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鄂0192行初97号原告：黄志宏，男，汉族，1975年9月9日出生，住福建省南安市。被告：武汉市公安局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交通大队，住所地：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鲁磨路。负责人：代国强，大队长。委托代理人：王玉清，湖北大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裴海利，湖北大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市公安局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分局，住所地：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沿湖大道**。法定代表人：汪绍元，该局局长。出庭负责人：代国强，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江敏，该局法制室民警。原告黄志宏（以下简称原告）诉被告武汉市公安局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交通大队(以下简称第一被告)、武汉市公安局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分局（以下简称第二被告）道路行政处罚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7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0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第一被告负责人代国强及委托代理人王玉清、第二被告负责人代国强及委托代理人江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诉行政行为：2018年4月29日，第一被告向原告作出编号为420119-1403571090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为认定被处罚人为原告，车辆牌号为鄂Ａ×××**的小型轿车，原告于2018年4月21日13点14分在东湖南路（东湖东路路口至武大凌波门路口）实施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违法代码13445），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条，《武汉市实施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三项，决定予以200元罚款，并告知缴纳罚款的时间、银行和逾期处罚标准，尾部载明可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违法行为发现大队的上级机关申请复议，或在6个月内向违法行为发现大队所在辖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8年5月18日，原告向第二被告申请复议，请求撤销第一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第二被告以第一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依据正确、内容适当为由，于2018年7月9日作出维持处罚决定的复议决定。原告诉称：2018年4月21日，第一被告以原告驾驶鄂Ａ×××**小型轿车在东湖南路实施“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违法代码13445）”为由作出罚款200元、计3分的处罚。2018年4月29日，原告通过“武汉交警”手机APP缴纳罚款，但未能出具处罚决定书。经查询违法代码13445的违法依据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处罚依据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武汉市实施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三项。原告向第二被告提起行政复议，第二被告于2018年7月11日作出维持处罚决定的复议决定。原告认为第一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一、查明事实不清。第一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原告具有“违反禁令标志的行为”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在行进方向看到或者应当看到禁行标志，且没有调查原告是违法车辆驾驶人还是管理人。二、适用法律错误。处罚依据的《武汉市实施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三项与《湖北省实施办法》第六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冲突，应适用后者。三、违反法定程序。处罚前未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二条和《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第十一条等规定履行告知义务，处罚后未出具处罚送达处罚决定书，创新便民方式不能随意突破和减少内容，且未告知复议机关和复议期限。四、滥用自由裁量权。处罚有警告和罚款两种方式，第一被告没有依据《湖北省行政执法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采用警告这种对行政相对人权益影响较小的方式。为此起诉，请求判令：1、撤销第一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和第二被告作出的复议决定；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第一被告辩称：一、被告有对交通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被告是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一款、第八十七条第二款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武汉市实施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有对辖区交通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二、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为的证据确凿，事实清楚。