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鲁06民终31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栾学才，男，1971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芝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骏，山东君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三环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建设路10号。法定代表人：姜中武，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旭波，男，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栾学才因与被上诉人烟台三环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环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2013）芝民劳初字第2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栾学才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2013）芝民劳初字第278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本案诉讼费由三环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因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签订劳动合同，发生劳动争议时因双方劳动关系难以确定，致使劳动者合法权益难以维护，对劳动关系的确立带来了许多的不确定性。为规范用人单位用人行为，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就如何确立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劳社部发（2005）12号作出明确规定，所以人民法院在审理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案件时，应该按照该规定进行审理和判决。纵观本案，一审并没有从该规定出发进行审理和确认，自始就将举证责任全推给了栾学才，这是应用法律错误。本案栾学才自1999年就在该岗位从事防盗门安某工作，且一直在三环公司所在的办公室内工作，受到三环公司的指派、管理和领导，听从三环公司的业务安排，所从事的工作是三环公司的工作的组成部分，且双方都是合法的用工主体。另外，栾学才的户口性质是城镇户口，没有理由认为栾学才提供的不是劳动关系而是劳务关系。一审法院严重违反该规定去主观判断，在法律的适用上是完全错误的。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对于发放工资方式的认定是错误的。栾学才的工资是计件工资，这也符合劳动合同法的工资发放的形式，工资可计件计算。何况三环公司自2003年成立之始工资的构成标准就是底薪100加上计件的工资形式发放工资。从三环公司提供的公司的财务台账来讲，每月还有差旅费、电话费等费用的发放记录。双方是承揽关系的话，不能按照劳动关系的形式发放工资和差旅补贴。从这一点看其与承揽关系有本质的区别。一审法院只是从三环公司2010年之后的工资发放情况来认定工资不是按照每月发放是错误的。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三环公司的经营能力不断下降且几年不断拖欠工资，是经营情况的问题，不是栾学才的问题，但这也不影响栾学才按月结算工资的事实，何况一审中三环公司也承认其经营效益下降影响了工资的发放。2、三环公司提供的工资收入证明的证明效力的认定是错误的。栾学才提供的三环公司出具的工资证明虽然有明确的约定不能用于证据使用，但是三环公司作为一个法人，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其知道自己的行为后果，只是为了避免该证明被用来作为证据使用，所以才限制了该证据的使用。但是证据的证明效力依然是有效的，其虽然不能被作为书面证据使用，但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依然是有证明效力的，其形式要件不影响其证明效力。3、对证人证言及物证的认定是错误的。几个证人的证言均很明确的证明了栾学才为三环公司提供了属于三环公司的工作，且服从三环公司的管理，按时定期发工资，但一审法院却不予采信。三环公司不承认为栾学才提供过工作服，也并未申请鉴定，也未提出过有力的证据进行反驳，一审法院就错误的认为该工作服不具有证明效力。事实上，工作服和工作证是具有同一的证明效力，其如同工作证一样，身份的象征，具有身份的证明效力。4、对三环公司的改制而来的事实不予认定是错误的。栾学才提供的会议记录，工商登记档案，均明确的表明三环公司是改制而来，且在环境影响审批表中有明确的记载。该证据是政府部门保存的证据，具有绝对的证明效力，可以和其他的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充分说明了三环公司是栾学才自1999年从事安某工作的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安防器材分公司改制而来。