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8民初946号原告：崔鸣放，男，汉族，1957年5月19日出生，退休干部，户籍地北京市海淀区，现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姚淑兰，女，汉族，1960年12月4日出生，户籍地北京市海淀区，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崔鸣放与被告姚淑兰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崔鸣放、被告姚淑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鸣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姚淑兰支付辛苦费1万元；2.诉讼费由姚淑兰承担。事实和理由：崔鸣放与姚淑兰系邻居，2014年6月28日房屋产权单位拟对崔鸣放等人的居住地进行腾退拆迁，补偿方案为公租房安置和货币补偿70万元至90万元。该方案只有3户居民签约，遭到同住52户居民的强烈反对。为了统一维权，崔鸣放和其他10名同志被选为居民代表，力争产权房安置。姚淑兰于2014年9月24日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双方形成委托关系。为了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双方在全体居民会上经协商一致达成合意“崔鸣放为52户居民的诉讼代表，若能争取到产权房补偿，每户向崔鸣放支付壹万元。”最后决定“原协议不变，外加向崔鸣放代表支付壹万元辛苦费，立字为证，从住上产权房开始付款。”姚淑兰当场签字确认。崔鸣放自受委托后在居民李振茹、李双全、杨宝春等的陪同下为产权房安置做了大量工作。现姚淑兰已得到产权房安置和货币补偿，但至今没有履行约定义务，故崔鸣放诉至法院。姚淑兰辩称，居民开会时是先签到后开的会，没有先把决议内容写好再由居民签字，会议内容是后添写上的，且只有一份，由受益人持有，故对会议签到表有置疑；会议日期与实际不符，应该是2015年10月开的，不是2015年2月7日。另外，居民们委托崔鸣放诉讼的是关于遮阳的相邻关系纠纷，未涉及产权房问题。综上，不同意崔鸣放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6月28日，北京市陶瓷厂拟对崔鸣放、姚淑兰等人居住的该厂南区平房宿舍危房改造范围区内的公租房进行腾退，由“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腾退工作组”发出《致居民的一封信》，公布的腾退置换办法包括货币补偿和公租房安置，腾退期限为2014年6月28日至2014年8月31日。该方案受到大部分被腾退住户的反对。2014年9月23日，北京市海淀区清河街道安宁东路社区居委会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出具推荐信，就社区居民于文淼、苑爱朝、赵金忠、李振茹等多名居民（详见授权委托书）与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因相邻关系纠纷一案，推荐本区居民崔鸣放同志为本案诉讼代理人。2014年9月24日，姚淑兰向崔鸣放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崔鸣放在其与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因相邻关系纠纷一案中，作为姚淑兰的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代理权限：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上诉并代为领取赔偿金（补偿金）。2014年9月29日，姚淑兰与崔鸣放签订协议书：经居民代表认真研究，现就相邻关系纠纷诉讼事宜出具以下意见，若双方同意签字后生效：1、本案诉讼属当事人自愿行为；2、为降低诉前风险，减少诉前成本，一致推荐崔鸣放同志为本案诉讼代理人；3、若本案败诉，当事人（委托人）不用支付劳务费，代理人免费服务，若本案胜诉，当事人（委托人）应按照赔偿金（补偿金）额15%的比例支付劳务费，胜诉结果没有标的额的，其劳务费标准由居民代表研究确定。2014年10月，崔鸣放代理姚淑兰以相邻关系纠纷为由对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起民事诉讼。2015年3月16日，崔鸣放在本院向被告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和第三人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6月15日判决驳回了崔鸣放的诉讼请求。崔鸣放等居民代表还先后向有关部门提交了《关于上林溪住宅楼严重遮挡阳光，造成50多户居民无法正常生活问题的举报材料》《关于冯运生招摇撞骗、违法拆迁问题的举报》等材料。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于2014年11月26日向申请人崔鸣放出具《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就有关投诉请求进行了书面答复。2015年，崔鸣放与李振茹、于文淼、苑爱朝、姚淑兰等居民召开会议，会议记录上载明：“崔鸣放为52户的诉讼代表，若争取到产权房补偿，每户向崔鸣放支付壹万元……最后决定原协议不变，外加向崔鸣放代表支付壹万元辛苦费，立字为证。