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皖01民终73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玉荣，女，1962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庐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亚，上海建纬（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学高，男，1959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翔，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道李，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安徽安德利百货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文明中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1536645616。法定代表人：陈学高，董事长。上诉人王玉荣因与被上诉人陈学高、原审第三人安徽安德利百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德利股份公司）与企业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2017）皖0124民初38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玉荣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确认王玉荣与陈学高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3、确认王玉荣持有安德利股份公司7200股股份；4、判决陈学高将其持有的安德利股份公司7200股股份返还王玉荣。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王玉荣并未参与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及股权转让手续，直至安德利股份公司公开发行股票之日，王玉荣通过阅读招股说明书才知自己的股权不翼而飞。工资表栏4000元处“王玉荣”字迹与“股金”字迹明显不同，并非同一人书写，另有他人事后补加。并且王玉荣从未领取4000元的所谓股金。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首先，股权转让协议系陈学高安排他人冒用王玉荣签名与自己进行交易，完全系陈学高单方行为，损害了王玉荣利益，无代理制度适用余地。其次，本案证据不足以认定王玉荣在事后对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进行了追认。再次，《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早已被《合同法》第四十八条、四十九条等所代替，一审法院回避新法而适用旧法进行判决，明显不当。陈学高辩称，一、本案的股权转让事宜发生在国企改制期间，是一个阶段性的股权处置方式，有其历史特殊性，不能按照通常的股权转让协议纠纷进行处理。安徽省庐江县安德利贸易中心、安徽省庐江安德利贸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安德利公司）的改制是根据国家政策的方向及地方政府文件的规定进行的，安德利公司依照《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实施意见》、《中共庐江县委、庐江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印发巢湖市推进国合流通企业改革总体方案的通知》等文件要求的方向进行改制，且经过了《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确认安徽安德利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历史沿革有关事宜的批复》、《合肥市人民政府关于对安徽安德利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历史沿革有关事宜确认的请示》、庐江县人民政府《关于对安徽安德利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历史沿革有关事宜确认的请示》、《关于庐江县安德利贸易中心改革方案的批复》等省、市、县各级政府的正规审批程序，故该公司的改制发生在国有企业改制期间，其具有企业改制历史阶段的特殊性，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产物。在该企业改制期间所出现的股权转让不能参照一般的股权转让方式来处理，应以政府的政策及相关文件作为处理依据。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首先，对于王玉荣在上诉状中所陈述“领取4000元退股金”这一事实问题进行答辩：第一，我方认为，王玉荣在一审法院释明的情况下，先是申请笔迹鉴定后又撤销，并且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该签名非本人书写，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该4000元系由王玉荣领取；第二，安德利股份公司在改制过程中，在公司的公告栏处、电视台、报纸上均有刊登改制事宜，王玉荣作为安德利公司的员工不可能不知晓其股权事宜；第三，王玉荣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未参与公司经营、未参与股东大会、未参与分红，也未向公司主张过权利，故其明显清楚股权已退事宜。王玉荣在安德利股份公司上市后对十几年前的事宜提起诉讼要求各项费用，明显与常理不符。其次，对于王玉荣主张的法律适用问题。虽然本案中，王玉荣未授权他人代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但王玉荣已经实际领取了4000元股权转让款，王玉荣已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追认了该《股权转让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的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被代理人已经开始履行合同义务的，视为对合同的追认”，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后，王玉荣领取了退股金，且在15年期间未主张过股东权利，其以实际行动履行了合同义务，视为对该《股权转让协议》的追认。故该《股权转让协议》应属有效，对双方产生法律效力。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恳请法院依法驳回王玉荣的全部上诉请求。安德利股份公司书面陈述以下意见：一、本案的股权转让事宜发生在国企改制期间，是一个阶段性的股权处置方式，有其历史特殊性，不能按照通常的股权转让协议纠纷进行处理。二、安德利公司已履行完相应的股权清退手续，股东之间不存在股权纠纷。安德利公司的改制是依据政府政策调整进行并且履行了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审批手续。公司已将各股东股金发放给股东本人，并由其本人签字确认。