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3民终103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红伟，男，汉族，1968年7月1日出生，北京珍双渔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磊，北京忠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杰，男，汉族，1962年10月7日出生，内蒙古宝丰源酒厂法定代表人，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爱玲，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红伟因与被上诉人张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2民初261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红伟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张杰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张杰承担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法律关系错误，李红伟与张杰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为委托代理协议，并非买卖协议。二、一审法院在解除合作协议时，遗漏当事人的主张，未对张杰、李红伟主张的库存酒进行处理。三、一审法院未能查明案件事实，造成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李红伟出具欠条后，先后两次支付给张杰40万元货款，其中一笔2015年8月31日以现金形式向张杰支付20万元；该笔费用未在总款项中扣除。2.李红伟、张杰签订的合作协议为代理销售协议，该合作协议解除后，张杰应支付李红伟代理返利。3.案外人于×2015年9月20日、21日的付款50万应扣除李红伟代理返利25万元。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将代理销售关系认定为买卖合同关系，没有处理合同解除后的退货问题，没有扣除沧州市宝丰源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沧州公司）的代理返利，故李红伟不服一审判决。张杰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不同意李红伟的上诉请求。具体理由如下：1.一审法院认定法律关系正确，李红伟与张杰签订的合作协议，虽有委托代理的表述，但实质上是买卖关系，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张杰承诺提供给李红伟的系列酒均为酒厂成本价，而且从李红伟所写的欠条也可以看出，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实为买卖协议，一审法院认定法律关系正确；2.一审法院并没有遗漏当事人的主张，关于库存酒合作协议有明确约定，而且李红伟也在上诉状上明确写道，散装酒是不予退货的，精装酒在不影响二次销售情况下，双方协商解决。经过协商，张杰同意李红伟进行继续销售但并不同意其进行退货，因此，一审判决并没有遗漏李红伟的主张；3.在审理期间，李红伟从未提及过2015年8月31日以现金形式向张杰支付20万元，且张杰也从未收到过李红伟给付的现金20万元，同时一审中李红伟声称2015年7月10日、2015年8月7日、2015年8月18日所有转款都是偿还欠条下的货款，现李红伟又明确表示出具欠条后，又两次向张杰支付40万元，显然其否定了一审中关于上述几笔款项是偿还欠条下款项的陈述，前后表述相互矛盾；4.对于案外人于×2015年9月20日、21日的付款50万元，一审中李红伟明确说这笔钱是付给欠条项下款项，上诉状中又明确说明这个50万元为沧州公司支付的货款。由此可见李红伟一、二审的陈述矛盾，且李红伟上诉提出的25万元代理返利没有依据。张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双方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2.李红伟给付张杰酒款70万元；3.李红伟承担一审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19日，张杰与李红伟签订《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约定甲方（供应方）张杰，乙方（总代理）李红伟，通过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乙方在北京设立白酒总代理事宜达成如下共识：乙方利用业余时间全权推广销售甲方所生产的纯粮原浆酒事宜；甲方承诺乙方所提供的“蒙特泉”酒系列均为酒厂成本价微加生产利润供给乙方；甲方承诺乙方愿将清朝原始“珍双鱼”商标系列酒全权委托（即授权给乙方操作）在全国市场经营，也是全国唯一的销售商；甲方承诺乙方前期给予授信额贰拾万元系列酒为铺底货款；乙方承诺甲方除铺底货物外，批押批结，以此类推；甲方所提供乙方散酒系列，甲方一律不负责退换货，精包装系列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甲乙双方可协调解决；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本合同签章后生效并长期有效。