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3民终58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厦门路天安酒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174113804XT。法定代表人：张家骐，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飞，男，1995年2月17日生，汉族，贵州省人，住贵州省开阳县，系该公司职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国琴，女，1977年7月12日出生，汉族，遵义市人，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殷俊，新蒲新区虾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国琴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8）黔0302民初71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平安财险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8）黔0302民初7132号民事判决，改判平安财保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二、诉讼费由王国琴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次事故不属于保险事故。平安财险公司与王国琴签署的保险合同中对于车辆损失险的定义为：保险期间，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险人机动车的直接损失，且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范围，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一）碰撞、倾覆、坠落……，本案中王国琴驾驶员王国栋报案称车辆在大马路上突然震动，发现车漏油；依据合同条款并非保险合同约定的情形之一。二、一审认定王国琴车辆损失无依据。王国琴并未提供任何与本次车辆维修相关的损失凭证，一审法院以车辆损坏部位照片确认损失为32530元明显有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特提起上诉。被上诉人王国琴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首先，本次事故属于保险事故，在发生事故的时候，王国琴向平安财险公司报告了保险事故，王国琴的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发生漏油的状况，虽然事故地点是在平坦的公路上，但根据平安财险公司勘查人员的勘查情况，车辆受损部分有明显的擦挂痕迹，车辆是在行驶过程中造成的损害，属于平安财险公司的赔偿范围。其次，在索赔过程中，王国琴向平安财险公司提供了修车发票两份，共计金额32530元，这一事实在平安财保公司于2018年2月5日向王国琴出具的机动车辆保险索赔单证收据中可以证明，王国琴的损失可以确认。一审中，王国琴提供的所有图片资料均来源于平安财险公司的查勘资料，王国琴是在平安财险公司的维修网站上获取的相应图片。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王国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平安财险公司赔偿损失32530.00元；二、诉讼费由平安财险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国琴于2017年8月17日将自有的贵Ｃ×××**号小型普通客车在平安财险公司投保限额为540312.00元的机动车损失保险，保险期间自2017年8月19日00时起至2018年8月18日24时止。2017年10月10日，王国琴允许的驾驶人王国栋驾驶贵Ｃ×××**号小型普通客车在虾子镇××路行驶过程中，车辆突然损坏，导致无法继续行驶。经平安财险公司工作人员现场勘查和维修人员进一步检查，发现车辆受损严重并有明显擦痕。为维修车辆，王国琴支出维修费32,530.00元。事后，经王国琴提供索赔申请及维修费发票，平安财险公司收取相关资料后以车辆未见明显碰撞痕迹为由拒绝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王国琴将自有车辆在平安财险公司投保机动车损失保险，双方当事人之间成立了合法有效的财产保险合同关系，应予以确认。标的车辆在保险期间正常行驶过程中，因意外发生损坏并造成损失，保险公司应当依据保险合同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王国琴要求赔偿车辆维修费32530.00元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且未超出保险限额，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平安财险公司以标的车辆系因内部故障造成损害为由拒绝承担赔偿责任，一方面未提交证据证明确实存在内部故障，另一方面亦未举证说明一审案件损失属于免责事由，因此一审法院对平安财险公司的该项抗辩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王国琴32530.00元。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305.00元，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中心支公司承担。本案二审期间，上诉人平安财险公司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如下：1、照片六张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证明本次事故不属于保险范围之内；被上诉人王国琴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免除平安财险公司的赔偿义务。擦挂也属于轻微的碰撞，也属于保险责任范围。至于照片是车辆驾驶员发生事故后，停在事故现场所拍摄，从照片中可以看出车辆有明显的毁损痕迹。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诉人平安财险公司提交的1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采信，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纳。本院在二审中另查明：平安财险公司在二审中自认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向王国琴交付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王国琴称平安财险公司仅向其交付了保险单及发票，未交付保险条款。2018年2月5日，平安财险公司向王国琴出具《机动车辆保险索赔单证收据》，载明其收到王国琴的索赔申请书及修车票两张，金额为32530元。本院在二审中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平安财险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向王国琴赔偿车辆损失费用的保险责任；二、王国琴车辆损失的金额如何确定。针对争议焦点一，投保人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之规定，在投保人投保时，保险人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并交付保险条款是其法定义务，保险人对其已履行该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只有在交付保险条款并说明合同内容的基础上，保险人才能根据保险范围、免责事项进一步履行保险合同的一般说明义务及责任免除条款的提示、明确说明义务等各项法律明确规定的缔约阶段的信息提供义务。在本案中，王国琴已足额缴纳了机动车损失保险的保险费，但平安财险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王国琴交付了保险条款并对该条款的内容进行了说明。平安财险公司虽然签发了保险单，但并未履行交付保险条款的法定义务，在保险人未交付保险条款、将保险内容对投保人进行说明的情况下，适用保险条款来解释保险单中约定的保险项目有违公平，因此不能适用平安财险公司单方拟定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因此对于保险赔偿项目及范围，应当结合投保的险种项目名称，运用文义解释、目的解释的方式对争议的保险范围作出解释。根据平安财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王国琴投保的项目包括机动车损失保险，该险种的保险限额为540312元，从平安财险公司在保险单中并未载明该险种的保险范围。从“机动车损失保险”的文义而言，一般是指车辆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而造成的保险车辆损失；从实现合同目的和财产保险合同的补偿性角度而言，将车辆行驶过程因意外情况而造成的车辆所受损失纳入“机动车损失保险”的赔偿范围符合王国琴订立保险合同的目的，平安财险公司应承担向王国琴赔偿车辆损失的保险责任。针对争议焦点二，王国琴投保的车辆发生事故后，王国琴将该车辆送至汽车修理店进行维修，并于2018年2月5日向平安保险公司提出索赔申请，根据平安财险公司出具的《机动车辆保险索赔单证收据》，能够证明王国琴在申请索赔时向平安财险公司交付了32530元的修车发票，一审法院据此确定王国琴车辆损失的金额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平安财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5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晶晶审判员  马天彬审判员  张 鹏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六日书记员  刘守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