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皖01民终87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安徽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九华山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000148940832A。法定代表人：胡六中，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宇鹏，国浩律师（合肥）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安徽省康利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合肥市包河区宁国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050498082。法定代表人：王新德，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管斌，北京金诚同达（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求文，北京金诚同达（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合肥天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合肥市望江东路******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5683235XN。法定代表人：王新德，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洪国，安徽文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安徽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工业安装公司）与上诉人安徽省康利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利公司），被上诉人合肥天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洋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17）皖0111民初103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省工业安装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康利公司支付给三户的拆迁补偿款700978.8元及三通一平费用1,956,241元不应由省工业安装公司承担，并驳回康利公司一审的反诉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康利公司、天洋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天洋公司非案涉协议书、补充协议的合同相对人系事实认定错误。一审中省工业安装公司向法庭出示了协议书、拆迁协议书等证据证实，天洋公司与康利公司于2008年1月15日签订协议书合作开发徽商新世界项目。后天洋公司又与省工业安装公司签订拆迁协议书，约定天洋公司自愿参与项目地块拆迁工作，并作为补充协议的主体，与康利公司共同承担补充协议中所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协议签订后，天洋公司向省工业安装公司支付拆迁补偿款，参与项目地块拆迁安置事宜，申请办理拆迁批准文件等，履行了补充协议所规定的义务。因此，天洋公司是案涉协议书、补充协议的合同相对方。二、一审判决认定康利公司代省工业安装公司支付给三户的拆迁补偿款700,978.8元及三通一平费用1,956,241元，应当从案涉拆迁补偿款总额中予以抵扣，系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康利公司在未征得省工业安装公司同意的情况下，自行向韩明山等三住户支付拆迁补偿款，该行为与省工业安装公司无关，其无权向省工业安装公司主张从总拆迁补偿款中予以扣减，其应另案向三住户主张不当得利返还。根据补充协议、拆迁协议书等证据，省工业安装公司完成案涉地块三通一平的前提条件是康利公司、天洋公司获得项目用地规划许可证、办理拆迁政府批准文件。但康利公司、天洋公司在省工业安装公司多次催促下，仍迟迟无法取得规划许可证等合法拆迁手续，致省工业安装公司三通一平工作无法进行。在此情况下，康利公司、天洋公司在未与省工业安装公司协商三通一平费用的情况下，擅自违法组织施工，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不应当由省工业安装公司承担且在总拆迁补偿款中扣减。为证明三通一平费用数额，康利公司提供了与施工单位签订的七份施工合同，工程款总价为1,956,241元，但该数额为暂定价，双方据实结算，而康利公司向施工企业有效转款凭证数额为1,796,241元，因此，即便上述三通一平由康利公司完成，费用也应当按照实际付款情况计算。三、一审判决认定省工业安装公司违约，并应向康利公司支付109万元违约金，系事实认定错误。补充协议第八条二款约定，项目用地上居民及单位搬迁完毕一个月内，省工业安装公司完成该项目用地上全部建筑物、附属物的拆迁，使土地达到三通一平并交付给康利公司。但通过双方出示的证据证实，迟至2014年4月30日仍有部分住户未搬迁，因此，省工业安装公司交付土地的条件未成就。而且，部分住户未搬迁的原因是康利公司无法办理规划许可证，导致红线范围无法确定，部分住户以此为由认为自己不属于拆迁范围拒绝搬迁。