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湘13民终7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省湘中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城南新区新娄街(市审计局旁)。法定代表人：李伟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龚俊，湖南泰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严仁贵，湖南泰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江夏水电工程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井冈山大道**。法定代表人：周庆丰，该公司总队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鲍文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云飞，江西周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安能建设总公司，住，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南里**/div>法定代表人：岳曦。委托诉讼代理人：鲍文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聂军权，男，1972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双峰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麟瑞，男，1962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双峰县。原审被告：王长落，男，1970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上诉人湖南省湘中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中公司”）、江夏水电工程公司（以下简称“江夏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安能建设总公司（以下简称“安能公司”）、聂军权、蔡麟瑞、原审被告王长落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双峰县人民法院（2016）湘1321民初31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湘中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湘中公司不承担责任，并判令安能公司和江夏公司连带赔偿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1、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安能公司和江夏公司诉湖北华清电力有限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2014)鄂鹤峰民初字第00775号]，该案查明了江坪河水电站项目于2011年12月已全面停工，安能公司与江夏公司在该项目上存在人、财、物混同，施工场地混同，故该判决查明的事实可以证实湘中公司早已于2011年7月撤场，同时可以证实江夏公司与安能公司在该项目上是共同施工主体，原审判决未查清该事实，草率认定江夏公司与本案无关错误，并认定江夏公司支付的13万元系自愿支付的补偿款不当。2、王长落等人于2015年9月前去江坪河水电站项目部系因江夏公司和安能公司通知其去结算湘中公司撤场前尚未结清的工程款，而聂军权系因蔡麟瑞欠其借款而跟蔡麟瑞一同前往项目部。恰逢新业主要求钢管架所有人安能公司拆除钢管架，故安能公司以及江夏公司遂委托王长落组织前去的蔡麟瑞、聂军权等民工拆除钢管架和模板，后因厂房积水，在抽水过程中聂军权从脚手架上摔下受伤，江夏公司为聂军权的治疗支付了医药费130000元。上述事实说明，聂军权受雇于江夏公司和安能公司，所从事的事务是该两公司直接管理和委托的事务，湘中公司因先前合同已于2011年7月解除并早已撤场而并不负有后续拆除钢管架和模板的义务，聂军权受伤与湘中公司无关。二、一审法院仅凭安能公司提供的2015年12月《完工结算书》就认定由湘中公司承担责任不当。根据查阅安能公司提供的2010年12月至2011年7月工程进度结算审核表可知，2015年12月安能公司编制的《完工结算书》除第8项“厂房钢管及模板拆除”系发生在湘中公司退场后也就是2015年9月，其他所谓新增项目均发生在湘中公司退场前。