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桂07民终862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罗敏，男，汉族。 上诉人（一审原告）：罗小成，男，汉族。 以上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发奎，广西林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宇宁，广西林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广西交通投资集团钦州高速公路运营有限公司，住所地：钦州市南珠东大街555号高新开发区高新钦园金港大厦。 法定代表人：任健翔，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鹭，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罗敏、罗小成因与被上诉人广西交通投资集团钦州高速公路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投高速公路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法院（2017）桂0702民初15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罗敏、罗小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发奎、徐宇宁，被上诉人交投高速公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罗敏、罗小成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法院（2017）桂0702民初1535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返还多收取的通行费退赔款66060元，并按年利率5%给付自2015年10月24日起至法院对本案做出生效判决之日止的利息；3、判令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未达成刑事和解协议。被上诉人于2015年10月24日向上诉人罗小成出具的《证明》仅仅是就上诉人退还通行费这一事实作简要的记录，并没有作出对上诉人罗敏的谅解，且根据《证明》记载：“案件发生后，罗敏的家属要求退还车辆所骗逃的通行费，截止2015年10月24日，已退还骗逃的通行费捌万伍仟捌佰伍拾伍元整”，由此可知，上诉人仅有退赔所得的意图，并无达成刑事和解的意向，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达成赔偿协议，并认定该协议属于刑事和解协议，显然是错误的；2、被上诉人获得刑事差额66060元欠缺合法依据，构成不当得利。上诉人给付骗逃通行费的目的是通过返还犯罪所得寻求刑事上的从轻或减轻处罚，虽然该因素确是判刑从轻或减轻处罚的依据，但是上诉人给付的金额却远远超过其实际应当支付的数额，造成超额给付的原因全是因为被上诉人的故意错误引导所致。该部分非出于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欠缺给付目的，应构成不当得利，应予以返还。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辩称，1、被答辩人的给付具有明显目的，即刑事诉前和解以取得从轻、减轻刑罚的刑事法律利益。被答辩人在被公安机关涉嫌诈骗立案侦查后，主动向答辩人补交其车辆偷逃的通行费，实际上就是证明了其主动向答辩人寻求刑事和解的事实。被答辩人给付目的除了赔偿答辩人侵权之债财产损失外，还想获得办案机关对被答辩人罗敏从轻处罚。事实上，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2016）桂0703刑初132号刑事判决书确实也考虑了被答辩人罗敏赔偿的情节，并作为从轻量刑的依据对被答辩人罗敏从轻刑事处罚，被答辩人获得从轻处罚后又要求答辩人退款，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认定事实正确，本案不构成不当得利；2、被答辩人给付答辩人的侵权之债财产损失赔偿数额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诈骗罪中对罪犯多次偷逃高速公路通行费行为的犯罪数额认定，与公路通行服务合同中对车辆行驶高速公路产生通行费债权数额确定的计算依据和方法是不同的，刑事和民事证据规则有所区别，刑事诉前和解中双方概括性认可的侵权之债财产损失赔偿数额与刑事判决中认定的犯罪数额没有必然的等同性。答辩人对被答辩人主张的侵权赔偿数额是以公安机关查明的事实为依据计算出来的，被答辩人罗敏对公安机关查明的单据均签名确认，同时其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中也承认多次偷逃通行费的事实，其也很清楚自己的车辆偷逃的通行费数额，否则不可能主动给付远高于刑事判决认定犯罪数额的赔偿金额。被答辩人的赔偿是基于双方对侵权之债财产损失的概括性认可，其给付目的具有民事和刑事上的双重性，包括民事上清偿侵权之债和刑事上返还犯罪数额金钱价值，获取从轻、减轻的刑罚的机会等。因此，被答辩人给付的侵权之债财产损失赔偿数额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是被答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其给付目的也得到实现。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不构成不当得利，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罗敏、罗小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向原告返还多收取的通行费退赔款66060元，按年利率5%给付自2015年10月24日起至法院对本案作出生效判决之日止的利息，至起诉之日止利息5284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罗敏开货车从事运输货物行业，通过和其他司机聊天知道在高速公路上和他人交换高速公路计费IC卡可以欺骗高速公路计费系统，就和他人合谋以此方法少交过路费。