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145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先宝，男，1987年7月5日，汉族，现住平度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姜伟玲，女，1984年3月20日，汉族，现住平度市。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国银，山东天正平（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雪中炭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平度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xx94。 法定代表人：徐晓明，总经理。 原审原告：宿学花，女，1969年3月23日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平度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晓明，男，汉族，1975年4月30日生，住山东省平度市。 原审被告：金秀琪，女，1987年2月26日生，朝鲜族，现住平度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原审第三人：耿海燕，女，1976年8月29日生，汉族，住平度市。 上诉人刘先宝、姜伟玲因与被上诉人青岛雪中炭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雪中炭公司）、原审原告宿学花、金秀琪，原审第三人耿海燕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2020）鲁0283民初43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国银，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原审原告宿学花的委托代理人徐晓明，原审第三人耿海燕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金秀琪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先宝、姜伟玲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20)鲁0283民初4333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支付服务费5950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在服务合同履行期间阻碍房屋过户交易，未尽到相应的责任，服务不到位，上诉人不应给付被上诉人服务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秀琪签订《房屋认购合同》后，因原审被告金秀琪迟迟未能解压导致房屋无法过户。上诉人多次向被上诉人和原审被告金秀琪提出可以由上诉人借给原审被告金秀琪解压款，由原审被告金秀琪解除抵押后和上诉人办理过户。但被上诉人从中作梗，不同意上诉人提出的方法，并扣押原审被告金秀琪的房产证。被上诉人甚至为获得金秀琪丈夫金铁刚名下房产的独家出卖权，扣押金铁刚名下的房产证，和上诉人、金秀琪签订合同提出以出售金铁刚名下的房屋所得房款来解除抵押。被上诉人的行为阻碍了合同的履行，使房屋迟迟无法过户，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未尽到相应的服务。上诉人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得不起诉原审被告金秀琪，使交易房产得以过户。据此，被上诉人没有履行作为居间人的法定义务和约定义务，其主张的服务费5950元不应的得到支持。二、第三人耿海燕与被上诉人存在合作关系，构成表见代理，上诉人不应当再支付服务费给被上诉人。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承认，第三人耿海燕也是房屋中介，是向被上诉人介绍客户，原审原告宿学花介绍给被上诉人房源，被上诉人与第三人耿海燕、原审宿学花均是合作关系。