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连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辽72民初504号 原告：张刚，男，1981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黑龙江省讷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长云，辽宁正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ConocoPhillipsChinaInc.）。住所地：利比里亚共和国蒙罗维亚市。 代表人：马博威（MarkT.Wheeler），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萌，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恩忠，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杨洪岐，男，1959年10月20日出生，满族，住辽宁省绥中县前所镇。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立冬，辽宁东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刚诉被告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菲公司）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张刚于2012年2月7日向本院提交起诉状等诉讼材料，于2018年6月12日递交补充证据材料及修改后的起诉状。本院于2018年6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通知利害关系人杨洪岐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分别于2018年8月6日和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张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长云，康菲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萌、郭恩忠，杨洪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立冬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康菲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绥中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绥中县政府）制定的赔偿补偿标准，赔偿张刚所属379.58亩海域因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以下简称溢油事故）污染造成的损失677929.88元，并由康菲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康菲公司开发的蓬莱19-3油田于2011年6月4日发生溢油事故，溢油扩散、沉积并污染至辽宁省绥中县海域，张刚所属379.58亩合法养殖海域因处于溢油事故污染海域范围内而遭受了损失，康菲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康菲公司辩称，张刚的起诉或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主要理由：（一）由康菲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以下简称中海油公司）与农业部签订的《关于解决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渔业损失赔偿和补偿问题的协议书》已经就任何可能受到溢油事故影响的绥中县养殖生物经济损失的赔偿和补偿问题形成了解决方案，张刚应当基于该解决方案向绥中县政府请求赔偿补偿款；（二）张刚未能证明其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三）张刚未能证明溢油事故与其主张的损失之间具有关联性，且溢油事故并未对张刚的养殖活动造成影响；（四）张刚未能证明其损失；（五）张刚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杨洪岐称，张刚无权获得溢油事故赔偿款，张刚的起诉或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主要理由：（一）本案实质属于行政案件，不应当以民事审判程序审理；（二）溢油事故发生时，涉案海域的海域使用权证书持有人和实际养殖人是杨洪岐而非张刚，张刚提交的海域转让协议书的落款时间存在倒签行为，应属违法和无效，杨洪岐才是真正应当获得溢油事故赔偿款的权利人；（三）张刚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张刚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提供了四组（共计19份）证据：第一组证据包括海域使用权证书、2011年海域使用金收据、杨洪岐与张刚及案外人李书义分别签署的转让协议书（落款时间为2011年3月14日）、案外人李书义与张刚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书”，拟证明张刚合法拥有涉案海域的养殖使用权，是适格的索赔主体。