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粤0203行初191号 原告：李道泉，男，1934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仁化县。 委托代理人：李书广，男，1963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仁化县，系原告李道泉之子。 委托代理人：李恒富，男，1985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仁化县，系原告李道泉之孙。 被告:仁化县长江镇人民政府（下称：长江镇政府），地址：广东省仁化县长江镇。 法定代表人：李杏兰，仁化县长江镇镇长。 出庭负责人：刘大红，仁化县长江镇副镇长。 委托代理人：冼玮，仁化县长江镇林业纠纷办主任。 委托代理人：沈学良，仁化县长江镇林业纠纷办职员。 被告：仁化县人民政府（下称：仁化县政府），地址：广东省仁化县新城路**。 法定代表人：周小明，仁化县县长。 委托代理人：宋晓雯，仁化县政府办法制应诉股股长。 委托代理人：罗虹，仁化县政府办法制监督股股长。 第三人：李君民，男，1957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仁化县。 委托代理人：李洪平，男，1983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系第三人李君民之子。 原告李道泉诉被告“长江镇政府”“仁化县政府”，第三人李君民土地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一案，原告不服被告“长江镇政府”于2017年12月27日作出的长府〔2017〕18号《关于长江镇凌溪村文章印组李君民与李道泉山林纠纷的处理决定》，于2018年3月7日向被告“仁化县政府”提出复议申请。“仁化县政府”于2018年6月1日作出仁府行复〔2018〕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仍不服，于2018年6月1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6月21日受理后，于2018年6月26日向被告“长江镇政府”“仁化县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8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道泉的委托代理人李书广、李恒富，被告“长江镇政府”的负责人刘大红及委托代理人冼玮、沈学良，被告“仁化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宋晓雯、罗虹，第三人李君民及委托代理人李洪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12月27日，被告“长江镇政府”作出长府〔2017〕18号《关于长江镇凌溪村文章印组李君民与李道泉山林纠纷的处理决定》,认为：李君民（申请人）主张权利的依据是仁化县政府颁发的《自留山使用证》，李道泉主张权利的依据是其与文章村小组签订的《林业生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书》。依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九条第二款：“……1981年至1983年开展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工作时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山权林权所有证、自留山使用证，及以后依法变更的林林林地权属证书，是林权争议的处理依据”，李君民所持《自留山使用证》是本案的处理依据。李道泉（被申请人）所持《林业生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书》属《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十条第1款第11项“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证据”。就双方的主张所依据的主要证据：李君民所持《自留山使用证》、李道泉所持的《林业生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书》的效力优先问题，依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十条第二款：“林权争议有关证据材料的效力，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证据的有关规定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证明同一事实的数个证据，其证明效力一般可以按照下列情形分别认定：（一）国家机关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公文文书优于其他书证。据此无论是从处理依据还是证据效力优先来考量，争议山林的林地使用权、森林林木所有权、森林林木使用权应属李君民所有。遂依照《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九条、第十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如下决定：“一、争议山林：东至水竹塘；南至大路埂至水竹塘（与李道荣岭交界）西至天水；北至天水，面积约45亩的林地使用权、森林林木所有权、森林林木使用权属李君民所有。