这显然是中介市场的一种常态，会让购房人弄不明白其中的身份关系，陷入身份判断误区。上诉人购房时，是第三人耿海燕领到被上诉人处，上诉人签合同、看房、付款等均有第三人耿海燕陪同，被上诉人对此没有任何异议，导致上诉人自始至终认为第三人耿海燕是被上诉人的员工，第三人耿海燕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上诉人已经将服务费5950元支付给原审第三人耿海燕，上诉人不应当再支付服务费给被上诉人。综上，被上诉人即与第三人耿海燕有合作关系，构成表见代理，被上诉人在服务过程中违背诚实信用原则，阻碍交易。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雪中炭公司辩称，一、上诉人诉称“被上诉人在服务合同履行期间阻碍房屋过户交易，未尽到相应的责任，服务不到位”，均是上诉人为了达到不付服务费的不良目的，而对被上诉人毫无证据的无端指责。“不付服务费”更是违反社会公序良俗和我国一系列现行法律法规的无理请求。事实是：上诉人确实和金秀琪多次到被上诉人公司协商办理过户，但并非如上诉人所说“可以由上诉人借给原审被告金秀琪解压（押）款，由原审被告金秀琪解除抵押后和上诉人办理过户。”有2018年09月21日上诉人和原审被告金秀琪签订的《房产认购合同补充协议》为证，此《房产认购合同补充协议》中上诉人只字未提借给原审被告金秀琪解压（押）款，若如上诉人所说，这么一大笔借款（当时原审被告金秀琪银行按揭贷款大约还剩余26万），上诉人会不和原审被告金秀琪在补充协议中约定如何出借、如何归还？这是严重有悖常理的！上诉人所说的解决方案，只是被上诉人鉴于交易房产产生纠纷无法过户后，给上诉人提出的解决方案之一，上诉人自始至终也未同意。 上诉人诉称“被上诉人从中作梗，不同意上诉人提出的方法，并扣押原审被告金秀琪的房产证。”更是毫无证据的无端指责。2018年3月28日上诉人和原审被告金秀琪夫妻签订的《房产认购合同》第十条第1条里有明确约定“交易双方（即原审被告金秀琪、金铁钢夫妻和上诉人）同意将房产证放在丙方（即被上诉人）处”；2018年09月21日上诉人和原审被告金秀琪签订的《房产认购合同补充协议》第4条里也有明确约定“甲乙双方（即原审被告金秀琪和上诉人刘先宝）同意将甲方（即原审被告金秀琪）不动产权证书过户前由丙方（即被上诉人）保管”。当时被上诉人是鉴于上诉人已经支付给原审被告金秀琪夫妻大部分购房款，出于对交易双方交易负责的态度，也是行业标准化操作流程要求，提议且经过原审被告金秀琪夫妻和上诉人书面同意确认，才将原审被告金秀琪的房产证放在被上诉人处保管的。并且被上诉人也无任何阻碍上诉人和原审被告金秀琪过户的动机和好处。被上诉人作为一家正规从事房产经纪业务的公司，是以赚取服务费为经营目的的，尽早收到经营收入是每个企业的目标之一，被上诉人自2018年3月28日就撮合上诉人和原审被告金秀琪签订了《房产认购合同》，完成了居间服务，合同约定上诉人当日就应支付给被上诉人的5950元服务费上诉人一直拖延未付，被上诉人非常急切地想上诉人和原审被告金秀琪尽快完成交易过户，收到这笔应得的服务费，又怎会故意阻止呢？这是既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被上诉人利益的。 上诉人诉称“被上诉人甚至为获得金秀琪丈夫金铁钢名下房产的独家出卖权，扣押金铁钢名下的房产证，和上诉人、金秀琪签订合同提出以出售金铁钢名下的房屋所得房款来解除抵押。”更是颠倒黑白的无稽之谈。上诉人和原审被告金秀琪在多次到被上诉人公司，协商无果后，被上诉人经过综合考虑给上诉人和原审被告金秀琪提出了7个解决方案： 1、由原审被告金秀琪找亲戚朋友先借部分钱加上上诉人欠的房款去华夏银行结清剩余按揭贷款，注销抵押登记，完成交易房产过户后，再由原审被告金秀琪丈夫金铁钢从国外回来还清亲戚朋友的欠款（当时原审被告金秀琪一直称自己丈夫在韩国经营上遇点事，不能马上回国，暂时无法去华夏银行结清按揭贷款，注销抵押登记，办理过户）； 2、原审被告金秀琪去银行等贷款机构办理贷款，贷下款来去华夏银行结清剩余按揭贷款，注销抵押登记，完成交易房产过户； 3、原审被告金秀琪的丈夫如果现在没钱，就由原审被告金秀琪商量丈夫金铁钢，将同小区同栋楼登记在金铁钢名下现在夫妻二人共同购买居住的房产出售，出售所得用于结清交易房产的银行剩余贷款，注销抵押登记，完成交易房产过户； 4、上诉人不想要交易房产，由原审被告金秀琪将交易房产重新出售后退还上诉人已付房款及违约金，上诉人与原审被告金秀琪解除交易合同； 5、上诉人不想要交易房产，上诉人将交易房产出售给新承购人后所得房款减去原审被告金秀琪欠华夏银行的剩余按揭贷款和上诉人剩余应付房款，剩余上诉人已付同等房款及房产增值所得全部归上诉人所有，上诉人不再追究原审被告金秀琪违约金，原审被告金秀琪协助上诉人给新承购人办理交易房产过户手续； 6、由上诉人替原审被告金秀琪先结清华夏银行剩余的按揭贷款，注销抵押登记，完成交易房产过户后，再由原审被告金秀琪丈夫金铁钢从国外回来还清上诉人欠款； 7、为了更为稳妥并得到更好保障，上诉人向法院起诉原审被告金秀琪要求强制过户。