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民再28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李建新，男，1962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现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剑龙，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浩莉，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凤平，男，1957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官德政，湖北大纲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再审申请人李建新因与被申请人刘凤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1民终43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作出（2018）鄂民申1206号民事裁定书，依法提审本案。本院于2018年9月25日受理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1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再审申请人李建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剑龙、郑浩莉，被申请人刘凤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官德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已经审理完毕。李建新申请再审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五项规定，请求依法再审本案。理由概括为：1、原审事实认定错误，实际发生借款本金为400万元。2014年3月25日，李建新向刘凤平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主要内容为借款500万元，月息5分，5个月之内还清。但是，刘凤平实际出借资金为400万元，另外100万元预先扣除作为借款利息。李建新在本案中的案涉银行卡由刘凤平持有，在刘凤平转入490万元以前，余额为180万元。上述款项共计570万元于2014年4月3日被转入案外人深圳市豪德宏基发展有限公司（简称豪德公司），后又转入贵州龙里宏基商贸物流开发有限公司（简称龙里公司），并未交由李建新使用。刘凤平主张出借李建新4**万元并不属实，实际发生的借款金额为400万元，即2014年3月25日汇入该银行卡中的300万元。同时，案涉借款关系发生以后，原审认定李建新偿还本金140万元属于归还以前与刘凤平在2013年3月12日发生的1100万元借款，该项认定也是错误的。因为2013年发生的1100万元债务即使存在，也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李建新本案中的还款行为与该笔借款无关。2、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程序违法。本案诉讼标的达到500万元，且存在对140万元还款的定性问题，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不当。刘凤平辩称：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和实体处理正确，请求依法维持原判，驳回李建新的再审请求。事实与理由概括如下：1、原审认定2004年4月1日，刘凤平向李建新出借资金490万元，事实依据充分。2014年3月25日，李建新向刘凤平出具《借款借条》，其协助相当于借款协议，此后在同年4月1日，刘凤平分两次向李建新个人银行卡转入共计490万元。至于李建新主张其个人银行卡被刘凤平持有并无证据证明。2、原审认定李建新向刘凤平偿还的140万元款项，属于其归还2013年3月12日所欠刘凤平1100万元到期债务的一部分，并无不当。因为李建新20**年3月20日向刘凤平出具《承诺》时，并未将其应当归还的金额予以扣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在李建新并未举证证明已经偿还刘凤平1100万元到期债务的前提下，原审认定该部分案涉款项为李建新偿还此前所欠债务并无不当。3、刘凤平与李建新之间1100万元到期债务并不存在时效问题。刘凤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李建新偿还借款500万元及利息360万元（2014年3月至2017年2月，按年利率24%计算），后期另行计算（按照年利率24%计算）；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由李建新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刘凤平与李建新系邻居兼朋友关系，李建新系武汉智嘉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014年3月25日，李建新因经营需要向刘凤平请求借款500万元并于同日出具一份《借款借条》，约定：因资金周转困难，本人李建新今向刘凤平借款人民币伍佰万元整（￥：5000000元），支付月息5%，直到偿还所有本金为止。上述伍佰万元整借款经本人确认已收到此汇款。此据为凭。李建新作为借款人签名捺印，同时备注“5个月之内还清”。刘凤平于2014年4月1日委托其朋友余政发向李建新转账支付100万元，同时其妻李鸣亦于同日向李建新转账支付390万元，共计支付490万元。2016年3月20日，李建新向刘凤平出具一份《李建新偿还借款承诺书》，载明：本人李建新于二○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向刘凤平借款人民币伍佰万元整（见借条）。现本人承诺于本承诺书签字之日起5个月内，本人向刘凤平偿还上述借款并结清利息。就此。李建新作为借款偿还承诺人签名捺印。借款发生后，李建新于2016年2月6日向刘凤平妻子李鸣转账支付30万元、于2016年4月15日转账支付100万元，刘凤平于2016年4月16日向李建新出具一份金额为130万元的收条。2017年1月25日，李建新委托严朝钧转账支付10万元。庭审中，李建新辩称上述140万元还款系偿还本案所涉债务本金，刘凤平对于收款金额予以确认，但认为该款系偿还2013年3月12日1100万元欠款并提供了李建新出具的相应《承诺》。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所涉债务金额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民间借贷合同是实践合同，以资金的实际交付为生效要件。