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甘09民再18号抗诉机关：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俞某，甘肃省金塔县人，住甘肃省酒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甘肃玉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某，甘肃玉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朱某，江苏省江都市人，个体工商户，住甘肃省酒泉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方某，甘肃省酒泉市人，个体工商户，住甘肃省酒泉市。俞某因与朱某、方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6）甘09民终333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甘肃省人民检察院以甘检民（行）监（2017）62000000022号民事抗诉书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25日作出（2017）甘民抗26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甘肃省人民检察院指派酒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赵某出庭。再审申请人俞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和被申请人朱某、方某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4月11日，被告朱某向原告俞某借款11200元，并向原告俞某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俞某现金壹万壹仟贰佰元整。注：还款日期定为二〇一三年五月十日归还。"借款到期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推诿拒付。2015年7月14日，被告朱某向原告俞某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俞某现金叁拾万元整。注：计息方式月息百分之三计算。按我实际用款时间计算。借款地点：酒泉市肃州区。"现原告俞某持此借条诉至本院要求被告偿还借款30万元。审理过程中，原告俞某提交被告朱某书写的借条一张，被告朱某承认该借条是其亲自书写的，但辩称双方之间没有真实的借贷事实存在，原告并未履行给付借款的义务。原告诉称借给被告朱某的30万元均系现金，是其子2014年4月25日转让宾馆的转让费50万元中的一部分，该笔现金自2014年4月起一直存放于家中直至借于被告使用。另，原告自认其享受城镇最低保障已有数年。另查明，二被告于2009年6月24日在酒泉市肃州区民政局登记结婚。一审认为，债务应当清偿。被告朱某于2013年4月11日向原告俞某借款并出具借条，双方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对于该借款被告朱某应及时偿还。虽被告朱某辩解该借款中利息书写在借款本金内，其实际借款金额为10000元，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辩解理由本院不予采纳。民间借贷合同是实践合同，自借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出借人对其主张与借款人之间借款合同成立并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虽提供了2015年7月14日被告书写的借条欲证明原告与被告朱某之间形成30万元民间借贷合同关系，但根据庭审中查明的事实，原告在借款前就因家庭生活困难而享受甘肃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其称借给被告的30万元系其子2014年转让宾馆所得50万元转让费的一部分，该款全部存放于家中，于2015年7月14日借于被告，所借款项均系现金。原告对该笔借款的自述有悖常理。且就本案在本院受理后，原告因6914元的案件受理费在其居住的社区开具了生活困难的证明，要求减、免该笔受理费，本院依照相关规定免除了原告应交纳的案件受理费。据此，原告对转让宾馆取得了50万元现金存放家中达一年之久，诉讼中又申请缓、免案件受理费的做法违背日常的交易习惯。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在原告不能提供更加充分详实的证据证明其所述事实的情况下，仅以目前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原、被告之间借款事实成立，被告虽向原告出具了借条，但原、被告之间的2015年7月14日的借贷关系无法确认，故原告主张被告偿还借款30万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对被告朱某于2013年4月11日向原告俞某借款11200元的事实，形成于原、被告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被告方某未提交证据证明该笔借款为被告朱某个人债务，故该笔借款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由被告朱某与被告方某共同偿还。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朱某、方某偿还原告俞某借款现金11200元，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914元，由原告俞某承担6834元（已批准免交），被告承担80元（已由被告预交）。俞某上诉请求：上诉人提交的借条，明确表明了被上诉人借到上诉人现金30万元，同时约定了利息计算方式、借款时间、地点，借条全面客观的反映了借贷关系，上诉人提交的银行交易查询单，清晰表明了上诉人之子转让宾馆的费用50万元于2014年7月1日取出，将现金存放家中，这是上诉人自有合法权利，此权利与上诉人符合甘肃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减免诉讼费和家中存放现金并不相悖，而原审却据此认定上诉人没有借款能力、借贷关系证据不足，导致原审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依法支持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或者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朱某辩称：其没有向上诉人借到该笔钱，原审认定事实清楚。