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01民终9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敏，女，1952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琦（系于敏之子），住济南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善者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蔡永余，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苗登彪，山东博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新峰，山东博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永余，男，1969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苗登彪，山东博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新峰，山东博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于敏、山东善者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善者文化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蔡永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7）鲁0102民初17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敏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依法判决蔡永余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律师费均由蔡永余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一审法院将蔡永余的借款行为视为公司行为，与事实不符。蔡永余在本案中将所有借款均转入其个人银行账户使用，并在借款时恶意隐瞒其已经涉及巨额诉讼，企图利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1.于敏与蔡永余签订的借款协议，均为蔡永余提供的格式条款，格式条款注明借款协议是与公司签订，于敏无法进行修改，同时因为善者文化公司仅有两名股东，其中蔡永余持股比例95%并担任公司董事长和法人，远超过另一名股东5%的持股比例，蔡永余在与于敏签署借款协议时，未说明其是个人借款还是公司借款，因此于敏合理认为其同蔡永余和善者文化公司三方共同签订了借款协议。2.蔡永余在借款协议履行中，均指定于敏将全部款项转入其个人银行账户，并在与于敏的其他借款还款活动中，全部使用个人银行账户进行资金往来，整个借款行为和合同履行过程中从未涉及过法人善者文化公司的银行账户，蔡永余对此无异议，于敏的出借资金实际在蔡永余个人账户使用。根据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企业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出借人、企业或者其股东能够证明所借款项用于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个人使用，出借人请求将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3.蔡永余在本案和其他多笔借款案件中，都曾在其签名的相同格式借款协议上以个人名义签名确认承诺还款和承担法律责任，而相对应的法律即为还款责任。因此，蔡永余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作出愿意承担还款责任的意思表示，视为其愿意对该笔借款承担担保责任，蔡永余应该作为本案的担保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蔡永余和善者文化公司在向于敏借款时，已经被多名借款人起诉和法院判决，涉诉的未偿还借款金额超过上千万元，包括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济民五初字第68号判决（900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2015）钢商初字第316号判决（本金185万元及利息），(2016)鲁0112民初3016号民事调解书（本金利息340万元），（2016）鲁0105民初2801号判决书（本金160万元），但蔡永余恶意隐瞒其巨额负债和诉讼，并企图利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蔡永余作为善者文化公司的法人和持股95%的大股东，其上述行为，依照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有关法人人格否认的理论和规定，属于滥用企业法人独立地位，逃避债务，严重侵害企业债权人利益，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于敏的上诉请求。蔡永余、善者文化公司辩称，其有足够充分的证据可以证实蔡永余已经超额向于敏及案外人董振德、董琦支付款项，于敏向蔡永余主张借款本金和利息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相反于敏及案外人董振德、董琦，应立即将善者文化公司多支付的款项归还，并承担善者文化公司相应的经济损失，即利息损失。蔡永余系善者文化公司法定代表人，于敏要求蔡永余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涉案合同是由善者文化公司与于敏及案外人董振德、董琦签订及履行，蔡永余在上述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中均行使职务行为，与蔡永余本人无关。善者文化公司、蔡永余与于敏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双方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签订的投资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于敏应对投资合同条款进行充分了解，因此双方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于敏没有经济能力支付涉案所谓的借款款项，于敏及案外人董振德、董琦也无相应的经济能力支付，显然双方不会形成民间借贷合意，因此于敏在一审中要求支付借款利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于敏的全部诉讼请求。