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0883民初778号原告：邹城市峄山镇下山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邹城市峄山镇下山村。法定代表人：贾祥茂，该村村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宗伟，邹城峄山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被告：徐名刚，男，汉族，1973年6月20日出生，初中文化，个体工商户，住邹城市，现住邹城市。被告：高维龙，男，汉族，1965年1月15日出生，初中文化，邹城市圣宝元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住邹城市，现住邹城市。原告邹城市峄山镇下山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下山村委会”）与被告徐名刚、高维龙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下山村委会于2018年1月1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8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2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下山村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宗伟，被告徐名刚、高守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下山村委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解除原、被告于2008年8月1日签订的《租赁合同》，并要求被告限期将土地恢复原状；2.依法判决被告给付原告拖欠的租金35600元；3.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08年8月1日原告将下山村家西自贾洼地邻以东的32亩土地租给被告使用，租期30年，并签订了《租地合同》。至2017年12月份被告仍欠原告租金35600元。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并向被告下达了通知，但是被告仍以种种理由推脱据不给付。原告与被告签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被告的行为已构成违约。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徐名刚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在庭审中口头答辩称：我的鸭子棚于2016年8月份已经拆除了，拆完之后还要求复垦交租金，租金一直没有拖欠过，拆除完鸭棚后就没有再交纳租金，因为我此时已经不再搞养殖了。当时签订的合同第六约定拆除完之后合同就终止。合同已经解除了，我也拆完了，不应再给我要租金。被告高维龙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在庭审中口头答辩称：一、村委会无权给我终止合同，因为合同没有到期，原来下的禁养通知都是下山村村委会下的，我租赁土地的目的是搞养殖，村里不让搞养殖，还让我交租金，这样不合理。二、自2008年签订合同起我们一直没有拖欠过土地的租金，因为现在村里不让养殖，无经济来源，所以造成租金无法交纳。如果能正常养殖或者鸭棚拆除我们不会欠一分租金。我不同意解除合同，租金我可以交，鸭棚可以拆除，但是要依据国家的拆除补偿标准进行补偿。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1.原告下山村委会提交的2008年8月1日原、被告签订的《租地合同》复印件（原件在峄山镇经管站保存）一份，合同载明：“租地合同甲方：峄山镇下山村村民委员会乙方：高维龙、徐名刚一、甲方出租下山村家西自贾洼地邻以东开始向东112.3米，南北190米，共32亩土地，租给乙方使用。二、乙方租用期限定为30年，即从2008年8月1日至2038年7月31日止。三、租赁金额为每亩每年800元，共计32亩，累计为每年25600元。四、交费方式：乙方由签订合同生效时向甲方交纳两年的租金为51200元，后每年交一次，先交清租金后使用土地，因开始交两年的费用，合同的最后一年不再交租金。……六、乙方在租用期间内，拥有该地的使用权。若遇国家规划征收，在承包地建设的厂房及附属设施等赔偿属于乙方所有，本合同同时终止。……甲方：邹城市峄山镇下山村村民委员会（公章）乙方：高维龙、徐名刚”。证明目的：原、被告签订了合同，合同第四条约定“先交清租金后使用土地”，而被告现在没有按时交纳租金，现在仍拖欠原告租金35600元，被告已经构成违约。原、被告所签订的合同，合同乙方系两个被告，而不是针对其中的一个被告。至于两个被告之间如何分担租金对于原告没有关系。现在是两个被告欠原告租金35600元。现因国家环保政策改变，合同已不能履行。被告高维龙对原告提交的该证据质证意见为：2008年是我们两个人合伙的，后来感觉账目不好算，就在2011年分开了，由徐明刚使用南边的三个鸭子棚，每年交纳租金1万元，我使用北边的三个鸭子棚及房屋，每年交纳租金15600元。租金我们每年都交到峄山镇经管站。2016年徐明刚的三个鸭子棚拆除，我的没有拆除，因为我们是第一年签合同的时候是缴纳了两年的钱，这个在合同的第四条有规定，合同的最后一年不再交纳租金，也就是说到2018年8月1日前我们不欠租赁费。被告徐名刚对原告提交的该证据质证意见为：当时拆除棚子的时候，村委会的贾祥茂、贾凡乾多次说过不用再交纳地租，只要拆完棚子就什么都不用管了，就没有我的事了。原始合同第六条也写明了拆除棚子合同同时终止。原告下山村委会对被告高维龙发表的质证意见补充发表意见为：对于被告高维龙的意见，原告方不认可。合同第四条明确说的是“签合同时向甲方交付两年的租金后每年缴纳一次，先交清租金后使用土地，因开始交两年的费用，合同最后一年不再交租金”，因此，被告高维龙的说法不能抵2016-2017年的租金，只能说是双方终止合同。在没有欠租金的情况下，原告可以把第一年所收的2038年的租金退还给被告。