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169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谌利，女，汉族，1973年8月1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南省安化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柏承，广东华商（龙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邬曼红，广东华商（龙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爱国，男，汉族，1975年3月1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祖冲，广东卓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鑫，广东卓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征海，男，汉族，1975年10月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上诉人谌利因与被上诉人朱爱国、何征海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6民初62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爱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何征海、谌利偿还朱爱国股权转让款30万元；二、判令何征海、谌利支付违约金30万元；三、判令何征海、谌利对上述请求支付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四、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何征海、谌利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9月19日，案外人深圳市XX科技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设立（以下简称“XX公司”）。2014年6月19日，XX公司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变更前股权为：朱爱国25%（125万）、何征海50%（250万）、王某某25%（125万）。变更后股权为何征海75%（375万）、朱爱国25%（125万）。2015年3月18日，XX公司又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变更前股权为：何征海75%（375万）、朱爱国25%（125万），变更后股权为何征海75%（375万）、谌利25%（125万）。2015年1月16日，朱爱国（转让方、甲方）与何征海（受让方、乙方）、谌利（受让方、丙方）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朱爱国将其持有的XX公司25%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何征海20%、丙方谌利5%，对应的股权转让款分别为104万元和26万元。《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一条第2款约定：乙方和丙方应于本协议书生效之日起15日内支付首期股权转让款70万元，甲方应在款项到帐后三天内协助乙方和丙方进行股权转让公证。第二次付款应在股权公证转让手续完成一年后的三日内转账30万元给甲方。第三次付款应在公证转让手续完成两年后的三日内转账30万元给甲方。甲方收取股权转让款的帐户如下……。《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四条违约责任第2款中约定：……如乙方和丙方未能按期支付上述款项且没有提前跟甲方说明情况并取得同意的，乙方和丙方应双倍支付尾款。2015年2月2日，何征海向朱爱国转款20万元。2月3日，谌利向朱爱国转款30万元。5月26日，谌利向朱爱国转款20万元。2016年2月1日，谌利向朱爱国转款30万。庭审中，谌利称登记在其名下的25%股权中只有5%属于其所有，其余20%股权系代被告何征海持有。一审法院认为，朱爱国与何征海、谌利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何征海、谌利违约不向朱爱国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故此该院对朱爱国要求何征海、谌利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30万元及违约金的请求予以支持。对于谌利抗辩所称其已支付的转让款数额已经超过了5%股权约定的转让价格，不应再支付股权转让款，由于各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是何征海、谌利共同向朱爱国支付股权转让款，而不是分别支付，且实际按照约定支付了前期款项，并将股权登记在一人名下，该院认定何征海、谌利系利益一致的共同体，故此该院对谌利的此项抗辩主张不予采纳。对于违约金的计算，由于双方约定的计算标准过高，该院依法予以调整，调整为按照年利率24%计算，即违约金以30万元为计算基数，自2017年3月22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何征海、谌利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连带支付朱爱国股权转让款30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以30万元为计算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自2017年3月22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朱爱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9890元，由何征海、谌利负担。谌利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谌利无须向朱爱国连带支付股权转让款30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二、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朱爱国、何征海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做出了错误的判决结果。一、谌利已将《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受让股权对应的股权转让款支付给朱爱国，谌利无需再向朱爱国支付其他股权转让款。根据谌利与朱爱国、何征海于2015年1月1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朱爱国将其占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何征海，将其占公司5%的股权转让给谌利，对应的股权转让款分别为104万元和26万元。谌利已足额向朱爱国支付股权转让款，而且转让款的数额已经超过了受让的5%股权约定的转让价格，不应再支付股权转让款。二、谌利实际只受让了5%的股份，其余20%的股份系代何征海持有，且《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并未约定谌利和何征海对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承担连带责任，谌利和何征海并非利益一致的共同体。根据2015年3月18日XX公司股权变更事项显示，变更前股东：何征海75%，朱爱国25%；变更后股东：何征海75%，谌利25%。由此可佐证，登记在谌利名下的25%股权中只有5%属于其所有，其余20%的股权系代何征海持有。