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08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袁俊，男，1983年8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霆，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远香，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百易航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五联社区清水路192-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19431902C。法定代表人：刘敬杰。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荣明，广东良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集百优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大洋路中粮（福安）机器人智造产业园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59303606L。法定代表人：刘淑明。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磊，广东博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雷，广东博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深圳市倍朗实业有限公司，住址地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沿山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49889965W。法定代表人：袁俊。原审被告：深圳市罗马城科技有限公司，住，住址地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银田工业区******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AU581A。法定代表人：朱诗元。上诉人袁俊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百易航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易航公司）、被上诉人深圳市集百优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百优公司）、原审被告深圳市倍朗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朗公司）、原审被告深圳市罗马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马城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7民初96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俊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撤销（2019)粤0307民初963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并依法改判袁俊无需承担支付货款义务；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百易航公司、集百优公司承担本案原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不清：（一）原审法院认为“被告集百优公司于2018年6月19日确认欠原告货款257370元并已履行完毕”是错误的。1.百易航公司与集百优公司于2018年6月19日签署了《供应商库存在库确认书》，根据该确认书的内容“现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即集百优公司）承担乙方（即百易航公司）所有目前在库货物的债务，剩余不清晰债务需等甲乙双方与袁俊协商后再进行确认”可知：(1)双方仅是对百易航公司向集百优公司所交付的全部货物中仍剩余存放在集百优公司库存的货值进行的确认，金额为257370元；(2)确认书并未确认集百优公司仅欠百易航公司货款257370元，也未确认百易航公司共计向集百优所交付货物的总价值；(3)确认书不能证明集百优公司此前收取百易航公司的全部货物价值为257370元，尤其是其中已被集百优公司出售获利的货物价值；(4)即使百易航公司认为集百优公司仅欠其为257370元，也只能视为是百易航公司对自身权利的放弃，而非可以据此认为百易航公司与集百优公司之间的总交易价款仅为257370元。原审法院据此认定“被告集百优公司于2018年6月19日确认欠原告货款257370元”是错误的。1.原审法院将集百优公司已经收悉且出售获利的货物但未向百易航公司支付相应货款，其中2018年4、5、6月货款至少288738元，亦判决归作为集百优公司的职务代理人即袁俊承担，违背本案的基本事实，缺乏法律依据。(1)根据袁俊原审时提交的第一组、第二组证据可知，袁俊根据集百优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淑明的指示（尤其是在2018年3月20日、3月22日、4月18日、4月23日的催货指示）向百易航公司订购有关产品，袁俊在2018年3月8日通过邮件为集百优公司向百易航公司发送了定购2018年3、4、5月份的产品清单，且向百易航公司明确了集百优公司新的送货地址。