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131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车延欣，男，汉族，住青岛市崂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达利，山东清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翔，山东清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车德山，男，汉族，住青岛市崂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鹏，山东全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车红岩，女，汉族，住青岛市崂山区。 原审第三人：王吉章，男，汉族，住青岛市市北区。 原审第三人：王苗，女，汉族，现住青岛市市北区。 上诉人车延欣因与上诉人车德山及原审第三人车红岩、原审第三人王吉章、原审第三人王苗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2民初34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车延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达利、李俊翔，上诉人车德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鹏，原审第三人王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车延欣上诉请求：1.变更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2民初3474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为“确认青岛市崂山区××庄××号楼××单元XX户房屋及其配套车位归车延欣所有”；2.撤销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2民初3474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3.确认青岛市崂山区××庄××号楼××单元XX户房屋及其配套车位归车延欣所有；4.判令车德山将2015年12月18日至2018年10月17日期间的临时过渡费491327.2元支付给车延欣；5.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车德山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原车家下庄社区XX号房屋为车延欣夫妇和车德山共有系事实认定不清。其一，原车家下庄社区XX号房屋系车延欣夫妇于1990年12月从原青岛市崂山区车家下庄村委会处购得，共花费1.25万元，购房时车德山年仅16岁，刚刚初中毕业，没有收入。车德山主张涉案房屋系通过其个人借款1.25万元购买，显然不符合常识，年仅16岁的车德山，在1990年要借1.25万元“巨款”，谁敢借？谁会借？即使房屋确系通过借款购买，借款人亦只能是车德山的父母即车延欣夫妇，至于购房后车德山是否帮助偿还过购房借款与房屋所有权归属并无直接关系，车德山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因此，根据新证据规定第十条第四项之规定，涉案房屋应直接认定为车延欣夫妇的夫妻共同财产。若按照夫妻共同财产认定，涉案安置的四套房屋及其配套车位和各种拆迁补偿费用亦应认定为该房屋的替代物，假设替代物的总价值为“1”，在江秀美去世以后，车延欣及其子女均将通过继承取得涉案房屋的一部分份额，经过计算，车延欣享有的份额应认定为“5／8”，车德山享有的份额应认定为“1／8”，车红岩享有的份额应认定为“1／8”，车玉红享有的份额应认定为“1／8”。即使不考虑车玉红的继承人将相应份额赠与车延欣的情形，车延欣自身应当享有的份额亦超过了四套拆迁所得房屋中车延欣主张的两套房屋对应的价值，一审法院仅判决XX户房屋归属车延欣所有显属事实认定不清，应当依法纠正。其二，一审法院认定XX号房屋归属车延欣夫妇及车德山共有的依据系因家庭共同出资，而1990年购买XX户房屋时，车延欣夫妇的长女车红岩、次女车玉红均未出嫁，与车德山均属于家庭成员，因此即使认定为家庭共同共有，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XX号房屋亦应认定为车延欣夫妇和其三个子女的共同共有，一审判决侵害了车红岩及车玉红继承人的权利，未尊重共有人对共有物分割的合意。二、即使一审法院关于XX号房屋系车延欣夫妇及车德山三人共有的认定正确，其关于涉案共有物的分割方式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其一，即使将XX号房屋认定为车延欣夫妇及车德山三人共同共有，涉案安置的四套房屋及其配套车位和各种拆迁补偿费用亦应认定为该房屋的替代物。