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5民终327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思静，女，汉族，1941年1月24日出生，住贵州省毕节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贵州威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达举，贵州威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省毕节华联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洪南路（兰苑花园）。 法定代表人：龙天来，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成涛，贵州本芳（黔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阮履冬，贵州本芳（黔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贤良，男，汉族，1934年12月15日出生，住贵州省毕节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德琼，女，系其女。 上诉人罗思静因与被上诉人贵州省毕节华联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联房开公司）、韩贤良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8）黔0502民初17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是：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争议的《房屋拆迁合同》签订于2001年8月8日，合同也载明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等规定进行拆迁，那么，对于《房屋拆迁合同》，首先应当审查是否符合当时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1991年6月1日起施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的“本条例所称拆迁人是指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第八条也明确：“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需要拆迁房屋，必须持国家规定的批准文件、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屋拆迁主管部门提出拆迁申请，经批准并发给房屋拆迁许可证后，方可拆迁。房屋拆迁需要变更土地使用权的，必须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本案的《房屋拆迁合同》中载明：“甲方（华联公司）遵照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毕节市人民政府关于拆迁安置的规定》，经毕节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核准，依法取得（199）号《拆迁许可证》：经双方协商，订立以下合同共同遵守”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八条，没有取得《拆迁许可证》的，不得拆迁。从《房屋拆迁合同》的以上约定看，签订《房屋迁出合同》的前提，华联公司也认可是“依法取得（199）号《拆迁许可证》”。但在庭审中，华联公司未提交其取得了《拆迁许可证》，因此，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及合同本身的约定，华联公司不具有拆迁人的资格，其以拆迁人的资格与韩贤良签订的《房屋拆迁合同》当然无效。对于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的理由，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存在以下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已废止，但没有对此作延伸，没有明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被废止，但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所实施的拆迁征收行为适用什么法律来予以评价，该判决没有明确，造成了该判决对华联公司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所实施的行为，形成了法律上的真空，故该判决中在法律价值的取向上，不能取到很好的社会效果。同时论证也不充分，不能令人信服。《合同法》第九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因此，考察合同是否有效，首先应当考察订立合同的当事人是否具备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本案所争议的《房屋拆迁合同》，不管是以废止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还是现行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实施征收补偿的一方都不仅仅是一般的市场主体，而是具有特定性。但显然，不管是以废止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还是现行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华联公司都不满足实施征收补偿的特殊性要求，其也就没有实施征收补偿的民事权利能力，所实施的行为因缺乏主体要件而应属于无效。