(2)根据百易航公司出具的2018年4月份向集百优公司的送货单，其已将送货单号为BYH-K201804001、BYH-K20180412001、BYH-K20180414003、BYH-K20180414006、BYH-K20180421004、BYH-K20180420003、BYH-K20180423001、BYH-K20180424002、BYH-K20180427001项下的产品送至集百优公司。根据百易航公司出具的2018年5月份向集百优公司的送货单，其已送货单号为TH-K20180515002、TH-K20180512001、TH-K20180518004、TH-K20180515005、TH-K20180503002、TH-K20180524004、TH-K20180525001项下的产品送至集百优公司。根据百易航公司在原审第二次庭审时提交的证据5《对账单》中显示的2018年6月“订单号”为JBY的账单金额为71240元；结合百易航公司在原审第二次庭审时提交的证据4《集百优送货单》第24页显示的收货单位为“集百优”的货物明细，与前述对账单的一致，因此可以确定该项下的产品，百易航公司已实际交付给集百优公司。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百易航公司原审庭审时均予以认可，集百优公司庭审时表示“真实性无法核实”但未能提供反驳的证据，故依法应予采纳为本案证据。据此，以上证据至少可以证明在2018年4月、5月百易航公司系直接向集百优公司送货，而根据百易航公司出具的对账单显示，仅2018年4月、5月、6月集百优公司的应付货款即为546108元，且该数据与百易航公司在原审第二次庭审时提交的证据5《对账单》中2018年6月的账单下方记载的“集百优4-6月款”一致。而对于前述事实，根据判决结果来看，原审法院也是予以确认的。(3)在此前提下，集百优公司仅依据《供应商库存在库确认书》向百易航公司支付剩余库存的货值金额为257370元，显然连2018年4月、5月、6月的应付货款都尚未能足额支付，再次可证明原审法院认定“被告集百优公司于2018年6月19曰确认欠原告货款257370元”是错误的。在前述事实认定错误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判决袁俊承担集百优公司已经收悉且出售获利但未支付的至少288738元(=546108元-257370元）货款显然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原审法院认定案涉买卖合同的买受人为袁俊是错误的。1.原审法院认定“被告袁俊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在向原告订购商品时明确其为受托人的身份”，并不准确。(1)百易航公司在其《起诉状》中已自认其在起诉前早已知悉及认定案涉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实际付款人并非袁俊，而系集百优公司和罗马城公司：①百易航公司在《起诉状》中表示“2015年起被告一（即袁俊）通过QQ向原告发送订单采购各种电子产品，原告根据被告一的要求送货到被告二（即倍朗公司）、三（即罗马城公司）、四（即集百优公司）处”，表明在合作初始的2015年起，百易航公司已知悉实际收货人为集百优公司；②百易航公司在《起诉状》中表示“2018年5月9日原告将对账单邮件发送至被告四（即集百优公司）的QQ邮箱中”，表明在合作过程中，百易航公司明确向集百优公司对账及催收货款，百易航公司已认定买受人为集百优公司；③百易航公司在《起诉状》中表示“2018年6月19日被告四向原告出具库存确认书，确认尚欠原告货款257370元未付”，表明集百优公司此前向百易航公司支付过货款。但实际上，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可知，集百优公司除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向百易航支付剩余库存货款257370元以外，从未直接向百易航公司支付过其他货款，而是由袁俊代为支付，据此可知百易航公司认可袁俊此前向其支付的货款系代集百优公司支付，亦证明百易航公司早已知道实际付款人为集百优公司。(2)根据原审阶段双方提交的以下证据，已足以证明袁俊作为集百优公司的代理人。袁俊在与百易航公司交易之前及交易过程中，多次表明其代理人和受托人之身份，且百易航公司对此知悉及认可、①根据百易航公司在第一次庭审前提交的证据1《公证书》（第8216号）第7页可知，2018年5月2日袁俊发送给百易航公司电子邮件中明确显示“JBY567月交货计划如下”，明确指出“JBY”名字；在该页的电子邮箱“下一封未读”栏目处，显示有袁俊发送给百易航公司名称为“集百优品质异常（重要、急）”的邮件，明确指出“集百优公司”名字。该《公证书》中的第8页“订单号”栏目处，明确载明前缀为“JBY”的订单号有五处。②根据百易航公司在第一次庭审前提交的证据2《公证书》（第8217号）第6页可知，2018年6月15日袁俊回复百易航公司电子邮件中明确载明“1.LMC未付款表格；2.JBY未付款表格”，明确指出“JBY”名字；该《公证书》中的第9页“订单号”栏目处，明确载明前缀为“JBY”的订单号有三处。③根据百易航公司在第一次庭审前提交的证据3《公证书》（第8218号），即便根据百易航公司特意提供的不完整聊天记录，也可以查明以下表格中的信息:            序号              沟通人员              发生时间              沟通提及的关键词及次数              页码                  1              袁俊与百易航公司              2018-3-20              JBY、两次              该公证书第8页                  2              2018-5-9              JBY、一次              第9页                  3              2018-5-31              集百优、一次              第12页                  4              2018-6-7              JBY、一次              第12页                  5              2018-6-11              JBY、两次              第12页      由此可知在该项证据下，袁俊与百易航公司沟通商品买卖事宜过程中,至少一次明确提及“集百优”信息、六次明确提及“JBY”信息。