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渝0105民初18484号 原告：樊某，男，1962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明，男，现住重庆市两江新区，由重庆富满地物流有限公司推荐。 被告：谢某1，女，1962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 原告樊某与被告谢某1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李元兵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樊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明，被告谢某1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樊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令撤销原、被告于2009年3月10日签订的《赠与合同》。事实和理由：我与谢某1原系夫妻关系，双方均系再婚，双方再婚前均有各自的子女，双方婚后未生育子女。2009年3月10日，我与谢某1因准备结婚而签订《协议书》和《赠与合同》并办理了公证，该协议书对双方婚前和婚后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了约定，该赠与合同约定我自愿将我个人所有的位于重庆市江北区唐家沱X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的全部产权赠与给谢某1，并约定该房屋赠与给谢某1以后，我与谢某1婚前各自生育的婚生子女均有权随谢某1在该房屋中居住。该房屋赠与系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因为谢某1表示如果我不赠与该房屋其就不同意与我结婚，而结婚的目的是为了老来有伴和夫妻相互扶养。该赠与又是附义务的赠与，所附的义务为夫妻之间相互扶养的义务以及双方婚前各自生育的婚生子女均有权随谢某1在该房屋中居住。我与谢某1于2009年3月13日登记结婚，双方婚后根据赠与合同将该房屋的产权过户至谢某1名下，但谢某1获得该房屋的产权后又将该房屋中的13平方米面积赠与给了其与前夫生育的子女谢某2，后我又通过向谢某1购买房屋产权份额的方式获得该房屋中的3平方米面积，现在该房屋登记在我与谢某1、谢某2名下，系三人按份共有。我与谢某1于2010年3月9日在民政局协议离婚，谢某1与我结婚获得该赠与房屋后又将其中的部分产权份额过户到其子女名下，后又以婚姻自由为由与我离婚，足以看出谢某1系以占有我房产为目的假结婚。谢某1的离婚致使我当初赠与房屋结婚的目的无法实现，谢某1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也没有对我尽到夫妻间的扶养义务。在双方离婚之前，我的子女曾要求去该房屋中居住但被谢某1拒绝，双方发生纠纷还曾报警，谢某1的该行为违反了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也严重侵害了我的近亲属的合法权利，符合赠与合同的法定撤销条件。我于2018年9月8日向谢某1邮寄送达撤销《赠与合同》通知书，表示将依法撤销该赠与合同并要求谢某1返还房屋但未果。虽然我本案起诉系要求撤销赠与合同，但是涉及的合同标的物系不动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本案起诉应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谢某1辩称，我与樊某原系夫妻关系，双方均系再婚，双方再婚后未生育子女，双方于2010年3月9日在民政局协议离婚。涉案房屋系樊某在婚前主动赠与给我的，赠与合同也办理了公证合法有效，我根据该赠与合同取得了该房屋的产权，后我将该房屋的部分产权份额赠与给了我的儿子谢某2，又通过房屋买卖的方式向樊某转让了部分产权份额，现在该房屋登记在我与谢某2、樊某名下，系我们三人按份共有。但赠与房屋并非是我同意结婚的前提条件，我也没有表示如果樊某不赠与该房屋我就不和他结婚，即便樊某不赠与我也会和他结婚，结婚与是否赠与房屋没有关系。双方婚前签订协议书的目的只是为了明确双方婚前和婚后的债权债务关系，该协议与赠与合同也没有关联性。双方从2002年交往至最后离婚时，樊某一直居住在我家中，日常生活开支都是由我负担，我对樊某尽到夫妻之间的扶养义务。我与樊某离婚的根本原因系樊某未处理好其与儿子、前妻之间的关系，樊某的儿子和前妻曾在我们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多次到我家中来吵闹要求我与樊某离婚，因为樊某的前妻想与其复婚，并威胁到我的人身安全，为此我还向公安机关报警，后我从自身安全的角度考虑直到2010年3月才同意与樊某离婚，故我不存在以假结婚骗取樊某的房产的行为。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为我与樊某婚后共同生育的子女有权随我在该房屋中居住，而非双方婚前各自生育的子女，况且在我获得该房屋后，樊某的子女也从未要求过到该房屋中居住，离婚前我与樊某的子女发生纠纷并不是为了居住房屋的事情而系前述的矛盾，故我没有违反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故樊某所主张的赠与合同撤销事由均不能成立，且樊某在离婚八年多后才要求撤销赠与合同，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一年的撤销权行使期间。