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渝04行初128号原告李青林农村承包经营户。诉讼代表人李青林，男，1965年10月14日出生，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江飞，重庆市彭水县江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住所地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汉葭街道北门街**。法定代表人石强，该县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小平，该县林业局政策法规科科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小飞，该县政府办公职律师。第三人杨世伦农村承包经营户。诉讼代表人杨世能（又名杨世伦），男，1948年11月12日出生，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原告李青林农村承包经营户（以下简称李青林农户）不服被告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简称彭水县政府）对第三人杨世伦农村承包经营户（以下简称杨世伦农户）“桐子林”林权行政登记行为，于2018年7月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8月28日立案后，向被告彭水县政府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本院依法由审判员何玉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王宏、万永福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9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青林农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江飞，被告彭水县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小平、赵小飞，第三人杨世伦农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于2018年11月23日评议。现已审理终结。本诉行政行为为：彭水县政府为杨世伦农户颁发的彭林证字（2006）第33XXX89号《林权证》中对“桐子林”林地的登记。原告李青林农户诉称，李青林农户1986年在彭水县三义乡龙合村2组小地名“桐子林”分得自留山两宗，一宗自留山面积为12亩，另一宗自留山面积为6亩。第三人杨世伦农户在“桐子林”没有分得自留山。2010年林权登记时，杨世伦农户将李青林农户在“桐子林”分得的14亩林地登记在自己名下。2017年11月，李青林务工回家看见上述林地被同村组村民开采石沙，详细了解情况后才知道彭水县政府没有将案涉林地登记给李青林，而是错误登记给了杨世伦农户，并颁发了林权证书。因此，彭水县政府所作彭林证字（2006）第33XXX89号林权登记违背事实，存在错误，请求撤销彭水县政府为杨世伦农户颁发的彭林证字（2006）第33XXX89号《林权证》中对于“桐子林”面积为20亩、25亩林地的登记。被告彭水县政府辩称，1.彭水县政府对杨世伦农户的林权登记档案材料齐全，颁证程序合法。杨世伦农户在2006年7月5日提交了《林权登记申请表》，2009年3月22日订立了《集体林地家庭承包合同书》、彭水县林权登记清册。这些档案资料符合《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其登记材料要素齐全，整个登记颁证过程符合法定程序，具有合法性。2.针对案涉林地登记内容，李青林农户和杨世伦农户林权登记记载的内容并不一致，不能证明是指向同一地块的林权登记。《彭水县林权登记清册》显示，杨世伦农户在“桐子林”有2块林地，四至边界分别为：东杨家坳，南土界，西李青学林界，北斑竹园林界；东土界，南林界，西人行路，北人行路。李青林农户1986年《林权证登记清册》记载其在“桐子林”有2块林地，四至边界分别为：东文平连界，西走杨家的路，南一组界，北无记载；东走杨兴瑞路界，西狮子老界，南一组界，北宿祖种界。从双方证上登记的四至界畔看，属于不同地块范围的登记，不是对同一宗林地的重复登记。3.李青林于2017年10月就知晓了颁证行为，在2018年才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六个月的起诉期限。第三人杨世伦农户述称，1986年林地下放时，他没有在家，没有分得林地。1986年他回来之后，村组就把“桐子林”的林地分给他管理使用，长达十多年，这期间李青林一直没有主张过案涉林地的权利。被告彭水县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杨世伦农户2006年林权登记申请表。拟证明杨世伦农户申请了对“桐子林”林地进行登记。2.2010年4月19日杨世伦农户林权登记清册。拟证明杨世伦农户“桐子林”2块林地的四至界限与登记申请表上的四至界限是相吻合的。3.杨世伦农户2009年集体林地家庭承包合同书。拟证明杨世伦农户就“桐子林”林地与村组签订了承包合同，上面记载的“桐子林”林地的四至界限与登记申请表上的四至界限是相吻合的。4.1986年李青林农户的林权登记清册。拟证明李青林农户的2块“桐子林”林地的四至界限与杨世伦农户的2块林地的四至界限是不一致的。