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连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辽72民初501号原告：于萍，女，1965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长云，辽宁正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ConocoPhillipsChinaInc.）。住所地：利比里亚共和国蒙罗维亚市。代表人：马博威（MarkT.Wheeler），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萌，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恩忠，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于萍诉被告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菲公司）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于萍于2012年2月7日向本院提交起诉状等诉讼材料，于2018年6月12日递交补充证据材料及修改后的起诉状。本院于2018年6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18年8月6日和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于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长云，康菲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萌、郭恩忠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康菲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绥中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绥中县政府）制定的赔偿补偿标准，赔偿于萍所属146.64亩海域因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以下简称溢油事故）污染造成的损失261899.04元，并由康菲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康菲公司开发的蓬莱19-3油田于2011年6月4日发生溢油事故，溢油扩散、沉积并污染至辽宁省绥中县海域，于萍所属146.64亩合法养殖海域因处于溢油事故污染海域范围内而遭受了损失，康菲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康菲公司辩称，于萍的起诉或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主要理由：（一）由康菲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以下简称中海油公司）与农业部签订的《关于解决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渔业损失赔偿和补偿问题的协议书已经就任何可能受到溢油事故影响的绥中县养殖生物经济损失的赔偿和补偿问题形成了解决方案，于萍应当基于该解决方案向绥中县政府请求赔偿补偿款；（二）于萍未能证明其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三）于萍未能证明溢油事故与其主张的损失之间具有关联性，且溢油事故并未对于萍的养殖活动造成影响；（四）于萍未能证明其损失；（五）于萍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于萍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提供了四组（共计22份）证据：第一组证据包括海域使用权证书、海域使用金收据2份、买卖协议、海域使用权（养殖）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杨亚堂出具的收条，拟证明于萍合法拥有涉案海域的养殖使用权，是适格的索赔主体。第二组证据包括2012年2月15日由绥中县副县长江山主持召开的《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绥中县政府于2012年6月20日向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报送的绥政函[2012]44号《关于报送康菲案相关十八名养殖者核实情况的函》、绥中县政府于2012年6月26日印发的绥政发[2012]67号《关于印发绥中县蓬莱19-3溢油事故赔偿补偿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均为复印件，拟证明于萍就涉案海域的污染损失于2012年向本院提起了诉讼，绥中县政府认可于萍为涉案海域的合法使用权人和实际养殖者，且涉案海域包括在绥中县政府制定的溢油事故赔偿补偿实施方案之内。第三组证据包括《农业部办公厅关于有关信息公开申请答复的函》（以下简称农业部答复函）、《国家海洋局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以下简称国家海洋局答复书）、《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联合调查组关于事故调查处理报告》（以下简称联合调查组报告），均为复印件，拟证明包含涉案海域在内的绥中县周边海域因溢油事故遭到严重污染。