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604民初8141号 原告：骆巧芬，女，1972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上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茹亮良，绍兴市柯桥区柯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许淮丰，男，1976年2月3日出生，住余姚市。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公司，住所地余姚市阳明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81753288483A。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琪凯，浙江浣纱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骆巧芬与被告许淮丰、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公司司（以下简称平安余姚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耿红建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茹亮良、被告许淮丰、被告平安余姚支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琪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骆巧芬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请：1、判令被告许淮丰赔偿原告损失合计191392元；2、判令被告平安余姚支公司在保险范围内承担直接赔付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2017年2月6日，被告许淮丰驾驶其所有的浙Ｂ×××××号车辆与驾驶电动车的原告在上虞区百悬线西华瑶村村到地方发生碰撞，造成原告受伤及车辆损害的交通事故。该事故经绍兴市公安局上虞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事故认定，认定被告许淮丰负事故全部责任，原告无责。据了解，被告许淮丰驾驶的车辆在被告平安余姚支公司投保有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原告为此向法院提起诉讼。 被告许淮丰辩称： 被告许淮丰辩称：对事故发生的事实、事故责任认定无异议；涉案车辆在被告平安余姚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 被告平安余姚支公司辩称：对事故发生的事实、事故责任认定无异议；涉案车辆在答辩人处投保了交强险及10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含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对原告主张的具体损失有异议。 经本院审理查明：2017年6月13日8时40分许，被告许淮丰驾驶车牌号为浙Ｄ×××××号轻型货车，行驶至边沥线欧格五金厂门口时，与原告驾驶的车牌号为浙Ｄ×××××号的普通摩托车相撞，造成两车辆损坏及原告受伤的交通事故。经上虞区公安局交警大队责任认定，被告许淮丰负事故全部责任，原告无责任。原告受伤后经上虞区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共住院14天。经司法鉴定，原告因本次事故构成十级伤残，所需误工时间为120日、护理期限60日、营养期限60日。本次交通事故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如下：医疗费12531.02元（5031.49元加上被告许淮丰垫付的医疗费7499.53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20元（14天×30元/天）、营养费1800元（60天×30元/天）、护理费10043.40元（60天×167.39元/天）、误工费20086.80元（120天×167.39元/天）、残疾赔偿金102522元、精神抚慰金4000元、交通费300元、拖车费300元、修车费1800元，合计153803.22元。原告另有鉴定费损失2100元。事故发生后，被告许淮丰已垫付医疗费7499.53元，拖车费300元。 另查明，浙Ｄ×××××号轻型货车在被告平安余姚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10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含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事故发生时，被告许淮丰持有合法有效的驾驶证、行驶证。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事故认定书、病历卡、医疗费发票、鉴定意见书、鉴定费发票、修理票据、参保证明、企业证明、村委证明、驾驶证、行驶证、保单，被告许淮丰提供的医疗费发票、拖车费发票，本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以及庭审中当事人的陈述予以证明，本院审查后予以确认。