善者文化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并依法改判驳回于敏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于敏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严重不足。一审法院认定“郭某某即使是善者文化公司的员工，但其也是独立的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行为并不能简单认定为就是公司的行为，善者文化公司也未提供其他有效证据佐证郭某某向于敏支付的款项即偿还的涉案款项，郭某某也未到庭对此说明，故本院对其该项答辩意见不予采纳。”系认定事实错误。善者文化公司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系列的证据，包括郭某某的社保证明、郭某某身份证复印件、郭某某的中国建设银行卡客户交易明细单，足以证实其已经通过郭某某的卡号为尾号9923的中国建设银行卡向于敏超额归还了涉案款项。一审法院仅以郭某某未到庭说明情况来认定善者文化公司未向于敏归还涉案款项证据严重不足。为查明案件情况，善者文化公司特申请郭某某出庭作证，以证实善者文化公司确实已经通过郭某某建设银行卡向于敏超额归还了涉案款项的事实。另外，善者文化公司将保留向于敏追索超额支付部分的款项的权利。结合于敏提交的证据，于敏在已经超额收到善者文化公司支付的本金后，逼迫蔡永余在涉案合同复印件上书写“本笔投资款过年前清还，逾期走法律程序，承担法律费用。蔡永余12.12.4”，根据善者文化公司提交的证据，其通过郭某某中国建设银行卡于2015年3月30日、2015年4月23日向于敏超额归还了涉案款项，而这些款项恰恰就在2016年年前发生的。因此，于敏提交蔡永余签字的证据恰恰可以证实于敏的起诉行为系虚假诉讼，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认定于敏的虚假诉讼的行为，对于敏作出相应的妨碍民事诉讼活动的处罚措施。二、善者文化公司有足够充分的证据证实其已经超额向于敏及案外人董振德、董琦支付了其款项，于敏再行向其主张偿还借款本息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相反于敏及案外人董振德、董琦应立即将其多支付的款项归还。于敏与案外人董振德系夫妻关系，与案外人董琦系母子关系。根据善者文化公司提交的本案证据及新补充的证据可以证实，本案中，于敏仅向善者文化公司打入166万元，而善者文化公司已经实际归还的数额加上法院调解文书确认的85万元，其实际承担的数额为212.22万元，远远超过了于敏的打款数额，因此，于敏主张善者文化公司归还20万元本息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即使，假设于敏、董振德与董琦三者为一个整体来计算，于敏、董振德与董琦仅共向善者文化公司打入506万元，而善者文化公司却已经实际归还了366.365万元，加上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6）鲁0102民初第4258号民事调解书认定的85万元及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5）历商初字第152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140万元本金，善者文化公司实际已经承担的数额为591.365万元，善者文化公司付超了85.365万元。对于善者文化公司多支付的85.365万元，其将保留对于敏、董振德与董琦追索其不当得利的权利。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错误地认定“红利”为利息的约定，双方亦没有对利息进行约定，善者文化公司根本无需向于敏支付相应的利息。善者文化公司与于敏签订的《委托投资理财一年期协议书》并非民间借贷合同，双方并没有对利息进行任何约定。一审法院却径直将“红利”的约定认定为固本付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红利与利息有本质的区别，若于敏否认双方存在的投资关系，那么双方约定的投资合同中的“红利”也就不存在了，“红利”是附属于“投资合同”的，而且必须是投资合同成立并生效且投资产生了盈利才会产生“红利”。因此，如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不存在投资合同关系，而是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那么善者文化公司与于敏之间针对民间借贷没有进行约定利息，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没有利息，善者文化公司无需向于敏支付相应的利息。一审法院一方面不认可善者文化公司通过郭某某的中国建设银行卡向于敏超额归还了涉案款项的事实，一方面却以“善者文化公司辩称其已经将‘借款本息’偿还完毕，表明其认可双方借款约定了利息”认定双方约定了利息，前后矛盾。一审法院错误地将庭审抗辩内容等同于双方签订合同时对利息进行了约定。对于审查善者文化公司与于敏是否约定利息以及利息多少，应以双方签订合同时的约定为准，而不能以发生争议导致诉讼后双方的抗辩内容为准。另外，本案中于敏逼迫蔡永余在涉案合同中书写“本笔投资款过年前清还”，这恰恰可以证明善者文化公司与于敏之间没有约定利息，善者文化公司承诺是偿还投资款，这一点于敏也是认可的，不然不会仅仅让蔡永余书写“投资款”，而对所谓的利息只字未提。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严重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改判驳回于敏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于敏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一审法院将蔡永余的借款行为视为公司行为，与事实不符。蔡永余作为控股95%以上的股东，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长期混同，无法清楚区分，并在借款时恶意隐瞒其个人和公司涉及的巨额诉讼，即其在借款时公司已无偿还借款能力的事实，利用于敏对蔡永余个人的信任，设计明显不利于于敏的格式合同，在将借款转入其个人账户后，利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恶意逃避债务，导致于敏的债权将近5年无法得到清偿，其行为，违背了法人制度设立的宗旨，违反了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依法需要严惩和遏制，维护法律尊严。