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云0111民初10587号原告（反诉被告）浙江汉特姆阀门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星都总部基地A座2单元1008号。负责人黄志英。委托代理人刘涛、张行肖，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反诉原告）云南驰登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昆明市官渡区春城路与昌宏路交叉口宏盛达五金机电市场2幢09号。法定代表人洪清良，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张胜坤，云南亮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吴晓松，男，1979年9月6日生，汉族，福建省安溪县人，个体经营，身份证登记住址福建省安溪县。委托代理人任春雷，云南意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浙江汉特姆阀门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反诉被告，以下简称汉特姆公司）诉被告云南驰登商贸有限公司（反诉原告，以下简称驰登公司）、第三人吴晓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2月6日受理后，被告驰登公司（反诉原告）于2018年1月5日提起反诉并申请追加吴晓松为本案第三人，本院依法受理了反诉并将吴晓松追加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由审判员蔡家瑶独任审判，分别于2018年1月22日和2018年1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浙江汉特姆阀门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反诉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刘涛、张行肖，被告云南驰登商贸有限公司（反诉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张胜坤，第三人吴晓松及其委托代理人任春雷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汉特姆公司诉称：2016年1月15日，原、被告双方达成一致，约定由原告向被告购买4台单价为65000元的全焊接球阀，总价共计260000元；被告在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开具总货款90%的发票给原告，原告在合同签订后15个工作日内付清总货款的90%给被告；货到指定地点，经验收合格后，原告在15个工作日内结清其余10%的货款给被告。同时，合同约定被告逾期交货的，每逾期一天，被告向原告支付合同总价3%的违约金，累计计算，该部分违约金不超过合同总价的10%；逾期交货超过15天的，原告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双方还就管辖法院进行了约定。2016年1月18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了一张65000元发票；2016年1月19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了三张每张65000元发票；2016年1月30日，原告通过转账的方式向被告支付了234000元货款。原告支付货款以后，被告至今仍未发货，已经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经数次催要无果后，为维护原告合法利益，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依法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1月15日订立的《买卖合同》；2、被告返还原告已支付的货款234000元；3、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26000元，以上两项合计260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驰登公司辩称：原告所诉不是事实，被告已经履行了交货义务，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请。第三人吴晓松辩称：第三人与原告的实际控制人黄志平、被告驰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洪清良系老乡。2015年10月上旬丽江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江中石油公司）因工程需要购买四台球形阀门（型号为DN300、PN1.6MPa），长期在丽江工作的第三人了解此消息后，又得知被告公司有货，认为可以从此次交易中赚取差价，于是与原告的实际控制人黄志平商议，由第三人以原告名义从被告处进货后销售给丽江中石油公司，此次交易所获利润由第三人与黄志平对半分成。于是，第三人于2015年10月9日持盖有原告公章的空白合同与丽江中石油公司签订《阀门买卖合同》，同时从被告驰登公司处购货，第三人与驰登公司口头约定先提货，待付款时再补办书面手续和发票。2015年10月17日，第三人代表原告从被告处提到货后直接发货给了丽江中石油公司，丽江中石油公司于2015年10月20日收到货后向原告支付了约定的货款，原告收到货款后，因纳税程序的需要要求被告补开了发票并向被告支付了货款。第三人代表原告履行和完成了上述一个买进一个卖出两个合同，履行过程均有第三人签字为证，第三人代表原告履行合同的行为原告是知情并认可的，被告已完全履行了合同义务，没有原告所述的违约行为。