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1民终75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忠阳，男，1948年12月30日生，汉族，户籍地南京市鼓楼区，现住南京市鼓楼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康宁农工贸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鼓楼区新模范马路**。法定代表人：吴忠阳，该公司执行董事。以上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春，江苏同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震宇，江苏同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志良，男，1952年4月20日生，汉族，户籍地南京市玄武区，现住南京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兰，江苏中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童伟，江苏中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吴忠阳、南京康宁农工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志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8）苏0106民初1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忠阳、康宁公司共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杨志良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关于借条金额415万元。吴忠阳仅确认借款180万元，杨志良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415万元的借贷事实发生。而吴忠阳表示该415万元可以偿还，其本意是因《借款质押承诺书》项下的250万元子虚乌有，故以己还款项220万元冲抵后，剩余195万元愿意偿还。但是即便吴忠阳愿意偿还，人民法院仍应结合案件事实和各种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当事人有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承诺行为有无效力。2.关于《借款质押承诺书》项下250万元。杨志良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250万元的借贷事实发生，而吴忠阳对此事自始否认。条据中多次注明“以借条或真实原始借条为结算依据”，但只有该250万元没有对应的借条，其余数次款项均有借条对应。3.两份《借款质押承诺书》内容并无多大区别，如确系真实借款而仅为安抚杨志良妻子所出具，则按常理在真实借条外，只需一份虚假的《借款质押承诺书》即可。4.案涉9页材料上并无吴忠阳签字，杭某也确认仅为协商案涉借款事宜，故不能代表吴忠阳的真实意思，何况在民间借贷中，为消极应付或暂时逃避出借方的逼要，借款方无条件地作出无原则的让步，非常普遍。5.借贷关系中，是先息后本，还是先本后息，对借款人还款数额影响甚大，应优先适用当事人的约定。案涉借条并无利息约定，而《借款质押承诺书》、《还款计划》中均明确约定先本后息。因杨志良不认可先本后息的约定，故应视为没有约定利息。6.关于康宁公司的责任承担。双方当事人均认可《长江采砂合作协议》并未实际履行，案涉款项与康宁公司无关。9页材料中明确的是如果能调解成功，则康宁公司的执行款中包含杨志良的借款本息被查封，表明康宁公司本来对杨志良不负义务，但可以附条件地加入债务。且康宁公司于案涉借款后较长时间才变更为一人股东公司，而杨志良未提交证据证明康宁公司使用了案涉借款。因此康宁公司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另外补充，吴忠阳承认归还415万元并不是当庭承认，而是在一审法院到吴忠阳家找其谈话的情况下承认愿意归还415万元，本意是在调解的前提之下可以偿还415万元，不能代表415万元借款实际发生。杨志良辩称：1.吴忠阳本人在一审法院于2018年6月12日对其所做的笔录当中，多次确认是415万元，所以上诉意见与当事人陈述相互矛盾，与吴忠阳历年来多次出具的借条还款计划也相矛盾，只能说是虚假陈述，诚信极低。2.关于250万元，吴忠阳认为没有收到，理由是没有提供借条。但是，其本人出具的还款计划内容包括了借款和还款两方面的事实，足以证明其借到250万元，并且对于250万元的归还在同一还款计划当中也予以明确。该还款计划本身即是借据。此外，签订该还款计划后，吴忠阳将林权证原件交给杨志良，至今原件仍在杨志良处，也证明250万元借款属实，还款计划有实际履行。