1.于敏向蔡永余出借借款的主要原因是基于对蔡永余的个人信任而非对善者文化公司的信任，于敏与善者文化公司之间从未发生过业务往来、资金往来或其他可以建立借款信任关系的基础，单独向善者文化出借借款缺乏合理性。同时本案中所有借款均没有按照借款合同约定转入公司账户，而是按蔡永余要求转入其个人银行账户，借款履行过程中未曾涉及过善者文化公司的银行账户。2.于敏签署的借款协议，是由善者文化公司和蔡永余提供的格式合同，其中的格式条款明显不利于保护于敏的合法权益，于敏如果仅是基于向善者文化公司出借资金的目的而签署该明显不利的格式合同缺乏合理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3.善者文化公司自设立以来，蔡永余持股比例从未低于95%并一直担任公司董事长和法人，远超过另一名股东5%的持股比例，因此善者文化公司一直为蔡永余实际控制。蔡永余在与于敏签署借款协议时，未说明其是个人借款还是公司借款，而且基于蔡永余对善者文化公司的实际控制和蔡永余一直使用个人银行账户收取借款和归还借款的长期事实，于敏合理认为其同蔡永余和其控制的善者文化公司三方共同签订了借款协议。4.蔡永余的财产与其绝对控制的善者文化公司的财产没有清楚区分，本案中蔡永余作为控股股东和法人，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长期混同，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界限模糊，债务主体是公司还是控股股东蔡永余无法合理区分。5.根据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企业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出借人、企业或者其股东能够证明所借款项用于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个人使用，出借人请求将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同时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一条，对公司资产，不得以任何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蔡永余在本案和其他多笔已经判决生效的借款案件中，都曾在与本案相同格式的借款协议上以个人名义签名确认承诺还款和承担法律责任。蔡永余和善者文化公司在向于敏借款时，已经被多名借款人起诉和法院判决，涉诉的未偿还借款金额超过上千万元，包括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济民五初字第68号判决（900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2015）钢商初字第316号判决（本金185万元及利息），(2016)鲁0112民初3016号民事调解书（本金利息340万元），（2016）鲁0105民初2801号判决书（本金160万元），即蔡永余和善者文化公司在向于敏借款时，公司已经失去了独立承担债务的基础，但蔡永余恶意隐瞒其巨额负债和诉讼，并利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6.“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陈金交、佳亿（漳州）纸业有限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6）闽民终983号”中，因为股东未对公司款项汇入个人账户作出合理解释，未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个人财产，判决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蔡永余的上述行为，依照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有关法人人格否认的理论和规定，属于滥用企业法人独立地位，逃避债务，严重侵害企业债权人利益，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同时，蔡永余及其控制的公司在借款时已无偿债能力，利用于敏对其的善意和信任，通过设计不利于于敏的格式合同和财产混同，属于恶意逃避债务，将其经营失败的风险转嫁给债权人。综上所述，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于敏的诉讼请求。蔡永余辩称，同意善者文化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善者文化公司、蔡永余与于敏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蔡永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于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蔡永余、善者文化公司偿还于敏借款本金20万元；2.请求判令蔡永余、善者文化公司支付利息（按照年利率25%，以20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9月2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请求判令蔡永余、善者文化公司承担诉讼费、律师代理费、及与本案相关的其他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2日，原告于敏（乙方）与被告山东善者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甲方）签订《委托投资理财一年期协议书》（协议编号：SWLC20130902）一份，协议约定：“一、委托事项：乙方出资人民币（大写）贰拾万元整（小写：200000元）、委托甲方投资理财，以求获得较好投资理财收益。三、委托事项具体要求（一）、委托方式：1、本金红利分配方案一：乙方委托投资期限为壹年，在半年内乙方不得撤资，在委托期内，甲方保证乙方所得红利按甲乙双方协定的年红利率25%，在委托期限到期，待乙方办理清算手续完毕后，甲方将本金红利款项转入乙方指定的账户。2、本金红利分配方案二：在委托期满后，如果乙方不愿收回本金，要求继续投资壹年，甲方可将期满红利分配与乙方，壹年及以上时间仍执行原协定的年红利率25%，本协议不另行再签自动顺延一年。