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湘0124民初3461号原告：吴清华，女，1962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熙，湖南华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宋建良，男，1961年6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三，长沙市平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宋晓竹子，女，1988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系被告宋建良之女。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坚，湖南三腾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长沙融帮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宁乡市城郊乡东沩社区二环路嘉诚首府2商业楼302A302B室。法定代表人：刘滔。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仕明，男，1963年1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系上述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滔之父。原告吴清华诉被告宋建良、宋晓竹子、第三人长沙融帮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帮惠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清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熙、被告宋建良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三、被告宋晓竹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坚、第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仕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清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宋建良、宋晓竹子支付原告股权及资产受让款1200000元及利息48000元（利息按月利率千分之六计算至款项还清日止，至本起诉之日本金利息合计约为1248000元）；2、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宋晓竹子将原告持有第三人7.5%对应的股权变更过户至原告名下；3、由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及理由：2014年6月17日，原告与被告宋晓竹子签订《投资入股协议》，约定原告投资240万元到第三人，享有第三人注册资金2400万元中10%的股权份额，但该10%份额的股权工商登记在被告宋晓竹子名下，由被告宋晓竹子作为名义上的股东。被告宋晓竹子虽为原告的名义持股人，包括其自身也持有第三人30%的股权，但实际也是替被告宋晓竹子的父亲（被告宋建良）进行名义持股。2014年6月至11月，第三人向原告出具收据，加盖公章确认收到原告合计240万元的入股金。原告入股后，从未从第三人或被告手中享有过任何股东权益，也未享受过分红。直到2017年1月1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钟、宋两家相关经营事宜处理备忘书》，明确被告宋建良收购原告持第三人2.5%的股份，作价60万元；另由于第三人剥离了嘉诚首府302A和302B的资产由被告宋建良承受（被告宋建良通过股东间运作获取该优质资产，但不愿与同样进行投资的原告分享），因此被告宋建良承诺以70万元一次性收购原告在该资产中的所属份额。以上通过备忘书达成协议，合计股权及资产受让款130万元，减去已支付原告现金10万元，被告剩余120万元未支付。另外被告宋建良要求减去其已垫偿银行贷款20万元，但由于2017年11月5日第三人形成股东会议，明确股东出资垫偿部分由第三人名下商铺作价折抵，因此不存在再向原告要求偿付该20万元，应付款项仍按120万元计算。被告宋建良及被告宋晓竹子均签字承诺自2017年2月1日起按月付息，其余款项陆续给付。但截至到起诉之日止，除按口头约定月利率千分之六付了八个月共计48000元利息外，其他利息和本金均未支付。另在备忘书协商作出相关的股权及资产收购后，还明确自该备忘书生效之日起原告在第三人所占股权份额为7.5%，后第三人形成的《长沙融帮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及公司债权、债务和资产处置股东会议决议》中也明确了原告作为合法股东的身份，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应对原告的股东身份进行显名，由被告宋晓竹子及第三人协助完成工商股东变更。综上，被告未按备忘书的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根据我国公司法及合同法的规定，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被告宋建良、宋晓竹子共同辩称：1、被告宋建良、宋晓竹子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包括被告宋建良、宋晓竹子、原告吴清华在内等十名实际股东共同创造了长沙融帮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刘滔、宋晓竹子、雷学、胡兰四人为工商登记注册的法定股东，吴清华、钟毓、宋友赵、卢辉、钟湘桃、刘思胡六人为隐名股东。