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民终29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女，1939年6月1日出生。上诉人（原审被告，兼高某之法定代理人）：杨某1，男，1968年5月18日出生。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2，男，1959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3，女，1963年3月13日出生，汉族。四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东，北京知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四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欢，北京知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女，1957年8月15日出生，汉族。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6，女，1983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二被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汉民，北京乾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某、杨某1、杨某2、杨某3因与被上诉人李某、杨某6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9民初4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某、杨某1、杨某2、杨某3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李某、杨某6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高某、杨某1、杨某2、杨某3认可《协议书》及《放弃产权证明》曾经有效，但上述协议均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双方对合同效力没有争议，没有诉的利益，一审判决与之前生效判决矛盾。李某、杨某6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双方就两份协议有争议，效力认定涉及到拆迁利益的给付。李某、杨某6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确认2000年5月8日有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某与杨某6系母女关系，高某与李某系婆媳关系，杨某1、杨某2、杨某3均系高某子女。高某与杨某4系夫妻关系。杨某4于2014年死亡。李某与杨某6原为门头沟区王平地区南岭村农民，高某为居民。1995年南岭村遇搬迁，高某以自己的名义与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镇冯村经济合作社签订《建房协议书》，并予以公证。《建房协议》甲方为门头沟区永定镇冯村经济合作社，乙方为王平地区搬迁购房户主（姓名：高某）。约定乙方自愿选择甲方所建平房3间，付款方式为：合同签字后，由王平地区搬迁办公室直接将乙方搬迁安置对象的搬迁补助费预付给甲方，乙方带上王平地区搬迁办公室签发的搬迁安置补助结算单到甲方办理购房手续，乙方的预付款按实际购房面积结算，余额部分由甲方退给乙方，缺额部分由乙方直接付给甲方。后由高某经手向搬迁办公室补交8000元，上述搬迁安置房屋即是17排63号。自搬迁后，高某一直在17排63号北房西侧一间居住。公证书及《建房协议》原件均由李某持有。2011年，李某将整个院落棚起，在棚建期间，高某搬出上述房屋。现该处房屋及院落在拆迁腾退范围内。双方对以下事实存在争议：（一）关于搬迁建房出资。李某、杨某6主张由李某实际出资12000元，杨某1主张自己实际出资12000元，交由高某经手交纳购房款。在王平地区搬迁户与建房单位结算单中显示：户主姓名为李新芹（琴），搬迁补助金额为28000元，住户应补交8000元，住户签字为高某。在王平地区（南岭村）89年农转非人员生活补助对象登记表中显示：李某、杨某6每人14000元，领取人为高某。被告认为上述材料缺乏完整性，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双方均未提交交纳购房款收据。（二）关于院内建房状况。李某主张搬迁安置房屋17排63号院内只有三间北房，后自己将院落棚盖。杨某1主张搬迁当时，其在院内北房三间对面建了三小间南房，李某2011年是拆除了南房后棚盖的院落。（三）关于搬迁时购房人资格。李某、杨某6主张第一批只有南岭村的农民才有搬迁建房的资格，后来第二批虽然也允许部分居民购买，但是与本案无关。高某、杨某1、杨某2、杨某3主张，从公证《建房协议》的内容可以看出，村里与高某签订协议，就意味着认可居民也可以具有购房资格。为查清搬迁时的政策，法院依职权向原冯村村委会主任李春芳进行调查，其表示：当时每一个安置人对应的补助费可以负担建一间房的费用。一般情况是每一个安置人口买一间房，如果家里人多住不开，也可以申请多买房。李某家买了三间房，两间房是用建房补助费抵扣的，还有一间房是自己掏的钱。对上述调查笔录，李某、杨某6认为是孤证，不予认可其证明内容。高某、杨某1、杨某2、杨某3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四）关于《协议书》内容的真实性。