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5民终4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明艳，女，1973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纳雍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丹，女，1979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纳雍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梅，女，1983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纳雍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杰，男，1986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纳雍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菊，女，1977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 上列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厚军，贵州印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龙华，男，1986年11月19日出生，穿青人，住贵州省纳雍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繆进贵，贵州崇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维均，男，汉族，1940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纳雍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琴，女，1964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纳雍县。 上诉人宋明艳、宋丹、宋梅、宋杰、宋菊因与被上诉人龙华、宋维均、田琴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纳雍县人民法院（2017）黔0525民初17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宋梅、宋菊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厚军，被上诉人龙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繆进贵，被上诉人宋维均、田琴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宋明艳、宋丹、宋梅、宋杰、宋菊向原审法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请求判决确认被告龙华与被告宋维均、田琴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为无效合同。事实和理由：五原告系同胞兄弟姐妹，被告宋维均系五原告之父亲，被告宋维均与被告田琴系同居关系，被告龙华系田琴之子。五原告之母亲于1998年去世后，被告田琴遂搬来与被告宋维均居住。2005年，被告宋维均、田琴（甲方）与被告龙华（乙方）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将位于纳雍县雍熙镇××中××组宋维均住房右侧、面积约100平方米的土地的使用权及收益权一并转让给被告龙华，转让价款为8000.00元。原告方认为，上述争议地的性质为自留地，该地块的使用权归户主为宋维均的全体家庭成员共有，田琴与宋维均不是合法夫妻，不享有该地块的使用权，宋维均并非该地块唯一的使用权人，无权独立处分该地块，三被告之间恶意串通的签约行为侵害了五原告的合法权益。另外，三被告之间的签约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所以，五原告具文起诉，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原审被告龙华、宋维均、田琴辩称：我们签订协议转让土地使用权，没有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所以，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经审理查明：2005年8月10日，被告宋维均、田琴（甲方）与被告龙华（乙方）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甲方将位于“纳雍县雍熙镇××中××组宋维均住房右边、水池过去”、面积约100平方米的土地转让给乙方，乙方向甲方支付转让金8000.00元。2012年，被告龙华在该地块上修建了住房。2015年4月13日，被告龙华在转让地块上修建的住房因修筑织纳铁路被纳雍县铁路建设指挥部依法征收。 另查明，1.本案中五原告系同胞兄弟姐妹关系，被告宋维均系五原告之父亲；2.被告宋维均与被告田琴系同居关系，被告田琴系被告龙华之母亲；3.被告宋维均、田琴转让给被告龙华的土地系被告宋维均与五原告共同享有使用权的农村自留地。 原审认为：农村自留地是一个历史概念，是集体经济时代的产物。1955年颁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首次对农村自留地作出法律性规定，1981年颁布的《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扩大了农村自留地的比例，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没有单独规定和提及农村自留地，2004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将农村自留地、自留山确定为农村集体所有。从政策运用和执行上分析区别，农村自留地与农村承包地的不同之处在于农村自留地不征收农业税。全国人大决定于2006年1月1日不征收农业税后，农村自留地与农村承包地的法律属性归于完全相同。所以，对于涉及农村自留地用益物权的法律关系调整，与农村承包土地一样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关于被告之间签订土地转让协议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原告方利益”的问题。首先，三被告之间转让的对象是不可隐藏的不动产（土地）的用益物权，当地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自治组织和土地所有权人，客观上知道该转让事实的存在。所以，被告之间的转让行为具有“公开性”特征。其次，转让的行为发生于2005年，被告龙华于2012年在该地块上修建住房，该住房于2015年被依法征收。从上述事实行为发生的时间跨度分析，五原告至少在2012年就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土地转让的事实。五原告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转让事实发生之日起一年内主张合同撤销权，然而客观的事实是五原告在被告龙华修建的住房被依法征收后才主张权利。被告龙华修建的住房被征收后，该地块的原始用益无权已经消灭并转换成依法获得征收补偿的权利。因此，原告方就土地用益物权提出的维权主张所针对的对象已经客观消灭。所以，五原告主张三被告之间“恶意串通、损害原告方利益”的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关于三被告之间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是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问题。依据合同法原理，强制性规定分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指法律或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了这些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合同不成立的强制性规定，或者是法律或行政法规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违反这些规定后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但是违反了这些规定后如果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可以通过转让等方式流转；该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了流转应当遵循的原则，第三十七条规定了具体的流转方式。通过对比以上法律条款可以分析得出，三被告之间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确实存在程序上的瑕疵。