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鲁06民终45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姜星宇，男，1986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牟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郭盛，女，1963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牟平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琦、姜忠良，山东前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烟台市牟平区大窑沁水工业园东。法定代表人：王寿纯，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振阳，山东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桂成，山东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姜星宇、郭盛因与被上诉人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2017）鲁0612民初9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琦、姜忠良，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桂阳、刘桂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理由：一、政府的征收行为属于不可抗力导致合同不能履行。作为合同履行的一方没有任何过错和违约行为。上诉人在签订合同之时，无法预测也不可能预见到政府征迁行为，因此，被上诉人的《管理规定》中将法定的不可抗力的免责行为作为合同约定，纳入上诉人的承担返还优惠款项的责任范围，违反法律规定，系无效。二、涉案合同是被上诉人事先拟定好的印刷版的，被上诉人将单方制定的《公司管理规定》作为合同附件，并非建立在双方平等充分协商的基础上。上诉人认为管理规定的条款系格式条款，单方面强调一方权利，加重了饲养户的责任，排除了饲养户的主要权利，损害了饲养户的利益，违背公平原则。签订《饲养合同》时，被上诉人对排除或限制上诉人权利的条款并没有对其字体放大、加黑加粗字体标识，也没有提醒上诉人《管理规定》中存在限制性或免除性条款，更没有对其条款予以解释和说明。事实上签订合同后被上诉人并没有向上诉人交付合同文本和管理规定。因此，限制性及免除性条款对上诉人不产生合同约束力。无论双方是何种原因解除，饲养户都要将被上诉人给予养殖户优惠款全部予以返还，是一种广泛概括性的约定。即使是出现不可抗力的因素导致合同终止履行，饲养户也要承担返还优惠款的义务，这明显违反公平原则，严重损害了饲养户的权益。三、被上诉人之所以在2015年5月与上诉人重新签订饲养合同，其真实原因是被上诉人作为当地知名的上市企业，在2015年获知政府计划预将对本合同下的所有饲养户进行征迁工作，被上诉人利用自身条件，信息不对等的优势，责令饲养户重新签订《委托饲养合同》，补签了《管理规定》。故合同签订后政府就出台文件进行清迁饲养养殖区域。这是被上诉人要求将《管理规定》纳入双方签订合同附件的真实原因。四、被上诉人强调所发放的优惠补助款是根据自身的情况将一部分利润以补助款的名义支付给上诉人，依此来约束上诉人能够按期履行合同的义务，来达到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不论何种原因，只要合同终止履行，上诉人就要承担返还优惠补助款的责任。在养殖过程中，依约交付合格的商品代肉鸡，被上诉人是根据上诉人已交付的合格成品代肉鸡的数量来支付相应的饲养劳务款，双方是一种劳务付出和获得等价交换的过程。上诉人须采购被上诉人的鸡苗、饲料、医药等，从采购的价格上看远远高于同期市场价格，且强制性规定饲养户如采购的饲料与代肉鸡的重量低于1.9的料肉比，则饲养户还要向公司支付一定比例的违约金。被上诉人在结算饲养款中将饲料费用、保值鸡苗费、社会鸡苗费、保健品费、消毒费、疫苗费、鸡苗运费、抓鸡费等直接扣除，其最终导致上诉人获得的饲养利润远远低于同期市场养殖商品鸡的利润。被上诉人按照上诉人交付的代肉鸡的数量再以所谓“优惠款项”的名义来支付，将与市场利润差价补齐。获得被上诉人的优惠补助款完全是上诉人履行应尽的交付义务理应获得的相应报酬利润。饲养商品代肉鸡行业养殖风险大，利润薄，如果被上诉人依据所谓管理规定，不论何种原因终止履行合同，均要求返还各类优惠补助款项，则势必导致上诉人签无法实现合同签订之时的目的，注定是亏损，严重损害了饲养户的利益。另外，对于被上诉人主张返还的商品鸡差价、出口鸡差价、小区鸡差价的款项，属于差价款，不应属于所谓的优惠补助范畴。五、按照被上诉人所述，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支付款项给上诉人的行为，应认定为赠与行为，该款项已经实际履行并支付给了上诉人，被上诉人现在要求返还款项，撤销该赠与行为，并不属于法定的撤销赠与的情形。被上诉人辩称：一、被上诉人并不是以政府征收行为导致合同不能履行而要求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而是根据双方合同约定，要求上诉人将被上诉人给予的优惠款项返还，不存在追究上诉人的违约责任问题。