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2民终52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符海涛，男，1987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建奎，江西全灵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海航大厦。 法定代表人：包启发，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明、贺艳，该公司法务人员。 上诉人符海涛因与上诉人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海南航空公司）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8）闽0206民初5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符海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建奎、被上诉人海南航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明、贺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符海涛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8）闽0206民初52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支持符海涛的一审全部诉求；2、由海南航空公司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二审审理过程中，符海涛当庭请求变更原审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请求按照2017年城镇居民年均收入50019元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主要事实与理由：一、海南航空公司在履行与符海涛母亲符明云的航空旅客运输合同中全面、根本违约，符明云未有任何违约事实，故海南航空公司应承担全部违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符明云的死亡是由自身疾病引起”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海南航空公司应当全额赔偿符明云死亡的全部损失；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符海涛选择的是合同之诉，法院审理、判决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认定为违约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一审判决混淆了合同之诉与侵权之诉的区别，且在事实认定中存在前后矛盾。海南航空的过错行为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进而不应受到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对每名旅客赔偿责任限额40万元的限制，本案海南航空公司应当承担全额的赔偿责任。此外，海南航空公司违约应当返还合同相对方已经支付的合同对价，即退还符明云购机票款920元。 海南航空公司答辩称：1、旅客符明云死亡原因系猝死，系自身健康原因，海南航空公司不应承担责任。2、旅客不遵循医嘱，应自行承担责任，符明云的就诊记录载明，其出院时仍患有多项疾病，虽好转，并非痊愈；3、对旅客尸体做尸检需要符海涛同意，海南航空公司已去函告知只有尸检结论才可能赔偿，符海涛拒不尸检，且自行将符明云尸体火化，应自行承担责任；4、符海涛至今没有证据证明航班上存在任何事故，从医院诊断结果可见，旅客不存在任何外伤，故旅客并非由于海南航空公司的行为遭受损害，海南航空公司不应承担责任；5、法律规定承运人应尽的只是救助义务，在旅客意识清楚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旅客行为受限，其可自行决定是否继续乘机，海南航空公司没有权利替符明云进行选择，只能在其自行选择行为后，为其尽量提供帮助，包括为其安排较为宽敞舒适的座位等；6、航空公司劝说旅客的注意义务并非法定或约定的合同义务，只是一审法院酌定的承运人义务。但是，在没有法定解除合同事由的情况下，航空公司没有权利直接解除运输合同，拒绝乘客继续乘机。 上诉人海南航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符海涛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符海涛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主要事实与理由：1、继续乘机而非就医是符明云旅客在其清醒状态下做出的选择，符明云的死亡系突发疾病所致，海南航空公司已经尽到合理的救助义务，不存在任何过错，对其离世的后果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关于经停阶段，海南航空公司未能及时有效劝导符明云下机而选择继续承运符明云的认定错误。海南航空公司已经多次劝说旅客进行救治，在旅客明确要求继续承运的情况下承运，不存在任何过错。航空公司并非国家权力机关，无法采取强制措施让旅客下飞机，因此在海南航空公司已经履行劝告义务的情况下，法院不能以符明云实际未下飞机而作为结果导向，认定海南航空公司存在过错。