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13民终325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二）：叶春红，女，汉族，1971年4月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利兴，广东铸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己娣，女，汉族，1969年6月2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定坤，广东颂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倚珊，广东颂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一：叶伟雄，男，汉族，1968年7月2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上诉人叶春红因与被上诉人陈己娣、原审被告叶伟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7）粤1303民初7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叶春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利兴、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倚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叶春红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7）粤1303民初745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确认原审被告叶伟雄所负债务为其个人债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一审判决出现根本性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原审被告叶伟雄的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叶伟雄并没有共同举债的合意，借款更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原审被告叶伟雄是一个毫无责任感嗜赌如命的无业游民，从2005年起至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叶伟雄离婚之日止，原审被告叶伟雄常年不着家，更未支付过任何的生活费，抚养子女、赡养老人的重担全由上诉人承担，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叶伟雄的婚姻早已是名存实亡，根本不可能有与其共同举债的合意，借款更不可能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天下间没有不是的子女，原审被告叶伟雄的母亲李某在一审中却作为证人出庭指证原审被告叶伟雄不赡养父母、不抚养子女毫无家庭责任感，由此可见，原审被告叶伟雄是如何不负责任，一个不赡养父母、不抚养子女的人，根本就不存在借钱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可能。这是一出听者伤心闻者落泪的人间悲剧，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在法庭上听到一个老母亲这种饱含血泪的控诉都会为身为人子、人夫、人父的原审被告叶伟雄感到羞耻，然而一审法院却简单粗暴的以证人李某与上诉人、原审被告叶伟雄具有利害关系为由不采信证人李某的证人证言，一审法院明显是在偏袒被上诉人。2.原审被告叶伟雄长期频繁的对外举债，明显不是正常的生活需要及经营需要，原审被告叶伟雄举债用途的惟一合理解释是用于赌博。一审法院将8个债权人共9宗案件合并审理，根据该9宗案件：2006年6月至2008年9月期间共借款15次，每次的举债数额多则4万元、少则l万元，共计29万元。尤其是2007年7月以后，原审被告叶伟雄几乎每月举债一次（其中债权人叶伟明从2007年8月至2008年7月期间，短短11个月4次借款给原审被告叶伟雄），原审被告叶伟雄长期频繁的对外举债，明显不是用于正常的生活需要及经营需要，而且原审被告叶伟雄是一个嗜赌如命没有正当职业的无业游民，其举债用途的惟一合理解释是用于赌博。被上诉人及其他债权人与原审被告叶伟雄是同一村小组村民，应当知晓原审被告叶伟雄是一个没有丝毫责任心的赌徒，亦应当知晓原审被告叶伟雄借款是用于赌博，而不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但是一审法院无视原审被告举债的异常，不予以查明原审被告叶伟雄举债的用途，便机械的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3.上诉人完全具备独立抚养子女的能力，根本就没有频繁对外举债的必要。上诉人从2007年7月起经营一家小饰品店（2007年8月29日才领取的营业执照），经营所得足以独立抚养两个子女（如果无法维持生活，上诉人根本就不可能经营10年之久，目前仍在经营）；原审被告叶伟雄对外举债期间，上诉人家庭并没有购置房产、汽车等重大经济行为；同时，上诉人经营的饰品店是小本经营，亦不需要长期频繁的筹借经营资本。因此上诉人根本就没有对外举债的必要。二、一审法院机械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认为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债务认定的法律适用上应作如下理解：1.《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由此确立了认定共同债务的基本原则为夫妻一方所举债务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否则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确立了由夫妻一方举证证明除外情形才能否定共同债务的性质，由此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所举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作为一般审判原则。