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01民终54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济南浙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法定代表人：杨杰，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鸿刚，山东德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褚浩言，山东德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浙鲁盛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商河县。法定代表人：王华庆，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樊涛，山东固睿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亚军，山东固睿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山东浙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法定代表人：潘秀云，总经理。上诉人济南浙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鲁信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济南浙鲁盛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鲁盛业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山东浙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浙鲁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商河县人民法院（2017）鲁0126民初23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浙鲁信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我公司对浙鲁盛业公司享有债权1470万元及利息（自2016年1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按月利息百分之二计算）；2.一、二审诉讼费用等由浙鲁盛业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对于2013年8月24日杨杰、刘海明与浙鲁盛业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第三页第五条的约定，系附条件的担保还款约定，分两层含义。第一层为浙鲁盛业公司自愿对杨杰转让给蔡子良的36%的股权和转让给叶才志的13%的股权，共计147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第二层为如杨杰在2015年12月31日前没有全额收到上述股权转让款1470万元，鉴于浙鲁盛业公司开发“滨河壹号”的资金安排计划，杨杰和浙鲁盛业公司一致同意，杨杰应收股权转让款自2016年1月1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算利息，浙鲁盛业公司在2016年12月31日前向杨杰清偿股权转让款本金和利息，担保期限直至杨杰全额收到股权转让款及利息为止。其第二层面是对叶才志和蔡子良不能按时偿还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浙鲁盛业公司于2016年12月31日前向杨杰清偿股权转让款的承诺，并且重新就担保事宜作出约定，担保期限直至杨杰全额收到股权转让款及利息为止。一审法院仅就上述约定的第一层面的含义进行了分析，没有全面理解协议约定的第二层面意思，属以偏概全。本案诉讼时效应自2016年12月31日开始计算，我公司于2017年7月30日申报债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保证人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或者提供保证的，又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未超过诉讼时效。二、我公司在一审时提交的刘海明、杨杰与浙鲁盛业公司于2013年8月24日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对外产生法律效力。1.杨杰于2013年8月24日在《协议书》上签字时已经不是山东浙鲁公司的股东（根据工商登记显示，杨杰于2013年8月21日退出山东浙鲁公司股东会），因山东浙鲁公司是浙鲁盛业公司的法人股东，同时根据《协议书》主文第三条约定，杨杰不参与浙鲁盛业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杨杰作为自然人对刘海明违反公司章程和违反公司规定的行为并不知情，杨杰是善意第三人。2.2013年5月13日浙鲁盛业公司股东会通过的《浙鲁盛业合同会签制度》是各股东内部约定，该会签制度是公司内部的管理性规范，当时杨杰系山东浙鲁公司的股东，其作为自然人主体对浙鲁盛业公司内部约定不知情，刘海明当时作为浙鲁盛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使违反了会签制度的内部约定，也不能对外触及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3.《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禁止交易行为是针对公司内部股东和高级管理人员而言，是一种管理性规范，不是效力性规范。