二、任何一方对此处理决定有异议的，可在接到此处理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申请行政复议，逾期不申请，此处理决定生效执行。” 2018年6月1日，“仁化县政府”作出仁府行复〔2018〕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申请人与第三人的林权争议由被申请人立案调处，程序合法。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是林权争议的处理依据。当事人未取得前款规定的证书的，1981年至1983年开展稳定山林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工作时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山权林权所有证、自留山证，以及之后依法变更的林木林地权属证书，是林权争议处理的依据。”第十条第一款：“没有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处理依据的，下列材料可以作为调处林权争议的权属来源证据：（十）当事人管理使用林木林地的有关凭证和事实状况证明；”的规定，申请人主张权属的1983年《林业生产承包责任合同书》应属管理使用林地的有关凭证，和第三人主张权属的《自留山使用证》（No0023170）都可以作为主张林地使用权的证据。被申请人查明申请人的《》第二栏所记载的“墨瓦垇”四至与第三人的《自留山使用证》第三栏所记载的“杨梅垇”四至均与争议山林四至一致，即两份证据所包含的范围发生重叠，那么本案关键在于两份证据的效力问题。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九条、第十条规定，在未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的情况下，林业三定时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自留山使用证》是林权争议的处理依据，第三人持有的仁化县政府颁发的No0023170《自留山使用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法定依据，依法予以认可。自留山和责任山都是集体组织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为保护农民的生活保障权和林地承包经营权，在本集体组织内配置给农户长期或者一定期限经营使用的林地，在本集体组织内配置给农户长期或者一定期限使用的林地，其所有权属集体，使用权归个人，但本质上仍有区别。其中自留山实行的是长期无偿使用政策，自留山上的林木归个人所有，允许继承和流转，而责任山则实行的是承包经营政策，在承包期内允许继承和流转。第三人的《自留山使用证》颁发在前，争议山林已依法划定为自留山，其林地使用权应归自留山主所有。村集体再与申请人签订《林业生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书》，是对前者合法权益的侵犯，依法不予认可。长府〔2017〕18号《关于长江镇凌溪村文章印组李君民与李道泉山林纠纷的处理决定》中出现的No00112170《自留山使用证》系被申请人笔误，予以纠正。被申请人以第三人持有《自留山使用证》作为处理本案林权争议的依据，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依法予以认可。遂决定：“维持被申请人仁化县长江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长江镇凌溪村文章印组李君民与李道泉山林纠纷的处理决定》（长府〔2017〕18号）。” 原告诉称，被告“长江镇政府”2017年12月27日作出的《关于长江镇凌溪村文章印组李君民与李道泉山林纠纷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处理决定》）认定第三人自留山“杨梅垇”地名没有权属来源和法律依据，认定第三人自留山证登记的“杨梅垇”自留山证山林包括了原告责任山“墨瓦垇”山林的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缺乏证据支持，《处理决定》纯属被告“长江镇政府”的主观臆断，应当撤销，理由如下：一、原告持有的“墨瓦垇”责任山证权属来源清楚，第三人持有“杨梅垇”自留山证（N0:0023170）没有权属来源，有涂改，而且没有核对人签名。土改时原告家庭持有《土改证》上就有“墨瓦垇”山林记载，仁化县人民政府颁发文章村小组1981年《山权林权所有证》上有“墨瓦垇”山林的记载，1981年文章生产队山林权属登记册上也有“墨瓦垇”山林的记载，长江镇人民政府档案室也有李道泉《林业生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书》四至界至同1981年文章生产队山林权属登记“墨瓦垇”山林四至一致。而上述证件中却没有“杨梅垇”这个地名，“杨梅垇”自留山登记户主是“李军民”，第三人是“李君民”，即使“李军民”和“李君民”是同一个人，也说明第三人持有自留山证是随意填写、错误填写的，所以原告认定“杨梅垇”这个地名没有权属来源和法律依据。二、“杨梅垇”四至界至很糊涂，东至水竹塘是哪个水竹塘，水竹塘贯穿几个山主的山，南至大路，也贯穿了几个山主的山，西至天水，又同谁人的天水，北至天水埂，又是哪一条天水埂，这完全是不清晰的表述，政府林业人员也没有仔细观察过，所以说“杨梅垇”山林四至界至是糊涂的。