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109民初23014号原告：上海乾鸿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法定代表人：刘艳丽，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民强，男。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勇，上海明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海鸿福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法定代表人：张宇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卫良，上海市杰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单喆胤，上海市杰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乾鸿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海鸿福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民强、张志勇律师、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卫良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计算至2017年8月的停车费757,670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计算至2017年8月31日的停车费滞纳金423,399.20元；3.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代为安装停车场道闸所支出的费用12,700元；4.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垫付电费17,318.4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系本市虹口区大连路919弄地下车库业主，被告系物业管理公司。地下车库是原告于2006年5月15日按虹口区新港街道建议委托被告管理。大连路919弄小区业委会与被告的物业管理服务合同于2015年4月结束，但因小区业委会已经解体，新业委会尚未成立，故无法选聘新的物业公司，原告与被告也未签订新的委托管理合同。现被告私自收取地下车库停车费，且未足额支付给原告，原告多次催讨未果。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停车费839,920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4年1月至2017年8月的停车费滞纳金410,637.90元；3.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1年11月至2013年12月的停车费滞纳金36,591.26元；4.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代为安装停车场道闸所支出的费用12,700元。撤回原第4项要求被告支付垫付电费的诉讼请求。审理中，原告以被告未能足额支付停车费为由，主张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增加诉讼请求判令原、被告间的地下车库承包管理关系于2017年10月17日解除，后原告又撤回该项诉讼请求。被告辩称，部分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停车费的计费标准应为每个400元，共计101个计费车位，但原告单方涨价至450元，并按145个车位计算，不应作为原、被告结算的标准。另外，有部分停车位系原告自行收取或使用，也应在费用结算中扣除。根据其统计，其应付原告停车费为497,920元。2016年之后即便按原告所述按每个车位450元计算，尚欠停车费也仅为586,970元，更何况在本案中被告只同意按双方之前约定的每月每辆400元的标准结算。不同意原告关于滞纳金的诉讼请求，也不认可滞纳金的计算方式，2011年12月31日书面合同到期之后，双方并未书面约定过滞纳金，历年结算过程中原告也未向被告主张过滞纳金。现原、被告间互相拖欠费用，原告尚欠其电费172,065.16元、物业费350,340.73元、水费28,749.05元，之前一直是将原告所欠物业等费用与被告应付停车费用相互抵扣、结算，现尚未结算完毕，双方仍有异议，因此并非其单方违约、拒付费用。道闸系原告单方安装，与被告无关，也未征得小区业委会同意，该道闸所有权也归原告所有，且自2017年3月安装以来从未使用过，因此不同意承担该费用。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9年1月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乾鸿苑”地下车库承包管理协议》，约定原告将地下车库的车位管理委托给被告进行管理，包括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位。