即使股东和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本条款之规定，也是公司内部问题，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必要时由公司追偿，不能因为公司内部的违法或者违约行为而触及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三、我公司已经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将债权转让款交付杨杰，杨杰已收到该债权转让款，债权转让行为发生法律效力。综上，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杨杰系善意第三人，将对浙鲁盛业公司享有的1470万元债权转让给我公司符合法定程序，合法有效，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我公司的上诉请求。浙鲁盛业公司辩称，一、浙鲁信息公司提交的《协议书》系案外人刘海明与杨杰伪造，不具有真实性。1.我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公章保管人员赵宏的情况说明2份表示从未对《协议书》盖章、登报挂失记录、时任浙鲁盛业公司四股东的情况说明、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证据目录及撤诉裁定等证据，且加盖的公章至今仍被刘海明控制，《协议书》内容非我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证明涉案《协议书》系刘海明与杨杰单方伪造。2.《协议书》中所述的债权金额，直至2015年7月31日，经调整2013年6月23日凭证后，才形成了《山东浙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入明细》，确认了山东浙鲁公司对我公司享有的债权为2250万元。而且根据山东浙鲁公司申报的债权材料来看，山东浙鲁公司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高达1亿余元，直至经债权人会议依法核查才确定最终的债权金额，由此可见，浙鲁信息公司所称的1470万元担保债权在2013年8月24日具体数据是无法知晓的，该《协议书》明显是刘海明与杨杰单方伪造的，是不真实的。二、退一步讲，即使《协议书》是真实的，但协议书的内容亦因严重侵害了山东浙鲁公司的合法权益而无效。1.由于案外人刘海明与杨杰为利害关系人，两人同为山东浙鲁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同时退出山东浙鲁公司股东会，共同作为甲方与我公司签订《协议书》，将山东浙鲁公司在我公司处的2250万元的债权，在未告知山东浙鲁公司的情况下私分〔协议书背景（4）、第二条（5）〕；甚至还约定山东浙鲁公司对我公司的出资款900万元都被刘海明、杨杰“瓜分”〔协议书第二条（3）〕；山东浙鲁公司在我公司的股权收益也被刘海明、杨杰“瓜分”〔协议书第二条（1）〕。以上内容，明显严重侵害了山东浙鲁公司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当属无效。2.《协议书》显示的签订时间“2013年8月24日”，案外人刘海明仍然为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刘海明于2013年5月13日亲自召开股东会，并通过了《浙鲁盛业合同会签制度》，该制度规定“自2013年5月14日起，我公司对外签署100万元以上的合同需要召开股东会并获三分之二表决权的股东会签后送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案外人刘海明利用其职务便利，为自己及利害关系人杨杰，谋求巨额非法利益，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48条的强制性规定以及我公司的合同会签制度，故《协议书》因违反上述规定而无效。三、浙鲁信息公司在起诉时，主债权已过诉讼时效，我公司作为担保人，享有主债务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且在一审中我公司已经主张行使了诉讼时效抗辩权。所以，我公司不承担还款责任及担保责任。综上，请求驳回浙鲁信息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山东浙鲁公司未陈述意见。浙鲁信息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浙鲁信息公司对浙鲁盛业公司享有担保债权本金1470万元及其利息（自2016年1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按月利息百分之二计算）；2.诉讼费用等由浙鲁盛业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山东浙鲁公司成立于2011年9月8日，刘海明、杨杰作为发起人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51%、49%。浙鲁盛业公司成立于2013年4月19日，注册资本2000万元，四个发起人股东山东浙鲁公司、温岭盛业投资有限公司、黄双柱、蔡再刚持股比例分别为45%、35%、10%、10%，法定代表人为执行董事刘海明（2013年8月29日变更为莫国玉）。2013年5月13日，浙鲁盛业公司召开由股东山东浙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海明、温岭盛业投资有限公司授权委托人林国正以及黄双柱参加的（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包含“自2013年5月14日起，浙鲁盛业公司对外签署100万元以上的合同需要召开股东会并获三分之二表决权的股东会签后送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等内容的《浙鲁盛业合同会签制度》。