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甘09民终11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酒泉市兰德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陈金萍，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飞，该公司合伙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生才，甘肃政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玉生，男，甘肃省玉门市人，住甘肃省玉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军，甘肃沃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酒泉市兰德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兰德公司）因与上诉人王玉生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玉门市人民法院（2017）甘0981民初18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兰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飞、李生才、上诉人王玉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兰德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兰德公司对王玉生的制种损失不予赔偿，并判令王玉生返还借款36000元，增加赔偿亲本费256000元。事实和理由：1.王玉生应当赔偿全额的亲本费，而非40%。给付亲本费属于双方对违约责任的约定，不存在过错认定的问题，王玉生拒绝交付种子属于单方违约，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每亩2000元的亲本费。2.一审判决以种子款为依据计算王玉生的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认定制种亩产量110公斤没有事实根据，合同中也没有约定亩产量和保底收入，而且王玉生并未交付过种子。3.种子款不同于制种损失。种子款中包含了农户的成本投入和应得利益，而制种损失仅是指种植过程中的土地、农资及劳务投入，而且如果要计算损失也应当计算兰德公司的损失。4.兰德公司通知种子收获时，种子已经完全成熟，如果王玉生按照通知及时收获种子，并不会导致如此严重的损失。鉴定结论也认定葵花烂盘是病虫害问题造成，与原种质量无关，至于田间管理属于事实问题，并不属于鉴定范围。5.一审认定“原被告双方未采取防止措施，病虫害进一步蔓延”错误，兰德公司的义务是提供亲本种子和技术指导，并负责监督农户做好田间管理，但具体的田间管理包括农药的购买和喷洒都是农户的责任，与兰德公司无关。6.兰德公司同意陈进业代收预借款，但陈进业收款后以王玉生拖欠地租为由未将款项付给王玉生，属于陈进业与王玉生之间的债务关系，不影响王玉生收到预借款的事实。7.王玉生提起反诉要求支付种子款，但判决结果是赔偿制种损失，对于损失的认定又是以制种款为标准，判非所请，违反法定程序。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还重审。王玉生辩称：1.兰德公司未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种子，没有包装和标签，没有检疫证明等相关手续，对其主张的亲本费不应支持。2.兰德公司主张的借款，属民间借贷纠纷，是否返还应另案主张，本案中不应审理。3.根据合同的履行情况，兰德公司存在未提供技术指导，未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种子，未进行备案的情形，造成的损失应由兰德公司自行承担。王玉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查清事实后改判。事实和理由：1.一审未查清兰德公司是否具备生产向日葵种子的资质及技术，是否向上诉人提供了符合国家规定的向日葵种子原种，鉴定时使用的品种与兰德公司在种子管理部门备案的品种是否一致，兰德公司提供的种子不符合国家规定，没有包装和标签。2.一审认定上诉人拒不采收向日葵种子错误。虽然兰德公司向上诉人发出过采收通知，但发出通知时种子尚未成熟，之后兰德公司又电话告知上诉人因种子病害严重，不再回收种子。兰德公司前后矛盾的说法使上诉人无法确定是否应当采收种子，因为采收种子还需要大量的收割成本。因此并非上诉人拒绝采收，而是兰德公司无法承诺收购种子，上诉人不应赔偿兰德公司的亲本费。3.一审对双方的责任划分不当。两次鉴定报告认定的引发盘腐病的主要原因都是兰德公司所致，虽然上诉人也有田间管理的义务，但只是在技术员的指导下按照其要求提供劳务，而兰德公司并未提供任何技术指导，导致损失发生，应当由兰德公司承担全部损失。4.借款纠纷应当另案处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兰德公司要求偿付亲本费的诉求，并判由兰德公司承担全部损失。兰德公司辩称：1.一审判决混淆了制种款和制种损失的法律概念和法律事实，将制种损失等同于种子款完全错误。2.