更为重要的是，天洋公司与省工业安装公司签订的拆迁协议书第四条约定，天洋公司负责办理项目地块内建筑物拆除及树木迁移的政府批准文件，省工业安装公司负责在天洋公司办妥所有手续后半年内完成项目地块建筑物和树木的迁移。省工业安装公司之所以未交付土地，是因天洋公司未获得政府批准文件所致，因此，省工业安装公司不存在所谓的迟延交付土地问题，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康利公司辩称，一、省工业安装公司对天洋公司没有具体的上诉请求，其在事实与理由第一部分所陈述的内容，康利公司认为二审法院应不予审理。二、针对三户的拆迁补偿款问题，该三户的拆迁补偿款康利公司支付的依据是省工业安装公司与三户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同时省工业安装公司的代理人王金元在三户的拆迁补偿款的收条上予以签字确认。而且该三户拆迁补偿款省工业安装公司并未支付，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其对该三户的拆迁补偿款也没有异议。三、针对三通一平的费用195万余元，对该款项的事实双方在一审庭审进行了核对。四、针对逾期土地的违约金，天洋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判决支持该项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但是具体数额明显过低，而且适用的时间节点也是错误的。天洋公司辩称，同意康利公司的答辩意见，省工业安装公司的上诉请求既无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康利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依法改判省工业安装公司返还康利公司201119元，省工业安装公司增加支付康利公司逾期交付拆迁用地违约金5926000元，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省工业安装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未根据实际的拆迁面积计算拆迁款总额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省工业安装公司应返还康利公司多支付的201119元。案涉拆迁项目实际的拆迁安置补偿费总额应为5489.46万元。双方于2003年6月16日签订的《协议书》第一条约定初步确定土地面积为24.18亩（最终以市规划局规划红线图面积为准），而案涉拆迁土地的面积为22.97亩，本案的拆迁安置补偿款最终的总额应为5489.46万元，计算方式为：22.97亩×148万元+2200万元/24.18亩×22.97亩=5489.46万元。康利公司已付款项为55095719，故省工业安装公司应返还康利公司多支付的201119元。二、一审法院判决省工业安装公司承担109万元的违约责任明显过少，不足以弥补康利公司的损失。康利公司与省工业安装公司于2008年2月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省工业安装公司承诺安置用地置换、规划、报建手续完成三个月内完成拆迁安置并且使项目用地达到“三通一平”交付给康利公司。省工业安装公司于2009年6月30日取得安置用地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故省工业安装公司应该在2009年9月30日完成拆迁安置以及“三通一平”的合同义务。但是，省工业安装公司收取巨额拆迁安置补偿款却不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导致“三通一平”的合同义务由康利公司在避免损失扩大的前提下完成，最后的“三通一平”在2014年7月20日完成。一审法院认定的违约金起算时间节点以及截止时间节点错误，省工业安装公司有义务在2009年9月30日将案涉用地净地交付康利公司。截止2014年7月20日项目地块三通一平才完成，一审法院以2014年4月30日支付三户拆迁安置补偿款的时间截止计算没有事实依据。双方《补充协议》约定了省工业安装公司违约责任承担条款，但是该违约条款的约定明显不足以弥补康利公司的实际损失，故人民法院应该予以调整。省工业安装公司辩称，一、双方对于案涉土地补偿款的数额是确定的5778.64万元，在双方于2008年2月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双方共同确定甲方尚欠乙方拆迁补偿款的数额。在该份协议第六条，康利公司明知规划用地东边边界后退8米，并在此情况确定土地补偿款的总额。二、康利公司主张违约金支付的依据的条件不成就。项目用地上建筑物及附属物的拆迁前提条件是拆迁许可证的办理，办理拆迁许可证的前提是康利公司应当提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从现有证据来看，康利公司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日期是2014年3月21日，因此根本不具备拆除案涉房屋和附属物的条件。天洋公司述称，同意康利公司的上诉请求，提醒法庭注意的是土地使用面积在2003年6月16日的协议书中初步确定为24.18亩，最终面积是22.97亩，故差额部分应该扣除。省工业安装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康利公司、天洋公司向省工业安装公司支付拆迁补偿款10192400元；2、判令康利公司、天洋公司向省工业安装公司支付垫付的拆迁非正常支出2884442元（含部分住户对房屋面积的非合理要求安置导致的增购面积的差价款、省工业安装公司提前终止门面房租赁合同而导致的违约补偿金及租金损失）；3、本案诉讼费用由康利公司、天洋公司承担。