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9民终18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州市平山镇凤凰村秧地坡经济合作社。法定代表人:郭家盛，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东毅，高州市司法局潘州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光明，男，汉族，1956年11月15日出生，住高州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光兴，男，汉族，1943年11月12日出生，住高州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光灿，男，汉族，1962年6月17日出生，住高州市。上述三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莫小庆，广东成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州市平山镇凤凰村秧地坡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秧地坡经济合作社）因与被上诉人胡光明、胡光兴、胡光灿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高州市人民法院（2017）粤0981民初35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州市平山镇凤凰村秧地坡经济合作社法定代表人郭家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东毅、被上诉人胡光明、胡光灿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莫小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高州市平山镇凤凰村秧地坡经济合作社上诉请求：1、撤销高州市人民法院（2017）粤0981民初3536号民事判决书，并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的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错误。原审认定“原告请求判决被告承担停止对其所建围墙侵害，并承担赔偿经济损失273元责任，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认为，原审对被上诉人的侵权行为这样牵强认定，是错误的。理由：1.被上诉人在上诉人的土地上种植作物而引起纠纷；2.上诉人是基于被上诉人的侵权行为而建起围墙予以维权；3.上诉人的围墙被拆，与被上诉人有因果关系；4.2017年9月12日，在镇政府组织的调解会上，被上诉人对侵权没有否认。基于以上四点，可以推定上诉人的围墙是被上诉人所拆。二、上诉人对争议地拥有权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案所称的争议地，就是上诉人村小组位于平山镇××××东边村的宅基地，1953年7月5日已入证上诉人村小组村民郭善茂土地房产证名下，一直是上诉人村集体使用。1968年被上诉人村的村民胡光耀曾侵占上诉人宅基地建屋，上诉人村集体维权，强拆制止。此后，一直没有谁敢侵占。但因此地位置在东边村，距离上诉人村庄较远，疏于管理，2017年被上诉人胡氏三兄弟种上作物，才引致纠纷。于是，上诉人为了避免被人侵占，组织了社员于2017年春分期间建起了围墙，不料却遭到了胡氏三兄弟的拆毁。这些事实上诉人有土地房产证、调解笔录、现场图、评估书、现场勘查笔录为证，被上诉人不能否认。三、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上诉人拆毁上诉人的围墙证据充分，具有关联性和因果关系，被上诉人的行为已构成侵权，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判决撤销原判，并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胡光明、胡光兴、胡光灿辩称：一、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的诉讼主体不适格。1.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显示土地权属是属于个人，而不是村集体，以村集体的名义起诉主体不适格。2.上诉人以集体名义起诉应经一事一议，并提供会议讨论的决定，上诉人在上诉时提供会议纪要，但并不表明其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二、上诉人主张侵权必须举证对涉案财物享有权属，且应提供合法有效的权属依据，但上诉人没有提供相关依据。因此，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高州市平山镇凤凰村秧地坡经济合作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停止对原告在东边村宅基地所建围墙的侵害，并恢复原告所建围墙的原状或赔偿原告经济损失4700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高州市平山镇凤凰村秧地坡经济合作社与被告胡光明、胡光兴、胡光灿所在高州市平山镇凤凰村东边经济合作社相邻。2017年春分期间原告村组织社员在争议地上建起长12米、高0.35米、宽0.12米灰砂砖围墙后被他人拆除，原告认为是被告胡光明、胡光兴、胡光灿拆除该围墙而引发双方纠纷，原告多次向村委会、镇政府投诉，镇政府于2017年9月12日组织了原、被告双方进行调解，调解无果。