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1民初1133号原告：邢爽，女，1975年9月7日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原告：吕巨，男，1970年10月14日生，汉族，住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原告：刘志恒，男，1988年6月24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原告：孙平，女，1964年8月27日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原告：唐秀英，女，1959年2月18日生，汉族，住河北省张家口市桥西区。原告：李恒飞，男，1979年6月28日生，汉族，住河南省封丘县。原告：杨桂芹，女，1951年8月10日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原告：辜水芳，女，1950年9月17日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上列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厉健，浙江裕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潇，浙江裕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郭守敬路498号浦东软件园14幢22301-130座。法定代表人：汪勤。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阿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迪，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被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61号四楼。执行事务合伙人：朱建弟。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迅雷，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敏，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原告邢爽、吕巨、刘志恒、孙平、唐秀英、李恒飞、杨桂芹、辜水芳诉被告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智慧公司）、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所）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1月3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各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潇、被告大智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迪和被告立信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迅雷、杨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邢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大智慧公司赔偿邢爽损失98,328.65元（包括投资差额损失97,908元、佣金损失97.91元、印花税损失97.91元和利息损失224.83元，其中利息是以投资差额损失、佣金损失和印花税损失之和为基数、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239天）；2、判令被告立信所对大智慧公司第一项所负的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吕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大智慧公司赔偿吕巨损失91,775.33元（包括投资差额损失91,030元、佣金损失91.03元、印花税损失91.03元和利息损失563.27元，其中利息是以投资差额损失、佣金损失和印花税损失之和为基数、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644天）；2、判令被告立信所对大智慧公司第一项所负的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刘志恒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大智慧公司赔偿刘志恒损失63,445.25元（包括投资差额损失63,140元、佣金损失63.14元、印花税损失63.14元和利息损失178.97元，其中利息是以投资差额损失、佣金损失和印花税损失之和为基数、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295天）；2、判令被告立信所对大智慧公司第一项所负的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孙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大智慧公司赔偿孙平损失164,599.75元（包括投资差额损失163,800元、佣金损失163.80元、印花税损失163.80元和利息损失472.15元，其中利息是以投资差额损失、佣金损失和印花税损失之和为基数、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300天）；2、判令被告立信所对大智慧公司第一项所负的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唐秀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大智慧公司赔偿唐秀英损失570,931.51元（包括投资差额损失568,000元、佣金损失568元、印花税损失568元和利息损失1,795.51元，其中利息是以投资差额损失、佣金损失和印花税损失之和为基数、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329天）；2、判令被告立信所对大智慧公司第一项所负的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李恒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大智慧公司赔偿李恒飞损失50,844.27元（包括投资差额损失50,634元、佣金损失50.63元、印花税损失50.63元和利息损失108.98元，其中利息是以投资差额损失、佣金损失和印花税损失之和为基数、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224天）；2、判令被告立信所对大智慧公司第一项所负的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杨桂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大智慧公司赔偿杨桂芹损失184,680.15元（包括投资差额损失183,920元、佣金损失183.92元、印花税损失183.92元和利息损失392.31元，其中利息是以投资差额损失、佣金损失和印花税损失之和为基数、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222天）；2、判令被告立信所对大智慧公司第一项所负的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辜水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大智慧公司赔偿辜水芳损失84,409.07元（包括投资差额损失84,056元、佣金损失84.06元、印花税损失84.06元和利息损失184.95元，其中利息是以投资差额损失、佣金损失和印花税损失之和为基数、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229天）；2、判令被告立信所对大智慧公司第一项所负的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和理由：大智慧公司2013年年报以各种违法行为虚增收入，影响商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因此对大智慧公司进行行政处罚。