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2民终763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华，男，汉族，住莱西市济南路翡翠城**。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静，女，汉族，住莱西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俊峰，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甄世浩，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同友，男，汉族，住莱西市。 上诉人李华，上诉人赵静因与被上诉人陈同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莱西市人民法院(2017)鲁0285民初7597号民事判决，向原审法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1月2日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华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改判其不支付陈同友挖掘机租赁费426000元及利息（以426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13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2.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陈同友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判决超出陈同友诉讼请求范围。从起诉状看，仅限于双方2016年11月12日的《挖掘机租赁合同》，施工地点位于乳山市，且因该项目缺乏相关审批手续，属于非法作业，被政府有关部门责令必须于2017年2月15日前停工，“因不可抗拒理由停工”，该租赁合同解除，作业时间不足两个月，李华支付租金8万元，该项目不欠租赁费。之后在青石楼工地施工，但干干停停，双方协商重新建立新的租赁合同关系，与2016年11月12日的《挖掘机租赁合同》无关，超出了诉讼请求范围。二、双方约定配备一名操作工，即仅有王某某，并没有于某，于某的证人证言虚假。三、原审法院认定租赁期限2016年11月12日至2017年10月12日，以2016年11月12日《挖掘机租赁合同》租金标准支付11个月，与事实不符。1.该合同已解除；2.双方约定每月至少工作270小时，才全额支付46000元；3.挖掘机系大型机械，不可能每天工作，春节、清明节、中秋节等法定节日累计停工42天，降雨、降雪、台风恶劣天气停工40天，故障维修停工累计34天，应扣除租金。 赵静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李华在《挖掘机租赁合同》约定施工项目不拖欠陈同友租金，赵静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对方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第二条适用法律错误。原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李华支付陈同友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赵静并对此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本案属于租赁合同纠纷，非民间借贷纠纷，而民间借贷案件亦未规定租赁合同纠纷等案件可以直接或参照适用。因此原审法院不应将民间借贷案件规定适用于本案，从而判决李华支付利息。二、原审判决第一条、第三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赵静不是李华、陈同友签订的《挖掘机租赁合同》保证人。（1）赵静为二人租赁业务中间人、介绍人。因李华承揽探矿工程需要租赁挖掘机，便想通过赵静进行联系，赵静作为中间人通过朋友联系了陈同友，在赵静介绍下二人签订了《挖掘机租赁合同》。（2）赵静未与陈同友签订保证合同（或在租赁合同中约定保证条款）。从签订过程看，赵静为中间人、介绍人，二人均未与赵静协商过承租人不给付租金时，由赵静承担保证责任。赵静也根本未做出过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愿意按约定履行债务或承担责任的意思表示。