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72民初1554号 原告（反诉被告）：甘炳雷，男，1947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余姚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新，宁波市耕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反诉原告）：金雪芬，女，1970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余姚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国，浙江陈建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谢桑桑，女，1990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余姚市。 原告甘炳雷与被告金雪芬、谢桑桑船舶共有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2018年9月24日，被告金雪芬提起反诉，本院予以受理，并与本诉合并审理。2018年10月12日和11月23日，本院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甘炳雷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新和被告金雪芬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国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谢桑桑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甘炳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金雪芬、谢桑桑共同支付渔船补助款14万元。事实和理由：甘炳雷原有“浙余渔2037”号自制渔船一艘，船舶登记号为浙余渔（2009）第YQ000019，后于2012年10月23日将该船过户给谢登兴使用。但双方约定有关费用共同缴纳，有关补助款共同分享。此后，双方一直共同缴纳相关费用，有关补助款也曾共同分享。2014年谢登兴出海作业时不幸失踪，金雪芬于2016年5月向法院提出对谢登兴宣告失踪的申请，后法院判决宣告谢登兴失踪，并指定金雪芬为谢登兴的财产代管人。但事实表明谢桑桑也系谢登兴的实际财产代管人。2017年8月份，余姚市政府部门根据国家船舶报废拆解的政策规定，征收上述船舶，后按政策规定向金雪芬、谢桑桑发放了28万元的补助款。但金雪芬、谢桑桑却未按照约定将相应的份额分给甘炳雷，且经催讨，仍拒不支付，因此酿成纠纷。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 金雪芬辩称：甘炳雷与谢登兴之间不存在船舶共有关系，与金雪芬之间也不存在船舶共有关系，谢桑桑不是财产代管人，应驳回甘炳雷的全部诉讼请求。 谢桑桑未作答辩。 金雪芬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确认谢登兴享有“浙余渔23037”渔业船舶所有权；2.甘炳雷返还金雪芬误垫支付的5400元。事实和理由：“浙余渔23037”渔业船舶由谢登兴于2012年10月26日取得所有权，船舶所有人谢登兴所占股份100%，所有权登记证书编号（浙余）船登（权）（2012）HY-000081号。该渔业船舶是谢登兴于2012年10月23日向甘炳雷购买的，渔业船舶交易合同的出卖人甘炳雷，买方人谢登兴，鉴证方宁波渔保船舶交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且实际交付并由谢登兴使用。甘炳雷对该渔业船舶无共有权。2014年1月2日，谢登兴驾驶船只未归，迄今下落不明。2016年9月12日，余姚市人民法院指定金雪芬为失踪人谢登兴的财产代管人，但金雪芬误垫支付甘炳雷5400元。 针对金雪芬的反诉，甘炳雷辩称：一、现渔船所有权已登记在余姚市水资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资源公司）的名下，金雪芬要求确认谢登兴享有船舶所有权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二、收据明确款项用途，是金雪芬根据船舶转让协议约定本应支付的油补款，不存在误垫或需要返还的问题。