第二组证据包括2012年2月15日由绥中县副县长江山主持召开的《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绥中县政府于2012年6月20日向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报送的绥政函[2012]44号《关于报送康菲案相关十八名养殖者核实情况的函》、绥中县政府于2012年6月26日印发的绥政发[2012]67号《关于印发绥中县蓬莱19-3溢油事故赔偿补偿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均为复印件，拟证明张刚就涉案海域的污染损失于2012年向本院提起了诉讼，绥中县政府认可张刚为涉案海域的合法使用权人和实际养殖者，且涉案海域包括在绥中县政府制定的溢油事故赔偿补偿实施方案之内。第三组证据包括《农业部办公厅关于有关信息公开申请答复的函》（以下简称农业部答复函）、《国家海洋局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以下简称国家海洋局答复书）、《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联合调查组关于事故调查处理报告》（以下简称联合调查组报告），均为复印件，拟证明包含涉案海域在内的绥中县周边海域因溢油事故遭到严重污染。第四组证据包括案外人范玉玲、李书义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张刚购买养殖苗种和养殖物资的6份收条，拟证明张刚在溢油事故发生前，已经实际使用涉案海域经营养殖海参、海蛎子、扇贝、海虹等海产品。 康菲公司为支持其答辩主张提交了两组（共计9份）证据：第一组证据包括农业部网站和康菲公司网站就溢油事故渔业索赔问题达成解决协议的报道、联合调查组报告，拟证明张刚就其诉讼请求应依据溢油事故解决协议项下的赔偿补偿机制向地方政府寻求赔偿补偿资金。第二组证据包括2010年至2014年北海区海洋环境公报、2011年辽宁省环境状况公报、关于2011年辽宁省葫芦岛市海洋环境状况公报发布情况的新闻报道，拟证明溢油事故对涉案海域的养殖没有造成影响，涉案海域的污染损失可能由其他污染源导致，与溢油事故不具有关联性。 杨洪岐为支持其主张提交了三组（共计24份）证据：第一组证据包括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葫民一终字第00026号民事判决书、2014年1月16日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二审庭审笔录（以下简称葫芦岛中院庭审笔录）、最高人民法院（2015）行提字第37号行政裁定书、绥中县人民政府《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养殖渔业损失赔偿和补偿资金发放落实协议书》（复印件），拟证明溢油事故赔偿补偿款的发放属于行政行为，本案应通过行政案件审理程序进行审理。第二组证据包括海域使用权证书（复印件）、2012年海域使用金收据、2014年3月28日绥中县海洋与渔业局出具的说明、2013年7月10日绥中县人民法院对绥中县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王伟所作的谈话笔录（以下简称王伟的谈话笔录）、2012年8月18日绥中县前所镇东杨家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东杨家村委会）出具的介绍信、2012年8月18日九名养殖户出具的证明、2013年1月20日七名养殖户签名的证明信、案外人苏玉林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绥中县人民法院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绥中县人民法院（2013）绥民前卫初字第00044号民事裁定书、绥中县政府《关于印发绥中县蓬莱19-3溢油事故赔偿补偿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复印件），拟证明杨洪岐为涉案海域的实际养殖人，只有合法持证并且实际养殖才符合绥中县政府的赔偿补偿标准。第三组证据包括杨洪岐与李书义签订的转让协议书（落款时间为2011年6月7日）、李书义与张刚于2011年12月13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2012年7月29日杨洪岐与张刚参与签订的溢油事故赔偿补偿款分配协议书（以下简称赔偿补偿款分配协议书）、2014年3月14日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向案外人王立红所作的询问笔录（以下简称王立红在葫芦岛中院的询问笔录）、绥中县前所镇东杨家村委会和案外人杨彬秋、唐振山出具的证明3份、绥中县前所镇政府的公示通知（未盖章）、2012年11月23日《绥中县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海洋区划的通告》（复印件），拟证明张刚取得涉案海域的海域使用权证书的时间在溢油事故发生之后，且张刚与杨洪岐就溢油事故中由绥中县政府发放的2011年赔偿补偿款由杨洪岐所有已经达成协议。