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8民终40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庆丽，女，1971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任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海涛，山东纵横统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侯天晴，男，1970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任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济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宁市任城区建设路**。 法定代表人：赵鲁，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超，男，1982年6月12日出生，汉族，系该公司职工，住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亚庚，山东金华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济宁顺达航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宁市任城区津浦南街**楼南数第**营业房 法定代表人：陈爱军，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战利，山东圣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庆丽、侯天晴因与被上诉人济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宁农商行），原审被告济宁顺达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达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2017)鲁0811民初75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庆丽、侯天晴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7）鲁0811民初7581号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吴庆丽不承担本案借款的还款责任；改判上诉人侯天晴不承担本案连带还款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一）上诉人吴庆丽、侯天晴依法不应承担本案借款的还款责任。1.侯天晴承诺的原借款，借款人吴庆丽已于2015年3月18日清偿，侯天晴的承诺责任也随之消灭。2.本案所诉争的是2015年3月19日的新借款，该借款是被上诉人与借款人吴庆丽两者之间新的债权债务，侯天晴对此从不知情，更未参与和承诺，与侯天晴无任何关系。因此，一审判决侯天晴仍为新借款的××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是错误的。3.上诉人吴庆丽是名义借款人，而非实际用款人，实际用款人是顺达公司。本案的抵押人即实际用款人顺达公司为了用款，以吴庆丽作名义借款人，以抵押物作担保，将贷出款项全部转入该公司，用于公司的经营活动。该借款吴庆丽并未使用，此由上诉人所举证的吴庆丽和顺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两人银行卡关于该借款由吴庆丽账户转入顺达公司账户流向的交易明细记录佐证。另外，顺达公司一审当庭也认可是实际用款人。因此，一审判决吴庆丽对所诉借款承担还款责任也是错误的。 （二）本案同一贷款合同文本中，既有格式条款——《借款人配偶（××）还款承诺书》（以下简称承诺书），也有非格式条款——贷款申请书，两者内容不一致，应当采信非格式条款判决本案。借款人吴庆丽写的贷款申请书是启动贷款程序包括承诺在内的最先、最根本依据。没有该申请书的驱动，贷款的承诺、签合同等手续将无从谈起。该贷款申请书的真实意思表示为一次性、单笔、两年长期、非循环、抵押担保贷款，侯天晴的承诺依据借款人吴庆丽的贷款申请书作出，侯天晴的承诺非常明确，即为一次性、单笔、两年长期、非循环、抵押担保贷款的承诺。一审认定该承诺是对“每笔借款”的承诺，完全是对事实的认定错误。 （三）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侯天晴向被上诉人出具承诺书的行为有效是错误的。1.上诉人侯天晴的还款承诺依法不成立。侯天晴的承诺是以借款人吴庆丽的贷款申请书及借款申请书为依据作出的，其真实意思是针对一次性、单笔、长期、非循环、抵押担保借款申请的承诺，而被上诉人提供的承诺书内容对“每笔借款”的承诺，与贷款申请书、借款申请书真实意思表示不一致，显然所诉还款承诺无根据、不成立。2.上诉人侯天晴的承诺随着借款人吴庆丽借款申请要约失效而失效。被上诉人《个人借款合同》项下的承诺即被上诉人向借款人吴庆丽发出的新要约，被上诉人该承诺内容实质性改变了吴庆丽借款要约申请，被上诉人新的要约（承诺）致使吴庆丽借款申请要约失效。随之，侯天晴根据借款人吴庆丽向银行借款申请要约的内容而作出的承诺也失效。3.《承诺书》“每笔借款”的条款加重原××还款责任、排除（剥夺）侯天晴对后续贷款承诺的意思自治权利，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有违公平原则，该格式条款应属无效。 