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11民初11043号 原告：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杨清庙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杨清庙村。 法定代表人：盛国伟，主任。 原告：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杨清庙村新春九组，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杨清庙村。 诉讼代表人：杨春伟，组长。 上述两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海燕，村民。 上述两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秋华，浙江恩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拔山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拔山村。 法定代表人：张培仁，主任。 被告：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拔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拔山村。 法定代表人：楼勇，主任。 上述两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浓，浙江首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观玉，杭州市银湖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杨清庙村村民委员会、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杨清庙村新春九组为与被告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拔山村村民委员会、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拔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分别简称杨清庙村委会、杨清庙村新春九组、拔山村委会、拔山经合社）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于2017年8月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当日以预立方式进行立案，依法由审判员傅红盛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9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院于2017年12月26日对本案进行正式立案，并于同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原告杨清庙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盛国伟、杨清庙村新春九组的诉讼代表人杨春伟及两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秋华，被告拔山村经合社的法定代表人楼勇及两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浓、吴观玉均到庭参加诉讼，两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海燕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活动。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两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1、判令两被告返还原告富阳区春建乡下高村杨树垅24.66亩林地（价值74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对富阳区春建乡下高村杨树垅（石溪坑）24.66亩林地拥有所有权。2006年6月，林权证登记在原新春村九组高其鸿等17户村民名下。由富阳区人民政府向原告发放了《林权证》。依据林权证《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显示，原告对上述林地及林木范围内享有所有权。原告在管理上述林地过程中发现，两被告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将该林地发包给其部分村民开垦种植茶叶取得经济收入。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返还上述林地并赔偿经济损失，并申请街道办多次召集两村干部协商，未果，致使原告蒙受损失。故提起诉讼，要求判如所请。 两被告共同答辩称，原告主张两被告将涉案林地私自承包给被告村村民不符合事实，涉案林地经同意后与被告在原告村范围内的林地进行了互换，当时未签订书面协议，但已实际履行了相应的义务，双方未约定互换期限，应视为长期互换，事后被告将案涉林地承包给村民种植，也未签订书面协议，不存在私自发包的事实。由于当时互换林地的面积存在差异到后来才因此引起争议，在有关部门的调解过程中，双方均承认互换的事实，只是因为未达成一致意见才没有形成调解协议。原告杨清庙村委会与本案无关，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两被告并没有占有土地发包给村民，只有对无任何理由占有土地才可以主张返还，原告应当向实际占有人主张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两原告提交的勘测纪要和边界协议（复印件）3份、插花山认定书（档案室存根）4份、富阳县山林所有权证（档案室存根）3份、手工绘制示意图（档案室存根）1份、卫星测绘图（复印件）1份，拟证明案涉春建乡下高村石溪坑24.66亩林地为原告杨清庙村（原新春村）九组所有，两被告共同质证认为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对有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两原告提交了《林权证》（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17份，拟证明涉案林地森林、林木的所有人和使用人均为原告的事实。