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湘0111民初3238号原告（反诉被告）：湖南振兴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花垣县花垣镇花桥村宋二塘。法定代表人：石维邦，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湖南纲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娟，湖南纲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劳动西路528号大华宾馆28楼。负责人：李青顺，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喻江洪，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湖南安必信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劳动西路528号现代华都4栋1单元2801房。负责人：周理，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湖南风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周理，男，1963年1月30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原告（反诉被告）湖南振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兴公司）与被告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盈科律师事务所）、被告（反诉原告）湖南安必信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安必信律师事务所）、被告周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振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喻江洪，安必信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暨被告周理以及安必信律师事务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反诉被告）振兴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共同向原告返还律师风险代理费123万元以及逾期返还的资金占用期内的利息（自2016年3月11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全部付清之日止）；2．判令三被告对上述款项的返还承担连带责任；3．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振兴公司撤回了第二项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2011年9月7日，原告和盈科律师事务所签订了一份《委托代理协议》，振兴公司委托盈科律师事务所代理其与花垣县中发锰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发公司）非法盗采矿产资源侵权纠纷案，代理费按生效判决执行回款数额的60%支付，所需差旅费用由振兴公司依据票据据实支付。2012年12月16日，振兴公司与盈科律师事务所再次签订一份《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振兴公司就其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西分行（以下简称农行湘西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二审委托盈科律师事务所代理，双方约定采取风险代理方式，签订合同时，振兴公司向盈科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10万元，其余律师费按振兴公司胜诉后的不同情形对应的标准支付。振兴公司指定公司董事长饶德宗为振兴公司方联系人，盈科律师事务所指派周理为振兴公司案件的承办律师并担任振兴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当日，振兴公司联系人饶德宗与周理就该案代理费用另签订一份《委托代理其他费用协议》，对其他费用的支付进行了详细约定，同时，双方约定所有已支付的费用从案件结案后的风险代理费中予以扣除。上述两份《委托代理协议》签订后，周理以各种理由要求振兴公司方的联系人饶德宗经过多个银行账户向其支付了律师风险代理费共计123万元。但是周理所承办的两个案件均以振兴公司败诉而结束委托，后振兴公司另行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律师通过再审、二审继续诉讼，农行湘西分行案已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胜诉，中发公司一案正在二审诉讼中。原、被告签订的两份《委托代理协议》均是风险代理合同，未达到双方约定的支付律师风险代理费的条件，振兴公司无需支付任何律师费，盈科律师事务所及周理收取的律师风险代理费应当退还给振兴公司。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在接收周理转入后，且同意周理以安必信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参加振兴公司案件的诉讼，亦应对周理以办案需要预收取的123万元承担连带返还责任。振兴公司已多次催要未果，至今仍未收回123万元律师风险代理费。综上所述，为依法维护振兴公司的合法权益，依据两份《委托代理协议》的约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盈科律师事务所辩称：（一）振兴公司的诉讼请求主张的123万元涉及两个案件，一个是振兴公司与中发公司侵权案，一个是振兴公司与农行湘西分行的金融借款案件。振兴公司并未明确两个案子分别应主张多少数额，应该予以明确。（二）振兴公司与中发公司诉讼的委托合同以及振兴公司与农行湘西分行的委托合同系两个不同的合同，且中发公司的委托合同因具体承办人周理的异动，已经到了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因此，振兴公司与中发公司案件的委托合同与盈科律师事务所无关。