此外，协议还约定了双方的其他权利和义务。2015年7月9日双方就协议项下交易进行结算后，李红伟向张杰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张总酒款共计90万元整，大写玖拾万元整。截止日期为2015年7月9号。欠款人李红伟。”2015年8月25日李红伟向张××账户转账20万元，系向张杰付款，后李红伟在欠条上载明“已于8月份付现金贰拾万元整，下欠70万元整，大写柒拾万元整。”欠条出具后，双方又发生供货、退货。2015年9月8日，张杰向李红伟供应42°上红500ml浓香酒20件、500ml喜酒7件、500ml喜酒42°浓香4提、53°开封商会500ml浓香5件，金额总计6570元。2015年9月15日，李红伟向张杰退货39°铁盒装500ml浓香200件、39°浓香5升装30件，金额共计21300元。同日，张杰向李红伟供应42°老坛酒2500ml浓香180件、50°原浆坛装1000ml浓香10件、42°上红500ml浓香30件、42°元宝450ml浓香30件、52°简装450ml浓香8件、52°简装450ml清香9件，金额共计21300元。2015年9月16日张杰向李红伟供应内部品鉴500ml浓香98件，金额总计9996元。2015年9月20日张杰向李红伟供应42°元宝450ml浓香200件、36°绿瓶盒装500ml浓香50件、42°上红500ml浓香30件、53°封坛原浆500ml浓香（精裱盒）30件，金额总计35940元。2015年10月28日，李红伟向张杰退货38°草原情450ml清香105件、38°红盒装500ml清香214件、50°浓香2升装46件、黄米原浆120升、荞麦原浆20升、六粮秘酿100升、陈年五粮曲酒80升，金额总计41330元。2015年7月10日李红伟向张杰转账付款39360元；2015年8月7日李红伟向张杰转账付款5960元；2015年8月18日李红伟向张杰转账付款1050元；2015年9月9日李红伟向张杰转账付款6570元。2015年8月18日，李红伟之妻于×向张杰转账付款14万元，2015年9月20日至2015年9月21日期间，于×向张杰转账付款50万元。一审审理过程中，李红伟陈述上述款项均系给付欠条项下货款，于×系替李红伟代付货款。法庭询问李红伟在2015年8月25日重新确认欠款金额时，为何写明下欠70万元，李红伟解释为“因为只是笼统写了一下，没有把之前的款项加进去”。张杰陈述欠条可以证明李红伟在2015年8月31日尚欠张杰货款金额为70万元，故2015年7月10日、2015年8月7日、2015年8月18日李红伟给付的三笔款项及2015年8月18日于×转账给张杰的14万元均系在欠条确认70万元欠款之前，未包含在欠条中，系双方之间的其他交易往来款项。张杰陈述于×于2015年9月20日至21日向张杰付款的50万元系沧州公司向张杰付款，于×系沧州公司的联系人，于×代收沧州公司货款后再交付给张杰，并非替李红伟付款，且与李红伟欠张杰的货款无关。李红伟另述，除上述付款外，李红伟向张杰退货两笔，分别为2015年9月15日退货21300元，2015年10月28日退货41300元，应在尚欠货款中予以扣除。张杰对此表示，2015年9月15日21300元的退货张杰已于当日给予同等金额调换货，对应其提交的当日的送货单；2015年10月28日41300元的退货，张杰亦给予调换货，对应其提供的2015年9月16日9996元供货单及2015年9月20日35940元供货单，多余金额其不再主张，另述，李红伟在2015年9月9日付款6570元系给付2015年9月8日6570元供货单项下货款。一审审理过程中，张杰陈述其以个人名义与李红伟个人签订协议并开展业务，且李红伟个人向张杰出具了欠条，故坚持要求李红伟个人承担债务。李红伟认可签署协议以及出具欠条均以个人名义，但称李红伟为代理销售张杰的酒才成立公司，且以公司名义对外实际销售酒品，故认为李红伟出具欠条的行为系履行的职务行为。李红伟陈述自2015年11月左右其未再进货，双方不再合作，但李红伟处尚有剩余酒在销售。张杰亦认可双方已不再合作，但不同意退货，认为双方之间实为买卖合同关系，对于李红伟处尚存的酒，张杰同意李红伟继续销售。一审法院另查一，2015年8月25日，内蒙古宝丰源酒厂与沧州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沧州公司买断内蒙古宝丰源酒厂42°古法秘酿一级浓香、53°古法秘酿优级浓香、42°封坛原浆一级浓香、53°封坛原浆优级浓香四款特制酒的全国独家总销售权，甲方（内蒙古宝丰源酒厂）专项负责人于×，电话189XX******、010-××××****。一审审理过程中，针对该《合作协议》的实际签订与履行主体双方存在争议，李红伟称其个人与沧州公司洽谈合作事宜，因沧州公司担心内蒙古宝丰源酒厂在与其他人签订类似合同，且担心李红伟个人无法保障酒的供应量及质量、并担心李红伟中间恶意加价，要求加盖内蒙古宝丰源酒厂公章，故《合作协议》加盖内蒙古宝丰源酒厂公章。但实际系李红伟向沧州公司供应酒，张杰对此不予认可，李红伟未提交证据证明向沧州公司供应的酒系由其供应。一审法院另查二，张杰系内蒙古宝丰源酒厂的法定代表人。张杰于2016年7月6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6年7月13日向李红伟送达起诉书副本。