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吉71民终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景明，男，1972年9月17日生，满族，住辽宁省西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森，吉林吉天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志刚，女，1979年5月20日生，汉族，住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森，吉林吉天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法定代表人：张海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岩，男，该公司四平工务段安全科科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耿立平，男，该公司法律顾问。上诉人杨景明、上诉人李志刚因与上诉人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沈阳铁路局）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长春铁路运输法院（2017）吉7101民初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景明、李志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森，上诉人沈阳铁路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岩、耿立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景明、上诉人李志刚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沈阳铁路局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诉讼费由上诉人沈阳铁路局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按照侵权责任纠纷立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确定各方权利义务和责任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二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本案属于高度危险作业应当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规定“铁路运输造成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人身损害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监护人及受害人自身有过错的，按照过错程度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但铁路运输企业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当不低于全部损失的百分之四十”。本案受害人杨睿2003年11月6日出生，至事故发生时，不满14周岁。一审判决一方面认定“本案事故现场原为铁路平交道口，现被告按照铁路线路进行管理，但允许行人和自行车通过。因此，被害人杨睿通过该路段本身没有错误，不能成为其过错的理由”，“沈阳铁路局却按照铁路线路进行管理，没有安装任何防护措施，没有设立红绿灯，没有铺设通过道路，火车通过时不需要鸣笛、减速，为通行群众埋下了安全隐患，也是本案发生的直接原因”；但一方面又对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苛以过高的安全责任，最终认定承担25%的责任，如此判决显失公平。根据无过错责任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沈阳铁路局应当就受害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承担举证责任，只有在证明受害人及其监护人自身存在过错的情况下，才可以减轻其赔偿责任。在一审庭审中，沈阳铁路局并未在受害人及其监护人存在过错方面向法庭提交任何证据，故应认定受害人及其监护人对该事故的发生不存在过错，沈阳铁路局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而不是一审确定的75%民事责任。据此，请求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直接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沈阳铁路局辩称,第一，受害人死亡的地点不是铁路道口；第二，看守义务不是我方职责；第三，列车司机的操作符合技术规程。上诉人沈阳铁路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沈阳铁路局承担40%的赔偿责任；诉讼费由上诉人杨景明、李志刚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受害人死亡的地点不是铁路道口。一审判决认为“被害人通过铁路路口时没有确认是否有火车通过，据此确认被害人的监护人应当承担本次事故的次要责任”，接着认定“然而沈阳铁路局却按照铁路线路进行管理，没有安装任何安全防护设施，没有设立红绿灯，没有铺设通行道路，火车通过时不需要鸣笛、减速，为通行群众埋下了安全隐患，也是本案发生的直接原因”。一审法院按照道口管理的标准要求上诉人沈阳铁路局承担管理义务，这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看守义务不是上诉人沈阳铁路局的职责。一审判决认为“被告遂建设了看守房屋，派驻了看守人员，按照铁路线路对该处进行管理，但允许行人、自行车等从该处通过”，其实该处线路的看守防护责任由铁路公安机关负责维护，虽然看护人员与铁路企业有劳动合同关系，由上诉人沈阳铁路局承担工资，但这是由铁路企业管理的特殊机制确定的。（3）机车乘务员的操作符合技术规程，受害人突然冲上铁路，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沈阳铁路局未及时履行警示义务没有事实依据。根据《沈阳铁路局机车乘务员一次乘务作业标准》的相关规定，乘务员的作业符合相关规定，已经尽到了谨慎注意的义务。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沈阳铁路局未履行警示义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有权作出事故认定的组织依照《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规定制作的事故认定书，经庭审质证，对于事故认定书所认定的事实，当事人没有相反证据和理由足以推翻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一审法院在对《铁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除责任部分不予采信，对事故事实予以采信，却对事实作出了错误的认定。2.一审判决上诉人沈阳铁路局承担本案的律师费用没有法律依据，若有依据，比例也过高。