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独山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黔2726行初11号 原告贵州同达管业科技有限公司，地址：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龙里县经济开发区龙山工业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730067741647L。 法定代表人罗宁，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进，贵州合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黔南州人社局），地址：贵州省都匀经济开发区匀都国际B栋4-7楼，组织机构代码：00980062-9。 法定代表人严文敏，局长。 委托代理人莫光雪，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熊连俊，该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夏铭斐，男，1990年1月10日生，汉族，贵州省龙里县人，住龙里县。 委托代理人夏祥安，男，1959年12月20日生，汉族，贵州省龙里县人，住龙里县，系第三人夏铭斐父亲。 原告贵州同达管业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黔南州人社局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裁决纠纷一案，于2018年1月1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同日立案后，于同月22日向被告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通知书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王进，被告委托代理人莫光雪、熊连俊，第三人夏铭斐及其委托代理人夏祥安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负责人未出庭应诉，但向本院提交了负责人未能出庭应诉的书面说明。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4年7月18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了劳动合同，该合同约定第三人在原告处工作，劳动合同期限为一年。劳动合同到期后，2015年9月4日，第三人在原告公司车间开叉车运送管道过程中，叉车不知何故突然翻车，致其左脚受伤，事故发生后，原告积极给予救治，并送往龙里县人民医院治疗，20天后，第三人又前往医院治疗。2016年7月18日黔南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了黔南工决字（2015）06042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后又于2016年12月1日作出了《追加工伤伤情认定决定书》，认定第三人符合工伤认定情形。原告认为，首先，龙里县人民医院出具的住院病历以及医院出具的相关入院记录、手术记录等，从这两份证据可以明显看出，第三人受伤后于2015年9月4日到龙里县人民医院进行救治，入院诊断为：“1、左足第1跖骨近端粉碎性骨折；2、左跟部皮肤撕脱伤”，而在其出院后又于2017年9月23日进入医院治疗，诊断为：“1、左足胫后神经、胫后血管损伤；2、左距舟、跟骰、跎跗、楔骨间关节陈旧性脱位；3、左足皮肤脱套伤术后并感染；4、左第一跖骨陈旧性骨折。”从这两份入院诊断可以看出，第三人第二次入院的诊断都是其术后感染所致，并且其中陈旧性骨折并非本次受伤事故引起，在第二次入院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原告不得而知。显然，原告认为不能将第二次新增的诊断结果作为相关工伤来认定伤情，这明显加重了用人单位的责任，并且也不符合客观事实。其次，上述两份决定书作出时并未送达给原告，原告并未依法得到相应的法律救济途径，显然两份决定书作出的程序违法。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黔南工决字（2015）06042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与2016年12月1日作出的《追加工伤伤情认定决定书》在基本事实的认定、法律适用和程序等方面都存在严重错误，最终导致了错误的认定结果，请求依法撤销黔南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黔南工决字（2015）06042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与2016年12月1日作出的《追加工伤伤情认定决定书》。 被告辩称，2016年5月20日申请人夏祥安以其儿子夏铭斐于2015年9月4日在贵州同达管业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开叉车运送管道过程中受伤为由，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2016年6月12日被告向原告下达了（2016）004号《限期举证通知书》，原告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向被告提交举证的相关材料及意见，被告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于2016年7月18日作出了黔南工决字（2016）06042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原告于2016年7月19日派人前来办案地点龙里县人社局领取。