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粤09行初125号 原告茂名市电白区罗坑镇甘坑村龙劲大头岭经济合作社（原电白县罗坑镇甘坑管理区龙劲经济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叶世贺，社长。 委托代理人朱照彬，男，1967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封开县。 委托代理人曾志文，男，1979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 被告茂名市电白区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华翠，区长。 委托代理人李周，男，茂名市电白区人民政府调处办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吴国华，广东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茂名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许志晖，市长。 委托代理人钟朝锋，男，茂名市法制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陈华杰，男，茂名市法制局干部。 第三人茂名市电白区罗坑镇福地岭村荔枝塘经济合作社（原电白县罗坑镇福地岭村荔枝圹经济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郑开基，社长。 委托代理人陈丹蓉，广东一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国华，广东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茂名市电白区罗坑镇甘坑村青湾村第一经济合作社（原电白县罗坑镇甘坑管理区青湾村第一经济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胡文泉，社长。 原告茂名市电白区罗坑镇甘坑村龙劲大头岭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龙劲社”）不服被告茂名市电白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电白区政府”）、茂名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茂名市政府”）土地行政确权及行政复议纠纷一案，于2017年8月1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9月15日立案后，于当日向两被告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1月15日、2018年1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龙劲社的委托代理人朱照彬、曾志文，被告电白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李周、吴国华，被告茂名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钟朝锋、陈华杰，第三人茂名市电白区罗坑镇福地岭村荔枝塘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荔枝塘社”）的委托代理人陈丹蓉、吴国华，第三人茂名市电白区罗坑镇甘坑村青湾村第一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青湾一社”）的法定代表人胡文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1月17日，被告电白区政府作出电府行决字[2017]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争议岭山林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归申请人荔枝塘社所有。龙劲社不服，向茂名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7年7月14日，茂名市政府作出茂府行复[2017]1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电府行决字[2017]2号行政处理决定。 原告龙劲社诉称：原电白县人民政府在1982年8月26日发给原告的山权林权证，根据该证的记载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大竹园岭岗至大崩坑为中心，界至分别为东至石床岭顶，南至大崩坑上便青一队山分界，西至牛蕴，北至大竹园墩石新开田队山分界，面积共2000亩；第二部分以阿屎岗岭为中心界至分别为东至牛蕴南坳，南至牛蕴南坳大头岭屋背，西至大河，北至鸭屎燕岭顶分水下面，面积共400亩。上述山林权属一直属于原告。然而被告未经查实主观臆断地认为该争议山林自解放后至2015年权属属于第三人荔枝塘社所有，进而错误地作出了行政处理决定，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合法权益。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严重违反法律规定。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29、51条的规定，被告没有履行公告程序，没有在调处过程中告知被告调处人员的信息，剥夺原告申请回避的权利。其次，被告未向原告送达决定书附件，该附件对于原告的权利有重大影响。诉讼请求：请求撤销电白区政府作出的电府行决字[2017]2号处理决定以及茂名市政府作出的茂府行复[2017]18号复议决定。 原告龙劲社向本院提交了一份证据：№0758XX号电白县山权林权证；证明林地山名、地名界至，争议地权属属于原告，第三人主张的争议地在我方的四至范围内。 