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5民终2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三九，男，1971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安徽省安庆市人，住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左秀柒，贵州本芳（黔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秋菊，贵州本芳（黔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朝晖，男，1971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海燕，女，1971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毕节市顺丰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00770581569M，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三江花园B幢三单元十楼C座。 法定代表人：罗朝晖，该公司执行董事长。 上列三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晓熙，贵州尚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三九与被上诉人罗朝晖、吴海燕、毕节市顺丰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顺丰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1日作出（2016）黔0502民初2547号判决后，罗朝晖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认为原审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违反法定程序，将本案发回重审。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2017）黔0502民初602号民事判决，上诉人黄三九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黄三九上诉请求：撤销七星关区法院（2017）黔0502民初602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1、《借条》符合法律规定，原审认定《借条》不具有合法性而认定上诉人举证不能，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结合其内容和出具背景、双方关系的往来进行综合判断，该《借条》表明毕节市百里杜鹃公安局（下称：公安局）的所有办公设备是黄三九垫资提供的，《借条》涉及的款项与供应公安局的办公设备关联，该《借条》上载明的所谓借款实际上是欠款，是被上诉人差欠上诉人垫资购买公安局办公设备的款项（被上诉人庭审中也认可该《借条》是垫资款的预结算依据）。2、《借条》上的金额罗朝晖签字捺印确认了，是各方对投资款的清算，扣除已经支付的部分，还应支付的部分。汪结明没有在上面签字是因为汪结明不是欠款的偿还义务人。该《借条》就是上诉人垫资款的结算依据，系合伙各方共同确认的结果，不需要上诉人另行举证证明垫资款。3、汪结明不是涉案款项的偿还义务人，涉案款项未涉及合伙利润的分配，汪结明不是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 三被上诉人二审答辩称：重发货物是由于上诉人发货质量不符引起的，且所退货物由上诉人处理，退换货物的费用金额不清，应由上诉人承担该部分款项。合伙垫付款应在合伙人共同认可的范围内结算。《借条》是在受上诉人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且仅是预结算，不是最终结算。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垫付款的主张，依法应予驳回。故，原审判决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原告黄三九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三被告立即连带支付拖欠原告的“垫付款”430,000.0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费暂计10,000.00元，具体金额以实际清偿之日计算为准（其中：200,000.00元资金占用费从2015年1月28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30,000.00元的资金占用费自2015年3月28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三被告负担。 原审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4月，被告罗朝晖作为被告顺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参与公安局办公设备的招投标并中标。后罗朝晖、黄三九、汪结明三方签订《协议书》。“协议”载明：“经（今）有百里杜鹃公安局办公家具项目，经黄三九、罗朝晖、汪结明三方友好协商共同合做，其资金由黄三九所投。为了保障其资金能及时到位，经三人协商，只要公安局资金转到顺丰公司帐上，按黄三九实际所投资金转至其账上（按厂家的清单），不得拖延。”合同签订后，三方同到广东采购所需家具，并根据黄三九所发短信认可广东家具价值663,990.00元。公安局收货后支付给顺丰公司990,000.00元办公家具款。家具款到账后，被告顺丰公司分别于2014年12月17日向原告黄三九汇款550,000.00元，2014年11月28日向原告黄三九汇款60,000.00元共计610000.00元。并先后四次共支付给汪结明58,500.00元。之后，原告黄三九于2015年1月17日找到被告罗朝晖，以“不付款就去花区公安局（百里杜鹃公安局）拖家具”为由，要求罗朝晖出具《借条》，被告罗朝晖在未经合伙三方对涉案合伙业务共同清算的情况下，出具430,000.00元的所谓《借条》给原告黄三九，并承诺于2015年元月27日五点以前支付200,000.00元，剩余230,000.00元于2015年3月27日五点以前付清。另查明（全国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载明），2015年5月18日，被告顺丰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吴海燕更换为罗朝晖，股东由吴海燕、曾贵、罗朝晖三人变更为罗朝晖一人。即2015年5月18日后，被告顺丰公司的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合伙人汪结明于2015年年底死亡。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是事实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黄三九主张被告支付其430,000.00元“垫付款”，但其提供的《借条》的“垫付款”系三方合伙经营业务的主要成本，合伙三方进行合伙盈亏结算需以此为基础，因此，该“垫付款”结算事关汪结明的合法权益，应当有汪结明共同参与，但该“借条”是在没有汪结明参与或认可的情况下，由罗朝晖出具，故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原告提供的《供货单》与本案的待证事实，即原告实际“垫付款”的数额没有关联性，且其真实性也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综上，原告提供证据证明不能证明其事实主张，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黄三九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900.00元，由原告黄三九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对于原审认定的“并先后四次共支付给汪结明58500元”、“被告罗朝晖在未经合伙三方对涉案合伙业务共同清算的情况下”、“合伙人汪结明于2015年年底死亡”等事实，因汪结明并非本案当事人，根据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认定，本院对上述事实不作认定。