被告驰登公司反诉称：2015年10月上旬，被反诉人的受托人吴晓松与反诉人联系，要从反诉人处购买四台球形阀门（型号为DN300），口头约定单价每台65000元，总价款260000元，并要求事后补合同，尽快供货。反诉人于2015年10月17日将该四台球形阀交付给被反诉人。交付时，应吴晓松和黄志平的指示直接发货至丽江。2016年1月，反诉人向被反诉人开具了260000元的票据，但被反诉人最后只支付了234000元后就再也没有支付余款。为维护反诉人的合法利益，反诉人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反诉人向反诉人支付货款26000元人民币，并向反诉人承担自2016年2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该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基准利率加罚息利率计算即年利率4.35%×（1＋50%），暂计算至2017年12月1日利息为3110元，尚欠货款与利息合计2911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反诉人承担。原告汉特姆公司针对反诉答辩称：我方与吴晓松并无劳动关系，从未委托吴晓松代我方收货，我方从未收到反诉原告交付的货物，更未指示将货发到丽江。我方已经按照约定支付了前期百分之九十的货款，之所以没有支付剩余货款是因为被告未发货所致，被告违约在先，我方不应支付货款及违约金。第三人吴晓松针对反诉答辩称：被告的反诉内容符合整个案件事实，认可被告的反诉请求及事实理由。综合原告、被告和第三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被告双方订立的买卖合同是否履行，原告是否支付过货款，被告是否向原告交付了货物；2、原告所诉违约金是否有法律依据，是否应得到支持；3、被告反诉利息是否有法律依据，是否应得到支持。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针对其诉请及被告反诉答辩、第三人答辩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浙江汉特姆阀门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营业执照、云南驰登商贸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证明原、被告具有诉讼主体资格；2、买卖合同，证明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1月15日达成一致，约定了买卖球形阀门的数量、价款，合同履行期限、履行方式及违约责任和管辖法院；3、转账记录、云南驰登商贸有限公司发票，证明2016年1月18日和2016年1月19日，被告向原告开具了共计260000元的增值税发票，2016年1月30日，原告支付了234000元货款，但原告至今未收到货物，被告亦未退还货款；4、2017年11月30日，原告与被告法定代表人通话视频，证明被告认可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且主张已向原告发送货物，但原告至今既未收到货物也未收到退款；5、买卖合同、付款凭证，证明供应给丽江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的球阀是从云南五洲实业有限公司采购，并非从被告处采购；6、情况说明，证明丽江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做出说明，吴晓松是以做汉特姆售后为由到那边看球阀是否能正常使用的，并不能证明吴晓松是原告代理人；7、丽江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情况说明》，证明吴晓松并非原告的代理人，其提交的销货清单系伪造的，丽江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出具给吴晓松的《证明》与事实不符，其声明作废。原告与丽江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的球阀买卖合同早在2015年7、8月份就已经履行完毕，《球阀买卖合同》系事后补签；8、原告与丽江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采购员姜峰通话录音，证明原告销售给丽江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的球阀由云南五洲实业有限公司代为发货，买卖合同项下球阀早在2015年7、8月份就已经履行完毕，货物即已运达丽江，《球阀买卖合同》系事后补签，被告提交的高快物流单时间为2015年10月17日，且发货地址为高原至丽江，该物流单并非该批货物的物流单。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证据1的三性认可；对证据2不认可其真实性，认为双方并没有达成如此细致的合同条款，没有签订过书面合同；对证据3认可其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该转款和开具发票的履行行为，履行的就是我方在2015年10月17日供货的货款；对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但电话并不是我方法定代表人接的电话，是货物部的一个员工，不认可其证明目的，我方供货和对方付款是完全一致的，我方已经供货但只收到90%的货款；对证据5证据三性均不认可，该份买卖合同中金额确定到小数点后的九角一分，单价算不出来，五洲公司和汉特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都是黄志平，只有付款凭证没有交货凭证，说明不了交货行为，我方有理由相信买卖合同是依据付款日期伪造的；对证据6的证据三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从前半段表述可以看出，丽江中石油公司是认可吴晓松是原告的代理人身份的，从前述证据也可以看出吴晓松是原告的实际代理人、操作人，只是没有书面委托，第三人提供的证据也有说明，据丽江公司跟我们联系的人说，是黄志平向中石油公司要求开具证明；对证据7的证据三性均不认可，欲证内容也不认可。