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1972民初4355号原告：佛山市展进标牌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里水上沙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06057864624095。法定代表人：蔡成敏，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邝绮梅，广东高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四川京川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高新区科园一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510100633114155W。法定代表人：李其，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海涛，广东汉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昭填，该公司员工。被告：广东广深沿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香山大道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0183784876229K。法定代表人：朱伟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新源，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诗情，该公司员工。原告佛山市展进标牌有限公司（下简称展进公司）诉被告四川京川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下简称京川公司）、广东广深沿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下简称广深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29日立案受理。诉讼过程中，被告广深公司在答辩期间提出了管辖权异议，本院经审查后作出（2018）粤1972民初435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了其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广深公司不服该裁定提起上诉，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19民辖终76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依法由审判员林雄东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11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展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邝绮梅，被告京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海涛、黄昭填，被告广深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新源、姚诗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展进公司诉请法院:1.判令被告京川公司支付原告展进公司工程款1812556.189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起诉之日起计至全部清偿之日止）；2.被告广深公司对被告京川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京川公司、广深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2011年5月4日，京川公司与展进公司签订了《设备采购合同》（合同号：201103017），京川公司将广州黄埔至东莞麻涌高速公路及东莞麻涌至长安高速公路机电工程、安全设施工程下的交通标志牌采购及安装项目与展进公司签订合同，合同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2012年4月26日，展进公司与京川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编号：201103017增补协议1），合同增加了标注牌面整改工程量及结算单价。合同签订后，展进公司按合同约定完工。经双方结算，工程款实际总金额为4646386.96元，其中《补充协议》所涉工程款金额为1812556.189元。因京川公司拖延支付工程款给展进公司，展进公司于2017年3月16日将京川公司、广深公司起诉至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7年6月6日，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1972民初2998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对没有争议部分的工程款调解结案，对有争议部分工程款在调解书的第四条约定“展进公司与京川公司确认双方除本协议第一条所确认的工程外，双方于2012年另行签订了《补充协议》（编号为201103017增补协议1），双方对该协议项下的工程量没有争议，但对工程单价存在争议需重新确定，双方同意就该部分工程的造价另行解决”。但展进公司、京川公司其后无法对《补充协议》的工程单价进行确定，工程款双方存在争议。展进公司认为，双方对《补充协议》所涉工程量没有争议，工程单价在《补充协议》有约定，京川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结算工程款。此外，案涉工程的业主是广深公司，广深公司应对京川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京川公司答辩称：京川公司确与展进公司签订《设备采购合同》，但双方并没有签订《补充协议》，京川公司对于《补充协议》上的合同单价不认可，案涉工程是在2012年3月29日因广深公司提出对已完工的交通标识牌内容进行相应更改，广深公司据此通知展进公司，并由展进公司按广深公司的要求对标志牌的内容进行更新的，但案涉工程至今没有经过任何结算。京川公司有就案涉工程款向广深公司提出结算，但广深公司没有批准，展进公司与广深公司之间也没有进行价款结算。京川公司只是对工程量进行确认，但对价款没有统计，京川公司希望三方能进一步协商具体价款。被告广深公司答辩称：一、展进公司不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要求广深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因为京川公司与展进公司所签订的合同性质为买卖合同，不适用建筑工程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9日原则上通过了关于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的草案，实质排除了上述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的适用。