关于原告主张的拖车费损失，根据票据开具的时间先后顺序，应以被告许淮丰提供的票据为准。 本院认为，公民的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侵害上述权利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被保险人怠于请求赔偿金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根据涉案车辆的投保情况及事故认定，应由被告平安余姚支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付原告损失153803.22元。鉴定费非保险范围，应由被告许淮丰承担，其垫付的费用作相应扣减。被告许淮丰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可作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公司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付原告韦骆巧芬损失153803.22元。 被告许淮丰应赔偿原告损失2100元，已垫付7799.53元。 上述两项向抵扣后，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公司司支付原告骆巧芬148103.69元，支付被告许淮丰5699.53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履行完毕。 三、驳回原告骆巧芬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3338元，依法减半收取1669元，由被告许淮丰负担。本案司法鉴定费2470元，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公司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耿红建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书记员  朱文金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第四十八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 （2017）浙0624民初2275号 原告：杨人杰，男，1942年8月15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407031942********），汉族，住杭州市九州路**汇盈德堡******。 原告及原告杨人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嘉林（系杨人杰弟弟），男，1943年9月17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402021943********），汉族，住上海市陕西南路****楼2F。 原告：杨六芹（杨六琴），女，1945年1月8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306241945********），汉族，住，住新昌新昌县南明街道钟楼南村****iv> 原告：杨七琴，女，1948年7月20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306241948********），汉族，住，住新昌县南明新昌县南明街道环城东路** 原告：杨嘉华，男，1955年12月30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306241955********），汉族，住，住新昌县南明街新昌县南明街道中镇庙巷** 原告杨六芹、杨七琴、杨嘉华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国仁，浙江新希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眉良，男，1930年8月6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306241930********）,汉族，住，住新昌县南明街道中镇庙巷****/div>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雨婴（系杨眉良之子），男，1955年7月14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306241955********），汉族，住新，住新昌县南明街道昌县南明街道人民东路******d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 