④根据百易航公司在第二次庭审时提交的证据1《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和袁俊的QQ对话记录》，即便根据百易航公司提供的不完整聊天记录，也可以查明以下表格中的信息：            序号              沟通人员              发生时间              沟通提及的关键词及次数              页码                  1                            2018-2-1              JBY、一次              该证据第2页                  2                            2018-2-5              JBY、一次              第3页                  3                            2018-2-26              集百优、一次              第4页                  4                            2018-3-13              JBY、一次              第5页                  5                            2018-3-16              JBY、三次              第6-7页                  6                            2018-3-20              JBY、两次              第8-9页                  7                            2018-3-22              JBY、两次              第10页                  8              袁俊与百易航公司              2018-4-1              JBY、一次              第11页                  9              2018-4-4              JBY、一次              第12页                  10              2018-4-11              JBY、一次              第13页                  11              2018-4-12              JBY、两次              第14页                  12                            2018-4-13              JBY、一次              第14页                  13                            2018-4-14              JBY、一次              第15页                  14                            2018-4-23              JBY、一次              第16页                  15                            2018-4-24              JBY、一次              第17页                  16                            2018-4-28              JBY、一次              第18页                  17                            2018-5-9              JBY、一次              第19页                  18                            2018-5-14              JBY、两次              第21-22页                  19                            2018-5-21              JBY、两次              第25-26页                  20              2018-5-30              JBY、两次              第26页                  21              2018-6-5              JBY、一次              第29页      由此可知在该项证据下，袁俊与百易航公司沟通商品买卖事宜过程中,至少一次明确提及“集百优”信息、28次明确提及“JBY”信息。