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3民再129号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黄玲，女，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裴海燕，广东格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惠州市东方联合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大亚湾澳头大温坝长惠楼3A写字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0799311757X。 法定代表人：纪福青，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兆华，广东耀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绮雯，广东耀中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黄木岳，男，汉族，1970年12月1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再审申请人黄玲因与被申请人惠州市东方联合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东方公司）、黄木岳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3民初174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7年9月19日作出（2017）粤03民申174号民事裁定,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黄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裴海燕及惠州东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兆华、李绮雯到庭参加诉讼，黄木岳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玲的再审请求：1、撤销(2016)粤0303民初17447号民事判决；2、驳回惠州东方公司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再审的全部诉讼费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鉴定费等）由惠州东方公司负担。其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本案主债务人深圳市兴之都工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之都公司）进行过三次工商登记变更，分别为1995年11月29日、1998年7月24日和1998年12月22日。经查兴之都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只有1995年11月工商变更材料上黄玲的签名是真实的，其他两次工商变更，包括增加注册资本、增加黄木岳为股东，黄玲均不知情，相关材料上黄玲的签名均是他人冒名签署。这些证据证实黄玲是被冒名的股东，自1995年11月份兴之都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黄玲变更为黄某森之后，兴之都公司已经实际为他人所控制和冒用，黄玲无法控制公司的运营，也不掌握公司的所有资料，不存在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灭失的情形，且涉案贷款发生于2001年兴之都公司的注册资本和股东被非法变更后，与黄玲没有关系，故黄玲不应对兴之都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兴之都公司在2005年已经没有正常年检，并于2007年11月30日被公告吊销营业执照。原审判决要求黄玲承担法律责任的法律依据是公司法司法解释（二），而该司法解释于2008年才实施，原审违反了法不溯及既往的基本原则，作出了错误判决。 三、原审送达程序违反法律规定，导致未实际通知到黄玲，剥夺了黄玲的辩论权和上诉权。惠州东方公司在申请财产保全时提供了黄玲的三套房产，且部分房产还有贷款，无论是物业管理处、银行还是承租人，都有黄玲的联系电话，且原审卷宗中有黄玲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广东国浩拍卖有限公司的工商资料，说明惠州东方公司知道黄玲的联系方式而故意不提供，原审法院知道黄玲的工作单位，但未到黄玲的工作单位直接送达，本案进入执行阶段后，执行法官能够电话联系上黄玲，足以说明惠州东方公司早已知道黄玲的联系方式而故意不提供。原审法院在送达时未尽审慎义务，本应依法直接送达，却通过邮寄送达，邮件退回后直接公告送达，违反法律规定。另外，原审刊登公告的方式错误。原审开庭公告未按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刊登在《人民法院报》，而是刊登在《法制日报》，导致黄玲未能及时看到公告，且原审卷宗未显示公告送达判决张贴的日期，以法院作出公告的时间来计算上诉期，违反法律规定，剥夺了黄玲的上诉权。 四、原审判决超出诉讼请求。惠州东方公司在其诉讼请求中明确要求黄玲、黄木岳对（2004）深中法民二终字第459号民事判决中惠州东方公司负有的债务包括本金人民币500万元及相应利息、案件受理费、保全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没有要求黄玲、黄木岳对兴之都公司在（2004）深中法民二终字第459号民事判决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原审法院未对应付债务的具体金额予以审查，不仅超出了惠州东方公司的诉讼请求，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 五、惠州东方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案判决被裁定中止执行后，原债权人未及时申请兴之都公司破产或者对股东提起诉讼，导致破产管理人无法获取相关的帐册等财务文件，其本身存在过错，不能归咎于股东，更不能归咎早已无法控制兴之都公司的黄玲。惠州东方公司现在才对黄玲提起诉讼，早已超过诉讼时效。 六、虽然工商登记资料显示黄玲仍然是名义股东，但是兴之都公司在办理违法变更登记时多次伪造了黄玲的签名，本案原债权人深圳发展银行中电支行在审核贷款时，未尽到应有的审查义务，未注意到有人冒签黄玲的名字，黄玲有足够理由怀疑兴之都公司的控股股东黄木岳与银行串通，骗取银行贷款，并损害黄玲的利益。对于黄木岳等相应责任人涉嫌伪造证件罪和骗取银行贷款罪，黄玲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黄玲作为善意且无过错的股东，对涉案债务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惠州东方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一、兴之都公司于2007年11月30日被吊销，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已经明确规定公司出现经营期限届满等解散事由的，公司股东应在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黄玲作为股东并未履行其对兴之都公司的清算义务。