王玉生要求支付种子款，一审判决却是以种子款为依据计算损失并判决赔偿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本案中，种子田间鉴定只确定了种子在生长过程中发生病虫害的事实，确定了病虫害发生的原因，并没有认定种子质量存在问题。4.一审认定“因原被告双方未采取防治措施，病虫害进一步蔓延”的事实错误。5.王玉生主张不承担亲本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王玉生违反合同约定拒绝采收和交售种子，应当承担支付亲本费的责任。兰德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制种合同约定的亲本费200000元。2.判令被告偿还预付款36000元。王玉生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请求反诉被告给付制种款5616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原、被告协商在玉门市花海镇玉门油田农场合作繁育葵花制种事宜，经协商，双方对制种面积、种子的质量、回收价格、亲本种子的提供及违约责任等内容达成一致。2017年5月，被告用原告提供的亲本种子下种。2017年7月7日，经实地查看，原、被告双方补签了向日葵种子生产合同，合同主要约定，制种的品种为“1701”，乙方（王玉生）的制种面积180亩，种子的质量标准为纯度98%，芽率96%，净度98%，水分小于7%，每公斤价格为24元。甲方（酒泉市兰德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应提供达到国家质量标准的原种种子。甲方安排乙方种植的品种不适合当地气候条件造成的损失由甲方承担。种子成熟并且接到采收通知单后，乙方方可按照甲方制定的方法进行采收。亲本费每亩2000元，乙方按时足额交回种子，亲本费免除。甲方预付乙方每亩400元，出苗后200元，授粉中期200元。签订合同后，被告按照原告的要求进行了田间管理。8月20日左右，被告在传授花粉时发现有病害，随即报告原告。8月25日左右，原告派技术人员到现场查看，后因原、被告双方未采取措施防治，病害进一步蔓延。9月23-28日，应被告的申请，玉门市农牧局对制种食葵的病害进行了鉴定。鉴定报告载明，经田间调查：种植的“363灰板”平均发病率为74.1%。鉴定结果：综合田间调查和室内初步鉴定，病害为匍枝霉引起的向日葵盘腐病，该病原菌主要存在于土壤和葵花病残体中，由葵花花盘微伤口、萼片等部位侵入，病菌子孢子囊借气流和田间操作等途径传播，特别是在田间高温、高湿环境下蔓延迅速。该病的发生与菌源数量，气候条件、栽培管理、品种特性和生育期等都有密切关系。这次葵花“363系”发生的盘腐病不属于种子质量问题。引发盘腐病的主要原因：1.制种企业和农户在葵花生产中对轮作倒茬重视不够。2.田间管理粗放，为病虫滋生蔓延提供了适宜场所。3.制种企业技术指导不到位，导致了病虫害的扩散蔓延。4.适宜的气候条件导致了病原菌大量繁殖，造成葵花盘腐病的大面积发生。”王玉生不服该鉴定，10月18日，申请酒泉市种子管理站重新鉴定。10月21日，经重新鉴定，鉴定结论“1.向日葵花盘腐烂是由根霉菌引起，该菌广泛存在于土壤、空气和各种物体表面，在适宜的温湿度条件下，病菌孢子可侵染向日葵花盘，形成褪色的软腐病斑，病菌可穿透花盘，影响籽粒发充并引起种子霉变。该病害（盘腐病）为气候病害，种子带菌情况与病害暴发流行无直接关系。2.7月下旬特殊的气候条件和该品种自交系（母本）易感根霉菌的特性导致向日葵制种田盘腐病严重发生。3.在制种田授粉前后，制种企业技术指导不到位，双方均未采取任何病害防治措施，是造成该病害暴发流行的主要原因。如果在发病初期及时采取科学的防治措施，病害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另外，王玉生田间调查统计，病害率80.7%、虫害率89.3%”，9月23日，原告向被告发出采收通知，要求被告于9月23日开始收割向日葵种子。9月26日、10月10日，原告又向被告发出采收通知，被告均以发生病害造成绝收为由拒绝采收。为此，双方发生纠纷，互诉至法院。庭审中，原告当庭增加诉讼请求160000元，诉讼标的变更为396000元。被告陈述原告当时口头承诺正常产量可达到130公斤/亩，原告认可正常产量110公斤/亩。被告称出具预付款借条后，原告并未给付36000元。另查明，2017年7月7日补充签订《向日葵种子生产合同》时，针对约定的条款，原告让被告出具借条二张，一借条载明：“今借到兰德种业亲本款200×20000元=40万，种子按时足额交售后，借条作废，如违约拒交，借条真实有效。借款人：王玉生、2017.7.07。”另一借条载明：“今借到兰德种业预付款180亩×200元=36000元。借款人王玉生、2017.7.7”。庭后质证时，原告称将预付款36000元交由另一植种户陈进业代为给付。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向日葵种子生产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双方应按照合同的约定严格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本案中，根据两次鉴定报告的结论，原告提供的原种具有易感根霉菌的特性，技术指导不到位，特别是病害发生时，未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致使病害迅速蔓延，导致制种失败，因此，原告应承担主要责任。