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01民终6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曰昌，男，1953年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索琳，山东源诚（滨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珍，山东源诚（滨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丘市龙山支行，住所地济南市。负责人：鹿瑞武，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洪涛，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华，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章丘区支行（原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丘市支行），住所地济南市。负责人：王以强，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湘乙，男，系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丘市支行综合业务部/三农金融部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圣伟，山东鲁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杜曰昌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丘市龙山支行（以下简称邮政储蓄龙山支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章丘区支行（以下简称邮政储蓄章丘支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2016）鲁0181民初35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曰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2016）鲁0181民初3558号民事判决书，改判为邮政储蓄龙山支行偿还杜曰昌借款本金73.8万元，并支付相关利息（自每笔借款形成之日起按年利率8%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计算）；2.请求判决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本案借款关系的主体为杜曰昌与邮政储蓄龙山支行，杜曰昌履行了给付义务。李某生出具借条、加盖印章、收取借款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借贷关系主体为杜曰昌与邮政储蓄龙山支行。1、杜曰昌其家庭多年经营焊接大门的生意，有一定的资金积蓄，对于积蓄的资金有的存入农村信用社，有的存入邮政储蓄龙山支行。2014年7月1日杜曰昌在邮政储蓄龙山支行营业大厅办理手续时被时任邮政储蓄龙山支行领导职务的李永生叫到办公室。李某生向杜曰昌介绍在邮政储蓄龙山支行前台办理储蓄利息低，现邮政储蓄龙山支行正好因农资经营资金短缺需要资金，可以将款项借给邮政储蓄龙山支行用于农资经营，这样利息会比储蓄利息有所提高。自此之后杜曰昌累计向邮政储蓄龙山支行出借本金共计73.8万元，每次李某生代表邮政储蓄龙山支行收到借款后都出具加盖了邮政储蓄龙山支行印章的借条并签字（或签字、按指印）确认。2、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杜曰昌向法庭提交了的6张借条，借条均加盖了邮政储蓄龙山支行的印章，并注明借款用途为农资经营。对于借条印章的真实性以及李永生签字的真实性两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均不持异议，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报告，也没有否认印章的真实性。在庭审过程中两被上诉人声称印章已经收回，对此我们认为印章是否收回、如果管理是邮政储蓄龙山支行内部管理问题，但不影响印章对外的法律效力。因使用印章产生的法律后果均应当由邮政储蓄龙山支行承担。二、李永生为杜曰昌出具加盖邮政储蓄龙山支行印章借条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李某生收到借款款项即视为邮政储蓄龙山支行收到借款款项。1、上述6张借条上均加盖了邮政储蓄龙山支行业务专用章，其中5张印章为业务专用章（1），1张为业务专用章（0），该事实在一审中予以确认。2、整个借款均是李某生经办，期间李某生担任邮政储蓄龙山支行领导职务，办公时间内李某生在邮政储蓄龙山支行的办公室接待了杜曰昌，在办公室为杜曰昌出具加盖邮政储蓄龙山支行的借条，借款用途是用于邮政储蓄龙山支行的农资经营，因此李某生的上述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杜曰昌完全有理由认为李某生代表邮政储蓄龙山支行。3、杜曰昌针对每笔借款都有取款记录，并针对每笔的资金来源、形成过程均有详细的阐述。且一审庭审中对于杜曰昌履行了给付义务两被上诉人不持异议。对此我们认为杜曰昌向李某生交付借款向的行为就是向邮政储蓄龙山支行履行付款的行为，李某生收到借款款项即视为邮政储蓄龙山支行收到借款款项。三、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1、杜曰昌与李某生是在杜曰昌到邮政储蓄龙山支行营业厅办理储蓄业务时认识的，之前双方不认识，双方的关系仅限于业务关系，没有私交，并非一审民事判决书中称“来往密切”。