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内06民再7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于某1，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于某2，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二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1，内蒙古三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某2，现住内蒙古自治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李某，现住内蒙古自治区。   二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内蒙古品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布某，内蒙古品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审上诉人（一审被告）：白某，人，现住鄂尔多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1，北京市盈科（鄂尔多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某，北京市盈科（鄂尔多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鄂尔多斯市华莹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温某，系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内蒙古鄂尔多斯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于某2、于某1因与被申请人张某2、李某及二审上诉人白某、一审第三人鄂尔多斯市华莹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内06民终2125号民事判决，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15日作出（2019）内民申251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1，被申请人张某2、李某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二审上诉人白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1、郝某，一审第三人鄂尔多斯市华莹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于某2、于某1申请再审称，请求：1.撤销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内06民终2125号民事判决和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内0602民初3439号民事判决；2、驳回被申请人李某、张某2的原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再审申请人于某1与白某之间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一审中，再审申请人向法庭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包括还款协议书、白某的保证书、华莹房地产公司2009年前的开发项目无需网签及开发票的情况说明、于某1支付利息的转款凭证，上述证据证明的事实与2010年7月3日三江房地产公司向王邦、于某1还款时，根据王帮、于某1的指示将5800万元汇给白某后，7月5日，白某向王邦、于某1转账汇回3800万元，剩余2000万元形成借款并办理了借款手续，且按月利率2.5%，向于某1支付利息的事实相互印证，以上证据能够充分证明白某与于某1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对二审法院却仍认为不能证明白某与于某1之间的借款事实，对涉案当事人所举证据均采取了否定的态度，是利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加重了再审申请人举证责任，严重损害了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二）再审申请人有新的证据能够进一步证明白某和于某1存在债权债务关系。2009年11月8日杭州三江国际置业集团公司与鄂尔多斯市联邦建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书证明杭州三江国际置业集团公司应付鄂尔多斯市联邦建筑有限责任公司有关前期工程款。后因杭州三江国际置业集团公司股东分家，其中的5800万元商议由内蒙古三江房地产向王邦、于某1偿还。王邦、于某1系当时鄂尔多斯市联邦建筑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鄂尔多斯市联邦建筑有限责任公司亦同意将该笔款项由王邦、于某1负责处理。之后内蒙古三江房地产向王邦、于某1偿还该笔款。（三）一审判决对法律条文的理解适用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行使撤销权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即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受让人知道情形，财产受让人对该财产的转让存在主观恶意。第一，本案中，白某向华莹房地产公司购买房产的总价是34414584元，在白某向于某1抵顶房产时抵顶的价值是白某向于某1的借款本金2000万元，加上从2011年8月1日至2015年1月1日的利息1930万元，本息合计3930万元，而且抵顶的时间是在2015年，是鄂尔多斯市房地产市场疲软的阶段，该抵顶价格是完全合理的。现在，该房产在李某、张某2申请执行白某的案件中，也仅被评估为8225元每平米，比当年购买价还要低。第二，本案再审申请人受让财产是善意的，再审申请人于某1与白某早在2011年12月15日就签订了《还款协议书》，确定了白某以房抵债的意思，双方又于2015年1月6日签订了《抵顶协议》，2015年2月7日，华莹房地产公司为于某1、于某2开具了部分销售不动产发票，以上行为明确表明白某已经将房屋抵顶给了再审申请人，再审申请人已经合法取得房屋。