二、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的优惠款项，并非合同中被上诉人的义务，而是被上诉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单方面自行决定是否给予上诉人优惠，因此不存在单方面强调一方权利，加重上诉人的责任，排除上诉人的主要权利，损害上诉人的利益，违背公平原则的问题。本案所涉合同并非格式合同，所谓格式合同是垄断企业为了重复使用未与对方协商的合同。而本案一是被上诉人并非行业垄断企业，且在牟平区养殖模式相同的企业就有三家，还有很多社会养鸡企业。二是合同期限都是与饲养户协商确定的，不存在没有协商的情况。退一步将，即使是格式合同，也并非只要是格式合同就一定无效，只有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时，才能无效。涉案合同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且上诉人没有提供被上诉人存在无效情形的证据，该合同合法有效。而被上诉人给予上诉人的优惠，并非是合同中的义务，即是否给予上诉人优惠、给多少，是由被上诉人自行决定的。从另一个角度讲，即使被上诉人不给上诉人优惠，上诉人也没有权利向被上诉人主张索要。在委托饲养合同和管理规定中上诉人不享有向被上诉人主张优惠款项的权利。被上诉人给予养殖户的优惠，是被上诉人为了鼓励养殖户能够更好的、持续的、提供优质养殖管理服务将合同履行期满，促进养殖户能够积极、高效的进行养殖再生产活动，是企业根据自身情况采取的一种经营方式，该优惠是否给予养殖户，完全是由被上诉人自行决定。该优惠是被上诉人单方面给予的。因此，合同中约定合同没有履行期满，无论何种原因解除合同（包括但不限于政府的征收），作为养殖户都应当将被上诉人给予的优惠返还给被上诉人。该约定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没有侵害国家、集体或其他人的合法权益，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免除义务人的任何责任，没有加重权利人的责任，也没有排除权利人的主要权利等法律禁止性的内容，因此该约定合法有效。且上诉人在(2017)鲁0612民初162号（郭盛）、161号（姜星宇）案件中对涉案委托饲养合同及管理规定均予以认可，认可合同合法有效，上诉人依据涉案合同和管理规定向被上诉人主张押金，该案已经法院调解双方已达成调解协议，被上诉人也按照调解协议将押金支付给了上诉人。因此涉案合同无论从上诉人自认，还是从法律方面来看，都合法有效。三、上诉人陈述是被上诉人事前知道政府征收要于2016年清理养殖区域，因此才于2015年与上诉人予以重新签订合同是错误的。姜星宇重新签订合同是因为姜星宇从原养殖户江浩的饲养合同转让过来的，因此才重新签订了委托饲养合同和管理规定。郭盛是因为更换了担保人才重新签订的合同。四、被上诉人给予上诉人优惠款项，是基于第二条所述的理由，并不存在弥补与市场价格利润差价问题。委托饲养商品鸡的结算价格，是被上诉人将结算商品鸡毛鸡价格与鸡苗、饲料、药品等的价格同时进行上调，且价格固定，无论市场价格如何变动，均不影响上诉人计算的饲养费，这也是保值饲养的基础。从被上诉人提交的结算单中可以看出，保值鸡的价格远远高于社会收购毛鸡的价格。同时也为了防止上诉人将不出资购买鸡苗、饲料、药品，将饲养后的商品鸡私自出卖给第三人给被上诉人造成损失的一种经营方式。从上诉人养殖规模来看，一批鸡出栏毛鸡价值在六七十万左右，如果擅自出卖，除给被上诉人造成六七十万的直接损失外，还造成加工企业的屠宰、销售等其他间接损失无法估量。而该经营方式并没有使上诉人的饲养费低于同期市场养殖的利润，且该养殖方式与市场养殖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市场养殖需要养殖户购买鸡苗、饲料、药品等，也需要支付运输鸡苗、毛鸡、抓鸡的费用，且毛鸡收购价格波动幅度很大，对饲养户风险也很大。从结算单看，社会毛鸡收购价格时高时低，差价竟达到每公斤2元多，而保值鸡的价格基本没有变化。上诉人只是片面的陈述了鸡苗、饲料、药品价格的上调，而没有如实陈述结算毛鸡计算价格远远高于市场价格。事实证明，在上诉人饲养过程中，在没有亏损的情况下，实际已获取了高额饲养费的前提下，被上诉人仍然给予上诉人优惠款项，足以说明被上诉人给予优惠款项是被上诉人单方面自主决定。且结算毛鸡的价格远高于市场价格，因此并不存在补齐上诉人凭空编造的所谓市场利润差价问题。五、被上诉人给予上诉人的优惠款项，是根据自身情况，自主决定是否给予上诉人优惠款项，给予多少。被上诉人依据合同约定，在上诉人无论基于何种原因，没有将合同履行期满时，上诉人均应将优惠款项返还给被上诉人，该合同约定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请求依法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原审诉称，2015年5月3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姜星宇签订《商品代肉鸡委托饲养合同》和《委托养殖商品代肉鸡管理规定》，合同约定了饲养规模、期限等内容，上诉人郭盛为姜星宇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签订后，姜星宇进行了商品鸡饲养，后因鸡棚被征收，双方解除了饲养合同。根据饲养合同的约定，饲养合同解除后，上诉人应将被上诉人支付的各种优惠款项返还。