机动车固定车位101个，按每月每辆400元计算，每月计为40,400元，非机动车位165个，按每月每辆10.67元计算，每月计为1,760.55元。被告提取机动车固定车位每月每辆100元，非机动车位每月每辆2.67元，合计每月10,540.55元。被告应支付原告管理费31,620元，经被告要求，原告让利于被告，被告每月承担管理费29,500元。在今后的地下车库承包管理协议中，在物价局核定的价格未变的情况下，在原告车位未扩容的情况下，在双方友好合作的前提下，原告不再调整承包费用。管理期限自2008年7月1日起至2009年12月31日止。被告有责任及时收取停车费并无条件将管理费交给原告，每月5日前将上月管理费交给原告，逾期原告收取滞纳金，按应缴金额的每日万分之五计收，超过一个月加倍收取滞纳金。2011年5月16日，双方续订《“乾鸿苑”地下车库承包管理协议》，计费车位及单价均与之前协议约定一致，被告应付承包管理费基数每月为31,620元，其中2010年11月至2011年6月为每月30,300元，2011年7月至2011年12月为每月31,620元。协议同样约定：“在今后的地下车库承包管理协议中，在物价局核定的价格未变的情况下，在原告车位未扩容的情况下，原告不再调整承包费用基数。”管理期限自2010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止，到期另行签订协议。关于滞纳金的计算方式，与2009年的合同约定一致。之后双方未再签订书面合同。2015年10月30日，原告致函被告，称被告利用停车库西面通道作为停车场所，向业主收取停车费，未缴纳给原告。故原告决定从2016年1月1日起征收上述地点的停车费，数量为20个，每月每辆600元(业主一年一付优惠为每月每辆500元，半年一付优惠为每月每辆550元)，被告可提取每月每辆100元。但被告对该函内容不予认可，认为西面通道不属于合同约定的承包经营范围。同年12月11日，原告又发函给被告，称自2002年以来，乾鸿苑地下固定车位停车费一直维持在每月每辆400元，现因管理成本提高，自2015年10月1日起，调整为每月每辆500元，若一次性支付一年停车费用，则优惠每月每辆50元，即为450元，年停车费用5,400元。被告对该函内容亦不予认可。2017年5月12日，被告向原告发出《违法建筑整改通知书》，称原告违法在地下车库公共部位安装车辆识别设备，要求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同年5月31日，原告回复称，原告完全有权利在自己的地下车库安装合格车辆识别设备，规范车辆进出和统一收费标准，做到收费清晰，避免被告所述临时停车收不到停车费，导致原告合法权益受损。特通知自2017年6月6日起正式启用车辆识别设备。2014年1月至2016年12月，被告已支付原告费用共计617,960元。2017年1月至8月，被告实际于当年2月份支付原告50,600元，此后未再支付。故原告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另查明，系争大连路919弄地下车库产权人为原告。2010年4月1日，上海市虹口区乾鸿苑业主大会与被告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物业坐落于本市虹口区大连路919弄，其中关于停车费部分约定停车场属于建设单位所有、委托被告管理，被告与产权人另订协议，车位使用人按每月每辆400元的标准向被告交纳停车费，被告从停车费用中按每月100元提取停车管理服务费等。合同自2010年4月1日起至2015年3月31日止。合同附件一中载明小区地下停车位87个，产权归开发商所有。附件二中约定车库中配置道闸和录像监视等。审理中，被告提供2014年1月9日、1月24日、2月4日及2月20日的付款凭证，证明双方截止2013年底，被告应付原告停车费82,940元，故被告在2014年初分四笔共支付原告83,200元，双方截至2013年的账款已经结清。庭审中，原告对此予以认可，确认“2013年之前的费用已经结清”，本案需核对账目的时间段为2014年1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对此双方均无异议。之后的庭审中，原告又提出需向被告主张2013年之前的停车费所产生的滞纳金，并确认2014年1月1日前，就停车费部分与其拖欠被告的物业费是以相互抵销的方式结算的，但2014年1月1日之后，双方并未对停车费和物业费抵销达成一致，故本案中其不同意抵销。同时，原告对于被告已付费用的时间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并表示由法院依法认定。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下列证据：1、大连路车库西面停车车号统计表；2、大连路车库2016年车牌号已开发票统计表；3、2016年停车费明细清单；4、2017年大连路车库收费统计表及相应的票据复印件，其中统计表涉及车辆170余辆，票据涉及车辆50余辆；5、地下车库平面图。上述证据用以证明原告主张的停车费的计算方式，具体如下：2014年收费车位101个，每月每辆400元，原告自用车位8个，非机动车位收费每月1,320元；2015年收费车位101个，每月每辆400元，原告自用车位8个，非机动车位收费同上；2016年收费车位121个，每月每辆500元，原告自用车位12个，非机动车位收费同上；2017年收费车位144个，每月每辆500元，原告自用车位1至4月为25个，5月、6月为26个，7月为28个，8月为29个，非机动车位收费同上。