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2民终18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盘县马依镇五星煤矿，住所地：贵州省盘州市大山镇小寨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000766078557M。法定代表人：纪伟邦，系该煤矿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昭，系贵州典正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410411941。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盘兴能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盘州市亦资街道胜境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222063055623T。法定代表人：向立，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仲斌，系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301200410293351。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大芳，系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301201711315103。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住，住所地：贵州省盘州市亦资街道环湖红果商业街******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222085657545U。法定代表人：张珂，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涛，男，1993年8月22日生，白族，系该公司法务专员，住贵州省盘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士朝，男，1990年10月28日生，汉族，系该公司副经理，住贵州省盘县，原审被告：纪伟邦，男，1966年3月13日生，汉族，系盘县马依镇五星煤矿矿长，住贵州省盘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昭，系贵州典正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410411941。上诉人盘县马依镇五星煤矿（以下简称“五星煤矿”）、贵州盘兴能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投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原审被告纪伟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2018）黔0222民初34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五星煤矿及原审被告纪伟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昭、上诉人能投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大芳、被上诉人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涛、余士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五星煤矿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的基础法律关系错误，原审认定“五星煤矿与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之间的经济往来并不是企业之间简单的资金拆借行为，从双方签订合同的本意及实际履行合同的情况看，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与五星煤矿之间形成的上述关系更符合买卖合同的基本特征，即双方由此形成的应为买卖合同关系”与事实不符。首先，合同的形式确实表现为买卖合同，但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合同的本意就是规避利息及违约金，从而采用签订买卖合同的形式掩盖实为借贷关系的目的。其次，上诉人对涉案《煤炭购销合同》(合同编号：XMCG2015-12-003)、补充协议（合同编号：XMCG2015-12-003-B-OI）、《保证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上述合同是被上诉人为了借用买卖合同的外衣收取高额的资金占用费（利息）。而真实的情况是在2015年12月26日签订购销合同时能投公司就已经终止了与被上诉人的合作（本案的交易模式：上诉人首先与被上诉人签订购销合同，被上诉人与能投公司签订煤炭交易合同，上诉人将煤炭运输到电厂后，能投公司根据上诉人交付的煤炭数量与电厂对货款进行结算，然后根据合同约定将相应的货款回款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再根据合同约定将相应的货款回款给上诉人），经过本案开庭审理上诉人才了解到此事实，故就算签订了该份合同，煤炭交易也无法真实履行。第三，原审法院按照日千分之一计算违约金违反法律规定，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交易不可能真实发生，违约金条款在本案中不能适用，且计算标准应按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本案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五星煤矿在庭审中补充陈述了以下上诉理由：能投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2015年12月25日就已经终止，但被上诉人隐瞒了该事实，并于2016年12月26再次与五星煤矿签订《煤炭购销合同》，构成合同欺诈，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应属于无效合同，合同中约定的利率计算及违约金不成立，五星煤矿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双方应以实际所欠货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占用费。一审庭审后经与能投公司核对，五星煤矿才发现2017年12月12日能投公司已经代五星煤矿偿还了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70万元的货款，双方2018年4月1日的对账函是不真实的，此对账函没有发生法律效力，故一审法院计算的金额错误。能投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未对原审被告盘县马依镇五星煤矿提出原审原告要求其先出具对账函再提供借款的事实进行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2、被上诉人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果煤炭”）与原审被告盘县马依镇五星煤矿（以下简称“五星煤矿”）之间以签订买卖合同的形式隐藏双方之间实际存在的借贷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为买卖合同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该买卖合同的签订属于虚假意思表示，应属无效合同，上诉人基于该合同签订的连带保证合同以及股权质押合同也应无效。一审判决书第13页认定“2015年9月以后，双方虽签订有相应的煤炭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但没有发生煤炭交易行为”，此后又于该判决书第15页认定“五星煤矿与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之间的经济往来并不是企业之间简单的资金拆借行为，从双方签订合同的本意及实际履行合同的情况看，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与五星煤矿之间形成的上述关系更符合买卖合同的基本特征，即双方由此形成的应为买卖合同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首先，红果煤炭与五星煤矿之间的真实意思实为借贷，而非买卖。