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1民终44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海萍，女，1963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韫杰，北京天驰君泰（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虹，女，1959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根华，江苏彦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定国，江苏彦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忠田，男，1943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乃翔，江苏苏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耿彬，男，1943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沿江工业开发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冯海文，男，1969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长治市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金飞龙旧机动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沙洲街道中和村。法定代表人：王世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晏德熙，江苏衡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殷明，江苏衡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威，男，1991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晏德熙，江苏衡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殷明，江苏衡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佳，女，1987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晏德熙，江苏衡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殷明，江苏衡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众华通测控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水阁路。法定代表人：王世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晏德熙，江苏衡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殷明，江苏衡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海萍因与被上诉人廖虹、孙忠田、耿彬、冯海文、南京金飞龙旧机动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飞龙公司）、王威、王佳、南京众华通测控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华通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2017）苏0115民初29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因案情复杂，依法延长3个月审限，现已审理终结。李海萍向本院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李海萍一审诉讼请求；2.各被上诉人负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股权转让协议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首先，2010年5月28日李海萍与廖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转让人签名处“李海萍”的签名并非李海萍的签字，李海萍也从未委托他人代签，系他人冒用李海萍名义形成的合同。因此，该股权转让协议并非李海萍真实意思表示，不符合民事法律行为应具备的实质要件，应属无效。其次，李海萍系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独立民事主体，他人未经授权或追认均无权代表其进行民事法律行为，更不能冒名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因此，众华通公司设立之时，李海萍是否实际出资、是否具有股东资格，应属另案处理的问题。二、一审判决违反不诉不理原则。一审仅凭一审被告的抗辩理由就将股权转让纠纷转变成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违反不诉不理原则。