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皖0111民撤1号原告：吴三才，男，1949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仙桃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菊，安徽原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周娇娇，女，1972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发俊，安徽世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栋梁，安徽世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吴爱君，男，1974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原告吴三才诉被告周娇娇，吴爱君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7月11日、2017年12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三才的委托代理人韩菊，被告周娇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发俊、陈栋梁，被告吴爱君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三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皖0111民初9665号民事判决书的全部内容；2.确认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烟墩街道丙子居委会三队2814渔场（即包河区烟墩镇丙子水产养殖场）一分场18＃鱼塘及其周边的四间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权益归原告所有。事实与理由：2017年3月1日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就周娇娇诉吴爱君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作出的（2016）皖0111民初9665号民事判决，判决内容为：一、确认原告周娇娇与被告吴爱君在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烟墩街道丙子居委会三队2814渔场拆迁过程中享有的鱼塘及房屋安置补偿权益归周娇娇所有；二、吴爱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返回周娇娇拆迁预付补偿款100000元。原告自1995年起开始经营案涉鱼塘，2002年通过中间周某恩向鱼塘承办人杨书伍受让了该鱼塘的承包经营权。自1995年至2013年期间原告持续经营该鱼塘并按年度交纳承包费。为管理鱼塘需要，原告在鱼塘边自建了四间房屋。后原告因户籍原因无法办理《水产滩涂养殖使用证》，遂与自己的大儿子吴爱君协商一致，由吴爱君代为办理，并将四间房屋租赁给其一家居住。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吴爱君与其妻子周娇娇在离婚协议中处分了案涉鱼塘及房屋，并依据该协议及《水产滩涂养殖适用证》取得了上述判决。原告对案涉鱼塘及房屋有独立请求权，但因两被告隐瞒未能参加诉讼，导致法院作出全部错误的判决。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依据民诉法的相关规定，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周娇娇辩称：一、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16）皖0111民初966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涉案财产权益归被告周娇娇享有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015年3月20日，二被告因夫妻性格不和、感情破裂，经双方充分考虑，签订《离婚协议书》1份，协议约定双方在婚姻登记机关颁发《离婚证》之日生效；同日，双方在合肥市包河区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并领取《离婚证》。在二被告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协议第三条第2款约定“现居住2814渔场的十亩鱼塘经营权归女方所有，房屋也归女方所有，若以后拆迁，其钱款归女方所有。”