本案中，刘凤平以银行转账方式和委托付款方式向李建新个人账户支付了借款490万元并提供了相应的转账凭证予以证实，故双方的民间借贷关系因刘凤平的实际交付行为生效，依法应予以保护。庭审中，刘凤平诉称其以现金方式支付10万元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其该项诉称意见，因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故本案所涉债务本金应为490万元。关于李建新偿还的140万元是否应认定为偿还本案借款的问题。根据刘凤平提供的证据，本案所涉债务发生在2014年3月25日，而双方在2013年3月12日还有一笔1100万元债务。针对李建新提供的还款记录，刘凤平曾向其出具过一份《收条》，但并未明确该款系偿还前述哪一笔借款。若确如李建新辩称其还款系偿还本案所涉借款本金，那么其于2016年3月20日出具还款承诺书时理应将2016年2月6日还款30万元从借款本金中扣除，不应出具本金为500万元的还款承诺书。同时，按照民间借贷还款应先还旧债再还新债的交易原则，除非双方明确约定，否则李建新应清偿2013年1100万元欠款后再偿还本案所涉债务，由于其未能在举证期限内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其已经清偿1100万元债务，刘凤平当庭不认可140万元还款系偿还本案所涉债务，故对于刘凤平要求将140万元抵扣本案借款本金的辩称意见，事实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要求刘凤平偿还相应借款利息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如前所述，双方约定借款月利率5%明显超过前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调整。由于李建新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其支付过本案所涉借款本息，刘凤平要求其按年利率24%支付借款利息及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前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经计算，自2014年4月1日借款发生之日起暂计至2017年2月28日，李建新应向刘凤平支付利息343万元（490万元×2%×35个月），自2017年3月1日起，李建新还应按本金490万元、月利率2%支付利息至全部债务清偿时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1、李建新向刘凤平偿还借款本金49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截至2017年2月应支付利息343万元，自2017年3月1日起按本金490万元、月利率2%支付利息至全部债务清偿时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2、驳回刘凤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000元（已减半收取，刘凤平已预交），诉前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41，000元，由刘凤平负担945元，由李建新负担40，055元。李建新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2017）鄂0112民初90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1、本案所涉债务本金数额如何认定？2、李建新偿还刘凤平140万元是否应当认定为偿还本案所涉债务本金。关于本案所涉债务本金数额如何认定的问题。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李建新于2014年3月25日向刘凤平出具一份《借款借条》。刘凤平委托余政发、李鸣于2014年4月1日向李建新转账支付共计490万元。2016年3月20日李建新向刘凤平出具一份《李建新偿还借款承诺书》。双方对于查明的上述事实均不持异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成立并生效，合法债权应得到法律保护，本案所涉债务本金应为490万元，李建新上诉主张只收到400万元借款本金，无证据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所涉借款本金为490万元于法有据，二审依法予以确认。关于李建新偿还刘凤平140万元是否应当认定为偿还本案所涉债务本金的问题。二审认为，刘凤平认可收到李建新还款140万元，但认为并不是偿还本案借款本金，并提交证据证明双方还存在其他的债务往来，140万元不应从本案所涉借款本金中予以扣除。李建新一、二审均主张140万元系偿还本案所涉借款本金，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综合本案相关证据，结合民间借贷资金往来和交易习惯，对140万元不是偿还本案所涉债务本金的认定正确，二审依法予以确认。故，李建新主张其偿还的140万应从所涉借款本金中予以扣除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建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2，000元，由李建新负担。再审中李建新向本院申请调查收集其在中国工商银行卡（开户行：武汉市常青花园支行，卡号尾号为5130号），2017年3月23日、3月24日、3月25日、4月1日等交易信息及对应的账号信息（详见书面调查清单）。申请理由是申请人因客观原因无法自行收集上述交易中的付款人及付款账号信息。合议庭经过评议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有明确规定。李建新向本院申请调查其本人银行卡的相关，依法不属于上述应当由人民法院调取证据的范围，故对李建新的上述申请不予准许。本案再审中，李建新提交了三组证据作为新的证据：第一组证据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时间为2014年3月24日、3月25日，拟证明证明李建新借款借条中500万元的组成，其中3月24日打给豪德公司的200万元，3月25日打款给豪德公司的100万元，都是案涉500万元中的一部分。第二组证据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时间为2014年4月1日、4月3日，拟证明以李建新名义向豪德公司转账190万元，豪德公司当天又转给了龙里公司，这两笔钱都是当天进当天出。该案涉银行卡当时由刘凤平控制，转款也是刘凤平进行。第三组证据为《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拟证明刘凤平起诉时陈述的给付李建新资金的明细，与李建新这个时间点的银行卡流水不符。