李海萍以合同一方当事人地位提起诉讼，以股权转让合同为事实基础，当然属于适格的原告，而是否具有股东资格不应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一审法院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审理股权转让协议双方是否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是否属于合同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以及是否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并据此判定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而此与李海萍是否具有股东资格无关。三、李海萍已经履行出资义务，当然具备股东资格。股东的出资，尤其是现金出资汇集起来，委托他人统一缴付至验资账户，目的是为了便于办理手续，提高工作效率，并不能因此认定交款人就是股东。李海萍的款项以现金形式在北京交付廖虹的丈夫高太长，由其转交给廖虹用于缴纳出资，当时高太长还打了收条，但在公司设立后，由于廖虹已经代为统一缴付了出资，委托验资及工商登记均已明确完成的情况下，该收条已失去作用，现已过去十多年，收条丢失。但收条的丢失并不能否定李海萍履行出资义务的事实，也不能据此就认定孙忠田为实际出资人。根据众华通公司设立时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9年）第二十六条：股东全部缴纳出资后，必须经法定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李海萍的出资经过了验资并进行了权属登记，而且在一系列法律文件中，包括《现金解款单》、《货币转让证明》、《货币分割证明》、《银行询证函》、《股份确认书》、《验资报告》等均对李海萍的出资进行了确认，李海萍的出资也已经记载于公司章程。一审判决仅以廖虹的所谓付款行为就直接否定法定的验资报告效力，否定工商机关对于出资分割的记载，没有法律依据。根据2002年12月2日两笔《现金解款单》，其中一笔133.6万元的《现金解款单》在解款部门一栏处明确记载“李海萍23.6万、孙忠田20万、耿彬45万、朱福22.5万、刘彦敏22.5万”，另一笔66.4万元《现金解款单》上，在解款部门一栏处明确记载“李海萍”。上述记载非常明确地体现了现金交付的款项来源，也能够印证李海萍委托廖虹现金进账，而且廖虹也如约履行解款进账义务的事实。退一步说，即使所有出资均是廖虹、孙忠田所出，但是在经过货币分割、货币转让和股份确认以及验资之后，且李海萍与廖虹、孙忠田之间并未签署任何股权代持协议，该股权仍应属于李海萍所有，而廖虹、孙忠田代付出资的行为与李海萍之间应属债权债务关系。四、一审判决认定众华通公司出资均由孙忠田、廖虹缴纳，显然缺乏证据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但根据廖虹提交的银行进账单、农业银行的取款记录、华夏银行取款记录以及验资时的纸质凭证，可以认定众华通公司设立时均由廖虹、孙忠田缴纳，廖虹、孙忠田系实际出资人”是完全错误。首先，总金额共计133.6万元的三份银行进账单均没有原件，真实性本身就没有证实，并且，进账单并非正常交给出（持）票人的回单联（第1联），而是去复印的银行内部贷方凭证（第2联），也就是说，廖虹故意不提交自身应持有的票据，而要去银行复印内部凭证。更关键的是，银行进账单是持票人或收款人将票据款项存入其开户银行账户的凭证，实际付款人系出票单位而不是持票人廖虹、孙忠田，廖虹、孙忠田本身就是收款人。廖虹、孙忠田提交的银行进账单故意隐去了栏目名称，实际上，隐去的栏目名称就是“收款人”、“账号”和“开户银行”。也就是说，凭借银行进账单不仅不能证明廖虹、孙忠田将自己的钱存入银行，相反，只能说明廖虹、孙忠田将出票人的款项存入自己的账户。其次，廖虹的银行账户网络记录显示廖虹的账户从2012年6月11日至12月30日的存取款和消费记录，一审判决以廖虹账户长达近半年的取款记录认定廖虹取现金50多万元缴付出资。一审判决只计算取款金额，而不考虑存款金额不妥。从2012年6月11日至12月2日，廖虹账户共取款57.9万元，共存款54万元，差额不到4万元。最后，即使在廖虹提交的付款证据中，属于孙忠田的也就是两张各30万元的进账单。孙忠田一方面称自己冒用李海萍名义登记，另一方面却又没有实际缴纳出资。孙忠田称李海萍的出资都是属于其所有，而廖虹也认可孙忠田这个说法。一审判决未查清孙忠田、廖虹之间的股权分配，只是笼统的说所有出资都是两人出的。五、一审判决引用朱福的陈述明显属于断章取义。在另案诉讼中，朱福确实在笔录中承认自己对成为股东不知情，但一审判决明显是断章取义，朱福不知情并不能印证李海萍不知情。并且，在该案中，朱福的大舅子杨爱农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要求确认股权为其所有，而朱福在后来的亲笔证词中证明事情经过系杨爱农通过朱福的妻子拿到朱福的身份证复印件，并交付出资，朱福当时不知情，在了解情况后认为登记在其名下的股权应当为杨爱农所有。该份朱福的证词也提交给了法院，该案至今仍未审结，并未有生效判决确认廖虹、孙忠田冒用朱福名义出资，但本案一审判决对此置之不理，并认定既然另案朱福不知情，那就能印证本案廖虹、孙忠田冒用李海萍名义出资，不符合逻辑。六、一审判决认定李海萍从未行使过股东权利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众华通公司于2002年12月设立，截至2010年长达8年时间李海萍从未实际行使过众华通公司的股东权利，也进一步佐证廖虹、孙忠田系冒用李海萍、朱福、刘彦敏三人名义设立公司。”首先，众华通公司设立时，李海萍的签字确属他人代签，李海萍对此予以认可。其次，在公司设立之后直到2010年，众华通公司执行董事孙忠田并没有召集股东开过股东会，李海萍无法行使股东权利。而实际上，在此期间各个股东，均未行使过股东权利。最关键的是，案涉第一次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于2010年5月28日，而在第二天，也就是2010年5月29日，众华通公司在北京市召开了股东会，李海萍授权王春生代表其参加会议。该会议由执行董事孙忠田召集和主持，会议作出了两份股东会决议。该事实充分证明，李海萍不仅参与行使了公司股东权利，而且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孙忠田也完全认可李海萍的股东资格，并和李海萍的授权代表一起投票表决，更可以说明孙忠田所谓李海萍的股权应属其所有的说法是错误的。