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马关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625民初1636号原告：李星宏，男，1984年8月10日生，汉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人，住南宁市青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熙、白万年，云南轩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范公滔，男，1984年6月22日生，瑶族，云南省马关县人，住马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侯雄伟，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贯中，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原告李星宏与被告范公滔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星宏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熙、白万年，被告范公滔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侯雄伟、徐贯中到庭参加诉讼，原告李星宏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星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李星宏与范公滔于2018年8月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将该《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转让给范公滔的马关县兴达建材有限公司28%的股权返还李星宏；2.本案诉讼费由范公滔承担。事实和理由：马关县兴达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达公司）系2000年3月16日在马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为500000元人民币。2016年6月25日，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5000000元人民币。李星宏系该公司原股东，该公司另一股东李月林实缴出资3000000元，占注册资本60%，李星宏实缴出资2000000元，占注册资本40%。2018年8月7日，兴达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股东会决议如下：“原股东李星宏出资2000000元，占比40%，转让其中1400000元，占比28%的股权给范公滔”。当日李星宏就与范公滔按照股东会决议内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了股权转移手续，《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范公滔应于2018年8月30日前将李星宏所转让股权的相应股权转让款支付李星宏，但至今范公滔未按协议约定支付。现李星宏不仅未收到转让股权的价款，还丧失了原持有的部分兴达公司股份，其合法权益受到严重损害。李星宏与范公滔自愿达成《股权转让协议》，且该协议约定内容合法明确，转让金额及付款期限明确具体，李星宏已在协议签订后按约定将相应股权变更登记到范公滔名下，范公滔亦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履行支付李星宏股权转让款的义务，但范公滔自《股权转让协议》签订至今仍未支付李星宏股权转让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当解除李星宏与范公滔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返回李星宏股权。李星宏为维护其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支持李星宏的诉讼请求。范公滔辩称：一、本案诉争的《股权转让协议》仅是为便于办理股东及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而在马关县工商局现场制作而成，该协议中有关股权价格、付款期限的约定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二、李星宏与范公滔之所以于2018年8月7日在马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股东和股权的变更，是为履行和实现各方于2018年7月2日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的约定，根据增资扩股协议，李章明、曾桂英对兴达公司增资后，李章明取得兴达公司35.7%的股权（其股权由范公滔持有并登记），曾桂英取得兴达公司34.3%的股权（其股权由蔡某持有并登记），兴达公司股东及持股比例应作如下变更：首期增资前股东持股比例为李月林60%、李星宏40%，首期增资后应变更股东持股比例为李月林18%、李星宏12%、李章明（由范公滔持有）35.7%、曾桂英（由蔡某持有）34.3%。三、各方基于《增资扩股协议》的约定，为完成股东和股权工商变更，于2018年8月7日到马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股东和股权的变更登记，于现场按工商变更制式模板文件的格式要求制作、签署并提交了包括本案诉争《股权转让协议》在内的全套工商变更登记的文件，相应文件只是为完成工商变更而制作提交，其目的是实际履行并实现《增资扩股协议》约定的股东及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此外，《增资扩股协议》第15.1条约定“各方为用于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备案而签署的协议、章程等约定与本协议不一致的，按本协议约定执行”。