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483民初9671号原告：桐乡市莱欧家纺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桐乡市梧桐街道振兴东路丰润·国际商务中心70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3771930871A。法定代表人：郑其元，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树兴，浙江南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莱祥富纺织品有限公司，住，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谷阳北路****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7779750744C。法定代表人：沈明祥，总经理。被告：沈明祥，男，1963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坚，上海名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桐乡市莱欧家纺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欧公司）诉被告上海莱祥富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祥富公司）、沈明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16年12月15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当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沈蒙岚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经原告申请，本院于同年12月26日作出民事裁定书，冻结被告莱祥富公司及沈明祥在银行的存款1830000元或查封相应价值的财产。两被告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要求本案移送至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审理，2017年2月3日，本院裁定驳回两被告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两被告不服，向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同年3月21日，嘉兴中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于同年6月14日、7月20日进行了两次公开开庭审理。因案情复杂，本案于同年7月20日转入普通程序审理，于同年8月16日第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树兴、被告沈明祥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坚均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六个月。经合议庭评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起诉称：原告与被告莱祥富公司之间有蚕丝被供销业务往来，原告应被告莱祥富公司需要，陆续向被告莱祥富公司供应蚕丝被。2016年11月29日，经双方对账确认，截止2016年8月31日，被告莱祥富公司欠原告货款为1785743.60元，被告莱祥富公司出具对账单予以书面确认，同时被告沈明祥作为保证人，为被告莱祥富公司的上述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但上述欠款，两被告至今未付。诉请判令：1、被告莱祥富公司支付原告货款1785743.60元；2、被告沈明祥对被告莱祥富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审理中，原告认可被告莱祥富公司已于2016年11月3日支付100000元，故变更诉请第一项为：判令被告莱祥富公司支付原告货款1685743.60元。两被告共同答辩称：一、原告与被告莱祥富公司不存在买卖关合同关系，也没有买卖纠纷，双方只是合伙经营的法律关系；二、原告在诉请中提及被告沈明祥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与事实不符。