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2民终31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无锡储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无锡市新区城南路**。 法定代表人：杨兴德，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娜、王辉，江苏周秋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邵津铭，男，1971年11月9日生，汉族，住无锡市崇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新伟，江苏瑞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奚永茂，男，1947年6月25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翔、陆智超，江苏宏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建新，男，1954年10月10日生，汉族，住无锡市锡山区。 上诉人无锡储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储运公司）、邵津铭因与被上诉人奚永茂、王建新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2015）新商初字第0531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储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储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奚永茂、王建新、邵津铭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奚永茂、王建新、邵津铭3人应当对储运公司在担保事件中产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1.奚永茂等3人具有丰富的仓储业务监管经验，未能审慎、勤勉地履行管理职责：未对《仓储合作协议》相关业务采取总价控制的监管方式，并拟定相关业务操作规范；亦未向公司披露《仓储合作协议》，导致公司仍然延续总量控制的监管方式，放任质押风险的产生，并最终导致公司产生担保风险。2.储运公司有理由合理怀疑王建新、邵津铭在镍板处置过程中违反对公司的忠诚义务，基于个人私利阻挠镍板的处置；而奚永茂在明知镍板价值已经足以覆盖储运公司担保责任的情况下未能及时推进镍板的处置，最终导致储运公司产生损失。二、奚永茂、王建新、邵津铭3人应当对储运公司在质押物超发事件中产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1.奚永茂等3人对案涉无锡市勤润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勤润公司）的质押监管业务具有监管权限。质押物超发事件发生时，奚永茂全面负责公司的业务管理及重大事项，王建新分管储运公司铁路运输分公司，邵津铭作为储运公司铁路运输分公司经理全面负责分公司的日常运营管理，且直接经办了案涉勤润公司的质押监管业务。2.邵津铭曾有过违规发货的前科。在案涉质押物超发事件前，邵津铭直接经办的业务中已经出现违规发货的情形，并给储运公司造成重大诉讼风险，奚永茂、王建新在明知邵津铭存在违规发货前科的情形下，怠于履行监管职责，未对邵津铭形成任何监管，导致出现本案的质押物超发事件。 奚永茂答辩称，储运公司主张的损失与奚永茂并无关联，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储运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理由：1.奚永茂找于强华“托盘”系为公司利益实施的避险行为。此后，储运公司即使产生损失，系公司后续负责人为帮助于强华度过难关买回于强华所有的镍板又错过镍板高位抛售时机所致，与奚永茂无关。2.奚永茂自2005年起不再担任储运公司经理，无权处理公司的业务，2012年储运公司的分工通知也明确其不分管业务，故案涉质押物超发事件与奚永茂没有关联。 王建新答辩称，储运公司的上诉请求与事实不符，请求驳回储运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邵津铭答辩称，关于担保事件，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维持原判；关于质押物超发事件，请求法院纠正原审判决中关于邵津铭存在过错的事实认定。 邵津铭上诉请求：纠正原审判决中关于“邵津铭在审核银行单据方面存在过错，其作为该笔业务的经办人，未能严格执行《质押物监管协议》的要求，对银行的放行单据未尽审核义务”的事实认定；本案二审诉讼费用由储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邵津铭不存在审核银行单据的过错进而超发货物的事实。