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湘民再46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何卫国，男，1973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军明，北京中银（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刘亚美，女，1973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军明，北京中银（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葛蔓红，湖南湘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孙朝辉，男，1968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吐芳，湖南森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苗晓阳，湖南三协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郭铁军，男，1957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再审申请人何卫国、刘亚美与被申请人孙朝辉、原审第三人郭铁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16日作出（2014）雨民初字第02844号民事判决。孙朝辉、何卫国与刘亚美均不服该判决，向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5年8月12日作出（2015）长中民二终字第02510号民事裁定，以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6年3月17日作出（2015）雨民重字第05110号民事判决。孙朝辉、何卫国与刘亚美仍不服，向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7年10月11日作出(2016)湘01民终3713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何卫国与刘亚美仍不服该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4月20日作出（2018）湘民申3号民事裁定，决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0月11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再审申请人何卫国及何卫国、刘亚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军明、葛蔓红，被申请人孙朝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吐芳、苗晓阳到庭参加诉讼。一审第三人郭铁军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卫国、刘亚美不服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二审判决，驳回孙朝辉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二审判决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孙朝辉在2010年2月11日支付给何卫国的100万元、5月10日支付给何卫国的10万元，以及何卫国从郭铁军银行卡上取款31万元，均是郭铁军偿还给何卫国的还款。孙朝辉与何卫国的这两笔资金往来是两人对共同债务人郭铁军所还款的分配往来，不是借贷往来，至于郭铁军卡上其自取的68万元与何卫国无关，根本没给何卫国，更不存在郭铁军代孙朝辉付款给何卫国的事实。2、何卫国与孙朝辉系郭铁军、千姿公司的投资合伙人，且是以何卫国为主进行的合伙投资，两人对共同债务人郭铁军、千姿公司存在共同利益关系。《协议书》可证明这一点。3、郭铁军支付至孙朝辉账户的300万元系向何卫国与孙朝辉的共同还款，应由两人共同分配，何卫国与孙朝辉属于内部分配往来，不属于借款往来。2010年年初，何卫国、孙朝辉两人一同找共同债务人郭铁军追债，郭铁军为此置换抵押物后从黄永林处借款500万元。何卫国、孙朝辉、郭铁军三人在还款前达成一致意见，郭铁军偿还200万元给何卫国，偿还100万元给孙朝辉，剩余款项留给郭铁军自用。郭铁军在收到黄永林支付的借款后，孙朝辉就立马要求郭铁军支付300万元至其卡上，何卫国的200万元由其代领后再转支付。孙朝辉在收到郭铁军支付的300万元后，于2010年2月1日支付100万元至何卫国账户。何卫国与郭铁军、伍连生三人在2014年8月10日的谈话录音能证实上述事实。4、何卫国、孙朝辉对共同债务人郭铁军、千姿公司的债权均已结算并经法院生效文书确认。5、2014年5月1日，何卫国、付某两人与孙朝辉通电话，要求孙朝辉去株洲面谈、协商两人之间的事宜，并告知银某的委托已解除。这些事实有刘才林、付某在公安的询问笔录、中国移动通话详单及付某当庭作证等予以证实。6、二审法院判决对截至2010年2月时何卫国对第三人郭铁军享有的到期债权金额仅为40万元认定错误。据此，孙朝辉支付至何卫国账户的两笔110万元以及何卫国自己从郭铁军账户的取款，不论从款项来源、支付时间以及孙朝辉主张权利的时间等方面来看，都明显不符合有关借款的法律法规规定，不属于借款往来。（二）《协议书》、《借款补充协议》系孙朝辉与银某恶意串通、损害何卫国合法权益的无效协议，二审判决书认定有效错误。第一，从《协议书》内容和形式看，系孙朝辉单方作出的承诺，该承诺未经相对方何卫国确认或追认。第二，《协议书》记载的事实与实际不符，何卫国不存在对孙朝辉享有债权进行担保的事实。第三，《借款补充协议》中涉及的何卫国夫妻共有财产抵押事宣，没有刘亚美的确认或追认，损害刘亚美的合法权益。第四，《借款补充协议》的附件在该协议签署时明显不存在，孙朝辉起诉所提交的相关资料是在此协议时间之后才形成，两者在时间上完全不一致，且《借款补充协议》签署的时间明显有涂改痕迹，事实上两份协议均为5月13日，后改为5月16日，其中猫腻不言自明。第五，银某作为临时的委托授权人，在孙朝辉仅能提供四年前何卫国出具的70万元借条外无任何其他证据的情形下，其无从对四年前发生的事实作出如此详细的认定，银某的签字违背事实和常理。第五，孙朝辉雇请的侵占何卫国房屋的居住人杨某多次证词证实，孙朝辉是在自行打印好协议后以支付银某50万元酬金为条件要求银某签署的。因此，这两份协议无论从其本身记载的内容还是形成过程等分析，均属无效。（三）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二审判决错误适用已废除的《民法通则》中有关表见代理的规定。2、二审判决将《协议书》、《借款补充协议》的效力作另案处理错误，并因此错误适用法律。