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民终90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钢铁江北集团冷弯型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阳逻经济开发区滨江大道特**。 法定代表人：向治喜，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灿，湖北诺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君，湖北诺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汉口建设大道**中信银行大厦。 主要负责人：徐晓华，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宏略，湖北维思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钰龙，湖北维思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金储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湖北省武昌区徐东大街**福星惠誉国际城******/div> 法定代表人：李华芳，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岚，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琴，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武汉钢铁江北集团冷弯型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钢冷弯型钢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武汉市金储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储物资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1民初第21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武钢冷弯型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灿、吴文君，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宏略、汪钰龙，金储物资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琴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武钢冷弯型钢公司上诉请求：1.纠正一审判决关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有权行使追索权的认定；2.改判驳回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关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有权行使追索权的认定判非所请，违反不告不理原则。一审判决总结本案的焦点2为武钢冷弯型钢公司是否有权以其与金储贸易公司的基础债权债务关系对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的追索权进行抗辩，但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在诉讼请求及整个诉讼过程中从未向武钢冷弯型钢公司主张追索权。（二）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的诉讼请求不明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的诉讼请求既包括作为持票人主张票据款及利息，又作为质权人主张优先受偿权。上述主张间存在矛盾，经一审法院释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仍然坚持原诉讼请求，其起诉应予驳回。（三）一审判决认定本案票据质押成立系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2015年2月3日，金储物资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钢支行出具《说明》”，但无证据证明该《说明》曾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钢支行提交。2.一审法院认定金储物资公司对汇票记载事项的修改符合法律规定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九条规定：“对票据上的其他记载事项，原记载人可以更改，更改时应当由原记载人签章证明”。《支付结算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对票据和结算凭证上的其他记载事项，原记载人可以更改，更改时应当由原记载人在更改处签章证明。”但案涉票据的更改记载的背书只有一个签章，不能证明系金储物资公司更改取消委托收款。票据债务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提出抗辩，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3.一审法院认定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与金储物资公司订立权利质押合同且交付汇票即成立质押，属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关于法律未规定票据背书欠缺“质押”记载必然导致质押不生效或无效的见解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二款关于票据质押文义性和要式性的要求。（2）《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七十六条系关于票据质押合同生效要件的规定，但质押合同生效并不意味着票据质押成立。前者属票据原因法律关系，适用担保法规范调整，后者属于票据法律关系，应当适用票据法规范调整。一审法院关于持票人在仅有书面质押合同的情况下享有票据质权的认定，违反票据法律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八条的规定不能得出质押背书仅系票据质权成立的对抗要件的结论。（3）本案法律冲突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之间，前者生效时间早于后者，故不应仅比较相关司法解释的生效时间即认定票据质押应优先适用担保法规范调整，票据法和担保法规范对票据质押所作的规定是特别与一般的关系，发生冲突时应优先适用票据法规范。（四）案涉票据经过变造，有效的原记载事项为“委托收款”，金储物资公司仍为案涉票据的持票人。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和金储物资公司均确认案涉票据背书“质押”印章为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加盖，该行无更改权而在有效票据上变更除签章外的其他记载事项，导致票据权利义务内容变更，属于票据的变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即便票据有效也仅是“委托收款”的记载有效。依委托收款关系，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仅系持票人金储物资公司授权代为行使票据权利，武钢冷弯型钢公司作为票据债务人得以票据基础法律关系抗辩持票人金储物资公司，拒绝兑付汇票款。