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391民初459号原告：深圳市一路有你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原企业名称深圳市一路有你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上川路建安新村**107商铺，组织机构代码561534467。法定代表人：张俊，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天军，广东众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前海保险交易中心（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075157299。法定代表人：梁洪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饶晓敏，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永帅，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深圳市一路有你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前海保险交易中心（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在2016年3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17日、2017年2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天军，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饶晓敏、胡永帅到庭参加诉讼。证人王某、刘某到庭接受了当事人的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在三日内赔偿原告2015年9月11日至30日的可得利益损失2148800元（为人民币，下同）及支付原告自2015年10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赔偿款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利息暂计至2016年3月23日为33843.6元）；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在2015年4月15日签订《网络门店服务产品推广代理合作协议书》一份，约定由原告在广东省范围内为被告推广保险网络门店，每成功推广出一个门店原告可获得代理费1700元，被告应在每月的1日、15日为原告结算支付代理费，该协议期限为一年（2015年4月15日到2016年4月16日止）。该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进行了门店的推广工作，其中2015年4、6、7、8月门店推广分别是117个、217个、575个、1233个，被告也支付了相应的代理费，同比增长分别是85%、165%、114%，照此业务发展速度，2015年9月应比8月增长143%，预计可推广门店1763个，原告可获得9月推广代理费为2997100元。由于被告在2015年9月10日单方面暂停接受新会员的入会申请，导致原告的该项推广代理业务被迫中断，原告无法按照之前的发展速度进一步推广网络门店。因此9月减少收入为2148800元（9月1日—10日已收取代理费848300元）。依照《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九条的规定，原告的主张属于可得利益损失，而双方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被告单方面暂停有关业务，导致被告的损失2148800元应予以赔偿。请求判如所请。被告辩称：1、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在性质上属于居间合同，根据《合同法》第424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基于此，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是否与第三人订立合同与居间人无关，居间人对委托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合同没有介入权。根据本案情况，原告为居间人，被告作为委托人，原告向被告报告订立网络门店合同的机会，被告决定是否订立买卖合同，依据双方合同的性质，被告有权决定接受新会员。