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4民初44917号原告：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州市东风中路268号广州交易广场1207、1208。法定代表人：李兴厚，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樊桂生，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民营经济报》社，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33号之一。诉讼代表人：《民营经济报》社管理人。负责人：刘敬华。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正，《民营经济报》社管理人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蒙，《民营经济报》社管理人工作人员。原告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诉被告《民营经济报》社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樊桂生,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正、王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被告之间的一份常年法律顾问合同和四份委托代理合同尾款144000元属于破产共益债权；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就（2019）粤01破87号《民营经济报》社破产清算一案，因原告对管理人制作的《债权表》《债权审核意见表》《债权异议回复意见》中关于原告债权的性质及不予确认的理由持强烈反对意见，引发本案诉讼。一、原、被告双方对诉请的债权的依据和数额没有异议，分歧在于：1.管理人认为“因管理人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二个月内未通知申报人，管理人于2019年6月3日通知申报人其与《民营经济报》社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全部法律服务合同已解除”。原告认为，所谓“未通知”是管理人的臆想，实际上原告自被告被受理破产清算后，一直根据被告和管理人指令在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原告在2019年6月10日，突然收到管理人书面解除合同和申报债权的通知，认为管理人系非尽责不正当履行职务。在申报债权的同时提出《关于解除律师委托代理合同的异议》《执业豁免申请书》和《请求确认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属于破产共益债务的申请书》，但管理人至今无任何答复。2.管理人认为“申报人未提供合同项下的全部服务，因此，前述合同中债务人未向其支付的尾款不应认定为申报人的损失”。按照同为律师的管理人的逻辑，此时若更换管理人成立，是否可以认为管理人后续未取得的报酬也不构成管理人的损失？原告认为，该认定严重违反合同法规定，不符合实际，同时也脱离了律师行业（包括但不限于利益冲突机制会造成原告损失）执业的客观实际。3.原告认为，上述五份合同的债权，客观上是为了破产程序中全体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共同利益而产生的。结合管理人和债务人均请求原告继续履行合同，和管理人执行职务不当解除合同致原告损害的实际，原告债权应被认定为共益债权。二、债权确认有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1.2018年10月30日，就（2018）粤01执恢108号决定书，根据被告申请，决定“执转破”审查；2019年3月7日，（2019）粤01破87-1号民事裁定书受理《民营经济报》社破产清算案；2019年6月10日，原告收到管理人（2019）民营经济破字第23号《通知书》（打印日期为6月6日），通知原告解除合同和“以损害赔偿请求权向管理人申报债权”。2.对于五份合同的履行。⑴其中常年法律顾问合同，该合同的核心是“协助梳理往年积累的案件，提出处理意见”，对原告的限制是，不得为被告员工以及与被告有法律上利益冲突的他方提供法律服务并负保密义务，第二年的顾问费的支付时间自2018年12月1日开始。在越秀区人民法院执转破审查和受理申请期间，被告方对原告有履行合同完毕的要求不拖欠律师费的口头承诺，其中有两份委托代理合同在此期间签订。基于对被告的信任，原、被告之间的五份合同一直在正常履行。⑵2019年3月7日，越秀区人民法院受理《民营经济报》社破产清算案件，管理人于3月15日通过被告原留守人员通知原告方的顾问律师进行工作交流。管理人和被告均要求原告律师履行职务至合同终结。3月18日，管理人指令原告律师就“正在代理的案件情况、进度、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写一个报告给管理人”。之后，原告律师就经办的案件情况和办案策略、要点、步骤等均详实报告和分享给管理人。3月25日，对越秀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对应委托合同编号为（2018）粤经民字第0929号之一、之二涉及的案件评估复函，及时报告给管理人；直到6月3日仍在接收越秀区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4月16日至24日、5月份，对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对应委托合同编号为（2018）粤经民字第1205号的案件等，原告律师仍在积极履行顾问和代理人的职责，要求留守人员不能拒收法院函件并配合留守工作等。以上有原告公证的证据予以证实。三、2019年6月初之后原告申报债权和异议的情况。原告在2019年6月初，除申报债权外，同时向管理人提出解除合同的异议，并依据全国律协制定的律师执业行为规范提出（执业对象范围和保密）豁免申请，但管理人至今一直回避。2019年5月6日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管理人未通知原告出席，当时，管理人仍认可原告的常年法律顾问身份。四、原告债权是破产共益债权的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破产法》）第十八条规定，“管理人自破产受理之日起二个月内未通知对方当事人……视为解除合同”。