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981民初3332号 原告:陈永林,男,1967年5月1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东台市。 原告:杨兵,男,1980年5月1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东台市。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炼栋，东台市海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刘培成,男，1954年7月2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东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亚均，江苏明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周建全,男，1973年2月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东台市城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景维江，东台市新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东台市城东新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在东台市东进大道**。 法定代表人：杜骅，该单位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泽波，东台市城东新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明旺，江苏月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永林、杨兵与被告刘培成、周建全、东台市城东新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城东管委会）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陈永林、杨兵于2017年8月28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2017年12月21日作出（2017）苏0981民初525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陈永林、杨兵的起诉。原告陈永林、杨兵不服该裁定，向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8年6月7日作出（2018）苏09民终1464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7）苏0981民初5251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审理。本院于2018年6月25日重新立案，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8月9日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于2018年8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永林、杨兵的委托代理人金炼栋、被告刘培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亚均、被告周建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景维江、被告城东管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明旺、王泽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永林、杨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令三被告共同返还原告购房款189813.9元，并从2012年9月5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事实和理由：2011年11月4日，陈永林、杨兵与周建全签订协议，约定周建全将原位于东台市城东新区的房屋拆迁以后安置到陈永林、杨兵名下。2012年初，周建全在天洋中心村新建楼房。同年3月1日、3月6日，城东管委会分两次向周建全支付拆迁安置补偿款，合计680398.72元。2012年9月5日，刘培成收取陈永林、杨兵520000元，并将509813.96元汇至城东管委会帐户，用于购买周建全的安置房。2016年，陈永林、杨兵要求安置时，被告知周建全已建房屋，不符合安置条件，周建全应享受补偿费用490587.6元，实际已补偿680398.72元，被多补偿189813.96元，只能在陈永林、杨兵的购房款中予以扣除，城东管委会实际返还了陈永林、杨兵320000元，其余未予返还，故陈永林、杨兵诉至法院。 刘培成辩称，1.刘培成被告主体不适格，本案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刘培成既不是房屋的买方，也不是房屋的卖方，将刘培成列为被告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2.刘培成代收陈永林、杨兵52万元现金是职务行为，其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应由刘培成承担。因此，陈永林、杨兵将刘培成列为被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陈永林、杨兵对刘培成的诉讼请求。 周建全辩称，1.其与陈永林、杨兵从未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彼此之间没有法律上的联系。