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鲁16民终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小军，男，1979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智泉，男，1964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上诉人王小军因与王智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1602民初832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王小军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1602民初832号民事裁定，依法指令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进行审理；2.因本案所发生一切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裁定认定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系银行卡纠纷。上诉人不是适格主体是错误的，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应系民间借贷纠纷，上诉人系适格主体。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王智泉先后两次向上诉人王小军出具借款证明。明确表示借款对象为上诉人王小军。借款方式：使用交通银行信用卡额度资金，借款金额为1万元。被上诉人王智泉负责偿还。被上诉人王智泉有借款并偿还的意思表示。上诉人王小军两次接受被上诉人王智泉出具的证明，表明其有出借资金的意思。双方具有借贷的合意。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应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1.对上诉人王小军来说，其是将信用卡上的资金或者许可范围内的透支款借给被上诉人王智泉的行为：对被诉人王智泉来说，其是使用他人信用卡上的资金或者是在信用卡所允许的透支范围内进行透支的行为。被上诉人使用上诉人信用卡透支后，上诉人有权要求被上诉人认还同等数额的款项，被上诉人有义务返还上诉人同等数额的款项，这种行为完全符合借贷行为的特征，与一般的借贷行为无异，仅在标的物的交付上表现为交付标的物的载体—信用卡。而不是直接交付标的物—现金本身。这种不同的交付方式不能改变双方行为的性质。就双方的行为性质而言，其应是一种合同行为。2.借用信用卡的行为并非是当然无效的合同行为。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合同无效必须属干以下五种情形之一：(1)一方以款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借用信用卡的行为，如果双方是在平等、自愿的原则下进行的，则不可能违反(1)、(2)、(3)、(4)的规定。另外，目前尚无一部法律、法规对这种行为予以明确禁止，因而，原则上说，借用信用卡的行为是一种有效的合同行为。3.在有关信用卡的规章与管理规定中也并未将借用行为定性为违法行为。《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59条规定：“持卡人出租或转借其信用卡及其账户的，发卡银行应当责令其改正，并对其处以1000元人民币以内的罚款(由发卡银行在申请表、领用合约等契约性文件中事先约定)。该条规定虽然禁止持卡人出租或转借其信用卡及其账户，并授予发卡银行对这种行为处以罚款.但又要求须在契约性文件中事先约定。这就表明，持卡人出租或者转借信用卡的行为只是一种违约行为，对这种行为的罚款也只是一种民事性罚款，而非行政性罚款。而且，这种出租或者转借行为是相对而言的。即相对于发卡银行来说，持卡人是违约了。但并不意味着，作为信用卡的借用人对发卡银行也违约了，因为其与发卡银行并无直接的法律关系。另外，应当注意的是《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的颁布主体是中国人民银行，其只是部门规章，而非法律、法规，因而，这条规定也不是强制性的法律、法规。换言之，持卡人将信用卡及其账户借给他人使用的，其结果只是持卡人违约，而持卡人与他人之间的借用信用卡行为则仍然有效。《中国建设银行龙卡贷记卡章程》(银监复(2003)28号批复)的有关规定更是表明了这一点。该章程第41条规定：龙卡贷记卡只能由持卡人本人使用，因出租、转让或转借龙卡贷记卡而导致的经济责任及产生的风险损失由持卡人承担。”换言之，出租、转让或转借信用卡的行为后果是，有关的经济责任及产生的风险损失由持卡人承担。银行仍然向持卡人主张有关权利。而并不向实际使用人主张权利，至于出租、转让或者转借行为本身，则并不当然无效。4.从利益的角度来看，借用信用卡的行为并不损及发卡银行的利益。持卡人将信用卡借给他人使用后，其对发卡银行仍然承担偿还透支款的责任。这种责任不因其未使用而消失。从法律关系的角度来看，发卡银行与持卡人之间基于发行使用信用卡而产生一种民事合同关系。持卡人与实际信用卡借用人基于借用信用卡而产生一种民事合同关系。