但上述事实说明，管理人在2019年6月初之前一直请求原告履行合同，原告也事实上在积极履行合同义务。2.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引》第36条规定“……破产案件受理后，管理人继续履行或接受相对方履行合同后，主张合同解除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零七条的规定，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解除合同，应当按约付酬和赔偿损失；损失赔偿额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获得的收益。4.《破产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发生的下列债务，为共益债务：（一）因管理人或者债务人请求对方当事人履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所产生的债务；……（五）管理人或者相关人员执行职务致人损害所产生的债务；……”综上，原、被告之间的五份合同是为梳理被告方债权债务和为执转破准备而签订的，被告的意思表示一直是履行至合同完毕时止。被告被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在2019年6月初之前一直在请求原告履行合同且原告也在积极履行。管理人非谨慎执行职务解除合同后，对原告债权“不予确认”属于罔顾事实和曲解法条。综上，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被告答辩称，一、原告与被告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全部法律合同因管理人未在受理破产之日起两个月内发出继续履行通知，现已依法解除，管理人履职行为并无不当。1.原告与被告签订的《社常年法律顾问合同》[（2017）粤经顾字第1122号]（以下简称《法律顾问合同》）、《民事代理委托合同》[（2018）粤经民字第0929号之一]（以下简称《委托合同（0929之一）》）、《民事代理委托合同》[（2018）粤经民字第0929号之二]（以下简称《委托合同（0929之二）》）、《民事代理委托合同》[（2018）粤经民字第1211号]（以下简称《委托合同（1211）》）、《民事代理委托合同》[（2018）粤经民字第1205号]（以下简称《委托合同（1205）》）五份合同均为法院受理被告破产申请之前签订的合同，截至2019年3月7日《民营经济报》社破产清算案受理之日，原告与被告的主要合同义务均未履行完毕，根据《破产法》第十八条的规定，2019年6月6日管理人向原告正式发出书面解除合同和申报债权的通知，符合法定程序，并非不正当履行职务。原告所称“自被告破产申请受理后，一直根据被告和管理人指令在继续履行义务”及“管理人和被告均要求原告律师履行职务至合同终结”没有依据，后续相关应诉等工作均是由管理人进行，因此其关于有继续履行合同义务的主张不成立。2.原告向管理人提交报告以及配合交接工作不属于履行主合同义务，而是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后的协助义务，不能认定为原告在破产程序中仍实际继续履行合同。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管理人曾指令原告履行《法律顾问合同》项下的协助被告处理日常法律事务或履行4份《委托合同》项下的代理被告参与诉讼活动等主要合同义务。原告所称的“3月18日管理人指令原告律师就‘正在代理的案件情况、进度、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写一个报告给管理人’”及“3月25日，对越秀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对应委托合同编号为（2018）粤经民自第0929号之一、之二涉及的案件评估复函，及时报告给管理人”等行为，仅是原告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而履行的合同终止后的协助义务，并非上述五份合同的主要义务，因此，原告认为因其履行该等协助、通知义务而使得合同实际履行没有依据，依法应不予确认。⑴自被告被裁定破产清算之日起，原告未履行其与被告签订的《法律顾问合同》第一条约定的“乙方”的服务范围“乙方律师的服务内容为协助甲方处理日常法律事务”的义务。在被告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管理人进场接管的情况下，原告并未继续提供2019年3月8日至2020年3月8日期间的法律服务，仅针对此前进行的工作为管理人提交报告，完成必备的衔接工作。⑵自被告被裁定破产清算之日起，原告未完全履行其与被告签订的《委托合同（0929之一）》及《委托合同（0929之二）》项下约定的代理被告参与与广东中南建设有限公司的两起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纠纷案件[(2018)粤0104民初38367、38368号]的义务。虽然原告协助被告就该两起案件提起起诉，并参与了该两起案件的第一次庭审，但该两案第二次庭审及后续应法院要求提交评估申请以及陪同评估师对相关房产进行现场查看工作均是管理人参与完成。⑶自被告被裁定破产清算之日起，原告未完全履行其与被告签订的《委托合同（1211）》项下参与（2018）粤01民初451号[终审案号为（2019）粤民终255号]执行异议纠纷的义务，原告虽然协助被告提起了上诉，但参与该案审理等后续工作均是管理人完成。4.自被告被裁定破产清算之日起，原告未完全履行其与被告签订的《委托合同（1205）》项下的参与（2017）粤0104民初23223号案件[终审案号为（2019）粤01民终4556号]的二审诉讼的义务。虽然原告协助被告提起了上诉，但参与该案审理等后续工作均由管理人完成。因此，原告主张向管理人提交报告及配合衔接、交接法院联系事宜，管理人认为该等事宜属于《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后的协助义务，并非相关合同的主合同义务，不能认定为原告继续为被告提供服务，上述5份法律服务合同已终止。二、原告与《民营经济报》社签订的全部法律合同已经依法解除，如前所诉，原告未全部履行上述5份法律服务合同的义务，故管理人对原告申报的5份法律服务合同项下未支付的律师费共144000元债权不予确认，更不应认定该笔债权属于共益债权。1.《法律顾问合同》第八条约定：“本合同暂定为两年，按年收费，自2017年12月1日起生效。第二年自2018年12月1日起生效和收费。”其中第一年的顾问费36000元，被告已付清；第二年顾问费共36000元，被告已支付20000元，尚余16000元未付。