从住上产权房开始付款”。共有多名居民在会议记录上签了字,姚淑兰签署了其丈夫田来的名字。会议记录载明的日期为2月7日。2016年4月20日，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腾退指挥部发出《致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居民一封信》，信中表明，该宿舍区房屋经鉴定为危险房屋（D级），决定对该宿舍区实施解危排险腾退工作，腾退方式为“实行房屋安置”，腾退人可获得房屋补偿补助款并按约定价格自行购买安置房（海淀区文龙家园二里）。此后，崔鸣放、田来和姚淑兰夫妇等居民先后接受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搬迁腾退安置补偿并入住购买的安置房。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腾退工作组《致居民的一封信》、安宁东路社区居委会《推荐信》、授权委托书、协议书、2015年会议记录、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腾退指挥部《致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居民一封信》、民事起诉状、举报材料、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行政判决书、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搬迁腾退安置补偿协议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是以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为基础和前提。委托人之所以选定受托人为其处理事务，是以他对受托人的办事能力和信誉的了解、相信受托人能够处理好委托的事宜；而受托人接受委托，也是出于愿意为委托人服务，能够完成受托事务的自信，基于对委托人的了解和信任。本案源起于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的拆迁腾退计划，姚淑兰等居民不满意2014年“货币补偿和公租房安置”的腾退置换方案，遂委托包括崔鸣放在内的居民代表开展维护自身权益的活动，同时委托崔鸣放作为诉讼代理人提起相关诉讼。2015年，居民召开会议并在会议记录上签名，同意“崔鸣放为52户的诉讼代表，若争取到产权房补偿，每户向崔鸣放支付壹万元”的会议决定。参会居民的上述行为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应属合法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恪守上述承诺，亦属参会人员诚实信用之责。诉讼中，姚淑兰虽称会议决议系先签字后填写的会议内容，但未就此提交有效证据证明，且姚淑兰对参会及签字的事实均予以认可，故其应当对自己的民事行为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崔鸣放接受居民委托，代表大家向有关部门反映意见、提起诉讼，主张按照会议决定获取“辛苦费”，具有事实依据。本案当事人之间，虽没有签订严格意义上的双方书面合同，但依其民事法律行为的性质，应可准用合同法上有关委托合同的规定。即，受托人崔鸣放作为诉讼代表为委托人争取产权房补偿，各签名居民（户）委托崔鸣放为诉讼代表并在获得产权房补偿后向受托人支付“辛苦费”，双方互负对待给付义务。崔鸣放接受各委托人的委托开展争取合法权益的相关活动，属于以实际行为作出承诺。但应指出，不论是崔鸣放与本社区居民2014年签订的《授权委托书》《协议书》，还是2015年形成的会议决定，都不意味着崔鸣放代表社区居民直接就产权房补偿问题实际提起了相应诉讼，实质上，产权房补偿等补偿方式问题只能由拆迁人根据拆迁政策出台具体条件解决，不可能通过诉讼活动直接解决。2016年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的危房鉴定及解危排险腾退工作，正是在相关政策依据之下解决被拆迁居民合理诉求的有效方式。在案证据并不能证明这一解决方式是崔鸣放受托完成委托事务的直接结果，但从2014年以来的发展过程来看，两者之间存在一定因果联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崔鸣放受托担任诉讼代表之事务并不以其受托活动而得到解决，但崔鸣放确为此付出了劳动和时间，且其代表社区居民争取产权房补偿的利益诉求目的已经达成，委托人应当按照2015年会议决定给付“相应的报酬”。本院根据崔鸣放陈述及相关证据，考虑其实际付出的劳务，酌定其应得的“相应的报酬”为会议决定的“辛苦费”的60%，即6000元，崔鸣放主张超出的部分予以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姚淑兰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崔鸣放支付6000元；二、驳回原告崔鸣放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元（原告崔鸣放已预交），由被告姚淑兰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春梅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王致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