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1971民初27671号原告：重庆索隆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回兴街道兴科大道**汇凯青年城**14-8。法定代表人：邓英，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麦剑飞，广东晋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东莞市凯加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莞城东纵大道**盈锋广场**70商铺/div>法定代表人：宋桂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有楷，广东协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朝远，广东协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重庆索隆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被告东莞市凯加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0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麦剑飞、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有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被告立即停止对作品《杜老师》的著作权实施侵权行为；2.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000元；3.被告承担为维权支出的合理费用（其中律师费、公证费、取证消费）合计258.86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依法取得《杜老师》1首作品在卡拉ok领域的著作权，属于具有排他性质的实体权利，是该批作品的合法权利人，对他人未经许可在卡拉OK等娱乐场所复制及播放作品，有权提起诉讼。被告未征得原告的许可，以营利为目的，在其经营场所内将原告拥有著作权的作品复制保存在其服务器内并以卡拉OK的方式向客户提供点播服务，侵犯了原告的复制权、放映权等权利，给原告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应承担侵权责任，故原告特诉至法院。被告东莞市凯加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辩称，一、原告虽提供了《作品登记证书》，但该证书仅有作品名称，并没有反映作品的具体画面或内容，不能证明被告场所播放的作品是其主张权利的作品。二、原告提供的《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协议》是无效协议，原告不享有案涉作品的著作权。理由是：1.原告提交的《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协议》是其为了本案诉讼编造的虚假协议，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属无效协议；2.根据原告的经营范围可知，其不具备经营商场、歌舞厅、KTV、酒吧等的经营资质，故原告无权进行《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协议》中的“线下领域”所约定的经营活动，从此也可证明该《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协议》是无效协议；3.该《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协议》并没有约定相关音乐作品的转让对价，协议双方不存在真实的转让行为。三、原告没有进行著作权集体管理活动的资质，而其提交的《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协议》中第二条第五点约定“原告受让后，对受让作品享有独占使用、可以再转授权、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向侵犯上述权利的侵权方提起行政、民事、刑事等投诉及诉讼的权利”，原告依据该协议获得的仅是案涉作品“诉权”的授权，这一授权系无效授权，故其诉讼主体不适格。四、被告一直与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签订有著作权许可使用及服务合同，并缴纳了相应的版权费，原告已经尽到了尊重他人著作权的合理注意义务，没有侵权的故意，其对案涉侵权行为的发生没有主观过错，即便构成侵权，依法只应承担停止侵权的民事责任，不应承担损失赔偿责任。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经审理查明，2016年12月9日，北京天浩盛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国家版权局自愿对涉案作品《杜老师》进行登记，登记号为国作登字-2016-I-00339661，作品类别为电影和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制片者及著作权人为北京天浩盛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17年10月15日，北京天浩盛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原告签署了一份编号为DWXF-2017-013的《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协议》，将包括涉案作品在内的共计八十首音乐作品的著作权转让给原告；约定转让的作品类别为音乐作品、电影作品和类似摄制电影的方式创作的作品以及录音录像制品；转让作品线下领域（指实体经营的商场、娱乐场所、KTV、酒吧等公共场所及经营场所，以及相关的设备供应商及经营者）的著作权包括复制权、表演权、放映权、出租权；转让期限为永久；受让方对受让作品享有独占使用、可以再转授权、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向侵犯上述权利的侵权方提起行政、民事、刑事等投诉及诉讼的权利。2018年4月20日，北京天浩盛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具《确认书》，就双方签署的前述《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协议》的事宜，确认其已收到原告支付的所有款项，协议涉及的音乐作品相关权利按协议签订日期2017年10月15日起生效，双方不存在任何履行协议的纠纷。2017年11月30日，永州市君澜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向湖南省永州市潇湘公证处申请去到北京市城区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对北京天浩盛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查询和调取已登记的著作权作品档案的过程进行保全证据。2017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在公证员邓某、公证员助理邓德鹏的监督下，北京天浩盛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代理人兰博、李强向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提交了七十首需要调取属于北京天浩盛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作品调档申请的《歌单》，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工作人员按照申请调档的《歌单》内容出具了包括涉案作品在内的七十首作品的光盘和《作品著作权登记查询结果》，并由公证员进行封存、保管。后公证员将该封存资料进行拆封，将七十首作品光盘里的视频文件拷贝至电脑后集中刻录成光盘一套（一套四张）并封存，七十首作品的光盘和《作品著作权登记查询结果》原件留存于公证处，上述工作过程均进行了拍照。湖南省永州市潇湘公证处对上述过程进行了公证并出具了（2017）湘永潇证监保字第0087号公证书，并将《歌单》、刻录的光盘、照片作为公证书附件。2017年12月15日，申请人永州市君澜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向湖南省宁远县公证处申请证据保全公证。