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辽01民终114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科携生产力促进中心，住所地沈阳市铁**兴工北街。投资人：杨树燕，女，汉族，住址沈阳市和平区保安寺街。委托诉讼代理人：印文博（该公司员工），男，汉族，住址沈阳市皇姑区锦水街。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阳市绿泉果品厂，住所地沈阳市沈北新区马刚乡。投资人：吴军祥，该厂厂长。原审被告：马丹，女，汉族，住辽宁省铁岭县新台子铁东街铁**。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杭，男，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保安寺街。上诉人沈阳科携生产力促进中心因与被上诉人沈阳市绿泉果品厂、原审被告马丹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2018)辽0106民初48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宋宁担任审判长（并任主审），与审判员鞠安成、关宇宁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沈阳科携生产力促进中心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已全额支付了2017年3月7日双方签订的《合作项目委托协议》的服务费13,000元是错误的；我们与被上诉人共签订了三份合同，已经全部开始履行合同义务，被上诉人并未实际支付19,000元。就被上诉人起诉的两个合同，其仅向我们交纳了8,000元，2017年3月7日我们出具的收款收据上虽然写的金额是13,000元，实际被上诉人只交纳了2,000元。2、我方已完成《合作项目委托协议》约定的义务。《合作项目委托协议》签订后，我方履行了合同义务，并于2017年5月12日向被上诉人交付了《可行性研究报告》，被上诉人也确认收到该报告，且将该报告提交了项目主管部门，该事实有被上诉人盖章确认的《可研报告提交确认书》证明；3、上诉人已为被上诉人完成了项目申报，履行了双方2016年8月19日签署的《政策信息咨询服务合同》约定的义务。被上诉人沈阳市绿泉果品厂辩称：我与上诉人只签订过两份合同，我方也交纳了全部款项，第一份合同我们在2016年8月25日和9月19日分别交纳了4,500元和1,500元，就第二份合同我们在2017年3月7日交纳了全款11,000元，刚开始是交了2000元定金，上诉人给我方出具了一个定金条，后来在上诉人写了可行性报告时让我们把全款交齐，又交了11,000元，上诉人将定金条抽回，并给我出具了该收据，写明原先定金是2,000元，尾款是11,000元。原审被告马丹述称：被上诉人所述不实，被上诉人与我公司于2017年3月7日签订13,000元可行性研究报告代理撰写合同，并于当日交纳2,000元定金，在收据上双方约定一周内将尾款11,000元支付给我方，后因被上诉人违约，并未将尾款支付给我方，本合同因被上诉人违约作废。后被上诉人于2017年4月10日联系我方人员，要求重新签订一份可研报告材料补充撰写费用，合同金额为7,000元，但被上诉人实付6,000元，内容为被上诉人自己撰写可行性研究报告，我方仅提供可行性研究报告修改服务，此合同被上诉人仍欠我方1,000元至今未给付。原告沈阳市绿泉果品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2016年8月，被告沈阳科携生产力促进中心的工作人员马丹多次给我打电话，声称我有迹象食品类的专利可以通过被告办理的申报获得国家专利补助，于是我同意了。同年8月19日，我到被告沈阳科携生产力促进中心处签订了合同，被告马丹称需交纳6,000元手续费，于是我先交了1,500元，后在8月25日补交了4,500元。2017年2月，被告马丹告知我有个大奖申报，需补交10,000元，另外帮忙出具申报所需的可行性报告，又让我交3,000元。2017年9月，被告沈阳科携生产力促进中心工作人员给我电话，说申报项目没成功，需要我单位改制，我申请退款，但对方予以搪塞，2017年11月25日我再去其单位时发现已经人去楼空。综上，请求法院判令：1、撤销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合同；2、由被告退还原告所交的款项19,000元；3，补偿原告损失1,000元；4、被告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8月19日，原告与被告沈阳科携生产力促进中心签订《政策信息咨询服务合同》，其中服务名称：政策法规咨询、项目申报服务、项目评审咨询；原告向被告支付人民币6,000元为政策咨询及服务费用，如申报项目未成功申报，被告退还所收费用。合同中未对项目具体名称进行约定，原告未能陈述具体项目名称及具体内容；被告自述该合同具体内容为政策咨询以及项目申报的相关服务。2017年3月7日，原告与被告沈阳科携生产力促进中心双方签订了《合作项目委托协议》，项目名称为“可研报告（无级别）”，项目内容记载为“财务审计由企业自行提供”，服务费13,000元，原告于该合同签订当日支付给被告13,000元。被告自述该合同义务为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撰写，但被告并未举证证明其履行了该义务。