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404民初2087号原告:安敬，男，1973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西充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孟阳，湖南人和（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珠海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金湾区平沙镇升平大道**厂房**。法定代表人：张少炜。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文军，广东精诚粤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磊，广东精诚粤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陕西省经济协作总公司，住所地：，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雁塔路中路**石化大院办公楼北侧**v>法定代表人：王汉平。第三人：联邦公司（内蒙古）有限公司，住所地：内蒙，住所地：内蒙古巴彦淖尔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蔡海山。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婕，内蒙古金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永强，公司员工。原告安敬诉被告珠海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简称珠海港公司）、陕西省经济协作总公司（简称陕西公司）、第三人联邦制药（内蒙古）有限公司（简称联邦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安敬的委托代理人孟阳，被告珠海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郑文军、马磊，第三人联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婕、常永强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陕西公司经法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不得执行根据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2017）粤0404执909号《执行裁定书》所执行的联邦公司到期货款人民币36,477,232.89元；2.判令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2017）粤0404执909号《执行裁定书》所执行的联邦公司到期货款人民币36,477,232.89元的债权人为原告。事实和理由：珠海港公司诉陕西公司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中，向金湾区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法院依申请冻结了本案诉争货款债权，随后，相关方均提出异议，法院于2016年12月28日作出（2016）粤0404财保43、45号之三民事裁定书，以不进行实体审查为由，驳回了安敬所提异议。上述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最终以调解形式结案，珠海港公司申请执行，案号为（2017）粤0404执909号，法院裁定提取、划拨陕西公司在联邦公司的到期债权人民币36,477,232.89元，冻结了联邦公司所有银行账户，联邦公司为解除账户查封，被迫以承兑汇票以及现金形式向法院代管账户共支付人民币36,477,232.89元。2017年7月26日，安敬以自己是本案诉争货款债权的实际债权人为由，对上述提出案外人异议。法院裁定驳回了安敬的异议请求，安敬遂提起本案的执行异议之诉。安敬才是诉争货款债权的实际债权人，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2013年8月8日，安敬与天行健公司签订协议，安敬以天行健公司名义分别于2013年6月2日、2014年7月1日、2015年1月20日与联邦公司签订三份供煤合同，开展煤炭供应业务。安敬在经营期内自筹资金向上游供应商采购煤炭，并委托运输公司运货，以天行健公司名义向联邦公司供货，安敬承担了所有的流动资金及管理人员成本，承担了所有经营风险。2015年11月份，由于天行健公司与他人发生诉讼，其账户被查封冻结且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安敬无法再挂靠该公司与联邦公司开展煤炭供应业务，遂与其它公司商谈挂靠事宜。因商谈挂靠事宜需要与陕西公司、联邦公司充分沟通协调，需要时间，且天行健公司与联邦公司的供煤合同期尚未届满，2015年11月、12月，2016年1月、2月，安敬仍以天行健公司名义向联邦公司供应煤炭。2015年12月1日，安敬与陕西公司签订煤炭经营挂靠协议，并于2016年3月最终与联邦公司商定以陕西公司名义向联邦公司供应煤炭，从2016年3月开始，安敬正式以陕西公司名义向联邦公司供应煤炭。