案涉质押物的发放经邵津铭填写完公司内部放行单后需报办公室、财务人事科、董事长审批，并经公司电脑室解锁相应吨位，储运公司需证明系流程中的哪一个环节存在过错，才能主张相应的赔偿责任。2.储运公司有保管《解除质押申请单》、《提货单》的义务，但却未能向法庭出示，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针对邵津铭的上诉储运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邵津铭在审核银行单据方面存在过错，认定正确；但将邵津铭在案涉质押物超发事件中的责任认定为劳动者未能对自己负责的业务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系认定错误，一审法院忽略了邵津铭系储运公司铁路运输分公司经理的职务身份以及邵津铭对审核银行单据及发放质押物的审批权力。 针对邵津铭的上诉奚永茂述称，邵津铭对一审判决结果并无异议，仅对一审法院对其是否存在过错的认定有异议，由二审法院依法认定。 针对邵津铭的上诉王建新述称，同奚永茂的意见。 储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奚永茂、王建新、邵津铭对任职期间给公司造成的损失2751903.57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诉讼中，储运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奚永茂、王建新对2751903.57元损失各承担702048.14元的赔偿责任，邵津铭对2751903.57元损失承担1347807.27元的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奚永茂、王建新、邵津铭原均为储运公司员工。奚永茂自1998年12月31日起担任储运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于2013年12月2日提交辞职报告辞去所有职务，2013年12月25日，储运公司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王建新自1998年12月31日起担任储运公司副总经理，于2005年12月19日至2014年12月17日担任储运公司总经理。邵津铭自2007年1月至2010年7月担任储运公司物资储运分公司经理，自2010年7月至2013年12月28日担任储运公司铁路运输分公司经理。 2012年12月28日，储运公司于作出（2012）锡储发字第11号《关于公司领导分工的通知》，载明公司领导分工情况。其中，奚永茂作为董事长分管财务劳资工作，王建新作为总经理主持行政全面工作、党总支全面工作、组织建设工作、纪检工作，分管工会共青团、基建工作。 储运公司称奚永茂、王建新、邵津铭3人在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在与于强华、勤润公司的往来过程中，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未尽职责造成其损失，遂于2015年7月22日诉至一审法院。储运公司主张的具体事实为以下2起事件： 一、担保事件。 2003年10月29日，储运公司与无锡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商业银行）、无锡宝山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山公司）签订《仓储合作协议》1份，约定商业银行同意对租用储运公司位于无锡市城南路25号仓库存放货物的企业提供仓单质押贷款。储运公司同意为取得仓单质押贷款的所有借款人提供连带保证担保，双方不再另行签订单项或单笔保证合同，宝山公司为储运公司在协议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等内容。 无锡市豪虹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虹公司）原系储运公司仓储客户，2008年，豪虹公司在商业银行的仓单质押贷款出现逾期，豪虹公司无力还款，商业银行要求储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为解决该事件，奚永茂、王建新找到于强华，请求其借款给豪虹公司以归还商业银行贷款，储运公司对此提供保证担保，并以豪虹公司所有的存放于储运公司仓库的93.674吨镍板提供质押担保。 2008年12月11日，奚永茂代表储运公司与于强华签订保证合同。2009年12月12日，双方续签保证合同，合同中载明于强华与豪虹公司在2009年12月11日签订借款合同，约定豪虹公司向于强华借款12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09年12月12日至2010年12月11日；储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2年，自借款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算；保证范围为借款本息、违约金等。 后豪虹公司未能按约还款，于强华分2批出售59.737吨镍板，得款11022171元。于强华称扣除出卖镍板所要缴纳的税金以及支付的运费后，其借款尚欠本息共计4902548.48元。