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云0821民初293号原告：郭先彬，男，1974年9月5日生，彝族，个体户，住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原告：苏勇，男，1977年10月21日生，汉族，个体户，住普洱市思茅区。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晋楠，云南聚哲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曹剑，男，1965年7月6日生，哈尼族，个体户，住宁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良伟，云南天溯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佩玉，云南天溯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马忠培，男，1966年12月25日生，彝族，个体户，住宁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艾星宏，云南天溯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郭先彬、苏勇与被告马忠培、曹剑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诉讼过程中被告马忠培、曹剑申请追加宁洱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宁洱安监局）、云南延发矿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延发公司）为第三人，被告曹剑提起反诉。本院于2018年1月15日作出（2017）云0821民初173号民事判决书，原告郭先彬、苏勇、被告曹剑、马忠培均不服本判决，向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4日作出（2018）云08民终31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发回重审。本院于2018年5月18日立案后，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审理过程中，被告马忠培、曹剑于2018年7月5日向本院申请撤回对第三人宁洱安监局、延发公司的起诉，被告曹剑于2018年7月5日向本院申请撤回对原告郭先彬、苏勇的反诉，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原告郭先彬、苏勇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晋楠，被告马忠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艾星宏、被告曹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良伟、杨佩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郭先彬、苏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确认原、被告于2016年3月23日签订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协议内容为：2015年3月23日签订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无效；2、判令二被告共同向原告返还石灰石矿山转让费270.00万元；3、判令二被告共同赔偿原告违约金54万元；4、判令二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投入宁洱同昌某（以下简称同昌某）各项损失费共计4882487.00元；5、判令二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因借款和贷款投入同昌某所产生的利息损失673792.66元；6、判令二被告履行原告与郭建、郭先雄、王强和王建国、王建忠、李建福、郭兴东、郭光春、郭光海签订的相应征地合同到期后的复垦义务（详见原告与郭建、郭先雄、王强和王建国、王建忠、李建福、郭兴东、郭光春签订的协议书）；7、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和保全费。事实及理由：被告马忠培和被告曹剑系2016年3月23日以前原同昌某的共同合伙经营人。本案中，《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签订时，被告马忠培是以合同当事人身份进行签订的合同，未向法庭提交任何委托书和证据证明其是曹剑的代理人。2016年3月25日，原告将首笔270.00万元转让款直接支付给了被告马忠培，结合原、被告第一次证据交换质证时原告方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当时被告方只是对转让协议签订的时间存在异议，对转让协议的其他内容和原告的证明观点均无异议，被告马忠培对这一问题的质证意见已经构成了自认的法律效力。被告马忠培可能不是工商营业登记管理中的负责人，但却是和被告曹剑一起的合伙人，被告马忠培在转让协议中的自愿签名和收款，表明了其本人就是合同的当事人，也表明了其本人意愿和曹剑一起承担所有涉及转让协议的法律责任。原、被告共同商议后，于2016年3月23日签订了转让协议。原告按转让协议的约定，于2016年3月25日支付了首笔转让款270万元，被告向原告移交了同昌某部分手续。依据转让协议第五条第2点之约定，同昌某转让后的所有变更手续由被告负责办理（包括但不限于采矿权证），原告配合办理。2016年4月5日被告曹剑在办理同昌某采矿权证变更过程中，急匆匆地找到原告郭先彬，并告知其办理同昌某采矿权证的变更，需要签订一份《合伙协议书》，但该协议书仅是作为办理采矿权证变更的材料。之后要求郭先彬协助签订一份《合伙协议书》（《合伙协议书》仅此一份，郭先彬和曹剑均未留底）。若郭先彬不协助签订《合伙协议书》导致采矿权证不能变更的责任由郭先彬承担。在此情况下，原告郭先彬在被告曹剑事先草拟好的《合伙协议书》上进行签字。签字后原、被告便将此事遗忘，以至于被告在原一审办理本案的过程中从未对原、被告之间的合伙关系作出答辩，事实的经过也吻合了本案在二审过程中被告曹剑向法庭所陈述之事实：“曹剑本人从未出资也从未参与管理。足以证明《合伙协议书》非原告郭先彬与被告曹剑真实的意思表示，是被告曹剑为了将转让后的同昌某采矿权证变更到原告郭先彬名下所签订的虚假协议。”原告接管同昌某后进行平理场地等建设活动，准备全面开始运营开采同昌某时，宁洱安监局知悉同昌某准备全面开始运营开采石灰石的消息后，到场对同昌某进行了现场检查记录，于2016年6月15日向原告下发了宁安监管强措（2016)FM03号《强制措施决定书》，责令：同昌某立即停止作业（施工）、停止使用相关设施和设备等基础措施。宁洱安监局向原告告知，宁洱安监局早在2015年11月左右就已告知过原同昌某（告知当时石场的法定代表人，即被告曹剑、马忠培）其不符合《云南省人民政府云政发（2015）38号》文件(以下简称：省政府38号文件）第二条第4点的硬性条件规定：露天采石（砂）场矿界与村庄的距离小于500米，矿界与矿界之间安全距离小于300米，2个以上（含2个）露天采石（砂）场开采同一独立山头的属于淘汰关闭矿山。针对原同昌某不符合省政府38号文件硬性条件规定的问题，宁洱县人民政府根据非煤矿山转型升级专家隐患排查会诊建议下发了《宁洱县人民政府宁政发（2016)56号》文件，该文件（第五大条的第四小条）明确规定同昌某属于淘汰关闭矿山。其间，原同昌某于2015年11月19曰向宁洱县安监局提交了《关于请求给予保留宁洱同昌石场的报告》。综上，根据原、被告于2016年3月23日签订的转让协议第四条第1、2、3点和第五条第2点及第七条之约定，被告故意欺诈、故意隐瞒上述不符合安全监督管理的硬性条件；被告故意欺诈、故意隐瞒签订转让协议后在负责办理同昌某转让及证照变更手续过程中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242号《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的规定，向管理机关提请申请同意转让审批。被告构成了严重的违法和违约过错责任，致使转让协议无效，导致原告不能实现转让协议根本目的造成投资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向贵院诉请确认原、被告于2016年3月23日签订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无效，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8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之规定，要求被告向原告赔偿损失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望贵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裁判，支持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被告曹剑辩称：2015年3月23日签订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甲方是宁洱同昌某，并非曹剑或马忠培个人。