因此，2015年12月的《完工结算书》实际就是对湘中公司退场之前就已完成的尚未结算的工程量和人工看护费等进行结算，安能公司将2015年9月其自身委托民工进行拆除钢管及模板的拆除费用计入《完工结算书》系其有意为之，系其利用优势地位与湘中公司实际施工人王长落签订《补充合同》，要求王长落在该《完工结算书》上加盖湘中公司项目部公章，企图造成湘中公司承包拆除钢管及模板的假象，以此规避其责任。三、一审判决认定受害人聂军权交通费、住宿费过高，误工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计算标准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对聂军权的交通费、住宿费依法予以核减；一审法院计算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系按照2017年度的标准计算，聂军权受伤时间是2015年9月，起诉时间是2016年11月，其赔偿标准应按2016年度标准计算。四、一审判决聂军权承担的责任过低。聂军权作为成年人应具备相应的安全意识，案涉工程项目于2011年7月停工，工地上搭建的钢管架和模板经多年风吹雨打后存在质量问题，聂军权理应预估到，故其应承担较大责任。五、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安能公司提供的《完工结算书》系庭后提交，未经双方质证，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湘中公司的上诉请求。上诉人江夏公司辩称，一、湘中公司上诉状所述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江夏公司雇佣了聂军权，江夏公司不是聂军权的用工单位。二、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条件是一方要承担责任，另一方负有连带赔偿义务，但本案中，江夏公司和安能公司均不需要承担责任。三、从安能公司提供的证据可知，聂军权等民工工资的发放是由湘中公司负责，聂军权收到130000元是王长落支付的，与江夏公司没有任何关联。四、案涉厂房工程的施工，前期是由安能公司负责，后期是水电六局负责，江夏公司并没有参与。被上诉人安能公司辩称，一、在安能公司和江夏公司诉湖北华清电力有限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中，因案涉工程是未完工工程，对公共安全存在极大威胁，每拖延一天复工亦会造成巨大损失，因此，为了加快该破产案件的审理进度，安能公司和江夏公司才共同向法院提交《共同债权声明》，目的是为了尽快破产重整，使得案涉工程早日复工。但安能公司和江夏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在江坪河水电站的施工合同、施工场地、人财物都是相互独立的。二、案涉工程虽然全面停工，但湘中公司仍然有后续看护修复义务，安能公司将案涉工程合法分包给湘中公司，应由湘中公司对其用工人员的受伤承担独立的责任。三、湘中公司在其上诉状中所述安能公司是案涉钢管架和模板的拆除主体与客观事实不符，钢管架的拆除属于总价包干的部分，合同中明确了由安能公司将工程款结算给湘中公司，由湘中公司将工资结算给民工。四、安能公司和江夏公司支付给蔡麟瑞的87400元，王长落支付给聂军权爱人的医疗费130000元，该两笔钱之间没有任何关联。但王长落支付给聂军权医药费130000元的行为应认定是代湘中公司履行职务行为，足以证明湘中公司才是用工主体。五、一审法院采信《完工结算书》是正确的，该《完工结算书》是辅助证据，经过庭审质证的《补充合同》的内容涵盖了该《完工结算书》的所有内容，补充合同就足以证明相关事实，且未经质证并非安能公司的过错。被上诉人聂军权辩称，一、聂军权受伤是客观事实，应当获得赔偿，具体是谁的责任，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判决。二、聂军权在本案中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三、聂军权的损失方面，聂军权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交通费、住宿费方面证据予以证实，一审认定交通费、住宿费过低。一审认定聂军权误工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等按照2017年标准进行并无不当。四、一审法院判决湘中公司赔偿聂军权的损失数额计算错误。一审认定聂军权总损失为476788.3元，由聂军权自行负担23839.3元，江夏公司补偿130000元，那么湘中公司赔偿聂军权的损失应为322949元。五、一审判决由聂军权承担重新鉴定费2600元不当，该鉴定费应由江夏公司承担。被上诉人蔡麟瑞未到庭，亦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原审被告王长落辩称，认可湘中公司的上诉意见。