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沪0112行初232号原告梁国亮，男，1972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委托代理人许考文，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交通警察支队，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负责人曹杰。委托代理人严昊君，男。被告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倪耀明。委托代理人周华，女。委托代理人包鹏飞，上海合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梁国亮诉被告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交通警察支队(以下简称闵行交警支队)交通行政强制、被告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闵行区政府)行政复议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5日立案后，分别于9月6日、9月7日向两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0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梁国亮的委托代理人许考文，被告闵行交警支队的副支队长蒋杨华及委托代理人严昊君，被告闵行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周华、包鹏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闵行交警支队于2017年6月4日作出编号XXXXXXXXXX《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以下简称被诉强制措施)，认定原告梁国亮于2017年6月4日00时46分许，在银都路都庄路东约100米，实施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采取扣留机动车的行政强制措施。原告不服，向被告闵行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该单位于2017年6月16日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后，经审查于同年8月7日作出编号为沪闵府复决字(2017)第13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维持了闵行交警支队所作被诉强制措施。原告梁国亮诉称，其从事长途货物运输。2017年6月4日零时后，原告将十部新型宝马车运输至上海庞大龙翔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门店仓库卸车。由于道路狭窄，无法将运输车直接开进仓库，也无法找到协助运输设施，原告便将运输车停在距仓库最近的路边将新车卸下开进仓库。车卸至一半时，被告闵行交警支队民警巡逻至此，对原告进行了简单询问，认为其实施了上道路行驶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遂作出扣留机动车的行政强制措施。原告申请行政复议，但被告闵行区政府却作出维持原行政强制措施的复议结论。原告认为，卸车时已近凌晨，道路上车稀人少，且其已采取安全警示措施，故其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执法过程中仅有一名执法民警在场，未当场出示证件，也未能充分听取原告的陈述申辩，故闵行交警支队实施扣车严重失当。而行政复议机关亦未能依法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所作复议决定明显错误。故起诉，要求撤销被诉强制措施和被诉复议决定。原告提供了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行政复议决定书、邮寄信封及照片一组，证明现场情况。被告闵行交警支队辩称,2017年6月4日00时46分许,被告民警在本市闵行区银都路都庄路东约100米处执勤时，发现原告在道路上驾驶一辆未悬挂车牌的机动车，经调查取证后，民警认定原告实施了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据此向原告开具了强制措施凭证，扣留了机动车。执法过程中，一名民警身着制服执法，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以下简称《程序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期间原告也未提出异议。综上，其所作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闵行交警支队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作出被诉强制措施的证据、依据：一、职权依据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一款之规定；二、适用的法律依据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三、执法程序依据为《程序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四、认定事实及执法程序证据为民警现场执法录音记录、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证明被告民警在执勤过程中查实原告实施的违法行为后依法作出被诉强制措施，并履行了送达程序。被告闵行区政府辩称，原告梁国亮不服被诉强制措施，向其提出行政复议。其收到申请后于2017年6月16日依法受理，之后进行了审查，认为被诉强制措施并无不当，故于2017年8月7日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并向当事人送达了文书。其所作复议决定程序合法，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闵行区政府提供了行政复议申请材料、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闵行交警支队行政复议答复意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特别授权委托书、原告代理人的代理意见、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凭证，证明其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的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经质证，两被告对原告提供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行政复议决定书、邮寄信封无异议，对照片的真实性有异议，不同意原告陈述的仅有将新车卸下驾驶入库一种方式，并表示事发地点是银都路S4高速入口，原告所述社会危害性轻微不符合客观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被告闵行交警支队提供的职权依据、适用法律依据没有异议，认为《程序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冲突，故不应当适用于本案，现场仅有一名执勤民警，未出示执法证件，亦未能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故闵行交警支队的执法程序违法。对被告提供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真实性原告没有异议，但不认可该材料的合法性，同时对录音记录的真实性有异议，表示其中的对话一方虽是原告，但对话另一方无法确认是否系当时执勤民警。原告对被告闵行区政府提供的证据、依据没有异议。经质证，两被告对各自提供的证据、依据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确认：两被告提供的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可以证明被告闵行交警支队调查处理的情况，以及被告闵行区政府接到原告的复议申请后履行了相关程序，本院予以采纳。被告闵行交警支队提供的录音资料内容记录连续完整，原告虽承认其系对话一方，但却不认可对话方，不符合一般常理，故其对此提出的异议，本院难以采信。至于原告提供的照片，虽可能反映了事发道路的现场情况，但并不能否定其已构成违法行为的事实，其余证据客观真实，本院亦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2017年6月4日00时46分许,被告闵行交警支队民警在本市闵行区银都路、都庄路东约100米处执勤时，发现原告在道路上驾驶一辆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遂当场向原告进行询问，经调查，民警认定原告实施了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故向原告开具了强制措施凭证，扣留了该机动车。原告不服，向被告闵行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该单位收到申请后于2017年6月16日决定受理，之后进行了审查，于同年8月7日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并向当事人送达了决定书。原告仍不服，遂向本院起诉。本院认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被告闵行交警支队作为本市闵行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具有作出本案被诉强制措施的法定职权。《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或者未随车携带行驶证、驾驶证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扣留机动车，通知当事人提供相应的牌证、标志或者补办相应手续，并可以依照本法第九十条的规定予以处罚。当事人提供相应的牌证、标志或者补办相应手续的，应当及时退还机动车。”本案中，根据被告闵行交警支队提供的现场录音资料、强制措施凭证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可以证明原告在道路上驾驶的机动车未悬机动车号牌的事实，为此，被告闵行交警支队执勤民警在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后，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作出被诉强制措施具有相应的事实根据，适用法律正确。因《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上道路行驶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行为的处理未有裁量范围规定，且原告提出其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的陈述与事实不符，故原告认为被诉强制措施明显失当的观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程序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现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可以由一名交通警察实施，并在二十四小时内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报所属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备案。”因此，被告闵行交警支队现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由一名交警实施符合规定。至于原告以对执勤民警执法身份的异议而认为闵行交警支队执法程序违法的观点，本院认为，执法时民警身着警服，并在原告未对执法人员身份提出的异议的情况下听取原告陈述，并使用随身携带的执法记录仪开具强制措施凭证，未悖《道路交通安全法》、《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原告认为被告闵行交警支队执法程序违法的意见与法不符，本院不予采信。被告闵行区政府收到原告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即依法予以受理，之后经审理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并向当事人送达文书，复议程序符合《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梁国亮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梁国亮负担(已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秋萍审 判 员  徐寨华人民陪审员  史嘉安二〇一八年三月五日书 记 员  刘敏蔚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