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停止对原告在东边村宅基地所建围墙的侵害，并恢复原告所建围墙的原状或赔偿原告经济损失4700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本案在审理期间，经原告申请，一审法院于2017年12月7日委托相关职能部门进行评估，评估部门在2018年4月16日作出《评估报告》，认定原告在高州市××凤凰××东边村所建围墙被拆除造成的损失费用为273元。在诉讼中，原告向法院申请将诉讼请求中的损失费用4700元变更为按照评估报告确认的损失价值计算。在庭审中，被告否认争议地上原告所建的围墙是被告拆除，原告也没有提供有效的依据证实该围墙是被告拆除。一审法院认为：2017年春分期间，原告高州市××凤凰××东边村建起长12米、高0.35米、宽0.12米灰砂砖围墙被他人拆除，原告认为是被告胡光明、胡光兴、胡光灿拆除该围墙而引发双方纠纷，原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在庭审中，被告否认争议地上原告所建的围墙是被告拆除，原告也没有提供足够的依据证实该围墙是被告拆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请求判决被告承担停止对其所建围墙侵害，并承担赔偿经济损失273元责任，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高州市平山镇凤凰村秧地坡经济合作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高州市平山镇凤凰村秧地坡经济合作社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以下新证据：1、高州市平山镇凤凰村秧地坡经济合作社的《会议记录》一份，拟证明上诉方村民代表开会决定上诉，具体事宜由社长郭家盛处理。2、《现场图》一份，拟证明被上诉人在上诉人的宅基地种植香蕉树，属于侵权行为。被上诉人质证称：1、上诉人虽在二审阶段提供了一事一议会议记录，但该份会议记录并没有注明全村人口人数、到会人数、表决人数，并不能证明已经过村民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代表通过。上诉人仅向二审法院提供会议记录，但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供一事一议会议记录，也就是一审提起诉讼主体是不适格的，是未经一事一议的。2、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被上诉人是一直经营管理使用涉案土地的。被上诉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上诉人据主张权利而提供的高州市档案馆存档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证号：茂凰字第xx号）中显示：户主郭善茂，座落东边村基地一块，面积三分三厘，东至胡日昇、南至胡瑞彬、西至胡日昇，北至路，备考郭善和、郭善庆、郭家元、郭富秀等全共有。再查明，本院于2018年11月1日组织双方当事人现场勘查确认，涉案围墙用地东至胡日昇旧屋、南至郭秀莲（胡光海妻）旧屋、西至胡光文（胡日昇子）新屋、北至村道。本院认为，本案纠纷系基于诉争位于高州市××凤凰××东边村的涉案围墙用地使用权而引发。针对秧地坡经济合作社的上诉，综合诉辩各方的意见，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是：一、上诉人秧地坡经济合作社原审诉讼主体是否适格？二、上诉人原审主张物权保护的依据是否充分？关于焦点一，本案中，被上诉人胡光明、胡光兴、胡光灿主张上诉人作为村集体提起本案诉讼违反“一事一议”制度，上诉人据以主张权利的土地房产证登记在村民个人名下，无权以集体名义提起诉讼，上诉人原审诉讼主体不适格。对此，本院评判分析如下：1、关于上诉人原审起诉是否违反“一事一议”的问题。虽然法定要求经济合作社（村民小组）作为当事人提起诉讼应当参照《村民委员组织法》的规定履行民主议定程序，上诉人秧地坡经济合作社在原审诉讼中提交的村民会议记录无法确认是否履行了法定的民主议定程序，但是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原审起诉已进行应诉答辩且无提出异议，二审并无要求驳回上诉人的起诉，这视为认同上诉人的原审诉讼主体资格，一审据此作出实体判决并无不当。2、关于上诉人是否有权据以主张权利的土地房产证问题。经查，上诉人据以主张权利的1953年土地房产证虽然登记户主显示在其所属村民郭善茂的名下，但该证备考栏显示为全体村民共有，该证由法定机关颁发，对其合法性应予认可，在案亦无证据显示该证已变更或注销。此外，基于众所周知的我国土地历史变迁事实，1950年-1953年实行土地改革，土地私有制，涉案土地在1953年7月入证登记在郭善茂名下；1953年-1956年，我国农村三大改造，土地公有制，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此时涉案郭善茂名下的土地收归村集体所有；1957年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土地集体耕种，不存在私人拥有；1978年，包产到户，村民对耕种土地只拥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所有权归集体，由集体支配。据此，本院依法确认涉案围墙用地的实际权利人应归属于上诉人村集体所有，上诉人完全有权据此主张诉争土地权利而提起本案诉讼。