上诉人江夏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江夏公司已向聂军权支付137400元，其中130000元已支付至聂军权关联账户，与事实不符。经核实，2015年11月9日收据载明的50000元与同日转账支票载明的50000元实为同一笔钱，该50000元系江夏公司基于人道主义而出借给蔡麟瑞的借款。2015年10月8日蔡麟瑞出具的收据载明的37400元，实为安能公司于2015年9月30日、2015年10月9日向蔡麟瑞出借的27400元、10000元，该37400元亦属于借款。3、2016年2月6日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王长落向李琼（聂军权爱人）账户转账支付130000元。上述事实可以说明：江夏公司向蔡麟瑞出借了50000元、安能公司向蔡麟瑞出借了37400元和湘中公司项目经理王长落向李琼（聂军权爱人）转账130000元之间无任何必然联系，该份证据中的付款数额、逻辑关系、法律关系均没有任何关联。江夏公司向蔡麟瑞出借的50000元、安能公司向蔡麟瑞出借的37400元，蔡麟瑞是否用于聂军权的人身损害治疗，江夏公司无法也无必要知悉。该款项江夏公司可以基于借款合同关系向蔡麟瑞另案主张权利。王长落（湘中公司项目经理）向李琼支付的130000元，足以说明聂军权受雇于湘中公司，应由湘中公司承担雇主责任。二、一审判决混淆了不同法律关系、违背了“不告不理”原则。本案属于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审判决应限于聂军权的诉请进行审理，至于相关方之间的借款、工程款的结算与支付等属于另外的法律关系，应由相关方另行协商和另案处理。江夏公司对聂军权的受伤不承担责任，但认定江夏公司“自愿补偿130000元”，该认定既无法律依据，也不符合社会常理，江夏公司对蔡麟瑞50000元借款（并非一审判决认定的130000元）属于另外的法律关系，不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上诉人湘中公司针对上诉人江夏公司的上诉辩称，一、江夏公司的上诉已超过上诉期，应予驳回。二、从聂军权提交的收据、支票等可证实江夏公司支付了聂军权医药费，江夏公司认为其所支付的款项是借款没有事实依据，江夏公司在本案中应当承担责任。三、王长落支付给聂军权爱人的130000元是王长落受江夏公司的委托所支付，与湘中公司无关，湘中公司对此也不知情。四、湘中公司于2011年7月已从江坪河水电站项目撤场，一审法院已确认湘中公司和安能公司的合同事实上已解除，故对撤场之后发生的事情，与湘中公司无关。被上诉人安能公司针对上诉人江夏公司的上诉辩称，认可江夏公司的上诉意见。被上诉人聂军权针对上诉人江夏公司的上诉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被上诉人蔡麟瑞针对上诉人江夏公司的上诉未发表答辩意见。原审被告王长落针对上诉人江夏公司的上诉辩称，一、2015年9月10日，王长落接到部队的通知要其来项目部结算工资。2015年9月11日，江夏公司项目部的负责人吴有如、潘红等要王长落帮忙喊几个民工拆除厂房钢管架和模板，约定民工工资120000元。王长落帮江夏公司喊好民工后于2015年9月17日进场，聂军权2015年9月23日受伤，从受伤送医院到后续的治疗，都是江夏公司负责支付聂军权医疗费。后聂军权多次与江夏公司协商赔偿事宜，江夏公司认为其支付给聂军权的款项过多，只愿意支付130000元，江夏公司于2016年2月6日转账130000元至王长落账户，要求王长落代为支付130000元给聂军权，并约定在以后的工程款中再补130000元给王长落。二、关于《补充合同》。因江夏公司一直未支付工资，直到2015年12月份，江夏公司要王长落签订《补充合同》才愿意将湘中公司2011年7月撤场之前的工程款支付给王长落。三、在聂军权受伤前，王长落并不认识聂军权。聂军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五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因本次人身损害所受的各项损失合计495643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各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安能公司是隶属武警水电部队的施工企业，具有法人资格，江夏公司是安能公司麾下的施工企业，也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安能公司承建业主湖北华清电力有限公司的江坪河水电站引水发电工程。湘中公司于2010年12月7日向安能公司提交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有效期为2008年10月7日－2011年10月7日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并向安能公司出具了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公司介绍信，委托王长落代表湘中公司就江坪河水电站引水发电工程签订合同和处理与之相关事宜。