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18）晋民申50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杨勇，男，1954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阳高县安全监察局退休干部，住山西省阳高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屈艳东，男，1985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大同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乔福兰，女，1962年7月5日出生，汉族，阳高县压力管厂退休职工，住山西省阳高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原审被告）：阳高县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住所地：山西省阳高县龙泉镇新华一路246号。   法人代表：侯建伟，该公司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杨勇与被申请人屈艳东、乔福兰、阳高县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6日作出的（2017）晋02民终1176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杨勇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杨勇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2民终1176号民事判决；2、驳回被申请人对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将该判决驳回重审，或者改判再审申请人不承担任何责任。3、对被申请人乔福兰的丈夫王仁刚在和被申请人屈艳东进行所谓的房屋买卖当中使用的伪造印章进行鉴定，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进行立案追究；4、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性不准。1、被申请人屈艳东提供的收款收据和收条，不能证明再审申请人系和谐区项目开发商王仁刚的合伙人。再审申请人在一审法院审理期间提供了以下3份证据，证明再审申请人系王仁刚雇佣的会计和工程承包人，并非合伙人。（1）2014年12月25日和谐区开发商王仁刚给再审申请人出具的欠条，内容是：开发商王仁刚欠杨勇（会计）7年的工资，合计欠款78000元；（2）2012年10月9日王仁刚分给再审申请人抵账房共计21套；（3）2015年8月17日王仁刚签发的和谐区93户住户平面图，平面图中没有被申请人屈艳东的名字，证明屈艳东并未在和谐区购买楼房。再审申请人在二审法院审理期间又提供了以下3份证据：（1）2006年6月20日再审申请人和王仁刚签订的《关于承包和谐区二号楼土建项目协议》；（2）2010年3月28日再审申请人和王仁刚签订的《关于承包和谐区一号楼土建项目协议》。这两份承包合同充分证明再审申请人系王仁刚雇佣的承包人；（3）2006年9月8日王仁刚签发的和谐区项目建设的规章制度。2、2010年10月14日再审申请人的妻子高萍珍与王仁刚虽在阳高县房产局办理了临时产权登记（即03008604、03008605），但临时产权登记并没有实际履行，不能证明再审申请人和王仁刚系合伙关系。办理临时产权登记是因为当时资金断裂，王仁刚想用和谐区的楼房作为抵押在银行贷款，但在办理贷款过程中，楼市又好转基本已经售完，且之所以产权登记时写上再审申请人妻子高萍珍的名字是因为再审申请人为王仁刚垫付有施工费、材料费，楼房都在再审申请人手里扣着，不能移交给王仁刚，如果不写高萍珍的名字，就很难扣押和谐区的楼房，再审申请人的承包费也很有可能被王仁刚骗取，而且2015年10月20日为了给买房户办理房产证，高萍珍和王仁刚已作出关于废除和谐区房屋所有权的决定，开发总公司已同意，房产局的办事人员张伟和领导吕占忠也签字认可。3、原审判决认定是再审申请人将1号楼1单元3层东门出售给李福军错误。再审申请人作为会计、承包人无权出售任何一套楼房，和谐区的93套楼房该不该出售都是由王仁刚自行决定。王仁刚在2012年10月9日分给再审申请人21套抵账房，诉争房在抵账房之内，出售的楼房款王仁刚必须优先给再审申请人抵顶承包费，故王仁刚才在家中偷偷出售了涉案房屋。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系伪造。1、屈艳东提交的收款收据和收条不能证明其购买的是和谐区的楼房。收款收据上没有注明小区名称、楼号、单元号和层次。该收款收据载明："今收到屈艳东交来卖房款，1号3楼东门。人民币117000元，收款人：王仁刚，交款人：屈艳东。"原审判决篡改该证据，将1号篡改成1号楼，3楼篡改成3层，1单元是二审判决擅自加上去的，且使用的系伪造印章。收条上也没有注明购买的哪个小区的哪套楼房，而且该收条并非王仁刚签写，而是被申请人屈艳东的叔叔屈向阳所写，屈向阳在一审法院已向法庭承认该收条是他亲手所写，该张证据系伪造证据。而且屈艳东始终未提交和谐区的售房合同、物业管理协议、购房位置图和各项费用收据凭证，不能证明其购买的是案涉楼房。2、被申请人乔福兰的丈夫王仁刚在2013年3月27日在屈向阳的参与下使用伪造印章，利用房屋买卖对屈艳东实施合同诈骗，造成了本案房屋买卖纠纷。该枚伪造印章的外径约为3.6厘米，而和谐区使用的在2006年启用的备案印章的外径约为3.97厘米，王仁刚是否犯有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进行立案追究。3、买房地点不对。