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对甘炳雷提供的证据，金雪芬对三性均有异议，同时认为证据三财政部印发的《船舶报废拆解和船型标准化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系规章，不属于证据；证据四收据，系摘抄件；证据五收据，所付5400元是为了取回手机，系误垫。 对金雪芬提供的证据，甘炳雷质证认为：证据1渔业船舶所有权证书、证据3渔业捕捞许可证、证据4船员证和证据7渔业船舶国籍证书，均系复印件，不予认可。证据2渔业船舶交易合同和证据6收据，因金雪芬质证对三性均有异议，故也不予认可。证据5民事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但金雪芬不是唯一的财产代管人。金雪芬补充提供的证据7海洋小型渔业船舶转让承诺书，已经超过了举证期限，形成时间在渔船证转让协议之前，内容仅证明渔船原由四人合作生产，实际属于甘炳雷一人所有，出具承诺书的目的是为了排除权属争议。 对本院根据甘炳雷申请调取的证据材料，甘炳雷无异议，但认为其已申请调取涉案渔船被政府部门以拆解目的收购以及涉案船舶已经登记在水资源公司名下的材料。金雪芬质证认为：渔业船舶转让合同、临海村渔业船舶转让款支付清单、临海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银行支取申报单，均非原件，且如甘炳雷所称则出现一船两卖，真实性有异议。阮松逵、陶文峰所作的笔录，属于间接证据，而渔业船舶交易合同属于直接证据，两者存在矛盾，对阮松逵和陶文峰的陈述不予确认，该两份笔录不能证明甘炳雷主张的船舶共有关系。 本院经审理认为：甘炳雷提供的证据一渔业船舶买卖合同、证据八渔船证转让协议，金雪芬提供的证据1渔业船舶所有权证书、证据2渔业船舶交易合同、证据3渔业捕捞许可证、证据4船员证、证据7海洋小型渔业船舶转让承诺书，以及本院调取的渔业船舶转让合同、对阮松逵的笔录，虽部分系复印件，但相互吻合，可完整反映涉案渔船转让以及变更登记的过程，均予以认定。证据二浙江省渔业船舶买卖合同示范文本，系复印件，合同甲方签名并非金雪芬，与本案关联性不足，不予采用。证据三财政部印发的《船舶报废拆解和船型标准化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系部门规章，可不作为证据进行认证。证据四收据与本院调取的临海村渔业船舶转让款支付清单、临海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银行支取申报单以及对陶文峰的笔录，均能相互印证，均予以认定。甘炳雷提供的证据五、证据六与金雪芬提供的证据6、证据5，对应相同，均予认定。证据七录音资料，所反映的有关双方共同支付渔船年审费和罚款等费用、对半分享油补款，与金雪芬实际已支付甘炳雷2013年度涉案渔船一半油价补助款的事实相符，也予认定。 本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认定如下事实：2012年8月30日，甘炳雷向谢登兴出具海洋小型渔业船舶转让承诺书，称“浙余渔2037”轮（木制船）系其建造，因自己年龄问题不适合出海捕鱼作业，欲将渔船及有关证书转让给谢登兴，若遇渔船转让合作人有关纠纷，由其一人负责处理，与谢登兴无关。同年10月21日，双方签订渔船证转让协议，约定甘炳雷将“浙余渔2037”轮船证转让给谢登兴使用，自转让之日起，凡属有关补助金等事宜，均由双方平均享受。同年10月23日，由宁波渔保船舶交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作为鉴证方，甘炳雷与谢登兴签订渔业船舶交易合同，约定甘炳雷将“浙余渔2037”轮出卖给谢登兴，转让价16000元。同年10月26日，谢登兴取得涉案渔船船舶所有权登记，船名为“浙余渔23037”，所占股份100%，并同时取得渔业捕捞许可证。 2014年1月2日，谢登兴在驾驶铁板船出海过程中失踪。经其配偶金雪芬申请，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12日作出（2016）浙0281民特22号民事判决，宣告谢登兴失踪，并指定金雪芬为失踪人谢登兴的财产代管人。 2015年1月22日，甘炳雷向金雪芬出具一份收据，称“根据2012年10月21日渔船证转让协议书有关条款，上级有关补助款双方均等享受。2013年度上级有关部门发放渔船油价补助款10855元整。今收到2013年度油价补助款5400元整。”2015年8月22日，甘炳雷的儿子甘苗焕支付谢桑桑1400元，作为按约定各半承担的涉案渔船罚款与年审费用。 2017年4月11日，因渔船报废拆解需要，金雪芬与余姚市临山镇临海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简称临海合作社）签订渔业船舶转让合同，将“浙余渔23037”轮转让给临海合作社，转让价款总计28万元，付款方式按渔船在余姚市渔政站销毁验收之后，分期付款。