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川11民终1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柏良，男，1985年2月25日出生，汉族，律师，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君，女，1967年9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小波，四川三江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ＸＸ阳，男，1965年9月1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辉明，四川三江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柏良因与被上诉人刘君、ＸＸ阳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7）川1102民初22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柏良、被上诉人刘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小波、被上诉人ＸＸ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辉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柏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刘君偿还李柏良55万元，ＸＸ阳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君、ＸＸ阳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判既已认定李家弟与刘君建立了委托关系，但又认为刘君不应偿还代为借款，于法无据。李柏良在一审期间提交了李家弟向刘君账户存款、转款的原始凭据足以证明在2006年2月至2008年12月期间，李家弟是受刘君的委托将借款交付给刘君，而李家弟与证人肖某签订的《欠（借）款确认合同》以及肖某的证言能够证明李家弟向肖某的借款并转交给刘君的款项已由李家弟还清。2.李柏良在一审期间所提交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刘君的辩解，但原判却加大李柏良的举证责任，而未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3.李柏良要求刘君偿还55万元是基于借款关系。在一审辩论阶段李柏良引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和第四百零七条的规定，还引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的规定，但原判却认定李柏良主张的55万元系李家弟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超越了诉讼请求。同时，一审法院未告知李柏良是否变更诉讼请求，属程序违法。刘君答辩称，认可收到李家弟转款26万元用于了购买房屋，但李家弟之所以向其转款购房系由于二人存在同居关系，并非基于委托，李家弟向其账户存款的其他款项则属于刘君的个人财产。现没有证据证明李家弟是基于刘君的委托而提供了相关款项。李柏良在一审时主张返还的款项是完成委托事项的合理费用，但李柏良对此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ＸＸ阳答辩称，李家弟向刘君的转账款项只有26万元，该款项和案涉其他款项当中，有部分属刘君个人所有，其他部分则是李家弟和刘君非法同居期间共同生活的费用，与ＸＸ阳无关。同时，案涉《委托书》没有ＸＸ阳的签名，ＸＸ阳并不知情，《委托书》对ＸＸ阳没有约束力。李柏良主张的55万元也不是履行委托事宜产生的费用。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4月11日，李柏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确认李家弟与刘君之间的委托合同有效;2.判令刘君向李柏良偿还55万元;3.刘君、ＸＸ阳向李柏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06年春节前，刘君作为委托人向李家弟出具《委托书》，载明“委托人：刘君，受托人：李家弟，委托人因需资金购房等特委托受托人代为借款，借款金额可通过受托人银行卡转委托人银行卡（凭转账凭证计算）本委托书作为借条的附件。受托人可以委托人的名义书写借条。委托期限自二○○六年春节过后起至委托人收到最后一笔款项为止。本委托书为不可撤销之委托。”李家弟于2016年9月19日被发现意外死亡。李家弟的父亲李安都、母亲樊家秀早已病故。李家弟与孙俐于2015年5月22日离婚。李柏良系李家弟的独生子。2017年3月18日，孙俐出具《放弃诉讼权利告知书》，载明：李柏良与刘君、ＸＸ阳之间的委托合同纠纷与孙俐无关，孙俐不参加本案诉讼，放弃本案诉讼权利。一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的合同。刘君出具书面《委托书》，委托李家弟代为借款，刘君与李家弟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该委托合同系刘君与李家弟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李柏良主张的55万元的法律性质问题。李柏良主张该55万元系李家弟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同时申请证人肖某出庭作证。该院认为，证人肖某的证言前后矛盾、违背常理、存有疑点，且李柏良及证人未提交其他证据佐证证人证言的真实性，该院对证人肖某的证言不予采信。李柏良未能提供完整的排他证据链证明李家弟受刘君委托向案外第三人借款55万并已代刘君偿还了55万元或者李家弟代刘君垫付了55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李柏良要求刘君偿还55万元，ＸＸ阳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欠缺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李家弟与刘君之间的委托合同有效；二、驳回李柏良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300元，由李柏良承担4650元，刘君承担4650元。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一、李柏良要求刘君偿还55万元的诉请是否应予支持；二、若应予支持，ＸＸ阳是否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本院认为，李柏良在民事起诉状中所陈述要求刘君偿还55万元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的规定，而上述法律规定所述的“必要费用”应是指受托人在处理委托事务过程中所支出的与委托事务相关联的、日常性的费用或消耗，如差旅费，有关财产的运输、仓储等费用。本案庭审中，李柏良陈述其主张的55万元的构成为，李家弟接受刘君出具《委托书》的委托后向证人肖某借款，后李家弟代刘君偿还了该笔借款所致。为此，李柏良在一审期间提交了银行转帐及存款凭证、《（欠）借款确认合同》并申请了证人肖某出庭作证。而刘君虽认可收到李家弟转款26万元用于了购房，但辩解称李家弟之所以向其转款购房系由于二人存在同居关系，并非基于委托，李家弟向其账户存款的其他款项属于刘君的个人财产，因此，基于各方当事人陈述及提交的证据，李柏良主张返还的55万元显然不属于受托人李家弟为处理委托事务所支出必要费用的范畴。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故受托人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可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而被上诉人刘君出具的《委托书》中亦载明：“受托人可以委托人的名义书写借条。”但是，从李柏良在一审期间提交的证据看，《（欠）借款确认合同》系复印件，未提交原件。而从该合同载明的内容以及肖某的证言看，该合同系李家弟多次向肖某借款后，双方将借款金额汇总后由李家弟与肖某重新签订了该合同，而李柏良及肖某均未提供李家弟向肖某借款的原始借条、欠条等借款凭据以及相关款项已实际交付和李家弟已实际偿还了55万元的相关证据。同时，基于查明事实，刘君所出具的《委托书》上载明的委托期限系“自2006年春节过后起”，而《（欠）借款确认合同》却载明李家弟于2006年春节前已陆续向肖某借款，该借款期限与委托期限并不相符。肖某在一审期间出庭作证的证言也证实，李家弟向其陈述的借款用途为用于资金周转，借款时未向其出具过《委托书》，也未告知系代刘君借款，因此，李柏良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55万元系李家弟受刘君的委托所借，并且已实际代刘君偿还了该笔借款。最后，刘君虽认可李家弟转款26万元用于了购房，但对该笔款项的性质进行了辩解，而按照《委托书》的约定，李家弟受刘君委托的借款，需凭转账凭证计算，《委托书》作为相关借条附件，李家弟亦可以刘君名义书写借条，委托期限系至刘君收到最后一笔款项为止，但李柏良并未提供有将《委托书》作为了附件的任何借条，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李家弟与刘君之间就委托借款的款项进行过任何确认和结算，因此，现并无证据证明刘君收到的26万元系刘君委托李家弟对外所借的借款，故李柏良诉请主张确认了《委托书》的效力，并基于刘君与李家弟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而要求刘君偿还55万元并由ＸＸ君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李柏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300元，由李柏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春审判员 唐海珍审判员 张开运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辜 敏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