一审判决书第6页认定本案各方的交易模式为：五星煤矿首先与原审原告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原审原告与能投公司签订煤炭交易合同，五星煤矿将煤炭运输到电厂后，能投公司根据五星煤矿交付的煤炭数量与电厂对货款进行结算，然后根据合同约定将相应的货款回款给原审原告，原审原告再根据合同约定将相应的货款回款给五星煤矿。红果煤炭提起本案诉讼是基于2015年12月26日签订的《原煤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但该合同签订时，上诉人与电厂的合作早已终止，实际已不可能发生前述煤炭交易。其次，如红果煤炭与五星煤矿之间本案产生的欠款纠纷确实基于相应的煤炭交易行为，但相应的欠款金额并没有发生相对应的煤炭交易行为，一审法院依据的对账函明确的欠款金额并没有明确欠款性质为煤炭交易往来款，却径自认定相应款项为红果煤炭向五星煤矿支付的购买煤炭预付款。从《原煤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相应内容看，结合交易习惯，合同约定“款项返款的利润、服务费、违约金等标准”以及相应的合同履行期限符合借款合同的利息标准以及借款期限的特征，该合同实质上属于借款合同。因此，五星煤炭与红果煤炭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为资金借贷，一审法院应对相应的资金往来、借款提供后的还款情况、利率标准、欠款本息情况进行严格审查，而不是在认定基础法律关系为买卖合同关系的基础上简单地按照合同约定作出判决。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因此，在红果煤炭与五星煤炭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为资金借贷的交易背景下，为规避国家对于民间借贷中关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无效以及相应违约金和利息不得超过法定利率的规定而签订的买卖合同应属于无效合同。因主合同无效，上诉人基于主合同签订的从合同（连带保证合同以及股权质押合同）也应归属无效。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作为国有独资企业，对外担保应经过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机构同意，未经批准对外签订的担保合同以及股权质押合同无效。《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三十条规定：“国家出资企业合并、分立、改制、上市，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进行重大投资，为他人提供大额担保，转让重大财产，进行大额捐赠，分配利润，以及解散、申请破产等重大事项，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企业章程的规定，不得损害出资人和债权人的权益”、第三十二条规定：“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有本法第三十条所列事项的，除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企业章程的规定，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决定的以外，国有独资企业由企业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国有独资公司由董事会决定”。上诉人的公司性质特殊，为保护国有资产不流失，根据前述《企业国有资产法》的相关规定，国有独资公司对外担保应当根据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企业章程的规定，需经过出资人或董事会等批准，且不得损害出资人和债权人的权益。上诉人的公司章程明确规定对外担保必须经过出资人的批准，但涉案连带担保合同及股权质押合同的签订并未经过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亦未经过董事会的批准，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该两个合同应属于无效合同。三、一审法院认定的五星煤矿按照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计算违约金标准过高，远远超过民间借贷的合法利率标准24%，依法应予以降低。且原审原告主张的欠款金额属于之前原审被告所借款项的本金及利息累计计算后的欠款金额，不能当然将其作为欠款本金予以计算相应的利息。四、一审法院审判适用简易程序属于程序错误。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本章规定”。而本案中各方对于法律关系的性质以及相应金额均存在较大争议，依法不应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而应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且审判适用程序错误，导致判决错误。对于原审原、被告之间的资金借贷关系应做严格审查，确定最终的欠款本息以及相应的利率标准。同时，鉴于五星煤矿与红果煤炭之间签订的《原煤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以及股权质押合同亦同样无效，上诉人不应对涉案债务承担任何担保责任，依法应予以改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能投公司在庭审中补充陈述了以下上诉理由：1、即使五星煤矿与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签订的几份合同属于买卖合同，所谓的贸易利润、服务费、违约金实质就是违约金，五星煤矿没有按合同约定履行给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造成的损失只能按照同期银行分期付款利率计算资金占用利息，按日千分之一的标准计算违约金明显过高，依法应予降低。2、从一审判决认定双方2015年9月14日对账确认欠款的事实可以看出，以对账函确认的款项是针对原合同所欠的预付款本金、贸易利润、服务费及违约金总的结算款项。2018年4月30日最后一次对账确认五星煤矿尚欠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的款项为7392545.93元，该结算也没有将违约金排除在外，即该对账函中确认的欠款7392545.93元并非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所称的只是欠款本金及资金占用利息，而没有包括违约金。根据双方此前签订供应商对账函的交易习惯，即使该对账函成立，该笔款项也应当为双方2015年12月26日签订最后一份合同中所明确的欠款本金、贸易利润、服务费及违约金总结算金额。3、关于能投公司基于五星煤矿与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2015年12月26日签订的合同及补充协议所签的保证合同及股权质押合同，即使担保责任成立，担保范围也仅限于该份合同及补充协议所涉的欠本金4886443.93元及依法支持的资金占用利息。至于五星煤矿与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30日签订的供应商对账函所明确的欠付款项，能投公司并未盖章予以认可，不能约束能投公司。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针对五星煤矿、能投公司的上诉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依法有据。1、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与五星煤矿从2014年3月开始贸易往来，共签订了五份煤炭买卖合同及相应补充协议，期间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与五星煤矿按照合同约定对煤炭进行了交易，整个交易过程有煤炭采购合同及其补充协议、担保合同、股权质押合同、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对账函及企业询证函、结算凭证、五星煤矿开具的发票、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开具的服务费发票和付款凭证等证据予以证实。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一份五星煤矿的欠款说明并附有相应结算凭证，详细说明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与五星煤矿贸易开展的情况，一审认定双方系买卖关系的事实清楚，二上诉人认为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与五星煤矿签订的合同是以买卖合同形式掩盖的借款合同，与客观事实不符。