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2民初5582号原告：莫新昌，男，1972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苍梧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达渠，广东穗之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妹，广东穗之东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广州市淇润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石化路245号A1-208房。法定代表人：刘文其，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铭辉，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莫新昌与广州市淇润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淇润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朱江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11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莫新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达渠、谢妹，淇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文其及该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铭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莫新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淇润公司支付1.2018年4月份和5月份的工资差额5260.86元；2.2017年6月14日至2018年5月13日期间的高温津贴750元；3.2017年6月14日至2018年5月13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04549.2元；4.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赔偿金20656.01元；5.本案的诉讼费。事实与理由：莫新昌于2017年6月14日入职淇润公司，担任货车司机。淇润公司让其员工印某与杨真美具体负责安排莫新昌的工作和工资发放事宜。自入职至2018年5月13日，莫新昌一直按照淇润公司的指示出车工作。期间，淇润公司未与莫新昌签订劳动合同。莫新昌的工资构成是底薪加比例提取。工资发放形式包括银行转账、微信支付或现金交付。2018年5月13日，淇润公司突然无故口头告知莫新昌不用来上班，违法解除了与莫新昌的劳动关系，而且还拖欠莫新昌部分工资未支付。另外，淇润公司也一直未依法支付高温津贴。莫新昌于2018年6月22日向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8月17日作出穗埔劳人仲案字（2018）232号仲裁裁决书，认为莫新昌与淇润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并据此驳回莫新昌的仲裁请求。莫新昌认为：一、莫新昌与淇润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首先，印某招用莫新昌时明确告诉莫新昌系为淇润公司招用货车司机，且后来印某与杨真美也一直是以淇润公司的名义对莫新昌进行管理和发放工资，这一事实与莫新昌入职后驾驶淇润公司名下车辆粤Ａ×××××及粤Ａ×××××车、不定期将上述车辆开回淇润公司处进行维护、以及为淇润公司办理相关缴纳罚款业务等事实也相互印证。其次，要求莫新昌提供证据证明印某、杨真美与淇润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明显加重了莫新昌的举证责任，莫新昌作为普通劳动者，无法获得该证据，且在受聘当时莫新昌完全没有必要掌握印某、杨真美与淇润公司关系的证据。莫新昌所提交的证据已足以证明印某是替淇润公司管理员工。二、淇润公司称其与印某存在挂靠关系不属实。首先，淇润公司提交了车辆挂靠协议和2014年至2017年淇润公司收款单据拟证明与印某存在挂靠关系，涉案车辆为印某所有，但却没有提供印某相关的购车凭证，无法自圆其说。其次，印某的证人证言效力弱、自相矛盾，其称与淇润公司存在挂靠关系不属实，无法排除印某作为淇润公司员工的可能。印某的证言没有相关的购车凭证予以支撑，无法证明其是涉案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印某一方面自称是钜溢公司的员工，一方面又称与钜溢公司签订了货物运输合同，与常理不符，自相矛盾。印某称其是以个人名义招用莫新昌，没有任何证据，且与莫新昌提供的证据证明的事实相矛盾。三、本案中，淇润公司与印某是否为挂靠关系并不影响淇润公司与莫新昌劳动关系的认定。首先，承上所述，印某一直以淇润公司的名义对莫新昌进行管理，其行为也足以使莫新昌相信印某为淇润公司的管理人员，淇润公司应对印某的代理行为承担责任。