2、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存在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认定旅客死亡系自身疾病引起，根据《民用航空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可以判定承运人不承担责任。综上，不能因航空公司未挽回旅客的生命，即认为航空公司具有责任并要求航空公司赔偿，请求支持海南航空公司的上诉请求。 符海涛答辩意见：1、我方举证猝死并非为了证明其死亡原因，只是为了证明符明云已经死亡；病例上的结论也只是“考虑猝死”。猝死的有关界定及争议可能存在，但是猝死明确规定不属于死亡原因。2、关于尸检的问题，当时双方交涉过程中，海南航空公司从未向我们提出要尸检，相反，对方多次要求我们尽快火化。符海涛是在第一轮调解未能得到答复的情况下，由于尸体停放费用过高无法负担，在事件发生后一个月，才无奈火化。 符海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海南航空公司赔偿符海涛医疗费、死亡赔偿金及丧葬费等合计1093133.68元（医疗费1578.1元，死亡赔偿金46253.7元/年×20年=925074元，丧葬费5360元/月×6个月=32160元，交通费及差旅费9227.58元+9361元=18588.58元，误工费20天×（5360÷30）×10人=35733元，精神抚慰金80000元）；2.海南航空公司返还符海涛机票款92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7年12月15日，符明云购买一张以海南航空公司作为承运人的由哈尔滨飞往厦门的机票，支出票款920元。该机票显示航班号为HU7440，航行日期为2017年12月17日。 2017年12月17日，符明云乘坐海南航空公司HU7440次由哈尔滨飞往厦门的航班，该航班中途经停南昌。符明云在乘坐该次航班过程中发生意外，在南昌被送入江西省人民医院进行急诊抢救，抢救时间为当日22：00-23:10。根据抢救记录显示：符明云因心跳呼吸骤停1小时，由“120”送入院；“120”人员述称患者1小时前于飞机上突发心跳呼吸停止、意识丧失，医务人员行心肺复苏，呼120转我院，“120”予以持续心肺复苏，肾上腺素治疗；既往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衰、肺气肿”，过往史不详；BP、P、R均为0，意识丧失，双瞳孔直径4mm，光反应消失，口唇发绀，心率为0；入院后立即予以胸口按压，面罩球囊辅助呼吸，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肾上腺素等治疗，吸痰、监护、电除颤；至23:10患者仍意识丧失，心跳、呼吸仍未恢复，心电图为直线，双瞳孔直径4.5mm，光反应消失，宣告死亡；诊断考虑猝死、高血压、糖尿病。此后，江西省人民医院出具了符明云的死亡医学证明，死亡原因注明为“猝死”。2018年1月14日前后，符海涛将符明云尸体火化。符海涛因符明云在江西省人民医院抢救支出医疗费总计1596.1元。 在江西省人民医院宣告符明云死亡后，海南航空公司驻南昌机场工作人员曾向符明云亲属通报称：符明云乘坐海南航空公司从哈尔滨经停南昌飞往厦门的航班，2017年12月17日15时47分左右，旅客从哈尔滨机场开始登机，符明云是正常登机，意识清醒，行走正常；16时17分，航班离港；16时56分左右，乘务员为旅客提供餐饮服务，在向符明云提供餐食时，观察其比较虚弱，但没有其他异常情况；17时左右，乘务员发现符明云突然晕倒在座位上，乘务组立即广播寻找医生并报告机长，经广播寻找机上一位医生和一位护士，他们查看了符明云后为符明云服用五粒速效救心丸，两分钟左右，符明云意识恢复正常，经机长同意，乘务员将符明云调整至头等舱并由医生在旁照看；乘务长多次询问符明云是否需要就近备降或者是经停南昌时叫急救人员进行救治，符明云告诉乘务员这种情况是自身已经好转，可以继续乘机；19时44分，航班在南昌正常落地，按正常航班运行规则，航班经停南昌时中转旅客要下飞机，以方便工作人员清理机舱，乘务员观察符明云身体比较虚弱，因此就没要求符明云下飞机，但有明确询问符明云是否要帮忙联系家人，被符明云拒绝；20时30分左右，航班正常经停南昌后关舱，乘务员就询问符明云是否联系到家人，符明云回复称已经联系到家人，但现场有没有联系我们不知道；20时42分，航班正常起飞，20时52分，机长通知已经到达安全高度，乘务员在经过符明云座位时发现其晕倒，于是立即叫38H的旅客到符明云旁边查看，那位旅客是名护士，同时立即广播寻找机上是否有医生，但没有找到；经38H的旅客查看后，判断符明云当时无意识、无心跳、无呼吸，需要立即展开急救，乘务组立即组成3人医疗急救小组，协助38H的旅客给符明云进行心肺复苏、吸氧，注射了1mg的肾上腺素，同时将情况报告给机长，机长立即决定返航，之后符明云恢复了一点意识，乘务组及38H的旅客继续为符明云提供救治；21时17分，航班返航到南昌，21时25分，航班开舱，机场急救人员已在下面等候，一开舱就上飞机给符明云救治，21时33分左右，急救人员将符明云抬下飞机，由救护车送往医院，22时到达医院后便对符明云进行急救，23时10分，医院宣布符明云无生命体征。 符明云死亡后，符海涛从哈尔滨市前往南昌市办理相关后事，其本人名下产生并支出交通费总计1882元。符海涛主张其因符明云死亡事宜共支出交通费总计9227.58元，其中包含10位亲戚从哈尔滨或者厦门等地前往南昌协助办理符明云后事而产生的交通费用，由于有些亲戚未保存相应票据，目前仅提交二张登机牌、二份阳光航空旅客值机综合保险单、八张出租车发票、二张高速公路过路费发票、一张汽车票、十一张火车票及五张购买火车票手续费发票用于证明其主张。