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形式订立的合同，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与五星煤矿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并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也不属于其他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能生效的合同，本案中签订的合同依法成立，自签字盖章时已生效。故二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事实错误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二、能投公司在本案中既是担保方也是需求方，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向五星煤矿所购煤炭均销往能投公司。根据三方的交易习惯，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与五星煤矿签订《煤炭购销合同》，五星煤矿以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的名义供煤给能投公司，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再与能投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本案中，能投公司与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五星煤矿就《煤炭购销合同》签订连带责任担保合同，能投公司与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质押合同并在登记机关设立登记，足以证明能投公司并未打算与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终止合作，而是五星煤矿未以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名义向能投公司供煤的违约行为造成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未能与能投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另外，此前多次对账五星煤矿均在信息无误处签章，说明五星煤矿对双方的权利义务知晓清楚。五星煤矿认为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隐瞒与能投公司终止合作的事实而与其签订合同构成合同欺诈不符合客观事实。三、五星煤矿认为本案中不适用违约金条款，且计算标准应按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违约金是当事人约定的，法律既没有规定违约金的数额，也没有规定违约金的计算标准，本案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而非借贷关系，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诉请的违约金没有超过合同约定的计算标准和期限，也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四、能投公司提出其为国有独资公司，对外担保应经过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机构同意，未经批准对外签订的担保合同以及股权质押合同无效。《企业国有资产法》并未规定国有独资公司对外担保必须经过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审批程序，同时也没有法律明确规定国有独资公司签订对外担保合同必须经过批准才能生效，因此能投公司与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不属于必须经过审批才能生效的合同，能投公司认为保证合同无效的意见缺乏法律依据，另外，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与五星煤矿先后签订的五份《煤炭买卖合同》，能投公司均分别与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签订了连带责任保证合同及股权质押合同，且办理了质押登记。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能投公司签订担保合同已经过了公司董事会的讨论决定，能投公司以未召开董事会为由主张保证合同无效的理由不成立。五、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与五星煤矿签订的是煤炭买卖合同，不是民间借贷合同，本案违约金的计算标准不适用民间借贷中合法利率24%的规定。双方签订的合同中约定的结算方式是按月结算，即每月月底或月初进行结算，既然不属于民间借贷，则不适用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六、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与五星煤矿自2014年起至2015年12月26日共签订五份合同，一直进行煤炭买卖交易，并且进行了多次对账，双方均在账目确认无误后签章，买卖合同关系事实清楚。能投公司认为一审适用程序错误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七、对账函中确认的欠款金额并不包含违约金，能投公司的担保范围在每一份保证合同中均有约定，并不是只担保4886443.93元。对于能投公司2017年12月12日向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支付的70万元，是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与能投公司之间的债务关系，与五星煤矿没有任何关系。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能投公司针对五星煤矿的上诉述称，一、五星煤矿作为主合同的债务人，提出其与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对此能投公司表示认同。根据双方每一次签订合同的模式来看，都会在原合同的基础上签订一个补充协议，约定款项返款的利润、服务费、违约金等标准以及相应的合同履行期限，符合借款合同利息标准及特征，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为连续使用资金。能投公司作为第三人，即使对外担保的责任成立，担保的前提是基于双方存在真实的买卖交易，双方为隐藏真实的借贷关系而签订的买卖合同应属无效，能投公司签订的担保合同属于从合同，主合同无效，从合同应当无效。二、五星煤矿2015年12月26日最后一份合同签订后，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确实没有与能投公司签订协议，五星煤矿无法按照之前的交易模式向电厂提供煤炭，从而无法抵扣煤炭预付款，因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存在过错，五星煤矿无需承担违约责任。三、五星煤矿提出2017年12月12日能投公司根据其委托将70万元支付至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账户代为偿还尚欠款项的事实存在，该笔费用应予以扣除。因此，同意五星煤矿提出的上诉请求。五星煤矿、纪伟邦针对能投公司的上诉未陈述答辩意见。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五星煤矿偿还原告欠款7392545.93元及违约金2487197.96元，共计9878743.89元，2018年5月25日起资金占用利息及违约金按每日6922.46元计算至还清欠款为止；2.判决被告能投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3.判决被告纪伟邦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4.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的经营范围包含煤炭经营。贵州盘兴能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原名称为贵州盘县盘兴能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含原煤、焦煤、洗精煤的销售。