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6民终2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马玉琴，女，1976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兴同，男，住襄阳市襄城区。系马玉琴所在单位襄阳市襄城汽车配件公司所推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北三顾律师事务所，住所地襄阳市樊城区解放路**号（市人防院内）。法定代表人：吴扬，该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兰秀，湖北三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马玉琴因与被上诉人湖北三顾律师事务所（下称三顾所）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7)鄂0602民初19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马玉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兴同、被上诉人三顾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兰秀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玉琴上诉请求：撤销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7)鄂0602民初192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判判决上诉人支付6000元代理费，适用法律错误。1、双方签订的代理合同第八条关于律师代理费的约定，系风险代理约定，属无效条款，被上诉人据此主张律师代理费，依法应予驳回。2、一审中，原判认定被上诉人在代理上诉人离婚诉讼中付出了脑力劳动及体力劳动，应支付相应对价。但一审被上诉人对其付出的劳动成果并未提出具体请求标的，也未在庭审中举证，更无双方协商一致意见，故认定6000元代理费，无事实依据。3、离婚诉讼，属于身份关系案件，每件起点收费标准为600元。鉴于本案双方约定的收费标准不合法，双方又未另外约定如何收费，故应驳回被上诉人起诉。或者，鉴于上诉人的经济状况，依同情弱者的原则，只收600元律师代理费。被上诉人以非正常方式收取上诉人高额费用，有违职业道德。三顾所辩称：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正当、合法，合理，应予支持。（二）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6000元代理费，认定事实正确，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顾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马玉琴支付三顾所19500元代理费及利息1800元；2、本案诉讼费由三顾所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6日，因马玉琴与案外人刘耀天离婚纠纷一案，马玉琴（甲方）与三顾所（乙方）签订了《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二份，三顾所持有的原件载明：甲方因离婚事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经平等协商，订立此合同，共同遵照履行。第一条，甲方委托乙方办理的法律事务如下：代理甲方参与诉讼。第二条，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张兰秀律师为甲方的代理人，承办甲方委托的上述法律事务。第四条，委托期限至本合同签订之日至襄城法院文书送达止。第八条，代理费的支付方式为：1、先付五佰元；2、待本案终结，甲方以自己法律文书获得金额数10%支付律师代理费，即收到文书十日内付给律师。第十一条，其他约定：如一审不能终结，二审由乙方继续代理，直至本案终结，二审另签协议。马玉琴持有的原件除第八条载明“甲方以自己获得法律文书获得金额数10%支付律师费”与三顾所持有的原件不同及甲方签字盖章处未签名外，其余内容一致。合同签订后，马玉琴向三顾所支付了500元律师代理费，三顾所按约代理了该案一审诉讼程序，2015年5月2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4）鄂襄城民一初字第00321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一、准予刘耀天与马玉琴离婚；二、婚生女刘诗璐由刘耀天抚养、婚生子刘英杰由马玉琴抚养，各自抚养小孩的抚养费由各自承担；三、刘耀天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一次性支付马玉琴帮助款100000元。马玉琴不服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该案二审程序由三顾所继续代理，未另行签订委托代理合同。2015年8月20日，本院作出（2015）鄂襄阳中民一终字第00269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一、二审诉讼终结后，马玉琴至今未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亦未支付剩余律师代理费，引起本次诉讼。庭审中三顾所明确律师代理费应扣除马玉琴已支付的500元。一审法院认为，三顾所与马玉琴之间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于案涉代理合同第八条双方原件内容不一致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三顾所作为专业法律服务机构，其签订合同时应负有高度的注意义务，合同第八条系三顾所自书，两份原件内容不一致致使内容不利于三顾所的情形下应以马玉琴所持原件内容为准。