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津0101民初4353号原告：计维佳，女，1980年5月22日出生，汉族，天津深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会计，住天津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秋石，天津百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玉成，男，1956年1月27日出生，汉族，天津港仁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身份证住址天津市河**，现住天津市河**。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桂茹，天津茹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计维佳与被告王玉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3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秋石，被告王玉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桂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计维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借款本金28031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6年10月26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本金28031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进行计算）；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及公告费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10月26日，被告向原告借款280310元，原告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被告支付了该款项。2018年5月16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了《债权债务确认书》，确认了上述借款金额及欠款利息，故此原告诉讼来院，要求被告对上述债务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被告王玉成辩称：原告共起诉了被告包括本案在内的（2018）津0101民初4352-4357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共六件。被告对该六笔借款的具体情况均记不清了，只记得天津港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仁公司”）副总经理杨杰代公司向外借款，借款的具体金额记不清了，借款的目的是为了本公司及关联公司使用，款项支付到了“港仁公司”副总经理李灵熙及公司司机李建的个人账户上。当庭，被告对原告主张的借款事实没有异议，认可由其个人偿还涉案借款。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方提交了2016年10月26日的《借条》及《收条》，该《借条》的内容为：被告向原告借款280310元，借款期限自2016年10月26日至2017年1月25日止，借款利息为2%，逾期利息为月息0.1%。该《收条》的内容为：被告收到了原告借款280310元。原告方还提交了2018年5月16日的《债权债务确认书》，该证据的内容为：原告于2016年10月26日向被告借款280310元，原告已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了被告，至今被告欠原告借款本金280310元。经原、被告约定，该借款利息为月利率2%，截止2018年5月16日，被告欠原告利息106510.78元。从即日起被告欠原告366827.78元借款按月息2%，直至全部还清为止。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当庭表示，上述《借条》、《收条》及《债权债务确认书》都是“港仁公司”副总经理杨杰于2018年5月16日找到被告，要求其签署的，当时要求被告在《借条》、及《收条》上签署的时间是2016年10月26日。当庭，原告方对被告陈述的上述事实没有异议，认可上述《借条》及《欠条》为2018年5月16日后补的。另查明，根据原告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表明，原告于2016年10月26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案外人李建银行账户支付了280310元。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同时表示李建为被告担任“港仁公司”法定代表人时使用的司机。因在包括本案在内的（2018）津0101民初4352-4357号民间借贷纠纷六件案件中，原告通过银行支付的涉案款项均支付至“港仁公司”副总经理李灵熙及公司司机李建的个人账户上，故本院传唤了案外人李灵熙及李建到庭，但被告告知法院李建因家庭原因无法到庭，其仅陪同李灵熙到庭接受了询问，案外人李灵熙到庭认可李建确实为被告担任“港仁公司”法定代表人时使用的司机。此外李灵熙还表示：1、其认识原告计维佳，她是天津深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责公司”）的会计，“港仁公司”在“深责公司”有股份（投资），“深责公司”当时并没有运营，只是招聘了会计及筹备人员，均是“港仁公司”招聘的；2、当时向原告借款是因为“港仁公司”需筹集资金，原告说她将其房子抵押给银行，并将筹得款项100多万元打到了李灵熙本人的账户上。