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湘0104民初8235号原告：长沙市岳麓区西湖法律服务所。法定代表人：刘中原。委托代理人：陈钢。被告：罗常青。委托代理人：郭挺。委托代理人：张娣清。原告长沙市岳麓区西湖法律服务所（以下简称西湖所）诉被告罗常青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西湖所法定代表人刘中原、原告委托代理人陈钢、被告罗常青及其委托代理人郭挺、张娣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西湖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履行委托代理合同，支付拖欠原告的30000元代理费；2.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3月20日，原告西湖所与被告罗常青签订委托代理合同（2017长西代字第13号)，合同中明确：被告罗常青因与朱志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委托原告作为代理人。关于报酬的支付，在该合同第七条双方约定：本案终结时，如被告罗常青给付朱志的赔偿款未超过叁拾万元（300000元），被告罗常青除支付原告岳麓区西湖法律服务所按本合同第六条约定的代理费外，需另行支付代理费人民币叁万元（30000元）给原告岳麓区西湖法律服务所。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原告朱志诉被告罗常青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原告指派刘中原作为被告罗常青的代理人参加该案审理，岳麓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1日，作出判决（2017湘01**民初1118号）：“限被告罗常青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朱志支付赔偿款118625.40元”，本判决下达后，原告朱志和被告罗常青均未提起上诉。当该判决书生效后，原告依据委托代理合同，多次请求被告罗常青支付叁万元代理费无果，故诉至法院。被告罗常青辩称：一、本案中西湖所及其指派的人员在洽谈与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时存有欺诈：1、西湖所指派的诉讼代理人刘中原自称是律师，但实际上只是法律服务工作者。《基层法律服务办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冒用律师名义执业的，由所在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并由地级司法行政机关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由此可见，法律服务工作者是禁止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的。可是，根据证人及罗常青的陈述以及提交的网页打印证据来看，刘中原不但在洽谈及签约过程中都声称过自己是律师，而且刘中原还以律师的名义在互联网上传了自己的相片，设立了多个个人网站及网络工作室进行宣传推广。2、西湖所指派的另一诉讼代理人康红珍不具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基层法律服务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遵守由基层法律服务所统一收案、统一委派、统一收费的规定。第五条规定：从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应当具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而《委托代理合同》第一条中明确约定，西湖所指派刘中原、康红珍为罗常青的诉讼代理人。但据罗常青查询了解，康红珍并未取得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西湖所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康红珍具有执业证。西湖所指派没有资质的人员办理案件，纯粹是欺诈和忽悠罗常青。3、西湖所采取签订合同的方式，以收取风险代理费的名义，来掩盖实际收取其他额外费用（或称公关费）的事实。《湖南基层法律服务收费标准》第十四条规定：基层法律服务费、代委托人支付的费用和异地办案差旅费由基层法律服务所统一收取。除前款所列三项费用外，基层法律服务所及承办法律服务工作者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委托人收取任何费用。根据证人及罗常青的陈述，现金缴纳的6万元中，1万元是法律服务费，5万元是刘中原声称的公关费。但是该5万元在《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中却被约定为风险代理费。那么这5万到底是什么费用？要起什么用途？相信明眼人一看就知，但绝对不可能是风险代理费。因为如果真的是风险代理费，在第六条中一次性约定即可，为何又要在第七条中再次约定一笔3万元风险代理费。这一明显与常理不符的举动，更是从另一侧面反映了西湖所及其指派的人员恶意收取不该收取的额外费用之事实。二、本案中西湖所及其指派的人员在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时显失公平：1、西湖所及其指派人员利用自身优势和罗常青没有经验而与其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刻意隐瞒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故意夸大风险。