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粤01执异475号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广州名盛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江南西路玫瑰三街29号自编302房。法定代表人：赖钦祥，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卫东，广东润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常有，广东润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志成（香港）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湾仔告士打道39号夏悫大厦8字楼805室。授权代表：邓国璋，财务主管。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洁，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珺，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申请人广州名盛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称名盛公司）因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一案，向本院申请不予执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A12021号部分裁决一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申请人名盛公司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理由为：2014年3月27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就名盛公司与志成（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称志成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作出《仲裁书》。2017年3月14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穗中法民四初字第62号《民事裁定书》，认可《仲裁书》。2017年7月12日，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104执30713号《执行通知书》，立案执行《仲裁书》。名盛公司认为，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不予执行《仲裁书》。一、邓国璋无权代表志成公司提对《仲裁书》的执行申请，人民法院受理并执行《仲裁书》没有法律依据。二、《仲裁书》超越当事人的申请范围，把“赔偿替代”的申请，裁决为既要赔款、又要交铺。其本质是裁决所处理的争议不是交付仲裁的标的，裁决了当事人并未提起的“争议”，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下称“《安排》”）第七条第（三）项规定不予执行的情形，应当不予执行。三、仲裁裁决违背《联合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仲裁规则》的诸多程序性规定，且裁决结果超越当事人申请仲裁的范围，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安排》中所述之“仲裁程序与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不符”。具体表现如下：（1）双方约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仲裁机构适用香港法律作出裁决；（2）双方约定适用的仲裁规则规定仲裁应当采取不公开方式进行，但仲裁庭审记录中并未明确采取不公开审理方式，证人及旁听人员均旁听了全部庭审；（3）志成公司聘请的翻译人员不中立，自行代替证人发表证言；（4）涉案裁决没有依照双方的合同约定作出裁决，违反仲裁规则的规定，导致仲裁程序与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不符。四、《仲裁书》对于相同当事人、相同法律关系中的同一事实的认定与中国内地法院生效判决中的在先认定直接冲突，损害中国内地司法主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当不予执行。五、涉案交易实质上是年息高达100％的高利贷，《仲裁书》要求名盛公司既要交铺又要返还四倍款项，缺乏基本的公平正义，违反社会公共利益，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综上，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A12021号《部分仲裁书》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第七条规定不予执行的情形，志成公司亦未有有效授权委托代理人提出执行申请，因此，对该《仲裁书》应依法不予执行。被申请人志成公司答辩称：一、志成公司的授权合法有效，有权申请认可及执行仲裁裁决。名盛公司主张孙佩华未经董事会授权，无权代表志成公司委托邓国璋处理裁决书的承认和执行事宜并不成立。首先，2010年1月20日，志成公司的全体董事（2名）出席一个特别董事会议，董事孙佩华作为主席，与董事廖泽林共同出具《特别董事会决议》，讨论“有关广州市名盛广场B幢负一层(自然层负一)H323号房屋买卖违约一事”、“有关上述该房屋侵吞租赁收益一事”，一致同意明确委托邓国璋先生“全权处理以上两项事务，委任条款明确包括了为达到取回相关物业的房产证及向名盛公司追究并追讨赔偿的目标的所有必要步骤，该决议明确逾期了将进行法律诉讼，并给予邓国璋全权代表志成公司作出追讨。名盛公司在仲裁期间从未对邓国璋获得志成公司授权提起仲裁提出质疑，可见名盛公司也接受了此授权。其次，2014年6月16日，志成公司向邓国璋出具《授权委托书》，孙佩华予以签字。