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粤09行初118号 原告：化州市林尘镇坦塘村乐贤山第一经济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吴旺生，社长。 委托代理人：吴土金，男，1963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化州市。 委托代理人：莫燕春，广东春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化州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谭剑锋，市长。 委托代理人：苏祥忠、杨国基，均是化州市林业局工作人员。 被告：茂名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许志晖，市长。 委托代理人：陆原东、陈华杰，均是茂名市法制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化州市林尘镇坦塘村低村第一经济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翁来生，社长。 第三人：化州市林尘镇坦塘村低村第二经济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翁用春，社长。 第三人：化州市林尘镇坦塘村低村第三经济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翁权邦，社长。 第三人：化州市林尘镇坦塘村低村第四经济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李步东，社长。 第三人：化州市林尘镇坦塘村新屋经济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翁茂亮，社长。 第三人：化州市林尘镇坦塘村登路经济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李步强，社长。 第三人：化州市林尘镇坦塘村江头经济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翁孔春，社长。 上列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彭进，广东橘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化州市林尘镇坦塘村乐贤山第一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乐贤山一社）诉被告化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化州市政府）、茂名市人民政府山林确权行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22日受理后，于同年8月25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2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乐贤山一社委托代理人吴土金、莫燕春，被告化州市政府委托代理人苏祥忠、杨国基，被告茂名市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陆原东，第三人化州市林尘镇坦塘村低村第一经济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翁来生、化州市林尘镇坦塘村低村第二经济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翁用春、化州市林尘镇坦塘村低村第三经济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翁权邦、化州市林尘镇坦塘村新屋经济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翁茂亮、化州市林尘镇坦塘村登路经济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李步强、化州市林尘镇坦塘村江头经济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翁孔春及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彭进到庭参加诉讼，化州市林尘镇坦塘村低村第四经济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李步东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3月3日，被告化州市政府作出化府[2017]15号《化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草鸡岭山林权属的处理决定》，该处理决定认为：1962年“三包四固定”时期，第三人的原第七生产队填有化州县人民政府颁发的争议麻地岭和榕木岭的土地证，该证记载有争议麻地岭和榕木岭林木或木苗的内容，而且化州市林尘镇坦塘村低村第一经济合作社等7个经济合作社的部分社员领取的土地、房产登记册也登记有争议的麻地岭和榕木岭或木苗的内容，这些土地证和发证登记册的四至虽然不够明确或没有四至，但从其填有四至内容的四至中，多次填到至“某队”的内容，说明化州市林尘镇坦塘村低村第一经济合作社等7个经济合作社中的多个生产队1962年前即在争议岭有种植林木和培育木苗的使用事实，土地房产发证登记册虽然不是正式权属证书，但依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十条第（二）项的规定，可以作为权属来源证据，况且，化州市林尘镇坦塘村低村第一经济合作社等7个经济合作社从1962年“四固定”时期使用争议岭到发生争议时止，时间长达五十多年，期间还存在与化州县林业局合作种植桉树、多次收获林木及转让争议地给中国联通公司建铁塔、承包给林淳卿种果等事实过程，乐贤山一社未有证据证明其曾提出异议，所以化州市林尘镇坦塘村低村第一经济合作社等7个经济合作社管理使用争议岭的事实明显，时间较长，主张权属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乐贤山一社未有证据证明其在争议岭有使用事实，其提供的1962年吴国兆土地房产证登记的味黄岭，经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认定，无法确认该证四至范围包含争议岭，并且该证登记面积为2亩，与实际争议面积125亩相差甚远。