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19民初2334号原告：高树兰，女，1955年2月25日出生，住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原告：高利，男，1959年10月29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原告：翟春英，女，1966年2月18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以上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世斌，北京刘世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翟有，男，1963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延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法，男，1963年11月26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第三人：北京建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经济开发区康西路**（中关村延庆园）。法定代表人：蒋卫国，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德志，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高树兰琴、高利、翟春英与被告翟有以及第三人北京建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延公司）共有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2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树兰、翟春英及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世斌、被告翟有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法、第三人建延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德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高树兰、高利、翟春英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要求确认被告翟有与第三人建延公司签订的《搬迁补偿安置协议》项下的搬迁安置权益及各项补助费用归三原告被告共有；2、判令上述搬迁安置权益及各项补助费用由三原告与被告每人分得四分之一份额。事实及理由如下：三原告与被告系亲兄弟姐妹关系，母亲为高某1。高某1与翟某1登记结婚。三原告及被告与翟某1形成了父母子女关系，均在位于北京市延庆区××镇××村××号宅院内的房屋居住。翟某1没有生育子女，婚后与高某1亦未生育子女。翟某1的父母早已过世。后翟某1于1990年去世、高某1于2016年12月21日去世。三原告与被告共同继承了坐落于北京市延庆区××镇××村××号院内所有的房屋以及宅院，应按照法定继承每人享有四分之一的继承份额来划分。2016年进行拆迁安置，被告代表全部继承人与第三人签订了《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按照该协议应分得的拆迁利益为安置11套楼房及补偿款。上述安置楼房和补偿款应属于三原告与被告共有，三原告与被告每人享有四分之一份额，故原告有权要求分得属于原告方自己的份额。现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三原告特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裁判，支持原告方的诉讼请求。被告翟有辩称，我方不同意三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本案诉争的被拆迁房屋并非原、被告父母遗留的遗产，相反，本案诉争宅院内的房屋属于被告翟有的个人私有财产，故三原告要求按照《继承法》和《物权法》相关规定由三原告和被告每人享有拆迁利益四分之一份额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具体而言，原告翟春英与被告翟有随其母亲高某1自1976年从河北省怀来县搬到延庆居住，母亲高某1与继父翟某1再婚后，1976年原告翟春英和被告翟有随其母亲将户口迁至北京市延庆区××镇××村。当时，原告翟春英19岁、被告翟有13岁，二人随其母亲高某1到××镇××村时，继父翟某1仅有北房两间，1990年翟某1去世，1991年原告翟春英出嫁，1992年翟某1的两间房屋已不能居住，1994年9月1日北京市延庆县人民政府向被告翟有颁发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土地使用权人一栏载明系被告翟有，该证编号为××号。1995年春季，被告翟有将原来的两间房屋拆除，并在原有的基础上建造了四间北房加一过道，又在宅院南侧建造了四间北房。母亲高某1于2016年12月21日去世，去世之前高某1一直跟随被告翟有居住、生活。本案涉诉宅院内的房屋已于2017年9月8日被拆迁完毕，诉讼标的即房屋本身已经灭失。