实际上，志成公司前述《特别董事会决议》至今仍合法有效，未被撤销，同时，根据香港《公司条例》的有关规定，公司文件可由1名董事以及公司秘书代表公司签署，孙佩华为志成公司秘书及个人董事，由此可见名盛公司的主张毫无依据。最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仲裁裁决的认可阶段查明认为名盛公司主张邓国璋无权代表志成公司申请认可仲裁裁决没有事实依据。二、裁决书并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安排》第七条第（三）项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执行。《仲裁裁决书》“仲裁裁决”第（1）（2）项载明，名盛公司首先应当向志成公司交付房产，如在裁决作出后4个月内仍无法交付的，应当退款，即交付房产和付款并不是名盛公司同时承担的义务，并不存在名盛公司所谓的既要赔款又要交铺的情形。三、裁决书并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安排》第七条第（四）项的规定，法院应当予以执行。1、名盛公司主张仲裁庭未适用当事人选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准据法，是对仲裁裁决的断章取义和故意曲解，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仲裁本案适用准据法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首先，仲裁决议已明确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准据法。事实上，双方在仲裁过程中，对准据法的适用问题亦无任何异议。其次，《仲裁裁决书》中表述“仲裁庭有权根据“香港法律和《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对法律争议作处裁决”，裁决书中明确界定“法律争议”是指“此次仲裁已决案件或争议禁反言原则是否妨碍仲裁庭考虑事实争议”，由此可见，仲裁庭系根据“香港法律和《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对本案的‘法律争议’进行裁决，并非适用“香港法律和《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作为审理本案的准据法。2、诉争双方在《买卖合同》中未对翻译人员、证人进行约定，名盛公司提出志成公司聘请的翻译人员是否自行代替证人发表证言、涉案裁决是否依照双方合同约定作出均不在仲裁庭程序与当事人之间约定是否相符的范畴内，也非最高人民法院《安排》规定的不予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的事由。3、本案仲裁程序符合香港《仲裁条例》及《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1976），名盛公司提出的相关程序问题未在香港仲裁阶段提出任何异议，亦未在本案中进行任何举证，法院对其主张应不予支持。四、裁决结果并未损害内地司法主权，名盛公司的申请理由毫无依据。首先，名盛公司在仲裁过程中，已提出了相关抗辩意见，仲裁庭在充分考虑之后，在《仲裁裁决书》中认定“仲裁庭否定了法律争议，即此次仲裁不得使用已决案件或争议反禁言原则阻止仲裁庭考虑事实争议”，同时在载明“仲裁庭裁定，本仲裁庭应在本次仲裁中就有关物业A的争议作出裁决，而中国法院就该争议本身作出的判决并不起到争议反禁言或者已决案件的作用”，而执行仲裁裁决也不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其次，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仲裁裁决认可阶段也审查了“关于涉案仲裁裁决是否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内地已生效的民事判决认定志成公司支付涉案房产房款证据不足，驳回志成公司关于请求名盛公司支付逾期交付房屋违约金的反诉请求，志成公司在仲裁中进一步举证后，仲裁庭支持了志成公司的仲裁请求。诉讼与仲裁处理的标的房屋并非同一房屋，仲裁裁决书认定的志成公司已支付涉案房屋480万元房款及税费的事实并未否定上述民事判决的判决结果。因此，名盛公司主张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书违反中国内地社会公共利益及公序良俗缺乏依据。五、名盛公司认为案涉交易为高利贷，明显缺乏依据，且该问题为实体问题，不属于仲裁裁决认可和执行的审查范围。综上所述，名盛公司的不予执行申请缺乏依据，且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安排》第七条规定的不予执行的情形。请求尽快执行该裁决书，以保护志成公司的合法权益。申请人名盛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证据1HKIAC/A12021号部分仲裁书，拟证明仲裁书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安排》第七条固定不予执行的情形。证据2法律意见书、证据3《特别董事会决议》，拟证明志成公司没有有效授权委托代理人提出执行申请。证据4《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相关附件，证据5HKIAC/A12021号案庭审记录，拟证明HKIAC/A12021号仲裁书违反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的规定，仲裁庭程序与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不符。证据6（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2473号民事判决书、证据7（2011）穗中法行终字第136号行政判决书、证据8（2011）穗中法行终字第241号行政判决书、证据9（2011）粤高法民一申字第2941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查明的事实与中国大陆法院生效在先的判决查明的事实相冲突。证据10《股权转让协议》，拟证明涉案交易实质上属于高利贷交易，其行为违背了公序良俗原则，违反社会公共利益。