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8民终18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湛江市坡头华湛石料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湛江市坡头区龙头镇甘村水库尾。法定代表人：李志伟，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庆愉，广东鸿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招明月，广东鸿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陆土荣，男，1955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苏明，广东粤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黄土��，男，1957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湛江市霞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日梅，广东粤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李志伟，男，1970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湛江市霞山区民治路***号*栋***房，公民身份号码：4408031970********。原审第三人：黄辉，男，1956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湛江市霞山区，上诉人湛江市坡头华湛石料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陆土荣、原审第三人黄土群、李志伟、黄辉确认股东资格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人民法院（2017）粤0804民初1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华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志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庆愉、招明月和被上诉人陆土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苏明、原审第三人黄土群的委��诉讼代理人钟日梅、原审第三人李志伟、黄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湛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驳回陆土荣的诉讼请求；3、陆土荣承担一、二审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查清本案的主要事实，导致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未查清2010年7月1日《征地合同书》与2011年2月28日《土地转让合同书》之间的关系，陆土荣只是将所租土地转租给华湛公司，并非陆土荣所称的将土地开发权入股或一审法院认定的以出资的方式入股。2010年7月1日，陆土荣与龙头镇移民委员会大氹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大氹村）签订《征地合同书》，征用土地面积共计115亩，总价款为2707000元，付款方式：甲方（大氹村）村民小组每户一名（户主）签名并在合同生效后十天内乙方（陆土荣）付征地价款的总额70%给甲方，余款在乙方开采该块地��付清给甲方。后经村委会同意，陆土荣将《征地合同书》的权利义务转让给华湛公司，陆土荣、叶亚福于2011年2月28日与华湛公司签订《土地转让合同书》，约定：“原合同”（《征地合同书》）的征地价款，甲方（叶亚福、陆土荣）按“原合同”规定付款方式支付，未付完的甲方负责支付；土地转让价为6670000元。从两份合同的形式和内容看，陆土荣仅是将所租用的土地转租给华湛公司，并不是将土地开发权或出资的方式入股，陆土荣并从中获取了高额的差价3963000元（6670000元－2707000元)。公司股东之间也从来没有一份书面的文件表明陆土荣将土地开发权或出资的方式入股。2、—审法院未查清陆土荣是否支付了2010年7月1日《征地合同书》所约定的70%征地款（1894900元）。仅有大氹村于2017年5月20日出具的《证明》，对于大额的款项，陆土荣未能提供相应的支付凭证���且该《证明》十分笼统，无法明确支付的时间和方式（转账或现金），一审法院仅凭一纸《证明》就认定陆土荣已按合同约定支付了1894900元，未免过于草率、过于偏袒陆土荣。