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133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黄幼青，男，1977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兴宁市×××××××××××××，公民身份号码441××××××××××××134。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代春峰，男，1979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汤阴县××××××××，公民身份号码410××××××××××××013。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加红，广东志成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勇辉，广东志成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谭波涛，男，1989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东县××××××××××，公民身份号码430××××××××××××335。原审第三人：吴健强，男，1993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兴宁市××××××××××××，公民身份号码441××××××××××××670。上诉人黄幼青因与被上诉人代春峰、谭波涛，原审第三人吴健强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民初165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该案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黄幼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黄幼青、吴健强与代春峰、谭波涛于2017年9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2.判令代春峰、谭波涛向黄幼青退还股权转让款208000元；3.判令代春峰、谭波涛向黄幼青赔偿违约金53600元（按转让款的20%计算）。4.案件诉讼费用由代春峰、谭波涛承担。代春峰、谭波涛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黄幼青立即将代春峰、谭波涛在佛山市蓝色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色坊公司）的股权予以全部变更至黄幼青及吴健强名下；2.判令黄幼青向代春峰、谭波涛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60000元；3.反诉案件受理费由黄幼青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蓝色坊公司在工商部门核准登记成立于2012年4月19日，注册资本50万元，在册股东为代春峰（持股比例50%）、谭波涛（持股比例50%）。2017年9月22日，代春峰、谭波涛作为转让方（甲方），黄幼青、吴健强作为受让方（乙方），双方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主要约定：鉴于：1.在签订本合同之日，蓝色坊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0万元，该公司依法有效存续。2.甲方持有蓝色坊公司100%股权，是该公司的合法股东。3.甲、乙双方协商，决定由甲方将其持有的100%股权转让给乙方，据此双方达成如下协议。第一条：股权转让。1.甲方依据本合同，将其持有的蓝色坊公司100%股权及其依该股份享受的相应权益一并转让给乙方。2.乙方同意受让上述股份，并在转让成交后，依据受让的股份享有相应的股东权益并承担相应的义务。第二条：股权交付。1.本合同签订后，甲乙双方应当就该转让的有关事宜要求蓝色坊公司将乙方的名称、住所、受让的出资额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完毕工商登记手续，甲方应就该转让已记载并办理完毕工商登记手续事实，向乙方出具书面的证明。2.双方暂不进行工商登记，工商登记手续于签订合同后12个月或者代春峰出狱后1个月内完成。如甲方不能按约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甲方应将乙方已支付的转让款项退还乙方。第三条价款及支付方式。1.甲、乙双方同意甲方转让蓝色坊公司股份价款为268000元。2.支付方式：乙方于签订本合同之日起3日内向甲方支付208000元，甲方确认收款账号如下：开户行：中国邮政银行，户名：刘某某，账号：622×××××××××××××657。余款60000元于办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三日内付清。第四条声明、保证及承诺。甲方特此向乙方做出如下声明、保证和承诺：1.甲方为公司的合法股东，全权拥有本合同项下公司的股权，并具备相关有效法律文件。2.甲方承诺未以被转让股份为其自身债务或第三方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3.甲方履行本合同的行为，不会导致任何违反其与他人签署的合同、单方承诺、保证等；4.甲方已取得签订并履行本合同所需的一切批准、授权或许可；5.甲方承认乙方系以甲方上述声明、保证和承诺为前提条件，同意与甲方签订本合同。6.以上声明、保证和承诺，在本合同签订后将持续、全面有效。第五条：过渡期条款。1.在办理甲方应协助乙方妥善经营管理公司，维持公司的生产经营、资产、人员等情况的稳定，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司的各项利益，并诚信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2.乙方有权对公司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有权制止甲方有损公司利益的行为，乙方应诚信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第六条其他约定。1.本合同签订后，甲方即将公司经营管理权及公司的财物一并向乙方交付，甲方对乙方进行指导，给乙方传授公司的管理经验，不得保留。2.甲方与乙方签订本合同后，不得自营或与他人经营与蓝色坊公司相同或相类似的行业，一经发现，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甲方除全额退还股权转让款外，还向乙方支付违约金。3.甲方确认公司目前无任何债权债务，双方现有的财物见双方清点后确认的《公司财物清单》，如转让前甲方隐瞒债务情况的，造成乙方的损失的，该损失由甲方承担，甲方还因此承担乙方维权的律师费、诉讼费等损失。4.甲方承诺无论何种原因导致无法将股权登记至乙方或乙方指定的名下的，甲方同意向乙方退还已支付的转让款。5.签订协议之前产生的任何债权债务及相关法律责任由甲方负责；之后以蓝色坊公司名义产生的任何债权债务及相关法律责任由乙方负责。第七条保密条款。甲乙双方应在对其在履行本合同所获得的有关对方的一切形式的商业文件、资料和秘密等一切信息，包括本合同的内容及合作事项予以保密。第八条不可抗力。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本合同的义务的行为，将不视为违约，但应在条件允许下采取一切合理及实际可行的补偿措施，以减少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第九条争议的解决。