但该条款是依据婚姻法本身立法精神进行解释适用的推定标准，其实质是对《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所作的解释。因此该条款不能突破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所确立的认定夫妻共同债务须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基本原则，故不能任意扩大该条款适用范围，更不能在司法裁判中据此一刀切的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一概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补充规定》中亦明确规定：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3.2015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民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的会议纪要第三条关于婚姻家庭、继承纠纷等家事案件的审理问题中明确指出：“切忌僵化机械理解举证证明责任，要注意根据不同案件事实。如果举债人配偶一方举证证明举债人所借债务明显超出日常生活及生产经营所需，或者举债人具有赌博、吸毒等不良嗜好，或者所借债务发生在双方分居期间等情形的，举证证明责任就相应地转回到债权人一方。”本案李某的证人证言足以证明原审被告叶伟雄的举债发生在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叶伟雄分居期间，原审被告叶伟雄所借债务亦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退一万步而言，即使一审法院认定李某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不采信其证人证言，原审被告叶伟雄长期高频度的重复举债，已明显超出日常生活及经营所需，举证证明责任就应相应地转回到债权人一方。而且上诉人从2007年起经营小饰品店，足以维持家庭日常生活所需。以上三点中的任何一条都足以认定原审被告叶伟雄所借债务为个人债务而非夫妻共同债务。然而，一审法院却罔顾事实，机械僵化的错误适用了《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导致一审判决出现根本性错误。三、一审判决显失公平，完全没有公平正义可言。法律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屏障，然而一审判决却显失公平，毫无公平正义可言。俗话说，女人是半边天，但是上诉人很不幸的遇到一个赌徒前夫，一个女人独自抚养子女、赡养老人，顶起了一整片天。生存本来就够艰难了，现在一审法院居然判决上诉人须承担一堆之前完全就不知情且没见过半分钱的债务，这分明是要将上诉人一家逼上绝路，法律的公平正义何在？综上所述，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为了正确适用法律，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判如所请。陈己娣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原审判决结果。二、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并不成立，应予以驳回其上诉请求。（一）本案借款系被答辩人与原审被告叶伟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原审被告叶伟雄的借款应属为夫妻共同生活而对外举债，原审法院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属认定事实正确。1．被答辩人诉称其与原审被告叶伟雄从2005年起至离婚之日止，双方一直处于分居状态，原审被告叶伟雄的借款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被答辩人在原审法院阶段提供证人证言予以证明。原审法院认为证人李某与被答辩人、原审被告叶伟雄有利害关系，证人梁某、熊某未到庭接受询问，对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不予采纳。通过原审庭审的表现，答辩人完全可以认定原审被告叶伟雄一家人通过虚假证词，钻法律空子逃避法律责任。原审法院对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不予采纳，系符合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故原审法院认定原审被告叶伟雄的借款属夫妻共同债务，属认定事实正确。2．被答辩人声称原审被告叶伟雄系一个毫无责任感嗜赌如命的无业游民。若如被答辩人所称，被答辩人与原审被告叶伟雄自2005年分居，被答辩人明知原审被告叶伟雄的为人，其与原审被告叶伟雄拖到2010年才离婚实属不符合常理。显而易见，被答辩人如此阐述原审被告叶伟雄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把本案借款全部推脱干净。3．答辩人是农村人，没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也没有法律意识，原审被告叶伟雄向答辩人借款，答辩人认为原审被告叶伟雄出具借条写明借款金额就足以证明一切。被答辩人以借条未注明借款用途认定借款不是用于正常的家庭生活需要及经营需要，实属无稽之谈，有违常理。借条是否写借款用途，并不影响借条的法律效力，也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的明文规定借条应注明借款用途才能证明借款是用于家庭生活。故被答辩人以原审被告叶伟雄出具的借条未注明用途，而认定系原审被告叶伟雄的借款用于赌博，无任何事实依据，简直是一派胡言。4．本案中，原审被告借款期间正是被答辩人刚起步经营小饰品店期间，即便被答辩人认为经营的小饰品店是小本经营，但被答辩人经营小饰品店所需的成本及经营期间所需的资金周转，均不能缺少资金。显然，答辩人向原审被告叶伟雄出借的小额借款，系用于经营被答辩人的小饰品店及家庭的日常开支。