二张登机牌显示乘机人为符明利、朱旭，由哈尔滨飞往南昌，未显示相应机票金额，符海涛称机票金额为每张860元；二份保险单显示被保险人为符明利、朱旭，保险费每份20元，值机日期为2017年12月18日；八张出租车发票可识别金额总计156.3元；二张高速公路过路费发票显示，2017年12月27日由南昌北站到昌北机场站5元，由昌北机场站到南昌北站5元，总计10元；一张汽车票显示乘车人为翁玉坤，乘车日期为2017年12月30日，由南京开往扬州西站，票价37元；十一张火车票显示金额分别为218.5元（乘车人符春生2017年12月19日由厦门开往南昌）、218.5元（乘车人符春生2017年12月23日由南昌开往厦门）、91元（乘车人翁玉坤2017年12月25日由镇江开往南昌）、144元（乘车人翁玉坤2017年12月29日由南昌开往南京）、285.5元（乘车人符明利2017年12月30日由南昌开往哈尔滨）、285.5元（乘车人朱旭2017年12月30日由南昌开往哈尔滨）、278.5元（乘车人符明利2018年1月11日由哈尔滨开往南昌）、282元（乘车人符春生2018年1月13日由厦门开往南昌）、282元（乘车人陈珍珍2018年1月13日由厦门开往南昌）、282元（乘车人符春生2018年1月14日由南昌开往厦门）、282元（乘车人陈珍珍2018年1月14日由南昌开往厦门），总计2649.5元；五张购买火车票手续费发票金额总计25元；以上票据金额总计2917.8元（不含机票金额）。 符海涛在南昌市办理符明云死亡相关后事期间，自2017年12月20日至2017年12月23日入住南昌申威客栈3.5天，为此支出住宿费518元；在南昌期间支出伙食费总计831元；为符明云尸体消毒、穿衣（含服装费）向南昌市安达医疗运输有限公司支付1560元。符海涛主张其支出的住宿费、伙食费总计9361元（含前来帮忙的亲戚的支出），但有些票据未能及时收集，为此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五份《南昌申威客栈（二部）结账明细单》，分别载明：朱旭自2017年12月18日至2017年12月30日入住12天，住宿费1776元；符春生自2017年12月19日至2017年12月23日入住4天，住宿费592元；许锐自2017年12月19日至2017年12月30日入住11天，住宿费1628元；吴云伟自2017年12月20日至2017年12月30日入住10天，住宿费1380元；翁玉坤自2017年12月26日至2017年12月30日入住4天，住宿费552元。 另查明：符明云出生于1962年10月5日，于1987年4月22日生育一子名符海涛，其生前已离异，父母均已死亡，现第一顺序继承人仅有符海涛。符明云生前住址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卫健头道街6号，户别为非农业家庭户。符海涛户籍地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卫健头道街**，户别亦为非农业家庭户。 符明云生前曾分别于2017年8月21日、2017年10月8日因胸腔积液前往哈尔滨二四二医院住院治疗。其中第一次住院12天，出院确诊为胸膜炎、胸腔积液、糖尿病、心力衰竭、心功能Ⅲ级、缺血性心脏病；第二次住院9天，出院确诊为胸腔积液、糖尿病、心力衰竭、心功能Ⅲ级、缺血性心脏病。 根据海南航空公司提交的《海航机上重大事件报告单》、《紧急医学事件报告单》及“戴铭书面证词”载明内容显示，符明云在HU7440次航班第一航段中已出现晕倒症状，并在服用速效救心丸后意识好转，在航班经停南昌期间，符明云未下飞机，此后符明云在航班第二航段中出现无意识、无心跳、无呼吸症状。海南航空公司在本案庭审过程中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并表示其在符明云两次出现症状时均及时寻找机上医务人员，同时采取相应急救措施对符明云进行必要救治，救治过程已记录在《海航机上重大事件报告单》和《紧急医学事件报告单》中，也得到“戴铭书面证词”的印证，在飞机经停南昌时，经海南航空公司要求，符明云仍表示不下飞机，海南航空公司无法强行要求符明云下飞机。海南航空公司为证明其提交的《海航机上重大事件报告单》、《紧急医学事件报告单》及“戴铭书面证词”等证据记载的内容得到当时航班上相关乘机人员的证明，向一审法院提交二份《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根据《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显示，案外人钱锁开、戴铭于2017年12月17日与符明云乘坐同一航班。 一审法院再查明：根据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厦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0018.8元，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为32008.8元，职工月平均工资为6288元。符海涛称其现月工资为2000多元。 一审法院认为，符明云购买了由海南航空公司作为承运人的机票，由海南航空公司以航空器作为运输工具将符明云运送至目的地，双方之间建立了航空旅客运输合同法律关系。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点在于：一、符明云死亡产生的各项损失数额；二、对符明云死亡需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及其责任范围。一审法院对该二个争点逐一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对符明云死亡产生的各项损失数额的问题。 1、医疗费。符明云因人身遭受损害被送入江西省人民医院进行抢救，在医院抢救过程中产生相应的诊疗、药品、医疗器械等医疗费用。根据符海涛持有的医疗费收费票据及病历资料，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符海涛为抢救符明云支出医疗费为1596.1元。