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豫01民终20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张战勇，男，1972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民权县。委托代理人彭鹏，河南英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彭崇志，河南大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敖亚莉，女，1978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委托代理人李卓，河南玉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彭炜，男，1974���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系敖亚莉之夫。原审被告何江锋，女，1982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原审第三人河南心连心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中原区伏牛南路6号9号楼1-2层商9号。法定代表人徐春鹤，经理。委托代理人封丹丹，该公司员工。原审第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住所地郑州市金水区金水路299号。代表人赵春玲，行长。上诉人张战勇因与被上诉人敖亚莉以及原审被告何江锋、原审第三人河南心连心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心连心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郑州分行）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17）豫0102民初53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战勇的委托代理人彭鹏、彭崇志，被上诉人敖亚莉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卓、彭炜，原审被告何江锋，原审第三人心连心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封丹丹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浦发银行郑州分行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敖亚莉于2017年7月24日向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张战勇继续履行敖亚莉、张战勇双方于2016年4月24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将张战勇所有的位于郑州市中原区××路××楼××单元××号（房产证号：14××14）交付给敖亚莉；2、张战勇向敖亚莉赔偿13．69万元；3、本案诉讼费及保全费由张战勇承担。张战勇提起反诉，请求判令：1、确认解除双方于2016年4月26日签署的房屋买卖合同，敖亚莉承担违约责任，向心连心公司支付的定金10万元归张战勇所有；2、敖亚莉赔偿张战勇经济损失6000元。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4月24日，敖亚莉与张战勇（何江锋代理）、心连心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一份，合同主要内容：卖方张战勇（甲方），买方敖亚莉（乙方），居间方心连心公司（丙方），甲方自愿将位于中原区××路××楼××单元××号的房屋出售给乙方，建筑面积97.39平方米，总价款96万元；乙方于本合同签订时支付佣金及定金10．5万元，其中佣金0.5万元，余额作为丙方代甲方保管的定金。甲方同意该定金在办理完房屋立契过户手续前由丙方代为保管。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款，乙方应在立契过户当日，将除定金外的房款全部存入房管局的资金监管账户，同时定金冲抵房款并转为物业交割保证金，仍暂由丙方保管。