二、即使上诉人侯天晴的承诺被认定保证成立，同一债权既有人保又有物保的，保证人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放弃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在债权人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本案债权在有抵押物担保的情况下，济宁农商行至今未申请法院保全抵押物船舶，这一事实说明济宁农商行属于典型的主合同履行期届满后怠于行使担保物权，根据法律规定，其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三、借款人吴庆丽的借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侯天晴对此不负偿还责任。所诉借款贷出后，遂即全部转入本案抵押人即实际用款人顺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自己的账户，用于该公司经营。实质上所诉借款并未用于名义借款人吴庆丽的家庭共同生活及生产经营。 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在有人保、物保的情况下，抵押担保物为第三人所有，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均没有约定实现债权的顺序，一审诉讼请求中债权人也没有请求实现债权顺序。一审判决违反民诉法第三十一条关于当事人自由处分、不告不理原则的规定，超出债权人诉讼请求，判决两上诉人先于物保还款，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三百九十条第二项规定，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另：一、侯天晴不是本案借款人吴庆丽2015年3月19日借款合同的当事人，即不是借款人。 1.原则上，所有的合同均适用合同相对性规则，本案借款合同也不例外。合同的相对性，指合同仅在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拘束力，合同的效力仅及于合同当事人，包括主体的相对性、责任的相对性。 2.本案新借款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一是被上诉人，二是上诉人即借款人吴庆丽。被上诉人诉求归还借款的依据（证据）是被上诉人2015年3月19日放贷的NO.020466821号《借款借据》，该借据在合同主体方面，仅载明出借人“济宁市任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柳行信用社”和借款人“吴庆丽”，并没有侯天晴签字，从而证实侯天晴不是本案所诉借款合同的当事人。另外，由以下事实也同时证明侯天晴不是本案新借款合同的当事人：2015年3月19日借款人借款发生一事，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任一相关当事人没有以任何形式通知侯天晴，在所有的贷款资料中，除在2014年3月11日原承诺书上仅有一处侯天晴的签字外，无论在《个人借款合同》上，及其他所有贷款资料上，均没有侯天晴的签字，更未向被上诉人出具新的共同还款承诺书。 3.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本案所诉借款，是被上诉人与借款人吴庆丽两者之间新的债权债务，与侯天晴无任何关系。并且，本案借款合同也不属于合同法及其他法律规定的8类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情形。本案借款合同没有突破主体的相对性、责任的相对性。本案借款合同当事人只有被上诉人和借款人吴庆丽，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上诉人（合同债权人）只能请求借款人（合同债务人）承担还款责任，不能请求合同以外的第三人承担还款责任。因此，侯天晴对于本案所诉借款合同不具有主体的相对性、责任的相对性，对所诉借款不应承担还款责任。 二、侯天晴不是本案借款人2015年3月19日借款的××。本案涉及两笔借款:一是借款人2014年3月11日申请的借款；二是借款人2015年3月19日的借款。侯天晴仅为前者作了唯一的一次承诺，对后者并未承诺。1.××侯天晴的承诺是以借款人2014年3月11日的贷款申请为前提的。因此，侯天晴承诺对象只能是借款人2014年3月11日申请的借款，而不是本案所诉借款。2.从承诺时间逻辑上说，承诺对前，不对后。从常理上讲，对前面有风险的事，一般人们对此先了解，再决定如何处理；相反，对后来不知情的事，是无法作决定的。本案的承诺也是如此，即只有对前面贷款、借款两申请书意思表示均为申请的一次性、单笔、24个月长期贷款了解后才作的承诺，承诺对前，不对后。因此，侯天晴依据贷款申请书和《借款人借款申请书》所作的承诺，是对借款人2014年3月11日申请一次性、单笔、24个月长期借款还款责任的承诺，而不是对此后的借款人“每笔”借款（可循环使用借款）包括2015年3月19日借款的承诺。 3.一审中，上诉人举证的借款人吴庆丽的济宁农商行高新区支行银行卡交易明细单记载“20150318收回贷款本息”，足以证实侯天晴2014年3月11日承诺的原借款，于2015年3月18日清偿完毕，侯天晴的承诺责任随之消灭。总之，侯天晴所承诺偿还的借款是期限为24个月长期的、一次性借款金额为200万元的这一特定借款。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无论是借款期限（1年短期），还是履行方式（借款方式可循环），均不是侯天晴承诺的承担还款责任的借款；侯天晴2014年3月11日承诺的还款责任，随借款人2015年3月18日清偿而消灭。对本案2015年3月19日的所诉借款，侯天晴没承诺，侯天晴不应承担本案所诉借款的连带还款责任。 三、被上诉人提供的承诺书所表示的承诺依法不应成立，并失效，致使该承诺对本案所诉争的2015年3月19日借款不应具有保证效力。（一）承诺书所表示的承诺不应成立。