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晋民再13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山西焦炭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桃园南路**综合楼**。法定代表人：田永东，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治中，北京德和衡（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敏，北京德和衡（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太原港源焦化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东于镇东高白村工业园区**/div>法定代表人：贾传伟，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智明，山西谦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思雯，山西谦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山西焦炭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焦炭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太原港源焦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晋民终3号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7）最高法民申777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9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焦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治中、付敏，被申请人港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智明、郝思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焦炭公司再审请求：1.撤销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晋民终3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驳回港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及再审诉讼费用全部由港源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未正确认定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双方签订的系列《购销合同》名为买卖，实为分期偿还借款利息的一种方式。《债权转让协议》与《代理焦炭销售合作协议》是调整双方之间权利义务的总协议。截止2006年7月14日，焦炭公司享有对港源公司的债权本息共计10939202.5元。因港源公司资金紧张暂不能归还焦炭公司债权，双方拟定以焦炭公司代理销售港源公司焦炭业务方式偿还欠款利息。实际履行中，港源公司（供方）、焦炭公司、焦炭公司指定的第三方（实际需方），如天津市金泰商贸有限公司，三方在每笔业务中签订背靠背的两份《购销合同》，就是《债权转让协议》与《代理焦炭销售合作协议》的一种具体履行方式。（二）原审判决未查明双方之间所谓“代理销售焦炭”业务的实际发生额、已付货款，以及是否清偿完毕《债权转让协议》中确定的债务，在此种情况下判决焦炭公司支付7670660元及利息错误。1.港源公司向焦炭公司“销售”焦炭产生的销售总额应当以双方之间的结算为准；在结算单不完整的情况下，应以《购销合同》确定的单价及港源公司实际的发货来计算销售总额。但原审判决仅表述“原告（即港源公司）向被告（即焦炭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总金额为522578639.71元，焦炭公司应承担运费共计16645806.75元”；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之规定，不得仅以港源公司所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金额作为确定本案销售总额的方式。2.原审判决没有查清、说明焦炭公司向港源公司已付货款的总金额。焦炭公司仅应在其收到天津市金泰商贸有限公司等第三方货款的范围向港源公司承担付款义务，且应扣除以差价形式体现的利息。但原审不仅没有查清天津市金泰商贸有限公司等实际需方向焦炭公司支付货款的金额，连焦炭公司向港源公司已付货款的总金额也未查清。另外，焦炭公司提出的追加“天津市金泰商贸有限公司”为第三人的请求也未被受理。在未查清双方之间发生的总销售额及已付款总额的情况下，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欠付货款是无法确定的。（三）原审判决脱离双方签约的本意，针对双方之间发生的一部分资金往来单独进行认定，以偏概全。1.关于代付清徐大成铁合金有限公司硅铁款20万元。涞源县奥宇钢铁有限公司应付焦炭公司焦炭款690万元，实际向焦炭公司支付了710万元的承兑汇票，焦炭公司将此承兑如数支付了港源公司；之后港源公司按涞源县奥宇钢铁有限公司的指示将其中20万元支付了清徐大成铁合金有限公司硅铁款20万元。涞源县奥宇钢铁有限公司就此20万元向焦炭公司出具了收据，载明“收退款20万元”。焦炭公司与清徐大成铁合金有限公司从未发生过任何业务往来，故此20万元并非原审所述“为焦炭公司利益，代其向该第三人付款20万元”。