证据11（2014）穗中法民四初字第62号《民事裁定书》、证据12（2017）粤0104执30713号《执行通知书》，拟证明广州市中级人民对HKIAC/A12021号部分仲裁书予以认可。证据13志成（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廖泽林向广州市越秀法院发出的关于不再同意邓国璋及其转委托代理人授权的通知，拟证明志成公司没有有效授权委托代理人提出对《仲裁书》的执行申请，人民法院受理并执行《仲裁书》没有法律依据。在本案庭询时，名盛公司陈述上述证据1、2、3、4、6、7、8、9、10已经在（2014）穗中法民四初字第62号案中进行了质证，HKIAC/A12021号案庭审记录在（2014）穗中法民四初字第62号案中也有经过质证，但名盛公司陈述其在本案中以证据5的形式再次提交，并主张该证据5比在（2014）穗中法民四初字第62号案中提交的更详细，拟证明仲裁庭在仲裁期间没有明确采取仲裁规则所规定的不公开审理方式，也没有遵循相关作证人员在作证时令其他证人退出的仲裁规则，且翻译人员也违反仲裁庭的中立原则，该拟证明内容与（2014）穗中法民四初字第62号案一致。同时，名盛公司陈述证据12（2017粤01**执30713号执行通知书），拟证明本案仲裁裁决已被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立案执行。被申请人志成公司对名盛公司提交上述证据5、12、13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份证据来源不明，同时其是对仲裁庭审的部分截取，并不是完整的证据，存在断章取义的情形。该份仲裁笔录应在香港形成，作为内地诉讼的证据使用，应经公证转递，而该庭审笔录仅加盖了广州公证处翻译章，并非经过公证转递合法有效的证据。从内容看，也并未记载名盛公司所称未采取公开审理等程序性问题，其所称的程序性问题并不属实；关于不公开审理方式，应以仲裁裁决书中仲裁庭明确的不公开审理为依据，在本案的仲裁审理过程中双方均委托多名律师、专家证人参与，因此参与庭审的人员达数十人，合情合理；关于证人作证问题，仲裁规则并未规定证人作证时其他人员必须退出，《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1976）第25条第4款规定，“仲裁庭可以在任何证人作证时，命令其他证人退出。仲裁庭可自由决定讯问证人的方式。”由此可见，仲裁规则并未规定证人作证时其他证人必须退出，仲裁庭有权决定证人是否回避。如名盛公司认为仲裁庭的处理不当，理应在庭审中及时提出异议，而事实上，仲裁程序完全合法，名盛公司在仲裁审理过程中也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香港《仲裁条例》已赋予仲裁双方对裁决的追诉权和质疑权，但名盛公司未曾就其主张的程序问题依法追诉或提出任何质疑。可见名盛公司认可仲裁庭的仲裁程序。因此名盛公司的上述主张不应当予以采纳，理应驳回其请求。2、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该证据是名盛公司提起本案的原因，但不能代表其原因是合法的，进一步说明（2014）穗中法民四初字第62号案认可裁决合法有效，该案62号案裁定书明确载明送达后立即生效，目前已被该62号案认可的仲裁裁决正在依法予以执行。3、对证据1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志成公司的董事无权单方撤销志成公司的合法授权，对邓国璋的授权进行撤销应通过合法有效的公司决议作出，廖泽林仅是志成公司的董事之一，未经董事会决议其单方声明并不能产生志成公司撤销授权的效力，其单方的声明并不能产生撤销志成公司对邓国璋授权的效力，同时，该董事无理干涉志成公司收回相关物业并追索赔偿，志成公司将考虑追究其个人责任。被申请人志成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HKIAC/A12021号部分仲裁书，对应申请人名盛公司的证据1，拟证明香港仲裁裁决准据法与名盛公司所主张的不符。志成公司陈述该仲裁书已经在（2014）穗中法民四初字第62号案中予以认可。申请人名盛公司针对志成公司的提交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该证据没有异议，该证据与名盛公司提交的一致，名盛公司坚持对该证据拟证明内容的主张。经审查查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穗中法民四初字第62号案是志成公司申请认可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A12021号部分裁决，与本案名盛公司申请不予执行的是同一份裁决。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4）穗中法民四初字第62号案中审理查明如下事实：一、2005年1月15日，名盛公司作为出卖人，志成公司作为买受人签订《买卖合同》A，约定交易的商品房为名盛广场B幢负一层（自然层负一）H323号房，用途为商业。该合同序言部分记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买受人和出卖人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买卖商品房达成如下协议……该合同附件四《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第八条争议的解决约定：本《商品房买卖合同》或本补充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提交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根据目前有效的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地点在香港。仲裁庭由三名仲裁员组成。其中两名仲裁员，应分别由双方指定。第三位仲裁员由香港国际仲裁中心选定。仲裁决定是最终的及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第九条其他约定，9.2本补充合同为《商品房买卖合同》不可分割之部分，同《商品房买卖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规定与本补充合同有抵触时，以本补充合同的规定为准……上述协议签订后，志成公司因与名盛公司就上述协议发生纠纷，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起仲裁申请。