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冀0408行初57号原告：登封三楂红酒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登封市徐庄乡峪康大道中段。法定代表人：李双银，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楠，上海安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邯郸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住所地：河北省邯郸市开发区联通南路**。法定代表人：申陆峰，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学庆，男，该局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书红，河北神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登封三楂红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楂红）不服被告邯郸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工商局）行政处罚纠纷一案，原告于2018年9月7日向邯郸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于2018年9月14日立案后报请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本案由本院管辖。本院于2018年10月11日登记立案后，于2018年10月15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1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三楂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楠、被告工商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学庆、张书红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工商局于2018年2月8日作出邯工商处字【2018】0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三楂红违反了《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第（二）项和第（三）项规定，构成组织策划传销行为，决定对三楂红处罚（一）没收非法财物45966180.43元；（二）罚款2000000元。合计47966180.13元，上缴国库。该处罚决定书于2018年2月8日送达给三楂红。原告三楂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依法撤销被告工商局作出的邯工商处字【2018】0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和理由：一、被告认定原告构成组织、策划传销行为的决定是错误的，责任当事人主体错误。郑州三楂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犯罪活动，该公司领导成员、其他相关人员已被刑事拘留并逮捕，案件正在进行刑事诉讼程序。1、郑州三楂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因涉嫌传销行为已被登封市公安局立案侦查，相关人员已被检察机关逮捕待追究刑事责任。从司法机关侦查的情况，郑州三楂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销售平台和销售行为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与原告无关。2、虽然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都是李双银，但是两家公司的业务并没有混同。涉嫌传销犯罪案件被拘留的人员全部都是郑州三楂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主要人员和相关人员，原告公司没有人员牵连其中。从这一层面来看，原告与郑州三楂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和组织模式是完全独立的。因此，传销活动的责任主体应当是郑州三楂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二、被告工商局作出的处罚决定依据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属于错误决定，依法应予纠正。1、本案所有的证据及证言都指向郑州三楂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虽然李双银对被告处罚未提出异议，但是并不能证明被告的处罚决定是正确的。李双银同时作为两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个人认为不论处罚哪个公司，他个人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他只求尽快结束此案，解除对相关银行账户的冻结，尽快向投资人释放资金，缓解社会问题。2、被告作为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依法行政，对案件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而本案中，被告已经注意到登封三楂红酒业有限公司与郑州三楂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之间的关系，但是并未对两公司的经营范围和涉案传销行为进行区分和认定，诸多疑点都未得以明晰，草率的认定是原告操作的传销行为。3、本案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涉案传销活动已基本明朗，传销行为系郑州三楂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相关人员进行组织和策划，该公司的相关人员以及参与传销组织的其他人员已经被司法机关执行逮捕，原告及其员工未涉及传销活动的组织和发展。因此，被告将原告认定为行政处罚的当事人是错误的，乃至该处罚决定也是错误的。三、原告公司的股东和法人代表均是李双银，李双银于2018年5月14日因郑州三楂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涉嫌传销活动被刑事拘留，原告公司处于无人管理状态，无法行使诉讼权利。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非因自身原因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原告至今尚处于起诉期限内，原告对被告的处罚决定不服提起诉讼，处罚决定尚未生效，被告不得对原告再加处罚款200万元。