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云26民终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云南省富宁县新源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富宁县板伦乡弄歪村委会那纳小组。法定代表人：宾清秀，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爱萍，男，1964年5月20日生，云南省富宁县新源矿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陆燕萍，女，1977年7月11日生，壮族，自由职业者，住富宁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韦秀月，女，1955年3月14日生，壮族，自由职业者，住富宁县。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天发，云南玉泉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云南省富宁县新源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源矿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陆燕萍、韦秀月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富宁县人民法院（2017）云2628民初13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本案，并于2018年2月2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法庭调查和调解。上诉人新源矿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爱萍，被上诉人陆燕萍及其与韦秀月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天发到庭参加调查调解，但未达成调解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新源矿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富宁县人民法院（2017）云2628民初1318号民事判决；2.判决被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60万元；3.请求上诉法院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没有按照一审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审理被上诉人取得的利益是否为不当得利。一审中，当法庭调查完毕后，一审原告代理人提出：被告取得的60万元，是原告以黄建成在原告处工伤死亡，并且按照工伤死亡的标准，向一审被告支付工伤死亡赔偿金的。可是，黄建成的死亡已经被文山州中级法院判决终审判决：其死亡与工伤没有因果关系。换言之，黄建成的死亡是病故，属于自然死亡。那么，一审被告，依据“黄建成工伤死亡”而得到的赔偿金就没有了法律依据，一审原告支付给被告的“黄建成工伤死亡赔偿金”变成了不当得利法律关系中的“欠缺支付目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的60万元给错了。反过来就是，被上诉人取得的“黄建成工伤死亡赔偿金”没有法律依据。所以，一审原告代理人（特别授权）向法庭主张按照不当得利审理，既没有得到法庭的当庭回应，也没有在庭审结束后，接到法庭任何关于案件方面的消息。1318号《民事判决书》中，也只字未提一审原告主张的“不当得利”。按照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一审中，如果当事人要变更案由，法院应该审理。一审法院没有按照最高法院的规定审理。二、被上诉人取得上诉人支付的60万元是不当得利，被上诉人应当归还上诉人。按照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被上诉人依合同取得上诉人支付给的“黄建成工伤死亡赔偿金”60万元，已经被文山州中级法院终审判决：黄建成在上诉人处只是工伤，黄建成的死亡与工伤没有因果关系，不能认定黄建成的死亡为工伤死亡。那么，作为黄建成的亲属，被上诉人当然不能收取上诉人支付的“黄建成工伤死亡赔偿金”，换言之，一审被告取得的“工伤死亡赔偿金”就没有法律依据。作为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亲属的“黄建成工伤死亡赔偿金”就欠缺支付目的，同时造成了损失，被上诉人取得的利益与上诉人受损之间有因果关系。所以，以上事实构成了民事法律关系上的不当得利要件。取得利益的被上诉人，依法应该归还受损失的上诉人60万元。三、本案件特征之二：也是法律请求权竟合；按照《民法总则》147条的规定，上诉人基于对民事法律行为的重大误解，而支付给被上诉人的60万元，也符合可撤销的民事行为，现在上诉人请求法院依法撤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5年12月17日签订的工伤死亡赔偿《协议书》。上诉人从黄建成死亡之日起，就立即向富宁县安监局报告，是黄建成擅自决定出院，并且在出院后的第三天在家中死亡。黄建成于2015年12月15日死亡，上诉人就报告了富宁县社保局，社保局于16日受理了我们的《黄建成工伤死亡赔偿申请》，社保局没有一个人说死者非工伤死亡。基于这种情形，上诉人也误认为黄建成的死亡是工伤死亡，而且其家属又强烈要求支付工伤死亡赔偿金，有的人甚至威胁上诉人说，不给工伤死亡赔偿金就将尸体抬到矿山去。只是当时情况紧急，上诉人没有取证而已。但是上诉人更多地认为，上诉人都已经向社保局投了工伤保险，而且人也死了，社保局也受理了上诉人有关黄建成工伤死亡赔偿申请的材料，社保局迟早要支付给我们的。所以，出于同情心，也处于十分被动的状态下，向被上诉人支付了60万元员工“工伤死亡赔偿金”。2017年7月4日，文山州中级法院终审判决：黄建成只是工伤，而非工伤死亡。那么，这个案件的核心是，上诉人对黄建成死亡情形（即是否为工伤死亡）的重大误解而受损；而被上诉人得到的黄建成工伤死亡赔偿金也就是非其所得。严格意义或者退一万步讲，被上诉人要的也只能是黄建成的工伤赔偿，上诉人以及文山州社保局都同意按照黄建成工伤标准赔偿被上诉人。四、一审法院判决依据的事实不存在，一审判决是错误的《判决书》中，一审原告、被告签订的是死亡赔偿协议。