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2民再12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尹亚笑，女，1971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春艳，山东诚功（即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齐春霞，山东诚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牟爱华，女，1953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捍东（牟爱华的丈夫），住青岛市市**。 一审被告：陈智，男，1972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春艳，山东诚功（即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齐春霞，山东诚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一审被告：李辉，女，1968年12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青岛市市**，现服刑于山东省女子监狱。 再审申请人尹亚笑因与被申请人牟爱华、一审被告陈智、一审被告李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鲁02民终7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8月2日作出（2018）鲁02民申321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尹亚笑及一审被告陈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春艳、齐春霞，被申请人牟爱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捍东，到庭参加诉讼。一审被告李辉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尹亚笑申请再审称请求：1、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再审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申请人牟爱华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2009年6月2日《民间借贷合同》与被申请人牟爱华受让的王某1、李某2006年11月18日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所述债权具有因果关系和直接关联，被申请人主张自相矛盾、不合常理。二审法院认定2009年6月2日《民间借贷合同》系2006年11月18日《民间借贷合同》转化承接而来缺乏证据证明。（1）牟爱华在多份起诉状中的主张前后矛盾。牟爱华在2010年9月13日起诉状中陈述“原告当日将66万元贷款一次性交给被告李辉”，在2016年4月25日起诉状和2016年5月10日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中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但牟爱华在2016年9月19日第二次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将事实变更为66万元的债权系受让而来。牟爱华的主张前后矛盾，不合常理。（2）2009年6月13日《担保证明》写明“今天，牟爱华将于李辉、尹亚笑撤销上述合同中的抵押，并重新签订借贷合同，延续上述借贷行为”，根据上述约定，合同签订日期应为2009年6月13日之后，而不会在2009年6月2日。因此，上述两债权虽然时间上较为接近，但并不具有因果关系。（3）《债权资产转让协议》第一条约定“至此，牟爱华以上债权所有人，期限自2007年12月2日至2008年12月1日”。根据该约定，牟爱华的债权是附期限的债权，一旦超过该期限，牟爱华就不再是债权人，因此，2009年6月2日签订的合同与之前的债权转让行为并无直接关系。二、退一步讲，即使上述两债权有关联，2009年6月2日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也是牟爱华与李辉恶意串通，欺诈再审申请人尹亚笑所签，该合同应为无效。（1）牟爱华受让66万元债权的行为不符合常理，牟爱华想通过债权转让实现其个人利益，李辉想通过债权转让转嫁债务，牟爱华、李辉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再审申请人合法权益的不良动机。（2）在已签订债权转让合同的情况下，时隔一年半重新签订借贷合同明显另有企图。牟爱华受让债权发生在2007年底，而其据以主张的合同签订在2009年6月，在此期间李辉的偿债能力进一步恶化，牟爱华在明知李辉已无力还款的情况下，主观上具有较大恶意，此外，既然已经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完全没有必要重新签订借贷合同，且两者相隔时间较长，后者签订明显另有企图，再次说明牟爱华与李辉存在恶意串通嫌疑。（3）牟爱华在第二次起诉中撤销对李辉前夫范志胜的还款主张也可以证明牟爱华即使在李辉服刑后依然与其存在恶意串通行为。理由是范志胜曾于2009年6月2日在《共同还款声明》上签字确认“本人愿同以上借款人李辉共同偿还本次借款，直至该借款本息全部偿清完毕”。依据该声明，范志胜应与李辉承担共同还款义务，但牟爱华在第二次起诉后又撤销对范志胜的起诉。行为明显不合理，说明牟爱华与李辉、范志胜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 被申请人牟爱华辩称，请求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再审申请人尹亚笑的再审请求，依法撤销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2民终字745号民事判决书，依法维持一审判决。事实和理由：一、2009年6月2日《民间借贷合同》债权与牟爱华受让的王某1、李某2006年11月18日的《民间借贷合同》所述债权具有因果关系和直接关联。（一）关于所谓牟爱华在“多份起诉状中主张前后矛盾”。（1）牟爱华共有三份诉讼申请，即2010年9月13日《民事起诉状》、2016年4月25日《民事起诉状》、2016年9月19日《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从来就没有所谓2016年5月10日《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2）三份诉讼的事由（66万元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主体(贷款人牟爱华、借款人李辉、担保人尹亚笑)及诉讼请求主张是一致的，前后无矛盾。（3）对牟爱华2010年9月13日诉状中“当日将66万一次性交给李辉”的质疑无实际意义。2009年6月2日借贷合同是受让债权的延续，当时66万元仍在借款人李辉手里，只是重新续签合同，就该重新签订的合同而言，牟爱华认为应视为签订合同当日一次性全额付款了。退一步讲，即使这样表述不准确，认定事实也应重证据重调查。