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桂0323行初33号 原告李海峰，男，1982年9月20日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 委托代理人刘文，广西桂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婧霞，广西桂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灵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县灵南路**。 法定代表人蒋立梅，局长。 委托代理人唐学智，广西诚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海峰因认为被告灵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不履行畜牧防疫法定职责，于2018年8月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8月23日立案后，于2018年8月28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1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海峰及委托代理人刘文、李靖霞，被告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蒋立梅及委托代理人唐学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海峰诉称，2018年2月14日前后，原告李海峰发现其养鸭场的鸭子疑似感染疫病，遂让其帮工李玉青分别于2018年2月14日、2018年2月18日两次拨打被告灵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下属的大圩镇兽医站站长的电话进行报告，并请求派人查看。但被告一直以临近春节没空处理为由，置之不理，直到2018年2月22日才派人前来处理，致使原告的损失进一步扩大。最后，将原告的28000羽鸭子扑杀和无害化处理，并当场烧毁多批饲料。根据国务院《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县（市）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接到报告后，应当及时赶赴现场调查核实。被告作为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在接到报告后，以各种名义推脱，不作为，造成原告重大损失。遂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被告灵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不履行畜牧防疫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告就其诉讼主张提供以下证据： 一、原告李海峰身份证，拟证实原告的民事主体资格及身份情况； 二、农业部疫情发布公告，拟证实原告的养殖场发生禽流感疫情； 三、通话记录清单及李玉青证人证言，拟证实原告曾让李玉青两次向被告打电话报告，请求来现场查看并处理； 四、原告李海峰的询问笔录，拟证实原告的养殖场2018年2月14日发生疫情，被告未及时到现场查看，构成行政不作为； 五、黄文锋的询问笔录及证人证言，拟证实原告位于村河边养殖场的家禽也被被告进行过扑杀； 六、郑仕良的询问笔录及证人证言，拟证实原告位于灵川县××力脚村养殖场的家禽也被被告进行过扑杀； 七、图片、视频，拟证实被告销毁饲料、扑杀填埋原告饲养的鸭子的情况。 被告灵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辩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五条规定：“国家对动物疫病实行预防为主的方针。”国务院《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第十九条规定：“重大动物疫情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认定；必要时，由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认定。”第三十二条规定：“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理中设置临时动物检疫消毒站以及采取隔离、扑杀、销毁、消毒、紧急免疫接种等控制、扑灭措施的，由有关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指挥部决定，有关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拒不服从的，由公安机关协助执行。”上述规定表明：1.行政机关的主要职责是预防动物疫病；2.认定是否属于“重大动物疫情”的机关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3.当发生重大动扬疫情时，行政机关应在划定的疫点、疫区和受威胁区，采取封锁、隔离、扑杀、销毁、消毒、无害化处理、紧急免疫接种等强制性措施。本案中，原告李海峰指示李玉青于2018年2月14日下午下班期间打电话给被告下属的大圩兽医站，当地当时并无确定或疑似的动物疫情存在，更不存在经自治区或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认定的“重大动物疫情”，大圩兽医站根据原告反映的实际情况进行电话指导，并无不当，且2018年2月15日至17日期间，原告并未报告后续情况，被告有理由相信原告养鸭场经指导后病情已得到控制。2018年2月18日，李玉青再次电话报告鸭子死亡增多，大圩兽医站随即指派朱熹有等工作人员到原告养鸭场查看；2018年2月19日，大圩兽医站全体技术人员再次到原告养鸭场查看，并将情况上报；2018年2月20日，灵川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到原告养鸭场采集鸭子血样进行检测上报；2018年2月28日，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电话反馈，病情确诊为H5N6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2018年3月1日，区市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指挥部召开专题会议，对疫情进行专题研究，及时划定了疫点、疫区、受威胁区；2018年3月2日，灵川县人民政府发布《灵川县人民政府令》（第1号），对疫区实行封锁，对疫点、疫区内活禽全部扑杀并消毒；2018年3月27日，桂林市动物卫生监督所组成专家组对疫区进行解除封锁验收；2018年3月28日，灵川县人民政府发布解除封锁令。被告自2018年2月18日起，在后续的信息上报及处置过程中均履行了相应职责，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原告仅援引国务院《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认为被告未依法履行职责，系对法律认识错误，也是对被告的苛求。原告的养鸭场所及设施设备均未达到环保、防疫标准，所购买的鸭苗无《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未依法申办《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违反了《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第二条，对其损失应自担其责。综上所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其作出被诉行政决定的以下证据、依据： 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拟证实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二、刘常密询问笔录、大圩兽医站2018年1月30日至3月2日的每日电话记录、大圩兽医站2018年2月18日至3月27日的每日工作记录，拟证实大圩兽医站站长刘常密于2018年2月14日对原告进行了电话指导，分别于2月18日、2月19日派工作人员到原告养鸭场现场勘查并将情况依法上报，被告后续处置过程依法依规且积极有效； 三、原告鸭场溯源调查情况、原告鸭场溯源调查情况疫情处置工作信息汇报29篇、扑杀确认表、消毒药入库记录、消毒药出库记录、消毒图片、封锁令、解除封锁令、疫情处置工作总结，拟证实被告对原告鸭场及鸭子的处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国务院《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求，已依法履行职责，原告的损失与被告的行政行为无因果关系； 四、《农业部兽医局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灵川县H5N6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有关情况的通报》（农医防便函[2018]144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大动物疫病防治指挥部办公室关于迅速处置灵川县鸭禽流感疫情的紧急通知》（桂重防办〔2018〕6号），拟证实2018年2月14日李玉青电话反映鸭子出了一些问题时，并不存在经自治区或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认定的“重大动物疫情”，当日到现场勘查不是必须的，直到2018年2月28日，农业部兽医局及自治区重防办方才认定原告养鸭场发生动物重大疫情。