综上，请求法院驳回樊某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9年3月10日，樊某与谢某1签订《协议书》和《赠与合同》，该两份合同均经过了原重庆市江北公证处的公证。该《协议书》载明：甲方（即樊某）和乙方（即谢某1）分别于2003年7月15日、1993年3月25日与原配偶离婚后均未再婚，现双方准备结婚，经双方自愿协商一致，对双方的债权债务（包括婚前、婚后）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甲、乙双方各自的债权债务（包括婚前、婚后）均由其各自独自承担，与对方一概无关；二、甲、乙双方共同的债权债务（包括婚前、婚后）由甲、乙双方共同承担；三、本协议如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地方，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四、本协议自双方在相关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结婚之日起生效。该《赠与合同》载明：赠与人(即樊某）于2003年7月15日与周丽琴离婚后至今未再婚，樊某于2003年8月12日购买了位于重庆市江北区唐家沱85号房屋一套，建筑面积共计63平方米，上述房屋是樊某的个人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经赠与人樊某和受赠人谢某1双方协商，就该房屋所有权的赠与、受赠一事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赠与人樊某自愿将上述属于自己所有的房屋建筑面积共计63平方米全部赠与给谢某1一人所有；二、受赠人谢某1自愿接受上述赠与；三、其他约定：上述房屋赠与给谢某1后，樊某、谢某1的婚生子女有权随谢某1在任何房屋中居住；四、本合同经赠与人、受赠人签名（或盖私章、捺指印）后生效，无法定事由不得撤销。庭审中，双方对于赠与合同第三条约定的“婚生子女”的理解产生争议，樊某认为“婚生子女”指的是双方再婚前各自生育的婚生子女，其再婚前生育了两个子女，不包括双方婚后共同生育的子女；谢某1认为“婚生子女”指的是双方婚后共同生育的子女，不包括双方再婚前各自生育的婚生子女，双方对此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本院前往原重庆市江北公证处调取了公证处对双方所作的询问笔录，樊某对公证处询问的“赠与是否附义务”回答为：我将该房屋赠与给谢某1后，我和谢某1的婚生子女有权随谢某1在任何房屋中居住，现在我们准备结婚，我们办理此公证主要就是为了给我们的婚生子女一个保障。谢某1对于该问题的回答为：樊某将上述房屋赠与给我后，樊某和我的婚生子女有权随我在任何房屋中居住。 樊某与谢某1于2009年3月13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双方再婚前均有各自的子女，双方婚后未生育子女。2009年4月28日，双方根据赠与合同将该房屋的产权过户至谢某1名下。2010年3月9日，樊某与谢某1在民政局协议离婚，离婚后双方仍继续生活至2012年5月21日。2010年12月21日，谢某1将该房屋中的13平方米面积赠与给其子谢某2并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2011年3月3日，谢某1将该房屋中其名下的产权份额通过买卖的方式转让给樊某3平方米面积并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现该房屋登记在谢某1、谢某2和樊某名下系三人按份共有，其中谢某1占47平方米，谢某2占13平方米，樊某占3平方米。 庭审中，樊某向本院举示一份“关于撤销《赠与合同》的通知书”，拟证明其于2018年9月8日向谢某1邮寄该通知书表示将依法撤销该《赠与合同》并要求谢某1返还房屋，谢某1表示未收到该通知书。樊某陈述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其子女曾要求去该房屋中居住但被谢某1拒绝，谢某1对此不予认可，樊某对该事实也没有举示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另外，樊某也未举示证据证明谢某1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没有对其尽到夫妻之间的扶养义务。 以上事实，有赠与合同、协议书、公证书、公证处询问笔录、结婚证、离婚证、离婚协议书、房产证、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户口页、撤销《赠与合同》通知书、（2015）南法民初字第03389号民事判决书、（2016）渝05民终6005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第一百九十条规定，赠与可以附义务。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的存续期间，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产生之日起计算，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存续期间届满，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消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对于本案而言，樊某与谢某1签订赠与合同，樊某自愿将其个人所有的涉案房屋赠与给谢某1，谢某1表示接受该赠与，该赠与合同也在公证处办理了公证。