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4民初16280号原告：李超，男，1990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被告：广州市惠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芙蓉平步大道66之二02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57804873XQ。法定代表人：陈朝到，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骆俊麒，广东广信君达（花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建波，男，1987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原告李超与被告广州市惠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通培训公司）、郑建波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超、被告惠通培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骆俊麒及被告郑建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共同退还李超驾驶培训等费用6168元；2.两被告支付本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李超与郑建波为邻居关系，李超分两笔向郑建波支付6168元用于C2驾驶证培训服务，郑建波保证30天内快速拿到驾驶证，双方没有签名书面的合同。后经查询，李超被安排挂靠韶关市曲江区裕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韶关裕通公司）进行驾驶证培训。2019年11月22日，李超在韶关考试通过科目一。2019年11月25日，经过网络查询，李超发现郑建波不是韶关裕通公司的教练员，实际为惠通培训公司教练员，故要求郑建波退款，但郑建波一直不退款，故起诉至法院。惠通培训公司辩称，1.本案系教育培训服务合同纠纷，根据民事起诉状中的陈述以及提交的证据显示，2019年11月12日，李超与郑建波以口头形式订立合同，双方形成教育培训服务合同关系。该合同的签订主体为李超与郑建波，并非我方，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应由郑建波承担合同义务。2.本案中不存在表见代理的情况。郑建波系以其自身的名义与李超签订合同，李超也自称是因双方为邻居关系存在信赖感而与郑建波签订合同；期间郑建波并未向李超提供任何证据材料导致李超有足够理由相信郑建波系代理惠通培训公司与其订立合同。反而相关证据可以显示李超与郑建波订立合同及接收培训服务时，已经明知其通过韶关裕通公司报名参加考试。3.2019年12月19日，惠通培训公司才与郑建波之间签订协议，形成教练车承包关系，双方之间的合作模式为：郑建波在惠通培训公司为其所招收的学员报名入表、向惠通培训公司缴纳固定金额的服务费后，惠通培训公司向郑建波及其学员提供签订培训合同、开具发票、车辆管理、约考缴费等相关服务。郑建波从未将李超报名入表至惠通培训公司处，也未将李超缴纳的费用交至惠通培训公司，李超的学籍也并非登记在惠通培训公司处而是登记在韶关裕通公司，可见郑建波的合同权利义务仍由其自身或者韶关裕通公司享有，并未转移至惠通培训公司。郑建波辩称，1.涉案合同发生时，郑建波跟惠通培训公司尚未签订承包合同，郑建波于2019年11月底才挂靠惠通培训公司，故本案与惠通培训公司无关。2.李超在报名时已知晓需要到韶关考试，郑建波一方已经为李超提供驾驶员培训服务。李超系通过郑建波朋友圈知晓报名事宜，而朋友圈内容已经载明是韶关版，故李超已经明知报名需要到韶关考试。李超于2019年11月12日向郑建波个人报名，22日已经成功考过科目一，考试时也有录制视频，通过科目一后，李超直接向郑建波支付尾款进入培训期间，由郑建波对李超进行驾驶员培训，当时由郑建波个人对他进行培训。在培训过程中，郑建波要求李超从基础练起，李超要求进行后续的培训，郑建波按照李超的要求对其进行倒车入库的培训，因李超未达到郑建波提出的训练标准，郑建波训斥李超“连虚线都记不住，怎么有那么蠢的人”，双方因此产生矛盾，后郑建波委托另一名教练自2019年12月起对李超进行驾驶员培训，一直培训到2020年9月中旬。因李超对科目二没有信心，要求直接进行科目三的考试，郑建波一方按照李超的要求进行了科目三的培训，后李超于2020年1月7日参加科目三的考试，但没有通过。2020年疫情期间，郑建波一方停止了对李超的培训，更加引发其不满，后于5月份开始恢复培训。5月份的时候虽然放开考试，但是大多数学员都害怕，不愿意考试。后面允许进行异地考试，郑建波与李超协商将其培训学籍由韶关转回花都，后学籍档案转回花都，但是学时没有迁移成功，郑建波要求李超补交学时基本费用500元，但是李超不同意补交，双方矛盾加剧。3.郑建波跟韶关裕通公司为代招生关系，即郑建波为韶关裕通公司招生，向考生收取培训费后会将相应的费用交给惠通培训公司。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李超与郑建波为邻居关系。2019年11月12日，李超通过微信向郑建波报名参加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并支付2668元，郑建波回复“已报考自动挡，学费5500元，包体检500元、保险168元，合计6168元，现实收2668元”，李超询问郑建波在哪里上班，郑建波回复“惠通驾校也去，自己的场地也去”，李超要求郑建波发送具体的定位，郑建波发送地址为“广州市花都区曙光路”、名称为“广州市民德科技有限公司”的定位。后李超顺利通过机动车驾驶人科目一的考试，并于2019年11月24日向郑建波支付尾款3500元。郑建波于2019年12月9日对李超进行机动车驾驶员的培训，双方在培训的过程中产生分歧。双方均确认李超已参加了机动车驾驶人科目一及科目三的考试，其中科目三系于2020年1月7日在广东省参加考试，但未顺利通过。李超认为郑建波不具备机动车驾驶教练员的资格，且未对李超进行机动车驾驶员的培训，而郑建波的机动车驾驶教练员资料及郑建波的回复，均显示郑建波所属的驾校为惠通培训公司，故要求郑建波、惠通培训公司共同返还培训费用6168元。为证明其主张，李超提供了如下证据：1.机动车驾驶教练员证书查询系统的截图，显示郑建波不具备机动车驾驶教练员的资格；2.广东省驾驶培训公众服务网的教练员查询截图，显示郑建波所属的驾校为惠通培训公司，入职日期为2019年11月14日；3.