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01民终78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马玉林，男，1972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兰萍，济南历城鸿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萍，济南历城鸿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翔悦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刘双，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郜志波，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妤，北京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济南市公立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罗冬梅，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某某，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萍，济南历城鸿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马玉林、山东翔悦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悦达公司）因与原审原告济南市公立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立汽车出租公司）修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8）鲁0104民初5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玉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2.一、二审诉讼费由翔悦达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我营运损失即为向公立汽车出租公司缴纳的承包费，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我承保的车辆系营运车辆，缴纳承包费后，必然产生收益，济南市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服务中心已经为我出具证明，证实我承包的车辆月收入为13360.2元，如果一审法院认为我证据不足，应当告知我申请司法鉴定，在没有鉴定程序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以我缴纳承包费的数额认定为营运损失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判决我承担30%责任是错误的，在车辆维修期间我无过错，不应承担责任，翔悦达公司应承担全部责任。我将车辆送至翔悦达公司维修，翔悦达公司应及时维修，如没有能力维修，应及时通知我提车，但翔悦达公司以请求领导研究为名一再拖延，并有明确意见即可以将车辆召回。在我同意将车辆召回的情况下又没有了下文，直至拖延至2017年6月2日。因此，在整个车辆维修过程中我无过错，一审判决我承担部分责任无事实证据及法律依据。翔悦达公司辩称，马玉林的营运损失是其自身原因导致，并非我公司的原因造成，我公司不应承担马玉林的损失。马玉林擅自将涉案车辆停放于我公司，未办理任何维修手续，且涉案车辆并无故障，没有维修必要。我公司工作人员在马玉林擅自停放车辆当日，就电话通知其前来提车或配合检测，但马玉林无故不来，故意将涉案车辆滞留在我公司，直到2017年3月8日，马玉林纠集数人来影响我公司经营，并索要补偿。我公司当时也报了警，也告知马玉林提车，但其不提。期间马玉林多次打电话索要补偿，但拒绝提车，我公司只能请求领导研究，车辆召回是马玉林提出，我公司工作人员只是说将该意见请示领导，并未同意其意见。翔悦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驳回马玉林、公立汽车出租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马玉林、公立汽车出租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本案事实认定错误，我公司与马玉林、公立汽车出租公司之间并未形成修理合同关系。