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8）粤06执异41号 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聂勇，男，汉族，1976年8月3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委托代理人：孙志如，广东瑶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肖护军，广东瑶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仲裁申请人）：邓穗文，男，汉族，1967年10月28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 被申请人（仲裁申请人）：宋振宇，男，汉族，1971年12月15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 上述两被申请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伊利，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被申请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周湘文，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人聂勇与被申请人邓穗文、宋振宇执行异议一案中，聂勇申请不予执行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7）穗仲案字第3820号裁决。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聂勇称：一、（2017）穗仲案字第3820号裁决书认定事实错误。1.聂勇没有违反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七条第（二）款约定，即“除已经记载于众某公司、大某公司财务账册上的应付款及其他应付款外，众某公司、大某公司没有未向两被申请人披露的任何其他负债……”。聂勇与邓穗文、宋振宇签订2015年9月8日《股权转让协议书》之前，聂勇与邓穗文、宋振宇均为中山市众某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某公司）的股东，其中聂勇占股52%，邓穗文、宋振宇各占股24%。聂勇为众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众某公司与黄某团分别于2014年9月20日和2015年6月27日签订了《产品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在聂勇与邓穗文、宋振宇股权转让前就已经合作了，并且约定了合作期为五年，聂勇作为众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股权转让前的签名是职务行为，应由众某公司承担法律后果。截止聂勇与邓穗文、宋振宇2015年9月8日股权转让时，黄某团与众某公司之间合作正常，众某公司没有违约，自然就没有众某公司对黄某团支付违约金的债务记录在众某公司财务帐册上，这是客观事实。2016年5月18日，黄某团起诉众某公司是因为众某公司在聂勇股权转让并离职后，其经营过程中不履行双方签订的《产品合作框架协议》造成的，即众某公司对黄某团的违约债务是在聂勇的股权转让并离职后产生的，该债务与聂勇无关。2.（2017）穗仲案字第3820号裁决第12页第三自然段第四行“……对于剩余8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两申请人(邓穗文、宋振宇)主张其对被申请人（聂勇）有8万元的应付股权转让款，由于众某公司对黄某团有应收款8万元，且股权转让后众某公司的股东仅为两申请人(邓穗文、宋振宇)，故两申请人(邓穗文、宋振宇)、被申请人（聂勇）与黄某团一致同意两笔款项相抵，各方无需给付。”这是邓穗文、宋振宇虚构的事实。邓穗文、宋振宇在仲裁时并未提交相关的证据证明，“……仲裁庭认为，两申请人(邓穗文、宋振宇)提供了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凭证（476万元的转款凭证），且众某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已进行了变更登记，故仲裁庭采信两申请人(邓穗文、宋振宇)已支付了全部股权款的主张……”系认定事实错误。因此，聂勇并没有违反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七条第（二）款约定，除已经记载于众某公司、大某公司财务账册上的应付款及其他应付款外，众某公司、大某公司没有未向邓穗文、宋振宇披露的任何其他负债……。该裁决认定事实错误。二、（2017）穗仲案字第3820号裁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股权转让协议书》是聂勇与邓穗文、宋振宇签订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都有约束力。该裁决对《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条款含义不应作扩大范围解释，只能针对《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的时间点作出解释才符合当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按众某公司与黄某团签订的《产品合作框架协议》第十一条第11.1款约定，双方的合作期限为五年，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聂勇转让股权并离职前，该两份协议已经生效并开始执行，只是当时众某公司没有违约，没有对黄某团产生债务（即应付款）。聂勇离职后，众某公司与黄某团的合作还在继续进行，但聂勇离职后众某公司的经营行为已与聂勇无关。该裁决既没有向案外人黄某团了解事实真相，又枉顾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6）粤2072民初5192号、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20民终594号两份生效判决，认定聂勇在两份《产品合作框架协议》及三份验收报告上签章的行为属职务行为的事实，仅仅凭邓穗文、宋振宇的一面之词作出有利于邓穗文、宋振宇的裁决，系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三、邓穗文、宋振宇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黄某团与众某公司签订的两份《产品合作框架协议》除了聂勇的签名还加盖了众某公司的公章，充分说明了聂勇的签名是履行职务行为，并非个人行为。黄某团与众某公司商谈合作，从双方的业务洽谈到协议条款的修改及确认图纸等，邓穗文、宋振宇都是全程参与的，都是知情的，并且邓穗文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但邓穗文、宋振宇在申请仲裁时作虚假陈述、隐瞒了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另，邓穗文、宋振宇持有2015年6月27日《产品合作框架协议》原件也充分印证邓穗文、宋振宇对黄某团与众某公司的合作知情，聂勇已向邓穗文、宋振宇披露该合作的事实。因此，聂勇没有违反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七条第（三）款约定，本协议签署前后，聂勇没有亦不会利用其在众某公司的身份从事任何可能有损于众某公司及邓穗文、宋振宇利益的行为。四、聂勇不应承担其股权转让后众某公司经营中的风险和责任。如前所述，根据聂勇与邓穗文、宋振宇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七条第（四）款的约定，聂勇亦不会对本协议签署前及签署后众某公司的未分配利润提出任何主张，众某公司和大某公司的债权债务也与聂勇无关。故聂勇不应承担其股权转让后众某公司经营中的风险和责任。五、（2017）穗仲案字第3820号裁决适用法律错误。如前所述，该裁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裁决，系适用法律错误。