三、被告“长江镇政府”的《处理决定》认为争议的四至范围是东至水竹塘，南至大路埂至水竹塘，西至天水，北至天水，原告认为该认定不符合事实，原告认为争议范围是原告责任山制合同登记的“墨瓦垇”的四至范围是虚线天水向南的一部分(即上山处），注：可看（现场勘察示意图）。“墨瓦垇”四至范围是：东至荒山（即李道荣5号山）南至磨刀石，西至和生山，北至西生山，只要到现场一看就很清楚。“墨瓦垇”山林四至范围包括了“杨梅垇”山林的四至范围。而第三人“杨梅垇”四至界至东至水竹塘是第一个水竹塘（即磨刀石水竹塘），南至大路是窝口大路，西至天水，北至天水是指虚线天水向南的那部分（即上山处）注：可看（勘察示意图）和第三人在2010年9月6日在林改换证踏山的《林权核查登记表》上签名确认了“杨梅垇”自留山证的四至界至完全一致。而被告“长江镇政府”的《处理决定》认为争议的四至范围指到了东至（李道爱8号山）水竹塘，南至大路埂至水竹塘，西至天水，北至天水，第三人的“杨梅垇”自留山证中，明明写到东至水竹塘，南至大路，大路完全在小溪边，大路完全包括了（李道荣的5号）山林（可看现场勘察示意图）和证据15“李道荣”磨刀石山林，北面山林界至，北至荒埂为界。所以山林纠纷是以《自留山》证的四至界至为准的，不是以争议范围为准的，这完全是事实的依据，由此可见被告对该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记载的四至范围以附图为准。历史不同时期的山权林权所有证，自留山证记载四至清楚的，以四至的地物标自然形成宗地的闭合线为准，四至地物标以其与宗地最近的结合边线为准；四至记载存在多个地物标的，按四至记载的最近的地物标确定四至；四至记载无法确定全部地物标的，也可以确定的地物标，记载的面积和自然形成确定四至，记载的面积不符合常理的除外。四、原告责任山“墨瓦垇”山林的面积是30亩，而第三人“杨梅垇”山林记载的面积只有5亩，该事实说明“杨梅垇”不可能包括“墨瓦垇”山林。五、我们家分家后，原告同小儿子李书广为一户，第三人李君民为一户，第三人提出争议前，争议山林都是由原告这一户管理。六、2010年9月份林改换证时，原告小儿子李书广同第三人都到现场勘察，第三人确认其“杨梅垇”山林的北面以李书广天水火路为界，第三人2010年9月6日在《林权核查登记表》上签名确认，即第三人承认其“杨梅垇”山林是原告人“墨瓦垇”山林虚线天水向南这部份，注：（可看勘察示意图）被告完全没有实事求是办案，该《林权核查登记表》复印于长江森工站，也可以做笔迹和手指按印鉴定，是实事求是的，真实性的，在本案中起着佐证作用，“杨梅垇”山林完全不包括“墨瓦垇”山林的事实。第三人自留山“杨梅垇”山林的四至同《林权核查登记表》中的“杨梅垇”四至是完全一致的。可看证据材料清单11。七、1981年生产队登记册中“杨梅垇”山林四至为东至水竹塘，南至大路，西至天水，北至（本业主）山，该事实说明“杨梅垇”山林的北面交界处就有原告（李道泉）本业主山的一块山、即“墨瓦垇”山林。“杨梅垇”北至天水埂也是指这个意思，并且第三人和原告人小儿子李书广到现场签名按手印确认四至界至。该事实证明“杨梅垇”根本不包括“墨瓦垇”山林。八、被告称：第三人的“杨梅垇”和原告的“墨瓦垇”争议范围一致，大家都有一双眼睛。山林纠纷是以《证》为准的，不是以争议范围为准的，第三人的“杨梅垇”四至：东至水竹塘（指到李道荣8号山）南至大路（蓝线为大路）西至天水，北至天水埂（可看现场勘察示意图），完全包括和重叠了（李道荣）5号山，而原告“墨瓦垇”四至：东至荒山（李道荣5号山），南至磨刀石（窝口）西至和生山，北至西生山。但是原告“墨瓦垇”山林完全没有包括（李道荣5号荒山）所以说“杨梅垇”同“墨瓦垇”的山林四至界至完全不一致。（可看现场勘察示意图）。被告“长江镇政府”说争议范围一致，这完全是空口无凭说话，明显包庇第三人，工作不作为，滥用职权。林业纠纷是以《证》的四至界至为准。九、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粤02行初62号，19页另查明：李道泉所在的文章村名小组出具证明,证明李道泉的《林业生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书》不属于虚构，登记的“墨瓦垇”山林，文章印村小组有山权林权所有证，林权登记册，土改证：原告“墨瓦垇”山林权属来源清楚。十、原告持有《林业生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书》权属来源清楚，“墨瓦垇”山林在长江镇政府错误的处理决定下，现变为有责任山证无山林管理状态。十一、《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颁发的林权证，是处理林权的依据。当事人未持有林权证或者林权确定权属有错误的，下列材料作为处理林权的证据：（一）土地改革时期，人民政府依法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二）土地改革时期，《土地改革法》规定不发证森林，林木和林地的土地清册。（三）20世纪60年代，人民政府将劳动力，土地，耕畜，农具固定给生产小队适用时（即“四固定”时期）人民政府确定的山林权属和经营范围的材料、文件。（四）20世纪80年代初，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开展的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时（即林业“三定时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核发的社员自留山，社员责任山证及林业生广责任书等有关确定山权属和经营范围的材料、文件。（五）当事人之间依法达成的林权争议协议及附图。