康利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省工业安装公司向康利公司返还款项702800元；2、判令省工业安装公司向康利公司支付逾期交付拆迁用地违约金7016000元（以2000万元为基数，自2009年9月30日起按日0.2‰标准计至2014年7月20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省工业安装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6月16日，安徽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以下简称省安装公司）作为甲方与安徽省徽商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徽商房地产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乙方拟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土地位于合肥市美菱大道268号现为甲方的办公楼区域，四至为东至甲方办公楼水泥路，南至甲方办公楼水泥路，西至美菱大道，北至九华山路，初步确定土地面积为24.18亩（最终以市规划局规划红线图面积为准）；乙方拟取得的上述出让土地使用权现为甲方作价出资土地使用权，依据国家相关法规及政策的规定，土地使用权应由市储备中心收购，并通过招标、拍卖、挂牌方式进行出让。按照以上方式，如乙方获得该宗土地使用权，乙方同意按148万元/亩给予甲方补偿，且土地出让金、契税、办证费用等由乙方承担；在乙方与市国土局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或政府签发正式文件同意将该土地出让给乙方之日起十个月内，甲方负责完成该土地范围内的所有建筑物、附着物及对权益主体的拆迁、安置工作，使土地达到水通、电通、路通的“三通一平”状况，并在上述期限内将土地交给乙方实际控制和使用。本条款有关拆迁、安置并使土地达成“三通一平”状况移交给乙方之约定，已构成甲方义务，所涉一切费用均由甲方承担，与乙方无涉等。2004年4月6日，合肥市国土资源局（出让人）与徽商房地产公司（受让人）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一份，载明：出让人出让给受让人的宗地位于（合肥）美菱大道16404.22平方米，用途为住宅、商办综合，该宗地的土地补偿、拆迁安置、交地等事宜依本宗地的挂牌条件由受让人与原土地使用者自行协商，出让年期五十年，土地使用权出让金13041354.9元等。2008年2月5日，安徽省徽商集团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简称徽商城镇建设公司）与省安装公司（乙方）签订《补充协议》一份，载明：“依据2003年6月16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以协议签订后甲方实际付款情况，甲、乙双方共同确认，甲方尚欠乙方的拆迁补偿款的数额为17372400元；为能够更快地推进“徽商·新世界”项目用地上拆迁安置工作，甲方同意在甲、乙双方原协议约定的基础上，拆迁补偿费再增加2200万元；甲、乙双方对2003年6月16日协议至今未能如约履行达成充分谅解，甲、乙双方放弃追究本协议签订前各方的责任；拆迁补偿款的支付方式为：1、在2008年2月3日前，甲方先行向乙方支付“徽商·新世界”项目拆迁补偿费17372400元，该笔资金专用于“徽商·新世界”项目用地上的拆迁安置费用，3月底前再支付拆迁补偿费2627600元，合计2000万元；2、在“徽商·新世界”项目用地上的建筑物及附属物由乙方负责全部拆迁完毕，并使土地达到水通、路通、电通、场地平整即“三通一平”状况，并完成与甲方用地交接手续后十日内，甲方将尚欠款项19372400元一次性支付给乙方；甲方向乙方支付了其应付的全部补偿款项后，乙方不得以任何原因、理由要求甲方支付其它任何补偿款项，该项目用地上居民和单位搬迁所需支付的费用均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根据2003年6月16日《协议书》的第二条，再次重申该块土地转让所涉及的土地出让金、税金、办证费等相关税费均由甲方承担；自本补充协议签订生效后，2005年12月27日甲、乙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即已解除，且互不承担任何责任；乙方承诺安置用地置换、规划、报建手续完成后三个月，乙方完成与现项目用地上所有居民的拆迁安置协议的签订，同时收回现项目用地上所有拆迁居民及单位的原房屋产权证；项目用地上居民及单位搬迁完毕后一个月内，乙方完成该项目用地上全部建筑物、附属物的拆迁，使该项目用地达到水通、路通、电通、场地平整即“三通一平”状况，并完成将该项目用地交与甲方的交接手续；甲方负责协助乙方安置用地置换、规划、报建等相关工作，共同确保5月31日前完成土地置换、规划、报建等相关工作；如乙方未能在约定的时间前将该项目用地达到“三通一平”状态交与甲方，则每延迟一日按乙方收取的拆迁补偿款总额2000万元的万分之一向甲方支付违约金；本补充协议与2003年6月16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有不一致之处，皆以本补充协议为准等”。2008年12月17日，徽商城镇建设公司向合肥市规划局发函，载明：“我单位“徽商·新世界”项目位于徽州大道与九华山路交口，项目已通过规委会审批，土地证已拿，总占地面积16404.22平方米，拆迁面积11000平方米，特向贵局申请办理拆迁许可，望给予批复为感”。2009年6月30日，省安装公司就“徽商·新世界”拆迁恢复楼项目取得合肥市规划局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12年4月10日，康利公司取得合国用（2012）第11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载明：座落徽州大道，地号B141，地号B14152办，使用权类型为出让，使用权面积15313.2平方米。