3、二审判决在审理本案时非法剥夺申请人辩论权利，程序违法。孙朝辉答辩称：1、郭铁军代为支付的99万元，部分是何卫国个人收取的，部分是按何卫国的指示委托支付的。何卫国、刘亚美在原一审、原二审、重一审、二审中均予以认可收到，并辩称是郭铁军清偿对何卫国的债务而支付，现又在再审申请中对收款事实予以否认，显然是在做虛假陈述。2、2010年初，郭铁军为清偿与孙朝辉之间的部分债务，将抵押给孙朝辉的抵押物另行抵押给黄永林并向黄永林借款300万元，以清偿孙朝辉债务。同时孙朝辉也向黄永林借款200万元，黄永林将借款全部支付到郭铁军账上。郭铁军将300万元借款偿还给了孙朝辉，另200万元按孙朝辉的指示进行了支付，其中，代为支付给何卫国100万元。因郭铁军未能按照约定时间归还黄永林300万元借款，黄永林于2011年就此次借款向郭铁军提起诉讼，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株中法民一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根据该判决书查明的事实，郭铁军向黄永林借款300万元，并非500万元，另200万元是孙朝辉向黄永林所借，孙朝辉向黄永林借款200万元后，转借了100万元给了何卫国，并不是何卫国、刘亚美在再审申请书中陈述的是郭铁军清偿其债务而向何卫国支付的。3、本案的《协议书》及《借款补充协议》均是孙朝辉与何卫国委托的代理人银某签订的，银某多次征求过何卫国意见后形成了本案两份协议书。何卫国在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没有向孙朝辉告知其解除与银某之间委托关系的事，并陈述称没有必要告知孙朝辉。4、何卫国与郭铁军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由人民法院审理查明，郭铁军从未陈述本案代为支付的99万元为清偿其与何卫国之间的债务，何卫国也没有证据证明该99万元是清偿何笔债务。5、《协议书》及《借款补充协议》涉案部分合法有效。上述协议内容无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原审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孙朝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何卫国、刘亚美偿还孙朝辉借款280万元；2、何卫国、刘亚美支付借款期间2010年2月10日至2014年6月10日的利息2903013元，以后的利息按息2%计算至实际全部还清之日止；3、何卫国、刘亚美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何卫国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孙朝辉偿还何卫国、刘亚美240万元；2、孙朝辉从2014年9月27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何卫国、刘亚美利息；3、孙朝辉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3月30日，何卫国因资金周转困难向孙朝辉借款70万元。同日，何卫国向孙朝辉出具了借条两张，内容分别为“今借到孙朝辉人民币30万元整”、“今借到孙朝辉人民币40万元整”。孙朝辉在诉讼过程中陈述第一笔30万元的借款包含了1万元的利息。2010年2月，第三人郭铁军向孙朝辉转账300万元。2010年2月11日，孙朝辉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分两笔向何卫国共计转账100万元。2010年2月11日至13日，何卫国由郭铁军取款或由何卫国代为取款共6次计99万元。孙朝辉提出300万元与本案无关，2010年2月11日的100万元系孙朝辉向何卫国提供的借款，从郭铁军账户取款的100万元系郭铁军代孙朝辉向何卫国提供的借款；何卫国提出郭铁军向孙朝辉转账的300万元中，有200万元系郭铁军支付给何卫国，由孙朝辉代领，孙朝辉于2010年2月11日将其中100万元归还何卫国，从郭铁军账户取款共计100万元系郭铁军归还何卫国的款项。2010年5月10日，孙朝辉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了何卫国10万元。孙朝辉提出该笔款项系何卫国向其借款，何卫国提出异议认为该笔款项为孙朝辉归还给何卫国的借款。2014年3月22日，何卫国委托银某处理何卫国与孙朝辉之间的债权债务事宜并出具《委托书》，内容为：“委托人何卫国个人授权被委托人银某全权处理委托人与孙朝辉之间的债权债务事宜。被委托人在处理该债权债务过程中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不能做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不牵扯与本委托之外的任何事情。否则，由被委托人承担一切后果，委托人概不负责。”2014年5月13日，银某与孙朝辉签订《协议书》，何卫国确认从2008年10月起至2010年5月欠孙朝辉共计280万元，利率从2010年2月10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双方在本协议签订后三日内签订补充借款协议。2014年5月16日，银某以何卫国的名义（乙方）与孙朝辉（甲方）签订了《借款补充协议》一份，协议主要内容为：1、甲方出借给乙方的借款本金最终确认为280万元（对借款构成进行了确认）；2、双方一致同意按上述借款本金，乙方自2010年2月10日起按月利率2%向甲方支付利息，利息计算至乙方向甲方还清全部借款本金止；3、乙方承诺并保证在本协议签字生效后的六个月内向甲方偿还全部借款本金280万元及利息，其中，自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前五个月每月向甲方还款50万元，余款在最后一个月一次还清，除第一期的还款由乙方在本协议签字后的10日内支付外，其他每期还款日期为每月的15号前；4、乙方同意继续为千姿公司的210万元借款提供不可撤销连带保证，直至甲方全部收回借款本金及利息时止；5、该协议还就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该协议载明附件有2009年9月30日出具的两张借条、2010年孙朝辉支付何卫国的200万元的付款凭证、何卫国提供担保的孙朝辉在千姿公司享有债权的借条及何卫国对银某授权的《委托书》。2014年10月17日，第三人郭铁军接受一审法院询问称，2009年11月1日的210万元是孙朝辉借给郭铁军的，当时何卫国进行了担保。2010年2月9日支付给孙朝辉的300万元是处置了当时抵押给孙朝辉的房产后获得的，该笔钱是给孙朝辉的，郭铁军未表示应将200万元给何卫国。一审法院另查明：1、银某接受何卫国委托后，在与孙朝辉签订《借款补充协议》之前与何卫国发生矛盾，并威胁、恐吓何卫国准备了一份“超级大礼”，即《借款补充协议》。