振兴公司与农行湘西分行的案件的委托合同是否与盈科律师事务所有关还有待于事实的查清。被告（反诉原告）安必信律师事务所辩称，2011年6月11日，安必信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周理代表盈科律师事务所与振兴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饶德宗签订了《盈科律师事务所与湖南振兴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备忘录》。2011年9月7日，盈科律师事务所与振兴公司签订了（2011）盈长沙民字第244号《委托代理协议》，约定周理担任代理振兴公司与中发公司非法盗采矿产资源侵权纠纷一案的代理人，《委托代理协议》第二条约定：“代理权限经双方约定，乙方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包括代理起诉、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调解、上诉、申请执行、代收案件执行案款”。协议第三条代理费及相关费用中约定：1．诉讼程序和执行程序的收费：按生效判决回款（非现金回款时，以折价金额为准）数额的60%支付代理费。2．乙方为甲方办理法律事务，所需要的差旅费用应当由甲方支付（按2011年6月11日的备忘录执行）。备忘录约定，在刑事辩护案外，委托方在盈科律师开展工作之前一次性支付前期办案费10万元，可在中发公司侵权赔偿诉讼胜诉后的执行到位款中抵扣律师提成。签订备忘录后，2011年6月14日，安必信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向振兴公司出具借条，并且注明此借条用实际费用发票冲账。饶德宗在借条上签字，同意借，但财务负责报账冲销。从这证据可以充分说明该10万元不是借款，是办案的实际费用。在委托代理协议签订后盈科所指派安必信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进行代理并且振兴公司于当天签订了授权委托书。自签订授权委托书后，安必信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等四人就开始收集证据等一系列的工作，于2011年11月11日第一次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2011年11月15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湘高法立民他字第8号民事裁定书，指定该案由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中发公司不服上诉于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1）民二终字第12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湘高法立民他字第8号民事裁定，指定由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振兴公司不同意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此案，于2012年4月10日向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诉。2012年5月23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州民一初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准许振兴公司撤诉。振兴公司的代表人饶德宗要求代表安必信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提高诉讼标的继续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审理。2012年6月26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次受理了此案，在湖南省高院审理的过程中，中发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2012年7月26日，安必信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代表振兴公司提交了答辩状。2012年11月26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该案由湖南省湘西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振兴公司不服上诉于最高人民法院，上诉后振兴公司为了将该案继续留在湖南省高院诉讼，并且与安必信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签订合作协议，约定振兴公司支付答辩人的负责人60万元，如果该案由湖南省高院继续审理，60万元由安必信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所有，如果该案由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上诉裁定书送达后十个工作日内将该款中的50万元退回振兴公司，10万元作为差旅等费用。2012年12月27日，安必信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与振兴公司签订协议后于当天打了借条并且进行了说明，之后安必信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又与他人合作签订了合作协议。2013年5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在审理的过程中，振兴公司要求追加被告，再次将该案进行撤诉。按照原来的协议就50万元应该退还给振兴公司，最后通过口头协议该50万元先不予退还，待案件审理终结后进行结算。2014年5月26日，振兴公司签订授权委托书，委托安必信律师事务所继续代理与中发公司侵权案件。2015年6月8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4）州民二初字第38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振兴公司诉讼请求。