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冀09民终59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沧州市运河区北京路以北宁夏大道以东宏宇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900700777793R。负责人：武会治，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吉庆，男，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娟，女，系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秋利，女，1977年9月10日出生，汉族，献县泛美服装厂职工，住献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娜，河北中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州中心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秋利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2018）冀0929民初10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州中心支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吉庆，王春娟，被上诉人张秋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州中心支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献县人民法院（2018）冀0929民初104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涉诉一二审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推定被保险人属于意外死亡并要求被上诉人承担意外身故保险金没有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1）本案中被保险人身故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交的理赔资料包括理赔申请书、派出所出具的户口注销证明、被保险人诊断证明、村委会出具的证明等资料，其中理赔申请书中记载事故原因为“下班回家途中突发心梗”，并由被上诉人签字确认；派出所出具的户口注销证明显示被保险人死亡原因为“各种疾病死亡”；医院诊断证明显示被保险人“考虑心脏骤停身故”、村委会证明显示被保险人“因心梗去世”，以上记载内容客观真实、不存在任何歧义，足已认定本案中被保险人为疾病身故而非意外身故。（2）一审法院判决中认定“本院认为，被保险人死亡经过应以派出所作出的证明为准”，本案中派出所共计出具两份证明，分别为事故发生证明、死亡注销证明，其中事故发生证明仅证明被保险人事发时遇到了单方事故并身故，并未记载其死亡原因，在死亡注销证明中则明确记载了其因“各种疾病死亡”，上述两份证明内容并不冲突，可以得出被保险人因疾病身故而非意外身故的事实；（3）一审法院依据保险法中“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直接推定被保险人因意外身故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保险法第三十条之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适用本条的前提是双方对于保险合同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通过通常理解等解释方法仍无法解决争议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然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仅是对被保险人的死亡原因这一客观事实问题存在争议，而非对于合同条款的理解存在争议，因此一审法院直接适用该条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并且对于被保险人死亡原因这一事实问题仅需根据专业医疗机构等部门出具的死亡证明即可认定。（4）依据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签订保险合同及保险行业惯例对于“意外伤害”的定义。构成意外“需符合理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实。以上四个要素缺一个便无法构成“意外伤害”。一审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认定心脏骤停俗称猝死。关于猝死显然属于非本意的、外来的、突发的意外”，继而认定被保险人为意外身故，根据一般常识，猝死为身体内部疾病导致、显然不符合意外中“非疾病”要素，因此，认定被保险人属于意外身故没有事实依据；（5）一审法院认定“若被保险人先行发作疾病，应当进行治疗或在家休息，不能开车外出、在外出过程中遭遇车祸，引起心脏病突发，属于“非本意的、外来的、突发的”意外事件”。依据该逻辑可以直接推出只要开车外出一定不会发生疾病进而导致交通事故这一明显与日常规律不符的事实；依据该认定，被保险人即便是因车祸而引起的心脏病，其身故的近因也是心脏病而非车祸这一意外，并且同样证实被保险人身故不符合“非疾病”这一“意外伤害”的必备要素。2、一审法院仅依据证人证言便认定“原告方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说法不成立”与实际情况不符，且该认定有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1）上诉人在投保时就“心肌梗死”、“是否住院”等事项对投、被保险人进行了详细询问，根据被保险人在投保前在献县人民医院及献县中医院的住院病历、投、被保险人对相关询问做了不实告知，以上事实有投、被保险人投保时签署的人身保险投保书、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为证，相关内容属于书证，依据证据规则，书证效力明显大于证人证言，然而一审法院却忽视书证的客观性，单纯采信证人证言，并仅以证人证言作为认定事实的唯一依据，不仅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而且有违证据规则，应当认定以上书证由其及被保险人签字认可。（2）本案中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不成立的唯一依据是证人孟某换的证言、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根据“孤证不立”原则，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另外，证人共出具两份证人证言，第一份为上诉人在理赔阶段对其进行的理赔询问笔录，在该询问笔录中证人表示其已在投保时向客户详细介绍了保险合同责任条款及免责条款、对客户进行了健康询问、投保书为客户亲笔签字等内容，证人当庭并未否认该笔录的真实性，且明确表示填写以上内容时由其个人完成并未受到上诉人的胁迫、影响，反而是在协助被上诉人理赔过程中与被上诉人发生了冲突；因此，在无法排除该矛盾的情况下法院应排除该项证据；一审法院认定：“没有证据指向证人受到了胁迫而当庭做了虚假陈述”应理解为法院对于证人的两份证言均采信，但是法院却作出不利于被上诉人的解释，有违民诉法中“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之嫌。张秋利辩称，本案被保险人郭志永的突然离世应属意外事件，意外即指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客观事实，被保险人作为一个正常的中年男子，在开车出外过程中突然去世，明显应属于意外死亡，至于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到的答辩人向其理赔时提交的理赔材料记载不一致的死亡原因不应作为其拒赔的理由，死亡应以医院的证明为准，本案被保险人送到医院时已经死亡，医院的诊断证明明确记载为院前死亡，后用括号写着考虑心脏骤停，其并未发生交通事故突然死亡理应属于意外。保险即是购买一份安全保障，转移一下意外发生时的风险。上诉人以投保人在投保时隐瞒事实，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为由不予理赔，而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前提是保险业务员的询问，本案中投保人投保时业务员并未询问关于被保险人的状况，业务员和被保险人是一个村，熟知被保险人状况。