2、被告并未违约：1）被告已经履行了支付报酬的义务，对于由原告促成的合同，被告已经按照合同协议第9条的约定，向原告支付了足额的报酬；2）根据协议书第6条的约定，被告拥有门店的价格制定权、发布权和我国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的解释权，因此被告作为委托人有权根据经营需要门店管理等情况规定决定是否与原告作为居间人推荐的潜在会员签署合同以及是否接受新会员的入会申请，在此前提下，被告在接到深圳金融办关于开展深圳市金融办关于开展深圳市交易场所风险排查工作的通知后，由于排查风险的考虑以及对已有门店的规范管理，对老会员基础知识和职业水平的提高，需要决定暂停接受新会员的入会申请，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和合同的约定，原告对此需要予以配合，并且这也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整改合格之后原告也没有推荐新的会员，因此不属于被告违约；三、原告在履行协议书的过程中存在以下几类违约行为：1）原告在推广中向会员宣传，推荐6个人为一组，时间3个月内，按1000元/人计，超过3个月，按500元/人计算，并且向已发展下线的会员发放奖金，原告此种对已加入的会员以及所发展的新会员的数量计算和给付报酬，存在涉嫌传销的情形；2）原告存在“越区推广”的违约行为，根据协议书约定，原告的推广范围限于广东地区，但在协议书履行过程中，原告却在广东省以外的地区进行大量推广的行为；3）原告存在故意隐瞒与订立有关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推广的会员存在大量无代理人资格证书，没有保险从业经验，甚至不会使用电脑以及非会员本人签字等情形；4）原告存在未开具代理费发票的情形，根据协议书约定，原告负责提供代理费的劳务发票，但是在被告支付推广费后，原告并未提供足额发票，尚欠3068000元的发票。本院经审理查明如下案件事实：被告前海保险交易中心（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前海保险交易中心）成立于2013年8月2日，经营范围为金融保险类的交易结算服务，金融保险类的信息化服务，金融保险类的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技术服务等，为大宗保险产品采购、招投标提供综合服务等。被告在庭审中确认其并不属于保险公司，而是为与其对接的保险公司提供交易服务平台。2015年4月15日，原、被告签订了一份《网络门店服务产品推广代理合作协议书》，就原告代理被告指定网络门店技术服务产品在指定地区推广合作事宜进行了约定，主要内容是：1、被告授权原告作为被告产品在中国广东地区（含深圳市）推广的授权人之一；原告须在被告授权的市场区域内从事市场推广活动，不得越区；2、协议期限一年，从签署之日到2016年4月16日止；3、被告将进行广告宣传并提供市场支持，原告应从充分利用被告提供的市场支持和宣传并加以适当投入，积极开展市场推广活动。被告拥有门店的价格制定权、发布权及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的解释权，原告必须按照被告规定的技术服务产品价格进行推广；4、原告根据被告制定的技术服务产品统一市场价格，按每个3000元/年进行推广；被告在收到原告订单，并收到购买方客户汇款后，将在3个工作日内将激活码发给购买者；5、原告负责代理推广，被告按原告实际发生的推广数额，给予原告代理费（劳务费），推广代理费1700元/个。被告按每月1日、15日各结算一次代理费（劳务费）给原告（如遇节假日顺延至下一工作日）。如遇客户退货，被告在每次结算时应扣除相应的代理费（劳务费）。上述合同签订后，被告给原告出具了一份《授权书》，内容是被告授权原告为广东省网络门店产品推广代理商。从合同签约起到2015年9月期间，被告支付原告的代理费（劳务费）情况如下表：            付款时间              付款金额（人民币，元）                  2015.6.12              238000                  2015.6.25              107100                  2015.7.9              232900                  2015.7.27              414800                  2015.8.7              561000                  2015.8.25              678300                  2015.9.11              1428000                  2015.9.25              829600                  合计              4489700      2015年9月10日，被告发出暂停接受新会员入会申请的《通知》，其内容是为了加强会员遵纪守法、合规经营及保险职业技能水平，确保会员熟知保险法规、保险基础知识及保险创客平台的有关管理规定、微门店使用操作技能等，从2015年9月11日，对已入会的会员开展专项培训活动，在活动没有完成之前，暂停接受新会员的入会申请。