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10民终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万锁，男，1982年5月2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韩鸿泰，定兴县城区中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天智，男，1995年1月22日出生，汉族，现住仙居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泮王凯，浙江神仙居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柯志明，男，1973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现住仙居县。上诉人李万锁因与被上诉人王天智、原审被告柯志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法院（2017）浙1024民初53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万锁上诉请求：请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为：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三者的法律关系认定错误。根据本案事实，上诉人李万锁与被上诉人王天智是定作合同关系。而上诉人李万锁和原审被告柯志明是买卖合同关系。原审被告柯志明在一审答辩时就将各方关系已经阐明，并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其与被上诉人的微信记录，证实被上诉人认可与上诉人之间的定作合同，定作合同的内容为：“被上诉人王天智先付五万定金，定做服装不少于3000件，少于3000件则定金不退，履行时货到款结，谁收货谁负责回款”。而一审法院对原审被告柯志明的证据只字不谈，对原审被告柯志明的答辩内容人为地进行篡改，有意回避对被上诉人王天智不利的证据，在被上诉人王天智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片面听信其的单方陈述，致使一审判决认定错误。本案是由原审被告柯志明与被上诉人王天智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引起。原审被告柯志明与被上诉人王天智从2016年8月后交易总额55603元[详见（2017）浙1024民初1623号民事判决书第2页倒数第7行]，在55603元中是否包含被上诉人王天智从原审被告柯志明处提走的396件货物（被上诉人王天智自己认可的数量）上诉人李万锁对此并不知情。如果不包含此货款，一审法院就此货物应认定为被上诉人王天智与原审被告柯志明之间系买卖关系，双方就此进行结算，互相补足差额（上诉人倾向该观点，符合定作合同规定的“谁收货谁负责回款”的原则），退一步说，如认定是上诉人李万锁给被上诉人王天智的货物，双方履行的则是定作合同，一审应驳回被上诉人王天智的起诉，令其在定作合同纠纷案由中进行诉讼，而一审对定作合同这一案由无管辖权。如包含此款，则此案根本就不能成立。可见。原审被告柯志明与被上诉人王天智之间就此货物的结算无论包含与否。其争议在本诉中均与上诉人李万锁无关。原审被告柯志明与被上诉人王天智之间的纠纷之所以与上诉人李万锁无关，可以从以下几点可以查明：首先。上诉人李万锁从未收到过原审被告柯志明转交的30000元货款，如果是转交，无论是被上诉人王天智还是原审被告柯志明均会直接向上诉人李万锁说明该款的实际出处，而他们双方均未和上诉人李万锁提及过此款；再者。如果是转交，原审被告柯志明就应该一次性将30000元足额交付给上诉人李万锁，而原审被告柯志明实际汇款并没有将30000元款直接汇至上诉人李万锁处（见汇款记录），而是上诉人李万锁每次向原审被告柯志明发货后，原审被告柯志明按照约定的“货到结款、谁收货谁负责”原则。根据到货量分数次将货款汇至上诉人李万锁处，上诉人李万锁与原审被告柯志明之间不是一次性30000元的交易额，原审被告柯志明在一审时当庭也认可“分三次，每次汇款10000元给上诉人李万锁”；第三、上诉人李万锁给原审被告柯志明发出的货物并非396件，原审被告柯志明对此也予认可（原审被告柯志明在一审时认可收到上诉人李万锁发出的货物为612件，其中396件发给了被上诉人王天智，117件在北京的库房，99件存放在物流处），虽然原审被告柯志明认可的收货量与上诉人李万锁的实际发货量略有出入。但能够证实上诉人李万锁与原审被告柯志明之间存在“其参与在内”的买卖合同关系。符合“谁收货谁回款”约定。原审被告柯志明在上诉人李万锁和被上诉人王天智之间的定作合同中，既是联系人，也是合同履行的参与人。被上诉人王天智与原审被告柯志明之间的纠纷应在二人内部解决，与上诉人李万锁无关，而一审法院对于“定作合同”的履行避而不谈，混淆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致以错判。二、一审为了达到支持被上诉人王天智诉讼请求的目的，不靠证据而是靠推测判案。审判程序严重违法。一是被上诉人王天智提供的通话录音未当庭播放，未经各方当事人当庭质证就直接作为了定案依据；二是一审法官在庭后私自收取被上诉人王天智提交的所谓证据（被上诉人王天智与上诉人李万锁在庭后的微信记录），违反了《证据规则》的有关规定；三是一审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断章取义”，如在本院认为中“如果被告李万锁与原告王天智除了29000元的现金交易外不存在买卖关系、那么收取定金目的就无法解释”的这一论述显然错误。