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川01民终2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府新区中心支公司，营业场所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兴隆街道宝塘村成都科学城新金融中心。负责人：赵鹤雏，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金伦，男，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邓刚，男，1991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勇，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府新区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邓刚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17）川0116民初77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改判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不承担商业三者险保险责任；2.上诉费用由黄邓刚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案涉事故发生后，在对事故勘验中，经与事故车辆车上乘客郑某确认，黄邓刚发生事故时郑某与其儿子李某系通过滴滴网约车平台从成都市温江区格凌兰前往简阳市三岔镇，总里程85公里，付费101.9元，通过公里数、车辆燃油消耗成本计算，黄邓刚获利83.04元，为二人成本的4.4倍，明显属于营利行为，保险人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黄邓刚答辩称，1.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以工信部综合工况油耗来计算实际油耗和燃料成本，与事实不符，并缺乏法律依据，工信部综合工况油耗是在特定试验环境条件下测定的试验数据，并不等于实际耗油量；2.顺风车出行方式为国家政策所支持和鼓励，是大力提倡的健康出行方式，与巡游式网约车、出租车有本质上的不同，并不是非法营运行为；3.黄邓刚搭乘他人的顺风车行为并未改变车辆使用性质，不属于导致被保险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单》、《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中并未就在滴滴打车软件平台进行合乘、拼车行为是否非法营利行为、是否属于改变车辆性质、是否导致被保险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等进行明确约定或说明，从格式条款的角度出发，应当作出对黄邓刚有利的解释，故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应在商业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黄邓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赔偿黄邓刚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共计60258.29元；2.请求判令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黄邓刚川Ａ×××××2号车车主。2016年12月18日，黄邓刚为该车在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机动车商业保险，并交纳了保险费用，保险期限为2016年12月18日起至2017年12月18日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第八条第一款载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被保险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受害人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交强险合同的约定对每次事故在下列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一）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二）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三）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机动车商业保险单载明：机动车损失保险（含不计免赔险）金额73300元；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含不计免赔险）金额500000元；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司机）（含不计免赔险）金额10000元；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乘客）（含不计免赔险）金额10000元/人*4；机动车全车盗抢保险（含不计免赔险）金额73300元。在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一章机动车损失保险中第六条明确了机动车损失赔偿责任范围，并在第七条载明：“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为防止或者减少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施救费用，由保险人承担；施救费用数额在被保险机动车损失赔偿金额以外另行计算，最高不超过保险金额的数额。”第九条载明:“下列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一）……（二）……（五）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在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十二条明确了保险人责任范围，第二十五条载明：“下列原因导致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一）……（二）……（三）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在第三章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中第三十八条明确了保险人责任范围，第四十一条载明：“下列原因导致的人身伤亡，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一）……（二）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2017年5月12日，黄邓刚驾驶车牌号为川Ａ×××××的小型客车（搭乘郑某、李某），行驶至成都市双流区牧华路蔚蓝卡地亚门口时，与李祥云驾驶的车牌号为川Ａ×××××的小型客车发生碰撞，后张少春驾驶的车牌号为川Ａ×××××的小型客车又与黄邓刚驾驶的川Ａ×××××的小型客车发生碰撞，致使郑某、李某受伤，车辆受损。2017年5月18日，成都市公安局双流区分局交警大队出具第510122920170562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书载明：“黄邓刚负同等责任；张少春负同等责任；李祥云无责任；郑某无责任；李某无责任”。