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鲁1502民初8389号原告：袁林奎，男，1976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家波，山东同心达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受聊城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被告：魏安生，男，1989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白云明，山东光岳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市分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聊城市柳园南路62号。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371500753544811H。负责人：孙传鲲，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任辉，莘县东鲁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袁林奎与被告魏安生、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财保聊城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2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林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家波，被告魏安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白云明、被告中财保聊城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袁林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60000元。诉讼过程中，原告袁林奎将其诉讼标的额变更为6741.72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11月12日17时38分许，被告魏安生驾驶鲁Ｐ×××××号小型轿车，在聊城市东昌府区嘉明路与站前北街北由北向南行驶时，与行人原告袁林奎刮撞，致袁林奎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造成原告受伤严重，住院接受治疗，并花费不菲。事故经交警认定，被告魏安生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魏安生辩称，对涉案交通事故发生的事实及责任的认定没有异议。事故车辆在中财保聊城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保险单中载明的保险人收费确认时间及生成保单时间均为2017年11月12日10时58分、载明的保单打印时间为2017年11月12日11时01分，事故发生时涉案保险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中财保聊城分公司依法应当赔偿事故所造成的损失。虽然中财保聊城分公司出具的保单中载明的保险期间为从投保后的次日零时起算，但该起始时间点是中财保聊城分公司单方指定的，没有取得投保人魏安生的同意，不符合“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的《合同法》原则，也没有其他法律依据，因此该有关保险期间的条款应属无效条款。2009年3月25日中国保监会下发《关于加强机动车交强险承保工作管理的通知》指出，由于交强险保单中对保险期间有关投保后次日零时生效的规定，使部分投保人在投保后，保单未正式生效前的时段内得不到保障。为使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得到有效保障，维护被保险人的利益，明确要求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承保工作中，一是要在保单中的“特别约定”栏中，就保险期间作特别说明，写明或加盖“即时生效”等字样，使保单自出单时立即生效。二是出单时在保单中打印“保险期间自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起”覆盖原“保险期间自某年某月某日某零时起”字样，明确写明保险期间起止的具体时间点。但是，中财保聊城分公司并没有按照保监会的上述要求方式使保单在合同订立时立即生效，其出具的保单中的“特别约定”栏为空白，因此其单方作出的次日零时起生效的保险起始时间点违反了保监会的规定，侵害了投保人的合法权益，违反了《合同法》中的公平原则，因而是无效的。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中财保聊城分公司依照保险合同赔偿原告的全部经济损失，其中包括被告魏安生为原告垫付的医疗费34501.85元，应由中财保聊城分公司赔付时退还给被告魏安生。被告中财保聊城分公司辩称，被告魏安生所驾驶的事故车辆在本公司投有交强险和商业险属实，但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未在投保期间内。经查，事故车辆鲁Ｐ×××××号小型轿车保险单中显示的保险期间为2017年11月13日0时至2018年11月12日0时止，而涉案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为2017年11月12日17时38分许，未在保险期间内。《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一、保险合同的成立生效问题”第3条规定：“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开始时间与保险合同生效时间不一致的，保险责任开始时间早于合同生效时间的，以合同生效时间为准，保险责任结束时间相应顺延。保险责任开始时间晚于合同生效时间的，以保险责任开始时间为准。”在本案中，事故车辆保险责任的开始时间晚于合同生效时间，而涉案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是在合同生效时间后保险责任开始时间前，因此，本公司不同意对该事故承担赔偿责任。庭审中，原告提交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例首页、聊城市人民医院住院病案及诊断证明书、每日用药清单、聊城市人民医院住院结算单据、施救费单据等证据；被告魏安生提交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机动车商业保险单、医疗费收费票据、驾驶证、银联商务签购单、驾驶证、机动车行驶证等证据；被告中财保聊城分公司未提交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1月12日17时38分许，被告驾驶鲁Ｐ×××××号小型轿车，在聊城市东昌府区站前北街由北向南行驶至嘉明路与站前北街交叉路口北时，与横过道路的行人原告袁林奎刮撞，造成致袁林奎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该事故经聊城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东昌府大队认定，被告魏安生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原告袁林奎负事故的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后，袁林奎被送往聊城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其所受损伤被诊断为左肱骨干骨折、左腓骨头骨折、颅脑损伤、皮肤软组织挫伤，实际住院13天，共计支付医疗费共计36829.57元。其中魏安生支付门诊医疗费2501.85元、支付住院费32000元，共计34501.85元。事故车辆鲁Ｐ×××××号小型轿车在被告中财保聊城分公司投有交强险及300000元商业三者险和不计免赔率附加险种，中财保聊城分公司出具的交强险和商业险保单中载明的保险人收费确认时间及生成保单时间均为2017年11月12日10时58分、载明的保险期间为2017年11月13日0时至2018年11月12日0时止。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司法鉴定。因其申请的伤残鉴定一项尚不够法定鉴定期限，被退回。经向原告袁林奎释明，原告撤回了所有鉴定事项的申请，在本案中只对已经产生的实际损失进行主张，其变更后的赔偿项目、数额具体为：1.医疗费2343.72元；2.住院期间的误工费64.3元/天×13天=836元；3.住院期间的护理费64.3元/天×13天×2人=1672元；4.交通费500元；5.住院伙食补助费30元/天×13天=390元；6.施救费1000元。共计6741.72元。另查明：一、原告袁林奎及其护理人员均系农民，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依照规定按本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之和64.31元/天计算其误工费和护理费；二、原告支付施救费1000元。本院认为，被告魏安生驾驶机动车与行人原告袁林奎发生刮撞，造成原告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聊城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东昌府大队关于“魏安生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袁林奎负事故的次要责任”的责任认定，符合本案客观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同时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保险人所承担的费用数额在保险标的损失赔偿金额以外另行计算，最高不超过保险金额的数额。”