安能公司将该工程厂房大体积混凝土工程的施工分包给湘中公司，双方于2010年12月订立了合同编号为AN-JPH-46的《江坪河水电站引水发电工程厂房大体积混凝土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合同工期自批准的开工之日起至2012年12月23日止，湘中公司指定王长落为该项目的项目经理，湘中公司进场后7个工作日内上报进场设备、人员报验单（附身份证复印件），安能公司根据上报的设备、人员清单对湘中公司现有设备及人员进行复查，在本项工程完工后7个工作日内撤退其人员、施工设备和剩余材料；因甲方及合同约定的不可抗力原因造成停工的，工期相应顺延，但顺延的时间以安能公司现场工程师签证并经工程技术科确认为准；用于板梁柱砼施工的钢管、卡扣件及钢模板由安能公司负责免费提供，用于安全防护的密孔网、用于搭跳的竹跳板和用于砼浇筑搭设脚手架的所用的钢管及卡扣件由安能公司免费在仓库提供，湘中公司使用后及时进行归还，湘中公司领用安能公司模板、扣件、钢管用于板梁柱以外的砼施工时，双方约定按当月市场租赁费收取租金；本合同工程完工、账款结清后自行失效。”期间，蔡麟瑞、聂军权等人在该水电工程项目从事劳务（但不在湘中公司承包项目内从事劳务）。案涉工程因原业主湖北华清电力有限公司资金紧张而自2011年7月起停工，至湘中公司在未完成全部工程量的情况下离场。湖北华清电力有限公司破产后，由新业主湖北能源集团承继江坪河水电站引水发电工程的建设，但湖北能源集团不再履行原业主湖北华清电力有限公司与安能公司的合同，而是将工程总包给不同的施工单位，将其中的厂房工程（安能公司原分包给湘中公司的施工部分）总包给水电六局，将其中的大坝工程总包给了江夏公司，并于2015年5月进场，10月开工；但安能公司为完成工程档案资料的移交等工作，至2017年10月仍未离场；湘中公司对新业主将湘中公司分包的工程项目总包给水电六局在本案审理中未发表异议。江坪河水电站引水发电工程项目指挥所人员潘红（武警水电部队人员）电话通知湘中公司项目负责人王长落及其他劳务人员前往结算民工工资，王长落与蔡麟瑞、聂军权等民工一同于2015年9月1日去项目指挥部结算民工工资，项目部称新业主湖北能源集团要求将厂房移交给其他单位施工，需要拆除现场的钢管架，而要求王长落组织民工拆除，王长落当即答应，而要求在场的蔡麟瑞、肖永求等帮项目指挥部组织民工拆除，聂军权也参与其中。2015年9月23日，因厂房积水深，民工临时用水泵抽水，在抽水过程中，聂军权从六米高的脚手架上摔下受伤，并被送往医院治疗；蔡麟瑞于2015年10月8日出具收条，收到江夏公司江坪河工程指挥所付聂军权医药费37400元，于同年11月9日出具收条，收到江夏公司江坪河工程指挥所付医药费50000元，江夏公司江坪河工程指挥所于同日出具了金额为50000元的转账支票，用途为工人医药费，聂军权的配偶李琼尾号为5039的中国建设银行账号于2016年2月6日收到王长落转账支付130000元（此款实际为江夏公司支付），以上经济往来中，包含江夏公司为聂军权垫付的医药费共计130000元。2015年12月15日，王长落以湘中公司江坪河电站厂房工程项目部的名义向安能公司江坪河项目部出具报告：“兹有我部湘中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在江坪河电站厂房施工，由于业主原因停工，按项目部要求留守5人看守工地7个月，共计350工日，计52500元，请贵部首长解决为感”，“兹有我部湘中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在江坪河电站厂房施工，由于赶工期，项目部要求我部上工人抢工期，工人上工地没几天就因业主原因停工，我部支付机械、人员进出场费用6800元，请贵部首长解决为感”。2015年12月，安能公司与湘中公司订立了《江坪河水电站引水发电工程厂房混凝土工程施工补充合同》，确认“2011年施工期间，因业主材料及图纸未及时供应，致湘中公司现场停工等待。2011年7月厂房砼施工项目因业主原因停工，致湘中公司未完成全部工程项目离场，致使现场发生工程看护、未完成砼浇筑的仓位模板制作安装等新增项目，2015年9月，按湖北能源集团的要求需将厂房移交给其他单位进行施工，致使需要拆除现场的钢管、模板等，因后续工程项目不再由湘中公司施工，安能公司对湘中公司补偿进出场费、保险费用等”。后湘中公司出具《湖北溇水江坪河水电站工程完工结算书》给安能公司，其中的完工结算审核表中增8项显示“厂房钢管及模板拆除以120000元总价包干”，湘中公司于2016年9月9日向安能公司提交了有效期为2011年10月13日－2014年10月13日的安全生产许可证。聂军权（于2015年9月23日）受伤后，拆除施工人蔡麟瑞等随即报告项目指挥所潘红等管理人员，潘红等即安排车辆就近送往湖北省鹤峰县中心卫生院做检查，因医疗条件有限，次日转往湖南省双峰县人民医院检查治疗，医疗费用2261.14元，一天后出院被送入正大邵阳骨伤科住院检查治疗，医疗费用49531.07元，于10月13日出院，于10月14日入住双峰县城的双峰县骨伤科医院治疗，医疗费用33737.73元，于2016年9月6日出院，期间于2016年6月12日至长沙解放军第一六三医院检查，花费费用88元，合计医疗费用85617.94元。