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5民初22161号原告天津东方富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西二道82号丽港大厦3-1110。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富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委派代表为陈X）。委托代理人杨锋，北京达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朱小黎，北京达辉（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弘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北路******。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东方弘道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委派代表为杨XX）。委托代理人杨锋，北京达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朱小黎，北京达辉（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清江，男，1976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天心区。委托代理人杨锋，北京达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朱小黎，北京达辉（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曲道伟，男，1973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代理人杨锋，北京达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朱小黎，北京达辉（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刁海涛，女，1969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代理人杨锋，北京达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朱小黎，北京达辉（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富基标商流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中一路****101D/div>法定代表人姜伯勇，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杨胜喜，北京市一法（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立意，北京浩天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姜伯勇，男，1976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代理人杨胜喜，北京市一法（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北京盛基易联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院**楼****/div>法定代表人姜伯勇，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杨胜喜，北京市一法（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中关村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彩和坊路****v>法定代表人赵长山，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吕红，女，1978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中关村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员工，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代理人周子华，女，1987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中关村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员工，住北京市朝阳区惠中庵一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09研]。第三人李辛，女，1969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原告天津东方富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东方富海合伙企业)、原告北京弘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弘合投资中心）、原告李清江、原告曲道伟、原告刁海涛（以下简称为五原告）与被告北京富基标商流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基标商公司）、第三人姜伯勇、第三人北京盛基易联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基公司）、第三人中关村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关村公司）、第三人李辛公司解散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李默菡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张冬梅、赵向东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五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杨锋、朱小黎，被告富基标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胜喜、陈立意，第三人姜伯勇、第三人盛基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杨胜喜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中关村公司、第三人李辛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东方富海合伙企业起诉称：富基标商公司于2000年9月8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登记成立，注册资本2283.6003万元，东方富海合伙企业持股17.48%，弘合投资中心持股9.87%，李清江持股2.92%，曲道伟持股3.15%，刁海涛持股6.03%。