对同时存在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的，根据《合同法》第41条关于非格式条款优先解释的规定即“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本案不论是被上诉人提供的格式条款《借款人借款申请书》，还是被上诉人提供的格式条款承诺书表示的承诺，最终均应以借款人的非格式条款贷款申请书为依据，三者意思表示应一致。凡与贷款申请书意思表示不一致的，均不成立。1.贷款申请书。（1）该申请书是非格式条款。贷款申请起初，该申请书是借款人吴庆丽先于格式条款借款申请书、承诺书手写的，申请书提交后，被上诉人嫌其手写的字体不工整，然后要求借款人按原手写内容一字不落地打印成现在的书面形式，被上诉人并对该打印的贷款申请同意并接受归入自己的贷款审批材料卷宗。（2）该申请书的意思表示。该申请书载明：“申请抵押贷款”、“期限2年”，无“循环贷款”字样。证明该申请书的意思表示为：申请的贷款是一次性、单笔、期限为2年长期、抵押贷款，不是循环使用的贷款。且该份贷款申请书证据，一审中两上诉人已分别举证，经被上诉人质证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3）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明其为一次性、单笔、2年长期、非循环、抵押担保贷款主张的贷款申请书，这一真实证据效力不予认定，违反《民诉法》第64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证据“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的法定程序，有违公平公正原则。该贷款申请书是启动贷款程序包括承诺在内的最先、最根本依据，是借款人应被上诉人的贷款审批需要出具的，又是出自被上诉人贷款合同文本卷宗的必要材料，且其真实性也为被上诉人在一审中认可，那么该证据就应当与案件事实相关联。一审法院仅依据被上诉人“对其关联性有异议”为由，代被上诉人主张、处分权利，不予采信我方证据，显失公平公正。请求二审法院对其错误依法予以纠正。2.借款申请书。一是该申请书是格式条款：该申请书由被上诉人提供，在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填写完全部内容后，借款人根据其要求，在《借款申请书》上签署的姓名。二是其意思表示与上述贷款申请书基本一致。3.承诺书。（1）该承诺书是格式条款。由被上诉人提供，其中的“每笔借款”条款也是由被上诉人预先印刷的，其全部内容在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填写完后，侯天晴根据其要求，在《承诺书》上仅签署的姓名。（2）该承诺书的意思表示。该承诺书表述为“对该授信额度内的每笔借款本息有责任和义务进行归还”，由此，对该承诺书，被上诉人单方表明的所谓意思表示是：××对以每笔均为200万元为单位额度的循环借款，均承诺承担还款责任。可见，该承诺书并未以贷款申请书为依据，作出了与贷款申请书不一致的意思表示。（3）××的承诺本意。对该承诺书的上述表述，上诉人根据《合同法》第41条的规定，从字面上，应作如下理解：××是对授信额度200万元以内的（而不是200万元以外的）单笔100万元或者单笔150万元等最高额单笔低于200万元的一次性、非循环使用借款，承诺承担还款责任。此依法的理解，才是××侯天晴的承诺本意，符合贷款申请书的意思表示。总之，被上诉人制作的该承诺书，应当以贷款申请书及借款申请书为依据而制作，而该承诺书意思表示与以上非格式条款贷款申请书及借款申请书意思表示不一致，根据《合同法》第41条非格式条款优先解释的规定，以非格式条款贷款申请书的意思表示为准，故，该承诺书是无根据的、不成立的。 （二）承诺书所表示的承诺失效。1.《合同法》第21条：“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据此，承诺是不能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这是法定的。如违反，要约即失效。2.《合同法》第20条第（4）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约失效：（四）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合同法》第30条“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约。有关合同标的……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等的变更，是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本案借款人吴庆丽向被上诉人银行出具的贷款申请书、借款申请书是要约行为，其要约内容是借款金额200万元，借款期限（履行期限）为24个月的一次性单笔长期抵押担保借款。但被上诉人并未就借款人吴庆丽上述借款要约作出承诺。而在被上诉人银行与借款人吴庆丽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则是：借款金额200万元，借款种类为短期（履行期限），借款方式即履行方式为可循环方式。该合同约定内容即为被上诉人承诺内容，该承诺内容实质性改变了借款人吴庆丽借款要约申请中的借款履行期限（长期）和履行方式（一次性单笔）。根据上述规定，被上诉人银行承诺行为即新的要约致使借款人吴庆丽借款申请要约失效。借款人吴庆丽借款申请要约的失效，导致××侯天晴根据借款人吴庆丽向银行借款申请要约的内容而作出的承诺也随之失效。所以被上诉人银行与借款人吴庆丽所签的《个人借款合同》及该《个人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因××侯天晴的《承诺书》依法失效，侯天晴不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四、所诉借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上诉人侯天晴对此不负偿还责任。