2016年1月27日，包括原告吴清华在内的七名股东经过协商一致，同意将融帮惠公司进行清算，并于当日签订了《长沙融帮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清算协议书》，对公司财产、债权、债务、入股金清单、清算方案等情况进行了约定；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吴清华深感投资会严重受损，于2017年1月18日逼迫被告宋建良夫妻签订一份《钟、宋两家相关经营事宜处理备忘书》。随着公司清算解散工作的进展，融帮惠公司全体股东于2017年11月5日签订了《长沙融帮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公司债权债务和资产处置股东会议决议》，2017年11月27日，按公司股东各自的股份股权就公司整个资产（房产）和债权债务及公司盈余款等进行了全面处置和进行了清算结算分配后，被告宋建良及时向原告吴清华通报清算情况并准备按《投资入股协议》兑现，在此期间被告宋晓竹子与钟浩然通过法院已协议离婚，双方多次协商未果，在此情况下，原告吴清华按《钟、宋两家相关经营事宜处理备忘书》提起诉讼。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对于当事人所享有的股权的法定主体是公司，而不是股东个人承担，原告起诉个人承担股权义务不符合公司法的规定。2、《钟、宋两家相关经营事宜处理备忘书》不具有法律效力，被告宋建良、宋晓竹子不具有履行变更股权手续和支付收购受让款120万元的义务，原告吴清华与被告宋建良、宋晓竹子两家间的经济往来并非公司行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滔及另外两名股东雷学、胡兰，其他隐名股东并未到场签字，必须召开股东会形成股东决议后再依据公司变更股东程序以公司名义申请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故《钟、宋两家相关经营事宜处理备忘书》并未生效，原告要求被告变更股权及承担付款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根据《投资入股协议》的约定，原告要求退出投资，应向被告宋晓竹子支付总投资额20%的违约金。根据《长沙融帮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销前、后各项事宜处理协议》，被告宋晓竹子持有融帮惠公司的所有股权已经全部转让给了被告宋建良，原告吴清华也已经签名确认，被告宋晓竹子不是承担义务的当事人，且被告宋晓竹子也未对原告作出任何承诺，原告对被告宋晓竹子的诉请于法无据。3、原告作为实际股东应按公司章程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所有股东应按《长沙融帮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清算协议书》的约定对公司进行清算，履行股东职责。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长沙融帮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辩称：1、原告吴清华不是公司的法定股东，原告实为公司的隐名股东，在被告宋晓竹子的名下有吴清华、钟毓、宋友赵、三个挂靠暗股；《投资入股协议》中已明确吴清华为监事，根据客观事实，原告实为公司的事实股东。2、公司已经解散，原告吴清华主张股东变更登记无事实依据，随着金融市场的动荡和国家政策改变调整及公司经营管理不善而导致公司已实际解散，融帮惠公司仅未办理工商登记注销外，已名存实亡。因此，原告吴清华不是公司的法定股东，实为公司的隐名股东，在公司的组建及实际经营过程中全程参与了公司股东会议，并且签字确认了公司各类协议和清算结算资产处置等相关协议，公司目前已清算解散，原告请求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已不能成为事实，如原告要求办理变更登记，则必须先申请撤销2017年11月5日签订的《长沙融帮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公司债权债务和资产处置股东会议决议》和2017年11月27日融帮惠公司全体股东所签订的一系列涉及公司债务、资产、盈余等款额分配兑现及公司股份债权分配款额确认兑现列表等。据此，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吴清华的诉讼请求。原告吴清华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和发表质证意见，对于双方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一)对原告吴清华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投资入股协议》、收款收据，两被告、第三人对收款收据的三性均无异议，对《投资入股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经查，原告与被告宋晓竹子于2014年6月17日签订《投资入股协议》，约定原告以被告宋晓竹子的名义投资2400000元至第三人，并已将投资款支付至第三人，第三人向原告出具了收款收据，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证据2《钟、宋两家相关经营事宜处理备忘书》，两被告及第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据的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备忘书中达成的协议违背了第三人的公司章程的规定，也没有全体股东的签名认可，违背了公司法的规定，不具有法律效力，本院结合庭审中查明的事实，第三人主张原告的本案投资应获得的收益应由被告宋建良支付，且《钟、宋两家相关经