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3民终79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程国民，男，1951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华蓥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代涛，四川丰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代奎，四川丰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红霞，女，1987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威远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富顺县裕仁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富顺县晨光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周祥禄，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刚，四川漆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元利，四川漆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屏山红彤彤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宜宾市屏山县屏山镇茗香路**。 法定代表人：吴红英，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上诉人程国民、吴红霞因与被上诉人富顺县裕仁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仁纺织公司）与及原审第三人屏山红彤彤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彤彤纺织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富顺县人民法院（2018）川0322民初14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程国民、吴红霞上诉请求：撤销富顺县人民法院（2018）川0322民初1412号民事判决，依法驳回裕仁纺织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裕仁纺织公司与程国民、吴红霞已经实际履行了双方于2015年11月27日签订的《租赁协议》”与客观事实不符，裕仁纺织公司实际履行的是与第三人签订的《租赁协议》，对拖欠的水、电、气费用计算错误。 裕仁纺织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解除程国民与裕仁纺织公司于2015年11月27日签订的《租赁协议》、2016年5月2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2.程国民、吴红霞支付所欠原告房租费300000元并承担逾期支付的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付清为止；3.依法判令程国民、吴红霞支付租赁期间所欠裕仁纺织公司垫付的电费：43033元；4.依法判令程国民、吴红霞支付租赁期间所欠裕仁纺织公司垫付的水费：6280.12元；5.依法判令程国民、吴红霞支付租赁期间所欠裕仁纺织公司垫付的气费：8312元；上述五项合计357625.12元；6.案件受理费由程国民、吴红霞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红彤彤纺织公司，成立于2016年3月31日，法人代表为吴红英，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8年5月17日，公司变更联络员备案为吴红霞。格路博纺织公司，成立于2012年8月28日，法人代表为吴德良，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程国民系公司监事。程国民与吴红霞系夫妻关系。 2015年11月27日，裕仁纺织公司（甲方）与程国民（乙方）签订了一份《租赁协议》，约定租赁标的情况为：甲方出租给乙方的厂房坐落在裕仁纺织公司，租赁范围包括纺场、布场主厂房及附属纺场设备、食堂、职工住宿楼。租赁期限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租赁期为5年。且双方约定，该厂房及设备每年的租金为人民币70万元（包括土地、房产税）。甲方授权代表人处签名为周祥禄，乙方授权代表人处签名为程国民。 2016年1月1日，裕仁纺织公司（甲方）与红彤彤纺织公司（乙方）签订了一份《租赁协议》，约定租赁标的情况为：甲方出租给乙方的厂房坐落在富顺县晨光工业园区（宋渡大桥旁），租赁范围包括厂区范围内的厂房、办公室、员工宿舍、门卫室等厂区范围内的设备设施。租赁期限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租赁期为5年。且双方约定，该厂房及设备每年的租金为人民币58万元。甲方授权代表人处为裕仁纺织公司公章，乙方授权代表人处签名为吴红英。 2016年4月16日，红彤彤纺织公司（甲方）与裕仁纺织公司（乙方）签订了一份《人棉纱加工合同》。 2016年10月9日，程国民向园区管委会、劳动局执法大队、园区派出所出具了《关于本人拖欠工资的说明》，材料中记载：“本人程国民，于2015年12月应裕仁纺织邀请，开始承包该公司。”说明人处为程国民的签名，签名处加盖手印。 2017年1月，程国民向园区管委会、劳动局执法大队出具的《关于本人拖欠工资的说明》，材料中记载“本人程国民，于2015年12月应裕仁纺织邀请，开始承包该公司。承包以来，因种种原因持续亏损，于2016年10月停止生产，现将本人停止租赁后的员工工资事宜作出说明……”说明人处为程国民的署名。 