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吉08民终129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大安市两家子镇同丰村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吴永秋，职务：村委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喜军，男，1954年5月14日生，汉族，农民，现住大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楠，吉林捷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新民，男，1946年1月7日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泉（系李新民女婿），男，1972年2月25日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淑兰，女，1960年3月16日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佳木斯前进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春宇，男，1986年10月16日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 三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中显，吉林于晓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大安市两家子镇同丰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同丰村）因与被上诉人李新民、刘淑兰、朱春宇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大安市人民法院（2018）吉0882民初5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同丰村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喜军、刘楠，被上诉人李新民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泉，被上诉人刘淑兰、李新民、朱春宇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中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同丰村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吉林省大安市人民法院2018年7月26日作出的（2018）吉0882民初553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大安灌区新增耕地承包经营合同》无效；3.依法改判三被上诉人给付三年使用耕地的费用27万元；4.依法改判三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涉案的3000亩土地；5.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三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程事实认定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朱大全（系被上诉人刘淑兰的大夫、被上诉人朱春宇的父亲）、李新民与上诉人签订的《大安灌区新增耕地承包经营合同》（以下简称《新增耕地承包合同》）第一个缴费期应交的45万元承包费已缴纳与事实不符。本案中上诉人与李新民及朱大全签订的《新增耕地承包合同》并非是上诉人与李新民、朱大全及寇金友与2011年8月3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的补充。按照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的变更或者补充的前提系不改变合同主体仅仅改变合同内容的情形，而且是在合同生效以后基于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是合同内容发生变化的现象。而本案中，两份合同的主体并不一致。因此，不存在合同变更或补充的法律基础。事实上，双方签订的《新增耕地承包合同》是一份合同主体和合同内容均不同于《土地承包合同书》的新的合同。双方签订新合同时已经自行解除了《土地承包合同书》，消灭了上诉人与李新民、朱大全、寇金友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重新与李新民及朱大全设立新的债权债务关系。这是双方签订《新增耕地承包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并没有对《土地承包合同书》的补充的意思表示。李新民、朱大全、寇金友在《土地承包合同书》签订后缴纳的45万元，系履行《土地承包合同书》中约定的义务，与《新增耕地承包合同》无关；（二）《土地承包合同书》在签订后已经实际履行，因合同相对人朱大全、李新民等已经将合同约定范围内的耕地转包给他人，并已经实际耕种，表明在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之时，已经具备种植条件。而一审判决将合同约定的“种植条件”限缩为“水利设施是否完毕，是否通水为依据。”显然不妥。事实上，大安灌区开发是分期进行的，2016年4月11日，吉林省大安土地整理大安建设指挥部下发的（2016）1号文件已经明确：大安灌区是相继供水，目前，已经达到权限供水标准。因此，该份规范性文件并未有大安灌区工程截止到2016年4月1日才具备种植条件。同丰村所述范围内的耕地系第一批开发的耕地，早在2012年就具备了通水种植条件，并且朱大全、李新民、寇金友等已经部分耕种，并且已经转包给农民耕种。因此，不能以（2016）1号文件出具的时间为涉案地块具备通水时间。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及适用法律未予以全面审理。一审判决对上诉人起诉状采取断章取义的叙述，对上诉人提出的签订合同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未予审理。