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12民初1936号 原告：成玉兰，女，1984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龙泉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恒春，男，1943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家彬，四川博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四川师范大学。住所地：成都市锦江区静安路**。 法定代表人：汪明义，该校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杰、余涌，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成玉兰与被告四川师范大学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伏诗祥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成玉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恒春、戴家彬，被告四川师范大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杰、余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成玉兰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被告向原告支付未签劳动合同11个月的双倍工资16500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工资42000元，未付工资赔偿金42000元，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4500元；3、被告向原告支付加班费76631元及赔偿金76331元；4、被告向原告支付未买社保、医保补贴10746.46元。共计269008.46元。事实和理由为，2003年，被告按照教育部教发（2003）8号文件的精神，以新机制和模式办独立学院，在川师大东校区办了“校中校”，根据邮政法及有关行政法规、规章等规定，川师大东校区应依法设置收发室并配备相应收发人员，原告成玉兰等人于2003年9月起受聘于被告，负责开展川师大东校区收发室的邮件收发服务工作。原告和王国权等7人组成了川师大东校区收发室团队，从2003年9月新生进校起至2013年8月31日止，进行了收发室工作，提供了优质服务，获得了各单位及师生的认可。根据邮政法和国务院的规定，川师大东校区邮政收发室于2003年11月24日向被告当时的校长写了《川师大东校区收发室收取有关费用的请示报告》，时任校长周介铭对此作了“可参照校本部收发室标准进行收费，东区收发室下一步均采用新的机制运行”的签批承诺。所谓按新的机制运行，即：当时为了快出、多出人才，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政府鼓励民间资本办学。为此被告引进了几个有实力的投资商来被告东校区办视觉艺术学院、服装学院、外事学院、舞蹈学院、信息技术学院、文理学院，他们按市场商业化新的运行机制办学，与被告达成了约定：一方面，被告同意他们使用学校的知名品牌招生，学校发给被告的毕业文凭，各学院每年按新机制收学生学费，付20%给被告；另一方面，各学院在办学中使用了被告的图书馆、体育场、校医院、收发室等公共设施，对于这些公共设施的费用及服务人员的工资，社保医保费等统一纳入学校计财部门，按各学院学生人数比例进行分摊。但很遗憾，在2004年，周介铭校长未兑现向原告作出的承诺，未将收发室的设置费和员工的工资，与其它公共设施费和员工工资等一视同仁地统一纳入东校区各学院的学生人数的比例进行分摊。由于学生按机制交给各学院的高价学费中已包含了以上所有公共设施费和所有提供公共服务人员的工资、社保医保费等，所以收发室的设置费和服务人员的工资、社保医保费等仍停留在东校区各学院的财务账上。周介铭校长未兑现承诺，也不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由此给原告造成了重大损失，其代理人王恒春多次分别找过校长、书记，要求据实赔偿，但至今未得到解决。原告在川师大东校区收发室为被告提供劳动之日起，双方就建立了劳动关系，而被告不向原告支付工资、加班费、社会保险等，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依照有关法律规定，特提起诉讼，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四川师范大学辩称：邮政法仅规定高等院校应提供邮政服务的场所，但未规定必须由高等院校自己经营。另案原告王明星系中标被告东校区邮政代办服务，与四川师范大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存在租赁关系，而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系另案被告王明星以个体工商户名义独自从事经营活动而聘请的人员，与原告之间自始未建立过正常的劳动关系，因此原告也就不享有要求被告向其支付有关劳动待遇的问题，原告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法庭支持。即使按原告所述，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13年终止，而原告于2016年4月申请仲裁，已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在仲裁委不予受理的情况下，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后又撤诉，现在又提起诉讼，均已过仲裁时效，其请求也不应得到法院支持。因此，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东校区位于本区大面街道，其学生公寓楼系被告采用BOT模式修建，当时未取得产权证书。2002年11月28日，四川师范大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为四川师范大学科技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川师大投资公司）与四川东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承包合同书》，取得被告东校区学生公寓及其附属设施的经营管理权，承包经营期限为2004年起至2020年止。2003年7月，川师大投资公司将其承包的商铺向社会公开招标。另案原告王明星通过投标，与川师大投资公司于同年8月4日签订了《物业使用权转让合同书》，约定川师大投资公司将被告东校区公寓9号楼负一楼6号商铺（面积约52.7㎡）的物业使用权转让给王明星，期限为2003年8月4日至2020年12月31日止，租金总额263520元，中标后七日内一次性付清，经营范围为通讯服务、邮政服务、打字、复印、装订。