从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3月7日，不足4个月的法律顾问服务时间，被告已向原告支付一半以上的年度法律顾问服务费，但原告并未履行相应义务，管理人认为不再继续向原告支付16000元年度法律顾问费并无不当。2.《委托合同（0929之一）》第四条约定：“（3）在领取一审判决书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律师费人民币贰万陆仟元”及《委托合同（0929之二）》第四条约定：“（3）在领取一审判决书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律师费人民币贰万元”，上述两案截至答辩仍未出具一审判决书，且原告并未向被告提供完整的法律服务，管理人认为不再继续向原告支付其主张的剩余共46000元律师费并无不当。3.《委托合同（1211）》第四条约定：“（2）若二审结果能驳回中南公司的上诉请求、或者至少能明确共有粤港大厦加建部分即24-25层、或甲方拥有不低于一半（含一半）所有权，则甲方在裁决后3个工作日内另行支付乙方律师费人民币柒万贰仟元。达不到该结果则无需奖励”，上述执行异议纠纷截至答辩仍未出具二审判决书，且原告并未向被告提供完整的法律服务，管理人认为不再继续向原告支付其主张的剩余72000元律师费并无不当。4.《委托合同（1205）》第四条约定：“（3）若甲方的执转破被裁定受理，则无条件立即支付未付律师费。”原告依据该条款向管理人主张剩余律师费共1万元，但管理人认为该条款显失公平，如依据该条款确认债权，有损其他债权人利益，有违《破产法》“公平清理债权债务，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且原告并未向被告提供完整的法律服务，管理人认为不再继续向原告支付其主张的剩余1万元律师费并无不当。因此，由于原告未完全履行5份法律服务合同的约定，管理人对原告依据5份法律服务合同申报的共144000元债权不予确认符合法律规定亦公平公正地保护了其他债权人的权利。原告认为该144000元债权为破产共益债权的主张没有依据，依法应不予确认。综上，管理人依法解除原告与被告之间合同的行为系尽职履职行为，原告与被告的合同不存在实际继续履行的情形，原告依据该等合同申报的债权不应予以确认，更不能作为共益债务进行清偿。原、被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作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1月，原告（乙方）与《民营经济报》社（甲方）签订编号为（2017）粤经顾字第1122号《法律顾问合同》，载明：第一条、乙方的服务范围。协助甲方处理日常法律事务，具体包括：解答法律咨询，依法提供建议；协助梳理往年积累的案件，提出处理意见；应甲方要求，参与制订、审查或者修改法律文书；应甲方要求，参与磋商、谈判，进行法律分析、论证；受甲方委托，签署、送达或接受法律文书；应甲方要求，为甲方生产、经营、管理方面重大决策的合法性、法律风险等提供法律依据和法律意见。第二条、乙方的义务。包括：乙方委派樊桂生律师作为甲方常年法律顾问；乙方律师应勤勉、尽责地完成约定的法律事务工作；乙方律师应当在取得甲方提供的文件资料后，及时完成委托事项，并应甲方要求通报工作进程，对涉及甲方的原始证据、法律文件和财物应当妥善保管；乙方律师在担任常年法律顾问期间，不得为甲方员工个人提供任何不利于甲方的咨询意见；乙方律师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或双方约定的期间内，在涉及甲方的对抗性案件或者交易活动中，未经甲方同意，不得为与甲方具有法律上利益冲突的另一方就本案件或本次交易提供法律意见或代理；乙方律师对其获知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责任，非法律规定或甲方书面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优先代理涉诉案件，并给予按照规定收取案件费用的8折优惠。第三条、甲方的义务。包括：按照合同约定，按时、足额向乙方支付法律顾问费和工作费用等。第四条、法律顾问费用。每年36000元，上述顾问费用应在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等。……第八条、本合同期限暂定为两年，按年收费，自2017年12月1日起生效，第二年自2018年12月1日起生效和收费。2018年9月29日原告（乙方）与《民营经济报》社（甲方）签订《委托合同（0929之一）》，载明：鉴于甲方原与中南建设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粤港大厦应分得房屋面积不足，为此聘请乙方律师担任代理人。代理期限至法院一审宣判时止。律师费及支付期限为：该委托事项律师费共80000元，分三次支付；甲方需在本合同签订后的3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律师费27000元，在领取开庭通知书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律师费27000元，在领取一审判决书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律师费26000元。2018年9月29日原告（乙方）与《民营经济报》社（甲方）签订《委托合同（0929之二）》，载明：鉴于甲方原与中南建设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粤港大厦合同约定，开发地块的土地出让金全部由中南公司承担，但甲方在执行过程中曾代支出过377万元，甲方认为应由相对方返还相关本息，就该事项的一审诉讼，甲方决定聘请乙方律师担任代理人。代理期限至法院一审宣判时止。律师费及支付期限为：该委托事项律师费共60000元，分三次支付；甲方需在本合同签订后的3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律师费（含办案费）20000元，在领取开庭通知书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律师费20000元，在领取一审判决书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律师费20000元。