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陕08行终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榆林市上河煤矿。住所地：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牛家梁常乐堡村。 负责人李小平，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亚琴，陕西正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榆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陕西省榆林市青山路市政府大楼。 负责人张小明，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芸芸，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邸飞，陕西富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李怀应，男，1969年5月8日出生，汉族，现住榆林市神木县大柳塔镇，原系上诉人煤矿职工。 委托代理人杨保飞，陕西纳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榆林市上河煤矿（以下简称上河煤矿）与被上诉人榆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榆林市人社局）、原审第三人李怀应工伤行政确认一案，不服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2017）陕0802行初7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经审理查明：2006年，第三人李怀应进入原告煤矿从事炮工工作。2013年5月17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原告向第三人支付补偿款53400元。2014年8月19日，第三人经榆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职业病诊断，该疾控中心作出编号为2014332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诊断结论为李怀应患煤工尘肺壹期。2015年1月9日，第三人李怀应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要求认定其为工伤。被告于当日受理后，依据第三人提供榆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具的编号为2014332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并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四）项规定，于2015年3月24日作出榆人社伤险认决字【2015】392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对李怀应于2014年8月19日受到煤工尘肺壹期伤害的工伤认定申请，所作的认定决定为李怀应属于工伤。原告不服被告作出的该工伤认定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经审理于2015年11月27日作出（2015）榆行初字第00055号行政判决书，认定被告依据第三人提供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作出工伤认定决定，认定第三人属于工伤，但对该诊断证明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被告未能提供任何证据来加以证明，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亦不当，且送达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故判决撤销被告于2015年3月24日作出的榆人社伤险认决字【2015】392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该判决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后第三人以榆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编号为2014332职业病诊断证明书送达原告，于2016年7月26日再次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提交其本人身份证、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编号为2014332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榆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送达回证各一份。被告于同日受理后，向第三人送达了受理通知书，并向原告邮寄送达举证通知书，原告拒绝签收后被退回。被告依据第三人提供上述证据，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四）项之规定，于2016年9月7日作出榆人社伤险认决字【2016】116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第三人李怀应于2006年至2013年在原告煤矿从事炮工工作，于2016年6月6日经榆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诊断为煤工尘肺壹期，故作出决定认定第三人李怀应属于工伤。于2016年10月31日向原告邮寄送达该工伤认定决定书，原告拒绝签收被退回。后原告以其在劳动仲裁期间第三人提供了该工伤认定决定，原告不服被告作出的该工伤认定决定，于2017年9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提出前述诉讼请求。本院受理后，在庭审中，榆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诊断医师李浪平、刘子洲出庭陈述，该诊断机构于2014年8月19日对第三人李怀应进行职业病诊断并作出编号为2014332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该诊断证明由诊断机构工作人员于2016年6月6日向原告进行送达，因原告拒绝签字和接收文书，该诊断机构送达人员未将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留置在原告处。原、被告及第三人对诊断医师所述的该事实均表示无异议。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榆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管其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依法具有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定职权。对于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是否应当予以撤销，即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予以支持，作如下阐述。 首先，原告提出被告依据该职业病诊断证明作出的原工伤认定决定已经被法院判决撤销，原判决未采信该诊断证明，故被告不能再依据该职业病诊断证明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问题。虽然本院原作出判决撤销了榆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原工伤认定决定，但原判决撤销的主要理由为职业病诊断证明未送达用人单位及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程序违法。本次诉讼中，根据被告提供榆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向原告送达职业病诊断证明的送达回证，结合在庭审中诊断医师出庭所陈述送达该职业病诊断证明的事实，可以证实榆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2016年6月6日向原告送达其对第三人李怀应所作出的编号为2014332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的事实，虽然该诊断机构因原告拒绝签收，未将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留置在原告处，但并不能否定诊断机构向原告送达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的事实。所以，被告本次依据该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及送达职业病诊断证明的相关证据，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并无不妥。 其次，原告提出被告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中认定诊断时间有误，作出工伤认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依法应予撤销的问题。虽然被告在工伤认定决定中误将诊断证明书的送达时间表述为诊断证明书的作出时间有所不当，对此，本院提出指正。