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鹤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黑04民终586号上诉人（一审原告）：于艳芳，女，1959年6月6日出生，满族，绥滨县太阳城缝纫手工个体业主，住绥滨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燕平，男，1967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绥滨县林业局职工，住绥滨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朱秀花，女，1953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绥滨县吉珍村农民，住绥滨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贤亮（与朱秀花系夫妻关系），男，1954年5月19日出生，汉族，绥滨县吉珍村农民，住绥滨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孙桂荣，女，1955年4月25日出生，汉族，绥滨县电业局退休工人，住绥滨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文秀，黑龙江吉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于艳芳因与被上诉人朱秀花、孙桂荣返还财产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绥滨县人民法院（2018）黑0422民初2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于艳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燕平、被上诉人朱秀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贤亮、被上诉人孙桂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文秀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艳芳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法院（2018）黑0422民初255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于艳芳的一审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由朱秀花、孙桂荣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2017年2月24日朱秀花通过孙桂荣在王某1处借款3万元、朱秀花在肖某处借款3万元及约定给付月利率1.5%利息不属实。于艳芳收到的是赵某给付的借款而不是朱秀花、孙桂荣从肖某、王某1处的借款及朱秀花自有的7，200.00元。证人肖某、王某1依据非亲身经历、听来的事实做证言，一审采信此二人证言错误。从证据上看，由于孙桂荣在于艳芳与赵某的借款合同上已签字，表示借款本金已由其取走，并且一审庭审时已得到孙桂荣确认。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于艳芳委托朱秀花、孙桂荣向赵某讨要借款，事后于艳芳对朱秀花、孙桂荣“通过向他人借款代赵某偿还于艳芳6万元，赵某与孙桂荣重新签订了借款合同”的越权代理行为事实上已追认，于艳芳的委托有效，并随着孙桂荣将借款给付上诉人委托讨要借款行为已终止，于艳芳与赵某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已经归于消灭。因此，孙桂荣给付于艳芳的67，200.00元，应视为赵某欠孙桂荣的，而不应当由于艳芳给付朱秀花、孙桂荣。朱秀花、孙桂荣应当返还于艳芳2017年4月15日给付孙桂荣的67，200.00元。孙桂荣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关系认定准确，采信证据恰当，责任确定正确，二审法院应维持一审判决。1、被上诉人朱秀花是为了帮助上诉人解决其女儿要买车库，如买不了车库要跳楼，才帮助其向赵某索要欠于艳芳的借款或者帮助其抬款。朱秀花因赵某无钱给付，才按赵某的旨意，欲为于艳芳在别处抬款，朱秀花又找到孙桂荣帮忙。朱秀花、孙桂荣二人在别处为于艳芳抬款，高出的利息由赵某负担，分别从肖某、王某1处以月利率1.5%各借款3万元，于艳芳说钱不够买车库，朱秀花又把自己的7，200.00元钱给了上诉人。2、由于借款利率由1%变成1.5%，赵某要求将原于艳芳与赵某的借款合同予以改变，所以赵某要求孙桂荣以自己的名义重新签订借款合同，并且在原于艳芳的借款合同上赵某注明“款已取出6万元，利息未结”后面签名，当时孙桂荣不同意，后在赵某说服下，孙桂荣认为不让朋友再麻烦了才签名的。后来孙桂荣从于艳芳要回钱后，将此合同交给了于艳芳，并由孙桂荣、董贤亮、王某1三人签名写了“孙桂荣与赵某（同汇公司）重新签订的借款合同上的借款”属于于艳芳的证明。3、于艳芳假借“如不给其女儿买车库、其女儿就要跳楼”的名义，利用好朋友朱秀花帮其解决燃眉之急的善心，从孙桂荣处收到钱时，曾经感谢朱秀花、孙桂荣为她从他人处“抬”到款。后来因朱秀花、孙桂荣发现于艳芳并没有买车库，将此款存入银行及王某1急需用钱，就向于艳芳讨要此款。于艳芳自知理亏，将该笔款全部还给了朱秀花、孙桂荣，朱秀花、孙桂荣立即将此款还给了王某1和肖某。