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6民终102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蔡水宝，男，汉族，1977年5月5日出生，住广东省陆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邹颖，广东凡立（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广兆隆不锈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石洲村委会广隆工业区,法定代表人：卢杏珊，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邹佳旺，广东禅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国定，广东禅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东莞市顺源兴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农场社区**工业村,法定代表人：蔡水宝，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邹颖，广东凡立（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蔡水宝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广兆隆不锈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兆隆公司）以及原审被告东莞市顺源兴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源兴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6民初91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兆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顺源兴公司、蔡水宝立即向广兆隆公司支付欠款498864元及利息（以498864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起计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2.判令顺源兴公司、蔡水宝承担本案一审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至2015年6月期间，深圳市罗湖区顺兴不锈钢厂与佛山市广隆不锈钢经营部、佛山市广隆不锈钢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广晟隆（广隆）五金经营部之间存在业务往来，深圳市罗湖区顺兴不锈钢厂向上述主体购买不锈钢材料。送货清单结算凭证载明购货单位应当在签收货物3日内付清货款，如购货单位逾期付款则按总货款每日千分之五支付滞纳金。2015年9月4日，广兆隆公司向深圳市罗湖区顺兴不锈钢厂出具对账单一份，载明2010年至2014年期间“顺兴”欠“广兆隆（广隆）”货款合计598864.24元。2016年1月25日，蔡水宝向广兆隆公司出具《欠条》一份，载明欠广兆隆公司货款598864元，计划2016年起每年还50000元，并由蔡水宝签名并加盖了深圳市罗湖区顺兴不锈钢厂的专用章予以确认。2017年1月16日，蔡水宝向广兆隆公司交付两张出票人为顺源兴公司的票面金额为分别为50000元的支票，用于支付货款。后由于该两张支票未能兑现。2017年5月2日、9月5日、11月2日及12月1日，蔡水宝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共向广兆隆公司的员工梁某汇款60000元。2018年1月29日，梁某通过微信向蔡水宝提供广兆隆公司的公司对公账号。蔡水宝于2018年2月8日通过微信向梁某发出付款单一份，并于当日通过顺源兴公司的账户向广兆隆公司转款40000元。2018年3月25日，梁某通过电话与蔡水宝进行联系，要求蔡水宝偿还拖欠的货款，蔡水宝称总共给过100000元货款。2018年3月26日，梁某通过微信向蔡水宝发出欠条一份，写明蔡水宝尚欠广兆隆公司货款498864元。蔡水宝未有回复广兆隆公司。另查明，广兆隆公司成立于2014年4月8日，顺源兴公司成立于2015年12月8日，蔡水宝为顺源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深圳市罗湖区顺兴不锈钢厂并未办理工商登记，实际由蔡水宝经营。佛山市广隆不锈钢经营部、佛山市广隆不锈钢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广晟隆（广隆）五金经营部均未办理工商登记。