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渝0117行初20号原告黄福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住所地重庆市合川区。诉讼代表人黄福忠，男，1953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合川区。委托代理人杨洋，重庆百君（合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家莉，重庆百君（合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市合川区沙鱼镇人民政府，住所地重庆市合川区沙鱼镇米市下街1号。法定代表人唐远强，镇长。行政负责人唐科兵，副镇长。委托代理人唐治，重庆市合川区沙鱼司法所所长。委托代理人邓波，重庆市合川区沙鱼国土所所长。原告黄福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因认为被告重庆市合川区沙鱼镇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于2018年2月5日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于2018年2月14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诉讼代表人黄福忠及委托代理人杨洋，被告行政负责人唐科兵及委托代理人唐治、邓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福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诉称，原告户系合川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被告于2011年租用原告承包地0.65亩，2012年连租带征原告承包地0.53亩，2017年3月征用原告承包地1.15亩，被告共征用原告承包地2.33亩。被告于2011年租用原告承包地0.65亩位于××广场边，虽然被告名义是租用，实际上是政府的征收行为。2012年被告确定征收原告承包地0.53亩，谭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土地0.58亩，按照渝府地〔2013〕647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合川区实施沙鱼镇城镇规划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确定××村只有一个购买社保名额，该名额由谭某让给原告户户主黄福忠购买。2017年原告所在社通过渝府地〔2016〕1392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合川区实施城镇规划建设土地征收的批复》，原告被征收承包地1.15亩，原告同意将征地农转非名额归还于谭某。综上所述，原告三次被征收土地2.33亩，谭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被征收土地0.58亩，共计2.91亩。根据征地文件显示，原告所在社人均1.40275亩购买一个社保，但原告认为，根据原告所在社的土地统计表与人口总数计算人均土地面积应当为0.957亩，原告户应有2个社保名额。被告仅为原告户购买了一个社保名额，故要求被告上报原告户另一名成员参保资料的法定职责。被告重庆市合川区沙鱼镇人民政府辩称，2011年以来，××镇共征地两次，征地批文为渝府地〔2013〕647号和渝府地〔2016〕1392号。原告于2011年被租用承包地0.65亩，通过两次征地红线图确认，该田块不在征地红线范围内。2012年连租带征原告承包地0.35亩，实则领款为0.53亩，该地块的承包方代表为其同胞兄弟黄某1。2017年3月原告被征地块的征地批文为渝府地〔2016〕1392号，原告实为被征地1.06亩。在渝府地〔2013〕647号征地批文中，本应由谭某参保，当时原告与谭某协商，考虑黄福忠的年龄比谭某大可以先领社保，由黄福忠先参保，待以后征地参保时黄福忠还谭某的参保名额。在渝府地〔2016〕1392号征地批文中，原告符合参保一人，因黄福忠已提前买了社保，该指标还给了谭某。被告已按照政策程序为黄福忠办理了参保手续，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黄福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在法庭上举示了要求被告重庆市合川区沙鱼镇人民政府履行上报原告户另一名成员的参保资料职责的证据：1、黄某2的重庆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拟证明原告的0.65亩土地被租用，用作修建广场；2、黄福忠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3、黄福忠城镇居民户口簿；4、冯某农村居民户口簿；第2-4项证据，拟证明原告系合川区××土地承包经营户，代表人为黄福忠，已因征地农转非，该土地承包经营户成员冯某仍系合川区××村民。5、行政诉讼答辩状；6、人民调解委员会民间纠纷登记簿；第5-6项证据，拟证明根据被告答辩状陈述事实，足以证明2011年修建××镇休闲文化广场时被告占用了原告承包地0.65亩作为建设用地使用，原告也领取了征地补偿款。7、征收集体土地使用权协议书；8、征地户占地情况表；第7-8项证据，拟证明原告于2012年、2017年两次被征地面积为1.68亩。9、合川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入户调查核实汇总表；10、××社集体经济组织人口统计表；第9-10项证据，拟证明××社土地总面积为363.93亩，总人数380人，因此，人均土地面积为0.9577亩，原告户总共被征用或占用的土地面积为2.33亩，根据重庆市土地管理法规定，原告户应当有2个参保名额，原告户黄福忠因提前参保，需归还谭某一个社保指标，但原告户还有一个社保指标，应由被告上报参保资料，履行法定职责。被告重庆市合川区沙鱼镇人民政府对原告黄福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举示的证据质证后认为，第1项证据系黄某2的租用合同，与本案无关。