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3民初1769号原告：深圳市华新华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东门中路**东方大厦**。代表人：刘澄清，深圳市华新华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涛，管理人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嘉蕙，管理人工作人员。被告：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华实大厦**/div>法定代表人：刘传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威，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强，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深圳市华新华投资有限公司诉被告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涛、黄嘉蕙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威、崔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于1995年4月14日经核准设立，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16000万元，其中，深圳经济特区发展财务公司认缴出资3200万元，持有股权比例为20%；其余股东：深圳三峡经济开发公司认缴出资1440万元（持股9%）、北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认缴出资3680万元(持股23%)、深圳市龙岗电影城发展有限公司（已更名为深圳市龙岗电影城实业有限公司）认缴出资7680万元（持股48%）。1995年4月12日，深圳粤安审计师事务所出具粤安验字(1995)第027号《验资报告书》称：原告的上述股东于1995年4月11日将上述出资缴入中信银行金山大厦支行（原中信银行上步支行）账户。2015年9月2日，深圳市合泰亨投资有限公司申请原告破产清算一案经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并指定广东万乘律师事务所为原告管理人，刘澄清为负责人。管理人依法接管原告后，向中信银行深圳金山大厦支行（原中信银行上步支行）询证获悉，自1995年4月8日至1995年4月11日这期间，原告的上述股东并未向中信银行深圳金山大厦支行（原中信银行上步支行）汇入认缴的注册资本金。另外，中信银行深圳金山大厦支行告知管理人，1995年4月期间，原告并未在该行开立账户。粤安验字(1995)第027号《验资报告书》载明的账号与1995年中信银行深圳金山大厦支行的账号规则不符。经管理人调查得知，深圳经济特区发展财务公司的名称已经变更为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即本案被告，并迁址北京。2016年3月25日，原告管理人随即专文致函被告，敦促其履行出资义务。但迄今为止，被告仍未履行缴纳的义务。2016年6月，中信银行深圳金山大厦支行接到被告的查询函，要求确认中信银行金山大厦支行为华新华公司设立的验资账户是否真实存在。经中信银行金山大厦支行查证，1995年4月期间，原告并未在中信银行深圳金山大厦支行开立账户。被告作为原告股东，依法应按其认缴出资额3200万元向原告履行出资义务，但被告并未履行出资义务。虽经管理人函告，但至今亦未履行。为维护原告及其债权人合法权益，原告管理人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的相关规定，请求判令：一、被告立即向原告履行出资义务人民币3200万元；二、被告承担案件受理费。被告答辩称，一、陈强等人伪造被告公章与公司文件，冒用被告名义出资，涉嫌刑事犯罪，深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局已经立案。本案的争议事项，即被告是否需要向原告履行出资义务及被告是否已经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据原告所称，被告的出资义务发生在1995年。原告证据中包含的被告公司信息均是由陈强等人伪造的。在深圳中院通知被告应诉前，被告根本不了解原告的存在情况，更没有持有原告20%股权、履行出资义务的意思表示。被告的前身是深圳经济特区发展财务公司，为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特发集团”，曾用名称为深圳经济特区发展(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属于全民所有制企业。2004年12月30日，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等13家公司签署《股权(出资)转让协议》，将深圳经济特区发展财务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该13家公司，特发集团原委派的管理成员整体退出。2005年，被告的名称变更为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仍然属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在被告股权的转让交易中，特发集团、大唐集团等对被告的对外投资情况进行了详尽、细致的调查和评估，并未发现被告对原告做过投资，各方对原告的存在一无所知，被告也从未参与对原告的经营。在深圳中院通知被告应诉后，被告即与特发集团沟通此事。为查清真相、避免国有资产重大损失，2017年3月，被告与特发集团联合向深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局提交了陈强涉嫌犯罪的《控告材料》。2017年4月5日，深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局受理并给予回执。4月10日，深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局决定予以立案并下发了《立案告知书》：“陈某涉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一案，我局认为有犯罪事实发生，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且属于管辖范围，现已依法立案。