两被告共同质证认为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真实性有异议，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双方已就林地进行互换，权属已进行变更。 两原告提交了现场照片1组及视频光盘1张，拟证明20年前被告拟调换的独坞垅薪炭林山林现状及涉案诉请返还山林的现状和四至状况。两被告共同质证认为，照片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但林地互换的问题在第一次庭审时已说明，原告浇筑了水泥路及林地上种植有树木。 两被告提交了证人证言2份，拟证明1987年左右双方对各自所有的林地进行互换的事实，并申请证人屠某、何某到庭就此作证。证人屠某到庭陈述称，30多年前，我是三桥乡政府（即现富春街道）农机专管员并派驻拔山村（1987年、1988年肯定驻村）；拔山村和新春村（即现杨清庙村新春九组）都有插花山，案涉林地在杨树垅下面，属拔山村范围，一边是拔山村的，一边是新春村的，面积等不清楚，山上只有小的松树、柴火、甘草及毛葛藤；当时听拔山村书记高贤根讲，为管理方便，拔山村与新春村商量进行山林互换，后进行了互换，当时我没有参加协商，他们双方是否签订书面协议不清楚；1987年拔山村委会安排村民对涉案林地进行了开垦并种植了杉树；在拔山村名下坐落于新春村范围内的林地由谁在管理以及两个村的村民之间是否发生过纠纷不清楚。证人何某到庭陈述称，我当时是三桥乡政府的林业专管员（兼管），任期为1985年至2000年；拔山村和新春村都是全县造林重点村，都有政府领导驻村，新春村当时有1000多亩林地需要劈山造林，任务较重，新春村有一块插花山在拔山村范围内，1987年拔山村找新春村协商，双方均同意并实际进行了互换，三桥乡党委书记彭观友参与了协商，但具体双方如何协商不清楚，有关调换的事是拔山村书记高贤根和村主任高应华告诉我的；涉案林地当时是荒山，大部分是葛藤、干草，面积不清楚，之后只知道由老百姓种植了杉树，具体是谁不清楚，1988年林业局对劈山造林工作进行了验收。两原告共同质证认为，证人屠某，是当时驻队干部，其身份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证言有明显的不符合事实，案涉林地左右两边都是与六队、七队相连，不能证明双方林地进行互换的事实，不应采用其证词；两证人的证言基本相同，都是听说土地互换的，对具体的事项不清楚，都不能证明林地互换的事实，到2006年土地确权时仍然没有互换的事实，因此对证人证言有异议。 两被告提交了土地征用协议（复印件）1份，拟证明包括案涉林地在内均由被告与政府签订了征用协议的事实。两原告共同质证认为，是否包括案涉土地在协议中无法看出，即使包括在内，未经原告同意，该部分内容也是不合法的，对其证明目的和关联性有异议。 两被告提交了情况说明1份，拟证明双方在林地互换近30年后，因面积差异而要求补差而调解的事实。两原告共同质证认为此系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即使证人的签字是真实的，也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且与实际事实不符，证言中提到的争议是一直都存在的。 两被告提交了林权证（复印件）1页，拟证明案涉土地与被告村该块土地互换的事实。两原告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按被告所述，调换已30多年，与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所能证明的事实不符。 两被告提交了林业局验收证明3份、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1998年关于种植茶叶补助的通知1份（均系经与原件核对一致的复印件）、情况说明1份，拟证明双方对各自所有的林地进行开荒，种植树木并验收，进而印证证人陈述的原告开荒任务重，双方土地置换，涉案林地自1998年起由被告申请种植茶叶并领取相关补助300元/亩，互换后30年来一直由被告经营管理并收益，具体种植户的信息，涉案林地被征收后共补助农户276000元。两原告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中的内容真实性有异议，特别是农业综合办公室的通知，只是一个项目开发的计划，是否实施不得而知，比如拔山村的茶叶才20亩，高金福有10亩，该计划不符合客观实际，关联性有异议，是否与本案有关没有必然性；其中的说明是被告村自制文件，没有种植户的签名，与本案是否有关联有异议，但对上述土地是被告村村民在种植是认可的。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向富阳区农林局相关人员调取了2007年5月23日由原新春村沈石岑自然村村民联名签字并加盖有新春村委会印章的《申请》、2007年9月24日原新春村委会提交的《要求归还我村村民自留山的报告》及协调会参加人员名单各1份。对此，两原告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由此可以证明争议发生后有关部门一直在协调，村委的态度是明确的即要求归还；两被告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其中的名单形成的时间应该在2011年或2012年，因为2007年时，相关村尚未合并，名单中有被告拔山村委会主任的签名，可以印证形成的时间。 对前述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材料，予以确认。 对前述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均予以确认。 