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26民终2051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陶乙叶，女，1988年3月4日出生，侗族，贵州省天柱县人，户籍地天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小莲，女，1962年11月25日出生，侗族，贵州省天柱县人，住天柱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吴世权，男，1969年6月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岑巩县人，现住岑巩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跃，贵州维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凯里市耐普汽车修理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22601MA6F3JP92T，住所：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清江路湾溪加油站旁。经营者：杨光清，男，1970年12月21日出生，苗族，贵州省凯里市人，住凯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曾育，贵州省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岑巩支公司，住所：岑巩县新兴开发区新兴大道下段。负责人：聂宏，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远洋，贵州洲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东南中心支公司，住所：凯里市金桥路**。负责人：陈华江，该公司总经理。一审被告：文化珍，女，1973年8月20日出生，苗族，贵州省凯里市人，小学文化，自由职业，住凯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灵，贵州兄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陶乙叶因与被上诉人吴世权、凯里市耐普汽车修理厂、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岑巩支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东南中心支公司，一审被告文化珍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2018）黔2601民初23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陶乙叶上诉请求：1、上诉人因不服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2018)黔2601民初2313号民事判决书，特依法提出上诉，希望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撤销原审人民法院的错误判决。2、请求追加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代平的父母和凯里经济开发区公安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为被上诉人。3、请求判令上列共同被告共同承担本案上诉人的损失共计人民币325197.14元。4、判令上列共同被告承担本案的一审诉讼费、二审上诉费。事实及理由：一、原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造成本案不能得到公正、合理、合法的判决。1、首先上诉人（原审原告）陶乙叶在事故发生前是被代平邀约去吃饭，在吃饭过程中原告陶乙叶从未饮酒，座位是在驾驶室后面，属正常乘坐车辆，无任何责任，交警在事故责任书中已经认定，而在一审判决书中一审法官判决正常乘坐人陶乙叶承担交通事故的30%，由代平承担70%。其它乘坐人是林龙又承担多少呢？当时车上又不是只有陶乙叶1人，显然无事实和依据，这样划分有失公平、公正原则，反而让上诉人（原审原告）的痛苦更加加重。2、一审法院没有将代平的父母及黔东南州公安局凯里经济开发区公安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追加进来，造成本案事实不清。首先代平的父母是代平的财产法定继承人，应该通知参加到诉讼中来，而交通警察大队所作的笔录是上诉人（原审原告）还在州医院重症监护抢救室，意识、伤情还没完全恢复脱离危险的情况下所作的笔录，造成证据之间自相矛盾。违背了证据使用原则，所以交警大队的笔录不能采信。3、一审法院判决赔偿原告陶乙叶57637.48元太少，与法律相违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程序和法律错误。在此次交通事故中，黔东南州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公安分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代平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也就是100%。文化珍、陶乙叶、吴林龙无责任。但一审法院却自作主张，无事实证据判决陶乙叶承担交通事故30%的责任。完全违背了交警大队的认定。而本案有一定的难度和复杂性，一审法院不应适用简易程序应转为普通程序，但却不转，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导致本案不能公正判决。