2014年4月30日，储运公司与于强华、无锡市中黑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黑公司，于强华系该公司股东）签订协议书1份，约定为帮助中黑公司度过难关，还清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惠山支行（以下简称中行惠山支行）贷款，储运公司一次性向中黑公司支付450万元；储运公司承诺合同签订后，在合适时机，另外再冲抵中黑公司20万元费用或给予相应优惠照顾；中黑公司将拥有货权，存放于储运公司的镍板33.937吨按等值作价抵给储运公司，今后若镍板处理变现，无论是产生亏损或盈利，均归储运公司承受等内容。2015年6月26日，储运公司将33.937吨镍板作价3122204元售出。 储运公司主张，就该保证合同其产生经济损失1577796元。奚永茂、王建新、邵津铭作为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未对《仓储合作协议》有关业务采取合理的监管方式并拟定相关业务操作规范，放任质押风险导致公司产生担保风险。而风险发生后，3人明知公司《财务管理制度》第30条规定不得为集团外企业和个人进行担保，仍在共同决策和履职过程中置公司利益于不顾，私下寻找于强华借款并提供担保。后在于强华要求储运公司承担担保责任过程中，镍板价值曾上涨至能够覆盖其担保责任，但王建新基于个人私利阻挠处置，违反了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奚永茂、邵津铭怠于处置镍板，导致错过抛售时机，造成公司损失。因无法确认3人各自的责任大小，故主张3人应平均分摊损失即每人赔偿525932元。 二、质押物超发事件。 中行惠山支行、勤润公司与储运公司分别于2013年5月29日和2013年7月5日签订2013年城质监字048号《质押物监管协议》（以下简称《48号协议》）、2013年城质监补字第049号《质押物监管补充协议》和2013年城质监字060号《质押物监管协议》（以下简称《60号协议》）、2013年城质监补字第060号《质押物监管补充协议》，约定因中行惠山支行与勤润公司签订借款合同；为保证借款合同的履行，勤润公司同意将其享有所有权的货物作为质物质押给中行惠山支行，勤润公司和中行惠山支行均同意将质物交由储运公司存储监管，储运公司同意按约履行质物监管职责；《提货通知书》是提取质物的唯一有效凭证，储运公司必须按照《提货通知书》上注明的各项要素办理提货，质物提取后，储运公司应于当日向中行惠山支行签发相应的《提货通知书（回执）》；储运公司应按约妥善、谨慎地保管、处理质物等内容。 中行惠山支行、勤润公司分别于2013年5月29日和2013年7月5日向储运公司出具2013年城出质字048号《出质通知书》和2013年城出质字060号《出质通知书》，载明质物为1409吨中厚板和3810吨中厚板；储运公司向中行惠山支行出具《出质通知书回执》、《质押专用仓单》，确认收到前述质物，并明确质物存储期间为2013年5月29日至2013年11月28日和2013年7月5日至2014年1月4日。 2013年9月24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城南支行（以下简称中行城南支行）代中行惠山支行向储运公司出具《发货通知单》（以下简称《发货通知单一》），载明：“勤润公司于2013年9月24日归还我支行借款100万元（原借款期限为：2013年5月29日——2013年11月28日）。目前该公司该笔贷款在我支行已全部结清，原执行的三方质押协议为‘无锡储运—勤润20130048’号，请储运公司为该公司发该三方协议下的质押货物”。2013年9月24日至2013年10月16日期间，储运公司陆续释放中厚板共计1510.244吨。 2013年10月17日，中行城南支行出具《发货通知单》（以下简称《发货通知单二》），载明：“勤润公司于2013年10月17日归还我支行借款100万元（原借款期限为：2013年5月29日——2013年11月28日）。目前该公司该笔贷款在我支行已全部结清，原执行的三方质押协议为‘无锡储运—勤润20130048’号，请储运公司为该公司发该三方协议下的质押货物”。2013年10月30日，中行城南支行出具《发货通知单》（以下简称《发货通知单三》），载明：“勤润公司于2013年10月30日归还我支行借款50万元（原借款期限为：2013年5月29日——2013年11月28日、300万元）。目前公司在该笔贷项下余额为50万元，原执行的三方质押协议为‘无锡储运—勤润20130048’号，请储运公司为该公司发该三方协议下的质押货物”。 2013年11月2日，中行城南支行出具《发货通知单》（以下简称《发货通知单四》），载明：“勤润公司于2013年11月2日归还我支行借款550万元（原借款期限为：2013年7月4日——2014年1月4日）。目前该公司该笔贷款在我支行余额300万元，原执行的三方质押协议为‘无锡储运—勤润2013015’号，请储运公司为该公司发该三方协议下的质押货物”。2013年11月7日，中行城南支行出具《发货通知单》（以下简称《发货通知单五》），载明：“勤润公司于2013年11月7日归还我支行借款100万元（原借款期限为：2013年7月5日——2014年1月4日、800万元），原执行的三方质押协议为‘无锡储运—勤润20130048’号，请储运公司为该公司发该三方协议下的质押货物”。