2.原告下山村委会提交的2016年9月2日被告和邹城市峄山镇政府签订的《养殖棚拆除协议》（原件）一份，载明：“甲方：峄山镇人民政府乙方：徐名刚乙方的养殖场处在我镇畜禽禁养区内，应予以拆除。按照《关于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的奖励办法》（峄政发［2016］42号）规定，养殖棚拆除后，按照每平方米25元进行奖励。乙方的面积共3630平方米，合计金额90750.00元（大写：玖万零柒佰伍拾元整）……（2）请你在9月5日前自行拆除鸭棚；……甲方：邹城市峄山镇人民政府（公章）乙方：徐名刚2016年9月2日”。证明目的：因涉及到环保问题，原、被告所签订的合同已经不能履行应终止。同时，原被告所签订的合同第六条也有明确约定，若国家规划征收合同终止。被告徐名刚对原告提交的该证据质证意见为：认可合同已经解除了，鸭棚已经拆除了，2016年的租金我已经交完了。被告高维龙对原告提交的该证据质证意见为：那是徐名刚自己和镇里协商的，跟我没有一点关系。3.原告下山村委会提交的2017年12月5日邹城市峄山镇下山村村民委员会为被告下发的《通知》一份。因被告拖欠租金，村民多次上访，造成不良影响，原告向被告下发通知，限被告收到该通知三日内将所欠租金交付到村委会，如不按时交付，村委会将与被告解除合同，收回土地，并要求被告对土地恢复原状，限期清理地面附着物。但是被告在收到通知后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交付拖欠的租金，因此原、被告签合同的目的已经无法实现应解除。被告高维龙对原告提交的该证据质证意见为：我收到给我下达的这份通知了。我们当初租赁土地就是搞养殖，办理了所有的相关手续，手续正规合法受国家的支持，这两年不让我们搞养殖了，又不给我们按照合理的补偿，所以造成我们无法按时交纳土地租金，下山村委会作为我们直接关系，多次给我们合作社下达禁养通知，不让搞养殖又不给合理的补偿，还让交地租，这样不合理。鸭棚可以拆除，如果按国家补偿标准补偿就拆除。被告徐名刚对原告提交的该证据质证意见为：我的鸭棚已经拆除完了，没有理由再交纳租金了，我以前也没有拖欠过租金。4.被告高维龙提交的2017年4月18日下山村委会下达的《养殖场整治通知》一份，证明目的：不让养殖是村委会不让养的，这与让交纳地租是矛盾的。原告下山村委会对被告高维龙提交的该证据质证意见为：该通知明确注明了“根据邹城市人民政府2012年下发畜禽养殖布局规划，涉案养殖场位于禁养区内”，原告作为基层群众组织是在传达镇政府的相关规定，并不能说明是原告作出的决定。经审查，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系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租地合同》，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院予以采纳。证据2系邹城市峄山镇人民政府和被告徐名刚就拆除鸭棚签订的补偿协议，该协议真实有效，和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纳。证据3系原告向被告下发的限期交纳租金的通知，被告亦认可已收到该通知，该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纳。证据4系下山村委会根据邹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市畜禽养殖布局的规划向原告下达的限期拆除养殖棚的通知，该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纳。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下山村委会与被告徐名刚、高维龙于2008年8月1日签订了《租地合同》，约定由二被告租用下山村委会的32亩土地搞养殖，租期30年，自2008年8月1日起至2038年7月31日止，租金为每年每亩800元，累计每年租金为25600元。签订合同时先支付两年的租金，之后每年交一次租金，在合同的最后一年不再交纳租金。合同签订后，二被告在租用土地上建设了家禽养殖大棚，进行鹅、鸭子等禽类养殖经营。此后双方一直履行该合同。至2012年，邹城市人民政府为了贯彻落实国家环保政策的要求，制定了关于全市畜禽养殖布局的规划，划定了禁养区。邹城市峄山镇人民政府按照市政府的统一要求，制定了《关于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的奖励办法》（峄政发［2016］42号），对辖区所有畜禽养殖户实行限期拆除、统一补偿的政策。因二被告租用的原告下山村委会的土地位于峄山镇畜禽禁养区内，原告下山村委会根据峄山镇政府下发的相关文件，向被告高维龙、徐名刚下发了限期拆除鸭棚的通知。被告徐名刚在接到通知后于2016年9月2日与峄山镇人民政府签订了《养殖棚拆除协议》，同时按每平方米25元的标准领取了拆除补偿款90750元，并按规定已将其养殖棚拆除完毕。被告高维龙认为峄山镇规定的鸭棚拆除补偿标准过低，不同意拆除其建设的养殖大棚，并要求继续履行与原告下山村委会签订的租地合同并且继续进行畜禽养殖。原、被告因此酿成纠纷，原告诉至本院。另查明，原、被告双方在签订《租地合同》时，二被告一次性交纳了首年2008年及合同履行期最后一年即2038年的租金合计51200元。同时查明，二被告自2011年后对在承包地上各自建设的鸭棚实行分别管理，各自缴纳相应的租金,被告高维龙每年负担租金15600元，被告徐名刚每年负担租金10000元。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原被告双方于2008年8月1日签订的《租地合同》是否因发生情势变更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应予解除合同？二、原告要求二被告将租赁的土地恢复原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三、二被告是否应向原告支付拖欠的租金35600元？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本案中，二被告与原告签订土地租赁合同后，在涉案土地上建设了畜禽养殖大棚进行家禽养殖经营。2012年，邹城市人民政府为了贯彻落实国家环保政策的要求，制定了关于全市畜禽养殖布局的规划，划定了禁养区。