因重签《合同》时66万借款在李辉手里，牟爱华担心办理撤押、抵押过程中出问题，2009年6月13日办理抵押登记时，让担保人尹亚笑出具了《担保证明》，这个证明对债权款源的由来表述得非常清楚。牟爱华在二审代理词中对“一次性”问题做了充分说明和陈述，不应该影响对本案的正确判决。（4）尹亚笑称“在2016年4月25日的起诉状中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意在混淆视听，具有欺骗性。而真实原述是“2009年6月2日，第一被告作为担保人（尹亚笑）与原告（牟爱华）、李辉签订民间借贷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66万元”。（5）尹亚笑称牟爱华第二次起诉立案5个月后才变更诉讼请求为66万的债权系受让而来，是故意歪曲事实。事实是，2016年7月19日一审第一次开庭时，牟爱华就向法庭提交了2006年1月6日李辉与牟爱华43万元的抵押借款合同、2007年12月债权转让协议等全部证据及证据清单，牟爱华代理律师就借贷纠纷的由来及过程作了系统陈述，一审法官当庭让尹亚笑及其律师就有关证据进行了质证；2016年8月5日一审第二次开庭，证人王某1、李某就债权转让出庭作证，可查案卷和庭审记录。一审第二次开庭后，一审法官要求追加借款人李辉为被告人，牟爱华在2016年9月19日《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中主要是变更增加被告人李辉，事实理由与牟爱华代理律师在一审第一次开庭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完全一致，不存在一审两次开庭后才变更为债权转让的问题。（二）关于所谓“两债权在时间上无法衔接”。债权转让是2007年12月2日，2008年12月2日借款人李辉要求展期半年，并在2007年12月债权转让时出具的借款借据上注明“以上借款经牟爱华同意展期至2009年6月2日”。展期到期后，针对债权转让又重新续签借贷合同，时间是2009年6月2日至2010年6月2日。尹亚笑2009年6月13日《担保证明》写明“今天牟爱华将与李辉、尹亚笑撤销上述合同中的抵押，并重新签订借贷合同，延续上述借贷行为”，重新续签的合同就是2009年6月2日的《民间借贷合同》，至2010年6月2日到期后，三方又签署了展期三个月的《延期协议》。从2006年11月18日尹亚笑为李辉借前债权人王某1、李某66万元，到债权转让后为李辉借牟爱华66万元至2010年9月2日，均无缝衔接地用自己的房产作担保，从未提出终止担保。各合同之间没有时间间隔，是相互延续、紧密连接的。（三）关于所谓“上述两债权主体资格上无法衔接”。《债权资产转让协议》中牟爱华的债权期限是2007年12月2日至2008年12月1日。到期后经展期至2009年6月2日，牟爱华都是66万元的债权人。2009年6月2日《民间借贷合同》系2006年11月18日《民间借贷合同》转化承接而来，关联直接，证据充分，不容置疑。（四）所谓根据约定附期限债权问题，根本不成立。本案债务人在规定的期限未归还债务，债权人有权依法提出诉讼。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抵押担保人必须承担抵押担保责任。本案未超出《担保法》规定第25条、第26条规定的担保人担保责任期限。二、尹亚笑编造牟爱华与原审被告李辉“恶意串通”、“欺诈再审申请人”纯属胡搅蛮缠，其目的就是逃避抵押担保责任。（一）关于所谓“牟爱华受让66万元债权的行为不合常理，其与李辉存在恶意串通嫌疑”。（1）牟爱华与李辉是2006年1月经青岛红珊林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介绍，才与李辉认识发生借贷关系的，李辉以自有房作抵押向牟爱华借款43万元。除此，从未有所谓的“一起做资金业务”。所谓“根据查明的事实”是蓄意捏造的谎言。（2）所谓“恶意串通”“欺诈”是尹亚笑在一系列证据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不择手段的抵赖行为。据一审法院调查核实：“尹亚笑的担保证明所载事项与尹亚笑房产抵押设立、撤销、重新办理抵押在房产登记机关记录完全相符。尹亚笑虽主张出具担保证明及2009年6月2日所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时受到欺诈，但尹亚笑在借款合同、借据及展期协议中均有签字，陈智作为尹亚笑的配偶出具同意抵押声明。尹亚笑无相关证据证明其存在受到欺诈”。尹亚笑说牟爱华在明知被告李辉无偿还能力的情况下受让66万债权，与被告李辉恶意串通，毫无事实根据，是凭空捏造，恶意中伤。牟爱华若知道被告李辉无偿还能力，会及时终止与李辉的43万元借贷关系，追回资金，既使有尹亚笑抵押担保，也不会再支付23万元，受让66万元的债权，加剧自己的资金风险。牟爱华是退休职工，抗风险能力差，66万元是老两口一辈子的积蓄，之所以受让66万元的债权，就是因为有尹亚笑房产抵押担保。既然尹亚笑认为李辉当时就没有偿还能力，仍然为李辉66万元的借款继续抵押担保，就是与李辉共谋恶意欺骗牟爱华，将毫不知情的牟爱华66万元贷款置于风险中。牟爱华本该是颐养天年的时候了，现在还要为讨回债权备受煎熬。谁在恶意串通，谁受到侵害，一目了然。（二）关于所谓“在已经签订债权转让合同的情况下，时隔一年半重新签订借贷合同另有企图”。（1）续签合同重新登记的原因是，债权转让时，按协议约定，债权人由王某1、李某变更为牟爱华，牟爱华保管了王某146万、李某20万的他项权证。直至2009年应王某1、李某的要求，更换他项权证，才有了2009年6月2日针对上述债权转让重新续签的66万元《民间借贷合同》，该合同贷款人、借款人、担保人及借款金额均无变化，何来“企图”之说？（2）既然尹亚笑知道此时“李辉的偿债能力进一步恶化”，却对牟爱华说其“表姐（李辉）能力很强”，继续为李辉担保借牟爱华的66万元，积极参与了重新续签的全过程，配合王某1、李某撤押，配合牟爱华办理了抵押登记，并出具《担保证明》，尹亚笑的丈夫陈智也出具了同意尹亚笑担保行为的《声明书》。这实际是尹亚笑与李辉串通一气，欺骗毫不知情的牟爱华。（3）尹亚笑的表述自相矛盾。一方面表述清楚地知道“李辉偿债能力进一步恶化”，一方面又称自己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借贷合同上签字，其目的就是想以“欺诈”、“不知情”为由，否认合同的合法有效性，逃避抵押担保责任。（三）关于所谓“牟爱华在第二次起诉中撤销对李辉前夫范志胜的还款主张”。牟爱华于2016年9月19日追加范志胜为本案的被告，后于2016年9月28日撤回对范志胜的起诉。原因是法律文书送达有障碍，又听说李辉与范志胜已离婚，并无偿还能力。范志胜在李辉与牟爱华的借贷中承担的是人保的性质，牟爱华认为本案中既然有尹亚笑的房产作为抵押担保，足以偿还李辉的债务；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为此，在李辉未履行到期债务的情况下，牟爱华可以就尹亚笑提供担保的房产实现债权，这是牟爱华的权利。尹亚笑对李辉借款做抵押，并其配偶同意抵押，应当以抵押的房产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三、李辉借牟爱华的43万元在债权转让时直接转化承接到牟爱华的66万元债权中，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不容置疑。（一）牟爱华对李辉的43万元债权作为债权受让款转化承接到66万元债权中，是债权转让各方共同协商的意见，尹亚笑不仅完全知情并参与了全过程。2007年11月，李辉召集债权转让各方（尹亚笑、王某1、李某、牟爱华）共同协商，要求将其与王某1和李某到期的46万、20万债权转让给牟爱华，转让付款方式由两部分组成，一是2006年1月6日李辉以自有房抵押向牟爱华借的43万元，由李辉作为牟爱华的债权受让款直接付给王某123万、李某20万，二是由牟爱华再付给王某123万。