凡因履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的，可向顺德区人民法院起诉。第十条本合同自双方签字及蓝色坊公司盖章后生效。第十一条本合同一式五份，双方各执两份，蓝色坊公司留存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黄幼青向谭波涛、代春峰支付了首期转让款208000元，谭波涛、代春峰同时把蓝色坊公司的营业执照、公章、大约11万元的货物、位于佛山市顺德区××××××××××××××的公司场所、两台无人售货机、客户群等移交给黄幼青、吴健强。2019年3月27日，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出具（2019）粤0303刑初45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谭波涛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刑期自2018年11月28日至2020年2月27日。另查，在谭波涛被刑事羁押和服刑期间，代春峰有帮忙黄幼青销售蓝色坊公司存货，期间并把售货款5160元支付给黄幼青。一审法院认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该转让行为依法成立并受法律保护。结合查明的事实，2017年9月22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后，黄幼青向谭波涛、代春峰支付了首期转让款208000元，谭波涛、代春峰同时把蓝色坊公司的营业执照、公章、存货、场所、无人售货机、客户群等移交给黄幼青、吴健强。至黄幼青提起诉讼日（2019年8月6日），已时隔两年，全案并无证据显示在此期间黄幼青、吴健强曾向谭波涛、代春峰主张过合同解除权。而黄幼青、吴健强接手蓝色坊公司至今已达两年多，蓝色坊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产状况均已发生变化，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股权返转的客观条件亦已不具备。黄幼青依法应就其怠于履行合同解除权的行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为此，黄幼青关于解除股权转让合同、返还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赔偿536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股权转让协议书》应予以继续履行，黄幼青应向谭波涛和代春峰支付股权转让余款60000元、谭波涛和代春峰应协助到有关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鉴于《股权转让协议书》没有明确股权变更后黄幼青和吴健强的持股比例，为此，法院酌定每人50%。一审法院经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黄幼青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向代春峰、谭波涛支付股权转让款60000元；二、黄幼青、代春峰、谭波涛、吴健强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办理有关蓝色坊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变更登记后，黄幼青持股比例50%、吴健强持股比例50%）；三、驳回黄幼青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未按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本诉受理费6124元，反诉受理费650元，两项合共6774元，由黄幼青负担。黄幼青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解除黄幼青与代春峰、谭波涛于2017年9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3.判令代春峰、谭波涛向黄幼青返还股权转让款206000元；4.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代春峰、谭波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代春峰、谭波涛违反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黄幼青可依约解除合同2017年9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二条第二项约定，代春峰、谭波涛应当在12个月内或代春峰出狱后一个月内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如代春峰、谭波涛不能按约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黄幼青有权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代春峰、谭波涛应退还股权转让款。代春峰于2018年11月底出狱，代春峰、谭波涛依约应于2018年9月21日前或代春峰出狱后一个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但代春峰、谭波涛并未按上述时间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构成违约，黄幼青提出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符合合同约定，应得支持。代春峰、谭波涛在转让股权后，仍以蓝色坊公司的名义进行销售。黄幼青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朋友圈相册记录等证据均可证明其二人一直在销售“蓝色坊”产品并获利，该行为违反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六条第二款的约定，故黄幼青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代春峰、谭波涛退还股权转让款。二、黄幼青一直向代春峰、谭波涛要求解除合同代春峰于2018年11月底出狱后，没有按约定在一个月内办理工商登记过户手续，而其提交的录音光盘也反映未办理手续的原因在于蓝色坊公司无法办理年审，故黄幼青明确表示要解除股权协议。蓝色坊公司在2016年1月21日已经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单，客观上也无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黄幼青在与谭波涛母亲的微信聊天记录反映，黄幼青多次提出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谭波涛的母亲表示同意并愿意退回部分股权转让款。因谭波涛的母亲参与了股权转让的整个过程，也是系争股权转让款的收款人，黄幼青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谭波涛的母亲可以代理其作出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意思表示，黄幼青也曾通过微信向谭波涛发送消息，要求解除合同，故双方对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已达成一致。