被告电白区政府辩称：一、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茂府行复[2017]1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7年7月25日送达原告，原告于2017年8月11日向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显然已超过法律规定的十五天起诉期限。二、原告主张拥有争议山林的权属，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原告没有使用、管理争议山林。根据被告的调查，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有使用、管理争议山林的事实；原告也没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使用、管理争议山林的事实存在。2、在法定期限内，原告没有向被告提交《山权林权证》，原告只是提供了《三包四固定划分的山体界至》的书面证据。但该证据不真实，不可采信。原告并没有向被告提交其持有的1982年的《山权林权证》，只是在行政复议期间，才向复议机关提交。三、电府行决字[2017]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处理决定书认定的主要事实有：解放后，争议地一直属第三人荔枝塘村经济合作社使用、管理和收益。历经1953年“土地改革”和1962年“三包四固定”，争议地权属不变，仍属第三人荔枝塘村经济合作社所有。1980年，原告村民李兴忠、周耿斌、郑惠权三人向第三人荔枝塘村经济合作社承包争议地的竹林经营搞副业，租金300元/年，每人每年100元。1982年林业三定时期，第三人荔枝塘村经济合作社领取了争议地的山权林权证。2003年，第三人同电白县防护林站签订了《林地承包合同书》，该合同书明确了第三人对争议地的经营、管理和收益。2010年，林业管理部门进行林地林权勘查登记，原告在《林地林权勘查登记卡》“东至鸟颈岭岗分水为界”和“北至社坛石路、红路头、阿屎岗风车岭顶至六重石为界”中签名认可界至。以上事实有证人证言、契约、《电白县山权林权证》、《合同书》、《林地承包合同书》、《林地林权勘查登记卡》、收据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四、电府行决字[2017]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被告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并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九条、第十条第一款第（七）、（十）项和第十五条的规定，确定牛藴岭山林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归第三人茂名市电白区罗坑镇福地岭村荔枝塘经济合作社所有，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四、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原告起诉没有参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七条履行民主议定程序。原告起诉只是其法定代表人叶世贺及其集体少数人的意思，不是该集体大多数成人的意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村民小组诉讼权利如何行使的复函》明确规定，农民集体经济组织起诉应当履行民主议定程序，原告的起诉没有依照法律规定进行民主议定，故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应当驳回其起诉。 被告电白区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证据1.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回证；证明原告于2017年7月25日收到茂府行复[2017]1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017年8月11日才向茂名中院起诉，超过15日的起诉期限。 证据2.确定争议岭权属四至面积图（牛蕴岭），2016年3月18日现场踏界签到表，2016年9月21日参加调解、勘查人员报到表；证明争议岭的位置、名称、界至、面积、附着物。 证据3.证号：№00217XX、№217XX、№00217XX号电白县山权林权证；证明电白县人民政府将争议岭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确权为第三人罗坑镇福地岭村荔枝塘经济合作社所有。 证据4.广东省林地林权登记申请表，林地林权勘查登记卡；证明2010年8月23日，原告在争议岭牛蕴岭的四至交界签名确认牛蕴岭的山林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属第三人所有，原告侵犯第三人的山林权。 证据5.2003年1月1日甲方电白县罗坑镇福地岭村委会荔枝塘社与乙方电白县防护林站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书，1980年1月甲方荔枝圹村与乙方郑惠权签订的合同书，现金支出单据2份，解放前山契文书；证明第三人荔枝塘社一直对争议岭牛蕴岭进行管理、使用和收益，原告侵犯第三人对争议岭的管理权、使用权和收益权。 证据6.2016年9月28日被询问人胡文泉、郑惠发、胡良亚、郑锋、甘焕仁的询问笔录；证明争议岭牛蕴岭属第三人。 证据7.2016年10月18日被询问人郑惠权、叶世贺的询问笔录；证明从1980年至今，第三人将牛蕴岭的竹林承包给原告村民李兴忠、周耿斌、郑惠权经营搞副业，每年租金300元(100元/人)。 证据8.茂府行复[2017]1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电府行决字[2017]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正确。 证据9.2016年10月18日被询问人陈德龙、吴文芝、杨汝炎、郑开基的询问笔录；证明争议岭叫牛蕴岭，解放前属第三人村的祖居地，解放前至今一直由第三人经营、管理和收益。 