此后，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又组织上诉材料，上诉后振兴公司无故终止了安必信律师事务所的合同，不要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参与上诉案件的审理，但是安必信律师事务所虽然没有参与上诉诉讼还是一直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与法官沟通，最后该案件发回重审后，振兴公司彻底不要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参与此案。这个案件安必信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花费大量的财力物力。为了给振兴公司办理案件和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振兴公司反复折腾，不按规矩出牌，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先后到北京、西安、怀化、张家界、重庆等地出差，花费了包括诉讼费、差旅费等费用十七万余元。为此，安必信律师事务所不仅不欠振兴公司的钱，反而是振兴公司欠安必信律师事务所的代理费和差旅费，按照委托代理协议振兴公司应该按照起诉标的的60%向安必信律师事务所支付代理费。为此，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多次与振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饶德宗沟通，无法达成协议，振兴公司不仅不结账反而还多次找社会上的人威胁安必信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威胁未果，于2016年4月10日向花垣县人民法院起诉安必信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花垣县人民法院驳回了振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饶德宗的起诉。被告周理辩称，答辩意见与安必信律师事务所一致。被告（反诉原告）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振兴公司支付安必信律师事务所代理律师费270万元及逾期支付的利息，逾期利息按人民银行确定的贷款利率支付至付清为止；2．振兴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安必信律师事务所与振兴公司于2012年12月16日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和《委托代理其他费用协议》，代理振兴公司与农行湘西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二审代理人。委托代理协议约定振兴公司在本案胜诉后向安必信律师事务所支付风险代理费200万元或者300万元。协议还约定：（1）乙方开展工作并且已经为开庭做好了准备工作，甲方解除或者终止合同的应该向乙方支付代理律师费，（2）甲方不得以收费过高，要求退还律师费，（3）甲方作为上诉人，在上诉后乙方已经开展工作并且已经为开庭做好的准备而撤诉的，已经收取的代理费不予退还，未支付的律师费应该按照约定支付。委托代理其他费用的协议约定，振兴公司在签订协议时除支付10万元律师费还应该支付其他40万元费用，签订协议时支付20万元，进入二审时再支付20万元，可是振兴公司仅仅支付了律师费和其他费用30万元，还有20万元没有支付。签订协议后，安必信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按照授权委托书向二审法院提交了收集的证据四本，因为振兴公司在一审时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供证据。安必信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按照约定已经在二审开完庭，所有工作已经完成，由于振兴公司经二审法院多次催缴上诉费，而未按期缴纳缓交的一半上诉费，二审法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了（2013）湘高法民二终字第3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按振兴公司自动撤回上诉进行处理。作出自动撤诉处理后，振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服，再次委托安必信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为振兴公司申请再审，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20日作出（2013）湘高法民申字第647号民事裁定，进行了提审，因此申请再审成功。可是申请再审成功后，振兴公司将该案件又委托了湖南湘行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了。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将振兴公司支付的20万元的实际支付的费用视为律师费，振兴公司还应该向安必信律师事务所支付270万元的律师费，由于振兴公司违约还应该支付逾期支付的利息至付清为止。2013年12月，安必信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异动到安必信律师事务所执业，由于几个案件都没有结案，振兴公司的案件一同异动到安必信律师事务所继续由安必信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代理，并且签订异动协议。原告（反诉被告）振兴公司辩称：（一）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及其管理的律师存在严重违规执业的情形，安必信律师事务所代理振兴公司的再审案件未与振兴公司签订书面的委托合同，系违规行为。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在没有合同基础的前提下向周理律师开具开庭手续，明显违规。周理律师未将收取振兴公司的费用如实汇入律所账户。（二）安必信律师事务所主张的270万元代理费的支付条件未成就。振兴公司与安必信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以及《委托代理其他费用协议》约定，由安必信律师事务所代理振兴公司与农行湘西分行的二审程序，该案客观上并未进入二审实体审理。