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津0102民初1576号原告：傅国华，男，1986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个体经营者，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阔，北京市智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中邮普泰移动通信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东区七纬路35号。法定代表人：孙振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民立，天津冠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阳，天津冠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刘鹏，男，1979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天津市南开区。原告傅国华与被告天津中邮普泰移动通信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8月3日立案，于2016年7月1日作出(2015)东民三初字第734号民事判决书，后被告不服，提出上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7日作出(2016)津02民终487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上述判决，案件发回本院重审。该案重新立案后，本院追加刘鹏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傅国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阔、被告天津中邮普泰移动通信设备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振宇、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民立、王阳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刘鹏经本院传票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返还原告货款527681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5276810元为基数，自2014年6月2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系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口头约定原告从被告处购买各型号手机。2014年1月5日至2014年6月24日期间，原告均是按被告工作人员第三人刘鹏要求，将货款打入被告单位工作人员第三人刘鹏、案外人尹红梅、案外人刘建军的个人账户，然后按第三人刘鹏的指示到指定地点接货或提货。除当时已结清的，原告还分别向上述账户共计支付货款16120610元，而被告仅向原告发货10843800元，尚有5276810元的货物至今未发，经与被告多次联系未果，故成讼。原告提交证据及证明目的：1.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5）丰民（商）初字第00483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2.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5）二中民（商）终字第06186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证据1-2用以证明上述生效法律文书已认定原、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3.原告向被告付款记录及转账凭证27张（复印件），用以证明2014年2月26日至2014年6月24日间原告共计向被告付款16120610元；4.2014年6月11日PTAC物流运单（复印件）、鸿讯物流有限公司网上查询信息，用以证明案外人鸿讯物流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为案外人中邮普泰通信服务有限公司，系被告关联企业，被告曾委托案外人中邮普泰通信服务有限公司呼市公司向原告发货；5.证人陈某证言，用以证实2014年5月27日其替原告到被告仓库取货的事实；6.证人郑某证言，用以证明因原、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代原告向被告付款的事实；7.证人程某证言，用以证明原告在案外人北京盛泽行商贸有限公司打工期间，该公司与被告存在多年业务关系，第三人刘鹏作为被告业务经理，代表被告与该公司合作多年，每笔业务均按第三人刘鹏要求汇款、提货，故原、被告的业务往来也延续此交易习惯；8.2014年2月26日至2015年7月23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交易明细，用以证明原告向被告汇款的事实；9.案外人尹红梅、案外人刘建军谈话笔录，用以证明该二人系代表被告收取原告货款；10.光大银行交易明细，用以证明被告陈述第三人刘鹏对外发生的交易均与案外人天津联通公司有关与事实不符；11.案外人杨邵鹏谈话笔录，用以证明被告向公安机关举报第三人刘鹏涉嫌犯罪的事实。被告辩称，1.原、被告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系与第三人刘鹏个人之间的交易行为；2.第三人刘鹏涉嫌职务侵占罪已被刑事立案，原告系与第三人刘鹏恶意串通，冒用案外人天津联通公司名义从被告处取货，侵害被告权益，综上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提交证据及证明目的：1.2014年5月27日出库单（复印件），用以证明就该笔交易第三人刘鹏与取货人案外人陈某之间系什么关系，因第三人刘鹏在逃现无法确认，亦无法确认原、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立案告知书》，用以证明第三人刘鹏因涉嫌犯罪，经被告举报，天津市公安局河东分局已立案受理。第三人刘鹏系有关原、被告纠纷的重要人员，其不定罪，原、被告的纠纷无法解决；3.案外人北京盛泽行商贸有限公司企业信息（网络打印件）、案外人程某名片（复印件）、2013年9月24日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2013年9月30日中国光大银行天津河东支行贷记通知（复印件）、2015年3月16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谈话笔录（复印件），用以证明被告与客户之间正常业务往来的情况，第三人刘鹏并非被告授权的收款人；4.2014年8月16日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对账单（复印件），用以证明被告通过银行系统查询无法得知汇款人信息；5.网络打印件11张，用以证明原告诉状中所称2014年3月5日被告向其交付1000台单价为530元的酷派766手机，经查被告同期并未销售过该款手机，且该手机已于2009年12月份停产，故对于原告陈述表示怀疑；6.2014年5月21日、5月22日出库单，用以证明出库单显示收货单位为天津联通，收货人为案外人郝彬，结合其在公安机关所作笔录，证明原告明知该1460台手机系案外人天津联通公司的货物仍提取，具有恶意。第三人刘鹏未作答辩。经审理查明，2014年1月，原告通过被告工作人员案外人第三人刘鹏与被告建立口头买卖合同关系，原告系买受人，被告系出卖人。合同交易方式为原告预先将货款汇入第三人刘鹏和被告工作人员案外人尹红梅、案外人刘建军个人名下的银行账户，然后按第三人刘鹏要求到被告仓库或其他指定地点提取各品牌型号手机。除即时清结的交易外，2014年2月26日至2014年6月24日间，原告直接及委托案外人郑某向上述三人银行账户汇款27笔金额合计16120610元，其中向第三人刘鹏账户汇款10笔金额计8460000元，向案外人尹红梅账户汇款8笔金额计5241610元，向案外人刘建军账户汇款9笔金额计2419000元。原告支付货款后，被告已供货价值10843800元，尚有价值5276810元货物未能供应。庭审中，原告对上述被告供货价值，被告对案外人尹红梅、案外人刘建军可以代表其公司接收货款的事实均予以自认。另查明，经被告举报，天津市公安局河东分局于2014年7月31日出具《立案告知书》，以第三人刘鹏涉嫌职务侵占罪为由立案侦查。第三人刘鹏被列为网上在逃人员后，至今未被缉捕归案。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证据3、5-9、11，被告提交的证据2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为证。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的争议焦点为双方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依照上述法律规定结合已查明的事实分析，原告及其委托的案外人向被告具备收款权限的工作人员案外人尹红梅、案外人刘建军银行账户先后汇款17笔金额达7660610元，而原告与此二人互不相识亦不存在其他业务关系，故唯一合理解释即此汇款行为系原、被告之间的付款交易方式和交易习惯，由此应认定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被告虽辩称不认可第三人刘鹏与原告订立口头买卖合同并收取货款的行为，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的规定，第三人刘鹏实施的该职务行为应对被告发生效力，即使第三人刘鹏存在职务侵占的犯罪嫌疑，亦不影响善意相对人即原告根据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维护自身权益。故被告“与原告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原告系与第三人刘鹏恶意串通”的辩解意见，因未能提交具有证明力的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作为国有性质企业，违反财务管理制度，将应收资金不直接纳入公司账目而采取“体外循环”的方式用以避税，此不当行为是导致涉案交易风险发生的主因，其拒绝履行供货义务亦不退还原告预付货款系违约行为，应承担本案的民事责任。原告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被告天津中邮普泰移动通信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傅国华支付货款5276810万元及利息损失（以5276810元为基数，自2014年6月2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73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54338元，由被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蓓代理审判员 李 铁人民陪审员 王德明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六日书 记 员 宋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