2018年12月20日原告（乙方）与《民营经济报》社（甲方）签订《委托合同（1211）》，载明：鉴于甲方原与中南建设有限公司、广东粤安实业有限公司执行异议之诉纠纷［原审案号为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1民初451号］的二审程序中，甲方决定继续聘请乙方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律师费及支付期限为：甲方需在本合同签订后的3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律师费48000元，若二审结果能驳回中南公司的上诉请求，或者至少能明确共有粤港大厦加建部分即24-25层，或甲方拥有不低于一半（含一半）所有权，即甲方在裁决后3个工作日内另行支付乙方律师费72000元，达不到该结果则无需奖励。2018年12月5日原告（乙方）与《民营经济报》社（甲方）签订《委托合同（1205）》，载明：鉴于甲方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4民初23223号民事判决，决定继续聘请乙方律师担任代理人，代理期限至二审判决时止。律师费及支付期限为：该委托事项律师费共28000元，甲方需本合同签订后的3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律师费18000元，在领取开庭通知书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律师费10000元，若甲方的执转破被裁定受理，则无条件立即支付未付律师费。根据《民营经济报》社的申请，以及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作出移送破产审查决定书（2018年10月30日），将《民营经济报》社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2019年3月7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01破87-1号《民事裁定书》，受理《民营经济报》社的破产清算申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为《民营经济报》社破产管理人。《民营经济报》社管理人2019年5月6日作出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资料的附件《管理人工作量预测报告》，其中第三部分“工作重点和难点”的第（四）项“未结诉讼、仲裁较多且存在疑难案件”部分提到有“另根据此前管理人与债务人常年法律顾问谈话了解……”的内容。2019年6月6日，《民营经济报》社管理人向原告发出《通知书》，载明：在法院裁定受理《民营经济报》社破产申请前，《民营经济报》社与原告签订了《法律顾问合同》《委托合同（0929之一）》《委托合同（0929之二）》《委托合同（1211）》《委托合同（1205）》，经管理人调查，上述合同属于原告与《民营经济报》社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根据《破产法》第十八条之规定，管理人决定解除上述合同。2019年6月10日原告向管理人提出《关于解除律师委托代理合同的异议》以及《执业豁免申请书》。2019年6月12日，原告（代理人樊桂生）签署《声明》，表示已收阅《〈民营经济报〉社债权申报通知》，并填写了《债权申报表》申报金额为144000元的债权。同日，原告向管理人发出《申请书》，要求确认破产程序中的律师费的性质为破产共益债务。本案原告作为债权人于2019年4月19日申报了债权，申报金额为144000元，申报依据为《法律顾问合同》《委托合同（0929之一）》《委托合同（0929之二）》《委托合同（1211）》《委托合同（1205）》。2020年4月15日管理人向原告送达了《债权表》以及《债权审核意见表》等。其中《债权表》记载的原告的144000元的债权为普通债权，债权审查金额为不予确认。《债权审核意见表》记载的管理人审核意见为：因管理人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二个月内未通知申报人，管理人于2019年6月3日通知申报人其与《民营经济报》社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全部法律服务合同已解除。基于此，申报人向报社申报上述五份合同的尾款，对于该债权，前述合同中申报人未提供合同项下的全部服务，因此，前述合同中债务人未向其支付的尾款不应认定为申报人的损失，管理人对该债权不予确认。针对管理人的审核意见，2020年4月28日原告向管理人提出《对债权审核意见的异议书》，载明：1.所谓“未通知”，即态度上是消极的，行为上是明示拒绝的。《民营经济报》社执转破申请前后，本申报债权人的律师身份是常年法律顾问，负责配合其清理债权债务和代理报社诉讼事务，破产受理后，《民营经济报》社主管赖总和留守人员（前办公室主任）蔡睿一直告知本申报债权人的律师“仍然是法律顾问”和“把原代理的几个事情处理完”。2019年3月15日中午，蔡睿通知本申报债权人的律师与管理人刘敬华、杨斯浩律师等管理人团队见面。刘敬华表示当然愿意本申报债权人的律师留下来一起工作和配合。当年3月18日，刘敬华通过微信通知本申报债权人的律师“请您与民报的各项合同及就您正在代理的案件情况、进度、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写一个报告给管理人，并请于本周三前给到管理人。”之后，本申报债权人的律师积极就越秀区人民法院已开完庭的两件一审案件和分别上诉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两件案件进行跟踪处理，直到当年6月3日突然收到管理人的解约通知后，仍配合衔接、交接法院联系事项至2020年初。2.针对管理人审核意见认为“前述合同中申报人未提供合同项下的全部服务……”债权人认为，已依约履行完代理事项的最重要和最主要的工作，越秀区人民法院的两件案件是本申报债权人的律师积极履行顾问职责主动提起的，且已开庭完毕；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案件的结果就是本申报债权人的律师的上诉意见（反映在上诉状）。管理人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的情况就是本申报债权人的集体研究意见（反映在上诉状上）的重复。债权人已开具顾问费发票的款项，亦被同时作为律师的管理人不当指令未支付。3.债权人的债权性质是共益债权。2019年6月10日，债权人申报债权的同时，致函管理人，对管理人长达4个月之后滥用职权解约提出异议，同时申请执业豁免。就管理人不忠实执行职务行为，长达11个月未答复豁免限制执业范畴和保守秘密从而造成债权人的损失保留相关权利。管理人2020年4月30日收到上述异议。2020年4月30日管理人收到原告提出的上述《对债权审核意见的异议书》，并于2020年5月6日作出《债权异议回复意见》。《债权异议回复意见》载明：管理人认为，原告未提供《法律顾问合同》以及《委托合同（0929之一）》《委托合同（0929之二）》《委托合同（1211）》《委托合同（1205）》项下的全部服务，管理人不能对原告申报的债权进行确认，更不能确认为共益债权。