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粤民申901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广州沣润制革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月荣村106国道边。法定代表人：田静涛，董事长兼总经理。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广州穗川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广州化工城内**首层**。法定代表人：陈勇，总经理。再审申请人广州沣润制革有限公司（下称沣润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广州穗川化工有限公司（下称穗川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1民终14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沣润公司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l民终1454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穗川公司起诉，本案一审诉讼费及财产保全费、二审诉讼费及证据保全费、再审诉讼费均由穗川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无法做到在事实认定与判决结果之间的统一。一审判决将穗川公司提交的46张《送货单》记载内容的基本事实加以篡改，而且其结果已经直接导致穗川公司完全丧失在本案诉讼中的主体资格。具体表现在：故意在46张《送货单》记载的内容中添加虚假的内容。即“送货单位为从化沣润制革厂、沣润染色厂、沣润皮厂3个公司”。这已经足以达到推翻自己作出的一审判决“被告广州沣润制革有限公司应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广州穗川化工有限公司货款512374.5元及利息”的结果，并直接否定了穗川公司享有46张《送货单》货款债权人的身份，从而使46张《送货单》的货款债权人转为被一审判决“经审理查明”所确认的“送货单位为从化沣润制革厂、沣润染色厂、沣润皮厂3个公司”所有。因此，本案的判决结果应当是裁定驳回穗川公司起诉。二审期间，沣润公司在上诉状及庭询中均已申请证据保全及对穗川公司进行财务审计，但二审法院故意回避上述申请，并作出违反法定程序的二审判决。（二）一审判决“本案中，原告提交的46张《送货单》，……”的表述不具有证据的真实性，不应成为一审判决的事实依据。二审庭审中，沣润公司向法庭提交了7份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查询：被一审判决“经审理查明”的46张《送货单》记载内容所涉及的7家企业登记情况，均为：暂无数据。为了进一步核实上述查询结果的准确性，庭审中，沣润公司申请二审法院对事实查询结果予以进一步核实。2017年7月3日，广州市从化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证明》证实：经电脑检索，截至2017年7月3日在本局企业登记数据库、个人登记数据库中均未查到“从化沣润制革厂、沣润制革厂、从化沣润皮草有限公司、沣润皮草有限公司、沣润皮草厂、沣润染色厂、沣润皮厂”的记录。但二审法院拒绝向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调查核实，并作出违反法定程序的二审判决。（三）一审判决隐瞒和窃取了穗川公司提供的并经庭审双方质证的《对账单》。该《对账单》证明的效力，已经完全达到穗川公司自认“涉案属于诉讼对象错误的结论”。二审庭审时，沣润公司出示了《对账单》，并作出了明确的说明。但二审法院违反二审需要经过开庭审理法定程序的规定，未对《对账单》记载的内容进行开庭审理，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为此，沣润公司恳请再审法院依法纠错。（四）一审判决书中查明事实部分中并没有对穗川公司与周艳林、周超分别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予以认定，等于对穗川公司丧失本案诉讼主体资格的事实予以确认。因为上述《劳动合同》是穗川公司唯一证明其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证据材料。但一审判决却在没有认定穗川公司诉讼主体资格证据的前提下作出支持其诉讼请求的判决。二审庭审时，沣润公司出示一审法院庭审笔录并提出：在2016年6月27日一审法院的第一次开庭，法庭要求穗川公司在一周内补充提交周艳林、周超是该公司员工并代表公司签订合同的相关材料，以证实穗川公司是否具有涉案诉讼的主体资格。