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由于对事实作出了错误的认定，所以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五条规定来判定上诉人沈阳铁路局是否充分履行安全警示、防护义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上诉人沈阳铁路局已经充分履行了安全警示防护义务。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判定上诉人沈阳铁路局承担赔偿责任的比例过高。二审法院应当依法查明本案的事实，作出改判。上诉人杨景明、上诉人李志刚辩称，沈阳铁路局的上诉请求枉顾事实，自相矛盾，应予驳回。理由如下：第一，沈阳铁路局在上诉状中首先提到受害人死亡的地点不是铁路道口，之后又强调该道口的看守职责由铁路公安机关负责，同时自认看守人员与沈阳铁路局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沈阳铁路局负责承担看守人员的工资，上述种种可谓自相矛盾，也证实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是准确的。第二，列车司机的操作违反了通过道口应鸣笛示警的规定，根据监控记录记载，本次列车鸣笛示警有两次，一次在事故发生前十分钟，一次是在事故发生后。上诉人杨景明、上诉人李志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上诉人沈阳铁路局赔偿二人死亡赔偿金530608.40元、丧葬费28049元、精神损害赔偿金10万元、交通费1000元，共计659657.40元；2.判令上诉人沈阳铁路局承担律师代理费5万元及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7年9月25日6时2分许，上诉人杨景明、李志刚之子杨睿路过泉沟与四平间铁路道口时，被H84948货物列车撞倒，造成杨睿头部粉碎性骨折，当场死亡。2017年10月20日，上诉人沈阳铁路局出具编号为02B20170253的《铁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上诉人杨景明、李志刚认为上诉人沈阳铁路局对事故原因的认定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对事故责任的认定结论明显错误。双方曾就事故责任、赔偿事宜多次协商，均无法达成一致，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裁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4年，四平市修建环城公路，在平齐线铁路K5公里260余米处修建了跨越铁路立交桥，沈阳铁路局计划将该处的铁路平交道口封闭，但由于没有解决附近群众出行问题受到阻止没有成行，沈阳铁路局遂建设了看守房屋，派驻了看守人员，按照铁路线路对该处进行管理，但允许行人、自行车等从该处通过。2017年9月25日6时2分许，2003年11月6日出生的受害人杨睿（系杨景明、李志刚之子）独自通过平齐线5公里262米过道去上学时，在看守人员没有看护的情况下，被H84948次货物列车撞倒，造成受害人杨睿当场死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应确定为沈阳铁路局与受害人及其监护人在事故中的过错程度。本案立案案由为侵权责任纠纷，案由应当具体明确，根据本案的性质，应当将本案案由确定为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本案事故现场原为铁路平交道口，现沈阳铁路局按照铁路线路进行管理，但允许行人和自行车通过。因此，受害人杨睿通过该路段本身没有错误，不能成为其过错的理由。但是，火车运行与汽车不同，无法躲避行人，只能按照固定线路行走，且其制动距离长，无法在较短时间和距离内停车。《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行人通过铁路道口时，应当按照交通信号或者管理人员的指挥通行；没有交通信号和管理人员的，应当在确认无火车驶临后，迅速通过。因此，要求通过铁路道口、线路的行人必须避让火车，负有注意义务，造成人身伤亡的，自身需要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本案中，事故现场设立了“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珍惜生命严禁横越”的警示牌，受害人杨睿通过该铁路路口时没有确认是否有火车通过，杨睿的监护人杨景明、李志刚允许未成年人独自穿越铁路、公路去四平市内去上学，也有不妥之处。因此，本案的受害人及其监护人应当承担本次事故的次要责任。2004年，四平市修建了跨越铁路的环城公路立交桥，在事故现场的绕城公路上没有设定人行通道，与铁路平行公路交汇处没有设立直接出口，附近群众绕行环城公路不仅距离长、而且存在安全隐患。在这种情况下沈阳铁路局准备封闭原先的铁路平交道口，虽在附近群众阻止下没有实现，但时至今日，仍然允许行人、自行车通行，且被告沈阳铁路局在该路段设置了看守房屋，派驻了看守人员，从群众通行以及看护人员设置上看，这里仍然是实质上的铁路通行道路。然而沈阳铁路局却按照铁路线路进行管理，没有安装任何安全防护设施，没有设立红绿灯，没有铺设通行道路，火车通过时不需要鸣笛、减速，为通行群众埋下了安全隐患，也是本案发生的直接原因。虽然铁路线路没有封闭，有客观上的原因，但这与本案受害人无关，沈阳铁路局不能据此减轻对受害人杨睿的责任承担。本次事故发生时，看护人员没有在现场履行安全防护义务，H84948次货物列车司机在事故发生前瞭望义务没有尽到，没有发现受害人，没有及时用鸣笛的形式提醒受害人。沈阳铁路局对本案受害人杨睿没有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义务，应当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综合本案的各种情况，一审法院认为沈阳铁路局承担全部损失75%的民事责任为宜。本案受害人杨睿随父母在四平市生活、读书多年，将户籍落在其母亲李志刚户口上，系城镇户口。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吉林省城镇居民死亡赔偿金的数额为530608.40元(26530.42×20)，丧葬费28049元。沈阳铁路局应当承担受害人杨睿死亡赔偿金以及丧葬费的数额为418993.05元（530608.40+28049）×75%。关于杨景明、李志刚提出的10万元精神损失费问题，因受害人杨睿2003年11月6日出生，事发时尚未成年，其死亡给二人造成了巨大精神创伤，应予支持。但二人提出的精神损失费10万元过高，应当在5万元以内，结合原、被告承担责任的比例考量给予的数额，可酌情给予37500元（50000×75%）。关于杨景明、李志刚提出的5万元律师代理费由沈阳铁路局承担的问题，因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规定人身损害赔偿被害方的律师代理费用可以由被告承担，且本案代理人收取的律师代理费也在合理范围之内，应予支持，但应当结合原、被告承担责任的比例考量被告承担的数额，可由沈阳铁路局承担37500元（50000×75%）。关于杨景明、李志刚提出的1000元交通费的问题，虽然二人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但客观上必然发生，可酌情给予500元。对于沈阳铁路局提出的本案看护人员不是铁路工作人员的问题，因事故现场的看护人员是与沈阳铁路局签订的劳动合同，从沈阳铁路局领取工资，应当认定看护人员就是沈阳铁路局的工作人员。