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长乐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闽0182民初2800号原告：郑栋官，男，1952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所地长乐市。原告：郑焰昭，女，1980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所地长乐市。原告：郑成阳，男，1984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所地长乐市。原告：郑成志，男，1982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所地长乐市，现在福建省福州监狱服刑。上列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钦、陈晨星，福建闽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林钟灵，男，1983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所地长乐市。第三人：长乐元生财富大酒店有限公司，住所地长乐市金峰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陈榕，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友伟，福建信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郑栋官、郑焰昭、郑成阳与被告林钟灵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根据原告郑栋官、郑焰昭、郑成阳申请追加郑成志为本案共同原告，根据长乐元生财富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生公司）申请追加其为本案第三人，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焰昭及其与原告郑栋官、郑成阳、郑成志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晨星、被告林钟灵、第三人元生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友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栋官、郑焰昭、郑成阳、郑成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解除原、被告于2010年9月6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2.判决被告林钟灵向原告郑栋官、郑焰昭、郑成阳支付房屋租金68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林钟灵承担。诉讼过程中，郑栋官、郑焰昭、郑成阳、郑成志增加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林钟灵及第三人元生公司将本案租赁房屋返还给原告郑栋官、郑焰昭、郑成阳。事实和理由：2010年9月6日，原告郑栋官、郑焰昭、郑成阳、郑成志与被告林钟灵签订一份“房屋租赁合同”，四原告将拥有产权的位于金峰纺织城前排店面151.24平方米、二层238.32平方米、三层2570.19平方米、四层2570.19平方米、五层2220.33平方米的房屋（房屋产权证号分别为：航房权证Ｈ字第××号、Ｈ字第××号、Ｈ字第××号、Ｈ字第××号、Ｈ字第××号、Ｈ字第××号、Ｈ字第××号、Ｈ字第××号、Ｈ字第××号、Ｈ字第××号、Ｈ字第××号）出租给被告林钟灵，租赁期间自2010年9月6日至2022年9月6日止。“房屋租赁合同”中，原、被告双方原本对房屋租金的约定为：2013年9月6日之前的3年租金被告一次性支付230万元/年，另付20万元的押金；从2013年9月6日开始至2016年9月6日的租金280万元/年，2016年9月6日至2019年9月6日的租金330万元/年，2019年9月6日至2022年9月6日的租金380万元/年，每年9月6日至9月16日被告应付清每年的租金。合同签订后，因被告认为租金太高，原、被告双方又经口头协商，将租金变更为：2013年9月6日之前的3年租金被告一次性支付171万元，另付20万元的押金；从2013年9月6日开始至2016年9月6日的租金63万元/年，2016年9月6日至2019年9月6日的租金68万元/年，2019年9月6日至2022年9月6日的租金73万元/年，每年9月6日至9月16日被告应付清每年的租金。之后，被告亦按照变更后的约定支付租金至2016年12月份。2017年度的租金68万元被告本应当按照约定在2016年9月6日至9月16日期间付清，但被告却以种种理由推脱，拒绝支付2017年度的68万元租金。林钟灵辩称，原告所诉的“房屋租赁合同”，是答辩人个人于2014年3月左右应原告郑成志的要求（郑成志系答辩人的表哥），为便于其向银行多贷款的需要而签订，合同日期也是应其要求倒签为2010年9月6日。该合同为虚假、无效的合同，答辩人也从未向原告支付过租金。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依法予以驳回。元生公司述称，一、第三人与原告签订有《房屋租赁合同》，合法享有本案标的物的承租权。2010年9月6日，第三人的股东为筹建公司，委托工作人员潘敏春与原告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承租本案标的物。