但原审被告金秀琪华夏银行剩余的按揭贷款还要上诉人垫付结清，完成交易房产过户后，上诉人再向原审被告金秀琪夫妻追偿。 被上诉人当时给上诉人和原审被告金秀琪提出了导致交易房产无法继续过户，所有可行的解决方案，上诉人和原审被告金秀琪都说尽力试试。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里，上诉人和原审被告金秀琪在被上诉人的协调下将以上的7种解决方案中的前6种解决方案进行了反复尝试，但最终结果不是上诉人过段时间感觉不合适或做不到反悔了，就是原审被告金秀琪过段时间感觉不合适或做不到反悔了。而原审被告金秀琪丈夫金铁钢的房产证放在被上诉人处，也是上诉人按被上诉人给的第3种解决方案非要原审被告金秀琪通过被上诉人出售丈夫房子，并要求被上诉人不要收服务费，且特别强调原审被告金秀琪如果将丈夫房产出售，所得房款必须经过被上诉人代收，且必须优先偿还上诉人购买原审被告金秀琪房产华夏银行剩余的按揭贷款，以便交易房产能顺利过户给上诉人。还多次要求被上诉人没有他（上诉人）允许不能把原审被告金秀琪丈夫金铁钢房产证给金秀琪。但因原审被告金秀琪一直未取得丈夫金铁钢房产出售委托公证书且房子出售价格太高，所以金铁钢房产一直出售不了（以上有原审被告金秀琪委托被上诉人出售丈夫金铁钢房产委托协议为证）。上诉人诉称根本是在颠倒黑白。 而且一直到2019年11月4日上诉人和原审被告金秀琪跳过被上诉人私下联系，采用了被上诉人给他们提供的第7种解决方案，以诉讼调解方式（有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2019）鲁0283民初8633号民事调解书为证）完成了交易房产的过户后的2019年11月6日，上诉人还在假装没解决交易房产过户问题，仍然打电话给被上诉人，让被上诉人催问原审被告金秀琪向她哥哥借钱情况（有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金秀琪微信截图为证），当时不知情的被上诉人还仍在给上诉人和原审被告金秀琪积极协调沟通，并非像上诉人诉称的那样阻碍交易进行。 二、上诉人诉称的“第三人耿海艳与被上诉人存在合作关系，构成表见代理”，第三人耿海燕是乐家地产员工，被上诉人与乐家地产有合作，和第三人耿海燕没有合作关系，第三人耿海燕从未持有任何被上诉人公司的书面授权证明，也从未声称是被上诉人公司员工，更未以被上诉人名义与上诉人订立任何合同，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条件和要素，上诉人主张更不符合“表见代理”的“善意、无过错”核心要求，“上诉人不应当再支付服务费给被上诉人”更是毫无法律依据和证据支持的。 1、上诉人当日去看房时，被上诉人公司有专人在交易房产现场专门接待自己去看房的客户和其它合作中介公司员工带去的客户，以随时介绍交易房产情况、解答客户的问题。因被上诉人公司当时对交易房产做的“集中爆破”式营销推广投入巨大，效果非常轰动，连续三天，每天从早上7点到深晚10点，看房的客户都络绎不绝，每次看房客户提问时，被上诉人公司接待人员都会先问“你（看房客户）是自己来的还是跟哪家中介公司员工来的？”将客户先分类，是自己去的，直接介绍解答，跟别的中介公司员工去的，叫过别的中介公司员工来再当着别的中介公司员工面给客户解答问题。这么做的目的：（1）防止客户跳过别的中介公司直接来和被上诉人公司成交，使别的中介公司付出得不到应有回报；（2）房地产中介行业各中介公司间在合作时为避嫌（即避免合作时直接要别的中介公司客户电话，撇开别的中介公司直接联系客户）的约定俗成。当日上诉人是第三人耿海燕以“乐家地产”员工身份，带上诉人去交易房产现场的，当时给上诉人介绍交易房产和解答问题的都是被上诉人公司的接待人员，而且被上诉人公司现场接待人员也是按以上规范接待的上诉人。整个看房过程第三人耿海燕自始至终也未向上诉人展示任何被上诉人公司的书面授权证明，也从未声称是被上诉人公司员工，如果第三人耿海燕是被上诉人员工，为什么不是第三人耿海燕现场给上诉人介绍交易房产、解答问题？当时“乐家地产”多名员工和别的中介公司的十几名员工都带客户在看房，别的客户都知道是跟哪家中介公司员工来看房的，难道就上诉人不知道，这分明是上诉人在揣着明白装糊涂！ 