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8）粤03刑终418号 原公诉机关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某某。 辩护人俞某某，广东xx律师事务所律师。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审理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陈某某犯合同诈骗罪一案，于2017年12月11日作出（2016）粤0306刑初6397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陈某某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以不开庭方式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被告人陈某某系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现为龙华新区观澜街道）大三社区xxx栋房产所有人。该房产无房产所有权证，证明其财产权属的文件为《深圳市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普查申报收件回执》，该收件回执上盖有原“宝安区观澜街道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信息普查工作办公室”公章及陈某某本人的签名。 2011年10月24日，陈某某向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观澜支行贷款100万元，按照贷款合同约定，陈某某于合同签订当日将上述观澜大三社区xxx栋房产权属证明文件《深圳市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普查申报收件回执》的原件交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观澜支行保管。 2012年2月14日，陈某某向王某借款800万元，双方在借款合同中约定，如果陈某某逾期支付借款利息，其所有的观澜大三社区xxx栋房产将归王某所有。由于该房产的资产权属证明文件原件在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观澜支行处保管，陈某某便将一份伪造的《深圳市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普查申报收件回执》交给王某（该份文件为陈某某出钱委托他人伪造，文件上盖有“宝安区观澜街道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信息普查工作办公室”字样公章及陈某某的签名）。2012年2月至2013年1月，陈某某按月向王某支付借款利息合计247.4万元。 2012年7月24日，陈某某向唐某借款22万元，在借款合同中陈某某承诺以观澜大三社区xxx栋房产的房租作为抵押。此后陈某某向唐某还款2万元。 2012年11月9日，陈某某向深圳市合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合泰公司）借款50万元。同年12月，陈某某与合泰公司员工洪某签订了一份《担保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300万元（实际贷款人为合泰公司）。借款合同约定，陈某某以观澜大三社区xxx栋房产所拥有的权益作为担保。陈某某向合泰公司提供了一份伪造的《深圳市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普查申报收件回执》及一份盖有“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大三社区居民委员会”字样公章的《证明》（内容为观澜大三社区xxx栋自建房属于陈某某所有，该房屋不属于违章建筑）。收到借款后，陈某某向合泰公司还款27.85万元，此后便不再还款。 2013年11月7日，合泰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称陈某某涉嫌合同诈骗。2014年6月12日公安机关决定立案。2014年7月17日，公安机关将陈某某抓获。 经鉴定，前述伪造的《深圳市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普查申报收件回执》上所盖“宝安区观澜街道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信息普查工作办公室”公章及《证明》上所盖“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大三社区居民委员会”公章均系伪造。 另，2012年2月14日（即签订借款合同当日），陈某某还与王某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以1000万元的价格将观澜大三社区xxx栋房产卖给王某。二人于同日到观澜街道大三社区居委会进行了登记，观澜街道大三社区居委会出具了2份《证明》，内容为陈某某已将观澜大三社区xxx栋房产卖给王某，现该房产归属王某所有。2份《证明》上均加盖了“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大三社区居民委员会”和“深圳市大水坑大三股份合作公司”公章，落款时间为2012年2月14日。 2012年2月20日，王某与陈某某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将观澜大三社区xxx栋10楼102房租给陈某某。2013年4月30日，陈某某向王某出具保证书，承诺在2013年5月30日前分三次向王某还款1576000元，如不能做到则自愿搬离观澜大三社区xxx栋十楼，观澜大三社区xxx栋房产任由王某处置。 2014年4月28日，王某与深圳市巨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房地产转让协议书》，约定以1300万的价格将观澜大三社区xxx栋房产卖给深圳市巨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协议书同时约定，王某应当向陈某某的债权人唐某、皮某、张某1、张贤和、张某4、陈晚进及合泰公司偿还陈某某所借款项。2014年6月，王某与陈某某的上述债权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向唐某支付了20万元，向皮某支付了15万元，向张某1支付了20万元，向张贤和支付了29000元，向张某4支付了33万元，向陈晚进支付了14万元。2014年7月3日，王某与合泰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双方约定王某以350万元的价格受让合泰公司对陈某某的债权（包括本息）。