对上诉人提出的承包合同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新增耕地应当用于调整承包土地或者承包给新增人口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理由未予审理并在判决中予以表述。对上诉人起诉所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故意规避未经乡镇人民政府批准不发生效力的规定，反而以上诉人未提供充足的合同无效的证据而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程序明显违法，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关于双方当事人与2017年签订的《新增耕地承包合同》系双方于2011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的补充，上述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有效的的认定，违背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前述表明，两个合同对外承包的均为耕地，且两个合同均为履行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手续，因而违背《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八条、第四十八条之规定，属于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因双方当事人的意思是否一致及意思是否真实并无任何关系。并且，本案并没有上诉人提供合同无效证据的诉讼法依据。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主张合同成立的一方承当证明合同成立并生效的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认为合同生效，应当提供合同经过人民政府批准的手续，并且证实承包地不属于耕地，而在整个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均未提供任何证据，本应承担不利的后果。而一审判决却错误适用举证责任，错误对上诉人适用《民诉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而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明显错误。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存在多处不当，事实认定不清，程序违法，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恳请贵院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第二十八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之规定撤销原判，依法审理公正判决，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李新民、刘淑兰、朱春宇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2017年3月29日签订《新增耕地承包经营合同》是2011年8月3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的补充或者完善，已经缴纳45万元承包费认定正确。（一）2011年《土地承包合同》第一条、第三条、第四条的约定，因为2010年末土地整理项目已经规划完毕，按照上级政府指示不允许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平均分配，要整体承包，不能少于30公顷-50公顷，一般应当200公顷（3000亩）-700公顷，于是2010年末上诉人召开六部工作法（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对外发包新增耕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在2011年8月3日签订《土地承包合同》，2011年被上诉人交纳了15万+30万承包费和20万保证金，上诉人也认为2011年8月3日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见原庭审笔录），但是上诉人认为该土地承包合同已经全部履行完毕了，是错误的。（二）2011年8月3日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是一个附期限的土地承包合同，因为当时土地刚刚开始整理只是进行规划项目的图纸而已，一直整理到2015年西部土地整理指挥部才将进水渠建设完毕。种水田要有水，水通过水渠来，没有水渠就不能供水，就是不具备种植水田的条件，所以就不能确定合同的起算年限，到2017年3月24日再次召开村民代表会议是为了确定起算年限。前后两份合同除去寇金友退出合伙外，其他的合同关系没有变化。所以是原承包合同的补充或者完善。二、一审判决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因为在2010年11月就通过六部工作法，经过两家子镇政府的批准，并对村民公示，双方于2011年8月3日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已经成立是合法有效的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这是原庭审笔录上诉人自认的。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和法律依据确认土地承包合同无效，上诉请求应予驳回，维持原判。 同丰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确认双方当事人于2017年3月29日签订的《大安灌区新增耕地承包经营合同》无效；2.依法判令被告给付2016年至2018年使用同丰村3000亩耕地的租金27万元；事实与理由：2017年3月29日，双方当事人签订《大安灌区新增耕地承包经营合同》，同丰村将大安灌区开发而新增的3000亩（200公顷）耕地承包给被告，承包期限30年，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45年12月31日止，承包金共计1065万元。