后由于杜曰昌需要资金，想收回涉案借款，到邮政储蓄龙山支行了解到经办人李某生已经有段时间没有上班，才到其家中了解情况，对此一审判决认定错误。2、邮政储蓄龙山支行没有公章，只有业务章，对外出具借条时只能加盖业务章，在杜曰昌出借款项时都是李某生现场盖章，即使加盖印章与书写内容存在先后顺序上的问题，但李某生均是在其办公室，杜曰昌在场的情况下完成的，借条上加盖的印章具有真实性，不存在变造情况，一审民事判决书中认定“借条系在加盖好业务专用章的空白纸上变造而成”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对此我们认为审查借条的证据效力关键看印章的真伪，至于印章与书写内容的先后顺序问题不是关键。即使李某生在预先加盖印章的纸张上书写借条的内容，印章单位的责任仍然不能排除，邮政储蓄龙山支行对外仍然是借款单位。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杜曰昌认为本案符合表见代理，应适用表见代表的法律规定。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9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第50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责任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杜曰昌认为，本案应当适用上述法律规定，李某生构成表见代理，邮政储蓄龙山支行应当承担还款责任。2、众所周知印章具有公信力，对外产生法律效力，公民有理由相信加盖印章的单位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一旦出具即产生法律后果。本案中杜曰昌基于对涉案印章以及李某生在单位职务的信任才会向邮政储蓄龙山支行出借涉案款项，退一步讲杜曰昌不会将款项借给李某生个人，如果李某生本人借款也无需加盖单位章，因此，加盖印章的单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在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认为加盖印章并非是其本意，但我们认为这是其本身对印章管理的过失，是其内部问题，不能对抗该印章对外的法律效力。3、在本案中李某生的身份具有特殊性，李某生系原章丘市龙山邮政支局负责人，同时也是邮政储蓄龙山支行的管理人，对此一审判决予以确认。章丘市龙山邮政支局与邮政储蓄龙山支行系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管理模式，借贷发生期间，李某生是邮政储蓄龙山支行的实际最高管理人，因该单位农资经营而进行的对外借款，其身份不是代表个人，而是对外代表单位进行。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改判。邮政储蓄龙山支行辩称，根据杜曰昌的上诉状可知，杜曰昌认为，案外人李某生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所以认为与邮政储蓄龙山支行之间形成借贷法律关系，继而要求邮政储蓄龙山支行承担责任，邮政储蓄龙山支行认为，其上诉理由是不成立的，具体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邮政储蓄龙山支行与杜曰昌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如下事实：1、邮政储蓄龙山支行从未收取到杜曰昌的任何款项，杜曰昌也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将款项支付给了邮政储蓄龙山支行。2、杜曰昌自己的陈述是将所有款项直接支付给了案外人李某生（但该事实也没有证据予以证实），并非将款项在银行的柜台进行操作，作为邮政储蓄龙山支行不知悉该事宜，更不认可该事实。3、杜曰昌举证的李永生向其出具的6份借条，每一份借条所载明的时间均与加盖有“业务专用章”所载明的时间不一致。4、杜曰昌自己陈述，其将款项交付李某生，是基于李某生承诺其“利息按照年利率每万元800元”，即其是为追求高利息而将款项交付给李某生。5、杜曰昌自己所举证的6张借条，经过法院委托的司法鉴定，结论均为“先加盖印章后书写内容”，这与杜曰昌自己主张的“李某生将钱清点完后，李某生写上他的姓名、借款日期、盖上龙山支行的业务专用章”明显不符，说明杜曰昌一直未向法庭如实陈述，也证明其观点是错误的。且所加盖的印章仅是“业务专用章”，且0号印章早已在2014年9月就已被收回销毁，而业务专用章仅能用于储蓄等金融业务方才使用的基本属性，更加可以认定，杜曰昌所持有的借条系经变造而成。6、杜曰昌自己也认可款项是出借给了李某生，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即杜曰昌到李某生家催要欠款（自称是李某生欠其款）并要求李某生妻子及父亲出具以房产抵押的事实足以认定。综上，前述一系列的事实足以证明，邮政储蓄龙山支行与杜曰昌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二、本案适用法律正确，李某生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行为，邮政储蓄龙山支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杜曰昌依据《合同法》第49条、50条的规定，认为本案适用表见代理的规定，继而要求邮政储蓄龙山支行承担责任，该观点是不成立的。1、《合同法》及司法解释、最高院的意见均规定：构成表见代理必须符合“合同的相对人在主观上必须是善意的、无过失的，没有任何的过错”。