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闽民申312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沈禄萍，男，1964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台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少芬，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璐，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黄碧芳，女，1972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台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宇亮，福建国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远贵，福建国富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沈禄萍因与被申请人黄碧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1民终43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沈禄萍申请再审称，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请求依法再审本案。（一）二审判决认定沈禄萍签署《放贷协议书》时已收到讼争借款250万元，该认定与黄碧芳的庭审陈述及客观事实不符。本案一审庭审中，法官问黄碧芳两份《放贷协议书》是什么时候签的，黄碧芳代理人回答：“第一份是2012年11月份签署的，也就是在董亮转账之前，第二份协议是在2013年12月签订的。”法官又问黄碧芳为什么《放贷协议书》上没有落款时间。黄碧芳代理人回答：“因为当时是董亮之间转款给款项使用人的，不能确认交款时间所以没有落款时间，董亮当时就转款了。”根据黄碧芳的庭审陈述，在签署《放贷协议书》时董亮并未将款项转出。二审法院认定“沈禄萍抗辩诉争《放贷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但从《放贷协议书》上明确记载了‘兹由放贷人黄碧芳通知转来’，从字面含义看，‘转来’应理解为收到款项，黄碧芳亦提供了询问笔录、董亮的转账凭证等证据进一步佐证了沈禄萍收到诉争的借款，黄碧芳已经完成履行提供借款的举证责任”是错误的。（二）二审法院依据永安市制作的林某的《询问笔录》认定黄碧芳通过林某收到讼争借款250万元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通过书面证言、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等方式作证：（一）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庭的；（二）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不能出庭的；（三）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不能出庭的；（四）其他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的。”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八条亦规定，“证人当庭作出的证言，经控辩双方质证、法庭查证属实的，应当作为定案的根据。”本案中，林某并非《放贷协议书》的相对人，故其对有关案件事实的陈述应属证人证言，需经庭审质证、法庭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然而黄碧芳在一、二审中均未向法院申请通知林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法院亦未许可林某作为证人以其他方式进行作证。因此，林某所作证言并未经过庭审质证，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三）黄碧芳未向法院提供董亮系依沈禄萍指示向林某账户汇款及其汇款250万元的转账凭证，二审法院认定黄碧芳指示董亮向沈禄萍交付讼争借款250万元缺乏证据证明。二审中，沈禄萍所提供的证据《永安市人民法院档案材料》中董亮的转账凭证显示，董亮只于2012年11月30日向林某转账50万元，于2012年12月5日向林某转账140万元，合计转账190万元，与黄碧芳主张其通过董亮向林某账户汇款250万元的事实显然不符。综上，二审判决在无其他证据相佐证，特别是在缺乏讼争借款250万元的相应转账凭证的情况下，仅仅依据《放贷协议书》以及未经庭审质证的证人林某所作的证言，直接认定黄碧芳向林某交付诉争款项250万元，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黄碧芳提交意见称，（一）二审法院认定黄碧芳出借给沈禄萍250万借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闽04刑终14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了董亮挪用公司资金250万元出借给黄碧芳，案发时黄碧芳已全额退款的事实。2.案外人林某在公安机关所做的《询问笔录》证实林某是沈禄萍亲戚，林某不认识董亮和黄碧芳，沈禄萍经董亮共转账250万给林某去放贷和投资。3.案外人董亮在公安机关《讯问笔录》中陈述“2012年我以月息1分的利息借款给黄碧芳250万元，准备5年内收回本息”。4.沈禄萍一审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向先向法庭提交的《调查取证申请书》中陈述“原风生前与其表妹林某之间发生了相当数量的委托放贷事务，故林某有向其汇入相应利息……，其中包括董亮委托放贷的250万的2分利息”。沈禄萍一审提交了证据ＤＤＣ历史流水用于证明“原风收到林某支付的全部利息后转至沈禄萍账户（2012.12—2014.9）……”5.董亮转账给林某部分银行流水、黄碧芳转账给永安市公安局250万银行流水和沈禄萍一审庭前提供的ＤＤＣ历史流水证明及证据目录中载明“沈禄华用沈禄萍银行卡转利息（部分）至黄碧芳账户”均可证明借款之事实。6.沈禄萍签署的两份《放贷协议书》中载明“兹由放贷人黄碧芳通知转来（董亮个人银行账户）累计人民币贰佰万元整、伍拾万元整由借款人沈禄萍负责进行放贷”的内容。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共同证明诉争借款250万元是由案外人董亮挪用公司资金出借给黄碧芳，由黄碧芳出借给沈禄萍，沈禄萍出借给案外人林某，即诉争借款250万元是由黄碧芳指示案外人董亮转账到沈禄萍指定的案外人林某账户。（二）一审将案外人林某的《询问笔录》做为本案定案依据，符合法律规定。1.林某的《询问笔录》和案外人董亮的《讯问笔录》互相印证，证明诉争借款250万元是由案外人董亮挪用公司资金出借给黄碧芳，由黄碧芳出借给沈禄萍，沈禄萍出借给林某的事实。2.林某的《询问笔录》是由永安市依法制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7条“（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的规定，一审将此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是正确的。3.林某的《询问笔录》和董亮的《讯问笔录》均已经生效的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闽04刑终146号《刑事判决书》所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的规定，一审将此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是合法的。综上，二审认定借贷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审判程序合法，沈禄萍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驳回其再审申请。 本院审查查明，1.一审庭审笔录记载，沈禄萍代理人称：“放贷协议都是2015年6、7月份，是在董亮出事后出具的，200万的协议，实际只转账190万没有转账200万元，后来转账50万元，黄碧芳陈述的事实和转账实际不相符。”2.2015年7月3日林某在永安市制作的《询问笔录》中称其不认识黄碧芳和董亮，在公安机关出示显示收款人为林某的董亮招商银行对账单后，林某陈述“2012年我亲戚沈禄萍跟我说，有几笔钱要放我公司投资放贷，约定的月息2分5，我说可以。2012年11月30日，有一笔50万元从一个叫董亮的招商银行账户转到我私人建设银行账户，我问沈禄萍是不是这笔钱，沈禄萍说是。这样，我就将这些钱拿去借贷给别人或投资了。同年12月5日，董亮又转了一笔140万元到我的私人建行账户上。2013年12月，董亮又转了一笔50万元到我私人建行账户上。还有一笔10万元我忘记是从哪个账户转进来的。前前后后，董亮共转了250万元给我用于放贷和投资的。”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讼争借款250万元是否已经实际交付。 沈禄萍申请再审主张《放贷协议书》中约定的250万元款项仅实际支付190万元，黄碧芳则主张其向董亮借款250万元并应沈禄萍的要求，由董亮将250万元款项支付至林某账户。从审查查明的事实来看，沈禄萍在一审中已经认可其收到了240万元，其申请再审主张只收到190万元，与其原审的陈述相互矛盾。而林某在公安机关制作的《询问笔录》中亦认可其收到董亮的250万元款项，只是忘记其中的10万元是从哪个账户转来的。沈禄萍申请再审对林某的《询问笔录》提出异议，但该《询问笔录》系由公安机关制作，真实性可以确认，在本案一审中法庭也组织双方对该证据进行了质证，故二审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并无不当。此外，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闽04刑终14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了董亮挪用资金250万元出借给黄碧芳，案发时黄碧芳已全额退款的事实。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本案讼争的250万元借款已经实际支付。 综上，沈禄萍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沈禄萍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高晓 审 判 员  郑唯 代理审判员  陈昊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李伊茗 书记员刘真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