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06民终32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1，女，1979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晓波，男，1979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系陈某1丈夫。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东升，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女，1932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邓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2，男，1944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邓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3，男，1958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4，男，1961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5，男，1963年7月18日出生，住。五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闫玉霞，湖北三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某1因与被上诉人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继承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9日作出的（2017）鄂0602民初17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7年12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晓波、胡东升，被上诉人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闫玉霞及其王某3、王某4、王某5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某1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襄城区人民法院(2017)鄂0602民初1706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王秀芝之间形成的继母女关系需经法定程序解除，上诉人系依法有权继承王秀芝全部财产的唯一第一顺序继承人。一审法院认为，王秀芝与陈世平离婚后，双方因姻亲形成的继母女关系当然解除是错误的。依据《婚姻法》第三十六条：“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之规定，婚姻关系的解除，只是夫妻双方基于婚姻而存在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归于消灭，但是父母与子女之间存在的血亲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最高人民法院(1987)民他字第44号在1988年1月22日针对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而作出的批复中指出：继父母与继子女已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能自然终止，一方起诉要求解除这种权利义务关系的，人民法院应视具体情况作出是否准许解除的调解或判决。根据该批复，很显然“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在法律上是不能因继父母离婚而自然解除的。本案中，王秀芝(继母)和陈世平(亲父)2008年离婚并不是真离，而是因妹妹去世后想办“失独补助”，离婚后办好失独补助二人复婚。一直到二老去世，王秀芝都没有要求和上诉人解除继母女关系。继父母子女属于拟制血亲，其可以依法成立，也可以依法解除。但根据司法解释，此类关系不能因继父母离婚而自行解除，也不能未经法定程序而解除。依据《婚姻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规定，在解除关系前，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仍然存在，相互间仍享有财产继承权。依据《继承法》第十条规定，上诉人有权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继承王秀芝的全部遗产。被上诉人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引用法律错误。1988年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针对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而作出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父母与继子女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能否解除的批复》是针对个案。