承包期间每五年为一个交费期，第一个交费期交费45万元，第二个交费期交费120万元，第三个交费期交费180万元，第四个交费期交费140万元，第五个交费期交费160万元，第六个交费期交费180元。合同签订后，三被告未交纳第一个交费期应交纳的45万元。并且，自2016年起至今并未对3000亩耕地妥善经营管理，造成大部分耕地弃耕、撂荒，严重违反了合同约定。同丰村依据法律规定提起诉讼，希望法院支持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8月3日，李新民、寇金有、朱大全与同丰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同丰村将其所有的3000亩土地承包给李新民、朱大全、寇金有，并经过了相应的民主议定程序。寇金有于2012年10月1日退出对争议土地的承包。诉讼过程中，朱大全过世，其继承人有其妻子刘淑兰、其儿子朱春宇，二人均表示参加诉讼。2017年3月29日，李新民、朱大全与同丰村签订了《大安灌区新增耕地承包经营合同》，第一个交费期应交纳的45万元承包费已交纳。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于2017年签订的《大安灌区新增耕地承包经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于2011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的补充，上述合同是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是有效的。本案中，同丰村认为双方当事人于2011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已经履行完毕，2017年签订的《大安灌区新增耕地承包经营合同》是无效的，三被告认为双方签订的两个承包合同，是一个合同。本院经审理查明，双方当事人对2011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并无异议，而该份合同是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当生效条件成就时，双方对争议土地承包合同进行了补充，签订了2017年的承包合同，该份合同对争议土地承包的起止期限进行了具体明确的约定。同时，三被告对争议土地进行了大量的人力、财力投入，应按照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稳定的原则，且该承包合同亦未损害村民和集体的利益，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上述两份土地承包合同，是符合法律规定，是有效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同丰村要求确认其与三被告于2017年签订的《大安灌区新增耕地承包经营合同》无效，并要求三被告给付2016年至2018年使用同丰村3000亩耕地的租金27万元，其所提供的证据并不充分，应由其承担不利的后果，依法应驳回同丰村的诉讼请求。综上，2017年3月29日，《大安灌区新增耕地承包经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并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双方应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六十一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同丰村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本院二审查明，2010年11月6日同丰村经过民主议定程序和六部工作法，报经大安市两家子镇三资管理监督小组同意，形成了西部土地整理水田承包方案。2011年8月3日，根据同丰村形成的承包方案，发包人同丰村与承包人李新民、寇金有、朱大全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同丰村将其所有的3000亩土地承包给李新民、朱大全、寇金有，暂以两家子镇开发整理水田项目一期实测情况同丰村一览表的面积为准交纳承包费，实际承包面积待土地整理完毕后，以双方实拉实测面积为准，承包费按照实际承包面积计算，多退少补。承包方所承包的土地必须用于种植水稻。土地承包年限为30年，以具备种植条件的第一年开始计算。土地承包费合计1065万元：第一个五年30元/亩年，计45万元；第二个五年80元/亩年，计120万元；第三个五年120元/亩年，计180万元；第四个五年140元/亩年，计210万元；第五个五年160元/亩年，计240万元；第六个五年180元/亩年，计270万元。每五年为一个缴费期，每个缴费期的承包费在起始年的一月底前一次性交齐。第一个缴费期的承包费在签订此合同时一并交纳。并约定承包方要交纳合同保证金20万元，如果承包人不能履行合同，发包方有权扣留保证金并终止合同；如能按合同约定执行，保证金可以抵顶第二个缴费期的承包费。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权利和义务。合同签字生效后，李新民、寇金有于2011年8月3日向同丰村交纳20万元保证金、15万元承包费；2012年1月13日向同丰村交纳30万元承包费。2012年10月1日，寇金有与李新民、朱大全协商，退出对争议土地的承包。2017年3月24日，同丰村召开了村民代表会议，对发包的灌区新增耕地方案进行了民主议定，与会村民代表一致同意发包方案并形成了决议。2017年3月29日，同丰村与李新民、朱大全在2011年8月3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的基础上，重新签订了两份《大安灌区新增耕地承包经营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的承包土地面积为3000亩；另一份合同约定承包土地面积为53.1亩，该份合同约定的53.1亩土地属于3000亩土地承包范围内的道路沟渠占地面积，该份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面积3000亩的承包合同承包耕地名称、位置、面积与2011年8月3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一致，耕地承包期限为30年，自2016年1月1日至2045年12月31日，以具备正式通水条件日起为准，通水延后，期限顺延，补齐相关手续。