其二，从分家析产角度分析，无论涉案房屋的权属被认定系车延欣夫妻共有，还是被认定为车延欣夫妇和车德山的“三人共有”，或者车延欣全家的“五人共有”，车延欣一审庭审期间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10年6月1日、被拆迁人为车德山的拆迁补偿协议书复印件中的第九条应认定为名为车德山单方面赠与实为车延欣夫妇及其三个子女的分家析产行为，该分家析产行为的法律本质系共有物的分割。即：将拟安置的四套房屋及其配套车位一分为四，自该协议签订之日起，相应的物权即发生变动，车延欣夫妇及其三个子女各自分得相应的一份，只有各所有人及其继承人才享有处分权。一审法院一方面将XX号房屋认定为车延欣夫妇及车德山三人共同共有，另一方面却将对车玉红的所谓“赠与”认定为车德山本人的单方面赠与，将车德山提交的拆迁补偿协议版本认定为车德山又单方面撤销了对车玉红的赠与行为，既自相矛盾，又于法无据，依法应予纠正。无论从XX户房屋权属来源的角度，还是赠与撤销的角度，车德山均不享有对车玉红的单方面撤销权。且车玉红的法定继承人亦有权处分车玉红对涉案XX户房屋及其配套车位所享有的权利，有权将其继承份额赠与车延欣所有。其三，从法定继承角度分析，即使将XX号房屋认定为车延欣夫妇及车德山三人共同共有，如果将替代物的总价值认定为“1”，则车延欣夫妇各享有1／3的份额，车德山享有1／3的份额。在江秀美去世以后，江秀美享有的1／3份额发生继承，则车延欣享有的份额应认定为“5／12”，车德山享有的份额应认定为“5／12”，车红岩享有的份额应认定为“1／12”，车玉红享有的份额应认定为“1／12”，即使在不考虑车玉红的继承人将份额赠与车延欣的情形，车延欣自身应当享有的份额亦接近拆迁所得利益份额的一半，一审法院仅判决XX户房屋归属车延欣，明显有失偏颇。其四，涉案安置的四套房产各配套一个车位，如果将房产认定为主物，则车位应认定为从物，根据物权法的规定，从物的所有权应随主物的所有权一并处分。故即使一审判决涉案的XX户房屋归车延欣所有正确，原审未将该房屋相应配套的车位判归车延欣所有亦属不当行为，依法应予纠正。三、一审法院对两份内容不一致的《拆迁补偿协议书》均予以认可，系证据采信不当。其一，从形式来看，两份协议书存在落款时间相同、预留格式内容相同，但预留空白处的填写方式不同、填写内容部分不同、右侧是否载有格式化字样“第三联被拆迁人留存”不同等情况。车延欣一审庭审出示了落款时间为2010年6月1日、被拆迁人为车家下庄“某村民”的拆迁补偿协议书原件，该村民的拆迁补偿协议书原件系带复写功能的用纸，其预留空白处为人工手写方式，协议右侧载有格式化字样“第三联被拆迁人留存”。该村民的拆迁补偿协议与车延欣提交的拆迁补偿协议在预留空白处的填写内容上均采用了人工手写方式，且协议右侧均载有“第三联被拆迁人留存”的格式化字样，而车德山提交的拆迁协议书原件并非带复写功能的用纸，系普通Ａ3白色纸张，且其预留空白处的填写内容系打印方式。据此可以判断车延欣提交的拆迁补偿协议书复印件来源于原始版本，车德山提交的协议书显属伪造，一审法院未依职权认定协议书的真伪系证据采信不当，依法应予纠正。其二，从内容来看，车延欣提交的协议书第九条就共有物如何分割约定为“赠与其节车红岩80ｍ²套二房一套，赠与其姐车玉红80ｍ²套二房一套，赠与其父车延欣90ｍ²套二房一套”，该约定名为赠与，实为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物如何分割做出安排，未违反法律规定亦未侵害第三人合法权益，应认定为合法有效，该共有物的分割方式符合共有物分割的一般原则，符合公平正义。而车德山提交的拆迁补偿协议书对共有物如何分割约定为“赠与其姐车红岩80平方米套二房一套”，该约定不仅侵犯了车延欣的共有权，亦侵害了车玉红的所有权和其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其三，最高院院长周**在做“两会”工作报告时，明确表示“人民法院应兼顾国法天理人情，明辨是非，让守法者不用为他人过错买单。坚决防止“谁能闹谁有理”“谁横谁有理”“谁受伤谁有理”等“和稀泥”做法，让司法有力量、有是非、有温度；让群众有温暖、有遵循、有保障”。一审法院的裁判显然违反了最高院上述报告的精神，亦未让当事人感受到司法的温度。“百善孝为先”系中华伦理纲常遵循的基本原则，尊老爱幼、孝敬父母亦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车德山作为人子，不但不尊重上诉人再婚的权利，而且未尽到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最终与自己的亲生父亲对簿公堂，突破了人伦道德底线。请二审法院依法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判令车德山向车延欣支付相应的临时过渡费。综上，原审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予纠正。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判如所请。 车德山辩称，一、车延欣并没有证据证明系其出资购买涉案房屋，且出资情况不能作为认定房屋权属的依据，应当依据不动产权属证书认定涉案房屋系车德山个人财产。二、车延欣在一审中提交的拆迁补偿协议系复印件，民诉法第七十条以及新证据规则第十一条均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而该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实，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更不能据此认定存在分家析产行为。