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481民初3611号 原告（反诉被告）：周嘉涛，男，1991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海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亚明，浙江海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莉丰，浙江海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黄山市益润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海阳镇秀阳晓角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022568961023F。 法定代表人：汪润樑，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波，安徽齐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汪润樑，男，1953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闸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波，安徽齐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周嘉涛【以下称原告或周嘉涛】与被告（反诉原告）黄山市益润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润公司】、被告汪润樑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7年6月8日至2017年9月13日，审理了益润公司和被告汪润樑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本案经本院院长同意延长审限2个月。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亚明，被告汪润樑及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1、益润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0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500万元；2、被告汪润樑承担连带责任。审理中，原告放弃了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200万元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2016年4月21日，益润公司与原告父亲周吉儿达成关于二期项目生产线的《承包经营合同》（以下称《承包合同一》），约定了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因益润公司有处于闲置状态的一期项目内的二条生产线，双方同意由周吉儿进行整改后试产，待试产成功后再行商定承包经营事宜。签约后，周吉儿一方面针对二期项目对外购置生产设备，另一方面对一期生产线进行设备整修和改造，同时对生产人员进行技术培训。2016年9月，一期生产线开始进行试生产和产品销售。 因益润公司未能按约完成二期生产线的土建工程，双方商定公司的一期和二期生产线改由原告承包经营。2017年1月12日，原告与两被告签订《承包经营合同》（以下称《承包合同二》）及补充协议，双方解除了《承包合同一》，同时双方约定一期项目生产线承包期限自2017年2月起计算，承包费按每月成品产量每吨120元计算，自2017年3月起每月包底400吨；二期生产线承包期自2017年6月1日起计算，承包费按每年60万元计算。双方还约定如因被告方原因导致合同解除的，益润公司应承担违约金500万元；被告汪润樑承担连带责任。签约后，原告积极为履约作准备。2017年2月初，原告突然收到被告方发出的单方要求解除《承包合同二》的通知，原告收函后表示不同意解除，几经协商，被告执意要求解除合同，且自3月后，被告方已经全面接管公司经营场所，包括原告投入改造的设施及相关材料，造成原告无法继续承包经营。原告为了整改益润公司一期生产线和筹建投资二期生产线设备共计投入资金逾200万元，而且也因为被告方的单方毁约，导致原告的商业合同无法继续履行，造成极大的经济利益损失。原告遂提出上述请求。 两被告共同答辩称，一、原、被告签订的《承包合同二》是受原告方胁迫所致，非两被告真实意思表示，被告方已经及时通知撤销合同，所以该合同已经被撤销。二、《承包合同二》约定益润公司违约与客观事实不符，且有关对二期项目的续约及违约条款等对被告方显失公平。三、《承包合同二》完全改变了《承包合同一》约定的经营模式，根据该合同第二条和第四条的约定，原告在承包期完全篡夺了益润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对益润公司显失公平。四、《承包合同二》约定的违约责任对益润公司显失公平。五、原告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未履行支付承包费的义务，原告有权解除合同。六、本案合同被解除、撤销的过错在于原告，且合同也未实际履行，被告方不需要赔偿任何损失。七、周吉儿将《承包合同一》权利义务转让给原告未通知益润公司，也未经益润公司同意，该转让行为无效。综上，两被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益润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判令周嘉涛赔偿益润公司经济损失403143元。事实和理由：因本诉包含了《承包合同一》的内容，故益润公司就该合同提起反诉，但此并不代表益润公司认可周吉儿可以转让《承包合同一》全部权利义务。益润公司因周吉儿在履行《承包合同一》过程中存在基础建设不符合约定及钢构厂房未按约建成的违约行为，导致益润公司二期项目不能如期建成。周吉儿应支付承包费300000元，并赔偿基础费用70000元和维修费33143元。 针对益润公司反诉，周嘉涛答辩称，益润公司既要求撤销又同时要求解除合同没有法律依据，益润公司应当将其诉求明确。原、被告签订的《承包合同二》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双方都应当遵守，原告在履行合同中没有违约，益润公司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益润公司的反诉请求。 