至此，协议已经明确约定离婚后，涉案鱼塘经营权及渔场内自建房屋归周娇娇所有，拆迁后拆迁所得补偿权益也应归周娇娇所有，但吴爱君在涉案财产拆迁后，擅自领取拆迁预付补偿款，且拒不返还周娇娇，为此，周娇娇依法提起诉讼，且为证明案件事实，向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提交了相关证据，经审理于2017年3月1日作出的（2016）皖0111民初9665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原告诉请与事实不符，涉案鱼塘承包经营权及房屋系二被告的夫妻共同财产，双方所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合法有效，其中关于财产的分割的约定与原告无任何利害关系，原告诉请无事实依据。原告并非案涉鱼塘的实际承办人、经营人，承包费也并非原告缴纳。事实上，原告早前在涉案鱼塘内共承包有4个鱼塘，其中分别有2个10亩和2个5亩的，而早在2010年前，案涉10亩鱼塘就已是由吴爱君承包经营的，原告自己承包经营另一个10亩鱼塘和2个5亩的鱼塘，并实际居住于另一个10亩鱼塘旁的自建房屋内。之后，原告又将这几个鱼塘的承包经营权转给其次子吴爱民夫妻和三子吴俊杰夫妻。从被告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原告次子配偶陈美桃、三子吴俊杰也分别领取了相应预付补偿款。据此，案涉18＃鱼塘是由被告承包经营，并由吴爱君办理了《水产滩涂养殖使用证》，原告也确认该证是被告吴爱君的名字，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推翻该证件的权属效力。案涉10亩鱼塘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确认归被告方所有，该承包经营权以及自建房屋的相应拆迁安置权益依法属于二被告的夫妻共同财产，双方所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关于财产分割的约定是合法有效的，与原告无任何利害关系；原告依据其提交的证据五诉称案涉鱼塘的承包费均由其缴纳，但不能看出原告所缴的承包费是为被告代缴，更看不出其所交鱼塘承包费就是案涉10亩鱼塘的承包费。事实上，原告早先同时承包了多个鱼塘，从编号为0000316的收据可以看出，原告交纳的该承包费是其中一个5亩鱼塘的承包费。原告所提供的证人证明、电话录音等，证据形式上属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询的，完全不具备任何证明效力。同时，从原告提供的电话录音笔录上可以看出，原告所举证明内容，均是事先拟好，再要求证人直接签字，且原告所举证据显示，证罗某国也仅是在1995年至2013年期间是渔场的财物人员，其对于2013年后案涉鱼塘实际经营情况和拆迁安置情况也无从知晓，更加不可能会知道本案所涉10亩鱼塘在拆迁时被编号为“18＃”鱼塘，另外，证周某恩与原告及吴爱君均是当地同村居民，吴爱君还是证周某恩的“干儿子”且关系一直很融洽，原告早先承包的鱼塘也是证周某恩转让给他承包的，该相关证人与原告及吴爱君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证明内容也与事实相悖，故不具备任何证明效力。原告诉称案涉房屋系为管理鱼塘需要而建造，却又在建造后即将案涉房屋租给被告居住，其陈述理由明前前后矛盾，事实上，案涉房屋是由二被告于2013年7、8月份时自行建造的简易房屋，总造价也仅在1万元左右。周娇娇当时在书香门第小区物业公司打工，从事保洁员工作，为建房还特地从公司预支了几千块钱的工资，并利用中午和下午下班时间回家帮忙。而原告在两被告修建房屋时，不仅没有出资，甚至没有来帮过一次忙。原告所提交的证据六《协议书》，原告从未见过或听过，其约定内容也明显违背常理，系原告与吴爱君伪造的。首先涉案鱼塘是为方便拆迁管理，才在拆迁时编号为“18＃”鱼塘的，2014年1月12日前并无18＃鱼塘的称谓，可见该协议显然系原告与吴爱君为提起本案诉讼而伪造的，其次，原告与吴爱君系父子关系，如原告确实是利用吴爱君的身份办理养殖证，还约定每年支付其儿子相应费用，这也太“商业化”了，显然违背正常的人伦常理；再次，被告夫妻没有房屋居住，如果不是为了方便管理自己承包的鱼塘的话，根本不需要在鱼塘边的自建简易房内居住；最后，如果原告陈述是事实，案涉房屋确是原告所建的话，在其长子夫妻即本案二被告无房居住要住到鱼塘边的简易自建房内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作为夫妻的原告居然还要与其长子签订租赁协议，房屋造价不过1万元，却收取每年3000元的房屋，而在鱼塘拆迁前后却又对拆迁安置不管不问，对4个鱼塘的相关补偿款又分文不领，这完全解释不通。如前所述，如原告真实享有案涉财产相应权益，在案涉财产拆迁安置时，原告不可能不知道，再结合原告与吴爱君签订《协议书》来看，双方既然能约定办理养殖证挂名费及房屋租赁费，原告更加不可能在吴爱君领取相应预付补偿款后不向拆迁安置方提出异议，也从未向被告主张返还，且在周娇娇诉吴爱君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吴爱君也未否认涉案财产的权益是夫妻双方的，被告二人离婚甚至已经为财产分割提起诉讼这种情况，对于原告家庭来说可以说是大事了，原告不可能完全不知情，但反观本案，原告既未在被告签订离婚协议前后提出任何异议，更没有在被告方为财产分割提起诉讼过程中提出任何异议，现在却在判决结果对其子即被告吴爱君不利的情况下才提起本案撤销之诉，明显不符合常理的。