二、广深公司与京川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的合同金额为19422万元，但广深公司已支付19486.679万元，已超出合同工程量清单金额，超额支付工程款，即便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广深公司也没有向展进公司付款的义务。三、京川公司实力雄厚，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展进公司不可突破合同相对性主张广深公司支付相应设备款项，也不具备行使代位权的条件。四、法院基于展进公司的诉讼请求，对广深公司与京川公司之间的结算情况进行审查，将影响仲裁机构对相关事实的审理，损害广深公司的权益。本院查明：2010年7月23日，发包人广深公司与承包人京川公司签订了《广州黄埔至东莞麻涌高速公路及东莞麻涌至长安高速公路机电工程、安全设施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广深沿江合[2010]44号）（下简称《施工承包合同》）一份，其中约定签约合同价为194218432元。广深公司提交了《施工承包合同付款情况统计表及付款支付凭证》，拟证明其已向京川公司支付194866790.42元，京川公司对此没有异议。广深公司、京川公司于庭审中确认双方没有进行最终结算。2011年5月4日，甲方（买方）京川公司与乙方（卖方）展进公司签订了《设备采购合同》（合同号：201103017）一份，约定：双方以《施工承包合同》有关条款为基础，由京川公司向展进公司采购交通标志牌；合同总价包括合同设备的设计、制造、负责施工、安装及调试等一切费用和合理的利润；未尽事宜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由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为本合同的补充，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等等。在《设备采购合同》上加盖了展进公司的公章及京川公司广深沿江高速公路交通工程项目部印章，并有京川公司员工黄昭填的签名。2012年3月27日，广深公司向京川公司发出了《关于更新标志牌内容的通知》（广深沿江[2012]102号），其上载明广深公司更新了相关标牌的内容，要求京川公司于二十个工作内更新完毕标志牌内容。庭审中，京川公司称收到该通知后让展进公司施工，并称当时与展进公司交待，问其愿不愿意做，做好才能拿钱，工程量等需要展进公司编制。展进公司提交了《补充协议》（编号：201103017—增补协议1）一份，其上载明：一、原合同清单不变，其中合同增加标志牌面整改工程量清单见附表，双方均须按原合同（合同编号：201103017）各项条款执行，补充协议为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合同同时生效。备注（本协议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持贰份。双方盖章后执行生效）。二、约定了增加整改工程分项报价，具体为：1.标志牌面拆卸费109元每平方米（含吊机费用）；2.标注牌面内容清除189元每平方米；3.标志牌面整改内容制作重贴519元每平方；4.标志牌面安装费113元每平方（含吊机费用）；5.运输费用及其他每平方的6%；6.每平方合计985.8元。《补充协议》的附表为《交通标注牌面内容整改工程数量清单（合同）》，其备注栏中均注明为“拆、装”。面积合计1631.32平方米，单价均为985.8元，总工程款为1608155.26元。上述《补充协议》及其附表上均加盖了展进公司的公章及京川公司广深沿江高速公路交通工程项目部的印章，但《补充协议》上无人签名及没有落款日期，京川公司认为无其授权代表签字，不予确认《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及有效性，并主张依据合同约定及实际操作所有合同均是负责人签字、盖章同时具备才生效的。庭审中，京川公司称展进公司有将《补充协议》拿给京川公司的员工黄昭填看过，但黄昭填看的时候《补充协议》是没有盖章的，黄昭填看了说不能定这个价，拆、装是没有市场价的，故建议与展进公司一起编制工程量表，由业主审核，核下来后如果接受就按这个价来算，京川公司再收部分管理费。展进公司提交了《交通标注更改工程量结算单》，其上载明原定拆牌汇总1687.18平方米、原定装牌汇总1639.8平方米、2012年4月份增加拆牌量汇总295.52平方米、2012年4月份增加牌面修改量汇总9.3平方米、虎门大桥新装单立柱标志13.38平方米，京川公司工作人员于2012年8月14日在该结算单中签名，并书写“工程量属实”。结合《补充协议》约定的单价，展进公司提交了《工程款结算说明》，主张拆、装牌汇总工程款为1616514.84元（1639.8平方米×985.8元/平方米），拆牌汇总5474.3元[（1687.18-1639.8）×109元/平方米×（1+6%）]，2012年4月份增加拆牌量汇总34144.38元[295.52平方米×109元/平方米×（1+6%）],2012年4月份增加牌面修改量汇总9167.94元（9.3平方米×985.8元/平方米）、虎门大桥新装单立柱标志13112.4元[13.38平方米×980元/平方米（《设备采购合同》约定的单价）]，合计1678413.86元。另展进公司主张在2012年4月份增加牌面修改量汇总9.3平方米的施工同时，亦要拆除旁边其他部分的牌面，该部分拆除牌面工程款为134142.33元。故增补工程的总工程款为1812556.19元。展进公司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12年12月26日的《结算表》（即《广州黄埔至东莞麻涌高速公路及东莞麻涌至长安高速公路交安设施工程一期（标志牌工程量）》）一份，其上载明增补协议工程量为1812556.189元。该《结算表》上加盖了京川公司广深沿江高速公路交通工程项目部的印章。但展进公司仅持有该《结算表》的复印件，京川公司对此不予确认。京川公司提交了《设备采购合同》（合同号：201103017）所附的《合同清单》，其上载明所采购标志牌的单价为980元/平方米或850元/平方米，京川公司主张该价格为新采购标志牌包括制作、安装、保修等在内的价格，故《补充协议》约定拆、装单价985.8元/平方米过高。展进公司则认为把原来的标志牌拆卸撕掉后再安装，存在人工及机械的成本，成本更大。京川公司提交了《设计变更意向报告》（编号：JA-17），其上载明“更改标志牌牌面内容”，估计增减金额2574900元，包括标志牌拆除201259.48元（单价102.63元/平方米×1961.02平方米）、标志牌牌面清除及贴膜328585.98元（单价198.12元/平方米×1658.52平方米）、标志牌安装2045054.67元（单价1233.06元/平方米×1658.52平方米）。展进公司表示其根据施工方案参与了编制该报告上的工程量等参数，其中的单价与《补充协议》约定的单价并不一致。京川公司亦认为单价与展进公司主张的单价不一致，包括京川公司管理、施工等价格在内。京川公司称该报告是其向业主的报价，但业主未予批准。广深公司称该报告仅为意向报告，并非最终审批的工程变更方案。在广深公司向京川公司所发的广深沿江函[2017]138号、广深沿江函[2018]42号函件中，均附有综合单价定价清单，其上载明涉及JA17的工程项目仅有数量而无单价、总价。