第四组证据包括案外人于敬胜出具的收条7份及出庭作证的证言证言、案外人门福新出具的收据，拟证明于萍在溢油事故发生前，已经实际使用涉案海域经营养殖海参、扇贝、牡蛎等海产品。康菲公司为支持其答辩主张提交了两组（共计9份）证据：第一组证据包括农业部网站和康菲公司网站就溢油事故渔业索赔问题达成解决协议的报道、联合调查组报告，拟证明于萍就其诉讼请求应依据溢油事故解决协议项下的赔偿补偿机制向地方政府寻求赔偿补偿资金。第二组证据包括2010年至2014年北海区海洋环境公报、2011年辽宁省环境状况公报、关于2011年辽宁省葫芦岛市海洋环境状况公报发布情况的新闻报道，拟证明溢油事故对涉案海域的养殖没有造成影响，涉案海域的污染损失可能由其他污染源导致，与溢油事故不具有关联性。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在审理过程中根据当事人的请求调取了（2017）辽72民初377号案件卷宗中留存的绥中县政府相关文件，并到绥中涉案海域现场了解情况，主要包括以下两组（共计7份）证据:第一组证据包括绥中县政府《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养殖渔业损失赔偿和补偿资金发放落实协议书》《辽宁省绥中县解决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养殖渔业损失赔偿和补偿资金发放方案编制意见》、绥中县政府于2012年6月20日向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报送的绥政函[2012]44号《关于报送康菲案相关十八名养殖者核实情况的函》（以下简称绥中县政府核实情况函）、绥中县政府于2012年6月26日印发的绥政发[2012]67号《关于印发绥中县蓬莱19-3溢油事故赔偿补偿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绥中溢油事故赔偿补偿方案）、《康菲溢油补偿情况分配表》。第二组证据包括本院对案外人王立红制作的询问笔录、于萍诉称在涉案海域养殖时所用养殖设施的现状照片。各方当事人均对本案相关证据发表了质证意见,本院在综合分析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见后认为:（一）关于本院调取的证据1.关于本院调取的第一组证据，于萍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康菲公司对《辽宁省绥中县解决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养殖渔业损失赔偿和补偿资金发放方案编制意见》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组证据的来源为绥中县政府及绥中县海洋与渔业局向本院书面回函的部分材料，系国家机关的职权行为，本院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力予以认定。2.关于本院调取的第二组证据，于萍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康菲公司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关于案外人王立红的询问笔录，王立红作为涉案海域使用权（养殖）转让协议签署时的中间人，其对涉案海域使用权转让情况的陈述应当具有较强的证明力，虽然康菲公司辩称王立红在其他同类案件中曾经就海域使用权转让时间作出相互矛盾的陈述，但并未涉及涉案海域，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认定；关于养殖设施的现状照片，因仅有王立红对设施归属情况的口头指认，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充分佐证，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不予认定。（二）关于于萍提交的证据1.在于萍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海域使用权证书显示权利登记人为路宝来；海域使用金收据显示交款人分别为路宝来和杨亚堂，交款项目为涉案海域2005年、2010年和2011年的海域使用金；买卖协议显示涉案海域使用权转让人为路宝来，受让人为杨亚堂，转让时间为2007年1月14日；海域使用权（养殖）转让协议显示涉案海域使用权转让人为杨亚堂、王志艳，受让人为于萍，中间人为王立红、赵秋杰，转让时间为2011年4月18日；补充协议显示签署人为杨亚堂和于萍，协议内容为约定涉案海域溢油事故赔偿补偿款的分配方式；收条显示杨亚堂收到了于萍给付的溢油事故赔偿款项，双方关于溢油事故赔偿补偿款的争议予以了结。该组证据较为完整的说明了涉案海域使用权的转让经过，结合本院调取的绥中县政府核实情况函和案外人王立红的询问笔录，本院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力予以认定。2.在于萍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中，绥中县政府核实情况函、绥中溢油事故赔偿补偿方案与本院调取的相应证据内容一致，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认定；会议纪要经与绥中县政府核实，内容属实，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认定。3.在于萍提交的第三组证据中，关于农业部答复函、国家海洋局答复书，因其均为复印件且于萍未能提供证据原件以供核对，其真实性不能确定，本院对该部分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关于联合调查组报告，康菲公司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且康菲公司亦将该报告作为证据提交法庭，本院对该证据记载内容的真实性予以认定。