立信所是该年报的审计机构，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也被中国证监会处罚。各原告基于对大智慧公司的合理信赖购买并持有大智慧股票，因而遭受损失，故两被告应连带赔偿其损失。2015年11月7日，大智慧公司公开披露收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故应以该日作为虚假陈述行为的揭露日，据此计算损失金额。被告大智慧公司辩称：1、针对原告所指控的大智慧公司披露2013年年报的行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以下简称上海证监局）早在2015年1月就作出了《关于对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认为大智慧公司2013年年报存在信息披露违法问题。大智慧公司于2015年1月23日公告的关于上海证监局现场检查结果的整改报告（以下简称整改报告）中全面披露了前述信息披露违法问题。故整改报告公告后，理性投资者都知道或应当知道大智慧公司2013年年报存在信息披露违法问题，已获得充分的警示和提醒，完全可以预见大智慧公司披露年报行为可能带来的投资风险。因此，应当将大智慧公司公告整改报告的日期作为虚假陈述揭露日，而非原告所主张的发布立案调查公告的日期。2、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认定的大智慧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实质是公司的收入、利润及成本费用在2013年至2014年两个会计年度分配的会计处理问题，不涉及虚构交易或伪造财务凭证等财务造假行为，不影响大智慧公司两年综合财务数据、公司总体价值及其股票价格，对原告投资行为没有影响。3、2015年上半年，我国证券市场价格受各种因素影响出现大幅上涨局面，原告在立案公告日前买入股票，完全是由于证券市场暴涨所致，而非由于大智慧公司披露了2013年年报。4、自2015年11月7日至2016年1月12日期间，我国证券市场及大智慧公司所处行业指数受到“股灾”等历史性事件的影响大幅下跌，故原告的投资损失一部分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所致，应予扣除。5、原告因为大智慧公司自身经营风险而遭受的损失也应予扣除。6、原告在揭露日后仍买入大智慧公司股票，表明该等交易是原告自主选择、判断的结果，其交易受损与大智慧公司没有因果关系。综上，大智慧公司披露年报行为与原告交易损失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请。被告立信所辩称：1、假设存在虚假陈述行为，揭露日应为大智慧公司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的日期，即2015年11月7日。2015年5月1日立案调查公告披露的信息不够完整、准确。2、虚假陈述信息公布后，大智慧股票股价长达半年不涨反跌，并未扭曲股价。大智慧公司发布重组湘财证券的消息后，股价快速非理性暴涨，与虚假陈述信息无关。原告损失与虚假陈述信息没有因果关系。3、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其投资大智慧股票系基于对立信所审计报告的信赖，鉴于大智慧公司已于2015年1月发布了2014年度审计报告，原告对2013年审计报告的信赖也不合理，原告是冲着重组的预期买入，不实审计报告对其决策没有实质性影响。故原告对不实报告的信赖关系作为立信所侵权赔偿责任案件中的事实因果关系在本案中不成立。4、即便认定立信所承担责任，立信所仅属于轻微的业务过失行为，且中国证监会认定的立信所5项违法事实仅与大智慧公司6项违法事实中的4项违法事实存在关联性，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责任顺位上，大智慧公司为直接责任人，立信所为补充责任人。对于在先顺位的责任人赔偿不足或不能赔偿的差额，立信所在其责任范围内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其合理的赔偿范围不超过不实审计金额的10%。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各原告还提交了损失计算表、2015年11月9日至2016年1月12日大智慧股票收盘价及成交量统计表，因该证据系原告自行制作，两被告均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大智慧公司还提交了如下证据：1、大智慧公司关于会计差错更正及其追溯调整的公告（临2017-021），以证明该公司对2013年财务报表进行了会计差错更正和追溯调整；2、2014年2月28日至同年3月14日大智慧股票收盘价图表，以证明2013年年报发布后大智慧股票价格走势平稳；3、上证综指走势图（自2014年2月28日至2015年4月30日），以证明该段期间上证综指大幅上涨；4、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以证明大智慧公司2015年前三季度亏损，本案存在系统风险等因素。本院组织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争议事实并无关联性，故均不予采纳。立信所提交的《深交所2013年个人投资者状况调查报告》、《深交所2014年个人投资者状况调查报告》、《深交所2015年个人投资者状况调查报告》、大智慧公司与同行业内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比较、上交所第二十三期联合研究课题《股票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研究》、2015年6月26日证监会新闻发布会、2015年7月10日证监会新闻发布会、证券时报网2015年7月6日的报道《外资做空是谎言，股灾真相在这里》、年内第16次千股跌停证监会连夜回应、证监会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流动性导致股灾“3.0版”、证监会2017年2月26日新闻发布会答问实录、上证综指K线图、大智慧股票K线图、巨潮资讯网关于“大智慧”的搜索结果、大智慧公司2014年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更正前）、大智慧公司2014年更正后的报表、Z公司公告经审查均不影响本案判决结果，故均不予采纳。在上述认定证据的基础上，结合当事人陈述以及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沪01民初679号生效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本院确认如下事实：大智慧公司系上市公司，其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代码为601519（下称大智慧股票）。2014年2月28日，大智慧公司发布了2013年年度报告。2015年1月20日，上海证监局作出沪证监决[2015]4号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该决定书认定，大智慧公司在信息披露等方面存在以下问题：1、公司2013年年报财务报表附注“二、（二十）收入”中披露“公司收取的证券信息初始化费用，在客户获得软件授权时确认收入”，但公司2013年12月部分软件收入以“活动权限开通时间”作为收入确认时点，公司2013年年报中未充分、完整地披露公司软件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2、公司《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临2013-064号）中披露的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利润的影响金额，与公司2013年年报财务报表附注“二、（二十五）主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中披露的相应影响金额前后不一致，且差异较大；3、公司2013年年报财务报表附注“五、（三十）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之“公司前五名客户的营业收入情况”中披露的“客户一”和“客户二”系同一客户，相关信息披露不准确；4、公司未披露2013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保荐机构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上海证监局决定对大智慧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要求其就上述问题予以整改。