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民终866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洋浦营信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岸华庭****号*房。法定代表人：祖卫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赵通，辽宁一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宁波恒君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号楼办公室***室。法定代表人：张如夫，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赵功意，浙江恒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洋浦营信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宁波恒君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君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海事法院（2017）浙72民初7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洋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赵通，被上诉人恒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赵功意参加了本院于2018年2月6日组织的调查质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恒君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解除双方之间的《聚氯乙烯运输合同》；二、判令洋浦公司赔偿恒君公司损失共计1088000元；三、判令洋浦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在第一次开庭时，恒君公司当庭将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洋浦公司赔偿恒君公司损失1088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在第二次开庭时，恒君公司再次将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洋浦公司赔偿其损失2295995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6年4月，恒君公司与洋浦公司签订了《聚氯乙烯运输合同》，约定洋浦公司将恒君公司所属聚氯乙烯（以下简称PVC）从包头海平面以及乌海鄂绒、君正等，通过汽海联运或海铁联运，以散货加集装箱的运输模式运送至宁波港。在合同中同时约定，恒君公司把工厂提货单交给洋浦公司后，洋浦公司需要在15天内把货物全部提完并发到北仑港。2016年11月4日和11月9日，恒君公司分两次委托洋浦公司各提货1100吨。其后，恒君公司于2016年11月16日与案外人海宁市天宇基布有限公司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将800吨PVC以8350元/吨的价格出售，并约定交货时间为2016年12月5日前，货到付款；于2016年11月18日与案外人浙江博泰塑胶有限公司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将320吨PVC以8250元/吨的价格出售，并约定交货时间为2016年12月8日前，货到付款。洋浦公司接受恒君公司的上述提货委托后，于2016年11月30日、12月9日、12月10日、12月13日、12月19日分别将112吨、224吨、980吨、476吨、364吨货物运至宁波港。货物到港后，前四单货物均成功提出并运至恒君公司指定仓库。最后一单货物到港后，因洋浦公司未能及时与船公司结清运费，导致恒君公司提货时受阻，未能及时将货物提出。依据双方合同约定，洋浦公司应将恒君公司委托的两批1100吨货物分别于2016年11月19日、11月24日运至宁波港，但洋浦公司严重违反了上述约定，多次延误交货时间，使得恒君公司不能向两案外人及时交货,且余下的56.75吨货物洋浦公司直到2017年1月11日才运至宁波港和镇海港。