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72民初157号 原告：高隆，男，1966年8月20日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学平，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向秋艳，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律师。 被告：郑某2，男，1962年5月5日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安市。 被告：福建省泰和船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安市甘棠镇南塘村小泽洋**。 法定代表人：冯振斌，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振贵，该公司经理。 被告：郑某1，男，2004年12月13日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安市。 法定代理人：郑某2，住福建省福安市。系被告郑某1之父。 被告：王燕燕，女，1989年8月10日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安市赛岐开发区。 上述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伟，福建名仕（宁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云珍，福建名仕（宁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高隆与被告郑某2、福建省泰和船业有限公司(以下称“泰和船业”)、郑某1、王燕燕船舶建造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学平、向秋艳，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伟，泰和船业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振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隆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郑某2返还已支付的造船款共计219.8万元；2.判令被告郑某2按照合同约定赔偿原告违约金共计134.4万元（暂计算至起诉之日8000元/天*168天）；3.判令被告泰和船业对被告郑某2的违约行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4.判令被告郑某1、王燕燕承担连带返还上述造船款219.8万元的责任；5.判令四被告连带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及其他法律费用。事实和理由：2017年5月7日，原告与被告郑某2签订《船舶建造合同》，合同约定被告郑某2为原告建造一艘名为“柳货运工069”的船舶，并于2017年5月17日将试航合格后交付原告，2017年6月7日交付所有船舶证书；同时在“船舶违约责任”中约定乙方(被告郑某2)不履行合同或将该船转让第三方应双倍定金返还给甲方(原告高隆),如超过约定时间交付须按每天违约金8000元赔偿。被告泰和船业在合同上加盖公章，承诺对被告郑某2的履约行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合同约定造船款共计229.8万元，合同签订当日支付定金30万元，2017年5月17日主机和齿轮箱安装时付80万，船舶下水试航完毕时付90万，余款29.8万于交付该船所有证书时付清。被告郑某1、王燕燕向被告郑某2出借个人银行账户作为本次造船款的收款账户，原告向郑某1账户支付110万元，向王燕燕账户支付109.8万元的造船款，共计支付造船款219.8万元。但被告郑某2至今未向原告提供船舶证书，以至于无法正常交付船舶，其违约行为已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综上，原告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因此，上述《船舶建造合同》应予解除，被告郑某2理应返还原告向其支付的造船款219.8万元。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因此，根据《船舶建造合同》第六条关于违约责任条款的约定，被告郑某2理应向原告支付违约金共计134.4万元，被告泰和船业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借用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银行账户的，出借单位和借用人为共同诉讼人”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出借银行账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收缴出借账户的非法所得并可以按照规定处以罚款，还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因此，被告郑某1、王燕燕应作为共同被告承担向原告返还上述造船款的连带责任。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原告特诉之于贵院，请求贵院判如所请。 四被告辩称：1.郑某2、郑某1、王燕燕均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本案为船舶建造合同纠纷，船舶的建造方为泰和船业，船舶的定作方为高隆，因此，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为泰和船业与高隆；郑某2虽是以甲方的身份在船舶建造合同上签字，但泰和船业最终有在合同上盖章，对郑某2签订合同的行为予以了追认，由此可见，郑某2仅是泰和船业授权的签订合同的代表而非船舶建造合同的相对方。再者，只有具备相应资质的船舶建造企业，才可进行船舶的建造，作为自然人个体的郑某2不能建造钢质轮船，因此原告将郑某2列为本案被告是没有依据的。2.