原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以及两被告的质证意见： 1、《承包合同一》和《承包合同二》各1份，证明周吉儿和原告分别与益润公司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双方约定了承包经营的权利义务的事实。经质证，两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 2、收据1份，证明原告方支付承包费30万元的事实。经质证，两被告认为收据落款时间为篡改，且该收据针对的是周吉儿2016年5月缴纳的承包费。 3、回复2份，证明原告收到被告方要求解除《承包合同二》的函件后回复予以拒绝的事实。经质证，两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回复人并未在上述证据上署名。 4、2017年2月23日益润公司通知1份，证明被告益润公司继续要求解除合同的事实。经质证，两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益润公司是通知周吉儿清算合同。 5、销售合同1份，证明原告承包益润公司后已经与客户发生业务的事实。经质证，两被告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且系原告个人行为与益润公司无涉，有事后补签之嫌。 6、合同书和付款凭证各1份，证明原告方在履行承包合同过程中因向案外人订购电控系统设备预付了设备款50万元的事实。经质证，益润公司认为其没有在合同书中盖章，且原告方的承兑汇票没有背书内容，收款方也没有签章不符合常理，故该组证据也是虚假。 7、付款凭证、发票等1组，证明原告因承包益润公司在一期项目中至少投入资金514310.13元，二期项目投入资金至少达到640000元（其中50万元为前述预付设备款）的事实。经质证，两被告对有正式发票的予以认可，但认为一期项目不需改造，承包人投入资金即使真实也是其应承担成本，因承包人已经实际销售取得利润，一期项目不存在损失；对承包人二期项目投入的110000元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承包人二期项目支出是为建设3200型造纸生产线，而非双方约定的2640型，损失应由承包人自行承担；两被告还认为根据“徐铜金”的收据可以证实承包人欲订购的设备是3200型生产线。 益润公司向本院提供的证据以及原告的质证意见： 1、环评报告1份，证明环保部门于2017年1月12日到益润公司进行环保检测的事实。经质证，原告无异议。 2、因益润公司申请，本院准许证人宋某、汪某出庭作证，证人宋某陈述：证人系益润公司司炉工。2017年1月12日，证人早上7点上班开始烧锅炉，但一小时后原告方管理人员李雪峰让证人停工。中午，汪润樑让证人复工。周吉儿承包后对益润公司进行了整改，大概2016年8、9月份生产。 证人汪某陈述：证人在益润公司负责带班造纸。2017年1月10日，李雪峰指令车间夜班停工。11日开始车间的设备正常开，但不久李雪峰即要求停工，12日上午也停工，中午复工。据工友和汪润樑讲停工是因为合同问题。周吉儿承包前公司设备可以生产，周吉儿承包后对设备进行了整改。益润公司以此证明原告方以不配合环保部门检测为手段，逼迫被告方签订《承包合同二》。经质证，原告认为不能证明原告方胁迫被告签订合同。 3、环评批复、证明、公证书各1份和设计图纸2份，证明根据环评批复和双方约定，益润公司只能安装2640型长网造纸机（中心距3100mm），但周吉儿的图纸和建造的基础是准备安装3200型造纸机（中心距4300mm）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环评批复、公证书和证明没有异议，但对图纸的真实性不清楚，原告还没有预订机器设备，还是用2640型长网造纸机。 4、益润公司外来常住人员登记表和《钢结构工程加工承揽合同》各1份，证明因钢结构承包方是原告方的工作人员应仕军以天地钢结构有限公司名义签订，故实际承建人是原告，但该合同至今没有实际履行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证据三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推断钢结构由原告方承建。 5、入库单7份、照片4张、重要通知、次氯酸钠国家标准和环境影响报告书各1份、证明周吉儿在承包公司期间，违反环评规定，改变生产工艺，使用高污染原辅料的事实。经质证，原告认为从未知晓有环境影响报告书，且与本案无关，双方从未以此作为承包经营的前提；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 6、2017年1月26日和28日益润公司要求撤销和解除承包经营合同的通知2份，证明益润公司已书面提出解除或者撤销《承包合同二》，同时要求收回第一期两条生产线经营权的事实。经质证，原告无异议。 上述证据经庭审举、质证，本院认证如下： 一、鉴于两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3和原告对益润公司提供的证据6的无实质异议，且上述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均予以认定。 二、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2，因原、被告对付款时间和用途没有实质争议，故本院认定周吉儿2016年5月支付的30万元是针对《承包合同一》，至于原告主张该30万元已经转化为《承包合同二》的承包款是否成立，本院将根据在案证据和庭审调查综合予以确定。对原告提供的证据5，被告的质证意见成立，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原告提供证据6和证据7均为周吉儿履行《承包合同一》的费用等，本院认为《承包合同二》与《承包合同一》系两份独立合同，两者产生的法律关系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涉及《承包合同一》的纠纷应另案处理（具体将在判决理由部分阐述），故本院不作审查；同理，原告的证据4本院也不作审查。 三、益润公司提供证据1和证据2实质是为了证明其签订《承包合同二》是受胁迫，因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实质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内容予以认定，至于是否可以证明原告方胁迫被告签订《承包合同二》应当结合案件事实和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本院也将在判决理由部分予以阐述。益润公司提供证据3、证据4和证据5，实为证明周吉儿在履行《承包合同一》中有违约事实，上述事实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不作审查。 