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赣08民终22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萍，女，1979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仁权，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传喜，男，1984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安驼洋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阳明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8007165681361。法定代表人：王传喜，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驼洋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阳明东路**文山购物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8007511159172。法定代表人：王世洋，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巧玲，女，1987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上述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佳俊，江西奋翼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永鑫，江西奋翼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萍因与被上诉人王传喜、吉安驼洋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驼洋房产公司）、江西驼洋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驼洋实业公司）、王巧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泰和县人民法院（2018）赣0826民初161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本案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萍向本院上诉请求：1、判令王传喜、驼洋房产公司、王巧玲与驼洋实业公司就涉案判决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纠正一审判决书第一项判决中的本金错误，将一审判决的本金1089956元纠正为1098588.60元，即一审少计算了8632.60元。维持该第一项判决的其他判决事项。3、纠正一审判决书第二项的2015年3月5日至2016年10月9日期间所欠利息计算错误，将一审判决的利息216976元纠正为227649.55元（一审少计算了10673.55元）。同时撤销该第二项判决，改判该227649.55元利息自2016年10月10日为续借的本金（即该利息应在本息结算后与本金一并转入下一借期的本金），并自2016年10月10日起按年利率20%支付利息至还清借款之日止。4、撤销一审判决书第三项判决。5、由四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其理由为：一、一审存在重大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对涉案款项的债务承担者认定错误。一审判决仅认定驼洋实业公司为涉案款项的债务承担者，是错误的，而应将所有被上诉人列为连带承担者。驼洋实业公司仅为涉案款项的名义借款人，而实际借款人为王传喜、驼洋房产公司、王巧玲。涉案款项借入时至今，驼洋实业公司无任何实业，既无公司账户，也无实际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涉案款项并未用于其任何经营之用，并未进入驼洋实业公司的任何账户，驼洋实业公司至始至终均未使用涉案款项。所有借款均转入王传喜、王巧玲的个人账户中，涉案款项相关本息的返还，也均通过王传喜、王巧玲的个人账户进行。王传喜在借款时，明确向刘萍披露和声明该款项的实际使用人为驼洋房产公司、王传喜和王巧玲。王传喜在借款时和借款后，均向刘萍披露和声明驼洋房产公司等由王传喜实际控制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经营，且王传喜自始至终均承认涉案款项系用于驼洋房产公司。2、一审判决未对王传喜自愿承担涉案款项的还款责任承担予以认定。王传喜至始至终均明确表示，其本人对涉案款项的借入与返还承担完全责任。无论王传喜本人是否参与涉案款项的借贷，也无论涉案款项贷给谁使用，而刘萍也认为应由王传喜等承担，毋庸置疑，王传喜对涉案款项承担返还责任的意思表示，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况且，涉案款项本身就是王传喜亲手所借，此款项就更应由王传喜来承担返还责任的。因此，一审判决书对此未作认定，显然是错误的。3、一审判决未对驼洋房产公司自愿以其开发的商铺作价承担涉案款项的返还责任予以认定。驼洋房产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传喜，反复强调且自愿以驼洋房产公司在泰和县城开发的中央公园和泰洋花苑的商铺作价偿还涉案款项，作为法定代表人的王传喜代表驼洋房产公司自愿承担涉案款项的返还责任，符合法律规定，理应得到支持。况且，驼洋房产公司系王传喜借款时向刘萍披露的涉案款项的实际借款人，就更应承担该款项的返还责任的。4、一审枉顾涉案借据中存在将前期利息计入本期续借本金的事实。