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502民初6317号 原告:张志全,男,汉族,生于1962年10月4日,贵州省毕节市人，住毕节市七星关区。 委托代理人：蒋尚彬,系贵州黔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金开丹,系贵州威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聂君,男,汉族,生于1981年9月4日,贵州省毕节市人，住毕节市七星关区。 委托代理人：聂咏,系贵州锐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内蒙古寅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291787084817D。 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稀土高新区青工南路(第二功能小区)。 法定代表人:郭志轩,系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朱雪红、张崧,系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志全与被告聂君、内蒙古寅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寅岗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志全及委托代理人蒋尚彬、金开丹，被告聂君的委托代理人聂咏、被告寅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朱雪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残疾赔偿金、门诊医疗费、鉴定费、误工费、继续治疗费、营养费、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交通费、精神损失费等经济损失257,430.30元。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8年1月23日，原告在二被告位于毕节××××中学运动场及附属工程工地做工时被重物砸伤头部,该工地比较混乱,未有安全设施设备。原告就诊于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被诊断为:“开放性颅脑损伤;右侧颞叶脑挫裂伤;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右侧颞部硬膜下出血;颅底骨折并脑脊液耳漏、鼻漏;颅内积气;面颅骨多发骨折;枕部头皮裂伤;右侧眼眶壁内陷；右眼球挫伤。原告住院137天,2人护理。2018年6月22日,经贵州省警察学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后作出“贵警院司鉴中心[2018]法临鉴字第1174号”司法鉴定书,原告张志全因外力至右侧颞叶脑挫伤、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右侧颞部硬膜下出血后遗右颞叶片状软化灶形成达十级伤残;因外力致面颅骨多发骨折,右侧眼眶壁内陷后遗右侧眼球内陷5mm以上达九级伤残;后续治疗费8,000.00元,误工期180日、护理期137日、营养期137日。综上所述,原告系在二被告处做工期间受伤,被告仅支付部分医疗费,其他费用二被告未支付。原告特依据相关法律的规定,请求依法判决如前之诉请。 被告聂君辩称，本案中的医疗费均是聂君垫付。发生事故是原告自身过错,原告收到项目部的安全帽不佩戴是发生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因此原告应承担百分之七十的责任。被告寅岗公司将工程发包给没有资质的聂君,应该承担责任。 被告寅岗公司辩称，一、本案是提供劳务者受损害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35条关于“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本案应当适用侵权责任中的过错责任原则,即根据当事人“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我国民法规定,侵权责任必须具备四个方面的构成要件:一是违法行为。违法行为是指公民或者法人违反法定义务、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而实施的作为或者不作为。侵害人身权的违法行为是指公民或者法人违反法定义务,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而实施的以公民人身权为侵害客体的作为或者不作为;二是损害事实。损害事实是指一定的行为致使权利主体财产权、人身权受到侵犯，并造成财产利益和非财产利益的减少或者灭失的客观事实。这是构成这一民事责任的首要条件,只有当行为人的违法行为造成损害事实,行为人才承担民事责任,这里的损害,从广义上讲,包括财产损害和人身损害即造成受害人在财产上或者人身上的损害;三是因果关系,作为构成侵害公民生命权、健康权的民事责任要件的因果关系,就是指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的前因后果的联系,只有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这种因果关系,说明损害是由违法行为所引起的,行为人才承担民事责任。确定因果关系就是要从客观现象中去寻找揭示他们之间存在的不依照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联系;四是主观过错。主观过错是构成侵害公民生命、健康权的民事责任的主观要件。违法行为人只有在实施违法行为当时主观存在过错才承担民事责任。