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8民初8102号原告：黄剑锋，男，1984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湛少桥，广东群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嘉敏，广东群竹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杨带福，男，1985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被告：罗俊明，男，1986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原告黄剑锋与被告杨带福、罗俊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15日立案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相关规定，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剑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湛少桥，被告罗俊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杨带福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剑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支付拖欠原告的货款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暂计668145.94元，其中包括：（1）货款本金506242.35元；（2）逾期付款利息161903.59元（506242.35元×4.35%÷365天×1.5倍×1789天=161903.59元，利息自2015年11月9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至全部款项偿清之日止，现暂计算至2020年9月7日，以后另计）。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罗俊明、杨带福分别于2015年7月19日、2015年8月1日、2015年8月20日签订布行购销合同，合同约定的交货时间分别为2015年7月20日、2015年8月1日、2015年8月20日左右，并约定付款方式为发货前一天支付部分订金，余款交货后40-45天内结算。签订合同后，原告已按时完成交货义务，但被告却迟迟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余款给付义务。2015年10月15日双方就被告拖欠的布款进行对数，双方确认被告尚欠原告布款516242.35元没有支付。之后，被告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杨带福只在2015年11月8日支付原告1万元货款后便不再支付原告任何货款，并对原告避而不见，原告觉得自己遭受到诈骗，遂于2016年3月30日向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报案，2016年4月21日收到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的《立案告知书》，后原告了解到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只是传唤了两被告进行询问后便一直没有下文，原告遂于2018年11月23日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起诉两被告，后法庭调查了解到两被告涉嫌诈骗原告的刑事案件公安机关尚在处理中，尚未结案。本着先刑后民的原则，原告只能先撤回起诉，等待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2020年4月份，原告接到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的电话，告知原告与被告的刑事案件，经公安机关侦查认为被告没有犯罪事实，已于本月撤销刑事立案，原告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原告接到通知后，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起诉，恳请法院依法支持原告以上诉讼请求，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罗俊明辩称：我和被告杨带福并没有合伙关系。我与被告杨带福一开始说好，共同租赁的办公室是由我来找人装修，办公用品及房租、水电等就由被告杨带福负责缴纳。之前，我也是计划找被告杨带福购买布料的，后来我知道原告也经营布料生意，我就引荐原告与被告杨带福认识。但被告杨带福在原告那里购买布料，原告不放心，就让我签名进行担保，我经过考虑后才予以签名。但在签名后，被告杨带福无法将休闲布料交付给我，我就开始觉得不太对劲，于是我就找到原告和被告杨带福三方进行对质。8月份中旬，被告杨带福写了一张欠条给原告，内容大概是被告杨带福欠原告布料款五十多万，在该欠条上，我只是保证人，被告杨带福才是欠款人。同时，被告杨带福还开具过支票给原告，但是均无法承兑。在出具欠条后，被告杨带福还签署了一张总对数单，该对数单是原告与被告杨带福的公司进行对账，合计金额为五十多万元。被告杨带福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的答辩意见及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广州市增城致利布行是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原告黄剑锋，该民事主体已于2015年7月6日注销登记。在注销登记后，原告黄剑锋继续以“致利布行”的名义与被告杨带福、罗俊明进行布匹的买卖交易，并形成了三份买卖合同，具体约定的权利义务及对应项下的交易情况如下：第一份合同及项下交易：2015年7月19日，原告黄剑锋以“致利布行”的名义（作为供方、甲方）与被告杨带福、罗俊明（作为共同需方、乙方）签订一份《致利布行购销合同》，约定由甲方向乙方供应布匹，主要内容有：“产品名称为118-1，颜色为特深蓝，数量为19700码，单价为14.5元/码，金额为285650元。质量要求：甲方需按照乙方提供的原板生产大货，保证大货质量达到乙方的要求，乙方收到货后，应即时查货如确认发现质量有问题于7日内向甲方提出，过期或经过加工裁剪后概不负责，布面损耗率3%。付款方式：现金支付或汇款支付。交货时间为2015年7月20日左右交货。交货地点：由甲方负责将布匹送往乙方指定地点并由乙方工作人员签收。付款方式：发货前一天支付5万元订金，余款交货后40-45天内结清。其它：交货数量允许±3%的误差。”在签订上述合同后，原告在2015年7月19日至7月22日之间陆续向两被告进行供货，并形成了7张《广州市增城致利布行布匹销售细码单》（以下统称为送货单），分别记录送货金额如下：2015年7月19日的2张送货单载明金额分别为40433元、53367元；2015年7月21日的3张送货单载明金额分别为22685元、71992元、15522元；2015年7月22日的2张送货单载明金额分别为74957元、18081元。上述7张送货单均由被告罗俊明、杨带福共同签字确认。第二份合同及项下交易：2015年8月1日，原告（其在合同上并未签字，但在庭审中予以追认）与被告杨带福、罗俊明又签订一份《致利布行购销合同》，主要内容有：“产品名称为118-2，颜色为特深蓝，数量为15000码，单价为13.8元/码，金额为207000元。交货时间为2015年8月1日左右交货。”除了前述内容不同以外，其他条款内容与上述2015年7月19日签订的《致利布行购销合同》的合同内容均一致。在签订该合同后，原告分别在2015年8月1日和8月5日陆续向两被告进行供货，并形成了4张送货单，分别记录送货金额如下：2015年8月1日的2张送货单载明金额分别为76162元、20575元；2015年8月5日的2张送货单载明金额分别为73871.4元、42414.3元。其中，2015年8月1日的2张送货单由被告杨带福、罗俊明共同签字确认，2015年8月5日的2张送货单由被告杨带福一人签字确认。