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章第五节中关于承包土地流转的法律条款，并没有规定违反这些法律条款将直接导致合同无效。另外，通过审查，本案中没有证据显示三被告之间签订的转让协议确实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所以，三被告之间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客观上虽然确实存在程序上的瑕疵，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章第五节中关于承包土地流转的法律规定不尽相符，但并没有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所以，五原告主张三被告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理由，依法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三被告之间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原告方利益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法定情形；该协议的签订虽然存在法律程序上的瑕疵，但如果将该转让协议确认为无效合同，则不能有效保障已经成为既定事实的民事交易的稳定性，更不能有效保障已经成为既定事实的国家征收行为的效力性和权威性。五原告如果认为三被告之间的转让行为确实损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以选择其他合法途径主张权利。所以，对五原告要求判决确认三被告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为无效合同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宋明艳、宋丹、宋梅、宋杰、宋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0元，减半收取50.00元，由原告宋明艳、宋丹、宋梅、宋杰、宋菊共同负担。 上诉人宋明艳、宋丹、宋梅、宋杰、宋菊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案涉协议应确认为无效。1.宋维均、田琴无权将土地转让给龙华，属无权处分，且未得到权利人即上诉人的追认；2.案涉协议中标的物属于农民集体土地，属农民集体所有，依法禁止转让及禁止用于非农业建设；3.案涉协议内容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六十三条之规定；4.案涉协议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审中已查明案涉土地属于上诉人一家自留地，而宋维均、田琴、龙华在未征得上诉人同意的情况下签订了案涉协议；5.转让协议未经发包方同意，应属无效。法律依据是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及土地承包法司法解释第十三条；6.一审将“知道”的概念混同于“同意”，村委员知道不等于同意。另外，一审法院将案涉土地因征收用益物权消灭为由认为上诉人主张案涉协议无效不能成立。其次，一审以维持交易稳定及国家征收行为的效力为由确认案涉协议有效也于法无据。 被上诉人龙华答辩称：1.宋维均转让的案涉土地属于自留地，并非家庭承包地，宋维均有权转让；2.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是农村土地不能转让用于非农建设，而不是禁止转让。案涉协议并未约定土地转让用于非农建设。而龙华在七年后在土地上修建房屋是经当地土地所有权人同意的，与协议本身无关；3.上诉人主张协议双方存在恶意串通但未说明恶意串通的方式，一审已查明案涉土地转让是公平交易；4.我方一审时提供了产生于2016年10月11日的茶都社区证明，案涉土地转让前后分别属于宋维均及龙华。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 被上诉人宋维均答辩称：这块地是自留地，我姑爷爷的地与我的地是相邻的，我在我的地里种树，我姑爷爷的地就被阴了，我姑爷爷就把这块地送给我了，这块地是我的。我认可一审判决，同意被上诉人龙华的意见。 被上诉人田琴答辩称：对一审判决无异议。 二审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 经二审审理查明：2005年8月10日，被上诉人宋维均与被上诉人龙华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约定宋维均将位于“纳雍县雍熙镇××中××组宋维均住房右边、水池过去”、面积约100平方米的土地转让给龙华，龙华向宋维均支付转让金8000.00元。2012年被上诉人龙华在受让地块上修建住房。因修筑织纳铁路，2015年4月13日纳雍县铁路建设指挥部依法征收被上诉人龙华修建的前述住房。关于转让土地，茶都社区村民委员会分别在2016年10月11日、2017年7月15日、7月29日的三份材料上签章确认，其中2016年10月11日的证明材料为茶都社区村民委员会出具，内容为“宋维均将位于其原住宅右边土地约100平方米转让给龙华（龙华系宋维均养子），该转让土地在转让前属于宋维均所有。”2017年7月15日的情况说明出具人饶贤才，该情况说明内容为“兹证明宋维军（均）厕所沟坎上的土地上抵李启渊和宋启国家土，左抵宋维军（均）驻（住）房，右抵李启渊的土，此地是我爷爷饶兴荣送给其侄儿宋维军（均）的，不属于宋维军（均）的承包地。转送时间是1987年。”茶都社区村民委员会在情况说明下方签署“情况已核实”。2017年7月29日的证明材料亦为茶都社区村民委员会出具，内容为“兹证明原位于纳雍县雍熙镇××中××组宋维均老房子右边沟坎上的土地使用权系宋维均房成员所有，该土地性质为自留地，村里没有关于该块土地的登记信息，该土地大约有两分多地。”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案涉《土地转让协议书》的效力认定。 本院认为：上诉人宋明艳、宋丹、宋梅、宋杰、宋菊主张案涉《土地转让协议书》无效的理由有四，一是宋维均、田琴的行为为无权处分；二是案涉土地属农村集体土地，依法禁止转让及用于非农业建设；三是协议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四是转让协议未经发包方同意。 关于理由一，就案涉土地的权属，茶都社区村民委员会签章确认的三份证明材料，内容存在冲突及矛盾，且该土地并未登记于宋维均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否属于宋维均承包户共同使用的自留地不明，上诉人宋明艳等五人主张其为该土地的权利人，事实依据不足。退一步说，即使案涉土地属宋维均承包户共同使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被上诉人宋维均在转让土地时未取得其他权利人的同意，案涉转让协议也不必然被认定为无效。 关于理由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的除外。”意即为保护耕地的需要及维护国有土地制度改革，禁止农民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集体土地以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等方式用于农业用途是允许的。宋维均与龙华地签订案涉土地转让协议时，并未明确将该土地用于非农业建设，而实际上龙华在该土地上也进行了耕种，合同的效力与否在合同缔结时已然可以确定，上诉人宋明艳等五人以龙华转让土地七年后建房用于非农业建设为由，主张案涉合同无效，不能获得支持。 关于理由三，上诉人宋明艳等五人在二审审理中已然认可并无证据证实宋维均、龙华签订协议时恶意串通，根据举证责任规则，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 关于理由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从茶都社区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内容可知，该村委员知悉却未对宋维均、龙华的转让土地行为进行表态，在纳雍县织纳铁路建设指挥部以龙华为案涉土地的被征收人身份并与之签订《织纳铁路项目纳雍段建设范围内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时，亦不明确表态，根据前述规定的除外情形，发包方拖延表态的，不影响案涉土地转让协议效力。 综上所述，案涉《土地转让协议书》系宋维均与龙华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上诉人宋明艳、宋丹、宋梅、宋杰、宋菊主张案涉《土地转让协议书》无效，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得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上诉人宋明艳、宋丹、宋梅、宋杰、宋菊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雄 审判员  张晶 审判员  徐洪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曹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