按照涉案款项借贷双方的理解和操作方式（实际操作方式为一年一结算，每次结算将前期的结余的本息重新计为下一期续借的本金，首年借期年利率为30%，之后借期年利率均为24%），双方于2016年10月10日进行了一次结算，结算时双方认定尚存120万元本金未还，20万元利息未还。于是，双方于当日重新出具了涉案140万元本金的借据，作为重新续借的本金。无论从双方在涉案借据出具前的操作方式（前文已表述），还是从涉案款项的原始来源，涉案借据中均包括原始不归还的本金和之前到期结算时未归还的利息在内。即便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借据写的全部是原始本金，那么刘萍总共出借的原始本金只有111万元，而涉案借据写的本金是140万元，显然，这其中是包括之前借期未归还的利息在内的。何况，被上诉人在这过程中还归还过一部分本金，因此实际上刘萍的原始出借的本金应低于111万元才对，2016年10月10日结算时又何来的140万元本金，而明知没有这么多的本金，被上诉人何以出具140万元的本金借据，这也佐证140万元中包含了之前借期未归还的利息在内。一审判决则枉顾该140万元本金中包含了前期未归还的利息的事实，而直接将续借时未归还的利息剔除掉未作为续借的本金进行计算。二、一审判决存在证据认定错误，从而导致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对驼洋房产公司向法庭提交的王巧玲的社保信息、对驼洋实业公司提交的王巧玲系其员工的证明两个证据认定错误，从而错误地认定王巧玲系驼洋实业公司的员工。根据一审庭审时驼洋房产公司向法庭提交的王巧玲的社保信息显示，王巧玲系驼洋房产公司员工，而非驼洋实业公司的员工。虽然驼洋实业公司向法庭提交了一份证明，但刘萍当庭对该证明的三性均予以否定，且该证明与王巧玲的社保信息相矛盾，因此不具真实性。同时，驼洋实业公司未向法庭提交诸如工资发放表、个税代缴、社保交纳等任何能够证明王巧玲系其员工的证明。再者驼洋实业公司无任何经营实业，也无任何公司账户，更无任何公司财会凭证，也就是说，一个空壳公司，何来员工？三、一审判决存在计算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少算了刘萍的出借本金数额。1、一审判决在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时，对前期利率是否超过年利率24%的计算时存在重大错误。一审判决针对涉案款项前期利息的计算均按年利率24%计算（详见判决书附表的第3行），照此利率标准计算利息，无论从哪个角度均不可能超过年利率24%。但一审判决却认定涉案款项的前期利息超过了年利率24%，因而未将该利息作为续借的本金，这显然是错误的。2、一审判决错误地适用《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在计算续借本金时将未超过年利率24%的利息直接予以了剔除。由于事实认定错误和计算错误，直接导致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前文已述及，涉案借据140万元本金中包含了对前期本息结算时未归还的利息在内，同时，一审判决按年利率24%的标准进行计算认定截至2016年10月10日驼洋实业公司尚未归还的利息为216976元（实际为227649.55元，相关的原因待下文表述），因此，该利息不可能超过24%的年利率的标准，该利息应计入涉案借据中作为本金进行计算，但一审判决并未将该利息计入续借的本金之中。3、一审在计算日利率时因适用法律错误而导致计算错误。一审判决在计算日利率时均按年利率除以365天计算，这个计算方式是错误的。根据我国银行业通过的规则，日利率应按年利率除以360天进行计算。两者计算会导致一定的金额差异。一审判决第一项计算的本金1089956元实际应为1098588.60元，少计算了8632.60元，一审判决第二项的利息216976元实际应为227649.55元，少计算了10673.55元，这种差异均是日利率计算错误所导致的。被上诉人王传喜、驼洋房产公司、驼洋实业公司及王巧玲答辩称，一审判决合理合法，请求法院维持原判，驳回刘萍的上诉。其理由为：一、关于借款主体。1、借款主体是唯一的，即驼洋实业公司。王传喜、王巧玲、驼洋房产公司均不是借款人或担保人，不应当承担责任。王传喜是驼洋实业公司的监事，其在借条相应职务栏签字属于职务行为，不应承担责任；王巧玲是公司员工，担任出纳，所有行为系职务行为，也不承担责任；驼洋房产公司不是借款人，也未在借据上盖章。驼洋实业公司和吉安驼洋房地产公司系两个独立的法人，两公司均系合法注册、独立运营、独立承担责任的法人组织。且驼洋房产公司并未收到驼洋实业公司的所借款项。故，驼洋房产公司不承担责任。2、本案性质为借款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刘萍应向合同相对方主张权利，而不应对合同相对方、合同当事人错误性的做扩张性理解。刘萍作为成年人，其出借大额资金应充分考虑借款人的偿还能力、经营状况，且在收到借据的时候，应仔细核对借款人、借款金额等重要内容。发现异常后应及时提出异议，但刘萍没有证据证明其自2016年10月起持有借条后，向驼洋实业公司提出异议。刘萍在一审中主张被上诉人是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出具的借条，其主张明显不符合事实与常理。双方的借款往来是通过王传喜和王巧玲账户，但王传喜、王巧玲均系公司职务人员，且二人均没有在借据上表明其为借款人或担保人身份，故王传喜、王巧玲及驼洋房产公司均不是合同的相对方，均不应承担责任，刘萍的上诉请求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本案中，刘萍与驼洋实业公司之间并未达成任何债务转让的合意，驼洋实业公司也并未向王传喜、驼洋房产公司作出债务转让的意思表示及通知，且王传喜也从未以其个人名义作出任何还款承诺；驼洋房产公司也从未作出任何还款承诺。本案中，王传喜、驼洋房产公司依法不承担责任。综上，本案系借款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刘萍应向借款合同的相对人主张还款责任，即驼洋实业公司。