⑤根据袁俊在第一次庭审前提交的证据5可知，2017年12月20日袁俊发送给百易航公司名称为“集百优年月月月月计划订单及交货计划（重要、急）”邮件中，明确载明“为了协调年底工厂生产，JBY2018年1月2月3日月计划订单及交货计划如下”，该邮件附件名称也明确载明“集百优PI(2017-12-20)”信息；2018年3月8日袁俊发送给百易航公司名称为“集百优PI(2018-3-8)”邮件中，明确载明“本邮件是JBY月计划订单，2018年3月4月5月订单，请收悉”，该邮件附件名称也明确载明“集百优P1(2018-3-8)”信息；⑥根据袁俊在第一次庭审前提交的证据3可知，2017年12月22日袁俊发送给百易航公司电子邮件四份附件名称中明确载明“集百优6.2寸带GPS通用机出货要求”、“集百优6.2寸丰田GPS通用机出货要求”、“集百优6.95寸通用机-2出货要求”、“集百优8寸丰田凯美瑞GPS通用机出货要求”信息；⑦根据袁俊在第一次庭审前提交的证据4可知，2018年5月21日袁俊发送给百易航公司名称为“公司仓库地址变更”邮件中，明确载明“我司仓库地址变更，2018年5月13日起，送货到下面地址……公司：集百优”。综上，上述证据所涉期限从2017年12月直至2018年6月，早已形成于在本案诉讼发生之前。上述证据可以证明袁俊在交易过程中已以足够清晰的信息、繁多的频率、明确的书面方式，向百易航披露了袁俊作为集百优公司受托人身份，足以证明袁俊在向百易航公司订购商品已充分表示其为集百优公司的职务代理行为。(3)此外，鉴于原审法院认为“被告袁俊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在向原告订购商品时明确其为受托人的身份”，袁俊二审补充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早在2016年袁俊与百易航公司开始沟通订货相关问题时，袁俊便以“我们”或者“我司”自称，明确表明其系集百优公司的代理人。而百易航公司也主动提及“集百优”、“罗马城”等信息，表明百易航公司明知袁俊受托人身份：①2016年9月14日，袁俊与百易航公司通过QQ软件进行沟通时，百易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敬杰主动询问“需求是罗马城的，还是集百优的”。②2016年9月26日，袁俊发给百易航公司的“福永集百优关于型号贴纸变更标准等通知（重要、急）”邮件，邮件正文载明“1.福永集百优我司上系统了，以后出货型号贴纸按下面要求做，没有条码入不了库，入库都要条码扫描。今天开始执行”。③2017年5月12日，袁俊通过QQ告知百易航公司、集百优公司地址变更问题“福永集百优快递货的时候和我确认一下，下周二左右我们要搬办公室，到时候地址要改”，百易航公司员工刘敬杰表示“好”。上述聊天记录中，袁俊以“我们”自称，表示其为集百优公司员工，其所在的公司的地址要变更，而百易航公司对此知晓，并未表示异议。④2017年12月22日，袁俊发给百易航公司的“JBY2017-12-22产品出货要求更新”邮件，邮件正文载明“2.更新的出货要求中，下面两点请注意：A.包装器的塑料袋不要用透明胶纸封好，每台机器我司要通电开机再测试；B.外箱、单台彩盒、五金上面要贴我司的型号条码。现在做的机型多了，数量也多了，必须贴我司型号的型号条码加以区分”。⑤2018年1月15日，袁俊发给百易航公司的“JBY品质事件”邮件，邮件正文载明“JBY上周收到了60台6.2GPS通用机，结果在主界面中没有GPS快捷键，要我司全部自己进后台调出来，增加我司工作量，浪费很多时间！”⑥2018年4月18日，袁俊发给百易航公司的“JBY本周生产计划”邮件，邮件正文载明“上图是贵司JBY未交货明细，根据我司目前库存及贵司物料到货情况，请本周生产按下面数量交货。按今天上午和你确认的交期，应该是在本周五统一交货。如果BL62010今明天生产出来，请先快递20台过来，让我先发货，满足订单先”。⑦2018年4月24日，袁俊发给百易航公司的“JBY凯美瑞白盒包装问题”邮件中，袁俊载明“本批货我司自己用透明胶粘好，请贵司引起注意并改善。建议不要用股水，用钉子，我司其他货都是用钉子，从来没有出过问题”。(4)综上可知，在整个交易过程中，袁俊均表示自己系集百优公司受托人的身份，百易航公司对此是完全知悉及认可的，故百易航公司在原审中却声称并不知道袁俊和集百优公司之间的关系，与事实不符。原审认定案涉买卖合同的买受人为袁俊，是错误的。2.原审法院认定“直至本案法庭调查终结前，被告袁俊仍不能具体说明其所称的代被告罗马城公司、被告集百优公司分别订货的数量、收退货物的情况及付款情况，可以推断被告袁俊并非以两公司受托人身份分别向原告订购商品”，系逻辑错误。(1)首先，从“直至本案法庭调查终结前，被告袁俊仍不能具体说明其所称的代被告罗马城公司、被告集百优公司分别订货的数量、收退货物的情况及付款情况”，并不能推导出“可以推断被告袁俊并非以两公司受托人身份分别向原告订购商品”的结论，且该结论与本案可以查明的事实相违背。从本案可知，袁俊在2018年6月26日代表罗马城公司向百易航公司出具了《罗马城对账单》，罗马城公司对此予以追认，百易航公司对此予以认可，据此可知，原审法院认定“被告袁俊仍不能具体说明其所称的代被告罗马城公司订货的数量、收退货物的情况及付款情况”错误。从本案原审第二次庭审可知，集百优公司在回应法庭关于“被告一和被告四之间的关系”时，集百优公司代理人明确回复“对于由被告一向原告下订单采购的事实予以确认”[见原审《开庭笔录》（第二次）第13页中部]，由此可知，不仅百易航公司早在2015年合作初始便已知道袁俊作为职务代理人的身份，集百优公司也是明确知悉并且认可的，因此袁俊系以两公司受托人身份分别向百易航公司订购商品的事实确凿无疑。