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2民终6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郭从娟，女，1977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国兵，北京市京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支行，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望园东里28号楼商业1西侧一、二层。负责人：冯振立，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青，北京市常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姜洪涛，男，1987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海城市。上诉人郭从娟因与被上诉人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支行（以下简称杭州银行丰台支行）、姜洪涛信用卡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5年丰民（商）初字第162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从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驳回杭州银行丰台支行对郭从娟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如下：一、郭从娟与杭州银行丰台支行签署的《臻信卡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姜洪涛提供最高额1000000元的保证非郭从娟的真实意思表示。首先，郭从娟2013年1月28日到杭州银行申请办理一张信用额度为500000元的臻信卡，按照银行工作人员的要求在一沓资料中，在银行工作人员指定的空白处填写了银行要求的内容，按银行工作人员的要求签名，郭从娟要想取得该信用卡就必须按银行的要求在这些空白资料上按要求填写，否则，就不可能得到该信用卡。郭从娟填写时所有资料空格处均为空白，杭州银行对所有资料也未进行说明，对《臻信卡最高额保证合同》也未说明是为别人做保证，郭从娟一直到收到法院传票才知道，该保证合同上填上的是姜洪涛的名字和100万的保证额度，而之前郭从娟一直认为该保证合同是为保证自己的臻信卡按时还款。其次，郭从娟与姜洪涛从未谋面更不用说认识。郭从娟没有任何理由去为一个不认识，更不知道其资信情况、还款能力的人承担1000000元的保证责任，郭从娟仅办理了一张500000元的信用卡，杭州银行在没告知郭从娟的情况下，私自将姜洪涛的1000000元的保证额度强加给郭从娟，非郭从娟真实意思表示，对郭从娟没有约束力。第三，郭从娟仅2013年1月28日到杭州银行丰台支行去过一趟，而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日期为2013年2月18日，郭从娟未到过杭州银行或其他杭州银行指定的地点协商该保证合同，该合同根本无郭从娟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郭从娟不应承担民事责任。二、郭从娟与杭州银行丰台支行所签订的所有合同为杭州银行丰台支行提供的格式合同，故意隐藏为他人保证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增加了郭从娟的担保责任，而杭州银行丰台支行未履行风险告知义务，该合同应属无效。郭从娟在一审提交了其与杭州银行丰台支行谢经理的录音材料，双方对该内容的真实性无异议，能证明当时郭从娟所签的合同为空白合同，合同亦是银行提供的格式合同。依合同法规定提供格式合同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杭州银行应对这些空白条款予以说明，却未予以说明，另，杭州银行丰台支行提供的空白合同中包含为他人提供保证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也未履行告知义务，杭州银行丰台支行的行为增加了郭从娟的风险责任，增大了郭从娟责任义务，将杭州银行丰台支行自身的风险强加给了郭从娟，依法律规定该合同应为无效合同。三、一审法院以郭从娟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应该预见和判断在空白合同中签字的法律后果为由，判决郭从娟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郭从娟虽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能预见和判断在空白合同中签字的法律后果，但该案中郭从娟与杭州银行丰台支行并非是处于对等地位的民事主体，杭州银行丰台支行在贷款中作为掌握资源的一方是具有很大优势的一方，如果郭从娟不按其要求来填写这些空白合同，郭从娟就不可能贷到自己急需的资金，所以在签字时郭从娟是没有选择的余地的。其次，按银行的惯例都是要求申请贷款的人填写一些有空白的合同，理由是贷款还需要上级部门审批等。通常情况下，郭从娟依经验习惯签署了空白合同，以为所有的空白合同是为自己申请贷款所签，然而杭州银行为郭从娟设计了一个圈套，让郭从娟为一个完全陌生的第三人提供了巨额担保，而一审法院却以郭从娟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承担不是为自己贷款提供担保的保证，无论从法理还是从情理，都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四、该案中杭州银行丰台支行不认真履行对借款人的偿还能力，抵押物的权属和价值等法定审查义务，而是将风险以隐蔽的方式转移给其他贷款人也是法律所不保护的，更不应获得法院支持。该案中，杭州银行丰台支行未对借款人的偿还能力，抵押物的权属和价值进行认真审查。