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鄂0606民初5018号原告：姜建荣。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轩，湖北三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人民路支行，住所地：襄阳市樊城区长虹路与人民路交叉路口。负责人：朱剑锋，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邱保民、胡青松，湖北松之盛（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姜建荣与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人民路支行(以下简称中行襄阳人民路支行)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2月7日立案受理后，因涉及本案诉讼标的物的理财产品的经办人中行人民路支行的职员张军海涉嫌犯罪，尚在侦查阶段，本院于2016年12月28日裁定本案中止诉讼。张军海涉嫌犯罪的案件侦查终结后，本案于2018年1月22日恢复诉讼，并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1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姜建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轩、被告中行襄阳人民路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青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姜建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被告双方之间的委托理财产合同关系成立并有效，要求支取340万元本金；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8月3日、8月17日，原告在被告营业柜台分两笔认购一年半期现金分红型理财产品合计340万元，双方签订《理财产品风险揭示书及客户交易信息确认单》，约定一年半到期后还本付息。后因原告急于现金周转，遂到被告营业柜台要求提前赎回，但被告不仅不同意原告提前赎回，而且还告知原告上述《理财产品协议书》是虚假的。原告认为，原告在被告营业时间和营业柜台上亲自与被告工作人员签订的《理财产品风险揭示书及客户交易信息确认单》，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双方之间的委托理财产合同关系成立并有效。被告收取了原告340万元的认购资金，现在却矢口否认，完全是违背诚实信用基本原则的违约行为，是对原告合法权益的极大侵害，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中行襄阳人民路支行辩称，一、原告姜建荣所持的《理财产品风险揭示书及客户交易信息确认单》系伪造，其与原告没有建立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其也没有收到原告的申购理财产品的资金，也不应承担任何合同责任。原告主张权利所依据的理财确认单均系张军海个人伪造，并非被告出具，被告对此根本不知情，也从未与原告缔结过购买理财产品的协议。且单纯的理财确认单不是协议，不能构成金融理财合同关系，不能作为确认双方权利义务的载体。原告从未向中行人民路支行支付过认、申购理财产品的资金和费用，截至庭审结束，原告仍未向法庭提交中行人民路支行交付了资金的任何证据。原告无法证实其所主张的交易真实存在。原告提交的两份确认单均未加盖中行人民路支行的业务印章，上述确认单存在诸多瑕疵，原告不能自圆其说，其所主张的委托理财合同当然不能成立，更不能确定为合法有效。原告与张军海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所谓的“购买理财产品”完全系原告与张军海虚构的。根据张军海的询问笔录“甘艳这笔出具的确认金额是350万元，其中包括甘艳的330万元和我的20万元。我在交易信息确认单上注明了，我那20万元是虚构的，至于甘艳这笔为什么还错20万元，是我以前向姜建荣借钱应付而未付的利息，姜建荣与甘艳是母女关系。姜建荣的交易信息确认单上金额与实际金额相差75万元这也是向姜建荣借款产生的利息。”上述张军海的陈述表明了原告与张军海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其双方对此是明知的。因此，所谓的“购买理财产品”完全系原告与张军海二人虚构，意图“绑架”银行，试图利用银行信用为其二人交易“背书埋单”。二、张军海以伪造文书和印章的方式假借中行人民路支行的名义向原告出具的理财确认单无效，张军海个人实施的诈骗行为应当由其本人承担法律责任，张军海的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本案中，张军海自2013年2月起担任被告副行长职务，分管业务发展工作，其并非客户经理或理财经理，也非银行柜员，无具体为客户办理购买理财产品的职责和权限，更无核心银行系统的操作权限。由于理财确认单系张军海伪造，由张军海事后交给原告，无证据表明原告系在被告营业时间内、营业柜台上亲自与被告工作人员办理业务。张军海实施犯罪时虽系被告的副行长，但其个人犯罪行为与履行职务无关，不能因此而认定其个人犯罪行为即构成职务行为，对其犯罪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和责任，应当由张军海个人承担而非被告。三、原告姜建荣在申购所谓的金融理财产品和支付资金的过程中，未尽到基本的注意义务，具有严重过错，应自行承担由此引起的损失和后果。被告已经尽到了合理、谨慎的监管义务，并无过错，不应承担任何民事责任。原告作为一个心智正常的成年人，根据生活常识，理应知道理财产品的购买资金应交付银行而非个人，对明显不合程序、不合逻辑的资金交付方式，放任发生，具有严重的过错，应承担由此引起的损失和后果。原告在庭审中多次称中行人民路支行存在监管和选人用人上的过错，故负有过错责任。但原告是基于合同关系提起的合同之诉，并非基于侵权关系提起的过错赔偿之诉，合同之诉与侵权之诉属于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诉，两者不能混同。故原告关于中行人民路支行应承担过错责任的主张与其诉讼请求不符，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四、本案应继续中止审理，法院恢复审理程序不当且无相关法律依据。姜建荣诉称的金融委托理财合同及标的，涉及被告原职员张军海涉嫌诈骗犯罪。张军海诈骗一案，襄阳市人民检察院已于2017年12月12日向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该案尚在审理之中。目前，张军海涉嫌诈骗案虽已侦查终结，但尚未审理终结。姜建荣诉被告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的主要事实，仍有待于张军海诈骗案审理并作出有效裁判后方能确定。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张军海系中行襄阳人民路支行职员，自2010年开始担任中行人民路支行理财经理，负责办理金融理财业务，于2013年2月7日被聘为中行襄阳人民路支行副行长（业务发展）。张军海在担任中行人民路支行理财经理和副行长期间多次为客户办理金融理财产品业务。2015年8月3日、8月17日，姜建荣两次到中行襄阳人民路支行营业厅购买理财产品。