何卫国与银某发生矛盾后，告知银某不再委托其处理何卫国与孙朝辉之间的债权债务；2、何卫国在原一审庭审中陈述其无必要将解除委托事宜告诉孙朝辉，在本次一审中改口称已于2014年5月1日电话告知孙朝辉解除委托事宜；3、孙朝辉和何卫国均是第三人郭铁军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千姿公司债权人；4、何卫国陈述其反诉请求构成为孙朝辉受让何卫国在千姿公司210万元债权，扣除孙朝辉支付给何卫国的70万元，尚余140万元，另孙朝辉代领何卫国在第三人处的200万元，仅归还100万元，故共计240万元；5、何卫国与刘亚美系夫妻关系，诉争债务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审理的焦点：1、孙朝辉、何卫国之间债权债务情况；2、2014年5月13日及2014年5月16日签订的《协议书》和《借款补充协议》能否采信。（一）关于孙朝辉、何卫国之间债权债务情况：1、孙朝辉诉请280万元，第一笔为2009年3月30日的借款70万元，对此孙朝辉提供借条，且何卫国未予否认，孙朝辉陈述此借款预扣1万元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利息不得预扣的规定，一审法院确认2009年3月30日的借款为69万元。第二笔为2010年5月10日的10万元，孙朝辉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其于当日向何卫国支付了10万元，何卫国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该10万元是双方其他业务往来，故一审法院推定该10万元属于借款；第三笔为2010年2月孙朝辉向何卫国转账的100万元，孙朝辉提交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其向何卫国转账100万元为借款，何卫国未予否认收到此款，并辩称该款系第三人还款，但第三人陈述明确表示其无归还何卫国款项的意思表示，何卫国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且无法证实双方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故推定该100万元属于借款；第四笔为孙朝辉主张的于2010年2月通过第三人郭铁军向何卫国支付的100万元，该100万元系分多次通过郭铁军账户由郭铁军取款或何卫国代郭铁军取款，不符合日常借款惯例，且无其他证据证明系孙朝辉向何卫国提供的借款，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该款项为借款。关于何卫国诉请的240万元，因第三人郭铁军来院陈述2010年2月未归还何卫国200万元，且何卫国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孙朝辉需支付何卫国210万元，故何卫国、刘亚美的反诉请求，因无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协议书》和《借款补充协议》的采信问题。《协议书》和《借款补充协议》系银某代表何卫国对孙朝辉与何卫国之间债权债务的清理及借款事实的确认。现孙朝辉提交的证据显示孙朝辉与何卫国之间债务构成情况与《协议书》和《借款补充协议》载明的明显不一致，且银某存在侵害何卫国权益的恶意，故对《协议书》和《借款补充协议》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确认何卫国向孙朝辉借款179万元。对孙朝辉要求何卫国偿还其借款本金179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借款没有约定利息，视为不支付利息，但在孙朝辉向何卫国催讨后，何卫国拒不偿还，应当支付利息。孙朝辉没有举证证明其向何卫国催讨的时间，但可以推定孙朝辉在何卫国委托银某之前已向何卫国进行了催讨。何卫国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孙朝辉支付从2014年3月22日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对孙朝辉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上述债务发生在何卫国、刘亚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此，刘亚美应当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何卫国、刘亚美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孙朝辉179万元及利息（以179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3月22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孙朝辉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何卫国、刘亚美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受理费51721元，反诉受理费13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69721元，孙朝辉负担18657元，何卫国、刘亚美负担51064元。孙朝辉上诉请求：（一）请求支持孙朝辉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驳回何卫国、刘亚美的全部诉讼请求。（二）请求依法判令何卫国、刘亚美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忽视孙朝辉提交的多份证据，以第三人转款的方式不符合日常借款惯例，且无其他证据证明为由不采信该笔借款，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孙朝辉在一审法院中提交了《协议书》、《借款补充协议书》等相关证据，证明第三人郭铁军向何卫国转账的100万元系孙朝辉对何卫国的借款；而何卫国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该笔款项不属于借款；根据优势证据原则，法院应当认定该笔款项属于借款。2、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协议书》、《借款补充协议书》无效，系适用法律不当。孙朝辉基于何卫国出具给案外人银某《授权委托书》的合理信任，并且何卫国在撤销授权时未及时通知孙朝辉，也导致孙朝辉无法知晓该授权的撤销。依据表见代理的相关法律规定，应认定《协议书》、《补充借款协议》合法有效。何卫国在庭审中也予以承认该份授权委托，认可解除银某的委托，未采用书面形式，也未告知孙朝辉，更未收回委托书。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案外人银某恶意侵害何卫国利益的证据不足，并且法院所认为的具有威胁性的内容是案外人银某与何卫国的委托纠纷，与本案孙朝辉无关。