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冀01民终1145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长利，男，1953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职业，现住石家庄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长庆，男，1956年9月16日出生，汉族，职业，现住石家庄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长江，男，1944年1月28日出生，汉族，职业，现住石家庄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金英，女，1961年2月8日出生，汉族，职业，现住石家庄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彦卫，北京盈科（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长胜，男，1949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职业，现住石家庄市长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金川，河北北方国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赵长利、赵长庆、赵长江、赵金英因与被上诉人赵长胜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7）冀0102民初47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长江、赵长利、赵长庆、赵金英上诉请求称，依法撤销（2017）冀0102民初47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以该房产曾经分配给被上诉人使用就据此认为该房产只有被上诉人具有购房资格属于严重的认识错误。使用资格与购买资格属于两个问题，且被上诉人具有使用资格为1979年，而公房改革时为1997年，涉案房屋的实际情况是1979年至2015年都是郝淑珍夫妇作为使用人、承租人交纳着租金，使用着该房产。并在1997年房改时，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也都参加了房改并经过组织层层的严格审核购买了该房产，并取得了各自的房产。至于被上诉人所称其具有的购房标准与其最终购得房屋面积也是两个问题，最终购房面积涉及到交纳房款、个人选择问题，并不是说可以购买的面积标准就是最终购买的面积。此外。2014年8月11日的证明经法庭再次核实仍无法弥补其自身存在的巨大瑕疵，在出具单位明确无法核实经办人、政策依据的情况下，可以说明被上诉人根本就不具有购房资格。涉案房产登记证在本案当事人之母郝淑珍名下，为其在世时购得，购房款为老人出资。老人在该房产中居住数十年，应当认定为郝淑珍所有。郝淑珍作为不动产登记证书上的所有人，当然的享有对涉案不动产的所有权。郝淑珍交纳了房款，且所有票据均载明交款人为郝淑珍，而被上诉人作为其子女代办非常普遍，被上诉人无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房款是其交纳，原审法院法院认定购房款非郝淑珍交纳实属荒唐。郝淑珍在公房改革时，作为居住在涉案房屋中的现住户，享有购买不动产的资格，能够足以其个人名义购房涉案房屋，且实际上就是以其个人名义购买了涉案房屋，该房产为其个人财产无任何疑问。而被上诉人既无购买房产的资格，又未出资，其提供的两份证明不仅不能支持其主张更是严重歪曲了事实。综上所述，涉案房产为郝淑珍老人所有事实清楚权属清晰，在老人去世后应当认定为遗产。而一审法院却忽略了权属证书、出资情况、购房资格等一系列证据，混淆了使用资格与购房资格，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错误的认定出资情况、购房资格情况，导致将该房产认定为被上诉人所有，请求法院依法查清事实，依法裁判。 赵长胜答辩称，赵长利、赵长庆、赵长江、赵金英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赵长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位于长安区房屋的所有权归属原告所有；判令四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原告赵长胜诉称，原告在石家庄市长安区政府工作，1979年单位福利分房时，将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房屋分配给原告使用，原告为改善母亲居住条件让其母亲居住。1997年进行房改时，原告应母亲要求将房屋办理在母亲名下。现原告母亲去世，四被告与原告系兄弟姐妹关系，原告要求四被告配合办理房产证过户手续，四被告不予配合。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现依法向贵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1979年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政府育才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育才街道办事处）给系统内职工福利分配职工宿舍，当时原告赵长胜在长安区政府工作，符合分房条件。