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民终107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成绵乐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府青路二段新**。 法定代表人：付国成，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强，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军，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思勇，男，1951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斌，四川天府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绵阳市鑫盛房屋拆迁安置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一环路南段** 法定代表人：陈琳，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强，四川联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朱加友，男，1950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朱小霞，女，1983年8月8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朱莉霞，女，1979年3月15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上诉人成绵乐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绵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徐思勇、绵阳市鑫盛房屋拆迁安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盛公司）、朱加友、朱小霞、朱莉霞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绵民初字第2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成绵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强、被上诉人徐思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斌、鑫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强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朱加友、朱小霞、朱莉霞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成绵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驳回徐思勇对成绵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3.判决由徐思勇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所涉被拆迁房屋与徐思勇所持《房屋所有权证》项下房屋是否为同一套房屋存在争议，一审判决在未对此问题进行查证的情况下，直接认定被拆迁的房屋与徐思勇所持《房屋所有权证》项下房屋一致，显然不当，依法应予纠正。1.徐思勇所持《房屋所有权证》项下房屋坐落于绵阳市培城区城郊乡花园居委会二分会一小组1幢，房屋总层数6层，建筑面积649.38平方米，设计用途为成套住宅，房屋四至均为道路，占地面积105.5平方米。从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2012）涪民初字第3113号民事判决书记载，自2011年10月起，徐思勇所持《房屋所有权证》项下房屋便由徐思勇实际占用。2.成绵乐公司、鑫盛公司分别与朱加友、朱小霞、朱莉霞签订的三份《搬迁协议书》载明，被拆迁房屋位于涪城区梅花西街六组28号，面积分别为322.39平方米、214.92平方米、214.92平方米，房屋性质包括住宅和营业用房，通过鑫盛公司调查可知，上述三套房屋均为宅基地修建，而非国有建设用地；同时房屋四至均为其他邻居房屋，而非道路；另通过鑫盛公司向房管局调查可知，朱加友、朱小霞、朱莉霞名下也从未有过房屋登记信息，侧面印证了徐思勇所持《房屋所有权证》项下房屋并非朱加友最初赠与所得。通过上述事实可知，二者存在诸多不一致的情况，一审法院未进行调查核实，直接予以认定，显然不当。