一审法院认定谌利和何征海是利益一致的共同体，系事实认定错误。谌利和何征海分别受让了朱爱国的股权，且协议中并未约定谌利和何征海对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承担连带责任，故剩余的股权转让款应全部由何征海向朱爱国支付。谌利在二审法庭调查程序中变更和补充如下事实和理由：一、上述第二点中“其余20%的股份系代何征海持有”，变更为“其余20%的股权系何征海向谌利退还的股份”。二、2014年3月25日和2014年5月30日谌利与何征海签订《委托持股协议》，谌利委托何征海分别向XX公司原股东刘某某、王某某各购买12.5%的股权，共委托何征海购买25%的股权并委托何征海免费代持。2014年3月31日和2014年6月9日，何征海向刘某某、王某某分别购买了其名下持有的XX公司25%的股权，至此何征海总共代持谌利25%的股权。2015年1月16日，谌利、何征海、朱爱国三方签订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何征海受让朱爱国20%的股权，谌利受让朱爱国5%的股权，后谌利要求何征海退还其代持股权中的20%。原本按照以上几份协议，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时应先由朱爱国变更20%股权给何征海，再由何征海变更20%股权给谌利，为了简化交易手续，各方一次性完成股权变更登记，2015年2月4日在办理股权变更公证手续时，朱爱国与谌利签订了另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谌利受让朱爱国25%的股权，但此协议书只是为了便于一次性将股权变更至谌利名下，只是形式合同，三方实际是按照2015年1月1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履行，谌利实际只受让了朱爱国5%的股权，2015年1月1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清楚写明谌利与何征海分别受让的股权和对应的价款。谌利与何征海不存在连带购买情形和连带支付责任，后来因担心朱爱国会以2015年2月4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要求谌利付款，何征海提出同意通过谌利的账户付款，何征海委托案外人田某某给谌利转账，再通过谌利的账户转给朱爱国，朱爱国对此完全知情。但根据合同的相对性，谌利只购买了5%的股权，只需要向朱爱国支付26万元的对价，否则合同会直接写明转让25%股权给谌利和何征海共同持有。对于朱爱国来说，其只要收到股权转让款即可，至于是谁向其转款并不是关键，不管是何征海自己付款还是何征海通过谌利的账户转款给朱爱国，都只是履行付款义务的一种形式，并不能作为谌利和何征海要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依据，否则谌利购买的标的物与价款严重不符合。该《股权转让协议书》亦没有约定连带责任的条款，协议只是要求谌利分三期付款，即使认为谌利仍需向朱爱国付款，根据民法通则第八十六条规定，“债务人为两人以上的，按照确定的份额分担义务”，针对第三笔未付的30万元，谌利只需要按照受让5%的股权占25%的比例承担付款义务。朱爱国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一、何征海、谌利共同受让朱爱国25%的股权，应当共同清偿股权转让款。二、关于其他协议，朱爱国只是配合何征海、谌利进行股权变更，实际履行的是2015年1月16日《股权转让协议书》。三、谌利在受让之后以其名义也支付了80万余元的款项。何征海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亦未发表答辩意见。二审中朱爱国、何征海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谌利向本院提交了2014年3月25日《委托持股协议》、2014年3月31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股权转让见证书》、2014年5月30日《委托持股协议》、2014年6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股权转让见证书》、2015年2月4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股权转让见证书》、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查询单、《声明书》、谌利的转账记录、何征海的转账记录，用以证明何征海代谌利持有XX公司的股份。朱爱国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谌利未在举证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上述证据，违反了法律关于举证期限的规定，且上述证据与本案基本事实之间缺乏关联性，故本院对谌利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谌利是否应对各方当事人于2015年1月1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所约定的第三期股权转让款30万元承担共同清偿责任。虽然该《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谌利、何征海分别受让朱爱国转让的XX公司5%和20%股权，应分别向朱爱国支付26万元和104万元股权转让款，但同时约定谌利、何征海向朱爱国分三期支付股权转让款共计130万元，并未对谌利、何征海各自须履行的款项支付义务作出区分。从合同实际履行上看，谌利、何征海实际支付100万元，已履行合同约定的支付前两期股权转让款的义务，谌利已实际支付80万元，金额远超过合同约定的其受让5%股权所对应的股权转让款26万元，各方当事人均未对此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谌利、何征海系利益共同体，应对涉案剩余的第三期股权转让款项30万元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并无不当。而且，从公司股权结构变化上看，在各方当事人于2015年1月16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后，谌利已实际受让朱爱国转让的XX公司25%股权，理应支付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款，现谌利主张其不应支付第三期款项，有悖诚信原则。谌利于一审庭审中辩称其受让的XX公司25%股权中有20%的股权系代何征海持有，在二审法庭调查程序中又称该20%股权系何征海向其返还之前代其持有的股权，谌利的诉讼行为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关于“禁止反言”的规定，有违诉讼诚信原则，并且谌利的上述诉讼主张，均无相应证据证明，缺乏事实依据，即使上述主张之一具有真实性，也无证据证明朱爱国对谌利、何征海之间的上述民事法律行为知情，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谌利与何征海之间的对内法律关系效力对外不及于朱爱国，谌利不应免除向朱爱国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的义务。综上，谌利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9890元，由何征海、谌利负担，公告费260元，由何征海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9890元，由谌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秦    拓审判员 谢  文  清审判员 李  兴  旺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许蓓珣（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