本院认为该赠与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赠与合法有效，双方也根据赠与合同办理了该房屋的产权过户登记，谢某1获得了该房屋的全部产权，有权独立对该房屋进行处分。双方在赠与合同中约定该房屋赠与给谢某1后，樊某、谢某1的婚生子女有权随谢某1在任何房屋中居住，结合双方在公证处所作的询问笔录，本院确定该赠与合同属于附义务的赠与合同，谢某1作为受赠人所负的合同义务为在其获得受赠房屋后，双方的婚生子女有权随其在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任何房屋中居住。 关于樊某主张的赠与合同撤销事由能否成立，本院分别评述如下： 一、关于谢某1对樊某是否履行了夫妻间的扶养义务。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夫妻之间具有相互扶养的法定义务，谢某1陈述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其对樊某履行了夫妻之间的相互扶养义务，樊某虽然对此予以否认但并未举示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谢某1的该陈述意见予以采信。但夫妻之间的扶养义务因夫妻婚姻关系的解除而消灭，故离婚之后谢某1不再负有对樊某的法定扶养义务，双方在赠与合同中也没有约定离婚后谢某1仍对樊某负有扶养的义务。综上，本院确定谢某1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樊某履行了夫妻间的扶养义务。 二、关于谢某1是否违反了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以及是否侵害了樊某及其近亲属的合法权利。双方对赠与合同所附的义务内容中的“樊某、谢某1的婚生子女”的理解发生分歧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在公证处所作的询问笔录对此也未予以明确，属于合同约定不明的情形，从对该句话的文义和表述方式进行理解，并结合樊某在公证处笔录中对此所作的回答，本院认为该条所约定的婚生子女应指的是双方婚后共同生育的子女，而双方婚后实际上并未生育子女，因此谢某1也不可能违反赠与合同所附的义务。退一步讲，即便该条约定的婚生子女指的是双方婚前各自生育的子女，樊某也没有举示任何证据证明谢某1在获得赠与的房屋后，其子女曾要求在该房屋或其他有权居住的房屋中居住而被谢某1拒绝的事实。除此之外，樊某也未举示证据证明谢某1还存在其他严重侵害樊某及其近亲属合法权利的违法行为。 三、关于赠与合同撤销权的行使期间。赠与合同撤销权的性质属于形成权而非请求权，虽然樊某要求撤销赠与合同的最终目的系要求谢某1返还房屋，但樊某要求返还该房屋的权利并非基于其在返还之前本身就享有该房屋的所有权，也并非基于该房屋的所有权因受到他人侵犯而请求法院进行物权保护，而是通过行使赠与合同的法定撤销权撤销赠与合同达到返还房屋的目的，故樊某本案行使的是赠与合同的撤销权而非返还不动产的物权请求权，该撤销权的行使应受法律规定的一年除斥期间的限制，除斥期间为不变期间，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再退一步讲，即便樊某能够举证证明谢某1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未对其履行夫妻扶养义务，也能够举证证明谢某1曾拒绝其子女在该房屋等有权居住的房屋中居住违反了赠与合同约定义务的事实，但按照樊某的庭审陈述，樊某明知上述事件发生于双方离婚之前，按照法律规定樊某也应当在该撤销事由发生之日起一年内及时行使赠与合同的撤销权，但其时至今日才向谢某1主张撤销赠与合同，该撤销权因一年除斥期间的届满而消灭，故樊某无权再以此为由要求撤销赠与合同。 四、我国婚姻法确立了婚姻自由制度，法律保护公民的婚姻自由权，婚姻自由既包括结婚自由又包括离婚自由，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或设置任何条件限制婚姻自由。婚姻应当以感情为基础，谢某1虽然获得了樊某赠与的房产，但获得樊某赠与的物质利益并不能成为今后谢某1离婚的负担和限制条件，仍不妨碍谢某1在必要时提出离婚的权利，故离婚并非谢某1应当返还房屋的法定事由，并且双方在赠与合同中也未将离婚约定为该合同的解除条件，故樊某以谢某1获得赠与的房屋后又离婚为由要求撤销赠与合同的理由依法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樊某主张的赠与合同撤销事由因缺乏事实依据依法不能成立，故对于樊某要求撤销原、被告于2009年3月10日签订的《赠与合同》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九十条、第一百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条、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樊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37.50元，由原告樊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元兵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刘子刚 书记员陈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