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9民终13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定海，男，1965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安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殷成洪，安陆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春波，男，1984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枣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舒向阳，湖北兆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杨家国，男，1960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卓，北京市京都(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定海与被上诉人谢春波、第三人杨家国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湖北省安陆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7日作出(2015)鄂安陆民初字第00457号民事判决，谢春波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审理后于2017年6月30日作出（2017）鄂09民终606号民事裁定，撤销安陆市人民法院(2015)鄂安陆民初字第00457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安陆市人民法院重审。重审期间，安陆市人民法院依法通知杨家国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于2018年5月22日作出（2017）鄂0982民初1423号民事判决，郭定海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定海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安陆市人民法院（2017）鄂0982民初1423号民事判决，改判谢春波转让19.1%的股权给郭定海并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2.本案的案件受理费及发回重审的案件受理费由谢春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查明的事实有差错和遗漏。1.有差错的事实是：一审认定“其余转账款498万余元及代杨家国偿还个人债务75万元，合计5730487.49元，属于其代替谢春波、杨家国偿还的债务”，是错误的。这498万元系代安陆市坤兴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坤兴公司）偿还了欠湖北银行安陆支行的到期债务，该清偿行为符合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特别约定”中关于“现公司”偿还“原公司”债务的约定，并根据双方的约定，郭定海除500万元外，其余转账498余万元应折算为16.6%的股权。2.有遗漏的事实是：第一、毛文芳的60万元欠款系2014年7月1日前坤兴公司所借，并非杨家国个人的债务。符合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特别约定”第2条的约定，即“原公司”债务或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前公司的债务。第二、郭定海分5次向坤兴公司转账9980487.49元，全部结清时间是2014年9月14日（见湖北银行安陆支行的证明，一审郭定海提供的证据七），郭海定还毛文芳欠款的时间是2014年9月10日，还何问波欠款的时间是2014年8月13日。第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1日作出的（2016）鄂民再186号民事判决书对郭定海提交的证据7的审核认定，充分说明了郭定海分5次向坤兴公司转账9980487.49元的事实、郭定海还毛文芳欠款的事实、郭定海还何问波欠款的事实，杨家国向郭定海表示过认可并同意郭定海代为偿还后转让相应股权给郭定海。这也是符合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第2款、第四条第2款的约定的。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因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有误，导致本案适用法律错误。谢春波二审答辩称，郭定海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关于35%的股权转让，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后成立并生效”、“本协议生效之日即为股权转让之日”的规定，判决谢春波向郭定海转让35%的股权，也就是说不管郭定海是否向谢春波支付股权转让金，合同成立并生效，谢春波就应当履行合同义务，并不是以郭定海是否向谢春波支付股权对价为依据作出的判决。