特此告知。”二、陈强等人冒用被告名义出资，应属无效民事行为，被告不是本案的适格当事人，原告无权要求被告出资。（一）原告自始明知被告不存在履行出资义务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收到深圳中院的《应诉通知书》前，被告根本不了解原告的存在情况，更不存在持有原告20%股权、履行出资义务的意思表示。原告声称《验资报告书》中记载的账户不存在、没有收到过注册资本金；不仅没有收到被告的实缴注册资本金，也没有收到其他三名股东深圳三峡经济开发公司、深圳市龙岗电影城发展公司、北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实缴注册资本金；即原告根本没有任何启动资金开展经营活动。原告作为收取注册资本金的主体，理应明知出资是否到位。《验资报告书》早在1995年4月12日就已经出具，届时原告就已经明知被告没有履行出资义务。但在此后长达21年的时间里，原告一直没有对被告或其他三名股东的出资提出过异议。委托深圳粤安审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书》的是原告，验资过程中需要的出资证明文件，也由原告负责提供。原告声称《验资报告书》内容不实，证明该文件要么是原告串通深圳粤安审计师事务所伪造的，要么是原告欺骗深圳粤安审计师事务所制作的。原告自始明知被告不存在履行出资义务的真实意思表示。不仅如此，原告还在没有收到任何实缴资本、没有任何启动资金的情况下虚构历年的《公司年检报告书》《审计报告书》《验资报告书》等文件，编造了下列投资、亏损、应收账款、预付账款等虚假数据。这在客观上证明原告自始明知被告不存在履行出资义务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原告设立之初至今连续多年与陈强等人合谋造假，构成恶意串通。1、1995年度《公司年检报告书》记载：原告四家股东实缴注册资本1.6亿元，原告资产总额15,839.92万元，总负债5.3万元，净资产总额15,834.62万元，亏损额165.38万元；开户银行为中信实业银行东城支行，帐号为02×××97。《资产负债表》显示，原告货币资金4,927.46万元，短期投资2,870万元，其他应收款546.94万元，存货3.03万元，长期投资6,115万元等等。2、1996年度《公司年检报告书》记载：原告四家股东实缴注册资本1.6亿元，净资产总额为15,956.88万元，亏损额43.12万元。开户银行为中信银行深圳分行东城支行，帐号为02×××97。原告《对外投资情况》包括(经被告核实，下列公司均不存在，为原告伪造的投资)：1)以3300万元货币投资海南品泰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持股100%；2)以1000万元货币投资长春大成玉米基地有限公司，持股100%；3)以963.9万元货币投资上海玉米糖加工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原告该年度总计对外投资5,263.9万元。《资产负债表》显示，原告货币资金期末数为4.69万元，短期投资5456.22万元，应收款1474.44万元，预付账款449.05万元，存货962.55万元，长期投资5263.9万元等等。该年度报告中还包括一份由深圳北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书》，详细记载了原告的股东出资、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等情况。3、1997年度《公司年检报告》记载：原告股东变更为龙岗公司、北银公司和被告三家，出资情况仍为1.6亿元注册资本金全部实缴，资产总额增加至21,281万元，负债1,776万元，净资产总额19,505万元，开户银行为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分行东城支行，帐号为02×××97。原告《对外投资情况》包括(经被告核实，下列公司均不存在，为原告伪造的投资)：1）以3700万元现金投资上海天纪大厦，持股60%；2）以350万元现金投资北京华广卫星电视公司，持股35%；3）以530万元现金投资广州集美智能卡公司，持股100%；4）以470万元现金投资北京铃和食品公司，持股100%。原告该年度总计对外投资5,050万元。《资产负债表》显示，原告货币资金期末数为253万元，短期投资45万元，应收款1687万元，预付账款486万元，其他应收款10,769万元，存货1691万元，长期投资5104万元等等。4、1998年度《公司年检报告书》记载：原告三家股东实缴注册资本1.6亿元，净资产总额为19,137.44万元，亏损额368.03万元。开户银行为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分行东城支行，帐号为02×××97。原告《对外投资情况》包括(经被告核实，下列公司均不存在，为原告伪造的投资)：1）以3700万元现金投资上海天纪大厦，持股60%；2）以350万元现金投资北京华广卫星电视公司，持股35%；3）以530万元现金投资广州集美智能卡公司，持股100%；4）以470万元现金投资北京铃和食品公司，持股100%。原告该年度总计对外投资5,050万元。《资产负债表》显示，原告货币资金期末数为1,232,180.5万元，短期投资200,500万元等等。此外，原告证据二《深圳市华新华投资有限公司章程》第十一条约定：“各股东所认缴出资必须在1997年10月15日公司设立前足额投入。”可以进一步证明，原告明知《验资报告》是伪造的，被告自始不具备向原告出资的意思表示；1995年4月出具《验资报告》时原告自知没有收到任何实缴出资，不具备善意。（二）陈强冒用被告名义，与原告恶意串通、损害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被告的利益，其冒名出资行为应属无效民事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三)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四)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五)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六)经济合同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七)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如上所述，原告一方面声称《验资报告书》中记载的账户不存在、没有收到过任何股东交纳的注册资本金；一方面连续多年伪造《公司年检报告书》《审计报告书》《验资报告书》等文件，编造投资、亏损、应收账款、预付账款等虚假数据。