但穗川公司始终拒绝承担此项举证证明义务，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二审法院应当查明穗川公司根本不具有举证证明其对46张《送货单》的货款享有债权人身份的事实。但二审判决书中未提及，并作出违反法定程序的判决。由穗川公司提供与周艳林和周超签订的劳动合同的证据材料，虽经过了一审庭审双方的质证，但最终未被一审判决予以认定的原因在于：穗川公司属于享有一般纳税人资格的企业，应当具有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但连周艳林、周超、陈勇的公民个人最基本的信息，即公民身份证都无法提供，更不可能举证证明：穗川公司为其“职工”周艳林、周超、陈勇等人购买社保，为上述员工出具每次订立合同交易的授权委托书，每次交易的公司财务记录和仓库进出货物的记录，货物运输合同及支付运费凭证。况且，沣润公司在一审期间先后提出书面《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申请书》，请求事项有：调取《送货单》上所反映的送货单位及经手人周超、周艳玲、陈勇等人的个人真实信息和上述三人在穗川公司购买社保的真实信息，通知上述三人出庭作证。但均被法庭拒绝。在此情形下，一审判决没有直接认定穗川公司在第一次庭审后补充提交的两份《劳动合同》具有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但仍在“经审理查明”46张《送货单》记载的内容中使用直接以插入在其它证据中的方式，添加毫无事实根据的以下虚假内容：“其中，周艳玲、周超为原告公司职员，从事销售工作。”严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二审期间，穗川公司仍坚持拒绝履行一审法院要求其在一周内向法庭补充提交周艳林、周超、陈勇是公司员工并代表公司签订合同的相关材料的举证义务。但二审判决却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结论。（五）一审期间，仅有胡选中出具的《证明》材料，不存在胡选中出庭作证的情形。但一审判决书有“证人胡选中，……。其于2016年4月8日出具的书面证言内容为：……”的表述，导致在二审判决作出“胡选中在原审出庭作证，其关于上诉人经营范围及经营习惯而所作的证言，与被上诉人举证的送货单所反映的情况相吻合”的结论。说明二审法院误读了一审判决表述的真实含义；也反映出二审法院对全案没有经过认真的阅读和审查。一审法院对穗川公司提交的胡选中《证明》材料认定为达到基本要求的结论也是错误的。事实是：其一，双方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没有发生穗川公司向沣润公司主张46张《送货单》债权的事实。否则，穗川公司应当扣留《购销合同》所涉货物或扣押货款。其二，袁文杰、李汉龙分别三次转账相关款项至穗川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勇个人账户过程中，并没有沣润公司的出现，更没有穗川公司的出现。但一审判决书却有“原告在2013年3月至12月共向被告提供了694187.5元的货物。原告确认2013年7月24日以袁文杰个人账户转账至原告法定代表人陈勇的53550元以及2013年9月30日以李汉龙个人账户转账给原告法定代表人陈勇的128263元，共计181813元实为被告支付货款。因此，被告尚欠原告货款为694187.5元-181813元=512374.5元”的表述。既然一审判决确认此事实与双方当事人企业有关，为何不对该证据内容中所涉及的货款转账人袁文杰、李汉龙的身份进行基本的事实予以调查核实。为何穗川公司不向沣润公司开具由公民袁文杰、李汉龙转账的“共计181813元实为被告支付货款”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为何二审法院不对该证据内容中所涉及的货款入账人陈勇的身份进行基本的事实予以调查核实。为何沣润公司不直接向穗川公司支付货款而要选择向与涉案诉讼无关的个人支付货款。为何属于沣润公司的债务要由公民袁文杰、李汉龙个人承担。一审法院在穗川公司未经依法举证、未经法庭调查、未经诉讼双方当事人庭审质证的情况下予以确认。另外，上述证据中还涉及袁文杰、李汉龙与陈勇个人之间的账户转账行为，与双方当事人企业之间是否存在买卖交易行为有关。但一审法院在无任何相关证据的情况下予以证实，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基本要求，属于程序违法。此外，一审判决未能证明胡选中与袁文杰、李汉龙之间存在何法律关系，仅凭胡选中的《证明》，直接认定“原告确认2013年7月24日以袁文杰个人账户转账至原告法定代表人陈勇的53550元以及2013年9月30日以李汉龙个人账户转账给原告法定代表人陈勇的128263元，共计181813元实为被告支付货款”，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需要经过庭审调查、开庭质证的规定。