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建水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云2524民初1529号 原告：苏仲云，男，1950年2月24日生，汉族，退休工人，住云南省建水县。 原告：刘桂芬，女，1953年8月21日生，汉族，退休工人，住云南省建水县。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维，云南双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凤端，云南双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苏秀芬，女，1955年8月11日生，汉族，退休工人，住云南省个旧市。 被告：苏秀霞，女，1958年8月3日生，汉族，退休工人，住云南省个旧市。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旭侣（系苏秀芬的丈夫，苏秀霞的姐夫），住个旧市。 原告苏仲云、刘桂芬诉被告苏秀芬、苏秀霞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苏仲云、刘桂芬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维，被告苏秀芬、苏秀霞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旭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苏仲云、刘桂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撤销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3月23日签订的《调解协议书》，由被告返还原告支付的款项86000元。事实及理由：原告苏仲云的父亲苏炳与被告的父亲苏壁系亲兄弟关系。苏炳、苏壁有兄弟四人，即苏珀、苏炳、苏壁、苏玺。苏炳兄弟四人在建水县共同享有祖遗房屋一所。1965年8月，因建水县市政建设需要占用该房屋，经当时建水县城关镇革命委员会安置，将八会环城街XX1号（现为XX2号，位于老天后宫内）房屋修理调整给苏炳一家居住，房屋归苏炳一家所有。苏炳的兄弟苏壁于1953年离家到个旧工作，苏玺于1952年病故，无子女。苏玺的妻子王仪英未在苏家老宅居住。 原告的父亲苏炳于1975年3月21日去世，苏炳的妻子严忠瑞于1985年8月16日去世。苏炳、严忠瑞的子女苏仲宣、苏津兰、苏惠兰、苏仲云于2011年2月21日签订家庭协议，协议约定由苏仲云继承苏炳、严忠瑞遗留的位于建水县临安镇环城街XX2号土木结构房屋一所，苏仲宣、苏津兰、苏惠兰放弃继承。协议经建水县司法局临安镇法律服务所见证。2012年4月，苏炳与前妻生育的儿子苏仲琇之妻杨丽如、苏仲宣、苏津兰、苏惠兰、苏仲云五人签订《家庭售房协议》，将父母苏炳、严忠瑞遗留的房屋建水县临安镇环城街XX2号作价100000元，由原告支付款项80000元，兄弟姐妹每人分得20000元，大嫂杨丽如分得20000元，房屋产权归原告享有。原告对房屋拆除翻建，重新建盖了新房。于2014年5月19日到建水县房地产管理处办理了产权证书（证号建水县房权证临安镇字第××）。 2017年3月14日，被告苏秀芬、苏秀霞向建水县信访局信访，认为环城街XX2号房屋、土地其父苏壁享有权利，要求分割房产。 建水县政府接到被告的信访后，在未查明被告是否享有合法权益的基础上，为了维稳，平息被告的上访，由房产、国土、律师、临安镇人民政府等部门调解，采取欺骗蒙混手段，威胁原告夫妇二人，要收回发放的产权证作废。二原告迫不得已，于2018年3月23日与被告签订《调解协议书》，由原告补偿被告86000元。二被告放弃对建水县临安镇环城街XX2号房屋及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 原告认为，苏珀、苏炳、苏壁、苏玺兄弟四人在建水县共同享有的祖遗房屋在二被告的父亲苏壁到个旧工作后，于1965年因市政建设被占用。原告的父亲苏炳已取得环城街XX2号房屋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2012年原告因继承取得上述房屋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并进行翻建。2014年5月19日原告对拆除重建房屋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二原告属于争议房屋土地的合法权利人。根据继承法规定，继承始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计算诉讼时效，二被告的信访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但政府部门在二被告提出信访后，为了平息被告上访，威胁恐吓、欺骗二原告对被告进行经济补偿。