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120民初20411号原告：朱秀芳，女，1934年4月25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奉贤区。原告：王俊峰，男，1989年2月13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奉贤区。原告：沈明芳，女，1944年6月3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奉贤区。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群群，上海理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人民政府，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法定代表人：张征，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群辉，上海市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忠敏，上海市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朱丽君，女，1986年3月13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奉贤区奉城镇盐行村**。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叶，上海市天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季杨，上海市天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秀芳、王俊峰、沈明芳与被告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人民政府、第三人朱丽君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11月1日、2018年3月19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俊峰、三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群群、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群辉、第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叶两次庭审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三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沪(奉南庙泾)迁协字第018-2号】有效；2、确认《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沪(奉南庙泾)迁协字第018-2号】的合同权利义务归属于三原告；3、被告将协议衍生的动迁房金昊雅苑南区(7)梯1202房产交付三原告。庭审中，三原告变更诉讼请求2合同权利义务归属于原告王俊峰，变更诉讼请求3将房产交付给原告王俊峰。事实与理由：被继承人王小弟(2015年1月17日去世)与被继承人沈勤连(于2015年8月3日去世)系夫妻关系，两人生育一子即原告王俊峰；被继承人沈勤连的父亲已先于其去世，母亲即原告沈明芳；被继承人王小弟的父亲已先于其去世，母亲即原告朱秀芳。王小弟向案外人购得南桥镇庙泾村1组114一楼一底房产。2012年1月16日，王小弟委托第三人朱丽君与被告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南桥镇政府)下设部门奉贤区南桥镇动迁管理办公室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依协议，王小弟按约应取得金昊雅苑南区(7)梯1202房产。现原告要求第三人朱丽君履行更名手续，遭朱丽君无理拒绝，为此原告提起诉讼。被告南桥镇政府辩称，根据相关动迁政策，被告与第三人朱丽君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同意进行安置，因原告与第三人之间有矛盾，故安置房屋尚未实际交付，待权利明确后被告愿意交付。对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约定，被告并不知晓。第三人朱丽君述称，同意第1项诉讼请求，拆迁补偿协议有效。被拆迁房是第三人购买，被拆迁人是第三人，不同意原告其余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奉贤区光明镇(南桥镇)庙泾村1组114号宅基地使用权审核表登记户名案外人王某某(证号：奉宅514-03-017)。1997年12月，王某某将其中一楼一底出卖给案外人卞为堂；2009年7月21日，卞为堂与第三人朱丽君签订《购房合同》，出卖方卞为堂，买受方朱丽君，见证人王小弟，约定卞为堂将该房屋出卖给朱丽君。2011年，案外人胡婉华起诉卞为堂、朱丽君，诉请两人签订的上述《购房合同》无效，2011年12月21日，胡婉华、朱丽君、王某某达成庭外和解协议，约定该宅基地房屋东面一上一下楼房拆迁补偿款中的“房屋及附属设施补偿”归朱丽君；宅基地面积中的55%归朱丽君所有，剩余45%归胡婉华所有，相应的宅基地拆迁补偿款亦由双方按上述比例各自享有。2012年1月16日，朱丽君与被告签订【沪(奉南庙泾)迁协字第018-2号】《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约定朱丽君所有的房屋坐落在南桥镇庙泾村1组114-2号，认定有证有效面积77.33平方米；补偿款合计223,234元，全部留用于安置房价结算，根据安置房买卖合同的金额，结算时多退少补。