收取定金的目的是定作合同关系成立的条件之一，却被法官在此进行了曲解。三、一审法院对定金却进行了超范围审理，忽略了本案是因（2017）浙1024民初1623号案派生而来，忽略了原审原告的证据效力，没有考虑定作合同的履行问题，更没有顾及上诉人李万锁共计发出多少货物，对上诉人显失公平（上诉人李万锁共计给被上诉人王天智和原审被告柯志明发货量为1420件）。上诉人李万锁和被上诉人王天智之间的定作合同关系和上诉人李万锁和原审被告柯志明之间的买卖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而上诉人李万锁和被上诉人王天智之间的定作合同尚未履行完毕，一审超范围、故意混淆法律关系的审理也是致一审错判的原因之一。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故意倾向偏袒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显失公平，请二审法院详查事实，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并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王天智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应依法予以维持。一、上诉人李万锁给被上诉人王天智发来衣服396件，单价113元每件，合计货款44748元。而被上诉人王天智给上诉人李万锁的钱是80000元，包括50000元定金直接支付给上诉人李万锁，另外30000元是通过原审被告柯志明转给上诉人李万锁。所以，被上诉人的应付款是44748元，而实际已付的款项是80000元，多付了35252元。一审判决由上诉人李万锁返还给被上诉人王天智35252元，显然是正确的。上诉人李万锁提到的29240元的货款交易，这个交易是一次性打包交易，上诉人当时讲好是处理的衣服，一次性打包交易，没有计算具体的衣服件数，当场结算货款29240元，当场通过手机转账付款，所以当场就已经钱货两清。上诉人李万锁说有612件衣服交付到被上诉人处，根本没有这回事，其也没有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假设像上诉状所称原审被告柯志明发给被上诉人396件，其余117件在北京的库房，99件存放在物流处，那么，这也与被上诉人没有关系，被上诉人只对自己收的396件承担付款责任。二、上诉人李万锁提出所谓微信记录内容：“定做服装不少于3000件，少于3000件则定金不退”等等内容不是事实的，根本没有这约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柯志明陈述：我在王天智和李万锁之间只是介绍人，他们之间是定作买卖关系。因他们首次合作不放心，由我作为中间人实施他们之间的买卖，被上诉人王天智打给我的30000元钱，我已汇给上诉人李万锁，上诉人李万锁交给我转交给被上诉人王天智的衣服，被上诉人王天智已在我处提走了396件，按每件定价113元计算，其已经多提走了10000多元的货。至于他们私底下还有交易，与我无关。王天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货款35252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该院予以确认。即：2016年，原告王天智通过被告柯志明介绍，联系到被告李万锁，并预付50000元定金，定做衣服。后，被告李万锁陆续发货被告柯志明，被告柯志明再向原告王天智发货。原告王天智向被告柯志明提货396件，按每件单价113元计算，折计货款44748元。2016年11月14日，原告王天智汇款30000元给被告柯志明，被告柯志明当天汇款20000元、11月16日汇款10000元给被告李万锁。2017年3月22日，原告王天智汇款给被告李万锁29240元，被告李万锁向原告王天智发货，原告王天智已经收货。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事实原、被告无实质异议，主要是对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款项性质存在法律适用上的争议。本案争议的问题有：第一、本案合同关系的主体；第二、被告柯志明汇款给李万锁的30000元是否系原告王天智货款。现分析如下：首先，原告王天智通过他人向被告李万锁支付定金，要求被告李万锁制作某款衣服，双方即成立合同关系。被告李万锁认为与被告柯志明形成行纪关系，原告王天智与被告柯志明形成买卖关系，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与原告王天智、被告柯志明的陈述不一致，也与其和原告王天智的通话不符；如果被告李万锁与原告王天智除了29000元的“现金”交易外不存在买卖关系，那么收取定金目的是干什么，无法解释。因此，对被告李万锁辩解无买卖关系不予采纳。其次，被告李万锁通过柯志明向原告王天智发货，原告王天智通过被告柯志明向被告李万锁付款，如被告柯志明未按照被告李万锁指示发货、未按照原告王天智要求付款，为此产生的法律后果还是由被告李万锁、原告王天智负责。