其在反诉中主张的由振兴公司支付其巨额代理费的客观事实基础不存在。同时，振兴公司与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并未就“农行一案”再审签订书面合同，其主张再审阶段的律师费亦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即便按照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湘高法民再终字第131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给付义务，也未达到向其支付后期律师风险代理费的条件。综上所述，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在执业过程中存在违规操作的情形，且其反诉主张的律师费用客观事实基础不存在，条件亦未成就。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全部反诉请求。经审理查明：一、有关振兴公司和中发公司侵权纠纷一案的事实2011年6月11日，盈科律师事务所作为甲方，振兴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一份《合作备忘录》，其中载明：“甲方有关的法律事务，需要聘请律师进行法律帮助与之进行合作，乙方愿意为甲方提供法律帮助，现就有关事项的合作事宜，经过几次谈判，合作双方达成一致意见”。该备忘录第一条“合作内容”中约定：“2．矿权纠纷维权，向侵权方提起民事诉讼”。第二条“工作计划、目标”中约定：“5．着手收集中发公司对委托人矿权侵害的事实证据，争取尽快对其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第三条“委托方为承办律师提供的工作条件”中约定：“4．律师办理案件工作的费用10万元包干使用：（1）律师办理案件工作费用包括花垣县域以外的交通费、食宿费、通讯费等，在花垣县域内的所有费用由甲方承担；（2）法院的案件受理费……等费用暂由委托人垫付；（3）相关调查案件的取证及形成材料的费用”。第四条“合同签订及律师费收费标准”中约定：“中发公司的民事赔偿案，风险提成比例为：乙方提取胜诉额60%作为律师代理费”。周理作为甲方代表之一在该备忘录上签字，饶德宗作为乙方代表在该备忘录上签字确认。2011年9月7日，振兴公司作为甲方，饶德宗作为甲方代表人，盈科律师事务所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一份《委托代理协议》，合同编号为（2011）盈长沙民字第244号，其中约定：“甲方因与花垣县中发锰业有限责任公司非法盗采矿产资源侵权纠纷一案委托乙方为诉讼程序和执行程序的代理……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周理为主组成的律师团队为甲方提供法律服务，委托事项为与中发公司采矿权侵权纠纷一案的诉讼代理和执行代理”。协议第二条约定：“经双方约定，乙方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包括代理起诉、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调解、上诉、申请执行、代收案件执行案款，在诉讼过程中，乙方考虑本案的情况，有权自行或在法院的主持下与对方达成和解协议”。该协议第三条“代理费及相关费用”中约定：“诉讼程序和执行程序的收费按生效判决执行回款数额的60%支付代理费……乙方为甲方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发生的诉讼费、鉴定费、评估费、公证费由甲方支付；乙方为甲方办理法律事务，所需的差旅费应当由甲方支付（按2011年6月11日的备忘录执行）”。协议第五条中约定：“1．甲方违反本代理协议第二条约定，未经乙方同意独立行使特别授权的权利，干扰乙方履行职责，致使案件不能进行或蒙受损失，甲方按起诉的诉讼标的的60%赔偿乙方的代理费；2．乙方按本代理协议坚持诉讼程序做下去，不能中途终止诉讼，中途终止诉讼应承担案件的诉讼费用及鉴定费”。当日，振兴公司向盈科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并明确周理为主组成的律师团队为委托诉讼代理人。此后，振兴公司以中发公司为被告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1年11月15日作出了（2011）湘高法立民他字第8号民事裁定，裁定该案交由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此后，中发公司不服该裁定，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2月2日作出了（2011）民二终字第123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了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湘高法立民他字第8号民事裁定，指定该案由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此后，振兴公司向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诉，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5月23日作出了（2012）州民一初字第2号民事裁定，准许振兴公司撤诉。2012年6月10日，振兴公司又出具了一份授权委托书，委托周理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代理其与中发公司财产损害赔偿一案。周理接受委托后，又以中发公司为被告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6月26日立案受理了该案。中发公司对该案提出了管辖权异议，振兴公司进行了答辩。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26日作出（2012）湘高法立民初字第7号民事裁定，裁定该案交由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振兴公司不服该裁定，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8日作出了（2013）民一终字第51号民事裁定，驳回了振兴公司的上诉，维持了（2012）湘高法立民初字第7号民事裁定。