而被申请人李某、张某2与白某就民间借贷纠纷达成调解协议的时间是2016年7月26日，从时间上就可以看出，本案再审申请人取得房屋是完全善意的。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而非只具备一个或两个条件。   张某2、李某辩称，不同意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理由如下：（一）一、二审中，白某和于某1始终未能向法庭举证证明其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首先，在本案一审庭审中，白某和于某1均为向法庭提交白某和于某1之间存在2000万元借贷关系且于某1已经向白某履行出借义务的有效证据。其次，白某、于某1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并不属于法定新证据，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所有的款项往来均系发生在案外人之间，仍然不能证明白某与于某1之间存在2000万元借贷关系。（二）于某1、于某2与白某在一、二审和再审中，为了配合所谓的“新证据”，对案件基本事实的陈述一再作出变更，严重违反法律规定。首先，从借款时问上，一审时显示借款时间发生在2011年8月1日，二审时将发生时间变更为2010年7月3日。2010年7月3日，打款5800万元，为什么只出具了2000万元的借据？按照白某的说法是2010年7月5日才确定数额，为什么7月3日就出具了借据？前后矛盾。其次，从借款形成上，一审于某1和白某主张2000万元系双方结算形成的借款，二审时于某1称王邦、于某1曾给三江公司借款5800万元，2010年7月3日内蒙古三江公司还款时根据王邦、于某1的指示将5800万元汇给白某，再审中称不是借款而是土地出让款，前后矛盾。另，根据白某在一、二审中陈述，其向王邦、于某1以及联邦建筑借款共计8000万元，仅有涉案抵顶的2000万元本金属于于某1，但所举证据始终未能证明于某1履行了支付该2000万元的义务，并且王邦本人陈述该5800万元是由王邦指定三江公司向白某支付，并非于某1指定。故该借款形成的过程无法与2000万元属于于某1形成联系。（三）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案涉房屋的转让是基于再审申请人主张的2011年8月1日发生的白某和于某1个人之间产生2000万元的借贷关系，白某、于某1和于某2在二审及再审中所提交的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且所有款项往来均发生在案外人之间，与本案并无关联，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白某和于某1个人之间存在2000万元的借贷关系”这一待证事实，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及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白某和于某1并未完成举证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二审上诉人白某述称，同意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理由如下：本案二审中白某、于某1提供了给付借款的转账、借款凭证，以及按照约定每月50万元利息，共计14个月的利息给付凭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对于证明借款关系已经尽到了充分举证的义务，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申请人主张白某与于某1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以及于某1与白某之间抵顶房屋符合法律规定撤销权的行使情况，应当由被申请人承担举证责任，二审法院错误分配举证责任，造成错判，再审应当予以纠正，支持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   一审第三人鄂尔多斯市华莹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述称，同意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及理由。李某和张某2并非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其二人作为共同原告属于程序违法。   李某、张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撤销白某向于某1、于某2转让位于康巴什C-60住宅小区商务一层5-6轴、A-D轴（华莹馨城A座104）；三层1-6轴、A-D轴，6-7轴、A-B轴（华莹馨城A座301）；四层1-6轴、A-D轴，6-7轴、A-B轴（华莹馨城A座401）；五层1-6轴、A-C轴，6-7轴、A-B轴房屋的行为；2、请求于某1、于某2返还上述房屋，并由第三人鄂尔多斯市华莹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配合返还，即于某1、于某2、华莹公司将涉案房屋恢复买受至白某名下；3、判令白某和于某1、于某2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及律师费。一审法院查明，2010年3月26日，白某与第三人华莹公司签订了《康巴什C-60住宅小区商务楼认购书》认购了位于鄂尔多斯市康巴什C-60住宅小区商务楼，合同记载的地理位置为：康巴什纬二路北、经四路西、西经五路南、西经十一路东，一层为5-6轴、A-D轴，建筑面积为195．54㎡，单价均为25000元／㎡，总价人民币4888500元；三层为1-6轴、A-D轴，6-7轴、A-B轴，建筑面积为1295．19㎡；四层为1-6轴、A-D轴，6-7轴、A-B轴建筑面积为：1295．19㎡；五层为1-6轴、A-C轴，6-7轴、A-B轴，建筑面积为924．63㎡，合计总建筑面积为3515．01㎡，单价均为8400元／㎡，合计人民币29526084元。以上总计34414584元。并于2010年3月29日、2010年4月13日、2010年4月14日、2010年5月19日、2010年6月8日、2010年6月13日及2010年6月29日白某向第三人华莹公司支付了总计34414584元的购房款。