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681民初4904号原告：丁岳珍，女，1969年4月29日出生，汉族，诸暨市人，住诸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世雄，浙江华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杨成，男，1942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诸暨市人，住诸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占铁明，浙江信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丁岳珍与被告张杨成物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6月5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案情复杂，本案依法转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9月3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丁岳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世雄，被告张杨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占铁明二次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丁岳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张杨成返还原告第三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款377769.7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坐落在诸暨市洋湖小闸头**的原告所有的一间**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于2014年被征收，因当时尚登记在被告名下，所以征迁部门与被告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被告因此获得该房屋的拆迁安置利益。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返还相应的拆迁安置补偿款，被告当时返还了55万元，后原告通过法律途径由诸暨市人民法院（2014）绍诸民初字第1792号民事调解书确认被告再返还20万元。（2014）绍诸民初字第1792号案件未对原告应当享有的该房屋第三层拆迁安置补偿款作出处理（原告当时保留了另行主张的权利）。在被告履行（2014）绍诸民初字第1792号调解书后，原告不间断地到诸暨市（临江宾馆内）信访，要求暨阳街道征迁部门协助原告从被告处取回房屋第三层拆迁安置补偿款，暨阳街道相关部门也出面对原被告进行协调，但未果。按照2014年4月29日诸暨市“三改”专项行动涉及的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第三条的规定，被征收农村住宅房屋的建筑面积按集体土地使用权证记载的合法占地面积乘以三层计算建筑面积进行补偿。原告认为，在第三层面积的拆迁补偿利益已由被告取得的情况下，被告应当将此拆迁安置补偿款返还给原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提起诉讼。被告张杨成辩称，对原告的诉请不认可。1、本案案由是占有物返还纠纷，根据物权法第245条，占有人有要求返还原物的请求，但是本案原告不是该房屋第三层的占有人，原告从来没有实际控制过第三层房屋，即使原告是第三层房屋的占有人，原告返还原物的请求权自侵占发生之日起一年内未行使的，该请求权消灭；本案中，第三层房屋自1998年由赵某3建造后一直由赵某3居住，原告起诉时远远超过一年的除斥期；2、如果本案案由系物权灭失后转化的侵权纠纷，也适用诉讼时效。答辩人自2014年6月3日取得拆迁补偿款时，原告应当知悉自己第三层的权利被侵害，此时，诉讼时效起算，至2018年起诉时，远远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原告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诉讼时效中断；3、原告按《诸暨市“三改”专项行动涉及的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第三条规定的建筑面积“一拆三”进行主张，被告认为“一拆三”是拆迁建筑面积的计算方法，如果第三层的所有权人与第一、二层所有权人不一致时，对内，还是应当分别计算拆迁补偿款；4、在答辩人的拆迁安置材料中，答辩人已提交了（2013）浙绍民终字第1343号判决书，说明答辩人没有想要占有原告拆迁补偿款的主观心态，答辩人没有任何过错；5、（2013）浙绍民终字第1343号判决书生效后，原告作为小闸头49号第一、二层房屋的所有权人，本来可依据拆迁政策及时向征收单位主张权利，但原告直至2016年9月才提起诉讼，超过行政诉讼时效，因此，原告怠于行使权利，对于自己不能取得拆迁补偿款有重大过错。原告丁岳珍为证实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被告张杨成质证如下：1、（2013）绍诸民初字第1379号民事判决书、（2013）浙绍民终字第1343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用以证明通过诉讼确认涉案房屋（该房屋的集体土地所有权证以张杨成名义登记）的所有权人为原告丁岳珍的事实。