被告沈明祥在原告提供对账确认函上只签其姓名，在其签署姓名时并没有“保证人”三字，并且为防范原告凭借对账单主张货款，被告沈明祥在当时就签署了“本确认函不作收款依据”的字样，主要是因为原告与被告莱祥富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三、原告系案外人李建周直接控制的公司，并且李建周与被告莱祥富公司之间是合伙经营的关系，按照合作经营协议约定，案外人李建周提供资金、货物作为合作经营的条件。根据李建周与莱祥富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明确李建周实际控制的原告公司作为合作经营的一方，为被告莱祥富公司提供相关的货物。此外，李建周向被告莱祥富公司提供的名片，当中的公司地址是桐乡市振兴东路丰润国际商务中心706号，这个地址与原告在工商信息网站上注册的地址是一致的，并且与原告公司的实际办公地址也是一致的，这一点也与原告公司开具的发票地址载明的地址是一致的，由此可证明原告公司是案外人李建周实际控制的公司。原告就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应付款对账确定函1份，证明原告与被告莱祥富公司对账确认，截止2016年8月31日，被告莱祥富公司欠原告货款1785743.60元，双方存在买卖关系；同时证明被告沈明祥作为保证人，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证据二、增值税专用发票11份，证明原告与被告莱祥富公司存在买卖关系，原告已向被告莱祥富公司开具了价值1088743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且已认证抵扣；证据三、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3份，证明截止2016年11月3日，被告莱祥富公司已支付货款389954.40元，进一步证明原告与被告莱祥富公司存在买卖关系的事实；证据四、承诺1份，由莱祥富公司法定代表人沈明祥和其妻子乐伟文（莱祥富公司财务）亲笔署名，内容为：莱祥富公司承诺其公司账户内款项，专门支付原告货款，保证专款专用。证明原告与被告莱祥富公司存在买卖关系；证据五、原告与浙江艾美莱丝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美莱公司）之间对账单2份，内容为艾美莱公司为原告生产加工蚕丝被数量情况，证明原告与艾美莱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加工关系；证据六、银行转账凭证2份，内容为原告通过银行向艾美莱公司支付加工费的情况，证明原告与艾美莱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加工关系；证据七、公司登记基本情况1份，证明原告公司的股东、董事、监事等人员组成基本情况；证据八、参保证明1份，证明张虹系原告职工，被告莱祥富公司平时与原告公司的张虹联系业务。两被告共同质证认为：证据一，对“三性”均有异议，与当时被告沈明祥的签字情况不符。当时只签了“沈明祥”的名字，并没有写“保证人”三字，也没有看到“见证人”这几个字以及两名见证人的签名。另外，确认函的内容并不是被告莱祥富公司欠原告货款，只是为了配合原告应对税务审计需要而出具的，并且在确认函载明了“本确认函不作收款依据”；证据二、三，对真实性均无异议，原告确实向被告莱祥富公司开具相应的发票，也确实支付过三次货款，最主要的原因是案外人李建周要求莱祥富公司支付货款，名义上是货款，实际是货物的成本，李建周是莱祥富公司的大股东，当时莱祥富公司的货物均由李建周垫付，李建周垫付了大笔资金，因周转困难，所以要求莱祥富公司先支付一部分的货物成本。在这种情形下，被告莱祥富公司才收下发票，并且作了三次支付。但是，并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莱祥富公司存在买卖关系；证据四，对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联性，当时签署这份材料是在特殊情况下签署的，因当时被告莱祥富公司已涉案，合伙人李建周、曹海峰担心合伙公司的款项支付其他债权人，要求被告莱祥富公司作为合伙公司承诺：从11月30日起公司的银行账户款项优先向合伙人李建周支付，李建周指定的付款对象就是本案的原告。李建周多次在微信中提出其对合伙公司已垫付大量货款，因此要保证其自己的相关权益，要求被告沈明祥及其妻子作了这份承诺。这份材料本身并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莱祥富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莱祥富公司从未向原告签署过买卖合同，也没有下订单，没有发生过相关的供货往来，包括出货以后的跟单等这些商业行为均不存在；证据五，对真实性有异议。