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2民初3458号原告：何玉棠，男，1953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黄埔区，委托代理人：刘盛祥，广东润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何棠下村兴隆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何棠下村康乐楼。负责人：何建文，社长。被告：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何棠下村经济联合社，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何棠下村经济联合社。负责人：何桂全，社长。以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夏琳，广东厚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谷城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法定代表人：陈就沱。委托代理人：陈锦平，男，1967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黄埔区，系被告的工作人员。原告何玉棠与被告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何棠下村兴隆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兴隆经济社）、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何棠下村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何棠下联社）、广州市谷城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谷城公司）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张惠滨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杨华琦、温华将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8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玉棠及委托代理人刘盛祥、被告兴隆经济社的负责人何建文、兴隆经济社和何棠下联社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夏琳、谷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锦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玉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三被告连带向原告支付征地青苗补偿款4059000元、奖励款330000元及逾期支付利息（自2010年1月17日起至支付完结时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每年4.9%计算，征地面积110亩，青苗补偿款每亩3.69万元，奖励款每亩3000元）,合计4389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在1983年11月5日向原广州市郊区九佛人民公社棠下大队（以下简称棠下大队）承包了现位于兴隆经济社、土名为拨谷归仓的杉林，面积约为110亩。根据当时的交易习惯，原告一次性向棠下大队缴纳了30年的承包款。原告承包上述土地后经营管理并聘请他人看护山林。但自2009年初起，部分村民在原告承包的土地上栽种树苗，原告多次报警未果。2010年1月17日，三被告签订征地补偿协议，兴隆经济社按照3.69万元/亩标准收取了110亩土地的青苗补偿款，按照3000元/亩标准收取了青苗奖励款。原告多次要求政府协调处理未果，被告拒绝支付青苗补偿款以及青苗奖励款。为维护原告合法利益，故诉至法院。兴隆经济社辩称：涉案土地属于兴隆经济社所有，自上世纪80年代初起，有部分社员自发在涉案土地开荒种植，相关林木属于集体所有。兴隆经济社在1999年已将涉案土地发包给他人，从未将发包给原告，原告从未向被告缴纳过任何费用，亦未在涉案土地上进行种植、管理，涉案土地上并无属于原告的林木，原告无权主张青苗补偿款以及青苗奖励款。原告所缴纳的300元是向当时的林业站缴纳的费用，并非承包款。涉案土地的青苗权属清晰，被告已依法发放给各青苗权属人。涉案土地适用的青苗补偿款标准为3.5万元/亩，并非原告主张的3.69万元/亩。原告在2012年6月25日向政府主张青苗补偿款以及青苗奖励款，至起诉之日已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的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法院予以驳回。何棠下联社答辩称：涉案土地属于兴隆经济社所有，我社与本案无任何利害关系，并非适格被告。我社依法履行征地协议中规定的义务，并无过错。原告要求我社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谷城公司答辩称：同意兴隆经济社与何棠下联社的答辩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为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何棠下村迎丰第二经济合作社的集体成员，何柳清为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何棠下村光明经济合作社的集体成员。上世纪80年代初，原棠下大队将包括涉案土地在内的集体土地与山林交集体成员开荒。1983年11月5日，原告参与涉案土地的开荒并缴纳了300元，收据盖章为“广州市郊区九佛人民公社何棠下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原告并未签订承包合同以及约定承包期限与范围，此后原告未再缴纳承包款。1985年5月26日，原告、何柳清（甲方）与何浩贤（乙方）签订合同。合同载明：“甲方所投标本乡坳岗处的山岗（即飞鼠形、胶椅树窿及石仔坳）的所属杉苗树木，由乙方看守管理，看管期为二十年（即由1985年5月26日至2005年12月31日止）。看管期间（即期满前）所得收入和支出，甲乙方各占一半即对半分成和对半支出。”1999年12月1日，兴隆经济社与淡建军签订岭地承包合同并经政府审批，合同承包期为39年（1999年1月1日至2038年1月1日止），其中拨谷归仓岭地8亩，承包款为70元/亩/年，管理费为30元/亩/年；胶椅树水田3亩，每年每亩缴纳150千克干稻谷或折现人民币交付。