广兆隆公司成立后以自身名义对外经营。广兆隆公司在顺源兴公司成立后，与其存在业务往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案涉的买卖合同相对方的确认、广兆隆公司主张的拖欠货款数额是否准确以及广兆隆公司主张的利息有无依据。首先，对于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认定进行分析。本案的争议货款涉及的交易发生时间为2010年至2015年期间，根据顺源兴公司、蔡水宝提供的送货凭证，供货方为佛山市广隆不锈钢经营部、佛山市广隆不锈钢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广晟隆（广隆）五金经营部，收货方为深圳市罗湖区顺兴不锈钢厂，深圳市罗湖区顺兴不锈钢厂由蔡水宝经营，上述单位均未办理工商登记。但是根据顺源兴公司、蔡水宝提供的对账单，以及广兆隆公司提供的由蔡水宝书写的欠条，可知佛山市广隆不锈钢经营部、佛山市广隆不锈钢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广晟隆（广隆）五金经营部对深圳市罗湖区顺兴不锈钢厂的货款债权已经由广兆隆公司承继，且蔡水宝对此无异议。故广兆隆公司作为货款债权方的主体地位可以确认。由于深圳市罗湖区顺兴不锈钢厂并未办理工商登记，故应当由其经营者即欠条的出具方蔡水宝承担付款责任。关于顺源兴公司的责任认定，该公司成立于2015年12月，在案涉的货款发生时间之后，且根据广兆隆公司提供的送货单注明送货方为“顺兴”，即深圳市罗湖区顺兴不锈钢厂，而并非顺源兴公司。广兆隆公司称是由于不知道深圳市罗湖区顺兴不锈钢厂没有工商登记，所以未有要求顺源兴公司在欠条上签名，并称在顺源兴公司成立后仍然继续向深圳市罗湖区顺兴不锈钢厂所在的罗湖区供货，两者之间实际存在混同，但是广兆隆公司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顺源兴公司成立后仍然向东莞及深圳两地供货，其送货单上也只显示了大岭山，即顺源兴公司的经营地址，而未有显示深圳罗湖区的情况。由于广兆隆公司的诉称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于其要求顺源兴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其次，关于拖欠的货款具体数额的认定。根据广兆隆公司提供的欠条，顺源兴公司、蔡水宝质证后表示对数字无异议，故依法认定截止至2016年1月25日，蔡水宝拖欠广兆隆公司的货款为598864元。欠条载明蔡水宝在2017年1月16日向广兆隆公司交付了两张支票，面额为100000元。由于支票未能兑现，蔡水宝通过其个人账户及顺源兴公司的账户总共向广兆隆公司付款100000元。对于该笔款项双方均确认是偿还案涉拖欠的货款，法院予以确认。顺源兴公司、蔡水宝辩称其另向广兆隆公司偿还了部分款项，实际欠款为36万余元，并向法院提交转款记录及送货单等证据。法院经审查上述证据，结合庭审查明，广兆隆公司与顺源兴公司在2016年开始至今存在大量的业务往来，涉及多笔货款的支付，而仅根据广兆隆公司及顺源兴公司、蔡水宝提供的送货清单显示，广兆隆公司至少向顺源兴公司送货价值为174670.5元，蔡水宝于2016年3月开始通过其个人账户及顺源兴公司的账户向广兆隆公司转款数额为478328元，其中部分款项与送货单上的数额一致。顺源兴公司、蔡水宝辩称除此之外的货款均为偿还案涉拖欠的货款，但是广兆隆公司称除了已经偿还的100000元之外，其余款项均为广兆隆公司与顺源兴公司之间的交易往来款。据此法院分析认为，第一，根据顺源兴公司、蔡水宝提供的建设银行转账记录，顺源兴公司基本每月向广兆隆公司汇款一次，较为符合货款月结的商业习惯，而与偿还货款的不定时间的形式不太相似，且若顺源兴公司、蔡水宝实际偿还了20余万的货款，在长达两年左右的时间内均未与广兆隆公司进行对账，在微信中当广兆隆公司要求支付货款58万余元时也未提出异议，与常理不符。顺源兴公司、蔡水宝提供的转款记录中有多笔款项均与送货单相对应，与广兆隆公司所称的顺源兴公司还款记录为顺源兴公司与广兆隆公司交易往来款的说法相吻合，故顺源兴公司的还款记录为广兆隆公司与顺源兴公司交易往来款的盖然性较大，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对于顺源兴公司、蔡水宝抗辩所称的支付20余万元的说法不予采信。据此，依法确认蔡水宝尚拖欠广兆隆公司的货款为498864元。顺源兴公司、蔡水宝另辩称根据欠条载明，蔡水宝应当可以分期支付货款，其向广兆隆公司支付的货款100000元已经符合双方的约定。广兆隆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法院分析认为该份欠条为蔡水宝向广兆隆公司出具，内容主要为确认拖欠货款的数额，付款计划为蔡水宝所提，广兆隆公司并未加盖公章或者以其他方式在收取欠条时对蔡水宝的还款计划予以确认。且若按照顺源兴公司、蔡水宝的说法，每年只需要向广兆隆公司偿还50000元的话，又不按照计划在两年时间内支付了20余万元的货款，明显与其计划相去甚远，故法院对顺源兴公司、蔡水宝的该项抗辩不予采纳。