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月萍，浙江元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人杰、杨嘉林、杨六芹、杨七琴、杨嘉华与被告杨眉良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6月19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被告杨眉良提出异议且因本案案情复杂，本院变更审判组织并依法组成合议庭继续审理，于同年8月17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时，原告暨原告杨人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嘉林、杨六芹、杨七琴、杨嘉华，被告杨眉良的委托代理人杨雨婴、张月萍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时，原告及原告杨人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嘉林、杨六芹、杨七琴、杨嘉华及杨六芹、杨七琴、杨嘉华的委托代理人陈国仁，被告杨眉良的委托代理人杨雨婴、张月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人杰、杨嘉林、杨六芹、杨七琴、杨嘉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新昌县南明街道中镇庙巷47号房屋的征收补偿款人民币983333元归原告所有；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在庭审中，原告明确请求判令新昌县南明街道中镇庙巷47号房屋的征收补偿款1017849.40元的5/6归原告所有。 事实与理由：本案五原告均为原告之父杨焕章及妻子张美娣所生。本案被告杨眉良为原告之父杨焕章及妻子吕大妹所生。五原告与被告系同父异母兄弟姐妹。本案五原告之祖母杨胡氏于民国21年6月（公元1932年6月）将位于新昌县城关镇中镇庙巷14号即现在的新昌县南明街道中镇庙巷47号楼房五间、两旁披翼二间三股拍分，分别由长子杨叶焕、三子杨焕章、四子杨焕河继承。其中三子杨焕章即原、被告之父分得南首上、下大房二间，披翼一间。整个房屋的上、下堂前为合用。1958年9月，原告之父母携原告杨六芹、杨七琴、杨嘉华由上海返回新昌生活，在公用的上、下堂前居住。1966年2月1日，原告之父在病危之中立下遗嘱，言明“患病所需医药费及身后费用由五位原告及母亲和被告及其母亲二方平均负责，不得推诿。倘有哪一方不肯负责，则放弃财产所有权。”被告母子无视遗嘱，拒不承担其父亲及丈夫的医药费，致使原告及被告之父含恨而去。五位原告及其母亲独自承担父亲及丈夫的所有医药费和身后一切费用。原告认为，本案讼争的中镇庙巷47号房屋是五原告及被告的祖上财产，原告父母去世后，原被告均未放弃继承，至今未予分割及产权登记，该房屋应属原被告共有。现本案讼争房屋因新昌县市民公园建设需要被政府征收，被告已代表被征收户与征收单位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征收补偿款为118000元。五位原告享有该房屋5/6的共有份额，故原告应得补偿款983333元，现特向法院提起诉讼。 在庭审中，原告明确要求讼争房屋应当基于其祖母分关由杨焕章所得，并按照法定继承由五原告享有房屋补偿款的5/6。 被告杨眉良辩称：一、对于原告起诉中原、被告的身份及彼此之间的关系没有异议。原被告的祖母就讼争房屋的分关也没有异议，但被告认为分关在解放前所立，解放后经历土改的历史变革，讼争房屋由政府确定为被告的母亲及被告所有，所以对旧契不认可，不能按旧的分关来认定。原、被告的大家庭只有被告及其母亲参加土改，他们的身份是贫农，原告及原告的父亲、母亲户口在上海，故在土改时，被告及被告母亲已经取得了讼争房屋的所有权。二、1970年，被告被打成右派，全家除了被告妻子外其余六个人都被下放到当时的梅渚公社，根据当时政策，房子已经被县政府征购，征购的房子是两间，土改登记时是一间半，因为在房子南首第一间厨房楼上的房子，被告与其他所有人共同确认为被告所有，政府将征购款项划给梅渚大队。后经被告及其母亲多方交涉，政府在1974年将征购房屋性质改为经租，1975年，被告母亲去世也未收回产权。1978年，政府同意将房子折价540.96元让被告回购。1979年，被告返城后一直居住在此房。三、原告及其父亲从上海返回新昌后，因为没有房子居住，经亲戚协调，居住，居住于该房内过程中，原告及原告的母亲从未向政府或者说被告主张过权利。原告杨嘉华在2009年4月10日才向新昌县房管局提出异议，因此本案已经超出诉讼时效。四、原告父亲的遗嘱从形式上看只是一份报告，因为房子已经确认属被告及其母亲所有，原告父亲系无权处分。五、讼争房屋在2017年5月份被国家征收，政府与被告签订了征收协议，该征收协议是合法的，征收价格是750157元，其他属于装修补贴等等。综上，讼争房屋的产权应该属被告全家所有。 在本院确定的举证期限内，五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 1、五原告向城中居委会报告复印件一份，证明1988年五原告已经向居委会提出本案讼争房屋的继承问题的事实。 被告质证认为，真实性有异议，系复印件，且系原告自己书写，没有相关部门收到的依据。从笔迹看，签名系一人书写，对该证据不认可。 2、城中居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原告多次向居委会反映，居委会每年都进行调解，但调解失败的事实。 被告质证认为，该证据没有居委会盖章，不能证明来源，对真实性不认可。 3、户口登记表复印件一份，证明吕大妹户口1954年才迁到本案讼争房屋，吕大妹与原、被告父亲一直是夫妻关系的事实。 被告质证认为该户口登记表与我们在房管局复印的1952年的登记表不一致，所以对其真实性有异议。 4、起诉状抄件一份，证明原告父亲与被告母亲系夫妻关系，且杨焕璋对吕大妹、杨眉良一直尽抚养义务的事实。 被告质证认为，该诉状系抄件，对杨焕璋对吕大妹、杨眉良尽到抚养义务的事实不认可，但对于杨焕璋与吕大妹的夫妻关系认可。 5、上海市公安局户籍证明一份，证明原被告父亲杨焕璋与原告母亲系夫妻关系，婚后生育的子女状况。 