五星煤矿开采出的煤炭需通过能投公司才能卖给电厂进行电煤交易，具体交易模式为，五星煤矿首先与原告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原告与能投公司签订煤炭交易合同，五星煤矿将煤炭运输到电厂后，能投公司根据五星煤矿交付的煤炭数量与电厂对货款进行结算，然后根据合同约定将相应的货款回款给原告，原告再根据合同约定将相应的货款回款给五星煤矿。2014年3月10日，原告（甲方）与五星煤矿（乙方）签订《煤炭采购合同》（编号：XMCG2014-03-002号），第四条付款方式约定“甲方采取预付500万元的方式支付给乙方货款，乙方在合同签订后的第六个月以煤炭货物冲抵该笔预付款。乙方每月以甲方名义向电厂供应煤炭，在贵州盘县盘兴能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与甲方每月结算付款后，甲方再与乙方每月结算付款，每月结算一次。”，第五条产品的价格及结算约定“1、煤炭基准价格：在合同有效期内，本合同项下煤炭基准价格按照贵州盘县盘兴能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与甲方签订的合同（合同编号XMXS2014-03-002）中约定的价格下浮1.25%执行；甲方与乙方的结算价格在贵州盘县盘兴能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与甲方实际结算价格基础上下浮1.25%。2、结算方式：电厂收到以甲方名头乙方所送的货物，在进行数量统计、采样化验、当月加权平均值后，作为当月电厂与贵州盘县盘兴能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的结算依据，甲方凭电厂与贵州盘县盘兴能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的结算依据与乙方做最终结算。甲方与乙方合同项下的货物数量、质量等结算依据以贵州盘县盘兴能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最终结算数据为准。3、货款结算：每月结算一次，每月底或次月初乙方按照甲方出具的本月或上月结算单开具本月或上月100%货值的增值税发票。当月超供货值未计入当月结算部分计入次月货值，最后一月供煤货值若超出总货值的部分，计入下一个合同周期或单独结算。”，第九条附则约定“1、本合同有效期为2014年5月20日至2014年11月19日……”。同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合同编号：XMCG2014-03-002-B-01），该协议第二条约定“乙方须保证《煤炭采购合同》（编号XMXS2014-03-002）合同项下甲方的利润为甲方预付款的0.042%（每日），利润=资金实际占用天数*每日0.042%*甲方预付货款额，资金实际占用天数=贵州盘兴能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实际回款日-甲方向乙方支付预付款日，该利润每月结算一次。”，第三条约定“《煤炭采购合同》（编号XMXS2014-03-002）项下预付款的500万元货款须在6个月内完成相应货值的发煤，从合同签订之日起算。如到期乙方未完成相应货值的发煤，则乙方须在到期日后的十天内返还剩余预付款，并支付相应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实际占用资金量*资金占用天数*资金占用率（每日0.042%）。”，该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4年3月12日分两次共计向五星煤矿转账500万元（一笔100万元，另一笔400万元）。另外，贵州盘县盘兴能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股权质押合同》、《保证合同》，自愿为五星煤矿履行上述合同提供担保。2014年5月20日，原告（甲方）与五星煤矿（乙方）签订预付款为500万元的《煤炭采购合同》（编号：XMCG2014-05-004号），该合同中对于付款方式、产品的价格及结算的约定与前一份合同一致。合同有效期为2014年5月20日至2014年11月19日。同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合同编号：XMCG2014-05-004-B-001），该协议第二条约定“甲方的贸易利润为500万元预付款的15%（每年），乙方的实际资金占用时间以甲方收到贵州盘县盘兴能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回款时为准。”，第三条约定“乙方每月25日向甲方支付当月贸易利润（以年利润率15%计算），利润在贸易价差中体现并结算。每月结算、支付各一次。”。另外，贵州盘县盘兴能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股权质押合同》、《保证合同》，自愿为五星煤矿履行该份合同提供担保。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4年5月21日向五星煤矿转账500万元。2014年11月19日，原告与五星煤矿又签订一份补充协议（合同编号：XMCG2014-05-004-B-02），第一条约定“乙方于2015年1月31日前返还甲方的500万元预付货款。”，第二条约定“自2014年11月23日到2015年1月31日，乙方每月须保证甲方贸易利润及资金占用费为乙方未返还货款部分的15%（年），同时支付违约金，具体金额为乙方未返还我公司货款部分的20%（年）。”。2014年12月31日，原告与五星煤矿通过企业询证函的形式对账确认截止2014年12月31日，五星煤矿尚欠原告的款项为7223478.15元。2015年2月5日，原告（甲方）与五星煤矿（乙方）签订预付款为800万元的《煤炭采购合同》（编号：XMCG2015-02-001号），该合同中对于付款方式、结算方式、货款结算的约定与前一份合同一致。合同有效期为2015年2月5日至2015年8月4日。第五条约定“1、煤炭基准价格：在合同有效期内，本合同项下甲方与乙方的结算价格在贵州盘县盘兴能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与甲方实际结算价格基础上下浮3元/吨。”。同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合同编号：XMCG2015-02-001-B-01），该补充协议主要是对贸易利润进行约定，双方约定的计算方式与上一份补充协议约定的一致。另外，贵州盘县盘兴能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股权质押合同》、《保证合同》，自愿为五星煤矿履行该份合同提供担保。2015年8月4日，原告（甲方）与五星煤矿（乙方）签订补充协议（合同编号：XMCG2015-02-001-B-02），该协议中载明“基于甲乙双方于2015年2月5日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编号：XMCG2015-02-001号）（以下简称‘主合同’）于2015年8月4日到期，但乙方尚欠甲方预付货款6772831.03元未冲抵且未以现金形式返还给甲方，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补充协议，协议内容如下：第一条，乙方尚未冲抵完也未以现金形式返还的欠款共计6772831.03元，甲乙双方续签编号为XMCG2015-08-006的《煤炭购销合同》。第二条，甲方的贸易利润及交易平台服务费为6772831.03元欠款的15%（每年），乙方应按时向甲方支付。该款项产生的一切税费由乙方承担。”。2015年8月5日，原告（甲方）与五星煤矿（乙方）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合同编号：XMCG2015-08-006），该合同第五条付款方式约定“甲方采取预付的方式向乙方支付货款，该笔预付款项共计6772831.03元，甲方已于2015年8月5日前向乙方支付完毕，乙方确认已收到甲方支付的6772831.03元预付款，合同执行期限内乙方通过发货冲抵完甲方支付的6772831.03元预付款。”，第八条约定合同有效期为2015年8月5日至2015年12月25日。同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合同编号：XMCG2015-08-006-B-01），该补充协议主要是对贸易利润进行约定，双方约定的计算方式与上一份补充协议约定的一致。另外，贵州盘县盘兴能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股权质押合同》、《保证合同》，自愿为五星煤矿履行该份合同提供担保。2015年9月14日，原告与五星煤矿以供应商对账函的形式对账确认，截止2015年9月14日，五星煤矿尚欠原告的款项为5282014.77元。2015年11月30日，原告与五星煤矿以供应商对账函的形式对账确认，截止2015年11月30日，五星煤矿尚欠原告的款项为4772616.24元。