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1民终150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景梅，女，1967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红山，上海金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爱可思软件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350号10幢261室。法定代表人：柴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品呈，上海申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景梅因与被上诉人上海爱可思软件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可思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7）沪0105民初154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景梅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被上诉人爱可思公司支付其2015年6月4日至2015年11月17日期间未订立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人民币85,977元。景梅的主要理由为：（一）已生效的（2016）沪0107民初12667号民事判决认定其工作是负责销售运营，不包括人事工作。（二）爱可思公司对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存在恶意和过错。1.即使其工作中涉及到人事工作，也是基于其担任运营的领导管理岗位所致。这更多的是基于行政级别上的上下级关系，并非是主管人事工作。爱可思公司的人事决定权在法定代表人柴蔺处。且爱可思公司有专门的涵盖签订并保管劳动合同岗位职责在内的人事专员，找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并非其岗位职责。2.未经爱可思公司许可或授权，其也不能与自己签订劳动合同。其在原审中提供的微信证据“小夷，我们股东的劳动合同也是要签的，你办一下吧”，完全可以证明此前其因股东身份而被爱可思公司拒绝签订劳动合同。3.双方未能签订劳动合同完全是因爱可思公司错误理解股东不需要签订劳动合同所致，并非其不找爱可思公司签订劳动合同。4.其在原审中提供的竞业限制协议也可进一步证明其劳动合同应该由爱可思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他授权代表来找其签订，而爱可思公司一直未找过其签订劳动合同。5.另案诉讼中，爱可思公司承认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的原因是公司规模比较小、处于初创期。故请求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爱可思公司辩称，上诉人景梅在之前争议的仲裁阶段自认负责行政人事工作。景梅管理其公司印章，劳动合同及保密合同、竞业限制协议均是由景梅起草。微信中的小夷（夷某）这个人事专员是景梅于2015年8月招聘入职的，景梅2015年11月11日向该人事专员发送微信时，该人事专员并不知道爱可思公司有无与景梅签订过劳动合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有签订。景梅系因自己原因未签订劳动合同，不应由其公司承担责任。虽然一些合同载明由法定代表人签字，但并非所有合同都由法定代表人签字。签订劳动合同本身就是景梅的工作，景梅也具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条件。故不同意景梅的上诉请求。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6月15日，景梅经工商变更登记成为爱可思公司股东。2015年7月22日、同年12月9日，爱可思公司分别为景梅办理了日期为2015年5月4日的用工登记备案手续以及日期为2015年10月31日的退工登记备案手续，但双方并未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爱可思公司每月支付景梅工资16,000元。景梅同时亦担任爱可思公司的首席运营官一职。双方自2015年5月4日起建立劳动关系，2015年11月17日，爱可思公司解除双方劳动关系，景梅亦实际工作至当日。2016年1月14日，景梅向上海市普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裁决爱可思公司支付其2015年11月期间因公出差报销款、2015年11月1日至同年11月17日期间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该仲裁委员会裁决爱可思公司支付景梅2015年11月1日至2015年11月17日期间工资7,619元、赔偿金16,000元，对景梅的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景梅、爱可思公司均不服该裁决，分别向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景梅请求判令爱可思公司支付2015年11月期间因公出差报销款1,800元、2015年11月1日至同年11月17日期间工资8,000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2,000元。爱可思公司请求判决其公司无需支付景梅2015年11月1日至同年11月17日期间的工资7,619元、赔偿金16,000元。