二、退一步讲，即便可以认定案涉被拆迁房屋与徐思勇所持《房屋所有权证》项下房屋系同一套房屋，成锦乐公司也不应当就本案承担赔偿责任。1.徐思勇所持《房屋所有权证》系非法所得，其取得房屋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故本案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并在公安机关调查完毕后，再对各方权益进行确认。绵阳市公安局2014年9月24日出具绵公办[2014]193号调查报告，载明有关徐思勇所持《房屋所有权证》项下房屋涉及当初朱加友的赠与行为“极不合理”。张新乐通过赠与方式取得房屋“与其对朱加友实施的非法拘禁犯罪行为有因果关系”“目前徐思勇所持房产证系违反相关房屋管理规定办理”。根据绵阳市公安局调查结果可知，即便案涉被拆迁房屋与徐思勇所持《房屋所有权证》项下房屋一致，徐思勇所取得房屋行为也存在严重瑕疵，且涉嫌犯罪，因此，该事实应通过公安机关调查核实后，才可确认徐思勇的权益是否合法。2.即便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不应当移送，也应当对案涉责任主体进行调查和确认。成绵乐铁路沿线土地的供应实际是由沿线地方政府负责，成绵乐铁路占用绵阳地区的土地，是由绵阳市人民政府负责拆迁和供应，拆迁费用亦是由绵阳市人民政府承担，故成绵乐公司仅为名义拆迁主体。因此，即便认定拆迁行为存在过错，需要赔偿徐思勇损失，也应当查明赔偿主体。一审过程中，成锦乐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绵阳市人民政府为本案第三人，但一审法院既未追加，也未向成绵乐公司说明理由，显然不当。3.再退一步，即便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不涉及刑事犯罪，也不涉及其他责任主体，那单就一审查明的事实来看，成绵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认定鑫盛公司实施拆迁调查和拆迁行为是受成绵乐公司委托，同时，鑫盛公司在调查过程中，对房屋权属状况尽到了调查义务，没有证据证明鑫盛公司在拆迁安置过程中存在过错。那么在作为受托人的鑫盛公司无过错的情况下，作为委托人的成绵乐公司亦没有过错。三、成绵乐公司从未要求鑫盛公司向徐思勇支付过拆迁赔偿款。一审法院认为鑫盛公司于2013年4月26日代成绵乐公司以借款名义向徐思勇支付了房屋拆迁赔偿款200万元，但纵观整个庭审过程，一审法院从未就该事实进行过任何形式的调查，同时也无任何证据证明成绵乐公司向鑫盛公司提出过上述要求。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 徐思勇辩称，一、成绵乐公司主张“本案所涉被拆迁房屋与徐思勇所持有《房屋所有权证》项下房屋是否为同一套房屋存在争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涉案房产（朱加友、朱小霞、朱莉霞领走拆迁安置款房屋）与徐思勇所持房产证下房屋为同一套房屋，且该事实已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2012）涪民初字第3113号民事判决和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绵民再终字第10号判决予以确认，徐思勇及时向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2010年12月20日成绵乐公司取得的拆许字(2010)第19号《房屋拆迁许可证》能证明涉案房屋位于拆迁范围之内。鑫盛公司代成绵乐公司以借款名义向徐思勇支付房屋拆迁补偿款200万元的事实也可进一步证实案涉房屋为徐思勇所有。二、成绵乐公司主张“徐思勇所持的《房屋所有权证》系违法所得”“成绵乐公司不应当就本案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徐思勇依法取得涉案房产，成绵乐公司、鑫盛公司应对违法损害徐思勇财产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朱加友、朱小霞、朱莉霞对上述财产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绵阳市公安局2014年9月24日出具的绵公办[2014]193号调查报告与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相矛盾，该调查报告不能否定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不能证明徐思能所持《房屋所有权证》为非法所得。