二、讼争双方因（编号：穗房合字2004071471号）《商品房买卖合同》（以下简称：《买卖合同》B）履行事宜产生纠纷，遂诉至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该法院于2011年6月23日作出（2010）越法民三初字第1666号民事判决。在该案中，名盛公司的诉讼请求为解除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B，确认该合同项下的房产广州市名盛广场B幢7单元全层房产为名盛公司所有。志成公司提出反诉，其反诉请求为：名盛公司自2006年1月16日起至交付房屋之日止，按每日港币20160元支付逾期交付房屋违约金。该判决查明部分事实如下：1、2005年1月15日，名盛公司（出卖人），志成公司（买受人）签订《买卖合同》B，合同约定：买受人向出卖人购买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226－244号以东、府学西街7－35号以西、文明路以北、市消防局以东地段名盛广场第B幢7层[自然层7]全层……同日，名盛公司向志成公司发出《付款指示》，内容为：关于广州市名盛广场7层全层及负一层H323部份，我司现专函通知贵司，关于贵司购买上述物业向我司支付的港币3000万元，应以港币支付予我司的关联公司—MingSingGroupLtd.的下述银行号……2005年1月21日，名盛公司向志成公司开具了一张发票，发票内容为名盛公司收取志成公司越秀区北京路238号名盛广场第B幢七层铺款人民币26608680元，发票标明汇率105.59，HKS25200000。名盛公司认为开具发票是为收款作准备，也是据合同的约定履行，现仍没有将该案商铺交付给志成公司。2010年7月14日，房管部门向志成公司核发了涉案商铺的《房地产权证》。2.2010年8月3日，名盛集团有限公司（MINGSINGGROUPLIMITED）召开了董事会议，并作出《董事会议记录》：出席者为陈年胜、张淑梅；董事局承认在2005年1月期间本公司遇上资金流转问题，本公司通过陈年胜董事的安排在香港向徐某女士借贷港币3000万元，董事局现确认本公司曾经收到该笔港币3000万元贷款金额；以下是本公司收到该笔贷款金额的证据……董事局承认及确认从2006年1月13日至2006年4月26日，本公司已向徐某女士支付港币4800万元，作为归还借款本金港币3000万元和利息港币1800万元；以下是本公司还款给徐某女士的证据……董事局承认本公司或任何公司董事没有收到徐某女士的任何指示，将该笔借贷金额港币3000万元转交名盛公司作为志成公司根据穗房合字2004071470号《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11）的条款支付购买广州北京路名盛广场七层及负一层夹层部份商场的应交款项；董事局承认在2010年6月1日收到名盛公司来函以确认从来没有收到志成公司购买广州北京路名盛广场七层及负一层夹层部分商场的应交款项（附件12）；董事局就上述事宜同意将相关还款的证据之附件及陈述整个借贷和还款的过程，呈交广州市辖属的法院，作为诉讼的举证材料……3.徐某于2010年12月8日在香港李家祥律师（中国委托公证人及香港律师）面前作出《声明》……内容：1、本人徐某，香港居民，本人受托于志成公司代支付全数港币3000万元之购房款给名盛公司，作为购入名盛广场7楼全层及负一层H323商铺，并签订确认函；2、本人于2005年1月15日接受志成公司的受托指示，由志成公司收到名盛公司付款指示，将购房款港币3000万元支付至名盛公司之关联公司名盛集团有限公司［香港公司］（MingSingGroupLimited）……帐户……内，并承诺如有损失，概由名盛公司负责赔偿；本人于2005年1月15日根据该付款指示以2张支票方式代支付港币500万元缴付购房首期款给名盛集团有限公司［香港公司］，并由名盛集团有限公司盖章及名盛公司法人陈年胜先生亲自签署签收；3、本人于2005年1月24日收到志成公司通知，名盛公司已按照协议于广州房管局登记妥当，可将购房余款港币2500万元划拨至名盛集团有限公司［香港公司］账内；4、本人于2005年1月24日受托于志成公司以电汇存款方式从本人的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帐户……转移港币2500万元至名盛集团有限公司的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的帐户……附件……向名盛集团有限公司［香港公司］（MingSingGroupLimited）支付港币200万元……出具港币300万元支票向名盛集团有限公司［香港公司］（MingSingGroupLimited）支付……4.庭审中，名盛公司提交一份廖泽林于2010年8月6日在香港彭兆贤律师面前作出《声明》，内容：一、自2006年4月28日起直至现在，本人为志成公司的股东持有50％股权和担任志成公司的董事；身为志成公司的在任董事，本人对志成公司有合法管理权；二、自本人于2006年4月28日起任志成公司董事至今，根据本人所知、所见、所闻及所信在本人在任期间，并没有处理过任何关于志成公司根据《买卖合同》B的条款向名盛公司支付认购广州市北京路名盛广场七层及负一层夹层部份商场（以下简称“该物业”）支付购房款的事宜；所以本人在此确认从2006年4月28日起志成公司一直未向名盛公司支付购买该物业的购房款。《声明》没有加盖“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转递章，志成公司对该《声明》有异议。（2010）越法民三初字第1666号民事判决认为：该案双方争议焦点为志成公司是否有按《买卖合同》B中约定支付购房款给名盛公司。志成公司认为已支付购房款给名盛公司，名盛公司已开具了购房发票。名盛公司认为其开出了购房发票后，志成公司实际上没有支付购房款。对此，该法院认为：1.名盛公司与志成公司在《买卖合同》B附件四（即补充协议）约定：在签订补充协议时，志成公司应向名盛公司支付港币405万元定金，名盛公司交付港币3000万元等值人民币的正式发票后，志成公司才向名盛公司支付港币2115万元，由此可见该约定为名盛公司先交付发票，志成公司再付款，因此，单凭发票不足以证明志成公司已付购房款。2.《买卖合同》B约定志成公司应将房款支付到售房款银行监控账号，同日，名盛公司要求志成公司变更付款方式将房款支付给名盛集团有限公司［香港公司］（MingSingGroupLimited），实际上志成公司没有直接付款给名盛集团有限公司［香港公司］（MingSingGroupLimited）。