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3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丁晓鹏，男，汉族，1987年7月1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为441××××××××××××614，住所为惠州市惠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毅，广东汇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光耀集团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住所地为惠州市东平十二号小区××××××××。负责人：张蕾蕾，联合管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凯萍、黄景瑜，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黄霞，女，汉族，住香港马鞍山雅典居一座二十九楼B室，居民身份证P××××××(6)。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远波、黎奇，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丁晓鹏因与被上诉人光耀集团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2民初6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丁晓鹏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毅、第三人黄霞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远波、黎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丁晓鹏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一、撤销（2018）粤1302民初635号民事判决；二、改判确认光耀集团有限公司与黄霞签订的惠州市××××××号小区×××××5号房、6号房、7号房、8号房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三、改判确认惠州市××××××小区×××××5号房、6号房、7号房、8号房的不动产所有权归丁晓鹏所有，光耀集团有限公司协助丁晓鹏办理前述房产的不动产产权权属登记；四、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第三人受让不动产是不是善意的。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第三人与原告交易的不动产共四套，而不是一套，作为正常的购买关系，交易前都会去了解商铺的位置及情况的，如此则第三人肯定能发现四套商铺是装修好的，已由租客韦成等人用于经营汽车维修、美容店的。但是第三人购买涉案商铺时根本没有去实地了解商铺的使用情况，此处可反映第三人受让不动产不符合交易习惯之处，受让人不属于善意取得不动产经过上诉人向租客了解，第三人在购买涉案房产时从来没有实地了解涉案不动产的使用情况，可以说明第三人受让涉案房产的动机及主观，结合其未支付购房款的事实，足以反映第三人受让不动产非善意。二、第三人取得涉案房产没有向原告支付任何价款。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的规定，结合第三人的陈述，其取得涉案房产是通过以物抵债的方式交易的，但关键是第三人所依据的债是案外人郭耀名的个人债务，而非被上诉人的公司债务，而用于抵债的物品确实是被上诉人的公司财产。以上第三人的自述及提交的证据均能证实，第三人与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债权债务法律关系，被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也不存在债务承担的情形。被上诉人处置涉案房产并没有减少其公司债务反而是损失了公司的财产，第三人受让房产也没有支付对价，不仅说明第三人不属于善意第三人，从侧面说明被上诉人与第三人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三、第三人的债权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存疑，涉案房产的交易存在关联交易的情况。根据第三人提交的郭耀名个人出具的《借据》，借款约定的利息为月息5分，存在违法利息的情况，郭耀名个人或者被上诉人是否还清借款或者是否曾支付过利息等事实不得而知。更为重要的是，第三人从未支付款项给郭耀名及被上诉人，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否成立、有效均有异议。但从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及陈述可以确定，被上诉人没有欠第三人的款项，也未与第三人存在债务承担及结算的协议，故以房抵债的说法恰好能说明第三人受让房产未支付对价。鉴于真正的债务人郭耀名先生原来作为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不排除郭耀名假公济私，利用掌管被上诉人之便利进行关联交易减少个人债务以损害上诉人已经受让及占有的房产的情形。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根据《民法总则》的精神及规定，从事民事活动遵循诚信原则，被上诉人虽然与第三人就涉案房产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办理房屋登记过户手续，但是第三人买房前并没有去实地考察涉案房产的使用、占用情况并支付购房款，前述事实均说明被上诉人与第三人的交易是非善意的，不是善意第三人。