四、马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存档的兴达公司工商档案显示，在2018年8月7日当天，收存有同样制式的四份《股权转让协议》，四份协议除主体、比例和金额不同以外，其他的内容、格式、付款时间均完全一致，四份协议对股权转让比例分别安排为：李月林转让7.7%的股权给范公滔；李星宏转让28%的股权给范公滔；李月林转让18%的股权给李亚勇；李月林转让34.3%的股权给蔡某。按照前述四份股权转让协议安排的持股比例变更股权后，范公滔在兴达公司的持股比例为35.7%（李章明安排持股），蔡某在兴达公司的持股比例为34.3%（曾桂英安排持股），李星宏的持股比例为12%，李亚勇的持股比例为18%（代李月林持股），转让协议载明股权“转让”的比例数额正是按《增资扩股协议》约定的各方持股比例数额对应作出，各方将此《股权转让协议》提交登记机关是为履行并实现《增资扩股协议》约定的股东及股权工商变更登记。综上，《增资扩股协议》是经各方充分协商、真实意思表示形成合意并实际履行的协议，是双方进行股东和股权变更的基础和依据，而《股权转让协议》所记载的股权转让、转让价款及支付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仅是为履行和实现《增资扩股协议》项下股东、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之需要而制作提交，双方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而形成的非真实意思表示的文件资料并不具有债权凭证的性质，对双方无法律约束力。李星宏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判决驳回李星宏的诉讼请求。综合各方诉、辩主张，本院确定本案争议焦点为：1.李星宏与范公滔于2018年8月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是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2.对李星宏的诉讼请求是否予以支持。李星宏针对争议焦点，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李星宏、范公滔《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以此证明：李星宏、范公滔身份、住址等信息的事实。第二组：兴达公司《营业执照》（2016年6月1日）复印件1份。以此证明：兴达公司系在马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的事实。第三组：兴达公司《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复印件1份。以此证明：兴达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及现李星宏仅持有兴达公司2%的股份的事实。第四组：兴达公司的《公司备案登记申请书》《股东会议决议一》（2018年8月7日），《公司章程》，李星宏与范公滔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马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受理通知书》《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复印件各1份。以此证明：2018年8月7日，兴达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股东会决议如下：“原股东李星宏出资2000000元，占比40%，转让其中1400000元，占比28%的股权给范公滔”，当日李星宏就与范公滔按照股东会决议内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到相关部门办理了股权转移手续和变更公司登记信息，《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范公滔应于2018年8月30日前将李星宏所转让股权的相应股权转让款支付李星宏，但至今范公滔未按协议约定将相应股权转让款支付李星宏，范公滔已构成违约的事实。经质证，范公滔对李星宏提交的第一至三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观点无异议；第四组证据来源于马关市场监督管理局，故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该组证据证明观点有异议，该证据并不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仅是为了履行《增资扩股协议》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股权转让协议》中记载的对股权的价款、支付时间及转让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当以双方7月2日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实质性认定，并以此作为双方股权变更的确定基础。范公滔针对争议焦点，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1.《增资扩股协议》；2.《股东授权委托书》（李章明对范公滔）；3.《股东授权委托书》（李亚勇对李月林）；4.《股东代表授权委托书》（李星宏对李月林）复印件各1份。以此证明：1.各方于2018年7月2日签订《增资扩股协议》，约定兴达公司第一期增资后，李月林持有18%的股份，李星宏持有12%的股份，李章明持有35.7%的股份，曾桂英持有34.3%的股份；2.《增资扩股协议》约定“各方为用于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备案而签署的协议、章程等约定与本协议不一致的，按本协议约定执行”，《增资扩股协议》是各方关于兴达公司股东、股权变更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实际履行的协议；3.李章明的股权登记由范公滔持有；李月林的股权登记由李亚勇代持；曾桂英的股权登记由蔡某持有，李星宏授权李月林行使股东权利的事实。