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的审理过程中，振兴公司另行委托了湖南湘行律师事务所代理该案的诉讼。此后，振兴公司再次申请撤诉，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25日作出了（2013）州民三初字第14号民事裁定，裁定准许振兴公司撤回起诉。2014年5月26日，振兴公司另出具了一份授权委托书，其中载明：受委托人为周理，系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振兴公司委托周理作为其与中发公司矿产资源侵权赔偿纠纷一案的诉讼代理人。振兴公司以中发公司和李志平为被告诉至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判令中发公司及李志平连带赔偿振兴公司5900万元等诉讼请求。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了该案，案号为（2014）州民二初字第38号。周理作为振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参加诉讼。2015年6月8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4）州民二初字第38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了振兴公司的诉讼请求。此后，振兴公司未继续委托周理参与该案的二审及后续审理工作。振兴公司不服该判决另委托了他人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上诉至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6年8月8日作出了（2015）湘高法民三终字第141号民事裁定，撤销了（2014）州民二初字第38号民事判决，将该案发回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重审。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重审该案后，于2017年9月11日作出了（2016）湘31民初30号民事判决，驳回了振兴公司的诉讼请求。此后，振兴公司又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9日作出了（2017）湘民终659号民事判决，维持了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另查明：2011年6月14日，周理向振兴公司出具了一张借条，其中载明：“今借到湖南振兴公司前期办案费用人民币壹拾万元整（以进账为准，此借条用实际费用发票冲账）”。周理另在借条下方注明：“我们按照双方签订的备忘录约定的内容，认真完成工作任务，并认真对待每一件事”。2011年6月16日，振兴公司通过花垣县宏达选矿厂的银行账户向周理转账支付了10万元。2012年12月27日，周理向饶德宗出具一份借条，其中载明：“今借到饶德宗人民币陆拾万元整，用于湖南振兴公司与中发公司侵权纠纷案件的相关费用，此用途与借款协议一致，此款以转账为准”。2012年12月28日，经饶德宗指定，贾祖凤向周理转账支付了60万元。二、有关振兴公司与农行湘西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的事实2012年12月16日，振兴公司作为甲方，饶德宗作为甲方代表人，盈科律师事务所作为乙方，周理作为乙方代表人，双方签订了一份《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合同编号为（2012）盈长沙民字第1215号），其中约定：“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周理律师为甲方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西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二审代理人”。该协议第四条“甲方的义务”中约定：“（三）甲方应按本合同的时间和金额向乙方支付代理费，因不可归责于乙方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乙方收取的代理费不予退还；（四）甲方指定饶德宗为与乙方律师联系的联系人，负责转达甲方的指示和要求，提供证据材料、案件事实等”。该协议第五条“代理费及相关费用”中约定：“采用风险代理的方式，按照甲方所委托的事项在签订合同时先支付律师费10万元，其余的律师费按以下规定支付：1．案件以判决、调解或者和解等方式结案后，如果法律文书确定甲方需支付的款项数额是原告起诉标的的总额的30%，甲方应向乙方支付风险代理费200万元整；2．如果甲方需支付的款项数额在原告起诉标的本金总额的20%至30%之间，从20%起除200万元基数外每增加1%，甲方应向乙方支付风险代理费10%，并以此类推；3．如甲方需支付的款项数额是原告起诉标的本金总额的20%，甲方应向乙方支付风险代理费300万元；4．如果甲方需支付款项数额低于原告起诉标的本金总额的20%，对其低于部分的数额三七开，七成归甲方，三成归乙方，其三成甲方作为风险代理费向乙方支付……乙方为甲方办理法律事务，所需要的差旅费用应当先行向甲方预收，具体金额根据差旅情况另行商议，乙方办理法律事务完毕后，应及时凭有关有效票据与甲方办理结算办案差旅费，多退少补”。当日，振兴公司作为甲方，饶德宗作为甲方代表人；盈科律师事务所作为乙方，周理作为乙方代表人，双方另签订了一份《委托代理其他费用协议》，其中约定：“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周理律师为甲方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西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二审代理人”。协议第三条“代理费及相关费用”中约定：“（一）双方经友好协商，考虑到本案的难度，甲方完全自愿按下列标准向乙方支付本案的实际支出费：1．在二审诉讼程序中，甲方支付乙方前期费用除10万元律师费外，另外在签订协议时支付20万元作为办案前期费用，在案件进入二审审理程序时再支付实际费用20万元，如果该20万元不够，再由双方按照实际需要确定；在执行程序的过程中，对于执行需要的费用再按实际情况由双方确定，如果在二审审理程序不需要实际支出费用时，甲方无需向乙方支付二审审理期间的费用，其他还需要的费用以口头约定为准；2．在诉讼和执行过程中，无论结果如何，该已经支付的费用不予退还，该费用由乙方按照甲方财务制度用相关发票冲减……乙方为甲方办理法律事务，所需要的差旅费用应当由甲方支付（指在张家界市和湘西自治州范围内的费用）”。