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53民终11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淑娟，女，1970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罗定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健，男，1968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罗定市。上列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名北，男，1954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罗定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添健，男，1993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罗定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姜永杰，男，1992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罗定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志辉，男，1992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罗定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维良，男，1997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罗定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申铭，男，1992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罗定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莫衍，广东军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颖怡，广东军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锭愉，女，1998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罗定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家彬，男，1995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罗定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思敏，女，1995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罗定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定市浩斯酒吧，所在地：罗定市罗城街道沿江四路117号之一、之二第一、二层。负责人：谭良基。上诉人刘健、李淑娟因与被上诉人吴添健、姜永杰、徐志辉、罗维良、邓申铭、何锭愉、廖家彬、陈思敏、罗定市浩斯酒吧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罗定市人民法院（2017）号粤53**民初2926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健、李淑娟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7）粤5381民初2926号民事判决。2、依法判令被上诉人连带赔偿给上诉人594333.6元。3、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以及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对于刘荣培的死亡原因，根据公安机关及笔录已经证实其在酒吧饮酒的情况。事情经过是在8月22日晚上，吴添健与另外的朋友在罗定市浩斯酒吧点好酒再喝，一个小时后刘荣培到场，吴添健用微信叫陈思敏到场，并叫朋友搭陈思敏到酒吧。监控视频显示23日凌晨1：28：14，该时间段刘荣培在沙发上晕倒跌落地，廖家彬第一时间过去扶起刘荣培，并按人中。吴添健在酒吧门口发现刘荣培呕吐，并有一堆呕吐物。凌晨2时许，梁其媚接到刘荣培的电话，十多分钟后，吴添健开车送刘荣培回家。刘荣培在回家途中没有出声，回到房间后，梁其媚看到刘荣培面色不对，在擦身的时候发现刘荣培冒冷汗，当即打电话叫救护车。救护车到时刘荣培已经无反应。出诊医生、护士及出车司机可以证实，救护车调动时间是2017年8月23日凌晨2：37：55，出车时间是2017年8月23日凌晨2：42：15，刘荣培在救护车没有到的时候已经死亡。吴添健及廖天源送回家之后，救护车到达之前为死亡时间。刘荣培死亡原因是酒精中毒，视频显示凌晨1：28：14，刘荣培已经从沙发上跌落，廖家彬扶起，而同桌的其他人员无动于衷，该点在廖家彬的答辩状及公安笔录中有相应的记载。吴添健出到浩斯酒吧门口等待了半个小时后叫廖天源开车，吴添健抬刘荣培的双脚，廖天源抬头，抬进小车后座，回家途中刘荣培一直在后座呕吐。到家后，吴添健抬刘荣培的双脚，廖天源抬头抬上三楼房间，同样是吴添健抬，抬上楼的过程中是闭着眼睛没有出声的。综上，说明了刘荣培当时喝醉了酒，且是超量喝酒，导致其死亡的原因。同桌喝酒的人员在护送刘荣培回家之后，没有告知刘荣培家属喝酒的情况。（二）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错误以及认定事实不清的情形，依法应当撤销原判决。