另外，被上诉人除了就涉案房产办理过户登记到第三人的名下以外，从来没有向上诉人或者房屋占用人要求清偿并且交付涉案房产，明显是有预谋通过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无偿转移涉案房产损害上诉人的利益，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第三人与被上诉人就涉案房产签订的买卖合同均应认定无效。原审认为上诉人没有足够证据证明第三人在明知被上诉人已将出售给上诉人的情况下仍与被上诉人另行订立房屋买卖合同，应承担无法举证证明存在恶意串通情形的不利后果，但是根据司法实践对于恶意串通中恶意事实的认定，是需要结合客观事实及陈述来认定当事人的主观是善意抑或是恶意，但从本案调查的事实及证据均能说明第三人受让涉案房产是不正常的，没有支付价款的，足以认定第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故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纠正并予以改判。另补充上诉意见：一、黄霞自认其受让本案涉案的四间商铺，是通过抵债的方式支付对价的，但并没有另外支付过任何购房款，故原审判决已查明，2014年5月23日，光耀集团向房产局去出具申请书一份的事实，说明第3人已将房款一次性付清，是认定事实错误的。更为重要的是黄霞以房抵债所涉及的债务是高利贷，黄霞就该笔借款的本息归还情况的陈述，也没有查明或者记载；二、本案上诉人主张的是黄霞与光耀集团恶意串通导致合同无效，在认定是否符合恶意串通的情形时，黄霞是否支付合理对价，以及光耀集团是否以合理的价格出让涉案的四间商铺，是认定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的重要方面，黄霞自称与郭耀名达成以房抵债的协议，并以债务抵偿房款，但是光耀集团与黄霞之间并没有达成以房抵债的协议，或者债务承担的意思表示，而且光耀集团也没有欠黄霞个人的任何债务。换言之光耀集团并没有因为出售涉案的商铺取得任何售房款，或者导致其自身公司债务的减少，但是原审法庭并没有认可以房抵债的协议，及用于抵债的债务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任何的记载及评价；三、光耀集团除了配合将涉案的四间商铺办理产权到黄霞名下，但是从原审开庭中并没有查明这一个涉案的商铺是由光耀集团交付给黄霞的。原审法庭对四间商铺的交付过程没有做任何的记录及评价，也是这一个查明事实不清之处。综上，光耀集团虽将四间商铺的产权证办理至黄霞名下，但是被上诉人并没有收到任何的售房款，该公司对售房款的自认与黄霞的陈述是相互矛盾的，故原审认定的事实是不清楚的。被上诉人光耀集团有限公司未提交答辩意见。第三人黄霞发表答辩意见：一、被答辩人未支付购房款，其对案涉商铺的占有系无权占有，其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不动产真实权利人，被答辩人并非本案适格主体，被答辩人的起诉应当裁定予以驳回，或其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答辩人应当举证证明其为涉案房产的真实权利人，其有关确认物权的诉讼请求才能得到支持。被答辩人要举证证明其为涉案房产的真实权利人，至少应当举证证明以下事实：第一、其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第二、其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第三、其已支付全部价款；第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中，被答辩人至少未举证证明上述第三点、第四点事实，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理由如下：1、被答辩人未支付购房款。就案涉商铺购房款支付情况，被答辩人在庭审中主张2460560元购房款分为两部分：一是工程款抵扣1230465.10元；二是现金支付1230103.90元。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的前述主张没有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不应得到采信，法院也不应认定其支付了购房款，具体理由包括：(1)被答辩人原审提交2005年7月21日编号为No.087280《收据》所记载的内容为“市光耀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土地款(抵付丁有坤工程款)”。依常理，土地款应是开发商(即光耀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给土地出让方(即惠州市惠城区桥东治理开发指挥部)，如存在工程款也应由开发商(光耀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给工程承包方(丁有坤)，惠州市惠城区桥东治理开发指挥部作为土地款的收款方，并无义务支付丁有坤工程款，更不会存在所谓的“抵付”，因此，该《收据》本身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不能采信；(2)被答辩人提交的惠州市惠城区桥东治理开发指挥部“应付账款明细”显示为“丁友坤”无法与《收据》中的“丁有坤”相互印证，两者是否为同一人缺乏证据证明，被答辩人也未提交施工合同、结算资料等证据证明丁有坤存在施工事实，被答辩人也未申请惠州市惠城区桥东治理开发指挥部和丁有坤出庭作证，因此《收据》以及《应付账款明细》的真实性高度存疑且无法相互印证，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3)《应付账款明细》并看不出与《收据》之间存在直接的关系(明细未记载工程款1230465.10元)，上面显示的欠款偾权主体是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丁友坤)，根据日常经验，工程施工一般系发包给有资质的建筑工程公司，涉及到这么巨大的工程结算款，这个工程款就算存在，也是欠这个建筑工程公司的，并非欠丁友坤的工程款，这个佐证了《收据》内容的不真实性。