被告质证认为，对该证据没有异议，但该证据可以证明原告父母在上海参加土改。 6、杨焕章向城中居委会报告一份，证明杨焕璋于1966年2月1日向城中居委会报告，并对遗产继承事宜作出了分配的事实。 被告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法确定。该报告不合法，该房产当时已经由政府确定为被告母亲所有。 7、分关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吴三英对涉案房产进行分配的事实。 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 8、新昌县房管局行政答辩状及证据目录各一份，证明被告所交的540.96元并非购房款，本案讼争房屋一直有争议，新昌县房管局之所以不颁发产权证，就是因为房屋产权有争议的事实。 被告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房管局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其单方陈述不具备相关证据要件，不具有证明力。且吕大妹1975年已去世，不可能在1978年退回540.96元，国家征购时并没有将540.96元付给被告及其母亲，所以不存在退的问题。 9、杨眉良承诺书一份，证明杨眉良承诺对涉案房屋产权有异议，由其承担法律后果。 被告质证认为，真实性有异议，没有杨眉良签字。 被告杨六芹、杨七琴、杨嘉华向本院补充提交以下证据： 10、（2011）绍新行初字第9号行政裁定书（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曾于2011年3月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以被告新昌县房地产管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即没有颁发给被告房屋所有权证为由提起诉讼。但在庭审过程中由于被告的请求不能得到支持，故其于2011年4月向新昌法院申请撤诉。 被告质证认为，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裁定书只载明被告申请撤诉，并非因起诉得不到支持而撤诉的。 11、1989年9月10日杨嘉华申请报告（复印件）一份，证明杨嘉华曾于该日申请有关部门要求解决讼争房屋的历史遗留问题。 被告质证认为，报告中记载解放初期，土改时原告及其父母均在上海，当时产权已经登记在被告母亲吕大妹的名下。 12、2000年7月3日杨嘉华向新昌县房管局报告（复印件）一份，证明杨嘉华得知被告在房管局申请产权登记而出具给房管局的报告，明确提出讼争房屋为共有的事实。 被告质证认为，报告人是杨嘉华，没有代表其他原告，且内容不是事实，遗嘱写着是两个母亲所有。 13、2001年10月23日杨嘉华向房管局报告（复印件）一份，证明杨嘉华得知被告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讼争房屋为其所有，杨嘉华得知消息后向房管局出具报告主张房屋是其共有的事实。 被告质证认为，报告是杨嘉华代表其个人所打，其承认土改时讼争房屋登记在吕大妹名下，事实上房屋是属于吕大妹所有。 14、2001年12月20日杨嘉华提交给新昌县房管局异议书（复印件）一份，证明新昌县房管局收到被告要求登记的申请，原告方提出异议，新昌县房管局经初审认为，该房屋按照土改资料应当确认为被告所有，要求原告方通过诉讼的方式进行解决。原告方接到异议书之后，给房管局复函，证明房屋并未进行土改，讼争房屋为共有的事实，后房管局没有给被告颁证的事实。 被告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有异议，房屋已经土改确认为吕大妹和被告所有，即使原告有异议也是历史遗留问题。 15、2009年4月2日杨嘉华代表原告向房管局函的复函（复印件）； 16、2009年4月10日原告向新昌县房管局的申请报告（复印件）； 以上两份证据证明2009年4月被告再次向新昌县房管局申请产权登记，原告也向新昌房管局提出异议，房管局给原、被告一个函，针对这个情况原告指出复函不符合法律规定，按照法律规定对被告的申请应当不予登记，要求为共有的登记。新昌房管局对双方的申请均不予受理，要求双方当事人通过诉讼途径解决。 被告质证认为，复函只能证明杨嘉华向房管局提交过报告，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1952年的土地登记为吕大妹和被告，不是吕大妹代登记的。1974年经租手续实际没有履行，也就没有办终租手续。1978年被告全家通过右派摘帽子向政府部门多次交涉，政府同意他交款回购。报告的第三点讲的也不是事实，540.96元的房款退还给房管局也不是事实。1970年被告被打成右派到梅渚村，政府强行征购了他的房屋，不存在被告退还征购款的事实，报告与事实不符合。 17、（2013）绍新行初字第7号行政裁定书（复印件）一份，证明2013年被告向新昌房管局提出房屋登记申请，房管局答复不予登记，故其向法院起诉，后撤诉的事实。 被告对上述证据无异议。 18、对城中居委会干部潘银娣、梁潜音的调查记录（复印件）一份，证明讼争房屋的来源是原告父亲所有的及房屋没有经过析产的事实。 被告质证认为，属于证人证言的范围，也可以证明讼争房屋登记在被告及母亲名下。 19、2002年史桂文（被告妻子）等诉本案原告的法庭记录（复印件）一份，证明2002年时被告方曾经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房屋产权，当时的原告认为房屋是其所有，当时的被告即我们认为是共有，后原告申请撤诉的事实。 