原告李青林农户质证认为，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登记的涉案20亩林地的四至界限，南边将李青林农户的林地包含进去了，25亩林地的南边是土界，仍然是将李青林农户的林地范围包含了，东西北三方的界址是胡乱填写的，彭水县政府以错误的四至界限为杨世伦农户颁证是错误的。证据2、证据3的质证意见与证据1的质证意见一致。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彭水县政府的证明目的。第三人杨世伦农户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3没有意见，对证据4有意见，李青林农户1986年的林权证是填写了的，但是后面作废了。原告李青林农户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李青林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2.李青林农户1986年林权证存根、清册各一份。证明李青林农户在“桐子林”有12亩、2亩两块林地的承包经营权，该林地的四至界限也是明确的。3.现场草图一份。拟证明杨世伦农户的林权证中“桐子林”林地南边将李青林农户的林地包含了。杨世伦农户林权证中登记的20亩林地南边包含了李青林农户12亩、2亩的全部地块。杨世伦农户登记的两块“桐子林”实际是同一块地。4.宿祖种的林权证登记清册，证明案外人宿祖种“桐子林”6亩林地与李青林农户林地南北相邻。被告彭水县政府质证认为，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李青林农户林权证存根中登记的四至界限与杨世伦农户林权证中登记的四至界限不一致，不能证明是同一宗林地。证据3有异议，是李青林单方绘制，不是对争议林地的绘制。证据4的三性无异议。从调查的情况看，宿祖种属于五保户，宿祖种过世之后，其“桐子林”的林地登记在杨世伦农户的林权证上。第三人杨世伦农户质证同意县政府的质证意见。第三人杨世伦农户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李青云（1986年生产队的队长）的证词。证明“桐子林”是生产队和他自指给杨世伦农户做自留山与管理山的。东至生产队大界，西至狮子老界，南至斑竹园山林界，北至宿祖种山林界。2.文永将等人的证词。证明坐落在龙合村的桐子林10亩、20亩柴山，现属于杨世伦农户使用，杨世伦农户享有2块桐子林的林权。3.（2006）第33XXX89号林权证。证明该证登记的2块林地与档案资料记载的四至界限是相吻合的。被告彭水县政府质证认为，证据1符合证据的三性，证明内容看，与县政府出示的证据材料有关联，证明杨世伦农户在桐子林确实承包了林地。证据2形式虽然有问题，但证明内容是客观的，也能证明杨世伦农户在桐子林确实承包了林地。证据3的三性无异议。原告李青林农户质证认为，证据1从证据规则以及收集程序看，杨世伦农户出示的证明不能作为证据予以采信，因为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也未提供相关证人的身份信息。证据2证实内容也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从证据的收集程序看也不合法。证据3对涉案的2宗林地登记错误，不真实。为了查清事实，本院于2018年11月20日组织原告李青林农户、被告彭水县政府和第三人杨世伦农户对现场查进了查勘，制作了现勘笔录及现场图。根据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彭水县政府提供的证据。证据1-4来源合法，内容真实部分与本案有关联，予以采信。内容与实际不符部分，不予采信。原告李青林农户的证据。证据1、2、4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有关联，予以采信；证据3系李青林单方制作，真实无法核实，不予采信。第三人杨世伦农户提供的证据。证据1、2不符合证据形式，不具有合法性，不予采信。证据3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有关联，予以采信。经质证，各方对本院制作的现勘笔录及现场图无意见，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李青林农户与第三人杨世伦农户均系彭水县三义乡龙合村**村民。彭水县政府在1986年林权证登记清册中为李青林农户登记了两块“桐子林”林地，面积2亩的林地四至界限为东至文平连界，南至一组界，西至走杨家路界，北空白。面积12亩的林地四至界限为东至走杨兴瑞路，南至一组界，西至狮子老，北至宿祖种。2006年林权制度改革，换发林权证，因李青林未在家中，未实际换发林权证。1986年第一轮林权制度改革时，杨世伦未在家中，未分配到林地。1986年杨世伦回来后，杨世伦所在村组就将案涉“桐子林”林地分配给了杨世伦农户，并于2006年换发林权证时，补签了《集体林地家庭承包合同书》，将案涉“桐子林”林地登记给了杨世伦农户。彭水县政府为杨世伦农户颁发的彭林证字（2006）第33XXX89号《林权证》中登记的“桐子林”林地有20亩、25亩两块林地。20亩林地登记的四至边界为：东至土界，南至林界，西至人行路，北至人行路。25亩林地的四至边界为：东至杨家坳，南至土界，西至李青学林界，北至斑竹园林界。为了查清案件事实，本院于2018年11月20日组织原告李青林农户、被告彭水县政府和第三人杨世伦农户踏勘了现场。经各方指认，杨世伦农户彭林证字（2006）第33XXX89号《林权证》中登记的“桐子林”林地20亩林地是本案的争议地，彭林证字（2006）第33XXX89号《林权证》中登记的“桐子林”林地25亩的边界是乱填的，实际就是指20亩的林地。杨世伦农户在“桐子林”实际经营管理的林地只有20亩这一块林地。