符海涛主张其支出医疗费1578.1元低于实际金额，是其对自身民事权益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2、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参照《人身损害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符明云死亡导致其亲属为其办理丧葬事宜客观上产生交通费、住宿费等实际支出及误工损失，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根据符海涛提交的票据显示，其从哈尔滨往返南昌并在南昌处理符明云后事期间，其本人名下实际产生交通费1882元、住宿费518元，该部分费用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符海涛主张其处理死者后事支出交通费9227.58元、住宿费和伙食费9361元，为此向一审法院提交了5个案外人的交通费票据金额总计2917.8元（不含机票费）、住宿费票据金额总计6388元（5928元+460元）。因海南航空公司对符海涛提交的交通费票据和住宿费票据的关联性有异议，符海涛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其所提交的票据载明的人员与符明云存在亲属关系或者是客观上参与办理符明云死亡丧葬事宜，故一审法院根据符明云居住地点、死亡地点等因素，除符海涛外，另酌情按3名亲属参与办理丧葬事宜确定交通费和住宿费金额，其中交通费按1800元/人计算总计5400元，住宿费按150元/人/天计算7天总计3150元。结合符海涛本人名下产生的交通费1882元和住宿费518元，一审法院认定交通费损失为7282元，住宿费损失为3668元。符海涛主张的交通费和住宿费超出上述标准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确认。符海涛主张伙食费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确认。符海涛主张处理死者后事误工费35733元（按每人每天178.67元，10人计算20天），然未提交证据证明实际参与办理符明云丧葬事宜的人员数量、具体收入情况及实际天数等情况，且自认其月工资为2000多元。一审法院酌情确定按4人7天计算，其中符海涛按100元/天标准计算，其他3人按178.67元/人/天（该标准低于2017年度厦门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误工费总计4452.07元。 3、丧葬费。参照《人身损害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符海涛主张丧葬费32160元（5360元/月×6个月），未超出法定标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符海涛在本案中还提交证据证明其为符明云尸体消毒、穿衣（含服装费）支出1560元，该费用属丧葬费范畴，一审法院不另行确认。 4、死亡赔偿金。符明云因人身遭受损害而死亡，其家庭可以预期的其未来生存年限中的收入因此丧失，产生财产性损失。参照《人身损害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符明云生前住址在哈尔滨市平房区，可以参照厦门市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2017年度厦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0018.8元。符明云死亡时年仅55周岁，符海涛主张死亡赔偿金按46253.7元标准计算20年共计925074元，未超出法定标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5、精神损害抚慰金。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内，奉行严格的精神损害赔偿法定主义原则，仅在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形下才能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在审理民事侵权案件中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符明云在与海南航空公司建立并履行航空旅客运输合同过程中人身遭受损害，对当事人在违约和侵权竞合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赋予当事人诉讼选择权，即当事人有权在合同之诉与侵权之诉中择一行使。本案中，符海涛明确其提起的乃合同之诉，而非侵权之诉，其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确认。 综上，符明云死亡所产生的各项损失分别为医疗费1578.1元，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7282元、住宿费3668元、误工损失4452.07元，丧葬费32160元，死亡赔偿金925074元，以上损失总计974214.17元。 二、关于对符明云死亡需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及其责任范围的问题。 符明云生前患有心力衰竭、心功能Ⅲ级、缺血性心脏病、糖尿病等疾病，其在2017年12月17日乘坐海南航空公司的航班由哈尔滨飞往厦门的航段中出现呼吸心跳骤停被送入江西省人民医院抢救，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江西省人民医院在死亡医学证明上注明死亡原因为猝死。现符明云的尸体已经被符海涛火化不复存在，客观上无法对其死亡原因进行法医学鉴定，该事实不可归责于海南航空公司。