2018年1月31日，富顺县公安局《移送案件通知书》中载明：“程国民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经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依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赋予合同当事人在合同权益受到侵犯时，有依法要求对方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并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依法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根据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针对本案争议焦点，一审法院分析认定如下： 一、裕仁纺织公司与程国民是否于2016年5月21日签订了《补充协议》。针对该争议焦点，程国民、吴红霞提交了《补充协议》原件与2016年10月9日、2017年1月，程国民向园区管委会、劳动局执法大队出具的两份《关于本人拖欠工资的说明》，证明程国民曾针对该协议部分履行合同义务且程国民实际承租并使用裕仁纺织公司的厂房及设备，该《补充协议》的签订是客观事实。程国民辩称该《补充协议》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写，且该书面材料不具备合同的形式要件，即使该协议真实存在也是裕仁纺织公司与第三人租赁期间，第三人的经营需要，与其本人无关。一审法院认为，2016年5月21日的《补充协议》固然不符合合同的形式要件，且程国民否认协议上的名字是其本人所签，但裕仁纺织公司提交的两份《关于本人拖欠工资的说明》中，程国民均自认“于2015年12月应裕仁纺织邀请，开始承包该公司”且说明时间分别为2016年10月9日和2017年1月。由此可知，程国民是作为裕仁纺织公司的实际承租及使用人身份做出的说明，且程国民并未否认加盖手印的事实，故程国民辩称该《补充协议》与其本人无关的陈述不能成立，对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的客观事实，一是法院予以确认。 二、裕仁纺织公司与程国民间的《租赁协议》是否实际履行。裕仁纺织公司与程国民存在合法有效的《租赁协议》。针对协议的履行情况，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明该《租赁协议》已经实际履行。程国民辩称，裕仁纺织公司在与其签订《租赁协议》后，于2016年1月1日又与第三人签订了标的物为同一场地的《租赁协议》，导致了双方签订的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并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庭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一审法院认为，裕仁纺织公司与第三人间存在《租赁协议》是客观事实。但裕仁纺织公司提交的程国民于2016年10月9日和2017年1月向晨光园区管委会、劳动局执法大队出具的《关于本人拖欠员工工资的说明》中，程国民均自认其于2015年12月应裕仁纺织公司邀请承包该公司，因承包后种种原因持续亏损，于2016年10月停止生产，并就停止租赁后的拖欠员工工资的金额、原因及处理办法等作了说明。结合裕仁纺织公司提交的2016年5月21日，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可知，被告程国民是基于与裕仁纺织公司的租赁合同关系，即公司厂房及设备设施等的实际承租人及使用人身份，三次针对公司员工工资作出的说明或承诺，且说明时间均在双方租赁协议期间，故程国民的辩称不能成立。同时，裕仁纺织公司提交了程国民支付部分电费增值税发票，水、气费票据及租赁费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的证据，能够证明基于双方间的租赁合同关系，履行了交付其公司厂房及设施设备给被告，程国民因实际经营所需，支付合同相关租赁费及水电气费的情况。故裕仁纺织公司与程国民间的《租赁协议》已经实际履行，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三、裕仁纺织公司与程国民间的《租赁协议》停止履行的原因。结合庭审查明的案件事实，裕仁纺织公司与程国民间的《租赁协议》已停止履行。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解除与程国民于2015年11月27日签订的《租赁协议》及2016年5月2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程国民辩称，原告于2016年1月1日与第三人签订《租赁协议》且将同一标的交付给第三人经营的行为，导致了双方间的《租赁协议》已实际不能履行，故应认定双方间的《租赁协议》在裕仁纺织公司与第三人签订《租赁协议》且将同一标的交付给第三人经营时即解除。本院认为，双方存在合法有效的《租赁协议》且已实际履行。结合2017年1月，程国民向晨光园区管委会、劳动局执法大队出具的《关于本人拖欠员工工资的说明》中，程国民自认“因承包后种种原因持续亏损，于2016年10月停止生产”、“公司于10月中旬正式停产”的内容可知，导致双方间《租赁协议》停止履行的原因并非裕仁纺织公司与第三人签订的《租赁协议》，而是程国民因经营亏损，拖欠员工工资导致的。因此，对程国民的辩称，一审法院不予认可。 四、裕仁纺织公司与程国民是否均存在违约行为，若存在，违约责任应如何承担。裕仁纺织公司诉称其与第三人签订《租赁协议》是基于程国民、吴红霞是第三人红彤彤纺织公司的实际经营者，两份《租赁协议》都是与同一相对人签订的，且程国民并未按照《租赁协议》的约定，完全履行自己支付租金及水电气费的义务，构成违约。程国民辩称，裕仁纺织公司在与程国民签订《租赁协议》后，又以相同标的物与第三人签订《租赁协议》，导致双方间的合同并未实际履行，认为裕仁纺织公司构成根本违约。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庭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提交证据证明的义务。