其三，穗川公司不仅在一审庭审中始终拒绝回答沣润公司对其提供的46张《送货单》货物的对账单和收款明细的《对账单》的质证，而且在二审庭审中仍坚持避而不作回答。这是因为《对账单》所发出的对象是沣润皮草有限公司，与沣润公司无关。因此，该证据已经足以达到由穗川公司自认“涉案属于诉讼对象错误的结论”。但一、二审判决却做出错误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穗川公司出具的《对账单》足以同时证明两个事实，一个是46张《送货单》与涉案诉讼无关，另一个是胡选中出具的《证明》内容属于虚假证据。但上述证据均被一二审法院予以确认。其四，一审判决“关于原告诉讼请求支付利息及违约金问题。……，本案双方没有签订买卖合同，并未约定违约金及违约金计算方法。原告诉讼请求支付违约金102474.9元，因双方并未约定，故原告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的论述，并无事实依据。涉案46张《送货单》的货物购买人的事实、46张《送货单》的收货单位或地址的7家企业的事实真实、上述7家企业与沣润公司之间的关系、送货人与收货经手人之间的关系、涉及9名收货经手人的事实、送货人与穗川公司之间的关系以及沣润公司与货物购买人之间的关系等，一、二审法院均未审查认定，而且不允许沣润公司进行质证提问，其目的就是帮助穗川公司隐瞒案件的事实，达到穗川公司胜诉的最终结果。沣润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发表的《综合质证意见》第十一条重申：“原告在诉状中主张请求判决确认被告严重违约，判令被告承担人民币102474.90的违约责任。”原告该项诉求的本身，就是对诉状中所称的原被告双方在没有订立合同，没有约定合同违约责任的自我否定。合同法第114条第一项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4条第四项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既然法律对违约金有明确的规定，作为原告的委托代理律师在诉讼事实中否定存在买卖合同，却又在诉讼请求中主张违约金。明显构成自我否定自己的结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被告有理由推定：原告的起诉状中的诉讼事实，为捏造的虚假事实。但一审法院隐瞒和窃取了《对账单》的内容，并在审理中故意回避对穗川公司的第三项诉讼请求（请求判决确认被告严重违约，判令被告承担人民币102474.9元的违约责任）事实进行调查审理，从而达到掩盖涉案背后隐藏的真实诉讼事实。穗川公司提供《对账单》中的对账明细和收款明细所指向的对象，均为案外人沣润皮草有限公司。由此不难推断出穗川公司第三项诉讼请求的合同相对人是案外人沣润皮革有限公司，而非沣润公司。此外，一、二审判决仅以胡选中的《证明》作为依据认定穗川公司的起诉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错误。因此，请求再审法院依法纠正。再有，二审法院故意隐瞒穗川公司于2017年4月20日提交的三组证据（一是2012年8月8日至2012年12月13日间的17张《送货单》所记载的内容为：“送货单位及经手人为：周超、陈勇；收货单位或地址为：沣润制革厂、从化沣润制革厂、从化丰润皮草厂；收货单位及经手人为：胡选中、阎伟明、谭明伟、王荣标等5人。”；二是穗川公司《2012年8月8日至12月13日化料核对表》所记载的购货单位：沣润制革厂；三是《电子银行业务问题处理单》）。以上三组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一审判决作出“关于原告诉讼请求支付利息及违约金问题。……，本案双方没有签订买卖合同，并未约定违约金及违约金计算方法。原告诉讼请求支付违约金102474.9元，因双方并未约定，故原告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的处理结果。首先，二审法院在审理中故意隐瞒和窃取了胡选中《证明》内容具有真实性，是为了履行一审法院要求穗川公司在一周内提交证据却向二审法院提交上述三组证据，属于二审法院公开违法，直接侵犯了当事人正当的诉讼权利，涉嫌故意隐瞒审理查明案件的真实真相，并拒绝开庭审理。在二审判决书中废除“经审理查明”部分的事实认定，均属于公开违法。其次，涉案的17张《送货单》涉及到证据真伪问题。沣润公司在二审庭审中提交了7份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的查询记录，包含了与穗川公司向二审法院提交的17张《送货单》所记载的收货单位或地址的3家企业。其查询结果为：暂无数据（注：从未注册登记过）。为此，沣润公司特意于2017年7月3日得到广州市从化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证明》，予以了证实。可见，17张《送货单》记载的收货单位或地址所涉及的3家企业的内容属于造假。