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648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秋伟，男，汉族，1967年2月25日出生，住浙江省桐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冰，浙江隆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叶再通，男，汉族，1965年12月12日出生，住浙江省临海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项兆女，女，汉族，1966年9月23日出生，住浙江省临海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敬贵，男，汉族，1973年2月22日出生，住浙江省临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底世清、傅雨晞，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苏秋伟为与被上诉人叶再通、项兆女、郑敬贵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5民初82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苏秋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苏秋伟原审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及一审房产评估费8950元由叶再通、项兆女、郑敬贵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遗漏重大事实认定。叶再通因拒不执行裁定罪被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5刑初字9号刑事判决书判处有期徒刑1年。在刑事开庭中，叶再通对自己所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自愿认罪。刑事判决书中认定叶再通在执行过程中，存在恶意转移资产，逃避法院依法执行的犯罪故意。苏秋伟申请一审法院调取刑事卷宗，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佐证，但一审判决书中却只字未提，属于重大遗漏甚至选择性忽略，应当予以纠正。一审法院在认定诸多事实：比如房产交易，抵押的时间点，叶再通与郑敬贵之间“天衣无缝”的串通配合，撤销权的行使范围，都回避了本案刑事判断与前述事实的关联性。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借款结算确认单》系事后伪造，属于倒签：叶再通如何在2016年6月16日就提前明确知道郑敬贵归还给杭州恩牛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恩牛公司）房贷是6月22日、恩牛公司需要支付的本金加利息的具体金额，以及3万元房屋交易税款。事实是：运河人家房产原本是抵押给恩牛公司，抵押价值只有160万元，而运河人家当时的房价已经溢出不少，一旦进入执行阶段，被拍卖后仍有余值可能被执行，为了避免被执行的可能，郑敬贵就配合叶再通，先在6月21日归还恩牛公司的借款并同时签订过户转让合同缴纳相应的交易税费，次日先办理抵押注销手续，再随即过户到郑敬贵名下。6月21日和22日两天就把原本已经抵押的房产，顺利转移到了郑敬贵名下。叶再通已经欠郑敬贵巨额债务了，其再便宜58万元把自己住房卖给郑敬贵不符合常理。2、对郑敬贵提供的证据《税收缴款书》认定是错误的，郑敬贵为叶再通垫付税款一说，与案涉交易合同约定、杭州市房屋交易规定及税收缴款单上写明的纳税人均不符，说明：过户房产抵消部分债务的行为并不是真实的，而是郑敬贵为了帮助叶再通、项兆女暂时代为持有该房产，因此想做低成交价可以达到少承担过户交易税费的目的。3、在执行法官最初了解到叶再通与郑敬贵的交易均发生在法院执行立案（即2016年6月21日）前后这几天，随即传唤叶再通来执行局具体说明情况时，叶再通还多次瞒骗执行法官。后叶再通因不配合执行被司法拘留，被告知在合理期限内，将全部交易证据主动向执行局限期提供，但叶再通始终未予提交。如果叶再通与郑敬贵存在真实的交易往来，而不存在恶意逃避执行，应第一时间拿出证据来证明事实。三、一审判决在叶再通和郑敬贵在本案中是否存在恶意串通，逃避执行的主观认定上也存在错误。叶再通和郑敬贵为同乡，两人在业务上存在大量往来和银行流水，且郑敬贵还多次为叶再通归还第三人的债务，关系十分密切。郑敬贵在公安机关刑事调查时，也是自认了解叶再通近期债务纠纷的事实。郑敬贵在购买房屋时对叶再通的个人债务情况应当知晓，且时间点也恰到好处，即调解书约定的2016年6月10日前归还第一期债务，在宽限期内（6月10日至执行立案日6月21日），叶再通随即与郑敬贵集中发生多笔交易，撤销原有房产抵押并转让过户等等手续，全部集中在苏秋伟申请强制执行前后几天内。鉴于上述理由，可认定郑敬贵恶意串通，知道叶再通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会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四、一审认定苏秋伟撤销权超出了权利行使范围也是错误的。虽然苏秋伟的债权只有70万元，但因叶再通与郑敬贵的转让与抵押行为，直接导致叶再通名下己无任何可执行财产，法院也通过对叶再通涉嫌拒执罪刑事立案来追究叶再通的违法行为。由此可以充分说明苏秋伟除了通过债权人撤销之诉的救济途径，已无其他方式可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五、关于项兆女处分自己的财产是否具有撤销的权利。叶再通作为建筑包工头，为自己的事业与他人发生的经济往来，最终目的都是叶再通的正常收入来源，既然收入归夫妻共同财产，债务也理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法院在执行中仍可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其次，案涉房产系叶再通与项兆女的夫妻共同财产，项兆女是在明知丈夫尚欠苏秋伟100万元债务的前提下，帮助叶再通逃避执行而配合叶再通转让和抵押房产是事实。