更何况，三环公司继承了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安防器材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工作车间、办公区域场所、业务范围和原公司的员工及各级领导。一审法院错误的认为不是改制而来，明显是为了满足其写判决的需要，而犯了主观上的认识错误。三环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三环公司对栾学才以“无底薪、无固定数额、不定期”的方式发放安某费是正确的。根据栾学才一审中提供的2010年1月至6月期间安某费发放明细可以看出：三环公司对包含栾学才在内的安某工发放安某费，无底薪；无固定数额，每月安某费数额从几百元到数万元不等，完全按照安某数量来计算安某费数额；发放时间不固定，无规律。二、一审法院对栾学才提供的2010年4、5、6月工资证明及工资明细未认定是正确的。2010年栾学才配偶发生交通事故，为理赔护理费，在栾学才的请求下三环公司为其出具了与事实不符的工资证明及明细。栾学才签字认可的“关于为栾学才开具收入证明的协议”以及三环公司提供的2010年4、5、6月职工的工资发放明细足以证明栾学才手中所持的工资证明及明细不是真实的，一审法院对其不予认定是正确的。三、一审法院对三环公司并非由“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安防器材分公司”改制而来的认定是正确的。三环公司章程、工商登记信息都可以证实，三环公司系2003年7月7日，由股东出资新设成立的公司，并非由“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安防器材分公司”改制而来。栾学才向一审法院提出起诉请求：依法确认2003年7月7日至2013年2月6日期间栾学才与三环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由三环公司支付栾学才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1512.50元（3075元/月×13.5个月）、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33825元（3075元/月×11个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三环公司成立于2003年7月7日，自三环公司单位成立开始，栾学才即为三环公司单位安某防盗门。2013年2月6日，栾学才申诉至烟台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仲裁委），请求裁决确认1999年3月至2001年7月期间其与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01年8月至2013年3月期间其与三环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解除与三环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并由三环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43050元、2008年2月至2013年3月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2013年4月12日，市仲裁委作出烟劳人仲案字（2013）第176号裁决书，裁决驳回栾学才的申诉请求。栾学才不服裁决，诉至一审法院。庭审中，栾学才主张其于1999年3月份左右到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从事防盗门安某工作，后来成立了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安防器材公司，其被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安排到该单位工作，2003年，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安防器材公司改名为烟台三环门业有限公司，其一直在烟台三环门业有限公司工作到申请仲裁之日；其工作期间实行计件工资，每月底薪100元，每月8日发上个月工资，发放现金，并签字领取。一审庭审中，栾学才为证实其诉讼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三环公司于2010年11月30日为栾学才开具的工资证明及2010年4、5、6月工资明细，工资证明载明“栾学才系我公司职工，其月工资为3600元。在护理其配偶期间单位停发工资”；2010年4月、5月、6月工资明细中均记载“标准工资+3600”、“个人所得税－91.68”、“公积金－55.2”、“扣待业保险－18”、“扣养老保险－72”、“实发工资3075.12”。栾学才称三环公司为其出具工资证明可以证实其是三环公司单位职工，月工资为3075.12元。经质证，三环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称其公司确实为栾学才出具过上述工资证明和工资明细，但内容并不真实，该工资证明及工资明细是栾学才的配偶发生交通事故后，栾学才为了拿到误工费赔偿，多次找其单位，在这种情况下，其单位为栾学才出具的，双方签订有“关于为栾学财开具收入证明的协议”，载明三环公司出具的收入证明及工资明细仅作为处理交通事故使用，对其他事情没有证明力，实际上栾学才并不是其单位职工。2、2007年2月安某费单据复印件1份，栾学才称证据原件由三环公司单位保管，应由三环公司提供，安某费单据中记载有三环公司按其职工标准每月补偿其本人电话费20元，可证实其是三环公司单位职工。