上述诸多事实证明，原告与陈强等人恶意串通，损害了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被告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四)项的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为应属无效。（三）陈强冒用被告名义，原告无权要求被告出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为《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八条规定：冒用他人名义出资并将该他人作为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冒名登记行为人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被冒名登记为股东的承担补足出资责任或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陈强冒用被告名义出资并将被告作为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应当由陈强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告无权以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被告承担补足出资责任。具体事实及理由如下：1、《深圳市华新华投资有限公司章程》中的被告公章是伪造的，并非被告的真实公章。被告申请法院对此进行司法鉴定。庭前原告又补交了1997年股东会决议，被告也同时申请对1997年股东会决议上的被告的公章进行司法鉴定，书面的已经提交给法庭。2、自始至终，被告从未参与设立原告，不存在与其他股东设立原告的合意，不存在分享利润和承担风险的意思表示，且不知晓自身名义被冒用；被告从未参与过原告的经营管理，从未参加原告的股东会，从未要求或享受过分红，从未分享或行使有任何股东权利，亦没有承担过任何股东义务；原告也没有向被告出具过股东出资证明书或股东名册。3、原告在没有收到任何实缴资本、没有任何启动资金的情况下虚构历年《公司年检报告书》《审计报告书》《验资报告书》等文件，编造投资、亏损、应收账款、预付账款等虚假数据。在客观上证明，原告自始明知被告不存在履行出资义务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原告设立之初至今，连续多年与陈强等人合谋造假，构成恶意串通。下列判例中的相关事实和各级人民法院的司法认定可以进一步证明，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八条的规定，陈强冒用被告名义出资并将被告作为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应当由陈强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告无权以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被告承担补足出资责任：1、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2013)奉民二(商)初字第1534号民事判决认定：该法院认为，形式上原告虽系被告工商登记的股东，但实质上原告并非被告的股东。具体理由如下：主观上，原告既无出资设立公司、参与经营管理、分享利润和承担风险的意思表示，亦无为自己或他人与公司其他股东设立公司的合意，且根本不知其名义被冒用。客观上，原告未曾履行股东应尽的出资义务及其他义务，亦未享有任何股东权利。综上，原告既无成为被告股东之意思，亦未行使任何股东权利，不应将其视为被告法律上的股东，继而不应赋予其任何股东之权利与义务。2、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2015)奉民二(商)初字第1860号民事判决认定：形式上原告虽系被告工商登记的股东，但实质上原告并非被告的股东。具体理由如下：第一，被告的设立手续系由第三人王厚明、王英去办理，且被告工商内档资料上原告的签字与原告诉状上的签字明显不同，加之，被告设立时，公司登记机关对登记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并不作实质审查，故本院有理由相信，被告工商内档资料上的签字并非原告本人所签。第二，因原告从未在被告工商内档资料上签字，且被告工商内档资料上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是一代身份证，而在被告设立之前两年原告已重新办理好二代身份证，无须再行使用第一代身份设立被告，故由此可知，原告并未实际参与设立被告，其并不存在出资、参与经营管理、分享利润和承担风险的意思表示，亦无为自己或他人与被告其他股东设立公司的合意，且其自己并不知晓其名义被冒用。第三，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告曾参与被告的经营管理并履行出资等义务，亦不能证明原告知晓被告的存在而放任不管，也即，原告从未曾履行股东应尽的出资义务及其他义务，亦未享有任何股东权利。综上，原告既无成为被告股东之意思表示，亦未行使任何股东权利，不应将其视为被告法律上的股东，继而不应赋予其任何股东之权利与义务。3、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张中民终字第126号民事判决认定：上诉人马兴国虽然在被上诉人擎天建材公司成立时的章程和工商登记资料上被记载为股东，但其并没有在被上诉人擎天建材公司设立时的章程上签名，也没有委托他人在公司章程上签名，且其不能提供公司给其出具的出资证明书或其他能够证明其向擎天建材公司投入资本的证据，对于公司成立的事务并不知情，自擎天建材公司2002年成立至今，其没有参与过公司的经营管理，参加公司的股东大会，没有要求过分红，其既没有享有和行使过股东的权利，亦没有承担过任何股东义务，证明上诉人马兴国并没有与擎天建材公司的其他股东共同出资设立及经营管理该公司的意思表示，因此，上诉人马兴国并不具备作为擎天建材公司股东的实质要件，属于冒名投资中的被冒名者。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八条“冒用他人名义出资并将该他人作为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冒名登记行为人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被冒名登记为股东的承担补足出资责任或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其不应承担股东的义务，亦不应享有股东权利。