（1）上诉人儿子刘荣培的死亡原因明确，并不存在原审所述“死因存疑”的情况，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在一审提交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两份，足以证实上诉人的儿子刘荣培的死亡原因是：急性心肌梗塞、急性酒精中毒。上述两份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分别加盖罗定市公安局的公章、罗定市××十字会医院的公章。在罗定市××十字会医院出具的这份医学证明（推断）书上，同时还有当晚参与抢救的医生签名。该名医生依法取得医师资格证，具有临床医学经验，其有资格对刘荣培作出死因认定。一审认为，“由于刘荣培死亡后，未依法定程序作出死因司法鉴定。因此，刘荣培死亡的真实原因还未能依法确定”，那么何为法定程序？依据的又是哪一条法律法规？根据一审法院的逻辑，是自然人死亡后，必须对尸体进行解剖才能明确死亡原因。尸体鉴定，包括尸表检验和尸体解剖，是指运用法医病理学的理论和技术，通过尸体外表检查、尸体解剖检验、组织切片观察、毒物分析和书证审查等，对涉及与法律有关的医学问题进行鉴定或推断。其主要内容包括：死亡原因鉴定、死亡方式鉴定、死亡时间推断、致伤（死）物认定、生前伤与死后伤鉴定、死后个体识别等。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04条规定：“对于死因不明的尸体，公安机关有权决定解剖，并通知死者家属到场。”而在本案中，上诉人及其他亲属发现刘荣培去世后，当即报警，罗城派出所介入对刘荣培死亡时间的调查。通过调查，罗定市公安局认为死者刘荣培死因属于自然死亡，即不是自杀或他杀。由于罗定市××十字会医院的医生已经明确刘荣培死因是急性心肌梗塞、急性酒精中毒，本案刘荣培的尸体并不属于前述104条所述的死因不明的尸体，因而不存在解剖的必要性。本案死者刘荣培于2017年8月23日死亡，于2017年10月2日火化，由此可知其尸体在罗定市殡仪馆存放一个多月，而罗定市公安局也没有要求对其尸体进行解剖鉴定，证明罗定市公安局也确认了刘荣培的死因，并不需要对刘荣培尸体进行解剖。法医与普通的医生同样具备医学知识，普通医生在查看刘荣培的病情后明确死者刘荣培的死因，其作出的判断与法医作出的鉴定无差异性。在本案中，没有相反证据证实刘荣培死因存疑的情况下，法院应当采信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而一审法院认为“刘荣培死亡的真实原因可能因饮酒、自身疾病或者因饮酒、自身疾病原因两者结合或其他原因所致”，实际上是在没有任何证据证实死因存疑的情况下推测的，上诉人认为证实刘荣培死因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已达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的采信规则，一审因此存在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认定被上诉人“相互之间并没有因先行危险行为而产生的义务”，属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吴添健、姜永杰、徐志辉、罗维良、何锭愉、邓申铭、廖家彬、陈思敏作为当晚相约在酒吧玩耍的伙伴，不论是否一起喝酒，在明知刘荣培饮酒后出现异常的情况下，既没有第一时间将刘荣培送院治疗，也没有第一时间告知上诉人及其他家属其在酒吧玩耍时身体出现过异常的事，导致刘荣培失去及时的送院治疗救助，最终导致刘荣培丧生。涉案被上诉人在席间玩猜拳、玩骰子等游戏，输的喝酒，实际上相当于一种竞酒的行为，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增加了玩输方多饮酒的风险。上诉人认为，涉案的八名自然人被上诉人在有能力尽必要的警告、照顾、保护等特定义务的情况下，没有尽可能地劝阻、制止当晚输游戏较多的刘荣培饮酒，实际上该八名被上诉人相互之间已经具有先行危险行为而产生的义务。同时，最为重要的一点，作为席间玩耍的玩伴，在刘荣培出现过翻白眼、短暂不省人事后，并没有将其送院治疗，也没有任何一名被上诉人在将刘荣培送回家中告知其家属刘荣培在酒吧身体出现异常的情况。综合被上诉人的种种行为，上诉人认为席间相互玩游戏、输者罚酒这一游戏规则便是创设了席间玩耍人员的危险，在创设这一危险后，涉案被上诉人并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本案刘荣培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3）一审没有认定被上诉人吴添健是当晚到酒吧玩乐的组织者，属认定事实不清。根据吴添健以及涉案部分被上诉人在派出所做的笔录，可知当天是吴添健叫刘荣培订台的，吴添健是当晚相约刘荣培以及涉案被上诉人到酒吧玩乐的组织者。作为组织者的吴添健，在送完刘荣培回家后，继续回到酒吧与席间的朋友玩乐，在该卡座中属于比较迟离开酒吧的，由此也说明吴添健是当晚在酒吧玩乐的组织者。（4）一审在审理过程中遗漏查明必要事实，属认定事实不清。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并没有审理查明涉案被上诉人所见的刘荣培晕倒时的表情以及身体反应、没有审理查明在刘荣培倒地后各做了哪些行为，这些事实的查明对认定涉案被上诉人是否存在过错极具必要性。（三）涉案的八名同宴被上诉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死者刘荣培应承担侵权责任。我国现行法律中，对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虽限定为“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但在酒吧共同玩耍的玩伴负安全保障义务，为诚实信用原则及共序良俗的要求，对此，可通过扩张解释、目的解释的民法解释方法，甚至以法律漏洞补充的方法加以解决。收益与风险相一致，是安全保障义务设置的法理依据之一。