2013年10月17日至2013年11月8日期间，储运公司陆续释放中厚板共计3697.35吨。 后中行惠山支行向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储运公司违规发放质物，导致其无法实现质押权，要求储运公司赔偿其损失。中行惠山支行在诉讼中称《发货通知单一》、《发货通知单二》上“目前该公司该笔贷款在我支行已全部结清”系笔误；《发货通知单四》上“原执行的三方质押协议为‘无锡储运—勤润2013015’号”系笔误，应为“原执行的三方质押协议为‘无锡储运—勤润20130060’号”；《发货通知单五》上“原执行的三方质押协议为‘无锡储运—勤润20130048’号”系笔误，应为“原执行的三方质押协议为‘无锡储运—勤润20130060’号”。 储运公司称其是按《发货通知单一》，于2013年9月24日至2013年10月16日期间，陆续释放中厚板共计1510.244吨，将《48号协议》项下1409吨中厚板释放完毕；在收到后4份《发货通知单》后，未就《发货通知单二》、《发货通知单三》、《发货通知单五》记载“原执行的三方质押协议为‘无锡储运—勤润20130048’号”和《发货通知单四》记载“原执行的三方质押协议为‘无锡储运—勤润2013015’号”以及《发货通知单二》再次记载“目前该公司该笔贷款在我支行已全部结清”等内容提出异议，直接释放《60号协议》项下3810吨中厚板，于2013年10月17日至2013年11月8日期间，陆续释放中厚板共计3697.35吨；未按《质押物监管协议》约定出具《发货通知单（回执）》。 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审理该案后，于2014年12月3日作出（2014）惠商初字第0406号民事判决，判令：“一、储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付中行惠山支行借款本金100万元、期内欠息2334.6元、期外罚息（至2014年1月7日止的期外罚息326.67元以及自2014年1月8日起至判决给付之日止以1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5.88%上浮50%计算的期外罚息）、期内欠息之复利（自2014年1月8日起至判决给付之日止以2334.6元为基数按年利率5.88%上浮50%计算）、律师费损失24850元、诉讼费14120元。二、驳回中行惠山支行其他诉讼请求。” 后储运公司、中行惠山支行不服一审判决均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于2015年6月2日作出（2015）锡商终字第0132号民事判决，认为中行惠山支行与储运公司在履行《质押监管协议》过程中，均有违约行为。并且，其中任何一方之违约行为，均不足以单独导致中行惠山支行的债权损失，正因双方违约之合并作用，才产生了涉案中行惠山支行的债权损失。 根据《质押监管协议》，储运公司负有妥善、谨慎地保管、处理质物的义务，除按中行惠山支行《发货通知单》的指示，不得释放质物。由于中行惠山支行在《发货通知单一》中指示错误，储运公司对释放《48号协议》项下1409吨中厚板并无过错。但储运公司根据后4份《发货通知单》释放《60号协议》项下3810吨中厚板，则存在履约不当：根据后4份《发货通知单》的记载，对应的均不是《60号协议》，《发货通知单二》、《发货通知单三》、《发货通知单五》对应的是《48号协议》，《发货通知单四》对应的既不是《48号协议》也不是《60号协议》，《发货通知单二》再次出现“目前该公司该笔贷款在我支行已全部结清”字样，但储运公司依然将《60号协议》项下全部3810吨中厚板释放完毕，期间未向中行惠山支行进行质询且未按《质押物监管协议》约定向中行惠山支行出具《发货通知单（回执）》，亦构成违约，且与中行惠山支行债权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综上，中行惠山支行与储运公司违约行为的共同作用，导致了中行惠山支行债权损失的发生，一审判决中行惠山支行与储运公司按各50%分担中行惠山支行债权损失，并无不当。本院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储运公司主张，就质押物超发事件，法院判令其赔偿中行惠山支行各项损失1174107.57元。而相关质押监管业务由其铁路运输分公司监管，邵津铭作为该分公司经理也是该笔业务经办人未严格审核银行的发货凭证，导致质押物超发。而奚永茂、王建新未履行公司赋予2人的监管权力，对邵津铭的业务行为没有形成有效监管，共同促成了其监管不善导致赔偿银行损失的后果。其中邵津铭作为负责具体业务的分公司经理兼业务经办人应承担70%的赔偿责任，奚永茂、王建新未能履行经营管理、业务监管职责，应各承担15%的赔偿责任。 以上事实有储运公司章程、聘任决定书、设立核准通知书、注销登记通知书、履历、解聘决定、特别股东大会决议、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2014）惠商初字第040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2015）锡商终字第0132号民事判决书、支付凭证、《仓储合作协议》、批复、《保证合同》、录音及文字资料、协议书、通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予以证实。 