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川34民终2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天明，男，汉族，1964年8月出生，村民，住四川省西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谌海英，四川万鑫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家兵，四川万鑫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昌市礼州有贵种子店，地址：四川省西昌市。经营者：赵有贵，男，汉族，1954年6月出生，村民，住西昌市，该店店主。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金芳，四川月城律师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波宇，四川月城律师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马天明因与被上诉人西昌市礼州有贵种子店（以下简称“有贵种子店”）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西昌市人民法院（2016）川3401民初29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马天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谌海英、张家兵，被上诉人有贵种子店的经营者赵有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金芳、陈波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天明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16）川3401民初2945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损失155018.00元，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法院对诉讼时效的起算点认定错误，原审判决以农业行政机关出具的调解意见书落款时间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完全不符合实际，该行政机关在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询问后组织调解。因调解未果，当天并未出具任何书面意见，而是时隔多天才通知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来农业行政机关领取调解意见书，因此上诉人拿到该调解意见书的时间绝不是该文书的落款时间。原审过程中被上诉人也承认是事后才拿到的调解书；2.上诉人的损失事实清楚，该损失是被上诉人销售的种子造成，应由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的全部损失。被上诉人有贵种子店辩称，被上诉人所提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审判决认定西昌市农业局《关于马天明诉赵有贵“火葱”案经济赔偿协调处理意见》上落款时间作为计算诉讼时效起算点是正确的。上诉人与答辩人双方纠纷发生于2011年2月，后又通过西昌市农业局2011年7月20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因上诉人自动放弃未能达成协议，该局于2011年8月15日作出《协调出具意见》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农业行政机关领取调解意见书，该《协调处理意见》建议当事人通过诉讼解决。上诉人主张该《协调处理意见》并非2011年8月15日收到，但是并未举证证明自己在何时领取，应当视为其是在该时间段内收到的，上诉人关于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上诉人在答辩人出购买的种子只有16罐，按照常规种植情况，上诉人只能种植3亩多地，其所主张20余亩的损失是虚假的，答辩人所售种子是合格种子，上诉人在11月播种违反了该作物的种植规律，答辩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马天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被告赔偿种子损失155018.00元；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系经销种子的个体户。2010年8月16日，原告在被告处购买了16罐包装标注为“总经销山东三系大葱有限公司”的经营许可证为（荷牡）农种经许字（2007）第001号的“顶级抗病元藏大葱”，种子价计1250.00元。购种后原告于这年9月下种，2个月后于11月移栽，时至2011年2月出现了葱苔情况。遂找到被告要求赔偿，被告认为自己出售的种子系合格产品，不同意赔偿，于是原告投诉到西昌市农业局请求协调处理，经过农业局到现场查看并组织双方调解，因原告不同意农业局的处理意见，自动放弃，未能达成协议，建议马天明诉讼解决，并于2011年8月15日出具了书面《协调处理意见》，原告于2013年8月30日书写了起诉状，但后因错列被告名称而撤诉，现又重新起诉要求解决。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原、被告双方发生纠纷起于2011年2月，后又通过西昌市农业局协调处理，但因意见相左未能达成协议。该局在2011年8月15日出具的《协调处理意见》中建议原告诉讼解决。但原告在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才向被告提起诉讼。在庭审中原告虽提出自己并非是在8月15日拿到的《协调处理意见》，但没有举证证明自己是在何时领取的该书面意见，应当视为原告是在该时间段内收到的，同时原告没有举证证明之后有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情形的证据。故被告关于原告所提主张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本院予以认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马天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06.00元减半后收取1703.00元，由原告马天明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了一份四川省西昌市人民法院（2015）西昌民初字第1898号民事裁定书原件和2016年1月21日的案件受理费缴款书原件各一份，拟证明其在2015年和2016年向法院提起诉讼的事实。被上诉人质证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但是认为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该组证据的两次诉讼均已经超过了上诉人请求民事权利保护的两年诉讼时效期间，即2011年8月15日至2013年8月15日这段期间。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上诉人申请证人李某、王某出庭作证，该两名证人均陈述2011年9月1日，曾共同陪同上诉人前往西昌市农业局，二人在农业局门口等上诉人，听说上诉人是去拿什么证明，具体拿的什么不清楚。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该两名证人与上诉人分别是亲戚和朋友，具有利害关系，证言不应采信，且证人陈述并不清楚上诉人具体拿的什么材料，是否拿的是本案所涉《协调处理意见》，因此该证人证言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因两名证人均陈述只知道上诉人在农业局拿了“材料”，具体拿的什么并不清楚，该证言不能达到上诉人关于《调解处理意见》是2011年9月1日领取的证明目的，对此证人证言本院不予采信。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事实均无异议，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外，另查明，上诉人在一审中陈述其领取《协调处理意见》的时间是2011年12月。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在2013年8月30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其关于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本案中，上诉人在2011年2月认为出现了葱苔情况后就找到被上诉人要求赔偿，双方经过西昌市农业局协调处理，西昌市农业局调解未果后于2011年8月15日出具了书面《协调处理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规定，本案涉及的民事纠纷的诉讼时效应当从西昌市农业局调解程序终结后即上诉人收到该《协调处理意见》时重新起算。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收到该《协调处理意见》的时间如何认定。依据现有证据，西昌市农业局出具的《协调处理意见》的落款时间为2011年8月15日，在没有其他证据的前提下，只能以此时间点作为西昌市农业局调解程序的终结时间即本案诉讼时效的重新起算点，上诉人虽然主张其收到该《协调处理意见》的时间并非2011年8月15日，但是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并且其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其领取《协调处理意见》的时间是2011年12月，但是在二审中又申请两名证人出庭拟证实其领取《协调处理意见》的时间是2011年9月1日，虽然该证人证言因证人只知道上诉人在农业局拿了“材料”，具体拿的什么并不清楚而无法达到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但是可以看出上诉人对其实际领取时间的主张都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因此在上诉人没有确定领取时间并且不能提供实际领取时间证据的前提下，一审法院以《协调处理意见》的作出时间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抗辩事由成立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的处理结果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上诉人关于拿到该调解意见书的时间绝不是该文书的落款时间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要求改判被上诉人赔偿其损失155018.00元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00.00元由上诉人马天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亚莉审判员  马 燕审判员  李爱军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六日书记员  黄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