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云04民终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义军，男，1953年10月20日生，汉族，住湖南省邵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志明，云南大韬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雪，云南大韬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易门业之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云南省玉溪市易门县龙泉镇龙泉中路***号。法定代表人：黄小林，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小林，男，1963年7月13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云南方中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高福安，男，1969年6月1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易门县。上诉人杨义军与被上诉人易门业之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业之峰公司）、黄小林、高福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易门县人民法院（2017）云0425民初6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义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志明、高雪，被上诉人业之峰公司、黄小林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被上诉人高福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义军上诉请求：一、撤销易门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云0425民初641号民事判决；二、支持上诉人一审时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三、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虽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即实际出资人从外部进入公司内部成为公司的成员时，应经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才能成为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但反之，如其他股东已知悉、认可实际出资人股东身份的，则从公司人合性角度来看，实际出资人其自始至终在公司内部作为公司成员，并未出现从外部进入公司内部的变化，无须多余地再次让其他股东表决是否同意，其他股东已经在先有“同意”的意思表示，可以视为经过股东同意。本案中，在（2016）最高法民再217号民事判决第9页已经认定上诉人为被上诉人业之峰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已向被上诉人业之峰公司完全履行出资义务，享有业之峰公司16.5%的股权。且在该判决书第10页第13-14行也认定上诉人多次参与公司对外业务活动及应酬，高福安在该判决书中的证人证言也说明黄小林、高福安对上诉人股东身份的知悉和认可，上诉人实际参加公司经营，故上诉人要求将其股东身份显名化并不存在从外部进入内部从而破坏业之峰公司人合性的问题，符合立法本意；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诉讼中，高福安在经过法院合法送达传票后，缺席不到庭参加庭审活动，庭审结束后，一审法院又对高福安作询问笔录，笔录中高福安作出与最高法院确认生效的（2016）最高法民再217号民事判决第10页第13行-17行内容（高福安均认可两原告的股东身份并要求将两原告登记在册）中完全相反的意思表示，故该笔录上所反映的高福安的意思表示是不客观真实的，不排除高福安、黄小林庭后有协商串通的可能，所以该笔录不能作为证明争议事实的证据，也不能仅凭高福安不客观真实的意思表示便机械的理解“过半数同意”的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未根据杨义军在业之峰公司存续期间黄小林、高福安对其股东身份认可的实际情况，错误的认定了法律事实。综上，请求依法改判，维护杨义军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黄小林、业之峰公司、高福安共同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义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杨义军享有业之峰公司16.5%的股份；二、由黄小林、高福安及业之峰公司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三、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黄小林以及业之峰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8月，杨义军、杨晚生、杜凯华、黄小林、高福安等人口头协商共同投资办公司采矿。杨义军按约定向黄小林个人账户转入投资款600万元。2011年8月29日，在各方达成一致意见后，由高福安为甲方，黄小林代表杨义军等人为乙方签订《梅子树铜矿合作开采意向书》，约定乙方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从甲方名下收购整个矿山50%的股份；协议签订后，注册成立新的矿业开发公司，由乙方出任法人代表并占50%的股份。2011年9月19日，以高福安、黄小林为发起人，在易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业之峰公司，登记股东为高福安、黄小林，法定代表人为黄小林。2012年2月，杨义军得知业之峰公司股东登记情况后，向黄小林提出退款请求。黄小林同意向杨义军退款270万元，剩余330万元由黄小林出具收条，并由杨义军等人和黄小林分别作为投资人和收款人签名。后杨义军以要求黄小林退还投资款330万元并给付利息为由提起民事诉讼。经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一审、二审、再审审理，最高人民法院作出驳回杨义军诉讼请求的终审判决。