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桂1421民初727号 原告：廖爱芳，女，1963年7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广西扶绥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进东，广西进安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扶绥县新宁镇城厢居民委员会江西岸村民小组，所在地扶绥县新宁镇城厢江西岸屯。 法定代表人：梁善积，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连敏，扶绥县法律事务中心工作者。 原告廖爱芳诉被告扶绥县新宁镇城厢居民委员会江西岸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江西岸村民小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廖爱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进东，被告江西岸村民小组组长梁善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连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廖爱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被告收回原告户四个份额承包地的决定；2、判令被告履行《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支付给原告户“下引水田”（地名）流转发包应得承包费，其中2013年度2,256元，2014年后各年具体分配额不明，应按实际分配方案补支付；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1981年在农村实施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原告在以母亲王善娇为农村家庭户户主的农户参加农村家庭承包土地，其家庭成员有王善娇、廖爱芳、廖爱芬、廖爱东、廖爱枝、廖爱好、廖爱群共七人，共同承包水田5.845亩、旱地7.879亩（包括自留地），共14.279亩（含原告的爷爷和奶奶承包田地3.73亩的三分一份额，即1.242亩）。1990年王善娇因政策农转非，户主变更为原告。1992年廖爱芬、廖爱东、廖爱枝、廖爱好、廖爱群等五人农转非，廖爱芬参加工作，被告收回王善娇、廖爱芬承包地份额，原告农户尚余承包地10.908亩。2003年9月新宁镇人民政府确认本户纳税面积为6.913亩（不包含自留地）。在完善1995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时，原告、廖爱东、廖爱枝、廖爱好、廖爱群分别与被告签订了《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分别约定了承包水田及旱地面积，承包期自1995年1月1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止。2013年被告把位于“充禾下引”（地名）的全部田地190亩发包给谢国宁，所得承包费按每年每亩600元分配给各户。在2013年被告所作的分配方案表中，被告将原告户及叔父廖振权户流转承包的“充禾下引”田地合计确认，确认两户在该地块共有承包面积为6.013亩，每年应分配得转包承包费为3,607.8元，原告户参与流转土地的面积为3.76亩应分得2,256元。领取一年转包承包费后，被告以廖爱东、廖爱枝、廖爱好、廖爱群已农转非为由决定收回原告户四个份额的承包责任制土地，自2014年起被告拒绝该四个份额参与发包土地承包费的分配。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依法起诉，请求依法裁判。 被告江西岸村民小组辩称：1981年在农村实施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原告家庭户以王善娇为户主，与本村村民小组签订集体土地承包合同，取得本村民小组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1992年4月23日原告户六人的“农转非”将户口迁往扶绥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1993年村民小组依据当时的政策和法规，经全体村民会议多次研究讨论，决定对户口已“农转非”人员的承包地统一全部被集体收回。原告户中六人属于当年的“农转非”人员，他们的承包土地已被集体收回，并由集体统一另行招标发包，当时原告没有任何异议。1995年农村实施第二轮土地延长承包三十年时，是以第一轮土地承包为基础接续承包，即承包户户主、承包面积、地点均没有变动。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我村民小组没有再与原告户签订土地承包合同。 2003年，由于我村民小组个别承包户在1995年申报填写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时存在错漏情况，如有的村民名字错误，面积、地点不符等，因此，当时政府要求这些村民补充完善、更正。补充完善土地承包合同的前提条件，是本村村民事实正在接续承包土地的承包合同书存在错漏的情况，需要更正补充完善。并没有包括“农转非”人员，“农转非”人员承包地早于1995年前被集体收回，并已另行发包给他人承包经营，不存在更正补充完善等情况。收回“农转非”人员承包土地，不再办理“农转非”人员的土地承包合同，是当年本村民小组全体村民会议讨论一致作出决定，这是各家各户都十分明确的事实，不容否认。因此，原告提交的2003年6月30日原告户“农转非”人员与被告签订的《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明显存在造假。该合同不仅与事实严重不符，而且违背全体村民的决定，原告户“农转非”人员在该承包合同中存在与当时的队长恶意串通损害被告集体利益的行为，企图以合同的形式获取承包地。因此，该承包合同应为无效合同。 根据上述事实，我村民小组认为，1992年4月23日原告户六人“农转非”户口迁出后，其承包地早于1993年被集体收回，并另行发包给他人承包经营。