李某、杨某6提交的《协议书》原件，载明：南岭于九五年搬迁到冯村后，分给李某的房子一直由公婆住着，后来在办理房产协议书时，婆婆私自将房主写成了自己的名字，为此事同大儿媳李某闹了很大的意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为了明确房子的产权问题，经双方多次协商，特达成如下协议：1.在冯村分到的三间北房和一个院子的产权归李某及女儿杨某6所得；2.在未得到房主李某的同意，家里的其他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侵占、租赁和转让此房；3.两位老人有居住能力的情况下（在世），可以暂时居住，两位老人没有居住能力时（去世），房子由李某收回，其他人不得干涉。落款：房子的产权人签字为李某，居住人签字处有杨某1、杨某2、杨某6、杨某3、杨某4、高某的签字。日期为2000年5月8日。高某、杨某1、杨某2、杨某3在开庭前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中称其放弃产权的目的是为了让老人安度晚年。后在庭审中提出，其签字时没有现在《协议书》上那么多内容，有些内容可能是后加上去的。认可《协议书》上高某的名字是由杨某4代签，其捺印为本人指印。（五）关于《放弃产权证明》内容的真实性。李某、杨某6提交的《放弃产权证明》原件中载明：兹有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镇十七排六十三号院，房屋产权原本应归属于我（高某）家大儿媳妇李某、孙女杨某6所有。当初我（高某）本人代替李某、杨某6她们母女二人办理的协议书、手续，协议书上当时签写的是我（高某）本人的名字。现在我决定放弃房屋产权，把房屋归还给李某、杨某6她们母女二人所有。房屋产权放弃人处有高某、杨某4、杨某1、杨某3、杨某2的签名、捺印，落款日期为2011年4月20日。高某、杨某1、杨某2、杨某3在法院主持庭前会议时表示认可《放弃产权证明》上本人签字、手印的真实性，但在庭审过程中否认曾在上述证明上签过字，却又表示认可《协议书》及《放弃产权证明》都曾经有效，并提出以最终在庭审中的陈述为准。一审法院认为，在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其订立的双方合同或单方声明，均应该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本案中，李某、杨某6主张要求确认2000年5月8日《协议书》及2011年4月20日《放弃产权证明》有效，高某、杨某1、杨某2、杨某3亦认可《协议书》和《放弃产权证明》都曾经有效，对此，法院不持异议。高某、杨某1、杨某2、杨某3辩称因二者均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且没有实际履行，故不发生不动产转移的效力。诉讼时效的抗辩仅适用于债权请求权。且是否实际履行、是否发生不动产转移的效力，并非判断合同及单方声明效力的法定要件。对于双方存在争议的事实，不管高某、杨某1、杨某2、杨某3是否实际出资、建房及具有购房资格，均不影响对《放弃产权证明》与《协议书》效力的认定。鉴于《放弃产权证明》与《协议书》的内容有着密切关联，故为便于纠纷一次性解决，在一案中一并处理为宜。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判决：一、落款日期为2000年5月8日的《协议书》有效；二、落款日期为2011年4月20日的《放弃产权证明》有效。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杨某5系李某之夫，杨某4之子。杨某4的法定继承人有高某、杨某5、杨某1、杨某3、杨某2。二审期间，杨某5到庭陈述，其放弃继承杨某4涉案协议的相关权利义务，同意李某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诉讼过程中，当事人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高某、杨某1、杨某3、杨某2认可协议曾经有效，即其认可协议的签订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故李某、杨某6与高某、杨某4、杨某1、杨某3、杨某2签订的《协议书》及高某出具的《放弃产权证明》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诉讼时效系针对债权请求权所提出的，当事人就诉讼请求的抗辩不能对抗合同效力的认定。高某、杨某1、杨某3、杨某2就合同曾经有效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涉案协议涉及拆迁利益的分割，双方对此分歧巨大，高某、杨某1、杨某3、杨某2对一审判决结果并不认可，故本案并非没有诉的利益，应该实体审理。一审法院认定李某、杨某6与高某、杨某4、杨某1、杨某3、杨某2签订的《协议书》及高某出具的《放弃产权证明》有效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高某、杨某1、杨某3、杨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80元，由高某、杨某1、杨某3、杨某2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柳适思审 判 员 王爱红审 判 员 赵 蕾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黄旭宁书 记 员 李佳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