4.在于萍提交的第四组证据中，关于案外人于敬胜出具的收条及证人证言，于敬胜出庭作证发表了证人证言并接受质询，结合庭审质询情况和其他证据，本院对收条金额的证明事项不予认可，对证人证言中关于于萍购买养殖物资的证明事项予以认可；关于案外人门福新出具的收据，门福新未出庭接受质询，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三）关于康菲公司提交的证据1.在康菲公司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农业部网站的报道与联合调查组报告均系国家机关依职权作出，康菲公司网站的报道虽系康菲公司自行作出，但其内容与农业部网站的报道内容基本一致，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康菲公司主张的于萍应当向地方政府寻求赔偿补偿资金的证明事项不予认可。2.在康菲公司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中，关于2010年至2014年北海区海洋环境公报，因该部分证据系由国家机关依职权作出，本院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康菲公司主张的涉案海域的污染损失可能由其他污染源导致、与溢油事故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明事项不予认可；关于2011年辽宁省环境状况公报，因其并非关于海洋环境状况调查的专业性报告，本院认定专业性的联合组调查报告及2011年北海区海洋环境公报的记载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同时适当参考2011年辽宁省环境状况公报；关于2011年辽宁省葫芦岛市海洋环境状况公报发布情况的新闻报道，因其仅为结论性的概述，且明确记载局部海域存在石油类污染，不能排除涉案海域因溢油事故而受到污染的可能性，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和当庭陈述以及本院调取的证据，本院查明事实如下：2007年1月14日，路宝来将位于辽宁省绥中县前所镇用海面积为9.776公顷（146.64亩）的渔业养殖用海使用权转让于杨亚堂，杨亚堂于2011年4月18日又将涉案海域使用权转让于于萍，并在转让协议中约定：涉案海域原有养殖产品归于萍所有，杨亚堂放弃任何该养殖产品的所获利益及派生的权利主张。杨亚堂和于萍受让涉案海域使用权时均未办理海域使用权证书更名登记手续，海域使用权证书权利登记人仍为路宝来，证书原件由于萍持有，用海项目登记为筏式养殖，海域批准使用终止日期为2011年8月1日。绥中县政府于2012年发布溢油事故赔偿补偿方案后，杨亚堂与于萍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若是损失由当地政府补偿，则为甲方（杨亚堂）所得；若是经过乙方（于萍）申请通过法律途径所得的赔偿，甲乙双方各得最终所得额的百分之五十。”2013年4月27日，杨亚堂、杨启玉向于萍等人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常有、于萍、顾秀香2012年9月6日协议附件上的欠款485000元，至今关于康菲漏油污染所签的协议中的赔款已全部收到，从此此事已全部了结（其中包括杨启玉款）。”海域使用金交纳记录显示，涉案海域2005年至2006年、2010年、2011年的海域使用金已交纳，其中2012年7月30日的海域使用金收据显示，2010年和2011年海域使用金的交款人为杨亚堂。2012年6月20日，绥中县政府向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报送的核实情况函载明，绥中县政府责成海洋与渔业局、有关乡镇政府对包含于萍等人在内的十八名养殖者情况进行了逐一核实，此十八人与绥中县当地养殖者签订转让协议从事海产品养殖，其中十五人持有合法使用证件，但该十五人中不包括于萍。2011年6月4日，位于渤海海域中南部的蓬莱19-3油田B平台发生溢油事故，同年6月17日，蓬莱19-3油田C平台C**井发生井涌事故，造成渤海部分海域遭受污染。蓬莱19-3油田系由中海油公司与康菲公司合作开发，在溢油事故发生时，油田的作业者为康菲公司。2011年8月18日，由国家海洋局、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交通运输部、农业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能源局组成的溢油事故联合调查组对溢油事故发生的原因、性质、责任及污染损害等情况进行调查。2012年6月21日，联合调查组发布调查报告，认定：溢油事故是造成重大海洋溢油污染的责任事故，导致蓬莱19-3油田周边及其西北部面积约6200平方公里的海域海水污染；康菲公司在作业过程中违反了油田总体开发方案，在制度和管理上存在缺失，对应当预见到的风险没有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最终导致溢油；康菲公司作为该油田的作业者承担溢油事故的全部责任。该报告载明，溢油事故造成蓬莱19-3油田周边及西北部面积约6200平方公里的海域海水污染（超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其中870平方公里海水受到严重污染（超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2011年7月中下旬在辽宁省绥中县东戴河岸滩发现油污，呈不均匀带状分布，带长约4公里，宽度约0.5米，采集油样经油指纹分析鉴定，与蓬莱19-3油田溢油指纹一致。