2017年2月28日，马玉林将鲁AT01**号涉案车辆擅自停放于我公司，说了一句没刹车后离开，未签订维修合同，也未办理任何手续，因我公司查询到该车辆是其大客户公立汽车出租公司名下车辆，故对该车辆进行检测，检测发现刹车并无故障，没有维修的必要，对车辆检测无故障，不能认定维修合同关系成立，且将车辆停放于我公司的是刘国鑫，而非马玉林，我公司与马玉林之间不存在维修合同关系，一审判决我公司赔偿马玉林运营损失于法无据。2017年6月2日为该车辆更换电瓶、机油是因马玉林故意不来提车长达近4个月，造成电瓶电量耗尽，车辆无法启动，我公司为维护大客户关系，为公立汽车出租公司提供的免费增值服务，与马玉林的行为无关，也非因车辆故障给予维修，更不能认定维修合同关系成立。因此，一审判决认为“鲁AT01**号出租车由承包人马玉林送至翔悦达公司修理，翔悦达公司接收车辆并进行车检，6月2日为车辆更换电瓶及机油。公立汽车出租公司作为车辆所有人、马玉林作为承包人及维保费承担者，与翔悦达公司之间形成了修理合同关系”是将我公司与马玉林之间的维修合同关系，与我公司与公立汽车出租公司之间的提供增值服务行为混为一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事实上，我公司与马玉林、公立汽车出租公司之间并未形成修理合同关系。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马玉林所诉运营损失是其自身原因导致，并非我公司造成，我公司不应承担马玉林的运营损失。我公司检测涉案车辆无故障当天就已经履行通知义务，致电马玉林前来提出，并且也通过短信通知了公立汽车出租公司相关人员，马玉林或公立汽车出租公司在得知车辆检测无故障后应及时前来提车或协助检测找出故障再进行维修，但马玉林在既没有看到检测结果，也不前来协助检测的情况下明确拒绝提车，公立汽车出租公司在得知此事后也未采取相应措施，而是故意将涉案车辆滞留在我公司。本案中，不管我公司与马玉林、公立汽车出租公司之间是否形成修理合同关系，我公司检测车辆无故障后已经履行了告知义务，并不存在过错，而马玉林和公立汽车出租公司在接到通知后故意不作为是导致其运营损失的直接原因，因此，其运营损失应由马玉林和公立汽车出租公司自行承担，一审判决认为我公司按70%比例承担损失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我公司不应承担马玉林的运营损失。马玉林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我与翔悦达公司形成修理合同关系，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017年2月28日我的车辆因故障到翔悦达公司维修，直至2017年6月2日翔悦达公司才更换了机油及电瓶，期间我多次与翔悦达公司协商，翔悦达公司既不维修车辆也不通知我提车，由此，给我造成了巨大损失。翔悦达公司是4S店，任何车辆都不可能随便停放，因此，翔悦达公司称我将车辆擅自停放于翔悦达公司与事实不符，亦不符合常理。翔悦达公司一审中提交的检测单是伪造的，通过我一审中提交的翔悦达公司与我的代理人的电话通话录音，能够证实双方多次协商过程及翔悦达公司表示将涉案车辆收回的事实，因此，一审判决翔悦达公司赔偿营运损失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翔悦达公司称我故意不提车无证据证实。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翔悦达公司认为营运损失是我自己导致，不是其造成的无事实证据及依据，一审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适用法律正确。公立汽车出租公司述称，一审判决已经认定马玉林享有主张损失的权利，判决驳回我公司诉讼请求正确。马玉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翔悦达公司赔偿公立汽车出租公司、马玉林车辆营运损失42307.3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翔悦达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马玉林提交《济南市客运出租汽车承包运营合同》及证明各1份，证明马玉林在公立汽车出租公司承包案涉车辆，承包费每月3915元，可以对案涉车辆的损失主张权利，且公立汽车出租公司声明案涉车辆损失可以由马玉林主张，公立汽车出租公司不再另行主张权利。