2015年1月23日，大智慧公司发布整改报告。整改报告中称，大智慧公司于2015年1月21日收到上海证监局下发《关于对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沪证监决[2015]4号），针对该关注函中所涉及的具体问题，形成本整改报告。该公告载明了上海证监局指出的上述四方面问题，并逐一进行情况说明，注明整改措施和整改时间，其中，整改时间为“已完成”。2015年1月23日（周五），大智慧股票收盘价为6.58元/股。同年1月26日（周一），该股票开盘价为7.24元/股，收盘价为7.24元/股，涨幅10.03%。同年1月27日，该股票开盘价为7.96元/股，收盘价为7.96元/股，涨幅9.94%。2015年5月1日（周五），大智慧公司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该公告落款日期为2015年5月4日）。公告中称，因公司信息披露涉嫌违反证券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2015年5月4日（周一），大智慧股票开盘价为30.13元/股，收盘价为30.13元/股，跌幅10.01%。同年5月5日，该股票开盘价为27.12元/股，收盘价为27.12元/股，跌幅9.99%。2015年11月7日（周五），大智慧公司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中称，2015年11月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编号：处罚字[2015]147号）。主要内容包括：大智慧公司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已由中国证监会调查完毕，涉嫌违法的事实如下：1、2013年涉嫌提前确认有承诺政策的收入87,446,901.48元；2、2013年以“打新”等为名营销，涉嫌虚增销售收入2,872,486.68元；3、涉嫌利用与广告公司的框架协议虚增2013年收入93.34万元；4、延后确认2013年年终奖减少应计成本费用24,954,316.65元；5、涉嫌虚构业务合同虚增2013年收入1,567.74万元；6、子公司涉嫌提前合并天津民泰，影响合并报表利润总额8,250,098.88元，影响商誉4,331,301.91元。中国证监会拟决定对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处以60万元罚款，并处罚直接负责人员。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2015年11月9日（周一），大智慧股票开盘价为15.42元/股，收盘价为15.42元/股，涨幅9.99%。同年11月10日，该股票开盘价为16.00元/股，收盘价为16.11元/股，涨幅4.47%。2016年7月20日，中国证监会作出[2016]8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确认大智慧公司存在以下违法事实：2014年2月28日，大智慧公司披露的2013年年度报告显示，大智慧公司当年实现营业收入894,262,281.52元，利润总额42,921,174.52元。经查，大智慧公司通过承诺“可全额退款”的销售方式提前确认收入，以“打新股”等为名进行营销、延后确认年终奖少计当期成本费用等方式，共计虚增2013年度利润120,666,086.37元，占当年对外披露的合并利润总额的281%。具体包括：1、2013年营销部分软件产品时向客户承诺如在指定时间内不满意可全额退款，在无法预计客户退款可能性的情况下，提前确认收入87,446,901.48元，虚增利润68,269,813.05元；2、2013年将客户打新股、购买理财产品等收款以软件产品销售款为名虚增销售收入2,872,486.68元，虚增利润2,780,279.86元；3、利用与北京A有限公司的框架协议虚增2013年收入和利润943,396.23元；4、将2013年年终奖于2014年1月发放并计入2014年成本费用，将2012年年终奖于2013年1月发放并计入2013年成本费用，由此减少2013年应计成本费用，虚增利润24,954,316.65元；5、在与天津XX股份有限公司合同尚未履行完成的情况下，请该公司配合提供项目合作验收确认书，并将验收日期倒签为2013年12月31日，由此虚增收入15,677,377.40元，虚增利润15,468,181.70元；6、子公司上海B有限公司提前确认其收购Y公司的购买日，将该公司财务报表纳入子公司合并范围，虚增2013年合并财务报表利润总额8,250,098.88元，虚增商誉4,331,301.91元。中国证监会认定，大智慧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关于“发行人、上市公司依法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违法行为。中国证监会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责令大智慧公司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罚款，同时对直接负责人员也作出相应处罚。同日，中国证监会作出（2016）8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确认立信所作为大智慧公司2013年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在审计过程中存在以下违法事实：1、未对销售与收款业务中已关注到的异常事项执行必要的审计程序；2、未对临近资产负债表日非标准价格销售情况执行有效的审计程序；3、未对抽样获取的异常电子银行回单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4、对于大智慧公司2014年跨期计发2013年年终奖的情况，立信所未根据重要性按照权责发生制的原则予以调整；5、未对大智慧全资子公司股权收购购买日的确定执行充分适当的审计程序。中国证监会认定，立信所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三条关于“证券服务机构为证券的发行、上市、交易等证券业务活动制作、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财务顾问报告、资信评级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应当勤勉尽责，对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二百二十三条所述“证券服务机构未勤勉尽责，所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违法行为。中国证监会依据《证券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的规定，决定责令立信所改正违法行为，没收业务收入70万元，并处以210万元罚款，同时对直接负责人员也作出相应处罚。立信所不服，提起行政复议。同年11月7日，中国证监会以[2016]1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2016]8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16年7月27日，大智慧公司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披露了中国证监会[2016]8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内容。