法院不能以事后案外人与何卫国的言语冲突就倒推案外人在之前与孙朝辉签订协议书时就具有恶意。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孙朝辉的全部诉讼请求。何卫国、刘亚美辩称，我方答辩意见与上诉意见一致。何卫国、刘亚美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孙朝辉本诉的诉讼请求。（二）支持何卫国、刘亚美的反诉请求。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查明的部分事实与实际不符，有以下错误之处：（1）借款70万元的借条出具时间与借款实际支付时间不是同一天。依据孙朝辉提供的这70万元银行凭据来看，2008年10月30日26万元、11月1日3万元、12月8日6万元、12月20日29万元，共计64万元。而两张共计70万元的借条时间为2009年3月30日，显然借款实际发生时间与借条出具的时间不是同一天，一审判决对此事实查明错误；（2）一审判决认定何卫国从2008年10月起至2010年5月欠孙朝辉共计280万元错误。因为2014年5月13日的《协议书》是银某在其授权委托已被取消后与孙朝辉恶意串通私下签署的，何卫国、刘亚美并不知情此事，更不存在何卫国、刘亚美确认从2008年10月起至2010年5月欠孙朝辉共计280万的事实。这一点可从银某、付某、杨某等证人证言及一审开庭记录等证据可证实；（3）2014年5月16日《借款补充协议》载明的附件中2010年孙朝辉支付何卫国200万元的付款凭据与事实根本不符；（4）第三人郭铁军在法庭询问所陈述的事实与实际不符，且陈述本身亦自相矛盾，不合逻辑和常理，证词缺乏必要的真实性和可信度；（5）一审判决未认定孙朝辉与银某恶意串通的事实。根据银某发给何卫国的短信记录、孙朝辉雇佣的杨某的证词、孙朝辉恶意诉讼等证据材料可知，孙朝辉是因其对千姿公司巨额债权无法实现而意图将自己损失转嫁给何卫国、刘亚美，故在四年后采用一系列恐吓、威胁等非法手段强迫何卫国、刘亚美委派人去商谈，后采用以50万元巨额回报作为交换来买通原本已无委托代理权的银某，双方恶意串通签署一系列虚假协议来侵害何卫国、刘亚美合法权益，两人恶意串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一审判决并未对此认定。2、一审判决认定孙朝辉于2011年2月11日支付至何卫国账户的100万元和5月10日的10万元推定为借款的认定错误。这笔资金往来属于郭铁军、千姿公司的两位债权人孙朝辉、何卫国之间对其共同债务人归还款项的往来，不属于两人之间的借款往来。何卫国与孙朝辉两人同时是郭铁军的债权人，且孙朝辉最开始是委托何卫国放债给郭铁军，两人是合伙放债的共同利益人。郭铁军支付300万元至孙朝辉账户的钱也是何卫国、孙朝辉两人共同追债的结果，这笔款项应由两人自行分配，两人都具有利益，且其中的200万元应属于何卫国。对此，伍连生的证词及2014年8月郭铁军、伍连生、何卫国的谈话录音可佐证。3、何卫国的反诉请求应该得到支持。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及一审庭审来看，何卫国、刘亚美的反诉请求是有充分证据和事实依据的，因为孙朝辉的300万元是来源于双方当事人的共同债务人郭铁军，而郭铁军在与何卫国、刘亚美的多次谈话中都认可其中的200万元是支付给何卫国的，是被孙朝辉代领了。这一系列证据都已形成锁链，具有连贯性和可信性。请求依法支持何卫国、刘亚美的反诉请求。孙朝辉辩称，我方答辩意见与上诉意见一致。二审期间，何卫国、刘亚美申请杨某出庭作证并提交了杨某的调查笔录、《借条》、《进账单》、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株中法民一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2015）株中法执裁字第8号执行裁定书、（2016）湘02执异1号执行裁定书、本院（2016）湘执复48号执行裁定书。二审法院依法传唤银某出庭作证，证人当庭提供了证人证言。二审对双方争议的事实查明：1、2008年10月30日、11月1日、12月8日、12月20日孙朝辉分别从银行取款64万元借给何卫国。2009年3月30日，何卫国与孙朝辉对上述借款进行了结算，何卫国为此出具两份借条，两份借条分别载明借款金额为30万元及40万元，两份借条中分别包含了孙朝辉扣除的利息；2、2009年9月，郭铁军以其房产抵押向孙朝辉借款。孙朝辉为促使郭铁军还钱，将郭铁军的房产抵押权转让给案外人黄永林，黄永林同意借款500万元给郭铁军与孙朝辉。郭铁军、孙朝辉分别向黄永林出具300万元及200万元的借条。黄永林于2010年2月9日分两笔向郭铁军的银行账户共汇账465万元（黄永林扣除35万元作为利息），作为支付给两人的借款。郭铁军将自己所借300万元汇入孙朝辉银行账户，以偿还孙朝辉借款。孙朝辉收款后于2月11日汇款100万元给何卫国。孙朝辉认为该100万元是借给何卫国的，何卫国认定100万元是郭铁军还给何卫国的钱而被孙朝辉代领的；3、2010年2月10日，孙朝辉委托郭铁军将黄永林汇到其账户的165万元支付给他人，其中，第三人郭铁军按照孙朝辉的委托陆续支付给何卫国99万元。何卫国认可收到郭铁军100万元，但认为是郭铁军的还款。何卫国为说明郭铁军欠款，提供郭铁军出具的《借条》、回款《进账单》、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株中法民一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及系列执行文书，拟证明在2010年2月10日郭铁军对何卫国有欠款，何卫国也有业务回款，不存在向孙朝辉借钱。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株中法民一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查明，何卫国向郭铁军主张的债权发生在2009年5月19日至2010年5月28日之间，至2010年2月11日，何卫国对郭铁军享有债权40万元，其中2009年5月19日郭铁军向何卫国借款10万元，2010年2月11日向何卫国借款30万元；何卫国在该判决中向郭铁军主张了上述两笔借款，该判决支持了何卫国主张的上述两笔借款；4、郭铁军向孙朝辉出具的证明与何卫国、郭铁军及案外人伍连生的谈话录音所记载的内容相互矛盾，为此，法院先后传唤郭铁军到庭陈述了案件事实；5、2014年5月13日，案外人银某与孙朝辉签订《协议书》至5月28日期间，银某与何卫国之间存在电话及短信往来，并未产生矛盾，直至5月29日银某催要完成委托事项的报酬，因未能联系到何卫国，双方开始发生矛盾，何卫国收到银某手机短信，声称要送一份“超级大礼”。孙朝辉起诉后，何卫国申请银某出庭作证，银某在原一审作证称该“超级大礼”指的就是《借款补充协议》。二审期间，再次传唤银某出庭作证。银某作证称：我按照何卫国的要求完成委托事项后，何卫国既不接听电话又不支付委托报酬，故意避而不见，故发短信对其恐吓与威胁。手机短信中的“超级大礼”，不是指《借款补充协议》。