公立汽车出租公司对该证据没有异议。翔悦达汽车贸易公司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辩称因马玉林没有相关资质，承包合同无效，公立汽车出租公司的证明亦没有法律效力。因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案涉车辆所有人公立汽车出租公司作为原告参加诉讼并向翔悦达公司主张上述车辆营运损失，所以对于马玉林主张由其向翔悦达公司主张权利，公立汽车出租公司不再主张权利的事实，不予确认。马玉林提交结算单1份，证明案涉车辆于2017年2月28日送入翔悦达汽车贸易公司维修，直到2017年6月2日提车，未经过任何维修。公立汽车出租公司对该证据没有异议。翔悦达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车辆送修、提车时间亦无异议，但辩称该证据仅能证明检测及修理未收取费用，不能证明对车辆没有进行检测与修理。因马玉林亦认可车辆更换过机油及电瓶，所以对于马玉林主张车辆自2017年2月28日送入翔悦达公司维修，直到2017年6月2日提车，未经过任何维修的事实不予确认。马玉林提交济南市城市公共客运服务中心出具的证明1份，证明自2016年1月至2016年12月，济南市出租汽车的月平均收入为13360.2元，每天为445.34元。公立汽车出租公司对该证据没有异议。翔悦达公司辩称该证明的真实性和内容均无法核实。该证明中记载数据由济南市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服务中心依据加装有GPS设备的出租车计价器中储存数据汇总得出，但未附有GPS设备的原始数据及结论的计算方式且证明中记载的济南市出租汽车的月平均收入为13360.2元实际为未扣除任何成本的毛收入，在翔悦达公司对该证据不予认可的情况下，对该证据不予采信。马玉林提交短信记录截图11张、电话录音1份，证明马玉林委托公立汽车出租公司员工戴某某与翔悦达公司就案涉车辆损失多次协商，翔悦达公司一再回复要跟总经理商量后答复且开始同意收回车辆后又不同意，马玉林无奈只能提车。公立汽车出租公司对该证据没有异议。翔悦达公司对短信记录截图有异议，看不出是谁和谁的对话，且内容仅能证明双方多次协商，马玉林拒绝提车，只要补偿。翔悦达公司对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辩称录音时间无法确定，无法证明与本案有关，录音中表达的退车事宜应该由马玉林要求公立汽车出租公司退车，翔悦达公司没有退车义务。因翔悦达公司的代理人郜志波（短信及录音中的其中一方通话人）认可短信记录截图及电话录音的真实性且认可多次短信及电话通话系协调车辆问题，所以对于马玉林提交的该证据，予以采信，对于马玉林主张就案涉车辆问题多次与翔悦达公司协商的事实，予以确认。马玉林提交告知书1份，证明案涉车辆自2017年2月28日送修至2017年6月2日提车，翔悦达公司没有维修车辆，也没有通知马玉林提车。公立汽车出租公司对该证据没有异议。翔悦达公司对告知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告知书为2017年9月12日马玉林提车后出具，内容主要为要求翔悦达公司赔偿车辆维修期间的营运损失，且告知书为马玉林单方出具，因此无法证明翔悦达公司未对车辆进行维修，未告知提车，对于该证据不予采信。马玉林提交翔悦达公司向其出具的回复函，证明翔悦达公司承认双方进行过多次交涉并要求马玉林作为公立汽车出租公司的代理人与其沟通。公立汽车出租公司对该证据没有异议。翔悦达公司对该回复函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辩称自马玉林将车辆放到翔悦达公司到提车之日，均由戴某某出面协商，索要补偿，一直未提供授权委托材料，翔悦达公司不知道应与谁协商，才出此回复函。该证据为翔悦达公司出具，其中翔悦达公司自认就马玉林告知书提到的案涉车辆营运损失问题与公立汽车出租公司多次交涉，因此该证据仅能证明翔悦达公司就案涉车辆营运损失问题与公立汽车出租公司多次交涉。马玉林提交收款收据5张，证明2017年1月至2017年5月，马玉林按照每月3710元的标准向公立汽车出租公司交纳了承包费，承包费每月3710元是根据济南市客运管理处的相关文件，在承包合同约定的每月3910元承包费的基础上下调了200元。公立汽车出租公司对该证据没有异议，认可马玉林已经交纳了上述承包费。翔悦达公司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辩称马玉林仅提交了5张收款收据，不能证明已支付了该部分租金，并且在其与公立汽车出租公司的合同中并没有马玉林所述无论何种情况都必须交运营费的约定。