2017年12月21日，湖南省宁远县公证处公证员陈某及公证人员乐某、郑某与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郑志雄来到东莞市××东××大道××家居广场××楼的“K+PARTY全国连锁KTV（旗舰店）”，以消费的名义进入“K+PARTY全国连锁KTV（旗舰店）”的“B09”号包间进行消费。公证员对拍照及摄像器材进行清洁性检查后，在公证员及公证人员的监督下，由郑志雄操作该消费包间内的音像设备，在该音像设备的点歌系统上选取了歌曲进行播放，统计出播放的《歌曲清单》，并对歌曲逐一播放，公证人员乐某对“K+PARTY全国连锁KTV（旗舰店）”营业场所的外观及内部状况等现场情况进行了拍照，公证人员郑某对播放包括涉案作品在内的上述音乐电视作品的过程进行了摄像固定。录像完毕后，公证员将摄像机中的视频文件刻录成光盘并封存。消费结束后，郑志雄取得该营业场所出具的“银联POS签购单”一张，凭证号：002117，以及盖有“东莞市凯加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的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1张，号码：78369742，消费金额为91元。湖南省宁远县公证处就上述过程制作了（2017）湘永宁证字第2116号公证书，并附有《歌曲清单》、现场照片、视频光盘、POS签购单以及发票复印件。经播放比对，（2017）湘永宁证字第2116号公证书所附视频光盘内包含的被诉侵权视频，相关播放画面为视频片段，所显示的歌名、词曲、演唱者、对应的演唱画面等均与（2017）湘永潇证监保字第0087号公证书所附光盘中的涉案作品相吻合。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授权被告自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使用其管理的音像作品（指音乐作品和音乐电视作品），但未向被告提供音像作品的曲库范围，被告缴纳了著作权许可使用费。被告确认其使用的点歌系统中的曲库并非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提供给被告，而是被告向案外第三方购买点歌系统时包含了曲库在内。原告主张涉案作品并未参加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管理，被告侵害了原告对涉案作品享有的复制权和放映权。原告主张其支出律师费、公证费、取证消费等合理维权费用共计258.86元，但未提供律师费、公证费发票。另查明，被告东莞市凯加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9月25日，住所地位于广东省东莞市莞城东纵大道**盈锋广场**70商铺，经营范围为餐饮服务、歌舞娱乐。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作品登记证书、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协议、确认书、（2017）湘永潇证监保字第0087号公证书、（2017）湘永宁证字第2116号公证书、被告提交的版权使用费发票、缴款凭证、著作权许可使用及服务合同、卡拉OK版权综合服务协议、著作权许可合同以及本案的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系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涉案作品属于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本案中，根据原告提交的涉案作品《作品登记证书》以及北京天浩盛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向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查询和调取已登记的著作权作品档案过程的保全证据公证书，可证实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为北京天浩盛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结合原告与北京天浩盛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订的《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协议》及北京天浩盛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具的《确认书》，可证实北京天浩盛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已将涉案作品的线下领域复制权、放映权、表演权、出租权转让给原告，原告也支付了受让对价，对此，被告未提交相反证据，故本院依法认定原告经权利人转让享有涉案作品的复制权和放映权，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在被告未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确认（2017）湘永潇证监保字第0087号公证书、（2017）湘永宁证字第2116号公证书的证明效力，被告也确认（2017）湘永宁证字第2116号公证书的取证地点是被告的经营场所。结合公证书的内容，可以认定被告以营利为目的，在其营业场所内通过卡拉OK伴奏系统及放映设备，向不特定的消费者提供涉案歌曲的视频点播、播放服务。被告上述行为未经原告授权或许可，亦未能提供合法来源，故侵犯了原告涉案作品的复制权、放映权，依法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关于本案赔偿数额的确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本案中，被告提出其已经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缴纳了版权费，故其违法的主观恶意不大，应相应减少赔偿额度的意见。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被告虽然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缴纳了著作权许可使用费，但其点歌系统是向第三方购买，并非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提供曲库，其签署的著作权许可合同中也明确规定授权使用的范围是该协会“管理”的著作权。本案证据显示，原告及转让前的权利人并未将涉案作品协议参加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管理，被告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缴纳许可使用费的行为并不包含本案作品的授权使用。考虑到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并未向被告提供授权使用的音像作品范围，被告难以审查涉案歌曲是否包含在授权使用的作品范围内，故本院对被告提出的侵权主观恶意不大的抗辩理由予以采纳，在确定赔偿金额时一并予以考虑。由于原告未对其实际损失及被告的违法所得举证，致该损失或违法所得难以确定，故本院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的流行时间、流行热播度及相关作品使用的付酬标准；被告侵权行为的方式、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主观过错程度；被告的经营规模及消费受众等情形；以及对原告为本案诉讼而支出的律师费、公证费、其他取证费用等的合理支出，酌定被告赔偿原告包括合理维权开支在内的经济损失700元。对原告超出该赔偿范围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五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东莞市凯加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对作品《杜老师》著作权的侵权行为；二、被告东莞市凯加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重庆索隆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赔偿包括维权合理开支在内的经济损失700元；三、驳回原告重庆索隆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东莞市凯加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竹审 判 员  吴 丹人民陪审员  郭燕君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黄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