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71民初30333号原告：上海名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法定代表人：野某1。委托代理人：张丽春，上海市新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东莞市领尚展示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万江街道莫屋社区旧村沙窝区××××××××××厂房。法定代表人：易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瑞斗，北京市京师（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东骏图智能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法定代表人:易某1。原告上海名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谷公司”）与被告东莞市领尚展示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尚公司”）、广东骏图智能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2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春，被告领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易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瑞斗，被告骏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易某1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连带向原告返还口罩机货款450000元及逾期还款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贷款利率年4.25%，从2020年4月20日计算到2020年6月21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贷款年利率3.85%，从2020年6月22日计算到实际支付日止）；2.本案诉讼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20年3月，原告向被告采购口罩机，价值为60万元。原告于2020年3月31日按约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被告支付了全部货款60万元。然被告依原告指定将口罩机送到实际使用方时，却被发现口罩机有严重质量问题，无法正常生产口罩。在被告多次调试、口罩机仍不能正常生产的情况下，被告将口罩机拉回，并同意将款项全部退回。然被告对退回款项事宜却一拖再拖，至今也未退回分文。原告认为，由于被告出售的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无法达到合同目的，双方一致同意合同解除，被告收回货物，退还货款。然被告将口罩机拉回后，却未按约将应返还的款项返还给原告，被告的行为严重违反诚信原则。经原告多次催告被告返还款项，被告仍不予以返还。经后期核查，原告认可后期收到被告15万元款项，被告还剩余45万元未予以支付。领尚公司与骏图公司法定代表人相同，注册和实际经营地址也相同，要求两被告承担连带责任。被告领尚公司辩称，邱某1于2020年3月7日与曹某1、熊某1、杨某1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书》。《合作协议书》充分证明了邱某1与曹某1、熊某1、杨某1四人成立了合伙关系，拟合伙成立一家公司用于经营投资生产口罩机设备，公司成立之前先设在原告名下。四人在公司成立之前属于个人合伙团体，从事合法经营活动，属于法律规定范围，受法律保护。2020年3月31日，邱某1以原告的名义与骏图公司签订了《购销合同》，采购一台一拖二全自动化口罩机，但落款处原告并没有盖章，只有邱某1签字。从原告的工商登记信息看，原告的股东有两人，一人是野某1，一人是曹某1，监事是王某1。邱某1并不担任原告处的任何职务，原告也未提交证据证明邱某1取得原告的委托授权，也无法证明邱某1的意思表达是代表原告的意思表达。骏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易某1在上述买卖关系磋商建立的过程中，接触的对象只有邱某1，并未接触原告及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和监事，原告从始至终都未向骏图公司或易某1发送过任何建立买卖关系的微信、邮件或书面函件，原告与骏图公司或易某1之间不存在任何要约和承诺。《购销合同》系由易某1代表骏图公司与邱某1达成的买卖合意，并不涉及其他人，故《购销合同》的主体系骏图公司和邱某1。之所以邱某1向骏图公司采购案涉口罩机，其缘由是邱某1与曹某1、熊某1、杨某1四人成立了合伙关系，合作投资口罩生产机器，此次向骏图公司购买案涉口罩机也是四人合伙事业的工作进展体现，与原告无关。