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1民终7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集买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绿汀路1号1幢491室。法定代表人：游龙，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王薇、孙满文，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鹤勤，女，1981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迁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郭伟，系吕鹤勤丈夫。上诉人杭州集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吕鹤勤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7）浙0110民初151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吕鹤勤于2015年9月21日进入尚在筹备中的集买公司从事线上运营工作。2015年9月30日，集买公司成立。2015年10月8日，集买公司、吕鹤勤订立了一份书面劳动合同，载明“……基本工资计发形式如下：年薪制：年薪总额36万元，其中70%按月发放，其中试用期每月发放基本工资2.1万元，转正后月基本工资2.1万元，年底余额10.8万元，在每年农历前按上年度出勤、业绩完成情况发放。以下情况，年末余额不再发放：（1）乙方（吕鹤勤）六个月内离职；（2）乙方不适岗或协商一致另行商定劳动报酬者；（3）业绩完成率低于任何目标的60%；（4）乙方过错或过失给甲方造成损失大于该余额者；（5）按甲方（集买公司）规定不能发放者……”。吕鹤勤在集买公司处实际工作至2016年6月30日。吕鹤勤在集买公司处办理的《离职引导》显示吕鹤勤因个人原因辞职，工资结算至6月30日、社保最后缴纳月2016.6月、公积金最后缴纳月2016.6月，其中员工声明处载明“1.我已将工作交接给相关人员，离职后如有未尽事宜愿意配合公司。2.本人同意以上合同解除结算金额和支付方式，并与公司再无任何争议。3.《承诺书》承诺事宜，需请公司执行。”吕鹤勤在《离职引导》下方离职员工确认处签字。2017年6月28日，吕鹤勤以集买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杭州市余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7年8月16日，杭州市余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余劳人仲案字〔2017〕第0409号仲裁裁决。集买公司不服，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集买公司无需支付吕鹤勤2016年1月1日至6月30日绩效工资54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吕鹤勤承担。原审法院另查明，集买公司已支付吕鹤勤2015年9月2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的基本工资之外的余额。原审法院认为，吕鹤勤要求集买公司支付的2016年1月1日至6月30日绩效工资结合集买公司、吕鹤勤在庭审中的陈述，实际为双方《劳动合同》中约定的按出勤、业绩完成情况发放的年薪制工资的年末余额。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吕鹤勤在六个月内离职，年末余额不予发放。2015年9月2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的年末余额部分集买公司已支付，吕鹤勤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集买公司、吕鹤勤对吕鹤勤在2016年6月30日离职是否包含在《劳动合同》约定的六个月内离职情形存在争议。吕鹤勤主张其2016年6月30日完成工作后离职不应该包含在���个月内，集买公司主张六个月内包含6月30日。原审法院认为，吕鹤勤实际工作至2016年6月30日，并不属于《劳动合同》约定的六个月内离职的情形。对于吕鹤勤的业绩完成及考核情况，系由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相关证据，应当由集买公司提供，集买公司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应承担不利后果。故集买公司应当按照约定支付吕鹤勤2016年1月1日至6月30日的绩效工资54000元。虽然吕鹤勤在《离职引导》上签字确认“本人同意以上合同结算金额和支付方式，并与公司再无任何争议”，但该《离职引导》并未明确结算金额，且集买公司在2016年7月支付为2016年6月份的基本工资（不包含绩效工资），故对集买公司关于吕鹤勤对工资部分无异议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7年11月30日判决：一、集买公司支付吕鹤勤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的绩效工资54000元；二、驳回集买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元，由集买公司负担。宣判后，集买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无视集买公司在审理过程中的事实陈述，适用法律错误。