经质证，三环公司对该安某费单据复印件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称其单位没有该安某费单据原件。3、照片20张，栾学才称该照片是其于2013年5月16日拍摄的，可证实其是三环公司单位职工，在三环公司处有自己的办公室及工具房，其办公地点与三环公司单位销售部是同一办公地点，其本人隶属于三环公司管理，是三环公司单位职工。经质证，三环公司对照片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称该20张照片不能证明栾学才与其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其单位没有安某部门，也没有安某办公室。4、证人王某出庭作证，王某证明其曾在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干过临时工，工作期间按照公司规定的时间上下班，当时工资为底薪100元，并按照安某防盗门的数量发放计件工资，按每个45-50元不等的标准进行发放；其工作一个月左右就打算不干了，公司负责人王某让其找人顶替，王某讲顶替的人先干临时工，如果表现好的话，一年后可以转合同制，其就于1999年3、4月份把栾学才介绍到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从事安某防盗门工作，后来的事情其就不清楚了；安某防盗门的工具由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有活的时候就安排公司的车送其去安某，安某完毕后再拉回来；其在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没有办理过就业登记。证人未能提交其曾于1999年在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作过的相关证明材料。经质证，栾学才对证人王某证言没有异议。三环公司称证人王某讲的过程其单位不清楚，其单位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5、证人于某出庭作证，于某证明其于1999年到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处工作，是栾学才介绍其到该处工作的，与栾学才是同事，栾学才也是1999年到该处工作，但具体何时到该处工作的其不清楚；其在该单位从事安某防盗门工作，后来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处解体了，分管领导张宪森安排其和栾学才到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安防器材厂从事安某防盗门工作，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安防器材厂与其签订有防盗门安某合同，并收取其押金1000元。2002、2003年左右，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安防器材厂改名为三环公司，其和栾学才就一直在三环公司单位工作，现在其本人还在三环公司单位上班；其实行计件工资，工资底薪为100元，根据安某防盗门的数量来计算计件工资，一般为每个防盗门40元左右，而且每月发40元的电话补助，工资是签字领取现金，过节时三环公司向其发放发过节福利，同三环公司单位职工一样；其在三环公司单位有专门的维修办公室，早晨8点上班，有活的话其与栾学才等人就根据领导安排到工地干活，没活的话就在办公室等着，如果在单位的话就按照单位的统一时间下班，在工地的话根据自己的意愿来控制工作时间；如果不上班的话要向科长请假，现在是向业务部的王贤军科长请假，迟到早退的时间长了，三环公司单位进行处罚；其安某防盗门用的工具是三环公司单位提供的，三环公司配发工作服；其到工地时以三环公司的名义安某，仅安某三环公司单位的防盗门，其不安某其他公司的防盗门；其自2001年开始主要和栾学才一起安某防盗门，安某防盗门主要是科长于海桥、王贤军安排的，事先领导安排好怎么安某，到工地以后找到工地技术员，技术员告诉其与栾学才怎么安某就怎么安某，安某时没有人对其与栾学才进行指导，也没有人对其与栾学才进行管理，其与栾学才根据单位发放的安某表进行安某，完成一定的工作量后，业务员去看一下是否达标，安某到4点30分至5点之间就下班，提前安某完了就回三环公司单位；安某费是现金发放签字领取，财务人员通知其与其他安某人员领取时，其与其他安某人员就到财务部门领取，由财务部门的工作人员拿核算表，其与其他安某人员核实后在发放表上签字，人齐了的话，各人签各人的，人不齐的话有时就代签，人齐了的话签字后各人领各人的，人不齐的话就代领回去；三环公司提供的2010年1月至6月安某费发放表内容属实，通过安某费发放表来看，有时三个人一起，有时四个人一起安某，是根据领导安排的，周六、周日如果领导安排工作的话，也要进行安某；2013年其与三环公司签订有承揽协议。经质证，栾学才对证人于某证言没有异议。三环公司对证人于某证言持有异议，称其单位并非由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安防器材厂改名而来，其单位未给栾学才等人安排过办公室，其单位也从来没有要求过栾学才上、下班时间，其单位从来没有为栾学才或者证人派车去安某，栾学才以及证人安某时是搭送货的货车去安某，证人于某也不是其单位职工；证人证明安某费是月月发放，各人领取各人的，但从安某费发放明细表中可以看出，并不是月月发放，也不是各人领各人的，而是不定期发放，由栾学才等人共同领取，每个人领多少，其单位并不清楚；其单位的上下班时间与证人所述不一致，其单位的上下班时间为上午8点至11点，下午1点30分至5点，一年四季时间是固定的。