裕仁纺织公司认为程国民、吴红霞是第三人红彤彤纺织公司的实际经营者，但裕仁纺织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程国民、吴红霞与第三人红彤彤纺织公司之间存在法律上的主体混同，应由裕仁纺织公司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但是基于双方间合法有效且已经实际履行的《租赁协议》，被告有依照合同约定支付相关租赁费及水电气费的义务，逾期未支付的，构成违约。结合原告裕仁纺织公司提交的水、气费票据及租赁费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的证据，对裕仁纺织公司要求程国民支付逾期租赁费300000元，水费6280.12元，气费8312元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主张租赁费按中国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至付清为止的主张，因裕仁纺织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因程国民违约对其造成损失的证据，故对裕仁纺织公司租赁费的利息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裕仁纺织公司要求程国民支付尚欠电费43033元的主张，结合电费增值税发票、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及付款明细表，被告程国民实际用电金额为1066839元，已支付电费金额为1027246元，尚欠电费39593元，故应以实际计算的金额为准。因此，程国民应支付原告垫付的电费为39593元。因程国民与吴红霞系夫妻关系，且吴红霞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对程国民的经营活动不知情。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程国民与吴红霞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对程国民辩称裕仁纺织公司与第三人签订相同标的物的《租赁协议》，构成根本违约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裕仁纺织公司和第三人另行签订的《租赁协议》，并未影响双方《租赁协议》的履行，且导致双方间《租赁协议》停止履行的原因系程国民拖欠员工工资，经营亏损，故对程国民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五、裕仁纺织公司与程国民间的《租赁协议》是否应当解除。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承租人无正当理由未支付或迟延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承租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承租人逾期不支付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本案裕仁纺织公司有提出解除与程国民间租赁合同的权利。结合庭审查明的案件事实，程国民承租厂房及设备设施开设经营的公司已因种种原因亏损，于2016年10月中旬即停止生产至今，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对裕仁纺织公司要求解除与程国民于2015年11月27日签订的《租赁协议》及2016年5月2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富顺县裕仁纺织有限公司与被告程国民于2015年11月27日签订的《租赁协议》及2016年5月2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二、限被告程国民、吴红霞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拖欠原告裕仁纺织公司的租赁费300000元，水费6280.12元，电费39593元，气费8312元，共计人民币354185.12元。 本院二审中，吴红霞提交2016年6月25日吴红霞与裕仁纺织公司签订的《租赁协议》一份，拟证明双方是按该《租赁协议》实际履行。裕仁纺织公司质证认为双方并没有签订该《租赁协议》，且该《租赁协议》有改动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本院认为，吴红霞提交的《租赁协议》中甲方（出租方）授权代表人处没有签名，不符合社会生活常理，且该《租赁协议》中月租金3.8万元/月有明显改动痕迹，故本院对该《租赁协议》不予采纳。 本案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双方实际履行的哪一份《租赁协议》，租赁期间尚欠水、电、气费计算是否正确。 关于履行的是哪一份《租赁协议》的问题，因吴红霞提交的《租赁协议》不符合证据要求，且裕仁纺织公司对《租赁协议》不予认可，裕仁纺织公司与程国民间实际履行的是2015年11月27日签订的《租赁协议》，后因程国民经营亏损，双方口头上对该《租赁协议》中的租金调整为了58万元/年，并按此约定履行，程国民、吴红霞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水、电、气费计算是否正确的问题，程国民、吴红霞上诉主张计算有误，但未提交证据予证明，一审结合增值税发票、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及付款明细表，计算出程国民实际用电总金额后扣除已支付作为尚欠水、电、气费的处理并无不当，故程国民、吴红霞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程国民、吴红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464元，由上诉人程国民、吴红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品强 审判员  曾伟贤 审判员  周玉萍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八日 书记员  姜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