据志成公司称其委托了徐某付款港币3000万元（包括涉案商铺房款港币2520万元和负一层H323房款港币480万元），虽有证据反映徐某确实付款港币3000万元给名盛集团有限公司［香港公司］（MingSingGroupLimited），但同时从名盛集团有限公司［香港公司］（MingSingGroupLimited）《董事会议记录》反映名盛集团有限公司［香港公司］（MingSingGroupLimited）有向徐某借款3000万元的事实，两者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而且，徐某付款时，徐某和志成公司均无向名盛公司及名盛集团有限公司［香港公司］（MingSingGroupLimited）声明该付款为涉案商铺的房款。因此，志成公司认为已付涉案商铺房款证据不足，该法院不予采纳。该法院判决：一、名盛房公司与志成公司于2005年1月15日签订的穗房合字2004071471号《商品房买卖合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予以解除；二、驳回名盛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三、驳回志成公司的反诉请求。志成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2473号民事判决驳回志成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三、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于2014年3月27日作出（NO.HKIAC/A12021号）部分仲裁（仲裁费最终保留）认定的相关部分事实如下：1.截止2006年4月29日，在本案之相关期间，志成公司的唯一股东是TriumphTokenLimited(以下简称：TriumphToken)。TriumphToken是徐某通过两位代理持股人邓国璋、邢向群而实益拥有和控制的。2006年4月28日，志成公司向陈年胜的代理持股人廖泽林发行50%的新股，自此TriumphToken成为持有志成公司50股份的股东。在本案之相关期间，名盛公司是陈年胜实际拥有和控制。在2009年2月27日左右，陈年胜将其在名盛公司的所有权益卖予第三方，陈年胜在本案之相关期间也拥有并控制着一家香港公司，即名盛集团有限公司［香港公司］（MingSingGroupLimited）；2.本仲裁案的争议涉及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穗房合字2004071475号），在该合同的内容基础上，仲裁庭于2013年5月29日确定并成立，并在同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通知了双方，适用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双方约定在本案中，仲裁诉答、所有提交的证实文件、往来信件和仲裁书的适用语言均为英语。双方在2014年1月6日举行的庭审伊始对仲裁所适用的仲裁规则为《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1976）进行了确认。仲裁庭审于2014年1月6日至8日在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举行。仲裁庭成员、志成公司代理人、名盛公司代理人均出庭参加庭审。证人徐某、邓国璋、罗剑雯副教授（专家证人）、傅郁林教授（专家证人）接受了交叉询问。3.2005年1月15日，TriumphToken的两名代理持股人邓国璋和邢向群、陈年胜、名盛公司、TriumphToken和志成公司达成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由陈年胜以港币6000万元总价在12个月内购买两位代理持股人在志成公司的所有股份。徐某（TriumphToken的受益所有人）向陈年胜发出一份签署日期为2005年1月15日的信件，信中徐某认可了该《股权转让协议》，在该信件中，徐某写到，本人是TriumphToken的实益拥有人，本人同意邓国璋及邢向群在今天签订的协议将TriumphTokenLimited的全部股权连同其经香港成立的志成公司以3000万港币购入的广州名盛广场七层全层及负一层夹层部分商场权益转卖给您，代价是一年内6000万港元，其他详情载于协议。本人承诺会继续要求本人在TriumphTokenLimited的股权的代理持股人履行协议。2006年1月10日，即在陈年胜支付收购TriumphToken股份的6000万港币2006年1月15日到期的前不久，双方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规定陈年胜分两期支付该款项。第一期付款应于2006年1月15日或之前支付，第2期应于2006年3月9日或之前支付。根据该补充协议第1条第2款的要求，陈年胜应于付款之日（即2006年1月14日），（1）将第1期款项3000万元港币汇至徐某在德意志银行开具的账户中；(2)将3120万元人民币汇入邓国璋、邢向群和徐某在恒生银行广州分行联名开具的账户中，用于保证陈年胜会支付余下的3000万元港币。2006年1月14日，名盛集团有限公司［香港公司］（MingSingGroupLimited）向徐某支付了1000万元港币。2006年1月19日，Baker&McKenzie律师事务所向陈年胜发函确认徐某收到了名盛集团有限公司［香港公司］（MingSingGroupLimited）代表陈年胜支付的部分款项，即1000万港元……[根据股权转让合同和股份转让补充协议]。2006年1月19日，名盛集团有限公司［香港公司］（MingSingGroupLimited）向徐某支付了另外一笔款项500万元港币。翌日，即2006年1月20日，徐某向陈年胜发出函件，确认收到了名盛集团有限公司［香港公司］（MingSingGroupLimited）代表陈年胜支付的该笔款项……[根据股权转让合同和股份转让补充协议]。2006年1月23日、27日和2月10日，名盛集团有限公司［香港公司］（MingSingGroupLimited）分别向徐某支付了700万元港币、800万元港币及300万元港币。2006年1月24日、27日和2月13日，徐某向陈年胜发出函件，确认收到上述根据相同条款支付的款项。2006年2月21日，名盛集团有限公司［香港公司］（MingSingGroupLimited）向徐某支付200万元港币。