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在审理过程中根据当事人的请求调取了（2017）辽72民初377号案件卷宗中留存的绥中县政府相关文件，并到绥中县海洋与渔业局及绥中县涉案海域现场了解情况，主要包括以下四组（共计18份）证据: 第一组证据包括绥中县政府《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养殖渔业损失赔偿和补偿资金发放落实协议书》（以下简称赔偿补偿资金发放落实协议书）、《辽宁省绥中县解决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养殖渔业损失赔偿和补偿资金发放方案编制意见》（以下简称赔偿补偿方案编制意见）、绥中县政府于2012年6月20日向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报送的绥政函[2012]44号《关于报送康菲案相关十八名养殖者核实情况的函》（以下简称绥中县政府核实情况函）、绥中县政府于2012年6月26日印发的绥政发[2012]67号《关于印发绥中县蓬莱19-3溢油事故赔偿补偿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绥中溢油事故赔偿补偿方案）、绥中县海洋与渔业局海域科原负责人有关海域使用权证书的情况说明（以下简称绥中县海洋与渔业局海域使用权证书情况说明）、《康菲溢油补偿情况分配表》。第二组证据包括绥中县海洋与渔业局在档案中留存的涉案海域使用权变更登记申请表和相关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涉案海域权属变更档案材料）。第三组证据包括本院对案外人王立红（涉案部分海域使用权转让协议签署时的中间人）制作的询问笔录2份、张刚诉称在涉案海域养殖时所用养殖设施的现状照片。第四组证据为在绥中县海洋与渔业局留存的杨洪岐于2012年申领溢油事故赔偿补偿款的申报材料，其中包括东杨家村委会和东杨家边防派出所出具的介绍信、杨洪岐与李书义就涉案海域签订的转让协议书（落款时间为2011年10月28日）、浅海养殖户渔业损失申报表2份、扇贝苗购买收据3份。 各方当事人均对本案相关证据发表了质证意见,本院在综合分析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见后认为: （一）关于本院调取的证据 1.关于本院调取的第一组证据，张刚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康菲公司对赔偿补偿方案编制意见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杨洪岐对绥中县海洋与渔业局海域使用权证书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组证据的来源为绥中县政府及绥中县海洋与渔业局向本院书面回函的部分材料，系国家机关的职权行为，本院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力予以认定。 2.关于本院调取的第二组证据，张刚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康菲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和合法性有异议；杨洪岐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该组证据的来源为绥中县海洋与渔业局关于涉案海域使用权转让登记情况的档案材料，结合第一组证据中绥中县政府核实情况函及绥中溢油事故赔偿补偿方案的证明内容，本院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力予以认定。 3.关于本院调取的第三组证据，张刚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康菲公司和杨洪岐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该组证据中王立红的询问笔录与杨洪岐提交的王立红在葫芦岛中院的询问笔录存在部分矛盾，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关于养殖设施的现状照片，因仅有王立红对设施归属情况的口头指认，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充分佐证，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 4.关于本院调取的第四组证据，张刚和康菲公司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杨洪岐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该组证据的来源为杨洪岐于2012年申报溢油事故赔偿补偿款时向绥中县海洋与渔业局递交的申报材料，其中介绍信为证明杨洪岐本人身份的证明材料，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认定；转让协议书（落款时间为2011年10月28日）经当事人李书义和王立红核实为虚假协议，结合其他证据，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渔业损失申报表系杨洪岐自行填写，无法验证其内容真实性，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扇贝苗购买收据中并未体现杨洪岐购买苗种的事实，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 （二）关于张刚提交的证据 1.在张刚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当事人对海域使用权证书和海域使用金收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认定；关于转让协议书（落款时间为2011年3月14日），该证据能够与绥中县政府核实情况函、绥中县海洋与渔业局海域使用权证书情况说明及绥中县海洋与渔业局留存的涉案海域权属变更档案材料相印证，且杨洪岐对转让协议书涉及其本人落款签名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结合其他证据，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认定；关于“股份转让协议书”，杨洪岐与案外人李书义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认定。 