(2)结合袁俊在上述“原审法院认定‘被告袁俊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在向原告订购商品时明确其为受托人的身份’，并不准确”的论述中所提及的证据及厘清的有关事实可知，百易航公司早在2015年合作初始便已知悉及认可袁俊作为集百优公司受托人、职务代理人的身份，故原审法院以“被告袁俊仍不能具体说明其所称的代被告集百优公司分别订货的数量、收退货物的情况及付款情况”得出的推倒结论，显然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3)原审法院以“直至本案法庭调查终结前，被告袁俊仍不能具体说明其所称的代被告罗马城公司、被告集百优公司分别订货的数量、收退货物的情况及付款情况”，得出“可以推断被告袁俊并非以两公司受托人身份分别向原告订购商品”的结论，违反有关法律规定的举证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据此可知，百易航公司作为本案原告，诉求袁俊等人支付货款，依法应对“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百易航公司补充提供的订单、送货单等因存在重大证据瑕疵而被原审四被告明确不予认可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不仅不依法作出“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有关认定，反而以“被告袁俊仍不能具体说明其所称的代被告罗马城公司、被告集百优公司分别订货的数量、收退货物的情况及付款情况”的理由违法加重上诉人袁俊的举证责任，要求袁俊“自证其责”，严重违反上述法律规定。二、原审法院适用以下法律错误：(一）原审法院认定“被告袁俊以自己名义向原告订购商品，并在诉讼前要求原告按被告罗马城公司、被告集百优公司分别制作对账表并要求原告自行向两公司请求付款，是对隐名代理情形的披露”（见原审判决书第6页），是在错误认定“案涉买卖合同的买受人为上诉人袁俊”的情况下，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前述分析可知，在各方合作初始及合作过程中，百易航公司均始终知悉及认可袁俊为集百优公司、罗马城公司的受托人、职务代理人之事实，案涉买卖合同的实际买受人和付款人为集百优公司、罗马城公司，故此本案不存在“被告袁俊以自己名义向原告订购商品”的情形，也不存在“隐名代理”以及“是对隐名代理情形的披露”的情形。原审法院因错误认定上诉人袁俊与罗马城公司、集百优公司之间存在隐名代理关系，适用《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之规定，来分配本案的法律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二)原审法院认为“被告罗马城公司、被告集百优公司未认可的部分订货事实，被告袁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亦系受两公司委托订购，原告有权就该部分订货事实仍选定被告袁俊作为合同相对人主张权利”、“依隐名代理规则，原告选择被告袁俊主张该部分货款，合法有理，本院予以支持”，系适用法律错误。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2.百易航公司《起诉状》已明确表示其在起诉前已知悉案涉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并非为袁俊，而应为集百优公司和罗马城公司。百易航公司系在原审第二次庭审时，在法庭的询问下改称其主张“买受人是袁俊个人”，却未能提供任何相反证据予以推翻其在《起诉状》中此前主张的有关内容，法庭据此认为“原告有权就该部分订货事实仍选定被告袁俊作为合同相对人主张权利”、“依隐名代理规则，原告选择被告袁俊主张该部分货款，合法有理，本院予以支持”，违反上述法律规定。(三)原审法院判决认定袁俊应当支付百易航公司所主张的但未获集百优公司和罗马城公司确认的货款338738元，缺乏事实依据，违反法律规定。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条第1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2.依照上述法律规定，百易航公司应当举证证明涉案货物所下订单已悉数足额送到指定地方，并已由集百优公司或罗马城公司予以收悉签收。百易航公司在原审第二次庭审提交的证据2快递单、证据3罗马城送货单、证据4集百优送货单，因存在重大证据瑕疵而被原审四被告明确不予认可。在此情况下，百易航公司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涉案货款的真实性，未完成举证责任，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但原审法院却仅依照百易航公司单方制作的、未经案涉当事人予以查明及确认的对账单，判决支持百易航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违反上述法律规定。3.从原审法院判决支持百易航公司主张的全部未付货款金额来看，虽然原审四被告均不予认可百易航公司在原审第二次庭审提交的证据2快递单、证据3罗马城送货单、证据4集百优送货单，但原审法院仍然采信了百易航公司在原审第二次庭审提交的证据2快递单、证据3罗马城送货单、证据4集百优送货单中载明的数据。但矛盾的是，既然原审法院采纳百易航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2快递单、证据3罗马城送货单、证据4集百优送货单中的内容作为定案依据，依法应一并认定对于案涉百易航公司主张“无人认领”的货款所对应的货物亦已由集百优公司和罗马城公司收取，并理应判决由集百优公司和罗马城公司承担支付责任，但原审法院在认定集百优公司和罗马城公司实际收取了百易航公司的所送货物后，却判决由袁俊承担货款支付义务，毫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三、综合本案证据可知，袁俊的行为系职务代理行为，其行为法律后果依法应由集百优公司和罗马城公司承担责任。1.《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根据本案可以查明的有关事实，结合上述法律规定可知，袁俊的行为系职务代理行为，其行为法律后果依法应由集百优公司和罗马城公司承担责任。2.依照袁俊在2018年6月26日代表罗马城公司向百易航公司出具了《罗马城对账单》，罗马城公司一共尚欠付百易航公司186240元，罗马城公司在追认后，应当予以支付；本案中，如确有百易航公司所主张的“无人认领”之货款，也与罗马城公司无关。