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最高法民再217号民事判决确认，黄小林占业之峰公司50%的股份，其中包括杨义军占16.5%，即黄小林代杨义军持股，而杨义军系业之峰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为该公司的隐名股东。本案审理过程中，业之峰公司登记股东黄小林、高福安均明确表示，不同意将杨义军变更登记为业之峰公司股东。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确认了杨义军是业之峰公司隐名股东的身份和地位，即杨义军是业之峰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占业之峰公司16.5%的股份，但该股份包含在黄小林所持有的业之峰公司50%的股份之中，无需再次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并不当然成为业之峰公司的股东，实际出资人须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才能变更工商登记、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现业之峰公司的登记股东黄小林、高福安均明确表示不同意杨义军进行业之峰公司股东变更登记的要求，所以，杨义军的该项诉讼请求与法律规定的条件不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义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杨义军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对于原审认定的事实，上诉人杨义军对原审认定：“2011年8月29日，在各方达成一致意见后，由高福安为甲方，黄小林代表杨义军等人为乙方签订《梅子树铜矿合作开采意向书》，约定乙方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从甲方名下收购整个矿山50%的股份；协议签订后，注册成立新的矿业开发公司，由乙方出任法人代表并占50%的股份”提出异议，认为黄小林占业之峰公司的股份应为65%，且一审不应依据询问笔录认定高福安不同意杨义军变更为公司股东的请求。针对上诉人杨义军提出的异议，被上诉人黄小林陈述：之所以在（2016）最高法民再217号民事判决中认定的《收条》上所载其所持股份为50%，系由于其登记的股份65%中有15%系代云南有色地质局三一三队持股，故其实际持有的股份仅为50%。本院认为，上诉人提出异议的上述事实系（2016）最高法民再217号生效民事判决中确认的事实，且该内容的记载系对双方签订的《梅子树铜矿合作开采意向书》内容的描述，一审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提出的该异议不能成立，但对于业之峰公司工商登记上载明的黄小林的股份份额为65%各方均无异议，而（2016）最高法民再217号民事判决中所认定的“黄小林持有的50%的股份”系对《收条》内容的描述，即反映的系黄小林的实际持股情况非工商登记情况，根据工商登记显示，黄小林所占业之峰公司的股份应为65%，在该登记的份额中16.5%为代杨义军持股。故一审认定“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217号民事判决书确认，黄小林占业之峰公司50%的股份”存在歧义，本院予以更正。另，因高福安一审未到庭，一审法院对其进行询问，并在一审判决中对高福安的意见予以明确并无不当，且二审中其也到庭明确表示不同意将杨义军变更为公司显名股东，故也不存在对其意见认定错误的问题，对杨义军的该主张不予支持。被上诉人黄小林及业之峰公司对原审认定“2011年8月，杨义军、杨晚生、杜凯华、黄小林、高福安等人口头协商共同投资办公司采矿”提出异议，认为事实上，杜凯华以及高福安并未参加协商。本院认为，该部分事实系已经生效的（2016）最高法民再217号民事判决中认定的事实，故对被上诉人提出的异议，本院亦不予支持。其余案件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此外，上诉人一审中提出的诉讼请求第一项明确为要求确认其为业之峰公司的股东，享有16.5%的股权。本院认为，结合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杨义军请求确认为业之峰公司的股东，并享有16.5%的股权的主张是否应得到支持？二、杨义军要求黄小林、高福安及业之峰公司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变更的主张是否成立？对于争议焦点一，关于杨义军与黄小林之间的关系在（2016）最高法民再217号民事判决中已明确黄小林所持有的业之峰公司的股权中的16.5%为杨义军实际出资，故其身份系隐名股东，隐名股东是指依据书面或口头协议委托他人代其持有股权者，与隐名股东对应的是显名股东。实际出资是指实际投资人实际认购了出资，但是公司的章程、股东名册、股票（仅指记名股票）、出资证明书和工商登记等显示他人为股东的一种投资方式，在这种投资方式中实际出资人并享有投资收益的人为实际出资人(隐名投资人)，隐名股东与显明股东的权利和义务并不相同。故上诉人要求直接确认其为显名股东的身份，并享有16.5%的股权的主张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对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隐名股东即实际出资人要从隐名股东变为公司登记在册的显名股东需要经过公司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而该种“同意”应当是明确的作为的意思表示，而非默示、不作为的意思推定，本案中，黄小林及高福安作为业之峰公司的股东均明确表示不同意将杨义军变更为公司股东并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之上，故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不应予以支持。虽然，上诉人杨义军提出在（2016）最高法民再217号案件中，黄小林、高福安均承认杨义军参加过公司经营活动，但无直接证据表明二人对变更杨义军为该公司显名股东是明确同意的，故不应以此推定二人同意杨义军成为业之峰公司的显名股东，对杨义军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杨义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燕审判员  吴仟审判员  刘惠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顾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