结合本案在案证据，符明云在乘机过程中并不存在身体遭受外力侵害的事实，其所乘坐的航班亦未出现异常情况，其因自身心衰等内在疾病而自发引起死亡的事实存在高度可能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符明云的死亡是由自身疾病引起。 每个人应当就其过错，在理性能够预期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符明云与海南航空公司缔结航空旅客运输合同关系，双方进入一个特别结合状态。海南航空公司作为其所管控的航班服务提供方，在运输过程中不仅要依约履行将旅客从起点运输到终点的义务，还应当在航段中尽到善良管理人的义务，力所能及地保障旅客人身、财产安全。海南航空公司自认符明云在HU7440次航班第一航段中已出现晕倒症状，并在服用适用于心脏疾病的速效救心丸后恢复意识，在航班中途经停南昌时，海南航空公司未让符明云下飞机接受进一步治疗，符明云在此后的第二航段中出现呼吸心跳停止且经抢救无效死亡。海南航空公司应当认识到，航空器作为一个特殊的封闭式空间，在旅客发生疾病时，其诊疗条件、环境必定不如地面。在符明云于第一航段已出现严重身体不适症状的情况下，海南航空公司在航班正常经停南昌时，未能及时有效劝导符明云下飞机，而选择继续承运符明云正常启航，违背了一个理性谨慎的人应当尽到的合理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过错。海南航空公司对上述于己不利事实的自认，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海南航空公司主张其在经停南昌时，已要求符明云下飞机，但被符明云拒绝，该主张缺乏证据支持，不予采信。海南航空公司的过错行为虽未对符明云直接造成侵害，但客观上开启了一个不合理的危险源，海南航空公司因该行为负有防免危险发生的义务而未能实际防止损害结果的发生，对事后符明云的死亡具有一定的原因力，应当对符明云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海南航空公司主张符明云死亡完全是由其个人原因造成，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 由上分析，符明云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自身患有心力衰竭、心功能Ⅲ级、缺血性心脏病、糖尿病等疾病的情况下，未主动告知海南航空公司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且在航班经停南昌时未主动下飞机进行必要的诊疗，其在乘坐航班过程中因自身疾病直接导致死亡，对该损害结果显然存在主要过错，应负主要责任。海南航空公司在处理符明云因病死亡过程中存在过错，应对符明云死亡结果承担次要责任。考虑到法律强调的公平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平等，更应当是实质上的平等，对社会上最为弱势的群体有利的不平等分配是符合作为公平原则要求的，而在民事法律关系中，权利遭受侵害的受害人尤其是丧失生命的人无疑是居于弱势地位。据此，结合造成或者促成符明云死亡的过错程度大小，酌情确定海南航空公司承担符明云死亡损害赔偿责任的40%。 综上所述，因符明云死亡产生的各项损失总计974214.17元，海南航空公司应承担该损失的40%的责任，即389685.67元。海南航空公司的上述赔偿责任，未超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授权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制定并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执行的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即未超出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对每名旅客赔偿责任限额400000元的规定。符海涛作为赔偿权利人，有权要求海南航空公司赔偿389685.67元，超出389685.67元的部分，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符海涛要求海南航空公司返还机票款920元。因海南航空公司已实际履行运输符明云的主要合同义务，并不存在违反航空旅客运输合同固有合同义务的行为，虽然未能顺利将符明云运输至目的地厦门，但该结果是由于符明云自身疾病引发死亡而无法继续乘坐航班所致，且一审法院已判定海南航空公司应就其在承运过程中的过错行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符海涛因符明云死亡产生的损失并不包含符明云作为消费性支出的机票款，故海南航空公司无需再退还920元的机票款。一审法院对符海涛退还920元机票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一条，《国务院关于的批复》及《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规定》第三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三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海南航空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符海涛389685.67元；二、驳回符海涛的其他诉讼请求。 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中海南航空公司申请证人周某出庭，证人周某系当天航班的空乘人员，其发表证言称：1.符明云死亡当天，航班飞行过程中飞行平稳，落地正常，不存在异常情况；2.