方某辩称：借款的事情我没有参与，具体情况不清楚。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二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为实践性合同，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中，上诉人俞某依据借条主张双方借贷关系成立，被上诉人朱某抗辩借贷行为未实际发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应由上诉人对借款合同生效的事实即交付借款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支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上诉人主张2015年7月14日被上诉人出具借条时其将家中存放的30万元现金交于被上诉人，经查，上诉人在一审申请减缓免交诉讼费时提交的低保证，上诉人一家三口自2014年11月起领取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虽然上诉人提供了银行交易明细证实其在2014年7月1日从银行支取现金40余万元，但上诉人所主张该笔款取出后存放家中并与一年后交付被上诉人的事实无其他证据印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向被上诉人交付30万元借款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原审据此驳回其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处适当，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913元由上诉人俞某承担。俞某仍不服，以其具备借款能力，现金存放家中也不违背常理，借款以现金交付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轻信朱某的口头答辩，轻视现有证据，认定事实错误为由，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3日作出（2016）甘民申1073号民事裁定，认为：原一、二审法院认定俞某与朱某之间关于30万元借款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无法确认，驳回俞某诉讼请求适当。申请人的申请理由不成立，裁定驳回俞某的再审申请。俞某仍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请求：撤销（2016）甘09民终333号民事判决和酒肃民一初字第1236号民事判决，由人民法院再审改判。事实与理由：一、申请人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一、二审、再审生效裁判。二、原一二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甘肃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甘09民终333号民事判决，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的问题。首先从李海霞向俞某尾号840卡转入50万元及俞某又将405285.60元转入尾号417号卡，后从该卡支取现金405000元的事实证明，俞某在享受低保期间有大额存款，低保与借款能力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性，低保审批手续的合法性也不是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审查的范围。俞某提供的酒泉市兴昌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企业信息、（2010）金法民二初字第121号民事判决、（2014）金法民二初字第68号民事判决、（2011）金法执字第154-3、154-4号执行裁定，证明俞某确有大额存款，并曾多次向他人出借款项。同时，从双方当事人之间11200元的借款过程看，证明了双方之间的借款习惯就是在俞某家中以现金为给付方式，以借条为依据。故生效判决以俞某享受低保为由，认定俞某家庭生活困难，不具有30万元借款能力的事实，属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其次，《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朱某在借条上亲笔书写按印，同时朱某向俞某提供了结婚证、身份证和购房合同复印件作为担保。终审判决认定俞某对转让宾馆取得了50万元现金存放家中达一年之久，诉讼中又申请缓、免案件受理费的做法违背日常的交易习惯，据此推定30万元借款的事实不成立，适用法律确有不当。朱某对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未作出合理说明，亦未提供任何相应的证据证明，故终审判决存在举证责任分配和适用法律不当的问题。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再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再审中，俞某又提供了以下四组新证据。第一组证据：酒泉市兴昌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企业资质信息一套。说明其于2008年6月25日，以500万元注册成立了酒泉市兴昌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其系法定代表人，占95%股份，儿子俞飞占5%股份，期间都由其经营。试以证明该证据足以推翻二审认定的其是低保家庭不具备出借30万元能力的判决结果。但该公司已于2014年8月11日注销。第二组证据：（2010）金法民二初字第121号民事判决、（2014）金法民二初字第68号民事判决、（2011）金法执字第154-3、154-4号执行裁定，说明其长期从事民间借贷业务，家中一直存放着上百万的现金，给借款人提供的都是现金借款方式。试以证明该证据足以推翻一、二审认定的其将40余万元现金在家中存放一年多违背常理的结论。第三组证据：账号户名62284636280********，俞某在2016年6月1日至2017年5月21日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一份，试以证明其在平时有大量的款项进出，并具备交付现金借款的能力。第四组证据：2016年1月21日俞某收到建设银行短信内容为"袁芳1月21日11时15分向您尾号4417的储蓄卡账户存入收入人民币433000元，活期余款441248.59元"通知单一份。试以证明其一直存在民间借贷的业务，证实其有借款能力。