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1802民初6998号原告：唐旭成，男，1985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广东宪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廖昕，女，1988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清远市清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国柱，广东朝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旖旎，广东朝纲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唐旭成与被告廖昕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2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唐旭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被告廖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国柱、王旖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唐旭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返还不当得利156259元；二、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曾是恋爱关系，在恋爱期间，双方感情稳定，进而发展到谈婚论嫁阶段。为此，原告为能早日与被告结婚，以双方结婚为最终目的，先后多次向被告名下账号汇款，以被告名义在被告所在地购置房产、车辆，并为被告投资开店提供资金帮助。然而，当原告为双方的未来付出如此巨大之后，被告慢慢开始对原告百般刁难，暴露出其现实贪婪的本性，不断地以各种名目要求原告向其汇款。在原告没有满足其贪婪要求后，慢慢地疏远原告，并向原告提出分手。在分手期间，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将此前以被告名义购买的房产、车辆及帮助被告投资店铺的款项返还给原告，被告均拒绝返还。原告认为，原告向被告银行账户转账的行为，以被告名义购置房产、车辆的行为及帮助被告投资开设店铺的行为并无无偿赠与被告之意思表示，因此被告获得上述购房款、购车款等款项缺乏合法根据，构成不当得利，应当予以返还。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原告上述诉讼请求。被告廖昕辩称，一，原告诉请答辩人返还的款项是发生在双方恋爱关系存续期间，属于恋爱期间的共同消费支出及原告为答辩人支付的消费支出，还有是对答辩人的赠与，并不存在不当得利。答辩人与原告于2015年5月建立恋爱关系，至2016年10月分手，原告诉请答辩人返还的款项均发生在双方恋爱关系存续期间。从原告提供的证据可知，转账时间多发生在一些特殊的节日，转账金额也是比较特殊的数字，例如“520元”“888元”等，而且并不是只有原告给答辩人发红包、转账等，答辩人也多次通过微信或支付宝向原告发红包、转账（详见答辩人提供的证据一），可知这是恋人间正常的交往，是双方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答辩人与原告之间从没有签订任何借款或经济合同，答辩人也没有以购买房产、车辆、投资店铺为由向原告索要过任何款项。原告提交的微信转账、银行转账凭证也没有附言备注是借款，而且款项的发生具有连续多次、金额不固定的特征，不符合一般的借贷行为，也不构成不当得利。事实是大多用于双方恋爱期间的共同消费支出及原告为答辩人支付的消费支出，还有一部分是对答辩人的赠与。不当得利的成立要件有四：一方取得财产利益；一方受有损失；取得利益与所受损失间有因果关系；没有法律上的根据。本案双方之间均不存在上述情形，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原告诉请称多次给答辩人转账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说法与其自身婚姻状态互相矛盾，违背客观事实。原告在与答辩人在确立恋爱关系前婚姻状态为已婚，原告刻意隐瞒自身已婚的事实欺骗答辩人，原告诉请的款项也是发生在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此原告称“为能早日与答辩人结婚，以双方结婚为目的，先后多次向答辩人名下账号汇款”的说法明显与事实不符，其在已婚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实现与答辩人结婚的目的。在答辩人得知原告已婚后，已主动提出分手，结束恋爱关系。因此，原告给答辩人的转账、红包等款项是属于双方恋爱期间的共同消费支出、赠与等，原告的说法不成立。三、男女之间在恋爱关系期间的经济往来，应根据其事突的外观特征及社会经验法则作出判断，将自愿性财产付出和民间借贷或共同投资明确区分开来。恋人身份生活是以满足男女情感的相互需求而确立的，这种需求是建立在相互自愿基础上的，包括生活上的互相照顾、精神上的互相抚慰和心理上的互相依赖等，不可避免地涉及人身关系的交融和财产关系的往来，相互交织共同维系着恋人身份生活。如若将自愿付出包括财产性付出单独抽离出来，作为一项可以计算的交易，就会毁损恋人身份生活的相互自愿性基础，把本应由道德调整的事务误划入法律调整范围。往往造成对人类情感的亵渎，对人伦秩序的破坏，对当事人人格完善机会的剥夺，把崇高的爱情贬低成了廉价的交易，不符合现代社会提倡和弘扬的恋爱价值观。在本案中，所涉款项属于建立在相互自愿基础上发生的财产性付出，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求。综上所述，为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唐旭成与被告廖昕于2014年相识并在2015年5月确立恋爱关系，原告当时的婚姻状态为已婚。2016年2月，原告离婚。2017年2月，原被告双方分手。在双方恋爱期间，原告通过微信转账、微信红包、银行转账、支付宝转账等形式向被告多次支付金额不等的款项。