为此，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律程序，认定事实不清，致使本案得不到公正合理的判决，希望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直接改判或发回重审。吴世权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使用法律正确，上诉人陶乙叶在一审中主张对其赔偿项目部分使用城镇户口的标准，但是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关于责任划分，上诉人陶乙叶是车辆车上人员，在明知杨代平醉酒而继续乘坐，有一定的责任，一审认定判决书上诉人承担30%的责任，使用法律正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凯里市耐普汽车修理厂辩称，一、保险公司应对本案承担赔偿责任。1、一审法院认为两车没有发生碰撞，故文化珍车辆投保的太平洋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此认定完全错误，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显然保险公司承担理赔责任的前提是发生了“交通事故”。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五）项的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显然法律并未将两车相撞（接触）作为定义交通事故的必然要素，无论两辆车辆是否接触，只要因过错或意外并导致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皆为交通事故，而前述《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条例》及保险公司承保的保险合同条款中皆以“交通事故发生”作为理赔的依据，在免责条款及声明中也未将此类情况列明为免责事由。因此两车未接触不能作为保险公司免责的理由，同时，又根据贵州省“不分责、不分项”的司法实践，太平洋保险公司完全应当对陶乙叶承担交强险理赔责任。2、陶乙叶所乘坐的奔驰车在中国人保公司投有座位商业险，每个座位十万元，但一审法院认为奔驰车驾驶员系酒后驾驶，故根据保险条款的免责约定，其不应承担理赔责任。一审判决此认定完全错误，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及第二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的规定，保险人不仅应当提供附条款的保险单并作说明，而且对于免责条款应在保险单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且应对相应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口头的形式作出说明，否则免责条款无效，但一审庭审中中国人保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己经以书面或口头的形式对免责条款作出说明，且该公司及奔驰车主吴世权也未向法庭提交附有保险条款的保险单（吴世权提交的包含座位商业险的“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单”没有相关保险条款），也即在保险公司尚未向投保人提供保险条款的情况下，更不可能履行“书面、口头说明”义务，其至相关免责条款根本就不存在。需说明的是，在另案文化珍第二次起诉赔偿的案件中（案号为[2018]黔26**民初2679号），中国人保公司一审当庭提交了奔驰车主吴世权“签名”的商业险投保单、免责声明书，但吴世权当庭否认系其本人签名，也否认见过此两份材料，庭审后中国人保公司向法庭书面承认签名非吴世权本人所签，这进一步证明保险公司并未履行免责条款说明义务（因凯里市法院不同意复制，故请二审法院向凯里市人民法院核实）。因此，相关酒后驾驶保险公司免责的条款无效（目前也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免责条款），中国人保公司应当承担座位险理赔责任。据此，一审判决认定陶乙叶损失的计赔总额为274464.20元，故扣减交强险赔偿120000元和座位险赔偿100000元后余54464.20元，按一审判决逻辑，汽修厂在代平承担的70%责任中承担30%，及54464.20x70%x30%=11437.48元。显然，一审判决汽修厂赔偿57637.48元完全错误，事实上判决汽修厂所承担的比例也过高，极不公平。二、耐普汽修厂不应承担责任。虽然汽修厂没有提起上诉，但事实上代平并非汽修厂员工且汽修厂也并非车辆的管理人，汽修厂根本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关于汽修厂不应承担责任的理由在一审答辩状中有表述，在此需强调的是，首先，即使认定耐普汽修厂系奔驰车管理人，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千问题的解释》第一、二条的规定，管理人承担责任的前提是“有过错”，而该车并不存在机械、电子等影响行使安全的故障，事故更非车辆故障引发，代平驾车离开汽修厂之前并未饮酒，因此即使汽修厂在管理上有疏漏，但与事故的发生并无因果关系，也即对事故发生没有“过错”；其次，根据交警队对吴大江的调查笔录，当公安人员询问其“是否允许代平开你的车”时，其回答“有事才允许”，显然作为朋友，代平借用其车时，吴大江是允许的，且吴大江是直接将车及钥匙交给代平，因此汽修厂的管理权限必然降低，相应管理责任也降低，甚至应认定在代平使用奔驰车时，因代平用车己得到车主同意，汽修厂不能再阻拦，其在此时间段己无管理责任；最后，吴世权一审提交一份杨光清签名的《情况说明》意图证明汽修厂知晓奔驰车事故前在该厂维修，但此份说明是在2017年10月份文化珍起诉吴世权后，法院短信通知了吴世权，而汽修厂（杨光清）并未得到法院通知的情况下，吴世权、吴大江及其律师将一份事先打印好的《情况说明》请杨光清帮忙作证签名，并说此案与汽修厂无关，杨光清鉴于其儿子与吴大江的朋友关系及其法律意识淡薄，不知其中隐藏的风险，稀里糊涂中签了名字，事实上，汽修厂（杨光清）并不知晓该车幵到汽修厂是为了维修。