2013年8月21日，山东浙鲁公司股东会决议：原股东刘海明、杨杰将所持股权全部转让给新股东叶才志、蔡子良，持股比例分别为64%、36%，相应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免去刘海明法定代表人职务、执行董事、经理职务；聘任潘秀云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聘任蔡子良为公司总经理；变更公司监事，免去杨杰监事职务，选举叶才志为公司监事。同日，杨杰与蔡子良、叶才志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各一份，协议约定：杨杰将持有的山东浙鲁公司的部分股权，即山东浙鲁公司注册资本的认缴3600万元、1300万元，实缴1080万元、390万元的股权，以1080万元、390万元价款分别转让给蔡子良、叶才志；蔡子良、叶才志同意自协议生效当日与杨杰就全部股权转让款以货币形式完成交割；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杨杰与蔡子良、叶才志就以上股权转让在市场监管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浙鲁信息公司在本案中提交了载明日期为2013年8月24日、由刘海明、杨杰作为甲方与浙鲁盛业公司作为乙方所签订的《协议书》一份（含背景及协议主文两部分），并加盖浙鲁盛业公司公章。其中与本案有关的部分内容为：杨杰将其所持“山东浙鲁公司”的股权和“滨河壹号”部分投资收益权转让给刘海明指定人员叶才志和蔡子良名下（见《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并分别由其代刘海明持有（经刘海明、叶才志和蔡子良一致同意，该股权的工商登记直接由杨杰变更至叶才志和蔡子良名下），股权转让的价款合计壹仟肆佰柒拾万元整（￥14700000.00），其中转至蔡子良名下的36%股份，转让价款为壹仟零捌拾万元整（￥10800000.00），转至叶才志名下的13%股份，转让价款为叁佰玖拾万元整（3900000.00）。乙方同意为上述杨杰应收的股权转让款合计壹仟肆佰柒拾万元整（￥14700000.00）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如杨杰在2015年12月31日前没有全额收到上述股权转让款，鉴于乙方开发“滨河壹号”的资金安排计划，杨杰和乙方一致同意：杨杰应收股权转让款自2016年1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乙方在2016年12月31日前向杨杰清偿股权转让款的本金和利息，担保期限直至杨杰全额收到股权转让款及利息为止。本协议约定的杨杰投资款、出借款本息、分红收益等所有经济收益，在本协议签订之日当日，由杨杰全部转让给浙鲁信息公司，转让协议由杨杰和浙鲁信息公司另行签订，乙方知晓并认可此项转让。该《协议书》还约定了“以山东浙鲁公司名义交付给浙鲁盛业公司的2250万元(其中刘海明出借1150万元，杨杰出借1100万元)债权归刘海明、杨杰个人所有，与山东浙鲁公司无关”以及“浙鲁盛业公司对刘海明承担1.224亿元、对杨杰承担4230万元违约责任”等内容。浙鲁信息公司提交载明日期为2017年7月17日由杨杰签名、盖有浙鲁信息公司公章的权利和权益转让及受让协议（补签）一份，部分内容为：杨杰应收的由浙鲁盛业公司对该应收款本息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股权转让款1470万元债权转让给浙鲁信息公司。2017年6月6日，一审法院裁定浙鲁盛业公司重整。浙鲁信息公司于2017年7月30日向浙鲁盛业公司的管理人申报包括本案标的1470万元本息在内的债权金额8385.2万元，管理人以“申报材料不能证明申报债权”为由，全部不予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浙鲁信息公司对蔡子良、叶才志的股权转让款1470万元主债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2）浙鲁信息公司在本案中所提交的载明日期为2013年8月24日、由刘海明、杨杰共同作为甲方与浙鲁盛业公司作为乙方所签《协议书》的证明效力。对于第（1）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杨杰于2013年8月21日分别与蔡子良、叶才志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中明确约定了付款期限和方式：蔡子良、叶才志自协议生效当日与杨杰就全部1470万元股权转让款以货币形式完成交割。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及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之规定，本案所涉股权转让款的诉讼时效期间应自其双方约定的履行日期2013年8月21日之次日2013年8月22日始起算，至2015年8月21日届满。本案中，当浙鲁盛业公司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主债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保证人享有主债务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之规定，主张主债务已过诉讼时效，依法不再承担保证责任的抗辩后，浙鲁信息公司并未举证证明主债权诉讼时效存有法定中止或中断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至浙鲁信息公司于2017年7月30日向浙鲁盛业公司的管理人申报本案1470万元担保债权以及于2017年9月12日提起本案诉讼之日，浙鲁信息公司对蔡子良、叶才志的全部股权转让款1470万元主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故一审法院对浙鲁盛业公司的该辩驳主张予以支持。