再次，关于利息的计算。广兆隆公司主张利息按照年利率24%计算，依据为送货凭证上约定的逾期付款按照日千分之五的标准计收滞纳金。法院分析认为，虽然送货清单上载明逾期付款的滞纳金标准，但是双方于2016年1月蔡水宝向广兆隆公司出具欠条时，广兆隆公司并未要求顺源兴公司、蔡水宝按照送货单的约定支付滞纳金或者逾期利息，且在2018年3月26日，广兆隆公司的工作人员梁某向顺源兴公司、蔡水宝出具的欠条格式中也只是载明了拖欠的货款本金数额，并未载明拖欠利息，或者要求支付利息，梁某与蔡水宝的电话录音中也只是就货款进行对账，并未提及利息，据此可以认定广兆隆公司与蔡水宝实际并未对于拖欠的货款利息在之前达成协议，故对于广兆隆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但是蔡水宝在广兆隆公司起诉主张支付货款后仍然未能支付，法院酌情支持蔡水宝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从起诉之日起向广兆隆公司支付利息。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蔡水宝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兆隆公司支付货款498864元及逾期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498864元为基数，从2018年5月1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广兆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391.48元，财产保全费3014.32元，合计7405.8元，由蔡水宝负担7000元，广兆隆公司负担405.8元。蔡水宝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改判蔡水宝向广兆隆公司支付货款368864元；3.判令广兆隆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蔡水宝仍需支付货款498864元，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一审判决认定“被告蔡水宝于2016年3月开始通过其个人账户及被告东莞市顺源兴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的账户向原告转款数额为478328元，其中部分款项与送货单上的数额一致。”，对此蔡水宝予以确认。但对于一审法院认定“根据被告提供的建设银行转账记录，被告东莞市顺源兴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基本每月向原告汇款一次，较为符合货款月结的商业习惯，而与偿还货款的不定时间的形式不太相似，且若被告实际偿还了20余万的货款，在长达两年左右的时间内均未与原告进行对账，在微信中当原告要求支付货款58万余元时也未提出异议，与常理不符。被告提供的转账记录中有多笔款项均与送货单相对应，与原告所称的被告还款记录为被告东莞市顺源兴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与原告交易往来款的说法相吻合，故被告的还款记录为原告与被告东莞市顺源兴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交易往来的盖然性较大，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对于被告抗辩所称的支付20余万元的说法不予采信。”，蔡水宝认为该部分内容属于事实认定不清。首先，广兆隆公司与顺源兴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均已确认，双方交易往来采取“现结”的方式结算，而非月结。该事实与蔡水宝提供的证据12、证据13可相互印证。其次，根据蔡水宝与广兆隆公司提供的送货单可知，广兆隆公司的送货金额根本没有整千或整万，只有极少数是整百，绝大部分都是具体到十位数和个位数的。且广兆隆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仅仅与蔡水宝提供的证据12、证据13的部分数额相对应，而与证据11建设银行明细中2016年3月16日的25000元、2016年4月18日的30000元、2016年5月17日的35000元及2016年6月20日的40000元支票付款数额均无法对应。此外，证据11中剩余两张支票的付款金额65672元与证据8备注“开支票付款”的送货单金额相吻合。再者，由顺源兴公司与广兆隆公司交易过程中采取“现结”的结算方式可知，2016年顺源兴公司资金十分宽裕。在此情况下，蔡水宝向广兆隆公司支付案涉货款130000元符合常理。