1、向吕鹤勤发放绩效考核工资没有任何事实依据。首先，该员工的绩效考核表集买公司因客观原因已无法提供。集买公司在2016年下半年拟进入解散程序，导致劳动纠纷频发，目前公司原有员工已经全部离职。公司原人事负责人刘��雨离职后，集买公司的人事资料基本失踪缺失。对此，集买公司在一审时已充分阐述，吕鹤勤在一审庭审中也承认了其向法院提交的诸多材料系由刘漠雨私自提供。其次，吕鹤勤存在和公司原诸多员工串通伪造证据的可能性。吕鹤勤提交的2016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绩效考核表》上的署名上级原义光、杨宏亮（杨宏亮的签名是否真实集买公司存疑）均与公司发生劳动纠纷。原员工将公司人事档案全部拿走，然后再抱着一堆所谓的原件来诉请公司。一个公司对一个已于6月30日离职的员工在7月1日还进行绩效考核的逻辑，集买公司实在不能理解。再次，一审无视《员工手册》3.7.3.4条的规定，即该笔款项属于“年末发放工资”，应根据“个人年度考核结果”进行发放。也就是说，季度考核不能和该笔诉请款项直接挂钩。2、一审判决无视法律对于“以内包含本数”的规定，对双方《劳动合同》约定“6个月内离职”不予发放年末工资的理解，纯属“自由心证”。3、在“本人同意以上合同解除结算金额和支付方式，并与公司再无任何争议”的问题上，一审法官再次发挥了其“自由心证”的理解，认为指的是双方对“基本工资”无异议。且不说司法审判实践，按照正常人的正常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也应当是，同意工资金额，且该员工对于公司再无其他要求、异议。综上，劳动案件审理中，如果一味的偏袒劳动者，必将造成企业的经营困难，并进一步加剧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矛盾。仲裁裁决、一审判决仅凭该名员工实际工作至2016年6月30日，就认定应当支付其全额的绩效工资，而对双方认可的证据材料视而不见，对本案中反映出的员工诚信问题视而不见，该种判决是有失偏颇的。请求：1、依法对（2017）浙0110民初15119号民事判决依法予以撤销或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吕鹤勤承担。被上诉人吕鹤勤在二审中答辩称：1、吕鹤勤2015年9月入职，2016年中离职，吕鹤勤在公司付出劳动，按照《劳动法》第三条，吕鹤勤享有报酬。2、关于绩效工资问题，公司没有发放，2015年绩效是在2016年发放至招商银行工资卡。集买公司称吕鹤勤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得绩效考核，实际吕鹤勤对于一、二季度工作完成较好，离职报告上也写明吕鹤勤还在垫付货款三万余元，即吕鹤勤在公司工作的事实无可争议。根据《劳动法》五十条，公司不得克扣拖欠工资。二审中，上诉人集买公司及被上诉人吕鹤勤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根据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等，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吕鹤勤是否有权要求支付绩效工资；二、双方《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六个月内离职，年末余额不再发放”是否适用于本案；三、《离职指引》中“本人同意以上合同解除结算金额和支付方式，并与公司再无任何争议”的内容是否表示双方权利义务已经结清。首先，吕鹤勤请求支付绩效工资的主要依据为2016年度第一季度、第二季度考核表。吕鹤勤认为，该表格上有原义光和尚兵的签字确认，能够证明吕鹤勤2016年第一、二季度绩效完成情况。集买公司认可原义光是吕鹤勤上级，但认为第二季度考核表日期为2016年7月1日，吕鹤勤当时已经离职，该考核表是吕鹤勤离职后单方制作的。本院认为，集买公司自认吕鹤勤工作至2016年6月30日离职，集买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吕鹤勤工作期间的绩效完成情况。集买公司否认吕鹤勤提交的考核表的证明效力，但未能提供吕鹤勤绩效考核情况的证明材料，其主张无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双方劳动合同约定，吕鹤勤在六个月内离职，年末余额不予发放。集买公司主张，吕鹤勤在2016年6月30日离职，属于六个月内离职的情形。本院认为，依据《离职引导》，集买公司认可的原人事负责人刘漠雨签字确认吕鹤勤6月出勤为全勤，故吕鹤勤工作至2016年6月30日，不属于六个月内离职的情形。第三，《离职指引》中载明“���工声明2.本人同意以上合同解除结算金额和支付方式，并与公司再无任何争议”，吕鹤勤在该《离职指引》上签字。集买公司认可该条款为格式条款，但吕鹤勤已签字确认，并手书添加“3.《承诺书》承诺事宜，需请公司执行”的内容，故依据该条款整个劳动存续期间双方均无争议。本院认为，该离职引导上并未载明合同解除结算金额，且对于吕鹤勤所添加的《承诺书》具体内容及执行情况，双方均无证据证明，故集买公司依据格式条款内容证明双方已无任何争议依据不足，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亦无不当；集买公司的上诉事由及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杭州集买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骏审 判 员  盛 峰审 判 员  金瑞芳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曹姝隽书 记 员  曹姝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