被告质证认为，笔录真实性无法判断，当时被告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20、1973新民第20号文书、收款收据（复印件），证明房屋由征购改为经租维修，征购费540.96元应当退还国家,收款收据证明被告已经退还国家。 被告质证认为，经租没有履行，该证据还可以证明讼争房屋国家已经确认房屋是吕大妹的。对房管局开具的收据是开过的，但是不真实的，收据中写到被告收到，在1970年房屋的征购款房管局不是付给吕大妹和被告的，而是付给梅渚大队的，梅渚大队收到钱并开具了收款收据。对原告提交的收款收据真实性有异议。当时工资只有几十元，当时还是被告向老婆单位预支了一年的工资才缴纳的。 21、（2002）新民初字第131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一份； 22、（2012）绍诸行初字第32号行政裁定书（复印件）一份； 23、（2012）浙绍行终字第59号行政裁定书（复印件）一份； 24、（2015）绍新行初字第88号行政裁定书（复印件）一份； 25、（2015）浙绍行终字第168号行政裁定书（复印件）一份； 以上五份证据证明被告杨眉良曾多次起诉新昌县房管局不作为，讼争房屋为其所有，与今天庭审的抗辩理由一致，案件均以撤诉、驳回起诉收场。 被告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2015）绍新行初字第88号行政裁定书第二页本院认为最后一段：说明法院驳回原告起诉的理由是2012年1月10日新昌县法院在（2012）绍新行初字第1号行政裁定书中认定原告（原被告）历史遗留问题为由驳回，在（2015）浙绍行终字第168号行政裁定书中得到确认，原、被告案件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的范围。 26、2002年9月13日新昌县房管局对杨眉良的复函（复印件）一份、2013年3月25日新昌县房管局寄给被告杨眉良的函（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主张共有申请，但一直未对房屋进行产权确认，可以证明原告一直在主张共有产权。 被告质证认为，两份函件是真实的，2002年9月13日的函中房管局再次明确该房系被告家祖传房产，登记在被告与母亲吕大妹名下，可以证明土改登记在被告及母亲名下，是房管局查取的登记。对2013年的函无异议。 被告杨人杰、杨嘉林对上述证据10-26均无异议。 在本院确定的举证期限内，被告杨眉良为证明其抗辩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 27、1952年的户口登记表复印件一份，证明经土改后，涉案房屋已经确权给被告母子。 原告经质证认为，真实性不清楚，对合法性有异议，原告认为应以1954年的户口登记为准。 28、1958年私有空房统计资料，证明当时政府已经确认讼争房子归吕大妹所有。 原告经质证认为，真实性认可，该证据恰恰证明本案讼争房屋不是吕大妹个人获得，吕大妹只有一间，所以被告及被告母亲实际居住三间是有问题的。 29、浙新革字70第7号文件、新昌县城关镇出城人员房产登记表一份，证明被告当时被划为右派，下放到梅渚大队，根据文件规定相关房屋折价款由下放户所在大队领取，后梅渚大队已于70年12月5日收到杨眉良房屋折价款的事实。 原告经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国家在六七十年代的情况，国家公权力机构包括政府在有些政策上是有错误的。根据当时政府文件，540.96元由下放户所在大队领取，并告知杨眉良，款项用于被告在农村居住房屋的修缮。 30、新革字（74）第49号文件、新昌法院函件、收款收据，证明当时同意涉案房屋由房管局回收，但已支付的征购款应退还给国家，杨眉良于1978年支付相关款项。 原告经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于540.96元是由谁支付的问题，被告在几次的诉讼中一直前后矛盾。 31、新昌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文件一份，证明涉案房屋已经归还给原户主杨眉良的事实。 原告经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恰恰证明杨眉良没有通过购买取得涉案房屋的产权。 32、2001年12月10日房管局给杨嘉华的回复，证明房管局认可杨眉良系该房屋的产权所有人。 原告经质证认为，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 33、新房革字78第7号文件、县领导答复各一份，证明涉案房屋是被告及被告家人通过努力争取回来的。 原告经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 34、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一份，证明被告系涉案房屋的产权人及房屋征收的具体补偿情况。 原告经质证认为，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有异议，房屋在没有产权证的情况下无法谈买卖、谈补偿。 35、2013年5月8日行政案件庭审记录（复印件）一份，第11页中原告提供了房管局2002年9月13日的函，原告刚才已经提交，公函中明确记载了房管局核实后讼争房屋土改登记在被告及母亲名下，当时被告也没有异议，可以证实作为原告对讼争房屋在土改时的登记无异议。 原告经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房屋不存在土改的事实，登记在吕大妹和原告名下的事实不成立，本身不是土改的原始资料。