综上，被答辩人与原审被告叶伟雄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其未有证据证明原审被告叶伟雄的借款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原审被告叶伟雄的借款应属为夫妻共同生活而对外举债，原审法院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属认定事实正确。（二）被答辩人主张原审被告叶伟雄举债是用于赌博，而被答辩人未举证证明其主张，系无任何事实根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的后果。1．一审法院将8个债权人9宗案件合并审理，系基于涉案的两被告均属同一人，但这9宗案件之间并无任何的关联性。答辩人借款给原审被告叶伟雄期间，对同村多个村民均借款给原审被告叶伟雄的情况并不知情。答辩人与原审被告叶伟雄系同村村民，一起长大，基于对原审被告叶伟雄的信任，认为原审被告叶伟雄急需资金周转用于家庭生活，才愿意把辛苦赚得血汗钱借给原审被告叶伟雄。后答辩人多次向原审被告催讨债务时，才得知原审被告叶伟雄也跟同村多个村民借款的事实。为此，答辩人与同村多个村民曾以原审被告叶伟雄涉嫌诈骗犯罪向公安机关报案，但公安机关以双方的行为属经济纠纷范畴为由而不予立案处理。然而，被答辩人以9宗案件合计原审被告叶伟雄的借款次数、时间、金额等，推断原审被告叶伟雄的举债是用于赌博，简直是无稽之谈，无任何事实根据。答辩人向原审被告叶伟雄借款期间，并未与同村多个村民合意借款给原审被告叶伟雄，也并不清楚原审被告叶伟雄向同村村民借款的事实。被答辩人在未能举证证明原审被告叶伟雄的借款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凭空推断原审被告的借款是用于赌博，系为了推卸一切法律责任，损害答辩人的合法权益，恳请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答辩人向原审被告叶伟雄出借的是小额借贷，根据上述的法律规定，被答辩人应对原审被告叶伟雄的借款用于赌博，而并非用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承担举证责任，被答辩人未能举证证明，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基于上述的陈述及上述法律规定，本案的小额借贷被答辩人未能履行举证责任证明原审被告叶伟雄的借款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结合《婚姻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本案借款发生在被答辩人与原审被告叶伟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原审法院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适用法律正确。本案涉及借款金额较小，被答辩人未能举证证明原审被告叶伟雄的借款系其个人债务或赌债，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及结合《婚姻法》第十九条的规定，认定属于被答辩人与原审被告叶伟雄的夫妻共同债务，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并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本案事实，依法判决驳回被答辩人的所有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原审被告叶伟雄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陈己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令两被告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2万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6%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还清之日止）；二、依法判令由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被告一是同一个村民小组村民，被告一于2008年9月1日从原告处借款20000元，并出具《借条》一张，没有约定借款利息及借款期限。借款后，被告一迟迟没有归还该借款，原告经过催讨，被告一仍没有还款。被告一与被告二于1995年3月9日登记结婚，于2010年8月17日协议离婚，被告二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被告一对本案的涉案借款进行过还款。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本案中，被告一叶伟雄出具了借条，原告陈己娣与被告一叶伟雄形成借款合同关系，该法律关系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原告已提交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已经交付借款给被告，被告应偿还借款给原告。因此，原告诉请被告偿还20000元借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一出具的《借条》没有约定借款款期限及借款利息，原告可随时要求被告一还款，被告应归还借款，否则应视为逾期。逾期之后，应计付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原告请求自起诉之日，即2017年3月14日起计算逾期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原告请求按照月利率6%计算，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仅支持按照年利率6%计算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至被告清偿之日止。