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3民终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文珍，女，1968年8月22日出生，汉族，系汉江集团公司职工，户籍所在地：湖北省丹江口市，住湖北省丹江口市大坝二路民欣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斌(系沈文珍丈夫)，男，1971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丹江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饶丹斌，丹江口市诚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国江，男，1966年3月13日出生，汉族，系汉江集团公司电化有限责任公司职工，住湖北省丹江口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江英，女，1968年7月1日出生，汉族，系汉江集团公司资金结算中心职工，住湖北省丹江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平，湖北三丰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上诉人沈文珍因与被上诉人胡国江、胡江英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丹江口市人民法院（2017）鄂0381民初24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沈文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斌、饶丹斌、被上诉人胡国江、被上诉人胡江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沈文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胡国江和胡江英连带偿还上诉人公积金20000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直至还清止。2、胡国江和胡江英承担全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冒领上诉人公积金的去向没有查清，胡江英是否将冒领款交给胡国江，胡国江是否将该款项告知或交给沈文珍，没有证据证明，故上诉人对该笔资金被冒领并不知情。一审遗漏上诉人公积金手册在被上诉人手中一直没有归还的事实。虽然上诉人2007年8月21日亲自领取了公积金转账支票，支取审批表上显示有“公积金个人账户余额：20×××62.27元，但不能因此推断上诉人就知悉账户公积金被冒领的事实。2、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于2017年8月8日通过公积金管理中心提供的相关证据才知道胡江英作为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代替上诉人和胡国江签名冒领此款，上诉人之前一直以为是被胡国江冒领的款项，根本不可能知道是二被上诉人共同冒领的。本案应从上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积金被冒领之日起计算，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错误。被上诉人胡国江辩称，2005年沈文珍不会写提取公积金的申请，是胡国江代写的，然后沈文珍拿到所在单位签字，沈文珍是知情的，胡江英将代领的公积金给胡国江后，胡国江就把20000元现金交给了沈文珍。沈文珍的公积金手册不在胡国江手中，胡国江没有使用过公积金手册，上诉人的请求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胡江英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2005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姑嫂关系，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代办公积金领取手续符合正常的生活习惯，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没有查明公积金冒领的去向，应当由上诉人提供证据证明。按照公积金的领取手续规定，公积金手册是否交还上诉人并不导致公积金不能被领取。2、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符合法律规定，应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认为公积金被冒领发生在2005年7月，距今已长达12年之久，而在此期间，上诉人另有两次领取公积金的行为，上诉人在2007年8月领取公积金时就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但其没有及时主张权利，明显是对权利的放弃，且无诉讼被中止或中断的情形。沈文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胡国江、胡江英偿还沈文珍公积金20000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沈文珍与胡国江于2002年7月1日登记结婚，2005年7月，沈文珍与胡国江欲提取公积金，二人各自办理好各自提取住房公积金的审批手续后（沈文珍领取住房公积金的申请系胡国江代写），胡国江便委托在公积金办上班的胡江英代替领取其二人所要提取的住房公积金。2005年7月14日胡江英代领了胡国江、沈文珍、案外人卢涛的公积金共计44300元。后胡江英将沈文珍的公积金20000元及胡国江的6300元一并交给了胡国江。2007年沈文珍第二次支取公积金时，让胡国江帮其写好公积金申请，又让胡江英帮其办理了住房公积金领取审批手续，且支取住房公积金审批表上申请人单位财务填写一栏中显示有“公积金个人账户余额：20×××62.27（截止07年7月）”字样。沈文珍本人于2017年8月21日亲自领取了公积金转账支票，并在支票存根上签字。2008年9月26日沈文珍与胡国江协议离婚后，沈文珍又于2011年以购房为由支取公积金5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沈文珍的公积金在2005年支取20000元后，其本人又在2007年8月和2011年9月，先后两次领取住房公积金共计70400元，且在2007年8月20日领取住房公积金的审批表中明确记载有其住房公积金余额变动情况。说明沈文珍在2007年8月20日提取住房公积金时就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的公积金余额及变动情况。即使沈文珍对2005年领取的20000元住房公积金不知情，那在2007年8月20日其领取第二笔20400元住房公积金时就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的公积金余额及变动情况，沈文珍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07年8月20日起计算至2010年8月19日止，可沈文珍于2017年11月1日才向法院提起诉讼，当庭亦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有中止、中断的情形，沈文珍的起诉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沈文珍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胡国江和胡江英关于沈文珍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的抗辩理由成立，予以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沈文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减半收取150元，由沈文珍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沈文珍提交了如下证据：1、十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汉江集团办事处2018年1月22日出具的沈文珍公积金查询情况说明，拟证明沈文珍于2017年8月8日在查询其个人公积金情况时才得知2005年7月14日发生一笔公积金提取业务。2、2005年7月从沈文珍公积金账户支取20000元的相关支票、申请、调查报告的照片，拟证明十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汉江集团办事处出具说明上述资料沈文珍于2017年8月8日取得，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胡国江、胡江英在二审没有提交新证据。被上诉人胡国江对上诉人沈文珍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对第一份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2005年领取公积金沈文珍确实未到场，但是办理公积金手续的时候她参与了。