综上，原告诉请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全部诉请。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周娇娇、吴爱君原系夫妻关系。2015年3月20日，二被告在合肥市包河区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并签订《离婚协议书》1份，该协议第三条第二款约定：“现居住2814渔场的十亩鱼塘经营权归女方所有，房屋也归女方所有，若以后拆迁，其钱款归女方所有”。2016年2月2日、2016年4月6日，被告吴爱君领取合肥市包河区烟墩丙子水产养殖场拆迁补偿共计10万元。2016年12月2日，周娇娇以吴爱君自行领取上述拆迁补偿款为由，诉至我院，请求确认二被告位于包河区烟墩街道丙子居委会三队2814渔场内的自建房屋及十亩鱼塘的拆迁安置补偿权益归周娇娇所有；吴爱君立即返回周娇娇拆迁预付补偿款10万元。吴爱君在该案中辩称，二被告虽在离婚协议中约定相关财产归周娇娇，但其系考虑周娇娇抚养双方婚生子女负担过重，周娇娇在完全履行照顾子女义务时，才有权享有财产的权利。2017年3月1日，我院作出（2016）皖0111民初966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周娇娇与吴爱君在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烟墩街道丙子居委会三队2814渔场拆迁过程中享有的鱼塘及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权益归周娇娇所有；吴爱君立即返还周娇娇拆迁预付补偿款10万元。现原告以案涉鱼塘系由其实际承包经营，且鱼塘旁房屋系由其为管理需要自建，故鱼塘拆迁补偿款应归其所有为由，诉讼至我院，请求判如所请。庭审中，原告提交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二份，其中一份使用证载明，位于合肥市包河区烟墩街道丙子居委会渔场，塘口号为18＃的鱼塘承包方为吴爱君。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我院提交1992年12月29日与“丙子水产养殖场”签订的《水产养殖承包合同》、1995年10月23日与“叶岗村杨书武”签订的《渔塘承包合同》、2014年1月12日与吴爱君签订《协议书》各1份，丙子水产养殖场收款收据5份（其中3份加盖“合肥市包河区烟墩乡丙子水产养殖场财务专用章”字样公章）。1992年12月29日的《水产养殖承包合同》载明，“乙方（吴三才）承包甲方（丙子水产养殖场）鱼种塘15口75亩、成鱼塘12口121亩，计196亩进行养殖；承包年限：甲方以1993年2月10日将鱼塘交给乙方承包，乙方以1993年10月10日至1998年2月10日止共计五年不变。”另该合同对承包金额、付款方法等均作出约定。甲方代表“孔××”（不明），乙方代表“吴三才”签字确认。1995年10月23日的《渔塘承包合同》中载明，“乙方（湖北吴三才）承包甲方(叶岗杨书武)10亩鱼塘一口，承包期三年（96年元月至98年12月底），承包费1700元，合同期满乙方应将塘口于98年12月底交付给甲方，公证人周某”。2014年1月12日的《协议书》载明，“甲方（吴三才）经营的18＃鱼塘的养殖证，仍用乙方（吴爱君）的名称办理，所属经营权仍归甲方所有，乙方无权过问鱼塘的经营情况。甲方每年支付给乙方由原告的250元增加到500元；该鱼塘的上缴相关费用由甲方支付；甲方将该鱼塘的四间房屋租给乙方居住，租期三年，每年3000元。”庭审中，原告申请证人周某出庭作证，证人到庭证明：其于1995年自杨书武处承租案涉鱼塘，即交给原告进行养殖。2002年11月18日，杨书武将该鱼塘的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周某，之后周某在收取原告1000元后将该鱼塘的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原告。以上事实，由原、被告的当庭陈述，以及原告提供的民事判决书以及被告周娇娇提供的离婚协议书、离婚证、预付补偿费发放明细表等证据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有独立请求权或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原告吴三才主张我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6）皖0111民初9665号判决中确认归周娇娇所有的合肥市包河区烟墩街道丙子居委会三队2814渔场拆迁安置补偿权益，应归其所有，故在法定期限内针对我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6）皖0111民初9665号一案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吴爱君自2008年起办理的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该养殖使用证中载明的位于合肥市包河区烟墩街道丙子居委会水产养殖场18＃鱼塘实际由原告承包经营，且原告在该鱼塘处自建四间房屋，故案涉鱼塘及房屋的拆迁利益应由其享有，并以其与案涉鱼塘登记的承包人吴爱君存在借名登记办证法律关系为由，主张其对案涉18＃鱼塘实际享有承包经营权。