其恶意的主观意思是明显的，理应对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撤销行为也是合法的。六、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与证据的程序上存在错误。对于郑敬贵提供的证据所要证明的目的和苏秋伟的质证意见，没有依法在判决书中一一对应说明，也没有就质证异议和如何判断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详细说明理由，就直接全部采纳郑敬贵提供的证据，是严重错误的。 被上诉人叶再通、项兆女未作答辩。 被上诉人郑敬贵答辩称，一、叶再通涉及的罪名与行使撤销权无关，不能证明叶再通与郑敬贵有恶意串通的行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正确。根据（2018）浙0105刑初字9号判决书，叶再通被认定的罪名为拒不执行裁定罪，主要的犯罪行为仅涉及将锦绣时代房产办理抵押登记，足以说明转让运河人家房屋的行为并不涉及恶意串通、转移财产，该判决书恰恰证明了叶再通与郑敬贵之间的房屋转让行为是正常合法的交易行为。即使刑事判决书认定了叶再通在锦绣时代房屋上设立抵押是拒不履行裁定的行为，也不能证明郑敬贵与叶再通存在恶意串通。鉴于叶再通仍有300多万元的款项未能向郑敬贵还清，郑敬贵要求叶再通、项兆女以锦绣时代房屋在银行抵押贷款之外再以残值给予二抵也完全合法合理。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前提是“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可撤销的是“转让”行为，不包括抵押行为。苏秋伟主张撤销锦绣时代房屋的抵押合同，于法无据。二、郑敬贵与叶再通之间存在真实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涉案房屋的转让合理合法，不满足可撤销的条件。郑敬贵代叶再通向案外人陈荷德、方浩力、姜国富偿还348万元借款，并与其签订《协议书》的时间是在2016年2月，远远早于苏秋伟起诉叶再通的时间，是真实合法的债权。根据《估价报告书》，运河人家房屋在当时的价值大约为258万元，200万的转让价格约为估值的78％，况且涉案房屋当时设有抵押，需郑敬贵代为清偿债务后才能办理转让手续，郑敬贵对此承受了极大的风险和财务成本，房屋价格因此较市场价稍微下调也符合常理。郑敬贵此前对苏秋伟与叶再通的买卖合同纠纷毫不知情。郑敬贵作为叶再通的债权人，从叶再通、项兆女处受让涉案房屋完全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债权，是善意有偿的行为，并不知道转让行为会对债权人造成损害；且叶再通归还郑敬贵借款合法、合理，不存在非法损害苏秋伟利益的情况。目前，涉案房屋已由第三方承租，且也已经由郑敬贵进行了抵押。苏秋伟要求撤销房屋转让合同并将房屋恢复登记到叶再通、项兆女名下，不仅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没有可操作性。三、撤销权的行使范围应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苏秋伟提交的《民事调解书》显示，其货款本金及违约金为100万元，扣除已经交付的部分，还剩60余万元。而苏秋伟要求撤销的郑敬贵与叶再通的运河人家房屋转让协议，其金额为200万元，已经远远超过了苏秋伟的货款金额。苏秋伟要求撤销叶再通与郑敬贵签订的抵押合同，属于滥用撤销权损害郑敬贵的合法权利。四、苏秋伟对项兆女并不具有债权，无权要求撤销项兆女对自己财产的转让。 苏秋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撤销叶再通、项兆女与郑敬贵关于“合同编号2016转让0394243号”拱墅区运河人家3幢3单元501室的房屋转让合同，并判令将上述房产恢复登记到叶再通、项兆女名下；2、判令撤销叶再通、项兆女关于2016年6月17日签订的“余杭街道锦锈时代中心1幢1单元501室的”借款抵押合同；3、判令叶再通、项兆女、郑敬贵共同承担本案律师费5万元。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2月，郑敬贵向案外人陈荷德、方浩力、姜国富分别汇款217.5万元(145万元+72.5万元)、72.5万元、58万元，共计348万元，均附言：代叶再通还款。汇款后，方浩力、陈荷德、姜国富分别与郑敬贵、叶再通订立《协议书》各一份，明确了上述汇款均是郑敬贵代叶再通向三人偿还借款，郑敬贵所代偿的款项，叶再通同意作为其向郑敬贵的借款。6月16日，叶再通、项兆女共同出具《借款结算确认单》和《承诺书》各一份，除确认了上述代偿借款的行为外，还明确叶再通向郑敬贵借款归还给恩牛公司162.5333万元，用于缴纳房屋税款3万元，用于信用卡还贷10万元，用于临时周转需要5万元，上述款项本金总计528.5333万元。因叶再通、项兆女无力归还该借款，其同意以坐落于杭州市拱墅区的房产，作价200万元卖给郑敬贵以冲抵借款。5月27日，郑敬贵向叶再通汇款10万元；6月21日，郑敬贵妻子陈平向恩牛公司汇款162.5333万元，并附言：代叶再通还房贷。同日，叶再通缴纳出让运河人家房屋产生的税费3万元。 2016年3月25日，苏秋伟与叶再通在另案中达成民事调解书（2016浙01**民初第1914号），约定：叶再通应当支付苏秋伟货款本金90万元，逾期付款违约金10万元，共计100万元，于2016年6月10日及7月30日前各支付20万元，2016年9月30日、12月30日前各支付30万元。6月21日，因叶再通未按调解书的约定内容履行付款义务，苏秋伟申请对其强制执行，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依法立案受理。执行过程中，法院依法对叶再通所有的汽车予以司法拍卖，拍卖价款达30万余元已交付苏秋伟。 2016年6月17日，因资金周转需要，叶再通、项兆女（抵押人）向郑敬贵（抵押权人）借款，订立《借款抵押合同》一份，已其共有的坐落于杭州市余杭区（以下简称锦绣时代）的房屋设立余值抵押，抵押担保的主债权数额为72.5万元，约定期限2016-06-17至2021-06-17。锦绣时代先前已设立债权数额为90万元的最高额抵押，他项权人为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沿支行，约定期限2016-06-17至2021-06-17。