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1972民初9854号原告：东莞市银建玻璃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义沙村环保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5682579681。法定代表人：曹耀强，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彩霞，广东聚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烘朋，广东聚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东敦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华港商务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7444927143。法定代表人：詹欣光，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东，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震锋，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东莞市银建玻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建公司）与被告广东敦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敦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被告敦庆公司在答辩期内向本院提起管辖权异议，本院依法作出（2017）粤1972民初9854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被告敦庆公司的管辖权异议，被告敦庆公司不服该裁定，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7）粤19民辖终149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后因案情复杂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银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烘朋、林彩霞，被告敦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东、丁震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银建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偿还原告货款465,809.71元；2.被告支付原告逾期还款违约金（以465,809.71元为计算基数，从2017年6月18日起计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3.被告按第1、2项请求的金额的30%支付原告律师费；4.本案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由被告负担。第一次庭审中原告将第二项诉请变更为以465,809.71元为计算基数，截至2018年1月18日的违约金总额为170,790.49元，从2018年1月19日起计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并将第三项诉请明确为截至2018年1月22日的律师费为190,980元。事实与理由：被告敦庆公司向原告银建公司采购玻璃产品。2015年2月5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玻璃产品销售合同》。其中，合同第1.1约定“被告虎门R2线工程所用玻璃向原告订购”；合同第4.3约定“收货人黄某”；合同第7.1约定“2015年2月18日之后出货的货款达50万结款一次（不足50万月结，每月5日对账，10日付清上月的货款）”；合同第9.2约定“若付款延迟超过一周，则从第八天起每天被告须向原告支付该批货款千分之三的违约金”；合同第10.5约定“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交由起诉方地方法院裁定。诉讼所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发货。尔后，原告与被告对帐确认：截至2017年6月3日，被告向原告采购货物的货款为3,415,809.71元，尚欠原告货款为465,809.71元。后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向原告出具了一张金额为100,000元的银行支票。然而，原告前往银行承兑该支票时，却被银行以出票人账户“账户过期”为由退票。至今，被告仍欠付原告货款465,809.71元。为此，原告委托广东聚才律师事务所代理本案维权，暂产生律师费164,477元。被告敦庆公司辩称，一、本案实际的合同履行主体是广东启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启光集团），并非被告。1.启光集团与原告于2015年1月19日签订了《玻璃销售合同》，其中第10.7条约定：“补充：本合同仅为供货合同非开税票合同”，启光集团与原告在签订合同时已经明确将实际履行的供货合同与开税票合同区分开来，证明双方已知悉该合同是本案交易的合同依据，也是本案实际履行的合同。2.