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川01民终13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洪春，男，1971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梅，四川格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崇州市诚信精典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崇州市崇阳街道金盆地大道20号。法定代表人：徐小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郭，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余洪春因与被上诉人崇州市诚信精典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信精典公司）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2017）川0184民初16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洪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诚信精典公司为余洪春更换2017版全新朗逸手动舒适版车，案件一二审诉讼费及鉴定费由诚信精典公司承担。主要的事实和理由是：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对重要证据的质证存在漏洞。余洪春与诚信精典公司之间对合同标的物的要求有口头约定，余洪春多次告知诚信精典公司其要求购买的是2017版朗逸手动舒适版，且有多段录音为证，对于该段录音，余洪春已告知录音中的人物为诚信精典公司法定代表人徐小新，但一审法院未予采信该证据。而诚信精典公司给余洪春开具的汽车发票金额比余洪春实际缴费金额少4100元，该差价即为2017版朗逸与案涉车辆的差价，对此，诚信精典公司并未作出正面回应，一审法院对此亦未进行调查和评判，因此，一审法院存在质证上的漏洞。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合同法》第十条之规定，余洪春与诚信精典公司之间关于购买2017版朗逸的口头协议是有效的，同时根据该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诚信精典公司应向余洪春交付2017版朗逸车一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诚信精典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诚信精典公司交付的车辆质量合格，且为余洪春办理了保险及行驶证，并进行了验车交付，验车交付表明是案涉车辆特征，有余洪春签字确认，该合同及附随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同时，余洪春一直使用案涉车辆，不存在余洪春所述换车问题。2.根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合同解除纠纷若干问题的通知》，合同解除适用于依法成立尚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本案车辆购买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因此，余洪春要求更换车辆于法无据。余洪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诚信精典公司为余洪春更换2017版全新朗逸手动舒适版汽车一辆；2.案件诉讼费用诚信精典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1日，余洪春与诚信精典公司签订《崇州市诚信车业（定车协议）》（以下简称《定车协议》），余洪春向诚信精典公司定购上海大众朗逸汽车一辆，协议载明：车辆型号手动舒适版，包牌价格125150元，该价格包含上户上牌费用、购置税、保险。2017年4月7日，诚信精典公司将车辆交付余洪春，提车时签署《新车交付用户确认单》，确认单上智能钥匙及一键启动一栏未打勾，车架号为335293。一审庭审中，余洪春提交了录音一份，称系其找到诚信精典公司销售部一名不清楚名字的经理（在最后陈述中又称是法定代表人徐小新）和销售人员余阳，双方就车辆是否属于2017版的谈话录音，录音中诚信精典公司销售人员承认自己有失误，愿意以改装车辆和送车辆保养作为补偿。诚信精典公司质证称录音无法核实录音中参与人的身份，对录音的三性均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第七十条“……,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三）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的规定，上述录音证据没有表明谈话双方身份，无法确认谈话对象，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且与余洪春签字确认的《新车交付用户确认单》不一致，故对录音证据不予采信。同时，余洪春提交购车发票一份，称购车发票金额为105900元，与合同价125150元的差价中，有4000元就是2015版和2017版车辆的差价。对此，因合同价包含车辆上牌、保险等费用，余洪春主张没有证据支持，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在履行《定车协议》时，诚信精典公司按照协议约定交付了合格车辆，余洪春也接收并实际使用了案涉车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对于余洪春所称双方口头约定的余洪春所购买的车辆应当是2017版（即有一键打火和多功能方向盘），与其接收车辆时签字确认的《新车交付用户确认单》证明没有该配置不一致，余洪春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依法承担不利后果，对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余洪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00元，由余洪春负担。二审审理期间，余洪春申请证人高某出庭作证。证人高某称，余洪春系其妻子的亲戚。其与余洪春一起于2017年3月25日、26日去看车，后于2017年3月27日、28日又去看车一次，但余洪春并未进展车查看汽车，余洪春向诚信精典公司销售人员说要2017版全新朗逸，即有一键打火功能的车辆，对此，诚信精典公司销售人员向其和余洪春介绍了2017版朗逸，并报价124000元，同时告知该店现无2017版朗逸，需从成都调货。后余洪春签订定车合同和验车交付提车时，其并不在场。诚信精典公司质证认为，1.证人高某与余洪春系亲属关系，双方有利害关系，证人证言的可信度不高。2.高某参与买车的事情发生在2017年3月底，而余洪春签订购车合同是在2017年4月，即高某并未参与余洪春购车的事情。高某与余洪春看车，实际是了解2017版朗逸车的特点，与余洪春签订的《新车交付用户确认单》载明没有“一键打火和多功能方向盘”不一致，同时一键打火和多功能方向盘可以肉眼识别，余洪春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则双方的购车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不存在换车问题。经审查，本院认为，首先余洪春系证人高某妻子的亲戚，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其次，证人高某的证言中虽提到其与余洪春看车的时候向诚信精典公司销售人员告知了要2017版全新朗逸，即有一键打火和多功能方向盘的朗逸车，但该证言与余洪春和诚信精典公司签订的《定车协议》内容并不一致，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因此，对证人高某的证言，本院不予采信。二审中，余洪春、诚信精典公司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及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诚信精典公司向余洪春交付车辆是否符合双方的约定。本院综合分析评判如下：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余洪春与诚信精典公司签订的《定车协议》中，双方并未就诚信精典公司应向余洪春交付车辆的具体型号予以明确，则案涉《定车协议》应属约定不明的合同。但在2017年4月7日诚信精典公司向余洪春交付案涉车辆时，双方对所交付的车辆进行了确认并签订了《新车交付用户确认单》。根据该确认单，诚信精典公司交付的车辆并无“一键打火和多功能方向盘”，而余洪春签字予以了确认并使用案涉车辆至今，同时余洪春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诚信精典公司就其所购车辆应有一键打火和多功能方向盘的配置达成了一致意见。因此，余洪春关于诚信精典公司未按照双方的约定交付车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针对余洪春关于其系刚拿到驾驶证，对车辆配置信息并不清楚，诚信精典公司的销售人员并未逐项告知其车辆信息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余洪春作为消费者，理应对所购买的产品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其是否清楚车辆配置信息并不能成为其否认《新车交付用户确认单》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理由。针对余洪春关于其在看车时已向诚信精典公司的销售人员告知了其要购买的车辆应包含一键打火和多功能方向盘，同时根据其提交的录音，诚信精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小新和销售人员的答复亦证明余洪春所购车辆应为2017版朗逸车的上诉理由，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余洪春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看车时已向诚信精典公司销售人员告知过其要购买车辆的配置要求。其次，即使其告知过，但双方并未就此形成书面合同，同时，其提供的录音与双方签订的《定车协议》《新车交付用户确认单》所载明的内容并不一致。因此，余洪春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针对余洪春关于诚信精典公司向其开具的发票上载明的金额与其实际缴纳的金额扣除相关税费后相差4000余元，该差价系2015版朗逸车与2017版朗逸车的差价，以此可以证明余洪春要购买的车辆为2017版朗逸车，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定车协议》的约定，双方约定的购车价格125150元系包牌价格，除了购车款外，还包括上牌费用、购置税及保险费用，则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余洪春依据诚信精典公司开具的发票并不能证明其要购买的车辆为2017版朗逸车，因此，余洪春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余洪春关于要求诚信精典公司为其更换2017版全新大众朗逸手动舒适版汽车一辆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余洪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00元，由余洪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俊审判员 苏  展审判员 胡张映雪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张 艺 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