邱某1向骏图公司采购口罩机签订《购销合同》时，之所以使用原告名义，系因为邱某1与曹某1、熊某1、杨某1四人还未成立起公司，《合作协议书》约定了合作投资的生产口罩机设备设在原告名下。可见，以原告的名义采购口罩机是邱某1等四人推进合伙事业的一部分，系邱某1代表他们四人实施的合伙事务之一。原告于2020年3月31日向易某1银行账户转账600000元采购款，该笔资金并不是原告的自有资金。在转账之前，邱某1等四人通过寻找，2020年3月12日与湖北仙桃的采购方即仙桃盛美工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801XW，法定代表人李淑云）达成买卖合意，仙桃盛美工贸有限公司向四人采购一台口罩机，价款825000元，根据四人的安排，仙桃盛美工贸有限公司将货款转入原告的农业银行账户。邱某1等四人收到货款后，邱某1就开始联系易某1，并与骏图公司达成口罩机买卖合意，价款600000元，曹某1就安排公司将600000元转到了易某1的银行账户，邱某1等四人赚取中间利润250000元。在签订《购销合同》的当日即2020年3月31日，邱某1就将案涉口罩机一台拉走运至湖北仙桃盛美工贸有限公司处。以上说明，邱某1、曹某1等四人在推进合伙事业时，借用了原告的银行账户收款和转款，原告本身并不是案涉口罩机的采购方或出售方。这也是邱某1为什么以原告的名义与骏图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的原因之一。案涉口罩机运至仙桃盛美工贸有限公司后，使用时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对邱某1等四人提出退货退款，并安排人将口罩机直接退回至骏图公司处，骏图公司于2020年4月15日收到案涉口罩机。邱某1找到易某1协商退款事宜，易某1同意退款并根据邱某1指示分前后多次退还了600000元。通过原告提交的曹某1与邱某1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曹某1多次询问邱某1广东公司（即骏图公司）是否退款。曹某1是合伙人之一，此次交易失败关系到整个合伙团体的利益，所以曹某1提出退款问题，仅仅代表他个人的意思和立场，与原告无关。虽然曹某1是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但其本身也是独立的民事行为个体，其以独立的个体身份与他人合伙从事其他的合伙事业，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且《合作协议书》里面并无原告的公章，所以原告并不是合伙人之一。综上所述，邱某1、曹某1等四人组成了个人合伙团体关系，合伙宗旨是投资口罩机经营，通过各自的能力和资源，联系到了买方和卖方，促成了本案中的交易，并赚取了差价利润。原告仅仅为他们合伙事业的推进提供的账户协助，并未与骏图公司或易某1建立法律意义上的买卖合意。后因为机器的问题，导致退款退货，从而引发了纠纷。因易某1已经将所有的货款退还，所以，该纠纷本质上属于邱某1等四人合伙的内部事务问题，与原告无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原告与本案不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主体不适格，不能作为本案的原告提起诉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规定，应驳回原告的起诉。从前面陈述的事实以及双方提交的证据看，被告领尚公司自始至终都未参与本案的口罩机交易活动，虽然易某1是被告领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个自然人担任多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且被告领尚公司和骏图公司都是依法成立，具有明确的人格独立性，包括组织机构独立、财产独立、责任独立。且原告未提交任何证据能证明被告领尚公司与骏图公司存在关联交易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也未能证明被告领尚公司与骏图公司存在业务、财务混同，且易某1也不符合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因为易某1已经全部退还了货款。根据公司法第三条规定以及合同相对性原则，被告领尚公司不属于本案适格的被告。原告主张被告领尚公司与被告骏图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被告骏图公司辩称，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邱某1于2020年3月7日与曹某1、熊某1、杨某1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书》。《合作协议书》充分证明了邱某1与曹某1、熊某1、杨某1四人成立了合伙关系，拟合伙成立一家公司用于经营投资生产口罩机设备，公司成立之前先设在原告名下。四人在公司成立之前属于个人合伙团体，从事合法经营活动，属于法律规定范围，受法律保护。2020年3月31日，邱某1以原告的名义与被告骏图公司签订了《购销合同》，采购一台一拖二全自动化口罩机，但落款处原告并没有盖章，只有邱某1签字。