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177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家政，男，1988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定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军明，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雪晶，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袁福军，男，1966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珊，广东都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家政和上诉人袁福军相互之间因健康权纠纷一案，均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6民初29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黄家政上诉请求：1、请求按城镇居民标准赔偿残疾赔偿金及被抚养人生活费，需分别增加差额68365.6元、46928.31元，合计115293.91元；2、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上诉人事发前已经从事道路运输驾驶员职业多年、具有稳定的收入，且家庭长期居住在城镇，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赔偿残疾赔偿金。（1）上诉人自2011年3月1日取得经营性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资格，并持续进行年度诚信考核和计分考核（《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第34条规定），一直从事经营性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工作，具有稳定的、远高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2）上诉人自2014年5月起即受雇于被上诉人处，担任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职务，被上诉人每月为其发放工资。根据被上诉人亦认可的工资表，上诉人月平均工资为5401.22元，该收入水平远高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且该收入是稳定而持续的。（3）上诉人自2013年起即全家居住在江西省定南县县城。定南县城区街道办事处出具了居住证明，可以证明前述事实。（4）我国法律确定的侵权赔偿以有效弥补受害人的损失为基本原则，关于残疾赔偿以“收入丧失说”结合“劳动能力丧失说”作为评价残疾赔偿的理论依据。《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解释》）在立法时便遵循前述原则，即以“劳动能力丧失说”为原则，同时也综合考虑收入丧失与否的实际情况，以平衡当事人双方的利益（见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公布《人身损害解释》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侵权责任法》第二十条、《人身损害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人身损害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等规定，均遵循前述原则，以有效弥补受害人的损失为立法初衷和原意。对于本案而言，上诉人本可以其月平均工资5401.22元（即年收入64814.64元）为基数计算其残疾赔偿金，现在以深圳城镇居民平均收入（最新标准为年收入48695元）为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属于其对本人权利的处分，亦符合法律规定，应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而一审判决按农村居民平均收入水平为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不仅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能有效弥补上诉人的收入减损，违反了立法本意，凸显一审判决立场显失公正。综合前述，上诉人要求以深圳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其残疾赔偿金具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应该得到支持，具体金额为48695×20×10%=97390元，差额部分为97390-29024.4=68365.6元,一审对该诉讼请求的错误判项应得到纠正。（二）上诉人的被抚养人（父母亲）长期居住于定南县城，且被抚养人生活费应根据上诉人的身份状况适用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上诉人的被抚养人（即其父母亲）自2013年起居住在定南县城，且上诉人依前条所述应适用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赔偿金。广东省高院2012年全省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四点第（七）项规定，“受害人是农村居民但经常居住在城镇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可按照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裁判指引》第十五条亦明确规定，“被扶养人的生活费，应当按照受害人的身份状况，适用城镇居民或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因此，上诉人要求依据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应得到支持，具体金额为36480.6×（19+20）×10%/2=71137.17元，差额部分应为71137.17-24028.86=46928.31元。原审对该诉讼请求的错误判项应得到纠正。（三）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应遵循司法为民原则，体现社会的基本公平正义、体现司法对弱势群体的基本关怀。（1）上诉人出身农村，受家庭抚养教养多年方成长为掌握一技之长（道路运输驾驶员资格）的建设者，正值青壮年、尚未婚育即遭此厄运身受重伤，严重影响其今后的生活及劳动能力，事故发生后截止本上诉状撰写之时已逾二年半，上诉人所受伤害仍未完全痊愈无法拆除内固定（钢钉），也无法正常工作，其实际损失已经远大于起诉金额。人民法院的司法审判工作应充分体现对弱势群体的关怀爱护，依法保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纠正一审的不公之处，让上诉人感受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阳光与温暖。（2）被上诉人具有充足的赔偿能力且过错明显。