过错就是违法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的一种心理状态,分为故意和过失两种状态。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各方在本次损害中的过错责任如下：1、原告张志全应当对本次损害产生的后果承担主要责任。根据工地施工安全管理要求,施工人员在工作时间必须佩戴安全帽进行作业,原告在受伤时,并未佩戴安全帽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49条规定:“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原告张志全正是在未佩戴安全帽的情况下工作,被模板滑落致伤致残。其在工作时未按照安全要求佩戴安全帽的行为,是导致其头部致伤致残的主要原因,原告张志全在提供劳务中未按照要求佩戴安全帽作业,其行为的违法性是十分明显的,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十分明显的,其对给自身造成的损害后果应当承担主要责任(70%)。2、被告聂君作为接受劳务一方,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聂君雇请原告张志全为其提供劳务,双方之间形成雇佣关系。原告张志全在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聂君应承担赔偿责任。再者,聂君作为工程承包人,应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监督、指导工程施工,充分注意施工中的安全防护措施,并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以保障其人身安全,其未采取必要的安全管理措施和设备,主观上忽视安全生产,存在较大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3、被告寅岗公司在本案中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法庭确定本案的案由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也就是说,本案需要审查的是针对在提供劳务者受到损害这一法律关系中,如何确定责任主体即赔偿义务人。在这一法律关系中,适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该法第35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第58条已经规定了提供劳务受损害责任纠纷的责任主体“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该法规定，本案的责任主体限于提供劳务和接受劳务的双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第58条也作了相应的规定:“第三十五条后段规定的相应责任包括下列情形:(一)接受劳务一方因过错造成提供劳务一方损害的,应当承担全部责任;(二)提供劳务一方过错造成自己损害的,由自己承担全部损害后果;(三)对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双方均有过错的、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赔偿责任。”,司法解释对各方责任这一概念的外延做了限定即承担责任的三种情形。在提供劳务受损害责任纠纷这一法律关系中,法律只规定了接受劳务和提供劳务双方的的权利义务关系。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第三方承担责任情形。因此,在这一法律关系中,寅岗公司不是这一法律关系的责任主体，不享有权利,也不承担义务。本案原告是受雇于被告聂君,为其提供劳务。原告将寅岗公司列为被告,请求承担赔偿的连带责任,是没有法律根据的。二、因本次事故答辩人为原告垫付7万元医疗费,应当在原告获赔款中予以扣除。事故发生后,答辩人于2018年1月23日通过手机银行转款20000元至聂君妻子王亚梅账户;2018年2月14日通过手机银行转款40000元至聂君账户;2018年4月30日通过手机银行转款10000元至聂君妻子王亚梅账户,由聂君及其妻子王亚梅转给原告治疗。三、关于原告的各项诉请,待举证及质证阶段再行发表意见。综上所述,本案中,法律关系主体是原告张志全及被告聂君,本案的责任主体也是原告张志全及被告聂君。这一点,侵权责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已经作了十分明确的规定。除此,不应当有第三者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形,原告张志全作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个人,对自已的行为后果应具备完全的认知能力,理应预见到施工场地的危险性而疏忽大意,在自已从事施工过程中忽视安全,未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其对本次事故的发生也存在较大过错,其本人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本案被告聂君作为接受劳务方,没有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对原告张志全未佩戴安全帽作业的行为没有及时发现、劝阻和阻止,主观上有一定过错,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举证质证，对原被告均无异议的证据：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原告身份证，被告寅岗公司提交的第一组证据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明、法人身份证，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原、被告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第二组证据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病历，证明原告在被告寅岗公司工地上受伤。