被告认为该证据是本案开完两次庭后补充的，该说明中的内容与丽江中石油公司之前的证言《情况说明》完全相反，自证反言不可信，这完全有可能是在原告授意下出具的，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对证据8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通话内容是第二次开庭后原告方提供的，无法确定通话双方当事人的身份，不具有真实性，且在该录音中，其中一方通话人明显拒绝录音，录音中另一方通话人也明显诱导对方，该通话内容不具有合法性。经质证，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无异议，认可证据三性；对证据2不认可，双方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第三人吴晓松在此次交易中是受原告委托和被告进行交易，当时吴晓松和被告法人口头约定购买四个球形阀门，并将球形阀门销售给丽江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口头约定待丽江公司付款后再和被告结算开发票；对证据3中转账记录、发票的证据三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不能证明被告没有交付这批货物。由于第三人与原告实际控制人黄志平、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是福建老乡，彼此比较熟悉，当时口头约定由第三人以原告代理人的身份从被告处进货后卖给丽江公司，赚取差价，黄志平对代理行为清楚并认可；对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确实通过话，但电话号码不是被告法定代表人洪清良的，且视频不能证明被告没有交货，不认可其证明目的，事情已经时隔两年多，接电话的人陈述不一定准确；对证据5的证据三性不认可，该买卖合同是伪造形成的。从合同内容上看，四台球阀的金额有小数点，每台球阀的单价无法计算，该合同是原告和五洲公司根据两个公司的打款凭证来对照伪造的；从时间上看，签订合同的日期是2015年10月10日，原告和丽江公司签订合同的日期是2015年10月9日，货源都未准备好就出售不符合逻辑，而且该买卖合同的买方和卖方都是黄志平；对证据6的证据三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一方面，该说明不能否认第三人吴晓松作为原告的委托代理人代表原告与丽江公司签订合同以及交货的事实，另一方面，其形式要件上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情况说明中没有负责人、经办人签字，只有印章，其内容上也没有明确否认吴晓松代理人的身份，只是说对身份没有核实。另外，该说明是原告为了本次诉讼特意要求丽江公司出具的，丽江公司反对原告要求其出具违背事实的伪证，所以出具了模糊的情况说明；对证据7的三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丽江公司前后出具了三份证明材料，向吴晓松出具了一份，向原告出具了两份，且内容前后矛盾，明显是原告特意为诉讼需要要求丽江公司出具。该说明对吴晓松的身份及曾经出具给吴晓松的证明进行判断，其无权取代法庭对证据是否合法、是否真实进行判断，其仅能就所知道和了解的事实进行如实作证，因此该说法不具有合法性，其证明的交货时间和合同签订时间应以第三人提供的书面证据为准，不是丽江公司出具一份《情况说明》就能否定的；对证据8的三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是第二次开庭后，原告直接针对庭审情况及我方提供的证据提供的，不具有合法性，且无法判断对话是否是丽江公司的人员及原告方人员，以该证据直接否定第三人提供的书面证据物流单，这也是不符合证据认定规则的，不应得到法庭采信。被告驰登公司针对原告本诉答辩及反诉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送货清单、吴晓松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原告于2015年10月17日签收被告交付的4只球形阀，签收人经手人为吴晓松，货物价值260000元；2、云南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4份，证明被告在收货前依口头约定向原告开具了四张发票，票面总金额为260000元，但原告并未完全付款；3、高快物流东聚人车分理处物流发货单一份，证明2015年10月17日，被告将四个球阀发往丽江，收货人为吴晓松，吴晓松签署了收货凭证。被告与丽江中石油公司没有合同关系，被告是应原告的要求将货物发往丽江的。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证据1中送货清单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原告未委托吴晓松收货，也不能证明原告收过货，吴晓松不是原告的员工，送货单未加盖原告公章，被告说直接交付至丽江但是没有验收单、运输单。对吴晓松身份证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2中证据三性均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没有全额付款的原因是被告没有履行供货义务；对证据3的证据三性不认可，被告第一次开庭陈述运输是以原告的名义进行的，但是现在在物流单上是被告公司的名字，物流单上的条码我们查询后并没有相应货物运输的记录，收件人写的是吴晓松也与事实不符，货运单是本案被告在第一次开庭后伪造的。