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16民终16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玲，女，汉族，1972年9月27日出生，住阳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宗新，山东王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爱民，男，1978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阳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巩志军（系杨爱民姐夫），汉族，1971年6月25日出生，住阳信县。原审被告：邢彬，男，1970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阳信县。上诉人李玲因与被上诉人杨爱民、原审被告邢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阳信县人民法院(2017)鲁1622民初9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玲上诉请求：1．撤销阳信县人民法院（2017）鲁1622民初977号民事判决书，查清事实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正常生活无须借用如此巨款。自1993年以来，上诉人李玲与原审被告邢彬二人均一直在中国银行工作，家庭年收入超过10万元，至2015年离婚时，20多年家庭总收入近200万元。期间重大消费为：1996年银行分配住房一处（个人缴纳4万元）、2014年购买滨州住房一处（价值91.5万元，贷款27万元）、购买汽车一辆（价值16万元）。日常生活除需共同抚养一独生女儿，赡养各自父母外无其他重大支出。2013至2014年3月期间家庭未发生重大变故，没有借债的理由。且上诉人于2012年首付62万元，贷款27万元购买住房一处。如因家庭生活需要借款，完全可以降低首付比例，以5%的利息获取更多银行贷款用于生活支出，而没有必要以18%的利息去向被上诉人借款而多支付近三倍的利息。二、上诉人对邢彬借款从未知情。邢彬有兄弟三人，多次向其借款，因上诉人不同意，邢彬曾多次私下借款接济其兄弟。在邢彬蓄意隐瞒的情况下，上诉人对自己所提出在离婚之前对邢彬借款不知情，亦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主张，客观上很难有防范的手段和证明的方法。而被上诉人杨爱民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借款给邢彬18次之多，金额达66万元之巨，完全超出了正常生活范围。作为债权人，被上诉人杨爱民完全可以预见到出借款项的风险，其既有防范的必要，也有防范的能力，完全可以通过保存证据，如在出借款项时要求夫妻双方共同签字确认，积极对这一风险进行防范。但杨爱民18次借款给邢彬，没有一次要求上诉人在场或签字，从来没有告诉过上诉人借款信息，在此案之前，杨爱民也从未向上诉人要求过还款。杨爱民所提供的银行流水仅证明了案外人巩志军等向案外人邢立生汇过款。即便后来有邢彬向其出具借条，能够证明邢彬借款存在，但以上证据并不能证明上诉人李玲对邢彬借款知情，及涉案借款属于“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据被上诉人杨爱民辩称，其提供的借款日期为2016年的借条，是邢彬在原借条的基础上改签的。但其并未提供原始借条，无法证明当初约定的借款内容及还款期限。如其所述，假如该借款确实发生于2014年4月前，至今均已超过三年。杨爱民如主张涉案借款应由上诉人李玲共同偿还，则杨爱民需要承担证明巩志军等汇给邢立生的款项确系用于李玲与邢彬夫妻共同生活，且截至目前该借款未过诉讼有效期的举证责任；如杨爱民主张该借款发生在2016年，则上诉人李玲与邢彬已于2015年离婚，该借款与上诉人李玲无关。三、上诉人没有逃避债务的意图和行为。如前所述，上诉人在婚姻存续期间，家庭共同收入近200万元。2015年10月27日离婚时，邢彬分得中行住房一套及全部家具，市值55万元、汽车一辆价值10万元，合计65万元；上诉人李玲分得滨州毛坯住房一套，市值92万元，扣除以上诉人名义贷款27万元后，合计65万元。二人共同分割财产价值130万元，去掉房屋增值46万元后为84万元，尚不到家庭实际收入的一半，分割财产价值合理，属二人正常合理收入。如果为了逃避债务，完全没有必要平均分割财产而将65万元财产分割给邢彬。原审以离婚分割财产为由认定上诉人有违诚实信用，有逃避债务之嫌显属主观臆断。四、原审法院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第1款规定：“夫妻为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等所负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离婚时应当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为夫妻共同生活”应是夫妻共同债务的本质特征，也应是区分夫妻共同债务与个人债务的依据。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该规定将夫妻一方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对外所负债务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但该规定适用的前提条件是当事人双方均无法证明该笔债务是否用于债务人夫妻共同生活或生产。