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03民初2527号原告：杨璐宁，女，1979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潮**。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丽国，广东佰士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玮玮，广东佰士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卡优教育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西湾路**之**自编202铺。法定代表人：郑银珍，职务董事长。被告：郑银珍，女，1983年4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广东省普宁市，现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军，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莫春莲，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陈叙贤，女，1983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第三人：袁燕珍，女，1980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第三人陈叙贤、袁燕珍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丽国，广东佰士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陈叙贤、袁燕珍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玮玮，广东佰士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蔡锡贤，男，1975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广东省汕头市潮**，现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第三人：毕红昌，男，1985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清水县。第三人：林朝晖，男，1979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第三人：阮芷晴，女，1978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龙门县。第三人：郑演武，男，1982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普宁市。原告杨璐宁诉被告郑银珍、广州卡优教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优公司”）、第三人陈叙贤、袁燕珍、蔡锡贤、毕红昌、林朝晖、阮芷晴、郑演武股东出资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璐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丽国律师，被告郑银珍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军、莫春莲律师，第三人陈叙贤、袁燕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丽国律师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蔡锡贤、毕红昌、林朝晖、阮芷晴、郑演武经本院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璐宁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原、被告三方签订的《广州卡优教育有限公司代持股份协议》；2、请求判令郑银珍向原告返还增资扩股款人民币150000元及相应利息（自起诉之日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以15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计算）；3、请求判令卡优公司对上述诉请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两被告签订《广州卡优教育有限公司代持股份协议》约定，原告向卡优公司支付增资扩股款项人民币15万元，增资后原告占广州卡优教育有限公司5%股份，并由郑银珍代持；卡优公司监督郑银珍不得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以及郑银珍不得损害卡优公司的权益等。