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114民初13840号原告：邓洪，男，1963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廉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明,广东天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殷雪丽,广东天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陕西中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公益村东城里北路东一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4MA59AB2012。法定代表人：高疆。被告：陕西中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西影路**综合楼**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681576426L。法定代表人：徐苏保。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德洪，广沛宇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婷婷，广沛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邓洪与被告陕西中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以下简称中洋分公司）、陕西中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洋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刘俊武、人民陪审员徐丽妍、黄美好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明，被告中洋分公司、中洋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德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洪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邓洪于2017年6月8日签名的致中洋公司及中洋分公司的《承诺书》不生效；2.本案诉讼费全部由被告中洋公司及中洋分公司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5月初，中介人崔亚县、叶韩等向原告推介说，罗定市有一宗生活垃圾再生资源综合处理项目（以下简称罗定项目）在物色施工承包合作方，如有愿意参与项目施工，其能介绍原告与工程总包单位中洋公司签订施工劳务承包合同；原告表示愿意承接该工程的劳务分包。2017年5月6日，经叶韩和崔亚县等引见，原告到广州市花都区与中洋分公司的负责人刘德宏见面。为获取签订施工劳务承包合同机会，原告于2017年5月8日在农信社柜台向中洋公司转账支付了300万元合同保证金，中洋公司也开具了收到原告该笔款的收据。收据上注明：“今收到广州强联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邓洪）罗定市生活垃圾再生资源综合处理项目订金”。2017年6月8日，原告前往中洋分公司催促签订罗定项目劳务分包合同时，中洋分公司负责人告知原告，其已将300万元分别支付给黄海芬200万元（后黄海芬返还30万元给中洋公司）、崔益富51万元、赖明10万元。原告质问中洋分公司负责人，为何将原告的保证金付给这些人。该负责人说：“反正罗定项目的劳务都是你承包的了，开工后就有4000万元工程预付款到账，你在这份《承诺书》上签名再安排劳务分包合同的签订工作。”接着就将一页打印好的文件递给原告，要原告在上面签名。该文件的名称是承诺书，《承诺书》抬头是，致：中洋公司、中洋分公司。《承诺书》的正文是：“我（邓洪）以广州强联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与陕西中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罗定市生活垃圾再生资源综合处理项目’[招标文件编号：GDXSDYF17FG1012]内部联营合作协议，该工程总投资为1.7亿元人民币，现有关事宜向陕西中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及陕西中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作出如下承诺：一、本人（邓洪）自愿将原先以个人名下的300万元转入陕西中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该款产生一切的债权与债务与陕西中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及陕西中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无关，一切相关经济、法律责任由我本人（邓洪）全权承担……”。原告文化程度很低，文件看得很吃力。在原告硬着头皮看承诺书时，中洋分公司的人在不停地说着罗定项目就要开工了，4000万元工程预付款开工后即打入账户等话。