故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的债务，应根据债务的性质、形式、范围及负债的原因、去向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因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超出日常生活需要范围，应认定为个人债务，但出借人能够证明负债所得的财产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经营所需要或夫妻另一方事后对债务予以追认的除外。本案中，上诉人李玲与邢彬均有较高且稳定的工资收入，家庭收入完全可以满足生活需要，没有借款的理由。且18次借款均无上诉人签字或在场，所有借款均系由案外人巩志军等汇入案外人邢立生的账户。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上诉人杨爱民需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李玲对涉案借款知情或参与，或证实巩志军等向邢立生的汇款确系用于李玲与邢彬家庭共同生活、经营所需。本案借款数额巨大，次数频繁，已超出了上诉人李玲与邢彬夫妻的日常生活需要范围，且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上诉人李玲有共同举债的合意，故本案借款应认定属于邢彬个人债务，而非李玲与邢彬的共同债务。对婚姻法解释二的理解和适用，不应有悖于法律规定的本旨。同时，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的一项基本原则。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李玲偿还被告邢彬向其借款及利息的诉求，依法无据，应予驳回。2015年12月24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当前民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相关讲话，就“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问题”认为：“夫妻一方举债的情形在现实生活中非常复杂，不仅存在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举债给其配偶造成损害的情况；也存在夫妻合谋以离婚为手段，将共同财产分配给一方，而将债务分配给另一方，借以达到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目的的情形。”“在举债人配偶一方举证证明举债人所借债务明显超出日常生活及生产经营所需，或者举债人具有赌博、吸毒等不良嗜好的，举证证明责任能否转移等问题。”“总体意见是，处理这类纠纷一定要兼顾债权人信赖利益的保护和妇女儿童权益的维护两个方面。在涉及夫妻债务的内部法律关系时，应按照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进行认定，即在夫妻离婚时，由债务人举证证明所借债务是否基于夫妻双方合意或者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如举证不足，配偶一方不承担偿还责任。在涉及夫妻债务的外部法律关系时，应按照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进行认定。但是，在该条‘但书’规定的两种情形外，可以考虑增加一种情形，即如果配偶一方举证证明所借债务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配偶一方也不承担偿还责任。对于举证证明责任问题，重点强调切忌僵化机械理解举证证明责任，要注意根据不同案件事实，区分争议点是配偶双方内部关系还是与债权人之间的外部关系，合理分配举证证明责任，同时注意举证责任的转化。如果债权人对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提供初步证据后，举证证明责任就应转化为举债人的配偶一方，由举债人配偶一方对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抗辩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当然如果举债人配偶一方举证证明举债人所借债务明显超出日常生活及生产经营所需，或者举债人具有赌博、吸毒等不良嗜好，或者所借债务发生在双方分居期间等情形的，举证证明责任就相应地转回到债权人一方。”该讲话精神虽然不是最高人民法院正式的司法解释，但各级法院在审判实践中也应当予以充分重视。根据被上诉人杨爱民自述，该案债务涉及杨爱民、巩志军、杨中兰、邱焕云、邢立生、邢彬、李玲7个自然人，原审法院仅依据2013年巩志军等给邢立生汇过款和当时李玲和邢彬未离婚，就拿2016年邢彬给杨爱民签的借条认定2015年已经离婚的上诉人李玲对杨爱民承担还款责任，显然缺乏必要的债务构成要件。原审法院无视最高院上述讲话精神，机械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认定本案债务为李玲、邢彬的夫妻共同债务，违背了立法本旨，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特申请法院依法调取邢立生银行账户流水，查清以上借款的实际流向，以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杨爱民辩称：一、债权人于2013年至2014年通过银行转账，多次借款给邢彬，并签订了借款收据。