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3日作出（2016）沪0107民初12667号民事判决：一、爱可思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景梅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32,000元；二、爱可思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景梅2015年11月1日至同年11月17日期间的工资8,000元；三、爱可思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景梅出差报销款1,204元；四、对景梅、爱可思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爱可思公司对此不服，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7年5月31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沪02民终2893号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3月30日，景梅再次向上海市普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裁决爱可思公司支付2015年6月1日至2015年11月17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88,000元，并按照每月4,800元的标准支付2015年9月1日至仲裁裁决作出之日期间竞业限制补偿金。该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6月23日裁决爱可思公司支付景梅2015年6月4日至2015年11月17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85,977元、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4月28日期间竞业限制补偿金52,414元，对景梅的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爱可思公司不服仲裁裁决，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决其公司无需支付景梅2015年6月4日至2015年11月17日期间未订立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85,977元、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4月28日期间竞业限制补偿金52,414元。原审法院另认定，2015年9月16日，景梅与爱可思公司签订《竞业禁止合同》，约定景梅在职期间及在离职后的两年内负有竞业限制义务，并约定爱可思公司自2015年9月起每月向景梅支付一定数额的竞业限制津贴，该津贴在每月支付工资时一起发放，如景梅违反合同条款，应当一次性向爱可思公司支付违约金20万元等。落款处有加盖爱可思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该合同未就竞业限制补偿金的具体数额进行约定。上述竞业禁止合同签订前，爱可思公司每月支付景梅工资16,000元。合同签订后，爱可思公司仍每月支付景梅工资16,000元。爱可思公司未支付景梅2015年9月1日后的竞业限制补偿金，也未提供景梅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的相应证据。2016年4月27日，爱可思公司向景梅邮寄了关于解除《竞业禁止合同》的通知书，次日遭到景梅拒收。2016年4月29日，爱可思公司代理人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向景梅送达了该通知书。原审中，爱可思公司为证明景梅系人事行政负责人、保管公章、主导制定竞业禁止合同提供了：1、普劳人仲（2016）办字第384号仲裁庭审笔录和普劳人仲（2016）办字第384号裁决书，笔录中仲裁员询问“申请人，你在被申请人处的具体工作内容？被申请人是何意见？”申答“搭建团队框架，技术我不负责，后期我负责市场运营。”被答“大致认可，聘用来的行政人事及市场人员都是向申请人进行汇报，由申请人进行管理的。”申答“认可。”（此处，景梅添加“但因为是小公司，公司大小事最终决定权在CEO柴蔺。”）裁决书中载明“申请人在被申请人工作期间，负责被申请人处包括行政、人事等在内的运营工作”。2、一组邮件截屏。其中2015年7月1日、21日及8月15日，景梅分别向历任人事邱某、葛某、夷某发送爱可思劳动合同及保密协议。2015年8月16日，邱某发送夷某，抄送景梅的邮件，主题为“爱可思交接清单”。2015年9月7日，夷某发送景梅的邮件，主题为“爱可思在职人员档案”，内容包括要求景梅查阅在职人员档案，以便修改可能的错误。2015年10月14日，夷某发送柴蔺、景梅，内容为爱可思公司的组织架构图，请两人审阅提出意见。在附件的组织架构图中，财务部、人事行政部、市场部、研发部等均在COO景梅管理之下，景梅在CEO柴蔺之下。2015年9月1日，夷某发送景梅的邮件，主题为“关于员工考勤制度”，内容为询问景梅有不合适的地方或需要增加的部分请指出。2015年9月18日，夷某发送景梅的邮件，主题为“人事部门工作计划”，内容为“附件是对未来三个月做了一个简单的工作计划，请查阅，有不符合的地方请指出。”2015年9月23日，夷某发送景梅邮件，主题为“人事部流程初稿”，内容包括将拟定的人事流程初稿请景梅先过目提出意见以便改正。2015年9月2日，景梅发送夷某邮件，主题及附件为“爱可思2015年工资单”。2015年9月17日、10月12日，夷某发送景梅的邮件，主题及附件均为爱可思公司的工资明细。2015年10月15日，景梅发送夷某抄送柴蔺的邮件，主题为“关于社保公积金缴纳”，内容为“同意申请，请按王某1申请时间给予办理。”2015年9月14日、10月8日，夷某发送景梅的邮件，内容分别为因其外出工作告知景梅。3、微信截屏，其中显示2015年9月10日夷某发送景梅“景总，章被你锁起来了，明天上午我还要去一趟，柴总公积金帐号没有给我，需要用公章”，景梅回复“我的抽屉钥匙你不是有备用的吗？用的时候知会我一下即可。”2015年9月11日，夷某发送景梅“景总，上午公积金已经办理好，……聚餐也了解了基本情况……水果我也去打听过大概价钱……”，景梅回复“好”。2015年9月15日，夷某发送景梅“王某2刚刚沟通完，他要求试用期税后8K，扣税，社保公司正常操作……他要下个10月8号上班”，景梅回复“社保正常操作是指社保只要交就可以了吗？”。2015年10月10日，景梅发送夷某“小夷，我今天不进公司了，人不舒服，和柴总打过招呼了，你把做好的工资单发给我复核，好让景频报税”，夷某回复“好的，注意身体”。4、2015年9月16日，景梅与爱可思公司签订的竞业禁止合同。