因此，乐贤山一社主张争议岭权属，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应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十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的规定，决定将争议的草鸡岭（含麻地岭和木榕岭）的权属确权归化州市林尘镇坦塘村低村第一经济合作社等7个经济合社共有。 原告乐贤山一社起诉称，争议的味黄岭历来属原告所有，其村民吴国兆在1962年就领取了味黄岭的土地房产证，该证的四至为：东至山塘，南至国楚岭，西至兆元岭，北至岭卜。该四至范围包含涉案山岭。化州市政府认为该证记载的味黄岭不是争议的山岭，缺乏事实根据，应属认定事实错误。而第三人提交的《土地房产发证登记册》是没有经过当时的化州县政府盖章确认的，不属有效的权属证书，但化州市政府却以该土地房产登记册为依据，并错误地将不存在的“草鸡岭”代替“味黄岭”，将争议岭确权给第三人，其据此作出的确权决定应属违法的行政行为，且严重地损害了原告的权益。而且，第三人转让争议岭给中国联通公司建塔、与他人签订承包土地合同等侵权事实，均是近几年发生的，但化州市政府却认定第三人经营使用争议岭的事实长达五十多年，明显不符合事实，亦属认定事实不清。茂名市人民政府在没有调查清楚、缺乏证据的情况下，轻率地作出维持化州市政府确权处理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应属违法的复议行为。为此，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决撤销化州市政府作出的化府[2017]15号《化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草鸡岭山林权属的处理决定》和茂名市政府的茂府行复[2017]4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乐贤山一社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化州市林尘镇坦塘村民委员会的证明。证明吴旺生是乐贤山一社的法定代表人；证据2.吴国兆的土地证存根。证明化州县人民政府于1962年12月5日就将味黄岭确权登记给吴国兆的事实；证据3.2013年6月13日化州市林尘镇坦塘村乐贤山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经济合作社的证明。证明原告等四个经济合作社于1962年就已经将争议岭分给了原告村民经营、管理和使用的事实；证据4.吴敬福的证明材料。证明原告的味蝗埇与证明人的山岭相连接的事实；证据5.2014年12月3日化州市林尘镇坦塘村长埠经济合作社的证明材料。证明原告的味蝗埇与证明人经济合作社的麻地岭相连接的事实；证据6.2014年11月8日调查笔录。证明被调查人董惠元、董海元在2013年4月7日向林尘镇司法所反映的情况与客观实际不符的事实；证据7.2010年5月14日调查笔录。证明争议的山岭味蝗岭一直以来都是由原告村民吴汉普的家人经营、管理和收益的事实；证据8.化府[2017]15号化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草鸡岭山林权属的处理决定书、茂府行复[2017]4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两被告已对争议岭作出确权处理和行政复议的事实。 被告化州市政府答辩称：一、我府所作的化府[2017]15号《化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草鸡岭山林权属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争议岭的草鸡岭是由麻地岭和榕木岭组成的，1962年“三包四固定”时，第三人填领了麻地岭和榕木岭的土地证，其部分社员也领有上述两岭的土地房产登记册。虽然，土地房产登记册不是正式的权属证书，但依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十条第（二）项的规定，该土地房产登记册可以作为权属来源的证据，故应属合法有效的确权依据。据此可以说明，第三人自1962年时就已经管理使用争议岭，具有长期管理使用争议岭的事实。在此期间，第三人曾与化州县林业局合作种植桉树、多次砍伐出卖争议岭的林木、转让争议岭部分土地给中国联通公司建铁塔及承包给林淳卿种果树等事实。对此，乐贤山一社从未提出异议。我府依据上述事实所作的被诉确权处理决定，将争议岭确权归第三人所有，具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属合法的行政行为。二、乐贤山一社起诉请求撤销我府所作的确权处理决定，缺乏事实根据，理据不充分。乐贤山一社主张争议岭权属的唯一依据是其村民吴国兆在1962年领取的味黄岭土地房产证，从该证记载的四至来看，明显与争议岭的实地不相符，且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的行政判决书对该证不包含争议岭的事实已作出认定，故乐贤山一社以其村民吴国兆的1962年土地房产证来主张争议岭权属，明显依据不足。况且，乐贤山一社无法举证证明其对争议岭享有管理使用的事实。现其起诉请求撤销被诉行政行为，显然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因此，请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乐贤山一社的诉讼请求。 