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6民终298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男，1986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华英（何某姐姐），女，1984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娄国芬，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女，1986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寿可，浙江越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某与王某因婚约财产纠纷一案，均不服诸暨市人民法院（2018）浙0681民初51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某上诉请求：1.请求改判王某退还彩礼166324.92元；2.由王某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在适用法律上存在不准确和不完整之处。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二项规定，一审法院仅确认了该条第一项的情形，未确认该条第三项的情形，不够准确，不够完整。何某与王某结婚，倾其所有，以向亲友借款的方式来完成按照农村习俗的各种结婚支出共364939元，具体包括1.支出现金彩礼215000元（含2016年10月1日交给王某的彩礼16万元、太婆红包1万元、敬酒红包4.5万元）、实物彩礼14000元（含中华香烟、黄酒、火腿、白鹅等）；2.支出女方酒席用费用85860元（含酒水钱5万元、实物支出2万余元、酒席人工支出8000元、中华香烟五六千元）；3.支出婚礼共同费用21579元（含男女婚戒9400元、婚纱照5500元、媒婆费4000元等）；4.支出男方酒席相关费用62000元（含酒席费用5万元、长辈亲戚回礼1.2万元）；5.收到女方现金彩礼33500元（含敬酒红包32000元等）。何某自毕业后在漓渚镇美得宝印染厂工作多年，工作强度大，薪酬却不高。何某父母年事已高，均无业，仅有何某母亲每月有城镇养老保险1500元左右。何某与王某结婚时，何某家中自有资金约10万元（含何某父母的养老积蓄），为按照农村习俗和女方要求办婚礼，何某只能向亲友借款，并在婚礼中消耗借款26万元。2017年11月27日，何某开车到瑞丰银行，将前述现金彩礼16万、敬酒红包4.5万，共计人民币20.5万元存入王某个人名下。之后也从未拿出该存款或者自己的工资或者其它自有资金用于还结婚借款。一审判决中完全没有考虑男女双方的经济情况，特别是何某因为给付彩礼在内的各项结婚支出，已经生活困难，负债累累。截至今日，何某还剩余23万元借款尚未偿还。2018年2月份春节后，因为何某原就职的工厂搬迁，何某现就职于平安保险公司卖保险，工作收入极不稳定。希望二审法院能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所规定的情形，结合“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且“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依法判决王某退还何某彩礼人民币166324.92元，具体如下：1.女方实际彩礼收支盈余137149.83元；2.女方实物嫁妆、女方其他费用58350.17元，此项因共同使用或女方单独使用等事实，双方各担一半，女方需退还本项用彩礼支付而双方共同使用或女方单独使用的金额人民币29175.09元。二、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上存在偏差。1.关于解除婚约的主观原因的认定偏差。对于本案，一审判决中“对于证据4，对被告患病的事实予以确认，并确认原被告同居生活近一年的事实”。实际上，证据4与本案并无直接关系。王某身体患病之事发生之后，何某并没有介意，但王某还是没有同意领结婚证。直到何某对王某的感情消磨殆尽，决定起诉，王某才反过头来说愿意领证，已经太晚了。何某实际为娶女方净支出达36万余元，其中彩礼只有22万余元，即使彩礼全额退回，何某也会损失13万余元，以何某的收入水平，即使不吃不喝，也要花2-3年才能赚回，扣除日常开销，更是需长达5-6年才能弥补，试问，何某会愿意先花掉三十几万元，然后损失十几万元，来追回可能的二十几万元吗。所以说，如非迫不得已，何某不会提出离婚；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名誉上，都将是重大损失。况且，在同居的一年里，生活费基本上是何某承担，王某基本没有实际支出。因此悔婚的其实是王某。结婚以来，小架周周有，大架经常有，王某独自回娘家更是家常便饭，何某心中的希望已经完全破灭，心如死灰，没有任何勇气与王某继续生活下去，即使是明确知道要承担高昂结婚损失的情况下，还是决意要与王某正式分开。但从解除婚约的根本原因来看，还是王某导致了双方感情灭失。2.关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共同生活时间、以及按农村习俗举办酒席所支付费用等因素对彩礼退还金额认定的偏差。一审法院认为彩礼应予以返还，但是返还金额需考虑王某按农村习俗举办酒席所支付费用因素进行考量，但实际上王某支付的女方酒席费用是在彩礼金额之外的，何某已经额外支付酒水相关费用，因此不应将女方酒席费用重复从彩礼中扣除。从订婚到举办婚礼，到之后同居生活一年，王某有非常详细的收支明细，一一记录在账本，因此彩礼返还金额有清晰可靠的依据可循。何某依据王某亲手记录的账本，进行整理汇总：女方实际收到彩礼金额为人民币229000元，为何某支出，应予退回；女方酒席费用、双方婚戒结婚照礼服等共同费用人民币97939元，为何某支出，不需退回；男方酒席等支出人民币71500元，系何某支出，不属于彩礼不退回；女方实物嫁妆(双方共同使用)、女方其他费用人民币58350.17元，此项因共同使用或女方单独使用等事实，请求由双方各担一半即人民币29175.09元，该2.9万元应从应退回彩礼金额中扣除；女方现金嫁妆(礼金)人民币33500元，应作为应退回彩礼金额的抵减项。综上，考虑婚嫁过程中所有收支之后，按照上述明细，女方应退还彩礼人民币166324.92元，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支持。本案何某结婚用实际支出为人民币364939元，若何某得到请求退还的彩礼人民币166324.92元，则实际支出将减至人民币198614.09元；占到本案实际开支人民币227789.17元的绝大部分，即87%；而王某承担的为人民币29175.09元，系男女双方共同使用或者女方单独使用的实物嫁妆的一半金额。男女双方订婚，双方收支基本一致，不在本案讨论范围内；同居一年期间，基本由何某承担生活费，王某基本没有花费自己的资金，何某也放弃同居期间双方生活费中王某应该承担的部分。