自2013年起，富基标商公司在审计过程中发现大股东、当时的董事长、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姜伯勇涉嫌存在严重的挪用公司资金和侵占公司资产的行为，且股东代表就其违法行为多次与其进行沟通解决未果，相关股东遂以涉嫌刑事犯罪为由向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局进行刑事控告，此后，姜伯勇、前董事姜X（姜伯勇亲姐姐）对富基标商公司的部分股东和高管进行了一系列的打击报复行为，导致控告股东代表刁XX等人被公安机关羁押长达九个月之久，并最终以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不予起诉和侦查终结等程序而终结。上述控告和打击报复行为导致富基标商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及经营管理层陷入严重的矛盾和冲突，公司经营管理也陷入严重的困难和混乱，公司及股东面临重大损失。自2014年7月25日公司全体股东最后一次召开股东会之日起至今，公司长达三年无法召开会议。按照富基标商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会议应对所议事项作出决议。决议应由全体股东表决通过。富基标商公司股东会会议需全体股东参会方可达到有效人数要求，由于涉及刑事控告等严重矛盾和冲突，虽经相关股东多次提议召开股东会会议，公司股东已经无法有效召开任何股东会会议。2014年7月25日，虽经东方富海合伙企业和弘合投资中心提议召开2014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会会议，但由于姜伯勇、盛基公司等股东并未到会，因此无法召开有效会议。自2013年底至今长达3年多的时间里，富基标商公司股东表决无法达到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3年以上无法作出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已经发生严重的困难。综上，富基标商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职能已经彻底丧失，内部决策管理机制已经完全失灵，丧失基本的人合性，如果公司继续存续，将会使公司及各股东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害。故五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解散富基标商公司；2、富基标商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告弘合投资中心、原告李清江、原告曲道伟、原告刁海涛的起诉意见同原告东方富海合伙企业。被告富基标商公司答辩称：不同意解散富基标商公司。公司法规定了公司解散的条件，要求的是管理经营困难、存续必将损害股东利益，且无其他方法可以解决，而本案中富基标商公司合法存续，良好经营，管理团队稳定，取得研发成果得到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五原告在诉状中所称的姜伯勇涉嫌侵占公司钱物一事，已经由北京市公安部门朝阳分局、丰台分局、刑侦总队进行了立案和调查，这些相关侦查部门主要侦查的事实是姜伯勇是否存在如五原告在诉状中称的侵占钱物的事实，以及部分股东是否存在持刀威胁、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以及部分股东是否存在挪用公司钱款进行炒股的事实。股东之间的纠纷是客观存在，但股东间的纠纷完全可以通过刑事及其他途径得以解决，另外五原告也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姜伯勇侵占公司款项的赔偿之诉，也进一步证明了股东间的纠纷，以及股东与公司之间的纠纷，完全是有途径可以解决的，公司并没有侵害股东利益，解散会损害相关股东和公司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的利益，五原告的诉讼目的是在于因为公司以及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刑事控告仍未结案，通过解散公司有可能达到对于刑事侦查和民事维权的障碍，解散公司的目的不纯，且未能召开股东会并形成有效的决议是因为股东之间有一定的纠纷，在股东发出股东会召开通知的情况下，股东都没有相应到场，故没有形成决议，且公司章程规定是所有股东通过，但是股东会没有形成有效决议，并不影响公司的经营管理，公司的组织架构、管理团队、董事会仍能正常运营，公司董事会有五名，完全可以形成董事会决议，董事会运行良好完全可以管理公司，且公司在2015、2016、2017年继续研发以及继续获得高新企业的事实足以证明公司的经营管理是良好的，另外，五原告也没有在提起本案之诉之前，与其他股东协商其退股或减资等其他可以实现其目的的方案，姜伯勇、盛基公司愿意与其他股东就此进行协商。因此，富基标商公司认为五原告的诉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于驳回。第三人姜伯勇、第三人盛基公司陈述称：姜伯勇、盛基公司不存在五原告诉状中所述与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和管理人员之间的对立状态，姜伯勇、盛基公司也不认为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合法利益遭受重大损害。姜伯勇不存在起诉状中所述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反而是被部分股东持刀威胁、敲诈勒索，强制离开富基标商公司长达一年时间，在姜伯勇离开公司一年期间，部分股东监守自盗，挪用公司巨额资金，强制富基标商公司收购其关联公司坏账，代富基标商公司收取巨额应收款项至今未能归还。第三人中关村公司陈述称：2014年9月29日中关村公司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姜伯勇履行股权回购义务，支付股权回购款，2015年10月20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判决姜伯勇向中关村公司支付股权回购款，2017年6月29日中关村公司已经收到相应款项，2018年2月27在法院的主持调解下，双方协商在2018年2月28日前将中关村公司名下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姜伯勇名下，现在该手续在强制执行过程中，故中关村公司现已经不是富基标商公司的股东，现在正在办理过程中。第三人李辛未到庭，未发表陈述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富基标商公司系于2000年9月8日依法登记成立，公司类型为其他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2283.6003万元，8名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姜伯勇持股比例为44.02%，东方富海合伙企业持股比例为17.49%，弘合投资中心持股比例为9.87%，李辛持股比例为8.76%，盛基公司持股比例为7.77%，刁海涛的持股比例为6.03%，曲道伟的持股比例为3.15%，李清江的持股比例为2.92%。法定代表人姜伯勇。富基标商公司现有董事5名，姜伯勇、赵XX、姜X、黄XX、杨XX。监事杨X。