为顺利收回煤炭货款且符合联邦公司合同、记账凭证管理制度，安敬通过天行健公司名义与陕西公司补签了委托书，以天行健公司名义委托陕西公司从2015年11月1日起全面负责联邦公司煤炭经营业务，开票和收款。此外，陕西公司与联邦公司补签和倒签了买卖合同，以便于2015年11月、12月，2016年1月、2月煤炭货款的结算，为方便结算，陕西公司与联邦公司的供煤合同起始日期遂约定为2016年1月1日。期间，安敬以天行健公司名义向联邦公司供应货值人民币49,221,330.76元的煤炭，2016年3月至2016年7月，安敬以陕西公司名义向联邦公司供应货值人民币39,770,656.93元的煤炭。联邦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及现金转账方式共向安敬付款人民币52,514,754.8元，尚欠人民币36,477,232.89元。按照先供应先付款的滚动支付原则，联邦公司已支付安敬挂靠天行健公司供应煤炭的货款。联邦公司尚欠人民币36,477,232.89元的货款属于安敬挂靠陕西公司供应煤炭的货款。根据安敬与陕西公司签订的煤炭经营挂靠协议，安敬以陕西公司名义同联邦公司签订煤炭供应合同，负责煤炭货源的采购、付款、运输、交接、验收等全部事宜，自负盈亏、自担风险，陕西公司根据安敬煤炭经营量收取一定挂靠管理费。实际煤炭经营过程中，安敬也严格按挂靠协议与买卖合同，自筹资金向上游供应商采购煤炭，委托运输公司运货，以陕西公司名义向联邦公司供货，接收联邦公司的承兑汇票，安敬承担了所有的流动资金及管理人员成本，承担了所有经营风险。挂靠协议对双方挂靠关系进行了明确说明，对安敬开展供煤业务的独立性从人员管理、财务制度以及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约定，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虽然名义上与联邦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为陕西公司，但联邦公司在实际履行过程中是明确知悉与其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实际相对方就是安敬，而非陕西公司，因此，煤炭买卖合同的实际主体是安敬与联邦公司。陕西公司在煤炭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仅有收取管理费的权利而没有主张煤炭款的权利，并不是诉争货款的债权人。综上，本案原告安敬才是诉争货款债权的实际债权人，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请求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判如所请。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2016）粤0404财保43号之一《民事裁定书》、（2016）粤0404财保45号之一《民事裁定书》、（2016）粤0404财保43、45号之三《民事裁定书》、（2017）粤0404执909号之二《执行裁定书》、（2017）粤0404执909号之四《执行裁定书》、（2017）粤0404执909号之五《执行裁定书》、（2017）粤0404执异50号《执行裁定书》、《协议书》、《供煤合同》、《煤炭经营挂靠协议》、天行键公司向陕西公司出具的《委托书》和《煤炭供应及货款代收说明》、《买卖合同》、巴彦淖尔市瑞邦物流有限公司的《证明》、车辆行驶证、《2015年11月-2016年7月安敬供应联邦煤炭明细表》、联邦公司《结算单》、招商银行付款回单、《内蒙古煤场出厂记录》、过磅单、陕西公司于2016年4月6日所出具的《函》件《仁寿县复合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代收款项说明》、《保证函》等证据，并申请了证人干某出庭作证。被告珠海港公司辩称：一、法院执行的联邦公司欠付的36,477,232.89元债权属于陕西公司所有，法院完全有权对该笔债权进行强制执行。（一）作为债务人的联邦公司和作为债权人的陕西公司均对案涉到期债权归属没有异议，法院有权对该笔债权进行强制执行。在法院对陕西公司、联邦公司的债权两次实施财产保全时，联邦公司分别出具了《关于陕西省经济协作总公司货款说明》、《关于冻结陕西省经济协作总公司煤炭欠款的说明》，并将其对陕西公司的应付账款明细账提供给法院，确认欠付陕西公司的货款，而不是欠安敬的货款；在此后的执行程序中，联邦公司又协助法院执行，将欠付陕西公司的36,477,232.89元交付至法院的执行款代管账户。因此，联邦公司已通过书面和行为两种方式确认其欠付的36,477,232.89元货款债权属于陕西公司所有，如若不然，联邦公司完全可以对法院的执行行为提出有效的执行异议。另外，作为债权人的陕西公司也已经出具的《付款委托书》，确认对联邦公司享有36,477,232.89元货款债权，并委托联邦公司将该笔款项支付到法院指定账户，也就是说，在作为债务人的联邦公司和作为债权人的陕西公司都对该笔货款债权归属没有异议的情况下，法院完全有权对该笔债权进行强制执行。（二）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无论安敬与陕西公司存在何种关系，均不影响陕西公司与联邦公司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认定。陕西公司对联邦公司形成案涉到期债权的《买卖合约》是由陕西公司与联邦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的主体是陕西公司与联邦公司，过磅单的名称、开具发票和收款的主体均为陕西公司来看，履行卖方义务的主体为陕西公司。