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纠正一审错误、不公正的判决，以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王某答辩称：不认可何某的上诉理由，其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也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 王某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判令二审诉讼费用按照双方争议金额标的收取，由何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王某返还何某彩礼6万元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上诉人认为，适用该一条法律规定不能机械地套用，而是应该从制定该法的本意出发去理解，制定该法的本意是为了避免在男方付了彩礼之后又不能达到与女方缔结婚姻关系的目的的情况下，造成“人财两空”的情形，而本案中，何某缔结婚姻关系的目的是可以达到的，双方不但已举行过结婚仪式并同居生活一年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不是王某的过错，王某在第一次庭审中都表示还是愿意去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何某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其不愿意去办理登记手续，结合王某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提交的其患有妇科方面疾病的证据，充分说明了是何某有意单方面结束这段婚姻，何某的行为给王某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损害。如果一味地支持男方付了彩礼之后又自己悔婚，并且之后又可以以这一条司法解释为依据收回彩礼，那么无疑会增长男方视婚姻感情为儿戏的不良风气。二、众所周知，彩礼是在订婚或者结婚时男方自愿给女方的聘礼或者礼金，一般都是用于将双方婚礼办得体面、喜庆。在本案中，王某与何某均认可双方已按照农村习俗举办了婚礼的事实，在一审庭审过程中，王某也提供了充足的证据证明举办婚礼的喜酒桌数等合理费用，充分证明了王某已将所有彩礼用于婚礼的操办以及嫁妆的置办。事实上，用于结婚的钱是远远不止何某给的彩礼金额的，因此也造成王某已无彩礼可供返还何某的客观现实。王某并未将何某给的彩礼用于个人消费等不合理开支，在合理开支彩礼并实际已全部花完的情况下，如果按照一审判决，王某还须举债来履行一审判决确定的义务，这样的判决明显没有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本案全部事实，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 何某答辩称：不认可王某的上诉请求。一、王某在一审中提交的检查单所显示的日期是2017年11月28日，此时何某才得知王某患病的事实；二、在按农村习俗办理婚礼的第二天，何某开车陪同王某将现金彩礼存入瑞丰银行，王某不存在需要举债返还的情况。 何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返还彩礼220000元。 一审法院查明：2016年，原被告经人介绍认识，于2016年10月1日订婚，并按照农村习俗支付给被告彩礼228000元，后被告退还8000元，原告实际支付22万元。××××年××月××日，双方按农村习俗均办了喜酒，但之后双方产生矛盾，至今未到民政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现原告以双方不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为由要求被告返还彩礼。 一审法院认为：男、女双方在办理婚姻登记之前相互给予一定金钱数量的彩礼符合农村习俗。人民法院在审理婚约财产纠纷中决定是否返还彩礼应以婚约当事人是否已经缔结婚姻关系为主要判断依据，给付彩礼后未缔结婚姻的，收受彩礼的一方应当返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是具体返还数额应当根据双方订婚时间、共同生活情况、解除婚约的主观原因、农村风俗习惯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本案中，原被告对原告交付给被告彩礼金额22万元无异议，因原被告现已无缔结婚姻的可能，故被告方收取的彩礼应予以返还，至于返还的金额，结合原被告订婚的情况、共同生活时间、被告按农村习俗举办酒席所支付的费用等因素，该院酌情确定为6万元。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王某应返还给原告何某彩礼计人民币6万元，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何某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4600元，依法减半收取2300元，由原告何某负担1670元，被告王某负担630元。 本院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何某提交了借款证明两份，证明因给付彩礼导致何某生活困难，和自行制作的表格六页，证明其主张的返还彩礼金额的计算过程。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为，借款证明两份不足以达到何某的证明目的，故对其不予认定；表格六页系何某自行制作，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围绕上诉请求和理由审查认为，一方当事人以追求双方结婚为目的按照习俗给付彩礼，最终未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给付彩礼方可以请求返还彩礼。如果未婚男女确已共同生活但最终未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可以根据双方共同生活时间、彩礼数额并结合当地风俗习惯等因素，确定是否返还及具体返还的数额。一审法院结合双方当事人订婚的情况、共同生活的时间、王某按农村习俗举办酒席所支付的费用等因素，酌情确定王某应返还何某彩礼6万元，并无不当。王某主张其已将全部彩礼用于操办喜酒、置办嫁妆，无需返还，但其在一审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二审时亦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补强，故本院对该主张不予认可。何某主张给付彩礼已导致其生活困难，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达到证明该主张的目的，故本院不予认可。 综上，上诉人何某、王某提出的上诉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3627元，由上诉人何某负担2319元，由上诉人王某负担130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键 审判员 韦 玮 审判员 李丹丹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陈烨青 书记员叶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