二原告因受胁迫与被告双方签订的《调解协议书》，该协议书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主张享有的权利缺乏合法根据，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起诉请求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苏秀芬、苏秀霞辩称：2016年10月，被告方得知原告于2014年5月办理房权证，将父辈四兄弟的房产登记在其名下。于是被告方向建水县政府部门递交维权报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方的主张未超过诉讼时效。 2018年2月11日，建水县相关职能部门国土资源局、住建局、县政府法律顾问、律师、县房管处在县信访局会议室召开调解会议，调解原、被告双方的纠纷。会议公布了县政府派出的两个工作组的专项调查结果。调查结果表明政府于1965年修路占用“苏炳、苏壁、苏玺、苏珀四弟兄共有房屋，已如数归还于现环城街XX2号，县政府不再承担归还责任，此房全部被原告苏仲云占有。原告应承担返还苏壁、苏玺两支人应得权益的义务，原告苏仲云认可。”政府各职能部门经过一月多时间进行沟通，统一双方思想。准备工作就绪后，于2018年3月22日再次组织调解会议。会上，被告方要求政府原地分割（应继承的60余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被告就地重新建房，留住对父辈的念想。因原告已转让一部分空地给他人建盖房屋，其余房屋已被原告拆除重建，已办理房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原告苏仲云不同意被告的主张，要求保持原状，并提出用经济补偿方式解决纠纷。于是，被告方同意原告的要求，同意政府调解意见。双方参照建水县人民政府关于建水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的标准《建政发（2012）1号》文件，口头达成“调解协议书”内容，于2018年3月23日到临安镇政府司法所签订协议并兑现补偿款。整个调解过程中，政府的各职能部门及被告方没有对原告进行恐吓和胁迫，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书”具有法律效力。另外原告主张恐吓、胁迫原告方的是政府工作人员，不是被告方，原告起诉的主体不正确，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下列证据： 1.调解协议书。 2.收据。 上述两项证据，证明原、被告签订的调解协议书具有货币关系，该协议书没有调解组织和调解人员签字。该协议书系政府工作人员威胁、胁迫原告，原告才同意对被告进行经济补偿。调解协议书的内容违反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撤销。 3.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二原告的基本身份情况及诉讼主体资格。 4.房权证。 5.国有土地使用证。 4、5项证据证实原告与兄弟姐妹达成协议后，原告依法享有不动产物权。 6.1977年3月29日原城关镇房产委员陆XX、建水县城关镇第八会革命委员会、建水县城关镇革命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明原告依法享有的土地使用权属于原告父母，该土地使用权是安置给原告父亲苏炳的。 7.见证书、家庭协议书、家庭售房协议，证明原告现享有的土地使用权，来源于家庭成员，弟兄姊妹五人的协议，并经建水县司法局临安法律服务所见证。 经质证，被告苏秀芬、苏秀霞对原告方提交的第1至第3组证据无异议；对第4组证据有意见，认为该房产证是重新调整后才获得的；对第5组证据不认可，认为是原告伪造的；对第6组证据不认可，要求原告提交原件；第7组证据与本案无关，是原告家庭内部事务。 被告苏秀芬、苏秀霞围绕其答辩理由依法提交了下列证据： 1.身份证复印件。 2.复议申请。 3.向建水县政府信访局递交的信访材料。 4.1977年3月29日原城关镇房产委员陆XX、建水县城关镇第八会革命委员会、建水县城关镇革命委员会出具的证明。 5.关于申请还我房产还我公道的维权报告。 6.再次强烈要求建水县临安镇政府归还我祖遗房产的维权报告。 7.要求建水县政府还我房产的维权报告。 8.调解协议书。 9.承诺保证书。 10.个旧市6户国有企业破产后续工作管理办公室出具的证明。 11.2017年7月13日建水县临安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苏仲宣等反映祖遗房产问题办理情况的回复》。 经质证，原告除对被告提交的第1、10、11组证据无异议；对第2、3、4、5、6、7、9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认为第2组证据的申请人一栏是打印的，不具有真实性，第3组证据的落款时间为2017年3月14日，但没有信访人的签名，第4组证据客观地反映了涉案房屋土地归苏炳所有，第5、6、7组证据信访人没有签署姓名，第9组证据承诺保证书不是原告苏仲云书写，保证书内容与本案没有法律关系；认可第8组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该调解协议书的合法性，因为该调解协议书涉及多个部门进行调解，但相关的政府工作人员没有在协议书上签名和盖章。