3.关于证人提供的9页文件资料，根据杭某证言，该9页材料系吴忠阳主动单方面要求杭某协调与杨志良纠纷时主动提交给杭某，请杭某找杨志良协调，只是杨志良拒绝协调。在该9页资料当中多次出现了借款金额均是415万元和250万元，与之前出具的借条、还款计划完全吻合。吴忠阳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商人，是不可能对借款及还款数额出现多次笔误的。所以本案的证据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吴忠阳陆续收到了杨志良借款665万元，用于康宁公司的经营。杨志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吴忠阳、康宁公司共同偿还借款本金560万元及利息（利息根据十笔借款出借时间分段计算：其中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03年1月25日起算；以30万元为基数，自2003年3月10日起算；以25万元为基数，自2004年1月8日起算；以13万元为基数，自2004年6月24日起算；以12万元为基数，自2005年8月29日起算；以130万元为基数，自2005年9月27日起算；以85万元为基数，自2006年2月19日起算；以3万元为基数，自2008年7月21日起算；以17万元为基数，自2008年7月31日起算，以145万元为基数，自2006年8月31日起算，均按同类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诉讼费用由吴忠阳、康宁公司共同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忠阳、杨志良经杭某介绍相识并发生借款往来。康宁公司（多次更名）于1995年8月25日登记成立，吴忠阳是康宁公司法定代表人，原股东为吴忠阳、吴波和王广平，目前康宁公司登记的股东为吴忠阳一人。根据工商档案资料的记载，1999年12月30日，根据大陆房地产事务所首次股东会议纪要，杨志良出资16.6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7.67%，并担任法定代表人。2002年7月1日，根据大陆房地产事务所首次股东会议纪要，杨志良出资37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6.27%。2003年1月25日，吴忠阳出具第1份借条，载明借杨志良100万元。2003年3月10日，吴忠阳出具第2份借条，载明借杨志良30万元。杭某在前述第1份和第2份借条上签名并签署“同意”。2004年1月8日，吴忠阳出具第3份借条，载明借杨志良25万元。2004年6月24日，吴忠阳出具第4份借条，载明借杨志良13万元。2005年8月29日，吴忠阳出具第5份借条，载明借杨志良12万元。一审审理中，吴忠阳确认前述5份借条记载的借款本金180万元，其全额收到所借款项。2005年9月27日，吴忠阳出具第6份借条，载明借杨志良130万元，用于江西鄱阳湖开采黄砂用。2006年2月19日，吴忠阳出具第7份借条，载明借杨志良85万元。2006年8月31日，吴忠阳出具《借款质押承诺书》，主要内容是：为开采江西鄱阳湖辖区的湖沙（2号、3号和4号），缺乏资金，向杨志良借款250万元用于启动资金，连同2003年1月至2006年2月累计为645万元（详见各次借款凭据）为安全保险起见，特承诺将康宁公司在六合竹镇400亩林地林权证及采砂证一并质押，确保项目推进。采砂效益优先偿还借款（另已写1份240万元借条）。2008年7月21日，吴忠阳出具第8份借条，载明借杨志良3万元。2008年7月31日，吴忠阳出具第9份借条，载明借杨志良17万元。以上9份借条以及2006年8月31日《借款质押承诺书》，载明的借款本金合计665万元。2012年5月1日，吴忠阳出具《还款计划》，确认于2006年8月31日向杨志良借款250万元，于2009年至2012年3月22日还款共计140万元，剩余110万元和利息于2012年年底结清。2012年10月5日，吴忠阳再次出具《还款计划》，确认向杨志良所借250万元，已偿还150万元，利息按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于2013年5月底还清。同日，吴忠阳还出具另一份《还款计划》，主要内容是：因经营合作项目，于2003年1月25日至2008年7月31日陆续向杨志良借款415万元（以借条为凭据），用于采砂项目，计划于2013年12月还清，利息自借款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届期如不还款，用林权和林产等值抵押。2013年12月22日，吴忠阳又一次出具《还款计划》，内容与前一份《还款计划》基本一致。增加“2014年度苗木销售款用于偿还借款，不受林地转让影响”等内容。2015年1月25日，吴忠阳出具两份《还款计划》，其中一份确认自2003年1月25日以来向杨志良借款415万元，至今未还。