2016年11月21日和12月20日，恒君公司均以发函的方式向洋浦公司要求及时发货。2016年12月12日和13日，案外人浙江博泰塑胶有限公司、海宁市天宇基布有限公司均以恒君公司未能及时供货为由，分别向恒君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和《解除合同函》，两份合同解除。因洋浦公司迟延交付的行为，使得恒君公司与案外人的合同解除，并在PVC市场价格大幅下跌情况下，以低于买进的价格转卖货物，造成巨额间接损失。双方无法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故纠纷成讼。洋浦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恒君公司在起诉状中所陈述的并非事实，实际上，洋浦公司仅对第三套运输方案中34吨货超出15天运输期2天和36.5吨货超出15天运输期1天负有责任，其它875吨和1249吨货物，无论从铁路场站提货日还是从工厂提货日计算，均未超过15天，不存在运输迟延。具体理由如下：一、洋浦公司对货物的迟延到港不承担责任。恒君公司委托第一批次1100吨货物的运输后，洋浦公司根据双方制定的第一套运输方案开始承运货物，即安排集装箱直接到工厂提货并汽运至天津港，该方案因装货工厂的原因并未得到执行，再加上工厂货源不足，铁路车皮未申请成功，致使洋浦公司11月4日收到恒君公司的委托后，直到11月11日才从工厂提货。洋浦公司已将上述原因在微信群中向恒君公司进行了释明，恒君公司对此并未提出异议。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双方在确定第一套运输方案时，洋浦公司曾特别强调“铁路车皮紧张不能保证发货时间”，因此恒君公司已经知悉了相应风险，对由此引起的货物迟延，洋浦公司不存在过错。二、洋浦公司及时变更运输方案，以确保涉案货物的承运。洋浦公司对恒君公司委托的第一批货物在第一套运输方案无法执行时，为保证尽快发货，经双方协商，启用第二套运输方案，即从工厂汽车提出散货，运输至包头火车站，再从包头火车站运输至天津港，然后装集装箱运至宁波港。第二套运输方案自11月11日开始实施后，洋浦公司持续到工厂提货，因工厂供货不足，直至11月18日才全部提货完毕。后因无法申请到铁路车皮，经双方协商改为汽运至天津港、再经海运到宁波港的方案后，自包头场站提货之日起，所有的货物均在15日内运达宁波港。因此，洋浦公司不存在任何迟延运输的责任。三、洋浦公司在承接恒君公司第二批1100吨货物的委托时，就已经表示承运完上批1100吨货物再接受该委托，恒君公司仍将货物委托洋浦公司承运，则相应责任不应由洋浦公司承担。洋浦公司接受第二批货物的委托后，考虑到恒君公司的发货需要，洋浦公司在11月15日，也就是前一批委托货物尚未结束就安排对该批次货物的提货。双方对此商定了第三套运输方案，即由汽车运至天津港，然后海运至宁波港。因16日至20日工厂供货不足，20日至23日期间遇大雾、大雪等恶劣天气，洋浦公司于当月23日、24日才逐步开始提货，并于25日至28日将全部货物提完。自工厂提货日起算，除了前述的34吨货和36.5吨货以外，其他批次的货物均在15天内到达宁波港。四、恒君公司与第三人的合同履行与洋浦公司无关。恒君公司向洋浦公司发出委托时，从未披露与第三方的合同订立情况。恒君公司在起诉时提交的证据，洋浦公司并不知情；对于恒君公司所诉请的跌价损失，恒君公司没有相关的证据进行印证，不具有客观性。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4月16日，恒君公司（甲方）作为托运人、洋浦公司作为承运人（乙方）签订《聚氯乙烯运输合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乙方将甲方拥有所有权的PVC从包头海平面以及乌海鄂绒、君正等，通过汽海联运或海铁联运，以散货加集装箱的运输模式送至宁波港。运输区间为包头海平面工厂以及乌海鄂绒工厂去提货送至宁波港口。甲方把工厂提货单交给乙方后，乙方需在15天内把货物全部提完并发到北仑港。运输服务包干费为海平面290元/吨，乌海以及鄂绒345元/吨。由乙方承运的货物在到达宁波港后，乙方应及时办理相关提运手续，甲方安排足够车辆发运。货物提出后以传真方式或电子邮件方式及时向甲方通知船号和数量，甲方负责去港口接货。合同有效期自2016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0日。双方并就结算方式、违约责任等事项进行约定。合同签订后，双方履行了多批次的PVC运输业务。2016年6月8日，洋浦公司向恒君公司发送《承诺函》，载明“承诺《协商函》的传真件和扫描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等内容。