4、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2015)青民二(商)初字第2353号民事判决认定：澎惠公司于2012年10月25日开始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至2012年11月20日设立。原告作为工商登记的股东，应提供身份证明。从常理而言，提供的应为当时所持有的身份证，但原告在工商部门留存的身份证与其当时持有的身份证有效期不一致，故原告的身份系冒用而登记为澎惠公司股东，原告并无设立澎惠公司的意思表示，不符合股东的基本要件。原告并非澎惠公司股东，其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亦不成立。5、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锡执复字第0062号执行裁定认定：本案中红箭公司在工商管理部门档案里的《股东会会议决议》上交通协会印章系伪造，红箭公司冒用交通协会名义将其作为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进行登记，交通协会并非红箭公司的股东。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九条规定：“冒用他人名义出资并将该他人作为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冒用登记行为人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被冒名登记为股东的承担补足出资责任或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将交通协会追加为被执行人无法律依据，交通协会异议成立。（四）陈强无权代理被告参股设立原告，被告不是本案的适格当事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为《民诉法司法解释》)第六十二条规定：下列情形，以行为人为当事人：(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登记而未登记，行为人即以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的；(二)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的，但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除外；(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终止后，行为人仍以其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3年版)第三十八条规定：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一)决定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第四十六条规定：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参股设立公司即公司的投资事宜，只有股东会和董事会才有权决定。但如上所述，在未经被告股东会和董事会决定的情况下，陈强等人伪造公章与公司文件，冒用被告名义参股设立原告，在民事上属于无权代理行为，本案应以陈强等人为当事人，被告不是本案适格主体；在刑事上属于犯罪行为，深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局已经对陈强等人立案侦查。原告作为被投资公司、注册资本的收款主体、《验资报告书》的委托人和出资证明文件提供方，明知没有收到注册资本、被告不存在履行出资义务的真实意思表示，明知陈强作为行为人无权代理被告、仅是冒用被告的名义参股设立原告。原告无权要求被告履行出资义务。下列判例中的相关事实和人民法院的司法认定可以进一步证明，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六十二条的规定，陈强无权代理被告参股设立原告，被告不是本案的适格当事人：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鄂民一终字第00163号民事判决认定：因宋圣明持伪造的潞安集团印章、相关资质文件及法人私章参与涉案工程投标并中标，并持伪造的潞安集团印章以该集团名义与瑞图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而且实际履行了该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二条第二项“下列情形，以行为人为当事人：……(二)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的，但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除外；……”的规定，宋圣明以潞安集团名义所实施的行为应以其为当事人，其作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应承担其以潞安集团名义所实施的民事行为的法律后果。三、原告伪造《验资报告书》《公司年检报告书》《审计报告书》等，与陈强等人恶意串通，明知并参与犯罪行为，无权要求被告出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涉及经济犯罪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陈强作为行为人，私刻被告公章、冒用被告名义参股设立原告，且原告对此明知并配合造假。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告无需对陈强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同时，原告串通或欺骗粤安事务所伪造《验资报告书》，对外宣称具有1.6亿元人民币的实缴注册资本。在改革开放、经济迅猛发展了22年后的今天看来，拥有高达1.6亿元的实缴注册资本，仍然是一家实力雄厚、现金流极其充裕的公司。退回到改革开放之初的1995年，掌握着1.6亿元的巨额现金资产，原告可以称得上是个巨无霸企业。陈强等人冒用被告名义参股设立原告，目的即在于利用虚假实缴资本假象，从事骗取银行贷款的犯罪行为。原告在成立后，未从事任何实体经济活动。深圳中院受理原告破产案件(案号：(2015)深中法破字第53号)后，管理人甚至未能在注册地址找到原告，更未能取得原告的财务账册和记账凭证等材料。