再次，二审法院故意隐瞒和窃取的证据有：穗川公司《2012年8月8日至12月13日化料核对表》所能够证明其中对账明细和收款明细所指向的对象，均为案外人沣润制革厂。也在上述7家企业的名单之中，同样属于造假。与被一审法院隐瞒和窃取的证据《对账单》所能够证明其中对账明细和收款明细所指向的对象，均为案外人的沣润皮草有限公司之间，也发生了实质性对立。以上证据均为穗川公司为了证明是沣润公司的交易行为，但该两份由财务凭证所证明的内容，均非沣润公司交易的行为。因此，应当认定本案属于诉讼对象错误，应裁定驳回穗川公司的起诉。另外，《电子银行业务问题处理单》与穗川公司《2012年8月8日至12月13日化料核对表》，都是为了证明同一件事实。由此应当得出《2012年8月8日至12月13日化料核对表》所能够证明的收款明细所指向的对象为案外人沣润制革厂，而非《对账单》所能够证明其中对账明细和收款明细所指向的对象是案外人沣润皮草有限公司，也非沣润公司。根本无法得出一审判决书“原告确认2012年1月28日至2012年11月2日由袁文杰个人账户分6次先后转账至原告法定代表人陈勇的账户，共计182544元实为被告支付货款”的论述结论。正确的结论应当是《电子银行业务问题处理单》与涉案的诉讼事实无关。《2012年8月8日至12月13日化料核对表》所能够证明的对账明细与17张《送货单》的货物金额完全一致，属于同一事实。由此也应当得出《2012年8月8日至12月13日化料核对表》所能够证明的收款明细所指向的对象是案外人沣润制革厂，而非《对账单》所能够证明其中对账明细和收款明细所指向的对象是案外人沣润皮草有限公司，也非沣润公司，更无法得出一、二审判决“被告广州沣润制革有限公司应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广州穗川化工有限公司货款512374.5元及利息”的结果。正确的结论应当是涉案诉讼事实与沣润公司无关。一、二审判决仅以胡选中的《证明》作为定案依据，认定本案的诉讼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错误。值得注意的是，二审法院应沣润公司的申请作出(2017)粤01民终1454号民事裁定（证据保全）。但在执行中，穗川公司拒不配合。2017年5月10日的证据保全笔录中，穗川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勇直接否认了其向法院提交胡选中出具的《证明》。但2017年5月16日穗川公司向二审法院出具《证明》，其内容为：“我公司负责人陈勇确认所有代记账册已全部在终止合作时交接给了广州穗川化工有限公司，经了解情况后广州穗川化工有限公司负责人立即返回查找，未找到2011年至2013年财务账册，因财务制度不健全，财务意识单薄致使2011至2013年财务账册遗失。特此证明。”这足以证明穗川公司2011年至2013年财务账册中，根本不存在涉案当事人之间存在买卖交易的事实。上述能够证明涉案诉讼属于虚假诉讼的财务凭证，均被一、二审法院违法隐瞒、窃取了，穗川公司达到通过审判机关来完成掩盖案件事实真相的目的。沣润公司在得知穗川公司向二审法院提交上述《证明》后，即申请法院向有关工商、税务机关调取相关证据材料，以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涉案交易。但二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申请调取的材料只能证明涉案公司的基本情况，与涉案的双方之间交易不存在关联性，因此本院对其申请不予采纳”。二审法院以判决形式驳回沣润公司的申请违法，剥夺了沣润公司申请复议的权利。况且，穗川公司属于享有一般纳税人资格的企业，该企业每年向税务机关提交的税务审计报告中应有明确的记载。综上所述，一、二审判决以不具有证据真实性的胡选中《证明》作为涉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的唯一证据加以确认，是错误的。（六）二审判决在“本院认为”中采取隐瞒删除由沣润公司通过上诉状、申请二审合议庭证据保全、庭询开庭审理提交新的证据证明等方式认定一审判决存在严重违法认定事实等情形。其具体表现如下：1、拒绝沣润公司在庭询开庭审理提交的7份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的查询记录以及广州市从化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证明》。二审判决对上述事实并未提及。2、拒绝沣润公司在庭审中提交被一审判决故意隐瞒和窃取的《对账单》。二审判决虽提及了该事实，但在本案争议焦点中作了删除。3、拒绝沣润公司在庭审中提交的46张《送货单》。二审判决虽提及了该事实，但在本案争议焦点中作了删除。4、拒绝沣润公司在庭审理中提交的《电子银行业务问题处理单》。二审判决合议庭虽提及了该事实，但在本案争议焦点中作了删除。5、二审判决对穗川公司的请求是否经过了诉讼时效问题的结论，存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理由是：第一，“穗川公司曾在2014年和2015年初多次向上诉人的员工胡选中催收货款”，上述事实虚假。