合同约定付款方式：乙方一次性付三年租金171万元，另付房屋押金20万元，以后每年12月6日至12月16日付每年租金，租金每三年递增50000元，即2013年12月6日至2016年12月6日年租金63万元，2016年12月6日至2019年12月6日年租金68万元，2019年12月6日至2022年12月6日年租金73万元，押金20万元在最后一年办好移交手续退还乙方。第三人2010年10月20日依约支付了2010年12月6日至2013年12月6日三年租金及20万元押金共191万元。之后第三人依约支付了2014年、2015年租金。2015年1月，原告因急需资金，与第三人商量提前收取2016年度房屋租金，经人协调，第三人提前支付了2016年度租金。2015年1月9日，原告向第三人出具收款证明两份，确认第三人是本案标的物的承租方。依据合同约定，2017年度租金应于2017年12月6日至12月16日期间支付，第三人不存在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行为。二、本案原、被告双方恶意串通，虚假诉讼，损害第三人利益。1.2010年9月6日原告和第三人的工作人员潘敏春就本案标的物出租事宜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不可能在同日又与被告也签订一份基本相同的租赁合同，被告林钟灵也从未向原告支付过任何租金。原告起诉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是原、被告串通后倒签日期形成的。2.本案标的物自2010年9月以来均为第三人在使用，多年来并无他人向申请人主张权利。且被告林钟灵自2014年1月受雇于第三人，并受聘为公司挂名法定代表人及代持股股东，直到2017年8月份一直在第三人承租的标的物场所内上班，并未与第三人或原告因本案标的物产生纠纷。3.2014年1月10日被告林钟灵与第三人的股东陈国海签订《隐名股东投资协议》，约定被告代陈国海持有公司股份，并担任公司挂名法定代表人。2014年2月10日被告林钟灵向第三人出具承诺书，就全面履行《隐名股东投资协议》约定的各项义务作出承诺。之后被告林钟灵于2014年2月至2017年8月登记为第三人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被告林钟灵利用上述与第三人的特殊关系，与原告恶意串通，倒签日期伪造“房屋租赁合同”，虚构租赁本案标的物，通过虚假诉讼，严重损害第三人的利益。综上，请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3月间，郑栋官、郑焰昭、郑成阳、郑成志（“出租方”-甲方）与林钟灵（“承租方”-乙方）签订一份“房屋租赁合同”（合同落款时间倒签为2010年9月6日）。双方约定：甲方房屋坐落于长乐市金峰纺织城前排店面151.24平方米、二层238.32平方米、三层2570.19平方米、四层2570.19平方米、五层2220.33平方米（房屋产权证号分别为：航房权证Ｈ字第××号、Ｈ字第××号、Ｈ字第××号、Ｈ字第××号、Ｈ字第××号、Ｈ字第××号、Ｈ字第××号、Ｈ字第××号、Ｈ字第××号、Ｈ字第××号、Ｈ字第××号）；租赁期间自2010年9月6日至2022年9月6日，甲方给乙方三个月装修期不计租金；乙方一次性付一年租金230万元，另付20万元房屋押金，以后每年9月6日至9月16日付每年租金，租金每三年递增50万元，即2013年9月6日至2016年9月6日年租金280万元，2016年9月6日至2019年9月6日年租金330万元，2019年9月6日至2022年9月6日年租金380万元，押金20万元在最后一年乙方办好移交手续时退还。另查，在与林钟灵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前，郑栋官、郑焰昭、郑成阳、郑成志（出租方-甲方）已与签约人潘敏春（承租方-乙方）签订了一份出租上述房屋的《房屋租赁合同》，合同落款时间为2010年9月6日。该合同约定房屋租赁期间也是自2010年9月6日至2022年9月6日，甲方给乙方三个月装修期（即从2010年9月6日至2010年12月6日不计租金）；乙方一次性付三年租金171万元，另付房屋押金20万元，以后每年12月6日至12月16日付每年租金，租金每三年递增50000元，即2013年12月6日至2016年12月6日年租金63万元，2016年12月6日至2019年12月6日年租金68万元，2019年12月6日至2022年12月6日年租金73万元，押金20万元在最后一年移交时退还。同时，双方对房屋租赁期间的水电费、煤气费、电话费、物业管理费负担等事项也作了约定。2010年10月20日，郑成志收取了该《房屋租赁合同》项下的前三年租金171万元和20万元押金，计191万元，并出具了收条。之后，出租方亦收取了该《房屋租赁合同》项下2014年和2015年的租金。2015年1月9日，因出租方急需资金周转，经双方协商并在金峰镇政府和华阳村委会有关人员的见证下，郑栋官、郑焰昭、郑成阳、郑成志向元生公司出具一份实收上述租赁房屋2016年度租金492000元的收款证明（因提前收取租金，当年租金按60万元计算且扣除相应的108000元利息）；此外，郑栋官、郑焰昭、郑成阳在另向元生公司出具的一份提前收取2016年度租金的收款证明和一份补充说明中，确认潘敏春签约租赁上述房屋用于元生公司经营酒店，元生公司系该租赁房屋的实际承租人和使用人。又查，元生公司于2011年10月20日经当时的长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2012年2月至2014年2月间，潘敏春为元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4年2月10日，林钟灵登记为元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该公司的股东之一，持续至2017年8月。