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告认为，第三人持有的自留山不是法律规定的林权证，被告认为第三人的自留山证是林权证的观点不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中在双方都未持有林权证的情况下，原告责任山合同与自留山证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并且双方达成了林权争议协议，被告应当尊重双方的协议。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长江镇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四至界至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处理程序违法，山林纠纷是以《证》的四至界至为准，不是以争议范围为准的，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一、撤销被告“长江镇政府”作出的《关于长江镇凌溪村文章印组李君民与李道泉山林纠纷的处理决定》；二、撤销被告“仁化县政府”在2018年6月1日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仁府行复（2018）3号文；三、责令被告“长江镇政府”对李君民、李道泉山林纠纷从新作出具体的行政行为；四、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 1、身份证； 2、户口本； 3、林业责任制合同书； 4、处理决定书； 5、山林权登记册 6、文章村小组《山泉林权所有证》； 7、《土地房产所有证》； 8、村小组证明； 9、林权核查登记表； 10、林权核查登记表； 11、地形图； 12、勘察示意图； 13、行政复议书； 14、自留山使用证； 15、李道荣“磨刀石”（5号山）山林四至界至； 16、凌溪村证实林权核查登记表； 17、凌溪村证实林权核查登记表； 18、证明、林业生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书、林地林木权属勘查登记卡、证明； 19、长江镇人民政府注销林权证的批复； 20、文章小组证明； 21、文章村民证明； 22、温仁和《责任山》证； 23、元坵村证明； 24、林地林木权属勘查登记卡； 25、凌溪村证明。 被告“长江镇政府”辩称，本府于2011年9月10日收到第三人的《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申请书》，审查符合受理条件后我府予以立案及进行了调查取证。于2012年12月5日组织双方调解，因各执己见，调解未能成功。经我府工作人员与双方当事人的现场勘查，我府认为第三人所持仁林证No:00112170号《自留山使用证》第三栏记载的“杨梅垇”所记载的四至与争议范围的四至一致，原告所持《林业生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书》（以下简称《合同书》）第二栏“墨瓦垇”所记载的四至与争议范围的四至一致。即争议双方主张权利的主要依据所记载的山林“杨梅垇”与“墨瓦垇”四至均与争议范围的四至一致。本案的案情决定了我府在处理本案的过程中要采取区别于一般的山林界址纠纷的方法。在一般的山林界址纠纷中，无论争议双方主张的山林是自留山还是责任山，争议双方均有无争议的山林宗地，争议一方对对方所持证据，在争议范围以外所记载的林地使用权宗地的合法性，都是承认其合法性的，这与民法中的相邻权相近似。故而镇一级政府在处理该类案件中只需对双方所持证据的四至范围是否包含争议范围进行审核，无需对双方的主要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核。而在本案中争议双方均否认对方所持证据的合法性，且申请方所持《自留山使用证》记载的“杨梅垇”四至与被申请方所持《合同书》记载的“墨瓦垇”四至的表述都是指向相同一片山林的四至。本案案情与民法中的产权争议相似，故我府在《决定》中对于双方所持证据进行了相关审核及认定。从证据种类分析争议双方主张的主要依据：第三人所持《自留山使用证》属《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九条第二款所规定的证据范围，原告所持《合同书》属《条例》第十条第一款第十项的证据范围。《条例》第十条第一款己明确规定：“没有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处理依据的，下列材料可作为调处林权争议的权属来源证据”。因本案争议双方主张的山林是相同四至的同一片山林，在本案中有第三人持有符合《条例》第九条规定的处理依据，故而《条例》第十条规定的权属来源证据将不被采纳。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3条也有相关的规定（已在《决定》中论述）。打个比喻，房产开发商将A房产卖给了甲，甲办理了房产证，过几天开发商又与乙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将A房产卖给乙，产权属甲无疑。李君民所持《自留山使用证》是于1983年依法进行了行政登记，李道泉所持《合同书》在行政登记后与文章印小组签订的，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但两者在法律上有本质区别。据此，我府[2017]18号《决定》及仁化县人民政府做出的仁府行复[2018]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调查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 被告“长江镇政府”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但没有提交行政行为依据的法律依据： 1、第三人李君民提交的证据材料； 2、原告李道泉提交的证据材料； 3、《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案件调解处理申请书》； 4、现场勘察图； 5、调解会议记录； 6、送达回执。 