原告遂停止了网络门店推广业务，但原告认为，根据其统计的2015年5—9月期间网络门店推广的进度（见下表）            时间              门店数量                  2015.5              117                  2015.6              217                  2015.7              575                  2015.8              1233                  2015.9.1—9.10              499      合同履行期间的门店增长数量及增长比率，在2015年9月预计将完成1763个网络门店，收益为2997100元（1700元/个），扣除被告已支付9月代理费848300元，被告违约停止了其推广网络门店并应补偿原告2148800元，遂诉至本院。原告就其诉讼主张提交的证据包括：证据1、原、被告签订的《网络门店服务产品推广代理合作协议书》；证据2、被告出具给原告的《授权书》，内容是被告授权原告作为广东省网络门店产品推广代理商；证据3、2015年9月10日被告发出的《通知》，内容是被告从2015年9月11日起对已入会的会员开展专项培训活动，在培训活动没有完成之前，暂停接受新会员的入会申请；证据4、原告根据2015年5月到9月期间新增门店数量，作出的《2015年9月可预算收益》表格，内容是预计9月销售门店增长1763个，收益为2997100元（1700元/个），扣除被告已支付的848300元，被告还补偿2148800元；证据5、2015年5月到9月期间新增门店数量明细表，说明其中5月份117个、6月份217个、7月份575个、8月份1233个、9月份（截至9月10日）499个；证据6、被告支付2015年9月10日前代理费4489700元的转账记录；证据7、4份录音文件，包括2015年8月24日被告个创部老总潘庭基的晨会讲话，内容是潘庭基对原告推广网络门店的肯定；2015年7月22日潘庭基亲自接待来自福建、四川的过来发展门店的客户，向他们介绍发展会员的具体流程，因此不存在原告所称跨区域推广业务的行为；2015年8月24日，被告副总裁甘超勇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张俊的谈话录音，内容是甘超勇表示原告只负责拉人头开网络门店，不要把门店培育成卖保险的，原告认为被告要求开网络门店不需要人员具备保险代理人资格；2015年8月7日甘超勇、潘庭基、刘昂（被告个创部经理）就如何管理创客门店的业务会录音，说明网络门店是被告直接管理的。被告认为，根据有关部门通知金融场所风险排查工作的要求，被告发现原告在进行网络门店推广过程中，通过发展下线会员方式进行奖励，涉嫌传销；原告越区推广门店，在广东省以外的地区大量推广网络门店；原告推广的会员存在大量无代理人资格证书，没有保险从业经验等行为。对原告上述举证，被告对证据1—6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据4被告认为：根据最高院的相关规定，按照交易的性质、合同的目的等因素，确定可得利益损失包括生产利润损失、经营利润损失和转售利润损失等类型，而可得利益是在扣除成本后所得，原告在计算所谓可得利益损失时，完全忽略自身的成本，计算所得远远大于其实际可得的利润，另外，原告所谓增长率并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就像不能通过中国前三年的GDP增长率推断出中国今后的增长率，上市公司前几个月的利润增长率推断出今后利润增长率的情况一样；对证据5被告认为，通过原告提供的人员联系方式，可反映有479名店主经常使用的手机为外地号码；对证据6被告认为，被告已足额支付了原告代理费用，被告没有任何违约行为，而原告还有3068000元面额的发票未开具给被告；对证据7录音证据，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其中真实性原告认为无法证明讲话人的身份及讲话背景；合法性依据最高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原告在被告工作场所未经同意私自录音，侵犯了被告的商业秘密；关联性方面被告认可虽然肯定激励方案对门店推广的作用，但当时并不清楚原告采用涉嫌传销的方式发展网络门店店主等。被告对其辩解意见提交的证据包括：证据1、原、被告签订的《网络门店服务产品推广代理合作协议书》；证据2、2015年9月24日深圳市人民政府金融发展服务办公室给各交易场所发出的《关于开展深圳市交易场所风险排查工作的通知》，主要内容是各交易场所以自查自纠的方式梳理公司潜在的主要风险点，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方式、客户资金托管、投资者人数等政策风险情况；业务资金错配，接受客户全权托管，伪造行情欺诈客户，未经审批擅自进行金融产品交易，理财产品出现虚假投资标的，虚假刷单或刚性兑付、对外提供担保等经营风险情况；会员单位、代理商、居间商等服务机构虚假宣传、承诺收益、涉嫌欺诈、严重误导投资者、代课交易等违法违规情况；证据3、2015年9月9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张俊签收的被告给原告发出的《告知函》，内容是被告接到监管部门通知，发现原告在推广网络门店过程中有涉嫌传销的行为，因此函告原告立刻配合被告停止相关经营活动，进行清查整顿并予以纠正；配合被告安排的各项培训及考核工作，提高整体团队保险知识水平以及法律法规知识水平等；证据4、2015年9月23日，被告给网络共享门店店主发出的《关于组织共享门店店主再培训及考试的通知》，内容是从2015年9月11日起，专门组织了针对现有店主的再培训及考试活动，由于还有部门店主没有报名参加培训活动，因此就培训考试事宜告知店主。