其实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从协议书的抬头到协议书的具体条款，都白纸黑字地写明双方就“黄建成工伤死亡赔偿”达成的协议，协议中还有“按照云南省工伤死亡赔偿标准计算补偿”数额。一审判决为什么、有什么理由不采信这是工伤死亡赔偿协议，我们不清楚。但是，又采信本《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认定为有效协议却不按照协议内容，做出令人心服口服的判决。还有，文山州中级法院生效判决，已经明白无误地写明，黄建成是工伤，而非工伤死亡。可是在一审法院这里，只字未提。很明显，法官完全根据自己的判断，为一审被告“找理由”来判决，全然不顾黄建成只是工伤，非工伤死亡。但是一审原告支付的是工伤死亡赔偿这一事实。理所当然，一审做出的判决是错误的。综上所述，本案件中，无论是从“不当得利”方面，或者是民事行为可撤销方面，被上诉人都应该将不应该得到的财产（黄建成工伤死亡赔偿金60万元）返还给上诉人。所以，上诉人诉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依法重新判决。此外，一、上诉人对《协议书》内容的重大误解主要体现在：1.从黄建成死亡到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的这段时间内，上诉人一直认为，也是按照黄建成工伤死亡向文山州、富宁县社保局申请按照工伤死亡认定的。社保局只是认定工伤，不认定为工伤死亡后，上诉人又出资聘请律师和社保局打行政诉讼，直到终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工伤死亡认定为止。也就是说，上诉人是在先得到社保局的工伤认定死亡认定申请（见2015年12月16日上诉人提交相关工伤死亡申请材料和社保局申请受理单）以后，才于第二天即2015年12月17日与被上诉人达成“黄建成工伤死亡赔偿协议”。而且，上诉人在提交申请时，社保局并没有任何一个人说，类似于黄建成这种情况，不能认定为工伤死亡。在这种情形下，没有人不认为其不属于工伤死亡。上诉人以为，公司已经为其购买了工伤保险，社保局迟早会支付工伤死亡赔偿金的。基于此判断与被上诉人签订黄建成工伤死亡赔偿协议。2.2015年12月15日下午，公司员工黄建成死亡后，公司办公室主任谭寿彬就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富宁县安监局当时的詹副主任，报告黄建成的死亡情况，詹副主任让公司尽快将事情经过形成文字报告县安监局，并且要主要领导及时到县安监局报告事故情况。2015年12月16日，公司将黄建成的死亡情况形成文字报告（附后）和矿山总监、副矿长、办公室主任等人到县安监局局长办公室，当时有黄局长、詹副和矿山股股长，詹副说按照国家安监总局相关规定，工伤后一个月内死亡的都是工伤死亡。局长也要求上诉人尽快与死者亲属达成协议，处理好死者的后事，不能让家属出来闹事，更何况公司已经为死者上了保险，赔偿金可以问保险要。（在一审中，被上诉人也都确认了这一事实，只是他们认为上诉人是害怕被安监局处罚而与其签订协议）。3.虽然被上诉人否定其采取胁迫的手段，要挟上诉人签订“工伤死亡赔偿协议”，一审法院也没有支持上诉人这一观点。但是，是个明白人都可以想得出，上诉人在黄建成死亡的当天就给予其家属3万元丧葬费，如果不是其亲属“不给赔偿金，不埋葬尸体”的言语威胁，上诉人凭什么又把60万元巨款给被上诉人？很明显，上诉人是受到了威胁和对黄建成工伤为工伤死亡的错误判断，而支付的巨额赔偿金。是国家民法当中的签订合同时，对签订内容的重大误解而签订和给予被上诉人的工伤死亡赔偿金。二、关于本案，根据我国民法“公平原则”，既然终审法院已经认定黄建成的伤害不是工伤死亡，那么其家属肯定不能收取工伤死亡赔偿金。本着实事求是与公平合理原则，被上诉人应该得到的就是黄建成因公受伤这部分的赔偿，而不是、也不应该得到《协议书》中工伤死亡赔偿。三、以上补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重新改判。陆燕萍、韦秀月辩称，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5年12月17日签订的赔偿协议是有效合同。2015年12月2日，受害人在上诉人处工作时受伤，同月15日死亡。双方就针对该事故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协议由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一次性死亡赔偿金、所有供养亲属赡养费、丧葬费、住院护理费、亲属精神抚慰金等法律规定和民间习俗要求应该支付的费用共计60万元。该协议是双方充分协商自愿签订，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有效合法的协议。二、上诉人提起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协议签订不存在胁迫情形。上诉人起诉称，本案协议是在被上诉人及其亲属的胁迫下签订，并支付60万元，这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本案事故发生后，上诉人同意与被上诉人私了，并自觉履行协议约定，是上诉人为了避免事态扩散，给公司造成损失，于受害人死亡后2天即与被上诉人达成协议，并且在合同中明确被上诉人同意接受该赔偿后放弃向政府或司法机关起诉要求乙方赔偿。由此可见，签订该协议的上诉人是在充分平衡各种利弊关系后，从自己的长远利益着想而作出的决定，并不存在被上诉人及其家属胁迫的情形，一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也未向法庭提供该协议是在被胁迫的情形下所签订的这方面的证据来证实其被胁迫的情况，说明胁迫的事实并未存在，是上诉人凭空想象的事实。2.本案不存在不当得利和重大误解的事实。本案在处理过程中，上诉人同意赔偿被上诉人60万元，是双方针对受害人死亡这一事实，上诉人方愿意承担的各种损失费用，这是对此事约定的赔偿；被上诉人取得的60万元赔偿金不是非法利益，而是针对受害人死亡而上诉人自愿支付的赔偿金，上诉人认为是不当得利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双方在协议明确约定“之后如果乙方需要甲方配合，乙方按照法律程序向有关机构要求给予黄建成工伤死亡赔偿金，甲方必须无条件并且及时与乙方一道去办”，由此可见，上诉人在签订协议时就明确了今后请求工伤死亡赔偿的责任在他自己，请求工伤死亡赔偿的后果由他承担，被上诉人只需起到配合就行，实际上只要被上诉人在相关的文书上签字即可，被上诉人对申请工伤死亡的后果是不承担责任的，按照该协议，双方对各自的义务都作了约定，如果履行协议过程中，即上诉人申请工伤死亡赔偿中，出现的不利后果应由上诉人自己承担，对于上述事实，上诉人是明确认识到约定可能出现的后果的，不存在上诉人误认为是工亡以工亡待遇给予赔偿的说法。