原告看到承诺书写着要原告要以广州强联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的名义与中洋公司签订罗定项目合作协议，又听到工程马上就可以开工，4000万元很快就可以到账，在中洋分公司负责人的催促下，承诺书后面的内容原告都还未来得及细看，就按中洋分公司负责人的要求在承诺书上签了名。承诺书只有一份，签完名后中洋分公司的负责人就拿走了。但是，原告在承诺书上签名后中洋公司当天并没有和原告签订合作协议，只是叫原告再等一两天。第二天，即2017年6月9日，中洋分公司的负责人对原告说，中洋公司要和罗定项目发包方解除工程总承包协议，要介绍原告和发包方的负责人王日文认识，叫原告直接与发包方商谈签订罗定项目协议的事情。但是，中洋公司介绍原告与王日文认识后，原告最终也未能承接到罗定项目的劳务。于是，原告于2018年8月向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2018）粤0114民初9708号，要求中洋公司及中洋分公司返还270万元及支付相应利息（起诉前中洋公司已退还30万元）。但在诉讼中，中洋公司及中洋分公司拿出前述的《承诺书》，谎称该270万元中有231万元是原告委托其支付给黄海芬等人的，另39万元是其应得的“手续费”；并捏造是原告想借其公司名义与罗定项目发包方签订承包合同等事实。由于原告当时没有充足的证据揭穿中洋公司及中洋分公司的谎言，法院没有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上诉期内，也是因欠缺足够胜诉的证据而没有上诉。为收集揭露中洋公司及中洋分公司谎言的证据，原告于2019年1月向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对中介人叶韩提起返还中介费的诉讼，案号（2019）粤0111民初1381号。在诉讼中，叶韩向法院提交了中洋公司与罗定项目发包方广州拯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于2017年5月2日（签订时间在中介人介绍原告和中洋分公司初次见面日的前4日）的《总框架总包协议》及《关于协议书》（原件）等证据，并陈述了原告与中洋分公司人员初次见面是在2017年5月6日等实情。前述1381号案判决后，原告以1381号民事判决作为可以推翻（2018）粤0114民初9708号案判决的新证据，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9708号案进行再审。广州中院立案审查后，以原告没有在上诉期内上诉，并且（2019）粤0111民初1381号民事判决中，叶韩有关原告与中洋公司情况的陈述只是其一面之词，不足推翻原审判决，遂于2020年7月20日作出（2020）粤01民申242号民事裁定，驳回了原告的再审申请。黄海芬、崔益富、赖明和王日文等人是谁，在2017年5月20日之前原告一个也不认识；直到现在原告仍未见过、不认识黄海芬和赖明；原告不可能也没有委托中洋公司或中洋分公司将原告的保证金付给这些人。直到原告与中洋公司的9708号案开庭审理即2018年10月15日后，原告才从中洋公司提交的付款回执中发现，中洋公司是在收到原告从与花都相隔500多公里外的廉江市青平镇农信柜台转账支付300万元的同一天，即2017年5月8日，就将其中的200万元付给了黄海芬，听说后来黄海芬又将其中的30万元退还给中洋公司。至于黄海芬，原告是后来从中洋公司开具的300万元收据中，无意间发现其是中洋公司工作人员，该收据是经黄海芬开出的。2017年6月8日，该收据原件已被中洋公司收回。中洋公司收回收据的理由，就是该笔款是转账支付的，有汇款回执作为付款凭证；如不收回，中洋公司则有收取原告两笔300万元共600万元付款之嫌。原告觉得中洋公司说的也有道理，就将该收据交还给中洋公司。原告和被告中洋公司和中洋分公司接触，是经中洋分公司指派中介叶韩等人的引荐，目的是分包中洋公司所总承包罗定项目的建筑劳务。但是，被告中洋公司和中洋分公司诱骗原告在所谓《承诺书》上签名后，就解除了其与罗定项目发包方签订的《总承包框架协议》，并没有和原告签订所谓《承诺书》中所指的“总投资为1.7亿元”“内部联营合作协议”。后来的1381号民事判决也证明，该《总承包框架协议》不具有合法效力，中洋公司自始就不可能或没有能力将罗定项目建筑劳务分包给原告，其收取和私分原告300万元纯粹是出于非法占有的恶意。另一方面，尽管本案并不存在委托代理的事实；但就算按被告编造的“委托付款”而论，被告处分原告270万元，也是事先没有获得原告授权的无权代理行为。本案的所谓承诺书，是被告诱骗原告签名的，是诱骗原告对被告无权代理行为的“追认”。但是，即使原告被诱骗在承诺书上签了名，也是在看到承诺书上有原告可以和被告签订罗定项目“总投资为1.7亿元”“内部联营合作协议”等表述，才签名的；承诺书的生效，是以原、被告双方完成罗定项目“总投资为1.7亿元”“内部联营合作协议”的签订为前提。鉴于被告最终没有与原告签订罗定项目的“总投资为1.7亿元”“内部联营合作协议”，所谓承诺书依法根本就没有生效。原告为挽回所遭受的损失，曾试图对黄海芬、崔益富和赖明等提起不当得利诉讼；但是，由于原告至今不知黄海芬和赖明是谁长什么模样，没有掌握其俩丝毫身份线索；而崔益富的身份证号码虽然写在本案的所谓承诺书中，但由于其是外省人在广州没有办理暂住手续；故该三人的人口信息都无法查明，以至立案受阻。鉴此，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百七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请。中洋分公司、中洋公司辩称，（一）本案属于重复诉讼，请求依法裁定驳回原告起诉。