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13民终327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代某，女，汉族，生于2002年3月26日，住四川省仪陇县。 法定代理人：陈某，女，汉族，生于1972年6月2日，住四川省武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海，武胜县万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桂芳，女，汉族，生于1950年9月5日，住江西省新余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先学，男，汉族，生于1958年3月18日，住四川省南部县。 上诉人代某因与被上诉人杨桂芳、张先学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仪陇县人民法院（2018）川1324民初22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代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1.杨桂芳夫妇与张先学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转让合同》并非代某真实意思表示，违反了法律规定。杨桂芳、代文清无权处分代某的民事权利，新政镇政府已确定给代某组团建房指标，代某如何取得建房安置号，不是一审法院审理范围。一审法院以代某取得建房安置号就等于杨桂芳、代文清取得建房安置号，认定杨桂芳、代文清为该组团建房指标的实际权利人，系认定事实错误。2.杨桂芳夫妇与张先学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转让合同》名为转让组团建房指标，其权利义务已指向房屋，只是无法确定位置。杨桂芳夫妇和张先学签订前述协议后，确认张先学要一套住房，支付78000元，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争议标的为组团建房安置号错误。组团建房指标是一个统一整体，在修建时包含两套住房和一个门市，如果转让的组团建房指标成立，那么应由张先学组建，且两套住房和一个门市都应由张先学所有，否则，代某与张先学就是共享组团建房号。2.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六一社区组织三方调解，代某与张先学达成一致意见，对相应房屋、门面进行分配，系认定事实错误。双方有调解意向，但附有一个条件，杨桂芳向代某给付一套相应面积的住房，杨桂芳不同意，代某的代理人陈某也不同意，双方未达成调解。3.张先学通过全面了解，可以确定房屋或组团安置号不是杨桂芳夫妇所有，仅是代管代某组团安置号或房屋的行为，且也知道代某是未成年人，其民事权利应由监护人陈某行使，张先学恶意取得。 被上诉人张先学辩称，1.案涉安置号系杨桂芳夫妇通过努力，在政府的特许下，以代某的名义取得，该安置房号并非代某符合安置条件取得，主要是解决杨桂芳家庭困难，在批准的文书上写明安置号的建房面积为代某与杨桂芳丈夫代文清（已去世）各一半，且均是杨桂芳夫妇参与办理，在各手续上签字也是杨桂芳夫妇签名，代某及法定代理人陈某未主动申请，也未参与办理，任何手续上也无代某及陈某的签名，而且陈某在得知以代某名义争取建房号时，还向杨桂芳表示主动放弃安置号建房权，后因听说安置房建房后可以对外出售获利，才与杨桂芳争安置号的建房权。杨桂芳在丈夫代文清有一半面积权利，且代某已主动放弃安置号时，考虑到儿子生前患病欠债，媳妇陈某不主动还债，将代某带回娘家武胜县居住的情况下，便将安置号卖与他人，所得资金用于偿还儿子患病欠下的债务。2.杨桂芳夫妇享有安置号的部分权利，代某的法定代理人主动向其表示放弃安置号的建房权，整个安置号的申请均是杨桂芳办理，所以杨桂芳夫妇有权处分本案争议的安置号建房权。3.张先学取得本案争议的安置号系善意取得。张先学经安置区的支部书记张国虎介绍而向杨桂芳夫妇购买安置号，张国虎介绍房号的取得及办理过程全是杨桂芳夫妇办理，各项手续上的签字均是杨桂芳夫妇签字，杨桂芳夫妇也明确向张先学讲过，安置号是杨桂芳夫妇以代某的名义申请，代某仅有名字，而且代某的法定代理人也明确向杨桂芳夫妇表示放弃，公证文书上也显示代文清有一半面积的权利。张先学购买安置号，将建房位置22号楼换至30号楼，期间几年陈某未提出异议，至房子建好要求交费时，陈某才提出异议。因此，张先学完全有理由相信杨桂芳有权处理该房号。4.案涉安置号建成实体房屋后，代某提出异议，为此社区居委会主持各方调解了若干次。最后代某与杨桂芳在中间人沈文龙等人在场的情况下终于口头达成分房协议，由代某占有一套住房和一个门面，张先学占有现已装修入住的房屋，因时间太晚了，就没来得及写书面协议，之后，张先学便按照口头达成的一致意见执行并开始领取钥匙装修房屋，在长达数月的装修过程中，代某从未阻拦，表明双方对房屋的占有已经达成一致意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被上诉人杨桂芳辩称：拆房子当时通知了代某的代理人陈某来拿号，陈某的答复是没有钱修，能否卖号。