《富基标商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行使下列职权：（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二）选举和更换董事，决定有关董事的报酬事项；（三）选举和更换监事，决定有关监事的报酬事项；（四）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五）审议批准监事的报告；（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七）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的方案；（八）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九）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十）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作出决议；（十一）对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和清算等事项作出决议；（十二）修改公司章程。股东会的首次会议由出资最多的股东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并应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定期会议应每年召开一次，临时会议由代表四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三分之一的董事或者监事提议方可召开。股东出席股东会议也可书面委托他人参加股东会议，行使委托书中载明的权利。股东会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董事长因特殊原因不能履行其职责时，由董事长指定的其他董事主持。股东会会议应对所议事项作出决议。决议应由全体股东表决通过。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出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公司设董事会，成员五人，由股东会选举。董事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董事在任期届满前，股东会不得无故解除其职务，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董事长由董事会选举和罢免。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一）负责召集股东会，并向股东会报告工作；（二）执行股东会决议；（三）审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六）制订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七）拟订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的方案；（八）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九）制订发行公司债权的方案；（十）聘任或解聘公司经理（总经理，以下简称为经理）根据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解聘公司财务负责人、决定其报酬事项；（十一）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董事会由董事长召集并主持，董事长因特殊原因不能履行其职务时，由董事长指定的其他董事召集并主持，三分之一以上董事可以提议召开董事会会议，并应于会议召开十日前通知全体董事。董事会对所议事项作出的决定应由二分之一以上的董事表决通过方为有效，并应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在会议记录上签名……公司设监事一人，监事由股东会选举产生。监事任期每届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任期为三年，由董事会选举和罢免，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庭审中，各方认可2013年11月15日姜伯勇离开富基标商公司后不对该公司进行经营管理，2014年11月姜伯勇又回到富基标商公司并对该公司管理至今。2018年2月13日，姜伯勇通过电子邮件和EMS向东方富海合伙企业、弘合投资中心、曲道伟、李清江、刁海涛、李辛发送股东会通知，提请召开股东会，五原告认可收到召开股东会的通知，但认为股东之间存在矛盾因此并未参加股东会，该股东会亦未实际召开。庭审中，五原告向本院提交12份证据证明富基标商公司已经连续长达三年无法召开股东会，已经举行的股东会也无法作出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具体包括：1、2013年11月15日富基标商公司股东会决议；2、2013年11月15日富基标商公司股东关于授权隋XX行使总经理权利的授权委托书；3、2014年3月15日关于审议《确认同意姜伯勇辞去董事长、总经理和法定代表人职务》的议案；4、2014年3月15日关于审议《审核股东姜伯勇与公司巨额非正常资金往来相关事宜》的议案；5、2014年3月18日《关于召开富基标商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6、2014年3月17日富基标商公司监事杨X出具的《说明》；7、2014年4月3日《召开富基标商公司临时股东会的通知》；8、2014年4月4日《富基标商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9、2014年5月12日《富基标商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10、《富基标商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11、2014年7月25日《富基标商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沟通会会议纪要》；12、2018年2月13日姜伯勇发出的关于召开富基标商公司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通知。富基标商公司对上述3、4、7、9、12的真实性认可，其余证据真实性均不认可，上述12份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上述股东会决议中体现的关于启动对姜伯勇的审计、审议姜伯勇辞职、裁员、员工降薪、加薪等内容在公司实际经营过程中均得到了执行，说明股东会是否一致表决通过并没有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而股东间均有通知开会的意愿，但是没有全部到场，2018年2月13日姜伯勇提议召开的股东会议题中修改章程17条，也是为了修改章程中规定的富基标商公司股东会决议由股东一致性通过的内容。姜伯勇、盛基公司认可证据7、12的真实性，其余证据真实性不认可，上述12份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庭审中，五原告向本院提交3份证据证明富基标商公司的董事会决策机制已经失灵，长年无法召开董事会，并且无法作出有效决议，包括：1、2013年6月1日富基标商公司的董事会决议；2、2013年11月15日富基标商公司的董事会决议；3、2018年2月23日，富基标商公司与股东李辛在另案诉讼中的庭审笔录。