化州市政府在举证期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依据：证据1.现场勘察笔录及争议岭示意图。证明争议双方对争议岭的面积四至及附着物已作确认的事实；证据2.林尘区坦塘公社低村大队第七生产队的1962年土地证存根及1962年化州县坦塘公社低村部分社员的《社员土地房产发证登记册》。证明第三人在1962年填有争议岭权属的土地证及其部分社员填有争议岭土地房产发证登记册的事实；证据3.1962年吴国兆的化州县社员土地房产证（味黄岭）。证明该证四至与实地不符，无法确认包含争议岭的事实；证据4.2008年6月27日林尘镇低村村民与中国联通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2009年第三人村民与林淳卿签订的《承包土地合同》。证明第三人对争议岭有经营管理和收益的事实；证据5.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茂中法行初字第44号行政判决书。证明生效判决已认定吴国兆1962年的味黄岭土地证四至范围不包含争议岭的事实；证据6.化府[2005]47号关于马地岭西面一块山林权属的处理决定及争议岭示意图。证明1962年“四固定”时，争议岭西面不是董兆元的山岭而是董惠元的山岭的事实；证据7.受理通知书、答复通知书、确权申请书、答辩书。证明被告作出化府[2017]15号《处理决定》前，已经受理、通知答辩和送达等程序，该确权处理决定程序合法的事实；证据8.调查、询问笔录。证明被告作出化府[2017]15号《处理决定》前，已充分履行调查取证的职责，该被诉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证据9.2016年12月13日山林纠纷调解会议记录、林权争议调解终结书。证明被告对争议双方已履行组织调解的职责，因无法达成协议而作出被诉确权处理决定的事实；证据10.化府[2017]15号关于草鸡岭山林权属处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3份。证明被告在作出化府[2017]15号《处理决定》后已依法送达给各方当事人的事实；证据11.法律法规条文。证明被告所作的化府[2017]15号《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事实。 被告茂名市人民政府答辩称：一、我府依法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符合法定程序。我府于2017年5月17日收到乐贤山一社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已立案受理，并于当月22日至24日分别向乐贤山一社、化州市政府和第三人分别送达了受理通知书、行政答复通知书和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经审查，我府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了维持原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并依法送达给各方当事人。由此可见，我府所作的行政复议决定符合法定程序，并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二、从乐贤山一社持有的吴国兆1962年味黄岭的土地房产证来看，该岭登记的面积和四至均与争议岭不符，且生效的行政判决已确认，争议岭东北边的山塘是1972年才形成的，1962年时并不存在该山塘；南面的国楚岭，乐贤山一社无法举证证明国楚岭的具体位置；西至兆元岭，但现争议岭的西至与坦塘村长埠经济合作社的马地岭相邻，且生效的化府[2005]47号《关于马地岭西面一块山林权属的处理决定》已认定，该马地岭在1962年时是落实给董惠元的，并不是兆元岭。由此生效的行政判决认定，乐贤山一社提交的吴国兆1962年味黄岭的土地证并不包罩现争议岭。况且，乐贤山一社对争议岭又无经营使用的事实。故乐贤山一社主张争议岭权属的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第三人不但持有1962年的土地权属证书，其部分村民还领有1962年的《社员土地房产发证登记册》，而且其还存在将争议岭部分土地转让给中国联通公司建造铁塔、与化州县林业局联合种植林木、将争议岭发包给林淳卿经营等使用事实。基于该事实，化州市政府所作的确权处理决定将争议岭确权给第三人，应属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我府据此作出维持该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并无不当。乐贤山一社起诉请求撤销化州市政府的确权处理决定和我府的行政复议决定，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茂名市人民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依据：证据1.茂府行复[2017]4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茂名市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已依法作出茂府行复[2017]47号行政复议决定的事实；证据2至证据4.送达回证、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均证明被诉行政复议行为程序合法的事实；证据5.化府[2017]15号化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草鸡岭山林权属的处理决定书。证明被复议行政行为存在的事实；证据6.法律依据。证明被诉茂府行复[2017]47号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的事实。 