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66649号原告（反诉被告）：王某，女，1951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XX研究所退休干部，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海弢，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被告）：梁某，男，1978年11月7日出生，汉族，XX管理集团XX总监，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反诉原告）：卢某1，女，1973年11月17日出生，满族，无业，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松丹，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晓光，男，1974年7月1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东城区。被告（反诉原告）：卢某2，女，1970年3月31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松丹，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宝山革命公墓院内。法定代表人：曹丽娟，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杰，男，1985年8月17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XX负责人，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滕远，男，1987年7月10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XX负责人，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反诉被告）王某（以下称姓名）与被告（反诉被告）梁某（以下称姓名）、被告（反诉原告）卢某1（以下称姓名）、被告（反诉原告）卢某2（以下称姓名）、第三人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以下称第三人）人格权纠纷一案，本院依法作出（2019）京0105民初XXX号民事判决书，后经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3民终XX号民事裁定书发回重审后，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王某之委托代理人杨海弢，梁某，卢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松丹、常晓光，卢某2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松丹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梁某、卢某1、卢某2返还卢某骨灰及骨灰寄存登记卡、骨灰安放证；2、由王某提取并安葬卢某骨灰；3、诉讼费用由梁某、卢某1、卢某2承担。事实和理由：1994年8月4日，王某与卢某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婚后未再生育子女。梁某系王某原婚姻存续期间所生之婚生子，卢某1、卢某2系卢某原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生之婚生女。2018年9月28日，卢某因病去世。2018年10月2日起至今，其骨灰存放于第三人老山骨灰堂地下X座X间X号，由梁某和卢某1控制和管理。卢某1持骨灰寄存卡，梁某持骨灰安放证。现卢某1、梁某对卢某骨灰下葬问题仍未达成一致。王某与卢某结婚二十四年有余，两人“同声若鼓瑟，合韵似鸣琴”，特别是卢某2004年罹患癌症至去世的十五年间，王某更是对他不离不弃、相濡以沫，陪他走完了最后的人生道路。卢某虽生前未对骨灰安葬问题留有书面遗愿，但曾表示愿意让王某管理、保存其骨灰，梁某、卢某1迟迟不能将卢某入土安葬不合传统，王某从情感上无法接受。王某为卢某合法配偶，亡夫的骨灰对自己的精神利益影响可谓最大，理应享有“优先安葬”的权利，希望早日将卢某的骨灰入土为安。故诉至法院。梁某辩称，同意王某的诉讼请求。我和王某在石景山区法院起诉卢某1和第三人合同纠纷，我们一起去存放骨灰，存放证在我这里，存放卡在卢某1手里。我凭存放证无法提取骨灰，第三人说存放证是纪念性的，不能单独使用。王某与卢某是配偶关系。卢某1、卢某2辩称并反诉称，不同意王某的诉讼请求。一、结婚证及结婚登记材料存在瑕疵问题。二、王某诉讼目的不纯，第一，卢某去世后，王某与梁某一系列的“挑诉”行为使骨灰无法正常提取安葬，卢某1、卢某2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第二、王某与梁某是母子关系，卢某1、卢某2就安葬问题打电话给王某，王某不接听，打给梁某，梁某表示可以代表王某。可见，二人有利害关系，本案及保管合同纠纷案不能排除恶意串通的可能，王某起诉书中所述不实。第三，王某就卢某骨灰及安葬问题并未如实陈述。卢某的骨灰之所以由卢某1保管是经过协商一致达成的意见，已实际履行，并由石景山法院进行判决认定。同时，为卢某购买墓地、墓穴证填写卢某1的名字，由卢某1持有办理安葬，也是经协商确定包括王某、梁某同意的事实。王某起诉与事实不符，不但推翻了协商结果、出尔反尔，且虚构事实。