（二）委托投资期限为壹年……（三）山东善者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是本着投资自愿，撤资自由，为投资者保密的原则。诚信经营，合法守信，任何亏损由甲方负责，保证本金与红利的正常支付，把投资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是本公司的经营宗旨。四、（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1、受乙方委托，甲方有权对乙方的投资资金自主使用和管理，但应高度负责，确保乙方的资金安全获利。2、在协议期内，甲方有责任和义务对乙方的资金保值增值……五、协议的变更和终止……2、在执行本协议过程中，对双方发生的任何争执，首先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以向甲方所在地的仲裁机构提请仲裁或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甲方善者文化公司在该协议中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蔡永余签字。在该协议下方，有手写内容“经双方协商同意本协议延展至2015年9月2日止。”善者文化公司在该手写内容上加盖公章，其法定代表人蔡永余在该协议下方签字，于敏亦在该协议下方签字。同日，原告于敏通过其名下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向蔡永余的银行账户转入20万元，善者文化公司于同日向于敏出具收到20万元的收据一份。2015年12月4日，蔡永余在上述《委托投资理财一年期协议书》的复印件上方承诺“本笔投资款，过年前清还。逾期走法律程序，承担法律费用。”此后，善者文化公司未还本付息。2017年10月9日，原告于敏为处理本案与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签订《诉讼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并为此支付律师代理费2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根据原告的陈述及其提供的《委托投资协议理财一年期协议书》、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交易明细和善者文化公司向原告出具的收据等证据，一审法院确认善者文化公司实际向原告于敏借款20万元的事实。本案借款人为善者文化公司，而且在2013年9月2日的协议书及展期协议中均有其法定代表人蔡永余的签名，即本案中蔡永余是以法人善者文化公司的身份进行活动，故一审法院认为，在蔡永余未明确其行为为个人行为的情况下，其在2015年12月4日的还款承诺视为借款人善者文化公司的行为为宜，故一审法院对蔡永余要求其对涉案借款不承担连带责任的庭审意见予以支持。庭审中，被告善者文化公司辩称其已经让案外人郭某某向于敏还款30余万元，涉案借款本息已经还清，一审法院认为，郭某某即使是善者文化公司的员工，但其也是独立的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行为并不能简单认定为就是公司的行为，善者文化公司也未提供其他有效证据佐证郭某某向于敏支付的款项即偿还的涉案款项，郭某某也未到庭对此说明，故一审法院对其该项答辩意见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修改稿）第一百三十八条的规定：“公民之间的借贷款，双方对返还期限有约定的，一般应按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出借人随时可以请求返还，借方应当根据出借人的请求及时返还；暂时无力返还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责令其分期返还。”现涉案借款约定的还款期限已经届满，故于敏要求善者文化公司偿还借款20万元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九条规定：“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原、被告双方明确约定年红利率为25%，善者文化公司也保证于敏的资金保值增值，同时，善者文化公司辩称其已经将“借款本息”偿还完毕，表明其亦认可双方借款约定了利息，现其未按约定期限还本付息，故原告于敏有权要求其支付逾期利息，但原告要求善者文化公司向其支付以2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5%，自2013年9月2日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的利息的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应予调整为：将借款期内利息及逾期利息合并计算，以2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自2013年9月2日起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对超过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善者文化公司在2015年12月4日的还款承诺中写明“逾期走法律程序，承担法律费用”，但未明确约定律师费用的承担，且律师费不属于必要的法律费用，故原告要求被告善者文化公司承担律师费2万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判决：一、被告山东善者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于敏偿还借款本金20万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被告山东善者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于敏支付借款利息（以20万元为基数，按照24%的年利率，自2013年9月2日起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于敏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能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300元，由被告山东善者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于敏提供如下证据：国家企业信息公式系统披露的公示报告一份，欲证明善者文化公司和齐鲁八达公司中蔡永余的控股比例为95%，蔡永余为实际控制人，且两公司之间存在人员混同，交叉任职情形。