3.协议书约定赔偿内容是自愿性质。2015年12月17日，双方达成协议由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一次性死亡赔偿金、所有供养亲属赡养费、丧葬费、住院护理费、亲属精神抚慰金等法律规定和民间习俗要求应该支付的费用共计60万元。根据云南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的通知第三十五条规定“因公致残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至四级工伤职工的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自作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或者再次鉴定结论的次月起支付。工亡职工丧葬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自死亡当月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自职工死亡的次月起支付。”，对工伤死亡的赔偿项目是明确的。而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的赔偿项目来看，该约定的项目已超出了法律的规定，是上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自愿多承担的补偿费用，该约定也不违反法律规定，是上诉人自愿以60万元的赔偿数额换取本案黄建成死亡后应得的工伤死亡赔偿的请求权，对于赔偿请求后果其是自愿承担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上诉人请求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新源矿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双方于2015年12月17日签订的赔偿合同（协议）为无效合同；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赔偿金6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案死者黄建成是被告陆燕萍的丈夫、韦秀月的儿子。黄建成受聘在原告新源矿业公司从事汽车运输工作，期间新源矿业公司为黄建成投保了工伤保险。2015年12月2日在运输工作过程中黄建成被电杆砸伤至骨折，送到富宁县人民医院治疗；因伤势严重，当日转院至百色市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治疗，至2015年12月12日出院。12月15日下午17时，黄建成突发抽搐、口吐白沫后呼之不应，经富宁县人民医院抢救，17时45分宣告临床死亡，并诊断为系呼吸循环衰竭（院前死亡）。事发后原告公司向富宁县安监局报告，安监局表示先由双方自己协商处理，处理无果再按程序办理。同日原告支付3万元给被告用于为黄建成办理丧事开支；于12月16日，被告方亲属代表、村委会领导来到原告公司，要求公司支付黄建成的死亡赔偿金、家属抚养费费用。双方就赔偿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后，于2015年12月17日，在板仑乡黄建勋（黄建成的堂哥）家中，双方签订一份《协议书》（《协议书》由原告根据双方协商内容打印），协议约定由原告赔偿死者黄建成亲属一次性死亡赔偿金、所有供养亲属赡养费、丧葬费、住院护理费、亲属精神抚慰金等法律规定和民间习俗要求应该支付的费用共计60万元；协议书第二条约定“……。之后如果乙方需要甲方配合，乙方按照法律程序向有关机构要求给予黄建成工伤死亡赔偿金，甲方必须无条件并且及时与乙方一道去办理”。协议书甲方由死者黄建成的堂哥黄建华、陆燕萍的兄弟陆海彬签名，原告对此未提出异议。协议签订后，原告向两被告支付赔偿金60万元。之后原告新源矿业公司向文山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申请工伤死亡赔偿，2016年8月1日，文山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文人社工认字[2016]第225号《关于对黄建成受伤及死亡分别作出工伤认定的通知》，认定黄建成骨折及挫伤等为工伤，死亡不认定为工伤。新源矿业公司以工伤行政管理行政确认一案，向文山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文人社工认字[2016]第225号《关于对黄建成受伤及死亡分别作出工伤认定的通知》及重新作出工伤认定。文山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6）云2601行初30号《行政判决书》，驳回新源矿业公司的诉讼请求；新源矿业公司上诉至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7月4日，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云26行终15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9月6日，原告新源矿业公司诉至本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协议书》是否有效；2.《协议书》的签订、赔偿金的支付是否存在胁迫的情形；3.原告新源矿业公司请求判令被告返还赔偿金60万元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15年12月17日，原告新源矿业公司与死者黄建成的家属就黄建成死亡后的相关赔偿协商一致后，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同时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协议书》为有效协议。根据协议的约定，赔偿的60万元包括支付给黄建成亲属一次性死亡赔偿金、所有供养亲属赡养费、丧葬费、住院护理费、亲属精神抚慰金等法律规定和民间习俗要求应该支付的费用。