同时租赁合同中也未约定任何保证条款，如保证方式、期间、保证担保范围等内容，不能仅依据赵静在合同落款“担保方”处签字就认定赵静为保证人，赵静只有担保人之名而无担保意向之实，该“担保方”实为介绍人或见证人。（3）陈同友在原审第一次开庭时称“原告与被告李华是同学，原告通过李华认识赵静。2016年11月12日在李华家中签订挖掘机租赁合同一份，当时赵静以李华合伙人的身份在合同上签字”，陈同友的上述陈述亦可印证赵静与两人在签订《挖掘机租赁合同》时根本未协商过赵静作为保证人的事情。2.即使认定赵静为2016年11月12日《挖掘机租赁合同》保证人，亦不承担本案争议之债务的保证责任。（1）租赁合同约定的施工项目下李华不拖欠陈同友租金。租赁合同明确约定挖掘机使用地点位于乳山市，租赁期限自2016年11月12日至2017年4月12日，因不可抗拒因素停工，不付停工的租金。乳山市瑞通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某某伟（曾用名王某）挂靠于威海市祥龙公司，从乳山市崖子镇西凤凰村委会承揽了该村北山前期探矿工程。王某某又与李华合作进行经营。因该项目缺乏相关的行政许可、审批程序，属于非法作业。根据乳山市政府相关部门要求，王某某、西凤凰村委会和当地政府部门责令李华必须于2017年2月15日前停止在凤凰村北的全部探矿工程，并将所有设备撤离施工工地。后与陈同友协商一致，将挖掘机提前撤离工地，该工程至此再未开工，租赁合同终止履行。从2016年11月12日至设备撤离工地，作业时间不足两个月。根据约定李华支付该期间租金8万元，双方在该项目上已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2）原审判决后，据赵静了解得知，李华因在乳山市承揽了（或联系了）案外人李某的土石方工程，需要使用挖掘机作业，其又与陈同友订立了挖掘机租赁合同（包括不限于口头合同），租赁了同一台设备，至乳山市工地继续施工。七天后，李某的工程因政策因素暂时停工。李华又承揽了（或联系了）案外人吴某的工程，租赁了同一台设备，至威海市继续施工了四、五天。待李某的工程后续开工后，李华又回到了李某的工地处继续进行施工。后因在施工过程中，李某与李华出现经济纠纷，李某将挖掘机扣押于青石楼村（工地附近）。后经过努力才将被扣押挖掘机带回。因此是存在两份或两份以上租赁合同（包括不限于口头合同），陈同友主张426000元租金是发生在李华在西诸往村和水道村工程中，即第二份及以后产生的合同。该期间所产生的债权债务与赵静无关。（3）即使原判决认定该426000元租金拖欠事实发生在2016年11月12日租赁合同履行期间，赵静也不承担保证责任。第一，李华、陈同友变更主合同，未取得赵静书面同意，赵静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同意的，如果加重债务人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因此如果将李华在2017年2月之后的合同行为理解为2016年11月12日租赁合同内容的延续的话，李华、陈同友对主合同的施工地点、租赁期间、价款等进行了变动，加重了李华的债务，且该事项未征得赵静书面同意，因此赵静不再承担保证责任。第二，赵静的保证已过保证期间，免除保证责任。租赁合同第三条第二款约定“从设备到达乙方工地当日起计收租赁租金。租金支付每月分两次支付钩机到场第二天付半月租金，到半月再付下半月的租金”，李华应于2017年1月28日支付最后一期的租金。根据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赵静作为保证人的保证期间应自2017年1月28日开始计算至2017年7月28日。另根据担保法解释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三十一条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履行期限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期间为法律规定的期间。且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即使将2017年2月之后的合同视为对原合同期限进行变动的话，在未经赵静书面同意前提下，也已过保证期间。如前文，在合同签订过程中根本未向赵静解释过如何承担保证责任，亦未在法律规定的保证期间内要求赵静承担保证责任，因此赵静的保证责任免除。3.李华实际付给陈同友租赁费186100元，而非陈同友主张、原判决认定的80000元。（1）原审中陈同友认可的已付租赁费有10万元。