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10民初4391号 原告：何士根，男，1975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春晖、吴臻，浙江世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望梅路****。 法定代表人：王文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发兴，杭州市望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何士根诉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吴翔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5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本案案情复杂，本院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9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述庭审均系原告何士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春晖、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发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何士根起诉称：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因承建金隅小学建设工程项目需要，与原告何士根签订《建筑材料采购合同》，向原告何士根购买水泥若干，具体数量以实发数量为准，并约定每月底结算，每次材料款付到所供货物货款的70％，余款待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三个月一次性付清。经结算，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尚欠货款323528元。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何士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被告支付原告货款323528元；二、被告支付原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56269.59元（逾期利息损失按所欠货款323528元、年利率4.35％，自2014年9月1日起暂计算至2018年3月5日止，此后按上述标准实际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何士根为支持其诉请主张，向本院提交并陈述了如下证据： 1.《建筑材料采购合同》一份，用以证明原、被告对采购货物及付款方式进行约定的事实； 2.《水泥结算单》一份，用以证明原告何士根发货情况及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货物型号、数量、价款确认的事实； 3.《浙江省农村信用社业务凭证》一份，用以证明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付款的事实； 4.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5）杭余商初字第2981号民事判决书、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6）浙0110民初02005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用以证明案涉工地项目由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施工、收货人员身份以及公章认定情况的事实； 5.《杭州吉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结算清单》一份、《浙江省农村信用社业务凭证》二份、《余杭农村商业银行进账单》一份，用以证明原告何士根已全部结清下沙公安大楼工程项目的材料款的事实； 6.《委托书》一份，用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原告何士根开具发票的事实； 7.《浙江增值税普通发票》一份、《浙江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记账联》一份、《收据》一份； 8.《浙江增值税普通发票》五份； 上述证据共同用以证明案涉工程由原告何士根开具发票的事实； 9.《下沙学校水泥结算单》一份（原件在2016浙01**民初3653号案件卷宗中），用以证明截至2017年4月28日，原告何士根供货273758元及收到发票254800元的事实。 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答辩称：原告何士根诉称与事实不符。一、《建筑材料采购合同》上面有修改，《建筑材料采购合同》和《水泥结算单》上面的签名不是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员工签的，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也没有授权这几个人对外签字。根据原告何士根提供的证据显示，与原告何士根签订《建筑材料采购合同》及水泥结算单是案外人荚恒涛的个人行为，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里没有案外人荚恒涛这个人，也没有委托其对外授权购买材料，因此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未与原告何士根发生买卖关系，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亦无需支付货款，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何士根应当起诉案外人荚恒涛，而不是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二、《建筑材料采购合同》和《水泥结算单》上的印章为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隅小学工程技术专用章，并且此章明确写明不得用于签订合同、经济往来，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已经明确该章不得用于与材料供应商签订材料供应合同，该章实际是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交给案外人王洪良，也没有交给案外人荚恒涛，因此原、被告之间的合同不成立，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无需支付货款；三、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技术专用章已经做了说明，并且对外签订合同会用合同专用章或者公司公章，不可能使用技术专用章对外签订合同，原告何士根明知此章的法律意义，却依然向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主张权利，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应由原告何士根和案外人荚恒涛承担；四、案外人荚恒涛为无权代理人，原告何士根也并非善意第三人，原告何士根的货款应由案外人荚恒涛承担，与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无关。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何士根的诉讼请求。 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当庭提交并陈述了如下证据： 1.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6）浙0110民初2325号民事判决书； 2.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浙0191民初422号民事判决书、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浙0191民初727号民事判决书； 3.公章样式一份； 上述证据共同用以证明：一、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不成立，案外人荚恒涛并非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员工或者案涉工程项目的负责人，其与他人发生买卖合同关系是其个人行为，与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无关；二、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技术专用章明确注明“此章不得用于签订合同、经济往来”； 4.《工程项目内部经济责任承包合同》一份，用以证明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是案外人王洪良，案外人荚恒涛并非案涉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经理，也并非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员工，所以其无权对外签订材料供应合同； 5.《浙江省人防工程防护（化）设备供货安装合同》《杭州市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各一份，用以证明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外签订合同均加盖合同专用章，不会使用技术专用章的事实。 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原告何士根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三性均有异议，该合同是无效合同，原告何士根应向案外人荚恒涛主张权利，原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明知技术章无效，还执意向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主张权利，系与案外人荚恒涛恶意串通。对证据2三性均有异议，该结算单系先盖章后打印，并非结算好后再签字，该章明确注明不得用于“此章不得用于签订合同、经济往来”，原告何士根明知如此，依然起诉，系与案外人赵虎、荚恒涛存在恶意造假的行为，损害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利益。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笔款项不能证明原告何士根起诉的款项，该款项是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因下沙公安大楼工程项目支付给原告何士根的材料款，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达到原告何士根的证明目的，案外人赵虎、荚恒涛并非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员工，公章是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有，但不用于对外签订合同。