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晋民终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吕梁交口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交口县双池镇双池村。法定代表人：白学文，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赵丽平，山西大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树祥，山西大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煤炭运销集团临汾电煤经营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临汾经济技术开发区霍候一级路东侧。法定代表人：梅志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刘卫峰，山西尧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魏英虎，山西尧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交口县鑫宝煤化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交口县桃红坡镇侯家坪村。法定代表人：侯翠萍，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张年锁，该公司副总经理。上诉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吕梁交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煤运交口公司）与被上诉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临汾电煤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煤运临汾公司）、被上诉人交口县鑫宝煤化（以下简称鑫宝煤化）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3日作出（2015）吕民一初字第48民事判决，判后，山西煤运交口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于2016年12月21日作出（2016）晋民终200号民事裁定，裁定发回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该院于2017年6月20日作出（2017）晋11民初2号民事判决，判后，山西煤运交口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山西煤运交口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赵丽平、陈树祥，被上诉人山西煤运临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卫峰、魏英虎，被上诉人鑫宝煤化的委托代理人张年锁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山西煤运临汾公司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解除原审原、被告之间的煤炭买卖（购销）合同；2.依法判令原审被告立即退还原审原告精煤款5863430.43元及其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原审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9月，原审原、被告双方建立煤炭买卖合同关系，约定煤价为840元／吨，原审原告预付煤款，负责运输并承担运输费用；原审被告收款后如不能供货，应及时退还货款。据此，原审原告先后向原审被告预付煤款共计10603266.63元，原审被告先后向原审原告提供共计4739836.20元的煤炭，尚有5863430.43元的煤炭，原审被告至今未能向原审原告提供，由于原审被告的违约行为，已致原审原告的合同目的根本无法实现，遂诉至法院。山西煤运交口公司辩称，1.本案合同关系是由原审原、被告及本案第三人三方共同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关系，原审被告按照原审原告的指令将其预付的煤款如数给付了第三人，当时原审原告在指令书中明确说明原审被告按其指令付款后所产生的煤炭供货不足或者无法退款的后果全部由原审原告自行承担，与原审被告无关，故原审原告无权就退还煤款向原审被告主张请求权；2.原审原、被告在履行上述合同过程中，原审被告仅收取原审原告交易平台服务费5952元、预付货款103266元，向原审原告供煤价值却已达4739836.20元，若按原审原告主张的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审被告保留欠付货款的诉权；3.三方共同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无法履行的原因是第三人未完成供煤义务，原审被告不存在违约行为。综上，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鑫宝煤化辩称，承认欠山西煤运交口公司5863430.43元煤款。现在合同无法履行，我公司同意退煤款，利息按照原审原告所述进行计算，对原审原告所说的利息部分无异议。