营事宜处理备忘书》经原告及两被告签名确认，该备忘书的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本院依法予以采信；证据3《长沙融帮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及公司债权、债务和资产处置股东会议决议》，拟证明第三人就《钟、宋两家相关经营事宜处理备忘书》中明确的资产处置形成决议，原告已是第三人认可的合法股东，两被告及第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及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双方当事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第三人的全体登记股东就公司部分资产按股份比例进行了内部分配，与原告主张的实际投资应获得的收益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二）对被告宋建良、宋晓竹子共同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合伙合同》，拟证明刘滔、宋晓竹子、雷学、胡兰四股东合伙成立长沙融帮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告对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第三人系有限责任公司，该合伙合同是针对合伙企业的约束性文件，与本案无关，第三人对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经审查上述协议的实质内容系由第三人的工商登记股东在第三人成立之前签定，涉及内容主要为公司的发起设立人欲设立长沙融帮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而约定各自应认缴的出资额和应承担的权利和义务等，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本院依法予以采信；证据2《长沙融帮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章程》，拟证明公司设立时约定了注册资本、股东名称、出资方式、出资额、出资时间、股东权利和义务、股权转让等事宜并经全体股东签字同意，原告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该公司章程仅有四股东签名，违反了法律的规定，自始无效，第三人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经审查第三人的登记股东依据该公司章程设立了第三人，且法律没有规定公司章程必须经实际投资人或者隐名股东认可方能有效，故本院对证据的三性均予以确认；证据3-11，原告对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均无原告的签名，第三人对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经审查上述证据均系第三人设立前，发起人为设立公司进行筹备而形成的一系列文件，且工商行政部分依据上述文件准予设立第三人，但与本案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证据12《长沙融帮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2014年7月27日），原告、第三人对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经审查证据客观真实，依法予以采信；证据13《长沙融帮惠公司股东会议决议》，原告以没有原告的签名而对合法性不予认可，第三人对证据的三性无异议，经审查有工商登记的全部股东的签名，且内容为第三人公司的股东占有股份的具体比例及隐名股东出资额的基本情况，没有违反公司法等法律规定的内容，本院对该证据依法予以采信；证据14-17，原告、第三人对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证据18，原告对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第三人无异议，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与第三人的清算事宜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足，依法不予采信；证据19，原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证据20《长沙融帮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及公司债权、债务和资产处置股东会议决议》，原告认为没有原告本人的签名，对三性均有异议，第三人对证据无异议，本院经审查上述决议中有全体登记股东及宋建良、原告之子钟浩然的签名，且该协议中公司资产的处置与原告的投资收益间存在利害关系，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依法予以确认；证据21-23，原告与第三人对三性均无异议，本院经审查证据22与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有关，依法予以采信，证据21、23因与本案争议的问题没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证据24，原告不予认可，第三人对三性无异议，经审查该证据中显示被告宋建良应偿还银行贷款80万元，与《钟、宋两家相关经营事宜处理备忘书》中载明的内容及《长沙融帮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及公司债权、债务和资产处置股东会议决议》中被告宋建良受让房产及应支付银行欠款的事实相互印证，本院依法予以采信；证据25-36，原告有异议，第三人无异议，本院经审查上述证据显示的内容与本案原告与被告间的股权转让纠纷没有关联性，依法不予采信；证据36-38，原告与第三人对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证据39银行转账凭证，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第三人对证据的三性无异议，经审查被告宋建良自2017年1月起至2017年8月多次通过银行向原告汇款，本院对证据依法予以采信。