关联性方面，其一，第一次对账单时间2015年8月20日至2016年3月31日止，而根据两被告提交的补充协议：被告莱祥富公司与李建周、曹海峰以及原告双方之间的合作有效期是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11月30日，而这份对账单的时间是2015年8月20日起，首先从时间上不吻合；其二，从内容上看，艾美莱公司为被告莱祥富公司生产加工蚕丝被，原告向艾美莱公司支付加工费，该内容与上次庭审中原告代理人陈述相矛盾，上次原告代理人声称艾美莱公司有原材料，原告有资金，所以他们之间建立委托加工业务，如果原告代理人所称是事实的话，那原告向艾美莱不仅要约定加工费的标准，还要约定原材料的质量标准及收费标准，而这份对账单中都没有；另外，从对账单内容中记录的蚕丝被的总数量实际为13536条，这个数字可以结合上次庭审中原告代理人向法庭提交的增值税发票中记载的蚕丝被的数量是远远不符的，11份增值税发票载明的蚕丝被数量2947条，另结合原告上次庭审提交的确认函记载的已开发票金额和未开发票金额，可推算出原告供货数量将近6000条，但是二张对账单加工数量为13536条；证据六，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按照对账单计算的金额，每条金额为10元，应当支付13万余元，而银行转账凭证金额仅为6万元，两者不相吻合，是不对应的；证据七，对真实性无异议，证实了两被告在上次庭审中阐述的是事实，原告本身是由李建周控制的，表格第二行住所处与李建周名片以及艾美莱公司实际办公地址完全一致，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与李建周之间不存在利益关联；证据八，对真实性无异议，被告与李建周合伙过程中，李建周指派工作人员张虹与被告莱祥富公司进行业务沟通和操作，张虹无论是由原告交纳社保金，还是由艾美莱公司交纳社保金，她都是作为李建周的代表与被告莱祥富公司进行业务往来的。两被告共同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合作经营协议1份，证明案外人李建周、曹海峰与被告莱祥富公司进行合作经营的约定，合作内容第一条约定：被告莱祥富公司只是以莱祥富品牌、市场销售、销售渠道、办公场所作为出资方式，案外人李建周以投入资金、货物的形式作为出资方式，双方也约定了共同参与经营、共担风险以及利润的分配方式，充分证明李建周参与被告莱祥富公司的对外经营过程，所有货物货品均由其提供。即使莱祥富公司对外支付相应的货款，也是李建周作为大股东的要求和意见；证据二、补充协议1份，证明李建周向被告莱祥富公司供货，是由原告提供的。协议中提及的艾美莱公司也是由李建周作为董事长来经营管理的，艾美莱公司实际上是生产厂商，原告是销售公司，这二家企业全部由李建周控制经营；证据三、QQ聊天截屏及相应附件的打印件2页（聊天记录的一方是莱祥富公司工作人员汤建颖，另一方是艾美莱公司工作人员李汉宝），证明南京好享购及大连乐天向被告莱祥富公司退货的金额及详情，这部分退货是根据李建周的指示，直接退至艾美莱公司仓库。其中，好享购退货金额336814元、大连乐天退货金额38049.99元，这部分货款应在总货款中扣除。南京好享购及大连乐天这二家电商平台是合伙以后重新开发的电购平台；证据四、退货凭证11页，证明从被告莱祥富公司直接退回到艾美莱公司货物合计金额284100元。该部分货物是当时李建周不愿意接收，所以从电商平台退到莱祥富公司仓库，后来李建周又要提货，所以派车到莱祥富公司提走上述货物，签收人王旭斌、姚月娟系代表艾美莱公司签收的。艾美莱公司、原告公司都是由案外人李建周直接控制的，是“二套牌子一套人马”；证据五、QQ信箱的截屏及附件打印件1页，证明在2016年11月21日，被告莱祥富公司将合伙经营期间的费用、成本、盈亏等财务情况，以邮件的方式发给案外人李建周等人；证据六、汇总表打印件1页，证明莱祥富公司与案外人李建周、曹海峰在合作期间的财务状况，并且要求李建周等人到莱祥富公司进行对账，并且商讨有关中止合伙经营的处置方式，最终李建周等人拒绝来商讨中止合伙的协商；证据七、入库单13份，证明被告莱祥富公司对外经营中，曾有很多货物退还给艾美莱公司，入库单的签收人为姚月娟；证据八、顺丰速运快递单复印件1页，证明艾美莱公司收到上述退货后，邮寄入库单给莱祥富公司；证据九、李建周名片1张，证明李建周不仅是艾美莱公司的执行董事、总经理，也是原告的实际控制人，因为名片上艾美莱公司办公地址，与原告对外开具增值税发票载明的地址完全一致;证据十，会议纪要8页，证明被告莱祥富公司与李建周、曹海峰是合伙经营的关系，该事实正好否定了原告代理人所称的李建周只是给原告介绍业务，介绍完后原告与被告莱祥富公司发生业务往来。这份证据中都有李建周、曹海峰的签字，明确了被告莱祥富公司要增资500万元，股东要记录在案的约定。因此，原告委托李建周与被告莱祥富公司对账，不符合商业规则，不符合生活常理。因为李建周与被告莱祥富公司之间是合伙关系，除非原告是由李建周实际控制，李建周来与被告进行对账才符合情理。其中2016年8月15日的会议纪要，会议参加人李建周、曹海峰、沈明祥，从纪要的内容看，合伙人之间约定南京好享购的产品是由艾美莱公司供货，被告产生的亏损由艾美莱公司承担，以后由被告莱祥富公司用利润再来填补。