原审原告山西煤运临汾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1、煤炭买卖（购销）合同三份，拟证明原审原、被告双方在2013年签订煤炭买卖合同，明确约定合同价840元为含税价。2、收款收据三张及银行承兑汇票五张，拟证明原审原告总计向原审被告预付款10603266.63元。3、增值税专用发票五张，拟证明原审被告共计向原审原告提供4739836.20元的煤炭，并已开增值税票。4、2013年11月25日的结算单，拟证明原审被告确认共计向原审原告供煤5656.98吨，以单价837.87元计，煤款为4739836.20元。原审被告山西煤运交口公司对原审原告山西煤运临汾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原审原告方所举证据，对真实性不持异议，确实是在买卖合同中发生过的依据，但是这些合同及资料不是本案所涉煤炭买卖的全部合同文件，不能全面反映原审原、被告及第三人之间煤炭买卖合同关系的客观事实，也不能支持原审原告的主张。随后原审被告方将提供涉及本案全部证据，能够说明原审原告的主张没有依据，理由也不成立。原审第三人鑫宝煤化对原告山西煤运临汾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均无异议。原审被告山西煤运交口公司就其答辩提供以下证据：第一组：l、N130800874G06号煤炭买卖三方合同及补充协议书，2、吕梁煤运公路经销专用收款收据（5000000元）、银行承兑汇票（5000000元），3、山西煤运临汾公司付款指令书（4994048元）、鑫宝煤化预付款申请书（4994048元），4、鑫宝煤化财务收据（5000000元），5、山西煤运交口公司收据（5952元）、鑫宝煤化现金缴款单（5952元），6、三方合同执行量结算认定书、入库单（鑫宝煤化入煤至山西煤运交口公司）、出库单（山西煤运交口公司出煤至山西煤运临汾公司），7、山西增值税专用发票；该组证据拟证明N130800874G06号三方煤炭买卖合同的内容、履行情况及结算流程。第二组：1、N130800874G07号煤炭买卖三方合同及补充协议书，2、吕梁煤运公路经销专用收款收据（4000000元）、银行承兑汇票（4000000元），3、山西煤运临汾公司付款指令书（4000000元）、鑫宝煤化预付款申请书（4000000元），4、鑫宝煤化财务收据（4000000元），5、山西煤运交口公司收据（4762元）、鑫宝煤化现金缴款单（4762元）；该组证据拟证明N130800874G07号三方煤炭买卖合同的内容及履行情况，山西煤运交口公司已按约履行完合同义务，而山西煤运临汾公司与鑫宝煤化至今尚未结算。第三组：l、N130800874G08号煤炭买卖三方合同及补充协议书，2、吕梁煤运公路经销专用收款收据（1603266.63元）、山西煤运临汾公司财务收据（退煤款1603266.63元），3、山西煤运临汾公司付款指令书（1500000元）、鑫宝煤化预付款中请书（1500000元），4、鑫宝煤化收据（2000000元）、山西煤运交口公司收据（鑫宝煤化退煤款500000元）、银行承兑汇票（500000元），5、山西煤运交口公司收据（1908元）、鑫宝煤化现金缴款单（1908元）；该组证据拟证明N130800874G08号三方煤炭买卖合同的内容及履行情况，山西煤运交口公司已按约履行完合同义务，而山西煤运临汾公司与鑫宝煤化至今尚未结算。第四组：l、山西煤运交口公司营业大厅业务工作流程，2、合同执行量结算认定书；该组证据拟证明三方均熟知且已按煤运公司业务工作流程履行完×××0874G06号合同，也应依此流程结算N130800874G07、N130800874G08号合同。原审原告山西煤运临汾公司对原审被告山西煤运交口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质证如下：原审被告提供的两份合同不能证明存在三方合同关系，只能证明原审被告与原审第三人存在合同关系、合同单价为839元，原审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单价为840元，进而证明原审原、被告是合同的相对方，原审原告与第三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补充协议书同样不能证明存在三方合同关系，只是对煤炭标准进行确定。付款指令书是原审被告的格式文书，也是原审被告要求指令的，并不能反映原审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付款指令书、预付款申请书亦不能作为免除原审被告退款责任的依据。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合同执行量结算认定书，也只是对原审原、被告之间合同履行情况的确认，不能证明存在三方合同关系。原审原告付给原审被告的承兑汇票，虽然财务有记载，但无证据证明原审被告将承兑汇票背书给第三人，正因原审被告没有实际把煤款付给第三人，才导致第三人没有提供煤炭。原审第三人鑫宝煤化对原审被告山西煤运交口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指出第三人虽然出具10500000元的收据，实际仅收到7000000元煤款，具体：第一次出具5000000元的收据，实际收到3000000元；第二次出具4000000元的收据，实际收到2500000元；第三次出具1500000元的收据，实际收到1500000元；剩余的煤款因第三人欠吕梁市煤运的钱，在第三人拿到山西煤运交口公司交给的承兑汇票后，由第三人偿付给吕梁市煤运。第三人鑫宝煤化就其述称未提供证据。