同月29日，双方通过传真方式签订《协商函》，载明洋浦公司在承运恒君公司货物时多次更改货运计划及“由于洋浦营信物流有限公司多次更改延晚发货，我们对最后到货的32吨进行处罚，造成货物跌价损失，按照400元补差价”等内容。洋浦公司于2016年7月19日向恒君公司出具《承诺书》，载明“由宁波恒君化工有限公司将提货单交于洋浦营信物流有限公司起15日内，洋浦营信物流有限公司必须将提货单上全部货物发出。超出15天发出的货，洋浦营信物流有限公司发函通知恒君，恒君同意确认回传才可生效。若超过25天，则按照市场价格补差价赔偿给恒君”、“微信平台内的所有信息必须在20分钟内做出有效的回复”等内容。同年11月25日，双方就洋浦公司于9月份承运的2批货物的破损等进行对账。2016年11月2日，恒君公司向案外人上海重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购买2200吨PVC，双方签订了《PVC买卖合同》，双方并在合同中约定买方/卖方应在2016年11月2日至2016年11月25日期间均匀提货/交货；提/交货地点为卖方指定的包头海平面高分子工业有限公司PVC成品库（以下简称PVC工厂）。买方并向案外人支付了上述货物的价款。2016年11月3日，洋浦公司通过微信将承运上述货物的运输方案发送给恒君公司，该运输方案中载明“本次订单2200吨的发货形式分两种:一、发运方式集装箱直拖至海平面工厂装货，每箱28吨。回到天津港后集港上船，发送至北仑港。备注：不承诺发运时间，根据工厂装货能力，保证每天派3车以上，如果工厂不予装货，客户应予以协调；因该模式全程集装箱运输，以集装箱整箱交接为准，即箱体完整，铅封完好；不产生换装，所产生的任何破损、少包我司不予以承担。1.运费：470元/吨，船期13号。4-10号提货。7天时间，提货合计588吨。2.运费根据海运费是否上调再定，20号船期。11号-17号提货，提货合计588吨，共合计1176吨。二、其他货物以铁海联运的形式发货。运费395元/吨，预计配载20号船期，预计发运1024吨。根据集装箱每箱28吨计算，铁海合计发货1008吨。剩余16吨存在集装箱里，下次发出。由于现在铁路发货困难，不能保证发货时间。如铁路无法发出则改为汽海联运模式发货，运价变为汽海发运价格”。2016年11月4日，恒君公司将1100吨货物的交货单及委托函发送给洋浦公司。其后，就涉案货物的承运，恒君公司与洋浦公司通过由双方当事人员工及PVC工厂工作人员等组成的“天津洋浦发货群”微信群以及双方员工之间的个人微信、电话等方式进行沟通联系。2016年11月8日，洋浦公司通过微信群向恒君公司发送载明“1100吨新订单提货及发运说明：1、由于近期工厂调整，优等品产量不多，预计10号之后将恢复正常。2、由于铁路车辆紧张，铁路发运预计每周发出300吨左右”内容的微信。次日（11月9日），恒君公司将另外1100吨货物的交货单及委托函发送给洋浦公司。2016年11月11日，洋浦公司在微信群中通知恒君公司第一批1100吨货物开始提货，并于11月14日向恒君公司说明预定的船期为当月23日。11月16日，洋浦公司在微信群中通知恒君公司已提货物数量为484吨，并将涉案部分货物的承运方式变更为铁路批量快运至宁波北站的运输方案告知恒君公司。当日，洋浦公司及案外人PVC工厂均在微信群中表示工厂优等品货量紧张会影响提货速度，20日后可以逐步加快提货速度，案外人PVC工厂并明确在此期间洋浦公司仍可每天安排4车进行提货。11月20日-21日，洋浦公司在微信群中表示因张家口下雪及路面结冰的原因，从外地调到PVC工厂提货的汽车无法及时赶到并提货。11月21日，案外人PVC工厂在微信群中催促恒君公司与洋浦公司根据买卖合同中约定的期限尽快提货（根据约定期限，11月25日到期）;恒君公司表示洋浦公司的装运速度已严重影响其经营的正常运转。11月24日，洋浦公司明确涉案货物中尚有1192吨未提货。截至11月28日，洋浦公司明确共从工厂提货2194.5吨，剩余5.5吨未提。2016年12月21日，洋浦公司向恒君公司做出《关于13个箱子的说明》以及《说明》，其中在《关于13个箱子的说明》中载明“13个箱子共计364吨货物系2016年12月16日发运离港，12月19日到港，因我司未按时支付运费致船公司未能及时放货，20号下午支付海运费后放货”等内容；在《说明》中载明“我司在11月4日和11月9日分别接到2200吨订单，后由于铁路原因无法发出，改为汽海联运，造成货物晚到”等内容。2016年12月26日，恒君公司向洋浦公司发送《沟通函》，催促洋浦公司将剩余58吨货物尽快发出。涉案2200吨货物最终均由洋浦公司通过汽海联运的方式承运，对于上述货物各批次的发运离港时间及到港时间，经双方当事人确认，具体如下：112吨货物于2016年11月28日由天津港发出，于11月30日运抵宁波；224吨货物于2016年12月9日运抵宁波；476吨货物于2016年12月13日运抵宁波；980吨货物于2016年12月9日由天津港发出，于12月10日运抵宁波；364吨货物于2016年12月16日由天津港发出，因洋浦公司未及时支付该批货物的运费，船公司于12月20日收到运费后在目的港放货；56.57吨货物于2017年1月11日运抵宁波；涉案货物中剩余1.25吨货物至今未到货。