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9民终17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振刚，男，汉族，1964年4月7日出生，住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宁向东，广东鸿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顺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黄沙大道留庆新横街32号103房。法定代表人：蔡亚也。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庆佳，广东东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港，男，汉族，1969年4月7日，住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永生，广东济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江，男，汉族，1968年6月15日出生，住茂名市电白区。上诉人李振刚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顺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顺安公司)、蔡港、李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人民法院（2011）茂电法民再初字第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振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宁向东、被上诉人顺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庆佳、被上诉人蔡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永生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李江经本院合法传唤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振刚上诉请求:一、撤销茂名市电白区人民法院（2011）茂电法民再初字第27号民事判决;二、维持原广东省电白县人民法院(2005)电民初字第113号民事调解书。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涉案借款是蔡亚也个人借款而不是顺安公司借款，是错误的。涉案借款是蔡亚也作为顺安公司持股98%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因该公司经营资金不足而向上诉人借款用于该公司开发的广州市顺安大厦建设项目。对该借款的用途，蔡亚也、上诉人、冯日进、蔡港、李江等陈述得非常明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如本案，借款是用于顺安公司开发的建设项目，实则顺安公司也属借款人。况且，蔡亚也作为顺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权也有义务在公司已使用该借款后以公司的名义出具借条给出借人。因此，上诉人要求顺安公司承担偿还借款责任依法有据。原审认定顺安公司不是借款人，是错误的。二、原审认定蔡亚也伪造顺安公司的公章出具借条给上诉人，是错误的。蔡亚也是顺安公司的大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其向公安机关申请备案后刻制该公司的印章使用，是合法有效的，绝非伪造公章。且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有关刑事裁定书中也无认为蔡亚也是伪造公司印章。三、蔡亚也、顺安公司欠上诉人的借款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据上诉人反映，蔡亚也、顺安公司先后欠上诉人的借款本金达到1400多万元，加上利息是230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借贷双方是可以将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的。而按照出具借条时的法律规定，债务人已支付或同意支付的利息即使超出法律规定保护的范围，也是不禁止的，是允许的。因此，顺安公司与上诉人结算借款本息后出具2300万元的借条给上诉人，是合法有效的。四、蔡亚也对欠借款数额的陈述无其他证据佐证，不能作为认定借款具体数额的事实证据。蔡亚也是债务人，出于趋利避害的心理，对其借款数额的陈述，决定其是尽可能地缩小。蔡亚也对借款数额的陈述也是前后矛盾，有说208万元，有说借了五次274万元，均无法自圆其说，也没有任何证据佐证。因此，不能以蔡亚也在刑事案件中对借款数额的陈述来认定本案借款数额的事实。本案应根据审理民事案件有关举证责任的规定来分配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及蔡亚也应承担证明否定2300万元借款事实的举证责任。而本案中，无论是被上诉人或蔡亚也都只是口头否认，并无相关证据佐证。相反，上诉人却能列举蔡亚也的陈述是虚假不实的证据予以推翻蔡亚也在刑事案件中对借款数额的陈述。五、原审法院应追加蔡亚也作为被告参加本案诉讼。本案借款是蔡亚也用于顺安公司工程。蔡亚也和顺安公司均是借款人，其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审法院没有追加蔡亚也参加诉讼是审理案件程序错误。六、原民事调解书已执行完毕多年，当事人均不提出异议或申请再审。原民事调解书经已执行完毕多年，无论是执行期间或执行完毕多年，当事人在上诉人所涉的刑事案件未审理结案前均不提出异议或申请再审，说明当事人是对该民事调解书的认可。后来才依据蔡亚也在刑事案件的虚假陈述而提出再审申请，明显是投机取巧。被上诉人顺安公司答辩称：一、上诉人李振刚强迫蔡亚也、蔡港帮助伪造涉案23张100万元借条的行为，被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粤高法刑三终字第379号刑事裁定书所认定，并判决李振刚犯妨害作证罪，蔡亚也、蔡港犯帮助伪造证据罪，因此该借条依法对顺安公司不具有法律效力。二、即使蔡亚也与上诉人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也只是蔡亚也个人的债务，与顺安公司无关，而且上诉人已就该民间借贷关系，于2004年另案起诉了蔡亚也。三、因涉案的民事调解书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前已经审理终审，而本案是因决定再审而进入审理程序的，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本案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不适用于本案。综上所述，顺安公司与上诉人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涉案的100万元借条对顺安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依法应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蔡港答辩称：1、本案不存在借款共2300万元的事实。本案借据是上诉人强逼被上诉人伪造的，是虚假诉讼。2、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的刑事裁定书认定的事实，蔡港无需对本案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的刑事裁定书及当事人反映的事实，蔡亚也作为顺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向李振刚借款200多万元全部用于公司工程项目建设，蔡亚也投资巨额款项参与该公司的工程项目。被上诉人李江未出庭参与诉讼，也未提交任何诉讼意见。李振刚在（2005）电民初字第113号案中诉称：1、判令被告顺安公司偿还借款100万元，李江、蔡港对借款负连带清偿责任；2、顺安公司、李江、蔡港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就李振刚主张顺安公司借款2300万元（23宗调解案总标的额）的民间借贷案的情况，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粤高法刑三终字第379号刑事裁定书记明，2004年1月至10月，蔡亚也个人以月息20%的利率，先后向李振刚共借款人民币200多万元。