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云29民终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连秀花，女，1963年4月16日生，汉族，云南省南涧县人，农民，住南涧县，现住大理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杨加萍，女，1985年4月17日生，白族，云南省南涧县人，农民，住云南省楚雄州禄丰县，现住大理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杨加翔，男，1987年9月5日生，白族，云南省南涧县人，农民，住南涧县。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合宁，云南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陆斌，男，1972年5月2日生，彝族，云南省洱源县人，云南大理中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驾驶员，住洱源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云南大理中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大理州大理市大理经济开发区飞来寺大凤路北侧。法定代表人：杨继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江，云南星震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理州古城支公司。住所地云南省大理州大理市大理古城。法定代表人：曹云华，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孔榕，云南展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连秀花、杨加萍、杨加翔与被上诉人陆斌、云南大理中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理州古城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合同纠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云南省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25日受理后，于2017年1月18日作出（2016）云2926民初553号民事判决，中运公司和保险公司均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9日作出（2017）云29民终249号民事裁定，发回云南省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重审，云南省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重新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2月7日作出（2017）云2926民初515号民事判决，连秀花、杨加萍、杨加翔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连秀花、杨加萍、杨加翔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中运公司、陆斌履行双方签订的《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协议》，支付尚未支付完毕的赔偿款50万元。主要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双方签订的《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协议》是在交警部门主持下，在交警大楼里自愿签订的，这有南涧县交警大队出具的证明。南涧交警大队及南涧镇城镇派出所出警证明仅仅只能证明出过警、调处过，并不能证明上诉方有胁迫中运公司代表人的情形；2、《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协议》已实际履行，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已经分两次向上诉人赔偿了共计20万元，剩余50万元未履行。二、一审程序违法。1、一审上诉人是按照合同纠纷起诉中运公司，上诉人没有起诉保险公司，却被法院强行追加保险公司为被告，并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作出判决，存在明显的程序违法；2、中运公司并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对《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协议》的撤销权及反诉权，一审支持中运公司的请求错误；3、本案发回重审后重新开庭审理，现在仍旧未审理终结，我们要求本案损失的计算标准应该按照2017年城镇标准计算。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中运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1、本案已经发回重审过一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不能再发回重审。2、南涧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于2016年8月8日作出事故认定书，答辩人领取到的时间是2016年9月。中运公司员工赵鸿清、陆斌在被胁迫、报警求助无门的情况下不得已签订了不公平的赔偿协议。3、中运公司行使撤销权没有超过时效。事发后陆斌于2016年9月领取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运公司才知晓了本事故的责任划分及事故发生原因，并于2016年9月24号告知上诉人协议余款不再支付，按交通事故责任赔偿纠纷处理。2016年10月上诉人向南涧县人民法院起诉后，答辩人已经行使主张撤销合同，并按交通事故赔偿标准核算损失后依法赔偿，不存在超过时效的情形。4、答辩人的反诉是基于原审南涧县人民法院2017年1月18日作出的（2016）云2926民初553号民事判决，在该判决中，错误认定双方按照《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履行，针对该判决提出反诉，属于行使合同撤销权的持续诉讼行为。综上，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五条之规定，答辩人的撤销权行使未超过法定期限。陆斌答辩称：一审判决合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保险公司答辩称：中运公司和上诉人达成的《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与保险公司无关，保险公司只在法定赔偿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超出法定范围赔偿部分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连秀花、杨加萍、杨加翔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此次事故给原告造成70万元的损失，已经赔付20万元，故起诉要求被告中运公司及时支付余欠的赔偿款50万元，其余被告如何赔偿请依法判决。中运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撤销《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并按道路交通事故相关法律规定划分和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19日，被告陆斌驾驶云Ｌ×××**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沿西景线由祥云方向驶往临沧方向，15时30分许，行至西景线K2473+350M处时，与杨某驾驶的云Ｌ×××**号普通二轮摩托车相刮擦，造成摩托车乘车人杨某受伤，云Ｌ×××**号摩托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发后，杨某被送往南涧县人民医院抢救，因伤情严重转院送往大理州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经抢救无效于2016年6月22日16时15分死亡。