再次，原告王天智通过被告柯志明汇款给被告李万锁30000元，被告李万锁辩解系其与被告柯志明其他买卖关系的货款，但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无法采信。最后，该院也注意到原告王天智与被告李万锁在2017年3月22日的交易，原告王天智支付货款29000元，而被告李万锁陈述货物件数700多件，是何原因，被告李万锁未提供证据予以说明。综上，被告李万锁通过被告柯志明向原告王天智发货396件，按每件单价113元计算，折计货款44748元，原告王天智已经支付定金50000元和货款30000元，被告李万锁应返还35252元，为此产生的利息损失可从起诉之日起，酌情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付清为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李万锁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王天智35252元及逾期损失（从2017年9月18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王天智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81元，减半收取340.5元，由被告李万锁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上诉人李万锁与被上诉人王天智、原审被告柯志明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各方当事人对原审查明的事实部分无实质异议，从原审查明的事实分析：首先，被上诉人王天智通过原审被告柯志明介绍，联系到上诉人李万锁，并预付50000元定金，定做衣服，说明被上诉人王天智与上诉人李万锁之间存在服装定作合同关系；原审被告柯志明只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服装定作合同关系的介绍人。其次，上诉人李万锁将定作好的衣服陆续发给原审被告柯志明，再由原审被告柯志明向被上诉人王天智交付；被上诉人王天智将款项交给原审被告柯志明，再由原审被告转交给上诉人李万锁，说明上诉人李万锁与被上诉人王天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均委托原审被告柯志明进行履行货款交付义务，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仍应由上诉人李万锁、被上诉人王天智来承担。至于上诉人李万锁称其与原审被告柯志明存在服装买卖合同关系，但上诉人李万锁未能提供证据来证实，本院不予采纳。至于原审被告柯志明在接受上诉人李万锁为被上诉人王天智定作好的服装后，是否按实转交给被上诉人王天智，这是原审被告柯志明与上诉人李万锁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与本案上诉人李万锁与被上诉人王天智之间的定作合同关系，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二、关于上诉人李万锁与被上诉人王天智履行合同的情况。被上诉人王天智付上诉人李万锁定金50000元，于2016年11月14日汇款给原审被告柯志明30000元转交给上诉人李万锁货款；原审被告柯志明于收款当天汇款给上诉人李万锁20000元、11月16日汇款给上诉人李万锁10000元。上诉人李万锁将定作好的服装共计612件委托原审被告柯志明交付给被上诉人王天智，原审被告柯志明只将其中的396件服装交付给被上诉人王天智（另外服装，原审被告柯志明称117件在其库存、99件还在物流那里），按双方确定每件单位113元计算，折计货款44748元。据以上述事实，被上诉人王天智付给上诉人李万锁定金及货款共计80000元，而上诉人李万锁交付给被上诉人王天智的服装共计396件计货款44748元，故上诉人李万锁多收被上诉人王天智的35252元，依法应予返还。至于上诉人李万锁称被上诉人王天智交付定金50000元，双方约定定作服装不少于3000件，否则定金不退。对此，首先，上诉人李万锁未提供证据来证实。其次，即使从原审被告柯志明在原审时提供的其与被上诉人王天智的微信记录看，原审被告柯志明只提到他（指上诉人李万锁）叫我算成本，我说了，最少3000件，分二次裁，被上诉人王天智虽回复嗯3000件绝对不止的，但双方并未涉及到少于3000件，定金50000元不退之事，且该微信记录并非上诉人李万锁与被上诉人王天智的微信记录。其三，再结合2017年3月22日上诉人李万锁与被上诉人王天智对定作服装自行交付时，上诉人李万锁将定作好的725件服装，竟低价作价29240元给被上诉人王天智，被上诉人王天智收货后即另外付清货款，此时双方也未涉及到少于3000件，定金50000元不退之事。故上诉人李万锁的这一主张，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李万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81元，由上诉人李万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勇审判员 黎利荣审判员 陈文杰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四日书记员 马 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