第三人融帮惠公司未提交证据材料。根据本院采信的证据及庭审调查，确认如下案件事实：2014年5月18日，刘滔、宋晓竹子、雷学、胡兰签订《合伙合同》，约定刘滔、宋晓竹子各出资960万元（各占有股份40%），雷学、胡兰各出资240万元（各占有股份10%），共计出资2400万元欲设立长沙融帮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14年6月17日，原告吴清华与被告宋晓竹子签订《投资入股协议》，主要约定：原告自愿投资人民币240万元至被告宋晓竹子在融帮惠公司占有40%的股份名下，原告即享有融帮惠公司10%的股权，同时约定原告只能以职工身份参加公司经营，被告宋晓竹子有义务向原告提供融帮惠公司的经营状况、盈余利润分配方案、债务承担方案及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相关决议；原告按投资额享有被告按股份比例在融帮惠公司的利润分配权，但该权利原告只能对被告主张，原告按投资额比照被告在融帮惠公司承担的责任；原告不得干涉融帮惠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决议及各项经营业务；原告在投资并签订协议后三年内不得退出或转让投资”。上述《投资入股协议》签订后，原告即缴纳出资240万元，融帮惠公司向原告出具了收款收据5份。2014年12月24日，第三人融帮惠公司经工商登记成立，注册资本为2400万元，工商登记的股东为刘滔（占股40%）、宋晓竹子（占股40%）、雷学（占股10%）、胡兰（占股10%）四人，其中刘滔为法定代表人，宋晓竹子为董事兼总经理，原告吴清华担任监事。同时查明，被告宋晓竹子系被告宋建良之女，被告宋晓竹子在第三人融帮惠公司处投资的实际出资人系被告宋建良，且被告宋晓竹子在第三人处按所占有的股份享有的股权利益均由被告宋建良实际享有。另查明，被告宋晓竹子与原告之子钟浩然于2014年12月31日登记结婚，后因感情不和于2017年8月向本院起诉要求离婚，本院判决不准离婚后，被告宋晓竹子于2018年4月再次起诉要求离婚，2018年5月21日，本院经审理后使双方调解离婚。2017年1月18日，原告吴清华、吴清华之子钟浩然、被告宋建良夫妻及被告宋晓竹子因本案投资事宜签订《钟、宋两家相关经营事宜处理备忘书》，载明：“钟、宋两家及相关朋友于2014年5月18日共同出资建立长沙融帮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建公司之初宋建良（宋家）以宋晓竹子的名义在该公司投资参股40%，投入股金960万元，其中吴清华在宋晓竹子名下占1/4的股份，即占公司总股额的10%，投入股金240万元。随着金融市场的动荡和公司经营管理不善而导致融帮惠公司亏损倒闭；钟、宋两家的家庭经济基础由此蒙受重创，鉴于此种经济困境，钟、宋两家携手共渡难关，特商定本经济经营事宜处理备忘如下：一、2016年4月2日，宋建良、吴清华等股东签署的《长沙融帮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销前、后各项事宜处理协议》中决定嘉诚首府302A和302B室的公司房产及装修设施折价作总价款700万元进行资产处置，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出售未果而拖延至今，经吴清华同意，宋建良以70万元的价格一次性收购受让吴清华所持有的公司房产及装修设施等全部房屋股份产权。二、吴清华在公司（宋晓竹子名下）占有10%的股份股权而投入了240万元股金，宋建良主动提出收购受让其中的2.5%，60万元股金股份股权。至此，从即日起吴清华在融帮惠公司所占股份股权为7.5%，180万元股金；宋建良收购受让股份股权2.5%，60万元股金并各自承担相应股份股权的责任义务。三、融帮惠公司应收回在外债权1650万元（其中毛德安500万元、钟宇春500万元、熊正华400万元、李小平100万元、彭书国150万元），按照吴清华的10%的股权比例计算，吴清华应分得165万元的债权。按照本备忘书第二条吴清华所占比例7.5%和宋建良收购受让2.5%的股权，吴清华、宋建良各自所占债权比例金额为：吴清华占7.5%×1650万元=123.75万元，宋建良占2.5%×1650万元=41.25万元。四、融帮惠公司于2015年10月28日以302B室公司房产作抵押，委托卢建新（刘仕明）向长沙华融湘江银行高新支行贷款200万元，2016年10月28日贷款到期需归还，按宋建良（宋晓竹子）占40%的股份比例，已由宋建良出资80万元凑数偿还了银行200万元贷款。吴清华对此笔贷款应承担10%的偿还责任即：200万元×10%=20万元，此20万元已由宋建良先期垫付，具体垫付数据见融帮惠公司相关财务账目。五、综上所述，宋建良主动收购受让吴清华（钟浩然）在融帮惠公司的股份房产和部分股权股金综合计算如下：1、宋建良收购受让吴清华房产70万元加上股权股金60万元等于收购受让款总额130万元；2、宋建良收购受让款总额130万元减去已垫偿银行贷款20万元等于差欠吴清华110万元；在2017年春节之前宋建良向吴清华偿付现金10万元之后结算差欠吴清华100万元。此100万元差欠款从2017年2月1日开始由宋建良向吴清华按月支付利息（计算方式：按实差金额以银行贷款同期利息计算）；宋建良差欠吴清华100万元收购受让款项将陆续给付（收款以银行支付凭证为准）。本经济经营事宜处理备忘书一式两份、备忘方各持一份，从2017年元月18日起生效”。上述备忘书签订后，被告宋建良于2017年1月26日支付原告10万元，自2017年2月始以1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千分之六支付原告8个月利息共计48000元，之后被告未再支付原告其他款项。