这份通知由原告员工吴若婷签收并注明“本人签收并移交原件给张俊”。证据5、潘庭基与吴若婷短信记录截屏，内容是已通知原告员工吴若婷安排通知网络门店店主参加培训；证据6、潘庭基与张俊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可以证明吴若婷是原告员工；证据7、吴若婷的身份证复印件及外协单位人员出入登记表，可以证明吴若婷是原告在被告处的外协人员；证据8、甘超勇与张俊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可以证明张俊通知网络门店店主参加培训；证据9、10，被告对网络门店店主的统计表格，被告认为经其核实，有479名网络门店店主经常使用的电话为外地电话，可以证明原告违反约定跨区推广；证据11、被告客服人员与网络门店店主龙婧的通话录音及文字整理记录，可以证明龙婧为外地会员，其长期居住在外地；证据12、被告客服人员与网络门店店主李建娜、张某的通话录音及文字整理记录，可以证明多个网络门店店主被索要介绍费的情况；证据13、客户来访情况登记表及客户投诉记录表9份，可以证明多名网络门店店主向被告投诉原告采取多层级团队方式推广会员，原告单方面向会员承诺以会员发展的人员数量作为计算依据并给付报酬，涉嫌传销方式发展会员；证据14、多名网络门店店主与被告签订的《前海保险交易中心网络门店服务协议》10份，可以证明网络门店店主均需与被告签订服务协议。根据服务协议中优惠条款约定，门店推广期内买一年服务期，额外赠送3个月，费用合计3000元；证据15、2015年7月16日被告制定的《关于规范门店服务推广的管理办法》，可以证明被告基于网络门店平台的定位，要求门店服务对象只针对于符合一定资质的个人，具体要求为曾经或正在从事保险销售的代理人，且必须具有《保险代理从业人员资格证书》，如果没有资格证，必须参加由被告组织的保险法规及专业技能培训等，才能与被告签订门店服务协议；证据16、照片3张，反映了有网络门店店主到被告处闹事的情况，其缘由是原告在未经被告同意的情况下，以被告名义对店主作出虚假承诺（承诺被告向门店店主支付推介费），导致门店店主上门闹事，严重影响了被告的正常经营；证据17、协议交接单5份及《前海保险交易中心网络门店服务协议交接单》1张，可以证明被告将已经盖好公章的与将要与网络门店店主签订的《前海保险交易中心网络门店服务协议》移交给原告员工黄瑶，要求原告与网络门店店主签约后将服务协议送回被告个创部；证据18、录音及文字整理记录，可以证明有会员投诉服务协议并非网络店主本人签署，反映原告推广管理不规范，有会员不认可参与了项目，原告涉嫌骗取推荐费；证据19、何程、郭华伟等多名网络门店店主反映《前海保险交易中心网络门店服务协议》非其本人签字的确认资料及系统投诉资料；证据20、无保险资格代理证人员统计表及保险资格代理证（过期）统计表，可以反映经被告统计，有337人没有保险资格代理证，14人原有保险资格代理证，但已过期；证据21、被告支付原告4489700元代理费的支付凭证；证据22、原告开具了1434000元发票的凭证，可以证明原告未按约足额开具发票；证据23、被告委托广东安证计算机司法鉴定所对上述证据5、6、7进行司法鉴定《司法鉴定受理协议书》，被告拟对上述微信证据通过司法鉴定的方式确认其真实性，并将尽快完成鉴定报告；证据24、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2015年8月5日颁布的保监中介（2015）139号文件《关于保险中介从业人员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其内容是保监会发文要求保险代理人职业资格考试不再组织统一考试，由保险机构自行安排，加强专业培训；而之前，从2013年7月1日到2015年8月5日期间，凡是从事保险销售的人员，应通过保监会组织的保险销售人员资格考试并取得《保险销售从业人员资格考试》；证据25、被告对何程、王敏等11名网络门店店主的查询结果，可以说明这些人员并无保险资格代理证，而且原告对其推荐的门店店主大多数并无保险资格代理证；证据26、广东安证计算机司法鉴定所作出的粤安计司鉴（2016）第451号《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可以证明被告提交的证据5、6、7涉及的微信聊天记录是真实的。另外，被告在举证期限内申请了王某、刘某等12人出庭作证，但仅有王某、刘某到庭接受了当事人的询问。两人均为网络门店店主，其中王某表示其是通过微信好友、手机上的链接宣传等了解到保险创客，其模式就是通过网络门店方式售卖保险产品，可由自己组织架构，每卖一份保险就有一定的补贴，创收方式为包括每达到6人就奖励1000元/人，低于6人就按500元/人奖励，奖励的佣金由原告支付，后来由于保监会的调控，停止了这种推广方式。刘某表示其通过微信好友了解到保险网络门店产品，现还能正常使用，收益可以通过广东省保险创客销售有限公司进行保险产品销售，出单即有收益，她也推荐了3人加入，但没有拿到推荐费1500元。