郑某1是郑某2的儿子，至今尚未成年，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仅因为泰和船业使用了郑某1的银行账户就将其列为本案被告没有道理。同理，王燕燕是泰和船业的财务人员，根据公司的安排提供个人银行账户给公司使用，郑某1，王燕燕至多是受泰和船业委托进行收款的受托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与其个人无关，应由泰和船业承受，郑某2、郑某1、王燕燕非为本案适格的当事人，无需对案涉的船舶建造合同纠纷承担任何的责任，在此情况下，对郑某2、郑某1、王燕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3.泰和船业无须返还原告已付的造船款。原告系以解除合同为由要求泰和船业公司返还造船款，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解除后涉及的一个重要事项是相互返还的问题。就本案而言，假设对案涉船舶建造合同进行解除，那产生的相应后果即为原告将收取的船舶应返还给泰和船业，而泰和船业将收取的造船款返还给原告。但对于本案已不存在解除合同的事实及必要了。在本案中原告隐瞒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合同标的物“柳货运工069”货轮在泰和船业交付给原告后，因原告将其用于违法生产，于2017年9月6日被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二支队查获并没收。在法律层面该货轮等同灭失，即便解除合同，原告亦无法向泰和船业返还合同标的物，在此情况下，原告向泰和船业支付的购船款也应要作为其无法返还标的物的赔偿款。所以，本案根本不存在返还原告造船款的问题。4.原告要求泰和船业等支付违约金没有依据，且约定的违约金标准过高。前面已提及，除了泰和船业是案涉合同的当事人外，其他被告均与案涉的船舶建造合同无关，更不能承担所谓的违约责任。而对于泰和船业而言，其已将建造合格的船舶交付给原告，系因原告的原因导致船舶的证照无法办理。泰和船业已向原告交付了合格的船舶。从本案的证据看，原告收取及已使用船舶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泰和船业建造的船舶不合格，原告如何能进行接收及进行使用。有关船舶证书未交付的原因及责任在于原告。泰和船业是严格根据福建省船舶检验局批准的图纸进行建造，在船舶建造完成后，原告急于使用船舶在相关证照没有办理的情况下就将船舶开走，现因船舶被没收自然就无法也不可能办理相关证照，由此可见无法办理证照的责任在于原告而非泰和船业。 此外，合同交易的金额才229.8万元，但在本案中原告请求暂定的违约金高达134.4万元，超过合同标的额的一半以上，明显过高，应当予以调整。再者，2017年9月6日船舶被公安边防机关查扣及没收，原告如何还能要求在此期日之后所谓的违约金？也就是退一步来说，即使泰和船业存在违约，也只能将迟延办理证照的日期计算至2017年9月6日，况且被告一方不认可存在违约的事实。 原告高隆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六组证据：1.《船舶建造合同》，证明高隆与郑某2先签订一份《船舶建造合同》，再由泰和船业盖章，泰和船业作为郑某2的担保人在合同上签章；合同约定2017年5月17日交付船舶（“柳货运工069”），2017年6月7日交付船舶证书；同时对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2.定金收据，收款收据，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共同证明原告按约定向郑某1银行账户及被告郑某2指定的王燕燕银行账户支付定金及造船款共计人民币219.8万元。3.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险单、4.批单、5.发票，上述三组证据共同证明原告为保证本次诉讼执行，向贵院提起诉前财产保全申请，并向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购买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用共计9000元，被告应承担上述费用。6.企业基础信用报告，证明被告泰和船业的主体地位。 四被告对原告的上述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郑某2只是受船厂委托和原告签订合同，合同的相对方应为泰和船业；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王燕燕和郑某1仅是受委托收款，不应承担民事责任。证据3、4、5、6“三性”均无异议。 四被告为支持自己的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三组证据：1.《行政处罚决定书》、2.微信通话记录，上述两组证据共同证明案涉船舶已经建造完成，但在完成办证照之前原告擅自使用船舶从事违法活动，被公安边防机关没收，责任在于原告；3.船舶设计图纸，证明泰和船业严格依据福建省船舶检验局批准的图纸进行建造，符合船舶建造的规范。 原告对被告的上述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对象是陈丽强并非原告高隆，且没收船舶原因是三无船舶，证明船舶没有证书。证据2与本案待证事实方面没有关联性，通知记录只是只言片语，被告方无法证明船舶已经交给原告。证据3图纸与被告建造的船舶不匹配，合同上船长是47米，图纸是45米，图纸与本案无关。 本院依职权向浙江省公安边防部队海警调取一套证据材料，包括询问笔录、《船舶建造合同》等，原被告双方对该证据做如下质证。 原告对该套证据形式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内容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的关联性存疑。认为该证据仅与案外人陈丽强有关系，与本案原告高隆没有任何关系，是被告与陈丽强之间的关系，至于询问笔录前后矛盾只是陈丽强为了将船舶从海警那边取回而做的供述。 四被告做如下质证：1.