三、关于陶乙叶的上诉理由。1、陶乙叶诉称一审法院应通知代平父母出庭参加诉讼，但却是在立案后陶乙叶自己放弃了对代平父母的诉讼请求，此上诉理由显然不能成立。同时陶乙叶诉称交警部门取证不合法，故请求法院追加交警部门为被上诉人，这显然极其荒唐。2、车祸发生在2017年8月9日，交警部门对陶乙叶进行调查发生在2017年8月15日，交警部门是在陶乙叶伤情稳定、意识清楚的情况下进行的调查，完全客观合法（询问笔录中交警明确询问陶乙叶精神状态如何及意识是否清楚，陶乙叶给予了肯定答复）。同时陶乙叶明知代平饮酒仍乘坐其驾驶的车辆，这是不可辩驳的基本事实。陶乙叶与代平在事故发生之前一起先后两次分别在酒吧和夜市饮酒，目睹代平饮用了大量不同种类的酒，显然在此情况下，陶乙叶本应劝阻代平不要开车，但其不仅没有劝阻反而乘坐该车，明知醉酒驾车的危险性，却仍将自己的生命健康置于危险中，其应对自己身体所受损伤承担相应责任。交通事故认定书虽认定陶乙叶无责任，但该认定书只是对事故发生的责任进行专业技术认定，并非决定民事赔偿责任的唯一凭据。因此，一审判定陶乙叶对自己的损失承担30%的责任完全正确。3、陶乙叶诉称本案一审应由普通程序审理没有充分的理由和依据，不能成立。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岑巩支公司辩称，一审法院原告诉请各项赔偿费用判决认定的金额符合法律规定，第二上诉人代平饮酒后仍然同意与其乘坐车辆返回凯里市而未对代平醉酒行为进行阻止，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30%的责任，合法合理，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东南中心支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文化珍辩称，黔东南州公安局凯里经济开发区公安分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文化珍对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无责，一审法院判决未支持陶乙叶对文化珍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不应予以撤销。陶乙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交通事故各项赔偿款共计331259.33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法律援助文印费、交通费、调查费3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9日，吴世权之子吴大江将吴世权所有的贵Ｈ×××**号车开至凯里市耐普汽车修理厂进行修理、保养及喷漆，接车人为代平。该车左前门喷漆尚未完工，因车主急需用车，于4月28日结账提车，并约定未完部分以后再来修复。同年8月6日，吴大江再次将车开至耐普修理厂并将车及钥匙交给修理厂漆工代平进行后期维修喷漆。8月8日下午下班时，代平私自驾驶送修的贵Ｈ×××**号车出厂后与陶乙叶等人吃饭，并于晚上9时左右分别在酒吧、夜市等处一同饮酒至次日凌晨。8月9日凌晨3时15分许，代平在醉酒状态下驾驶贵Ｈ×××**号车与陶乙叶、吴林龙一同由凯里经济开发区往凯里市区方向行驶，当车辆行驶至未来大道翁堤村路口处时，因操作不当，致使车辆碰撞路边道牙后，冲出人行道碰撞翁堤村路口的限高杆后撞到边坡，导致车辆倾翻，致使限高杆撞向正从翁堤村路口驶出的由文化珍驾驶的贵Ｈ×××**号小型轿车，交通事故造成代平死亡，贵Ｈ×××**号车乘车人吴林龙、陶乙叶受伤，贵Ｈ×××**号车驾驶人文化珍受伤，限高杆、路坎及树木损坏，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后果。经黔东南州公安局凯里经济开发区公安分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代平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文明驾驶，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代平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文化珍、陶乙叶、吴林龙无责任。事故发生后，陶乙叶被送至黔东南州人民医院治疗，经诊断断为：1、闭合性颅脑损伤；2、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3、左侧枕骨骨折；4、左侧枕颈部皮肤裂伤；5、左侧枕顶部头以血肿；6、双肺挫伤。住院93天，期间花费医疗费39933.50元。2018年3月19日，怀化市博爱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被鉴定人陶乙叶的损伤致残程度评定为九级；2、评定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为自受伤之日起至评残前一日止；3、需临床康复治疗一疗程，费用约人民币伍仟元左右。陶乙叶花费相关鉴定费用2524元。同时查明，贵Ｈ×××**号小型轿车在人保岑巩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投有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100万元、车上人员险每座10万元。贵Ｈ×××**号小型轿车所有人为文化珍，该车在太保黔东南支公司仅投保交强险。另查明：陶政权（1950年2月18日出生）、袁小莲（1962年11月25日出生）夫妇育有一儿一女，陶乙叶为其女儿。杨然（2013年4月20日出生）为陶乙叶所生儿子。