（五）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既不享有票据权利，也不享有质权。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收受有明显更改痕迹的票据，未尽适当注意义务，具有重大过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该行不享有票据权利；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案涉质押行为亦无效。 中信银行武汉分行辩称，（一）中信银行武汉分行诉请明确，一是请求确认对案涉票据享有合法质权；二是请求判决实现票据质权的途径，即向武钢冷弯型钢公司行使票据权利。一审法院就上述诉讼请求作出判决，不存在判非所请的情况。（二）票据质权成立并生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以背书质押形式设立质权并非设立质权的唯一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当事人可以通过签订质押合同和交付票据设立质权。中信银行武汉分行通过后一种方式取得案涉票据的质权具有法律依据。（三）金储物资公司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有票据质押的合意，金储物资公司在案涉票据背书上错写委托收款字样后随即划掉，并向付款行出具说明，证明上述行为仅系对票据记载事项的当场修正而非修改。（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相关规定，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作为票据质权人有权行使票据权利，即向武钢冷弯型钢公司行使付款请求权及追索权。一审法院虽认定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享有上述权利，但对票据权利行使时间认定有误。案涉权利质押合同约定，如果质押票据付款期限早于主债务履行期限，质权人有权于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前兑现票据用以提前清偿其担保的主债务。 金储物资公司辩称，关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是否对案涉质押票据享有优先受偿权，请求人民法院根据本案事实依法裁判。 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金储物资公司偿还所欠中信银行武汉分行2380万元垫款本金及罚息6937700元（罚息计至2017年3月8日，此后罚息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继续计算至全部欠款清偿之日止）；2.武钢冷弯型钢公司立即向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支付票据款2652万元及自票据到期日至清偿日按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就该票据款及利息在2386.8万元债权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和实现债权、质权所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公告费、保全费等）范围内优先受偿；3.金储物资公司、武钢冷弯型钢公司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及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为实现债权、质权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2月3日，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与金储物资公司签订编号为（2015）鄂银承字第401号《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同日，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与金储物资公司签订2015鄂银权质第103号《权利质押合同》。该合同约定：为确保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与金储物资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15）鄂银承字第401号《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的履行，金储物资公司愿将其享有的权利为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依据主合同对金储物资公司享有的全部债权提供质押担保，质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诉讼费等费用。该合同后附《出质权利清单》，该清单载明质押权利名称为商票；质押权利凭证名称为武钢冷弯型钢公司；质押权利凭证编号为0010006224101061；面值为2652万元。协议签订后，金储物资公司将0010006224101061商业承兑汇票交付给中信银行武汉分行，该汇票载明：出具时间为2015年1月29日；付款人、账号及开户银行为武钢冷弯型钢公司、21001-2191-07、工行武钢支行；收款人、账号及开户银行为南车投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车公司）、0200041400006743989、工行北京分行会城门支行；金额为2652万元；汇票到期日为2015年5月29日。该票面背面记载商票通过背书转让，由收款人南车公司背书给金储物资公司，金储物资公司又背书转让给中信银行武汉分行，金储物资公司在背书人签章处加盖了金储物资公司的财务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签章处写有“委托收款”字样，该字样被划去，旁边有加盖“质押”的印章。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在被背书人签章处加盖印章，签章处打印有“委托收款”字样。2015年2月3日，金储物资公司向工行武钢支行出具《说明》一份，主要内容为：我公司收到商业承兑汇票一张，开票日期为2015年1月29日、汇票到期日为2015年5月29日，付款人为武钢冷弯型钢公司，收款人为南车公司，出票金额为2652万元，该票据由金储物资公司质押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由于工作人员失误，在背书人签章处误写上“委托收款”字样并划掉，我公司承诺承担由此带来的所有经济责任及损失，请贵行予以兑付。本案审理中，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及金储物资公司均确认商票背面“质押”印章为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加盖。 另查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依（2015）鄂银承字第401号《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约定开具两份银行承兑汇票。汇票到期后，金储物资公司未足额支付欠款，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扣除保证金后于2015年8月3日为金储物资公司实际垫款2360万元。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向金储物资公司催要偿还未果。