综上，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2016年4月21日，原告之父周吉儿与被告益润公司签订《承包合同一》，约定：周吉儿承包投资益润公司二期项目的一条2640多缸长网造纸生产线，承包方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承包期限5年，每年承包费60万元，第一年减免5个月的建设期，即承包费自2016年10月起计算；合同签字后2日内付6个月承包费，2017年3月底付6个月承包费，以此类推。承包方根据发包方“环评”所确定的二期工程项目投资安装一条2640多缸长网造纸生产线，合同终止后投入的所有设备归发包方所有。发包方负责建设2640造纸生产线车间，6月底完成钢构和基础，如延误，承包费相应延后计算，其中钢结构部分建设费用暂时由承包方垫付，该建设费用由发包方分期从承包费用中归还承包方。任何一方违反合同，对方有权解除合同；承包方解除合同的，承包方已缴纳的承包费用作为违约金不再退还，发包方解除合同的，发包方除退剩余的承包费用外，还应按承包费的20%向承包方支付违约金，并承担承包方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以承包方实际总投资额肆佰伍拾万元五年折旧计算。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权利和义务。2016年5月，周吉儿给付益润公司承包费30万元。2016年9月起，益润公司一期项目的二条造纸生产线由周吉儿改造并经营了一段时间，但益润公司二期项目的造纸生产线至今没有建成。 2017年1月12日，黄山市环境监测站对被告益润公司工业污染源排放是否达标进行检测。同日，原告方与两被告签订《承包合同二》，约定：原告承包经营益润公司的一期项目和在建的二期项目，承包期限至2022年5月31日止，其中一期项目从2017年2月开始，二期项目从2017年6月1日开始；一期项目承包费按每吨成品120元每月结算，自2017年3月起每月包底400吨；二期项目承包费每年60万元，于合同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半年承包费。“关于二期项目的特别约定”：二期项目因益润公司未按照《承包合同一》约定履行，双方同意解除该合同；如因益润公司原因导致合同解除的，益润公司在承担其他违约责任基础上还应承担违约金500万元。被告汪润樑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违约责任：如原告根本性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原告已缴纳的承包费作为违约金不予退还；如因益润公司原因导致合同解除的，益润公司应全额退还未履行期间的相应承包费，并赔偿投入的生产设备损失（以总投资伍佰万元的标准计算）。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等。原告与益润公司还就锅炉使用等若干具体问题签订补充协议一份。 2017年1月26日，两被告以《承包合同二》系原告方通过不正当手段、违背被告真实意思签订为由，通知原告要求“撤销即解除”合同。两被告同时罗列了：1、益润公司在《承包合同一》中没有违约行为，原告与益润公司无权解除已经履行且未经清算的《承包合同一》；2、《承包合同二》部分条款约定不明，不能保障益润公司的合法权益，约定的违约责任也有失公平；3、原告未按约支付30万元承包费等理由。 2017年2月11日（落款时间2017年2月4日），“周嘉涛”回复两被告称：益润公司无权解除承包合同，周嘉涛也不同意解除；周吉儿之前支付的30万元承包费作为其支付《承包合同二》的首期承包费。同时，“周吉儿、李雪峰”也回复益润公司称：同意益润公司与周嘉涛另行签订承包合同，“有关贵公司的一期、二期所有项目承包经营权利、义务，均已转为你方与周嘉涛先生所签订的合同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原告、周吉儿和李雪峰均未在上述回复中亲笔署名。嗣后，益润公司拒绝让原告方行使承包经营权。双方遂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原告父子与益润公司先后签订了二份承包经营合同，但双方对两份合同之间的关系存在重大分歧。原告主张“《承包合同二》包含《承包合同一》”，即两者是有承继关系的。而益润公司主张周吉儿将《承包合同一》的权利义务转让给原告的行为无效，即两者没有法律上的关系。本院认为，原告实质是主张《承包合同一》的合同主体和内容均进行了变更。原告虽然就“合同主体变更”提供了周吉儿给益润公司的回复函，即使该回复函中“有关贵公司的一期、二期所有项目承包经营权利、义务，均已转为你方与周嘉涛先生所签订的合同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内容，可以视为周吉儿作出了合同转让的意思表示，但是因该意思表示未获作为合同相对人的益润公司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称合同法）第八十八条之规定，周吉儿在此情况下是无权将《承包合同一》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的，所以原告主张本案合同主体已变更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再者，根据《承包合同二》内容也无法确认两份合同有承继关系。综上，本院认定《承包合同二》与《承包合同一》为两份独立合同，因此产生的法律关系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承包合同一》的合同相对人是周吉儿和益润公司，而周吉儿不是本案当事人，所以因《承包合同一》产生的纠纷应当另案处理。本案中，益润公司自认其反诉是针对《承包合同一》，根据在案证据和庭审调查，不能证明原告需要因《承包合同一》向益润公司承担义务，故益润公司对原告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前述认定，益润公司可以另案解决。 益润公司是否有权撤销《承包合同二》是本案另一个争议焦点。对此，益润公司一是主张该合同是受原告胁迫签订，不是真实意思表示；二是认为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有失公平。对第一点，益润公司主张原告方在黄山市环境监测站对其工业污染源排放检测时，以让益润公司停工、停机等方式不配合环保部门对公司工业污染源检测，从而迫使益润公司签订了违背其真实意思的《承包合同二》。本院认为，益润公司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原告方让益润公司停工、停机会影响环保部门检测，且此足以导致益润公司签订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合同。