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黔05民终41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方利德，女，1966年6月2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户籍住址贵州省黔西县，现住贵州省黔西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方勇，男，1976年4月1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贵州省黔西县。 上诉人方利德因与被上诉人方勇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2017）黔0522民初480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方利德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2017）黔0522民初4801号民事裁定；2、请求二审依法改判；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双方当事人争议之地系上诉人自留地，上诉人家庭6个人口承包了该土地。1998年3月一家人对自留地进行了分配。上诉人分得了诉争之地。2004年3月被上诉人侵占了上诉人分得的土地，经多次协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2、原裁定认定“2009年11月14日因被告及其兄方玉德、弟方仁德分得的土地被国家部分征用，原、被告母亲即与原、被告及其他三姐弟协商达成协议，由方玉德、方仁德各支付30000元给原告及其姐方霞每人30000元后原告与方霞不再享有其家庭土地的任何权利。现原告以被告修建房屋的土地是其家庭分给他的自留地为由要求法院判决如诉所求，被告以其家庭已通过协议原告不在享有家庭土地的任何权利为由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错误，并以该土地属自留地性质，而自留地制度属国家政策调整范围。从1955年我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中允许社员有自留地以来，我国的自留地制度经历了从建立、取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恢复的历程，但这一制度的建立、取消、恢复均是由国家政策进行规定的，因而属于国家政策调整的范围。另外，自留地经营权的具体内容未纳入国家法律调整范围。本案原告方利德、被告方勇争议之地属自留地，自留地属于村民委员会集体所有，其权利人可自行经营，但是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司法解释等均未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经营自留地的方式和自留地经营权的具体内容作出规定，故本案应由相关行政机关依据国家政策进行调处，而不应由人民法院以民事案件进行审理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不当。请求二审依法处理。 被上诉人方勇二审未作答辩。 原审原告方利德诉讼请求：被告停止侵占我的位于黔西县××办事处××组自留地大浪坝、排除妨害、恢复原状，或因侵占我的自留地而赔偿我该自留地按国家征用的价格计算该土地的补偿金额80000元。事实及理由：被告方勇是我兄弟，1984年8月15日第一轮承包土地时我与被告方勇及姐方霞、兄方玉德、弟方仁德、母亲范世英一户共6人以我母亲范世英为户主在村委会承包了承包地及自留地，并将承包地及自留地一并填写在土地承包证上，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自留地就未填写在承包证上。1998年3月，我们一家对自留地进行分配，我与我姐方霞分得位于黔西县××办事处××组大浪坝自留地，方霞分得的自留地已作为建房,我分得的自留地四至界限为：东至刘秀才住房基础，南至刘太明住房基础，西至孙守碧住房基础，北至史良全住房基础。2004年3月被告对原告分得的自留地进行侵占，不允许原告耕管，经多次协商被告均拒不让出，故我特诉来法院请求判决被告停止侵占我的位于黔西县××办事处××组自留地大浪坝、排除妨害、恢复原状，或因侵占我的自留地而赔偿我该自留地按国家征用的价格计算该土地的补偿金额80000元。 一审经审理查明：原、被告系姐弟关系，1984年8月15日第一轮承包土地时原告与被告方勇及其姐方霞、兄方玉德、弟方仁德、母亲范世英一户共6人以其母亲范世英为户主在村委会承包了相应的承包地及自留地，并将承包地及自留地一并填写在土地承包证上，自留地是大浪坝一块，本人门口一块，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自留地就未填写在承包证上。在原告与其姐均出嫁后，其母亲将承包地及本人门口一块自留地划分给被告及其兄方玉德、弟方仁德耕管。自留地大浪坝一块中一半原、被告之姐方霞作为养殖用途后修建住房，另一半由原、被告母亲耕管，2004年被告就在该自留地中建房居住，并在该自留地的边缘修建了围墙，住房没有占用的地方作为院坝和栽种花草及通道。2009年11月14日因被告及其兄方玉德、弟方仁德分得的土地被国家部分征用，原、被告母亲即与原、被告及其他三姐弟协商达成协议，由方玉德、方仁德各支付30000元给原告及其姐方霞每人30000元后原告与方霞不再享有其家庭土地的任何权利。现原告以被告修建房屋的土地是其家庭分给他的自留地为由要求法院判决如诉所求，被告以其家庭已通过协议原告不在享有家庭土地的任何权利为由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被告争执之地“黔西县××办事处××组大浪坝”属其一家六口在当时的村委会划分得的自留地，该土地属自留地性质，而自留地制度属国家政策调整范围。