该案的事实是因为被抚养长大的继女，由于母亲与继父的婚姻解除，从而诉讼解除其与继父的关系，以达到解除其对继父承担赡养义务之目的。这种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义务的行为当然不能因继父母的离婚而自然解除。该案与本案是截然相反的法律事实。因此，上诉人以针对个案的批复来支持法律事实截然相反的上诉请求是对该批复的误解与错误引用。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二)上诉人上诉称：王秀芝和陈世平2008年离婚并不是真离，而是妹妹去世后想办“失独补助”，因为有上诉人的原因，如果不离婚就办不成失独补助。按上诉人之理恰恰说明，其生父与继母离婚后，以婚姻为基础的继子女关系当然解除。因为这样，被继承人就没有子女了，这就符合国家政策了，就可以领到失独补助了。因此，上诉人也当然不能以被继承人继女的身份对被继承人的财产享有继承权了。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正确判决。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王秀芝名下的襄城区檀溪路南街（鼓楼商场家属院）8栋4单元4层右户房屋由五原告共同继承；2.确认王秀芝名下的存款、基金33893.77元由五原告继承。事实与理由：被继承人王秀芝与王某1、王某2及王定然（已故）是姊妹关系，王某3、王某4、王某5是王定然之子，王秀芝2011年3月与陈某1的父亲陈世平再婚，诉争房屋、存款系王秀芝个人财产，2012年10月13日陈世平将王秀芝杀害后自杀，因王秀芝无亲生子女，陈某1以继女身份到公证处办理公证，进而将王秀芝的房屋、存款据为己有，而王秀芝的遗产应由五原告继承。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秀芝系鼓楼商场职工，××××年××月××日与陈世平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王秀芝再婚前无子女，陈某1系陈世平初婚婚生女，再婚后随陈世平与王秀芝共同生活，××××年××月××日，王秀芝与陈世平生育一女陈某2，1994年5月25日，王秀芝与单位签订《襄樊市单位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购得位于檀溪路居委会22号单位家属院，面积65.63平米房屋一套（证号00025065），1996年陈某1在鼓楼商场参加工作，2003年11月3日，陈某1与单位签订《襄樊市职工购买成本价住房售房协议书》，购得檀溪路南街（鼓楼商场家属院）8栋4单元4层右室，建筑面积116.10平米的房屋（证号00025044），该房购买后由王秀芝、陈世平夫妇居住，而檀溪居委会22号家属院，面积65.63平米的房屋由陈某1居住；2007年1月23日，王秀芝、陈世平的女儿陈某2病故，2008年10月17日，王秀芝与陈世平在民政部门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约定两人居住的檀溪路南街（鼓楼家属院）房屋及家具一套归王秀芝所有，电视、冰箱、空调及存款26000元归陈世平所有；××××年××月，王秀芝以独生子女死亡为由申报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并获批准；2010年2月5日，陈某1与王秀芝签订《换房协议》，约定陈某1名下檀溪路南街家属院116.10平米的房屋（证号00025044），与王秀芝名下檀溪居委会22号家属院65.63平米的房屋（证号00025065），产权互换，王秀芝向陈某1支付房屋差价款100000元，同时双方向襄樊市房屋产权与市场管理处提交办证申请，认可房屋差价款101041元全部付清，要求核发新的房屋所有权证，2010年2月21日，襄城区檀溪路南街（鼓楼商场）8栋4单元4层右户房屋产权办至王秀芝名下，证号襄樊市房权证襄城区字第××号，明确房屋建筑面积116.10平米，套内建筑面积102.2平米，同时位于襄城区檀溪居委会22号鼓楼商场家属院，建筑面积65.63平米的房屋产权办至陈某1名下；2011年3月31日王秀芝与陈世平复婚，2012年10月13日，陈世平因家庭财产矛盾将王秀芝杀害后自杀身亡，公安机关当即介入调查，并将作为案发现场的争议房屋封闭近五个月。2016年11月5日，陈某1在襄阳晚报刊登遗失声明，称王秀芝不慎遗失檀溪路南街（鼓楼商场）8栋4单元4层2室房屋的房产证、土地证，声明作废，2016年12月16日，陈某1向湖北省襄阳市襄阳公证处申请办理继承权公证，该公证处同年12月28日出具（2016）鄂襄阳证民字第9335号公证书，确认王秀芝遗留的襄城区檀溪路南街（鼓楼商场）8栋4单元4层2室房屋（证号70059949），农业银行62×××15卡号21139.33元存款，中国银行55×××74账号1406.35元存款，招商银行71×××15账号11348.09元存款，由陈某1一人继承；2017年4月27日，陈某1依据公证书将争议房产过户至自己名下，新的产权证号为（2017）襄阳市不动产权第0015106号，农行、中行、招行的存款合计33893.77元，陈某1也已取走。一审另查明，被继承人王秀芝与王某1、王某2及王定然（2015年11月6日病故）是姊妹关系，王某3、王某4、王某5是王定然之子，王秀芝因与王某3的良好关系，从2010年4月陆续将房产证、土地证、存单、工资存折放在王某3处，王秀芝死亡后，丧葬事宜由原告方操办；2017年4月18日，王某3、王某4、王某5向湖北省襄阳市襄阳公证处申请办理继承权公证，该公证处2017年4月26日出具（2017）鄂襄城证民字第4531号公证书，确认诉争房屋由王某3、王某4、王某5共同继承，王某3、王某4、王某5在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时，发现诉争房屋产权已办理至陈某1名下。