根据陕西公司向联邦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安敬仅仅是代表陕西公司签订合同、办理结算，但《买卖合约》的卖方权利义务均由陕西公司享有和承担，如果安敬是实际经营者，那为何要陕西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呢，这岂不是自相矛盾的事情。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如果联邦公司拖欠货款，那么也应该是陕西公司起诉联邦公司还款，而不是由安敬提起诉讼；反过来说，如果陕西公司因供应煤炭发生违约，联邦公司也只能通过起诉陕西公司进行追索，而不是向安敬追索。再进一步，如果安敬对外负债，债权人也无权请求法院执行陕西公司对联邦公司享有的债权，因此，无论安敬与陕西公司存在何种关系，安敬在陕西公司与联邦公司的交易中充当何种角色，均系其内部法律关系，对外不具有法律效力，也不影响陕西公司与联邦公司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认定。二、安敬主张其系案涉到期债权的实际债权人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一）《煤炭经营挂靠协议》是虚假的，根本不存在安敬所谓的挂靠陕西公司经营的情况。在本案的保全复议程序中，陕西公司并没有认可安敬与其签署的《煤炭经营挂靠协议》的真实性，具体详见保全复议听证笔录。（二）安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与陕西公司履行了《煤炭经营挂靠协议》的约定。退一步来讲，即便安敬与陕西公司存在所谓的《煤炭经营挂靠协议》，那么按照《煤炭经营挂靠协议》的约定，以及挂靠经营的通常做法：应该是由挂靠人出资并以被挂靠单位名义开展业务，被挂靠单位收款后，扣除应收取的管理费和开具发票所需的税费后，将余额支付给挂靠人。本案中，在陕西公司向联邦公司供应了近9000万元（含已付款52,514,754.80元与未付的36,447,232.89元）的煤炭，但自称作为实际经营者的安敬却拿不出任何实际出资给陕西公司购买煤炭的任何证据，也拿不出陕西公司在收到联邦公司支付的52,514,754.8元货款后，扣除管理费（2元/吨）和税费后将剩余的款项支付给安敬的证据，具体详见安敬提起执行异议程序中的证据四（安敬自称与陕西公司结算后陕西公司付款给安敬的凭证，但实际上均为其他单位与安敬之间的款项往来），现仅凭一份真伪不明的《煤炭经营挂靠协议》就主张其系陕西公司36,477,232.89元货款债权的实际权利人委实过于荒谬。（三）国家取消煤炭经营资质后，挂靠经营煤炭这种经营方式几乎已经不存在，这也反证安敬与陕西公司之间不存在挂靠关系。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建筑等行业需要资质才能开展业务，因此在实践中，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者往往是挂靠有资质的企业进行施工，但在煤炭行业这一情况却恰恰相反。自2014年9月1日起施行的《煤炭经营监管办法》（201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13号）已经取消了原《煤炭经营监管办法》（200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25号）“国家实行煤炭经营资格审查制度。设立煤炭经营企业，应当经过煤炭经营资格审查”这一规定，仅规定“煤炭经营企业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登记注册后，应于三十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的同级煤炭经营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告知性备案”即可。也就是说，煤炭经营业务从2014年9月1日起从资质管理变更为备案管理，一般企业只要办理了备案均可从事该业务，无需再挂靠其他有资质的单位经营。对于自称多年从事如此大规模煤炭经营的安敬来说，不可能不知道这一对煤炭行业具有极大意义的变化，因此，如果安敬有如此庞大的资金组织煤炭采购、运输煤炭，在2014年国家取消煤炭经营资格后，完全可以自己注册、备案公司向联邦公司供煤，而不是采取挂靠经营这一方式供煤。因为这一方式不仅要向被挂靠企业支付管理费挂靠，还要承担如本案一样，因被挂靠单位自身债务导致其债权被执行的风险，这根本不是一个正常商人的选择，这也从反面可以证明安敬与陕西公司之间根本不存在挂靠关系。三、无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还是地方高级人民法院的审判指引，均不支持类似本案的执行异议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举轻以明重的法律适用原则，在法院查封陕西公司对联邦公司享有的债权后，安敬作为案外人，即使通过另案取得了对该笔债权享有权利的生效法律文书证明其系执行标的实际权属人都不应支持执行异议，更何况安敬仅以一纸真伪不明的挂靠协议就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其诉请更不应予以支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审理指南》第23条更是明确规定：“挂靠在承包人名下承揽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以其系工程款的实际债权人为由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如何处理？