承包地用途、承包价格、承包金交付时间、履约保证金及其他权利义务的约定，也与2011年8月3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基本一致。该合同还约定了承包方由于人为因素造成耕地弃耕或撂荒两年的，承包合同自行终止，发包方收回承包地，不退还承包费和履约保证金。2017年3月29日同丰村给李新民、朱大全送达《告知书》，通知李新民、朱大全抓紧组织生产，如果未种植田块，造成土地弃耕、撂荒满两年，将收回土地另行发包。2016年4月11日吉林省西部土地开发整理重大项目大安项目区指挥部下发大指发（2016）1号关于做好大安灌区水稻生产等项工作的通知，称目前已达到全线供水标准，已具备对全部新增耕地的供水能力。2018年6月7日吉林省西部土地开发整理重大项目大安项目区指挥部作出《情况说明》“灌区内水利工程设施维修维护施行分级管理。斗渠以下（含斗渠、斗沟）和田间路由承包方负责，维修维护费由承包方承担。2015年4月，上述工程设施及新增耕地已移交大安市两家子镇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故2017年春季同丰村后太平庄屯和圣水泉屯之间的水渠闸门南漏水应当由承包方负责，闸门南的水渠属于斗渠以下。”诉讼过程中，朱大全去世，其继承人有其妻子刘淑兰、其儿子朱春宇，二人均表示参加诉讼。对上述事实各方当事人没有异议，合议庭当庭予以确认。 关于2011年8月3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第一个五年承包期是否实际履行的问题。本院认为，2011年8月3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是同丰村按照民主议定程序和六部工作法，报经大安市两家子镇三资管理监督小组同意，形成了西部土地整理水田承包方案基础上，与承包人李新民、朱大全、寇金有平等协商自愿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合同签订程序、实体内容均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该合同签订后，承包人李新民、朱大全、寇金有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交纳第一个五年承包费45万元和履约保证金20万元的合同义务。但根据合同约定“土地承包年限为30年，以具备种植条件的第一年开始计算。”证明签订合同的时候，因为土地整理项目尚未全部完工和具备给水、种植条件，合同履行的实际起始日期尚不确定。那么，对于该份合同到底是什么时间具备种植条件的？被上诉人出示了2016年4月11日吉林省西部土地开发整理重大项目大安项目区指挥部下发大指发（2016）1号关于做好大安灌区水稻生产等项工作的通知和2017年3月29日同丰村给李新民、朱大全送达《告知书》，证明2016年4月项目主管部门才正式通知已达到全线供水标准，可以耕种，并且发包人同丰村才告之承包人。按照双方的合同约定实际承包面积待土地整理完毕后，以双方实拉实测面积为准，同丰村并没有出示证据证明在此日期之前，找过承包人对实际承包土地面积进行实拉实测，因此，既不能证明同丰村交付了能耕种的土地，也不能明确可以耕种的土地面积。同丰村虽自述李新民、朱大全已经在2011年开始自种或转包经营承包的土地了，但被上诉人不予认可，同丰村也没有出示有效证据证明其自述事实成立。因此，对同丰村主张被上诉人实际耕种了土地、同丰村开始履行了第一个五年期承包合同，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2017年3月29日签订的《大安灌区新增耕地承包经营合同》是新订立的合同，还是对2011年8月3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的补充完善问题。本院认为，对于第一份合同，虽然同丰村主张第一个五年期履行完毕、余下的承包期已经解除，但是根据收取的20万元履约保证金没有退还、被上诉人称没有收到解除合同通知、同丰村也没有出示证据证明已经向被上诉人送达过解除合同通知的事实，可以认定同丰村主张第一份合同已经解除的事实不成立。尽管第一份合同的承包方为李新民、朱大全、寇金有，而第二份合同的承包方只有李新民、朱大全，但因寇金有与李新民、朱大全签订了协议书，同意寇金有退出承包，由李新民、朱大全继续承包。这是三位承包人内部的权利义务处分，并不影响合同对外部的权利义务关系。结合第一份合同约定的履行起始时间是附条件的，只有满足具备可以种植的条件，才作为履行合同的起始时间，而不是以交费或者签订合同作为履行合同的起始时间。在第一份合同未证实可以具备种植条件、未解除的情况下，就同一标的物，相同的当事人，又签订了明确起始时间为2016年1月1日，其他内容基本一致的第二份合同，实际是在具备全面耕种条件成就后，对第一份合同起始时间的补充和完善，而不是形成新的承包合同。由于新补充完善的第二份合同即《大安灌区新增耕地承包经营合同》，是对第一份《土地承包合同书》的补充和完善，并且在补充签订前同丰村于2017年3月24日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决议。因此，《大安灌区新增耕地承包经营合同》并不违反民主议定原则，符合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合同合法有效。由于承包人李新民、朱大全在第一份合同签订时，已经交纳了第一期承包费45万元和履约保证金20万元，那么，该笔费用应当认定为交纳了《大安灌区新增耕地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的第一个五年承包期即2016年1月1日至2021年1月1日的承包费。同丰村主张承包人没有交纳2016年至2018年承包费，不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同丰村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450.00元，由大安市两家子镇同丰村村民委员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国君 代理审判员  刘 昕 代理审判员  何 淼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龚 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