2017年3月16日，本院立案受理了另案原告展进公司诉另案被告京川公司、广深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7）粤1972民初2998号。该案在审理过程中，展进公司、京川公司、广深公司请求法院确认其自愿达成的协议，本院于2017年6月6日作出（2017）粤1972民初2998号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其中协议的第四条内容为“展进公司与京川公司确认双方除本协议第一条所确认的工程外，双方于2012年另行签订了《补充协议》（编号为201103017增补协议1），双方对该协议项下的工程量没有争议，但对工程单价存在争议需重新确定，双方同意就该部分工程的造价另行解决”。该民事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以上事实，有原告展进公司提交的《设备采购合同》《补充协议》《交通标注更改工程量结算单》《工程款结算说明》《结算表》《民事调解书》，被告京川公司提交的《关于更新标志牌内容的通知》《合同清单》《设计变更意向报告》，被告广深公司提交的《施工承包合同》《施工承包合同付款情况统计表及付款支付凭证》、广深沿江函[2017]138号函件、广深沿江函[2018]42号函件，及当事人的陈述等附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本案的案由是什么从《设备采购合同》的名称及约定的内容来看，展进公司与京川公司之间签订的《设备采购合同》为买卖合同。而《补充协议》作为《设备采购合同》的补充协议，亦具备买卖合同的性质。但从《补充协议》所附的附表《交通标注牌面内容整改工程数量清单（合同）》的备注栏注明展进公司主要的工作内容是“拆、装”来看，具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特性，已超出了《设备采购合同》约定的购销范围。展进公司是就《补充协议》所涉款项提起本案诉讼的，故应以买卖合同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共同的上级案由合同纠纷作为本案案由，该点亦为（2018）粤19民辖终760号民事裁定所确定。二、关于广深公司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庭审中查明，京川公司是在收到广深公司的施工要求（即广深沿江[2012]102号）后，将工程交由展进公司施工的，京川公司答辩所称的广深公司直接通知展进公司施工，本院不予采纳，应认定案涉《补充协议》的合同相对人为展进公司与京川公司。如前所述，本案为合同纠纷，案涉《补充协议》所涉款项具备买卖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两种特性，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展进公司无权基于买卖合同诉请广深公司支付工程款。即便基于建设工程合同，广深公司与京川公司没有进行最终结算，但广深公司已付给京川公司的工程款已超过《施工承包合同》约定的签约合同价，故不能确定广深公司是否欠付京川公司工程款，不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认定广深公司应承担支付责任。综上，对展进公司主张广深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予以驳回。三、关于案涉《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京川公司承认其员工黄昭填看过没有盖章的《补充协议》，而《补充协议》其后加盖了京川公司广深沿江高速公路交通工程项目部的印章，京川公司亦于（2017）粤1972民初2998号民事调解书的第四条中确认“双方于2012年另行签订了《补充协议》（编号为201103017增补协议1）”，故应确认《补充协议》的真实性。《补充协议》备注中约定“双方盖章后执行生效”，该《补充协议》已加盖了双方的印章，故京川公司提出需负责人签字后《补充协议》才生效，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案涉《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对展进公司、京川公司均有约束力。四、关于案涉《补充协议》的合同价款问题首先，展进公司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12年12月26日的《结算表》无原件可供印证，故其上所载的“增补协议工程量为1812556.189元”不能单独作为认定合同价款的依据。其次，《设备采购合同》约定的是采购标志牌的内容，与案涉《补充协议》约定的拆、装标志牌的内容不同，故不能根据《设备采购合同》所附的《合同清单》认定《补充协议》所约定的报价过高。再次，展进公司根据施工方案参与了《设计变更意向报告》相关参数的编制工作，双方均确认其中的拆装标志牌的单价与约定不一致，故不能据此作为认定单价的依据。最后，案涉《补充协议》对展进公司、京川公司均有约束力。在无其他证据可推翻或否定《补充协议》上所约定报价的情况下，应当以《补充协议》作为确定合同价款的依据。根据第二条约定的增加整改工程分项报价，及展进公司、京川公司确认的《交通标注更改工程量结算单》上载明的工程量，可以认定展进公司在《工程款结算说明》中所主张的计算方式是恰当的，故《补充协议》所涉合同价款应认定为1678413.86元。至于展进公司主张还存在拆除其他牌面的工程款134142.33元，没有证据予以支持，故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京川公司应向展进公司支付合同价款1678413.86元。展进公司主张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亦予以支持。展进公司超出上述部分的诉请，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四川京川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佛山市展进标牌有限公司支付合同价款1678413.86元及利息（以1678413.86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8年3月29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佛山市展进标牌有限公司对被告广东广深沿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佛山市展进标牌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四川京川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收取受理费10557元，由被告四川京川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承担9776元，原告佛山市展进标牌有限公司自行承担78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林雄东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邝中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