另查：据原告的律师樊桂生与管理人工作人员杨斯浩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3月15日原告与杨斯浩添加为微信好友。2019年3月25日、2019年4月16日分别进行了语音通话。2019年4月16日语音通话后，杨斯浩问“樊律师您好，请问案件案号您是否知道？”樊桂生答“他没说，只聊开庭传票的事。”杨斯浩接着问“好的，请问开庭传票等资料是退回法院了吗？”樊桂生答“我告诉他破产受理的事后，他让管理人打这个电话联系他（传票是寄单位的/他说单位和黄的却退回/黄并注明已退休）”以及“应该是这近期的事。还是约束下留守人员好些。”之后双方又进行了语音通话。之后，樊桂生表示“刚联系上蔡睿，让他注意下文件收发及相互衔接配合的问题。”2019年4月17日，樊桂生表示“杨律下午好，和中院（黄剑鸣案）联系上了吗？”杨斯浩回答“樊律师您好，已联系上了。”樊桂生回复“保持联系，祝顺利”。2019年4月18日双方进行了语音通话。2019年4月24日杨斯浩问“樊律师下午好，请问黄剑鸣案件报社与您有签订合同吗？”樊桂生对此未回复，但双方此后进行了语音通话。2019年5月7日樊桂生向原告发送“62620735苏法官越秀房管局与报社申请再审案”，杨斯浩回复“收到”。2019年5月11日，樊桂生向杨斯浩分享了内容为（2018）粤0104民初9596号的一个文档，2019年5月14日杨斯浩回复“收到……如果您这边找到更多关于越秀房管系列案件或其他案件的资料，麻烦您都发一下给我们，以便于我们了解报社的历史和情况。”樊桂生回复“好的”。同日，樊桂生发送消息表示“杨律好，我这边的费用（情况早就发过给刘律，数额不大）应该是必要费用或破产费用的范畴吧？烦请你们能够研究下及时解决”，杨斯浩回复“我们会尽快研究后回复您，也麻烦您找找看是否还有案卷资料可以提供给我们”，樊桂生接着回复“我存档的都是复印件，我们日常办案都不接受原件，报社那边原来因为人员变动频繁，资料都不齐全。”杨斯浩对此回复“如果您这边有复印件也可以扫描后提供给我们。”2019年5月17日樊桂生问“我们所与报社委托合同是否及怎样履行的事，麻烦杨律念同行之份，尽量早点商量一下。”杨斯浩回复“明白，我们尽快给您答复”。2019年5月31日樊桂生问“刚才我们所里财务找我，问起去年报社被受理破产前已开出发票的部分，尚有16000元未付款怎样处理?大家同行希望相互理解支持下。本身来说，我与报社这些事是管理人权限内的，且主要债权人都会理解。望早些处理。”杨斯浩回复“好的，这几天事情太多，我们会尽快在这几天内给您回复意见。”2019年6月3日樊桂生发送了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寄出的“2018-38367、38368”案的中止裁定的信封图片以及裁定书图片。2019年6月3日，杨斯浩回复“收到，谢谢樊律师。另外，经过研究，管理人决定根据《破产法》第十八条之规定解除报社与您之间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全部法律服务合同，您如因上述合同解除产生损失的可以损害赔偿请求权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我们会将全套的债权申报材料一并寄给您，您按要求填写后向我们申报债权，申报债权时也麻烦您将您那边的案卷全部交接给我们。”樊桂生接着问“请教一下，解除委托产生的损害赔偿，是否可明确是债务人财产致人损害所产生的债务？”以及“或者说，是共益债务？”杨斯浩对此未予以回复。同日，杨斯浩问“樊律师，请问（2018）38367和38368是不是均中止审理了？”樊桂生回复“我在外边，这是前台发我的。我明天问一下”。2019年6月10日樊桂生向杨斯浩发出了“关于解除律师委托代理合同的异议”的内容。据原告的律师樊桂生与管理人工作人员刘敬华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3月15日樊桂生与刘敬华添加为共同好友。2019年3月16日樊桂生向刘敬华发送了（2018）粤01民初451号文书的文档，并表示“这是关于粤港大厦24-25层正在高院审理中的一审判决书。该判决书中对粤港大厦合建过程及现状的描述是全面的。先研究下这份文件，大致可把握粤港大厦的情况。我有空会把相关材料分缓急整理发您。”刘敬华回复“谢谢。”2019年3月18日刘敬华表示“请您与民报签署的各项合同及您正在代理的案件情况、进度、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写一个报告给管理人，并请于本周三前给到管理人。”樊桂生回复“收到，好的”并之后向原告发送了“（管理人）简报”。工作简报列明了：1.原告与《民营经济报》社的常年法律顾问合同；2.越秀区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两件合资开发房地产纠纷案的情况；3.与原告报社公告部主任黄剑鸣的劳动争议纠纷上诉案的情况；4.案外人执行异议上诉案的情况。同日，樊桂生还向刘敬华发送了案号为（2018）粤0104民初38367号案的受理案件通知书以及（2018）粤01民初451号案的上诉状。2019年3月25日樊桂生向刘敬华发送了名称为“（越评）关于”的文档，并表示“刘律师早上好，这份复函及附资料可否盖章及提交越秀法院？如可以，则我按约时间去办。”刘敬华对此并无回复。2019年6月10日樊桂生向刘敬华发出了“关于解除律师委托代理合同的异议”以及“执业豁免申请书”。2019年8月14日樊桂生向刘敬华发送了“（函复）管理人”的文件。刘敬华对上述6月10日以及8月14日的内容以及文件均未予以回应。据原告的律师樊桂生与被告留守的工作人员蔡睿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3月4日樊桂生问“你是不是民营报留守？越秀法院问一些情况。”蔡睿回复“是留守”以及“有事可以现在告诉我，正好向领导汇报”。樊桂生接下来表示“越秀法院评估的事。当时抽签是邹亮辉去的。现在，评估公司需要报社补充些材料（具体的材料要求，我已要求法院书面寄给我）。到时找你配合协助查找。烦你做好查找准备，应该都是与粤港大厦有关的资料。”蔡睿回复“好的”。樊桂生还问“另外，烦请示下领导们，顾问费年前已付20000元，欠付16000元，发票去年还开齐。欠付的何时支付？”蔡睿回复“这个你不早点说？已经开完会了，我找机会再去请示一下。”樊桂生接着回复“负责的案件主要有：⑴越秀法院正在进行的追讨代垫土地出让金，和应分房屋面积不足额的补偿。⑵省高院对24-25层的权利确认。⑶黄剑鸣案。等法院通知需补充资料明细，主要是权属证明，价值确认方面的资料。省院这边待通知后另告知。这三案有一定的胜诉概率。”2019年3月6日蔡睿发送消息“我记得你上次给我发过一个去年的述职报告，还能发给我一下吗？”樊桂生问“总结？”蔡睿回复“是的”，接着樊桂生向原告发送了名称为“常年法律顾问年度总结报告”的文档。