郭从娟在一审提交的录音中杭州银行丰台支行的经理明确表示其未对借款人（姜洪涛）的偿还能力、抵押物的权属和价值进行认真审核而是将风险转移给第三人，是违背法理，不应受法律保护的，银监会叫停了杭州银行丰台支行的此种做法，法院更不应支持其此种作法。五、郭从娟在杭州银行丰台支行办理500000元的臻信卡，杭州银行丰台支行却要求郭从娟为第三人提供1000000元的保证，明显不合情理，也显失公平，郭从娟不应承担该责任。郭从娟为无关联关系第三人提供了大于自己所申请的信用额度一倍的保证责任，是郭从娟不可能接受的，郭从娟仅为自己办理臻信卡时去过一次银行，一审时郭从娟提交的录音证据中杭州银行丰台支行也承认郭从娟只去过一次银行，杭州银行丰台支行也未将该合同的内容告知郭从娟，故该合同是在郭从娟不知情的情况下杭州银行丰台支行强加给郭从娟的，也是显失公平的。同时，依照有关规定，保证标的变更都应征得保证人同意，在该案中，杭州银行丰台支行连郭从娟应承担的保证责任数额等实体内容都未告知郭从娟，郭从娟依法也不应承担保证责任。六、姜洪涛申请的臻信卡非本人所用，是其姐姐一直使用，债务进行了转移，而杭州银行丰台支行对该行为是明知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三条规定，郭从娟不应承担保证责任。郭从娟一审提交的录音证据中，杭州银行丰台支行承认了该卡为姜洪涛姐姐所使用，杭州银行丰台支行知道但并未告知郭从娟，更不用说征得郭从娟的书面同意。杭州银行丰台支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郭从娟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如下：一、《臻信卡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签订是郭从娟真实意思表示。首先，郭从娟称她一直认为该《臻信卡最高额保证合同》是为保证自己的臻信卡按时还款，而实际上自己不可能成为自己的保证人。其次，根据银行的要求，办理臻信卡时申请人必须有保证人做担保，郭从娟称没有理由为一个从未谋面的人承担1000000元的保证责任，杭州银行丰台支行不同意该主张，因为郭从娟是通过熟人介绍认识了一个中间人，中间人答应为郭从娟办理臻信卡找保证人，但条件是郭从娟也必须为别人在办理臻信卡时提供保证，郭从娟为了办卡，答应了中间人的条件。所以说，郭从娟为了达到自己办卡的目的，是有理由为一个不认识的人提供保证的。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也就是说，郭从娟自愿给不认识的人做担保，法律是允许的。此外，杭州银行丰台支行有证据证明郭从娟、姜洪涛、案外人姜英楠（郭从娟办理臻信卡的保证人）是同一天（2013年1月28日）来到杭州银行丰台支行处，三人在相近的时间段，分别在《臻信卡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字，为他人办理臻信卡提供保证。据银行的工作人员说当时他（她）们也都见了面。而《臻信卡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的日期2013年2月18日是银行盖章的日期。综上，应当认定该《臻信卡最高额保证合同》是郭从娟真实意思表示。二、郭从娟称杭州银行丰台支行故意隐藏为他人保证的《臻信卡最高额保证合同》，该主张没有任何依据，不能成立。首先，有证据证明郭从娟在签订《臻信卡最高额保证合同》时，该合同上没有任何遮挡，可以清楚地看到合同的条款。且该合同一式四份，四份合同都要签字，不可能隐藏。另外，合同是正反面一页纸，正面的合同标题是黑体加粗的，保证合同四个字一目了然。并且，银行的工作人员在拍照前，也告知只在签订《臻信卡最高额保证合同》时拍照留存。其次，对于郭从娟偷录的录音证据，杭州银行丰台支行在质证时，只是对录音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并非郭从娟所说的对内容的真实性无异议，杭州银行丰台支行不认可录音的内容全部是真实的。因为郭从娟偷录的目的性很明显，是为了取得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整个录音过程中，只要涉及到对郭从娟不利的事实，郭从娟都会极力否认。银行的工作人员是不知道郭从娟自始至终一直在偷录双方的谈话，录音中银行工作人员说：“是先写好后签的字，签订的不是空白合同，并且也说了办卡是有担保的，已经提示过你们，已经告知，你们听没听进去那我就不知道了。”因此郭从娟的说法都不成立，杭州银行丰台支行对录音证据的目的性不认可。该合同是郭从娟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就合同条款达成一致，《臻信卡最高额保证合同》成立。三、郭从娟并非签订的空白合同，一审法院认为“即使《臻信卡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的担保期间、担保数额等内容属事后填加，但郭从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能够预见和判断在空白合同中签字的法律后果，”请注意是“即使”，也就是说，一审法院并没有认定郭从娟签的是空白合同。上诉状第一页倒数第三行写到：“在银行工作人员指定的空白处填写了银行要求的内容，按银行工作人员的要求签名”，这足以说明郭从娟是在银行工作人员尽到告知义务后，自己填写完空白处的内容并签字确认的，不存在签空白合同一说。既然空白处已经填写，那郭从娟就已经知道自己签订的是什么合同。四、郭从娟称杭州银行丰台支行没有尽到审查义务，该主张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持卡人在申请办理臻信卡时，银行的工作人员已经认真审核了申请人提交的的材料，只有符合办卡的要求，才能审批通过，并非随意办理。随着时间的推移，持卡人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经营不善，无力偿还，这种风险是存在的，也是无法避免的。保证人同意签订《臻信卡最高额保证合同》，就意味着保证人愿意承担这种风险。这绝不是杭州银行丰台支行所能操纵转移的事情。另外，该卡的发行是有数量限制的，发完就结束了，并非是银监会叫停。