证据10.2015年12月30日荔枝塘合作社的确权申请书、电调处受字[2016]第02号山林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受理通知书、答辩通知书、2016年11月28日荔枝塘合作社的不同意和解声明、2016年3月22日龙劲合作社的答辩书、答辩通知书、1962年9月22日三包四固定划分的山体界至、立案呈批表、电府行决字[2017]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电白县区人民政府文书送达回证及回执各3份、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2份；证明电府行决字[2017]2号决定程序合法。 证据11.《森林法》17条、《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九条、第十五条、第十条第一款第（七）（十）项；证明电府行决字[2017]2号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被告茂名市政府辩称：一、原告属于超期起诉，法院应裁定驳回其起诉。《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于2017年7月21日通过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向原告邮寄了茂府[2017]18号决定，原告法定代表人叶世贺签收了茂府[2017]18号决定。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市分公司提供的《邮件全程跟踪查询》显示，叶世贺于2017年7月25日签收了茂府[2017]18号决定。原告于2017年8月11日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15日的起诉期限，应该驳回原告起诉。二、茂府[2017]18号决定和电府[2017]2号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有《确定争议岭权属四至面积图》、00217XX、00217XX、00217XX、0758720XX号《电白县山权林权证》《林地承包合同书》《林地林权勘查登记卡》等证据证实。三、电府[2017]2号决定和茂府[2017]18号决定程序合法。电府[2017]2号决定，经过申请、受理、调查、决定等程序，完全符合法定程序。原告不服电府[2017]2号决定，向被告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受理后，在规定的时间通知电白区政府答复和举证，并通知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接着，被告经过现场勘验并结合相关证据材料进行书面审查，在法定期限作出茂府[2017]18号决定，最后送达给原告、第三人和电白区政府。以上所有的手续完备，程序合法。四、电府[2017]2号决定和茂府[2017]18号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第三人持有原电自县政府核发的包含争议岭的《山林权证》，并对争议岭长期进行经营、管理和收益，且在2010年换发山林权证时，原告的代表签名认可争议岭属第三人。因此，第三人主张争议岭权属证据充足，理由充分。原告对争议岭没有经营使用事实，其提供的0758720XX号《电白县山权林权证》所记载的四至与争议岭实地不符，不能证明包含争议岭，且没有权属来源。因此，电白区政府依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将争议岭的山林权属确归第三人所有，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电府[2017]2号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处理结果适当，符合《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因此，被告适用上述规定作出茂府[2017]18号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综上所述，茂府[2017]18号决定和电府[2017]2号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超期起诉，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茂名市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证据1.茂府行复[2017]1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回证4份；证明复议程序合法。 证据2.2017年2月10日申请人茂名市电白区罗坑镇甘坑村龙劲经济合作社的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复议程序合法。 证据3.茂府行复[2017]18号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及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回证1份、茂府行复[2017]18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回证1份；证明复议程序合法。 证据4.茂府行复[2017]18号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及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回证各2份；证明复议程序合法。 证据5.2017年4月12日的申请书，茂府行复[2017]18号行政复议中止通知书及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回证4份，茂府行复[2017]18号恢复审理通知书及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回证4份；证明复议程序合法。 证据6.邮件全程跟踪查询结果；证明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由于证据6经法院认定原告没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可以撤回证据6，不作为证据。 