6、工作服，工作服上标注有“三环门业”字样，栾学才称该工作服可以证实其系三环公司单位职工。经质证，三环公司对该工作服持有异议，称其单位从来没有给栾学才发放过工作服，该工作服不足以证明栾学才与其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7、山东省三环制锁集团公司安防器材厂于2003年1月28日为栾学才及于某开具的保证金收据，收据入账时间为2003年1月28日，交款单位栏载明“于某、栾学财”，交款金额为2000元，收款事由栏载明“保证金”，栾学才称其与于某同时到山东省三环制锁集团公司安防器材厂工作，与山东省三环制锁集团公司安防器材厂存在劳动关系。经质证，三环公司称该费用是山东省三环制锁集团公司安防器材厂向栾学才及于某收取的，与其单位没有任何关系，该费用是否实际收取其单位也不清楚。8、烟台三环门业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表，表中显示建设单位名称为烟台三环门业有限公司，并记载有“原‘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安防器材分公司’改制，生产经营过程中无明显环境影响”，栾学才称该证据可以三环公司是由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安防器材分公司改制而来。经质证，三环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称其单位成立于2003年7月7日，是由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出现金76.8万元与姜中武等32人合资成立的，并非由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安防器材分公司改制而来，其单位成立时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安防器材分公司还在经营，并没有被注销。9、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安防器材分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事项表，表中申请注销登记原因为“企业改制”，落款时间为“2004年1月9日”，栾学才称该证据可证实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安防器材分公司注销原因是由于企业改制。经质证，三环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10、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文件，内容为“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一届四次董事会于2003年6月3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董事有：解维坤、姜秀兰、张绍文、王志超、丛龙政。解维坤董事长主持了会议。经与会董事协商，一致同意出现金76.8万元与姜中武等32位自然人合资成立烟台三环门业有限公司”，栾学才称该证据可证实三环公司是2003年6月3日确定成立的。经质证，三环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称该证据可证明其单位并非改制而来，而是由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出现金76.8万元与姜中武等32位自然人合资成立的。11、企业变更情况表，表中变更前内容栏中载明“山东省三环制锁集团公司安防器材厂”，变更后内容栏中载明“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安防器材分公司”，栾学才称该证据可证实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安防器材分公司系由山东省三环制锁集团公司安防器材厂变更而来，三环公司是由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安防器材分公司改制而来，其作为劳动者与原山东省三环制锁集团公司安防器材厂签订有劳动合同，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即三环公司处工作，且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经质证，三环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称证据上登记的是山东省三环制锁集团公司安防器材厂与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安防器材分公司之间的变更情况，与其单位没有关系。12、烟台三环门业有限公司私营公司设立登记情况表，表中显示公司地址为“芝罘区建设路10号”，法定代表人为“姜中武”、经营范围为“防盗门、车库门、防火门、楼寓门、防盗窗、普通机械加工、工具加工、模具加工、水暖安某、电器工程及维修服务、小区智能化工程（须凭资质书经营）、不锈钢制品、高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锁具的加工及销售”，栾学才称该登记情况表可以证实三环公司与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安防器材分公司办公地址相同，经营范围大致相同，法定代表人均为姜中武，从而证实三环公司是由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安防器材分公司改制而来。