根据上述证据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原审法院确认以下案件事实：2013年9月17日，原审原告山西煤运临汾公司与原审被告山西煤运交口公司签订《煤炭买卖（购销）合同》，合同约定：出卖人（销方）山西煤运交口公司，买受人（购方）山西煤运临汾公司；品种规格为精煤、数量为5952吨、单价为840元／吨。同日，原审被告山西煤运交口公司与第三人鑫宝煤化签订《煤炭买卖（购销）合同》，合同约定：出卖人（销方）鑫宝煤化，买受方（购方）山西煤运交口公司；品种规格为精煤、数量为5952吨、单价为839元／吨。2013年9月18日，原审原告、被告、第三人签订《煤炭购销合同质量补充协议书》。合同签订后，原审原告向原审被告预付煤款5000000元，原审被告出具5000000元收款收据一支。2013年9月17日，第三人以预付款申请书的形式向原审被告申请预付煤款，原审原告以付款指令书的形式向原审被告下达将其已支付的煤款付给第三人4994048元的指令。2013年11月25日，经原审原告、被告、第三人结算，上述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具体情况：第三人供煤5656.98吨，原审原、被告共结算煤款4739836.20元。2013年10月14日，原审被告山西煤运交口公司分别与原审原告山西煤运临汾公司、原审第三人鑫宝煤化签订N130800874G07、N130800874G08号《煤炭买卖（购销）合同》，合同约定：由原审原告向原审被告购买精煤4762吨、1908.65吨，原审被告向第三人购买同样数量的精煤，有效期均截止2013年12月31日。同日，原审原告、被告、第三人签订《煤炭购销合同质量补充协议书》。合同签订后，原审原告向原审被告预付煤款4000000元、1603266.63元，原审被告出具了4000000元、1603266.63元的收款收据。2013年10月15日、24日，第三人以预付款申请书的形式向原审被告申请预付煤款，原审原告以付款指令书的形式向原审被告下达将其已支付的煤款付给第三人4000000元、1500000元的指令。据此，原审原告山西煤运临汾公司以承兑汇票的方式共向原审被告山西煤运交口公司预付煤款10603266.63元，原审被告共向原审原告供煤5656.98吨，计4739836.20元，预付煤款尚余5863430.43元。另查明，原审原告山西煤运临汾公司关于利息的诉讼请求，在庭审中确认所欠煤款利息从起诉之（2015年2月2日）起算，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原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原审原告山西煤运临汾公司与原审被告山西煤运交口公司、原审被告山西煤运交口公司与原审第三人鑫宝煤化签订的《煤炭买卖（购销）合同》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合同有效。当事人各方均应依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签订后，原审原告山西煤运临汾公司依约预付煤款，原审被告山西煤运交口公司收取原审原告预付煤款后，未依约及时履行供煤义务，现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已届满，原审被告仍未能全面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已构成根本违约，原审原告请求解除原审原、被告之间的《煤炭买卖（购销）合同》，依法应予支持。原审被告山西煤运交口公司既有依政府授权履行地方煤炭及附属产品统一经营、统一管理之职能，又有依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进行煤炭运销的资格。依照原审被告与原审第三人鑫宝煤化签订的合同，结合该案查明情况，可认定该案实际供煤企业为第三人鑫宝煤化。因此，基于原审原、被告所签买卖合同被解除，原审被告与原审第三人所签买卖合同亦应一并予以解除。当事人各方对尚余5863430.43元原审原告预付煤款未履行供煤义务无争议。合同解除后，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审原告主张原审被告山西煤运交口公司退还尚欠预付煤款应予支持。因原审被告违约，原审原告要求支付未履行煤款部分的利息损失亦应予以支持。经庭审查明，第三人鑫宝煤化作为实际供煤企业，在接受原审原告指令从原审被告处收取原审原告预付煤款后，未及时依约供煤，同样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庭审中，原审第三人明确表示同意承担退款义务，原审原告亦不反对，故应由原审被告与原审第三人共同承担退还煤款并承担违约损失的义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山西煤炭运销集团临汾电煤经营有限公司与被告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吕梁交口有限公司、被告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吕梁交口有限公司与第三人交口县鑫宝煤化有限公司之间签订的N130800874G07、N130800874G08号《煤炭买卖（购销）合同》；二、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被告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吕梁交口有限公司、第三人交口县鑫宝煤化有限公司共同退还原告山西煤炭运销集团临汾电煤经营有限公司预付煤款5863430.43元，并承担自2015年2月2日起至退款完毕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三、驳回原告山西煤炭运销集团临汾电煤经营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判后，山西煤运交口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山西煤运交口公司的上诉请求为：1、依法撤销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11民初2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山西煤运临汾公司对上诉人山西煤运交口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共同承担。