七、一审判决认定“金飞龙公司、王威、王佳亦已支付合理对价”明显缺乏真实有效的证据。首先，金飞龙公司、王威、王佳在一审中提交与耿彬、冯海文、隋国斌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但是由于耿彬、冯海文、隋国斌无一人出庭，三人签名的真实性根本无法得到确认，协议的真实性也就无从确认，并且，该股权转让协议与工商档案上公示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完全不同，三人的签名也完全不同。其次，耿彬、冯海文、隋国斌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签名的真实性完全不能确认。再次，在被上诉人提交的几份本票、支票和一份取款业务回单的证据中，没有一份原件，根本不具备证明效力，而且，收款人居然没有一个是合同当事人，都是一些无法证明身份的案外人。最后，一审判决认定金飞龙公司、王威、王佳支付了3400万元，系支付了合理对价，但一审法院既没有调取众华通公司的财务账簿，也没有进行审计，无法得出3400万元就是合理对价。孙忠田辩称，1.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股权的实际所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2.一审判决并不违反不诉不理的原则。一审中，孙忠田主要的答辩意见就是关于案涉股权的实际归属，以及案涉股权的出资为何人所出。一审法院仅是在论述过程中阐述了孙忠田的答辩意见，并非对孙忠田的答辩进行了裁判。3.案涉股权为孙忠田和廖虹在公司设立时实际出资。一审中，孙忠田和廖虹向法院提交了公司设立时的所有股权出资款项的给付凭证，而李海萍无法举证其向公司出资。根据公司资本所有制原则，李海萍依法不应当具有股东资格。4.李海萍在公司成立之后一直未参与公司管理，未参与公司经营，甚至对公司情况毫不知情，明显缺乏共同设立公司的人合属性。一审法院引用另案中朱福的陈述，是朱福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佐证了李海萍既未对公司出资，也没有设立公司的意思表示。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依法维持。廖虹的答辩意见同孙忠田。众华通公司辩称，1.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众华通公司非合同当事人，不承担股权转让相关权利和义务。2.本案诉争股权经过多次合法转让，目前登记在金飞龙公司、王威、王佳名下，所以众华通公司无法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的相关手续。3.金飞龙公司、王威、王佳合法善意取得众华通公司的股权，并对众华通公司进行了巨额的投入，众华通公司的经营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涉案股权权属客观上已经无法扭转。金飞龙公司、王威、王佳共同辩称，1.金飞龙公司、王威、王佳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出让人耿彬与受让人金飞龙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耿彬与王威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耿彬和王佳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冯海文与金飞龙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均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效力性规定，均合法有效，应当受到法律保护。2.退一万步讲，即便李海萍是诉争股权的原所有人，但因公司股权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所以金飞龙公司、王威、王佳构成善意取得。首先，金飞龙公司、王威、王佳受让股权时主观上是善意的。在现股东购得股权之前，股权已经过了多次转让。现股东在购买股权时工商登记的信息显示众华通公司的股东为隋国斌、冯海文、耿彬，现股东是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些登记的股东是真实股东，完全不可能知晓工商登记的股东是否是无权处分。其次，金飞龙公司、王威、王佳支付了合理的对价。现股东与原股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并且已经支付了合理对价，也承担了众华通公司巨额的债务，完全符合当时的市场价值。股权转让款的相关支付凭证均有原件，也已经过了一审法院的质证和审查。李海萍如认为股权转让价格不合理，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再次，金飞龙公司、王威、王佳已经办理了股权登记。股权转让的交易早已经完成，现股东已投资经营众华通公司多年，对众华通公司投资了8000余万元建设车间厂房，耗费了大量的心血和财力。耿彬、冯海文二审中未应诉答辩。李海萍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出让方为李海萍、受让方为廖虹、落款时间为2010年5月2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确认出让方为廖虹、受让方为孙忠田、落款时间为2010年12月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3.确认出让方为孙忠田、受让方为冯海文、落款时间为2012年6月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4.确认出让方为孙忠田、受让方为耿彬、落款时间为2012年7月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5.