另查明，2016年1月4日至同年1月12日期间，上证综合指数发生大幅度波动，其中：2016年1月4日，沪深300指数于13时12分较前一交易日首次下跌达到或超过5%，上海证券交易所暂停交易15分钟，恢复交易之后，沪深300指数继续下跌，并于13时33分较前一交易日收盘首次下跌达到或超过7%，上海证券交易所暂停交易至收市，当日上证综合指数跌幅为6.86%，大智慧股票股价跌幅为9.98%；2016年1月5日，上证综合指数跌幅为0.26%，大智慧股票股价跌幅为4.68%；2016年1月6日，上证综合指数涨幅为2.25%，大智慧股票股价涨幅为3.36%；2016年1月7日，沪深300指数于9时42分较前一交易日首次下跌达到或超过5%，上海证券交易所暂停交易15分钟，恢复交易之后，沪深300指数继续下跌，并于9时58分较前一交易日首次下跌达到或超过7%，上海证券交易所暂停交易至收市，当日上证综合指数跌幅为7.04%，大智慧股票股价跌幅为10.03%；2016年1月8日，上证综合指数涨幅为1.97%，大智慧股票股价涨幅为1.96%；2016年1月11日，上证综合指数跌幅为5.33%，大智慧股票股价跌幅为3.93%；2016年1月12日，上证综合指数涨幅为0.20%，大智慧股票股价涨幅为2.59%。2015年12月10日至2016年1月12日期间，大智慧股票股价的涨跌幅度与其所属软件服务板块指数涨跌幅度大致相当。该段期间该板块指数有3天发生大幅度波动，分别为：2016年1月4日，软件服务板块指数跌幅为8.35%，该日大智慧股票股价跌幅为9.98%；2016年1月7日，软件服务板块指数跌幅为8.50%，该日大智慧股票股价跌幅为10.03%；2016年1月11日，软件服务板块指数跌幅为7.52%，该日大智慧股票股价跌幅为3.93%。再查明，2014年4月24日，大智慧公司发布2013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临2014-023）。公告中载明：“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大智慧公司201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于2014年3月22日召开的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2014年3月25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一)发放年度为2013年度；(二)发放范围为截至2014年4月29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三)本次分配以1,807,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股,实施后总股本为1,987,700,000股,增加180,700,000股……三、实施日期：(一)股权登记日2014年4月29日；(二)除权（除息）日2014年4月30日；(三)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2014年5月5日。四、分派对象：截止2014年4月29日（A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五、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转增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计算机网络，根据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持股数，按每10股转增1股的比例直接自动计入股东账户……”还查明，自2014年2月28日起至2015年11月6日期间，原告邢爽在其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证券账户中最初于2015年6月3日买入大智慧股票，累计买入5,200股，买入总价为121,998元，累计卖出2,000股，卖出总价为27,600元。同期，邢爽在其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账户中最初于2015年5月18日买入大智慧股票，累计买入8,000股，买入总价为166,375元，累计卖出3,000股，卖出总价为53,180元。2015年11月7日至2016年1月12日期间，邢爽在上述两个证券账户中均未卖出大智慧股票。截至2014年2月27日，原告吕巨持有7,400股大智慧股票。2014年2月28日至2014年4月29日期间，吕巨最初于2014年4月8日买入大智慧股票，累计买入2,900股，买入总价为21,692元，累计卖出5,900股。2014年4月30日，吕巨因大智慧公司转增股本增加股数440股。自2014年5月1日起至2015年11月6日期间，吕巨累计买入大智慧股票41,600股，买入总价为1,082,234元。自2014年2月28日起至2015年3月4日期间，吕巨累计卖出7,550股大智慧股票。自2015年3月4日起至2015年11月6日期间，吕巨累计卖出大智慧股票39,290股，卖出总价为939,411元。截至2015年11月6日，吕巨尚余大智慧股票5,500股。2015年11月7日至2016年1月12日期间，吕巨以每股12.77元的价格卖出100股大智慧股票，截至2016年1月12日，吕巨尚余5,400股大智慧股票未卖出。另，根据吕巨的交易记录显示，其买卖大智慧股票发生的手续费比例为千分之三。自2014年2月28日起至2015年11月6日期间，原告刘志恒最初于2015年3月23日买入大智慧股票，累计买入17,700股，买入总价为523,938元，卖出15,700股，卖出总价为434,631元。截至2015年11月6日，刘志恒持有大智慧股票2,000股。自2015年11月7日至2016年1月12日期间，刘志恒未就大智慧股票进行交易。自2014年2月28日起至2015年11月6日期间，原告孙平最初于2015年3月18日买入大智慧股票，累计买入11,000股，买入总价为332,183元，其中最高单股买入价格为33.10元，累计卖出5,000股，卖出总价为88,150元。截至2015年11月6日，孙平持有大智慧股票6,000股。自2015年11月7日至2016年1月12日期间，孙平未就大智慧股票进行交易。截至2014年2月27日，原告唐秀英持有30,000股大智慧股票。2014年2月28日至2014年4月29日期间，唐秀英最初于2014年3月6日买入大智慧股票，累计买入3,200股，买入总价25,598元，累计卖出8,200股。2014年4月30日，唐秀英因大智慧公司转增股本增加股数2,500股。自2014年5月1日起至2015年11月6日期间，唐秀英累计买入大智慧股票143,000股，买入总价为2,804,757元。自2014年2月28日起至2015年3月2日期间，唐秀英累计卖出32,180股大智慧股票。自2015年3月2日起至2015年11月6日期间，唐秀英累计卖出大智慧股票46,520股，卖出总价为1,269,572元。截至2015年11月6日，唐秀英尚余大智慧股票100,000股。2015年11月7日至2016年1月12日期间，唐秀英未就大智慧股票进行交易。自2014年2月28日起至2015年11月6日期间，原告李恒飞最初于2015年4月7日买入大智慧股票，累计买入29,600股，买入总价为494,495元，累计卖出26,700股，卖出总价为398,012元。截至2015年11月6日，李恒飞持有大智慧股票2,900股。自2015年11月7日至2015年11月17日期间，李恒飞累计卖出大智慧股票2,900股，卖出总价为45,852元。自2014年2月28日起至2015年11月6日期间，原告杨桂芹最初于2015年5月6日买入大智慧股票，累计买入23,100股，买入总价为511,285元，其中最高单股买入价格为31.89元，累计卖出13,600股，卖出总价为188,408元。截至2015年11月6日，杨桂芹持有大智慧股票9,500股。自2015年11月7日至2015年12月14日期间，杨桂芹累计卖出大智慧股票9,500股，卖出总价为139,029元。另，根据杨桂芹的交易记录显示，其买卖大智慧股票发生的佣金比例为千分之三。自2014年2月28日起至2015年11月6日期间，原告辜水芳最初于2015年5月28日买入大智慧股票，累计买入6,600股，买入总价为179,745元，累计卖出1,000股，卖出总价为15,270元。截至2015年11月6日，辜水芳持有大智慧股票5,600股。自2015年11月7日至2016年1月12日期间，辜水芳累计卖出大智慧股票3,600股，卖出总价为53,662元，尚余2,000股持有至2016年1月12日未卖出。另，根据辜水芳的交易记录显示，其买卖大智慧股票发生的手续费比例为万分之八。本院认为，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证券法律规定，在证券发行或者交易过程中，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信息的行为。