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1702民初405号 原告：刘之琴，女，1965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万富，四川博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国进，四川博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达州市通川区棉纺织厂。 诉讼代表人：庞德万，达州市通川区棉纺织厂破产清算组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成荣，女，达州市通川区棉纺织厂留守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祉由，四川奥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之琴与被告达州市通川区棉纺织厂（以下简称棉纺厂）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之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万富、熊国进，被告棉纺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成荣、石祉由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之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原告从1987年8月5日起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且至今为被告单位职工；2.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正式职工享受同等待遇。事实和理由：原告从1987年8月5日起与达县市棉纺织厂（后更名为达州市通川区棉纺织厂）建立劳动关系，于1989年8月9日转正升为3级，于1991年8月26日经达县市劳动局审批工资调整为6级。1992年10月，原告因病向被告请假在家待岗。后达州市通川区棉纺织厂进入破产清算时，该清算组管理人称原告为单位除名职工，将按照除名职工进行安置，但自始至终清算组并未向原告出示任何除名文件，在对外公示参工后除名名单中也没有原告名字。综上，被告称原告为除名职工完全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原告至今仍系被告正式职工，应与正式职工享受同等待遇，故依法恳请人民法院予以确认。 原告刘之琴在举证期限内提交如下证据：1.集体所有制招工推荐审批表；2.体格检查表；3.招工录取通知书；4.转正审批表；5.企业调整职工工资标准审批表。 被告棉纺厂辩称：原告刘之琴于1987年8月5日参工到棉纺厂属实，但其从1992年开始就以各种原因请假，曾被棉纺厂开会予以除名，后经过劝导后又回厂里上过一段时间的班，但从1992年10月份之后其就再没有回厂上班，棉纺厂也未向其发放工资。1993年3月18日，棉纺厂再次开会确定对其除名。由于棉纺厂对档案管理不善，丢失了包括原告在内的5个除名文件，现确实提供不出原告的除名文件，但原告在1995年就已经知道自己被除名，长达20多年均没有向棉纺厂提出其对除名或津补贴的发放有任何异议，直到2018年才提起仲裁及诉讼，已经超过劳动争议仲裁时效，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棉纺厂在举证期限内提交如下证据：1.1987年9月工资表；2.1992年7月考勤表和工资表；3.1992年8月考勤表和工资表；4.1992年9月考勤表和工资表；5.1992年10月考勤表和工资表；6.1993年3月会议记录；7.2011年6月工资表；8.2012年1月工资表；9.2012年12月工资表；10.2014年1月工资表；11.2015年工资表；12.2016年困难补助费发放表。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达州市通川区棉纺织厂（原达县市棉纺织厂）始建于1975年，隶属于达州市通川区轻化纺织行业管理办公室，属集体所有制企业。刘之琴于1987年8月5日与达县市棉纺织厂建立劳动关系，于1989年8月9日转正升为3级，于1991年8月26日经达县市劳动局审批工资调整为6级。1992年，刘之琴因病多次请假，该年10月份后其未再回棉纺厂工作，棉纺厂亦未再向刘之琴发放工资。1993年3月18日，棉纺厂召开会议，根据该《会议记录》决定对刘之琴在内的12人予以除名。2005年6月20日，棉纺厂因资不抵债向本院申请破产，本院于2005年11月3日作出（2005）通川法破字第5号民事裁定，宣告达州市通川区棉纺织厂破产。2015年11月23日，本院指定庞德万担任该破产企业清算组组长。截至原告起诉之日，棉纺厂破产清算程序尚未结束。 另查明，2017年10月，棉纺厂开始对单位职工进行安置，通知刘之琴到场对其工龄（从1987年到1995年共计8年）进行确认，并告知刘之琴将对其按照除名人员进行安置。刘之琴不同意按照除名人员进行安置，未在《通川区棉纺厂除名人员工龄花名册》上签字确认。2017年12月23日，刘之琴向达州市通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依法仲裁原告从1987年8月5日起与棉纺厂建立劳动关系且至今为被告职工；请求与棉纺厂正式职工享受同等待遇。2017年12月27日，达州市通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其他理由作出通区劳人仲不[2017]41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 2018年3月7日，原告刘之琴向本院申请撤回第二项诉讼请求，即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正式职工享受同等待遇。 本院认为，原告刘之琴于1987年8月到被告棉纺厂工作属实，双方之间建立了合法有效的劳动关系。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棉纺厂提供的1993年3月18日《会议记录》是否具有除名效力？对此，本院认为，虽《会议记录》显示棉纺厂已召开会议对刘之琴予以了除名，但该《会议记录》仅是企业内部处理相关事务的单方记录，棉纺厂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已书面告知刘之琴被除名的情况，亦未提供刘之琴被除名的相关文件，因此，该《会议记录》对刘之琴并不能产生除名效力。二、原告主张权利是否超过劳动争议仲裁时效？本案中，虽棉纺厂提出刘之琴在1995年就已经知道自己被除名，且长达20多年均没有向棉纺厂提出其对除名或津补贴的发放有任何异议，直到2018年才提起仲裁及诉讼，已经超过劳动争议仲裁时效这一辩称意见，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刘之琴在1995年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已被除名的事实，且经庭审查明，棉纺厂清算组于2017年10月方通知刘之琴到场确认工龄并明确告知将对其按照除名人员（工龄8年）进行安置，刘之琴因不同意该安置方案拒绝签字，因此，该争议发生的时间方应视作刘之琴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而刘之琴于2017年12月23日向达州市通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规定，刘之琴申请劳动仲裁的时效并未超过一年，故对被告的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原告刘之琴请求确认其从1987年8月5日起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且至今为被告职工，本院认为，刘之琴于1987年8月5日与被告棉纺厂建立合法有效的劳动关系属实，虽其于1992年10月后因病未再回棉纺厂工作，棉纺厂亦未向其支付工资，但棉纺厂并未明确表示与刘之琴解除劳动关系，即履行法定解除手续，因此，刘之琴在家待岗期间双方的劳动关系仅处于中止状态，而非终止状态。但因棉纺厂已于2005年11月3日被本院依法宣告破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四）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的；……”规定，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自棉纺厂被依法宣告破产之日终止，因此，双方之间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段应从1987年8月5日起至2005年11月3日止，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刘之琴提出与棉纺厂正式职工享受同等待遇的请求，诉讼中，刘之琴自愿撤回该项诉讼请求，系其对权利的自由处分，本院予以准许。 综上，原告刘之琴的诉讼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七条、第四十四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刘之琴与被告达州市通川区棉纺织厂之间的劳动关系从1987年8月5日起至2005年11月3日止。 案件受理费10元，由达州市通川区棉纺织厂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李波 审判员  叶燕 审判员  向锷 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日 书记员  何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