根据上述情况，本案诉争宅院内的房屋所有全部以及宅基地使用权均为本案被告翟有，故上述房屋及宅基地并非原、被告父母遗留的遗产，也并非系原、被告的共同财产，属于被告翟有的个人合法财产，因此，本次诉讼三原告要求确认其对位于北京市延庆区××镇××村××号院内房屋所对应的拆迁利益享有四分之一份额，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应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原告方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建延公司述称，我方与被告翟有签订的拆迁协议合法有效，本次诉讼与我方无关，故我方不发表意见。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如下：原告高树兰、高利、翟春英与被告翟有系兄弟姊妹关系。高某1（已故）与翟某1（已故）系夫妻关系。高树兰、高利、翟春英、翟有与翟某1、高某1系父母子女关系。高某1已于2016年12月21日去世；翟某1于1990年去世。高某1的户口原系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1976年上下原告翟春英、高利以及被告翟有随其母亲高某1来到北京市延庆区××镇××村××号，高某1与该村村民翟某1结婚，高某1将户口迁至××村，翟春英、翟有、高利作为继子女，亦将户口迁至××村。当时翟某1在位于北京市延庆区××镇××村××号院内拥有三间房屋（已破旧），1981年高某1、翟某1、高某1在子女的协助下在原有三间北房的基础上在南边又加盖了四间房屋以及东、西配房各一间。原告翟春英于1992年出嫁结婚，1993年将户口从××村迁走；原告高利单独批了宅基地建房单独立户并居住生活，原告高树兰早于原告翟春英出嫁，且户口亦从××村迁出。1994年9月1日延庆县人民政府为位于北京市延庆区××镇××村××号院颁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将土地使用权人登记为被告翟有。翟某1去世后，高某1与被告翟有在诉争的××村××号院内居住、生活。1995年被告翟有将原有的三间北房拆除，并于1996年新建北房五间（四间房屋加一过道），后被告翟有又在原有的东西配房的南侧加盖了若干房屋。后因国家进行棚户区改造，位于北京市延庆区××镇××村××号宅院及院落内的房屋在拆迁范畴之列。2017年9月8日，本案第三人建延公司与被告翟有签订了《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房屋安置）》，针对该宅院及其院落内的房屋进行了整体拆迁，其中“补偿方式”一栏约定如下：乙方即被告翟有自愿选择房屋安置补偿，乙方预选的总安置面积为315平方米，即三居室（105平方米）一套、两居室（75平方米）两套、一居室（60平方米）一套；在“双方付款预结算”一栏载明：本协议甲方即建延公司应向乙方即被告翟有支付的搬迁补偿、补助及奖励费合计及弃房补助费，扣除本协议第五条乙方安置房预留款后，应向乙方支付预结算款1029414元。该协议上有第三人建延公司盖章以及被告翟有签字加印指纹，日期为2017年9月8日。现本案诉争房屋已被拆除。因就被拆迁房屋项下的拆迁利益分配问题双方产生纠纷，2018年2月7日原告高树兰、高利、翟春英以共有纠纷为案由、以翟有为被告、以建延公司为第三人诉至本院，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裁判，支持原告方的诉讼请求。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高树兰、高利以出具书面证明的方式明确表示放弃本案诉争的、其应享有的相应权利。庭审过程中，原告方向本院出示了如下证据材料：1、派出所证明两张，证明翟某1与高某1系夫妻关系，本案原、被告之间系亲兄弟姊妹关系，同时证明翟某1、高某1已去世；2、村委会证明一张，证明高树兰曾用名是高春凤，故高树兰、高春凤实属同一人；3、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一份、入户调查表一份，证明本案涉诉宅院及房屋已经拆迁，土地补偿以及房屋补偿的相应拆迁利益均应为遗产；4、原告高利与第三人建延公司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一份，证明相应补偿情况；5、房屋草图一份，证明拆迁之前房屋结构和布局。经质证，被告翟有对上述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如下：1、对派出所证明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和与本案的关联性，称公安机关出具的户籍证明和死亡证明并不能证实本案诉争房屋系这些家庭成员所有，没有直接的关联性；2、对村委会证明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关联性不认可，称与本案无关；3、对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入户调查表真实性不认可，并称上述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定，对证明目的亦不认可；4、对原告高利与第三人建延公司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关联性不认可，并称与本案无关；5、对房屋结构草图，认为仅系原告方的理解，不符合证据形式要求，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第三人建延公司对上述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如下：1、对三份证明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发表意见；2、对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入户调查表不发表意见，入户调查表仅系对人口的调查，与拆迁补偿无关；3、对草图不发表意见。