第三人荔枝塘社述称：一、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茂府行复[2017]1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7年7月25日送达原告，原告于2017年8月11日起诉，复议决定书亦告知了原告起诉期限，原告的起诉已超过法律规定的十五天起诉期限，人民法院应驳回其起诉。二、原告没有使用争议地的事实，亦没有争议山林的权属凭证。其主张争议山林归其所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一直以来，原告都没有使用、管理争议山林。根据电白区政府的调查，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有使用、管理争议山林的事实，原告也没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使用、管理争议山林的事实存在。2、原告以其持有的山权林权证为依据，主张争议山林的权属，不能成立。首先，原告的山权林权证没有在电白区政府处理期间提供，而是在行政复议期间才向复议机关提供的。其次，原告提供给复议机关的山权林权证是擅自改变四至的伪造件。第三，原告的山权林权证不是争议山林的权属证书，不包含争议山林在内。从原告擅自改变四至的行为，显然是为了将原本不包含争议山林的凭证变为包含争议山林在内，也可以证实存档的山林权证不是争议山林的权属证书。第四，原告主张争议山林属其所有，但其没有权属来源，没有依法取得争议山林的权属。3、原告没能提供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曾经确认争议山林归其所有的凭证，也没能证实存在确认归其所有的事实行为。如：原告没能提供土地改革、“三包四固定”时期的权属凭证、土地清册等。其虽然提供了山权林权证，但并不是争议山林的权属凭证。三、争议山林一直是由荔枝塘社占有、使用、管理和收益，荔枝塘社持有山权林权证。电白区政府将争议山林确定归荔枝塘社所有和使用，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根据。1、使用事实方面，荔枝塘社管理、使用争议山林的事实，除了电白区政府调查的证人证言可以证实外，还有1980年原告村民李兴忠、周耿斌、郑惠权三人向荔枝塘社承包争议地的竹林搞副业而签订的原始《合同书》为证，且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叶世贺对以上事实也是确认的。2003年电白县防护林站向荔枝塘社承包部分争议地植树造林，亦有原始的《林地承包合同书》为证。原始的现金支出单据证明荔枝塘社经营争议山林的收益。这些原始的书证，证明效力最高，应采纳为定案的证据。2、权属凭证方面，荔枝塘社持有争议地的土地契约，证明荔枝塘社拥有争议地，有土地权属来源。1982年荔枝塘社的三个小组分别领取了部分争议山林的山权林权证。2010年有关部门开展林地林权勘查登记时，再次确认争议的山林属荔枝塘社所有，且当时也得到原告法定代表人叶世贺的签名确认，有《林地林权勘查登记卡》原始书证为证。第三人荔枝塘社既有土地权属来源，又有使用、收益的事实和权属凭证。因此，电白区政府将争议山林确定归荔枝塘社所有，完全正确。补充意见：一、原告提交的山权林权证与第三人所提交的三份山权林权证所确定的地点不存在覆盖、同一地点的情况。原告的山权林权证确定其拥有的林权与第三人拥有的牛蕴岭不是同一地方。二、对原告的诉讼主体有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村民小组诉讼权利如何行使的复函》，原告没有根据组织法的规定召开村民会议，没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同意起诉，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综上，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且其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法院应驳回其起诉。电白区政府所作电府行决字[2017]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以及茂名市政府所作茂府行复[2017]1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合法、合理，应予维持。 第三人荔枝塘社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证据1.土地契约；证明争议地是荔枝塘社的祖产。 证据2.1980年1月甲方荔枝圹村与乙方郑惠权签订的合同书；证明原告村民郑惠权等3人向荔枝塘社承包案涉竹林搞副业，承包期40年，荔枝塘对争议地有长期经营、收益的事实。 证据3.2003年1月1日甲方电白县罗坑镇福地岭村委会荔枝塘社与乙方电白县防护林站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书；证明电白县防护林站向荔枝塘社承包争议地植树造林。 证据4.证号：№00217XX、№217XX、№00217XX号电白县山权林权证；证明荔枝塘社依法拥有争议山林的所有权。 证据5.现金支出单据2份；证明荔枝塘社领取争议地生态林补助金，争议地权属属于荔枝塘社。 证据6.№0758XX号电白县山权林权证；证明原告所持山权林权证不是争议地的凭证，四至“东南西北”有修改。 第三人青湾一社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及证据，庭审时口头述称：我方的土地以崩坑为界与荔枝塘经济合作社分开，从没有争议。崩坑东面是第三人荔枝塘社的，西面是我村的。我方不主张争议岭的权属。争议地以崩坑为界，在崩坑的东边，是属于荔枝塘村的。 经庭审质证，原告龙劲社对被告电白区政府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送达回证有异议，被告没有给我方送达回证，我方只是收到复议决定书，邮政快递回执上写明的送达材料是复议决定书，没有写送达回证。