第二组：5.《股东会暨董事会会议纪要》（2018年11月5日）；6.《股东会决议》（2018年11月5日）复印件各1份。以此证明：1.李章明的股权登记由范公滔持有，李月林的股权登记由李亚勇代持，曾桂英的股权登记由蔡某持有；2.《增资扩股协议》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并实际履行的协议的事实。第三组：7.《股东会决议》（2019年1月18日）；8.《章程修订案》（2019年1月19日）；9.《确认书》（2019年4月30日）复印件各1份。以此证明：1.根据《增资扩股协议》约定，对于兴达公司第一期增资后的代持股情况及持股比例（李亚勇代李月林持股18%、李星宏持股12%、范公滔持股35.7%、蔡某持股34.3%）的事实，各方均无异议并在股东会决议中再次确认；2.各方根据《增资扩股协议》约定的第一期增资后的持股比例，李亚勇将其18%股份中的12%转让给梁振丽，李星宏将其12%股份中的10%转让给梁洪芳，转让后，李亚勇的持股比例变更为6%，李星宏持股比例变更为2%，证明各方均是按《增资扩股协议》的约定实际履行并对前述事实均无异议；3.证明李月林、李星宏根据《增资扩股协议》关于第二期增资后预期可取得股权的约定，提前折算10%股权转让给梁洪芳（其中范公滔减持5.1%、蔡某减持4.9%并直接变更给梁洪芳），证明各方均是按《增资扩股协议》的约定实际履行；4.《增资扩股协议》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并实际履行的协议的事实。第四组：10.兴达公司2018年7月至2019年2月《股东分红分配方案》复印件1份。以此证明：1.各股东按《增资扩股协议》约定增资取得股权和此后受让股权的比例确认各方的分红结算比例；2.《增资扩股协议》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并实际履行的协议的事实。第五组：11.《股东及出资人信息变更档案材料目录》（2018年8月7日）；12.《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2018年8月7日）；13.《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14.《股东会决议一》（2018年8月7日）；15.《股东会决议二》（2018年8月7日）；16.《章程》（2018年8月7日）；17.《股权变更事项告知确认书》；18.《股权转让协议》（2018年8月7日李月林转范公滔）；19.《股权转让协议》（2018年8月7日李月林转李亚勇）；20.《股权转让协议》（2018年8月7日李月林转蔡某）；21.《股权转让协议》（2018年8月7日李星宏转范公滔）；22.《受理通知书》（2018年8月7日）；23.《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2018年8月7日）；24.《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审核表》；25.《企业登记证照办法及归档记录表》（2018年8月7日）复印件各1份。以此证明：1.各股东按照《增资扩股协议》关于第一次增资后的持股比例及代持股的安排，分别制作了四份制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其配套文件，向马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用于办理股东及股权的变更登记；2.四份《股权转让协议》“转让”股权的比例数据是根据《增资扩股协议》中的第一期增资后各方的持股比例数据填写；3.四份《股权转让协议》原件均在马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留存，当事人均未持有原件；4.四份《股权转让协议》从形式上看，除转让主体、比例和金额不同外，文件的格式、内容、条款均完全相同，结合第六组证据比较，《股权转让协议》仅是各方为便于股权工商变更而制作提交的文件，范公滔是根据《增资扩股协议》的约定取得股权并履行股东、股权工商变更登记的约定。范公滔取得股权是依据《增资扩股协议》对公司增资而非受让取得股权，双方并未就股权转让及价款、支付作出真实意思表示或达成合意的事实。第六组：26.《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2018年12月10日）；27.《股东会决议一》（2018年12月10日）；28.《股东会决议二》（2018年12月10日）；29.《股权转让协议》（2018年12月10日李亚勇转梁振丽）；30.《股权转让协议》（2018年12月10日李星宏转梁洪芳）；31.《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2019年1月30日）；32.《股权转让协议》（2019年1月30日蔡某转梁洪芳）；33.《股权转让协议》（2019年1月30日范公滔转梁洪芳）；34.《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2019年9月23日）；35.《股权转让协议》（2019年9月23日蔡某转梁振丽）复印件各1份。以此证明：1.2018年12月10日、2019年1月30日、2019年9月23日分别发生的三次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所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记载的股权转让比例均是按实际履行的《增资扩股协议》及相应股东会纪要的安排而作出；2.此三次股权转让所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与2018年8月7日提交的用于股权工商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格式、内容均完全一致，足以证明2018年8月7日所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仅是按照股权变更登记的制式文件要求而制作提交，并仅限于工商变更登记，关于转让价款及支付的约定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事实。