现中国证监会业已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被告大智慧公司构成了《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的披露信息有虚假记载的违法行为，并对大智慧公司进行了行政处罚。故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及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本院认为，大智慧公司存在虚假记载的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其虚假陈述的实施日为2014年2月28日，即发布2013年年度报告的日期。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虚假陈述行为揭露日的确定，以及在此前提下，虚假陈述行为与各原告损失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若存在因果关系，两被告应承担何种民事责任。虚假陈述被揭示的意义在于其对证券市场发出了一个警示信号，提醒投资人重新判断股票价值，故在确定虚假陈述揭露日时，应综合考虑揭示内容、揭示方式以及揭示后股票价格的波动等多项因素予以判断，并着重考察系争揭示行为是否与虚假陈述行为人此前做出的虚假陈述行为相对应，能否充分揭示投资风险，进而对投资人起到足够的警示作用。本院认为，虽然被告大智慧公司于2015年5月1日公告其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但该公告内容仅提及“公司信息披露涉嫌违反证券法律规定”，并未指出信息披露涉嫌违法的具体表现，而依照证券法律法规规定，上市公司应披露的信息范围较为广泛，不同内容的信息对证券价格的影响亦各不相同。现该公告仅提示市场大智慧公司有违规嫌疑，并未明确相关信息披露的具体内容，故对于普通市场投资者而言，仅阅看该公告并不必然将其与大智慧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建立联系，亦无从知晓大智慧公司可能存在的信息披露违法事项属于诱多行为还是诱空行为，更无法据此合理判断该公司股票价格之后的走向，客观上不具备收到足够警示的条件。此外，虽然大智慧公司2015年5月1日发布公告后连续两个交易日大智慧股票跌停，但是证券价格的涨跌受多种因素影响，价格下跌并非必然因市场收到警示信息所致，故该公告日之后，系争股票价格发生下跌，亦非判断揭露日的充分条件。据此，应认定上述大智慧公司关于其被立案调查的公告并未充分揭示投资风险，尚不具备足够的警示强度，该公告日不应作为涉案虚假陈述的揭露日。大智慧公司主张以2015年1月23日、即其公告关于上海证监局现场检查结果的整改报告的日期为虚假陈述揭露日。本院认为，就该公告内容看，虽然亦指向2013年年度报告，但主要系针对上海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所作的整改，涉及的具体财务问题与中国证监会[2016]88号行政处罚内容并不一致，且该公告在每一项存在问题后均附上整改措施，注明已完成整改，故该公告对市场并未起到相应警示作用，亦不足以揭示风险，引起投资者充分注意。因此，对大智慧公司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就原告和被告立信所主张的2015年11月7日，本院认为，大智慧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已完整披露了涉案虚假陈述的事实以及中国证监会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披露内容与中国证监会[2016]8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具有高度对应性，充分揭示了投资风险，足以警示投资者重新评估股票价值。因此，应当以该公告日作为涉案虚假陈述揭露日。各方当事人一致确认，应以自揭露日起至被虚假陈述影响的证券累计成交量达到其可流通部分100%之日作为投资差额损失计算的基准日。经查，自2015年11月7日揭露日后，大智慧股票至2016年1月12日换手率达到100%。故本院认定2016年1月12日作为本案原告投资差额损失计算的基准日。自2015年11月7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2015年11月9日起至2016年1月12日期间，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格为13.37元/股，故本案所涉基准价为13.37元/股。“若干规定”第十八条规定，投资人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投资人所投资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二）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买入该证券；（三）投资人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或者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该条文系对因果关系的推定，旨在减轻普通投资者在虚假陈述赔偿案件中的举证责任。这种推定建立在以下逻辑基础之上：在一个公开有效的证券市场中，公司股票价格是由与该公司有关的所有可获知的重大信息决定的。虚假陈述作为一种公开信息必然会在相关的股票价格中得到反映。投资者信赖市场价格的趋势进行投资，而其所信赖的市场价格反映了虚假陈述的信息。所以，投资者即使不是直接信赖虚假陈述而作出投资决策，也是受反映了虚假陈述的价格的影响而为投资。换言之，投资者系基于对股票市场价格的信赖而作出投资决定，而非基于对特定信息的充分了解和分析，即使投资者不知晓虚假信息的存在，只要该虚假信息对股票的市场价格产生了影响，使其发生扭曲，即可认定相应虚假陈述行为与投资者损失间具有因果关系。被告大智慧公司的相关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若干规定”第十九条规定，被告举证证明原告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一）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已经卖出证券；（二）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进行的投资；（三）明知虚假陈述存在而进行的投资；（四）损失或者部分损失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所导致；（五）属于恶意投资、操纵证券价格的。换言之，在前述逻辑推理过程中，有一项重要的假设前提，即证券市场价格的变化会受到虚假陈述的影响。如果有确证的事实可以证明证券市场价格的某种波动系因虚假陈述以外的其他原因所引起，则上述推定的合理信赖和推定的因果关系都将无法成立，该种价格波动所引起的投资者损失也将不属于虚假陈述主体的赔偿范围。2016年1月4日和1月7日，上证综合指数和软件服务板块指数均发生异常于同一时期其他交易日的大幅下跌，该两日大智慧股票股价亦发生异常于同一时期其他交易日的大幅下跌现象，而且该两日A股市场交易时间比其他交易日有所减少，故本院认为该两日大智慧股票股价大幅下跌实质系因上证综合指数和软件服务板块指数大跌所引起，投资者相应的损失系由市场风险导致，与大智慧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缺乏关联，该部分损失不应属于大智慧公司的赔偿范围。至于该种市场风险所致投资者权益减少部分在投资者投资差额损失中所占的比例，本院酌情认定为30%，也即，若投资者买卖大智慧股票的时间段符合“若干规定”第十八条规定且在2016年1月1日后卖出或继续持有的，则应当在依照“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三十二条计算得出投资差额损失后，以该金额的70%作为大智慧公司应赔偿的投资差额损失。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各原告符合“若干规定”第十八条规定的条件，故对其投资大智慧股票所受的损失，大智慧公司应当予以赔偿。本案中，各原告主张的损失包括投资差额损失、佣金损失和印花税损失、利息损失四部分。关于佣金损失，各原告请求以投资差额损失的千分之一计算佣金，但对此并未提供证据，故本院按照各原告在证券投资交易中实际发生的佣金比例计算。