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1民终1469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谭富容，女，汉族，1958年6月27日出生，住成都市新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辉，四川衡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璠皓，四川衡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省虎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新都区新都镇南二路东段。 法定代表人：曾令葵，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汝才，四川博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谭富容因与被上诉人四川省虎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虎龙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2017）川0114民初39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谭富容上诉请求：撤销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2017）川0114民初3925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谭富容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一审事实认定错误。虎龙公司2010年11月14日凌晨暴力拆迁谭富容房屋，此后经谭富容多方努力，虎龙公司2011年9月20日才与谭富容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但该合同与成都市拆迁安置政策不符，2014年5月24日虎龙公司经办人吴光旭在合同上手写注明的内容可以证明谭富容房屋底层是商铺，基于此虎龙公司于2014年5月28日向谭富容交付A区1-16号的商铺一套；2.虎龙公司暴力拆迁导致谭富容财产损失、维权开销及身心健康赔偿共计64万余元，谭富容多次向各级政府反映，但仍未得到补偿。虎龙公司交付A区1-16号商铺后，双方协商最终结算事宜，虎龙公司于2016年10月17日向谭富容出示《协议》，谭富容认为虎龙公司已经交付A区1-16号商铺，现按照最终结算协议另行向谭富容交付约定的房屋，并经成都市新都区大丰镇城乡统筹开发中心宋主任看过，谭富容才签字的。虎龙公司应向谭富容交付尚未交付房屋。3.如果按虎龙公司所述，2016年10月17日的协议应约定：虎龙公司应当向谭富容交付的房屋为A区1-7-3、A区4-9-4、A区4-9-3、A区1-16，而非A区1-7-3、A区4-9-4、A区4-9-3、A区4-9-1、A区4-10-1、A区1-11-1，且A区1-11-1房屋已于2011年9月20日前安置补偿给案外人；4.双方在签订2016年最终结算协议前，虎龙公司明知谭富容被拆迁房屋中有商铺，且已将A区1-16商铺交付谭富容后才签订的最终结算协议，不存在住宅置换商铺的情况，如果需要置换，双方应在最终结算协议中约定，而不是只字不提。最终结算应是在认可之前的466000元终结产权款、A区1-16号商铺后虎龙公司再赔偿谭富容六套房屋及10万元货币。 被上诉人虎龙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谭富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虎龙公司交付位于成都市新都区房屋，并将已经交付的Ａ-1-7-3、Ａ-4-9-3、Ａ-4-9-4号房屋及Ａ-1-1-16号商铺（现在的新街122号商铺）的所有权过户到谭富容名下。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9月20日，谭富容、张丽（甲方）与虎龙公司（乙方）签订了《成都市城市房屋补偿安置合同》，载明：“乙方所有的被拆迁房屋位于大丰街办文化街15号附4号，建筑面积430平方米，其中100㎡终结产权，实际面积为330㎡。房屋建筑结构为混合结构，房屋使用性质为住宅。”谭富容选择期房（现房）安置及货币安置的方式进行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即安置六套住房，补偿46万元。合同第八条手书载明：“乙方自愿用安置房A区1单元11楼A598.79、A区4单元B1左79.23、A区4单元10楼B283.71，合计建筑面积261.73㎡卖给甲方用于抵扣购买商铺款（991440元，剩余款项用于抵扣安置房补差款，在交新房时结算（261.73×4480.00＝1172550.4）。……注：初次签订合同时间为2010.11.20，合同已收。”同日，双方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补充协议》，约定谭富容购买虎龙公司丰怡阳光旧城改造项目A区一段一层16号商铺，建筑面积73.44平方米，房屋价格73.44平方米×13500元＝991440元。在合同附件《住房补差计算》中载明：“根据上述计算，乙方合计应补给甲方房屋差价款308985.60元。”上述合同签订后，虎龙公司向谭富容交付了A区1-4-9-4、A区1-4-9-3。2014年5月24日，虎龙公司的经办人吴光旭在双方的《成都市城市房屋补偿安置合同》上手写注明：“此户商业、住房谭富容未结算，待结算完毕后领取A区1-1-7-3号住房。”虎龙公司加盖了公章，谭富容签名。2014年5月28日，虎龙公司向谭富容交付了A-1-1-16号商铺。2016年10月17日，谭富容与虎龙公司签订《协议》，载明“……就谭富容拆迁安置协议最终结算，双方意见达成一致，现安置谭富容住房6套，房号：A区1-1-7-3、A区1-4-9-4、A区1-4-9-3、A区1-4-9-1、A区1-4-10-1、A区1-1-11-1。考虑谭富容实际情况，一次性再补偿谭富容人民币100000元（大写：壹拾万元整）。注：以上协议为谭富容拆迁安置最终结算，谭富容不得再针对拆迁安置结算提出其他异议，也不得针对其房屋拆迁安置事宜提出其他赔偿主张。”协议签订后，虎龙公司向谭富容交付了A区1-1-7-3住房。事后，谭富容认为还有2套住房没有交付。2017年1月4日，四川纵横律师事务所向虎龙公司寄送了《律师函》。 