2019年3月12日，双方进行了语音通话，之后樊桂生发送了名称为“补充资料函”的文件图片以及越秀区人民法院的送达回证。之后双方又于2019年3月13日、14日进行了语音通话。2019年3月15日樊桂生问“能否把破产受理裁定书及指定管理人通知书寄越秀法院一份？我可能来不及过你那里。”蔡睿回复“我在报社”。同日，樊桂生又问“蔡主任你好，鉴于在越秀法院追索中南公司债权的诉讼正在进行中，按法律规定基层法院的一审诉讼在破产受理后应中止并移交的。但越秀法院仍要求提供补充鉴定材料。因管理人已进场，可否将破产受理裁定及指定管理人通知书寄越秀法院告知此事，由两个法院自行调处？望及时告知。”但蔡睿对此并未回复。之后樊桂生表示“我上午在越秀法院，待会就过来……”3月15日晚上樊桂生向蔡睿发送了PDF格式的文档，并表示“这份是黄案二审的合同”，蔡睿回复“好的，我再找找，应该我们这里也会有。”樊桂生回复“欠一万未付”以及“这个加顾问1万6，都是留余额给我难受”。2019年3月18日，蔡睿问“蔡律师，你管的这几个案子有详细的资料吗？”以及“我负责的案件主要有：⑴越秀法院正在进行的追讨代垫土地出让金，和应分房屋面积不足额的补偿。⑵省高院对24-25层的权利确认。⑶黄剑鸣案。”樊桂生回复了一张与刘敬华沟通的截图，截图内容为刘敬华表示请樊律师就与民报签署的各项合同及正在代理的案件情况、进度、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写一个报告给管理人，并请周三前给到管理人。2019年3月25日蔡睿表示“广东中南建设有限公司与广东粤安实业有限公司、《民营经济报》社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一审案号：（2018）粤01民初451号）、黄剑鸣诉《民营经济报》社劳动争议一案（一审案号：（2017）粤0104民初23223号）都已进入二审阶段，希望麻烦您问一下樊律师二审的案号是多少？”以及“樊律师，这个案子你有相关资料吗？”“主要是需要提供后续上诉的资料”，樊桂生回复“通过一审法院传递上诉材料和委托手续的，二审法院未通知”，蔡睿接着问“通过一审法院传递上诉材料和委托手续的，管理人需要相关材料”，樊桂生回复“已发给他们负责人”。2019年3月28日樊桂生表示“越秀法院评估的事，我已问过管理人，但至少未有明确答复。因为越秀两案未来执行的现金，这千多万对报社职工安置十分有利。到底怎样答复，拖不是办法。或暂停提交或答复提交？你若方便时也催一下，因为这于你们的安置有益。”以及“由中院直接对越秀沟通最好”与“留守者，对集团，对职工，能做些有益的事，将是功德无量。”2019年4月16日双方进行过语音通话。2019年8月12日，樊桂生问“蔡主任你好，因为我们的律师费尚未收讫，所以我们也是破产案的债权人，我们收到管理人关于陈瑀仲裁案的报告，说你的调查的情况或得不到支持。我们也不知道会否有连锁反应，也希望与集团表态一致。方便时回个话。”蔡睿回复“我现在不再留守了。已经离开了。”2019年1月6日原告作为《民营经济报》社的代理人向法院提交了（2018）粤0104民初38367与38368号案的评估申请书。2020年1月14日，管理人的工作人员作为《民营经济报》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本院参加了（2018）粤0104民初38367与38368号案（对应《委托合同（0929之一）》《委托合同（0929之二）》）的第二次开庭审理。2020年2月19日管理人向本院提出（2018）粤0104民初38367与38368号案的评估申请，申请法院委托评估机构对广州市龟岗大马路2-14号（新编6号）粤港大厦西塔17-23层写字楼的市场价格（包括单价）进行评估。2019年7月9日，管理人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2019）粤民终255号案（对应《委托合同（1211）》）的延期开庭的申请，并主张于2019年7月25日提交该案书面代理词。2019年9月9日，管理人的工作人员作为《民营经济报》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了（2019）粤01民终4556号案（对应《委托合同（1205）》）的庭询，管理人还主张于2019年9月20日提交了该案的代理词以及庭后核实情况的说明；2019年9月26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01民终4556号案的判决，判决记载《民营经济报》社的代理人为《民营经济报》社管理人的工作人员。再查,原告对被告答辩所述已付、未付合同款的金额予以确认，即《法律顾问合同》尚余2018年度的律师费16000元未付;《委托合同（0929之一）》余该合同约定的“在领取一审判决书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律师费26000元”未付;《委托合同（0929之二）》余该合同约定的“在领取一审判决书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律师费20000元”未付;《委托合同（1211）》余该合同约定的“若二审结果能驳回中南公司的上诉请求，或者至少能明确共有粤港大厦加建部分即24-25层，或被告拥有不低于一半（含一半）所有权，即被告在裁决后3个工作日内另行支付乙方律师费72000元，达不到该结果则无需奖励”的律师费72000元未付;《委托合同（1205）》余该合同约定的“在领取开庭通知的法律文书（含网络文书）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律师费10000元，以及若被告的执转破被裁定受理，则无条件立即支付未付律师费”项下的10000元律师费未付。原、被告双方确认：《委托合同（0929之一）》《委托合同（0929之二）》项下的（2018）粤0104民初38367与38368号案，以及《委托合同（1211）》二审（2019）粤民终255号案均尚未有审理结果。原告表示，其已履行合同的情况以及被告仍应支付余下律师费的理由如下：1.关于《法律顾问合同》，被告被裁定受理破产清算后，原告始终在跟踪所代理的（2018）粤0104民初38367与38368号案的情况，包括评估的提出以及评估资料的补充，并配合管理人对被告留守人员的约束和管理。2019年6月之后未能履行合同系管理人不当解除合同所致，且因原告与被告签订《法律顾问合同》就无法与被告的关联企业以及原告签订代理合同，故仍主张剩余未付的16000元。2.关于《委托合同（0929之一）》《委托合同（0929之二）》，原告完成了提起诉讼、提交证据的代理行为，参加（2018）粤0104民初38367与38368号案第一次庭审，提起评估申请，收取法院的应诉通知的工作，被告被裁定受理破产清算后，原告就评估的事宜与法院进行沟通和衔接，直到5月份管理人向法院递交了中止审理的申请。