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3民终144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市塞北苗木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东杜兰村委会南200米。法定代表人：段某2，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晓东，北京昶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原艺奇油松苗圃，经营场所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白浮村。经营者：陈玉云。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星，男，1958年3月25日出生，满族，北京原艺奇油松苗圃职工，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宗日，北京市中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玉琴，女，1944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上诉人北京市塞北苗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塞北公司）与被上诉人北京原艺奇油松苗圃（以下简称原艺奇苗圃）、被上诉人徐玉琴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3民初125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塞北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2．判令原艺奇苗圃、徐玉琴立即将位于顺义区高丽营镇文化营村东苗圃中道路西侧苗圃中生产基地房南侧8亩土地返还给塞北公司；3．判决确认塞北公司在2032年4月30日前有权无偿使用上述苗圃基地用房及院落；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原艺奇苗圃、徐玉琴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证据不清，本案中塞北公司提交的合同、村委会证明、交费凭证、村主任证明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充分证明了塞北公司承包的土地有8亩在道路西侧。测量报告也清楚完整的证明西侧土地大于210亩，多年来也一直由塞北公司向村委会交纳该8亩土地的承包费，但一审判决驳回塞北公司的请求明显不公平。如一审判决生效，则该8亩土地的承包费应由谁交纳，原承包合同的388亩变成了380亩，法院人为将承包地缩小8亩。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原艺奇苗圃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塞北公司的上诉。徐玉琴二审未到庭应诉，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塞北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原艺奇苗圃立即将位于顺义区高丽营镇文化营村村东苗圃中道路西侧苗圃中生产基地房南侧的八亩土地返还给塞北公司；2．确认塞北公司在2032年4月30日前有权无偿使用上述苗圃中的生产基地房及院落；3．本案诉讼费用由原艺奇苗圃和徐玉琴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5月1日，北京市良种繁殖场文化营农工商总公司（以下简称文化营公司）（甲方）与北京市三北苗木基地（以下简称三北基地）、段某1（乙方）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载明：“乙方在文化营村东承包土地两块178亩，种植林木种苗。土地的坐落及四至：该土地位于文化营村东，四至如下，东起七干渠西坡脚，西至村东群众住房外泄渠东坡脚，北至二队南田间路南侧树边，南至文化营枸杞子地、北泄渠坡脚。此地分为两块，中间有甲方自修田间路一条。承包期限：2002年5月1日至2032年4月30日止。……未经甲方同意，不得以转包、转让或其他形式将承包经营权交给他人，有委托生产经营权，有子女继承承包权。”塞北公司提交加盖文化营公司公章的情况说明载明：“原三北基地系段某1成立的个体工商户，从文化营公司承租了178亩土地种植苗木，其中田间路东侧170亩，田间路西侧8亩（在生产用房南侧）。以上178亩土地每亩年400元承包费。2006年7月19日，段某1与儿子段某2设立了塞北公司，上述承租土地的一切权利均由塞北公司承接。”