对于第（2）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2013年5月13日，刘海明作为时任山东浙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参加了浙鲁盛业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也是刘海明）召开的（临时）股东会，股东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包含“自2013年5月14日起，浙鲁盛业公司对外签署100万元以上的合同需要召开股东会并获三分之二表决权的股东会签后送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等内容的《浙鲁盛业合同会签制度》。2013年8月24日，刘海明及其利害关系人杨杰（同为山东浙鲁公司发起人股东、同时退出山东浙鲁公司股东会，浙鲁盛业公司主张杨杰原在山东浙鲁公司的股权实际是替刘海明代持）共同作为甲方与浙鲁盛业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仍是刘海明）签订包含“刘海明、杨杰以‘山东浙鲁公司’名义出借给乙方的1150万元、1100万元归刘海明、杨杰个人所有，与山东浙鲁公司无关以及浙鲁盛业公司对杨杰147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担保事宜、对刘海明承担1.224亿元、对杨杰承担4230万元违约责任”等内容的协议书，而当事人无证据证明刘海明的该签约行为系经浙鲁盛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而为之，且浙鲁盛业公司及其原股东对此亦不予认可，故一审法院认定刘海明的以上签约行为既明显违反了浙鲁盛业公司于2013年5月13日召开的（临时）股东会议审议通过的《浙鲁盛业合同会签制度》，又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的利益”和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四）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之强制性规定。据此，一审法院对浙鲁信息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载明日期为2013年8月24日、由刘海明、杨杰共同作为甲方与浙鲁盛业公司所签订《协议书》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综上，对浙鲁信息公司就本案所提出的事实主张和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八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二款、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济南浙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就本案对济南浙鲁盛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请求确认的破产债权金额为0元。案件受理费110000元，由济南浙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浙鲁信息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2014年1月26日叶才志、蔡子良作为原告起诉被告山东浙鲁公司、刘海明、杨杰股权转让纠纷案的诉讼材料一宗（包括起诉状、（2014）济商初字第45号民事裁定书、2014年5月14日庭审笔录、证据目录），欲证明自2014年5月14日起涉案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2.2018年8月5日杨杰与叶才志的对话录像，欲证明2014年、2015年、2016年杨杰就转让给叶才志、蔡子良的股权转让款1470万元向叶才志、蔡子良主张过权利，诉讼时效中断。经质证，浙鲁盛业公司对上述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此案是叶才志、蔡子良诉请确认受让的山东浙鲁公司股权，而非杨杰要求叶才志、蔡子良支付股权转让款，与本案无关。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庭审笔录时间为2014年5月14日，即便杨杰或其代理人要求主债务人叶才志、蔡子良支付股权转让款，但由于主债务人当天未履行，主债权的诉讼时效从2016年5月14日起再次届满。故其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主债权仍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对证据2录音录像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该证据在本质上属于证人证言，应当由叶才志出庭作证。若叶才志拒绝出庭作证，我公司有理由怀疑该证据的真实性，更无法排除该证据是否为原件、是否经过剪辑。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录音录像无法证明浙鲁信息公司主张的事实。录像中从未有叶才志认可杨杰向其索要股权转让款的表示。其中杨杰说2015年、2016年多次找叶才志和蔡子良“协调”过这个股权转让款，而非索要。“协调”一词，更可以证明杨杰非向叶才志索要，而是请叶才志帮忙找其他人索要。而索要的是什么？找谁索要？在录像中没有任何体现。且在证据1诉讼案件材料中，叶才志自始至终认为是刘海明的欠款折抵了股权转让款，叶才志根本无需支付股权转让款，何来的叶才志认可杨杰向其主张索要股权转让款。本院经审查认为，浙鲁信息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1系叶才志、蔡子良起诉要求解除2013年8月24日刘海明、杨杰与叶才志、蔡子良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确认叶才志、蔡子良享有山东浙鲁公司股权。