2.在张刚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中，绥中县政府核实情况函、绥中溢油事故赔偿补偿方案与本院调取的相应证据内容一致，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认定；会议纪要经与绥中县政府核实，内容属实，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认定。 3.在张刚提交的第三组证据中，关于农业部答复函和国家海洋局答复书，因其均为复印件且张刚未能提供证据原件以供核对，其真实性不能确定，本院对该部分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关于联合调查组报告，康菲公司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且康菲公司亦将该报告作为证据提交法庭，本院对该证据记载内容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4.在张刚提交的第四组证据中，关于案外人范玉玲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因与杨洪岐申请的证人苏玉林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相互矛盾，本院结合其他证据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不予认定；关于案外人李书义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其作为涉案海域使用权转让的当事人之一，对涉案海域使用权转让的事实陈述应当具有较高的证明力，但因其陈述将涉案海域使用权转让给张刚的时间与绥中县政府核实情况函、涉案海域权属变更档案材料中的记载存在差异，对该差异部分证人证言的证明力，本院不予认定，对证人证言其他部分的证明力，本院予以认定；关于张刚购买苗种和养殖物资的收条，因相关交易方均未出庭作证且部分收条落款时间发生于溢油事故发生后较长时间，本院对该部分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 （三）关于康菲公司提交的证据 1.在康菲公司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农业部网站的报道与联合调查组报告均系国家机关依职权作出，康菲公司网站的报道虽系康菲公司自行作出，但其内容与农业部网站的报道内容基本一致，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康菲公司主张的张刚应当向地方政府寻求赔偿补偿资金的证明事项不予认可。 2.在康菲公司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中，关于2010年至2014年北海区海洋环境公报，因该部分证据系由国家机关依职权作出，本院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康菲公司主张的涉案海域的污染损失可能由其他污染源导致、与溢油事故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明事项不予认可；关于2011年辽宁省环境状况公报，因其并非关于海洋环境状况调查的专业性报告，本院认定专业性的联合组调查报告及2011年北海区海洋环境公报的记载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同时适当参考2011年辽宁省环境状况公报；关于2011年辽宁省葫芦岛市海洋环境状况公报发布情况的新闻报道，因其仅为结论性的概述，且明确记载局部海域存在石油类污染，不能排除涉案海域因溢油事故而受到污染的可能性，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 （四）关于杨洪岐提交的证据 1.在杨洪岐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2014）葫民一终字第00026号民事判决书和（2015）行提字第37号行政裁定书为生效裁判，葫芦岛中院庭审笔录来源于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案件卷宗档案，绥中县政府赔偿补偿资金发放落实协议书与本院调取的相应证据内容一致，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杨洪岐主张的本案应通过行政案件审理程序进行审理的证明事项不予认可。 2.