本案在一、二审期间，穗川公司没有向法院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上述事实。穗川公司也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胡选中具有代表沣润公司接受催收货款的委托授权代理资格。只是在一审法院立案受理并经过申请法院调查后才得知沣润公司曾为胡选中代购社保。第二，“胡选中的证言对此也予以认可”同样属于虚假事实。本案在一、二审期间根本没有任何证人出庭作证。二审判决却对上述事实予以认定。第三，首先在排除对由涉案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打印制作由胡选中签名的《证明》存在其真伪质疑之外，仅凭其内容中有“穗川公司曾在2014年和2015年初多次向胡选中催收货款”的表述，并不足以构成“穗川公司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的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并无不当”的论述结论，而且足以证实一、二审级法院均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审判人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证人或者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和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6、二审判决中对第二个焦点问题所作的结论存在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上述结论违背合同法的基本常识。合同的约束力仅只限于订立和签订合同双方的当事人，即合同相对人。而二审判决认定胡选中、阎伟明、苗广凤、李宗昌的行为是代表沣润公司的职务行为，上述人员的行为后果由沣润公司承担，依照合同相对性原则也只能限于订立和签订合同双方的当事人。与本案买卖合同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二审判决得出“由于被上诉人举证的送货单有上述人员的签收，因此在本案中，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人员签收货物后的货款由上诉人承担并无不当”的结论，犯了低级的法律常识错误。其二，二审判决上述论述故意隐瞒、窃取下列证据：（1）沣润公司提及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的查询记录。（2）沣润公司提交的《对账单》。（3）沣润公司提交的《送货单》。（4）沣润公司提交的《电子银行业务问题处理单》。（5）沣润公司通过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档案查阅复印案卷材料时发现穗川公司于2017年4月20日向二审法院提交的三组证据材料（2012年8月8日至2012年12月13日间的17张《送货单》、《2012年8月8日至12月13日化料核对表》及胡选中出具的《证据》），一审三组证据均无法证明其真实性。（6）二审判决违法篡改46张《送货单》记载的内容，违背司法文书必须忠实确保证据的客观真实性。添加虚假内容，将原本为“送货单位及经手人周艳林、周超、陈勇”篡改为：“送货单位为从化沣润制革厂、沣润染色厂、沣润皮厂3个公司”。这已足以达到推翻一审判决中“被告广州沣润制革有限公司应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广州穗川化工有限公司货款512374.5元及利息”之结果，并直接否定了穗川公司享有46张《送货单》货款债权人的身份。7、二审判决中对第二个焦点问题所作的结论存在两处事实造假。其一，二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表示在其经营场所包括沣润公司在内共有三家法定代表人均为田静涛的公司”，篡改了一审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民事案件开庭笔录记载的内容：“审：被告的大院里有那些公司？被代：广州盛润贸易有限公司、广州沣润制革有限公司，均是田静涛开设的公司。”其二，二审判决认定“胡选中在原审出庭作证，其关于上诉人经营范围及经营习惯而所作的证言，与被上诉人举证的送货单所反映的情况相吻合。”但本案在一、二审期间没有任何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形发生。8、二审判决中对第二个焦点问题所作的结论还存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隐瞒部分事实的情形。