聂军权的伤情经娄底市正中司法鉴定所于2016年9月8日作出鉴定意见，认为①构成七级伤残，②鉴定前的合理医疗费用凭医院正式有效发票审查认定，鉴定后建议继续休治费（含内固定取出费）15000元左右，③住院期间陪护一人，④营养期限90日；后经娄底市星罡司法鉴定所重新鉴定于2017年7月26日作出鉴定意见，认为①构成七级伤残，②鉴定前的合理医疗费用凭医院正式有效发票审查认定，鉴定后建议继续休治费（含内固定取出费）15000元左右，③建议住院期间陪护壹人，④建议营养期限为90日。对此，安能公司申请重新鉴定，一审法院准许，经娄底市星罡司法鉴定所于2017年7月26日作出的鉴定意见为：①构成七级伤残，②受伤后医疗费用凭治疗医院的医疗发票审核认定，继续治疗费用（主要用于取内固定术费用，不包括必要时植骨治疗）在15000元左右，③伤者目前骨折线尚未愈合，还需继续治疗，必要时可考虑行人工植骨术以促进骨折愈合（费用或以实际发生凭据支付），④住院期间每天护理一人，营养期三个月。后续治疗费（不含植骨治疗）以鉴定意见15000元为准；各被告提出聂军权主张的交通费10291元过高，根据聂军权住院期间的交通必要性与就医情况，酌情认定交通费开支5000元；住宿费根据聂军权提交的住宿发票及住宿必要性，酌情认定2000元；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自2015年9月23日至2016年9月6日共计住院350日，计350×60＝21000元；营养费以鉴定意见90日为准，计90×30＝2700元；误工费以湖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为350×31284/365≈29998.36元；护理费以鉴定意见即住院期间每日陪护一人的标准计算，计350×46458/365≈44548.77元，聂军权提供护理费支付凭证主张的金额为41400元，未超过上述标准，认定护理费损失为41400元；残疾赔偿金按湖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结合伤残等级计31284×20×40%＝250272元；精神损害赔偿根据伤残等级等情况酌情认定20000元。司法鉴定费根据发票认定为1200+2600＝3800元（其中重新鉴定费2600元系安能公司垫付）。综上，聂军权的损失合计476788.3元（含江夏公司垫付的130000元医药费与安能公司垫付的2600元重新鉴定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安能公司与湘中公司签订的《江坪河水电站引水发电工程厂房大体积混凝土工程施工合同》是否已终止或解除；（二）《补充合同》的实质，以及拆除钢管架是湘中公司履行合同，还是王长落受托雇佣；（三）聂军权受伤的损失认定及各方当事人在本案中的责任。（一）关于安能公司与湘中公司签订的《江坪河水电站引水发电工程厂房大体积混凝土工程施工合同》是否已终止或解除的问题。安能公司承包湖北华清电力有限公司的江坪河水电站引水发电工程，并将该工程的厂房大体积混凝土工程分包给湘中公司，双方所签订的《江坪河水电站引水发电工程厂房大体积混凝土工程施工合同》合法有效。但由于建设方湖北华清电力有限公司的原因，该工程的施工被迫于2011年7月停工，致湘中公司离场；后湖北华清电力有限公司破产，湖北能源集团成为江坪河水电站引水发电工程的新业主，湖北能源集团不再履行原业主湖北华清电力有限公司与安能公司的施工合同，而是将安能公司所承包的工程总包给其他施工单位，将湘中公司分包的厂房大体积混凝土工程总包给水电六局，另将该工程的大坝工程总包给江夏公司，对此湘中公司或安能公司均未提交异议的证据，湘中公司已无履行施工合同的必要与可能，应当视为湘中公司与安能公司之间的施工合同已经得到事实上的解除。（二）关于《补充合同》的实质，以及拆除钢管架是湘中公司履行合同，还是王长落受托雇佣的问题。如前所述，在工程施工上，湘中公司、安能公司均已没有履行的必要和可能，但尚留在施工现场的钢管架系安能公司所有，由于安能公司已退出施工，安能公司的施工项目变为水电六局承包，因而拆除钢管架成为安能公司的现实需要，恰逢湘中公司项目负责人王长落接通知带着民工前往安能公司项目指挥部结算民工工资，项目指挥部人员潘红等即与王长落协商要求组织民工进行拆除，在庭审中，湘中公司及王长落提出因湘中公司的施工合同已被解除，湘中公司已无拆除钢管架的义务，据此，王长落安排人员组织民工拆除，是来自安能公司项目指挥部的委托，实际雇佣用工单位是安能公司。2015年12月15日湘中公司项目部向安能公司项目部提出要求解决停工后留守人员工资及停工造成的机械、人员进出场费用，双方于2015年12月订立的补充合同，明确“因业主原因造成湘中公司中途离场，致使现场发生工程看护、未完成砼浇筑的仓位模板制作安装等新增项目，按新业主要求将厂房工程移交给其他单位施工，致使需要拆除现场的钢管、模板等，因后续工程项目不再由湘中公司施工，安能公司对湘中公司补偿进出场费用、保险费用。”