经质证，三环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称登记的办公地址芝罘区建设路10号是一个大范围，有多家公司在该地址办公，并不能说公司地点相同就是同一个单位。13、“栾学财、于某”作为乙方与山东省三环制锁集团公司安防器材厂签订的防盗门安某合同，合同第一条约定“乙方应服从甲方的统一管理，遵纪守法，严格执行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不得发生有损于甲方利益的行为”，第三条约定“乙方按照甲方工作日程表按时上班，乙方的底薪为100元/月，在此基础上，乙方安某散户防盗门的安某费为28元/樘，工程门安某费为15元/樘，包括打胶费用。每月8号甲方给乙方结算上个月的安某费。工程门的安某费在防盗门通过工程方验收或有关业务员认为安某不影响工程验收并由业务员签字后进行发放”，第四条约定“乙方到外地为甲方安某防盗门，乙方的往返车票和住宿费（18元/天，含市内交通费）由甲方给予报销，其余费用乙方自负。乙方在烟台其它县市（芝罘区、莱山区、福山区、开发区除外）安某时每天补贴4元；外地每天补贴8元”，第六条约定“乙方向甲方缴纳安某服务保证金人民币1000元/人，合同终止后六个月甲方退还给乙方”，第八条约定“本合同有效期自2003年1月1日起至2003年12月31日止”，栾学才称该合同第一、三、四、六条可以证明其与山东省三环制锁集团公司安防器材厂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经质证，三环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称该合同系山东省三环制锁集团公司安防器材厂与“栾学财”签订的，与其单位没有关系，合同书上面的“栾学财”与“栾学才”是否是同一人不能确定，且该合同有效期自2003年1月1日至2003年12月31日，栾学才依据该合同主张相关权利已过诉讼时效。14、（2012）芝民综初字第8号民事调解书复印件，栾学才称调解书中孙爱芹系其妻子，孙爱芹的护理费是根据三环公司出具的工资收入证明计算的，三环公司开具的工资收入证明已被生效裁判文书采纳，从而可以证实其与三环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经质证，三环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称调解书中护理费并不是法院审理确认的事实，实际上其单位为栾学才出具工资证明只为了其在交通事故处理赔偿事宜使用，对其他事项没有证明力。一审庭审中，三环公司则主张栾学才与其单位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003年至2010年期间栾学才是承揽其单位防盗门安某业务，其单位如果需要安某防盗门就会通知栾学才去安某，并不是每天、每月都安某。为证实其上述主张，三环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0年6月工资发放表打印件，发放表中没有向栾学才发放工资的记录，三环公司称该表可证实栾学才不是其单位职工。经质证，栾学才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持有异议，称该表系打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系三环公司单位制作的，对内容也有异议。2、王如波的银行存折，三环公司称王如波是其单位职工，其单位为职工发放工资是通过银行代发的，并不是现金发放工资，每月17日左右发放当月工资。经质证，栾学才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称王如波是否是三环公司单位职工无法确认，即便是三环公司单位职工，也只是其中一员，不能证明三环公司单位所有职工均是通过银行发放工资，三环公司单位有一部分职工是以现金形式发放工资。3、2010年1月至2010年6月期间安某费发放表，2010年1月安某费发放表安某人员统计有“孙”、“于”、“高”字样，统计在“于”名下的安某费总额为10149元，由宋文平签字确认，发放表右上角签有“实收款10149栾学才、于某、李琪”，右下角签有“颜忠义10.5.14”、“王贤军2010.5.14”、“制表：宋娜10.5.10”、“姜书涛”，2010年2月安某费发放表中安某人员均统计为“于”字样，统计在“于”名下的安某费总额为993元，由于某签字确认，发放表右上角签有“实收款993元栾学才、宋文平、李琪、于某”，右下角签有“颜忠义10.5.14”、“王贤军2010.5.14”、“制表：宋娜10.5.10”、“姜书涛”，2010年3月安某费发放表中安某人员统计为“于”、“高”字样，统计在“于”名下的安某费总额为5719元，由于某签字确认，发放表右上角签有“收款5719元宋文平、于某、李琪、栾学才”，右下角签有“颜忠义10.5.14”、“王贤军2010.5.14”、“制表：宋娜10.5.10”、“姜书涛”，2010年4月安某费发放表共计两张，发放表中安某人员统计为“于”、“高”、“贤”、“初”字样，统计在“于”名下的安某费总额为9495元，由于某签字确认，发放表第二页右下角签有“实收款9495元宋文平、李琪、于某”，下方签有“颜忠义10.8.11”、“王贤军2010.8.10”、“宋娜10.8.10”、“姜书涛”，2010年5月安某费发放表中安某人员统计为“于”、“高”、“臣”字样，统计在“于”名下的安某费总额为15833元，由于某签字确认，发放表右上角签有“实收款15833元于某、宋文平、李琪”，右下角签有“颜忠义10.8.11”、“王贤军2010