如在相对方有过错的场合，不论该种过错是故意还是过失，均构不成表见代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规定，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此外，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二终字第124号案件及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312号案件，也均始终坚持构成表见代理的一个最重要的构成条件即“合同的相对人在主观上必须是善意的、无过失的，没有任何的过错。如在相对方有过错的场合，不论该种过错是故意还是过失，无表见代理适用之余地。”2、本案中，杜曰昌有大量的过错存在，本案无表见代理的适用余地，构不成表见代理。首先，杜曰昌自己陈述，其是有多年的经营生意，有一定积蓄，所有的资金有存入农信社及邮政储蓄的经验，其作为一个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有储蓄经验的人应该明白，作为银行不可能是私下借款，该种借款不可能是银行的所为；其次，杜曰昌自己陈述，款项并非是在银行的柜台办理，是交给了李某生个人；再次，根据鉴定结论可知，所有的借条结论均为“先加盖印章后书写内容”，这与杜曰昌自己主张的“李某生将钱清点完后，李某生写上他的姓名、借款日期、盖上龙山支行的业务专用章”明显不符，即其是认可李某生或默许李某生该种变造借条的行为；第四，杜曰昌所提供的借条，非常明显的可以用肉眼看出，借条的书写时间与印章的时间是不一致的，而杜曰昌同意此种借条，也表明其是认可李某生或默许李某生该种变造借条的行为；第五，杜曰昌作为有经验的储蓄人，应知悉银行的存款利息是有国家规定的，杜曰昌自己陈述其是为了追求高息，并实际上收取过李某生支付的高息。综上，邮政储蓄龙山支行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邮政储蓄龙山支行与杜曰昌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李某生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行为，邮政储蓄龙山支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本案适用法律也是正确的。杜曰昌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邮政储蓄章丘支行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杜曰昌所称借贷关系主体为杜曰昌与邮政储蓄龙山支行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杜曰昌所持有的借据无论从形式上还是所记载的内容上都与银行的业务无关，完全是书具借据的李某生的个人行为。借据中明确记载“用于支局物流肥料资金”或者“用于农资经营”，这些内容与邮政储蓄章丘支行和邮政储蓄龙山支行的业务活动没有任何关系。借据上的印章和签字的顺序，经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鉴定，并出具津天鼎鲁[2016]文书鉴字第132号《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物证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1）-（6）中‘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丘市龙山支行业务专用章’印章印文与书写字迹形成的先后顺序为先有印文后有书写字迹。”该鉴定意见证明，李某生是在早就加盖了印章的纸上书写了借据，与杜曰昌在诉讼过程中的陈述明显不符，同时也证明邮政储蓄章丘支行和邮政储蓄龙山支行都不存在对李某生行为的认可。以上事实足以认定，邮政储蓄章丘支行与邮政储蓄龙山支行没有与杜曰昌进行民间借贷的意思表示，也没有进行民间借贷的事实。二、杜曰昌主张本案符合表见代理应适用表见代理的法律规定不能成立。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商业银行法》第三条规定了其业务，根本不存在任何非金融业务。李某生书具的借据，所记载的内容完全与金融业务无关，其书写的落款也是“龙山邮政局李某生”。与邮政储蓄章丘支行和邮政储蓄龙山支行没有任何关系。李某生的行为不具备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杜曰昌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任何行为都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杜曰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杜曰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邮政储蓄龙山支行、邮政储蓄章丘支行偿还借款本金73.8万元，支付截止2016年6月2日的利息53542.21元；2.判令被告按借款本金73.8万元年利率8%支付自2016年6月3日至清偿之日的利息；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邮政储蓄龙山支行成立于2008年6月27日，2015年1月13日在章丘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注册登记，隶属于邮政储蓄章丘支行，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为鹿某武，注册资金无，性质为分公司。