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0102民初8514号原告：湖北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汉口解放大道**。法定代表人：付明洪，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童丽君（一般授权代理），湖北多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媛（一般授权代理），湖北多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市金储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徐东大街**福星惠誉国际城******div>法定代表人：李华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斌武（特别授权代理），湖北共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鄂锐（特别授权代理），湖北共合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岸支行，住所地：武，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建设大道**>负责人：柴亚炜，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红英（特别授权代理），女，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岸支行职员，住武汉市江岸区。原告湖北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原湖北省金属材料总公司，以下简称金属材料公司）与被告武汉市金储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储物资公司）、第三人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岸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江岸支行）仓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26日立案受理后，因在送达民事起诉状等法律文书阶段，被告金储物资公司下落不明，本院予以公告送达。后被告金储物资公司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2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审理中，原告金属材料公司申请对位于武汉市江岸区丹水池解放大道1972号755-11库区自2015年8月1日起至2018年2月1日止存放的7,329.346吨钢材仓储费用进行评估。经本院委托，湖北天地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地源公司）于2018年6月5日就相关仓储费用作出了天地源资评报字[2018]第044号《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本案于2018年7月4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金属材料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童丽君、梅媛，被告金储物资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斌武、鄂锐，第三人农商行江岸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红英到庭参加了诉讼。审理中，原告金属材料公司与被告金储物资公司、第三人农商行江岸支行要求给予一个月时间进行庭外和解，因该申请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后调解未果。因案情复杂，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两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金属材料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金储物资公司立即向我公司支付仓储费916,168.25元[按7,329.346吨为基数，以5元/吨/月的标准，自2015年8月1日起计算至2017年8月31日（计25个月）]以及自2017年9月1日起至涉案钢材全部搬离仓库之日止的仓储费用和227,209.73元（即31元/吨×7,329.346吨）装卸费；2、判令如金储物资公司不履行上述债务，我公司在第一项诉讼请求所确定的该公司所负债务数额范围内，对留置的7,329.346吨钢材通过折价、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3、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金储物资公司承担。