产权过户的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丙方的佣金0.5万元由乙方支付；关于解押：解押款项由乙方出资，解押时甲方向乙方交付房产，乙方支付46万元（含定金10万元）；房产交付时间定为2016年10月1日前，网签时间定为2016年11月1日前；网签时间定为此房产解押后3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40万元；过户时间定为此房产满2年后3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10万元。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合同签订当日，敖亚莉向心连心公司交纳购房定金10万元，心连心公司向敖亚莉出具了收据。2016年5月2日敖亚莉向何江锋发送手机短信：“何女士，希望你考虑清楚，这次解约本来是对你最有利的事，对我们来说无所谓，你的房子我们也没觉得不合适。我只是已按照咱们原先商量的说服了中介解约，如果你错过这次机会，那你就抓紧让住户迁走，否则我们一旦租房，也不会轻易搬迁，等到合同规定的最后时间11月交易，你的损失也最大，什么事也办不成。”何江锋回复：“这个事你们违约在先，都是成年人，办事得讲诚信，你不能拿我这个房子当备胎，如果你们不给我签这个合同，不会有这么多麻烦事”、“我老公说了，不行就按违约来吧，你们要是要这个房子，5月中旬左右我们就网签，不要就按违约吧。”2016年7月22日敖亚莉向心连心公司发送律师函，要求该公司通知张战勇、何江锋在2016年7月28日进行房产交付并解押。何江锋委托律师书面回复：合同约定房产交付时间为2016年10月1日前，张战勇、何江锋不同意2016年7月28日进行房产交付并解押。2016年8月1日敖亚莉向张战勇、何江锋发送律师通告函，要求张战勇、何江锋在2016年8月10日进行房产交付并解押。张战勇及何江锋授权律师书面回复：不同意通告函单方规定的2016年8月10日办理贷款解押手续。2016年9月16日敖亚莉通过心连心公司转交《书面正式履约通知函》，通知张战勇、何江锋考虑银行办理解押手续需要提前预约等因素，2016年9月20日为实际交易准备的最后期限，要求按照合同约定的最后期限进行房产交付并解押。另查明，案涉房屋在浦发银行郑州分行办理有二手房按揭贷款，并办理了抵押手续。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故敖亚莉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2016年5月2日敖亚莉向何江锋发送的手机短信，是商量、劝说解约事宜，不是解除合同的通知，不属于明示违约，何江锋的回复也不是同意解除合同的内容，且之后张战勇及何江锋授权律师作出的回复也无合同已���解除不再履行的内容，故张战勇确认合同已经解除及敖亚莉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合同约定“解押时甲方向乙方交付房产；房产交付时间定为2016年10月1日前”，张战勇应当在2016年10月1日前办理解押手续，但其未履行该义务，属违约行为。由于合同签订后敖亚莉首先提出了解约的想法，客观上影响了卖方对房屋交易的信心，故张战勇不承担违约责任，敖亚莉要求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何江锋是张战勇的委托代理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故敖亚莉要求何江锋承担民事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敖亚莉与张战勇、心连心公司继续履行2016年4月24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二、敖亚莉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代张战勇清偿位于中原区××路××楼××单元××号房屋在浦发银行郑州分行的银行贷款、利息和罚息；三、张战勇和浦发银行郑州分行于敖亚莉代偿银行贷款及利息后十日内，协助敖亚莉办理位于中原区××路××楼××单元××号房屋抵押解除手续；四、敖亚莉于涉案房屋办理解除抵押登记手续后十日内向张战勇支付剩余购房款；五、张战勇于涉案房屋解除抵押登记手续后十日内，将位于中原区××路××楼××单元××号房屋交付给敖亚莉；六、待本判决第五项履行完毕十日内，张战勇协助敖亚莉将位于中原区××路××楼××单元××号房屋权属变更登记至敖亚莉名下，过户相关费用由敖亚莉负担；七、驳回敖亚莉其他诉讼请求；八、驳回张战勇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718元，敖亚莉负担7359元，张战勇负担735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张战勇负担；反诉费1210元，由张战勇负担。