所诉借款属借款人吴庆丽的个人债务，上诉人侯天晴对此从不知情，与其配偶借款人吴庆丽无共同签字举债的共同意思表示，亦无事中事后追认。对借款人吴庆丽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本案借款债务，一审中上诉人侯天晴举证的吴庆丽的济宁农商行高新区支行（原柳行信用社）银行卡交易明细单载明“20150319转账支取200（万元）（到账号）62×××17”和担保人顺达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爱军的农行济宁来鹤支行银行卡流水单载明“（由账号）62×××1720150319200（万元）转支（到）对方账号62×××34对方名称陈爱军”的2份证据，共同证明：所诉借款贷出当时遂即通过转账，将全部贷款由借款人吴庆丽账户转入上述公司法定代表人账户，所诉借款并未用于吴庆丽夫妻共同生活及其共同生产经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所诉借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上诉人侯天晴对该借款不负偿还责任。 五、承诺书的条款应是格式条款。《合同法》第39条第2款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本案《承诺书》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格式条款构成要件。一是从涉案承诺书的合同文本形式看，条款中的借款人姓名、申请借款日期和金额栏，印制时均预留空格。承诺书记载的其他条款内容“本人对该授信额度内的每笔借款本息有责任和义务进行归还……”等也是预先印制拟定的。以上拟定条款的目的是：被上诉人在发放贷款时，为了重复使用该条款，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二是相关条款后均没留空白行，承诺书尾部也未增设“补充条款”，供各方对承诺书进行修改、增补或删减使用。由此表明双方当事人不得就承诺书内容协商变更，对于承诺书预先没确定的内容双方也不得就相关内容进行协商。故该承诺书符合格式条款的构成要件。 六、本案《承诺书》格式条款应无效。《合同法解释（二）》第6条规定，合同法第39条所称‘采取合理的方式’是指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格式条款(而不是“标题”)中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内容，在合同订立时应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格式条款予以说明。本案《承诺书》“本人承诺对该授信额度内的每笔借款本息有责任和义务进行归还……”的承诺条款系被上诉人为重复使用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该条款排除了××在发生借款时对借款方式（循环或非循环方式）承诺的选择权，此项权利直接影响到××的承诺责任，是××一项重要权利。但被上诉人并未在合同文本中采用上述合理方式,该格式条款应无效，理由如下：1.被上诉人（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该条款未尽到《合同法》第39条第1款所规定的足以引起对方上诉人注意的提示义务。本案事实表明，该条款以字体较小、不加粗加黑的文字记载，字体与其它条款字体同一，大小一致，颜色无异，印制并未突出、醒目，各条款格式完全一致、排布紧密，与其它条款没有明显的区别。以上事实证明，对于排除对方(××)选择权利的该条款未单独突出显示。2.对上述条款，被上诉人也未尽说明义务。该排除条款并不通俗化，理解有一定难度，对该条款中的相关词语，如条款中的“每笔借款”等词语的概念、内容、含义、法律后果，被上诉人均没有进行明确释义说明，故××简单阅读无法达到说明义务所设定的××充分了解，以实现实质的意思自治。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自己已经对该条款与××进行了协商或说明。3.该提示及说明义务是法律规定格式条款提供方（被上诉人）必须履行的一项法定义务，只有在有证据证明相对方明确知晓格式条款内容的情况下，方可免除该义务。本案中，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其已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相关排除其责任的条款，且该条款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签名，不能当然证明××侯天晴明知上述借款方式（“每笔借款”的循环方式）条款的内容、含义。故该格式条款并不符合《合同法》第39条规定的情形，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10条的规定，该排除××承诺的选择权利条款无效。 综上，侯天晴不是本案所诉借款合同的当事人，不具有还款责任的相对性；对所诉借款未承诺；被上诉人提供的承诺书所表示的承诺不成立并失效，对本案所诉借款不具有保证效力；所诉借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故，侯天晴依法不应承担本案所诉借款的连带还款责任。 被上诉人答辩称，由侯天晴签署的承诺书内容、法律性质、法律后果非常明确，不存在任何争议。首先，承诺书的标题是《借款人配偶（××）还款承诺书》，本案侯天晴是吴庆丽的配偶，在亲属法律关系中是近亲属的范畴，在日常生活中是夫妻，在财产管理、支出中具有共同性。