其中，原告邢爽、刘志恒、孙平、唐秀英、李恒飞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实际发生的佣金比例。本院认为，考虑到证券公司所收取的劳务报酬和手续费用是伴随着交易而真实发生并体现在交易金额的变动中，对于上述原告佣金损失的计算方式，酌定为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万分之三。原告吕巨、辜水芳提交的证券公司股票明细对账单中除手续费、印花税、过户费等收费项目外，并未显示“佣金”项。经计算，该手续费伴随每笔交易且依附股票价值而发生，属于其因投资大智慧股票所产生的交易成本，且发生数额尚在合理范围内，应将其作为上述原告的佣金损失。此外，对于各原告主张的印花税损失，鉴于2008年9月18日公布的《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征收方式的通知》规定，自2008年9月19日起，印花税调整为单边征收，即仅在投资者卖出股票时予以征收，投资者受虚假陈述影响而买入大智慧股票时并未受有印花税损失，故本院对各原告诉请的印花税损失均不予支持。关于利息损失，根据“若干规定”第三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投资人有权以投资差额损失部分及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佣金之和为基数，主张自买入至卖出证券日或者基准日，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故大智慧公司还应当按此赔偿各原告的利息损失。据此，对于各原告投资差额损失、佣金损失和利息损失的具体赔偿金额，本院依法计算如下：原告邢爽在其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证券账户中所持大智慧股票的买入平均价格为29.50元/股[（121,998元-27,600元）÷（5,200股-2,000股）]。自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邢爽并未卖出大智慧股票。截至基准日，邢爽尚持有3,200股大智慧股票，则其投资差额损失为51,616元[（29.50元/股-13.37元/股）×3,200股]。因此，大智慧公司应当赔偿邢爽的投资差额损失为36,131.20元（51,616元×70%）。邢爽在该证券账户中的佣金损失为36,131.20元的万分之三计10.84元，利息损失为77.63元[（36,131.20元+10.84元）×0.35%/365天×224天]。原告邢爽在其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账户中所持大智慧股票的买入平均价格为22.64元/股[（166,375元-53,180元）÷5,000股]。自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邢爽并未卖出大智慧股票。截至基准日，邢爽尚持有5,000股大智慧股票，则其投资差额损失为46,350元[（22.64元/股-13.37元/股）×（8,000股-3,000股）]。因此，大智慧公司应当赔偿邢爽的投资差额损失为32,445元（46,350元×70%）。邢爽在该证券账户中的佣金损失为32,445元的万分之三计9.73元。关于利息损失，自2015年5月18日首次买入日至基准日期间自然天数为240天，现邢爽主张计息天数为239天，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于法不悖，本院予以确认，按此计算，邢爽的利息损失为74.38元[（32,445元+9.73元）×0.35%/365天×239天]。综上所述，大智慧公司共计应当赔偿邢爽投资差额损失68,576.20元，佣金损失20.57元，利息损失152.01元。原告吕巨于2014年4月30日因大智慧公司转增股本增加股数440股，其中，150股系因其在实施日之前持有的股票所增（7,400股-5,900股），290股系因其在实施日至股权登记日期间购买的股票所增。因此，在计算吕巨买入证券成本时，对于吕巨在实施日前持有的股票7,400股以及由此所增股票150股（两项累计7,550股），应当依据“先入先出法”从其实施日后所卖股票中先行剔除，不再计入持股成本的计算范围。故吕巨于实施日至2015年3月4日期间卖出的7,550股大智慧股票应予以剔除。照此计算，吕巨的买入平均价格为29.91元/股[（21,692元+1,082,234元-939,411元）÷（2,900股+290股+41,600股-39,290股）]，卖出平均价格为12.77元/股。截至基准日，吕巨尚余5,400股未卖出。综上，吕巨的投资差额损失为91,030元[（29.91元/股-12.77元/股）×100股+（29.91元/股-13.37元/股）×5,400股]。大智慧公司应当赔偿吕巨的投资差额损失为63,721元（91,030元×70%）。关于佣金损失，吕巨证券投资交易中实际发生的佣金比例为千分之三，现其按照千分之一主张，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于法不悖，本院予以确认，其佣金损失为63,721元的千分之一计63.72元。关于利息损失，自2014年4月8日首次买入日至基准日期间自然天数为645天，现吕巨主张计息天数为644天，本院予以确认，按此计算，吕巨的利息损失为393.89元[（63,721元+63.72元）×0.35%/365天×644天]。若以实施日至揭露日之间买入总价与卖出总价之差计算原告刘志恒的买入成本,其买入平均价格为44.65元/股[（523,938元-434,631元）÷2,000股]。该计算结果高于刘志恒的单股最高买入价格，显然有所失当，故本院酌情依照其单股最高买入价格30.95元作为其买入成本价。自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刘志恒并未卖出大智慧股票。截至基准日，刘志恒尚持有2,000股大智慧股票，则其投资差额损失为35,160元[（30.95元/股-13.37元/股）×2,000股]。因此，大智慧公司应当赔偿刘志恒的投资差额损失为24,612元（35,160元×70%）。刘志恒的佣金损失为24,612元的万分之三计7.38元。关于利息损失，自2015年3月23日首次买入日至基准日期间自然天数为296天，现刘志恒主张计息天数为295天，本院予以确认，按此计算，刘志恒的利息损失为69.64元[（24,612元+7.38元）×0.35%/365天×295天]。若以实施日至揭露日之间买入总价与卖出总价之差计算原告孙平的买入成本,其买入平均价格为40.67元/股[（332,183元-88,150元）÷6,000股]。该计算结果高于孙平的单股最高买入价格，显然有所失当，故本院酌情依照其单股最高买入价格33.10元作为其买入成本价。自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孙平并未卖出大智慧股票。截至基准日，孙平尚持有6,000股大智慧股票，则其投资差额损失为118,380元[（33.10元/股-13.37元/股）×6,000股]。因此，大智慧公司应当赔偿孙平的投资差额损失为82,866元（118,380元×70%）。孙平的佣金损失为82,866元的万分之三计24.86元。关于利息损失，自2015年3月18日首次买入日至基准日期间自然天数为301天，现孙平主张计息天数为300天，本院予以确认，按此计算，孙平的利息损失为238.45元[（82,866元+24.86元）×0.35%/365天×300天]。原告唐秀英于2014年4月30日因大智慧公司转增股本增加股数2,500股，其中，2,180股系因其在实施日之前持有的股票所增（30,000股-8,200股），320股系因其在实施日至股权登记日期间购买的股票所增。因此，在计算唐秀英买入证券成本时，对于唐秀英在实施日前持有的股票30,000股以及由此所增股票2,180股（两项累计32,180股），应当依据“先入先出法”从其实施日后所卖股票中先行剔除，不再计入持股成本的计算范围。故唐秀英于实施日至2015年3月2日期间卖出的32,180股大智慧股票应予以剔除。照此计算，唐秀英的买入平均价格为15.61元/股[（25,598元+2,804,757元-1,269,572元）÷（3,200股+320股+143,000股-46,520股）]。自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唐秀英未就大智慧股票进行交易，故其投资差额损失为224,000元[（15.61元/股-13.37元/股）×100,000股]。大智慧公司应当赔偿唐秀英的投资差额损失为156,800元（224,000元×70%）。唐秀英的佣金损失为156,800元的万分之三计47.04元。