王明星取得商铺使用权后，申请了个体工商户登记并取得了营业执照，个体工商户名称为“洪河镇明星公话超市”。在经营过程中，原告雇请人员包括本案原告等人实际履行了被告东校区部分收发室工作，包括邮件、信函、报刊、包裹等的签收、分拣等，原告在从事上述工作过程中的报酬由王明星向其支付，被告未直接向原告支付过任何费用。因王明星于2013年8月31日停止了相关收发室工作，原告也就未再从事上述工作。 王明星在从事收发室工作过程中，多次向被告申请，就从事相关业务中涉及的收费标准、补助要求被告批准。 2013年8月，王明星向被告及川师大投资公司提交《关于被迫关闭四川师范大学东校区邮政代办所、收发室的请示报告（通知）》，主要内容为：2011年，龙泉驿区邮政局，根据四川省邮政公司文件精神，要求所有的邮政代办所办理工商执照、税务登记证，并按规定提供经营场所证明材料。但甲方川师大投资公司不按合同履行约定义务，拒出产权证明，致使乙方不能依法经营长达一年半以上，龙泉驿区邮政局也同时停发邮政代办费。由于川师大投资公司不按合同履行义务，造成乙方无钱支付员工劳动报酬，迫使乙方只能关闭邮政代办所、收发室。因关闭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后果，应由川师大投资公司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此后，王明星以与川师大投资公司存在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为由，向本院起诉，要求川师大投资公司赔偿违约损失118.56万元。此纠纷经一审、二审，均未支持王明星的诉讼请求。 2016年4月5日，原告向成都市龙泉驿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其仲裁请求与本案诉讼请求一致，该委于2016年4月8日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此后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6年4月19日受理，诉讼过程中，原告于2016年7月29日向本院申请撤诉，本院裁定予以准许。 另，除本案外，本院还同期受理原告王明星等六人与被告四川师范大学劳动争议六案，王明星等六人诉称的事实、理由及诉讼请求与本案基本相同。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2015）成民终字第2006号民事判决书，关于被迫关闭四川师范大学东校区邮政代办所、收发室的请示报告（通知），本院（2016）川0112民初1954号民事裁定书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予以认定。 原告申请本院调取被告从2003年9月至2013年8月31日向本部收发部职工的工资表及发放津贴、补助的统计表册等相关资料，因原告申请调取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故本院不予准许。 本院认为，因原告未与被告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原告的诉讼请求系基于与被告之间曾经建立过劳动关系而提起，而被告对此予以否认。《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从该规定可以看出，劳动关系的成立必须同时具备上述三项情形，而劳动关系的内容包括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就工作时间、劳动报酬、劳动安全卫生、规章制度、劳动保险、职业培训等达成合意。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形成长期稳定的用工关系，包括财产关系及人身隶属关系，即劳动者提供劳动，用人单位支付报酬（工资）；劳动者必须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遵守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依据该规定，原告应当就其主张的与被告之间曾经建立有劳动关系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而本案查明的事实表明，王明星从案外人川师大投资公司处租得被告东校区商铺的使用权后，办理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雇请人员包括本案原告在内履行了被告部分收发室功能，原告在所谓收发室的工作并不是受被告的安排，其报酬也非被告给付，被告也并不对原告进行管理，原告能在所谓的收发室工作，是因与王明星取得合意所致，与被告无关。通过上述分析，原告并未完成对其所主张的法律关系的举证，包括双方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原告向被告提供了劳动，接受了被告的管理，被告向原告支付过工资等。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此，对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之间曾经建立过劳动关系，因未完成举证义务应承担不利后果，故对原告这一主张，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此其一。其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依据上述规定，即使原告与被告之间曾经建立过劳动关系，按原告所述，双方在2013年8月终止这一关系，原告也应在一年内向被告或有关机关主张权利或寻求权利救济，而原告直到2016年4月5日才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在其申请仲裁前，原告无充分的证据证明仲裁时效有中止、中断的情形，因此原告的仲裁申请也远远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期间，其请求也不应得到支持。因原告的具体诉讼请求均系基于其在2003年9月至2013年8月间与被告建立了合法的劳动关系这一前提存在而提出，因不能认定双方之间建立过劳动关系，则其具体诉讼请求缺乏成立的基础，故本院均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成玉兰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后收取5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伏诗祥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七日 书记员  陈琴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