公积金领取后胡国江就把钱给了沈文珍，其不是2017年8月8日才知道的。对第二份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被上诉人胡江英对上诉人沈文珍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对第一份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情况说明上写有“推断”，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上诉人2007年8月和2011年9月分两次提取了自己的公积金，就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对第二份证据，由于该证据已经在一审时作为证据提交，上诉人仅凭公积金管理中心2017年8月8日取得的查询材料的证明，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的证明目的。对上述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为，上诉人沈文珍提交的第一份证据虽具有真实性，但不能达到沈文珍于2017年8月8日才知道或应当知道其公积金被他人支取的证明目的，依法不予采信。对第二份证据，是对沈文珍向一审法院提交的2005年7月14日支取公积金时使用的支票、申请、调查报告的来源和提取时间的证明，其不能达到沈文珍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的证明目的，依法不予采信。二审经审理查明：沈文珍与胡国江于2002年7月1日登记结婚，2008年9月26日离婚。2005年7月，胡国江在提取其个人公积金时，同时将胡国江和沈文珍的结婚证、沈文珍的身份证及其沈文珍提取住房公积金的申请（系胡国江代写）、调查报告等沈文珍单位的审批手续提交给十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汉江集团办事处后，便委托其妹妹胡江英于2005年7月14日代替领取了沈文珍住房公积金20000元，后胡江英将沈文珍的住房公积金20000元交给了胡国江。2007年8月沈文珍第二次支取住房公积金时，在支取住房公积金审批表上申请人单位财务填写一栏中载明“公积金个人账户余额：20×××62.27（截止07年7月）”的字样，沈文珍知道其住房公积金账户当时余额只有20400多元，让胡国江在“购房(装修)支取公积金申请”中申请人签名处代替其签名，让胡江英帮其办理了住房公积金领取手续，沈文珍本人于2007年8月21日亲自签收了转账支票，领取了20400元住房公积金。之后沈文珍又于2011年9月支取住房公积金50000元。一审判决认定“沈文珍本人于2017年8月21日亲自领取了公积金转账支票”有误，应为“沈文珍本人于2007年8月21日亲自领取了公积金转账支票”。本院认为，(一)关于沈文珍的起诉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上诉人沈文珍提出胡国江没有告诉沈文珍冒领了其住房公积金20000元，也没有将冒领的住房公积金交付给沈文珍及其公积金手册在被上诉人手中没有归还，故其不知道2005年7月其住房公积金被他人支取的上诉理由。经查，沈文珍的住房公积金在2005年被支取20000元时，向十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汉江集团办事处提交由沈文珍所在单位出具的调查报告及同意支取公积金的审批材料。按常规，沈文珍所在单位出具的调查报告及同意支取住房公积金的审批材料应当由职工本人到所在单位办理。沈文珍认为是胡国江到沈文珍的单位办理的提取住房公积金的相关审批手续，但胡国江并不认可，沈文珍也没有提供确实的证据证明。另查明，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不需要使用公积金手册，况且沈文珍的公积金手册理应由其个人保管，沈文珍认为公积金手册在被上诉人手中一直没有归还，但其并没提供证据证明，故沈文珍提出的其不知道2005年7月其住房公积金被他人支取的上诉理由无事实根据。且沈文珍本人又在2007年8月和2011年9月，先后两次领取住房公积金共计70400元，其中2007年8月沈文珍在领取公积金20400元时，沈文珍已知悉其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只有20400多元，而2005年沈文珍住房公积金账户被支取20000元占其截止2007年8月时住房公积金收入总额的近50％。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职工个人缴存的住房公积金，由所在单位每月从其工资中代扣代缴”。故职工个人对自己每月住房公积金的收入情况一般应知晓大概数额，且按照我国现行公积金管理制度，公民个人持身份证可以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查询公积金余额及其收支情况，故即使沈文珍在2005年7月不知情，沈文珍在2007年8月21日应当知道其住房公积金20000元被支取的情况，沈文珍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07年8月21日起计算至2009年8月20日止，因沈文珍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无中止、中断的情形，故沈文珍于2017年11月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沈文珍提出的其请求权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由于沈文珍请求权的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在2017年10月1日之前且到2017年10月1日前己经届满，因为时效期间己经完成，不能回溯，则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关于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的规定，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关于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的规定。沈文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提出本案属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代理意见。经查，沈文珍提起的是不当得利请求权，并不属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请求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故沈文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该代理意见没有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被上诉人胡国江、胡江英提出沈文珍的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答辩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二)关于胡国江、胡江英代领沈文珍公积金20000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并造成他人损失的，构成不当得利。在本案中，胡国江委托胡江英于2005年7月代替领取了沈文珍住房公积金20000元，后胡江英将该款项交付给了胡国江，沈文珍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胡江英占有了其住房公积金20000元，取得了不当利益。根据查明的事实，沈文珍与胡国江于2002年7月1日登记结婚，2008年9月26日离婚。胡国江于2005年7月收到胡江英代替领取沈文珍住房公积金20000元时，胡国江与沈文珍还在婚续期间，何况沈文珍没有提供确实的证据证明2005年提取公积金时不是其本人到其所在单位办理的审批手续，不能证明其不知情，且胡国江辩称其将20000元住房公积金交付给了沈文珍，即使沈文珍对20000元住房公积金的去向有争议，也属胡国江与沈文珍之间的婚姻家庭纠纷，而不构成不当得利。故沈文珍上诉请求胡国江和胡江英连带偿还其公积金20000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沈文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不当，应予纠正，但处理结果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三百三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沈文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肖玉玲审判员  罗 荣审判员  陈 虎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五日书记员  黄 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