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5民终15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女，1953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万某1，女，1978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万某2，女，1980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詹军，贵州威迪律师事务所律师。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祥，贵州威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万某3，男，1999年8月20日出生，彝族，贵州省大方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梅某（又名梅德术），女，1972年4月28日出生，彝族，住贵州省大方县。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岩珈，贵州靖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大方县房屋征收与补偿局。住所地：大方县红旗街道办事处（原大方镇）环府路。法定代表人：吴某，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江，系大方县房屋征收与补偿局法规股干部。上诉人陈某、万某1、万某2因与被上诉人梅某、万某3及原审第三人大方县房屋征收与补偿局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17)黔0521民初499号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某、万某1、万某2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陈某、万某1、万某2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梅某、万某3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1、争议房屋是万道法出资向张淑军、安启凤购买63平方米的房屋和45平方米的宅基地后，于2007年至2008年将前述房屋拆除后重新修建的占地面为108平方米的房屋，后以具有农村户口的梅某的名义补签了房产转让协议，又以万道法为户主办理了户籍登记，并以梅某的名义办理的方集用(2012)第0105004号集体土地使用证，大方县房屋征收与补偿局以梅某为户主签订补偿协议时万道法为家庭主要成员。2、一审判决采信证据不公，导致认定争议房屋属梅某的个人财产，缺乏主要、充分的证据，根据陈某、万某1、万某2提供的间接证据，结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应当依法认定争议房屋属万道法单独出资，梅某参与修建的事实。大方县大方镇庆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完全能够证明万道法与梅某长期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的事实，修建争议房屋至少需要40万元，梅某没有单独出资修建争议房屋的经济能力，梅某也没有举证证明购房和建房的资金来源，而万道法在争议房屋修建期间有56万元的退股款，足以证明争议房屋是万道法出资修建，万道法和梅某是同一个家庭，以梅某名义办理的集体土地使用证和签订的征收丈量登记表、补偿协议、申请书、承诺书等，不能够证明争议房屋是梅某单独出资修建，且梅某对大方县房屋征收与补偿局将万道法公示为梅某的配偶，作为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对象并未提出过任何异议。3、梅某提交的证据均不是出资证据，仅仅是物权登记及参与管理和修建争议房屋等方面的证据，这些证据不能形成证据优势，陈某、万某1、万某2提交的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锁链证明案件事实，且更加符合生活情理，足以推翻梅某的证据优势，足以证明争议房屋是万道法出资修建。被上诉人万某3、梅某辩称，陈某、万某1、万某2的上诉请求及陈述的事实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其陈述的整个事实明显系主观推断和猜测，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得当，请求驳回陈某、万某1、万某2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大方县房屋征收与补偿局二审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原审原告陈某、万某1、万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位于大方县××镇××（××用××）房屋××道法所有（遗产），并由第三人将该房屋的征收补偿款1,671,905.77元支付给陈某、万某1、万某2；2、判决万某3、梅某将该房屋腾空交付给陈某、万某1、万某2交由第三人拆除；3、本案诉讼费用由万某3、梅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年××月××陈某与万道法（户籍登记为万道发）结婚，分别于××××年××月××日和1980年10月27日生育万某1和万某2两个女儿。