2018年1月15日，金雪芬从临海合作社支取了上述渔船转让价款28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甘炳雷以其对渔船补助款具有共有权为由提起诉讼，要求金雪芬和谢桑桑作为谢登兴的财产代管人支付其一半份额的渔船补助款，而金雪芬以涉案渔船已由甘炳雷出卖与谢登兴所有为由，诉请要求确认谢登兴对渔船的所有权，并由甘炳雷返还其误垫支付的5400元。本院对当事人争议焦点进行归纳并分别评析。 一、关于甘炳雷与谢登兴之间法律关系的争议。对此，甘炳雷认为：根据双方2012年10月21日渔船证转让协议的约定，渔船有关费用共同缴纳，有关补助共同分享，且实际也由双方共同缴纳费用并分享补助款，渔船虽已登记过户，但并未真实转让，渔业船舶交易合同记载的转让价16000元并非实际船价，谢登兴也未支付。金雪芬认为：涉案船舶已转让给谢登兴所有，甘炳雷对该船无共有权。 本院认为：从甘炳雷2012年8月30日出具承诺书，于同年10月21日和23日与谢登兴签订渔船证转让协议和渔业船舶交易合同来看，双方关于转让涉案渔船的意思表示一致并且连贯，且涉案渔船于同年10月26日登记至谢登兴名下，并交付给谢登兴经营使用，何况甘炳雷庭审中也确认，渔船交给谢登兴使用后，除年审和罚款等费用双方对半分担、补助款对半享有外，其不再参与渔船生产经营，也不再负担渔船经营支出成本以及分享经营收入。故应认定涉案渔船转让行为自甘炳雷将渔船交付给谢登兴之日已经完成，双方之间构成渔船买卖合同关系，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也不具有法律、法规规定的无效情形，应确认有效。至于渔船证转让协议与渔业船舶交易合同内容存在差异，以及谢登兴实际有无支付渔船转让价款，都不影响双方之间渔船买卖合同关系的成立以及渔船已实际转让与谢登兴所有的事实。因此，甘炳雷关于渔船未真实转让的主张，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信；金雪芬关于涉案渔船已转让与谢登兴所有，甘炳雷对渔船不具有共有权的主张有理，予以采纳。但鉴于金雪芬已再次将涉案渔船转让与他人所有，其要求确认谢登兴对“浙余渔23037”轮享有船舶所有权的反诉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二、关于渔船补助款如何处分的争议。对此，甘炳雷认为：根据2012年10月21日渔船证转让协议的约定，金雪芬领取渔船拆解补助款28万元，应向其支付一半即14万元；2013年度的油价补助款，其本享有一半，故不存在返还金雪芬5400元的问题。金雪芬认为：谢登兴对渔船享有所有权，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渔船的权利，渔业船舶交易合同明确此前与该合同约定不符的以该合同为准，以后的渔船经营成本和收益成本也均由谢登兴负担并享有，甘炳雷无共有权，无权取得收益；金雪芬与甘炳雷之间无任何法律关系，5400元系误垫，甘炳雷应予返还。 本院认为：甘炳雷与谢登兴于2012年10月21日签订的渔船证转让协议约定，自转让之日起，凡属有关补助金等事宜，由双方平均享受，而未具体约定渔船转让价格。双方2012年10月23日签订的渔业船舶交易合同记载船舶转让价16000元，且该合同第八条第3款约定，“本合同生效后，构成双方就标的物交易达成的全部合同及约定，并取代双方之前针对该事项的全部口头或书面的协议及合约。”前述两份渔船转让合同内容存在差异，渔船证转让协议在前，渔业船舶交易合同在后，且后者已经宁波渔保船舶交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鉴证，仅此而言，不符之处应以后者为准。此后，因谢登兴失踪，金雪芬和谢桑桑作为谢登兴的家属，金雪芬还于之后经法院判决被指定为谢登兴的财产代管人，根据2012年10月21日的渔船证转让协议的约定，按一半份额向甘炳雷支付涉案渔船2013年度的油价补助款5400元，并要求甘炳雷分摊了渔船年审费和罚款等费用1400元。由此可见，金雪芬作为谢登兴的配偶和财产代管人，与甘炳雷之间重新恢复了对2012年10月21日签订的渔船证转让协议的确认与履行，即双方对半承担涉案渔船的年审、罚款等费用，平均享受渔船补助款。但此类确认或履行，无论在履行方式、履行期限、履行数额上，均具有不确定性。结合当事人庭审陈述以及本院对阮松逵的调查笔录，渔船证转让协议所载“有关补助款等”应确定为渔船年度油价补助款，而不包括谢登兴或其财产代管人在受让渔船后再次转让渔船所得的转让价款。