被告翟有庭审中向本院出示了如下证据材料：1、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两张，证明本案诉争宅院的宅基地使用权人为翟有，房屋所有人为翟有，并非原、被告父母遗留的遗产；2、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一份，证明本案诉争房屋已经被拆迁。经质证，原告方对上述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如下：1、对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关联性，并称该证上没有写明具体的门牌号，土地使用人为翟有，但证上载明的是原宅基地，说明宅基地是原来就有的，并非翟有的，并且土地使用证也并不能证实涉案房屋所有权归翟有；2、对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真实性认可，但原告方坚持认为应取得拆迁利益四分之一的份额。第三人即建延公司对上述证据材料均予以认可。第三人建延公司庭审中向本院出示了搬迁安置补偿协议、评估报告、平面图等，证明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合法有效；经质证，原告方对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和评估报告认可，但对平面图不认可；被告翟有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认可。另外，庭审中证人于某出庭作证，证明内容为：高某1系1975年带着翟有、翟春英、高利从河北省怀来县搬到延庆县××村的，刚来的时候在位于北京市延庆县××镇××村××号院内仅有三间房屋，属于翟某1个人的；1981年高某1、翟某1在子女的帮助下又盖了四间房屋以及东、西配房各一间，后来翟有把原有的三间房屋拆除，在北侧又加盖了五间北房，南侧的房屋均是翟有建造的；另外，翟某1去世后，高某1一直跟随翟有在××村××号院内居住生活，直至高某1去世。另，为了查明案件事实的需要，本院依职权到相关部门调取了房屋拆迁评估报告以及现场照片，经庭审中向双方当事人出示，原告、被告及第三人对上述材料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另经本院传唤证人于某到庭对现场照片进行核对，证人认可上述现在照片中折角的四张照片所载房屋轮廓即是1981年由高某1、翟某1在子女的帮助下建造的四间房屋（老房子）。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因原、被告双方对诉争宅院内房屋的归属以及是遗产认定和拆迁利益分配等分歧严重、对抗激烈，故本案未能协商解决。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搬迁安置补偿协议、入户调查表、证明信、村委会证明、评估报告、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现场照片等证据材料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住房、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其中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另外，同一顺序的继承人，在继承遗产份额时，一般应当均等。另，继承开始后、遗产实际分割前，被继承人所留的遗产应属于所有继承人共有财产，任何一方不得任意处分。除此之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应司法解释的规定，当事人对其提出的主张，负有举证证明的法定义务；若当事方未能提供有力证据证实其主张，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就本案而言，本案诉讼双方争议的焦点以及本院审理的重点在于被继承人翟某1、高某1所遗留的遗产范畴以及应当如何分割的问题。接下来本院以庭审查明的事实为依据、以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为准绳，就上述两个焦点问题逐一进行阐释和论证。一、就本案而言，位于北京市延庆区××镇××村××号院（拆迁之前）究竟何为遗产即遗产范畴问题。本院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综合认定位于北京市延庆区××镇××村××号院由翟某1、高某1在子女帮助下于1981年建造的四间北房以及东西配房各一间属于遗产范畴；该院落内其余房产及设施属于被告翟有的个人财产，不属于遗产，具体裁判理由如下：第一，位于北京市延庆区××镇××村××院内**四间以及东西配房各一间建造时间为1981年，当时高某1已经与翟某1登记结婚，二人在子女的协助下建造上述房屋的行为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故翟某1、高某1去世后，上述财产理应转化为遗产；第二，根据查明的事实，位于北京市延庆区××镇××村××号宅院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上登记的“土地使用人”虽为被告翟有，但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