三、一审法院以黄幼青接手蓝色坊公司后，该司经营情况发生变化为由，对黄幼青关于解除合同的请求不予支持，与事实不符黄幼青在受让股权后不久，发现蓝色坊公司早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单。代春峰、谭波涛明知蓝色坊公司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单，公司生产、销售假药，还故意隐瞒相关事实，导致黄幼青接手公司后无法正常经营。又因代春峰、谭波涛及蓝色坊公司的其他主要负责人因利用蓝色坊公司生产、销售假药先后被抓获，影响极坏，蓝色坊公司在2018年3月停止经营。由于代春峰、谭波涛转让的财物大多将近过期，黄幼青为了弥补损失，只能将部分存货进行销售，但销售数量较少。因此，黄幼青至本案起诉时，虽接手蓝色坊公司近两年，但该司经营情况及财产状况均没有发生变化。如前所述，案涉合同明确约定，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应于2018年9月21日前或代春峰出狱后一个月办理。在此期间，黄幼青多次向代春峰、谭波涛提出要解除合同，代春峰、谭波涛并未表示反对，也没有提出继续履行合同。双方还曾就库存产品进行盘点或共同协商折价处理，正是由于双方对库存产品的处理不能达成一致，黄幼青才提起本案诉讼。因此，黄幼青并未怠于行使合同解除权，一审法院对此认定错误。代春峰答辩称，首先，办理蓝色坊公司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主要义务在黄幼青。代春峰与黄幼青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后，立即将蓝色坊公司的营业执照、公章、存货、无人售货机、客户群等移交给黄幼青和吴健强，其二人已全面接手蓝色坊公司。代春峰在一审时提交的与黄幼青的对话录音可以证明代春峰在出狱后，马上要求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同时，代春峰也无偿帮助黄幼青处理库存货物。代春峰在没有任何公司手续和公章的前提下，多次要求黄幼青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黄幼青却一直不配合办理。因此，代春峰已经尽到了合同中约定的义务，导致蓝色坊公司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没有完成的主要责任人是黄幼青。其次，黄幼青在取得蓝色坊公司的营业执照、公章等资料后，一直没有提供任何资料给代春峰签名，也没有向工商部门提交过任何变更登记手续。黄幼青在诉讼中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由于蓝色坊公司于2016年1月21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单而无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再次，蓝色坊公司于2016年1月21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单，该事件发生在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之前，而黄幼青作为财务公司老板，不可能在没有调查清楚蓝色坊公司的前提下收购股份。最后，黄幼青要求代春峰等人帮助其处理库存货物的事实，也可以证实黄幼青在本案前没有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意思表示。谭波涛未作答辩。吴健强未作陈述。二审期间，黄幼青向本院申请证人陈春福出庭作证，拟证明代春峰一直以蓝色坊公司的名义出售产品，陈春福在2019年11月和12月两次向其购买了产品。代春峰质证认为，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因黄幼青在一审中承认了其曾在代春峰出狱后，要求代春峰和代春峰的妹妹帮助黄幼青处理库存货品，故代春峰的行为不属于经营相同或者相类似的行业，没有违反《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六条第二款的约定。代春峰向本院提供蓝色坊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一份，拟证明蓝色坊公司于2016年1月21日由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的”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该异常后于2016年10月31日予以解除。黄幼青质证认为，蓝色坊公司工商登记的法人是陈磊，其并未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签名，所以黄幼青无法办理变更登记。谭波涛、吴健强未发表质证意见，亦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所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6年1月21日，蓝色坊公司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被佛山市顺德区市场安全监管局容桂分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16年10月31日，蓝色坊公司被移出经营异常名录。2019年7月15日、2020年7月24日，蓝色坊公司因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两次被佛山市顺德区市场安全监管局容桂分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本院认为，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结合黄幼青的上诉请求与理由，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和审理范围为《股权转让协议》应否解除及相应的责任承担。对此，本院做如下分析：黄幼青现以代春峰和谭波涛未配合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继续以蓝色坊公司名义出售产品为由，主张其有权行使约定解除权，代春峰、谭波涛应承担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源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成立的合同,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该合同的履行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因民法典施行前履行合同发生争议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因民法典施行后履行合同发生争议的,适用民法典第三编第四章和第五章的相关规定。”本案合同履行争议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故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认定黄幼青是否有权行使约定解除权,关键在于判定合同约定的黄幼青单方解除合同的条件是否成就。