其次，且无论淇润公司与印某就涉案车辆是否存在挂靠关系，莫新昌在申请仲裁前从未听闻淇润公司或印某有提及其双方之间存有挂靠关系，而淇润公司亦未证实莫新昌对淇润公司或印某所谓的车辆挂靠关系知情，故淇润公司的主张不足以否定其与莫新昌的劳动关系。为维护莫新昌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依法支持莫新昌的全部诉讼请求。淇润公司辩称，一、莫新昌与淇润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莫新昌从事的业务或工作与淇润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淇润公司没有安排莫新昌的工作或支配其劳动，淇润公司从未向莫新昌发放劳动报酬。本案中莫新昌因为与印某之间的劳务关系，而向淇润公司主张所谓的劳动工资等，恶意损害淇润公司权益。二、涉案车辆事实上是由印某所有，淇润公司与印某是车辆挂靠关系，双方签订的协议明确运营情况。目前市场上这种车辆挂靠关系十分普遍，莫新昌不能因为驾驶过挂靠车辆就认为与淇润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挂靠人员与其雇佣人员的劳务关系不能认定属于单位人员。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莫新昌主张由印某代表淇润公司招聘于2017年6月14日入职，任职货车司机，并由印某和杨真美负责安排工作及发放工资。为证明双方存在了劳动关系，莫新昌提交了广州市交通委员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粤Ａ×××××号和粤Ａ×××××号车辆驾驶证、机动车业务委托书。其中，行政处罚决定书、粤Ａ×××××号和粤Ａ×××××号车辆驾驶证显示，上述车辆的所有人为淇润公司，驾驶人为莫新昌。2017年11月7日出具的机动车业务委托书显示，淇润公司“委托员工莫新昌办理上述车辆的违章罚款缴纳业务”，落款处加盖了广州市淇润物流有限公司公章。莫新昌还提交了其与印某、杨真美的聊天记录，证明印某和杨真美代表淇润公司对其安排工作。淇润公司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主张涉案车辆的所有人为印某，其将挂靠在淇润公司名下，莫新昌为印某聘请的司机，车辆在行驶过程中被交通部门处罚，其公司出具业务委托书委托车主或车主聘用的司机办理罚款手续，不能因此证明双方有劳动关系。同时，淇润公司否认印某、杨真美为淇润公司员工。淇润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1.印某的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该表载明从2012年12月起印某的缴费单位为钜溢钢管实业有限公司。2.车辆挂靠协议及收款收据、转账凭证，协议由淇润公司与印某于2014年6月16日签署，约定印某将自有车辆粤Ａ×××××号和粤Ａ×××××号车辆挂靠在淇润公司名下进行经营，印某自行承担包括雇佣的驾驶员及相关人员的工资、福利等费用。收款收据分别显示2015年3月24日淇润公司收到粤Ａ×××××号车辆2014年、2015年管理费、车船税、营运证年审等费用13717元，2016年3月13日收到2016年的费用14056元，2018年1月20日收到2017年的费用3656元。淇润公司提交了2016年3月13日支付宝转账缴费记录予以佐证，该记录显示帐号为谢某某的中国农业银行卡（7578）收到广发银行卡（8905）转账14056元。3.车辆转让协议及欠条，该证据显示印某于2018年5月13日将包括粤Ａ×××××号和粤Ａ×××××号车辆在内的车辆转让给赵某某。4.粤通卡相关业务回执，粤Ａ×××××号车辆的粤通卡由印某持有和办理充值。5.货物运输合同、粤Ａ×××××号和粤Ａ×××××号车辆对账单，货物运输合同由印某与广州市钜溢钢管制造有限公司于2015年5月9日签订，约定由粤Ａ×××××承运广州市钜溢钢管制造有限公司厂区至广州市莲花山码头的货物；对账单则载明粤Ａ×××××号车辆2017年7月至2018年2月账目，内容多次出现起运“钜溢”，目的地“莲花山”字样。6.短信记录，显示发信人与“莫昌新185××××*152广西梧州”于2017年6月12日至6月13日洽谈招聘事宜。淇润公司同时申请了印某出庭作证，印某称其为钜溢钢管实业有限公司员工，由该公司缴纳社保；杨真美是其车辆运输业务合伙人；粤Ａ×××××号和粤Ａ×××××号车辆是其所有的车辆，挂靠在淇润公司运营，与淇润公司签订了车辆挂靠协议书，每年向淇润公司缴纳管理费等费用；莫新昌系其个人招聘的员工，其与莫新昌谈好工资为底薪8000元+补助500元+提成，莫新昌的工作由其安排，工资由其或者杨真美发放；微信记录中昵称“简简单单”是其本人，安排莫新昌工作的微信工作群共有4人，为其与杨真美、莫新昌及另外一名司机，并无淇润公司的人员。印某当庭出示了与淇润公司证据对应的车辆挂靠协议书、收款收据两张、支付宝转账缴费记录、收据、车辆转让协议、欠条、粤通卡客服中心客户缴款单、储值卡充值回执等、货物运输合同等证据原件。莫新昌对淇润公司提交的证据均不予确认，并提出挂靠协议与淇润公司在仲裁时提交的不一致，尾页甲方盖章处比仲裁提交的版本多了刘某某、谢某某的签名；收款收据中收款单位盖的章并非同一个等质证意见。淇润公司解释称其提交法庭的复印件均为印某持有版本。