平面图显示停车位为102个，书面合同签订时约定为101个，但目前实际停车位有144个，其中134个被告按固定车位收费，即按年计算费用，另有10个车位按临时车位收费，即按月计算费用，且部分车位被告已经实际按450元/月或500元/月向车主收取。被告对上述证据质证称，原告利用停车库西面通道作为停车位，不符合国家法律和物业管理规定。地下车库车位的划分是有国家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的，即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建筑工程交通设计及停车库(场)设置标准》。双方已经确认过系争停车库停车位数量为101个，西面通道临时停车是可以的，但不能作为固定车位，也违反消防安全规定。西面通道的车位是其为解决业主停车困难采取的临时措施，并未统计具体数量，且根据原、被告曾经订立的书面合同，车位只有101个，无论车位是否实际出租给业主，被告均需向原告交费，双方并未约定过按实际停车数和收费情况进行结算。对于原告自制的统计表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原、被告是按照固定的车位数量和单价进行结算，即使被告实际收费标准与约定不符，也是因为有些业主同意涨价，有些业主不同意，但服务标准会有差异。被告收费情况与原、被告间结算无关。停车库的车位应以交管部门备案登记的数量为准，而非原告自行划设车位。对停车位及计费标准，被告意见为：2014年，7月至9月原告自用车位为9个，10月至12月为10个，其他无异议；2015年全年原告自用车位均为10个，其他无异议；2016年计费车位101个，每月每辆400元，其他无异议；2017年计费车位101个，每月每辆400元，原告自用车位1月至8月均为20个，之前被告统计为26个是因为其中有6个属于临时车位，不应计入101个固定车位的结算中。根据被告的陈述，本院通知系争停车库管理员曾宏滨到庭接受询问，其述称车库西面通道没有固定车位，只有临时停车位，大概有30个左右。地下车库停车位数量在100个左右，对其中有多少是原告自用车位并不清楚，入口处装有道闸，当时试用过，但没有实际投入使用。2018年1月16日，承办人至系争停车库现场查看，并询问管理员赵锁扣，其表示自2017年4月任职，道闸安装后为应付检查而试用过，但并未投入日常实际使用。停车库固定车位101个，临时车位17个左右，具体费用由被告经手，其不清楚。车库中现在新增的20多个车位是原告自行划线形成的。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中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界定；2、被告是否应支付原告拖欠的管理费及管理费的计算标准；3、原告主张的滞纳金及其计算方式是否具有相应依据；4、道闸费用是否应由被告承担。首先，原、被告于2009年和2011年签订过两份承包管理协议，约定由被告对原告所有的地下车库进行承包管理，并具体约定了车位的数量、计费的标准、付款时间及管理费金额。书面合同期限截止至2011年12月31日，此后双方未再订立新的书面合同，但被告仍然对原告所有的地下车库进行管理并支付费用给原告。因此，虽双方在书面协议到期后未能续签，但双方仍按之前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继续履行的行为，应视为双方仍系承包管理合同关系。至本案诉讼前，任一方也均未提出变更合同关系，双方也未就合同内容的变更达成过一致，应视为双方合同关系及内容未发生变更。虽原告在诉讼请求中将拖欠的费用表述为“停车费”，但按合同约定实为管理费，本院对此予以纠正。其次，对于管理费的结算，被告主张应当与原告拖欠其的物业费、水电费进行抵销，并称之前双方一直按此方式进行结算。该节内容在双方曾经签订过的书面合同中并无相关约定，因此应以双方的实际履行情况为准。现原告确认2013年之前确实将两项费用进行抵充，但自2014年起其未曾同意过抵充，本案中也不同意抵销，且其对被告提出的物业费、水电费金额亦有异议，故本案中无法将系争的管理费以抵销的方式进行结算，被告应按约支付原告相应费用。对于管理费的计算标准，应当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进行认定。原、被告系承包管理关系，被告有权对系争地下车库进行合理、合法的经营和管理是该法律关系应有之义，与此相对应，原告有权向被告收取固定金额的管理费。因此，原告以2015年10月和12月的函件及若干停车费收费票据为由，主张原、被告间结算的车位数量及单价均应作出调整，缺乏合同依据，也不符合承包管理合同关系之特征。更何况，被告对原告主张的车位数量及车位单价均不予认可，双方至今也未就该事宜达成过一致。事实上，合同中也约定“在今后的地下车库承包管理协议中，在物价局核定的价格未变的情况下，在原告车位未扩容的情况下，原告不再调整承包费用基数。”从该约定可以看出，车位数量及单价需相关部门的核准，并非原告单方决定，至少也需与被告达成一致后才能按调整后的单价进行结算。对于被告实际向车主收取的停车费单价超出400元/月一节，属于被告的承包经营范畴，并不能作为原、被告间结算的依据，合同中也未有双方按实结算的约定。对于车位数量，根据原告提供的地下车库平面图，规划中的车位共计102个，双方合同约定为101个，原告称实际车位数量达到144个，但并未提供变更后的地下车库平面图，车位数量的变化也未进行相应的备案登记，因此无法认定原告所有的地下车库进行了扩容，故原告要求调整承包费用基数后进行结算，缺乏事实和合同依据，本院不予认可。