该调解协议书涉及二原告的合法权益，二原告是在政府工作人员的胁迫下签订协议的。 出示本院先后到建水县县委县人民政府信访局、到建水县房地产管理处、建水县国土资源局调取的材料：苏仲宣、苏秀芬、苏秀霞于2017年7月29日向建水县政府及县领导递交的“要求建水县政府还我房产的维权报告”，2017年8月29日向建水县政府办公室领导递交的“报告”，王仪英身份证复印件，2016年10月15日王仪英出具的赠予字据；2011年2月21日建水县房地产管理处收件收据，建水县房屋所有权登记审批表，房地产平面图，房屋登记计算表，通知，1977年3月29日原城关镇房产委员陆瑗、建水县城关镇第八会革命委员会、建水县城关镇革命委员会补办的证明，承诺保证书，建水县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苏仲云、刘桂芬的身份证复印件，户口注销证明，关于证明苏炳、严忠瑞死亡的函，建水县临安镇燃灯寺街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建国用（97）字第224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见证书，家庭协议，建水县房权证临安镇字第××号房权证，2014年4月10日建水县房地产管理处收件收据，建水县房屋所有权登记审批表，房地产平面图，房屋登记计算表，领证通知，建水县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苏仲云、刘桂芬的身份证复印件，建水县房权证临安镇字第××号房权证，2012年5月22日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地籍调查表，建水县临安镇燃灯寺街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土地登记申请书，土地登记审批表。分别询问建水县临安司法所所长侯某、临安司法所工作人员韩某、中共建水县县委人民政府信访局局长孔庆成、建水县住建局房地产管理处副主任向某、建水县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张开运的笔录，临安司法所提供的双方当事人交付补偿款的照片三张，本院制作的人口支系图。 经质证，原告对本院调取的苏仲宣、苏秀芬、苏秀霞于2017年7月29日向建水县政府及县领导递交的“要求建水县政府还我房产的维权报告”中领导的批示、双方当事人交付补偿款的照片三张、人口支系图予以确认，对2011年5月11日承诺保证人苏仲云的“承诺保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及王仪英书写的赠予字据的三性不予认可，对本院分别询问建水县临安司法所所长侯某、临安司法所工作人员韩某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韩某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签订调解协议书之前的调解过程中是否存在胁迫或欺骗证人侯某、韩某不知情。对本院分别询问中共建水县委县人民政府信访局局长孔庆成、建水县住建局房地产管理处副主任向某、建水县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张开运的笔录的三性予以确认，但对这三位证人陈述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人陈述建水县城关镇革命委员会出具的证明环城街XX2号房屋土地是安置苏姓四兄弟的事实不符，该证明明确是安置苏炳，证人向某和张开应陈述原告提供虚假材料进行登记取得环城街XX2号的土地房屋使用权证书与客观事实不符。同时两位证人在笔录里反映以宣讲法律和陈述事实及撤销房产登记和土地权属登记，就是对二原告的一种威胁、恐吓，导致二原告违背真实意思，签订调解协议。认可其余证据的真实性。 被告苏秀芬、苏秀霞认为本院调取的证据无异议。 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为：对原告方领取的房权证、国有土地所有权证属国家相关主管部门颁发的证件，1977年3月29日原城关镇房产委员陆XX、建水县城关镇第八会革命委员会、建水县城关镇革命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建水县临安镇燃灯寺街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建水县司法局临安法律服务所见证书、家庭协议、家庭售房协议系苏仲宣、苏仲云与苏津兰、苏惠兰、杨丽如对涉案房屋先后达成的协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被告方提交的向建水县政府信访局递交的信访材料、关于申请还我房产还我公道的维权报告、再次强烈要求建水县临安镇政府归还我祖遗房产的维权报告、要求建水县政府还我房产的维权报告系苏仲宣、苏秀芬、苏秀霞向相关部门递交的信访材料，原告苏仲云于2011年5月11日作出的承诺保证书与本院到建水县房地产管理处调取的材料苏仲云于2011年5月11日作出的承诺保证书相一致，本院综合采信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苏仲云、刘桂芬系夫妻关系，原告苏仲云与被告苏秀芬、苏秀霞系堂兄妹关系。