人天津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审第三人薛某1骶椎间盘突出及椎间盘膨出与案外人张宇泽拉椅子的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鉴定，被上诉人于2016年9月29日收取鉴定费7000元,于2016年10月9日受理了委托的鉴定事项，于2016年11月3日作出津明正［2016］临床鉴字第87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上诉人南开发展改革委接举报后于2017年2月21日立案并开展调查。2017年7月10日，上诉人市发展改革委对上诉人南开发展改革委作出《关于对司法鉴定收费有关问题的复函》，主要内容为：一、有关确认骶椎间盘突出及椎间盘膨出与此次外伤之间因果关系司法鉴定收费项目问题。按照业务职责分工，司法鉴定收费项目确认问题，应由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因此，建议请咨询市司法局有关部门。二、有关司法鉴定收费政策问题。2017年1月31日前司法鉴定收费应按照津价费〔2010〕28号《天津市物价局、天津市司法局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的通知》执行。2017年2月1日起应按照津发改价费〔2017〕54号《市发展改革委、市司法局关于司法鉴定收费标准的通知》执行。天津市司法鉴定协会制定的有关收费政策，不能作为司法鉴定收费依据。2017年8月23日，上诉人南开发展改革委作出津开价检处〔2017〕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被上诉人存在高于政府指导价浮动幅度收取鉴定费的价格违法行为，对被上诉人处以没收违法所得5600元，罚款5600元的行政处罚。被上诉人不服，向上诉人市发展改革委提起行政复议，上诉人市发展改革委经延期审理后于2017年12月1日作出津发改复决字〔2017〕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上诉人南开发展改革委作出的津开价检处〔2017〕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本院认为，上诉人南开发展改革委作出津开价检处〔2017〕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被上诉人天津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存在高于政府指导价浮动幅度收取鉴定费的价格违法行为。一审法院认为，鉴定前，原审第三人薛某1的法定代理人薛某2已经知晓本次鉴定属于疑难案件，在鉴定过程中，被上诉人就收费问题征求了原审第三人薛某1的法定代理人薛某2的同意，符合司法鉴定的习惯。二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提出其将涉案鉴定事项认定为疑难案件并协商收费的依据是津司鉴协发〔2014〕3号《关于对疑难复杂和特殊司法鉴定案件认定的通知》，该文件的内容已被纳入于2017年2月1日起执行的司法鉴定收费标准的相关文件中。对于涉案鉴定事项是否属于疑难案件、被上诉人收取的鉴定费是否符合相关规定等事实一审法院应予查清。一审判决以上诉人南开发展改革委事实定性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为由，撤销上诉人南开发展改革委作出的津开价检处〔2017〕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上诉人市发展改革委作出的津发改复决字〔2017〕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一审判决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2018）津0104行初1号行政判决；二、发回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重审。审 判 长  于洪群审 判 员  王桂英代理审判员  魏 欣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法官助理闫树超书记员许洁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