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3民终179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卫国，男，汉族，1971年4月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文达，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怡任，男，汉族，1984年9月2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罗定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冬，广东熙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广鸿富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共和工业路13-15B栋3楼A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685584063。法定代表人:陈怡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冬，广东熙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卫国因与被上诉人陈怡任、深圳市广鸿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鸿富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6民初17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何卫国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文达，被上诉人陈怡任、广鸿富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何卫国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二、改判确认何卫国与陈怡任、广鸿富公司签订的《股东投资入股协议书》无效；三、改判陈怡任返还何卫国30万元及承担利息21000元（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1月17日暂计至2016年3月17日，实际金额计至债务清偿之日止），并由广鸿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股东投资入股协议书》应无效。（一）该协议书签订时，广鸿富公司认缴注册资本50万元，两年内缴清，有三个股东：陈怡任占股40%、蔡杰文占股30%、苏贵锋占股30%。（二）从形式上看，该协议书是股东投资入股。协议第1条约定“何卫国自愿入股广鸿富公司30万元投入产业。公司注册资本为200万元。投资各方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占股比例：广鸿富公司以固定资产作为出资，出资额17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85%;何卫国以现金作为出资，出资额3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5%”。而一审中广鸿富公司庭后答辩意见确认：“……其次，《入股协议书》所表达的真实意思为：经广鸿富公司、何卫国双方协商，何卫国自愿入股广鸿富公司30万元投入产业，广鸿富公司以固有资产出资，合力将广鸿富公司发展至注册资本为200万元的公司……”，“合力将广鸿富公司发展至注册资本为200万元的公司”与“注册资本为200万元”显然不同，而且广鸿富公司并无170万固定资产，其从事电商销售购货的资金都是个人借贷垫资的，一纸协议和公司只不过是陈怡任的道具，这种股东投资入股是不真实的。（三）实际上，双方签订协议的真实意思是：何卫国入股广鸿富公司，占股15%，其实质是公司股权转让，这也《股东投资入股协议书》中的股东相吻合。只不过，协议系陈怡任利用其在广鸿富公司的双重身份，既为股东，又是法定代表人，达到圈钱的目的。当时陈怡任称他是该公司唯一股东，何卫国出资30万元，便给公司15%的股权，再加上何卫国与陈怡任有远亲关系，而且对公司情况并不知情，就签了该协议。（四）该协议的效力不能就其形式作出认定，而应该从双方主体的真实意思表示进行判断，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构成合作经营关系，确认协议有效，明显错误。首先协议本身确认为入股，而且广鸿富公司、陈怡任自行确认是入股；其次即使是合作经营，对于双方约定固定收益，而且广鸿富公司从事电商经营，无厂房无设备，注册资本也是分期缴交，没有170万元的固定资产，这种合作协议也是虚假无效的；还有何卫国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陈怡任称“容姐（何卫国妻子)，你是投资的，我会保你本，够一年我再俾（给）返你好不好……”，基于陈怡任身份的混同，那么这种保本的合作经营也应是无效的。协议的真实意思和目的就是：新股东投资入股，股权重新分配即股权转让。广鸿富公司于2016年3月4日已变更为陈怡任独资的个人公司，涉及股权转让，何卫国一审主张的无权处分，如果有权处分人以行为拒绝追认，则陈怡任代为的股权转让行为应无效。二、陈怡任应返还30万元并承担相应的利息，广鸿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一）陈怡任利用身份的混同，签订的协议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而无效，陈怡任应返还30万元并承担相应的利息，而广鸿富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二）如果协议有效，根据其内容及何卫国提交的证据，可以确认该协议“名为投资，实为借贷”，更何况陈怡任在微信中也确定满一年要返还30万元给何卫国。（三）何卫国在一审中对协议无效和借贷关系都进行了陈述，一审法院也查明了情况，但一审判决简单地认定系何卫国基于协议无效诉请返还，于法无据。被上诉人陈怡任、广鸿富公司答辩称：一、案涉的《入股协议书》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有效，不存在任何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从整个协议的内容来看，广鸿富公司以其固定资产出资，何卫国以30万元现金出资，何卫国投资入股的是广鸿富公司，各方主体的意思表示真实，不存在任何歧义。何卫国所称的欺骗行为根本不成立，广鸿富公司的工商信息（包括注册资本、股东信息等）均是对社会公示的，何卫国随时可以查看，陈怡任、广鸿富公司也从未隐瞒。二、何卫国要求陈怡任承担责任，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陈怡任系作为广鸿富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签署协议的，系履行职务行为，案涉《入股协议书》的签订和履行主体从来都是广鸿富公司和何卫国，整个协议的内容也是围绕何卫国投资入股广鸿富公司展开的，落款处的签订主体也是广鸿富公司和何卫国。故而何卫国要求陈怡任承担，责任毫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三、何卫国称其与陈怡任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的说法毫无依据。何卫国已经承认269400元的转款系履行案涉《股东投资入股协议书》约定的向广鸿富公司投资的行为，后又称其为借贷行为，根本是前后矛盾。且借款关系应有借条、转账记录、收据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更要有双方借贷的合意，而本案当中何卫国无论是与广鸿富公司还是陈怡任显然不存在以上借贷合意或者借贷行为。