甘炳雷与谢登兴签订渔船证转让协议当时，客观上无法确定渔船今后如何被征用或报废拆解，且渔船报废拆解有其特定政策，故涉案渔船在转让给谢登兴之后，于2017年因报废拆解需要，金雪芬将之再次转让给临海合作社，并由临海合作社支付28万元，该款项不在渔船证转让协议约定的“有关补助款等”范围之内。 综上，甘炳雷要求金雪芬支付其从临海合作社所得价款的一半即14万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金雪芬对此抗辩有理，予以采纳。金雪芬按份额支付给甘炳雷的涉案渔船2013年度的油价补助款，既是双方意思真实表示，也符合渔船证转让协议的约定，其以误垫为由要求甘炳雷返还5400元的反诉请求，理由不足，也不予支持。双方之间如对涉案渔船转让价款及价款履行有争议的，可另行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甘炳雷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反诉原告金雪芬的反诉请求。 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3100元，减半收取1550元，由原告甘炳雷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25元，由反诉原告金雪芬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吴胜顺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代书记员 叶奉瑛 【附录一】证据目录 甘炳雷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一、渔业船舶买卖合同，证明甘炳雷名下的渔船过户给谢登兴的事实。 证据二、浙江省渔业船舶买卖合同示范文本，证明余姚市水资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拆解目的征收涉案船舶，并补助金雪芬28万元的事实。 证据三、财政部印发《船舶报废拆解和船型标准化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证明金雪芬与余姚市水资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之间并非真正的买卖合同关系，签订渔业船舶买卖合同的背景系以船舶报废拆解为目的的国家政策行为，金雪芬所得28万元款项性质是政府补助款。 证据四、收据一份，证明金雪芬于2018年1月份代领了谢登兴的渔船补助款的事实。 证据五、收据一份，证明2015年金雪芬代为领取谢登兴名下的渔船补助款后按双方约定对半分给甘炳雷的事实。 证据六、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金雪芬于2016年向法院起诉宣告谢登兴失踪，及法院判决确认金雪芬为谢登兴财产代管人的事实。 证据七、录音资料四份，证明金雪芬、谢桑桑向甘炳雷讨要渔船年审费、罚款等费用，并承诺补助款会支付给甘炳雷，是双方履行对半分享补助款的约定的行为，另证明谢桑桑为实际财产代管人的事实。 证据八、渔船证转让协议，证明甘炳雷与谢登兴约定渔船补助款等均等享有的事实。 金雪芬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1.渔业船舶所有权证书，证明谢登兴2012年10月26日取得“浙余渔23037”渔业船舶所有权，谢登兴所占股份100%。 证据2.渔业船舶交易合同，证明“浙余渔23037”渔业船舶是谢登兴2012年10月23日向甘炳雷购买，渔业船舶交易合同的出卖人甘炳雷，买受人谢登兴，鉴证方宁波渔保船舶交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证据3.渔业捕捞许可证。 证据4.船员证。 以上证据3和证据4，证明“浙余渔23037”渔业船舶交易实际交付并由谢登兴实际使用。 证据5.民事判决书，证明2014年1月2日，谢登兴驾驶船只未归，迄今下落不明，余姚市人民法院指定金雪芬为失踪人谢登兴的财产代管人。 证据6.收据，证明金雪芬误垫支付甘炳雷5400元。 证据7.海洋小型渔业船舶转让承诺书，证明甘炳雷将渔船及证书转让人谢登兴的事实。 本院调取以下证据材料：渔业船舶转让合同，临海材料渔业船舶转让款支付清单，临海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银行支取申报单，对阮松逵所作的笔录，对陶文峰所作的笔录。 【附录二】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二十三条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