2006年4月26日，名盛集团有限公司［香港公司］（MingSingGroupLimited）向徐某另外支付了1300万元港币。到2006年4月26日为止，名盛集团有限公司［香港公司］（MingSingGroupLimited）总共向徐某支付了4800万元港币。2006年4月21日，徐某与陈年胜见面并约定，尽管根据股权转让合同和补充协议所规定的股份收购价格，尚有部分未支付的余款，但只要陈年胜在2006年5月1日之前能够拿出大约1300万元至1500万元港币作为购买。TriumphToken股份的另外一部分付款，徐某会(i)将志成公司(代替TriumphToken)50％的股份权益转让或分配给陈年胜指定的人士；并且(ii)任命陈年胜指定的人士为志成公司的董事。2006年4月28日，陈年胜向Baker&MeKenzie律师事务所发出函件，内容如下：“本人特此确认根据本人与徐某女士于2005年l月15日签订的协议及2006年l月1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我要求徐某在收到本人部分还款后，将志成公司50％的股权转让给LiuChakLam先生（廖泽林）。”4.对于志成公司提交的股权转让合同，名盛公司声称志成公司未在败诉的诉讼过程中提交上述证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存有疑问。仲裁庭认为，在阅读上述法院判决后，中国内地法院均谈及案件中的志成公司是否支付了另一物业的购房价款，上述判决仅限于特定问题，即案件中的志成公司是否已经履行该《买卖合同》B项下的义务。仲裁庭应当在本次仲裁中就涉案物业的争议作出裁决。仲裁庭裁定，志成公司已根据《买卖合同》A履行其义务。5.仲裁庭认可由名盛公司于2015年1月15日出具给志成公司的付款通知书[该通知书上有陈年胜（时任名盛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名、名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名盛公司加盖的公章]有效。禁止名盛公司辩称根据名盛公司的指示向名盛集团有限公司（香港）支付的款项并非是给名盛公司的付款。基于志成公司举证的书面证据，仲裁庭查明，志成公司已支付了购买涉案物业的全部款项，金额为480万港币及志成公司应承担的税费和费用，金额为12万元港币。四、仲裁结论：(1)裁决名盛公司向志成公司移交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名盛广场第B幢负1层(自然层负1)H323商铺，并立即将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名盛广场第B幢负1层(自然层负1)H323商铺所有权登记予志成公司名下。(2)如果本仲裁裁决作出4个月后，名盛公司仍未向志成公司移交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名盛广场第B幢负1层(自然层负1)H323商铺，且未完成本裁决第(4)条规定的登记手续，名盛公司应将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名盛广场第B幢负1层(自然层负1)H323商铺的购买款总计480万元港币，连同购买该房产的所有附带成本、税费和费用共计12万元港币返还给志成公司。(3)裁决名盛公司还应支付给志成公司：a.不交付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名盛广场第B幢负1层(自然层负1)H323商铺的违约金。该违约金按照每延迟交付一日3840元港币自2006年1月15日开始计算[根据《买卖合同》A第9条第2款第2项，按照购买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名盛广场第B幢负1层(自然层负1)H323商铺的价款，即480万元港币的万分之八计算每日应付的逾期违约金]。b.不交付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名盛广场第B幢负1层(自然层负1)H323商铺的《房地产权证》的违约金估价96万元港币[根据《买卖合同》A第15条第2款，应按照志成公司支付给名盛公司用于购买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名盛广场第B幢负1屋(自然层负1)H323商铺的价款，即按480万元港币的20％计算)]。（4）本裁决第（2）条中的登记手续约定于《买卖合同》A第11条和第8条，和《买卖合同》A的附件四第3节中（略，具体详见《买卖合同》A）。本案仲裁费用将保留在进一步的仲裁裁决书中予以确定。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穗中法民四初字第62号案另查明，2010年1月20日，志成公司召开董事会，由志成公司董事会主席孙佩华、董事廖泽林共同签署特别董事会议决议：讨论事项：（1）有关广州市名盛广场B幢负一层（自然层负一）H323号买卖违约一事。（2）有关上述该房被侵吞租赁收益意思。商讨后，董事一致同意委托邓国璋先生[香港居民身份号码：E826720(4)）]全权处理以上两项事务，其中包括取回上述物业的房产证，向开发商追讨违约金及有关延期办理产权证的赔偿，追究侵权人侵吞的租赁收益及赔偿。邓国璋先生亦有权代表公司聘用专业人士协助处理以上事项，一切费用由公司负责。邓国璋先生会依照有关法律，全权代表公司处理以上事项。该特别董事会议记录落款处有董事会主席孙佩华、董事廖泽林签名。（2010）越法民三初字第1666号民事判决、（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2473号民事判决均认定志成公司董事会授权代表为邓国璋。在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穗中法民四初字第62号案审查过程中，讼争双方分别提交法律意见书，其中，名盛公司提交的法律意见书主要内容为：1.2010年志成公司董事会通过的董事决议没有委托邓国璋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及执行HKIAC/A12021号部分仲裁或任何仲裁裁决。2.由于2010年董事会议通过的董事决议没有授权孙佩华代表志成公司签署任何授权委托书，包括2014年授权委托书。加上年事久远，在志成公司没有通过董事会决议授权孙佩华代表志成公司签署2014年授权委托书前，本人（香港何冠骥大律师）认为孙佩华无权代表志成公司签署2014年授权委托书。