3.实际上，在与百易航交易的过程中，袁俊基本上是以集百优公司受托人身份，代理集百优公司向百易航公司下订单，并与百易航公司沟通集百优公司的订货、收货地址更新、产品出货要求等信息，显而易见袁俊的前述行为属于职务代理行为，百易航公司、集百优公司对此是明知和认可的，依法集百优公司应当对袁俊的职务行为承担法律上的责任。事实上，集百优公司在2018年4月、5月、6月便应付百易航公司货款546108元，扣除集百优公司已就剩余库存货物支付的货款257370元后，目前至少尚有288738元未予支付。同时，应考虑到，集百优公司客观存在收取百易航公司的货物且已实际出售获利的行为，本案中如确有百易航公司所主张的“无人认领”之货款，在集百优公司不能提供反驳证据的情况，应当判决全部由集百优公司承担。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适用部分法律错误，请求贵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支持袁俊的上诉请求，维护袁俊的合法权益，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百易航公司答辩称：一、袁俊是买卖合同的买方。1.袁俊用QQ与百易航公司联系业务，通过QQ对话与邮件下订单，一部分只是在QQ会话中指明要哪些货，然后制订送货地点，百易航公司通过快递到收货地点。2.袁俊用其私人控制的帐号付款时注明袁俊货款，没说明款项是为哪家公司付的。3.在集百优公司提交的录音中，袁俊表示采购过程中拼单才能把价格放下来，也就是说袁俊是可以不区分订单，可以让供应商认为是他一个人在采购。二、袁俊应支付338738元货款。一审第一次开庭袁俊举证认可收到货物，二次庭审及本次上诉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又否认收到货，显然是虚假陈述。对账单欠款金额经袁俊核对，且与送货单等相互印证。2018年4月、5、6月对账单都有发给袁俊，袁俊的回应表示其认同。集百优公司答辩称：1.对于代理人的披露义务，集百优公司认为代理披露义务为通过委托人的行为向对方能够区分货物的订购方、货物接收方，以及货款的来源方，披露的义务不仅包括是否有明确陈述，还应包括陈述的内容是否真实。2.上诉状所讲述的袁俊个人与百易航公司沟通的邮件、QQ记录，以及集百优公司JBY代号出现的次数，但是在沟通中袁俊并没有提及罗马城公司或LMC的代号，这些与事实相冲突的记录恰恰说明了袁俊在订货时实际上是有意隐瞒其代理多家公司采购货物的事实。3.百易航公司在2018年6月之前都是和袁俊个人联系，从来没有直接的与集百优公司有过联系。百易航公司所知悉的情况都是袁俊的单方陈述，这一陈述并不代表袁俊已经向百易航公司披露了其实际代理的真实情况。倍郎公司、罗马城公司未到庭亦未提交答辩意见。百易航一审起诉请求：一、袁俊、集百优公司、倍郎公司、罗马城公司连带支付货款374978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起）；二、袁俊、集百优公司、倍郎公司、罗马城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认定事实：袁俊从2015年起即通过QQ通讯或邮件方式向百易航公司采购电子产品，并以其控制的个人账户向百易航公司支付货款，百易航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对账单的方式与袁俊结算货款，未发现袁俊对百易航公司所发电子邮件作出确认或不确认的回复。百易航公司在2018年5月9日向袁俊发送了截至2018年4月份的对账单（包含送货明细、欠款明细、付款明细及退货明细）并在QQ对话中告知袁俊“因拖欠货款供应商都不发货了”，袁俊随即向百易航公司转账支付了10万元的货款。2018年6月7日，百易航公司又通过电子邮件向袁俊发送了截至2018年5月份的对账单，袁俊表示“刚提了美金需等人民币到账”而未付款。2018年6月15日，百易航公司还通过电子邮件向袁俊发送了截至2018年6月5日的对账单，袁俊未再回复，仅要求百易航公司与罗马城公司、集百优公司进行对账。罗马城公司于2018年6月26日确认欠百易航公司2018年3月、5月的货款合计186240元，嗣后支付了150000元。集百优公司于2018年6月19日确认欠百易航公司货款257370元并已履行完毕。百易航公司认为其剩余货款未获罗马城公司、集百优公司确认，也无哪方主动向其支付该部分货款，遂诉诸法院并提出了上述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百易航公司与袁俊、集百优公司、罗马城公司对涉案买卖合同的买受人认定存在争议。百易航公司主张买受人是袁俊个人，理由是百易航公司在涉案买卖合同的磋商、订约及履行过程中均只与袁俊联系且货款也是袁俊以其控制的个人账户备注“袁俊货款”方式支付的。袁俊主张买受人是集百优公司及罗马城公司，理由是袁俊发送的部分邮件上记载了公司名称为“集百优公司”或集百优的简写“JBY”且袁俊事实上就是集百优公司委托的采购，而2018年5月的对账单百易航公司即是按照集百优公司、罗马城公司分别做账的。倍朗公司主张其与本案没有关系，罗马城公司、集百优公司分别主张其为各自确认货物清单的买受人。袁俊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在向百易航公司订购商品时明确其为受托人的身份，其订购的商品虽送往不同的收货主体和收货地点，但其以其控制的个人账户转账支付所订购商品的对价时并未明确系哪一委托人所支付的货款，直至本案法庭调查终结前，袁俊仍不能具体说明其所称的代罗马城公司、集百优公司分别订货的数量、收退货物的情况及付款情况，可以推断袁俊并非以两公司受托人身份分别向百易航公司订购商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第三人选定委托人作为其相对人的，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袁俊以自己名义向百易航公司订购商品，并在诉讼前要求百易航公司按罗马城公司、集百优公司分别制作对账表并要求百易航公司自行向两公司请求付款，是对隐名代理情形的披露。