2012年6月7日，省安装公司与康利公司共同向合肥市包河区政府出具《关于“徽商·新世界”项目地块上房屋征收拆迁问题的请示》，载明：“……根据该宗土地出让合同及挂牌条件规定在该宗土地上的住户及房屋由省安装公司负责拆迁安置，为此，康利公司与省安装公司签订了相关合同，并按合同规定支付了土地补偿及拆迁安置等费，但由于前几年省安装公司领导班子更换频繁，建设拆迁恢复楼用地也未解决，加之省安装公司企业自身有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企业与职工内部矛盾多而复杂，导致拆迁问题难以解决。2008年8月在市政府及市政府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同意将省安装公司大院内仓库6.8亩土地用于建设拆迁恢复楼安置128户拆迁户。在我们两家公司共同努力下，目前，拆迁恢复楼已竣工并按工程建设要求通过了各项竣工验收。该宗地块上共计128户需拆迁安置，其中108户房屋未拆迁（属于原职工房改房，有产权证），另20户原住房属于单位直管公房，早在徽州大道与九华山路交口市政道路改造时房屋被拆除，但20户一直未得到安置，这次统一安置。……2012年5月22日市规划局下发同意征收该宗地块上房屋的批复”。2012年7月2日，合肥市包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省安装公司下发包征函（2012）001号《关于徽商·新世界项目征收备案的函》，载明：“你单位申报的徽商·新世界征收项目悉，经审查同意备案：同意你单位按〈合肥市规划建设项目房屋征收通知书〉（合规征201216号）确定的位于徽州大道与九华山路交叉口，征收建筑面积13000平方米的房屋实施拆除；希按照《安置协议书》妥善做好被征收人的补偿安置工作，做到居住环境有改善等”。同年8月5日，省安装公司（乙方）与合肥市包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甲方）签订《拆除工程安全施工责任状》，约定：房屋拆除的施工由乙方自行组织实施，并作为项目实施主体对申报拆迁项目的房屋拆除安全责任负总责等。同年9月8日，省安装公司向合肥市包河区包公街道出具《报告》，载明：案涉项目地块在拆迁安置工作中，因其中的14号楼106室住户认为公司补偿标准过低而不配合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严重影响了拆迁安置工作的顺利推进，恳请街道给予一定的支持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2013年4月27日，省安装公司向天洋公司发函，载明：省安装公司已和园林绿化公司、拆迁公司分别签署了合同，准备择机实施树木移植、建筑物拆除，但因天洋公司申办的《规划许可证》不能及时提供，以致上述工作不能开展。同年11月12日，康利公司向省安装公司出具《关于尽快移交“徽商新世界”项目用地的函》，载明：2008年3月以来，康利公司尽了巨大努力协助贵司办理安置用地的置换、规划和报建手续，项目地块拆迁恢复楼于2009年12月开工并于2012年1月竣工交付使用，2012年1月，绝大部分拆迁户搬迁入住，但截止目前为止，仍有一户住户尚未签订拆迁协议、六户没有产权的住户（含门面房）未搬迁，腾空的建筑物也未实施拆除。要求省安装公司依约尽快完成项目地块的拆迁，并将净地移交给康利公司。2014年3月21日，康利公司就案涉项目新世界广场取得合规建民许2014073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副本》。同年4月8日，省安装公司、省工业安装公司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兹证明在徽州大道708号省安装公司徽商新世界地块项目拆迁安置工作中，王金元所做的各项工作均受省安装公司委托，期间所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由我公司承担，与王金元无关。另查：案涉项目地块原张萍、张凯、韩明山住户分别与省工业安装公司签订《协议书》（拆迁），上述三住户的拆迁补偿款计700978.8元由康利公司于2014年4月30日代为省工业安装公司支付。庭审中，省工业安装公司提供的省安装公司（甲方）于2013年12月19日（单方时间落款）与天洋公司（乙方）签订的《拆迁协议书》一份，载明：“甲方同意乙方参与案涉项目地块的拆迁工作并作为《补充协议》的主体，与康利公司共同承担《补充协议》中所明确的权利和义务；乙方协助甲方办理项目用地块恢复用地及恢复楼规划手续的办理，并代为管理恢复楼的工程建设（代建协议另行签订），甲方负责提供办理手续必要的资料；甲方负责项目地块拆迁户的动员工作并与项目地块上的所有居民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乙方负责根据甲方的要求协调街道政府及相关拆迁部门的工作，并为甲方拆迁工作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乙方负责按照甲方要求办理项目地块内建筑物拆除及树木迁移的政府批准文件，甲方负责在乙方办妥所有手续后半年内完成项目地块建筑物和树木的迁移”。另查：2007年12月7日至2015年2月1日期间，康利公司向省工业安装公司支付拆迁安置补偿款计55095719元（含天洋公司代为支付款项），上述款项中包含：康利公司于2007年12月7日向省工业安装公司付款18414000元；自徽商城镇建设公司于2008年2月5日与省安装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后，康利公司（含天洋公司代为支付）自2008年3月11日起至2011年12月30日期间向省工业安装公司支付款项计29179900元；王金元于2011年1月1日至2014年6月5日代表省工业安装公司收取的4844600元款项；康利公司代为省工业安装公司垫付的“三通一平”费用计1956241元；康利公司于2014年4月30日代为省工业安装公司支付三住户的拆迁补偿款计700978.8元。