但现经审理查明，第三人经榆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职业病诊断，于2014年8月19日作出编号为2014332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该诊断证明书中所显示的2016年6月6日系诊断机构向原告进行送达时所填写的送达时间，且被告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依据的是该份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所以，被告在工伤认定决定中表述的诊断证明作出时间不符，并不能否定第三人经榆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职业病诊断为煤工尘肺壹期的事实，故原告该理由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再次，原告提出第三人申请工伤认定超过法定期限，不符合受理条件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第一款规定：“由于不属于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自身原因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第二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耽误申请时间的，应当认定为不属于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自身原因：（五）当事人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申请仲裁、提起民事诉讼。”本案第三人一直在主张自己的权利，曾申请劳动仲裁、提出申请工伤认定，并经原审诉讼。所以，本案不能认定第三人申请工伤认定超过法定期限，故原告该理由依法不能成立。 再者，原告提出因邮寄单填写收件地址错误，导致原告未收到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和工伤认定决定书，被告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程序违法的问题。根据上述查明事实，被告在受理及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后已经向原告邮寄送达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和工伤认定决定书，原告未能在工伤认定期间提供证据推翻第三人所主张的事实。虽然被告在邮寄送达的邮寄单中填写的单位地址与原告煤矿营业执照登记的住所地不一致，但该邮寄单中的收件单位系原告榆林市上河煤矿，所填写电话系原告负责人李小平的电话，经本院庭后通过电话与李小平联系，李小平认可劳动部门在工伤认定时，给其打过电话送达工伤认定材料，其拒绝接收。所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解释规定，应当视为被告向原告送达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和工伤认决定书。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及《工伤认定办法》规定，原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职业病诊断证明和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有异议，本应采取积极态度，在接到职业病诊断证明后，可以主张自己的权利申请重新鉴定，并提供相反证据推翻第三人属于工伤的事实。但是，原告以其与第三人已经于2013年解除劳动关系，且榆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未将职业病诊断证明留置在其单位，以及第三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超过法定期限为由，拒绝接收被告邮寄送达的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和工伤认定决定书，并拒绝举证，其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综上，根据本案查明事实，第三人从2006年进入原告煤矿工作，一直至2013年5月才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在此期间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且第三人于2014年被诊断为煤工尘肺壹期的事实客观存在，原告未能提供证据推翻该事实。而且，原告与第三人工伤行政确认争议，已经行政判决撤销原行政行为，被告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虽然存在上述瑕疵，但即使法院判决撤销该工伤认定决定，按照上述查明事实，被告依然要作出第三人属于工伤的认定决定。这样既给当事人带来诉累，也让行政部门及法院增加繁重工作量，且致使受伤害职工的权益一直得不到保障，不符合我国制定《工伤保险条例》及相关法律的立法目的和精神，并结合审理案件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考量，被告依据上述查明事实，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四）患职业病的”，作出工伤认定决定，认定第三人属于工伤并无不妥。原告诉讼理由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依法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榆林市上河煤矿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原告榆林市上河煤矿负担。 宣判后，上河煤矿不服，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其判决显失公平。一、诊断时间是2014年8月19日，已过一年的时效。第三人提供给一审法院的职业病诊断证明即榆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14332号《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其诊断时间为2014年8月19日，而并非被上诉人榆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工伤认定书上载明的2016年6月6日。本案中，第三人提供给一审法院的诊断证明是2014年8月19日诊断职业病的，而榆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竟然于2016年7月26日受理其工伤认定申请，并于2016年9月7日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明显超过一年的时限，是违反法律明文规定的。二、被上诉人调取职业病诊断资质证明程序违法，诊断机构在对第三人进行诊断时没有相关资质，诊断时未通知用人单位，出具诊断证明时没有提供相关资质证明，该诊断证明书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不具法律效力，不能作为认定工伤的依据。2014332号《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已经榆阳区人民法院、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两级法院判决，认定榆林市疾病控制中心在对李怀应进行诊断时没有通知用人单位，其行为违反《职业病诊断和鉴定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程序不合法，又没有送达用人单位，不能证明该诊断证明的合法有效，不能作为工伤认定的依据。三、关于送达。1、诊断证明的送达，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本案中榆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向上诉人送达所谓的第三人的诊断证明时却将其送达的东西全部带走了，并未给上诉人留置送达。榆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第三人进行职业病诊断时并没有通知用人单位即上诉人，至今没有通知向用人单位提供《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中第二十一条中规定由用人单位提供的职业病诊断需要的材料，严重违反了《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二十四条之规定。2、榆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没有向上诉人送达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以及工伤认定决定书等。一审庭审期间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供的工伤认定决定书送达的快递回执上填写地址、电话号码都错误，不是上诉人的。被上诉人始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将以上文书送达上诉人。四、被上诉人在受理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时，对第三人在与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后长达三年的时间里，是否再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没有进行审查，违反法律规定。