借条每年改签，旧借条由举债人收回销毁，直至2016年。所以这张2016年的借条并不是2016年产生的债务，实际上是2013年原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债务的延续。一审法院调取了相关账户的银行流水，查清了借款的实际流向，认定该借款是2013年借款的延续，维护了债权人的利益。二、杨爱民委托巩志军、杨中兰于2015年和2016年多次向举债人及上诉人催要欠款，都被二人以各种理由推脱，甚至隐瞒已经离婚的事实，仍以夫妻有能力偿还为由续签借款。债权人于2016年12月委托巩志军、杨中兰到阳信中行宿舍楼上诉人家中催要欠款，被举债人和上诉人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最后一次续签借条。当时举债人、上诉人、巩志军、杨中兰四人同时在场。在续签借条时，虽然上诉人没有签名，但其在场，知道该借款的用途及流向，应认定为夫妻共同意思表示。该债务是由债权人杨爱民通过巩志军出借给邢彬，由于举债人邢彬为中行员工，为了规避银行内部资金监管，邢彬以其父邢立生之名开立中国银行银行账户供其使用。三、该借款不是日常生活借款，而是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借款。上诉人只讲家庭日常生活收支，却故意隐瞒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的事实。上诉人与举债人在婚姻存续期间于中信证券、万通证券、齐鲁证券开立股票账户，为了规避监管又在中信证券开立邢立生股票账户，上诉人还开立了中国银行个人网银纸黄金账户；邢彬还以家庭出资方式合伙他人投资办厂，成立山东慧通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结合本案，上诉人与举债人巨资炒股，开立纸黄金账户，投资买房，伙同他人投资办厂都属于共同生产经营。上诉人与举债人办理多张银行信用卡套现后，资金归集于邢立生账户，包括举债人借到的借款也是归集于邢立生账户，为其共同生产经营提供资金支持。信用卡到期后再由邢立生银行账户还款。为邢立生银行账号提供资金支持，及由邢立生的银行账号为上诉人信用卡还款就应判定是其经营共同性的表现。2014年上诉人在滨州投资买房，其资金也系由邢立生账户转入（直接或间接）。由此也可以证明上诉人与举债人的投资经营是有夫妻共同意志的。上诉人称：“2013年至2014年3月家庭未发生重大变故，没有借款理由。”请问上诉人在2013年至2014年3月期间的多张信用卡频繁大额消费怎么解释？未发生大的变故却又频繁大额消费，只有一个解释——信用卡套现。其套现后的资金支持举债人的投机经营，就是用于共同生产经营。上诉人与举债人邢彬共同投资办厂其家庭收益，并且在滨州投资买房，投资股票经营理财产品，应视为夫妻共同经营。四、债权人一年内18次借款给举债人，都通过巩志军银行转账给举债人，分别转入举债人邢彬银行账号和邢立生银行账号（举债人实际操控）后，举债人再签写借条。虽然不是每次签写借条时，上诉人与举债人同时在场，但有5、6次是二人同时在场，由举债人一人签写。这些事实都能证明上诉人对本案债务知情，属于共同意思表示。签写借条没有要求上诉人签名，其原因一是社会传统认识，社会传统有男主外女主内的认识，家庭一方代表另一方，一个家庭往往是男方代表家庭完成社会行为。二是债权人法律知识的缺乏。虽然《解释》中关于夫妻共同债务需要共同署名，然而仅机械狭隘的理解为必须双方共同署名才能为夫妻共同债务则与司法解释本意和社会实际不符。本案债务是上诉人与举债人在婚姻存续期间由举债人借款，该借款进入邢立生这个家庭中心账户后，被分配用于投资经营，是在共同意志下形成资金流向的，即使没有上诉人的署名，该债务仍是夫妻共同债务。举债人在投资买楼多方投资后，资金紧张，上诉人多方筹资甚至办理多家银行的信用卡套现，支持举债人的资金维持。五、针对“上诉人没有逃避债务的意图和行为”答辩如下：1、2015年上诉人和举债人离婚，分得滨州毛坯房一套，市值92万，上诉人陈述不实。2015年上诉人离婚时滨州商品房已经装修，而不是其称的毛坯房。其独生女高中三年级就生活在里面，举债人同学张树岭（阳信一中教师）曾经租住。上诉人故意压低己方资产估值。而举债人邢彬分得阳信中行宿舍楼在2015年估值不足30万元，却对外宣称55万元，并且价值10万元的汽车一直在上诉人名下没有过户，而不是其在上诉状中所称的分割给邢彬。故意压低己方资产估值并且太高另一方的资产估值，只能是制造夫妻共同资产平均分配的假象，使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看似公平。2、2015年举债人邢彬分得阳信中行宿舍楼后，却于2016年过户给上诉人，上诉人又于2017年接到阳信人民法院传票后私自处理。使得举债人名下无任何资产，2017年举债人跑路后债权人无法清偿债务。3、上诉人与举债人于2015年的离婚，只是财产转移，却未见夫妻共同债务分割，这是典型的夫妻合谋，以离婚为手段，将共同财产分配给一方，而将债务分配给无资产的一方，借以达到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假离婚”案。从2015年到2017年上诉人离婚后，仍与举债人生活在一起，对外以夫妻相称，上诉人使用信用卡套现等手段，努力维持举债人资金链不断裂。法庭可以调查这一时期上诉人信用卡的使用情况，包括信用卡到期后的还款资金的来源。