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湘03行初126号原告叶林，女，汉族，1959年8月27日出生，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委托代理人刘湘贵，湖南湘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葛敏辉，女，汉族，1957年10月1日出生，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系叶林表姐。被告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雨湖路292号。法定代表人白云峰，区长。委托代理人干建武，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室主任。委托代理人戴静，湖南湘晋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湘潭市雨湖区城正街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湘潭市雨湖区熙春路蔚霞新村10栋。法定代表人李灿，主任。委托代理人周浪，湘潭市雨湖区城正街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李启昊，湖南湘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叶林与被告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政府确认强制拆除房屋行政行为违法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11日受理后，向被告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文书，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答辩状，本院收到后依法将副本送达原告。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0月11日与原告诉被告行政赔偿一案合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刘湘贵，被告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政府原委托代理人易文希、张子顺到庭参加诉讼。因发现本案遗漏被告，且经本院释明原告不同意追加被告，本院于2017年11月17日通知湘潭市雨湖区城正街街道办事处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018年1月11日，本院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刘湘贵、葛敏辉，被告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干建武、戴静，第三人湘潭市雨湖区城正街街道办事处委托代理人周浪、李启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叶林诉称，原告叶林拥有坐落于湘潭市区城××号房屋，一层为商铺、二层为住房；有证面积59.85㎡，因历史原因，自建无证但合法面积87.27㎡。该房屋位于湘潭市北区棚户区（河西滨江）征收项目范围。因被告不认可原告一层的商铺性质、楼梯间不计算面积、少计算自建面积、不提供房屋价值评估报告等原因，没有与原告达成征收补偿协议。后被告以原告的房屋是危房为由，予以强制拆除。被告没有职权申请危房鉴定、危房鉴定机构的主体也不适格，被告没有向原告提供危房鉴定报告、剥夺了原告的知情权、陈述权、申辩权，被告没有任何拆除决定，其行为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程序违法。请求确认被告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政府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为违法。被告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政府辩称，被告没有实施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政行为，被告主体不适格。第三人湘潭市雨湖区城正街街道办事处述称，原告叶林的房屋年代久远，房屋整体出现安全隐患，第三人系为消除安全隐患而予以拆除，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房屋产权证；2、两份房屋买卖协议；3、湖南省契税纳税申报审批表两份；4、湘潭市房屋交易登记审批表。以上拟证明原告有证房屋面积、一楼商铺的性质；原房主从湘潭新景集团有限公司购买时，一楼有15.12平方米规划就是商业用途，购买价格也是营业价格，纳税也是营业税。原告从原房主购买也是如此。第二组证据：1、国有土地使用证；2、土地登记卡；3、土地使用收费情况表；4、收据。以上拟证明自建房屋的面积，是有证的房屋，只是没有缴纳费用才导致土地使用证过期而已，是合法建筑，属历史遗留问题，应按照有证面积进行征收补偿。第三组证据：申请报告，拟证明有证面积与自建房屋的由来。第四组证据：1、《关于启动三桥北片区棚户区征收项目的公告》；2、询问调查通知书；3、《关于叶林私宅危房评定及排险的回复》。以上拟证明原告是三桥北片区棚户区征收项目的征收户，原告的房屋被被告违法强拆了。第五组证据：1、雨湖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事务所于2017年7月7日作出的《关于叶林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2、2017年8月3日湘潭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管理处作出的《关于叶林信访事项的回复》。以上拟证明被告在回复中阐述自2016年12月23日以来，房屋征收部门就拆迁补偿一直与原告进行协商，因不认可原告一楼商铺的性质而没有达成补偿协议，间接证明原告房屋不是危房（当时如果发现是危房就应该告知）。第六组证据：原告与被告工作人员的部分通话录音，拟证明被告没有评估报告就与原告谈拆迁补偿，一直就棚改征收进行协商，从没有就原告的房屋是危房而进行告知与协商，间接证明原告的房子不是危房。第七组证据：原告为房屋征收从美国赶回来的机票，拟证明从原告回来与被告的工作人员就征收补偿进行协商到以危房名义强拆只有6天的时间。