法治社会不存在法律真空，所实施的行为是否合法都有法律进行评价，上诉人的被华联公司征收的房屋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证，所签订的《房屋拆迁合同》，即便《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已废止，也当然应该有法律进行评价，该法律就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而不仅仅是合同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规定了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以下称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即便按照该条例第五条的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可以委托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不得以营利为目的。房屋征收部门对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在委托范围内实施的房屋征收与补偿行为负责监督，并对其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即即便是政府房屋征收部门委托的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所实施的行为的后果，也由政府房屋征收部门承担法律后果。而本案中审理中，适用2011年公布施行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华联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系政府房屋征收部门所委托的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因此，华联公司无权实施拆迁，所签订的《房屋拆迁合同》也无效。二、一审法院的第二个理由，系以事实代替法律，以地方政府的通告代替法律。对于合同的效力问题，属于法院主动依照法律的规定予以审查的范围。合同的效力性问题，是法律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不是当事人提供证明能够证明的问题。根据《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所主张的事实，应当举证证明。也即是证据证明的是事实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法律问题不由当事人举证，当事人也证明不了，法律的适用是法院司法权的体现。同时，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诉人自认知晓安置的情况，该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正是因为上诉人知道没有得到合理公平的安置，才发生了本案的诉讼。另外，上诉人提供的毕市府通告（99）03号《通告》，并没有证明华联公司有权对上诉人的房屋进行拆迁，而是说华联公司根据该《通告》来进行拆迁，但上诉人不同意，华联公司希望与上诉人协商而已。纠纷发生后起诉到人民法院，华联公司是否有权进行拆迁，这不是地方政府的《通告》能证明的问题，而是根据法律予以评判的问题。因此，不论是根据废止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还是现行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华联公司均无拆迁资质，没有权力对上诉人的房屋进行拆迁。因此，所签订的《房屋拆迁合同》当然是违反了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属于无效合同。 被上诉人答辩称，答辩人在与上诉人签订《房屋拆迁合同》前，已经取得了拆迁人资格。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答辩人不具有拆迁人的资格不能成立，其认为答辩人以拆迁人的资格与韩贤良签订的《房屋拆迁合同》当然无效，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理由如下：一、上诉人对其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提交的“毕市府通告（99）03号”通告、“毕市裁字（2001）014号”《裁决书》的真实性已予以认可，而该两份证据足以证明答辩人已取得拆迁许可。首先，“毕市府通告（99）03号”通告系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表明上诉人对该文件已然认可。而该文件中首部赫然写着：“……，市人民政府同意毕节地区华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镇南路、古道路片区拆迁房屋，进行旧城片区进行拆迁，已然取得当时的毕节市政府的同意，该通告即是毕改造，……”，据此，根据该通告，上诉人对原告房屋所在的古道路节市政府之同意的意思表示。而毕节市政府的该同意上诉人对原告房屋所在的古道路片区进行拆迁的意思表示，即是行政许可上诉人进行拆迁的拆迁许可。毕节市政府作为房屋拆迁主管部门的上级行政机关，行政级别更高，其同意上诉人对原告房屋所在的古道路片区进行拆迁之拆迁许可，其法律效力远高于其下级行政机关——房屋拆迁主管部门的拆迁许可。再说，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作为当时的毕节市政府的工作部门，其履行拆迁管理职责只不过是职能分工的结果，但职能分工并未剥夺其上级行政机关——毕节市政府直接管理拆迁事务的权力。众所周知，在行政管理领域，中国奉行的是“上级说了算”的规则，在上级行政机关——毕节市政府已许可、同意答辩人作为拆迁人对原告房屋所在的古道路片区进行拆迁的情况下，难道还要下级行政机关——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再多此一举发个证书“许可”吗？上诉人对通告的上述内容选择性的无视，其意图混淆视听的目的昭然若揭。其次，“毕市裁字（2001）014号”裁决书亦系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亦表明上诉人对该裁决书的真实性已然认可。而该裁决书首部当事人信息部分，赫然写明答辩人的身份是“拆迁人”，表明答辩人的合法拆迁人的身份，也是得到裁决机关认可的。此外，裁决书在正文第三段，同样赫然写明：“经查：被拆迁人现居住古道路122号房屋，根据毕市府（1998）70号批复、市府告（99）03号通告、拆许字（2001）14号拆迁许可证，属拆迁人实施旧城改造项目的拆迁范围，……”。