关于工资问题，莫新昌提交了微信工作群以及分别与印某、杨真美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等证据，证明双方约定莫新昌2017年6月工资为底薪8000元+提成，2017年7月开始为底薪8500元+提成，由印某和杨真美通过微信、银行转账、现金三种方式发放；莫新昌主张淇润公司欠发其2018年4月工资3647.11元、5月份工资1613.75元。2018年5月13日，印某口头告知要求莫新昌不用去上班，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5月13日解除。双方发生劳动争议，莫新昌于2018年6月22日向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裁决：一、淇润公司向莫新昌支付2018年4月份和5月份的工资差额4780.86元；二、淇润公司向莫新昌支付2017年6月14日至2018年5月13日期间的高温津贴750元；三、淇润公司向莫新昌支付2017年6月14日至2018年5月13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04549.2元；四、淇润公司向莫新昌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赔偿金20656.04元。莫新昌在仲裁庭审时当庭变更第一项仲裁请求金额为5260.86元。2018年8月17日，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埔劳人仲案[2018]232号”裁决，驳回了莫新昌的全部仲裁请求。莫新昌不服该仲裁裁决，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起诉。上述事实，有行政处罚决定书、粤Ａ×××××号和粤Ａ×××××号车辆行驶证、机动车业务委托书、社保缴费历史明细、收款收据、车辆转让协议及欠条、粤通卡业务回执、短信记录、货物运输合同、粤Ａ×××××号和粤Ａ×××××号车辆对账单、工作群以及与印某、杨真美的微信聊天记录、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支付宝交易记录、证人证言、仲裁裁决书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本院予以采信，并附卷存查。至于淇润公司提交的车辆挂靠协议书、收款收据等证据上的瑕疵问题，鉴于证据本身一式两份，且与证人印某提交的证据的原件相符，故本院认为淇润公司解释合理，确认上述证据的效力。本院认为：莫新昌本案诉请的工资差额、高温津贴、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均是基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这一前提而产生，故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莫新昌与淇润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于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中，莫新昌主张与淇润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应当对基本事实初步举证，而莫新昌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首先，莫新昌确认其工作由印某、杨真美安排，其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银行转账证明只能证明其受印某管理，工资由印某、杨真美发放，但未能举证证明印某、杨真美为淇润公司员工。其次，莫新昌其提交的机动车业务委托书、粤Ａ×××××号和粤Ａ×××××号车辆行驶证仅能证明其为所涉车辆的驾驶司机，并不能直接证明其受淇润公司的管理。此外，印某的证言与淇润公司提交的车辆挂靠协议、收款单据等相互印证，印某的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进一步证明了印某非淇润公司的员工，亦是对莫新昌提交证据的有力反驳。而现实中，物流行业确实普遍存在着个人购买车辆挂靠在物流公司营运的情况，但并不能以此认定司机与物流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综上，本院认定，莫新昌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接受淇润公司的劳动管理、淇润公司向其发放劳动报酬，双方之间不具备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不存在劳动关系，对于莫新昌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莫新昌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莫新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朱 江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刘婉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