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云26民终8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继汉，男，1971年4月7日生，汉族，农村居民，云南省广南县人，住广南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韦功良，男，1966年9月8日生，彝族，农村居民，云南省广南县人，住广南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世芬，女，1963年1月8日生，汉族，农村居民，云南省广南县人，住广南县。上诉人刘继汉因与被上诉人韦功良、王世芬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南县人民法院(2015)广中民初字第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继汉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广南县人民法院(2015)广中民初字第68号民事判决书，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对证据的认定错误。一审中，上诉人已经提供了五珠派出所出具的报案记录显示：五珠派出所接到报案后，五珠派出所民警王纪、邓勇及时赶到现场开展调查走访及勘验工作，经向当事人询问了解得知“2014年9月22日，刘继汉在其三七地里打药时发现其三七地里被踩踏过的痕迹，并且在地里发现牛脚印，经向村民询问了解到是法依上寨小组的韦功良家的牛踩踏所致，后刘继汉找到韦功良协调，现双方当事人因此事引发纠纷”。充分说明了上诉人的三七地系被上诉人的牛踩踏受损的事实。可一审法院作出了非常模糊的认定“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仅凭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用以待证的事实”，派出所系对案件的事实进行侦查的专门机关，其调查结论高于一般，况且该证据的内容是经过派出所进行调查勘验后得出“上诉人的三七地系被上诉人的牛踩踏受损的事实”，上诉人提供该证据很明显是用以证明待证事实，也就是该证据记载内容即被上诉人的牛踩踏上诉人三七地的事实，可一审法院既然已经认定了该证据的真实性即该证据的证明内容，但又错误地认为该证据不能用以证明待证的事实，待证事实已经明显在法院认定的证据内容里面，又不知一审法院所谓的“待证事实”在哪里？难道法院只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该证据记载的真实内容？故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混淆了证据所要证明的特性。其次，上诉人提供的证人也证明了被上诉人的牛在上诉人的三七地被踩踏当天在上诉人的三七地边，一审法院也同样认可了被上诉人的牛在上诉人的三七地被踩当天到过三七地边的事实，但认为证人没有亲眼看到被上诉人的牛踩踏三七地就不采信该证人的证明内容，明显属于对证据所要证明的客观性作出客观的判断，客观事实表明，大家都知道三七地四周都是被遮阳网挡住的，客观上人在外围是无法看到牛到地里踩踏三七的，唯一能看到的只能是牛进入或者出来的这一事实，既然上诉人的三七地被踩踏当天，被上诉人的牛当天又被发现到达三七地边，加上有派出所对牛脚印的采集勘验并作出了比对得出的结论，很明显，完全可以认定上诉人的三七地系被上诉人的牛踩踏所致。二、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依据认定的事实作出客观公正的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可一审法院认定了相应的事实，但又不依据事实作出客观公正的判决。其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这规定了法院在判断证据证明的事实上，应当遵循“心证公开、合议评定、穷尽证据”这三个基本原则，以事实存在的“高度盖然性”，尽可能地接近客观真实性作出判断。而本案中，上诉人的三七地被踩踏是事实，上诉人的三七地被踩踏当天被上诉人的牛被村民看到在三七地边的事实客观存在，由于客观原因外围人群无法看到牛踩踏三七地也是事实，被上诉人又无任何证据证明当天牛不在现场的事实，再结合上诉人出具了派出所接警后调查勘验的结果，由此按照证据证明事实的“高度盖然性”规则，一审法院完全足以认定案件的事实，可一审法院却未依据其认定的事实作出客观公正的判决。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五）款“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就受害人有过错或者第三人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应当依据规定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一审时，被上诉人并未举出证据加以认定其饲养的动物没有踩踏三七地的事实，其就应当依据规定承担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对证据的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理应给予撤销。故依法提出上诉，请求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作出公平的判决。韦功良、王世芬未作答辩。刘继汉向一审法院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赔偿三七被踩踏造成的损失合计人民币4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韦功良及被告王世芬是否应对原告刘继汉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刘继汉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三七园被踩踏所导致的损失系二被告的牛所致。故其要求被告韦功良及被告王世芬赔偿损失40000元的诉请，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继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0.00元，由原告刘继汉负担。刘继汉提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对证据认定错误，未认定上诉人的三七地系被上诉人的牛踩踏所致。韦功良、王世芬对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未提出异议。本院认为，上诉人针对一审判决认定法律事实所提出的异议属于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本院将结合本案争议焦点对该问题作出综合评述。双方当事人在二审阶段均未提交新证据。经过二审审理，本院查明本案的法律事实如下：2014年9月19日，刘继汉发现其三七地里有被踩踏的痕迹，怀疑系韦功良、王世芬家的牛踩踏所致。因双方就该纠纷协商未果，刘继汉于2014年9月22日向公安机关报警。同日，广南县公安局五珠派出所民警到案发现场对刘继汉三七地内的踩踏脚印采集现场照片，并对韦功良、王世芬家的牛以及牛脚印采集现场照片，并建议双方当事人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纠纷。刘继汉遂诉至人民法院，要求判令韦功良、王世芬赔偿其三七被踩踏造成的经济损失40000.00元，并承担诉讼费。诉讼过程中，刘继汉申请对三七的损失金额进行鉴定，并对其三七地里的牛脚印与韦功良、王世芬家牛的脚印进行对比鉴定。云南警官学院司法鉴定中心收到鉴定委托后，于2016年3月14日作出《鉴定情况说明函》，载明：“1.因送检照片为下雨天形成，而且三七地土质松软，造成照片中反映的蹄印细节特征不明确；2.当时未对蹄印进行石膏模型提取，造成不具备对比条件；3.本中心可能存在设备、技术条件所限。因此，本中心不能对委托事项进行鉴定，特此说明。”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在二审的争议焦点问题是：刘继汉提出由韦功良、王世芬赔偿其三七损失40000.00元的主张是否成立？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刘继汉要求韦功良、王世芬赔偿其三七损失40000.00元，其依法对韦功良、王世芬家的牛踩踏其三七地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其提交的《接处警登记表》仅能够证明公安机关曾经出警对本案纠纷进行调处的事实；《调解申请书》仅能够证明刘继汉曾经申请人民调解委员会对本案纠纷进行调解的事实；《照片》仅能反映刘继汉三七地内脚印以及韦功良、王世芬家牛的脚印的客观状况，不能证明两组照片上的脚印相一致的事实；证人刘某、赵应芬、何某均陈述未亲眼看见韦功良、王世芬家的牛踩踏了刘继汉的三七地。经委托鉴定，云南警官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回函，根据现有照片材料“不具备对比条件”。综合以上，刘继汉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韦功良、王世芬家的牛踩踏其三七地的事实，应由其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刘继汉要求韦功良、王世芬赔偿其三七损失40000.00元的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继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刘继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 丽审判员 陈登荣审判员 张 祺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黄雅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