综上所述，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所依据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作出的邯工商处字[2018]0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决定是错误的，原告不应当是该案件的当事人，更不应该加处罚款200万元，请求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撤销该错误的处罚决定，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工商局辩称，一、原告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应予以驳回。2018年2月8日，我局向原告送达了处罚决定书，由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双银签收。原告于2018年9月14日向邯郸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起诉，明显超过了法律规定的6个月的起诉期限。二、郑州三楂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原告系关联公司，人格混同，行政处罚的主体正确。原告三楂红与郑州三楂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均从事三楂酒销售业务，两公司在经营、购销上存在直接的控制关系。而且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是李双银，利益存在巨大的关联性，符合《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109条规定，系关联公司，人格混同，行政处罚主体正确。三、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原告公司成立后，利用网站作为会员管理系统，采取注册制发展会员。同时，原告还在其公司进行会议式及一对一形式进行营销模式的培训及宣传。会员购买原告生产的一款“三楂红”2697系列的“公元前”红酒，购买不同数量的产品即可成为相应级别的会员。原告发展的会员有一星、二星、三星、四星、五星五个级别。入会人员均以双轨制的形式发展人员，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的报酬，牟取非法利益。自2015年12月25日至2017年9月22日发展会员53979个，会员报单金额累计704818440元。原告向各级会员支付奖金291112755.9元，会员遍及全国29个省级行政区域，其中邯郸发展会员30余人，已形成较清晰地网络组织结构。原告的行为属于《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第（二）项和第（三）项规定所指的传销行为。上述事实由我局收集的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四、加处罚款决定正确。2018年2月8日我局向原告送达了处罚决定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当事人应当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即使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李双银于2018年5月14日因涉嫌传销活动被刑事拘留，该日距离我局向其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也远远超过十五日的履行期限。故我局作出的加处罚款决定合法有据。综上，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诉讼请求。原告三楂红就起诉期限和处罚主体问题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1、2018年5月14日登封市公安局登公（经）拘通字[2018]10569号李双银拘留通知书；2、登封市公安局扣押决定书；3、2018年8月16日行政决定履行催告书。用于证明其起诉不超过起诉期限。第二组：登封市公安局扣押决定书（同上），该决定书扣押了郑州三楂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一辆交通工具，证明原告不构成传销，构成传销的是郑州三楂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被告工商局对原告的证据质证意见：1、对原告法定代表人被拘留的事实无异议。2、扣押决定扣押的车辆是郑州三楂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与本案无关。证明不了起诉期限应当中止、中断。3、原告现在是对行政处罚决定书提起的行政诉讼，而不是对催告通知书，不应以催告通知书的时间计算起诉期限。无论被告是通过什么方式送达的处罚决定，原告均已经收到。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起诉时间发生了中止、中断的情形。原告向邯郸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起诉的时间是9月14日。因李双银被拘留的情况并未发生变化，之前未起诉，而到9月份才起诉，故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再者，原告并非李双银个人，而是三楂红，而该公司是夫妻二人的公司，并不是自然人。法人代表被拘留不属于法律规定扣除期限的理由，原告法定代表人的羁押不影响原告诉讼权利的行使。郑州三楂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涉嫌刑事犯罪，不等于三楂红不涉嫌传销。郑州三楂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涉嫌刑事违法犯罪与三楂红无关，不是事实。郑州三楂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12月24日，在其成立之前，原告公司就已经进行了平台运营，其中涉及资金3540万元，提现694万元。充分说明原告公司是传销平台的真正运营者。即使郑州三楂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24日在工商部门取得工商登记，根据法律规定，该公司也不能进行酒业经营，因其工商登记范围是食品经营，2016年3月16日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后，才可以开展经营活动。原告主张除李双银本人外，无任何原告公司人员参与郑州三楂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传销活动。而根据调查的内容，显示原告公司的人员是参与了传销活动的，郑州三楂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里有相当一部分人员都是原告公司的人员。被告工商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书证：1、被告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复印件1份，法人身份证明1份，法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授权委托书1份。