2.陈永林、杨兵提供的协议书系陈永林、杨兵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假借其名义与他人恶意串通，伪造周建全的签名所形成。该协议对周建全没有拘束力，该协议也不生效，该行为应受到法律的制裁。3.周建全与城东管委会之间的拆迁补偿协议履行完毕，双方的权利义务已经终结，所涉的事实不属于本案的调查范围，且拆迁补偿协议所涉问题属于拆迁的政策性问题，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4.周建全在案涉合同中未收取任何款项，也不存在过错行为。故周建全没有返还购房款的义务，同时也没有与城东管委会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责任。综上，周建全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请法院查明事实，驳回陈永林、杨兵对周建全的诉讼请求。 城东管委会辩称，1.其与陈永林、杨兵之间不存在民事法律关系；2.陈永林、杨兵与周建全的合同无效；3.陈永林、杨兵与周建全构成恶意串通。请求驳回陈永林、杨兵对城东管委会的诉讼请求。 陈永林、杨兵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 1.陈永林、杨兵与周建全签订的《协议书》，拟证明其与周建全之间约定周建全的房屋拆迁后安置到陈永林、杨兵的名下； 2.《康和花苑二期回迁安置综合审核表》、《城东新区康和花苑选房卡》（被拆迁户后注明为陈永林、杨兵），拟证明城东管委会对周建全安置房安置到陈永林、杨兵名下情况是认可的； 3.东台市城东新区房屋征收安置服务中心的《情况回报》，拟证明刘培成向城东管委会缴纳的509813.96元实际是陈永林、杨兵用于购买安置房的购房款，同时证明周建全从城东管委会两次领款680398.72元的事实； 4.东台市人民法院（2017）苏0981民初2059庭审笔录、银行缴款单，拟证明告刘培成收到陈永林、杨兵的购房款509813.96元，并将款项交于城东管委会。 刘培成对陈永林、杨兵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对证据1、2、3、4的三性均无异议，但证据4同时证明刘培成直接收取了陈永林、杨兵的52万元，其中50.98万元转交到城东管委会的账户，剩余1.02万元已退还给陈永林、杨兵。在此过程中刘培成只是经手人，并未获利。刘培成对周建全放弃安置是清楚的，对周建全新建房屋不清楚。从两份询问笔录可以看出，刘培成是天洋村拆迁小组工作人员。 周建全对陈永林、杨兵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证据中所有关于周建全的签名都属于伪造，非周建全本人真实签名，《协议书》所约定的内容对于周建全不产生法律效力。陈永林、杨兵与城东管委会如存在买卖关系，其效力应当归于无效。 证据3系由城东管委会做出的，其仅对放弃安置、得到补偿款近70万元、另择他地建房的事实予以认可，其他内容不予认可。 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也能证明系城东管委会收取了陈永林、杨兵的购房款，且因陈永林、杨兵不具有购买安置房的主体资格，协议的约定损害了国家或者他人的利益，该协议属于无效。 城东管委会对陈永林、杨兵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因周建全已经取得建房，不能再行安置。 对证据2三性均有异议，审核表的原件和房卡的原件中陈永林、杨兵的名字是不同时期添加的，不能证明城东管委会明知是陈永林、杨兵购房。 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这是内部行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陈永林、杨兵不能作为主张权利的证据。 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是刘培成与城东管委会发生合同关系，是真正的交款人周建全与城东管委会之间的关系。 刘培成、周建全未提供证据。 城东管委会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 证据1.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结算单和天洋村地块补偿发放清单，证明周建全从城东管委会领取安置补偿款680398.72元的事实； 证据2.记账凭证及现金缴款单、城东新区拆迁补偿付款单，证明在2012年9月30日周建全向城东管委会缴纳购房款509813.96元，要求购买安置房，经查其不符合购买安置房的条件，退还了其32万元的事实； 证据3.东台镇人民政府[2011]54号文件，该文件证明征收合法建筑面积每平方米奖励周建全的标准。 陈永林、杨兵对城东管委会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中2012年9月30日周建全向城东管委会缴纳购房款509813.96元的事实有异议，案涉的509813.96元实际上是陈永林、杨兵交给刘培成，刘培成以周建全的名义交的，在《情况回报》里面有反应。退还的32万元，周建全也已经返还给了陈永林、杨兵。对证据3三性没有异议。 刘培成对城东管委会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三性无异议。拆迁补偿安置结算单中被拆迁人周建全后面括号注明是陈永林、杨兵，证明城东管委会对实际缴款人为陈永林、杨兵，而不是周建全是明知的。对证据2、3三性无异议。 周建全对城东管委会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 对证据1三性均有异议。周建全签名系被他人伪造，虽然表中所载明的数额与周建全实际领取的拆迁数额一致，但是由陈永林、杨兵与其他被告恶意串通，为达到购房目的制作而成的。对证据2三性均不认可。所有的款项系他人盗用周建全的名义所缴纳，周建全自始不知情也未参与其中。对证据3三性无异议。该文件属于拆迁的政策性规定，拆迁安置的补偿协议双方已经实际履行完毕，其与城东管委会自始无争议。系陈永林、杨兵伪造周建全签名，导致城东管委会误会其与陈永林、杨兵恶意串通。 