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川09民终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潘禹林，女，1973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武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邵曦，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信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泸州市江阳区蓝田街道蓝安东路26号2号楼2层18号。法定代表人：李君臣，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余水清，北京盈科（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侯莉丹，北京盈科（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潘禹林因与上诉人四川信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硕公司）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2017）川0903民初22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潘禹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曦，上诉人信硕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余水清、侯莉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潘禹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关于《股东会决议》已由《补偿协议》细化、更替等事实认定，依法查明事实后支持上诉人的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股东会决议》的盈余分配款与《补偿协议》的补偿款仅仅金额相同，但是两笔不同的款项。1.信硕公司2013年至2016年中标建设项目的公司盈余高达28300000元，潘禹林股权比例为10.23%，ＸＸ股权比例为6.28%，除2013年至2015年止确认应分配的盈余外，2016年还有大量盈余未予分配。《股东会决议》针对的是2013年至2015年信硕公司的盈余分配，而《补偿协议》的补偿款中所称“包括红利的分配”是指“包括ＸＸ、潘禹林作为信硕公司股东在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9月13日在信硕公司的红利分配”。因建筑行业工程款收款具有滞后性，信硕公司除已经统计的盈余金额外，还存在大量的应收账款。根据潘禹林、ＸＸ所占公司股权比例，二人应当分配的利润应当分别有2890000元、1780000元。除《股东会决议》确认分配的利润外，潘禹林、ＸＸ在2016年还有利润1990000元、980000元未分配。2.信硕公司安排好股权受让人和转让价款，要求潘禹林、ＸＸ低价将所持有的公司股权转让，并承诺对潘禹林、ＸＸ进行补偿，该补偿款包含2016年信硕公司应分配的利润还包括对潘禹林、ＸＸ作为原始股东对公司的贡献以及低价转让股权的补偿。潘禹林、ＸＸ作为公司原始股东，从公司成立起，为公司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并在公司项目存在未达到固定盈利时，为保证公司的固定利润按内部规定自掏腰包补足利润。在信硕公司的安排下，潘禹林、ＸＸ股权转让价格明显低于股权对应的注册资金。信硕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补偿协议》系对《股东会决议》内容的承接、补充和细化的事实是正确的，《股东会决议》的盈余分配款与《补偿协议》的补偿款是同一笔款项，潘禹林分别以《股东会决议》和《补偿协议》提起诉讼，构成重复起诉。《补偿协议》中的补偿金是信硕公司对潘禹林担任公司股东期间全部经济责任包括红利分配的一次性了结，不是潘禹林所称的其在2016年1月1日至9月13日在公司的红利分配，财务审计报告确认信硕公司2013年至2015年累计未分配利润为630269.47元，潘禹林称公司2013年至2016年盈余高达28300000元并无证据证明。潘禹林与受让人通过自由协商转让股权，与信硕公司无关，信硕公司没有理由和法律依据对其进行额外补偿，《股东会决议》和《补偿协议》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将公司资本分配给股东，危及公司资本充足和侵害债权人利益，应属无效。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股东会决议》载明的权利义务因《补偿协议》的达成而终止，潘禹林已就《补偿协议》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另案提起诉讼，其无权依据《股东会决议》向信硕公司主张权利。潘禹林要求报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信硕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潘禹林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潘禹林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遗漏了本案重要事实，即2012年至2015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所载明的信硕公司2013年至2015年累计未分配利润为630269.47元，该事实直接关系到本案的判决结果。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股东会决议》和《补偿协议》合法有效错误。根据公司资本维持原则，股东分配的资金来源不能是公司的资本，而只能是公司的利润。公司可否进行股利分配，除了审查是否有利润外，还应审查是否有可供分配的利润。仅具有股东会决议分配年度利润的形式要件不足以认定和判断是否具备可分配利润，还必须有符合公司法规定的依法经过审查验证的财务报表和利润分配计划的实质要件。在仅有形式要件而没有实质要件，从而导致股东与公司发生利润分配纠纷时，法院对有无利润的判断上可从公司在工商部门的年检报告、合法的会计年度终了时的财务会计报告、年度利润司法审计报告等证据审查中作出判断。本案中，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上诉人2013年至2015年累计未分配利润为630269.47元，但《股东会决议》却分配给潘禹林和ＸＸ两位股东1700000元的利润，显然该股东会决议将公司1069730.53元的公司资本分配给了潘禹林和ＸＸ两位股东。