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冀09民终55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程茹，女，1965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云生，女，1950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毕玉珍，女，1956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少华，女，1953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华北石油渤海**。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霞，女，1956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华北石油华达综合服务处**。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姜会来，女，1951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彦学，男，1951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文山，男，1950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亚莉，女，1956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被上诉人曹霞、姜会来、赵彦学、杨文山、赵亚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云生，基本情况同上。上诉人程茹因与被上诉人张云生、赵彦学、曹霞、姜会来、毕玉珍、谢少华、赵亚莉、杨文山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河北省任丘市人民法院（2018）冀0982民初6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程茹的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请求二审法院对任丘市育才中学的“盈利性民办学校”性质进行进一步确定，以指导一审法院做出正确合法《分配方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为（1）育才中学是“社会服务机构”，是“非法人组织”，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08条所规定的“其他组织”，在多个债权人申请执行时应适用第508条之规定。（2）认为我们作为普通债权人，在诉讼过程中花钱“保全冻结查封等执行措施对其他普通债权人并“不产生优先受偿权，只是防止被执行人转移财产，最大限度地保护债权人的权利”（3）认为《中华人民共和民办教育促进法》属于“特别法”，应适用“特别法”。根据上述3个观点，一审在2018年3月29日作出了驳回本人要求一审法院对采取执行措施的普通债权与未采取执行措施的普通债权区别对待的执行异议之诉。本人不服故成上诉。不服有三：一说育才学校的属性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属于特别法，其对于民办学校的分类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营利性民办学校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一审认为这所由个人家庭投资，以营利为目的，以家庭式管理（丈夫当校长，妻子会计出纳一肩挑）的育才学校是“社会服务组织机构”或“其他组织”的定性是错误的，不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和2017年9月1日实施的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九条中对民办教育的性质只有“营利性民办学校”和“非民营利性民办学校”法律规定。《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营利性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取得办学收益，学校的办学结合依照《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九条还明确规定：营利性民办学校取得办学许可证后要“进行法人登记”，事实上育才学校也按此规定进行了法人登记。新的《民办学校教育法》的第三十六条也规定了，民办教育对举办者投入民办学校的资产，国有资产，受赠资产及办学积累享有法人财产权。所以育才学校就是法人单位，不是“其他组织”，更靠不上“社会服务组织机构”，其主张适用508条之规定十分不妥，它无法对抗本法第516条，再说，同一部法律也不能前后矛盾。508条只说了没采取执行措施的债权可以申请参与分配，但并没说怎么参与分配？更没有对“其他组织”的界定性表述。《民法总则》第二条也不是对“非法人组织”的界定条款。相反《民法总则》第二条七十六条和第八十七条对此确有明确界定性表述：76条：“已取得利润并分配给股东等出资人为目的成立的法人，为营利性法人”;87条：为公益目的或者其他非营利目的成立，不向出资人、设立人或者会员分配所取得的利润的法人，为非营利法人”。育才学校从始至终就是一所由个人家庭投资，以营利为目的，以家庭式管理（丈夫当校长，妻子会计出纳一肩挑）为组织模式的营利性法人。利润全部自己享用，多年借账不还，账目无法审计！一个坑害千家万户的私立学校怎么就成了“非营利法人”“社会服务组织机构”了？育才学校是什么性质的民办学校？这个定性很重要！其实，二审法院早已明确，如果育才学校是“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是“社会服务组织机构”不可能被拍卖！非营利学校、医院、养老院是不能拍卖的！二说采取了执行措施的普通债权相对未采取执行措施的普通债权是否产生相对优先受偿权的问题。执行措施不产生“绝对优先受偿权”，但相对同一层次的普通债权人却产生“相对优先受偿权”，这是不争的法理！