此后，振兴公司向盈科律师事务所支付了律师费10万元，该所于2012年12月28日向振兴公司交付了载明律师费10万元的发票。振兴公司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委托周理作为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振兴公司与农行湘西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二审。2012年12月27日，周理向饶德宗出具另一份借条，其中载明：“今借到饶德宗人民币叁拾万元整，用于湖南振兴公司与湘西州农行借款纠纷案件用，该用途与委托合同和协议为准，并按照协议结算，以转账为准”。2012年12月28日，经饶德宗指定，梁小妹向周理转账支付了30万元。2013年4月19日，振兴公司通过湘西鸿瑞有限责任公司向周理转账支付了10万元。2013年4月22日，周理就上述款项向振兴公司出具了一张借条，其中载明：“今借到湖南振兴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壹拾万元整，此款用于中国农业银行银行湘西分行与振兴公司借款合同纠纷的办案费用，该借款用相关办案实际费用发票冲抵”。2013年5月17日，因振兴公司未按规定交纳诉讼费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3）湘高法民二终字第30号民事裁定，裁定该案按振兴公司撤回上诉处理。此后，振兴公司向湖南省人民法院申请对该案进行再审，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3）湘高法民申字第647号民事裁定，裁定提审该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审该案后于2014年12月25日作出了（2014）湘高法民再终字第131号民事判决，周理未参与该案的审理。三、其他事实2013年3月4日、2013年3月19日，饶德宗指令湘西鸿瑞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向周理转账支付了10万元和3万元。2013年6月27日，饶德宗以自有的银行账户向周理转账支付了20万元。2013年12月，盈科律师事务所、安必信律师事务所以及周理签订了一份《律师变更回执业机构代理案件转移协议》，该协议的甲方为振兴公司、乙方为盈科律师事务所、丙方为安必信律师事务所，丁方为周理，其中载明：“因丁方变更执业机构，对相关业务交接及法律责任承担，四方经充分协商，达成如下协议……甲乙双方同意将签订于2011年8月29日、2012年12月16日的编号为（2011）盈长沙民字第244号、（2012）盈长沙民字第1215号原委托代理协议的签订主体变更为甲丙，其他内容不变，丁方作为主办律师继续办理该案”。振兴公司未在该协议上签字或盖章确认。此后，周理从盈科律师事务所异动到安必信律师事务所执业后于2014年4月23日办妥了登记执业律师事务所为安必信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证》。2016年3月11日，因振兴公司与周理就相关费用发生纠纷，振兴公司投诉至盈科律师事务所。该所于2016年3月31日作出《关于周理律师被投诉事件答复》，其中载明：盈科律师事务所按照《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的约定收取了10万元律师费并开具了发票；周理已于2013年12月9日异动到安必信律师事务所执业；振兴公司投诉的周理另行收取了143万元系其与周理的个人往来。2016年4月13日，湖南省花垣县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了饶德宗诉周理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16）湘3124民初199号。饶德宗在该案中诉称，其就振兴公司与中发公司、农行湘西分行两案分别于2011年6月16日、2013年4月19日分别向周理支付了10万元，共计20万元作为两案的代理费用，其还指示贾祖凤、梁小妹在2012年12月28日分别向周理支付了60万元和30万元；其另就上述两案口头借给周理33万元，分别指示湘西鸿瑞有限责任公司于2013年3月4日、2013年3月19日向周理转账支付了10万元和3万元，以自有账号于2013年6月27日向周理转账支付了20万元。2016年10月27日，湖南省花垣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湘3124民初199号民事判决，其中载明：“饶德宗诉称的另外三笔款项，即湘西鸿瑞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于2012年3月19日向周理转账的3万元、2013年3月4日转账的10万元和2013年6月27日饶德宗通过自己银行账户向周理转账的20万元…………（周理）另称10万元和20万元以及2012年12月28日30万元转账来源于《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和一份《委托代理其他费用协议》……饶德宗起诉的款项是基于振兴公司与盈科所长沙分所的委托代理关系，饶德宗指定他人或自己向周理转账的行为是代表振兴公司的职务行为……”，并判决驳回了饶德宗的诉讼请求。振兴公司于2018年4月26日诉至本院，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一）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及周理提交了一份双方未签名确认《合作协议》，该合作协议载明的甲方为振兴公司、乙方为周理，主要内容为振兴公司委托周理就（2012）湘高法立民初字第7号民事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振兴公司预付周理60万元，如该案由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则预付费用归周理所有。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及周理另提交了一份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张中民二初字第5号民事裁定书及该案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拟证明其于2013年3月19日收取的3万元系该案诉讼费用。