第三人化州市林尘镇坦塘村低村第一经济合作社等7个经济合作社共同述称：一、原告持有的吴国兆1962年土地证记载的“味黄岭”，从其登记的2亩面积和四至来看，与争议岭125亩的面积和四至均不相符。而且，生效的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茂中法行初字第44号行政判决书，对吴国兆1962年土地证记载的“味黄岭”不包罩争议岭的事实作出了确认。故乐贤山一社诉称其所持吴国兆1962年土地证记载的“味黄岭”包罩争议岭的主张，缺乏事实根据。二、争议的草鸡岭是由马（麻）地岭和榕木岭组成。第三人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就争议岭进行管理和使用，期间从未停止过。1962年三包“四固定”时，第三人填领了争议岭的土地证，其部分村民也填领该岭的《土地房产证登记册》。1964年，第三人在该岭上种植油加利树；1972年，其村民翁周如在该岭建窑烧火砖用于建房；1986年第三人将争议岭的树木出卖给黄汉玉砍伐；1990年，第三人与化州林业局合作在争议岭上种植桉树；1995年，收获第一批林木后，争议岭还给第三人管理收益；2005年，化州市政府对第三人与坦塘村委会长埠村集体争议马地岭权属一案，作出化府[2005]47号《关于马地岭西面一块山林权属的处理决定》，将马地岭的西面山林确权归长埠村集体所有，东面归第三人所有；2008年6月，第三人与中国联通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将争议岭上的80平方米出租给中国联通公司建设铁塔使用；2009年，第三人与林淳卿签订《承包土地合同书》，将马地岭和榕木岭发包给林淳卿经营。在此期间，乐贤山一社从未提出过异议。由此可见，第三人不但持有争议岭的权属证书，还具有长期经营使用争议岭的事实。化州市政府依据上述事实所作确权处理决定，将争议岭确权归第三人所有，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且符合法律规定，应属合法的行政行为。乐贤山一社起诉请求撤销化州市政府的确权决定和茂名市人民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乐贤山一社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和身份证。证明第三人的诉讼主体资格情况；证据2.化府[2005]47号关于马地岭西面一块山林权属的处理决定及争议岭示意图。证明争议岭称为马（麻）地岭、榕（容）木岭而不是味黄岭的事实，已由生效的确权处理决定所确认。且第三人对争议岭具有长期管理、使用、收益的事实；证据3.《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证据4.《承包土地合同》、证据5.调解调查笔录、证据6.化州市林尘镇坦塘村长埠经济合作社出具的《证明》、证据7.化州市林尘镇坦塘村旺坡第一经济合作社出具的《证明》。上述证据均证明第三人对争议岭具有长期管理使用的事实；证据8.化林证字（2013）第x号《林权证》。证明化州市人民政府曾将争议岭确权发证给第三人的事实；证据9.1962年化州县坦塘公社低村第六、第七、第八、第十、第十二生产队的《社员土地房产发证登记册》。证明1962年第三人曾向化州县政府申请确权发证的事实；证据10.（2014）茂中法行初字第44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原告的味黄岭不在争议地范围内的事实已由生效判决所确认；证据11.化府[2017]15号化州市政府关于草鸡岭山林权属的处理决定书。证明化州市政府对争议岭已作出确权处理决定的事实；证据12.茂府行复[2017]4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茂名市人民政府对化州市政府的确权行为已作出维持的行政复议决定；证据13.1962年化州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证存根10份；证明涉案山岭在1962年时已由政府登记确权给第三人所有的事实。 原告对化州市政府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据2土地证存根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第三人称争议岭是草鸡岭，而该证却没有记载，只是记载有三个麻地岭和一个榕木岭，且记载的几个岭的四至与争议岭现场也不相符。故该土地证存根不是争议岭的权属凭证。另外低村第六、第八、第十一、第十二生产队的这几份土地证存根没有原件，所以这些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确权的依据；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认为化州市政府称该证四至与实地不符，无法确认包含争议岭的说法，不符合客观事实；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认为第三人发包给中国联通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时，原告是不知道的，无法对此提出异议。但第三人与林淳卿签订的承包合同，是在争议期间发包的，故不能作为使用事实的依据；对证据5有异议，认为该行政判决书是撤销化州市政府于2013年8月5日向第三人颁发的化林证字(2013)第x号《林权证》。至于判决认定的事实是有出入的，不能够作为重新认定事实的依据；对证据6所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认为争议岭西边是长埠村的一大片岭，不单只有董惠元一个人有份，也包含了董兆元的山岭在内，故原告的土地证西至董兆元是正确的；对证据7无异议；对证据8中第一份2016年9月5日的调查笔录无异议，对第二份询问笔录共五份有异议。认为化州市政府在申请确权期间，违反行政诉讼法第35条的规定所调取的证据是不合法，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对证据9无异议；对证据10有异议。