关于利息损失，自2014年3月6日首次买入日至基准日期间自然天数为678天，现唐秀英主张计息天数为329天，本院予以确认，按此计算，唐秀英的利息损失为494.82元[（156,800元+47.04元）×0.35%/365天×329天]。原告李恒飞所持大智慧股票的买入平均价格为33.27元/股[（494,495元-398,012元）÷2,900股]，卖出平均价格为15.81元/股（45,852元÷2,900股），则其投资差额损失为50,634元[（33.27元/股-15.81元/股）×2,900股]。因此，大智慧公司应当按此赔偿。李恒飞的佣金损失为50,634元的万分之三计15.19元。关于利息损失，自2015年4月7日首次买入日至2015年11月17日全部卖出日期间自然天数为225天，现李恒飞主张计息天数为224天，本院予以确认，按此计算，李恒飞的利息损失为108.79元[（50,634元+15.19元）×0.35%/365天×224天]。若以实施日至揭露日之间买入总价与卖出总价之差计算原告杨桂芹的买入成本,其买入平均价格为33.99元/股[（511,285元-188,408元）÷9,500股]。该计算结果高于杨桂芹的单股最高买入价格，显然有所失当，故本院酌情依照其单股最高买入价格31.89元作为其买入成本价。杨桂芹卖出大智慧股票的平均价格为14.63元/股（139,029元÷9,500股），则其投资差额损失为163,970元[（31.89元/股-14.63元/股）×9,500股]。大智慧公司应当按此赔偿。杨桂芹实际发生的佣金比例为千分之三，现其按千分之一主张，系其处分自身权利，于法不悖，本院予以确认，按此计算，杨桂芹的佣金损失为163,970元的千分之一计163.97元。关于利息损失，自2015年3月22日首次买入日至2015年12月14日全部卖出日期间自然天数为223天，现杨桂芹主张计息天数为222天，本院予以确认，按此计算，利息损失为349.40元[（163,970元+163.97元）×0.35%/365天×222天]。原告辜水芳所持大智慧股票的买入平均价格为29.37元/股[（179,745元-15,270元）÷5,600股]，卖出平均价格为14.91元/股（53,662元÷3,600股）。自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辜水芳卖出3,600股大智慧股票，尚余2,000股留存至基准日未卖出，则其投资差额损失为84,056元[（29.37元/股-14.91元/股）×3,600股+（29.37元/股-13.37元/股）×2,000股]。因此，大智慧公司应当赔偿辜水芳的投资差额损失为58,839.20元（84,056元×70%）。辜水芳的佣金损失为58,839.20元的万分之八计47.07元。关于利息损失，自2015年5月28日首次买入日至基准日期间自然天数为230天，现辜水芳主张计息天数为229天，本院予以确认，按此计算，辜水芳的利息损失为129.31元[（58,839.20元+47.07元）×0.35%/365天×229天]。关于立信所是否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院认为，《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证券服务机构为证券的发行、上市、交易等证券业务活动制作、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财务顾问报告、资信评级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应当勤勉尽责，对所依据的文件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其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与发行人、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证券承销商、证券上市推荐人或者专业中介服务机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而不予纠正或者不出具保留意见的，构成共同侵权，对投资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上述法律以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因会计师事务所负有勤勉尽责义务，故若其违反该义务出具不实报告即应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立信所作为大智慧公司2013年年报的审计机构，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为此，中国证监会已作出（2016）8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明确指出立信所在审计过程中存在的5项违法事实，并认定立信所“未勤勉尽责，所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符合上述《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的适用情形；立信所怠于尽职未对大智慧公司2013年年报中的异常事项或者特定事项执行必要或有效的审计程序，导致该年报中的虚假记载内容未予消除，属于“若干规定”所述应当知道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而不予纠正或不出具保留意见之情形。立信所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规定，即使其需承担赔偿责任，因其主观系过失，其承担的应是补充赔偿责任，而非连带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中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不实报告系基于故意或过失分别确立了连带责任和补充赔偿责任，其中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被审计单位有前款第二至五项所列行为（包括明知被审计单位对重要事项的财务会计处理与国家有关规定相抵触，而不予指明；明知被审计单位的财务会计处理会直接损害利害关系人的利益，而予以隐瞒或者作不实报告；明知被审计单位的财务会计处理会导致利害关系人产生重大误解，而不予指明；明知被审计单位的会计报表的重要事项有不实的内容，而不予指明），注册会计师按照执业准则、规则应当知道的，人民法院应认定其明知。该条款系对会计师事务所主观“推定故意”之规定。本案中，立信所对于大智慧公司提前确认收入、虚增销售收入、虚增利润等严重违法行为，因未执行必要有效的审计程序而未予揭示，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之情形，立信所认为其主观系过失的抗辩意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立信所应当就投资者的损失与大智慧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邢爽投资差额损失68,576.20元，佣金损失20.57元，利息损失152.01元；二、被告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吕巨投资差额损失63,721元，佣金损失63.72元，利息损失393.89元；三、被告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刘志恒投资差额损失24,612元，佣金损失7.38元，利息损失69.64元；四、被告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孙平投资差额损失82,866元，佣金损失24.86元，利息损失238.45元；五、被告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唐秀英投资差额损失156,800元，佣金损失47.04元，利息损失494.82元；六、被告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恒飞投资差额损失50,634元，佣金损失15.19元，利息损失108.79元；七、被告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杨桂芹投资差额损失163,970元，佣金损失163.97元，利息损失349.40元；八、被告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辜水芳投资差额损失58,839.20元，佣金损失47.07元，利息损失129.31元；九、被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被告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依本判决第一项至第八项所负的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十、驳回原告邢爽、吕巨、刘志恒、孙平、唐秀英、李恒飞、杨桂芹、辜水芳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与原告邢爽诉讼请求对应的案件受理费2,258.22元，由原告邢爽负担679.33元，由被告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共同负担1,578.89元。