第八组证据：依据房产证、国土使用证制作的原告房子的立体图，拟证明原告房子的整体结构、面积。另补充证据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湖南省财政厅湘建保（2017）18号文件、湘潭市房产管理局潭房（2016）41号文件，拟证明被告对原告房屋进行征收，没有法律依据。被告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产权证只能证明涉案房屋属于住宅而非商铺。2、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涉案房屋用于营业，只能证明是住宅。产权证关联性有异议，产权证明不能证明其房屋是否是危房，达不到证明目的。国土证的用途明确注明是住宅与其房产证和征管办的答复一致。第二组证据：1、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当事人不是本案主体，且时间已过期，对关联性有异议。第三组证据：从法律上来看，房屋产权应当以产权证为准。第四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公告并非被告作出，如果对文书有异议应当向相应的部门反映、申辩。恰好证明被告并非原告房屋拆除主体。第五组证据：该份证据对于原告房屋拆除的主体，拆除的原因有明确说明，而且根据该份证据可以看出，对原告进行了告知。第六组证据：来源不合法，内容无法确定，没有关联性。第七、八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仅提供机票无法证明拆除行为，与本案无关。对原告补充证据1、本案是关于强制拆除的诉讼请求，与征收属于不同的具体行政行为，与本案无关。2、该两份文件真实性无法核实。3、棚户区改造项目根据国务院590号令符合公共利益由市县级政府作出决定即可，不需要报省国土资源厅或其他部门批准或报备。所以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该项目是已依法发布了征收启动公告并确认了征收范围。第三人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一致。被告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政府没有提交证据。第三人湘潭市雨湖区城正街街道办事处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的房屋产权所有证复印件，拟证明本案所诉原告房屋的面积及性质。产权证上房屋面积为59.85㎡，性质为住宅，结构为砖木结构。2、打印的评估价格表，有原告房屋的评估价格。拟证明原告房屋经评估的价格。3、《叶林私宅结构安全性检测报告》，拟证明原告房屋是危房。原告质证认为，1、这仅是原告有证面积的一小部分，还有1973年自建的房屋是合法的建筑，原告已经提交了证据。一楼是门面。2、表格没有签字盖章，只是一个复印件。该表格所说的原告房屋的评估只是一小部分的房屋面积，恰恰证明原告的房屋不是危房，被告及第三人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征拆办的工作人员）从2016年12月底一直就房屋征收的问题与原告进行协商。3、《叶林私宅结构安全性检测报告》只有复印件，真实性存疑，申请鉴定主体、鉴定机构以及程序均不合法。被告对第三人的证据无异议。并指出：1、产权证上59.85㎡是合法面积，但不能排除其不是危房；2、1973年建的房屋不代表是合法建筑。为确认原告房屋的价值，湘潭市雨湖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事务管理办公室根据本院的要求作出了《关于被征收户叶林情况说明》，认为按当时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价格，叶林房屋为402337元，其中含协议征收奖励93516元。原告质证认为只是有证面积，但自建面积没有计算在内。且一楼是门面，没有按照商业门面价值计算。计算价格很低，原告不接受。被告及第三人质证认为，1、自建面积已经计算在内，是参照情况给予适当的补偿。2、在权证上已经清楚的记载是住宅而非商业。根据住改商的规定，原告的房屋不可能变成商业性质。3、根据590号令没有设定具体的补偿标准，补偿是根据多方面因素确定评估价值。原告要求一楼按商业门面计算没有任何依据。原告认为价格很低，原告却拿不出相应的评估价格作为依据。经审理查明，原告叶林拥有坐落于湘潭市区城××房屋××幢，房屋产权证号为潭房权证湘潭市字第××号，房屋为砖木结构，二层，登记设计用途为住宅，但原告主张一层为商铺、二层为住房。有证面积59.85㎡。原告称另有未登记面积87.27㎡，但湘潭市雨湖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事务管理办公室等主张未登记面积为砖混结构自建房屋面积20.20㎡和砖木结构面积自建房屋面积43.59㎡。原告叶林的房屋位于湘潭市北区棚户区（河西滨江）征收项目范围。湘潭市雨湖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事务所工作人员为征收事宜曾与原告叶林有过协商交涉，因叶林房屋是否有部分商业门面、楼梯间面积的计算、自建房屋面积及价格等争议未达成征收补偿协议。2017年5月26日，由湘潭市雨湖区城乡建设局委托湖南昌衡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对叶林房屋作出《结构安全性检测鉴定报告》，结论为Ｄｓｕ级，不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建议停止使用，拆除处理。2017年6月1日，第三人湘潭市雨湖区城正街街道办事处以“为消除安全隐患”为由，对原告叶林的房屋予以拆除。原告叶林向有关部门信访，2017年6月24日，第三人作出《关于叶林私宅危房评定及排险的回复》，其回复是排危拆除。湘潭市雨湖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事务管理办公室于2017年7月7日作出《关于叶林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称“原告叶林是湘潭市北区棚户区（河西滨江）征收项目的被征收户”，并就征收过程中有关房屋用途、面积认定等政策规定作出答复。