黄邓刚于2017年5月18日支付车牌号为川Ａ×××××车辆拖车费400元，2017年6月24日支付车牌号为川Ａ×××××号车辆修车费4000元，2017年6月21日支付车牌号为川Ａ×××××车辆汽车维修费16784元，支付李某医疗费用5771.29元，郑某医疗费用177元，黄邓刚所有的车牌号为川Ａ×××××号车辆损失为33100元。同时查明，2017年5月12日事故发生时，黄邓刚驾驶车牌号为川Ａ×××××的小型客车通过“滴滴打车”—“顺风车”平台，搭乘了案外人郑某、李某。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于2017年6月7日向黄邓刚出具《拒赔通知书》。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有当事人双方的陈述、黄邓刚身份信息、驾驶证、机动车行驶证、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企业工商信息、车辆保险单、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发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辆保险定损报告》、《损失确认书》等证据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黄邓刚就川Ａ×××××号车辆与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签订的车辆保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也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有效。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以下两个：一是川Ａ×××××号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司机黄邓刚通过滴滴打车平台搭乘顺风车乘客出行是否属于从事网约车的行为；二是黄邓刚搭乘乘客的行为是否构成合同约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拒赔情形。对于以上两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作如下评述：一、关于事故发生时黄邓刚通过滴滴打车平台搭乘顺风车乘客出行行为的定性问题。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黄邓刚通过“滴滴打车”软件的“顺风车”功能与乘客达成合乘行为这一事实并无异议，但对于“滴滴顺风车”的定性存在不同认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58号）中提出要“规范发展网约车和私人小客车合乘”，该文件中明确将网约车与私人小客车区分，并在第十项明确了私人小客车合乘的定义：“私人小客车合乘，也称为拼车、顺风车，是由合乘服务提供者事先发布出行信息，出行线路相同的人选择乘坐合乘服务提供者的小客车、分摊部分出行成本或免费互助的共享出行方式。私人小客车合乘有利于缓解交通拥堵和减少空气污染，城市人民政府应鼓励并规范其发展，指定相应规定，明确合乘服务提供者、合乘者及合乘信息服务平台等三方的权利义务”。交通运输部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商务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国家网信办联合发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办法所称网约车经营服务，是指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构建服务平台，整合供需信息，使用符合条件的车辆和驾驶员，提供非巡游的预约出租汽车服务经营活动。”，第三十八条规定：“私人小客车合乘，也称为拼车、顺风车，按城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现阶段，在成都市并未出台相应的实施细则的情况下，应参照《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对顺风车进行认定。网约车和顺风车均可以依托网络平台进行交易或达成合乘行为，区分车辆为“网约车”或顺风车（即私人小客车合乘）应通过多方面予以考量：1.从营利性来看，顺风车乘客分担的一部分出行成本仅限于燃料成本、通行成本，该部分收入并非顺风车车主的营利性收入，且该部分费用往往在发布搭乘信息时变可以根据多种因素提前确定且数额恒定。而网约车则纯粹以营利为目的，并通过计里程和时间来收取费用，且价格受市场因素影响存在波动性，如极端天气和早晚高峰数值变化较为明显。2.从服务性质和资源利用上来看，顺风车是纯粹的共享经济，车主将车上的空闲座位拿出来共享，充分发挥其价值，是国家和社会大力提倡的汽车资源共享出行方式，该种方式充分利用了道路和车辆资源，不额外增加道路资源消耗，是城市交通体现分享经济的典型方式。从现有规定来看，网约车实际是依托信息化所产生的区别于传统即招出租车业务的一种更为个性化、便利化的出租车商业运营模式，其本质为出租车业务，但相较传统城市出租车的来源更为广泛、管理更为灵活。3.从搭乘出行方式上看，顺风车一般是由合乘服务的提供者事先发布出行计划，或者由乘客发布信息后由出行路线一致的人来响应，是服务提供者以自身需求为主，结合乘客需求的选择性出行。网约车是由乘客发布出行信息，司机根据乘客需求制定路线，是以乘客需求为主。本案中，搭乘行为依托“滴滴打车”平台促成，而现阶段“滴滴打车”软件平台集合了“专车”“快车”“顺风车”“小巴”“公交”等多种服务，对其各类业务的认定应着眼于服务的特性确定，黄邓刚所从事的“滴滴顺风车”其搭乘模式、收费方式和平台中所处定位，均符合相关规定中对于“顺风车”的界定，与传统顺风车的差异仅在于其合乘行为的信息化渠道。二、关于黄邓刚从事的搭乘乘客的行为是否构成合同约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拒赔情形。一审法院认为，顺风车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缓解交通压力，整合社会资源并被国家大力提倡的出行方式，与网约车有本质上的不同，搭乘他人的顺风车行为并未改变车辆使用性质，不属于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结合全案证据，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仅就黄邓刚进行顺风车行为而主张免赔亦未达到双方合同约定的免赔情形。因此，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仅以黄邓刚发生事故时从事网约车为由，拒绝赔偿黄邓刚的机动车事故损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保险赔偿数额问题。黄邓刚与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对本案涉保险事故均没有异议，但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对黄邓刚诉请的损失金额不予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四款“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之规定，黄邓刚向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购买了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额为500000元，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约定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和财产的直接损毁，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关于本案保险赔偿数额问题，一审法院作如下认定：1.