上述两份合同，原告已履行代理事务占90%左右，被告不当解除合同，应视为没有到期的债权已经到期。3.关于《委托合同（1211）》，原告提交了（2018）粤01民初451号案的二审（2019）粤民终255号案的书面答辩意见给法院，二审开庭是在2019年6月之后，虽二审开庭是管理人的工作人员刘敬华完成，但开庭之前刘敬华让其助理给原告打电话，让原告告知其如何应诉。该合同对应的案件已经历时七八年，在中院以及高院进行了六次审理，第三人提起的上诉与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判例是一样的，所以原告预测到提起上诉一定会取得第二笔律师费所约定的支付条件的结果，所以被告应支付全部的律师费。4.关于《委托合同（1205）》，在执转破审查期间，原告代理了（2017）粤0104民初23223号案的二审上诉，二审案号（2019）粤01民终4556号案，裁定受理破产清算后，原告将二审代理意见告知了杨斯浩和刘敬华，中院将二审的文书寄送给被告，但全部邮寄都退件，原告代理律师樊桂生就在当天联系被告的留守人员让他们注意收文的事情。原告认为：原告一直在正常履行合同，被告的上级管理部门也曾要求原告继续履行，但对此并无证据证实，2019年3月18日蔡睿也在微信中提到“樊律师你管的几个案子”，可知原告一直在正常履行合同，本案系管理人不当解除合同，才导致原告无法履行全部合同；管理人向原告发出解除合同通知的同时，提出了执业豁免申请书，但至今未收到回复，导致原告可获得的利益发生损失。据此依据《破产法》第四十二条第（一）、（五）项，应认定本案债务为共益债务。被告对此认为：1.原告所述其关于《法律顾问合同》的履行内容，不属于《法律顾问合同》项下的服务内容；原告关于其与刘敬华、杨斯浩的沟通，以及询问下一步工作安排，均属于管理人进入破产企业后进行的工作交接，不能认定为管理人同意继续履行合同；根据《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三点管理人制度的完善中的第11点的规定，管理人聘用其他人会产生费用的负担，管理人也是属于律师行业，因此关于破产企业的法律事务应由管理人自行处理，且被告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没有常年法律顾问的需求，管理人不属于不当解除合同；不能与关联企业以及员工签订代理合同不属于原告因管理人解除合同而遭受的实际损失。2.关于《委托合同（0929之一）》《委托合同（0929之二）》，没有履行期限的债权视为到期是指附履行期限的债权，主要是借款类债务；虽然合同约定是在领取一审判决后才支付，但实际意思是应履行一审判决之前所有的法律服务才能获得最后一期的款项，目前（2018）粤0104民初38367与38368号案尚未有审理结果，且后续第二次开庭以及配合评估的事宜都是由管理人完成的，原告已完成的工作只占比30%，原告未提供后续服务不应获得相应服务内容的报酬。3.关于《委托合同（1211）》，二审答辩意见显示加盖的是被告的公章，在二审开庭前咨询原告是管理人了解案件的情况，且原告并未提供完整的一审材料供管理人应诉，一审材料还是管理人在中院阅卷才取得；且该二审案件还在审理中。4.关于《委托合同（1205）》，原告提到的退件事宜，管理人确实是从原告处得知，后续管理人知道该情况后也与法院主动进行了联系，依法参加了庭审并取得生效判决。对于原告主张共益债务的意见：蔡睿提到原告管理的案子真实意思是说明该案件是由原告代理，并不是要求原告继续代理，被告的上级主管部门也并未要求原告继续履行代理合同，管理人并未不当解除合同；原告需要遵守的律师防止利益冲突的规则是相关部门出台的行业规范，并非合同项下对其特殊的约束，且早日解除合同，原告也可以早日达到限制的期限和条件，不会为原告造成更多损失，管理人一直主张按量计费。因双方上述争议，引发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之一为《民营经济报》社管理人有否在《民营经济报》社被裁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要求原告继续履行《法律顾问合同》《委托合同（0929之一）》《委托合同（0929之二）》《委托合同（1211）》《委托合同（1205）》。《破产法》第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对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有权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并通知对方当事人。管理人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二个月内未通知对方当事人，或者自收到对方当事人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未答复的，视为解除合同。管理人决定继续履行合同的，对方当事人应当履行；但是，对方当事人有权要求管理人提供担保。管理人不提供担保的，视为解除合同。”2019年3月7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01破87-1号《民事裁定书》，受理《民营经济报》社的破产清算申请，案涉五份合同此时均未履行完毕，故管理人有权决定解除或继续履行案涉五份合同。原告主张一直在根据管理人的指令继续履行案涉五份合同，管理人对此予以否认，且目前并无管理人明确表示要与原告继续履行案涉五份合同的书面证据。管理人的工作人员刘敬华、杨斯浩与原告的微信沟通往来的内容，均系管理人为完成接管被告的工作与原告的代理律师进行的沟通，以了解原告作为被告的法律顾问以及代理人已完成代理工作的情况、目前的工作进度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并就相关工作与原告进行交接，以便后续与法院进行对接，故上述微信沟通的内容不能视为管理人的工作人员作出了要求原告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思表示和指令。况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九十二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故在被告被裁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甚至合同解除后，原告作为被告的代理人仍有通知以及协助等义务，原告在接收到法院的通知、要求或文件资料后，有义务转告知或转交给管理人或被告的留守人员，并提供相应的协助工作，以便管理人接管被告后顺利开展后续工作。故，原告主张其与刘敬华、杨斯浩以及蔡睿的微信沟通记录可证实其在继续合同的意见不能成立。