上述事实有张杰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合作协议》、欠条、系销售单、退货单、《合作协议》、客户单、销售清单及货物运输协议书，李红伟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银行交易对手信息、退货单、结婚证、《合作协议》、回执单及双方当事人陈述意见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张杰与李红伟签订的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一审法院认为争议焦点为：张杰是否有权要求解除合同以及李红伟是否拖欠款项以及拖欠款项的数额。关于张杰是否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当事人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前，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可以解除合同。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张杰与李红伟均表示双方自2015年11月之后，未再继续履行《合作协议》，张杰依法可以解除《合作协议》。现张杰通过向法院起诉的方式请求解除《合作协议》，李红伟收到起诉书副本之日应视为张杰向其发出了解除合同的通知。关于李红伟是否拖欠款项以及具体数额。一、李红伟于2015年7月19日向张杰出具欠条，确认尚欠酒款90万元，庭审中，双方均认可2015年8月25日李红伟给付张杰20万元后，李红伟在欠条载明“下欠70万元”。李红伟提交的付款证明中，于2015年8月25日之前的付款有四笔，分别为2015年7月10日李红伟向张杰转账付款39360元、2015年8月7日李红伟向张杰转账付款5960元、2015年8月18日李红伟向张杰转账付款1050元、以及2015年8月18日李红伟之妻于×向张杰转账付款14万元，以上总计186370元。李红伟主张上述付款均系给付欠条项下款项，但李红伟在2015年8月18日向张杰付款14万元，与其在2015年8月25日付款20万元后在欠条上载明“下欠70万元”相距时间不远，一审法院询问李红伟在2015年8月25日重新确认欠款金额时，为何写明下欠70万元，李红伟解释为“因为只是笼统写了一下，没有把之前的款项加进去。”若其此前付款系给付欠条项下款项，而不予记载明确，不符合常理，且张杰对此不予认可，故一审法院对李红伟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一审法院依据李红伟出具的欠条，确认截至2015年8月底，李红伟尚欠张杰酒款金额为70万元。二、李红伟主张其在2015年9月9日向张杰付款6570元应予扣除，张杰称该笔付款系双方在欠条出具另行供货的货款，并提交2015年9月8日送货单予以证明，该送货单金额与2015年9月9日付款金额一致，且李红伟在一审庭审中认可双方在欠条出具后另有供货，故一审法院对于李红伟的该项抗辩意见，依法不予采纳。三、李红伟主张其于2015年9月15日退货21300元、2015年10月28日退货41330元，两笔退货金额应予扣除，张杰认可退货，但称已经给予调换货，并提交相应送货单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于李红伟的该项抗辩意见，依法亦不予采纳。三、李红伟主张其2015年9月20日、21日付款的50万元，是否系于×代表李红伟给付欠条项下款项，关键在于认定与沧州公司协议的履行主体系张杰任法定代表人的内蒙古宝丰源酒厂还是李红伟。一审法院认为，从形式上看，与沧州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载明甲方为内蒙古宝丰源酒厂且加盖该酒厂公章，于×系作为宝丰源酒厂的经办人在合同上签字确认。李红伟主张其为该《合作协议》的实际履行主体，应提供充分的证据。与沧州公司的《合作协议》签订在双方欠条结算之后，沧州公司给付给于×，于×又转账给张杰的货款系给付欠条项下货款的前提是，向沧州公司的供货系由李红伟发货，但李红伟未提交证据证明向沧州公司的供货系由其仓库出货，现李红伟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笔付款不能认定系给付欠条项下款项。故对于李红伟的该项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纳。综上，对于张杰主张李红伟给付货款70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李红伟处库存明细表载明的酒，张杰同意李红伟继续销售，一审法院对此不持异议。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第九十六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张杰与李红伟于2014年6月19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于2016年7月13日解除；二、李红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张杰价款人民币70万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李红伟提交五份证据材料，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证据1：收条一张，欲证明2015年8月31日李红伟支付张杰现金20万元，该笔款项应从总欠款中扣除；证据2：现场照片、录像、货物清单，欲证明李红伟的库存大部分保存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且该部分酒价值412639元；证据3：沧州公司原始《合作协议》一份、《宝丰源酒厂代理合同书》原件两份，欲证明李红伟作为代理商、签订合同、签订运输合同、支付运输费用、持有销售回执、收取销售款项，全面完成了和沧州公司的销售工作，且李红伟销售给沧州公司的42°蒙特泉酒单价为42元/瓶；证据4：沧州公司出具的《白酒定制确认单》、《回执单》五份、《销货清单》一份、《货物运输协议书》两份，证明目的同证据3；证据5：蒙特泉酒销售单两张，欲证明李红伟从张杰处采购的42°蒙特泉酒单价为21元/瓶。