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27民终23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时梅，女，1974年11月8日出生，布依族，贵州省都匀市人，住贵州省都匀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同，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军，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时燕，女，1971年9月30日出生，布依族，贵州省都匀市人，住贵州省都匀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化香，都匀市平浪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李新波，男，1985年11月7日出生，布依族，贵州省都匀市人，住广东省广州市。上诉人李时梅因与被上诉人李时燕、原审第三人李新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都匀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9日作出（2018）黔2701民初9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完终结。上诉人李时梅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实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建房，非双方合作建房。2013年1月31日杨仕圳、李时梅、李时燕、李新波四人签订合作修建本案争议房屋（下称案涉房屋）的《合作协议》，是为多获得征收拆迁利益而进行的补签，除李时梅外其余三人均未出资建案涉房屋。李时燕主张出资建房的14万元实为李时梅为建房向其借款11万元偿还的本息之和。首先，《合作协议》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签订时间及内容与常理及事实不符。根据2011年10月12日上诉人（即协议中的李老五）与施工方王天迅、罗名生签订的《建房协议》表明，2011年10月案涉房屋已开始修建，另根据施工方王天迅、罗名生出具的证言，证明案涉房屋已于2012年建成竣工，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作协议》的日期为2013年1月，明显晚于案涉房屋竣工日期。若该《合作协议》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至少应在房屋开始修建动工以前或者在修建过程中签订此协议，而不是房屋建成后签订。其次，双方没有履行《合作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并未依照约定履行出资义务。若《合作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依该协议第二条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之约定，李时燕与李新波作为乙方负责支付所有建房时产生的费用，李时梅作为甲方仅负责监督、协助采购施工材料等工作。实际情况是，修建案涉房屋花费30多万元，被上诉人李时燕与第三人李新波并未按照《合作协议》约定全额支付，证明被上诉人所提出的出资修建案涉房屋不属实。再次，第三人李新波的庭审笔录能够直接证明《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合作修建案涉房屋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而且也不存在合作建房一事。根据2017年7月26日第一审民事庭审笔录，第三人李新波所陈述的借款建房与被上诉人主张的合作建房互相矛盾，第三人李新波作为《合作协议》的当事人对房子的事情却不清楚，表明上诉人、被上诉人、第三人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合作建房一事。而且通过第三人李新波上述陈述，也可证明《合作协议》是案涉房屋遇征收后进行的倒签，最终目的是为了多获取征收利益。2014年7月9日李时梅作为乙方与甲方都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编号为2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约定家庭在册人口包括李新波与李时燕，及李时梅同日出具的《关于我家宅基地的情况说明》等皆是为了最大限度的获取征收补偿。最后，原审中被上诉人申请证人杨某出庭，证明案涉房产由上诉人、被上诉人、第三人等三人平分的证言来源不明，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根据2013年4月4日杨某及其父母、上诉人四人共同签订的《家庭（房屋及地基）财产分配协议书》、2013年11月3日杨某与上诉人签订《杨某与李时梅家庭房屋及地基分配方案协议》、2013年11月26日证人杨某与上诉人李时梅签订《补充协议》，三份协议书皆表明案涉房屋为上诉人个人借款承建，案涉房屋归上诉人所有，如遇国家征用，补偿一切费用归上诉人。协议内容与杨某提供的证言不相符，甚至相矛盾。另被上诉人在2017年7月26日第一审民事庭审笔录中主张借11万元、还款方式都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被上诉人对此应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依据被上诉人提供的收条可以认定其与上诉人之间实为借贷关系，为保证偿还该笔借款上诉人以案涉房屋（新建楼房）两个套间作抵押，如遇拆迁按新建房的拆迁30%作为补偿。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即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倒签的《合作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但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亦应属无效。