为此，原告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行为。 榆林市人社局辩称，一、本案中审查的行政行为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法律依据是否得当。根据上诉人提出的第一个关于是否超期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时效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由于不属于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自身原因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第二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耽误申请时间的，应当认定为不属于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自身原因：（五）当事人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申请仲裁、提起民事诉讼。”本案第三人一直在主张自己的权利，曾申请劳动仲裁、提出申请工伤认定，并经原审诉讼。所以，本案不能认定第三人申请工伤认定超过法定期限，故原告该理由依法不能成立。二、对于上诉人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疾控中心做出的诊断证明是否已经生效，鉴定人员及鉴定机构是否具备鉴定条件，其实是一个免证的事项。对于其资质等在一审中已经予以提交，也符合法定性要求。三、对于上诉人提出的送达问题，涉案诊断证明书当时是对上诉人直接送达的，根据一审中已经核实的事实，是上诉人拒不签收，上诉人不能将其不利后果转嫁给行政机关。至于举证通知书、工伤认定书的送达，是通过邮寄送达，举证通知书是上诉人拒收，视为已经送达。对于上诉人的第四个上诉理由，第三人在终止与上诉人劳动合同关系后，是否继续从事过职业病危害职业，上诉人并未提供反证，故其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原审第三人陈述意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第一、关于第三人申请工伤认定是否超过法定期限，第三人于2014年8月19日被诊断为：煤工尘肺壹期，2015年1月9日向被上诉人申请工伤认定，2015年4月15日收到榆人社伤险认决字（2015）392号《工伤认定决定书》，2015年11月27日，该工伤认定决定书经榆阳区人民法院（2015）榆行初字第00055号行政判决书撤销，该判决书撤销的理由是2014年8月19日作出的诊断证明书未依法送达上诉人。2016年6月6日，榆林市疾控中心将以上诊断诊断证明书重新送达上诉人。根据《职业病防治法》，《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规定，上诉人在收到榆林市疾控中心的诊断证明书后30天内，没有提出鉴定申请的，该诊断证明书发生法律效力。故2016年7月26日第三人向被上诉人再次申请工伤认定，于2016年11月4日收到涉案《工伤认定决定书》，2017年1月20日第三人向榆林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劳动能力鉴定，2017年6月7日收到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该结论书上诉人于2017年6月21日签收，其应在法定的15天期限内，向省级鉴定部门提出鉴定，但上诉人没有提出鉴定申请。故为同年7月14日第三人提出了劳动仲裁，要求上诉人进行赔偿。此后上诉人提起了该案诉讼。二、上诉人从一审至二审中所有的陈述，均混淆了第三人的职业病的诊断时间与诊断证明书的送达时间。2014年8月19日是诊断证明书的作出时间，2016年6月6日是诊断证明书的送达时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此产生争议，不影响第三人患有职业病的客观事实。三、关于疾控中心对第三人进行诊断时是否具有诊断资质以及诊断人员的诊断资质问题。根据《职业病防治法及鉴定管理办法》之规定，榆林市疾控中心是经省卫生主管部门批准的榆林市唯一一家具备职业病诊断的机构，上诉人提出的资格证书的载明时间，在一审中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已经作出说明。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到的三位诊断人员中一位已经退休的理由，事实上在当时诊断时该工作人员并未退休。疾控中心机构是否合法不是被上诉人的审查范围。四、关于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在工伤认定时程序违法，没有向其送达举证通知书、工伤认定书等的理由。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的鉴定、工伤认定，都是由用人单位承担，上诉人没有承担上述法律义务，第三人在积极自行维权过程中，上诉人反而一再通过诉讼拖延时间，阻碍第三人维权途径。上诉人在上诉状中陈述到，其已经对第三人带到体检中心进行健康检查，上诉人混淆了健康检查与职业病诊断的概念，且上诉人并未对健康检查的结果对第三人进行告知。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榆林市人社局作为主管工伤保险的行政部门，具有对本辖区内劳动者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作出决定的职权。《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四项规定，患职业病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本案中，对于原审第三人从2006年至2013年期间在上诉人上河煤矿从事炮工工作，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对此均无异议。根据各方的诉辩观点，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原审第三人向被上诉人申请工伤认定的时间是否超期；2、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 关于原审第三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是否超过法定期限的问题。本案中，2014年8月19日原审第三人经榆林市疾控中心被诊断为“患煤工尘肺壹期”，2015年1月9日原审第三人向被上诉人提起工伤认定申请，被上诉人于2015年3月24日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2015年11月27日，该工伤认定决定书被榆阳区人民法院作出行政判决予以撤销，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2016年6月6日，榆林市疾控中心对2014年8月19日作出的诊断证明再次送达上诉人，上诉人拒收。2016年7月26日，原审第三人第二次向被上诉人提出了工伤认定申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之规定，本案中因诉讼期间的时间不能计算在工伤认定的申请期限内，故上诉人所持的该上诉观点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关于被诉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原审第三人于2016年7月26日第二次向被上诉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邮寄送达了举证通知书，并依据榆林市疾控中心出具的诊断证明作出了涉案的工伤认定决定书，于2016年10月31日邮寄送达了上诉人，上诉人拒绝签收被退回。虽然该工伤认定决定书中所认定的榆林市疾控中心所作出的诊断证明时间、榆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向上诉人送达诊断证明书中均存在瑕疵，根据上诉人现提交的所有证据不足以否定涉案工伤认定决定书、诊断证明书。上诉人辩称榆林市人社局未对第三人在与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后的三年时间里，是否再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进行过审查的理由，因上诉人在工伤认定期间并未向榆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过该抗辩理由，亦未提出过第三人从事过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证据，故对上诉人的该上述理由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上河煤矿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上诉人上河煤矿的以上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榆林市上河煤矿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玉荣 审判员  王 静 审判员  刘红梅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寇艳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