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晋民申9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大同市长安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大同市南三环环泉小区*号门面。法定代表人：李亚利，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华，山西宝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苗旺，男，1970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大同市长安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员工，住山西省大同市城区福康里小区22楼3单元13号。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李占寿，男，1954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大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昊，山西向吉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大同市长安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大同长安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李占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2民终12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大同长安公司申请再审称：（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大同长安公司在再审中提交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记账联》2份、《收车证明》1份、《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1份，证明与大同市南郊区宏升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升公司）与大同长安公司购买过两台车辆，型号为SC7169C的车辆价款为95000元，型号为SC1022DB4N的车辆价款为34750元（包括上户费）；之后在2014年5月22日交付申请×××小车一辆，后该车以36200的价格出售抵顶所欠车款。大同长安公司在再审中提交的《银行账户明细》证明在2014年至今，大同长安公司与宏升公司所有的资金来往，其中显示2014年5月16日宏升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支付30000元，在2015年9月21日宏升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支付50000元。再加之大同长安公司原判决中提交的2014年7月14日出具的编号为0117376《统一收款收据》中收到宏升公司现金7750元（开具金额为10000元）。至此，再未与宏升公司有任何业务来往，也未收到过宏升公司任何现金款项。上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认定的编号为0117375《统一收款收据》所载明的30000元款项与2014年5月16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30000元购车款是不同的两笔款项的认定。（二）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原判决仅以”宏升公司主张编号为0117375《统一收款收据》，所载明的30000元款项是通过现金支付”认定2014年5月16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30000元购车款是不同的两笔款项。但在庭审中宏升公司对其主张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而大同长安公司出具的编号为0117375《统一收款收据》存根联上明确显示，系大同长安公司收到宏升公司支付的该公司购车欠款后，开具给宏升公司的，与李占寿无任何关系。且有银行转账明细相互印证0117375《统一收款收据》所载明的30000元款项与2014年5月16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30000元购车款是同一笔款项。据此，原判决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从而导致本案认定事实错误。2.二审法院已了解宏升公司总经理穆刚与李占寿有亲属关系，对其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又在此后，认定了”宏升公司认可该笔款项用来代李占寿支付所欠剩余30000元，应认定为李占寿支付剩余车款。”显然，二审法院在采纳证据时存在前后矛盾。原判决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三）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首先，大同长安公司提交的30000元的编号为0117375《统一收款收据》存根联，系大同长安公司收到宏升公司支付的该公司购车欠款后，开具给宏升公司的，与李占寿无任何关系。