被告聂君和被告寅岗公司意见一致,认为该病历没有查房记录、没有体温登记表,对病历真实性无异议,但病历中张志全出生日期与原告不吻合。原告庭审结束后补充提交完整病历及鉴定费发票佐证，被告聂君对病历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医嘱在3月6日后就无用药记录，3月6日后只有12次体温记载，说明3月6日以后，原告只是挂床，所以3月6日后不能计算误工费、护理费等费用，对鉴定费发票无异议。被告寅岗公司对鉴定费票据无异议，对病历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出生日期与病历上的出生日期不吻合，并非同一人；原告有7天未在医院，误工费等不能计算；对鉴定费票据无异议。经审查：结合原告陈述，原告受伤后被送往医院救治，出生年月填写错误符合常理，病历中原告在3月6日后无用药记录，但3月6日后有体温记载，结合原告多处受伤，其中右侧颞叶脑挫伤、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右侧颞部硬膜下出血后遗右颞叶片状软化灶形成达十级伤残;因外力致面颅骨多发骨折,右侧眼眶壁内陷后遗右侧眼球内陷5mm以上达九级伤残，较为严重，住院时间根据体温单记录为120天在合理范围内，结合原告提交的第五组证据发票为2018年4月12日、13日原告在贵州省人民医院检查产生的费用，证明2018年4月12日、13日原告并未在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应在合理范围内扣减2018年4月11日-4月14日四天住院时间，故原告住院时间应认定为120天。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应予部分采信。原告提交第三组证据《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原告伤情为一个九级、一个十级，后续治疗费6400-8000元，误工期180日，护理期、营养期均为137日。被告聂君和被告寅岗公司意见一致,认为司法鉴定应该由当事人双方选定鉴定机构,该鉴定书是原告单方鉴定且委托人不是本案当事人。在鉴定前相关资料没有经两被告质证。根据鉴定机构的陈述，结合原告病历记录无法核实原告构成九级伤残的伤情存在。鉴定机构三期评定标准中护理和营养期均为30-60日,而鉴定结论均为137日,此鉴定意见不客观公正,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经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该鉴定意见虽系单方委托，被告对鉴定结论虽有异议，但并无证据足以反驳该鉴定结论，病历上的伤情与鉴定结论伤情相符，被告对护理期和营养期鉴定为137日认为不合法，根据《人身损害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评定规范》第4.7.2条规定，闭合性颅脑损伤中型误工90-180日，护理30-60日，营养30-60日；附录A.2规定本标准中“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为各类损伤事故的一般性期限，在具体案件的评定中，应遵循个性化为主、循证化为辅的原则，考虑不同个体的自身情况、损伤情况、临床治疗、恢复等因素具体分析，综合评定，不可机械照搬。A.4规定多处损伤，不能将多处损伤“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进行简单累加；一般以“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较长的损伤为主，并结合其他损伤的期限综合考虑，必要时酌情延长。结合原告伤情，鉴定意见对护理期和营养期鉴定为137日符合上述规定，故对该组证据应予采信。原告提交第四组证据伤情说明，证明原告在毕节第六中学运动场及附属工程工地做工受伤。被告聂君与被告寅岗公司意见一致,认为毕节六中作为法人单位不是事故的目击者,不能对原告的伤情进行说明，此证明没有经手人签字,达不到证据的要求，对三性均持异议。经审查：该证据能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证明原告系在被告聂君工地做工受伤，对该组证据证明目的应予采信。原告提交第五组证据发票，证明原告在贵州省人民医院产生医疗费869.21元。被告聂君不持异议,但是认为鉴定不具有合法性,所以该费用应该由原告自行承担。被告寅岗公司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需要进行本次检查,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其余意见与被告聂君一致。经审查：原告提交贵州省人民医院医疗费票据，检查时间为2018年4月12日、4月13日，产生医疗费1,276.71元，原告诉请869.21元，该组证据能够达到原告证明目的，应予采信。被告聂君于2018年11月5日提交聂君身份证、门诊收费票据3张，金额645.40元，住院预交费收据13张，金额31,500.00元，证明原告住院医疗费是聂君支付，另外32,144.50元是聂君通过微信支付给原告家人。原告无异议。