(4)退一万步来讲，即便丁有坤存在工程款债权，基于债权相对性以及债权转让程序法定要求，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丁有坤将债权转让给与被答辩人(2015年8月18日的庭审时，被答辩人称其父亲是实际出资人)，即便丁有坤有工程款未结，在光耀集团有限公司未认可丁有坤已将债权转让给被答辩人，且光耀集团有限公司也未同意以工程款抵扣部分购房款的情况下，被答辩人主张将丁有坤工程款径行抵扣其部分购房款，没有任何事实依据；(5)被答辩人主张分三次现金支付1230094.9元购房款，根据广东省统计局发布的《2006年广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6年全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有16015.58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有5079.8元，被答辩人主张支付的现金款项相当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近100倍，如此大额现金支付，被答辩人却没有任何银行取款凭证、转款凭证或者光耀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严重不符合常理，被答辩人主张的现金支付缺乏足够证据证明，且光耀集团有限公司原审庭审和上诉状中明确否认收到购房款，故现有证据无法证眀被答辩人已经支付现金购房款。(6)至于被答辩人提供所谓购房发票，不足以证明其已支付房款：首先，被答辩人虽提供了购房发票，但并没有提供相应的付款凭证，且原审被告也否认收到被答辩人的购房款，这些发票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佐证，不能单独作为已支付购房款的证据；其次，根据通常的做法和日常经验，根据付款人的要求先开具发票再付款的情况是非常多的，开具了发票不证明已支付了相关的款项，是否支付款项还是要看付款凭证或其他证据的(律师所就存在先开具发票给客户，客户再付款的情况)。2、被答辩人于2005年9月5日与光耀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广东省商品房买卖合同》，至20014年6月30日，涉案房产登记至答辩人名下，被答辩人在长达近10年的时间里既没有办理过户登记，甚至没有向光耀集团有限公司请求过户登记，这个未能过户的原因是作为买受人的被答辩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购房款，并非其他原因，故被答辩人并非涉案房产的真实权利人。综上，被答辩人既不能证明其已支付全部购房款，也不能证明非因其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应依法认定被答辩人并非房产的真实权利人。(二)被答辩人对案涉商铺的占有属于无权占有，不能凭其“无权占有的事实”推断其享有物权。原审庭审中被答辩人多次主张其占有案涉商铺数年，并以此为由主张享有物权，然而被答辩人却对其是否属于有权占有避而不谈。所谓有权占有是指占有具有法律上的原因(具有本权)，而法律上的原因具体包括债权亲权等内容。同时，《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三条规定了无权占有人应当向权利人返还原物的义务，如上分析，即便被答辩人曾因与光耀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广东省商品房买卖合同》在先，但后续因被答辩人未能支付购房款，被答辩人的占有已经转化为无权占有。此时，光耀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权利人有权将案涉商铺出售给答辩人，答辩人也取得了不动产权登记证书，已经依法成为合法权利人，因此，被答辩人在本案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三)被答辩人提交的《荷兰水乡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协议》记载的甲方主体为丁有坤，并非丁晓鹏，没有证据显示丁有坤已将协议权利转让给被答辩人，该协议也证明丁晓鹏并非案涉商铺的真实权利人。(四)被答辩人主张对于案涉商铺享有权利的事实，严重不符合常理。被答辩人主张2005年签署了案涉商铺的《广东省商品房买卖合同》，至其起诉之日近十年期间，被答辩人从未向光耀集团有限公司主张过权利，现有证据也无法证明其曾经主张过权利，试想，如被答辩人确为真实权利人，为何长达十年不采取措施？为何不向光耀集团有限公司主张权利？被答辩人花费数百万元购置商铺却长达不要求开发商办理房产证，显然不符合常理。(五)被答辩人的起诉依法应当裁定驳回。《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原告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对于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被答辩人并未足额支付购房款，其对案涉商铺不享有相关权利，与本案也不存在利害关系，故其起诉应当裁定驳回。如法院认为其有部分诉权，也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二、即便被答辩人已经全额支付购房款且成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不动产真实权利人，答辩人与光耀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交易构成善意取得，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规定，“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或者动产时，不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的，应当认定受让人为善意。