认为化州市政府以其自己作出的处理决定书作为证据使用，是不符合逻辑的，而且低村六队、八队、十一队、十二队共四个队的登记册不是正式权属书证，化州市政府以此作为确权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同时，低村主张的争议岭是草鸡岭，而低村七队的1962年土地证存根只填有麻地岭和榕木岭，根本没有什么草鸡岭。据此，被告作出的被诉处理决定书，主要证据不足，是错误的；对证据11无异议。 茂名市人民政府及第三人对化州市政府提交的全部证据没有异议。 原告对茂名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有异议。认为该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故其维持化州市政府的处理决定是错误的；对证据2至证据4无异议；对证据5有异议。认为化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2017]15号决定书也是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行政行为，故其处理决定书是错误的；对证据6无异议。 化州市政府及第三人对茂名市人民政府提交的全部证据没有异议。 化州市政府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土地证不包含争议岭，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3有异议，认为出具证明的四个经济合作社与原告存在一定的利益关系，故其证明依法不能采信；对证据4有异议，认为吴敬福的证词没有充分的证明材料为依据，只是个人主观意见，故其所作的证词不能采信；对证据5有异议，认为该证据的书写笔迹和签名均是同一个人的笔迹，故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而且，据查实，董海元2014年12月3日没有给任何人或组织写过证明材料，董惠元、董佳元经本府工作人员询问核实，其声明之前所作的证词与对本府所作的证词不一致的，以对化州市政府所讲的为准，有其调查笔录为证；对证据6有异议，认为董惠元已在2016年10月4日接受化州市政府工作人员询问时表明，以前所作的证词如果与本次的证词不一致的，以本次的为准，故该证词已属无效，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对证据8的三性无异议。 茂名市人民政府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三性及证明内容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首先该存根的味黄岭的面积与争议岭面积相差甚远，且原告指认该岭的东至山塘与南至国楚岭两界至并不相连，两者之间还间隔有争议岭岭脚的田地。其次，原告没有确凿的证据证实上述味黄岭的西至和北至与争议岭的西至和北至一致。第三，生效的法院判决已经认定，没法确认该存根记载的味黄岭的四至包含争议岭。综上，该存根不能作为争议岭的权属证明；对证据3的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该证明属于原告自己出具的证明材料，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且与事实不符；对证据4的三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证明内容不明确、不具体，证明人也不出庭确认，不具有证明力；对证据5和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两证人经化州市政府调查，已否认该证据材料，且证据材料反映的情况也与事实不符；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该证明没有任何内容可证明争议岭由原告村民使用的事实，故其无法证明原告欲证明的事实；对证据8的三性无异议。 第三人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化州市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 原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有异议，认为化府[2005]47号文件当年处理长埠村与低村争议的岭虽然是马地岭，但该岭在现争议岭西边的位置，其东边就是味黄岭；对证据3有异议，认为低村的发包行为原告是不知情，对该合同不予认同；对证据4有异议，认为这份发包给台商林淳卿的《土地承包合同》，是在争议期间发包的，不能作为使用事实的依据；对证据5有异议，认为司法所调查笔录的内容不是事实，而且是用金钱收买的手段获得的，且从我们提交的董惠元及董海元的调查笔录，即可推翻该证据所证明的内容；对证据6和证据7有异议，认为以经济合作社名义出具的证明不具有法律效力；对证据8有异议，认为该证是在争议期间所发，违反法定程序，且已被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属无效依据；对证据9有异议，认为第三人提供的第六、第八、第十一、第十二生产队的土地房产发证登记册，不是土地的正式权属证书，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对证据10无异议，认为该证据是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行政判决书，主文是撤销化州市政府于2013年8月5日向第三人颁发的化林证字(2013)第x号《林权证》。至于认定事实部分的出入问题，不能作为重新认定事实的依据；对证据11有异议，认为化州市政府作出的[2017]15号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所作出的处理决定是错误的；对证据12有异议，认为茂名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这份行政复议决定书没有事实依据，因此是错误的；对证据13有异议，认为是第三人超期举证的证据，不予质证。 