退一步，即使原告方确实以停工、停机等方式影响了环保部门检测，益润公司也可以有很多种途径合法维权，并非必须签订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承包合同二》。所以，被告益润公司主张其受胁迫签订了《承包合同二》，本院不予采信。对第二点，《承包合同二》约定的违约责任并非显失公平，发包人和承包方因对方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并不对等，原、被告签订承包经营合同是典型的商业行为，合同双方对于市场风险均应具备判断能力。综上所述，益润公司主张其有权撤销《承包合同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中，益润公司还主张因原告未按《承包合同二》约定的期限履行支付承包费义务，故其解除合同于法有据。根据《承包合同二》约定，原告应在该合同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二期项目的半年承包费，即原告应于2017年1月22日前支付承包费30万元。虽然原告主张《承包合同一》解除后，周吉儿所支付的30万元承包费已经转化为《承包合同二》的承包费。原告方实质是认为在《承包合同一》解除后，益润公司应退还周吉儿30万元，此可与原告应付的承包费进行抵销。本院认为，即使《承包合同一》解除成立，但因周吉儿事实上已经对益润公司一期项目的二条生产线经营了一段时间，且该合同解除后也未经清算，故益润公司是否需要退还30万元尚无法确定。在益润公司持有异议并不同意抵销情况下，原告要求将该30万元抵充其承包费，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院据此认定原告没有支付二期项目的30万元承包费。但就本案而言，原告虽未按约支付承包费，益润公司径行解除《承包合同二》也没有法律依据。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之规定，对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的，当事人必须催告，且对方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才有权解除合同。显然益润公司既没有催告也没有给予原告合理的履行期限，益润公司主张《承包合同二》已解除，本院也不予支持。所以，本院认定益润公司以合同已终止为由拒绝原告行使合同权利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和益润公司表示不管谁违约，双方均同意解除《承包合同二》，因属于双方意思自治，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照准。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八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的规定，《承包合同二》解除后，合同约定的违约条款对本案仍可适用。根据《承包合同二》约定，如果因益润公司原因导致合同解除的，其在承担其他违约责任基础上还应承担违约金500万元。根据前述认定，益润公司拒绝原告行使合同权利已构成违约，所以原告要求益润公司支付违约金500万元有相应的合同依据。本案中，益润公司主张《承包合同二》约定的违约金500万元有失公平，原告也没有实际损失。本院认为，本案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显然属于惩罚性违约金，但是考虑到原告事实上尚没有实际履行合同，也没有充分证据证实已对原告造成损失，故本院对违约金的数额适当调整。本院同时考虑到合同承包期限、造纸行业盈利水平特别是2017年度的水平以及本案实际情况，酌情确定由被告益润公司支付原告违约金150万元。本案中，《承包合同二》约定了被告汪润樑对益润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虽然《承包合同二》已经解除，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主合同解除后，担保人对债务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仍应承担担保责任。”之规定，原告要求被告汪润樑承担连带责任，有正当理由，本院予以支持。本案需要指出的是，被告益润公司在本案中辩解，《承包合同二》中确定益润公司在《承包合同一》中违约不符合事实，其与原告也无权解除《承包合同一》。本院认为，上述争议与本案讼争无关，故本案中不作审查。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黄山市益润纸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周嘉涛违约金150万元。 二、被告汪润樑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 三、驳回原告周嘉涛其余诉讼请求。 四、驳回黄山市益润纸业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46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51800元，由原告周嘉涛负担32760元，被告黄山市益润纸业有限公司、汪润樑负担1904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674元，由黄山市益润纸业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汤良飞 人民陪审员  黄国良 人民陪审员  邬伟良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俞志敏 ? 附页 1．如当事人不服本判决提起上诉的，需按照本院送达的《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费用缴纳通知书》规定的收款单位、银行、帐号、金额及期限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用。 2．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规定的义务，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上述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