真实权利人主张受让人不构成善意的，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进一步规定：“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上述规定，被答辩人未能举证证明答辩人与光耀集团有限公司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反而，答辩人以合法债权与债务人光耀集团有限公司达成以物抵债协议，该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且答辩人对于被答辩人与光耀集团有限公司是否存在签约情况不知情，因此被答辩人主张的恶意串通不成立。(二)现有证据巳经形成证据链，证明答辩人已经足额支付购房款人民币8760360元。答辩人原审提交的《借条》、银行转账凭证以及付款委托书足以证明答辩人委托罗木霖、何宁将本金人民币1000万元转入郭耀名账户，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之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因此，郭耀名的借款行为依法对光耀集团有限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同时光耀集团有限公司于2014年5月23日向惠州市房产局出具的《申请书》、惠州市房产局出具的《复函》等也印证了郭耀名的借款系履行职务行为的事实，答辩人与光耀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本案中，答辩人与光耀集团有限公司就以房抵债协商达成一致，且购房款尚不足以偿还借款本金，因此，法院应当认定答辩人已足额支付购房款(三)从本案合同履行程度考虑，保护答辩人的权利更符合《物权法》的立法本意。《物权法》第六条确立了物权公示原则，旨在通过物权公示减少不诚信的交易情况，稳定社会秩序，提高交易效率。就本案而言，答辩人已经取得了不动产权登记证，答辩人与光耀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广东省商品房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法律关系处于更为稳定的状态，物权变动已经完成，而被答辩人的购房合同仅仅履行到签约阶段(购房款尚未支付)，因此，保护答辩人的合法权利更符合公平以及经济原则，更符合《物权法》第六条的立法本意，如强行恢复原状势必或者重复履行势必造成社会经济和司法成本的巨大浪费，对作为善意第三人而言，也极不公平，同时也严重损害物权公示的权威性，极大影响社会的稳定和正义。(四)答辩人在购买案涉商铺时不存在过失，答辩人的合法权利应当受到保护。被答辩人并未支付购房款，光耀集团有限公司在向答辩人出售案涉商铺时拥有完整的权利，交易合法有效。答辩人在与光耀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合同时登记簿上不存在异议登记或预告登记，也未记载司法机关或者行政机关限制不动产权利的有关事项，登记簿上未记载任何权利主体，答辩人也不知晓存在其他权利人的事实。答辩人作为长期生活在香港的境外人士，受限于对内地法律制度的不熟悉，基于对行政机关物权公示的信赖利益，与开发商光耀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签署合同并交易，答辩人属于善意取得一方，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三、被答辩人系长期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律工作者，其对于我国法律制度的了解以及对房地产交易程序的熟悉程度强于身居境外的答辩人，即便被答辩人对光耀集团有限公司享有债权，法院不应当鼓励其怠于行使权利按照被答辩人的主张，被答辩人于2005年9月5日与光耀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广东省商品房买卖合同》，2007年10月1日《物权法》生效实施，《物权法》第十九条及第二十条规定了异议登记制度以及预告登记制度以保护购房者的合法权益，如被答辩人对原审被告享有合法债权或其他权利，其在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长期从事审判工作，理应熟悉《物权法》并及时根据法律规定采取措施保护自身权利，然而被答辩人直至答辩人办理完毕不动产登记证书后才提起诉讼主张所谓的权利，法律不应保护“权利人怠于行使自身权利”，况且本案还因其没有支付购房款而不具备真实的房产权利。此外，如被答辩人享有合法的债权，被答辩人对光耀集团有限公司的债权并不会因为本案诉讼请求不被支持而无法得到救济，《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另一方可以要求对方承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被答辩人仍有权就此向光耀集团有限公司主张权利。综上所述，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答辩人已经支付了购房款，其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不动产真实权利人，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起诉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裁定驳回其起诉，或因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即便被答辩人举证证明其是真实权利人，答辩人已通过善意取得成为案涉商铺的合法权利人，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也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裁定驳回上诉的的起诉或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补充答辩意见：一、上诉人认为第三人没有支付购房款的主张不符合事实。