被告“仁化县政府”辩称，一、本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原告因不服被告长江镇人民政府于2017年12月27日作出的《关于长江镇凌溪村文章印组李君民与李道泉山林纠纷的处理决定》（长府〔2017〕18号），于2018年3月7日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本府经审查认为符合立案条件，予以受理，并于同日下发了《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复议申请人、被申请人及第三人均已签收。因案情复杂，本府依法延长本案行政复议审查期限，并下发《延长行政复议审查期限通知书》，2018年6月1日，本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仁府行复〔2018〕3号），并依法送达所有当事人。二、事实方面。原告主张争议山林在其持有的1983年12月26日签订的《林业生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书》第二栏登记地名“墨瓦垇”范围内，四至为“东至荒山，南至磨刀石，西至和生山，北至西生山”，面积30亩；第三人主张争议范围在其持有的1983年12月22日颁发的No0023170号《自留山使用证》第三栏登记地名“杨梅垇”范围内，四至为“东至水竹塘，南至大路，西至天水，北至天水埂”，面积5亩。2015年1月23日，本府曾组织原告、第一被告及第三人到争议地进行现场勘察，并勾绘争议范围现场勘察示意图，原告及第三人指认的争议范围与第一被告确认的争议范围一致，争议山林四至为东至水竹塘、南至大路埂至水竹塘（与李道荣岭交界），西至天水，北至天水，面积约45亩。第一被告查明原告的《林业生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书》第二栏所记载的“墨瓦垇”四至和第三人的《自留山使用证》第三栏所记载的“杨梅垇”四至均与争议山林四至一致，即两份证据所包含的范围发生重叠，那么本案的关键在于两份证据的效力问题。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是林权争议的处理依据。当事人未取得前款规定的证书的，1981年至1983年开展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工作时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山权林权所有证、自留山证，以及之后依法变更的林木林地权属证书，是林权争议的处理依据。第三人持有的仁化县政府颁发的No0023170《自留山使用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法定依据，第一被告以第三人持有的《自留山使用证》作为处理本案林权争议的依据，事实清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本府由此作出维持第一被告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本府特向人民法院提出如下请求：1、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原告负担。 被告“仁化县政府”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但没有提交行政行为依据的法律依据： 1、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 2、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 3、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 4、延长行政复议审查期限通知书； 5、送达回执。 第三人李君民述称，第三人认为长府在2017年12月27号作出的18号处理决定，是完全正确的。第三人的自留山使用证【仁林证No.0023170】同仁化县档案管现存档的内容一致、笔迹一致，四至清楚，内容真实有效，证明权属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权属来源依据家庭祖山1953年土改复查时取得的土改证，当时别名为梅杨凹的四至界限和现在的杨梅凹内容一致，充分证明是同一块林地。另原告取得所谓的承包合同书也在第三人取得由县人民政府颁发的自留山使用证之后。原告李道泉委托李书广提供的责任山承包合同书，发包方的集体发包方一栏，全部空白，并没有任何发包方单位和负责人的签字，早已过期无效，同期的责任山承包合同其它生产队和本队的合同书，均有发包方落款。所以第三人认为原告的责任山承包合同书有特大疑问，根据合同法规定本承包合同书完全无效，是委托人节外生枝，无理取闹，颠倒黑白，用无效不成立的废纸作为主体证据，欺骗政府，应予驳回或确认无效。