安德利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各方当事人也一直按照已退股的方式进行处理，一直未发生纠纷。至安德利股份公司上市后，王玉荣主张股权纠纷，其本次诉讼完全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驳回王玉荣的全部上诉请求。王玉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1、确认王玉荣、陈学高于2002年9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确认王玉荣持有安德利股份公司7200股股份；3、陈学高将其持有的安德利股份公司7200股股份返还王玉荣。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4年，经庐江县编制委员会批准，成立安徽省庐江县工业品贸易中心，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企业。1996年，经庐江县商务局同意名称变更为安徽省庐江县安德利贸易中心（以下简称安德利贸易中心）。1997年7月，经庐江县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同意安德利贸易中心按“先出售后改制”方式改制，债权债务由改制后企业承担，全部股份由企业内部职工认购持有。该次改制中，405名职工共同出资设立安徽省庐江安德利贸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德利有限公司），其中王玉荣缴纳4000元。1997年11月10日，庐江县产权交易事务所向王玉荣颁发股权证持有卡。1999年5月7日，安德利有限公司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安德利有限公司系改制而设立的新企业，与安德利贸易中心系“两块牌子，一套人马”。405名职工缴纳的款项以现金方式缴存在安德利贸易中心，并由安德利贸易中心在股权证持有卡上加盖了印章。2002年9月20日，庐江县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安德利贸易中心按“零资产”进行改制，建立规范的民营化企业，改制的目标为“理顺劳动关系，置换企业产权，彻底退出国有序列；建立产权明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置换产权后组建的新公司注册资本为252.3万元，其中法定代表人持股不低于51%，董事会成员、监事会主任每人持股总数不少于50股（每股面值1000元），其他经营管理层人员每人持股总数不少于15股（每股面值1000元），持股人控制在50人以内，安德利贸易中心重新确定了自愿入股的经营管理层人员共48人作为股东，新公司的名称为安徽省庐江安德利贸易中心有限公司，新公司与员工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由于本次改制涉及新老股东人数众多，资金交割手续繁琐，为简化程序，安德利贸易中心决定先将1997年职工参股的股金全部退还，再由本次改制确定的新股东重新以现金方式投入安德利有限公司。故在本次改制前后，安德利贸易中心将1997年入股的股本予以清退（共清退405人）。同时，安德利有限公司向工商登记部门提交落款时间为2002年9月20日《股权转让协议》及其附件陈学高受让杨明芳等304人股份转让明细表，办理股权转让登记手续。2012年，安德利有限公司更名为安德利股份公司。在2002年改制、2012年更名期间，安德利贸易中心、安德利有限公司在相关媒体、单位公告栏处进行了公告，告知利害关系人如对公司股权存在异议可向公司联系和反映。期间，公司未收到相关异议。一审法院另查明，陈学高提交的2003年2月至3月期间安德利贸易中心科目汇总表及工资表载明：王玉荣等人，每人领取款项4000元，工资表注明了“股金”字样。王玉荣在该份工资表上签名收款。庭审中，王玉荣认为工资表上签名非本人书写，且“股金”字样系他人添加，并于2017年10月31日提交笔迹鉴定申请，后撤回笔迹鉴定申请。同时，王玉荣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的附件中王玉荣签名非本人书写，陈学高予以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本起纠纷发生在2002年安德利贸易中心改制过程中，而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阶段性的产物，不属公司法规定公司形态，也无其他明确的法律规范，应以相关政策、文件、公司章程为处理依据，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权与公司法意义上的股权亦存一定的区别。本案中，1997年7月，安德利贸易中心405名职工共同出资设立安德利有限公司，庐江县产权交易事务所向王玉荣等职工颁发了股权证持有卡。因本次改制不彻底，存在“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情况。2002年，安德利贸易中心依据政府文件规定按“零资产”再次进行改制。2002年9月，安德利有限公司为对原股份合作制企业进行改制，向工商登记管理部门提交了《股权转让协议》及其附件陈学高受让杨明芳等304人股份转让明细表，办理王玉荣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工商登记管理部门遂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因附件中的“王玉荣”签名非其本人书写，附件中又无王玉荣委托他人代为签名的委托书，合同效力要件方面存在瑕疵，故该份《股权转让协议》因没有代理权或超越代理权而处于效力待定。为简化程序，安德利贸易中心在改制过程中，实际操作流程为：先将1997年职工参股的股金全部退还，新入股的以现金方式缴存在新公司账户。审理过程中，王玉荣认为工资表中的签名非本人书写，并于2017年10月31日提交笔迹鉴定申请，后撤回笔迹鉴定申请。因王玉荣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工资表的签名非本人书写，故对王玉荣诉称的工资表签名非本人书写的主张，不予采信。同时，王玉荣认为工资表上“股金”系后来添加，但对其主张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不予采信。庭审中，王玉荣同时认为其在工资表上签名，不能等同于领取股金。一审法院认为，因工资表上注明“股金”字样，且王玉荣领取的金额与清退股金数额一致，均为4000元。另外，该份工资表每位员工的领取的金额相同，与单位发放职工工资实际情形不符。同时，在2002年改制过程中，安德利贸易中心在相关媒体、单位公告栏处进行了公告，告知利害关系人如对公司股权存在异议可向公司联系和反映。而王玉荣作为安德利公司员工,对于公司的改制以及相关公告内容也应当是知悉的,但王玉荣并未向安德利公司提出异议。综上，一审法院对王玉荣实际领取退还的股金4000元事实予以确认。王玉荣虽未书面授权他人代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但事后王玉荣实际享有了该份《股权转让协议》所设定的退还股金4000元权利，即王玉荣以实际行为履行了该份协议，且双方均履行完毕，并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故王玉荣领取退股金的行为从性质上来说，系对《股权转让协议》的追认，而追认权是一种形成权，追认行为是一种单方法律行为，具有溯及力，一经追认，其效力待定的行为自始有效，使未经授权的效力待定行为与效力确定的行为具有相同的法律后果，故《股权转让协议》符合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合法有效。