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粤01民终234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奕才，男，1958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兴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倩，广东达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婉玲（曾用名：陈水令），女，1985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宇莹，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市金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南路金碧六街36号首层自编之二。法定代表人：薛辉，职务为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翟帆，该公司员工。上诉人梁奕才因与被上诉人陈婉玲、原审第三人广州市金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安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5民初16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梁奕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确认陈婉玲没有按《商品房预售合同》的约定支付车位价款构成违约；3.判令陈婉玲向梁奕才支付购买涉案车位价款115000元；4.判令陈婉玲向梁奕才支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134346.29元（暂计至2017年3月31日，应以115000元为基数按同期国家公布的银行贷款利率的1.2倍的月息计至付款之日止）；5.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陈婉玲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梁奕才是涉案车位的实际所有人，也是涉案《商品房预售合同》的实际履行主体，梁奕才有权以《商品房预售合同》向陈婉玲主张确认陈婉玲违约及支付款项、承担违约责任。1.梁奕才在一审中提交了《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协议书》、《广东省契税纳税申报表》等已经充分证实，梁奕才是涉案翠锦阁小区的实际开发人、所有人。2.2003年2月28日，梁奕才以其设立的金安公司第三开发部与金安公司签订一份协议，明确以下事实：翠锦阁小区就是由梁奕才成立的第三开发部承包开发的小区；金安公司将翠锦阁小区的所有权和今后的物业管理权等权利和义务移交给梁奕才；翠锦阁小区的物业所有权、物业管理权、所有债权、债务等有关法律关系均由梁奕才承担，与金安公司没有关系。因此，上述事实证明梁奕才是涉案车位的实际所有人及涉案合同的实际相对人，梁奕才有权就涉案合同向陈婉玲主张确认陈婉玲违约及支付款项、承担违约责任。二、陈婉玲从未支付涉案车位价款，一审判决认定陈婉玲支付了车位价款错误。1.梁奕才基于对陈婉玲的信赖，同意陈婉玲办理相关缴纳税费的手续之后再付款，并且为其协助办理了相应购买车位的手续，但因陈婉玲一致没缴纳车位价款，故梁奕才在向陈婉玲开具的车库价款收据（编号23472）以及契税缴纳收据（编号003999）上均标注了“无效作废”字样。2.不动产买卖中，买方付款后，卖方均会开具正式的发票，因陈婉玲未缴纳车库款和契税款，故梁奕才未向其开具正式的发票。3.车库款的收据上虽载明“收到陈婉玲购买翠锦阁车位总款支票一张115000元”，但正因为陈婉玲实际并未缴纳车库款，梁奕才才在收据上写为收到“支票”，也正因为没有实际收到支票，才没有写上支票号。以上事实证实，陈婉玲一直未向梁奕才支付过车库款，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因此，梁奕才要求陈婉玲支付车库款并且承担违约责任于法有据，应当予以支持。针对梁奕才的上诉请求，陈婉玲二审答辩称，不同意梁奕才的全部上诉请求，理由如下：1.梁奕才并非本案商品房预售合同的相对人，其无权提起本案诉讼。2.梁奕才的上诉请求违约以及要陈婉玲支付涉案车位的购买款11.5万元以及所谓的逾期违约金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依法不应当支持。针对梁奕才的上诉请求，金安公司二审答辩称，涉案车库涉及到股权转让债权的剥离，涉案财产与金安公司已经剥离，因此金安公司同意梁奕才的上诉请求，不同意一审判决。梁奕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陈婉玲没有按《商品房预售合同》的约定支付车位价款构成违约；2.陈婉玲向梁奕才支付购买案涉车位价款115000元；3.陈婉玲向梁奕才支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应以115000元为基数，按同期国家公布的银行贷款利率的1.2倍的月息，从2001年7月28日计算至付款之日止）；4.本案诉讼费由陈婉玲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1年7月27日，陈婉玲（乙方）与金安公司（甲方）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编号：穗房预合字99016294号），订明乙方向甲方购买海珠区XXX村以北XX泳场南面翠锦阁A幢车库06号车位，建筑面积为20平方米，总金额为115000元；乙方应当按以下时间如期将房价款支付到《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指定的售房款银行监控帐号上（已竣工项目乙方可将房价款直接支付给甲方）1、2001年7月27日前支付全部房价款115000元；甲方须于2001年7月28日前，将经竣工验收……的商品房交付乙方使用；该商品房竣工验收之日起30天内，甲方应到广州市国土局、房地产管理局办理测绘及权属登记手续；甲方取得权属证明书后30天内协助乙方到广州市房地产交易所办理交易过户手续；等等。该合同“甲方”下方“代表人/代理人（签章）”处有梁奕才的印章。上述合同已于2001年8月15日经广州市房地产交易所预售合同登记。