人民法院针对建设工程发包人应给付承包人的工程款到期债权实施强制执行，实际施工人以其与承包人之间存在挂靠关系、其应享有工程款债权为由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应当不予支持。实际施工人可以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向承包人主张债权”。四、安敬主张联邦公司支付给陕西公司的2015年11月至2016年2月的货款为天行健公司所有，明显与事实不符。（一）根据联邦公司与陕西公司之间2015年11月和12月三份《结算单》，结算的合同编号为Y2015122685，结算单位为陕西公司，结算金额为24,738,857.99元，而该份合同是由陕西公司与联邦公司签订；同时，根据联邦公司与陕西公司之间的2016年1月和2月的两份《结算单》，结算的合同编号为Y2016012782，结算单位为陕西公司，结算金额为24,482,472.77元，而该份合同是由陕西公司与联邦公司签订，上述四个月的业务的开票和收款也均为陕西公司，而非云南天行健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行健公司”），因此，天行健公司与陕西公司签订的《委托书》，实际上是陕西公司在2015年11月1日之后承接了天行健公司对联邦公司的供煤业务，以自己名义对联邦公司供煤、开票并收款，而非简单的代天行健公司收取货款。（二）根据联邦公司聘请的两个会计师事务所在分别向陕西公司发出的《往来账款询证函》和《审计询证函—询证余额》，均确认截止2015年12月31日联邦公司对陕西公司的暂估应付账款的金额为19,176,330.8元，与联邦公司提供给贵院的应付账款明细表中该时间暂估应付陕西公司金额完全一致，该金额虽然与结算单金额不一致，但考虑到属暂估款项，也不足为奇，由此可见，就连联邦公司也已确认2015年11月和12月份的货款是属于陕西公司的。因此，安敬仅以真伪不明的《过磅单》以及所谓的口头协商确定2015年11月至2016年2月之间的煤炭由天行健供应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主张不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法院有权依据（2017）粤0404执909号执行案件的相关裁定执行陕西公司对联邦公司的36,477,232.89元债权，安敬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被告珠海港公司向法院提交的有：《关于陕西省经济协作总公司货款说明》、《关于冻结陕西省经济协作总公司煤炭欠款说明》、付款委托书、《买卖合约》、2016年1-6月结算单、发票、授权委托书、听证笔录、《供煤合同》、2015年11月结算单、12月结算单、应付账款明细表、银行承兑汇票签收回执及付款回单、往来款项询证函、审计询证函、货物运输合同。被告陕西公司经法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但向法庭提交了相关证据说明称：安敬提交的挂靠陕西公司供煤的函和保证函上加盖的公章均不是陕西公司的真实公章。第三人联邦公司辩称：原告从2013年开始为联邦公司供应煤炭，出于交易安全及赔付能力的考虑，联邦公司从不与个人进行交易，于是安敬先后分别挂靠云南天行健公司、陕西经协公司向联邦公司供应煤炭，虽然合同书显示卖方是云南天行健公司，或陕西经协公司或陕西经协总公司，但是联邦公司从未见过这两个公司的任何人，所有合同的形成，从最初的意向谈判，到最终的正式签订以及后来履行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包括煤炭的运输，到货交付，发票的递交以及货款的收取工作，均是由原告与联邦公司实际对接完成履行的，联邦公司从未与陕西公司的任何人员有过接触，煤炭合同签订后，实体义务的履行者至始至终都是原告本人，综上，联邦公司完全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珠海港公司与陕西公司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6）粤0404民初2485号，双方签订货物运输合同，自2015年11月9日至2016年12月31日，珠海港公司为陕西公司运输煤炭、焦炭，2016年4月珠海港公司和上海顶盛储运有限公司签订货物运输合同，以调解形式结案，后经申请本院执行，执行案号为（2017）粤0404执909号，法院依法强制执行陕西公司在联邦公司的应收款项36,477,232.89元。2017年7月26日，原告以自己是本案诉争货款债权的实际债权人为由，提出案外人异议，法院裁定驳回原告的异议请求，原告遂提出本案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显示，2013年8月8日，原告与云南天行健公司签订协议书，天行健公司将经营权交由原告承包，公司的公章、私章、财务章、合同章只限于原告与联邦公司签订合同使用，承包期限为三年。原告依上述协议挂靠该公司向联邦公司供应煤炭。