退一步讲，即便按照该拆迁协议的记载，也是“赠与”行为而非分家析产行为。 王苗述称，其没有意见。 车德山上诉请求：一、维持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2民初3474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判决；二、撤销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2民初3474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决(该项判决涉及房屋价值130万元)，并改判为驳回车延欣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车德山认为，一审法院以出资情况认定原车家下庄社区406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为车德山与车延欣的家庭共有财产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另外，一审法院对车延欣提交的《拆迁补偿协议书》予以确认以及对协议书中所载“赠与”性质的认定也没有法律依据。具体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系家庭出资购买、车德山系代表家庭登记涉案房屋没有事实依据，该认定不仅与《物权法》相关规定不符，也违反了国家关于农村宅基地“一户一宅”的法律制度。一审法院认为，确认涉案房屋的产权归属，一要看购房时的出资情况，二要看产权情况。车德山认为，该观点有待商榷。(一)物权归属应以登记为准，出资情况不应作为物权确认的依据，一审法院以出资情况认定物权归属违反了《物权法》的相关规定。车德山认为，不动产物权归属应以登记为准，而不应以出资情况为依据。我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第十九条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可以申请更正登记…”，2008年建设部《房屋登记办法》第13条规定“共有房屋，应当由共有人共同申请登记”。按照上述规定，不动产物权的确定，应当以登记为准，即便登记错误，也不应直接否认不动产登记的效力，而应由利害关系人申请更正登记，且不动产共同共有应当共同申请登记。具体到本案中，涉案房产《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因拆迁已上交拆迁部门)以及地籍档案中登记的权利人均为车德山，且车延欣亦未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或变更该登记，因此足以认定涉案房屋为车德山的个人财产。(二)车延欣并无证据证明系其出资购买涉案房屋，退一步讲，即便系车延欣夫妇出资购买涉案房屋，也不能说明涉案房屋为家庭共有财产——现实中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大量存在着父母为成年或未成年儿子出资购买婚房的情形，该种情形不应认定为家庭共有而是父母对子女的赠与。1、纵观本案双方提交的证据，无论是车延欣主张的系其出资购买涉案房屋，还是车德山主张的系借款购买房屋后以入伍优抚金偿还借款，双方的该主张均具有一定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但双方均未提交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仅以车德山在当时刚初中毕业没有收入为由而认定系车延欣夫妻出资不仅没有事实依据，也有失偏颇。车德山认为，《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按照该规定，车延欣并不能举证证明系其出资购买涉案房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另外，退一步讲，即便是车延欣夫妻出资购买涉案房屋，也不能认定涉案房屋为家庭共有、车德山系代表家庭进行登记。首先，家庭共有包括夫妻共同共有和家庭成员共同共有，而家庭成员共同共有财产一般包括家庭成员共同劳动、共同创造的财产以及家庭成员共同继承或共同接受赠与所得财产。而本案中车德山在购买涉案房屋时刚初中毕业，涉案房屋不可能是家庭成员共同劳动、共同创造的财产，因此，涉案房产不应认定为家庭共有财产。其次，如果是代表家庭登记家庭共有财产，也一般是由有相当劳动能力的成年人车延欣代表家庭进行登记，而不会由刚毕业并在服兵役的车德山代表家庭进行登记，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的车德山代表家庭登记共有财产也不符合常理及实际情况。再次，必须说明的是，在农村地区大量的存在父母为未成年或刚成年儿子出资建房或购房作为婚房的情形，该情形下应为父母对孩子的赠与，而不应将该类房产作为家庭共有财产。具体到本案中，如前所述，该房产既不是家庭成员共同创造或共同劳动所得财产，也不是车德山代表家庭进行登记，即便是车延欣夫妻出资购买，也是车延欣作为父母为即将成年的儿子购买婚房，该应视为父母对子女的赠与、涉案房产应系车德山个人财产而非家庭共有财产。