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所举证据一无异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三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四的证明内容不认可。被告对原告所举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原告所举证据不能证实原告2018年2月14日提出过需到现场查看的请求，且当时原告的养鸭场尚未被认定为高致病性禽流感重大疫情，黄文锋与郑仕良的询问笔录及证人证言与本案无关联性。 本院对原、被告所举证据、依据认证如下： 原告所举证据一、二、三、四、七，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佐证本案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所举证据五、六，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所举证据一至四，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佐证本案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李海峰原位于灵川县××××村的河道滩涂上有一养鸭场，距离漓江河段不足500米，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灵川县人民政府关于对现场规划区等区域划定禁养区红线的通告》，在禁养区内，未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该养鸭场共养殖四批鸭子，属不同鸭龄混养，第一批鸭子已于2018年1月20日全部出栏，第二、三、四批鸭子存栏共计28000羽。该四批鸭苗购买时均无《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在饲养过程中已接受过H5和H7N9高致病性禽流感抗体疫苗，未对其他疫病进行免疫注射。2018年2月13日，第二批鸭子开始发病，当天无死亡病鸭。2018年2月14日，第二批鸭子开始出现死亡病鸭，当天死亡15羽。当日17时47分许，原告李海峰指示其帮工李玉青拨打被告灵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大圩镇兽医站站长刘常密的电话进行报告，并请求派人查看。大圩镇兽医站站长刘常密接电话后，告知已下班并且临近春节放假，在询问养鸭场情况后给予电话指导，未派人到现场查看。2018年2月15日，第二批鸭子死亡病鸭达1000多羽。2018年2月16日以后，第三、四批鸭子陆续发病死亡，截止2018年2月22日，共计死亡病鸭23950羽，存活4050羽。2018年2月18日，李玉青再次电话报告鸭子死亡增多，大圩兽医站随即指派朱熹有等工作人员到原告养鸭场查看。2018年2月19日，大圩兽医站技术人员再次到原告养鸭场查看，并将情况上报被告灵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及有关单位。2018年2月20日，被告灵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与灵川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单位工作人员到原告养鸭场采集鸭子血样进行检测，并初步诊断为鸭瘟或鸭浆膜炎，要求原告将死亡病鸭进行无害化处理。2018年2月21日，大圩兽医站与大圩镇人民政府等单位工作人员将原告养鸭场约1.5万羽死亡病鸭进行无害化处理，并对养鸭场进行消毒。2018年2月22日，灵川县人民政府组织被告灵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等单位召开专题会议，并商讨扑杀活鸭方案。2018年2月23日，被告灵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与大圩镇人民政府等单位工作人员对原告养鸭场存活的4050羽鸭子进行全部扑杀并无害化处理。同时，拆除整个养鸭场设施，对养殖设施、器具、粪便、垫料以及280包（11.2吨）饲料进行无害化处理，并对养鸭场及周边进行消毒。2018年2月28日，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电话反馈，疫情确诊为H5N6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2018年3月1日，区市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指挥部召开专题会议，对疫情进行专题研究，及时划定疫点、疫区、受威胁区，并开始以“灵川县人民政府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指挥部”的名义发布指令及通告，被告灵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系其成员单位。2018年3月2日，灵川县人民政府发布《灵川县人民政府令》（第1号），对疫区实行封锁，对疫点、疫区内活禽全部扑杀并消毒。2018年3月28日，灵川县人民政府发布解除封锁令。原告认为，被告灵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在上述疫情的处置过程中，存在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对其造成损失，遂于2018年8月7日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动物防疫工作。”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接到动物疫情报告的单位，应当及时采取必要的控制处理措施，并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上报。”本案被告灵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作为当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负有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动物防疫工作的法定职责，其在接到动物疫情报告时，应当及时采取必要的控制处理措施，并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上报。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发生一类动物疫病时，应当采取下列控制和扑灭措施：（一）当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应当立即派人到现场，划定疫点、疫区、受威胁区，调查疫源，及时报请本级人民政府对疫区实行封锁。……”第三十二条规定：“发生二类动物疫病时，应当采取下列控制和扑灭措施：（一）当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划定疫点、疫区、受威胁区。……”第三十四条规定：“发生三类动物疫病时，当地县级、乡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组织防治和净化。”第四十条规定：“一、二、三类动物疫病突然发生，迅速传播，给养殖业生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危害，以及可能对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造成危害，构成重大动物疫情的，依照法律和国务院的规定采取应急处理措施。”国务院《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县（市）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赶赴现场调查核实。