何卫国承诺在我作证后，还是支付我50万元，作为完成委托事项的报酬，因此我在一审中称“超级大礼”就是指《借款补充协议》。后何卫国仍未将承诺的50万元给我，我所称的超级大礼实际是指欲伺机报复何卫国。对于证人银某的证言，何卫国当庭未予以辩驳；6、《协议书》对孙朝辉与何卫国发生的借款债权及其他债务进行了清理与确认，其中借款债权部分仅确认了借款金额、利息及利息的起算日期，没有约定具体的还款期限及还款方式，双方在《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再签订《借款补充协议》。在随后的《借款补充协议》中将《协议书》确认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明确了具体的还款日期及还款方式。《协议书》与《借款补充协议》均确认的借款本金为280万元，利息按二分从2010年2月计算。故此《协议书》与《借款补充协议》对本案涉案借款债权的确认一致；7、何卫国提出口头解除了与银某的委托，并申请证人付某出庭作证，银某对此予以否认。另何卫国提出电话告知了孙朝辉已解除与银某的委托事宜，孙朝辉对此也予以否认；8、证人杨某证明孙朝辉与银某恶意串通，并证明孙朝辉许诺给银某50万的好处费，银某与孙朝辉均予以否认。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孙朝辉与何卫国发生债权债务的认定，包括：1、何卫国出具给孙朝辉30万元、40万元的借条；2、孙朝辉支付给何卫国的100万元及10万元；3、第三人郭铁军支付给何卫国的100万元；（二）《协议书》和《借款补充协议》中借款债权的效力问题，包括：1、何卫国与银某的委托关系是否解除及是否构成表见代理；2、孙朝辉与银某是否恶意串通，侵害了何卫国的权益。（三）何卫国、刘亚美向孙朝辉所主张240万元债权的认定。（一）关于孙朝辉与何卫国发生债权债务的认定1、何卫国出具给孙朝辉30万元、40万元借条的认定。2009年3月30日，何卫国向孙朝辉出具的两张借条，是对孙朝辉于2008年10月30日至2008年12月20日汇款的确认，何卫国对借款70万元予以认可，但认为双方互为债权债务关系，应在孙朝辉所欠的210万元债务中抵扣，所以不但不应偿还70万元借款，抵扣后孙朝辉尚欠140万元。但何卫国未提供孙朝辉所欠210万元的证据。孙朝辉在庭审中自认借条中预扣了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故二审法院根据汇款金额确认2009年3月30日孙朝辉与何卫国确认的两张借条本金为64万元。2、关于孙朝辉支付给何卫国的100万元及10万元的认定问题。（1）孙朝辉主张于2010年2月11日向何卫国支付的100万元为借款，说明了该笔款项的来源，提交了相应银行转账凭证。何卫国确认收到该100万元，但否认是向孙朝辉的借款。何卫国认为是孙朝辉代收了郭铁军还给何卫国的200万元，因此，孙朝辉除支付100万元给何卫国外，孙朝辉尚欠100万元未支付。二审法院根据以上查明的事实，认定该款系孙朝辉接收郭铁军的还款，郭铁军对于还款的事实予以确认，孙朝辉与郭铁军之间的债权债务结算并未涉及到何卫国，因此郭铁军支付给孙朝辉的300万元应为孙朝辉个人所有。何卫国并未提供郭铁军指示孙朝辉代为归还200万借款的证据，也没有提供当时郭铁军与何卫国之间的债权债务情况，故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该笔款项为孙朝辉代郭铁军的还款，何卫国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因此，基于孙朝辉已向何卫国转账10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该100万元为借款并无不当，予以支持。（2）孙朝辉主张2010年5月10日向何卫国转账10万元是借款，并提交银行转账凭证，何卫国确认收到该笔款项，同样否认是借款，只认可是了结双方的往来款项，何卫国依法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何卫国虽辩称该笔款项为还款而非借款，但并未提供与此笔转账相关的证据，以证明何卫国与孙朝辉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亦未提供双方关于该笔还款的结算凭证或其他能体现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认定该10万元为借款并无不当，予以支持。3、关于第三人郭铁军支付给何卫国100万元的认定。孙朝辉主张委托第三人郭铁军代付给何卫国的100万元为借款，郭铁军对此予以认可。何卫国主张与郭铁军存在到期债权，称该100万元是第三人郭铁军归还的借款，与孙朝辉无关。二审法院认为，如果何卫国对郭铁军享有到期债权，何卫国对郭铁军支付的款项进行抵扣，那么郭铁军未按孙朝辉的指示完成代付义务视为委托代付未履行，孙朝辉应按委托关系另行向郭铁军主张权利。但第三人郭铁军否认何卫国对其享有到期债权。就以上事实已在二审法院查明中予以确认。何卫国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郭铁军代付100万元。孙朝辉委托郭铁军向何卫国支付100万元的事实依据，明显优于何卫国抵扣郭铁军债务的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以不符合日常借款惯例且无其他证据证明而否认该笔债权认定有误，应予以纠正。现有付款凭证为99万元，故认定实际代付99万元。（二）关于《协议书》和《借款补充协议》中借款债权的效力问题1、何卫国与银某的委托关系是否解除及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何卫国书面委托银某全权处理与孙朝辉的债权债务，何卫国作为委托人，主张委托关系已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关于“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第四百一十条关于“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的规定，何卫国应当提供委托关系解除的证据，否则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对此何卫国申请证人付某出庭作证，证明已口头通知了受托人银某，而银某对此否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何卫国解除委托的口头通知不能证明已到达银某，以及银某已知晓口头通知的具体内容。结合何卫国与银某发生委托关系后2014年3月至2014年7月手机短信中，均未提到解除委托关系。二审法院据此认为委托关系未能依法解除。一审法院认定何卫国已口头通知解除委托关系不当。另外，即使解除委托关系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何卫国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已告知孙朝辉委托关系解除，孙朝辉仍有理由相信银某具有代理权。