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沪7101行初699号原告张燮林，男，1956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委托代理人刘海霞,上海伟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小潭，上海伟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市不动产登记局，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法定代表人宋唯。委托代理人钱怡琳。委托代理人周伟，上海市捷华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蒋安华，女，1952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第三人夏长根，男，1948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委托代理人夏灵，男，1984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第三人周兰英，女，1949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委托代理人夏灵，男，1984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第三人夏灵，男，1984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原告张燮林诉被告上海市不动产登记局、第三人蒋安华房屋登记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20日立案后，向被告上海市不动产登记局、第三人蒋安华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等。因夏长根、夏灵、周兰英与本案审理的结果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上述三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燮林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小潭，被告上海市不动产登记局的委托代理人钱怡琳、周伟，第三人蒋安华，第三人夏长根、周兰英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暨第三人夏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燮林诉称，2000年8月间，原告和第三人蒋安华竞买了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委托拍卖行拍卖的本市静安区中山北路XXX号XXX室房屋(以下简称中山北路房屋)。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出具(2000)静执字第720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被告上海市不动产登记局协助执行，将中山北路房屋登记在原告和第三人蒋安华名下。2016年9月，原告与第三人蒋安华解除同居关系后，要求分割中山北路房屋，第三人蒋安华告知原告,该房屋早已出售给他人。中山北路房屋是原告与第三人蒋安华共同竞买，未经原告同意，第三人蒋安华应当无法出售该房屋。后原告查实，第三人蒋安华变造了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将协助执行通知书的房产权利人改为第三人蒋安华一人，中山北路房屋登记在第三人蒋安华一人名下。而被告在办理房产登记时，未审查第三人蒋安华提供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原告认为，被告在不动产登记过程中失职、失察，造成原告重大损失，现诉至法院，要求判令撤销被告将中山北路房屋登记在第三人蒋安华名下的行政行为。被告上海市不动产登记局辩称，2000年11月23日，被告收到第三人蒋安华的书面登记申请，要求将其投标竞买的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委托拍卖的中山北路房屋登记在其一人名下。被告在办理登记过程中，审查了第三人蒋安华提供的法院协助通知书复印件等材料。第三人蒋安华提供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复印件上载明的中山北路房屋权利人为蒋安华一人，这也与拍卖公司成交确认书上经过修正的买受人相一致。被告认定第三人蒋安华的申请符合规定，并核准登记，向第三人蒋安华核发了房屋权属证书。被告认为，其是结合拍卖公司的成交确认书与协助执行通知书复印件两项材料，确定了房屋的产权人是第三人蒋安华一人，已尽到了合理的审慎审查义务。对于依申请登记的行为，申请人应当对递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如其提供虚假材料，将由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目前可以确认，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确实被改动过，而协助执行通知书是否系伪造以及由谁伪造，不仅是原告所称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原因，而且是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的犯罪，原告可以通过向公安机关报案，查明伪造协助执行通知书的事实，追究相应责任人的责任。此外，原告与第三人蒋安华原系同居关系，原告又是中山北路房屋拍卖的参与人之一，称对中山北路房屋登记以及后续的出售称毫不知情，有违生活常理，原告应当早就知晓房屋登记在第三人蒋安华一人名下的情况，也应当知道后续的处理，故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了起诉期限。综上，被告对中山北路房屋登记的审查并无不当，篡改司法文书的行为是原告诉讼所应指向的焦点，实施篡改的违法行为人才是原告所应当主张承担责任的主体，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蒋安华述称，其与原告自1998年开始同居到2016年。