被上诉人开设有深圳市富骏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该公司设立有宝安和龙岗两个分公司，被上诉人还拥有几十部工程自卸车，常年参与工程建设，效益良好，具有充足的赔偿能力。被上诉人在雇佣包括上诉人在内的驾驶员时，本可为员工缴纳社保和工伤保险以控制风险和为员工提供劳动保障，但被上诉人唯利是图节省社保费用、置员工的生命安全于不顾，导致上诉人受到伤害时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和赔偿，且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法律关系明确的维权要求百般推脱，徒增讼累，其主观过错明显，被上诉人的这一行为不应得到肯定与支持，否则对社会的诚信建设极为不利。（3）一审法院针对此案的审理立场明显不公。本案法律关系明确，但一审法院竟然在第一次审理时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后深圳中级法院撤销了一审法院的判决并发回重审。一审法院在重审时，又针对赔偿适用的标准违反立法本意和法律原则，错误选择适用农村居民标准，明显不足以弥补上诉人的损失，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在此案审理中的立场让上诉人明显感到不公正，令人疑窦丛生。请求依法纠正。袁福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第一项判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的所有诉讼费用。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认为侵权法第35条规定的是提供劳务者因劳务活动自身受到损害时的归责原则，而没有对第三人致害的情况进行相应的规定。故黄家政既可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也可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且一审还依据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初9051号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重审裁定）中认定的法律适用认为黄家政有权选择交通事故的责任人或雇主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袁福军认为，首先，一审依据重审裁定中的“适用法律错误”作出一审判决本身就是错误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0条规定，如果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二审法院应当“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而不是发回重审。发回重审的案件只是基于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或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二审法院才可以发回重审。而本案既然是被发回重审，就说明原审一审中并非“适用法律错误”。其次，一审法院在重审中对侵权责任法第35条的相关规定理解错误。一审认为适用第35条过错责任的前提是，造成劳务者受伤的“原因”应是劳务者“自己”的致害原因而非第三人即“他人”的致害原因，一审认为第35条要强调、区分的是导致受伤的“原因”。袁福军认为，第一，对于如何理解法条中的“自己”这两个词，应该联系整条法条来理解，第35条针对的是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的前提下，对提供劳务一方（也就是所谓的自己）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还是自己受到损害作了不同规定，区别的是因劳务活动造成的是“他人”还是“自己”受伤的情形的责任承担。这个“自己”还是“他人”区分的是因“劳务”这一相同原因所导致的受伤的主体（自己还是他人）的不同，而不是区分导致受伤的“原因”是自己还是他人的情形。第二，本案案由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修改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归属于“三十、侵权责任纠纷”项下，故本案也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相关法律规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课题组编著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理解与适用》对“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由明确“释义”；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与提供劳务者致害责任不同，前者针对的是雇佣关系内部雇主与雇员即提供劳务者与接受劳务者之间的责任分担，而后者针对的是劳务接受者与雇佣关系之外的他人之间的关系。在责任归责原则上，前者（受害责任）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而后者（致害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第三，目前司法实践中，针对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同类案件，均适用的是《侵权责任法》第35条的规定。例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粤高法民一申字第937号《民事裁定书》，以及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3237号民事判决书，均适用的是《侵权责任法》第35条的规定而非《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1条之规定。第四，退一步讲，本案即使按原审一审（发回重审前的一审）法院认为的，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原告（被上诉人）选择向雇主即接受劳务一方（上诉人）主张权利，被告（上诉人）作为接受劳务一方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仍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5条规定的“过错责任”原则。而本案中，上诉人在事故中不负任何责任，上诉人依法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上诉人车辆具备道路运输证，被上诉人具备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等，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所受伤害和损失均不存在过错。综上，本案最终适用的法律应是《侵权责任法》第35条。