2011年12月25日白某与于某1签订《还款协议书》约定将白某认购的位于康巴什C-60住宅小区商务楼过户到“乙方”名下作为还款保证。房屋过户后的招商、经营均由白某负责，租金由白某收取。并约定白某于2012年6月30日前还清所欠于某1借款2000万元本金及还款之日止的利息，月利率按2．5％计算。2012年1月9日白某向第三人华莹公司出具了一份保证书，同意将本案案涉房屋转让给于某1，同意将上述房屋产权办理在于某1名下。以此发生的一切后果均由白某和于某1负责。2015年1月6日，白某与于某1签订了《抵顶协议》将本案案涉房屋以3930万元抵顶给于某1，双方于2015年1月9日签订了房产交接单。2015年2月13日，于某1向华莹公司出具保证书，同意将本案案涉房屋转让至于某2名下。2015年2月27日，华莹公司向于某2出具了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六份，合计缴纳税金29313201元。另查明，张某2与白某民间借贷纠纷经东胜区人民法院受理，于2016年7月26日由东胜区人民法院作出了（2016）内0602民初7026号民事调解书，“被告白某、顾树清偿还原告张某2借款本金409．95万元及利息104．57万元；以409万元为基数的利息，从2012年7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月利率按1％计算，于2016年9月26日前一次性清偿。案件受理费31512元由二被告承担。”李某与白某民间借贷纠纷经东胜区人民院受理后，于2016年7月26日由东胜区人民法院做出了（2016）内0602民初6663号民事调解书，“被告白某、顾树清偿还原告李某借款本金523．55万元及利息397．1841万元，合计920．7341万元，于2016年9月26日前一次性清偿。案件受理费40176元由二被告白某、顾树清负担。”上述民事调解书生效后，白某未按调解书内容向张某2、李某履行给付义务，李某、张某2已申请东胜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执行期间东胜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24日分别作出（2016）内0602执3983、4006号执行裁定书对李某、张某2申请执行白某、顾树清两案因被执行人无可供执行财产为由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处理。一审法院判决：一、撤销白某向于某1、于某2转让位于康巴什C-60住宅小区商务三层1-6轴、A-D轴，6-7轴、A-B轴（华莹馨城A座301）；四层1-6轴、A-D轴，6-7轴、A-B轴（华莹馨城A座401）的行为；二、于某1、于某2、鄂尔多斯市华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协助将上述房屋恢复至白某名下。   于某1、于某2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2017）内0602民初3439号民事判决，驳回李某、张某2的诉讼请求。   白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2017）内0602民初3439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李某、张某2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白某向于某1转让涉案房屋是否存在无偿或以不合理低价转让的情形。李某、张某2行使撤销权是否超过了法定期间。本案中，白某与于某1均主张涉案房屋抵顶的是双方于2011年12月15日还款协议书中所记载的2011年8月1日白某向于某1借款本金2000万元及截至2015年1月6日白某欠付的利息1930万元，故于某1是否已经向白某实际履行了出借上述款项系本案审查的重点。二审庭审中，于某1出示了“个人业务凭证”、“明细账查询”以及证人证言，拟证明王邦、于某1曾向三江房地产公司借款5800万元，2010年7月3日，三江房地产还款时，根据王邦、于某1的指示将5800万元汇给白某，收款人王丽是白某的出纳，后7月5日，白某向王邦、于某1归还了借款3800万元，因此形成了2000万元的借款。白某认可于某1的上述主张并提交了证据。经审查，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上述主张，法院对其上诉实难支持，具体分析如下：一、于某1、白某并无直接证据证明，于某1向白某履行了2000万元的出借义务。二、于某1、白某所举的间接证据对于就于某1向白某履行了2000万元的出借义务这一待证事实无法形成高度盖然性。1．上诉人于某1所举的个人业务凭证仅能反映2010年7月3日，孙丽媛向王丽转账存款5800万元，但仅凭该证据无法证明系于某1向白某履行出借义务，证人李战胜虽称其曾代表三江房地产向王邦借款上亿元，其中一笔为5800万元，但具体还款操作是财务人员孙丽媛办理，其对具体收款人收款账户不清楚，故该笔以孙丽媛向王丽的转账5800万元无法与于某1联系起来，也不能确定该笔款是于某1向白某履行出借义务，且5800万元的大额借款，仅凭证人证言无法证实，上诉人亦未提供相关的转账凭证证实借款存在。2．上诉人白某所举个人业务凭证、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鄂尔多斯商业银行回单反映了孙丽媛向王丽转款、王丽于2010年7月5日向王邦转存3800万元。但该3800万元系王丽向王邦的还款或王丽向王邦出借款不能确定。另白某所举借条，李某、张某2认为系白某一方提供制作，并加盖了鄂尔多斯市联运汽贸有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不属于白某的个人债务，对其不予认可。法院认为，该借款条系白某一方制作，不能单独证明亦不能同上述凭证共同证明于某1向自然人白某已经履行了出借义务。3．白某所举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回单14支，反映出向王邦转存2笔，其余12笔均向于某1转存。转出账号既有尾号为8133的账户（焦爱霞），又有尾号为2328的账户（白某），该14支凭证上反映焦爱霞或白某在2010年8月3日至2011年8月11日每月向于某1或王邦转款50万元，但无法证明该转账系支付利息，或偿还本金或借出款项。即使上述款项较大可能是支付利息，但仅凭支付利息亦不能确定系支付何笔借款的利息，也不能确定焦爱霞代表自身或鄂尔多斯市联运贸易有限公司或白某支付利息，更不能确定通过该支付行为推出系支付本案于某1特定的2000万元的利息。4．根据白某在庭审中陈述，其向王邦、于某1及二人的公司借款共计约8000万元，仅有涉案抵顶的2000万元本金属于于某1，但其陈述的2000万元的形成过程为原计划借款5800万元后来3800万元未用却转回给王邦因而产生了2000万元的借款，该形成过程无法与该2000万元属于于某1形成联系。