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合同成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本案《协议书》和《借款补充协议》依法成立。2、孙朝辉与银某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何卫国利益。关于银某与杨某的证言已在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中予以确认。银某与杨某的证言不足以证明孙朝辉与银某在签订《协议书》及《借款补充协议》时存在恶意串通并损害何卫国利益。何卫国主张银某与孙朝辉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二审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银某在接受何卫国委托后，签订《借款补充协议》前与何卫国发生矛盾，并威胁恐吓何卫国准备了一份“超级大礼”指《借款补充协议》及认定“《协议书》及《借款补充协议》债务构成情况明显不一致、银某存在侵害何卫国权益的恶意，不采信《协议书》及《借款补充协议》”属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银某是否侵害了何卫国权益及是否具有主观恶意与银某追索委托报酬等事实认定，双方应按委托合同的法律关系另行处理，本案不予确认。基于以上事实与理由，二审法院认为《协议书》及《借款补充协议》系孙朝辉与何卫国对双方发生的借款债权，以及其他债权在内的债权债务进行的确认与结算，借款的债权与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一致。另外，《协议书》及《借款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其他债权与本案无关，不作认定。对于涉案的借款债权，依据二审期间查明的事实与证据，二审法院依法进行重新认定，孙朝辉依法享有的借款债权金额合计为273万元，《协议书》及《借款补充协议》中双方约定的利率为月息2％，没有超出法律规定的利息，予以支持。担保债权因与本案无关，不作认定。（三）关于何卫国、刘亚美向孙朝辉所主张的240万元债权何卫国、刘亚美向孙朝辉主张240万元债权，何卫国、刘亚美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支持其诉讼请求，应当承担不利法律后果。综上，二审法院认为合法有效的合同应当全面履行，债务应当清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百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四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维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5）雨民重字第05110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二)撤销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5）雨民重字第05110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三)何卫国、刘亚美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孙朝辉借款273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0年2月10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欠款清偿之日止）；(四)驳回孙朝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受理费51721元，反诉受理费13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二审受理费64721元，合计134442元，由何卫国、刘亚美共同负担。再审中，何卫国、刘亚美向本院提交了一份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系何卫国单方面委托。该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是：何卫国在一、二审向法院递交的2014年7月17日光盘中关于郭铁军的录音是郭铁军本人的声音，另一份录音是2014年5月1日录制而成。孙朝辉质证称，该司法鉴定意见书是何卫国、刘亚美单方面委托进行的鉴定，并非人民法院所委托，孙朝辉对于鉴定机构的选择及鉴定事项均未发表意见，对该鉴定意见书不予认可。何卫国、刘亚美未提交该光盘录音的原始载体，该录音是否被进行过技术处理不得而知，送检材料不具有真实性。对于苹果5白色手机中的录音形成时间的鉴定结论不予以认可。送检手机录音形成时间为2014年5月1日23时08分58秒，但何卫国提供的该份录音的整理稿显示时间为2014年5月1日下午16时至17时，两者相互矛盾。对于“2014.7.17录音郭、伍、何”与送检手机录音同一性鉴定时，参照的郭铁军声音样本，样本形成时间是1970年，而苹果5手机上市时间是2012年9月，证明该送检手机中的录音材料显示的形成时间是可以修改的，因此对于送检手机录音即“2014年5月1日的录音”形成时间的鉴定意见不能采信。结合申请人提供录音整理稿可以看出，该录音内容无头无尾，开篇直奔主题，没有任何刚见面的客气寒暄，在茶楼喝茶来了客人也没有服务员前来招呼，所有内容都是何卫国在陈述，郭铁军在附和，谈话结束也很突然，以上种种都可以看出该录音并不是一次完整的谈话录音，只节选了对其有利部分，现有不完整的录音并不能真实反应录音内容。在本案诉讼过程中郭铁军多次陈述以其在人民法院的陈述为准，因此，该录音并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本院认为，该鉴定意见并非由人民法院委托，而是何卫国单方委托，程序不当；且该鉴定的样本时间出现明显错误，该鉴定意见不具有参考性；郭铁军在录音中的回答与其在法院的陈述前后矛盾，也与本案证据证明的事实相矛盾，故对该鉴定意见书及两份录音不予采信。另何卫国在一、二审中还申请证人付某、银某、刘才林等证人出庭作证，以及杨某等人的证词，因上述证人证言所证明的事实与孙朝辉向法院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协议书》、《借款补充协议》以及何卫国的自认相矛盾，根据书证证明效力大于证人证言的证据规则，本院对上述证人证言不予采信。本次再审开庭后中，何卫国又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株中法民一初字第11号案卷中孙朝辉提供的借款凭据。拟证明截止到2010年2月9日，孙朝辉对郭铁军只享有80万元的到期债权。