双方确认多出的12.57吨货物系洋浦公司承运的前批次货物的余货。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恒君公司多次催促洋浦公司尽快提货，并负责与PVC工厂就提货问题进行协调。在涉案合同履行期间以及诉讼期间，恒君公司一直从事PVC货物的买卖。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对本案一审争议焦点归纳分析如下：一、关于双方通过微信沟通的内容是否形成对涉案运输合同的变更问题。恒君公司主张根据双方在《聚氯乙烯运输合同》中的约定以及洋浦公司于2016年6月8日向恒君公司出具的《承诺函》，若在运输具体批次PVC中运输方案等内容发生变化，仅经传真件和扫描件确认才可以发生效力，以其他形式发送不能视为恒君公司对相应合同变更事项的确认。洋浦公司主张根据双方履行合同的实践来看，通过微信确认的内容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根据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聚氯乙烯运输合同》是一个批次运输PVC的定期合同。合同签订后，洋浦公司在约定期间内，为恒君公司承运了多批次的PVC货物。2016年7月19日，洋浦公司向恒君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书虽然在第2条中载明“洋浦营信物流有限公司必须按照原定发货计划进行发货，若要更改发货计划，则必须发函通知恒君，恒君确认回传之后，方可生效”；但同时在第3条载明“微信平台内的所有信息必须在20分钟内做出有效回应”，结合上下文的内容及确认的其他有效证据，该院认为，该承诺书确认有关具体PVC运输批次的相关事项，双方认可通过传真、扫描件及微信进行协商或变更。具体到涉案2200吨PVC的承运，洋浦公司于2016年11月3日通过微信将运输方案及运价发送给恒君公司且恒君公司未表示异议，视为双方就上述运输方案及运价达成一致。至于洋浦公司在承运涉案货物中将开始提货时间、因PVC工厂优等品紧张影响提货速度、因张家港下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车辆抵达PVC工厂以及多次变更运输方式等事项通过微信方式告知恒君公司，应视为有效通知了恒君公司。二、关于涉案PVC货物承运时间的起算点及运输期间问题。恒君公司主张双方在《聚氯乙烯运输合同》第二条中明确约定：甲方把提货单交给乙方后，乙方需在15天内把货物全部提完并发到北仑港。根据该约定，洋浦公司应自收到提货单起，在15天的期间内把货物运抵目的港，洋浦公司在承运涉案货物时严重迟延，由此导致恒君公司的损失应承担违约责任。洋浦公司主张根据双方在涉案货物之前的合同实际履行情况，双方对该约定已经进行了变更，15天的运输时间应从洋浦公司从工厂或铁路场站提到货物之日起算，在涉案货物的运输过程中，洋浦公司仅对34吨货超过15天运输期2天和36.5吨货超过15天运输期1天负有违约责任。该院认为，根据《聚氯乙烯运输合同》第二条的约定，双方在签订该合同时明确承运人完成从工厂中提货——货物装船从天津港往宁波港发货或通过铁路车皮发往宁波——货物运抵宁波港或宁波火车站的全部环节要在15天期限内。至于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是否对上述约定进行变更，要根据双方在履行具体批次PVC运输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分析判定。根据认定的事实，2016年6月29日，恒君公司就2016年5月10日和5月16日分两批（1130吨/批，计2260吨）委托承运的PVC与洋浦公司签订《协商函》，双方在该函中明确因洋浦公司多次更改运货计划，致迟延交货且货物跌价，由此导致恒君公司损失。双方在该函中列明了洋浦公司的详细发货清单，具体表述如下：2016年5月21日船期，发货896吨……2016年5月30日船期，剩下的542吨货全部发出……定6月5日船期，剩下472吨货全部发出……剩下56吨货全部铁路车皮发货。从上述内容中可以看出，双方多次用了“发出”、“发货”的措辞。2016年7月19日，洋浦公司向恒君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在收到提货单起15日内将提货单上全部货物发出。从上述内容及出具时间可以看出，该承诺书与协商函系相互关联的，因洋浦公司的多次迟延（从2016年11月25日的对账函中也可以看出该事实），为了保证货物及时交付，洋浦公司向恒君公司承诺在收到提货单15日内将提货单上所载明的货物从天津港或通过铁路车皮等向宁波发出。