当天，南涧交警大队通知死者杨某家属和被告陆斌次日到交警大队，并要求被告陆斌准备垫付丧葬费5万元。次日8时许，被告陆斌、中运公司副总经理赵鸿清和杨某家属到达交警大队，当被告陆斌将提前准备好的5万元预支款交付给杨某家属时，杨某家属拒绝接收并提出要求一次性解决，南涧交警大队办案民警告知相关纪律后同意双方在交警大队协商。11时30分，双方协商未果，被告陆斌和中运公司赵鸿清被原告方带到停放杨某尸体的地方进行协商。在协商过程中被告陆斌、中运公司副总赵鸿清曾长时间跪在死者杨某的尸体前面，原告方曾提出如果协商不成，要求被告陆斌和中运公司赵鸿清将尸体带回中运公司。在双方协商期间，南涧镇城镇派出所及南涧交警大队民警曾出警处置双方协商过程中发生的警情。当日23时许，双方在南涧交警大队以被告陆斌和被告中运公司为甲方，以杨加翔为乙方，签订《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约定“一、甲方不管事故责任及保险公司赔付情况，同意一次性赔偿给乙方因杨某交通事故赔偿款、丧葬费等一切费用人民币70万元。该赔偿款于2016年6月23日支付5万元，2016年6月24日支付15万元，余款50万元于2016年9月24日前支付。二、杨某在医院抢救的医药费由甲方承担。三、在事故中损坏的车辆由双方各自修复”，双方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当天被告中运公司付给原告5万元，次日被告中运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给原告杨加翔账户15万元。其他各原告对前述协议无异议。2016年8月8日，南涧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南公交认字〔2016〕第0032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杨某与陆斌承担事故同等责任。被告陆斌是被告中运公司的员工，事故发生时在履行该公司安排的工作任务。云Ｌ×××**号车所有人为被告中运公司。事发后，被告中运公司垫付医疗费合计22560.76元。被告保险公司承保被告陆斌驾驶的云Ｌ×××**号车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险”），包括不计免赔，保险期间从2015年10月9日11时起至2016年10月9日11时止，其中，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万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商业险中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限额为200万元。案中死者杨某，1962年9月9日生，生前系南涧县乐秋乡麻栗小学教师。原告连秀花系杨某妻子，杨某生前与连秀花共同生育女儿杨加萍，儿子杨加翔，子女均已成年。死者杨某生前无实际扶养人。一审法院认为，案中相关损害系死者杨某和被告陆斌均负有事故责任的交通事故所致，事故发生后，各方理应依法处理。原告与被告中运公司、陆斌在事故发生后达成的赔偿协议，从协议签订过程和协议内容审查，明显存在被告中运公司工作人员因受胁迫而违背自己真实意思作出赔偿承诺并签订赔偿协议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关于“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的规定，受损害方即被告中运公司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被告中运公司在本案原审2016年12月9日开庭审理时就以2016年6月23日签订的《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系在受胁迫的情况下违背真实意思签订为由要求依法核算损失，且在本案重审期间以同样理由提起反诉要求撤销协议，从协议签订时（2016年6月23日）至原审开庭时（2016年12月9日）未超过一年的撤销权行使期限，故被告中运公司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原告杨加翔、被告陆斌、云南大理中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于2016年6月23日签订的《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根据由杨某和陆斌负同等责任的事故责任认定和车辆投保情况，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之规定，原告方的损失首先应由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事故责任人死者杨某和被告陆斌根据事故责任按比例分担赔偿责任，其中被告陆斌应承担的部分由被告保险公司按商业险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由被告陆斌予以赔偿。根据交通事故发生经过及责任认定，确定由被告陆斌承担50%的责任。被告陆斌事发时是在执行被告中运公司安排的工作任务，其应承担的责任由被告中运公司承担，故被告陆斌在本案中无需承担责任。关于原告损失的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依照《2016年云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的计算标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云南省公安厅“云公交〔2016〕89号”文件），结合在案证据确定原告的损失：1.医疗费（抢救杨某），根据票据计算为22560.76元（100元+244.49元+440元+21776.27元）；2.死亡赔偿金，依据确认的证据，计算标准以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计，2015年云南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为26373元，确定为527460元（26373元/年×20年）；3.丧葬费，以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六个月计，确定为32231.5元（64463元/年÷12月×6月）；4.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死者的年龄及身份，结合造成的损害后果，确定为50000元，上述各项合计632252.26元。根据前述责任划分，对原告以上损失，被告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范围内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赔偿三原告因杨某死亡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人民11万元，在医疗费限额项下赔偿三原告抢救杨某的医疗费合计1万元，两项合计12万元。交强险赔偿不足部分由被告保险公司在商业险限额内赔偿三原告因杨某死亡的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合计256126.13元[（632252.26元-120000元）×50%]。各项合计376126.13元。原告方损失在保险限额范围内已得到足额赔偿，中运公司无需再承担赔偿责任，故中运公司垫付的费用222560.76元，应在保险赔偿款中扣减返还。