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黑01民终4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治新，男，1970年3月13日出生，汉族，哈尔滨中策商贸有限公司业务员，住哈尔滨市道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雄，黑龙江龙房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新，黑龙江龙房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哈尔滨中策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哈尔滨市道里区。法定代表人：赵建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葛珲，女，1978年4月29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哈尔滨市香坊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春玲，女，1978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哈尔滨市道里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福生，男，1968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哈尔滨市宾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桂杰，女，1971年9月2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哈尔滨市宾县。上诉人徐治新因与被上诉人哈尔滨中策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策公司）、刘福生、杨桂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2017）黑0102民初50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治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雄、王志新，被上诉人中策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葛珲、姜春玲，被上诉人刘福生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杨桂杰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治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中策公司一审第二项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错误。本案纠纷是中策公司与刘福生之间的经济纠纷，徐治新作为中策公司的业务员与本案无关。中策公司与刘福生签订买卖轮胎合同，徐治新作为中策公司业务员，为履行工作职责，代理中策公司与刘福生办理具体买卖合同事宜，履行工作职责的过程中，中策公司强行要求业务员发货必须填写客户急需发货（欠款）申请担保书，中策公司向员工解释该申请书仅是一个发货流程，因是否发货、发多少货最终决定权在中策公司，徐治新作为中策公司的员工仅是在执行中策公司的决定，该案与徐治新无任何关联。本案不存在徐治新为刘福生担保的情况，一审法院未查清是否存在真实的担保事实便认定徐治新为刘福生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中策公司的所有员工，每次办理发货均需填写发货申请书，即中策公司在一审中举示的发货欠款申请担保书，该申请书为中策公司自行印制的格式条款，中策公司从未与公司员工协商过担保事宜，甚至在本案中作为被担保人的刘福生都不知道被担保的事实。徐治新每个月工资3,000元左右，而经由徐治新发货的价值却几万甚至更多，徐治新不参与中策公司分红，为何要为素不相识的中策公司的客户担保？如徐治新在发货前就知晓签署该发货申请书意味着要为客户的几万元货款承担保证责任，那么徐治新绝对不会同意。客户购买中策公司轮胎，若交款，利润由中策公司赚取；若不交款，由业务员替客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即好处均由中策公司收取，风险由业务员负担，员工却不会因此而获得相对应的利润。中策公司的该观点不仅在事实上无证据证实，在情理上也说不通。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在本案中，所谓的担保是在非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基础上建立，担保合同不成立；即使该担保合同成立，中策公司在未经徐治新与刘福生同意，并在未告知徐治新所谓的发货申请书就是担保合同的前提下，违背徐治新的真实意思表示，采用欺诈的手段签订的担保合同，徐治新的担保责任也应免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条规定担保活动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第三十条规定保证责任的免除条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一审法院未适用上述法律规定，判决徐治新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中策公司辩称，徐治新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公司正常销售轮胎必须是先交钱后发货，除非在业务员为客户提供担保的情况下，才能先发货后回款。本案中，徐治新为客户担保之后，中策公司才向买受人发货，中策公司有权要求徐治新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刘福生辩称，每次交易时，刘福生给徐治新打电话要货，并打款给徐治新，徐治新发货。正常情况下，款不到不发货，发货日期和打款日期可以相印证。刘福生已不欠中策公司货款，不认可一审判决。杨桂杰未到庭，亦未进行答辩。中策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刘福生、杨桂杰给付货款41,846.98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给付自2017年5月17日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2、徐治新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刘福生、杨桂杰与中策公司签订轮胎购销合同一份，主要约定：中策公司授权刘福生销售其轮胎产品的权利；杨桂杰（杨贵洁）对刘福生赊欠轮胎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范围包括刘福生赊欠的轮胎款；中策公司为实现债权所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代理费、诉讼费、差旅费）。2014年2月至2016年5月期间刘福生向中策公司购买轮胎，由中策公司业务员徐治新为刘福生做担保。截至2016年12月31日，刘福生共计拖欠货款43,346.98元。后刘福生于2017年6月1日偿还了货款1,500元，余款41,846.98元至今未能给付。一审法院认为，中策公司与刘福生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刘福生未能及时给付货款，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因刘福生举示证据能够证明其在2017年6月偿还了中策公司1,500元货款，尚欠货款应为41,846.98元，故对中策公司合理部分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刘福生作为违约方，其应当赔偿中策公司逾期付款损失，故中策公司要求刘福生自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给付逾期付款利息的主张，法院予以支持。徐治新作为中策公司的业务员，为刘福生做担保，因刘福生未能按约付款，徐治新应对刘福生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杨桂杰作为刘福生的配偶，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债务负有共同偿还义务，故中策公司要求刘福生、杨桂杰共同偿还欠款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刘福生关于中策公司提供的轮胎质量有问题，刘福生曾退还给中策公司价值5,000余元的轮胎，此款应予以扣除的抗辩主张，因其未向法庭提供证据，法院不予采纳。据此判决：一、刘福生、杨桂杰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中策公司货款41,846.98元；二、刘福生、杨桂杰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给付中策公司自2017年5月17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欠款利息；三、徐治新对上述第一、二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884元由刘福生、杨桂杰负担，徐治新负连带清偿责任（中策公司已预交，此款与欠款本金及利息一并给付中策公司）。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徐治新举示的证据一中策公司印制的“客户”担保书样本，中策公司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可以证明在客户后付款情况下，业务员需填写该担保书，中策公司方给客户发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二发货表（销售回款明细）虽为复印件，中策公司对上述回款明细真实性予以认可，可以证明截至2017年10月5日，由徐治新作为业务员销售给刘福生的货物欠款金额为41,846.98元,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三徐治新与刘福生通话录音、证据四徐治新与中策公司蔡经理通话录音与本案待证事实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五赵志国、王海书面证人证言，因二证人本人未到庭，书面证言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信。中策公司举示的客户发货（现款）通知书可以证明根据中策公司内部管理流程，客户现款交易的情况下，业务员填写客户发货（现款）通知书，本院予以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中策公司销售货物分为现款交易及欠款交易，现款交易时业务员填写客户发货（现款）通知书；客户欠款交易时，业务员申请公司发货需填写客户急需发货（欠款）申请担保书。担保书载明了被担保客户姓名、地址、电话；发货配货站名称、地址；担保货款金额；货款还款日期；申请人保证收回欠款金额等项内容，业务员在申请担保人处签字。本院认为，徐治新作为负责向刘福生销售货物的中策公司业务员，为刘福生欠款购货提供担保，并填写了客户急需发货（欠款）申请担保书，表明其自愿为刘福生所欠货款提供担保，故应对刘福生尚欠货款41,846.98元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徐治新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了解其填写担保书的意义，也应清楚地认识到在被担保的客户不履行给付货款义务时，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为规避风险，其可以选择不以赊销的方式向买受人刘福生销售货物。而徐治新自愿以填写担保书的方式销售货物，便与中策公司形成了担保合同关系，应按照担保书约定承担担保责任。徐治新关于其填写的客户急需发货（欠款）申请担保书系中策公司发货流程，其并无提供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应承担保证担保责任的上述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徐治新主张的案涉货款已清偿完毕的上诉主张，因其未举示证据证明其该主张，且徐治新本人二审举示的销售回款明细明确载明截至2017年10月5日，刘福生尚欠货款金额为41,846.98元，故徐治新该项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徐治新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4元，由徐治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丽华审判员  李 娜审判员  张 岩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日书记员  李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