原审判决适用法律并无错误，也没有违反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 二、黄玲从兴之都公司成立至吊销一直都是该公司的股东，其怠于履行法定清算义务，导致兴之都公司无法清算，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黄玲虽然提供司法鉴定意见证明其在1998年7月8日、1998年11月19日的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名系伪造，但笔迹鉴定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单凭笔迹鉴定不足以证明黄玲的签名系伪造。股东会决议内容属于公司对内部事务的决议，即使兴之都公司的其他股东和负责人在黄玲未参与的情况下，作出了上述股东会决议并伪造黄玲签名，也只能证明兴之都公司的其他股东和负责人违反法定程序进行决策，侵害了黄玲作为股东的参与管理权，上述股东会决议与兴之都公司获取本案贷款没有任何关系。涉案贷款发生于2001年8月，不能说兴之都公司在1998年伪造股东会决议是为了2001年骗取涉案贷款，也不能因公司委任程序的瑕疵而否认其后续经营行为的效力，否则会加重与公司进行交易的不特定第三人的审查义务。黄玲在未提交证据的情况下，声称黄木岳等人骗贷，且向公安机关报案，只是为了拖延时间，逃避法律责任。黄玲主张自己是被冒名股东，但兴之都公司的设立登记申请书及声明可以证明黄玲在公司成立时自愿出资成为兴之都公司的股东，即使其主张的股东会决议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属实，也不能否认其股东身份。黄玲主张自己对涉案贷款不知情，未实际参与公司经营，但这并不影响其作为股东承担对公司的清算责任。 三、原审法院送达程序并未违法。原审法院根据惠州东方公司调取的人口信息查询表进行邮寄送达，在邮件被退回后采用公告送达，并未违反法定程序。《法制日报》具有全国统一刊号、在全国范围内发行，原审法院在《法制日报》上刊登公告，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黄玲未在上诉期内提起上诉，本案不存在黄玲主张的被剥夺上诉权的情形。 四、原审判决并未超出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判决黄玲对兴之都公司在（2004）深中法民二终字第459号民事判决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与惠州东方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二致，因为该判决项下的债务实际上也就是惠州东方公司起诉请求的“本金人民币500万元及相应利息，以及案件受理费、保全费”。 黄木岳未作答辩。 惠州东方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判令黄玲、黄木岳对兴之都公司在（2004）深中法民二终字第459号民事判决项下对惠州东方公司负有的债务包括本金人民币500万元及相应利息，案件受理费、保全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原审法院查明，根据已生效的（2004)深中法民二终字第459号民事判决，兴之都公司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清偿深圳发展银行中电支行（下称中电支行）借款本金人民币500万元，逾期则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深圳市柏豪酒店有限公司对兴之都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007年9月10日，中电支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并于2007年10月13日在《经济日报》上刊登《债权转让公告》。其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与惠州东方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案涉债权转让给惠州东方公司，并于2008年1月7日在《经济日报》上刊登《债权转让公告》。 2005年，中电支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粤高法执指字第29号指定执行决定书，该案由广东省汕尾市城区人民法院执行。该院作出（2008)汕市区法执字第393号民事裁定，裁定变更惠州东方公司为该案的申请执行人。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28日受理惠州东方公司申请兴之都公司破产清算，并于2015年12月10日作出（2015)深中法破字第1-2号民事裁定，裁定因兴之都公司下落不明，无法联系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管理人无法接管财务账册和重要文件进行全面清算，裁定宣告兴之都公司破产并终结该公司破产程序。 兴之都公司成立于1995年6月9日，原名称为深圳市邦都工贸发展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80万元，股东黄木岳、黄玲、惠阳外贸丝纺工业发展公司分别出资500万元、72万元、108万元，其中黄木岳担任公司董事长。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根据（2015)深中法破字第1-2号民事裁定，兴之都公司管理人未接管到该公司财产及财务资料无法全面清算，兴之都公司破产程序已经终结。黄玲、黄木岳及案外人惠阳外贸丝纺工业发展公司作为兴之都公司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未在兴之都公司破产程序中提交会计账簿，导致无法全面清算，应对兴之都公司在（2004）深中法民二终字第459号民事判决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至于该债务的具体金额，则取决于相关当事人对（2004）深中法民二终字第459号民事判决项下债务的履行情况，因相关履行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变化，故原审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对该债务的具体金额不做认定。惠州东方公司在本案中仅要求黄玲、黄木岳承担责任，系对自身权利的合法处分，原审予以准许；黄玲、黄木岳承担上述民事责任后，可另循法律途径向惠阳外贸丝纺工业发展公司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黄玲、黄木岳对兴之都公司在（2004)深中法民二终字第459号民事判决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6800元及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黄玲、黄木岳负担。 本院再审查明，兴之都公司原名称为深圳市都邦工贸发展有限公司，于1995年6月9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黄玲，股东为黄玲和惠阳外贸丝纺工业发展公司，出资额分别为72万元和108万元，出资比例分别为40%、60%。1995年11月29日，该公司变更名称为深圳市邦都工贸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黄玲变更为黄某森。1998年7月24日，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黄某森变更为黄某现。1998年12月22日，该公司变更名称为深圳市兴之都工贸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黄某现变更为黄木岳，股东变更为黄玲、惠阳外贸丝纺工业发展公司和黄木岳，出资额分别为72万元、108万元，和500万元，出资比例分别为10.59%、15.89%和73.52%。