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晋09民终18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滨海新区大港昌昊商贸有限公司，地址：天津大港油田红旗路南。法定代表人：李农，职务：经理。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欧阳明，男，1975年4月13日生，天津市人，现居天津市滨海新区海滨街芳华小区13号楼1门301室。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定襄县正恒冶金物资贸易中心，地址：定襄县西关工业区。法定代表人：孙如涛，职务：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占山，山西神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天津滨海新区大港昌昊商贸有限公司、欧阳明与被上诉人定襄县正恒冶金物资贸易中心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定襄县人民法院（2017）晋0921民初3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天津滨海新区大港昌昊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农、欧阳明、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占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天津滨海新区大港昌昊商贸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驳回原审原告对天津滨海新区大港昌昊商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书对事实和证据的确认采信有巨大的错误。上诉人公司出具的原始财务凭证，证明上诉人与欧阳明的微硅粉业务始于2006年止于2015年7月17日，期间欧阳明使用了8家公司的发票，销售硅粉5781.68吨，上诉人与其结清了所有款项，上诉人是始终与欧阳明做生意，上诉人与原告没有直接业务往来。上诉人公司按照手续支付货款时间为2015年7月17日，收款收据也是2015年7月17日，并且刘文明收到欧阳明汇款20万元是在2015年7月27日，定襄县公安局来我公司调查时间为2015年10月30日，一审判决书认定的终止欧阳明的表见代理行为是在上诉人完成与欧阳明结清货款的106天后，上诉人与欧阳明办理这一笔货款结付时，欧阳明是有代理权限的。上诉人公司从不知道上诉人公司出纳易某与刘文明有口头协议，证人出庭证明刘文明、欧阳明和易某在电话中达成口头协议的表述是编造的谎言。二、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没有证据支持。昌昊公司出示的原始发票充分证明刘文明是实际供货人，而原告只是使用发票的其中一家。在第三次庭审时，原告阐述结算货款是由昌昊公司付给欧阳明，欧阳明扣除15%劳务费后将余款给付原告，自己否定了自己在起诉状中所说的付款方式，由此证明上诉人将货款支付欧阳明并无过错。欧阳明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首先，本人从未和正恒公司、昌昊公司、五台山复兴化肥厂、前进编织厂等签订或口头协议接受上述公司的业务委托，微硅粉一直是欧阳明本人与刘文明之间的买卖。本人每次交易都是现金垫付购进，本人销售出去后才能收回成本，赚取差额，因此不属于表见代理。本人欧阳明收到刘文明提供的全部增值税发票和收款收据，说明本人欧阳明付清了所有货款和票据税款。其次，正恒公司诉称委托本人转交正恒公司出具的增值税发票和收款收据，纯属子虚乌有。实际是刘文明收到欧阳明支付的全部货款和票据税款后，刘文明才将增值税发票和收款收据邮寄给昌昊公司或欧阳明。本人给刘文明付款时大多以现金形式交给刘文明委托的配货司机带给刘文明，有装卸队长的证言。本人欧阳明与刘文明口头约定微硅粉不含税850元每吨，刘文明收到欧阳明支付的款项后是否给付正恒公司本人并不知晓。定襄县正恒冶金物资贸易中心答辩称：定襄县正恒冶金物资贸易中心与天津昌昊公司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从发票的购货单位、销货单位、天津公司支票存根的收款人、收款收据的收款人都可以看出交易的权利义务双方为正恒公司与昌昊公司。关于最后一笔货款给付问题，天津公司付欧阳明款项在前，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在后，易某和欧阳明都作证讲，最后一笔款天津公司支付欧阳明时定襄公司没有提供收款收据，2015年7月17日的付款是在没有按约定提供收据的情况下付款给了欧阳明，公安机关调取证据时天津公司的账簿里也没有这联收据，天津公司违背了”一对一的交易原则”，在没有收款收据的情况下将50万元货款付与欧阳明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2月，定襄县正恒冶金物资贸易中心经理刘文明与欧阳明协商微硅粉业务生意，协商过程中经第三人欧阳明联系，原告公司经理刘文明与天津滨海新区大港昌昊商贸有限公司职员易某电话沟通同意微硅粉的此项业务，但具体事宜均由第三人欧阳明协商办理，欧阳明以850元/吨（不含税）的价格收取微硅粉。