具体如下：陈同友在原审庭审时称“2016年11月12日至2017年2月12日赵静通过手机转账共计支付我48000元；2017年3月10日赵静通过手机转账支付我1万元；2017年4月1日赵静通过手机转账2000元；2017年4月3日赵静通过手机转账2000元；2017年4月9日赵静通过手机转账4000元；2017年4月28日赵静通过手机转账2000元。2016年11月12日至2017年10月12日，二被告称花修车费12000元”（见卷宗第77页）。以上是因李华资金紧张，通过李华的指示和要求，由赵静直接向陈同友付款共计80000元，即陈同友起诉状中自认的和原判决认定的已付款。此外，原审中还查明案外人黄某于2016年11月11日代李华支付给陈同友10000元（见卷宗第41页、第93-95页）；李华于2016年12月4日直接支付给陈同友10000元（见证据卷第43页）。（2）根据李华安排，赵静直接转账给工地、陈同友安排的挖掘机驾驶员王某某6100元。如下表：                            时间                       金额                       收款人                       备注                               2016.12.29                       1200元                       王某某                       赵静招商银行账户                               2016.12.30                       4000元                       王某某                       赵静招商银行账户                               2017.1.1                       900元                       王某某                       赵静招商银行账户                （3）李华还通过其妻子孙某某梅（62×××16）农业银行账户向陈同友支付了80000元。分别是2017年10月12日转账68000元、2017年10月13日转账12000元。李华、陈同友故意隐瞒部分已付款事实，恶意串通，损害赵静合法权益，该二人有虚假诉讼之嫌，请贵院依法进行调查。4.证人于某做虚假证言，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挖掘机租赁合同》第四条明确约定“挖掘机配备壹名操作工人为乙方服务至合同期满”，在工地施工期间，事实上也仅有王某某波一名操作工人进行作业。关于王某某波身份，陈同友在原审中认可王振波为其雇佣的司机（见卷宗第99页），从原审中证人黄某、李某的证人证言中可证实，且从其代收了6100元租赁费中也可得到印证。因此证人于某在原审中所做的证言“其系陈同友雇佣的挖掘机司机，李华在乳山的工程是由其干的，一直干到2017年10月12日将挖掘机拖回”，结合本案的相关事实可以证实该证人在庭审时做了虚假证言。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现依法提起上诉，请贵院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支持赵静上诉请求。 李华、赵静相互认可对方的上诉意见。 陈同友辩称，李华上诉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挖掘机租赁合同》约定合同终止前必须提前5天电话告知，当日未能退场视为续租。主张11个月租赁费不存在超出诉讼请求问题。二、李华称因不可抗力停工期间应当扣除租金缺乏依据，节假日是否工作取决于李华。李华始终未提供证据证实交回挖掘机，原审法院计算租金正确。三、李华的上诉内容和原审中的答辩意见相互矛盾，原审中称签订合同后干了不到两个月，经过双方结算支付租金8万元，其后陈同友将挖掘机拉走，再也未从事挖掘机作业。上诉状中称干了这个活后，又干了两个地方的活，前后矛盾。 陈同友辩称，赵静上诉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原审法院参照借贷案件判决逾期租金利息并无不当。二、1.赵静认为不是租赁合同担保人，缺乏事依据。赵静应知道在担保人位置签名的意义，且还填写了公民身份证号码。2.认为与陈同友重新订立租赁合同与事实不符。3.合同终止时间为2017年10月12日，不存在超出担保期限问题。三、二审庭审中补充意见，原审中赵静认可自己作为担保人，只是抗辩李华不欠款项，担保责任已履行完毕。这与上诉状中所称不是担保人前后矛盾。针对赵静提交的补充材料，三方共同认可已支付挖掘机租赁费8万元，包含1.2万元维修费，这是三方无争议的事实，现赵静又提出如此多的付款内容，庭后10日内详细查实后作出书面的答辩意见。 