对前述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其中证人屠某、何某出具的证词与其到庭陈述内容及李宝山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能与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材料相印证，本院予以确认；对土地征用协议，虽系复印件，但其中涉案争议山林的一部分已被征用的事实可以确认，且本院曾就此向国土局进行了核实，故予以确认；对林权证，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同时可以确认该山林系坐落于原告所在村的插花山；对验收证明、补助通知，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无法证明与本案有关，故对其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加盖被告拔山村委会印章的情况说明，系被告单方制作形成，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不予确认。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新春村、牌楼村于2008年合并为现在的杨清庙村。原拔山村、新联村于2008年合并为现在的拔山村。前述合并之前的村，均系原三桥乡下辖行政村，现均已并入富春街道。 1982年4月4日的《插花山认定书》载明：三桥公社新春大队在春建公社下高大队有插花山一块，面积17亩，山林所有权为乙方（新春）所有，坐落地名乌龟弄，东新联湾直下，南山脚路、西山脚路、北新茶园湾直下水库。 原告提交的其中一份勘查纪要及边界协议载明：原新春村坐落于春建乡下高村乌龟弄有山林一宗，东至拔山一队界石、南至小岗、西至拔山三队界石、北至山脚水沟。另一份勘查纪要及边界协议载明：原新春村坐落于春建乡下高村石溪坑茅草岭，东至拔山界石、南至水沟、西至新春九队界石、北至拔山一队界石。 原告提交的1982年10月20日颁发的《山林所有权证》载明：坐落于石溪坑茅草岭面积10亩的山林，东至拔山界石、南至水沟、西至新春九队界石、北至拔山一队界石；坐落于茅草岭面积19亩的山林，东至拔山一队流水湾直下、南至小沟、西至新春九队界石剖垅直下、北至拔山一队界石大岗；坐落于亩的山林，东至新联湾直下、南至山脚路、西至山脚路、北至新茶园湾直下水库。 原告提交的于2006年6月13日颁发的17本《林权证》载明，林地所有人均为新春九组，林木所有人及林地使用人分别为高其鸿、高金福、高其君、盛金木、刘永祥、潘玉星、杨木根、潘根培、杨雪根、羊金木、华文郁、刘根水、刘长法、杨志根、金阿花、李茶花等共16人，面积从4.46亩至0.08亩不等，总面积16.7亩，均坐落于杨树垅，李宝山为颁证经办人。 两被告提交的2006年6月13日颁发的《林权证》载明：林地所有权利人拔山村，坐落富春街道新春村，小地名独坞垅，面积10亩，主要树种阔叶树，林种薪炭林；四至：东水沟、南新茶山湾直下、西岗、北铁浦湾直下。李宝山为颁发该林权证“经办人”。 原告称，原新春村在，桃花湾那边有两块，在拔山村范围内有五块，具体面积和四至不清楚；涉案山林于1982年前后分别确权在16户17本林权证的名下，现由被告村民在种植，种茶叶之前的情况不清楚；2006年重新确权前案涉山林作为自留山分割到农户名下的，具体分割时间不清楚，因为是荒山，所以没有开垦种植；2005年之后其才知道涉案山林由被告发包给其农户种植茶叶，2006年、2008年、2010年其分别与被告或在驻村指导员或富春街道相关工作人员的主持下进行过多次协调。 被告称，拔山村在新春村范围内的山林只有一块，未落实到相应的农户进行种植管理，目前具体情况不清楚，但据了解该林地已由原告浇筑了2至3米宽的水泥路，由原告村进出使用，林地上有一部分苗木，具体谁种植不清楚，可以确定不是拔山村村民种植的。 关于浇筑水泥路的问题，原告补充陈述称，在被告所有的山脚原本就有宽2米以上老路的，7至8年之前按统防统治要求由原告向富阳农业局申请进行了拓宽，并浇筑了水泥路，该山林无人使用管理。 原新春村沈石岑自然村二十余名村民于2007年5月23日联合签名，向拔山村委会提交了《申请》一份载明：富春街道新春村沈石岑自然村，属新春村9组；在1990年左右，原三桥乡党委书记彭观友牵头把原9组在杨树垅靠拔山村旁的23.76亩荒山调置拔山村在大坞垅水竹山9亩左右，由于当时荒山利用价值不高，个别人在口头上说了声，拔山村在没有得到9组老百姓同意，也没有实际丈量及办理任何手续情况下，私自地把9组村民的自留山承包给了拔山村村民种茶叶；我村9组村民强烈要求：1、归还村民属于自己的自留地，山林使用证上的面积；2、实地丈量水竹山的面积缺多少，就近补足不够的山坡面积接近23.76亩；3、用承包形式付9组村民除水竹山不足的23.76亩山地承包款……等。后，富春街道办及林业局等相关部门曾组织双方进行协调，未成。 2017年，案涉山林因高速公路杭州扩容工程被征用了一部分，具体面积及四至范围，双方均称不清楚。 本院认为，就原告主张的涉案山林，虽然双方对1982年及2006年均登记在杨清庙村委会或新春九组名下的事实均不持异议，但从权证中确认的相应农户长年来未进行种植管理以及沈石岑自然村二十余名村民于2007年5月23日联名《申请》的内容可以看出，其早已知晓1990年前后在相关人员主持下与被告坐落于新春村独坞垅面积10亩的山林进行调换的事实，这也与当时政府号召对山林进行连片开发的形势相印证，之后该涉案山林一直由被告所在村村民实际种植、管理，故原告诉请归还的依据及理由均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杨清庙村村民委员会、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杨清庙村第九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1200元，减半收取5600元，由原告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杨清庙村村民委员会、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杨清庙村第九村民小组负担。 原告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杨清庙村村民委员会、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杨清庙村第九村民小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傅红盛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无 书记员  柴建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