从1955年我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中允许社员有自留地以来，我国的自留地制度经历了从建立、取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恢复的历程，但这一制度的建立、取消、恢复均是由国家政策进行规定的，因而属于国家政策调整的范围。另外，自留地经营权的具体内容未纳入国家法律调整范围。本案原告方利德、被告方勇争议之地属自留地，自留地属于村民委员会集体所有，其权利人可自行经营，但是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司法解释等均未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经营自留地的方式和自留地经营权的具体内容作出规定，故本案应由相关行政机关依据国家政策进行调处，而不应由人民法院以民事案件进行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方利德的起诉。案件受理费60元，减半收取30元，全额还返原告方利德。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无新的事实、证据。 二审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方利德是否拥有诉争之地的承包经营权，能否作为原告主张权利？ 本院认为：对于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上诉人方利德是否拥有诉争之地的承包经营权，能否作为原告主张权利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之规定，我国土地实行严格的登记制度，其权利的产生、变更以登记为准备。上诉人提交的范世英的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并无本案诉争之地的记载，因此，上诉人不能证明其对本案诉争之地享有合法的权利。故原裁定驳回其起诉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上诉人方利德提出双方当事人争议之地系上诉人自留地，上诉人家庭6个人口承包了该土地。1998年3月一家人对自留地进行了分配。上诉人分得了诉争之地。2004年3月被上诉人侵占了上诉人分得的土地，经多次协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的上诉主张，缺乏证据证明且与双方当签订的《协议书》内容不符，本院不予持。 上诉人方利德提出原裁定认定“2009年11月14日因被告及其兄方玉德、弟方仁德分得的土地被国家部分征用，原、被告母亲即与原、被告及其他三姐弟协商达成协议，由方玉德、方仁德各支付30000元给原告及其姐方霞每人30000元后原告与方霞不再享有其家庭土地的任何权利。现原告以被告修建房屋的土地是其家庭分给他的自留地为由要求法院判决如诉所求，被告以其家庭已通过协议原告不在享有家庭土地的任何权利为由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错误，并以该土地属自留地性质，而自留地制度属国家政策调整范围。从1955年我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中允许社员有自留地以来，我国的自留地制度经历了从建立、取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恢复的历程，但这一制度的建立、取消、恢复均是由国家政策进行规定的，因而属于国家政策调整的范围。另外，自留地经营权的具体内容未纳入国家法律调整范围。本案原告方利德、被告方勇争议之地属自留地，自留地属于村民委员会集体所有，其权利人可自行经营，但是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司法解释等均未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经营自留地的方式和自留地经营权的具体内容作出规定，故本案应由相关行政机关依据国家政策进行调处，而不应由人民法院以民事案件进行审理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不当的上诉理由。 经查，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是“自留地”，自留地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前就产生了，自留地是当时的生产大队按照政策规定分给集体成员长期使用的小块土地。属集体所有。村民只有使用权，而无处分权。不同于农村承包地，也无承包合同予以固定其四至界限，上诉人提供的第二轮土地承包证上也无本案诉争之地的记载，因此，本案诉争之地的土地权属不清。上诉人提出其对本案诉争之地享有承包经营权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由于本案属自留地，上诉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享有诉争之地的承包经营权。且无法界定自留的权属问题，故本案诉争之地权属不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之规定，本案应由人民政府处理。原裁定说理不当，但裁定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原裁定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方利德的上诉主张及相应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上诉人方得德自行退回。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陈红梅 审判员  曹建军 审判员  殷 勇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谭 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