原告的《公司年检报告》中记录了一些对外投资的情况，但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均无法查到被投资公司的任何记录。根据被告的了解，原告仅参与了如下一例子虚乌有的担保经济活动，而被担保人根本不存在：1998年11月26日，原告与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深东支行签署了编号为深工银保(深)字第1998第(144)号的《保证合同》，原告为“深圳市北京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从工商银行贷款1000万元提供担保。经调查，该被担保人根本不存在。本案的起因是原告被提起破产程序，其依据是原告无力偿还其为“深圳北京贸易公司”从工商银行贷款1000万元的提供的担保责任。1998年11月26日，深圳北京贸易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深东支行贷款人民币1000万元，借款期限为1998年11月26日至1999年8月26日，双方签订合同编号为深工银短借(深)字1998第(157)号的《借款合同》。借款到期后，深圳北京贸易公司未按期还款，工商银行向深圳中院起诉，要求深圳北京贸易公司和原告偿还该笔借款本金及利息。2003年12月15日，深圳中院作出(2003)深中法民二初字第376号民事判决，判决本案原告对深圳北京贸易公司1000万元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5年7月12日，工商银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后深圳市合泰亨投资有限公司最终受让该笔债权，并向深圳中院提起破产申请，原告进入破产程序。但是，据被告掌握的材料，原告从未对“深圳北京贸易公司”提供过担保。被告曾向深圳中院申请调阅376号案的诉讼档案，被深圳中院拒绝。被告特此请求合议庭依职权调取该案档案，以查明事实。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借款人为深圳北京贸易公司，其正是参与陈强等人虚假参股设立原告的股东之一北银公司的股东。原告伪造《验资报告书》《公司年检报告书》《审计报告书》等，明知陈强等人私刻公章、冒用被告名义实施犯罪行为，根据《涉及经济犯罪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原告无权要求被告出资。下列判例中的相关事实和人民法院的司法认定可以进一步证明，根据《涉及经济犯罪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陈强等人伪造被告公章、冒用被告名义参股设立原告，涉嫌经济犯罪，原告对此明知并共同参与犯罪行为，无权要求被告履行出资义务：1、最高人民法院(2002)民二提字第5号民事判决认定：《涉及经济犯罪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因此，犯罪嫌疑人私刻印章，盗用供销部营业执照复印件进行犯罪活动应当由行为人负责，供销部不承担因该账户所产生的民事责任，供销部的开办单位发展公司也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北海公司与供销部没有经贸关系，将2380万元巨额定金转入232账户，在加工厂不履行合同又不退款长达二年后才通过诉讼主张权利，以致使犯罪嫌疑人撤销了232账户，转走全部资金，北海公司也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原审以出借账户为由判决发展公司和供销部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不当，应予纠正。2、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民申2648号民事判决认定：经审查认为，根据《涉及经济犯罪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祥昊公司在本案一审中已就张盟春伪造其公司印章对外签订合同一事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已决定对祥昊公司单位印章被伪造一案立案侦查，且永诚租赁站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张盟春在涉案钢管扣件租赁事宜中使用的印章曾被祥昊公司认可，或者在祥昊公司其他经济往来中实际使用过，亦不能证明祥昊公司实际参与了涉案租赁合同的履行，故张盟春是否存在私刻、伪造祥昊公司印章的行为将影响到涉案租赁合同的效力及相关民事责任的认定，二审裁定认为本案涉嫌经济犯罪、应当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并无不当。若公安机关决定撤销涉嫌经济犯罪案件或者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的，抑或永诚租赁站能够提供证据证明祥昊公司对张盟春私刻单位公章签订租赁合同存在明显过错，且该过错与永诚租赁站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永诚租赁站可依法另行向祥昊公司主张权利。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苏商终字第0385号民事判决认定：从案涉购销合同的签订来看，张某在签约时并未向龙跃公司出示书面授权文件，龙跃公司提交项目部管理人员名单亦在一审诉讼之后。购销合同虽加盖鑫盛公司的公章，但该公章已被确认为张某私刻的印章，依照《涉及经济犯罪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张某使用私刻印章签订的合同对鑫盛公司不具有约束力。况且合同相对方见到张某在项目部加盖鑫盛公司印章，亦应对该公章的真实性及张某是否经授权使用公章产生合理怀疑。张某虽称其私刻印章经过鑫盛公司项目经理曹华的同意，但项目经理并不具备该项许可权限。至于龙跃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公示牌照片，拍摄时间早于案涉工程的开工时间，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况且作为专业的建材供应商，龙跃公司应对目前建筑市场大量存在挂靠人、实际施工人的情况有所认知，仅凭公示牌亦不能证明龙跃公司系有理由相信张某能代表鑫盛公司的善意相对方。