一、第三人持有争议山林的林地使用权证，上世纪八十年代林业“三定”期间，1983年12月22日，第三人领取了仁化县人民政府颁发的争议山林杨梅凹的自留山使用证，证号为仁林证N0.0023170号，该证第三栏登记了地名叫杨梅凹的自留山一块，四至：东至水竹塘，南至大路，西至天水，北至天水埂，根据原国家林业部颁发的《林木林地权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的规定，“县级或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证书，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根据《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县级或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的规定，杨梅凹的林地使用权属是第三人的，无可争辩。第三人持有合法的自留山使用证，长江镇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是正确的依法行政。原告的责任山和第三人的自留山争议，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责任山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属民事纠纷，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处理，镇人民政府只能调解，行政裁决权不在镇政府的法定职权范围内，所以长府和仁府工作人员多次到现场勘查比对自留山的四至地界，有依有据的作出处理决定是正确的，是合法的。另外委托人想要回承包合同书中自己的林地，也只能找发包方要，或向发包方提起民事诉讼，与第三人无关。第三人与原告是父子，八一年春分户，土改山两份分登。（注：五三年只有一个土名叫“墨瓦垇”一个叫“杨梅垇”)，所以取得合法的自留山，自留山使用证中所登记的“杨梅垇”及四至范围，与实际地形吻合。自留山不需要有土改证作为基础只要有生产队有所有权的林地即合法，根据广东省委文件粤发（1981）34号第一条稳定林权的规定：不准要回土改山，祖宗山“原告认为第三人《责任合同》与自留山证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是胡搅蛮缠，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原则。原告的《林业生产承包贵任制合同书》中的地名叫墨瓦垇的四至地界东以荒山、南以磨刀石、西以和生山、北与西生山为界四至范围有黄石发、温仁和、及第三人等多户人的自留山在内，其中温仁和是属曾洞村小组，四至范围所包括在内错乱无章。责任山承包合同山，是当时的（生产队）村小组划给农户承包的合同，六、在2012年8月14号村小组分析核查原告提供责任山合同的山林（墨瓦垇）原告自己所填自己承包的责任山是违反当时的规定是无效的。第三人的自留山（杨梅垇),七、在2011年12月3日经我村小组的村民签名确认了自留山（杨梅垇）山林四至界限。本村小组只有拾户，除原告和第三人外（现有柒户签名）。第三人的自留山（杨梅垇）山林地界,八、在2014年10月15号经曾洞村温仁和山林（墨瓦垇），东南天水埂是同第三人山林（杨梅垇）西北面天水埂交界为事实依据，温仁和的责任山（墨瓦垇）面积为18亩在内，现村小组盖章，队长（组长）签名证明事实，温仁和山林证和村小组证据为实。九、责任山合同书第二栏（墨瓦垇）北以西生山，也包括了元坵村小组村民黄石发的山林（墨瓦垇)15亩在内，也经该村小组盖公章，村组长签名证实事情真实性，现在黄石发的山林证和村小组的证明为铁证。十、在2014年2月14日有参加踏山人员签名核定（杨梅垇）山林的四至界限，原告人委托人李书广也亲自签名确认杨梅垇山林四至界限与实地相符，地图勾绘与实地一致，使用人李君民，林木所有人李君民。十一、（墨瓦垇）西面以和生天水为界，现刘屋村小组村民，刘和生本人证实其本人山没有以原告李道泉的责任山（墨瓦垇）山林交界的地方。凌溪村全部小组的山林，都是按五一年和五三年土地改革的“土改证”所取得的山林，自行登记调节上证，李道泉在八三年时把五三年历史根源的（墨瓦垇），改为现在的“田背坑”两土名四至地界：东以荒山埂；南以李忠良；西以李忠辉山，北以黄云洪天水。此山改用别名登证，叫“田背坑”面积为拾亩，现由李君民的山林权证为证。原告说2010年9月份换证时有我方签字及按手印。这一表述也不符合事实,我方陈述的事实是：的确有签名及按手印，但当时林权核查登记表注明的是“墨瓦垇”。与我方的“杨梅垇”毫无关系。我方指的“墨瓦垇”是曾洞村温仁和的“墨瓦垇”此山和我方的“杨梅垇”交界，固然我方需要签名，而且我方签名时也不在现场面签的。另外2004年2月14日林权核查登记表中我方“杨梅垇”，四至界限与实地相符，地图勾绘与实地位置一致。当时委托人李书广、村长李燕明，以及政府核查人员均有签名，当时测绘面积为47.5亩。2015年4月18日申请人称“墨瓦垇”有林权证、有承包合同。我方反问：李道泉的林权证在哪里？承包合同书多处错漏百出，均属无效的，该证明所指的所谓“墨瓦垇”与我方的“杨梅垇”没有任何关系。以上我方陈述的理由、依据、事实真实客观。综合上述第三人认为，长府的〔2017〕18号和仁府行复〔2018〕3号的两份决定书对事实清楚，四至地界清楚，证据确凿，运用法律正确，处理程序合法，为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请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①维持仁化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行复〔2018〕3号和长江人民政府的〔2017〕18号的处理决定书。②驳回或确认李书广提交的责任山合同书无效。③本案诉讼费由原告负担。 第三人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材料: 1、身份证； 2、《行政复议决定书》（仁府行复〔2018〕3号）； 3、长府〔2017〕18号《关于长江镇凌溪村文章印组李君民与李道泉山林纠纷的处理决定》； 4、自留山使用证； 5、村小组证明； 6、申请补证表； 7、曾洞组依据； 8、元坵组证明； 9、林权核查表； 10、刘屋组刘和生证明。 