诉讼中，储运公司提供《财务管理制度》1份，财务管理制度第三十条第（3）项载明：“不得为本集团以外的企业和个人进行经济担保或借款”，第一百四十七条载明：“本制度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自2009年7月1日起执行，原制度同时废止”。储运公司以此证明，其公司财务制度明确规定不得为他人担保，故2009年12月12日签订的保证合同违反了财务管理制度。奚永茂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代表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系因2003年签署的仓储合作协议产生，且签订保证合同也是为了公司利益的避险行为，2009年7月的财务管理制度不能对其产生约束力。储运公司另举证铁路运输分公司业务流程图打印件1份，以证明邵津铭违规发货的事实。奚永茂、王建新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其不予认可。邵津铭对该证据亦不予认可，其认为该流程图并不涉及质押货物的发货流程，也无法反映货物超发的事实。勤润公司的质押符合储运公司业务流程，其系根据中行惠山支行的放行单填写放行吨位，且在其填写完公司内部的放行单后还要报办公室、财务人事科、董事长审批，其并未超出放行单的吨位发放质押物，其对多发放的吨位并不清楚也未参与。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本案储运公司的诉讼请求实际针对2个独立的事件，而从储运公司主张的事实及理由来看，该2个事件中其认为奚永茂、王建新、邵津铭所违反的具体义务也不尽相同，故下文就2起事件单独论述。 关于担保事件，储运公司的理由有3点：1.奚永茂、王建新、邵津铭未建立质押监管业务风险防范机制，导致其需要承担保证责任；2.豪虹公司未能按约还款后，3人处置不当私下联系于强华借款并以公司作为保证人，违反财务管理制度；3.在储运公司收取镍板后，王建新基于个人利益阻挠处置，奚永茂、邵津铭怠于处置镍板。但从查明的事实来看，储运公司的上述理由均不成立或缺乏相应依据。 首先，担保事件中储运公司所面临的保证责任是基于其与商业银行签订的《仓储合作协议》而产生，属于企业经营过程中正常的商业风险。同时，豪虹公司是否具有偿债能力以及豪虹公司在质押物价值不足的情况下是否及时存入质押物均可能导致储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而其现提供的证据并不能反映奚永茂等3人在监管制度建立方面是否存在过失，更无法证明奚永茂等人未尽监管职责是其面临保证风险的直接原因。故储运公司的第1点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其次，豪虹公司的贷款逾期发生在2008年，此时《财务管理制度》并未实施。奚永茂、王建新作为公司管理者，为避免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所采取的行为也未超过必要的限度。而2009年12月12日签订《保证合同》也系之前行为的延续，并未增加储运公司所负的责任，故储运公司的第2点意见与其最终损失的产生亦缺乏必要的关联性。最后，从2014年4月30日储运公司与于强华、中黑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来看，储运公司签订该份协议不仅是为了解决担保事件，同时也有维护客户关系等多方面考虑。故其按协议支付的对价并非全部为履行保证责任而支出。储运公司虽称王建新基于个人利益阻挠镍板处置，奚永茂、邵津铭怠于处置镍板，但均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其第3点意见亦缺乏事实依据。综上，在担保事件中储运公司主张的理由均不成立。 关于质押物超发事件，储运公司的理由有2点：1.邵津铭作为分公司经理也是该笔业务经办人未尽审慎义务核实银行单据导致质押物超发；2.奚永茂、王建新未履行公司赋予2人的监管权力，对邵津铭的业务行为没有形成有效监管。但综合本案证据来看，储运公司的上述理由缺乏相应事实依据。 首先，邵津铭在审核银行单据方面确存在过错，其作为该笔业务的经办人未能严格执行《质押物监管协议》的要求，对银行的放行单据未尽审核义务。但储运公司未能证明案涉监管业务具体的审核流程，以及邵津铭作为分公司经理在上述流程中所应负的管理责任。故就本案现能查明的事实而言，邵津铭在本起事件中所负的责任主要是作为劳动者未能对自己负责的业务尽到合理注意义务。而储运公司系以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利益为由提起诉讼，其法律依据为公司法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所应负的勤勉义务，上述义务与劳动者在工作中所应负的注意义务并不完全相同。且因质押物发放流程无法查明，无法确定导致质押物最终超发是否仅因邵津铭一人的过失所致。故就本案而言，储运公司对邵津铭的主张缺乏相应事实依据。