陈某口头放弃建房指标，且该建房指标是杨桂芳个人取得，陈某不享有实际权利。 代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杨桂芳与张先学订立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转让合同》无效。2.判令杨桂芳与张先学返还新政镇六一三扩大安置区30号楼后2号门面房套二楼2-2号住房。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桂芳与代文清系夫妻关系，代某与杨桂芳、代文清（2014年8月去世）系祖孙关系，杨桂芳、代文清之子代明成于2002年去世，不久代某随母亲陈某到四川省武胜县生活至今。代某、杨桂芳、代文清原系仪陇县新政镇六一村村民，后杨桂芳、代文清因工作原因将户籍迁至江西省新余市新余铁路四村****至今。杨桂芳、代文清在六一村留有一套住房。2007年因仪陇县新县城建设，六一村属拆迁范围，因杨桂芳、代文清家中生活困难，向上级有关部门申请特批一个组团建房指标，上级部门领导批示同意特批一个组团建房指标用于组团建房。期间所有的拆迁文件及协议上“代某”签字均由杨桂芳、代文清所写。2010年，经六一社区书记张国虎介绍，杨桂芳、代文清将该组团建房指标以53,000元的价格转让给张先学，该建房指标被分配到六一扩大三安置区22号楼组团联建，后改为30号楼组团联建。2012年11月24日，双方重新签订买卖协议，约定杨桂芳、代文清以78,000元价款将该建房指标转让给张先学。张先学在转让费53,000元的基础上补交25,000元给杨桂芳、代文清。2013年8月左右，代某之母陈某找到张先学，要求张先学停止建房并退还该组团建房指标。2013年8月，沈文龙、沈文珍等拥有30号楼组团建房指标的人开始组团建房，杨桂芳以“代某”名义签订了建房合同。建房期间，代某之母陈某自2013年8月至2015年1月累计向施工承包人张国林和建房组团团长沈文龙交款214,000元。2015年2月14日张先学向施工承包人张国林支付建房款50,000元。2015年2月1日，30号楼联建人抓阄分房，代某、杨桂芳、张先学各方都没有到场，由其余九户抓阄，抓阄结果剩下后2号门面、二楼住房2-1、2-2留给组团建房指标的户主“代某”名下。其中2-2号住房面积99.58平方米，2-1住房建筑面积83.86平方米，门面房面积27.15平方米。代某之母陈某提出异议后，六一社区组织三方多次调解，2015年2月的调解中，各方达成一致意见，2-2住房归张先学所有，2-1住房及后2号门面归代某所有。因调解时近午饭时间，故没有形成书面调解协议。2015年8月，代某之母陈某拿到2-1住房及门面房的钥匙。2015年7月张先学拿到30号楼2-2号住房钥匙，并已装修入住。 一审法院认为，杨桂芳夫妇与张先学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转让合同》的合同标的为组团建房指标，并不是具体的房屋，该指标系杨桂芳与其丈夫代文清因家庭困难以孙女代某的名义向上级领导申请特批，系上级领导特批给杨桂芳、代文清用于解决生活困难，并不是正常拆迁所应取得的组团建房指标，期间代某及其母陈某并不知情也没有在申请书上签字。杨桂芳、代文清系该组团建房指标的实际权利人，拥有处分权。杨桂芳、代文清将该组团建房指标转让给张先学获得的转让费78,000元实现了政府解决其生活困难的目的。张先学在购买该组团建房指标时，向社区相关领导详细了解了该建房指标的来源及查阅相关资料，其足以相信杨桂芳、代文清有权处置该组团建房指标，购买时也支付了足额对价，其行为不构成恶意购买。综上《房屋拆迁安置协议转让合同》系有效合同。合同有效，则张先学享有组团建房指标对应的权利，即在对应位置上参团建房，获得修建好的房屋。建房中因代某母亲的异议，向承建人、组团负责人主动交纳了部分建房款，在双方并未解决好建房号的归属前此行为不能否定张先学对诉争房屋所拥有的合法权利。在张先学没有选择与杨桂芳解除合同，而是继续要求房屋所有权的情况下，代某无权要求杨桂芳、张先学返还房屋。而且在2015年2月六一社区组织三方调解后，代某、张先学、杨桂芳达成一致意见，对相应房屋、门面进行了分配：由张先学所有30号楼2-2号住房，代某所有30号楼2-1住房及门面房。双方按此各自领取了钥匙，张先学对所分得房屋进行了装修入住。经社区调解双方达成的口头协议，内容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规定，双方应按口头协议的约定履行。