2010年1月31日安置协议载明“：……三、拨文化营苗圃中道西210亩苗圃归徐玉琴经营，经营到合同期满。圃中苗木（210亩内）统归徐玉琴所有（如苗圃被开发占用，评估赔偿统归徐玉琴所有，协助办理营业执照）。四、苗圃西北角3间房和文化营院落统归徐玉琴所有，塞北苗圃民工住、用、食堂做饭均可无偿同用。此地同文化营租贷每亩400元，共210亩地，2010年后由徐玉琴自付地租每年捌万肆仟元（84000元），交到塞北苗圃代交（考虑到变更，租地合同恐有变）。……协议双方签字：段某1、段某2、徐玉琴。”塞北公司称，三北基地是个体工商户，业主是段某1，段某1是塞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段某2的父亲；前述安置协议实际上是段某1代表塞北公司作出的承诺，只是说之后塞北公司肯定要交给段某2经营，所以让段某2也签字了。段某1出具情况说明载明：“我叫段某1，原是三北基地业主（个体工商户），2007年，我已将原我承包的位于顺义区文化营村东的两块土地的相关所有权利转让给了塞北公司，2010年1月31日，我与塞北公司同徐玉琴签订了关于对徐玉琴安置的协议，将苗圃西侧218亩地中的210亩转让给了徐玉琴（院落及院南侧8亩地除外）。”文化营公司（甲方）和崔某（乙方）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载明：“乙方在文化营村东承包土地一块210亩，种植林木种苗。土地的坐落及四至：该土地位于文化营村东，四至如下，东起自修田间路，西至村东群众住房外泄渠坡脚，北至二队南田间路南侧树边，南至文化营枸杞子地、北泄渠坡脚。承包期限：自2002年5月1日至2032年4月30日止，承包期为30年。……”协议落款日期为2002年5月1日。塞北公司、原艺奇苗圃、徐玉琴均认可该协议系在签订安置协议后倒签的。文化营公司（甲方）和三北基地、段某1（乙方）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载明：“乙方在文化营村东承包土地两块178亩，种植林木种苗。土地的坐落及四至：该土地位于文化营村东，四至如下，东起七干渠西坡脚，西至自修田间路，北至二队南田间路南侧树边，南至文化营枸杞子地、北泄渠坡脚。承包期限：自2002年5月1日至2032年4月30日止，承包期为30年。……”协议落款日期为2002年5月1日。塞北公司、原艺奇苗圃、徐玉琴均认可该协议系在签订安置协议后倒签的。2015年5月11日，崔某（甲方）和原艺奇苗圃（乙方）签订苗圃转让合同书载明：“甲方因无力经营，将210亩苗圃转让给乙方，苗圃包括210亩内所有品种、所有规格苗木和大树及所有建筑物。……一、甲方于2002年5月1日和文化营公司齐纳定了210亩土地承包合同，建立林业苗圃，培育绿化苗木，承包期限30年，即从2002年5月1日至2032年4月30日，承包期限还有17年。土地承包费每亩每年400元。2．苗圃土地坐落及四至：该土地位于顺义区高丽营镇文化营村村东，四至如下：东起自修田间路，南至文化营枸杞地北泄渠坡脚，西至村东群众住房外泄渠坡脚，北至二队南田间路南侧树边。……七、其他事项……3．7间东房和1848平方米房院（房院南墙向北28米，西墙向东66米）划给段某1无偿使用，苗圃（承包土地）被国家（或单位）征占或是出让与段某1无关，段某1按照乙方要求及时腾退，地上建筑和地上物赔偿归乙方。4．苗圃内有段某1一部分花灌木（品种有金银木、绣线菊、木槿和金叶榆），甲方安排段某1在2015年6月1日前起走，到期后不能起走，苗木无偿归乙方。……”塞北公司称，其第二项诉讼请求中要求确认其有权无偿使用的就是前述苗圃转让合同中约定的7间东房和1848平方米房院。2015年7月3日，崔某（甲方）和原艺奇苗圃（乙方）签订苗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载明：“……2．段某1通过法院或村委会讨要8亩地，由甲方解决和处理，段某1立即退出7间东房和1848平方米房院。3．段某1的金叶榆秋后移走。4．段某1讨要金银木、绣线菊和木槿等苗木由甲方解决和处理。”崔某向一审法院邮寄案情说明载明：“我与文化营公司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及与原艺奇苗圃签订苗圃转让合同书均系代理我的母亲徐玉琴进行的行为，相关事项的协商都是徐玉琴本人进行……”文化营公司（甲方）和原艺奇苗圃（乙方）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载明：“乙方在文化营村东承包土地一块210亩，种植林木种苗。土地的坐落及四至：该土地位于文化营村东，四至如下，东起自修田间路，西至村东群众住房外泄渠坡脚，北至二队南田间路南侧树边，南至文化营枸杞子地、北泄渠坡脚。承包期限：自2002年5月1日至2032年4月30日止，承包期为30年。……”协议落款日期为2002年5月1日。原艺奇苗圃、徐玉琴均认可，前述协议系在崔某将土地转让给原艺奇苗圃后倒签的。