其次，储运公司对奚永茂、王建新的诉讼请求亦缺乏相应证据予以支持，且依据2012年12月28日储运公司作出的《关于公司领导分工的通知》，奚永茂、王建新在事发时均不分管具体业务，故对储运公司的该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对储运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该院判决：驳回储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81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3816元，由储运公司负担。 经二审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中，储运公司认为一审法院遗漏部分事实，其在一审中曾向法院提交3组证据，用以证明虽然储运公司曾于2012年12月作出《关于公司领导分工的通知》，但实际并未履行，奚永茂、王建新仍实际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 第1组证据：2013年4月18日签订的编号为2013年城质监字036号《质押物监管协议》及补充协议、相应的《动产质押监管业务联系单》，该组证据中奚永茂作为储运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签字人在《质押物监管协议》及补充协议上签字，作为公司领导在《动产质押监管业务联系单》最后一栏签字。 第2组证据：2013年1月签订的编号为2013年城质监字004号《质押物监管协议》及补充协议、相应的《出质通知书回执》，该组证据中出质人为勤润公司，王建新作为储运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签字人在《质押物监管协议》及补充协议上签字，并在《出质通知书回执》经办人处加盖王建新私章。 第3组证据：2013年1月签订的《仓储保管协议》，2013年3月12日签订的编号为2013年城质监字032号《质押物监管协议》及相应的《动产质押监管业务联系单》，前述协议中王建新作为储运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签字人在协议上签字，作为公司领导在《动产质押监管业务联系单》最后一栏签字。 经质证，奚永茂对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奚永茂对相关业务的签字审批只是针对财务上是否要接该笔业务进行审批，至于接下业务后实际操作中产生损失与奚永茂审批业务没有因果关系，奚永茂并不分管业务的实际操作。王建新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其在前述证据中的签字与储运公司产生损失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按照储运公司的逻辑，在《动产质押监管业务联系单》上签字的人都需要承担责任。邵津铭对前述证据不予认可。 二审另查明，一审中，储运公司曾提供2013年7月20日谈话录音稿、2014年4月14日会议纪要各1份，谈话录音稿载明：该次谈话参加人员有奚永茂、王建新、王阿六、邵津铭、于强华等人，“王建新：开给你的，可以卖的。于强华：不是开给我的，只是把镍放在我名下，如开给我的话，我就赔掉，当时跟老板协议就是挂在我名下，缓一段时间等镍涨价，不应该是我把镍买下……放在我名下就相当于质押在我名下……当时如卖掉，假如涨到28万30万，不要说到40万，王总要恨我们一个大窟窿，心里想这些小子等不及了……后来回到10万块钱了，早知道这样，先卖掉……世上没有后悔药吃，当时如果王总说差不多了，我就卖掉了。我们想好事要做就做到底，不能半途而废，我也想冲到27-28万，25-26万，让他解套，那是最好的……”会议纪要载明：“会议播放并审核了于强华提供的2013年7月20日协调会录音1份……于强华对会议进行了录音。储运公司办公室现已将该录音翻译成文字材料。经过当时与会人员王建新、王阿六、邵津铭审核，确认录音及根据录音翻译的文字资料基本属实”，该会议纪要由与会人员王建新、邵津铭等人签字。虽奚永茂、邵津铭对前述谈话录音稿及会议纪要未予认可，但王建新本人表示前述谈话录音和会议纪要确实是有的，但谈话录音反映的情况只能说基本属实，对储运公司认为其与豪虹公司之间另有300万元借款的情况不予认可。本院认为，王建新本人作为2次会议的参加人对会议纪要及谈话录音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故本院对前述2份证据予以采信。 二审再查明：1.《48号协议》对应的2013年5月23日《动产质押监管业务联系单》显示，分公司审核意见一栏由邵津铭在分公司经理处签字，公司领导签批意见一栏由奚永茂在公司领导处签字。2.中行惠山支行诉储运公司仓储合同纠纷一案判决生效后，储运公司实际赔付1174107.57元。 二审中，邵津铭陈述其曾申请一审法院至储运公司处调取案涉质押物超发事件中的相关《解除质押申请单》、《提货单》，前述单据按照业务流程应由储运公司保管，但在现场并未发现前述单据，而其他业务中的相关单据则均有保存。在缺失前述单据的情况下，无法证明邵津铭在质押物超发事件中存在过错。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奚永茂、王建新、邵津铭是否需对储运公司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在担保事件中，储运公司产生的损失系企业经营过程中正常的商业风险，奚永茂等人并无过错，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在质押物超发事件中，邵津铭作为直接经办人及直接负责人，奚永茂、王建新作为储运公司当时的负责人无法对质押物超发作出合理说明，应当对储运公司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具体分析如下： 一、关于担保事件。 