如果投保时业务员说如果被保险人住过院或是生过病，保险公司不理陪，投保人就不会买这份保险。张秋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按照保险合同支付保险赔偿金17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平安保险公司保险业务员孟某换找到同村村民原告夫妇向其介绍保险业务，2016年8月19日，原告作为投保人向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州中心支公司为其丈夫郭志永投保平安鑫盛保险一份，该保险合同主险为鑫盛（996），并附加意外险（551），主险保险期间为终身，身故赔偿金为70000元，附加险保险期限为1年，身故赔偿金为100000元。原告方将被保险人的身份证件交由业务员孟某换，由孟某换办理该项保险投保工作，并签署了保险单及相关文件。但是，在投保过程中，保险业务员认为被保险人身体较好，也是出于其对业务知识掌握不熟练，未就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进行仔细询问，也未向投保人及被保险人说明涉诉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2015年11月份，被保险人郭志永曾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肌梗死、心力衰竭、高血压3级肺炎等疾病先后在献县中医院及献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016年11月15日，郭志永开车出行，当日21时许，经献县乐寿镇派出所出警人员发现其驾驶的车辆停在乐寿镇白楼路口，车的右前轮撞在路边的马路牙子上，并与路边的垃圾箱相撞，该车右前方有破损。身在驾驶室的郭志永情况异常。经120到场实施急救，未能挽救其生命。郭志永经献县人民医院出具诊断证明为院前死亡（考虑心脏骤停？），其后2016年11月21日，献县乐寿镇派出所为郭志永出具了死亡注销证明，该证明中死亡原因一栏填写为“各种疾病死亡”。被保险人郭志永死亡后，原告向被告申请理赔，被告于2016年12月8日，向原告出具《理赔决定通知书》，认为被保险人投保前存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心肌梗死、心力衰竭、高血压3级等病史，而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为由，拒绝赔付保险金，并解除双方之间签订的保险合同及不退还保险费。原告认为被告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故具状诉至一审法院。庭审中，原、被告双方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原告是否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以及被保险人死亡是否属于意外两个方面。一审法院认为：保险合同属于最大诚信合同，订立合同的双方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由于原、被告对于是否履行了如实告知义务说法不一，关于原告是否履行了如实告知义务的问题，应当以证人证言为主要参考依据。在本案中，原告夫妇职业属于农民，不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其投保人身保险属于保险业务员的主动介绍。根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应当由代表保险公司的业务员主动、明确的告知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其负有的义务，并且说明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但是，根据业务员孟某换当庭证实，称其因业务不熟练未向原告方说明上述内容。保险合同的办理，也是原告方将身份证件交给业务员，由其办理。故原告方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说法不成立。关于被保险人的死亡是否属于“意外”的问题。通过庭审查明的事实，本案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确系投保之前即患有冠心病、高血压等疾病。其死亡现场确有车祸的明显迹象，而车祸符合意外事件的特征。被保险人本身患有疾病，同时又遭受到了意外事件，被保险人是先行发作的疾病，导致了车祸，还是车祸的发生，诱发了被保险人的心脏病，比较难以界定。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无证据证实被保险人属于先发作了疾病，才导致了车祸，明确将“意外”排除在外。又因为，若被保险人先行发作疾病，应当进行治疗或者在家休息，不能开车外出，在外出过程中遭遇车祸，引起心脏病突发，属于其“非本意的、外来的、突发的”意外事件。而医院的诊断证明中给出的结论也是“考虑心脏骤停？”心脏骤停俗称猝死，关于猝死显然属于非本意的、外来的、突发的意外。保险合同也是典型的格式合同，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本案中被保险人的死亡现场有车祸痕迹，被保险人的死亡过程掺杂了较多的意外因素，故根据对保险合同条款的解释原则，一审法院推定本案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属于意外死亡。综上所述，原、被告之间的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因该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意外身故，被告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支付保险赔偿金的合同义务，而原告也是该保险合同指定的受益人。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保险赔偿金17万元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三十条的规定，判令：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州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张秋利支付保险赔偿金17万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50元，由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州中心支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所查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认为，根据献县公安局乐寿派出所出具的证明，郭志永死亡时，其所驾驶的车辆曾有碰撞痕迹，据此不能排除郭志永系因本次事故导致意外死亡。上诉人主张郭志永系因病死亡，虽然当事人在原审时提交了郭志永诊断证明、派出所户口注销证明、村委会证明等资料，但死亡原因须经鉴定机构作出鉴定报告予以认定，上述证据仅是出证单位的主观臆断，不足以证实郭志永系因病死亡，故上诉人的该上诉主张没有可信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过程中，上诉人的业务员出庭证明，其在投保过程中，未就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进行仔细询问，也未向投保人及被保险人说明涉诉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因证人本身就是上诉人工作人员，且是该涉案保险合同的实际签订人员，其对合同签订过程及细节应是最为清楚，证人在一审出庭过程中，法庭已明确告知其应如实作证，并告知其作伪证的法律后果，故其即使有前后矛盾的证言，也应对其出庭所做证言的真实性予以认定。综上所述，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州中心支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00元，由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州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友僧审判员  范炳华审判员  毕文娟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孙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