经质证，蔡永余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主张善者文化公司为股份有限公司，山东齐鲁八达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上述两公司的出资均是依据公司法及相应的法律规定行使正当的投资权利，于敏称上述两公司存在财务混同情况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善者文化公司对该证据无异议。善者文化公司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于敏、董振德、董琦向蔡永余帐户打款的帐户明细一宗共31页，欲证明于敏、董振德共向蔡永余打款221万元，其中于敏共向蔡永余帐户打款项166万元。董琦向蔡永余帐户打款285万元。证据2，蔡永余向于敏、董琦的付款帐户明细一组共34页，欲证明蔡永余共向于敏支付127.22万元，向董琦支付239.145万元。证据3，（2015）历商初字第1527号民事判决书、（2016）鲁0102民初4258号民事调解书各一份，欲证明生效判决书显示判决147万元，加调解书85万元结合证据2可知善者文化公司共承担的数额为591.365万元，善者文化公司超付85.365万元。证据4，证人证言一份，欲证明郭某某帐户偿还于敏的款项是善者公司的款项，郭某某是善者公司的员工。经质证，于敏对证据1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多数与本案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对于证据2的证明目的及真实性有异议，蔡永余向董琦的付款与本案无关，蔡永余与于敏的付款均发生在借款协议中注明的协议延期到2015年9月2日之前以及蔡永余在2015年12月4日再次确认的个人款项在2015年9月2日之前还清，缺乏常理。对证据3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与本案无关，不予质证。对证据4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系复印件，真实性不能确定。蔡永余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可以证明于敏、董振德、董琦向蔡永余帐户打款506万元，其中于敏向蔡永余帐户打款166万元。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证实善者文化公司通过蔡永余帐户及郭某某帐户共向于敏、董琦支付366.365万元，其中通过郭某某帐户向于敏支付34.72万元，涉案款项以全部结清，并超额支付。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可以证实善者文化公司超额支付85.365万元，涉案款项已全部结清并超额支付。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证实善者文化公司通过郭某某向于敏帐户支付34.72万元的事实。蔡永余申请证人郭某某出庭作证，证人主张其受善者文化公司董事长蔡永余的指示通过其卡号为尾号9923的建设银行卡偿还给于敏款项。经质证，于敏对证人证言真实性有异议；蔡永余、善者文化公司主张该证人证言可以证实其已经通过郭某某的帐户向于敏还款34.72万元的事实。本院二审另查明，郭凤英于2015年3月30日向于敏账户转账交付26万元，于2015年4月23日向于敏账户转账交付47000元。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涉案20万元借款是否已经偿还；二、蔡永余是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涉案债务是否约定利息。关于焦点一，涉案20万元借款是否已经偿还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于敏提交2013年9月2日与善者文化公司签订的《委托投资理财一年期协议书》（协议编号：SWLC20130902）一份，协议约定于敏出资20万元委托善者文化公司投资理财，年红利率2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银行交易明细一份、善者文化公司向于敏出具的收据等证据，可以证实善者文化公司向于敏借款20万元的事实。2015年12月4日蔡永余在《委托投资理财一年期协议书》的复印件上方添加内容承诺“本笔投资款过年前清还,逾期走法律程序,承担法律费用”。根据蔡永余上述承诺可知，在2015年12月4日善者文化公司就涉案债务并未进行偿还。二审中善者文化公司主张通过郭某某账户向于敏账户转账交付的30余万元均发生在2015年12月4日之前，结合善者文化公司与渔民之间在涉案债权之外存在多笔民间借贷关系，故善者文化公司主张已还清涉案债务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关于焦点二，蔡永余是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本案中，于敏与善者文化公司签订《委托投资理财一年期协议书》，蔡永余在法人代表处签字，且在展期协议中也有法定代表人蔡永余的签名，在蔡永余未明确表示上述行为是其个人行为的情况下，应视为蔡永余是以法人善者文化公司的身份进行活动。故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借款由善者文化公司偿还，蔡永余不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焦点三，利息问题。善者文化公司与于敏签订的《委托投资理财一年期协议书》虽名为委托投资理财，但实为民间借贷，善者文化公司对此亦无异议。在该协议书第三条（一）1中明确约定双方协定的年红利率25%，因双方为民间借贷关系，该年红利的约定应为利息约定，故一审法院根据法律规定，按照年利率24%支持于敏主张的利息请求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于敏、善者文化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于敏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山东善者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闫振华审判员  黄宏伟审判员  李 静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李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