确认出让方为耿彬、受让方为金飞龙公司、落款时间为2012年11月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6.确认出让方为耿彬、受让方为王威、落款时间为2012年11月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7.确认出让方为耿彬、受让方为王佳、落款时间为2012年11月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8.确认出让方为冯海文、受让方为金飞龙公司、落款时间为2012年11月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9.金飞龙公司、王威、王佳将非法取得的众华通公司的45%股权返还登记至李海萍名下；10.判令各一审被告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工商登记资料显示，2002年12月13日，李海萍、朱福、刘彦敏、孙忠田、耿彬共同出资成立众华通公司，出资总额为200万元，其中李海萍出资9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5%；朱福出资22.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1.25%；刘彦敏出资22.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1.25%；孙忠田出资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耿彬出资4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2.5%。2002年12月3日，南京天正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天正验（2002）1769号验资报告，确认上述股东的出资全部到位，并载明：李海萍缴纳人民币90万元，其中2002年12月2日以现金方式缴存贵公司在南京农业银行江宁开发区支行开设的临时账户上。2002年12月5日，众华通公司制定了公司章程。2002年12月13日，众华通公司领取了营业执照，核定经营期限自2002年12月13日至2022年12月14日。2008年8月4日，众华通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该决议载明：“1.孙忠田所持股权10万元，占注册资本比例5%，转让给廖虹，耿彬所持股权45万元，占注册资本比例22.5%转让给廖虹，转让后廖虹所持股权55万元，占注册资本比例27.5%。2.转让后孙忠田所持股权10万元，占注册资本比例5%，李海萍所持股权90万元，占注册资本比例45%，朱福所持股权22.5万元，占注册资本11.25%，刘彦敏所持股权22.5万元，占注册资本11.25%。3.通过修订的公司章程。”2008年8月16日，众华通公司对转让后的各股东出资情况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2010年5月28日，众华通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该决议载明：“经与会股东协商，（一致）通过如下决议：同意公司原股东李海萍将所持有公司45%股权出资额为90万元人民币以9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廖虹…”同日通过了众华通公司章程修正案。同日，转让人李海萍与受让人廖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转让人李海萍将其持有的众华通公司中90万元股权转让给廖虹，总价款90万元。2010年6月28日，众华通公司以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在工商部门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一审庭审中，廖虹、孙忠田陈述：众华通公司章程及首次股东会纪要上李海萍签名均非李海萍所签；2010年5月28日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上李海萍签名均非李海萍所签，系廖虹所签。李海萍陈述：工商登记资料中没有李海萍本人的签名。一审另查明：2010年12月6日，廖虹将持有的90万元股权转让给孙忠田，对价90万元；2012年6月6日，孙忠田将持有的60万元占30%的股权转让给冯海文，对价60万元；2012年7月9日，孙忠田将持有的40万元占20%的股权转让给耿彬，对价40万元；2012年11月1日耿彬将持有的40万元占20%的股权分别转让给王威和王佳各10%，对价分别为20万元；冯海文将持有的60万元占30%的股权转让给金飞龙公司，对价60万元。上述股权转让均经工商部门变更登记。现众华通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世玉，注册资本200万元，股东为金飞龙公司，认缴160万元；王佳，认缴20万元；王威，认缴20万元。2012年11月1日，耿彬、随国斌、冯海文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刘浩全权办理对外转让本人在众华通公司股权的一切事宜；2012年11月11日，耿彬、随国斌、冯海文出具委托书1份，委托刘浩全权办理在众华通公司股权转让代收款事宜。2012年11月3日，耿彬、冯海文、随国斌（甲方）与金飞龙公司、王威、王佳（乙方）、众华通公司（丙方）另签订股权转让协议1份，甲方将持有的丙方100%股权转让给乙方，价款200万元。协议约定：签订时乙方向丙方支付100万元定金，该款项在乙方支付出借款时，转让为出借款；办理变更登记时，乙方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款200万元，一次性向丙方支付借款1260万元。