案外人李某生系原章丘市龙山邮政支局负责人，其担任负责人期间也管理邮政储蓄龙山支行，期间与杜曰昌来往密切，2015年为杜曰昌出具借条6张，分别为“今借到杜曰昌现金壹拾叁万元整，用于支局物流肥料资金，年利息按每万元捌佰元计息。到期利息壹万零肆佰元整。章丘市龙山邮政局，李某生，2015年4月1日”的借条1张，加盖了邮政储蓄龙山支行日戳为2015年11月28日的业务专用章（1）；“今借到杜曰昌现金伍万元整，用于农资经营，年利息按每万元每年捌佰元计息。到期利息肆仟元整。龙山邮局，李某生，2015年5月20日”的借条1张，加盖了邮政储蓄龙山支行日戳为2015年7月28日的业务专用章（0）；“今借到杜曰昌现金壹拾贰万元整，用于支局物流资金，每万元按年利息捌佰元计息，到期利息一年玖仟陆佰元整，每年付一次利息。龙山邮政局，李某生，2015年6月30日”的借条1张，加盖了邮政储蓄龙山支行日戳为2015年6月28日的业务专用章（1）；“今借到杜曰昌现金伍万元整，用于龙山支局物流农资分销资金，每万元按年息800元计息，到期五万元计息肆仟元。龙山邮政局，李某生，2015年7月1日”的借条1张，加盖了邮政储蓄龙山支行日戳为2015年6月28日的业务专用章（1）；“今借到杜曰昌现金贰拾万零捌仟元整，用于支局物流农资资金，年利息按每万元800元计息。到期利息壹万陆仟捌佰元整。龙山邮政局，李某生，2015年7月28日”的借条1张，加盖了邮政储蓄龙山支行日戳为2015年6月28日的业务专用章（1）；“今借到杜曰昌现金壹拾捌万元整，用于支局物流农资，年息按每万元800元计息，到期利息壹万肆仟肆佰元整。龙山邮政局，李某生，2015年9月29日”的借条1张，加盖了邮政储蓄龙山支行日戳为2015年6月13日的业务专用章（1）。后李某生失踪，杜曰昌曾于2016年阴历正月十五前后到李某生家找李某生，李某生妻子及父亲李某贞出具了以房产抵押的字据。后杜曰昌于2016年5月24日向邮政储蓄龙山支行发送催告函催要借款，邮政储蓄龙山支行拒收，杜曰昌为索要借款，诉来一审法院。杜曰昌主张在李某生二楼办公室内将借款借给邮政储蓄龙山支行，李某生收款后书具借条、加盖邮政储蓄龙山支行业务专用章，并提供存折、账户交易明细、信息等证据佐证借款事实。对此，邮政储蓄龙山支行不予认可，主张未向杜曰昌借款，借条系伪造变造，并申请对借条中印章与书写内容形成顺序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委托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进行了鉴定，经鉴定上述6张借条均为先加盖印章后书写内容。经审核，借条上加盖的业务专用章载明的时间与签名时间均不一致，或早于或晚于签名时间，根据印章使用规则，业务专用章只是在办理储蓄等金融业务时方才使用，据此可认定借条系在加盖好业务专用章的空白纸上变造而成，而非是杜曰昌主张的书写借条后加盖业务专用章，且杜曰昌提供的存折、账户交易明细、信息等证据也不能证实将款项借给邮政储蓄龙山支行的事实，故对杜曰昌关于与邮政储蓄龙山支行存在借贷关系的主张，本院依法本院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系实践性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杜曰昌未提供证据证实提供借款给邮政储蓄龙山支行的事实，其诉求邮政储蓄龙山支行、邮政储蓄章丘支行偿还借款及利息，证据不足，依法不应支持；虽然借条中加盖了邮政储蓄龙山支行业务专用章，根据业务专用章并非行政印章，仅用于金融相关业务的属性及借条中记载的借款目的、借款人签名为龙山邮政局李永生等事实，也可佐证邮政储蓄龙山支行并非本案借款人的事实，李某生非因金融业务出具的借条也非职务行为，故杜曰昌偿还借款及利息的诉求，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杜曰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715元，由原告杜曰昌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的保护。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民间借贷合同以借贷双方由借款的意思表示为合同成立的前提，并以款项的实际交付为合同的生效要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杜曰昌为主张借款之事实，提交了借条6份、其个人名下存折两个及银行明细一份等证据。借条明确载明借款的用途为“用于支局物流肥料资金”、“用于农资经营”、“用于支局物流资金”、“用于支局物流农资”、“用于龙山支局物流农资分销资金”、“用于支局物流农资资金”、“用于支局物流农资”等，且落款为龙山邮政局，李某生或龙山邮局，李永生。虽上述借条中加盖有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丘市龙山支行业务专用章，但借条上加盖的业务专用章载明时间与签名时间均不一致，且从款项用途看，该用途并非邮政储蓄龙山支行的储蓄业务，案外人李某生（时任章丘市龙山邮政支局负责人）亦非邮政储蓄龙山支行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故依据现有证据，一审法院认定杜曰昌提交的证据无法证实邮政储蓄龙山支行系借款人的事实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杜曰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715元，由上诉人杜曰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褚 飞审判员 刘晓菲审判员 高希亮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五日书记员 孙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