上诉人山西煤运交口公司的上诉理由为：1、原审判决无视被上诉人山西煤运临汾公司向上诉人出具指令书的客观事实，认定被上诉人山西煤运临汾公司共向上诉人预付煤款10603266.63元的事实错误。2、本案若否定或割裂三方买卖合同关系，仅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山西煤运临汾公司的合同相对性而言，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上诉人实收被上诉人山西煤运临汾公司预付货款103266.63元，向被上诉人山西煤运临汾公司供煤价值4739836.2元，被上诉人山西煤运临汾公司非但未能如约预付货款，且至今尚欠上诉人货款4636569.57元，致使案涉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责任主体是被上诉人山西煤运临汾公司，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存在根本违约，显属错误。3、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鑫宝煤化共同退还上诉人山西煤运临汾公司预付煤款5863430.43元及利息，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中,涉案合同签订及履行中，按照当时山西省政府有关煤炭运销实行”统一价格、统一销售、联合竞争”的煤炭市场管理要求，依据《吕梁市人民政府关于落实省政府第94次常务会议精神对全市公路煤炭实行统一经营管理的实施意见》（吕政发（2007）27号）及《交口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交口县进一步强化公路煤炭经营源头监管查验补征及规范煤炭运销秩序的实施办法的通知》（交政发（2011）106号），上诉人山西煤运交口公司既有依政府授权履行地方煤炭及附属产品统一经营、统一管理之职能，又有依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进行煤炭运销的资格。被上诉人山西煤运临汾公司与上诉人山西煤运交口公司签订《煤炭买卖（购销）合同》后，上诉人山西煤运交口公司与原审第三人鑫宝煤化签订了《煤炭买卖（购销）合同》，上述合同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合同有效。在履行合同中，原审第三人鑫宝煤化签发的《预付款申请书》、被上诉人山西煤运临汾公司签发的《付款指令书》，均系依据上诉人山西煤运交口公司营业大厅在此期间在该区域进行煤炭购销业务的工作流程填写的制式合同，均有一定的强制性，被上诉人山西煤运临汾公司若不依此工作流程进行交易，就不可能在该区域购买煤炭，反之，上诉人山西煤运临汾公司既然制定该业务工作流程，就应该依政府授权履行地方煤炭及附属产品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的职能，但上诉人山西煤运交口公司及作为实际供煤企业的原审第三人鑫宝煤化均未全面依约及时履行供煤义务，已构成根本违约，故原审法院判决解除被上诉人山西煤运临汾公司与上诉人山西煤运交口公司、上诉人山西煤运交口公司与原审第三人鑫宝煤化之间签订的N130800874G07、N130800874G08号《煤炭买卖（购销）合同》是正确的，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山西煤运交口公司称其是依据被上诉人山西煤运临汾公司签发的《付款指令书》，其不应承担本案共同偿还责任的上诉理由，片面强调被上诉人山西煤运临汾公司签发《付款指令书》的自愿性，忽略当时该区域的地方煤炭及附属产品的购销由政府授权其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的职能，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及原审第三人鑫宝煤化明确表示同意承担退款义的务情形，判决上诉人山西煤运交口公司与原审第三人鑫宝煤化共同承担退还5863430.43元煤款并承担违约损失的义务也是正确的，本院亦予以维持。上诉人山西煤运交口公司称原审适用法律错误，没有证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诉讼费52844元，由上诉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吕梁交口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门华审判员凌宇审判员刘涌二○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书记员张静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