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冀8601民初772号原告：刘向阳，男，1971年3月27日出生，汉族，132401197103276319，住河北省定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晓华，河北时代经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中山东路**世贸广场酒店**。负责人：杨树林，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军涛，河北正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向阳与被告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以下简称农银人寿河北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向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晓华、被告农银人寿河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军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向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保险金1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7月13日，原告之妻王亚敏为原告在被告农银人寿河北公司投保了农银智盈天下终身寿险，保险金额为200000元以及农银附加幸福相伴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险金额为100000元。2018年3月29日，原告例行体检时发现右肾异常。2018年4月13日，原告在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住院治疗，并经检查诊断为“右肾透明细胞癌”。原告出院后将各种理赔手续交于被告后，被告拒绝赔偿原告，为此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依法判决。被告农银人寿河北公司承认原告刘向阳在本案中所主张的事实及投保情况，但认为：原告提交的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于2018年8月27日出具的诊断证明与该院出具的原告病历及长期医嘱单记载内容不符，原告入院记录中记载原告自述5年糖尿病史。因此，原告在投保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根据其住院病历显示，原告在投保时患有糖尿病，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院经审理查明：王亚敏、刘向阳系夫妻关系。2016年7月13日，王亚敏在农银人寿河北公司处投保合同号码为201612000110001462的农银智盈天下终身寿险（万能型），保险期间终身，基本保险金额200000元及农银附加幸福相伴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险期间终身，基本保险金额100000元，被保险人均为刘向阳。《农银附加幸福相伴终身重大疾病保险条款》2.4保险责任记载：“……自本附加合同生效日或最后复效日（以较迟者为准）起180日后（不含第180日），若被保险人经医疗机构确诊，首次患上符合本条款定义的重大疾病，我们将按基本保险金额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本附加险合同终止。”投保人投保时，在回答《农银人寿个人人身投保书》第六部分健康告知第16项：您是否目前或曾经患有，或被怀疑患有下列疾病？F部分“内分泌、代谢及血液系统疾病：如糖尿病、痛风、甲状腺或甲状旁腺疾病、脑垂体疾病、肾上腺疾病、白血病、血友病、紫癜或贫血等”问题时，选择为“否”。刘向阳因病于2018年4月13日至2018年5月9日在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东院入院治疗27天，并被诊断为右肾透明细胞癌。2018年4月13日，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出具的医师为张晓宇的入院记录记载：“既往史：既往身体一般，“糖尿病”病史5年，空腹血糖高达14mmol/L，自诉饮食控制血糖，未服用降糖药物，血糖控制欠佳。”刘向阳于2018年5月9日出院后向农银人寿河北公司申请理赔。2018年5月25日，农银人寿河北公司出具《拒付决定通知书》，拒绝赔付刘向阳保险金、解除201612000110001462号保险合同并退还所交保费20000元。2018年5月28日，农银人寿河北公司向投保人王亚敏退还保费20000元。2018年8月27日，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记载：“兹证明刘向阳入我科治疗前，我科对其曾有糖尿病的病史情况不知情，也未曾进行过确诊，与病历记载不一致的，以本诊断证明书为准”，医师签字为：张晓宇。刘向阳所患右肾透明细胞癌属于保险合同条款定义的重大疾病中恶性肿瘤的范围，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医疗机构。本院认为，被告农银人寿河北公司承认原告刘向阳在本案中主张的事实，故对原告刘向阳主张的事实予以确认。原告妻子王亚敏作为本案农银智盈天下终身寿险及农银附加幸福相伴终身重大疾病保险的投保人（被保险人为刘向阳），其与农银人寿河北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保险单及保险条款所约定的内容均为保险合同内容，双方当事人均应当依据该保险合同的约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关于被告所提依据入院记录记载，原告在投保时隐瞒糖尿病史、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意见，本院认为，被告的辩解依据为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于2018年4月13日出具的入院记录中被保险人自诉的既往史——“糖尿病病史5年”，但该病史主诉具有主观色彩，其证明效力需要结合具体案情加以综合分析，不能直接单独作为定案的依据。“病史主诉”是医生根据患者陈述所做的记录，其作用是帮助医生更好的了解病情。但既然病史主诉是“陈述”，就不可避免的掺杂主观成分。主诉人刘向阳作为不具有医学专业知识的人员，可能对血糖高、糖尿病等病症和医学术语不能准确区分和表述，或者其陈述的内容仅是可能性，或者其是在医生的启发、引导下完成的陈述。此外，既然“病史主诉”是医生根据主诉人的陈述所做的记录，医生一方面会对陈述内容进行整理以方便记录，另一方面不排除医生对于陈述人所做的推断性的病情和症状做确定性的记载。本案中，刘向阳“自诉饮食控制血糖，未服用降糖药物，血糖控制欠佳”恰能印证刘向阳自知血糖高，但却未称自己已确诊过患有糖尿病。故刘向阳病史主诉中“糖尿病”的记载不排除是医生根据刘向阳的推断性自诉所作的确定性记载。且河北大学第四医院于2018年8月27日出具的诊断证明也确认了刘向阳在入该科治疗前，该科对其曾有糖尿病的病史情况不知情，也未曾进行过确诊的事实。本案中，病史主诉人刘向阳为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不是投保人，本案投保人系刘向阳之妻王亚敏，其对保险人的如实告知事项以其明知或应知的事实为限。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本案入院记录中并无主诉人刘向阳关于自己曾于何时确诊过患有糖尿病的确定性记载，故仅凭入院记录中的主诉内容并不足以证实刘向阳在投保时已明知自己患有糖尿病的事实，其自身尚不足以认定明知患有糖尿病的事实，更无从认定其妻王亚敏在投保时明知或应知其患有糖尿病的事实；其次，入院记录中亦未记载刘向阳曾用过降糖药物和进行过治疗的事实，据此，刘向阳之妻王亚敏投保时不知其患有糖尿病也符合常理，第三，被告也无其他证据证实王亚敏在为刘向阳投保时明知其患有糖尿病并故意隐瞒的事实。综上，本院认为，被告仅凭入院记录主诉内容认为投保人在投保时已经知道被保险人患有糖尿病且故意隐瞒，并据此辩称投保人违反了如实告知义务的证据不足，本院对被告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针对原告主张100000元的保险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依据本案《农银附加幸福相伴终身重大疾病保险条款》约定：被保险人经医疗机构确诊，首次患上符合本条款定义的重大疾病，被告将按基本保险金额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本案中，被保险人刘向阳经保险合同约定的医疗机构确诊为合同条款定义的重大疾病，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保险金赔偿范围，被告应对保险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保险金100000元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原告刘向阳要求被告农银人寿河北公司赔偿保险金100000元的诉讼请求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刘向阳保险金额人民币10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计1150元，由被告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璐璐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一日书记员  尹云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