当时未向原告出具任何借款凭证，亦未约定利息；3、上述款项，其是根据被告王玉成的指示又转账至天津论之语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论之语公司”）的账户上，上述“港仁公司”、“深责公司”及“论之语公司”因均是被告王玉成投资设立，故借款人为被告王玉成；4、其记得因原告向银行贷款，故还过原告的贷款利息，但是谁还的，还了多少金额，其记不清了；5、计维佳在借款时是明知该款项是用于“港仁公司”等相关公司使用的。其后，李灵熙向本院提交了2016年10月25日至2017年9月22日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证明从李灵熙账户上向“论之语公司”转账了部分款项。在询问中，被告亦确认原告转账至李建账户中的资金亦通过银行转账至“港仁公司”账户及直接取现的方式，全部用于了“港仁公司”的经营使用，对此当庭记入笔录。本院于当庭宣读了该询问笔录，并要求原、被告对李灵熙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进行质证，原、被告对上述内容及证据均无异议。另查明，被告针对包括本案在内的（2018）津0101民初4352-4357号六案提交的证据为中国农业银行转账业务客户回执及凭条，对此被告表示其曾向原告还款70000元。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同时表示上述凭条字迹模糊，相关金额无法辨认清楚，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认为原、被告还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但对此未能提交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上述中国农业银行转账业务客户回执的内容为：2017年10月26日，从张金峰的银行账户转账至计维佳的账户30000元。被告当庭解释为该张金峰为原告所在“港仁公司”的司机。对于上述中国农业银行凭条，因其时间较长，已无法对账号、时间及金额辨认清楚。当庭被告对此解释为，此为“港仁公司”司机张金峰将40000元现金直接存入原告的账户，但对此未能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另查明，原告方当庭表示，其涉案借款的来源并非将其房屋抵押银行贷款，而是其自有的资金及从父母、朋友借来的资金，其中大部分为现金，少部分为银行转账。因原告本人始终未出庭，对于资金来源的具体情形，法庭要求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联系原告了解，但原告的手机已经关机。当庭，合议庭要求原告方在七日内向法庭提交其资金来源的证据，但原告方一直未能提交该方面的证据。当庭，本院要求原、被告对国家工商总局官网发布的企业信用信息网页截图进行质证，其中“港仁公司”的股东为董文信及王玉成，其中董文信持有公司60%的股份，王玉成持有公司40%的股份，王玉成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担任公司经理及执行董事职务；“深责公司”的股东为于世龙及刘喆；“论之语公司”的股东为蒋猛及李建，王玉成为该公司的监事。被告当庭表示，上述三个公司并非其个人投资设立，实际是其和杨杰、李灵熙一起投资筹备的。且上述三个公司虽在工商登记仍为存续期间，但均已不再经营，原、被告对上述证据及被告陈述的事实没有异议。另查明，本案立案后，本院依据原告的申请对被告所有的涉案房产天津市西青区进行了保全，并采取了保全措施。同时，本院根据原告提供的被告的身份信息（原告未向本院提供被告的电话）向被告的住址通过司法快递方式送达了起诉状及开庭传票，但以该地址查无此人为由退回，故本院依据原告的申请进行了公告送达。其后，在案件开庭前，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与被告于2018年9月13日一同到庭，要求进行调解，并签署了《和解协议》，请求法院依据该《和解协议》向其出具民事调解书。该协议约定：被告一次性支付原告本金280310元，并于2018年9月16日之前支付；被告支付原告2016年10月26日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以28031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进行计算；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及公告费由被告承担，并于2018年9月16日之前一并支付原告。同时，根据被告的陈述，被告曾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天津市南开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被告的涉案房产，即原告申请涉案保全的房产已经卖与他人，但尚未过户，买房人已支付购房款，现该款划至天津市南开区法院账户，用以支付被告所涉刑事案件中的受害人。原、被告已达成协议，上述借款从上述向刑事受害人发还的款项中预先扣除。本院据此联系了天津市南开法院刑事审判庭得知，被告王玉成确实曾于2014年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且被告曾在南开法院、河西法院、西青法院及河北省石家庄裕华区法院存在以其本人为被告的民事案件，上述法院亦先后查封了被告的涉案房产，后被告将该房产卖出（房产买卖于2018年5、6月份商定），上述法院就其卖房所得款项在民事案件中均执行完毕，剩余款项900万元划至天津市南开法院（时间为2018年8月13日），但是应发还受害人需要1228万元，尚不足以偿还受害人全部损失。此时，原告的律师联系到南开法院刑事审判庭，要求从该款中划出260万元支付计维佳的借款。被该院告知需有生效的民事裁判文书方可划款。当庭，本院要求原、被告核实上述事实，原、被告对上述事实均无异议，同时原告方表示，其确实联系了南开法院刑事审判庭要求从刑事发还款中扣划涉案款项，但那时其已经诉讼至本院。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涉案借款合同法律关系；2、对于原、被告自行达成《和解协议》，要求法院向其出具民事调解书的请求是否合法。一、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涉案借款合同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故借款合同的成立，首先应是借款人与贷款人之间存在对借款事实的意思表示，以及为此而达成借款合意。对此，1、从涉案的支付方式及收款人的身份来看。