2015年6月至9月，罗敏等货车司机相互联系，在高速公路上以通过交换计费卡、换车牌，然后在进入高速公路旁边的收费站出高速公路的方式欺骗计费系统，从而达到少交高速公路通行费的目的。罗敏参与作案共5次，少交过路费共35375元。上述事实，由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2016）桂0703刑初13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罗敏由于上述行为于2016年9月20日被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判决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2016）桂0703刑初132号刑事判决书表述“罗敏已赔偿广西交通投资集团钦州高速公路运营有限公司85855元”，“罗敏归案后能如实供述其罪行，自愿认罪认罚，且已全部退赔赃款，确有悔改表现，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罗小成系罗敏之父，罗敏赔偿事项由其完成。 一审法院认为，因罗敏涉嫌诈骗犯罪，所以罗敏、罗小成与被告之间达成了赔偿协议，该赔偿协议在法律属性上是一种刑事诉前和解协议，是基于双方对被告的财产损失的概括性认可，而原告方的赔偿行为是履行赔偿被告经济损失的给付义务。罗敏、罗小成为达成、履行赔偿协议的一方，故罗敏作为本案原告并无不适格的问题。罗敏诈骗行为所造成的被告的财产损失分别表现为民事上的侵权之债和刑事上的犯罪数额，原告方的赔偿目的具有刑事与民事的双重性：既是清偿侵权之债，又是返还犯罪数额金钱价值，且在刑事上还包括寻求被告的宽恕、促使罗敏获得从宽处罚建议、减轻处罚机会。本案中法院在刑事判决书中也将罗敏的主动退赔作为从轻刑事处罚的依据，原告方的目的均得以实现，因此，被告的获益具有合法依据而不构成不当得利。另外，刑事诉前和解协议中双方概括性认可的被告财产损失数额与刑事判决中认定的犯罪数额没有必然的等同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罗敏、罗小成的诉讼请求。诉讼费1584元，由原告罗敏、罗小成负担。 二审诉讼期间，被上诉人交投高速公路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新证据：证据一、《申请报告》，拟证明上诉人罗敏的配偶黄艳玲向被上诉人恳请调解协商的事实；证据二、《证明》，拟证明因上诉人“多次主动赔礼道歉，态度诚恳，并主动要求退还车辆所偷逃的通行费”，被上诉人应上诉人的要求出具给上诉人的退还偷逃通行费的证明；证据三、《接受证据材料清单》，拟证明上诉人提交《证明》给公安机关，以求办案机关给予上诉人罗敏从轻、减轻刑事处罚。上诉人罗敏、罗小成对该三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认为，证据二在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已经质证并确认，证据一、证据三证明的内容与证据二能相互印证，本院对该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确认。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涉案66060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予以返还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本案中，上诉人主张依据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犯罪数额，被上诉人多收取的66060元构成不当得利，应予返还。本院认为，首先，上诉人罗敏、罗小成在刑事诉讼阶段经和被上诉人协商，主动退还所偷逃的通行费85855元，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其次，刑事判决认定的赃款数额并非等同于作案造成损失的范围，不能简单依据刑事判决认定赃款的数额确定损失范围。通常情况下，犯罪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直接和间接损失的范围要大于作案人所直接获得的赃款。在处理刑事案件造成的民事损失赔偿纠纷时，赔偿所立足的依据是受害人的损失，而不是作案人所直接获得的赃款。本案中，上诉人以不当得利提起民事诉讼，应就其实施的单独和共同的侵害行为给被上诉人造成的财产损失低于约定的赔偿额85855元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上诉人未能就该主张提交充足的证据予以证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应由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返还66060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罗敏、罗小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84元，由上诉人罗敏、罗小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志有 审 判 员 赵斯婷 审 判 员 李彦君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七日 法官助理 雷宇宏 书 记 员 韦光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