关于焦点二，本案中，上诉人原审主张物权保护，诉请要求被上诉人立即停止对位于东边村所建围墙的侵害，恢复涉案围墙原状或赔偿经济损失。纵观上诉人据以主张权利所提交的证据：1、《土地房产证》，根据该证证载座落、四至所显示的地理位置，对照二审现场勘察确认的诉争土地地理位置，双方对证载座落及四至中的东、西、北毗邻界至无异议，足以印证上诉人主张遭受侵权的涉案围墙用地在涉案《土地房产证》范围内；2、《收款收据》、《开支记录》，该两份证据属于建筑材料供应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以及村集体、参与建造围墙村民签章签名证实的开支记录，足以证实涉案围墙系上诉人建造；3、《现场照片》，该照片显示涉案围墙被人为推倒的现状，足以证实上诉人主张涉案围墙遭受侵权损害的事实；4、《调解笔录》，该证据显示双方因涉案围墙用地使用争议纠纷参与镇政府、司法所、村居律师和村干部组织调解的事实，结合被上诉人二审庭审中确认涉案围墙被拆除后有参与镇政府组织双方调解的事实，相互印证足以证实涉案围墙被拆系被上诉人所为。综上，上诉人所举的上述证据材料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相互印证，足以证实其所主张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五条“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第三十七条“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和第三十九条“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之规定，上诉人原审诉请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对于本案侵权责任承担方式的问题，根据上诉人原审要求恢复原状或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请主张，本院确认支持上诉人要求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请更具操作性和合法性。对于赔偿金额的问题，原审法院依法委托评估机构作出了评估，双方对该评估报告均并无异议，本院予以采纳，故本案的损害赔偿金额应为273元。至于被上诉人抗辩认为其享有涉案围墙用地权属，在案没有证据证实涉案围墙被拆除是其所为，不能认定其构成侵权的问题。对此，本院评判分析如下：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第十六条第一款“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第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二）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之规定，本案中，从被上诉人所举示的村民签名证明、当地村委证明、镇政府调查笔录等来看，上述证据形式与内容上基本属于证人证言，不能有效对抗上诉人所举《土地房产证》等证据的证明效力，不能确认其对涉案围墙用地享有权属。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九十二条第一款“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和第九十三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之规定，二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明确确认涉案围墙被拆除后有参与镇政府组织双方调解的事实，结合在案《调解笔录》显示的诉争各方主张，从被上诉人参与调解并主张涉案围墙用地权属的行为足以推定涉案围墙的拆除是其所为，无需当事人另行举证证明。至于被上诉人抗辩主张《土地房产证》已经失效的问题。对此，被上诉人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佐证，这纯属被上诉人主观臆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审认定事实虽然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实体处理不当，依法应予纠正。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和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高州市人民法院（2017）粤0981民初3536号民事判决；二、限被上诉人胡光明、胡光兴、胡光灿立即停止对上诉人高州市平山镇凤凰村秧地坡经济合作社位于高州市平山镇凤凰村委会东边村宅基地（证号：茂凰字第189号，东至胡日昇旧屋、南至郭秀莲旧屋、西至胡光文新屋、北至村道）所建围墙的侵害；三、由被上诉人胡光明、胡光兴、胡光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诉人高州市平山镇凤凰村秧地坡经济合作社经济损失273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合计100元，由胡光明、胡光兴、胡光灿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艳审判员 邹辉球审判员 阮树本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陈苗书记员李松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