本院对陈永林、杨兵提供的证据认定如下：证据1.周建全对签名真实性有异议，认为系陈永林、杨兵与其他人伪造周建全签名，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能认定。证据2.能够证明城东管委会认可周建全（陈永林、杨兵）购买安置房的事实。证据3.能够证明城东管委会已经知道刘培成向城东新区缴纳的509813.96元实际是陈永林、杨兵用于购买安置房的购房款。证据4.当事人均无异议，能够反映当时实际交款人的情况，可以认定。 本院对城东管委会提供的证据认定如下：证据1.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结算单和天洋村地块补偿发放清单与周建全实际领款的情况不符，故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定。证据2.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应认定为刘培成代陈永林、杨兵向城东管委会缴纳的509813.96元用于购买安置房的购房款。证据3.当事人均无异议，可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初，东台市城东新区（原属东台镇管理，2011年12月25日调整由城东新区管理）部分地块因规划需要进行拆迁。2011年4月5日，东台市东台镇人民政府发文（东镇政[2011]54号），关于印发《东台镇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细则》的通知，征地补偿安置方式中注明，住宅房屋的补偿方式可以实行货币补偿，也可实行房屋产权调换，或者实行货币补偿与房屋产权调换相结合的形式。选择货币补偿的，征收人在被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签订并腾空交房后二十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补偿费，不再另行安置；除按评估补偿外，再按征收合法建筑面积800元/平方给予奖励。案涉拆迁地块系委托东台市利民房屋拆迁服务中心作为拆迁实施单位，刘培成系实施单位聘用的工作人员，负责天洋村地块相关拆迁事务，参与到户洽谈、签订完善合同、申报结算、发放款项等。周建全系东台市城东新区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天洋村委会）村民。2011年年底，拆迁人与周建全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周建全称双方达成协议的主要内容为：拆除原房屋，放弃购买安置房屋，安排宅基地进中心村建房，补偿700000元。周建全在空白合同上签了字。周建全与拆迁组谈好拆迁方案后，由刘培成负责完善上述相关事宜的材料。 2012年3月6日，刘培成从账面上支取了被拆迁人周建全的款项632155.92元，2012年3月20日汇至周建全账户，另2012年3月1日，周建全领取48242.80元，加上周建全领取的其他款项，周建全认可合计收到拆迁补偿款700000元。2012年2月周建全在中心村建房。 2011年11月，陈永林、杨兵欲购买东台市城东新区拆迁地块安置房屋，通过天洋村委会陈志佳认识刘培成，请刘培成为陈永林、杨兵办理购买安置房屋事宜。经过刘培成的操作，2012年9月3日陈永林、杨兵拿到《城东新区康和花苑选房序号卡》,并向刘培成缴纳520000元。2012年9月5日刘培成将其中的509813.96元以周建全的名义缴给东台市城东高新技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剩余10186.04元，后来刘培成退回给陈永林、杨兵）。2012年9月30日东台市高新技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记帐凭证上注明安置房预留房款、周建全补房款。 2012年9月3日的《城东新区康和花苑选房序号卡》载明，交房时间2012年9月3日8时00分，被拆迁户姓名为周建全括号注明杨兵、陈永林，城东管委会和东台市城东新区房屋征收与安置服务中心加盖公章确认。《康和花苑二期回迁安置综合审核表》中载明，安置时间为2016年5月24日，选房卡编号为566，户主“周建全”，在本次审核确认栏目相关说明中载明了“杨斌、陈永林”（电脑输入，非手写）。 陈永林、杨兵后来参加选取安置房屋，并经东台市公证处公证。因被举报，陈永林、杨兵未能实际取得房屋。2016年11月8日，东台市城东新区房屋征收与安置服务中心在对周建全拆迁情况调查后作出了《关于天洋村七组周建全拆迁情况的回报》，对周建全已领取700000元补偿款、新建楼房，不符合安置条件等情况提出了处理意见，同时也明确说明刘培成向城东管委会缴纳的509813.96元实际上是陈永林、杨兵的购房款。城东管委会于2016年11月10日扣除周建全账户上的189813.96元，将320000元予以返还，周建全签字领款后交给了陈永林、杨兵。 另查明，在（2017）苏0981民初字2059号案件庭审中，城东管委会提交的2011年11月4日以周建全名义签订的《东台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中载明：（周建全）合法建筑面积238.60平方米，合法土地使用面积200平方米，补偿总价490584.76元，补偿方式选择为产权调换方式由拆迁人提供期房两套。城东管委会提交的周建全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结算单》注明：签订协议日期2011年11月4日，交房日期2011年12月29日，合法建筑面积238.6平方米，合法土地面积200平方米，签订协议奖35790元（放弃安置奖一栏中未有事项），应补偿金额490584.76元。2012年7月10日补偿金发放清单（周建全）上注明：拆迁补偿总金额490584.76元，安置购房预留款320000元，本次发放银行存单金额170584.76元。