而此前双方基于该协议约定的35%的股权已转让给郭定海。郭定海现重新主张19.1%的股权，应当经双方对公司债权、债务评估确认后再予以确定。2.郭定海混淆向坤兴公司转款就是代谢春波偿还公司债务和其他个人债务的行为。首先，《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特别约定第一款约定，本协议生效前公司所有的原材料及对外履行合同收益归谢春波所有，第二款约定，本协议生效前公司所有的债务和经济纠纷等债务由谢春波承担及用公司股份对该债务担保，如果不能及时偿还，现有公司代谢春波偿还后，现有公司按偿还债务数额折合股权转让给郭定海。该第二款违背法律规定，公司和个人是两个不同法律主体，如果公司还自己债务，最后却要将谢春波的股权转让给郭定海，明显损害公司股东权益，何况谢春波在合同生效前还有原材料和履行合同收益。依目前郭定海所举的证据看，还不能认定郭定海代公司偿还了转让股权后的公司债务。其次，郭定海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还了坤兴公司的债务，其还款用的钱是公司的钱，还的是公司的合法债务，本案在没有确认还款的性质，确认债务的法律文书，没有经谢春波认可的情况下，不能仅凭一张转款单、第三人的收条就认定该款是还的坤兴公司的债务。如果郭定海请求35%股权之外的股权，应当在股东之间进行结算，对公司的资产进行评估，核定公司的债务和应收债权。因为谢春波一直被郭定海排除在公司经营之外直到现在，四年之久，不知公司经营状况。最后，郭定海向坤兴公司转款的行为不能证明其是用自己的钱转的款，此款可能就是坤兴公司的应收账款，也可能是坤兴公司向郭定海的借款。故应该对坤兴公司经营期间的所有财务进行审计，确认债权债务数额，再来确定郭定海是否代为偿还过谢春波的债务或代为偿还原坤兴公司的债务。综上，请求驳回郭定海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杨家国二审陈述称，首先赞同谢春波的答辩意见，其次杨家国认为：1.郭定海对坤兴公司没有投入一分钱，其诉称的转给坤兴公司的988万余元的资金来源不是其本人的自有资金，而是以坤兴公司的名义所贷，由银行直接打到坤兴公司的账户，然后由坤兴公司还给中国工商银行。因此，该款不能视为郭定海的投资款。2.即便是郭定海向坤兴公司投资，其与坤兴公司之间只能形成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其无权向谢春波、杨家国主张股权。3.郭定海私自替杨家国偿还毛文芳、何问波75万余元，没有征得杨家国的同意和授权，且又非在毛文芳、何问波主张债权情况下的债务，该行为属于郭定海的恶意还债行为，目的系侵占他人股份。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郭定海一审诉讼请求：判决谢春波在已转让给郭定海坤兴公司35%股权的前提下，再转让给郭定海19.1%的股权，合计转让给郭定海54.1%的股权并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在庭审过程中，郭定海明确表示,因35%股权转让部分已经处理，其诉讼请求仅为要求谢春波另转让19.1%股权并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手续。一审法院查明，2014年7月1日，郭定海与谢春波、杨家国签订《协议》，谢春波、杨家国为该协议的甲方（转让方），郭定海为该协议的乙方（受让方）。《协议》第一条至第三条约定：甲方将其持有的坤兴公司35%股权作价1050万元转让给乙方，付款方式为乙方支付给甲方现金600万元，其余转让款待甲方处理完个人及公司对外债务后再支付给甲方或者由乙方代替甲方偿还其个人及公司债务，并约定本协议签字生效后，甲方有义务为乙方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等法律手续。《协议》第四条特别约定：“1.在本协议生效前坤兴公司现存原材料（砂、石及其他材料）归甲方所有，在本协议生效后按照市价折算给甲方个人或转为公司对甲方的借款；公司现对外履行合同中已完成的部分中应得的收益归甲方所有。2.本协议生效前公司所有的债务和经济纠纷，员工工资、各种税费等由甲方共同承担，并以甲方在公司拥有的股份对该债务担保责任，如果甲方不能及时偿还该债务，而现有公司代甲方偿还后，现有公司按偿还的债务数额折合股权（30万元每股），由甲方转让给乙方相应的股权数额。3.股本金所涉及土地、房产及全部设备，由甲方提供合法手续，承担法律责任，对未完结的问题由甲方全额承担。4.股权转让须经双方同意，甲乙双方对股权转让均有优先受让权。”《协议》签订后，郭定海支付给杨家国550万元，杨家国出具了收条。其后，郭定海通过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陆支行分5次转账到坤兴公司合计款9980487.49元,坤兴公司用于偿还公司所欠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陆支行债务。2014年9月10日和8月13日，郭定海以代替杨家国偿还个人债务的为由，分别还给毛文芳60万元、还给何问波15万元，合计75万元。郭定海主张，其转入坤兴公司998万余元中，除500万元系按《协议》约定支付谢春波、杨家国的35%股权转让款以外，其余转账款498万余元及代杨家国偿还个人债务75万元，合计5730487.49元，属于其代替谢春波、杨家国偿还的债务，应按照《协议》特别约定条款折合19.1%股权，由谢春波、杨家国转让给郭定海，郭定海因而诉至一审法院。另查明，1.