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冀01民终1150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牛俊霞，女，1974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址：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业，石家庄市栾城区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建辉，男，1972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址：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会强，石家庄市鹿泉星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牛俊霞与被上诉人高建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石家庄市栾城区人民法院（2018）冀0111民初10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6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牛俊霞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建业、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赵会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牛俊霞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石家庄市栾城区人民法院（2018）冀0111民初103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还重审。二、本案所有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错误。首先，一审判决认定借款445000元并未实际发生，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承认借条系自己亲笔书写，无强迫威胁情形。按照通常理解出具借条的前提一定是自己收到相应款项，否则一个正常人不可能随随便便给人出具借条，更何况双方是夫妻关系。案件的事实就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婚姻存续期间上诉人自己有自己的公司，当时经营煤炭生意，手里有钱，被上诉人经常找上诉人借款。2008年11月5日经双方核对，被上诉人一共借用上诉人44.5万元，并给上诉人出具了借款条一份。因此，这笔借款并不是一次借给被上诉人的，而是经算帐而来。怎么能说不符合交易习惯和方式呢?一审中上诉人提供的候利贤写的收据是证明被上诉人所借款项的用途。怎么能以没有公章就加以否定呢?一审判决后，上诉人又寻找了其他证据，并有证人可以出庭作证。完全能够说明被上诉人借款445000元的来龙去脉。被上诉人为了逃避还款责任，拒不到庭参加庭审，也不向法院陈述本案的基本事实，被上诉人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没有借款的事实。被上诉人说没有收到该款项，完全是虚假陈述。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完全错误。 其次，一审判决认定超过诉讼时效，完全错误。因本案是夫妻之间借款纠纷。法律不禁止夫妻之间不可以产生合法的借贷关系，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出具的借款收据没有约定还款日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206条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约定还款期限，所以上诉人可以随时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离婚协议载明没有共同债权债务，并没有说明相互之间是否有债权债务。双方是协议离婚，相互之间并没有仇恨，为什么要认定离婚的时间就是权利被侵害的时间呢?离婚后，上诉人多次向被上诉人追要借款，被上诉人均以种种理由推托。但是，一审法院却认为上诉人缺乏短信记录和截图，而认定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至今也不太会使用手机的各项功能。一审法院以此为由并说有悖常理，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熟练使用这些手机功能，才是真的有悖常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超过诉讼时效是错误的，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被上诉人高建辉辩称，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牛俊霞与被告高建辉原为夫妻关系，双方于2010年7月12日协议离婚。原、被告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被告高建辉于2008年11月5日给原告出具借条，借条载明“借条今借牛俊霞现金肆拾肆万伍仟元（445000元）高建辉2008.11.5”。被告高建辉在出具借条后，否认收到过原告的借款，原告也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向被告交付过445000元的借款。原告庭审中开始称向被告交付的445000元全部是现金，是原告于2007年从牛绍辉处借的1490000元现金中的一部分，后来又称向被告高建辉交付的款项中有80005.62元是原告名下的存折，但没有提交该存折相应的支款时的银行交易记录。 原告自2008年11月5日以后至2018年6月15日没有向被告主张过要求偿还借款的权利。在2018年6月15日原告通过短信向被告主张权利时，被告在回复的短信中也未能显示原、被告借贷行为实际发生的内容，也未能显示原告自2007年至2018年期间向被告主张权利的内容。 原、被告与2010年7月12日签订离婚协议书，协议约定将燕港怡园房产及部分财产归原告所有，原、被告无共同债权及债务。协议中也未提及原、被告之间借款445000元一事。 一审法院认为，如果原、被告在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确实签订借款协议并已实际履行，且借款方用于个人经营活动或用于个人事务的，可以按照借款协议的约定处理。但本案争议焦点问题之一是，原、被告之间借贷行为是否实际发生，即原告是否向被告实际交付了借款445000元。虽然被告高建辉给原告牛俊霞出具了借款445000元的借条，但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并未实际发生，原告未能提供实际支付给被告借款款项的相关凭据，因本案所涉借贷金额较大，交付现金不符合交易习惯，且原告前后陈述不一。另外，原告提交的三份显示收款人为侯利贤的收据，既没有加盖任何单位的公章，侯利贤也未能出庭作证说明情况。故以上证据和原告的陈述均不能证明原告已实际向被告交付借款。原、被告在2010年7月12日协议离婚时，也并未提及原告所诉的这笔借款，不符合常理。本院结合本案的借贷金额、款项交付、交易方式、交易习惯等因素，综合分析判断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借贷行为并未实际发生。 本案争议焦点之二是，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被告给原告出具借条的时间是2008年11月5日，原、被告协议离婚的时间是2010年7月12日。退一步讲，如果原、被告之间存在实际的借贷行为，虽然没有在借条上约定还款日期，但按照常理，在原、被告协议离婚时应该提及这笔借款，即便是没有提及，那么原告最起码自离婚时起应该知道有向被告主张还款的权利，故本案原告向被告主张还款的诉讼时效应自2010年7月12日起算，如果没有中止或中断的情形，至2018年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自2010年至2018年6月15日，期间长达将近8年的时间里，没有给被告打电话的记录，没有发短信的记录，没有提供向被告催要借款的任何有效证据。而且2018年6月15日原、被告的短信记录既不能证明被告收到过原告的借款，也不能证明原告在离婚后将近8年的时间里向被告催要过借款。再者，原告在2018年能给被告发短信催要借款并附有截图，那么在长达将近8年的时间里，既没有拨打被告电话的记录或截图，也没有给被告发短信记录或截图，有悖常理。原告提供的林国权的证言，被告方有异议，林国权的证言既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又不符合常理，不能证明原告一直向被告催要借款。故原告没有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诉讼时效存在中止或中断的情形，本院认为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交付是民间借贷合同履行的必要条件，出借人应当举证证明已经实际交付借款。原审原告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其向高建辉支付的借款为一次性现金支付，而在二审庭审中，原审原告则陈述借条的形成是经过核对账目，核算出来的数额，二者存在较大差异，且提供的证据没有达到高度盖然性。原审原告在二审中提交的证人证言，因证人无正当理由没有到庭参加庭审，本院不予采纳。虽然高建辉给原审原告出具了借款445000元的借条，但高建辉辩称借贷行为未实际发生，原审原告作为出借人，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本案借款已实际交付给高建辉，其所作陈述，亦存在自相矛盾的情况。故本院从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大小、当事人陈述的交付细节经过等方面，综合分析，无法证实原被告之间存在真实借贷关系。原审原告要求高建辉归还借款44500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还款之日或给出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本案双方没有约定还款期限，诉讼时效应从原审原告要求高建辉还款之日或给出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故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关于对诉讼时效应自双方离婚时起算的认定，实属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上诉人牛俊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二审案件受理费7975元，由上诉人牛俊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孟维山 审判员  曹建民 审判员  张国顺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记员  侯轶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