周建全否认上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刘培成陈述表明，2011年11月4日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是为了促成陈永林、杨兵购买安置房而根据2011年11月4日的购房协议书制作的，并按此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让陈永林、杨兵补交购买安置的款项520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陈永林、杨兵与被告刘培成、周建全、城东管委会是否存在法律关系，存在何种法律关系，房屋买卖关系实际发生在哪两方主体之间；二、关于陈永林、杨兵、刘培成、周建全、城东管委会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 一、关于陈永林、杨兵与被告刘培成、周建全、城东管委会是否存在法律关系，存在何种法律关系，房屋买卖关系实际发生在哪两方主体之间的问题。 1.陈永林、杨兵与刘培成构成委托关系。陈永林、杨兵请托陈志佳帮助购买安置房，陈志佳又将其介绍给刘培成，后来陈永林、杨兵将购房款交给了刘培成，刘培成帮助办理了一系列手续，力求促成房屋买卖交易，故认定陈永林、杨兵与刘培成构成委托关系。 2.陈永林、杨兵与周建全未形成法律关系。2011年11月4日的协议书签订时，陈永林、杨兵、周建全均不在场，陈永林、杨兵承认事后补签了姓名，周建全签名的真实性不能认定，故陈永林、杨兵与周建全的安置房买卖合同未成立，陈永林、杨兵与周建全未形成民事法律关系，该协议对周建全没有法律约束力。 3.陈永林、杨兵与城东管委会构成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中作为房屋买卖合同的标的物—拆迁安置房屋由城东管委会提供，陈永林、杨兵给付的对价也为城东管委会收取，而非周建全收取。而刘培成为陈永林、杨兵借用周建全的名义，填写、完善了周建全与城东管委会的《东台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康和花苑二期回迁安置综合审核表》等文书，城东管委会进行了审核批准并发放《城东新区康和花苑选房序号卡》，在有关被拆迁人栏目及说明中注明“陈永林、杨兵”，收取了购房款，城东管委会应当知道实际买房人为陈永林、杨兵，并以一系列行为作出了承诺。本院认为，冒名合同中行为人系为自己订立契约而冒他人之名，相对人亦愿意与行为人订立契约，而对其法律效果归属何人在所不问，该契约对冒名的行为人仍发生效力。本案中，陈永林、杨兵为达到自己的利益冒用周建全的名义购买安置房屋，城东管委会亦明知购房利益归属于陈永林、杨兵，陈永林、杨兵与城东管委会已实际成立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并已部分履行。但陈永林、杨兵并不具有购买安置房的资格，该合同的成立损害国家利益，故系无效合同。 二、关于陈永林、杨兵、刘培成、周建全、城东管委会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 关于购买款是否应予返还，由谁返还的问题。陈永林、杨兵与城东管委会已实际构成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但该合同系无效合同。根据合同法第58条的规定，合同无效，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刘培成作为该拆迁地块拆迁人委托实施单位东台市利民拆迁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通过借用周建全的名义，填写、上报周建全与城东管委会签订的《东台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康和花苑二期回迁安置综合审核表》等文书，进行了一系列运作，并获得了城东管委会的审批，且在2016年11月8日东台市城东新区房屋征收与安置服务中心调查作出的《关于天洋村七组周建全拆迁情况的回报》中也明确说明2016年11月10日扣除周建全账户上189813.9元实际为陈永林、杨兵缴纳的，故城东管委会应承担返还陈永林、杨兵此款的责任，故本院对陈永林、杨兵要求城东管委会返还189813.9元的请求，予以支持。陈永林、杨兵与刘培成之间为委托合同关系，其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主张刘培成返还被扣留在城东管委会账户的购房款189813.9元，因刘培成并非房屋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其要刘培成返还购房款，本院不予支持。陈永林、杨兵与周建全的安置房买卖协议未成立，该协议对周建全没有法律约束力，故周建全不应对陈永林、杨兵承担法律责任。城东管委会认为周建全领取了700000元拆迁补偿款，又获得宅基地在中心村建房，多领取了拆迁补偿款，属于拆迁纠纷，不属于本案处理的范围。 关于陈永林、杨兵主张的利息是否予以支持的问题。陈永林、杨兵明知不属于天洋村案涉地块拆迁户，不符合购买安置房的条件，而其贪图便宜、意欲违规购买拆迁安置房屋，陈永林、杨兵对双方的买卖合同无效也有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陈永林、杨兵要求赔偿利息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 为此，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东台市城东新区管理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陈永林、杨兵购房款189813.9元； 二、驳回原告陈永林、杨兵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448元，由被告东台市城东新区管理委员会负担3358元，原告陈永林、杨兵承担109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 彦 审 判 员  吴海燕 人民陪审员  梅 华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赵小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