由黄邓刚支付车牌号为川Ａ×××××车辆汽车维修费16784元应属保险赔偿范围，且赔偿金额也未超过保险赔偿限额，予以支持。2.黄邓刚在事故发生后为川Ａ×××××车辆支付的拖车费400元，属于为保险标的减少损失的必要、合理费用，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应予承担。3.对黄邓刚支付的川Ａ×××××号车辆修车费4000元在保险合同第一章机动车损失保险中有明确约定，一审法院予以认可。4.对黄邓刚支付的李某医疗费用5771.29元、郑某的医疗费用177元，予以认可。5.对黄邓刚主张的川Ａ×××××号车辆损失33100元，因黄邓刚与张少春承担交通事故同等责任，故一审法院对其应承担部分即16550元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黄邓刚请求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赔偿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共计60258.29元的诉讼请求，对损失金额43682.29元予以支持；对其余部分，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七条、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黄邓刚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共计43682.29元；二、驳回黄邓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53元，由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黄邓刚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黄邓刚与四川西南交大铁路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及2017年3月-5月考勤表，拟证明黄邓刚有正当工作，工作日有正常的工作出勤；2.成都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温江管理部住房公积金受理回单、遂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简阳支行出具的证明以及结婚证复印件，拟证明事故发生当日，黄邓刚所接顺风车单系在合理路线上顺路搭载乘客，并非纯粹的营运跑车；3.滴滴平台客服聊天记录、口头整理记录，拟证明滴滴公司无法出具书面或电子接单记录，口头告知记录整理，黄邓刚自3月至5月12日仅接单十几单，且均发生在周五、周六、周日、周一几个时间段内，基本都是在工作单位及妻子单位住所之间的路线上，不存在非上下班时段多次接单、频繁接单等行为；4.成都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网上回复意见截屏，拟证明成都市交通运输委员会认定顺风车不是网约车、不是营运性质；5.滴滴平台顺风车注册要求、用户指南截屏，拟证明滴滴平台对注册顺风车的要求就是非营运车辆，接单规则与出租车、网约车不同。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质证认为，1.黄邓刚提交的上述第一组、第二组证据与黄邓刚从事顺风车或者快车的运营行为不具有关联性；2.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黄邓刚向滴滴客服索要的订单不完整，对其提供的订单数量不予认可；3.黄邓刚在顺风车运营中有获利，并非交管委所称的分摊一定数额的费用；4.对滴滴顺风车注册要求、用户指南截屏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并不能证明黄邓刚没有从该次行为中获利。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对黄邓刚通过“滴滴打车”软件的“顺风车”平台接受两位搭乘人的订单从成都市温江区格凌兰前往简阳市三岔镇驾驶过程中发生案涉事故的事实均无争议，本案争议焦点为黄邓刚用私家车从事滴滴顺风业务的行为是否应认定为导致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行为。本院针对以上争议焦点评析如下：无论从生活常识判断，还是对文意的理解，顺风车应是一种顺路合乘行为，是在车辆自用的基础上顺路搭乘出行线路相同之人，由合乘人合理分摊出行必要费用的活动，网约顺风车是私家车主事先通过网络平台发布行程信息，召集路线相同的其他人合乘的行为。故此，典型的网约顺风车并不具有营运性质，事故风险也不会显著增加。但是，当网约顺风车一旦在出行目的、行使线路、出行频率、费用分摊上出现与上述迥异的情况时，认定网约顺风车具有营运性质，出行风险显著增加，并无不当。因此，对于网约顺风车搭乘行为是否明显增加事故风险，不能一概而论。在发生争议时，作为车辆的使用人、车主应就出行目的、行驶线路、出行频率、费用分摊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黄邓刚提交的《劳动合同》、出勤记录、公积金受理回单及其妻子单位出具的证明，均不足以证明案涉事故当时黄邓刚该次接单系在合理路线上顺路搭载乘客;而其提交的接单行程及次数，因系与滴滴客服聊天记录整理，不能完整真实反映被保险车辆在事故发生前通过网络平台发布的具体接单数量、行程等信息，不能达到证明前述合理顺路的出行目的、出行频率、费用分摊的目的。因此对于出行目的、出行频率、费用分摊等事实，黄邓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本院认定黄邓刚搭乘两位乘客的行为不符合网约顺风车的典型特征，性质上属于导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行为。黄邓刚未就其上述改变车辆用途的行为通知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的规定，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不应就案涉事故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一审判决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支付黄邓刚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17）川0116民初776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黄邓刚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5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92元，均由黄邓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范伟审判员  毛星审判员  黄强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段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