并且案涉570万元是案外人沈鸣收取的，不是李建新收的刘凤平质证意见：第一，真实性不持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这张卡载明的名字是李建新，现在没有证据证明刘凤平控制了卡并进行了操作，非本人不能进行转账操作，柜台、ATM机都不行，没有李建新的配合不能转账，李建新称不知情不符合常理。第二，原审中刘凤平举证证明了490万元的组成，李建新认可真实性，并且李建新给刘凤平出具的借条也认可这个数额。另外，这两组证据不是新证据，并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第三，这份明细印证了刘凤平转入两笔资金，100万元和390万元，印证了刘凤平在原审中向法院出示证据的真实性，其他数额与本案无关。刘凤平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对李建新提交的上述证据，评析如下：第一组证据，属于二审判决作出以前即存在的证据，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因李建新未举证证明该案涉银行卡为刘凤平控制，故该份证据不足以达到其证明目的。第二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因李建新并未举证证明该案涉银行卡为刘凤平所控制，并且李建新同时身兼豪德公司、龙里公司股东，故该份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第三组证据中所涉两笔款项，共计490万元，与刘凤平一审中提交的银行转款凭证相互对应，因该份形成于原二审判决作出以前，故不属于新的证据。再审查明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予以认定。本院再审认为，根据各方的意见，综合当事人的诉辩观点，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可归纳为：一、本案所涉债务本金数额应当如何认定？二、李建新向刘凤平支付的140万元款项是否应当认定为偿还本案所涉的债务本金？关于本案所涉债务本金数额应当如何认定的问题。结合一审查明事实，刘凤平在2014年4月1日通过其妻子李鸣、案外人余政发的个人账户，向李建新尾号为5130的银行卡分别汇入390万元、100万元（见一审正卷第34页）。2017年5月10日，余政发为此接受了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的调查询问，并在询问笔录上签字确认。李建新申请再审称，其实际受到款项为400万元，其中300万元为刘凤平2014年3月25日直接汇入其尾号为5130号银行卡中，另外100万元为刘凤平根据其指令向案外人账户汇入100万元。但是，结合李建新提交的其尾号为5130为银行卡银行历史明细清单，2014年3月25日，李建新上述银行卡共计发生了4笔资金变动，其中从尾号为0201账户分2次汇入200万元；向尾号为1279账户汇出100万元（跨行汇款），并支付汇费10元。同时，李建新20**年3月20日向刘凤平出具《偿还借款承诺书》中载明：本人李建新于2014年3月25日向刘凤平借款人民币伍佰万元整（见借条）。现本人向刘凤平承诺于本承诺书签字之日起5个月内，本人向刘凤平偿还上述借款并结清利息。李建新签名并按捺手印。另外，李建新还主张，与刘凤平为朋友关系，该银行卡由刘凤平持有，但再审庭审中李建新并未举证证明刘凤平持有其该案涉银行卡的事实存在，故应当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原审认定刘凤平主张另外10万元以现金方式给付的主张缺乏证据证明，故最终认定案涉借款本金总金额为490万元，事实依据充分；李建新主张其实际借款本金为400万元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李建新向刘凤平支付的140万元款项是否应当认定为偿还本案所涉的借款本金的问题。结合原一审查明事实，李建新于2016年2月6日向刘凤平妻子李鸣个人账户转账30万元，于2016年4月15日转账100万元；刘凤平2017年4月16日向李建新出具金额为130万元的收条一份。载明内容为：今收到李建新人民币壹佰叁拾万元整（本金）。收款人：刘凤平。此外，原一审还查明李建新委托案外人严朝钧转账支付10万元，刘凤平对收到该笔款项予以认可。双方争议之处在于，李建新偿还刘凤平的案涉140万元款项，是否应当冲抵本案案涉借款本金。刘凤平主张，李建新此次偿还的140万元，是用于偿还其2013年3月12日向刘凤平出具的《承诺》中所涉1100万元的债务，与本案无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李建新20**年3月20日向刘凤平出具《偿还借款承诺书》中载明：本人李建新于2014年3月25日向刘凤平借款人民币伍佰万元整（见借条）。现本人向刘凤平承诺于本承诺书签字之日起5个月内，本人向刘凤平偿还上述借款并结清利息。结合李建新出具该份承诺、以及向刘凤平还款的时间节点分析，李建新在2016年2月6日，即出具案涉还款承诺书以前向刘凤平的妻子李鸣付款30万元，如果上述款项是用于偿还本案案涉借款本金，按照常理李建新应当在案涉《偿还借款承诺书》中指出在该笔30万元应予以抵扣，否则就不应当向刘凤平承诺偿还其出具借条中载明的案涉借款本金并结清利息。另结合刘凤平起诉时到期借款利息金额分析，本案借款期间为2014年4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合计35个月，李建新应付到期利息为490万元×2%×35个月=343万元；鉴于李建新除向刘凤平支付140万元款项外，并未举证证明还存在向刘凤平偿还借款行为，且案涉140万元款项不足以偿还李建新在本案中的到期借款利息，其主张该部分款项系用于偿还本次借款本金的主张，事实依据并不充分。关于刘凤平2016年4月16日向李建新出具的金额为130万元《收条》中载明的“本金”应当如何理解的问题。原一审中，刘凤平提交了李建新20**年3月12日向其出具的《承诺》一份，载明已经支付刘凤平利息400余万元，尚欠本金1100万元，并承诺于2013年12月底付清（一审正卷第40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即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还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综上，李建新所欠刘凤平的到期债务均为金钱之债，李建新并未举证证明已经清偿了上述1100万元本金债务，故根据刘凤平出具的收条中载明有“本金”的字样，应当认定为刘凤平作为案涉金钱之债的债权人对李建新履行债务行为作出的选择。综上所述，李建新的申请再审理由均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1民终4342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晓辉审判员  梅启勇审判员  郭登友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万冬冬书记员刘晓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