2010年1月17日，广州科学城北区建设指挥部办公室（甲方，以下简称北区办）、何棠下联社（乙方）、兴隆经济社（丙方）与广州市业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丁方，以下简称业升公司）签订征地补偿协议书，甲方征收丙方土地710.642亩，甲方按照12.3万元/亩标准向丙方支付包括青苗补偿款在内的综合补偿款共计8740.897万元，其中40%用于支付青苗补偿款；另甲方按照3000元/亩标准向丙方支付青苗、鱼塘和一般附着物权属人奖励款，由丙方支付给配合完成青苗、鱼塘和一般附着物补偿确认的权属人；业升公司作为代业主会同乙方、丙方清点、丈量、核算和确认青苗、鱼塘、一般附着物。兴隆经济社收到上述补偿款以及奖励款后未向原告发放。2010年6月，原告向原萝岗区九龙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以下简称维稳中心）反映其他村民领取了原告所承包山地的青苗补偿款的事宜。8月30日，维稳中心函复原告，相关处理并无不妥。原告不服，向原广州市萝岗区九龙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九龙镇政府）反映。九龙镇政府组织各方协调未果并在2011年1月24日函复原告。2011年5月31日，原告向广州市公安局森林分局报警，称坳岗（拨谷归仓）山地被非法开发，该局调查后函复相关开发手续齐全；2012年7月31日，原告再次向该局报警称上述地块被非法砍伐，该局调查后函复称相关人员已办理砍伐手续。后原告、何柳清、冯贵添以及何菊香在2016年先后到九龙镇政府以及广州市黄埔区信访局信访，相关部门以原告信访内容属于民事纠纷、不属于信访事项为由不予处理。在原告立案前，涉案土地已平整、建设。根据《中新广州知识城中心区征地工作指引》以及附件《中新广州知识城征地青苗补偿最高限价》规定了各类青苗的最高补偿单价，其中“在山上种植的各类竹林、经济林、树木林，或在林中混合种植各种水果（不论密植多少棵均按此档核算）”，单价为“3.5万元/亩”；另该附件补偿说明第七条“持有承包协议或合同（或公开投标）的原集体种植下来的大龄果树、竹园或其他经济作物（含山地和水田），承包期未满的，青苗补偿分成按以下办法执行：（1）有协议或合同规定的，按协议或合同规定条款执行；（2）协议或合同没有规定或说明的：承包者占20%，集体占80%；（3）承包后种植的农作物补偿给承包者，如有协议或合同条款规定的，按协议或合同条款执行。”原告在庭审期间向本院申请何伯秋、马爱玲出庭作证，以证实其承包事实以及承包期限为30年。因被告对证人证言内容不予确认，而且原告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证人证言及证明目的不予采纳。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告的诉请是否属于民事诉讼的范围、原告与兴隆经济社是否存在承包关系以及青苗补偿款与奖励款的归属。本院认为：一、原被告争议的内容属于民事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所谓标准，是指规范性文件，因此若当事人对征地单位所适用的青苗补偿的规范性文件存在争议的，应通过行政方式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土地承包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的，应予支持。”原、被告对于征地单位所依据的《中新广州知识城中心区征地工作指引》及其附件《中新广州知识城征地青苗补偿最高限价》规定的青苗补偿标准并无异议，双方争议在于青苗的种类、青苗补偿款的归属以及分配,双方争议的属于事实而非针对规范性文件，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属于民事诉讼的范围，本院可以审理。二、原告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青苗补偿款是征收人基于青苗所有权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对青苗权属人的补偿，是青苗权属人的合法财产，并不以青苗权属人的请求为前提。被告作为集体组织，只是协助北区办核发青苗补偿款。原告与兴隆经济社因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青苗所有权的争议未有定论，而用益物权以及所有权并不适用诉讼时效，在前述权利争议解决之前，原告是否获得对被告的青苗补偿款的请求权无法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因原告对被告主张青苗补偿款的请求权前提并未成就，故诉讼时效起算的事实尚未发生。三、原告与兴隆经济社不存在土地承包合同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原告主张其与兴隆经济社存在承包合同，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原告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已合法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亦无法证实其承包期限为三十年、承包面积包括其主张的已被征收的110亩土地以及原告已在涉案土地上开展合法种植行为。四、原告无权获得涉案土地的青苗补偿款以及青苗奖励款。如前所述，青苗补偿款的归属以用益物权以及青苗所有权为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根据征地补偿协议的约定，青苗奖励款属于对青苗所有人的补偿。原告主张青苗补偿款以及青苗奖励款，应就其享有被征收土地的用益物权以及地上有属于其所有的青苗这一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如前所述，原告未能举证证实其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被告均不承认原告在涉案土地上合法经营并种植树木。原告未能完成举证责任，故对其主张的青苗补偿款以及青苗奖励款不予支持。何棠下联社并非土地承包关系的当事人，谷城公司并非征地补偿协议以及土地承包关系的当事人，原告要求其承担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何玉棠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912元由原告何玉棠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惠滨人民陪审员  杨华琦人民陪审员  温华将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日书 记 员  余瑞珠禤培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