2017年11月5日，第三人的全部登记股东及宋建良、钟浩然及股东刘滔的父亲刘仕明召开股东会议并形成书面的《长沙融帮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及公司债权、债务和资产处置股东会议决议》，其中“公司资产的处置”项下载明：“（一）、翰林华府1-106、2-103两个商铺的处置，公司在翰林华府的1-106、2-103两个商铺一次性作价245万元由刘仕明、宋建良两人合伙共同出资买受（其中：刘仕明应向公司交受让购买价款122.5万元，宋建良应向公司交受让购买价款122.5万元）。受让该两个商铺门面的245万元资金款项优先偿还原公司股东于2016年11月16日共同出资垫偿的银行贷款200万元及截止2017年10月31日止的时间段内所产生的利息23万元（利息以月息一分计算）。其中：应偿还股东刘仕明（刘滔出资垫偿80万元的本金及利息共计89.2万元，应偿还股东胡兰出资垫偿20万元的本金及利息共计22.3万元，应偿还宋建良(宋晓竹子）出资垫偿80万元的本金及利息共计89.2万元、应偿还股东雷学出资垫偿20万元本金及利息共计22.3万元。共计支付本息金额为223万元，剩余22万元按股份比例进行一次性分配”。另刘仕明系第三人融帮惠公司的股东刘滔的父亲，以刘滔的名义在第三人处投资而占有的股权实际为刘仕明享有。2016年1月27日，第三人的所有登记股东、原告吴清华、钟浩然签署《长沙融帮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清算协议书》，一致同意召开股东会，决定对公司资产、债权、债务等进行全面清算，并成立了清算组，清算组人员有刘仕明、宋建良、彭跃武、钟海洋、卢辉、唐童、陈清厚，之后在被告宋建良的主持下对公司的股东资产进行了处置，对第三人在外的债权按股东的投资额进行了分配，但没有形成最终的清算方案，亦未将清算方案报送工商登记部门，两被告及第三人主张第三人现已解散，但未依据公司法的规定办理公司注销登记，现第三人仍处于存续状态。另在第三人经营及清算过程中由于被告宋晓竹子与钟浩然（原告之子）因离婚争议形成诉讼，导致原告在第三人处以被告宋晓竹子名义投资享有的股权利益分配问题与两被告产生争议而导致本案诉讼。两被告主张原告于2017年1月18日逼迫被告宋建良夫妻签订《钟、宋两家相关经营事宜处理备忘书》，但未能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本院争议的焦点是：1、《钟、宋两家相关经营事宜处理备忘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2、原告是否有权要求被告宋晓竹子将原告享有第三人7.5%的股权过户登记至原告名下。对于《钟、宋两家相关经营事宜处理备忘书》的效力问题，结合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原告以被告宋晓竹子的名义投资240万元至第三人长沙融帮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处，并明确原告享有第三人10%的股权，另被告宋晓竹子在第三人处享有的股权的实际权利由其父亲被告宋建良享有，故原告吴清华属于实际出资人，被告宋建良亦是第三人的实际出资人，被告宋晓竹子属于名义出资人，上述备忘书中关于被告宋建良以70万元受让原告在第三人所有的嘉诚首府房产中的股份权益及被告宋建良以60万元受让原告因投资而实际享有第三人2.5%股权的行为，其他股东未持异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的规定，且备忘书中记载的内容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亦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股权转让的规定，两被告主张因受原告的胁迫而签订协议，但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依法认定《钟、宋两家相关经营事宜处理备忘书》中记载的内容合法有效，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故应由被告宋建良、宋晓竹子共同支付原告吴清华100万元股份转让款及资产受让款，并支付原告自2017年10月1日起至起诉之日（2018年6月4日）止的逾期利息48000元，本息共计104.8万元，后段利息以100万元为本金按月利率千分之六继续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对于原告提出根据2017年11月5日第三人形成的股东会议明确股东出资垫偿的部分由第三人名下的商铺作价折抵，不存在要求原告再承担偿还20万元银行贷款，被告仍应支付原告120万元的诉请理由，根据《长沙融帮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及公司债权、债务和资产处置股东会议决议》中关于对翰林华府1-106、20103号商铺作价245万元出让给实际出资人宋建良及刘仕明，并将款项优先偿还原股东于2016年11月16日共同出资垫偿的银行贷款200万元及利息23万元，尚剩余22万元按股份比例进行分配，在上述资产处置中未显示有“股东出资垫偿的部分由第三人名下的商铺作价折抵”的内容，亦未显示原告应承担偿还银行贷款20万元的义务无需再由原告履行的内容，故原告应获得的股份转让款及房产转让款共计130万元，根据原告占有股份的比例计算出应偿还银行贷款的20万元后，原告可要求被告宋建良支付110万元，另被告宋建良已支付原告10万元应予以扣除，故被告宋建良应支付原告的款项为100万元。至于原告的投资在翰林华府1-106、20103号商铺转让给宋建良、刘仕明的价款中可以获得的股权利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三条第一款“股东请求公司分配利润案件，应当列公司为被告”的规定，原告应根据占有的实际股份另行主张。