即使陆土荣向大氹村支付了1894900元，也不能认定该1894900元是陆土荣对华湛公司的出资额，因为这只是陆土荣为履行2010年7月1日《征地合同书》支付给大氹村的对价。如前所述，陆土荣以高价6670000元将《征地合同书》的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了华湛公司，根据《土地转让合同书》的约定，《征地合同书》中剩余的30%征地款（812100元）应继续由陆土荣支付给大氹村，由于当时陆土荣经济困难，华湛公司为了顺利经营，与陆土荣协商后，决定先由华湛公司代为支付该款项，再从6670000元中直接扣减，于是李志伟代华湛公司于2011年9月9日支付给了大氹村812100元。二、2011年2月28日，华湛公司与陆土荣签订《土地转让合同书》后，已向陆土荣支付了对价，陆土荣没有任何出资。根据华湛公司一审提供的证据，华湛公司支付了以下对价：①2011年3月15日经李志伟的银行帐户汇款人民币180万元，用途为“征地款”给《土地转让合同书》中的其中签约人叶亚福的银行帐户。②2011年3月24日经李志伟的银行帐户汇款人民币771300元，用途为“征地款”给《土地转让合同书》中的其中签约人叶亚福的银行帐户。③2011年9月9日经李志伟的银行帐户汇款人民币812100元，用途为“征地款”给大氹村（村长陆康水）履行《土地转让合同书》所承接的30%付款义务。④2013年12月20日经华湛公司的银行帐户汇款人民币230万元，用途为“转让款”给陆土荣履行《土地转让合同书》的约定。⑤2014年1月24日经华湛公司的银行帐户汇款人民币215万元，用途为“转让款”给陆土荣履行《土地转让合同书》的约定。以上①－⑤项金额共计7833400元（1800000元+771300元+812100元+2300000元+2150000元）。华湛公司已经支付了《土地转让合同书》的对价6670000元，超出部分属于逾期支付对价的利息。一审法院认为2013年12月20日的230万元没有标注用途，2014年1月24日的215万元标注用途为“转让款”与此前标注为“征地费”的习惯不一致，不予认可该两笔款项，是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华湛公司与陆土荣之间除了转租土地关系外，无其他的经济往来，且“转让费”也是根据《土地转让合同书》而备注，陆土荣未举证证明该两笔款项是属于其他费用，故应当认定为支付《土地转让合同书》的价款。三、不管是在实质方面还是形式方面，陆土荣都不具备股东资格的条件。首先，陆土荣没有出资的凭证。其次，没有任何一份文件确认陆土荣的股东身份。再次，三位股东��2010年至现在，从没有召开任何的股东会议，表决承认陆土荣的股东身份；陆土荣未参加过股东会议，单凭一份具有严重瑕疵的“会议纪要”，不能与其他证据构成完整的证据链，“会议纪要”是孤证，不能以此判定其股东身份；陆土荣也没有证据证明其行使或主张过股东权利；无法出示其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参加过公司决策的证据；无法出示其承担公司的经营风险、参与公司的盈余分配的证据。最后，财务报表中关于“陆土荣股东占股权20%”的表述是纯属财务人员制表上的失误，实质上是三股东（黄土群、李志伟、黄辉)各从分红中抽出相应比例的利润(分别为10%、5%、5%)给陆土荣作为保护费，且制作财务报表的财务人员黄亚生是黄土群委派过来的，该财务报表没有盖章和签名。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最后认定5181500元（3286600元+1894900元）为陆土荣的出资额是歪曲事实，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真相，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陆土荣答辩称：1、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2条规定，陆土荣的诉求符合法律规定。黄土群述称：一审适用法律正确，查明事实正确，请法院依法维持。李志伟述称：同意华湛公司的意见。黄辉述称：同意华湛公司的意见。陆土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陆土荣为华湛公司股东，享有华湛公司20％股权份额；二、本案诉讼费用由华湛公司负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7月1日，陆土荣与案外人湛江市坡头区龙头镇移民村委会大氹村签订《征地合同书》，主要约定，陆土���以2707000元的价款租用该村的115亩土地用于开采石料，并在合同生效后十天内付清征地款70%给大氹村，余款30%在开采时付清给大氹村，租用期限为30年。合同签订后，陆土荣依约向大氹村付清1894900元（即《征地合同书》约定总价款的70%)。