2、上诉人决定买房交定金时，现场有十几家别的中介公司员工和带的二三十组客户，三组客户都抢着要交定金，被上诉人公司现场接待人员当时举着银行卡非常明确地说“哪家中介公司的客户先交定金，我们就把房子定给哪家的客户”。因上诉人当时没带现金，也没有手机银行，无法当场交定金，当时第三人耿海燕与上诉人确定了要买交易房产后，是第三人耿海燕挤到被上诉人公司现场接待人员面前，跳起来一把抢过被上诉人公司现场接待人员银行卡，替上诉人手机银行转账给被上诉人现场接待人员2万定金的（有第三人耿海燕与被上诉人公司员工马秋娟银行转账记录为证）。若第三人耿海燕是被上诉人自己公司员工，被上诉人自己公司内部员工的客户要购买交易房产，现场没带定金，被上诉人现场接待人员完全可以直接宣布交易房产已被自己公司的客户定了，被上诉人内部员工间有相互转账的必要吗？这种明显有悖常理的事，相信稍有认知的人也会看出来第三人耿海燕并非被上诉人公司员工，上诉人显然又是在装糊涂。 3、接着去被上诉人公司签合同时，按2018年房地产市场火爆程度，简直就不是买房子而是抢房子，全青岛市房地产经纪行业居间服务费的统一收费标准都是成交价的2%，而且全部都是由买方支付。当时第三人耿海燕说“买方是她嫂子老家的邻居，让（被上诉人）收（上诉人）居间服务费时给优惠点”，被上诉人当时当着上诉人面，对第三人耿海燕说“房子这么抢手，刚才没抢到的别的中介公司员工还一直打电话说，他们的客户加钱都要订这个房子，你的客户不要可以马上退给你定金，我们公司能做的最大让步是只收我们与你们公司间合作里我们的那1%服务费行了，至于你是代表你个人还是代表你们乐家地产，收客户1%还是多少你自己和你们杜总（乐家地产总经理杜希艳）交代行了，我们就不管了。”被上诉人在随后签订的《房产认购合同》第五条中给予了确认。 4、上诉人诉称“2018年5月7日和2018年5月8日分别向第三人耿海燕微信转账了5000元、950元是付给被上诉人的中介费，并且2019年8月22日第三人耿海燕向上诉人开具了收款收据，被上诉人没有异议。”这些都是上诉人和第三人耿海燕之间的事，被上诉人并不知晓，也从未给第三人耿海燕任何书面授权或口头承诺，上诉人和第三人耿海燕也从未告诉过被上诉人。但在上诉人、原审被告金秀琪夫妻、被上诉人三方签订的《房产认购合同》第六条中，被上诉人为避免佣金交纳产生误会和纠纷，曾特意注明“对于此合同第五条涉及到的佣金费用，以现金或银行转账的方式，于本合同签订之日一次性支付给丙方（被上诉人），以丙方（被上诉人）收据或转账凭证为准。”上诉人是完全了解并且明白《房产认购合同》中这条规定的，里面的“丙方”是特指被上诉人，而非第三人耿海燕。然而上诉人却还以与第三人耿海燕的微信转账和第三人耿海燕给上诉人开具的收款收据主张第三人耿海燕是“表见代理”，明显是不符合“表见代理”条件和要素的，更不符合“表见代理”的“善意、无过错”的核心要求。 并且2018年09月21日上诉人、原审被告金秀琪、被上诉人三方确认签订的《房产认购合同补充协议》第2条里注明“原合同中乙方（即上诉人）支付给丙方（即被上诉人）的服务费￥5950.00元（大写伍仟玖佰伍拾元整）与补充协议签定之日支付。”再一次明确指出上诉人并未支付给被上诉人5950元服务费。显然与上诉人诉称“2018年5月7日和2018年5月8日分别向第三人耿海燕微信转账了5000元、950元是付给被上诉人的中介费，并且2019年8月22日第三人耿海燕向上诉人开具了收款收据，被上诉人没有异议。”时间上相互矛盾。若如上诉人诉称第三人耿海燕是“表见代理”，上诉人签订《房产认购合同补充协议》4个多月前已付给被上诉人上诉人认为的服务费，为何签订《房产认购合同补充协议》时还要签字确认没有支付给被上诉人服务费？这显然与上诉人的主张是自相矛盾的。 5、即便如上诉人诉称第三人耿海燕是“表见代理”，上诉人也实际付给第三人耿海燕居间服务费了，为什么2019年11月4日上诉人和原审被告金秀琪要私下跳过被上诉人这个重要的居间见证人，采用诉讼调解方式（有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2019）鲁0283民初8633号民事调解书为证）完成交易房产过户，这么重要的诉讼，被上诉人又是重要证人，难道就没有出庭作证的必要？上诉人既然无愧，上诉人和原审被告金秀琪夫妻的所有交易房款没有直接转账凭证，全部是经上诉人银行转账的，就不需要被上诉人提供转账凭证这个最重要的证据作证？就不怕原审被告金秀琪不承认上诉人支付的房款？法庭又如何审查上诉人支付给原审被告金秀琪夫妻房款的确切数额？如何审查数额的真假性？上诉人的这些反常行为是严重有悖诉讼常理的！