一是大同长安公司提交的开具给宏升公司的《统一收款收据》，因不是收取的李占寿欠款，所以交款人处也没有李占寿的签字，李占寿提供的该编号为0117375《统一收款收据》的缴款人收执联上的交款人处有了李占寿的签字，系李占寿对该证据材料的篡改，该证据是伪造的。其次，在原判决认定，编号为0117375《统一收款收据》上签字、批示及现金付讫章，均为后期添加上去的。亦进一步证明了该证据是伪造的。综上，穆刚与李占寿有亲属关系。穆刚既非本案原、被告双方诉争《汽车购销合同》的当事人，又非经原告长安汽车销售公司同意的原告债务承担人，其在大同长安公司开具给宏升公司的编号为0117375《统一收款收据》上签字、批示、盖章，并不能说明被告有关宏升公司代其交付剩余车款3万元的事实成立，更不能将经伪造的证据作为认定案件的依据。（四）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根据合同法第八十四条之规定，债务人将合同义务全部或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穆刚既非本案原、被告双方诉争《汽车购销合同》的当事人，又非经原告长安汽车销售公司同意的原告债务承担人。原判决有意忽视”债务承担”的成立条件。据此，原判决认为编号为0117375《统一收款收据》所载30000元，是宏升公司代李占寿付的车款不符合法律规定。实属适用法律错误。2.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及双方在所签《汽车购销合同》第七条明确约定”标的物所有权自货款结清时起转移，但买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义务的，标的物属于出卖人所有”的约定，在大同长安公司剩余购车余款分文未付，违约逾期付款长达一年四个月有余的情况下，为保障自己合法财产所有权的安全性，依法取回属于自己的财产，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原判决以车辆登记证收及购车发票交付李占寿，大同长安公司无权依照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行使取回权，实属适用法律错误。3.大同长安公司在二审中已经提交了《统一收款收据》及《银行账户明细》证明编号为0117375《统一收款收据》所载明的30000元款项与2014年5月16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30000元购车款是同一笔款项。大同长安公司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但李占寿及宏升公司反驳大同长安公司诉讼请求时，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反驳对方诉讼请求的，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此情形下，二审法院认定仍由大同长安公司承担举证责任，实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大同长安公司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三、六项的规定，请求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以维护再审大同长安公司的合法权益。李占寿提交意见称，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大同长安公司诉求与客观事实严重相悖，请求依法驳回其再审申请。理由如下：（一）大同长安公司所谓的”新证据”并非法律意义上的新证据，大同长安公司所谓的新证据一直在大同长安公司手里，本案从一审到二审，再到发回重审，再到二审，大同长安公司从未提到再审申请中所谓的新证据，足以说明其所谓的新证据与本案并无关系，而再审中却抛出所谓的新证据，显然是企图混淆事实。（二）大同长安公司主原审认定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不能成立，大同长安公司所提供的两张票据与李占寿提供的两张票据所记载的内容完全相同，所谓的不同只是李占寿工作单位财务下账时负责人穆刚在票据上作了批示，谈不上伪造一说，大同长安公司如此说法只能说是别有用心。穆刚系李占寿买车的介绍人与经办人，如果穆刚不出来作证，谁来作证？两不相干的人谁能知情？谁能说清？（三）李占寿的购车款己分两次全部付清，首付款3.2万于合同签订之日2014年8月24日己交付给大同长安公司，剩余的3万元己由宏升公司负责人穆刚代付给大同长安公司。按照李占寿与大同长安公司签订的《汽车购销合同》第十三条，李占寿以车辆购车发票、登记证书作为李占寿付款的担保。也就是说，在李占寿剩余款项未支付之前，购车发票、机动车登记证书是不可能交给李占寿的。而现在正是因为购车款项己经付清，大同长安公司这才将购车发票、登记证书交付给李占寿。大同长安公司交付购车发票、登记证书的事实，足以证明李占寿己付清全部车款。其次，李占寿向大同长安公司购车，完全是宏升公司的负责人穆刚引介的，首付3.2万元李占寿自己支付，其余3万由宏升公司代付，穆刚代表宏升公司于前期以9.5万元跟大同长安公司买了一辆车，加上李占寿所欠的3万元总共12.5万元。后宏升公司总共向大同长安公司支付12万元，其中宏升公司为李占寿代付的3万元由大同长安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完全证实。（四）大同长安公司所述既不符合合同约定，也不符合交易惯例及财务惯例。首先，购车方在向汽车销售公司支付首付款并同意汽车销售公司的担保方式的情况下，才能达成交易并将车开走，支付清剩余款项后，汽车销售公司才会将担保的购车发票、登记证书交给购车方，这是分期付款购车的行业市场交易惯例。其次，按照财务惯例，交易双方的银行转账支付，因为有银行的支付凭证，双方均有据可查，所以收款的一方无需向对方出具收款收据的。从财务会计管理账目来说，并不要求同一笔进账，又有银行转账凭证，又有对方出具的收据。