证明被告主体资格。2、行政处罚决定书一份、送达回证一份，邯郸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立案审批表一份，审判流程管理信息表一份。证明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间。3、原告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郑州三楂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一份。证明原告公司与郑州三楂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系关联公司。4、“三楂红”酒业会员表5册，会员信息9册，奖金表35册，组织结构12册，会员提现表14册，会员充值表6册，报单中心、周奖金表、业绩表合订本1册，郑州裕康、原告公司登记信息及相关财务报表1册，涉案账户流水1册，程序卷1册，共计102册材料。证明原告公司涉嫌传销，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正确。5、2017年4月至12月销售红酒明细及出库单，证明销售金额。第二组、证人证言：1、询问原告法定代表人李双银笔录，证明原告经营模式及公司其他信息。2、询问原告公司财务人员杨少娜、栗喜利等人的笔录；郑州三楂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财务人员高耀辉、刘乐兴等人的笔录。证明原告公司与郑州三楂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财物混同。3、询问会员张改英、李和祥等人的笔录及银行账户明细，证明会员入会条件及分红模式。第三组：重庆市智信电子数据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报告书一份、光盘一张。证明被告对原告所开设的会员网站屏幕录像已进行证据保全。第四组、电子数据：会员后台数据及部分涉案财产银行流水光盘一张。该组证据证明原告违法的事实和涉案财产的金额。原告对被告证据的质证意见：1、资金流转图，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这些银行账户都是户主本人受郑州电子商务公司的要求所开设，也用于郑州公司营销模式向会员发放资金。2、会员注册信息，真实性无异议，会员注册有些发生在郑州公司成立之前，但不能证明该平台的运营人是原告公司，李双银在接受询问时，也表示平台是他个人通过微信花4万元委托他人制作，而不是原告公司要求制作的平台，是个人行为。一直持续到郑州三楂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立之后，该平台转由郑州三楂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开始运营。仅从注册时间上看，不能证明是原告公司的行为。3、工商登记信息，证明郑州三楂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最初是李双银的个人独资公司，食品经营许可证在2016年3月16日取得，此时郑州三楂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能够通过合法的许可手续开展经营业务，但不能证明2016年3月16日之前郑州公司就没有实施销售行为，在此之前的销售行为只是没有经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许可，属于行政管理职能的范围，可以对该公司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但不能证明在此之前没有销售行为。原告公司在2018年3月份变更为李双银的个人独资公司，李双银的妻子李雪玲不再行使公司的权利。郑州公司是李双银于2015年12月份个人创办，原告公司不是股东，也不是该公司的策划人、发起人，从组织、策划的表面意思看，这两个词语是行为动词，原告是一个法律拟制的人，没有主观的意识和思想，更不会有自主行为，有关组织、策划的行为都是实施这些的个人所为，原告公司不可能是组织、策划的行为当事人，不能成为违法主体。李双银个人也表示，平台是其个人通过委托其他人设立，最终用于郑州公司，被告在行政处罚案件中的调查行为中，接受询问的人员，也都表示开立银行账户后直接交付于郑州公司，而不是原告公司，相关人员也大部分都是郑州公司的人员，显然，被告已经注意到本案的组织、传销行为是郑州公司，但在其对主要人员进行调查询问时，仅对法定代表人李双银采取询问，而对该公司的其他管理人员没有任何的调查询问，传销模式是通过哪几个人员操纵、管理，被告都没有调查落实，仅仅通过鉴定的会员系统得出一个行为模式，但该行为发生的主体和发生的人员并没有调查落实，一直到登封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后，才对郑州公司的管理层人员及服务中心人员采取调查落实，且已经落网拘留，故原告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就是为了法院能够查清本案事实，判决本案行政处罚主体是否正确，刑事案件尚处于诉讼过程中，很多证据材料都属于国家秘密，无法在本案中举证质证，原告才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由法院调查落实，同时向法院申请中止诉讼，也正是因为刑事诉讼案件尚未结案，本案与刑事案件是同一行为，也是同一当事人，作出组织、策划传销的人员也是同一班人，两个案件息息相关，而向法院提出等待另一案件结束后继续审理本案，申请中止本案诉讼程序。三楂红酒业向被告提供的这些资料，之所以原告能够拿到，是因为李双银是两个公司的管理人员，虽然盖有原告的印章，也是因为李双银以为两家公司都是他的公司，不论处罚哪个公司，他个人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为他没有考虑行政处罚的主体及处罚决定是否正确，他认为不论处罚哪个公司，都可以对本案作出最终决定，但不能证明行政机关在作出处罚时，都把这些证据作为原告公司自身经营的业务。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三楂红的第一组证据1、2018年5月14日登封市公安局登公（经）拘通字[2018]10569号李双银拘留通知书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认定；2、登封市公安局扣押决定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定；3、2018年8月16日被告作出的行政决定履行催告书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认定。第二组证据登封市公安局扣押决定书（同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被告所提交的以下证据：第一组书证：1、被告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复印件），法人身份证明，法人代表的身份证（复印件）。