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3荔枝塘一、二组的证与争议地有关，挨着电站的证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这是第三人的单方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林地林权勘查登记卡中叶世贺的签名是真实的，但不代表原告放弃了相应的权益。对证据5的三性均不予认可，2003年的林地承包合同书是第三人与其他人的单方行为，1980年合同书中的双方代表是亲属关系，不排除造假的可能。对证据6、7有异议，部分询问笔录没有被询问人的身份证明，被询问人叶世贺的笔录中有叶世雄和叶世贺两人的签名。对证据8的真实性认可，但不正确，且复议机关没有给我方送达回证，只是给了复议决定。对证据9中的被询问人郑开基的询问笔录有异议，没有介绍询问人的身份，签名处除了郑开基外还有郑惠金签名，合法性不予认可。对证据10的真实性认可，但程序不合法，其中1962年9月22日三包四固定划分的山体界至，被告没有充分调查核实。电府行决字[2017]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不完整，我方没有收到该决定书附件的《确定争议地权属、四至、面积图》。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被告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该调处条例中有规定权属争议以林权证为主要依据，被告未采纳我方的林权证，且被告没有按照条例履行公告程序、告知义务。 被告茂名市政府对被告电白区政府提交的全部证据无异议。 第三人荔枝塘社对被告电白区政府提交的全部证据无异议。 第三人青湾一社对被告电白区政府提交的全部证据无异议。 原告龙劲社对被告茂名市政府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我方至今没有收到送达回证。对证据2-5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复议程序不合法，其中明显瑕疵是未对复议申请人的主体信息进行核实，也未对具体行政行为相关证据进行核实。 被告电白区政府对被告茂名市政府提交的全部证据无异议。 第三人荔枝塘社对被告茂名市政府提交的全部证据无异议。 第三人青湾一社对被告茂名市政府提交的全部证据无异议。 被告电白区政府对原告龙劲社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在政府确权处理期间，原告没有提交该证据，被告对叶世贺做笔录询问时，叶世贺也说没有林权证，原告在规定时间内也没有提交该证据。并且该山林权证所确定的山林不在争议地的范围内，根据现场现状及原告山林权上记载的四至，无法确定该证的山林在争议地范围内。原告故意混淆大崩坑与崩坑，把崩坑作为大崩坑。事实上，大崩坑在争议地的东边，崩坑在争议地的西边。如果以崩坑为界，原告的山林权证包含争议地，如果以大崩坑为界，原告的山林权证不包含争议地，明显原告的山林权证南边界至是大崩坑，不是崩坑。且原告的山林权证的西至是牛蕴，按照正常的理解，不包括牛蕴岭在内，只是到牛蕴岭岭边。原告凭其所提供的山权林权证作为争议地的权属依据是不成立的。 被告茂名市政府对原告龙劲社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同意电白区政府的质证意见。 第三人荔枝塘社对原告龙劲社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同意电白区政府的质证意见，大崩坑与崩坑分别在牛蕴岭的东边、西边，原告的西至牛蕴岭，故牛蕴岭不包含在原告的山权林权证内。因争议地西边与青湾一社是交界，如原告的西至包括了牛蕴岭，就是与青湾一社交界了，不是西至牛蕴。 第三人青湾一社对原告龙劲社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同意电白区政府和荔枝塘社的质证意见。 原告龙劲社对第三人荔枝塘社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证据2的三性不予认可，合同双方是亲戚，无法保证证据的真实性。对证据3的三性均不认可，是第三人与他人签署的协议，不能证明其拥有产权。对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从林权证上无法证明第三人拥有争议地的所有权，且林地的总计面积不足30亩，与第三人主张的面积相差巨大。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生态林补助金无法证明与争议地相关联。对证据6应以我方提交的林权证为准，不清楚“东南西北”是谁修改的。 被告电白区政府对第三人荔枝塘社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除了原告的山权林权证外，其他证据在被告电白区政府的证据中都有，对第三人的证据无异议。其中证据1明确了荔枝塘社的祖辈向他人购买牛蕴岭。 被告茂名市政府对第三人荔枝塘社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5无异议。对证据6的质证意见是同意电白区政府的质证意见。 第三人青湾一社对第三人荔枝塘社提交的全部证据无异议。 原告于2017年11月15日向本院提交了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26日出具的《关于茂名市电白区罗坑镇甘坑村龙劲经济合作社向本院提交起诉状的时间说明》，拟证明其2017年8月7日已行使诉权，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为了查明原告的起诉有无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本院于当日到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了《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诉讼材料接收凭证》等证据材料，查明原告确实于2017年8月7日到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起诉，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接收其起诉材料经审查后于2017年8月11日将起诉材料退回给原告之后，原告于2017年8月11日到本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原告的起诉没有超过起诉期限的事实。