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内07民终13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管泽，男，1979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个体从业人员，住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秀水路兴隆巷**。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英才，内蒙古英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单宝华，男，1978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个体从业人员，住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音河乡富吉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云岱，男，1984年2月24日出生，满族，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蘑菇气镇苇莲河村四街**。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友，男，1980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住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蘑菇气镇苇莲河村二街**/div>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国明，内蒙古法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苏通（曾用名苏林），男，1986年10月8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秀水路兴隆巷**。上诉人管泽、单宝华因与被上诉人刘云岱、张友、原审第三人苏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扎兰屯市人民法院（2017）内0783民初24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管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英才，上诉人单宝华，被上诉人刘云岱、张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国明，原审第三人苏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管泽、单宝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驳回刘云岱、张友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刘云岱、张友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案的事实是，管泽、单宝华秋后收购的玉米，根据收购情况，不定期给卖粮人通过银行或者现金打款，按收购数量、价格估算，之后再定期进行最后结算。1.刘云岱、张友手中的票据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结算凭证。管泽、单宝华给刘云岱、张友的粉色票据，只是管泽、单宝华检斤卸车的凭据，不是结算凭证也不是欠条，因没有结算，不能作为欠条使用；票据上写明“粉色保管部门留存、蓝色结算”，说明刘云岱、张友保存的凭证不是结算凭证。2.管泽、单宝华提交的购粮检验凭证，证明收购刘云岱、张友的粮食71车，刘云岱、张友承认已结算51车；管泽、单宝华提交的银行卡交易记录和刘云岱、张友出具的150000元欠条、购车款等证据，证明管泽、单宝华已将剩余20车购粮款大部分支付给刘云岱、张友，只是没最后结算。管泽、单宝华应当支付刘云岱、张友20车购粮款1377178元，刘云岱、张友提交的15车送粮时间是2015年12月至2016年12月6日，管泽、单宝华给付20车购粮款时间是2015年1月4日至5日支付1100000元，2016年1月10日支付50000元，2016年2月6日张友代收150000元、二手车款58000元，说明管泽、单宝华已支付了购粮款。3.刘云岱、张友辩解管泽、单宝华支付的款项是碾子山及苏通收购的购粮款，没有事实依据。苏通提交的银行卡支付明细，证明苏通已将刘云岱、张友送往碾子山地区售粮款支付完毕，与管泽、单宝华的购粮款没有重叠，刘云岱、张友也承认与苏通的购粮款已经结清。4.本案刘云岱、张友故意隐瞒事实，进行虚假诉讼。此购粮20车是管泽、单宝华支付购粮款时，没将检斤凭证收回，造成刘云岱、张友有空可钻，自2015年售粮至2017年9月，刘云岱、张友从未找管泽、单宝华要过粮款。5.一审判决违背诉讼证据规则。刘云岱、张友没有全面履行举证责任，刘云岱、张友作为民事责任主体却不向法庭提交全部证据材料。一审法院让管泽、单宝华自证只收购71车，刘云岱、张友只是陈述管泽、单宝华支付的款是卖给苏通的款，却没提交证据，法院不应当支持；一审法院袒护刘云岱、张友，造成认定事实不清。综上，在管泽、单宝华已经给付超出刘云岱、张友起诉的钱款情况下，刘云岱、张友拿保管部门留存用的凭证作为结算凭证向管泽、单宝华主张权利，不应得到法律支持。