被告寅岗公司对门诊费发票无异议，对13张预交费收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只能证明预交费用，实际产生费用无法核实，寅岗公司支付给被告聂君的70,000.00元不是工程款，是给原告的医疗费。经审查：结合原、被告陈述，该组证据证明被告聂君支付给原告住院产生的医疗费为63,644.50元，该组证据能够达到被告聂君证明目的，应予采信。被告聂君申请证人陈某出庭作证，陈某陈述其是电焊工，当时是在钢膜板的另一面焊接，看到距离其5、6米远处模板倒的声音，跑过去看见一个布帽子在板下面，伤者没有戴安全帽，是叫张什么名字不清楚，地下有血，帽子也有血，模板倒下来是悬空的，揭开模板才看见伤者是眼睛受伤，当时是聂君送到医院去的，项目部规定必须佩戴安全帽才能进工地，老板发给员工，员工都是佩戴的。如果不佩戴老板检查没有其不清楚。原告认为证言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证人明显是讲假话，其陈述的部分是聂君用语言和手势暗示，证人证言明确讲是焊接过程模板到下，是否是本案证人在施工过程中有意或者过失造成模板倒塌，证人应追加为本案适格被告，对原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经查实证人提供虚假证言，请求对证人处罚5千元或者采取其他法律规定的措施。被告聂君无异议，认为该证言证明事故发生时原告未佩戴安全帽，倒塌的模板是悬空的而未整块倒在地上，与住院病案首页载明原告头部受伤情形一致，说明如果原告佩戴安全帽，损伤不会这么严重，因此，原告对其受伤应承担主要责任。被告寅岗公司意见同被告聂君一致。原告申请证人赵某出庭作证，赵某陈述原告2017年12月份左右开始在聂君工地做工，当时工地上发生挡板倒塌，打倒一个大概50岁左右老人家。其当时是在离这个老人家6、7米远的另一块挡板里面校正挡板，听见有人喊快让开，然后其看见挡板倒下去，和其他3、4个人搬开后看见老人家眼睛和头上受伤。当时板是连在一起，倒下去5、6块，倒下去是悬空的，地下有钢管，板下面有个安全帽，因为板下面只有老人家，应该是他的，其他就没看见什么了。出事后是聂君打120送去医院的，不知道是哪个医院。原告认为证人证明原告是戴安全帽的，是因为板倒下把安全帽砸掉。被告聂君对证人证明原告戴安全帽的这一部分有意见，认为这一部分证言不真实，根据病历记载原告头部受伤的事实，证明原告没有佩戴安全帽，如果原告佩戴安全帽，是固定在头上不会散落，因此，原告受伤是没有佩戴安全帽所致，应自己承担主要责任。被告寅岗公司意见同被告聂君一致。经审查：上述证人证言相互矛盾，不能证明原告在被告聂君工地做工时未佩戴安全帽，达不到被告聂君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被告寅岗公司提交第二组证据《挡土墙施工合同》，证明2017年12月8日,被告寅岗公司与被告聂君签订了《挡土墙施工合同》,合同第一条第2款约定:“承包方式:包工、包安全、包模板及配件、包外架。”,第九条第2款约定:“施工过程中,乙方应在施工中做到安全第一，杜绝安全事故发生,如乙方自身造成的安全事故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概不负责。”本案中,原告是被告聂君雇佣的工人,其是为聂君提供劳务、其因雇佣期间提供劳务过程中受到的伤害,应由雇主聂君按照责任承担赔偿责任,公司对其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原告认为被告寅岗公司是违法分包,所以两被告之间的约定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其次因为建设施工工程产生的人身损害,责任人应该是被告。原告受伤的事实是存在的，被告聂君也承认原告是其雇佣。被告聂君对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该合同没有加盖公章。关于第9条第2项的约定是无效条款。经审查：该组证据能够证明被告寅岗公司与被告聂君签订施工合同，将挡土墙过程承包给被告聂君，但因聂君无施工资质，被告寅岗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部分采信。被告寅岗公司提交第三组证据《转款凭证》，证明事故发生后,公司通过手机分三次转款给被告聂君及其妻子王亚梅,共计70,000.00元。此款用于为原告垫付医疗费,应当在原告的获赔款中扣除。原告称产生了医疗费55906.80元,其中有2000元是原告支付,其余都是聂君支付。结合被告聂君于2018年11月5日提交的聂君身份证、门诊收费票据3张，金额645.40元，住院预交费收据13张，金额31,500.00元，证明原告住院医疗费是聂君支付，另外32,144.50元是聂君通过微信支付给原告家人。原告无异议。被告寅岗公司对门诊费发票无异议，对13张预交费收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只能证明预交费用，实际产生费用无法核实，寅岗公司支付给被告聂君的70,000.00元不是工程款，是给原告的医疗费。经审查：该组证据能够达到被告寅岗公司的证明目的，应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2月8日，被告寅岗公司与被告聂君签订《挡土墙施工合同》，将毕节六中运动场附属工程承包给聂君。合同第一条规定，承包范围为挡土墙，承包方式为包公、包安全、包模板及配件、包外架。华庭第九条第2款规定，施工过程中，乙方（被告聂君）应在施工中做到安全第一，杜绝安全事故发生，如乙方自身造成的安全事故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概不负责。原告系聂宗喜介绍到被告聂君第六中学运动场附属工程工地临时打工，打杂、扛钢管、抬减力墙的盒子,工钱按天计算。2018年1月23日，原告在该工地做工时，已经安装好的减力墙的盒子倒下打伤原告，原告受伤后就诊于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120天，被诊断为:“开放性颅脑损伤;右侧颞叶脑挫裂伤;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右侧颞部硬膜下出血;颅底骨折并脑脊液耳漏、鼻漏;颅内积气;面颅骨多发骨折;枕部头皮裂伤;右侧眼眶壁内陷；右眼球挫伤”。