对被告上述举证，原告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认可，但原告不存在违约情形，而被告在合同期满前单方终止合同，构成违约；合同签订后，原告在被告临时办公地点即南山区武汉大学大厦办公开展推广活动，至于申请开设网络门店人员是否在广东省范围内居住，协议中并没有做出限制，由于业务推广重要方式是通过网络进行宣传，如果限制人员仅为广东省范围内居住，不符合网络门店推广的形式；被告足额支付了代理费，也说明被告是认可这样方式的。对证据2深圳市人民政府金融发展服务办公室给各交易场所发出的《关于开展深圳市交易场所风险排查工作的通知》不予认可，因为原告没有从网络上查到该文件，且这份文件是2015年9月24日签发，被告在2015年9月10日通知原告停止发展网络门店显然不是基于这份文件。对证据3原告法定代表人张俊签收的被告给原告发出的《告知函》不予认可，从字迹上看，明显不是张俊的签字，《告知函》中称原告涉嫌传销纯属无稽之谈，没有事实依据和证据证明；对证据4被告给网络共享门店店主发出的《关于组织共享门店店主再培训及考试的通知》不予认可，吴若婷不是原告的员工。对证据5、6、7、8、23、26中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张俊并没有认可吴若婷为原告员工；张俊当时就被告终止合同等某些做法提出了抗议，并基于双方合作关系的考虑，积极配合被告提出的对网络门店店主进行培训的工作。对证据9、10被告对网络门店店主的统计表格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即使有部分网络门店店主是使用外地手机号码，也不能证明原告违反了合同关于越区推广的约定；对证据11、12几份被告客服人员与网络门店店主通话录音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为无法核实通话人员的身份，且涉及的内容与原告无关；对证据13客户来访情况登记表及客户投诉记录表9份真实性均无法认可，不清楚这些是否为客户的真实签名，也同样无法证明原告以传销方式发展网络门店店主，如被告认为原告涉嫌传销，应选择向公安机关报案；对证据14多名网络门店店主与被告签订的《前海保险交易中心网络门店服务协议》真实性认可，但协议中并没有要求签约的网络门店店主需要具备保险代理人资格，被告在任何合同中也没有强调签订网络门店店主的资格要求；这些合同均是门店店主与被告个创部业务人员签订，费用也直接交付到被告账户；被告足额支付原告代理费的行为，可以证明被告从未对签约的网络门店店主身份资格提出异议；对证据15被告制定的《关于规范门店服务推广的管理办法》不予认可，这个管理办法从没有交给过原告，也从未作为合同附件一部分，被告也没有向原告提出过该管理办法上的有关要求；对证据16照片3张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原告不清楚照片形成的时间、地点、地点和具体人物时间及与原告的关联性div>对证据17协议交接单5份及《前海保险交易中心网络门店服务协议交接单》1张不予认可，从交接单内容来看，仅是被告个创部内部不同人员的交接，而不是向原告移交资料，实际上网络门店店主与被告签署的协议都是由被告直接经办的；对证据18录音及文字整理记录不予认可，由于服务协议是网络门店店主直接与被告签约，相关网络门店店主投诉签约行为的瑕疵及缺陷与原告无关；对证据19何程、郭华伟等多名网络门店店主投诉的情况不予认可，原、被告在合同签订时并没有对网络门店店主是否有工作经验等事项进行约定，不存在原告推广的店主有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形情况；对证据20无保险资格代理证人员统计表及保险资格代理证（过期）统计表不予认可，两份统计表均是被告自行统计，原、被告在签订的协议时并没有要求网络门店店主具备保险代理人资格；对证据21、22被告支付代理费及原告开具发票的情况真实性认可。从证据中可以看出，在被告2015年9月10日发出暂停发展业务通知后，还在2015年9月11日、25日向原告支付了剩余的代理费，因此被告所主张的9月10日之前就发现原告有违约行为说法不成立；是否足额开具发票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24、25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2015年8月5日颁布的保监中介（2015）139号文件《关于保险中介从业人员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及被告对何程、王敏等11名网络门店店主的查询结果不予认可，根据原、被告协议中约定来看，原告并非帮助被告拓展保险代理人，被告本身也不是保险公司没有保险产品没有招聘保险代理人业务的资格。对王某、刘某的证人证言，原告认为均没有证明其在推广网络门店时有任何违法违规行为；被告认为张俊承诺给予人头推荐费用但未实际兑付，造成门店产品管理出现问题，这也是被告暂停接受新会员并进行整改规范的原因。