第6项证据与第9-10项证据需要核实，其他证据属实。被告重庆市合川区沙鱼镇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间并在法庭上举示了黄福忠已经提前参保，被告已经履行了相关法定职责的证据：1、渝府地〔2013〕647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合川区实施沙鱼镇城镇规划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2、重庆市2008年1月1日以后征地农转非人员拟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名册；3、黄福忠户口簿复印件；4、黄福忠的承诺；5、合川区××镇实施城市规划养老保险资料发放台账；第1-5项证据，拟证明原告户已经有一人参加了社保。6、会议记录；7、协议书；8、××村政务公开栏照片；第6-8项证据，拟证明2017年上报参保名单时没有黄福忠的原因。9、黄某1的申明；10、黄某1户口簿复印件；11、黄某1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第9-11项证据，拟证明原告所诉0.53亩不属于黄福忠所有，而是黄福忠的胞弟黄某1的承包地。12、渝府地〔2016〕1392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合川区实施城镇规划建设土地征收的批复》，拟证明原告的0.65亩土地不在征收范围。原告黄福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对被告重庆市合川区沙鱼镇人民政府举示的证据质证后认为，对第1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的上报资料不实。第6、7项证据不实，原告将一个参保名额给谭某属实。没有看到过第8项证据，但安置12人属实。不清楚第9项证据的真实性，但0.53亩土地在黄某1名下，该土地款打给黄福忠是实。对第12项证据不清楚，该0.65亩是被告租用。其他证据属实。上述证据经当事人质证后，本院认为（结合与本案相关联的本院(2017)渝0117行初198号行政判决书），原告所举示的第1、6、7项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案不予采纳。原告所举示的其他证据与被告所举示的证据能够互相印证，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均予以采信。本院根据以上采信的证据，原、被告的陈述，认定以下事实：原告系合川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2013年7月5日，重庆市人民政府作出渝府地〔2013〕647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合川区实施沙鱼镇城镇规划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同意合川区人民政府对将××社集体农用地0.8217公顷转为建设用地予以征收。在原告承包的土地被部分征收后，原告诉讼代表人黄福忠进行了农转非，参加了社会养老保险，并承诺自愿将工业园占地社保指标转让一个给本社谭某。2014年3月29日，原告诉讼代表人黄福忠领取了社会养老保险存折。2016年10月10日，重庆市人民政府作出渝府地〔2016〕1392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合川区实施城镇规划建设土地征收的批复》，同意合川区人民政府征收××集体农用地2.3117公顷。2017年4月21日，原告诉讼代表人黄福忠与谭某签订协议书，原告诉讼代表人黄福忠自愿将2017年征地1.06亩购买社保名额一个，兑现承诺给谭某购买。2017年4月25日，合川区××社召开征地安置参保推荐会，原告享有安置参保一人名额，经讨论，该名额转为谭某，原告予以同意。2017年5月3日，被告将合川区××社征地人员安置对象名单公示，共计12人。现原告认为原告户还应有一个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名额，被告没有上报，便起诉来院，请求如前。本院认为，根据《重庆市土地管理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二)被征地单位的土地被部分征用后，农转非人数按被征用的耕地数量除以被征地单位征地前人均耕地数量计算农转非人数。具体的农转非人员由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组织被征地单位按农民被征地多少依次确定，也可按被征地多少依次实行按户农转非”，被征地单位的土地被部分征收后，被告作为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有权负责组织确定具体的农转非人员，拟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事宜。本案中，原告户成员黄福忠已于2013年进行了农转非，参加了社会养老保险。2017年原告户所在社又因被征收土地而组织讨论农转非人员时，按照原告户被征收土地面积，原告户应享有农转非人员一名。因原告户自愿将本次被征地农转非参保名额转让给谭某，由谭某参保，且被告又按规定对征地人员安置对象名单进行公示，故被告已履行了相应职责。现原告要求被告履行上报原告户一名成员参加社保资料的法定职责理由不成立，其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福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原告黄福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梁洪川人民陪审员  王洪淋人民陪审员  龚思国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日书 记 员  邱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