如果有土改登记的事实，以土改为准，应当早已颁证了，为什么被告一直起诉、撤诉，不能确认房屋存在土改登记的事实，也不能确认该房屋登记在吕大妹和被告名下的事实。 36、2012年绍新行初字第1号行政裁定书（复印件），裁定书第二页本院认为“发生在1978年，关于房地产案件通知规定的精神，该类案件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的范围”，是以这个理由裁定驳回的，且已经被中级法院予以确认。本案不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审理。 原告经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对裁定书的理解及证明目的我们不认同。与后来的裁定书驳回的理由也是一样的，当时被告要求撤销经租行为，要求退还并赔偿损失，并不是对房屋权属确认，举证目的与本案诉讼无关联性。 对于原、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本院结合各方庭审相关陈述综合审查分析后，作如下认证：证据5、7、17，被告对证据内容的真实性及证明力均未提出异议，故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认定。证据1-2，证据1系复印件，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存在异议，证据2未经出具单位盖章签字确认，来源不明，在原告不能进一步提供其它证据佐证或补强的情况下，本院对其真实性及证明力均不能认定。证据3与证据27均为吕大妹、杨眉良之户籍证明，均能证明吕大妹、杨眉良的户籍情况，但对吕大妹入户时间记载不一致，结合双方提供的其他证据看，吕大妹在1952年已经入该户，故对证据3以吕大妹1954年迁入该户为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对证据27予以认定。证据4，系吕大妹起诉杨焕章要求支付生活费的诉状抄件，能够证明吕大妹、杨焕章夫妻关系的事实，但不能证明杨焕章一直对吕大妹尽扶养义务，对该证据以此为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证据6，该份证据形式上系杨焕章给城中居委会的报告，记载事项虽具有遗嘱内容，但不具备遗嘱的形式要件。同时，原告明确本案诉讼请求基于法定继承而非遗嘱继承，故该证据与本案并实质无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证据8，系新昌县房地产管理局在杨眉良诉其撤销行政答复一案中的行政答辩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但本身系其在诉讼过程中单方作出的辩论性质文件，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证据9，该承诺书并未有杨眉良本人签字确认，对其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定。证据10，系司法机关作出的裁判文书，能够证明杨眉良于2011年3月25日起诉要求新昌县房管局履行房屋登记职责，又撤回起诉的事实，但该文书本身并不能直接证明杨眉良的诉讼请求得不到支持而撤诉的事实，故对该证据以此为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证据11-16，系杨嘉华向新昌县房管局提交的报告和异议书，能够证明杨嘉华向房管局提出异议讼争房屋为共有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证据18，该调查记录能够反映涉案房产系杨焕章建造，土改时登记在吕大妹名下，且与本案其他证据相应证，本院予以认定。证据19，经本院确认，该庭审笔录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也能够反映当时杨眉良主张涉案房屋为其所有，杨人杰、杨嘉华、杨嘉林、杨六芹、杨七琴主张共有的事实，对原告该证明目的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0，系本院出具的民字第20号函件，真实性予以认定，能够证明涉案房屋由征购改为经租维修且已支付的征购费540.96元由杨眉良归还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证据21-25，均为司法机关生效裁判文书，能够证明杨眉良多次起诉确权后又撤回或者驳回起诉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证据26，系房产登记主管部门对杨眉良发出的函件，其中2002年9月12日函件中亦明确“土改档案中登记在你和母亲吕大妹名下”，虽其未对涉案房屋进行登记，但未登记系基于杨嘉华等人的异议而作出的暂缓登记，并不能据此证明该房产系原、被告共有，故对以此为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证据28，系新昌县档案馆出具的档案登记资料，原告对该登记真实性并无异议，能够证明中镇庙房屋登记在吕大妹名下，本院予以认定。证据29，被告对真实性和证明力均无异议，能够证明杨眉良被下放到新昌县梅渚人民公社梅渚大队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证据30与证据20一致，本院予以认定，关于540.96元征购款由新昌县梅渚人民公社梅渚大队革命领导小组出具收款凭证。