根据原告提交的《对账单》显示“2015年1月-4月的货款为325,706.08元”，说明2015年1月已经发生货款，被告与原告签订的《玻璃销售合同》是在2015年2月5日，很显然不是被告在履行合同。相反，启光集团与原告签订的《玻璃销售合同》是在2015年1月19日，且启光集团于2015年1月20日支付定金，根据该《玻璃销售合同》第4.1条约定：“乙方自收到甲方下料单后15天内交第一批货”，原告于2015年1月向启光集团发货，正是履行该合同所约定的交货义务，故2015年1月才会发生货款。3.根据原告提交的《对账单》还显示，2015年1月20日原告收取了一笔定金100,000元，2015年2月5日原告收取了第二笔定金100,000元（包含于500,000元中）。另，启光集团与原告签订的《玻璃销售合同》第7.1条约定：“合同签订后，甲方支付乙方20万元人民币作为定金，2015年1月25日之前支付10万元定金，2015年3月1日前支付10万元定金”。《对账单》与《玻璃销售合同》第7.1条的约定正好吻合，证明原告与启光集团是根据该《玻璃销售合同》的内容履行合同义务的。4.黄某是启光集团的员工，其作为签约代表代表启光集团与原告签订了《玻璃销售合同》，由于黄某不是被告的员工，无法代表被告签订合同，因此在被告与原告签订的《玻璃销售合同》中签约代表一栏没有黄某签字，原告对此并没有提出异议，可见原告实际上已经知晓合同实际履行主体是启光集团。5.原告于2015年1月20日收取的定金100,000元是启光集团直接向原告支付的，原告收取后从未提出异议，说明原告对于启光集团是实际货款的付款义务主体是知悉并认可的。综上，原告在明知其长期以来一直实际履行的是其与启光集团之间签订的《玻璃销售合同》，且在合同履行期间原告从未提出任何异议，足以证明原告知悉并认可启光集团为实际的履行合同主体，本案货款应由启光集团承担，与被告无关，现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支付本案货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被告与原告签订的《玻璃销售合同》仅为配合开税票所用，并未实际履行。1.被告为东莞虎门R2线工程的总包方。2.根据原告与启光集团签订的《玻璃销售合同》第10.7条约定：“补充：本合同仅为供货合同非开税票合同”，原告与启光集团在履行实际的合同过程中，需要另行签订开税票的合同，但由于启光集团或其关联公司并非工程的总包方，无法以启光集团或其关联公司的名义签订开税票合同，因此原告与启光集团只能找到作为工程总包方的被告，并要求被告配合签订开税票合同。在被告签订合同之前，启光集团的关联公司福建省亿鑫建设有限公司于2015年1月27日向被告作出了的《承诺书》中载明：“为配合工程开税需要，此工程涉及‘东莞市银建玻璃工程有限公司玻璃产品销售合同’，均以广东敦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名义签订，广东敦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配合盖章，福建省亿鑫建设有限公司承诺‘所有配合签章的合同’仅用于该工程办理税票使用，不得他用”已证明本案与被告无关，正是如此被告才愿意配合原告与启光集团签订开税票合同。4.根据原告提交的2017年6月6日出具的《承诺书》显示，启光集团的关联公司福建省亿鑫建设有限公司“未经广东敦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许可，私刻‘广东敦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东莞城轨交通R2线钢结构及幕墙工程项目部’印章”，故本案中加盖项目部印章的文件均与被告没有任何关系，本案交易中被告除配合签订一份开税票合同之外，从未在任何文件上加盖过印章，事实上被告也没有参与过本案的交易，被告不是本案实际的合同履行主体；三、根据前述，本案实际履行主体是启光集团，本案货款与被告无关，但仅从对诉讼请求进行答辩的角度来看，原告本身主张的违约金标准过高，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请求法院予以适当减少，且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项本身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该诉请的律师费属于约定不明确条款又没有达成补充协议，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规定的标准来确定”；四、根据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律师费发票，被告有理由相信原告与其代理人在本案中存在不诚信行为。1.原告与其代理人之间属于风险收费方式，另外本案原告尚未实现任何债权，在实现债权金额尚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原告已于2018年1月18日向其代理人支付了190,980元律师费，显然不合常理。2.本案第一次开庭时间为2018年1月22日，原告于开庭前数日就将律师费支付给其代理人，其代理人在开庭时当庭增加了关于律师费的诉讼请求，被告有理由怀疑该笔律师费是为了增加本案诉讼标的额而进行的过账行为，该行为属于严重的不诚信行为。3.原告与其代理人涉嫌恶意开具虚假律师费发票，该行为严重损害被告的合法权益，违反诚信原则。综上所述，本案货款实际应由启光集团承担，与被告无关，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敦庆公司与福建省亿鑫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称亿鑫公司）于2014年12月15日签订《广州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项目承包责任书》，约定被告将东莞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R2线工程（东莞火车站~虎门火车站段）钢结构及幕墙制作与安装项目以责任承包的方式交由亿鑫公司承包施工。