2015年12月26日，原告（甲方）与五星煤矿（乙方）签订补充协议（合同编号：XMCG2015-08-006-B-02），该协议中载明“基于甲乙双方于2015年8月5日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编号：XMCG2015-08-006号）（以下简称‘主合同’）于2015年12月25日到期，但乙方尚欠甲方预付货款4886443.93元未冲抵且未以现金形式返还给甲方，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补充协议，协议内容如下：第一条，截止到2016年12月31日乙方对甲方的欠款共计4886443.93元，甲乙双方续签编号为XMCG2015-12-003的《煤炭购销合同》。第二条，甲方的贸易利润及交易平台服务费为4886443.93元欠款的15%（每年），乙方应按时向甲方支付。该款项产生的一切税费由乙方承担。”。2015年12月26日，原告（甲方）与五星煤矿（乙方）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合同编号：XMCG2015-12-003），该合同第五条付款方式约定“甲方采取预付4886443.93元的方式支付给乙方货款，乙方在合同签订后于2016年7月20日之前以煤炭货值冲抵该笔预付款；该笔预付款项我司已于2015年12月26日前向乙方支付完毕，乙方确认已收到甲方支付的4886443.93元预付款。合同执行期限内乙方通过发货冲抵完甲方支付的4886443.93元预付款。”，第十条约定合同有效期为2015年12月26日至2016年7月20日。同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合同编号：XMCG2015-12-003-B-01），该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甲方支付的贸易利润为4886443.93元预付款的15%（每年），乙方的实际资金占用期间以乙方发货冲抵完预付款，甲方收到贵州盘县盘兴能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回款时为准。”，第七条约定“合同执行期间（2015年12月26日——2016年7月20日），甲方收到贵州盘县盘兴能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回款后，甲方可全额或部分扣除该回款用于冲抵甲方向乙方支付的预付货款及甲方的贸易利润、电子平台服务费、相关税费，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违约金等。合同期满冲抵不足部分，乙方应在合同到期后2日内以现金形式向甲方返还。若乙方未返还或未足额返还的，自合同到期后的第3日起，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未返还部分的千分之五/每日计算。”。另外，纪伟邦与原告签订《保证合同》约定，纪伟邦自愿为五星煤矿履行上述《煤炭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提供担保，担保范围为主债权及原告应收的利润、服务费、违约金以及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担保方式为连带保证责任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能投公司与原告签订《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约定，自愿为五星煤矿履行上述《煤炭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提供担保，担保范围为主债权及原告应收的利润、服务费、违约金以及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担保方式为连带保证责任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能投公司与原告签订《股权质押合同》约定，能投公司将其在原告处所持有的10%股权中的9%质押给原告，为五星煤矿履行上述《煤炭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提供担保，并办理了质押登记。2018年4月30日，原告与五星煤矿与供应商对账函的方式对账确认，五星煤矿尚欠原告的款项为7392545.93元。以上合同及补充协议签订后，原被告按照合同约定对煤炭进行了交易，在原告与五星煤矿之间，交易的煤炭有一部分双方按照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用于冲抵了预付款，没有进行冲抵的部分原告又另行支付了相应的货款。2015年9月以后，双方虽签订有相应的煤炭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但没有发生煤炭交易行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本案的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还是买卖合同；2.五星煤矿是否应支付原告主张的款项及违约金；3.能投公司和纪伟邦是否应对五星煤矿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关于本案的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还是买卖合同的问题。从庭审中查明的事实看，在2014年3月10日至2015年12月26日期间，原告与五星煤矿共签订了五份煤炭购销合同及相应的补充协议，五份煤炭购销合同中双方均约定由原告预付货款，五星煤矿以交付的煤炭进行冲抵。从合同的形式及内容上看，原告与五星煤矿之间形成的应为买卖合同关系。在第一、二份购销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五星煤矿支付了1000万元的预付款，五星煤矿与原告之间也确实进行了煤炭交易，双方之间的交易一直持续到2015年9月。从被告提交的进账回单看，在交易过程中，原告除了支付1000万元的预付款外，还另行支付了大额货款。在预付款尚未冲抵完的情况下，五星煤矿又接收了原告另行支付的货款。据此，法院有理由相信双方在交易过程中，有一部分煤炭用于冲抵了预付款，剩余部分由原告另行支付相应货款。双方以此模式交易的原因在于双方在签订煤炭购销合同的同时，还签订了相应的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主要是原告向五星煤矿支付大额的预付款后，在预付款尚未用煤炭进行冲抵的情况下，原告以按一定标准收取贸易利润、服务费等方式获取资金占用期间的费用。五星煤矿提供煤炭后如不用于冲抵预付款，对于原告而言，其可以通过收取贸易利润、服务费等方式获得资金占用期间的费用，对于五星煤矿而言，其可以继续使用原告预付的货款进行资金周转。双方签订的第三份购销合同约定预付款为800万元，虽然该份合同没有对应支付预付款的凭证，但根据双方对账的情况，原告与五星煤矿通过企业询证函的形式对账确认，截止2014年12月31日，五星煤矿尚欠原告的款项为7223478.15元，而第三份合同签订的时间为2015年2月5日，再结合原告提交的五星煤矿账目欠款说明，法院有理由相信该份合同是双方签订的前两份合同的延续，即双方对在此之前尚未冲抵完的预付款、贸易利润、服务费等资金占用费用进行结算，并将结算的金额作为该份合同的预付款。双方签订的最后两份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中更是明确载明了对应的预付款就是前一份购销合同中尚未冲抵完的预付款、贸易利润和服务费等资金占用费。双方约定的贸易利润、服务费等，应属于双方对预付款买卖合同结算方式的一种特殊约定，即在货款尚未冲抵之前，出卖方占用买受方资金，双方协商应当支付的资金被占用期间的费用，该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原告虽然获取了一定的资金占用费，但双方实际上也进行了大量的煤炭交易，五星煤矿与原告之间的资金往来并不是企业之间简单的资金拆借行为，从双方签订合同的本意及实际履行合同的情况看，原告与五星煤矿之间形成的上述关系更符合买卖合同的基本特征，即双方由此形成的应为买卖合同关系，二被告虽辩解原告与五星煤矿之间名为买卖合同实为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但其并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反驳，故对其辩解理由，不予采信。双方签订的上述煤炭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关于五星煤矿是否应支付原告主张的款项及违约金的问题。原告与五星煤矿签订的最后一份煤炭购销合同中载明，原告预付的货款金额为4886443.93元，根据双方的约定，五星煤矿应在2016年7月20日之前以交付的煤炭冲抵该笔货款。双方均陈述，在2015年9月之后五星煤矿与原告之间就没有进行过煤炭交易，最后一份合同签订的日期为2015年12月26日，即在该份合同签订后，五星煤矿并没有向原告交付煤炭用于冲抵上述预付款。