尹亚笑参与了协商过程，并继续以自有房屋抵押担保，同时把房产证交牟爱华保管。（二）债权转让协议额是66万元，而不是23万元。两份《债权资产转让协议》表明牟爱华受让王某1、李某债权合计66万元。（三）牟爱华的43万元债权转化承接到66万元债权中是按《债权资产转让协议》约定办理的。如果没有把之前李辉借牟爱华的43万元转化承接到66万元债权中，牟爱华仅在签约当日付给王某123万元，李辉也不会按约定在《协议》签署当日收回之前给牟爱华43万元的借款借据，给牟爱华重新签署了46万元（牟爱华受让王某1的债权）、20万元（牟爱华受让李某的债权）的借款借据。（四）借款人、担保人在债权转让后续签的一系列合同、协议、借款借据中都进一步认定牟爱华的债权为66万元。尹亚笑不仅在2007年12月债权转让时李辉的《借款借据》上签字，而且在2009年6月重新续签《民间借贷合同》及66万元的《借款借据》、2010年6月《展期协议》中均有签字。在2009年6月重新续签《民间借贷合同》时尹亚笑出具《担保证明》，约定的抵押房产于2009年6月13日向青岛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了抵押登记，于2009年6月15日核准，他项权证人为牟爱华，债权金额66万元。尹亚笑是有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应该非常清楚在担保合同和借款借据上签字的责任，其不清楚66万元的由来和组成，是不会在以上一系列重要借贷文本上签字。事实证明，以自己的房产作抵押是尹亚笑本人的真实意思。特别指出，李辉在2017年9月20日一审第三次开庭主动陈述：确实有借款，李辉是从事民间投资业务，因尹亚笑（市劳动监察部门工作人员）、陈智（派出所民警）工作原因，一直以李辉的名义与原告（牟爱华）签合同，但每次续约时双方都在场，后来因银行的事情突然中断，确实有借款这回事。尹亚笑的代理律师当庭对此进行质询核实，李辉再次明确，“尹亚笑因工作原因，一直以我（李辉）的名义进行借款，每次签合同尹亚笑都在场，确实有借款这回事，她（尹亚笑）借款放在我这里作（民间借贷），定期到我这里拿钱（利息）”可见尹亚笑才是66万元的实际借款人。（五）李辉案发后，尹亚笑报案、李辉供述都是牟爱华享有66万元的债权。中院（2012）青刑二初字第2号刑事判决书载明：被告人李辉供述，尹亚笑提供担保的其向牟爱华的借款66万元，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收到的。尹亚笑向公安部门报案：2009年6月李辉找其称需要资金投资建厂，让其为李辉向牟某某的66万元借贷合同进行担保，其考虑到两家关系以及李辉的能力，直接就在合同上签了字，同意用其所有的青岛市四方区户房产为李辉抵押担保（见中院2012青刑二初字第二号刑事判决书）。尹亚笑意在把66万元借款作为诈骗款推到李辉身上，逃避自己抵押担保责任。牟爱华起诉后，尹亚笑又谎称不知情，不择手段的编造出“串通、欺诈”谎言，又企图加害牟爱华，逃避66万元的抵押担保责任。法律决不能容许这种失信无赖的做法，应还事实的真实和公正。 综上，再审申请人尹亚笑的申请事由毫无事实依据，完全是编造谎言，恶意中伤，纯属胡搅蛮缠，这种不择手段的失信无赖行为就是为了逃避其抵押担保责任。是非曲直，坚信再审法官自有明断。 牟爱华在庭审前向本院提交再审申请请求：1、撤销二审判决依法维持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申请人因本案所支付的律师费用由尹亚笑承担；3、一审、二审、再审的诉讼费用由尹亚笑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证人王某1、李某分别于2018年7月30日、2月28日出具的《证明》及本案抵押担保人尹亚笑用于为李辉借款66万元作担保的青房地权市字第××号房产证,足以证明李辉向牟爱华借款43万元已转化承接到牟爱华66万元的债权中。担保人尹亚笑不仅对李辉借牟爱华的43万元转化承接到牟爱华的66万元债权中知情，而且参与了协商办理的全过程。牟爱华的2016年9月19日《追加被告申请书》和2016年9月19日《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2017年9月11日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传票，可以证明：1、二审法官认为牟爱华在一审两次开庭后才主张2009年6月2日的借贷担保合同与债权转让和2006年1月6日借贷合同有关，与事实不符。2、借款人李辉对66万元借款及由来完全认可。二、二审违反程序，并变相剥夺被申请人牟爱华的辩论权利，并把未经质证的陈述作为认定事实的主要依据。1、二审没有开庭审理；2、二审法官调查借款人李辉的笔录未经质证；3、二审法官没有尽到要求当事人补充有关材料的责任；4、二审没有让被上诉方进行充分辩驳和论证，有失公正。三、二审对43万元借款合同与66万元借款合同不具有关联性的认定是错误的。四、二审对尹亚笑以其名下拜泉路87号4栋2单元501户房产提供担保范围的认定有错误。 尹亚笑和陈智辩称，被申请人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向立案庭申请再审，其不享有再审申请人的诉讼地位，对本案不具有诉讼利益，无权在本案中提出再审请求，而且二审宣判后被申请人律师曾经试图与申请人进行和解，要求申请人一次性支付款项并减免利息，但申请人予以拒绝。 牟爱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辉偿还牟爱华借款本金66万元、律师费4万元、违约金13.2万元及至李辉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截至到起诉之日止利息为18.96万元），合计102.16万元；2.判令尹亚笑、陈智就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牟爱华对抵押物青岛市市北区户房产的折价、拍卖、变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利；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由李辉、尹亚笑、陈智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6月2日，牟爱华（贷款人）与李辉（借款人）及尹亚笑（抵押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约定借款金额66万元，借款期限自2009年6月2日起至2010年6月1日止。年利率15%，借款人按期付息，每三个月为一期，共四期，每期24750元。第一期利息于2009年6月2日前付清，第二期利息于2009年9月2日前付清，以此类推，还清本息。如逾期还本付息，每天按贷款余额万分之五计算逾期利息。尹亚笑自愿将其所有的位于青岛市户房产抵押给贷款人，作为履行本合同的担保。抵押担保范围：本合同项下的贷款本金、利息、逾期利息、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借款人不能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向贷款人履行还款义务的，应向贷款人支付贷款本金20%的违约金。同日，借款人李辉、抵押人尹亚笑向牟爱华出具借款66万元的借据；陈智出具作为抵押人配偶对约定抵押房产同意抵押的声明。 2009年6月13日，尹亚笑出具担保声明，该声明载明“借款人李辉、抵押人尹亚笑与贷款人王某1、李某于2006年11月18日签订了《民间借贷合同》，以青岛四方拜泉路87号4栋2单元501户（青房地权市字第××号）为抵押，借款陆拾陆万元。2007年11月30日，王某1、李某与牟爱华签订了《债权资产转让协议》，将上述《民间借贷合同》中的债权转让给了牟爱华。