富基标商公司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其余证据真实性均不认可，全部证据证明目的不认可。姜伯勇、盛基公司的质证意见同富基标商公司。庭审中，五原告向本院提交2018年8月6日东方富海合伙企业以及弘合投资中心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的通知邮件、送达记录、签到表及会议记录，证明富基标商公司股东之间严重冲突，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形成有效的股东会决议，解决公司僵局的救济方式已经穷尽。富基标商公司、姜伯勇、盛基公司对姜伯勇邮箱的真实性认可，但是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未能打开邮箱查看邮件，而且邮件未显示已经发送，无法证明实际发送。邮件系由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陈X发送，陈X系股东代表，并非富基标商公司股东，且其个人兼任多家公司的法人或高管，无法确认其发送邮件时的身份。发送邮件的邮箱并非是提供正规邮件服务的腾讯、163等邮件服务商，而是微软的outlook软件，服务器系自行架设，发送邮件时可以通过在邮件服务器上和管理平台上设置，实现可接收和不可接收邮件收件人的设置，东方富海合伙企业有人为制造谈判僵局的假象，实际上姜伯勇、盛基公司已经明确表示可以通过商谈公司减资、转股的方式解决问题。对此，富基标商公司提交（2018）京长安内民证字第21087号公证书，证明outlook软件通过邮件管理业务界面设置这样的规则，可以设置指定人收不到邮件的功能，即使发送也可以通过该功能导致收不到邮件，还提交ICP/IP地址/域名信息备案管理系统查询截图3张，证明据经核实东方富海合伙企业的企业邮箱的服务器是其自己的服务器，而不是租用其他公司的服务器，其是自架服务器，其可以通过管理员修改相应数据。五原告对查询截图真实性认可，公证书真实性不认可，全部证据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公证的对象是outlook系统，但现在无法确定陈X发送邮件时是否使用了outlook方式，本案的争议焦点与服务器是否是自用无关，即便是自有服务器，也并不必然确定服务器管理员进行了更改数据。姜伯勇、盛基公司对富基标商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认可。庭审中，五原告向本院提交4组证据，证明富基标商公司的董事、股东之间相互冲突存在巨大矛盾，投资者遭到重大损失，包括：1、2013年12月4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富基标商公司净资产专项审计报告》,经审计截止2013年10月31日，姜伯勇与富基标商公司之间存在大额不明资金往来；2、2014年5月20日《关于姜伯勇涉嫌挪用资金罪的控告书》；3、2014年5月20日《受案回执》；4、《关于陈X、张XX、隋XX、袁XX等人勾结刁XX等刑满释放和社会人员对姜伯勇用持刀威胁、敲诈勒索、非法拘禁等手段，抢夺公司巨额资金、侵吞公司股权的犯罪事实的报案》、《立案告知书》、《呈请立案报告书》、2014年5月8日至2016年5月30日《受案回执》7份、《不起诉决定》3份。富基标商公司、姜伯勇、盛基公司对证据1、2真实性不认可，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认可，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袁XX、隋XX均不是公司股东，举报针对的不仅仅是股东，还有股东代表。庭审中，五原告向本院提交三份《增资协议书》及《政府股权投资协议》，证明东方富海合伙企业、弘合投资中心、中关村公司以及李辛向富基标商公司投入巨额资金并已经遭受重大损失，不解散富基标商公司将会使股东遭受更大损失。富基标商公司、姜伯勇、盛基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庭审中，五原告向本院提交四份证据证明富基标商公司股东之间存在民事诉讼，股东、董事之间陷入矛盾冲突已经丧失人合性，具体包括：1、（2015）一中民（商）终字第953号民事判决书，中关村公司要求富基标商公司回购股权；2、2017年1月富基标商公司起诉股东李辛的民事起诉状；3、2018年3月五原告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要求姜伯勇承担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的民事起诉状；4、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受理案件通知书。富基标商公司、姜伯勇、盛基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上述证据说明姜伯勇根据协议回购股权，并且公司依法向股东追索债权，依法维护各方利益。庭审中，五原告向本院提交2018年7月17日的（2018）中国贸仲京字第059839号通知、2018年7月26日的（2018）中国贸仲京字第062874号通知，证明富基标商公司的注册地址无人、无电话，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无法向其送达材料，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也向富基标商公司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9号和乔大厦XXX室”进行了邮寄送达，但仍然因为“原址查无此人”被退回，证明富基标商公司已经停止经营，也无工作人员。富基标商公司、姜伯勇、盛基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之前富基标商公司在和乔大厦租了1、3层，后期是租了3层，材料是否签收与公司是否经营正常、是否盈利纳税等一切公司经营行为的良好状态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庭审中，富基标商公司提交了该公司于2015年至2017年间获得的7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颁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颁发的《荣誉证书》，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颁发的《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和北京市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明富基标商公司在大股东姜伯勇以及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的努力下，不存在管理混乱的情况，业绩良好并获得多项荣誉。五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富基标商公司取得早些年开发的登记证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经营状况良好。姜伯勇、盛基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认可。庭审中，富基标商公司向本院提交立案告知书、受案回执、立案决定书，证明姜伯勇受到胁迫离开富基标商公司之后就其受到威胁以及部分股东代表刁XX等挪用富基标商公司的资金进行举报，公安部门对此进行了调查并作出审计。