二被告建设的畜禽养殖大棚处于峄山镇政府禁养区内，继续进行家禽养殖经营已不可能，被告徐名刚已将其鸭棚拆除，被告高维龙对其建设的鸭棚处于峄山镇禁养区内无异议，故原、被告双方所签的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且不能再继续履行，该情形属原、被告双方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情势重大变更，依据法律规定合同应予解除，被告徐名刚亦认可合同已经解除。关于被告高维龙抗辩称“根据合同第八条、第九条规定，因村委会建设需要终止合同，村委会负责赔偿养殖户的损失，以及因村委会造成养殖户的损失由村委会负责赔偿，因此原告下山村委会应对高维龙的鸭棚拆除作出补偿，若补偿不合理则不能拆除鸭棚，每平方米25元的标准太低，若不提高补偿标准就不能拆除鸭棚”，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第八条、第九条的约定，若村委会因自身建设需要终止租地合同或者因村委会自身具有过错造成养殖户受有损失，村委会应予赔偿。本案中峄山镇政府根据邹城市政府施行的环保政策划定禁养区，属于政府行政行为，下山村委会向被告徐名刚、高维龙下发限期拆除鸭棚的通知实际上是在执行国家政策，并不属于村委会自身建设的需要而终止合同，村委会在此行为中也不具有过错，不符合原、被告双方签订合同中的第八条、第九条约定的情形。同时，被告高维龙抗辩称补偿标准太低，本院认为对鸭棚拆除的补偿主体应为峄山镇人民政府，而不是原告下山村委会，补偿问题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被告就鸭棚拆除补偿问题可另行主张权利。所以，被告高维龙的该抗辩，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告关于请求解除双方于2008年8月1日签订的《租地合同》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支持。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因本案系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后情势发生变更导致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该情形属于当事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的，不能归咎于合同当事人任何一方，原告现要求被告限期将涉案土地恢复原状即将土地复垦，本院认为，本案中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租地合同》中并没有涉及到关于土地复垦的相关问题，原告要求被告将涉案土地恢复原状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及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原告主张要求被告给付拖欠的租金35600元为2016年度欠付的租金10000元及2017年度的租金25600元，并表示2016年度欠付的租金实质为徐名刚应负担的部分。庭审中，二被告明确表明因租金不好计算，二人在2011年后采取了由徐名刚每年负担租金10000元、由高维龙每年负担租金15600元的形式，原告对此并无异议。同时，被告徐名刚在庭审中抗辩称其鸭棚在2016年度已经拆除，故不应再交纳该年度应由其自己负担的10000元租金。本院休庭后通过电话联系原告下山村委会负责人贾祥茂，其在电话中表明：“自2011年后二被告交纳租金的方式为由徐名刚、高维龙单独向峄山镇经管站交纳租金，由峄山镇经管站分别向徐名刚、高维龙开具租金交纳收据，2016年度拖欠的租金实质为被告徐名刚应负担的部分”。同时结合被告高维龙提交的2017年4月18日由下山村委会向高维龙单独下达的《养殖场整治通知》，因此，本院认为，虽然涉案《租地合同》系原告下山村委会与被告徐名刚、高维龙于2008年签订的合同，二被告在合同中是一个主体，二被告作为一个主体是合同的一方，共同承受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但鉴于2011年后二被告分别向峄山镇经管站交纳各自负担的租金，峄山镇经管站也分别向二被告开具租金交纳收据，同时结合峄山镇人民政府于2016年9月2日就鸭棚拆除事宜单独与被告徐名刚签订协议，2017年4月18日下山村委会单独向被告高维龙下达《养殖场整治通知》，故本院认为自2011年后二被告就履行交纳土地租金方面单独向原告履行义务，同时被告徐名刚的鸭棚在领取镇政府发放的拆除补偿款后已自行拆除，故徐名刚不应再向原告交纳2016年度的租金10000元。因二被告在与原告签订合同时已经将合同履行期限最后一年即2038年度的租金25600元提前交纳，若合同解除，原告应将该部分租金予以退回，且原告在庭审中亦表明同意退还该部分租金，该部分租金与被告欠付原告的2017年度租金25600元可以进行抵销，抵销后二被告不需另行再向原告缴付土地租金。因此，原告要求二被告给付拖欠的租金356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二项、第九十四条第一项、第九十七条、第九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邹城市峄山镇下山村村民委员会与被告徐名刚、高维龙于2008年8月1日签订的《租地合同》，被告高维龙将在涉案土地上建设的畜禽养殖大棚拆除，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邹城市峄山镇下山村村民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诉讼费345元，由原、被告双方各自负担172.5元（原告告已垫付，二被告给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张亚瑟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时 磊书 记 员 孟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