今天，牟爱华将与李辉、尹亚笑撤销上述合同中的抵押，并重新签订借贷合同，延续上述借贷行为。因办理撤押、抵押期间，借款人李辉没有还上贷款人牟爱华66万元本金，抵押人尹亚笑愿意配合贷款人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并承担因个人原因导致登记不能、抵押无效或抵押登记被注销的过失，负责还清贷款人牟爱华的本金、利息和由此产生的所有费用。此担保证明在贷款人牟爱华取得青岛户房产的他项权证后自动失效”。约定抵押房产于2009年9月13日向青岛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抵押登记，于2009年6月15日核准。他项权利人为牟爱华，债权金额66万元。 借款合同到期后，合同三方当事人同意展期三个月至2010年9月1日；之后借款借据中载明展期至2011年6月1日。牟爱华主张的利息系自2010年9月1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牟爱华通过举证以下合同向一审法院证明关于本案借款本金66万元的由来： 一、2006年1月6日，牟爱华与李辉曾签订抵押借款合同，约定李辉向牟爱华借款43万元，借款期限12个月，年利率11%，李辉以青岛市市北区户房产抵押。关于该合同出借款支付，牟爱华出具向案外人王某2转账43万元的证明并申请证人王某2出庭作证，王某2向该院证明因抵押权证办理需要几天，借贷双方同意出借款放在其处，后其通过转账、现金方式将出借款交付李辉。李辉认可该事实。 二、2006年11月18日，王某1（抵押权人）与李辉（借款人）及尹亚笑（抵押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约定借款金额46万元，借款期限自2006年11月18日起至2007年11月17日止。月利率1%，借款人按期付息，每三个月为一期。尹亚笑自愿将其所有的位于青岛市户房产抵押给贷款人，作为履行本合同的担保。约定抵押房产于2006年11月18日向青岛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抵押登记。他项权利人为王某1，债权金额46万元，注销日期2009年6月13日。 三、2006年11月18日，李某（抵押权人）与李辉（借款人）及尹亚笑（抵押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约定借款金额20万元，借款期限自2006年11月18日起至2007年11月17日止。月利率1%，借款人按期付息，每三个月为一期。尹亚笑自愿将其所有的位于青岛市户房产抵押给贷款人，作为履行本合同的担保。约定抵押房产于2006年11月18日向青岛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抵押登记。他项权利人为李某，债权金额20万元，注销日期2009年6月7日。 四、2007年11月30日、2007年12月2日，案外人王某1、李某分别与牟爱华签订债权资产转让协议，将其对李辉的46万元、20万元债权转让给牟爱华，期限自2007年12月2日至2008年12月1日。转让合同签订当日，李辉向牟爱华出具46万元及20万元借款借据作为债权资产转让协议的补充借据。其中2007年12月2日借据中显示尹亚笑签字，但尹亚笑否认该签字。 关于债权资产转让协议款项支付，牟爱华提交向王某1转账161240元的凭证并主张向王某1支付现金68760元。牟爱华另申请证人王某1、李某出庭作证。王某1向该院证明其借给李辉46万元，转让给牟爱华后，牟爱华转账、现金支付23万元，李辉支付23万元；证人李某向该院证明其借给李辉20万元，本金未偿还，转让后李辉向其支付20万元。李辉对上述证人证言无异议，尹亚笑不认可证人证言。 牟爱华另提交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发票、缴款单，主张律师费4万元。 另查明，李辉因犯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现于山东省女子监狱服刑。在李辉经济犯罪案件中，对于本案借款尹亚笑曾报案，该案认定“关于报案人尹亚笑担保李辉向牟爱华借款66万元的问题。经查，2009年6月，李辉向牟爱华借款66万元，尹亚笑以房产抵押担保。2010年借款合同到期后，三人又签订延期协议对借款合同进行了延期。案发后，牟爱华未报案，担保人尹亚笑报案。李辉供述，牟爱华与其做资金业务很多年，2009年借款66万元其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收到的。尹亚笑证实其不知道牟爱华是通过何种方式向李辉支付66万元资金的，自己只是在协议签字。该案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未发现牟爱华于2009年向李辉支付66万元的银行汇款记录。因此，法院认为，虽然李辉向牟爱华借款发生在其集资诈骗犯罪期间，但该案现有证据不能证实牟爱华已经向李辉支付了66万元借款，故该66万元不应计入该案犯罪数额”。 牟爱华曾于2010年向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起诉本案借款，因李辉涉嫌经济犯罪，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驳回牟爱华起诉。 双方主要争议事实：牟爱华主张对李辉享有66万元债权，尹亚笑为抵押人；根据牟爱华主张66万元债权构成为2006年1月6日，李辉向牟爱华借款43万元未还款，2007年11月30日、12月2日，牟爱华与王某1、李某、李辉分别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李某、王某1对李辉享有的66万元债权转让给牟爱华。李辉对本案事实认可。尹亚笑认为牟爱华陈述及证明李辉向其借款66万元的事实前后矛盾，两次起诉陈述矛盾；债权由来与本案无关联。2009年6月2日民间借贷合同根据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借款未实际发生；尹亚笑2009年6月2日签订民间借贷合同受欺诈，应属无效；本案借款在李辉集资诈骗期间，属集资诈骗款，应当驳回起诉，将相关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牟爱华与李辉、尹亚笑之间2009年6月2日所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是否合法有效。对此该院认为，该合同在签订日牟爱华未直接支付出借款给李辉，合同合法有效的关键在于牟爱华对李辉是否享有66万元债权及尹亚笑以自有房产抵押是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牟爱华主张该合同借款本金经过出借、债权转让形成，因此对该合同效力认定应从牟爱华与李辉之间的债权形成进行分析认定。 第一、2006年1月6日，牟爱华与李辉曾签订抵押借款合同，约定李辉向牟爱华借款43万元，借款期限12个月，年利率11%，李辉以自有房产抵押。关于该合同出借款支付，案外人王某2出庭作证证明牟爱华出借款通过其转给李辉，李辉认可该事实。该院认定牟爱华对李辉享有该43万元债权。 第二、2006年11月18日，李辉与案外人王某1、李某分别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尹亚笑均以其房产进行抵押，并且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借款数额分别为46万元、20万元。当事人均无异议，此事实该院予以确认。 第三、2007年11月30日、2007年12月2日，案外人王某1、李某分别与牟爱华签订债权资产转让协议，将其对李辉的46万元债权转让给牟爱华，期限自2007年12月2日至2008年12月1日。