原告的父亲苏炳有兄弟四人，即苏珀、苏炳、苏壁、苏玺。苏炳（1975年3月21日病故）与前妻胡氏（早年去世）生育儿子苏仲琇（2010年9月8日去世，苏仲琇的妻子杨丽如于2018年去世），苏炳与后妻严忠瑞（1985年8月16日去世）生育被告苏仲宣、原告苏仲云，女儿苏津兰、苏惠兰。苏壁（1975年1月25日病故）与妻子张惠仙（1999年3月25日去世）生育长女苏秀芬，次女苏秀霞。苏玺（1952年去世）与妻子王仪英（2017年8月30日去世）未生育子女。 苏珀、苏炳、苏壁、苏玺的父亲苏迟春生前遗留建水县土木结构祖遗房屋一院（面积约240平方米），苏迟春生前未分割处分该房屋。苏迟春去世后，苏珀、苏炳、苏壁、苏玺也未对该房屋进行继承分割。 1965年8月，因建水县市政建设需要占用上述房屋，经当时建水县城关镇革命委员会安置，苏珀选了约60平方米的房产单独安置，剩余房产置换现环城街XX2号（原门牌号××、XX号，位于老天后宫内）。因苏壁于1953年离家到个旧市工作，苏玺于1952年病故，其妻子王仪英未在苏家老宅居住，故环城街XX2号房屋一直由苏炳夫妻及子女居住管理。苏玺去世时由苏仲宣进行祭祀“典祖”，苏玺的妻子王仪英曾口头表示将苏玺的应继房产份额赠予被告苏仲宣。 苏炳和妻子严忠瑞去世后。原告苏仲云先后于1989年1月7日、1997年7月30日以自己名义对父辈兄弟共有房产对换得到的环城街XX号住宅用地申请土地使用权登记，1995年5月6日苏仲云以自己为土地使用者身份参与上述房屋的土地地籍调查。1997年7月30日，苏仲云领取环城街XX2号住宅用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建国用（97）字第2240号〕。在建水县国土资源局保存的登记资料中，保存有原告提交的建水县临安镇燃灯寺街居民委员会证明〔证明内容为：“座落在环城街**房屋属苏仲云所有.是祖遗房屋.有伍间壹耳（原正三间一耳）前有天井.后有厕所.以上情况属实。”〕。 此后，苏炳生育的子女仍然对环城街XX2号房产发生协商分配行为。2011年2月20日，原告苏仲云向苏仲宣等人出具“承诺”〔内容为：“座;座落在环城街**房屋苏炳遗产现由儿女五个继承，在办证中由于方便办理.五个儿女都同意由苏仲云办理.经公证处公证，现苏仲云承诺不管是苏仲云居住.或是出售都是由苏仲琇（杨丽如）苏仲瑄苏津兰.苏惠兰.苏仲云共同平等享受。”〕2011年2月21日苏仲宣、苏津兰、苏惠兰、苏仲云签订家庭协议并办理公证，约定建水县临安镇环城街XX2号原土木结构房屋一所（占地面积140.60平方米）的房屋及土地使用权归苏仲云继承，苏仲宣、苏津兰、苏惠兰放弃继承。 苏仲宣、苏津兰、苏惠兰、苏仲云签订家庭协议并办理公证当日，二原告提交土地使用证复印件，1977年3月29日原城关镇房产委员陆XX、建水县城关镇第八会革命委员会、建水县城关镇革命委员会补办的证明〔内容为：“建水县八会马市街三号住房.房主苏炳、苏壁、苏玺、苏珀四弟兄有祖遗房屋住房四间.堂屋壹间.厨房壹间.天井一个及厕所等.因六五年八月市镇建设.为了交通方便.修理公路占用苏姓以上房屋。为了介决私人住房分别调给.经当时城关镇刘镇长房产委员陆XX.王贵将八会环城街XX1号（原天后宫）以坏住房另行修理调整给苏炳壹家居住，经双方同意，将壹大间格为住房肆间.堂屋壹间.另有厨房壹间.天井壹个后有厕所，前有大门。过道共用。当时刘镇长说办给予书面证据.后因镇长病故尚未办理.现为了公私划分明白，免得以后发生纠纷特此证明以上调搬房屋为苏炳所有。特补办此证明”〕，2011年5月11日苏仲云出具的承诺保证书（内容为：“兹有苏壁、苏玺两人早在文革前就死亡了.身后无继承人，若发生纠纷，后果由苏仲云承担负责.”），苏炳、严忠瑞、苏仲琇的死亡注销户口证明材料，建水县燃灯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家庭协议及见证书等向房屋产权登记部门申请房产登记，于2011年5月17日二原告领取建水县房权证临安镇字第××号房权证，环城街XX2号房屋登记为原告苏仲云、刘桂芬共同共有。所登记的房屋建筑结构为一层砖木、其他结构，产权面积为85.14平方米，据《房屋登记计算表》中记载产权来源于兑换。 2012年4月3日苏炳的子女苏仲琇的妻子杨丽如与苏仲宣、苏津兰、苏惠兰、苏仲云等人又签订《家庭售房协议》，协议约定建水县临安镇环城街XX2号作价100000元出售给苏仲云所有，由苏仲云各付给杨丽如、苏仲宣、苏津兰、苏惠兰房款20000元。 2012年5月22日二原告以苏仲云名义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将环城街XX2号房屋拆除重建为三层混合、砖木房，于2014年5月19日重新办理房产登记，领取建水县房权证临安镇字第××号产权证书，新建的房屋登记为二原告共同共有。 