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渝0154民初7908号原告：胡祉澄，男，1943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开州区。原告：叶淑贤，女，1947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开州区。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明宇，重庆唐颂律师事务所律师，系特别授权。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韦龙，重庆唐颂律师事务所律师，系特别授权。被告：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政府文峰街道办事处，住所地重庆市开州区。负责人：王春清，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祥，重庆四方律师事务所律师，系特别授权。原告胡祉澄、叶淑贤与被告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政府文峰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文峰街道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10月25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祉澄及二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韦龙、被告文峰街道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祥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于2018年11月13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二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明宇、被告文峰街道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胡祉澄、叶淑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本金140000元及利息(以14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息1%计算，从2012年10月1日起至还清本金为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0年4月30日，被告方财务工作人员唐晓波以被告的名义向原告胡祉澄借款40000元，并向原告出具收条，载明此款是为了筹集被告工作经费，月息1%，并加盖被告财政所公章。2012年3月1日，被告又向原告借款100000元用于东部新区开发建设，月息1%，并加盖了被告财政所公章。被告收到原告借款后，支付了部分利息，从2012年3月后就再没有支付过任何款项。原告多次找被告催收欠款及利息，被告以工作人员变动，且具体经办人唐晓波已死亡，不知情该笔借款为由拒绝返还。现原告提起诉讼。被告文峰街道办辩称，被告不具有民事诉讼的主体资格，原告将被告来起诉，主体不适格。被告是开州区政府的派出机关，受区政府引导，不具有机关法人的资格，不是一级政权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被告不是民事法律的调整的主体。原告诉称被告向其借款的事实不存在，被告作为区政府的派出机关，其设立和开展工作过程中，所有的经费统一由政府财政全额拨款，不存在自筹资金和向单位职工或者原告这类社会自然人集资的情况。唐晓波虽然曾经是文峰街道办事处财政所的工作人员，但是财政所从来没有向职工或者社会自然人集资的情况发生。如果存在唐晓波个人向原告借款的行为，该行为非职务行为，与被告没有任何关系，其个人行为对被告没有约束力。唐晓波在2013年因涉嫌犯罪，被刑事立案侦查，于2014年5月7日被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进行终审判决，确定为犯罪，进行了刑事处罚。据被告了解，二原告与唐晓波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关系，唐晓波系二原告的女婿。原告诉称的唐晓波给原告出具收条加盖了财政所的公章不是事实，被告从来没有收到原告诉称的40000元和100000元的款项，也没有向二原告支付任何利息。综上，对于原告的诉求，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如果法院认为被告主体适格的话，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原告胡祉澄、叶淑贤提供的证据2《收据》2张，原告胡祉澄、叶淑贤提供该证据的目的为，证明被告文峰街道办向其借款140000元并出具《收据》的事实，并约定了支付利息；被告文峰街道办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2010年4月30日《收据》上面加盖的开县文峰街道财政所和开县文峰街道办事处财政办公室印章均不是文峰街道办事处财政所的印章，文峰街道办事处财政所的印章在2010年是开县文峰街道办事处财政所，而这枚印章上面没有办事处几个字，这枚印章系伪造的。上面加盖的“开县文峰街道办事处财政办公室”字样的印章系伪造的，没有这枚印章。