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网络门店服务产品推广代理合作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被告经营范围来看，被告有金融保险类企业提供信息化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技术服务等综合服务的经营资质，搭建了前海保险交易中心平台，其本身虽不是保险公司，但通过网络门店方式由加盟的店主为消费者提供保险公司开发各类保险产品属于一种新的经营模式，并不为法律所禁止，因此可以确定双方签订的合同是有效合同。《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上述是对当事人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及合同生效后可以进行补充协议的明确规定。从原、被告签订的《网络门店服务产品推广代理合作协议书》内容中来看，规定的是“原告负责代理推广，被告按原告实际发生的推广数额，给予原告代理费（劳务费）”，这个约定是明确的，并无歧义。这份合同中被告并没有对原告代理推广的网络门店店主提出相应资质要求，也没有提出培训要求更没有提出店主应当取得保险销售代理人资质的要求，也没有由被告先行对人员审核的要求，从上述约定可以看出，保险交易中心平台作为新型的交易模式，被告在签约时的目的可以明显看出没有作出约束条款是被告为了快速推广及发展网络门店技术服务这一产品的必然结果。在此情况下，如果双方未能就这种“野蛮”发展店员所导致的后果达成新的协议，则被告在合同有效期内先是要求原告暂停推广，后又以实际行为终止原告的继续履行合同，这则明显属于违约行为，理当承担违约责任。通过双方举证本院确认并认定以下事实：一、原告在合同签订后到2015年9月10日期间，共代理推广了2641名网络门店店主，被告足额支付了推广代理费4489700元；二、每名成为网络门店店主的客户，都需要单独与被告签订《前海保险交易中心网络门店服务协议》，向被告缴纳门店推广期一年服务期（额外赠送3个月）的服务费3000元；三、通过证人证言反映，原告在代理推广过程中，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拉人头”的方式快速发展网络门店店主，即加盟网络门店店主如介绍6人加入，则按每拉一人给予1000元的奖励，低于6人的，按每人给予500元的奖励方式。但将“拉人头”比作传销，则有失公允。传销本质是“庞氏骗局”，是指组织者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间接发展人员的数量或者业绩作为依据计算并给付报酬，即以后来者的钱发前面人的收益。而本案中，前海保险交易中心网络门店是一个合法平台，网络门店店主可以通过为客户提供保险产品的方式获取合理合法的佣金，并没有传销明显的“上线”、“下线”的概念及做法。因此原告采取“拉人头”的方式推广、发展店主，不能认定为涉嫌传销行为；四、双方当事人合同签订后到2015年9月10日期间，并没有就“野蛮”发展所带来的不当后果达成任何补充协议。被告虽然举证了2015年9月24日深圳市人民政府金融发展服务办公室给各交易场所发出的《关于开展深圳市交易场所风险排查工作的通知》文件，表明其是根据有关部门的要求进行清理整顿、自查自纠、排查风险。但本案事实是，有关部门是在2015年9月24日才发出风险排查的通知，而被告是在2015年9月10日通知原告，拟对已入会的店主开展专项培训活动，在培训没有完成之前，暂停接受新会员的入会申请，而不是有关部门要求的清理整顿、自查自纠、排查风险等，且有关部门发文在后。被告以有关部门要求为由认为原告在代理推广期间的违约行为，既没有合同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外被告举证的另外一份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2015年8月5日颁布的保监中介（2015）139号文件《关于保险中介从业人员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是取消保险代理人专业资格统一考试的通知，说明只要由保险机构对保险代理人培训即可，无需国家级统一资格认证，被告以原告推广代理的部分店主没有取得保险代理人资格认为原告违约，也属于没有合同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五、原告通过对被告提交证据1的质证意见时已认可，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后，原告在被告临时办公地点即南山区武汉大学大厦办公开展推广活动，说明原告并未就履行合同单独租赁地址；六、至于被告所述原告越区推广问题，被告提交的证据为其对479名网络门店店主联系方式的举证，被告认为这些店主经常使用的联系电话为广东省外电话，因此认为原告违约。本院对此认为，双方当事人对合同中“越区推广”没有明确解释，没有将经常使用外地电话号码的店主列为“越区推广”的对象；其次，即使店主使用外地电话号码也不能认定为跨区域从事推广活动；第三，根据出庭作证证人反映，保险产品都是通过网络上销售，而在网络交易较为发达的情况下，“越区推广”更应该理解为保险产品购买人或标的是广东省外的人员或标的，而不应单纯按被告所述理解为联系方式。