2014年授权委托书对邓国璋作出的授权没有法律效力。志成公司提交的法律意见书的主要内容是：1.在2010年1月20日，志成公司的全部2名董事出席一个特别董事会会议，并一直通过委任邓国璋，委任条款明确地包括了为了达到取回相关物业的房产证，及向名盛公司追究并追讨赔偿的目标的所有必要步骤。该决议明确预期了将进行法律诉讼，并给予邓国璋全权代表志成公司作出追讨。根据香港法律，名盛公司在仲裁期间从未对邓国璋获得志成公司授权提起仲裁提出质疑，因此，应当作为名盛公司已接受了此授权。该决议已有效地授权邓国璋展开及进行仲裁以及目前的强制执行程序。一次授权的有效性，将维持至根据其条款而自动失效之时或授权被撤销。2010年决议不包括到期日，也没有迹象显示其中的授权已被撤销，由此可见，授权依然有效。2.2014年授权书，香港《公司条例》（香港法例第622章）第127（3）（b）（ii）条容许公司文件由1名董事以及公司秘书签立。3.结论，根据香港法律，2010年决议和2014年授权书均证明邓国璋获得授权代表志成公司展开并进行现时的强制执行程序。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2014）穗中法民四初字第62号案审理后认为：该案为申请认可香港特别行政区仲裁裁决纠纷，被申请人的住所地在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第一条及第二条的规定，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名盛公司住所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有管辖权。该案依法应适用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查。关于邓国璋是否有权代表志成公司申请认可仲裁裁决的问题。志成公司董事会已于2010年1月20日作出特别董事会会议决议，授权邓国璋全权处理有关涉案物业买卖违约一事，该授权并未对授权期限作出任何规定。邓国璋也作为志成公司的授权代表处理了《买卖合同》B在中国内地的诉讼事宜。名盛公司也未举证证明该授权已被志成公司取消或限制，其主张邓国璋无权代表志成公司申请认可仲裁裁决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仲裁庭程序与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是否相符的问题。讼争双方在《买卖合同》A中约定了发生争议，适用当时有效的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仲裁规则即《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1976年）》进行仲裁。根据涉案仲裁裁决的记载，双方在仲裁时明确表示适用上述仲裁规则仲裁，仲裁庭亦适用了上述仲裁规则进行仲裁。讼争双方并未在《买卖合同》A中对仲裁适用的准据法进行明确约定，仲裁机构适用何种法律作为准据法、志成公司聘请的翻译人员是否自行代替证人发表证言、涉案裁决是否依照双方合同约定作出均不在仲裁庭程序与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是否相符的范畴内，也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规定的不予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的事由。名盛公司提交的证据未能证明在仲裁过程中存在公开审理、证人及旁听人员均旁听全部庭审的情形，名盛公司主张仲裁程序与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不符的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涉案仲裁裁决是否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上述民事判决认定志成公司支付涉案房产房款证据不足，驳回志成公司关于请求名盛公司支付逾期交付房屋违约金的反诉请求。志成公司在仲裁中进一步举证后，仲裁庭支持了志成公司的仲裁请求。诉讼与仲裁处理的标的房屋并非同一房屋，仲裁裁决书认定的志成公司已支付涉案房屋的480万元房款及税费的事实并未否定上述民事判决认定志成公司未支付另一房屋价款的事实，仲裁裁决书的结论并未否定上述民事判决的判决结果。名盛公司主张认可涉案仲裁裁决违反中国内地社会公共利益及公序良俗无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志成公司已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第三条和第四条的规定提供了经正式认证的裁决书正本和经讼争双方签章确认的仲裁协议，名盛公司无证据证明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于2014年3月27日作出HKIAC/A12021号部分裁决（仲裁费用最终保留）具有上述《安排》第七条所规定的可以裁定不予认可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七条的规定，裁定如下：对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于2014年3月27日对申请人志成（香港）有限公司、被申请人广州名盛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作出的HKIAC/A12021号部分裁决（仲裁费用最终保留）予以认可。又查明，在本案庭询时，名盛公司、志成公司均确认上述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穗中法民四初字第62号民事裁定已生效，不存在被撤销的情形。再查明，名盛公司提交的志成（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廖泽林向广州市越秀法院发出的关于不再同意邓国璋及其转委托代理人授权的《通知》中记载：志成公司与名盛公司申请认可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A12021号裁决一案，志成公司已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本人作为志成公司的两名现任董事之一，通知贵院自本函发出之日起，本人不再同意邓国璋及其转委托代理人具有代理上述案件的所有授权。