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民终2025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绍洪，男，汉族，1971年11月14日出生，住广东省蕉岭县。委托代理人：张立东，广东云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永春，男，汉族，1970年1月24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代理人：卢晓红，广东政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吴嘉颖，广东政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绍洪因与被上诉人黄永春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1民初80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绍洪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裁定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2.本案诉讼费由黄永春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有证据证明黄永春及其他股东投资款已经实际支付公司购买设备款项及其他经营费用，无返还根据，属事实认定错误，应当发回重审。1.2014年8月份开始，王绍洪与黄永春及其他两个股东林某、王某每人先后出资30万元现金，为共同筹建广州恺立祺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恺立祺公司），约定由王绍洪统一收取和支出该投资款；2014年9月16日恺立祺公司以法定代表人林某的名义签订《(房屋及场地)租赁合同》，承租位于广州市白云区金盆大道中金树盆三巷5号厂房和空地，总面积2100平方米，用于安装机器设备。2.2014年8月26日，四人共同到浙江省瑞安市精华机械有限公司签订了《工业产品买卖合同》，订购YAD8800A2电脑印刷机一台、GF800Q干式复合机一台、WFQl300分切机一台，合计金额550000元。2014年8月24日、2014年11月1日分别购买了制袋机，合计金额298000元。3.2015年3月27日，上述四人共同向广州市白云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设立恺立祺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林某，四人各占公司股份的25％，工厂实际管理人为黄永春，至2015年1月22日四人投资现金金额已达100余万元。2015年7月1日四人为筹建公司花费金额已达132万余元，黄永春在《支出证明单》上签字确认单号01号至单号42号股东投资款支出证明内容属实，实际用于购买设备及其他经营费用。其他股东也予以签字追认。4.2017年8月24日，四人因原公司环保问题，一致同意将恺立祺公司“名称”转让给他人，机器设备并没有一起转让。后经多次转让，2018年8月23日变更经营范围为批发零售。5.四人利用原公司设备重新租地进行生产，重新设立新公司广州康优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优公司），经营范围不变，还是加工印刷业务，原恺立祺公司一直使用的机器设备搬迁到新公司康优公司位于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广从七路28号自编A2地址，承租人为法定代表人黄永春，租赁面积为1172平方米，用于生产车间使用，工厂实际管理人为黄永春。至此，该批设备自原公司开业后持续经营至新公司成立后，上述设备在2017年6月9日黄永春和王某退出新公司，转由王绍洪和林某继续经营，四人对公司资产进行了清算和对账，王绍洪和黄永春之间无债权债务关系。因此，自新公司筹建购买设备开始到黄永春退出新公司前，该批设备一直在黄永春控制下占有使用，直到王绍洪接手为止。现该批设备已经被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日作出的(2018)粤0111民初9422号民事裁定和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2日作出(2018)粤1971民初26188号民事裁定，因民事纠纷依法查封。上述被查封设备就是原公司四名股东共同出资购买的该批设备，也就是说原公司的名称虽然因为工厂环保评测问题而转让，但是工厂设备、生产人员包括股东依旧不变，继续在新公司地址进行加工生产。