第六十六条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由保险人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在本案中，由于被告魏安生驾驶的事故车辆为机动车，原告袁林奎系行人，魏安生在本涉案交通事故中负主要责任，其驾驶的机动车在被告中财保聊城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且投有不计免赔附加险种，因此，依照上述法律规定，首先应由被告中财保聊城分公司在交强险各分项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的部分，由被告中财保聊城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合同限额内按照90%予以赔偿；若仍有不足的部分，依法由被告魏安生予以赔偿。在原告主张的各项具体诉求及被告魏安生主张的其所垫付的医疗费用中，其中医疗费一项，原告主张的医疗费2343.72元包括病案复印费16元，不在法定的赔偿项目之中，本院不予支持，其他的2327.72元及被告魏安生主张的34501.85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住院期间的误工费、护理费两项，原告及其护理人员均系不能举证证明近三年平均收入状况的农民，其主张按本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之和64.31元/天予以计算，符合有关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原告提出的住院期间护理人员为2人的主张，在其没有举证证明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之前，依法按照1人计算；交通费一项，原告虽未提供证据佐证，但原告在伤后就医救治的过程中实际支付了一定数额的交通费用，原告主张的数额500元较高，本院酌情支持3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施救费两项，证据充分，合法有据，本院一并予以支持。据此，原告所受损伤产生的各项损失依法核定的数额为：1.医疗费36829.57元（其中原告主张2327.72元、被告魏安生主张34501.85元）；2.住院期间的误工费836元；3.住院期间的护理费836元；4.交通费300元；5.住院伙食补助费390元；6.施救费1000元。共计40191.57元。其中，被告魏安生已垫付34501.85元。对于原告袁林奎因涉案交通事故所受损伤造成的上述各项损失，被告中财保聊城分公司没有举证证明对上述某项损失在其与投保人签订的保险合同中有相关的免责条款，且依法履行了特别提示及明确告知义务，因此，上述损失，首先由被告中财保聊城分公司在交强险各分项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袁林奎医疗费2327.72元、住院期间的误工费836元、住院期间的护理费836元、交通费300元，共计4299.72元，赔偿被告魏安生垫付的医疗费7672.28元（10000元-2327.72元）；其次由被告中财保聊城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合同限额内赔偿被告魏安生垫付的医疗费（34501.85元-7672.28元）×90%=24146.61元，赔偿原告袁林奎住院伙食补助费及施救费计（390元+1000元）×90%=1251元。原告诉求中的超过部分，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被告中财保聊城分公司提出的涉案交通事故发生时间在事故车辆保险责任开始时间之前，保险公司因此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一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应当协商一致，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外，保险合同自愿订立。”第十三条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应当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当事人也可以约定采用其他书面形式载明合同内容。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对合同的效力约定附条件或者附期限。”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第十九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一）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二）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规定：“保险人接受了投保人提交的投保单并收取了保险费,尚未作出是否承保的意思表示，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请求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符合承保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不符合承保条件的，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但应当退还已经收取的保险费。保险人主张不符合承保条件的，应承担举证责任。”中国保监会保监厅函（2009）91号《关于加强机动车交强险承保工作管理的通知》指出，由于交强险保单中对保险期间有关投保后次日零时生效的规定，使部分投保人在投保后，保单未正式生效前的时段内得不到保障。为使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得到有效保障，维护被保险人的利益，要求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承保工作中，一是要在保单中的“特别约定”栏中，就保险期间作特别说明，写明或加盖“即时生效”等字样，使保单自出单时立即生效。二是出单时在保单中打印“保险期间自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起”覆盖原“保险期间自某年某月某日某零时起”字样，明确写明保险期间起止的具体时点。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及其保险行业的内部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和投保人应当协商一致，遵循公平的原则来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即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投保人和保险人虽然可以对合同的效力约定附条件或者附期限，但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并且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包含下列内容的条款无效：（一）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二）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如果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另外，即使是在保险人接受了投保人的投保单并收取了保险费,尚未作出是否承保的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发生了保险事故，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请求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只要符合承保条件的，人民法院也应当予以支持。在本案中，涉案保险合同已经于2017年11月12日10时58分被告中财保聊城分公司出具交强险和商业险保单时成立，虽然其保单中打印的保险责任开始时间为2017年11月13日0时00分，但该推迟的合同效力时间条款，保险人中财保聊城分公司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是与投保人魏安生双方协商一致约定的，不能证明是投保人魏安生的真实意思表示，该条款，免除了中财保聊城分公司在涉案保险合同成立后一段时间的保险责任，加重了魏安生的相应责任，客观上造成魏安生和涉案车辆存在一定时间段的脱保，不符合权利义务对等的公平原则，违反了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法律规定，因而是无效条款，中财保聊城分公司依法应在其涉案保险合同范围内承担理赔责任。其提出的抗辩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支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失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市分公司在交强险各分项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袁林奎医疗费、住院期间误工费、住院期间护理费、交通费等共计4299.72元；二、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市分公司在交强险各分项责任限额内赔偿被告魏安生垫付的医疗费7672.28元；三、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市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合同限额内赔偿原告袁林奎住院伙食补助费、施救费共计1251元；四、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市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合同限额内赔偿被告魏安生垫付的医疗费24146.61元；五、驳回原告袁林奎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第一、二、三、四项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650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市分公司负担367元，由袁林奎负担28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一水二〇一八年三月一日书记员  王荣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