该《通知》落款处有廖泽林的签名，落款时间为2017年11月12日。本院认为，本案为申请不予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仲裁裁决纠纷，本案依法应适用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查。如前述查明的事实，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穗中法民四初字第62号案是志成公司申请认可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A12021号部分裁决，与本案名盛公司申请不予执行的是同一份裁决。该（2014）穗中法民四初字第62号民事裁定书业已生效，不存在被依法撤销的情形，同时由于本案为申请不予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仲裁裁决纠纷，依法与（2014）穗中法民四初字第62号案均应适用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查。名盛公司主张邓国璋无权代表志成公司提出对《仲裁书》的执行申请，虽然名盛公司在本案中提交了志成（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廖泽林向广州市越秀法院发出的关于不再同意邓国璋及其转委托代理人授权的《通知》，但该《通知》形成于2017年11月12日，不足以推翻已为生效的（2014）穗中法民四初字第62号案对“志成公司董事会已于2010年1月20日作出特别董事会会议决议，授权邓国璋全权处理有关涉案物业买卖违约一事，该授权并未对授权期限作出任何规定。邓国璋也作为志成公司的授权代表处理了《买卖合同》B在中国内地的诉讼事宜。名盛公司也未举证证明该授权已被志成公司取消或限制，其主张邓国璋无权代表志成公司申请认可仲裁裁决没有事实依据”的认定，因此，本院对名盛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关于涉案《仲裁书》是否超越当事人申请范围的问题。名盛公司主张《仲裁书》把“赔偿替代”的申请裁决为既要赔款、又要交铺，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安排》第七条第（三）项规定不予执行的情形。如前述查明的事实，涉案《仲裁书》裁决结果为：“(1)裁决名盛公司向志成公司移交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名盛广场第B幢负1层(自然层负1)H323商铺，并立即将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名盛广场第B幢负1层(自然层负1)H323商铺所有权登记予志成公司名下。(2)如果本仲裁裁决作出4个月后，名盛公司仍未向志成公司移交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名盛广场第B幢负1层(自然层负1)H323商铺，且未完成本裁决第(4)条规定的登记手续，名盛公司应将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名盛广场第B幢负1层(自然层负1)H323商铺的购买款总计480万元港币，连同购买该房产的所有附带成本、税费和费用共计12万元港币返还给志成公司。……”。从上述裁决结果可见，名盛公司首先应当向志成公司交付房产，如在裁决作出后4个月内仍无法交付，则应当退款，不存在名盛公司既要赔款又要交铺的情形。鉴此，名盛公司的上述主张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安排》第七条第（三）项规定不予执行的情形，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名盛公司主张涉案仲裁程序与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不符、涉案仲裁裁决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由于该两个问题已经由生效的（2014）穗中法民四初字第62号案民事裁定书作出了认定，并依法对名盛公司的上述两个主张不予支持，而名盛公司在本案中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足以推翻上述生效裁判文书的认定，因此，名盛公司的在本案中对上述两问题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关于涉案交易是否为高利贷交易的问题。该问题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安排》第七条不予执行的审查范围，因此，本院对此不予审查。综上，名盛公司无证据证明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于2014年3月27日作出HKIAC/A12021号部分裁决（仲裁费用最终保留）具有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安排》第七条所规定的可以裁定不予执行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七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申请人广州名盛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关于不予执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于2014年3月27日对申请人志成（香港）有限公司、被申请人广州名盛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作出的HKIAC/A12021号部分裁决书（仲裁费用最终保留）的申请。审判长  陈晓红审判员  张明艳审判员  罗 毅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陈小敏刘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