2018年3月13日，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作出“关于加强2018年樱花节及春游踏青期间道路交通管理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并于2018年3月15日在《长江日报》发布。通告告知：4月21日、22日，每日9:00-18:00，东湖南路(东湖东路至天鹅路)、卓刀泉北路(东湖南路至八一路路口)，实行机动车按车牌尾数分单双号通行等内容。武汉晚报、武汉交警公众号、易行江城APP亦对外公布了该通告内容。根据通告，被告在东湖风景区限行路段的各路口设置了限行禁行交通标志牌，标志牌注明了限行路段、限行时间、限行规则，并且交通标志牌上有清晰、醒目的机动车禁行标识。2018年4月21日13点14分，车牌为蓝色鄂Ａ×××**的小型轿车自北向南驶入限行路段东湖南路（东湖东路路口至武大凌波门路口），被交通部门设置在该路段的交通智能监控设备拍录。4月28日，被告将该车辆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行为的位置及现场照片上传到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2018年4月29日，原告在武汉交警APP查询鄂Ａ×××**小型轿车交通违法信息，并在武汉交警APP用其本人驾驶证及银行卡，对该车辆2018年4月21日在东湖南路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理，确认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三、被告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没有按交通标志在东湖南路通行，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以及《武汉市实施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三）项，决定对原告予以200元罚款，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四、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为的程序合法。2018年4月21日13点14分，鄂Ａ×××**小型轿车驶入限行路段东湖南路（东湖东路路口至武大凌波门路口），被交通技术智能监控设备拍录。4月28日，被告将该车辆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行为的位置及现场照片上传到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以供车辆驾驶人通过武汉交警APP等互联网便民措施进行查询。4月29日，原告通过武汉交警APP查询、处理鄂Ａ×××**的小型轿车违法事项。武汉交警APP处理交通违法是公安交管部门基于便民服务，借助互联网实施的面向公众服务的应用软件，驾驶人可以通过输入手机号码、车牌号码、车辆识别代码、驾驶证号、档案编号进行注册或绑定后进入业务处理界面，根据界面提示自行选择进行交通违法事项的处理。武汉交警APP处理违法是当事人自愿选择的便民处理方式，不是交管部门强制要求的处理程序。根据武汉交警APP处理交通违法事项流程，原告输入驾驶证等本人信息后，其点击选择的页面，可以看到违法事项相关信息包括车牌号、号牌种类、违法时间、违法地点、违法行为、采集机关、罚款金额、扣分等内容，并告知处罚决定书需到大队窗口办理。据此，被告在处罚前已向原告履行了告知义务，原告在看到违法及处罚相关信息后继续选择违法办理的行为，视为原告对交通违法事实及处罚无异议，且放弃了陈述和申辩的权利。至于涉案违法事项的纸质处罚决定书，武汉交警APP页面已提示需到大队窗口办理。《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规定了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原告在武汉交警APP查知违法事项后，按规定应主动到交通大队接受处理，但原告选择武汉交警APP便民措施处理交通违法事项，不到交通大队窗口办理纸质处罚决定书，应视为原告对其权利的放弃。被告根据违法事实及法律、法规规定，按简易程序对原告处以200元罚款，符合规定。综上所述，被告有对东湖风景区交通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行为，证据确凿，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应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二被告同意第一被告的答辩意见，并辩称：依据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收集的违法行为，记录清晰、准确反映了机动车类型、号牌、外观等特征并在图上标注有时间、地、地点实，根据《公安部关于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处理交通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第七条，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资料处理违法行为时，可以对违法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依法予以处罚；《湖北省实施办法》与《武汉市实施办法》都是在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基础上，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制定，都是经过湖北省人大常务委员会批准的地方性法规，没有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的规定，不存在滥用自由裁量权，是在法定幅度内进行的处罚。第一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长江日报》发布“关于加强2018年樱花节及春游踏青期间道路交通管理的通告”的报纸信息；2、《武汉晚报》刊登标题为“上周东湖有点堵本周赏樱请错峰请您留意武大和东湖周边交通信息”的报讯；3、武汉交警公众号转发“东湖周边道路分单双号通行”的通告截图；4、易行江城转发“东湖周边道路分单双号通行”的通告截图，证据1至4证明2018年3月13日，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已对外公布了通告相关内容。