何卫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何卫国与陈怡任、广鸿富公司签订的《入股协议书》无效；二、判令陈怡任返还款项300000元并承担损失21000元（以3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计付，自2015年1月7日暂计至2016年3月7日，此后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广鸿富公司对陈怡任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判令陈怡任、广鸿富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1月7日，何卫国与陈怡任、广鸿富公司签订《入股协议书》，该协议书记载的甲方为广鸿富公司，乙方为何卫国，协议落款甲方签名处加盖有“深圳市广鸿富科技有限公司”字样印章，并有“陈怡任”字样签名，乙方签名处有“何卫国”字样签名。协议约定，何卫国自愿入股广鸿富公司300000元投放产业，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000元，投资各方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占股比例为广鸿富公司以固定资产作为出资，出资额为1700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85%，何卫国以现金作为出资，出资额为300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5%；广鸿富公司承诺在何卫国投资期间保证何卫国投资款的固定收益为10%，高于10%的按占股比例的15%分红；何卫国不参与管理经营，但广鸿富公司的财务情况、经营情况何卫国有知情权，一年内享受一次公司利润分红；合同以一年为一个期限，中途退股要以现金方式退还，双方协商为准。2014年12月9日至2015年1月16日间，何卫国的配偶张锦容共向陈怡任转账2694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一、何卫国与陈怡任、广鸿富公司签订的《入股协议书》合同效力；二、何卫国向陈怡任支付的款项金额为多少。关于案涉《入股协议书》的合同效力。何卫国主张，案涉《入股协议书》属无权处分，双方对出资比例的分配没有依据，故协议无效，由于其将款项交付陈怡任，故其与陈怡任之间形成借贷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案涉《入股协议书》记载的签约主体为何卫国与广鸿富公司，且协议第一条约定，甲方即广鸿富公司系以其固定资产作价出资，则何卫国与广鸿富公司之间已形成合作经营关系，陈怡任虽然在协议上签字，并收取了何卫国支付的款项，但其系广鸿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其签字及收款的行为应视为履行职务行为，故案涉《入股协议书》的主体为何卫国与广鸿富公司。陈怡任代表广鸿富公司与何卫国签订合作协议，双方约定了出资方式及出资比例、收益分配等事宜，该协议并不存在何卫国主张的无权处分他人财产的情形，亦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导致合同无效的其他情形，故案涉《入股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何卫国诉求判令确认《入股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何卫国向陈怡任、广鸿富公司支付的款项的金额。何卫国主张，其除向陈怡任转账支付269400元外，另于2014年11月6日支付20000元，于2015年1月8日支付9995元，于2015年16日支付2599元，上述三笔款项系在类似POS机的金融终端设备上刷卡支付的，其支付的款项总计金额为301994元，但其仅诉求返还300000元。何卫国提供交易明细及对账单以证明其主张。陈怡任、广鸿富公司仅认可何卫国转账支付269400元，对其余三笔款项不予认可。何卫国提供的交易明细显示，交易对手信息为“待清算中间业务平台直付通业务资金”；对账单显示，交易描述为“湖北跨行消费钱袋宝支付（客服）”。上述证据均未显示收款人信息，而何卫国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另行向陈怡任、广鸿富公司支付了余款，故一审法院认定，何卫国为履行案涉《入股协议书》向陈怡任支付了269400元。现一审法院认为，《入股协议书》合法有效，何卫国依据案涉《入股协议书》无效而诉求陈怡任、广鸿富公司返还款项300000元，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何卫国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58元、保全费2020元，共计5078元，由何卫国承担。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6年3月4日，广鸿富公司办理了股东的变更登记。变更前股东为苏桂锋30%、蔡杰文30%、陈怡任40%；变更后为：陈怡任100%。何卫国提交了其妻子张锦荣与陈怡任2015年9月8日的聊天记录。该记录记载陈怡任称：“容姐，你是投资的，我会保你本，够一年我再俾（给）返你好不好，在何况30万，投你老公美国朋友都10万了，一点效果都没有。公司销量好低，资金周转不灵。你还这样烦，烦过供应商了。”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股东投资入股协议书》的性质问题。从合同履行来看，广鸿富公司与何卫国虽然签订有《股东投资入股协议书》，但何卫国依约投入30万元后广鸿富公司并未进行注册资本和股东的工商变更登记，公司注册资本依然为50万元，2016年3月4日之后是陈怡任持有广鸿富公司的100%股权，故双方签订的《股东投资入股协议书》并未有实际履行。从约定内容来看，虽然约定是何卫国入股并成为股东，但其不参与经营，既可以定期收取固定收益，又可以在公司收益高于10%时按占股比例分红，也并未约定公司无力清偿债务时，何卫国承担投资风险，且中途可协商退还该投资款，如此约定不符合公司股东按入股比例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法律特征。从法律规定来看，《股东投资入股协议书》签订时广鸿富公司的股东为苏桂锋、蔡杰文、陈怡任，增资扩股或股权转让均应经过股东会议决定，并进行注册资本与股东的工商变更登记，但本案中，广鸿富公司未能提交相关证据对此予以证明。最后，陈怡任于何卫国妻子的短信记录记载陈怡任承诺何卫国妻子“够一年”保本返还。基于上述事实与理由，本院认为何卫国的投资不属于入股广鸿富公司做股东的情形，其可以收取固定收益还有可能分红，亦不同于民间借贷，则广鸿富公司、何卫国所签《股东投资入股协议书》是名为入股、实为合作的协议。该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该协议第4条约定了退股方式为一年为一个期限，何卫国在一年期满后主张广鸿富公司返还款项30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本院予以支持。被上诉人陈怡任在聊天记录中承诺其会保何卫国的本，一年后再返还何卫国，属于债务加入，陈怡任应对广鸿富公司向何卫国返还30万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何卫国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6民初1772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深圳市广鸿富科技有限公司、陈怡任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上诉人何卫国支付3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300000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1月17日起计至债务清偿之日止）；三、驳回上诉人何卫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上诉人广鸿富公司、陈怡任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07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均由被上诉人广鸿富公司、陈怡任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 洪 涛审判员 琚   虹审判员 梁 晴 敏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亓洋（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