此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以金储物资公司未按期偿还17张银行承兑汇票项下垫款本金及利息为由，诉至一审法院，其诉请包括本案所涉（2015）鄂银承字第401号《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项下二张银行承兑汇票垫款本金2380万元及利息。一审法院于2017年9月5日作出（2017）鄂01民初2178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事实部分载明：2014年11月24日至2015年4月15日期间，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乙方）与金储物资公司（甲方）签订了14份《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14份协议均约定：承兑汇票到期日，乙方凭票支付票款，到期日乙方未获清偿的票款，乙方将根据逾期天数及逾期付款金额，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收罚息；乙方在汇票到期日垫付票款后甲方未能足额偿还垫款的，乙方可以同时采取以下救济措施：从甲方在乙方的保证金账户中扣收票款及应付利息；从甲方在乙方的所有营业机构开立的任何账户中扣划票款及相应利息。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依约为金储物资公司开具了17张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合计为28978万元。上述14份《银行承兑协议》中包括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与金储物资公司于2015年2月3日签订编号为（2015）鄂银承字第401号《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该协议载明：金储物资公司申请承兑汇票二张，票面金额3978万元，担保为保证金、2015鄂银权质第103、106号《质押合同》、2014鄂银最保第1087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同日，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向金储物资公司出具编号分别为3020005324961984、3020005324961985，出票金额分别为2000万元、1978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各一张，汇票到期日为2015年8月3日。判项主文为：1.金储物资公司向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偿还承兑汇票垫款本金17216万元，并支付截止2017年3月8日的罚息50422370元（以后罚息以本金17216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3月9日起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2.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有权对《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2014鄂银最抵第387号）项下抵押财产（抵押证明编号为：武房他证昌字第××号）在最高债权额1205.48万元范围内优先受偿；3.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有权对《最高额动产质押合同》（编号2014鄂银最动质第1045号）项下质押物（数量为31723.939吨的钢材）在最高债权额1.5亿元范围内优先受偿；4.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有权对《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编号2014鄂银最权质第139号）项下质押物（股权）在最高债权额1.5亿元范围内优先受偿；5.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有权对《最高额权利息质押合同》（编号2015鄂银最权质第0081号）项下质押物（股权）在最高额9000万元范围内优先受偿；6.李华芳在最高债权额2亿元范围内向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7.驳回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2017）鄂01民初2178号民事判决书现已生效。 还查明，2015年1月29日，武钢冷弯型钢公司与南车公司签订《武汉钢铁江北集团冷弯型钢有限公司原材料采购合同》，约定南车公司向武钢冷弯型钢公司供热轧钢卷。2015年4月23日，武钢冷弯型钢公司、南车公司与金储物资公司签订《协议》。该协议约定武钢冷弯型钢公司向南车公司采购热轧钢卷，武钢冷弯型钢公司向南车公司出具到期日为2015年5月29日的商业承兑汇票，金额为2652万元，南车公司向金储物资公司订购货物，同时将商业承兑汇票背书给金储物资公司，现由于金储物资公司原因导致未能按期交付上述货物，三方同意解除2015年1月29日签订的采购合同，截止到2015年4月21日送达到武钢冷弯型钢公司指定区域商品共计808.785吨，价值2193979.97元；三方确认金储物资公司必须在2015年5月20日前将剩余货款24326020.03元支付至南车公司账户，再由南车公司将该货款转付到武钢冷弯型钢公司，否则武钢冷弯型钢公司拒绝兑付该商业承兑引起的一切后果将由金储物资公司承担。2015年5月28日，武钢冷弯型钢公司向武钢财务公司出具《商票解付说明》，以其未收到编号为0010006224101061商票所对应合同的全部货款为由，申请不付款。庭审中，金储物资公司确认至今未将剩余货款支付至南车公司或武钢冷弯型钢公司。 一审法院归纳本案的焦点为：1.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与金储物资公司之间是否形成有效的质押关系；2.武钢冷弯型钢公司是否有权以自己与金储物资公司的基础债权债务关系对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的追索权进行抗辩。 1.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与金储物资公司之间是否形成有效的质押关系。 中信银行武汉分行认为其与金储物资公司签订了《权利质押合同》，金储物资公司并向其交付了质物商票，武钢冷弯型钢公司应向其支付票款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对金储物资公司提供的质押商业承兑汇票享有优先受偿权。武钢冷弯型钢公司认为金储物资公司在商业承兑汇票背书栏写上“委托收款”后，该“委托收款”被划去，金储物资公司未在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加盖“质押”印章后签章，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的更改行为导致汇票无效。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商票的出具人为武钢冷弯型钢公司，收款人及第一手背书人为南车公司，南车公司将该商票背书给金储物资公司，金储物资公司为第二手背书人，金储物资公司又将该商票背书给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九条规定“票据上的记载事项必须符合本法的规定。票据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不得更改、更改的票据无效。对票据上的其他记载事项，原记载人可以更改，更改时应当由原记载人签章证明”。