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4民终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熊某，男，苗族，1994年2月20日生，贵州省镇宁县人，住镇宁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1，女，苗族，1995年1月11日生，贵州省镇宁县人，原住镇宁县,现下落不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2，男，苗族，1970年6月18日生，贵州省镇宁县人，户籍地为镇宁县，现住镇宁县。上诉人熊某因与被上诉人杨某1、杨某2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黔0423民初5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熊某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被上诉人杨某1、杨某2返还彩礼85800元，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原判认定部分事实不清，违反不诉不理原则。杨某2在一审中提出购买陪嫁物品花费49247元，但未提出反诉，一审予以扣除违反不诉不理原则。2、一审时双方均认可杨某1在我家累计居住时间不到两个月，一审认定双方同居三年，婚约不能继续履行均有一定过错不客观真实。以有无过错划分责任无法律依据，对方应全部返还彩礼。被上诉人杨某1二审中未作答辩。被上诉人杨某2二审中答辩称：陪嫁物品是随婚姻关系所产生，从办酒结婚后就送到男方家中使用及处置，一审经庭审质证后以双方认可的部分折算陪嫁物品价值以折抵部分彩礼符合法律规定。以我方实收熊某家彩礼85800元扣除实际购买嫁妆66444元后，仅剩19356元。杨某1与熊某办酒结婚后双方同居近三年，是以结婚为目的在一起生活，2014年杨某1随熊某一家外出打工，不知因何矛盾杨某1外出不知去向，我方也配合熊某多方寻找未果，在此情形下熊某上诉要求我方全部返还彩礼无理，不应得到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得当，请求二审予以维持。原审原告熊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杨某1、杨某2返还彩礼钱105800元，并赔偿原告办酒损失30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2年初，经人介绍，原告与被告杨某1认识，××××年××月双方以农村习俗办酒结婚，并按被告家要求支付彩礼钱95800元。之后被告杨某2之子结婚时原告又送去10000元作为礼钱。原告与被告杨某1结婚不到一周，被告杨某1便离开原告家回娘家居住，偶尔到原告家居住也只是一至两天，双方因此产生纠纷，在此期间原告多次要求被告退回彩礼钱，但被告杨某1说父母不同意退还。此事一直延续到2014年底，2015年4月被告杨某1离家外出至今未归，不和原告联系，原告多次找被告杨某2要求退还彩礼钱，但被告杨某2拒不退还。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如前所请。原审被告杨某1一审中未作答辩，也未向法院提交证据。原审被告杨某2一审中答辩称：首先，我不同意返还彩礼钱。杨某1与熊某同村长大，2010年我家因外家原因才搬迁到本县××××组生活。孩子们成年后通过自由恋爱，于××××年××月按当地习俗办酒结婚，并自愿交纳彩礼钱95800元，当场退回10000元的退帕子钱，实收85800元。双方结婚时这笔彩礼用于购置价值66444元的嫁妆陪嫁到熊某家，仅剩下19356元。杨某1与熊某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近三年，2013年共同修建坐落于本县××××房屋四间两层，面积约300平方米，价值约30余万元，两人虽然没有生育子女，但夫妻关系是好的。2014年熊某一家外出浙江打工，期间不知双方因何产生矛盾，后来熊某才告知我杨某1外出不知去向。我配合熊某到处寻找两年多，至今不见踪影。现熊某不但不继续找人，反而诉请返还彩礼，依法不应支持。其次，熊某将赠与杨辉的结婚贺礼10000元列入彩礼请求返还无理，我方不承担返还义务。最后，熊某请求赔偿办酒损失30000元无理，于法无据，与我方无关。综上所述，请求依法驳回熊某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熊某与被告杨某1系同村人，2012年2月经人介绍恋爱，××××年××月按当地习俗办酒“结婚”，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双方“结婚”时原告家按照当地习俗支付95800元彩礼钱给被告杨某2，当时返还10000元“退帕子钱”。被告杨某1家陪嫁的嫁妆有：牛一头，价值10000元；小猪一头，价值约500元；摩托车一辆折款10000元；组合柜一层、电视柜一层、音响一对、影碟机一台、沙发一套、茶几一张、席梦思床一张，价值20000元；冰箱一台，价值2000元；超薄电视机一台，价值2000元；饮水机一台，价值260元；洗衣机一台，价值899元；被子4床，价值1800元；毛毯16床、四件套、七件套各一套，价值1400元；蚊帐一笼，价值130元；铁盆2个，价值58元；玻璃茶杯2盒，价值60元；烧水壶2个，价值70元；保温瓶2个，价值70元，以上总计49247元。原告熊某与被告杨某1同居生活后未生育子女，也未能正确处理双方关系，被告杨某1于2015年4月10日离开原告外出，至今下落不明。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熊某与被告杨某1未办理结婚登记，双方仅按照当地习俗交付彩礼并举行结婚仪式，系婚约关系，对双方均无法律拘束力，双方既可以合意解除，也可以单方解除。男女双方为缔结婚姻关系，基于当地的民俗民习，由一方给付另一方一定数额的彩礼及嫁妆，在法律上不提倡，也不禁止，但彩礼及嫁妆的给付是以缔结婚姻关系为条件，一旦双方婚约关系解除，一方对另一方彩礼的取得，即丧失了民事习惯上的合理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故原告熊某诉请返还彩礼钱，依法应予支持。被告杨某1作为婚约关系的一方，被告杨某2系婚约关系中彩礼的收受人，均有返还的义务，两被告系共同行为人，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返还责任。