经质证，第三人对被告提交证据1的证据三性认可，认为送货清单上收货人确实是吴晓松签字，所留的电话号码和原告提供的证据4中的电话是一致的。收货当天，第三人到被告处后即提出将这批货直接发往丽江，被告要求第三人出具收货依据，才有了送货清单上第三人的签名，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口头约定的送货方式，被告为了防止发生纠纷就要求第三人签字确认；对证据2、3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认可；对证据三中发货单认为能够和第三人提供的2015年10月20日交货清单相互印证。吴晓松是原告公司的代理人，虽然没有书面的委托手续，从客观事实来看确实是原告公司的代理人，发货时就发给吴晓松签收，收到后就给了丽江公司，丽江公司也确认收到了该批货物，即使原告主张销货清单上、球阀买卖合同上黄志英的签名是吴晓松代签的，即使原告否认合同上原告公司公章的真实性，也不能否认第三人代表原告与丽江公司完成了买卖合同的签订、交货、发货、收货等一系列事项，并且原告也认可即使第三人没有书面委托手续，原告都已经收到了丽江公司支付的货款，这也是一种追认。另外，原告向丽江公司发送了质保金的申请，也说明原告认可交易的完成。第三人吴晓松针对原告本诉诉请及反诉答辩、被告本诉答辩及反诉诉请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吴晓松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第三人的基本身份信息；2、原告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开户许可证、税务登记证、负责人黄志英居民身份证、《阀门买卖合同》（LJKL-2015-063）复印件、销货清单、富滇银行电子回单，证明2015年10月9日，吴晓松接受原告委托与丽江中石油公司签订《阀门买卖合同》，约定由原告向丽江中石油公司提供球阀4台，规格型号为DN300、PN1.6MPa，单价为70400元，合同总金额为281600元（含17%的增值税、运杂费、包装费等费用），双方还就交货地点、交货时间和合同履行方式进行了约定。2015年10月20日，吴晓松代表原告向丽江中石油公司交货，2016年1月25日，丽江中石油公司向原告汇款253440元，该款项与合同约定支付货款总额281600元90%相吻合。另外，由于黄志英并未在云南经营原告公司，该合同中“黄志英”字样为吴晓松代签；3、丽江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证明复印件，证明2015年10月20日，吴晓松代表原告向丽江中石油公司交货；4、民事诉状、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开庭传票复印件，证明第三人与原告公司负责人黄志英的哥哥黄志平（原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民间借贷纠纷向安溪县人民法院起诉，并于2017年2月27日被受理，故原告想利用原告与被告订立的买卖合同没有对应的书面供货记录的漏洞报复第三人的起诉；5、黄志平身份证复印件，证明黄志平基本身份信息，其住所地与黄志英的住所地一致，证明二人系兄妹关系；6、云南五洲实业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云南五洲实业有限公司文件，证明黄志平是五洲实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五洲公司于2016年12月31日致函丽江中石油公司，单方解除了对吴晓松的业务委托，认可吴晓松此前发生的业务都代表五洲公司，实际也代表原告公司；7、原告开具给丽江中石油公司云南省增值税专用发票4张，证明2016年1月9日，原告给丽江中石油公司开具发票，总金额为281600元。从开票金额上来看，该金额大于被告开具给原告的发票金额，证明中间有利差，原告系从被告处进货后销售给丽江公司。从原告与被告订立的合同与第三人吴晓松代表原告与丽江公司签订的合同来看，货物的种类、规格、数量完全一致，证明原告是先向被告进货后再出售给丽江公司，而原告与被告订立合同是出于完善开具发票及财务管理的需要。从开票的时间来看，原告开具给丽江公司发票的时间在前，被告开具给原告的发票时间在后，说明原告是收到丽江公司的货款后才向被告索要发票并付款的；8、丽江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档案查询材料（含吴晓松身份证、原告营业执照、组织机构证、开户许可证、税务登记证、黄志英身份证、《阀门买卖合同》、质保金支付申请书），证明吴晓松于2015年10月9日持原告的相关证照（说明吴晓松是原告的委托代理人）代理原告与丽江中石油公司签订了《阀门买卖合同》，该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原告于2017年12月28日向丽江中石油公司提出支付合同约定的质保金；9、吴晓松与姜峰通话录音光盘，证明吴晓松于2018年1月27日12点55分26秒和丽江中石油公司工程部采购员姜峰通话，第三人希望姜峰能出庭作证，但姜峰担心得罪原告故而拒绝。第三人与姜峰的谈话证实了姜峰知晓吴晓松与黄志平的老乡关系和长期合作关系以及黄志平系原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事实，也证实了吴晓松代表原告与丽江中石油公司签订《阀门买卖合同》，并由姜峰代表丽江中石油公司收货的事实；10、第三人吴晓松申请的证人白某的证词，证明一方面，云南五洲实业公司与原告公司皆为黄志平实际控制的公司，二公司实际为一家公司，黄志平与吴晓松为同乡好友，另一方面，第三人吴晓松曾代理原告向被告购买球阀并出卖给丽江中石油公司。