第三份合同及项下交易：2015年8月19日，原告再次向被告杨带福送货，又形成了4张2015年8月19日的送货单（货品名称均为HF118），分别记录送货金额如下：70504.2元、71904.9元、74216.4元、1128.2元。上述4张送货单均由被告杨带福一人签字确认。2015年8月20日，被告杨带福签字确认一份送货单，备注退布金额为11674.8元。同日（2015年8月20日），原告（其在合同上并未签字，但在庭审中予以追认）与被告杨带福单独签订一份《华纺布行购销合同》，主要内容有：“产品名称为HF118，颜色为特深蓝，数量为14786.5码，单价为14.5元/码，金额为214404元。交货时间为2015年8月20日交货。付款方式：2015年8月20日支付10万元订金，2015年8月22日支付3万货款，余款交货后40-45天内结清。”2015年10月15日，经原告委托案外人钟嘉欣与被告杨带福进行对账，双方共同签署一份《致利布行对数单》（以下简称对数单），主要载明：“2015年7月19日货款为297039.75元，已经支付金额50000元，剩余未支付金额为247039.75元；2015年8月1日货款为213023.7元，已支付金额为50000元，剩余未支付金额为163023.7元；2015年8月19日货款为206178.9元，已支付金额100000元，剩余未支付金额为106178.9元。总额为716242.35元，已经支付200000元，剩余未支付金额516242.35元。”在庭审中，原告述称：被告杨带福在签署上述对数单后，于2015年11月8日支付了10000元货款本金，此后再也没有支付过任何货款；其主张的逾期利息是按年利率4.35%计算。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上述3份《致利布行购销合同》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背公序良俗，该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本案中，出卖人已经分别按合同约定向买受人交付了合同标的物，那么买受人应依法向出卖人支付价款。原告主张被告杨带福、罗俊明是个人合伙关系，但被告罗俊明在庭审中予以否认，而原告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上述事实，为此，对于原告认为被告杨带福、罗俊明形成个人合伙关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确认。所以，原告不能以被告杨带福、罗俊明构成个人合伙关系为由要求其两人承担连带责任。事实上，上述2015年7月19日与2015年8月1日签订的合同是由原告与被告杨带福、罗俊明两人共同签署，而2020年8月20日签订的合同则是由原告与被告杨带福一人单独签署，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上述买受人的合同义务应分属不同的债务，即2015年7月19日与2015年8月1日签订的2份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属于被告杨带福、罗俊明的共同债务（基于合同的共同签订主体），而2015年8月20日签订的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则属于被告杨带福的个人债务，上述两项债务应由合同相对的债务人分别承担民事责任。至于被告罗俊明抗辩认为其只是担保人的意见，在上述2015年7月19日与2015年8月1日签订的2份合同中，被告罗俊明均是以需方（乙方）的身份予以签字，在合同内容中并没有关于担保人的任何条款内容，其亦未能举证证明所主张的上述事实，因此，该项抗辩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鉴于此，被告杨带福在上述对数单中签字确认2015年7月19日合同项下的未支付货款金额为247039.75元，2015年8月1日合同项下的未支付货款金额为163023.7元，上述两份合同项下的债务金额合计为410063.45元，应由被告杨带福、罗俊明共同清偿。又由于原告确认被告杨带福在签署对数单后还支付了货款10000元，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不能证明债务人在清偿该10000元是指定履行何笔债务，而本案所涉债务均已到期，且均缺乏担保，债务负担也相同，在此情况下，本院认定该10000元的付款应按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履行，即应优先履行2015年7月19日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并应在该未付款金额中予以扣减。在扣减后，被告杨带福、罗俊明还应共同向原告支付货款400063.45元。此外，上述两份合同均约定付款时间为“余款交货后40-45天内结清”，而根据原告提交的若干送货单，上述两份合同对应的最后一份送货单记载的时间为2015年8月5日，现原告主张自2015年11月9日起计算逾期利息，不超出法律允许的范围，本院予以支持。同时，对于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的，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违约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19日之前的，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违约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可以违约行为发生时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为基础，加计30—50%计算逾期付款损失。现原告主张按年利率4.35%计算，不超出上述标准范围，本院予以支持。此外，被告杨带福在上述对数单中签字确认2015年8月20日合同项下的未支付货款金额为106178.9元，应由被告杨带福一人予以清偿。与前述同理，原告主张该违约行为导致的逾期利息损失自2015年11月9日起至全部款项清偿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4.35%计算，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杨带福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抗辩、质证的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杨带福、被告罗俊明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原告黄剑锋支付货款400063.45元及利息（以货款400063.45元为基数，自2015年11月9日起至全部款项清偿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4.35%计算）；二、除了上述第一项判决义务外，被告杨带福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黄剑锋支付货款106178.9元及利息（以货款106178.9元为基数，自2015年11月9日起至全部款项清偿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4.35%计算）；三、驳回原告黄剑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41元，由被告杨带福负担（被告罗俊明在4142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当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按不服本案判决的部分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温展翔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叶丽英陈英杰本判决所引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