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兰溪市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浙0781行初9号 原告义乌市可可美针织厂，住所地义乌市义亭镇稠义西路166号。 负责人吴晓梅，厂长。 委托代理人郑剑锋，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义乌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住所地义乌市丹溪北路699号。 法定代表人张敬土，局长。 分管负责人楼国军，义乌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何远，浙江泽大（义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国清，义乌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审理科科长。 被告义乌市人民政府，住所地义乌市县前街21号。 法定代表人林毅，市长。 委托代理人陈小波，义乌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赵国中，义乌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义乌市展鸿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义乌市义亭工业区。法定代表人鲍成华，经理。 原告义乌市可可美针织厂（以下简称可可美厂）与被告义乌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义乌市人民政府、第三人义乌市展鸿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展鸿公司）撤销税务行政决定一案，经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7行初44号行政裁定由兰溪市人民法院管辖，本院于2017年4月5日受理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依职权通知义乌市展鸿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展鸿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17年5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可可美厂的负责人吴晓梅及委托代理人郑剑锋，被告义乌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分管负责人楼国军、委托代理人何远、孙国清，被告义乌市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陈小波、赵国中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展鸿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可可美厂诉称：2019年2月17日，展鸿公司因其法定代表人鲍成华重症肝病急需“肝移植”费用，拟将其公司名下的厂房土地转让给原告，双方签订的《房地产绝卖契约》约定：房屋“建筑面积1646.23平米，未确权面积约2600平米……建筑物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附着物、水电户口一并转让”；“成交价为850万元”；“本房过户改名的一切费用由买方承担”。由于该房屋建筑物大部分为未办理产权证的“未确权面积”，根据当时规定不能直接办理转让过户，故双方根据中介机构的建议，约定了“通过诉讼方式，凭法院裁定书办理过户”的过户方式。于是，买卖双方为了节省一点诉讼费并且让法院能尽快做出裁判文书（按规定，300万元以下案件可以简易程序判决），又于同日另行签订了一份转让价格为290万元的“阴阳合同”。随后，原告负责人吴晓梅于次日即持290万元的“假合同”起诉到义务法院要求过户，法院则在时任法官（吴晓梅的丈夫）徐云飞的协调下，于2月20日作出了办理过户的判决文书。再后原告即凭该判决书办理过户手续。在办理过户过程中，原告根据评估机构的估价，替法定纳税人“展鸿公司”缴纳了土地增值税等税款110余万元（计税依据为“评估总价437万元-已办证的房屋建筑物估价75万元-附属设施估价6万元-土地原值和契税约96万元-相关税款20余万元”，其中“未确权建筑面积”部分未予估价）。 2011年间，由于房地产价格出现了上涨，展鸿公司的鲍成华也完成了“肝移植”手术，于是就产生了“反悔”意图。于是： （一）展鸿公司先以290万元合同属于“虚假合同”为由，向检察院申请抗诉，要求撤销义乌法院2009年作出的“虚假判决”。法院最终通过再审撤销了该判决； （二）随后检察院和法院以“枉法裁判”为由，将徐云飞以及当时承办该案的金林响两名涉案法官分别判了刑。同时法院根据“义乌地税局佛堂分局”的《情况说明》认定，该“阴阳合同”导致了少缴税款230余万元； （三）再后被告地税稽查局于2015年1月对展鸿公司作出了“义地税稽处（2015）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和相应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追缴展鸿公司各项税赋共计240余万元，滞纳金195万余元，并罚款115万余元。后被告并将“展鸿公司涉嫌逃税”一案移送公安经侦。 （四）由于原告及其负责人吴晓梅、徐云飞夫妻早已对六年多以来如此无休无止、错综复杂的纠葛不堪其扰，因此在报纸上看到对展鸿公司的《税务处理决定书》后，就转程赶到杭州咨询律师，希望以合适方式“把展鸿公司应补缴的税款交掉”，尽早彻底了结这场“噩梦”。他们只是提出两点：一是地税部门在计算追缴“土地增值税”金额时仅对已办证的“房屋建筑物”价值进行了评估（未对“未确权面积”进行估价），导致税款金额计算错误（相差约150万元）；二是认为原告毕竟不是法定纳税人，即使有义务帮展鸿公司承担税款民事责任，也不应承担几百万元的“滞纳金、罚款”等应由展鸿公司自己承担的税法上的行政责任。但被告对此的答复：一是他们认定的追缴税款不会错；二是他们只是向展鸿公司追缴税款，并未将原告作为追缴或处罚对象，故原告无权就税款金额问题提出异议。 （五）再后2015年8月3日，义乌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以原告负责人吴晓梅涉嫌与展鸿公司共同逃税为由，将吴晓梅予以刑拘。 在此情况下，原告只得于2015年8月24日自行委托评估机构对案涉房屋建筑物（包括未办证的面积3277多平米，以及厂区内道路、水泥地、配电设施等相关附属设施）2009年的价值进行重新估价。结果是，房屋建筑面积共计达4900多平米，价值为285万余元（比原估价高204万余元，其中未办证面积估价140万余元，基础设施估价47万余元）。同年9月8日，原告在根据地税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书》认定的金额向公安机关“退赃”230余万元（吴晓梅因此得以取保候审）后。依法向被告市政府申请了行政复议。2016年4月13日被告市政府作出“义政复决字（2016）第6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原告没有在“知道”被告地税稽查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后60日内依法申请复议，超过了法定申请复议期限，故决定“驳回原告（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经原告提起行政诉讼（一审二审），浙江省高院于2016年11月4日作出《行政判决书》，责令被告市政府于6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2017年1月14日，被告市政府重新做出了行政复议决定（即“义政复决字（2017）第2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地税稽查局的“义地税稽处”（2015）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 原告认为：一、义地税稽处（2015）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第二条第7项认定的“追缴土地增值税2094545.95元”金额依法应予据实变更。