证据31，系政府文件，真实性予以认定，能够证明涉案房屋已于1978年归还原房主，本院予以认定。证据32，系房屋主管部门向杨嘉华出具的函件，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够证明土改时登记情况，且能够与该部门出具给杨眉良等人的函件内容一致，本院予以认定。证据33，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能够证明杨眉良要求归还房屋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证据34，原告对该协议真实性无异议，能够证明杨眉良所签订协议的征收补偿费用情况，本院予以认定。证据35，该庭审记录的举证内容与证据26、32内容一致，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够证明土改时登记情况，本院予以认定。证据36，该裁判文书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文书中涉及的诉请为行政赔偿请求，直接起因为当时国家征购、经租等政策，文书中涉及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三点“凡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有关起诉条件的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因行政指令而调整划拨、机构撤并分合等引起的房地产纠纷，因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而引起的占房、腾房等房地产纠纷，均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当事人为此而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依法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可告知其找有关部门申请解决”，本案系因继承而引发的产权确认纠纷，不能认定为不符合起诉条件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纠纷，故对以此为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认定以下事实：被告杨眉良系杨焕章与吕大妹之子，原告杨人杰、杨嘉林、杨六芹、杨七琴、杨嘉华系杨焕章与张美娣之子女。杨焕章于1966年死亡，吕大妹于1975年死亡，张美娣于1998年死亡。 1932年6月，原、被告祖母吴三英主持分关，分关载明：母胡氏今立主分房屋字据，缘有坐日斋祠前坐西朝东楼房五房，两旁披翼二个，次子银焕于未建房之间早经析产分居，现议此屋三股拍分，分以北首大房一间归长子叶焕为己，南首大房一间归三子焕章为己，又北首边屋一间归四子焕河为己，惟中堂一间又南首边屋一间及雨旁披翼二个，均三股得一，以示公允。立此主分房屋字据…。本案讼争的新昌县南明街道中镇庙巷47号房产即上述分关中原、被告之父杨焕章分得之房屋。 1966年，杨焕章去世前，曾向当时的新昌县城中居委会出具报告一份，载明涉案房屋吕大妹、张美娣各得一半，但要求其医药费及身后事由二人平均分担，否则不得享受继承权利。 1970年，被告杨眉良根据当时革委会文件疏散下乡到新昌县梅渚人民公社梅渚大队，涉案房屋被政府征购，评估价格为540.96元，该款项由当时的新昌县梅渚人民公社梅渚大队革命领导小组出具收款凭证。1974年6月，根据革委会文件及新昌县人民法院出具的函件，涉案房屋由征购变更为由房管部门经租维修，但原支付的房屋征购款540.96元应全部退还。1978年4月29日，杨眉良支付了房屋价款540.96元。 被告杨眉良数次向新昌县房地产管理局申请房屋登记，原告杨嘉华等人对被告杨眉良申请登记事项一直提出异议，致涉案房屋一直未登记。2001年12月10日，新昌县房地产管理局对杨嘉华等人出具函件一份，载明“经查新昌县土地改革档案，城关镇中镇庙47号（原门牌14号）楼房壹间半登记在吕大妹、杨眉良的名下。” 2002年、2009年，被告杨眉良分别在新昌县人民法院提起房屋确认之诉，要求确认本案讼争房产确认为杨眉良所有，分别以产权未实际遭受侵犯、土改确权不明为政府责任为由向本院申请撤诉，本案分别裁定准予撤诉。2011年，被告杨眉良要求新昌县房管局履行房屋登记提起行政诉讼，后因新昌县房管局提供给杨嘉华的复函有误不能作为依据提起诉讼为由，撤回起诉。2012年，被告杨眉良要求新昌县房管局履行房屋登记提起行政诉讼，后认定为重复起诉被驳回起诉。2013年，被告杨眉良以要求新昌县房管局撤销2013年3月25日答复、履行房屋登记职责为由提起行政诉讼，后又自愿撤回起诉。 2017年5月8日，杨眉良签订了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涉案房屋因市民公园建设需要被征收，其中涉案房屋房屋价值补偿金额为750157元，房屋装修补偿金额29502元，附属物补偿金额1610元，搬迁补偿金额5966.80元，临时安置补偿金额14160.96元，争先签约奖励金额30000元，签约腾空奖励金额19668元，自行解决周转用房奖励金额9834元，选择货币补偿奖励金额20%156950.64元，总计补偿金额1017849.40元。现五原告要求确认上述补偿款项1017849.40元中的5/6归原告所有。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两个，第一，本案讼争中镇庙47号房产是否属于原、被告父亲杨焕章遗产。