这一内容的约定恰能证明发生业务往来只是艾美莱与被告莱祥富公司，被告莱祥富公司不存在向原告加工委托或买卖关系，李建周又是艾美莱公司的大股东、实际控制人；第四项内容列明艾美莱公司负责原材料、面料、丝棉的采购，被告莱祥富公司同时进行审价、查验质量，从这些约定看，被告莱祥富公司与原告根本没有实际的买卖关系；证据十一，微信聊天记录及截屏打印件11页（从手机号139××××****获取的，手机机主乐伟文，微信昵称乐融融，还有李建周、曹海峰、艾美莱公司小王（王旭斌）、李汉宝、享福（沈明祥）、宗瑞丽（系莱祥富公司电购部总监），证明李建周并非给原告介绍加工业务以后，与原告没有关联，从微信内容看李建周是作为双方合伙人来合伙经营的，从第5页内容看，被告莱祥富公司只与李建周发生业务往来关系，包括下订单、生产、跟单，这个内容也符合合作经营协议约定的内容，李建周、曹海峰负责资金、供货，而被告沈明祥只负责销售渠道；从第6页内容看（李建周让曹海峰联系张虹），从被告沈明祥这边讲，张虹就是李建周的工作人员，即代表李建周；从第10页倒数二行“艾美莱-张虹邀请变变变”，艾美莱公司就是李建周的，张虹也是李建周的工作人员，艾美莱公司、原告都是李建周实际控制；从第11页张虹发的信息看，其与李汉宝交接工作，李汉宝也是艾美莱公司的；证据十二，QQ邮件截屏打印件2页（李汉宝173286502@QQ.COM发送给乐融融550538762@QQ.COM，其余收件人还有曹海峰、李建周、李建周配偶周燕），证明微信群中李汉宝的身份是艾美莱公司的，从邮件附件可看出，有一份应付款对账确认函，公章名称是艾美莱公司，邮件既证明李汉宝是艾美莱公司的员工，也证明被告莱祥富公司与李建周的艾美莱公司发生业务往来关系，包括对账；证据十三、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33页（手机号139××××****，机主沈明祥，该聊天群由曹海峰建立的，邀请李建周、沈明祥加入，原始载体未提交），证明曹海峰、李建周与被告沈明祥合伙经营被告公司，被告对外加工、生产通过李建周来安排和提供，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根据第3页、第4页、第5页对话内容，李建周、沈明祥是合伙投资被告莱祥富公司的，以及第7页也证明李建周、曹海峰、沈明祥是投资合伙，启动资金由李建周按照合伙约定出资，从第11页内容对话可看出，被告在对外经营过程中，生产公司加工商均不是原告，而与是艾美莱公司。如果原、被告存在买卖或加工关系，在前面的聊天内容中应当有这方面的体现。结合第13页内容，原告委托李建周与被告莱祥富公司进行对账不符合常理。第16页的内容可证明李建周、沈明祥合伙经营被告公司时，所有的供货均由李建周负责，有关支付李建周的相关费用都是由李建周指定的，要么是艾美莱公司账户，要么是艾美莱的私人账户或者李建周指定的原告账户，但实际被告莱祥富公司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任何买卖业务关系。第27页的内容是2016年11月3日的对话内容，这时候因为被告莱祥富公司涉诉，所以也就出现沈明祥与李建周、曹海峰之间的合伙矛盾，因此被告沈明祥在聊天中提到“今天上午已汇款，还要合作，终止事宜忘早日出结果，多一个月多费用”。结合李建周的答复内容，李建周提出把上海公司关掉，把上海公司搬到桐乡，相关合作继续。这段聊天记录正好证实李建周、沈明祥之间产生纠纷，据此，假借原告之名提起诉讼；证据十四、原告公司网页截屏2页，证明李建周是原告的实际控制人，从该证据第二页反映李建周系原告公司的总经理，“公司总经理李建周携全体员工真诚欢迎您的光临”。从第1页可看出证明内容的来源是在勤加缘168网域获得该份原告公司的基本信息；证据十五、8795.COM网页截屏1页，证明原告自行上传的信息可证明其总经理也是李建周；证据十六、众加商贸网网页截屏8页（这是一份艾美莱公司简介，内容也是该公司自行上传），证明张虹的身份是艾美莱公司的代表，并非原告所称的张虹与艾美莱公司没有关系；艾美莱公司对外销售地址实际是在丰润国际商务中心706室（第5页）；第7页公司简介“2005年创办了自己的外贸进出口公司-桐乡市莱欧家纺制品有限公司”，从该点正好证明艾美莱公司、莱欧公司都是同一人掌控，由李建周实际经营；艾美莱公司、原告都是二块牌子、一套人马，实际控制人是李建周。周燕系李建周的配偶，也是艾美莱公司的代表；证据十七、百度地图截屏2页，证明张虹是艾美莱公司的代表，艾美莱公司厂址是在；艾美莱公司对外经营地址是在丰润国际商务中心706；证据十八，QQ电子邮件6页（发件人蚕丝专家，实际邮件发件人真实姓名是曹海峰），证明被告莱祥富公司从未与原告发生任何贸易往来，被告莱祥富公司所有的下单方式都是通过合伙人曹海峰来统一下单订货，并非原告代理人述称“被告莱祥富公司自行在群发下订单的方式”。收件人有李建周，是原告实际控制人，QQ号86×××49。邮件附件可看出被告莱祥富公司都是与艾美莱公司定货，从未与原告订货，被告莱祥富公司从未向原告发送任何下单的邮件，也从未收到过原告向被告莱祥富公司发送的相关的发货清单或者发货明细，被告莱祥富公司与原告从未有商贸往来的电子邮件。