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就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能提供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与被告沈阳科携生产力促进中心对于双方签订的上述合同及协议真实性予以认可，上述合同及协议内容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故上述合同及协议合法有效。关于《政策信息咨询服务合同》，因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如申报项目未成功申报，被告退还所收费用”，被告沈阳科携生产力促进中心并未就该项目申报及成功与否举证证明，原告主张被告未履行合同义务，要求解除该合同，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沈阳科携生产力促进中心应退还依据该合同收取原告的6,000元费用。关于《合作项目委托协议》，因合同约定及被告自认，其应履行可行性报告的撰写义务，但被告沈阳科携生产力促进中心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履行了该合同义务，本院对此认定理由同上，对于原告要求解除该合同的主张予以支持，被告沈阳科携生产力促进中心应退还依据该合同收取原告的13,000元费用。关于原告主张被告赔偿损失1,000元的请求，因原告并未就该主张举证证明实际发生，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沈阳市绿泉果品厂与被告沈阳科携生产力促进中心于2016年8月19日签订《政策信息咨询服务合同》；二、解除原告沈阳市绿泉果品厂与被告沈阳科携生产力促进中心于2017年3月7日签订的《合作项目委托协议》；三、被告沈阳科携生产力促进中心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返还给原告沈阳市绿泉果品厂合同价款19,000元；四、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0元，减半收取150元，由被告沈阳科携生产力促进中心承担（原告已预交，由被告直接给付原告）。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一份2017年4月10日双方签订的《合作项目委托协议》和2017年4月10日被上诉人交纳6,000元的收款收据，证明：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该合同项下的1,000元。被上诉人质证意见：有异议，该合同上面的公章不是我公司的公章，我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军祥也没在该委托协议和收款收据上签字。原审被告质证意见：没有异议。此外，上诉人主张：我方在一审已经提交了证据，在一审卷中第41-51页，但一审法院的庭审笔录却没有记载我们所提交的证据，这些证据能够证明我方在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后，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我方给被上诉人在科技创新管理平台完成了项目申报，申报的项目名称为山楂果品食品研制，而且我方于2017年5月12日完成了可行性报告的修改工作，有被上诉人加盖公章的确认书为证。被上诉人质证意见：该确认书上的公章不是我公司的公章。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6年8月19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政策信息咨询服务合同》，约定由上诉人为被上诉人的健全自身创业创新体系及申报材料编制相关事宜提供咨询服务，服务名称：政策法规咨询、项目申报服务、项目评审咨询；咨询服务费及支付方式：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人民币6,000元，如因上诉人原因申报项目未成功申报，上诉人退还服务费用。当天，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了1,500元，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开具了收款收据一张。2016年8月25日，被上诉人又向上诉人支付了4,500元，上诉人又给被上诉人开具了收款收据一张。2017年3月7日，双方签订了《合作项目委托协议》，约定项目名称：可研报告（无级别），服务费13,000元。同日，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出具专用收款收据一份，载明：壹万叁仟圆整，收款事由：定金2,000元，一周之内尾款11,000元。本院审理中，被上诉人明确表示仅依双方2016年8月19日签订的《政策信息咨询服务合同》和2017年3月7日签订的《合作项目委托协议》提起本案诉讼。本院审理中，被上诉人就双方2017年3月7日签订的《合作项目委托协议》所约定的13,000元的支付过程，自述为：大约是在2017年3月7日之前的一个多月，我们交付了2,000元的定金，剩余的11,000元是分两次交纳，前后不到一周，第一次交纳5,000元，第二次交纳6,000元，3月7日交纳完毕，上诉人将2,000元定金条收回，给我公司开具了收款收据。本院二审中，原审被告主张2017年3月7日签订的《合作项目委托协议》已作废。本院认为：因被上诉人在一审仅依双方2016年8月19日签订的《政策信息咨询服务合同》和2017年3月7日签订的《合作项目委托协议》提起本案诉讼，故依照不告不理的原则，本案仅应就上述两份合同进行审理。