裁决书的上述内容已然证实：申请人系取得“拆许字（2001）14号”《拆迁许可证》进行上诉人房屋所在区域的拆迁。上诉人对裁决书的上述内容选择性的无视，其意图混淆视听的目的同样昭然若揭。可见，无论是依据上诉人认可的当时的毕节市政府的通告，还是依据上诉人认可的裁决书，都足以认定答辩人系取得拆迁许可对上诉人房屋所在区域进行拆迁，是合法的拆迁人。上诉人认为被诉人不具有拆迁资质，无权对其房屋进行拆迁及与韩贤良签订的《房屋拆迁合同》无效，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二、上诉人据以主张涉案合同无效的1991版《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已为2001版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废止。且2001版《城市房屋管理条例》亦被2011年颁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废止，两部法规都不能作为识别本案合同效力的依据。答辩人认为，法律法规被明示废止，一如人之被宣告死亡，不复有再“起死回生”料理“身后事”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三)适用已经失效或尚未施行的法律的；……”据此，本案中，上诉人据以主张涉案合同无效的1991版《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已为2001版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废止。且2001版《城市房屋管理条例》亦被2011年颁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废止。因此，本案无论是一审判决还是二审判决，若按原告所诉适用已废止的1991版《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或2001版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则判决即构成上述司法解释所规定的“适用已失效的法律”的情形，构成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上述司法解释之规定，属于依法可以申请再审的情形，即本案将形成错判。因此，原判不予适用已废止的行政法规，恰恰是严格遵循法律适用规则的体现。上诉人关于原判法律适用错误，且未明确本案法律适用依据的主张，显然不能成立。三、上诉人与答辩人签订房屋拆迁合同至今已历时16年多，且就该合同双方已履行完毕，双方对合同内容不存在任何争议。上诉人在长达16年多的时间内无声无息、未提出任何主张即是明证。上诉人此时再行要求确认合同无效，无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不说，亦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就上诉人所在区域，拆迁户有几百户之众，且与答辩人的拆迁合同均已履行完毕。如若本案上诉人之无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的诉求得偿所愿，将可能造成众多已归于稳定的法律关系。包括如上诉人之类的被拆迁人内部就安置补偿款物进行分配在内的关系重新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冲击到社会的稳定。再说，上述区域即将面临再次拆迁，若上诉人得偿所愿，恐将衍生出更多纷繁复杂、旷日持久的纷争。综上，答辩人认为，鉴于“毕市府通告（99）03号”通告、“毕市裁字（2001）014号”裁决书中已经明确答辩人进行拆迁已取得当时的毕节市政府及拆迁管理部门许可，具备合法拆迁人资格。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被上诉人韩贤良答辩称，没有意见。 上诉人罗思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确认二被告于2001年8月8日签订的《房屋拆迁合同》无效；二、判决被告华联房开公司退还原告15,000.00元，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原告从2001年8月8日起至款项退还完毕之日止期间的利息；三、案件受理费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原告罗思静与被告韩贤良系夫妻关系。2001年8月8日，原告韩贤良代原告罗思静作为乙方与被告华联房开公司作为甲方签订了《房屋拆迁合同》，约定：甲方经毕节市政府批准，毕节市规划办同意在毕节市古道路地区进行城市修建，修建安居楼，需拆除乙方所住总建筑面积为69.3m2，其中门面为34.65m2的房屋；乙方放弃住宅，甲方在古道路a至b轴右边安置门面壹个，面积为34.65m2，乙方共计补房屋价款为壹万伍仟元，乙方在原地过渡（后半部拆除）；乙方须在房屋完工后，一次性交给甲方补差款15,000.00元；水、电、电话还原（单独立户）。合同签订后，原、被告双方确认扣除过渡费等费用，原告向被告补差款10,000.00元。被告韩贤良于2002年10月29日向被告华联房开公司交付房屋补差款10,000.00元。2002年10月30日，被告韩贤良的女儿韩德琼领取了安置房屋的钥匙、房屋使用说明书和质量保证书，并以被告韩贤良的名义向被告华联公司出具收条。2017年5月29日，被告华联房开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请本案原告罗思静，被告韩贤良及其两个女儿返还位于XXX的房屋并赔偿租金损失。一审法院于2017年8月16日作出判决，判决罗思静等人返还华联房开公司上述房屋。罗思静等人及华联房开公司不服，均提起上诉，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2日作出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间，原告罗思静与被告韩贤良共同为原告于2017年10月20日在一审法院立案，起诉被告华联房开公司，以同地段被拆迁人张世荣、路言翠与被告华联房开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合同》安置补偿方案优于其为由，要求变更双方签订的《房屋拆迁合同》。一审法院于2018年1月18日作出判决，判决驳回罗思静、韩贤良的诉讼请求。双方均未上诉。