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粤19行终3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志华，男，汉族，1971年3月2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东莞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三元路**报业大厦附楼。法定代表人：叶向阳，局长。委托代理人：申建文，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陈佳瑶，广东广信君达（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郑志华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以下简称“东莞卫计局”）行政不作为及行政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1971行初19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7年3月20日，郑志华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一、东莞卫计局要补发给郑志华已被强制执行的社会抚养费的合法发票或收据；如按国家和省有关政策规定不能再强制收取这费用则判令东莞卫计局退回社会抚养费；二、东莞卫计局向郑志华支付经济损失赔偿及精神损失补偿费。原审法院查明：2008年5月9日，原东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向郑志华作出两份东征决字[2008]03021号、东征决字[2008]03022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对郑志华超生两个小孩征收315000元社会抚养费。上述两份文书均有注明社会抚养费交至工商银行各网点，社会抚养费代码：105007、虎门镇计生代码：720032，被委托征收机关为虎门镇人民政府。郑志华收到上述决定书后，并未在规定期限内缴纳社会抚养费。后原东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向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郑志华财产余额不足，该法院中止强制执行。2015年1月19日，东莞卫计局向该法院申请恢复强制执行。由于郑志华在该法院有作为申请执行人的案件，案件被执行人为黄红飞，该法院从上述执行案件中被执行人黄红飞缴纳的案款划拨相应的社会抚养费。东莞卫计局从该法院先后领取过四笔款项：2012年11月16日，分别领款8244元、16437元，转入东莞市财政代收费专户；2015年8月3日，分别领款193613元、96806元，转入东莞市财政专户。2015年8月10日，该法院发出（2015）东二法执恢字第50、51号《结案通知书》并送达给东莞卫计局，告知前述两份征收决定强制执行完毕。2016年9月19日，郑志华通过来信方式，向广东省卫生计生委提出被征收社会抚养费无收款收据或发票的信访事项，并要求核实费款去向或退款。2016年9月29日，广东省卫生计生委转达东莞卫计局办理此事项。2016年11月10日，东莞卫计局作出编号2016022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答复郑志华如下：“因你在法院有作为申请执行人的案件，该案被执行人黄红飞缴纳案款后，法院按程序将收据送达黄红飞。由于你尚未缴纳社会抚养费，法院从上述被执行人黄红飞缴纳的案款中划拨相应的社会抚养费，此过程没有产生其他直接缴款人，故法院亦口头回复称不会有其他收据。对于新条例实施前抢生二孩的，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属违法行为。按照‘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对已经作出处理的不再改变，对尚未作出处理的，由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由于你的案件已于2015年处理完毕，按照规定不再变更处理决定。”郑志华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2017年5月10日，东莞市虎门镇人民政府人口计生卫生局开出两张缴款单位（人）“郑志华”的手写《广东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统一票据》（AD05931201、AD05931202），项目名称为社会抚养费，第一张金额96806元，第二张金额193613元；次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南城支行开出两张缴款单位（人）“郑志华”的机打《广东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统一票据》（AB94867942、AB94867941），项目名称为社会抚养费，接收单位代码均是720032，第一张金额8244元，第二张金额16437元。随后，虎门镇人口计生卫生局的工作人员电话联系郑志华领取上述4张票据，并于2017年5月22日按照郑志华要求将票据的扫描版发送至其邮箱115×××＠ｑｑ.ｃｏｍ。2017年8月21日，郑志华签收前述4张票据。东莞卫计局表示，郑志华之所以未能及时获得社会抚养费收据，是因其应缴的社会抚养费并非主动通过正常程序缴纳，而是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才完成的，且执行征收历时长达7年左右，导致款项的征收涉及不同主体，由于不同主体之间需要衔接，从而产生票据出具主体的确认问题，需要时间处理及沟通；东莞卫计局在收到郑志华的信访后，予以高度重视，经与东莞市财政局等部门多方协调后，最终确定按照当时社会抚养费执行款缴入财政专户的不同途径，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城支行、东莞市虎门镇人民政府人口计生卫生局分别就不同时期的执行款项，为郑志华开具东莞市财政局按省财政厅统一格式印制的《广东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统一票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东莞卫计局是否存在行政不作为；二、郑志华诉请东莞卫计局退回社会抚养费是否合法有据；三、郑志华主张的经济损失赔偿和精神损失补偿费是否合法有据。原审法院分析如下：关于焦点一，《财政票据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财政票据，是指由财政部门监（印）制、发放、管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具有公共管理或者公共服务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以下简称“行政事业单位”）依法收取政府非税收入或者从事非营利性活动收取财物时，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开具的凭证。”《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三款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应当向当事人出具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社会抚养费收据。”