二、被告市政府重新作出的“义政复决字（2017）第2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实际上既放弃了对事实的查明，也放弃了对原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三、关于本案的级别管辖问题，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行政诉讼本应原则上由基层法院（义乌市）管辖一审。但鉴于本案特殊性（一是有关“义政复决字（2016）第6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行政诉讼已由贵院一审并经省高院二审；二是与本案相关的系列案件都是由贵院审理或者由贵院指定管辖的；三是与本案相关的系列案件已历时长达八年，确属有较大社会影响的疑难复杂案件），故原告认为应向贵院提起本案诉讼。综上原告认为，原告虽然在2009年与展鸿公司签订了一份290万元的“阴阳合同“，但本意主要只是为了办理房产过户”走捷径“（以便尽快付款给鲍成华用于”肝移植“），并非完全为了逃避纳税。即使该行为违法，也只能承担其应当承担的税款责任乃至刑事责任，并不能免除税务机关依法查明事实并据实认定”应追缴税款“的法定职责。因此，现诉请法院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义乌市人民政府“义政复决字（2017）第2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判令变更被告义乌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义地税稽处（2015）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第二条第7项所认定的“追缴土地增值税”金额。 被告义乌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辩称：一、可可美针织厂与被诉税务处理决定无利害关系，主体不适格；二、义乌地税稽查局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1.该税务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2.该税务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3.该税务处理决定符合法定程序。三、可可美针织厂要求义务地税稽查局变更《税务处理决定书》的诉请无充分、合理依据，不应得到支持：1.2009估价报告系由法定纳税主体展鸿公司自行提交的纳税申报材料，义乌地税稽查局有权根据《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三条依法确认，并根据《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九条的规定，按照2009估价报告提供的扣除项目金额计征土地增值税。2.2009估价报告已对涉案房地产未确权部分进行估价，不存在可可美针织厂所称的“未确权建筑面积部分未予估价”的情形。3.2015估价报告不足以证明2009估价报告结果有误，亦无法证明义乌地税稽查局计税扣除项目错误。只要已作出的结论符合程序性要求，即便再由不同的人员组成鉴定组重新鉴定很可能会得出不同的实体结论，也不能认为已作出的鉴定结论有问题。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义乌市人民政府辩称：被告作出的义政复决字（2017）第2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法律、法规适用正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被告义乌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作出的“义地税稽处（2015）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其所涉的法定纳税人是第三人展鸿公司，原告可可美厂作为买方与第三人展鸿公司签订的“房地产绝卖契约”中约定“本房过户改名的一切费用由买方承担”，只是一种民事上的对税款额承担的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定纳税义务不得转移，因此并不发生纳税义务转移的法律事实，原告可可美厂不是义地税稽处（2015）1号税务处理决定的行政相对人，不享有作为行政相对人所享有的诉权。至于原告可可美厂是否属于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原告可可美厂认为因涉嫌与第三人展鸿公司共同逃税而被追究刑事责任，“义地税稽处（2015）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上认定的欠缴税款额度影响量刑，而与“义地税稽处（2015）1号”税务处理决定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根据义乌市公安局义公诉字（2016）第355号起诉意见书及本院已经生效的（2017）浙0781刑初361号刑事判决书均认定吴晓梅是犯逃税罪的主体，吴晓梅虽然是原告可可美厂的负责人，但与原告可可美厂各自具有独立的人格，是不同的法律主体，吴晓梅认为“义地税稽处（2015）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上认定的欠缴税款额度影响对其量刑，而与“义地税稽处（2015）1号”税务处理决定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亦是应当以吴晓梅个人的名义主张诉权，且本院（2017）浙0781刑初361号刑事判决，并未采纳“义地税稽处（2015）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上认定的欠缴税款额度对吴晓梅予以量刑，原告认为义地税稽处（2015）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上认定的欠缴税款额度影响量刑，因而与该决定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同时原告可可美厂也未向本院主张有其他利害关系的事实存在，综上所述，本院认定，原告可可美厂与“义地税稽处（2015）1号”税务处理决定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备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对于被告义乌市人民政府根据原告的复议申请，作出的“义政复决字（2017）第2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根据相关规定，原行政行为不符合复议或者诉讼受案范围等受理条件，复议机关作出维持决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一并驳回对原行政行为和复议决定的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二款、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七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义乌市可可美针织厂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唐云峰 审 判 员  陈子薇 人民陪审员  冯美琴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代书 记员  程怡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