只有在交付现金的情况下，才向交款方出具收款收据。本案中，大同长安公司称该3万元的收据于2014年5月16日的转账是同一笔款，完全违背交易习惯，既然说是5月16日的3万元转账，要出具财务收据，为什么9月21日的5万元不出具收据？（五）双方对3万元财务收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之所以发生争议，是因为该收据没有注明收款日期，而没有注明收款日期完全是由于大同长安公司的故意或过失造成的，大同长安公司一方面主张0117375号发票与0117376号发票系同一天开出，却无法解释为什么76号发票载明了出票日期，而75号发票却不写明日期？对此，应由大同长安公司承担完全责任，并承担不利后果。（六）涉案标的车辆己经登记在李占寿名下，机动车登记证书及机动轩行驶证均显示与大同长安公司无关，且李占寿己经实际控制并使用该车辆，故车辆所有权己经转移，物权己经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所说的所有权保留只适用于标的物所有权未转移或转移之前的情形，并不适用于本案。（七）李占寿于2014年8月向大同长安公司购买车辆，约定3个月付清余款3万元。既然大同长安公司声称与宏升公司及穆刚无关，为什么在2014年11月12日不扣车，为什么在2015年不扣车，为什么在2014年2015年都不向李占寿催款，偏偏在2016年宏升公司穆刚将两车车款付清后才突然在不向李占寿催款、不向李占寿告知的情况下强行扣车？原因只有一个，如在2014年、2014年车款未付清之前以扣车方式要款，绝不可能实现多要3万元的非法超额利益！纵观其收据故意不填写日期及交款人的情节，显然是精心设计的骗局与圈套！（八）宏升公司穆刚在事情发生后，再三向大同长安公司声明，如果大同长安公司认定李占寿差3万元钱，算到他头上，双方对完账后，差多少由宏升公司承担，但大同长安公司拒不与宏升公司对账，明显是在回避事情真相。因为大同长安公司明白，只要将宏升公司及穆刚排斥在它与李占寿的纠纷之外，它就能实现多要3万元的非法超额利益！综上，原审法院在认定事实及证据采信方面并无任何不当之处，大同长安公司诸多借口均不能自圆其说，矛盾疑点重重，显然在虚构事实，意图从大同长安公司牟取不当利益，请求查明真相，依法驳回其无理诉求。本院经审查认为，2014年8月24日，李占寿与大同长安公司签订汽车购销合同。合同约定：李占寿提车时先支付车款3.2万元，余款3万元分三个月内还清，每月付款人民币10000元，付款时间为每月25日前。合同还约定：标的物所有权自货款结清时起转移，但买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义务的，标的物属于出卖人所有。2014年8月24日，李占寿支付首期车款3.2元。2014年3月28日，大同长安公司与宏升公司签订汽车购销合同。该合同约定：宏升公司向大同长安公司购买型号为sc7169c长安汽车一辆，价格为9.5万元。宏升公司于2014年5月16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大同长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苗旺支付货款3万元，2014年7月14日现金付款1万元（收据编号为：0117376），2015年9月21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付款5万元。李占寿与大同长安公司签订的《汽车购销合同》（编号为2014-8-24-01）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义务。在合同签订后，大同长安公司将合同所涉车辆交付给了李占寿，李占寿支付了首付款3.2万元。在大同长安公司扣车后，李占寿提起诉讼，要求大同长安公司返还车辆并赔偿相关损失。大同长安公司抗辩理由为李占寿未按合同约定付清剩余车款，其按照合同约定扣回所涉车辆。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和合同约定，如果大同长安公司抗辩事由成立，则李占寿的诉讼请求则不能获得支持。如果大同长安公司的抗辩事由不成立，则应支持李占寿的诉讼请求。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李占寿是否按合同约定交付了剩余车款。在大同长安公司提出李占寿未交清剩余车款抗辩事由后，李占寿应对其主张已交清剩余车款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李占寿主张其剩余车款已由宏升公司代为支付，则该主张成立应当存在以下两种情形：1.债权人即大同长安公司认可；2.代付事实确凿无争议。本案中，大同长安公司不认可该代付事实，李占寿主张已由宏升公司的代付行为本身存在争议：1.宏升公司与大同长安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清算尚存在争议，且与本案并不是同一法律关系。2.李占寿提交的大同长安公司出具的3万元收据交款人一栏为李占寿，而大同长安公司出具的第二联中交款人为空白，该收据的实际交款人为宏升公司。3.从大同长安公司提供的原始收款收据存根本看，该收据开具时间应为7月14日，而双方签订合同为8月24日。4.宏升公司负责人穆刚在该收据上签字为9月14日，为李占寿购车后为20天，而分期付款的时间为三个月。根据以上证据和事实，二审以另一存在争议的事实认定李占寿已付清剩余车款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裁定如下：一、指令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审判长邓高原审判员许文杰审判员闫成先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九日书记员寇晓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