从行为性质上看，在酒吧共同玩耍时处于法律层面之外的纯碎生活事实，在生活中仅起到沟通、联络感情的作用，是一种情谊行为，参与人不以此获得利益。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尽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要求并没有过高，符合案件实际情况。（四）被上诉人浩斯酒吧在本案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侵权责任。浩斯酒吧作为经营主体，酒吧内安装视频监控，理应由专人留意酒吧内现场情况，随时应对突发事件。通过派出所调回的酒吧内事发当晚的监控视频，可以发现，刘荣培晕倒后至少七八人围着其本人，对于出现这一突发情况，没有任何酒吧工作人员上来问候情况，没有任何酒吧工作人员拨打120叫救护车将刘荣培送院治疗，表明该酒吧缺乏处理突发应急事件的经验，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浩斯酒吧应承担本案赔偿责任。综上，望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判如所请。被上诉人姜永杰、徐志辉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恰当，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吴添健书面答辩称：1、维持（2017）粤5381民初2926号民事判决。2、依法驳回上诉人对吴添健连带赔偿的诉讼请求。3、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由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刘荣培死因不明确，无法确定，上诉人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证实刘荣培是参与聚会、饮酒而死亡。上诉人在一审的时候提交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两份，并不能证实刘荣培是因喝酒或者酒精中毒致死亡，该死亡医学证明上有诊断医生签名，但普通医生虽然具有医学知识，但不是具有资质的依法鉴定人员，医生也没有出具相关司法鉴定文书的权利，且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只是一个推断，没有明确死因，只能称是自然死亡，一般居民因突发事件死亡后，公安局都会出具这样的文书，只能证实公民已经死亡，是程序上的做法。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本是本案实质诊断的内容。另外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里面死因有两个：急性心肌梗塞或者是急性酒精中毒，刘荣培因急性心肌梗塞并不排除，而酒精中毒的可能性不大，从酒驾入刑的案件中，酒驾的人酒精含量是108mg/100ml、160mg/100ml都没有构成酒精中毒并致人死亡等现象，而从上诉人一审提交的云浮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检验报告、鉴定意见告知书里面检验出刘荣培心血中乙醇含量只有147.6mg/100ml，该乙醇含量远远未达到酒精中毒的说法。再者吴添健送刘荣培回家的时候，刘荣培还在车上打电话给他女朋友到他家楼下接他，由廖天源与吴添健的公安询问笔录可以证实当时刘荣培回家的时候是清醒。上诉人对刘荣培死因不明确负有举证不能的责任，本案死者刘荣培于2017年8月23日死亡，于2017年10月2日进行火化，为何这段时间不去进行死因鉴定或者要求公安局的法医进行尸体解剖鉴定？根据《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十条规定：“凡发生医疗事故或事件、临床诊断不明确死亡原因的，在有条件的地方必须进行尸检，尸检应在死后48小时内进行，医疗单位或者病院家属不拒绝进行尸检，或者拖延尸检时候超过48小时、影响对死因判定的，由拒绝方负责”，又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患者死亡，双方对死因不能确定，或者存在死因异议的，应当进行尸检”，所以本案上诉人未依法经过法定程序对死者刘荣培进行尸检，所谓的法定程序是：“依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限定的期间、在特定的阶段、国家机关或者有关单位及公民依法履行职责，针对某一事项进行具体的处理、步骤和方法，有不可逆转的特性”，上诉人称罗定市××十字会医院的医生已经明确刘荣培的死因，但该医院的医生的职责不是在法定程序的范围内，所以上诉人对刘荣培的死因不明确也存在过错责任。（二）吴添健不是当晚到酒吧玩乐的组织者，吴添健出于善良、人道主义安全送刘荣培回到家中。吴添健不是相约到酒吧饮酒、玩耍的组织者。因刘荣培与酒吧老板较熟悉，吴添健叫刘荣培订台的目的是为了可以打折，不是组织者。一审诉状中上诉人也自认订台者是刘荣培，刘荣培发信息给其他被上诉人，叫其中一个被上诉人到来饮酒，当晚饮酒也不是吴添健所付款买单的，吴添健及各被上诉人在公安询问笔录中也说到上述情况。（三）吴添健与各被上诉人及死者刘荣培之间的聚会不属于群体性活动，不存在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不应当负侵权责任。没有法律规定成年人不能喝酒，也没有法律规定不能多人共饮，刘荣培作为一个成年人，应有自己的控制意识，知道饮酒带来的后果。当晚在罗定市浩斯酒吧的卡5座只有两支芝华士洋酒，没有其他酒类饮品。可以查实各被上诉人在公安的询问笔录，其余被上诉人有的是相约而来，有的是自邀而来，不是有目的，有计划的聚会或者是群体性活动，所谓群体性活动是公开面向社会，且参加人数较多的，本案吴添健及各被上诉人与死者刘荣培之间知识进行正常的娱乐活动，其余几个被上诉人都没有醉酒现象，刘荣培也参与到其他席间饮酒，至于刘荣培到别的酒席到底是否被劝酒，到底喝了多少酒，不在吴添健的义务范围内，刘荣培这种不自控过量饮酒行为，应当是自负风险的行为。