坤兴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原注册股东为杨家国、易鹏（出资比例90%、l0%）；2014年5月19日，坤兴公司股东变更为谢春波、王新（出资比例90%、10%）；2014年8月12日，坤兴公司股东变更为谢春波、寇琼(出资比例88%、12%)；2015年3月19日，坤兴公司股东已变更为谢春波、寇琼、郭定海（出资比例53%、12%、35%）。2.2014年4月15日，杨家国与谢春波签订《代持股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为：杨家国将其占坤兴公司总股本90%的股份，交由谢春波代为持有；谢春波声明并确认，其仅依据本协议约定，以自己的名义代杨家国持有坤兴公司股份，该股份的实际所有人为杨家国，杨家国享有股东应当享有的所有权利并承担义务；在代持股期间，杨家国可以转让由谢春波代为持有的股份，谢春波在接到书面通知后，应当协助办理相关手续；谢春波为杨家国代持股，不收取任何费用，但因代持股产生的相关费用及税费由杨家国承担等。一审法院认为，郭定海与谢春波、杨家国签订的《协议》实际上约定了两部分事项，第一部分是《协议》第一条至第三条，针对将谢春波持有的坤兴公司35%股权转让给郭定海，并对转让价款、转让款支付方式、股权变更登记事项达成的协议；而第二部分即《协议》第四条特别约定条款，所约定事项则不是单纯的股权转让，而是合同双方对于《协议》签订前坤兴公司现存原材料归属、已完成的经营合同收益归属、公司债务的承担及不按约定履行债务的后果另行作出约定的协议。两部分协议约定的标的对象并不相同，也不是互为必要前提条件。其中第一部分35%股权转让事项，已经过一审法院（2014）鄂安陆民初字第01269号民事判决、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孝感中民二终字第00117号民事判决、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鄂民再186号民事判决另案单独处理，故本案中不再重复处理。本案仅对郭定海提出按照《协议》特别约定条款，其替谢春波、杨家国偿还债务后，谢春波、杨家国应当相应转让19.1%股权给郭定海的诉讼主张是否成立作出评判。《协议》第二条约定了35%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即部分转让款以现金支付，部分转让款允许采取转入坤兴公司或用于替谢春波、杨家国还账的方式支付；《协议》第四条特别约定条款中，也仅仅约定了由坤兴公司代谢春波、杨家国偿还债务时如何转让股权的事项，除此之外，《协议》中并未约定由郭定海提供资金代谢春波、杨家国偿还债务事项。郭定海向坤兴公司转账998万余元中，除去500万元付35%股权的转让款外，其余498万余元郭定海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系根据与谢春波、杨家国的约定而转入到公司的，属于郭定海单方转账行为，只能在其与公司之间形成民事法律关系，而不是其取得谢春波、杨家国股权所支付的对价。即使坤兴公司将郭定海转入的498万余元用于代偿谢春波、杨家国应负担的公司债务，也不等同于系郭定海代偿谢春波、杨家国的债务，《协议》未涉及由郭定海代为偿还债务内容。故，郭定海主张其替谢春波、杨家国偿还债务498万余元的事实不能成立，其向公司转账不是其应获得谢春波、杨家国股权的依据。《协议》第四条特别约定，协议签订前坤兴公司部分财产及收益归谢春波、杨家国所有，公司债务由谢春波、杨家国负担，约定归谢春波、杨家国所有的财产及收益可用于偿还其应负担的公司债务；同时约定，若由“现有公司”代谢春波、杨家国偿还债务的，则谢春波、杨家国应当转让相应股权给郭定海。从该条内容来看，《协议》约定谢春波、杨家国应负担的公司债务实际应当是总债务减去其应得财产和收益之后的净债务。可是，《协议》对于约定谢春波、杨家国应得财产、收益，以及应负担的债务均没有明确数额，使得谢春波、杨家国实际应负担的公司债务具体数额不确定，这就会出现两种可能的情况：一种可能情况是，如果谢春波、杨家国应获得的财产和收益以及5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三项的总和多于其应负担的公司总债务，则谢春波、杨家国当然不用转让股权。第二种可能情况是，如果《协议》约定的谢春波、杨家国应得财产、收益以及5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三项的总和少于其应当负担的公司总债务，而由坤兴公司代为偿还后，则公司与谢春波、杨家国之间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而不是郭定海与谢春波、杨家国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公司除法定的会计账簿外，不得另立会计账簿。”“对公司资产不得以任何名义开立账户存储。”若将公司资产登记或挂靠在股东名下，不仅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破坏公司资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同时也会损害股东的利益，此种行为违反《公司法》规定。因此，《协议》约定当坤兴公司代谢春波、杨家国偿还债务后，谢春波、杨家国应当转让相应的股权给郭定海，该约定违反法律规定，公司代为偿还债务后取得的债权应当归公司享有。关于郭定海提出其替杨家国偿还毛文芳、何问波债务合计75万元应当折合股权，由谢春波、杨家国转让给郭定海的诉讼主张，毛文芳、何问波与杨家国之间的债务是否真实应当经杨家国认可，或者经公证债权文书、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确认，方可由他人代为偿还。而上述债务既没有通过司法确认，也无证据证明杨家国向郭定海表示过认可并同意郭定海代为偿还后转让相应股权给郭定海，因此，郭定海自行代杨家国向毛文芳、何问波偿还债务无论是否属实，均不构成债务转股权的依据。