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2015年5月15日支付的40000元无法证明是用于公安大楼工程项目，2016年2月4日支付的27190元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2014年1月26日案外人王洪良支付给原告何士根的50000元有可能是其他工程款项，不能证明是公安大楼工程项目的款项。对证据6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反映的是公安大楼的工程项目需要开具发票，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委托杭州海狮水泥有限公司，然后杭州海狮水泥有限公司委托原告何士根开具发票。对证据7三性均有异议，该些证据不是原件，无法确认真实性，即使是真实的，也是公安大楼项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8三性均有异议，该些证据不是原件，即使是真实的，也是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向湖州百安居水泥有限公司购买水泥，用于公安大楼项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9三性均有异议，如果该证据原件在其他案卷中，原告何士根应该提供加盖法院确认章的确认件，案外人赵虎和荚恒涛也不是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员工，与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无关。 原告何士根对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对象有异议，该民事判决书明确公章注明“此章不得用于签订合同、经济往来”，但是《建筑材料采购合同》和《水泥结算单》上的印章无法看出有这些字样，所以不能证明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待证事实。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对象有异议，（2016）浙0191民初422号民事判决书中有案外人赵虎、荚恒涛在涉案项目中对外使用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专用章签订合同及结算单的表述；（2016）浙0191民初727号民事判决书中也表述案外人荚恒涛也是用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专用章对外签订采购合同和结算单。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对象有异议，原告何士根提供的《建筑材料采购合同》和《水泥结算单》中无法看出这些字样，所以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证明目的不能实现。对证据4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案外人王洪良仅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并不能证明荚恒涛不是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员工，同时该证据也恰恰能与原告何士根在庭审中陈述的原告何士根与案外人王洪良存在多年的合作关系相互印证。对证据5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仅能证明在单个合同中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使用合同专用章对外签订合同，但不能证明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也是采用同样的方式签订其他合同，在（2016）浙0191民初422号案件和（2016）浙0110民初2005号案件中，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都是用技术专用章签订合同和结算，并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并且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陈述其对外签订合同均加盖公司公章，但公安大楼项目却没有合同，所以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陈述是自相矛盾的。 本院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何士根提供的证据1-9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确认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对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据1-5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 经审理，本院查明事实如下： 2013年3月17日，原告何士根与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就金隅小学工程项目（以下简称案涉工程）签订《建筑材料采购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原告何士根为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供应水泥，所有货款在案涉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三个月内付清。2013年8月26日，经双方对账，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水泥结算单》上载明确认共欠货款363528元。2015年2月15日，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支付货款40000元。 另查明：《建筑材料采购合同》与《水泥结算单》均盖有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隅小学工程技术专用章，此盖章未显示“此章不得用于签订合同、经济往来”字样。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庭审中自认案涉工程于2013年8月17日竣工。 再查明：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2日作出的（2015）杭余商初字第2981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案外人赵虎为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指定收货验货人。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18日作出的（2016）浙0110民初2005号民事判决书中载明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本公司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隅小学工程技术专用章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两份判决书均已生效。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关系。《建筑材料采购合同》与《水泥结算单》均盖有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隅小学工程技术专用章，此盖章未显示“此章不得用于签订合同、经济往来”字样，且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该章的真实性亦认可。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辩称在《建筑材料采购合同》《水泥结算单》上签字的案外人荚恒涛、赵虎并非被告公司员工，签字系上述两人的个人行为，与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无关，因此原、被告之间未发生买卖关系，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无需支付货款，但本院作出的业已生效的（2015）杭余商初字第2981号民事判决书中已认定案外人赵虎为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指定收货验货人，因此《水泥结算单》中案外人赵虎的签字有效，其签字行为应视为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款项的确认，故本院对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因此原告何士根与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建筑材料采购合同》合法有效，《水泥结算单》亦能证明原告何士根发货情况及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货物型号、数量、价款进行了确认。另，原告何士根自认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2015年2月15日支付案涉工程货款40000元，且有相应证据佐证，因此应认定为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已通过自身的实际付款行为表示愿意接受合同权利义务的约束，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辩称其已支付的40000元款项系用于其他工程项目，因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并无相反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原告何士根与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合法有效，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未支付尚欠货款构成违约，应承担支付剩余货款的民事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何士根货款323528元； 二、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何士根逾期付款利息损失56269.59元（以所欠货款323528元为基数，按年利率4.35％，自2014年9月1日起暂计算至2018年3月5日止），此后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按所欠货款、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另计。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6997元，由被告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 翔 人民陪审员  冯松妹 人民陪审员  王 军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汤靓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