五、郭从娟为他人提供1000000元的保证与其只办理了500000元信用额度的臻信卡无任何关系，《臻信卡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不受郭从娟只办理了500000元信用额度臻信卡的任何影响，提供1000000元的保证根本不是杭州银行丰台支行的要求，不可能影响《臻信卡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郭从娟为他人提供保证是基于履行对中间人的承诺，中间人为郭从娟找到了保证人，也需要郭从娟为他人提供保证，这与《臻信卡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公平与否没有任何关系。《臻信卡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单方义务的合同，是单务合同，只有履行保证的义务而不能享有合同中的权利。六、郭从娟无证据证实姜洪涛持有的臻信卡由他人使用，合同的债权债务并未发生转让。即便姜洪涛的姐姐在使用该卡，其姐姐也是履行的代理行为，所有的权利和义务仍然是持卡人享有和承担。综上所述，《臻信卡最高额保证合同》系郭从娟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郭从娟应当依法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姜洪涛未参加本院询问，亦未提交书面意见。杭州银行丰台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姜洪涛支付杭州银行丰台支行借款本金989857．71元、利息71015．83元、滞纳金3850元，共计1064723．54元(计算至姜洪涛实际偿还之日止，现暂至2015年7月3日，利息按照透支额的日万分之五计算)；2．判决郭从娟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判令郭从娟、姜洪涛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公告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月28日，姜洪涛向杭州银行丰台支行提交了《杭州银行臻信卡申请表》，该申请表的“申请人签名栏”处有姜洪涛本人签字，并写明“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充分了解并清楚知晓该信用卡产品的相关信息，愿意遵守领用合约（协议）的各项规则。”《杭州银行臻信卡个人领用合约》规定：第三条还款：乙方及其配偶同意承担臻信卡账户项下所发生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费用（年费、预借现金手续费、滞纳金等）、透支利息、透支款；乙方本期最低还款金额=上期最低还款金额未还部分+（上期全部应还金额-上期最低还款金额或已还金额）×30%+当期累计未还费用+当期累计未还利息+当期累计透支取款金额×30%，不足100元的按100元计；若乙方在到期还款日前未能还清当期最低还款额，甲方有权按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一定比例计收滞纳金；乙方应在规定的期限内偿还全部债务，否则甲方可采取催收、依法追索并停止乙方使用臻信卡等措施。第五条对账单：甲方应每月定期向乙方寄送对账单，本期无任何交易发生且账户余额透支在10元以内或溢缴存款在1000元以内，或甲方与乙方另有约定的，甲方可不向乙方提供当期对账单；乙方未收到对账单时应主动查询，若乙方对于对账单中的交易有异议，应在本账单日起60天内提出查询和更正要求，如未在此期限内提出查询和更正要求的，则视同乙方认可全部交易。该领用合约中“杭州银行臻信卡收费标准”载明：年费按信用额度10万元（含）至500000元（含）每卡每年1000元，信用额度500000元至1000000元（含）每卡每年2000元计算；透支利息按透支额的日万分之五计算；滞纳金按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5%，最低5元，最高300元计算；提取现金（含ATM）按金额的1%收取，跨行业务另加2元，最低3元，最高50元。领用合约还对有效期、所有权及协议的效力等进行了约定。2013年2月25日，姜洪涛领取了杭州银行丰台支行发放的臻信卡，并在《臻信卡领取交接审批表》上签字，卡号为×××，最高信用额度为1000000元。2013年2月18日，郭从娟（甲方）与杭州银行丰台支行（乙方）签订《臻信卡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为确保乙方杭州银行臻信卡客户姜洪涛在其与乙方《杭州银行臻信卡个人领用合约》（主合同）项下义务能得以切实履行，甲方愿意提供不可撤销的最高额担保；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最高债权额为1000000元；担保范围包括所有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费用（年费、预借现金手续费、超限费、滞纳金等）、透支利息、复息、罚息、透支款，及其他主合同与臻信卡账户项下债务与实现债权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差旅费等）；保证担保期限自主合同债务履行期起始日至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现杭州银行丰台支行主张，姜洪涛使用该信用卡进行了透支提现，但未及时还款，故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姜洪涛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自动放弃了答辩和举证质证的权利。姜洪涛向杭州银行丰台支行提交了信用卡申请表，双方签订了信用卡领用合约，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约约定履行义务。