请求判令：一、判令上诉人姜星宇向被上诉人返还各种优惠款项22万元，并自起诉之日起，以22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欠款付清之日止；二、判令上诉人郭盛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06年11月30日,被上诉人与案外人江浩签订一份《商品鸡饲养合同》，约定，江浩按照被上诉人的规定建设养殖场，为被上诉人饲养商品鸡，养殖场的最高存量规模为24600只，合同期限为30年，自2006年11月30日至2036年11月29日。合同签订后，双方实际履行了该合同。二、2015年4月20日,江浩将养殖场转让给上诉人姜星宇。2015年5月3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姜星宇、郭盛签订《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商品代肉鸡委托饲养合同》，合同约定：委托方（甲方）仙坛公司，受托方（乙方）姜星宇，合同标的为甲方委托乙方饲养商品代肉鸡，饲养规模为27980只；甲方负责为乙方提供商品代雏鸡、饲料、药品和疫苗等，甲方按本合同规定的计付金额和方式向乙方支付饲养费；乙方按饲养场最高存栏数量向甲方支付风险抵押金；饲养费=出栏商品代肉鸡结算金额-饲料结算金额-商品代雏鸡结算金额-药品及疫苗结算金额；乙方自愿以自己的饲养场为履行本合同提供担保；担保人确认，愿以担保人在甲方处的商品代肉鸡委托饲养费及押金对本合同项下乙方义务提供担保，同时担保人对本合同项下乙方义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担保期间自本合同签订之日到乙方履行本合同义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养殖商品代肉鸡管理规定》作为附件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本合同有效期三十年，自2006年11月30日至2036年11月29日；被上诉人在甲方处盖章，上诉人姜星宇在乙方处签名捺印，上诉人郭盛在乙方担保人处签名捺印。三、2015年5月3日，上诉人姜星宇与被上诉人签订饲养合同的同时，上诉人在被上诉人的《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养殖商品代肉鸡管理规定》签名，管理规定第3.1条规定：饲养户按最高存栏数量每只鸡交押金10.00元，先交2.00元。余款公司有权在饲养户每批次的饲养费中扣除，直至扣完押金为止；第11.6条规定：公司与饲养户签订《委托饲养合同》后，在《委托饲养合同》期内，公司或饲养户无论以何种理由（包括但不限于饲养场土地被政府征收征用、拆迁等原因）要求解除饲养合同的，饲养户均应将在《委托饲养合同》期内公司支付给饲养户的各种优惠款项全部返还给公司；第11.8条规定：本规定的优惠款项是指《山东仙坛内部保值价格》中规定的价格之外，公司另行支付给饲养户的各种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毛鸡价格优惠、各种补助等）。四、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姜星宇、郭盛签订《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商品代肉鸡委托饲养合同》，双方实际履行该合同，姜星宇在饲养合同履行期间先后向被上诉人交纳风险抵押金216400元。2016年3月因烟台市牟平区统一规划，将姜星宇的养殖大棚拆除，被上诉人与姜星宇协商终止了饲养合同的履行。2017年1月，姜星宇诉至原审法院，要求被上诉人返还饲养押金215000元，双方在原审法院的主持下达成调解。五、上诉人姜星宇在履行2015年5月3日的饲养合同期间，被上诉人于2015年5月7日付给姜星宇棚补24600元；于2015年7月13日付给姜星宇出口鸡差价5955.93元、运费补助2779.70元、小区鸡差价9529.49元，合计18265.12元；于2015年9月23日付给姜星宇出口鸡差价6175.41元、运费补助2925元、小区鸡差价4940.33元、高温补助4875元，合计18915.74元；于2015年11月29日付给姜星宇出口鸡差价5210.68元、运费补助2600.30元、小区鸡差价4168.54元，合计11979.52元。自双方签订合同至双方终止履行合同，被上诉人共计向姜星宇支付各种补助、差价73760.38元。姜星宇对收到上述款项及数额没有异议。六、原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变更诉讼请求，1、要求姜星宇返还2015年5月3日以后的各种补助款项73760.38元，并自起诉之日起，以73760.38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欠款付清之日止；2、判令郭盛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姜星宇于2015年5月3日签订的《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商品代肉鸡委托饲养合同》、《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养殖商品代肉鸡管理规定》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及规定不仅约定了2015年5月3日以后双方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而且还是对2006年11月30日至2015年4月20日期间被上诉人与江浩签订饲养合同履行情况的追认，不违反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履行各自的义务。