离婚后仍有频繁的资金往来和提供资金支持，只能体现共同决策、共同经营、共同投资的经营共同性。六、针对“原审法院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错误”答辩如下：原审法院没有机械僵化地理解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共同意思表示所欠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而使本案不致在没有上诉人签名的情形下不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以经营共同性，夫妻基于共同意志，协力经营、互有分工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法律本质，还原了一个假借离婚，一方分配财产，另一方分配债务的典型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典型案例。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庭维持原判。邢彬在本案二审期间未作陈述。杨爱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620000元及利息；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爱民其姐夫巩志军与邢彬系同学关系。2013年1月5日至2014年3月4日止，杨爱民通过其姐夫巩志军向邢彬出借18笔借款，共计借款660670元，杨爱民通过其姐夫巩志军、姐姐杨中兰、妻子邱焕云银行账号转款给邢彬及其父亲邢立生银行账户18笔，共计转款660670元，后邢彬偿还借款40670元，尚欠借款620000元。后经杨爱民经催要，邢彬未予清偿，杨爱民要求邢彬对借款重新出示借条，邢彬于2015年1月6日出具20000元欠条一份，载明“欠条欠现金贰万元整20000.00约定利率1分52015.1.6邢彬”；2016年12月8日，邢彬给杨爱民出具140000元欠条一张，载明“欠条欠现金壹拾肆万元整140000.002016.12.8邢彬”；2016年12月9日邢彬分别给杨爱民出具60000元和130000元欠条两张，载明“欠条欠现金陆万元整60000.00邢彬2016.12.9”“欠条欠现金壹拾叁万元整130000.00邢彬2016.12.9”；2016年12月9日邢彬给杨爱民出具270000元借条一张，载明“借现金贰拾柒万元整270000.002016.12.9邢彬”。以上5笔款项共计620000元，后经杨爱民多次催要，被告以种种理由未能偿还。邢彬与李玲于1996年登记结婚，于2015年10月27日在阳信县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邢彬向杨爱民借款620000元，有邢彬为杨爱民出具欠条四份、借条一份为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杨爱民提供的款项转账记录足以证明该借款已交付给邢彬，因此，邢彬向杨爱民借款的事实存在，对杨爱民要求邢彬偿还借款620000元的诉讼请求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现杨爱民已向邢彬提供借款，借款合同已经生效，邢彬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偿还义务。其中2015年1月6日借款20000元，已约定借款利息为年利率18%，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利率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的规定，杨爱民请求被告支付利息按年利率18%，符合约定的内容和法律的有关规定，予以支持。对于杨爱民要求邢彬按年利率18%支付2016年12月8日欠款140000元和2016年12月9日的欠款46000元（二份欠条一份借条）的利息的请求，因为欠条和借条中没有约定利息，也没有约定借款期限和还款期限，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借贷双方未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不予支持。当事人未约定还款期限和借款期限，杨爱民向法院起诉，可视为向债务人主张权利，被告应当履行偿还义务，杨爱民的利息请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即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的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邢彬应当自起诉之日即2017年6月22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逾期的利息；对杨爱民请求的年利率18%的请求不予支持。李玲和邢彬在1996年到2015年10月27日，属于夫妻关系，涉案的借款发生在2013年到2014年之间，在邢彬和李玲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邢彬在2015年1月6日、2016年12月8日、2016年12月9日重写相应的欠条、借条，不会改变原形成债务的性质。