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2民初3673号原告：蒋银生，男，1958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安化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送兵（系原告蒋银生女儿），住湖南省安化县。被告：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友谊路**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医院后勤楼**。负责人：彭杰，该公司总经理。被告：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莲花北村富莲大厦****花路富莲大厦2座首层24-26轴后端商铺。法定代表人：林正刚，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峻辉，男，系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副经理。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琪琪，女，系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主任专员。原告蒋银生诉被告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众安康广州分公司”）、被告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安康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8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蒋银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送兵，被告众安康广州分公司、被告众安康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峻辉、林琪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蒋银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众安康广州分公司与原告蒋银生之间自2009年1月至2015年7月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合同关系；2.判决被告众安康广州分公司为原告蒋银生足额补交2009年1月至2013年7月工作期间应缴纳的养老保险等基本社会保险，并判决被告众安康广州分公司缴纳因未办理原告蒋银生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而产生的滞纳金、罚款等一切费用；3.判决被告众安康广州分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4.判决被告众安康公司对被告众安康广州分公司的上述缴费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在本案庭审过程中，原告蒋银生当庭撤回了其第二项诉请，并变更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为：确认被告众安康广州分公司与原告蒋银生之间自2009年1月至2013年7月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合同关系。事实和理由：原告蒋银生自2009年1月进入被告众安康广州分公司公司工作以来，一直勤勤恳恳、工作积极、认真负责，被告众安康广州分公司却从未理会原告蒋银生今后的社会保障，逃避法律法规，2009年1月至2013年7月期间一直不为原告蒋银生缴纳社会保险，严重损害了原告蒋银生的劳动权益。原告蒋银生在即将年满60岁咨询办理退休事宜时才发现以上情况，如不补交以上工作期间的社会保险，原告蒋银生将无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将老无所依。原告蒋银生曾多次要求被告众安康广州分公司补交社保但均遭拒绝。原告蒋银生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后，该会却以超过仲裁时效为由，驳回原告蒋银生的仲裁请求，原告蒋银生不服仲裁的理由如下：1.没有依法确认2009年1月至2015年7月期间被告众安康广州分公司一直向原告蒋银生支付工资的事实。仲裁庭审当天及庭审笔录中，被告代理人均承认2009年1月至2015年7月期间每月按时向原告蒋银生支付工资的事实，但仲裁裁决书中却对这一重大事实没有记录。原告蒋银生此前辗转半年多向地税、社保中心投诉，得到的回复是要求有被告众安康广州分公司与原告蒋银生存在工资支付事实，确认劳动关系，之后才能依法强令被告众安康广州分公司为原告蒋银生补缴社保。但仲裁裁决书对经庭审确认的重大事实未予记录，导致原告蒋银生无法向地税和社保中心主张权利。2.原告蒋银生请求确认存在事实劳动合同关系之诉，不应适用时效的规定。确认之诉是指原告请求确认自己与被告之间存在或不存在某种法律关系的诉讼。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于一定期间内不行使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请求权，就丧失该项请求权的法律制度。诉讼时效其适用范围仅限于请求权，而确认之诉属于形成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所以确认之诉没有诉讼时效。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答复，也均支持“劳动者要求单位补缴社会保险费的，劳动仲裁可不按时效的限制，予以支持”的作法。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超过仲裁时效为由不予确认双方上述期间的事实劳动合同关系，这种机械的适用法条违背了立法宗旨，更将导致原告蒋银生无法向社保机构申请要求被告众安康广州分公司补缴社保，从而导致原告蒋银生无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3.原告蒋银生自2005年开始就在涉案岗位提供后勤工作，包括被告众安康广州分公司在内的多家物业公司轮流与原告蒋银生建立了劳动关系，但均未为原告蒋银生缴纳社保，导致原告蒋银生目前达到退休年龄后，无法在广州办理退休养老手续。综上，请求法院判如所请。被告众安康广州分公司、被告众安康公司共同答辩称，一、原告蒋银生诉请事项已超过申请仲裁的一年时效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因此原告蒋银生的诉讼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二、原告蒋银生与被告众安康广州分公司的全日制劳动关系期限为2013年8月至2015年7月，而关于社会保险的补缴、滞纳金、罚款的相关争议不属于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关于原告蒋银生的劳动关系，以原告蒋银生提供的《缴费历史明细表》为证，原告蒋银生与被告众安康广州分公司的全日制劳动关系期限为2013年8月至2015年7月，原告蒋银生与被告众安康广州分公司于2009年1月至2013年7月期间存在非全日制劳动关系。