从原告的工商登记信息看，原告的股东有两人，一人是野某1，一人是曹某1，监事是王某1。邱某1并不担任原告处的任何职务，原告也未提交证据证明邱某1取得原告的委托授权，也无法证明邱某1的意思表达是代表原告的意思表达。被告骏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易某1在上述买卖关系磋商建立的过程中，接触的对象只有邱某1，并未接触原告及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和监事，原告从始至终都未向被告骏图公司或易某1发送过任何建立买卖关系的微信、邮件或书面函件，原告与被告骏图公司或易某1之间不存在任何要约和承诺。《购销合同》系由易某1代表被告骏图公司与邱某1达成的买卖合意，并不涉及其他人，故《购销合同》的主体系被告骏图公司和邱某1。之所以邱某1向被告骏图公司采购案涉口罩机，其缘由是邱某1与曹某1、熊某1、杨某1四人成立了合伙关系，合作投资口罩生产机器，此次向被告骏图公司购买案涉口罩机也是四人合伙事业的工作进展体现，与原告无关。邱某1向被告骏图公司采购口罩机签订《购销合同》时，之所以使用原告名义，系因为邱某1与曹某1、熊某1、杨某1四人还未成立起公司，《合作协议书》约定了合作投资的生产口罩机设备设在原告名下。可见，以原告的名义采购口罩机是邱某1等四人推进合伙事业的一部分，系邱某1代表他们四人实施的合伙事务之一。原告于2020年3月31日向易某1银行账户转账600000元采购款，该笔资金并不是原告的自有资金。在转账之前，邱某1等四人通过寻找，2020年3月12日与湖北仙桃的采购方即仙桃盛美工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801XW，法定代表人李淑云）达成买卖合意，仙桃盛美工贸有限公司向四人采购一台口罩机，价款825000元，根据四人的安排，仙桃盛美工贸有限公司将货款转入原告的农业银行账户。邱某1等四人收到货款后，邱某1就开始联系易某1，并与被告骏图公司达成口罩机买卖合意，价款600000元，曹某1就安排公司将600000元转到了易某1的银行账户，邱某1等四人赚取中间利润250000元。在签订《购销合同》的当日即2020年3月31日，邱某1就将案涉口罩机一台拉走运至湖北仙桃盛美工贸有限公司处。以上说明，邱某1、曹某1等四人在推进合伙事业时，借用了原告的银行账户收款和转款，原告本身并不是案涉口罩机的采购方或出售方。这也是邱某1为什么以原告的名义与被告骏图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的原因之一。案涉口罩机运至仙桃盛美工贸有限公司后，使用时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对邱某1等四人提出退货退款，并安排人将口罩机直接退回至被告骏图公司处，被告骏图公司于2020年4月15日收到案涉口罩机。邱某1找到被告骏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易某1协商退款事宜，易某1同意退款并根据邱某1指示分前后多次退还了600000元。通过原告提交的曹某1与邱某1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曹某1多次询问邱某1广东公司（即被告骏图公司）是否退款。曹某1是合伙人之一，此次交易失败关系到整个合伙团体的利益，所以曹某1提出退款问题，仅仅代表他个人的意思和立场，与原告无关。虽然曹某1是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但其本身也是独立的民事行为个体，其以独立的个体身份与他人合伙从事其他的合伙事业，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且《合作协议书》里面并无原告的公章，所以原告并不是合伙人之一。综上所述，邱某1、曹某1等四人组成了个人合伙团体关系，合伙宗旨是投资口罩机经营，通过各自的能力和资源，联系到了买方和卖方，促成了本案中的交易，并赚取了差价利润。原告仅仅为他们合伙事业的推进提供的账户协助，并未与被告骏图公司或易某1建立法律意义上的买卖合意。后因为机器的问题，导致退款退货，从而引发了纠纷。因易某1已经将所有的货款退还，所以，该纠纷本质上属于邱某1等四人合伙的内部事务问题，与原告无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原告与本案不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主体不适格，不能作为本案的原告提起诉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规定，应驳回原告的起诉。邱某1与被告骏图公司建立买卖合同，被告骏图公司从未与原告有过接触，更没有微信、邮件或书面的来往，被告骏图公司也相信收到的原告账户转账来的60万元货款也是邱某1安排的。收到货款的当天即2020年3月31日，邱某1将口罩机拉走运至湖北仙桃。被告骏图公司也是从邱某1处得知仙桃盛美工贸有限公司提出机器有问题要求退货退款。邱某1与被告骏图公司协商后，被告骏图公司同意接收退货，于2020年4月15日收到退回的口罩机，自4月20日起，被告骏图公司就根据邱某1的安排分多次退款，详见退款明细表。