(三)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房产为家庭共有财产也与农村宅基地“一户一宅”的法律制度相违背。当前我国关于农村宅基地执行的一直是“一户一宅”法律制度，即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根据本案车德山与车延欣均认可的事实，在车德山购买涉案房屋时，车延欣在车家下庄社区有另外一处房子，因此，车延欣夫妇在当时不符合再分配一处宅基地的政策，车家下庄社区居委会也不可能把涉案房屋卖给车延欣家庭，如认为涉案房屋为车延欣家庭共有财产则违背了“一户一宅”的基本宅基地制度。车德山认为，正是因为车德山应征入伍，居委会为照顾其服兵役而将社区知青楼卖给车德山，并由车德山个人作为权利人享有该宅基地和房屋，且在此后车德山也确实未分得其他宅基地。因此，从国家宅基地“一户一宅”制度看，涉案房屋也应当是车德山个人财产，而非家庭共有财产。综上，车德山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为车德山与车延欣的家庭共有财产，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纠正。二、一审法院对车延欣提交的《拆迁补偿协议书》予以确认没有法律依据，应予纠正。《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进行质证，并针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说明和辩论”。按照前述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无法确定真实性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而本案车延欣所提交的《拆迁补偿协议书》系复印件，无法确定其真实性，一审法院对该证据材料予以认定并采纳属于适用法律不当。三、一审法院认为车延欣系通过“赠与”方式确认和实现自己对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没有事实依据，且即便有“赠与”的意思表示，车德山也撤销了该赠与。车德山认为，即便按照一审法院所认可的车延欣所提交的《拆迁补偿协议书》，也不能认为协议书所记载的“赠与”实为车延欣对涉案房屋所有权的确认和实现。一方面，如前所述，涉案房屋为车德山个人财产，不存在确认车延欣共有的前提；另一方面，在该协议书中，共有三处“赠与”，该记载的“赠与”并无任何区别，但一审法院认定对原审第三人的“赠与”为赠与，对车延欣的“赠与”并非赠与，不仅没有任何依据，也明显相互矛盾。退一步讲，假设车延欣所提交的该协议书是真实的，则该协议即应推定为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即车德山在拆迁时将涉案房屋拆迁所得的一套新房屋赠与车延欣，即该系“赠与”确系赠与。即便车德山有赠与车延欣一处房产的意思表示，按照《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之规定，该赠与也并非不得撤销的赠与，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任意撤销，现车德山在最终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书》中并未体现赠与车延欣房产的意思表示，应视为车德山撤销了对车延欣的赠与，车延欣基于赠与法律关系主张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也没有法律依据。 车延欣答辩称，一审法院从出资、权属登记、共同居住情况、家庭贡献等方面综合认定涉案XX号房屋系共有并无不当，但对具体共有的类型认定错误，车延欣认为，涉案房屋应认定为车延欣及江秀美的夫妻共同共有，车德山关于法院认定共有与法律规定不符，车延欣违反“一户一宅”制度，法院应仅以登记确定本案房屋归属等主张均没有依据。其一，涉案原XX号房屋宅基地原属农村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权的登记通常以户为单位申报，以该户登记的人数为依据，根据车延欣提交的地籍档案材料显示，名义申请人为车德山，家庭人口5人，该户内人口5人显然是指车延欣、江秀美、车红岩、车玉红、车德山5人，因此即使地籍材料中的名义申请人未如车延欣所言系后期篡改，亦足以证明权利人车德山系代表车延欣夫妇等家庭5口人进行的宅基地使用权登记，车德山忽视与车延欣的父子关系，以及共同在涉案XX户房屋长久生活的事实，强调应以登记的表象认定物权归属没有任何依据，虽然宅基地使用权以车德山个人名义办理了登记，但该宅基地地上房屋并无证据证明系车德山个人出资购买，车延欣提交的证据足以认定涉案房屋为其与江秀美夫妻共同共有。其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物权登记产生的公示公信效力仅是一种推定效力，即推定登记的物权人为该房屋的权利人，并不等于该登记权利人一定是真实的，若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其为真正权利人时，可以推翻这种登记的推定效力。