经庭审质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长江镇政府”对证据1、2、12无异议,证据3合法性有异议,证据4、13、14证明内容有异议,证据5、6、7、8、15、19、22、25关联性有异议，证据9、10、16、17、24是程序上的文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11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证据18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证据20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21、23真实性有异议；被告“仁化县政府”对证据1、2无异议,证据3合法性有异议,证据4、12、13、14证明内容有异议,证据5、6、7、8、15、22、25关联性有异议，证据9、10、16、17、24是程序上的文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11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证据18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证据19合法性有异议，证据20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21、23真实性有异议；第三人对证据1、2、12、13、14无异议,证据3有异议，证据4证明内容有异议，证据5关联性有异议，证据6、7、8、9、10、11、15、16、17、18、19、20、21、22、23、24、25有异议。 对被告“长江镇政府”提供的证据，原告对证据无异议，被告“仁化县政府”对证据无异议，第三人对证据无异议。 对被告“仁化县政府”提供的证据，原告对证据无异议；被告“长江镇政府”对证据无异议，第三人对证据无异议。 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无异议，证据2、3、4、5、6、7、8、9、10有异议；被告“长江镇政府”对证据1、2、3、4无异议，证据5、7、10证明内容有异议，证据6关联性、证明内容有异议，证据8、9不能当证据使用；被告“仁化县政府”对证据1、2、3、4无异议，证据5、10证明内容有异议，证据6关联性、证明内容有异议，证据8、9不能当证据使用。 经审理查明，原告李道泉是第三人李君民的父亲，二人均为仁化县长江镇凌溪村文章印村小组的村民。本案争议的山岭位于仁化县长江镇凌溪村文章印村小组，原告称其为“墨瓦垇”，四至为：东至荒山，南至磨刀石，西至刘和生山，北至李西生山，面积30亩，地上植被为毛竹；第三人称其为“杨梅垇”，四至为：东至水竹塘，南至磨刀石大路，西至和生山，北至天水，面积47.5亩，地上植被为毛竹、杂草、小树木。 2011年9月10日，第三人李君民向被告“长江镇政府”提交《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案件调解处理申请书》，申请“长江镇政府”对“杨梅垇”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进行调解处理，同时提交户主姓名李军民（1984年改为李君民）1983年12月22日的《自留山使用证》为凭，该证第三栏的记载：“户主姓名：李军民”“地名：杨梅垇”“面积：伍亩”“四至：东至水竹塘，南至大路，西至天水，北至天水埂”。 “长江镇政府”受理李君民的申请后，经实地查勘、调查取证，确认争议山林为“杨梅垇”，四至为：东至水竹塘，南至大路埂至水竹塘，西至天水，北至天水，面积40亩左右，地上植被为毛竹与杂林。此后，“长江镇政府”多次组织原告与第三人调解，均未能达成协议，鉴于原告主张权利的依据仅为其与文章印村小组签订的《林业生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书》，未能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山权林权所有证、自留山证，以及之后依法变更的林木林地权属证书，“长江镇政府”遂于2017年12月27日作出的长府〔2017〕18号《关于长江镇凌溪村文章印组李君民与李道泉山林纠纷的处理决定》，确认争议山林，东至水竹塘；南至大路埂至水竹塘（与李道荣岭交界）西至天水；北至天水，面积约45亩的林地使用权、森林林木所有权、森林林木使用权属第三人李君民所有。 原告不服，于2018年3月7日向“仁化县政府”申请复议，“仁化县政府”于当日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后，经过书面审查“长江镇政府”提交的书面答复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材料，于2018年6月1日作出仁府行复〔2018〕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长江镇政府”作出的长府〔2017〕18号《关于长江镇凌溪村文章印组李君民与李道泉山林纠纷的处理决定》。 