一审认为，我们个人出钱保全是为了防止债务人转移资产，保护所有债权人利益，这既不是“执行措施”的立法本意也不是我们交钱保全的目的，我们交钱保全就是为自己实现债权提供保障！《民办学校教育法》第五十九条中规定，民办学校终止时，按下列顺序清偿：（一）应退受教育者学杂费及其他费用。（二）应发教职工的工资。（三）偿还其他债务。第（一）、（二）款是有优先受偿权的，而且是绝对的。第（三）款指的是普通债权（一般债权）。在这个普通债权层次里，有的人在诉讼之前；诉讼之中或执行过程中采取了“保全、查封、冻结”等相关执行措施，采取执行措施的债权相对没有采取“保全、查封、冻结”等相关执行措施的普通债权（一般债权）是否有优先受偿权？法律也有明确规定。《执行规定》的第88条：“多份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给付内容的多个债权人分别对同一被执行人申请执行，各债权人对执行标的物均无担保物权的，按照执行法院采取执行措施的先后顺序受偿。”上诉人认为：“优先债权”是第一个层次一一他们相对所以普通债权有绝对优先受偿权，假如被执行人的财产连这个层次的债权都不够清偿，我们普通债权就不能得偿，在被执行财产少于优先债权总和的情况下，优先债权也只能在本层次里按比例受偿；“采取了执行措施的普通债权”是第二个层次一一他们相对所有未采取执行措施的普通债权享有优先受偿权，第一个层次清偿完毕如果还有剩余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受偿。假如所剩财产不够清偿第二个层次的债权，那么，他们就只能按采取执行措施的先后顺序受偿；“未采取执行措施的普通债权”是第三个层次；如果前两个层次的债权受偿后，仍有剩余财产的情况下，有执行依据并申请参与分配的债权，才能按比例参与剩余财产的分配，这才是《执行规定》的本意。三说“特别法”的“特别规定”。一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属于“特别法”，其对于民办学校债务清偿顺序有“特别规定”，应适用“特别规定”。可是法官又拿不出来与“特别规定”有关的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清偿债务的相关法条，以正视听！我们保全的被执行人育才学校的160万元财产，是被执行人申请走破产程序后被法院驳回，二审法院依法拍卖抵账后的剩余法人财产，不是私人财产。育才学校的确是以营利为目的设立的，是一所地地道道的营利性民办学校（设立人郭章伦也是这么认为的，他提交破产申请的行为就是铁证），营利性民办学校清偿债务就应依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处理，这是《民办教育促进法》第19条规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15条规定“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案件的，执行法院方可解除对被执行人财产保全措施”，这充分说明：除非它破产成功，我们的“保全措施”才能失效！可惜它的破产申请被驳回了（《驳回裁定》我已提交在卷）恰好为执行最新民诉法解释的516条提供了条件一一“当事人不同意移送破产或者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不受理破产案件的，执行法院就执行变价所得财产，在扣除执行费用及清偿优先受偿的债权后，对于普通债权人，按照财产保全和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先后顺序清偿”。对于普通债权而言，是否采取了保全查封措施？保全查封的时间早晚？对实现债权的先后，多少是至关重要的！任丘法院却说采取保全措施的普通债权相对其他未采取执行措施的普通债权“没有优先受偿权”，我们依法采取的保全措施就这么被所谓的没有具体内容和可操作性的空洞概念一一“特别规定”否定了！被上诉人张云生、赵彦学、曹霞、姜会来、毕玉珍、赵亚莉、杨文山辩称，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其论点及依据：一、关于任丘市育才中学的属性。上诉人认为育才中学“自始至终就是一所以营利为目的的营利性法人”。对此，被上诉人不能苟同。我的观点是：育才中学是一所非营利性学校，是“非企业法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三条说“民办教育属于公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第十九条规定：“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自主选择设立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或者营利性民办学校。但是，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育才中学招收的是小学一年级一一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属教育部规定的“九年义务教育”范围；育才中学的收费数额由任丘市物价局统一制定和下达，而不是自主定额。由此可见，它虽然是一所家族式管理的学校，但实施的是义务教育，属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十七条规定“为公益目的或者其他非营利目的成立，不向出资人、设立人或者会员分配所取得利润的法人，为非营利法人”。育才中学从没有过营业利润向他人发放。由以上法条可以看出；任丘市人民法院对育才中学“是民办非企业单位，属于社会服务机构”的定性属有法可依，是准确的。因此，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关于育才中学是“营利性法人”的说法缺乏法律依据；育才中学被法院留置的是以资抵债的学校的拍卖款而不是“学校的办学结余”;“依照《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的诉求更是无从谈起。二、关于“采取了执行措施的普通债权”是否产生“相对优先受偿权”上诉人认为：执行措施不产生“绝对优先权”，但对同一层次的普通债权却产生“相对优先受偿权”，这是不争的事实。被上诉人认为这种说法缺乏法律依据。阐述观点如下：1、从法理上讲：因债的一方--债权人主体为二人以上，为多数人，应按份额享有债权。