上述证据系马玉林用以证明其已按照约定向公立汽车出租公司支付了承包费，公立汽车出租公司亦自认收到了上述承包费，因此对于该证据予以采信，对于2017年1月至2017年5月，马玉林按照每月3710元的标准向公立汽车出租公司交纳了承包费的事实予以确认。翔悦达公司提交情况说明1份，证明马玉林于2017年2月28日来对案涉车辆进行故障检测，描述为无刹车。经过翔悦达公司工作人员检测后预判刹车无异常，建议更换刹车片。马玉林、公立汽车出租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因为预检单中客户签字不是马玉林本人所签。因该预检单系翔悦达公司单方出具，具体检修人系翔悦达公司的工作人员，双方存在利益关系，马玉林亦否认在该预检单上签字且该预检单仅是对车辆状况的预判，不是最终结论，因此对于该证据不予采信。翔悦达汽车贸易公司提交情况说明1份，证明经过本单位维修技师刘江涛及质检员王元康各项测试及检验，案涉车辆在送修时未出现描述无刹车故障。马玉林、公立汽车出租公司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认为维修人员系翔悦达公司的员工，其出具的证明不具有证明效力。因出具证明的刘江涛与王元康系翔悦达公司的员工，双方存在利益关系，刘江涛与王元康单方出具的说明并不足以证明车辆不存在刹车问题，因此对于该证据不予采信。翔悦达公司提交本公司服务顾问赵某某出具的陈述书1份、电话录音1份，证明案涉车辆检测无描述故障后，服务顾问多次致电马玉林告知其来店协助检测或者提车，马玉林拒绝，后来不再接听电话。马玉林、公立汽车出租公司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认为陈述人系翔悦达公司员工，与其有利害关系，其陈述与事实不符。该陈述书虽系翔悦达公司员工作出，但结合电话录音内容，可以看出翔悦达公司的工作人员几次电话联系马玉林提车，马玉林拒绝提车，对于该事实，予以确认。翔悦达公司提交本公司大客户经理孙某某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微信记录截图，证明检测完车辆后，其一直试图联系马玉林前来提车，马玉林拒绝提车，无奈联系公立汽车出租公司的张某某说明情况，希望张某某通知马玉林来提车。马玉林、公立汽车出租公司认为情况说明是翔悦达公司的员工作出的，说明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不予认可。微信截图看不出是谁与谁的对话。该情况说明系翔悦达公司员工作出，微信截图内容仅能看到告知案涉车辆试着没问题，刹车片该换了，无法证明翔悦达公司联系公立汽车出租公司的张某某，希望张某某通知马玉林来提车的事实。翔悦达公司提交视频录像1份，证明马玉林于2017年3月8日纠集一群人到翔悦达公司要求就案涉车辆给说法，严重影响了翔悦达公司正常经营，翔悦达公司请马玉林协助检测车辆或者提车，马玉林拒绝协助、拒绝提车。马玉林、公立汽车出租公司对录像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录像内容为出租车司机到店维修车辆，没有证据证实是戴某某组织人员闹事。该视频录像没有相应的同步录音，因此对于双方交流的具体内容无法确认，但双方对戴某某、马玉林于2017年3月8日到翔悦达汽车贸易公司就案涉车辆问题进行交涉的事实没有异议，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认定事实如下：鲁AT01**号出租车系公立汽车出租公司2015年9月24日从翔悦达公司购买的车辆，车辆登记在公立汽车出租公司名下。2016年7月1日，公立汽车出租公司与马玉林签订《济南市客运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将鲁AT01**号出租车发包给马玉林运营，每月承包费3915元（乙方每月承包费3715元，丙方每月承包费200元），期限自2016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24日。合同第六条第（一）项约定“乙（丙）方承担本合同有效期内的车辆燃料费、润油费、营运设施维修费和保养维修费（含大修费），车辆维修方式由签约各方协商确定第1种方式处理：1、甲方修理厂或甲方指定的修理厂维修和保养；第八条第（一）项：乙（丙）方有权根据本合同约定依法从事客运出租汽车运营，并享有扣除运营成本和交纳承包费后的收益权”。公立汽车出租公司指定车辆在翔悦达公司维修保养。2017年2月28日，马玉林以车辆自身存在刹车等问题送至翔悦达公司处修理。翔悦达公司认为车辆无异常，其工作人员于同日通过电话联系马玉林要求马玉林提车，马玉林以车辆存在刹车问题拒绝提车并要求翔悦达公司联系公立汽车出租公司。