因利滚利而导致本息达到人民币2300万元。2005年1月，李振刚强迫蔡亚也、蔡港伪造了23张面额均为人民币100万元、以顺安公司名义借款的借条。蔡亚也伪造了顺安公司的公章，加盖在借条上。2005年1月，李振刚凭借上述借条到广东省电白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电白县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确定了顺安公司向李振刚还款人民币2300万元的义务。根据李振刚的执行申请，广东省电白县人民法院查封了顺安公司的土地及建筑物。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本院依顺安公司的申请，于2016年3月1日作出（2011）茂电法民再初字第5-2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查封、冻结原审原告李振刚名下的房产、银行存款及有价证券，直至价值23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据已生效的刑事裁定书确认,借到李振刚的200多万元,是蔡亚也个人借的,之后该借款金额因利滚利而导致本息达到人民币2300万元。李振刚再强迫蔡亚也、蔡港伪造了23张面额均为人民币100万元、以顺安公司名义借款的借条。蔡亚也伪造了顺安公司的公章，加盖在借条上。据此,本案是李振刚与蔡亚也之间发生的借款200多万元的借贷关系,该借款也未经顺安公司追认,故对顺安公司不发生效力。原民事调解书确认顺安公司欠李振刚款没有事实依据，该调解书依法应予撤销。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一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电白县人民法院（2005）电民初字第113号民事调解书；二、驳回原审原告李振刚的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15010元，由原审原告李振刚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李振刚提交一张《刻章许可证》复印件，以证明顺安公司在涉案借据上所盖公章是真实的。对此，顺安公司质证认为：根据蔡亚也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及法院刑事判决的认定，上诉人所述的公章是蔡亚也在李振刚的威逼之下报假案而取得的，该章不具备法律效力。蔡港质证认为：应以生效的刑事裁定书查明的事实为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上诉人李振刚还提交了《印章鉴定申请书》，申请对借条上的印章以及案卷中顺安公司使用的印章进行司法鉴定，以核查印章的真伪和启动本案审监程序的合法性。本院认为，已生效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粤高法刑三终字第379号《刑事裁定书》，对于涉案顺安公司公章的相关事实已经作出认定，上诉人申请鉴定的事项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故本院不予准许该鉴定申请。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经本院审查，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粤高法刑三终字第379号《刑事裁定书》查明了蔡亚也有如下部分供述：“之前向李振刚借款的时候都是以个人名义借的，但我在被逼签署了2300万的借条之后，李振刚要我在上述2300万元的借条上签署顺安公司的印章，由于当时的顺安公司印章还在原来的股东手上，在李振刚的威逼之下，我到电白县旦场派出所报顺安公司公章被盗，派出所民警听我讲述被盗的情况并做了记录，就给我写了一份报警回执。报完案，我马上回广州去办理公章的事。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就把公章的事办妥了。办好公章后，李振刚就让带上公章，通知蔡港和李江又回到电白县人民法院。最后才按照李振刚的意思写下了以顺安公司名义借李振刚2300万现金用于投资顺安大厦工程的23张借据，并盖有顺安公司的公章，李江、蔡港在借据上也签了名。”（2014）粤高法刑三终字第379号《刑事裁定书》认定本案上诉人李振刚构成妨害作证罪，蔡亚也及被上诉人蔡港构成帮助伪造证据罪。本院还查明：原广东省电白县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11)茂电监字第2-24号《民事裁定书》，分别对（2005）电民初字第91-113号案件进行再审。上述23份民事裁定书已于2011年11月3日送达给李振刚、蔡亚也、蔡港等本人签收。本院认为，审理本案的关键在于判断：原广东省电白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05）电民初字第113号《民事调解书》是否确有错误。在（2005）电民初字第113号案中，李振刚是以一张金额为100万元的《借据》作为证据起诉主张债权，该案最终以李振刚与顺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蔡亚也及蔡港、李江达成调解的方式结案。但根据已生效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粤高法刑三终字第379号《刑事裁定书》所认定的事实可知，涉案100万元的《借据》是李振刚强迫蔡亚也和蔡港两人所写,而蔡亚也、蔡港在明知是虚假借据的情况下，仍确认借据的内容并与李振刚签订调解协议。另外，借据上所盖的顺安公司公章是蔡亚也在李振刚的威逼下，明知公章在原公司股东手上持有却通过挂失形式重新申请雕刻的新公章，其目的在于伪造涉案借据；所以即使该新公章是通过正常途径所刻，但仍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故在涉案借据中的盖章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2005）电民初字第113号案,是案件双方当事人制造伪证、恶意串通、达成虚假协议为骗取法院调解书的虚假诉讼。故该案所作出的《民事调解书》确实错误，应予撤销。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本案只是就（2005）电民初字第113号《民事调解书》是否错误进行审理，并也只认定了该案的主要证据即100万元《借据》是伪造的。而对于李振刚与蔡亚也之间发生的真实借贷关系及此真实借贷是否用于顺安公司的问题，并非本案的审理范围，李振刚可对此问题另行主张权利。故原审判决未认定该调解案为虚假诉讼而直接对不属案件审理范围的问题作出相关认定，在适用法律上有瑕疵。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原审判决驳回李振刚的诉讼请求，该处理结果正确，本院维持此裁判结果。此外，因李振刚构成妨害作证罪、蔡亚也及被上诉人蔡港构成帮助伪造证据罪已受到相应的刑罚，故本案不再追究其相关的刑事责任。至于原审判决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该案中，蔡亚也本人不参加诉讼并不影响本案对原调解书正确与否的认定及判决，故本案不必需通知蔡亚也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另，原调解书的当事人虽然不申请再审，但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规定，依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符合法律规定。故原审判决程序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李振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李振刚负担。案件公告费共300元，由被上诉人广州市顺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琪 奕代理审判员 赖 慧 嫦代理审判员 巫   钊二〇一八年三月八日书 记 员 梁哲朱华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