杨世伦农户“桐子林”20亩林地登记的边界中包含了李青林农户1986年林权证登记的12亩林地的边界及宿祖种的林地。李青林农户1986年林权证登记的12亩林地的北界与宿祖种林地的南界相连。李青林农户对宿祖种的林地登记给杨世伦农户无异议。杨世伦农户对李青林农户1986年林权证登记的“桐子林”林地2亩无争议。宿祖种系“五保户”，于2006年左右去世，生前由杨世伦赡养。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国家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登记造册,发放证书,确认所有权或者使用权。……”本案中，杨世伦农户登记的“桐子林”林地位于彭水县政府的辖区范围内，根据上述规定，彭水县政府有为该林地权属进行登记的行政职责。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李青林农户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2.彭水县政府为第三人杨世伦农户“桐子林”林地的行政登记行为是否合法。一、关于李青林农户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的问题。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根据前述规定，李青林农户虽在2017年11月就已知道彭水县政府为杨世伦农户颁发彭林证字（2006）第33XXX89号林权证的事实及具体内容，但因李青林农户不是该林权证的相对人，彭水县政府既不可能向李青林农户送达该林权证，也不可能告诉李青林农户起诉期限，李青林农户在2017年11月知道彭水县政府的颁证行为后于2018年7月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未超过1年，其起诉未超过法定期限。二、彭水县政府为第三人杨世伦农户“桐子林”林地的行政登记行为是否合法。《林木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登记机关对已经受理的登记申请，应当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在森林、林木和林地所在地进行公告。公告期为30天。”《林木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对经审查符合下列全部条件的登记申请，登记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个月内予以登记：（一）申请登记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位置、四至界限、林种、面积或者株数等数据准确；（二）林权证明材料合法有效；（三）无权属争议；（四）附图中标明的界桩、明显地物标志与实地相符合。”根据上述规定，县级人民政府为辖区农户林地登记应当依照法定程序，且登记的林地应当是林权来源合法，林地界址清楚且无争议，登记的四至界限与实地相符。本案中，彭水县政府主张其登记的“桐子林”林地经过了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程序，并签订了林地承包合同，其登记的来源、程序合法。经现场查勘并结合本案有效证据分析，一是杨世伦、李青林现场指认的彭水县政府为杨世伦农户登记的“桐子林”20亩林地实地包含了1986年宿祖种“桐子林”林地的同时，也包含了1986年李青林农户林权证中登记的“桐子林”12亩林地，实地权属存在争议。二是杨世伦农户在“桐子林”不存在登记的25亩这一块林地，根据登记的边界在实地无法指认出这块林地。杨世伦认可其登记的25亩的“桐子林”林地与登记的20亩的“桐子林”林地实际是同一块林地，该25亩的“桐子林”林地实际系对20亩的“桐子林”林地的重复登记。三是彭水县政府在受理杨世伦农户“桐子林”林地登记申请后，未举示证据证明进行过公告。综上，彭水县政府为杨世伦农户登记的面积为20亩的“桐子林”林地权属来源存疑，与实地不符，权属存在争议；其登记的面积为25亩的“桐子林”林地系对前述20亩“桐子林”林地的重复登记，其四至界线混乱，不能反映现场实际情况，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据此，彭水县政府的本诉登记行为主要证据不足，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登记程序不合法，其登记的两宗“桐子林”林地均应予撤销，本院对此予以明确。需要指出的是，本诉行政争议实质为当事人间林地的权属之争，撤销登记不等同于杨世伦农户就必然丧失了该宗林地的使用权，只有经有权机关通过行政裁决程序确定争议地权属后，才能确定案涉林地的使用权归属，使本诉林权争议得以实质解决。综上所述，被告彭水县政府为第三人杨世伦农户颁发的彭林证字（2006）第33XXX89号《林权证》中对“桐子林”的登记主要证据不足，登记程序不合法，应予撤销。原告李青林农户的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为杨世伦农村承包经营户颁发的彭林证字（2006）第33XXX89号《林权证》中对面积为20亩的“桐子林”林地与面积为25亩的“桐子林”林地的登记。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何 玉审 判 员  王 宏审 判 员  万永福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翟维玲书 记 员  刘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