在一审的两次开庭已经查明，第三人黄霞与被上诉人光耀集团有限公司之间有借条、转款凭证、委托付款说明以及一系列协议，都可以证明第三人已经支付了购房款；二、上诉人主张第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是不符合事实的。现有证据证明第三人已经支付了合理对价。因此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三、一审法院已经查明第三人已经付款的事实，并且光耀集团已经收到了有关款项。丁晓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光耀集团有限公司与黄霞签订的惠州市××××××小区×××××5号房、6号房、7号房、8号房，《房屋买卖合同》无效。2、请求依法确认惠州市××××××小区×××××5号房、6号房、7号房、8号房不动产所有权归丁晓鹏所有；光耀集团有限司协助丁晓鹏办理产权权属登记。3、本案诉讼费由光耀集团有限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9月5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四份《广东省商品房买卖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合同约定：原告购买被告位于惠州市××××××小区×××××5号、6号、7号、8号房，四套商品房用途均为商铺，按套出售。5号房建筑面积共68.95平方米，总金额：人民币伍拾伍万壹仟陆佰元整；6号房建筑面积共69.40平方米，总金额：人民币伍拾伍万伍仟贰佰元整；7号房建筑面积共95.43平方米，总金额：人民币柒拾陆万叁仟肆佰肆拾元整；8号房建筑面积共73.79平方米，总金额：人民币伍拾玖万零叁佰贰拾元整。上述四份《广东省商品房买卖合同》经广东省惠州市公证处公证，合同上出卖人的印鉴和双方当事人的签名均属实。公证书编号：（2005)惠市证民商字第2652号、第2653号、第2654号、第2655号。上述合同均未在惠州市房产管理局办理备案登记。被告于2006年6月29日为原告出具了购房发票于证明原告已经交清了购房款项。上述涉案商铺由原告出租给他人使用至今。2014年4月8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三份《广东省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将本案涉案的四间商铺出售给第三人。2014年5月23，被告向惠州市房产局出具《申请书》一份，说明第三人已将房款一次性付清，并请房产局予以办理缴纳维修基金和房地产权证的相关手续。2014年6月30日，第三人取得了房地产权属人登记，并取得房产证，证号分别为：粤房地权证惠州字第1100××××××号、第1100××××××号、第1100××××××号。另查一，惠州市光耀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于2006年3月30日经惠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变更为惠州市光耀集团有限公司，惠州市光耀集团有限公司于2006年8月9日经惠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变更为光耀集团有限公司。另查二，依原告的申请，一审法院向惠州市房产管理局调取了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三份《广东省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惠州（2014）№0××××××、惠州（2014）№0××××××、惠州（2014）№0××××××]并查询了上述房产当前的产权状况。惠州市房产档案馆出具的《惠州市房屋权属档案信息查询结果》显示，上述四间商铺的房地产权属人均为第三人黄霞。惠州市房产管理局于2015年8月4日的惠市房函[2015]303号《复函》称：一、涉案房屋项目的《广东省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出卖人的委托代理人“袁克俭”有授权委托书；二、涉案房屋项目加盖的“光耀集团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1）”无需在我局备案。以上事实，有当事人主体资格证明、《广东省商品房买卖合同》、公证书、《申请书》、发票、房地产权证、《惠州市房屋权属档案信息查询结果》、《复函》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合同双方应当依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约定的义务。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广东省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原告在支付了款项后，被告在将房屋交付原告占有、使用的同时，有协助原告办理产权过户的义务，但经一审法院查询，本案争议标的即惠州市××××××小区×××××5号、6号、7号、8号四套商铺的产权人现均为第三人黄霞，第三人取得了上述房产相应的权属证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即本案争议标的权属人现为第三人而不是被告。