现将六合区400亩林地授权杨志良对外转让，所得价款用于偿还借款本息，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先本后息。另一份确认因合作采砂项目，吴忠阳于2006年8月31日向杨志良借款250万元，自2009年11月23日起已累计偿还220万元，余款30万元于2015年还清。利息按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先本后息。吴忠阳于2016年12月20日分别在该两份《还款计划》上重新签名确认。2003年1月25日，杭某作为甲方、吴忠阳作为乙方、杨志良作为丙方签订《长江采砂合作协议》，约定经三方协商，决定接收康宁公司，甲方出任康宁公司董事长、乙方任总经理，丙方任财务总管。股权比例依次为40%、40%和20%。接收截止日期为2003年1月31日，此前康宁公司的债权债务由乙方承担。丙方负责提供前期费用200万元，在项目开工后利润部分的90%用于偿还丙方前期出资，至2003年6月15前还清。采砂权归甲乙丙三方共有，利润按股权比例分成。2006年8月31日，吴忠阳还出具过另外一份《借款质押承诺书》，主要内容是：为合作鄱阳湖采砂，向杨志良借款240万元。为安全起见，特承诺将康宁公司在六合区400亩林地林权证和鄱阳湖采砂证一并质押，借期半年，还款前林权抵押成功则提前还款。康宁公司在该份《借款质押承诺书》上加盖公章。编号C3200026907林权证原件由杨志良持有，该林权证于2005年9月30日领取，登记的权利人系吴忠阳。林地面积400亩。北京汇鹏律师事务所受康宁公司委托，于2012年8月出具关于康宁公司“红豆杉”融资项目的律师尽职调查报告。杨志良持有该调查报告的原件。2018年春节期间，杭某受杨志良委托，与吴忠阳协商案涉借款事宜。吴忠阳向杭某提交9页书面材料，主要内容是：一是本金445万元不变（凭真实原始借条为结算依据）；二是利息应按存款利率标准计算；三是鄱阳湖4号采区取得两张许可证，吴忠阳垫付前期费用200万元，因自然灾害，项目未能实施，该项目本由三人投资，200万元投资本金均由吴忠阳承担，故利息中应免除至少200万元的利息；四是如果能调解成功，可以明确康宁公司的执行款中包含杨志良的借款本息被查封，保证杨志良的权益可以实现。付息说明作为附件一：总借款665万元（凭真实原始借条为结算证据），三人合作200万元还本不付息，在465万元中扣除200万元利息1179304元（按5年期存款利息分段计算）；220万元借款本金的利息：2014年6月20日前陆续归还借款220万元，利息根据还款时间按存款利率据实结算应为437502.50元；尚欠本金445万元利息，扣除200万元免息部分，以245万元计算的存款利息应为994979.50万元，利息合计1432482元。未签章的往来账目确认协议书两份作为附件二和附件三：甲方为杨志良、乙方为吴忠阳和康宁公司，主要内容是：2003年以来，因合作采砂，多次借款。合计借款415万元，均以现金出借；2006年8月31日，乙方因经营需要向甲方借款250万元（现金），用于康宁公司经营。康宁公司于2009年至2014年6月20日累计还款220万元，尚欠借款30万元（以30万元原始借条为有效依据）。以下两项的还款来源均系（2015）宁民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康宁公司的债权。一审审理中，杨志良确认，2006年8月31日《借款质押承诺书》项下的250万元借款，康宁公司已于2009年11月23日至2014年6月20日分12笔偿还220万元，该220万元还款全部用于偿还本金，并相应将该笔借款的诉讼请求变更为偿还借款本金3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06年8月31日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按同类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标准计算），总诉讼请求本金金额变更为445万元。一审审理中，吴忠阳确认，对于415万元借款本金，其愿意偿还，利息按同类同期银行存款利率标准计算。坚持250万元的《借款质押承诺书》是虚构，未实际出借。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自款项实际出借时生效。主张成立民间借贷关系的当事人，不仅要提供证据证明借贷的合意，而且要证明其已履行款项出借义务。杨志良与吴忠阳均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往来，故借款合意成立。关于款项交付，吴忠阳确认仅收到前5份借条项下的借款本金180万元。并表示9份借条项下的借款本金共计415万元，其愿意偿还，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借款质押承诺书》项下的款项是否已实际出借、尚欠借款本金的金额以及利息的计算标准和计算方式、康宁公司责任的承担，是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一是《借款质押承诺书》项下借款本金250万元是否出借及欠款金额。