所以，任丘市育才中学所欠之债应为按份之债。它的各个债权人只能就自己享有的债权份额受偿，无权就整个债权受偿。普通债权中的债权人更无权以个人的名义要求债务人清偿全部债权。2、上诉人的诉前保全，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所规定的“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保全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情况紧急”的情形（因当时此项款留置沧州中院被执行人很难转移），而是因担心育才中学其他债权人参与受偿影响本人的全额受偿才申请诉前保全。显然，这种诉前保全所侵害的正是除二人之外的任丘市育才中学的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属侵权行为，为法理所不容。上诉人程茹诉育才中学“民间借贷纠纷”案，是于2013年12月29日同八名被告一起在任丘市法院新华法庭立案，2014年1月21日开庭并制定调解书，2014年3月3日申请执行，均不分先后，即采取立案、开庭并制定调解书、申请执行等维权行为，与被上诉人都在同一天。在这期间，被上诉人也曾委托华友律师事务所的龚律师代表我们申请诉前保全，但新华法庭不给立案。上诉人得以保全，因由自知。或涉嫌人情案和腐败案。多个债权人同时向同一被告--任丘市育才中学主张债权，若是因为其中一两个人获准“诉前保全”而使他人债权难偿，公平公正何在？公序良俗何存？这种保全是本不该出现的。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章“保全和先予执行”第一百零六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对哪几类案件可以裁定先予执行。这三款中并未出现上诉人所说的“采取了执行措施的普通债权”字样。第一百零七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先予执行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二）被申请人有履行能力。”就本案来说，育才中学拍卖款所余能够用于偿还普通债权的仅有927245元，与应偿还的普通债权12259725元间差额巨大，与两位上诉人诉前保全的330余万元的数额也相去甚远。这就说明被申请人并不俱备履行能力。即上诉人所主张的“相对优先受偿权”也就失去了产生的基础。4、《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法院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这就说明：诉前保全所起的作用是禁止被执行人作为，并不能改变当事人的债权性质及执行顺位。5、上诉人援引《执行规定》第88条的第一款做为应当在普通债权中优先受偿的依据。被上诉人就据此法规之法条谈谈本人的理解。(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的88条规定：“多份生效法律文书确定金钱给付内容的多个债权人分别对同一被执行人申请执行，各债权人对执行标的物均无担保物权的，按照执行法院采取执行措施的先后顺序受偿。多个债权人的债权种类不同的，基于所有权和担保物权而享有债权，优先于金钱债权受偿。有多个担保物权的，按照各担保物权成立的先后顺序清偿。一份生效法律文书确定金钱给付内容的多个债权人对同一被执行人申请执行，执行的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的，按照各债权比例受偿。”想必原告已看到这条法规了。此条法规规定了“多个债权人对同一个债务人申请执行”时债权人的受偿顺序和债款的分配方法。同样是在没有担保物权的情况下，第三款和第一款的内容相比较强调了“执行的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的”这个前提，结论是：“按照各债权比例受偿。”本案二十三人次的普通债权或称“其他债权”共计12259725元的拥有者同时对被执行人927245元的偿付款，即被执行人的这一项财产申请执行，可供执行的款额仅为申请执行债权的7.57%。这种情况不是正好符合本条法规第三款中债权人受偿时的“金钱给付”的方法，也就是“按照各债权比例受偿”的规定吗？(2)《执行规定》的94条更是明确规定：“参与分配案件中可供执行的财产，在对享有优先权、担保权的债权人依照法律规定的顺序优先受偿后，按照各个案件债权额的比例进行分配。”这两部法律法规的有关条款中都规定了享有普通债权的债权人应按比例受偿。由以上几点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任丘市人民法院认定上诉人的“诉前保全”措施“不产生优先受偿权”并无不当。三、关于“特别法”的“特别规定”被上诉人认为之所以说《民办教育促进法》是“特别法”是因为它的适用范围只限于教育部门所属单位。例如此法的第五十九条规定：对民办学校的财产按照下列顺序清偿：（一）应退受教育者学费、杂费和其他费用；（二）应发给教职工的工资及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三）偿还其他债务。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清偿上述债务后的剩余财产继续用于办学；营利性民办学校清偿上述债务后的剩余财产依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处理。此法条对“民办学校终止时，应当依法进行财务清算”的清算顺位作了规定。这正是体现出了它的特殊性。因为公司破产时此条款就不适用了。程茹向一审法院的起诉请求：判令驳回八被告对其所提异议的意见；依法按《民诉法司法解释》五百一十六条和《执行规定》的第八十八条之规定制定新的分配方案。一审认定事实，2013年11月26日，一审法院收到任丘市育才中学的破产申请书，请求申请育才中学破产。一审经审查认为，任丘市育才中学递交的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该校已被审批机关以资不抵债决定终止办学，不符合受理条件。于2014年1月8日，作出（2014）任民破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育才中学的申请，不予受理。