张战勇上诉称：一、张战勇与敖亚莉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已经解除，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对张战勇证据缺乏细致查明，有意偏袒敖亚莉，背离客观中立。1、原审庭审中对敖亚莉于2016年4月底首先提出解除合同、第三人中介公司通知张战勇，张战勇同意后，第三人中介公司就张战勇同意解除合同的意见又告知了敖亚莉的事实进行了查证（第三人中介公司出庭人员封丹丹在回答原审法庭提问时，对此问题已作明确回答）。同时，第三人中介公司在2016年11月15日也给张战勇出具过“证明”足可证��合同解除事实。2、原审判决书中审理查明部分采信局部证据，断章取义，对2016年4月底三方解约的关键事实置若罔闻，选择有利于敖亚莉方的部分证据，认定2016年5月2日之后的交涉是商量、劝说，不属于违约的结果，有意回避了2016年4月底的解约事实。以此部分证据还原或者证明案件全部事实是不完整和错误的。从2016年5月2日敖亚莉发送的短信完全可以看出其发送短信都是有具体的语言环境的，亦可看出2016年5月2日之前已经解除合同，双方解除合同之后的交涉归根到底就是纠纷中敖亚莉意图逃避违约的法律责任。3、从原审判决书中认定的第7页倒数第十二行“由于合同签订后敖亚莉方首先提出了解约的想法，客观上影响了卖方对房屋交易的信心”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原审法院虽然认定敖亚莉方首先提出解约的想法，但是实际上是以此掩盖合同解除的事实，合同签署��，敖亚莉于2016年4月底明示违约提出解约，张战勇当即同意与敖亚莉解除合同，并及时告知中介公司同意解除合同，中介公司并当即把该意见告知敖亚丽，对此中介公司及敖亚莉在庭审中均予以认可。因此，包括中介公司在内的三方关于合同解除的意思表示是清晰的，合同是已经解除的。在合同解除之后双方的权利义务均已终止,并未形成新的合同关系，也未就合同继续履行达成共识。双方在合同解除之后的交涉（自2017年5月2日后的交涉）即已经处于纠纷状态，均没有达成新的权利义务共识，合同解除后更无一致重新履行的合意，也没有实际的事实履行行为。原审法院完全罔顾事实，依据合同解除之后双方处在纠纷交涉过程的证据认定合同没有解除，背离公正，令人无法信服。二、原审法院在审理查明中认定，“庭审中敖亚莉表示愿意一次性支付房款，并提交了其具备付款能力的证据”，系认定事实错误。庭审中敖亚莉在回答法庭提问时，表示愿意一次性支付房款，但是在庭审中敖亚莉并未提交任何付款证据。至于敖亚莉庭后是否在法庭规定的期间内提交相应证据，原审法院亦未通知和征求张战勇等相关方的意见，而原审法院即直接作出上述认定，显系错误，有明显偏袒敖亚莉之嫌。三、原审判决中“何江锋的回复不是同意解除合同的内容，且之后张战勇及何江锋授权律师作出的回复也无合同解除不再履行的内容”认定明显错误。1、从“何江锋授权律师的回复”来源上看张战勇并未授权何江锋委托律师进行针对敖亚莉方的律师函回复。2、从双方交涉过程中及敖亚莉向法庭提供的录音证据，可以看出敖亚莉并不认可“何江锋委托律师的回函”，原审法院采信敖亚莉自身都不认可的证据，实属荒唐。所以，“何江锋授权律师的回复”不是张战勇的真实意思表示，更不能得出合同没有解除的结论。3、敖亚莉在双方合同已解除的情况下，违反诚信，利用设计的语言陷阱等手段制造合同未解除的假象“绑架”张战勇，其目的是为了逃避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4、“何江锋委托律师的回函”均系在张战勇与敖亚莉合同已解除的情况下的回复，没有建立合法的委托关系，没有签章，原审法院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律师函的内容，直接否认张战勇与敖亚莉合同已解除的事实，明显认定事实错误。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进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查明事实，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敖亚莉原审诉请并支持张战勇的反诉请求或发回重审。