2000年8月，第三人蒋安华与原告共同到拍卖行竞买下了中山北路房屋，当时向拍卖行留下了两人的姓名，让拍卖行办理一系列手续。后拍卖行工作人员告知，买受人只能写一个人的名字，并且要一次性付清除押金之外的余款。原告当时因离婚负有债务，拿不出钱，遂当场表态，要求将中山北路房屋登记在第三人蒋安华一人名下，第三人蒋安华也支付了全部房款。原告与第三人蒋安华一同前往被告处办理了中山北路房屋的产权登记。中山北路房屋出售给第三人夏长根、夏灵、周兰英时，也是原告出面找了房产中介，并与原告一起办理相关手续，故原告对中山北路房屋登记在第三人蒋安华一人名下以及后续出售都是知晓的。原告曾经在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对两人共有的一套梧州路房屋的出售不知情，后证实原告收取了梧州路房屋买家支付的钱款。此次诉讼，原告又称不知情，可能又是想敲诈，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夏长根、夏灵、周兰英述称，对原、被告以及第三人蒋安华的纠纷不知情，是通过房产中介购买了中山北路房屋，当时中山北路房屋登记在第三人蒋安华一人名下，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00年8月3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向原上海市闸北区房产交易中心出具(2000)静执字第720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该协助执行通知书载明，“关于上海银行大通支行诉上海永通房地产有限公司借款合同一案，我院作出(99)静经初字第1187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被执行人未履行法律义务，经本院依法拍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的规定，请协助执行以下事项：一、依法解除对本市中山北路XXX号……2408……室的冻结；二、因拍卖，将上述房屋分别过户给……2408张燮林、蒋安华……”。2000年11月22日，第三人蒋安华申请办理中山北路房屋的登记，其递交的《上海市房地产转让、过户、登记申请书》中载明的申请人为蒋安华一人，并提供了(2000)静执字第720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复印件，协助执行通知书复印件中2408室的权利人变更为第三人蒋安华一人。2000年12月5日。被告向第三人蒋安华核发沪房地闸字(2000)第033118号上海市房地产权证，权利人为蒋安华一人。2001年1月3日，第三人蒋安华与第三人夏长根、夏灵、周兰英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出售中山北路房屋，双方于当日申请办理房地产转让登记。2001年2月23日，被告核发闸XXXXXXXXXX号房地产权证，登记的权利人为第三人夏长根、夏灵、周兰英。以上事实，由(2000)静执字第720号协助执行通知书、上海市房地产转让、过户、登记申请书、上海市房地产权证、房地产买卖合同以及各方当事人陈述等为证。本院认为，依庭审查明的事实，第三人蒋安华2000年11月申请办理中山北路房屋登记时提供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复印件系变造，而原告诉称权利受损，也是因被告依据这份变造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办理了产权登记，即这份变造的协助执行通知书是发生本案行政争议的根本原因。协助执行通知书由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发出，是国家审判机关制发的法律文书，无论何人、何组织，通过复印对其进行变造，均涉嫌变造国家机关公文罪。原告称是在2016年解除与第三人蒋安华的同居关系后才知晓中山北路房屋登记在第三人蒋安华一人名下的情况，而无论是在诉讼前还是审理中，原告在明确知晓据以办理登记的执行通知书复印件是变造的情况下，未选择向公安机关报案，而是坚持通过行政诉讼寻求救济。本院认为，行政诉讼虽有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职能，但若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基础事实涉嫌犯罪时，应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本案中，若在简单审查被告办理中山北路房屋登记时是否尽到审查职责后作出裁判，而对变造法院文书的行为置之不理，无异于放纵违法行为人侵犯社会公众对国家机关公务活动的信赖，将严重影响国家机关公务活动的秩序与有效性。对于先交由公安机关处理后，本案应当中止审理还是作出其他裁判，本院认为，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中止诉讼有相应的规定，即案件的审判须以相关民事、刑事或者其他行政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相关案件未审结的，应当中止诉讼。这里的中止审理是一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情形。但本案争议的主要事实与涉嫌犯罪的事实，是同一事实，并非行政案件的审理需要以涉嫌犯罪的处理结果为依据。综上，在原告不选择向公安机关报案，而涉嫌的违法犯罪行为又应当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情形下，对原告的起诉应裁定予以驳回。如果公安机关经法定程序认定变造法院文书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原告可再行寻求行政诉讼程序救济。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张燮林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张燮林。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剑晖人民陪审员  祁汉萍人民陪审员  朱兆富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九日书 记 员  ＸＸ琴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