陈同友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华、赵静连带清偿挖掘机租赁费426000元，并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承担逾期付款利息；2.诉讼费用由对方负担。 原审法院查明，陈同友与李华系同学关系，陈同友从事挖掘机租赁业。李华与赵静系朋友关系。2016年11月12日，陈同友（出租方、甲方）、李华（承租方、乙方）在李华家中签订挖掘机租赁合同。约定：一、设备配置甲方将履带挖掘机设备租赁给乙方使用。施工地点位于乳山市。二、租赁期限租赁时间自2016年11月12日至2017年4月12日，共计5个月，因乙方原因租赁时间不足，按违约算，违约金10万元。因不可抗拒的因素停工乙方不付停工的租金。三、租金计算及付款方式1、此设备按月计算租金，每月租金为肆万陆仟元（￥46000.-）。2、从设备到达乙方工地当日起（即2016年11月12日）计收租赁租金。租金支付：每月分两次支付，钩机到场第二天付半月租金，到半月再付下半月租金。四、甲方职责和权利1、挖掘机配备壹名操作工人为乙方服务至合同期满。六、其他约定4、在合同终止前，乙方必须提前5天电话告知甲方，若因乙方原因使甲方设备在合同终止当日未能及时退场，则视为乙方续租，甲方将计收租金直至设备离场之日为止。甲方：陈同友乙方：李华担保方：赵静（三方分别签名）。 双方确认李华租用挖掘机的起始时间为2016年11月12日。自2016年11月12日至2017年4月30日，李华、赵静向陈同友支付挖掘机租赁费用8万元（含1.2万元维修费）。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原审法院认定如下： 1、李华租用陈同友挖掘机使用的截止日期，租用挖掘机的期间。陈同友主张，李华租用挖掘机共计11个月，自2016年11月12日至2017年10月12日。为证实其主张，陈同友申请证人于某、王某1、王某2出庭作证。证人于某证实，其系陈同友雇佣的挖掘机司机，李华在乳山的工程是由其干的，一直干到2017年10月12日将挖掘机拖回。期间每天的操作都听从李华、赵静的安排，燃料油都由李华、赵静负责。工资由陈同友发放，每月6000元或6500元。证人王某1证实，2017年10月12日，陈同友雇我开车从莱西到乳山将一辆大禹牌挖掘机拖回，我是从乳山东边的一个河边将挖掘机拖回的。陈同友支付拖车费2800元。当时有陈同友、司机、还有一个人以及我和我的司机一共5个人。证人王某2证实，我和陈同友系朋友关系，2017年10月12日下午5点多，陈同友拉着我去乳山，大约七八点钟到了一个河边上，将一辆大禹牌的挖掘机装上车，当时大约有四、五个人在场，除陈同友外，我都不认识。陈同友还提交王某1出具的出车单一份、微信支付交易明细一份（5张）、银行转账明细一份（8张）证实其主张。李华、赵静委托诉讼代理人辩称，李华租用陈同友的挖掘机期限为2个月，已经支付租赁费8万元。不欠租赁费了。对陈同友主张及所提供的三个证人证言提出异议，其一，三个证人所述相互矛盾，拖车司机证言是陈同友先在路边等着他，王某2证言是下车时拖车已经在那了，这两种说法相互矛盾；其二，拖车司机与王某2均不知道挖掘机是从什么地方拖回来的，因此不能支持陈同友所诉挖掘机一直在涉案工地上干活的主张。 李华、赵静对其辩驳意见以及对证人的异议在第三次庭审（2018年4月24日）时提交由乳山瑞通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及王军于2017年2月1日出具的停工通知书及2017年2月15日出具的停工确认书各一份以及会议记录复印件一份，还申请证人黄某、李某出庭作证。其中停工通知书载明“根据市政府指示精神责令乳山市崖子镇西凤凰崖村北山开土工程停工，于2017年2月15日前必须停工。”停工确认书载明“现已确认乳山市崖子镇西凤凰崖村北山开土工程已停，所有设备已撤离工地”，会议记录载明“关于祥龙公司在村北山前期探矿事宜，出矿以后再与村协商如何开采。探矿负责人王军”。证人黄某证实，我与李华系雇佣关系，在工地负责安排挖掘机施工、加油、生活吃住，我自2016年11月10日左右，一直干到阴历二十左右（2017年1月17日），我们接到林业局的通知，于2017年1月10日左右停工。当时陈同友的挖掘机司机是一个姓董的，还有一个王某某，我不认识于某。证人李某证实，我与李华系同事关系，我自2016年11月20日到工地干了20多天，负责挖掘机运输，当时开挖掘机的是一个姓王的，具体叫什么不清楚。我在2016年12月15日就离开了。 李华在原审法院进行调查时辩称，王某是乳山第三勘察院的负责人，他说有个探矿工程让我去干，陈同友的挖掘机干了一个多月的活，挖掘机停了工过完年就拖走了，我在共干了四五个月的时间，我后来又找了两台挖掘机。