吴忠阳在出具250万元的《借款质押承诺书》后，又重复出具金额为240万元的《借款质押承诺书》。之后，在2012年5月至2016年12月，吴忠阳前后多次出具《还款计划》，还款计划关于已还款金额、尚欠本金金额前后衔接，与其实际还款220万元无论是还款时间还是还款金额均相吻合。在吴忠阳提交给杭某的9页材料中，第一条“本金445万元不变”，即是前已认定的415万元加上250万元，再扣除已还款220万元，吴忠阳认为该“445”万元系笔误的意见，明显逻辑不符。杨志良提供的借条、《借款质押承诺书》以及《还款计划》，包括9页材料等证据，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即自2003年1月至2008年7月，吴忠阳累计向杨志良借款665万元，吴忠阳还款220万元，杨志良自愿将还款抵扣本金，剩余本金应为445万元，故杨志良要求吴忠阳偿还该445万元借款本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为安抚杨志良妻子，吴忠阳另行出具金额为240万元的《借款质押承诺书》，杨志良对此节事实予以认可，并不能产生金额为250万元的《借款质押承诺书》也系虚构的法律后果。吴忠阳认为该250万元未实际出借的答辩意见，与书证及其本人的书面材料相悖，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二是关于利息的计算方式和计算标准。吴忠阳多次承诺，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吴忠阳偿还的款项，杨志良已自愿抵扣本金，除该220万元还款外，吴忠阳没有其他还款，故不存在先息后本或先本后息的抵扣顺序问题，杨志良现按借条记载的时间起算，要求按同类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的请求，亦无不当，一审法院也予支持。三是康宁公司责任的承担。吴忠阳是康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借款，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企业与法定代表人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根据《长江采砂合作协议》以及吴忠阳的9页材料、康宁公司还款等案件事实，可以认定康宁公司使用了案涉借款，且目前康宁公司系一人股东公司，康宁公司和吴忠阳均未能证明吴忠阳所借款项与公司经营活动无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杨志良要求康宁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六十四第一款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吴忠阳、康宁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杨志良借款本金445万元及利息（利息分段计算：其中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03年1月25日起算；以30万元为基数，自2003年3月10日起算；以25万元为基数，自2004年1月8日起算；以13万元为基数，自2004年6月24日起算；以12万元为基数，自2005年8月29日起算；以130万元为基数，自2005年9月27日起算；以85万元为基数，自2006年2月19日起算；以3万元为基数，自2008年7月21日起算；以17万元为基数，自2008年7月31日起算，以30万元为基数，自2006年8月31日起算，均按同类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一审案件受理费640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69000元，由吴忠阳、康宁公司负担（吴忠阳、康宁公司应负担的款项，杨志良均已预交，吴忠阳、康宁公司在履行前述判项确定的付款义务时，一并直接加付此款）。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还款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各当事人二审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属实，依法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中，吴忠阳陈述，关于2005年9月27日的130万元借条、2006年2月19日的85万元借条、2008年7月21日的3万元借条，2008年7月31日的17万元借条，都是承诺给杨志良的投资回报，20%的收益过一段时间就结算一次，但未能对上述时间对应的款项数额如何计算得出给予解释。