原告于2018年6月6日收到仁府行复〔2018〕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后，于2018年6月1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被告“长江镇政府”作出的长府〔2017〕18号《关于长江镇凌溪村文章印组李君民与李道泉山林纠纷的处理决定》及被告“仁化县政府”作出的仁府行复〔2018〕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合法。 一、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以下简称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当出具证据。当事人不能出具证据的，不影响林权争议处理机构依据有关证据认定争议事实。”《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是林权争议的处理依据。当事人未取得前款规定的证书的，1981年至1983年开展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工作时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山权林权所有证、自留山证，以及之后依法变更的林木林地权属证书，是林权争议的处理依据。”根据上述规定，林权争议的处理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的情况下，以1981年至1983年期间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山权林权所有证》《自留山证》或之后依法变更的《林木林地权属证书》为依据。 具体到本案，争议的山岭，原告称为“墨瓦垇”，提供了其与文章印村小组签订的《林业生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书》为凭；第三人称为“杨梅垇”，提供了户主姓名李军民1983年12月22日的《自留山使用证》作为主张权利的凭证，而根据公安部门的确认，第三人的姓名于1984年从李军民改为李君民，因此，对于争议的山林，原告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山权林权所有证、自留山证，以及之后依法变更的林木林地权属证书，第三人虽同样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但其持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自留山证。被告“长江镇政府”根据第三人李君民提交的自留山证，作出争议地名“杨梅垇”争议四至范围内面积约45亩的林地使用权、森林林木所有权、森林林木使用权属归第三人所有的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对符合本法规定，但是不属于本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复议机关提出。”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自行政复议申请受理之日起七日内，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或者行政复议申请笔录复印件发送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副本或者申请笔录复印件之日起十日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同意或者集体讨论通过后，按照下列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一）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决定维持；……”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六十日的除外。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三十日。”本案中，“仁化县政府”于2018年3月7日收到原告复议申请即受理，经审查于2018年6月1日作出仁府行复〔2018〕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长江镇政府”作出的长府〔2017〕18号《关于长江镇凌溪村文章印组李君民与李道泉山林纠纷的处理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 综上，原告关于撤销被告“长江镇政府”作出的长府〔2017〕18号《关于长江镇凌溪村文章印组李君民与李道泉山林纠纷的处理决定》及被告“仁化县政府”作出的仁府行复〔2018〕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由被告“长江镇政府”重新确认争议林地使用权、林权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充分，证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道泉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李道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胡 敏 人民陪审员 刘 玲 人民陪审员 叶清田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书 记 员 黎 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