具体到本案，虽然地籍材料使得车德山具有涉案房屋所在宅基地名义登记人的表征，但综合全案事实及证据，不足以认定车德山系涉案房屋宅基地实际权利人或者涉案房屋的唯一所有人，车德山关于涉案房屋及宅基地应仅以登记情况作为确定物权归属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三，国家制定“一户一宅”制度目的系限制同一村集体或者经济组织之外的人购买农村房屋从而破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人合性和稳定性，但法律并不限制同一集体组织内部成员互相转让多余房屋，具体到本案，车延欣购买涉案XX号房屋时虽然另有别处房屋，但为偿还购买XX户房屋时的借款已于1991年另行出售给其他村民，此后车延欣再未购置任何房屋且一直居住XX户房屋至拆迁，该事实足以证明车延欣购置涉案XX户房屋完全系为自住，将土地登记在车德山名义也仅是作为父母对唯一儿子的关爱，实践中，众多父母购买商品房后登记在年幼子女的名下，难道在具体认定房屋所有权归属时能够仅凭登记情况认定房屋属于年幼子女个人所有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其四，关于涉案XX户房屋来源，车延欣及车德山均认可系购买所得，仅对由谁出资有异议，因此查清出资的来源系关键，事实是涉案XX户房屋系车延欣通过向亲戚借款购买，后于1991年通过出卖同村另一套自有房屋所得款项进行了部分偿还，又通过其他方式直到1994年才全部偿还完毕，期间车德山属于义务兵并无收入，不可能替家庭偿还债务，甚至1994年退伍后还向父母要钱打着做生意的幌子挥霍，虽然车延欣认为依据证据规定第十条第4项（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无需举证），车延欣对涉案XX户房屋系其出资购买这一事实无需举证证明，但为辨事实真伪，车延欣当庭提交书面证人证言一份，证人因某，行动不便，因客观原因无法出庭作证，若车德山对书面证言不认可，请求法院至证人家中走访调查。车德山主张涉案房屋系年仅16岁刚刚初中毕业几个月就借款购买并在入伍后偿还显然不符合常识。其五，家庭共有财产是指全体家庭成员在家庭共同生活存续期间共同创造、共同所得，供全体家庭成员生活、生产的共有财产。购买涉案房屋时，车德山及其两位姐姐均未分户，退一万步讲即使真的是年仅16岁的车德山借款购买房屋，父母健在时，为整个家庭购买居住房屋出资出力是子女应尽之义务，车德山以购买房屋存在出资行为主张涉案房屋归属其个人所有显然没有依据，在此情况下涉案房屋至多也只能认定为家庭共同共有。二、车德山认为涉案房屋系作为父母为即将成年的儿子购置的婚房，应视为父母对子女的赠与没有依据。其一，车延欣购置房屋时，车德山年仅16岁，并且即将进入部队服役，车延欣为其购置婚房依据不足。其二，涉案房屋自购置至2010年拆迁，车延欣一直居住其中，并且车德山自2002年结婚后便搬出，在此过程中车延欣并没有任何将所住房屋赠与车德山的意思表示，双方亦未签订任何赠与协议，车德山主张赠与无证据支撑，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赠与事实的证明标准要高于该司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要求该赠与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否则主张赠与事实存在的行为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一审确认车延欣提交的拆迁补偿协议书的真实性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车德山的主张没有证据证明。其一，一审通过全案证据和事实综合对比两份拆迁补偿协议书，继而确定车延欣提交协议书的真实性具有事实基础和证据支撑。其二，即使一审未认定涉案拆迁补偿协议书的真实性，亦不影响涉案房屋拆迁利益的法定分割，如前所述，涉案拆迁利益应属于车延欣所有或者家庭成员共同共有，任何人都无权将非属于自己的财产或者共有份额处分，车德山提交的拆迁补偿协议书仅是车德山以个人名义私自与拆迁人签订，而拆迁人只是审核名义权利人，对被拆迁人内部不过多干涉，故对外拆迁补偿协议即使有效，对内车德山在拆迁协议书中对共有财产的分割亦侵害了其他共有人的权利，相关赠与条款无效，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分割共有财产，具体分割方式同车延欣上诉状内容，车德山关于其有权撤销赠与等主张均没有依据。其三，从情理上讲，购置重大资产作为家庭财产的积累，可以为每一位家庭成员的经济利益提供切实保障，因此，确认涉案XX号房屋为共有财产而非车德山的个人财产，既能保障包括车延欣与车德山在内的每一位家庭成员的经济利益，又有利于维护和谐稳定的家庭内部父子关系，综合考虑购房的出资以及日后实际管理、使用、维护、居住等因素，一审仅判决涉案XX户房屋拆迁所得中的一套房屋归属车延欣，其余拆迁利益尽数归属车德山明显不公，同时若按照车德山的主张，车延欣穷其一生，生儿育女，最后竟落得“净身出户”的下场，公序良俗何在，天理何在。其余意见同车延欣上诉状内容。综上，车德山的上诉请求既无事实依据，亦无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王苗述称，其没有意见。 