原告于2016年10月26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涉案借款的收款人为被告于“港仁公司”的司机李建。该事实未能体现被告于当时对原告存在涉案借款的意思表示。虽然案外人李灵熙表示，因“港仁公司”为被告个人投资，故涉案借款的借款人为被告个人，但李灵熙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其又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该主张。同时“港仁公司”并非为被告个人投资，通过工商注册登记资料证明，被告仅为该公司占40%股份的股东；2、从款项的使用用途及使用该款项的公司其经营状况来看。根据李灵熙提交的证据及原、被告的当庭认可，该款项是用于了“港仁公司”及“论之语公司”的经营使用，且上述公司已经不再经营，已不具备相应的还款能力。该情形原、被告均知晓；3、根据原告提交后补证据的时间及内容来看。涉案银行转账的时间为2016年10月26日。涉案《借条》及《欠条》出具的时间实际为2018年5月16日，该时间为被告进行上述房产买卖的时间。但原告方要求被告在上述证据上签署2016年10月26日的时间，该《借条》及《收条》存在着伪造之嫌。且原告于2018年5月31日到本院立案，上述证据实际为本案诉讼所准备。根据本院调查的上述事实表明，原告在涉案借款之初并未约定利息，但在上述《借条》、《欠条》及《债权债务确认书》上增加了利息的内容；4、从涉案还款来看，根据被告提交的证据及原告方的陈述表明，即使存在还款，其也是被告所在的“港仁公司”司机的还款，其代表“港仁公司”或是被告均无证据予以证明，其仍不能证明被告本人还款以及被告本人存在着涉案借款的意思表示；5、从原、被告之间的关系及原告的资金来源来看。原告为被告所在“港仁公司”为“深责公司”招聘的会计，虽然从工商登记来看，“港仁公司”并非为“深责公司”的股东，但是原、被告当庭均认可上述二公司为关联公司，“港仁公司”参与了“深责公司”的筹建。原告当庭表示其涉案借款主要为现金，且其始终未能对涉案借款的资金来源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6、从原、被告达成涉案还款的《和解协议》及其目的来看，虽然被告当庭认可其个人借款的事实，但其与原告达成涉案《和解协议》后，并非由其个人向原告支付该款项，而是从天津市南开法院向受害人发还款中预扣该款项，且该发还款尚不足以偿还受害人的损失。综上，本院除根据上述分析论述外，还结合了涉案借贷金额、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及交易习惯等因素表明，涉案事实体现了原告涉案资金来源不明，亦或“港仁公司”为涉案借款的借款人，而无法证明被告为涉案借款的借款人。虽然当庭被告认可其为涉案借款的借款人，但是被告的自认并非导致其向外支出涉案金额，而是从南开法院刑事受害人发还款中预扣，其损害了南开法院刑事受害人的合法利益，故本院对被告的自认，依法不予认可。故此，本院不认可原、被告之间存在涉案借款合同法律关系。二、对于原、被告自行达成《和解协议》，要求法院向其出具民事调解书的请求是否合法。根据上述论述及查明的事实，由于原、被告之间存在针对涉案房款涉嫌伪造证据的情形，且主观上为故意。此外，原、被告之间达成《和解协议》，其目的明显，即是从天津市南开法院向受害人发还款中预扣该款项，且该发还款尚不足以偿还受害人的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其中第（四）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故此，原、被告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内容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第九十六条的规定，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故此，在没有证据证明原、被告之间借款合同关系真实存在的前提下，原、被告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又存在损害第三人，即天津市南开法院刑事受害人合法利益的情形下，本院对该《和解协议》不予认可。同时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本案不进行庭审调解程序。综上所述，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认定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计维佳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05元，保全费1921元，公告费300元，由原告计维佳自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姚素芹审 判 员  王 悦人民陪审员  李绍江二〇一八年十一月××日书 记 员  韩 雪附：本裁判文书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三）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四）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五）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六）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第九十三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第九十六条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第一百一十二条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四十四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发现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和解、调解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