同日，三方又签订补充协议书1份，载明：实际股权转让款非200万元，为900万元；乙方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支付定金100万元，于相关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材料交件时支付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向丙方支付出借款1260万元（之前支付100万元定金转为出借款），剩余股权转让款700万元，转为乙方向甲方的借款。后三方又签订补充协议1份，确认实际股权转让款为2240万元，载明，在工商变更登记材料交件时支付1540万元，其余内容不变。2012年10月15日，金飞龙公司出具100万元支票1张，刘浩签收；2012年11月12日，金飞龙公司出具金额为1260万元的转账支票1张，用途借款，刘浩签收；2012年11月20日，刘浩签收金飞龙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世玉出具的金额为340万元、300万元、29万元、671万元的本票共4张；2012年11月21日，金飞龙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世玉向刘浩转账700万元，上述金额合计3400万元。一审再查明：在（2014）江宁商初字第140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朱福在一审法院2014年3月20日在其家中对其进行调查时陈述:其完全与本案无关，不知道有众华通公司，也没有向任何公司有过投资。并确认众华通公司章程及首次股东会纪要上股东朱福的签名都不是其本人所签，不存在向众华通公司投资的事实，因此不到庭参加诉讼,以上述笔录内容为答辩意见。要求法院依法处理。一审中，廖虹为证明李海萍未履行出资义务，在众华通公司设立后也未行使股东权利，提交了以下证据：1.银行进账单3张，交通银行的取款记录2张、华夏银行取款记录1张以及验资时的纸质凭证1张，证明众华通公司的注册资本200万元全部由廖虹和孙忠田出资。2.2002年12月5日公司章程及股东会会议记录复印件1份，证明所有签名都是孙忠田本人所签，其余均为廖虹所签。证明公司在设立及后续经营过程中只有孙忠田、廖虹二人行使股东权利，参与经营管理。李海萍对证据1不予认可，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孙忠田对证据1予以认可。众华通公司、金飞龙公司、王佳、王威陈述对证据1证明的内容不知情，但认为孙忠田的陈述更为合理。一审法院认为：股东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一审争议焦点为：1.李海萍作为原告是否适格，是否具有股东资格；2.未经登记股东同意，实际出资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李海萍在2010年5月2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时不具有众华通公司股东资格。理由：1.李海萍未能提交其出资款项的相应证据，但根据廖虹提交的银行进账单、交通银行的取款记录、华夏银行取款记录以及验资时的纸质凭证，可以认定众华通公司设立时出资均由廖虹、孙忠田缴纳，廖虹、孙忠田系实际出资人。2.另案诉讼过程中朱福的陈述其不知情，可以进一步佐证廖虹、孙忠田仅是冒用李海萍的名义设立众华通公司。3.众华通公司于2002年12月设立，截至2010年长达8年时间李海萍从未实际行使过众华通公司的股东权利，也进一步佐证廖虹、孙忠田系冒用李海萍、朱福、刘彦敏三人名义设立公司。综上，李海萍虽被登记为众华通公司的股东，但并无出资设立众华通公司的意思，亦未实际出资，不具有众华通公司的股东资格。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李海萍诉请的系列股权转让协议均为有效。因李海萍实际并不具备股东资格，其不享有股东权利，廖虹、孙忠田作为众华通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他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转让众华通公司的股权，金飞龙公司、王威、王佳亦已支付合理对价，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属合法有效。耿彬、冯海文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可以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9修正）》第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判决驳回李海萍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640元，由李海萍负担。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李海萍持有异议同上诉状。孙忠田、廖虹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金飞龙公司、王威、王佳认为，其为涉案股权支付对价3600万元，其中2240万元是股权转让价款，另外还承担了众华通公司的债务1360万元，一审认定的是3400万元，因为金飞龙公司、王威、王佳搬家时200万元的转账凭证找不到了，实际已经支付了3600万元。对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各方二审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事实：李海萍一审中提交两份2010年5月29日众华通公司股东会决议。股东会决议（一）记载：到会股东：孙忠田、李海萍（代理人徐同生出席）、朱福（代理人王春生出席）、刘彦敏（代理人王春生出席）、股东廖虹未到会。会议内容：股东李海萍提议免去孙忠田执行董事职务，选举王春生出任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提议免去耿彬监事职务，选举徐同生出任监事。