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鸡泽县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冀0431行初43号原告刘某，女，1971年3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曲周县。委托代理人金耀山，河北紫微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曲周县曲周镇人民政府，地址曲周县振兴路中段路北。法定代表人李某，任镇长。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牛某，曲周县曲周镇人民政府副镇长。委托代理人白某，曲周县曲周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第三人刘某甲，男，1965年10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曲周县。委托代理人张某，女，1967年8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曲周县，系刘某甲妻子。委托代理人李路川，鸡泽县椒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牛某甲、刘某诉被告曲周县曲周镇人民政府1998年9月为第三人刘某甲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案，原告于2017年5月22日向曲周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7年7月30日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冀04行辖72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本案由鸡泽县人民法院管辖。本院于2017年12月20日作出一审判决，原告牛某甲、刘某不服提起上诉，后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本院（2017）冀0431行初46号行政裁定书，发回重审。本院重新审理过程中，原告牛某甲申请撤诉，本院依法裁定准许原告牛某甲撤回起诉。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1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某及其委托代理人金耀山，被告委托代理人白某、被告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牛某，第三人刘某甲均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某、李路川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曲周县曲周镇人民政府为第三人刘某甲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载明：发包方全称东委会；承包方姓名刘某甲；承包土地面积（亩）12.51；承包期限1998年9月30日起2028年9月30日止；承包土地地块登记：1、机井地2块，面积4.62亩，座落村南，南至张庄北至沟西至路东至田印，用途种植，经办人陈某。2、村后路西2块，面积2.16亩，座落村后，南至沟北至光志东至红亮西至长生，用途种植。3、秦坟西，面积2.09亩，座落村西北，南至新生北至红亮东至明玉西至西刘庄，用途种植。4、村后自留地，面积3.64亩，座落村后，南至路北至沟东至永胜西至田印，用途种植。原告刘某诉称：原告原系曲周县曲周镇东村民，在1992年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土地时，东委会以牛某甲及两个儿子为一个户头，原告刘某同其父母为一户头，共同承包给一家6口人责任田12.38亩，分别位于本村××1.74亩，五级坟1.62亩，机井地1.98亩，村后路西1.62亩，秦坟西0.66亩，村后自留地1.56亩，村南自留地0.6亩等共计8块地。但在1998年颁发承包经营权证书时（无编号）在未经牛某甲及原告知情和同意的情况下，却错误地将牛某甲和原告及其公婆父母承包的机井地1.98亩、秦坟西0.66亩及村后自留地1.56亩填写到第三人刘某甲持有的证书上，致使与第三人发生纠纷。经牛某甲提起行政诉讼，曲周县人民法院（2015）曲行初字第3号判决书判决己撤回刘某甲证书上的机井地0.99亩，秦坟西地0.33亩，因此机井地还有0.99亩，秦坟西地0.33亩，村后自留地1.56亩，仍错误的填写在第三人证书上。其中原告机井地还有0.99亩，秦坟西地0.33亩，村后自留地0.78亩仍错误的填写在第三人证书上。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的错误发证行为已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并给原告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为此，根据法律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依法责令被告撤销或更正给第三人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证书和赔偿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东委会原始分地单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当时原告系东委会集体成员，依法取得争议地块承包经营权。证据2、曲周镇东委会证明两份，用以证明争议地块四至及现争议地块并未被村委会收回。证据3、蔡上村委会证明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刘某出嫁到蔡上村后，在该村未取得土地，原告仍对争议地块享有承包经营权。证据4、陈某证明一份，用以证明当时为第三人颁证是为应付上级检查，不知当时情况，系错误填写，且该村委会从未重新调整土地。证据5、刘某甲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错误的颁证行为。证据6、曲周县人民法院（2015）曲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书、邯郸市人民法院（2015）邯市行终字第174号行政判决书及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冀行申395号行政裁定书各一份，用以证明原告牛某甲已将部分填错的土地起诉并获得支持，被告颁证行为错误。证据7、证人程某的证言，用以证明1992年分地时，证人是东党支部书记，分地时，是在本村有户口的都有地，1998年东土地并未调整。被告曲周县曲周镇人民政府辩称，1、原告刘某与被告为第三人刘某甲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没有提供土地承包合同，1992年分地底数也没有原告的名字，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是其父亲的名字，原告对自己应分多少地也不清楚，经了解原告应分2.06亩，其父母在世时已将2.76亩分给原告承包经营，地名为五级坟西。