在庭审中被告杨某2主张折抵，虽未提出反诉，但为了减轻当事人的诉累，本院予以折抵。原告实际支付给被告的彩礼钱为85800元，被告家陪嫁的嫁妆价值49247元，差额36553元。考虑到被告杨某1与原告熊某同居已经三年，且双方均系成年人，对缔结婚姻缺乏审慎考虑，双方均有一定的过错，对于差额36553元，本院酌定由被告杨某1、杨某2返还人民币18000元给原告熊某。关于礼尚往来礼金，根据当地民俗，没有送的不得强制，已经送的，不得要求返还，故原告主张返还被告杨某2之子杨辉结婚时送去的礼钱10000元，既无法律上依据，也无习惯上的合理性，不予支持。原告还主张赔偿办酒损失30000元，因办酒系原告根据习俗进行的个人行为，与被告无关，也与国家鼓励移风易俗、节俭办事，禁止借婚丧嫁娶大操大办借机敛财的方向相悖，亦不予支持。被告杨某2主张被告杨某1与原告同居期间有共同财产房屋，无证据证实，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杨某1、杨某2返还彩礼钱人民币18000元给原告熊某，并相互承担连带返还责任，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熊某在本案中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16元，由被告杨某1、杨某2承担1508元，原告熊某承担1508元。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向法院提交新证据。二审认定事实与一审认定相同。本院认为:上诉人熊某因与被上诉人杨某1不能继续履行婚约诉至法院要求杨某1及其父杨某2返还婚约财产,一审法院判决后,熊某不服提出上诉。针对熊某“原判认定部分事实不清，违反不诉不理原则”的上诉理由。婚约财产纠纷类案件属于综合性案件，陪嫁物品与彩礼同属于双方家庭为各自子女结婚成家产生的财物支出，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法院在审理男方起诉返还婚约彩礼的同时一并查清进行处理的目的是为了减轻当事人诉累，并不违反不诉不理的原则。杨某2在一审答辩中提出应从彩礼中扣除其购买陪嫁物品的价值，一审审查后综合杨某2所购买的杨某1陪嫁物品在熊某、杨某1按民间习俗办酒后已送到熊某家一直使用的实际，从彩礼中予以扣减处理正确。熊某该条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针对熊某“一审时双方均认可杨某1在我家累计居住时间不到两个月，一审认定双方同居三年，婚约不能继续履行均有一定过错不客观真实。以有无过错划分责任无法律依据，对方应全部返还彩礼”的上诉理由。经查，杨某××××年××月与熊某办酒结婚后双方开始同居，2015年4月杨某1离家外出下落不明，一审据此认定双方同居三年有事实依据，熊某称应以双方实际累计居住时间认定双方同居时间于法相悖。一审综合考虑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经实际同居生活三年之久，不能继续履行婚约系因双方对婚姻缺乏慎重考虑均存在过错的实际情况，将彩礼扣减嫁妆价值后剩余的差额36553元，酌情支持由杨某1、杨某2返还18000元并无不当。熊某该条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综上，上诉人熊某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当事人应当按照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导致对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可能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二审案件受理费3016元，由上诉人熊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熹审判员 李 德 江审判员 黄 光 美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日书记员 赵蓉（代）当事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信息将被录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通过该名单库统一向社会公布，并将承担以下法律后果：（一）承担加倍罚息或迟延履行金。（二）被强制进行审计。（三）被限制出境。（四）被限制高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乘坐飞机、列车软卧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住宿较高星级宾馆、酒店；限制在夜总会、高尔夫球场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购买不动产及国有产权交易；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在一定范围的旅游、度假；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五）被限制在金融机构贷款或办理信用卡。（六）被限制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七）被依法适用强制措施。被执行人具有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财产及恶意转移财产、阻挠法院审计、利用虚假诉讼或仲裁规避执行等行为，人民法院可以对被执行人或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拘留。（八）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规避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三百一十四条及第二百七十七条、《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的规定，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罪和妨碍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