原告为证明其转账的金额，提供了以下证据：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微信支付截图、微信红包截图、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及微信支付截图显示原告为帮助被告购车，代被告向汽车经销商支付了部分购车款，其中于2016年7月2日刷卡支付10000元、于2016年8月26日刷卡支付53650元、于2016年8月26日通过微信支付5000元（分两次支付，一次2000元、一次3000元）。此后，原告于2016年9月5日通过微信向“A007清远粤宝（潘英杰）”支付2400元。微信聊天记录为原告与“小见人”的对话记录，“小见人”在该聊天中有两条文字信息是这样的内容：“车子70000，店20000，我一共欠你90000元，给我2年时间，还你150000”“好吗”。被告承认是原、被告双方之间的聊天记录,但是认为该聊天记录不完整，双方手机均未保留该记录，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微信支付截图、微信红包截图显示原告自2015年至2017年期间多次向名为“小见人”的微信号转账、发送红包（部分转账、红包款项系从原告微信所绑定的银行卡支付），单笔金额从几百到几千元不等，总金额约7万元；其中有两笔转账金额分别为10000元、5000元，时间为2016年3月24日，转账备注为“先帮我存起来”。其余转账说明未备注具体内容。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显示原告从2015年至2016年期间多次向被告的支付宝账号转账支付款项，总金额23800元。被告为证明其也多次向原告支付款项以及双方支付款项给对方均为无偿自愿，提供了微信支付交易记录、余额宝账单详情、微信零钱明细截图。该证据显示被告自2015年至2017年间，共向“VIC”的微信号转账支付了15666元的款项，转账说明未备注具体内容；被告在2015年间通过余额宝向原告转账了9600元；被告的微信零钱在2016年12月的三个时间点支出了9000元。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微信支付截图、微信红包截图、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微信聊天记录，被告提供的微信支付交易记录、余额宝账单详情、微信零钱明细截图，以及本案的庭审笔录等证实。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微信支付截图、微信红包截图、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证明原告向被告支付了较大数额的款项。对于这些款项，原告有两笔转账备注了“先帮我存起来”，对于该两笔共计15000元的款项，原告的真实意思显然并非直接赠与给被告使用。因此，该两笔共计15000元的款项原告有权要求被告予以返还。其余款项的转账原告均无特别备注转账的事项、内容，因此，结合双方之间的关系，可以认定为原告转账支付钱财给被告属于原告对被告的赠与。对于上述赠与的款项，原告能否请求被告予以返还，应区分不同的情况进行认定：一、从原、被告双方之间相识并开始发展关系至2016年2月原告离婚前这段期间内，原告均为已婚状态。原告在自己有配偶的情况下却与被告发展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赠与钱财给被告，被告则与有妇之夫的原告保持不正当关系，原告的赠与行为构成不法原因的给付，违反了公序良俗。因此，对于原告在2016年2月离婚前赠与给被告的款项，原告均不得以不当得利请求被告返还。二、对于2016年2月原告离婚之后支付的款项宜分两种情况考虑，1、对于原告为帮助被告购车而直接向汽车经销商支付的款项68650元（10000元+53650元+2000元+3000元，对于原告于2016年9月5日通过微信向“A007清远粤宝潘英杰”支付的2400元，不足以证实是支付给汽车经销商的购车款，该2400元不能作为原告为被告支付的购车款），虽然系原告自愿为之，但是考虑到原被告之间的关系以及根据日常生活常理，原告为被告分两次支付较大数额购车款的行为应不是简单的普通赠与。原告在赠与该较大数额款项的时候其实是暗含了被告需与其结婚的附加条件，即该赠与属于以结婚为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如果原、被告双方结婚，那么所附条件即成就，赠与行为发生法律效力。但是原、被告双方已分手至今，最后没有结婚，所附结婚条件没有成就，赠与行为未能发生法律效力，属于不当得利无法律上原因中的目的不达，原告可以根据不当得利的法律规定请求被告返还该68650元款项。2、对于其余陆陆续续支付的款项，由于其每次数额不如购车款这样数额较大，且原告明知自己无付款义务而为之，难以认定赠与过程中附加了条件。因此，这些款项宜作为原告在与被告交往过程中为表达爱慕之意加深感情而作出的普通无偿赠与。这些款项已交付给了被告，赠与已生效，原告无权要求被告予以返还。此外，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虽然显示被告向其发送了“车子70000，店20000，我一共欠你90000元，给我2年时间，还你150000”“好吗”的内容，但是由于该记录没有提供上下文，没有截取完整的聊天记录，且双方均已没有留存原始的聊天内容，因此，被告发送的这些文字内容不足以认定为其作出的同意向原告归还150000元的意思表示。综上所述，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的款项，本院支持83650元（15000元+6865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二条、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廖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唐旭成返还不当得利款836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26元，减半收取计1713元，由原告唐旭成负担796元、被告廖昕负担91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潘金桥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日书记员  黄昭瑜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二条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在符合所附条件时生效。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