与原告吕巨诉讼请求对应的案件受理费2,094.38元，由原告吕巨负担629.78元，由被告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共同负担1,464.60元。与原告刘志恒诉讼请求对应的案件受理费1,386.13元，由原告刘志恒负担846.73元，由被告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共同负担539.40元。与原告孙平诉讼请求对应的案件受理费3,592元，由原告孙平负担1,777.90元，由被告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共同负担1,814.10元。与原告唐秀英诉讼请求对应的案件受理费9,509.32元，由原告唐秀英负担6,888.67元，由被告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共同负担2,620.65元。与原告李恒飞诉讼请求对应的案件受理费1,072元，由被告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共同负担。与原告杨桂芹诉讼请求对应的案件受理费3,993.60元，由原告杨桂芹负担436.74元，由被告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共同负担3,556.86元。与原告辜水芳诉讼请求对应的案件受理费1,910.23元，由原告辜水芳负担574.67元，由被告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共同负担1,335.5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任静远人民陪审员  黄秀佩审 判 员  孙 倩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印 铭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三条【文件出具义务】证券服务机构为证券的发行、上市、交易等证券业务活动制作、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财务顾问报告、资信评级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应当勤勉尽责，对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其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与发行人、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八条投资人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投资人所投资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二）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买入该证券；（三）投资人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或者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被告举证证明原告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一）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已经卖出证券；（二）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进行的投资；（三）明知虚假陈述存在而进行的投资；（四）损失或者部分损失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所导致；（五）属于恶意投资、操纵证券价格的。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本规定所指的虚假陈述实施日，是指作出虚假陈述或者发生虚假陈述之日。虚假陈述揭露日，是指虚假陈述在全国范围发行或者播放的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上，首次被公开揭露之日。虚假陈述更正日，是指虚假陈述行为人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披露证券市场信息的媒体上，自行公告更正虚假陈述并按规定履行停牌手续之日。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证券承销商、证券上市推荐人或者专业中介服务机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而不予纠正或者不出具保留意见的，构成共同侵权，对投资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九条虚假陈述行为人在证券发行市场虚假陈述，导致投资人损失的，投资人有权要求虚假陈述行为人按本规定第三十条赔偿损失；导致证券被停止发行的，投资人有权要求返还和赔偿所缴股款及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的利息。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十条虚假陈述行为人在证券交易市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范围，以投资人因虚假陈述而实际发生的损失为限。投资人实际损失包括：（一）投资差额损失；（二）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佣金和印花税。前款所涉资金利息，自买入至卖出证券日或者基准日，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投资人在基准日及以前卖出证券的，其投资差额损失，以买入证券平均价格与实际卖出证券平均价格之差，乘以投资人所持证券数量计算。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二条投资人在基准日之后卖出或者仍持有证券的，其投资差额损失，以买入证券平均价格与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起至基准日期间，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格之差，乘以投资人所持证券数量计算。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三条投资差额损失计算的基准日，是指虚假陈述揭露或者更正后，为将投资人应获赔偿限定在虚假陈述所造成的损失范围内，确定损失计算的合理期间而规定的截止日期。基准日分别按下列情况确定：（一）揭露日或者更正日起，至被虚假陈述影响的证券累计成交量达到其可流通部分１００％之日。但通过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的证券成交量不予计算；（二）按前项规定在开庭审理前尚不能确定的，则以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后第３０个交易日为基准日；（三）已经退出证券交易市场的，以摘牌日前一交易日为基准日；（四）已经停止证券交易的，可以停牌日前一交易日为基准日；恢复交易的，可以本条第（一）项规定确定基准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