陈婉玲曾因涉案车位与金安公司发生纠纷向一审法院起诉，陈婉玲提交的起诉状中“陈婉玲住所地”后注有“梁奕才电话……”。一审法院依法立案审理，案号为（2013）穗海法民三初字第2260号。该案中，陈婉玲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1、金安公司出具的日期为2001年7月28日的《收据》，载明：收到陈婉玲购买翠锦阁车位总款支票壹张115000元。2、金安公司出具的日期为2001年8月25日的《收据》，载明：今收到陈婉玲缴款车库契税2070元。审理后，一审法院于2014年1月16日作出（2013）穗海法民三初字第2260号民事判决：金安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协助陈婉玲办理广州市海珠区XXX村以北XX泳场南面翠锦阁A幢车库层06号车位的房地产权证（《商品房预售合同》编号：穗房预合字99016294号）。该判决已于2014年4月1日生效。陈婉玲于2015年4月24日经登记取得涉案车位的所有权。梁奕才也曾于2015年5月15日起诉陈婉玲及金安公司，要求撤销（2013）穗海法民三初字第2260号民事判决；等。经审理，一审法院作出（2015）穗海法民三初字第1023号民事判决：驳回梁奕才的“撤销（2013）穗海法民三初字第2260号民事判决书所有内容”的诉讼请求。梁奕才因不服该判决而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7日作出（2016）粤01民终131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梁奕才于2017年3月6日提起本案诉讼。一审诉讼中，梁奕才表示：陈婉玲在2014年之前占有使用该车库；梁奕才与陈婉玲交涉并发生纠纷报警，据称当时接警民警是看过收据（注：（2013）穗海法民三初字第2260号案中陈婉玲提交的金安公司出具的日期为2001年7月28日的《收据》）上“作废”两字的。陈婉玲表示：一、2013年及2015年的诉讼，经过两个案件的法官查看原件及复印件，收据上都没有作废两个字；既然梁奕才有时间为何不将收据撕毁还将其还给陈婉玲；梁奕才称2013年6月30日接警民警看过收据上“作废”两字，但接警经过是2016年回应的，陈婉玲认为接警的公安的记忆也是很模糊了，其无法证明收据的内容，对此不予认可。二、（2013）穗海法民三初字第2260号案起诉中注有梁奕才电话，是因为陈婉玲认为梁奕才可能仍与金安公司有联系。三、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时，认为合同的相对方是金安公司。梁奕才为证明其主张，还提交了以下证据：1、①金安公司（甲方）与梁奕才（乙方）于1996年6月8日签订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约定：甲方同意乙方以“广州市金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名义，在广州市范围开展房地产经营；乙方成立“广州市金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开发部”，作为甲方所属机构，负责房地产开发的各项技术业务工作；等。②上述当事人于1998年12月8日签订的《合作开发房地产补充合同》；2、①金安公司（甲方）与广州市顺亿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乙方）于2007年11月1日签订的《合同书》复印件，该合同约定：翠景阁小区，是1996年6月8日由甲方与梁奕才签订《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商定：“同意梁奕才（乙方）成立广州金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开发部-下称‘三部’，为甲方的所属机构。负责房地产开发的各项技术，业务工作，并实行由梁奕才承包该第三部；翠景阁小区就是由第三部承包开发的小区；等。②上述当事人于2009年7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3、广东省契税纳税申报表；4、《物业管理合同》；5、《接警经过》；6、《诉讼材料收转清单》。陈婉玲表示：证据1、2、3、4、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梁奕才还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书》：“本人从(2013)穗海法民三初字第2260号案（下称2260号案）中阅卷获知，陈婉玲主张案涉车库产权，并提交了一份《收据》证明其支付了车库款，该份证据的原件由陈婉玲持有，梁奕才无法取得。因该份证据对本案的认定非常关键，现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1.调取《收据》的原件当庭核实质证；2.调取《收据》中写到的‘支票一张’的支票票号和银行转账凭证。”一审法院认为，梁奕才是以用金安公司名义与陈婉玲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为由，而非仅以该合同相对方的代理人的身份，提起本案诉讼。梁奕才的上述主张于形式上在《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以及《商品房预售合同》中梁奕才的盖章得以体现，且金安公司并未否定。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五条也规定“借用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银行账户的，出借单位和借用人为共同诉讼人”。因此，就程序而言，梁奕才有权提起诉讼，至于其举证问题，不影响诉权。梁奕才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陈婉玲作为《商品房预售合同》的相对人在签署该合同时认可梁奕才与金安公司的关系，且陈婉玲至今也不认可梁奕才是上述合同的实际履行主体，故该合同的相对方仍是陈婉玲及金安公司，梁奕才以《商品房预售合同》主张确认陈婉玲违约以及支付款项、承担违约责任，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对于梁奕才提交的调查取证的申请，除上述原因外，还需要指出的是：1.