相反，如果蔡水宝在资金如此宽松的情况下仍分文未付拖欠的货款，而广兆隆公司却从未向蔡水宝追讨案涉拖欠的货款，于理不合；广兆隆公司在蔡水宝2017年支付了60000元、2018年2月8日支付了40000元及开具了100000元远期支票的情况下，向法院起诉追讨拖欠的货款，与常理不符。蔡水宝已于2016年1月25日出具欠条确认案涉货款金额，一审法院却要求蔡水宝在还款过程中时常与广兆隆公司进行对账，显然是强人所难，亦于理不合。而广兆隆公司于2018年3月25日为诉讼而制作的《蔡水宝与梁某电话录音》第2页第7行蔡水宝原意是“我不知道零几年了，我给过两次（期）。你跟我说，一次（期）五万，第二次（期）又要五万的，第日又是甘讲果讲的（现在又是这样那样的。意思就是说好的分期付款，每期50000元，现又要求蔡水宝一次付款），然后……”，但广兆隆公司在制作通话录音摘要过程中，刻意曲解蔡水宝的意思。梁某在录音中已明确要以书面形式与蔡水宝对账，但次日（即2018年3月26日）上午九点，梁某在未经双方对账情况下，直接向蔡水宝发了欠款498864元的《欠条》一份，蔡水宝当然有理由不予理会。本案纠纷是由广兆隆公司要求蔡水宝一次性支付案涉货款引起的。广兆隆公司在本案诉讼中，存在虚构交易双方主体和案涉货款的交易时间、刻意隐瞒梁某股东的真实身份并恶意查封顺源兴公司的财产等不诚信的行为，其无证据予以佐证的主张，法院不应当予以采信。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蔡水宝及顺源兴公司已确认证据11的65672元、证据12的157259元及证据13的25397元，合计248328元是用于顺源兴公司的货款，远远超出广兆隆公司主张的10余万货款的金额，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规定，应采信蔡水宝对己不利事实的自认。本案中，广兆隆公司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蔡水宝通过支票方式付款的130000元不是用于支付案涉货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应由广兆隆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审庭审中，蔡水宝补充以下上诉意见：根据本案证据显示，案涉货款交易方是蔡水宝与案外人梁某，而本案没有证据证明梁某将本案货款债权转让给广兆隆公司，且广兆隆公司在起诉状称双方是在2015年开始生意往来，但未主张广兆隆公司为债权的受让方，因此，广兆隆公司并没有依法获得案涉债权，不是本案的合格当事人。广兆源公司辩称：一、蔡水宝的说法自相矛盾。按照蔡水宝上诉状第二页最后一段重新解释录音内容，蔡水宝认为录音原意是“我不知道零几年了，我给过两次（期）。你跟我说，一次（期）五万，第二次（期）又要五万……”。意思就是说好的分期付款，每期50000元，现又要求蔡水宝一次性付款。从该段表述可以看到，即使按照蔡水宝的意思，蔡水宝也是认为自己总共支付100000元，根本不存在另外又支付了130000元的说法；且每次给的金额应当是50000元，而不可能是蔡水宝主张的四笔付款一共130000元。且假设蔡水宝真的另外又给了130000元，那么蔡水宝不可能不在这个录音中说明，也不会仅仅说自己给了两次。蔡水宝的说法明显自相矛盾。二、蔡水宝认为双方采取现结方式、且130000元的金额为整数等理由可以认定该130000元为案涉标的的说法可信度低。首先，双方交易过程中确实是大部分现结，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不可能存在其他的结算方式。蔡水宝自身提供的证据11中最后两次转账及蔡水宝的证据8恰好就说明了双方在交易过程中，确实存在除了现结之外的其他结算方式。这些证据证明的是蔡水宝以两张支票（一张的日期为2016年8月15日，金额45000元；一张的日期为2016年9月12日，金额为20672元）的方式支付了2016年5月29日至2016年8月12日的非案涉货款。另外，两张支票其中一张为45000元，也是整数，但却不属于案涉货款，这与蔡水宝主张支付整数货款即为案涉货款的说法相矛盾。实际上这些整数金额正是蔡水宝在不现结的情况下对非案涉货款进行了汇总延期支付。所以蔡水宝认定130000元为案涉货款的陈述可信度极低。最后，根据蔡水宝自身提供的证据11可以看出，包括蔡水宝主张的4笔案涉记录在内的总共6笔记录，支付时间都非常有规律，都是每月中旬左右，且为每月一笔。一审法院由此认定该段时间双方支付方式存在月结并无不妥。三、欠条中蔡水宝写的还款计划是“2016年起每年还5万元”，按照该计划，蔡水宝偿还的金额应该是2016年50000元，2017年50000元；也即截至今日，还款总数应为100000元，欠条欠款总数减去100000元恰好为广兆隆公司的一审诉请金额。四、蔡水宝总还款100000元的事实与广兆隆公司提供的顺源兴公司的两张支票相对应，与通话录音中蔡水宝阐述的还款2次的事实相对应，与通话记录中广兆隆公司主张货款数额的事实相对应，与广兆隆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的对账单相对应。