2、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回证一份，邯郸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立案审批表，审判流程管理信息表。3、原告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法人身份证（复印件），郑州三楂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4、“三楂红”酒业会员表5册，会员信息9册，奖金表35册，组织结构12册，会员提现表14册，会员充值表6册，报单中心、周奖金表、业绩表合订本1册，郑州裕康、登封公司登记信息及相关财务报表1册，涉案账户流水1册，程序卷1册，共计102册材料。5、2017年4月至12月销售红酒明细及出库单。第二组证人证言：1、询问原告法定代表人李双银笔录。2、询问原告公司财务人员杨少娜、栗喜利等人的笔录；郑州三楂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财务人员高耀辉、刘乐兴等人的笔录。3、询问会员张改英、李和祥等人的笔录及银行账户明细。第三组鉴定意见：重庆市智信电子数据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报告书、光盘一张。第四组电子数据：会员后台数据及部分涉案财产银行流水光盘一张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原告三楂红成立于1998年10月26日，营业期限至2035年1月23日，经营范围葡萄酒及果酒（原酒、加工灌装）、其他酒生产销售；农作物种植、销售。注册资本1000万元。2017年11月22日股东变更登记为李双银（自然人独资）。2017年8月28日，被告工商局接群众举报称，三楂红利用其官方网站（××/）和业务会员登录系统（××)在邯郸涉嫌从事传销活动，被告经初查发现在邯郸已发展会员30余人，并形成较清晰的网络组织结构。被告于2017年9月6日立案。2017年９月７日，被告通过重庆市智信电子数据司法鉴定所，对××/sysg1ht.aspｘ网页进行了屏幕录像并进行证据保全，保全的数据详见光盘。2017年12月28日，原告向被告提交情况说明称：2015年12月从个人手中购买网址××的网站作为会员管理平台，通过该平台会员可登录注册会员信息，公司也可在这个平台上发布通知或公告，该公司发展会员就是依托一款“三楂红”2697系列的“公元前”红酒，成为会员就必须购买这款红酒，购买不同价位的红酒即可成为不同星级的会员，……会员可在这个平台进行注册、报单、提现，并能查看自己的销售业绩、提现及分红。被告经过询问、调查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双银以及相关人员，通过电子数据、银行交易明细调取了“三楂红”酒业会员表5册，会员信息9册，奖金表35册，组织结构12册，会员提现表14册，会员充值表6册，报单中心、周奖金表、业绩表合订本1册，相关财务报表1册，涉案账户流水1册。被告通过对大量数据、银行账户资金流向、对相关人员的询问、调查，查明原告公司利用××的会员系统自2015年12月25日至2017年9月22日发展会员53979个，会员报单金额累计704818440元。原告向各级会员支付奖金291112755.9元，会员遍及全国29个省级行政区域，其中邯郸发展会员30余人，已经形成较清晰地网络组织结构。原告发展会员收取会员购买三楂红2697系列的“公元前”红酒的费用全部通过原告法定代表人李双银在工商银行登封××路支行、建设银行登封支行、农业银行登封支行、登封农村商业银行开设的账户进账，这四个账户收取的资金又通过李双银、李铜飞、李洋洋、牛青青、杨少娜、霍雪芳、栗喜利、刘娜丽、刘乐兴、高耀辉、王亚萍等人开设的20余个其他账户进行分红或发放奖金。依据上述相关证据，被告认定原告的行为违反了《禁止传销条例》的有关规定，构成网络传销。被告于2018年2月2日向原告告知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原告享有的陈述、申辩、有要求听证的权利以及期限。原告三楂红于2018年2月5日向被告提交申请书，放弃对本次行政处罚的听证。被告于2018年2月8日作出邯工商处字【2018】0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三楂红违反了《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第（二）项和第（三）项规定，构成组织策划传销行为，决定对三楂红处罚（一）没收非法财物45966180.43元；（二）罚款2000000元。合计47966180.13元，上缴国库。并限原告自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逾期不缴纳，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于当日向原告送达该处罚决定书，由原告法定代表人李双银签收。2018年8月16日，被告通过郑州市第三看守所转交送达给李双银本案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履行催告书。另：郑州三楂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自然人独资）成立于2015年12月24日，营业期限至2035年12月23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2017年11月21日投资人由李双银变更为李绍卿，2017年12月15日投资人由李绍卿变更为冯欢。公司住所地：登封市产业集聚区××区科研楼**。被告在调查、询问过程中，该公司的财务人员刘乐兴称公司的办公地点在原告登封三楂红公司的办公区内。原告公司的财务人员李洋洋办理的中信银行的两张银行卡交由郑州三楂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使用。原告公司的财务人员杨少娜、栗喜利办理的中信银行的银行卡交由郑州三楂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使用，其本人并不清楚该银行卡的用途、资金往来等情况。郑州三楂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财务人员霍雪芳在该公司和原告三楂红公司均有办公场所，用于其从事销售“三楂红”2697公元前酒和收取货款和转账。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三项：一、关于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问题；二、原告行政处罚相对人的主体问题；三、被告行政处罚决定的合法性问题。一、关于原告的起诉期限问题。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是指当事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则主要包括当事人被限制人身自由等情况。本案原告三楂红虽然是公司，但是由李双银个人投资的独资公司，其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具有特殊性，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双银于2018年5月14日因其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被河南登封警方刑事拘留，2018年6月1日经登封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对李双银执行逮捕，其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自2018年2月8日被告向原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起，经过六个月期限届满的日期为2018年8月8日。