梁奕才主张“基于对陈婉玲的信赖，便先行开具收据等凭证协助陈婉玲办理相关公证、缴纳税费手续”，但《收据》中载明：“收到……支票壹张……”，则如梁奕才主张属实，其应知晓上述支票的基本情况，但其在本案中并未提交支票票号，且其在上述收据开具之后近17年才提起本案诉讼，已无从查询相关记录，则梁奕才应承担不利后果。2.从上述收据开具时间、陈婉玲与金安公司将《商品房预售合同》在房管部门备案的时间的先后顺序，以及陈婉玲使用涉案车位的事实看，梁奕才未收取款项的主张与上述事实相悖，梁奕才的调查取证的申请缺乏一般事实的基础。3.一审法院（2013）穗海法民三初字第2260号查明的《收据》中并未记载“作废”字样，而根据梁奕才的上述申请，梁奕才也有能力查询原卷宗的资料，在此情况下，梁奕才应当对于上述《收据》存在瑕疵进行基本的举证，而本案中梁奕才未能举证。故对于梁奕才的调查取证的申请不予处理。据此，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梁奕才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40元，由梁奕才负担。二审期间，梁奕才提交证据如下：1.2003年2月28日的《协议》，证明：第一，梁奕才以其设立的广州市金安房地产有限公司第三开发部与金安公司于2003年2月28日签订了协议。第二，梁奕才是涉案车库的实际所有人及涉案合同的实际相对方，梁奕才有权就涉案合同向陈婉玲主张确认陈婉玲违约以及支付款项、承担违约责任。2.收据（编号：23472），证明：第一，梁奕才因陈婉玲未缴纳车库价款，在开具的车库价款收据上标注“无效作废”字样。第二，陈婉玲从未支付车库价款。3.收据（编号：003999），证明：第一，梁奕才因陈婉玲未缴纳车库价款，在开具的契税缴纳收据上标注“无效作废”字样；第二，陈婉玲未支付购买车库的契税。4.报警回执。5.梁奕才与陈庆坤就涉案车库争议签字确认字条。6.梁奕才关于《海珠区公安分局110报案指挥中心》的书面材料。证据4-6均证明：第一，因陈婉玲未缴纳车库款，梁奕才与陈婉玲之间的争议存在之久，陈婉玲的父亲陈庆坤曾于2013年6月30日开车堵住涉案车库出入口，梁奕才报警；第二，经警方协调双方签名确认待法院打官司再定可否使用；第三，处警民警在协调中看到车库款收据写有：“无效作废”的事实；第四，处警民警警号：023553。针对梁奕才提交的证据，陈婉玲的质证意见如下：1.梁奕才在上诉期间提交的6份证据均产生于一审之前，因此不应当作为新证据。所谓证据1是金安公司以及金安公司第三开发部之间签订的协议，与陈婉玲之间没有任何关系，陈婉玲对其真实性、关联系不予确认。2.陈婉玲的收据中无效作废字样是梁奕才事后添加的，无法证明陈婉玲没有缴纳车位的款项，是梁奕才在收据中写上无效的字样，之后其想到其在另案中写的是作废，因此又写上作废的字样，因此才会出现无效作废的字样。梁奕才的造假行为相当严重，请求法院予以惩戒。3.确认证据4、5的真实性，该证据证实在2013年6月30日之前陈婉玲已经实际使用了车位并超过13年，在2013年6月梁奕才不允许陈婉玲使用车位导致双方产生纠纷，这也是2013年6月30日报警回执的由来。4.证据6是梁奕才自己书写的申请，该申请与梁奕才一审期间提交的证据10接警经过是有矛盾的，一审提交的海珠区分局派出所的民警出具的接警经过上写明发生纠纷的双方是梁奕才与陈婉玲，而梁奕才二审提交的证据6发生纠纷的双方写的是梁奕才与陈婉玲的父亲，因为这是2013年6月30日发生的事情，经过了四、五年之后无论是谁对当时的情景记忆已经模糊，即便当时的民警出庭作证，其证言不一定相当可靠，因此陈婉玲不认可该证据的关联性。针对梁奕才提交的证据，金安公司的质证意见如下：金安公司只能确认2003年2月28日的《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对其他证据材料不发表意见。本院认为,关于梁奕是否有权依据《商品房预售合同》提起本案诉讼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商品房预售合同》的签约主体为陈婉玲和金安公司，该合同的实际履约主体亦为陈婉玲和金安公司，因此，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仅限于合同的当事人即陈婉玲和金安公司，只有金安公司才能请求陈婉玲履行该合同项下所约定的义务。现梁奕才以《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主张其才是案涉合同项下的权利人，对此并无证据证明金安公司转让合同权利有通知陈婉玲，而且，争议车库产权登记于金安公司名下，上述《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中对于车库权利的处分对外并不具有公示之效力，因此不能约束陈婉玲，梁奕才以《商品房预售合同》提出本案诉讼，不符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一审法院对此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诉讼的问题。按照既判力规则的要求，法律禁止法院对于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的同一案件进行重复而矛盾的审判。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3）穗海法民三初字第2260号民事判决已经对于争议的《商品房预售合同》项下的付款及办证法律关系予以了审查和调处，梁奕才也已通过第三人撤销之诉行使了对（2013）穗海法民三初字第2260号生效判决的救济程序，因此，梁奕才就同一法律关系再次提出本案诉讼，显然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并进入实体审查错误，本院予以撤销。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5民初162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梁奕才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5040元，退还给梁奕才；上诉人梁奕才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04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怡审判员  李静审判员  余盾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袁蕾游瑞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