1995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原告户六人已经不属于我村民小组集体成员，不在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其提供的《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为虚假合同，该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因此，原告请求撤销被告收回承包地的决定，继续履行合同，分享集体利益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于法无据。因此，原告诉请与事实不符，且依法无据，望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供的证据有：证据1．《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五份，证明原告户与被告存在土地承包关系，承包至2024年12月31日；证据2．《农民税费负担监督手册》五份及信用社存折，证明原告于2011年12月前仍缴纳农业税经营承包土地；证据3．被告作出的发包下引田给谢国宁所得承包费2013年度分配方案，证明被告确认原告户和廖振权户在统一发包下引田的范围内有承包地共6.013亩；证据4．新宁镇调解委员会［2013］新调字04号调解意见书和2015年4月9日新宁镇政府调解笔录，证明被告作出收回原告户四份承包地决定；证据5.U盘：被告法定代表人的录音，证明被告承认原告的承包权、被告单方要求解除承包合同等事实；证据6．户口簿复印件，证明原告廖爱芳是农业人口，一直没有迁出。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的合同是原告与前任村民小组长串通编造；证据2、3、4、5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存在承包土地关系；对证据6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该户口簿是2008年办理的，原告廖爱芳于1992年迁出后不知何时迁回。 被告提供的证据有：证据1．“农转非”名单，证明原告“农转非”日期及迁入单位的事实；证据2．新宁镇农业服务中心证明，证明1995年前原告承包地已被收回，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原告不再享有承包经营权；证据3．城厢委员会证明，证明原告承包地于1995年前已被收回；证据4．江西岸村民小组全体村民会议，证明原告2003年的合同是造假；证据5．江西岸村民小组账本记录，证明原告承包地被收回并另行发包的事实情况；证据6．收据，证明原告承包地被收回另行发包的事实；证据梁耀武1994年、2003年的《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证明同一户不同时期的承包合同内容不相符，1994年签订的合同，是通过群众会议讨论决定后签订，2003年签订的合同，没有通过群众会议讨论决定。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中的盖有城厢派出所公章的证明的证据三性无异议，证据1中的盖有江西岸村民小组公章的证明所载明原告廖爱芳于1992年迁出事项不是事实；对证据2的证据三性无异议，也能证明本村民小组于1995年仅有55户签订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尚有部分农户包括原告户没有签订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所以才有2003年完善的情况；对证据3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户的承包地于1995年前已被收回；证据4是被告超出村民自治范围作出，属于无效；对证据5、6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户的承包地已全部被收回，仅能证明原告户中王善娇、廖爱芬的承包地份额已被收回及被告另行发包的事实；对证据7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被告拟要证明的事实不成立，反而能证明1995年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不规范，因此2003年完善。 本院根据被告调查收集证据申请，本院向扶绥县公安局城厢派出所调查廖爱芳户籍迁移登记情况，扶绥县公安局城厢派出所于2018年10月24日出具了“关于廖爱芳户籍迁移情况的协查复函”，经质证，原被告均对该复函证据三性无异议，但被告认为该复函没有正面回答1992年是否有迁出的情况。 上述证据均组织双方当事人予以质证，本院对于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认定如下：原告的证据1，是经扶绥新宁镇农业服务中心鉴证，本院予以认定；原告的证据2中的《农民税费负担监督手册》，是由新宁镇财政管理所颁发，《农民税费负担监督手册》及证据2中的信用社存折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认定；原告的证据3是被告方作出，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原告证据4中的调解笔录，是新宁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就双方涉案纠纷主持调解时制作的调解笔录，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认定；原告证据4中的［2013］新调字04号调解意见书，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以认定；被告对原告证据5、6的证据三性无异议，本院不予以认定。 原告对被告证据1中盖有城厢派出所公章的证明、证据2、证据3、证据5、证据6、证据7等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被告证据1中盖有江西岸村民小组公章的函有廖爱芳户籍迁出内容的证明，因该村民小组不属于户籍管理机构，本院不作为认定户籍转移的证据；被告的证据4是被告作出，并且是确认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效力，而村民小组无权确认土地承包合同效力，本院不予以认定。