被告敦庆公司主张将玻璃幕墙及安装工程分包给亿鑫公司而形成的建设工程分包关系。原告银建公司于2015年1月19日与广东启光集团工程部签订了一份《东莞市银建玻璃工程有限公司玻璃产品销售合同》（编号为YT2014110027K），合同约定由原告银建公司向广东启光集团工程部供应相应规格的玻璃产品，并约定：1.原告自收到广东启光集团工程部下料单后15天内交第一批货，后续批次根据工程进度双方协商交货期；2.交货地点为东莞虎门R2线工地；3.收货人为黄某；4.收货确认方式为黄某签字方式确认收货；5.合同签订后，广东启光集团工程部支付给原告200,000元作为定金，于2015年1月25日前支付100,000元定金，2015年3月1日前支付100,000元定金，2015年2月18日之前出货的需付全款发货，2015年2月18日之后出货的货款达500,000元结款一次（不足500,000元，每月5日对账，10日付清上月的货款），定金在最后一批货款中冲抵；6.违约责任的约定：若广东启光集团工程部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及时付款，原告交货期相应顺延。若付款迟延超过一周，则从第八天起广东启光集团工程部每天向原告支付该批货款千分之三的违约金，累计处罚违约金总额不超过合同总金额的5%；7.在合同履行中的争议，双方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交由起诉方地方法院裁定。诉讼所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8.本合同仅为供货合同非开税票合同。原告银建公司提交了一份其于2015年2月5日与被告敦庆公司签订的《东莞市银建玻璃工程有限公司玻璃产品销售合同》（编号：YT2014110027），被告敦庆公司也提交了一份其于2015年2月5日与原告银建公司签订的《东莞市银建玻璃工程有限公司玻璃产品销售合同》（编号：YT2014110027K），上述两份合同除合同编号不一样，以及前者合同约定原告自收到被告下料单及定金后15天内交第一批货，后续批次根据工程进度双方协商交货期和后者合同约定原告自收到被告下料单后15天内交第一批货，后续批次根据工程进度双方协商交货期的内容有区别外，其余内容基本一致。两份合同均约定：1.交货地点为虎门现场工地；2.收货人为黄某；3.收货确认方式为黄某签字方式确认收货；4.合同签订后，被告支付给原告200,000元作为定金，2015年2月18日之前出货的需付全款发货，2015年2月18日之后出货的货款达500,000元结款一次（不足500,000元，每月5日对账，10日付清上月的货款），定金在最后一批货款中冲抵；5.违约责任的约定：若被告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及时付款，原告交货期相应顺延。若付款迟延超过一周，则从第八天起被告须每天向原告支付该批货款千分之三的违约金，累计处罚违约金总额不超过合同总金额的5%；6.在合同履行中的争议，原被告双方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交由起诉方地方法院裁定。诉讼所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7.所购材料为虎门R2线工程所用。被告敦庆公司对原告银建公司起诉的货款金额465,809.71元没有异议，但否认其是与原告发生交易的合同相对方。又查，亿鑫公司于2015年1月27日向被告出具了一份《承诺书》，载明为配合工程开税票需要，涉案工程涉及“东莞市银建玻璃工程有限公司玻璃产品销售合同”均以敦庆公司名义签订，敦庆公司配合签章，亿鑫公司承诺“所有配合签章的合同”仅作该工程办理税票使用。2016年12月9日，亿鑫公司向银建公司出具了一份《承诺书》，承诺其对银建公司与敦庆公司签订的《东莞市银建玻璃工程有限公司玻璃产品销售合同》项下的货款承担连带责任。2017年1月4日，黄某作为敦庆公司的签约代表与原告银建公司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载明“本协议作为合同YT2014110027的补充部分，其它条款按原合同执行。”敦庆公司落款处加盖了“广东敦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东莞轨道交通R2线钢结构及幕墙工程项目部”的公章。2017年6月3日，黄某作为敦庆的经办人对2016年12月至2017年1月的对账单进行签字确认并加盖“广东敦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东莞轨道交通R2线钢结构及幕墙工程项目部”的公章。被告敦庆公司否认曾向原告出具一份加盖“广东敦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东莞轨道交通R2线钢结构及幕墙工程项目部”公章、金额为100,000元的中国农业银行支票。另，原告银建公司还向本院提交了付款方均为“广东敦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东莞轨道交通R2线钢结构及幕墙工程项目部”的银行转账凭证以及原告向被告开具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拟证明被告敦庆公司是合同相对方。2017年6月7日，亿鑫公司又向敦庆公司出具了一份《承诺书》，确认其私刻“广东敦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东莞轨道交通R2线钢结构及幕墙工程项目部”印章，对私刻印章一事表示歉意，并愿意承诺因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再查，被告敦庆公司提交了亿鑫公司与启光集团的企业信息查询结果、启光集团的宣传册等证据，拟证明亿鑫公司与启光集团为关联企业，原告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予以否认。