其后湘中公司出具的《完工结算书》载明“厂房钢管及模板拆除以12万元总价包干”，2016年9月9日湘中公司向安能公司补交了有效期限为2011年10月13日－2014年10月13日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因此，安能公司认为拆除钢管架系承包给有施工资质的湘中公司施工，发生民工受伤，应由湘中公司负责赔偿。而湘中公司则提出尚有几十万元的工程款安能公司尚未支付，安能公司利用优势地位签订《补充合同》，继而要求将拆除钢管架的雇佣民工工资写入结算书，企图造成湘中公司承包拆除钢管架的假象，但湘中公司2016年9月9日提交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有效期为2011年10月13日－2014年10月13日，拆除钢管架发生在2015年9月，可见湘中公司在2015年9月并未承包安能公司的钢管架拆除。根据湘中公司编制的完工结算书上载明的“厂房钢管及模板拆除以12万元总价包干”，系对2015年9月拆除钢管架的承包追认，应当认定双方就拆除钢管架及模板的施工承包合同有效。至于聂军权在拆除钢管架过程中受伤，江夏公司先后三次支付医疗费137400元，无证据证明江夏公司对聂军权受伤的相关责任，可以认定该款系江夏公司自愿支付。（三）关于聂军权受伤的损失认定及各方当事人在本案中的责任问题。聂军权的受伤损失，已经事实部分认定为人民币476788.30元。聂军权不是湘中公司员工，也未提交与湘中公司的劳动合同，聂军权参与拆除钢管架，系湘中公司临时用工，属于劳务关系，在劳务关系中雇员从事雇佣活动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聂军权的受伤损失应当由湘中公司负责赔偿。江夏公司自愿补偿支付人民币137400元医疗费用，予以准许。聂军权在施工中为抽掉厂房积水在提水泵过程中摔伤，其安全意识不强，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湖南省湘中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赔偿原告聂军权的受伤损失人民币315549元（其中应付中国安能建设总公司2600元重新鉴定申请费，应付聂军权312949元）。二、被告江夏水电工程公司补偿原告聂军权的受伤损失人民币130000元（该款已支付）。三、原告聂军权对其受伤损失自行负担23839.3元。四、驳回原告聂军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被告湖南省湘中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湘中公司向本院提交了湖北省鹤峰县人民法院(2014)鄂鹤峰民初字第00775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拟证明：江夏公司与安能公司共同承包了江坪河水电站工程项目，该工程是在2011年12月份全面停工的，该判决书查明了安能公司与江夏公司在江坪河水电站施工期间，存在人、财、物混同、施工地域混同等事实。上诉人江夏公司经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达不到湘中公司的证明目的，原业主湖北华清电力有限公司与安能公司签订的是三大主标工程（大坝工程、泄洪工程、引水发电工程），与江夏公司签订的是除了三大主标工程之外的其他工程，两者无任何关联性，其他以答辩意见为准。被上诉人聂军权质证意见为，请二审法院依法对该证据予以审查。原审被告王长落认可该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二审经审查，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对其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一、二审庭审情况及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湖北华清电力有限公司破产后，由新业主湖北能源集团承继江坪河水电站引水发电工程的建设，但湖北能源集团不再履行原业主湖北华清电力有限公司与安能公司的合同，而是将工程总包给不同的施工单位，将其中的厂房工程（安能公司原分包给湘中公司的施工部分）总包给水电六局，将其中的大坝工程总包给了江夏公司，并于2015年5月进场，10月开工；但安能公司为完成工程档案资料的移交等工作，至2017年10月仍未离场；湘中公司对新业主将湘中公司分包的工程项目总包给水电六局在本案审理中未发表异议。”无相关证据证实，本院不予确认。此外，原审查明的“蔡麟瑞于2015年10月8日出具收条，收到江夏公司江坪河工程指挥所付聂军权医药费37400元，于同年11月9日出具收条，收到江夏公司江坪河工程指挥所付医药费50000元，江夏公司江坪河工程指挥所于同日出具了金额为50000元的转账支票，用途为工人医药费，聂军权的配偶李琼尾号为5039的中国建设银行账号于2016年2月6日收到王长落转账支付130000元（此款实际为江夏公司支付），以上经济往来中，包含江夏公司为聂军权垫付的医药费共计130000元。”