第二，本案纠纷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关请求权是否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从本案双方陈述看，原告认为讼争房产并未经过“土改登记”，基于双方祖母分关由被继承人杨焕章所有而由其子女法定继承。被告认为讼争房产经过“土改登记”登记在吕大妹、杨眉良名下，应当根据该登记为所有权依据，分关不能再作为所有权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三条的规定，“有关土改遗留的房屋确权纠纷，一般应以土改时所确定的产权为准。土改时地主、富农被没收、征收的房屋，已确权给他人或归集体所有的，应依法保护。”故讼争房产是否在土改时确定产权及产权归属，是确定讼争房产是否为杨焕章遗产的关键。根据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原告主张涉案房屋未经土地改革，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而被告主张涉案房屋历经土地改革并登记在吕大妹、杨眉良名下，证据较为充分,新昌县房地产管理局于2001年12月10日向杨嘉华（杨加华）出具函件一份，载明“经查新昌县土地改革档案，城关镇中镇庙47号（原门牌14号）楼房一间半登记在吕大妹、杨眉良的名下。根据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有关土改遗留的房屋确权纠纷，一般应以土改时所确定的产权为准的规定，杨眉良向我局申请要求登记该房屋产权是符合房产登记的有关规定的。……你应该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及时向有关仲裁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诉讼解决，并将有关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的受理情况在2001年12月31日前提交我局，否则我们给杨眉良户座落在城关镇中镇庙巷47号的一间半楼房予以确权登记。”该份函件出自房屋登记管理主管部门，明确土地改革时涉案房产登记在吕大妹、杨眉良名下。同时，杨嘉华于1989年9月10日、2001年10月23日向新昌县房管局出具的报告中，亦写明“土改时，我父和母亲均在上海，土改房屋产权登记，吕大妹以个人名义登记为房屋户主”、“故意不登记杨焕章名字而将吕大妹登记上”，结合在新昌县档案馆查询的1958年私有空房统计资料中讼争房屋登记的房主姓名为吕大妹，同时1996年9月6日向讼争房屋当时所在的城中居委会干部潘银娣、梁潜音的调查记录中亦讲到讼争房屋在“土改时登记在吕大妹名下”等证据，根据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本案讼争房屋土改时经确权登记并登记在吕大妹、杨眉良名下的可能性较大，对该项事实本院予以认定。故原告主张土改登记不存在，应当按照分关确定杨焕章为房屋所有人而适用法定继承的事实基础不成立，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退一步来讲，即使本案讼争房屋属于杨焕章遗产，原告相关请求权应受到诉讼时效的限制。案件性质的确定应从请求权的基础着手，请求权的来源决定了案件的性质和法律适用。原告主张在共同共有的基础上对讼争房屋所有权进行分割确认，系基于原告作为被继承人杨焕章的子女而享有法定继承权，即原告相关诉请的请求权基础为法定继承权，本案实质上是关于原告的继承权是否收到侵害、继承权诉讼时效是否已经届满及遗产份额如何分割引发的纠纷。而从继承法现有规定看，继承权纠纷显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故本案以法定继承权为请求权基础引发的纠纷，应当受到诉讼时效的限制。虽然《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继承的诉讼时效按继承法的规定执行。但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延长，均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但该规定因与《物权法》相关规定冲突，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第七批）的决定》（法释〔2008〕15号）第24条废止。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的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该二十年诉讼时效为最长诉讼时效，并不适用中断、中止。本案中，原告父亲杨焕章早在1966年已经过世，1978年终止“国家经租”归还后一直由被告杨眉良占有使用，早已超过继承法的二十年最长诉讼时效。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人杰、杨嘉林、杨六芹、杨七琴、杨嘉华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8633元，由原告杨人杰、杨嘉林、杨六芹、杨七琴、杨嘉华负担，限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张珍 审判员俞雪均 人民陪审员王品洋 二○一七年十一月十日 书记员盛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