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3民终51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子龙，男，1973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遵义市播州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敬华，男，1971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遵义市播州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保利文物古建有限公司。住所地：贵阳市观山湖区百花湖乡温水村。法定代表人：孙钦铧，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国福，贵州九紫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遵义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住所地：遵义市红花岗区新蒲街道。法定代表人：刘红梅，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勇，贵州他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子龙、敬华因与被上诉人贵州保利文物古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文物公司）、遵义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以下简称遵义文广局）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8）黔0302民初3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子龙、敬华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由保利文物公司、遵义文广局赔偿桂花树苗购买款105,000元。事实和理由：1．何子龙、敬华租赁土地种植的50亩桂花树苗列入淹没区后，与新蒲新区移民办在2015年9月达成一致意见，其中10亩按照每亩20,000元补偿搬迁费，其余40亩按照每亩2,200元补偿搬迁费。2014年冬保利文物公司的施工人员在不告知何子龙、敬华的情况下擅自将何子龙、敬华7.57亩桂花树苗施工损坏，应依法赔偿损失。原判将搬迁补偿款认定为征收费，把补偿理解为赔偿明显有误。2．诉讼时效问题。保利文物公司在出具证明后，与何子龙、敬华口头约定，何子龙、敬华先找当地政府解决，保利文物公司一审出庭人员亦认可有此约定，故本案诉讼时效尚未超过，原判亦未如此认定。3．原判认定何子龙、敬华栽种的苗木为“抢栽抢种”且已被征收的事实不能成立，相关政府部门文件并未定性何子龙、敬华苗木为“抢栽抢种”和领取款项为征收款及赔偿款的事实；另外，何子龙、敬华所获补偿款明显低于苗木价值，不可能定性为地上附着物的征收补偿款。保利文物公司辩称：1．何子龙、敬华所栽种的苗木已经被遵新管专议（2013）41号会议纪要确认为抢栽抢种，并且其所诉的苗木征收费，已于2015年由新蒲新区移民办统一支付，何子龙、敬华不能基于同一行为重复获得补偿。2．保利文物公司只是施工人，不是本次诉讼的适格被告，更不应当赔偿何子龙、敬华的损失。总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遵义文广局辩称：1．何子龙、敬华栽种的苗木已经获得实物补偿费，二人不能重复主张权利；2．保利文物公司于2015年1月20日出具的证明，并未记载苗木由保利文物公司或者答辩人毁损，只记载了苗木已损害的事实，何子龙、敬华不能据此主张其苗木系保利文物公司或者遵义文广局毁损的事实；3．何子龙、敬华自述苗木受损时间为2014年冬，但其在2018年才提起诉讼，明显超过诉讼时效。何子龙、敬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保利文物公司、遵义文广局赔偿何子龙、敬华桂花树苗购买款共计105,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6月，何子龙、敬华在遵义市××××关山组村民处租赁约50亩土地，栽种桂花树苗。何子龙、敬华所租赁栽种的50亩桂花树苗的部分土地，属于遵义市新蒲村播州杨氏墓群保护与展示工程的施工区域。2012年9月10日遵义市中桥水库移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达市中移办（2012）2号会议纪要，该纪要明确苗圃场地上附着物、苗木补偿，2009年12月28日前形成的有证苗圃场按22,000元/亩计列补偿费，无证苗圃场按20,000元/亩计列补偿费；2009年12月28日以后抢种抢栽并达到或超过合理密植的苗、果按2,200元/亩计列补偿补助，达不到合理密植的按5元/株计列补偿。何子龙、敬华于2012年栽种的桂花苗被明确属于抢种抢栽，何子龙、敬华对此持有异议，故未与新蒲新区移民办就桂花树苗补偿费用达成一致意见。遵义市新蒲新区管理委员会为加快推进遵义市新蒲村播州杨氏墓群保护与展示工程建设，于2015年1月8日以遵义市文物局为业主与保利文物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双方约定遵义市文物局将遵义市新蒲村播州杨氏墓群保护与展示工程发包给保利文物公司，工期为90天。合同签订后。保利文物公司进场施工，施工地包括了何子龙、敬华租赁的部分土地。