2013年11月11日，程茹向一审提交诉前保全申请书，法院依程茹申请于2013年12月13日裁定冻结育才中学款319725元。2016年12月1日，一审法院收到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汇入我院育才中学剩余待分配案件款1607886元。本案共有158人及沧州新华书店参与分配，申请参与分配的债权数额共计15232602.5元（其中本金：12768625元、利息：2463977.5元），其中教育培训案件债权本金：508900元（已申请执行案件本金：287651元+普通案件中的教育培训款：72600元+未申请执行案件本金：148649元）、普通债权案件本金：12259725元。2017年12月6日，一审法院根据申请参与分配的债权性质及数额，制定了《关于程茹等158人及沧州新华书店申请执行河北省任丘市育才中学案件的案件分配方案（第二次）》，分配顺序为：1.教育培训案件27件136人，本金合计：287651元，此款项全部受偿，21件普通案件中程茹等6人所涉及的案件款中包含教育培训款72600元，比照教育培训案件优先受偿，教育培训纠纷案件中孙元旭等未申请执行人员53人，债权金额：148649元，从待分配案件款1607886元中扣除，提存到任丘市人民法院账户，等待处理，亦应优先受偿，即优先受偿案件款总额为508900元；2、执行费171741元；3、普通债权案件21件22人及沧州新华书店，本金合计：12259725元，按比例分配，分配比例为：7.57%。计算方法：案件款1607886元-优先受偿案件款总额508900元-执行费171741元=927245元，927245元÷普通债权案件款12259725元×100%=7.57%。该方案向各债权人及被执行人依法送达后，2017年12月25日，债权人张兵、程茹向一审法院提交书面异议，2018年1月4日，张云生、曹霞、赵亚莉、毕玉珍、谢少华、姜会来、杨文山、赵彦学对张兵等人书面异议提出了反对意见。2018年1月22日，债权人张兵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上述事实有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关于程茹等158人及沧州新华书店申请执行河北省任丘市育才中学案件的案件分配方案（第二次）》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一审认为，民办学校是民办非企业单位，属于社会服务机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条所规定的非法人组织，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零八条所规定的“其他组织”。在多个债权人申请执行时，应适用第五百零八条之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属于特别法，其对于民办学校债务清偿顺序有特别规定，应当适用特别规定。另外，冻结、查封等执行措施不产生优先受偿权，而只是防止被执行人转移财产，最大限度的保护债权人的权利。故原告认为按《民诉法司法解释》五百一十六条和《执行规定》的第八十八条之规定制定新的分配方案，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关于程茹等158人及沧州新华书店申请执行河北省任丘市育才中学案件的案件分配方案（第二次）》分配方案分配顺位正确，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一条，第五百一十二条第一、二款之规定，遂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程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程茹负担。本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提供了河北省任丘市人民法院（2014）任民初字第164号民事调解书及起诉状各一份，拟证明育才中学是一所盈利性的个人单位。该起诉状载明程茹起诉河北任丘市育才中学偿还其款项319725元，该调解书载明程茹与育才中学达成（2014）任民初字第164号民事调解书，由育才中学偿还程茹303544元。被上诉人对该其调解书及起诉状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实其证明目的，并提交欠条复印件四张，拟证明一审法院在分配方案中已对上诉人进行了倾斜，不是按条上的数额进行认定。经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起诉状及河北省任丘市人民法院（2014）任民初字第164号民事调解书，与其证明目的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涉及。被上诉人提供的欠条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涉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本案原审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对当事人双方提供的证据全面、客观地进行了审核，针对上诉人上诉请求中争议的事实，一审已依照法律规定公开了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一审的判断符合法律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就自己的上诉请求没有提供出足够的证据和法律依据，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综上所述，程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程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希荣审判员  齐桂苓审判员  王兰英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刘书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