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苏12行终2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长江，性别××年××月××日生，××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泰州市海陵区南园新村**。 法定代表人王明根，局长。 委托代理人姜明、徐勰，该局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泰州市凤凰东路** 法定代表人史立军，市长。 委托代理人张立涛，法制办工作人员。 原审第三人泰州报业发展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泰州市鼓楼南路**报业大厦/div> 法定代表人曹茂良，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周美春、戈红，北京市高朋（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余长江因社会保障行政监察一案，不服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苏1291行初42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余长江于2017年6月28日向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泰州市人社局）投诉泰州报业传媒集团、泰州报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州报业公司），投诉请求：“1.补缴2011年至今的五险；2.补发2015年2月至今的工资，其中2015年2-4月17400元，2015年5月至今约5万元，结算发放泰兴科技局36000元等业务创收提成7000元；3.补发2014年7月至2015年6月间的年薪10万元差额工资42000元；4.补发上述拖欠发放工资的25%经济赔偿；5.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6.未发解除劳动关系通知及订立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协议，在不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时，需补上书面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后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139200元”。泰州市人社局于2017年7月4日对前述投诉事项立案受理。经调查，该局于2017年8月25日作出泰人社察告字[2017]第09001号劳动保障监察告知书，告知：“因你投诉的事项已经超过两年，且部分投诉事项你已经向海陵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我局已作出撤销立案决定”。 余长江不服该处理行为，于2017年10月14日向泰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泰州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10月19日受理，并向泰州市人社局送达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泰州市人社局于2017年10月27日提交行政复议答辩书及证据、依据等书面材料。2017年12月11日，泰州市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依法送达。 另查明，余长江曾因泰州报业公司未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未支付工资报酬及二倍工资、未缴纳2011年起的社会保险、未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等事由向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该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余长江对泰州报业公司的诉讼请求。余长江不服，提起上诉。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7年6月20日作出（2017）苏12民终92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认定：在2011年11月至2014年6月期间，余长江与泰州报业公司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然而从2014年7月起，泰州报业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泰兴市慧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兴慧通公司）负责运营《泰兴周刊》即改版后的《泰州晚报聚集泰兴》，虽然余长江的工作地点、内容无变化，亦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其实际已被安排担任《泰兴周刊》的执行主编并从泰兴慧通公司领取劳动报酬，故余长江与泰兴慧通公司已形成了新的事实劳动关系。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泰州市人社局所作撤案决定是否合法；泰州市人民政府所作行政复议决定是否合法。 首先，就余长江第1项投诉，虽然2011年11月至2014年6月期间，余长江与泰州报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自2014年7月起二者间劳动关系不再存在。《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条规定：“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在2年内未被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发现，也未被举报、投诉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不再查处。前款规定的期限，自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在社会保险缴纳期间，即使泰州报业公司未依法为余长江缴纳保险的行为存在且构成继续性行为，自2014年7月劳动关系消灭时起该行为应当视为终了，故余长江在2017年6月28日投诉已经超出法定查处期限。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劳动保障监察案件撤销立案事项的通知》第（七）项之规定，泰州市人社局对该项投诉予以撤销立案，并无不当。 关于余长江的第2-6项投诉，如前所述，投诉中所涉2015年6月28日前的违法行为已超出法定期限，泰州市人社局依法可予撤案。另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侵犯其劳动保障合法权益的，有权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投诉”。劳动者依照《劳动保障监察条例》投诉的对象，应当与其存在劳动关系。