根据《宪法》第十条、《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六十三条等法律规定，案涉房屋所在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根据《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2016年11月21日）第十九条之规定：“在非试点地区，农民将其宅基地上的房屋出售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个人，该房屋买卖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无效后，买受人请求返还购房款及其利息，以及请求赔偿翻建或者改建成本的，应当综合考虑当事人过错等因素予以确定”本案虽然并非是将宅基地上的房屋出售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个人，但是因李时燕案涉房屋征收前户籍未在本村，亦并非本村常住人口，在宅基地上建房属于行房屋买卖之实，亦属规避法律强制性规定，参照适用上述法律规定，《合作协议》应属无效。一审判决忽略上诉人房屋系宅基地上房屋这一特殊事实，认定《合作协议》有效无异于承认了小产权房屋的合法性，更是鼓励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非本村常住居民利用宅基地建房获取不法利益。被上诉人李时燕、原审第三人李新波二审未作答辩。原审原告李时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停止侵占，将本家庭户被征收赔偿所得的三套住房折款864496.6元，分割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项合计288165.53元归原告享有,退还此前收取原告30.4㎡的房屋补差款29651.33元，两项合计317816.86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原告与被告系同胞姐妹，李新波系原告、被告大姐之子；2、2011年被告邀约原告及第三人李新波投资合作建房，故被告与原丈夫之父杨仕训作为甲方，原告与第三人李新波作为乙方于2013年1月31日签订《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甲方向乙方提供土地，乙方出资建房完工后获得部分房屋所有权，房屋总面积663㎡，共五层，甲方负责采购材料，并监督施工，乙方负责支付建房产生的费用，拥有所建房屋的四套房的所有权，并有对外租赁的权利，并约定如遇政府征收或者其他原因而导致房屋拆迁，获得补偿时甲乙双方可分别获得赔偿50%；3、2011年至2012年原告先后出资16万元；4、2014年6月，都匀市人民政府因建设需要对该房屋征收拆迁，被告李时梅作为本户代表去办理征收补偿相关手续；5、2014年7月9日，都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甲方(以下简称都匀住局）与乙方李时梅签订了编号（纬九路项目）2号《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协议约定：一、征收范围内涉及乙方沙包××办事处××号的房屋需征收，建筑面积：637.8㎡，总层数5层：家庭户籍在册人口3人，家庭在册姓名：李时梅、李新波、李时燕，认定面积240㎡，违建面积137.8㎡，完善手续面积260㎡，被征收人自愿选择部分产权调换和部分货币补偿……产权调换房小于被征收房屋面积193.85㎡，由甲方按2570元/㎡向乙方回购，同时约定奖励费、过渡费、临时安置费等，根据该协议结算甲方应补偿乙方683053.35元，同日，李时梅出具了《关于我家宅基地的情况说明》，称其户属迎恩村老户，家庭人口三人，分别是李时梅、李时燕、李新波，因相关土地多年前上交，恳请村组及办事处为其户证明；6、2014年7月9日，李时梅在都匀城市建设项目房屋拆迁补偿兑现表上签字认可拆迁补偿款和奖励费共计683053.35元；7、都匀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管理局于2014年7月9日、2014年7月15日分别支付李时梅510433.35元和172620元，2014年7月10日李时梅支付李时燕140362元，同日支付李新波159362元；7、2015年10月29日，被告都匀住建局与李时梅签订了编号（纬九路项目）2号《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和《都匀存量项目集体土地违章建筑房屋征收补充协议》，协议约定李时梅自愿用已获得补助的违建面积255㎡与甲方调换幸福里小区6号楼二单元8层2-8-5（85㎡）、二单元4层2-4-1（110.4㎡）、二单元24层2-24-1（110.4㎡）房屋三套，共计305.8㎡，同日，李时梅向都匀存量项目指挥部出具《北部印象项目幸福里6号楼安置房选房确认书》，称家庭成员协商一致，选择幸福里小区6号楼二单元8层2-8-5（85㎡）、二单元4层2-4-1（110.4㎡）、二单元24层2-24-1（110.4㎡）房屋三套，共计305.8㎡；9、2016年12月8日，都匀住建局向李时梅下达了《交房确认书》，称李时梅户已完善手续，可办理其选择的三套房屋交付手续，请物管公司办理为谢；10、2016年12月9日，被告李时梅在幸福里物业服务中心领取上述三套房屋钥匙；11、对上述所安置的三套房屋的单价2827元/㎡，原告与被告双方均予以认可。另查明：2013年11月3日，李时梅与杨仕训、杨时贵签订家庭房屋及地基分配方案协议，协议约定本案争议的拆迁房归李时梅自有，如遇国家征用，一切补偿费用归李时梅，后原告认为都匀住建局作出的《交房确认书》中未将原告及第三人李新波名字列入，存在瑕疵，造成被告李时梅将拆迁补偿的三套房屋占为己有，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由，向独山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交房协议书》，并请求将李时燕与李新波的名字列入新的交房协议书。