经庭审质证，朱某、方某对俞某提供的四份新证据均不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其辩称：（2010）金法民二初字第121号民事判决、（2014）金法民二初字第68号民事判决、（2011）金法执字第154-3、154-4号执行裁定只能说明俞某对外有债权，并不能说明其把现金转入家中给我借钱，这不现实。且俞某说是借给我的现金，怎么会出现了手机短信？且手机短信一、二审没提供，不认可。针对检察机关抗诉理由朱某、方某辩称，1、借条上注明的是按实际用款时间计算，证明是无固定期限的约定。既然是无固定期限借款，俞某为何在起诉之前从未向我要过借款。2、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多次的借款往来，检察机关仅凭2013年4月11日11200元的借款就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有现金交易的习惯显系以偏概全。3、11200元借款系小额借贷，现金支付存在现实可能性，30万元借款系大额借款一般不采取现金交付方式。检察机关以11200元的借款采取了现金交易的方式，就认为30万元借款也可能采取现金交易的方式，是从有利于俞某的角度出发证明所谓的其有借款能力，未能从公正的立场出发，是一种主观推断、不符合常理的抗诉主张。俞某也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交付了此笔借款。4、既然俞某享受低保，他的经济能力就是有限的，且俞某居住的廉租房，充分说明其没有拿出大额现金的能力用于支付被申请人的现金借款。2014年7月1日俞某将405000元取出存放家中达一年之久，难道就是专门为我准备的吗？这有悖一般的生活常识，不符合常理。另，俞某既然有大额现金存放家中，为何就几千元的诉讼费都交不起?一二审法院综合这些因素做出的判决符合客观实际，裁判正确。针对俞某提供四组新证据分析，第一组证据，试以证实该公司成立期间一直由其经营，其具备出借30万元款项的经济能力。但该公司成立于2008年6月25日，注销于2014年8月11日，而双方的借款借据发生在2015年7月14日，该证据与涉案借款无必然联系。第二组证据，试以证实其长期从事民间借贷业务，家中一直存放上百万的现金，平时给借款人提供借款也是现金借款方式。但该组证据所载明的再审申请人俞某在（2010）金法民二初字第121号民事判决所载明拥有的债权，经金塔县法院（2011）金法执字第154-3、154-4号执行裁定证实，是由被执行人胡万忠位于金塔县生地湾农场的金牛建材厂所有资产作价895596元和棉花加工厂所有资产作价710968元抵顶了执行款的，并非现金执行。（2014）金法民二初字第68号民事判决所载明的债权，因被执行人胡万忠涉嫌经济犯罪被判刑，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该院终结了本次执行程序。且两份判决所载明的债权事实均发生在俞某与被申请人朱某借款借据之前，与本案事实无关联性。第三组证据，试以证明其在平时有大量的款项进出，并具备交付借款的能力。但该组证据所载明的进出款项时间又是发生在双方借款借据之后，无法印证与本案事实有关联性。第四组证据，试以证实其一直从事民间借贷的业务，具备借款能力。但该组证据所载明的进出款项时间同样也是发生在双方借款借据的时间之后，与本案借款事实无关联性。上述事实的认定有借条、结婚证、购房合同复印件及庭审笔录、酒泉市兴昌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企业资质信息一套、银行卡交易明细表、（2010年）金法民二初字第121号民事判决书、（2014）金法民二初字第68号民事判决书、（2011）金法执字第154-3、154-4号执行裁定、手机短信通知单、庭审陈述等证据证实。再审认为，本案的焦点为：再审申请人主张二被申请人偿还的30万元借款是否实际发生交付？负有借款是否实际发生交付的举证责任应该在哪一方？二被申请人是否应当履行偿还义务？本案中，再审申请人俞某持有被申请人朱某所出具的借据，系双方之间借款合同成立的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为实践性合同，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也就是说，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应具备两个要件：一是借款合同的存在，二是有给付的事实存在，二者缺一不可。再审申请人俞某仅持有其与被申请人朱某之间的借款借据，未提供能够证实真实完整的实际交付借款的直接证据。因此，该借款借据仅能证明双方之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存在和双方之间达成了借款合意，无法认定再审申请人借于二被申请人的30万元借款实际发生了交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故对于证明借款是否实际发生了交付的举证责任应在再审申请人俞某一方。再审申请人俞某提供的四组证据所反映的其拥有的债权性质、执行裁定的内容、银行进出款项的时间跨度均不具备与本案借款事实相符合的高度的盖然性、必然性和关联性，四组证据之间不能相互印证其出借30万元现金必然存在的事实，故四组证据均对涉案借款不具有证明效力，应不予采信。因无直接证据证实涉案借款实际交付被申请人朱某，故二被申请人亦不应当履行偿还30万元借款的义务。另外，俞某虽然有从银行支取现金405000元的事实依据，但不能够提供直接证据证明借于朱某30万元的现金就是从该笔款项中出借的，因此该事实依据不具有现金交付借款的必然性，应不予采信。在审理民事案件纠纷时，对案件当事人是否享受低保、低保审批手续是否具有合法的事实，虽然不属于人民法院审查的范围，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的规定，本案原一、二审判决对俞某称其既有大额现金存放家中，又享受低保，同时又申请缓、免案件受理费的做法与其是否具备借款能力的矛盾性和不一致性进行了充分的分析与判断，故认定俞某对转让宾馆取得的大额现金存放家中达一年之久，诉讼中又申请缓、免案件受理费的做法违背日常的交易习惯，据此推定30万元借款的事实不成立的判决结果正确，本院应予支持。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不能成立，二被申请人的主要答辩理由符合本案事实，应予支持。综上所述，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适当，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6）甘09民终333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春妍审判员 黄玉杰审判员 宋 臻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六日书记员 马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