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赣07民终424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卢萍，女，1958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廖祖彬，男，1957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余支行，住所地：江西省赣州市。 负责人：李红山，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倪来华，该行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坚，该行职员。 上诉人卢萍、廖祖彬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余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大余支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上犹县人民法院（2018）赣0724民初4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卢萍、廖祖彬上诉请求：撤销上犹县人民法院（2018）赣0724民初426号民事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工行大余支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错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第3条罚息利率“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一审判决加收50%，显然增加卢萍、廖祖彬的债务负担，不利于还款。同时，一审法院在收到起诉状后，未向卢萍、廖祖彬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违反法定程序。一审法院未采取民诉法列举的几种送达方式，而简单的以卢萍、廖祖彬在工行大余支行签订的借款合同中的附件，认为卢萍、廖祖彬已认可送达地址显然与法律规定相悖。 工行大余支行辩称：上诉人没有还款也没有支付利息。上诉人投资的多收不回来是上诉人自己的问题，银行是按照法律规定开展工作的。综上请求维持原判。 工行大余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卢萍、廖祖彬立即偿还工行大余支行借款本金1785198.64元；2.判令卢萍、廖祖彬向工行大余支行支付截至2018年2月20日结欠的利息418648.09元，2018年2月21日起至贷款本息实际还清之日止按借款合同约定计算利息（包括但不限于罚息、复利等）；3.判决工行大余支行对其抵押房产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本案所有实现债权以及实现抵押权的费用由卢萍、廖祖彬承担。一审诉讼过程中，工行大余支行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为：判令卢萍、廖祖彬支付截至2018年5月20日的利息、罚息、复利共计475978.15元（含借期内的利息10416.08元、逾期罚息413355.56元、复利52206.51元）；自2018年5月21日起按年利率10.4325%计算利息及复利。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卢萍与廖祖彬于1983年9月6日登记结婚。2013年1月10日，卢萍以经营周转需要资金为由向工行大余支行申请贷款180万元，廖祖彬以卢萍配偶身份在《借款申请承诺书》以及《共同还款承诺书》中签字，承诺对卢萍所借款项愿意承担共同还款付息责任。同时，双方签订《抵押核实书》，卢萍、廖祖彬拟以其店面作为借款抵押。2013年1月29日，卢萍与工行大余支行签订《个人循环借款合同》，约定：循环贷款额度为1800000元，循环期限为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16年1月16日止；贷款用途为经营周转；贷款利率为贷款期限一年（含）以下的，执行本合同利率，不分段计息；贷款期限在一年以上的，自每次基准利率调整之日的次年1月1日开始，按该次调整后的基准利率（如基准利率在一个日历年度内经两次或两次以上调整的，以该日历年度内最后一次调整的基准利率为准）及借款凭证记载的利率浮动比例确定并执行新的利率；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日期偿还的贷款，贷款人有权按罚息利率按日计收利息；对不能及时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罚息利率为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加收50%确定；还款方式为按月付息，一次性还本。 同日，卢萍、廖祖彬与工行大余支行签订《个人借款最高额抵押合同》，以登记在廖祖彬名下的房屋以及登记在卢萍名下的店面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登记债权数额为180万元。双方在合同中约定：担保的主合同和主债权为:自2013年1月29日起至2016年1月16日期间，在人民币180万元的最高余额内，工行大余支行依据卢萍、廖祖彬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而享有的对借款人的债权，主债权的金额和期限依主合同之约定；担保范围为：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以及实现抵押物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但实现抵押物权的费用应首先从抵押物变现所得中扣除，而不包括在上述最高余额内。 2015年3月13日，卢萍依据上述合同约定，再向工行大余支行借款180万元用于经营周转，并与工行大余支行签订《个人贷款委托支付协议》，工行大余支行依约定向卢萍发放了贷款180万元，借款到期日期为2016年3月13日、借款执行利率为6.955%。同日，卢萍、廖祖彬再次向工行大余支行出具《抵押核实书》，并在该《抵押核实书》中载明本次抵押金额为180万元。借款到期后，卢萍未能按约定偿还借款本息。截至2018年5月20日，卢萍仍欠工行大余支行借款本金1785198.64元、借期内结欠的利息10416.08元、借期外按照罚息利率计算的利息413355.56元。经大余工行多次催收，卢萍、廖祖彬未能按约定向工行大余支行偿付借款本息，工行大余支行遂于2018年4月23日诉至一审法院，并请求判如诉请。 一审法院认为，工行大余支行与卢萍、廖祖彬就借款事宜签订的《个人循环借款合同》《个人借款最高额抵押合同》均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卢萍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构成违约，理应承担违约责任。廖祖彬作为卢萍的配偶，该债务发生在其婚姻存续期间，且廖祖彬向工行大余支行出具《借款申请承诺书》及《共同还款承诺书》，承诺对卢萍向工行大余支行以上述合同所借款项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工行大余支行要求廖祖彬与卢萍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有关规定，逾期罚息利率可在原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本案借款合同中约定的逾期还款利息加收50%的条款符合上述规定。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及《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对贷款期内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按贷款合同利率计收复利，贷款逾期后改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复利的计算基数应仅为正常利息即合同期内的应付利息，不包括逾期利息。