相关证据一直没有提交法院，是因为我在平度干活，回不来，别人找不到证据。承包工程的合同我没有找到，无法提交。 陈同友对黄某的证言提出异议，称董某某、王某某、于某都是我雇佣的司机，都在工地上干活，于某与王某某波一直在那，后来王某某波回来了。 庭审中，陈同友与李华、赵静均确认双方之间没有履行书面挖掘机拖回手续以及租赁合同终止手续。 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陈同友所提供三证人证言及三份书证均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有关该三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其中三证人证言中关于“2017年10月12日，陈同友将其挖掘机从乳山拖回”的内容基本一致；李华、赵静提出异议，并提供两证人证言及书证三份，其中，会议记录为复印件不符合证据要素，停工通知与停工确认书两份证据，不能提供承包合同等相关证据证实其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因此，该三份书证不予采纳；两证人证言虽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但其中证人黄某证言与李华、赵静所提交书证以及李华的辩解三者之间相互矛盾，其证言因此缺乏真实性，不予采纳；另一证人李某证言的证明力较小（在工地工作10多天），不能辩驳陈同友三证人的证言的真实性。因此，陈同友三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陈同友所提三份书证的真实性，李华、赵静无异议，予以采纳。综上，“关于李华租用陈同友挖掘机使用的截止日期”这一争议事实，陈同友所提供的证据能够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采纳其主张。李华、赵静关于挖掘机租赁使用时间为2个月的辩解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原审法院根据以上所确认的证据，认定如下事实：李华租用陈同友挖掘机的截止日期为2017年10月12日，共计租用11个月。 原审法院认为，陈同友与李华签订的挖掘机租用合同明确合法，均应依约履行。李华应当在租用完结后及时付清挖掘机租用费用，其拖欠不予支付的行为属于违约行为，陈同友因此要求李华支付租用费用之诉于法有据，予以支持。有关具体租用的时间及金额，据已经确认的事实及租赁合同第二条、第六条第四项以及第三条的约定，李华应当按每月46000元支付自2016年11月12日至2017年10月12日共计11个月的挖掘机租用费用，其中已经支付的应予以扣除。李华、赵静关于实际租用陈同友挖掘机2个月，租用费已经支付完结的辩解缺乏证据证实，不予支持。有关逾期支付利息，李华可自陈同友起诉之日（2017年12月13日）起，按照年利率6%承担逾期付款利息。有关担保责任，赵静自愿为李华签订的租用合同承担保证责任，该担保明确合法，依法可按照连带保证承担保证责任。赵静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李华追偿。综上，李华应当支付陈同友挖掘机租用费用426000元（46000元×11个月-80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九条、第三十一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李华支付陈同友挖掘机租用费426000元；二、李华支付陈同友以426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1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三、赵静对上述一、二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四、赵静在履行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李华行使追偿权。以上一、二项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7690元、案件申请费2650元，由李华负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李华提交（2018）鲁0285民初4518号民事调解书，系孙某某作为原告诉李华作为被告的离婚纠纷，另一份是中国人民银行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欲证明孙晓梅支付给陈同友两笔款项。