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3民终26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健银龄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42号院1号楼5层501、502、503。法定代表人：杨天德，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静，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大治，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超，男，1984年3月16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民，北京市中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健银龄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健银龄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超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594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健银龄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静、王大治，被上诉人李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民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健银龄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李超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错误。李超非中健银龄公司员工，从未入职为中健银龄公司提供劳动，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1.关于姚某是否系中健银龄公司员工。中健银龄公司与其他合伙人共同设立了北京中绿佳盛农业投资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中绿佳盛中心），中健银龄公司委派姚某担任中绿佳盛中心的代表,该委派关系是委托关系,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姚某是中健银龄公司的员工。2.李超系为“幸福彩虹”项目提供劳动，而“幸福彩虹”项目系中绿佳盛中心运营项目，李超即使存在提供劳动也是为中绿佳盛中心提供劳动。中绿佳盛中心作为独立民事主体，可以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故李超应与中绿佳盛中心存在劳动关系。3.关于李超工资发放。中健银龄公司从未向李超支付工资，杨天德与姚某之间的个人转账记录未明确资金性质亦未显示中健银龄公司的信息，不能仅凭借姚某的证人证言就认定该几笔资金性质为工资。4.中健银龄公司从未向李超发放过工资，李超亦未向中健银龄公司提供过劳动。5.一审法院认定中绿佳盛中心办公场所及办公在石景山与事实不符。6.一审法院认定中健银龄公司主张李超系为中绿佳盛中心提供劳动缺乏证据系认定事实不清。7.中健银龄公司已经提交《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中国工商银行客户存款对账单》证明与李超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中健银龄公司应举证证明李超入职、离职情况以及工资标准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李超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不同意中健银龄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1.中绿佳盛中心的营业执照载明姚某系中健银龄公司委派至中绿佳盛中心，以此证明姚某是本案中健银龄公司的员工。一审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李超在中健银龄公司工作，是中健银龄公司的员工。2.“幸福彩虹”项目是中健银龄公司经营的项目，并不是中绿佳盛中心经营的。3.关于工资发放的情况，中健银龄公司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已经认可是杨天德通过个人账户转给姚某、再由姚某负责发放工资。李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2016年4月1日至2017年1月11日期间与中健银龄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支付2016年4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35000元；3.支付2016年10月至2016年12月拖欠工资45000元；4.支付2016年4月至2016年9月克扣工资32500元；5.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5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超主张与中健银龄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工作地点在中健银龄公司住所地，每天9:00至18:00上班，每天需要使用门禁卡进行考勤，“幸福彩虹”项目是中健银龄公司的项目，杨天德也是代表中健银龄公司支付工资。中健银龄公司否认劳动关系，主张杨天德支付工资系个人行为，中绿佳盛中心“幸福彩虹”项目的办公地点在石景山，中健银龄公司的门禁卡只具有进出功能，不记录考勤。李超还成立了中视金策（北京）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视金策公司）。李超一审中提交如下证据：1.工资转账凭证，姚某通过微信转账及银行转账支付工资，2016年4月至7月每月发放工资10500元，8月工资7500元、9月工资8000元。2.中健银龄公司微信工作群截屏。3.银行转账记录，杨天德将工资转账给姚某。5.公证书、工作总结、员工去留表、门禁卡等，证明劳动关系。中健银龄公司认可中健银龄公司微信工作群、杨天德与姚某银行转账记录的真实性，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中健银龄公司一审中提交如下证据：1.公司员工社会保险记录，没有李超的信息。2.银行对账单，员工信息中没有李超的信息。3.中绿佳盛中心工商信息及营业执照。4.中视金策公司工商信息及名片。李超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一审审理中，李超申请证人中健银龄公司员工姚某、冯某、张某一审中出庭作证，姚某证言显示：2016年4月李超通过其介绍进入中健银龄公司工作，担任企划部总监，每月工资15000元，杨天德将工资转账给姚某，姚某再支付给李超，2016年4月至7月每月按照70%发放，后来因为资金紧张工资降低了，李超做的都是中健银龄公司的工作，每天都要坐班、打卡记考勤。冯某、张某证言显示：李超系中健银龄公司员工，张某系李超部门的下属员工。中健银龄公司一审中对3位证人的证言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李超主张与中健银龄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其陈述与举证可以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其为中健银龄公司提供劳动；中健银龄公司否认双方劳动关系，但其主张李超为中绿佳盛中心提供劳动、杨天德支付工资系个人行为等陈述，缺乏证据支持及事实依据，不足以推翻李超的主张，故一审法院采信李超与中健银龄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中健银龄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未举证证明李超入职、离职情况及工资标准，一审法院采信李超关于上述事实的主张，并依法确认双方2016年4月1日至2017年1月1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中健银龄公司未与李超签订劳动合同，应当支付李超2016年4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李超每月工资15000元，2016年4月至9月工资未足额发放，中健银龄公司应当对差额部分予以补足。2016年10月至12月中健银龄公司没有支付李超工资，应当予以支付。中健银龄公司存在拖欠工资的情形，李超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关系，中健银龄公司应当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李超与中健银龄公司2016年4月1日至2017年1月1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中健银龄公司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支付李超2016年4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35000元；三、中健银龄公司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支付李超2016年4月至2016年9月克扣工资32500元；四、中健银龄公司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支付李超2016年10月至2016年12月拖欠工资45000元；五、中健银龄公司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支付李超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5000元。二审期间，中健银龄公司提交以下新证据：证据一北京市社区服务协会的授权委托书（复印件），证明“幸福彩虹”项目是中绿佳盛中心管理经营下的项目，与中健银龄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证据二朝阳仲裁委的开庭笔录（复印件），证明李超陈述最后出勤日的表述与前后不一致，不符合日常经验法则，一般来说劳动者会对离职日期应当记得非常清楚。李超没有新证据提交。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李超发表质证意见为：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可。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本案中，李超提交转账凭证、微信工作群截屏、银行转账记录、公证书、工作总结、员工去留表、门禁卡等证据证明李超与中健银龄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中健银龄公司提交公司员工社会保险记录、银行对账单、中绿佳盛中心工商信息营业执照等证明李超与中健银龄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结合双方的陈述，李超提交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中健银龄公司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本院对李超提交的证据予以确认。一审法院采信李超与中健银龄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因李超与中健银龄公司之间构成劳动关系，李超入职情况及工资标准、工资发放情况应由中健银龄公司掌握，中健银龄公司拒不提供，一审法院采信李超关于上述事实的主张并无不当。中健银龄公司于2016年4月至9月未足额向李超发放工资、于2016年10月至12月未向李超支付工资，应当对差额部分及拖欠部分予以补足。中健银龄公司未与李超签订劳动合同，应当支付李超2016年4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中健银龄公司存在拖欠工资的情形，李超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关系，中健银龄公司应当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综上所述，中健银龄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中健银龄商贸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蒙 瑞审 判 员  张清波代理审判员  陈烁琳二〇一八年三月八日法官 助理  刘茜倩书 记 员  赵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