刘云岱、张友辩称，1.刘云岱、张友一审出示的卸车结算凭证写明出售玉米的单价和总价，相当于欠条；刘云岱、张友持有该结算凭证的原件，可证明管泽、单宝华没有支付该15车玉米款的事实。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和生活常识，管泽、单宝华为刘云岱、张友出具的结算凭证应在付款后即收回或加盖现金收讫后交给刘云岱、张友，但管泽、单宝华一审提交的15张结算凭证，管泽、单宝华既未收回，也未加盖现金收讫章。管泽、单宝华称15车玉米款已支付给刘云岱、张友的主张不能成立。2.管泽、单宝华一审和二审中就已经给付刘云岱、张友的玉米款陈述互相矛盾，可见管泽、单宝华陈述的事实并不可信。3.一审管泽认可是与苏通在碾子山合伙收粮，因此，刘云岱、张友主张收取管泽给付的1150000元转账款系收取碾子山的粮款具有事实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苏通述称，没有意见。刘云岱、张友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管泽、单宝华立即偿还刘云岱、张友拖欠的玉米款1056342元，苏通承担共同给付责任；2.诉讼费用由管泽、单宝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至2016年，张友向农户收购玉米，而后与刘云岱合伙将赊购的玉米销售给管泽和单宝华在大河湾镇设立的收购点。该收购点并非仅收购刘云岱、张友的玉米，另有其他销售方。收购期间，张友等人每车玉米均由收购方出具一张粮食收购（入）库登记检验斤卸车结算凭证，凭证上载明粮食到库时间，车型车号、检验结果、毛重、皮重、净重、单价以及总价，并由赵彬作为检斤员签字，由苏通作为化验员签字。本案中，刘云岱、张友持有15张《粮食收购（入）库登记检验斤卸车结算凭证》，合计金额1056342元。刘云岱、张友与管泽、单宝华双方合作期间的交易惯例为分批结算，结算后收回《粮食收购（入）库登记检验斤卸车结算凭证》或在凭证上加盖现金付讫章后交回销售方。关于玉米款的结算，双方有过数次往来。其中管泽、单宝华陈述51车玉米的价款3260000元，已经由单宝华通过银行转账给刘云岱2660000元，另外600000元，管泽称由其通过信用社转账300000元，通过现金支付300000元。刘云岱、张友认可该51车玉米款已结算完毕，但不认可管泽曾通过现金支付300000元。在合作期间，张友替刘云岱收取过管泽给付的现金150000元，除此以外，张友未收取其他玉米款，双方结算均为刘云岱经手。刘云岱购买的一辆二手车，自认价款58000元，由管泽为其支付（管泽称该车辆价款为65000元），但刘云岱坚持该款已从碾子山收购的玉米款中扣除。管泽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刘云岱1150000元。管泽、单宝华称收购刘云岱、张友的玉米总量为71车，其中20车已由管泽支付完毕，合计支付了1748000多元（包括转账的1150000元，张友代收的150000元，二手车款58000元以及现金390000元），多支付了400000多元。苏通曾用名苏林，其在碾子山另行独立收购玉米，刘云岱和张友亦往碾子山销售玉米。刘云岱、张友与苏通双方的玉米收购方式与管泽、单宝华在大河湾的玉米收购方式相同，但刘云岱、张友与苏通双方均认可碾子山的玉米款全部结算完毕，并且所有销售凭证《粮食收购（入）库登记检验斤卸车结算凭证》均加盖现金付讫章或收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刘云岱、张友与管泽、单宝华双方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对存在买卖玉米的客观事实均无异议，该院予以确认。刘云岱、张友合伙销售玉米，管泽、单宝华合伙收购玉米，地点为大河湾镇。刘云岱、张友交付玉米后，管泽、单宝华为其出具结算凭证，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以及常识，该结算凭证应在付款后即收回或如管泽、单宝华所述加盖现金付讫章后交回，但管泽、单宝华既未收回亦未加盖专用的现金付讫章，故管泽、单宝华应对已经支付玉米款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本案中，管泽、单宝华辩称收购刘云岱、张友的玉米总量为71车，并向该院提供了2015年11月5日至2016年1月6日期间收购玉米的若干结算凭证，依据凭证上的日期及序号证明向刘云岱、张友收购的71车玉米含在其中，进而证明收购刘云岱、张友的玉米总量就是71车。对此，该院认为，虽然71张结算凭证含在其中，并且序号能够按顺序排列，但凭证上的序号每天都按送粮车的先后重新排序，并不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即便刘云岱、张友主张的15车玉米恰在其中，也不能证明管泽、单宝华收购刘云岱、张友的全部玉米就是71车，且管泽、单宝华出具的该部分结算凭证起始日期为2015年11月5日，而双方无争议的51车玉米中却包含日期为2015年11月3日的结算凭证，显然，管泽、单宝华辩称的收购总量与客观事实不符，故对其辩称意见不予支持。对于收购玉米的已付款和应付款，因双方当事人均认可51车玉米已经结算完毕，假设管泽、单宝华收购刘云岱、张友的玉米为71车，扣除已结算的51车，尚余20车玉米。该20车玉米的票面金额为1377196元，管泽自称已经给付1748000多元，该数额与20车玉米款的数额并不对应。