公司无足额可供分配利润而通过股东会决议的形式分配给股东利润，明显违反了资本维持原则的强行规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该《股东会决议》依法应认定为无效。《补偿协议》内容“包括红利分配”，系对《股东会决议》的承接、补充和细化，《股东会决议》无效，《补偿协议》也应属无效。2.一审法院认定红利分配可以超出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自由处理，属于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为民事权利系当事人固有的权利，其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处理，则认为即使双方当事人对于红利的分配违反《公司法》的规定，仍然有效是错误的。股东的红利分配只能在公司有利润，且应当按照《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的程序进行分配，而不是当事人绝对自由的处理。3.被上诉人不是公司股东，无权请求公司分配红利。分红权是股权的一种，依附于股权存在，不能独立于股权而单独存在，当股东将股权转让给受让人时，分红权与其他股权一并转让于受让人。被上诉人已于2016年9月14日将全部股权转让给他人，已丧失信硕公司的股东身份和股东资格，其行使股东权利的基础已不存在，无权请求进行红利分配。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根据《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认为《股东会决议》经全体股东一致认可，系上诉人对公司红利分配的另外约定，应当合法有效是错误的。该条法律规定股东可以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但红利的分配只能是公司的利润部分且应当按照《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的规定进行分配。根据上诉人提供的《审计报告》，2013年至2015年未分配利润的总额仅为630269.47元，与《股东会决议》的1700000元相差甚远。一审法院适用《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而回避该法第二十二条和第一百六十六条的规定，系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潘禹林辩称，补偿协议应当适用合同法相关规定，合法有效，该补偿协议是以潘禹林转让股权给信硕公司三个股东为条件，且潘禹林已经将股权转让，条件已经成就，信硕公司应该履行义务。信硕公司提到的审计报告是信硕公司基于偷逃税款的目的而制作，违法且无效，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审计报告仅仅依据信硕公司提供的财务报表作出，并没有针对信硕公司的会计凭证作出审计，信硕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相互矛盾的财务报表，说明该报表是信硕公司可以随意编制的，并不具有作出审计的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信硕公司的上诉请求。潘禹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信硕公司支付补偿款300000元，并从2017年1月1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向潘禹林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2.本案诉讼费由信硕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信硕公司于2012年2月6日注册成立，潘禹林系该公司原始股东，认缴出资额10384000元（货币出资2200000元，知识产权出资8184000元），占股10.23%。2016年8月10日，信硕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一份，载明：“公司于2016年8月10日，在遂宁蓝光香江国际9栋302，应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潘禹林（10.23%），股东ＸＸ（6.28%）的请求，召开了临时股东会，会前15天电话通知全体股东会议议程。股东薛居嵩、陈潇、杜艳、王昌健、ＸＸ、李秀清、潘禹林、尹微、杨启兵、李君臣、邓清元、赵鑫、杨厚谊、罗福鹏、卿明长、林峰参加会议，会议由薛居嵩主持，全体股东一致通过以下事项：一、对股东潘禹林从2013年至2015年止投资的公司项目收益金额：900000元（人民币玖拾万元整），予以确认，同意股东潘禹林的股利分配请求权。二、对股东ＸＸ从2013年至2015年止投资的公司项目收益金额：800000元（人民币捌拾万元整），予以确认，同意股东ＸＸ的股利分配请求权。三、全体股东一致通过决议，无反对及弃权情况。”该决议由公司全体股东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2016年9月14日，潘禹林分别与案外人陈潇、胡可签订《四川信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潘禹林将其持有的信硕公司股权3352000元（货币710000元，知识产权2642000万元）以500000元转让给陈潇，将其持有信硕公司股权6700000元（货币1420000元，知识产权5280000元）以960000元转让给胡可。同时，信硕公司形成《四川信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为：公司股东潘禹林将持有的信硕公司股权转让给陈潇、胡可；转让股权后潘禹林不再是公司股东；公司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该股东会决议由全体股东签字确认，并加盖信硕公司印章。信硕公司于当日出具了《股权转让确认书》确认了上述事项。签订《四川信硕建设工程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同日，信硕公司（甲方）与案外人ＸＸ（乙方）及潘禹林（丙方）签订《补偿协议》一份，约定：“一、在乙方、丙方全部转让其所持有甲方股份的前提下，由甲方给予乙方人民币800000元（大写：捌拾万元）的经济补偿：由甲方给予丙方人民币900000元（大写：玖拾万元整）的经济补偿。该补偿金作为甲方对乙方及丙方担任公司股东期间全部经济责任（包括红利的分配）的一次性了结。二、甲方给予乙方及丙方的经济补偿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年内付清，甲方于2016年12月31日前给付乙方ＸＸ人民币270000元（大写：贰拾柒万元正）；给付丙方潘禹林300000元。甲方于2017年12月31日前给付乙方ＸＸ人民币270000元；给付丙方潘禹林300000元。