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闽民申22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叶长东，男，1972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漳平市。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黄芝锋，女，1974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漳平市。上列两位再审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秋发、戴永生，福建坤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福建龙岩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西城西安南路295号。法定代表人：罗建南，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钿，男，1991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系该公司员工。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陈昆耀，男，1966年1月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原审被告：黄天葵，男，1972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再审申请人叶长东、黄芝锋因与被申请人福建龙岩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龙岩农商行），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陈昆耀，原审被告黄天葵信用卡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2016）闽0802民初4163号民事判决及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8民终2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叶长东、黄芝锋申请再审称，（一）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形。1.2014年3月6日，叶长东向龙岩农商行申请办理“福万通贷记卡”时申请的信用额度为3000元，因此，叶长东以办理信用卡方式向龙岩农商行借款的合意只有3000元。2014年3月10日，黄天葵未经叶长东授权和同意，与龙岩农商行的工作人员恶意串通，擅自将借款额度提高到20万元。可见，超出的197000元不是叶长东的真实意思表示，该部分借款应认定无效。由于该部分款项已被黄天葵刷卡支取使用，故龙岩农商行只能向实际用款人黄天葵以不当得利要求返还，其无权要求叶长东偿还。2.《福万通贷记专项卡（“随心卡”）领用合约》明确约定：该卡只限持卡人叶长东本人使用。龙岩农商行明知前述规定，也明知2014年3月25日《IC卡开卡凭证》和《短信银行个人客户签约》上客户签名不是叶长东本人所签，且叶长东也未授权黄天葵的情况下，仍开通该卡及短信服务，并将该卡交由黄天葵，显然违背前述规定，也违反银行办理信用卡的相关规定。说明龙岩农商行明知该卡的实际使用人是黄天葵，且同意黄天葵使用该卡的借款资金，故叶长东无须承担超过借款额度197000元及利息的还款责任。3.原一、二审法院均认定该卡实际使用人是黄天葵，款项为黄天葵所用，并非用于叶长东家庭生活。黄芝锋对叶长东办理案涉银行卡不知情，本案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黄芝锋不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二）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申请再审情形。1.龙岩农商行自行将信用额度从30元提升调整到20万元。作为信用卡发卡行，龙岩农商行明知叶长东居住农村，没有稳定收入且偿还能力有限，在办理案涉信用卡业务时没有尽到谨慎、注意义务，造成叶长东超出自身经济能力透支消费，无法归还透支款，故龙岩农商行存在重大过错，应自行承担扩大的风险损失。2.叶长东除在申请信用额度为30元的《申请书》上签名和提供身份证外，其余手续均由黄天葵冒名办理，叶长东均没有在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龙岩农商行明知办理信用卡需持卡人本人到场签署相关文件，其显然并非善意且无过失，故叶长东无须承担本案还款责任。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一他字第10号答复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举债人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配偶无需承担偿还责任。本案中，叶长东是名义借款人，该款项实际使用人是黄天葵，并且龙岩农商行也是明知的。因此，本案借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黄芝锋不必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综上，请求对本案进行再审。被申请人龙岩农商行提交意见称，（一）《龙岩农商银行福万通贷记卡（个人卡）领用合约》依法有效，叶长东、黄芝锋应依约偿还案涉借款本金197086.47元及利息、费用和滞纳金。