上述租赁房屋分属郑栋官、郑焰昭、郑成阳所有；该租赁房屋所在地长乐市金峰镇纺织城综合楼为元生公司的登记住所地和实际经营场所。上述事实，由郑栋官、郑焰昭、郑成阳、郑成志提交经庭审质证的“房屋租赁合同”、房屋所有权证，和元生公司提交经庭审质证的《房屋租赁合同》、公司营业执照、经营场所证明、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收条、收款证明、补充说明，以及各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认为，合同是平等主体的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作为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合同是当事人协商一致的产物，是两个以上的意思表示相一致的协议。只有当事人所作出的意思表示真实、合法，合同才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在郑栋官、郑焰昭、郑成阳、郑成志与林钟灵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前的2010年9月6日，其已在先与当时的签约人潘敏春签订了一份出租涉案房屋的《房屋租赁合同》，且交付了租赁房屋，并在2010年10月20日向承租方收取了《房屋租赁合同》项下前三年的171万元租金和20万元押金，后承租方亦按《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支付了2014年度和2015年度的租金。此其一。其二，郑栋官、郑焰昭、郑成阳、郑成志所诉“房屋租赁合同”与《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相同（均是自2010年9月6日至2022年9月6日），但两者的租金标准却相差悬殊（“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约为《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金标准的五倍），明显不符常理。其三，《房屋租赁合同》的签约人潘敏春曾为元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涉案租赁房屋也是由元生公司使用。即便相关材料显示潘敏春于2016年间因病死亡，该时间也是在“房屋租赁合同”签订之前。而在《房屋租赁合同》尚未解约终止的情况下，出租方再与林钟灵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将涉案房屋出租，显然侵害了原承租人的利益，其行为也有悖法律规定。其四，在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后的2015年1月9日，出租方仍向元生公司提前收取了租赁房屋的2016年度租金，并在其出具的书面收款证明和说明中确认上述潘敏春签约租赁涉案房屋用于元生公司经营酒店，元生公司系该租赁房屋的实际承租人和使用人，租赁房屋也一直由元生公司实际使用。其五，事实上，截至目前，出租方已收取的涉案租赁房屋的租金，均是按其与潘敏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收款，郑栋官、郑焰昭、郑成阳、郑成志称与林钟灵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后双方口头协商变更租金标准没有事实依据。其六，林钟灵虽也曾是元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个人并未向郑栋官、郑焰昭、郑成阳、郑成志实际支付“房屋租赁合同”项下所谓的“租金”。根据以上分析，本院认定元生公司为涉案租赁房屋的实际承租人和使用人。郑栋官、郑焰昭、郑成阳、郑成志与林钟灵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内容，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房屋租赁合同”也没有实际履行，依法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亦即，郑栋官、郑焰昭、郑成阳、郑成志与林钟灵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有效的涉案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其主张要求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并基于该“房屋租赁合同”要求林钟灵支付租金及要求林钟灵和元生公司返还租赁房屋，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本院不能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郑栋官、郑焰昭、郑成阳、郑成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180元，减半收取计19590元，由郑栋官、郑焰昭、郑成阳、郑成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陈坤平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张 凤书 记 员 王美美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及申请执行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