四、陈强等人通过伪造公章冒用被告名义签署的章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的规定应属无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外投资需经股东会和董事会批准决定，而陈强盗用、冒用被告公章签署原告章程，显然属于无权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于1999年生效，本案争议事实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根据下列法律规定，原告与陈强等人的上述行为应属无效：1、《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七条：下列经济合同为无效：(三)代理人超越代理权限签订的合同。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一)款：在审查法人资格时，还应审查合同签订人的代理人资格及其代理权限。其中(1)盗用、冒用单位名义签订合同的，其所签订的合同无效。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具体适用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二条第(三)款：合同签订人盗用单位的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签订经济合同的，应当确认为无效合同，一切责任由盗用人自负，构成犯罪的，应及时移送公安检察机关处理。即使依据1999年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其第五十二条第(三)款也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五、已过诉讼时效。暂且不论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验资报告书》于1995年4月12日出具，原告当时就明知没有收到注册资本，至今已经长达22年之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无论从原告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时起算两年，还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二十年(被告不认为存在侵害原告权利的行为)，原告的诉讼请求都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不应当受到保护。综上，无论是依据公司法、经济合同法、合同法，还是依据民法通则，原告的章程都是无效的，原告与陈强等人冒用被告名义的出资行为亦属于无效民事行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应予驳回。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原告留存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设立登记申请书记载，1995年4月14日，深圳经济特区发展财务公司（被告的原名，以下简称为特发财务）、深圳市龙岗电影城发展公司（以下简称为龙岗电影）、北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北银集团）、深圳三峡经济开发公司（以下简称为三峡公司）共同成立深圳市华新华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20%、48%、23%和9%，公司注册资本金为16000万元，王家骅为法定代表人。设立登记申请书记载股东名称三峡公司的位置处有用笔划去以及下划三角符号的痕迹。原告1995年和1996年的年检报告显示原告有四名股东，股东名称及持股比例与设立登记申请书记载一致。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查询单显示，原告分别于“1900年1月1日”、1997年10月17日、1998年8月11日发生过三次变更，变更信息为股东、住所、负责人、注册号、法定代表人等。变更信息中，“1900年变更前股东”未显示原股东信息，但显示变更后的股东为特发财务、龙岗电影、北银集团。原告1997年的年检报告显示，原告股东为特发财务、龙岗电影、北银集团三位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20%、48%、32%。在股东、发起人变更情况一栏记载，原登记股东为特发财务、龙岗电影、北银集团、三峡公司，年检时实际股东为特发财务、龙岗电影、北银集团。原告留存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商内档资料显示，原告有两份章程，一份记载于1995年3月2日经公司创立大会通过，股东签名、盖章处有特发财务、龙岗电影、北银集团、三峡公司的公章。该份章程记载原告有特发财务、龙岗电影、北银集团、三峡公司四位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20%、48%、23%和9%，公司注册资本金为16000万元，各股东认缴出资必须在1995年4月15日公司设立前足额投入。另一份章程落款日期为1997年10月15日，该份章程记载原告有特发财务、龙岗电影、北银集团三位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20%、48%、32%，股东签名、盖章处有特发财务、龙岗电影、北银集团的公章，公司注册资本金为16000万元，各股东认缴出资必须在1997年10月15日公司设立前足额投入。原告1997年的年检报告显示，在本年度章程是否修改一栏记载“是”，在修改的章程是否已备案一栏记载“是”。原告留存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商内档资料显示，1995年4月11日，特发财务、龙岗电影、北银集团、三峡公司作出关于选举董事会的决议，决议记载，根据原告章程第四章23条规定，选举王家骅等5人为公司董事。股东签章处盖有特发财务、龙岗电影、北银集团、三峡公司的公章。同日，原告董事长（执行董事）任职书记载，根据公司章程第四章25条规定，任命王家骅为公司董事长，公司法定代表人；根据公司章程第四章28条规定，聘任王家骅为公司总经理。董事会成员（或股东）签章处盖有特发财务、龙岗电影、北银集团、三峡公司的公章。根据1997年10月15日，特发财务、龙岗电影、北银集团就变更法人代表、董事、监事等事宜作出股东会决议，股东签名处有特发财务、龙岗电影、北银集团的公章。