一、原告郭先彬取得宁洱县国土局颁发的C5308212010117130083075采矿许可证，郭先彬对同昌某的投资、经营管理行为并不是依据同昌某与郭先彬、苏勇于2015年3月23日签订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而是依据郭先彬与曹剑于2016年4月5日签订并经宁洱县国土资源局批准备案登记的《合伙协议书》。《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签订之后没有得到宁洱县国土资源局的批准与登记。郭先彬与曹剑经协商将转让方式变更为合伙方式，双方共同经营同昌某。郭先彬于2016年3月25日通过苏勇账户向曹剑支付了270万元购买同昌某合伙份额的订金，该270万元购买合伙份额的订金款项，曹剑让郭先彬转入了曹剑指定的马忠培的账户。因曹剑采矿权许可证系从马忠培处受让取得，曹剑未向马忠培全额支付转让款，故曹剑让郭先彬将购买石灰石矿山的合伙份额的订金直接转给了马忠培，用于曹剑支付马忠培的采矿权转让欠款。二、被告与原告未履行2015年3月23日签订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且该协议未生效。被告与原告双方就同昌某之间仅存在合伙关系，不存在采矿权转让关系。原告郭先彬诉请认定无效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从未生效，曹剑与郭先彬、苏勇三方从未履行过协议内容，也未产生转让费支付问题，更不可能根据《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承担违约责任。三、原告诉请被告向其赔偿投入石厂的各项损失，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郭先彬作为宁洱同昌某合伙人以及法定代表人，有义务经营管理好石厂的运作，其为石厂添加设备、需要基础设施施工或者扩大生产规模均应该向同样作为合伙人的被告曹剑报告事务执行情况以及宁洱同昌某的经营和财务状况，原告郭先彬执行合伙事务所产生的收益归合伙企业，所产生的费用和亏损由合伙企业承担。原告郭先彬提出的投入4882487元以及因借款和贷款投入宁洱同昌某所产生的借款利息损失673792.66元，被告曹剑均不知情，提供的转账记录也是原告郭先彬本人的，并非同昌某，更没有向被告报告以上执行情况，作为合伙人之一的被告也没有义务承担。四、同昌某因不可抗力不能继续经营，应当对合伙发生之后，不可抗力发生之前的同昌某进行清算，合伙人对债权、债务按照合伙比例进行承担。郭先彬向宁洱县人民法院提供了2016年6月15日之后其向同昌某继续投资的证据，若法庭查明2016年6月15日之后有郭先彬投资的事实，该损失应当由郭先彬个人承担，不应当由合伙人曹剑按比例分担。五、本案重审的案由应当确定为合伙纠纷，原告苏勇不是适格的原告，马忠培不应当列为被告，本案重审系因为案件事实发生重大变更，因为双方当时对代理人没有提交这份合伙协议，故原告郭先彬应当另案起诉合伙纠纷，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所有的诉讼请求或者驳回原告的起诉。六、请求人民法院对本案的案由进行界定，以便曹剑确定是否提出反诉。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查清案件基本事实，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或者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马忠培辩称：一、原告郭先彬取得宁洱县国土局颁发的C5308212010117130083075采矿许可证，郭先彬对同昌某的投资、经营管理行为并不是依据同昌某与郭先彬、苏勇于2015年3月23日签订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而是依据郭先彬与曹剑于2016年4月5日签订并经宁洱县国土资源局批准备案登记的《合伙协议书》。《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签订之后没有得到宁洱县国土资源局批准登记。郭先彬与曹剑经协商将转让方式变更为合伙方式，双方共同经营同昌某。马忠培收到苏勇转付的270万元款项是因为曹剑的采矿权许可证系从被告马忠培处受让取得，曹剑未向马忠培全额支付转让款，曹剑让郭先彬将购买曹剑的合伙份额的订金直接转给了被告马忠培，是曹剑支付被告马忠培的采矿权转让欠款。二、马忠培并不是郭先彬与曹剑于2016年4月5日签订并经宁洱县国土资源局批准备案登记的《合伙协议书》的合同相对人，更不是《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的相对人及合伙人，也不是经营者，故马忠培不应成为本案的被告。三、本案重审的案由应当确定为合伙纠纷，原告苏勇不是适格的原告，马忠培不应当列为被告，本案重审系因为案件事实发生重大变更，原告郭先彬应当另案起诉合伙纠纷。四、请求人民法院解除郭先彬、苏勇对马忠培所有的财产保全裁定。目前证据材料已足够认定马忠培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马忠培目前急需被查封的财产作为抵押物向银行贷款，若无法向银行贷款导致向他人进行民间借款，由此产生的损失应当由郭先彬和苏勇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郭先彬、苏勇所有的诉讼请求或者驳回原告的起诉，并解除郭先彬、苏勇对马忠培所有的财产保全裁定。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郭先彬、苏勇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李武自2008年1月至2011年1月采矿许可证正、副本各1份。欲证明，李武系同昌某自2008年1月至2011年1月的合法采矿权人，李武系同昌某的个体老板。二被告的质证意见是，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2、采矿权变更申请登记书3份、石灰岩开发协议书1份、李国庆、李武、马忠培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委托书1份、收文处理笺1份、石厂采矿权证变更申请书1份、同昌某合资协议书1份、采矿权变更审批责任表1份。欲证明：1、2010年10月27日马忠培向李武购买得了同昌某；2、马忠培向李武购买了同昌某，在宁洱县人民法院、宁洱县国土资源局、宁洱安监局及宁洱县锅底塘村委会等单位已是众所皆知的事实；3、马忠培向李武购买同昌某，未向宁洱县人民政府等有关部门申请同意转让审批。马忠培采用《同昌某合资协议书》的方式与李武进行了同昌某采矿权人和采矿权证的变更。二被告的质证意见是，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马忠培是否曾经为同昌某权利人，怎样取得采矿权证与本案无关。马忠培已经将矿厂的采矿权转让给了曹剑。3、马忠培自2011年1月2日至2014年1月2日采矿权证正、副本各1份。欲证明：1、马忠培以《同昌某合资协议书》的合法形式，掩盖从李武处购买同昌某未向宁洱县人民政府等有关部门申请同意转让审批的非法目的。马忠培变更取得了同昌某自2011年1月2日至2014年1月2日的采矿权证；2、马忠培变更取得同昌某自2011年1月2日至2014年1月2日的采矿权证，属于无效法律行为。二被告的质证意见是，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采矿权证证明马忠培是合法取得，不是非法取得，因为已经宁洱国土资源局批准备案了。4、矿业权审批会签表1份、马忠培采矿权延期申请书2份、采矿权延期申请1份、采矿权延续申请登记书1份、收文处理笺2份、采矿权延续审批责任表1份、马忠培自2014年1月3日至2015年1月3日采矿权正、副本各1份、矿产资源开采承诺书1份、采矿权出让协议2份、采矿权行政管理合同2份。欲证明马忠培向宁洱县国土资源局申请了同昌某采矿权的延期。马忠培取得了延期后的同昌某采矿权证，采矿权证期限为2014年1月3日至2015年1月3日。二被告的质证意见是，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同时，证实马忠培的采矿权截止时间是2015年1月3日，所以2015年1月3日后马忠培就不是同昌某的经营者及采矿权人。本院认为，二原告向本院提交的第1、2、3、4组证据虽然来源合法、真实，但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5、马忠培申请书1份、马忠培变更申请书1份、马忠培、曹剑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合伙协议书1份、采矿权变更申请登记书1份、采矿权变更审批责任表1份、准予办理采矿权登记通知1份、马忠培和曹剑采矿权许可证正、副本各2份。欲证明：1、2014年8月12日，马忠培和曹剑签订了《合伙协议书》,马忠培和曹剑共同合伙经营同昌某，马忠培和曹剑对同昌某的经营属于合伙关系；2、曹剑和马忠培对同昌某的经营属于合伙关系，曹剑向宁洱县国土资源局申请了同昌某采矿权证的变更登记。