经质证，原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2原告浙江汉特姆阀门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开户许可证、税务登记证、负责人身份证三性认可，买卖合同真实性待核实、关联性不认可，原告本身是从事球阀经营的，涉及的项目很多，类似的合同也可以找出很多，该合同涉及的金额为280000元，和被告提出的利差为20000元，该合同的供货地点是在丽江，还包含了运费，除了运费、人员交通费、差旅费是否还有利差，该合同的签订时间是在2015年10月9日，原告主张与被告之间建立合同关系的时间是在2016年1月，被告以该份合同主张交付货物是没有任何关联性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并不能证明第三人吴晓松受人委托签订合同，该合同中也没有吴晓松的签名，不能证明黄志英的签名是由吴晓松代签。销货清单真实性待核实，关联性不认可，富滇银行电子回单没有银行签章，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3真实性待核实，关联性不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不能证明第三人代表原告向丽江中石油交货；对证据4认为与本案无关，是第三人主观臆断行为，是第三人与案外人的纠纷，不发表质证意见，不认可证明目的；对证据5认为与本案无关，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关联性，业务联系函与本案无关，联系函中第一段称吴晓松系公司项目负责人，而被告的代理人及第三人代理人都主张吴晓松是原告员工，该证据证明吴晓松是五洲实业的员工，是互相矛盾的，吴晓松并非是原告的员工；证据7的真实性待核实，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是被告和第三人的推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买受人需证明向出卖人支付了货款，出卖人应证明向买受人交付了货物，该证据是无法证明的。第三人的代理人在第二组证据举证时陈述原告法人与第三人关系好，所以有公司的材料，证明了吴晓松并非我公司员工；对证据8，身份证复印件及证照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余天龙是谁并没有证据证实；对证据9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能证明姜峰就是丽江公司的采购员，录音也可以听出他没有认可他接受了货物，也反映吴晓松没有相应的授权；对证据10的证据三性均不认可，证人多处表述和代理人陈述相互矛盾，代理人陈述相关货物是以原告方名义发到丽江，但是证人陈述发货人是驰登公司。在差价问题上，被告代理人主张相关货物存在差价，但是相关货物是非常巨大的，相关运费是包含在和丽江中石油公司的合同中的，证人证言提到需要吊机调运货物，除了托运费还需吊费，这批货物与丽江项目不相关联，且证人不知道代谁收货，说明不知道吴晓松是我方代理人，证人不是原告公司员工也不是被告公司员工，我们有理由怀疑该证词是被告、第三人与证人对本案事实进行沟通后产生的。经质证，被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原告以该合同签订时间为2015年10月9日为由与我们的合同无关不是事实，实际口头询价达成协议是在2015年10月上旬，吴晓松代表原告得知丽江公司有供货需求，才找到我公司要求我们供货，第三人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中的合同，合同货源与我公司向原告供货的货源具有一致性，两份证据有关联性；对证据3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认可；对于证据4、5、6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认可，吴晓松和黄志平由于民间借贷关系交恶，黄志平以诉讼方式侵害吴晓松利益，在实际交易中书面证据有所缺乏，原告正是利用这个空子对吴晓松以诉讼方式对其进行侵害，黄志英没有实际在昆明经营公司，实际控制人是黄志平；对证据7、8、9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认可；对证据10的证据三性均认可，证人证言能证实当时证人参与了吴晓松在丽江收货的真实过程，能证实黄志平实际控制的两个公司中有原告公司。原告也说证人在丽江托运部货单上有驰登公司发货的书面东西，当时是驰登公司帮助原告到托运部办理托运，把我公司的名字打到单子上是有可能的。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材料真实性、来源合法，经审查，本院依法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该合同中无原、被告双方的签章，对其欲证观点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证据3、4，被告及第三人均认可其真实性，经审查，对其真实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证据5，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证据6、7、8，因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未能形成有效证据锁链，对其欲证观点，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1、2、3，材料真实性、来源合法，经审查，本院依法予以采信。第三人提交的证据1、2、5、6、7、8，材料真实、来源合法，本院依法予以采信；证据4，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证据3、9、10，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庭审当事人陈述和举证、质证，本院确认本案以下法律事实：2015年10月9日，第三人吴晓松持原告汉特姆公司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开户许可证、税务登记证、负责人黄志英居民身份证与丽江中石油公司签订了合同号为LJKL-2015-063的《阀门买卖合同》，约定丽江中石油公司向原告购买型号为DN300、PN1.6MPa的球阀四台，每台单价为70400元，合同总价款为281600元（包含17%的增值税、运杂费、包装费等一切费用），货到验收合格后，丽江中石油公司向原告支付合同价款的90%，留10%作为质量保证金，质保期间为质量验收合格之日起12个月，质保期满无异议时一次性付清剩余10%的价款。