邱某1作为《合作协议书》中个人合伙团体的代表人，向被告骏图公司采购口罩机，然后转售给仙桃盛美工贸有限公司赚取利差，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被告骏图公司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前期收到邱某1的货款，那么退还货款时自然会退还给邱某1。邱某1收到货款后，与内部合伙人曹某1发生分配或利益上的纠纷，应属于邱某1、曹某1等四人合伙团体内部的事务，应由合伙人共同协商或清算解决。原告自始至终没有与原告建立买卖合同，被告骏图公司无需向原告返还货款。被告骏图公司与邱某1的买卖合同关系已因全部退款而终止，不再负有相关的债务。原告主张被告骏图公司返还货款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经审理查明，原告主张其委派员工邱某1去采购口罩机，采购的事宜全部由邱某1负责，未派其他人处理过该事务，邱某1报告被告领尚公司处可以采购口罩机，原告于2020年3月31日根据邱某1提供的信息向易某1的银行账户转账共计600000元作为购买口罩机的货款。为此，原告提供了六份银行电子回单予以证明。被告骏图公司主张，当时与其接洽商谈的人只有邱某1，邱某1签订购销合同时自称是几个人合伙要买机器，签订合同时有问邱某1要不要盖章，邱某1称不需要，当时有看见合同打印的买方为原告。被告领尚公司提供了一份《购销合同》予以证明合同签订情况。《购销合同》主要显示：甲方为骏图公司，乙方为名谷公司，甲方向乙方出售1台一拖二全自动平面口罩机（含耳带），单价为600000元，交货时间2020年3月31日；甲方收到100%款后即出货，交货地点甲方生产地；乙方指定验货人为邱某1，收货人为邱某1；甲方处盖有“广东骏图智能设备有限公司”印章并签有“易某1”，乙方处的委托代理人处签有“邱某1”，日期均签写为“2020.3.31”。邱某1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对当时的交易过程主要陈述：1.邱某1于2020年3月7日前是原告的员工，后与曹某1、熊某1、杨某1四人合伙生产销售口罩机并签订了合伙协议，邱某1是以原告的名义向被告骏图公司采购口罩机，价值60万元，其与易某1于2020年3月31日签订了《购销合同》，邱某1不负责财务，故由原告直接将货款600000元转账给易某1；2.邱某1于2020年3月31日收货后直接将货发给了案外人仙桃盛美工贸有限公司，但该公司调试不顺故直接将货物退回骏图公司处，骏图公司同意退货并向邱某1退款600000元；3.骏图公司后向邱某1指定的银行账户退款共计590000元，并向邱某1交付现金10000元作为退款，共计已退还款项600000元，对领尚公司提供的退款转账记录、微信支付记录均确认。被告骏图公司确认，机器直接退回后被告骏图公司同意退回货款600000元，且已经按邱某1的指示将款项600000元全部退回。根据双方均认可真实性的《合作协议书》载明：曹某1、熊某1、邱某1、杨某1就共同投资设立生产口罩机设备达成协议；投资设立的口罩生产机器设在原告名下，法定代表人为曹某1；曹某1实缴40万元出资占股40%，熊某1实缴25万元出资占股25%，邱某1实缴20万元出资占股20%，杨某1技术入股值15万元，占股15%。被告骏图公司提供微信聊天记录、银行电子回单、微信账单拟证明其已按邱某1提供的账户信息退回款项，另还向邱某1交付现金10000元。2020年4月20日的微信聊天记录、电子回单显示：邱某1向易某1发送了一个账户信息“招商银行深圳车公庙支行，邱某某6214837…978”，易某1向该账户转账80000元后并截图告知邱某1，邱某1回复“不是10万吗/我和公司报备的是10万/等下又难交差”。2020年4月27日的微信账单显示：易某1于该日向邱某1微信转账30000元。2020年4月30日的银行电子回单显示：易某1于该日向曹某1的账户转账150000元。2020年5月3日的微信聊天记录、电子回单显示：易某1向邱某1发送“今天解决20/转哪里”，邱某1回复“不行啊，最少要40啊/6227…8340吴某2，杨某2支行”；易某1于同日向该账户转账200000元。2020年5月7日的微信聊天记录、电子回单显示：邱某1向易某1发送了一个账户信息“6227…8340吴某2，杨某2支行”，并发送“十万不行啊/这十万转出去马上发单给我”；易某1于同日向该账户转账100000元。2020年5月12日微信账单显示：易某1向邱某1微信转账支付30000元。原告自认2020年4月30日易某1向曹某1转账的150000元为已退还的款项。根据邱某1与易某1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邱某1向易某1发送“易总早，机器到了的话麻烦把机器款退回……”，“上海工商的去工厂了……老板发过来了”，“622×××××××××××××579曹某1，农行新桥支行/老板的私账”；另邱某1有向易某1发送其与曹某1之间部分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反映“工商的人有去现场”，以易某1催促退款。根据邱某1与曹某1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1.邱某1向易某1发送“他又到，他会通知我，等下我再追一下”，“他是私账，你是私账公账，他私账上你发个账号是打公账吗？也是他私账可以打公账吗？”“账号发给他，……他私账能不能打公账上”；2.