二被告的质证意见是，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6、曹剑自2015年1月4日至2016年1月4日采矿权正、副本各1份、国土资源局收件单1份、采矿权登记审批表1份、准予办理采矿登记通知1份、颁发采矿许可证通知1份、受理通知书1份、采矿权出让协议2份、矿产资源开采承诺书1份、采矿权行政管理合同2份、采矿权变更审批责任表1份、曹剑采矿权证正、副本各1份。欲证明：曹剑向宁洱县国土资源局申请了同昌某采矿权的延期。曹剑取得了延期后的同昌某采矿权证，采矿权证期限为2016年1月5日至2017年1月5日。二被告的质证意见是，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同时证实曹剑自2015年1月4日取得了宁洱同昌某矿山的采矿权许可证。7、《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书》复印件1份。欲证明：1、被告马忠培和被告曹剑将其共同合伙经营的同昌某转让给原告。被告马忠培、曹剑和原告于2016年3月23日签订了《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2、原告与被告马忠培、曹剑签订《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的日期为2016年3月23日而非2015年3月23日。采矿权证上登记的采矿权人自2014年1月3日至2017年1月5日止均为被告曹剑，被告曹剑曾于2015年1月4日至2016年1月4日和2016年1月5日至2017年1月5日两次向宁洱县国土资源局申请采矿权证的延期。若原、被告签订宁洱同昌某《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的日期为2015年3月23日，则被告曹剑没有必要两次向宁洱县国土资源局申请采矿权证延期。二被告的质证意见是，对《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内容认可,协议的主体为同昌某和郭先彬、苏勇，并不是郭先彬、曹剑、苏勇，但是签订日期被涂改,签订日期不认可。从被告持有的合同可知，合同的签订日期是2015年3月23日。该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未履行且未生效，同时证实郭先彬与曹剑在合伙协议签订之前约定过矿山的价值为450万元。2015年3月23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上的同昌某跟现在的同昌某在法律上并不是同一个。原来曹剑注册的同昌某的注册号是5327226100552890，在2016年5月18日就注销了，现在的同昌某是郭先彬在2016年5月24日重新注册的，注册号是530821600023613。如果要认定协议无效，因原来的同昌某已经被注销，所以原告要起诉就只能以曹剑为被告。8、《合伙协议书》复印件1份。欲证明：1、原告郭先彬与被告曹剑于2016年4月5日签订合伙协议书和马忠培、曹剑2014年8月12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内容表示均一致，原告郭先彬与被告曹剑签订的协议书系被告曹剑所拟写；2、被告马忠培从李武处转让宁洱同昌某并进行办理采矿权证变更时，被告马忠培和被告曹剑合伙同昌某并进行办理变更采矿权证时，被告马忠培、曹剑经过两次办理采矿权证变更的经验早已知晓未经政府审批的矿山无法进行采矿权证的变更，需要变更采矿权证只能以签订假合伙协议书的形式进行办理采矿权证变更。原告郭先彬与被告曹剑于2016年4月5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是被告马忠培、曹剑为了转让同昌某并完成负责办理采矿权证变更责任的情况下所签订，非双方真实合伙的意思表示，属于无效协议。二被告的质证意见是，对合伙协议书认可，可以证明郭先彬与曹剑2016年4月5日签订《合伙协议书》双方约定合伙经营宁洱同昌某，双方为合伙关系，郭先彬出资占投资额的70%，曹剑出资占30%，合伙期限以采矿许可证为准，即2016年1月5日至2017年1月5日。合伙期限内，由于合伙所产生的债务按照各自的投资比例负担。不允许第三人或者其他合伙人参与合伙经营，双方约定的合伙期满合伙终止，即2017年1月5日合伙终止，目前双方合伙已终止，双方应当对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郭先彬的签字是其本人签的，所以合伙协议是合法有效的而且是经过宁洱国土局登记备案，合伙协议只是在郭先彬与曹剑之间，郭先彬对营业执照进行了重新登记，所以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二原告向本院提交的第5组证据来源合法、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第6组证据虽然来源合法、真实，但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第7组证据来源合法、真实，被告曹剑、马忠培对《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内容认可,但是签订日期被涂改,对签订涂改日期不认可，本院对《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内容予以确认，签订《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的日期应以原签署的2015年3月23日为准；第8组证据《合伙协议书》虽然系原告郭先彬与被告曹剑于2016年4月5日签订，该协议书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签订该协议书的目的是为了办理采矿权证的变更，但签订后，双方未实际履行，在本案中，本院不予确认。9、《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1份、网上银行交易详情单3份、2016年4月19日移交清单2份、2016年4月4日收条1份。欲证明：1、原、被告于2016年3月23日签订了《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原告于2016年3月25日向被告支付转让费270万元；2、被告未按协议约定将全面有效的证件移交给原告（包括不限于安全生产许可证）。二被告的质证意见是，对合同内容认可,但是签订日期被涂改,签订日期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合同相对人为原同昌某，从被告持有的合同可知，合同的签订日期是2015年3月23日。曹剑2016年4月19日已将同昌某各项投资（资产）和其他应付款财务明细、各项技术服务合同及方案报告、相关文件、现有证照移交给原告管理。对网上银行交易详情单3份认可。该270万元系郭先彬购买曹剑合伙份额的款项，该款项是曹剑让郭先彬转入曹剑指定的马忠培账户内的，由马忠培代收的。因为曹剑从马忠培处受让取得采矿权，因没有全额支付受让款，所以曹剑让郭先彬转入马忠培的账户。对2016年4月19日移交清单真实性认可，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同时证实曹剑移交清单中已经注明安全生产许可证待办。对2016年4月4日收条不认可，不知李兴鹏是何人，变压器安装款被告已代垫付。没有转账记录,不认可。本院认为，二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该组证据，被告对《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内容认可，对签订日期不认可，本院对《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内容予以确认，对签订《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的日期应以原签署的2015年3月23日为准；对原告于2016年3月25日向被告支付转让费270万元本院予以确认；对2016年4月4日，李兴鹏出具的收到安装变压器款230000元收条，李兴鹏未出庭接受质询，无法证实该款为原告支付，本院不予采信。10、云政发﹝2015﹞38号文件1份、发文签收表1份、人员初训花名册1份、关于请求给予保留宁洱同昌石场的报告1份；宁政发﹝2016﹞56号文件1份、普洱市宁洱县、景谷县非煤矿山转型升级隐患排查报告1份、普安监﹝2017﹞1号文件1份；现场检查笔录1份、宁安监管强措﹝2016﹞FMO3号文件1份。欲证明：1、原同昌某早在2015年因不符合云政发﹝2015﹞38号文件硬性条件的规定（即该文件第4页第4小点：露天采石场矿界与村庄的距离小于500米，同一座独立山头有2个以上采石场的应当淘汰关闭），宁洱安监局已通知被告马忠培、曹剑淘汰关闭宁洱同昌某。