审理中，金属材料公司明确上述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金储物资公司立即向我公司支付自2015年8月1日起至2018年2月1日的仓储费用1,099,400元，并放弃第二项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2015年1月8日，我公司与金储物资公司、农商行江岸支行签订《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以下简称《质押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在监管期间，金储物资公司为出质人，农商行江岸支行为质权人，我公司为金储物资公司的受托人，受金储物资公司的委托占有、监管、保管质物。《质押合作协议》第5.1条约定本协议项下对质物的监管费、仓储费、运杂费、装卸费、检验费、印花税等因质物仓储保管和监管产生的相关费用由农商行江岸支行承担，而《质押合作协议》约定费用标准、支付时间和支付方式的附件8《费用约定书》又改为出质人金储物资公司承担前述费用，但协议各方未对具体收费标准、支付时间、支付方式做约定。2015年2月28日，我公司收到农商行江岸支行、金储物资公司出具的《委托质押监管通知书》（以下简称《通知书》），约定委托监管质物钢材总重量7,190吨。而同日，金储物资公司在我公司755-11库区已实际存放有各型号钢材总重量7,410.944吨。2015年5月31日，金储物资公司最后一次从我公司仓库提货后，其在755-11库区实际存放各型号钢材总重量为7,329.346吨。2017年8月14日，农商行江岸支行在回复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洪山区法院）的函件中明确表示：依《质押合作协议》，金储物资公司存放于我公司755-11区的钢材是为2015年3月2日《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提供的动产质押担保。该笔贷款于2015年9月2日到期，并于2015年12月17日结清。另外，我公司、金储物资公司、农商行江岸支行在2013年、2014年亦曾签订过类似的合作协议，但均已到期终止。2017年9月11日，我公司向金储物资公司发函要求该公司立即支付仓储费、装卸费，并于同年9月14日登载公告，但金储物资公司至今未履行。2018年1月5日及1月6日，洪山区法院因我公司申请执行的另案分两次拍卖了7,329.346吨钢材，该7,329.346吨钢材出库日期为2018年2月5日。洪山区法院并于2018年3月26日向我公司发还了装卸费。目前，涉案7,329.346吨钢材处置款由洪山区法院暂扣。请求支持我公司的诉讼请求。被告金储物资公司辩称：一、《质押合作协议》附件8中对收费标准、支付时间、支付方式等均未做约定。金属材料公司提交的《库存余额报表》显示，在2015年2月28日时，我公司已有大批钢材存放于金属材料公司，可以推定就该批钢材的仓储费用双方应当已经有书面协议，对仓储费用已有明确的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应由仓储合同约束而不是《质押合作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金属材料公司所主张的仓储费用应当载明于仓储合同中，对此金属材料公司负有举证责任，金属材料公司无法提供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关键性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在金属材料公司提交的《湖北省金属材料总公司江岸分公司发货单》上明确载明了：客户单位信合-武汉金储，备注提货费：12吨×31元=372元，可以明确看出仓储费用为31元/吨的包干价，其中并未约定或收取5元/吨/月的仓储费用。而我公司及关联公司武汉金储新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钢板材公司）与金属材料公司签订的三份《代储协议书》均明确约定了型材类、板材类进出库收费标准为31元/吨包干（其中金储公司约定的为：30元/吨包干），故本案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的价款或者报酬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情形。二、审理中，金属材料公司提交的多份协议的相对方均为长沙武钢华中销售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以下简称长沙武钢公司），金属材料公司与其签订的《仓储协议》中对仓储费用的约定和金属材料公司与我公司签订的《仓储协议》中约定的仓储费用价差达60余元，在长沙武钢公司的协议中也无包干字样。金属材料公司的举证不能说明仓储费用的市场价格到底是多少，恰恰说明因我公司具有市场主导地位，所以金属材料公司在向我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新钢板材公司提供仓储服务时给予了极其优惠的价格。经金属材料公司申请，天地源公司于2018年6月5日做出了《资产评估报告》，鉴定得出7,329.346吨钢材自2015年8月1日至2018年2月1日仓储费用市场价值评估值为1,099,400元，但费用或价格评估鉴定在本案中只有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价款或者报酬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时，才能依据第六十二条第（二）款：“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因此对仓储费用的鉴定在双方已明确约定仓储费用为31元/吨包干的前提下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综上所述，双方之间仓储行为真实存在，但金属材料公司的权利来源应为《仓储协议》而非《质押合作协议》，仓储费用约定明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规定的约定不明的情形，天地源公司做出的《资产评估报告》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第三人农商行江岸支行述称：《质押合作协议》属实，但涉案仓储协议是金属材料公司与金储物资公司之间协商的，我行不了解。