在杨洪岐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中，当事人对海域使用权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认定；2012年海域使用金收据中载明交款项目为涉案海域2010年养殖用海的海域使用金，与张刚提交的2011年海域使用金收据及相关转让协议并无矛盾，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认定；2014年3月28日绥中县海洋与渔业局出具的说明、王伟的谈话笔录来源于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案件卷宗档案，结合本院调取的绥中县海洋与渔业局海域使用权证书情况说明中的内容，本院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杨洪岐主张的涉案海域使用权证书变更登记行为应属无效的证明事项，本院不予认可；东杨家村委会出具的介绍信、2012年8月18日九名养殖户签名的证明无法确定其证明内容与涉案海域存在关联，本院对该部分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2013年1月20日七名养殖户签名的证明信除杨洪岐本人外仅有案外人苏玉林一人出庭接受质询，本院结合其他证据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案外人苏玉林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与张刚申请的证人范玉玲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相互矛盾，本院结合其他证据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绥中县人民法院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和（2013）绥民前卫初字第00044号民事裁定书为生效裁判文书，绥中溢油事故赔偿补偿方案与本院调取的相应证据内容一致，本院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溢油事故赔偿补偿款已确定由杨洪岐所有的证明事项不予认可。 3.在杨洪岐提交的第三组证据中，张刚对赔偿补偿款分配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杨洪岐主张的其与张刚就溢油事故赔偿补偿款分配达成协议的证明事项予以认可；杨洪岐与李书义签订的转让协议书（落款时间为2011年6月7日），李书义当庭指认该协议书上李书义的签名为他人冒签，杨洪岐未提供其他有效证据予以反驳，结合其他证据，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李书义与张刚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与张刚提交的相应证据内容一致，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认定；王立红在葫芦岛中院的询问笔录与其在本院所作询问笔录内容相互矛盾，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东杨家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没有负责人签字确认，且证明内容中杨洪岐养殖扇贝的时间区间有明显涂改痕迹，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关于案外人杨彬秋、唐振山出具的证明，证明人未出庭接受质询，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绥中县前所镇政府的公示通知为打印件且未加盖镇政府或其职能部门的公章，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关于2012年11月23日《绥中县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海洋区划的通告》，经与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网站公示的（2015）行监字第96号行政裁定书核对，该通告真实存在，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和当庭陈述以及本院调取的证据，本院查明事实如下： 2011年杨洪岐将位于辽宁省绥中县前所镇用海面积为25.306公顷（379.58亩）的渔业养殖用海使用权转让于李书义，李书义在受让取得涉案海域使用权后很短时间内将该海域使用权再次转让于张刚，在受让期间，李书义未进行实际养殖。李书义和张刚受让涉案海域时，为了顺利办理涉案海域使用权证书更名登记，杨洪岐配合李书义和张刚签署了转让协议书，并在绥中县海洋与渔业局涉案海域权属变更档案材料中留档备查，档案中杨洪岐与张刚签署的转让协议书上载明的落款日期为2011年3月14日。涉案海域使用权证书原件由张刚持有，用海项目登记为筏式养殖，批准使用终止日期为2011年8月1日，登记权利人由杨洪岐手写更名为李书义和张刚，并由绥中县海洋与渔业局在更名处加盖公章。李书义在庭审中明确表示涉案海域使用权已转让于张刚，并与张刚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书”，涉案海域全部权利由张刚享有，与其无关。绥中县政府和绥中县海洋与渔业局向本院回函的海域使用权证书情况说明中记载：“我们在办理海域使用权转让期间，所有海域使用权证书均在有效使用期内。”海域使用金交纳记录显示，涉案海域2006年8月至2008年8月、2010年、2011年的海域使用金已交纳，其中2011年10月21日的海域使用金收据显示交纳人为李书义，交纳项目为涉案海域2011年的海域使用金；2012年7月30日的海域使用金收据显示交纳人为杨洪岐，交纳项目为2010年的海域使用金。2012年6月20日，绥中县政府向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报送的核实情况函中载明，绥中县政府责成海洋与渔业局、有关乡镇政府对包含张刚在内的十八名养殖者情况进行了逐一核实，此十八人与绥中县当地养殖者签订转让协议从事海产品养殖，其中十五人（含张刚）持有合法使用证件，并在附件中对涉案海域的海域使用权变更情况进行了核实确认。2012年11月23日，绥中县政府发布通告，要求在东戴河新区滨海旅游岸段从事海上筏式养殖的养殖户从即日起立即停止一切海上生产作业活动，涉案海域包含在内。 