对浙江省公安边防海警第二支队一大队分别在2017年9月8日、9月13日、9月27日对陈丽强所作的三份询问笔录，2017年9月21日对船员周裕铨、林恩光所作的两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客观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这些证据真实反映出郑某2是代表泰和船业与高隆签订船舶建造合同，且该艘船舶的所有人为高隆与陈丽强。同时还证实了船舶已交付给了高隆、陈丽强。被浙江省公安边防海警第二支队一大队没收的这艘船舶就是泰和船业建造的这艘船舶。2.对船舶建造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且这份证据合同与上述的公安机关的笔录相互印证，证明合同的主体是高隆与泰和船业，且公司已将合同约定的船舶建造完毕及进行了交付。3.对浙江省公安边防海警第二支队一大队在2018年1月22日向郑振贵所作的笔录、及船舶名称核定使用通知书、船舶识别号申请受理通知书、船舶识别号、船舶识别号申请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这几组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说明案涉的船舶泰和船业已交付给了高隆，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有关船舶建造合同上注明的“柳货运工069号”船名并没有经过管理部门的核准登记，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而且郑振贵在笔录当中也很清楚地说明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就是说是在案涉船舶被公安机关没收之后，泰和船业才再去建造新的船舶，这艘新船与案涉的船舶没有任何的关系，且名字经核准登记，是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4.对2018年1月22日的这份陈丽强的笔录持有异议。首先所谓的笔录在形式上不合法。公安机关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时至少要有两名办案人员进行，但该份笔录只有一名侦查人员，没有另外的记录人员，属于自审自记，不符合基本的行政程序。其次，公安机关在2017年9月就作出行政处罚，没收了案涉的船舶，该案已结案，何以在2018年1月还进行调查？从该份笔录的内容上看也是不真实的，与之前陈丽强在公安机关所作的三份笔录所陈述的内容不同，故意将被公安机关没收的船舶与案涉的船舶区分开来，明显是为了本起诉讼而制造出来的证据。 应被告郑某2及被告泰和船业的申请，该合同的“中证人”(介绍人)张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证并陈述了订立合同的过程：该起买卖是其从中介绍促成的，在合同中证人一栏中有其签字确认，至于如何履行合同并不清楚，大概在2017年6月22或23日左右船舶下水的时候其有在场，此外还有高隆和一陈姓(具体姓名不清楚)在场。2017年6月27日高隆通过银行转帐支付2万元中介费给他。之后高隆曾经打电话给他，说船被扣押了，请他帮忙问一下手续什么时候办好。 根据原被告对各方提供的证据、证人证言及质证意见，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供的微信通话记录，该证据与《行政处罚决定书》及浙江省公安边防海警第二支队的询问笔录相互印证，可以确认其真实性；2.原告提供“船舶设计图纸”，该图纸的有关技术参数与《船舶建造合同》约定的技术参数不匹配，其真实性不予认可；3.浙江省公安边防海警第二支队于2018年1月22日对案外人陈丽强的询问笔录，该笔录与《行政处罚决定书》之前所做的笔录存在矛盾且从形式上存在一定的瑕疵，因此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可。 根据庭审调查并结合证据认证，本院查明：2017年5月7日，原告高隆与被告郑某2签订一份《船舶建造合同》，合同约定被告郑某2为原告建造一艘名为“柳货运工069”的船舶，并于2017年5月17日交付船舶，2017年6月7日交付所有船舶证书；同时约定超过时间交付船舶或证书须按每天违约金8000元赔偿。合同约定造船款共计229.8万元。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分别于2017年5月7日、2017年5月14日、2017年5月21日三次向郑某1账户共支付110万元的造船款，于2017年6月3日、2017年6月13日、2017年6月24日三次向王燕燕账户共支付109.8万元的造船款，支付造船款共计219.8万元，被告至今未交付任何船舶证书。泰和船业在《船舶建造合同》上加盖公章。 另查明，2017年6月27日原告通过银行转帐支付2万元中介费给中证人(中介人)张某。被告郑某1为被告郑某2之子，系未成年人。 还查明，原告诉前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并向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购买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支付保险费9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为船舶建造合同纠纷，结合证据认证对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做如下认定： 一、案涉合同的另一方主体是郑某2还是泰和船业？在郑某2与高隆所签订的《船舶建造合同》中均未涉及到泰和船业，有关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及违约条款等内容均指向郑某2与高隆，因此本院认为该合同双方的主体为高隆与郑某2。根据被告泰和船业的自认及查明的事实，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高隆根据被告郑某2的指示将109.8万元的造船款汇入泰和船业财务人员王燕燕的帐户，且泰和船业在《船舶建造合同》上加盖公章。本院认为，公司印章是公司对外活动的法律凭证，各法人对其印章的使用均有严格的规定，行使公司印章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将由公司承担，结合本案事实，泰和船业在合同上的盖章行为应视为以担保人身份对履约进行担保，可以认定其为被告郑某2履行合同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二、案涉船舶是否交接？