在原告苏仲云、苏仲宣、杨丽如、苏津兰、苏惠兰协商办理环城街XX2号房产事宜过程中，苏仲宣主张其应享受王仪英口头赠予其的苏玺的房产份额及苏壁的女儿也应享有房产份额。苏仲宣的主张遭到拒绝后，2016年10月15日被告苏仲宣找到王仪英立写“赠予字据”，同时被告苏仲宣找到苏壁生育的两个女儿即苏秀芬、苏秀霞，告知苏秀芬、苏秀霞祖遗房产兑换后的房屋被二原告登记为已有的情况后，从2017年1月起，苏仲宣与苏秀芬、苏秀霞向建水县信访部门不断反映，要求解决自己应分享的祖遗房产兑换后的房屋份额问题。 中共建水县委县人民政府信访局组织相关职能部门调查处理苏仲宣、苏秀芬、苏秀霞信访纠纷中发现：苏仲云、刘桂芬在办理环城街XX2号房屋土地所有权证和房权证过程中，提交的建水县临安镇燃灯寺街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及苏仲云作出的“承诺保证书”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根据1977年3月29日原城关镇房产委员陆XX、建水县城关镇第八会革命委员会、建水县城关镇革命委员会补办的证明，争议的环城街XX2号房产系苏炳、苏壁、苏玺、苏珀共有的祖遗房产兑换得到的房产，并非苏仲云一人所有的房产。苏壁、苏玺并非苏仲云承诺保证的无继承人。苏仲云、刘桂芬提供虚假材料骗取登记的行为已违反《云南省土地登记条例》第三十四条及《房屋登记办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应依照规定进行处理。当信访处理部门将调查情况及相关法律政策规定告知当事人后，苏仲云、刘桂芬及苏仲宣、苏秀芬、苏秀霞均愿意协商解决争议。经多次协商调解，2018年3月22日二原告分别与苏仲宣及被告苏秀芬、苏秀霞达成口头协议。次日二原告与苏仲宣、苏秀芬、苏秀霞到建水县临安司法所，分别订立《调解协议书》，其中二原告与被告苏秀芬、苏秀霞订立的《调解协议书》中载明：“1.双方同意参照建水县人民政府关于建水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的标准【建政发（2012）1号】，并经核算争议房屋、土地的面积后，苏仲云、刘桂芬自愿补偿苏秀芬、苏秀霞现金人民币捌万陆仟元整（￥86000元）。此款于签字之日一次性付清。2.苏秀芬、苏秀霞收到补偿款后，座落于，座落于建水县临安镇环城街**房屋及土地的所有权等全部权利归属苏仲云、刘桂芬所有。苏仲宣承诺苏壁对苏家老屋遗留的所有权利已由她们（苏秀芬、苏秀霞）全部继承，若再有第三人出来主张苏壁的权利，苏秀芬、苏秀霞自愿负责处理。苏秀芬、苏秀霞不再因此事起纠纷，自愿放弃司法诉讼等一切权利。3.本协议系双方自愿签订，无任何人胁迫，应自觉遵守履行。4.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5.本协议一式七份，当事人各持一份、建水县信访局、建水县不动产登记处、建水县房管处、临安司法所各一份。”当日原告苏仲云、刘桂芬已将补偿款支付给被告苏秀芬、苏秀霞。 在中共建水县委县人民政府信访局组织相关部门调查了解并组织当事人协商处理上访纠纷过程中，不存在威胁、恐吓、欺骗原告苏仲云、刘桂芬签订调解协议书情况。 二原告以参与处理上访纠纷的部门在调解过程中，采取欺骗蒙混手段，威胁二原告，导致其违背真实意思表示分别与苏仲宣及被告苏秀芬、苏秀霞签订调解协议书为由，分别提起诉讼，要求撤销二原告分别与苏仲宣及被告苏秀芬、苏秀霞签订的《调解协议书》，要求苏仲宣与被告苏秀芬、苏秀霞分别退还其支付的补偿款，二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原告苏仲云、刘桂芬诉苏仲宣合同纠纷案件另案处理）。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原、被告双方对父辈共有的祖遗房产兑换后的房屋发生上访纠纷后，经建水县委县人民政府信访部门组织相关职能部门调查纠纷事实，并组织当事人协商调解，双方自愿对二原告已登记为己有的苏壁的房产份额达成协议作价补偿，并已兑现补偿款。当事人订立的协议属双方当事人依法自愿达成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受法律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二原告主张参与调解部门采取威胁、恐吓、欺骗手段，致其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签订调解协议书，请求撤销双方签订的调解协议，由二被告退还原告补偿款。二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苏仲云、刘桂芬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050元，由原告苏仲云、刘桂芬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陆昱文 人民陪审员  尚 治 人民陪审员  苏相娇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黄晓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