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黔05民终14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波，男，1980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贵州省黔西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青，女，1986年2月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贵州省黔西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标大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圆通街*号。法定代表人刘俊，该公司董事长。原审第三人杜鹏，男，1972年4月24日出生，回族，山东省人，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上诉人曾波、张青因与被上诉人贵州标大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标大公司）及原审第三人杜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2017）黔0522民初314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曾波、张青诉称：二原告系夫妻关系，2013年9月1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合同编号为109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购买被告开发的位于黔西县城××（现××为××办事处）文化路杜鹃花都·新界1单元1-1-44号经营用房一套，建筑面积为53.34平方米。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照约定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同日，双方在黔西县房产管理局办理了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登记。2014年6月，原告听闻被告已向部分购房者交付房屋，故要求被告向原告交付上述房屋，并履行协助办理房地产权利证书的义务，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推脱，导致原告至今未能取得该房屋，被告的行为已严重违反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请求判决：1、被告向原告交付位于黔西县××办事处文化路杜鹃花都·新界1单元1-1-44号房屋；2、被告协助原告办理上述房屋的房地产权利证书；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原审被告标大公司辩称：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不是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本案的事实是第三人杜鹏为了向原告借钱，将案涉商品房以市场价三、四折的价格抵押给原告方，杜鹏已经以各种方式向原告付息70多万元。我公司从未和原告签订过《商品房卖合同》，双方之间不存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我公司行政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印鉴章均系他人伪造，不是我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商品房买卖合同》系无效合同，我公司不予认可。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审第三人杜鹏述称：标大公司黔西杜鹃花都新界项目部是我挂靠标大公司成立，当时项目部为了推进工程，向曾波借了1500000元，并将四套商品房以曾波、张青认可的价格抵押给曾波、张青，我已经支付了70多万的利息给曾波、张青，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而非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原审经审理查明：标大公司黔西杜鹃花都新界项目部于2009年12月10日成立，系杜鹏挂靠标大公司成立。杜鹏因开发黔西杜鹃花都新界的房屋缺乏资金，向原告曾波借款1500000元，约定月利率5%。2013年9月16日，杜鹏用私自雕刻的“贵州标大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公章及“伍卫民印”私章与曾波、张青签订了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将杜鹃花都?新界1-3-1、1-1-43、1-4-1、1-1-44号房屋出售给曾波、张青。1-3-1号房屋的建筑面积为213.36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184平方米，公共部位与公用房屋分摊建筑面积29.36平方米，单价为按套内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630.43元，总金额为300000元。1-1-44号房屋套内建筑面积46平方米，单价为按套内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0869.56元，总价为500000元；1-4-1号房屋的套内建筑面积为65.45平方米，单价为按套内建筑面积每平方米3055.76元，总价款为200000元。1-1-43号房套内建筑面积为46平方米，单价为按套内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0869.57元，总价为500000元。2013年9月16日，标大公司黔西杜鹃花都项目部出具了四张收据给曾波、张青，金额分别为300000元、500000元、200000元、500000元。同日，杜鹏将杜鹃花都?新界1-3-1、1-1-43、1-4-1、1-1-44号房屋买卖合同进行备案登记。2013年9月17日，曾波作为甲方，杜鹏作为乙方，标大公司作为丙方签订了《借款及保证合同》，合同第1.1约定：“杜鹏向曾波借款1500000元，借款期限为3个月，自2013年9月17日至2013年12月16日止”；第1.2条约定：“借款发放日期以借款借据所记载的实际发放日为准，如实际发放日迟于前款记载的借款发放日，则借款到期日相应顺延”；第2.2条约定：“乙方指定甲方将借款划入以下账户：户名：标大公司杜鹃花都新界项目部；账号：2781010201201100012926；开户银行：黔西县莲城信用社”；第4.1条约定：“按月结息，利息支付日为每月16日，借款到期利随本清”；第7条约定:“丙方自愿就本合同项下乙方负有全部债务和责任，对甲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杜鹏在乙方处签名，并在丙方处加盖杜鹏私自雕刻的“贵州标大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公章及“伍卫民印”私章。