其一，二审判决将“(2016)粤01民终256号民事判决依照双方的交易习惯，推定在被上诉人送货单上签名的其他人员均为上诉人的员工，因此原单法院依照上述判决，”来“推定王荣标、谭明伟、王耀宏、王新建、杜志昌收货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后果由上诉人负担并无不当”的论述结论，违反了两个基本原则。其中之一是任何合同所具有的约束力，仅仅只限于订立和签订合同双方的当事人，即合同相对人。而(2016)粤01民终256号案中生效判决”，同样也只能限于订立和签订合同双方的当事人。与本案买卖合同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因此上述论述属于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存在错误。况且，(2016)粤01民终256号案中生效判决也未归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的通知范围之中。其中之二是二审判决违背“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要求。一审判决查明“本案中，原告提交的46张送货单，……；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分别有王荣标、阎伟明、胡选中、苗广凤、谭明伟、李宗昌、王耀宏、王新建、杜志昌等9个人；……”，既便是违法比对，强行按照“再次，(2016)粤01民终256号民事判决依照双方的交易习惯，推定在被上诉人送货单上签名的其他人员均为上诉人的员工，因此原审法院依照上述判决，结合双方的交易习惯以及被上诉人举证的证据及胡选中的证言，推定王荣标、谭明伟、王耀宏、王新建、杜志昌收货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二审判决要求沣润公司依法承担由剩余的阎伟明、胡选中、苗广凤、李宗昌所签名的《送货单》货款的支付义务错误。其二，二审判决中“结合双方的交易习惯”，应当是一审判决查明的“2015年2月4日，原告作为供方，被告作为需方，签订《购销合同》，交易产品为乳酸、焦磷酸钠、甲醛溶液，合同总价110290元，交货地点为需方工厂。同日，原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015年2月6日，被告沣润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货款，付款方户名广州沣润制革有限公司，账号4409710104********，收款方户名广州穗川化工有限公司，账号440637010********。该份合同巳履行完毕”，但与涉案中的46张《送货单》的交易行为，没有一次符合上述涉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发生买卖合同的交易习惯。其次，二审判决中“以及被上诉人举证的证据及胡选中的证言，”是故意隐瞒、窃取下列证据：（l）《对账单》；（2）46张《送货单》；（3）《电子银行业务问题处理单》；（4）胡选中的《证明》。再次，二审判决还故意隐瞒、窃取沣润公司提交的7份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的查询记录及广州市从化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证明》。再次，二审判决故意隐瞒、窃取在执行证据保全过程中穗川公司拒不配合并在2017年5月10日的证据保全笔录的记录。在该记录中穗川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勇直接否认了其向法院提交的胡选中出具的《证明》内容。最后，二审判决故意隐瞒、窃取穗川公司提交的三组证据（17张《送货单》，《2012年8月8日至12月13日化料核对表》及《电子银行业务问题处理单》。9、二审判决对第二个焦点问题的结论，完全是故意隐瞒、窃取案件证据。10、二审判决对第三个焦点问题的结论，完全是为了掩盖案件的事实真相，为了掩盖两级法院在判决书中均采取隐瞒、窃取案件证据，以及存在篡改编造案件的证据，无端放弃由沣润公司提交的新的证据材料，无端放弃开庭审理本案，无端放弃继续履行证据保全裁定的内容，无端放弃沣润公司提出的财务审计申请，无端放弃在判决书中驳回沣润公司提出向工商、税务部门调取相关证据的申请，无端放弃经审理查明的事实认定。沣润公司在一审期间已经向法院递交了《财务审计申请报告》和《申请原告广州穗川化工有限公司在第二次庭审中，原被告双方企业之间进行财务对账的请求》，但均遭到一审法院的拒绝，并故意阻止沣润公司查清案件事实的真相。沣润公司几经请求交纳申请证据保全费和审计费但无果。2017年3月30日，二审法院(2017)粤01民终1454号民事裁定，对穗川公司2011年初至2013年底三年间的企业财务账目进行证据保全。