焦炭公司不应当向港源公司退还此笔资金。2.关于焦炭公司应归还港源公司6970660元的认定，与事实严重不符，也不符合法律规定。（1）2008年7月14日焦炭公司收到实际需方天津市金泰商贸有限公司以承兑汇票支付的1900万元焦炭款；同日，焦炭公司将该笔1900万元的承兑汇票支付给港源公司。次日，港源公司将承兑汇票贴现后向天津市金泰商贸有限公司退回400万元，天津市金泰商贸有限公司出具了400万元的收据。2008年7月29日，港源公司出具了向天津市金泰商贸有限公司退款400万元的证明。此后焦炭公司的财务人员在2008年7月23日的《记账凭证》中记载“预付账款太原港源焦化有限公司-400万元、预收账款天津市津泰商贸有限公司-400万元”。（2）与此相同，2009年3月2日焦炭公司收到实际需方天津市金泰商贸有限公司以承兑汇票支付的1800万元焦炭款；同日，焦炭公司将该1800万元的承兑汇票支付给港源公司。次日，港源公司将承兑汇票贴现后向天津市金泰商贸有限公司退回现金2970660元。焦炭公司单方的记账凭证不可作为证据，因记账凭证仅是财务人员对往来账款的一种主观判断，本案中天津市金泰商贸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据中记载的收款人是港源公司而非焦炭公司，焦炭公司财务人员据此做账应属财务记账错误；港源公司与天津市金泰商贸有限公司实际的供方和需方，即使按记账凭证记载，焦炭公司同时减少预付、预收账款，也并未从此笔往来中获益，不应当支付港源公司因此笔往来发生的6970660元。港源公司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一）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对账，对双方形成的七项争议提交司法鉴定，双方对鉴定机关资质及鉴定程序均无争议，原判决依据该鉴定意见进行评判和认定，认定价款基本事实并非缺乏证据证明。焦炭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再审情形。（二）焦炭公司在原审从未提出追加天津市金泰商贸有限公司为第三人的请求，天津市金泰商贸有限公司与焦炭公司另行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与本案无关。请求驳回焦炭公司的再审申请。本案原审中，双方对账后的七项争议中仍有三项不能达成一致。再审中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为焦炭公司是否应当归还港源公司6970660元的问题。该退款数额涉及两笔资金往来：其一为2008年7月14日焦炭公司收到天津市金泰商贸有限公司以承兑汇票支付的1900万元焦炭款后，同日将1900万元承兑汇票支付港源公司，港源公司于2008年7月15日退回天津市金泰商贸有限公司400万元，天津市金泰商贸有限公司向港源公司出具了400万元的收据;其二为2009年3月2日天津市金泰商贸有限公司以承兑汇票支付焦炭公司焦炭款1800万元，同日，焦炭公司将该1800万元支付给港源公司，2009年3月3日，港源公司向天津市金泰商贸有限公司退回2970660元。上述两笔退款合计6970660元。对于上述两笔退款,港源公司均未能提供焦炭公司委托其支付天津市金泰商贸有限公司的指示证据，但焦炭公司账上对该两笔退款有显示，焦炭公司主张系记账错误。再审庭中，经本院协调，焦炭公司与港源公司均同意通过自行对账确定上述事实和具体欠款数额，但最终双方对账无果。再审庭审后，焦炭公司提供2009年《预付账款明细账》、2009年9月25日第0048号《记账凭证》等，拟证明已对上述记账错误进行了更正。再审申请人还提交了由天津市金泰商贸有限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购销合同》、《结算凭证》、《三方对账函》、港源公司给天津市金泰商贸有限公司出具的《委托书》等证据复印件。在天津市金泰商贸有限公司提交的2017年7月12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中称，上述6970660元系因港源公司与其直接业务发生，与焦炭公司无关；又称“我公司与焦炭公司、港源公司均是长期合作关系，双方之间发生的焦炭贸易量较大，因此我公司并不是对应每次发货数量、开票金额逐笔支付货款，而是采用预付款的方式进行付款，港源公司退还我公司两笔合计6970660元系双方协商后，由港源公司退还我司的预付款，与焦炭公司的相关业务无关”。本院再审认为，该6970660元退款究竟基于焦炭公司、港源公司和天津市金泰商贸有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还是基于港源公司与天津市金泰商贸有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是本案关键事实。在焦炭公司与港源公司自行协商对账不能确定的情况下，应当追加天津市金泰商贸有限公司为第三人，以便查清事实。上述事实属案件基本事实，原审法院对此未予以审理。对案件基本事实的审理，必然涉及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和民事责任的重新认定和调整，应通过程序解决，以保证当事人审级利益，故本案应发回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严格依法适用指令再审和发回重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晋民终3号民事判决和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并民初字第206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审判长 魏世军审判员 石春英审判员 王 莉 二○一八年十一月九日书记员 张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