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龙里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黔2730行初46号 原告郎某，男，1962年6月17日生，汉族，贵州省贵定县人，住贵州省贵定县。 委托代理人莫书勇，贵州泽丰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被告贵定县公安局，住所地贵定县红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2723009810544X。 法定代表人杨仂，局长。 委托代理人庭玉鹏，贵定县公安局法制大队民警。一般授权代理。 原告郎某诉被告贵定县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于2018年6月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6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7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郎某及其委托代理人莫书勇，被告贵定县公安局法定代表人杨仂及其委托代理人庭玉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贵定县公安局于2018年1月25日作出贵县公治行罚决字[2018]21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原告郎某伙同他人分别于2017年7月30日、2018年1月20日到北京集体越级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中南海公安机关当场查获并下达训诫书，郎某的行为已构成扰乱公共场秩序，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决定处以郎某行政拘留十五日的行政处罚。 原告诉称：2014年年底，贵定县人民政府发出公告，贵广高铁贵定站站前广场扩建项目需要对贵定县旧治镇桐荡村栗山堡片区的所有房屋和土地进行征收。2015年4月初，被告又发出公告，要对桐荡村、文江村、古城村的土地（贵广高铁贵定县站前主场至飞机坝一带）进行征收，用于“老干妈”油辣椒产业园项目建设。被告虽然公告发布了征地补偿标准、房屋征收补偿标准、安置方案等，但没征求老百姓的意见。在政府的征地范围内，原告有一个砖瓦厂，政府也没有专门的拆迁安置方案，以解决企业的未来生存和发展问题。2016年4月12日，政府在没有和原告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也没有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况下，将原告苦心经营多年的砖瓦厂进行强制拆除,对厂内生产设施设备,成品和半成品的青砖青瓦进行毁损。原告多次找政府协商，到上级部门反映，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之后，原告委托律师与政府打官司，要求政府公开强拆原告砖瓦厂的相关信息，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以及龙里县人民法院也判决支持的原告的诉讼请求。但是，贵定县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一直找理由拒绝公开相关政府信息，对强拆原告砖瓦厂的赔偿问题也一直没有进行妥善的解决。为此，原告于2018年1月17日到国家信访局进行信访。2018年1月24日回到贵定的时候，就被被告强制带走，将原告送到龙里县拘留所拘留10天。原告认为，原告是到国家信访局进行合法、正常的信访，在信访的过程中，没有违法行为，被告对原告进行拘留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确认被告对原告处以10日拘留行政处罚行为违法。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解除拘留证明书》（福拘解字〔2018〕37号）、贵公（治）证保决字〔2018〕2504号《证据保全决定书》、证据保全清单、贵公（治）行传字〔2018〕18012208号《传唤证》各一份，拟证明原告郎某被被告贵定县公安局拘留的事实及被告未向原告依法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至今未向原告返还被保全的证据。 被告贵定县公安局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该组证据恰好证明被告依法传唤、拘留、保全的事实。 被告贵定县公安局辩称：被告贵定县公安局没有征收和征用土地的职权，贵定公安局并未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进行过任何征收和占用土地的行为。原告所陈述的被拘留的事实与本案的事实明显不符。原告郎某不依法信访，而是采取越级访等上访方式非正常上访。2017年7月30日，郎某纠集不同信访诉求的郎某等人越级到京上访，被发现后由贵定县组织信访、维稳、政府工作人员前往北京做大量劝导教育工作，原告等八人于2017年8月10日返回贵定，劝返后，信访，政府各级行政部门做了大量教育解释工作。2018年1月20日，郎某再次纠集郎某等共十一人到北京天安门上访，并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当场查获并下达训诫书，并被送北京久敬庄分流中心，后由贵定县再次派人将原告等十一人劝导接回贵定。原告越级上访且不听劝说教育，再次到政治敏感区域的天安门非正常上访被当地公安机关训诫并被送分流中心，其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贵定县公安局在证据充分和程序合法的前提下依法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处罚。