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津02民终5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忻州市分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忻州忻府区建设北路9号。主要负责人：王浩，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家红，天津君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双进顺达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响螺湾旷世国际大厦B座305-163号。法定代表人：丁玉芬，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广东维强（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国强，男，1979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乐陵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东区十一经路61号。主要负责人：高健，总经理。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忻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忻州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天津双进顺达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进顺达公司）、刘国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天津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7）津0116民初252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人保忻州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家红，被上诉人双进顺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被上诉人刘国强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人保天津分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人保忻州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驳回车辆损失金额过高部分（异议部分28000元），改判上诉人不承担停运损失费；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双进顺达公司主张的车辆损失金额过高，且并未经过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不能证明车辆损失与本案事故的关联性，一审法院直接按照修车发票金额判决车辆损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另外，事故发生后，双进顺达公司的车辆修理前应当会同保险人检验、协商确定修理项目、方式和费用，对未协商确定的，保险人可以重新核定，一审法院未准予重新鉴定申请是错误的。2、停运损失属于间接损失，根据保险条款的约定，被保险车辆发生意外事故，致使任何单位或个人停业、停驶、停电等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故停运损失不应由上诉人承担。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双进顺达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刘国强辩称，其同意上诉人的意见，但在庭审后表示双进顺达公司的车辆停运损失应由上诉人承担。人保天津分公司未作答辩。双进顺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国强、人保天津分公司、人保忻州分公司赔偿其车辆修理费100000元、施救费1500元、停运损失22000元，共计123500元，要求人保天津分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先行赔付，不足部分由人保忻州分公司在机动车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按照保险合同赔偿，仍有不足的由刘国强赔偿；2、诉讼费用由对方负担。一审法院查明：2016年5月24日13时40分，刘国强驾驶津Ａ×××××号东风牌重型自卸货车沿天津港南港路由西向东行驶至，由于未与前方胡长友驾驶的津Ａ×××××号广通牌大型普通客车保持安全距离，致使刘国强车辆前部与胡长友车辆尾部相接触，之后胡长友车辆失控冲入南港路南侧绿化带，造成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绿化带损坏、胡长友以及车上乘车人肖勋平、吴大军、张海关、龙昌全、石树林、卫小智、谭红辉、龙炳武、吴应邦不同程度受伤的交通事故。经天津港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三大队出具事故认定书认定，刘国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胡长友及其车上所有乘车人不承担事故责任。津Ａ×××××号广通牌大型普通客车为营运车辆，系双进顺达公司实际所有，登记在天津市石达客运服务中心挂靠运营。事故后，双进顺达公司支付施救费1500元，后该车于2016年6月28日至10月5日期间在天津市河西区瑞达鑫汽车修理厂修理，双进顺达公司实际支付维修费100000元。另查，津Ａ×××××号车辆系刘国强所有，事故时由其本人驾驶；该车在人保天津分公司投保机动车交强险一份、在人保忻州分公司投保商业三者险一份（保险限额为1000000元，包含不计免赔），事故均发生在保险期内。一审法院认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所作的事故责任认定，双方均无异议，予以确认，应根据事故责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双进顺达公司的损失应当由人保天津分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赔偿，超出部分由人保忻州分公司在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再有不足的部分由刘国强赔偿。关于双进顺达公司主张的车辆维修费100000元，系双进顺达公司因本次交通事故救援及修理受损车辆产生的实际支出，且双进顺达公司提供了车辆维修明细予以佐证，应予支持；人保忻州分公司认为维修费金额过高要求评估，但双进顺达公司陈述已将该车辆出售，不具备鉴定条件，且保险公司既未在事故发生后及时对受损车辆进行定损，亦无证据证实双进顺达公司维修明细中存在不合理项目，而人保忻州分公司在庭审中亦认可双进顺达公司车辆受损严重的事实，故不予采纳其答辩意见。关于施救费1500元，系双进顺达公司为救援事故车辆的合理的、必要的支出，参照《天津市救援拖运收费标准》，双进顺达公司主张的金额并未超出合理范畴，应予支持。关于停运损失，因双进顺达公司所有的车辆为营运车辆，其因本次交通事故必然导致停运损失，故双进顺达公司的主张停运损失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现双进顺达公司提供临时租车协议一份，主张每月11000元，但从合同条款看，该租赁费中还包含司机工资，故双进顺达公司仅提供一份协议书不足以证实其因停运导致的损失，故应按照交通运输业标准计算；关于停运时间，结合事故处理时间，双进顺达公司车辆损失情况及维修金额等情况，双进顺达公司只主张两个月的停运期间，并未超出合理范畴，故停运损失金额为15428元（92570元÷12个月×2个月）。人保忻州分公司提出停运损失不属于保险理赔范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的规定，人保忻州分公司提供的投保单上载明的投保人声明系打印的格式条款，不足以证实其已经对免责事由及相应的法律后果进行了充分的解释说明，故对人保忻州分公司的该项答辩主张不予采纳。由于双进顺达公司主张的赔偿数额在保险限额内，故刘国强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三）项、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人保天津分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机动车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双进顺达公司车辆维修费2000元；二、人保忻州分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限额内赔偿双进顺达公司车辆维修费98000元、施救费1500元、停运损失费15428元，共计114928元；三、驳回双进顺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诉讼受理费2850元，减半收取1425元，由刘国强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且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故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双进顺达公司车辆损失应如何认定；二是双进顺达公司主张的停运损失是否应当支持。关于车辆损失，双进顺达公司提交了车辆维修发票和车辆维修明细，证明其车辆维修的费用。上诉人认为维修费金额过高，但其不能提供证据证实该维修明细中存在不合理的项目，且车辆维修费用已经实际发生，故一审法院确定车辆损失为车辆维修费发票的数额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应当通过鉴定来确定车辆损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关于停运损失，因双进顺达公司的车辆为营运车辆，车辆损坏后进行维修必然产生停运损失。上诉人主张停运损失属于间接损失，根据保险条款的约定，其不负责赔偿。经审查，上诉人提供的投保单上，投保人声明系打印的格式条款，不足以证明上诉人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进行了充分的提示和说明，故上诉人该主张，本院难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人保忻州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6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忻州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萍代理审判员 曹 伟代理审判员 郝宛鸿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二日书 记 员 常方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