另外，王某要求将骨灰交由其保管并安葬，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卢某1与第三人存在保管合同关系，第三人只能将骨灰交给卢某1领取，且在已经购买了墓地情况下，卢某1是购墓人并持有墓穴证，只需判决卢某1负责领取骨灰后并当天安排下葬、其他人协助即可。据此，王某主张优先安葬的理由不能成立，且不具有可执行性。且王某是位老人，没有精力、体力操办下葬，无法排除王某再婚可能，王某与卢某没有子女，卢某1和卢某2更有祭奠的愿望和责任。四、王某要求卢某1返还卢某的骨灰及存放手续主体错误，卢某的骨灰由卢某1安放在北京市老山骨灰堂，并不在梁某、卢某2的控制之下。第三人述称，就逝者卢某的骨灰存放，我方只认可和卢某1之间存在合同关系，鉴于此，王某的诉讼请求与我方没有关系。卢某1、卢某2提出反诉请求：王某、梁某协助卢某1、卢某2共同将卢某的骨灰及时安葬在北京XX陵园礼-XX。法庭向其释明，其反诉主体与本案本诉主体存在不一致问题，不符合反诉条件，但其仍然坚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王某提交户口簿、结婚证，证明其与卢某的婚姻关系，其中，户口簿中户主原登记为卢某，后变更为王某，二人关系为夫妻。结婚证男方姓氏为草字头下方加“卢”，名为“XX”，出生日期1941年7月20日，身份证号×××。卢某1、卢某2认为结婚证和户口本上的名字不符，并称结婚证上卢某、王某的照片是合成的，结婚证上盖的是假章，结婚证是伪造的。梁某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可。王某提交死亡通知单、火化证明、老山骨灰堂骨灰寄存登记卡片、寄存卡、安放证、骨灰寄存服务确认单等复印件，证明上述证件部分在梁某和卢某1处。卢某1、卢某2称卢某1对卢某的骨灰是合法持有，安葬由卢某1办理，骨灰存放在八宝山符合北京的公序良俗。梁某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可。王某提交（2019）朝公朝外所户X、X、X号证明信，主要内容有：芦X某1998年6月24日变更姓名为卢某，身份证号×××，卢某2019年4月4日因死亡注销户口，卢某21997年1月8日定居香港注销户口。卢某1、卢某2认可证明信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及关联性，认为证明信上“芦X某”与结婚证上姓名不符，称卢某2虽然1997年定居香港了，但每年都带孩子回来并照顾卢某。梁某对证明信予以认可。王某提交卢某的特殊病种申报审批单、出院记录、诊断证明书、门诊病历手册等，证明卢某患有多种疾病，王某多次陪同、照顾其到知名医院治疗，竭尽其专业能力和人脉资源为卢某的治疗想尽办法，王某与卢某的联系紧密程度高，卢某的骨灰对王某有最大的精神利益和影响。卢某1、卢某2不认可上述证据的关联性、证明目的，认为不能证明王某带卢某看病，2013年卢某患骨髓瘤后都是卢某1开车带其看病，王某没有陪同，其出院通知单上的签名是王某后签上去的，费用都是卢某1出的。梁某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可。第三人称王某提交的证据与其无关，不予质证。梁某提交骨灰安放证，卢某1、卢某2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梁某提交付款凭证，卢某1、卢某2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梁某提交通话录音，证明2018年10月买完墓地后一直没有安葬是因为卢某1、卢某2想把她们的母亲迁坟，要求其垫付费用，并且说不让王某名字出现在墓碑上，我要求他们出具保证书他们不同意，是他们不断提出非礼要求才影响老人下葬。卢某1、卢某2对上述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证明梁某以墓地出资为由，不同意继续履行在2019年5月31日双方达成的对骨灰安葬事宜，王某拒不接听卢某1打给其的电话，也不配合下葬事宜。王某对梁某的证据认可，第三人不发表质证意见。卢某1、卢某2提交卢某与王某的结婚证，证明二人婚姻关系存在瑕疵。卢某1、卢某2提交卢某与王某的《结婚申请》、《婚姻状况证明》、《北京市婚前体检证明》，称上述内容均系伪造，与实际情况不符。卢某1、卢某2提交朝阳副食品总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卢某1964年8月到2001年7月退休前一直在该厂工作。王某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通过卢某1、卢某2提交证据可见卢某和王某各有一本结婚证，在没有被相关机构撤销之前，婚姻关系真实有效。梁某质证意见同王某。卢某1、卢某2提交《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函》，证明王某和梁某阻止卢某下葬。王某、梁某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和关联性不认可。卢某1、卢某2提交（2019）京0107民初XXX号民事判决书和（2020）京01民终XX号民事判决书，两份判决书依法确认了卢某1与第三人之间存在保管合同关系。王某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判决书不属于证据范畴，关联性不认可。卢某1、卢某2提交卢某1与梁某的两次通话录音。证明王某歪曲事实，卢某1不存在不积极对卢某骨灰予以安葬的问题。王某称对话不完整，对录音的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因对话不涉及王某，真实性不能确认。