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沪0106行初52号原告刘人铤，男，1987年1月2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被告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住所地本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金鹏辉。出庭负责人孟捷，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综合管理部副主任。委托代理人张军，男。委托代理人梁伟萍，女。被告中国人民银行，住所地北京市。法定代表人易纲。委托代理人刘月，男。委托代理人管清天，男。原告刘人铤不服被告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下称央行上海分行)所作答复意见、不服被告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所作行政复议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7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1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人铤，被告央行上海分行的负责人孟捷、委托代理人张军、梁伟萍，被告央行的委托代理人管清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央行上海分行于2018年4月8日作出《关于刘人铤征信投诉事项的答复意见书》，告知原告刘人铤针对其征信投诉事项，被告央行上海分行经核查认为被投诉对象南京银行已取得原告征信查询授权，并依据查询授权对原告的信用报告进行查询，未违反《征信业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原告不服向被告央行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央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18年6月20日作出(银)复决字[2018]第12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被告央行上海分行所作答复意见。原告刘人铤诉称：原告系通过“360手机卫士”APP申请“360借条”产品，与360公司签署相关合同，在申请过程中从未见过“南京银行”字样，也没有页面提示该产品由“南京银行”与“360借条”合作放款。现南京银行未经原告授权查询其个人信用报告，违反了《征信业管理条例》的规定，且南京银行泄露原告个人信息，涉嫌犯罪。被告央行上海分行未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所作答复认定事实不清，被告央行未尽复议审查义务，故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被告央行上海分行于2018年4月8日作出的《关于刘人铤征信投诉事项的答复意见书》，撤销被告央行于2018年6月20日作出的(银)复决字[2018]第12号行政复议决定，并由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央行上海分行辩称：原告系通过与南京银行合作的“360借条”渠道申请南京银行“安心借条”产品，在申请贷款过程中需通过人脸识别、拍摄身份证件、银行卡四要素鉴权和输入手机运营商服务密码的方式验证为原告本人操作；在手机号认证阶段手动勾选“同意并签署《征信及综合授权书》，授权查询、报送相关信息至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才能完成申请流程。因此原告点击“提交”应视为其浏览、同意并签署了包括《南京银行个人征信查询授权书》在内的相关电子合同，南京银行已取得原告征信查询授权。被告央行上海分行据此答复原告南京银行并未违反《征信业管理条例》，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央行上海分行为证明被诉答复意见合法，向本院提交下列依据和证据：(一)职权、程序和适用法律依据被告央行上海分行出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四条、《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四条，证明其具有对征信投诉事项核查处理并进行答复的行政职权；出示《征信业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证明答复符合法定程序；出示《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十八条，证明其适用法律正确。(二)事实和程序证据1、《征信投诉受理单》及刘人铤投诉材料，证明央行上海分行于2017年11月3日收到并受理原告的投诉；2、《关于刘人铤征信投诉事项的答复意见书》及送达回证，证明央行上海分行于2017年11月24日答复原告南京银行系依据查询授权对其信用报告进行查询，原告于2017年12月5日领取答复意见并签收送达回证；3、(银)复决字[2018]第5号《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复议决定书》及EMS快递单、邮寄记录，证明原告向央行申请行政复议，央行于2018年3月14日作出复议决定，撤销证据2中的答复意见并要求重新作出答复，央行上海分行于2018年3月16日予以签收；4、《关于刘人铤征信投诉事项的答复意见书》及EMS快递单、邮寄记录，证明央行上海分行于2018年4月8日作出本案被诉答复并于同月13日通过EMS邮寄给原告；证据2-4证明履职行为程序合法；5、刘人铤征信投诉事项的核查案卷材料，证明央行上海分行对原告投诉事项进行了调查，原告通过与南京银行合作的“360借条”渠道申请南京银行“安心借条”产品，通过了实名认证措施，并自主勾选“同意并签署《征信及综合授权书》”后点击“提交”，系统据此生成原告的征信查询授权书，南京银行依据其征信查询授权于2017年7月15日15：51：33查询了原告的个人信用报告。被告央行辩称：同意被告央行上海分行的答辩意见，被告央行在对案件事实全面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维持被诉答复意见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依据充分，内容适当，程序合法，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央行出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十三条，《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十一条，证明其具有行政复议的法定职责，行政复议程序合法，所作维持决定符合法律规定。被告央行为证明复议决定合法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申请材料、邮寄凭证及邮件查询结果，证明2018年4月25日，央行收到原告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2、(银)复答字[2018]第14号《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复议案件答辩通知书》，证明央行于2018年4月27日要求央行上海分行进行答复并提供证据材料；3、行政复议答辩书、证据、邮寄凭证及邮寄查询结果，证明央行上海分行于2018年5月8日提交书面答复及证据；4、(银)复决字[2018]第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邮寄凭证及邮件查询结果，证明本案被诉答复意见系根据央行第一次行政复议决定，对原告的投诉事项重新作出的答复；5、(银)复决字[2018]第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邮寄凭证及邮件查询结果，证明央行于2018年6月20日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并于同月23日送达原告。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央行上海分行的职权依据和程序依据、证据1没有异议；对证据2-4涉及央行上海分行的答复程序没有异议；对证据5提出异议认为，相关流程图、网页截图均为电子证据，没有在央行进行备案，真实性存疑，且均没有突出显示“南京银行”字样，不能证明原告阅读并签署了南京银行相关电子合同。