该合同的有效期截止日期为2016年7月20日，现合同有效期已届满，五星煤矿无权再继续占用原告的预付款，原告有权要求五星煤矿返还。另外，根据双方的约定，由于五星煤矿未在合同有效期内交付煤炭，其还需支付原告相应的贸易利润、服务费等资金占用费，对于上述未冲抵的预付款及贸易利润、服务费等资金占用费，双方已于2018年4月30日以供应商对账函的形式对账确认为7392545.93元，故原告要求五星煤矿支付欠款7392545.93元的理由成立，予以支持。双方在最后一份煤炭购销合同的补充协议中约定，合同期满后，未冲抵的预付款，五星煤矿在合同到期后2日内以现金形式返还原告，如未返还或未足额返还，自合同到期后的第3日起，五星煤矿应向原告支付违约金，计算标准为以未返还部分为基数，按每日千分之五计算。五星煤矿至今未履行返还预付款的义务，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当按照双方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双反约定的合同有效期截止日期为2016年7月20日，按照上述约定，原告主张按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从2017年1月1日开始计算违约金，并未超过双方约定的计算标准和期限，应予支持。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5月24日，五星煤矿应支付的违约金为2487199.96元（4886443.93元×1‰×509≈2487199.96元），原告主张2487197.96元未超过上述金额，应予支持。从2018年5月25日起，五星煤矿仍应以其尚未返还的预付款为基数，按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向原告支付违约金，直至全部预付款还清之日止。原告主张每日按6922.46元计算超过了上述标准，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能投公司辩解原告主张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其有权请求予以适当减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双方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现能投公司主张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其应提供证据证实造成损失的具体数额，但能投公司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故能投公司辩解应当免除或减少违约金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关于能投公司和纪伟邦是否应对五星煤矿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纪伟邦与能投公司基于原告与五星煤矿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分别与原告签订了保证合同，该保证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原告与五星煤矿之间的煤炭买卖合同关系也不存在无效的情形，故上述保证合同应属有效。三被告辩解因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也应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能投公司辩解其在与原告签订保证合同时，属于国有独资公司，其对外担保未经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机构同意，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担保行为属于无效。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三十条规定：“国家出资企业合并、分立、改制、上市，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进行重大投资，为他人提供大额担保，转让重大财产，进行大额捐赠，分配利润，以及解散、申请破产等重大事项，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企业章程的规定，不得损害出资人和债权人的权益。”、第三十二条规定：“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有本法第三十条所列事项的，除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企业章程的规定，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决定的以外，国有独资企业由企业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国有独资公司由董事会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国有独资公司不设股东会，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行使股东会职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可以授权公司董事会行使股东会的部分职权，决定公司的重大事项，但公司的合并、分立、解散、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和发行公司债券，必须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决定；其中，重要的国有独资公司合并、分立、解散、申请破产的，应当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审核后，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前款所称重要的国有独资公司，按照国务院的规定确定。”上述法律并未规定国有独资公司对外担保必须经过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审批程序，同时也未有法律明确规定国有独资公司签订对外担保合同必须经过批准方能生效，因此能投公司与原告签订的保证合同不属于必须经过审批方可生效的合同。能投公司以此辩解保证合同无效的意见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另外，对于原告与五星煤矿先后签订的五份煤炭购销合同，能投公司均分别与原告签订了保证合同及股权质押合同，且最后一份股权质押合同还办理了质押登记，据此，原告完全有理由相信能投公司为五星煤矿的债务提供担保已经过了公司董事会的讨论决定，故能投公司现以其未召开董事会为由，主张保证合同无效的理由也不能成立。根据双方的约定，担保方式为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担保的范围为主债权及原告应收取的贸易利润、服务费、违约金等，其中纪伟邦与原告约定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能投公司与原告约定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由此可见，原告要求纪伟邦与能投公司对上述五星煤矿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未超过保证范围，也在保证期限内，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请，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纪伟邦、能投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可依据本判决向五星煤矿追偿。能投公司除与原告签订保证合同外，还与原告签订有股权质押合同，并办理了质押登记，即本案的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的规定，能投公司用股权进行质押属于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而不是债务人五星煤矿资金提供物的担保，即对于债权人的原告而言，其具有选择权，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而不是必须先选择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本案中，原告不向能投公司主张行使质押权，并不能免除能投公司的保证责任。故能投公司辩解原告并未向能投公司主张质权，应视为原告放弃物的担保，能投公司也应当免除相应的担保责任的意见，不能成立。