1.叶长东所持福万通贷记卡“随心卡”（卡号：62×××03）和福万通储蓄卡（卡号：62×××76）均在龙岩农商行签约办理短信通知业务，联系的手机号码138××××4317为叶长东本人所属手机号码且长期使用。2014年3月6日叶长东签署的《龙岩农商银行福万通贷记卡“随心卡“申请表》中，叶长东填写的联系手机号码也是前述的号码，并选择开通短信通知。2.叶长东自2014年4月使用“随心卡”及福万通储蓄卡至今，每月都能收到龙岩农商行向其发送的手机短信通知，告知当月账单及还款情况、存款变动情况等，叶长东均未提出异议，并曾长期依约按期履行还款义务（从2014年4月至2015年11月）。可见，叶长东对案涉债务明知且认可。3.2016年3月16日，叶长东签署了《逾期贷款催款通知书》，确认收到龙岩农商行对其发出的贷记卡所欠债务，用信总额206276.08元进行书面确认，并亲笔填写《承诺书》一份，承诺于2016年3月25日前还款。（二）2014年3月6日，叶长东申请福万通借记卡的同时，申请人黄芝锋书面授权龙岩农商行，并签署了“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个人）查询授权书”。因此，黄芝锋明知配偶叶长东向龙岩农商行申请福万通贷记卡，签署《龙岩农商银行福万通贷记卡“随心卡”申请表》，额度为30万元，其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三）案涉贷记卡项下借款本金197086.47元、利息及9854.32元滞纳金已于2017年7月21日由原审被告陈昆耀代偿。综上，请求驳回再审申请，维持原判。再审申请审查中，被申请人龙岩农商行的答辩意见及其提交的“贷记卡转入业务凭证”可以证明，2017年7月21日原审被告陈昆耀已经替叶长东代偿案涉的借款本金197086.47元、利息44011.16元及滞纳金9854.32元，合计250951.55元；申请人叶长东、黄芝锋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叶长东、黄芝锋是否需对案涉福万通贷记卡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滞纳金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本院认为，本案中，叶长东于2014年3月6日向龙岩农商行申请办理案涉福万通贷记卡，并递交了《申请表》，声明接受《龙岩农商银行福万通贷记卡（个人卡）领用合约》的各项条款。在叶长东签字确认的《申请表》中确认联系的手机号码为其本人长期使用的手机号码：138××××4317。根据原审已查明的事实，一审庭审时，黄天葵陈述“我到叶长东家，告诉叶长东开通要用其本人手机，他就同意我用他的手机开卡”，叶长东并未提出异议。由此可见，叶长东对于其申请的案涉福万通贷记卡已由黄天葵领取是明知的，并且，叶长东也知晓案涉福万通贷记卡是需要用其本人的手机号码开通才能使用。在此情况下，叶长东同意黄天葵使用自己的手机开卡，应视为叶长东对黄天葵领取案涉的福万通贷记卡以及使用该贷记卡等行为的认可。由于叶长东在龙岩农商行处留存的联系方式是其本人使用的手机号码，故可以认定叶长东对于贷记卡款项变动明细应当是明知的，但直至本案诉至法院前，叶长东从未对贷记卡使用的情况提出异议。在案涉的贷记卡产生欠款后，龙岩农商行向叶长东及保证人送达了《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告知了欠款金额等内容。叶长东在收到通知书的当日书写一份《承诺书》给龙岩农商行，承诺愿意归还相应的欠款。基于前述分析，申请人叶长东以案涉福万通贷记卡的实际使用人是黄天葵为由，主张其对案涉借款本金、利息及滞纳金无需承担还款责任，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对于申请人叶长东申请再审主张，其在《申请表》中申请的信用额度仅为3000元，被申请人龙岩农商行擅自将信用额度提高为20万元，对于超出3000元的部分其无需承担还款责任。对此，本院认为，经查，叶长东签字确认的《申请表》有“申请信用额度：人民币叁拾元”的内容，其中“叁拾”为手写；而《申请表》中叶长东年收入一栏填的是（税前）25万元。从《申请表》的以上内容，结合常理判断，一般情况下，极少因为30元而向银行申请的信用额度。综合以上分析，此处的“人民币叁拾元”应当是笔误。叶长东主张其想申请的信用额度是3000元，没有事实依据。并且，如前已分析，叶长东对案涉贷记卡的款项变动情况应当是明知的，该贷记卡的款项变化金额远超出了3000元，而叶长东在此前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因此，叶长东的该项申请再审主张不能成立。对于黄芝锋是否需要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2014年3月6日，黄芝锋向龙岩农商行签署出具了《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个人）查询授权书》，表示同意并授权龙岩农商行“审核本人或配偶贷记卡、准贷记卡申请”；由此可见，黄天葵对于叶长东申请案涉的贷记卡是明知的。现黄芝锋以其不知道叶长东有办理案涉贷记卡为由，主张其无需承担还款责任，该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叶长东、黄芝锋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叶长东、黄芝锋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高晓嵘审 判 员  林 毅代理审判员  冯 娟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三日书 记 员  赵宇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