6月21日，叶再通、项兆女（卖方）与郑敬贵（买方）订立《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一份，二人将其共有的坐落于杭州市拱墅区（以下简称运河人家）的房屋出让给郑敬贵，购房款总计200万元。运河人家交付后，抵押人郑敬贵于2016年9月14日同抵押权人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订立《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就该房屋办理了主债权数额为370万元的最高额抵押。 另，苏秋伟为处理本案纠纷委托了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参加诉讼，共计花费律师代理费5万元；经苏秋伟申请，一审法院委托深圳市世联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运河人家房屋于2016年6月21日时点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2017年10月20日，深圳市世联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估价报告书》，评估结果为：运河人家在时点2016年6月21日的市场价值为258万元，评估单价为19868元。 一审法院认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首先，是否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应当以交易当地一般经营者的判断，并参考交易当时交易地的物价部门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结合其他相关因素综合考虑予以确认。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70%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经评估，运河人家于交易时点2016年6月21日的市场交易价为258万元，买卖双方实际转让价格为200万元，已达到市场交易时市场交易价近78%。结合当时当地房地产市场的交易行情（2016年6月时），杭州地区房价尚未出现明显的价格上涨，叶再通、项兆女以200万元价格出让运河人家，尚处于市场交易价格的合理区间。因此债务人叶再通并未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其财产。其次，苏秋伟以现有的证据难以证明郑敬贵在受让房屋时知道其对叶再通享有100万元债权的情形，更无法证明郑敬贵存在配合、协助叶再通恶意转移资产、逃避债务的主观故意。再次，苏秋伟是否享有撤销权在所不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也应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苏秋伟对叶再通实际还享有剩余70万余元债权，其诉请撤销叶再通、项兆女与郑敬贵订立的房屋转让合同（200万元合同价款），已远远超出其行使范围。况且，运河人家作为叶再通、项兆女的共有财产，共有权人项兆女有权对自己的财产进行处分，在苏秋伟仅作为叶再通的债权人的情形下，其要求撤销叶再通、项兆女与郑敬贵订立的整个房屋转让合同，属于不合理使用撤销权。综上，苏秋伟在本案中不但缺乏撤销权的法定要件，也超出了其权利行使范围，其诉请撤销叶再通、项兆女与郑敬贵订立的拱墅区运河人家××幢××单元××室的房屋转让合同，并判令将上述房产恢复登记到叶再通、项兆女名下，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财产的占有，可以将该财产抵押给债权人。叶再通、项兆女以自己所有的房产锦绣时代为叶再通的债务提供担保，依法属于对其财产的处分，系其法定权利。且该抵押担保行为并未侵害其他债权人的权益，故苏秋伟要求撤销该抵押合同，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至于苏秋伟为本案诉讼所花费的律师费，属于不必要的诉讼成本，不应由叶再通、项兆女、郑敬贵负担，故其要求叶再通、项兆女、郑敬贵承担律师费5万元的诉请，依据不足，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苏秋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收取1050元，诉讼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苏秋伟负担。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首先，从在案证据来看，苏秋伟为叶再通债权人的身份，系以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6年3月25日作出的（2016）浙0105民初1914号民事调解书依法予以确认，而郑敬贵因代叶再通向案外人还款而取得债权发生于2016年2月。其次，案涉“运河人家”房屋转让金额为200万元，已达到当时市场交易评估价258万元的78%，尚不属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范围。再次，叶再通拒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的行为虽已被刑事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但并不能推定郑敬贵受让房屋时存在与叶再通恶意串通转移资产的情形。因此，苏秋伟要求撤销案涉“运河人家”房屋转让合同的诉请，本院难以支持。叶再通、项兆女将其所有的“锦绣时代”房屋为叶再通债务设定抵押，导致苏秋伟的债权无法受偿，叶再通已经刑事判决获刑一年，得到了相应的处罚，但苏秋伟为此要求撤销相关抵押合同的主张，并无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上诉人苏秋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袁 正 茂 审判员 舒  宁 审判员 王杨沁如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周  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