根据上述事实可以看出，双方在履行运输合同的过程中，将运输期间由“自收到提货单起15天内把货全部提完并发到北仑港”变更为“自收到提货单起，将提货单中所载明的货物在15天内从天津港或通过铁路车皮等方式向宁波发出”，该事实与恒君公司在庭审中辩称的“洋浦公司只要将货物装船发出，到宁波港的时间是可以预期”的主张亦可以相互印证。由此可见，洋浦公司所辩称的“15天的运输期间应自洋浦公司从工厂或铁路场站提到货物之日起算”的主张不能成立。另外，结合恒君公司与案外人上海重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在《PVC买卖合同》约定的“于2016年11月2日至2016年11月25日期间均匀提货”以及PVC工厂在微信群中提醒恒君公司应在买卖合同约定期间提货、恒君公司在微信群中多次催促洋浦公司加快提货、但未向洋浦公司主张损失赔偿的相关事实，认定涉案PVC货物承运时间的起算点自“收到提货单之日”起算，承运期间为“将提货单中所载明的货物在15天内从天津港或通过铁路车皮等方式向宁波发出”更为合理。此外，在2016年7月19日的《承诺书》中，洋浦公司还向恒君公司承诺“若超过25天发出的货物，则按照市场价格补差价格进行赔偿”。根据上文所述，该承诺系对原洋浦公司于2016年6月29日形成的《协商函》相关事项的回应或再次确认。在协商函中，恒君公司对洋浦公司最后到货的32吨货物按照市场差价进行处罚。结合承诺书与协商函的内容可以看出，双方就“洋浦公司超过25天发出的货物”，达成了“由恒君公司按照市场差价进行处罚或洋浦公司按照市场差价进行赔偿”的合意。三、关于洋浦公司的违约责任以及恒君公司的损失认定问题。对于洋浦公司的违约责任问题。洋浦公司主张其仅对34吨货超出15天运输期2天和36.5吨货超出15天运输期1天负有违约责任。该院认为，洋浦公司作为承运方，负有将承运的货物在约定期限内交付恒君公司的义务。洋浦公司于2016年11月3日将承运涉案2200吨PVC的运输方案发送恒君公司并对相应数量货物的配载船期进行承诺，则洋浦公司理应将货物在其承诺船期自天津港或经铁路向宁波发出。洋浦公司虽辩称因PVC工厂在一段时间内优等品不足以及天气等原因影响其正常承运货物，且其已将相关情况告知恒君公司；但根据查明的事实，洋浦公司自2016年11月4日收到第一批1100吨PVC的提货单后，直到11月11日才安排车辆开始提货；案外人PVC工厂虽然表示11月16日至20日期间因货物紧张会影响提货，但仍表示每天可以保证4车的装货量；虽然期间因大雾、下雪等天气原因影响外地车辆及时至PVC工厂提货，但在此期间，洋浦公司亦存在未及时从PVC工厂当地或周边地区寻找车辆进行装货的事实；另外，洋浦公司将大量货物从PVC工厂提至包头火车站，虽然车皮紧张影响正常发货是一方面原因，但洋浦公司未能及时变更运货计划也延长了整个的运输时间。综上，洋浦公司关于“运输时间迟延非因洋浦公司所致”的抗辩不能成立。对于恒君公司的损失问题。恒君公司主张因洋浦公司的迟延交付，致使其遭受了PVC市场价格下跌的损失，涉案2200吨PVC均低于买进价格7100元/吨卖出，该损失应由洋浦公司按照实际差价进行赔偿。该院认为，恒君公司长期从事PVC买卖业务，在涉案货物运输期间和本案的诉讼过程中，恒君公司仍在不间断地从事PVC买卖。PVC系大宗散货，非特定物，恒君公司无法证明其卖出的货物系涉案洋浦公司承运货物或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恒君公司关于“涉案2200吨货物全部低于买进价格卖出”的主张不能成立。另外，根据上文所述，双方确认对于洋浦公司超出25天发出的货物，应按照市场差价进行赔偿。按照查明的事实，涉案2200吨货物中，除112吨货物系在洋浦公司收到提货单后25天内发出以外（于2016年11月28日由天津港发出），扣除未到货的1.25吨货物，剩余2086.75吨货物均迟于25天发出，故洋浦公司对该2086.75吨货物应承担迟延交付的违约责任。恒君公司主张洋浦公司应按照实际的市场差价赔偿其损失，但未向一审法院提供确实的市场差价依据，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一条关于“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的规定，因洋浦公司曾因迟延交付被恒君公司以400元/吨进行处罚，该差价也应系洋浦公司可以预见的损失，故酌定洋浦公司应以400元/吨的价格赔偿因迟延交付给恒君公司所造成的损失。