协议签订后，原告将上述增资扩股款人民币15万元支付给郑银珍，完全履行了代持协议约定的义务。郑银珍收到款项后，并未依约将上述款项用于卡优公司增资扩股。经向工商部门查询，卡优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为300万元人民币，郑银珍占股77.5%，至今未有增资扩股的情况。另外，郑银珍未经原告许可私自挪用原告的上述增资扩股款用于自己另行开设的广东金榜题名教育有限公司店铺装修，未经原告同意，私自以卡优公司名义向外高息举债，导致卡优公司账面严重亏损。卡优公司未依约履行增资扩股的法定程序，也未履行监督郑银珍的责任。据此，原告认为两被告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多次与两被告协商解除上述代持股份协议事宜，且于2018年3月9日向两被告发律师函通知解除涉案协议，要求返还增资扩股款15万元，但两被告均拖延推诿，对原告置之不理。另补充如下意见：1、本案名为投资代持股份，实际上是借贷的行为，是被告郑银珍利用卡优公司增资的形式来借贷，把自己的股份以增资的名义出售给原告，并由自己代持，实际上并未增资，自己的股份也没有任何变化，原告也未行使任何股东权利，被告郑银珍把原告投入的款项私自挪用；2、原告自2017年1月将款项交给了被告郑银珍，而被告从未告知原告公司的情况，直至2017年11月份才成立了所谓的股东群，宣布公司严重亏损，股东群中除了其他两个案件（2018）粤0103民初2526号、（2018）粤0103民初2528号两案的原告之外，其他的人原告均不认识，原告从未参加过股东会或公司管理，也没有任何证据如股东会议签到表、股东会议记录等证明原告参加过股东会；3、卡优公司与郑银珍财产混同，且同意郑银珍向原告借款，故应当承担连带责任；4、原告与被告郑银珍是同一小区的邻居，原告最早在2017年2月6日将款项借给郑银珍，郑银珍也一直承诺还款，但是至今没有兑现，后来就提供了涉案的股份代持协议并说明由借款人作担保，所以股份代持协议也并非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5、原告支付款项并未实际用于卡优公司，而是郑银珍私用，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显示郑银珍将原告支付的款项用于卡优公司；6、卡优公司曾经在2017年5月10日进行过股东的变更，如果原告也是股东的话，原告在2017年2月已经出资，原告应当也有条件登记在商事档案中，而且在2017年5月10日是其中一位股东庄泽丽退出，对于公司来说属于重大事项，如果原告是股东，也应当有表决的权利，但是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原告同意或进行过表决，所以本案虽然有郑银珍提供的代持股份协议，但是实际出资并没有转入广州卡优教育有限公司，在原告支付给郑银珍款项时也没有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司法司法解释（3）第24条的规定。综上，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郑银珍、卡优公司共同辩称：一、郑银珍与杨璐宁之间是股权转让法律关系而非借贷，杨璐宁依合同已经取得股权并行使了股东权利。1、郑银珍与杨璐宁之间是股权转让法律关系而非借贷。郑银珍与杨璐宁、卡优公司三方签署了《广州卡优教育有限公司代持股份协议》，《代持股份协议》原文：乙方实际向甲方支付股本金额15万元人民币，乙方同意以丙方名义对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并在登记机构登记股份，丙方自愿接受委托并遵守相关约定，增资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为3000000元，股份总数股，乙方支付的奖金折和公司5％股。从上述合同条款来看，杨璐宁支付股本金后获得的卡优公司5%的股权；因杨璐宁支付的款项目的是投资入股而非借贷，故郑银珍及卡优公司均不具有还本付息的义务。2、杨璐宁依据前述合同已经取得股权并行使了股东权利。⑴杨璐宁已经取得了卡优公司股权。《代持股份协议》第三条“乙方的陈述和保证”:①乙方作为“代持股份”的实际出资者，对甲方公司（卡优公司）享有实际的股东权利并有权获得基于此的全部投资收益；②乙方行（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权利和义务，并受公司章程的约束；③乙方保证以其实际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从前述合同条款来看，杨璐宁获得在卡优公司5％的股权是《代持股份协议》的明确约定，是各方真实意思的表示。