上诉人在心虚什么？而且2019年11月4日上诉人就和原审被告金秀琪达成法院调解了，两天后的2019年11月6日上诉人为什么还给被上诉人打电话，让被上诉人催促原审被告金秀琪向她哥哥借钱以完成交易？显然上诉人是想继续骗取被上诉人，拖延应支付的居间服务费。 6、更重要的是，第三人耿海燕在一审中明确表示上诉人是“她嫂子的邻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七条审判人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五）证人或者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第九十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三）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第三人耿海燕与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证据显然不能作为上诉人主张的证据使用。 上述事实明确、证据充分，足以证明被上诉人作为居间方，尽到并超出了所有应尽的职责和义务。而反观上诉人在事实如此清楚，证据如此充分的情况下，不仅不以自己“跳单”为耻，还在自己毫无证据之下强词夺理百般狡辩。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宿学花辩称，同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 耿海燕述称，没有答辩意见。 金秀琪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雪中炭公司、宿学花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依法判令金秀琪、金铁钢夫妻履行支付宿学花和雪中炭公司房源发布、广告推广、营销服务等费用￥45000.00元的义务；请依法判令刘先宝、姜伟玲夫妻履行支付中介服务费￥5950.00元的义务；在诉讼过程中变更为：一、请求依法判令刘先宝、姜伟玲夫妻履行支付雪中炭公司、宿学花中介服务费5950元的义务。二、关于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均由刘先宝、姜伟玲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 2018年3月28日，金秀琪（委托人、房屋出售人）与雪中炭公司（受托人）签订《房屋出售委托合同》，委托人将位于平度市经济开发区××路××号××号楼××单元××户房屋【房产证号鲁（2016）平度市不动产权第xx**】委托受托人出售服务......。 同日，金秀琪和金铁钢（甲方、出售方）、刘先宝和姜伟玲（乙方、购买方）、雪中炭公司（丙方、中介服务机构）签订《房屋认购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将其所有的位于平度市经济开发区××路××号××号楼××单元××户房屋【房房产证号鲁（2016）平度市不动产权第xx**出售给乙方，面积89.09平方米，无车库车位储藏室。房屋成交价款为595000元......。合同还约定：鉴于丙方为甲乙双方房产交易所提供的咨询等服务，甲乙双方同意向丙方支付服务费用，服务费用为房产出卖总价的1%，金额为5950元，此服务费由乙方支付给丙方。以现金或者银行转账方式于本合同签订之日一次性支付给丙方，以丙方收据或者转账凭证为准。 2018年9月21日，金秀琪和金铁钢（甲方、出售方）、刘先宝和姜伟玲（乙方、购买方）、雪中炭公司（丙方、中介服务机构）签订《房屋认购合同补充协议》，合同约定：关于山东省平度市经济开发区××路××号××号楼××单元××户房屋【房产房产证号鲁（2016）平度市不动产权第xx**买卖事宜，甲乙双方已签订房屋认购协合同，在原合同基础上变更合同部分内容，其中约定：原合同中约定乙方支付给丙方的服务费5950元于补充协议签订之日支付。由金秀琪代表甲方签字，刘先宝代表乙方签字，雪中炭公司在丙方处盖章。 另查明，2018年5月7日刘先宝通过微信向第三人耿海燕转款5000元；2018年5月8日刘先宝通过微信向第三人耿海燕转款950元；2019年8月22日第三人耿海燕为刘先宝出具收款收据，记载：第三人耿海燕收到刘先宝服务费5950元。刘先宝和姜伟玲系夫妻关系。