张军海向姜建荣推荐了“集合计划”的理财产品，在姜建荣确定认购“集合计划”的理财产品后，应张军海要求，姜建荣将其银行卡交给张军海，由张军海在中行襄阳人民路支行营业厅办理理财产品认购资金的支付。但张军海并未将姜建荣银行卡里的资金用于购买理财产品，而是将银行卡里的265万元资金转移，挪作他用。2015年8月20日，张军海在其办公室将其伪造的两张《理财产品风险揭示书及客户交易信息确认单》交给姜建荣。其中一张确认单上记载：客户姓名姜建荣，起息日2015年8月3日，到期日2017年2月3日，金额240万元，产品系列：集合计划。张军海另在该单据上手写备注“年利率8%。另外一张确认单上记载：客户姓名姜建荣，起息日2015年8月18日，到期日2017年2月18日，金额100万元，产品系列：集合计划。张军海在另该单据上手写备注“收益率7.8%，其中姜50万，张50万”。两张《理财产品风险揭示书及客户交易信息确认单》上均载明：“风险揭示：市场有波动，投资有风险。按照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要求，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醒客户注意，投资理财可以带来获利机会，也有带来亏损或潜在亏损的可能（您可能遭受到的最不利投资情形详见产品说明书）。”特别声明：1、产品说明书、客户权益须知及本交易凭证是投资者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所签订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总协议书”的附件，投资者应认真阅读产品说明书对应的协议，协议对理财产品的认购、赎回等具体事宜、投资收益分配、本金支付、风险揭示、信息披露、违约以及争议解决等方面内容作出相应约定，如其中约定与产品说明书对应内容不一致，以产品说明书为准。产品说明书是本交易的组成部分，投资者签署本交易凭证，即视为对产品说明书的签署。2、本交易凭证由交易所在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分支机构盖章，投资者交易时应在本交易凭证上签字。3、如影响您风险承受能力的因素发生变化，请及时完成风险承受能力评估。张军海因涉嫌诈骗罪，于2016年12月8日被襄阳市公安局樊城区分局拘留，于2017年1月13日经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后，转至襄阳市人民检察院，襄阳市人民检察院现已向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姜建荣因向中行襄阳人民路支行提出要求提前赎回购买的理财产品无果，诉至本院。本院认为，原告姜建荣将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交给张军海，而张军海时任被告中行襄阳人民路支行副行长，并未得到中行襄阳人民路支行销售理财产品的授权，且张军海也未将姜建荣认购理财产品的资金用于购买理财产品，姜建荣现请求确认其与中行襄阳人民路支行之间的委托理财产合同关系成立并有效，实际上是要求认定张军海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为：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的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表见代理的成立需要具备如下条件：一、相对人依据一定的事实，相信无权代理人具有代理权，在此基础上与之订立合同；二、相对人必须是善意且无过失的；三、无权代理人代理被代理人与相对人签订的合同，应具备合同有效的一般条件。首先，银行作为具有高度社会公信度的金融机构，作为银行客户的普通民众是不会对在银行营业厅办理金融业务的资金安全产生质疑的。曾经在中行襄阳人民路支行做过理财经理又时任副行长的张军海，在工作的时间、工作的地点、以中行襄阳人民路支行的名义向姜建荣销售银行经营范围内的理财产品，理财产品认购资金的支付也是在中行襄阳人民路支行营业厅完成的，张军海向姜建荣交付的伪造的《理财产品风险揭示书及客户交易信息确认单》与中国银行真实单据无明显区别，普通人无法辨别其真伪，姜建荣依据以上事实，完全有理由相信张军海具有代理权。其次，姜建荣有购买理财产品的意愿，也实际向张军海交付了购买理财产品的认购资金，是善意的。姜建荣在支付理财产品的认购资金时，将银行卡及密码交给具有副行长身份的张军海，是出于对银行工作人员的信赖。而张军海在银行营业厅内将姜建荣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的认购资金转移是姜建荣无法预料的。姜建荣在购买理财产品的过程中并无明显过失。故张军海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张军海以中行襄阳人民路中行的名义向姜建荣销售理财产品，姜建荣同意认购该理财产品，并支付了认购资金，张军海亦向姜建荣交付《理财产品风险揭示书及客户交易信息确认单》。故姜建荣与中行襄阳人民路支行之间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即成立并有效。中行襄阳人民路支行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到期日将姜建荣实际支付的理财产品认购资金265万元返还给姜建荣。对于中行襄阳人民路支行提出的“确认单”系张军海伪造，中行人民路支行未收到款项，张军海个人实施的个人行为应由其本人承担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于中行襄阳人民路支行以内部管理制度及具体业务操作规范流程，认为姜建荣没有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具有严重的过错，应承担由此引起的损失和后果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于中行襄阳人民路支行提出的张军海涉嫌诈骗犯罪的刑事案件尚在审理中，作为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的本案的主要事实有待于张军海诈骗案件的审理并作出有效裁判后方能确定，本案应继续中止审理的意见，因本案涉及姜建荣与中行襄阳人民路支行的委托理财合同纠纷的法律事实通过审理基本可以查清，无需等待张军海涉嫌刑事犯罪案件的审判结果，本院亦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姜建荣与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人民路支行之间的委托理财产合同关系成立、有效；二、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人民路支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姜建荣支付的理财产品认购资金265万元；三、驳回原告姜建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000元，由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人民路支行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全胜人民陪审员  何传礼人民陪审员  方 怡二〇一八年三月二日书 记 员  邓云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