二审中，杨志良陈述，当时对吴忠阳的还款出具了收条，是出具给康宁公司的，康宁公司将这些收条用于做账；康宁公司陈述其运营资金来源是有一部分土地出让后的收益，但未能按本院要求提交2003年到2008年的公司财务账册。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吴忠阳与杨志良之间关于诉争借贷关系是否尚有欠款，如有则尚欠本金及利息应当如何认定；2.康宁公司是否需要对案涉借款承担还款责任。关于欠款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杨志良与吴忠阳之间的借贷往来，有多张吴忠阳出具的借条为凭，且吴忠阳多次向杨志良出具承诺书、还款计划等，即双方对债权债务关系经多次结算确认。现吴忠阳仅认可其中5张借条反映的180万元借款，对其余借款不予认可，应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其反驳主张。但吴忠阳在本案中所有意见都是否认性的陈述，而从杨志良提交的证据看，不仅有借条，还有承诺书以及2012至2013年多次出具的还款计划，以上书面凭证所载的借款数额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共同证明杨志良主张的总计665万元借款事实，在此情形下，吴忠阳仅以否认性的陈述来进行反驳而无充分证据予以佐证，未能完成其举证证明责任，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具体分述如下：1.关于2003年1月25日至2005年8月29日的5张借条所载180万元借款，双方均无争议，对此予以认可。2.关于2005年9月27日至2008年7月31日的4张借条所载235万元，吴忠阳不予认可，认为是承诺给杨志良的投资回报。对此，首先，该4张借条均载明“借到”，从字面上包含了款项交付的内容，看不出是有所谓投资高额回报的意思表示；其次，从时间和数额上也看不出规律性，吴忠阳自己也无法解释这4张借条载明的款项数额是如何反映投资回报的；再次，吴忠阳出具的本案其他书面债权凭证包括承诺书和还款计划都对该235万元予以确认，吴忠阳自己在一审法院询问时也没有对该235万元予以否认。因此，一审法院对该235万元认定为本案实际发生的借款，具有事实依据，并无不当。3.关于2006年8月31日承诺书反映的250万元借款，吴忠阳认为没有实际发生。对此，首先，该承诺书载明借250万元，连同2003年至2006年累计645万元，这不仅与之前的借条数额可以对应，同时该段内容本身就是250万元的借款凭证；其次，在之后出具的2012年、2013年、2015年等多份还款计划中，均确认了该250万元借款的存在，并在2015还款计划中特别约定针对该250万元归还了220万元；再次，在吴忠阳向本案一审证人杭某提交的9页材料中，提到总款665万元并附有415万元往来账目确认协议书与250万元往来账目确认协议书，且在250万元往来账目确认协议书中注明已还款220万元，该9页材料系吴忠阳提供，可以与其他在案证据一并相互印证综合反映案涉借款事实。因此，一审法院依据以上在案证据，综合认定该250万元借款亦系杨志良实际出借的款项，有事实依据，并无不当。综上，杨志良于本案中所主张的借款事实，有多份书面债权凭证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而吴忠阳除了否认陈述外并未提交能够反驳的证据，其相关上诉意见不能得到采信，故应认定杨志良出借665万元，吴忠阳针对其中250万元借款还款220万元，尚欠本金445万元及相应利息。关于康宁公司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首先，还款计划等表明案涉借款用途是经营合作项目，而在书面材料中康宁公司多次出现，包括将公司名下林地林权质押、苗木销售款进账偿还等，吴忠阳向杨志良提交了2012年康宁公司融资项目的律师尽职调查报告，2015年并以康宁公司法定代表人名义授权委托杨志良负责康宁公司名下林地经营权转让洽谈事宜。在吴忠阳向杭某提交的9页材料中，包括与案涉借款相关的两份往来账目确认协议书，其中均载明甲方为杨志良，乙方为康宁公司及吴忠阳。其次，康宁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运营资金的来源，即吴忠阳是否将借款用于公司。因此，一审法院依据证据规则，综合全案证据判断认为案涉借款有用于康宁公司经营，康宁公司应对此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该认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吴忠阳与康宁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4000元，由吴忠阳、康宁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劲松审判员  朱永刚审判员  陈 戎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王宇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