2010年12月20日，绵阳市房管局颁发的《房屋拆迁许可证》和《城市房屋拆迁公告》证实成绵乐公司为拆迁人，鑫盛公司为拆迁实施单位，依据《城市房产拆迁管理条例》第四条的规定，作为拆迁人的成绵乐公司应当依法对被拆迁房屋所有人徐思勇给予补偿安置。成绵乐公司在未与徐思勇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并进行合法补偿的情况下，指使鑫盛公司强制拆除徐思勇的房屋，给徐思勇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的规定，成绵乐公司与鑫盛公司应对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朱加友、朱小霞、朱莉霞冒领房屋补偿款的行为与徐思勇的损失有直接因果关系，其应当对徐思勇的财产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成绵乐公司主张“从未要求鑫盛公司向徐思勇支付过拆迁赔偿款”与客观事实不符。根据成绵乐公司与绵阳市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签订的《委托拆迁协议》及绵阳市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与鑫盛公司签订的《委托拆迁合同》可知，鑫盛公司接受转委托对徐思勇的房屋进行违法拆迁，并代表成绵乐公司向徐思勇支付房屋拆迁补偿款。综上所述，成绵乐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鑫盛公司辩称，鑫盛公司对一审法院关于其在本案中的责任问题予以认可。但一审法院对鑫盛公司给徐思勇借款200万元的表述是错误的，且徐思勇在本案中应当领取的补偿款方式和金额，一审法院也没有查清，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 徐思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二被告赔偿徐思勇280万元并支付从2011年9月14日起至付清280万元赔偿款之日的资金利息，按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朱加友、朱小霞、朱莉霞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和第三人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8年10月6日，朱加友出具赠与书，将其自有的一幢砖混结构六层楼房（建筑面积651.11平方米，房产证号：绵涪房私字第城郊**）赠与张新乐，1998年12月15日，张新乐办理了该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登记所有权人变更为张新乐，张新乐之妻江红为共有权人。1999年12月27日，绵阳市人民政府作出了同意收回位于绵阳市城郊乡花园居委会二分会一组原划拨给朱加友使用的105.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并出让给张新乐作为住宅用地的批复。2006年7月21日，张新乐、江红将该房屋以70万元卖给徐思勇，2006年8月21日、2006年9月5日，徐思勇办理了该房屋的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房产证载明：房屋所有权人徐思勇，房屋坐落涪城区城郊乡花园居委会二分会一小组，产权证编号“绵房产证市房监字第××号”，登记原因购买二手房，原产权证号006028，原产权人张新乐；土地使用权证载明：绵城国用2006第88745号，土地使用权人徐思勇，坐落涪城区城郊乡花园居委会二分会一小组1幢，地类城镇单一住宅用地，使用权面积105.5平方米。案涉房屋在产权登记变更为徐思勇后，朱加友占有使用该房屋至2011年10月。 2010年7月15日，成绵乐公司（甲方）与绵阳市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乙方）签订《委托拆迁协议》，载明“委托范围：成绵乐铁路客运专线绵阳市城区（涪城区、游仙区、高新区）范围内所涉及国有土地上的建构筑物及其附属物、城镇居民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拆除、清运及与之有关的工作。乙方职责1.乙方或由乙方转委托确定的专业拆迁公司、拆迁工作人员及管理人员须报甲方审核备案。2.负责全面调查对被拆迁人的基本情况，如房屋及附属物的面积、地址、地址、产权、产籍、地籍、征地红线内、外受影响情况等，负责向甲方提供文字图片、影响及电子版资料。3.拟定切实可行的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和拆迁工作计划，报甲方审查、确认，负责每月宝拆迁工作计划。如未按计划完成甲方可暂停拨付进度款。乙方将提前15天向甲方提供拆迁补偿安置资金计划，报甲方确定。4.