宅基地系以户为单位、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按照法定程序上报相关政府部门后依法核发的，虽然登记的使用人为被告翟有，但不能理解为该宅院使用权人仅为翟有一人；另外，根据查明的事实，原告高树兰早已出嫁、原告翟春英于1992年上下出嫁、原告高利已经获批新的宅基地并且分户另过，加之1990年翟某1去世，故延庆县人民政府于1994年将宅基地使用证颁发给被告翟有，符合农村地区风俗习惯，于情不悖、于理相通，但这一颁证行为并非认定位于北京市延庆区××镇××村××号宅院属于翟有一人所有的基础事实；第三，就本案而言，被告翟有对位于北京市延庆区××镇××村××号宅院内原有的（原翟某1个人所有的）三间北房拆除后重新建造五间房屋的行为应认定原有的三间旧房从标的物形态上已经不复存在；在被告翟有单独出资出力建造上述房屋且高某1以及三原告未加以阻拦、默示同意的情形下，上述五间房屋如再视为遗产范畴，显然与事实相悖，在利益分配上必然产生显失公平之后果，故本院对上述房屋及其他附属设施等财产综合认定为被告翟有的个人财产，而并非遗产范畴之列；第四，从庭审查明的相关情况看，位于北京市延庆区××镇××村××号院内**四间以及东西配房各一间在拆迁之前尚存，且高某1在世时一直在此居住，庭审中被告翟有以未能提供有力证据证实其对上述房屋进行重建或者翻建，故本院以认定上述房屋属于高某1、翟某1生前遗留的遗产为宜。二、位于北京市延庆区××镇××村××号院内作为遗产范畴的四间**以及东西配房，在拆迁之后相应遗产形态发生变化（转化为拆迁利益）的情形下，作为具有继承人资格的本案原、被告应如何对房屋项下的拆迁利益进行分割的问题。本院以查明的相关事实为依据，以现行法律为准绳，综合认定上述遗产在转化为拆迁利益的情况下，被告翟享有相关拆迁利益60%的份额，原告翟春英享有相关拆迁利益40%的份额，具体裁判理由如下：首先，本案庭审过程中原告高树兰、高利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放弃相关继承利益和财产分割的申请，对此，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继承发生后、遗产分割前，继承人明确表示放弃继承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此行为应视为自动处分个人权利之行为，对此本院予以尊重并不持异议；故就位于北京市延庆区××镇××村××号宅院内的遗产即北房四间加之东、西配房各一间而言，继承人范围仅为原告翟春英和被告翟有；其次，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继承发生后、遗产分割之前，各继承人对遗产属共有状态，故就位于北京市延庆区××镇××村××号院内北房四间、东西配房各一间而言，在拆迁之前应属于原告翟春英、被告翟有共有；再次，根据现有证据和查明的事实，因上述遗产即房屋已经被第三人建延公司拆除，故相应的遗产形态转化为对应的拆迁利益；所以在分割之前，原告翟春英和被告翟有对上述对应的拆迁利益处于共同状态；最后，根据我国《继承法》有关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在继承遗产时一般情况下应均等；但同时规定了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在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就本案而言，通过查明的事实，高某1生前一直在位于北京市延庆区××镇××村××号院内居住，被告翟有作为与高某1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可以多分遗产；故本院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综合酌定以原告翟春英享有上述拆迁利益40%份额、被告翟有享有上述拆迁利益60%份额为宜。关于原告翟春英主张位于北京市延庆区××镇××村××号宅院以及院落内的房屋均属于遗产，要求分割相应拆迁利益的诉求，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另外，本院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位于北京市延庆区××镇××村××号宅院内除了上述作为遗产范畴的四间**以及东西配房外，鉴于其他房屋及设施属于被告翟有个人财产，加之本案案由为共有纠纷，故涉遗产之外的财产并非属于本院裁判范畴；原告高树兰、高利庭审中已明确放弃继承利益和财产份额，故本院在裁判主文中对此以不作进一步阐述为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翟春英对位于北京市延庆区××镇××村××号宅院内四间北房以及东西配房各一间（系于1981年由翟某1、高某1在子女帮助下建造）对应的拆迁补偿利益享有40%份额。二、被告翟有对位于北京市延庆区××镇××村××号宅院内四间北房以及东西配房各一间（系于1981年由翟某1、高某1在子女帮助下建造）对应的拆迁补偿利益享有60%份额。三、驳回原告翟春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元，由原告翟春英负担35元（已交纳）；由被告翟有负担3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得存人民陪审员  白书霞人民陪审员  郑书琴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法官助理王竟百书记员池水源-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