2012年6月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发布2011年北海区海洋环境公报，其中2011年5月渤海水质等级分布示意图显示绥中县周边近岸海域水质等级为第一类，同年8月渤海水质等级分布示意图显示绥中县周边近岸海域水质等级降为第四类；该公报第2.2.1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部分载明：“溢油事故属于海底溢油，溢油持续时间长，大量石油类污染物进入水体和沉积物，使蓬莱19-3油田周边及其西北部海域海水环境和沉积物受到污染。河北（秦皇岛、唐山）和辽宁（绥中）的部分岸滩发现来自蓬莱19-3油田呈不均匀带状分布的油污。溢油降低了污染海域的浮游生物种类和多样性，对海洋生物幼虫幼体、鱼卵和仔（稚）造成损害，使底栖生物体内石油烃含量明显升高，海洋生物栖息环境遭到破坏。”2012年至2014年北海区海洋环境公报中关于溢油事故海洋环境影响部分载明，蓬莱19-3油田附近海域海水、沉积物、浮游生物和底栖生物的各项指标，到2014年时基本恢复到溢油事故发生前的水平。另查明,由国家环境保护局（现为环境保护部）和国家海洋局共同提出，并于1998年7月1日实施的《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载明,按照海域的不同使用功能和保护目标,海水水质分为四类。其中,第一类水质适用于海洋渔业水域,海上自然保护区和珍稀濒危海洋生物保护区;第二类水质适用于水产养殖区,海水浴场,人体直接接触海水的海上运动或娱乐区,以及与人类食用直接有关的工业用水区。溢油事故发生后，农业部于2012年1月25日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公告，宣称与康菲公司、中海油公司就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渔业索赔行政调解方案达成一致，约定由康菲公司出资10亿元用于解决河北省、辽宁省部分区县养殖生物的经济损失和渤海天然渔业资源损失赔偿和补偿问题。2012年2月1日，绥中县政府与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签订赔偿补偿资金发放落实协议书，协议书载明：经过农业部行政协调，由康菲公司出资12148.6万元，对溢油事故造成的绥中县养殖渔业损失予以赔偿和补偿；由绥中县政府负责养殖渔业损失赔偿补偿资金发放落实工作，制定赔偿补偿发放标准和管理办法，做好渔民群众解释工作，引导渔民群众自愿、合理选择索赔途径。2012年2月15日，绥中县政府召开关于绥中县养殖渔民损失赔偿补偿资金发放进展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对包含于萍在内的十八名绥中地区渔业养殖者在本院对康菲公司提起的诉讼进行密切关注。2012年4月8日，绥中县政府邀请有关专家讨论形成赔偿补偿方案编制意见，意见明确：赔偿和补偿范围为以在绥中县开放性海域直接从事海水养殖生产的养殖户；赔偿和补偿申报原则为底播养殖以2011年6月19日以后仍持有合法海域使用手续的方可申报，浮筏式养殖以2011年6月19日以后在绥中县开放性海域内设置养殖设施进行养殖生产，并曾经办理过用海手续的方可申报，底播养殖与浮筏式养殖发放标准按1:2比例，根据全县总规模决定每户赔偿补偿金发放数额。2012年6月26日，绥中县政府向辖区沿海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部门印发绥中溢油事故赔偿补偿方案，确定在绥中县开放性海域直接从事海水养殖生产的养殖户可申报赔偿和补偿，分为底播养殖和浮筏式养殖两种类型，其中浮筏式养殖的赔偿补偿对象为2011年在绥中县海域内设置养殖筏台进行养殖生产并办理过合法用海手续的养殖户，同时要求浮筏式养殖户需将海域使用金补交至2011年6月19日。此后，有关乡、镇人民政府根据核实结果及赔偿补偿标准对养殖权利人进行行政协调，并由海洋渔业部门向接受行政协调的养殖权利人发放溢油事故养殖业赔偿补偿款。当地大多数养殖权利人均按上述标准接受行政协调并领取了赔偿补偿款。于萍未接受行政协调。绥中县海洋与渔业局出具的《康菲溢油补偿情况分配表》显示，绥中溢油事故赔偿补偿方案执行的赔偿补偿标准为底播养殖893元/亩、筏式养殖1786元/亩，十八名养殖户所涉海域均按照筏式养殖标准拨备赔偿补偿款。本院认为：本案为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因康菲公司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注册的公司，本案具有涉外因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关于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的规定，本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本案纠纷。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可以归纳为：（一）于萍是否有权提起索赔诉讼；（二）溢油事故是否对涉案海域造成污染；（三）于萍主张的养殖损失数额是否合理；（四）于萍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一）关于于萍是否有权提起索赔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一条的规定,绥中县政府有权许可养殖者使用国家规划确定用于养殖业的全民所有的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溢油事故发生前，于萍通过与原养殖权利人杨亚堂签订海域使用权转让协议并持有涉案海域使用权证书原件的方式获得涉案海域的养殖经营权和收益权，绥中县政府和渔业行政主管机关对此并未提出异议。