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立案案由为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但根据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聚氯乙烯运输合同》的约定内容以及涉案合同的履行情况，恒君公司与洋浦公司之间形成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故本案案由应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上述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理应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洋浦公司负有根据约定将恒君公司委托的货物通过汽海联运或海铁联运等多式联运方式在约定期限内安全交付恒君公司的义务。双方虽然在合同中明确运输期间是15天，但根据双方在各批次PVC运输过程中所形成的约定，洋浦公司承运涉案货物应自收到提货单起15天内，将货物自天津港或铁路向宁波发出。洋浦公司未在约定期限内将货物发出，实属违约。同时，双方确认对于洋浦公司超过25天发出的货物，应按照市场差价向恒君公司进行赔偿。根据查明的事实，涉案货物中有2086.75吨货物超过25天发出，故洋浦公司应按照一审法院酌定的400元/吨的价格赔偿恒君公司834700元（2086.75吨×400元/吨）。至于涉案中的货损及1.25吨的短量损失，恒君公司主张在另案中进行主张，故在本案中不作处理。综上，恒君公司诉请有理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7年10月27日作出判决：一、洋浦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恒君公司违约损失834700元；二、驳回恒君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165元，由恒君公司负担16016元，洋浦公司负担9149元。洋浦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原判认定洋浦公司违约错误。1.恒君公司主张的PVC价格上涨，主要系因冬季天气影响、运力不足、运费上涨所致，洋浦公司与恒君公司商定的运输方案中明确不能保证运输时间，洋浦公司已尽最大谨慎义务运输货物。2.虽然双方签订了全年运输合同，但关于运输价格与运输方式均系按批次单独约定，因此不能以全年运输合同的15天和此前批次25天的发运时间作为认定案涉批次的约定时间。3.根据一审认定的证据，即微信群聊天记录，关于案涉货物运输，双方已经制定铁海联运和汽海联运两套方案，均不保证运输时间。因为运输成本不同，由铁海联运转汽海联运系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由此造成的延时发运责任不应由洋浦公司承担。洋浦公司个别派车迟延和迟延提货的行为对整批货物的交付日期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二、原判对违约金的认定错误。即使洋浦公司对延迟运输负有部分责任，也不应按此前批次运输的违约赔偿金作为赔偿依据，因为两个批次的市场运力不同，洋浦公司安排汽海联运和铁海联运的条件也不同，没有可比性。双方就其他批次货物所订立的协商函中约定的400元/吨违约赔偿金并未实际执行，因此亦不具有参照性。综上，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恒君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恒君公司承担。恒君公司答辩称：一、洋浦公司上诉称运输迟延系因发货工厂无货可供、气候影响均无证据证明，与事实不符，真正原因是洋浦公司为降低运输成本，不肯使用汽海联运，因申请铁路车皮而等待致时间延误，最终因申请失败改成汽海联运。二、双方当事人约定，恒君公司把工厂的提货单交给洋浦公司后，十五天内应将货物全部提完并发到宁波的北仑港。由于洋浦公司的原因，除了少发的1.25吨，其余货物全部迟于25天发出，导致货物市场价下跌，给恒君公司造成的损失高达200多万，但原判未完全支持恒君公司的诉请，酌定以每吨400元判令洋浦公司赔偿损失，已经充分考虑了洋浦公司的利益。综上，请求驳回洋浦公司的上诉请求。二审期间，恒君公司未提供新的证据材料。洋浦公司提供了两份证据材料，作为对一审证据的补充。证据材料一为2016年8月8日双方签订的商务函一份，拟证明双方对迟延交货的赔偿标准进行了约定，即超过20天每天每吨10元；证据材料二为货物运费开票通知函一份，拟证明双方约定了三种违约金计算方法。结合恒君公司一审提交的2016年6月29日的协商函和2016年12月21日的说明，拟共同证明按每吨400元赔偿的前提是洋浦公司多次更改发运计划，而本案中该前提不存在，铁海联运改成汽海联运是由双方共同商定，赔偿标准仍应按照每天每吨10元标准确定。