被告经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起诉请求确认涉案房屋归原告所有，是要求确认一至三层均归原告所有，但一审和二审都确认了一层和二层的权利，没有确认第三层的权利，所以驳回了原告对第三层的确认权利。第三层未经合法审批擅自建造，对此被告不认可，第三层是1998年建造，不用审批；2、（2014）绍诸民初字第1792号民事调解书及调解笔录各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就涉案房屋主张过部分权利，该案中明确对房屋第三层保留主张的权利，调解笔录中被告确认其取得第三层拆迁补偿款，并同意另案处理。被告经质证，认为被告没有承认取得第三层拆迁利益，因年纪大没有看清笔录内容。根据（2014）绍诸民初字第1792号调解达成协议的第二点，原告自愿放弃其余诉讼请求，也可以说明原告意思是一次性了断，现又主张权利是不诚信的；3、《诸暨市“三改”专项行动涉及的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一份，用以证明拆迁政策规定，房屋不论一层、二层，均按照三层进行补偿，原告据此也应取得第三层的拆迁补偿。被告经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一至三层的物权人，其完全有理由单独向政府部门主张拆迁安置补偿，因原告没有采取正确的途径主张权利，最后造成原告、被告的拆迁利益少了52.1平方米，是由原告的过错造成的；4、申请出示诸暨市人民政府暨阳街道办事处信访记录，用以证明原告曾经要求暨阳街道征迁办协助原告取回第三层房屋的拆迁款进行信访的事实。被告经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相关内容与原告本案主张不一致，时间是2015年5月6日，已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5、申请证人赵某1出庭作证，用以证明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证人赵某1陈述，证人和母亲、妻子、孩子共同居住，证人每年（包括2016年、2017年）端午、清明、过年、中秋等节日会去看望爷爷，即本案被告，都会提到要求爷爷将涉案房屋第三层的拆迁款还给证人的母亲，因证人的母亲经常和证人说要提起这个事情，但一提此事爷爷总是扯开话题。原告经质证没有异议，认为证人去看望爷爷时受本案原告之托去讨要第三层的拆迁款，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多次中断，至今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被告质证认为，证人陈述不是客观事实，也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具体理由是：1、原告与证人之间是特殊的身份关系，即母子关系，而且证人与原告平时共同生活，关系较密切；证人并没有在2015年、2016年向被告提出第三层拆迁利益的事情，因当时原告向行政机关主张权利，原告不可能同时向被告主张权利，即使证人的确在过年过节时向被告讨要过第三层的拆迁利益，也不符合最高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被告张杨成为证实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原告丁岳珍质证如下：6、户口簿复印件、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各一份，用以证明被告夫妻俩一起生活，按照拆迁安置协议，即使被告没有房屋，也能得到150平方米的安置，结合征收经费补偿，被告实际得到的房屋100平方米，货币补偿137.40万元，共计237.40万元。原告经质证，认为户口簿与本案没有法律上的关联性，从被告的陈述和拆迁补偿协议上都可以说明被告是基于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来考虑的，但涉案房屋的真正的所有权人是原告；7、（2015）浙绍行初字第46号行政判决书、（2015）浙行终字第819号行政判决书，用以证明赵某2于1992年分家所得的第一、二层房屋因离婚分割归原告所有，实际上否定了原告对第三层的权利，原告要取得第三层的权利，要通过与原权利人变更登记，但本案没有这样的情况。原告经质证，被告试图说明在这两份行政判决书中涉案房屋的第三层没有确权，第三层一直没有取得合法权证，是违法建筑，但是基于第一、二层是原告所有，根据拆迁政策，就算没有建造第三层，原告照样可以取得三层的拆迁补偿；8、（2017）浙06行终146号行政判决书，用以证明原告虽取得涉案房屋第一、二层的房屋所有权进而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原告据此向暨阳街道办事处主张45万元的拆迁补偿款，但超过了起诉期限，被驳回起诉，说明原告也认识到其主张拆迁补偿款的对象应当是暨阳街道办事处，只是因为超过了期限而丧失了权利，是原告自己造成的；原告提起的行政诉讼最后均没有被法院判决宅基地归原告所有，结合拆迁政策，原告不是涉案房屋第三层的被征收人，不能取得第三层房屋的拆迁利益。原告经质证，认为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的时效和起算点不同，被告提供的行政判决书恰恰说明原告不断通过不同途径主张拆迁利益，原告提起行政诉讼是无奈之举，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时中断，本案诉讼时效没有超过；9、申请证人赵某2、赵某3出庭作证，用以证明涉案房屋第三层由证人赵某3出资建造，无须进行审批的事实。原告质证认为，两证人与被告系父子关系，存在利害关系，证言的证明力较低，是否需要审批不是证人说了算。