景梅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均不认可证明目的，具体为：对于笔录，其已补充注明因为是小公司，公司大小事最终决定权在CEO柴蔺；对于裁决书，认为查明事实存在错误；对于邮件认为由于爱可思公司规模较小，人事一直变更，其参与管理办公室的行政交接工作，在新人事到岗后，把材料发给她；组织架构图仅为人事建议，没有实际执行，不认可其中的隶属关系；人事确发给其考勤制度，其负责办公室的行政工作，也参与部分人事工作，但没有决定权；因财务新入职，其做过工资发放的财务审核工作；涉及市场部内容和行政工作，确给其审阅、监督；人事就新招聘财务人员的事项提出申请，其正常进行审批；人事同时向其和法定代表人汇报工作，但爱可思公司现未提供向法定代表人汇报的邮件；由于与人事同一办公室，故人事向其进行外出报备；对于微信，认为爱可思公司未提供全部微信，内容不全，其中人事行政专员负责人事和行政工作，在汇报时混同了工作内容；公章在其处的原因系需要向外聘的会计提供以盖章；其仅代管公章很短时间或正好业务需要，因夷某刚入职，尚未交接；夷某告知其财务人员预算、请假事实，不属于请示性质；当时财务不清楚员工工资情况，其也代表财务进行工资复核。对于竞业禁止合同认为并非其主导签订，其没有决定权。原审中，爱可思公司申请了证人夷某到庭作证。证人陈述：其于2015年8月进入爱可思公司担任行政人事，2016年上半年离职；景梅为行政人事的负责人，安排其工作，包括招聘人员、制定规章制度等，其主要向景梅汇报工作；公章由景梅保管，由景梅与证人签订劳动合同；证人入职后，当时就招聘了市场部人员，由景梅决定招聘情况，证人初某，景梅复试，由景梅发送劳动合同模板，证人负责与新进员工签订劳动合同；2015年11月11日景梅曾微信提出签订劳动合同，之前没有提出。景梅不认可证人证言，认为其作为市场部负责人，仅负责本部门招聘面试，不代表有决定权，由人事负责招聘事宜。景梅为证明其并非人事行政负责人、曾某提出签订劳动合同遭拒，仅参与部分人事工作，但无决定权，公司有专门人事，由法定代表人决定签署劳动合同等事宜提供了：1、微信截屏，其中2015年11月11日景梅发送夷某“小夷，我们股东的劳动合同也是要签的，你办一下吧”，夷某回复“好的”。2、邮件截屏，其中2015年9月28日，发件人为“HR”，收件人为“媛媛”，主要包括一份爱可思公司与李某的劳动合同文本，首部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处打印有“柴蔺”字样。爱可思公司认可微信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此时股东间已经发生矛盾，而人事不清楚该情况，也不知悉景梅作为股东是否已经签订劳动合同，只是作出回应，景梅作为人事负责人不签订劳动合同责任自负；不认可邮件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认为夷某没有发送该邮件，同时合同文本首部署名无法证明系法定代表人负责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原审中，景梅确认2016年4月28日爱可思公司解除竞业禁止合同。爱可思公司对于以16,000元标准计算、自2015年6月4日至2015年11月17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的数额为85,977元无异议；同时对于以4,800元标准计算、自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4月28日期间竞业限制补偿金的数额为52,414元亦无异议，但均认为不应承担支付义务。原审法院认为，关于未订立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景梅主张并不负责人事工作。爱可思公司予以否认。根据爱可思公司提供的仲裁庭审笔录、电子邮件截屏、往来微信截屏、出庭证人的证言以及双方陈述，可以充分证明景梅向新聘用的人事发送劳动合同、保密协议文本，其也审阅组织结构图、考勤制度和人事部流程初稿，安排人事工作，故原审法院对于爱可思公司关于景梅实际负责人事管理工作的主张予以采信。景梅还主张曾某提出要求签订劳动合同，但爱可思公司一直拖延未予办理。爱可思公司亦予以否认。景梅提供的微信截屏无法反映其主张的事实，其亦未提供其他确凿证据予以佐证，原审法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景梅作为人事负责人，其职责包括了应与自身在内的全体员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现景梅因未履行本身职责所致未能办理签订劳动合同事务，爱可思公司并无不与其签订劳动合同的恶意，应由景梅自行承担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故爱可思公司要求无需支付景梅2015年6月4日至2015年11月17日期间未订立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85,977元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竞业限制补偿金。2015年9月16日，景梅与爱可思公司签订《竞业禁止合同》，约定景梅在职期间及在离职后的两年内负有竞业限制义务，并约定爱可思公司自2015年9月起每月向景梅支付一定数额的竞业限制津贴，该津贴在每月支付工资时一起发放。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于法不悖，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协议签订后，爱可思公司未能提供景梅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的相应证据，原审法院确认景梅已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爱可思公司应当按照约定自2015年9月1日起向景梅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因双方未就竞业限制补偿金的具体数额进行书面约定，现景梅要求爱可思公司按照其月工资16,000元的30%即4,800元按月支付经济补偿，未超过相关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爱可思公司主张双方曾口头约定以月工资的10%标准计算补偿金数额和每月支付的工资中已包括了竞业限制补偿金，景梅均予以否认。