因此，本院不予认可被告以479名网络门店店主联系方式为外地电话确认为原告违约“越区推广”。七、合同规定，被告拥有门店的价格制定权、发布权及我国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的解释权，被告据此认为其对合同具有解释权，有权要求原告提供其要求合格的店主。本院对此认为，这种解释权并不是在纠纷发生之后被告提出原告各种违约情形的事后解释权，而应当是一种事前解释权，即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及自身发展需要，对原告推广行为提出改正、纠正行为的解释权。但从本案来看，从合同签订之日到2015年9月10日期间，被告没有就原告“野蛮”推广、发展提出任何质疑的证据，被告提交的所有证据均是在被告起诉前后搜集整理的，由于双方没有按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对协议进行补充，不能以合同约定被告有解释权来认定原告违约，被告此项辩解本院不予支持。通过上述对案件事实的描述及认定，本院认为被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未经协商擅自终止合同履行的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对于违约责任，由于合同中没有约定具体违约责任计算方法，只能依照法律规定处理。《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可见法律明确规定的违约赔偿为直接损失即合同履行后可得利益损失。对此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法发〔2009〕40号）第九条：“在当前市场主体违约情形比较突出的情况下，违约行为通常导致可得利益损失。根据交易的性质、合同的目的等因素，可得利益损失主要分为生产利润损失、经营利润损失和转售利润损失等类型。生产设备和原材料等买卖合同违约中，因出卖人违约而造成买受人的可得利益损失通常属于生产利润损失。承包经营、租赁经营合同以及提供服务或劳务的合同中，因一方违约造成的可得利益损失通常属于经营利润损失。先后系列买卖合同中，因原合同出卖方违约而造成其后的转售合同出售方的可得利益损失通常属于转售利润损失。“第十条：“人民法院在计算和认定可得利益损失时，应当综合运用可预见规则、减损规则、损益相抵规则以及过失相抵规则等，从非违约方主张的可得利益赔偿总额中扣除违约方不可预见的损失、非违约方不当扩大的损失、非违约方因违约获得的利益、非违约方亦有过失所造成的损失以及必要的交易成本。存在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欺诈经营、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当事人约定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以及因违约导致人身伤亡、精神损害等情形的，不宜适用可得利益损失赔偿规则。”来进行综合处理。被告停止合同的履行，原告的直接损失当然是其后可能发展客户的代理费损失，但其后可能发展客户原告的计算方法是逐月增长率，这种计算方法既不科学也不客观，任何人都无法预见原告在2015年9月期间肯定能拉来1763个客户，被告就此问题的举例是有道理的。既然原告的计算方法无法得到支持，那么解除合同对原告带来的直接损失应当包括为履行合同承租物业的损失、为履行合同招聘员工的损失、为履行合同购买设备器材的损失等等，但原告并未就此一一举证，尤其是原告并未单独租赁物业，而是使用被告提供的场地履行合同。在此情况下，本院依照《最高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的要求，酌情确定被告应当赔偿原告20万元。对原告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他诉讼请求，本院均予以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前海保险交易中心（深圳）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深圳市一路有你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违约损失20万元，限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深圳市一路有你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4261元（原告已预交），其中原告承担20000元，被告承担426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吕豫军人民陪审员  黄任德人民陪审员  林立徐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日书 记 员  陈韵如书 记 员  翁 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