敖亚莉答辩称：原审法院通过四个多小时的庭审，对敖亚莉、张战勇双方提交的大量证据逐一进行调查核实，查清了“张战勇应该在2016年10月1���前办理解押手续，但其未履行该义务，属违约行为”，并因此判决继续履行合同，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张战勇在没有任何有效新证据的情况下提出上诉，其请求毫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均应予以驳回。2016年4月24日，敖亚莉与张战勇的代理人何江锋通过中介心连心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一份，房价款为96万元。敖亚莉于合同签订当天，就按合同约定支付定金10万元，履行了合同规定的买方的义务。因合同签订时何江锋口头承诺会尽快协调租户搬走，快的话5月份，最晚不超过10月1日。所以合同约定，2016年10月1日前，张战勇将房屋交给敖亚莉居住使用，并在交付房产的同时由敖亚莉出资46万元给张战勇共同前去办理银行解押手续。合同还约定如张战勇违约，则除应双倍返还定金外，还要赔偿敖亚莉50万元。合同签订不久，敖亚莉通过核实，发现何江锋在户口问题上欺骗了敖亚莉和中介。敖亚莉在对方有违约行为的情况下，于4月30日向何江锋打电话说明了两点内容，第一，如果要执行这个合同就要抓紧时间好好执行，尽早履行合同，不要有欺骗敖亚莉的企图；第二，何江锋如果不打算执行这个合同，三方可以免责解约，但免责解约必须要在当天到中介公司见面商谈，三方当面将合同销毁撤销。何江锋在电话中当即表示选择执行合同，而且会在5月份尽早履行合同。敖亚莉当天请中介公司徐春森经理出面邀请何江锋到中介公司办公室商谈履约事宜，但何江锋始终没来。2016年5月2日敖亚莉的爱人再次与何江锋短信沟通，何江锋再次明确表示要履行合同，并且说5月中旬左右就网签。敖亚莉方立即回答，“如果您觉得执行对您有利，那就说好好执行的事。记住网签同时要交房”。这些短信证明双方从未就免责解除合同达成一致，同时证��了何江锋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对此，中介也出具了证明。即“2016年4月24日在签订合同后至2016年5月2日，敖亚莉希望与何江锋在我公司面谈合同履行事宜,但何江锋并未到公司见面。在此期间,敖亚莉、何江锋与我公司三方从未就合同解除达成一致意见,也未形成任何一致的协议,特此证明”。这一切均证明三方从未达成新的协议，原合同一直有效，应当履行。2016年5月至7月，敖亚莉多次到中介公司催促交房并履行合同，何江锋通过中介告知敖亚莉，在租户孩子放暑假后交房履约，让其耐心等待。但6月25日郑州中小学放暑假后，张战勇方并没有履行承诺。随后敖亚莉在2016年7月、8月、9月发出三封律师函，要求交付房产并办理贷款解押。张战勇方由中介公司盖章签字后转交敖亚莉两封律师回函，这些均函件证明合同处于履行状态，从未解除。随着郑州房价的快速增长，张战勇方直到合同约定最后的期限2016年10月1日仍然拒不履行合同，致使敖亚莉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所以敖亚莉随后于10月份立即在原审法院立案，酿此诉讼。一、张战勇在上诉状中提出的合同解除、付款能力、何江锋授权等三项问题，纯属无理取闹，毫无事实依据。（一）关于合同已解除的问题。1、张战勇声称的双方就免费解除合同的事实和理由均不存在。事实不存在。反诉状中张战勇声称敖亚莉“告知我方免费解除合同，反诉人（张战勇）方也当即表示同意”。张战勇声称同意免费解除合同，除了自己说在电话中同意，自说自话外，拿不出录音、短信、签字字据或其他文字直接证据。如果双方都同意免费解除合同，就应该注销双方合同，就应该退还敖亚莉定金，而这些竟然均未发生。理由不存在。张战勇在向法庭提供的反诉书中声称免费解除合同后,“事后知悉被��诉人在同一小区又看上另一套房子而且过户比较快……，但我方受到欺骗后示同意解约，并要求反诉人……按照违约处理”，在向法庭答辩状中再次声称“通过整个购房过程的脉络可以看出之所以酿成本案完全是敖亚莉违反诚信看上其他房屋，其无理取闹存在过错，无视交易规则任性所致，敖亚莉最终也购买了其看上的另一套房屋”。而实际是因张战勇违约拒不交房，敖亚莉长期在外租房，考虑到法律诉讼程序漫长，涉案房产不能确定何时才能入住，但家庭急需，在敖亚莉把立案后的第二年，才不得已通过法院购买了法拍房，小区是卧龙花园，非永威鑫城，多付成本近五十万，有法院出具的文书为证。这均说明敖亚莉买的房屋既不是同一小区，也不是二手房渠道，而且时间是一年后，是法院公布的新房源，与张战勇说法全不对应，这一确凿的证据证明张战勇满口谎言、混淆是非、欺骗法庭。2、免责解约和支付违约金解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解约方式，关于合同解除双方从来没有达成一致意见。