.8.10”、“宋娜10.8.10”、“姜书涛”，2010年6月安某费发放表中安某人员统计为“于”、“高”、“贤”、“初”字样，统计在“于”名下的安某费总额为21065元，由于某签字确认，发放表右上角签有“实收款21065元于某、宋文平、李琪”，右下角签有“颜忠义10.8.11”、“王贤军2010.8.10”、“宋娜10.8.10”、“姜书涛”，三环公司称，发放表中“于”代表栾学才、于某、李琪、宋文平四人，其单位临时找多组人员负责安某防盗门，2010年1月至6月期间该四人合伙承揽其单位防盗门安某业务，该四人为其中一组，共同安某，安某完毕后由一人结算，并把全部安某费领走，然后由四人根据实际安某情况自行分配，至于栾学才每次能分到多少安某费其单位也不清楚；其单位每月为栾学才等人计算安某费，但从右下角领导签字可以看出并非每月发放，而是不定期结算的，而且安某费每月数额从几百元至几万元不等。经质证，栾学才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称从上述证据中可以看出其与证人于某均在三环公司单位工作，其工资发放形式为底薪加计件工资，每月工资数额不固定；其与于某等四人并非一个组的，只是根据三环公司单位安排从事安某工作，安某防盗门需要二人配合完成，四个安某工各自在自己工作的地点签字，证明该工作是由其完成，安某费是由财务部门做总账统计，并将款项一起发放给四个人，由四个人再根据自己安某工作的多少来分安某费，所以会出现每月安某费发放表中有四个人或三个人的签字；其在安某费发放表中签字时，颜忠义、王贤军、宋娜、姜书涛等人的签名已经签好，基本上每月都这样。4、2004年至2009年福利发放表6份，表中无向栾学才发放福利的记录，三环公司称该表是其单位福利发放表，其单位从未向栾学才发放过福利，可证实栾学才不是其单位职工。经质证，栾学才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持有异议，称该福利发放表系三环公司单方制作的，其中记载的职工并不全，并且没有每个职工的亲笔签名，不符合财务制度。5、关于为栾学财开具收入证明的协议，协议载明“2010年7月15日晚，栾学财之妻下班途中遭遇车祸，入院治疗，栾学财一直休班在医院护理。公司为栾学财开具收入证明，只为解决本次交通事故之用，不作为其他用途。烟台三环门业有限公司2010－11－30栾学才”，三环公司称2010年7月栾学才妻子发生交通事故，由栾学才进行护理，为向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要求栾学才出具收入损失证明，栾学才多次找其单位领导，因栾学才多次为其单位安某防盗门，双方建立了一种信任关系，为了照顾栾学才，其单位就为栾学才开具了收入证明，但由于栾学才并不是其单位职工，为了避免日后发生纠纷，其单位在栾学才领取工资证明时签署了该协议。经质证，栾学才对该证据落款处其本人签名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称该证据上没有加盖三环公司单位公章，不符合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其妻子发生交通事故后，其本人找三环公司开具工资证明时，三环公司不同意出具，三环公司打出这份协议并让其签字后给其开具了工资证明，协议的内容其并不清楚，又过了大约一个月之后，三环公司为其开具了工资明细；从协议内容上也能体现出双方存在真实的劳动关系。6、2008年1月、2009年1月、2010年4－6月工资发放明细表，工资明细表中没有向栾学才发放工资的记录，三环公司称上述工资表中没有向栾学才发放工资的记录，可证实栾学才不是其单位职工，与其单位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010年11月30日为栾学才出具的工资证明及工资明细内容是虚假的，是为了帮助栾学才交通事故理赔而出具的，并不能以此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经质证，栾学才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称证据上没有任何盖章，看不出是三环公司单位的原始单据，对证明内容也有异议，即使是三环公司单位的工资发放明细表，其认为是三环公司对部分职工所做的工资发放明细，不能确定是否涵盖整个公司劳动者的报酬发放情况。7、三环公司与于某、李琪签订的安某承揽协议，协议甲方（委托方）为烟台三环门业有限公司销售科业务一部，乙方（承揽方）为于某、李琪，协议第一条约定“承揽方式：乙方包工，自带工具”，第五条约定“1、双方为承揽合同关系，乙方不隶属于甲方，也不是甲方的职工，甲方的作息制度、规章制度不适用于乙方，甲方的福利待遇也不适用于乙方。2、乙方应按照甲方的要求交付工作成果”，协议落款处有三环公司加盖公章，于某、李琪签字确认，落款时间为“2013年1月1日”，三环公司称该协议可以证实其单位与证人于某之间是承揽关系，栾学才与证人合伙为其单位安某防盗门，同样属于承揽关系。经证人于某辨认，证人于某认可该协议是其与三环公司签订的。经质证，栾学才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称其不清楚证据的来源，协议形成时间是2013年1月1日，是三环公司单位销售科业务一部与于某签订的承揽协议，与其无关，与本案无关联性。