深圳粤安审计师事务所于1995年4月12日作出粤安验字（1995）第027号验资报告书称，截至1995年4月11日，原告合营四方特发财务、龙岗电影、北银集团、三峡公司实缴资本金为16000万元，各方实际缴付3200万元、7680万元、3680万元、1440万元，开户银行为中信银行上步支行。2015年10月14日，中信银行深圳上步支行变更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金山大厦支行。根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金山大厦支行出具的《询证函》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在《协助查询通知书（回执）》的答复，1995年4月期间，原告未在其银行开户，也未见原告的股东出资汇入注册资本金。在庭审过程中，被告确认没有出资。本院于2015年9月2日受理深圳市合泰亨投资有限公司申请原告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广东万乘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该案尚在审理过程中。在清算过程中，管理人发现被告并未实际缴纳注册资金，遂于2016年3月25日向被告送达了《关于足额缴纳出资的函》，要求被告向原告履行出资义务。被告原名为特发财务，2005年1月1日变更为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2006年1月23日变更为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1995年3月3日，被告法定代表人由陈宏明变更为陈强。1997年7月3日，被告法定代表人由陈强变更为陈宏明。被告在庭审过程中称陈强因伪造公章、冒用特发财务名义设立原告，已被深圳市公安局立案侦查。根据被告提交的深圳市公安局《立案告知书》记载，陈某因涉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一案，深圳市公安局认为有犯罪事实发生，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且属于管辖范围，现已依法立案，落款时间为2017年4月10日。在庭审过程中，被告对原告1995年3月2日签订的公司章程上特发财务所盖公章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1997年10月15日签订的公司章程上特发财务所盖公章的真实性持有异议。被告向本院申请对特发财务在原告1997年10月15日的公司章程上所盖公章印文以及特发财务在原告1997年10月15日股东会决议上所盖公章印文进行鉴定。经原、被告双方同意，本院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上述公章的印文进行鉴定，并向深圳市公安局调取原告留存的公章印文作为样本。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粤南〔2017〕文鉴字第1042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原告1997年10月15日的公司章程上特发财务的公章印文以及原告1997年10月15日股东会决议上特发财务的公章印文，与原告留存于深圳市公安局的公章印文不是同一印章盖印。本院随后依职权向深圳市公安局去函了解特发财务的公章变更情况，深圳市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两份特发财务的印鉴卡，一份是特发财务的公章印鉴式样，一份是特发财务的财务专用章印鉴式样。在庭审过程中，本院依职权通知陈强就特发财务设立原告一事出庭作证，陈强称因健康原因在医院治疗不能出庭并出具了书面意见，称由于时间久远，身患疾病，对于设立原告一事没有印象，关于特发财务投资原告一事，可查阅特发财务档案。以上事实，有《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公司章程》、《公司年检报告书》、工商登记变更资料、《验资报告书》、《关于足额缴纳出资的函》、《银行询证函》、《协助查询通知书（回执）》、股东会决议、《司法鉴定意见书》、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是追收未缴出资纠纷，由于原告所主张的被告欠缴注册资金的行为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修订）实施之前，故本案应适用1993年12月29日发布、1994年7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被告有否出资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3年发布）的相关规定，公司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准备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临时帐户。原告的公司章程（1995年3月2日签订）约定，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为16000万元，各股东认缴出资必须在1995年4月15日公司设立前足额投入。按照公司章程约定的持股比例，被告应当缴纳3200万元出资。根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金山大厦支行在《银行询证函》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在《协助查询通知书（回执）》上的答复，原告的股东没有在其银行开立账户并汇入注册资本金。被告在庭审过程中亦陈述没有投资设立原告也没有投入注册资本金。关于被告是否被他人冒用被告名义出资并将被告作为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问题。所谓冒名登记即是以根本不存在的人的名义出资登记，或者盗用他人的名义出资登记，被冒用名义人未签署过公司章程、未缴纳出资、未行使股权，从未有过成为股东的意思表示和外观行为，只是其名义被盗用记载于有关的形式要件之中，其对自己名义被盗用一无所知。本案中，被告主张特发财务的法定代表人陈强冒用特发财务名义设立原告，被告自始不知道原告的存在，原告无权要求被告出资。被告主张被冒用名义设立原告的理由主要有三，一是原告虽然于1995年设立，但由于对外公示记载的股东与1995年3月2日签订的公司章程股东不一致，说明公司登记机关并没有依据1995年3月2日签订的章程设立原告，1995年3月2日签订的章程没有生效；原告是依据1997年10月15日签订的章程设立，而1997年10月15日签订的公司章程上特发财务所盖公章系伪造；二是陈强签署原告公司章程，没有经过被告内部股东会或董事会批准，系超越代理权限的无效民事行为；三是陈强伪造公章与公司文件，涉嫌刑事犯罪，深圳市公安局已经立案侦查。