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健康权受法律保护，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因本案肇事车辆同时投有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六条：“同时投交险强和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的规定，本案原告陶乙叶受伤的原因系交通事故，虽然依据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肇事司机代平（已死亡）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陶乙叶、文化珍不承担事故的责任。但陶乙叶作为成年人明知酒驾、醉驾的违法性及危害性，在当晚饮酒的同伴代平醉驾时未予劝阻，且酒后搭乘其醉驾车辆，二人的放任行为与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及一死一伤的损害后果存在主观过错，且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代平与陶乙叶理应承担此次交通事故的侵权赔偿责任，综合衡量二人对损害后果产生的原因比例，陶乙叶因本案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30%，由代平承担70%的责任。车主吴世权之子将贵Ｈ×××**号车辆送往耐普修理厂进行修理（喷漆），在修理期间，修理厂因管理不当，以致员工（代平）能够随意将送修车辆私自驾驶外出，理应对代平的侵权行为及后果承担过错责任，即耐普修理厂应在代平承担的70%责任范围内承担其30%的过错责任，车主吴世权不承担本案的过错责任。文化珍虽因涉案交通事故成为受害人，但文化珍驾驶的车辆系因倒下的限高杆砸损，并未与贵Ｈ×××**号肇事车辆有车身的接触，故文化珍与其车辆承保的太保黔东南支公司均不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人保岑巩支公司虽承保了贵Ｈ×××**号车辆的座位险，基于代平违法醉驾，且陶乙叶酒后违法搭乘醉驾车辆的事实行为，人保岑巩支公司依据保险免责条款不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关于原告主张损失：医疗费39933.50元，有医疗发票为凭，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误工费34066元（58398元/年÷12月×7月），因原告未提交其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证明，结合原告从事夜市烧烤行业，误工费因自受伤之日至定残日前一天参照2017年度住宿和餐饮业的年平均工资计赔，一审法院纠正为24380.84元（40267元/年÷365天×221天）；护理费38662.75元（66279元/年÷12个月×7月），计赔标准错误，参照2017年度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标准计赔至定残日前一天，一审法院纠正为23350.86元（38568元/年÷365天×221天），住院伙食补助费9300元（100元/天×93天），计赔标准无误，且计算正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营养费9300元（100元/天×93天），计赔标准错误，一审法院予以纠正为2790元（30元/天×93天）;交通费3000元，无票据佐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鉴定费2519元，有发票为凭，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后期治疗费5000元，有鉴定报告佐证，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残疾赔偿金106970.48元（26742.62元/年×20%×20年），计赔标准错误，一审法院予以纠正为116320元（29080元/年×20%×20年）；被抚养人生活费71045.41元（杨然：19201.68元/年×20%×13年÷2人；陶政权：19201.68元/年×20%×12年÷2人；袁小平：19201.68元/年×20%×12年÷2人）；交通事故发生时，袁小平未年满55周岁，且未依法提供其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证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主张杨然、陶政权的计赔标准错误，一审法院予以纠正为50870元（杨然：20348元/年×20%×13年÷2人=26452.40元；陶政权：20348元/年×20%×12年÷2人=24417.60元）,但应纳入伤残赔偿金范围内,不再单独列赔;精神抚慰金50000元,基于陶乙叶酒后搭乘醉驾车辆的行为，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遗失现金400元，于法无所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陶乙叶因交通事故所造成损失的计赔总额应为274464.20元（医疗费39933.5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300元+误工费24380.84元+营养费2790元+护理费23350.86元+残疾赔偿金167190元+鉴定费2519元+后续治疗费5000元），根据前述的责任划分,应由陶乙叶自行承担30%,即82339.26元,由代平承担70%,即192124.94元,鉴于代平已在交通事故中死亡，陶乙叶可根据代平是否有财产继承人另行主张权益，耐普修理厂则在代平承担的70%责任范围内承担30%,即57637.48元。