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4民终9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潘贵运，男，1981年3月1日生，彝族，贵州省安顺市人，住安顺市西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祥有，贵州上运潇荣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宴恺，贵州上运潇荣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林，男，1977年11月19日生，黎族，贵州省镇宁自治县人，住镇宁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冬丽，贵州联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云蕾，贵州联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潘贵运因与被上诉人王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黔0423民初9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2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潘贵运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黔0423民初989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所有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结合上诉人提供的《贵州华夏之魂文化产业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本案庭审及举证质证可以认定，本案被上诉人系基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提起的诉讼，但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并不符合被上诉人实际诉请及事实与理由，实为股权出资法律关系。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借款合同并未生效，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关于198000元的钱款支付属于借贷关系的事实错误。本案中，争议的198000元的《借条》与102000元的《借条》均是由被上诉人在2018年1月16日同一天出具且真实有效，一审认定102000元《借条》的证明力不足，是属认定事实错误。根据102000元《借条》中：“若此款出借人（即被上诉人王林）当日不支付，则借款人（即被上诉人潘贵运）出具给出借人的壹拾玖万捌仟元的《借条》无效！”的约定，被上诉人未向上诉人支付该款，因此，198000元的《借条》未生效。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之规定，上诉人已提供《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证实本案是股权投资关系，并非民间借贷。其次，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双方存在经济往来，被上诉人提供的转账记录金额与其诉求金额不相符，无法证实系民间借贷行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虽已签订两份《借条》但并无实际转账记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之规定，借条并未实际生效。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诉请。王林在一审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19800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暂计19800元，并支付至本息还清之日；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8年1月16日，被告因资金周转需要，共向原告借款人民币198000元，并向原告出具借条，此后被告未按约定偿还借款，原告为维护自身权益，特提起诉讼。潘贵运在一审辩称：1.本案实际为股权出资的法律关系，相对方应为公司；2.原告需按约定履行出资义务；3.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原告王林与被告潘贵运于2017年11月21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原告王林于2017年9月30日至2017年11月15日期间分5次转账人民币178000元到被告潘运贵账户，于2017年9月24日分2次转账到案外人刘辉玉账户，以上共计人民币198000元整。被告潘贵运在2018年1月16日出具借到王林人民币198000元的借条给原告王林，并在后面附有说明。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虽签订有股权转让协议，但股权转让协议上明确约定股权转让款需打入公司账户，且原告的转账时间均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股权转让协议里也未提及之前转账的钱款，若视为股权出资款或转让款与常理不符合。同时，被告潘贵运出具的收到198000元的借条系被告潘贵运自愿行为。原告通过借条及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再结合证人证言已尽到证明责任，虽转账给被告潘贵运账户的金额为178000元，另外20000元转给刘辉玉，但原告陈述系受被告指示，结合被告出具的借条本院予以确认。原告王林已实际支付钱款给被告潘贵运，双方借款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被告潘贵运出具的借到原告王林198000元的借条系为双方新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而被告提出的与原告的股权转让或者股权出资关系是否成立并生效系另外的法律关系，被告可另行起诉。出具的另外一份借到王林人民币102000元的借条，上面的“说明：若此款出借人当日不支付，则借款人出具给出借人的壹拾玖万捌仟元的《借条》无效”，原告不予认可，同时原告出具的该张借条的手机照片上面没有该说明，结合原审法院依职权所做的询问笔录，再结合一般的书写习惯及常理，原审法院认为被告出具的该份证据的证明力不足以证明自己的主张。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潘贵运在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归还原告王林借款本金人民币198000元。二、判令被告潘贵运支付利息（以198000元为本金，从2018年5月11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给原告王林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原告王林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举证期间，被上诉人王林二审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微信语音聊天记录，上诉人潘贵运认为该组证据系电子证据，应当提供对方身份信息，且金额与借条金额不符，对证据关联性不予认可；第二组，协议书及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被上诉人王林向案外人刘辉玉转账2万元，是基于上诉人的要求，该2万元是合伙诚意金，上诉人认为该组证据系复印件，对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第三组，企查查网上截图一份，拟证明潘贵运与刘辉玉有多家混同的公司且刘辉玉登记为“贵州辉玉征鸿劳务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基于此情况，被上诉人才会转款给刘辉玉。上诉人对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达不到其证明目的。第四组，借条复印件，证据来源为2018年1月16日证人张某在现场拍摄的照片，拟证明上诉人提供的102000元的借条中“说明”是事后增加的，上诉人对该组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本院审查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第一组证据与其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相互印证，足以认定其真实性；第二组证据因无原件核对，本院不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三组证据符合证据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第四组证据虽无原件核对，但能与上诉人提供提交的其它证据形成证据链，本院予以采信。