孙忠田不同意该项提议，其他股东同意。股东会决议（二）记载会议通过如下决议：1.参会股东同意对公司进行清查整顿，并由王春生、孙忠田、徐同生组成公司清查整顿领导小组，领导小组负责人由王春生担任。2.公司清查整顿期间领导小组全权负责公司的日常管理工作。3.参会股东同意，授权公司清查整顿领导小组代表股东会对公司业务、财务、日常管理情况进行清查……就上述股东会情况，廖虹一审中陈述：两份股东会决议所载的股东会召开提议等情况均不成立，且形式上不合法。2010年，王春生、徐同生等人到众华通公司闹事，为解决该情况，孙忠田前往北京，具体情况廖虹并不知情。孙忠田一审中陈述：2010年4月底5月初，王春生、徐同生到众华通公司闹事，妨碍公司经营。两人打电话给廖虹、孙忠田要求给说法，在电话里质问为何冒用他们的名义注册公司，并要求廖虹和孙忠田到北京面谈，必须公开财务账册，并进行专项审计；若最终没有问题，立即更换股东名字退出公司，不再做形式上的股东；所有纪要决议必须形成书面文字，报工商局备案；如有相关的违法活动或犯罪行为，将向有关部门举报，追究廖虹和孙忠田责任。后廖虹与孙忠田商量，廖虹认为王春生、徐同生不是股东，不要理会两人。孙忠田认为冒用他们名义注册公司有错在先，他们提出的要求也比较合理，况且如一直冒用，也会影响公司经营，为了对他们负责，也为了公司能够正常经营，孙忠田就去了北京。当时在杨爱农的办公室，王春生拿出事先拟好的股东会决议（一）要求孙忠田签字，孙忠田注意到需要罢免其执行董事的职务，孙忠田认为李海萍、朱福、刘彦敏根本不是公司股东，无权罢免其职务，因此在“不同意栏”内签字。后王春生拿出股东会决议（二）要求其签字，孙忠田提出李海萍、朱福、刘彦敏不是公司股东，不应该形成股东会决议，王春生和徐同生称该股东会决议需要到工商局备案。孙忠田认为，要求成立工作小组进行审计等事项都是为了被冒名的股东顺利退出公司，也是为了对被冒名的股东负责，因此在该股东会决议上签了字。李海萍二审中陈述：当时是通过杨爱农拿走刘彦敏和李海萍的身份证，知道是拿去登记为众华通公司股东。90万元现金是从施工方处拿的。李海萍没有参加公司经营管理，只是公司股东。公司就是买了地和房子用来出租，没有很复杂的经营管理，所以股东没有什么事干，就等着房子和地升值，没必要分红，因为房子和地不能卖。廖虹、孙忠田二审中另陈述：1.众华通公司生产军用气象产品，需要部队发的许可证。当时考虑到孙忠田年龄比较大，廖虹在职，之前两人以南京众华通电子有限责任公司名义一直与部队做生意，……众华通公司在设立时两人征求杨爱农（当时是北京空军司令部气象处参谋）的意见，杨爱农提供了朱福、李海萍、刘彦敏的身份证复印件，建议将该三人作为公司的股东进行股权登记，孙忠田和廖虹就冒用了三人的名字，注册成立了众华通公司。2.当时杨爱农认为由这三人作为股东应该能获得部队的认可，实际情况也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和杨爱农认识很长时间了。关于众华通公司设立时200万元出资组成，廖虹、孙忠田两人均确认：从孙忠田账户出资69万元，其中有两张30万元的本票，9万元现金。廖虹的本票是73.6万元，现金是57.4万元。实际股权是孙忠田占55%，出资110万元，廖虹占45%，出资90万元。登记在孙忠田名下的10%和李海萍名下45%属于孙忠田，其他登记在刘彦敏、朱福和耿彬名下股权属于廖虹。因为廖虹和孙忠田长期合伙做生意，其中以廖虹账户所出的资金部分属于孙忠田，双方共同出了200万元，协商一致后对于200万元股权作了划分。2012年7月26日，李海萍向一审法院起诉廖虹、众华通公司，要求确认2010年5月28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45%股权恢复登记至李海萍名下，一审法院于2013年7月19日作出（2012）江宁商初字第535号判决，支持李海萍的诉请。后廖虹、众华通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以“因二审中出现新的事实，导致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为由，于2013年10月18日作出（2013）宁商终字第1041号裁定，裁定发回重审。该案发回后，一审法院于2013年10月31日重新立案，案号为（2013）江宁商初字第1059号，孙忠田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了诉讼。审理过程中，因审限问题，一审法院在口头裁定准许李海萍撤诉的当天，又重新立案，案号为（2015）江宁商初字第204号。该案中，第三人除孙忠田外，还有金飞龙公司、王佳、王威、耿彬、冯海文，李海萍的诉请为：1.确认出让方为李海萍、受让方为廖虹、落款时间为2010年5月2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确认出让方为廖虹、受让方为孙忠田、落款时间为2010年12月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3.确认出让方为孙忠田、受让方为冯海文、落款时间为2012年6月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4.确认出让方为孙忠田、受让方为耿彬、落款时间为2012年7月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5.确认出让方为耿彬、受让方为金飞龙公司、落款时间为2012年11月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6.确认出让方为耿彬、受让方为王威、落款时间为2012年11月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7.确认出让方为耿彬、受让方为王佳、落款时间为2012年11月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8.确认出让方为冯海文、受让方为金飞龙公司、落款时间为2012年11月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9.金飞龙公司、王威、王佳将非法取得的众华通公司的45%股权返还登记至李海萍名下。