经庭审质证，原告龙劲社对上述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是：无异议。被告电白区政府对上述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是：合法性不予认可，理由是法院不能主动调取证据，只能依当事人的申请调取证据，且法院不能主动适用诉讼时效，对被告、第三人不公平，且原告向茂南区法院提交的起诉状页数与本案的起诉状页数不同，不能仅凭茂南区法院的《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诉讼材料接收凭证》来证明原告就本案向茂南区法院递交过起诉材料。被告茂名市政府对上述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是：同意被告电白区政府的质证意见，当事人写的日期不能证明与法院收到的日期一致，应当以法院收文章的日期为准。第三人荔枝塘社对上述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是：同意被告电白区政府的质证意见，该证据仅显示原告向茂南区法院提交诉讼材料，但根据茂府行复[2017]1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中提到是收到本复议决定书后15日内向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不是向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起诉，故原告在15日内没有到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就是超过起诉期限。第三人青湾一社对上述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是：同意被告电白区政府、被告茂名市政府和第三人荔枝塘社的意见。 本院对上述当事人没有异议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并采信，对有异议的证据则根据其关联性进行综合分析，在认定事实时予以参考采用。 经庭审质证，本院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可以认定如下事实： 本案争议的山岭名称为“牛蕴岭”，坐落在茂名市电白区罗坑镇甘坑村委会，四至是：东至鸟颈岭岗和红路头岭岗分水为界（与甘坑村委会新开田村界限相连），南至勾记岭岗分水为界，西至崩坑至竹沙地大坑、碱水坡水圳为界（与甘坑村委会青湾一队界限相连），北至阿屎岗风车岭顶至六重石为界，面积约1017亩。 1953年“土改”前后，争议岭属于第三人荔枝塘社的祖居地，由第三人荔枝塘社管理使用。1956年，第三人荔枝塘社的村民从原居住地搬迁到甘坑村委会大水劈村。1959年，政府在争议岭附近建设罗坑水库。1962年“四固定”时期，第三人荔枝塘社作为水库移民村，争议岭的权属不变，仍由其管理使用。1980年1月，原告龙劲社的村民郑惠权向第三人荔枝塘社承包牛蕴岭的200多亩山岭种植竹林果树，双方签订有竹林承包的《合同书》。1982年3月，第三人荔枝塘社领取了三个《电白县山权林权证》，其中荔枝塘生产队一组领取了编号为№00217XX的《电白县山权林权证》，该证第一栏记载的山名为“双合地”，面积伍亩，林木种类为“竹林”，界至为“东至青湾竹头为界，南至青湾竹头为界，西至田边，北至青湾竹头为界”，备注“杉木窝至黄竹园”。荔枝塘生产队二组领取了编号为№00217XX的《电白县山权林权证》，该证第一栏记载的山名为“杉木地”，面积伍亩，林木种类为“竹”，界至为“东至勾簪，南至青湾竹头为界，西至吊水埇坳劈，北至阿公坑”，备注“杉木地至桃子岗”。荔枝塘生产队三组领取了编号为№00217XX的《电白县山权林权证》，该证第一栏记载的山名为“大石吼”，面积伍亩，林木种类为“竹”，界至为“东至旱地坡，南至杉木窝横路，西至寿华竹头为界，北至六层石”，备注“赶狗岗岭尾至马安”。该证第二栏记载的山名为“酸桃窝”，面积贰亩，林木种类为“竹”，界至为“东至杉木窝坑，南至田边，西至尽启田路，北至岭岗”，备注“白面石坑为三组”。第三人荔枝塘社主张争议的牛蕴岭是由上述三个1982年的山权林权证中的“杉木地”“双合地”“大石吼”“酸桃窝”四块山岭相连组成。本院组织各方现场勘验时，争议岭的北面确实可见六层大石重叠起来的“六重石”，与上述山林权证中的“大石吼”的北至基本相符。 1982年8月，原告龙劲社的大头岭生产队也领取了编号为№0758XX的《电白县山权林权证》，该证第一栏记载的山名为“大竹园岭岗至大崩坑”，面积2000亩，林木种类为“山林一片”，界至为“东至石床岭顶，南至大崩坑上便青一队山分界，西至牛蕴，北至大竹园墩石新开田队山分界”，备注“大竹园岭岗至大崩坑上便及牛蕴”。该证第二栏记载的山名为“阿屎岗岭”，面积400亩，林木种类为“山林一片”，界至为“东至牛蕴南坳，南至大头岭屋背，西至大河，北至鸭屎燕岭顶分水下面”，备注“阿屎岗风车岭顶流水下大头岭西面属龙劲大头岭山权”。原告龙劲社主张上述1982年山林权证的“大竹园岭岗至大崩坑”和“阿屎岗岭”包罩了本案的争议岭牛蕴岭。本院组织各方现场勘验时，由于山岭面积太大，各方指认不同，无法确认的上述山林权证中的“大竹园岭岗至大崩坑”和“阿屎岗岭”的具体位置。 2003年1月1日，第三人荔枝塘社与原电白县防护林站签订了《林地承包合同书》，第三人荔枝塘社将牛蕴岭约230亩山地发包给电白县防护林站植树造林，承包期为50年。 2010年，第三人荔枝塘社对牛蕴岭申请林地林权的权属登记。茂名市电白区林业局保存有调查日期为2010年8月23日的《林地林权勘察登记卡》和填表日期为2010年9月10日的《广东省林地林权登记申请表》。上述登记卡和申请表记载的“牛蕴岭”的坐落均是在福地岭村委会荔枝塘村，面积均填写了“1131亩”，四至均填写为“东至鸟颈岭岗分水为界，南至勾记岭岗分水为界，西至崩坑为界（吊水洒、黄榄窝岗、岭头坡至碱头坡水圳为界），北至社坛石路、红路头、阿屎岗风车岭顶至六重石为界”。上述申请表的意见栏分别由荔枝塘社、罗坑镇福地岭村民委员会和罗坑镇人民政府的负责人签名并盖有单位公章。上述登记卡的四至均有“接界单位代表”签名和盖指模确认界至，其中东至和北至的“接界单位代表签名”栏均有原告龙劲社的社长叶世贺的签名和指模，原告龙劲社在庭审中对叶世贺的签名和指模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 2003年至2008年，第三人荔枝塘社领取了生态林补助金。