本法条规定的正是接受劳务一方（上诉人）对提供劳务一方（被上诉人）因提供劳务导致提供劳务的一方（被上诉人）受伤害的赔偿问题，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本案中，上诉人没有任何过错，故上诉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二）本案即使按照一审认定的事实及适用的法律来计算被上诉人损失，一审法院也在计算上出现了基本性错误，且重审一审法院认定的部分损失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1）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共有11项损失（被上诉人共主张12项损失，其中住宿费一项重审一审法院未予认定），总金额应为123353.19元，但一审在重审中错误计算为129488.15元。（2）一审法院在重审中一方面认定上诉人直接向被上诉人当时住院的新丰县医院支付了20000元，一方面又扣除上诉人垫付的医疗费用仅为18213.80元。所以本案就算是按照一审法院在重审中的认定来判决，其计算结果也是错误的。其次，一审法院对黄家政的部分损失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错误。具体为：①误工费，黄家政提供的工资表从2015年4月至2015年12月总计9个月，工资总额为35909元，月平均工资仅为3990元，但一审却认定月平均工资为5401.22元，从而导致在本案中的误工费总共多计算了10254.87元。②护理费，一审对护理费损失的认定，是参照2016年国有同行业中居民服务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予以计算的，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只有陪护人员有正常劳动能力的情况下而其又无法证实其收入来源时，才可以参照以上标准。而本案中，一审已经认定了陪护人员为黄家政父亲，且同时又认定其父是被扶养人之一，即其父亲既没有劳动能力也没有生活来源。黄家政提供的残疾证也证明其父亲为残疾人，不具备正常的劳动能力。一审参照2016年国有同行业中居民服务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计算被上诉人的护理费，缺乏依据。③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成年近亲属符合丧失劳动能力且无生活来源才属需要扶养的人。一审既然认定其父亲的护理费，即认定其父亲有劳动能力且有收入来源，就不应支持其被扶养人生活费。此外，黄家政母亲事故发生时未年满55周岁，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已丧失劳动能力，不属需要扶养的人。④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基于“侵权行为”而遭受精神痛苦的可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而袁福军并非本次涉案事故的直接侵权人，不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三）黄家政不能因同一损害获得重复赔偿，否则属不当得利。一审并未在诉讼过程中通知直接侵权人潘某及刘某到庭，以便查明被上诉人是否未获得任何赔偿。袁福军针对黄家政的上诉，辩称，（一）一审适用赔偿标准合理合法。黄家政于2015年4月才在袁福军处工作，并非对方主张的2014年5月。黄家政在袁福军工作时间不足一年时间。黄家政未能证明在事故发生前已经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并且有稳定固定的工资收入，一审适用法律正确。（二）关于黄家政指责袁福军没有为其购买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险，袁福军作为个人，社保制度并没有提供相应的途径办理社保，而且袁福军自己本身尽到了最大能力已经购买了四级责任险的系列商业保险，已经尽到了雇主的义务。黄家政在事故发生前可以起诉直接侵权人，但是却放弃了对保险公司的索赔，袁福军曾经多次要求黄家政提供交通事故认定书以及发票等原件找保险公司理赔，但是黄家政一直拒绝，所以导致袁福军车辆损失险有7万多元，一直到案件一审结束后才赔到，导致袁福军很大的经济损失。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黄家政的上诉。黄家政针对袁福军的上诉，辩称，（一）一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一条规定正确。（二）袁福军支付给医院的医疗费用2万元由医院收取，抵扣了住院费用，多的部分与黄家政无关，黄家政没有收取住院费用的余额，也未在诉讼请求当中请求支付住院费用，一审对该部分的处理是正确的。（三）袁福军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其余意见与黄家政的上诉状意见一致。黄家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合计304358元（其中医疗费6134.96元，误工费39248.87元、护理费6557.6元、住宿费15200元、交通费3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800元、营养费3000元、伤残赔偿金89266.6元，残疾辅助器15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26200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鉴定费1800元）；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庭审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赔偿金额总额变更为330884.27元。（依据广东省2017年年度人身损害赔偿金额标准：护理费变更为6986.1元，住宿费变更为17100元，残疾赔偿金变更为9739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变更为142274.3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系劳务关系，被告经营货车运输业务，原告是被告雇佣的驾驶员。2015年12月22日，原告在广东省韶关市新丰县工作时驾驶被告所有的重型自卸货车，与案外人潘某驾驶的轻型自卸货车在S244线203KM+970M处发生碰撞，造成两车不同程度损坏及原告左股骨中下段骨折的道路交通事故；2016年1月20日新丰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新公字[2015]第0080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案外人潘某负该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本案原告无责任；2016年3月11日，韶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韶公交复字[2016]第01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结论，维持了前述事故认定结论；事故发生后，原告当即被送往韶关市新丰县人民医院治疗，住院38天，住院期间产生医疗费18213.8元，出院医嘱出院后全休6个月，住院期间陪护一人，陪护人为原告父亲；一年半后视骨折愈合情况拆除内固定，费用6000元；2015年12月24日，被告直接向韶关市新丰县人民医院刷卡支付了20000元作为医疗费，并于2015年12月31日和2016年1月29日分别向原告父亲黄某支付了现金3200元和3000元，共计6200元；2016年8月16日，广东中一司法鉴定所出具粤中一鉴[2016]临鉴字3605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被告伤残程度为十级伤残，原告已支付鉴定费1,800元，原告主张出院后还产生复诊医疗费134.96元，其中中成药84.96元，放射费50元，被告以中成药无相应的病历对应为由对中成药费84.96元不予认可。