根据原告提供的微信通话记录、《行政处罚决定书》，本院从浙江省公安边防海警第二支队调取的询问笔录、《船舶建造合同》，结合证人张某的证言，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可以确认案涉船舶“柳货运工069”已经交付并于2017年9月6日被浙江省公安边防海警第二支队依法查扣并没收。 三、案涉合同能否解除、被告郑某2是否违约及如何承担违约责任？本院认为，根据对上述证据的认定，案涉船舶“柳货运工069”已经交付并于2017年9月6日被浙江省公安边防海警第二支队依法查扣并没收。如解除合同必然涉及到返还船舶的问题，而本案讼争标的已被依法没收，返还已无可能；且原告明知在该船舶未交付证书的情况下，仍从事只有取得特殊资质船舶才能运输的化学品(重油)，对造成船舶被扣押和没收存在一定的过错，因此原告主张解除合同的诉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根据《船舶建造合同》的约定，被告郑某2应于2017年6月7日交付船舶证书，如未交付则每天须赔偿违约金8000元。但被告至今未交付任何证书，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违约金应从2017年6月8日起算，截止日期应计算至被浙江省公安边防海警第二支队查扣之日止，也就是2017年9月6日，共91天；因此违约金共728000元(91天*8000元=728000元)。 四、被告郑某1、王燕燕出借银行帐户是否需要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帐户人相应的民事责任，从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原告虽按合同约定及被告郑某2的指定向郑某1、王燕燕的帐户汇款，但郑某1、王燕燕并未参与双方合同的缔约,也未参与实际的经营活动，其出借帐户行为与被告郑某2的违约行为及原告的损失之间并无直接和必然的因果关系。因此原告以郑某1、王燕燕出借帐户的行为违反管理法规，应与郑某2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案为船舶建造合同纠纷，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为原告高隆与被告郑某2，泰和船业应为被告郑某2履约行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被告郑某1、王燕燕出借帐户的行为虽违反相关行政法规规定，但根据本案事实无须承担连带责任；由于案涉船舶已被依法没收，且该没收与原告明知船舶未交付证书仍违规经营的过错存在一定关系，因此对原告主张解除合同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郑某2未按合同约定交付证书已构成违约，应承担支付违约金的责任，违约金为728000元；此外保全保险费系原告(诉前保全申请人)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属于合理支出的诉讼费用，应由败诉方承担，保险费9000元应由被告郑某2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郑某2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高隆支付违约金人民币728000元及保险费人民币9000元； 二、被告福建省泰和船业有限公司对上述违约金人民币728000元承担连带支付责任；被告福建省泰和船业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郑某2追偿； 三、驳回原告高隆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生效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5136元，由原告高隆负担27914元，由被告郑某2负担722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水柱 人民陪审员  陈派义 人民陪审员  叶俊平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郑新颖 代书 记员  陈 丹 附：本案所适用主要法律条文与执行申请提示 一、本案所适用主要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2.《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第二十二条下列各项海事请求具有船舶优先权： …. （二）在船舶营运中发生的人身伤亡的赔偿请求； ….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第十八条第一款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 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 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 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 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 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 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 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 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 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 “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二、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