该《收据》上面的黑色字体不是事实，文峰街道办从没有向社会集资过，从财务制度的管理来看，这种也不是符合财政规定的。财政所的管理方式从没有现金的方式支出或收入，上面的经办人李霞，不是李霞的签字。李霞从没有经办这个事情，李霞不是财政所的工作人员，系社保所的工作人员。2012年3月1日《收据》上关于印章的质证意见同上述质证意见。票据的联数不符合财政所规定，不应当由付款人掌管的，该《收据》上面的黑色字体批注不是事实，从来没有向谭顺友集资过。2012年的《收据》上的经办人李杜绢不是事实，李杜绢是街道办财政所的工作人员是事实。关于唐晓波的印章我们无法核实，被告文峰街道办认为系唐晓波个人行为，并且唐晓波涉嫌犯罪，但是唐晓波已经过世，不然被告文峰街道办已经报案了，行为属于犯罪了。本院认为原告胡祉澄、叶淑贤向本院提交的《收据》上开县文峰街道财政所印章与被告文峰街道办2010年、2012年对外使用的开县文峰街道办事处财政所的印章不一致，且《收据》上关于“集资”事由的批注系唐晓波批注，原告胡祉澄、叶淑贤提供的《收据》不能证明其已将借款支付给被告文峰街道办。证据3《中国工商银行储蓄存单》，原告胡祉澄、叶淑贤提供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为，证明借款事实及原告胡祉澄、叶淑贤已向被告文峰街道办支付借款；被告文峰街道办认为，该组证据因系复印件，也无其他证据印证，因此真实性不认可，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如果是真实的，也不能充分证明借款交付给被告文峰街道办的事实，金额不相符。本院认为，原告胡祉澄、叶淑贤提供的该组证据仅能证明原告叶淑贤于2012年2月27日在中国工商银行取款62106.72元，但并不能证明原告胡祉澄、叶淑贤已将借款本金100000元支付给被告文峰街道办。对被告文峰街道办提交的证据1《情况说明》和证据2照片2张，被告文峰街道办提供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为，证明被告的财政所没有原告提供的《收据》上所加盖的印章，原告提供的收据上的印章系伪造；原告胡祉澄、叶淑贤认为《情况说明》由被告文峰街道办自己制作，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以上证据被告证明原告胡祉澄、叶淑贤提交的《收据》上的公章系伪造的证明目的达不到，被告文峰街道办成立的日期是2010年3月18日，被告文峰街道办提供的照片中的公章的日期系2017年7月20日，长达七年的时间是否更换公章，被告文峰街道办需要进一步举证。本院认为虽然被告提交的《情况说明》系被告自己书写，但对于该情况说明所反映的事实：2010年4月至2017年6月被告财政所的印章为开县文峰街道办事处财政所，于2017年7月20日后启用重庆市开州区文峰街道财政所印章，且从被告文峰街道提供的照片可以印证，2017年7月20日前被告财政所在中国工商银行预留的原印章为开县文峰街道办事处财政所，对于这一事实，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对于被告是否还使用其他印章，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评判。证据3(2014)渝二中法刑终字第00046号刑事判决书，证明唐晓波遵纪守法意识很差；原告胡祉澄、叶淑贤认为，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被告文峰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唐晓波受到刑事处罚，系因个人行为，与本案的被告文峰街道办向原告借款不具有关联性，同时也印证被告文峰街道办向原告胡祉澄、叶淑贤借款的期间，唐晓波系被告文峰街道办财政所的工作人员，其行为为职务行为。本院认为该判决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4《结婚登记申请书》证明原告胡祉澄、叶淑贤系唐晓波岳父、岳母，唐晓波与原告胡祉澄、叶淑贤存在亲属关系，原告不是善意的，涉嫌恶意串通；原告胡祉澄、叶淑贤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认为该证据仅能证明原告胡祉澄、叶淑贤的亲属关系，但不能证明原告胡祉澄、叶淑贤涉嫌与唐晓波恶意串通，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对证人李杜绢、证人李霞的证言，被告文峰街道办认为，两位证人到庭作证程序合法，证明内容客观真实，证明力非常强，公信度高，与被告文峰街道办提交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条，能证明原告胡祉澄、叶淑贤出示的两张《收据》上的印章系伪造；原告胡祉澄、叶淑贤认为，证人李杜绢系被告文峰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双方系隶属关系，证人证言证明力较弱，并且其明确了唐晓波在2012年借款时，是被告文峰街道办财政所的工作人员，其证言也与收据上的收款事由相互印证。至于证人所称公章和签名不是本人所签，其证言不足以证明收据的不真实性以及借款的不真实性。对证人李霞的证言，证人李霞也系被告文峰街道办的工作人员，证人证言证明力较弱。