5、交警部门设置的禁行指示牌照片，证明被告在涉案限行道路各路口设置了限行禁行交通标志牌，注明了限行路段、限行时间、限行规则，且交通标志牌上有清晰、醒目的机动车禁行标志。6、违章电子警察拍摄截图，证明2018年4月21日13点14分，车牌为蓝色鄂Ａ×××**的小型轿车自北向南驶入限行路段东湖南路（东湖东路路口至武大凌波门路口），被交通部门设置在该路段的交通智能监控设备拍录。7、武汉交警APP交通违法办理截图，证明武汉交警APP处理交通违法事项的流程，被告已向原告履行了告知义务，原告在看到违法信息后继续选择违法办理的行为，视为原告对交通违法事实及处罚无异议。8、电子监控记录详细信息；9、黄志宏驾驶证信息，证据8、9证明原告通过武汉交警APP处理交通违法事项后，APP处理信息自动传入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收到前述信息自动生成编号为420119-1403571090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等违法处罚信息。10、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证明处罚决定书载明了被处罚人的基本情况、车辆牌号、车辆类型、违法事实、处罚的依据、处罚的内容、履行方式、期限、处罚机关名称及被处罚人依法享有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权利等内容。以上证据1至10共同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行为，证据确凿，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第二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第二被告对原告申请复议作出了复议决定，进行了维持。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一份行政复议告知书，是原告在向第二被告申请复议之前向武汉市政府申请过复议，证明因被告没有准确告知行政复议机关导致原告错误选择复议机关。本院组织三方对第一被告保存违章照片证据的“武汉交管设备运维服务平台”进行了勘查，勘查结果为违章照片为第一被告从电子眼自动生成的照片中采集而来，与本案第一被告的举证无异。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对庭审举证的证据材料进行了质证。原告对第一被告证据1至5、7至10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均有异议，另外认为证据1至4通告没有按《湖北省实施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提前七天进行通告，该通告系规范性文件因违法无效；证据5，因通告不合法无效，对设置临时交通标志的合法性、电子证据取证方式的合法性还需被告进一步的举证证明；对证据6真实性有异议，需要被告证明时间点；证据7使用新型电子处理方式是便民的，但仍需要完善，内容不是都可以省略的，被告履行的告知义务不充分；证据8至10原告对处理方式有不同意见，处罚决定书中在权利告知上“违法行为发现大队”的表述不准确，及“向发现违法行为大队上级单位复议”的表述也不准确，APP程序模式存在问题。原告对第二被告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需要进一步审查。第一被告对第二被告证据无异议，对原告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行政处罚决定书明确告知由违法行为发现大队上级机关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向违法行为发现大队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原告自行向武汉市政府申请复议是因原告没有到窗口打印处罚决定书，是自己错误理解法律法规造成。第二被告对第一被告证据无异议，对原告证据质证意见同第一被告一致，且认为与第二被告无关。原告参加了本院组织的勘查，对被告采集电子眼违章照片的程序不予认可，认为电子眼可人工调控，认为照片上的信息与照片分离，为后期人工标注，但不另行举证，认为对违法照片真实性的举证责任在第一被告。根据原、被告的举证及意见，本院对以上证据材料作如下确认：1、《长江日报》发布“关于加强2018年樱花节及春游踏青期间道路交通管理的通告”的报纸信息；2、《武汉晚报》刊登标题为“上周东湖有点堵本周赏樱请错峰请您留意武大和东湖周边交通信息”的报讯；3、武汉交警公众号转发“东湖周边道路分单双号通行”的通告截图；4、易行江城转发“东湖周边道路分单双号通行”的通告截图；5、交警部门设置的禁行指示牌照片；6、违章电子警察拍摄截图；7、武汉交警APP交通违法办理截图；8、电子监控记录详细信息；9、黄志宏驾驶证信息；10、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11、东湖公复决字[2018]第00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12、勘查笔录。以上除证据6、12以外各方当事人对其他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对于证据6及证据12中勘查的照片，原告亦未提出有效的反驳理由和证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予以采信，作为认定事实的有效依据。原告提交的证据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无关，本院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2018年3月13日，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在《长江日报》发布“关于加强2018年樱花节及春游踏青期间道路交通管理的通告”，主要内容为通告2018年樱花节及春游期间全市实行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的时间、路段及限行规则，其中，时间为“4月21日”的限行路段包括了“东湖南路（东湖东路至天鹅路）”，以上通告内容还在《武汉晚报》、武汉交警公众号、易行江城APP进行了公布。2018年4月16日，第一被告将2018年4月21、22日的限行交通标志牌置放于各限行路段路口。2018年4月21日13点14分，车牌号为鄂Ａ×××**的小型轿车驶入限行路段东湖南路（东湖东路路口至武大凌波门路口），被公路车辆智能监控设备拍录。