车延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青岛市崂山区××庄××号楼××单元XX户房屋和XX号楼XX单元XX户房屋及其附属的两个车位归车延欣所有；2、车德山向车延欣给付2014年4月18日至2018年10月20日期间的临时过渡费约70万元；诉讼费用由车德山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证据及事实： 车延欣与江秀美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二女一子，长女车红岩，次女车玉红，三子车德山；车延欣配偶江秀美于2013年11月5日去世。王吉章与车玉红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一女王苗。车玉红于2017年3月23日去世。车德山于1990年7月初中毕业，于1990年12月入伍参军，1994年12月份退伍。 另查明，车延欣提交青岛市崂山区中韩街道车家下庄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车家下庄居委会）出具证明一份，载明：我社区居民车延欣（370××××），在1990年12月份购买××村知青楼三间，购买时房屋产权归车延欣所有。2010年拆迁时，原门牌号为：XX号。该证明落款时间为2019年1月28日。 又查明，车延欣提交调取自青岛市崂山区中韩街道办事处涉案XX号房屋宅基地档案材料一宗，土地登记审批表载明：土地使用者：车德山，家庭人数：5，地上物类别与权属：民房属本人，申请登记的依据：属83年后建房，报请村委会和上级土地管理部门批准，是合法有效的，村委会同意按现有调查面积确权，地号：XXXX1。土地登记审批表载明：土地使用着（所有者）：车德山，土地管理机关及发证机关审核意见均为同意，后附证明书：本村村民车德山原有宅基地使用证登记面积是178.4㎡，现调查面积是178.4㎡，符合村统一规划、村委会同意，按现调查面积确权登记，落款时间为92年5月20日。 车延欣称涉案XX号房屋是车延欣及其配偶江秀美于1990年12月份从车家下庄居委会购买，是其与江秀美的共同财产，是车延欣交钱购买，收据上也是车延欣的名字，但收据等材料在拆迁前被车德山拿走。车德山称涉案XX号房屋是1990年12月份入伍后购买的，价款为12500元，向亲戚借款，后以村委会和部队发放的入伍抚恤金陆续偿还的，是家里人（车延欣）帮忙办理购买的。购买后，村委提供收据，村委直接给办理了宅基地登记材料。 车德山提交车家下庄居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载明：兹证明1990年12月车德山（370××××）应召入伍服兵役，原村委照顾，特把门牌号XX号、地籍号XXXX房屋（原村委知情楼）批于车德山，房屋产权人归车德山（370××××）所有。该证明落款时间为2019年8月28日，写有曲立茂137××××9043字样。 还查明，车延欣、车德山分别提交拆迁补偿协议：车延欣提交拆迁补偿协议书（房屋）复印件，甲方（拆迁人）：青岛市崂山区中韩街道车家下庄社区居委会青岛同德泰实业有限公司，乙方（被拆迁人）：车德山，该协议书对土地证基本情况、被拆迁补偿面积、安置房屋情况、过渡费等做了约定，第九条：其他事项：赠与其姐车红岩80㎡套二房一套，赠与其姐车玉红80㎡套二房一套，赠与其父车延欣90㎡套二房一套（该部分内容为手写）。车延欣称该协议书大约2011年左右复印自车德山处的原件，车德山称不认可该协议书真实性，与其手里的原件不一致，车德山只签订过一份拆迁补偿协议即其提交的拆迁补偿协议。车德山提交其就涉案XX号房屋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书（房屋）一份，甲方（拆迁人）：青岛市崂山区中韩街道车家下庄社区居委会青岛同德泰实业有限公司，乙方（被拆迁人）：车德山，该协议书对土地证基本情况、被拆迁补偿面积、安置房屋情况、过渡费等做了约定，土地证标识的占地面积213.66平方米（含胡同面积35.26平方米），被拆迁房屋确定的补偿面积合计为360.69平方米，安置四处房屋分别为套三房130平米房一处、套二房80平方米一处、套二房90平方米二处，安置面积中有9.31平方米受赠车承敬，第九条其他事项：赠与其姐车红岩80平方米套二房一套，该协议书落款时间为2010年6月1日。 2018年11月3日，车家下庄居委会与车德山签订回迁安置房屋定位结算协议书，载明：确定补偿面积360.69平方米，安置房屋建筑面积共计416.25平方米，安置房屋为：2-1-XXXX、产权人车红岩、建筑面积83.57平米房；4-2-1XX3、4-2-1XX3、3-1-1XX1，产权人均为车德山，面积分别为97.19平方米、97.19平方米、138.3平方米。 车德山称上述拆迁补偿的4处房屋，XX号楼XX单元XX户房屋由车红岩受领，其余3处房屋由车德山受领，车德山将XX号楼XX单元XX户给车延欣居住。车延欣称其控制了XX号楼XX单元XX户，不清楚其他三处房屋由谁受领。车延欣、车德山双方确认车德山已给付车延欣2010年10月至2015年12月17日的全部过渡费426298.6元，车德山领取了2015年12月18日至2018年10月17日期间的过渡费491327.2元。 再查明，王吉章与王苗于2019年3月17日签订赠与承诺书，表示自愿将二人对崂山区××庄××号楼××单元XX户房屋享有的继承份额赠与给车延欣所有。 