侯天晴作为吴庆丽的配偶，不仅是完全行为能力人，对法律知识清楚，在《借款人配偶（××）还款承诺书》上签字具有与吴庆丽共同举债的意思表示。对上诉人陈述的申请书的内容，济宁农商行认为吴庆丽的申请书与本案侯天晴所签字的《借款人配偶（××）还款承诺书》在法律性质、法律关系、法律后果均是不同的，上诉人侯天晴将两者绑架在一起，但是无法突破其作为借款人吴庆丽的配偶对借款人在2014年3月11日申请200万元授信贷款支出的基本事实。并且，侯天晴作为吴庆丽的配偶对吴庆丽的授信内容，按照生活常识应当是知道的，现在编造各种理由作出的解释违背常理。同时，在承诺书中侯天晴的身份是借款人的配偶及××，并且承诺的债务金额与涉案贷款金额完全一致对等，上诉人侯天晴承诺的共同还款的债务就是本案所涉及的债务。根据日常生活常理足以认定侯天晴为吴庆丽共同借款作出了承诺，系夫妻共同债务。此外，两上诉人辩称的物保优先偿还债务的观点，于法无据，不应支持。 顺达公司答辩称，1.上诉人的上诉事实和请求符合客观情况，上诉人吴庆丽、侯天晴在借款之初商定的是中长期的不循环借款。2.因为顺达公司和济宁农商行工作人员关系较密切，对于2015年3月19日借款系双方完成，吴庆丽、侯天晴均不知悉。3.根据济宁农商行一审提交的证据，均能反映该款打到上诉人吴庆丽的银行卡后，又转到原审被告法定代表人名下，该笔借款顺达公司为实际用款人，该款项没有用于上诉人家庭生活。4.上诉人侯天晴关于承诺书的理解及关于承诺书的效力和本案的借款合同相对性认识符合客观情况和法律规定。 济宁农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吴庆丽、侯天晴偿还济宁农商行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罚息502419.16元（暂计至2017年7月10日），以及自2017年7月11日起至借款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罚息（按合同约定利率计算）；2.依法确定顺达公司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为有效合同，济宁农商行对顺达公司提供的抵押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3、依法判令吴庆丽、侯天晴、顺达公司共同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11日，吴庆丽向原济宁市任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柳行信用社（以下简称原柳行信用社）出具《借款人借款申请书》，向该信用社申请贷款200万元。同日，侯天晴向原柳行信用社出具《借款人配偶（××）还款承诺书》，承诺其对吴庆丽申请的上述200万元授信贷款知悉，对该授信额度内的每笔借款本息有责任和义务进行归还，并自愿用与借款人的共有财产偿还全部贷款本息。2014年3月24日，吴庆丽与原柳行信用社签订《个人借款合同》，约定吴庆丽向原柳行信用社借款200万元，借款用途为“购煤”，期限为2014年3月24日至2016年3月23日，借款利率在借款发放日所对应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70%确定，按月结息，借款到期日一次性偿还所有借款本金，结息日为每月的20日。《个人借款合同》第1.5条约定，借款人可在上述借款金额、期限内随借随还，循环使用。第8.2条约定，借款人未按本合同约定期限归还借款本金的，贷款人对逾期借款从逾期之日起在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上浮50%计收罚息，直至本息清偿为止。2014年3月24日，顺达公司与原柳行信用社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顺达公司以其所有的船名分别为鲁济宁货2095、鲁济宁货5131的船舶，在人民币220万元的最高余额内，为自2014年3月24日至2016年3月23日原柳行信用社依据与吴庆丽（债务人）签订的借款合同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提供抵押担保；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等。原柳行信用社于2014年3月25日取得上述抵押船舶的抵押权登记证书。2015年3月19日，原柳行信用社向吴庆丽发放贷款200万元，借款月利率为7.57917‰，借款到期日为2016年3月18日。之后，被告吴庆丽未按约定期限偿还借款。另查明，2016年9月，原山东圣泰农村合作银行与原济宁市任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合并改制为济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济宁市任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债权债务由原告济宁农村商业银行享有、承担。截止到2017年7月10日，吴庆丽尚欠原告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罚息502419.16元。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上述《个人借款合同》、《借款人配偶（××）还款承诺书》、《最高额抵押合同》，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严格履行。原柳行信用社向吴庆丽发放贷款200万元，履行了合同义务。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吴庆丽未按约定期限偿还借款，应承担违约责任。上述《借款人配偶（××）还款承诺书》的文本虽系由原柳行信用社提供，但其文本内容符合公平原则，且标题“借款人配偶（××）还款承诺书”字体为加大加黑，侯天晴在该承诺书中签字、捺印时应知悉该承诺书的内容。