经百易航公司与罗马城公司、集百优公司核实对账，两公司仅对部分订货事实予以认可，并与百易航公司就该部分订货事实签订了还款协议，应当据此认定百易航公司就该部分订货事实的合同相对人分别选定为罗马城公司、集百优公司。百易航公司主张该部分订货事实的相对人仍为袁俊，没有事实和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罗马城公司、集百优公司未认可的部分订货事实，袁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亦系受两公司委托订购，百易航公司有权就该部分订货事实仍选定袁俊作为合同相对人主张权利。百易航公司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倍朗公司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其请求倍朗公司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罗马城公司于2018年6月26日确认欠百易航公司2018年3月、5月的货款合计186240元，嗣后仅支付了150000元，尚欠36240元，依法应予清偿。双方未约定履行期限，履行期限依法应推定为与货物交付时同时支付，现百易航公司请求罗马城公司从其起诉之日即2019年5月10日计付逾期付款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法院予以准许，根据本案具体情况，2019年5月10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30%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行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罗马城公司辩称其未支付剩余款项的原因为百易航公司所提供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已就其提出的质量问题处理事宜达成合意，其也未在本案中提出反诉，对其该项抗辩，法院不予采纳。集百优公司于2018年6月19日确认欠百易航公司货款257370元并已履行完毕，百易航公司请求集百优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除两公司确认的债务外，百易航公司主张尚有货款338738元未付，依隐名代理规则，百易航公司选择袁俊主张该部分货款，合法有理，法院予以支持。百易航公司提交的送货单原件、邮寄单原件大部分并无收货单位签收，袁俊、集百优公司、罗马城公司等均认为百易航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送货事实。经审查，袁俊在本案第一次庭审举证阶段提交了百易航公司发送给他的4月份、5月份送货单据以证明集百优公司已收到了上述月份的货物，该送货单与百易航公司现提交的送货单一致。袁俊在随后的诉讼中作出了不一致的陈述而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在先陈述系在重大误解或受胁迫情况下作出且与事实情况不符，法院依法采信其第一次庭审中的陈述。袁俊作为涉案买卖合同订约、履行的经办人员，其所作的陈述具有更高的证明力，就其承认的百易航公司送货事实，法院予以确认。百易航公司提交的其他送货单样式与袁俊所承认的送货单一致且为原件，袁俊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反驳，在百易航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将上述送货单汇总制作成对账单发送给袁俊后，袁俊也未提出异议，综合本案具体情况，法院采信百易航公司主张的送货事实，对百易航公司主张的未获集百优公司、百易航公司确认的货款338738元，袁俊应予支付。百易航公司请求袁俊从其起诉之日即2019年5月10日计付逾期付款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法院予以准许，根据本案具体情况，2019年5月10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30%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行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30%标准计付。百易航公司请求袁俊、集百优公司、罗马城公司、倍朗公司互负连带清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一、罗马城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百易航公司货款3624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36240元为本金，2019年5月10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30%计付，2019年8月20日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期间按全国银行间同行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30%标准计付；二、袁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百易航公司货款338738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338738元为本金，2019年5月10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30%计付，2019年8月20日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期间按全国银行间同行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30%标准计付；三、驳回百易航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785元，百易航公司承担1032元，罗马城公司承担653元，袁俊承担6100元。