被告知晓云政发﹝2015﹞38文件后于2015年11月19日向宁洱安监局提交了关于请求给予保留同昌某的报告；2、宁政发﹝2016﹞56号文件、普洱市宁洱县、景谷县非煤矿山转型升级隐患排查报告、普安监﹝2017﹞1号文件已将原宁洱同昌某强制列为淘汰关闭矿山；3、2016年6月15日，宁洱安监局向现同昌某（即向原告）下达了强制措施决定书，责令同昌某：立即停止作业（施工）、停止使用相关设施和设备等措施；4、被告违反了原、被告于2016年3月23日签订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第四条第1、2、3小点和第五条第2小点及第七条之约定，被告故意欺诈、故意隐瞒同昌某不符合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硬性条件；被告故意欺诈、故意隐瞒签订转让协议后在负责办理同昌某转让及证照变更手续过程中未按《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的规定，向管理机关提请申请同意转让审批；被告故意隐瞒、恶意将不合法的同昌某与原告进行合同交易。被告构成了严重的违法和违约过错责任，致使转让协议无效；致使原告不能实现转让协议的根本目的；致使原告造成本案所有投资损失。请求法院依法判令确认原被告2016年3月23日签订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无效；5、协议确认无效后，被告应当向原告返还石灰石矿山转让费270万元，赔偿违约金54万元及原告投入宁洱同昌某产生的其他所有损失。二被告的质证意见是，对所有证明目的不认可。对云政发（2015）38号文件认可，该实施意见系2015年5月29日颁布，未将宁洱同昌某列为淘汰石场。对发文签收表认可，王建文系《合伙协议》签订之前同昌某的安全员。对关于请求给予保留同昌石场的报告认可，《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签订之后，《合伙协议书》协议未签订之前，故同昌某的所有资产及证照资料还未移交给郭先彬、苏勇，当时云南省人民政府云政发（2015）38号下发没有明确同昌某系被淘汰的矿山，二原告分析38号文件后要求被告以同昌石场的名义向宁洱安监局递交关于《请求给予保留宁洱同昌石场的报告》，对于云南省人民政府云政发（2015）38号的下发及相关内容二原告是知悉的。对宁政发﹝2016﹞56号文件认可，宁洱政府下发宁政发（2016）56号系在2016年7月24日，在该文件中宁洱政府才将同昌某列为淘汰范围，同昌某被政府列为淘汰范围系政策风险，也是一种市场风险，是不可抗拒的，该政策风险系在原告与被告签订《合伙协议书》之后，且系在原告支付被告270万元购买合伙份额款项之后才出现的，风险应当根据合伙份额承担。对普洱市宁洱县、景谷县非煤矿山转型升级隐患排查报告不认可，报告不完整，同昌某矿界与村庄、矿界与矿界的安全距离是通过宁洱安监局、普洱市安监局认可的。同昌某安全设施初步设计审批书是经过普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审批的，同昌某安全设施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书是经过宁洱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审批的，如果矿界与村庄，矿界与矿界距离不足的话，这两个审批书是不可能通过的。对普安监（2017）1号文件不认可，宁洱同昌某矿界与村庄、矿界与矿界的安全距离是通过宁洱安监局、普洱市安监局认可的。宁洱同昌某安全设施初步设计审批书是经过普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审批的，宁洱同昌某安全设施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书是经过宁洱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审批的，如果矿界与村庄，矿界与矿界距离不足的话，这两个审批书是不可能通过的。如果安全距离不足，宁洱安监局、普洱市安监局在审批过程及建设初期及建设过程中会提出来意见，不会到基本建设完工才提出来安全距离不足。对现场检查笔录不认可，不具备客观性，该现场检查记录中“经查，发现你石场不具备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表述不明确，没有说明不具备的安全生产条件是什么，对宁安监管强措（2016）FMO3号文件不认可，该强制措施决定书所依据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宁洱同昌石场不具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对原告说的500米的标准仅适用于新的矿山标准，老的标准是300米。所以同昌某应该按照老的标准300米。普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2017）年1号文件是合伙协议届满后才下发的文件，合伙期限截止是2017年1月5日，该文件2017年1月9日下发。本院认为，二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该组证据来源合法、真实，与本案有关联，各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上述证据仅能证实同昌某的审批、停止营业的过程，不能证明被告隐瞒事实恶意与原告签订协议的事实，本院不予完全采信。11、碎石机转让协议1份、收据1份、历史分户明细账1份。欲证明原告因对同昌某生产的需要，向李某1180万元购买破碎石机一台，原告已经向李某1支付了180万元款项。二被告的质证意见是，对客观性、合法性不认可，宁洱安监局于2016年6月15日下达宁安监管强措（2016）FM03号强制措施决定书，郭先彬在明知安监局下达停止作业和停止使用相关设施和设备时，没有征求合伙人曹剑的意见，依然擅自支付款项购买矿石机器，造成同昌某的损失，郭先彬应当对合伙人曹剑承担赔偿责任。另，记录中仅2016年8月28日20万元的转账记录，且系郭先彬转账给李某1的，矿石机转让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分别是李某1与宁洱同昌某，如果全部成立，应当是宁洱同昌某的对公账户转账给李某1，而不是郭先彬个人转账给李某1，不排除郭先彬个人与李某1个人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收据不认可，转账记录20万与收条180万不符合，有转账记录就应该以转账记录为准，没有宁洱同昌某的转账记录，没有设备移交交付记录，不排除存在虚假交易行为。12、原告与云南启晨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宁洱分公司签订工程施工合同1份、电力安装工程预（结）算书1份、历史分户明细账1份、明细查询1份、收据1份；原告与王建国签订的同昌某占用茶地协议1份、收据1份、转账凭证1份；与任成明签订的租用耕田协议1份、收据1份；与郭光春签订的租用茶地协议2份、收据2份；与郭建签订的占用耕田、山地协议1份、收据1份；与李绍华签订的租用茶地协议1份、收据1份；与李顺荣签订的租用山地协议1份、收据1份；与郭先雄签订的占用耕田、山地协议1份、收据1份；与李跃辉签订的租用茶地协议1份、收据1份；与李建福签订的租用茶地协议1份、收据1份；与郭光海签订的占用耕田、山地协议1份、收据1份；与郭兴东签订的协议2份、收据2份。欲证明：1、原告因对宁洱同昌某生产的需要安装630KVA变压器一台，已向云南启晨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宁洱分公司支付工程款10万元；2、原告因对宁洱同昌某生产、经营的需要，原告先后与王建国、任成明、郭光春、郭建、李绍华、李顺荣、郭先雄、李跃辉、李建福、郭光海、郭兴东分别签订了耕田、山林、茶地的使用协议，分别向以上土地、山林承包人支付占地使用费共计725605.8元；3、原、被告签订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确认无效后，应当由被告履行原告与王建国、任成明、郭光春、郭建、李绍华、李顺荣、郭先雄、李跃辉、李建福、郭光海、郭兴东签订的相应征地协议到期后的复垦义务。二被告的质证意见是，对工程施工合同、电力安装工程预（结）算书、卡交易对账单、明细查询、收据不认可，工程施工合同没有合同签订日期，电力安装工程预（结）算书只有云南启晨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宁洱分公司的公章，没有同昌某的公章，无法认定该预（结）算的用户是何人，无法认定106080元是预算费用还是结算费用，因为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价格是20万元，卡交易对帐单与本案无关联性，不知李钰及郭兴东是何人，合同约定的付款账号是：08×××12，未提供转账记录。关于同昌某与王建国、任成明等11户农户占用土地的协议及上述农户出具的收到同昌某土地补偿费的收条被告均不认可，被告认为协议及收条均存在瑕疵，甚至有伪造证据嫌疑。13、购买钢材售货清单和付款证明6份。欲证明原告因建设同昌某第二生产线的需要，因此购买钢材等材料支付建材费386375元。二被告的质证意见是，对关联性，客观性，合法性均不认可，未注明购货单位是谁，付款人是谁。14、原告郭先彬与董某工程施工合同1份、收据1份。欲证明，原告因对宁洱同昌某生产的需要，将宁洱同昌某破碎口至矿山脚下的运输道路铺垫工程和从矿山脚生面修路到岩子状顶路工程承包给董某修建，原告因此支付修路费524600元。15、原告郭先彬与董某工程施工合同1份、收据1份。欲证明，原告因对宁洱同昌某生产的需要，将宁洱同昌某扩建的第二条石灰石破碎系统设备基础承包给董某施工，原告因此支付工程款706000元。16、原告郭先彬与董某工程施工合同1份、收据1份。