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原告（反诉被告）杨加翔、被告（反诉原告）云南大理中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被告陆斌于2016年6月23日签订的《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二、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理州古城支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范围内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赔偿原告（反诉被告）连秀花、杨加萍、杨加翔因杨某死亡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人民币110000元，在医疗费用赔偿限额项下赔偿原告（反诉被告）连秀花、杨加萍、杨加翔因抢救杨某的医疗费合计人民币10000元；在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反诉被告）连秀花、杨加萍、杨加翔因杨某死亡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疗费合计人民币256126.13元。各项合计人民币376126.13元，其中向原告（反诉被告）连秀花、杨加萍、杨加翔支付153565.37元；向被告（反诉原告）云南大理中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支付222560.76元，均限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履行。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连秀花、杨加萍、杨加翔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本诉部分880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连秀花、杨加萍、杨加翔负担186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云南大理中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6940元；反诉部分88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云南大理中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达成的过程不属实，具体情况是：1、上诉人没有威胁中运公司代表人，中运公司代表人是自愿到死者灵前磕头，表示对死者的尊重，并没有让中运公司代表人长时间下跪；2、上诉人也未对中运公司代表人进行过口头威胁，没有说要抬尸闹事；3、当时双方在协商过程中有争执，但没有对中运公司代表人进行威胁，所以派出所出警后又回去了；4、双方签订的《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是在双方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在交警大楼自愿签订的。中运公司认为一审认定“被告陆斌和中运公司赵鸿清被原告方带到停放杨某尸体的地方进行协商”表述不准确，具体情况是：1、双方并不是进行协商，而是因中运公司一方不同意一次性解决，双方协商未果，赵鸿清、陆斌被上诉人一方拉到停尸的地方并被强迫下跪；2、上诉人一方虽未对陆斌、赵鸿清进行殴打，但是有语言的胁迫和辱骂；3、陆斌、赵鸿清被迫长时间跪在尸体前面；4、杨加萍在一审庭审中自认说过陆斌和赵鸿清要离开就要将尸体一并运走的话，并且陆斌也作了相同陈述。陆斌认为其与赵鸿清是被强行带到停尸现场，被迫长时间跪在死者尸体前。本院认为，一审结合本案的在案证据认定陆斌、中运公司副总赵鸿清曾长时间跪在死者杨某的尸体前面，上诉人对赵鸿清、陆斌存在语言胁迫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对其他一审认定各方无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归纳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本案本诉与反诉合并审理是否合法？2、本诉请求是应予支持还是应予撤销？3、一审认定损失和责任划分是否恰当？本院认为，本案中，第一个焦点问题：1、本诉和反诉均基于同一交通事故而形成的同一法律事实；2、反诉的提起发生在正在进行的一审审理程序中；3、反诉原告是本诉被告，反诉被告是本诉原告；4、反诉的提起意在吞并或抵销原告的诉讼请求。因此，本院认为一审合并审理不违反法律规定。第二个焦点问题，关键在于：1、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签订的《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是自愿达成还是受胁迫达成；反诉原告撤销权的行使是否超过法定期间。根据本案在案证据确认的事实：1、事发次日8时许，根据南涧交警大队通知中运公司赵鸿清、陆斌到该交警大队并按要求将垫付丧葬费5万元交付给杨某家属时，杨某家属拒绝接收并提出要求一次性解决，南涧交警大队办案民警告知相关纪律后同意双方在交警大队协商，但至11时30分，双方协商未果，陆斌和赵鸿清被原告方带到停放杨某尸体的地方“进行协商”；2、在协商过程中陆斌、赵鸿清曾长时间跪在死者杨某的尸体前面；3、原告方曾提出如果协商不成，要求陆斌和赵鸿清将尸体带回中运公司；4、直至23时许，双方才签订《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综上所述，从“协商”的地点、过程和时长看，上诉人关于协议是自愿达成的陈述没有充分的事实证据，相反，陆斌和赵鸿清关于受胁迫的陈述，有基本的事实和依据，能够认定双方《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达成。关于撤销权的行使是否超过法定期间问题：1、双方签订“协议”后，中运公司即表示因受胁迫不愿继续履行协议，才发生本案诉讼；2、中运公司在本案原审2016年12月9日开庭审理时就以2016年6月23日签订的《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系在受胁迫的情况下违背真实意思签订为由要求依法核算损失，且在本案重审期间以同样理由提起反诉要求撤销协议，从协议签订时（2016年6月23日）至原审开庭时（2016年12月9日）未超过一年的撤销权行使期限。中运公司请求撤销，应予支持。第三个焦点问题：一审依照《2016年云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的计算标准》，以上一年度2015年标准计算本案损失正确，本院予以支持。一审结合交通事故发生经过及责任认定确定的责任划分恰当。上诉人关于处理事故的误工、差旅的损失，于法有据，但一审审理中未提出，二审也未提供相应证据，且在死者负同等事故责任的情况下，一审支持了5万元的精神抚慰金，已经作了全案综合考虑，最终赔偿数额和责任承担应予维持。车辆作为交通工具，已经越来越广泛地进入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安全出行不仅是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期望，更是交通法律法规对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规范和要求。因为，交通事故的发生，轻则造成财产损失，重则带来生命、健康不可挽回的后果。尽管如此，客观上仍然不能完全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也正因此，国家同样设定了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依法解决的法律规范。本案中，上诉人因交通事故突然失去了亲人，痛苦、悲伤难于言表。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事故中，死者对交通事故的发生负有同等的责任。上诉人在事故责任未明的情形下，以死者相挟，采取过激甚至违法的方式与中运公司达成的赔偿协议超越了社会良善风俗，更不符合国家法制规范。综上所述，上诉人连秀花、杨加萍、杨加翔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940元，由连秀花、杨加萍、杨加翔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明纳审判员  沈春梅审判员  谷荣华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杨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