甲方于2018年12月31日前给付乙方ＸＸ人民币260000元；给付丙方潘禹林300000元。三、乙方及丙方在完成股权转让事宜后不再是甲方股东，不再享有作为甲方股东的一切权利和不再履行股东义务。”上述协议签订后，潘禹林和信硕公司于2016年10月10日办理了股权转让登记。信硕公司未按照协议支付相关费用。一审法院认为，信硕公司于2016年8月10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与2016年9月14日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补偿协议》，二者在金额、内容上高度一致，《补偿协议》中亦载明“包括红利的分配”，证明《补偿协议》系对2016年8月10日股东会决议的补充、细化，其“包括红利的分配”即指潘禹林作为信硕公司股东期间的红利分配。故本案应当系公司盈余分配纠纷，而非股权转让纠纷。潘禹林所持股权虽已转让，但其仍有权利主张担任公司股东期间的公司盈余分配。信硕公司辩称《补偿协议》系在公司无盈余的情况下作出，其对公司盈余分配的决议实则违反公司资本维持原则。民事权利系当事人固有权利，其可以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自由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股东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实缴出资比例认缴出资的除外。”《股东会决议》经全体股东一致认可，系信硕公司股东对公司红利分配的另外约定，应当合法有效。《股东会决议》已由《补偿协议》细化、更替，《补偿协议》亦应当具有法律效力，故信硕公司应当按照约定的给付时间及金额履行义务。根据《补偿协议》约定，信硕公司应当于2016年12月31日前潘禹林支付红利、经济补偿金300000元。信硕公司逾期未支付，损害了潘禹林的合法权益，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向潘禹林支付利息。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七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四川信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潘禹林300000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300000元为基数，从2017年1月1日始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本金给付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进行计算。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四川信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潘禹林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2016年2月5日《股权转让协议》和2016年9月14日《股权转让说明》（原件），用以证明潘禹林于2016年9月14日将3352000元股权以500000元低价转让给陈潇，该笔500000元转让款包括潘禹林在2016年2月5日已转让给陈潇的400000元股权转让款，且两次股权转让均是在2016年10月10日一并办理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该股权转让协议证明2016年信硕公司仍存在项目收益，潘禹林也依法享有所持股权的收益；因潘禹林受信硕公司安排低价转让股权，信硕公司基于潘禹林作为原始股东的贡献和2016年公司项目收益情况对潘禹林进行补偿，补偿协议合法有效，补偿款与2013年至2015年信硕公司盈余款不同。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信硕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属于新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证明2016年8月10日《股东会决议》合法且与2016年9月14日的《补偿协议》不同，达不到潘禹林的证明目的。对本案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上述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该证据与2016年9月14日潘禹林与陈潇签订的《四川信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经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本案中，2016年9月14日签订《补偿协议》的双方当事人潘禹林与信硕公司均系相互独立的民事主体，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原则，该协议应属合法有效，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所调整的范围，双方当事人均应严格按照协议的内容履行义务。从《补偿协议》签订的背景和内容来看，系双方在充分考虑了信硕公司盈利和潘禹林作为原始股东对公司所作贡献以及潘禹林将股权转让他人的情况下对2016年8月10日《股东会决议》的内容进一步进行的完善和补充，亦是对潘禹林担任信硕公司股东期间包括红利分配在内的全部经济责任进行的了结，该协议是对《股东会决议》内容的承接、细化和补充，二者所涉及的项目收益金和经济补偿金属于同一款项。信硕公司负有按照双方在《补偿协议》中约定的给付时间及其金额向潘禹林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合同义务，潘禹林请求信硕公司支付300000元经济补偿金以及逾期支付的资金占用利息的诉讼请求成立。一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潘禹林和信硕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潘禹林、信硕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潘禹林负担2900元，四川信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29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岳 文审判员 姚梓佳审判员 魏 星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九日书记员 李 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