⑵杨璐宁事实上一直在行使股东权利：①杨璐宁以股东身份参加了卡优公司西湾校区、芳村、西搓三个教学点的开业典礼；②公司其他股东对杨璐宁的股东身份认可。2017年11月2日杨璐宁加入了卡优公司股东群。在股东群，股东毕红昌有提议各股东包括杨璐宁参加2017年11月8日股东茶话会；提议重组卡优公司，提议于2017年12月26日召开股东会，议题为2017年总结会议、2018年发展规划等；因杨璐宁不在国内而提议股东会推迟到2018年1月4日举行；③杨璐宁确认以股东身份收到股东的相关通知，并参与股东会，发表股东意见，行使了股东权利。杨璐宁在股东群都有表达其收到前述通知，且杨璐宁于2018年1月4日参加了股东会议，并对卡优公司的2017年度账目进行了查阅等等。二、郑银珍不存在违约行为，杨璐宁无权要求解除《代持股份协议》。《代持股份协议》虽有“增资扩股”的表述，但是实质上仍然是郑银珍向杨璐宁转让股权而非卡优公司变更注册资本。按照《代持股份协议》约定：增资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为300万元，股份总数股，乙方支付的奖金折合公司5％股。现在卡优公司的注册资金为300万元，如前所述杨璐宁以郑银珍名义代持实际获得了卡优公司5％股权；郑银珍认为自己按照《代持股份协议》约定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现在杨璐宁不能以郑银珍违约要求解除合同。《代持股份协议》第六条约定的协议解除条件是“经甲、乙、丙三方协商一致在不造成对方损失的前提下可以解除”；按照前述约定，现在郑银珍不同意解除协议，所以杨璐宁也无权要求解除。三、郑银珍向杨璐宁转让股权存在瑕疵，但是该瑕疵不足以导致股权转让无效；5％股权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不能因杨璐宁取得卡优公司的股权而要求郑银珍承担民事责任。《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明确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但是该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即使郑银珍向杨璐宁的股权转让行为违反了前述规定，但是该次股权转让也不因违反前述规定无效。本案中各个股东均对郑银珍转让卡优公司5％股权给杨璐宁的情况非常清楚且从时间上来讲已经超过三十天，从未提出过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故卡优公司的其他股东已经事实上无法再主张优先购买权而影响郑银珍转让卡优公司5％股权给杨璐宁的股权转让效力，故杨璐宁取得卡优公司5％股权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在杨璐宁取得卡优公司5％股权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的情况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杨璐宁无权要求郑银珍承担民事责任。综上所述，杨璐宁支付股本金后依照约定取得了卡优公司为5％的股权，实现了其合同目的，郑银珍不存在违约行为，各方也未就解除《代持股份协议》达成一致意见，现在杨璐宁要求解除《代持股份协议》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驳回其诉讼请求。另当庭补充如下意见：被告认为本案应为股权纠纷，而并非民间借贷纠纷。因从双方的合同内容来看，原告是取得广州卡优教育有限公司的5%的股权，成为广州卡优教育有限公司的股东，享受股东的权利与承担其义务。本案的两被告均没有对原告承担还本付息的合同约定，故原告与两被告之间不是借贷纠纷。本案的两被告已经履行了卡优公司代持股份协议的合同义务，公司注册资本是300万元，郑银珍持股比例是77.5%，不存在违约行为，所以本案的原告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要求解除合同。原告所主张的郑银珍挪用款项用途的，这属于侵犯股东权利的争议，如果股东有异议，应该另案提起侵害股东权益的诉讼，与本案没有关联，不应当在本案中审理。第三人陈叙贤、袁燕珍共同述称：其两人对本案的意见与原告的意见一致。杨璐宁围绕诉讼请求提供以下证据：1、广州卡优教育有限公司代持股份协议，拟证明原告与两被告签订《广州卡优教育有限公司代股份协议》约定，原告向卡优公司支付增资扩股款项人民币15万元，增资后原告占卡优公司5%股份，并由郑银珍代持，卡优公司监督郑银珍不得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郑银珍不得损害卡优公司的权益等；2、银行转账凭证，拟证明原告在协议签订后分3次向郑银珍转款15万元，第一笔于2017年1月12日转账5万元到郑银珍名下招商银行的账户，第二笔于2017年1月13日转账5万元到郑银珍名下招商银行的账户，第三笔于2017年2月26日转账5万元到郑银珍名下招商银行的账户，合共15万元。