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在原告的工商内档资料里留存有两份公司章程，一份是1995年3月2日公司设立之时制作的章程，公司股东为四名；一份是落款日期为1997年10月15日的章程，公司股东为三名。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997年10月15日的原告章程上特发财务所盖公章印文与特发财务留存在深圳市公安局的公章印文不一致。被告在庭审过程中并未对原告设立之初的章程（1995年3月2日签订）申请鉴定，也认可特发财务在该章程（1995年3月2日签订）上所盖公章的真实性。对此，本院认为，虽然在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的表格上，股东发起人之一三峡公司被划去，但相应投资比例并未随之调整，同时提交的《股东大会关于选举董事的决议》和《公司董事长任职书》均盖有特发财务等四名股东的公章，原告1995年和1996年的年检报告记载的四名股东也与设立登记申请书记载一致。原告1997年年检报告记载股东变更为三名，与同年修改的公司章程（1997年10月15日签订）所载股东名称及持股比例一致，也与现在工商登记资料对外记载的股东数量、名称和持股比例一致。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查询单记载原告于“1900年”发生过股东变更，“1900年”显而易见为登记机关笔误，但变更事由之一为股东变更，与原告1995年3月2日签订的公司章程、1995年-1996年的年检报告中的记载能够互相印证，说明原告设立之初确有四名股东，1997年原告股东才变更为三名。设立公司必须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公司章程等相关资料，原告于1995年设立，1995年3月2日签订的公司章程内容完整，形式完备，形成时间与原告设立时间相吻合，设立时配套的一系列文件包括公司章程均一直留存在公司登记机关，没有证据显示公司登记机关是依据同时期其他版本甚至是使用1997年10月15日签订的章程进行的设立登记。原告设立后，股东由四名变更为三名，公司登记机关也有相应的资料记载，被告抗辩没有证据证明原告股东发生过变更，从而认为原告1995年3月2日签订的公司章程未被用于设立登记的理由不能成立。故本院认为，原告于1995年4月14日已经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设立，设立时依据的是1995年3月2日签订的公司章程，公众自此可以从公司登记部门获知原告设立的事实。原告之后的公司章程即使存在个别股东公章与原来所盖公章不符的情形，亦不能改变原告已经依法对外成立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的事实。原告工商内档资料显示，特发财务的公章并非只出现在1995年3月2日签订的公司章程，1995年4月11日原告《股东大会关于选举董事的决议》、《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任职书》都盖有特发财务的公章。特发财务在上述一系列文件上的盖章行为，均可证明特发财务参与设立原告并行使相关股东职权的事实。被告主张陈强没有经过特发财务内部审批程序，属于擅自加盖公章的无效民事行为。对此，本院认为，陈强在1995年3月3日至1997年7月3日期间担任特发财务法定代表人，这正是特发财务参与设立原告的时间，而法定代表人是公司合法的对外行为主体，无需公司特别授权即可自动享有代表公司实施法律行为的权利，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应当推定为职务行为。陈强设立原告是否符合特发财务内部审批流程属于特发财务的内部事务，没有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即使陈强没有履行特发财务内部相关的审批手续，亦是特发财务内部管理的问题，不影响原告已经合法成立的法律效力，特发财务也应当承担因内部管理问题产生的法律责任。被告主张陈强冒用特发财务名义设立原告，在刑事上属于犯罪行为，深圳市公安局对此已经立案侦查。但被告提交的深圳市公安局《立案告知书》没有明确陈某的身份，且被告至今无法提供深圳市公安局对陈强的调查结论。本院依法通知陈强到庭作证，陈强自称在医院治疗疾病，显见亦未被限制人身自由。被告主张陈强擅自使用特发财务公章、冒用特发财务名义设立原告的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参与设立原告，应当履行相应的出资义务，被告以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关于被告应当履行出资3200万元义务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3年发布）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深圳市华新华投资有限公司支付注册资金人民币3200万元。如被告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01800元和鉴定费用12200元，由被告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霍 雨审判员 赵 钟审判员 谢继宇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书记员 朱秋爽附录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3年发布）第二十五条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准备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临时帐户；以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者土地使用权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所认缴的出资，应当向已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公司法实施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和新受理的民事案件，其民事行为或事件发生在公司法实施以前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