拆迁过程中法规规定要以甲方名义出具的各种文件、协议书等文书，由乙方按照相关规定拟定，甲方审核后签字盖章。5.负责按甲方确认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和拆迁工作计划组织实施有关工作……9.乙方须确保拆迁及拆除工作的合法性，依法实施。10.履行本合同过程中由乙方的原因所产生的经济、法律等责任，均由乙方自行承担……费用支付方式：拆迁补偿安置费和拆迁代办服务费等费用在乙方向甲方报送拆迁工作计划，甲方核准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同比例拨至乙方指定账户。违约责任：乙方提交的资料如有不真实、不合法，套取拆迁补偿金的，乙方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010年8月10日，绵阳市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甲方）与鑫盛公司（乙方）签订《委托拆迁合同》，载明“委托范围：成绵乐铁路客运专线绵阳市城区（梅花西街段）范围内所涉及国有土地上的建构筑物及其附属物、城镇居民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拆除、清运及与之有关联的工作。乙方职责1.乙方拆迁工作人员及管理人员须报甲方送成绵乐公司审核备案。2.负责全面调查对被拆迁人的基本情况，如房屋及附属物的面积、地址、地址、产权、产籍、地籍、征地红线内、外受影响情况等，负责向甲方提供文字图片、影响及电子版资料。3.拟定切实可行的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和拆迁工作计划，报甲方审查、确认，负责每月宝拆迁工作计划。4.拆迁过程中法规规定需以业主成绵乐公司名义出具的各种文件、协议等文书，由乙方按照有关规定，送甲方报成绵乐公司审核后签字盖章。5.负责按经甲方报成绵乐公司审核确认的拆迁安置方案和拆迁工作计划组织实施有关工作。……8.乙方必须确保拆迁及拆除工作的合法性，依法实施。非经甲方书面同意，禁止乙方转包、转委托。乙方拆迁、拆除工作未完成拆迁工作计划或者达不到进度要求，并被甲方书面通报二次以上的，甲方有权选择解除本合同或者调减工作量。9.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因乙方的原因所产生的经济、法律责任等责任，均有乙方自行承担。10.乙方须对提交的全部资料真实性、合法性负责。13.根据合同要求和拆迁进度，在甲方指导下代表业主成绵乐公司向被拆迁人支付拆迁补偿安置费。……拆迁代办服务费合同价款：1.取费标准：拆迁代办服务费率暂为拆迁补偿安置费用总额的2.5%（含代办拆迁、测绘、拆除、清运；甲方自主实施部分及其项目管理实际发生的费用，比例另行商定）。（最终按铁道部批复或确认的执行）2.拆迁补偿安置费用总额以成绵乐公司报铁道部审核确认为结算计价基础。违约责任：乙方提交的资料如有不真实、不合法，或有套取拆迁补偿金情形或有其他违约行为的，乙方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010年12月21日，绵阳市房产管理局在《绵阳日报》、《绵阳晚报》发布《城市房屋拆迁公告》，对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拆迁范围进行公告；2011年8月26日，绵阳市房管局出具《证明》，载明“经核查，朱加友（身份证：51070219500××××××××），在我局档案查询，该时段暂无住房登记记录”；2011年8月30日，绵阳市涪城区花园第二社区居民委员会六组出具《证明》，载明“兹有涪城区梅花西街28号附号原宅基地住户户主朱加友，拆迁公告颁布前已分户为朱加友、朱莉霞、朱小霞共计叁户。住户对分户结果承担责任”。2011年9月1日，朱加友向成绵乐公司出具《承诺书》，载明“座落于涪城区梅花西街**附号的混合结构住宅性质房屋，是个人于1990年3月自己修建（购买），房屋面积经绵阳市精益房地产测绘有限公司测量为107.46㎡。因为村改居，一直未办理房屋权属证明（产权证）。现由于成绵乐承建铁路修建需要拆除此房，根据《成绵乐城际铁路客运专线（绵阳段）城区居民自建房（城中村）拆迁安置补偿意见》规定给予认可产权。请按现行政策给予补偿。今后被拆除房屋如有产权等任何争议，与贵公司及搬迁事实单位无关，本人愿意负一切法律责任”，上面有朱加友的签名捺印，加盖了证明单位“绵阳市涪城区花园第二社区居民委员会六组”印章。朱小霞、朱莉霞亦在当日出具了内容基本一致的《承诺书》，只是房屋面积与朱加友所出具的《承诺书》不同。 2011年9月4日，成绵乐公司（甲方）与朱加友（乙方）、鑫盛公司（丙方）签订《搬迁协议书》（协议编号：N0：3-067），其中约定“四、各类补偿补贴总额：补偿金额+政策性补偿=863899.91元；五、补偿费用支付方式及期限：甲乙双方签订本协议之日起拾日内，一次性支付乙方本协议第二条所列的补偿费用及本协议第三条所列的政策性补偿中的第（一）、（二）、（三）、（七）、（八）项费用。