当日下午，翔悦达公司工作人员孙某某通过微信向公立汽车出租公司工作人员张某某发送“张总，0148那个车试着没问题，检查检查说刹车片该换了”。同年3月8日，戴某某等部分出租车司机及马玉林至翔悦达公司4S店内协商上述车辆处理事宜。当日翔悦达公司4S店由郜志波等人与戴某某等协商处理此事未果。此后，戴某某一直与翔悦达公司郜志波通过微信等协商处理意见，4月24日戴某某微信显示“…要去做鉴定、马上去做啊…”;5月12日戴某某微信显示：“我们，什么时间提车？…”翔悦达公司一直未予明确处理意见答复也未明确告知要求马玉林提车。同年6月2日，在翔悦达公司为车辆更换电瓶及机油后，马玉林将车辆提走，翔悦达公司未收取修理费用，结算单登记客户名称为公立汽车出租公司。案涉车辆自2017年2月28日送至翔悦达公司至马玉林2017年6月2日提车，时隔共计95天。马玉林起诉后向公立汽车出租公司缴纳了2017年1月至5月的承包费，每月3715元（按规定比照合同约定金额下调200元）。一审法院认为，公立汽车出租公司所有鲁AT01**号车辆由马玉林承包，按承包合同约定，马玉林交纳承包费并承担承包期间的保养维修等费用、享有扣除运营成本和交纳承包费后的收益权。车辆维修按公立汽车出租公司指定到翔悦达公司进行保养维修。本案马玉林主张系修理合同纠纷，关于马玉林、翔悦达公司是否形成修理合同关系。鲁AT01**号出租车由承包人马玉林送至翔悦达公司修理，翔悦达公司接收车辆并进行车检，6月2日为车辆更换电瓶及机油。公立汽车出租公司作为车辆所有人、马玉林作为承包人及维保费承担者，与翔悦达公司之间形成了修理合同关系。翔悦达公司虽辩称其与公立汽车出租公司、马玉林之间没有形成维修合同关系，但翔悦达公司实际接收了车辆并对其进行了车检维保，且翔悦达公司提交的结算单中亦载明客户名称为公立汽车出租公司，免除维保费不影响维修合同关系的成立，翔悦达公司此项辩称不成立。关于马玉林主张的自2017年2月28日至6月2日的车辆营运损失。根据交易习惯，车辆送修人将车辆送至车辆维修人处后，车辆维修人应及时对车辆进行检修，在确认车辆没有故障或者经维修消除车辆故障后应及时通知车辆送修人前来验收提车，车辆送修人在收到通知后应及时前来验收提车，如果车辆送修人认为车辆未维修完好，应向车辆维修人提出，如双方能确认车辆未维修完好，车辆送修人可以要求车辆维修人继续维修，在车辆维修人确无法完成车辆维修时，车辆送修人也可及时选择更换车辆维修人。而如果车辆维修人超过合理时间未通知车辆送修人提车，车辆送修人也应及时与车辆维修人联系，主动要求提车。本案中，送修人系马玉林。作为车辆维修人的翔悦达公司在认为车辆不存在故障的情况下，通过电话联系了送修人马玉林，在马玉林拒绝提车并要求其联系公立汽车出租公司的情况下，翔悦达公司应该及时通知车辆所有人公立汽车出租公司前来提车。但翔悦达公司提交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明确向公立汽车出租公司发出过提车要求。在戴某某多次与翔悦达公司副总经理郜志波联系沟通过程中，翔悦达公司一方亦未明确限定时间要求公立汽车出租公司提车，而是反复表示会汇报领导，等待领导进一步指示。因此，翔悦达公司未积极履行相关义务，对车辆停运损失的产生负有一定的责任。而公立汽车出租公司、马玉林分别作为车辆所有人、送修人在将车辆送修后应随时关注车辆修理进程、及时到场验收车辆，但马玉林将车送修后到3月8日未有证据证明联系过翔悦达公司要求提车，翔悦达公司工作人员联系马玉林要求其提车时，马玉林在未验收车辆的情况下拒绝提车，而且即使案涉车辆确存在刹车问题而翔悦达公司确无法修理好车辆，公立汽车出租公司应及时更换车辆维修人，以避免损失的扩大。因此，公立汽车出租公司、马玉林亦未积极履行相关义务，对损失的产生亦具有一定责任。但相比而言，在2017年3月8日戴某某、马玉林至翔悦达公司4S店内现场明确要求处理相关车辆问题，翔悦达公司应当已明确知晓马玉林之要求的情况下，翔悦达公司未及时向公立汽车出租公司、马玉林明确处理意见，乃至在此之后直至2017年6月2日提车之日的时间内，戴某某多次与翔悦达公司联系要求其给出处理意见的情况下，翔悦达公司仍以需要请示领导、商量等理由而未能及时给出明确的处理意见，对此期间的损失，翔悦达公司比公立汽车出租公司及马玉林负有更大的责任。据此，认定公立汽车出租公司及马玉林与翔悦达公司对案涉车辆营运损失的发生均负有责任，但翔悦达公司应负更大的责任，翔悦达公司按70%的比例承担损失为宜。关于马玉林主张的自2017年2月28日至6月2日期间的车辆营运损失计算标准。因公立汽车出租公司在车辆送修前已将案涉车辆对外发包收取承包费，所以对于公立汽车出租公司而言，其车辆停运期间的损失应当是车辆停运期间的承包费。