被告质证认为，98年时加层的确不用审批；10、诸暨市暨阳街道城新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涉案第三层房屋由赵某3于1998年出资建造，建造完成后至拆迁止一直由赵某3居住，1998年加层不用另行审批。原告经质证，认为出具证明的村长陈国飞在建房时不担任职务，是谁建造、由谁出资，带有私密性，而且城新村由二个自然村合并，陈国飞属另一个自然村的村民，该证明反映的内容不是客观事实；1998年加盖房屋的审批问题，有案件证明是需要审批的。退一万步讲，即使是赵某3出资建造的，也属于添附，需要房屋所有人同意，对添加物所有权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添加物属于房屋所有人，故该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对抗原告的诉请。本院出示：11、（2013）绍诸民初字第1379号案件庭审笔录，原、被告质证无异议；12、对诸暨市人民政府暨阳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蔡伟苗的调查笔录及诸暨市“大接访活动”接待交办单二份，原告质证无异议，被告质证认为，接待交办单载明的内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13、房屋拆迁补偿材料，原告质证无异议；被告经质证，对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从拆迁材料档案中可以看出，拆迁时被告已向拆迁部门提交了（2013）浙绍民终字第1343号民事判决书；14、本院对诸暨市房屋征收办公室负责人、诸暨市永兴房屋拆迁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的调查笔录各一份，原告质证无异议；被告经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上述证据，经庭审出示、宣读并质证，均已收集在卷，本院认证如下：原告丁岳珍提供的证据1、2，系法院生效法律文书，本院对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证据3，系涉案房屋征收时适用的政策，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证据4，系本院向有关政府机关调取，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5，因证人与原告系近亲属关系，利益上存在相关性，其证言在无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证明力较低。被告张杨成提供的证据6，系证实户内成员的户口簿及涉案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本院对证据本身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被告的证明目的是否成立在下文中阐述。证据7，系法院生效法律文书，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二份行政判决并无作出原告对涉案房屋第三层不享有权利的相关认定，本院对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证据8，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的行为不能推论出其放弃主张民事权利，对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证据9、10，结合本院出示的证据11，认定涉案房屋第三层建造时由案外人赵某3出资的事实，但不能据此认定建造涉案房屋第三层无须审批，属赵某3所有的事实。本院出示的证据12、13、14，原、被告经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丁岳珍与被告张杨成的儿子赵某2曾系夫妻关系。1992年，被告张杨成户进行了分家，赵某2取得涉案房屋，被告张杨成的小儿子赵某3取得与赵某2相连的西侧的一间两层房屋。涉案房屋及西侧一间两层房屋作为一处房产，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在被告张杨成名下，地号为61－06－13、占地面积92.45平方米。上述房屋于1992年进行土地登记时所附的农村宅基地权源证明载明为二间二层楼房。赵某2与原告丁岳珍在分家后即居住在分得的房屋内，但对分得的房屋一直未办理不动产权属变更登记手续。2007年12月5日，原告丁岳珍与赵某2在诸暨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离婚。离婚时双方自愿达成离婚协议，约定将坐落于诸暨市洋湖小闸头49号的房屋归原告丁岳珍所有。2013年6月18日，原告丁岳珍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位于诸暨市洋湖小闸头49号的房产归原告丁岳珍所有。本院于2013年9月20日作出（2013）绍诸民初字第1379号民事判决，判决：“确认坐落于诸暨市洋湖小闸头49号一间两层房屋（该房屋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在被告张杨成名下、地号为61－06－13）归原告丁岳珍所有”。该案经审理查明：“1998年，赵某3在诸暨市洋湖小闸头49号房屋的两层楼房之上，未经合法审批擅自加盖了第三层”，并在说理部分阐述：“对该房屋现有的两层以上部分，未有证据证实系经合法审批建造，且原告亦未要求确权，故本院不作处理”。