2011年6月4日，位于渤海海域中南部的蓬莱19-3油田B平台发生溢油事故，同年6月17日，蓬莱19-3油田C平台C**井发生井涌事故，造成渤海部分海域遭受污染。蓬莱19-3油田系由中海油公司与康菲公司合作开发，在溢油事故发生时，油田的作业者为康菲公司。2011年8月18日，由国家海洋局、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交通运输部、农业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能源局组成的溢油事故联合调查组对溢油事故发生的原因、性质、责任及污染损害等情况进行调查。2012年6月21日，联合调查组发布调查报告，认定：溢油事故是造成重大海洋溢油污染的责任事故，导致蓬莱19-3油田周边及其西北部面积约6200平方公里的海域海水污染；康菲公司在作业过程中违反了油田总体开发方案，在制度和管理上存在缺失，对应当预见到的风险没有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最终导致溢油；康菲公司作为该油田的作业者承担溢油事故的全部责任。该报告载明，溢油事故造成蓬莱19-3油田周边及西北部面积约6200平方公里的海域海水污染（超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其中870平方公里海水受到严重污染（超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2011年7月中下旬在辽宁省绥中县东戴河岸滩发现油污，呈不均匀带状分布，带长约4公里，宽度约0.5米，采集油样经油指纹分析鉴定，与蓬莱19-3油田溢油指纹一致。2012年6月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发布2011年北海区海洋环境公报，其中2011年5月渤海水质等级分布示意图显示绥中县周边近岸海域水质等级为第一类，同年8月渤海水质等级分布示意图显示绥中县周边近岸海域水质等级降为第四类；该公报第2.2.1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部分载明：“溢油事故属于海底溢油，溢油持续时间长，大量石油类污染物进入水体和沉积物，使蓬莱19-3油田周边及其西北部海域海水环境和沉积物受到污染。河北（秦皇岛、唐山）和辽宁（绥中）的部分岸滩发现来自蓬莱19-3油田呈不均匀带状分布的油污。溢油降低了污染海域的浮游生物种类和多样性，对海洋生物幼虫幼体、鱼卵和仔（稚）造成损害，使底栖生物体内石油烃含量明显升高，海洋生物栖息环境遭到破坏。”2012年北海区海洋环境公报第2.2.1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海洋环境影响部分载明：“2012年，继续对2011年发生的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附近海域开展跟踪监测。结果显示，蓬莱19-3油田附近海域海洋环境质量、浮游生物群落和底栖生物质量处于恢复中，但尚未恢复到事故前的水平。大部分海域海水石油类浓度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局部区域海水石油类浓度超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部分站位海水石油类浓度超第三类海水水质标准。沉积物石油类含量基本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个别站位沉积物石油类含量超第三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浮游生物群落结构处于恢复中，多样性指数仍低于背景值；浮游动物幼虫幼体密度略有恢复，仍处于较低水平，鱼卵仔鱼数量仍然较低。底栖生物质量有所好转，但底栖生物体内石油烃含量仍然高于背景值。”2013年北海区海洋环境公报第2.3.1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海洋环境影响部分载明：“2013年，继续对2011年6月发生的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附近海域开展跟踪监测。结果显示，蓬莱19-3油田附近海域沉积物中石油类含量基本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个别站位沉积物中石油类含量超第二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浮游生物群落结构逐渐恢复，多样性指数基本与事故前水平持平；浮游动物幼虫幼体密度明显升高，但仍低于事故前水平，鱼卵仔鱼数量仍然较低；底栖生物质量继续好转，鱼类体内石油烃含量基本与事故前水平持平，但甲壳类体内石油烃含量仍然高于事故前水平。”2014年北海区海洋环境公报第2.3.1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海洋环境影响部分载明：“继续对2011年发生的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附近海域开展跟踪监测。结果显示，海水石油类浓度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个别站位石油类含量超第三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浮游生物群落结构逐渐恢复，多样性指数基本与事故前持平；浮游动物幼虫幼体密度明显升高，基本恢复到事故前水平；鱼卵仔鱼数量仍然较低。底栖生物质量好转，鱼类体内石油烃含量基本与事故前持平，甲壳类体内石油烃含量略高于事故前水平。”