六、（2017）穗仲案字第3820号裁决违反法定程序。邓穗文、宋振宇与聂勇是多年的合作伙伴，邓穗文、宋振宇明知聂勇的联系电话和聂勇不在其身份证地址居住事实，故意不向仲裁委员会提供聂勇的联系电话，以至仲裁委员会不能将仲裁有关的法律文件及时送达给聂勇，邓穗文、宋振宇故意提供不实送达地址和联系方式，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仲裁委员会受理仲裁申请后，应当在仲裁规则规定的期限内将仲裁规则和仲裁员名册送达邓穗文、宋振宇，并将仲裁申请书副本和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送达聂勇。而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在受理仲裁申请后，邮寄送达法律文件时居然没有写上聂勇的联系电话，也未调查核实送达情况，就剥夺聂勇的诉讼权利，使聂勇缺席仲裁，系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根据《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四十七条“……仲裁文书可以采用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电子送达、公告送达等方式送达。当事人另有约定的，可以从其约定”、第五十一条“自然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可以适用公告送达”的规定，显然，该裁决不符合公告送达方式的条件，仲裁委员会公告送达系违反法定程序。七、如果执行（2017）穗仲案字第3820号裁决对聂勇会产生无法避免和弥补的重大不公，并对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三）、（四）的规定，请求裁定不予执行仲裁委员会（2017）穗仲案字第3820号裁决书。 被申请人邓穗文、宋振宇辩称：邓穗文、宋振宇不同意聂勇的申请。仲裁裁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1.裁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邓穗文、宋振宇没有隐瞒证据的行为；2.原生效裁决书适用法律正确；3.仲裁程序合法合规，根据《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仲裁庭按照仲裁法或仲裁规则以及当事人约定的方式送达仲裁法律文书，当事人主张不符合民事诉讼法有关送达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十四条规定，当事人未向该委员会确认自己的送达地址，合同也未约定送达地址，但存在下列地址的，将仲裁文书邮寄至下列地址：自然人登记所在的住所地，身份证地址或者经常居住地，因此仲裁委将仲裁文书以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到聂勇身份证地址符合法律规定。在邮寄送达未能的情况下以公告方式进行送达也符合法律规定。 本院查明：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5月23日受理了邓穗文、宋振宇与聂勇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仲裁案[案号为：（2017）穗仲案字第3820号]。2017年9月22日，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如下：一、聂勇赔偿邓穗文、宋振宇463066元及支付相应利息，利息以463066元为基数，按年利率4.35%的标准计算，自2017年9月12日计至463066元全部付清之日止；二、聂勇补偿邓穗文、宋振宇律师费2万元；三、仲裁费16334元，由聂勇承担。 本院认为：申请人聂勇请求不予执行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2017）穗仲案字第3820号仲裁裁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应有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法定可不予执行的六种情形，即（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聂勇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认为邓穗文、宋振宇隐瞒了聂勇曾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给邓穗文确认或修改的“BB机合作协议2”及“20150710咖啡机设计方案展示”等PDF文件，也隐瞒了邓穗文、宋振宇与黄某团之间的书面确认文件，说明邓穗文及宋振宇在仲裁过程中作虚假陈述，且上述被隐瞒的证据已影响公正裁决。首先，邓穗文在本案审理期间明确否认聂勇提供的邮箱为其持有和使用，聂勇对此并未进一步举证证明。其次，即使上述电子邮箱为邓穗文实际使用，其与聂勇曾对众某公司与黄某团合作开发产品进行过磋商，但该证据只能反映众某公司股东之间对众某公司与黄某团产品合作合同的审议，无法证明邓穗文、宋振宇在此后知晓案涉《产品合作框架协议》合同关系已正式确立。本案亦无证据证明邓穗文、宋振宇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与黄某团就产品开发情况有更多接触。鉴于聂勇在本案中未举证证明其已向邓穗文、宋振宇披露过众某公司与黄某团之间已存在的债务关系，亦未举证证明邓穗文、宋振宇隐瞒了相关书面确认文件，故本院对聂勇提出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另外，聂勇认为邓穗文、宋振宇故意不向仲裁机构提供其联系电话，且明知其不在身份证地址居住而没有向仲裁机构说明，导致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未能向聂勇合法送达，违反法定程序且剥夺了聂勇的抗辩权利。经查，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就该仲裁案的开庭通知及相关仲裁文书是以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邮寄至聂勇的身份证地址。因该地址无人签收故邮寄送达未能成功，该会此后以公告方式对聂勇送达。聂勇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已确认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向其邮寄送达的地址为其身份证地址，聂勇虽主张其本人不在此地址居住，但该会向其身份证地址邮寄送达，且在未能成功的情况下采用公告送达并无违反该会仲裁规则的有关规定。聂勇在本案中亦无证据证明邓穗文、宋振宇在知道其联系电话和居住地的情况下故意不向仲裁机构提供。故此，本院对聂勇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至于聂勇主张（2017）穗仲案字第3820号仲裁裁决存在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本院对于该部分理由不予审查。聂勇请求不予执行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2017）穗仲案字第3820号仲裁裁决的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十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聂勇不予执行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2017）穗仲案字第3820号仲裁裁决的申请。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长  罗凯原 审判员  梁亦民 审判员  谢达辉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巫江禺 书记员何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