2011年2月28日，经大氹村同意后，陆土荣、案外人叶亚福（甲方）与华湛公司（乙方）签订《土地转让合同书》，主要约定，甲方以667万元的价款将《征地合同书》中租用的115亩可开采矿产资源的土地转租给乙方，并由乙方继续履行该合同的权利义务，对《征地合同书》中的征地价款，由甲方按原约定付款方式支付，未付完的甲方负责支付。合同签订后，李志伟于2011年3月15日、24日分别向叶亚福转账180万元及771300元（两笔款用途均注明为“征地款”）；同年9月9日，李志伟分两次向案外人陆康水（大氹村的收款人���转账70万元及112100元（两笔款用途均注明为“征地款”），该两笔款合共812100元（即《征地合同书》中约定总价款的30%）;至此，华湛公司尚未支付给甲方的转租土地款项为3286600元（6670000元-1800000元-771300元-700000元-112100元）。2010年12月25日，陆土荣与大氹村签订《租用土地合同书》，主要约定，陆土荣以875000元的价款租用该村25亩土地用于开采石料，期限为25年；经大氹村同意后，陆土荣将该合同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华湛公司，于2013年1月25日，大氹村出具《收据》一份，载明收到华湛公司交来征用面积25亩土地租金875000元。又查明，华湛公司于2013年12月20日支付230万元给陆土荣；于2014年1月24日支付215万元给陆土荣（用途注明为“转让费”）。又查明，华湛公司制作的2013年12月《财务报表》的《关于2013年下半年利润分配方案的请示���中载明“根据各股东投资占的股权作分配，……陆土荣股东占股权20%，应分得本期利润1276746.67元”，并在《2013年7月至12月利润分配明细表》中载明“4、陆土荣股东：上半年实领红利：1259915.29+下半年利润1276746.67元＝合计：2536661.96元”。华湛公司2014年8月8日制作的《关于2014年上半年利润分配方案的请示》中载明“按照各股东投资占的股权作分配，……陆土荣股东占股权20%，应分得本期利润1649097.89元”，并在《坡头华湛石料开发有限公司2014年1月至6月份利润分配明细表》中载明“4、股东姓名（陆土荣)，占股权(20%),2014年上半年利润分配总额（8245489.41元），实际分得利润额（1649097.89元)”。华湛公司制作的2014年12月《财务报表》的《关于2014年下半年利润分配方案的请示》中载明“根据各股东投资占的股权作分配，……陆土荣股东���股权20%，应分得本期利润1807185.34元”，并在《2014年7月至12月利润分配明细表》中载明“4、股东姓名（陆土荣），占股权（20%)，2014年上半年利润分配总额（9035926.72元），实际分得利润额（1807185.34元）”。再查明，2015年2月8日，陆土荣、李志伟、黄土群及案外人李土林（文件上注明为黄辉股东代表）四人召开会议，并记录了《会议纪要》，内容为华湛公司股权出让；列席股东为上述四人；会议达成的主要内容为李志伟经过竞投，以人民币4400万元买下华湛公司的100%股份；并注明以上会议纪要条款自股东签字确认生效。其后，黄土群，李志伟，李土林及陆土荣均在纪要结束处签字、捺指模。再查明,华湛公司成立于1995年6月8日，后于2010年6月10日该公司的《章程修正案》修改公司股东三人为李志伟、黄辉及黄土群，股权比例分别为黄土��占40%,李志伟占30%，黄辉占30%。华湛公司的经营范围系露天建筑用花岗岩开采，法定代表人系李志伟。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确认股东资格纠纷。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依法登记的，应当根据其出资额依法进行股东资格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一：《征地合同书》及《租用土地合同书》中租用的土地是否陆土荣以出资或实物方式入股华湛公司。首先，陆土荣在征得大氹村同意后于2011年初将《征地合同书》中的租赁土地的开采石料经营的权利转移给华湛公司，华湛公司在合同签订后即向叶亚福支付了2571300元及向大氹村支付了《征地合同书》中约定30%的款项812100元。但华湛公司对《土地转让合同书》中约定的总价款的剩余部分，即3286600元尚未支付给陆土荣，虽然华湛公司辩称于2013年转账230万元及2014年转账215万元给陆土荣就是该合同书中约定的租用土地款，但该两笔款项不仅在总数与尚欠陆土荣的3286600元不吻合。且陆土荣对华湛公司抗辩称超出尚欠款项多支付的部分为利息的意见也不予认可，同时，华湛公司在第一次庭审中表述多支付的利息为30多万元，而在第二次庭审中表述多支付的利息为100多万元，其庭审中表述前后矛盾，不足以对该款的用途作出合理解释。另外，华湛公司在该两笔转账中，一笔注明用途为“转让费”，另一笔没有用途标注的作法，与之前基于同一转让合同转账给案外人叶亚福、大氹村中注明的“征地费”习惯上的表述也有所不同。