1.奚永茂等人签订《仓储合作协议》并未违反当时的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也并无证据表明签订该协议违反储运公司的章程或公司内部相关规定。《仓储合作协议》签订于2003年，当时的公司法并无公司对外担保需由股东会或董事会决定的限制性规定，储运公司也并未提供其公司在当时有限制公司对外担保权限的内部规定等相关证据，故奚永茂等人为拓展公司业务签订该协议并无过错。 2.奚永茂等人在签订《仓储合作协议》后未采取总价控制的监管方式，不宜认定存在过错。首先，《仓储合作协议》签订于2003年，当时储运公司并无关于总价控制的内部监管要求，奚永茂等人并不存在违反公司内部管理规定的情形；其次，并无证据表明奚永茂等人在此过程中存在获取私利等相关情形；第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奚永茂等人未能“创新”;地设立总价控制的监管方式最多只能说创新能力不足，而不宜认定存在过错。 3.2008年豪虹公司出现贷款逾期后，奚永茂等人找于强华进行“托盘”的行为并未加重储运公司的负担，相反，此后因镍板价格的上涨反而减少了储运公司部分损失。首先，储运公司与于强华签订保证合同系为了解决储运公司在2003年《仓储合作协议》项下需为豪虹公司承担的保证责任，并非对外作出新的担保，并未加重储运公司的负担，故并未违反储运公司于2009年制定的《财务管理制度》；其次，若奚永茂等人未采取前述避险措施，储运公司可能在2008年就需面临为豪虹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情形，因当时镍板价格较低，储运公司所需承担的保证责任范围可能更大，故奚永茂等人采取前述避险措施并无过错。 4.在后续镍板处置过程中，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奚永茂等人存在过错。首先，从法律关系来看，于强华“托盘”后，于强华系豪虹公司的债权人，储运公司为豪虹公司的前述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案涉镍板“抵”给于强华。因对于案涉镍板“抵”给于强华并无书面协议，但无论是将镍板质押给于强华，还是将镍板直接抵作借款卖给于强华，储运公司在其中对镍板并无完整的处置权。其次，从2013年7月20日谈话录音稿反映的内容来看，对于镍板的处置系于强华与王建新等商量、权衡的结果，各方当时的本意均是等待镍板价格上涨，以弥补亏损，王建新等人希望等待镍板价格更高以使各方利益最大化。只是因镍板价格波动无法控制、无法预见，最终镍板价格下跌，但不能因此认定王建新等人存在过错。第三，储运公司认为王建新、邵津铭存在私利而阻挠镍板的处置依据不足。 二、关于质押物超发事件。 1.在勤润公司的相关监管业务中，储运公司存在质押物超发的事实，并实际产生了1174107.57元损失。中行惠山支行诉储运公司仓储合同纠纷一案生效判决认定储运公司在履行监管义务过程中，存在未向中行惠山支行质询且未按约出具《发货通知单（回执）》的违约行为，导致超额释放质押物，造成中行惠山支行的损失，并最终判令储运公司对中行惠山支行的损失承担50%的赔偿责任。该判决生效后，储运公司已实际赔付1174107.57元。 2.邵津铭系储运公司铁路运输分公司的经理，是勤润公司相关监管业务的直接领导，同时，其又是勤润公司监管业务的实际经办人，但却无法合理解释质押物超发的事实，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邵津铭主张释放质押物需经多个流程的审批及操作，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出现问题，储运公司需举证邵津铭存在过错。本院认为，首先，勤润公司相关监管业务的实际负责主体系储运公司铁路运输分公司，邵津铭作为该分公司经理，需对勤润公司的监管业务全面负责，不仅包括其经手填写相关单据申请释放质押物，还包括对最终质押物实际提取的监管、对仓库控制吨位与剩余贷款数额的监管。但综合现有证据，在储运公司超发质押物过程中，邵津铭并未尽到合理的注意、勤勉义务，如在中行惠山支行出具的《发货通知单》出现明显错误时未能提示公司或向银行质询等。其次，质押物超发的结果出现在储运公司铁路运输分公司这一环节，邵津铭却未能作出合理解释，而是将责任推给其他环节，若邵津铭认为系其他环节出现问题，应当由邵津铭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第三，邵津铭系储运公司铁路运输分公司的经理，虽并非储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但其仍应对其给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据此，邵津铭关于其并无过错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对邵津铭存在过错的定性不准确，本院予以纠正。 