另查明,由国家环境保护局（现为环境保护部）和国家海洋局共同提出，并于1998年7月1日实施的《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载明,按照海域的不同使用功能和保护目标,海水水质分为四类。其中,第一类水质适用于海洋渔业水域,海上自然保护区和珍稀濒危海洋生物保护区;第二类水质适用于水产养殖区,海水浴场,人体直接接触海水的海上运动或娱乐区,以及与人类食用直接有关的工业用水区。 溢油事故发生后，农业部于2012年1月25日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公告，宣称与康菲公司、中海油公司就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渔业索赔行政调解方案达成一致，约定由康菲公司出资10亿元用于解决河北省、辽宁省部分区县养殖生物的经济损失和渤海天然渔业资源损失赔偿和补偿问题。2012年2月1日，绥中县政府与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签订赔偿补偿资金发放落实协议书，协议书载明：经过农业部行政协调，由康菲公司出资12148.6万元，对溢油事故造成的绥中县养殖渔业损失予以赔偿和补偿；由绥中县政府负责养殖渔业损失赔偿补偿资金发放落实工作，制定赔偿补偿发放标准和管理办法，做好渔民群众解释工作，引导渔民群众自愿、合理选择索赔途径。2012年2月15日，绥中县政府召开关于绥中县养殖渔民损失赔偿补偿资金发放进展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对包含张刚在内的十八名绥中地区渔业养殖者在本院对康菲公司提起的诉讼进行密切关注。2012年4月8日，绥中县政府邀请有关专家讨论形成赔偿补偿方案编制意见，意见明确：赔偿和补偿范围为以在绥中县开放性海域直接从事海水养殖生产的养殖户；赔偿和补偿申报原则为底播养殖以2011年6月19日以后仍持有合法海域使用手续的方可申报，浮筏式养殖以2011年6月19日以后在绥中县开放性海域内设置养殖设施进行养殖生产，并曾经办理过用海手续的方可申报，底播养殖与浮筏式养殖发放标准按1:2比例，根据全县总规模决定每户赔偿补偿金发放数额。2012年6月26日，绥中县政府向辖区沿海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部门印发绥中溢油事故赔偿补偿方案，确定在绥中县开放性海域直接从事海水养殖生产的养殖户可申报赔偿和补偿，分为底播养殖和浮筏式养殖两种类型，其中浮筏式养殖的赔偿补偿对象为2011年在绥中县海域内设置养殖筏台进行养殖生产并办理过合法用海手续的养殖户，同时要求浮筏式养殖户需将海域使用金补交至2011年6月19日。此后，有关乡、镇人民政府根据核实结果及赔偿补偿标准对养殖权利人进行行政协调，并由海洋渔业部门向接受行政协调的养殖权利人发放溢油事故养殖业赔偿补偿款。当地大多数养殖权利人均按上述标准接受行政协调并领取了赔偿补偿款。涉案海域包含在赔偿补偿范围内，但张刚未接受行政协调。绥中县海洋与渔业局出具的《康菲溢油补偿情况分配表》显示，绥中溢油事故赔偿补偿方案执行的赔偿补偿标准为底播养殖893元/亩、筏式养殖1786元/亩，包含张刚在内的十八名养殖户均按照筏式养殖标准拨备赔偿补偿款。杨洪岐作为涉案海域的海域使用权证书原始权利登记人，于2012年向绥中县政府申领赔偿补偿款，后因其不符合绥中溢油事故赔偿补偿方案制定的发放条件，绥中县政府、绥中县海洋与渔业局拒绝向其发放款项，杨洪岐因此对绥中县政府、绥中县海洋与渔业局提起了一系列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但上述诉讼案件中的已生效裁判文书并没有确定涉案海域溢油事故赔偿补偿款的归属。 本院认为：本案为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因康菲公司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注册的公司，本案具有涉外因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关于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的规定，本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本案纠纷。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可以归纳为：（一）张刚是否有权提起索赔诉讼；（二）溢油事故是否对涉案海域造成污染；（三）张刚主张的养殖损失数额是否合理；（四）张刚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一）关于张刚是否有权提起索赔诉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一条的规定,绥中县政府有权许可养殖者使用国家规划确定用于养殖业的全民所有的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溢油事故发生前，张刚通过与原养殖权利人杨洪岐签订海域使用权转让协议书、在渔业行政主管机关处对海域使用权证书进行手写更名登记的方式获得涉案海域的养殖经营权和收益权，绥中县政府和渔业行政主管机关对此并未提出异议。溢油事故发生后，绥中县政府和渔业行政主管机关在制定和实施溢油事故赔偿补偿方案时，并未因涉案海域使用权证书存在手写更名情形，而否定张刚申领溢油事故赔偿补偿款的资格。根据上述事实，结合绥中县政府核实情况函的记载，说明张刚对涉案海域享有合法使用权，如果涉案海域因溢油事故污染受到损害，张刚有权就其养殖损失向康菲公司提出索赔。 