结合以上事实，管泽、单宝华既不能证明收购刘云岱、张友玉米的总量，又不能证明已经支付的玉米款具体数额，且对未收回刘云岱、张友的结算凭证不能提供合理解释和有效证据，故对其已经付清玉米款的答辩意见不予支持，管泽、单宝华应给付刘云岱、张友玉米款1056342元。对于刘云岱、张友由苏通承担共同给付责任的诉讼请求，无法律和事实依据，该院不予维护。判决：一、管泽、单宝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刘云岱、张友欠款1056342元；二、驳回原告刘云岱、张友对第三人苏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307.08元，由管泽、单宝华负担。本院二审期间，管泽、单宝华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两份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第一份，2015年12月25日《租赁协议》，黑龙江齐山种业有限公司与苏通签订的，证明：从2015年12月25日至2016年4月25日黑龙江齐山种业有限公司租赁给苏通场地，租金250000元，苏通单独收购粮食，一审当中管泽和苏通向一审法院提出过回去找这份租赁合同；第二份，现金付讫章两枚，碾子山和大河湾的章，证实两个单位是独立经营的，不存在关系，这两个印章分别在检斤凭证中使用过，与检斤凭证中的是一致的。刘云岱、张友质证称，1.对《租赁协议》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在一审第二次庭审笔录第九页，管泽明确认可在碾子山是和苏通合伙收粮，而且刘云岱、张友认为该证据属于管泽、单宝华在一审中能够提供的证据，因此不能作为二审新证据；2.现金收讫章由于是管泽、单宝华单方提供,对真实性无法认定；对于管泽、单宝华方出示的两个印章的证明目的，刘云岱、张友质证意见同《租赁协议》的质证意见一致，也不属于新证据。苏通质证称，同意管泽、单宝华两组新证据的意见。对管泽、单宝华提交的两份，因均系原件，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二审中刘云岱、张友、苏通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至2016年，管泽、单宝华与刘云岱、张友之间有购销玉米往来，刘云岱、张友将向农户收购玉米销售给管泽和单宝华，购销方式是刘云岱、张友将玉米送往管泽、单宝华在大河湾镇设立的收购点，每车玉米均由收购方管泽、单宝华出具一张《粮食收购（入）库登记检验斤卸车结算凭证》，之后，管泽、单宝华不定期的将购买玉米的款项支付给刘云岱或张友。本案中，刘云岱、张友持有15张《粮食收购（入）库登记检验斤卸车结算凭证》（该凭证为粉色，页边注明：粉色保管部门留存、白色化验留存、黄色检斤留存、蓝色结算）记载的时间分别是，2015年12月10日、2015年12月10日、2015年12月11日、2015年12月19日、2015年12月23日、2016年元月1日、2016年元月1日、2016年元月2日、2016年元月2日、2016年元月2日、2016年元月4日、2016年元月5日、2016年元月5日、2016年元月6日、2016年元月6日、在凭证的“到库时间”、“售粮个人（刘云岱）”、“车型车号”、“检验结果”、“毛重”、“皮重”、“净重”、“单价”、“总价”栏内均填写有相关内容，“备注”栏内记载的是文字书写的总价金额，15张《粮食收购（入）库登记检验斤卸车结算凭证》总价累计1056342元。刘云岱、张友与管泽、单宝华双方合作期间的交易惯例为分批结算，结算后管泽、单宝华收回《粮食收购（入）库登记检验斤卸车结算凭证》，或者管泽、单宝华在凭证上加盖现金付讫章后再给刘云岱、张友。刘云岱、张友依据15张《粮食收购（入）库登记检斤卸车结算凭证》记载的总价累计后1056342元，对管泽、单宝华提诉讼，要求偿还1056342元欠款。另查明，刘云岱、张友提出往管泽、单宝华在大河湾镇设立的收购点送粮总计71车，刘云岱、张友认可其中51车已经结算完毕，尚欠15车的玉米款1056342元,对剩余5车玉米款是否结算，刘云岱、张友与管泽、单宝华双方存在争议,刘云岱、张友述称是否结清不清楚；管泽、单宝华针对5车主张已经结算并提交五份《粮食收购（入）库登记检验斤卸车结算凭证》（白色）予以证明，以上五份凭证记载的刘云岱、张友送粮情况为，2015年12月6日1车，总价60002元；2015年12月8日1车，总价51068元；2015年12月9日2车，总价134936元；2015年12月17日1车，总价74848元，以上5车合计320854元。以上20车玉米款合计金额为1377178元。又查明，管泽给刘云岱转账时间和金额分别为2016年1月4日500000元、2016年1月5日600000元、2016年1月6日50000；管泽为刘云岱买车支付58000元，张友向管泽借款150000元，以上管泽向刘云岱、张友合计支付1358000元。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2016年1月4、5、6日管泽通过转帐支付给刘云岱的1150000元粮款是支付大河湾的玉米款还是替苏通支付碾子山的玉米款；二、管泽、单宝华尚欠刘云岱、张友的玉米款额度应如何确定。