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1民初13060号原告：王海燕，女，1974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101室。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宝珍，上海汉盛（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伟东，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外交人员人事服务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223号。法定代表人：周慧，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文彬，北京颐合中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梓瑜，北京颐合中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英合广告（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8号4号楼3层301室。法定代表人：奚晓聪，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旭颖，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海燕与被告北京外交人员人事服务公司（以下简称外交人员公司）、英合广告（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合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海燕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宝珍、杨伟东，被告外交人员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文彬、何梓瑜，被告英合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钰、王旭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海燕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二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2、判决二被告共同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529958.2元；3、二被告共同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是注册在英国的非营利机构、公共机构，在北京作为英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开展工作。2002年8月5日原告经公开招聘进入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工作，并根据其安排，与上海市外国机构服务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以劳务派遣的形式进入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工作。2007年10月13日原告被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任命为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北京办公室（即英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处）欧盟社会保障改革项目支持经理，原告因此从上海调往北京工作。2007年11月15日，原告按照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安排与外交人员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以劳务派遣的形式继续工作。原告同时服务于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在中国设立的外商独资企业之一英合公司，并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即为其授权的主要业务和银行往来签字人之一。2019年8月5日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以邮件形式正式通知原告职位被撤销，原告与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雇佣关系于2019年9月5日终止。2019年9月6日，外交人员公司向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为由，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属违法解除。原告不同意仲裁裁决结果，故诉至法院。外交人员公司辩称，同意仲裁裁决结果，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王海燕所在的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经综合评估决定将王海燕时任职务撤销，属于订立劳动合同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此后我司协调英使馆文化处另行提供了职位，但王海燕拒绝接受，双方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一致，故我司解除与王海燕的劳动合同系合法解除，无需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双方劳动合同于2007年10月15日建立，王海燕主张的此前期间的违法解除赔偿金不应由我司承担。王海燕曾选择一次性取出了应抵扣离职补偿金的款项406800元，应予以扣减。本案计算应向王海燕给付经济补偿金的基数应为31776.75元，不是王海燕主张的其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标准76731.62元。英合公司辩称，原告对英合公司提出的各项诉讼请求未经劳动仲裁前置程序审理，原告在仲裁阶段未将英合公司列为被申请人，且认可英合公司并非其用工单位，明确确认不要求英合公司承担责任。英合公司不是原告的用人单位或用工单位，原告将英合公司作为被告起诉系主体错误，向英合公司主张权利缺乏依据。英合公司与原告之间无工资支付关系和社会保险缴纳关系，无管理关系，未安排原告工作，原告未向英合公司提供劳动。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7年10月15日，王海燕与外交人员公司签订《协议书》建立劳动关系，2008年1月1日双方签订2年期的《劳动合同书》，约定外交人员公司根据与英使馆文化教育处签订的《聘用中国雇员劳务合同》约定，派遣王海燕到机构担任中秘岗位工作。上述《劳动合同》到期后双方签订2010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的《劳动合同续订书》。2011年12月30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变更书》，约定“本合同期满后，双方均未提出异议，本合同自动顺延至乙方（雇员）在外方岗位工作截止日”。2019年9月5日外交人员公司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为由，与王海燕解除劳动合同。关于结算离职补偿的年限，王海燕提交2002年8月5日及2006年4月1日与上海市外国机构服务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主张其离职的补偿应自2002年8月5日起连续计算，因其用工单位、工作地点和工作内容均没有发生变化，2007年与上海地区外国机构服务处解除劳动关系时没有得到经济补偿，同时劳动合同主体的变更因为政策原因，并非王海燕的主观意愿。王海燕同时提交外交人员公司2019年10月21日向其发送的经济补偿金相关签署文件及计算方式的电子邮件，载明“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雇佣您的开始时间：2002年8月5日”，并据此计算出王海燕的经济补偿金共计764979.1元。外交人员公司认可该电子邮件的真实性，但主张是应王海燕的要求向其发送的邮件，并不代表外交人员公司对邮件内容的确认，只是对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相关内容的转述。外交人员公司主张王海燕从上海到北京工作地点工作内容均发生了变化，也不是由其公司安排的，其公司与上海地区外国机构服务处没有任何关联关系，因此在计算离职补偿时工作年限不应连续计算。关于王海燕离职时的岗位，外交人员公司提交英使馆文化教育处与王海燕的多份往来邮件及翻译件，其中2018年11月7日的邮件，显示安排王海燕前往新的教育部门岗位任职，自2018年9月8日起调整为技能主管，薪酬等级、工资及其他条款和条件保持不变，2019年8月5日英使馆文化教育处通知王海燕其职位将被撤销。