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湘12民终16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彭勇，男，1972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景菊，女，1971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系上诉人彭勇的妻子。委托诉讼代理人：舒晓兵，湖南宏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易建辉，男，1974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亚彧，女，1972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秀发，男，1963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蓉，女，1966年11月22日出生，侗族，住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宏高，湖南泰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杨洁，女，1964年1月29日出生，侗族，住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原审第三人：易春生，男，1937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原审第三人：张秀全（张秀权），男，1959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上诉人彭勇因与被上诉人易建辉、曾亚彧、张秀发、杨蓉、原审第三人杨洁、易春生、张秀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湘1228民初7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彭勇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遗漏了诉讼主体。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12民终534号民事裁定书已认定“该民间借贷纠纷实质为合伙结算纠纷，应当将所有合伙人纳入诉讼，才能查清案件事实，获得纠纷的最后解决，故发回重审”。然而原审法院重审本案时，只将与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的几个合伙人追加为本案的当事人，依然未将合伙人尹修华追加为当事人，其目的很清楚是为了便于在案件中统一口径，串通一起损害上诉人的合法利益。因原审法院对合伙主体未查清，在程序上仍然出现重大错误，导致案件在实体上作出错误判决。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对合伙人和股金投入的认定错误。原审法院认定“2006年5月，易建辉、曾亚彧、彭勇每人出资22万元整，张秀发出资12万元（与张秀全各出资6万元），杨蓉出资12万元（实际出资为杨洁）”。对上述出资额和合伙人身份的确认，仅凭被上诉人陈述就认定，明显缺乏证据证明。真正的客观事实在财务出纳账本上记载得很清楚。其中易建辉从2005年9月至2006年1月，分4次共投资股金15万元整。易春生2006年5月29日投资2万元整。曾亚彧从2005年12月至2006年5月共投资12万元整。张秀权2006年5月投资股金2万元整，彭勇从2005年9月至2006年5月投资股金共17万元整。尹修华2005年9月和12月，共投资股金10万元。杨洁从2005年9月至2006年5月，分3次共投入股金17万元整。另外，没有列明细，但在出纳账上记载于2016年5月14日共凑15万元的事实，以上投资股金共计90万元整。以上事实体现了真正的合伙人是彭勇、易建辉、易春生、曾亚彧、张秀权、尹修华、杨洁等7个合伙人，该事实有财务出纳账本予以证实。但是一审法院对此不作详细查明，上诉人申请财务鉴定也不予准许，故意偏袒本案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2、错误认定2010年张秀全将其6万元出资转让给张秀发，财务账上记载张秀权只有2万的投资股金，又如何转让6万元股金给张秀发。另外，认定2010年杨洁将出资转让给杨蓉，确认杨蓉有12万元的投资也是错误的，杨蓉根本不是合伙人，而杨洁在财务上记载的股金为17万元整。事实上，上述转让的事实根本不存在，而是在发回重审时，被上诉人为了掩盖其违法行为和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的合法利益，在法庭上故意歪曲事实说存在上述事实。3、原审法院认定“2014年彭勇终止了合伙砖厂的生产经营，并处置了砖厂的财产”是歪曲事实、颠倒是非。事实上终止砖厂生产经营不是彭勇个人能够决定的事项，而是政府政策的要求，当时政府要求每年生产量在10万吨页岩砖以下的砖厂全部关停。4、原审法院认定“彭勇一直未与易建辉、曾亚彧、张秀发、杨蓉清算终止合伙的账务”是错误的。因为：其一，彭勇只是管理生产经营和销售；其二，财务人员均是被上诉人亲属；其三，财务会计、出纳账本均在被上诉人手中，一直不肯提供给上诉人；其四，被上诉人只要愿意结算或者要清算结账，根本无须彭勇在场，完全可以结算清楚；其五，就是要协商结算，也不存在与杨蓉、张秀发进行协商结算，而应当是7个合伙人和财务人员进行当场结算；其六，强行要求上诉人写借条的当天，被上诉人连账本都不肯拿出来，却说上诉人不肯结算。