根据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与法律关系，泰州报业传媒集团与余长江自始无任何法律关系；泰州报业公司自2014年7月起与余长江不再具备劳动关系，故余长江仍以与泰州报业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而提起上述投诉，明显欠缺依据，被告予以撤销立案，亦无任何不当。至于余长江称已就（2017）苏12民终920号民事判决申请再审，但该民事判决尚未依法予以撤销，故不足影响判决的羁束力。 综上，泰州市人社局所作处理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等规定审查认为，泰州市人民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亦无不当。余长江要求撤销上述处理决定的诉讼请求欠缺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余长江要求赔偿延期开庭损失的主张。本院曾定于2018年5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因泰州市人社局和泰州报业公司共同委托同一家律师事务所，而作为行政调查处理机关的泰州市人社局与作为被投诉人的泰州报业公司之间当然存在利益冲突，法庭在审理中已对该问题予以指出，后为保障诉讼参与人委托代理人出庭的权利，本院决定延期审理本案。鉴于导致复次开庭的主要责任在于律师事务所对同时委托的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利益冲突认识不足，故宜由其承担余长江因复次开庭所额外发生的费用。本院结合余长江提交的损失证明材料，酌定交通费150元、误工费200元，合计350元。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余长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余长江余长江负担。余长江额外支出的开庭费用350元，由北京市高朋（泰州）律师事务所负担。 上诉人余长江上诉称：1、上诉人在2年的时效范围内，多次一直在主张权益，符合中断情形。一是2016年4月向泰兴市人力资源局主张。2016年4月至2018年4月进行劳动仲裁、诉讼。二是泰州报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曹茂良2016年2月6日委托李阿荣出具的承诺书。三是一系列短信及相关报业方面工作内容也证明上诉人一直在主张权益。四是泰州市人社局故意隐藏了泰州报业公司提交的在2年时效期间内，上诉人主张权益的证明材料。五是泰州报业公司不能向上诉人提供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书面通知。六是上诉人是在2016年8月劳动仲裁案件庭审时取得泰州报业公司财务记账凭证（解除余长江劳动关系补偿借款），才得知解除劳动合同时间，故不超过二年；2、泰州市人社局应该向上诉人提交泰州报业公司已经提交的不利于泰州报业公司的员工考核和职工工资等财务资料以及劳动用工、工资分配方面规章制度等对上诉人有利的证据；3、一审法院遗漏了泰州报业传媒集团作为第三人，诉讼程序不合法；4、被上诉人负责人不出庭应诉，与泰州报业公司委托同一家律师事务所，是破坏平等司法环境，导致上诉人经济损失和另行延期开庭的罪魁祸首，上诉人的损失应该由泰州市人社局承担赔偿责任。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泰州市人社局继续履行全面立案调查维持上诉人劳动权益；泰州市人社局向上诉人提交泰州报业公司已经提交的证据；改判因泰州市人社局故意与泰州报业公司聘同一律师事务所而造成上诉人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6400元，此经济损失费用全部由泰州人社局承担。 被上诉人泰州市人社局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2、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的请求，于法无据。本案一审审理中，第一次、第三次开庭，被上诉人均有副职负责人出庭，第二次庭审，因正副职负责人均有政务在身，特委托作出案涉争议行为的部门负责人作为出庭负责人参加庭审，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且被上诉人在开庭之前委托北京市高朋（泰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并无过错，而本案泰州报业公司是在第一次开庭后追加的，是被上诉人在委托时所不能预见的，答辩人为避免存在利益冲突的可能，主动撤销了对北京市高朋（泰州）律师事务所的委托，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依法驳回。 被上诉人泰州人民市政府辩称：1被上诉人泰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2017年10月14日申请行政复议，2017年10月16日复议机构收到该复议申请，经审查，于2017年10月19日依法受理。2017年12月11日被上诉人作出行政复议决定。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泰州报业公司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审理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的证据：1、2017年5月10日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笔录。证明泰州报业公司的诉讼代理人戈红陈述：“承诺书是在上诉人向有关部门举报后，有关领导指定相关人员处理”；2、手机短信截屏，证明上诉人在两年内向泰州市人社局和江苏省人社厅举报投诉了。 被上诉人泰州市人社局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庭审笔录中所说举报，指向的是泰兴慧通公司。短信截屏只能证明上诉人向江苏省人社厅进行举报，但根据泰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限期改正指令书，可以证明上诉人投诉的是泰兴慧通公司，并没有举报泰州报业公司。另一份从信息内容上反映的是调解，可以判断指的是仲裁案件。 被上诉人泰州市政府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上诉人提交的短信截屏，从证据形式上不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证据形式要件，对三性不予认可。对庭审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泰州报业公司的诉讼代理人戈红的陈述，指向是泰兴慧通公司。需要说明一点，根据泰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限期改正指令书及2017年7月14日泰州报业公司就投诉作的说明，可以明确2016年4月28日上诉人投诉的对象是泰兴慧通公司，且该投诉经泰兴市人社局进行了处理。反过来讲如果当时指向的是泰州报业公司，2017年6月的投诉就是重复投诉。 原审第三人泰州报业公司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没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证据都是针对上诉人和泰兴慧通公司存在的劳动争议，并非与泰州报业公司的争议。 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首先，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五十二条规定的新的证据。