欲证明：原告因对宁洱同昌某生产的需要，在宁洱同昌某采用毛石修建职工宿舍挡土墙和基础，采用活动板房建盖职工宿舍，建职工食堂和卫浴室、水泥地板，共计向董某支付工程款316700元。二被告的质证意见是，对14、15、16组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该3份合同系同1天签订,按合同看，工程均在同昌某范围内,按常理只需写1份合同，没有工程量清单、验收标准等条款。该施工合同所涉及的工程系宁洱同昌某的重大投资,郭先彬在进行投资之前没有与合伙人曹剑协商,产生的损失应当由郭先彬个人承担。没有转账记录,合同约定分四次支付，但只有1份收条，不符合常理。郭先彬个人不具备支付工程款的能力,其应当提供当日银行流水证实其在当日转账或者取现过合同金额相当的记录。17、购买水泥管、运费收据4份。欲证明原告因在宁洱同昌某建排水管支付购买水泥管和运输费共计23260元。二被告的质证意见是，对该组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没有转账记录，没有购销合同。18、原告郭先彬分别与郭光春、郭兴东、张云红、郭先祥、吴应明、郭光恒、陈加应、杨平康、郭先文、杨建松、郭先亮、郭新伟、陈勇等人借款合同各1份、卡交易单各1份、借条各1份、贷款账单各1份。欲证明，郭光春等13人每人向宁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同心信用社贷款200000元后，将各自所贷20万元转借给原告郭先彬用于宁洱同昌石场的建设支出，并约定由原告郭先彬承担偿还贷款本息的义务。上述13笔借款，郭先彬总计支付自借款之日起至2017年4月21日止利息226212.53元。二被告的质证意见是，对郭光春等13人与宁洱农村信用社小额信用借款合同借款人是郭光春等13人,不是郭先彬,借款用于购装载机、建房等，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认可。对郭光春等13人与郭先彬的借条，该借条的持有人应当是债权人郭光春等13人，郭先彬作为债务人持有“借条”不符合常理及在逻辑上不成立，只有借条，没有转账记录，不能证明郭光春等13人与郭先彬之间存在借贷关系，13笔贷款未转入宁洱同昌石场的对公账户内，无法证实用于石场建设，对该借条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19、郭先彬分别于2016年6月24日、2016年9月23日、2016年11月24日、2017年2月16日的贷款账单各1份、借款借据各1份。欲证明，原告郭先彬分别于2016年6月24日、2016年9月23日、2016年11月24日、2017年2月16日向宁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同心信用社分别贷款70万元、20万元、10万元、40万元，原告郭先彬总计支付自借款之日起至2017年4月21日止利息70967.07元。原告贷款是用于偿还农户的偿息还息，原告直到现在都在偿还利息。二被告的质证意见是，只有贷款账与借款借据，没有借款合同，不认可，该贷款的用途是购水泥，一审时，董某出庭作证称其工程是包工包料，除了其施工的工程需要水泥以外，不需要任何水泥，郭先彬没有将该140万元转入宁洱同昌某的对公账户，无法证实该140万元用于同昌某的建设，对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20、郭先彬与王春兰结婚证2份。欲证明，郭先彬与王春兰系夫妻关系。二被告的质证意见是，对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郭先彬的名字涂改过，而且结婚证上的出生日期为1972年9月，而郭先彬向法院提供的出生日期是1974年9月5日。21、郭先彬与巫保才协议1份、收据1份。欲证明，原告因对宁洱同昌某生产的需要，向巫保才预订购买碎石机一台，并且已经向巫保才支付购买碎石机定金10万元。二被告的质证意见是，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巫保才的身份不明，没有转账记录。22、工业买卖合同1份、收据1份。欲证明，原告因对宁洱同昌某生产的需要，向徐林胜预订购买碎石机一台，并且已经向徐林胜支付购买碎石机定金10万元。二被告的质证意见是，对三性不认可。工业买卖合同的出卖人是河南新乡市鼎力矿山设备有限公司，而下面盖章的是昆明市鼎力矿山设备什么部。出卖人与合同盖章人不一致，并且合同上盖的章有两个章，一个是复印件，一个是红章，收据没有原件，没有转账记录，对证明内容不认可。23、参照建设施工图纸1份。欲证明，原告将宁洱同昌某破碎口至矿山脚下的运输道路铺垫、从矿山脚生面修路到岩子状顶路、一坡和二坡生产线设备基础、油库毛石挡墙、职工宿舍挡土墙、职工宿舍、职工宿舍地坪、职工宿舍卫浴室、职工宿舍基础承包给董某进行施工，董某须参照该建设施工图纸完成本工程的施工。二被告的质证意见是，对三性不认可，没有宁洱同昌某的盖章，原审时原告提供的图纸是新乡鼎力的图纸,而再审提供的是写着同昌某的名称,该协议名称就是“参照建设施工图纸”，该份证据1页与10页足以认定该组证据是伪造。24、宁洱县人民法院（2015）宁民初字第106号民事判决书1份、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普中民终字第603号民事判决书1份、宁洱县人民法院（2015）宁民初字第107号民事判决书1份、宁洱县人民法院（2016）云0821执42号执行通知书1份。欲证明，原宁洱同昌某负责人之一曹剑，自2015年3月20日起至2016年3月4日止，一直和王强、徐明萍对宁洱同昌某使用王强、徐明萍的承包地使用权进行诉讼、申请强制执行，在此期间，原告不可能和被告签订《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原、被告签订《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的时间是2016年3月23日。二被告的质证意见是，对于四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意见，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相反，四份证据证实了原宁洱同昌某的经营者为曹剑，李武将同昌某矿山的采矿权许可证转让给了马忠培后，马忠培又将采矿权许可证转让给了曹剑，之后曹剑才注册成立了同昌某个体工商户，同昌某经营者、负责人是曹剑，马忠培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郭先彬与曹剑的合伙协议签订于2016年4月5日，而（2015）宁民初字第107号民事判决书的下判时间是2016年1月28日，执行通知书是2016年3月4日下达，所有诉讼行为均不影响郭先彬与曹剑的合伙协议的效力问题。并不是说存在诉讼就不可能在2015年3月23日签订《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25、李建福、任成明、郭兴东、李顺荣、郭建保、郭光春、郭光海、郭先雄、李绍华、李跃辉、王建国等人保证书各1份、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欲证明，原告与各保证人租赁土地的事实和已支付相应租赁费的事实。二被告的质证意见是，对该组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所有的保证书内容均是机打，除了人名与金额不同，其他内容一致，只有签名为手签。第六组证据的11人与郭先彬签订的协议被告曹剑已作出了明确的质证意见，郭先彬还没有接到移交的公章就签订协议，该协议肯定是伪造的，协议是伪造的，保证书自然也是不真实的，没有证明力的。26、郭光春、郭兴东、张云红、郭先祥、吴应明、郭光恒、陈加应、杨平康、郭先文、杨建松、郭先亮、郭新伟、陈勇等13人贷款收息凭证各11张。欲证明，郭光春等13人将各自所贷20万元转借给原告郭先彬用于宁洱同昌石场的建设支出，并约定由原告郭先彬承担偿还贷款本息的义务。上述13笔借款，郭先彬总计支付利息自2017年4月21日起至2018年5月18日止229715.91元。二被告的质证意见是，对三性均不予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提供的13个人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以及本案所涉及的同昌某没有任何关系。27、郭先彬分别于2016年6月24日、2016年9月23日、2016年11月24日、2017年2月15日、2017年9月19日、2017年11月28日向宁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同心信用社贷款账10份。欲证明，原告郭先彬分别于2016年6月24日贷款70万元，支付利息66651.69元（自2017年4月21日起至2018年5月21日止）；于2016年9月23日贷款20万元，支付利息19143.31元（自2017年4月21日起至2018年5月21日止）；于2016年11月24日贷款10万元，支付利息9717.13元（自2017年4月21日起至2018年5月21日止）；于2017年2月15日贷款40万元，支付利息35386.69元（自2017年4月21日起至2018年5月21日止）；于2017年9月19日贷款20万元，支付利息11793.32元（自2017年9月19日起至2018年5月21日止）；于2017年11月28日贷款10万元，支付利息4205.01元。