至2015年1月9日，王某分四次向合泰公司支付了3467262元。 2009年8月12日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发文深宝府办【2009】93号“关于成立区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信息普查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区政府决定成立区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信息普查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区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信息普查工作办公室，并明确宝安区普查办职能组设置方案。 原判证明的上述事实，有抓获经过、被告人陈某某常住人口基本信息、收款收据复印件、陈某某向唐守金出具的借条、承诺书、陈某某与唐守金、皮某签订的协议、陈某某与唐守金、张贤和、皮某、张某1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陈某某与王某签订的借款合同、房屋买卖合同、陈某某向王某提供的《深圳市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普查申报收件回执》（加盖“宝安区观澜街道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信息普查工作办公室”字样公章）及《证明》（加盖“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大三社区居民委员会”字样公章）、陈某某与黄汉平财产协议书、加盖有“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大三社区居民委员会”和“深圳市大水坑大三股份合作公司”公章的《证明》2份、陈某某出具的收条、陈某某与王某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书、陈某某出具的承诺书、承诺搬迁确认书、保证书、陈某某与王某签订的关于出售观澜大三社区xxx栋整栋的协议书、借款利息支付确认表、王某与曾宪波、陈胜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书、水费上缴单、陈某某与合泰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签订时间2012年11月9日）、陈某某与洪某签订的担保借款合同、张某2出具的不可撤销保证书、收款收据、银行转账单据、陈某某、张某2出具的承诺书（时间为2013年4月16日，内容为承诺将观澜大三社区xxx栋房产过户到合泰公司指定名下）、陈某某银行卡账户交易记录、陈某某提供的部分银行转账凭据、观澜街道执法队提供的《深圳市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普查申报表》、“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大三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明》、陈某某、黄汉平与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观澜支行签订的个人保证贷款合同、陈某某、黄汉平出具的借款借据、深圳农村商业银行押品契证资料收据、办案情况说明、王某与深圳市巨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协议书、陈某某向皮某、张某1、张传娥、陈晚进借款的借条复印件、中国民生银行支付业务回单、唐守金、皮某、张某1、张贤和、陈晚进出具的收条复印件、王某与合泰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复印件、合泰公司出具的委托收款证明书复印件、浦发银行个人跨行汇款汇出回单复印件、中国银行网银转账回单复印件、中国光大银行网银转账回单复印件、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3）深南法民一初字第372号、（2013）深南法民一初字第38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2014）深宝法民三初字第710号民事裁定书、本院（2015）深宝法龙刑初字第475号刑事判决书、（2016）粤03刑终1320号刑事裁定书、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深中法房终字第1732号民事裁定书、深宝府办【2009】93号“关于成立区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信息普查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证人曾某1、曾某2、王某、张某2、张某1、皮某的证言，被害人唐某的陈述及辨认笔录、被害单位委托代理人彭某的陈述及辨认笔录，被告人陈某某的供述和辩解，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印章鉴定书等证据证实。 原判认为，被告人陈某某无视国家法律，伪造国家机关印章，其行为已构成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陈某某犯合同诈骗罪不能成立，理由：首先，被告人陈某某在向合泰公司借款时，虽然提供了虚假的《深圳市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普查申报收件回执》及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大三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明》，但陈某某确系观澜大三社区xxx栋房产的所有人，因此陈某某并非是以虚假的财产权属作为抵押骗取合泰公司的借款。其次，陈某某在向合泰公司借款350万元时，双方约定以陈某某所有的观澜大三社区xxx栋房产所拥有的权益作为贷款担保。陈某某在向唐某借款22万元时，则承诺以观澜大三社区xxx栋房产的房租作为抵押。2014年4月28日，王某与深圳市巨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房地产转让协议书》，约定以1300万的价格将上述观澜大三社区xxx栋房产卖给深圳市巨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该协议书还同时约定，王某应当向包括合泰公司及唐某在内的陈某某的债权人偿还陈某某所借款项。此后，王某与合泰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书并还清了陈某某所欠合泰公司借款，同时也还清了陈某某所欠唐某的借款。