经审理查明：金属材料公司与金储物资公司系仓储合同关系。2011年3月8日，湖北省金属材料总公司江岸分公司（系金属材料公司下属分公司，以下简称金属材料江岸分公司，作为甲方）与金储物资公司（作为乙方）即签订了《代储协议书》一份，其中载明：乙方委托甲方代储中转钢材，进出库收费标准为，卷板类每吨31元包干（含铁路衡检费），转库费每吨6元，质押监管费每吨2元；进出库费由提货方支付；协议有效期一年，协议期满，双方无终止要求，则可将本协议期限延续一年。2012年7月25日，双方续签了《代储协议书》一份，协议内容除签订日期外同《代储协议书》一致。2015年1月8日，金储物资公司（作为借款人、出质人，甲方）与农商行江岸支行（作为债权人，乙方）、金属材料公司（作为监管人、丙方）签订了《质押合作协议》一份，其中约定：在监管期间，甲方为出质人，乙方为质权人，丙方为甲方的受托人，受甲方的委托占有、监管、保管质物；甲方提供为乙方所认可的质物，作为乙方所提供授信的质押担保；质物为甲方合法所有的货物；甲方直接将质物存放于乙方指定的仓库即755-11，质物入库后，甲方向乙方及其代理人丙方出具真实准确的《库存明细表》，甲方、丙方盘点核实库存数量及规格，丙方核实账实相符后将《库存明细表》交乙方确认，质权即成立；对于质物实行价值总量控制，即在确保质物价值不低于乙方设定的价值下限情况下，可以增减质物数量，也可以对质物的品种及规格按约定程序进行置换；在监管设立时，甲方、乙方向丙方发出《通知书》，将设立质押的事实和委托事项通知丙方，丙方按照质物的品名、规格、数量、外包装状况验收无误后予以确认，自《通知书》到达丙方并经丙方确认之日起，质物移交至乙方，由丙方代理乙方占有质物，并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履行监管责任。监管期限，从质物由丙方代理乙方占有、监管时开始，至乙方以《终止质押监管通知书》通知丙方全部质物解除质押时终止；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本协议项下对质物的监管费、仓储费、运杂费、装卸费、检验费、印花税等因质物仓储保管和监管产生的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费用标准、支付时间和支付方式见《费用约定书》（附件8）。《质押合作协议》附件8《费用约定书》约定：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由出质人承担监管人对本协议项下质物实施监管而发生的全部费用，出质人应按照约定按时全额支付监管人全部费用，否则监管人有权行使本协议下规定的权利，若出质人未能按照约定按时全额支付监管人费用，质权人有义务督促出质人支付或可代出资人支付。甲、乙、丙三方在《质押合作协议》中关于收费标准、支付时间、支付方式约定均为空白。2015年2月28日，农商行江岸支行（作为质权人）、金储物资公司（作为出质人）、金属材料公司（作为监管人）共同盖章确认《通知书》，其中载明：本次委托监管质物的现状为，钢材7,190吨，质物库存价值46,735,000元。其后，金属材料公司与金储物资公司未就《质押合作协议》应产生的仓储费用等签订书面协议。2015年5月25日，金属材料江岸分公司出具《发货单》，该《发货单》载明金储物资公司所提钢材为低合金板，重量为11.144吨，提货费为12吨×31元＝372元。2015年5月31日，金属材料公司出具的《库存余额报表》载明金储物资公司所质押的钢材重量为7,329.346吨。因金属材料公司、金储物资公司间的另案强制执行，农商行江岸支行于2017年8月14日向执行案件的洪山区法院出具《回函》一份，其中载明：我行与金储物资公司、金属材料公司三方于2015年1月8日签订了合作协议，金储物资公司存放于金属材料公司755-11区的钢材实为2015年3月2日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提供的动产质押担保，该笔贷款到期日为2015年9月2日，于2015年12月17日已结清，截止目前为止，客户还未提交质押解除申请。2017年9月11日，金属材料公司向金储物资公司发函并于2017年9月14日在《武汉晚报》登载公告：你公司存放于我公司仓库755-11区的钢材，自2015年5月25日后一直处于未流转的状态，根据我公司规定，超过60天未出库货物需按照每月5元/吨收取仓储费，另需按照31元/吨收取货物装卸费，请你公司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三日内与我公司联系并缴纳相关费用，若逾期未缴纳，我公司将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查明：金储物资公司提交了金属材料江岸分公司（作为甲方）与新钢板材公司（作为乙方）于2013年8月14日签订的《代储协议书》，其中载明：乙方委托甲方代储中转钢材，进出库收费标准为，型材类每吨31元包干（含铁路衡检费），板材类每吨31元包干（含铁路衡检费），卷板类每吨31元包干（含铁路衡检费），转库费每吨6元，质押监管费每吨3元；协议有效期一年，协议期满，双方无终止要求，则可将本协议期限延续一年。2014年1月3日，双方续签了一份新的《代储协议书》，除签订日期外协议内容同前。