后原告汉特姆公司从被告驰登公司处购买了4台型号为DN300、PN1.6MPa的球阀，2015年10月17日，双方协商由被告将货物发往云南省丽江市，并由第三人代为收货，第三人在送货清单上签字确认。2015年10月20日，丽江中石油公司确认收到球阀4台并投入正常使用。2016年1月9日，原告向丽江中石油公司出具云南省增值税专用发票四张，每张额度70400元，丽江中石油公司于2016年1月25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支付货款253440元，即双方签订的阀门买卖合同价款的90%。2016年1月18日和2016年1月19日，原告向被告出具单张额度为65000元的云南省增值税专用发票四张，并于2016年1月30日，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支付了货款234000元，即合同价款的90%。2017年12月28日，原告向丽江中石油公司出具“质保金支付申请书”，请求丽江中石油公司支付合同号为LJKL-2015-063的《阀门买卖合同》的质保金。现原告认为其已向被告支付了货款，被告未按约交付货物，构成违约，故诉至本院，主张前述诉请。被告认为，其已将货物交付给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第三人吴晓松，已经履行了交付货物的义务，原告至今尚欠货款26000元，向法院提出反诉，主张前述反诉请求。本院认为，针对争议焦点1，原、被告双方订立的买卖合同是否履行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以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原、被告双方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是根据双方出具的增值税发票来看，双方有具体的买卖标的物、标的额及数量，原告方也履行了支付货款的义务，双方的买卖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原告履行了部分付款义务。对于被告是否交付了货物，原告虽然未书面授权第三人吴晓松代理其与被告的买卖合同，但是被告基于与原告及第三人的老乡关系，依据与原告的长期合作习惯及经验，有理由相信第三人为原告的代理人，于是其将合同约定的货物交付给第三人，后第三人将货物交付至丽江中石油公司，此时被告即已完成合同约定的交付货物的义务。丽江中石油公司验收合格后，向原告支付了货款，原告随即向被告支付了部分货款，且2017年12月28日，原告向丽江中石油公司申请支付上述合同的质保金，以上都充分说明原告对第三人代其收货并交付至丽江中石油公司的代理行为的认可，故根据本案事实及法律规定，本院确认，原、被告之间的阀门买卖合同已部分履行，被告已交付货物，原告已支付货款234000元，原告尚欠被告货款26000元。因此，对于原告要求解除买卖合同并由被告返还所付价款的诉请，无相应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对于被告要求原告支付剩余货款26000元的诉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针对争议焦点2，原告所诉违约金是否有法律依据，是否应得到支持的问题。由于被告已经按约交付货物，被告不存在违约行为，故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违约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针对争议焦点3，被告所诉利息是否有法律依据，是否应得到支持的问题。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之规定，本案中，原、被告双方虽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原告自2016年1月30日支付货款234000元后，至今尚未向被告支付剩余货款，构成违约，被告主张原告支付自2016年2月1日起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请有相应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逾期付款利率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浙江汉特姆阀门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原告浙江汉特姆阀门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云南驰登商贸有限公司货款2600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向被告云南驰登商贸有限公司计算支付自2016年2月1日起至上述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00元,减半收取2600元及反诉费264元，合计2864元，由原告浙江汉特姆阀门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承担，其余2600元依法退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审判员  蔡家瑶二〇一八年三月二日书记员  谭思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