被告吴世权、文化珍、人保岑巩支公司、太保黔东南支公司的抗辩意见与庭审查明的事实相符，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凯里市耐普汽车修理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陶乙叶交通事故赔偿款57637.48元；二、驳回陶乙叶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3136元，由陶乙叶负担2536元，凯里市耐普汽车修理厂负担600元。二审期间，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本院提交了证据，第一组《天柱县凤城镇北门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明》，拟证明陶乙叶是低保困难户。参与庭审的被上诉人及一审被告质证意见为无异议。第二组《身份证》，拟证明陶乙叶与杨然是母子关系。参与庭审的被上诉人及一审被告质证意见为无异议。第三组《天柱县凤城街道八一村居委员会证明》，拟证明袁小莲照顾子女住院，导致生活贫苦，没有生存来源。参与庭审的被上诉人及一审被告质证意见为与本案无关联性。第四组《租房合同》，拟证明陶乙叶凯里租房，开夜市摊。被上诉人凯里市耐普汽车修理厂质证意见为该证据一审没有移交，真实性有异议；被上诉人吴世权、一审被告文化珍质证意见与人保公司的意见一致；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岑巩支公司质证意见为一审时按照城镇标准，这组证据无异议。第五组《借条》共计3笔，分别是3万、4万、6万元，证明因子女住院，去借款付医药费用。吴世权质证意见为，产生的医疗费产生的票据为准，而不是以借条为印证；凯里市耐普汽车修理厂、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岑巩支公司，一审被告文化珍的质证意见为与本案无关联性。第六组《收入证明》，证明陶乙叶每个月工资收入3000元。被上诉人吴世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岑巩支公司、一审被告文化珍质证意见为上诉人又上班又开夜市摊是矛盾的；凯里市耐普汽车修理厂的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有异议。第七组《民族医师出具的证明》，证明陶乙叶受伤出院以后，用中草药治疗，花费了2万3千元。被上诉人吴世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岑巩支公司对该证据合法性有异议；被上诉人凯里市耐普汽车修理厂对该证据真实性有异议；一审被告文化珍质证意见为，这份证据是否增加诉讼请求的问题，请法院查实。第八组《交通分票据》（凯里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以及凯里市顺丰汽车运输公司手撕票据共计5500元）证明陶乙叶住院，袁小莲出去帮女儿买东西产生的费用。第九组《住宿费票据（凯里市牛场坝悦东宾馆共计7620元）》，证明亲属来看陶乙叶和袁小莲住宿在那里照顾陶乙叶产生的费用。对于第八、九组证据，凯里市耐普汽车修理厂的质证意见为与本案无关，真实性有异议，常理来说打车的费用是抢救那几天是正常的，上诉人既然租房离医院也很近，没有必要打车和住宾馆，上诉人也说了住宿当中是亲朋好友一起住与本案无关。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岑巩支公司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有异议，发票的编号来看基本是都是连号的，应该是一次性开出来的，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庭上表达的意思是救助期间和后续的来往费用，发票就不应该存在连号，是居住一次打一次，不会存在连号，住宿票也不认可，都是统一开的，居住几天，多少人都没有相关的信息，其他意见和其他当事人意见一致。吴世权的质证意见为交通费5500数额一审法院不支持；第二主张5500的票据是追加诉讼请求；第三结合本案一并审理话，没有合理性，陶乙叶住院93天救护车的费用是支持的，一审法院护理支持他2万多元的护理费用，支持了护理费用就不存在住宿费用了。一审被告文化珍的质证意见为上诉人提出的住宿费和交通费超过了一审的诉讼请求，应该另外起诉。经审理查明，贵Ｈ×××**号小型轿车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岑巩支公司投保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100万元、车上人员险每座10万元时，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岑巩支公司未向吴世权释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本案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本院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上诉人于二审提出的民族医师出具的医疗费证明、交通费、住宿费是否应当支持；二、一审法院关于民事责任的承担的判决是否正确。一、上诉人于二审提出的民族医师医疗费、交通费、住宿费是否应当支持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的规定，因民族医师出具的医疗费证明非正式的医疗费、住院费收款凭证，本院对该笔医疗费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的规定，因交通费系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上诉人母亲为女儿打的买东西的费用不属于上述交通费的范畴，故上诉人于二审提出的交通费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的规定，上诉人提出的上诉人母亲及亲属的住宿费请求与该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此外，上诉人因交通事故遭受的其他各项损失，上诉人并未提供相反证据加以证明，因此对一审判决关于上诉人因交通事故遭受的各项损失计赔总额274464.20元，本院予以确认。