该工程于2015年4月10日竣工交付。何子龙、敬华因其所租赁土地上桂花苗的补偿问题多次信访。2015年1月20日，保利文物公司出具证明，证明因施工已将涉案部分桂花树苗损坏。2015年9月25日新蒲新区移民办与何子龙、敬华达成一致补偿意见，何子龙、敬华栽种的桂花苗，其中10亩，按20,000元赔偿，其余按2,200元赔偿，并将赔偿款20多万元支付给了何子龙、敬华。2018年1月4日，何子龙、敬华以移民办赔偿树苗的补偿费只是树苗搬迁费，保利文物公司、遵义文广局在施工中未告知的情况下损害其栽种的树苗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财产损害赔偿诉讼。另查明，遵义市文物局系遵义文广局下属机构，已于2017年11月撤销。一审法院认为：何子龙、敬华于2011年租赁中桥水库工程淹没区的土地栽种桂花树苗，经市中移办（2012）2号会议纪要，确定属于抢种抢栽，其所诉的树苗的征收费，已于2015年由新蒲新区移民办统一征收并给予了补偿。何子龙、敬华提出移民办赔偿树苗的补偿费仅仅是树苗搬迁费，与查明事实不符。对遵义市新蒲村播州杨氏墓群保护与展示工程，遵义市新蒲新区管理委员会以遵义市文物局作为业主，将该工程发包给保利文物公司承建，保利文物公司按照合同的约定进入施工区施工，保利文物公司、遵义文广局的施工行为与何子龙、敬华苗木损害后果，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并且二保利文物公司、遵义文广局与何子龙、敬华也没有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故何子龙、敬华以二保利文物公司、遵义文广局损害其栽种的树苗为由，要求赔偿树苗购买款105,000元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判决：驳回何子龙、敬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00元，由何子龙、敬华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除保利文物公司对原判认定的其施工造成桂花树苗毁损持有异议外，各方当事人对其余认定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何子龙、敬华所提保利文物公司、遵义文广局损毁其7.5亩共计52500株桂花树苗的事实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其一，何子龙、敬华二人就受损苗木株数问题提供了照片、证人证言以及保利文物公司出具的证明等三组证据。关于照片，该组照片难以判断拍照时间以及与本案地点上的关联性，即便系苗木毁损前状态，从照片中杂草、杂木丛生的状况亦可知苗木明显缺乏有效管护，亦不能有效体现苗木株数，更不能体现毁损苗木达到7.5亩的面积。关于证人证言，除证人谢某出庭作证外，其余证人均未出庭，而书面证言不符合证据形式要求，且何子龙、敬华提交的书面证言存在数份证言内容完全一致的情形，明显不能采信；在谢某的证言中，其并未陈述受损苗木面积，仅陈述了“每亩栽种了7000株”，另外，谢某陈述了“桂花苗是我安排去栽的”等内容。本院认为，单一证人的证言证明力一般较为薄弱，且证人所作苗木系其安排他人栽种的证言，若属实则与本案存在一定利害关系，若不属实则显然不能采信，故该证人证言亦不能采纳作为本案定案根据。关于保利文物公司出具的证明，其中载明的内容为“有桂花树苗已损害，所涉及的农户有：谢兴全、谢文春、谢典全、袁必春”，既不能证明苗木株数，也不能证明谢兴全、谢文春、谢典全、袁必春四户土地上苗木全部受到毁损的事实。其二，何子龙、敬华二人就侵权主体提供的证据仅有保利文物公司于2015年1月20日出具的证明，但其中载明的内容为“兹保利文物公司于2014年冬，进入遵义市新蒲村杨氏墓群保护与展示工程开始施工，在位于…位置进行保护施工，其中有桂花树苗已损害”，该内容并不清晰，存在歧义，不能得出苗木系保利文物公司毁损的解释结论。退一步讲，即便何子龙、敬华所提保利文物公司毁损7.5亩共计52500株桂花树苗的事实主张成立，何子龙、敬华诉请赔偿的主张亦不能成立。理由在于：何子龙、敬华主张苗木毁损时间为2014年冬，但在2015年9月二人却因水库修建淹没含何子龙、敬华本案主张树苗在内的苗木获得了政府补偿的二十多万元款项，何子龙、敬华辩称该款项为苗木搬迁补偿费用，但在本案有关征地补偿文件中并未言明此项费用仅为搬迁费用补偿，政府部门允许失地人员搬迁地上附着物的做法亦并不意味着补偿费用不针对地上附着物本身；同时，在新蒲新区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办公室对何子龙、敬华等人信访明确回复其苗木补偿标准为2,200元/亩后，又对其中10亩按照20,000元/亩进行差额补偿。况且，何子龙、敬华在2015年9月获得补偿时，按照何子龙、敬华二人的主张苗木已经毁损，不可能再行搬迁，故二人所提前述费用仅为搬迁费用的主张不符常理，存在逻辑矛盾，显然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何子龙、敬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00元，由何子龙、敬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露露审判员  付甫金审判员  任建毅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五日法官助理潘晓书记员张群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