恒君公司质证称：证据一没有原件，仅为复印件，对真实性有异议。证据二对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于洋浦公司的二审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该两份证据洋浦公司系作为补充证据材料提供，并非二审新证据。证据一洋浦公司未提供原件，其辩称系传真件，但纸面上方并无传真信号印迹，如日期与编码等，恒君公司不认可其真实性，洋浦公司亦未在法庭指定日期内补充证明，故本院不予认定。证据二洋浦公司未提供原件，其辩称在另案中恒君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进行了确认。恒君公司对该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从内容上看，系双方对于2016年5月份延期发货的赔偿方案达成一致，但不能据此证明双方就本案案涉货物的延期赔偿达成了一致，难以实现洋浦公司的证明目的。一审认定的事实有相应的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纠纷从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内容及履行情况看应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而非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在说理部分已经将立案案由作了变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以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审理的争议焦点为：洋浦公司是否应对涉案货物运输迟延承担违约责任。如需承担，赔偿金额应如何认定。具体分析如下：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聚氯乙烯运输合同》合法有效，合同已经明确约定了运输费用和发运时间，双方均应按约履行。洋浦公司虽然于2016年11月3日向恒君公司发送了变更本案所涉2200吨货物的运费和货物发运时间的微信，但恒君公司并未回复，未明确表示同意，恒君公司之后虽然将提货单交付洋浦公司，但不能据此认定双方已就合同变更达成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本院认为，对于合同的变更应通过明示的方式达成意思表示一致，恒君公司未回复不应被推定为默示同意，应视为合同未变更，仍应按双方签订的运输合同履行。原判认定恒君公司以行为接受了合同变更不当，应予纠正。洋浦公司和恒君公司于2016年6月29日签订了协商函，就2016年5月10日和5月16日的两批PVC货物运输迟延的赔偿问题达成一致之后，又于2016年7月19日订立了承诺书，从两份文件的时间承接性及内容上看，承诺书系对协商函的概括总结，其内容对于双方之后的交易具有约束力。因此承诺书中约定的“若超过25天，则按照市场价格补差价赔偿给恒君或金平”的内容应视为双方对于今后运输迟延的违约赔偿达成了一致。根据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涉案2200吨货物中，除112吨货物系在洋浦公司收到提货单后25天内发出以外，扣除未到货的1.25吨货物，剩余2086.75吨货物均迟于25天发出，故洋浦公司对该2086.75吨货物应承担迟延交付的违约责任。由于恒君公司一审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PVC市场价格的客观变动情况，一审法院参考双方就前批次货物运输迟延达成的400元/吨的赔偿标准酌定本批次货物的损失金额并无不当。综上，本案系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恒君公司的默示不构成对合同变更的确认，双方仍应按双方订立的运输合同履行。洋浦公司运输货物迟延，应按约承担违约责任。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9149元，由洋浦营信物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苗 青审判员 裘剑锋审判员 姜裕峰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五日书记员 丁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