金储物资公司在商票背面作了“委托收款”的背书后又出具内容为“该商票已质押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在背书人签章处误写为委托收款字样并划掉”的《说明》，该《说明》证明误写及划掉系金储物资公司之行为，金储物资公司作为背书人，其对汇票记载事项的修改，符合法律的规定，其有权取消委托收款。 关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与金储物资公司之间是否构成有效的质押关系，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也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汇票质押时应当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但并未规定如果未记载“质押”字样的质押不生效或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七十六条规定“以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出质的，应当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将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质押合同自权利凭证交付之日起生效。”因此，背书质押不是设定票据质权的唯一方式，订立质押合同，并交付票据也可以设定票据质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非经背书转让，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汇票的，依法举证，证明其汇票权利。”以票据出质的，质押背书是表明票据持有人享有票据质权的直接证据，如无质押背书，书面的质押合同就是票据持有人证明其享有票据质权的合法证据。票据持有人持有票据，并有书面质押合同的情况下，应当认定持有人享有票据质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八条规定“以汇票、支票、本票出质，出质人与质权人没有背书记载“质押”字样，以票据出质对抗善意第三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由此可见，背书“质押”字样不是票据质权的取得要件，仅是票据质权的对抗要件。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五条规定“依照票据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汇票设定质押时，或者出质人未在汇票、粘单上记载‘质押’字样而另行签订质押合同、质押条款的，不构成票据质押”，但因该规定的颁布时间早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故，对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规定。综上，本案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与金储物资公司间订有《权利质押合同》，且金储物资公司已将商票交付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占有，双方在该商票上成立了有效的票据质押关系，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取得票据质权，其有权对该商票在金储物资公司债务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中信银行武汉分行请求武钢冷弯型钢公司向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支付票据款2652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诉请，因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与金储物资公司并未在《权利质押合同》中约定，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有权将商票于债务履行期届满前兑现，并将兑现价款用于提前清偿所担保债权的约定，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七十七条：“以载明兑现或者提货日期的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出质的，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兑现或者提货日期先于债务履行期的，质权人可以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兑现或者提货，并与出质人协议将兑现的价款或者提取的货物用于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向与出质人约定的第三人提存”的规定，对中信银行武汉分行请求武钢冷弯型钢公司向其支付票据款及利息的请诉，不予支持。关于武钢冷弯型钢公司提出金储物资公司未在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加盖“质押”印章后签章，导致票据无效的答辩意见。因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与金储物资公司之间已签订质押合同并完成交付，虽“质押”印章非金储物资公司加盖，也不影响票据质押的成立，对武钢冷弯型钢公司认为票据无效的答辩意见不予支持。 2.武钢冷弯型钢公司是否有权以自己与金储物资公司的基础债权债务关系对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的追索权进行抗辩。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被背书人依法实现其质权时，可以行使汇票权利。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主债务人金储物资公司未按约履行其债务，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作为汇票质权人可以就本案汇票行使质权，其有权向作为票据付款人和承兑人的武钢冷弯型钢公司行使追索权。本案所涉商票已经过质押转让，作为票据质押权利人的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与武钢冷弯型钢公司之间亦非直接前后手关系，武钢冷弯型钢公司基于票据的有因性就其与金储物资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对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提出基础关系欠缺的抗辩，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综上，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与金储物资公司签订的《权利质押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定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本案所涉商票的形式完备，各项必要记载事项齐全，背书连续，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应为有效票据。本案中，中信银行武汉分行请求判令金储物资公司偿还2360本金及利息，因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已就包含上述本金及利息在内的债权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该院已作出（2017）鄂01民初2178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已生效。