爱可思公司对其上述主张除其自述外未向原审法院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原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2016年4月28日，爱可思公司解除竞业禁止合同。根据相关规定，景梅要求爱可思公司额外支付三个月竞业限制补偿金，已经仲裁前置，原审法院亦予以支持。综上，爱可思公司要求无需支付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4月28日期间竞业限制补偿金52,414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八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之规定，判决：一、上海爱可思软件开发有限公司要求无需支付景梅2015年6月4日至2015年11月17日期间未订立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85,977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二、驳回上海爱可思软件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三、上海爱可思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景梅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4月28日期间竞业限制补偿金52,414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财产保全费1,211.96元，由上海爱可思软件开发有限公司负担459.02元，景梅负担752.94元。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上海爱可思软件开发有限公司与景梅各半负担。经本院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中，上诉人景梅陈述：其在爱可思公司主要负责公司的市场运营，或多或少也参与到公司人事工作，但劳动合同的签订和管理不属于其职责范围；其曾某找法定代表人谈过自己签劳动合同之事，只是没有证据予以证明；因法定代表人就签订劳动合同之事一直推诿，而夷某作为人事专员专门负责签订劳动合同，其就去找夷某，夷某可以向法定代表人汇报，只要给其签了劳动合同就行；当时夷某回答好的，其就认为爱可思公司同意了，就不需要重复向法定代表人提出签订劳动合同了；公章大部分时间是由夷某保管，处理对外业务需要时其可能会临时使用公章；如果没有公司领导的授权，即使公司公章在其手中，其也不敢自己跟自己签订劳动合同。爱可思公司不认可景梅所述，认为行政人事工作属于景梅的职责范围，其公司人事向景梅请示使用公司公章可证明景梅是公司对内事务的最终决策人，景梅在职期间一直保管公司公章，其公司刚成立时只有股东，没有员工，景梅的工作就包括签订劳动合同。上述事实由上诉人景梅与被上诉人爱可思公司的二审陈述予以佐证。二审中，上诉人景梅另补充提供另案纠纷二审庭审笔录档案打印件一页，上显示有“审：为何解除劳动关系？上（爱可思公司）：公司规模比较小，被上诉人（景梅）是初创团队的成员，为了保证他们的利益，公司与其没有签订合同但是缴了社保，后被上诉人对公司经营模式有分歧，解除劳动关系后，被上诉人仍然担任公司董事”等内容，用以证明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原因。爱可思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这仅是庭审笔录的一页，不能断章取义，这是在另案中对景梅身份的阐述，这个理由也是景梅给其公司的，景梅在职期间负责公司内部行政事务，是景梅自己造成未签订劳动合同。本院认为，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上诉人景梅以其与被上诉人爱可思公司之间未能签订劳动合同系爱可思公司过错所致为由，主张系争双倍工资差额。爱可思公司则主张景梅在职期间负责行政人事工作并保管公司公章，双方未签劳动合同系景梅自身原因所致，其公司不应承担责任。对此，本院认为，依据已查明事实，景梅在爱可思公司工作期间担任首席运营官，在案证据亦反映景梅在职期间实际负责了大量人事管理工作，爱可思公司主张景梅负责行政人事工作，确有依据。景梅虽称其曾某找法定代表人商谈签订劳动合同之事，但爱可思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景梅亦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且，景梅自述法定代表人一直推诿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其在2015年11月11日却直接通知人事专员办理股东的劳动合同签订事宜，并在人事专员回复“好的”之后，就认为爱可思公司已经同意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了，不需要再重复向法定代表人提出签订劳动合同，显与常理相悖，本院对此实难采信。二审中，景梅虽又补充提供另案纠纷的二审庭审笔录，但从该笔录内容也难以推断得出爱可思公司拒绝与景梅签订劳动合同之结论。故而，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及所提供证据综合考量，本院认为，原审法院认定景梅与爱可思公司之间未能签订劳动合同系景梅未履行本身职责所致，爱可思公司并无不与景梅签订劳动合同之恶意，应由景梅自行承担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同。景梅要求爱可思公司支付其2015年6月4日至2015年11月17日期间未订立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85,977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景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 鸿审判员 顾 颖审判员 孙少君二〇一八年三月一日书记员 王正叶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