说明:该组证据第1页8月15日、7月29日、7月22日、7月21日所对应的邮件附件即商品定货确认单，也打印后在该组证据中提交了；证据十九、QQ电子邮件2页[收件人张虹（艾美莱公司）]，证明在被告莱祥富公司与艾美莱公司的商贸往来是通过艾美莱公司的代表来进行的。邮件附件是也商品定货确认单，从确认单的供应商也可确认是艾美莱公司是供应商，而非原告；证据二十、QQ电子邮件2页（发件人QQ号86×××49，实际发件人是李建周），证明被告莱祥富公司对外下单主要是通过合伙人，除了曹海峰以外，就是李建周，按照合伙协议李建周是负责资金和供货，因此被告莱祥富公司在下单时是由李建周进行报价。邮件附件可看出李建周报价是代表了艾美莱公司进行报价；证据二十一、QQ电子邮件6页（发件人李汉宝，是艾美莱公司的工作人员），证明李汉宝代表艾美莱公司进行报价，报价是针对被告莱祥富公司下单中的价格进行报价。第3页列举李汉宝邮件，收件人是被告合伙人曹海峰，抄送人当中86×××49邮件是李建周，也是被告的合伙人，抄送的冰雪燕即周燕，也是李建周的配偶。第4页、第6页邮件附件内容看，供应商都是艾美莱公司，非原告；证据二十二、微信聊天10页（李建周、乐伟文微信往来内容，开通时间2016年8月26日），从李建周发“开票资料发给我”，可证明被告莱祥富公司如果要开票，如果要垫付相关货款，都是由李建周指定安排。从第2页可看出，所有的开票包括被告莱祥富公司垫付款项都是由李建周自行安排，也认为这些安排也在规避法律的限制。从微信内容可看出，被告莱祥富公司所有下单都是与合伙人李建周有关，即原告公司实际控制人；证据二十三、微信聊天及邮件打印内容12页，证明被告莱祥富公司都是与艾美莱公司李汉宝下单，供应商是艾美莱公司，由艾美莱承担供应商的角色生产发货；证据二十四，申通快递单4页，证明被告莱祥富公司在与艾美莱公司商贸往来过程发生的快递件，记载的收件人单位是艾美莱公司、地址是、地址是艾美莱公司地址夜明村委桥西是李汉宝、张虹及王旭斌，证明李汉宝、张虹及王旭斌是艾美莱公司的员工，也是艾美莱公司的代表。原告质证认为：证据一、二，该协议涉及两被告及案外人李建周、曹海峰，系两被告与案外人签订的，原告对真实性无法确认。退一步讲，即使是真实的，从内容上看涉及两被告与案外人的合作经营关系，与本案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关系，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三，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作为QQ聊天截屏，应当进行公证，且原告也没有收到相关退货，与本案也无关性；证据四，原告也没有收到相关退货，与本案也无关性。被告对证据的补充说明，系其单方说明，无事实依据，不予认可；证据五，系复印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对真实性无法确认。电子邮件应当进行公证才能作为定案依据。从内容看，涉及被告沈明祥与案外人的财务情况，与本案无关；证据六，系复印件，不符证据的形式要件，对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内容涉及被告莱祥富公司及案外人之间，与本案无关；证据七、八，货是退给案外人艾美莱公司，与原告无关，且原告也没有收到退货；证据九，真实性无法确认，无法证明待证事实；证据十，真实性无法确认，涉及案外人李建周、曹海峰与被告沈明祥有关的事情，原告无法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退一步讲，即使真实也只能证明他们之间存在合作经营关系，讨论了一些盈利、亏损等方面的事情，与本案原告与被告莱祥富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是不同的法律关系，故与本案无关联性。为何原告会委托李建周对账，因为生意是李建周介绍的，与原告公司的老板也是熟悉的朋友关系，所以才会帮忙对账；证据十一，微信聊天记录，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应当进行公证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微信聊天内容的真实性无法确认。针对两被告以“艾美莱-邀请变变变”来证明张虹是李建周的工作人员，原告认为张虹的昵称应该是“hong779”，不能以此认定张虹是李建周的工作人员。另外，李建周是介绍原告业务，买卖关系是原告与被告莱祥富公司之间发生的，张虹是参与其中，张虹是作为原告工作人员与被告莱祥富公司进行沟通；另一方面，李建周作为合作人，同时又是艾美莱公司的人员，原告委托艾美莱公司加工，李建周跟进生产、联络协调也很正常，不能以此简单否认原告与被告莱祥富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相反则认定业务发生在被告莱祥富公司与李建周之间；证据十二，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未经公证不得作为定案依据；证据十三，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未经公证不得作为定案依据。