这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彼此独立，因而责任也各自独立。借用人只对持卡人承担偿还借款的义务。持卡人则对发卡银行承担偿还借款的义务。对持卡人来说，其将信用卡密码或者身份证借用给他人，即表明其同意借用人的使用，并由自己对银行承担偿还借款的责任。对银行来说，其只须向持卡人主张权利即可，而无须向借用人主张权利。对银行来说，无论借用行为是否发生，均视为是持卡人在使用信用卡。故借用行为发生与否不会增加其追索透支款的难度和风险，也不会危及其利益。如《中国建设银行龙卡贷记卡章程》第43条规定：“持卡人应妥善保管和正确使用密码：不应将密码透露给任何他人。凡使用密码进行的交易.发卡银行均视为持卡人本人所为。因密码保管或使用不当而导致的损失由持卡人本人承担。”因此，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被上诉人未按约定偿还欠款，损害了上诉人的人身和财产权益，导致上诉人信用受到损害：给上诉人造成了直接的经济损失，使得上诉人欠付银行款项，根据上述及合同的相对性，上诉人系适格主体。被上诉人有义务按照约定及承诺向上诉人偿还或向上诉人偿还后由上诉人偿还发卡银行或直接将款项转至涉案发卡银行方式偿还上诉人。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六条和第一百七十九条、《合同法》二百零六条和二百零七条及《民事诉讼法》一百四十二条等，上诉人有权要求被上诉人偿还相应款项和赔偿给其造成的损害。综上，一审法院对事实性质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望二审法院能够查明事实真相，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王智泉辩称，2016年上半年，我与上诉人投资理财，王小军投资1万元，因其对互联网投资不熟悉，便让我为其代理，在此期间，因王小军给我打电话称急需用钱，我便在王小军投资的1万元中给王小军微信转账3000元。“善心汇”投资理财平台于2016年年底关闭，投资理财没有回本，所有款项便取不起来，所有理财款项全部损失了。因为理财是我告诉王小军的，平台关网后，我觉得朋友之间过意不去，我便给王小军称亏损的我承担，王小军如果像正常朋友一样理解，不催不要，我可以自愿承担这个责任。在此期间王小军混淆了投资理财和借款的关系，以为是我向其借款，每天向我催要而且态度较野蛮，因此我向法庭说明我不承担投资理财的责任。因上诉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知道理财的风险，应自行承担相应责任。王小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12214.8元及利息暂计204.8元（以12214.8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10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以12214.8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被告赔偿原告损失共计5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王智泉用王小军的交通银行信用卡透支1万元，一直未还清。经王小军多次催促，王智泉于2019年5月10日向王小军出具证明，确认其在三年前用王小军的交通银行信用卡透支1万元由其使用并至今未还的事实，承诺1万元透支款由其承担清偿责任。2019年7月19日，王智泉又向王小军出具证明，内容为“借用王小军交通银行信用卡一张，额度1万元，此款王智泉负责偿还。计划8月底前全部还清，违约由本人负担。”但王智泉至今未履行承诺。截止王小军起诉之日，透支款本息已累计至12214.8元。另查明，王小军亦未将涉案透支款与交通银行结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银行卡纠纷。王智泉用王小军的交通银行信用卡透支1万元，王小军在未与交通银行结算涉案透支款的情况下，其无权向王智泉主张权利，王小军作为本案原告不适格。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王小军的起诉。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信用卡出借人将以自己名义申领的信用卡出借给他人使用,出借人向借卡人主张还款时应当对借卡人消费的金额、出借人归还银行的款项承担举证责任。从合同相对性的角度出发,出借人将信用卡交给借卡人使用的情形突破了其与银行间签订的相关协议,且未经银行同意,借卡人不能通过借卡行为获得合法的信用卡使用权,故出借人与借卡人之间的行为对银行方不产生法律效力,信用卡本身所产生的欠款仍应由出借人承担还款义务。本案中,王小军将其申领的交通银行信用卡出借给王智泉使用，王小军可在结清信用卡本息及其他费用后向王智泉主张权利。综上，王小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赵慧莲审判员  张魁海审判员  王正真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郑文燕书记员董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