2、郭铁军出具给何卫国的4张借据合计808万元，以及千姿公司与何卫国为借款办理抵押登记的票据两张。拟证明截止到2010年2月9日何卫国对郭铁军享有到期债权在800万以上。千姿公司、郭铁军就其所欠何卫国的1000多万元借款办理了抵押登记。3、2010年2月9日郭铁军向黄永林抵押借款500万元的抵押登记材料以及2010年5月28日借款还清、抵押权注销的登记资料。拟证明郭铁军以自己名下的商铺向黄永林抵押借款500万元，并非孙朝辉转让抵押权给黄永林而借款500万元。4、郭铁军于2010年2月10日到13日的银行取、转款凭证及银行流水。拟证明郭铁军银行卡上的钱并没有支付给何卫国的事实，郭铁军代付款给何卫国的说法不成立。5、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回复函。拟证明“1970”数字的成因及该情形对录音的实际形成时间没有影响的事实。孙朝辉质证意见是：对第一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孙朝辉与千姿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经过各方退让调解已经达成了和解协议，并且遵照履行。该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无关。因为有部分到期债权，归还之后就不会再主张，该调解书不能真实体现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与本案诉讼没有关系。对第二份证据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没有任何借款支付凭证，借款是否真实发生无法确定。在何卫国与郭铁军的诉讼中，确认郭铁军没有对何卫国进行任何还款行为，更可以证明郭铁军代付的99万元，并非是偿还何卫国的借款。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500万的抵押权跟本案无关。这个抵押的是500万，产权人是郭铁军。我方是300万的抵押权证，抵押权人是黄永林，抵押人是千姿公司。对于证据四，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其他有异议。郭铁军代为支付的99万元，在原诉讼中已经认可，并且郭铁军也到法庭进行了陈述。至于钱的去向，何卫国有支配权，用于那里，与本案无关。而且郭铁军的签名与本案诉讼过程中和孙朝辉材料中掌握的签名不一致，申请人没有调取全部材料，存在何卫国代为取款的可能性。对于证据五，对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湖南鉴定中心的函只能说明参照样本的形成时间是如何形成的，不能说明何卫国录音证据的形成时间，可以手动的方式调整手机系统时间，篡改录音形成时间。该函不能证明何卫国的录音证据真实。本院认为，对何卫国提交的证据一，虽然在该案中孙朝辉递交的证据显示，截止到2010年2月9日止，孙朝辉对千姿公司只享有80万元到期债权，但因郭铁军、案外人黄永林对2010年2月10日支付给孙朝辉的300万元款项无异议，均否认该300万元包含有支付给何卫国的200万元，且郭铁军向孙朝辉偿还借款后，孙朝辉不再保留借条，符合交易习惯，现再要求孙朝辉提供2010年2月10日止对郭铁军享有300万以上的债权证据，不符合举证责任的规定。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采信。对证据二，虽然何卫国提交了郭铁军出具的借条，但没有相应的银行流水予以佐证，证据之间还未形成证据链，而且郭铁军与何卫国之间的借款纠纷已在相关诉讼中予以确认，故该证据难以达到何卫国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证据三，因孙朝辉、郭铁军一起向黄永林抵押借款500万元的由来和经过的事实，已经在黄永林与郭铁军借款纠纷的生效判决中予以确认，且孙朝辉提交的证据证明了该500万元就是解除了郭铁军原抵押给孙朝晖的房产。故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采信。对证据四，该转、取款凭证只能证明从郭铁军的银行卡上向其他三位自然人转过款项，还不能证明是郭铁军与上述三位自然人之间有经济往来关系，并且转、取款凭证上郭铁军的签名凭肉眼判断与其平时签字不一致，郭铁军也向法院陈述向何卫国支付了99万元款项，何卫国在一审中也自认收到郭铁军99万元，在二审和再审中何卫国又陈述是孙朝辉偿还何卫国的欠款，现又主张其未收到该款项，自身陈述前后矛盾，该证据也未形成证据链，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于证据五，如前所述，因本院对该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已经没有采信，故对该回复函的意见不予采信。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一审、二审中递交的证据，本院再审查明：1、二审法院依法向何卫国、刘亚美送达了孙朝辉的上诉状副本，给予了答辩期，庭审中，何卫国、刘亚美陈述了上诉请求和答辩理由，并充分发表了法庭辩论意见，没有剥夺其辩论权利。2、何卫国于2011年向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郭铁军还款660万元。在何卫国的起诉状中列明了660万元的构成，即2009年5月19日郭铁军借款10万元；2010年2月11日郭铁军借款30万元；同年3月18日郭铁军借款20万元；同年5月28日郭铁军借款600万元。该判决对何卫国主张的660万元借款全部予以支持，没有抵扣郭铁军曾支付过给何卫国的任何款项。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于2011年7月19日作出（2011）株中法民一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3、2009年11月1日，千姿公司向孙朝辉借款210万元，担保人是郭铁军和何卫国。4、在2010年2月份之前，郭铁军为法定代表人的千姿公司至少欠孙朝辉600万元的借款。5、一审时，千姿公司破产管理人于2015年10月11日向法院出具了一份《关于千姿公司与孙朝辉、何卫国债务》的说明。该说明证明至2009年12月千姿公司还清了何卫国全部款项，千姿公司破产管理人至今没有收到何卫国提出的债权申报。一、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孙朝辉起诉的证据主要是银行转账凭证以及在此之后形成的《协议书》、《借款补充协议》，何卫国的反诉请求也是主张孙朝辉向何卫国借款，故一、二审法院将本案案由定为民间借贷纠纷正确。本案的民间借贷纠纷主要有两个焦点问题：（一）关于关于本案和反诉本金问题根据孙朝辉的起诉，本诉的本金主要由以下几笔构成：1、2009年3月30日，何卫国向孙朝辉出具的30万和40万元的两张借条。虽然何卫国对两份借条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孙朝辉银行流水显示只转款64万元借给何卫国。