五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该证据能证明富基标商公司的股东、高管之间在2013年就产生矛盾、冲突至今，公司的经营管理已经陷入僵局。姜伯勇、盛基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认可。庭审中，富基标商公司向本院提交东方富海合伙企业、弘合投资中心的说明，曲道伟的声明以及刁海涛、李清江、张XX、黄XX等人的证人证言，证明富基标商公司向股东李辛追讨借款一案中，本案五原告明确反对公司对李辛提起诉讼，损害公司利益。五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姜伯勇独自利用控制富基标商公司一切人、财、物的职务便利，在未召开股东会、董事会的决议流程基础上擅自对外提出诉讼，与阻碍公司依法维权没有关系。姜伯勇、盛基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认可。庭审中，富基标商公司向本院提交国家企业信息公示，证明出具《财务咨询报告》的厦门天健咨询有限公司的股东就有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而该公司的股东刁XX就是刁海涛的弟弟，与五原告具有明显的利害关系。五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东方富海合伙企业的关联方入股厦门天健咨询有限公司系在作出咨询报告之后而非之前。姜伯勇、盛基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认可。庭审中，富基标商公司向本院提交《财务咨询合同》及《专项审计业务约定书》，证明《专项审计业务约定书》中会计师事务所的公章是假的，该业务专用章非正式的签约章且没有备案。而且以上备案的合同均没有签约日期，不符合正常的商业服务惯例，说明五原告提交的审计报告的合法性、真实性存在严重瑕疵。五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该两份合同系富基标商公司自行聘请的财务咨询机构作出的咨询意见和审计报告，由此发现姜伯勇涉嫌一系列的违法行为，进而引发各方矛盾，不存在公章虚假的事实。姜伯勇、盛基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认可。另查明，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富基标商公司已经变更工商登记，中关村公司已经不再是富基标商公司的股东，经本院释明，五原告仍坚持将中关村公司列为本案第三人。上述事实，有原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本案中，五原告共计持有富基标商公司39.46%的股权，有权提起公司解散之诉。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富基标商公司是否符合法定的公司解散的标准。一是富基标商公司不存在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五原告主张富基标商公司自2014年以来连续三年无法正常召开股东会，无法作出有效的股东会决议，董事会机制失灵。但五原告合计持有富基标商公司39.46%的股权，根据富基标商公司章程规定，临时会议由代表四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三分之一的董事或者监事提议方可召开，即使董事会、监事拒绝召开股东会，五原告有权自行提请召开临时股东会，其未提请召开股东会并不代表无法召开股东会，且2018年2月姜伯勇通知召开股东会，五原告拒绝参加，其自身原因造成股东会无法召开又以无法召开股东会为由请求解散公司，故本院对其意见不予采信。关于董事会机制是否失灵一事，五原告仅以长年未召开董事会就认为董事会机制失灵，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对于五原告所称的富基标商公司股东、董事之间长期冲突，彻底丧失人合性的意见，本院认为富基标商公司股东、董事之间即使存在刑事举报和民事诉讼，但均属于可以根据法律途径解决的问题，且对于刑事举报公安机关已经作出相应的处理结果，且各方认可姜伯勇2014年11月之后回到富基标商公司并一直经营管理至今，富基标商公司提供的2015年至2017年获得的相关机构颁发的多项证书，没有证据证明系伪造，本院认可真实性，表明富基标商公司能够正常经营。五原告提交了各股东的投资、审计报告等证据，认为投资者遭受重大损失，但各股东向富基标商公司的投资金额与本案并无关联性，且投资本身即存在风险，对于五原告认为富基标商公司与姜伯勇之间存在大额不明资金往来，其亦可以通过相关法律途径解决，且其已经提起了相应的民事诉讼，故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富基标商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二是富基标商公司股东之间的争议内部救济途径并未穷尽。根据法律规定，当公司股东穷尽一切途径无法得到解决时才得以通过司法的方式解散公司。2018年2月13日，姜伯勇通过电子邮件和EMS向五原告发送召开股东会的通知，五原告均认可收到通知，但认为存在矛盾并未前往参加，系主动放弃召开股东会对相关事宜进行协商的内部救济途径。庭审中，五原告虽然向本院提交其在2018年8月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的通知，但是系在本案诉讼中发生，且未能提供原始邮件予以核对，本院对发送邮件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此外，即使该邮件实际发送，但是仅发送电子邮件，亦未通过电话、书面邮寄等更有效的通知方式进行通知的情况下，本院亦不能认定姜伯勇确已收悉该邮件并知悉召开临时股东会事宜，且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姜伯勇、盛基公司明确表示希望通过减资或者股权转让等方式与五原告进行协商解决公司的存续问题，故五原告并未穷尽内部救济途径。第三人中关村公司、第三人李辛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视为放弃诉讼权利，不影响本院依据已经查明的事实依法裁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天津东方富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告北京弘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原告李清江、原告曲道伟、原告刁海涛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七十元，由原告天津东方富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告北京弘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原告李清江、原告曲道伟、原告刁海涛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默菡人民陪审员  张冬梅人民陪审员  赵向东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八日书 记 员  杨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