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渝05民终8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树明，男，1964年8月19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波，重庆融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治臣，男，1988年4月27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松松，重庆康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树明因与被上诉人赵治臣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2017）渝0107民初221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树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波，被上诉人赵治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松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树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赵治臣的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2016年11月16日，重庆建工第一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建工公司，赵治臣为该公司的实际挂靠人）与重庆市融江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融江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杨树明）签订了钢材购销合同，由重庆融江公司向重庆建工公司承建的中央公园工地提供钢材，杨树明与赵治臣均在合同上签字并加盖了公司印章。双方交易的模式是重庆融江公司依照重庆建工公司的要求提供钢材后，先由重庆建工公司的实际挂靠人赵治臣向重庆融江公司支付钢材货款（即由赵治臣向杨树明转账），再由重庆融江公司与重庆建工公司进行结算。但履行一段时间后，因重庆建工公司单方违约终止合同，给重庆融江公司造成重大损失，故重庆建工公司口头答应承担15万元的违约金。本案不应抛开买卖合同关系，而仅就赵治臣与杨树明之间的自然人关系进行审理，本案的诉讼主体均有错误。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依法予以改判。赵治臣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杨树明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赵治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杨树明立即返还赵治臣款项15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损失3550元（以15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自2017年1月16日暂计至2017年6月7日），剩余资金占用损失以15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自2017年6月8日至本息还清之日止；并要求杨树明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经审理查明，2017年1月14日，赵治臣向案外人罗进出具《付款委托书》，其内容为：“罗进先生：兹委托您代我向杨树明银行账户汇入中央公园钢材款人民币15万元（大写拾武万元），收款人信息如下：收款人杨树明；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银行账号：622845047001XXXXX11。特此委托。”2017年1月15日，案外人罗进通过招商银行向杨树明的中国农业银行账号62284504700XXXXX311汇款5万元，2017年1月16日，案外人罗进通过招商银行向杨树明的前述账户分两次共计汇款10万元，在此三次汇款的三张招商银行业务回单的“摘要”部分分别记载有：“中央公园钢材款”、“中央公园立交钢材预付款”、“中央公园钢材预付款”。一审另查明，赵治臣系重庆建工公司的投资人，杨树明系重庆融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6年11月14日，重庆建工公司作为需方，与作为供方的重庆融江公司签订《钢材供应合同》，约定由供方向需方提供钢材，用于重庆市渝北区的中央公园东侧道路南延伸段一期道路及配套工程，双方在合同中还就供应品种、质量标准、交货、供应形式及结算等进行了约定。在该合同的尾部的甲方处加盖有重庆建工公司的印章，甲方委托代理人处有赵治臣的签名，乙方处加盖有重庆融江公司的印章，乙方法人代表处有杨树明的签名。重庆建工公司与重庆融江公司在履行上述《钢材供应合同》的过程中，重庆建工公司累计向重庆融江公司支付货款1778838.元，重庆建工公司支付最后一笔货款的时间为2017年2月27日。一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确认《钢材供应合同》中就重庆融江公司实际供应钢材的货款两公司已经结清。本案一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赵治臣、杨树明两名自然人之间不存在钢材买卖合同关系或者其他的合同关系。另，为核实赵治臣与案外人罗进之间是否存在委托付款关系，一审法院通知案外人罗进到庭接受询问，罗进向一审法院陈述其所支付给杨树明的15万元系其接受赵治臣的委托向杨树明预付的钢材货款，当时三人谈好在重庆建工公司将货款结清后，由杨树明将该15万元退还给赵治臣，赵治臣再与其进行结算。现赵治臣认为杨树明继续占有该15万元属不当得利，应予退还，且要求以15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自2017年1月6日开始计算资金占用损失至杨树明付清之日为止。杨树明认为如果赵治臣委托案外人罗进付款属实，那么杨树明所收取的15万元系因重庆建工公司与重庆融江公司有口头约定，由于重庆建工公司不再要求重庆融江公司供应钢材而自愿向重庆融江公司给予的补偿，该款项系杨树明作为重庆融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收取的赵治臣所代理的重庆建工公司的部分违约金。一审法院认为，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赵治臣委托案外人罗进向杨树明付款15万元，该委托代理关系属实，故因案外人罗进支付该15万元而产生的权利义务依法应当由被代理人即赵治臣承担。根据一审庭审中查明的事实，赵治臣作为委托代理人的重庆建工公司与杨树明作为法定代表人的重庆融江公司之间存在钢材买卖合同关系，而赵治臣、杨树明二人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故赵治臣向杨树明支付的15万元应当认定为双方代为履行前述二公司的钢材买卖合同过程中发生的资金往来，又因一审庭审中赵治臣、杨树明确认重庆建工公司与重庆融江公司就重庆融江公司实际供应钢材的货款两公司已经结清，故杨树明在前述两公司的货款已经结清后仍保有赵治臣向其给付的15万元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构成了不当得利，应予向赵治臣返还。就杨树明所辩称的该15万元系其作为重庆融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收取的赵治臣所代理的重庆建工公司的部分违约金的意见，因杨树明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该意见，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且即使杨树明的抗辩意见属实，其亦系另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因此，对于赵治臣要求杨树明返还不当得利15万元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就赵治臣所主张的资金占用损失的诉讼请求，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孳息，现本案中，该孳息的起算时间应当自赵治臣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所向杨树明给付的15万元为不当得利时开始计算，而赵治臣应系在重庆建工公司与重庆融江公司将货款结算完毕后才知道其所向杨树明给付的15万元系不当得利，故重庆建工公司向重庆融江公司给付的最后一笔货款的2017年2月27日的次日应当作为本案中孳息的起算时间，就孳息的计算方式而言，由于金钱的法定孳息为其利息，而本案系赵治臣主动为给付行为而发生的不当得利，故本案中的孳息可按照该15万元的存款利息进行计算。综上所述，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杨树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赵治臣15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5万元为本金，自2017年2月28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商业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算至此款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赵治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1685元，诉讼保全费1270元，合计2955元，由原告赵治臣负担455元，由被告杨树明负担2500元（此款原告已预交，被告应当负担部分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给付原告）”。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中，虽然赵治臣作为委托代理人的重庆建工公司与杨树明作为法定代表人的重庆融江公司之间存在钢材买卖合同关系，但被上诉人赵治臣在一审中举示的付款委托书、汇款业务回单、钢材供应合同、增值税发票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证据锁链，能够证明赵治臣委托案外人罗进向杨树明支付了钢材预付款15万元，且杨树明在重庆建工公司与重庆融江公司将货款结算完毕后，仍保有赵治臣向其给付的15万元，故一审认定杨树明构成不当得利，并无不当。杨树明上诉称讼争的15万元系其作为重庆融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收取的赵治臣所代理的重庆建工公司的部分违约金，但杨树明未举示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杨树明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信。综上，杨树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70元，由上诉人杨树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樊 群审判员 周 舟审判员 夏兴芸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九日书记员 陈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