现王玉荣要求确认该份《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因该份协议合法有效，故王玉荣要求确认其持有安德利股份公司股份，同时要求陈学高返还股份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王玉荣要求确认合同效力，而合同无效，自始无效，当事人确认合同效力的，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故对陈学高抗辩本案已过时效的主张，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项规定，人民法院受理以下平等民事主体间在企业产权制度中发生的民事纠纷案件：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中发生的民事纠纷，故本案属人民法院民事纠纷受案范围。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六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玉荣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22元，由王玉荣负担。二审中，王玉荣提交许慧静1997年1月30日至1997年8月27日工商银行工资存折一份（月工资250元——281元）、吕玉玲2005年11月21日至2007年4月17日建设银行工资存折一份（工资发放至2006年4月3日，月工资390元——759元），证明：自1997年起，安德利公司每月均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工资。陈学高、安德利股份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两张存折上的工资数额与陈学高的证据符合，两张存折上反映的工资通过银行发放日期分别为1997年1月30日——1997年8月27日，2005年11月21日——2006年4月3日，存续时间较短，是因为当时银行有一些业绩要求需要公司协助，故公司短期开展了银行代发工资的活动，只持续了均不到一年的时间，是为了协助银行完成业绩考核而进行的，并非安德利公司正常的工资发放形式。同时，上述两份银行存折与安德利贸易中心退还4000元的时间并非同一期间，因此无法达到王玉荣的证明目的。陈学高提供2002年、2003年部分职工工资表，证明当时工资标准大约为300——500元左右，且以现金形式发放。王玉荣对工资表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当时包括王玉荣在内的职工月工资标准在500元至1500元不等，且均是以银行转账的形式发放。安德利股份公司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可。本院对王玉荣提供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证据无法证明2003年期间安德利贸易中心发放的包括月工资在内的所有收入均是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发放。由于陈学高提供的工资表来源于安德利公司的财务资料，王玉荣虽对此工资表提出异议，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工资表予以确认。综合上述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王玉荣等职工在2003年期间月工资收入约为300——500元左右。二审另查明，2011年9月安德利有限公司增资至5000万元。2012年1月18日，安德利有限公司股东会议通过，安德利有限公司以2011年12月31日为审计基准日整体变更为安德利股份公司，以截止2011年12月31日的净资产112620501.24元为基数，按1：0.53276的折股比例折合为股本6000万股，每股1元，余额部分52620501.24元计入资本公积，各发起人按原出资比例享有折合股本后的股份。2012年2月17日,安德利股份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如下：一、王玉荣是否实际领取了4000元退股金。陈学高提供的4000元发放表中，有的注明款项为退股金、股金，有的没有注明款项性质。但当时的工资标准与4000元差距较大，王玉荣在领取该款项时，不可能与工资混淆。上述发放表中均盖有现金付讫章，且均有领取人签字。王玉荣虽称不是其本人签字领取，但在一审中明确放弃了对签名字迹鉴定的申请，故无证据证明非其本人签字领取。综合现有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王玉荣已实际领取4000元退股金。二、王玉荣是否持有安德利股份公司股份。根据安德利有限公司工商登记反映，王玉荣并非安德利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股东，其股权由他人代持，应为安德利有限公司的隐名股东。王玉荣的4000元出资是在1997年以现金形式缴存至安德利贸易中心账户，并取得由庐江县产权交易事务所、安德利贸易中心盖章的安德利有限公司股权证持有卡。而安德利有限公司是在1999年才办理工商登记。上述出资行为不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企业改制的结果。2002年企业改制过程中，为便于操作，由安德利贸易中心先行垫资，将股金全部退还给出资人，再由安德利有限公司新股东重新向公司缴纳出资，上述操作方式的最终结果是以公司为桥梁，原股东取得股权转让对价，新股东支付了对价，不违反法律规定，也弥补了安德利有限公司设立时出资的法律瑕疵。在2002年改制过程中，安德利贸易中心在相关媒体、单位公告栏处进行了公告，告知利害关系人如对公司股权存在异议可向公司联系和反映。而王玉荣作为安德利公司员工,对于公司的改制以及相关公告内容也应当是知悉的,但其并未提出异议。王玉荣虽然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但签收了股金，应视为对《股权转让协议》的追认，现又主张该协议无效，于法无据。王玉荣自签收退股金之日起，已丧失了安德利有限公司隐名股东的身份，此后，安德利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及整体变更为安德利股份公司均与王玉荣无关。安德利股份公司为发起设立，王玉荣不是发起人，也非股权受让人，王玉荣现主张其为安德利股份公司的股东，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原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是否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均为现行有效法律，且原审判决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条文并不冲突，原审判决适用法律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王玉荣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22元，由上诉人王玉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苗审判员 程亚娟审判员 温占敏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朱斌斌书记员姚瑞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