车延欣在车家下庄村原有宅基地房屋一处，于1991年出卖。 一审法院认为，结合车延欣、车德山的诉辩主张和提交的证据，本案有三个焦点问题，一是原车家下庄社区XX号房屋的产权归属，二是车延欣、车德山分别提交的拆迁补偿协议书的认定问题；三是拆迁安置房屋及过渡费的分配问题。 第一个焦点问题，原车家下庄社区XX号房屋的产权归属。一审法院认为，确定该房屋的产权归属，一要看购房时的出资人，二要看产权登记情况。1、车家下庄居委会于2019年1月28日、2019年8月28日分别给车延欣、车德山就XX号房屋问题出具证明，内容前后矛盾，一审法院对该二份证明均不予认可；2、车德山1974年5月6日出生，于1990年7月初中毕业，当年12月入伍，在其入伍的当月，购买知青楼三间即XX号房屋，当时车德山16岁，刚初中毕业没有经济收入，不论是以谁的名义购房，购房款12500元应是以家庭财产即车延欣夫妻共同财产支付，即使存在以车德山的入伍优抚金偿还借款的情形，也不能否定购房出资是家庭出资；3、对于XX号房屋的产权登记，车延欣持一审法院调查令调取的地籍档案，系政府部门制发、保存，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认可，车德山申请对地籍档案进行文字鉴定，没有必要，一审法院不予准许。1991年土地确权登记时，车德山在外服兵役，车延欣在该房屋居住，应当知晓确权登记事宜，并且同意将该房屋土地登记在车德山名下，因购买房屋系由家庭出资，虽然登记在车德山名下，仍是车德山代表家庭登记，房屋产权应归车延欣夫妇和车德山共有。 第二个焦点问题，车延欣、车德山分别提交的拆迁补偿协议书的认定。车延欣提交的拆迁补偿协议书（房屋）虽然是复印件，但该协议书对土地证基本情况、被拆迁补偿面积、安置房屋情况等所作的约定均与实际情况相符，并且协议第九条其他事项约定赠与其姐车红岩80㎡套二房一套，赠与其姐车玉红80㎡套二房一套，赠与其父车延欣90㎡套二房一套，也符合后来安置房屋实际赠与车红岩一处、车延欣占有使用一处的情况，车延欣、车德山提交的拆迁补偿协议土地证标识的占地面积相差35.26平方米也与车延欣解释的后来协商增加了胡同面积吻合，因此一审法院对车延欣、车德山提交的拆迁补偿协议均予认可，认定车德山先和拆迁人签订车延欣提交的拆迁补偿协议，后来又变更签订了车德山提交的拆迁补偿协议，并将日期倒签为2010年6月1日。 第三，如上述，原XX号房屋产权应归车延欣夫妇和车德山共有，车德山与拆迁人签订的第一份拆迁补偿协议中约定“赠与其姐车红岩80㎡套二房一套，赠与其姐车玉红80㎡套二房一套，赠与其父车延欣90㎡套二房一套”，该约定的赠与当中，赠与车延欣90㎡套二房一套名为赠与、实为车德山确认车延欣实现自己对原房屋的所有权；赠与车红岩、车玉红房屋各一处系实际赠与，因车德山签订的第二份拆迁补偿协议亦约定赠与车红岩80㎡套二房一套且XX号楼XX单元XX户房屋已由车红岩受领，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原赠与车玉红的房屋一处，因后来签订的第二份拆迁补偿协议已取消对其赠与，且车玉红或其继承人未实际受领房屋，应视为车德山撤销了对车玉红的赠与，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综上，车延欣请求确认青岛市崂山区××庄××号楼××单元XXXX户房屋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有事实依据，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车延欣请求确认XX号楼XX单元XX户房屋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驳回。 对于过渡费，因车延欣系原XX号房屋的共有权人，一审法院亦支持车延欣取得XX号楼XX单元XX户房屋的所有权，故与XX号楼XX单元XX户房屋面积相对应部分的过渡费，应归车延欣所有；XX号楼XX单元XX户房屋占四处房屋的面积比例约为23%（90/（130+80+90+90）平方米），因车德山已给付车延欣2010年10月至2015年12月17日的全部过渡费426298.6元，车德山领取了2015年12月18日至2018年10月17日期间的过渡费491327.2元，按照过渡费比例计算，车德山不应再支付车延欣过渡费，故对车延欣要求车德山给付过渡费的请求，予以驳回。 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青岛市崂山区XX路XX号XX社区X号楼X单元XX户房屋归车延欣所有；二、驳回车延欣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200元，由车延欣负担27164元，车德山负担6036元。 二审中，车延欣提交书面证人证言一份，证明事项：证明1990年12月，车延欣及江秀美为购置涉案4X6户房屋向亲戚王群亭借款5000元，后为装修房屋又借款3000元，并于1994年陆续以个人所得偿还完毕。该8000元系12500元购置房屋款项的一部分。其余款项系从其他亲戚处所借，因时间久远，无法从所有亲戚处取得证明材料，但足以证明涉案XX户房屋系车延欣及江秀美共同财产，与车德山无关。车德山关于是其借款并以退伍后优抚金陆续偿还借款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证人因年纪较大，行动不便，无法出庭作证，若车德山对书面证言不认可请求法院至证人家中走访调查。