一审另查明，原告系农村户籍，户籍地为江西省赣州市定南县，原告主张自2014年5月起受雇于被告从事运输工作，由被告按月支付工资；工作地点是韶关、肇庆，工作时居住地为河源市连平县。但原告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在深圳城镇连续居住一年以上；原告的被抚养人为其父亲黄某（出生日期为1954年5月29日）和母亲凌某（出生日期为1963年1月1日），黄某和凌某的扶养义务人数为两人。一审再查，原告于2011年3月1日取得经营性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资格，被告所有的重型货车于2014年4月2日取得道路运输证，且已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保险时间为2015年3月18日至2016年3月17日，保险人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清远中心支公司）和商业险（含车辆损失险、车上责任险和第三者商业责任险等，保险期间为2015年4月10日至2016年4月9日，保险人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清远中心支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被告争议的焦点有两个：一是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二是赔偿标准问题。关于争议焦点一，原告主张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被告不予认可，主张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是提供劳务者因劳务活动自身受到损害时的归责原则，而没有对第三人致害的情况进行相应的规定，本案中，原告系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因第三人而遭受人身损害，故原告既可请求雇主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也可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初9051号民事裁定书也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认定原告有权选择要求交通事故的责任人或者雇主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故对被告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原告主张其工作地点是韶关、肇庆，工作时居住地为河源市连平县，但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事发时已在深圳连续居住一年以上，故原告请求适用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各项赔偿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纳。根据《广东省2017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农村居民赔偿标准，原告的各项损失计算如下：1、医疗费，根据新丰县人民医院诊断证明书，一年半后视骨头愈合情况拆除内固定，费用约6000元；原告另提交了医疗费票据证明复诊费用为134.96元，本院予以采信。原告主张医疗费共计6134.96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2、误工费，原告住院共计38天，出院医嘱为全休半年。根据原告提交的被告确认的工资表，原告事发前的月平均工资为5401.22元，即误工费共计39248.87元[5401.22÷30×（38+180）]。3、护理费，根据新丰县人民医院诊断证明书，原告住院期间每天陪人一个，故本院参照2016年国有同行业中居民服务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67104元/年的标准予以计算，即护理费共计6986.1元（67104÷365×38）。4、交通费，原告没有提交交通费的正式票据，但考虑到原告异地治疗38天，交通费支出必不可少，本院酌情确定交通费为1000元。5、住宿费，原告受伤住院治疗，故其该项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6、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住院共计38天，原告主张以100元／天计算住院伙食补助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即住院伙食补助费共计3800元（38×100）。7、营养费，原告所受伤为骨折，法院酌情确定营养费1000元；8、残疾赔偿金，原告系农村户籍，伤残等级经鉴定为十级伤残，因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深圳市连续居住一年以上，故应按照2016年度广东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14512.2/年予以计算，即残疾赔偿金共计29024.4元（14512.2×20×0.1）。9、残疾辅助器具费，根据新丰县人民医院出院医嘱，一年内拐杖助行下地，原告请求残疾辅助器具费150元属于合理范围，法院予以支持。10、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的被抚养人包括父亲黄某（出生日期为1954年5月29日）和母亲凌某（出生日期为1963年1月1日），黄某和凌某的抚养义务人数为两人。按照2016年广东省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12414.8元/年予以计算，即被抚养人生活费共计24208.86元[12414.8×（19+20）×0.1÷2]。11、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受伤致十级伤残，给身体和精神造成较大创伤，法院酌情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12、鉴定费，原告提交了鉴定费发票证明其支出鉴定费1800元，法院予以支持。综上，原告各项损失共计129488.15元。被告除了垫付医疗费18213.8元外，另向原告支付现金6200元，扣除该已支付的6200元后，被告尚应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123288.15元。