社会抚养费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属于该办法调整范围，故东莞卫计局作为征收机关，在相对人缴纳完毕社会抚养费后，具有法定职责向相对人出具财政票据。《广东省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四）项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程序：(四)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机关在收到社会抚养费时，必须同时向当事人出具地级以上市财政部门按省财政厅统一格式印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统一收据。”本案中，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已于2015年8月10日向东莞卫计局发出（2015）东二法执恢字第50、51号《结案通知书》，告知东莞卫计局前述两征收决定强制执行完毕。东莞卫计局在郑志华于2017年3月20日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时仍未向郑志华出具财政票据，显然东莞卫计局在郑志华起诉至本院之时存在行政不作为。但鉴于东莞卫计局在郑志华起诉后，已于2017年5月11日组织由东莞市虎门镇人民政府人口计生卫生局、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南城支行向郑志华开出4张《广东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统一票据》（AD05931201、AD05931202、AB94867942、AB94867941），并于2017年8月21日送达给其本人，履行了相应职责，判决东莞卫计局再次履行职责已无实际意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规定，应确认东莞卫计局未及时向郑志华开具征收案涉社会抚养费票据的行为违法。郑志华主张，案涉票据的出具主体并非东莞卫计局，属违法票据。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东莞卫计局从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先后领取过四笔款项：2012年11月16日，分别领款8244元、16437元，转入东莞市财政代收费专户；2015年8月3日，分别领款193613元、96806元，转入东莞市财政专户，故东莞卫计局根据当时社会抚养费执行款缴入财政专户的不同途径，而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城支行、东莞市虎门镇人民政府人口计生卫生局分别就不同时期的执行款项，为郑志华开具东莞市财政局按省财政厅统一格式印制的《广东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统一票据》，并无不当。郑志华的上述主张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郑志华主张，根据《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16年1月1日生效）相关规定，已不征收社会抚养费，东莞卫计局应向郑志华退回。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郑志华的超生行为发生在2000年及2006年，东莞卫计局于2008年5月9日作出案涉两份《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并于2015年8月10日通过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完毕，根据《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02年修订)第五十五条规定第一款第（一）项规定，郑志华超生的行为属于上述规定的法定情形，东莞卫计局在上述新条例于2016年1月1日实施之前，已作出案涉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并强制执行完毕，按法不溯及既往之原则，郑志华理应缴纳案涉社会抚养费。故郑志华诉请东莞卫计局退回社会抚养费的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三，本案中，虽东莞卫计局存在未及时向郑志华开具财政票据的行政不作为行为，但郑志华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东莞卫计局上述行政不作为行为侵犯其财产权，且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范围仅限于行政机关实施侵犯相对人的人身权，本案东莞卫计局并未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规定侵犯郑志华人身权的行为，故郑志华诉请东莞卫计局支付经济损失赔偿和精神损失补偿费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判决：一、确认东莞卫计局未及时向郑志华开具征收案涉社会抚养费票据的行为违法；二、驳回郑志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收取一审受理费50元，由东莞卫计局承担。一审宣判后，郑志华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一、撤销原审判决；二、东莞卫计局补发已被强制执行的社会抚养费的合法发票或收据，如按国家和省有关政策规定不能再强制收取这费用则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东莞卫计局退回案涉社会抚养费；三、东莞卫计局向郑志华支付经济损失赔偿和精神损失补偿费或精神损害抚慰金。事实与理由如下：原审判决的结果并不是郑志华的诉讼请求。2015年7月1日东莞卫计局通过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执行局强制执行了我的社会抚养费31.5万元。但一直不给我由广东省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收据，经郑志华多次和东莞卫计局沟通，东莞卫计局称，收了社会抚养费也不会给收据。东莞卫计局违反了2015年《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条例》。郑志华向广东省纪委举报东莞卫计局收了罚款不给合法发票或收据时，省纪委委托市纪委调查后，市纪委认定东莞卫计局没违法，而第一法院却认定东莞卫计局的行为违法，两者相互矛盾。被上诉人东莞卫计局答辩称：一、就郑志华诉请的社会抚养费收据，东莞卫计局已协调代收款单位虎门镇卫生计生局和工商银行分别向郑志华开具，履行了相应的职责，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一）在收到郑志华关于开具社会抚养费收据的请求后，东莞卫计局高度重视。经与东莞市财政局等部门多方协调，东莞卫计局最终确定按照当时社会抚养费执行款缴入财政专户的不同途径，由虎门镇卫生计生局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城支行分别就不同时期的执行款项，为郑志华开具由市财政部门按省财政厅统一格式印制的《广东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统一票据》，即社会抚养费收据共4张。该4张收据已于2017年5月11日全部开具完毕，虎门镇卫生计生局工作人员也及时电话联系郑志华本人前往领取该4张收据，并于2017年5月22日按照郑志华要求将收据的扫描版先行发送至其“115×××＠ｑｑ.