综上，贵定县公安局对原告处以拘留，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处适当，请龙里县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维持，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由原告承担。 被告贵定县公安局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一、贵县公治行罚决字[2018]2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拟证明被告依法对原告依法作出行政拘留的具体行政处罚并送达原告签收。 原告郎某质证意见：真实性、证明目的予以认可，合法性不予以认可，被告认定的相关事实与实际不符，原告是到北京进行正常的上访，法律没有规定老百姓不能越级上访或多次上访，越级上访的后果仅仅是上级信访部门对信访人的信访事项不予受理，除非被告能够证明原告存在《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的行为，否则被告对原告进行行政拘留没有法律依据；该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后没有依法送达二原告，违法了正当程序原则，也未告知二原告享有的相关的权利，该行政处罚不成立。 证据二、贵县公治受案字[2018]2号受案登记表，拟证明贵定县公安局在工作中发现原告有违法行为并依法受案。 原告郎某质证意见：真实性予以认可，合法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对案件来源说明不清楚。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在信访过程中实施了《信访条例》第十八条、二十条规定的行为。 证据三、贵县公（治）审字[2018]5号《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拟证明被告在对原告郎某依法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行使的审批程序。 原告郎某质证意见：真实性、证明目的予以认可。对处罚审批表认定的事实不予以认可，此次上访中只有二原告及闵某、赵某、罗某1的信访诉求是一致，其他人的上访与二原告没有任何关系，上访人数没有超过五人。 证据四、贵县公（治）审字[2018]7号《收缴追缴物品审批表》，拟证明被告对原告郎某用于作案的非法上访材料进行收缴的审批程序。 原告郎某质证意见：真实性、证明目的予以认可，相关事实的认定不予认可。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在信访过程中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查获的“作案工具”是否属于违禁品，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被训诫的事实，原告没有收到过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的训诫书。 证据五、贵公（治）行传字[2018]18012208号《传唤证》，拟证明被告依法对原告郎某进行传唤。 原告郎某质证意见：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 证据六、贵县公（治）行传通字（2018）第3号《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拟证明被告在依法传唤原告郎某依法通知被传唤人家属。 原告郎某质证意见：对郎某贵县公（治）行传通字（2018）第9号《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有异议，仅有办案民警的签字,家属没有签收通知书。 证据七、对郎某询问笔录；拟证明原告于2017年7月底进京越级上访和2018年1月进京非正常上访，被发现后被接回黔南驻京联络处，后被贵定县派工作人员劝说、教育并接回贵定。经劝说教育无效进京非正常上访，于2018年1月20日在天安门非正常上访时被当地公安机关当场发现并被训诫后送久敬庄分流中心，后被贵定县再次派员接回，并向工作人员索要两次非正常上访费用38000元的事实经过。 原告郎某质证意见：真实性予以认可，该询问笔录部分记录内容的不客观真实。原告向政府工作人员索要上访费用不属实，以及在北京受到训诫不属实。对于原告两次上访的理由在该笔录中也说明了具体的理由，原告的上访是正当的。 证据八、对罗某1、闵某、杨某、罗某2、赵某、罗某3、陆某的询问笔录，拟证明原告于2017年7月底到京非正常上访被发现后被接回黔南驻京联络处，后被贵定县派工作人员劝说、教肓并接回贵定，经劝说教育无效进京非正常上访，于2018年1月20日在天安门非正常上访时被当地公安机关当场发现并被训诫后送久敬庄分流中心，后被贵定县再次派员接回，并向政府工作人员索要两次非正常上访费用38000元的事实经过。 原告郎某质证意见：真实性予以认可，该询问笔录部分记录内容的不客观真实。原告向政府工作人员索要上访费用不属实，以及在北京受到训诫不属实。对于原告两次上访的理由在该笔录中也说明了具体的理由，原告的上访是正当的。 证据九、证人胡某、陈某、肖某、唐某的证词及《贵定县信访局的情况说明》，拟证明原告于2017年7月底到京非正常上访被发现后被接回黔南驻京联络处，后被贵定县派出工作人员劝说、教育并接回贵定，经劝说教育无效进京非正常上访，于2018年1月20日在天安门非正常上访时被当地公安机关当场发现并被训诫后送久敬庄分流中心，后被贵定县再次派员接回，并索要两次非正常上访费用38000元的事实经过。 原告郎某质证意见：因为都是被告的工作人员到北京对原告进行劝返的自述材料，都是单方的陈述，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对内容的真实性都不予以认可。 证据十、《郎某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拟证明原告等人在得到昌明镇人民政府贵昌信复函(2016)19号信访答复意见书后，并未按照《信访条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向上一级提出信访复查的要求，而是采取越级访和到天安门上访的方式非正常上访。 