2017年4月13日，沣润公司又向二审法院提交《上诉人广州沣润制革有限公司诉讼证据保全清单》《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广州穗川化工有限公司在拒不履行(2017)粤01民终1454号证据保全民事裁定书时，依法要求向税务机关、社保缴费中心调查取证申请书》。2017年5月10日，沣润公司参加了由主审法官主持的执行上述证据保全裁定活动。在执行过程中，穗川公司拒不配合，拒绝提交。2017年5月16日，穗川向二审法院提交《证明》，内容为：“我公司负责人陈勇确认所有代记账册已全部在终止合作时交接给了广州穗川化工有限公司，经了解情况后广州穗川化工有限公司负责人立即返回查找，未找到2011年至2013年财务账册，因财务制度不健全，财务意识单薄致使2011至2013年财务账册遗失。特此证明。”2017年5月25日，二审法院电话通知沣润公司参加庭询开庭。在此，沣润公司申请二审法院依法向税务、工商、社保等相关部门调取资料的目的非常清楚，一是穗川公司作为享有一般人纳税资格的企业，其企业的财务凭证、财务账目或财务审计报告等有关证据材料必须向税务机关申报，并定期向税务机关提交税务审计报告。其内容必须涵盖涉案诉讼的46张《送货单》货物交易的往来账目的详细记录，是穗川公司能够证明其在本案中享有债权人资格身份的唯一途径。也是民诉法所要求“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二是穗川公司作为享有一般人纳税资格的企业，其财务制度、人事管理制度、仓储管理制度都必须健全。自然穗川公司也必须建立完备的企业员工的管理制度，涉案诉讼的46张《送货单》记载的送货单位及经手人周艳林、周超、陈勇的身份信息、社保信息、工资发放信息、委托交易信息、仓储出库信息、货物运输信息等等，均与案件的基础事实有关。即穗川公司是否真实享有46张《送货单》债权人的资格。三是穗川公司在诉讼中所提交的46张《送货单》记载的收货单位或地址的7家企业是否其实存在，《送货单》是否属于虚假证据。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再审申请人沣润公司的再审理由，本案焦点为穗川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沣润公司是否应当对涉案46张《送货单》所产生的货款承担偿还责任。关于穗川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穗川公司与沣润公司之间并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也没有书面约定履行支付货款的时间。因此，本案属于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的情形。依照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穗川公司要求沣润公司履行支付货款义务的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因沣润公司否认收到穗川公司于2013年12月31日向其发出的对账单，可认定穗川公司第一次向沣润公司主张权利是提起本案诉讼。因此，无论是否采信穗川公司曾多次向胡选中催收货款之事实，均不影响对穗川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的认定。沣润公司主张本案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二审判决认定穗川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并无不当。关于沣润公司是否应当对涉案46张《送货单》所产生的货款承担偿还责任的问题。经查，穗川公司的涉案46张《送货单》显示共有9人签字收货。此9人中的胡中选、阎为明、苗广凤、李宗昌已经另案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为沣润公司的员工。另外，沣润公司厂区大院除系其经营场所外，厂区内有还皮革车间、染色车间、皮草车间，穗川公司所送货物符合沣润公司及上述三车间实际生产经营的范围。结合双方的交易习惯以及本案其他查明的事实，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另外5人也系沣润公司的员工。上述9人的签字收货行为属于代表沣润公司的职务行为，其行为后果应由沣润公司承担。因此，涉案46张《送货单》所产生的货款应当由沣润公司承担偿还责任。现沣润公司并无提交新的证据证明一、二审判决对上述事实认定错误。综上，沣润公司的申请再审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广州沣润制革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费汉定审判员  王 庆审判员  陈可舒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书记员  李翠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