ｃｏｍ”邮箱，并最终于2017年8月21日将4张收据原件送达予郑志华。对上述事实，郑志华在一审中已予以了确认。（二）《广东省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及《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均规定了征收社会抚养费时征收机关应出具社会抚养费收据的义务，但并未强制社会抚养费收据应以发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单位的名义开具。因此，虽郑志华应缴纳的案涉社会抚养费由东莞卫计局作为征收机关进行征收，但东莞卫计局已委托虎门镇人民政府执行征收决定，且郑志华应缴纳的部分社会抚养费通过强制执行程序实际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城支行财政专户代为收取。因此，案涉社会抚养费收据由虎门镇人民政府下属虎门镇卫生计生局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城支行按照实际代收情况向郑志华出具，并未违反《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及《财政票据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前述送达郑志华的4张收据合法有效。二、郑志华应缴纳之社会抚养费属于合法征收，且已于2015年通过强制执行征收完毕，不存在“退回社会抚养费”的情形，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郑志华的超生行为发生在2000年及2006年，按照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属于违法行为。东莞卫计局于2008年对郑志华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并于2015年8月10日通过强制执行征收完毕，执法行为合法有据。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郑志华应缴纳之社会抚养费金额，不因《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16年1月1日生效）的实施而变更。因此，郑志华要求东莞卫计局退回社会抚养费没有法律依据。三、郑志华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东莞卫计局所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了郑志华财产权，且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范围仅限于行政机关实施侵犯相对人的人身权，郑志华请求东莞卫计局支付经济赔偿损失和精神损害补偿费于法无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的规定，郑志华对自身主张的经济损失是负有举证责任的，因举证不能所产生的不利后果应由郑志华自行承担。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并无“精神损失补偿费”的概念，仅有“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规定。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十七条及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行政赔偿方式也仅存在于行政职权的行使对公民的人身权利进行了特定的侵害行为中。本案中，无论是东莞卫计局作出《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的行为，还是东莞卫计局向郑志华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行为，亦或是郑志华认为东莞卫计局未及时向其出具社会抚养费收据的行为，均不存在也不可能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对郑志华人身权利进行侵害的情形。四、郑志华未能及时获得社会抚养费收据是由于其自身拒不履行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造成的，且东莞卫计局也在郑志华提起诉讼后积极予以协调并向郑志华开具了合法有效的社会抚养费收据，已依法及时履行了行政职权。东莞卫计局虽不认可一审法院关于东莞卫计局未及时开具票据的认定，但基于双方纠纷解决的考虑，东莞卫计局遵守法院的认定。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郑志华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驳回郑志华的全部上诉请求。本院确认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为本案法律事实。本院认为：郑志华的超生行为发生于2000年及2006年，而东莞卫计局在2015年1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改前，已对其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并通过向第二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实现征收完毕。郑志华现主张应将案涉已征收社会抚养费予以退回，于法无据。依照《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应向当事人出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社会抚养费收据。就本案而言，东莞卫计局在2015年8月3日已通过第二法院强制执行将案涉抚养费如数征收到位，直到郑志华于2017年3月20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时依然尚未出具财政收据，确系违法。案涉部分社会抚养费并非郑志华通过正常程序主动缴纳，而是东莞卫计局向第二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征收的，且征收时间前后跨度长达数年，东莞卫计局根据当时社会抚养费执行款缴入财政专户的不同途径，分别由虎门镇卫生计生局、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城支行就不同时期的抚养费执行款开具《广东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统一票据》，并在本案诉讼当中已交付给郑志华。原审法院据此认定东莞卫计局已履行相应法定职责，确认东莞卫计局未及时开具财政收据的行为违法，并驳回郑志华要求东莞卫计局开具财政收据的诉请，理据充分。至于经济损失赔偿和精神损失补偿费，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法院未予支持，亦无不妥。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郑志华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立凡审判员  韦艳芹审判员  张志强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吴俏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