对于被告，也存在田间管理粗放，未重视病害的发展，特别是病害发生后，原告要求采集种子以减少损失，但被告以制种绝收为由，拒不采收种子，导致损失进一步扩大，故被告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综合本案，原告承担60%的责任，被告承担40%的责任。对于本诉中原告要求被告赔偿亲本费360000元的诉讼请求，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被告赔偿原告40%的亲本费，即每亩地赔偿800元，合计赔偿原告亲本费144000元（800元／亩×180亩）。对于原告要求被告退还预付款36000元的诉讼请求，因原告并未将该款实际交给被告，被告不认可收到该款，不予支持。对于反诉原告的561600元损失，9月23-28日，玉门市种子管理站鉴定被告的葵花发病率为74.1%，为减少损失，原告要求被告采收葵花种子，但被告拒不采收，导致葵花发病率进一步蔓延，因此，认定被告葵花发病率为74.1%，在此之后的损失，由被告自行承担。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因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原告承诺亩产130公斤，被告认可正常产量为110公斤/亩，认定正常产量110公斤/亩。合同约定收购价格24元/公斤，即每亩地正常收入2640元（110公斤／亩×24元），现被告每亩地损失1956.24元（2640元／亩×74.1%），该损失原告承担60%，被告自行承担40%，即原告每亩地赔偿被告1173.74元（1956.24元×60%），合计原告赔偿被告制种损失211273.92元（1173.74元／亩×180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反诉原告）王玉生赔偿原告（反诉被告）酒泉市兰德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亲本费1440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酒泉市兰德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原告（反诉被告）酒泉市兰德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赔偿被告王玉生（反诉原告）制种损失211273.92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本诉案件受理费7240元，原告酒泉市兰德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4607元，被告王玉生负担2633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708元（缓交），反诉原告负担2937元，反诉被告酒泉市兰德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771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进行了举证，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兰德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1.技术员龚某在制种过程中的记录及采收记录，拟证明兰德公司按照合同对农户进行了田间管理的指导。2.兰德公司种子检验单，拟证明种子发芽率达到92%。3.兰德公司对陈某的种子检验结果，拟证明兰德公司提供的种子纯度为98%，达到了规定。4.证人龚某的证言，拟证明玉门花海农场的葵花从种植到传粉的情况，自2017年5月开始，证人龚某负责玉门花海农场500亩葵花的技术指导。5.证人陈某的证言，拟证明兰德公司的技术员龚某到过花海农场两次，一次是送种子，一次是6月底7月初指导打农药健壮素，第三次打健壮素的时候龚某要求在健壮素中加上防腐和防虫的药，证人按照龚某的要求打了两次防腐的药，证人种的40亩地中一半的状况尚可，其余一半有大部分葵花都烂了。6.证人王某的证言。拟证明证人与陈某合伙种地，年底和兰德公司协商好后将种子采收了，但陈进业不允许将种子拉到公司。王玉生质证称：对技术员的记录不认可，不能证明该记录是制种过程中制作的，采收记录是复印件，内容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种子检验单和种子检验结果不认可，合同规定种子的检验应当由第三方进行，兰德公司自己单方作出的检验不具有证明力。证人证言部分属实，但王玉生不清楚证人与兰德公司的协商情况，请求法院结合案件事实予以认定。经审查，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所证明的事实应当结合案件综合予以认定。上诉人王玉生提交了如下证据：1.照片2张，拟证明葵花的腐烂程度。2.包装袋照片2张，拟证明兰德公司提供的亲本无正规包装，包装袋上也没有国家规定的标签。兰德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3.证人魏某的证言，拟证明王玉生给其打电话，让找人收葵花，到现场后因技术员未到场而未采收的事实。兰德公司质证认为证人所言部分属实，但其采收时间距公司发出通知已过了15天，无人指导采收。经审查，对上述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人证实的去采收的事实予以认定，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综合本案其他事实分析认定。