梁某对录音的合法性、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称对话进行了剪辑，其与卢某1同为本案本诉被告，同为卢某子女，正是因为子女之间迟迟不能就骨灰保管、提取、下葬事宜达成一致，影响了王某行使安葬权。卢某1、卢某2提交北京市昌平区天寿陵园的墓穴证书，载明购墓人为梁某、卢某1，墓位号为礼XX，卢某1、卢某2称购买墓地的合同及发票由梁某持有，墓穴证书由卢某1持有，按照规定只能由购墓人及墓穴证书持有者出面办理，判决骨灰持有者与墓穴证书持有者保持一致才能回避矛盾、便于安葬。王某、梁某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称墓穴出资人是梁某，卢某1拿着证也无法安葬。卢某1、卢某2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截屏，证明双方协商天寿园下葬，其没有阻止下葬。王某、梁某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第三人认为上述证据与其单位无关，不予质证。第三人提交老山骨灰堂骨灰寄存管理制度知情同意书等骨灰寄存手续，王某、梁某对该证据真实性不认可，与梁某持有的材料存在差异。第三人亦提交（2019）京0107民初XXX号民事判决书，王某、梁某质证意见同上。卢某1、卢某2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可。关于王某与卢某婚姻关系效力的问题，经法庭询问，卢某1称其诉讼后未收到相关文书，但经本院查询，2020年5月13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京03行初XX号行政裁定书，2020年9月4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京行终XX号行政裁定书，先后驳回其起诉及上诉。本院认为：骨灰是延伸死者身体利益的载体，故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及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前提下，死者生前可以对自己骨灰的安葬做出合理安排，合法行使相应的支配及处分权利，死者亲属对于骨灰的安葬应尊重死者遗愿。若死者生前对于骨灰如何安葬未有明确意思表示，因死者骨灰对于死者亲属具有精神价值，骨灰的安葬方式必然影响死者亲属的精神利益，与死者关系的亲密程度往往与各亲属精神利益的大小成正相关，此亦与我国关于安葬权顺位的传统习惯相契合。故就亲属之间对骨灰安葬权利的顺序问题，本院认为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五条关于亲属的规定，即亲属包括配偶、血亲及姻亲，同时，除以上述婚姻、血缘为基础形成的亲属关系外，还应结合死者亲属与死者生前共同生活、相互扶助等因素，对亲属与死者之间的精神依赖程度作综合考量。具体到本案中，王某与卢某的结婚证虽然存在瑕疵，但从公安机关的户籍登记中已经确认王某与卢某的婚姻关系，在现无证据证明二人婚姻无效的情况下，二人婚姻关系应予以承认。二人虽属再婚家庭，但婚姻关系存续24年之久，而此期间三名子女各自成家独立生活，二人生活相伴最久，此外在卢某多年生病后，王某亦不离不弃的予以照顾，特别是王某同意卢某前妻骨灰与其共同安葬，足见其对卢某感情之深，故作为最为亲密关系的配偶，由王某就卢某骨灰进行安葬最为适宜。因需持骨灰寄存卡办理骨灰领取手续，而非梁某持有的骨灰安放证，故卢某1应将其持有的骨灰寄存卡交与王某，第三人对王某领取卢某骨灰予以配合。因办理下葬，需墓穴证书载明的购买人梁某、卢某1予以配合，为避免各方之间再起纷争，逝者早日入土为安，本案一并予以判决。关于卢某1、卢某2所提反诉因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其反诉请求不予受理，在本判决中一并予以处理。同时，希望案涉各方当事人从尊重亡者角度出发，理性协商，互谅互让，定纷止争，将卢某骨灰早日安葬的种种言辞转化为使亡者安息的实际行动。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八条、第十条、第九百九十四条、第一千零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一百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卢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将卢某的骨灰寄存卡交付原告（反诉被告）王某，第三人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对原告（反诉被告）王某提取卢某的骨灰予以配合；二、被告（反诉原告）卢某1、被告（反诉被告）梁某在原告（反诉被告）王某确定的合理期间内配合原告（反诉被告）王某办理卢某的骨灰下葬；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四、对被告（反诉原告）卢某1、卢某2的反诉请求不予受理。案件受理费70元，由被告（反诉被告）梁某、被告（反诉原告）卢某1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之起七日内给付原告（反诉被告）王某】。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付 艳审判员 赵 娜审判员 韩 龙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张静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