对于本协议第三条所列政策性补偿中第（四）、（五）、（六）项费用，由甲方根据乙方提前搬迁时间及本协议约定标准予以确认，并在确认之日起拾日内一次性支付。甲方逾期付款的应从逾期之日起按所逾期付款金额的每日万分之壹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六、房地产及资料交接（一）在签订本协议之日，丙方搬迁实施单位（鑫盛拆迁）负责收回房屋所有权证（含共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的有效原件、承诺书等，归档移交相关单位，否则甲方付款时间顺延。本条前述手续办完后，乙方不再享有该房屋产权（或者该土地使用权相关一切权益）。相关权益全部归甲方享有，乙方不得再提出任何权利主张”。 2011年9月，朱加友、朱莉霞、朱小霞以被搬迁人的名义签订《成绵乐铁路客运专线绵阳段房屋搬迁安置补偿费用结算清单审批表（代领款单）》（协议编号为：NO:3-067；NO:3-067-1；NO:3-067-2），确认朱加友领取拆迁补偿费用863899.91元，朱莉霞领取拆迁补偿费用1335927.82元，朱小霞领取拆迁补偿费用2540305.37元，鑫盛公司称此款已经全部发放给朱加友、朱莉霞及朱小霞。 另查明：一、2013年4月26日，鑫盛公司代成绵乐公司以借款的名义向徐思勇支付房屋拆迁补偿款200万元。 二、徐思勇称同意按照朱加友、朱莉霞、朱小霞所领取的拆迁补偿款4740133.1元计算应得的赔偿费用，品迭已经从成绵乐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领取的200万元，还应当领取补偿款2740133元。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现将本案争议焦点予以归纳并分析如下： 一、责任主体。成绵乐公司是拆迁安置补偿主体，鑫盛公司接受转委托具体实施拆迁工作，按照拆迁程序要求对徐思勇的房屋进行拆迁，在拆迁前，政府相关部门及鑫盛公司均按照有关程序对拆迁范围、程序、补偿安置等情况进行了公示公告，鑫盛公司对房屋权属状况尽到了调查义务，没有证据证明鑫盛公司在拆迁安置过程中存在过错，鑫盛公司在本案中不应当承担责任。但是，徐思勇是案涉被拆迁房屋的实际产权人，其合法权益依法应予以保护，成绵乐公司应当与徐思勇签订拆迁协议并将拆迁安置补偿款支付给徐思勇，而事实上，成绵乐公司却与第三人朱加友等人订立拆迁协议并向其支付补偿款，损害了朱加友的利益，故成绵乐公司应当向徐思勇支付相应补偿款。朱加友、朱莉霞、朱小霞在明知自己非房屋产权人的情况下假冒权利人，与成绵乐公司签订搬迁协议，申报安置补偿并冒领拆迁安置补偿款，侵犯实际产权人徐思勇的权益，应当对徐思勇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朱加友、朱小霞、朱莉霞三人所领取的补偿款金额不一致，故朱加友、朱小霞、朱莉霞在各自所领取的补偿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二、赔偿金额及利息。徐思勇起诉时请求赔偿金额为280万元，其理由为，根据拆迁安置补偿政策，朱加友、朱小霞、朱莉霞共计领取拆迁安置补偿款4740133.1元，扣除徐思勇已经领取的200万元，故徐思勇在庭审中将赔偿金额变更为2740133元，徐思勇所主张的金额未超出其应领取的金额，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徐思勇主张应当由赔偿责任人支付从2011年9月14日起至付清之日的资金利息，但是，在案涉房屋拆迁前，徐思勇应当知晓拆迁的事实，应当及时申报自己的权利而未申报，导致朱加友等人冒领拆迁款，自身亦存在一定过失，故对徐思勇起诉之日前的资金利息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确定计算利息的时间为2014年08月19日起诉时起至付清之日止。 综上，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成绵乐公司在原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徐思勇现金人民币2740133元并支付资金利息（利息计息时间自2014年08月19日起至付清之日止，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第三人朱加友、朱小霞、朱莉霞在所领取拆迁补偿款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二、驳回徐思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在原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4296元，由成绵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向本院提交。