曹某1回复“可以退款”并发送了名谷公司的账户信息；3.2020年4月18日，曹某1向邱某1发送“广东退款还没有收到……跟踪一下”；4.2020年4月20日，曹某1向邱某1发送账户信息“622×××××××××××××579曹某1，农行新桥支行”并发送“什么还没有退过来呀”；同日下午邱某1向曹某1发送其与易某1之间的聊天记录，主要反映其已将前述收款账户发给了易某1，并催促易某1付款。另查，原告于2010年4月16日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曹某1，股东为王某1、曹某1；于2020年5月14日股东变更登记为曹某1、野某1，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野某1。另，被告领尚公司向本院提交追加第三人申请书，申请追加邱某1为本案第三人以查明案件事实，同时其又申请邱某1作为证人已出作证。原告不同意追加邱某1为本案第三人，认为邱某1签订合同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但邱某1没有收款的权利。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已购买的案涉口罩机已退货且卖方同意退还货款。本案争议焦点有二：第一，买卖合同的双方是谁，以此确定退款义务的卖方和收款权利的买方；第二，退款义务是否已履行完毕，邱某1与易某1之间的转账、收款行为能否对原告发生效力。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确认其委派员工邱某1处理采购口罩机的事宜，且全程未派其他人员参与，同时原告亦根据邱某1的报告向易某1的账户转账了用于购买口罩机的货款600000元。由此可见，邱某1采购口罩机并订立购销合同的行为是代表原告的履行职务行为。邱某1与被告骏图公司于2020年3月31日所签订的《购销合同》，虽未有原告的盖章，亦应作为认定原告与被告骏图公司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依据。对于两被告抗辩称买卖双方为被告骏图公司和邱某1。结合被告骏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易某1陈述的交易经过和邱某1出庭陈述的经过，同时转账款项600000元亦是原告完成，可见被告骏图公司亦在合同签订时知晓相对方（买方）为原告，邱某1是代表原告与被告骏图公司之间进行交易，由该次交易产生的权利义务应由原告享有和承担。综合以上论述，本院认定本案买卖合同的双方为原告与被告骏图公司，现货物已退回，被告骏图公司同意退款并应将款项600000元退还原告。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认定被告骏图公司是否已完成退款义务的关键，在于邱某1通过微信指示易某1的转账和邱某1认可的已退货款是否对原告发生法律效力。前已论述，邱某1是作为原告的员工与被告骏图公司之间处理案涉交易的事务，且原告确认未再委派其他人员与两被告有过沟通。原告主张，邱某1只能代表原告签订合同购买口罩机，但无权代表原告处理收款事宜。本院认为，通过邱某1分别与易某1、曹某1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反映，曹某1有委派邱某1催促退款且邱某1也有汇报催款的进度、情况，易某1也知道曹某1是通过邱某1来催促其退款。即使存在原告主张的前述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仍然实施代理行为，但被告骏图公司亦已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使其有理由相信邱某1在处理收回退款事宜方面具有代理权。据此，被告骏图公司根据邱某1指示交付了款项，邱某1亦认可该些款项共计600000元已退还，该些退款对原告发生法律效力，即被告骏图公司已完成了退款600000元的义务。原告主张两被告退还剩余款项450000元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充分，本院依法予以驳回。同时，原告明确不需要追加邱某1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邱某1亦非必须参加本案诉讼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依照民事诉讼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邱某1已作为本案证人出庭作证，从诉讼效率和成本考虑，本院对被告领尚公司的追加第三人申请不予准许。原告如认为邱某1作为其员工在案涉交易中对其权益造成损害，可另行向邱某1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上海名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934.09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上海名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 冕二〇二一年一月六日书记员 赵培娣罗捷（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