朱秀花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作出的判决结果正确。本案事实是于艳芳的钱在赵某那里没有拿出来，于艳芳偏偏说钱让孙桂荣给拿去了。2016年11月份起就没有人从赵某处要回钱来，这是于艳芳不讲理。其他同意孙桂荣的二审答辩意见。于艳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被告朱秀花、孙桂荣共同返还于艳芳借款60，000.00元及利息5，000.00元，共计65，000.00元。诉讼费由被告朱秀花、孙桂荣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2月23日，原告于艳芳找到被告朱秀花，让朱秀花帮忙要回在同汇公司赵某（现羁押于看守所）处的欠款60，000.00元。被告朱秀花拿着于艳芳的借款收据找到赵某，赵某答复朱秀花说：“我现在没有钱，你可以给于艳芳抬钱，利息算我的”。2017年2月24日，朱秀花通过另一被告孙桂荣在王某1处借款30，000.00元，朱秀花在肖某处借款30，000.00元，均约定月利率1.5分（1.5%）。同日，孙桂荣拿着于艳芳的借款合同与同汇公司赵某在绥滨县自来水公司重新做的合同，视为孙桂荣将借款60，000.00元取回，利息未结。重新出具债权人为孙桂荣名下60，000.00元借款合同一份，月利率为1.5分，借款期间为6个月。2017年2月25日，于艳芳收到二被告在王某1和肖某处借款60，000.00元及朱秀花自有现金7，200.00元，并出具收条一份，列明本金60，000.00元，利息7，200.00元，中间人王某2、王某1，收款人于艳芳。2017年4月15日经二被告催要，于艳芳将67，200.00元返还被告孙桂荣。随后，被告孙桂荣将此款返还给王某1、肖某、朱秀花。孙桂荣将债权人为孙桂荣的60，000.00元合同书交给了原告于艳芳。于艳芳看到合同后方知合同是孙桂荣名下。2017年4月18日，于艳芳找到孙桂荣，让其签协议并认可其在同汇公司赵某处的借款60，000.00元是于艳芳所有。之后，于艳芳到绥滨县公安局报案后，2017年11月10日绥滨县公安局出具以没有犯罪事实为由的不予立案通知书。一审法院认为，于艳芳委托朱秀花索要欠款，朱秀花又转委托孙桂荣办理委托事项，同汇公司赵某未经于艳芳同意将其60，000.00元债权转移到孙桂荣名下，同汇公司赵某仅凭合同，不应视为有理由相信朱秀花、孙桂荣有代理权，孙桂荣的行为超越代理权，效力待定。2017年4月18日于艳芳找到孙桂荣让其签协议并认可其在同汇公司赵某处的借款60，000.00元是于艳芳所有，视为于艳芳拒绝追认，债权未转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于艳芳与同汇公司编号为20160118-12号合同，应为合同效力原有状态，属于另种法律关系，宜另案调整。孙桂荣于同汇公司编号为20170224-1号合同自始无效。2017年2月24日同汇公司赵某称已经无钱可取，朱秀花、孙桂荣的越权行为没有给于艳芳债权扩大风险，且有证人王某1、王某2证言证明交付给于艳芳的67，200.00元并非是同汇公司给付的，朱秀花、孙桂荣在此过程中没有获得利益。据此，因双方委托事项不明，于艳芳主张朱秀花、孙桂荣返还财产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于艳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12.50元由于艳芳负担。在二审审理中，上诉人于艳芳新提出上诉的事实与理由称：本案应为民间借贷纠纷。一审认定“2017年4月15日经朱秀花、孙桂荣催要，于艳芳将67，200.00元返还孙桂荣”事实错误。于艳芳当日给付的这67，200.00元是孙桂荣在太阳城说其朋友着急用10万元钱，倒几天就还，于艳芳就将存折65，000.00元和兜里的2，200.00元现金借给孙桂荣。当时孙桂荣强行把合同和收条放在太阳城内店里缝纫机上走了。因此，孙桂荣于2017年4月15日到上诉人处取走67，200.00元，是孙桂荣向于艳芳借款。该事实是于艳芳与孙桂荣之间另行设立的民间借贷关系。于艳芳在一审法院起诉本案，其诉讼请求就是要求孙桂荣偿还该笔借款。一审法院认定案由为返还财产纠纷错误。对此孙桂荣辩称，于艳芳主张“孙桂荣到其太阳城店里去取65，000.00元银行存折和现金2，200.00元时，是孙桂荣代朋友向其欲借款10万元，于艳芳借给孙桂荣67，200.00元”，这是其编造的谎言。于艳芳没有证据证实该借款事实，且于艳芳在一审法院和上诉状中均没有提出这个观点，这是于艳芳故意在二审法院混淆视听，该观点根本不成立。双方当事人在二审审理中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根据采信的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一审法院调取的公安机关有关刑事侦查卷宗材料中，公安机关对双方当事人的询问笔录、对证人肖某、王某1、王某2、赵某等人的询问笔录，查明本案事实如下：2017年1月18日于艳芳因有一笔存在赵某处（绥滨县同汇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汇公司）已到期的借款60，000.00元索要不回来，于同年2月22日以“给自己的女儿买车库”为由，让朱秀花给其索要在赵某处（同汇公司）存的借款60，000.00元，并告诉“如不给其女儿买车库、其女儿就要跳楼”。朱秀花同意帮于艳芳向赵某索要该笔借款。朱秀花拿着于艳芳的借款收据（包括借款合同）找到赵某，赵某答复说：“我现在没有钱，你可以给于艳芳“抬钱”（指高息借款），利息算我的”。2017年2月24日，朱秀花找到朋友孙桂荣把于艳芳为了女儿买车库急于向赵某索要借款及赵某的答复意见告诉了孙桂荣，孙桂荣同意帮忙为于艳芳“抬钱”。