一审又查明，王秀芝以农业银行62×××15卡号认购的一笔10000元、一笔20000元基金，购买时间分别为2007年8月24日、2007年8月28日；招商银行17×××15账号存入的现金10000元，存入日期为2012年5月4日；中国银行55×××74账号的本息余额1406.35元，有1222.86元产生于王秀芝与陈世平复婚之后。一审法院认为：王秀芝与陈世平再婚后，陈某1与王秀芝共同生活，直至长大成人，形成有抚养关系的继母女关系，互负权利义务，但王秀芝与陈世平离婚后，双方因姻亲形成的继母女关系当然解除，此时陈某1已经成年，基于王秀芝对其的抚养，陈某1对王秀芝仍有赡养扶助义务，但其作为王秀芝继女的继承人身份已经丧失，而且王秀芝在离婚后即以失独母亲身份向计生部门申报特别扶助，因居住的房屋产权登记在陈某1名下，又与陈某1签订《换房协议》，并向陈某1支付了100000元房屋差价款，凡此种种，表明王秀芝与陈某1已无继母女亲情。在王秀芝与陈某1的父亲陈世平复婚后，王秀芝与陈某1又形成继母女关系，但王秀芝与陈某1各自生活，鲜有往来，是没有扶养关系的继母女，未形成拟制血亲关系，因而陈某1对于王秀芝的财产并不享有继承权，况且王秀芝将房产证、土地证、存单等财务凭证都交给王某3保管，虽不是处分财产的行为，但表明王秀芝与原告一方关系更紧密，而不愿再婚配偶陈世平分享自己的个人财产，更不会有把财产留给陈某1的打算，其后正是由于财产纠纷引发家庭矛盾，陈世平杀害王秀芝后自杀，王秀芝的丧葬事宜由原告方而不是陈某1操办，反映出双方与王秀芝真实的关系状态，确认陈某1对王秀芝的遗产不享有继承权，更符合继承法本意和社会公序良俗。综上，由于王秀芝死亡后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其遗产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王某1、王某2、王定然继承，因王定然在王秀芝死亡后也已病故，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给他的合法继承人王某3、王某4、王某5。诉争房产系王秀芝遗产，但农行62×××15卡号的资金21139.33元，系王秀芝2007年8月购买基金的变现款，当时在王秀芝与陈世平第一次婚姻期间，离婚时对该款也未作处理，仍应视为王秀芝、陈世平的共同财产，招行71×××15账号的存款本息11348.90元，存款时间在王秀芝与陈世平复婚后，是两人的共同财产，中行55×××74账户的存款，有1222.86元产生于王秀芝与陈世平复婚后，也视为两人的共同财产，即陈某1取走的33893.77元，有16855.15元属陈世平所有，应由陈某1继承，剩余17038.62元应返还给五原告，五原告请求确认王秀芝名下的襄城区檀溪路南街（鼓楼商场）8栋4单元4层右户房屋由五原告共同继承，理由正当，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五原告请求继承王秀芝名下的存款、基金33893.77元，已由陈某1支取，应将属于王秀芝个人部分的17038.62元返还五原告；陈某1辩称其作为与王秀芝有抚养关系的继女，对其遗产有继承权，应驳回五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当，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原王秀芝名下的襄城区檀溪路南街（鼓楼商场）8栋4单元4层右户房屋，由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共同继承；二、被告陈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将支取王秀芝的存款、基金17038.62元返还给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三、驳回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552元，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共同承担2776元，被告陈某1承担2776元。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陈某1与被继承人王秀芝之间存在抚养事实而产生法律拟制血亲关系，上诉人陈某1与被继承人王秀芝之间，既存在继母与继子女之间的姻亲关系，又存在由于长期共同生活而形成的抚养关系。尽管上诉人陈某1的继母王秀芝与其生父陈世平离婚(后又复婚)，但继母与继女之间形成的抚养关系非经法律程序不能自然解除。上诉人陈某1也无法定丧失继承权的情形，故上诉人陈某1对被继承人王秀芝的财产享有继承权。一审以“……但王秀芝与陈世平离婚后，双方因姻亲形成的继母女关系当然解除，其时陈某1已经成年，基于王秀芝对其的抚养，陈某1对王秀芝仍有赡养扶助义务，但其作为王秀芝继女的继承人身份已经丧失……”为由，判决陈某1对王秀芝的遗产不享有继承权错误。综上所述，陈某1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7）鄂0602民初170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16657元，由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玉学审判员  徐正道审判员  高建平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日书记员  袁晓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