本案其他三个被上诉人均不是合同相对方，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其他三个被上诉人表明了其为借款合同的当事人或担保人。故本案中王传喜、王巧玲、驼洋房产公司不承担责任。二、一审判决证据及事实认定，以及法律适用均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证据认定错误、计算错误或法律适用错误。1、王巧玲是驼洋实业公司的职员。王巧玲的社保证可以证明其自2011年1月份开始就是驼洋实业公司员工。后因驼洋房产公司与驼洋实业公司办公场所相邻，为节约人力开支，王巧玲就同时在两家公司工作。驼洋房产公司在2018年为王巧玲缴纳社保金是事实，但王巧玲在2011年至2017年是驼洋实业公司的职员也是事实，两者不矛盾。2、为什么存在按360天计算，这在于银行的“计息方式”的差异。银行计息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逐笔计息法套用早前算法，即整年按360天计算日息，整月按30天计算月息；另一种是积数计息法，按照一年365天来计算日息。刘萍主张按360天实际是选择性的按逐笔计息法计算，但是按积数计息法的话，那就是除以365天。而且，需要说明的是，按360天计算是因为以前没有计算器，为了计算精确与方便，故意减去5天。但这并不能否认按365天计算更加符合客观事实。存款的日利率按年利率除以365天计算，而贷款的日利率却按年利率除以360天计算，这就是银行业的习惯。刘萍向一审法院诉请：1、判令王传喜、驼洋房产公司、驼洋实业公司及王巧玲连带清偿其所欠本金1400000元；2、判令王传喜、驼洋房产公司、驼洋实业公司及王巧玲连带清偿其所欠本金1400000元的2016年10月11日至2017年10月11日的利息为280000元；3、判令王传喜、驼洋房产公司、驼洋实业公司及王巧玲连带清偿其所欠前述第1、2项本息1680000元的逾期利息84933.33元（暂自2017年5月3日计算至2018年1月12日，共逾期3个月另1天）；4.保全费5000元由王传喜、驼洋房产公司、驼洋实业公司及王巧玲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10月11日，刘萍将150000元汇入王传喜的账户；同日，证人龙某,4将350000元汇入王传喜的账户，刘萍、被上诉人及龙某,4均认可其中的150000系刘萍出借给被上诉人。刘萍分别于2013年5月18日将500000元、2013年10月26日将310000元汇入王巧玲的账户。2015年3月9日，证人杨某,4将300000元（其中290000元系从银行贷款）汇入王巧玲的账户，刘萍、被上诉人和杨某,4均认可此款系刘萍出借给被上诉人。2014年11月5日王传喜将500695元汇入刘萍的账户，附言“归还借款本息”；2015年3月4日王传喜将300000元汇入刘萍账户，附言“还款”；2016年10月9日王巧玲分别往刘萍的账户汇入8500元和191500元，均附言“还借款”。2016年10月，驼洋实业公司向刘萍出具了借款收据一张，载明“今借到刘萍人民币壹佰肆拾万元整（￥1400000），借款期限从2016年10月11日起至2017年10月11日止。利息按20%支付，利息计人民币贰拾捌万元整（￥280000），到期一次性归还本金及利息，共计人民币壹佰陆拾捌万元整”，驼洋实业公司在“借款单位盖章”处盖了公章，王传喜在“董事长”一栏签字，周红兰在“出纳”一栏签字。驼洋房产公司自2000年2月14日成立，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传喜，股东为王传喜和驼洋实业公司。驼洋实业公司自2002年10月9日成立，类型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世洋，股东为王世洋、谢才香和王传喜，监事为王传喜。王巧玲为驼洋实业公司员工，亦是驼洋房产公司的员工，从事财务工作。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借款人的认定，刘萍主张王传喜、王巧玲为实际借款人，该借款被用于驼洋房产公司、驼洋实业公司的生产经营，故本案四被告都应承担还款责任。刘萍作为成年人，出借大额资金应充分考虑借款人的偿还能力、经营情况，且在收到借据的时候，应核对借款人、金额等内容，发现异常应及时提出异议，但是刘萍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自2016年10月起持有借条后，向驼洋实业公司提出异议，故刘萍主张驼洋实业公司是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出具借据的理由不成立。虽然双方的借款往来是通过王传喜和王巧玲的账户，但是王传喜是驼洋实业公司的股东及监事，王巧玲是财务人员，且二者均未在借据上表明其为借款人的身份，故本院不认定王传喜、王巧玲为借款人。民间借贷纠纷为合同纠纷，借款的实际用途不影响借款合同主体的确认，无论本案借款是否用于驼洋房产公司，都不能认定为借款人。本案出具借条的借款人为驼洋实业公司，依照“合同相对性”原则，应以向出借人出具借据的一方为诉讼当事人，并由其承担还款义务，故借款人为驼洋实业公司，其应向刘萍偿还借款。关于2016年10月以前的借款是否存在利息的认定，刘萍分别于2012年10月11日、2013年5月18日、2013年10月26日和2015年3月9日出借300000元、500000元、310000元和300000元，共计1410000元；驼洋实业公司分别于2014年11月5日、2015年3月4日和2016年10月9日归还500695元、300000元和8500元、191500元。驼洋实业公司辩解证人杨某,4的300000元借款源自银行贷款，驼洋实业公司只需偿还本金，法院认为，该借款并非由杨某,4直接出借给驼洋实业公司，而是由刘萍出借，故不采信驼洋实业公司的意见。驼洋实业公司在2014年11月5日的还款附言中明确表明归还借款本息，且2016年10月出具的借据亦约定了利率。