该判决主文第一项已包含《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编号为（2015）鄂银承字第401号）项下承兑汇票垫款本金2360万元及罚息。现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在该判决生效后，以其对金储物资公司提供的商票享有优先受偿权起至本院，属于对（2017）鄂01民初2178号民事案件的补充诉讼。对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提出金储物资公司偿还《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编号为（2015）鄂银承字第401号）项下垫款本金及罚息的诉请，属于对金储物资公司以同一事实以相同的法律关系重复起诉的情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金储物资公司将案涉商票背书并交付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质权成立，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有权在《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编号为（2015）鄂银承字第401号）项下债权范围内，对该金储物资公司提供质押的商票享有优先受偿权，该债权范围为（2015）鄂银承字第401号《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项下，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实际垫付的本金2360万元及罚息6937700元（自2015年8月3日算至2017年3月8日止）及自2017年3月9日起算至垫款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的利息。中信银行武汉分行请求金储物资公司、武钢冷弯型钢公司为实现债权、质权等所发生的律师费、差旅费等一切费用，因本案的律师费、差旅费等尚未发生，一审法院不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十三条、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在《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编号为（2015）鄂银承字第401号）项下债权范围内，对武汉市金储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提供的《权利质押合同》（编号为2015鄂银权质第103）项下质押物（出票人为武汉钢铁江北集团冷弯型钢有限公司，编号为0010006224101061的商业承兑汇票）享有优先受偿权。二、驳回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综合当事人上诉、答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的诉讼请求是否具体，一审判决是否超出该诉讼请求；2.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对案涉汇票享有何种权利；3.该权利的行使规则及适用于本案的后果。本院现分析评判如下： 关于焦点1，（一）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在起诉状中明确请求判令武钢冷弯型钢公司立即向其支付票据款2652万元及利息，并就该票据款及利息在2386.8万元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范围内有优先受偿。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向一审法院出具的《关于确认诉讼请求的说明》，对上述诉讼请求进一步明确为：确认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对编号为0010006224101061的商业承兑汇票享有质权，武钢冷弯型钢公司立即向其支付票据款2652万元以及票据到期日至清偿日的利息。本院认为，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的上述诉讼请求明确具体，不存在任何歧义，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关于“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起诉条件，该条款不要求诉请内容不存在矛盾以及诉请必须具有充分法律依据，故武钢冷弯型钢公司关于因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的诉讼请求不具体而驳回起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上述诉讼请求实质为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对案涉汇票享有质权，并明确行使质权的方式为直接向票据债务人武钢冷弯型钢公司行使票据权利——付款请求权。一审法院归纳的案件一审争议焦点2虽非当事人间的主张及辩论的焦点，但其实质关涉对中信银行武汉分行诉请的特定质权行权方式的裁判，属于裁判该诉请时衍生的不容回避的系争点，对该系争点的裁判结果也将直接影响诉讼系争利益的归属。因此，一审法院对其归纳的焦点2在判决判理部分的阐述未超出中信银行武汉分行诉讼请求的范围，武钢冷弯型钢公司关于一审法院违反民事诉讼不告不理原则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事实上，基于上述理由，本院亦将在判决中阐明相关内容以作为裁判理由。 关于焦点2，本院认为：（一）现行法律规范区分汇票质押和汇票权利质押作不同规定，二者不存在规范冲突。在关于汇票质押的司法实践中有观点认为，现行票据法律规范和担保法律规范存在冲突之处，即：一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质押背书是汇票质押的成立要件，质押的汇票欠缺质押背书的法律后果是汇票质押绝对不成立。而另一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一项、第二百二十四条，以汇票等权利凭证出质的，质权自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时设立，质押背书未被规定为质权的成立要件。继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八条，认为质押背书仅系汇票质押的对抗要件而非成立要件。解决上述规范冲突的方法是，以新法优于旧法为由，废弃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五条的适用，从而承认汇票质押可以通过除票据行为——质押背书以外的方式，即订立质押合同并交付汇票的方式亦可成立。一审判决即持上述立场。但是，该观点因有违法律适用基本原则而不能成立。首先，票据质押作为特殊形式的担保，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适用原则，应优先适用特别调整汇票质押的票据法律规范，而非调整一般权利质押的担保法律规范。其次，即便遵循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生效时间较晚，也应优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作为适用上述法律的司法解释，其优先顺序不能因司法解释生效时间而颠倒。