根据《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关于社会保险的补缴、滞纳金、罚款的相关争议属于社会保险行政争议，应由劳动行政部门处理，补缴社会保险不属于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其次，被告众安康广州分公司已为原告蒋银生购买了社会保险，有原告蒋银生提交的《缴费历史明细表》为证。另外，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项目已于2015年8月31日撤场，原告蒋银生在任职期间或撤场时也从未反映过该诉求，应视为原告蒋银生对缴交的社会保险期限无异议。综上，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蒋银生的诉请。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蒋银生于2009年1月进入众安康广州分公司，从事后勤相关工作岗位。每月15日左右，众安康广州分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形式支付蒋银生上月工资。2013年1月，蒋银生获众安康公司《荣誉证书》，被评为2012年度优秀员工。原、被告确认未对蒋银生进行考勤，双方劳动关系于2015年7月解除。原、被告均确认，在2013年8月至2015年7月期间，蒋银生与众安康广州分公司之间存在全日制劳动关系，众安康广州分公司亦为蒋银生缴纳了2013年8月至2015年8月期间的社会保险。原、被告认可2009年1月至2013年7月期间蒋银生与众安康广州分公司间存在劳动关系，但对用工形式存在争议。众安康广州分公司主张蒋银生工作的地方在医院，医院用工需要量多，用工形式灵活，没有与蒋银生签订合同，口头约定每天工作不超过4小时，每周不超过24小时，故该期间双方为非全日制用工关系。众安康广州分公司称因撤场时间长，现无法提供相关证据。蒋银生则主张其自2009年至今一直都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负责污水处理及医疗垃圾管理，该岗位是24小时制度，蒋银生在医院有单独宿舍，吃住都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蒋银生还称双方该期间签有书面劳动合同，但众安康广州分公司未将合同交给蒋银生。蒋银生对其上述主张亦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原、被告确认真实性的蒋银生的尾号为6145的银行卡流水显示，蒋银生该期间每月均有工资收入，2009年期间每月为1310元至1770元不等；2010年每月为1670元至2152元不等；2011年每月为1920元至2342元不等；2012年每月为2200元至2500元不等；2013年1月至7月每月为2500元至2800元不等。众安康广州分公司称，因为蒋银生工作能力被认可，故公司对优秀的员工转正管理，于2013年8月起对蒋银生进行全日制用工，并购买了社会保险。蒋银生的尾号为6145的银行卡流水显示其2013年8月至12月期间每月的工资收入为3070元、2455.92元、2880.92元、2425.92元、2425.92元，与其2013年1月至7月的收入情况大致相当。众安康广州分公司、众安康公司主张蒋银生的诉请均已超过了仲裁时效，蒋银生则认为其不清楚社保与劳动关系之间的关系，一直以为公司有为其购买社保，直到退休时才发现一定要劳动关系才能补交社保，并于2018年2月23日后开始打市长热线、地、地税保咨询。因与众安康广州分公司、众安康公司发生劳动争议，蒋银生于2018年4月9日就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1.确认众安康广州分公司与蒋银生之间自2009年1月至2015年7月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合同关系；2.众安康广州分公司为蒋银生足额补交2009年1月至2013年7月工作期间应缴纳的养老保险等基本社会保险；3.众安康广州分公司缴纳因未办理蒋银生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而产生的滞纳金、罚款等一切费用；4.众安康公司对众安康广州分公司的第二、第三项仲裁请求义务承担连带责任。该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6月21日作出穗劳人仲案[2018]203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蒋银生全部仲裁请求。蒋银生不服该仲裁结果，于法定期限内诉诸本院。本院认为，蒋银生当庭撤回其第二项要求众安康广州分公司为其补缴社保等的诉请，该行为系蒋银生对自身权利的合法处分，本院予以准许。本案的争议主要焦点有二，一是2009年1月至2013年7月期间蒋银生与众安康广州分公司间劳动关系的用工形式，二是蒋银生请求确认上述期间与众安康广州分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请求是否超过了仲裁时效。关于2009年1月至2013年7月期间蒋银生与众安康广州分公司间劳动关系的用工形式。原、被告均认可该期间蒋银生与众安康广州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本院予以确认，双方的分歧在于蒋银生认为该劳动关系属于全日制用工，而众安康广州分公司、众安康公司则认为属于非全日制用工。原、被告均未能就用工形式进行充分举证，但从蒋银生提交的银行流水来看，蒋银生该期间每月均有工资收入，收入稳定且明显高于当年度广州市全日制用工最低工资标准。并且，蒋银生2013年1月至7月的工资收入与2013年8月至12月（已进行全日制用工）的工资收入大致相当，故本院认为蒋银生的主张更为可信，即2009年1月至2013年7月期间蒋银生与众安康广州分公司间的用工形式为全日制用工。关于蒋银生的第一项诉请是否超过了仲裁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蒋银生与众安康广州分公司间的劳动关系于2015年7月解除，其于2018年4月9日才提起劳动仲裁主张相关权利，即便按照蒋银生所说从2018年2月23日打市长热线开始计算，也已经远远超过了一年的仲裁申请时效。蒋银生作为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作为一名从业多年的劳动者，理应充分知悉自身的劳动权利，其主张于2018年退休时才发现权利被侵害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故本院认定蒋银生的第一项诉请已经超过了仲裁时效，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蒋银生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蒋银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治家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胡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