而在被告向原告送达本案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履行催告书时，是于2018年8月16日通过郑州市第三看守所转交给李双银的。因此，原告于2018年9月14日向邯郸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的期限不超过起诉期限。被告关于本项的辩称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二、原告行政处罚相对人的主体问题。原告主张涉嫌网络传销的是郑州三楂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原告公司除了法定代表人李双银之外没有其他人参加传销活动，××的网站是李双银从个人手中购买的，不知道是谁在操作该会员管理平台。但是，按照原告向被告提交情况说明所称的网址××的网站是2015年12月从个人手中购买作为会员管理平台，而郑州三楂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12月24日。从原告调取的该网站的电子数据中“三楂红”酒业会员注册信息最早注册日期为2015年12月4日，而此时郑州三楂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还尚未成立。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双银还担任郑州三楂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除了李双银之外，公司的财务人员杨少娜、栗喜利、李洋洋等人均在中信银行开设了账户，并且将银行卡交由郑州三楂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使用，其中的资金由李双银的银行账户中转过来，用于向会员分红或发放奖金。郑州三楂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财务人员霍雪芳在该公司和原告三楂红公司均设有办公场所用于其工作，而其重要的工作是按服务中心需要的配货详单发给会员所需的“三楂红”2697公元前这款酒，并把货款转到李双银的个人银行卡上。由此，应当认定原告三楂红和郑州三楂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人员方面、传销资金的流转、入会会员的管理等方面存在混同。此外，郑州三楂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是否构成传销以及李双银被刑事侦查，不影响对原告公司构成实施传销行为的认定。综上，本院对原告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三、被告行政处罚决定的合法性问题。（一）根据《禁止传销条例》第四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查处传销行为”之规定，被告工商局有对本区域内的传销行为进行查处的职权。（二）原告的行为符合《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第二项、第三项的条件，属于传销行为。被告作出行政处罚认定原告组织策划传销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处罚决定认定原告三楂红违法所得45966180.43元，有原告法定代表人的陈述、银行转账凭证、“三楂红”酒业会员表、会员信息、奖金表、组织结构图、会员提现表、会员充值表、报单中心周奖金表、业绩表、郑州裕康、登封公司登记信息及相关财务报表、涉案账户流水等证据证实。（三）被告工商局作出行政处罚时，告知了原告三楂红陈述、申辩权，原告申请放弃了召开听证会的权利。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后，当日送达了原告，由李双银签收，程序合法。被告工商局依据《禁止传销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没收违法所得45966180.43元并处罚款2000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登封三楂红酒业有限公司要求撤销被告邯郸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的邯工商处字【2018】0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登封三楂红酒业有限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赵 飞审 判 员  陈丽娟人民陪审员  刘树娟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书 记 员  李 杨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禁止传销条例》第四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查处传销行为。第七条下列行为，属于传销行为：（一）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对发展的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滚动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包括物质奖励和其他经济利益，下同），牟取非法利益的；（二）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费用或者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取得加入或者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牟取非法利益的；（三）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非法利益的。第二十四条有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行为，组织策划传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非法财物，没收违法所得，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行为，介绍、诱骗、胁迫他人参加传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非法财物，没收违法所得，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行为，参加传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