2016年3月因烟台市牟平区统一规划，将姜星宇的养殖大棚拆除，被上诉人与姜星宇协商终止了饲养合同的履行。合同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即被上诉人依据饲养合同附件管理规定第十一条第6款的约定，要求返还2015年5月3日签订饲养合同以后支付给被告的各种优惠款项73760.38元，理由正当，予以支持。上诉人辩称该管理规定系明显的格式条款，上述条款应当认定为无效，没有约束力。涉案饲养合同明确约定管理规定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管理规定中所有条款与饲养合同条款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当事人订立的合同，只要依法成立，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利，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该条款应当有效，当事人就必须信守，故上诉人的抗辩理由不当，不予支持。上诉人除应向被上诉人返还73760.38元优惠款项外还应自被上诉人主张权利之日（被上诉人起诉之日2017年3月27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付清欠款之日止。上诉人郭盛作为姜星宇的担保人，理应对姜星宇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郭盛辩称被上诉人起诉已过保证期间，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理由不当，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上诉人姜星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被上诉人各项补助73760.38元，并自起诉之日2017年3月27日起以73760.38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给被上诉人利息至款项全部付清之日止。二、上诉人郭盛对姜星宇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郭盛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姜星宇追偿。案件受理费4600元减半收取2300元、财产保全费1620元，均由上诉人负担。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争执的焦点问题是《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养殖商品代肉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管理规定）是否为格式条款;该管理规定中的优惠款返还条款应否认定为有效;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格式条款没有褒贬之分，由于其有利于提高经济活动效率，降低运营成本，这也是格式条款大量存在的原因。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格式条款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之一般合同无效事由的，该条款应当认定无效。同时合同法第四十条也规定“提供格式合同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而本案从被上诉人提交的结算单，结合管理规定内容可以看出，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的优惠款项，不是被上诉人的合同义务，而是被上诉人单方面自行给予的优惠款项，均不符合以上法律规定格式条款无效的情形，即使本案涉及的管理规定认定为格式条款，认定其无效没有法律依据。且，从管理规定主要内容来看是对饲养合同条款的具体细化。上诉人姜星宇在向被上诉人索要押金的另案诉讼中，主要依据也是管理规定中的条款。因此，上诉人姜星宇对管理规定的条款是知晓并接受的。现上诉人主张管理规定为未经双方协商的格式条款，理由并不充分。涉案饲养合同和管理规定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支付的优惠款项是其利润，但未提交证据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上诉人依据涉案合同附件管理规定在上诉人养殖大棚拆除时，要求返还签订饲养合同以后支付给上诉人的各种优惠款项73760.38元，理由正当，应予支持。上诉人郭盛作为上诉人姜星宇的担保人，应对姜星宇的上述债务依照合同的约定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00元，由上诉人姜星宇、郭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建梅审判员  张建庆审判员  张 敏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付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