被告一与被告二于1995年3月9日登记结婚，于2010年8月17日协议离婚，涉案借款款项发生在被告一与被告二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被告二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本案借款原告与被告一约定为个人债务，也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一与被告二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而原告知道，应推定为属于被告一与被告二的夫妻共同债务，因此，原告诉请两被告向原告偿还本案涉案款项，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一叶伟雄和被告二叶春红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陈己娣支付借款2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年利率6%，从2017年3月14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陈己娣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公告费690元，由被告一叶伟雄和被告二叶春红共同负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了五份证据：证据一：不动产登记结果，证明原审被告叶伟雄无不动产登记记录，叶伟雄所借款项并非用于家庭生活支出；证据二：车辆管理所《证明》，证明上诉人叶春红、被告叶伟雄无注册登记车辆记录，叶伟雄所借款项并非用于家庭生活支出；证据三：惠州市惠阳区建安消费品综合市场《证明》及个体户机读档案登记资料，证明上诉人叶春红靠摆地摊和买卖小饰品的事实及证明叶伟雄所借款项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经营；证据四：证人证言，证明上诉人叶春红与叶伟雄从2005年以来并非共同生活，叶伟雄所借款项并非用于家庭生活支出；证据五：情况说明（惠州市惠阳区某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原审被告叶伟雄自2005年开始存在常年不着家，遗弃家庭的情形，留下叶春红与婚生子女叶某甲、叶某乙相依为命，一直在该房屋居住至今，靠做些小商品买卖维持生计的事实。被上诉人陈己娣质证认为，首先，根据民事诉讼法和最高院的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上诉人在二审阶段应当提交的是新证据，本案上诉人二审提交的并非是新证据，且个别证据在一审时已经提交，故法院不应予以采纳。1、针对上诉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对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首先，上诉人查实原审被告无不动产登记是在2018年1月9日，并不能证明原审被告叶伟雄至始至终都没有房产。第二，即便原审被告叶伟雄名下无房产信息，也不能证明其借款未用于家庭生活。第三，本案的借款是小额借贷，原审被告叶伟雄用途是家庭资金周转，且借款金额较小，也并不足以购买房产。第四，若如上诉人所言原审被告叶伟雄一家人包括上诉人没有房产，更能证明原审被告叶伟雄一家生活并不宽裕急需家庭资金周转，才向被上诉人借款。2、第二组证据，对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首先，是否有车辆与原审被告叶伟雄借款是否用于家庭生活无任何联系。第二，家庭没有购买车辆的原因有很多，例如没有驾驶证等，该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审被告叶伟雄的借款并非用于家庭生活上。第三，这组证据进一步证明叶伟雄一家生活并不宽裕急需资金周转，才向被上诉人借款。3、对于证据三的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且该证据证明的事实原审被告叶伟雄一家的家庭条件并不宽裕，急需资金周转才向被上诉人借款。对上诉人提交的上诉人的个体户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进一步证明上诉人经营小饰品店所需的成本及经营期间所需的资金周转均不能缺少资金，原审被告叶伟雄出借的小额借贷是用于上诉人经营的小饰品店及日常生活开支，且经营小饰品店时间与叶伟雄借款的时间是相吻合的。4、对证据四的证人证言，被上诉人认为该证据已经在一审庭审中提交，不应作为二审证据提交。第二，该证据也已经过了举证期限，依法不应允许证人出庭作证，其证言也不得作为定案根据。5、第五组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首先，该证据是秋长社区居委会从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叶伟雄一家人口述得知原审被告叶伟雄不在家，而并不是经过实际调查的，不能予以作证证实。第二，该证据并没有说明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叶伟雄在婚姻没有破裂前的债权债务。原审被告叶伟雄未提交书面质证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叶春红是否应与原审被告叶伟雄共同偿还案涉的欠款。本案中，从借款的时间来看，原审被告向被上诉人借款发生于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从借款的数额来看，原审被告向被上诉人借款20000元，数额并未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上诉人叶春红未能举证证明原审被告与被上诉人约定涉案债务为个人债务，也未能举证证明被上诉人明知原审被告与上诉人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精神，应认定原审被告向被上诉人所负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上诉人叶春红应与原审被告叶伟雄共同偿还案涉欠款。综上所述，叶春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叶春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岳淑敏审判员  刘艳妹审判员  刘宇慧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王蔚书记员徐静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