被告提供的曲周县2017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到户清册也能证实原告刘某享有该块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以上事实可以证明被告为第三人刘某甲颁证行为与原告刘某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2、解决原告刘某与第三人刘某甲之间的纠纷，须先解决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效力问题，镇政府发证依据的是承包合同，并不创设新的权利，只是对既有权利的确认，要解决原告与第三人的纠纷就应该先解决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效力而不应该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原告要求撤销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提起行政诉讼前应该先申请行政复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已经依法取得的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3、被告为刘某甲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依当时政策履职行为。1997年8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第二条第三项规定：农村承包地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第二条第四项规定：延长土地承包期后，乡（镇）人民政府农业承包合同主管部门要及时向农户颁发由县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印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1999年9月24日颁布施行的《河北省农村土地承包管理条例》第六条第二款规定：乡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工作，除履行前款所规定的职责外，并负责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以及土地承包合同的鉴证、档案管理和纠纷调解。从以上政策法律规定可以看出被告为刘某甲发证系正常履职。4、原告提起行政诉讼已过诉讼时效。被告为第三人颁证行为发生在1998年9月，至今已将近二十年，2003年3月1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因时间过去较长，以前镇村档案管理不规范，当时经手的村干部刘庆民已病逝多年，1998年土地延包台账和土地承包合同不能在答辩期内找到。综上,被告认为原告要求撤销第三人土地承包经营证书的要求无法律依据，为此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曲周县曲周镇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曲周县2017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到户清册，用以证明原告父母在世时已将2.76亩分给原告承包经营，地名为五级坟西，原告对争议地块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第三人刘某甲述称，1、1998年9月30日东调整土地后重新发包，每户都重新签定承包合同，承包期为30年。当时重新发包时村大喇叭广播，这是村中的大事，每家每户都通知到了，原告不可能不知道。另外当时种地需要缴纳农业税，牛某甲1995年3月4日已不是东村集体成员，重新发包时就没有列入承包对象，刘某在当时也接受了重新发包，并耕种重新发包流转后的土地，缴纳农业税，领取补贴款。2、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三人对本案争议承包地享有承包权利系基于《土地承包合同书》。刘某一直在东，与村委会之间也存在《土地承包合同书》，之后在2013年底又流转给曲周镇东委会，签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但与第三人的《土地承包合同书》相互之间互不影响，且一直耕种多年，而且之后第三人也与本村签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期间原被告无争议。如果有争议也应当依照《行政复议法》进行复议前置，违反复议前置程序直接诉讼是错误的，而且也超过了诉讼时效，且原告起诉时为共同的诉讼请求，且不明确，应当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3、第三人对本案所争议的承包地块享有承包的权利是基于曲周县曲周镇东与第三人签定的《土地承包合同书》，该合同发包方系东村民委员会，承包方是第三人，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至今没有被认定为无效合同。于2013年11月10日该土地已流转回了东委会，原告起诉的主体不适格。综上，原告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且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并且诉讼请求、事实依据不明确不具体，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第三人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曲周县农村财务管理统一收据一份，用以证明第三人承包机井地并交3000元。证据2、曲周镇财政所2007年补贴通知书一份，用以证明1998年颁证以来，曲周镇财政所补贴一直对应第三人。证据3、刘某甲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一份，用以证明被告合法颁证及土地具体四至。证据4、农业税征收明白卡两份，用以证明承包以来刘某甲一直交纳税费。证据5、刘某甲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一份，用以证明承包后于2013年11月10日村委会作为受让方第三人作为出让方重新签署流转合同书。证据6、曲周镇东农业税花名册汇总表，用以证明刘某甲依法交纳农业税，与原告没有利害关系。证据7、曲周县人民政府土地承包合同书，用以证明第三人依法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已经对分地亩数确定，分地亩数并非合同，1992年-1998年有互换情况，家庭内部有分割土地的情况；对证据7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书证的效力应该高于证人证言；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没有异议。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有异议，认为不能代表是村委会原始的分地单，原告证明具有争议土地承包经营权应以农村承包合同为准，证据1不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属证明；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该证明不足以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对证据3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没有出具人签字，不足以证明第三人承包的土地与原告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陈某所证明的事项与承包合同和承包证书相互矛盾，出现冲突时应以书证作为优先考虑的证据；对证据5无异议；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所提供的两份判决已经表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合法的，原告请求撤销证书是错误的。