该案经当事人上诉，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浙绍民终字第1343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涉案房屋所在诸暨市暨阳街道城新村民委员会（五湖村合并后名为城新村）出具证明，证实原位于诸暨市洋湖小闸头49号的第三层房屋由赵某3出资建造，到拆迁时一直由赵某3居住。2014年6月3日，被告张杨成与征收人诸暨市人民政府暨阳街道办事处、诸暨市人民政府土地储备中心、诸暨浣江国际商贸城开发有限公司及受委托服务单位诸暨市永兴房屋拆迁服务有限公司签订《诸暨市“三改”专项行动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被征收房屋包含了（2013）绍诸民初字第1379号民事判决确认归原告丁岳珍所有的房屋。除赵某3从被告张杨成户自然分户分割的房屋面积外，被告张杨成征收补偿安置的房屋土地面积为79.25平方米，建筑面积274.32平方米，选择部分市场化安置公寓房100平方米，超过市场化安置套型部分面积货币补偿，具体所得补偿费为：被征收房屋货币补偿1048276元、签约奖金83213元、搬迁奖金47550元、搬家补助费7155元、临时安置过渡费71548元、装潢补偿71322元、集体土地使用权补贴79250元、同体残值补贴7721元、老年人租房补贴7100元、拆旧建新31**元、安置房补助815000元，合计2241240元。上述房屋征收安置补偿标准适用《诸暨市“三改”专项行动涉及的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其中第三条规定，被征收农村住宅房屋的建筑面积按集体土地使用权证记载的合法占地面积乘以三层计算建筑面积并进行补偿安置；持有房屋所有权证超过三层以上部分的建筑面积，按其记载的合法面积为准。被告张杨成取得上述房屋征收安置补偿款后，支付给原告丁岳珍55万元。原告丁岳珍于2014年6月30日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张杨成返还因坐落于诸暨市洋湖小闸头49号东面一间第一、第二层的房屋被拆迁后可获得的拆迁利益205539元。该房屋第三层的拆迁利益原告保留另行主张权利的权利[案号为（2014）绍诸民初字第1792号]。经本院主持调解，原、被告达成调解协议，内容为：“一、被告张杨成应返还原告丁岳珍因坐落于诸暨市洋湖小闸头49号东面一间第一、第二层房屋（该房屋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在被告张杨成名下、地号为61－06－13）被拆迁后可以获得的拆迁利益计人民币755539元，扣除被告张杨成已经支付的550000元，另原告自愿减免5539元，被告张杨成尚应返还原告丁岳珍人民币200000元，款定于2014年8月8日前付清；二、原告丁岳珍自愿放弃其余诉讼请求”。上述调解确定的拆迁利益755539元由下列费用组成：1、被征收房屋货币补偿625871元（92.4㎡×5890元/㎡×1.15）；2、集体土地使用权补贴30800元（30.8㎡×1000元/㎡）；3、签约奖金32340元（30.8㎡×1050元/㎡）；4、搬迁奖金18480元（30.8㎡×600元/㎡）；5、搬家补助费1848元（92.4㎡×10元/㎡/月×2次）;6、临时安置过渡费18480元（92.4㎡×10元/㎡/月×20个月）；7、装潢补贴27720元（92.4㎡×300元/㎡/月）。原告丁岳珍诉诸暨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撤销一案，本院于2015年6月4日以（2015）绍诸行初字第152号案号立案，原告丁岳珍于2018年8月3日撤回起诉。之后原告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诸暨市人民政府注销诸集建（93）字第23－1915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的行政行为。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浙绍行初字第46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原告丁岳珍的诉讼请求。丁岳珍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29日作出（2015）浙行终字第819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丁岳珍又于2016年6月1日向诸暨市人民政府提出赔偿申请，要求将坐落于诸暨市一间房屋（集体土地建设使用权证：诸集建（93）字第23－1915号，地号为61－06－13）的拆迁安置补偿待遇归申请人丁岳珍所有。诸暨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7月25日作出诸政赔决字[2016]2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决定不予赔偿。原告丁岳珍诉诸暨市人民政府暨阳街道办事处、诸暨市国土资源局其他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一案，于2017年初向新昌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新昌县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原告丁岳珍的起诉，丁岳珍不服裁定提起上诉，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原告丁岳珍于2015年3月16日、2017年10月16日、2018年3月15日向诸暨市人民政府暨阳街道办事处进行信访，反映其有合法手续的房屋被拆除，拆迁不合理等问题，该单位于2015年5月6日作出书面答复。