为证明本案借名登记办证法律关系的合法成立，主张法律关系成立的人应当承担借名登记办证意思表示真实有效的证明责任。具体到本案中，原告所举证据中，有其与被告吴爱君于2014年1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该协议内容包括被告吴爱君名下虽登记办理案涉18＃鱼塘养殖证，但该鱼塘的经营权实际归原告所有，鱼塘的四间房屋系由原告出租给吴爱君居住等，但鉴于被告吴爱君与原告之间存在特定身份关系，吴爱君与周娇娇之间存在离婚诉讼，且该协议订立时，二被告尚未离婚，但协议未有周娇娇的签字确认，以及被告吴爱君在与周娇娇协议离婚和因案涉鱼塘拆迁所得款项产生诉讼之时，均未以案涉鱼塘的承包经营人系其父亲为由提出抗辩，显然违背客观常理。另原告提交的鱼塘承包合同二份，以证明其自1995年开始经营案涉鱼塘以及2002年取得案涉鱼塘承包经营权的事实，但二份承包合同中，1993年12月29日的鱼塘承包合同并未加盖合同主体即丙子水产养殖场的公章，1995年10月23日的鱼塘承包合同中“杨书武”的身份信息及其是否享有案涉鱼塘承包经营权的取得亦无法核实。另该两份合同中关于鱼塘的表述分别为“10亩鱼塘一口”、“鱼种塘15口75亩，成鱼塘12口121亩”，结合原告陈述其实际承包四个鱼塘（两个五亩鱼塘、两个十亩鱼塘），该二份合同中载明的鱼塘与原告所主张实际由其本人享有承包经营权的案涉18＃鱼塘之间的关系无法明确；原告所举丙子水产养殖场收款收据五份，其中仅有三份加盖“合肥市包河区烟墩乡丙子水产养殖场”财物专用章，该收款收据虽载明交款户姓名为吴三才，交款事由为承包费，但与案涉18＃鱼塘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亦无法明确，且即便收据系由原告缴纳案涉鱼塘承包费的凭据，亦不能证明案涉鱼塘借名办证的事实。本院认为，被告吴爱君自2008年起即为依法核准登记的案涉18＃鱼塘承包人，亦在案涉鱼塘拆迁后自相关行政部门领取了拆迁款项，其在与被告周娇娇协议离婚及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中均未就案涉鱼塘并非双方夫妻共同财产提出异议。反观本案庭审中，其在回答法庭询问为何在协议离婚时处分案涉鱼塘时，其当庭陈述“周娇娇要求的”，“我在9665号案件中庭前对法官说过鱼塘不是我的，开庭时，我抱着侥幸的心态，反正我也拿不到，给谁都无所谓，但判决书拿到后我拿给我父亲看”，在回答就9665号判决有无上诉时，其陈述“不管周娇娇胜诉败诉，我也拿不到钱，反正10万元我已交给了吴三才，我也没有钱给周娇娇”，均与其在9665号案件中的答辩自相矛盾，缺乏诚信，故对其在本案中所称借名办证的主张不予采信。原告申请证人周某出庭作证，但在回答法庭询问，其于2002年11月18日自杨书武处购买的鱼塘位于何处时，周某回答“2814（渔场）附近，编号不知道”，在回答被告周娇娇代理人问题“涉案鱼塘何时叫18号鱼塘”，周某回答“鱼塘挖结束就叫18号”，该陈述与其出具的书面证明中“2002年底我受吴三才委托，代其与杨书伍签订了包河区烟墩镇丙子水产养殖场（该养殖场于2016年1月18日登记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合肥市包河区烟墩丙子水产养殖场’）一分场18＃鱼塘的转让协议”相互矛盾，故本院不予采信。综合上述情形，原告以上述承包合同、收款收据、协议书、证人证言等证据作为借名办证关系成立的证明，真实性和证明力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另其所举周金宝、肖凤娇的银行交易明细均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其所举罗某、周金宝、吴俊杰所作的书面证明，但其均未能出庭作证接受法庭询问，且原告虽主张罗某系丙子渔场一分场的财物人员，亦缺乏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均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对于原告吴三才关于其系案涉18＃鱼塘实际承包经营人，案涉鱼塘拆迁利益权利人的主张，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吴三才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原告吴三才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程大光审 判 员  韩 敏人民陪审员  杨甫红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阮继贤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