（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四名股东共同出资，在公司筹建期间，由王绍洪负责管理和支出是股东共同意愿，王绍洪的代管投资款的行为依法应当认定为代表全体股东管理资金的代理行为，该代理行为事后得到全体股东的认可，依法应当认定为有效代理，黄永春要求返还投资款没有法律依据。黄永春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且王绍洪二审提交的证据除康优公司工商档案、王某出资证明、法院查封裁定外，其余证据均已在一审时提交，并非新证据，上述未在一审提交的证据也与本案无关，因此本案不应发回重审。2.本案并无证据证明机器设备及其他经营费用是以恺立祺公司的名义支出，机器设备买卖合同均是以王绍洪个人名义签订，后续也未开具正式发票或收据证明以公司名义购买，至于只有王绍洪签名或无任何签名盖章的支出证明单，是任何时间都可以形成的单据，因此该证据没有证明力。3.黄永春在2015年7月1日的《支出证明单》上签名并非确认该项单据的支出，仅是应王绍洪要求，依据其提供的现金支出证明单记录数据；且该支付证明单的总额132万多与各项支出之和103万多不相吻合，不存在签名确认一说。其他三名股东于一审庭审后在该证明单上候补签名的行为更不能认定是确认该笔支出的行为。4.工商登记显示，黄永春并未在恺立祺公司担任任何职位，更不是该公司的实际管理人。5.即便如王绍洪所述，康优公司存放的设备就是王绍洪签订的买卖合同项下的机器设备，该机器设备也并未登记在康优公司名下，并非康优公司资产。且2017年8月，黄永春不得不以0元转让股权的方式退出恺立祺公司，2017年6月，黄永春以相同方式退出康优公司。如王绍洪所述，黄永春退出两个公司后，机器设备一直由王绍洪控制和使用。另外，在王绍洪提交的另案民事裁定中，申请人因买卖合同纠纷仅要求查封冻结王绍洪的个人财产，法院却查封了存放在康优公司的机器设备，恰好印证该机器设备是王绍洪的个人财产，而非康优公司资产，更不是恺立祺公司的资产。6.本案争议的是黄永春在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前提下，王绍洪作为代收出资款一方，未将出资进行实缴，未用出资款购置公司资产，导致黄永春从根本上未能按实缴比例取得分红，最后以转让股权方式退出两个公司时，也未取得任何对价。该事实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而王绍洪在一、二审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股东出资款实际转化为公司财产或经营，因此，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黄永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王绍洪向黄永春返还人民币35万元；2.王绍洪向黄永春支付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返还上述款项之日的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3.本案诉讼费由王绍洪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8月19日、10月21日，黄永春向王绍洪转账10万元、20万元，王绍洪于上述日期分别向黄永春开具《收条》，分别称“兹收到黄永春先生合资公司资金款壹拾万元正（100000.00）”、“兹收到黄永春合作开办公司投资款贰拾万元正（200000.00）”。2015年4月1日，黄永春向王绍洪转账5万元，王绍洪亦确认上述款项为追加投资。广州恺立褀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3月31日，注册资本为50万元，该公司在申请成立之初，股东分别为林某、王绍洪、黄永春、王某，股权比例各为25%，法定代表人为冷伦。2017年8月28日，黄永春经广州市白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变更登记，公司股东及控股情况变更为冷伦（认缴出资30万元，持股比例60%）及李强（认缴出资20万元，持股比例40%）。王绍洪提交工业产品买卖合同、保证金收据、租金收据、现金支出证明单、支付证明单、账户明细查询、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支出款单据，拟证明合资款都已经支出，都是用到工厂中去，提交租赁合同，拟证明厂房租金的缴纳情况。