5、原审法院认定“经过协商后由彭勇按照易建辉、曾亚彧、张秀发、杨蓉投入的出资款额出具一张68万元整的借据”是歪曲客观事实的。其一，根本没有协商的余地和机会，上诉人不写借据，被上诉人等人就不让上诉人离开办公室，上诉人是迫于无奈出具的借据；其二，上诉人提出核算，被上诉人等人不肯提供账本，至今财务会计账本依然在被上诉人手中；其三，上诉人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有写下这份无效的借据，想拿到账本进行清算；其四，因为张秀发、杨蓉根本没有投入，也不是合伙人，所以上诉人就是出具了借条也是无效的民事行为，上诉人的目的是为了拿到账本才不得已出示借据，该借据并非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认定无效。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凭表面上的一张借据就判决上诉人彭勇承担68万元的借款及利息等责任是错误的。因为本案事实上没有经过调解、和解，更谈不上结算。另外该法条还强调了主体应是当事人，那么借据的持有人张秀发、杨蓉是不是合伙人就很重要，如果不是，那么就必须要有真实的借贷事实，否则借据无效。综上所述，本案实质上是合伙纠纷，应按照合伙纠纷的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理。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易建辉、曾亚彧、张秀发、杨蓉辩称：一、上诉人诉称本案应当按照合伙协议纠纷审查，不应当定为民间借贷审查，与本案的事实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完全不符合。因为，上诉人在2015年9月26日给被上诉人所出具的《借据》，已经证明双方通过和解的方式对之前合伙经营砖厂进行了清算，双方不再是合伙关系，而是合伙终止之后的债权债务。当天被上诉人将砖厂的债务人所欠砖厂货款的全部依据交给了上诉人，上诉人在双方决定终止合伙之后，也将砖厂的机械、变压器等设备进行了变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应当作为民间借贷处理。二、上诉人提出《借据》是受到被上诉人的胁迫所出具的、应无效的主张，不符合法律的规定。首先，《借据》没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上诉人诉称其无效的主张无据；其次，上诉人没有举出被上诉人对其有胁迫的证据，其诉称无事实依据；再次，上诉人出具借据之后，已经拿了债务人欠砖厂的依据并变卖了砖厂的设备，证明上诉人是自愿接受终止合伙和自愿出具借据的；最后，即使上诉人诉称的胁迫行为存在，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其应当在一年内提起撤销《借据》的诉讼。三、上诉人诉称第三人张秀全的6万元出资转让给张秀发、第三人杨洁的12万元出资转让给杨蓉的事实，未经其他合伙人同意而不成立，与事实不符合。因为，上诉人出具的《借据》中，已经清楚的写明上诉人只欠被上诉人的债务，未欠第三人的债务。上诉人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和从事经营管理的经营者，应当已经完全同意第三人将出资转让给被上诉人，否则上诉人不会出具《借据》给被上诉人。四、上诉人以出纳账中有尹修华的出资为由认为原审判决遗漏了诉讼主体的理由不能成立。第一、砖厂成立后，砖厂于2015年5月14日、5月29日分别出具的20万元、2万元的股金收款凭证，均是曾亚彧的，不是尹修华。尹修华的出资是在曾亚彧之内，二人属于一方“股东”。正如上诉人一方的股金包括其妻子的哥哥和姐姐出资一样，只有上诉人作为“股东”，上诉人妻子的哥哥、姐姐均虽然出了资金，但不作为“股东”。五、上诉人诉称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更是属于无理的狡辩，依法应当不予支持。第一、《借据》是在砖厂合伙终止之后，由上诉人自愿出具给被上诉人的，上诉人诉称无效不符合法律的规定；第二、《借据》既是是双方采用协商和解的方式，对合伙经营作出终止的证据，又是终止合伙经营基础法律关系之后，形成的新的债权债务的证据，即民间借贷的证据。因此，原审判决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完全正确合法。杨洁、易春生、张秀全同意易建辉、曾亚彧、张秀发、杨蓉的辩论意见。易建辉、曾亚彧、张秀发、杨蓉向一审法院的起诉请求：1、判令易建辉、曾亚彧、张秀发、杨蓉与彭勇于2015年9月26日签订的借据有效；2、判令彭勇偿还易建辉、曾亚彧、张秀发、杨蓉借款68万元，按月利率1%支付逾期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5月，易建辉、曾亚彧、彭勇每人出股金22万元，张秀发出资12万元（张秀发与张秀全各出资6万元，2010年张秀全将出资转让给张秀发）、杨蓉出资12万元（实际出资人为杨洁，2010年杨洁将出资转让给杨蓉），其中易建辉的出资额包括易春生（易建辉之父）的资金，易建辉、曾亚彧、张秀发、杨蓉与彭勇合伙经营成立芷江县金山页岩砖厂，由彭勇任厂长，负责合伙砖厂的生产经营管理。2014年彭勇终止了合伙砖厂的生产经营，并处置了砖厂的财产，但彭勇一直未与易建辉、曾亚彧、张秀发、杨蓉清算终止合伙的账务。2015年9月26日，易建辉、曾亚彧、张秀发、杨蓉与彭勇经过协商后由彭勇按照易建辉、曾亚彧、张秀发、杨蓉投入的出资数额出具一张借据，借款金额为68万元，约定于2016年10月1日前偿还24万元；2017年10月1日前偿还24万元；2018年10月1日前偿还20万元，还约定了逾期利息按月利率1%计算。