3、企业商事登记信息，拟证明郑银珍收到款项后，并未依约将上述款项用于卡优公司增资扩股，卡优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为300万元人民币，郑银珍占股77.5%，至今未有增资扩股的情况；4、律师函；5、快递单及签收情况；证据4-5，拟共同证明原告于2018年3月9日向两被告发律师函通知解除涉案协议，要求返还增资扩股款15万元，但两被告均拖延推诿，对原告置之不理；6、微信聊天信息，拟证明原告将上述律师函以微信形式通知两被告。郑银珍未经原告许可私自挪用原告的上述增资扩股款用于自己另行开设的公司（广东金榜题名教育有限公司）店铺装修，未经原告同意，私自以卡优公司名义向外高息举债，导致卡优公司账面严重亏损，卡优公司未依约履行增资扩股的法定程序，也未履行监督郑银珍的责任，应对返还增资款承担连带责任；证据7、广东金榜题名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商事登记信息，拟证明被告郑银珍于2017年12月29日将旧公司（经营皮具的公司）变更名称及营业范围重新登记，该公司是与广州卡优教育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基本一致。郑银珍、卡优公司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三性均无异议，请法庭注意在该证据1的第一页的第一段约定：“鉴于乙方向甲方支付股本金额15万元”该款项的性质是股本金额，而不是借贷的本金，“增资完之后，公司注册资本30万元”，但由于笔误，实际上是300万元，“乙方支付的奖金折合公司为5%股”中的“奖金”因为笔误，实际上是资金，在该合同的第三条第1款约定乙方作为代持股份的实际出资者，对甲方公司享受实际的股东权益并有权获得基于此的全部投资收益，在合同的第三条第5款约定乙方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权利和义务，并受公司章程的约束，在合同的第三条第6款约定乙方保证以其实际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前述的合同条款充分说明原告支付被告的15万元为股权转让款，而非借贷，在该合同中从头到尾没有约定两被告有还款付息的义务，故原告诉称的借贷是没有依据，增资完成后，公司状况是注册资本300万元，乙方折合股权5%。在本案中原告事实上已经取得前述的权利，并行使股东权利。被告认为被告没有违反协议中的任何义务；对证据2的三性均无异议，被告坚持认为该款项为股权转让款，而非借款；对证据3的三性均无异议，在该证据的注册资本一栏中卡优公司的注册资本为300万元，是符合证据1的约定；对证据4、5的三性均无异议，但律师函陈述的内容不属实，我方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如原告认为郑银珍在管理公司中存在过失，造成公司损失，应当另案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而不是要求解除证据1的协议；对证据6的三性均无异议，该证据证明原告曾经以股东身份进入过卡优公司的股东群，且对于广州卡优教育有限公司的经营管理发表了意见，不同意增资，也不同意借款；证据7的三性无异议，但原告庭上承认广东金榜题名教育有限公司是由一家皮具公司变更过来，变更时间为2017年12月29日，该时间是在卡优公司的三个教学点已经开设正常经营后才进行变更，且广东金榜题名教育有限公司从未经营过，也没有挪用过广州卡优教育有限公司的任何资金，如果原告认为郑银珍管理在管理公司中存在过失，造成公司损失，应当以卡优公司的身份提起诉讼，而不是要求解除证据1的协议，本案的两被告已经履行了广州卡优教育有限公司代持股份协议的合同义务，公司注册资本是300万元，郑银珍持股比例是77.5%，不存在违约行为，所以本案的原告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要求解除合同。原告所主张的郑银珍挪用款项用途的，这属于侵犯股东权利的争议，如果股东有异议，应该另案提起侵害股东权益的诉讼，与本案没有关联，不应当在本案中审理。