广东省驾驶培训公众服务网关于李超的机动车驾驶人情况查询截图，显示李超报名参加机动车驾驶人考试的时间为2019年11月14日，报名的驾培机构为韶关裕通公司，培训进度中的四部分完成进度均为未完成，且完成学时短，学时审核结果中记载的教练员为欧某秀，教练车为粤F55**学；4.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截图，显示郑建波因其他案件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郑建波认为其对李超进行了足够学时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且系李超个人原因不同意继续进行培训，故不同意返还培训费用。为证明其主张，郑建波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李超与郑建波委托的机动车驾驶教练员分别于2019年12月5日、12月9日、12月12日、12月14日、12月27日及2020年1月1日、1月3日、1月4日、5月8日、5月10日、9月18日进行了练车事宜的协商，并由该教练员多次对李超进行了驾驶员培训。惠通培训公司认为涉案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与其无关，不应由其承担返还责任。为此，惠通培训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郑建波与惠通培训公司于2019年12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惠通培训公司提供一台教练车，由郑建波承包经营作为汽车驾驶培训教学之用，郑建波不属于惠通培训公司员工，不享受惠通培训公司职工待遇，双方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双方对合作收益按约定进行分配；2.惠通培训公司员工的社保申报明细表，记载的员工不包括郑建波；3.郑建波出具的声明，载明其自2019年11月19日起在惠通培训公司承包教练车，但违反公司规定，招收外地班学院，违规行为系郑建波的个人行为，与惠通培训公司无关。庭审中，郑建波确认：1.在李超向郑建波报名参加驾驶员培训时，郑建波尚未取得机动车驾驶教练员的资格；2.郑建波在对李超进行驾驶员培训时，没有正规的训练场地，亦没有教练车，系采用私家车进行培训，每次培训均在花都，考试前一天用正规教练车在考点进行培训。李超明确表示不愿意继续履行合同。本院认为，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教育培训服务合同的相对方具体为谁；二、李超要求返还培训费是否成立。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虽然李超的机动车驾驶人情况详情显示其报名的驾培机构为韶关裕通公司，但并没有证据显示李超与惠通培训公司达成了教育培训服务的合意。从认定的事实可以看出，李超通过郑建波报名了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并向郑建波支付了培训费，且从郑建波自认的事实来看，系郑建波或其委托的教练员在广州市花都区使用私家车对李超进行驾驶员培训，考前在考场进行模拟训练，并未有证据显示惠通培训公司参与了对李超的驾驶员技能培训，郑建波虽抗辩其为韶关裕通公司的员工，收取的培训费亦交付韶关裕通公司，合同相对方实为韶关裕通公司，但郑建波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故对其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李超虽主张郑建波在其报名时告知所在的驾校为惠通培训公司，但根据双方的微信聊天内容，郑建波回复惠通培训公司和自己的场地均有去，结合李超接受培训及考试的地点均不在惠通培训公司场所内，亦无证据显示李超接受了惠通培训公司提供的教育培训或惠通培训公司从中获益，故李超主张惠通培训公司亦为合同的相对方，理据不足，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李超与郑建波虽未签订书面的合同，但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教育培训服务合同关系。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李超主张其未接受郑建波提供的驾驶员培训，郑建波认为其对李超进行了足时的驾驶员技能培训。对此，本院论述如下：根据郑建波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郑建波委托的教练员对李超进行了多次的驾驶员技能培训，李超主张其未接受培训，明显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按照一般人的常理及驾驶员技能培训的市场惯例，在学员报名驾驶员技能培训并缴纳培训费后，提供驾驶员技能培训的一方，需要一直提供教育培训直至学员取得驾驶员资格，现李超仅参加了科目一、科目三的考试，且科目三未顺利通过，李超尚未取得驾驶员资格，郑建波主张其对李超进行足时的培训，亦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郑建波在接受李超的报名后，理应为李超提供教育培训直至其获得驾驶员资格，但鉴于本案的教育培训服务具有一定的人身属性，李超明确表示不愿意继续接受郑建波提供的培训教育，故涉案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本院综合考虑李超已接受教育服务的情况、驾驶员资格考试必然支出的费用情况及双方的过错程度，酌情确定郑建波向李超返还培训费2500元。对李超诉请超过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郑建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超返还培训费2500元；二、驳回原告李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元，由原告李超负担15元，被告郑建波负担1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尹 琪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骆雪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