经质证，李星宏对范公滔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的第1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虽然协议是双方签订，但并未实际履行，所以不具备关联性，并且该协议目前不具备双方继续履行的合法条件，因此，该协议对李星宏、范公滔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对其合法性也有异议；对第一组证据中的第2-4号证据三性无异议。第二组证据中的第5号证据，当时股权登记由各人代持的内容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有异议，因为与工商注册不一致；第二组证据中的第6号证据，与工商部门所提供的不一致，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缺乏合法性。第三组证据中的股东会决议缺乏合法性，不予认可；第三组证据中的第8号章程修订案，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并不能证明范公滔的观点；第三组证据中的第9号证据，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就其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范公滔的观点，也不具备合法性。对第四组证据中的分红分配方案所反映的分配比例与工商部门所反映股权比例不一致，不具备客观真实性，因此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第五组证据所提交的材料都是在工商部门调取的，故对其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观点不予认可，认为不能以此证明范公滔的观点。对第六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证明观点有异议，正是该组证据反映了范公滔所主张的观点是不客观真实的。范公滔申请证人蔡某出庭作证，证言内容为：蔡某和其母亲曾桂英在大阴山一号采石场经营，范公滔在大阴山二号采石场经营，两家的采石场是相邻的。李月林是在范公滔和蔡某的采石场旁边经营兴达公司，李月林占股60%，李星宏占股40%。蔡某和范公滔的采石场在2017年已经合并，2018年5月份李月林来找蔡某和范公滔谈，李月林说他要在兴达公司现有场地建砖厂、搅拌站，李月林来找蔡某和范公滔说合伙的事，大家都有意向，就合作细节商谈过后，就达成了一致。在2018年7月2日签订了《增资扩股协议》，范公滔和蔡某用石场的固定资产进行第一次增资后，李月林持有18%的股份，李星宏持有12%的股份，李章明（范公滔父亲）持有35.7%的股份，曾桂英（蔡某母亲）持有34.3%的股份。在签订协议之后，约定了股权变更登记在五个工作日后进行股权登记，但马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股东本人到场面签，而李星宏一直在外地，没有回来，所以一直到2018年8月7日才办理的。当时在第一轮变更之后，因为范公滔的父亲年纪大了，所以就由范公滔来持有其父亲的股份，因为蔡某母亲年纪大了，就由蔡某来持有其母亲的股份，因为李月林年纪也大了，就将其股权拿给其侄儿子李亚勇来代持。在变更时，找了第三方会计公司来代办股权工商变更，代办公司名字叫融源会计公司，该公司安排了一个叫龙玉雪的人帮代办的。2019年8月7日上午，蔡某、范公滔、李月林、李星宏、李亚勇去工商部门办理了相关手续，前期的所有手续都是会计公司的龙玉雪去办的。在去面签的时候，蔡某、范公滔、李月林、李星宏、李亚勇都按要求签署了相关资料，蔡某只核对了股权比例，在确定比例正确之后，蔡某就签了，签完之后，原件都交在了工商部门，谁都没有拿到原件。以此证明：2018年8月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为了履行《增资扩股协议》的约定而签订，也能说明当天提交《股权转让协议》是当天现场制作，仅仅是反映范公滔所持有的股权比例一致，对其它的条件也未协商达成一致。本院认为，李星宏提交的第一组至第三组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范公滔对该三组证据及证明观点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其证明内容予以确认。李星宏提交的第四组证据，范公滔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观点有异议，对该组证据本院将结合范公滔提交的证据和庭审查明的事实进行综合认定。范公滔提交的所有证据以及证人蔡某的证言客观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能够充分证明范公滔的待证事实，本院对范公滔提交的证据、证人蔡某的证言以及证明观点予以采信。经过庭审，举证、质证及认证，本院确认本案法律事实如下：兴达公司系2000年3月16日在马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在2016年6月1日，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000人民币。李星宏系该公司股东，该公司另一股东李月林实缴纳出资3000000元，占注册资本60%，李星宏实缴出资2000000元，占注册资本40%。2018年7月2日李月林、李星宏与李章明（李章明系马关县马白镇大阴山二号采石场负责人）、曾桂英（曾桂英系马关县增发石灰粉厂负责人，经营着马关县马白镇大阴山一号采石场）签订《增资扩股协议》，该协议约定：“根据兴达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将公司的注册资本由5000000元增加到32000000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27000000元。新增注册资本27000000元，按如下约定分两期增资：第一期增资由李章明和曾桂英分别以固定资产认购新增注册资本27000000元中的14720000元，其中李章明认购7507200元，曾桂英认购7212800元。第二期增资由李月林和李星宏认购新增注册资本27000000元中的12880000元，其中李月林认购7368000元，李星宏认购4912000元。李章明、曾桂英分别以经各方确认的机械、设备、石料加工生产线、厂房、宿舍和食堂及生活设施、设备等资产认购新增注册资本的出资。