石家庄市档案馆出具“育才街办事处会议记录、职工宿舍分配方案”记载：育才街办事处会议通过将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的房屋分配给赵长胜使用。石家庄市长安区育才街道办事处出具证明记载“我单位位于长安区房屋，于1979年12月经办事处主任会研究同意把房分配给赵长胜同志使用。原告赵长胜让其母亲一直居住于所分配的房屋。1997年，石家庄市实行房改政策。中共石家庄市长安区委组织部证明记载“赵长胜同志……享受副处级工资待遇”，档案馆出具《石家庄市出售公有住房控制标准暂行规定》记载“…局（处）级干部…购房标准为建筑面积110平方米。”《石家庄市出售公有住房暂行办法》记载“二、出售范围和控制标准…其他住房均可向具有本市常住户口的职工出售。”育才街道办事处证明记载“1997年下半年，按照市、区和办事处单位产权的房屋，……赵长胜有购房资格，郝淑珍（其母亲）是长安区广安街9号华三西院16排付3号居民，没有购房资格。但是在办理以成本价出售公有住房申请登记时，郝淑珍居住并提出写自己名字，…为便于方便管理，就写成郝淑珍名字”。被告以郝淑珍是涉案房屋长期租住户并且是本市常住居民、房产登记在郝淑珍名下、原告赵长胜已经购买另一套住房为由不予认可。滕宝霞、丁荣春、郑立旗证人证言记载“…房改时，郝淑珍找到我，想写她的名字，让我和赵长胜说说，写我的名字心里踏实，到以后房子还是他（赵长胜）的…”。被告以证人不在育才街道办事处工作、不在涉案房屋处居住为由不予认可。育才街道办事处证明记载“…是史荣欣（赵长胜爱人）到办事处财务，交长安区的购房款…”；鲁恩仕证人证言记载“在调解过程中，谈到购房款的事，当时赵长庆三次谈到这房款是我二嫂（赵长胜爱人）交的，我们不能昧着良心不承认这事，他们都认可”。被告称从未说过上述证人证言中所描述的话，以房款票据登记姓名是郝淑珍为由不予认可。另查明，1997年房改时，当时符合条件出售的住房有两种形式：一是公租房，二是单位给职工分配的公有住房。本案诉争房屋为单位给职工分配的公有住房。原告赵长胜是双职工家庭，赵长胜享受副处级待遇，其爱人享受科级待遇，均有稳定收入来源。原、被告的父亲赵光明原是张家口市建筑公司工人，1967年退休，退休后郝淑珍与其一起迁户到石家庄市的公租房内，赵光明于1991年去世，该公租房归郝淑珍所有。原、被告母亲郝淑珍没有文化、无工作、无收入来源。以上事实，有各当事人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复印件、房产证、安葬证明、退休证、人防办证明、长安区组织部证明、档案馆证明、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政府育才街道办事处证明、票据、证人证言、录音以及庭审笔录等为证。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不动产采取登记制度，房管部门在办理登记时只看申请人是谁，不审查房屋实际所有人是谁，体现了房屋产权登记证书实质是对外公示登记的表现，权属证书是基于一种对外的公信力，实际权利人和登记所有人不同时，只要当事人有充分证据证明自己是不动产所有人，法律就应保护实际所有人的利益。本案争议房产虽然登记在郝淑珍名下，但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明在房改前原告具有使用该房屋的资格，且该房屋原产权单位于1979年12月按照职工福利分房明确分配给原告使用，1997年房改时原告赵长胜有购房资格，结合本案原、被告相应证据，能够认定该房屋是原告赵长胜出资购买的。被告提出购房款系母亲出资购买的主张，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及反驳原告出资购买，故本院不予采信。本案是对争议房产确定所有权的案件，只有确定所有权后才涉及遗嘱问题，被告提交的“郝淑珍遗嘱录音”尚不足以证明涉案房屋系其所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之规定，判决：石家庄市长安区房屋所有权归原告赵长胜所有。 经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当事人二审期间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双方所诉争的房屋系原产权单位分给被上诉人赵长胜的职工福利房，在房改时只有被上诉人赵长胜有资格购买该房，以上事实由有关单位或部门所出具的证明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予以证实。虽然该房登记在当事人母亲郝淑芬名下，但是基于被上诉人赵长胜与郝淑芬是母子关系，是基于家庭内部亲属的身份关系。依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该房屋产权登记证书对外具有公信力，但在亲属或家庭内部权属就该房屋发生纠纷时，要根据房屋的来源、购买情况等有关事实依法确认诉争房屋的权属。结合本案双方所诉争的房屋，房屋来源及房改资格的规定以及有关部门对购房过程的证明，原审判决将该诉争房屋判归被上诉人赵长胜所有较为妥当。上诉人称该诉争房屋登记在其母亲郝淑芬名下，是其母亲出资购买，诉争房屋是归其母亲郝淑芬所有的理据不够充分，原审判决对上诉人的主张不予支持是正确的。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案件受理费320元由上诉人赵长利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德利 审判员  李秀云 审判员  宋广道 二〇一八年三月六日 书记员  张 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