原告赔偿给被告陆燕萍韦秀月的60万元，是双方针对黄建成死亡这一事实，原告方自愿承担的各种损失费用的赔偿；而工伤保险理赔是原告公司根据其所投工伤保险依法向相关部门要求根据工伤保险对保险事故发生后请求的赔偿，这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双方在协议中约定：“……。之后如果乙方需要甲方配合乙方按照法律程序向有关机构要求给予黄建成工伤死亡赔偿金，甲方必须无条件并且及时与乙方一道去办理”，由此可见，原告在签订协议时就明确了今后请求黄建成工伤死亡赔偿的责任在原告自己，请求工伤死亡赔偿的后果由其承担，死者亲属只需配合办理。同时死者亲属对新源矿业公司申请黄建成工伤死亡赔偿的后果不承担责任。关于《协议书》是否是在被告方的胁迫下签订和支付赔偿金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庭审中，原告新源矿业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是在受到被告方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在此情况下，原告新源矿业公司主张基于法院的生效判决和法律规定，被告依法应该返还原告支付的赔偿金60万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云南省富宁县新源矿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800.00元，减半收取4900.00元，由原告云南省富宁县新源矿业有限公司负担。经询问，新源矿业公司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有异议。认为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当事人签订协议后，上诉人向社保局提出工亡保险申请时间不对。事实是上诉人在2015年12月16日先向社保局提出申请后，17日才与家属签订协议。申请在先，签订协议在后。对其余法律事实没有异议。陆燕萍、韦秀月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没有异议。本院认为，新源矿业公司在一审阶段提交的（2017）云26行终15号《行政判决书》当中认定新源矿业公司于2015年12月16日向文山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故新源矿业公司针对一审判决认定法律事实所提出的异议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二审过程中，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新源矿业公司向本院提交《关于黄建成工伤死亡认定申请》、《关于黄建成医疗经过和死亡报告》、《工伤认定表》、《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工伤认定申请补正材料通知书》、《诊断证明书》、《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关于黄建成的家属就诊情况说明》，共同用以证明当时支付60万元给黄建成的家属是基于上诉人认为黄建成属于工伤死亡，双方签订合同属于重大误解。经质证，陆燕萍、韦秀月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依法不予采信。经过二审审理，本院查明本案的法律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对一审认定的法律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新源矿业公司于2015年12月16日向文山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二审过程中，新源矿业公司提出其不再主张合本案同无效，并以其对合同性质以及给付的义务产生重大误解为由，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撤销本案合同，并由陆燕萍、韦秀月返还其60万元。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在二审的争议焦点问题是：陆燕萍、韦秀月是否应当返还60万元赔偿金给新源矿业公司？本院认为，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双方当事人同意由第二审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一并裁判。”在本案中，新源矿业公司在二审阶段变更其诉讼请求为要求撤销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书》，并由陆燕萍、韦秀月返还60万元。经询问，陆燕萍、韦秀月不同意由本院对新源矿业公司变更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因新源矿业公司在二审阶段变更的诉讼请求已经超出双方当事人在一审的诉争范围，且陆燕萍、韦秀月不同意由本院一并对此进行审查，故本院对新源矿业公司要求撤销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书》的主张不予审理。其次，双方当事人于2015年12月17日经协商一致签订的《协议书》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协议书》合法有效。依照该《协议书》，新源矿业公司一次性支付60万元给陆燕萍、韦秀月后，陆燕萍、韦秀月负有配合新源矿业公司申请黄建成工伤死亡赔偿金的义务。无论申请所得的工伤死亡赔偿金数额多少，均归新源矿业公司所有。协议并未约定陆燕萍、韦秀月在新源矿业公司未能申请黄建成工伤死亡赔偿金时负有返还60万元的责任。故新源矿业公司要求陆燕萍、韦秀月返还60万元赔偿金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新源矿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云南省富宁县新源矿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琴审判员 秦永兴审判员 张 祺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阳梦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