经独山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与被告及第三人之间的纠纷，属于民事权属纠纷，故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第三人李新波作为乙方与被告及被告原丈夫杨时贵之父杨仕训作为甲方于2013年1月31日签订建房《合作协议》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作协议》应认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应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该协议涉案被征收的房屋（位于沙包××办事处××号的房屋需征收，建筑面积：637.8㎡，总层数5层）得到的经济补偿包括安置房，李时梅、杨仕训、李时燕、李新波应按照协议约定享有。该房屋被政府部门征收后，李时梅作为该房的代表领取补偿款683053.35元及政府部门为其安置三套安置房应按照协议约定进行分配，李时梅、杨仕训享有50%;李时燕、李新波享有50%，故李时梅领取的683053.35元中，按照协议分配，李时燕、李新波应享有即683053.35÷2=341526.67元，安置到李时梅户头上的三套房屋共计305.8㎡应进行折价后，单价按照政府部门的征收补偿价和奖励价为2827元/㎡，故李时燕、李新波应享有的部分为305.8㎡×2827元/㎡=864496.6元÷2=432248.3元，政府部门征收补偿给李时梅户的款应为1547549.95元，依照约定，原告李时燕和第三人李新波应享有773774.975元，但因第三人李新波未到庭参加诉讼，无法查清第三人李新波与原告李时燕之间共同享有50%的权利如何分配，故暂按其二人各自享有50%的比例进行分配，分配后若第三人李新波提供证据证明，分配方式与其二人约定不符，可另行向原告李时燕主张权利。综上，李时燕应分配386887.488元，扣除被告李时梅已经分配给李时燕的140362元，余款246525.448元李时梅还应支付给原告李时燕。对原告提出涉案被征收的房屋按照三人的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对被告李时梅的辩称理由无充分证据证实，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李时梅应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给付原告李时燕房屋补偿款246525.5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68元，由原告李时燕负担2000元，被告李时梅负担4068元。二审中，上诉人提供证据中国建设银行流水不属于新证据，不予认定；上诉人提供杨世平、何德武、文正才的书证以及被上诉人提供的照片，因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认定。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综合本案双方诉辩请求及理由，归纳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1、双方之间系借贷关系，还是合作建房关系；2、如果双方系合作建房关系，双方之间签订合作建房协议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第一，对于双方之间系借贷关系，还是合作建房关系问题。上诉人主张双方之间系借贷关系，并非合作建房关系，因双方之间出具的是收条，且从收条的内容，结合双方之间签订的合作建房协议，以及杨时佳出具的情况说明来看，首先，如果双方之间是单纯的借贷关系，就不可能在收条中约定如果将来房屋被征收，按新建房屋的拆迁款30%作为补偿，因为新建房屋是否被拆迁以及拆迁款是多少尚为未知数，同时合作协议约定如遇政府征收，则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享有各种赔偿款的50%，也不可能涉及到原审第三人李新波，也只能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约定；其次，从收条中载明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款项11万元，而涉案房屋被征收后，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140362元，如果系偿还借款，上诉人也未能陈述清楚140362元中本金和利息各是多少，不符合偿还借款的情形。反而被上诉人陈述140362元系其应分得房屋补偿款，扣除其分得房屋超面积补差价后构成，更符合逻辑。综上，三份证据能相互印证双方当事人之间为合作建房关系，并非是借贷关系，故一审认定双方之间系合作建房关系正确，应予确认。第二，对于双方之间签订合作建房协议的效力问题。双方对签订合作建房的真实性无异议，虽然被上诉人不是上诉人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是双方之间约定，由上诉人提供土地使用权，而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提供资金合作建房，双方之间的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现因双方合作修建的房屋被征收，双方之间是对该房屋被征收后获得的补偿分配发生争议，故双方之间签订的合作建房协议是否有效不影响双方对获得拆迁补偿的分配，一审依据该合作建房协议对被征收拆迁房屋获得的补偿款及安置房进行折价分配正确，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李时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98元，由上诉人李时梅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军审判员 李颖敏审判员 陈福江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刘 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