没有提供原始载体，对证据形式有异议。对于来源的真实性和内容的真实性均无法确认。即使真实，也只是反映案外人李建周、曹海峰以及被告沈明祥三人之间的关系，其内容三人之间就合伙相关事宜的讨论，与本案所涉的原告与被告莱祥富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联性。从聊天内容看，也无法反映李建周向被告莱祥富公司指定了原告账户的说法；证据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欠缺证据的形式要件，均来源于网络，网页具有易修改的特点，相关网站截图未经公证，对“三性”均有异议；证据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未经公证，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同时，两被告未举证证明邮件的发件人或收件人，即系其主张的曹海峰、李建周、李汉宝或张虹等相关收（发）件人，故对“三性”均有异议；证据二十二、二十三，对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微信目前并非实名制，在使用主体身份方面，两被告未举证证明聊天各方即其主张的实际生活中的某一方，故微信聊天的主体身份无法认定和确认。同时，电子信息是可以编辑的，可以删减或篡改，故对“三性”均有异议；证据二十四，系被告方人员单方书写，两被告未举证证明快递详情单相关收件人员已经签字确认，故不能证明相关的待证事实，对“三性”均有异议。本院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两被告对其盖章及签字的事实认可，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至于能否证明待证事实，将结合其它证据综合认定；证据二、三、四、六、七、八，两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六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五，系原告与案外人签署，能否证明待证事实，将结合其它证据综合认定。两被告提交的证据三、四、七、八，因原告认可艾美莱公司收到被告莱祥富公司货物的数量与其举证一致，故本院对该四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一、二、五、六、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系两被告与案外人之间签署的协议、会议纪要、邮件往来记录及聊天记录，能否证明待证事实，将结合其它证据综合认定；证据九、二十四，均系原件，本院予以认定；证据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本院将结合其它证据综合认定。经审理，本院对本案事实认定如下：2016年9月1日，原告制作《应付款对账确认函》1份，载明自2015年9月30日至2016年8月31日，原告累计向被告莱祥富公司指定仓库发货（蚕丝被）及垫付运费总金额2075698元，已付款金额289954.40元，未付款金额为1785743.60元。要求被告莱祥富公司核对后签字盖章，并将此函签章后的原件寄回桐乡市艾美莱家纺，收件人：李汉宝13806707391。2016年11月18日，案外人李建周、曹海峰一起前往被告莱祥富公司，在被告沈明祥要求下，案外人李建周、曹海峰与被告沈明祥签订了补充协议1份（两被告提交的证据二），协议甲方：上海莱祥富纺织品有限公司、沈明祥；乙方：桐乡市莱欧甲方制品有限公司、李建周、个人曹海峰，约定：乙方委托浙江艾美莱丝绸有限公司为上海莱祥富纺织品有限公司蚕丝被加工生产商，有效期为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11月30日。三方共同签字确认，同时曹海峰备注：本人不负责采购，供应货物事项，仅限联络。协议签订后，被告莱祥富公司在《应付款对账确认函》上盖章确认，但备注“本确认函不作收款依据”。2016年11月29日，案外人李建周、曹海峰再次前往被告莱祥富公司，找到被告沈明祥，三人均在《应付款对账确认函》上签字，最终形成的确认函上李建周、曹海峰为见证人，沈明祥为保证人。另查明，原告于2016年4月28日至2016年9月22日期间，共向被告莱祥富公司开具1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金额1088743元。2016年7月25日，8月22日、11月3日，被告莱祥富公司分别支付原告39954.40元、250000元、100000元，合计389954.40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原告主体资格是否适格，即原告与被告莱祥富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从而可依据《应付款对账确认函》主张货款？