此外，康利公司于2014年4月进入案涉项目地块场地。庭审中，省工业安装公司陈述：依据其与康利公司于2008年2月5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安置用地置换、规划、报建手续应由其自行完成，且案涉项目用地的“三通一平”工作亦应由其完成，但“三通一平”工作实际系由康利公司完成，其对康利公司花费“三通一平”费用计1956241元不予认可，认为未与其协商。再查：省安装公司于2006年10月12日变更为省工业安装公司；徽商房地产公司于2005年6月28日变更为徽商城镇建设公司，于2011年5月3日又变更为康利公司。一审法院认为，安徽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省工业安装公司（原省安装公司）与康利公司（原徽商房地产公司）于2003年6月16日签订的《协议书》及康利公司（原徽商城镇建设公司）与省工业安装公司（原省安装公司）于2008年2月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应系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依据前述《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约定，省工业安装公司负有完成案涉地块范围内的所有建筑物、附着物及对权益主体的拆迁、安置工作及使土地达到水通、电通、路通的“三通一平”状况，并在约定期限内将土地交给康利公司实际控制和使用的义务，康利公司负有支付拆迁安置补偿款义务。上述义务的分担，亦与省工业安装公司于2012年8月5日与合肥市包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的《拆除工程安全施工责任状》中关于“房屋拆除的施工由省工业安装公司自行组织实施，并作为项目实施主体对申报拆迁项目的房屋拆除安全责任负总责等”的约定相符。本诉中，经庭审查明：康利公司与省工业安装公司于2008年2月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载明：“康利公司、省工业安装公司共同确认，康利公司尚欠省工业安装公司拆迁补偿款数额为17372400元”，该时合肥市国土资源局与康利公司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业已载明案涉拆迁出让地块具体面积，康利公司在当时还未取得合国用（2012）第11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来确定案涉拆迁出让地块的最终面积的情况下，对欠付拆迁补偿款与省工业安装公司作出进行共同确认的意思表示，应视为双方当事人对此欠款数额作出的处分行为，结合该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双方在原协议约定基础上，拆迁补偿费再增加2200万元”的意思表示，可以证明省工业安装公司与康利公司自该补充协议签订之日起即确立了双方拆迁补偿款39372400元债权债务事实的发生。扣除康利公司（含天洋公司代为支付）自该补充协议签订后即自2008年3月11日起至2011年12月30日期间向省工业安装公司支付款项计29179900元、王金元于2011年1月1日至2014年6月5日代表省工业安装公司收取的4844600元款项、康利公司于2014年4月30日代为省工业安装公司支付三住户的拆迁补偿款计700978.8元，康利公司尚欠省工业安装公司拆迁补偿款4646921.2元未付。因案涉《协议书》、《补充协议》中均约定案涉拆迁地块的“三通一平”工作应由省工业安装公司负责完成，由于省工业安装公司、康利公司均陈述该“三通一平”工作实际系由康利公司完成，故康利公司花费的“三通一平”费用计1956241元应由省工业安装公司承担，该款应从前述欠付拆迁补偿款4646921.2元中予以抵扣。综上，康利公司实际欠付省工业安装公司拆迁补偿款2690680.2元。对此，康利公司应承担民事责任。省工业安装公司诉请天洋公司对欠付拆迁补偿款承担支付责任的请求，因天洋公司非系案涉《协议书》、《补充协议》的合同相对人，且该请求与其与天洋公司签订的《拆迁协议书》中约定的“天洋公司承担协助甲方办理项目用地块恢复用地及恢复楼规划手续的办理，并代为管理恢复楼的工程建设”的义务存在不符，故该请求该院不予支持；省工业安装公司诉请康利公司、天洋公司支付拆迁非正常支出2884442元（含部分住户对房屋面积的非合理要求安置导致的增购面积的差价款、省工业安装公司提前终止门面房租赁合同而导致的违约补偿金及租金损失）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反诉中，省工业安装公司于2009年6月30日就“徽商·新世界”拆迁恢复楼项目取得合肥市规划局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并于2012年7月2日在合肥市包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取得项目征收备案，结合项目地块拆迁恢复楼于2009年12月开工并于2012年1月竣工交付使用及省安装公司关于其未对案涉拆迁地块进行“三通一平”的施工，该施工由康利公司完成的陈述，该院认为，依据《补充协议》中约定的“省工业安装公司承诺的安置用地置换、规划、报建手续完成后三个月，完成与现项目用地上所有居民的拆迁安置协议的签订，同时收回现项目用地上所有拆迁居民及单位的原房屋产权证及项目用地上居民及单位搬迁完毕后一个月内，乙方完成该项目用地上全部建筑物、附属物的拆迁，使该项目用地达到“三通一平”状况后将项目用地交与康利公司的约定”，省工业安装公司完成向康利公司交付拆迁地块的最后截止时间应为2012年11月1日。