原告出示的证据不能证明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所有的证明不能表明对争议地块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有异议，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没有加盖公章，不具有法律效力，耕地保护资金的发放也是根据被告错误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的，对本案没有法律效力，不能说明被告的颁证行为的合法性。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原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1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第三人对争议地块拥有承包权，且该单据时间为2004年，时间矛盾，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承包地不应该缴纳任何费用，第三人因为争议地块向村委会交纳费用，恰恰说明为第三人颁证不合法；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认为不能说明第三人对争议地块享有承包权，原告与第三人系同一家庭关系，原告刘某出嫁后，该地暂由第三人代为耕种，所以补助也暂由第三人领取，确权应以分地单据为依据；对证据3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证记载的机井地中还包含刘某丙的地，同时将原告所享有的地记载其中，记载内容错误；对证据4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第三人对争议地块具有承包权；对证据5不认可，认为该合同是在颁证基础上产生，当时为了应付上级检查，不能反映真实的土地权属情况，不能说明颁证的合法性；对证据6有异议，认为也是在颁证基础上产生，不能说明颁证的合法性；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认为刘庆民不是当时法定代表人，且调整必须经村委会同意。被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1的合法性有异议，对第三人提交的其他证据均无异议。经审理查明，牛某甲和原告刘某均系曲周县曲周镇东人，在1992年分地时，牛某甲以及两个儿子与刘某乙夫妇及女儿刘某作为一个承包户共同分得承包地共计12.38亩，分别包括河西路南1.74亩，五级坟西2.76亩，五级坟东1.46亩，机井地1.98亩，村后路西1.62亩，秦坟西0.66亩，村后自留地1.56亩，村南自留地0.60亩。刘某甲作为一个承包户共分得承包地8.25亩，分别包括河西路南1.16亩，五级坟西1.84亩，五级坟东0.97亩，机井地1.32亩，村后路西1.08亩，秦坟西0.44亩，村后自留地1.04亩，村南自留地0.40亩。1998年曲周县曲周镇人民政府为第三人刘某甲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载明：承包土地面积12.51亩，承包土地地块机井地2块，面积4.62亩，村后路西2块，面积2.16亩，秦坟西，面积2.09亩，村后自留地，面积3.64亩。牛某甲于2015年3月4日向曲周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称曲周县曲周镇人民政府在1998年颁发经营权证书时在未经牛某甲知情同意的情况下，错误地将牛某甲承包的村南机井地0.99亩、秦坟西0.33亩填写在刘某甲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请求撤销曲周县曲周镇人民政府为第三人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曲周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5年5月19日作出（2015）曲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被告曲周县曲周镇人民政府颁发的第三人刘某甲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关于村南机井地0.99亩秦坟西地0.33亩土地经营权内容。第三人刘某甲不服该判决书，上诉至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28日作出（2015）邯市行终字第0017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某甲不服二审判决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2日作出（2016）冀行申395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刘某甲的再审申请。2017年5月22日，牛某甲、刘某向曲周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称机井地还有0.99亩，秦坟西地0.33亩，村后自留地1.56亩仍错误的填写在第三人证书上，请求依法撤销曲周县曲周镇人民政府1998年9月颁发给第三人刘某甲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本院在审理过程中，牛某甲向本院申请撤诉，本院依法裁定准许原告牛某甲撤回起诉。原告刘某诉求变更为将填写在第三人证书上的机井地0.99亩，秦坟西地0.33亩，村后自留地0.78亩依法予以撤销或更正。以上事实有东委会原始分地单、刘某甲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2015）曲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书、（2015）邯市行终字第00174号行政判决书、（2016）冀行申395号行政裁定书、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及庭审笔录予以证实。本院认为，原告刘某诉称在1992年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土地时，东委会以牛某甲及两个儿子为一个户头，原告刘某同其父母为一个户头，共同承包给原告一家6口人责任田12.38亩，并提供了原始分地单据予以佐证。牛某甲和原告刘某起诉时为一个共同的诉讼请求，牛某甲撤回起诉后，虽原告刘某将诉讼请求进行了变更，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被错误登记在第三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三块土地的具体位置，也就无法明确刘某本人在本次诉讼中的具体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应裁定驳回刘某的起诉，但刘某可在有具体明确的诉讼请求和事实依据后另行主张权利。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刘某的起诉。本案诉讼费50元，全额退还原告刘某。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郝树楷人民陪审员  李 英人民陪审员  赵 刚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王 涛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六）重复起诉的；（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