上诉人二审未提交新证据。二审审理查明：2017年9月30日，被上诉人王林通过建设银行转账50000元至上诉人潘贵运账号为62×××60的账户，后被上诉人王林又于10月14日转账30000元，10月20日转账20000元，11月9日转账48000元，11月15日转账30000元至上诉人潘贵运的同一账户，同年9月24日分两笔共计转账20000元至案外人刘辉玉账户。11月9日贵州华夏之魂文化产业开发有限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潘贵运转让其持有的5%的公司股权给王林，参会股东为潘贵运、刘辉玉，被上诉人王林为列席人员。11月21日上诉人潘贵运作为转让方与被上诉人王林作为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载明潘贵运自愿将其持有的贵州华夏之魂文化产业开发有限公司5%的股权转让给王林，股权转让价款为50万元。2018年1月16日潘贵运向王林出具借条一张，借条载明：“今借到镇宁王林人民币壹拾玖万捌仟元。预定还款日期为2018年5月10日前，若逾期不还，所借款额的3%计月本息还款。”借条说明部分载明：“自2018年1月16日止，王林与安顺潘贵运创办的“复兴之道”公司子公司《贵州辉玉征鸿劳务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绿化项目施工合作协议》，2017年11月21日与潘贵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终止无效。一切相关法律效率由潘贵运负责处理，王林不承担本次合作所签订的文书资料的一切法律责任。”另查明：案外人刘辉玉系贵州辉玉征鸿劳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法律关系的认定；二、案涉合同是否已生效。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的法律关系认定。本案中，案涉款项包括被上诉人于2017年9月24日分两次向案外人刘辉玉转账的20000元及被上诉人于2017年9月30日至2017年11月15日期间分5次向上诉人潘贵运转账的178000元。1、关于向案外人刘辉玉转账的20000元，被上诉人陈述该款项系按上诉人指示汇入刘辉玉账户的投资意向款，结合双方在《借条》中的说明,王林与潘贵运创办的贵州辉玉征鸿劳务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绿化项目施工合作协议》，而案外人刘辉玉又系贵州辉玉征鸿劳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事实，本院对被上诉人陈述系根据上诉人指示将投资意向款转入刘辉玉账户依法予以认可。2、关于向上诉人潘贵运转款的178000元，上诉人潘贵运提供了2017年11月21日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拟证双方达成协议，案涉178000元是投资款。但该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晚于转款时间，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双方协议股权转让价款为50万元。”之约定，双方并未将被上诉人之前所转178000元定性为投资款；该协议第三条又约定：“本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乙方根据公司资金需求，陆续打入公司账户作为乙方的股东出资款。”，故双方约定股权转让款转入公司账户，但案涉178000元均是转入上诉人潘贵运的个人账户，再结合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本院认为，上诉人的主张没有证据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上诉人潘贵运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不利后果，该178000元转款不能认定为投资款。综上，本院对案涉20000元系投资意向款，178000元系借款依法予以确认。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之规定，本案《借条》说明处注明双方签订的《绿化项目施工合作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终止无效，因此，可视为双方对之前的投资款已做结算，双方的股权合作关系已经转为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不管《借条》载明的198000元是投资款还是借款，双方已通过和解、清算达成了债权债务协议，本案的法律关系应为民间借贷纠纷。二、《借条》是否已生效。上诉人称其在一审提交的102000元的借条足以证实案涉借条并未生效，该上诉理由不成立。首先，结合一审法院依职权对在场人张某所做的询问笔录、一般的书写习惯及上诉人二审出具的借条复印件，不能证明该借条说明部分系双方合意；其次，即使该借条说明部分真实且系双方合意，也不能由此否定198000元借条的效力。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之规定，被上诉人提供了178000元借款及20000元投资意向款的转账凭证，证明其已经履行了提供借款的义务且双方具有借款及投资款转借款的合意，双方借贷关系已经实际生效，不因双方当事人的约定而不生效。因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处理结果恰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和请求均不能成立，依法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当事人应当按照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导致对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可能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案件受理费4510元，由上诉人潘贵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程芳芳审判员  宋 颂审判员  黎福伟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黎奉琼书记员王珊（代）附：当事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信息将被录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通过该名单库统一向社会公布，并将承担以下法律后果：（一）承担加倍罚息或迟延履行金。（二）被强制进行审计。（三）被限制出境。（四）被限制高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乘坐飞机、列车软卧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住宿较高星级宾馆、酒店；限制在夜总会、高尔夫球场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购买不动产及国有产权交易；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在一定范围的旅游、度假；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五）被限制在金融机构贷款或办理信用卡。（六）被限制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七）被依法适用强制措施。被执行人具有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财产及恶意转移财产、阻挠法院审计、利用虚假诉讼或仲裁规避执行等行为，人民法院可以对被执行人或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拘留。（八）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规避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三百一十四条及第二百七十七条、《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的规定，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罪和妨碍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