鉴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袁福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赔偿原告黄家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共计123288.15元；二、驳回原告黄家政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诉讼费2144元，由原告承担1345元，被告承担799元。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健康权纠纷，二审主要争议焦点是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一条，是否应当适用城镇标准，误工费、护理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的计算是否正确。关于劳务提供者与劳务接受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存在三种情形，一是承揽关系，一般是由平等的主体通过合同约定由承揽人完成一项特定的工作，并向委托人交付成果。承揽人是为自己的利益而独立进行工作，其在工作中受伤的，除非委托人的作为或者不作为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构成一项独立的一般侵权责任，否则委托人不承担侵权责任。承揽关系主要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调整。二是雇佣关系，一般是指以提供劳务为合同标的，雇员受雇主的管理、安排和指示，为雇主的利益进行工作。雇员在工作中受伤的，雇主承担无过错的侵权责任。雇佣关系的侵权责任主要规定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下称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提供劳务的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接受劳务一方在有过错的情形下才承担责任。在侵权责任法于2010年7月1日施行前，大多数情形之下的个人之间劳务关系属于雇佣关系，由雇主承担无过错的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保留了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责任的雇佣关系特征，但将提供劳务者因劳务受伤改为按过错承担责任，也即除非接受劳务一方对损害具有过错，构成了一项独立的侵权责任时，才承担责任，这种责任具有承揽关系的特征。该条主要是针对接受劳务的一方以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非以营利为目的而设计，工作的地点主要在日常家庭，而非工厂、道路、公众场所等可能存在工作设备、工具、共同工作的工友等安全隐患的因素；双方之间地位较为平等，管理与被管理、安排与被安排关系较为松散，具体的事务安排上主要取决于双方的协商。现实中主要指家庭保姆、家庭教师、提供接送儿童上学、家庭清洁、煮饭等的劳务。本案双方虽然均为自然人，但袁福军经营货车运输业务，属营利性质，黄家政受雇作为袁福军的驾驶员，为袁福军的利益而工作，其工作受袁福军的安排和管理，因此双方之间属雇佣关系而非个人提供劳务关系，一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认定双方的责任，并无不当。黄家政有权要求袁福军全额赔偿。黄家政受雇于袁福军从事运输并获取工作报酬，而黄家政也于2011年2月16日取得B2E驾驶证资格，其提交的经营性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证记载自2011年3月1日起初次领证，而定南县城区街道办事处也出具证明，证明黄家政自2013年6月8日起住在布衣，上述证据足以证明黄家政在事故前在城镇居住满一年并且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故应当以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本案一审法院于2018年4月19日最后一次辩论终结，经计算，其残疾赔偿金为97390元（48695×20×10%）。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公安厅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粤高法发[2004]34号）第30条规定：“被扶养人的年龄男性在十八周岁以上、六十周岁以下，女性在十八周岁以上、五十五周岁以下的，赔偿权利人应当提供劳动能力鉴定结论或县级以上人民医院出具的证明，同时应提供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证明其无其他生活来源的书面证明。”事故发生时，黄家政母亲未满五十五周岁，也无劳动能力鉴定结论或县级以上人民医院出具的无劳动能力的证明，故不属需要扶养的人。其父亲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城镇标准计算为34656.57元（36480.6×19×10%÷2）。关于误工费，根据黄家政提交的工资单，经核对，一审的计算正确，本院予以认定。关于袁福军主张的垫付20000医疗费，有相关的票据，而且出院时是由黄家政进行结算，本院因此予以认定,故实际医疗费为18213.8元，余款1786.2元，应当在赔偿总额中扣除。关于护理费，医嘱证明住院期间需一人陪护，不管实际陪护的人员是否有收入，一审以国有同行业居民服务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标准计算，符合护工工作的基本收入，并无不当。关于精神损害赔偿，袁福军对黄家政构成侵权责任，一审根据伤残等级，认定精神抚慰金10000元，并无不当。对一审认定的其他项目，当事人并无证据证明认定有不当，本院予确认。故黄家政的损失总额为202166.5元（6134.96+39248.87+6986.1+1000+3800+1000+97390+150+34656.57+10000+1800）扣除袁福军垫付的医疗费20000元的余额1786.2元，支付的现金6200元，袁福军还应赔偿194180.3元。综上，两上诉人均有部分上诉成立，本院支持其相应的请求，驳回其他请求。一审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6民初2965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袁福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上诉人黄家政194180.3元；三、驳回上诉人黄家政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诉讼费2144元，由上诉人黄家政负担944元，上诉人袁福军负担12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54元，由上诉人黄家政负担138元，上诉人袁福军负担131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康养审判员  李东慧审判员  陈俊松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徐 晶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