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3民终78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乔汉迎,男,1971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新沂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淑娟,女,1969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新沂市。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德武，江苏钟鼓楼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洪艳，江苏钟鼓楼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相堂飞,男,1963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新沂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海丰，江苏众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东航，江苏众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乔汉迎、吴淑娟与上诉人相堂飞生命权纠纷一案，双方均不服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法院（2017）苏0381民初45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乔汉迎、吴淑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洪艳、上诉人相堂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海丰、李东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乔汉迎、吴淑娟的上诉请求为：依法对(2017)苏0381民初4547号民事判决改判，改判为相堂飞赔偿乔汉迎、吴淑娟人民币437720元。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相堂飞承担。事实和理由：1、相堂飞非法采砂导致水塘内有滑坡、陡坡且周围没有任何围挡和警示标识，一审判决对该事实没有依法认定显然错误，相堂飞非法采砂行为是导致乔冬溺水死亡的根本和直接原因。2、若没有非法采砂的事实及形成的水塘内有滑坡、陡坡，乔冬在正常水塘内玩耍显然不会出现溺水死亡的事实。乔冬及其监护人对水塘内有滑坡、陡坡等事实无法判断和预知，故乔冬及其监护人不存在过错。相堂飞应承担全部责任。针对乔汉迎、吴淑娟的上诉相堂飞辩称，乔汉迎、吴淑娟没有证据证明相堂飞非法采砂导致水塘内有陡坡，事实上相堂飞并未非法采砂。涉案水塘显著位置由镇政府统一设置了警示标识，公安机关事发当天现场勘查照片，也清晰的显示了该警示标识。上诉人相堂飞的上诉请求为：依法撤销(2017)苏0381新民初字4547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乔汉迎、吴淑娟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乔汉迎、吴淑娟负担。事实和理由:1、涉案水塘的显著位置设置了危险警示标志，且案发当日依然存在，相堂飞已经尽到了谨慎的注意义务。案外人邢齐超在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及公安机关制作的现场照片均能证明该事实，一审中的两位证人证言虚假。2、相堂飞不是涉案水塘的承包人，只是曾经代为管理过该水塘的一部分。乔冬溺水死亡的水塘并不是相堂飞承包或管理的水塘，乔汉迎、吴淑娟认可涉案水塘60亩，相堂飞管理的水塘仅30亩，是在出事水塘的南半部分，相堂飞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系误认。乔汉迎、吴淑娟也未证明其子溺水处系相堂飞曾经管理过的水域。3、根据法律规定，只有特定地方的公共场所，管理者才有安全保障义务，而不是所有的社会公众可以到达的地方均属于该法规定的公共场所。本案水塘位于十分偏僻的地段，不对外经营的非公共场所，乔冬主动到涉案水塘游泳，造成自身危险，相堂飞对此不应承担责任。针对相堂飞的上诉，乔汉迎、吴淑娟辩称，相堂飞在公安机自认水塘是由自己承包的，其是实际承包人。事故发生时，水塘边并没有警示标识，所以实际承包人相堂飞应当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乔汉迎、吴淑娟向一审法院起诉的请求为：判令相堂飞赔偿死亡赔偿金352120元（17606元/年×20年）、丧葬费35000元（含其他费用1400元）、交通费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0元，共计68912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29日下午14时40分，乔汉迎、吴淑娟的长子乔冬（2004年12月28日出生）在位于新沂市××××组东头沭河边的水塘中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后，公安机关对相堂飞、新沂市唐店街道龙河村会计邢齐超、村民宋某进行调查，相堂飞称涉案水塘由其承包，邢齐超、宋某亦称该水塘由相堂飞承包。庭审中，相堂飞提供相堂飞与相堂启于2010年12月10日签订的农村专业承包合同书一份，证明水塘的范围，并称该水塘名义承包人为相堂启，实际承包人为相堂飞。庭审结束后，相堂飞及相堂启均向一审法院陈述称，该水塘的承包人为相堂启，并非相堂飞。相堂飞称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系受办案民警的误导所作出。对相堂飞、相堂启的上述陈述，乔汉迎、吴淑娟不予认可。另查明：1、经乔汉迎、吴淑娟申请，证人马某、宋某出庭作证称，涉案水塘系相堂飞所有，事故发生时，水塘旁边并无警示标示。