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鄂民申353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周宗江，男，1937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湖北省秭归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成蓉，湖北林华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秭归县梅家河乡人民政府，住所地湖北省秭归县梅家河乡鲁家湾村**。法定代表人：谭家龙，该乡乡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秭归县梅家河乡郑家岭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湖北省秭归县梅家河乡郑家岭村。法定代表人：尤仙武，该村委会主任。再审申请人周宗江因与被申请人秭归县梅家河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梅家河乡政府）、秭归县梅家河乡郑家岭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郑家岭村委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05民终3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周宗江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认定周宗江于1992年农历8月将1.87亩土地转让给王德英耕种错误。1.王德英娘家原系湖北省秭归县梅家河乡王家岭村人，与周宗海结婚后将户口迁入梅家河乡郑家岭村。原审有以下事实未査清：王德英在王家岭村××责任田是否交给村集体；王德英在郑家岭村是否分得责任田。2.1992年周宗海退休后，主动提出帮忙扶养周宗泽，前提是周宗江流转一个人的土地给其耕种，即双方之间系附条件的土地流转合同。但周宗江同意后，周宗海根本未履行扶养周宗泽的义务，因而双方之间的土地流转合同未生效。3.周宗海系非农业户ロ，在周宗江将1.87亩土地流转给周宗海耕种后，若王德英已在郑家岭村分得责任田，王德英交纳的提留款就属于自己名下，不属于1.87亩土地的提留款；若王德英在郑家岭村未分得责任田，那么郑家岭村委会明知周宗海系非农业户口，不能在农村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其变相发包给王德英耕种，明显系规避法律。4.周宗江与周宗海未签订书面流转合同，周宗泽户ロ一直在周宗江户口簿上，1.87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在法律上属周宗江及其全家，不属于王德英。5.1996年4月1日梅家河乡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调解处理委员会作出的《处理意见》和1996年8月26日梅家河乡政府作出的《不落实意见的通知》均确认，延长土地承包期过程中王德英与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属无效合同；郑家岭村委会将死者王德英的土地再行发包给宋艾琼无效。（二）原审判决部分适用法律错误。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本案双方当事人未签订书面流转合同。原审判决认定周宗江将1.87亩土地转让给王德英经营系适用法律错误。2.1996年4月1日《处理意见》一方面认定周宗江于1992年将一口人的土地转包给王德英属实，一方面又认定周宗海与周松山发生土地争议时才提出追回责任田的请求。而郑家岭村委会收取王德英1994年、1995年提留款，说明郑家岭村委会强行将1.87亩土地流转给王德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之规定，郑家岭村委会的流转行为无效。3．1996年5月29日，梅家河乡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调解处理委员会和梅家河乡法律服务所在调查后作出《意见》，确认周宗江享有1.87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在作出《意见》的同时，已将周宗江的承包经营权证收回。而周宗江快满80周岁，相对于被申请人来说，诉讼能力很低，且相关证据在被申请人手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的规定，法院应责令由被申请人提供相关证据，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认为周宗江举证不力，由其承担不利后果，明显不公，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依法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转包和转让均是法律规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但二者内涵不同。所谓转包是指在不变更原承包人与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合同的基础上，承包人把自己承包的土地交由第三方经营，第三方向承包人依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承包人仍应当向村集体经济组织履行交纳税费等义务。所谓转让是指承包人将自己承包的土地交由第三方经营，第三方与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新的承包合同关系，原承包人退出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法律关系消灭，交纳税费等义务由第三方直接向村集体经济组织履行。转让必须经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转包只需向村集体经济组织备案即可。（二）王德英的户口在郑家岭村，系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有权分得承包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三条第五项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五）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根据该规定，法律并未禁止本集体经济组织向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第三人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仅规定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故王德英在王家岭村是否分得责任田的事实与本案无关，不影响王德英承包诉争土地。周宗江关于原审对王德英在王家岭村××责任田是否交给村集体，王德英在郑家岭村是否分得责任田的事实未査清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本案中，周宗江与王德英之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关系合法有效。其一，周宗江认为周宗泽户口在周宗江户口簿上，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被收走。《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互换、转让方式流转，当事人要求登记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申请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根据上述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登记并非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成立要件，不能仅依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记载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归属，而应根据转让双方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确定。因此，即使周宗泽户口在周宗江户口簿上，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的权利人为周宗江，也不能据此认定周宗江享有诉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其二，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王德英交纳了诉争土地的村提留款，郑家岭村委会也并未对此提出异议。周宗江若认为王德英交纳的不是诉争土地的提留款，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周宗江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虽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但该规定并非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在周宗江与王德英之间未签订书面合同的情况下，应根据相关事实认定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事实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关系。其四，1992年农历8月，周宗江自愿将其兄周宗泽名下一个人的土地1.87亩转让给周宗海耕种，周宗海承诺给付一定的报酬用于扶养其兄周宗泽，周宗江亦表示同意。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也得到了郑家岭村委会同意。由于周宗海系非农业户口，土地承包经营的受让只能以周宗海之妻王德英的名义进行，该事实周宗江在庭审中也予以认可。2006年以前，承包经营土地都需要根据承包的土地面积向国家和村集体组织交纳一定数量的农业税以及其他费用，“村提留款”即是农业税及其他费用的一种表现形式。从1994年、1995年村提留款上交情况看，王德英交纳了一名承包人的提留款（又称合同兑现款），周宗江交纳了三名承包人的提留款，表明王德英实际取得并享受了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并承担了交纳税费等义务。因此，周宗江与周宗海协商将1.87亩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王德英，符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关系中转让的特征，根据当时的法律及政策，可以认定周宗江与王德英之间成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关系。其五，周宗江与周宗海并未约定若周宗海不履行扶养周宗泽的义务则合同不生效，即周宗江与王德英之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并非附条件的合同。即使周宗海负有扶养周宗泽的义务且未履行该义务，周宗江也只能向合同相对方主张违约责任。周宗江关于双方之间系附条件的土地流转合同，周宗海未履行扶养周宗泽的义务，因而双方之间的土地流转合同未生效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四）至于诉争土地流转到王德英名下，王德英于1995年死亡后，郑家岭村委会已将该土地收回、处分，周宗江对诉争土地不享有承包经营权，不论郑家岭村委会此后的处分行为是否合法，周宗江均不具备要求返还诉争土地的权利，人民法院无需对该土地后续流转、变动情况予以审查。故周宗江要求返还1.87亩土地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周宗江的再审事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周宗江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邬文俊审判员  彭 静审判员  周 杏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日法官助理胡静书记员唐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