溢油事故发生后，绥中县政府和渔业行政主管机关在制定和实施溢油事故赔偿补偿方案时，并未因涉案海域使用权证书未进行更名登记而否定于萍申领溢油事故赔偿补偿款的资格。根据上述事实，结合绥中县政府核实情况函的记载及王立红和于敬胜的证人证言，说明于萍在涉案海域使用权转让后至溢油事故发生时实际使用涉案海域从事渔业养殖，如果其养殖物因溢油事故污染受到损害，于萍有权就其养殖损失向康菲公司提出索赔。虽然康菲公司和中海油公司通过与农业部协商，由康菲公司出资10亿元为有关区县受损养殖户提供了行政协调解决方案，但于萍作为受损养殖户可以选择不通过行政协调途径，而以诉讼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对康菲公司提出于萍无权提起索赔诉讼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溢油事故是否对涉案海域造成污染根据联合调查组报告和2011年北海区海洋环境公报记载，2011年5月，绥中县周边近岸海域水质等级为第一类；同年7月中下旬，溢油事故的油污到达绥中县部分岸滩；同年8月，绥中县周边近岸海域水质等级降为第四类。2011年北海区海洋环境公报进一步指出，溢油对受污染海域的浮游生物种类和多样性、海洋生物幼虫幼体、鱼卵和仔（稚）、海洋生物栖息环境均造成了损害。2012年至2014年北海区海洋环境公报中关于溢油事故对海洋环境影响部分载明，蓬莱19-3油田附近海域海水、沉积物、浮游生物和底栖生物的各项指标，到2014年时基本恢复到溢油事故发生前的水平。上述事实说明，2011年事故溢油已扩散至绥中县周边近岸海域，导致包含涉案海域在内的绥中县周边近岸海域水质明显下降，海洋生物栖息环境遭到损害，且污染造成的影响直到2014年才基本结束，涉案海域污染受损与溢油事故之间具有关联性。在上述事实已经证明涉案海域污染损害与溢油事故之间具有关联性的情况下，康菲公司辩称溢油事故与涉案海域的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其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承担举证证明溢油事故与涉案海域的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责任，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上述抗辩主张。对康菲公司否定溢油事故造成涉案海域污染损失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依法认定溢油事故与涉案海域的污染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三）关于于萍主张的养殖损失数额是否合理于萍主张依据当地政府制定的溢油事故赔偿补偿方案中确定的赔偿补偿标准（筏式养殖1786元/亩）确定涉案海域的养殖损失数额为261899.04元（146.64亩×1786元/亩），而没有另行举证证明其损失程度和数额。当地政府确定的赔偿补偿标准虽非证明涉案海域养殖损失的直接证据，但因审理过程中对涉案海域的养殖损失进行评估、鉴定的条件已不具备,且绥中县大多数养殖权利人已通过行政协调的方式接受了该标准,表明该标准基本能够弥补绥中县养殖权利人在溢油事故中遭受的损失。康菲公司对此虽提出异议，但未提出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其主张不予支持。鉴于于萍持有的海域使用权证书未办理过户更名手续，其对涉案海域的合法海域使用权存在部分瑕疵，其关于按照上述赔偿补偿标准确定涉案海域养殖损失数额的主张，本院酌情按照每亩1200元的标准予以部分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对于萍提出要求康菲公司赔偿其养殖损失261899.04元的主张，本院对其中175968元（146.64亩×1200元/亩）的部分予以支持。（四）关于于萍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六条规定，提起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时效期间为三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受到损害时起计算。本案所涉溢油事故发生于2011年6月4日，于萍于2012年2月7日向本院递交起诉状等诉讼材料，对康菲公司提出索赔，故于萍的起诉并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康菲公司关于于萍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于萍具有索赔权利,溢油事故对其养殖海域造成了污染,康菲公司作为污染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于萍养殖损失人民币175968元；二、驳回于萍的其他诉讼请求。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28元（于萍已预交），由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负担3513元，于萍负担1715元。如不服本判决,于萍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十份，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 光审 判 员  王宏伟人民陪审员  田卫卫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法官助理郝志鹏书记员郭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