原告郎某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收到该答复意见后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政府信息公开，法院判决贵定县政府进行信息公开，原告是在走法律程序政府都不配合的情况下才进行上访，理由正当。 证据十一、训诫书，拟证明原告于2018年1月20日13时10分07秒在天安门非正常上访被当地公安机关训诫。 原告郎某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以认可。没有被训诫人的签名，也没有注明拒绝签名的情况，并且在训诫书中民警签名的身份真实性无法确认，没有提供相应的身份证明。即使原告被训诫，程序也不合法，不能作为认定原告信访违法的依据。 证据十二、证人谢某、徐某、罗某、韦某、潘某的证词，拟证明原告郎某、郎某等十一人于2018年1月20日到天安门周边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查获，被开具训诫书后送北京久敬庄分流中心并被黔南驻京联络处人员接回驻京联络处的事实。 原告郎某质证意见: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是进行正常的上访，在上访过程中被训诫的事实不存在，被告也没有提供客观的询问笔录，仅仅提供一份格式化的训诫书，包括拒绝签字的理由都没有办案民警的签字确认。 证据十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拟证明贵定县公安局依法对原告郎某行使处罚前告知程序。 原告郎某质证意见：真实性予以认可。可以证明原告没有去天安门、没有去中南海，也没有收到中南海派出机关的训诫书。原告在到国家信访局上访之前曾经到州信访局、省信访局上访的事实。 证据十四、福拘收字[2018]32号《执行回执》，拟证明龙里县拘留所已对原告郎某执行行政拘留的事实。 原告郎某质证意见：真实性予以认可。被告对原告进行行政拘留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并且程序违法。 证据十五、贵县公（治）拘通字(2018)2号《被行政拘留人家属通知书》，拟证明贵定县公安局依法对原告郎某拘留后依法通知其家属。 原告郎某质证意见：对郎某贵县公（治）拘通字(2018)2号《被行政拘留人家属通知书》不认可，没有邮寄送达的签收信息。 证据十六、原告郎某户籍情况，拟证明原告郎某户籍情况及行为能力。 原告郎某质证意见：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 证据十七、公安机关收缴原告及其他人员非访材料，拟证明原告郎某到天安门非正常上访的主观恶意性。 原告郎某质证意见：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上访材料中有法院的裁判文书以及相关的信访材料，足以证明原告是在政府不履行法院判决义务的情况下又到州信访局、省信访局多次信访没有得到及时妥善的回复的情况下才到国家信访局进行信访，没有任何的主观恶意。原告的目的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并没有到天安门、中南海进行违法上访的目的，被告提供的证据也没有证明原告在天安门及中南海违法聚集、拉横幅、滞留、滋事、拦截公务车辆等违法行为。被告对原告进行拘留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对原告的信访材料进行证据保全，至今未解除保全，违反《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应当将相关材料进行退还原告。 证据十八、视听资料光盘两份，拟证明2018年1月22日贵定县工作人员进京接回原告等人第二次进京上访的情况；2017年7月31日-8月10日原告等人经贵定县工作人员10天的劝返工作。 原告郎某质证意见：对播放的视听资料内容无异议。 本院对原告、被告、提交的证据作如下认定：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内容客观，能够证明案件相关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郎某于2017年7月30日与赵某2等共计八人到北京上访，后被贵定县相关职能部门或单位从北京带回贵定；后因行政征收及补偿等问题于2018年1月20日又伙同赵某2等共计十一人到北京上访，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发现。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以天安门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非经依法批准不得在天安门地区集会、游行、示威为由，对原告郎某等共计十一人在天安门聚集、滞留并反映信访问题的行为提出训诫并被送往分流场所。后经被贵定县相关职能部门或单位联系，原告郎某、郎某等十一人后被相关工作人员从北京带回贵定。2018年1月24日，被告贵定县公安局传唤郎某到贵定县公安局办案中心询问室进行询问，并于当天对原告郎某涉嫌扰乱公共秩序行政立案调查。2018年1月25日，贵定县公安局向郎某作出贵县公治行罚决字[2018]21号行政处罚决定，认为郎某到北京上访，并在天安门地区聚集、滞留并反映信访问题的行为已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处以郎某行政拘留十五日的行政处罚。原告郎某于2018年1月25日被福泉市拘留所收拘，并于2018年2月4日因拘留期限届满被解除拘留。原告不服被告作出的贵县公治行罚决字[2018]21号行政处罚决定，遂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第七条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规定之规定，本案被告贵定县公安局依法具有对本案所涉治安案件进行处理的法定职责。贵定县公安局是本案适格被告。 