证人宋某系将乔冬从水塘中救上岸的施救者，其称事故发生前一个月，村里统一在水塘边放置警示标志，后标志不见了，事故发生时没有警示标志，事故发生后，不知何人又在水塘边放置警示标志。2、宋某在公安机关称，乔冬被救上岸时身体是光着的，衣服放在岸边。3、2017年4月，新沂市唐店街道龙河村安排工作人员在涉案水塘边放置安全警示标志。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水塘的承包人应为相堂飞。理由如下：首先，事故发生后，相堂飞在公安机关对于淹死乔冬的水塘的具体位置、设置警示标志等做了详细陈述，称水塘由其承包经营；庭审中，相堂飞的诉讼代理人亦认可相堂飞为水塘的实际承包人。其次，相堂飞虽提供其与相堂启签订的农业承包合同书，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履行了该合同，无法认定相堂启为水塘的实际承包人。综上，在相堂飞不能举证推翻其在先所作陈述的情况下，根据禁止反言原则，应当对该陈述内容予以认定，故对水塘系相堂飞所有的事实予以确认。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乔冬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对自己的游泳水平，水坑存在的人身危险应有一定的认知能力，其在相堂飞的水塘内溺亡，除相堂飞有过错外，其自身亦有过错。另外，乔冬的父母即乔汉迎、吴淑娟没有履行监护责任，据此，乔冬因死亡所造成的各项损失费用，主要由乔汉迎、吴淑娟承担，即乔汉迎、吴淑娟应承担事故的80%责任。涉案事故的水塘在事故发生时未设立任何警示标志，相堂飞未尽到合理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对乔冬死亡所造成的损失承担20%的赔偿责任。乔汉迎、吴淑娟称因相堂飞非法采砂致水塘内有滑坡，致乔冬溺水死亡，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相堂飞亦不予认可，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关于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酌定为1000元。根据乔汉迎、吴淑娟提供的证据和请求，结合相堂飞的质证意见，确认乔冬死亡造成的物质的损失为：死亡赔偿金352120元（17606元/年×20年）、丧葬费33600元、交通费1000元；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结合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及侵权人的过错程度等因素，酌定为10000元。以上损失由相堂飞赔偿87344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遂判决：一、相堂飞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乔汉迎、吴淑娟支付赔偿款87344元；二、驳回乔汉迎、吴淑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46元，减半收取1923元，由乔汉迎、吴淑娟负担1536元，相堂飞负担387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涉案水塘是否系相堂飞承包的问题。事故发生后，公安机关对相堂飞进行了询问，公安机关问其“淹死小孩的位置”，相堂飞明确陈述：“我们村陈庄东面河边的一个池塘。是在池塘的北侧。”问其“这个池塘是谁的”，相堂飞明确陈述“是我的，…是我承包的。”而相堂飞代理人在一审中陈述：“这个水塘名义承包人是相堂启，实际承包人是相堂飞。”根据相堂飞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及其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一审法院认定相堂飞系涉案水塘的实际承包人并无不当。相堂飞上诉称，其在公安机关是误认，没有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相堂飞应否承担责任及一审法院认定责任比例是否得当的问题。涉案水塘并非封闭性场所，水塘水深危险，对附近居民尤其是未成年人存在安全风险，相堂飞作为水库的承包人，对该区域负有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相堂飞辩称其对水库尽到了善良管理人的义务，在水库周围设置了安全警示标志。但一审中出庭证人马某、宋某均向法庭陈述，事发时涉案水塘没有警示标志，事件发生后曾看到有警示标志，两证人与双方当事人均系同村村邻，无利害关系，且证言能够相互印证，一审法院采信证人证言并无不当。公安机关于2017年5月29日晚10:42拍摄的图片虽然显示有“水深危险、请勿靠近”牌子，但该时距事发时已经过了六七个小时，不能客观证明涉案水塘事发时存在警示标志。乔冬出生于2004年12月28日出生，至事故发生时已年满12周岁，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乔冬能够预见到擅自到水塘游泳可能会发生的危险，但其却仍然到水库游泳，致事件发生并造成自身溺亡，对其死亡后果应承担主要责任。乔汉迎、吴淑娟作为乔冬的法定监护人，没有完全尽到监护责任，也存在一定的责任。一审法院判令乔汉迎、吴淑娟对己方损失承担80%的责任并无不当。乔汉迎、吴淑娟关于相堂飞非法采砂致使水塘形成深坑、陡坡是造成乔冬死亡的直接原因的主张，没有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乔汉迎、吴淑娟、相堂飞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692元，乔汉迎、吴淑娟承担3846元，相堂飞承担384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董 涛审判员 赵淑霞审判员 陈 禹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马 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