应为“蔡麟瑞于2015年10月8日出具收条，内容为‘今收到江夏水电工程公司江坪河工程指挥所37400元，说明：付聂军权医药费，收款人蔡麟瑞’；蔡麟瑞于同年11月9日出具收条，内容为‘今收到江夏水电工程公司江坪河工程指挥所50000元，说明：医药费，收款人：蔡麟瑞并加盖了湖南省双峰县第四建筑工程公司公章’，江夏公司江坪河工程指挥所于同日出具了金额为50000元的转账支票，上述转账支票载明的50000元实为支付前述收据载明的50000元，即是一笔款项而非两笔款；聂军权的配偶李琼尾号为5039的中国建设银行账号于2016年2月6日收到王长落转账支付130000元（王长落陈述该130000元系江夏公司转账给王长落，由王长落代江夏公司支付聂军权的赔偿款，但江夏公司认为该130000元与其无关，系王长落履行湘中公司的职务行为，系湘中公司支付给聂军权的赔偿款）。”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安能公司、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水电第二总队诉湖北华清电力有限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湖北省鹤峰县人民法院(2014)鄂鹤峰民初字第00775号]，该案判决查明了以下事实：1、2008年1月18日，湖北华清电力有限公司与安能公司签订了《湖北溇水江坪河水电站大坝工程施工协议书》、《湖北溇水江坪河水电站泄洪工程施工协议书》、《湖北溇水江坪河水电站引水发电工程施工协议书》，对双方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此外，湖北华清电力有限公司与武警水电二总队（即江夏公司）经协商还签订了《湖北溇水江坪河水电站三大主标2010年“7.10”水毁补偿合同》、《湖北溇水江坪河水电站导流洞围堰工程施工合同》等施工合同。2、湖北华清电力有限公司于2011年12月7日向安能公司与武警水电二总队（即江夏公司）支付了最后一期工程进度款后，因资金链断裂再未向两公司支付工程进度款。因湖北华清电力有限公司不能及时支付工程款，由安能公司承建的江坪河水电站三大主体工程除泄洪洞挖项目完成外，合同内其他项目均未施工完成，至2011年12月20日工程处于全面停工状态。3、安能公司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水电指挥部的独资公司，与武警水电二总队（即江夏公司）均归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水电指挥部领导。安能公司与武警水电二总队在江坪河水电站施工期间人、财、物混同、施工地域混同。在该案的诉讼过程中安能公司与武警水电二总队向该院出具了《共同债权申明》，提请该院在审理该案时，对两公司的债权不作区分。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主要争议焦点为：一、一审判决认定聂军权受雇于湘中公司是否正确。本案中，安能公司与湘中公司于2015年12月达成《江坪河水电站引水发电工程厂房混凝土工程施工补充合同》（合同编号：AN-JPH-46-02）和《湖北溇水江坪河水电站工程完工结算书》（合同编号：AN-JPH-46），上述补充合同和完工结算书均显示安能公司将案涉“厂房钢管及模板拆除以12万元总价包干”承包给了湘中公司，湘中公司在上述补充合同和完工结算书上加盖了湘中公司项目部的公章，故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湘中公司已对2015年9月拆除钢管架和模板的承包行为进行了追认，同时认定双方就拆除钢管架及模板的承包合同有效，并无不当。故聂军权在拆除钢管架及模板过程中受伤，此时其雇主应为湘中公司。二、本案责任主体应如何认定，责任比例应如何划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伤者聂军权的雇主是湘中公司，故应由湘中公司对雇员聂军权所受伤害承担赔偿责任。但本案中，安能公司存在以下过错：一是安能公司与湘中公司未按正规程序先就“厂房钢管及模板拆除”工程签订正式合同，后再组织施工人员施工；二是安能公司作为案涉钢管及模板的所有权人，在江坪河水电站工程于2011年12月即已全面停工的情况下，明知要拆除的“厂房钢管和模板”经过多年风吹雨打，存在破败不堪的状况，拆除工作充满了危险，安能公司未就危险情况进行必要的告知和提示；三是拆除厂房钢管和模板过程中，安能公司和江夏公司指挥部工作人员直接参与对施工成员的组织指挥；四是安能公司与江夏公司在案涉江坪河水电站项目中存在人、财、物混同、施工场地混同的情形。故本院结合上述情形认定安能公司和江夏公司对聂军权所受伤害亦存在一定过错，亦应承担一定责任。综上，根据本案实际情况，本院酌情认定由湘中公司承担50%的责任，由安能公司与江夏公司共同承担45%的责任，其余损失由伤者聂军权自负。