合同第八条约定马玉琴在案件终结后，以自己获得法律文书获得金额数10%支付律师代理费，该约定系风险代理约定，故对三顾所非风险代理的主张，不予采信。马玉琴主张三顾所代理案件系离婚纠纷，不得风险代理，故收费方式属无效条款，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一条、《湖北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婚姻纠纷属禁止风险代理的案件，该约定违反相关业务主管部门的规定，对代理费的约定不能作为本案代理费计算的依据，但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三顾所在马玉琴离婚诉讼中指派律师参与诉讼，提供法律意见、收集证据并出庭支持诉讼，在一审、二审诉讼中付出相当程度的脑力劳动及体力劳动，合法的劳动收入应当得到尊重和保护，马玉琴通过诉讼获有利益应当支付相应的对价，至于该诉讼结果是否符合当事人诉讼期望，在委托诉讼代理人无过失的情况下不是马玉琴拒绝支付劳动对价的理由，故而对三顾所诉请支付律师代理费予以支持。但双方对律师代理费的约定仍应参照地方政府指导标准，并结合当事人经济状况及诉讼案件难易程度收取，否则有违公平原则。本案诉争起源于马玉琴离婚一事，虽然马玉琴在诉讼中获得帮助款100000元，但要面对家庭的破裂并承担起小孩抚养的重担，这笔款项远远不够支付未来生活支出，双方在《委托代理合同》中对代理费的约定，将经济价值列于社会价值之前符合双方各自利益标准，但在衡量两种价值的法益价值时，社会价值---公民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显然更值得保护。案涉合同第十一条约定马玉琴应在一审法律文书向其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律师代理费，因案涉离婚纠纷一审判决确定案外人刘耀天应支付马玉琴帮助款100000元，结合庭审中三顾所对已支付500元代理费应扣除的陈述，剩余律师代理费从公平角度出发，一审法院酌情核定马玉琴尚欠三顾所律师代理费6000元。三顾所主张马玉琴应支付两年利息，因三顾所放弃该部分主张，予以准许。至于三顾所主张马玉琴仍应支付二审代理费1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虽案涉代理合同约定委托期限为一审法院文书送达时止，但三顾所为马玉琴代理案涉离婚纠纷二审，马玉琴也未予拒绝，应视为另行达成了委托代理的合意，委托合同可为有偿合同也可为无偿合同，因双方未就二审律师代理费事宜另行约定，也未另行签订代理合同，三顾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马玉琴应支付二审律师代理费，故对三顾所该项主张，不予采信。此外，马玉琴抗辩经济补偿款100000元未获得，是其怠于行使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权利造成的后果，与三顾所无关。据此，判决：一、马玉琴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支付湖北三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费6000元；二、驳回湖北三顾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6元，由湖北三顾律师事务所负担119元，马玉琴负担47元。二审中，上诉人未提交新证据，被上诉人提交一份《湖北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2016）》，拟证实依该办法第七条之规定，婚姻案件涉及身份关系的，不能风险代理，其他可以风险代理。经质证，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确认。二审经审理查明：《湖北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2016）》第七条第一项规定：婚姻、继承案件涉及身份关系的事项，不得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原判查明的其他事实，与本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各自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判判令上诉人支付律师代理费6000元，适用法律是否正确。三顾所与马玉琴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马玉琴在离婚案件终结后，以自己获得法律文书获得金额数10%支付律师代理费，属风险代理约定，违反了《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一条、《湖北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七条关于“婚姻案件不得实行风险代理收费”的相关规定，该条款不能作为计算代理费的依据。对于不涉及财产关系的离婚案件，如何收费，在湖北省正式收费标准未出台前，实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即每件暂按600至8000元收取。三顾所作为马玉琴离婚诉讼的代理人，确实按约履行了诉讼代理事务，付出了相应的智力劳动成果，故而原判综合考虑马玉琴的经济支付能力、离婚案件的难易程度等因素，酌情判令马玉琴支付其一审律师代理费6000元，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上诉人马玉琴上诉主张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者仅按最低标准600元收取，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马玉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贤玉审判员  尹波涛审判员  靳谢兵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余 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