王仁刚为掩人耳目达到诈骗的目的，并未在和谐区售楼部出售涉案楼房。王仁刚已涉嫌隐瞒真相骗取钱财进行合同诈骗，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立案侦查。王仁刚以房屋买卖进行诈骗纯属个其人行为，屈艳东的房款应由王仁刚本人或他的妻子负责。4、原审判决定性不准确，本案并非单纯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而是利用房屋买卖进行诈骗的诈骗案件。5、被申请人屈艳东窃取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提交关于李福军购买房屋的部分手续作为自己的证据使用，此种行为有违司法公正。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名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三）项的规定。   被申请人屈艳东、乔福兰、阳高县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认为，2006年6月20日经被申请人阳高县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决定，任命王仁刚为阳高县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和谐区项目负责人，挂靠该公司开发阳高县和谐区，并全权处理有关项目的组织和实施工作。同年8月16日再审申请人杨勇与王仁刚签订协议，就阳高县和谐区项目的原材料如何采购、如何记账、如何售楼进行了明确约定，在其后的售楼过程中，杨勇与王仁刚代表阳高县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和谐区售楼部均在相关售楼合同、收款收据上签字，2010年10月杨勇的妻子高萍珍与王仁刚以房屋共有权人在阳高县房产管理中心办理了阳高县和谐区项目的产权登记，故原审法院依据上述事实认定杨勇与王仁刚在开发阳高县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和谐区项目中存在合伙关系，并无不当。虽再审申请人杨勇主张其与王仁刚不存在合伙关系，其系王仁刚雇佣的会计以及工程承包人，并提交了《关于承包和谐区二号楼土建项目协议》、《关于承包和谐区一号楼土建项目协议》、《阳高县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和谐区项目建设的规章制度》，以及2014年12月25日王仁刚给其出具的欠条和2012年10月9日21套抵账房明细等予以证实，但被申请人乔福兰对欠条和抵账房明细上王仁刚签字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而杨勇除该欠条外并未提供其它如工资表、工资发放记录等证据证实其确为项目部雇佣的会计，而且《关于承包和谐区二号楼土建项目协议》、《关于承包和谐区一号楼土建项目协议》和《阳高县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和谐区项目建设的规章制度》载明的形成时间均在其妻子高萍珍与王仁刚办理产权登记之前。虽杨勇再审主张其妻子高萍珍与王仁刚之所以在阳高县房产局办理的临时产权登记是因为资金断裂，为贷款使用和防止王仁刚骗取其承包费，但杨勇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故而杨勇再审主张原审判决认定其与王仁刚之间存在合伙关系错误，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本案中，被申请人屈艳东提供了收款收据和收条，证实其于2013年3月27日经王仁刚从和谐区售楼部购买1号楼l单元3层东门楼房一套，收款收据和收条上加盖有阳高县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和谐区售楼部的公章以及项目负责人王仁刚的签名。再审申请人杨勇虽对收款收据上加盖的阳高县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和谐区售楼部的公章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主张应对公章的真伪进行鉴定，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法院申请过鉴定，故而原审判决依据收款收据和收条认定王仁刚代表阳高县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和谐区项目售楼部向屈艳东出售了涉案房屋，并无不当。至于杨勇再审主张收款收据仅载明是1号3楼东门，不能依此确定系购买的××区东门楼房一套的问题，因杨勇并未提供证据证实阳高县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和谐区售楼部还出售其他房屋，以及1号3楼东门还应作其他解释，故而其该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杨勇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款第（二）、（三）项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杨勇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姬 芳   审判员 孙成宇   审判员 文 劼     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日   书记员 王宇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