对于原告要求被告宋晓竹子将原告享有第三人7.5%的股权过户登记至原告名下的诉讼请求，在本案诉讼过程中，被告宋建良、宋晓竹子及第三人虽认可原告的实际出资人（隐名股东）身份，但对原告要求将被告宋晓竹子名下7.5%的股份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的诉讼请求均予以反对。本院认为，根据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间的人合性要求，相对于有限责任公司之外的其他债权人和债务人而言，为有利于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存在并正常运营，应强调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稳定性，对于实际投资人与名义投资人（登记股东）间的关系而言应视为一种合同关系，实际投资人与名义投资人间的利益应按债权关系处理，此旨意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中已充分体现。对于实际投资人欲进行显名登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三款“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内容为实际投资人要求对其享有的股权进行显名登记设定了条件，本案中原告未获得第三人股东半数以上同意，且两被告及第三人均不予认可原告，故本案中原告要求进行股权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对于第三人主张公司已经解散的答辩意见，结合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第三人公司虽有部分清算的方案，但没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的规定进行清算，也未制作清算报告报送公司登记机关，且至今第三人公司仍未注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不符，本院依法不予采纳，故本院依法确认第三人长沙融帮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仍合法存续，原告吴清华可以就其享有7.5%的股权向第三人及其他股东主张相应的权利。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三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宋建良、宋晓竹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共同支付原告吴清华100万元及至起诉之日止的利息48000元，本息共计人民币104.8万元，后段利息（自2018年6月5日起）以1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千分之六继续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吴清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032元，由原告吴清华负担3032元，由被告宋建良、宋晓竹子共同负担130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戴龙文人民陪审员  周惠平人民陪审员  万素平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一日书 记 员  兰伶芝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第一百八十四条清算组在清算期间行使下列职权：（一）清理公司财产，分别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二）通知、公告债权人；（三）处理与清算有关的公司未了结的业务；（四）清缴所欠税款以及清算过程中产生的税款；（五）清理债权、债务；（六）处理公司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七）代表公司参与民事诉讼活动。第一百八十八条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应当制定清算方案，并报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公司财产在分别支付清算费用、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公司债务后的剩余财产，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清算期间，公司存续，但不得开展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公司财产在未依照前款规定清偿前，不得分配给股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二十六条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七条公司债权人以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以其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名义股东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后，向实际出资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三条股东请求公司分配利润案件，应当列公司为被告。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其他股东基于同一分配方案请求分配利润并申请参加诉讼的，应当列为共同原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