现代某主张张先学返还2-2住房于法无据，违背诚信，对其请求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第十条、第三十五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代某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查明，2016年10月27日，一审法院案件合议庭成员向新政镇六一社区书记张国虎进行询问，询问笔录载明:“问：当时代某所诉房屋的组团资格是怎么来的？答：当时他们这家人按文件规定拆房子，他们当时只有代某的户口在我们村上……2007年拆迁的时候，杨桂芳代代某签了拆迁协议，赔了3、4万元，代某的爷爷、婆婆属于工人，户户口没在村上，退休后长期居住在本村，修六一三安置区的时候，当时需要三个人才能组团，她们组了个号，隔了两年房屋才修建，当时两老人家修建了一个过渡房，拆的时候她们不愿意拆，于是我们就向指挥部写了一份报告，又给杨桂芳她们解决了一个房号。房号批下来后，杨桂芳没钱修房，于是委托我介绍人来买这个组团修房资格，当时我找到张先学，以5.3万元的价格成交，我作为在场人签了字的。问：当时拆迁的各种文件上代某的签字是否是代某本人或其母亲签字？答：不是，都是代某的爷爷婆婆代签的，只是因为代某户户口在我们村，以只能以代某的名字申请组团资格，代某的母亲是在房屋组团资格公布后才知道情况的。问：现在以这个组团资格修建了哪些房屋？答：修了两套住房，一个门面。” 2016年11月18日，一审法院案件合议庭成员向新政镇六一社区书记张国虎进行询问，询问笔录载明:“问：最后一次调解有无结论？答：当时基本达成了意向意见，主要内容是大套房子归张先学，小套和门面归代某。…问：在何地调解的？答：在仪陇宾馆……口头达成了协议的，也没有附加条件，只是关于另一套房，要让杨桂芳将卖房号的钱拿出来分配。” 2016年11月27日，一审法院案件合议庭成员向沈文龙进行询问，询问笔录载明:“问：六一三扩大安置区3号楼是否是你组织承建？答：是的。问：修房过程中，陈某给你打了多少钱？当时我们只能按户主名义收钱，前后给我打了八、九万，她每打一笔钱我都给她出具了收据，张国林当时负责修建房屋，我主要负责联络组团的各家庭户，建房时还是以代某的名义来组团的。因为2014年腊月27日，阳历2015年2月份时，他们达成了调解协议后，我们才收的张先学的钱。当时我也在现场，我们通过社区调解，因为这个号是代某的婆爷到政府要的，名字是写的代某，合同上写的是代某与代文清平分面积，上面签字都是杨桂芳签的。我们不清楚该房已经卖给张先学了，但我只能认合同上的名字，我们边修边调解，最后一次调解，我也一直劝陈某，让他们一人一半，如果要大房屋，就不要门面，要住房就要附带小门面，当时他们一起看了住房后，陈某就要小住房和门面，张先学要大住房，双方都同意了。只是因为当时调解后时间太晚，大家都急于过年，就没有写下书面协议。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案涉组团建房指标系代文清以家庭人口较多，居住困难为由，向相关政府部门申请，政府批准给杨桂芳家庭用于解决家庭生活困难，相关申请资料上代某的签字均系杨桂芳夫妇代签。张先学通过社区相关人员介绍，于2010年向张桂芳夫妇购买建房指标，并交付了5.3万元转让款。在2012年11月双方又重新签订买卖协议，确认转让价款为7.3万元。在该期间，代某对张先学购买案涉指标未提出异议。后在各方调解后，施工承包人张国林收取了张先学缴纳的建房款，张先学在房屋完工后取得房屋钥匙，对房屋进行了装修使用，应认定代某对张先学享有建房指标的确认，即对杨桂芳夫妇与张先学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转让合同》效力的确认。即使杨桂芳夫妇无权转让建房指标，张先学前述通过社区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获得建房指标信息，以及代某在签订合同及付清转让款期间未提出异议的事实，足以使张先学相信杨桂芳夫妇有权转让建房指标，故代某关于《房屋拆迁安置协议转让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此外，签订案涉转让合同时，案涉30号楼2-2号房屋尚未建成，杨桂芳夫妇所享有的是根据当时的拆迁政策可在六一三安置区建房的权利，该协议的真实意思是杨桂芳夫妇将享有的房屋被拆迁后在六一三安置区建房的权利（修建其中一套房屋的权利）转让给张先学，并非转让案涉30号楼2-2号房屋。代某以前述《房屋拆迁安置协议转让合同》无效为由，要求张先学、杨桂芳退还房屋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代某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03元，由代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卫东 审判员  何顺红 审判员  董 行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任珍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