同时李霞当时不是财政所的工作人员，对于其借款行为不清楚，同时也不能确定收据上签名的李霞与本庭出庭作证的李霞是同一个人；对于证人李杜绢、李霞的证言，本院认为，虽然证人李杜绢、李霞系被告文峰街道办的工作人员，但原告胡祉澄、叶淑贤提供的《收据》上经办人处写明，经办人为李霞、李杜绢，证人李霞、李杜绢是否作为了经办人，两位证人对于该事实最清楚，两位证人均证实《收据》中经办人处签字，不是其本人所签，因此对于两证人的陈述，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对证据5被告文峰街道办提交的《领款凭证》3份、《重庆市非经营结算统一收据》5份、《收款收据》1份、《开立专用存款账户申请书附页》，被告文峰街道办提供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为，证明原告胡祉澄、叶淑贤提供的《收据》上的印章是伪造的；原告胡祉澄、叶淑贤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据的证明目的和关联性有异议，被告文峰街道办提交的证据主要是工作方面的支付凭证，在被告文峰街道办提交的这些交易往来中，能清楚地看到领款单位的负责人是唐晓波，唐晓波是被告文峰街道办财政所的所长，虽然记账凭证上的印章与本案的原告胡祉澄、叶淑贤提交的《收据》上的印章不是完全一致，但不能证明原告胡祉澄、叶淑贤提交的《收据》上的印章系伪造的。根据原告胡祉澄、叶淑贤提交的《收据》上记载的内容与被告文峰街道办提交的领款单位负责人的印章以及会计李杜绢的名字都是相吻合的，因此原告胡祉澄、叶淑贤认为被告文峰街道办提交的证据从侧面印证了唐晓波作为文峰街道办事处财政所的负责人以被告文峰街道办的名义向胡祉澄、叶淑贤借款的基本事实；对于被告文峰街道办提供的该组证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真实合法，本院依法予以采信，该组证据能证明被告文峰街道办财政所在2010年至2012年期间所使用的印章为开县文峰街道办事处财政所。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唐晓波系被告文峰街道办的原工作人员，已去世。2010年4月30日原告胡祉澄、叶淑贤将40000元交给唐晓波，两日后唐晓波将《收据》一张交与原告胡祉澄、叶淑贤，该《收据》的主要内容为：“入账日期2010年4月30日，交款单位胡祉澄，收款方式现金，人民币(大写)肆万元整，收款事由文峰街道成立集资款，审核唐晓波，经办人李霞”，在该收据上另行注明：“文峰街道属新成立单位，运行中差工作经费，现面向社会集资，月息1%。唐晓波”，在该《收据》上加盖开县文峰街道财政所、开县文峰街道办事处财政办公室印章。2012年3月1日原告胡祉澄、叶淑贤交给唐晓波100000元，两日后，唐晓波将《收据》交与原告胡祉澄、叶淑贤，该收据的主要内容为：“入账日期2012年3月1日，交款单位胡祉澄、叶淑贤，收款方式现金，人民币（大写）壹拾万元整，收款事由文峰街道办东部新区开发集资款，月息千分之拾，经办人李杜绢”，在该收据上另行注明：“本款由原文峰街道工委书记谭顺友集资，因工作调动，现变为胡祉澄、叶淑贤集资。唐晓波3.1”，在该《收据》上加盖开县文峰街道财政所印章，在财会主管处加盖唐晓波印章。同一时期，被告文峰街道办财政所对外使用的印章为开县文峰街道办事处财政所，而非《收据》上的开县文峰街道财政所、开县文峰街道办事处财政办公室印章。本院认为，本案系因民事活动产生的纠纷，虽然被告文峰街道办属于行政机关，但其可以进行自身民事活动，可以作为民事活动的主体，因此被告文峰街道办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原告胡祉澄、叶淑贤于2010年4月30日、2012年3月1日的借款均是直接交付给案外人唐晓波，且《收据》均是唐晓波事后再给予给原告胡祉澄、叶淑贤，原告胡祉澄、叶淑贤提供的《收据》上批注的“集资”事由均是案外人唐晓波书写，原告胡祉澄、叶淑贤并无证据证明该事由是否真实存在。虽然案外人唐晓波系被告文峰街道办的工作人员，但是原告胡祉澄、叶淑贤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案外人唐晓波将款项140000元交给被告文峰街道办，也无证据证明案外人唐晓波是代表被告文峰街道办进行集资。而被告文峰街道办向本院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2010年至2012年期间被告文峰街道办财政所对外使用的印章为开县文峰街道办事处财政所，而非原告胡祉澄、叶淑贤提供的《收据》上的印章，且被告文峰街道办提供的证人李杜绢、李霞的证言也能证明原告胡祉澄、叶淑贤提供的《收据》上经办人处李杜绢、李霞的签名，并非李杜绢、李霞所签订。综上所述，虽然原告胡祉澄、叶淑贤陈述其将借款以现金的方式支付给了唐晓波，但是交付给了被告文峰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唐晓波，并不等于支付给了被告文峰街道办，因此原告胡祉澄、叶淑贤主张被告文峰街道办向其借款140000元的事实，其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对于原告胡祉澄、叶淑贤要求被告文峰街道办偿还借款本金140000元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胡祉澄、原告叶淑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12元，减半收取2456元，由原告胡祉澄、叶淑贤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在法定上诉期内均未提出上诉或仅有一方上诉后又撤回的，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审判员  雷洪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王春燕书记员陈子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