天行健公司出具《煤炭供应及货款代收说明》：2015年11月1日起至2016年2月28日，安敬以我司名义向联邦公司供应煤炭，鉴于安敬挂靠我司与联邦公司签订供煤合同于2015年12月31日到期，为方便结算，我司已于2015年11月份同意安敬以我司名义书面委托陕西公司向联邦公司代收其2015年11月份、12月份的货款。鉴于2016年1月1日安敬通过挂靠陕西公司与联邦制药公司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2016年1月、2月份供煤货款由安敬通过陕西公司向联邦公司直接收取，我司不再另行出具代收款委托。2015年12月1日，原告与陕西公司签订《煤炭经营挂靠协议》，内容如下：原告向联邦公司从事煤炭供货，以陕西公司的名义与联邦公司签订合同，由原告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并按约定取得煤炭经营利润，陕西公司为原告提供资源、市场和财务支持等服务，尽可能为原告创造商机，但不承担经营风险、债务和亏损。合作期限从2015年12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巴彦淖尔市瑞邦物流有限公司出具证明：我公司于2015年11月1日至2016年7月31日受安敬的委托为其运输电煤至联邦公司，运费全部由安敬支付我公司。根据被告珠海港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2015年11月1日，陕西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安敬作为陕西公司在联邦公司代表法人代理合同签署，煤炭供应、结算业务等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015年11月，陕西公司与联邦公司签订《供煤合同》（试炉），陕西公司为联邦公司提供原煤，煤单价为265元每吨，结算以供应部出具月度供应数量为准，合同期限到2015年12月31日止。后双方对2015年11月、12月供应进行了结算。2016年1月1日陕西公司与联邦公司签订《买卖合约》、陕西公司为联邦公司提供电煤，数量以煤炭供应部出具月度供应数量为准，合同到2016年12月31日截止。联邦公司的联系人为常永强，陕西公司的联系人为原告安敬。后联邦公司与陕西公司对电煤供应进行了结算并开具了增值税发票。2016年1月29日，联邦公司向陕西公司出具《往来账项询证函》显示：经过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截止2015年12月31日，联邦公司欠陕西公司19176330.8元。2016年10月24日，联邦公司向金湾区法院出具《关于冻结陕西省经济协作总公司煤炭欠款的说明》：我公司欠陕西公司煤炭款36,477,232.89元。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安敬要求排除执行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2017）粤0404执909号《执行裁定书》所执行的陕西公司对联邦公司到期货款人民币36,477,232.89元是否成立。一、关于挂靠关系是否成立。1.在本案中，陕西公司向联邦公司供应了近9000万元的煤炭，安敬称自己是实际经营者，却没有证据显示安敬出资给陕西公司购买煤炭，也没有如何对挂靠费进行结算的证据；2.从2015年11月和12月，2016年1月和2月的《结算单》看出，结算主体双方为陕西公司与联邦公司，开票和收款均为陕西公司；3.联邦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分别向陕西公司发出的《往来账款询证函》和《审计询证函—询证余额》均确认截止2015年12月31日联邦公司对陕西公司的暂估应付账款的金额为19,176,330.8元，与联邦公司提供给法院的应付账款明细表中应付陕西公司金额相一致，由此可见，原告所称的实际经营煤炭业务并非事实；4.联邦公司向法院出具的说明中也明确记载联邦公司欠陕西公司煤炭款36,477,232.89元，陕西公司也不认可与安敬之间的挂靠关系。因此，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与陕西公司间存在挂靠关系，本院对原告主张的挂靠关系不认可。二、退一步来讲，就算安敬与陕西公司存在挂靠关系，为联邦公司供应煤炭，但从合同相对性原则分析，陕西公司与联邦公司间存在煤炭供应合同关系，涉案煤炭款36,477,232.89元属于联邦公司对陕西公司所负债务，挂靠关系本质上只是一种内部关系，不应产生对抗外部合同关系的效力，否则将对市场交易秩序产生破坏性影响。本院执行部门认为陕西公司对联邦公司负有到期债务，驳回安敬的执行异议并无不当。安敬与陕西公司之间如果因为煤炭款的支付发生纠纷，双方可另徇途径予以解决，而不是在本案中排除执行陕西公司对联邦公司的债权。因此，安敬主张其为本院（2017）粤0404执909号《执行裁定书》所执行的联邦公司到期货款人民币36,477,232.89元的债权人并排除执行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安敬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224,186元，由原告安敬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明星人民陪审员  段孟玺人民陪审员  丘丽萍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徐春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