2016年11月16日，被告受理第三人的追加工伤伤情认定申请后，根据提交的材料核实，夏铭斐于2015年9月4日至9月23日15时在龙里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于2015年9月23日至2016年1月24日到医院住院治疗，龙里县人民医院出院小结末尾有建议到上级医院进一步诊治的医嘱，夏祥安在2016年5月20日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时并没有提交夏铭斐在医院住院治疗材料，而是在被告下达了黔南工决字（2016）06042号决定书后才向被告提交的，被告根据两家医院的疾病证明书和出院小结等病历资料，在2016年12月1日作出了《追加工伤伤情认定决定书》，该追加决定书在龙里县人民医院诊断的基础上增加了：1、左足胫后神经、胫后血管损伤；2、左足距舟、跟骰、跖跗、楔骨间关节陈旧性脱位；3、左足皮肤脱套伤术后并感染；4、左足植皮术后。原告单位于2016年12月28日派人领取了《追加工伤伤情认定决定书》。被告认为，第三人夏铭斐于2015年9月4日在贵州同达管业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开叉车运送管道过程中受伤，属于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内因工作原因受到的事故伤害，被告认定其属于工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规定。另外，根据《行政诉讼法》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人社部发〔2016〕29号）第十条等相关法律政策规定，被告在本案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对认定结果变更的权利。本案工伤认定申请人因疏忽大意未完整提交疾病资料导致被告在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时对其伤情认定有了遗漏，鉴于申请人是基于在单位作业时受伤并连续在两个医院住院治疗的客观事实才申请追加工伤伤情认定的情况，被告根据本案客观事实作出了追加认定，该行为是一种补差变更行为，是对前一个工伤认定决定行为的延续，同时，该行为是对已经造成的客观事故伤害事实的一种认定，其实质并不改变第三人左脚因原告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受到伤害的事实。为客观、合理保护处于弱势的劳动者合法权益，被告作出追加伤情认定符合相关法律精神，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本案中，被告依法分别作出了《限期举证通知书》、《工伤认定决定书》和《追加工伤伤情认定决定书》，按照《工伤认定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认定工伤决定书》和《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送达参照民事法律有关送达的规定执行”，被告分别电话通知原告单位派人前来领取，原告单位分别于2016年6月12日、7月19日、12月28日派人前来办案地点龙里县人社局五楼领取了相应工伤认定文书。而代表原告单位前来签收相应文书的人员岳某系原告单位职工，负责原告单位办公室文员工作（含收发、印章管理等），其也系原告单位派来人社部门处理本案相关事宜的人员，其具有代表单位签收文件的权力与资格，其受原告单位安排到人社部门签收工伤认定文书是原告单位真实意思表示，该行为等同于原告单位负责人的签收行为。被告采取直接送达的方式进行送达，送达行为规范、符合法律规定。时隔一年多，原告为了规避赔偿责任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了行政诉讼的时效，依法应予驳回。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黔南工决字（2016）06042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与2016年12月1日作出的《追加工伤伤情认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且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第三人述称，第三人与原告2014年7月18日签订了一年期合同，至2015年7月17日止，合同期满后，同达公司当时办公室汪主任通知大家愿意继续上班的后面将择期续签合同，但厂方一直未履行续签手续。第三人和其他工人一直在原告厂里上班，突然一天，同达公司车间主任罗国安排第三人开叉车，当时第三人讲没有学过，没有执照，罗主任说和开其他车是一回事，没关系的，于是第三人只得听安排，并在2015年9月4日下午发生叉车侧翻，造成第三人重伤，厂家当日将第三人送到龙里县人民医院救治，住院19天，因病情不见好转，疼痛越来越严重，第三人多次要求转入上级医院继续检查治疗，后在武警医院住院治疗123天，同达公司在未告知第三人的情况下就把账结了，没有开一分钱的药，也无任何后续治疗手段，医院告知第三人厂方已经给第三人办理了出院手续，武警总队医院告知第三人回家休养，待患足皮肤条件允许后，再考虑行左足第一骨陈旧性骨折二期手术治疗。第三人在家休养期间，厂方不闻不问，第三人和父母多次与厂方诸位领导联系，无人愿接电话，到厂里找领导也推三阻四。在没有完全治疗的情况下，向龙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2016年7月18日，黔南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了黔南工决字（2015）06042号《工伤认定决定书》。第三人随后向龙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伤残等级鉴定申请，后黔南州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于2016年10月17日作出20160536-Ｄ号《黔南州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确定为伤残十级。第三人在收到鉴定结论书后，认为鉴定结果与事实伤情严重不符，到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提出诉求，省厅劳动部门阅看鉴定书以及病历后，明确指出，结论只参照了龙里县人民医院的病历，根本就没有参照医院的治疗病历和出院结论，建议第三人到龙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追加伤情认定申请，第三人随后提出追加伤残认定申请。后经重新鉴定，黔南州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Ｎｏ.20160712-Ｄ号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复核评定为伤残七级。