华湛公司作为由多位股东投资组成的有限责任公司，应按现代企业的经营模式运转，其每一笔收入与支出应有合理的解释与记载，但华湛公司��能证明其与陆土荣之间存在资金流转，而无法证明所流转的资金就是支付合同的转让款，其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其次，华湛公司抗辩称陆土荣并没有向大氹村支付《征地合同书》中70%的款项（即1894900元），而是由华湛公司后来逐步付清的，但华湛公司举证所能显示其最早一次向陆土荣转账时间是在2013年末，远远迟于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而大氹村的相关证据显示陆土荣是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已支付租地70%的款项，故对华湛公司关于《征地合同书》中70%的款项系由其支付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再次，陆土荣于签订《租用土地合同书》的当天，当即将合同权利义务整体转让给华湛公司行使，并由华湛公司将租用土地的价款直接支付给大氹村，陆土荣认为该转让行为虽然系以原价转让，但其实只是作为入股的条件，与随后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书》整体作价。而华湛公司以陆土荣义务帮助公司租用土地为由进行抗辩。由于陆土荣、华湛公司双方对该合同均无法进一步举证，故认定陆土荣仅以合同原价将转让租用土地给华湛公司使用。综上，华湛公司虽然依约取得陆土荣租用的土地使用权，但其并未向陆土荣支付约定的价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故认定陆土荣已向华湛公司办理转让的两份租用土地合同的转移手续，虽然《租用土地合同书》中并无转让价款的约定，但《土地转让合同书》中约定的应付未付给陆土荣的价款及由陆土荣支付的《征地合同书》中已支付的价款，即（3286600元+1894900元）为陆土荣的出资额。本案争议焦点二:陆土荣是否享有华湛公司20%股权。其一、从华湛公司制作的2013年至2015年以来的半年或全年性质的《财务报表》中均载明陆土荣所占股权为20%及其实际分得利润额、利润支付说明等，而黄土群、李志伟、黄辉三人所占股权从工商登记资料中的40%、30%、30%相应减少为30%、25%、25%，足以证明华湛公司长期以来是承认陆土荣的股东身份，并且形成了固定形式的按陆土荣在公司中所占股份进行编制利润分红的财务制度。至于华湛公司认为于2014年间，连续多月的《财务报表》中均记载着“抱着2014年4月2日汇给陆土荣款20万元作年上半年利润消石款”的字样证明陆土荣仅是在华湛公司处领取“维稳费”、“保护费”，但采取何种利润分配方式系由华湛公司内部的分配制度决定的，并不能据此否认陆土荣的股东资格。并且华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李志伟，华湛公司及李志伟虽然否认陆土荣的股东身份及分红，且以财务人员理解错误为由拒绝承认报表中长期记载的事项，但李志伟负责公司经营管理，若非经其同意，公司的《财务报表》系无法印发的，故从华湛公司的内部管理上来看，实质系认可陆土荣的股东身份的。其二、陆土荣、李志伟、黄��群及案外人李土林（文件上注明为黄辉股东代表）四人所召开的华湛公司股权出让会议中，也明确承认了陆土荣的公司股东身份。其三、华湛公司经庭审询问，拒不提供公司股东会议记录、会计账册等文件，按照一般常识和通常做法，华湛公司应当建立股东会议记录、会计账册等资料的现代企业制度，且负有妥善持有、保管这些资料的义务，而华湛公司拒不提供这些资料，致使陆土荣的股东身份处于无法查明的境地。根据公正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华湛公司负有提供股东会议记录、会计账册等资料的举证义务，华湛公司拒不完成其举证义务，在法律上只能产生陆土荣以股东身份参加公司活动的效果。综上，华湛公司在长期的经营分配中已确认陆土荣享有20%的股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华湛公司仅以报表中陆土荣的股东分红系从各股东的利润中抽取20%的“维稳费”或“保护费”的意见，来改变公司自身长期以来形成经营、分配惯例的答辩意见不予采，故确认陆土荣享有华湛公司20%股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确认陆土荣为湛江市坡头华湛石料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享有湛江市坡头华湛石料开发有限公司20%股权。本案受理费800元，由湛江市坡头华湛石料开发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但陆土荣在一审提交的其于2012年10月15日委托其妻弟王鹏向华湛公司汇款130万元的证据，一审法院未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本院组织了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及质证，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陆土荣提交的证据符合证据的必备要件，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10月15日，陆土荣委托其妻弟王鹏向华湛公司汇款130万元。