王海燕认可收到相关邮件，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并提交2015年1月1日起生效的人事任命邮件，主张其正式职位是教育项目执行总监，2018年11月7日的邮件不产生更改职位的效力。关于提供新岗位的协商，外交人员公司提交微信聊天记录及谈话录音证明曾于2019年9月4日向王海燕提供了新的工作岗位，而王海燕拒绝接受。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2019年9月4日12时28分外交人员公司苏梦向王海燕发送了薪酬等级为7级的新职位。谈话录音中王海燕表示“我也没想到他们能给我这个职位，我不想要这份工作，也不想回去上班……他们想尽快解决，就赔钱了事好了，我不想跟她们工作。”王海燕不认可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称上述证据内容并不完整，主张当日双方达成最终意见是王海燕在2019年9月5日做出正式答复，且2019年9月4日15时51分左右，外交人员公司工作人员田璐将英使馆文化教育处发送的不得向王海燕提供新职位的函件发送到微信群中，随后又撤回该信息。王海燕未就其上述主张提供证据。另，外交人员公司提交《确认函》，显示王海燕2014年8月31日根据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离职补充养老金方案领取了预付款406800元，将抵扣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和外交人员公司应支付给其的解除劳动关系时应支付给其本人的离职经济补偿金，落款处显示有王海燕签字，日期为2015年4月27日。王海燕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称406800元的性质是员工福利，而非预付款或借款，并提交三位证人证言予以证明。外交人员公司不认可证人证言的证明目的。英合公司亦提交王海燕与外交人员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及《劳动合同书》，证明英合公司不是王海燕的用人单位及用工单位。另提交仲裁阶段庭审笔录，证明王海燕在仲裁阶段自认英合公司不是其用工单位，未将英合公司列为被申请人，不向其主张权利。外交人员公司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王海燕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主张英合公司承担责任的理由是混同用工，王海燕作为教育部门高管也同时服务于英合公司，并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即为其授权的主要业务和银行往来签字人之一。王海燕未就其上述主张提供证据。王海燕与外交人员公司均认可王海燕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76731.62元。2020年1月2日，王海燕向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要求外交人员公司：1.支付2002年8月5日至2019年9月5日期间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529958.2元。2020年7月15日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京东劳人仲字[2020]第870号作出裁决书，裁决：一、外交人员公司一次性支付王海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及代通知金差额82528元；二、驳回王海燕其他仲裁请求。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王海燕离职时的岗位，外交人员公司提交英使馆文化教育处2018年11月7日的邮件及翻译件，显示王海燕的工作岗位自2018年9月8日起调整为技能主管。同时提交2019年8月5日的邮件及翻译件，显示英使馆文化教育处通知王海燕其职位将被撤销。王海燕认可收到上述邮件，但主张其岗位仍是教育项目执行总监，2018年11月7日的邮件不产生更改职位的效力。王海燕未就其主张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外交人员公司的主张予以采信。关于提供新岗位的协商，外交人员公司提交微信聊天记录及谈话录音证明曾向王海燕提供了新的工作岗位，而王海燕拒绝接受。王海燕称上述证据内容并不完整，主张双方确定的其正式答复日期为2019年9月5日，在此之前，外交人员公司工作人员田璐将英使馆文化教育处发送的不得向王海燕提供新职位的函件发送到微信群中，随后又撤回该信息。但王海燕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故本院对王海燕的主张不予采信，对外交人员公司的主张予以采信。为了保障劳动者合法权利，对于外国驻中国使领馆雇佣中国员工的，国家要求通过劳务派遣的形式进行用工。本案中，英使馆文化教育处并非我国劳动法规定的用人单位主体，根据相关规定，英使馆文化教育处聘用中国籍员工需与国内人事服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该规定为行政性要求，本案的劳务派遣有别于一般的劳务派遣，属于因政策要求而产生的定向派遣。因英使馆文化教育处结合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需求的变更，中国区教育团队架构发生变化，王海燕时任技能主管的职位被撤销，应认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规定的“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形。此后，外交人员公司经与英使馆文化教育处沟通后，向王海燕提供了新的岗位，但王海燕未予接受，双方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一致。外交人员公司与王海燕解除劳动合同并不违法。另，王海燕主张英合公司系混同用工，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王海燕该主张不予采信。综上，王海燕要求确认二被告解除劳动合同违法及要求二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年限，王海燕提交的外交人员公司2019年10月21日向其发送的电子邮件中载明英使馆文化教育处确认的雇佣王海燕的开始时间为2002年8月5日，与王海燕提交的其与上海市外国机构服务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相印证。外交人员公司亦认可该邮件的真实性。如前文所述，本案中的劳务派遣不同于一般的劳务派遣，是属于因政策要求而产生的定向派遣。王海燕从上海变更到北京工作，是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以任命形式对王海燕进行的工作调动，其劳动合同的签订主体由上海市外国机构服务公司变更为外交人员公司，也是因为政策原因必须进行的变动，并非因王海燕本人原因而产生的变化。且王海燕与上海地区外国机构服务处解除劳动关系时并未得到经济补偿，英使馆文化教育处在给王海燕计算经济补偿金时，年限亦是从2002年8月5日开始计算。综合以上因素，本院认定王海燕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年限应从2002年8月5日起计算。关于经济补偿金的金额，王海燕提交的电子邮件中英使馆文化教育处计算的经济补偿金为764979.1元，王海燕起诉要求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金额也是依据此金额得出，应视为王海燕对该金额的认可，对此，本院不持异议。另，王海燕认可外交人员公司提交的《确认函》的真实性，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依据《确认函》所载内容，应在计算解除经济补偿金时扣减已支付的406800元。故外交人员公司应支付王海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58179.1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外交人员人事服务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海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58179.1元；二、驳回王海燕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王海燕负担5元（已交纳），北京外交人员人事服务公司负担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李益岚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张亚婷书 记 员 王玥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