2018年4月29日，原告登录“武汉交警”手机APP，在绑定鄂Ａ×××**车辆信息后，使用原告驾驶证为该车处理前述违法行为，并收到第一被告作出的编号为420119-1403571090的电子版《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原告不服，向第二被告申请行政复议，第二被告于2018年7月9日作出复议决定维持了第一被告的处罚决定。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本案第一被告对案涉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具有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定职责，原、被告对此均无异议。该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全国实行统一的道路交通信号。交通信号包括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和交通警察的指挥。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的设置应当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的要求和国家标准，并保持清晰、醒目、准确、完好。根据通行需要，应当及时增设、调换、更新道路交通信号。增设、调换、更新限制性的道路交通信号，应当提前向社会公告，广泛进行宣传。根据本院查明事实，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在各大媒体及网络进行了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该通告是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作出的规范性文件，原告对其合法性持有异议，但并未在法庭调查之前提出规范性文件审查的诉讼请求，故其认为通告违法，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第一被告按照通告的内容提前在涉案路段设置了交通标志，设置位置合理醒鄂Ａ××××***小型轿车于2018年4月21日在限行路段东湖南路（东湖东路路口至武大凌波门路口），未按第一被告设置的交通标志牌通行，第一被告认定该事实证据确凿。《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中明确，公安交管部门对非现场违法行为的处罚可以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作出简易程序的处罚决定。《公安部关于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处理交通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中规定，公安交管部门在收集了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后，应当在审核无误后录入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第一被告依照上述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进行了违法行为的资料收集，且录入了“武汉交管设备运维服务平台”，原告认为电子眼拍摄的信息及存留照片不能客观反映车辆通行时间，但被告提供的照片为应用平台录入的照片原件，该照片的保存方式为上述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模式，且穷尽目前技术手段所能达到的方式，在此情况下，原告不申请鉴定亦不提供能够证明照片为后期制作的证据、也不能说明有比第一被告所采取的方式更为先进便捷的照片采集保存方式，原告对该证据的怀疑即为不合理怀疑，其认为被告仍然存在举证责任的观点，本院不予支持，其认为第一被告选择性执法亦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原告对武汉交警APP处理程序上的异议，由于武汉交警APP为武汉市交管部门为便民而采取的一项服务，其模式固定，非被告制作施行，亦非强制使用的程序，原告选择使用该程序，亦是对该程序的接受，可视为原告与该APP的发布机构形成了有关APP内容的合意，其对该程序上的异议不能成为被告行政处罚合法性判断的标准。且从该程序操作过程来看，其在处罚的告知程序上并无不妥，未剥夺原告的陈述申辩权，亦未影响原告行使有关复议及诉讼的程序性权利，至于原告认为处罚告知书上告知“违法行为发现大队的上级机关”、“违法行为发现大队所在辖区法院”等有歧义的抗辩，是原告自己的认识问题，亦不能成为行政行为程序违法的抗辩理由，原告关于第一被告程序违法的观点，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完善武汉交警APP程序的问题，原告可另行向该程序的管理机构反馈意见。关于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问题。《湖北省实施办法》与《武汉市实施办法》中违反禁令标志的处罚不一致，但上述法规均为地方法规，其发生冲突时，应当适用上位法予以确认，即《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该法第九十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现被告依据该法对原告作出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故原告称第一被告适用法律错误、滥用自由裁量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第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并无不当，第二被告依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对该行为予以维持，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要求撤销第一被告编号为420119-1403571090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第二被告东湖公复决字[2018]第00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志宏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黄志宏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施何梅人民陪审员  徐国伟人民陪审员  吴富营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彭倩书记员陈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