广兆隆公司的证据已经具备高度盖然性，应当予以采纳。五、蔡水宝提供的证据中，蔡水宝支付给广兆隆公司的所有货款已经远远超过广兆隆公司提供的送货单金额，若按照该证据，则蔡水宝主张其还拖欠的案涉金额不应当为368864元，而应当远远小于这个数。由此可以看出，双方之间除了案涉交易之外还存在非常多的交易往来，而这些交易往来中因为蔡水宝及时支付货款，所以送货单都被蔡水宝收回了。因此蔡水宝提供的除10万元之外的还款记录，都非案涉金额。六、蔡水宝作为一个在商城做生意多年且开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不可能在听到电话录音以及看到微信聊天记录欠款金额超出事实的情况下一直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梁某在录音中说的“让财务打份单给你对对”指的就是微信上对账。双方中一方在顺德，另一方在深圳或东莞，在无生意往来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当面对账的。由此可以推断出蔡水宝主张的还款金额不符合事实。原审被告顺源兴公司在二审期间的陈述称其意见与上诉人蔡水宝的上诉意见一致。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蔡水宝在二审庭审期间述称，在蔡水宝于2016年1月25日出具案涉《欠条》后，蔡水宝与广兆隆公司没有再发生交易往来，但顺源兴公司与广兆隆公司有交易往来，且相应货款已经结清。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在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交易的相对方应如何认定；二、蔡水宝拖欠广兆隆公司的货款数额应如何认定。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案涉交易的相对方应如何认定的问题。蔡水宝上诉主张案涉交易的相对方是蔡水宝与案外人梁某，因没有证据证明梁某将本案货款债权转让给广兆隆公司，因此广兆隆公司并没有依法获得案涉债权，不是本案的合格当事人。本案中的送货凭证中虽显示供货方为均未办理工商登记的佛山市广隆不锈钢经营部、佛山市广隆不锈钢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广晟隆（广隆）五金经营部，但上述送货凭证均由广兆隆公司持有，且案涉2015年9月4日对账单和蔡水宝于2016年1月25日出具的欠条均显示蔡水宝在本案诉讼前已明确确认上述送货凭证项下的货款债权已由广兆隆公司承继，因此蔡水宝关于广兆隆公司未获得案涉债权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蔡水宝拖欠广兆隆公司的货款数额应如何认定的问题。对于一审法院认定并判决蔡水宝需向广兆隆公司支付货款498864元，蔡水宝上诉认为其已支付其中的130000元并据此主张其仅应向广兆隆公司支付货款368864元，因此对于本争议焦点的认定关键在于蔡水宝所主张的付款情况是否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是用于支付案涉欠款。蔡水宝以其在一审期间提供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活期存款明细账中显示以支票形式支付的2016年3月16日的25000元、2016年4月18日的30000元、2016年5月17日的35000元、2016年6月20日的40000元主张已向广兆隆公司支付货款130000元。但上述付款记录的支付人均为顺源兴公司，并非蔡水宝，且蔡水宝亦确认在其出具案涉《欠条》后，顺源兴公司与广兆隆公司亦发生交易往来，因此上述转账记录无法排除是顺源兴公司基于其与广兆隆公司的交易来往而支付的货款，因此无法直接证明蔡水宝的付款主张。结合顺源兴公司与广兆隆公司之间的部分交易情况以及蔡水宝对其为何在与梁某2018年3月25日的电话通话中仅提出已支付扣减的100000元以外未再主张已偿还130000元作出合理解释，一审法院对蔡水宝主张的该笔付款未予认定，处理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维持。蔡水宝拖欠广兆隆公司货款498864元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蔡水宝应予清偿并支付相应利息。综上所述，蔡水宝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上诉人蔡水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 海审判员 霍 娟审判员 刘全志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蔡岱燐书记员麦荣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