以上事实，有企业工商登记档案、《收条》、银行转账记录、工业产品买卖合同、保证金收据、租金收据、现金支出证明单、支付证明单、账户明细查询、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支出款单据、租赁合同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黄永春向王绍洪共转账35万元用于合作开办公司，王绍洪对此予以认可，黄永春主张王绍洪并未将其投资款实际用于公司经营，王绍洪虽提交证据拟证实其将上述款项用于公司成立及经营，但其提交的证据材料无法证实与广州恺立褀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具有关联性，且无其他证据证实黄永春所支出的款项已实际转化为广州恺立褀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名下财产或经营，王绍洪所称的购买的机器设备亦未登记在广州恺立褀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名下，无法证实为广州恺立褀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而购买，故黄永春要求王绍洪返还35万元及从起诉之日即从2018年7月2日起至实际返还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王绍洪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黄永春返还款项35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8年7月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返还款项之日止）。本案一审受理费6550元，由王绍洪负担，并于判决履行期限内向一审法院缴纳。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王绍洪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汇款凭证。拟证实股东王某出资情况。2.支付证明单。拟证实四名股东确认入股投资款支出情况。3.法院查封裁定及照片。股东共同购买的设备被法院查封，该批设备即原公司股东共同购买使用的同一批设备。4.股东王某、林某的证人证言。5.王绍洪购买设备时支出的银行流水凭证。证据4、5拟共同证明黄永春主张的出资款已经实际用于成立的公司设备购买款项中，没有理由退回。6.黄永春在康优公司任职期间管理上述设备的录像光盘。拟证实现被法院查封的该套设备也是恺立祺公司当时购买的设备，设备虽未登记在公司名下，但一直处于出资人控制下，黄永春对此情况是知情的。此外，王绍洪表示其二审提交的证据2支付证明单与一审提供的支付证明单一致，但其中2015年7月1日的支付证明单在一审判决后由其他股东补签名，以表明全体股东均确认出资款的支出情况。黄永春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证据证明王某向王绍洪账户汇入投资款，无法证明该款项实际转化为恺立祺公司名下财产或经营。对证据2的三性不予确认，王绍洪一审已经提交过，黄永春已在一审时针对该证据发表意见。王绍洪是以第43号支付证明单在一审后由其他三名股东追认为由作为新证据提交，但该证据涉嫌伪造。该单据一审质证时并无其他三名股东签名，不排除二审上诉前由王绍洪、林某及王某串通后直接在上面补签了三个签名；43号支付证明单是根据1-42号证明单统计而来，但1-42号证明单有一大半无任何签名或盖章，另外一半只有王绍洪一人签名，显然1-42号证明单从未经过四名股东或公司确认，更不存在林某出庭时陈述的“四名股东每个月均有对账”的事实；43号证明单的总金额132万多也和该证明单上记录的各项开支总和103万多并不吻合，足以确认四人并未核对证明单上的数额，而直接在43号证明单上签名确认。未核对每项开支数额，也未在1-42号证明单上附有支付凭证的单据，不能认定为对账。综上，该证据的签名并非一审后经过四名股东对账后签名确认形成，而是三人串通后擅自添加，该行为涉嫌伪造证据。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康优公司被查封与本案无关，查封的事实不能证明该设备属于康优公司资产，更不能证明该设备用于恺立祺公司或所有权属于恺立祺公司，且根据民事裁定书，另案买卖合同纠纷的原告仅申请查封王绍洪个人名下的财产，但法院却查封了位于康优公司的机器设备，反而证明查封的机器设备并非公司资产，而是王绍洪个人财产。证据4不予确认，对于证人的资质有异议，一审中该证人已经旁听庭审过程，且一审法院已经以证人与本案有利益冲突为由驳回其作证申请。另外，王某陈述四人前期共出资的120万确已支出，但其并不清楚机器设备是否登记在公司名下，且认为机器设备是公司的，而公司是属于四个人的。该证言在法律上意即公司资产等于股东资产，王某实际也承认了机器设备是个人所有；且公司掌握业务的股东即掌握了财务，甚至不排除早巳收回各自的投资款；其也证实支出了投资款与机器设备是否登记为公司财产是没有关联的。王某证言还证明：四人没有明确分工，也从未分红；且公司成立后虽有设立公账，但追加的投资款还是由王绍洪收取。林某以下证言相互矛盾，显然无法成立：先陈述四人没有具体分工，又陈述黄永春管理厂及财务，最后又陈述其自己管理公司财务；其陈述四人每月均有对账并签名，但王绍洪提供的证据中无任何四人签名的单据(除43号支付证明单候补签名外)；其陈述公司收支款部分打入公司指定账户并支出，与王某陈述不一致，也没有证据证明；但其陈述“通过王绍洪个人账户进行公司的收支”与王某陈述“收回货款后资金并没有进入公司公账”相一致。