况且，上述司法解释于2000年11月21日、2000年12月13日相继施行，间隔时间极短，故以此断言二者间必存在规范冲突而须择一适用实难成理。事实上，上述规范并不存在冲突，厘清票据质押的概念即可解决法律适用上矛盾。票据法意义上的汇票质押作为票据质押的一种，须以汇票票据行为设立之，应体现票据行为要式性、文义性的法律特征，即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的方式始能设定质权，且权利内容须以票据文字记载确定之，即使与实际情形不一致，仍以前者为准。而担保法意义上的汇票质押，实质是票据权利质押的一种，以一般民事法律行为设立之。因可质押的权利凭证仅少数需要背书，故不以背书为要件，经订立质押合同并交付作为权利凭证的票据，权利质权即告成立。二者在法律性质、法律要件和法律效果上均存在很大不同，是不同种类的法律关系。司法实践中将二者混称为汇票质押容易产生误解，为明晰所指，姑且分别称之为汇票质押和汇票权利质押。 （二）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就案涉汇票设立的质押成立汇票权利质押法律关系而非汇票质押法律关系。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与金储物资公司就案涉汇票办理质押时，虽然亦对案涉汇票进行了背书，但背书记载事项由“委托收款”更改为“质押”处，无背书人金储物资公司就记载内容变更另行签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九条第三款关于“对票据上的其他记载事项，原记载人可以更改，更改时应当由原记载人签章证明”的规定，此处更改不能证明系原记载人金储物资公司所作，该更改不发生法律效力，上述汇票质押因票据行为欠缺质押背书的要件而不能成立。同时，根据票据行为的文义性要求，即便有证据证明金储物资公司具有出质案涉汇票的真实意思，但该意思并未记载于票据上，故不能产生汇票质押成立的法律效果。当然，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与金储物资公司的质押行为虽不构成票据质押，但不妨碍双方通过订立权利质押合同并交付案涉汇票的方式对案涉汇票项下财产权利设定质权，成立汇票权利质押。汇票权利质押的质权行权规则，将在焦点3下阐述。 关于焦点3，本院认为：（一）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作为汇票权利质押的质权人，不享有票据权利。基于前述分析，本案中，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仅系案涉汇票权利质押法律关系下的质权人，因所设汇票质押欠缺背书并未成立而不同时具有票据法律关系下的票据权利人身份。因此，在案涉质押担保的主债权到期不能实现时，不能直接作为票据权利人向票据债务人武钢冷弯型钢公司主张付款请求权或追索权等票据权利，而只能作为普通权利质权人主张有权就此质押权利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二）中信银行武汉分行行使上述权利质权时，武钢冷弯型钢公司可以基于票据的原因法律关系对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提出抗辩。在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以票据权利人身份直接向武钢冷弯型钢公司行使付款请求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前提下，案涉质权的正常实现途径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由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与出质人协议以质押财产折价，也可以就拍卖、变卖质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现中信银行武汉分行越过金储物资公司直接向武钢冷弯型钢公司主张给付票据款，实质系以代位债权人的身份代替债务人金储物资公司向次债务人武钢冷弯型钢公司行使债权代位权。此种行权方式虽异于常规，但于法律并无禁止，为免于诉累，本院可予以准许。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八条第一款关于“在代位权诉讼中，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抗辩，可以向债权人主张”规定，武钢冷弯型钢公司对金储物资公司的抗辩得向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主张。本案中，武钢冷弯型钢公司、南车公司与金储物资公司签订三方《协议》，约定解除之前的采购合同，金储物资公司须于2015年5月20日前退还剩余货款24326020.03元至武钢冷弯型钢公司，但金储物资公司确认至今未履行上述退款义务。因此，武钢冷弯型钢公司可以在本金24326020.03元及2015年5月20日后迟延履行所生违约金的范围内向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提出抗辩。鉴于案涉汇票并未实际提示付款，本院酌定武钢冷弯型钢公司汇票余款付款义务履行时点为该汇票到期日，即2015年5月29日。又鉴于上述三方《协议》并未约定退款迟延履行违约金的计算标准，而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主张的票据款利息又按票据到期日至实际清偿日以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者起算时间接近，为便于处理，本院酌定同等数额本金下二者之违约金与利息直接冲抵，本金差额之利息仍按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予以支持。综上，抗辩债务金额冲抵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仍在票据款与应退货款的差额2193979.97元（26520000-24326020.03）以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5年5月30日起计算）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并由武钢冷弯型钢公司直接支付实现之。 综上所述，武钢冷弯型钢公司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一项、第二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1民初第2192号民事判决； 二、武汉钢铁江北集团冷弯型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支付2193979.97元及利息（以2193979.97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5年5月30日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 三、驳回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95488.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95489元，合计390977.5元，由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负担359699.3元，武汉钢铁江北集团冷弯型钢有限公司负担31278.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董俊武 审判员  方 庆 审判员  夏 勇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冯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