罗常青委托西湖所处理案件，是因为希望通过西湖所的专业法律知识，能将此次交通事故涉及的所有事情一次性全部解决，不要留有后患，因为后续费用如果朱志多次起诉会难以招架。而西湖所及其指派人员在洽谈及签约过程中，均承诺过罗常青能够一次性调解终结。但是，最终双方签订的合同是西湖所提供的格式条款合同，罗常青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本没有得以体现，严重损害了罗常青的权益。同时，2016湘01**民初5473号民事调解书中已经明确写明：调解金额包括伤者朱志住院期间的护理费及从2016年9月11日起计算5年的后续治疗费及其他损害项目。只要通过分析该民事调解书，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朱志在2017年2月14日起诉的诸多项目中，实际上只有护理费这一项目可以获得法院的部分支持。结合司法实践，出院后的护理费用一般支持5年（按朱志起诉时的标准计算，赔偿金额为42494*5*80%=169976元；按法院认定的标准为35387*5X*80%=141548元，法院最终判决罗常青应当支付朱志赔偿款118625.4元），故朱志5年的护理费用不会超过17万元，更何况罗常青出院后又垫付了3万元护理费，且湘芙蓉司鉴中心2017临鉴字第63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中鉴定的护理期为12个月左右。这些分析和预判应当是西湖所及其指派人员在接案前就知晓的。但根据罗常青及证人的陈述，刚开始刘中原估计一次性结案的赔偿金额不会超过20万元，后来又提高到30万元。那么刘中原在明知不可能支付这么多赔偿项的前提下，却采取这种夸大赔偿金额的做法，很难让人不想到西湖所及其指派的人员就是想利用罗常青没有法律经验，恶意提高其需要承担的风险，从而收取更高的代理费用。2、西湖所通过很小的代价获得了极大的收益，利益严重失衡：《湖南基层法律服务收费标准》第五条规定：制定和调整基层法律服务收费应考虑下列主要因素：1、办理法律事务所需工作时间；2、法律事务的难易程度和所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人数；3、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委托人的承受能力；4、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可能承担的风险和责任；5、承办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社会信誉和工作水平等。因此，西湖法律服务所在确定本案代理费用时，也应参照上述因素进行考虑。但西湖所仅指派一名有资质的人员出两次庭，提交一份代理词，就能获得9万元的收益。而对于罗常青来说，其不但需要赔偿朱志11万多元，还要支付西湖所代理费9万元。罗常青需要支付的代理费与需要支付的赔偿费几乎是相等的。涉及交通事故的后续事情根本就没有完全了结，朱志仍然可以在5年后继续向罗常青起诉要求赔偿，西湖所与罗常青之间的利益十分不平衡，这根本不是当事人自由意志的体现，也毫无公平与诚信可言。三、《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无风险代理加风险代理的收费方式没有任何依据，亦未明确具体的风险内容。1、《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收费方式违反《湖南基层法律服务收费标准》的相关规定。《湖南基层法律服务收费标准》第七条规定：基层法律服务费的计价形式为：计件收费、按标的比例收费、协商收费。①解答法律询问、代写法律事务文书，代理不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行政诉讼和非诉讼法律事务，不涉及财产关系的调解、见证，实行计件收费。②代理民事、行政诉讼和非诉讼法律事务，调解纠纷、办理见证，凡涉及财产关系的，按标的比例收费。按标的比例收费的计算办法为：分段计算后，将各段数额相加。③办理追收死帐、呆帐、货款、贷款及可能承担风险和责任的法律事务可与委托方协商，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湖南基层法律服务收费标准》第八条规定：风险代理是指基层法律服务所受理基层法律服务业务时，委托人事先不支付基层法律服务费，在合同中约定基层法律服务费与服务结果挂钩，承担可能难以足额收取服务费用的风险，先期委派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提供法律服务的行为。《湖南基层法律服务收费标准》第九条规定：实行风险代理收费的案件，不得同时采用其他收费方式。因此在本案中，西湖所在合同中既约定1万元的无风险代理费，又约定5万元及3万元的风险代理费是不符合规定的；先行收取所谓的5万元的风险代理费用更是明知故犯，错上加错。西湖所按照固定收费+风险收费的方式不但没有任何依据，而且严重违反《湖南基层法律服务收费标准》的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的约定。2、《委托代理合同》中没有明确本案中的风险责任到底是什么。《湖南基层法律服务收费标准》第九条规定：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与委托人签订风险代理收费合同，约定双方应承担的风险责任、收费方式、收费数额或比例。风险代理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25%。