化州市政府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除对证据8的合法性有异议外，对其他证据均无异议。 茂名市人民政府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至证据4的三性及证明内容无异议；对证据5有异议，认为吴富康的调查笔录不属于本府复议期间化州市政府所提交的证据，是否属于有效证据由法院认定；对证据6和证据7有异议，认为不属于本府复议期间化州市政府所提交的证据，其三性由法院认定；对证据8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该证已被撤销，属无效证据；对证据9至证据12的三性及证明内容无异议；对证据13有异议，认为不是在茂名市人民政府复议期间提交的证据，其三性由法院认定。 本院对上述当事人没有异议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并采信，对有异议的证据则根据其关联性进行综合分析，在认定事实时予以参考采用。 经庭审质证，本院根据上述有效证据，确认如下事实：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山岭是南北相连的两个山岭，坐落于化州市林尘镇坦塘村委会坦塘圩的东南面。原告乐贤山一社称其为味黄岭，第三人统称为草鸡岭，其中称南面岭为榕木岭，北面岭为麻地岭。双方争议山岭的四至为：东至塘边及岭脚边，南至铁塔所在岭地边（即铁丝网处），西至岭顶小路分水为界，北至吴刘芳屋后背泥嘴往东直线为界。面积约125亩。争议岭上有第三人发包他人种植的菠萝树和少量桉树。 1953年土改时，乐贤山一社和第三人均没有申领相关权属证书。1962年12月5日，化州县人民政府向原告乐贤山一社的村民吴国兆颁发了《化州县社员土地房产证》，该证记载的山岭为“味黄岭”，四至为：东至山塘，南至国楚岭，西至兆元岭，北至岭卩（即自然隆起的小土堆），面积2亩。原告乐贤山一社认为该证所登记的味黄岭四至包含争议山岭。1962年，第三人的原第七生产队也填领有编号为x的土地证，该证第十一栏记载的岭名为“麻地岭”，四至为：东至岭顶，南至捌队，西至玖队，北至木苗地；第十二栏记载的岭名为“麻地岭”，四至为：东至岭边，南至柒队，西至岭边，北至讹儿尾；第十三栏记载的岭名为“麻地岭”，四至为：东至岭边，南至陆队，西至岭脚，北至伍队；第十五栏记载的岭名为“榕木岭”，四至为：东至地边，南至岭顶，西至讹儿，北至塘坣头。同时，第三人原六队、七队、八队、十一队、十二队均就榕木岭和麻地岭上种植的林木填写了《社员土地房产发证登记册》，该登记册统一存放在化州市林尘镇人民政府办公室。1982年林业“三定”期间，原告乐贤山一社和第三人均没有申领山林权证。1986年，第三人将争议岭的油加利木卖给黄汉玉砍伐。1990年，化州县林业局与第三人合作在争议岭种植桉树，化州县林业局提供化肥和树苗，第三人负责派人种植。1995年，化州县林业局收获第一批林木后，争议岭交给第三人管理收益。2008年6月27日，第三人与中国联通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将涉案山岭的80平方米土地转让给联通公司建移动通信铁塔使用。2009年9月，第三人与林淳卿签订《承包土地合同》，将涉案山岭发包给林淳卿植树经营。2011年1月2日，第三人向化州市政府申请争议山岭使用权林权登记。2013年8月5日，化州市政府依据第三人的申请，向化州市林尘镇坦塘村低村第一经济合作社颁发草鸡岭的化林证字（2013）第x号《林权证》，林权共有人为低村一、二、三、四组和新屋组、登陆组、江头组。2014年11月13日，原告乐贤山一社不服化州市人民政府向第三人颁发的林权证，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1月18日作出（2014）茂中法行初字第44号行政判决，撤销化州市人民政府向第三人颁发的化林证字（2013）第x号《林权证》。该判决对原告乐贤山一社社员吴国兆持有的1962年《化州县社员土地房产证》是否包含争议岭的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认定该证记载的四至不包含争议岭。对上述判决，各方当事人均不提起上诉，现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2016年5月12日，第三人就争议岭权属的归属问题向化州市政府申请确权，请求将面积125.37亩的草鸡岭所有权确权归其所有。2017年3月3日，化州市政府作出化府[2017]15号《化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草鸡岭山林权属的处理决定书》，将争议岭的所有权确权归第三人所有。原告乐贤山一社不服，向茂名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茂名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7月12日作出茂府行复[2017]4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化州市政府所作的化府[2017]15号《化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草鸡岭山林权属的处理决定书》。