二、一审法院关于承担民事责任的判决是否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之规定，本案肇事车辆乘坐的上诉人不属于交强险、商业三者险中的第三者，而属于机动车车上人员，应由承保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的保险公司在10万元的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的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174464.20元[274464.20元-100000元]再由侵权人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岑巩支公司关于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免责的答辩意见，因其未向吴世权释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本案中，上诉人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代平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文化珍、陶乙叶、吴林龙无责任，但一审判决陶乙叶承担30%的责任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交警部门已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该认定书系人民法院确认事故发生的事实、原因并认定事故责任的重要证据，上诉人无相反证据推翻该证据，且凯里经济开发区公安分局交通警察大队非本案当事人，故上诉人要求追加凯里经济开发区公安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为当事人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结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案件证据、庭审情况，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就交通事故发生的事实以及各方当事人有无过错，确定各方当事人的民事责任进行认定，一审法院认为陶乙叶作为成年人明知酒驾、醉驾的违法性及危害性，在当晚饮酒的同伴代平醉驾时未予劝阻，且酒后搭乘其醉驾车辆，二人的放任行为与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及一死一伤的损害后果存在主观过错，且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作出了陶乙叶因本案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30%的责任，由代平承担70%的责任的认定；同时，一审法院认定耐普修理厂未对送修的贵Ｈ×××**号车辆尽到管理之责，该厂在代平承担的70%责任范围内承担其30%的过错责任；车主吴世权的车辆已经送修，不承担过错责任；文化珍驾驶的车辆系因倒下的限高杆砸损，并未与贵Ｈ×××**号肇事车辆有车身的接触，文化珍不承担赔偿责任；上述民事责任认定与事实相符，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因此，陶乙叶应当承担损失52339.26元[174464.20元×30%]，凯里市耐普汽车修理厂则在代平承担的70%责任范围内承担30%，即36637.48元[(174464.2-52339.26)元×30%]。鉴于代平已在交通事故中死亡，陶乙叶可根据代平是否有财产继承人另行主张权益，综上所述，上诉人陶乙叶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成立部分予以支持，对不成立部分，予以驳回。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导致判决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2018）黔2601民初2312号民事判决。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岑巩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陶乙叶交通事故赔偿款100000元。三、凯里市耐普汽车修理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陶乙叶交通事故赔偿款36637.48元；四、驳回陶乙叶的其他诉讼请求。本判决生效后，如果未按照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272元，减半收取3136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岑巩支公司承担1143元，凯里市耐普汽车修理厂承担419元，陶乙叶承担157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272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岑巩支公司承担2286元，凯里市耐普汽车修理厂承担838元；陶乙叶承担3148元，本院予以免收。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琴审判员 杨再幸审判员 龙 恺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罗安松书记员 王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