成绵乐公司对一审法院查明的“2013年4月26日，鑫盛公司代成绵乐公司以借款的名义向徐思勇支付房屋拆迁补偿款200万元”有异议，认为成绵乐公司并没有委托鑫盛公司以借款的名义向徐思勇支付房屋拆迁补偿款200万元。对该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虽然绵阳市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与鑫盛公司签订的《委托拆迁合同》约定在绵阳市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导下鑫盛公司代表业主成绵乐公司向被拆迁人支付拆迁补偿安置费，但就案涉房屋而言，成绵乐公司、鑫盛公司已与朱加友签订了《搬迁协议书》，鑫盛公司已依据委托合同代成绵乐公司向朱加友、朱小霞、朱莉霞支付了拆迁安置补偿费。针对案涉房屋，如成绵乐公司无明确授权的情况下，鑫盛公司不应再支付费用，否则将导致同一房屋多次支付拆迁安置补偿费的情况。而鑫盛公司对徐思勇支付的200万元款项，成绵乐公司并未对其授权，且鑫盛公司在二审庭审及《关于梅花西街28号房屋拆迁补偿及拆除情况说明》中均认可向徐思勇支付200万元款项的行为系鑫盛公司的行为，并没有代成绵乐公司。故一审法院不应再依据委托合同认定鑫盛公司代成绵乐公司以借款的名义向徐思勇支付房屋拆迁补偿款200万元。该款项系鑫盛公司为解决拆迁问题自行垫付的款项。 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另查明，1.2015年12月29日，鑫盛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关于梅花西街28号房屋拆迁补偿及拆除情况说明》载明“我司于2012年12月、2013年4月两次准备对该房屋进行拆除，均因徐思勇及家属的强烈阻拦而未成功实施。考虑到上述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徐思勇年迈，怕做出过激行为，为避免事态扩大，矛盾升级，考虑到成绵乐拆迁补偿款属于专项资金，支付必须严格按照程序进行，涪城区政法委及公安分局建议我司先行垫付徐思勇部分款项，以换得我司拆除旧房。根据绵委纪要【2012】48号第四款要求，待今后将该房屋产权纠纷由公安部门查清后，双方再行结算。2013年4月26日，我司便以借支方式向徐思勇转账200万元，并于当日将梅花西街28号房屋拆除。由于我司非拆迁人，也不是案涉房产拆迁补偿款项的支付单位，因此无论本案徐思勇的诉求应否支持，该200万元借支款项不能视为拆迁补偿款，而应由徐思勇归还我司。” 2.2018年3月12日，二审庭审笔录载明“鑫盛：1.鑫盛公司向徐思勇借支了200万元，我们没有代成绵乐公司借款200万元。成绵乐：作为借支的第三人，我公司不知晓这个情况。徐思勇：不是徐思勇借支的，重来没有说过是借款，可能是鑫盛公司在转账上面写的借款，我们不清楚鑫盛公司是怎么写的，我们没有打收条。” 3.房屋拆迁放可证及存根（拆许字2010第19号）均载明拆迁人为成绵乐公司。 4.2014年9月24日，绵阳市公安局出具《绵阳市公安局关于朱加友控告张新乐等人非法拘禁及徐思勇与朱加友房屋产权纠纷问题的调查报告》载明“一是此赠与书所书内容极其不合情理。二是张新乐通过所谓赠与方式获得朱加友将自己修建且与家人共同居住的房屋与其对朱加友实施的非法拘禁犯罪行为有因果关系。并且张新乐在获得朱加友房屋十余年间未对该房屋行使占有、收益、处分等权利，在成绵乐铁建办等部门公告期间，张兴（新）乐、徐思勇等人也未主张过自己的权利。三是目前徐思勇所持房产证系违反相关房屋管理规定办理的。” 5.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绵民再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在查明的事实部分载明“该赠与书载明赠与人朱家（加）友、受赠人张新乐，我于1997年5月在城郊乡花园居委会二分会一小组分给我的宅基地上修建了一幢砖混结构的六层楼房，建筑面积为651.11平方米，并于1998年3月2日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房产证号为为：绵涪房私字第城郊1743号）”。该生效判决确认徐思勇取得了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所涉被拆迁房屋与徐思勇所持房权证项下房屋是否为同一套房屋；二、本案是否应移送公安机关；三、成绵乐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及责任范围如何认定。对上述焦点问题本院分述如下： 一、关于本案所涉被拆迁房屋与徐思勇所持房权证项下房屋是否为同一套房屋的问题 一审已查明，徐思勇所持房权证项下的房屋系张新乐出让所得，该房屋系朱加友赠与张新乐。