在二审期间，袁俊补充提交了以下证据：1.袁俊（QQ名：HAPPY）与百易航公司员工李春芳QQ聊天记录，2016年3月至2016年6月形成；2.袁俊与百易航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敬杰（QQ名：刘R）的QQ聊天记录，形成时间2016年9月至2018年5月；3.袁俊发送给百易航公司的“集百优PI（2016-9-1）”邮件，形成时间2016年9月1日；4.袁俊发送给百易航公司的“福永集百优关于型号贴纸变更标准等通知（重要、急）”邮件，形成时间2016年9月26日。5.袁俊发送给百易航公司“深圳市集百优科技有限公司关于MP5订单事宜”邮件。6.袁俊发送给百易航公司的“集百优追或（重要、急）”的邮件；7.袁俊发送给百易航公司的“JBY2017-12-22产品出货要求更新”邮件；8.袁俊发送给百易航公司的“近期产品质量及频繁出现的错误（重要、急）”邮件；9.袁俊发送给百易航公司的“JBY品质事件”邮件；10.袁俊发送给百易航公司的“集百优品质异常（重要、急）”邮件；11.袁俊发送给百易航公司的“JBY本州生产计划（重要、急）”邮件；12.袁俊发送给百易航公司的“JBY凯美瑞白盒包装问题”邮件；13.袁俊发送给百易航公司的“关于时间不能保存的问题（重要、急）”邮件。证据1-13共同证明：1.2016年起袁俊与百易航公司开始沟通订货相关问题时，便已明确以“集百优公司”的名义进行，袁俊以“我们”或者“我司”等自称，明确表明其系集百优公司的代理人。2.证明在沟通过程中，百易航公司也主动提及“集百优”、“罗马城”等信息，表明百易航公司明知袁俊的受托人身份。3.证明百易航公司在原审声称并不知道袁俊和集百优公司之间的关系，与事实不符。原审认定案涉买卖合同的买受人为袁俊，是错误的。百易航公司质证意见：1.袁俊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应在一审举证期限内提交。2.聊天记录中的“李春芳”、“陈小姐”是很久以前百易航公司的员工，QQ也不是百易航公司的QQ。3.不认可该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袁俊主张百易航公司明知他是代理人是不成立的，如果是代理人应明确以公司名义下单和付款，在订单和付款时都必须明确确认清楚，而不是在一些邮件中含混表达。本案所涉货物系袁俊下单并且付款，说明袁俊合同的买方，至于按指示将货物送到买方指定的任何地方在商业活动中非常常见。集百优公司质证意见：1.集百优公司并非袁俊提供邮件的参与方，对邮件内容记录的真实性无法核实2.在邮件以及聊天记录中双方的陈述都不能发生直接的证明效力，而应通过其他证据核实邮件内容真实才能达到证明目的。在邮件中袁俊称代理集百优公司，但在一审庭审时称同时代理罗马城公司进行采购相互矛盾。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二审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1.除罗马城公司确认所欠货款外袁俊所订购的货物中百易航公司尚未收回的货款数额；2.袁俊应否对欠付货款承担支付义务。关于焦点1，百易航公司提交的送货单原件、邮寄单原件大部分并无收货单位签收，但袁俊在本案第一次庭审举证阶段提交了百易航公司发送给他的4月份、5月份送货单据以证明集百优公司已收到了上述月份的货物，该送货单与百易航公司提交的送货单一致。袁俊在随后的诉讼中作出了不一致的陈述，依据禁止反言原则，袁俊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在先陈述系在重大误解或受胁迫情况下作出且与事实情况不符；而且在百易航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将上述送货单汇总制作成对账单发送给袁俊后，袁俊并未提出异议。因此，一审法院采信袁俊第一次庭审中的陈述并认定百易航公司除罗马城公司确认所欠货款外未获支付的货物款项为338738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焦点2，根据本案证据显示，袁俊虽然在订购和履行过程中有提及货物接受单位，由于百易航公司按照袁俊指示向多家单位送货，均系由袁俊个人进行货款结算和支付，而且在支付货款时并未明确结算的系哪家单位的，导致百易航公司无法确定几家收货单位所欠货款事实。在此情况下，原审认定除集百优公司、罗马城公司认可所欠货款之外，袁俊应承担付款义务，符合各方当事人交易惯例，亦符合诚实信用原则，本院予以维持。袁俊主张其与集百优公司、罗马城公司存在委托关系，其可在垫付相关款项后另循途径解决追偿相关款项。综上，袁俊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6100元，上诉人袁俊已预交，由上诉人袁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  映  清审判员 丁    婷审判员 何  万  阳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书记员 刘锦锦（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