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及周理还提交了一组火车票、机票、出租车发票等票据，拟证实周理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花费了未报销的费用140919.70元。周理表示自2016年2月开始未继续参与案涉的振兴公司与中发公司、农行湘西分行案件的处理。（二）振兴公司另称，振兴公司提交的证据中转账给周理的总金额记录是143万元，振兴公司主张的是123万元，根据《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约定振兴公司的10万元差旅费用，另外一个案子也约定了差旅费用，振兴公司认为两个案子合计可以扣除10万元差旅费，所以振兴公司共计有20万元款项没有主张退还。振兴公司主张其在（2013）州民三初字第14号民事裁定作出后未实际终止与盈科律师事务所和安必信律师事务所的委托合同关系，振兴公司此后起诉未继续找周理。（2013）湘高法民二终字第30号民事裁定书作出后，振兴公司和与盈科律师事务所和安必信律师事务所的委托合同关系也实际终止。以上事实，有振兴公司提交的《委托代理协议》、《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委托代理其他费用协议》、2011年6月14日借条、2011年6月16日汇款凭证、2012年12月27日借条两张、贾祖凤的证明、2012年12月28日转账凭证两张、2013年3月4日转账凭证、2013年3月19日转账凭证、2013年4月22日借条、2013年4月19日汇款凭证、2013年6月27日转账凭证、梁小妹出具的证明、饶德宗出具的证明、（2013）州民三初字第14号民事裁定书、（2014）州民二初字第38号民事判决书；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及周理另提交的《合作备忘录》、授权委托书、（2011）湘高法立民他字第8号民事裁定书、（2011）民二终字第123号民事裁定书、（2012）州民一初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2012）湘高法立民初字第7号民事裁定书、（2013）民一终字第51号民事裁定书、（2013）州民三初字第14号民事裁定书及相应的授权委托书；安必信律师事务所提交的《律师变更回执业机构代理案件转移协议》、（2013）湘高法民二终字第30号民事裁定书；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另提交的（2016）湘3124民初199号民事判决书及双方的一致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为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且分别涉及振兴公司与中发公司的侵权纠纷以及振兴公司与农行湘西分行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两案，双方分别签订了两组合同，故分别做如下认定。一、关于2011年9月7日的《委托代理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本案中，盈科律师事务所、安必信律师事务所以及周理于2013年12月签订了一份《律师变更回执业机构代理案件转移协议》虽未有振兴公司的确认，但其在2014年5月26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列明周理系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可见，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实际履行了上述《律师变更回执业机构代理案件转移协议》之内容，而振兴公司已在事实上认可上述《律师变更回执业机构代理案件转移协议》中载明的2011年9月7日的《委托代理协议》中盈科律师事务所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安必信律师事务所的事实。因此，振兴公司及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应履行该《委托代理协议》项下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规定：“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第四百零五条又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本案中，上述《委托代理协议》中约定“乙方为甲方办理法律事务，所需的差旅费应当由甲方支付（按2011年6月11日的备忘录执行）”，而2011年6月11日的《合作备忘录》中又明确约定“律师办理案件工作的费用10万元包干使用”。上述约定与周理于2011年6月14日出具的借条及依据该借条于2011年6月16日收取的10万元相互印证，据生效判决的认定，该款项系鸿瑞公司受饶德宗指令代振兴公司所支付，该款项应视为双方约定的差旅费用，原告要求退还该款项并无理据。如上所述，饶德宗指定贾祖凤于2012年12月28日所付的60万元也系代振兴公司所支付。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及周理辩称就该款项与振兴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但其提交的《合作协议》未经振兴公司盖章或签字确认，故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还的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本案中，《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代理根据案件结果而定，振兴公司在上述《委托代理协议》未实际履行完毕的情况下单方解除了委托合同关系导致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客观上无法继续参与该案的后续审理。盈科律师事务所及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在该案的前期审理过程中客观上投入了一定的人力及物力支出，又鉴于振兴公司亦自认可扣除部分差旅费，故本院酌情确认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应向退还振兴公司上述60万元中的50万元。