（自2017年11月28日起至2018年5月21日止）；上述6笔贷款用于同昌某的建设支出，郭先彬总计支付利息146897.15元。二被告的质证意见是，对三性均不予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只有贷款账没有借款合同，该贷款的用途是购水泥，原审时，董某出庭作证称其工程是包工包料，除了其施工的工程需要水泥以外，不需要任何水泥。无法证实该上述款项用于同昌某建设。28、关于尽快协调解决同昌石场被宁洱安监局责令停产的函1份、关于解决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问题的函1份。欲证明：1、原告郭先彬、苏勇与被告马忠培、曹剑系签订宁洱同昌某《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各自相对方的当事人；2、宁洱安监局下达宁安监管强制（2016）FM03号强制决定书及宁洱县人民政府下发《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非煤矿山转型升级实施方案的通知》、宁政发（2016）56号文件要求、按照2015年7月省、市非煤矿山转型升级专家隐患排查会议建议后，原告曾于2016年7月11日和2016年8月15日分别要求被告马忠培、曹剑，根据《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第四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给予解决办取宁洱同昌石场安全生产许可证，若不能办理则须赔偿原告银行贷款利息等损失。3、被告曹剑已经收悉原告的反映材料。上面的签字是曹剑本人所签。二被告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明目的及三性不予认可。曹剑作为合伙人对于石厂内部文件签字也很正常。郭先彬取得宁洱县国土局颁发的C5308212010117130083075采矿许可证，郭先彬对同昌某的投资、经营管理行为并不是依据同昌某与郭先彬、苏勇与2015年3月23日签订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而是依据郭先彬与曹剑于2016年4月5日签订并经宁洱县国土资源局批准备案登记的《合伙协议书》。另，该二份材料同时证实郭先彬2016年6月15日收到宁洱安监局下发的宁安监管强制（2016）FM03号，2016年6月15日之后郭先彬继续对同昌某的投资损失应该由其个人承担，合伙人曹剑不承担任何责任。29、同昌石场未能延期情况说明1份。欲证明，宁洱县国土资源局未给予同昌石场办理采矿权证延期，是因为同昌石场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和属于2017年底关停矿山，若同昌某在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可立即办理到采矿权证延期。二被告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郭先彬与曹剑于2016年4月5日签订并经宁洱县国土资源局批准备案登记的《合伙协议》合伙期限至2017年1月5日。合伙期满合伙终止，合伙协议书约定的合伙期限未超过C5308212010117130083075采矿许可证规定的2016年1月5日至2017年1月5日的有效期限。30、证人李某1，出庭证实：2016年5月27日，证人与同昌某签订《碎石机转让协议》，证人以1800000元的价格把2014年就存在采石厂的750碎石机等一些基础建设的机器出售给同昌某，《碎石机转让协议》已履行完毕。二被告的质证意见是，2016年8月28日收据上写的协议为《采石厂设备及资产转让协议》，证人证言与书证不符，时间、名称都不一致，是否存在此交易无法核实，证人证言不实。31、证人高某，出庭证实：2016年8月29日，郭先彬与证人签订了工程施工合同，郭先彬也有一份，协议内容为安装变压器，合同价是200000元左右，证人收到郭先彬的100000元款。证人就是云南启程电力有限公司宁洱分公司的负责人。二被告的质证意见是，电力安装工程结算书没有对方的签字，高某也称其才是公司的负责人，李钰是高某妻子，不存在转账不方便的问题。从郭先东转到李钰账户10万元无法认定是石厂转的，不排除李钰与郭先东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李钰不是公司员工及财务人员，故不予认可。32、证人吴某1，出庭证实：郭先彬去证人处买材料，第一次买了187775.98元的，第二次是131370元的，两次合计319145.98元。第一次付清，第二次未支付。二被告的质证意见是，证人将顾客联、存根联都给了顾客方，顾客联没有注明是谁购买的，证人连是转款支付还是现金支付都说不清楚，送货人、经手人盖章（签字）与提交的证据相矛盾，对证人证言和销货清单都不予认可。33、证人董某，出庭证实：证人与郭先彬于2016年4月20日签订合同，按照合同约定开始施工，郭先彬做了一份草图，证人按照草图进行施工。2016年7月份双方结清全部款项，并且验收了工程。工程项目包括破碎口至矿山脚下的运输道路铺垫、从矿山脚生面修路到岩子转顶路、一破和二破生产线设备基础、油库毛石挡墙、职工宿舍挡土墙、职工宿舍、职工宿舍地坪、职工宿舍卫浴室、职工宿舍基础、水沟排水、混凝土施工。所有的三个工程都是包工包料，主要材料是沙、碎石、毛石、水泥。所买水泥数量记不清楚，有些是他人拉来卖的，有些是天恒水泥厂买的。碎石从郭先彬处购买，出了多少钱记不清了。郭先彬提供了工程所需钢材、水管，所盖房屋系普通板房。刚签合同时没有图纸，进场以后才给的图纸，没有施工清单。工程款以现金方式向郭先彬领取，分多次领取，有预支部分，也有按合同领取的部分，领取时没有收据，最后结算时写过结算清单。领款记录有账本，但找不到了，故现分不清楚那笔是第几个合同的项目款。三个工程基本上是同时施工。因当时谈的时候系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核算价格，所以三个项目分别签订了协议。二被告的质证意见是，证人对领款的情况先前说不清楚，后面又说口头结算，合同约定的是包工包料，证人又承认郭先彬提供了材料，被告方认为证人证言不清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与郭先彬四次银行贷款用于购买水泥款相矛盾，故不予认可。同时能够证实140万元的水泥贷款是虚假的，没有用于石厂建设。34、证人李某2，出庭证实：同昌某向宁洱东方红免烧砖加工厂先后购买了价值23260元水泥管是事实。二被告的质证意见是，对购买水泥管的事实认可，但是不能证实水泥管用在何处，证人说开具了收据，但是没有提交，被告方不予认可。35、证人吴应明，出庭证实：证人是同昌某的管理人员，从2013年5、6月份到2015年一直跟马忠培做，有安全资格证书1本，授权委托书1份，现在提交给法庭，转让给郭先彬后还是一直跟着郭先彬做，这个石厂是证人介绍给郭先彬的，双方签订转让协议和合伙协议的时候证人都某。原告郭先彬与曹剑是买卖关系，签订合伙协议书是为了达到变更法定代表人的目的。二被告的质证意见是，对证人所证实的内容、授权委托书均不予认可。证人陈述的所有事情与现有的证据发生了巨大的冲突，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本院认为，对原告向本院提交的第11、30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原告与证人李某1购买碎石机及部分基础建设机器的事实，经核实，750型碎石机仍然安装于该石厂，对该两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原告的证明内容本院予以采信；对第12、25、31组证据经核实，王建国、任成明等11户农户为当地农户，协议和收条虽有瑕疵，但上述农户书面保证其与同昌某签订土地占用协议及收到补偿费的事实，故对土地占用协议及补偿费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原告的证明内容本院予以采信。原告与云南启晨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宁洱分公司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启晨电力公司收到宁洱同昌某100000元变压器安装预付款的收条，因有电力公司负责人高某出庭作证，证人证言与其他相关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实签订合同及支付变压器安装款100000元的真实性，故对原告的证明内容本院予以采信；对第13、32组证据，2016年4月8日及5月16日的四份销货清单金额为319145.98元，有证人吴某2证实，本院予以确认，但2016年4月18日销货清单及2016年6月8日付款证明属孤证，本院不予确认；对第14、15、16、23、33组证据，经核实，破碎口至矿山脚下的运输道路铺垫、油库毛石挡墙、职工宿舍挡土墙、职工宿舍等采石厂的基础工程已完工，14、15、16、23组及第33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实原告与证人董某签订合同后进行上述工程建设，并已验收结算的事实，支付工程款1547300元，对该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原告的证明内容本院予以采信；对第17组及第34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