侯天晴向原柳行信用社出具《借款人配偶（××）还款承诺书》，承诺对吴庆丽200万元授信额度内的每笔借款本息有责任和义务进行归还，故侯天晴应对上述借款本金、利息及罚息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另外，吴庆丽的上述借款属于《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济宁农商行对上述船舶的抵押权依法设立，济宁农商行有权在220万元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上述船舶优先受偿。吴庆丽关于其并非实际用款人，其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的辩解意见，侯天晴关于其不应承担责任的辩解意见，均无法律及事实依据，本院均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对济宁农商行要求吴庆丽、侯天晴偿还借款本金、利息及罚息的诉讼请求，要求对顺达公司提供的抵押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均依法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吴庆丽、侯天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付济宁农商行借款本金200万元、利息及罚息502419.16元（截止到2017年7月10日），合计2502419.16元，并向济宁农商行支付自2017年7月11日起至借款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罚息（按合同约定利率计算）；二、吴庆丽、侯天晴未按上述第一项的规定履行付款义务的，济宁农商行有权在220万元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对顺达公司所有的船名分别为鲁济宁货2095、鲁济宁货5131的船舶折价或变卖、拍卖该抵押物的价款优先受偿。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有三：一是吴庆丽是否应对本案借款承担还款责任；二是侯天晴是否应对借款承担还款责任；三是济宁农商行是否应先行就抵押物实现债权。 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吴庆丽对使用自己本人身份资料并亲自与原柳行信用社签订借款合同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能够预见，因此应承担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吴庆丽与原柳行信用社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为有效合同，贷款打入吴庆丽的账户，至于吴庆丽将借款交由何人使用以及如何支配借款，均不影响借款合同主体的认定。吴庆丽主张实际用款人为顺达公司，且顺达公司予以认可，但吴庆丽未举证证明贷款人对实际用款人为顺达公司明知，对其抗辩观点，本院不予采信。吴庆丽逾期后未能还款，构成违约，对于济宁农商行请求其偿还借款本息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焦点二，在吴庆丽签署的《借款人借款申请书》中，明确了借款数额、用途、申请授信期限等事项，在《借款人借款申请书》同页，侯天晴作为吴庆丽的配偶于同日签署了《借款人配偶（××）还款承诺书》，承诺对吴庆丽在授信期、授信额度内的每笔借款本息有责任和义务进行归还，并自愿用与借款人的共有财产偿还全部贷款本息，该意思表示真实，故侯天晴应对授权期内承诺的还款数额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侯天晴辩称该还款承诺书为格式条款，对其不发生效力，其不应对2015年3月19日的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本院认为，该承诺书不违反法律，未侵害国家、集体或其他人的合法权益，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免除贷款人的法律责任，也未存在加重××的责任、排除××的主要权利等法律禁止的内容，对侯天晴应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其应按照承诺书承诺的内容履行义务，故对其抗辩观点，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焦点三，本院认为，侯天晴签署《借款人配偶（××）还款承诺书》，是基于与借款人吴庆丽的夫妻关系，自愿以夫妻共有财产承担还款责任，其与吴庆丽对借款共同承担还款义务，并非保证。此外，即使侯天晴提供保证，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的规定，本案抵押物系第三人提供的担保，且当事人之间并未约定先就物保实现债权，债权人即济宁农商行可选择债权实现的顺序，对于上诉人应先就抵押物实现债权的观点，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吴庆丽、侯天晴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819元，由吴庆丽、侯天晴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传宝 审判员  崔 英 审判员  董 浩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一日 书记员  陈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