塞北公司称其在2015年7月1日，原艺奇苗圃和徐玉琴交接的时候才知道土地转让的事情，当时就和原艺奇苗圃和徐玉琴交涉这8亩地的事；原艺奇苗圃称，2015年7月1日段某1提出有8亩地是他的，这是原艺奇苗圃第一次听说这事；徐玉琴称其也是当时才第一次听说这8亩地的事，当时徐玉琴就指着合同说路西的地都是徐玉琴的，不存在8亩地的事。一审法院向文化营村书记刘某核实本案情况。刘某称其在2009年12月18日上任，担任村委会主任，2015年兼任了村委会书记和经济合作社社长；文化营公司名义上还存在，公章也还在，村里在2015年取得了经济合作社的证，此后就以经济合作社的名义对外签合同了；三北基地签订388亩土地合同时应该量过地，但那是2002年的事了，村里换了好几届了，当时的人都不在了，不知道当时怎么量的，但刘某上任后组织量过地，三北基地承包的土地分为两块，路西的叫做东上岗，路东的叫做孙家坟，东上岗面积是219．2亩，孙家坟面积是168．5亩；2010年的时候，段某1和徐玉琴过来申请把地分成两块，当时村里没同意，到2012年的时候才同意的，2012年时村里和徐玉琴、三北基地分别签了一份合同，后来徐玉琴要求把地转到她儿子崔某名下，于是村里把徐玉琴签订的合同收回，和崔某又签订了一份合同，所有合同的日期都倒签到了2002年；当时段某1和徐玉琴商量的是388亩土地中，路东的170亩归段某1，路西的218亩中的210亩归徐玉琴，剩下8亩还是段某1的，所以写合同时段某1要求写上他的地是178亩，之后也是按照178亩交的租金，合同中的四至就是没有写的这么详细；当时路东的地是不能建房的，路西的地里除了现在已经盖了房的地方以外，也就这8亩地能盖房了，所以留出了这8亩地；这8亩地在现有的房屋院落南边，西边与院落平齐，东到田间路，南到院落南边的路，北到院落南墙里边一点儿；崔某把地卖给原艺奇苗圃的时候，刘某和原艺奇苗圃的人说了路西这边有8亩地是段某1的，当时原艺奇苗圃的人说知道了，地会给段某1的。原艺奇苗圃不认可刘某告知过其8亩地的事。徐玉琴在（2017）京0113民初13867号案件中答辩称：塞北公司是承包了一块土地分成路东和路西两部分，当时塞北公司和我签署安置协议时说的是路西的地都给我，当时说那块地就是210亩，当时没有丈量，后来由我儿子崔某与总公司就路西这块地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合同上写明的土地也是210亩，崔某把这块地转给原艺奇苗圃也是按照210亩转的，我印象里面村委会丈量过路西这块地，当时说是218亩，但村委会是什么时候量的我记不得了。塞北公司和我签安置协议的时候没有说过路西的地里面还有八亩地得归他们，但是安置协议中有写苗圃里的房间和院落塞北公司可以无偿使用。我方把地转给原艺奇苗圃之前塞北公司确实是一直在无偿使用这些房屋和院落，我方转给原艺奇苗圃的时候告诉过原艺奇苗圃这件事，所以我方和原艺奇苗圃的转包协议上写明了有一半的房间和院落要归塞北公司无偿使用，合同的第七条第三项约定的就是这件事。因为安置协议中约定的是塞北公司和我可以无偿使用，也就是说一人一半的使用权，所以后来我和原艺奇苗圃签合同时就想着把房屋划分成两半，一半由塞北公司无偿使用。塞北公司提交示意图复印件一份，称该图是388亩土地承包合同的附件，图中特别标出了其主张的8亩地，以示这8亩地以后可以继续建房，但被文化营公司连合同一起收回了。刘某表示村里留存的合同原件上没有这张附图，三北基地交回的合同上有这张附图，但附图上没有村里的盖章和签字，所以这张图应该是三北基地自己画的，而且三北基地交回的合同原件的附图上没有标出8亩地。塞北公司称其主张的8亩地西边与院落西墙平齐，东北与院落东墙平齐，北到院落的南墙，从院落南墙往南推大概88米，就是8亩地的南边；这8亩地有一部分是空地，其他地方是塞北公司栽种的丁香、锦带和柳树，现在这8亩地被原艺奇苗圃在2016年种上树了。对于崔某和原艺奇苗圃签订的转让合同中写明的段某1的花灌木，塞北公司称当时土地上到处都有塞北公司的花灌木，但是成片的是在8亩地上；原艺奇苗圃称当时金银木、绣线菊和木槿在苗圃北部的大树底下，金叶榆在苗圃南部；徐玉琴称当时这些花灌木散布在苗圃的大树底下。原艺奇苗圃称7间东房和1848平米房院现正由段某1使用中，段某1和塞北公司均表示认可，并称段某1代表的塞北公司，段某1表示本案协议中出现的段某1的名字实际上代表的是塞北公司。经专业测绘机构测量，路西土地的实际面积为155759．96平方米，即233．64亩。塞北公司称其交纳了1．32万元测绘费，但发票尚未开具。至今塞北公司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发票。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一审被告徐玉琴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根据三北基地与文化营公司签订的合同，388亩土地分为两块地，其中路西的土地四至与崔某与文化营公司签订的210亩土地的合同中的土地四至一致，路东的土地四至与三北基地、段某1和文化营公司签订的178亩土地的合同中载明的四至一致。