因此，对贷款期内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按贷款利率计收复利及对贷款逾期后计收罚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逾期罚息计收复利，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也即，对于工行大余支行要求卢萍、廖祖彬偿还截至2018年5月20日的仍欠借款本金1785199元、借期内结欠的利息10416元、逾期罚息413356元，三项合计2208971元（小数点四舍五入）；借款本金1785199元从2018年5月2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10.4235%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工行大余支行诉求截至2018年5月20日以借期内的利息以及逾期罚息之和为基数计算的复利52206.51元，尚欠利息自2018年5月21日继续以年利率10.4235%计收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调整为借期内结欠利息10416元从2016年3月13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10.4235%计算复利，对于工行大余支行诉求超出该数额部分的复利，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抵押权人实现最高额抵押权时，如果实际发生的债权余额高于最高限额的，以最高限额为限，超过部分不具有优先受偿的效力；如果实际发生的债权余额低于最高限额的，以实际发生的债权余额为限对抵押物优先受偿。工行大余支行与卢萍、廖祖彬于2013年1月29日签订《个人借款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以登记在廖祖彬名下的房屋以及登记在卢萍名下的店面向工行大余支行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担保的债权包括自2013年1月29日至2016年1月16日期间在人民币180万元的最高余额内，工行大余支行与卢萍、廖祖彬签的个人借款/担保合同而享有的对借款人的债权，担保范围为：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但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应首先从抵押物变现所得中扣除，而不包括在上述最高余额之内，双方并办理了抵押登记，登记的债权数额亦为180万元。故如卢萍不能偿还上述债务，工行大余支行有权以上述房屋折价或拍卖、变卖的价款优先受偿，但工行大余支行的优先受偿额以180万元及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申请费合计29430.77元限额范围内为限。工行大余支行虽然主张双方约定的系最高本金余额180万元，但是该主张与双方在合同中的约定不符，工行大余支行也未能就该主张进行举证，故而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工行大余支行超出180万元及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申请费合计29430.77元限额范围之外要求实现抵押物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卢萍、廖祖彬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与诉讼，视为其放弃质辩权，因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 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三条第二款、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卢萍、廖祖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偿还原告工行大余支行借款本金1785199元，2018年5月20日之前结欠的借期内利息10416元、罚息413356元，三项合计2208971元；并支付复利以及2018年5月21日以后的利息（复利以借期内的利息10416元为基数，从2016年3月13日起按年利率10.4235%计收至清偿之日止；2018年5月21日以后的利息，以借款本金1785199元为基数，从2018年5月21日起按年利率10.4235%计收至清偿之日止）；二、原告工行大余支行对登记在被告廖祖彬名下的房屋以及登记在被告卢萍名下的店面的协议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1800000元及本案诉讼费29430.77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三、驳回工行大余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430.77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二项合计29430.77元，由被告卢萍、廖祖彬共同承担，限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相符。 本院认为，卢萍与工行大余支行签订的《个人循环借款合同》明确约定“罚息利率为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加收50%确定”，且该约定未违反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一审根据双方的约定，判决罚息利率为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加收50%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卢萍、廖祖彬提出“一审判决加收50%，显然增加卢萍、廖祖彬的债务负担，不利于还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卢萍、廖祖彬提出送达程序违法的问题，经查，卢萍、廖祖彬与工行大余支行签订的《个人循环借款合同》时，同时签署了《送达地址确认书》，一审法院根据《送达地址确认书》载明的地址，向卢萍、廖祖彬邮寄发送了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民事诉讼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因受送达人自己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受送达人本人或者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的规定，一审法院向卢萍、廖祖彬发送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邮寄件被退回之日应视为本案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民事诉讼文书送达日。综上所述，卢萍、廖祖彬提出一审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430.77元，由上诉人卢萍、廖祖彬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蒋桥生 审判员  任 琰 审判员  张 璐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书记员  刘 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