实原告与宁洱东方红免烧砖加工厂购买水泥管，原告支付证人李某2购销款及运费共计23260元的事实，对该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原告的证明内容本院予以采信；对第18组及第26组证据的借款合同、卡交易单、贷款账单、付利息凭证，第19组及第27组证据的贷款账单、借款借据来源合法、真实，但无法证明借款是否用于石厂建设，对上述4组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本院不予采信；对第20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第21、22组证据来源合法、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信；对第24组证据虽然来源合法、真实，与本案有联系，但不能证实原、被告签订《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的时间是2016年3月23日，故本院不予采信；对第28组证据只能说明原告郭先彬向二被告反映同昌石场的情况及要求解决的意见；对第29组证据只能说明同昌石灰岩矿山采矿权有效期为2016年1月5日至2017年1月5日，属于2017年底关停矿山；对第35组证据证人吴应明的证言，因证人在庭审陈述时前后矛盾，故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曹剑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一份、工商登记信息一份。欲证明：1、原同昌某与郭先彬、苏勇于2015年3月23日签订《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认定同昌某在合伙协议签订之前的矿山价值450万元的事实；2、原同昌某与郭先彬签订转让协议，已经于2016年5月18日注销，现在新的同昌某于2016年5月24日重新注册登记。二原告的质证意见是，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1、根据原告方证据清单（一）第5号中2014年8月12日《合伙协议书》，已经证实马忠培与曹剑系合伙关系；2、原告与被告签订《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的时间是2016年3月23日；3、原告与被告签订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根据国务院242号《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的规定，矿山转让应当申请相关部门审批同意方可转让，被告向原告转让宁洱同昌某未经相关部门审批同意转让，因此原、被告签订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属于无效协议，原告已经向被告支付矿山转让款270万元，被告已经向原告移交部分矿山手续，原告对矿山进行了投资建设，原、被告双方已经开始履行了《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对工商登记信息是复印件不予质证。2、同昌某各项投资（资产）和其他应付款财务支出移交清单、同昌某各项技术服务合同及方案报告移交清单、同昌某相关文件移交清单现有证照移交清单。欲证明曹剑2016年4月19日已将同昌某各项投资（资产）和其他应付款财务明细、各项技术服务合同及方案报告、相关文件、现有证照移交给郭先彬管理，原告郭先彬对于矿山的安全、生产条件具体情况已做了充分了解，不存在故意欺诈隐瞒的事实，当时同昌某是没有安全许可证的，不存在欺诈隐瞒的事实。二原告的质证意见是，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存在故意欺诈隐瞒的事实，原告已经收到被告移交部分同昌某的证照，但未收到安全生产许可证，同时被告一直未给予原告负责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被告马忠培对第1、2组证据认可，无异议。本院认为，对第1组证据来源合法、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确认；对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可，但其证明已将原同昌某全部资产及审批手续移交原告的证明内容与事实不符，经核实，关键的审批手续之一《安全生产许可证》被告至今未给原告办理、移交，故其证明内容本院不予完全采信。3、曹剑采矿许可证一份。欲证明曹剑持有合法有效的宁洱同昌某采矿权许可证，采矿许可证证号：C5308212010117130083075。有效期为2016年1月5日至2017年1月5日。二原告的质证意见是，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合法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同昌某在采矿权证有效期2016年1月5日至2017年1月5日内，原告和被告于2016年3月23日签订了《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后进行了采矿权证变更。4、准予办理采矿登记通知一份。欲证明宁洱县国土局于2016年4月12日通知郭先彬其申报的采矿登记资料经审查合格，准予领取采矿权许可证。5、颁发采矿许可证通知一份。欲证实宁洱县国土局于2016年4月12日通知宁洱县政府，宁洱县国土局向郭先彬颁发了采矿许可证，采矿许可证证号：C5308212010117130083075。6、采矿权变更审批责任表一份。欲证明经宁洱县国土局审查，宁洱同昌某采矿权申请资料齐全,内容清楚,无矿业重叠、纠纷及违法采矿行为，上一年年检合格，同意办理登记手续。7、采矿申请登记矿区范围坐标表一份。欲证明宁洱同昌某的坐标。8、国土资源局收件单一份。欲证明宁洱同昌某2016年4月5日向宁洱县国土资源局递交的采矿权变更的相关材料明细。9、受理通知书一份。欲证明2016年4月11日宁洱县国土局通知曹剑提交的宁洱同昌某申请，经审查，申报材料符合受理条件，予以受理。10、变更采矿权人后的采矿许可证一份（郭先彬）。欲证明同昌某采矿权许可证于2016年4月12日的采矿权利人由曹剑变更为郭先彬，采矿许可证证号：C5308212010117130083075。有效期为2016年1月5日至2017年1月5日。11、同昌某（负责人郭先彬）与宁洱国土资源局签订的采矿权出让协议一份。欲证明宁洱县国土资源局与宁洱同昌某于2016年4月18日签订采矿权出让协议，郭先彬作为同昌某的法定代表人在该合同书上签字的事实。12、同昌某（负责人郭先彬）与宁洱国土资源局签订的采矿权行政管理合同一份。欲证明宁洱县国土资源局与同昌某于2016年4月18日签订采矿权行政管理合同，郭先彬作为同昌某的法定代表人在该合同书上签字的事实。13、同昌某（郭先彬）作出的矿产资源开采承诺书一份。欲证明同昌某于2016年4月18日向宁洱国土局作出承诺，其保证依法依规合理开采矿山资源，郭先彬在承诺书上签字认可。14、同昌某采矿权人变更审批报告书一份、宁洱国土资源局收文处理笺一份、采矿权变更申请报告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一份、采矿权变更申请登记书一份、变更申请书一份、曹剑采矿权许可证（正、副本各一份）、曹剑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份）、采矿权行政管理合同(曹剑)、宁洱安监局证明。欲证明同昌某2016年4月5日向宁洱县国土资源局递交的采矿权变更的相关材料。二原告的质证意见是，对第4、7组证据无异议；对第5、6、8、9、10、11、12、13、14、组证据的合法性不予认可，其他方面无异议。根据《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的约定，同昌某转让后的证照办理（不限于安全生产许可证）和手续变更均由被告马忠培、曹剑负责办理。被告马忠培对第3、4、5、6、7、8、9、10、11、12、13组证据认可，无异议。本院认为，第3组证据来源合法、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确认；第4、5、6、7、8、9、10、11、12、13组证据只能证明同昌某采矿权人变更审批的过程。15、合伙协议书一份。欲证明郭先彬与曹剑2016年4月5日签订《合伙协议书》，双方约定合伙经营同昌某，双方为合伙关系，郭先彬出资占投资额的70%，曹剑出资占30%，合伙期限以采矿许可证为准，即2016年1月5日至2017年1月5日。合伙期限内，由于合伙所产生的债务按照各自的投资比例负担。不允许第三人或者其他合伙人参与合伙经营，双方约定的合伙期满合伙终止，即2017年1月5日合伙终止的事实。二原告的质证意见是，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1、原告与被告对同昌某的关系属于买卖、转让关系；2、原告和被告于2016年3月23日签订了《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根据《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的约定，同昌某转让后的证照办理（不限于安全生产许可证）和手续变更均由被告马忠培、曹剑负责办理，被告马忠培、曹剑转让同昌某未按国务院242号《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的规定申请相关部门审批同意转让，因此，被告马忠培、曹剑采取与原告签订2016年4月5日虚假《合伙协议书》的方式申请了同昌某采矿权证等手续的变更。