陈同友对（2018）鲁0285民初4518民事调解书真实性无异议，对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因不是新证据，暂不予质证，同时申请法院允许庭后针对提交相关证据进行反驳。赵静质证称，从李华的上诉意见可以看出赵静上诉状中所述的相关事实。（2018）鲁0285民初4518号民事调解书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银行卡交易明细与赵静提交的一致，一并予以处理。 赵静提交两份证据。证据1、赵静招商银行帐户交易明细表一份。欲证明2016年12月29日到2017年1月1日，赵静通过其招商银行帐户分四笔转帐给王振波6100元租赁费，该笔费用应当从李华拖欠的租赁费中扣除。证据2、孙某某梅农业银行交易明细复印件一份（与李华提交的交易明细一致）。欲证明李华通过其妻子孙某某帐户向陈同友分两笔支付了租赁费8万元，同样应从拖欠的租赁费中扣除。陈同友质证称，对招商银行历史交易明细表和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及交易清单有异议，该两份证据均不是新证据，因此在本次开庭暂不予质证，如有其他意见，庭后一并提交。李华对证据无异议，都是事实。 庭审结束后，陈同友提交了书面质证意见。1.关于李华妻子孙某某于2017年10月12日转给陈同友8万元（实为10月12日6.8万元、10月13日1.2万元，共计8万元）问题，该款系李华在乳山市借当地人李某（改名李某）、杨某8万元，通过陈同友转交还款给李某的。具体方式：当天，就是2017年10月12日通过潍坊银行转到李某账户5万元，交付现金3万元。李某、杨某出具了“收到条”。账户转账5万元原因系在没有U盾情况下，一天内只能转款5万元。原审中，李华并未赖账，二审提出无理抗辩。2.赵静主张的担保期限问题，赵静在2016年11月13日、11月14日、2017年1月13日、1月16日、4月9日都在向陈同友支付租金，应陈同友的要求已在履行担保义务，其主张超过担保期限，缺乏事实依据。3.赵静转账给王某某波6100元问题。该款包含在原审法院认定的挖掘机维修款12000元中。对各方提交的证据是否采信在裁判理由中裁判。 二审庭审中，李华提交书面申请，申请法院到乳山市诸往派出所调取2017年10月14日报警记录。 二审经审理查明，陈同友随其答辩意见同时提供了潍坊银行活期存款账户交易明细一份，显示在2017年10月12日通过陈同友银行卡转给李某（李某）5万元；同时提交收到条，显示“今收到李华借杨某抵押挖掘机款（捌万元整），挖掘机所有人是陈同友型号大宇370。收款人：李某、杨某。2017.10.12”。 二审庭审中，询问赵静将陈同友的钱交给王某某，与王某某有无其他业务时，赵静主张“王某某是陈同友雇佣的挖掘机驾驶员，赵静和王某某之间没有其他的经济往来，6100元直接支付给王某某，由王某某转交给陈同友”。陈同友主张“没有收到过王某某的钱”、最终认可该款项包含在原审法院认可的12000元挖掘机维修款中。 询问赵静，如果保证责任成立，认可的保证期间时，赵静主张“如果认定我们为保证人的话，保证期间应该是2017年1月28日-2017年7月28日，其他时间不认可，理由同上诉状”。陈同友“不认可，其他同答辩状”。李华同意赵静的庭审意见。 询问于某是否是挖掘机司机、与王某某关系、为什么合同约定为一人时，陈同友主张“于某是挖掘机司机，王某某一样都是我的司机”、“是替换司机”。李华主张“不认识于某，一直是王某某在那里，王某某是被上诉人陈同友雇佣的”。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一致。 本案经调解，未能达成协议。 本院认为，一、李华与陈同友签订的《挖掘机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自2016年11月12日至2017年4月12日，共计5个月，但6.4条同时约定“在合同终止前，乙方（李华）必须提前5天电话告知甲方（陈同友），若因乙方原因使甲方设备在合同终止当日未能及时退场，则视为乙方续租，甲方将计收租金直至设备离场之日为止”，现李华、赵静无证据证实使用挖掘机不到两个月，也无证据证实存在除2016年11月12日的《挖掘机租赁合同》外还存在其他合同，因此原审法院认定李华租赁陈同友挖掘机11个月是正确的，且陈同友的诉讼请求也是如此主张的。李华认为原审法院判决超出诉讼请求范围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二、《挖掘机租赁合同》第三条约定“此设备按月计算租金”，并未约定因天气、节假日及维护保养情况的租赁费计算方式，李华要求扣除此因素影响下的租赁费缺乏依据。双方合同还约定“因不可抗拒的因素停工乙方不付停工的租金”，但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存在应扣除的停工租赁费的证据。