初步认为属于重大动物疫情的，应当在2小时内将情况逐级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并同时报所在地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及时通报同级卫生主管部门。”国家对于动物疫病防疫，采取分级分类防疫制。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四条规定：“根据动物疫病对养殖业生产和人体健康的危害程度，本法规定管理的动物疫病分为下列三类：（一）一类疫病，是指对人与动物危害严重，需要采取紧急、严厉的强制预防、控制、扑灭等措施的；（二）二类疫病，是指可能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需要采取严格控制、扑灭等措施，防止扩散的；（三）三类疫病，是指常见多发、可能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需要控制和净化的。前款一、二、三类动物疫病具体病种名录由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制定并公布。”以及《农业部公告》（第1125号），“高致病性禽流感”属于“一类动物疫病”；“鸭瘟”、“鸭浆膜炎”属于“二类动物疫病”。 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动物疫情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认定；其中重大动物疫情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认定，必要时报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认定。”本案中，原告于2018年2月14日向被告灵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大圩镇兽医站电话报告病鸭情况时，当日死亡病鸭15羽，当地当时并无确定或疑似的紧急、重大动物疫情存在，被告在获取原告养鸭场均已接受过H5和H7N9高致病性禽流感抗体疫苗，疑似鸭瘟或鸭浆膜炎的情况后，进行电话指导，符合非紧急、重大情况下对二类动物疫病的先期处置要求。2018年2月18日，随着死亡病鸭的骤然增多，原告再次向被告灵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大圩镇兽医站电话报告。此时，已应初步认定属于重大动物疫情，应当即时到场调查核实并采取应急处理措施。被告于2018年2月18日接到原告的报告电话后，于当日及时派人到现场调查处置，并将疫情及时上报有关单位，直至疫情被正式确认为一类重大动物疫情以及灵川县人民政府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指挥部成立，其调查、报告及应急处置行为符合国务院《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的相应规定。自2018年3月1日起，疫情被正式确认为一类重大动物疫情，灵川县人民政府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指挥部成立，被告灵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作为该指挥部的成员单位，直至封锁令解除，其后续的作为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以及该指挥部的指令要求，该起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原告李海峰在禁养区饲养鸭群，未依法申办《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所购买的鸭苗亦无《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其损失并非由被告灵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履行法定职责与否造成。 综上所述，被告灵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在处置原告李海峰养鸭场疫情过程中，已依法履行调查、报告及应急处置的法定职责。原告诉称没有事实根据和证据支持，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四条、第七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四十条，国务院《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海峰请求确认被告灵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不履行畜牧防疫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李海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户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20×××16，开户行：农行桂林高新支行），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赵桂春 人民陪审员  李艳梅 人民陪审员  张莉娟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林锋 书记员何晶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第四条根据动物疫病对养殖业生产和人体健康的危害程度，本法规定管理的动物疫病分为下列三类： （一）一类疫病，是指对人与动物危害严重，需要采取紧急、严厉的强制预防、控制、扑灭等措施的； （二）二类疫病，是指可能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需要采取严格控制、扑灭等措施，防止扩散的； （三）三类疫病，是指常见多发、可能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需要控制和净化的。 前款一、二、三类动物疫病具体病种名录由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制定并公布。 第七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动物防疫工作。” 第二十六条第二款接到动物疫情报告的单位，应当及时采取必要的控制处理措施，并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上报。 第二十七条动物疫情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认定；其中重大动物疫情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认定，必要时报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认定。 第三十一条发生一类动物疫病时，应当采取下列控制和扑灭措施： （一）当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应当立即派人到现场，划定疫点、疫区、受威胁区，调查疫源，及时报请本级人民政府对疫区实行封锁。…… 第三十二条发生二类动物疫病时，应当采取下列控制和扑灭措施： （一）当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划定疫点、疫区、受威胁区。…… 第三十四条发生三类动物疫病时，当地县级、乡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组织防治和净化。 第四十条一、二、三类动物疫病突然发生，迅速传播，给养殖业生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危害，以及可能对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造成危害，构成重大动物疫情的，依照法律和国务院的规定采取应急处理措施。 2.国务院《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 第十七条第一款县（市）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赶赴现场调查核实。初步认为属于重大动物疫情的，应当在2小时内将情况逐级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并同时报所在地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及时通报同级卫生主管部门。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