产生医疗费55,906.80元,其中有2000元是原告支付,其余都是聂君支付。被告寅岗公司付给被告聂君及其妻王亚梅共计70,000.00元，用于支付原告医疗费，根据原告与被告聂君质证核实，聂君支付给原告张志全的医疗费共计63,644.50元，余款未支付原告。2018年6月22日,经原告之子张军委托，贵州警察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作出“贵警院司鉴中心[2018]法临鉴字第1174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原告张志全因外力至右侧颞叶脑挫裂伤、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右侧颞部硬膜下出血后遗右颞叶片状软化灶形成达十级伤残;因外力致面颅骨多发骨折、右侧眼眶壁内陷后遗右侧眼球内陷5mm以上达九级伤残;后续治疗费评定为6400-8,000.00元之间,误工期180日、护理期137日、营养期137日。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原告张志全受被告聂君雇佣，在被告聂君工地上做工时，因减力墙倒塌受伤，属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依法应由被告聂君承担赔偿全部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寅岗公司将挡土墙工程发包时，应选择持有国家规定的资质证书的专业队伍施工，但被告寅岗公司明知承包方被告聂君没有国家规定的资质证书，并不具备相关的资质，仍然将上述工程承包给被告聂君，存在过错，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二被告辩称原告未赔戴安全帽，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原告未佩戴安全帽，故对其辩称不予采纳。被告支付给被告聂君及其妻王亚梅的70,000.00元，因未包含在原告起诉金额中，本案不作审理，二被告可自行协商处理。被告诉请的交通费，因无票据，不予赔偿；原告诉请赔偿医疗费5,000.00元，因原告只提交金额为1,276.71元的票据，且诉请金额为869.21元，故医疗费认定为869.21元。原告张志全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中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获得赔偿的项目和金额计算如下：1.医疗费以票据计算为1,276.71元，原告诉请869.21元，予以支持；2.后续治疗费以鉴定意见及医疗机构意见酌定为7,000.00元；3.护理费14,476.21元，护理期评估为137日，参照贵州省上年度年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年平均工资38,568.00元计算（38,568.00元/年÷365天×137天）；4.误工费28,700.38元，误工期评估为180日，参照贵州省上年度农、林、牧、渔业年平均工资58,198.00元计算（58,198.00元/年÷365天×180天）;5.营养费13,700.00元，营养期评估为137日，参照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计算（100元/日×137天）;6.住院伙食补助费12,000.00元,参照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计算（100元/日×120天）；7.精神损害抚慰金，因原告构成九、十级伤残，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该项酌定为9,000.00元；8.鉴定费以票据认定为1,900.00元；9.残疾赔偿金122,136.00元，以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29,080.00元计算20年（29,080.00元/年×20年×21%），以上1-8项共计209,781.80元，由被告聂君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被告寅岗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聂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张志全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后续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209,781.80元；被告内蒙古寅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驳回原告张志全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581.00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聂君、被告内蒙古寅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连带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罗卫东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七日 书记员  邵 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