现李玲辩称对涉案借款不知情，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或属于邢彬的个人债务，因此债务形成于李玲和邢彬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夫妻共同的债务，应当有邢彬、李玲共同偿还；且李玲、邢彬在2015年10月27日办理离婚登记时，明知债务没偿还的情况下，将其两套商品房、汽车分割，有违诚实信用，存在逃避债务之嫌，因此，对李玲不知情不应承担责任的辩解，不予采信。邢彬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其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放弃。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二款、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的规定，判决如下：邢彬、李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杨爱民借款本金62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2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8%自2015年1月6日起计算至付清日止；利息以6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7年6月22日起计算至付清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申请保全费3040元，由邢彬、李玲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2013年起上诉人李玲的银行卡历史交易明细清单和工资信息一份，证实上诉人李玲系中国银行阳信支行的职工，月平均工资六千元以上，该工资收入足以维持家庭生活正常的开支和支出，没有必要向被上诉人借款用于家庭生活。证据二、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房贷款合同一份、收款收据四份，证实滨州市御景苑小区第17号楼2单元26层2-2603号房产是2012年7月份购买，缴纳首付款以后剩余的27万元系通过中国银行贷款购买，没有必要向被上诉人借款用于缴纳购房款。证据三、阳信慧通不锈钢制品厂的国家信用公示系统查询一份，证实被上诉人主张的慧通厂，投资人是刘海军。证据四、阳信县人民法院2016鲁16**民初第17号民事调解书一份、民事裁定书一份、网上银行付款一份、房产解封电子协议一份，证实2016年3月22日邢彬个人因欠李岩的借款556000元，通过阳信县人民法院达成调解，邢彬于2016年6月30号偿还李岩500000元，在诉讼过程中，阳信法院因为李岩申请，对御景苑小区的楼房进行了查封，在这种情况下，邢彬要求将在离婚时分割给李玲的御景苑小区楼房变卖，偿还李岩的借款，同时提出在离婚协议时，在阳信中行的楼房及车辆给李玲双方进行调换，在这种情况下李玲才同意变卖了御景苑小区的楼房，而后在2016年10月26号将邢彬名下中国银行的楼房过户给李玲。从这一事实来看，并非是李玲与邢彬恶意转移财产，而是在法院查封不得已的情况下对离婚协议时双方分割的财产重新进行了分割，而后因邢彬使用李玲的名义开具了多张信用卡，无奈之下李玲又将中行的房子变卖偿还信用卡。证据五、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6民终1169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实与上诉人李玲类似的案例法院判决李玲方不承担责任。证据六、信用卡历史交易明细一份、卡号为52×××04的信用卡两张，证实信用卡的反面是邢彬书写的内容，该信用卡是邢彬以李玲的名义开的，不是李玲本人开具的。当时邢彬开信用卡的时候上诉人李玲不知情。该信用卡不是李玲使用，不是李玲持有，在银行卡透支逾期以后，李玲才知道邢彬以李玲的名义开的卡，然后李玲要回，将卡注销。从银行卡的历史交易明细消费项目购买机票等费用支出，李玲从未坐过飞机，也从未用过这个卡进行消费。对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杨爱民质证意见为：对工资银行明细没有意见。相关房屋缴款时间不止2012年，还有2013年的。厂子邢彬有股份。2015年双方离的婚，房子是2016年查封的，查封的是邢斌的房子不应该是她的房子。对中院判决没有意见。离婚以后信用卡由邢彬用，上诉人没有必要给邢彬还信用卡。对李玲信用卡及明细真实性无异议，确系套现所得，但也证明我们认识。被上诉人杨爱民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巩志军、杨中兰的证词，证实向上诉人催要欠款。证据二、一个银行账户。证据三、御景苑小区的具体位置。证据四、慧通公司的具体情况。证据五、邱焕云与杨爱民结婚证一份。证据六、银行对账单一份。证据七、申请法院调取的银行账户一个。证据八、邱焕云银行明细一宗。对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李玲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有异议，该证言不属实。据上诉人李玲讲被上诉人或其委托人从未向李玲催要过所谓借款，上诉人李玲对被上诉人所要的借款不知情也不认可。另外该证言也与常理不符，如果邢彬在出具借条时李玲在场的话，李玲也会在欠条上签字，但是被上诉人提供的欠条没有李玲的签字，说明李玲不在现场。证据二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三有异议，时间是2012年购买的。