后一审法院于2016年6月27日作出一审判决，确认2010年5月28日出让方为李海萍、受让方为廖虹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010年12月6日出让方为廖虹、受让方为孙忠田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012年6月6日出让方为孙忠田、受让方为冯海文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012年7月9日出让方为孙忠田、受让方为耿斌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驳回李海萍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李海萍、廖虹、孙忠田不服，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因该案一审程序违法，本院于2017年2月20日裁定发回重审，案号为（2016）苏01民终8671号。重审期间，李海萍将孙忠田、金飞龙公司、王佳、王威、耿彬、冯海文均列为被告。在（2013）江宁商初字第1059号庭审笔录中，李海萍确认2008年8月4日公司股东会决议中李海萍的签字非其本人所签，廖虹确认系其所签。上述事实，有2010年5月29日两份股东会决议、（2012）江宁商初字第535号民事判决书、（2013）宁商终字第1041号民事裁定书、（2015）江宁商初字第204号民事判决书、（2016）苏01民终8671号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为凭。经各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诉争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如何认定,是否需要审查李海萍有无实际出资；2.如果李海萍为案涉股权权利人和实际出资人，金飞龙公司、王威、王佳是否为善意第三人。本院认为，本案实质是李海萍与廖虹、孙忠田对诉争股权归属的争议，属公司内部股权纠纷。李海萍主张2010年5月28日李海萍与廖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非李海萍签署，其也未委托他人代签，系他人冒用李海萍名义形成的合同。廖虹、孙忠田主张案涉股权为其在公司设立时实际出资，该股权转让协议是股权的实际所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诉争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如何认定，首先要看诉争股权归谁所有，谁拥有对诉争股权的处分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李海萍主张其已经履行出资义务，对诉争股权享有权利；廖虹、孙忠田主张其系实际出资人，享有实际股权，故应将审查股东资格认定的实质要件作为当事人是否实际持有股权具有股东资格的重点，即当事人是否完成了对公司的实际出资行为，因此有必要审查当事人双方实际出资情况，包括审查李海萍有无实际出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廖虹、孙忠田为证明自己系实际出资人，提交了银行本票、支票等相应证据，证据形式相对完备，虽尚有57.4万元来源举证尚不充分，但李海萍亦未能举证系来源于其。故对廖虹、孙忠田主张其系实际出资人，本院予以支持。李海萍主张其已实际出资，并为证明其名下出资来源，提交了《现金解款单》、《货币转让证明》、《货币分割证明》、《银行询证函》、《股份确认书》、《验资报告》等证据，上述证据其名下虽记载有对众华通公司90万元的出资，但仅此尚不能证明出资来源于李海萍。李海萍称其出资的90万元系在廖虹丈夫高太长2002年到北京时，向高太长交付了现金，但就交付行为并未举证证明，廖虹亦不予认可。李海萍称高太长收到90万元现金后出具了收条，后丢失，对此高太长妻子廖虹不认可高太长收到过90万元并出具过收条，且李海萍对此亦无证据证明。李海萍称90万元系从其他施工方处拿的现金，但就此未提交证据。李海萍关于2002年当时90万元大额现金的来源陈述，无任何书面凭证相佐证，亦不符合现金交易习惯。众华通公司90万元出资系廖虹存入公司银行账户，结合众华通公司设立时、章程、首次股东会纪要及2008年8月4日股东会决议上李海萍的签名均非李海萍本人所签，李海萍自公司成立后从未参与公司经营和管理，至2010年5月28日诉争股权转让前未行使过股东权利，故现有证据不能认定李海萍实际出资。李海萍主张廖虹存入银行的90万元注册资金系来源于其，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李海萍以其和刘彦敏分别委托他人参加了2010年5月29日在北京召开的股东会，主张行使了股东权利，并提交了此次股东会两份决议，一份系罢免孙忠田的执行董事职务，另一份系对公司进行清理整顿，对此廖虹、孙忠田与其说法不一，对此次股东会不予认可。据此，廖虹、孙忠田作为实际出资人处理登记股东名下的股权，并未损害到登记股东李海萍的权益，处分行为合法有效。李海萍主张系列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充分，本院均不予支持。因李海萍不是案涉股权权利人和实际出资人，其主张系列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对金飞龙公司、王威、王佳是否为善意第三人已无审查之必要。综上所述，李海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800元，由李海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阿珍审判员  王方方审判员  陈宏军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六日书记员  石晓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