姜洪涛从杭州银行丰台支行办理信用卡后，使用期间产生了透支，对贷款本金、利息、滞纳金、年费等费用，应当按期履行还款义务，其拖欠款项的行为系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关于郭从娟应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该院认为，郭从娟认可其在《臻信卡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签字，但其辩称当时签字时杭州银行丰台支行的工作人员并没有让其看该保证合同的前半部分，且在其签字时，该保证合同中的担保数额、担保时间等内容是空白的，该院认为，郭从娟认可该保证合同中的签字，说明其有为银行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且郭从娟认可其在《臻信卡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签字属实，因此即使《臻信卡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担保期间、担保数额等内容属银行事后填加，但郭从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能够预见和判断在空白合同中签字的法律后果，因此其不能以签字时相关内容为空白作为拒绝承担保证责任的抗辩理由。据此，该院认为，郭从娟与杭州银行丰台支行签订了《臻信卡最高额保证合同》，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在上述保证合同中约定的最高债权额为1000000元，据此，该院认为郭从娟应当对姜洪涛的主合同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以1000000元为限，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姜洪涛追偿。姜洪涛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缺席判决。综上所述，对于杭州银行丰台支行请求判令姜洪涛偿还借款本金，支付利息、滞纳金的诉讼请求以及请求判令郭从娟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该院均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姜洪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支行本金989857．71元，并支付截止至2015年7月3日的利息71015．83元、滞纳金3850元；二、姜洪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支行上述本金自2015年7月3日起至上述款项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滞纳金（按双方订立的《杭州银行臻信卡申请表》·领用合约约定的标准执行）；三、郭从娟对上述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以1000000元为限）；四、郭从娟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姜洪涛追偿；五、驳回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臻信卡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合同标题系以较大字号加粗字体显示，尾部保证人（甲方）签名处载明，甲方对上述合同内容已认真阅读并充分理解，且与乙方协商一致。郭从娟在该合同尾部的甲方签章处签名并捺指印，后杭州银行丰台支行作为被保证人在乙方签章处盖章。合同当事人在合同尾部的当事人签章处签字或盖章，应当认定为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确认，这是合同成立的基本标志，也是保障合同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的基本要求。郭从娟上诉主张签字时保证合同条款中债务人处及最高债权额处均未填写，其提交的录音显示杭州银行丰台支行经办人认可最高债权额系郭从娟签字后填写，但否认债务人处是事后填写，郭从娟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对债务人及债务金额范围不知情，郭从娟作为同一种类的信用卡业务的申请人，应当对该信用卡债务的范围有所预见。郭从娟在尚未填写最高债权额的《臻信卡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字，应视为其授权杭州银行丰台支行在姜洪涛的信用卡债务上限内填写最高债权额，而实际填写的最高债权额并未超过姜洪涛的信用卡债务上限。据此，郭从娟与杭州银行丰台支行之间的《臻信卡最高额保证合同》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杭州银行丰台支行在签订《臻信卡最高额保证合同》过程中存在不规范行为，但该行为不影响合同效力。郭从娟关于该合同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无效、显失公平等上诉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郭从娟关于信用卡债务转移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郭从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郭从娟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兆晖审 判 员 曹 欣审 判 员 赵婧雪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王莹莹书 记 员 崔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