第三人认为，第三人在龙里县人民医院住院期间不能下床行动，从未离开医院，住院19天后直接转到医院，厂方也请有护工陪着，不可能第三人自己增加伤情，至于龙里县人民医院是否诊断不到位，同达公司可以追究龙里医院的责任，请求法院公正判决。 经审理查明，2014年7月18日，原告贵州同达管业科技有限公司与第三人夏铭斐签订《劳动合同书》，合同期限自2014年7月18日至2015年7月17日，合同期满后，第三人继续在原告处工作。2015年9月4日下午，第三人在原告公司车间开叉车运送管道过程中叉车翻车，致其左脚受伤，当日17时许到龙里县人民医院入院治疗，经龙里县人民医院诊断为：1、左足第一跖骨近端粉碎性骨折；2、左跟部皮肤撕脱伤。在龙里县人民医院住院19天后，同月23日，第三人由龙里县人民医院转入医院继续治疗，经医院诊断为：1、左足胫后神经、胫后血管损伤；2、左距舟、跟骰、跖跗、楔骨间关节陈旧性脱位；3、左足皮肤脱套伤术后并感染；4、左第一跖骨陈旧性骨折；5、左足植皮术后。第三人在医院住院治疗123天后，于2016年1月24日出院。2016年5月10日，第三人父亲夏祥安向被告黔南州人社局申请对夏铭斐进行工伤认定，并提供了劳动合同书、工友证明、龙里县人民医院住院材料等，但未提供医院住院材料，被告受理后，向原告公司送达了举证通知书等，于2016年7月18日作出黔南工决字（2016）06042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第三人所受伤害为工伤，同月19日原告公司办公室文员岳成雁到龙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领取了《工伤认定决定书》。后第三人向黔南州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伤残等级鉴定，鉴定结论为伤残十级。因2016年5月10日第三人父亲申请工伤认定时未提交医院住院材料，其又于2016年11月16日向被告申请追加伤情认定，2016年12月1日，被告作出《追加工伤伤情认定决定书》，决定追加夏铭斐工伤伤情为：1、左足胫后神经、胫后血管损伤；2、左足距舟、跟骰、跖跗、楔骨间关节陈旧性脱位；3、左足皮肤脱套伤术后并感染；4、左足植皮术后。同月28日原告公司办公室文员岳成雁到龙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领取了《追加工伤伤情认定决定书》。追加伤情认定后，第三人再次向黔南州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伤残等级鉴定，鉴定结论为伤残七级。庭审中，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1、被告是否将《工伤认定决定书》和《追加工伤伤情认定决定书》送达原告，即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2、医院诊断的伤情是否由叉车翻车事故造成，原告公司是否承担主体责任。各方当事人对案件其他方面并无异议。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本案中，原告公司办公室文员岳成雁分别于2016年7月18日、12月28日到龙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领取了黔南工决字（2016）06042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和《追加工伤伤情认定决定书》，而收文发文、上传下达是公司办公室和办公室文员工作职责之一，因此，被告送达合法有效。原告称未收到《工伤认定决定书》和《追加工伤伤情认定决定书》，就算岳成雁进行签收，但其没有公司授权委托，应视为被告未依法送达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原告2016年7月18日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告作出黔南工决字（2016）06042号《工伤认定决定书》，2016年12月28日知道或应当知道被告作出《追加工伤伤情认定决定书》，但原告2018年1月17日才就被告所作行政行为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显然，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贵州同达管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退回原告贵州同达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明 审 判 员  莫义军 人民陪审员  陆桂军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陆盛姗 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 （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 （六）重复起诉的； （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的； （十）不符合其他法定起诉条件的。 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六十三条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 （一）不予受理； （二）驳回起诉； （三）管辖异议； （四）终结诉讼； （五）中止诉讼； （六）移送或者指定管辖； （七）诉讼期间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或者驳回停止执行的申 请； （八）财产保全； （九）先予执行； （十）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 （十一）补正裁判文书中的笔误； （十二）中止或者终结执行； （十三）提审、指令再审或者发回重审； （十四）准许或者不准许执行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 （十五）其他需要裁定的事项。 对（一）、（二）、（三）项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