再查明：2017年12月11日，因金属材料公司申请执行金储物资公司及案外人湖北九泰工贸有限公司、武汉九泰机电发展有限公司、李伟系列案件[（2016）鄂0111执1670号－1674号]，双方就涉案钢材的处理签订了《协议书》、《拍卖说明》各一份，《拍卖说明》载明7,329.346吨标的物的仓储费和吊装费已经包含在竞拍价格中，有意竞拍者无需支付仓储费和吊装费。仓储费用，由洪山区法院将从本次拍卖所得价款中预留，优先权人凭生效法律文书领取仓储费；吊装费，由洪山区法院从本次拍卖价款中按照每吨31元的标准据实结算给仓库方金属材料公司。还查明：2018年6月5日。天地源公司对涉案7,329.346吨钢材的仓储费用作出《资产评估报告》，其中评估结论为：金属材料公司755－11库区堆放的7,329.346吨钢材自2015年8月1日至2018年2月1日止同期的仓储费用评估值为1,099,400元。上述事实，有涉案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及经庭审质证的《质押合作协议》及附件、《通知书》、《库存余额报表》;《回函》;《协议书》、《拍卖说明》；公告；《资产评估报告》;《代储协议书》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涉案《质押合作协议》及附件应系当事人间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虽《质押合作协议》约定：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本协议项下对质物的监管费、仓储费、运杂费、装卸费、检验费、印花税等因质物仓储保管和监管产生的相关费用由乙方（即农商行江岸支行）承担，但同时该协议约定：费用标准、支付时间和支付方式见《费用约定书》（附件8），而《费用约定书》（附件8）则约定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由出质人（即金储物资公司）承担监管人（即金属材料公司）对本协议项下质物实施监管而发生的全部费用，出质人应按照约定按时全额支付监管人全部费用，故金储物资公司应负有向金属材料公司支付相关仓储费用的义务。金属材料公司主张金储物资公司应支付自2015年8月1日起至2018年2月1日止的仓储费用1,099,400元。金储物资公司辩称其与金属材料公司在《质押合作协议》中未约定仓储费用的具体收费标准，应沿用双方此前的收费标准，即31元/吨的包干价，并非市场价，但对此，金储物资公司不能提交证据证明双方自签订《质押合作协议》后签订了书面的仓储协议，虽然，金属材料江岸分公司与金储物资公司分别于2011年3月8日、2012年7月25日签订了《代储协议书》，仓储费用为板材类每吨30元包干、卷板类30元包干，转库费每吨6元、质押监管费每吨2元，但该两份《代储协议书》均约定协议有效期一年，协议期满，双方无终止要求，则可将本协议期限顺延一年，即前述《代储协议书》的有限期应至2014年7月24日期满。审理中，金储物资公司还提交了金属材料公司江岸分公司与新钢板材公司分别于2013年8月14日、2014年1月3日签订的《代储协议书》，认为新钢板材公司是该公司的关联公司，应沿用新钢板材公司支付仓储费的收费标准，但金储物资公司、新钢板材公司系不同的法人，应独立对外独立享有民事权利、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新钢板材公司的《代储协议书》所载仓储费收费标准不能当然适用本案诉争的仓储合同关系。因在本案审理期间，金储物资公司不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案涉仓储合同关系存在书面协议或口头协议的情形，而金属材料公司对双方存在31元/吨的包干价的协议予以否认，对此，金储物资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案涉仓储费用应为约定不明，故金储物资公司的上述抗辩观点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而相关评估机构对涉案7,329.346吨钢材的仓储费用作出的《资产评估报告》对诉争7,329.346吨钢材自2015年8月1日至2018年2月1日止同期的仓储费用评估值为1,099,400元，故金储物资公司应向金属材料公司支付自2015年8月1日起至2018年2月1日止的仓储费用1,099,4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武汉市金储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湖北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支付所欠仓储费1,099,4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090元、评估费10,000元、公告费260元、邮寄费40元，共计25,390元，由被告武汉市金储物资贸易有限公司负担。因原告湖北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已将此款全部预交本院，故被告武汉市金储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在支付上述款项时将所负担的诉讼费用一并支付给原告湖北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丁 杰人民陪审员  丁凤玲人民陪审员  刘 念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书 记 员  习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