1999年8月20日，万道法与梅某生育万某3。梅某另一户籍登记为梅德术，出生时间为1971年4月17日，住址为贵州省××县八堡乡××组，梅某与梅德术系同一人。2007年至2008年，梅某将以其名义向安启凤、张淑军转让的位于大方县原大方镇庆云村杉林组六十三平方米的砖混结构房屋及附属设施，以及四十五平方米的宅基地拆除重建为四层砖混结构房屋，因办理建房手续之需，2009年5月12日梅某与安启凤、张淑军补签订房产转让契约，2012年办理方集用（2012）第0105004号土地使用证，登记土地使用权人为梅某，土地使用面积为108.93平方米。未办理产权登记手续。2013年11月，大方县进行金龙片区城市棚户区改造工程，对需进行拆迁的争议房屋及附属设施进行丈量登记，登记产权人为梅某，并经其签字确认。2016年4月2日万道法去世。2016年4月6日和4月8日，大方县房屋征收与补偿局与被拆迁对象签订的补偿协议书以及所制作的补偿计算表分别记载的乙方和户主姓名均为梅某，乙方家庭主要成员和配偶姓名均为万道法，补偿协议和补偿计算表均仅有梅某签字确认，同时向大方县房屋征收与补偿局提供的拆迁补偿申请书和承诺书也仅有梅某签字确认。争议房屋及附属设施应得征收补偿款1,671,905.77元，双方就该征收补偿款发生纠纷，大方县房屋征收与补偿局尚未将该补偿款发放。一审法院认为，陈某、万某1、万某2主张大方县金龙片区进行城市棚户区改造即将被拆迁的万某3、梅某现居住的位于大方县××办事处××房屋××道法遗产，请求全部由陈某、万某1、万某2享有继承权，继而享有该房屋对应的拆迁补偿款1,671,905.77元。陈某、万某1、万某2向一审法院提供的据以支持其主张的主要证据是庆云村委会的三份情况说明及四张收款单。2016年12月9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是向大方县房屋征收和补偿局出具，主要内容为：庆云村四组村民万道法（法）于2016年4月2日病逝，房屋丈量名字为梅某，实际为万道法所建，有配偶陈某和女儿万某1、万某2，请贵局尊重历史与现实，按继承相关法律规定重新签协议重新打款。同年12月28日出具的情况说明的主要内容为：庆云村四组居住村民万道法以35,000元左右的价款向本村村民张淑军转让房屋、土地、猪圈，于2007年修建房屋一栋，2012年变更土地使用权人，因户主系梅某，将土地登记于梅某名下。陈某、万某1、万某2以上述两份情况说明证明争议房屋属于万道法向张淑军转让老房屋后，于2007年修建成现有争议房屋，因客观原因登记在梅某名下。2017年1月5日庆云村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梅某与万道法长期以夫妻名义一起生活，梅某无固定单位，主要从事泥水工、洗车等零工。四张收据的主要内容为：万道法从2007年6月至2008年3月，分四次收到大方县鸿发硫精砂厂退股款共计56万元。原告以该份情况说明及四张收据证明梅某与万道法系同居关系，梅某无固定收入，以洗车和做零工为主要收入，争议房屋系万道法用退股款所修建。而被告梅某主张其与万道法生前并非同居关系，争议房屋系其本人所修建，并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争议房屋拆旧建新前向他人转让老房屋、附属设施及宅基地时其本人签订的房屋转让契约及登记使用权人为其本人的争议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以及经其签字确认的被拆迁房屋的征收丈量登记表。通过一审对双方所提供的证据效力进行审查，陈某、万某1、万某2提供的据以支持其主张的庆云村委会出具的三份情况说明及四张收款单与被告梅某提供的房屋转让契约及争议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的证明内容排斥冲突，陈某、万某1、万某2提供的庆云村委会出具的三份情况说明及四张收款单与梅某提供的房屋转让契约及争议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的证明效力相比较，陈某、万某1、万某2提供的证据属于间接证据，庆云村委会不能直接证明他人身份及争议房屋由谁所有，四张收款单所体现的退股股金没有就用于修建争议房屋的唯一性。梅某提供的房屋转让契约系争议房屋修建前梅某直接与转让人签订的转让契约，争议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系行政管理机关颁发的有效证件，经一审法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效力进行审查对比，陈某、万某1、万某2提供的证据的证明效力明显小于被告提供的证据的证明效力。并且在双方当事人提供的征收丈量登记表、补偿协议、补偿计算表、申请书、承诺书等证据中，均仅有梅某签字确认，并无万道法的签字。另外，陈某、万某1、万某2提供的记载有家庭成员和配偶姓名均为万道法的补偿协议和补偿计算表，梅某签字确认时，万道法已去世。综上所述，陈某、万某1、万某2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争议房屋属于万道法生前投资修建，属于万道法遗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一审对陈某、万某1、万某2主张的梅某与万道法生前系同居关系，被拆迁房屋系万道法生前投资修建，属于万道法的遗产，所对应的征收补偿款1,671,905.77元应支付给陈某、万某1、万某2的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一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陈某、万某1、万某2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850元，由陈某、万某1、万某2负担。