航班经停南昌时，符明云当时状态不错，坐在头等舱2C的座位，因乘务长让她联系家人，她有短暂打了一个电话，还自己拿了行李，正常行动；3.本人未参与第一航段对符明云的抢救，但是符明云服用速效救心丸后恢复了意识，乘务长把符明云转移到头等舱，并应符明云要求，让医生旅客陪护她。当时本人在头等舱服务其他乘客，所以也有听到乘务长多次向符明云询问，经停时是否需要停止航程就医，符明云表示不需要地面医务人员上机救助，她可以继续航程。乘务长在经停时也反复要求符明云与家人联系。南昌过站时，所有旅客都要下飞机，乘务长跟地面申请后，让符明云继续留在2C座位休息。经停时本人在前舱做准备工作，所以有看到符明云在打电话。4.第二航段起飞后10分钟，乘务长直接去看符明云的情况，发现其再次晕倒，遂马上通知航班上的一名护士乘客协助抢救，对符明云采取了心肺复苏、胸部按压、吸氧、注射肾上腺素等急救措施。本人将情况报告机长，机长立即决定返航。整个过程中持续对符明云进行抢救，在此期间符明云间断会有大口喘气。抢救过程一直持续到飞机落地、将符明云送上救护车。 符海涛对证人证言质证认为：证人证言不属于新证据，二审不应予以采纳。周某系被上诉人公司员工，利害关系人，其工资与公司经营好坏有关，其证言真实性受公司影响。证人证言也与其他证据存在以下矛盾：1.证人证言与一审时海南航空公司出具的重大事故报告单事实相矛盾。证人口述第一次抢救只有医生参加，而报告单中体现两名医护人员参与。2.报告单中，第二次抢救体现的只是护士、旅客、乘务组三人抢救小组，而证人陈述的是五人抢救小组。3.周某能听到乘务长坐在符明云身边劝她就医治疗，却听不清符明云电话内容，从空间上来说不符合常理。证人陈述符明云很担心，故要求医生坐在她身边，又陈述符明云不肯医治，前后矛盾。综上，海南航空公司至今并未如实向法庭反映当时飞机上的状况，符明云的死亡原因未能证明。 海南航空公司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本案系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符海涛提起的诉讼是合同之诉，明确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作为法律依据，并非侵权之诉。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在本案中，海南航空公司作为承运方，其主要合同义务在于依约将旅客自出发地哈尔滨安全飞行运输至约定目的地厦门。对该法律规范在本案中的适用分析如下。 首先，符海涛二审中明确没有证据证明符明云死亡系由海南航空公司直接造成。海南航空公司也未主张该死亡是由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而是主张该死亡是由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因此，海南航空公司的该事实主张能否成立系诉讼双方的核心问题。 其次，符明云生前患有心力衰竭、心功能Ⅲ级、缺血性心脏病、糖尿病等疾病，一审法院结合在案的其他证据，包括江西省人民医院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等，认定符明云因自身健康原因引发的死亡并无不当。 第三，符明云在飞行第一阶段出现晕倒并经尽力抢救恢复意识，乘务人员证实在南昌经停时，其状态不错选择留在机舱休息且能自行拿取行李。在此过程中海南航空公司均予协助，尽力予以照顾。法律并未赋予海南航空公司在此时的单方合同解除权，即强行要求旅客下机，更没有强制旅客下机接受治疗的法律义务。相反，此时的旅客有自主的意思表示能力，完全可以自由选择是否继续履行合同，即下一阶段是否继续乘机飞行。符明云选择继续乘机，海南航空公司合理附随的注意义务就是尽力给予方便和照顾，不宜对海南航空公司苛以过高的注意义务。一审法院认为海南航空公司未能及时有效劝导符明云下飞机，而是继续承运符明云正常启航，其行为违背了理性谨慎的人应当尽到的合理注意义务，进而认定海南航空公司主观上具有过错，缺乏足够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应当认定符明云的死亡原因系其自身健康原因造成，海南航空公司不需对其死亡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海南航空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符海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一条、第三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8）闽0206民初52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符海涛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464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145元，由符海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朝阳 审判员  孙 仲 审判员  苏 鑫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徐佳茵 附：相关的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三百零一条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险的旅客。 第三百零二条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前款规定适用于按照规定免票、持优待票或者经承运人许可搭乘的无票旅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