一审法院认为，谭富容与虎龙公司签订的《成都市城市房屋补偿安置合同》、《拆迁补偿安置补充协议》、《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成立的合同，双方均应按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从上述合同、协议的签订中可以看出，虎龙公司拆迁谭富容的房屋430㎡，双方达成协议，由虎龙公司安置谭富容六套住房，并补偿46万元。事后，双方对又达成协议，谭富容购买虎龙公司的商铺，同时将三套住房卖与虎龙公司，用于抵扣购买商铺的房款和安置房补差款。2014年5月28日，虎龙公司将商铺交付给谭富容，在协议上注明：“待结算完毕后领取Ａ区1-1-7-3号住房。”双方于2016年10月17日达成了最终的结算协议，2016年10月26日，虎龙公司向谭富容交付了Ａ区1-1-7-3号住房，至此双方关于拆迁安置补充事宜全部结算完毕。并且协议中特别注明：“以上协议为谭富容拆迁安置最终结算，谭富容不得再针对拆迁安置结算提出其他异议，也不得针对其房屋拆迁安置事宜提出其他赔偿主张。”可以确认这一事实：“虎龙公司安置谭富容的六套住房，其中三套置换成了谭富容购买的商铺。”虎龙公司交付了谭富容三套住房、一套商铺、补偿10万元，已履行完拆迁安置的全部义务。因此，谭富容要求虎龙公司交付Ａ区1-4-9-1、Ａ区1-4-10-1号房屋，没有事实依据，对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谭富容要求虎龙公司将Ａ-1-7-3、Ａ-4-9-3、Ａ-4-9-4号房屋及Ａ-1-1-16号商铺的所有权过户到自己名下，虎龙公司没有异议，一审法院予以认可。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虎龙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为谭富容办理位于成都市新都区房屋及Ａ-1-1-16号商铺的不动产权证；二、驳回谭富容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谭富容负担50元，由虎龙公司负担50元（此款谭富容已预交，虎龙公司在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支付给谭富容）。 二审中，谭富容提交以下证据：1.2015年12月16日暴力拆迁情况反映；2.2015年4月29日成都市新都区房屋征收办关于谭富容拆迁问题的回复；3.2015年5月7日谭富容的谈话记录；4.2015年3月23日财产损失、精神损失清单；5.2015年3月24日证明；6.谭富容出具的《关于房管局给我的拆迁回复问题》；7.2010年1月8日新都区大丰街道南丰社区证明；8.2014年12月23日成都市新都区房屋征收办关于谭富容拆迁问题的回复；9.2014年11月16日谭富容向区群工局出具的请求虎龙公司拆迁谭富容房屋补偿及安置房；10.拆迁赔偿方案、财产损失清单；11.2016年6月20日虎龙公司向谭富容回复的《谭富容拆迁安置结算》；12.2011年6月23日信访事件处理意见书。拟证明《补偿安置合同》与拆迁政策不符，对谭富容严重不公，谭富容进行了长达七年的信访。2014年虎龙公司认可谭富容被拆迁房屋有商铺和住房的事实，并交付了一套商铺。在此基础上，双方签订了最终结算协议，虎龙公司没有按照最终结算协议进行交付房屋。 虎龙公司质证认为，1.谭富容提交的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2.成都市新都区房屋征收办的回复载明安置谭富容六套住房，谭富容用三套住房换了一套商铺。谭富容提交的该证据，应视为其认可；3.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案涉A区1-4-9-1、A区1-4-10-1房屋已分别出售给案外人，并办理了备案手续。 二审中，张丽向本院提交《声明书》，表示其同意案涉所有拆迁权益由谭富容处理。 本院认为，谭富容、张丽与虎龙公司签订的《成都市城市房屋补偿安置合同》、《拆迁补偿安置补充协议》、《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张丽同意由谭富容处理案涉所有拆迁权益，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虎龙公司是否应向谭富容交付A区1-4-9-1、A区1-4-10-1房屋。首先，从双方约定来看。双方签订《成都市城市房屋补偿安置合同》、《拆迁补偿安置补充协议》，虎龙公司安置谭富容六套住房、补偿46万元，同时双方又达成协议，谭富容用其中三套住房抵扣一套商铺，并结算补差款。2016年10月17日双方签订《协议》约定“就谭富容拆迁安置协议最终结算，双方意见达成一致，现安置谭富容住房6套，房号：……。考虑谭富容实际情况，一次性再补偿谭富容人民币100000元。注：以上协议为谭富容拆迁安置最终结算，谭富容不得再针对拆迁安置结算提出其他异议，也不得针对其房屋拆迁安置事宜提出其他赔偿主张”，也即双方达成最终结算协议，但该《协议》实质上并未否认此前双方已达成的三套住房抵扣一套商铺的约定，只是重申安置谭富容六套住房并约定再补偿10万元。谭富容认为应在此前已履行的基础上再交付两套住房并无合同约定。 其次，从双方履行来看。2011年9月20日《成都市城市房屋补偿安置合同》、《拆迁补偿安置补充协议》签订后，虎龙公司向谭富容交付了住房两套即A区1-4-9-4、A区1-4-9-3；2014年5月24日虎龙公司、谭富容确认“待结算完毕后领取A区1-1-7-3住房”；2014年5月28日交付商铺A-1-1-16号；2016年10月17日《协议》签订后虎龙公司交付了住房A区1-1-7-3。2014年5月24日虎龙公司、谭富容确认“待结算完毕后领取A区1-1-7-3住房”时，双方是认可原本安置的六套住房中的三套住房已用于抵扣一套商铺，因此，在已交付两套住房的情况下，双方仅约定剩余一套住房即A区1-1-7-3交付的时间，而对其余三套住房因已抵扣商铺未约定交付。此后，2014年5月28日虎龙公司交付商铺的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因此，虎龙公司已交付谭富容三套住房、一套商铺，已履行完毕合同约定。 综上所述，谭富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应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谭富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曾光勇 审判员曹洁 审判员张卫敏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刘奕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