第一期增资完成后，各方的持股比例为：李月林18%，李星宏12%，李章明35.7%，曾桂英34.3%。李章明、曾桂英有权将依据本协议取得的兴达公司或者搅拌站建设投资主体公司的股权指定第三人代为持有并登记为股东。各方为用于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备案而签署的协议、章程等约定与本协议不一致的，按本协议约定执行”。2018年7月10日李章明出具股东授权委托书，李章明委托其子范公滔行使李章明在兴达公司的股东权利，以及履行股东职责。后经兴达公司股东会确认，依据《增资扩股协议》李章明在兴达公司享有的股权由范公滔代为持有并登记为股东；曾桂英在兴达公司享有的股权由蔡某代为持有并登记为股东；李月林在兴达公司享有18%的股权由李亚勇代为持有并登记为股东。兴达公司各股东按照《增资扩股协议》关于第一次增资后的持股比例及代持股安排，找了融源会计公司代办股权工商变更，该公司安排龙玉雪办理。2018年8月7日兴达公司向马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公司登记（备案）申请》，兴达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李星宏与范公滔，李月林与范公滔、李亚勇、蔡某《股权转让协议》等材料办理了股东、股权变更登记，变更登记后兴达公司各股东的持股比例为蔡某34.3%、范公滔35.7%、李亚勇18%、李星宏12%。李星宏与范公滔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为：“甲方（出让方）李星宏，乙方（受让方）范公滔。甲乙双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友好协商，就甲方将其所持兴达公司28%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之相关事宜，达成一致，特签订本合同，以使各方遵照执行。一、甲方（出让方）李星宏将其在兴达公司28%的股权，按￥1400000元（大写：壹佰肆拾万元）转让给乙方（受让方）范公滔；二、乙方（受让方）范公滔须于2018年8月30日前将￥1400000元（大写：壹佰肆拾万元）支付给甲方（出让方）李星宏；三、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并报马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一份”。李星宏与范公滔的《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为2018年8月7日，签订地点为马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李星宏无《股权转让协议》的原件，所提交的复印件来源于马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档案材料。现李星宏以范公滔未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为由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其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关于李星宏与范公滔于2018年8月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是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2018年8月7日兴达公司向马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公司登记（备案）申请》，兴达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李星宏与范公滔，李月林与范公滔、李亚勇、蔡某《股权转让协议》等材料办理了股东、股权变更登记，变更登记后兴达公司各股东的持股比例为蔡某34.3%、范公滔35.7%、李亚勇18%、李星宏12%，该持股比例与2018年7月2日李月林、李星宏与李章明、曾桂英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约定李章明、曾桂英第一期增资完成后各方的持股比例一致，并且李星宏与范公滔，李月林与范公滔、李亚勇、蔡某签订的四份《股权转让协议》除主体、金额不同外，其他的内容、格式、付款时间均完全一致，结合李星宏无《股权转让协议》原件，所提交的复印件来源于马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档案材料，签订时间为2018年8月7日，签订地点为马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的事实，本院认定《增资扩股协议》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形成合意并实际履行的协议，李星宏与范公滔2018年8月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仅是为了履行《增资扩股协议》中关于兴达公司股东、股权工商变更登记而签订并提交，该《股权转让协议》虽经李星宏与范公滔签字、按印，但系双方通谋实施的虚假意思表示，范公滔取得兴达公司股权是根据《增资扩股协议》中约定李章明对兴达公司增资而取得，《股权转让协议》中所记载的股权转让、转让价款及支付并非李星宏与范公滔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无法律约束力。故李星宏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星宏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李星宏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元飞审 判 员  罗 檑人民陪审员  陈会秦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八日书 记 员  张 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