三、一审判决认定聂军权的损失是否正确。1、关于聂军权交通费、住宿费问题，经审查，聂军权受伤后先后在湖北省鹤峰县走马镇中心卫生院、湖南省双峰县人民医院、正大邵阳骨伤科医院、长沙解放军第一六三医院住院治疗和检查等，即聂军权受伤后多次转院治疗和检查，必然产生相关的交通费和住宿费用，一审酌情认定交通费5000元、住宿费2000元，基本符合客观实际。2、关于聂军权的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的计算标准问题。聂军权受伤时间虽为2015年9月，但聂军权于2017年4月19日一审开庭中已变更了诉讼请求，其诉请按照2017年度标准计算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故一审法院按2017年的相关标准认定聂军权的损失，未违反法律规定。经审查，原审判决认定聂军权的总损失为476788.3元，并无不当。四、关于案涉款项的性质问题。1、蔡麟瑞所领取款项的性质问题。蔡麟瑞于2015年10月8日出具收条，“今收到江夏水电工程公司江坪河工程指挥所37400元，说明：付聂军权医药费，收款人蔡麟瑞。”蔡麟瑞于2015年11月9日出具收条，“今收到江夏水电工程公司江坪河工程指挥所50000元，说明：医药费，收款人：蔡麟瑞，并加盖了湖南省双峰县第四建筑工程公司公章。”江夏公司江坪河工程指挥所于同日出具了金额为50000元的转账支票，上述转账支票载明的50000元实为支付前述收据载明的50000元，即是同一笔款项而非两笔款。对于上述87400元（一审判决认定为137400元错误，实为87400元）的性质应如何确定，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本院认为，双方对蔡麟瑞领取的上述款项共计87400元无异议，蔡麟瑞领取的87400元已用于聂军权住院治疗，但聂军权在收到王长落支付给其配偶李琼的130000元后，聂军权已将该87400元归还给了蔡麟瑞，因此，一审判决认定的“江夏公司自愿补偿支付人民币137400元医疗费用，予以准许”不妥，该87400元性质应由安能公司和江夏公司与蔡麟瑞另行协商或者诉讼解决，本院对此不做审查。2、聂军权的配偶李琼尾号为5039的中国建设银行账号于2016年2月6日收到王长落转账支付130000元性质问题。本院认为，湘中公司及王长落均认可该130000元系王长落接受江夏公司的委托，由王长落代江夏公司支付给聂军权的赔偿款，故该130000元可认定系由江夏公司支付给聂军权的赔偿款，可在安能公司和江夏公司应共同承担的赔偿款中予以核减。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处理结果欠妥当，本院予以适当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湖南省双峰县人民法院（2016）湘1321民初3192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二、撤销湖南省双峰县人民法院（2016）湘1321民初3192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项；三、被上诉人聂军权的各项经济损失共计476788.3元，由上诉人湖南省湘中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赔偿被上诉人聂军权238394.15元，由上诉人江夏水电工程公司和被上诉人中国安能建设总公司共同赔偿214554.74元（其中已支付的130000元应予核减），其余损失由被上诉人聂军权自行负担；上述款项限赔偿义务主体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四、驳回上诉人湖南省湘中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江夏水电工程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828元，合计3828元，由上诉人湖南省湘中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负担1889元，由上诉人江夏水电工程公司和被上诉人中国安能建设总公司共同负担1700元，由被上诉人聂军权负担23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一荣审判员  陈友红审判员  刘 威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刘聪书记员吴昊俣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赔偿损失；（七）赔礼道歉；（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本条规定。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