塞北公司、刘某称178亩土地合同中载明的两块地中一块指的是路东的土地，一块指的是路西的8亩地，且原艺奇苗圃知晓此事，但除路东的土地合同中载明“两块地”外并无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合同中虽然写明“两块地”，但除去确实存在两块地外，打印错误等原因亦有可能导致此结果。而合同中载明的四至清楚明晰，仅包括路东的土地，因此，仅凭合同中写明的“两块地”不足以证明178亩的土地合同包括了路东的土地和路西的8亩地。从测量结果来看，路西的土地面积并非塞北公司主张的218亩，也非刘某主持测量出的219．2亩。该结果反映出农村土地发包中普遍存在的一个情形，即土地发包时不会对土地面积进行精确测量，土地亩数大多为估算，存在误差。因此，在划定发包地块的具体范围时，一般应按照合同中载明的土地四至来进行确认。故，虽然路西的土地面积大于合同中约定的210亩，但由于与塞北公司主张的土地面积亦不相符，故该测量结果亦不能证明塞北公司承包的土地中有8亩地在路西的土地中。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在签署安置协议后塞北公司一直使用了路西土地中其主张的8亩地。故塞北公司的路西土地中有其承包的8亩地的主张没有相应证据支持，一审法院对其要求原艺奇苗圃返还8亩土地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安置协议中约定，苗圃西北角3间房和文化营院落统归徐玉琴所有，塞北公司民工住、用、食堂做饭均可无偿同用，故塞北公司在转让路西土地时，保留了地上物的部分使用权，故此后徐玉琴对该部分地上物使用权进行处分时应与塞北公司达成一致意见方可进行。崔某代表徐玉琴与原艺奇苗圃签订的转让合同中约定7间东房和1848平方米房院（房院南墙向北28米，西墙向东66米）划给塞北公司无偿使用。塞北公司要求确认其有权使用7间东房和1848平方米房院，可以视为塞北公司和徐玉琴对地上物使用权的划分达成了一致意见，原艺奇苗圃在转让合同上盖章，证明原艺奇苗圃认可该划分情况。故此后三方均应据此履行合同。崔某代表徐玉琴和原艺奇苗圃签订转让合同补充协议要求塞北公司退出前述房间和房院的使用，该约定未经塞北公司认可，崔某无权代表徐玉琴作出该项处分，故该约定应属无效。对塞北公司要求确认其对7间东房和1848平方米房院享有使用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塞北公司在二〇三二年四月三十日前有权无偿使用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文化营村东东起自修田间路，西至村东群众住房外泄渠坡脚，北至二队南田间路南侧树边，南至文化营枸杞子地、北泄渠坡脚的地块中的七间东房和一千八百四十八平方米房院（房院南墙向北二十八米，西墙向东六十六米）；二、驳回塞北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结合二审期间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塞北公司关于要求原艺奇苗圃返还8亩土地的主张能否成立。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三北基地与文化营公司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约定三北基地承包338亩的两块土地，根据文化营公司分别与崔某、三北基地及段某1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其中路东的土地四至与三北基地、段某1和文化营公司签订的178亩土地的合同中载明的四至一致，路西的土地四至与崔某和文化营公司签订的210亩土地的合同中的土地四至一致，现塞北公司主张三北基地承包的178亩土地中的范围包括路西的8亩土地，但根据相应土地承包合同约定内容，合同中虽然写明“两块地”，但其载明的四至清楚明晰，仅为路东的土地四至范围，不足以证明178亩的土地合同包括了路西的8亩地，亦不足以明确该8亩地的四至范围。在此情形下，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塞北公司关于路西土地中由其承包的8亩地的相应主张成立，一审法院在此情形下对其要求原艺奇苗圃返还8亩土地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塞北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北京市塞北苗木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鲁 南审判员 石 煜审判员 张玉娜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贾宇飞法官助理常欣书记员李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