张杰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2015年8月25日李红伟以转账形式向张××（张杰之女）账户汇款20万元，此款用于偿还欠条项下欠款，且李红伟在欠条上所写已于八月份偿还的现金20万元也是指此笔款项，并不存在李红伟所说的其偿还了另外一笔现金，而且在一审四次开庭的过程中，李红伟每次都到庭参加庭审，从未提及过除2015年8月25日之外还另行偿还过20万元现金的情况，与常理不符。张杰认为其他证据与本案不具关联性，不予认可。对于李红伟二审提交的证据1，张杰亦认可其真实性，故本院亦不持异议，对于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在案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对于其他证据，本院认为从内容上无法显示李红伟所主张的证明目的，故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李红伟与张杰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以及李红伟是否拖欠款项以及具体数额。李红伟主张其与张杰签订的《合作协议》为委托代理协议，并非买卖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张杰与李红伟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甲方（供应方）张杰，乙方（总代理）李红伟，乙方利用业余时间全权推广销售甲方所生产的纯粮原浆酒事宜；甲方承诺乙方所提供的“蒙特泉”酒系列均为酒厂成本价微加生产利润供给乙方；甲方承诺乙方前期给予授信额贰拾万元系列酒为铺底货款；乙方承诺甲方除铺底货物外，批押批结，以此类推；甲方所提供乙方散酒系列，甲方一律不负责退换货，精包装系列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甲乙双方可协调解决。上述协议中，对于张杰提供给李红伟的散酒系列，明确约定了张杰一律不负责退换货，精包装系列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双方需要协调解决；并且，关于货物价格、货款结算等内容，仅限于对李红伟与张杰之间的权利义务进行约定，对于李红伟向第三人出卖的价格、所得货款的分配等问题，该协议均没有作出约定。据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约定内容，货物在交付给李红伟后，对于未销售的货物，张杰也不负有退货退款的义务，即未销售商品的风险、法律后果并不由张杰承担，与委托代理项下的法律关系特征不符，而符合买卖合同中转移了标的物所有权的特征。故，一审法院认定李红伟与张杰之间形成买卖关系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李红伟是否拖欠款项以及具体数额。二审中，李红伟提交证据材料称，在转账支付20万元货款后，还另行支付20万元现金。一审中，法官询问欠条文本谁出具的，李红伟称其本人所写，“黑色的笔8月份付现金也是我（李红伟）给付的”。法官询问8月份付现金部分是什么时间写上的，李红伟称“2015年8月25日后写的付的现金。就是打到张××账户的20万元”。本院认为，结合李红伟一审陈述，足以显示李红伟二审提交的收条中所显示的20万元即转账支付的20万元，对其主张的分两次各还款20万元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李红伟于2015年7月19日向张杰出具欠条，确认尚欠酒款90万元，一审法院依据李红伟出具的欠条，确认截至2015年8月底，李红伟尚欠张杰酒款金额为70万元，本院予以确认。李红伟主张其2015年9月20日、21日付款50万元，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向沧州公司的供货系由其仓库出货，该笔付款不能认定系给付欠条项下款项。李红伟上诉主张上述50万元货款中有25万元系代理返利，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采信。故一审法院认定的价款数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李红伟处库存明细表载明的酒，张杰同意李红伟继续销售，并未对退货提出主张，故一审法院并未遗漏当事人的主张，李红伟的相关上诉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李红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李红伟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建刚审判员  解学锋审判员  杜丽霞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一日法官助理张雅霖法官助理王雯雯书记员徐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