2014年5月20日，被告与王小弟签订《南桥新城动迁安置房金昊苑订房确认单》，载明庙泾村1组114-2号朱丽君、王小弟农户全家经慎重考虑，决定订房5幢10梯1202室，面积108.09平方米。2014年5月28日，第三人朱丽君出具承诺书，所书“本人自愿放弃南桥新城动迁安置房金昊苑5幢10梯1202室，面积108.09㎡，本套房屋是王小弟叫我顶名的”。2015年1月17日，王小弟死亡。2016年3月12日，被告向王小弟、朱丽君发出《南桥新城金昊雅苑安置交房结算通知书》，通知安置房金昊雅苑南区(7)梯1202室，建筑面积113.16平方米已具备交房条件，并交房结算。嗣后，原告与第三人产生纠纷，以致涉讼。另查明，王小弟与沈勤连系夫妻关系，沈勤连于2015年8月3日死亡，两人生育一子即原告王俊峰；沈勤连的父亲已先于其死亡，母亲即原告沈明芳；王小弟的父亲已先于其死亡，母亲即原告朱秀芳。诉讼前，原告王俊峰与第三人朱丽君为协商本案事宜进行了谈话。庭审中，被告确认：签订订房确认单时，王小弟与朱丽君一起到场，王小弟参与选房并签名(动迁办和村委会均以为两人系夫妻关系)；交房结算通知书上金昊雅苑南区(7)梯1202室与订房确认单选定的5幢10梯1202室房屋实为同一房屋。第三人提出，其未收到订房通知，安置房是由王小弟选订、签名，安置程序不合法；承诺书上的房屋系王小弟要求其顶名购买该套房屋，与交房结算通知上房屋也非同一套房屋。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奉贤县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审核表、买房协议、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承诺书、情况说明、户籍材料摘抄、《南桥新城金昊雅苑安置交房结算通知书》、现场录音、(2016)沪0120民初10210号民事判决书、婚姻登记审查处理表、被告提供的《南桥新城动迁安置房金昊苑订房确认单》、第三人提供的购房合同、收条、和解协议、本院调取(2011)奉民三(民)初字第1184号案件卷宗材料、以及本案庭审笔录、谈话笔录等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本案的系争被拆迁房屋是朱丽君购买，还是朱丽君顶名王小弟购买；本案系争拆迁补偿协议是否朱丽君顶名王小弟签订。首先，从购买系争被拆迁房屋的出资情况来看，鉴于王小弟已死亡，原告举证更困难于第三人朱丽君，应当由朱丽君承担该举证责任，但朱丽君对此也未能举证证明。其次，根据朱丽君出具的承诺书，明确系王小弟叫其顶名，放弃权利的意思表示。被告作为拆迁方，安置房屋的安置方，已经明确朱丽君承诺书上所书金昊苑5幢10梯1202室即为本案被安置房，且是由朱丽君与王小弟共同前往选房而定。在两人共同到场的情况下，由王小弟选房签名，更能与承诺书所体现的朱丽君顶名的事实相吻合。针对朱丽君的解释，即使如其所述，其未参与选房、订房，而王小弟让朱丽君顶名购买其所选定的安置房，不合逻辑。再者，关于王小弟和朱丽君的关系，从动迁办的描述，以为两人系夫妻关系；以及原告王俊峰与第三人朱丽君的现场谈话，足以证明王小弟与朱丽君之间存在非一般关系，王小弟让朱丽君顶名购买被拆迁房屋，顶名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存在高度可能性。据此，本院认定本案被拆迁房屋系王小弟让朱丽君顶名购买，并顶名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我国合同法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本案中，朱丽君的顶名行为，实为王小弟委托朱丽君买房、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一系列隐名代理行为。朱丽君代理与被告签订的《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在庭审中，经法庭释明，被告愿意向隐名委托人履行合同义务。朱丽君顶名王小弟购买系争被拆迁房屋，系在王小弟与沈勤连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购房屋为王小弟与沈勤连的夫妻共同财产，朱丽君顶名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合同权利义务，应为王小弟、沈勤连的共同权利，现两人均已死亡，应由三原告继承，继承人朱秀芳、沈明芳表示放弃继承，均赠与原告王俊峰，于法无悖，本院予以准许。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沪(奉南庙泾)迁协字第018-2号】《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有效；二、【沪(奉南庙泾)迁协字第018-2号】《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中有关被拆迁人的权利归原告王俊峰享有，义务由原告王俊峰承担；三、被告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安置房(上海市奉贤区金昊雅苑南区(7)梯1202室房屋)交付原告王俊峰。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648元，减半收取计2,324元，由被告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人民政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劲松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姜 鹰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