转让合同签订当日，李辉向牟爱华出具46万元及20万元借款借据作为债权资产转让协议的补充借据。其中2007年12月2日借据中显示尹亚笑签字，但尹亚笑否认该签字。转让合同款项支出，案外人王某1向该院证明其借给李辉46万元，转让给牟爱华后，牟爱华通过转账、现金支付23万元，李辉支付23万元；证人李某向该院证明其借给李辉20万元，本金未偿还，转让后李辉向其支付20万元。上述债权转让协议牟爱华、李辉及转让人均无异议，该院认定债权转让真实。虽然本案牟爱华未直接支付债权转让款项，但转让人王某1收取牟爱华23万元、李辉23万元后，牟爱华对李辉享有债权共计66万元已经成立。 另，根据尹亚笑出具的担保证明，该证明载明事项：尹亚笑以其房产为李辉与案外人王某1、李某民间借贷合同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抵押登记；后经债权转让给牟爱华，牟爱华、李辉、尹亚笑撤销上述合同抵押，重新签订借贷合同、办理抵押。该担保证明所载事项与尹亚笑房产抵押设立、撤销、重新办理抵押在房产登记机关记录完全相符。尹亚笑虽主张证明出具该担保证明、及2009年6月2日所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时受到欺诈，但尹亚笑在借款合同、借据及展期协议中均有签字，陈智作为尹亚笑配偶出具同意抵押声明。尹亚笑无相关证据证明其存在受到欺诈，此主张该院不予支持。 关于尹亚笑主张本案借款系在李辉集资诈骗期间，涉嫌犯罪应驳回牟爱华起诉，相关线索及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的请求。本案查明，李辉集资诈骗案件尹亚笑报案的本案借款，经刑事案件认定未计入犯罪数额，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本案不属移送范围，此请求该院亦不予支持。 基于以上分析，本案中牟爱华与李辉、尹亚笑之间2009年6月2日所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实际为：牟爱华对李辉享有债权43万元，通过债权转让方式牟爱华再次支付23万元，撤销尹亚笑在李辉与王某1、李某之间借款合同中房产抵押，尹亚笑重新为牟爱华与李辉之间债权债务66万元提供抵押担保。尹亚笑否认2007年12月2日借据中签字，未提交鉴定申请并且该借据不影响牟爱华对李辉66万元债权成立。因此，该院认定，牟爱华与李辉、尹亚笑之间2009年6月2日所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为有效合同。 牟爱华认可2009年6月2日所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展期前利息已经付清，结合合同中约定利息支付时间，可以认定该合同签订时先行支付首期利息，属于预扣利息24750元，因此借款本金应为635250元。牟爱华已经认可展期前利息已经付清，展期前利息不予重新核算。对于牟爱华主张的李辉偿还欠款利息的请求，系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主张展期后的利息，该院予以支持。经核算牟爱华主张的自2010年9月1日至牟爱华2016年4月25日起诉之日利息18.96万元未超出计算标准，该院予以支持，牟爱华主张的律师费合同约定不明确，该院不予支持。牟爱华已经主张借款利息，再次主张违约金明显过高，该院不予支持。尹亚笑对于李辉借款作为抵押人并其配偶同意抵押，应当以抵押房产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牟爱华另主张尹亚笑、陈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法律依据及合同约定，该院不予支持。判决：一、李辉偿还牟爱华借款本金635250元；二、李辉支付牟爱华借款利息18.96万元（计算至2016年4月25日牟爱华起诉之日，自2016年4月26日起至李辉实际还清欠款之日的利息以借款本金635250元中未偿还部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上述一、二项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逾期付款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尹亚笑以抵押房产：青岛市市北区户对上述一、二项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牟爱华对抵押房产经协商折价或以拍卖、变卖抵押房产所得的价款在上述一、二项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四、驳回牟爱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994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18994元，由牟爱华负担2994元，李辉、尹亚笑负担16000元。 尹亚笑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尹亚笑提交证据如下： 证据一、青岛市市北区户房产的房地产抵押登记注销申请书。证据内容：2007年11月27日，李辉、牟爱华共同向青岛市房地产交易中心申请注销李辉名下的位于青岛市市北区户房产的抵押登记，申请注销的理由是所贷款项43万元已结清。证明事项：牟爱华向李辉所出借的43万元，已经在2007年11月27日结清。牟爱华在2007年11月27日之后，对李辉不再享有该43万元债权。一审判决认定的牟爱华66万元债权是由43万元+23万元组成的，缺乏事实依据。 证据二、2009年6月7日，李某的撤押申请表。证据内容：申请表中记载有贷款还清的字样。证明事项：李某所享有的20万元债权在2009年6月7日，因贷款还清而撤押。结合李某在一审中的证人证言内容“这20万元是李辉还我的，不是牟爱华，以后撤的押”的陈述共同证实，李某的债权已经因李辉的还款行为而获清偿，至2009年6月13日债权余额为0。 证据三、2009年6月13日，王某1的撤押申请表。证据内容：申请表中记载有贷款还清字样。证明事项：王某1所享有的43万元债权在2009年6月13日因贷款还清而撤押。结合王某1在一审中的证人证言内容“李辉给我钱、牟爱华给我钱，谁出钱就是谁的，这个事就结束了，其他的与本案无关”的陈述，可以证实李辉还了23万元、牟爱华给了23万元（如果银行转账凭证是真的话），然后该债权于还款日已经结清，只是拖延至2009年6月13日才办的撤押。 上述证据一、二、三共同证实，在尹亚笑2009年6月13日出具担保声明时，如果牟爱华付款23万元是真实的，那么牟爱华仅基于债权转让而享有23万元的债权。 被上诉人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该笔借款是由牟爱华与李辉之间的43万元和牟爱华与案外人王某1与李某的债权转让结合而成。李某和王某1的撤押申请表是因为债权转让协议以后撤销对王某1和李某的抵押，转成对牟爱华的抵押。 对上诉人尹亚笑提交的上述三份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 二审中，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对原审被告李辉进行了调查。李辉称：一、对于2006年1月6日李辉与牟爱华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具体情况李辉记不清了，如果王某2给过其款项，那么王某2应有向其转账的记录，如果有相应的银行转账记录那么其认可。