管理人未于《民营经济报》社2019年3月7日被裁定受理破产清算的两个月内通知原告继续履行，在原告2019年5月17日向管理人的工作人员杨斯浩催告“原告与报社委托合同是否及怎样履行的事”之后，已于30日内，即2019年6月6日向原告发出《通知书》，告知原告管理人决定解除案涉五份合同，故原告主张管理人要求原告继续履行合同的主张不能成立，案涉《法律顾问合同》《委托合同（0929之一）》《委托合同（0929之二）》《委托合同（1211）》《委托合同（1205）》均已于发出《通知书》后解除。本案争议焦点之二为原告是否有权取得《法律顾问合同》《委托合同（0929之一）》《委托合同（0929之二）》《委托合同（1211）》《委托合同（1205）》项下剩余未付的律师费。1.《法律顾问合同》约定，合同期限暂定为两年，按年收费，顾问费每年36000元，自2017年12月1日起生效，第二年自2018年12月1日起生效和收费。原告已经取得被告支付的第二年的顾问费20000元，已足以覆盖2018年12月1日起至2019年6月6日《法律顾问合同》解除之日止原告应取得的顾问费用，原告未履行《法律顾问合同》剩余期间的合同义务，主张支付剩余16000元顾问费用没有依据。2.《委托合同（0929之一）》及《委托合同（0929之二）》均约定：代理期限至一审判决时止，最后一笔律师费在“领取一审判决书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直至管理人2019年6月6日与原告解除上述两份合同，上述两份合同对应的诉讼案件（2018）粤0104民初38367与38368号案均尚未有审理结果，且由上述两份合同最后一笔律师费支付的条件“领取一审判决书后3个工作日内”可知，原告只有提供了（2018）粤0104民初38367与38368号案一审期间的全部代理工作，才可取得合同约定的全部律师费用。至管理人2019年6月6日与原告解除《委托合同（0929之一）》及《委托合同（0929之二）》，原告仅完成了提起诉讼、参与第一次庭审，向法院递交评估申请等工作，而（2018）粤0104民初38367与38368号案之后还进行了第二次庭审并实际开展了评估工作，解除《委托合同（0929之一）》及《委托合同（0929之二）》后的应诉工作均系由管理人完成，且由于案件至今尚未有审理结果，可知后续仍有应诉工作需由管理人完成。《委托合同（0929之一）》的律师费总额为80000元，原告已经取得54000元，《委托合同（0929之二）》的律师费总额为60000元，原告已经取得40000元，可知原告已取得的律师费足以覆盖原告已提供服务的工作量。故在《委托合同（0929之一）》及《委托合同（0929之二）》已解除的情况下，原告主张其还应取得《委托合同（0929之一）》及《委托合同（0929之二）》最后一笔律师费26000元与20000元的请求不能成立。3.《委托合同（1211）》约定，原告接受被告的委托，作为被告在（2018）粤01民初451号案的二审（2019）粤民终255号案的代理人，并约定“若二审结果能驳回中南公司的上诉请求，或者至少能明确共有粤港大厦加建部分即24-25层，或被告拥有不低于一半（含一半）所有权，即被告在裁决后3个工作日内另行支付原告律师费72000元，达不到该结果则无需奖励”的律师费72000元未付”。各方确认该合同对应的二审案件（2019）粤民终255号案尚无审理结果，可知至管理人与原告解除《委托合同（1211）》之前，该72000元律师费支付的条件尚未成就。另外，原告已取得《委托合同（1211）》的律师费金额为48000元，而原告作为被告的代理人就该《委托合同（1211）》仅提供了提起上诉以及递交二审答辩意见的工作，其已取得的律师费也足以覆盖原告的工作量。故原告主张应还取得上述72000元律师费的请求不能成立。4.《委托合同（1205）》约定的代理期限至二审判决时止，可知原告取得该合同项下的全部律师费应以原告提供了二审案件的全部代理工作为前提。而2019年9月9日管理人还参与了该案件的庭询，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直至2019年9月26日才作出判决，《委托合同（1205）》对应的（2019）粤01民终4556号案在管理人与原告解除合同时仍未审结，即原告并未提供该《委托合同（1205）》项下的全部代理工作。虽《委托合同（1205）》约定了被告执行转破产被裁定受理的情况下，应无条件向原告支付剩余未付的10000元律师费，但在原告并未提供《委托合同（1205）》项下全部代理服务的情况下，如按该条款的约定确认债权，必将损害被告其他债权人的利益，违反了订立及履行合同应遵守的公平原则，也与《破产法》规定的“公平清理债权债务，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的立法精神不相符，故原告主张仍应取得该合同未付尾款10000元的理由不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发生的下列债务，为共益债务：（一）因管理人或者债务人请求对方当事人履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所产生的债务；……（五）管理人或者相关人员执行职务致人损害所产生的债务；……”由本院上述分析可知，管理人在《民营经济报》社被裁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并未要求或指令原告继续履行《法律顾问合同》《委托合同（0929之一）》《委托合同（0929之二）》《委托合同（1211）》《委托合同（1205）》，管理人与原告解除上述五份合同依法有据；原告主张其应取得《法律顾问合同》《委托合同（0929之一）》《委托合同（0929之二）》《委托合同（1211）》《委托合同（1205）》的未付尾款共计144000元的理由不成立，管理人对上述五份合同项下的债权不予确认依法有据。至于原告另外提到的其因《法律顾问合同》的签订，无法与被告的关联企业或员工签订代理合同产生的损失，并不必然发生，且与管理人履行职务并无因果关系，本院对原告该主张不予采信。综上，管理人履职并无不当，也并未对原告造成损害，原告要求确认《法律顾问合同》《委托合同（0929之一）》《委托合同（0929之二）》《委托合同（1211）》《委托合同（1205）》的未付尾款共计144000元属于破产共益债权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条、第四十二条第（一）项、第（五）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810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不服本判决确定的金额部分为标准计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王丽娟人民陪审员  任 聪人民陪审员  薛瑞仪二〇二一年一月七日本书记员张英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