证据四，从该证据来看，没有体现邢彬是该公司投资人。并且该证据没有工商部门印章，真实性无法确定，对慧通公司的投资情况，李玲不知情也未参与。对证据五无异议。对证据六、七、八，收款账户就是刚才上诉人李玲提供的农行信用卡，该卡不是李玲本人开具的，李玲也未使用。以后了解是邢彬以李玲名义开具的，但是李玲并没有到农行办理。6000元汇入李玲的银行卡，李玲事前并不知情，更没有使用这些钱。我方提交该卡的历史交易明细，可以证实这一点。该交易记录只能证实以李玲名义开具的透支卡的消费记录，不能证实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根据杨爱民的申请，本院依法向中国建设银行调取了户名为李玲、账号为62×××91的账户明细一份。杨爱民质证意见为：从明细看，我方给李玲账户转款还有四笔，共计五万余元，这几笔是李玲在我方刷卡套现后，我方转给李玲的，我们认识而且很熟。本账户与邢彬、李玲其他账户交易频繁，他两口子离婚前后经济往来很多，2018年6月还有打给邢彬的钱，说明他两口子离婚是假离婚。其中记载的转账很多的孙晓辉是李玲的弟弟，孙晓亮也是堂兄弟。李玲原来姓孙，原来叫孙晓玲，上班后改的李玲。邢波是邢彬的三弟，孙凌文也是李玲家的人。我方坚持认为系夫妻共同债务。李玲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没有异议。卡是我开的，也是我用的。转给邢波的是为了给他还信用卡，邢彬透支的人家的信用卡还不上了，我给还的。邱焕云的四笔是邱焕云转的我的钱，是。和邢彬的小额来往记不住了，两千是邢彬给我的生活费，原因是因为邢彬一个案子，李玲的工资被冻结了，李玲问邢彬要的孩子和自己的生活费。邢波给我的四万八是为了凑钱交房子的过户费。我打给邢彬的一万是让他给孩子打钱。邢波给我的一万六是给我孩子随的礼。邢波给我的五万八想不起来了，邢波又转给我的两万也想不起来了。我打给丛恩猛的二十五万是还他的账，邢彬借的钱我替邢彬还的。邢波打给我的这2016年九月份的两万，十一月份的两万、五万、三万，都记不起来了。2018年6月份打给邢彬账户的一千多是交的全家共享的保费，其他和邢彬及他家属的经济往来我都记不清了。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杨爱民与邱焕云系夫妻关系。李玲名下账号为62×××91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开户时间为双方离婚后的2016年6月23日。邱焕云银行账户于2015年10月26日向李玲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账6000元，又分别于2016年8月2日、2016年8月17日、2016年8月18日、2016年9月1日向李玲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转账28000元、13720元、19800元、100元。李玲建设银行以上收款系在巩志军处刷信用卡套现后邱焕云转给李玲的款项。李玲与邢彬于2015年10月27日办理离婚登记后，双方账户、李玲账户与邢彬亲属账户之间有众多笔资金往来，并且曾经偿还其他债权人从恩猛借款250000元。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涉案借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院经审查认为，一、李玲与邢彬资金高度混同，借款基于共同意思表示或者追认。从李玲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可知，李玲与邢彬在离婚后双方资金仍然高度混同，李玲还曾偿还其他债权人数额为25万元的大额借款。即使邢彬在取得涉案借款时李玲不知情，也通过离婚后双方资金高度混同、共同偿还债权人借款的行为追认邢彬所借款项为夫妻共同债务。而且双方一系列借款系总体共同意思表示下的法律行为，各笔借款形成整体，不能否认对其他笔借款的知情事实和共同意思表示。二、李玲与邢彬在离婚登记后经济往来仍然密切。双方办理离婚登记后，李玲在中国建设银行开具了新账户，李玲此账户与邢彬、邢彬亲属账户之间有很多笔、金额几十万的资金往来，足以说明双方关系仍然十分密切，经济往来很多，结合双方资金混同，李玲偿还其他借款的事实，李玲主张对涉案借款不知情更不符合客观实际。三、涉案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李玲与邢彬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基于共同意思向杨爱民方借款，办理离婚登记后，双方资金仍高度混同，共同使用、互相转款用款、偿还债务。在双方关系十分密切、资金往来众多的情况下，应当推定涉案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李玲辩称对涉案借款不知情、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经营与事实不符，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李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景晨光审判员  刘 洋审判员  刘连义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五日书记员  刘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