另因周理以个人名义就上述款项出具借条，构成债务加入，周理应对上述款项的返还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振兴公司主张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和《委托代理其他费用协议》该《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和《委托代理其他费用协议》均分别明确约定委托事项范围为振兴公司与农行湘西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的二审诉讼，该案因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17日作出（2013）湘高法民二终字第30号民事裁定而终结，上述《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和《委托代理其他费用协议》即已实际履行完毕。在双方签订协议后至2013年5月17日期间：周理于2012年12月27日向饶德宗出具借条后，饶德宗指令梁小妹于次日支付了30万元；周理于2013年4月19日收取了饶德宗指令湘西鸿瑞有限责任公司支付的10万元，并在2013年4月22日出具借条予以确认。该案最后按撤诉处理系由于振兴公司未按期缴纳案件受理费，此案件结果不能归责于盈科律师事务所。周理作为盈科律师事务所的代表收取上述款项，另结合《委托代理其他费用协议》约定的“无论结果如何，该已经支付的费用不予退还，该费用由乙方按照甲方财务制度用相关发票冲减”以及振兴公司的自认盈科律师事务所实际发生了差旅费用，故本院酌情确认盈科律师事务所应退还振兴公司上述40万元中的30万元，振兴公司主张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周理未实际将上述款项上交至盈科律师事务所违反相关规定及双方约定，鉴于周理已实际不在盈科律师事务所执业的实际情况，另因周理以个人名义就上述款项出具借条，构成债务加入，周理应对上述款项的返还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故本院确认周理应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支付义务。另外，根据《律师变更回执业机构代理案件转移协议》的相关约定，安必信律师事务所自愿作为（2012）盈长沙民字第1215号《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中的受托方，应视为对盈科律师事务所因该合同所负债务的加入，故安必信律师事务所也应对上述退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三、关于其他事项如上所述，振兴公司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其诉称的饶德宗于2013年6月27日所支付的20万元与《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和《委托代理其他费用协议》的关联，本院认定该款项不属于两协议所涉纠纷的审理范围，本院不予处理。此外，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及周理另提交的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张中民二初字第5号民事裁定书及该案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足以否认振兴公司主张的饶德宗于2013年3月19日所付的3万元与本案的关联性，故对该3万元，本院亦不予处理。另外，安必信律师事务所作为《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及《委托代理其他费用协议》一方主体并未得到振兴公司的认可，其基于该协议提出的反诉主张并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其主张在（2013）湘高法民二终字第30号民事裁定作出后仍为振兴公司办理了的委托事务及其应收取的报酬，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本院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第八十八条、第九十七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一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湖南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及被告周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连带退还原告（反诉被告）湖南振兴股份有限公司50万元；二、被告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被告（反诉原告）湖南安必信律师事务所、被告周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连带退还原告（反诉被告）湖南振兴股份有限公司30万元；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湖南振兴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湖南安必信律师事务所的反诉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232元，由原告（反诉被告）湖南振兴股份有限公司负担6232元，被告（反诉原告）湖南安必信律师事务所负担11000元；反诉费142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湖南安必信律师事务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欧阳毅人民陪审员  李淑琴人民陪审员  王济荣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九日书 记 员  廖薇薇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第八十八条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三百九十八条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