现约定的第一次还款期限已过，彭勇未能按时分期付款。在庭审过程中，彭勇明确表示不按借据履行义务。一审法院认为，易建辉、曾亚彧、张秀发、杨蓉与彭勇的合伙事务终止后，经双方协商一致，彭勇向四人出具借据，借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合法，故双方当事人合伙关系终止，已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彭勇应依约定履行还款义务。由于易春生、杨洁、张秀全均系易建辉、杨蓉、张秀发的亲属，他们的初始出资各自挂靠在易建辉、杨蓉、张秀发的名下，彭勇在借据中已认可四人的出资款项，故可按四人出资额计算。由于彭勇在庭审中明确表示不按借据履行义务，已构成违约，故对易建辉、曾亚彧、杨蓉、张秀发要求彭勇一次性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易建辉、曾亚彧、张秀发、杨蓉请求确认彭勇2015提9月26日签订的借据有效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彭勇在庭审中明确表示不按借据履行义务，已构成违约，对易建辉、曾亚彧、张秀发、杨蓉要求彭勇按借据一次性偿还68万元，逾期按月利率1%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判决：一、彭勇于2015年9月26日向易建辉、曾亚彧、张秀发、杨蓉出具的借据合法有效；二、彭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易建辉、曾亚彧、张秀发、杨蓉借款68万元及其逾期利息（利息自2016年10月2日起按双方约定的月息率1%支付）；三、驳回易建辉、曾亚彧、张秀发、杨蓉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以下新证据：行政处罚决定书一份，拟证明一审法院认定彭勇终止砖厂的生产经营是错误的，是政府职能部门强制其自行拆除砖厂。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原审第三人同意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诉人提交证据的认证意见为：该证据不能实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与本院查明的基本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关键问题是查明彭勇出具的《借据》是否是本案双方当事人对合伙事务进行清算后所出具的新的债权凭证。原审时，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借据》、《收款凭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虽然上诉人主张《借据》是其在被上诉人的胁迫下所出具，但上诉人对该主张除本人陈述外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根据证据规则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因此，原审法院根据《借据》、《收款凭证》等双方所举的证据以及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认定2015年9月26日易建辉、曾亚彧、张秀发、杨蓉与彭勇经过协商后由彭勇按照四人投入的出资数额出具借款金额为68万元的借据、也即彭勇出具的《借据》是双方当事人对合伙事务进行清算后所出具的新的债权凭证等相关案件事实并无不当。上诉人提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另提出原审法院未将合伙人尹修华追加为当事人系遗漏了诉讼主体的理由也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因为，本院将本案发回重审的目的是让原审法院追加其他合伙人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以便更好地查清案件事实并彻底解决本案纠纷，现原审法院在重审时已经追加杨洁、易春生、张秀全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已经查明了本案的全部事实。因此，无论尹修华的出资是在曾亚彧名下或者是单独出资，追加尹修华参加本案诉讼已无实际意义。上诉人还提出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明显也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因为，根据查明的事实，2015年9月26日彭勇出具的借据系双方对合伙结算后出具的新的债权凭证。所以，原审法院认定本案借据系双方当事人对合伙事务清算后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而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彭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84元，由上诉人彭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朱湘辉审 判 员 曹 阳审 判 员 胡海雄二〇一八年三月七日法官助理 田利文书 记 员 向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