从解放后至2016年之前，各方未因争议岭的权属问题产生过纠纷。原告龙劲社称双方的纠纷是于2017年2月因被告电白区政府作出被诉处理决定时发生的。第三人荔枝塘社称双方的纠纷是于2016年因生态林补助金问题而发生的。 2015年12月30日，第三人荔枝塘社作为申请人，以原告龙劲社、第三人青湾一社为被申请人，向被告电白区政府递交《确权申请书》，申请对罗坑镇甘坑村委会境内牛蕴岭1131亩山林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进行确权。电白区政府受理荔枝塘社的确权申请之后，书面通知被申请人龙劲社和青湾一社提交答辩状及有关证据材料。龙劲社向电白区政府提交了《答辩书》及《三包四固定划分的山体界至》主张争议岭的权属。龙劲社提交的《三包四固定划分的山体界至》是打印版本，落款日期为“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二日”，盖有“电白县罗坑镇甘坑村民委员会”和“电白县罗坑镇甘坑管理区龙劲经济合作社”的公章。青湾一社不主张争议岭的权属。2017年1月17日，电白区政府作出电府行决字[2017]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将争议岭山林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归申请人荔枝塘社所有。龙劲社不服，向茂名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茂名市政府经法定程序于2017年7月14日作出茂府行复[2017]1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电白区政府于2017年1月17日作出的电府行决字[2017]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并送达给各方当事人。原告龙劲社的法定代表人叶世贺于2017年7月25日收到上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后，不服该复议决定，于2017年8月1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电白区政府作出的电府行决字[2017]2号行政处理决定和被告茂名市政府作出的茂府行复[2017]18号行政复议决定。 另查明，原告龙劲社于2017年11月15日上午本案第一次开庭时向本院提交了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26日出具的《关于茂名市电白区罗坑镇甘坑村龙劲经济合作社向本院提交起诉状的时间说明》，主要内容为：“茂名市电白区罗坑镇甘坑村龙劲经济合作社因不服茂名市电白区人民政府作出的电府行决字[2017]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于2017年8月7日向本院提交行政诉讼状，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不属于本院管辖，于2017年8月11日将茂名市电白区罗坑镇甘坑村龙劲经济合作社提交的材料（行政诉讼状、茂府行复[2017]18号行政决定书、电府行决字[2017]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退回给茂名市电白区罗坑镇甘坑村龙劲经济合作社，并告知其应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为了查明原告龙劲社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本院于2017年11月15日下午到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对上述《时间说明》的真实性进行了核实，并依职权调取了当事人为“茂名市电白区罗坑镇甘坑村龙劲经济合作社”的《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诉讼材料接收凭证》等材料。其中，《诉讼材料接收凭证》的“提交人”栏有叶世贺的签名，“提交日期”是2017年8月7日，“材料名称”的第1-3栏填写了“行政诉讼状”“茂府行复（2017）18号行政决定书”“电府行政决定书（2017）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等内容，第4栏注明“以上材料已取回，叶世贺，2017.8.11”。 还查明，原告龙劲社的《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明书》中登记的名称为“电白县罗坑镇甘坑村龙劲大头岭经济合作社”，其在本案行政起诉状及其参与两级政府的确权、复议程序中均以“茂名市电白区罗坑镇甘坑村龙劲经济合作社”的名义参加，并盖“电白县罗坑镇甘坑管理区龙劲经济合作社”的公章。茂名市电白区罗坑镇甘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证实了龙劲村与大头岭村属于同一个经济合作社，称为茂名市电白区罗坑镇甘坑村委会龙劲大头岭经济合作社。 本院认为，首先，关于原告龙劲社的起诉有无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本案中，原告龙劲社因不服茂府行复[2017]18号行政复议决定，可以在其收到该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龙劲社的社长叶世贺于2017年7月25日签收了茂府行复[2017]18号行政复议决定，其起诉期限应从2017年7月26日算起，至2017年8月9日届满。由于原告龙劲社已在起诉期限内的2017年8月7日向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茂南区法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可视为其已在法定十五日的起诉期限内向人民法院行使了诉讼权利。