虽然驼洋实业公司没有证据证明2016年10月以前双方约定了利率，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除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故法院认定双方在2016年10月以前的借款存在利息。关于归还金额是本金还是利息，以及归还的是哪一笔借款，双方各执一词，但均没有证据证明4笔借款的借期以及利率约定，因驼洋实业公司于2016年10月重新出具了新的借条，则本院认定4笔借款的到期时间为同一天，即为重新出具借条的日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之规定，本案4笔借款到期时间相同，则驼洋实业公司归还的款项由4笔借款按比例抵充，先按比例抵充利息，有余款的，再按比例抵充本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驼洋实业公司归还的款项由4笔借款（利息从借款之日按年利率24%计算）按比例抵充和先抵充利息再抵充本金的方式进行试算，得出本金总和为1089956元和2015年3月5日至2016年10月9日期间尚欠利息216976元。2016年10月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重新出具借据，约定借款本金1400000元，可见存在利息约定超过年利率24%以及超过年利率24%的利息亦计入本金的事实。综上，驼洋实业公司于2016年10月9日前所借刘萍的4笔借款，利息为年利率24%；自2016年10月10日起，借款本金为1089956元，利息依据借据确定为年利率20%；驼洋实业公司尚欠刘萍2015年3月5日至2016年10月9日期间的利息216976元，该利息不列入本金重复计算利息。双方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刘萍主张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年利率20%）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合理合法，应予以支持，但应以1089956元为本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驼洋实业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刘萍归还借款本金1089956元及利息（自2016年10月10日起按年利率20%支付至还清借款之日止）；二、驼洋实业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刘萍归还2015年3月5日至2016年10月9日期间所欠利息216976元；三、驳回刘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684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刘萍负担2122元，驼洋实业公司负担23562元。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请求判令王传喜、驼洋房产公司、王巧玲与驼洋实业公司就涉案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借款合同的当事人应当向借款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要求履行相应的义务，在诉讼中，即已出具借据的一方为诉讼当事人，并由其承担还款义务。本案中，驼洋实业公司于2016年10月向刘萍出具了借款收据一张，且驼洋实业公司在“借款单位盖章”处盖了公章，因此，借款人应为驼洋实业公司，其应向刘萍偿还借款。王传喜虽在“董事长”一栏签字，双方的借款往来亦是通过王传喜和王巧玲的账户，但是王传喜是驼洋实业公司的股东及监事，王巧玲是财务人员，二者均未在借据上表明其为借款人的身份。且借款的实际用途不影响借款合同主体的确认，无论本案借款是否用于驼洋房产公司，都不能认定为借款人。故一审法院不认定王传喜、驼洋房产公司、王巧玲为借款人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2015年3月5日至2016年10月9日期间所欠利息应按照年利率20%支付利息至还清借款之日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的规定，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驼洋实业公司归还的款项由4笔借款（利息从借款之日按年利率24%计算）按比例抵充和先抵充利息再抵充本金的方式进行试算，得出本金总和为1089956元和2015年3月5日至2016年10月9日期间尚欠利息216976元。2016年10月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重新出具借据，约定借款本金1400000元，可见存在利息约定超过年利率24%以及超过年利率24%的利息亦计入本金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3月5日至2016年10月9日期间的利息216976元不应当计入本金计算利息并无不当。另外，对于刘萍提出的日息计算错误，应当以360天计算日息，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萍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诉请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受理费16737元，由上诉人刘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 山审判员 颜 莉审判员 罗英秀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日法官助理钟君林书记员刘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