从酒吧的视频监控录像中可以看出，死者刘荣培在临离开酒吧前是清醒的，可以玩手机、打电话等活动，知道吴添健送死者刘荣培回家的整个过程刘荣培也是清醒的。刘荣培回家后的照顾应该是其家人的责任，而且死者的女朋友是当护士的，作为专业的医务人员，如到楼下见到刘荣培身体不适为何不做紧急救护措施，也不打120叫救护车，而是扶死者刘荣培回到房间中，其女朋友在公安询问笔录中也反映刘荣培回到家中有应答的反应，何为上诉人所称的翻白眼、呕吐、一直昏迷不醒的情况？至于后来在家中死亡与吴添健没有关系，死者的家人对其死者的救助及照顾负有责任。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对吴添健赔偿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邓申铭书面答辩称：1、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作出判决公正，应予以维持。（一）本案刘荣培的死因无法确定，上诉人无法证实刘荣培死因与喝醉行为具有因果关系。首先，公安机关经初步立案侦查发现刘荣培死亡时间可以排除他杀，公安机关可以确定刘荣培死亡不是刑事案件，公安机关无需启动刑事侦查程序对刘荣培尸体进行解剖，上诉人称由于公安机关没有对刘荣培尸体进行解剖，刘荣培不是属于死因不明没有事实依据以及法律依据；其次，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并没有确定刘荣培死亡的真正死因，且两份推断书均存在真实性、关联性瑕疵，两份死亡推断书也不是司法鉴定书，不足以证实刘荣培死亡的真实原因，既然刘荣培的死因无法确定，则不能认定刘荣培是喝酒致使，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最后，在刘荣培死亡后，上诉人亦没有主动申请有关单位对刘荣培的死因进行鉴定，可见其亦深知刘荣培不是死于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中记载的死亡原因：急性心肌梗塞、急性酒精中毒，否则必定对刘荣培死因申请进行鉴定。另一方面，本案可以排除刘荣培是因急性酒精中毒而死亡。根据《鉴定意见告知书》【罗公（罗城）鉴告字[2017]第9001号】，检出刘荣培心血血液乙醇含量为147.6mg/100ml，未达常人致死量（医学常识常人致使量为：250mg/100ml至500mg/100ml），故刘荣培血液乙醇含量远远未达致死量，不足以证实其是因酒精中毒死亡。（二）刘荣培案发时没有发生任何的危险或者陷入危险的境地，邓申铭在法律上没有注意义务。1、现有证据视频资料、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等均证实，各被上诉人由其是邓申铭不曾极力要求刘荣培喝酒，刘荣培在席间大部分时间是自斟自饮、并离场与他人喝酒的时间较长，邓申铭与其他被上诉人并没有劝刘荣培喝酒，席间，刘荣培一直清醒。从这一过程上看，刘荣培虽然喝酒了，但没有喝多（每个人对酒的承受力是不同的），不是处于无意识或醉酒状态，且刘荣培女朋友作为一名专业医护人员的判断均认为刘荣培是情形的（刘荣培女朋友作的笔录证实），故各被上诉人作为普通的公民，有理由相信刘荣培未醉酒、一直头脑清醒，各被上诉人亦没有任何的注意义务。2、现无任何证据证实刘荣培出现翻白眼、短暂不省人事的情形或其他刘荣培喝酒后出现异常的情形，不能按照有利于上诉人内心利益进行推断。3、刘荣培由始至终均清醒，不存在醉酒的情形，经常玩手机，经常自行离台，刘荣培由始至终的行为符合一个未达醉酒人员的行为特征，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邓申铭以及其他被上诉人均不可能认知到或刘荣培自行表现其已经醉酒或者处于不清醒状态。（三）本案不适用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邓申铭对本案并不存在过错，无需对本案承担任何责任。首先，侵权责任是一种过错责任，邓申铭在本案中不存在过错。一审庭审过程中，各被上诉人均承认几乎与邓申铭不认识，邓申铭不是喝酒时的组织者或者策划者，邓申铭只是参与喝酒，不是侵权行为人，上诉人要求邓申铭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依据以及法律依据；其次，公民的法律责任和法律义务不能泛化，不能与社会的正常交往活动相抵触。宴请喝酒是社会交往的一种正常活动，不能因请他人喝酒或者在一起喝酒本身而负担法律义务，从而承担法律责任。本案刘荣培是自行到来喝酒，没有受任何人的邀请，由于邓申铭不认识刘荣培，但有他人认识刘荣培，邓申铭不是邀约者以及组织者，刘荣培自行到来喝酒从情理上说是不应当阻止也无法阻止其喝酒的，这才是一种正常的社会交往活动。并且由于宴请与接受宴请在社会交往中普遍存在，如果在社会交往中，相互之间无论关系如何，只要一端起酒杯喝酒，不特定的相互人之间就有了法律上的责任和义务，这显然有悖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亦违背了《侵权责任法》责任自负的精神。若单纯地认定共饮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将会导致认定自然人的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的泛化，其判决结果必将与社会的正常交往相抵触；最后，本案不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本案不是群众性活动（群众性活动指的是大型集会活动，通常是众多的不特定人群参与），本案参加人员均是某一原审被上诉人或者刘荣培的朋友，邓申铭与各被上诉人之间、刘荣培之间只是简单的消费娱乐活动，现有证据证实邓申铭在此次喝酒活动中根本不存在过错，无需承担任何责任；最后，在喝酒活动结束时，吴添健已同刘荣培叫来的朋友一起把刘荣培送回家，交由其亲人照料，已尽到合理的安全照顾义务。