其中2017年10月的信访事件，诸暨市人民政府暨阳街道办事处驻暨阳街道城新村指导员蔡伟苗特地找被告张杨成了解情况，为原、被告之间的纠纷进行协调。本案诉讼过程中，原告丁岳珍申请本院向诸暨市房屋征收办公室、诸暨市永兴房屋拆迁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调查其信访情况。诸暨市房屋征收办公室负责人陈述，原告丁岳珍于2014年至2016年期间有来信来访，主要内容是关于位于诸暨市洋湖小闸头49号的房屋经法院确权，应将其作为拆迁安置对象，要求拆迁部门从张杨成处将拆迁安置款回转支付给丁岳珍。诸暨市永兴房屋拆迁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陈述，原告丁岳珍在2015年、2016年、2017年都向该单位进行信访，主要反映未将其列为拆迁安置对象是错误的，要求重新安置，提到过要求从张杨成处回转安置款。本院认为，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丁岳珍是否是涉案房屋第三层拆迁安置补偿利益的权利人；二、原告丁岳珍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第一项争议焦点，根据本案查明事实，被告张杨成户于1992年分家时，将涉案房屋分配给长子赵某2，赵某2户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原告丁岳珍与赵某2于2007年12月5日离婚时对夫妻财产进行分割，协议约定涉案房屋归原告丁岳珍所有。因涉案房屋土地使用权登记于被告张杨成名下，原告丁岳珍于2013年6月18日提起确权之诉。本院作出的生效民事判决确认涉案房屋一间两层归原告丁岳珍所有。该民事判决同时明确，该房屋现有的两层以上部分，未有证据证实系经合法审批建造，故不予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据此，原告丁岳珍系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享有涉案房屋对应的宅基地使用权。被告张杨成就涉案房屋与房屋征收部门签订了征收协议，并取得涉案房屋宅基地面积三倍计算的拆迁安置补偿利益。拆迁安置补偿利益的核算系基于《诸暨市“三改”专项行动涉及的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的规定，即被征收农村住宅房屋的建筑面积按集体土地使用权证记载的合法占地面积乘以三层计算建筑面积并进行补偿安置。因原告丁岳珍系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该物权被征收产生的利益也应当归原告丁岳珍所有。被告张杨成主张，涉案房屋第三层由其小儿子赵某3出资建造，故第三层拆迁安置利益不应归属于原告。本院认为，赵某3虽经原告及赵某2的许可在涉案房屋二层以上翻建第三层并使用，但建造时未经合法审批，之后亦无产权登记，无证据证明涉案房屋第三层在征收前具有合法权属。赵某3的建造行为属于在原告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的房屋上的添附，被告关于赵某3系涉案房屋第三层所有权人的主张不能成立。本案中，被告张杨成应当返还原告丁岳珍因涉案房屋被征收取得的除第一、二层房屋以外的补偿安置利益。但根据原、被告所在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涉案房屋第三层在被征收前一直由赵某3居住使用，搬迁奖金、搬家补助费、临时安置过渡费、装潢补贴等，被告不作返还，并在返还款项中扣除房屋重置成本（重置成本参照拆迁时临时建筑同体残值补贴价690元/㎡）。经核算，被告张杨成尚应返还原告丁岳珍拆迁安置补偿利益为312627.70元（被征收房屋货币补偿312935.70元+集体土地使用权补贴15400元+签约奖金16170元－房屋建造成本31878元）。关于原告丁岳珍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争议。涉案房屋被征收后，被告张杨成取得拆迁补偿安置利益，征收房屋对应的物权因拆除灭失，物权利益转化为债权，应当受到法律关于诉讼时效规定的约束。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原告丁岳珍自房屋被征收后向被告张扬成主张要求返还拆迁安置利益，于2014年6月30日提起诉讼。2014年8月5日双方调解达成的协议中，原告保留对涉案房屋第三层拆迁利益另行主张权利的权利，之后每年均向房屋征收主体及委托单位、房屋征收管理单位进行信访，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应认定诉讼时效中断而未超过时效期间。对被告关于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超过诉讼时效的辩述意见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杨成返还原告丁岳珍因坐落于诸暨市洋湖小闸头49号东面一间房屋被征收后可获得的拆迁安置补偿利益312627.70元（除已付75万元以外），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丁岳珍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967元，由原告丁岳珍负担1202元，由被告张杨成负担576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晓华人民陪审员  斯梦洁人民陪审员  黄潮娜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五日书 记 员  骆 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