5．根据白某在庭审中陈述，其向王邦、于某1及二人的公司借款共计约8000万元，其在负有巨额债务且无法偿还情形下，用涉案资产仅偿还其中一笔债务本金及利息，与常理不符。综上，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所举证据不能形成完整闭合，尚存在多种可能结果，无法对待证事实产生高度盖然性。白某向于某1转让涉案房屋但无证据证明于某1已支付对价，张某2、李某申请执行白某案已经东胜区人民法院执行后终结本次执行，故白某的转让行为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债权人可以行使撤销权。关于李某、张某2行使撤销权是否超过了法定期间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上诉人未举证证明李某、张某2未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权利，故其主张撤销权行使时间已过无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再审期间，再审申请人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协议书。拟证明：鄂尔多斯市联邦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将总面积449400平方米（东至东纬四路、经十二路；南至环城路；西至环城路；北至东纬二路）土地转办给杭州三江国际置业集团公司。根据该协议杭州三江国际置业集团公司应付鄂尔多斯市联邦建筑有限责任公司有关前期工程款。证据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2017年4月10日之前王邦、于某1是鄂尔多斯市联邦建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证据三、情况说明（联邦公司）。拟证明：联邦公司与三江公司的合作情况，及同意由王邦、于某1负责处理有关账务。证据四、情况说明（三江公司），拟证明：杭州三江国际置业集团公司应付鄂尔多斯市联邦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前期工程款中的5800万元转为向王邦、于某1的借款。之后内蒙古三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根据王邦、于某1的指示进行了偿还。证据五、情况说明（三江公司）、个人业务凭证。拟证明：三江公司根据王邦、于某1指示转款情况，及孙爱媛是三江公司的财务人员。证据六、房地产估价报告。拟证明：本案争议的房产现评估价为8225元每平米，比当年购买价还要低。证据七、证明（杭州三江国际置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证明：2009年11月8日杭州三江国际置业集团公司与鄂尔多斯市联邦建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鄂尔多斯市联邦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将总面积449400平方米土地转办给杭州三江国际置业集团公司。杭州三江国际置业集团公司当年在鄂尔多斯地区有两个项目，一个是三江尊园项目，另一个是三江太古国际项目。在两项目实施过程中合作各方股东分家，三江太古国际项目将由内蒙古三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原杭州三江国际置业集团公司欠鄂尔多斯市联邦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壹亿元，转为内蒙古三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鄂尔多斯市联邦建筑有限责任公司的借款，该借款后由内蒙古三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了偿还。证据八、借条一支（于某1），拟证明：白某给于某1在2010年7月3日出具了借条，后以房抵债后，借条客户联由白某收回，本借条为白某所存的记账联。也证明借款事实。证据九、借条一支（李某），拟证明：2010年白某给李某出具的借条形式与给于某1出具的借条形式完全相同。证据十、于某1和王邦的结婚证，拟证明于某1和王邦系夫妻关系。   被申请人质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不认可，不属于民事诉讼的新证据。关联性不认可，协议签订主体是联邦公司和杭州三江公司，并非本案当事人，与本案争议的2000万元借款事实没有关联性。对证明问题不认可，该协议是否实际履行，协议约定的土地使用权是否办理至杭州三江公司名下，均没有证据证明，所以无法证明联邦公司是否对杭州三江公司享有合同项下的债权（土地转让价款）。对证据二的真实性认可，对合法性不认可，不属于民事诉讼新证据，对关联性不认可，联邦公司为独立法人，其对外也有债权、债务，法人的财产和股东的财产应完全分离，联邦公司享有的债权不能认定为于某1享有的债权。对于其要证明于某1是联邦公司的股东认可。对证据三的真实性不认可，情况说明中所述的内容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不能证明存在相关事实，也不能证明再审申请人要证明的问题。对证据四真实性不认可，不能证明存在相关事实。也不能证明杭州三江公司与联邦公司的交易内容。对证据五真实性不认可，孙爱媛的身份是否为内蒙古三江公司的出纳，单凭情况说明无法证实。且内蒙古三江公司是否欠王邦、于某1借款也不能仅凭该情况说明可以证实。该情况说明没有落款日期，无法确定出具的时间。对证据六真实性认可，对于证明问题、关联性不认可，房地产价格随市场波动，评估报告和本案没有关系。对证据七的真实性、关联性、所要证明问题均不认可。杭州三江公司、内蒙古三江公司以及联邦公司系独立法人，其之间的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和王邦、于某1个人无关。对证据八真实性及所要证明的问题均不认可。该证据与再审申请人在二审提交的5800万元、3800万元的转账回单不符，2010年7月3日，王丽收到5800万元，当天应当出具的收条也应当是5800万元，而不应当是2000万元。证据九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十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二审上诉人白某质证称，对再审申请人的提交的新证据均认可。   