（1）庭审和代理词中，敖亚莉已经清楚表明希望通过中介发出邀请何江锋当面谈判的意向，如果不打算执行这个合同，三方可以免责解约，但必须要在当天到中介公司见面商谈,三方当面将合同销毁撤销。中介也出具证明也证明了此点。（2）依据《合同法》第93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所以本案合同应由三方（包括中介）协商一致才能解除，而不是基于当事人一方的意思表示。张战勇方提出按违约解除合同的意向，实质上是否定了敖亚莉按免责解约的提议，又单方提出一个新的解除合同的主张。所以，张战勇要求单方确认合同已解除没有事实依据，也不符合《合同法》93条合同需协商一致才能解除的法律规定，以及94条单方法定解除的情形。3、买方、卖方和中介是三个不同利益主体，尤其是中介还保管着10万元定金，存在利益关系。关于解除合同，无论中介如何表述，合同解除均无事实依据。敖亚莉只是通过中介邀请对方面谈免责解约事宜，敖亚莉从未授权给中介，中介也无权代表敖亚莉与他人达成任何协议。所以无论中介如何表述，都只能代表中介，与敖亚莉无关，其结果都不能强加于敖亚莉。买卖双方如要解除合同，必须由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张战勇玩弄文字游戏，偷换概念，妄图对商量谈判的意向性邀约进行转换，并有意忽略敖亚莉解除合同的前提条件，以此绑架敖亚莉和一审法官。敖亚莉始终没等到张战勇方前来面谈免责解约，双方合同也未注销，所以合同一直有效。4、一系列证据均证明合同没有解除。法庭应看重合同、短信、函件等直接证据，短信和律师函件清楚地表达双方要履行合同。虽然各种旁证也大多有利于敖亚莉，并相互印证，且其中还有录音可以佐证，但一审都采取了谨慎原则；张战勇方提供的证据更是容易篡改伪造的孤证，可信度极低。5、张战勇方以不存在的财物损失赔偿为理由，拒不履行合同，恰恰表明合同没有解除。（1）张战勇向法庭提供的反诉书中声称“被反诉人不文明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同时，造成涉案出租屋内财物损失”，在向法庭提供的“张战勇案代理意见”中再次声称“敖亚莉应当承担责任赔偿我方赔偿租户的损失6000元（搬家费、电视损失）”。其真实情况为，张战勇方在租户孩子学校放暑假后仍然不交房，敖亚莉和证人到出租屋调查取证，敖亚莉未损坏屋内一草一木。电视机是租户在以前使用过程中早已损坏，栽赃嫁祸予敖亚莉，有中介录音和中介证词为证。张战勇的代理人何江锋以此为由，在2016年7月份敲诈勒索敖亚莉4.8万元，称否则不继续履行合同。（2）张战勇的代理人何江锋向法院提供的虚假的《接处警记录》已被查实。2016年7月4日，敖亚莉与租户李溢发生冲突，敖亚莉报警。帝湖分局出警，因只是发生日常口角，没有任何财物人身损失，帝湖分局警员王福利做了记录，只有“伏牛路南头永威新城14号楼1单元5楼东户纠纷”这一句话，同时表明了没有任何财物损失。2016年9月，敖亚莉曾到帝湖分局查看过真实的《接处警记录》，与何江锋向法院提供的虚假的《接处警记录》完全不符。敖亚莉在开庭时已经向纪检部门实名检举。经执法部门调查，2016年11月何江锋通过关系找到帝湖分局治安大队一中队指导员常庆庆，在王福利警官已经退休的情况下，盗用王福利之名，依据根本不在场的何江锋的授意，补填了处警记录，内容虚假，颠倒黑白。6、合同解除逻���上难以成立。作为敖亚莉来说，如果5月份合同已经解除，市场上有大量的优质房源，敖亚莉早就去购买别的房屋，怎么可能还去纠缠何江锋，完全不合逻辑。正是何江锋哄骗和拖延敖亚莉，多次说要继续履行合同，所以敖亚莉一直苦等其交房，直到十月份才起诉张战勇和何江锋。综上所述，短信、录音、来往律师函、证人证言等大量证据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充分证明，张战勇方对“合同一直有效从未解除”的事实心知肚明，一审判断准确。二、关于付款能力的问题。敖亚莉无论有无付款能力，都不影响敖亚莉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正当权利，也丝毫不影响法院的判决结果。法官调查核实资金情况并无不妥，而事实证明敖亚莉有充足的资金实力，可以购买涉案房屋，也在法庭规定的时间内提交了资金证明。三、关于何江锋律师函授权的问题。1、张战勇向何江锋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以及敖亚莉方与张战勇的通话录音充分证明，张战勇全权委托何江锋处理涉案房屋的买卖事宜。且“委托期限自签字之日起至过户手续完结为止”。2、何玉玢出具的律师函及敖亚莉方与何玉玢的通话录音充分证明，何玉玢出具律师函是得到张战勇及代理人何江锋认可的。