郑银珍、卡优公司围绕诉讼请求提供以下证据：1、广州卡优教育有限公司的商事档案，拟证明卡优公司于2016年12月15日成立时注册资本为300万元，股东为郑银珍、毕红昌和庄泽丽，郑银珍持股为57.5%，公司于2017年5月10日股权变更登记，股东变更为郑银珍和毕红昌，郑银珍持股为77.5%，毕红昌持股为22.5％，该股权变更是在郑银珍和杨璐宁、卡优公司三方签署《广州卡优教育有限公司代持股份协议》之后，郑银珍转让给杨璐宁的股权因由郑银珍代持，尚未进行股权变更登记；2、广州卡优教育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表，拟证明卡优公司的股东及出资比例，杨璐宁为卡优公司的股东之一，卡优公司共有9个股东，分别为郑银珍占22.5%（商事登记77.5%）、毕红昌占20.5%（商事登记22.5%，其中2%是帮郑演武代持）、林朝晖占20%、蔡锡贤占10%、袁燕珍占10%、杨璐宁占5%、阮芷晴占5%、陈叙贤占5%、郑演武占2%；3、卡优公司校区开业典礼的照片，拟证明杨璐宁作为卡优公司股东，参与校区开业典礼；4、卡优公司股东群微信聊天信息，拟证明卡优股东群于2017年11月2日建立，股东人数为9人，包括杨璐宁，杨璐宁作为卡优公司的股东之一向卡优公司的其他股东自我介绍，股东在股东群里互相认识，股东群里杨璐宁对于卡优公司召集股东会通知或股东活动通知的确认，杨璐宁对于股东会决议的表决记录，杨璐宁对于卡优公司发展相关事项的建议，本案的原告杨璐宁、第三人陈叙贤、袁燕珍于2018年4月27日上午退出了股东群，且原告的微信信息就是从该股东聊天群信息中截取，原告最后于2018年1月22日在股东群发言，即证据4中聊天记录的132页。杨璐宁、第三人陈叙贤、袁燕珍的质证意见如下：对于证据1真实性确认，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确认，公司登记为教育咨询服务，实则为教育培训机构，应当依法向教育部门办理民办教育许可证，公司的出资为认缴制，档案登记的各股东未按认缴金额出资到位，第17页股东会决议页没有原告的签名，原告认为该份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想要证明的内容，即郑银珍将自己的股份5%转让给杨璐宁；对于证据2股东结构表，该股东结构表三性均不予确认，没有盖章，没有签名及相关机构的确认，内容是相互矛盾的，该份证据显示毕红昌认缴出资为20万元，下面表明毕红昌尚有34万元认缴出资没有实缴；对于证据3的照片，照片的三性均不确认，照片中没有杨璐宁，即使有的话，杨璐宁也是作为邻居去参加相关典礼，不能证明杨璐宁是股东，第24页显示是金榜题名公司，这与广州卡优教育有限公司没有太大关系；对于证据4的微信信息内容，与手机核对过，基本是一致，所以我方对微信的内容真实性是确认的，但对合法性及关联性是不确认的，杨璐宁转账的时间是2017年2月26日，不可能在2017年12月2日才进入股东群，杨璐宁进入股东群是因为郑银珍希望杨璐宁将借款转为投资，但是杨璐宁没有同意也没有签订相关的股权转让协议，也没有认识公司的其他股东，更加没有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所以该微信群未达成过任何的决议，也没有真实的公布公司的相关情况，只是郑银珍与搭档设计一个套路，希望原告继续投资，提醒法庭注意，被告微信信息中的第58页，郑银珍是将JASMINE以及WANG移除了群聊，说明群中除了这几个人之外还有其他人，第103页的右上角有另外一个群，显示是广卡金榜题名中高层群，这个可能是所谓的另外一个股东群，广州卡股东群里只剩下5个人，分别是微信号×××、wxid-XXX12、nXXXy、weid-XXX22、TXXX5，第134页显示2018年4月1日上午修改群名广州卡优股东群，微信群中的内容不能证明被告想要证明的事实，而且内容是很混乱的，从来没有做过有效的决定，强调一点，股东结构表中杨璐宁的出资时间是2017年2月26日。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卡优公司成立于2016年12月15日，卡优公司的商事主体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为郑银珍，住所为广州市荔湾区西湾路**之**自编202铺，注册资本为300万元，认缴出资期限至2036年12月31日止。经营范围：语言培训、舞蹈辅导服务、音乐辅导培训、教育咨询服务等。杨璐宁分别于2017年1月12日、2017年1月13日、2017年2月26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郑银珍支付150000元。此后，郑银珍（丙方）与杨璐宁（乙方）、卡优公司（甲方）三方签署《广州卡优教育有限公司代持股份协议》约定：乙方向甲方支付股本金额150000元，乙方同意以丙方名义对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并在登记机关登记股份，丙方自愿接受委托并遵守相关约定，增资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为300万元，乙方支付股金折合公司5％股；乙方委托丙方代为持有甲方公司5％股份；甲方有义务依据协议对丙方不适当的委托行为进行监督与纠正（擅自转委托其他个人或机构持有上述“代持股份”及其股东权益，不得对“代持股份”及其所有收益进行转让、处分或设置任何形式的担保等）；甲方保证在乙方拟转让“代持股份”时督促丙方提供必要的协助及便利，配合乙方完成相关的手续；甲方股东均同意根据各股东（包括乙方）的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分红权和剩余财产分配权；乙方作为“代持股份”的实际出资者对甲方公司享有实际的股东权利并有权获得基于此的全部投资收益；乙方有权在甲方同意下将“代持股份”转移到自己或自己指定的任何第三方名下，但必须书面通知甲方和丙方；经甲、乙、丙三方协商一致在不造成对方损失的前提下可以解除协议但必须履行以下程序：1.