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盘县马依镇五星煤矿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支付欠款7392545.93元；二、被告盘县马依镇五星煤矿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支付2018年5月25日之前的违约金2487197.96元，从2018年5月25日起，被告盘县马依镇五星煤矿以其尚未支付的预付款（截止庭审之日为4886443.93元）为基数，每日按千分之一的标准向原告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直至预付款完全返还之日止；三、被告纪伟邦、贵州盘兴能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对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责任后，其可依据判决向被告盘县马依镇五星煤矿追偿；四、驳回原告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479元，由被告盘县马依镇五星煤矿、纪伟邦、贵州盘兴能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二审中，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能投公司、纪伟邦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五星煤矿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能投公司与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于2015年8月5日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复印件一份，拟证明2015年12月25日能投公司与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的合同已经终止，根据五星煤矿与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的交易模式，双方已经无法实际履行2015年12月26日签订的合同，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隐瞒了与能投公司合同终止的事实再次与五星煤矿签订合同，构成合同欺诈，合同无效，五星煤矿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及合同约定的其他相关费用。能投公司、纪伟邦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认可，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能投公司在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与五星煤矿签订合同时，签订了连带责任担保合同及股权质押合同，并设立了抵押登记，足以证明能投公司仍然与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存在合同关系。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与五星煤矿并没有约定必须与能投公司签订合同后双方所签订的合同才能生效，故对五星煤矿认为合同无效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2015年12月25日终止煤炭购销合同关系的事实予以认可。2、能投公司电煤结算单复印件12份，拟证明2016年1月至2017年11月五星煤矿都是按照之前的交易模式履行电煤供应义务，因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与能投公司终止了合同关系，致使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无法向能投公司抵扣五星煤矿的煤炭预付款，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违约在先，构成合同欺诈，五星煤矿不应承担任何违约责任。能投公司、纪伟邦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3、2017年12月12日贵州银行电子转账凭证复印件一份、2017年12月7日收据复印件一份、2017年12月7日借条复印件一份，拟证明2017年12月12日能投公司代五星煤矿偿还了70万元的货款给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出具了收据注明是五星煤矿的还款。能投公司、纪伟邦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对借条的三性不予认可，收据确实是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出具，是收取能投公司五星项目的货款，不属于代为偿还。对五星煤矿二审提交的证据分析认定如下：证据1能够证明能投公司与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2015年12月25日终止煤炭购销合同关系的事实，对该事实予以确认；证据2能够证实煤炭购销合同终止后五星煤矿与能投公司仍有电煤结算的事实，但该组证据中并无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的签章，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证据3能够证实能投公司代五星煤矿向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偿还了70万元货款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被上诉人未上诉，一审查明的事实，二审予以确认；对上诉人提出上诉的理由，二审另查明，2017年12月12日，能投公司通过贵州银行电子转账的方式代五星煤矿向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还款700000元。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五星煤矿与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借贷关系；2、案涉《煤炭购销合同》、《补充协议》、《股权质押合同》、《连带责任保证合同》是否有效，能投公司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3、五星煤矿欠款金额为多少，违约金应如何计算；4、一审审理程序是否违法。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从五星煤矿与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2015年8月5日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内容看，合同履行期限截止2015年12月25日，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亦称该份合同是双方签订的最后一份合同。虽然五星煤矿与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26日又签订了《煤炭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但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自2015年9月之后五星煤矿与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之间再没有进行过煤炭交易。且在庭审中被上诉人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称其提供的是金融服务，因电厂回款时间长，需要其提供资金周转，故采取预付款的方式签订购销合同。因此，双方虽在2015年12月26日的补充协议中约定由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以预付款的方式与五星煤矿签订《煤炭购销合同》，但实际并未发生煤炭交易，在该合同及补充协议中双方对欠款4886443.93元进行了结算，并约定年利率为15%，符合借贷关系的特征。