原告对被告央行提供的证据5及适用法律依据有异议，认为央行未进行实质审查，对央行的其他依据、证据没有异议。被告央行上海分行对原告的质证意见提出补充，认为根据合同法相关法律规定，电子合同具有法律效力，亦未有法律规定电子证据须经过公证。被告央行上海分行和被告央行对彼此出示的证据和依据互予认可。原告在诉讼中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1、《关于刘人铤征信投诉事项的答复意见书》；2、(银)复决字[2018]第12号《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据1、2证明本案被诉对象；3、刘人铤个人信用报告(明细)，证明南京银行在2017年7月15日查询了原告的个人信用报告；4、邮寄信封复印件，证明原告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5、新闻报道截屏，证明与原告类似案件中，江苏银行上海金桥支行因违规提供客户信息被央行上海分行作出行政处罚，本案央行上海分行也应给予南京银行处罚；6、网页截屏，证明南京银行涉及多起合同诈骗、虚假宣传案件，经营管理存在漏洞。经质证，被告央行上海分行和央行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4没有异议，对证据5、6认为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无关。经审查，本院对上述证据和依据作如下认定：1、被告央行上海分行及央行提交的依据均系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涉及的具体条款内容与被诉行政行为相关，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央行上海分行及央行出示的事实和程序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具有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2、原告提供的证据1-4真实有效且与本案相关，本院予以确认；证据5-6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上述经本院确认的证据和依据及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查明事实如下：2017年11月3日，被告央行上海分行受理原告刘人铤的征信投诉，原告认为南京银行于2017年7月15日未经本人允许查询其征信报告，要求按照《征信业管理条例》对南京银行进行行政处罚。被告央行上海分行经调查发现，原告于2017年7月13日至7月15日通过与南京银行合作的“360借条”渠道申请南京银行“安心借条”产品，在此操作过程中，南京银行核验了原告的人脸识别照片、身份证原件、银行卡四要素(姓名、银行卡卡号、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鉴权等材料，确认为原告本人所操作；在“手机号认证”阶段，需产品申请人手动勾选“同意并签署《征信及综合授权书》，授权查询、报送相关信息至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后方可进行下一步操作，点击《征信及综合授权书》可浏览《综合授权书》、《南京银行个人征信查询授权书》、《南京银行个人信息查询使用授权书》和《个人信息采集及使用通用授权书》等文本，其中《南京银行个人征信查询授权书》中载明“本人不可撤销地授权贵行在下述两项涉及到本人时，可以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查询、打印、保存、使用本人信用报告，……(1)审核个人授信额度/信贷业务申请；(2)对已授信额度或已发放的贷款进行贷后风险管理”，“本人同意本授权书以数字电文形式订立，授权人一旦在线确认本授权书，本授权书即生效。本人知悉并理解本授权书中所有条款的声明，愿意承担授权贵行查询信用信息的法律后果”；原告在上述手机号认证阶段手动勾选“同意并签署《征信及综合授权书》”并点击“提交”后完成了申请贷款的全部流程，后南京银行于2017年7月15日查询了原告的个人信用报告。被告央行上海分行经核查认为，原告在申请过程中的操作应视为其同意并签署了相关电子合同，南京银行已取得原告的征信查询书面授权，据此查询原告的个人信用报告并未违反《征信业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遂于2018年4月8日作出《关于刘人铤征信投诉事项的答复意见书》。原告不服，向被告央行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于2018年4月25日受理后，于同月27日要求被告央行上海分行书面答复。被告央行上海分行于2018年5月8日提交答复及证据材料。被告央行经审查，于2018年6月20日作出复议决定，维持被告央行上海分行所作答复。原告仍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被告央行上海分行受理原告提出的投诉后，于2017年11月24日作出《关于刘人铤征信投诉事项的答复意见书》，原告不服向央行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于2018年3月14日作出(银)复决字[2018]第5号行政复议决定，撤销上述答复并责令央行上海分行自收到决定之日起30日内重新作出答复。2018年4月8日，被告央行上海分行作出本案被诉答复。本院认为：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被告央行上海分行具有对征信业进行监督管理、受理和处理征信投诉事项的行政职权。被告央行上海分行受理原告的投诉后在法定30日的期限内作出书面答复，后被复议决定撤销后、在复议决定指定的期限内重新作出本案被诉答复，行政程序符合法律规定。被告央行依法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经审查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复议程序合法。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系南京银行是否取得原告的书面授权来查询其个人信用报告，原告认为其自始至终没有看到过“南京银行”字样，相关合同是与360公司签署；被告则认为《征信及综合授权书》中已包含南京银行相关授权合同，原告点击并手动勾选“同意并签署”，应视为其知晓并书面授权南京银行。针对该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查询个人信息的，应当取得信息主体本人的书面同意并约定用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可以通过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本案中，手动勾选同意《征信及综合授权书》为申请贷款的必经环节，点击《征信及综合授权书》可浏览的电子文本中，《南京银行个人征信查询授权书》明确载明由申请人授权南京银行查询其个人信用报告，并承担授权的相关法律后果。原告在庭审中亦确认其点击阅看《征信及综合授权书》后，自主勾选了“同意”并提交完成申请流程，就其没有看到过“南京银行”字样的主张，原告未能提供与被告相反的证据予以证实。因此，原告理应知晓相关内容并书面同意了南京银行查询个人信用报告，被告央行上海分行据此认为南京银行不存在违反《征信业管理规定》的行为，进而作出被诉答复意见，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告央行所作复议维持决定亦无不当。原告作为一名消费者，有权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要求行政机关履行监管职责，同时，原告也负有一定的审慎注意义务，全面了解自身的权利义务事项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综上，原告要求撤销被诉答复意见和行政复议决定的诉讼请求，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人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刘人铤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金融法院。审判长 王 翔审判员 王 琳审判员 沈 洁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徐文婷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