证人黄某在庭审中自认其为启光集团的员工。另查，原告主张其与代理人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书》约定按原告实现债权总额（含货款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补偿金、律师费等实收款项之和，但不含诉讼费用）的百分之十（30%）计算律师费，并在庭审前提交了一份金额为190,980元的银行业务回单及律师费发票予以证明。后有关又因税务的问题的考虑而当庭撤回律师费发票及银行业务回单。原告银建公司在起诉后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要求本院查封、扣押、冻结被告敦庆公司、亿鑫公司价值712,735元的财产，本院审查后依法作出（2017）粤1972民初9854号民事裁定书并完成了相应的财产保全手续。原告银建在本院依法对敦庆公司价值712,735元的财产进行查封后，向本院申请撤回对亿鑫公司的起诉，本院予以准许。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为：一、与原告实际发生交易的相对方是谁；二、原告诉请的货款及违约金是否合法；三、原告诉请的律师费是否合法。关于焦点一，原告银建公司为履行涉案的玻璃产品的供货义务先后分别与广东启光集团工程部、敦庆公司各签订了一份《东莞市银建玻璃工程有限公司玻璃产品销售合同》，但原告银建公司仅向其中一方实际供应了涉案货物，故合同的相对方应当为启光集团或敦庆公司中的一方。另，根据被告敦庆公司提交亿鑫公司与启光集团的企业信息查询结果、启光集团的宣传册等证据可知，亿鑫公司与启光集团应为关联企业，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对于合同的相对方，本院分析如下：首先，从上述两份合同的签订时间来讲，原告银建公司先与启光集团签订上述《东莞市银建玻璃工程有限公司玻璃产品销售合同》，后与敦庆公司签订另一份销售合同。原告银建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已与启光集团解除或终止已签订的合同，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告在未解除之前合同的情况下又与敦庆公司再次签订新的合同，显然也与一般的交易习惯不符。其次，从合同的约定来讲，原告银建公司与启光集团签订的《东莞市银建玻璃工程有限公司玻璃产品销售合同》中明确约定“本合同仅为供货合同非开税票合同”，而其与敦庆公司签订的合同则没有上述内容，结合启光集团的关联企业亿鑫公司向敦庆公司出具的《承诺书》可知，敦庆公司与原告所签订的合同完全是为了配合虎门R2线工程开税票所需。再次，从合同的履行来讲，原告银建公司与启光集团签订的《东莞市银建玻璃工程有限公司玻璃产品销售合同》中明确约定了200,000元定金的支付时间，从原告提交的对账单显示，200,000元的定金分别于2017年1月20日支付100,000元、2017年2月5日支付100,000元，这跟原告银建公司与启光集团签订的合同所约定的“于2015年1月25日前支付100,000元，于2015年3月1日前支付另外100,000元”相吻合。而原告银建公司与敦庆公司签订的合同则没有定金的支付时间，且原告确认已收到的第一笔定金100,000元在原告与被告签订合同前。最后，从合同的经办人来讲，黄某曾作为启光集团的代表以及敦庆公司的代表与银建公司签订过《东莞市银建玻璃工程有限公司玻璃产品销售合同》与《补充协议》，其在庭审中已明确为启光集团的员工，原告在与黄某签订上述文件时应当谨慎审查其身份。另外，原告在起诉时曾将敦庆公司、亿鑫公司作为共同被告主张权利，在本院依法查封了敦庆公司相应价值的财产后，原告银建公司才向本院申请撤回对亿鑫公司的起诉。可见，原告银建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是清楚合同的相对方为亿鑫公司的。综上所述，结合敦庆公司向亿鑫公司分包东莞轨道交通R2线工程钢结构及幕墙制作与安装项目等情况，本院采信敦庆公司的主张，确认涉案买卖合同的实际相对方为亿鑫公司。关于焦点二，如焦点一所述，涉案买卖合同的实际相对方为亿鑫公司，敦庆公司只是为了涉案工程开具发票需要才与银建公司签订合同，银建公司对合同的实际履行方是清楚的，故无权要求敦庆公司承担支付货款及相应的违约金的责任，本院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予以驳回。关于焦点三，如上所述，涉案买卖合同的实际相对方为亿鑫公司，并非敦庆公司，原告银建公司无权要求敦庆公司承担因追讨涉案货款而产生的律师费。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原告代理人为了其主张的高额律师费能获得支持，庭前特意要求原告配合进行律师费转账以造成律师费已支付的假象，在被告敦庆公司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原告代理人才当庭提出撤回该项证据，显然，原告代理人的上述行为属于不诚信的表现，本院对此予以训诫。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东莞市银建玻璃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2,075元、保全费4,084元，共计16,159元。由原告东莞市银建玻璃工程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林健华人民陪审员  高学亭人民陪审员  何丽琴二〇一八年三月六日书 记 员  林安花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