车德山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证据形式均有异议，按规定证人应出庭作证，且证人是70岁的老人，这个年龄并不是不能行走，可以出庭。另外涉案房屋的出资购买情况也与本案的权属没有关联性。王苗质证称，没有意见。 车德山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证明》一份，该证据系涉案房屋所在社区居委会出具，证明事项：证明涉案房屋系由社区居委会批给车德山本人，而非车延欣或车延欣家庭，该房产为车德山个人财产，而非家庭共有财产。另外在车德山服役期间村每年会给予3000-5000元的补贴，该款项都是由车延欣领取。车延欣质证称，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1、一审时无论是车延欣还是车德山均提交过一份中韩街道车家下庄居委会出具的证明权属的证明，给车延欣出具的时间在前，给车德山出具的时间在后，在前的证明明确地说房屋系车延欣所有，而给车德山出具的证明又变成了房屋属于车德山所有。一审时车延欣曾经申请一审法院到居委会处调查为何出具两份证明事项完全相反的证明，但一审法院未予准许，足以证明该居委会出具的证明已不具有公信力。2、其次车德山在居委会的前身村委会中曾任职务，车延欣有理由怀疑系车德山暗中操作出具的证明。3、从内容上看，该证明也不符合事实。该证明用的用词批给含义不明，一审时双方就该问题进行过陈述。若都认为是出售，则16岁的车德山并没有收入进行购买。4、车德山系义务兵，并没有该优抚金补贴的事实。并没有5000元优抚金补贴的事实，该优抚金的数额一年800元。该800元以及四年的补贴在1994年均被车德山以到海南做生意为由要回。王苗质证称，其有异议。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1、涉案原XX房屋的权属问题；2、补偿房屋的分配问题。 关于第1个焦点问题。涉案XX房屋（知青楼）系于1990年12月份自××村购买，对此各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上述房屋购买时，车德山刚满16周岁且刚从初中毕业，故其无能力自己出资购买上述房屋，一审法院认定上述房屋系车延欣夫妻出资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上述房屋购买后，登记在车德山名下，至涉案房屋被拆迁及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时，车延欣并未对涉案房屋登记在车德山名下的事实提出异议，故应视为是车延欣对涉案房屋登记在车德山名下事实的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法经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据此，车德山系涉案房屋的登记权利人。但涉案房屋购买时车德山并无支付能力，一审法院根据涉案房屋的出资购买情况认定车德山代系表家庭登记并无不妥。综合涉案房屋的出资购买情况、登记情况及拆迁协议签订情况，一审法院确认房屋产权应归车延欣夫妇和车德山共有，亦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第2个焦点问题。从一审中车延欣及车德山提交的拆迁补偿协议看，涉案房屋因拆迁而补偿的四套房屋均未约定全部分配给车德山，而是均约定要赠与车红岩一套，且赠与车红岩的房屋已实际赠与，故应视为车延欣、车德山在涉案房屋拆迁补偿过程中对补偿房屋的分配问题在其家庭内部进行了约定。从实际分配的补偿房屋的占有看，现由车红岩占有使用一套、车延欣占有使用一套、车德山占有使用两套，根据补偿房屋的实际占有使用情况，一审法院对车延欣、车德山提交的拆迁补偿协议均予以认可并无不妥。根据本案查明事实，所补偿的四套涉案房屋在领取钥匙过程中各方并未发生争议，且2015年12月17日之前的全部过渡费426298.6元已全部由车德山领取后转交给车延欣，故涉案补偿房屋领取钥匙时车延欣及车德山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后因其他原因车延欣与车德山父子发生矛盾并诉至法院，且双方均不认可对方主张，在此情形下，应以涉案补偿房屋领取钥匙时的现状作为车延欣与车德山对补偿房屋分配的依据。故，一审法院认定补偿房屋中的一套归车延欣所有，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车延欣、车德山的二审上诉理由均于法、于理无据，本院皆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车延欣、车德山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9，300元，由上诉人车延欣负担22，800元，上诉人车德山负担16，5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琰 审判员 孙秀强 审判员 徐镜圆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黄鹤颖 书记员 韩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