对于该笔借款其没有收到过王某2的现金，其曾收到过王某2现金，但不是因为该笔借款是因为其他事项。一审中没有提到过这个事，一审中王某2说给其钱的事，其一直认为是用尹亚笑拜泉路的房子抵押借款的事，不是关于用其名下房产抵押借款的事。一审庭审中，没有问其该笔抵押借款及还款的事；二、李辉向王某1支付的23万元，不是替牟爱华向王某1支付的，其如果欠牟爱华的钱，那么直接还给牟爱华就好的，没必要这样转来转去。李辉认为“牟爱华主张，由于2006年1月那笔由李辉房子抵押的43万元，撤押后，李辉没有还钱，还欠牟爱华43万元，因此在向王某1支付债权转让费时，由李辉代牟爱华向王某1支付23万元”不属实，因为办理撤销抵押时，那笔债务就应还清了。其向王某1支付的23万元，是其自己偿还王某1的，不是替牟爱华向王某1支付的；三、2006年1月6日那笔借款在2007年11月份就撤销抵押了，当时借款应已还清，否则等到本案两笔债权转让时再支付，债权人不可能放心，其向李某还款20万元是替其自己还的，与牟爱华无关；四、用尹亚笑房子抵押的两笔借款共66万元，其还给李某20万元、还给王某123万元，尚欠债务23万元；五、对于2009年6月2日李辉与牟爱华、尹亚笑签的66万元的借款合同，如果2007年的两笔借款都已经撤销抵押了、也还了，就没必要到2009年再签这笔66万元的合同。2009年这个合同所谓的66万元，其没有收到。2009年这笔借款，如果牟爱华主张，她应该拿出银行转账给李辉的凭证。 二审认定事实：2007年11月27日，牟爱华、李辉（申请人）共同向青岛市房地产交易中心提交《房地产抵押登记注销申请书》，该申请书载明：牟爱华与李辉办理的房地产抵押登记，因登记所贷款项（43万元）已结清，特申请贵局注销该房地产抵押登记。 牟爱华落款时间为2010年9月13日的《民事起诉状》载明：被告为李辉、尹亚笑、范志胜、陈智。事实和理由称，2009年6月2日李辉因建厂房需要资金，与牟爱华、尹亚笑签订民间借贷合同，合同签订后，牟爱华于当日将66万元贷款一次性交给李辉。 牟爱华落款时间为2016年4月25日的《民事起诉状》载明：被告为尹亚笑、陈智。事实和理由称，2009年6月2日，尹亚笑作为担保人与牟爱华、李辉签订民间借贷合同，借款金额66万元。该份诉状中未提及其他借款合同或债权转让协议。 牟爱华落款时间为2016年9月19日的《追加被告申请书》载明：申请追加李辉、范志胜为被告。事实和理由称，被申请人系本案借款人。 牟爱华落款时间为2016年9月19日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载明：其中诉讼请求第二项为“判令尹亚笑、陈智、范志胜就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和理由称，2006年1月6日，李辉向牟爱华借款43万元未还款，2007年11月30日、12月2日，牟爱华与王某1、李某、李辉分别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王某1、李某对李辉享有的66万元债权转让给牟爱华，协议签订后，牟爱华支付给前债权人王某123万元转让款，剩余43万元由于李辉尚欠牟爱华43万元，故由李辉支付。至此，牟爱华对李辉享有66万元债权。2009年6月2日，针对上述66万元债权牟爱华与李辉签订《民间借贷合同》，尹亚笑作为担保人。 证人王某1在一审庭审中作证称，王某1将46万元借给李辉，借完后李辉没有还，在转让后才还的，李辉给其23万元，牟爱华给其23万元。牟爱华给其的23万元是分了好多次才把23万元给其的。李辉给其的23万元具体怎么给的，其记不清了。李辉给其钱，牟爱华给其钱，谁出钱就是谁的，这个事就结束了，其他的与本案无关。 证人李某在一审庭审中作证称，2006年李辉借李某钱，是通过抵押贷款借的，李辉出具的借条，还完后就给李辉了，当时这20万元是通过现金形式给付，李辉还李某时也是现金给的，当时这20万元是本金20万元，利息都付完了，这20万元是李辉还李某的，不是牟爱华，以后撤的押。 本院（2012）青刑二初字第2号刑事判决载明：经审理查明，2008年至2010年7月期间，被告人李辉……，使用诈骗方法非法募集资金3.3亿余元。……被告人李辉供述，牟爱华是其多年的好朋友，与其做了多年的资金业务，尹亚笑提供担保的其向牟爱华的借款66万元，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收到的。 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二审认为，综合各方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一、2009年6月2日的《民间借贷合同》的性质及与案涉其他合同或协议的关联性；二、本案中尹亚笑以其名下房产提供抵押担保的担保范围；三、李辉尚欠牟爱华的债务数额；四、本案所涉移送问题。 因案涉合同及协议众多，为便于区分和表述，整理如下： A、2009年6月2日《民间借贷合同》（以下简称为A借款合同、A借款），出借人牟爱华，借款人李辉，抵押人尹亚笑，借款金额66万元。 B、2006年11月18日《民间借贷合同》（以下简称为B借款合同、B借款），出借人王某1，借款人李辉，抵押人尹亚笑，借款金额46万元。相应签订于2007年11月30日的《债权资产转让协议》（以下简称为B协议、B债权），转让方王某1，受让方牟爱华，借款方李辉，债权金额46万元。 C、2006年11月18日《民间借贷合同》（以下简称为C借款合同、C借款），出借人李某，借款人李辉，抵押人尹亚笑，借款金额20万元。相应签订于2007年12月2日的《债权资产转让协议》（以下简称为C协议、C债权），转让方李某，受让方牟爱华，借款方李辉，债权金额20万元。 D、2006年1月6日《抵押借款合同》（以下简称为D借款合同、D借款），出借人牟爱华，借款人李辉，抵押人李辉，借款金额43万元。 关于焦点一，对于A借款合同，从其合同及借据内容来看，均符合新发生借款的特征，在合同及借据中并未提及是对之前债务的承接或转化，亦未提及与B、C、D借款合同有关。该笔借款虽然既有合同亦有借据，但无证据证实合同签订当日及之后牟爱华实际向李辉支付66万元借款。 牟爱华作为该合同的出借人，在作为原告提起诉讼时，对该笔借款的支付情况应是清晰和明知的，但为何在其2010年9月13日的《民事起诉状》中称“合同签订后，牟爱华于当日将66万元贷款一次性交给李辉”，对此存疑。 借款的实际履行情况是民间借贷关系的重要审查内容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因此，出借人实际提供借款是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借款金额亦应按照出借人实际提供的借款金额来认定。故对于A借款合同可排除属于实际提供借款类型的借贷合同。 由于A借款合同没有实际提供借款，上诉人尹亚笑据此抗辩该合同无效，而被上诉人牟爱华主张该借款合同是由B、C、D借款合同共同转化形成的66万元债权而来，双方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对此，本院认为，虽然A借款合同及其借据上均未提及B、C、D借款合同，从A借款合同及其借据本身来看不能证明与其他借款合同的关联性。但在上诉人于2009年6月13日出具的担保声明中，明确提及B、C借款合同及转让协议，并于2009年6月13日办理抵押登记。虽然，该声明中提及“重新签订借贷合同”，但目前实际上只有一份借款合同即A借款合同，并无类似的借款合同。虽然A借款合同形成于6月2日，担保声明形成于同年6月13日，在其之后，但鉴于尹亚笑原即为B、C借款合同的抵押人，在担保声明形成的同日办理了权利人为牟爱华的房产抵押登记。故本院认定A借款合同与B、C借款合同及转让协议具有关联性。 由于在上述担保声明中未提及D借款合同，在A借款合同及其借据上均未提及D借款合同，被上诉人牟爱华亦未提出充足证据证明A借款合同与D借款合同具有关联性。