虽然康菲公司和中海油公司通过与农业部协商，由康菲公司出资10亿元为有关区县受损养殖户提供了行政协调解决方案，但张刚作为受损养殖户可以选择不通过行政协调途径，而以诉讼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对康菲公司提出张刚无权提起索赔诉讼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涉案海域使用权转让协议书签订时间的争议，绥中县政府向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报送的核实情况函中明确载明，张刚持有涉案海域合法的海域使用证件，杨洪岐已于2011年3月14日将涉案海域使用权转让于张刚，并办理了海域使用权证书变更登记。杨洪岐虽然主张其与张刚签署的海域使用权转让协议书落款时间存在倒签行为，但并未有效举证证明转让协议书的具体签订时间，不能据此否定绥中县政府对涉案海域使用权转让情况作出的书面认定；同理，案外人李书义出具的证人证言中关于涉案海域使用权转让时间的表述，亦不足以否定绥中县政府核实情况函的记载。杨洪岐否定张刚具有污染损失索赔权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溢油事故是否对涉案海域造成污染 根据联合调查组报告和2011年北海区海洋环境公报记载，2011年5月，绥中县周边近岸海域水质等级为第一类；同年7月中下旬，溢油事故的油污到达绥中县部分岸滩；同年8月，绥中县周边近岸海域水质等级降为第四类。2011年北海区海洋环境公报进一步指出，溢油对受污染海域的浮游生物种类和多样性、海洋生物幼虫幼体、鱼卵和仔（稚）、海洋生物栖息环境均造成了损害。2012年北海区海洋环境公报记载，蓬莱19-3油田附近海域环境质量、浮游生物群落和底栖生物质量处于恢复中，但尚未恢复到事故前的水平。2013年、2014年北海区海洋环境公报记载，受溢油事故污染的养殖海域中海水、沉积物、浮游生物和底栖生物的各项指标，到2014年时基本恢复到溢油事故发生前的水平。上述事实说明，2011年事故溢油已扩散至绥中县周边近岸海域，导致包含涉案海域在内的绥中县周边近岸海域水质明显下降，海洋生物栖息环境遭到损害，且污染造成的影响直到2014年才基本结束，涉案海域污染受损与溢油事故之间具有关联性。 在上述事实已经证明涉案海域污染损害与溢油事故之间具有关联性的情况下，康菲公司辩称溢油事故与涉案海域的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其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承担举证证明溢油事故与涉案海域的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责任，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上述抗辩主张。对康菲公司否定溢油事故造成涉案海域污染损失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依法认定溢油事故与涉案海域的污染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三）关于张刚主张的养殖损失数额是否合理 张刚主张依据当地政府制定的溢油事故赔偿补偿方案中确定的赔偿补偿标准（筏式养殖1786元/亩）确定涉案海域的养殖损失数额为677929.88元（379.58亩×1786元/亩），而没有另行举证证明其损失程度和数额。鉴于当地政府确定的赔偿补偿标准虽非证明涉案海域养殖损失的直接证据，但因审理过程中对涉案海域的养殖损失进行评估、鉴定的条件已不具备,且绥中县大多数养殖权利人已通过行政协调的方式接受了该标准,表明该标准基本能够弥补绥中县养殖权利人在溢油事故中遭受的损失。康菲公司对此虽提出异议，但未提出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张刚关于按照上述赔偿补偿标准确定涉案海域养殖损失数额的主张基本合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对张刚提出要求康菲公司按照上述赔偿补偿标准赔偿其养殖损失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四）关于张刚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六条规定，提起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时效期间为三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受到损害时起计算。本案所涉溢油事故发生于2011年6月4日，张刚于2012年2月7日向本院递交起诉状等诉讼材料，对康菲公司提出索赔，故张刚的起诉并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康菲公司和杨洪岐关于张刚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张刚具有索赔权利,溢油事故对涉案海域造成了污染,康菲公司作为污染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张刚养殖损失人民币677929.88元。 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579元（张刚已预交），由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张刚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十一份，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孙 光 审 判 员  王宏伟 人民陪审员  田卫卫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郝志鹏 书记员郭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