对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刘云岱、张友提出管泽支付的1150000元粮款，是替苏通支付碾子山购粮款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首先，刘云岱、张友对与苏通、管泽、单宝华发生的购销玉米往来拒绝提供账目供法庭核对，纵观法庭对刘云岱、张友往碾子山、大河湾出售玉米的总量、价格、总价款等相关情况，刘云岱、张友均称“记不清楚”；而对销售往碾子山苏通处玉米，却称“不只73车，有100多车，有票据的73车，还有没有票据的”，对没有票据的部分，刘云岱、张友又不能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如果剔除没有票据的，倘若按刘云岱、张友主张1150000元粮款是管泽支付的碾子山的粮款，那么，在刘云岱、张友、苏通对73车粮款均认可结算完毕的情况下，刘云岱、张友等于重复收取了碾子山73车粮食中的1150000元粮款；其次，刘云岱、张友主张债权的15张《粮食收购（入）库登记检验斤卸车结算凭证》的起始时间是2015年12月10日，截止时间是2016年1月6日，管泽给刘云岱转账支付粮款1150000元的时间是2016年1月4、5、10日，符合管泽、单宝华与刘云岱、张友之间的交易习惯，即先送粮，后付钱；从刘云岱、张友提交的73张碾子山送粮凭证看，刘云岱、张友送粮的起始时间是2015年12月28日1车，价款68027元；2016年1月7日1车，价款74438元；2016年1月8日2车，价款119514元，以上4车合计261979元，而苏通于2016年1月8日转账支付刘云岱购粮款300000元；倘若按刘云岱、张友主张1150000元是管泽支付的碾子山的粮款，那么，一是该主张违反交易习惯，即刘云岱、张友在仅送价值68027元货物的情况下，管泽就向刘云岱支付1150000元的粮款，刘云岱、张友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在曾经发生的购销往来中，存在先付钱后送货的情况；二是该主张违反逻辑，存在刘云岱重复收款，即在这一送粮时间段，刘云岱总计向碾子山送价值261979元的粮食，而刘云岱却收取了苏通转账的300000元购粮款及管泽支付的1150000元购粮款。对于第二个焦点问题，管泽、单宝华尚欠刘云岱、张友的玉米款额度应如何确定。刘云岱、张友主张“送往大河湾的玉米为71车，管泽、单宝华已结账51车，尚欠15车玉米款为1056342元”，从刘云岱、张友主张的车数上看，明显少了5车，管泽、单宝华5份白色《粮食收购（入）库登记检验斤卸车结算凭证》，能印证刘云岱、张友处未交回的粉色《粮食收购（入）库登记检验斤卸车结算凭证》应该是20份，也就是20车玉米；从管泽向刘云岱、张友合计支付的款项1358000元上看，已经超过刘云岱、张友诉讼请求主张的管泽、单宝华拖欠的1056342元玉米款；鉴于此，管泽、单宝华提交的5份白色《粮食收购（入）库登记检验斤卸车结算凭证》记载的玉米价款合计为320854元，应该确认是包含在71车玉米中的玉米款。那么，管泽、单宝华尚欠刘云岱、张友的玉米款额度应确认为19196元，即：15车玉米款1056342元及5车玉米款320854元，合计为1377196元，管泽向刘云岱、张友已支付的款项为1358000元，刘云岱、张友出售20车的玉米款1377196元减去管泽向刘云岱、张友已支付的1358000元，差额19196元就是本案管泽、单宝华欠付款数额。此外，关于本案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刘云岱、张友对提出的诉讼请求，只依据持有的15张送货凭据，对双方购销往来中货物的总数量、总价款、已付款，既不能提交证据证明，又拒绝核对账目；对法庭调查的事项均称记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管泽、单宝华提交证据证明向刘云岱、张友支付的款项合计1358000元，即对刘云岱、张友主张的15车玉米价值1056342元，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按法律规定刘云岱、张友对自己的主张应当继续举证。一审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对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未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进行算账的情况下，认定事实不清，裁判结果失当。综上所述，管泽、单宝华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扎兰屯市人民法院（2017）内0783民初242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扎兰屯市人民法院（2017）内0783民初242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管泽、单宝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刘云岱、张友欠款19196元；三、驳回刘云岱、张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28614.16元，由管泽、单宝华负担1159.8元；由刘云岱、张友负担27454.3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豫元审判员  申玉芹审判员  李 光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六日书记员  王岩松附：本案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