被上诉人牟爱华亦未举证证明在签订A借款合同或办理相应抵押时，告知了抵押人尹亚笑该66万元借款中含有D借款合同项下借款43万元。并且上诉人尹亚笑并不是D借款合同的当事人。故本院认定A借款合同与D借款合同不具有关联性。 对此问题，牟爱华作为A借款合同的出借人，在作为原告再次提起本案诉讼时，对A借款合同的形成及借款的构成情况应是清晰和明知的。但为何在其2016年4月25日的《民事起诉状》中仅主张A借款合同，未提及与B、C、D借款合同有关；而在经过一审两次庭审后，牟爱华在其2016年9月19日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中，才主张A借款合同与B、C、D借款合同有关，对此亦存疑。 综上，关于A借款合同的性质，本院认为，A借款合同项下66万元借款本金并未实际发生，而是因B、C借款合同（及转让协议）转化承接而来。 关于焦点二，被上诉人牟爱华主张“李辉因D借款合同而欠牟爱华43万元借款未还，由李辉代牟爱华向王某1、李某支付债权转让款43万元，由此牟爱华仍对李辉享有债权66万元，构成A借款合同项下借款”，对该主张本院分析如下： 首先，对于牟爱华关于“尹亚笑以其名下房产提供抵押担保的担保范围包括D借款合同项下借款43万元”的主张，如上所述，在A借款合同及借据、担保声明中均未有相关约定。牟爱华作为债权人亦未举证证明在签订A借款合同或办理相应抵押时，其告知了抵押人尹亚笑将D借款合同项下借款43万元加入A借款合同的抵押担保范围。目前，亦未有相关证据证明尹亚笑同意以其名下房产为D借款合同项下借款43万元提供担保。 故，即使债权人牟爱华与债务人李辉之间存在“由李辉代替牟爱华向原债权人支付43万元以偿还D借款合同项下借款43万元，由此形成的债权归入A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的合意，但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由于尹亚笑不是D借款合同的当事人，在没有证据证明牟爱华将相关合意内容告知尹亚笑的情形下，作为A借款合同的抵押人尹亚笑对牟爱华与李辉关于D借款合同的上述合意不知情，如果将D借款合同项下借款43万元加入A借款合同的抵押担保范围，则超出尹亚笑为A借款合同提供抵押担保时的风险预期，加重了尹亚笑的担保责任，亦违背抵押人尹亚笑在其出具的担保声明中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本案中，李辉否认其与牟爱华之间有前述的合意。 其次，在作为B、C借款合同的债务人李辉有能力偿还自身所负全部（20万元）或部分债务（23万元）的情况下，李辉为何不直接清偿自己对债权人的债务，而要代替债权受让人牟爱华向债权出让人王某1、李某支付债权转让款43万元，此与民间借贷常理不符。同理，在作为D借款合同债务人的李辉有能力偿还该合同项下全部43万元债务的情况下，为何李辉不向其债权人牟爱华直接清偿该债务，而要代牟爱华向债权出让人王某1、李某（同时亦是李辉的债权人）支付牟爱华所负债务43万元，此亦与民间借贷常理不符。况且D借款发生在B、C借款之前，撤销抵押也在B、C借款之前，按常理，债务人李辉如有43万元的偿还能力及意愿，应先向债权人牟爱华直接清偿D借款。 再次，在作为B、C借款合同的债务人李辉有能力清偿自身所负全部（20万元）或部分债务（23万元）的情况下，并且李辉亦实际向B、C借款合同的出借人偿还了20万元及23万元款项，若认定该还款行为是李辉为清偿其所负其他债务的还款，则损害了为李辉借款提供抵押担保的抵押担保人尹亚笑的权益，不当加重了其抵押担保责任。 最后，王某1一审中作证称，李辉给其钱，牟爱华给其钱，谁出钱就是谁的，这个事就结束了，其他的与本案无关。李某一审中作证称，这20万元是李辉还李某的，不是牟爱华，以后撤的押。从作为B、C借款合同的出借人王某1、李某对收取借款人李辉还款23万元及20万元的款项性质的陈述可见，王某1、李某的陈述并未确定“李辉所偿还的43万元是代替牟爱华向王某1、李某支付的债权转让款43万元”这一性质。从现有证据来看，债权受让人牟爱华为受让B、C债权实际向原债权人王某1（收到23万元）、李某（收到0元）支付的转让款仅为23万元。 综上，被上诉人牟爱华的上述主张缺乏充足证据予以证实，亦与民间借贷常理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A借款合同第十三条约定：“抵押担保范围为该合同项下的贷款本金、利息、逾期利息、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上诉人出具的担保声明中亦提及为B、C借款合同（及转让协议）项下借款66万元而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同时，如上所述，关于A借款合同的性质，A借款合同项下66万元借款本金并未实际发生，而是因B、C借款合同（及转让协议）转化承接而来。故，上诉人尹亚笑以其名下房产提供抵押担保的担保范围应为B、C借款合同（及转让协议）转化承接而来的借款本金66万元及利息。因对于B、C借款合同项下借款，借款人李辉已经分别清偿23万元、20万元，剩余本金23万元，故上诉人尹亚笑以其名下房产提供抵押担保的担保范围应为剩余借款本金23万元及相应利息。 关于焦点三，对于D借款合同项下借款，原审被告李辉虽抗辩其未收到案外人王某2现金及由于D借款合同项下房屋抵押已经撤销则相应借款亦应已还清。但是，由于李辉未能明确说明或举证证明具体如何清偿了该笔借款，且李辉作为原审被告未对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故本院对一审法院关于李辉与牟爱华之间债权债务的认定予以维持。 关于焦点四，如上所述，关于A借款合同的性质，A借款合同项下66万元借款本金并未实际发生，而是由B、C借款合同（及转让协议）转化承接而来。因B、C借款合同均发生在2006年，而根据（2012）青刑二初字第2号刑事判决查明“被告人李辉在2008年至2010年7月期间使用诈骗方法非法募集资金”，故，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不属于移送范围，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一、维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16）鲁0203民初440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二、变更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16）鲁0203民初440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对本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确定的债权中的借款本金23万元及利息（该利息从2010年9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23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原告牟爱华有权对被告尹亚笑抵押的位于青岛市市北区户的房产处分所得价款在前述23万元本金及利息形成的债权范围内优先受偿”。一审案件受理费13994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18994元，由牟爱华负担2994元，李辉、尹亚笑负担9877元，余下6123元由李辉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3994元，由尹亚笑负担4877元，由牟爱华负担9117元。 