原审认定“毕节市百里杜鹃公安局收货后支付给顺丰公司990000元办公家具款”的事实，因与二审查明事实不符，不予确认。对于原审认定的其余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皆认可下列事实：1、罗朝晖与吴海燕于1997年结婚，于2016年7月28日离婚。2、涉案家具是由黄三九全部垫资采购，且认可黄三九对第一次采购的家具中不符合要求的部分家具进行了退（换）货处理。3、涉案采购合同标的为112万元，公安局还扣留10%的款项未付，其余款项已经支付给被上诉人顺丰公司。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本案证据材料，本院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借条》的性质问题。该《借条》中的款项是基于罗朝晖、汪结明和黄三九合伙做公安局家具采购项目的《协议》，由黄三九全部垫资履行采购合同义务，公安局拨款到合同相对方顺丰公司的账户，结合罗朝晖是顺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后变为法定代表人的事实，罗朝晖应按照《协议》约定将黄三九的垫资款及时返还黄三九。罗朝晖主张已经返还全部垫资款，黄三九主张只返还了一部分，尚欠《借条》上载明的款项未予返还，故该《借条》所涉的款项并非罗朝晖向黄三九所借款项，而是关于罗朝晖与黄三九垫资款返还权利义务关系的欠条。 关于《借条》的效力问题。首先，《借条》是否有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及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合伙人第一次向公安局供应的家具中有一部分不符合要求，黄三九对该部分家具进行了退（换）处理，虽然双方当事人对退换家具的垫资款数额及责任承担存在争议，上诉人也未能充分举证证明主张款项的来源和构成，但结合本案采购家具资金由黄三九全部垫资、公安局拨付的项目款打在顺丰公司账户上、该账户由罗朝晖控制的实际情况和《协议》内容可知，返还黄三九垫资款的义务人是罗朝晖，《借条》所载金额应视为双方当事人对罗朝晖欠付黄三九垫资款的结算结果，《借条》是罗朝晖与黄三九关于黄三九垫资款返还权利义务的约定，被上诉人关于退（换）家具的费用数额及责任承担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另外，本案当事人之间履行的是金钱给付义务，并未涉及特定合伙财产的处理，不会对其余合伙人产生效力，也不会损害其余合伙人的利益。故，《借条》的当事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内容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也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其它无效情形，在罗朝晖无充分证据推翻该《借条》证明效力的情况下，《借条》对双方当事人有约束力。虽被上诉人主张《借条》是在上诉人的胁迫下出具的，但被上诉人未在法定期间申请撤销，该《借条》至今未被撤销，对双方当事人仍然有效。其次，《借条》对谁有效的问题。虽然《借条》所载款项依据的基础事实是罗朝晖、汪结明和黄三九的合伙项目，被上诉人主张该《借条》是在合伙人汪结明的说服下出具的，是对黄三九垫资款的预结算依据，上诉人也主张该《借条》是在汪结明在场的情况下出具的，但因汪结明未在《借条》上签字，也无相关证据证明该《借条》是合伙各方结算所产生，故，只能认定是黄三九和罗朝晖共同确认的结果，对案外人汪结明无约束力，也不能当然地以此作为合伙事务结算的依据。 综上，《借条》对双方当事人有效，且只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原审判决中，关于《借条》效力的认定错误，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错误，判决结果也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上诉人关于《借条》对双方当事人有效的上诉理由成立，但认为《借条》系合伙各方对垫资款共同清算的依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成立的上诉理由予以采纳。 关于被上诉人应否支付上诉人涉案款项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第一百七十六条：“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七）项：“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七）继续履行；……”之规定，《借条》的义务人应按照约定履行支付义务。因顺丰公司认可罗朝晖是代表顺丰公司处理涉案合同事宜，黄三九也认可罗朝晖是代表顺丰公司与其合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罗朝晖与黄三九在涉案事项中的行为直接约束顺丰公司和黄三九；又因为顺丰公司是以罗朝晖为股东的自然人独资公司，罗朝晖不能证明顺丰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故，罗朝晖应对顺丰公司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另外，由于涉案债务产生于罗朝晖与吴海燕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合伙事务产生时吴海燕作为顺丰公司法定代表人，对罗朝晖的涉案行为予以认可，故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婚姻法第十九条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之规定，被上诉人吴海燕对罗朝晖所负的该债务应承担连带责任。综上，顺丰公司、罗朝晖和吴海燕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上诉人关于汪结明不是涉案款项的偿还义务人，涉案款项未涉及到合伙利润的分配，汪结明不是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的上诉理由。因原审判决并未认定汪结明是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该上诉理由超出原审判决，不予审查。 综上所述，上诉人黄三九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错误，应予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四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7）黔0502民初602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毕节市顺丰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罗朝晖、吴海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连带支付上诉人黄三九人民币43万元，并以人民币43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支付资金占用费至履行完毕之日止（其中20万元计算期间为2015年1月28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剩余23万元计算期间为2015年3月28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 一审案件受理费790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900.00元，共15800元，由三被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世军 审 判 员 殷 勇 审 判 员 唐 琳 二〇一八年三月九日 法官助理 吉 雪 书 记 员 谢贤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