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渝01民终54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宜宾市永胜塑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宜宾市象鼻镇方水井**，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5002089021508。法定代表人：文世金，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静祥，四川忠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琳娜，四川忠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文世金，男，1954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静祥，四川忠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琳娜，四川忠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盛东，男，1969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沙坪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珣，重庆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玉新，重庆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宜宾市永胜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胜公司）、文世金因与被上诉人盛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2017）渝0106民初141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9月3日进行了公开调查审理。上诉人永胜公司、文世金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静祥、黄琳娜，被上诉人盛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珣、孙玉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永胜公司、文世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第三项，改判驳回盛东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盛东承担。事实和理由：1.盛东涉嫌税务犯罪，为掩盖罪行，才请求永胜公司代缴税款，本案的《协议说明》系为掩盖犯罪事实而签订的，盛东举示的2014年的《合作协议》也是为掩盖涉税犯罪而与其配合制作的虚假协议，故本案的380万元系盛东以犯罪手段谋取的非法利益，盛东要求返还的是已交给国家的税款，不应得到支持，一审判决返还380万元将导致赃款合法化；2.盛东称双方的合作方式为盛东为永胜公司垫付货款，若该陈述属实，在永胜公司未向盛东还款的情况下，盛东再为永胜公司分担税款，与常理不符，如不是为了掩盖犯罪，盛东不可能为永胜公司补缴税款，故可合理推断出本案款项系涉税犯罪的赃款，一审法院对盛东请求返还的款项性质是否合法未予审查存在疏漏；虽然本案未涉及刑事追责，但不能否认本案款项系赃款的事实；3.一审法院未审查《协议说明》是否涉及犯罪的情况下就认定为合法，未经盛东申请就擅自变更诉请，且违反了“先刑后民”原则，该判决显失公平；4.2012年至2013年，盛东借用永胜公司名义与其所供职的华融公司进行交易达六千余万元，涉及税款855万余元，而盛东均未通过永胜公司缴纳该税款，故盛东应至少承担855万元的增值税；另外，《协议说明》上并未写明双方各自应承担的税款比例，故应结合双方获利情况公平分担税款比例，而一审法院未查清双方的合作方式就作出判决，显属不当。盛东辩称：1.永胜公司、文世金为继续占有讼争的380万元资金，故意编造该款项涉及犯罪的说辞，永胜公司、文世金一审已经确认了其举示的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包括录音证据），其中2014年的《合作协议》明确双方合作模式为盛东为永胜公司垫付货款以协助永胜公司、文世金向华融公司购买树脂以及其与文世金签字同意“按实际责任比例确定”分担税款的事实，另有对账单、过磅单等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的真实合作关系；2.永胜公司、文世金关于其借用永胜公司名义向华融公司购买树脂从而导致永胜公司被税务机关查出涉税犯罪的陈述不属实；即使本案款项如永胜公司、文世金所称为“赃款”，永胜公司、文世金也无理由占有该款项；4.本案380万元系由本金347万元和资金占用利息33万元组成，一审判决并未变更其诉请；5.本案核心事实是永胜公司向税务机关补缴了多少税款或罚金以及双方约定的分担比例，但一审中永胜公司、文世金拒绝透露补缴税款的金额，一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认定实际补缴税款为610万元正确。盛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永胜公司、文世金立即共同归还347万元和资金占用利息33万元，共计380万元。永胜公司、文世金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判令盛东支付永胜公司为其垫付补交的2012年增值税5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8月18日，盛东与文世金签订《协议说明》，约定：“文世金与盛东于2014年8月18日签定的还款协议是虚构的，是盛东为配合文世金解决他公司补交税款作出的合作行为。（另起一段）盛东在文世金补税过程中，负有责任和义务为文世金公司补交税款（上限为580万元整）具体金额是税务部门出具的处罚单金额按实际责任比例确定。”2014年9月2日，盛东向永胜公司银行账户转账500万元。文世金于同日向盛东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盛东通过农行转到我公司帐户伍佰万元整，此款是盛东代我公司补交税款。”