2017年8月9日，原告乐贤山一社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化州市政府作出的化府[2017]15号《化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草鸡岭山林权属的处理决定书》和茂名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茂府行复[2017]4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本院认为，《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十条规定，没有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处理依据的，下列材料可以作为调处林权争议的权属来源证据：（一）土地改革时期依法取得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登记发证的档案清册或者林权登记的土地清册；（二）1961年至1963年将劳（动）力、土地、耕畜、农具四项固定给生产小队使用的时期，确定林木林地权属归集体组织所有或者归农民个人使用的凭证、决议、决定、登记清册和其他文件材料；（三）国有单位设立时，经依法批准或者上级部门指定设计单位制定的确定经营管理范围的总体设计任务书、规划书及其设计文本；（四）国家机关和人民调解组织主持签订的生效的调解协议书；（五）各级人民政府作出的生效的处理决定书、行政复议决定书，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的裁定书、判决书和调解书；（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主管部门批准征用、使用、划拨、出让林地的有关说明书、补偿协议书、补偿清单和交付有关价款的凭证；（七）林木林地权属登记换发证以及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台帐；（八）1986年至1992年土地详查时期，土地权利人之间签订的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及附图；（九）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书或者赠与凭证；（十）当事人管理使用林木林地的有关凭证和事实状况证明；（十一）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证据。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对同一林权争议均不能提供权属凭证的，可以结合历史情况、经营现状和自然地形等实际情况进行权属溯源并确定权属。根据上述规定，调处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应当根据权属争议各方当事人是否能够提供有关争议岭的权属凭证，争议岭权属的来源依据以及反映长期管理使用事实等方面证据材料的情况，综合评判并确认争议岭权属的归属。本案中，原告乐贤山一社虽然提供了其村民吴国兆持有的1962年《化州县社员土地房产证》，但该证记载“味黄岭”的四至并不包含争议岭的事实，已由本院生效的（2014）茂中法行初字第44号行政判决所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关于“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的规定，本院对原告乐贤山一社持有的吴国兆1962年《化州县社员土地房产证》不包含争议岭的事实予以确认。原告乐贤山一社主张吴国兆1962年《化州县社员土地房产证》包含争议岭，缺乏事实根据，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虽然也提供了1962年“三包四固定”时，其原第七生产队领取的编号为x的土地证，但从该证记载的“麻地岭”和“榕木岭”的四至表述来看，无法在现争议岭确定其具体界至，故本院对第三人主张其提供的编号为x土地证包含争议岭的意见，不予支持。因争议双方对争议岭均无法提供合法有效的权属证书，故本案所涉的权属争议应依据权属来源及使用事实的情况来确定争议岭的权属归属。从本案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来看，第三人提供了其存放在化州市林尘镇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社员土地房产发证登记册》、中国联通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与第三人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和第三人与林淳卿签订的《承包土地合同》，该三份证据均可证明第三人自上世纪六十代起至今，对争议岭具有长期经营管理的使用事实。而原告乐贤山一社在使用事实方面却没有提交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故其主张对争议岭具有长期管理的使用事实，缺乏事实根据。化州市政府依据第三人对争议岭具有长期经营管理的使用事实，将该岭确权给第三人所有，符合上述法规的规定，其据此所作的确权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且程序合法，本院应当予以支持。茂名市人民政府以第三人对争议岭具有使用事实而原告乐贤山一社不具有使用事实为由，作出维持化州市政府的化府[2017]15号《化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草鸡岭山林权属的处理决定书》的行政复议决定，亦属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且程序合法，本院亦应予支持。原告乐贤山一社起诉请求撤销化州市政府所作的确权处理决定和茂名市人民政府所作的行政复议决定，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对其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化州市林尘镇坦塘村乐贤山第一经济合作社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化州市林尘镇坦塘村乐贤山第一经济合作社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国平 审 判 员  封桢莉 代理审判员  柯国梁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邹君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