本案中被告贵定县公安局调查收集的当事人陈述及证人证言相互印证，能够证实原告郎某因行政征收及补偿等问题，分别于2017年7月30日、2018年1月20日与他人到北京上访，后因非经依法批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聚集、滞留并反映信访问题而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提出训诫。贵定县公安局立案调查后，根据查明事实依法拟对原告进行处罚并在处罚前依法向原告履行了行政处罚告知程序，告知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原告依法享有的权利；原告未作陈述和申辩。贵定县公安局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对原告郎某作出行政拘留十五日的处罚，并告知了原告救济的途径和方式。故，贵定县公安局的行政处罚所依据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 原告郎某第一次与其他信访人共八人同行，第二次为十一人同行信访；且到非信访接待地的天安门广场反映信访问题，实际违反了《信访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另外，原告郎某与他人在天安门广场反映信访问题的行为，已实际实施了非经依法批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聚集、滞留，扰乱公共秩序。原告的行为已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提出训诫，应视为违反了《信访条例》第二十条之规定。依照《信访条例》第四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公安机关可以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故，原告在诉讼中提出的没有实施违法行为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被告贵定县公安局向郎某作出贵县公治行罚决字[2018]21号行政处罚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郎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郎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递交副本，上诉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洪河 审 判 员  刘红云 人民陪审员  冯明祥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邓 雪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二条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第七条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 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 第二十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 （二）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 （三）扰乱公共汽车、电车、火车、船舶、航空器或者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的； （四）非法拦截或者强登、扒乘机动车、船舶、航空器以及其他交通工具，影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的； （五）破坏依法进行的选举秩序的。 聚众实施前款行为的，对首要分子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3.《信访条例》 第十七条信访人提出信访事项，一般应当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等书面形式；信访人提出投诉请求的，还应当载明信访人的姓名（名称）、住址和请求、事实、理由。 有关机关对采用口头形式提出的投诉请求，应当记录信访人的姓名（名称）、住址和请求、事实、理由。 第二十条信访人在信访过程中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在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周围、公共场所非法聚集，围堵、冲击国家机关，拦截公务车辆，或者堵塞、阻断交通的； （二）携带危险物品、管制器具的； （三）侮辱、殴打、威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 （四）在信访接待场所滞留、滋事，或者将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弃留在信访接待场所的； （五）煽动、串联、胁迫、以财物诱使、幕后操纵他人信访或者以信访为名借机敛财的； （六）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其他行为。 第四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 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 第九条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 移交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的行政案件，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在移交前应当及时收集证据，并配合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取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