次日，盛东又向永胜公司银行账户转账30万元。文世金之子文亮于同日向盛东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盛东通过农行转到宜宾市永胜塑料有限公司税务专用帐户上现金叁拾万元整，此款是盛东代我公司补交国税的款项。文亮代文世金收。”永胜公司于2014年9月2日向国家金库翠屏区支库缴入500万元。2014年9月10日，宜宾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向永胜公司发出宜国税稽通（2014）101号《税务事项通知书》，通知内容为：“经你单位自查补报2012年度至2013年度应补缴增值税10389579.06元，已缴5000000元，尚欠5389579.06元未缴纳；以上未缴纳税款，限你公司在2014年9月18日前缴纳。”双方有争议的事实，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一、关于《协议说明》约定内容的真实意思；二、关于永胜公司在《协议说明》签订后向税务机关交纳的补税金额或处罚金额。一、关于《协议说明》约定内容真实意思的认定。由于双方基于某种原因未在《协议说明》中以书面方式详细记载合同条款，尤其是对何为“实际责任比例”未予说明，致使双方现对《协议说明》的内容产生争议：盛东认为，其是在文世金告知其永胜公司将补税2000余万元的前提下才承诺承担上限为600万元（含他人代付20万元）的补交税款，即盛东承担30%，永胜公司、文世金承担70%，而最终承担金额以实际处罚金额为分摊基数按该比例确定；永胜公司、文世金则认为，文世金告知盛东因税务机关稽查要求永胜公司自查补交增值税，永胜公司经自查发现2012年、2013年盛东以永胜公司名义的交易额应补交增值税855万余元，故双方签订《协议说明》约定盛东补交金额上限为580万元；《协议说明》约定的是两个行为，第一是由盛东补交税款580万元，第二是根据税务机关的实际处罚决定来按比例承担责任，但现因税务机关未予处罚，故不存在按比例承担处罚责任的问题，“实际责任比例”是指双方各自未交增值税的交易额比例。首先，《协议说明》约定内容中未见提有盛东以永胜公司名义交易和盛东承担金额系其交易应补税额的事实，且永胜公司、文世金的举证也未证实此事实；其次，从合同文义和上下文的连贯性来看，盛东“负有责任和义务”“补交”之“税款”即是指以“税务部门出具的处罚单金额按实际责任比例确定”之款项，《协议说明》对此意思表示明确，没有疑义；再者，按永胜公司、文世金解释，其既已告知盛东需补税855万余元，却仍约定为一“上限”，与常理不合。因此，永胜公司、文世金的解释意见不能成立。结合前述谈话录音内容反映的事实经过：盛东在《协议说明》签订后于2014年9月1日赴宜宾找到文世金商谈补税事宜，文世金告知盛东国税局于28日向其出了一个通知，要求补交2170万余元并于次日必须交齐；盛东表示当时答应的600万元（写的580万元，案外人已代付20万元）已凑齐，在要求文世金出示国税局通知未果后，表示先付500万元，剩余80万元于拿到国税局的处理结果后支付等等。可以看出，盛东与文世金在《协议说明》中达成的合意是以永胜公司将向税务机关补税2000余万元为前提，故盛东对《协议说明》真实意思的理解意见较符合事实和常理，该院予以采纳。二、关于永胜公司在《协议说明》签订后实际向税务机关交纳的补税金额或处罚金额的认定。由于双方当事人均称税务机关对永胜公司的处理方式为补缴税款（盛东将处罚和补缴税款作混同认识），故该院确认税务机关对永胜公司的处理方式为补缴税款。至于补税金额，永胜公司、文世金应持有或控制相关证据且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虽举示了银行入账通知（复印件）、宜国税稽通（2014）101号税务事项通知书，但仅用以证明其将盛东支付的500万元用于补交盛东应交未交的增值税款，并未用以证明且该证据也不能证明永胜公司最终实际向税务机关缴纳的补税金额。对一审法庭询问2014年9月10日税务机关通知后如何处理，永胜公司、文世金也仅陈述“后来税务机关没有对永胜公司进行处罚，永胜公司补交了税款，至于补交了多少不清楚。”因此，根据证明规则，应由永胜公司、文世金承担对该事实举证不能的后果，即本应认定永胜公司在补缴500万元后未补缴税款，但鉴于盛东自认永胜公司“实际补缴税款610万余元”，故该院采纳盛东的主张，认定永胜公司实际补缴税款610万余元。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关于诉争合同的主体。由于文世金在与盛东协商订立《协议说明》时身兼永胜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双重身份，故该合同责任究应由永胜公司或文世金承担不无疑问。考虑到《协议说明》所约定内容系为解决永胜公司的纳税事宜，文世金的行为应未超越法定代表人的权限；永胜公司、文世金也反诉请求盛东向永胜公司支付垫付增值税款，说明其亦认为该合同行为系永胜公司行为；加之盛东在与文世金订立合同时知道其代表永胜公司的身份且履行付款义务亦系向永胜公司支付；故应认定该合同约束永胜公司，应由永胜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第二，关于诉争合同的效力。永胜公司、文世金在答辩和反诉陈述中本未对合同效力提出异议且据此提出反诉请求，但鉴于其在录音证据的质证中提出双方当事人可能涉嫌违法犯罪，故有必要对合同效力进行审查。根据该院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双方订立《协议说明》的目的系为分担永胜公司的税务责任，与永胜公司、文世金所称其与盛东之间的合作行为作为缔约上的原因并无法律上的联系，二者均为独立的行为，应作分开评价。具体到本案的《协议说明》，其合同目的系为税务机关对永胜公司采取的补税或罚款处理分担责任，内容未见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等情形，故不宜擅作无效认定，依法成立的合同，仍应受法律保护。对永胜公司、文世金建议该院先核实双方是否涉嫌犯罪以及请求法庭先刑事后民事的意见，因核实调查犯罪并非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主管范围，且本案未见有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的情形，故对其意见不予采纳。永胜公司、文世金如认为自己和他人有涉嫌犯罪的行为，应主动向有关机关投案自首。因此，盛东与永胜公司订立的《协议说明》真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在该合同约定中，双方实际将“补交税款”和“处罚”金额等同认识，盛东承诺的意思为在永胜公司将补税2000余万元的前提下自己承担上限为600万元的金额，具体金额以税务机关实际处理金额即“实际责任”按相应比例确定。