《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第二款约定：“双方暂不进行工商登记，工商登记手续与签订合同后12个月或者代春峰出狱后一个月内完成。如甲方不能按约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甲方应将乙方已支付的转让款项退还乙方。”；第六条第二款约定：“甲方与乙方签订本合同后，不得自营或与他人经营与蓝色坊公司相同或相类似的行业，一经发现，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甲方除全额退还股权转让款外，还向乙方支付违约金。”根据前述约定,黄幼青有权单方面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条件一是工商登记手续由于代春峰、谭波涛的原因，在约定时间内未能完成；二是代春峰、谭波涛自营或与他人经营与蓝色坊公司相同或相类似的行业。首先，黄幼青主张代春峰和谭波涛未配合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其因此获得约定解除权。但经审查，黄幼青举示的其与谭波涛母亲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等本证，仅能反映各方曾就销售库存等事宜进行沟通，并不能证实代春峰、谭波涛未依约配合或存在拒绝、妨碍黄幼青进行工商变更登记的行为。相反，代春峰所举示的其与黄幼青的通话记录等反证，可证明代春峰曾要求黄幼青办理蓝色坊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但被黄幼青以“办也办不了”“办了也没有证”等原因搁置，故蓝色坊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未能如期依约办理的原因不能仅归咎于代春峰、谭波涛。黄幼青主张其因代春峰和谭波涛未配合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而取得约定解除权，与在卷证据反映的法律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其次，黄幼青以代春峰和谭波涛继续以蓝色坊公司名义出售产品为由，主张其据此有权依约解除合同。对此，代春峰抗辩称其与谭波涛系在黄幼青的要求下，帮助其处理蓝色坊公司库存，其行为不构成违约。经审查，黄幼青举示的证人证言、微信朋友圈截图等本证虽可反映谭波涛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仍在以蓝色坊公司的名义销售相关产品。但根据代春峰举示的其与黄幼青的通话记录，黄幼青明确要求代春峰对于库存“能够帮忙处理的就处理”，代春峰亦回应称“当时我也去了你那里很多次，帮你处理了很多次货”，可见二人对于代春峰代为处理蓝色坊公司库存达成了一致，前述通话内容与代春峰的陈述相互印证，可以证明代春峰、谭波涛是在黄幼青的要求下代为处理蓝色坊公司的库存，故其二人以蓝色坊公司名义出售案涉产品之行为并未违反《股权转让协议》第六条第二款的约定，解除合同的事由未发生。综合前述分析，本院认定合同约定的黄幼青单方解除合同的条件均未成就，故本院对其关于行使约定解除权，解除案涉合同之主张不予支持，代春峰及谭波涛亦无需承担违约责任。至于订约各方是否就解除案涉合同达成合意的问题。黄幼青主张其与谭波涛的母亲就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已达成了一致，但其与谭波涛母亲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谭波涛母亲仅多次表态“钱的事我会安排的”“只要能帮忙给你买完货就行了”，即对蓝色坊公司的货物和货款处理问题与黄幼青进行了沟通，并不能反映其二人就合同解除达成一致。退一步讲，即使黄幼青和谭波涛的母亲就此问题进行了沟通，但黄幼青并未举证证明谭波涛的母亲具有处分代春峰、谭波涛在《股权转让协议》项下权利义务之代理权，亦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谭波涛母亲的行为具有构成表见代理之客观表象要素事实，故谭波涛母亲的相关表态对谭波涛、代春峰亦不能产生约束力，黄幼青据此主张各方对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已达成一致，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此外，黄幼青虽于2018年9月20日向谭波涛发送“我想把我们的合同解除了”的信息，但该信息并未送达至谭波涛，黄幼青亦未能举证证明其另向谭波涛、代春峰作出过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谭波涛、代春峰在诉讼期间多次陈述愿意继续配合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履行案涉合同项下义务。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本案并无证据显示在此期间黄幼青、吴健强曾向谭波涛、代春峰主张过合同解除权，订约各方并未就解除案涉合同达成一致，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至于黄幼青上诉所提蓝色坊公司经营异常导致无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案涉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应当解除合同之主张。据已查明事实，黄幼青并未向工商部门提起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申请，不能证明蓝色坊公司客观上无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加之黄幼青于2017年9月22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蓝色坊公司已被移出经营异常名录，嗣后蓝色坊公司虽于2019年7月15日、2020年7月24日因未如期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但此时蓝色坊公司已处于黄幼青实际控制之下。倘若蓝色坊公司确因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导致客观上无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亦应由该段期间内蓝色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黄幼青承担相应责任。综上，黄幼青关于《股权转让协议》客观履行不能之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对其关于解除合同、代春峰和谭波涛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的主张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黄幼青上诉所提，理据不足，应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20元，由上诉人黄幼青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林炜烽审 判 员 陈儒峰审 判 员 刘金玲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徐斯筠书 记 员 骆静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