因此，李华要求扣除部分租赁费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三、《挖掘机租赁合同》尾部，陈同友、李华分别在甲方、乙方处签名，赵静在“担保方”处签名，虽未签订单独的担保合同或约定单独的担保条款，但不能免除赵静保证人的身份。即使如赵静主张的陈同友曾主张李华与赵静系合伙关系，也免除不了赵静的连带责任，何况赵静庭审时就抗辩自己系担保人。如前述，《挖掘机租赁合同》6.4条约定“在合同终止前，乙方（李华）必须提前5天电话告知甲方（陈同友），若因乙方原因使甲方设备在合同终止当日未能及时退场，则视为乙方续租，甲方将计收租金直至设备离场之日为止”，现李华、赵静无证据证实在2017年10月12日前通知陈同友要求终止合同，返还挖掘机，原审法院认定李华使用挖掘机的截止日期为2017年10月12日是正确的。赵静相应的保证期间应从此时计算。赵静认为其不是保证人、超过保证期间不应承担义务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四、赵静主张“李华实际付给陈同友租赁费186100元，而非陈同友主张、原判决认定的80000元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理由如下：首先，原审法院庭审中，陈同友陈述付款情况时主张赵静、李华通过手机转账方式支付的款项，案外人黄某于2016年11月11日、李华于2016年12月4日支付给陈同友款项通过银行转账实现的，总共就是68000元，在原审法院提交的活期存款账户交易明细显示了所有的转账记录，就是68000元的，再加上修车费用12000元，共计80000元。且在原审法院庭审中，三方对已支付的款项8万元并无异议，不存在赵静主张的“因李华资金紧张，通过李华的指示和要求，由赵静直接向陈同友付款共计80000元，即陈同友起诉状中自认的和原判决认定的已付款”、“原审中还查明案外人黄某于2016年11月11日代李华支付给陈同友10000元”、“李华于2016年12月4日直接支付给陈同友10000元”，共计10万元问题。 其次，赵静上诉主张“根据李华安排，直接转账给工地、陈同友安排的挖掘机驾驶员王某某6100元”，要求从租赁费中扣除，并提交了转账明细。陈同友认可该款项系修理费，已包含在原审法院庭审中认可收到修车费用12000元中。赵静将款项转给陈同友的驾驶员王某某，但在原审法院并未主张，且陈同友认可的修车费用12000元大于6100元，赵静要求从租赁费中扣除主张不成立。 再次，赵静、李华主张通过李华妻子孙某某向陈同友支付了80000元。对此，陈同友认可收到该款项，主张系李华通过陈同友转付给他人的借款，并提交了银行转账凭证及收到条证明。本院认为，该款项涉及到案外人，且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陈同友也提交了初步证据证实，结合李华、赵静在原审法院只主张交付了8万元的租赁费，本院对该笔款项不做认定。综上，赵静认为已支付的租赁费186100元，而非8万元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对李华、赵静及陈同友因此提交的证据不做认定。 五、《挖掘机租赁合同》虽约定“挖掘机配备壹名操作工人为乙方服务至合同期满”，但李华、赵静申请证人黄某出庭作证，也证实“当时陈同友的挖掘机司机是一个姓董的，还有一个王某某，我不认识于某”，证人证言也证实现场至少系两个司机，不能因为双方约定的系一名司机，就否认于某的司机身份，进而否认其证人证言效力，进而追究其法律责任。李华、赵静对证人证言的该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的司法解释对未约定逾期付款利息的情形做出了明确规定，当事人主张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的租赁合同可以参照该解释做出判决。赵静认为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李华，上诉人赵静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李华7690元，赵静7690元，由上诉人李华、赵静各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高大海 审判员  朱见晓 审判员  刘歆鑫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李德军 书记员  彭晓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