本案中双方仍应按101个车位，400元/月进行结算，对于原告自用车位数量，原告自述2014年至2015年均为8个，被告主张2014年7月至9月均为9个、10月至12月均为10个、2015年均为10个，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故本院按8个计。2016年自用车位均为12个，双方均无异议。2017年的自用车位数量，原告自认为25-29个，但被告称其中部分属于临时车位，实际均应为20个，故从被告实际管理车位的客观事实和被告自认的角度，本院确认为20个。综上，2014年至2017年8月的管理费总额应为1,192,880元，扣除被告已经支付的668,560元，尚欠524,320元，被告应予支付。再次，关于滞纳金，被告辩称双方并无书面合同约定，因此不应支付。如前所述，2011年12月31日之后合同到期，双方实际仍按原合同履行，相应的车位和计算标准被告也表示应按原合同结算，因此滞纳金条款亦应适用于双方此后的结算中。该滞纳金实为被告迟延支付管理费而承担的违约责任，原告按月将被告的付款与应收款进行冲抵，且均用于冲抵管理费本金，可视为其同意将收到的款项先行抵扣管理费，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但对于当月付款金额超过当月应付管理费金额的情况，原告以负值与之前的欠款均按每日1‰自应付款日起至2017年8月31日止计算滞纳金，该方式不合常理，本院不予采纳。对于滞纳金计算方式，合同约定每月5日前将上月管理费交于原告，现原告也未能提供被告已支付款项的具体付款时间，故从举证责任和便于计算的角度，本院认定所有已付费用均为当月5日前，故2014年1月的管理费28,420元被告应于当年2月5日前支付，实际被告于2月支付260元，故差额28,160元应自2月6日起至3月5日止计算滞纳金。2月的管理费28,420元应于当年3月5日前支付，实际被告于3月支付19,600元，该款如前所述先用于冲抵管理费，即冲抵之前差额28,160元后尚欠8,560元，加上应付的28,420元共计36,980元，应自3月6日起至4月5日止计算滞纳金，对于2014年3月至2017年8月的管理费滞纳金均以此方法类推。对于滞纳金的计算标准，合同约定为“按应缴金额的每日万分之五计收，超过一个月加倍收取滞纳金。”从被告实际支付情况来看，其持续拖欠管理费，至今未能付清，故按约均应加倍收取，即为每日1‰，该标准超出了法律规定的上限，本院依法调整为按每月2%计算。综上，2014年1月至2017年8月的管理费计算至2017年9月5日(实际2017年8月的管理费至该日止尚未满足计算滞纳金的条件，故不应计入)的滞纳金共计203,038.80元，原告主张计算至2017年8月31日，故还应扣除以2017年8月5日应付费用500,700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1日至9月5日多计的滞纳金1,677.35元，故被告应付滞纳金金额为201,361.45元。对于原告主张的2011年11月至2013年12月的滞纳金，因原告在庭审中明确陈述2013年前的费用均已结清，且明确了本案系争费用的核对起止时间为2014年1月1日之后，对此被告也予以确认，并提供2014年1月及2月的四笔付款，用以证明双方就2013年之前的费用已经结算完毕，故应视为双方对2013年之前的管理费及滞纳金等相关费用均已结算完毕，否则被告于2014年年初的付款行为也有违常理。虽原告之后又表示要主张2013年之前的滞纳金，但根据禁止反言的民事诉讼规则，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最后，道闸系原告自行安装在其地下车库的设施，相关费用应由其自行承担。不管是双方的书面合同，还是其后的履行行为，均未约定应由被告承担道闸费用，故原告的主张缺乏合同依据。原告以物业服务合同中存在“车库中配置道闸”的约定主张应由被告负担该费用，但该合同属于物业服务法律关系，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原告可另行依法主张。另外，根据本院调查，地下车库管理员也均表示该道闸实际并未启用，对此原告也未能提供相反证据推翻管理员的说法，故综合目前在案证据，对原告关于道闸所产生的相关费用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海鸿福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上海乾鸿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计算至2017年8月31日的管理费524,320元；二、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2014年1月至2017年8月计算至2017年8月31日的滞纳金201,361.45元；三、驳回原告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498.64元，由原告负担7,287.76元，由被告负担9,210.8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金革平审 判 员  张 海人民陪审员  张素华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吴 静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七十七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