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18）晋民申290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宜静，女，1963   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左云县云兴镇鼓楼街**。   委托代理人：侯鹏飞山西沙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红雨，男，1977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大同市   委托代理人：孙立国山西得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刘宜静因与被申请人张红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2民终1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再审申请人刘宜静及其委托代理人侯鹏飞，被申请人张红雨及其委托代理人孙立国到庭参加了听证，现已审查终结。   刘宜静向本院申请再审的请求为：1、撤销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2民终143号民事判决；2、改判再审申请人不给付被申请人借款本金及利息372000元；3、诉讼费全部由被申请人承担。其事实与理由为：（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再审申请人在原判中认可收到30万元，但这30万元是李志刚还给再审申请人的借款，而非被申请人出借给再审申请人的借款，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没有发生借款事实，此事实有于占河的笔录佐证。2、针对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借款单”，再审申请人有异议，因为借款人处的签名并非再审申请人本人所签，因此在一、二审开庭中提出过鉴定申请，法院未准许。再审中，申请人仍坚持申请对借款单进行鉴定。（二）原判认定的借款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本案中的被申请人在未提供任何付款凭证的情况下，原判就认定诉争借款协议己生效是没有事实根据的。2、《借款协议》约定支付借款的履行方式是银行转账，被申请人主张借款协议生效，应该提供《借款协议》和银行转账明细，二者缺一不可，否则，被申请人的主张就不能成立。3、本案中的疑点。（1）2016年2月3日，再审申请人去李志刚所在单位是直接要钱的，而被申请人是在曾经的单位坐着，可见他是去聊天的，既然是做客，又怎么可能携带巨款去做客，再审申请人在2016年2月3日那天一提出需要钱，被申请人就立刻拿出30万元给再审申请人，显然是有悖常理的。（2）既然是做客，也不可能随时携带借款协议及借款单。而被申请人向法院提供的借款协议及借款单都是2016年2月3日，且借款协议首页第一行是机打时间2016年2月3日，而非手写。（3）被申请人在一审中陈述：原、被告之间签订借款协议系双方第一次见面。民间自然人之间的借款，最大的特点就是彼此之间知根知底，双方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信任基础，才能建立借贷关系的。本案被申请人与申请人相互之间没有一点社交基础，没有建立一定的信任度，又怎么可能因为李志刚的一句话就能将大额资金出借于申请人这也是不符合常理的。（三）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本案诉争《借款协议》，被申请人自始至终都未提供付款凭证，原判认定案件事实时缺乏证据。2、本案就申请人借款过程极其不合理。其在陈述中前后矛盾，一会儿陈述与申请人认识五六年，一会陈述与申请人签订诉争借款协议是第一次见面。此外，被申请人在出借时，既不清楚借款用途，又没有事先预约。另外，被申请人提供证据借款单并非申请人本人签字。因此，法院应该依据上述规定进行审查，而原判未严格审查就错误的认定双方借贷关系成立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本案经审查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争议的焦点为：本案30万元借款事实是否发生、刘宜静应否给付张红雨30万元本金及利息。   关于借款事实是否发生的问题。本案中，刘宜静与张红雨于2016年2月3日签订了《借款协议》，《借款协议》约定刘宜静作为乙方向甲方张红雨借款30万元，刘宜静认可收到该30万元，同时刘宜静出具了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备注“只做本人借款用”，以上证据相互结合、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刘宜静向张红雨借款30万元的事实，亦能够证明该《借款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该《借款协议》合法有效。   关于刘宜静主张付款方式与《借款协议》约定不一致、张红雨未提供任何付款凭据该协议无效的问题。本案中，出借人张红雨是以现金30万元向借款人刘宜静支付的，刘宜静亦认可收到了该30万元，《借款协议》虽然约定借款的支付方式为银行转账，但出借人张红雨采用现金支付的方式视为对合同履行方式的变更，刘宜静接收该30万元现金的行为视为对履行方式变更的认可。故对刘宜静此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刘宜静所称《借款协议》系给李志刚所写、该30万元不是向张红雨的借款，而是山西汇家投资有限公司实际经营人李志刚向其还款，此事实有于占河笔录佐证的问题。第一，于占河的调查笔录，能够证明刘宜静与张红雨于2016年2月3日签订《借款协议》时于占河并不在场，于占河对签订《借款协议》的真实情况并不知情，“向李志刚要回30万元并写了借条”是刘宜静通过电话告诉于占河说的，以上事实不能证明刘宜静已收到的案涉30万元是李志刚作为山西汇家投资有限公司实际经营人向其的还款；第二，在一审法院对于占河的调查笔录中，于占河称“李志刚的汇家公司”，笔录中虽提到30万元已在公司销账，但该笔录一二审均未开庭质证，于占河亦未出庭作证，再无其它证据予以佐证“李志刚的汇家公司”和该30万元是李志刚代表山西汇家投资有限公司对刘宜静还款的事实，仅依据于占河此证言，不能证明李志刚为山西汇家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经营人和李志刚代表山西汇家投资有限公司对刘宜静还款的事实；亦不能证明刘宜静、张红雨于2016年2月3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与山西汇家投资有限公司具有关联性；第三，《借款协议》的形式上，除甲乙双方签名为手写外，其它内容为格式条款，《借款协议》的内容上，除刘宜静作为乙方向甲方张红雨借款30万元外，该协议还约定了借款期限、利息、违约责任、争议管辖等事项，如果仅是刘宜静所称“李志刚说需要其（刘宜静）给打个借条，只有写了借条公司才可以下账”，一则刘宜静作为债权人向债务人出具借条有违常理，二则“借条”从形式上无需具有《借款协议》所载明的诸多完备事项和繁复格式，从内容上更无约定支付利息的必要，故刘宜静所称案涉30万元系山西汇家投资有限公司实际经营人李志刚向其还款的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刘宜静所提原审中其曾提出对《借款单》上“刘宜静”的签名进行鉴定申请，原审法院未予准许及本案再审中仍申请鉴定的问题。张红雨提交的《借款单》借款人处注有“刘宜静”三字，与《借款协议》乙方刘宜静的签名直观上无差别，但《借款协议》及刘宜静认可收到该30万元和刘宜静出具用作借款的本人身份证的事实能够证明《借款协议》是合法有效合同，原审法院未予准许对《借款单》上“刘宜静”的签名进行鉴定并无不当。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九条“审查再审申请期间，再审申请人申请人民法院委托鉴定、勘验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的规定，本院对刘宜静本案再审中所提要求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   综上，刘宜静与张红雨的《借款协议》合法有效，其向张红雨借款30万元的事实客观存在，刘宜静应按《借款协议》的约定给付张红雨借款30万元本金及利息。至于其所称与李志刚的债权债务纠纷，可另行处理。再审申请人刘宜静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其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刘宜静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仲俊光   审判员 刘 英   审判员 刘志刚     二○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段梦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