二审中，陈某、万某1、万某2提交了对詹某、谭某、董某的三份调查笔录，大方县红旗街道办事处城乡居民医保管理办公室2018年1月31日出具的医保参保名单、大方县红旗街道办事处庆云村民委员会2017年10月26日出具的医保缴费信息，并申请证人谭某、万某4、詹某、董某、万某5出庭作证，拟证明万道法与梅某于2007年至2016年期间在大方县××镇××组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以及万道发出资修建争议房屋的事实。万某3、梅某质证认为陈某、万某1、万某2提交证人谭某、万某4、詹某、董某、万某5的证言不真实，系虚假陈述，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使用；认为陈某、万某1、万某2提交的医保参保名单和医保缴费信息上未体现万某3的信息，梅某的医保多年来都是请人持户口薄代缴，且该两份证据是经过删减的，达不到陈某、万某1、万某2的证明目的。大方县房屋征收与补偿局质证认为陈某、万某1、万某2提交的证据与该局无关。万某3、梅某提交了10张物资采购预算单，拟证明案涉争议房系梅某出资并亲自购买建房物资修建；提交了万道发身份证（公民身份号码：），拟证明万道发系陈某、万某1、万某2家庭成员，万道发与梅某之间无事实和法律上的同居关系；提交了证人余某1的证言，拟证明争议房屋系梅某出资找人管理和修建完毕，与万道法无关。陈某、万某1、万某2质证认为万某3、梅某提交的10张物资采购预算单是便条和手写的销售清单，不是正规的发票或凭据，达不到万某3、梅某的证明目的；认为万道发与万道法系同一人，有两个身份证，万道法的经常居住地是大方县××镇××组；认为证人余某2的证言系虚假证言。大方县房屋征收与补偿局质证认为万某3、梅某提交的物资采购预算单及万道发身份证与该局无关，对证人余某2的证言无意见。万某3、梅某提交的万道发身份证客观真实，本院予以认定。陈某、万某1、万某2和万某3、梅某二审中提交的其他证据均不属于因客观原因无法在一审诉讼中提交的证据，且陈某、万某1、万某2提交的证人谭某、万某4、詹某、董某、万某5的证言并无其他客观证据予以佐证，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也与万某3、梅某一审提交的证人证言相互矛盾，本院均不作为二审新证据认定。二审经审理查明：万道发(公民身份号码：）与万道法（公民身份号码:）系同一人。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被大方县房屋征收与补偿局丈量登记在梅某名下，位于大方县××镇××层房屋（建筑占地面积108.93平方米，房屋面积478.23平方米）的房屋是否属于万道法的遗产。当事人对自己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以及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陈某、万某1、万某2提交三张收款单、毕节地区煤矿于2005年8月18日出具的证据，以及贵州省国土资源厅于2007年4月4日下发的通知，均为间接证据，仅能够证明万道法有经济能力，而陈某、万某1、万某2提交的大方县红旗街道办事处庆云村民委员会分别于2016年12月9日和2016年12月28日出具的两份情况说明，并无相关调查材料印证，较为随意，且陈某、万某1、万某2提交的《大方县金龙片区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申请书、承诺书上均只有梅某的签名，并无万道法的签名，陈某、万某1、万某2没有提交任何直接证据证明万道法参与争议房屋的出资或建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的规定，万某3、梅某提交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载明争议房屋的所有权人为梅某，梅某提交的房屋转让契约亦载明争议房屋原系梅某向张淑军、安启凤转让而来，万某3、梅某提交的《大方县金龙新城区地面实物指标补偿计算表》和《大方县金龙新区合法建筑及附属物勘丈登记表》亦能够印证争议房屋的产权人为梅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规定，陈某、万某1、万某2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争议房屋系万道法的遗产，而梅某提交的证据足以反驳陈某、万某1、万某2的事实主张，陈某、万某1、万某2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驳回陈某、万某1、万某2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陈某、万某1、万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850元，由上诉人陈某、万某1、万某2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 艳审 判 员  王明会审 判 员  李中付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刘光全书 记 员  刘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