2018年9月10日，原告向本院提起（2018）粤0114民初9708号（以下简称9708号案件）诉讼，该案中被告为答辩人；该案案由为合同纠纷；诉讼请求为①请求判令被告中洋建设工程广东分公司返还工程款订金270万元，被告中洋建设工程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②请求判令被告中洋建设工程广东分公司向原告支付占用270万元的利息，被告中洋建设工程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原告的诉请（2018）粤0114民初9708号民事判决、（2020）粤01民申242号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民申242号案件）中已经作为重要的证据使用，而且上述两案作出的判决裁定的重要依据。9708号案件经贵院审理后，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9708号案件判决书已经生效，另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申242号案件开庭审查后，裁定驳回原告的再审申请。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原、被告与9708号案件相同；9708号案件案由为合同纠纷，本案中原告再以委托合同纠纷起诉，根据《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规定：合同纠纷属于二级案由，委托合同纠纷属于合同纠纷项下设计的第三级案由；原告诉求确认《承诺书》不生效，属于确认合同效力的案由，也属于合同纠纷的第三级案由，因此本案的诉讼标的与9708号案件也相同；原告在本案中诉请被告赔偿270万元及利息与9708号案件诉请返还订金270万元及利息所依据的事由相同，而且本案原告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9708号案件的裁判结果。因此，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明显属于重复诉讼，请求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原告起诉。（二）原告就本案所涉款项170万元已经另案起诉王日文，原告就同一笔款项提起三个诉讼，明显属于重复诉讼。（2020）粤0106民初11156号案件中，原告以合同纠纷起诉王日文，涉案标的为2042895元，原告在民申242号案件承认王日文在收取被告委托支付的170万后，原告又再向王日文付款260万元，原告总共向王日文付款430万元；另外，原告进一步陈述王日文已经向其退还330万元。民申242号民事裁定书第7页对该此予以认定。以上事实证明王日文退还的款项包含了本案所涉的170万元，王日文已经向原告退还了本案的款项，原告不但通过被告向王日文委托付款170万元，原告在签订本案承诺书后又自己向王日文付款260万元，证明本案所涉的170万元是由于原告与王日文之间存在的合同关系产生，被告向王日文付款170万元属于委托付款，与《承诺书》原告的承诺吻合。另外，（2020）粤0106民初11156号案件也证明原告就同一笔款项重复提起多个诉讼，存在企图获取不当利益的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三）原告就本案所涉款项10万元已经另案起诉崔亚县，原告就同一笔款项提起三个诉讼，明显属于重复诉讼。（2020）粤0904民初1371号案件中，原告以居间合同纠纷起诉崔亚县，涉案标的为10万元，原告在民申242号案件承认该案件的所涉的10万元即是本案被告受原告委托付款给崔亚县的10万元。民申242号民事裁定书第7页对该此予以认定。证明本案所涉的10万元是由于原告与崔亚县之间存在居间合同关系产生，被告向崔亚县付款10万元属于委托付款，与《承诺书》原告的承诺吻合。另外，该案件也证明原告就同一笔款项重复提起多个诉讼，存在企图获取不当利益的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四）案涉《承诺书》已成立并生效，且合法有效，并已实际履行完毕，原、被告双方权利义务已结清。1.原告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是否签署案涉《承诺书》具有辨别能力和决策能力，原告也反复确认《承诺书》签名是其亲自签署并亲自加盖指模。2.原告在签署案涉《承诺书》时，同时找来叶韩、崔亚县、崔益富现场见证，充分证明其对案涉300万元的处分是清楚并同意的，不存在任何的诱骗和强迫。3.原告在（2020）粤01民申242号再审案件中，已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供了其与叶韩诉讼纠纷所形成的（2019）粤0111民初1381号、（2020）粤01民终5478号民事判决书作为新证据，拟证实案涉《承诺书》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被告并非上述案件当事人，且经法庭调查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最后认定，上述案件中叶韩的陈述意见只是其单方面陈述，且叶韩又是案涉《承诺书》的见证人，原告认为其受诱骗、要挟才签订案涉《承诺书》没有事实依据，故案涉《承诺书》是原告对事实的确认和真实意思表示，能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属于委托付款的关系。4.案涉《承诺书》涉及的是委托付款，并未附付款条件，原告是否能承包案涉工程不是原告委托被告付款的条件，不存在原告不能承包案涉工程即案涉《承诺书》不生效的客观事实。