曾波未在甲方处签名。2013年9月17日，曾波作为甲方，杜鹏作为乙方，标大公司作为丙方签订了《协议》，协议第1条约定：“甲方与乙方于2013年9月16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共计四份，甲方分别将城关镇文化路杜鹃花新界商业街1-3-1、1-1-43、1-4-1、1-1-44号门面及房屋卖给乙方，共计人民币大写壹佰伍拾万元”。协议第2条约定：“甲方、乙方、丙方于2013年9月17日签订《借款及保证合同》，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借款人民币大写壹佰伍拾万元。”协议第3条约定：“乙方如果不能按与甲方、丙方签订的《借款及保证合同》约定期限偿还利息，则此笔借款将自动转为甲方与乙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花都新界商业街1-3-1、1-1-43、1-4-1、1-1-44房屋购房款”。杜鹏在乙方处签名，并在丙方处加盖杜鹏私自雕刻的“贵州标大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公章及“伍卫民印”私章。曾波未在甲方处签名。2013年9月17日，曾波转账80万元到标大公司黔西杜鹃花新界项目部账户。2013年9月18日，曾波转账60万元到杜鹏账户。2013年9月22日，曾波转账10万元到杜鹏账户。2013年9月19日，黔西杜鹃花都新界项目部开始支付曾波利息，部分利息通过石朝毅、余勇、张越等人的银行账户予以支付或由刘闯领取。至2014年12月26日，黔西杜鹃花都新界项目部共支付曾波利息533750元。2013年12月2日，黔西杜鹃花新界项目部将杜鹃花都?新界1-2-4号房（套内面积34.02平方米）作价225000元抵给曾波，并以余勇、谢佳艺名义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后因第三人杜鹏未再偿还原告曾波利息，原告曾波、张青提起本案诉讼。原审认为：根据被告标大公司提交的《借款及保证合同》、《协议》、黔西县农村信用联社支付业务来账补充凭证》、2013年9月18日《借款单》及凭条、2013年9月22日借款单、《借款和利息清理表》、《领款单》、标大公司申请法院向石朝毅、余勇、张越调查的证言，可以认定本案系以商品房买卖合同为担保的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向原告释明并询问原告是否变更诉讼请求，原告认为本案系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坚持不变更诉讼请求，故应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审裁定：驳回原告曾波、张青的起诉。案件受理费60元，全额退回原告曾波、张青。宣判后，曾波、张青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被上诉人提交的《借款及保证合同》《协议》中，曾波均未签名，且均系复印件，一审采信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错误。所谓黔西杜鹃花新界项目部支付曾波的“利息”，除了转账或现金支付给案外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曾波收到了所谓的“利息”，黔西杜鹃花新界项目部所支付的系其与案外人发生的经济往来，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所谓黔西杜鹃花新界项目部将房屋抵偿给曾波，更是仅凭被上诉人及第三人的单方陈述进行认定，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上诉人对本案名为买卖合同关系，实为借贷关系的主张应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采信被上诉人单方制作，且与上诉人无任何关系的单据支持被上诉人的主张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杜鹏涉嫌私刻印章，本案应依法中止并移送公安机关，待刑事程序终结后再恢复审理，一审径直作出裁定程序违法。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裁定，依法裁判。被上诉人标大公司未作答辩。原审第三人杜鹏未作答辩。经审理查明：二审认定事实与原审认定无异。本院认为：2013年9月17日，曾波向标大公司黔西杜鹃花新界项目部及杜鹏支付1500000元后，黔西杜鹃花新界项目部便通过向石朝毅、余勇、张越账户汇款或由石朝毅、余勇、张越、刘闯代为领取利息的方式定期向曾波支付利息，标大公司黔西杜鹃花新界项目部支付利息的单据“领款单”虽不是曾波亲笔签名，但签名领取利息的石朝毅、余勇、张越、刘闯均在“领款单”上注明曾波（石朝毅）、余勇（曾波）、张越（曾波）、张越代曾波、刘闯（代）等字样，且石朝毅、张越均向一审法院陈述其与杜鹏没有经济往来，余勇虽陈述其曾借钱给曾波，也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加之余勇、曾波同为黔西县鑫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东，曾波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曾波与张越关系较好且有经济往来、石朝毅系张越公司财务人员，结合《商品房买卖合同》《借款及保证合同》《协议》签订的时间、约定的内容、曾波向杜鹏支付款项的时间及杜鹏支付利息的时间等事实，能认定本案系以商品房买卖合同为担保的民间借贷纠纷，一审综合全案证据认定本案系以商品房买卖合同为担保的民间借贷纠纷，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一审仅根据《借款及保证合同》《协议》武断认定本案事实，被上诉人举证不能，应承担不利后果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纠纷案件中涉及刑事犯罪若干程序问题的处理意见》第1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法院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但根据民事法律规范判断，当事人之间构成民事法律关系，且不影响民事案件审理的，民事案件可继续审理。”之规定，杜鹏是否涉嫌私刻印章不影响本案纠纷的审理，上诉人认为本案应中止审理的理由不成立。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杨孝春审判员  王 云审判员  罗 珣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八日书记员  高 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