原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股东确认纠纷。二审当事人的争议焦点问题是：1、陆土荣以华湛公司为被告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是否符合法律规定；2、陆土荣是否以实物等方式入股华湛公司。关于陆土荣以华湛公司为被告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本案是陆土荣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被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规定，陆土荣以华湛公司为被告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故华湛公司的该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陆土荣是否以实物等方式入股华湛公司的问题。首先，陆土荣与华湛公司签订《租用土地合同书》，华湛公司尚欠的3286600元，华湛公司是否已支付给陆土荣是证明陆土荣是否出资入股华湛公司的关键。华湛公司辩称李志伟于2013年转账230万元及2014年转账215万元给陆土荣是该合同约定的转让款。陆土荣则称是其没有入股华湛公司前，华湛公司只有96亩土地开采石料，陆土荣入股时将转让的140亩和华湛公司的96亩作价，根据华湛公司总资产，陆土荣将华湛公司尚欠的转让款和其汇入华湛公司的130万元作为入股款，确定陆土荣占公司股份20％，并称华湛公司于2013年转账230万元是分红款，2014年转账215万元是其转让25亩地开采权给华湛公司的转让款。从双方的诉辩意见及证据看，虽然华湛公司辩称其于2013年转账230万元及2014年转账215万元给陆土荣就是《租用土地合同书》约定的租用土地款，但该两��款项不仅在总数与尚欠陆土荣的3286600元不吻合，且华湛公司不能合理解释多付部分依据。另外，华湛公司在该两笔转账中，一笔注明用途为“转让费”，另一笔没有标注用途，与之前基于同一转让合同转账给案外人叶亚福、大氹村中注明的“征地费”习惯上的表述也有所不同。而对于陆土荣来说，在华湛公司尚欠其转让款，且双方均确认没有其他经济往来的情况下，陆土荣又为何于2012年12月15日向华湛公司汇款130万元，对此，华湛公司不能说明收到该130万元的原因。另，陆土荣是一个生意人，其将从大氹村受让的25亩土地开采权无偿转让给华湛公司，与其之前转让115亩土地开采权给华湛公司的作法完全不同，也有违常理。再者，陆土荣主张华湛公司于2013年12月20日汇款230万元是分红款与《财务报表》显示的2013年度分红款比较接近，华湛公司也不能证明已经支付了分���款给陆土荣或保护费。其次，华湛公司一方面承认公司《财务报表》关于陆土荣所占股权为20%及其实际分得利润额、利润支付说明等，另一方面又辩称支付给陆土荣利润是“维稳费”、“保护费”。《财务报表》是综合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状况的书面文件。华湛公司否认《财务报表》记载事项，但李志伟负责公司经营管理，若非经其同意，公司的《财务报表》是无法印发的，故从华湛公司的内部管理上看，公司股东是确认了陆土荣的股东身份。再次，陆土荣、李志伟、黄土群及黄辉代理人李土林于2015年2月8日召开会议，制作的《会议记要》也明确证实了陆土荣是公司股东。最后，陆土荣要求华湛公司提供建立股东会议记录、会计账册等资料，但华湛公司拒不提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本院采纳陆土荣的该主张。综上，本院认定陆土荣提交的证据，证明其以《租用土地合同书》转让款及130万元出资入股华湛公司，并占公司20％股份的证明力大于华湛公司提交的证据的证明力，故对陆土荣的主张予以采纳，对华湛公司的抗称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虽有瑕疵，但不影响裁判结果，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华湛公司上诉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湛江市华湛石料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杜友裕审判员  李建明审判员  王 瑾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四日书记员  朱浩光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