一审法院依据仲裁裁决书、送达证明、2010年11月30日工资证明、2010年4、5、6月工资明细、照片、烟台三环门业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表、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安防器材分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事项表、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文件、烟台三环门业有限公司私营公司设立登记情况表、（2012）芝民综初字第8号民事调解书复印件、企业变更情况表、银行存折、2010年1月至2010年6月期间安某费发放表、关于为栾学财开具收入证明的协议、安某承揽协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认定上述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栾学才2003年7月7日至2010年期间为三环公司单位安某防盗门的事实清楚。栾学才主张其与山东省三环制锁集团公司安防器材厂签订有劳动合同，山东省三环制锁集团公司安防器材厂更名为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安防器材分公司，后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安防器材分公司改制成立三环公司，其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三环公司工作，其与三环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三环公司成立于2003年7月7日，而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安防器材分公司申请注销登记的时间为2004年1月9日，时间上不吻合，栾学才仅提供三环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表不足以证实三环公司系由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安防器材分公司改制而来，故一审法院对栾学才主张其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安防器材分公司被安排到三环公司单位工作不予采信。栾学才对三环公司提交的2010年1月至6月期间安某费发放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2010年4月、5月、6月安某费发放表中并无栾学才的发放记录，可以证实三环公司为栾学才开具的2010年4、5、6月工资明细的内容及收入证明中栾学才月工资3600元是不真实的，而关于为栾学财开具收入证明的协议中也载明三环公司为栾学才开具工资收入证明仅是用于解决交通事故之用、不能作为其他用途，故栾学才仅凭工资收入证明及2010年4、5、6月工资明细不足以证实其与三环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从2010年1月至6月安某费发放表中安某费统计方式可看出栾学才、于某、李琪、宋文平等四人的安某费统一统计在“于”名下，即证人于某名下，三环公司并不对栾学才、于某、李琪、宋文平等四人个人安某费单独进行核算，从安某费领取方式可看出栾学才、于某、李琪、宋文平等四人是从三环公司处领取安某费总额，共同在安某费发放表上签字确认，并非各自单独领取自己的安某费，从安某费发放表中落款处颜忠义、王贤军、宋娜等人所签制表、审批时间可看出安某费并非每月核算、审批、发放，故三环公司向栾学才发放的安某费并非劳动法律意义上的工资。证人于某与三环公司于2013年1月1日签订有安某承揽协议，可以证实证人于某与三环公司之间系防盗门安某承揽关系，并非劳动关系，证人于某称其与栾学才在安某防盗门时没有人对其与栾学才进行指导，也没有人对其与栾学才进行管理，其与栾学才仅根据三环公司发放的安某表进行安某，可以证实三环公司在栾学才安某防盗门期间并不对栾学才进行管理。2003年7月7日至2010年期间虽然栾学才为三环公司提供防盗门安某劳务，但三环公司不向栾学才发放工资，安某防盗门期间也不对栾学才进行管理，双方之间不属于劳动关系，2010年4月至2013年2月6日期间栾学才既未向三环公司提供安某防盗门劳务，三环公司也未向栾学才支付过任何报酬，该期间双方亦不存在劳动关系，故栾学才要求确认2003年7月7日至2013年2月6日期间其与三环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2003年7月7日至2013年2月6日期间栾学才、三环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栾学才要求三环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1512.50元、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33825元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于2017年3月3日判决：驳回栾学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栾学才负担。二审中，当事人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有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三环公司提交了新证据两份，一是2008年9月、2009年9月、2010年9月三年期间三环公司为员工发放高温费的明细原件，证明栾学才并非三环公司的员工，三环公司不对其进行管理，也不发放高温费。二是2010年4、5、6月份三环公司为员工以银行转账的形式发放工资的凭证原件，证明三环公司对员工以银行转账的形式定期定额发放工资，这与对栾学才不定期无固定数额以现金形式发放报酬是明显区别。