双方协议由原告公司出售微硅粉，运到指定地点后，由第三人欧阳明接收并送到渤海钻探固井公司；然后被告公司按照固井公司通知收到的微硅粉数量，要求原告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收到原告公司的发票后，再由被告公司向固井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后，由固井公司向被告公司付款；被告公司收到货款后，通知第三人欧阳明，欧阳明交付原告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后，被告公司将转账支票交付欧阳明，再由欧阳明向原告公司支付货款，完成交易。此后，从2012年1月开始原被告之间按照上述交易习惯进行微硅粉的销售业务。至2014年12月，原告公司以850元/吨的价格出售1670.452吨微硅粉给第三人欧阳明，价款共计1419884.2元，第三人欧阳明全部转售予被告公司。原告公司向被告公司开具了全额增值税发票，共计31张，价税合计2802673.5元，其中增值税税款407226.06元，价款2395447.44元；被告公司陆续按交易习惯支付价税，2015年7月21日被告公司完成了最后一笔货款的交付，此笔货款为505070.5元。2015年7月22日前，原告公司经理刘文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账户收到第三人欧阳明转入的汇款10笔，共计551168元。2015年11月，定襄县公安局接受原告公司报案，以第三人欧阳明涉嫌职务侵占罪为由向被告公司调查取证，被告公司出纳易某接受询问，并在询问笔录上签字认可。同日，还从被告公司复印了原告公司开具的发票、收款收据、被告公司的转账支票存根等证据材料。2016年4月8日，定襄县公安局向原告公司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通知其控告欧阳明涉嫌职务侵占一案，经审查认为未能证实有职务侵占的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定襄县正恒冶金物资贸易中心与天津滨海新区大港昌商贸有限公司之间没有书面的微硅粉买卖合同，双方之间发生业务往来的方式和习惯是由原告公司经理刘文明、第三人欧阳明及被告公司出纳易某协商确定的。从双方的交易习惯可以看出，被告公司按照渤海钻探固井公司的微硅粉实际使用量，要求原告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之后根据原告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向原告公司付款。从发票的购货单位、销货单位、被告公司支票存根的收款人、收款收据的收款人，都可以看出此项业务的权利义务双方是原告公司与被告公司，因此应当认定原被告双方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被告辩称，易某作为被告公司出纳，公司没有授权其可以对外签订合同，但在与原告公司的实际业务往来中并未提出异议，且履行了付款这一主要的合同义务，应当视为对易某签订合同行为的追认，因此被告这一辩解理由法院不予支持。原告公司在与被告公司的业务往来中，由第三人欧阳明转交发票及收款收据，由欧阳明代收货款。原告的行为使被告有理由相信第三人欧阳明取得了原告公司的授权，被告主张第三人欧阳明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予以支持；被告公司按照双方交易习惯向第三人欧阳明付款的行为，对原告公司产生法律拘束力，应当视为向原告公司履行了付款义务。但最后一笔货款505070.5元的支付，经定襄县公安局侦查询问经办人易某和复印被告公司账簿凭证，被告公司是在没有收到原告公司收款收据的情况下向第三人欧阳明进行的付款行为，违背了双方一直以来的交易习惯。虽然，被告公司在庭审时出具了收款收据，证人易某也作了证词，但从定襄县公安局以第三人欧阳明涉嫌职务侵占罪介入调查开始，应当视为原告公司以明示的方式向被告公司说明第三人欧阳明代理权限的终止，公权力的介入效力是要高于欧阳明的表见代理效力的；此后没有原告公司的明确授权，第三人欧阳明的行为不能继续产生表见代理的法律效力。被告公司对此后与第三人欧阳明实施的民事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与第三人欧阳明承担连带责任。至于被告公司所述，最后一支收款收据是其公司出纳易某在原告公司经理刘文明授意下私自隐匿的事实，其提供的证明此事实的证据为其公司出纳易某的证言，此证据与定襄县公安局的调查内容相矛盾，且定襄县公安局的证据效力更高，故对此事实不予认可。因此，被告公司于2015年7月21日向第三人欧阳明支付货款505070.5元的行为，不能当然对原告公司产生付款的法律后果，其仍应对此款项向原告公司承担付款责任。