需提前30日向对方送达解除合同的预通知；2.30日内双方协商签署解除协议，逾期视为对方同意解除协议；3.30日期满，双方应互相配合在合理期限内做好所有法律文书的签署工作，并完成相关法律手续；未经对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将协议所涉及的事项向一切利害关系认披露等等。卡优公司的发起人为郑银珍、毕红昌、庄泽丽，庄泽丽于2017年5月10日将其认缴出资的60万元全部转让给郑银珍，卡优公司现商事登记股东组成为：郑银珍出资额232.5万元（占注册资本77.5％）、毕红昌占有出资额67.5万元（占注册资本22.5％）。郑银珍于2017年11月2日在微信×××上设立“广州卡优股东群”，并将卡优公司的股东杨璐宁、陈叙贤、袁燕珍、蔡锡贤、毕红昌、林朝晖、阮芷晴、郑演武拉入为“广州卡优股东群”成员。杨璐宁在该微信聊天群中以卡优公司的股东之一向卡优公司的其他股东作自我介绍，互相认识，杨璐宁在群聊中对于卡优公司召集股东会通知或股东活动通知有确认，也在群聊中对股东会决议及卡优公司发展相关事项作出过表态。原告于2018年3月9日向郑银珍、卡优公司发出《律师函》，认为在签订《广州卡优教育有限公司代持股份协议》后，郑银珍、卡优公司未依约将150000元用于公司教育增资扩股，商事登记注册资本仍为300万元，郑银珍占股77.5％，至今未增资扩股，未经其许可挪用上述款项用于另行开设的广东金榜题名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装修和个人支出，私自以卡优公司名义向外高息举债等，要求解除代持股份协议，并返还增资扩股款15万元。杨璐宁、陈叙贤、袁燕珍于2018年4月27日上午自行退出“广州卡优股东群”。诉讼中，郑银珍、卡优公司确认：卡优公司实际股东为9人，分别为郑银珍占股22.5%（商事登记77.5%）、毕红昌占股20.5%（商事登记22.5%，其中2%是代郑演武持有）、林朝晖占股20%、蔡锡贤占股10%、袁燕珍占股10%、杨璐宁占股5%、阮芷晴占股5%、陈叙贤占股5%、郑演武占股2%。本院认为，杨璐宁与郑银珍、卡优公司三方签署的《广州卡优教育有限公司代持股份协议》是当事人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签订的，该协议是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切实履行。在杨璐宁于2017年1月12日、2017年1月13日、2017年2月26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郑银珍支付150000元后，三方签订的协议约定杨璐宁出资150000元实际享有卡优公司5％的股权，并委托郑银珍代为持有，卡优公司的认缴资本仍为300万元。因此，该协议虽有“增资扩股”的表述，但其实质是在卡优公司的认缴资本仍为300万元的情形下，杨璐宁出资150000元受让卡优公司5％的股权。在杨璐宁完成出资购买股权后，郑银珍设立了“广州卡优股东群”微信群，杨璐宁也在群聊中对股东会决议及卡优公司发展相关事项作出过表态，实际行使了其股东权利。杨璐宁在本案诉讼中并未能举证证明被告郑银珍、卡优公司有违反《广州卡优教育有限公司代持股份协议》的约定和法律规定具备解除合同的情形的事实，且杨璐宁已实际成为卡优公司的股东，其不得擅自抽逃出资，杨璐宁不具有合同的解除权，本院对杨璐宁提出解除《广州卡优教育有限公司代持股份协议》及要求被告郑银珍退还出资款人民币150000元和利息，以及要求被告卡优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规定（三）》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璐宁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300元，由原告杨璐宁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劳灿辉人民陪审员  李丽玲人民陪审员  唐伟珍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书 记 员  张青婷钟子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