本院再审查明，再审期间，牟爱华申请证人王某1出庭和提交李某的书面证词，证明2006年1月6日李辉43万元的债权已经在2007年12月转化到本案66万的债权中。 王某1出庭作证：66万是李辉之前借了牟爱华43万，李辉就用43万作为受让款给了我23万，又给了李某20万，剩下的23万是牟爱华直接给我的现金，一共66万。把66万的债权一起转让给了牟爱华，在没撤押的时候李辉提出将错埠岭37号的房子提前撤押，她需要用房产证，想不还款就撤押，牟爱华当时有担心，决定把他项权证交给牟爱华保管，所以当时我把转账付款、撤押，他项权证的移交手写了一个《情况说明》，在场的几方都签字了，写完以后由我保管，后来清理文件的时候撕掉了，尹亚笑把拜泉路的房产证交给了牟爱华保存。并且和李某一起办理的撤押，重新登记。 尹亚笑和陈智质证称：1、王某1所作的是伪证，通过刚才的发问，王某1称与李某是同一天办理撤押，但实际申请人二审提交的证据2、3可以证实李某是在2009年6月7日办理的撤押，而王某1是在2009年6月13日办理撤押，显然王某1在作虚假陈述。2、王某1此次作证称牟爱华受让债权后以现金形式支付23万元，但其一审中称该23万元是由银行转账161240元，现金68760元组成，其陈述再次自相矛盾。3、在一审庭审中王某1作为证人出庭，并没有提到情况说明的存在，而此次在证人证言中称有情况说明却没有证据予以证实，显然在捏造事实，而且证人第一次庭审中所作的证言与此次的出庭陈述截然相反，请求对该证人证言不予采信。 牟爱华质证称，1、王某1和李某撤押的事实是肯定的，只是时间上不太确定。2、我支付给王某123万元，王某1刚才说是现金，确实是有现金，16万元是银行转账，另外6万多是现金给的王某1，应该是有现金有转账，时间太长，王某1可能记不清了。3、情况说明确实是真实存在的，一审第二次庭审时王某1出庭作证，当时没写证明，只是律师问什么答什么，当时没有问到情况说明的事。4、撤押的时候尹亚笑在场，所以我认为证人证言是真实可信的。 李某的书面证词：李辉以前以自己的房子作抵押借牟爱华43万元，李辉把这43万元分别给我20万元、给王某123万元，再让牟爱华给王某123万元，把我的20万元和王某1的46万元债权转让给牟爱华，抵押人仍然是尹亚笑，并由王某1写了个《情况说明》，李辉、尹亚笑、王某1、李某都在上面签字画押，把我的20万元他项权证、王某1的46万元他项权证、尹亚笑抵押担保的房产证及《情况说明》都交给了牟爱华。2009年6月债权转让各方一起办理了撤押和重新登记。 尹亚笑和陈智质证：1、对真实性和证明事项有异议，该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询，其证人证言不具有真实性。2、该证人证言所作的陈述与李某一审中出庭作证时的陈述截然相反，因此对该证人证言请求不予采信。 再审中，向当事人出示了二审期间本案调查李辉的笔录，尹亚笑对李辉的笔录无异议。牟爱华称，李辉在调查笔录中回答问题前后矛盾，说了假话，不是存在不确定性，就是枉顾事实，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庭审后，尹亚笑申请调查王某1工商银行账户62×××10、62×××33、牟爱华工商银行账户62×××97自2006年11月18日至2010年12月31日的银行流水明细，以证明2006年11月18日向李辉出借46万元的借贷合同是否生效。 本院认为，根据尹亚笑出具的担保声明、李辉的陈述、王某1的陈述、《债权资产转让协议》以及尹亚笑在二审期间提供的2009年6月13日王某1的撤押申请表等足以证明王某1向李辉出借了46万元，因此，对其申请不予准许。 庭审后，牟爱华提供了:1、牟爱华建行卡号为23×××29的交易流水；2、牟爱华工行的卡号为62×××97的交易流水；3、牟爱华2009年3月4日工行个人业务凭证；4、2009年6月8日工行个人业务凭证；5、2009年9月2日工行个人业务凭证。证明：1、2006年1月6日牟爱华借给李辉43万元是真实的；2、2009年6月2日66万元的借款合同是真实的；3、李辉二审调查笔录当中的陈述是虚假的。 尹亚笑和陈智质证：对上述五份证据真实性均不认可，不能证明牟爱华的主张，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其他事实与原一二审查明的一致。在再审过程中，经本院调解未达成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本案再审期间，牟爱华提出申请再审，是否应当一并审理；二、2009年6月2日的《民间借贷合同》是否生效及与案涉其他合同或协议的关联性；本案中尹亚笑以其名下房产提供抵押担保的担保范围。 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被申请人及原审其他当事人在庭审辩论结束前提出的再审请求，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一并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有本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规定情形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在本案中，二审判决系2018年6月1日作出，牟爱华在本案庭审前提出再审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对牟爱华的再审申请应当一并审理。 关于焦点二，本院认为，本院（2018）鲁02民终745号民事判决结合本案的证据对2009年6月2日的《民间借贷合同》及与案涉其他合同或协议的关联性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论证，认定2009年6月2日的《民间借贷合同》中借款本金66万元及利息由2006年11月28日出借人王某1与李辉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和2006年11月28日出借人李某与李辉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的借款（及转让协议）转化承接而来，因借款人李辉已经分别偿还23万元、20万元，剩余本金23万元，从而认定尹亚笑以其名下房产提供抵押担保的担保范围应为剩余借款本金23万元及相应利息正确。 关于牟爱华提供的证人王某1和李某的证言。本院认为，首先，证人王某1和李某在一审出庭时没有提到李辉用之前借用牟爱华的43万元偿还王某1和李某的借款，其次，李辉在二审的调查笔录中对牟爱华的主张也予以否认。因此，王某1和李某的证言不能证明2006年1月6日李辉借牟爱华的43万元的债权已经在2007年12月转化到本案66万的债权中。 关于庭审后牟爱华提供的牟爱华建行交易流水和工行的交易流水及工行个人业务凭证，只是对2006年1月6日牟爱华借给李辉43万元真实性的加强，但不能证明该43万元债权与2009年6月2日的《民间借贷合同》之间的关联性，也不能证明2006年1月6日李辉借牟爱华的43万元的债权已经在2007年12月转化到本案66万的债权中。 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尹亚笑和牟爱华再审提出的事实和理由不充分，不足以证明各自的再审主张，尹亚笑和牟爱华的再审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8）鲁02民终745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曹 志 审判员 薛维红 审判员 张 锐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书记员 张鲁滨 书记员 司文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