一审认定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不当，上诉人认为本案应认定为借贷关系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五星煤矿与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26日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补充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虽未实际发生煤炭交易，但对欠款的结算及年利率的约定部分未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上诉人能投公司认为其属于国有独资企业，未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同意对外签订担保合同及股权质押合同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三十条规定，国家出资企业为他人提供大额担保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以及企业章程的规定，不得损害出资人和债权人的权益。另，《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有本法第三十条所列事项的，除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企业章程的规定，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决定的以外，国有独资企业由企业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国有独资公司由董事会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国有独资公司不设股东会，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行使股东会职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可以授权公司董事会行使股东会的部分职权，决定公司的重大事项，但公司的合并、分立、解散、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和发行公司债券，必须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决定；……”。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国有独资企业对外提供担保必须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同意才生效，而且双方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也已经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上诉人能投公司认为《股权质押合同》、《连带责任保证合同》无效的主张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从五星煤矿与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2015年8月5日、2015年12月26日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来看，均是以前一份购销合同尚未冲抵完的预付款作为本次合同预付款。双方签订最后一份购销合同和补充协议的时间是2015年12月26日，该合同中约定预付款尚欠4886443.93元，上诉人对该欠款均予以认可。2018年4月30日对账函中确认的欠款增加为7392545.93元，对此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称是根据合同约定的贸易利润及服务费计算的，以4886443.93元为基数对每月产生的服务费进行叠加，再按年利率15%计算并乘以税费系数得出的。但在2015年12月26日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后，双方并未实际产生煤炭交易，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亦认可4886443.93元系提供资金周转，故被上诉人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主张的欠款本金7392545.93元的计算方式无法律依据，本案欠款本金应认定为4886443.93元。另，五星煤矿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显示2017年12月12日能投公司通过电子转账代五星煤矿向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还款700000元，能投公司对此予以认可，被上诉人亦认可收到该笔款项，故应在本案欠款中予以扣除，即五星煤矿尚欠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的本金为4186443.93元。对于资金占用利息，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主张按年利率15%计算并未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即2015年12月26日至2017年12月12日的资金占用利息为4886443.93元×15%/年×2年-4886443.93元×0.042%/日×14日=1437200.89元、2017年12月13日至2018年5月13日的资金占用利息为4186443.93元×1.25%/月×5个月=261652.75元，共计1698853.64元。自2018年5月14日起的资金占用利息以欠款本金4186443.93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5%计算至本息付清之日止。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本案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过程中，上诉人能投公司并未提出异议，且通过庭审各方充分行使诉权亦能查明案件事实，故能投公司所称“本案各方对于法律关系的性质以及相应金额均存在较大争议，依法不应适用简易程序而应适用普通程序审理，适用程序错误”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该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2018）黔0222民初3482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盘县马依镇五星煤矿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被上诉人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支付欠款4186443.93元；三、上诉人盘县马依镇五星煤矿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被上诉人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支付2015年12月26日至2018年5月13日的资金占用利息1698853.64元。自2018年5月14日起的资金占用利息以欠款本金4186443.93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5%计算至本息付清之日止；四、上诉人贵州盘兴能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原审被告纪伟邦对本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责任后，其可依据本判决向上诉人盘县马依镇五星煤矿追偿；五、驳回被上诉人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047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1916元，共计202395元，由上诉人盘县马依镇五星煤矿、贵州盘兴能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及原审被告纪伟邦负担120587元，由被上诉人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负担8180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 光审判员 刘 靖审判员 邓少旭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法官助理唐丽红书记员江凤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