至于沈阳铁路局将上述人员的日常管理交与其他单位的问题，不能对抗本案原告。对沈阳铁路局提出的这一辩护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七条、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沈阳铁路局赔偿原告杨景明、李志刚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交通费、律师代理费共计494493.05元。被告沈阳铁路局须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向原告杨景明、李志刚履行上述判决。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杨景明、李志刚其他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896.57元，由原告杨景明、李志刚承担3303.78元，由被告沈阳铁路局承担7592.79元。二审期间，上诉人沈阳铁路局提供两张照片，欲证明受害人杨睿在横越铁路时注意力不集中，在玩溜溜球。上诉人杨景明、李志刚认为照片是在事故发生后照的，不是事故发生时的照片，只能反映受害人死亡后的事实，不能证明受害人当时在玩溜溜球，且不属于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该照片仅能证明受害人死亡后身旁有一个溜溜球，无法证明上诉人沈阳铁路局主张的事实，故本院对该照片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定。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杨景明、李志刚与上诉人沈阳铁路局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上诉人沈阳铁路局对本案铁路交通事故承担赔偿责任的比例；2.律师代理费能否作为上诉人杨景明、李志刚经济损失的一部分，由上诉人沈阳铁路局承担，其费用是否合理。（一）关于上诉人沈阳铁路局对本案铁路交通事故承担赔偿责任的比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九条规定：“从事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七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项规定：“因受害人翻越、穿越、损毁、移动铁路线路两侧防护围墙、栅栏或者其他防护设施穿越铁路线路，偷乘货车，攀附行进中的列车，在未设置人行通道的铁路桥梁、隧道内通行，攀爬高架铁路线路，以及其他未经许可进入铁路线路、车站、货场等铁路作业区域的过错行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根据受害人的过错程度适当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并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铁路运输企业未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受害人有上述过错行为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在全部损失的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二十之间承担赔偿责任；”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受害人横向穿越未封闭的铁路线路时存在过错，造成人身损害的，按照前条规定处理。”第八条第二款规定：“铁路运输造成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人身损害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监护人及受害人自身有过错的，按照过错程度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但铁路运输企业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当不低于全部损失的百分之四十。”铁路运输属高速轨道运输工具，其经营者应对营运中对他人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本案中，上诉人沈阳铁路局作为H84948次货运列车的经营者，应当对其运输过程中造成受害人杨睿死亡的后果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事故发生地原为铁路平交道口，现为未封闭的铁路线路，基于历史及方便通行的原因，附近群众经常从此通行，存在明显的安全隐患，为此上诉人沈阳铁路局专门设置了看守房屋，派驻了看守人员，但事故发生时并无看守人员在岗履行安全职责，并且上诉人沈阳铁路局明知事故地点常有行人通过，已形成经常通道，也未要求列车行经此地时须采取鸣笛示警、减速慢行等安全避让措施，没有尽到充分的安全管理责任，依法应认定为对本案事故的发生未充分履行安全防护义务。受害人杨睿虽为限制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但事故发生时已满十三周岁，对安全通行已有一定的认知能力，在穿越铁路线路时未确认是否有列车驶临即选择通行，上诉人杨景明、李志刚作为其监护人，让其独自穿越危险的铁路线路，未充分履行监护职责，对事故的发生亦负有过错。综上，根据前述法律规定，上诉人沈阳铁路局对上诉人杨景明、李志刚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当在其全部损失的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四十之间。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酌定上诉人沈阳铁路局承担百分之七十五的赔偿责任，不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对上诉人杨景明、李志刚要求上诉人沈阳铁路局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及上诉人沈阳铁路局提出的承担百分之四十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二）关于律师代理费。考虑到受害人杨睿因铁路交通事故死亡，上诉人杨景明、李志刚作为赔偿权利人，聘请律师代理诉讼，支出律师代理费有其合理性，且提供了相应票据，一审法院根据赔偿责任比例以及司法实践，在相关行业规定的收费标准幅度内，确定由上诉人沈阳铁路局承担律师代理费37500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651.24元，由上诉人杨景明、上诉人李志刚承担3593.29元，由上诉人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承担5057.9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天骥审判员  包蕴琦审判员  侯德顺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日书记员  王禹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