二、如果是，被告沈明祥是否应对被告莱祥富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第一个争议焦点。买卖关系由买卖的真实意思表示，加之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等要素构成。本案中，首先，原告与被告莱祥富公司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无法看出双方有买卖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被告莱祥富公司予以否认。至于交付货物的事实，原告亦未提交任何送货凭证予以证实。虽然被告莱祥富公司在《应付款对账确认函》上盖章并有数次付款，且原告开具了部分增值税专用开票，但在确认函盖章处备注“本确认函不作收款依据”的行为与一般对账认可欠款事实的情况不同，不排除存在被告莱祥富公司陈述“盖章仅是应李建周要求应对税务审计所需，写上备注是为防止原告凭借对账单主张货款”的可能。其次，原告陈述案外人李建周仅是原告与被告莱祥富公司业务的介绍人，并不是被告莱祥富公司所说的是原告的实际控制人。但李建周却在要求被告莱祥富公司在《应付款对账确认函》上盖章前，以原告名义与被告莱祥富公司、沈明祥及案外人曹海峰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原告委托艾美莱公司为被告莱祥富公司蚕丝被的加工生产商，有效期为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11月30日，加之李建周名片、网络公开信息对两家公司经营地址的相同记载、艾美莱公司简介“2005年创办自己的外贸进出口公司-桐乡市莱欧家纺制品有限公司”、原告公司简介“公司经理李建周携全体员工真诚地欢迎您的光临”及艾美莱公司简介中“联系人张虹”等内容，可以看出原告与艾美莱公司存在密切联系，虽不足以证明李建周系原告的实际控制人，但其在两家公司的经营中必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最后，结合《合作经营协议》、《补充协议》、微信聊天记录、往来邮件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可以看出，被告莱祥富公司前期的下单联系人张虹虽然在原告处交纳社保，但又是艾美莱公司的联系人，且在微信群里接受李建周指示，李建周也在微信聊天中多次提到“莱祥富对艾美莱的对账什么时候完成”，并曾由李汉宝向被告莱祥富公司发送对艾美莱公司的《应付款对账确认函》，可以印证被告莱祥富公司所称实际是向艾美莱公司下单的事实。再结合李建周所发微信内容“对于我公司合作莱祥富330万左右货款两位股东尽快出解决方案，对账单不给艾美莱以邮件订单和出货为准，请尽快解决”、“出货款207万，只收到35万元，退货才30多万，尚欠我处157万，这些钱你们谁挪用了”，“只收到39954.4，莱欧账户。赶我们为他垫付的手工丝绵款都不够”，可以证明被告莱祥富公司向艾美莱公司下单，是李建周履行《合作经营协议》中投入资金和货物的方式进行合作的行为。而且，李建周提到的出货金额、收款金额与原告提供的《应付款对账确认函》数字相吻合，不排除此对账内容就是被告莱祥富公司向艾美莱公司的下单情况。综上，原告无法证实其与被告莱祥富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仅以对账确认函要求被告莱祥富公司支付货款，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二个争议焦点。基于对第一个争议焦点的阐述，被告沈明祥亦不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桐乡市莱欧家纺制品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042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5422元，由原告桐乡市莱欧家纺制品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当事人收到《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通知书》后，按通知规定期限、金额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用。审  判  长 高 庆审  判  员 沈蒙岚人民 陪 审员 马佩娟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代）书记员 陈晓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