第三人耿海燕不是雪中炭公司的职工，双方没有合作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2018年3月28日金秀琪（甲方、出售方）、刘先宝和姜伟玲（乙方、购买方）、雪中炭公司（丙方、中介服务机构）签订《房屋认购合同》和2918年9月21日金秀琪（甲方、出售方）、刘先宝（乙方、购买方）、雪中炭公司（丙方、中介服务机构）签订《房屋认购合同补充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各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涉案合同属于居间合同。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雪中炭公司为居间人，刘先宝和姜伟玲为委托人。雪中炭公司已履行了合同义务，促成合同成立；刘先宝和姜伟玲没有按照合同履行给付雪中炭公司报酬的义务。雪中炭公司主张要求刘先宝和姜伟玲按照合同约定给付服务费5950元，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刘先宝和姜伟玲辩称主张，其认为第三人耿海燕是雪中炭公司的职工，其于2018年5月7日、2018年5月8日给付第三人耿海燕服务费5950元，就是给付雪中炭公司的涉案中介服务费5950元。而雪中炭公司不予认可。刘先宝和姜伟玲的该主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因第三人耿海燕主张与刘先宝和姜伟玲、雪中炭公司存在争议，且与本案不属于同一个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处理。当事人可另案主张权利。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四百二是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判决：刘先宝、姜伟玲给付青岛雪中炭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服务费595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刘先宝和姜伟玲负担。其余预交诉讼费1024元退还青岛雪中炭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系服务合同纠纷。2018年3月28日，上诉人刘先宝、上诉人姜伟玲作为乙方、被上诉人雪中炭公司作为丙方，与作为甲方的原审被告金秀琪、金铁钢签订了《房屋认购合同》，约定服务费由乙方即上诉人刘先宝、上诉人姜伟玲向丙方雪中炭公司支付，金额为5950元。2018年5月，上诉人刘先宝分二笔向原审第三人耿海燕支付5950元，耿海燕以个人名义出具收据，载明收到刘先宝服务费5950元。同年9月21日，上诉人刘先宝、上诉人姜伟玲作为乙方、被上诉人雪中炭公司作为丙方，与作为甲方的原审被告金秀琪、金铁钢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约定乙方支付丙方服务费5950元，并于补充协议签订之日支付。上诉人刘先宝、上诉人姜伟玲主张其已经向雪中炭公司支付了服务费，但服务费是向第三人耿海燕支付的，第三人耿海燕并非雪中炭公司员工，上诉人亦未提交令其作出耿海燕系雪中炭公司员工这一判断的证据，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收据并非由雪中炭公司出具，而是由耿海燕个人出具，因此，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如果上诉人系向雪中炭公司支付的服务费，却又与雪中炭公司签订补充协议重新约定服务费给付时间，与常理不符。因此，一审法院判决刘先宝、姜伟玲，支付雪中炭公司5950元服务费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上诉人刘先宝、姜伟玲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先宝、姜伟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唐明光 审 判 员 安太欣 审 判 员 卞冬冬 二〇二一年一月七日 法官助理 韩晓琪 书 记 员 隋欣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