2016年8月6日何玉玢出具的律师函第一句话就写道：“委托人张战勇及代理人何江锋授权河南郑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何玉玢对2016年8月1日《律师通告函》作如下答复”。何玉玢在电话录音中也承认两点：一是承认律师函是其本人出具；二是受当事人何江锋委托。3、何玉玢出具的律师函是何江锋亲自送到中介公司的，中介公司注明了送达人为何江锋，并由中介公司签字和加盖中介公章。虽然何玉玢在律师函上没有签章，但都无法否认这一事实的真实性。而且在法院庭审中，张战勇及代理人何江��均未对这一事实提出异议。4、张战勇方在向原审法院提供的《答辩状》和《张战勇案代理意见》两份资料上也不签字、不按印。由此可以看出张战勇方不遵守法律规范是经常的，但同样不能否认该资料代表张战勇。法律不可能让其错误行为影响敖亚莉的正当权益，而使违规者受益。通过原审法院审理，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张战勇恶意违约，理应继续履行合同，并追究违约责任和赔偿损失。法庭判决书虽然也认定张战勇违约，但没有追究张战勇的违约责任。通过分析，原审法官作为一个全年改判率为零的优秀法官，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和平衡角度考虑，法外留情，法外施恩。但是对违约方的人道，就是对守约方的残忍。敖亚莉在外租房长达一年多，目前即使按原合同买房，贷款利率也上升近20万，其他房租等损失也证据确凿。而当时敖亚莉为买涉案房屋出售了郑州东区的住房。虽然东区住房上涨更快，但敖亚莉因信守合同和承诺，独自承担损失100多万。敖亚莉60多岁老母经常以泪洗面，多次要同张战勇以死相拼。敖亚莉本来准备提起上诉要求赔偿，但因张战勇已提请上诉，为节省法律资源，未提所请。尊重合同，捍卫诚信，是每个人的应尽责任。请求查明事实，维持原判，另外追加张战勇最低违约赔偿10万元。何江锋述称：同意张战勇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心连心公司述称：服从法院判决。浦发银行郑州分行未陈述其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取要约、承诺方式。当事人采取要约、承诺方式订立合同，要约和承诺的内容应当具体和确定，即当事人双方应当形成确定和一致的意见。本案中，张战勇称与敖亚莉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已于2016年4月30日解除，但并无协议或者双方之间的信函为证。2016年11月15日心连心公司出具的证明称2016年4月30日敖亚莉告知心连心公司要求解除合同，张战勇及其代理人何江锋同意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同时又称敖亚莉方对赔偿问题不认可、张战勇方表示不认可就不再履行合同。2017年10月26日心连心公司出具证明称在2016年4月24日至2016年5月2日期间，敖亚莉、何江锋、心连心公司三方从未就合同解除达成一致意见，也未形成任何一致的协议。心连心公司的证明说明敖亚莉曾向心连心公司要求过解除合同，但买卖双方并未就解除合同达成确定的意见。买卖双方之间来往信函的内容，亦说明这一点。1、2016年5月2日敖亚莉给何江锋发送的手机短信，是商量、劝说解约事宜，既未确认合同已经解除，也不是解除合同的通知；何江锋回复的短信内容，也没有确认合同已��解除的内容，且称你们要是要这个房子，5月中旬左右我们就网签，不要就按违约。2、2016年5月2日之后，敖亚莉分别向张战勇及何江锋发送履约通知函和律师通告函，督促张战勇办理房屋交付及解押事宜。何江锋委托的律师给敖亚莉的复函中称什么时间交付和解押需要双方当事人协商，亦无合同已经解除的内容。心连心公司在何江锋的律师函上注明何江锋将律师函送到心连心公司、何江锋与敖亚莉的短信来往中称双方都委托了律师、何江锋委托的律师在给敖亚莉的律师函中称其为张战勇和何江锋委托的律师，张战勇称其没有授权何江锋委托律师对敖亚莉进行回复，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张战勇称本案所涉房屋买卖合同已于2016年4月底解除理由不足，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569元，由上诉人张战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岸峰审判员  张永军审判员  姚付良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二日书记员  翟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