实际上，文世金在谈话录音中向盛东表示“补交2170万余元”，但鉴于盛东自愿主张以2000万元为基数推算600万元所占比例为30%，该院予以采纳。根据查明的事实，永胜公司实际仅补税610万元，按双方的约定，盛东只应承担183万元。盛东请求归还347万元，符合双方约定和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另，根据税务事项通知书内容，永胜公司应于2014年9月18日以前完清缴税义务，永胜公司即应于该日后合理期限内退还盛东多付的款项，然至今未退，应承担违约责任。盛东主张按照年利率3.17%从2014年9月30日起算资金占用利息至2017年9月30日为33万元，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至于永胜公司、文世金抗辩提到的诉讼时效问题，根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应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算。对盛东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应由永胜公司、文世金承担证明责任而其未能证明。且永胜公司在补税后本负有告知盛东的义务却未告知，因义务人不履行义务而对权利人起算诉讼时效也有违公平。因此，对永胜公司、文世金的该抗辩，该院不予支持。对永胜公司、文世金的反诉请求，因无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永胜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三日内向盛东归还本金347万元和资金占用利息33万元，共计380万元；二、驳回盛东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永胜公司、文世金的反诉请求。二审中，当事人均没有举示新证据。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盛东在《民事起诉状》中载明的诉讼请求为：判令永胜公司立即归还380万元，文世金对此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一审庭审中，盛东在宣读诉状阶段陈述其诉讼请求为：判令永胜公司、文世金立即共同归还347万元和资金占用利息33万元，共计380万元，并表示以该当庭陈述的诉请为准。一审中，盛东申请徐某出庭作证，徐某到庭证实：其与盛东系业务往来关系，因盛东向其借款50万元，其为核实盛东做事的真实性，故与盛东一同前往。2014年9月1日晚，文世金和盛东谈了很多关于缴纳税款的事，文世金称税务局罚款2000万左右，让盛东承担30%。盛东要求看税务处罚通知书，文世金让永胜公司的朱老师拿来看了，上面写的2000万元，文世金就让盛东承担580万元。第二天，文世金与我们一起去银行转款500万元。9月3日，文世金的儿子文亮又过来要剩下的80万元。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法律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一审程序是否存在违法情形；二、永胜公司是否应当返还347万元并给付资金占用损失。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盛东在一审庭审中对《民事起诉状》中载明的诉讼请求已进行了相应变更，永胜公司和文世金对此并未提出异议。现永胜公司、文世金认为一审法院擅自变更当事人诉请的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永胜公司和文世金认为本案盛东的行为涉嫌犯罪，但并未举示任何证据材料例如公安机关的《立案决定书》等加以证明，且从《协议说明》和《2014年合作协议》载明的内容来看，亦无双方利用合同实施犯罪行为的情形，根据前述规定，应由永胜公司和文世金对其前述主张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本院依法认定并无证据表明双方当事人存在利用合同实施犯罪的情况。永胜公司和文世金关于一审法院违反“先刑后民”原则的意见无事实依据，不能成立，不予采纳。综上，永胜公司和文世金认为一审审理程序存在违法情形的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盛东与文世金所签《协议说明》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该协议履行各自义务。其次，根据该《协议说明》的约定，盛东应承担“上限为580万元”的款项，具体金额“以税务部门出具的处罚单金额确定”。因永胜公司系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的主体，故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要求永胜公司举示其向税务机关实际缴纳的补缴税款和罚款，分配举证责任恰当。审理中，永胜公司并未举示其补缴税款和罚款的凭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根据盛东的自认并结合永胜公司在一审中举示的其向税务机关转账500万元税款的转账凭证，认定实缴税款610万元，并无不当。再次，根据《协议说明》的约定，结合盛东的陈述及证人徐某的证言，盛东应当承担的补缴税款为实缴款额的30%即183万元，则永胜公司还应当返还盛东347万元。最后，如永胜公司、文世金确有证据表明双方涉嫌利用合同实施犯罪，可另行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自首。据此，本院依法认定永胜公司应当返还347万元及相应资金占用损失。永胜公司和文世金关于本案款项系赃款故不应退还的意见无事实依据，且与在案证据相悖，不能成立，不予采纳。综上，永胜公司、文世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200元，由上诉人宜宾市永胜塑料有限公司、文世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海波审判员  颜 菲审判员  余彦龙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法官助理谢威利书记员李明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