各被上诉人对本案均不存在过错，无需承担侵权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作出判决正确，应予以维持。被上诉人何锭愉书面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1、上诉人认为刘荣培死亡原因明确，不存在一审法院所述“死因存疑”的情节，理据不足。理由如下：①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只是一个可能性的结果，是对刘荣培死因的不确定性的判断，不能明确刘荣培具体死亡原因。②罗定市公安局没有要求对刘荣培尸体进行解剖鉴定不能证实罗定市公安局已确定刘荣培的具体死因之间，两者之间没有关联性。③普通医生不等同法医。法医是国家司法鉴定人的一种，相对于临床医生只专注于活体医学，现代中国法医把“活体医学”和“死亡医学”两者同时作为研究对象。法医运用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以及相关的刑事科学技术、司法鉴定技术对与法律有关的人体（活体、尸体、精神）和犯罪现场进行勘察鉴别并作出鉴定的科学技术人员。普通医生只专注于活体医学，故普通医生作出的判断不能代替法医鉴定。2、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相互之间并没有因先行危险行为而产生的义务”属认定事实错误，理据不足。理由如下：①在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中：2017年8月23日01:28:12，刘荣培在看手机过程中从沙发上倒在地上，包括何锭愉在内的同桌及邻桌人员对刘荣培关心问候。刘荣培清醒后继续在沙发上看手机；刘荣培离开卡座时神志清醒，刘荣培离开卡座之后，再也没有在卡座与何锭愉及其他被上诉人喝酒娱乐。该事实是一审法院根据视频记录内容、其他书证、当事人的陈述并结合日常经验法则客观认定的，印证了刘荣培晕倒起来后身体并无异常、神志清醒，没有产生先行危险行为。②当事人之间在酒吧娱乐消费未创设其他人员的危险。一方面这只是普通的娱乐消费活动，另一方面何锭愉与其他被上诉人及刘荣培相互之间没有强迫喝酒行为。③其中的被上诉人将刘荣培送回上诉人家中，交由其亲人照料，何锭愉及其他被上诉人已尽到合理的安全照顾义务。3、何锭愉对刘荣培的死亡无需承担责任。上诉人认为何锭愉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死者刘荣培应承担侵权责任，理据不足。理由如下：①刘荣培是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知道过量饮酒会对身体带来的危害，在娱乐场所进行娱乐活动，应根据自身身体条件适度控制，对于事件的发生，刘荣培应负全部责任。②娱乐期间，何锭愉没有喝酒、没有劝刘荣培喝酒，也并非组织者。根据《侵权责任法》行为人因为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承担侵权责任。上诉人在一审期间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何锭愉对刘荣培的死亡存在过错。在二审期间，上诉人也没有提供新证据证明何锭愉对刘荣培的死亡存在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何锭愉对刘荣培的死亡无需承担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的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廖家彬书面答辩称：其并未邀约刘培荣饮酒，仅仅是在酒吧偶然相遇，相做邻桌，也未敬酒、劝酒，其意外死亡与廖家彬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廖家彬对其死亡无过错。因此，请求驳回上诉人对廖家彬的赔偿请求。具体理由如下：（一）廖家彬并未邀约刘培荣饮酒，与刘培荣偶遇且并不同桌，完全属于不同的酒宴场合。根据我国的《民法通则》、《民法总则》及《侵权责任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对刘培荣的意外死亡承担法律责任的前提是，共同饮酒的同伴对刘培荣的死亡结果存在过错，包括同伴在饮酒中不顾受害人的酒类不断劝酒、在受害人醉酒或者过量饮酒后不提供任何救助等。但是，本案最为重要的客观事实是廖家彬并没有邀约被害人一同饮酒，也未与被害人同桌饮酒，仅仅是在酒吧偶然相遇，相做邻桌而已，完全属于不同的酒宴场合。也就是说，廖家彬根本没有与刘培荣一起饮酒，双方在各自酒桌上，属于不同的酒宴场合，并无交集。而且，廖家彬没有跨桌敬酒、劝酒，事实上，廖家彬根本不知道刘培荣究竟喝了多少酒。不得不强调的是，法律义务的产生是有法律前提的，即邀约刘培荣饮酒、与其同行相伴饮酒的人因为邀约、共同饮酒的先行为，产生了照顾受害人的后义务，如果先行为并不存在，则不可能产生照顾、救助的法律义务。本案的客观事实已经十分清楚，廖家彬没有邀约和被邀约、没有共同赴宴、没有同桌饮酒，完全是一个场地之下的两个不同酒宴场合，廖家彬也不了解刘培荣饮酒的实际情况，因此，是不应当强加给廖家彬照顾和救助的义务的。简言之，刘培荣的意外身亡，与廖家彬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二）不能因廖家彬与刘培荣相识，就强加法律义务给廖家彬。需要强调的是，廖家彬与刘培荣虽然相识，但廖家彬并不是刘培荣一桌的组织者和参加者，与刘培荣相识，并不能成为法律义务产生的理由。廖家彬与刘培荣虽然在酒吧偶遇，但是分属不同的宴请，分坐不同的桌子，因此，不能因为刘培荣醉倒后，廖家彬是恰巧同在酒吧现场的熟人，就不论廖家彬是否一起饮酒、是否了解情况，就强加给廖家彬法律责任和义务。这是极不公平的做法。事实上，廖家彬对刘培荣在酒吧晕倒的事实不存在任何的原因力和作用力，其当天的行为与刘培荣回家后死亡的结果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三）廖家彬在自己能力范围已经尽到了友善帮助的道义责任。