3.奚永茂、王建新作为储运公司实际负责人，未能尽到相应的监督、管理职责，最终导致质押物超发的事实，也需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首先，从储运公司提供的3组关于奚永茂、王建新在案外其他质押物监管业务中的签字文件来看，奚永茂、王建新系储运公司实际主管业务的领导，储运公司于2012年12月作出的《关于公司领导分工的通知》与实际情况不符；其次，从案涉勤润公司监管业务的其中1份《动产质押监管业务联系单》来看，奚永茂在该联系单最后一栏公司领导签批意见处签字，而非财务部门审核意见处签字，故奚永茂关于其签字仅是作为分管财务的领导签署意见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据此，奚永茂、王建新在质押物超发事件发生时，系公司实际主管业务的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对储运公司质押物监管业务中出现的重大违约事件承担管理不力的责任。 4.关于赔偿责任分配的问题，根据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认定由直接责任人邵津铭对储运公司在质押物超发事件中产生的损失承担70%的责任，奚永茂、王建新因监管不力承担30%的赔偿责任。首先，在邵津铭和奚永茂、王建新之间，邵津铭系经办人和直接负责人，奚永茂、王建新系管理责任人，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储运公司主张由直接负责人邵津铭承担70%的责任于法有据，亦较为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其次，在奚永茂和王建新之间，两人均系管理责任人，对勤润公司的监管业务均有管理职责，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的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故奚永茂、王建新应对剩余30%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现储运公司主张由奚永茂、王建新各自承担15%的赔偿责任小于前述责任范围，本院予以支持。若奚永茂、王建新认为仍有其他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需承担监管不力的责任，可在其承担赔偿责任后另行主张。 综上所述，储运公司的上诉请求中关于奚永茂、王建新、邵津铭应当对质押物超发事件中储运公司产生的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并据此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二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2015）新商初字第0531号民事判决； 二、邵津铭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无锡储运有限公司赔偿821875.3元； 三、奚永茂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无锡储运有限公司赔偿176116.135元； 四、王建新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无锡储运有限公司赔偿176116.135元； 五、驳回无锡储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881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3816元，由无锡储运有限公司负担19388元、邵津铭负担10099.6元、奚永茂负担2164.2元、王建新负担2164.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8816元，由无锡储运有限公司负担16521元、邵津铭负担8606.5元、奚永茂负担1844.25元、王建新负担1844.2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蒋馨叶 审判员  费益君 审判员  胡 伟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六日 法官助理包梦丹 书记员魏依雯 本案援引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五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一）停止侵害； （二）排除妨碍； （三）消除危险； （四）返还财产； （五）恢复原状； （六）赔偿损失； （七）赔礼道歉； （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七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 第一百四十九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