况且，被告已依约履行完毕案涉《承诺书》的委托付款事宜，对此原告予以确认，并在《承诺书》进一步承诺“本承诺书签订生效后，该项目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债权债务和经济、法律责任均与陕西中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陕西中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无关。”故《承诺书》客观证明了原、被告之间委托付款的事实，且双方的权利义务已经结清，被告按照原告的要求汇款，原告与收款人王日文、赖明、崔益富之间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与两被告无关。综上，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合同的法律约束力是由法律赋予的，并依法受法律保护。”《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故案涉《承诺书》已成立并生效，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有效并已履行完毕，不存在不生效的客观事实。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270万元及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在本案起诉状所陈述的理由，早已经花都区法院进行过法庭调查、也已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听证审查，相应的生效判决、裁定均认为其主张被告赔偿270万元没有依据，原告一再缠讼并就同一笔款项重复起诉，极其不诚信，请求法院查清事实，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6月8日，邓洪向中洋分公司、中洋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其以个人名义转入中洋分公司的300万元款项所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与中洋分公司、中洋公司无关，由其本人全权承担。并将300万元通过中洋分公司分别转给王日文170万元，转给赖明10万元，转给崔益富51万元，转给中洋分公司前期手续等费用39万元，剩余30万元转入邓洪帐户。承诺不追究中洋分公司、中洋公司任何经济、法律责任。韩叶、崔亚县、崔益富在见证人处签名、按指模。后，邓洪以中洋分公司、中洋公司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两被告向其返还270万元及利息，本院于2019年3月8日作出（2018）粤0114民初9708号判决，认定：两被告提供了由邓洪签名并捺印的《承诺书》、转账支付凭证等证明中洋建设工程广东分公司收到的300万元款项已按邓洪确认的方式进行了处分，邓洪已承诺该款的债权债务与两被告无关，邓洪主张该《承诺书》并非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承诺书》是在受诱骗、要挟的情况下所签署，但对此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此，本院对邓洪的主张不予采信，邓洪要求两被告返还剩余270万元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邓洪的全部诉讼请求。邓洪不服（2018）粤0114民初9708号民事判决，申请再审，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20日作出（2020）粤01民申242号民事裁定书。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主张涉案《承诺书》是受胁迫诱骗而签署，但对此提交的相关证据未能予以否定。申请人提交的1381号判决中叶韩的陈述意见，只是叶韩单方陈述意见，被申请人亦不予确认，且叶韩亦是《承诺书》的见证人。申请人在该案中亦陈述对于王日文退还的330万元，中洋分公司收取300万元后将其中170万元转给了王日文，王日文另外又收取了申请人260万元，而项目是假的，故王日文将款项退还申请人。再结合申请人已另案起诉王日文、崔亚县等情形，申请人的主张不足以否定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及处理的结果。”并依法裁定驳回邓洪的再审申请。另查明，本案中邓洪提交的证据清单内容与9708号案及民申242号案两案中提交的证据完全相同。本院经审查认为，邓洪诉请确认案涉《承诺书》不生效，系当事人对合同效力的认识出现分歧，故本案的案由应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对比本案于9708号案，本院认为，第一，本案的当事人与9708号案的当事人完全相同；第二，本案的原告主张确认《承诺书》无效，而9708号案的原告主张返还270万元款项，两案审查的重点均为签署《承诺书》引发的当事人间的合同关系，故本案与9708号案的诉讼标的实质上是相同的；第三，本案中原告的诉请如得到支持，则直接否定了前诉的裁判结果。综上，本院认为，本案构成重复诉讼。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邓洪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俊武人民陪审员  徐丽妍人民陪审员  黄美好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二日书 记 员  罗奕晴戚玉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