2017年8月3日，湘潭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管理处作出潭征复字（2017）3号《关于叶林信访事项的回复》，答复“……2016年12月23日，雨湖区人民政府启动三桥北片区棚户区（河西滨江）项目房屋征收，叶林房屋位于征收范围，按照征收流程雨湖区房屋征收部门与叶林进行了充分协商，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原告认为是被告为征收违法强制拆除了其房屋。遂一并提起行政诉讼和行政赔偿诉讼，要求确认被告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政府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为违法，由被告赔偿损失160万元，但原告主张的损失无充分证据证明。被告及第三人主张按当时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价格，叶林房屋为402337元，其中含协议征收奖励93516元，但未提交评估报告，亦无充分证据证明。以上事实有经本院审查可以认定的以下证据证明：原告提交的证据第一组证据中的1、房屋产权证；2、两份房屋买卖协议；3、湖南省契税纳税申报审批表两份；第四组、第五组证据以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1及当事人陈述一致的部分等。本院认为，一、关于拆除原告房屋行为的性质问题。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以下称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原建设部《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第五条规定，“建设部负责全国的城市危险房屋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的城市危险房屋管理工作”；第七条规定，“房屋所有人或使用人向当地鉴定机构提出鉴定申请时，必须持有证明其具备相关民事权利的合法证件”。本案中，被告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政府已实际启动三桥北片区棚户区（河西滨江）项目房屋征收，叶林房屋位于征收范围。原告房屋是否构成危房，申请鉴定的主体应当是房屋所有人或使用人。在征收过程中，湘潭市雨湖区城乡建设局委托检测机构进行危房鉴定评估，湘潭市雨湖区城乡建设局作为原告所有的房屋的危房申请鉴定的主体，没有法律依据。因此，其危房认定程序违法。基于此，第三人主张的拆除原告房屋属于依法排除危险的理由也难以成立，本案拆除房屋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过程中实施的强制搬迁行为。二、关于被告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本案中，虽然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政府直接实施了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为，且第三人湘潭市雨湖区城正街街道办事处承认是其实施的拆除行为。因原告的房屋被有关部门强制搬迁的事实客观存在，在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时没有任何机关作出拆除决定的法律文书，导致原告不知道拆除实施主体，实施拆除的行政机关应承担相应责任。本案中实际启动三桥北片区棚户区（河西滨江）项目房屋征收的主体是被告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政府，而湘潭市雨湖区城正街街道办事处不是房屋征收的法定主体，也没有强制拆除危房的法定职权，其实施的拆除行为，实质是在被告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政府征收原告房屋过程中，为被告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政府实施的强制搬迁行为。基于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对拆除行为被告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政府与第三人湘潭市雨湖区城正街街道办事处应当共同承担法律责任。三、关于拆除原告房屋的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本案中，原告叶林未与房屋征收部门达成补偿协议，也未明确同意将案涉房屋腾空并交付拆除。在此情形下，被告应当依照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等规定对原告作出补偿决定后，通过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方式强制搬迁，而不能直接将案涉房屋拆除。但被告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政府未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征收补偿和强制搬迁。而是由第三人在超越其职权且违反危险房屋认定程序的情况下，以“排危”为由拆除原告房屋。因此，拆除原告房屋的行为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当确认违法。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第七十四条第二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政府、第三人湘潭市雨湖区城正街街道办事处拆除原告叶林所有的房屋产权证号为潭房权证湘潭市字第××号房屋的行为违法。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政府及第三人湘潭市雨湖区城正街街道办事处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在强审 判 员  秦泽湘人民陪审员  罗淑芬二〇一八年三月七日代理书记员  马镌文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同一行政行为的，共同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共同被告。第七十四条第二款（一）项……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