被告马忠培对该组证据认可，无异议。本院认为，该《合伙协议书》虽然是原告郭先彬与被告曹剑签订，该协议书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签订该协议书的目的是为了申请同昌某采矿权证等手续的变更，双方未按《合伙协议书》约定实际履行，故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以确认。被告马忠培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根据庭审和质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2015年3月23日，原、被告共同商议后，被告曹剑、马忠培将位于普洱市宁洱县同心镇锅底塘村的宁洱同昌某（场）转让给原告郭先彬、苏勇共同经营。原、被告于2015年3月23日签订了《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双方未申请相关部门审批同意转让。该协议就转让标的、总价款、付款方式、双方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等方面做了约定。2016年3月25日，原告按照转让协议的约定向被告支付首笔转让费2700000元，之后被告将宁洱同昌某的经营名称变更给原告继续使用，并先后向原告移交了宁洱同昌某和宁洱同昌某的部分手续，安全生产许可证未移交。原告接管宁洱同昌某后与农户签订用地协议、进行了平整场地、购买安装机械设备等基础建设活动，准备全面开始运营开采宁洱同昌某。2016年4月5日原告郭先彬与被告曹剑签订了《合伙协议书》，该协议书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签订该协议书的目的是为了办理采矿权证等手续的变更，签订后，双方未实际履行。2016年6月15日，宁洱安监局经过现场检查，认为“经查，发现宁洱同昌某不具备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未依法取得有关安全生产许可”，并下达宁安监管强措（2016）FM03号《强制措施决定书》，责令宁洱同昌某立即停止作业（施工）、停止使用相关设施和设备。2016年7月24日，宁政发（2016）56号文件出台，文件明确“淘汰关闭矿山8座：宁洱同昌某（2017年关闭）……”（文件第8页第四项）2017年1月9日，普安监（2017）1号文件即《普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宁洱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给予答复宁洱同昌某有关问题请示的批复》出台，文件明确宁洱同昌某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属于“非煤矿山转型升级”“四个一批”中淘汰关闭矿山（文件首页）。原告因未取得有关安全生产许可证，宁洱同昌某不能正常运营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无效，并要求被告退还转让款、赔偿投资损失并承担违约责任等。经庭审核实，本院认定原告的损失为：1、支付被告转让费2700000元;2、投资宁洱同昌某建设损失：为宁洱同昌某实施了对该石厂破碎口至矿山脚下的运输道路铺垫、油库毛石挡墙、职工宿舍挡土墙、职工宿舍等基础工程，向董某支付工程款1547300元，向李某1购买碎机一台合款1800000元，支付云南启晨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宁洱分公司的变压器安费100000元，支付王建国、任成明等11户农户的土地租金725605.80元，支付普洱市思茅区荣绅建材经营部的材料款319145.98元，支付东方红免烧砖加工厂水泥管购销款及运费23260元，支付巫保才购买碎石机定金100000元，支付鼎力矿山设备有限公司购买碎石机定金100000元，合计4715311.78元，上述损失有原告郭先彬、苏勇向本院提交的第9、11、12、13、14、15、16、17、21、22、23、25、30、31、32、33、34组证据证实。本院认为，原告郭先彬与被告曹剑于2016年4月5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虽然签订日期在原、被告双方于2015年3月23日签订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之后，但签订《合伙协议书》是为了申请宁洱同昌某采矿权证等手续变更的需要，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未按《合伙协议书》的约定实际履行，故本案本院认定为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关于马忠培是否为本案被告的问题，因《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签字双方系曹剑、马忠培与苏勇、郭先彬，马忠培与曹剑是签订《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之前宁洱同昌某的合伙人，马忠培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为曹剑的委托人，且曹剑本人也在转让协议上签了字，故马忠培称其非本案被告的抗辩，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原、被告双方于2015年3月23日签订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虽系原、被告双方的真实合意，但未申请相关部门审批同意转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42号《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规定，采矿权的转让应当向审批管理机关提出申请，批准转让的，转让合同自批准之日起生效。该转让协议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转让协议成立但未生效。故对原告要求确认转让协议无效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转让费、赔偿投资损失的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未向原告办理移交宁洱同昌某的安全生产许可证，过错在于被告，故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转让费、赔偿投资损失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本院依法支持本院认定投资损失4715311.78元。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的诉请，因该转让协议未生效，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履行原告与郭建、郭先雄、王强（王建国、王建忠）、李建福、郭兴东、郭光春签订的相应征地合同到期后的复垦义务请求，因属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审查。对原告要求二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因借款和贷款投入宁洱同昌某所产生的利息损失673792.66元的诉求，因原告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该借款和贷款是否用于宁洱同昌某建设，故本院不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郭先彬、苏勇与被告马忠培、曹剑于2015年3月23日（涂改日期为2016年3月23日）签订的《石灰石矿山转让协议》无效；二、由被告马忠培、曹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退还原告苏勇、郭先彬转让费人民币2700000元；三、由被告马忠培、曹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原告苏勇、郭先彬投资宁洱同昌石厂的损失人民币4715311.78元；四、驳回原告苏勇、郭先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9040元，由被告马忠培、曹剑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段锦松审判员  李德川审判员  刘佳明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陈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