但省工业安装公司于2014年4月30日在康利公司代为其支付拆迁地块三未拆迁户的拆迁补偿款后方才完成对案涉拆迁地块的拆迁工作，对此，省工业安装公司应对其逾期交付拆迁用地的行为承担违约责任。康利公司认为原违约约定标准过低，主张按日0.2‰标准计的请求，因未提供证据证明原违约金约定标准显著低于实际损失的证据，故该院对此请求不予支持，依法按合同约定的每日万分之一标准计予以支持。康利公司主张返还超付拆迁补偿款的请求，与事实不符，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安徽省康利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支付安徽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拆迁补偿款2690680.2元；二、驳回安徽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安徽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支付安徽省康利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逾期交付拆迁用地违约金109万元（以2000万元为基数，自2012年11月1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一标准计至2014年4月30日止）；上述一、三项两项相抵，安徽省康利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支付安徽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拆迁补偿款1600680.2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付清；四、驳回安徽省康利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261元，安徽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负担79000元，安徽省康利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负担21261元；反诉案件受理费65832元，安徽省康利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负担56500元，安徽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负担9332元。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原判所认定而为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康利公司代省工业安装公司支付给三户的拆迁补偿款700978.8元及三通一平费用1956241元是否应当从案涉拆迁补偿款中抵扣的问题。从本案现已查明的事实来看，案涉土地相关拆迁工作及三通一平工作的合同义务方系省工业安装公司，对于房屋拆迁过程中支付给三户的拆迁补偿款，从康利公司提供的相关收条及转账凭证来看，康利公司已支付了相关款项，并且省工业安装公司的委托人王金元也在相关收条上签字确认，现省工业安装公司认为该款项不应由其承担，依据不足，不予采信。因案涉《协议书》、《补充协议》中均约定案涉拆迁地块的“三通一平”工作应由省工业安装公司负责完成，由于省工业安装公司、康利公司均陈述该“三通一平”工作实际系由康利公司完成，故康利公司花费的“三通一平”费用应由省工业安装公司承担，在康利公司已提交了相关“三通一平”的合同及相关款项支付凭证的情况下，现省工业安装公司认为“三通一平”的相关款项不应由其负担，依据不足，不予采信。关于康利公司应支付省工业安装公司拆迁款数额的问题，从双方2008年2月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内容来看，此时协议的相关条款已注明建筑规划应后退东边地界8米，在此情况下双方对拆迁补偿款达成一致意见，现康利公司认为因规划变更导致土地面积减少，故需重新确定拆迁安置补偿款的总额，无合同依据，不予支持。关于违约金的问题，因案涉项目在2012年7月2日在合肥市包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取得项目征收备案，结合双方2008年2月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的内容，省工业安装公司应在2012年11月1日完成向康利公司交付拆迁地块，而省工业安装公司在2014年4月30日才完成相关拆迁工作存在违约，省工业安装公司应按照双方《补充协议》第十一条第二款约定，每迟延一日按收取的拆迁补偿款总额2000万元的万分之一向康利公司支付违约金。康利公司主张省工业安装公司应按日万分之二的标准支付违约金，与双方合同约定不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省工业安装公司、康利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0303元，由上诉人安徽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负担36778元，由上诉人安徽省康利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负担735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勇审判员 张 怡审判员 董江宁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李 颖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