在朱加友赠与张新乐的赠与书中载明案涉房屋在城郊乡花园居委会二分会一小组，为砖混结构六层楼房，该位置与楼层与徐思勇所持房权证项下的房屋一致。绵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收回划拨给朱加友使用的105.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并出让给张新乐的批复，所载明的土地使用权面积与徐思勇所持房权证项下的土地使用权面积一致。在房屋位置一致、楼层外观一致、土地使用权面积一致的情况下，仅凭房屋的性质、面积存在差异不足以证明案涉被拆迁房屋与徐思勇所持房权证项下的房屋为两栋不同的房屋，成绵乐公司该项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结合案涉房屋的取得来源及房权登记情况认定被拆迁房屋为徐思勇所持房权证项下的房屋正确。 二、关于本案是否应移送公安机关的问题 成绵乐公司上诉认为根据绵阳市公安局的调查报告可知，徐思勇取得案涉房屋存在严重瑕疵，且涉嫌刑事犯罪，本案应移送公安机关。本院认为，绵阳市公安局的调查报告仅是对朱加友控告张新乐等人非法拘禁及徐思勇与朱加友房屋产权纠纷问题的一种分析，不能作为认定物权归属的依据，而徐思勇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已被生效判决确认，成绵乐公司认为生效判决存在重大瑕疵，但无充分证据证实，且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徐思勇取得案涉房屋涉嫌刑事犯罪，故成绵乐公司认为本案应移送公安机关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另外，成绵乐公司认为成绵乐铁路沿线土地的供应实际是由沿线政府负责，绵阳市人民政府负责拆迁和供应，拆迁费亦是由绵阳市人民政府承担，因此，应追加绵阳市人民政府为第三人。本院认为，案涉项目的拆迁主体为成绵乐公司，《委托拆迁合同》《搬迁协议书》均是由成绵乐公司作为合同主体进行签订，在拆迁过程中产生的相应的民事权利义务亦应由成绵乐公司承担。成绵乐公司与绵阳市人民政府之间系另一法律关系，无需在本案中审查，故不需要追加绵阳市人民政府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的诉讼。 三、关于成绵乐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及责任范围问题 成绵乐公司作为拆迁人通过绵阳市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转委托的方式委托鑫盛公司具体实施拆迁工作。案涉被拆迁房屋归徐思勇所有，鑫盛公司对案涉房屋进行了拆除，拆迁补偿款应归房屋所有人徐思勇所有，但成绵乐公司与朱加友签订《搬迁协议书》将拆迁补偿款支付给了朱加友、朱小霞、朱莉霞，导致徐思勇权利受到侵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徐思勇有权向成绵乐公司请求承担侵权责任。成绵乐公司上诉认为其系委托鑫盛公司实施的拆迁，一审法院认定受托人鑫盛公司无过错，委托人成绵乐公司亦无过错。本院认为，尽管鑫盛公司在2010年至2011年案涉房屋拆迁前，按照有关程序对拆迁范围、程序、补偿安置等情况进行了公告，对朱加友在该时段有无住房也进行了调查，未查到朱加友在该时段有登记记录，但案涉房屋确实办有产权登记，且在2006年房权证已变更登记在徐思勇名下，鑫盛公司在2011年查询朱加友的住房记录，当然无法查到。为避免拆迁补偿款支付错误，鑫盛公司可以进一步通过案涉房屋的登记情况查找房屋所有权人，确定拆迁补偿款的支付主体，但鑫盛公司并未进一步进行查找，鑫盛公司存在一定的过错。成绵乐公司亦未对案涉房屋产权登记情况进行查实，仅依据鑫盛公司的调查结果与朱加友签订《搬迁协议书》并向其支付拆迁补偿款，同样存在过错。成绵乐公司上诉认为其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朱加友、朱小霞、朱莉霞在明知自己非房屋产权人的情况下假冒权利人，领取拆迁补偿款，同样侵犯了实际权利人徐思勇的权益，一审法院判决成绵乐公司赔偿徐思勇拆迁补偿款，并由朱加友、朱小霞、朱莉霞在所领取的拆迁补偿款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成绵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721万元，由成绵乐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维秋 审判员  陈 敏 审判员  刘小玫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五日 书记员  许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