且原告龙劲社在茂南区法院退回材料之后的当日又立即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虽然其向本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时间是在其收到被诉复议决定之后的第十七日，被耽误了两日，但是被耽误的两日是因茂南区法院对其起诉材料立案审查而耽误的，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其他不属于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故茂南区法院对龙劲社的起诉材料进行立案审查的时间不应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扣除茂南区法院立案审查的时间之后，原告龙劲社向本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时间并未超过法定十五日的起诉期限。因此，原告的起诉符合法定起诉条件。被告和第三人主张原告的起诉已过起诉期限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其次，关于第三人荔枝塘社的1982年《电白县山权林权证》有无包含争议岭及其对争议岭有无管理使用事实的认定。本案中，第三人荔枝塘社持有1982年的三个《电白县山权林权证》，其认为牛蕴岭是由其1982年的三个《电白县山权林权证》中的“杉木地”“双合地”“大石吼”“酸桃窝”四块山林相连组成。经现场勘验，争议岭的北面确实可见六层大石重叠起来的“六重石”，与“大石吼”的北至基本相符，但对于“杉木地”“双合地”和“酸桃窝”的四至范围，因无明显界限标识，各方指认不同，故无法确定“杉木地”“双合地”和“酸桃窝”的具体位置。但从上述1982年山林权证的文字表述来看，“双合地”“杉木地”“酸桃窝”“大石吼”均与“杉木窝”有关联，可以推定上述几块山岭相邻或相隔不远。并且，争议岭属于第三人荔枝塘社的祖宗岭，各方当事人均不否认。1980年1月，原告龙劲社的村民郑惠权向第三人荔枝塘社承包牛蕴岭的200多亩山岭种植竹林果树，双方签订有竹林承包的《合同书》。2003年1月1日，第三人荔枝塘社将牛蕴岭约230亩山林发包给电白县防护林站植树造林，双方签有《林地承包合同书》。2003年至2008年，第三人荔枝塘社领取了生态林补助金。2010年，第三人荔枝塘社对牛蕴岭申请换发山林权证时，原告龙劲社的社长叶世贺亦在该《林地林权勘察登记卡》的东至和北至的接界单位栏签名和盖指模。因此，第三人荔枝塘社主张其对争议岭具有长期管理使用的事实，有事实根据，本院应予采纳。 再次，关于原告龙劲社的1982年《电白县山权林权证》有无包含争议岭及其对争议岭有无管理使用事实的认定。原告龙劲社虽也领有1982年的《电白县山权林权证》，但该证并未在确权程序中提供给电白区政府，而是在复议程序中提供的。原告龙劲社以1982年《电白县山权林权证》中的“大竹园岭岗至大崩坑”和“阿屎岗岭”主张争议岭的权属。经现场勘验，由于“大竹园岭岗至大崩坑”“阿屎岗岭”的四至无明显标识，各方指认不同，故无法确定“大竹园岭岗至大崩坑”和“阿屎岗岭”的具体位置，从而无法确定上述山岭登记的四至范围有无包含争议岭。但从上述1982年山林权证的文字表述来看，“大竹园岭岗至大崩坑”登记的“西至牛蕴”，应当理解为与牛蕴岭相连，但是不包括牛蕴岭。此外，原告龙劲社亦承认争议岭在1962年之前是第三人荔枝塘社的祖宗岭，只是主张第三人荔枝塘社作为水库移民已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迁出，1962年“三包四固定”时罗坑公社甘坑大队管理委员会已将争议岭划分给原告，并由原告管理使用。原告龙劲社只提供了一份《三包四固定划分的山体界至》来证明其主张的上述事实。由于1962年并不存在“村民委员会”“管理区”“经济合作社”等名称，该份《三包四固定划分的山体界至》的落款日期虽是“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却盖有“电白县罗坑镇甘坑村民委员会”和“电白县罗坑镇甘坑管理区龙劲经济合作社”的公章，明显与当时的实际不符。故原告的该份证据缺乏真实性，应不予采纳。此外，原告龙劲社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拥有争议岭的权属或具有管理使用争议岭的事实。因此，原告龙劲社的上述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此外，关于原告龙劲社主张被诉处理决定未履行公告程序、遗漏附件《确定争议岭权属四至面积图》，属于程序违法的问题。由于被告电白区政府于2016年2月29日受理荔枝塘社的确权申请时《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还未施行，当时施行的《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并无公告的程序要求，故被告电白区政府未将林权争议予以公告，并未违反法定程序。被诉处理决定虽然遗漏了附件《确定争议岭权属四至面积图》，但是被诉处理决定已将争议岭的四至面积在查明部分进行了文字表述，各方对争议岭的四至和面积无异议，只是对争议岭的权属有争议，且附件不属于处理决定的主文，对确权各方的权利义务影响不大，故该瑕疵不影响被诉处理决定的合法性。 综上所述，被告电白区政府将争议岭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确归第三人荔枝塘社，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其作出的电府行决字[2017]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被告茂名市政府作出维持结果的茂府行复[2017]1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龙劲社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茂名市电白区罗坑镇甘坑村龙劲大头岭经济合作社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茂名市电白区罗坑镇甘坑村龙劲大头岭经济合作社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叶 滢 审判员 张国平 审判员 封桢莉 二〇一八年三月五日 书记员 邹君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