从酒吧的监控视频可以清楚地看到，2017年8月23日01:28:12，廖家彬出现在视频监控视野范围当中，01：28：14，刘培荣从沙发上晕倒在地上，廖家彬后来走过去把他扶起来。相反，与刘培荣同桌朋友，在他晕厥在地上的时候，并没有第一时间过去扶起他，无动于衷，只有廖家彬走过去把他从地上扶到了沙发。廖家彬作为邻桌的人，已经在看到刘培荣发生晕倒时主动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这种帮助是道义上的，基于善良。不仅如此，廖家彬一直呼唤刘培荣，直到其苏醒，并多次问他有没有事，要不要去医院，在他清晰确认没有问题才离开，回到自己的酒桌。难道因为廖家彬把刘培荣从地上扶起来的善意之举，就要廖家彬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吗？与此公平何在？值得一提的是，上诉人在上诉状称当时一起喝酒的人看到刘培荣晕厥过去却没有及时打急救电话，更没有及时向刘培荣父母报告，使刘培荣错过了最佳的入院治疗时间，导致其回家不久后最终死亡。廖家彬认为，廖家彬并不是当天与刘培荣一桌喝酒的组织者，更不是在同一桌和刘培荣玩乐喝酒的参加者，并不清楚其饮酒的实际状况，无法做出客观准确的判断，本身没有相应救助义务。廖家彬扶起刘培荣，本身是一种道义上的帮助而不是履行法律义务，廖家彬问询后离开的原因也是依据一般的基本常识和判断，即仅仅是普通的醉酒，而与他同桌饮酒，了解情况的同伴，也没有人坚持或者提出送他去医院救助。如果认为廖家彬要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那么廖家彬认为当晚在酒吧喝酒的所有人都应该被起诉承担赔偿责任，因为他们都没有打急救电话，都没有及时通知刘培荣的监护人。（四）刘培荣自身的过错是不能忽视的问题。刘培荣是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知道喝酒会对自己身体带来什么伤害，特别是其过量饮酒的危害，更是其应当且能够充分认识到的。因此，刘荣培8月23日凌晨在浩斯酒吧喝酒是一种自负风险的行为。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对廖家彬的赔偿请求。被上诉人陈思敏书面答辩称：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诉讼费由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批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恰当。因此，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罗维良、罗定市浩斯酒吧在二审期间没有提出书面答辩意见。刘健、李淑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吴添健、姜永杰、徐志辉、罗维良、邓申铭、何锭愉、廖家彬、罗定市浩斯酒吧连带赔偿594333.6元给刘健、李淑娟。2、依法判令吴添健、姜永杰、徐志辉、罗维良、邓申铭、何锭愉、廖家彬、罗定市浩斯酒吧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刘健、李淑娟于2018年1月19日向原审法院提出追加被告及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申请将原诉讼请求变更为：1、依法判令吴添健、姜永杰、徐志辉、罗维良、邓申铭、何锭愉、廖家彬、陈思敏、罗定市浩斯酒吧连带赔偿594333.6元给刘健、李淑娟。2、依法判令吴添健、姜永杰、徐志辉、罗维良、邓申铭、何锭愉、廖家彬、陈思敏、罗定市浩斯酒吧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刘健、李淑娟为夫妻关系，刘荣培为其儿子。2017年8月22日晚上，刘健、李淑娟的儿子刘荣培与吴添健、姜永杰、徐志辉、罗维良、何锭愉、陈思敏、邓申铭等人在罗定市浩斯酒吧玩骰子、猜拳、饮用菊花蜜与芝华士洋酒兑好的饮品。当晚刘荣培与吴添健、姜永杰、徐志辉、罗维良、邓申铭、陈思敏等在同一卡座共饮上述饮品期间，上述人员均没有出现醉酒的表现。01:05:39当刘荣培离开同一卡座时，刘荣培的神志清醒，并与邻桌嬉戏。01:26:00刘荣培回到卡座时，刘荣培的神志清醒，并与邻桌嬉戏及看手机，01:28:12刘荣培在看手机过程中从沙发上晕倒在地上，邻桌廖家彬走过去把刘荣培扶起来。陈思敏与同桌及邻桌的人也对刘荣培关心问候，陈思敏并倒了一杯水给刘荣培喝。刘荣培清醒后继续在沙发上看手机。01:34:08刘荣培离开卡座，01:35:40后吴添健与刘荣培打电话叫来的朋友廖天源一起将刘荣培送回刘健、李淑娟家中。刘荣培被送回家后，其家人发现刘荣培身体情况异常，刘健、李淑娟去电120求救，医生赶到刘健、李淑娟家中，刘荣培经抢救无效于2017年8月23日凌晨2时左右死亡。又查明：刘荣培于1992年9月29日出生。2017年9月30日，罗定市公安局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推断刘荣培的死亡时间为2017年8月23日，死亡原因：自然死亡。2017年9月30日，罗定市公安局作出的鉴定意见告知书，确认送检的刘荣培心血液（约40ml），检出乙醇成份，含量为147.6mg/100ml，未检出甲基苯丙胺及氯胺酮成分。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生命权纠纷。综合各当事人的诉辩，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刘荣培的死亡原因是什么？由于刘荣培死亡后，未依法定程序作出死因司法鉴定。因此，刘荣培死亡的真实原因还未能依法确定。在刘荣培死因存疑的情况下，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刘荣培死亡的真正原因。