本院调查取得的扶绥县公安局城厢派出所出具的“关于廖爱芳户籍迁移情况的协查复函”，原、被告该证据的证据三性无异议，本院不予以认定。 本案经审理后认定事实如下：八十年代初期，江西岸村民小组开始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原告户以母亲王善娇为农村家庭户的户主，其家庭成员为：有王善娇、廖爱芳、廖爱芬、廖爱东、廖爱枝、廖爱好、廖爱群共七人，共同承包水田5.845亩、旱地7.879亩（包括自留地），共14.279亩（含原告的爷爷和奶奶承包田地3.73亩的三分一份额，即1.242亩），取得本村民小组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1990年王善娇因政策农转非，户主变更为原告廖爱芳。1992年廖爱芬、廖爱东、廖爱枝、廖爱好、廖爱群等五人农转非，将户口迁往位于扶绥县新宁镇的县直单位。廖爱芬农转非得到工作安排后，原告户仅自愿退出王善娇、廖爱芬承包地份额，但退回的具体地块由原告户自定，被告将原告户退回的承包地发包给他人承包。1994年江西岸村民小组实施第二轮土地延长承包，当时原告廖爱芳没有与江西岸村民小组签订《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在庭审中，被告江西岸村民小组认为当时不签订合同是由于原告对集体决定收回“农转非”人员承包土地存在异议所致，而原告认为是由于村干工作不彻底引起。虽然双方没有签订合同，但江西岸村民小组也没有强行收回原告户“农转非”人员承包土地，原告户除自愿退回两份额承包地外，其余承包的土地面积还是按第一轮确认的面积进行经营。2003年6月30日，江西岸村民小组为补充完善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分别与廖爱芳、廖爱东、廖爱枝、廖爱好、廖爱群签订了《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虽然分别各自签订合同，但并不实际划分具体的地块到各人，该户还是按原来的形式统一经营，各合同书中甲方盖有法定代表人梁卫诚的私章，并加盖有扶绥县新宁镇城厢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公章，各合同的乙方处签字均为廖爱枝代签，鉴证机关处盖有扶绥县新宁镇农业服务中心的公章，各合同现存放于扶绥县新宁镇农业服务中心。2013年初，被告江西岸村民小组把承包到户的位于“充禾下引”（地名）的田地全部整合流转给谢某，承包期为15年，第一年至第六年每年每亩的承包金为600年，第七年至第十五年每年每亩的承包金为800年。被告江西岸村民小组流转“下引”田地每年取得承包金均按整合流转前各户原有的承包面积计发。2013年间，被告江西岸村民小组制作2013年承包金分配表，该表记载有农户姓名、农户承包面积、每亩600元、各户分配得款等内容。在2013年被告所作的分配方案表中，被告将原告户户名为王善娇及叔父廖振权户流转的“充禾下引”田地合计确认，确认两户在该地块共有承包面积为6.013亩，每年应分配得转包承包费为3,607.8元。对于被告确认在该流转承包地块中廖振权户及王善娇户合计的承包面积及应分配得的承包费，廖振权在（2018）桂1421民初469号案件中自认其户有2.253亩及应得流转承包费为1,351.8元，王善娇的女儿廖爱芳在本案中主张其户参与流转地块有面积3.76亩及应得流转承包费为2,256元。2013年原告已领取了当年本户应分配得转包承包费。随后，原告户不服被告江西岸村民小组扣除其户内四个“农转非”成员的承包面积不给转包收益分配为由，由原告户中的廖爱枝申请新宁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但调解未果。2013年至2018年间，被告就流转“下引”（地名）田地所得的承包费已按各农户在该块原有的承包面积以亩600元计发给各农户，但对有“农转非”的农户即是在核减“农转非”人数及承包面积后计发。至今，原告户得领取了2013年土地流转承包费。原告未得领取2014年至2018年间共五年的土地流转承包费。 本院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农村土地承包以户为单位、按人按份分配，并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承包原则，土地承包户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根据中办发［1997］16号《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的规定，第二轮土地承包并非将原来的承包地打乱重新发包，而在保持第一轮土地承包稳定的基础上，以“大稳定、小调整”为原则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是对第一轮土地承包合同的延期承包或变更即小调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可见，发包方收回承包地的情形只有一种，即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农户家庭成员中有考入国家公务员或“农转非”的，不属于法律规定可以收回承包地的情形，发包方不能收回承包地；此外，家庭承包经营的主体是农户，家庭成员个人不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挂钩；只要农户还在，农户内部的人员流动不影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容和范围。本案中，在1995年1月1日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前，原告承包户的大部分家庭成员虽然在农转非后将户口迁到位扶绥县新宁镇的县直单位，但扶绥县新宁镇不是设区的市，发包方并不必然可以收回农转非成员的原承包地。被告答辩中主张在九十年代期间收回原告家庭户农转非人员承包面积，并由集体统一另行招标发包，但没有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故对被告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虽然在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时，原、被告没有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但被告在庭审中被告承认当时集体并不强制收回农转非人员承包土地，仅有证据证明原告户交回两份额承包土地的事实，且2003年的《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农业税纳税证等证据能相互印证原告户一直延续经营承包土地。