原告认为，被告韩贤良未取得原告的授权，与被告华联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合同》违反了1991年6月1日起施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是无效协议，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以上述诉请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对于被告提出本案系重复起诉的问题。本案中，原告起诉的诉讼标的为确认《房屋拆迁合同》无效，而之前原告与被告韩贤良诉被告华联房开公司的诉讼标的为变更《房屋拆迁合同》的第五条第1款的内容。两案的诉讼标的不同，故本案的诉讼不构成重复诉讼，不属于一事不再理的范畴，被告的该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被告提出本案原告的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诉讼时效适用于请求权，而本案原告诉请的是确认合同无效，系确认之诉，属于准形成权，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故对被告的该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原告罗思静诉请确认《房屋拆迁合同》无效，退还15,000.00元并支付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确认合同无效有法律严格的规定。本案中，原告主张二被告于2001的8月8日签订的《房屋拆迁合同》无效，是基于被告韩贤良未取得原告的授权与被告华联房开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合同》违反了1991年6月1日起施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8号）的规定。首先，原告所适用的该《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已经废止；其次，一审法院作出的已经生效的（2017）黔0502民初6598号民事判决书事实部分已认定“原告韩贤良与罗思静系夫妻关系。2001年8月8日，原告韩贤良代原告罗思静作为乙方与被告华联房开公司作为甲方签订了《房屋拆迁合同》”的事实，本次庭审中，原告也自认其知晓涉案房屋被拆迁及已安置的情况。而在拆迁时和安置时，原告并未提出异议，视为原告对该事实已进行了追认。同时，原告提供的1999年2月20日毕节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毕节市人民政府关于在镇南路、古道路片区拆迁房屋进行旧城改造的通告》[毕市府通告（99）03号]，说明被告公司有权负责具体实施涉案房屋所在片区的拆迁改造，进行统一拆迁安置。综上，原告所举证据不能证明涉案《房屋拆迁合同》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故原告的诉请，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罗思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8.00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罗思静承担。 二审中，各方未提交新的证据。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充分，本院二审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罗思静、韩贤良、韩德美、韩德琼在一审法院审理的华联房开公司起诉罗思静、韩贤良、韩德美、韩德琼(该案中该四人系被告）返还位于XXX的房屋并赔偿租金损失一案共同答辩，有部分内容为：“被告一家原住XXX。2001年，原告经批准在古道路进行城市建设，被告一家作为被拆迁人。原告、被告双方于2001年8月8日签订了《房屋拆迁合同》，约定原告安置被告34.65㎡的门市。由于长期不能办理房屋产权证，原告公司负责人谭凯代表公司向被告作出承诺，在2002年12月前给被拆迁人罗思静，如不能给，罚款5万元。2003年六七月份，被告再次找到原告，原告既不办证，也不愿意赔偿五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涉案《房屋拆迁合同》效力如何认定。 上诉人主张涉案《房屋拆迁合同》无效的理由一是被上诉人未取得拆迁许可证，违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之规定。本院认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二条“本法所称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之规定可知，《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的拆迁许可证的内涵在于行政机关准许某一拆迁主体进行拆迁，本案被上诉人虽然未提交拆迁许可证，但其提交的《毕节市人民政府关于在镇南路、古道路片区拆迁房屋进行旧城改造的通告》[毕市府通告（99）03号]已经表明主管行政机关已经准许被上诉人进行拆迁，故被上诉人实施拆迁行为与被上诉人签订《房屋拆迁合同》的行为不违背设立拆迁许可证的本意，因此不应当认定《房屋拆迁合同》违背了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故对上诉人的该理由不予支持。 上诉人的理由二是无证据证明韩贤良有权代表罗思静。本院认为，从罗思静、韩贤良、韩德美、韩德琼在一审法院审理的华联房开公司起诉罗思静、韩贤良、韩德美、韩德琼返还位于XXX的房屋并赔偿租金损失一案中的答辩理由（详见事实认定部分）可知，罗思静不仅未否定《房屋拆迁合同》，相反还以华联房开公司未及时履行《房屋拆迁合同》作为其抗辩事由，可见，上诉人对韩贤良的代理行为是认可的。故本院对上诉人的该理由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6元由上诉人罗思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可 审 判 员  田 川 审 判 员  徐 洪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喻 智 书 记 员  郑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