2007年11月30日，兴之都公司被公告吊销营业执照。2016年1月29日，兴之都公司办理注销登记。 黄玲确认其在兴之都公司成立时出资72万元，是兴之都公司原始股东的事实，但主张对兴之都公司于1998年7月24日、1998年12月22日所作的变更登记不知情，兴之都公司申请以上两次变更登记依据的1998年7月8日《股东大会决议》、1998年11月19日的《股东会决议》上“黄玲”签名非其本人签名，并在再审中提交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粤南【2017】文鉴字第496号），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为1998年7月8日《股东大会决议》、1998年11月19日的《股东会决议》上“黄玲”签名与黄玲签名样本不是出自同一人的笔迹。惠州东方公司对以上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主张该证据不能否定黄玲的股东义务和法律责任。 黄玲在再审中主张因兴之都公司经营困难，处于亏损状况，故其委托兴之都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黄某森办理股权转让事宜，但其表示无法找到黄某森，也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的股权转让事实，故本院对其主张的该项事实不予采信。 黄玲主张其就兴之都公司的涉案贷款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尚未立案。但黄玲未提交报案回执。 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一审送达程序是否违法；二、惠州东方公司请求判令黄玲对兴之都公司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是否成立；三、惠州东方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四、一审判决是否超出惠州东方公司的诉讼请求。 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分别向《人口信息查询表》上记载的黄玲的住址、黄玲名下的三套房产的地址邮寄诉讼文书，均被退件，一审法院在此情况下，在《法制日报》上公告送达，符合法律规定。黄玲主张一审直接采用邮寄送达，在《法制日报》上公告送达违反法定程序，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邮寄送达的以上四个地址均为惠州东方公司提供，黄玲主张惠州东方公司知道其联系方式而故意不提供，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二、三，兴之都公司于2007年11月30日被吊销营业执照。根据当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10月27日修订）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百八四十条的规定，兴之都公司因被吊销营业执照而解散，兴之都公司的股东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但包括黄玲在内的兴之都公司的股东并未成立清算组对兴之都公司进行清算。根据2008年5月19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因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上述公司法司法解释施行后，包括黄玲在内的兴之都公司的股东仍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一审法院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根据本院（2015)深中法破字第1-2号民事裁定认定的事实，判决黄玲、黄木岳应对兴之都公司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处理正确。本院于2015年12月10日作出的（2015)深中法破字第1-2号民事裁定认定管理人无法接管兴之都公司财务账册和重要文件，惠州东方公司自该裁定生效之日才知道兴之都公司的财务账册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清算的事实，才知道其利益受损，故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应自该日起计算，惠州东方公司于2016年9月20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黄玲主张一审判决适用法律违反了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黄玲主张其未参与兴之都公司的经营管理，对兴之都公司后两次变更登记不知情，本院认为，即便黄玲主张的上述事实属实，其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公司其他股东可能侵害其股东权利的行为并不影响黄玲作为兴之都公司的股东应承担的包括清算在内的法定义务，故本院对黄玲以此为由主张其对兴之都公司的涉案债务不承担连带责任，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因银行在签订贷款合同发放贷款时，对于黄玲主张的有关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名称、增加注册资本及股权变动的股东会决议签名的真实性，并无审查的法定义务，故黄玲主张银行在发放贷款时未尽审核义务，并主张涉案贷款涉嫌刑事犯罪，其有足够理由怀疑兴之都公司的控股股东黄木岳与银行串通骗取涉案贷款，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四，惠州东方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为“判令黄玲、黄木岳对兴之都公司在（2004）深中法民二终字第459号民事判决项下对惠州东方公司负有的债务包括本金人民币500万元及相应利息，案件受理费、保全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判决“黄玲、黄木岳对兴之都公司在（2004)深中法民二终字第459号民事判决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6800元及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黄玲、黄木岳负担”。一审判决虽在判项中未写明涉案债务本息具体金额，但已指向（2004）深中法民二终字第459号民事判决项下，兴之都公司对惠州东方公司负有的债务，该指向明确，黄玲主张一审判决超出惠州东方公司的诉讼请求，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黄玲的再审理由均不成立，本院均不予采纳，并对其再审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3民初17447号民事判决。 本案再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6800元，由再审申请人黄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许绿叶 审判员  李 力 审判员  刘 真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刘舒婷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