刘荣培死亡的真实原因可能因饮酒、自身疾病原因或者因饮酒、自身疾病原因两者结合或其他原因所致。根据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鉴定意见告知书，结合视频资料等证据，因本案属民事纠纷案件，根据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的采信规则，根据上述证据可以推定，刘荣培死亡与刘荣培死亡前喝酒有一定的原因力。争议焦点二，吴添健、姜永杰、徐志辉、罗维良、邓申铭、何锭愉、廖家彬、陈思敏、罗定市浩斯酒吧对刘荣培的死亡有无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为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群众性活动主要指的是大型集会活动，其大多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性，会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活动参与人数的庞杂性。群众性活动通常具有众多的不特定人群参与。参与人既包括应邀而来的，也包括自发而来的。如果某人邀请两位朋友一同前去爬山，组织几个人打篮球，即使发生伤害事故，这些都不属于组织群众性活动。二是活动开展的非普遍性。此种活动往往是偶发的活动或者事件，吸引了不特定群众的参与。如果特定场所经常性地开展某种活动，则属于“公共场所”责任的范畴。三是有组织性。虽然“群众性活动”的参与人具有不确定性、开展的非普遍性，但其仍然是有人组织开展的。酒吧是特定的娱乐场所，作为酒吧经营者，对在该经营场所活动的人员，应尽安全保障义务。刘健、李淑娟提出事发当晚在罗定市浩斯酒吧的工作人员也在该桌参与饮酒的情况下，并没有任何工作人员将刘荣培送院治疗，表明该酒吧缺乏处理突发应急事件的经验，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主张罗定市浩斯酒吧负担赔偿责任。根据日常经验法则，酒吧作为特定的娱乐场所，出现醉酒者也是常有的现象，刘荣培娱乐活动中出现过醉酒的现象，但很快就恢复正常，还在玩手机，在此情况下，要酒吧经营者作出判断送其去医院治疗，也不符合一般人的正常判断。本案中，没证据证明刘荣培在离开酒吧时在酒吧不省人事、有生命危险无法离开酒吧而需要立即送院治疗救助的事实，且刘荣培是在他人陪同下离开酒吧。因此，本案不存在酒吧经营者对在该经营场所活动的人员刘荣培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不作为事实。刘健、李淑娟主张罗定市浩斯酒吧赔偿，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我国法律没有禁止公民尤其是成年人饮酒，只是限制或禁止公民饮酒后进行某些特定行为（如醉酒驾车）。同样，法律也不禁止多人共饮。至于劝酒是否构成侵权，要看劝酒的具体情节。如果是非强制、礼节性劝饮，被敬酒者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就既不为法律所禁止，也为传统和风俗民情所接受，不宜将这种行为界定为侵权行为。酒吧作为娱乐场所，成年人都有进场消费娱乐的权利。本案吴添健、姜永杰、徐志辉、罗维良、邓申铭、何锭愉、陈思敏以及刘荣培在罗定市浩斯酒吧娱乐、喝酒或其他饮料只是在娱乐场所这种特定场合娱乐活动的消费内容，吴添健、姜永杰、徐志辉、罗维良、邓申铭、何锭愉、陈思敏以及刘荣培彼此之间相约在罗定市浩斯酒吧娱乐行为，彼此之间各有不熟识，并没有参加生日晚会、同学聚会或庆贺活动等特定目的，没有特定的组织者。吴添健、姜永杰、徐志辉、罗维良、邓申铭、何锭愉、陈思敏以及刘荣培在罗定市浩斯酒吧消费娱乐活动，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群众性活动。本案不能简单以刘荣培的死亡这个结果来认定吴添健、姜永杰、徐志辉、罗维良、邓申铭、何锭愉、廖家彬、陈思敏、罗定市浩斯酒吧的法律责任，而是要看吴添健、姜永杰、徐志辉、罗维良、邓申铭、何锭愉、廖家彬、陈思敏、罗定市浩斯酒吧在与刘荣培相处期间的行为是否有过错。根据过错原则，民事主体只有在行为上存在过错，并且这种行为给他人带来损害和损失时，民事主体才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过错责任，相互之间一齐喝酒娱乐活动，并不构成过错。本案中，从视频资料显示，吴添健、姜永杰、徐志辉、罗维良、邓申铭、何锭愉、陈思敏以及刘荣培在罗定市浩斯酒吧消费娱乐，期间只是进行正常的娱乐活动，没有强行劝酒的行为，因此，相互之间并没有因先行危险行为而产生的义务。刘荣培离开卡座时神志清醒，刘荣培离开卡座之后，再没有出现在卡座与吴添健、姜永杰、徐志辉、罗维良、邓申铭、何锭愉、廖家彬、陈思敏喝酒娱乐。刘荣培是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知道过量喝酒会对身体带来的危害，在娱乐场所进行喝酒娱乐活动，应根据自身身体条件适度控制，对于事件的发生，刘荣培自身有过错，刘健、李淑娟举证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吴添健、姜永杰、徐志辉、罗维良、邓申铭、何锭愉、廖家彬、陈思敏、罗定市浩斯酒吧对刘荣培的死亡存在过错，而且吴添健已同刘荣培叫来的朋友一起把刘荣培送回家，交由其亲人照料，已尽到合理的安全照顾义务。综上所述，刘健、李淑娟提出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上述吴添健、姜永杰、徐志辉、罗维良、邓申铭、何锭愉、廖家彬、陈思敏、罗定市浩斯酒吧的抗辩，理据充分，原审法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刘健、李淑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743元，由刘健、李淑娟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刘健、李淑娟围绕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罗城卫生院出车命令单，证据来源于罗定市××十字会医院出具，拟证明救护车出车时间及到达时间，到达时间为出车时间的十多分钟后。