之后，被告公司可以向第三人欧阳明进行追偿。在原告公司与被告公司的买卖交易中，第三人欧阳明作为原告公司的表见代理人，其处理相关委托事务所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委托人即原告公司。第三人欧阳明辩称其以850元/吨的价格向原告公司购入微硅粉，根据就高不就低的原则，予以支持；其已经向原告公司转付了全部货款，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实，故一审法院难以认定。原告公司主张的收到第三人欧阳明转付的货款551168元的事实，有银行交易明细加以证实，且属于当事人一方自认的事实，可以免除案件其他当事人的证明责任，本院予以认定。至于，原告公司与第三人欧阳明之间的代理事务的具体事宜，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当事人可另案起诉。原告公司在法庭调查终结前提出减少诉讼请求数额，按照减少后的诉讼请求数额计算诉讼费的责任承担，多预交的诉讼费应予以退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天津滨海新区大港昌昊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定襄县正恒冶金物资贸易中心微硅粉货款505070.5元，第三人欧阳明承担连带责任。二、第三人欧阳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定襄县正恒冶金物资贸易中心微硅粉货款770871.76元。二审中，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本案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2010年6月，天津滨海新区大港昌昊商贸有限公司的供货方使用了忻州市××区前进编织厂的增值税发票供货，2011年10月25日使用了忻州市忻府区鑫洋铁合金销售中心增值税发票供货，2011年6月23日到2011年9月20日使用忻州市忻府区五台山复兴化工厂增值税发票供货，2012年1月13日到2014年12月，刘文明使用山西定襄正恒物资贸易中心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供货共1670.45吨，总金额2802673.5元。从2012年1月开始双方当事人之间产生微硅粉买卖业务。至2014年12月，山西定襄正恒物资贸易中心以850元/吨的价格出售微硅粉1670.452吨，价款共计1419884.2元，该货物通过欧阳明交付天津滨海新区大港昌昊商贸有限公司。山西定襄正恒物资贸易中心开具了全额增值税发票31张，价税合计2802673.5元，其中增值税税款407226.06元，价款2395447.44元；天津滨海新区大港昌昊商贸有限公司支付价税，2015年7月21日天津滨海新区大港昌昊商贸有限公司完成了最后一笔货款的交付，此笔货款为505070.5元。2015年7月22日前，刘文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账户收到欧阳明转入的汇款10笔，共计551168元，山西定襄正恒物资贸易中心自认该款系本公司已收货款。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本案中，当事人订立的买卖合同属于口头形式加其他形式，当事人既然选定了口头形式加其他形式的合同，也就是选定了与其相应的合同风险责任。天津滨海新区大港昌昊商贸有限公司持有山西定襄正恒物资贸易中心供货发票加收款收据，就应当承担已经完全履行了付款义务的举证责任，故天津滨海新区大港昌昊商贸有限公司所举证据不足以否定一审判决主文让其承担505070.5元的付款义务的适当性。故上诉人天津滨海新区大港昌昊商贸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在本案中，山西定襄正恒物资贸易中心与欧阳明对于交易微硅粉的数量（1670.452吨）、通过银行汇款的数额（551168元）无异议，欧阳明自认合同单价为850元/吨，上诉人欧阳明虽辩称其余货款通过现金给付的形式已全部给付刘文明，但未向本院提交充足的证据予以证明，同时结合山西定襄正恒物资贸易中心给付天津滨海新区大港昌昊商贸有限公司的收款收据均为空白收据，收据所载事项均由天津滨海新区大港昌昊商贸有限公司自行填写的事实，本案并不能依照收款收据来判定山西定襄正恒物资贸易中心是否实际收取货款，故原审在无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依照银行汇款凭证认定欧阳明已付货款并无不当。故欧阳明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910元，由上诉人天津滨海新区大港昌昊商贸有限公司负担8851元，由上诉人欧阳明负担1105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孙建新审判员梁晓峰审判员杨剑二0一八年三月十二日书记员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