其次，上诉人提交的庭审笔录，泰州报业公司的诉讼代理人戈红的陈述中提到的举报，指向的是对泰兴慧通公司的举报，而非泰州报业公司。提交的短信截屏，虽有一份提到投诉，但无法反映是针对谁的投诉，也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对上诉人提交的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投诉事项是否超过二年的查处期限。《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条规定：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在2年内未被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发现，也未被举报、投诉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不再查处。前款规定的期限，自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劳动保障监察案件撤销立案事项的通知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劳动保障监察案件立案后经调查，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发生超过2年的，可以撤销立案。本案生效的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12民终920号民事判决已确认，2011年11月至2014年6月期间，余长江与泰州报业公司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从2014年7月起，余长江与泰兴慧通公司形成了新的事实劳动关系。故即使泰州报业公司有上诉人所投诉的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自2014年7月余长江与泰州报业公司劳动关系消灭时起该行为亦应当视为终了。故上诉人于2017年6月28日的投诉已经超出法定查处期限。至于上诉人投诉的2014年7月之后的行为，因生效判决已确认此期间上诉人与泰州报业公司无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上诉人投诉泰州报业公司欠缺事实基础。故被上诉人作出撤销立案决定，符合上述规定。 关于上诉人认为其一直在主张权益，时效应中断的问题。《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是“在2年内未被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发现，也未被举报、投诉的”。首先，上诉人在举报前于2016年4月申请的劳动仲裁，被申请人是泰兴慧通公司，而非泰州报业公司，从该仲裁案件中不能认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发现上诉人所举报的泰州报业公司事项。其次，上诉人提起的两起民事诉讼案件，被上诉人非案件当事人，从民事案件中也不能认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发现上诉人所举报事项。因此，上诉人提起的仲裁和民事诉讼案件，均不能构成在2年内被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发现及举报、投诉的事实。 关于上诉人申请法院责令被上诉人提交证据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六条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确有证据证明被告持有的证据对原告或者第三人有利的，可以在开庭审理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责令行政机关提交。本案，上诉人申请法院责令被上诉人泰州市人社局提交泰州报业公司的员工考核和职工工资等财务资料以及劳动用工、工资分配方面规章制度等。但上诉人并无确定有效的证据证明泰州报业公司在其投诉的劳动监察案件中已经向被上诉人提交了上述证据。且上诉人申请的上述材料，于本案所要审查的上诉人投诉事项是否超过二年无关联。故上诉人的该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关于是否应通知泰州报业传媒集团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起诉讼，或者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本案被诉行为是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投诉事项已经超过二年，而作出的撤销立案决定行为，该行为或案件处理结果均未涉及泰州报业传媒集团的实体权益，该行为或案件的处理结果与泰州报业传媒集团并无必然的利害关系。故泰州报业传媒集团非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第三人。上诉人主张一审未通知泰州报业传媒集团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程序违法的观点，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延期开庭上诉人的损失问题。上诉人对此提交的证据，一是400元的加油费发票，二是海陵区新文稿办公服务中心的证明，证明上诉人为了参加法院2018年5月31日上午的行政诉讼案件开庭，致使余长江不能承接文稿撰改业务，直接经济损失6000元。延期开庭的损失，应是再次开庭的交通费及误工费。而2018年5月31日的开庭，法院是提前通知上诉人，上诉人在时间上有冲突可调整，如无法调整也可申请法院延期。因此，2018年5月31日的开庭如确实造成损失，也不应由他人承担。本案，一审法院酌定再次开庭的交通费150元、误工费200元，并无不当。但一审法院在案件受理费项目中表述，并由北京市高朋（泰州）律师事务所负担不当。但鉴于北京市高朋（泰州）律师事务所未提出异议，且一审判决后该所已主动履行，费用已交至一审法院。故无改变之必要。 关于延期开庭损失的承担主体问题。首先，延期开庭的原因，并非被上诉人的负责人未出庭。其次，被上诉人在一审法院第一次庭审时，已委托北京市高朋（泰州）律师事务所，泰州报业公司是在第一次庭审后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被上诉人并不能预见泰州报业公司也同时委托该律师事务所。故上诉人认为延期开庭的损失应由被上诉人承担的观点，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泰州市人社局作出的撤案决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泰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书程序和认定事实均无不当。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余长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曹海霞 审判员  苏媛媛 审判员  刘春生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徐文兰                                                       书记员   王振宇 附：本案适用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