证据二：酒杯，证据来源于刘健、李淑娟的诉讼代理人王名北去罗定市浩斯酒吧喝酒的时候拿的，拟证明酒杯的容量是二两，并非吴添健所述的一两多。被上诉人邓申铭对上述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1、可以证实刘荣培在2时42分后，救护人员到场之前死亡，并非是原审认定的两时左右死亡。2、酒精中毒只不过是死者家属的陈述内容，并非是死者死亡的确切原因。对证据二的证据三性不予确认，现有的证据不能够证实该酒杯是从罗定市浩斯酒吧取得。被上诉人姜永杰、徐志辉、何锭愉、陈思敏对上述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与被上诉人邓申铭意见一致，并补充：当晚喝酒的杯子没有上诉人出示的杯子容量那么大，刘荣培当时喝酒的杯子不是现在出示的杯子，容量相对较小。被上诉人廖家彬对上述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廖家彬不清楚，其是邻桌的，与他们不同桌。廖家彬当天喝酒的杯子也没有上诉人提交的杯子容量大。被上诉人吴添健、姜永杰、徐志辉、罗维良、邓申铭、何锭愉、廖家彬、罗定市浩斯酒吧、陈思敏在二审诉讼中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对上诉人刘健、李淑娟提交的罗城卫生院出车命令单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2、对于酒杯，因被上诉人对此不予确认，而上诉人亦没有其他相关联的证据予以佐证，故对其真实性及关联性不予确认。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生命权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综合各方当事人的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主要焦点：1、刘荣培的死亡是否与喝酒存在因果关系。2、吴添健、姜永杰、徐志辉、罗维良、邓申铭、何锭愉、廖家彬、陈思敏、罗定市浩斯酒吧是否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应否承担赔偿责任。（一）关于刘荣培的死亡是否与喝酒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罗定市公安局对刘荣培的死亡情况进行了化验后出具《鉴定意见告知书》，鉴定意见为：检出乙醇成份，含量为147.6mg/100ml，未检出甲基苯丙胺及氯胺酮成份。罗定市××十字会医院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中，刘荣培的死亡原因为“急性心肌梗塞、急性酒精中毒”。结合本案案情，刘荣培从酒吧中喝酒后回到家中死亡，可以认定刘荣培的死亡与喝酒存在因果关系。（二）关于吴添健、姜永杰、徐志辉、罗维良、邓申铭、何锭愉、廖家彬、陈思敏、罗定市浩斯酒吧是否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罗定市浩斯酒吧作为娱乐场所，对进入该场所的人的人身或财产安全负有合理的保护和注意义务。从本案现有证据反映，刘荣培在娱乐过程中，曾出现短暂的晕迷，但在同伴的帮助下恢复清醒，且可以玩手机，未发现刘荣培有除喝酒后的正常反应之外的异常反应。在此情况下，酒吧仅作为特殊的娱乐场所，并非专业的医疗机构，以此强求酒吧将所有醉酒的人均作出超出专业范围的判断，并送医院治疗的做法有悖常理。一审判决对罗定市浩斯酒吧的责任分析理由非常详细，本院予以确认，在此不再赘述。上诉人以此为由认定罗定市浩斯酒吧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主张，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吴添健、姜永杰、徐志辉、罗维良、邓申铭、何锭愉、廖家彬、陈思敏等人应否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刘荣培在事发当晚到酒吧喝了一定量的酒而导致不幸事件的发生，其作为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理应对自身酒量及过量喝酒的危害性有充分认识，并加以控制。从视频上反映，整个娱乐过程中，吴添健等人并未强迫或强行劝说刘荣培喝酒。廖家彬在发现刘荣培晕倒后，帮助扶起，并与同桌的其他几人进行必要的照料直到刘荣培几分钟后清醒。吴添健与案外人廖天源将刘荣培安全送回家中。从安全保障义务的角度来看，吴添健等人已达到一个善良诚信的人应当注意程度，对刘荣培的损害事实不具有任何过错。因此，上诉人上诉要求吴添健等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主张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实体处理恰当，应予以维持。上诉人刘健、李淑娟的上诉理由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鉴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9743元，由上诉人刘健、李淑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容审判员 陈灿良审判员 黎洪靖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六日书记员 王怡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