由此可见，陈某某向合泰公司的借款是以观澜大三社区xxx栋房产所拥有的权益作为担保，最终也是通过上述房产的变现得以清偿。陈某某向合泰公司借款的行为不构成诈骗。同理，陈某某向唐某借款的行为也不构成诈骗。因此，被告人陈某某并未实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陈某某某成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部分。所谓“公文”，是指有权的国家机关制作的并以国家机关的名义发布的用以管理社会事务、指导工作、处理问题的书面文件。而国家机关的内涵宪法已有明确规定，与本案可能相关的也只是行政机关。那么，根据《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第九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公文种类：命令、议案决定、指示、公告、通知、通告、通报、报告、请示、批复、函、会议纪要等十二类。从形式上看，本案的《深圳市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普查申报收件回执》应属收条性质，与上述十二类公文不相符合。 根据2003年6月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政策研究室《关于伪造、变造、买卖政府设立的临时性机构的公文、证件、印章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规定：伪造、变造、买卖各级人民政府临时设立的行使行政管理权的临时机构的公文、证件、印章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追究刑事责任。 被告人陈某某所犯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的犯罪事实发生在2015年之前，2015年8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刑法修正案（九）》，对于刑法第二百八十条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的量刑进行了调整，增加了罚金刑。根据刑法“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对于被告人陈某某应当按照修订前的刑法条文量刑，不应判处罚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以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判处被告人陈某某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 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陈某某上诉提出，1、其主观上并无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的故意。其因资金周转困难先后向王某及深圳市合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因中间人称必须提供收件回执原件，并在向上诉人了解该收件回执原件已交由银行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观澜支行保管的情况后，承诺可由其搞定。随后，中间人拿来了伪造的收件回执给其签字。2、其客观上并未实施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的行为。其从未参与到国家机关印章伪造、制作等过程，对于中间人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的整个流程、相关对接人员也完全不知情，均系由中间人完成伪造印章后，继而又伪造好收件回执，才交由其签字的。在整个事件中，其仅向中间人提供了真实收件回执的复印件，最后在中间人伪造的收件回执中签字，而提供复印件及在伪造的收件回执中签字的行为并不属于实施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的行为。3、所谓的“出钱”是其补偿中间人的来回奔波的交通费等，并非原审法院认定的出钱伪造，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改判其无罪。 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陈某某不构成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应当改判无罪。被告人陈某某没有制作、改造，也没有持有相关印章，陈某某只是使用了盖有相关印章的文件。本案是在报案人、证人故意作伪证，侦查及检察机关、一审法院不能及时纠错才导致的，报案人深圳市合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代理人彭某、证人王某故意作伪证，隐瞒关键事实，将本属于民事纠纷的案件以刑事案件报警，意图不当利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宣告上诉人陈某某无罪。 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本案所采用证据均经原审庭审质证，证据确实充分，经本院审理亦未发生变化，本院依法均予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陈某某无视国家法律，伪造国家机关印章，其行为已构成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应依法惩处。 关于上诉人陈某某所提的上诉意见及其辩护人所提的辩护意见。经查，根据我国刑法之规定，伪造国家机关印章不限定于行为人亲手非法制作印章的行为，本案中上诉人陈某某授意并参与实施了伪造国家机关印章，其行为则构成了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对于上诉人陈某某因相关被害人及被害单位举报而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行为定性，原判已作了充分的论证与评判，本院予以确认。原审法院根据陈某某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以及悔罪表现等，对其定罪科刑并无不当。上诉人陈某某所提上诉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钟   华 审判员 杨 爱 云 审判员 何 远 彬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付丽(兼)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