首先，本案中西湖所是先收取了罗常青6万元的费用，其中1万元为无风险代理费，5万元为风险代理费。先不管收费方式是否有效，退一万步说，即使《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风险代理条款有效，那么该5万元对应的风险是什么？西湖所应当阻止或防范什么样的风险？对此，《委托代理合同》中没有任何约定，西湖所及其指派的人员也无法对其作出合理的解释。其次，对于《委托代理合同》中第七条中再次约定的3万元风险代理费用，该3万元对应的风险又是什么？伤者朱志20年护理期限的请求不可能得到支持，最终法院的判决也印证了这一分析。实际上，根据罗常青与证人的陈述，罗常青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希望通过委托西湖所代理办案，将交通事故引发的纠纷一次性全部解决，不留后患。如果通过西湖所的努力能使案件不能再发生诉讼的风险得以解决，并且赔偿总金额控制在30万元以内，罗常青才愿意支付9万元的代理费。但如果不能一次性了结所有的纠纷，则已支付给西湖所的所有费用均应当退回。综上所述，西湖所与罗常青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因存在欺诈的事实以及显失公平，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同时，西湖所亦未能按照罗常青的真实意思表示完成委托事务，已经收取的全部代理费用均应当退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事实及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被告提供的《证人证言》（彭某），综合双方庭审陈述，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案外人朱志与被告罗常青之间存在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案外人朱志于2016年8月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双方就案外人朱志前期已实际发生的损害赔偿项目及住院期间产生的护理费、自2016年9月11日起五年的后续治疗费等项目达成了调解协议[详见《民事调解书》(2016)湘0104民初5473号]。案外人朱志先后在湘雅二医院司法鉴定中心和湖南省假肢矫形司法鉴定中心就后续医疗费、护理依赖程度、残疾辅助器具装配费用及使用年限进行多次鉴定。因后续治疗费、护理费及残疾辅助器具装配费等赔偿问题多次与被告罗常青协商未果，案外人朱志于2017年2月14日至诉至本院，请求判令罗常青赔偿朱志各项后续损失共计1304106元。在被告罗常青为上述案件寻找委托代理人时，经人介绍认识原告法定代表人刘中原，在知晓案情并且双方多次协商的情形下，双方于2017年3月20日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第六条约定：“甲方（即罗常青）在代理合同签订时一次性支付乙方（即原告）代理费六万元，其中一万元代理费为无风险代理，另五万元为风险代理费，支付方式为现金。”合同第七条约定：“本案终结时，如甲方给朱志的赔偿款未超过30万元，甲方除按本合同第六条支付约定的代理费外，需另行支付代理费三万元，支付日期为本案终结文书生效之日；如本案终结时，甲方赔偿款项超过30万元，甲方不再另行支付代理费于乙方，且乙方需将前期风险代理费五万元退还给甲方”。之后，本院于2017年9月11日作出判决，认为案外人朱志残情存在大部分护理依赖，判令罗常青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朱志支付赔偿款118625.4元（自2017年6月11日起酌情计算至2021年6月10日）。被告罗常青认为原告未按照约定一次性解决交通事故赔偿问题，与原告多次协商退款，而原告认为完成本次诉讼代理，被告罗常青应当另行支付三万元代理费，双方屡次协商未果故诉至本院。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1、本案所涉法律事务委托合同中被告罗常青的委托事项具体内容。根据庭审查明事实，被告罗常青委托事项为通过诉讼一次性解决交通事故产生的所有赔偿问题，原告诉讼代理人刘中原知晓被告罗常青委托事项后，承诺一次性了断赔偿款在30万之内，并约定了9万元代理费（1万元无风险代理费、5万元风险代理费及3万元代理费）及支付条件与期限。2、原告是否履行合同约定义务，被告是否应按法律事务委托合同的约定继续向原告支付律师服务费。根据生效文书及判决结果，该涉案交通事故纠纷，被告罗常青支付赔偿款118625.4元（自2017年6月11日起酌情计算至2021年6月10日），而后产生的赔偿款案外人朱志仍可以继续主张，故原告与被告罗常青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合同目的并没有完全实现，现原告主张被告继续给付代理费，有违诚实信用及公平公正，故本院不予支持。对被告辩称原告未完全履行《委托代理合同》的抗辩理由，本院予以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长沙市岳麓区西湖法律服务所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50元，由原告长沙市岳麓区西湖法律服务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谷海涯人民陪审员  张莲芳人民陪审员  王昌元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二日书 记 员  胡旭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