双方所签订的上述两份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受该两份合同的约束。现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1、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款数额是多少；2、上诉人应否返还被上诉人该款项。关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款数额的问题。双方就2016年8月19日签订的《政策信息咨询服务合同》，被上诉人分两次向上诉人支付了6,000元并无争议，且有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出具的两份《专用收款收据》为证，故本院对此予以认定。现双方主要是针对2017年3月7日签订的《合作项目委托协议》，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的款项数额存在争议。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只支付了2,000元，而被上诉人则主张13,000元已全部付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就该款项的支付情况，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对此，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供了《合作项目委托协议》签订的当天，即2017年3月7日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出具的《专用收款收据》，但根据该收据上载明的收款事由“定金2,000元，一周之内尾款11,000元”的文意，只能认定在2017年3月7日这一时间节点，被上诉人支付了2,000元，尚欠11,000元尾款未支付，双方约定于一周内补齐，故被上诉人应继续举证证明其此后支付了剩余的11,000元。虽然，被上诉人主张该份欠条是其用定金收据换的，但因被上诉人在本院审理中，对双方2017年3月7日签订的《合作项目委托协议》所约定的13,000元的支付过程，自述为“大约是在2017年3月7日之前的一个多月，我们交付了2,000元的定金，剩余的11,000元是分两次交纳，前后不到一周，第一次交纳5,000元，第三次交纳6,000元，3月7日交纳完毕，上诉人将2,000元定金条收回，给我开具了收款收据”。然，本案双方当事人是于2017年3月7日签订的《合作项目委托协议》，并约定委托费为13,000元，被上诉人不可能于一个多月前就向上诉人交付定金2,000元，更不可能于2017年3月7日之前的一周又向上诉人交纳5,000元，而没有让上诉人出具任何凭证，因此本院对被上诉人的此种抗辩不予采信。本院认定：就本案被上诉人诉请的两份合同，被上诉人实际向上诉人支付的款项为8,000元（6,000元+2,000元）。关于上诉人应否返还被上诉人该8,000元款项的问题。因双方在《政策信息咨询服务合同》中明确约定“如申报项目未成功申报，被告退还所收费用”，现上诉人未能证明该项目已成功申报，故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退还该合同项下的6,000元。就因2017年3月7日的《合作项目委托协议》，被上诉人支付的2,000元应否退还问题，因作为上诉人的员工的马丹在本院二审中自认“2017年3月7日签订的《合作项目委托协议》已作废”，且一审法院已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上述两份合同，故上诉人应将因该合同而收取的2,000元予以退还。综上所述，上诉人沈阳科携生产力促进中心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2018）辽0106民初4852号民事判决的第一、二项；二、变更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2018）辽0106民初4852号民事判决的第三项为：上诉人沈阳科携生产力促进中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返还被上诉人沈阳市绿泉果品厂8,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撤销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2018）辽0106民初4852号民事判决的第四项；四、驳回上诉人沈阳科携生产力促进中心的其他上诉请求；五、驳回被上诉人沈阳市绿泉果品厂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0元，减半收取150元，由被上诉人沈阳市绿泉果品厂负担90元，由上诉人沈阳科携生产力促进中心负担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被上诉人沈阳市绿泉果品厂负担180元，由上诉人沈阳科携生产力促进中心负担12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 宁审判员 鞠安成审判员 关宇宁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日法官助理李国楠书记员关瑞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