因马玉林已经根据《济南市客运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的约定向公立汽车出租公司交纳了上述车辆停运期间的承包费，所以公立汽车出租公司再向翔悦达公司主张车辆营运损失，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对于马玉林而言，按合同享有扣除运营成本和交纳承包费后的收益权，这部分收益才是马玉林的实际纯收入也就是其营运损失。在车辆停运期间其未实际运营车辆获得收益的情况下依据《济南市客运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的约定向公立汽车出租公司交纳了每月3715元的承包费，此期间交纳的承包费为马玉林确已实际发生的损失；马玉林主张以济南市出租汽车的月平均收入13360.2元的为损失计算依据，该收入系未扣除运营成本和交纳承包费前的收入，这期间车辆未营运，也就没有发生实际运营成本，马玉林也未提交之前车辆的运营成本或济南市出租汽车平均运营成本作为参考及核减依据，故因马玉林提交证据不足，无法核定其这期间除承包费之外，有可能得到的实际纯收入。对马玉林这部分主张，不予采信。因此，以马玉林提交的现有证据，案涉车辆的营运损失即马玉林向公立汽车出租公司交纳的承包费11764元（即3715元÷30天×95天）。据此，翔悦达公司应赔偿马玉林车辆营运损失8235元（即11764元×70%）。对马玉林主张2017年2月28日至6月2日期间的损失全部由翔悦达公司承担以及翔悦达公司认为这期间损失与己无关的主张，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翔悦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马玉林车辆营运损失8235元；二、驳回马玉林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公立汽车出租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58元，减半收取计429元，由公立汽车出租公司负担129元，翔悦达公司负担300元。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二审中，马玉林提交申请，请求对鲁AT01**号出租车2017年2月28日至2017年6月2日期间的营运损失进行鉴定。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马玉林将其承运的出租车送往翔悦达公司检修，翔悦达公司对车辆进行了检修，认为没有故障，虽然双方之间未签订书面的维修合同，但双方之间的行为成立了事实上的维修关系，一审判决认定双方成立修理合同关系正确。在车辆修理合同关系中，马玉林作为送修者，其处于主导地位，其有权选择是否在翔悦达公司维修，有权选择维修项目，在车辆维修不满意时有权选择维修单位。本案马玉林将车辆交付翔悦达公司维修后，翔悦达公司经检修无故障后，通知马玉林提车，马玉林拒不提车。特别是公立汽车出租公司的工作人员戴某某到翔悦达公司交涉后，其应知道车辆维修状况，即使对翔悦达公司的维修不满意，其亦应提车或更换维修单位，双方纠纷未解决不应成为马玉林或公立汽车出租公司不提车的理由。上述事实充分说明，本案所涉的出租车长达95日未能被提走的原因，马玉林或公立汽车出租公司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对本案因不提车而导致的扩大损失应承担责任。翔悦达公司在明知马玉林或公立汽车出租公司不提车的情况下，未采取合法的手段将车辆进行交付提存，对纠纷的产生及马玉林主张的损失，亦负有相应的责任。综合考量双方的过错程度，一审判决酌定翔悦达公司赔偿马玉林损失8235元，并无不当。对马玉林提出的请求对鲁AT01**号出租车自2017年2月28日至2017年6月2日期间的营运损失进行鉴定的申请，本院亦不予准许。综上，马玉林、翔悦达公司的上诉请求，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结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58元，由上诉人马玉林、山东翔悦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各负担42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潇审判员  张伟审判员  高静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穆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