证据5银行流水凭证的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王绍洪提供银行流水拟证明购买机器设备的支出，但该支出与买卖合同总金额80多万不一致，且与是否用于恺立祺公司、是否为公司资产等事实没有关联。证据6的三性不予确认，即便是同一套设备也无法证明是康优公司或恺立祺公司的资产。且该证据来源不明，无法显示拍摄地点和时间。其内容均是黄永春站在机器设备旁，看不出与本案有何关联。虽然黄永春确认公司运作时有机器设备，但该机器设备位于公司场地，并不意味着转化为公司经营。本院二审另查明：诉讼中，王绍洪表示在恺立祺公司设立过程中，其他出资人林某、黄永春、王某将资金转入王绍洪的账户内由其一并支出，出资款项已实际用于购买机器设备及房屋租赁、装修等前期费用支出。王绍洪并于一审期间提供2014年8月至11月期间其个人名义签订的《工业产品买卖合同》、以林某名义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以及王绍洪个人账户支付设备款项的银行流水明细查询单。另王绍洪提供2014年8月25日至2015年5月的1-42号支付证明单，记载有机票、机器设备款、厂房保证金、租金、差旅费、材料费等一系列支出情况，并提供2015年7月1日由黄永春签名的支付证明单，其中载明“由01-42号支付证明单共计支出1323120.20元。（其中2机械定金125000元；3厂房租金、保证金73500元；12预付电力工程款15000元；13.18装修款11324元。）”。王绍洪认为该2015年7月1日的支付证明单是出资人共同核对支出情况后形成。黄永春则认为该支付证明单仅是对其他42张支付证明单的数据进行记录，黄永春也只是应王绍洪的要求签名，但王绍洪并未提供实际支出凭证，故其不确认王绍洪主张的投资款支出事实。二审期间，王绍洪提供证人林某、王某的证人证言并到庭进行质证。林某、王某均表示在公司设立期间，四人各出资30万元，出资款打入王绍洪账户内统一支出用于购买设备、支付厂房租金、装修费用等，其中机器设备有凹版印刷机、干式复合机、分切机，是四人共同去浙江地区采购，由王绍洪签订合同并支出设备款，恺立祺公司成立后设备未登记在公司名下，但一直实际使用。黄永春确认其曾一同前往订购机器设备，但认为对于合同签订、货款支付的情况不知情，同时黄永春认为其在恺立祺公司成立后仅在公司内做杂务，没有实际任职，其确认恺立祺公司在经营期间实际使用相关厂房、设备进行生产，但认为对厂房租赁情况不知情、设备也未登记在公司名下，故不确认王绍洪将其出资款投入公司。本院认为，关于王绍洪在2014年、2015年共计收取黄永春35万元投资款的事实，双方均予以确认。现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黄永春提出的返还出资款主张是否成立。根据王绍洪向黄永春开具的《收条》及双方当事人陈述，案涉款项性质虽系黄永春与王绍洪、林某、王某四人合作开办公司的投资款，但各方并未约定将该投资款直接作为拟开办公司的注册资本金转入公司账户内，因此王绍洪未以该款实缴新设公司的注册资本金并不违背各出资方的真实意愿。而根据王绍洪提供的工业产品买卖合同、房屋租赁合同、银行账户明细查询以及现金支出证明单等证据，已充分证实王绍洪在收取相应投资款后已实际用于公司筹备期间的设备采购、厂房租赁、装修工程等各项支出中，且黄永春本人不仅在2015年7月1日的支出证明单中签名确认共计1323120.20元的费用支出事实，亦在诉讼中认可恺立祺公司实际使用上述厂房、设备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因此，王绍洪主张其已将案涉投资款实际投入公司经营活动中，证据确凿充分，本院予以确认。而相关设备、厂房是否实际以公司名义进行权属登记，并不影响案涉投资款实际投入公司设立、经营的事实认定。故黄永春要求王绍洪返还其投资款，理据不足，不应予以支持。至于此后在恺立祺公司经营期间的款项收支情况及设备后续处置情况，均与本案讼争投资款的支出事实无关联，本院不予审查。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未全面审核王绍洪提供的证据内容，导致对事实认定错误，判决不当，本院予以撤销。王绍洪的上诉请求，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1民初800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黄永春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6550元，诉讼保全费2270元，均由被上诉人黄永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莫 芳审判员 杨 凡审判员 汤 瑞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李泳筠华章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