其起诉状中事实和理由部分载明刘海明、杨杰将股权转让给叶才志、蔡子良是抵顶刘海明所欠其债务。且该案庭审笔录中亦无杨杰向叶才志、蔡子良催收股权转让款的记录，故虽然当事人对上述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浙鲁信息公司提交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确认。关于证据2，对其真实性本院无法核实，且即便该录像属实，也不涉及蔡子良，在录像中也未有叶才志对杨杰曾经催要股权转让款予以认可的明确意思表示，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本院亦不予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浙鲁信息公司依据载明日期为2013年8月24日、由刘海明、杨杰作为甲方与浙鲁盛业公司作为乙方签订的《协议书》中的相关约定主张权利，该《协议书》背景第（6）条载明：杨杰将其所持“山东浙鲁公司”的股权和“滨河壹号”部分投资收益权转让给刘海明指定人员叶才志和蔡子良名下（见《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并分别由其代刘海明持有（经刘海明、叶才志和蔡子良一致同意，该股权的工商登记直接由杨杰变更至叶才志和蔡子良名下），股权转让的价款合计壹仟肆佰柒拾万元整（￥14700000.00），其中转至蔡子良名下的36%股份，转让价款为壹仟零捌拾万元整（￥10800000.00），转至叶才志名下的13%股份，转让价款为叁佰玖拾万元整（3900000.00）。第五条约定：乙方同意为上述“背景”第六条中杨杰应收的股权转让款合计壹仟肆佰柒拾万元整（￥14700000.00）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如杨杰在2015年12月31日前没有全额收到上述股权转让款，鉴于乙方开发“滨河壹号”的资金安排计划，杨杰和乙方一致同意：杨杰应收股权转让款自2016年1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乙方在2016年12月31日前向杨杰清偿股权转让款的本金和利息，担保期限直至杨杰全额收到股权转让款及利息为止。第六条约定：本协议约定的杨杰投资款、出借款本息、分红收益等所有经济收益，在本协议签订之日当日，由杨杰全部转让给浙鲁信息公司，转让协议由杨杰和浙鲁信息公司另行签订，乙方知晓并认可此项转让。该《协议书》落款处由刘海明、杨杰在甲方处签字，浙鲁盛业公司在乙方处加盖公章。对于《协议书》中上述关于杨杰与浙鲁盛业公司之间的约定，当事人签字盖章属实，约定内容亦无违反法律法规规定之处，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上述约定，浙鲁盛业公司同意为杨杰应收的股权转让款147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但杨杰与叶才志、蔡子良于2013年8月21日分别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均载明：“叶才志、蔡子良同意自协议生效当日与杨杰就全部股权转让款以货币形式完成交割。”故本案所涉股权转让款的主债务诉讼时效期间应为2013年8月22日至2015年8月21日。浙鲁盛业公司提出主债务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主张主债务已过诉讼时效，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浙鲁信息公司二审中虽然提交了两份证据，欲证明杨杰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叶才志、蔡子良主张过权利，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本案主债务诉讼时效期间至2015年8月21日已经届满。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主债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保证人享有主债务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之规定，认定浙鲁信息公司对蔡子良、叶才志的全部股权转让款1470万元主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既然涉案股权转让款的主债务诉讼时效已过，浙鲁盛业公司也已提出主债务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故不管浙鲁盛业公司的保证期间是否已过，浙鲁盛业公司均不应再承担保证责任。一审法院确认浙鲁信息公司对浙鲁盛业公司请求确认的破产债权金额为0元正确，应予维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规定：“保证人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或者提供保证的，又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浙鲁盛业公司同意为杨杰应收股权转让款1470万元提供担保的《协议书》落款时间为2013年8月24日，此时主债务未超过诉讼时效，故上述法律规定不适用本案。浙鲁信息公司依据上述规定主张本案诉讼时效应自2016年12月31日开始计算，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浙鲁信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0000元，由上诉人济南浙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培森审判员  赵永先审判员  吴 魁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魏小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