因此，原告农户在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后依然延续享有除自愿退回两份额承包土地外的其余第一轮土地承包经营权。1992年间原告户自愿退回两份额承包土地，属于发包方与承包方自愿协商达成收回承包土地，不违反“大稳定、小调整”的农村土地承包原则，本院予以确认。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应当遵循平等协商、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既有利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规范流转，也要保障农村家庭土地承包户相关权益的实现。本案被告于2013年将“充禾下引”（地名）的田地全部整合整体流转，是被告与本村民小组全体农户含原告户的真实意思表示，体现了双方的真实意愿，被告的做法仅是将原承包地从承包户手中收拢方便一并流转，并非违法收回原承包地重新分配，双方应积极履行各自的义务，原告方作为被告的农户，基于承包地流转的收益理应享有同等村民农户待遇。被告对上述土地流转的收益分配是按各农户在流转前的承包地面积计付分配到各农户，应对原告为户主的家庭承包户落实同等的村民待遇。原告主张其户参与整体流转发包的土地承包面积为3.76亩，有被告制作的2013年分配表的记载、原被告在庭审中的自认记录等证据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纳。被告应按3.76亩面积分配给原告户土地流转所得的收益。被告已将2013年至2018年的土地流转收益按每年每亩600元分配给各农户，原告户享有与其他农户相同的权利。被告对原告户以扣减其户“农转非”人员承包地面积后计发土地流转收益的做法，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据此，原告作为其承包户的户主，以该户参与土地流转面积3.76亩主张土地流转收益，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已将2013年至2018年的土地流转收益分配按每年每亩600元计发给各农户，原告仅得领取2013年度土地流转承包费收益，因此，原告诉请被告支付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等年度每年的土地流转承包费收益2,256元（3.76亩×600元），五年合计为11,280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由于土地流转承包费是被告以年为周期来计算收取并分配，而2019年及以后的尚未发生，故本案纠纷所涉及的土地流转承包费收益应计至2018年止。对2019年及以后的土地流转承包费收益，在本案中本院对此不作处理。 对于原告要求撤销被告收回原告户承包地决定及判令被告履行《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的诉请，因本案原被告未能提供书面证据证实存在有被告收回原告户承包地的决定，且也没有经过全体村民民主议定的记录形成原告所要求撤销的决议，同时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不履行《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的情形。因此，原告户该诉请无事实依据，依法予以驳回。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扶绥县新宁镇城厢居民委员会江西岸村民小组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廖爱芳支付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每年的土地流转承包费收益2,256元，以上合计11,280元； 二、驳回原告廖爱芳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新宁镇城厢居民委员会江西岸村民小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潘扬标 人民陪审员  甘勇德 人民陪审员  刘喜学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何慧清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四条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六十四条私人对其合法的收入、房屋、生活用品、生产工具、原材料等不动产和动产享有所有权。 第六十六条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破坏。 第一百三十一条承包期内发包人不得收回承包地。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第二十六条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 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 承包期内，承包方交回承包地或者发包方依法收回承包地时，承包方对其在承包地上投入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 第三十六条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转包费、租金、转让费等，应当由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流转的收益归承包方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截留、扣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