栾学才质证认为：对高温费的明细原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高温费是企业向职工发放的一种福利，但本案中三环公司以及于某都是计件的工资，单位只按计件的多少来计算工资，剩余的是给报销往返的差旅费，所以就不享受其他的企业福利，高温费和差旅费都是企业向职工作为发放福利或补贴的形式，栾学才不享受高温费待遇，同样三环公司提供的其他单位的部分员工也不享受差旅费，由此可以证明高温费和差旅费并不是每个员工所应该享有的福利，应该根据不同的工种和工作岗位，有针对性的进行企业福利补贴。从三环公司提供的原始财务账目中，清晰的记录有单位为上诉人发放差旅补贴的证据，充分证明栾学才是享受职工的待遇，充分证明本案应属于劳动关系争议，而不是承揽关系。三环公司提供的高温费也只是2008年之后形成的，其目的是想以偏概全，达到法律上的概然性的证明效果，其证据主张不能从根本上否认三环公司为栾学才发放差旅费的事实。对银行转账发放工资的凭证原件，无异议。本院对以上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栾学才与三环公司在2003年7月7日至2013年2月6日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三环公司应否支付栾学才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栾学才主张三环公司系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安防器材分公司改制而来，但是根据栾学才提交的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文件表明，三环公司是由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出现金76.8万元与姜中武等32位自然人合资成立的，且由三环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可看出三环公司是新成立的公司，其并不符合企业改制的形式，栾学才提交的证据不足已证明三环公司系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安防器材分公司改制而来，故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存在身份隶属关系、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管理和支配、用人单位定期发放劳动报酬，其与承揽关系中劳动者不受用人单位管理、支配、自担经营风险有本质的区别。本案中，因无法证明三环公司系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安防器材分公司改制而来，故对栾学才提交的其与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安防器材分公司改制签订的《防盗门安某合同》，因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采纳。栾学才2003年7月7日至2010年期间为三环公司单位安某防盗门的事实清楚，但是双方对其间建立的是劳动关系还是承揽关系发生争议。根据三环公司提交的2010年1月至2010年6月期间安某费发放表、2010年4、5、6月份三环公司为员工以银行转账的形式发放工资的凭证原件、王如波的银行存折，可以认定三环公司为其员工是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发放工资而栾学才是以现金形式领取报酬，且栾学才领取报酬的时间不固定、无底薪，栾学才与三环公司的员工工资发放形式存在较大差别；栾学才主张并提交证据证实其享受三环公司的差旅费补助，本院认为差旅费仅是一种经济上的补贴而不是管理方式，不能仅此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栾学才提交的工资证明，已经载明三环公司为栾学才开具工资收入证明仅是用于解决交通事故之用、不能作为其他用途，且在庭审中三环公司不认可，（2012）芝民综初字第8号民事调解书虽然予以确认，但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调解书确认的事实不具有既判力，亦不能仅以此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证人王某未提交其在三环公司工作过的证据，对其证言不能采信;证人于某称其与栾学才在安某防盗门时没有人对其与栾学才进行指导，也没有人对其与栾学才进行管理，其与栾学才仅根据三环公司发放的安某表进行安某，可以证实三环公司在栾学才安某防盗门期间并不对栾学才进行管理。综上，对栾学才要求确认2003年7月7日至2013年2月6日期间其与三环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妥。因不能证实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对栾学才要求三环公司给付其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妥。综上，上诉人栾学才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栾学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慈勤哲审判员  杨卫东审判员  于 慧二〇一八年三月十日书记员  孙子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