而本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的当事人为原告与被告，第三人并非原被告签订的买卖合同中的当事人，原告与第三人之间也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原告与第三人没有约定或法定的义务，因此原告主张将第三人所有的上述房产产权确认归原告所有并由被告协助办理产权权属登记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被告与第三人因本案争议标的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的问题，根据现有证据及查明事实可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广东省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争议标的物权也因办理过户登记而转移至第三人名下，并无其他证据或事由证明合同存在无效的情形。原告主张被告与第三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存在恶意串通，但原告没有充分证据能够证明第三人在明知被告已将房产出售给原告的情况下仍与被告另行订立房屋买卖合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现有证据不能认定第三人与被告签订的合同属于恶意串通，从而不能据此认定合同无效。因原告现有证据不能充分论证其主张的事实，故原告主张被告与第三人之间关于本案争议标的签订的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待原告证据充分时，可另行途径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丁晓鹏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67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丁晓鹏承担。二审中，上诉人丁晓鹏申请证人韦成（男，身份证号码为510××××××××××××354）出庭作证，证明：原审第三人购买涉案商铺并未与光耀集团履行正常的交付手续，并且原审第三人从来没有现场看过商铺，他们的交易行为不符合常理。被上诉人光耀集团有限公司没有提交质证意见。原审第三人黄霞质证称：一、证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出租与承租的利害关系，因此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本案的事实，不足以采信；二、原审第三人黄霞是在取得相关产权后才积极主张权利，要求租户交付租金和清空；三、丁晓鹏在签订购房合同之后，原审第三人黄霞主张权利之前一直没有办理产权登记。没有支付相关购房款而不能办理过户是由于上诉人自己的原因，上诉人存在重大过失；四、上诉人在二审阶段申请证人出庭，程序上不符合举证规则；五、证人作证过程中是直接宣读材料，对关键事实记忆模糊，不排除证人作证前经过指导，其证言不具有真实性。本院经审查，确认一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认为，本案系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析理如下：关于光耀集团有限公司与黄霞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的是否无效的问题。本院认为，恶意串通是指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为牟取不法利益合谋实施的违法行为。恶意串通的合同具有以下两个特征：1.当事人双方是出于故意；2.恶意串通的合同是为牟取非法利益。本案，首先，未有证据佐证黄霞与光耀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知道光耀集团有限公司已将案涉房产出售给丁晓鹏，而仍与光耀集团有限公司另行订立房屋买卖合同。据此足以认定，黄霞不是出于故意而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其次，自丁晓鹏与光耀集团有限公司于2005年9月5日签订案涉房产的《广东省商品房买卖合同》，2006年6月29日取得案涉房产的购房发票，至2014年6月30日黄霞取得房地产权属人登记，并取得房产证止，未有证据佐证丁晓鹏就案涉房产办理过权属登记或要求光耀集团有限公司协助办理权属登记，显与常理不符。最后，现有证据表明，黄霞享有的债权远大于案涉房产的价值，且未有证据佐证黄霞与光耀集团有限公司间以物抵债协议为虚假。综上，现有证据不能认定黄霞与光耀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属于恶意串通，从而不能据此认定合同无效。一审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予支持丁晓鹏关于确认黄霞与光耀集团有限公司之间就涉案房产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是否应当确认丁晓鹏享有案涉房产所有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显然，我国是以不动产物权登记生效主义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则。即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移和消灭都应当进行依法登记，登记后始能产生法律效力，未经依法登记的不产生法律效力。本案，案涉房产已登记在黄霞名下，未有证据佐证案涉房产的登记存在无效或可撤销情形，故丁晓鹏请求确认享有案涉房产所有不权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丁晓鹏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67元，由上诉人丁晓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晓文审 判 员 刘天贞审 判 员 温永宏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黄 婷书 记 员 蔡思琦附相关法律条文：《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