兰德公司申请酒泉市种子管理站市场管理科副科长、高级农艺师于水华，作为专家证人出庭作证，就本案中涉及的种子生产、种子田间管理、种子质量鉴定等专业性问题进行说明。兰德公司对专家证人证言无异议，王玉生认为专家证言倾向性较大，不应作为证据采信。经审查，证人证言客观真实，具有证据效力。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王玉生主张的制种损失数额应如何确定；2.一审判决对双方责任划分是否适当；3.兰德公司主张的亲本费应否支持；4.兰德公司主张的36000元预借款如何处理。关于制种损失数额的确定问题。兰德公司上诉称王玉生起诉要求支付种子款，并非赔偿损失，即使赔偿损失也应当扣除王玉生的实际投入，不能按照正常收入计算损失。对此，因争议的葵花没有采收，王玉生为此实际投入却没有收益，如没有发生意外，该部分葵花包含成本及利润在内的价款将是王玉生正常收入。现因病虫害及其他因素致葵花绝收，应得而不能得到的该部分收入应算作损失，故一审判决按照正常收入的标准计算损失数额并无不当。根据两次鉴定报告的结果，均认定葵花盘腐烂是由根霉菌引起,与种子质量或带菌情况无直接关系，不属于种子质量问题，而是与气候、栽培管理、土壤情况有密切关系，且病害呈蔓延发展趋势，田间管理粗放，如在发病初期及时采取科学措施，该病害可以得到有效控制。2017年9月23日至9月28日，受玉门市农牧局的委托，酒泉市农技中心、玉门市农技中心有关专家组成鉴定小组，对王玉生种植的“363灰板”花盘腐烂病情进行鉴定，结论为平均发病率为74.1%，并未完全腐烂。兰德公司分别于2017年9月23日、9月26日告知王玉生等农户开始采收，王玉生应当按照通知要求及时采收以减少损失，但王玉生出于对采收成本的考虑没有采收，直至葵花完全绝收，对其应当采收而拒绝采收的葵花，应视为其自行扩大的损失。王玉生所提应当按照全部收入认定损失并由兰德公司全部承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以查明的事实和双方口头约定确定每亩葵花正常收入为2640元，按照鉴定结论的发病率74.1%确定每亩地损失为1956.24元并无不当。关于双方的责任划分。兰德公司作为常年从事种子生产经营的企业，在委托农户进行种子繁育的过程中，应当积极履行技术指导义务，严格履行田间管理制度，及时发现病虫害并指导农户采取相应措施。但根据庭审调查，兰德公司的技术员龚某陈述其在担任技术员时，仅从葵花种植到授粉期间到花海镇现场进行过几次技术指导，授粉结束后至组织鉴定前再未去过花海镇。农户告知其葵花发病时，也只是告知农户需要打药，并未到现场进行具体指导。葵花种子繁育有一定的技术含量，普通农户依靠传统种植经验无法满足种子繁育的技术要求，兰德公司相对于农户具有显著的技术优势和风险防控能力，无论出于对其自身利益的考量还是对农户的负责，都应积极主动进行田间管理指导，随时跟踪监控葵花生长态势及病害发生情况，但其并未积极履行田间管理义务，对农户缺乏切实有效的技术指导，导致病害发展蔓延直至损失发生，应当对损失承担主要责任。王玉生等农户在发现病害发生后，应当积极采取措施及时采收尚未腐烂的种子以减少损失，而非以上诉人兰德公司拒收为由拒不采收种子，导致损失进一步扩大，其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应当承担次要责任。一审判决综合考虑双方过错及本案客观实际，认定由兰德公司承担60%的责任，王玉生承担40%的责任正确。兰德公司所提田间管理是农户的义务，兰德公司已经完成了技术指导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不能成立。关于兰德公司主张的亲本费应否支持的问题。关于亲本费，根据双方合同约定，亲本费每亩2000元，王玉生按时交回种子，亲本费免除。因王玉生未交回种子，应当承担亲本费，但兰德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过错，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审判决王玉生按照40%的比例支付亲本费正确，应予维持。兰德公司所提应当由王玉生全额承担亲本费的上诉请求和王玉生所提不应支付亲本费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关于36000元预借款的认定。庭审中兰德公司认可其并未将预借款直接交付给王玉生，而是给了另一农户陈进业，委托其代为支付。陈进业认可其收到了该笔款项但未向王玉生支付，且其认为不是预借款而是预付的租金、水、电等费用。因王玉生并未收到该笔款项，故一审对兰德公司要求王玉生返还预借款的诉讼请求不予处理正确。综上所述，上诉人酒泉市兰德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与上诉人王玉生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129元，由上诉人酒泉市兰德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0273元，上诉人王玉生负担5428元，免交542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 林审判员 蔺春辉审判员 张小青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日书记员 高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