二审法院以银行转账金额作为该笔借款的本金正确。2、第二笔为2010年5月10日的孙朝辉向何卫国账户转账10万元。孙朝辉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何卫国辩称该10万元是其与孙朝辉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但没有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何卫国的辩解理由不予采信，认定双方借款属实。3、第三笔为2010年2月孙朝辉向何卫国转账的100万元。何卫国辩称该款系第三人郭铁军还款，只是由孙朝辉代为支付。何卫国在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株中法民一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的起诉状中，无论是其提供的证据还是其自认，郭铁军在2010年2月之前只欠何卫国10万元，郭铁军没有向何卫国还款义务，并且在该判决中，并未将该款项作为郭铁军的还款抵扣本金，郭铁军在接受法院询问时，也明确表示无归还何卫国款项的意思表示。同时，货币是种类物，具有占有即所有的特征。孙朝辉对郭铁军享有超过300万元的债权，郭铁军一旦将款项转入孙朝辉银行账户，该款就属孙朝辉所有，因此，即便郭铁军有将其中200万元通过孙朝辉还款给何卫国的意愿，何卫国也不能以此为由，要求孙朝辉承担向何卫国的付款义务。更何况在2010年2月，何卫国不享有对郭铁军的债权，郭铁军没有对何卫国的还款义务。故该100万元认定为孙朝辉出借给何卫国借款的理由更为充分。4、第四笔为孙朝辉主张的于2010年2月通过郭铁军向何卫国支付的100万元。孙朝辉主张委托第三人郭铁军代付给何卫国的100万元借款，郭铁军对此予以认可。何卫国在第一次一审时没有否认收到该款项，在第二次一审时认可收到过该款项，只是认为是另一法律关系。现在二审、再审中陈述只收到31万元，另外68万元是郭铁军自取自用，与其无关。本院认为，何卫国的陈述前后矛盾，一般最开始的陈述比较符合真实情况，郭铁军在法院陈述代孙朝辉付过100百万给何卫国，二者陈述一至，而且郭铁军在2010年2月之前只欠何卫国10万元，双方之间没有100万元的到期债权。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株中法民一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中也未对该笔款项予以抵扣本金。并且千姿公司破产管理人证明至2009年12月千姿公司还清了何卫国全部款项。根据优势证据原则，应认定该款项是孙朝辉委托郭铁军向何卫国支付的100万元借款。现银行转账凭证只有99万元，故认定该笔借款金额为99万元。2009年11月1日，千姿公司向孙朝辉借款210万元，担保人是郭铁军和何卫国。在该借款关系中，出借人是孙朝辉，债务人是千姿公司，何卫国是担保人。现何卫国依据该借条来主张孙朝辉欠其210万元。既无事实根据，也无任何理由。何卫国、刘亚美主张孙朝辉欠其240万元借款的再审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二）关于《协议书》和《借款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何卫国委托银某全权处理与孙朝辉的债权债务，并出具了书面委托书。根据该授权委托书，银某有权代表何卫国与孙朝辉结算双方之间的债务。虽然何卫国主张在签订上述两份协议书之前，已解除了与银某的委托关系，但并没有提供相应证据。相反，从何卫国与银某自2014年3月至7月的手机短信中，显示银某代表何卫国与孙朝晖签订《协议书》和《借款补充协议》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关系仍然良好，自同年5月29日之后，因何卫国没有及时支付银某的报酬，双方关系才开始恶化。换言之，银某在签订《协议书》、《借款补充协议》的时候，还没有出现何卫国要解除银某授权的事由。二审法院据此认为委托关系没有解除正确。另外，即使何卫国已解除了银某的授权，因何卫国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及时告知了孙朝辉，孙朝辉仍有理由相信银某具有代理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银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何卫国仍应为此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何卫国也没有提供银某与孙朝辉之间存在恶意串通以损害何卫国利益的证据。因此，《协议书》和《借款补充协议》中涉及到本案部分的内容应依法认定有效。《协议书》和《借款补充协议》载明的事实与孙朝辉向法院提供的其他证据基本能够互相印证，可以认定何卫国尚欠孙朝辉借款本金273万元的事实。《协议书》及《借款补充协议》中双方约定利率为月息2％，没有超出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二审法院依法向何卫国、刘亚美送达了孙朝辉的上诉状副本，给予了答辩期，何卫国、刘亚美在庭审中充分发表了法庭辩论意见，没有剥夺其辩论权利，程序合法。何卫国、刘亚美关于二审程序违法的再审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不予采信。本案判决时间为2017年10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实行时间为2017年10月1日，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并未废止，相关规定及其司法解释依然有效。只是民法通则与民法总则规定不一致时，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民法总则对代理行为已经单独作出了新的规定，原判仍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确有不当，但并不影响本案的实体裁判结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关于“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的规定，本案仍应予以维持。综上，何卫国、刘亚美的再审理由和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1民终3713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鹏审判员 王 琳审判员 曾 光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九日书记员 汤杨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