一审第三人华莹房地产公司质证称，对证据二、证据十认可，其他证据与华莹公司没有关系。   本院对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审查认证如下：对于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二、证据六、证据十，被申请人及二审上诉人认可其真实性，一审第三人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故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三、四、五、七，三份《情况说明》和《证明》仅加盖了单位的公章，没有制作人及单位负责人签字或者盖章，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故对上述证据不予确认。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九，在二审时已经出示原件，故对该证据予以确认。   根据本院再审及一、二审确认的有效证据，本院查明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0年7月3日，二审上诉人白某向再审申请人于某1出具借款单一张，约定白某向于某1借款2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0年7月3日至2011年7月2日，月利率25‰。同日，孙爱媛向王丽账户转入5800万元。2010年7月5日，由王丽账户向王邦账户存入3800万元。另查明，2010年8月3日至2011年8月11日期间，白某通过其本人及财务人员王丽、焦爱霞的账户，共向于某1账户转款13笔，共计6083333元，向王邦账户转款1笔，416667元，总计650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申请人张某2、李某是否可以行使债权人撤销权？即本案中，再审申请人于某1、于某2转让案涉房产是否存在无偿转让或者以不合理低价转让的情形。具体到本案中，争议焦点即为再审申请人于某1、于某2与二审上诉人白某之间是否存在2000万元的借款关系。   首先，本案中再审申请人提交的借款单（记账联）上，借款人处是由白某签名，虽然该借款单上加盖了鄂尔多斯市联运汽贸有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但该公章并未加盖在借款人处，被申请人主张该借款可能系鄂尔多斯市联运汽贸有限公司所借，应当由被申请人承担举证责任，而非由再审申请人举证证明该款项不是鄂尔多斯市联运汽贸有限公司所借。且2011年12月15日《还款协议》及2015年1月6日《抵顶协议》的签订主体均为白某与于某1，而非鄂尔多斯市联运汽贸有限公司。   其次，关于再审申请人于某1是否履行了2000万元出借义务的问题。再审申请人已经举证证明孙爱媛向王丽转款5800万元，且再审申请人在再审中提交的《协议书》证明王邦、于某1任股东的鄂尔多斯市联邦建筑有限责任公司与杭州三江国际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往来以及应付款项的事实。结合白某的借款单，上面载明收款人王丽，故，案外人孙爱媛将5800万元转让王丽账户，即表明于某1履行了出借义务。2010年7月5日，由王丽账户存入王邦账户3800万元，故可以证实于某1与白某之间形成的系2000万元的借款关系。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形成证据链，已经能够证明于某1向白某出借2000万元具有高度盖然性。被申请人主张孙爱媛与王丽之间的款项往来与本案无关，应当由被申请人证明孙爱媛与王丽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   再次，自2010年8月至2011年8月，于某1的账户在每月相对固定的日期收到白某及其财务人员的转账，除2010年8月是分两次转账50万元（2010年8月3日416667元，2010年8月18日83333元，总计50万元）外，其余每月转账均系50万元，已经形成规律的还款。与再审申请人主张的借款2000万元，月利率25‰计算的利息相吻合。且再审申请人于2011年与白某达成了《还款协议》，该协议将借款日期确定为2011年8月1日，再审申请人主张系因利息已经支付至2011年8月，故将借款日期及利息起算日期从2011年8月1日起计算，再审申请人的上述解释较为合理。   综上，再审申请人于某1、于某2与白某之间存在2000万元的借款关系，且该债权债务关系的发生早于被申请人与白某的债权债务关系，亦早于东胜区人民法院作出调解书的时间。白某购买案涉房产的价格是34414584元，其用该房产抵顶的债务本息共计3930万元，被申请人未提交证据证明白某抵顶3930万元债务系不合理低价且受让人于某1知晓该情况。故，本案中并不存在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情形；亦不存在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故，本案中，被申请人张某2、李某不具备行使债权人撤销权的条件。   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分配举证责任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8）内06民终2125号民事判决和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市区人民法院（2017）内0602民初343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申请人张某2、李某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共计200元，由被申请人张某2、李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图 雅   审判员 刘熠杭   审判员 刘 敏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哈日贵   书记员 吕雪芹   法条链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   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   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