朱秀花、孙桂荣分别找到朋友肖某、王某1要求向其二人“抬款”，并对肖某、王某1讲了帮于艳芳抬款买车库的原因是为了防止于艳芳的女儿跳楼。孙桂荣在王某1处借款30，000.00元，朱秀花在肖某处借款30，000.00元，均约定月利率1.5分（1.5%）。同日，孙桂荣拿着于艳芳的借款收据（包括借款合同）到赵某处为于艳芳重新办理借款手续时，赵某提出因是孙桂荣来替于艳芳办理手续的，于艳芳不在场，孙桂荣也没有于艳芳的委托手续，所以要求与孙桂荣重新签订借款60，000.00元的借款合同（含借款收据），并视为孙桂荣将原于艳芳借款合同中的借款60，000.00元取回，利息未结。孙桂荣当时不同意赵某的要求，后在赵某的劝说下，孙桂荣同意了赵某的要求。赵某与孙桂荣在绥滨县自来水公司重新做的合同，视为孙桂荣将借款60，000.00元取回，利息未结。同汇公司重新出具债权人为孙桂荣名下60，000.00元借款合同一份，月利率为1.5分，借款期间为6个月。2017年2月25日，于艳芳收到朱秀花、孙桂荣在王某1和肖某处借款60，000.00元及朱秀花自有现金7，200.00元，并给朱秀花、孙桂荣出具收条一份，列明本金60，000.00元，利息7，200.00元。中间人王某2、王某1，收款人于艳芳。当时朱秀花、孙桂荣告知于艳芳这笔款是从其他人处给她“抬的款”，于艳芳表示同意。2017年4月，因朱秀花、孙桂荣发现于艳芳并没有买车库及王某1急需用钱，向于艳芳讨要此款。同年4月15日，于艳芳将67，200.00元返还给孙桂荣，孙桂荣将于艳芳与赵某（同汇公司）的原借款合同（含借款收据）、孙桂荣与赵某（同汇公司）重新签订的借款合同（含借款收据）及于艳芳给朱秀花、孙桂荣出具的收条交给了于艳芳。2017年4月18日，于艳芳找到朱秀花的丈夫董贤亮及孙桂荣，让董贤亮（代表朱秀花）、孙桂荣在书面证明材料上签名认可孙桂荣在同汇公司赵某处的借款60，000.00元是于艳芳所有。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案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1、一审判决认定“2017年2月24日朱秀花、孙桂荣分别向肖某、王某1借款30，000.00元，均约定月利率1.5%”事实是否正确？2、于艳芳主张因其对朱秀花、孙桂荣通过向他人借款代赵某偿还于艳芳60，000.00元借款的越权代理行为事后已追认，所以孙桂荣给付于艳芳的67，200.00元，应视为赵某欠孙桂荣的，而不应当由于艳芳给付朱秀花、孙桂荣，朱秀花、孙桂荣应当返还于艳芳2017年4月15日给付孙桂荣的67，200.00元能否成立？本院认为，1、一审判决认定“2017年2月24日朱秀花、孙桂荣分别向肖某、王某1借款30，000.00元，均约定月利率1.5%”的事实，是根据朱秀花、孙桂荣的陈述，赵某、肖某、王某1等证人的证言证明的事实情节，这些证据客观真实，且相互印证。故本院对于艳芳主张一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错误不予支持。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等关于委托合同相关法律规定，受托人在委托人授权范围内代表委托人办理委托事务，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委托人承担。受托人超越委托人授权范围办理的事务，事后未取得委托人追认的，其法律后果由受托人自行承担。本案中朱秀花、孙桂荣受于艳芳委托，代表于艳芳向赵某索要借款，于艳芳对朱秀花、孙桂荣“通过向他人借款代赵某偿还于艳芳60，000.00元借款的越权代理行为”事后于艳芳在“接收朱秀花、孙桂荣给付的该笔借款时认可是向他人高息借款；后在朱秀花、孙桂荣催要下，又将该笔款退还朱秀花、孙桂荣；且让董贤亮（代表朱秀花）、孙桂荣在书面材料上签名承认（或证明）孙桂荣与赵某（同汇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款本金60，000.00元是其本人的”等行为予以追认。故受托人朱秀花、孙桂荣全部代理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包括孙桂荣“在赵某的劝说下，被动的以自己的名义”与赵某（同汇公司）重新签订的编号为20170224-1号合同中的权力义务，均应由委托人于艳芳承担。据此于艳芳主张孙桂荣给付其本人的67,200.00元应视为赵某欠孙桂荣的，而不应当由于艳芳给付朱秀花、孙桂荣，朱秀花、孙桂荣应当返还于艳芳2017年4月15日给付孙桂荣的67,200.00元不能成立。3、对于于艳芳在二审庭审中补充提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的新诉讼请求，因该请求与一审案由返还财产纠纷系两个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且于艳芳在一审未提出该新的诉讼请求及相关事实理由，故二审法院依法不予审理。综上所述，本院对上诉人于艳芳的上诉请求和其主张的事实理由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判决理由虽有所不妥，但判决驳回于艳芳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12.50元，由上诉人于艳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任 重审判员 顾立宏审判员 李文杰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孙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