即使是毛文芳、何问波将债权转让给郭定海，郭定海也只是能够取得债权而不能直接取得谢春波、杨家国的股权。综上所述，郭定海主张其为谢春波、杨家国偿还了债务，谢春波、杨家国应转让相应股权给郭定海，无足够证据证明该事实和理由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郭定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郭定海负担。二审期间，郭定海为支持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谢春波的股权冻结信息二份，时间分别为2015年3月19日至2018年3月18日、2018年5月21日至2021年5月21日，拟证明：冻结信息上没有显示有股权质押的情形。谢春波和杨家国二审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庭审质证，谢春波对郭定海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该证据是一份复印件，不能够反映谢春波目前的股权现状，且与本案无关联性。杨家国对对郭定海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1.该证据没有查封机关的印章，来源不明，真实性存疑。2.该证据显示的是2015年5月查封，而郭定海诉称向坤兴公司转账998万余元全部结清时间是2014年9月14日，该查封时间晚于银行贷款时间。故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不予认可。本院对郭定海提交的证据认证认为，该证据缺乏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采信。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郭定海通过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陆支行分5次转账到坤兴公司合计款9980487.49元,坤兴公司用于偿还公司所欠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陆支行债务”的事实中，“坤兴公司用于偿还公司所欠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陆支行债务”的事实，证据不足，二审不予确认。二审中，郭定海主张，其转入坤兴公司998万余元中，除500万元系按《协议》约定支付谢春波、杨家国的35%股权转让款以外，其余转账款498万余元及代杨家国偿还的75万元，合计5730487.49元，均属于其代替谢春波、杨家国偿还的坤兴公司的债务；但郭定海对于该主张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二审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郭定海向坤兴公司转账的9980487.49元中的498万余元及代杨家国偿还的75万元，合计5730487.49元，能否折合为19.1%的股权。本院认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已由生效法律文书进行了确认，合同内容也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对合同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该协议第四条第2款约定，本协议生效前公司所有的债务和经济纠纷，员工工资、各种税费等由谢春波、杨家国共同承担，并以谢春波、杨家国在公司拥有的股份对该债务担保责任，如果谢春波、杨家国不能及时偿还该债务，而现有公司代谢春波、杨家国偿还后，现有公司按偿还的债务数额折合股权（30万元每股），由谢春波、杨家国转让给郭定海相应的股权数额。同时，该协议第四条第4款约定，股权转让须经双方同意，甲乙双方对股权转让均有优先受让权。本案中，郭定海未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坤兴公司的债务是多少，郭定海替坤兴公司偿还的债务是多少，该转账资金系替谢春波、杨家国偿还的坤兴公司的债务，且谢春波、杨家国同意郭定海代为偿还债务的事实。郭定海向坤兴公司转账9980487.49元，扣减支付的35%的股权转让款后的余款498余万元的行为，只能形成其与坤兴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至于代杨家国偿还的75万元，郭定海无证据证明该偿债行为取得了杨家国的许可，且系坤兴公司的债务。故此，郭定海以其向坤兴公司转款及代杨家国偿债，共计5730487.49元为由，要求谢春波、杨家国向其转让19.1%的股权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郭定海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予以驳回，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上诉人郭定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石仁礼审判员  刘 铮审判员  胡 红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五日书记员  陈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