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2民初177号原告：毕某1，男，1964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邢江峰，北京久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毕某2，女，1961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被告：毕某3，男，1970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麟，北京青葵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文红，北京青葵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某、毕某1与被告毕某2、毕某3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诉讼过程中，原告李某于2020年5月11日去世。庭审时，原告毕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邢江峰、被告毕某2、毕某3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毕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继承分割被继承人毕某4名下位于北京市西城区xxx的房产（房产证号：京房权证优宣私字第XXXX号）；2．依法继承分割被继承人李某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xxx号的房产（房产证号：京房权证朝私字第XXXX号）；3．依法继承分割被继承人毕某4、李某遗留的存款；4．本案诉讼费依法承担。事实和理由：李某与毕某4系夫妻关系，二人均系初婚，于1959年5月23日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三名子女，分别为原告毕某1、被告毕某2、被告毕某3。毕某4于2016年12月25日去世，李某于2020年5月11日去世，二人的父母均先于二人去世。两套涉案房屋均系李某和毕某4的夫妻共同财产。李某于2018年2月14日立有公证遗嘱，将以上涉案房屋中属于其的份额表明由毕某1继承所有。毕某4名下存款中李某的份额也由毕某1继承。毕某4的房产份额和存款份额要求按照法定继承，平均分割。毕某4去世后其名下的存折根据毕某2的列表有33万余元，还有亲朋随礼3万多元，加上我估算的利息总计约40万元。原告对李某生前照顾较多。毕某4在世时，二被继承人自己居住，生活可以自理。毕某4去世后至2018年1月前，李某自己居住，原、被告三人轮流照顾。李某的工资本在2018年1月前由被告掌握，之后由原告掌握，每月工资有7000多元。原、被告轮班期间，日常所需的东西老人那里有的就用，没有的原告自己买。2018年1月之后原告和李某共同居住，生活开销均由原告负担。被告毕某2、毕某3辩称，认可原告所述亲属关系和被继承人的去世情况。认可两套涉案房屋和存款系二被继承人的夫妻共同财产。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李某长期服用精神类药品，立公证遗嘱时公证处的相关人员没有对李某的精神状况和身体状况进行确认，公证遗嘱效力存疑。李某的医院检查报告显示其2007年有脑梗的现象，有相应用药记录作证，李某的公证遗嘱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其不能准确理解其表达的内容的意义。毕某3和毕某1共同居住在华威西里的房屋中，因为毕某3没有房子，二被继承人生前曾表示房屋是留给所有子女的。要求对遗产按照法定继承分割。要求对李某去世后的抚恤金一并分割。毕某4在世时二被继承人自己居住，生活能自理，财务也自己掌管。毕某4去世后，一开始存折由原告掌管，后因一次原告与老人发生矛盾就将钱要了回来。2017年七八月份时，李某被卖保健品的骗了，去找邻居借钱，原、被告发现后报警了。为防止李某再被骗，就将存折给了毕某2。毕某2管钱期间，每月给毕某12000元，给毕某31000元，李某生活所需的大件物品都由毕某2购买，原、被告轮班照顾李某时一起使用。由于毕某1不上班，2018年1月起，就由毕某1与李某共同居住，陪护李某，也防止李某被骗。之后毕某2就将李某的存折给了毕某1。二被告还经常看望李某，给李某买东西。但有一次被告去看的时候被原告推出来了，之后就是疫情期间没有去看，只是打电话。后来打电话就打不通了，想单独跟李某说话原告也不让。李某去世前一年之内，就像是被原告拘禁起来了，二被告见不到，打电话也不接。二被告怎么也没想到李某在疫情期间就去世了，原告都没有通知二被告，也没有通知亲戚。在法院第一次开庭时李某已经去世，原告都没有告知法庭。针对被告毕某2、毕某3的意见，原告毕某1辩称，由于李某生前说了不想见被告，所以李某去世没有通知被告。被告曾说不给他们房子就怎么怎么样，跟李某顶撞，所以李某不想见被告。被告自2018年、2019年就不来看李某了。第一次开庭时由于李某刚去世，原告还没有反应过来，就没有告知法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均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认定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继承人毕某4和李某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三名子女，分别为毕某2、毕某1、毕某3。毕某4于2016年12月25日去世，李某于2020年5月11日去世。登记在毕某4名下位于北京市西城区xxx的房屋系毕某4于1998年12月1日与北京市宣武区房屋土地管理局签订《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购买，系毕某4和李某的夫妻共同财产。登记在李某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xxx号的房屋系李某于2000年9月17日与中国医学科学院签订《房屋买卖契约》购买，系毕某4和李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李某于2018年2月14日在北京市长安公证处订立遗嘱，内容为：“我丈夫毕某4名下位于北京市宣武区xxx的不动产（房屋所有权证号：京房权证优宣私字第XXXX号），和我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xxx的不动产（房屋所有权证号：京房权证朝私字第XXXX号），是我与毕某4的夫妻共同财产，本遗嘱仅处分其中属于我的份额以及我应从毕某4处继承的份额。在我去世之后，上述不动产中属于我的份额以及我应从毕某4处继承的份额，均由儿子毕某1继承。该遗产属于毕某1个人所有，不作为其夫妻共同财产。”2018年2月22日，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出具（2018）京长安内民证字第3676号公证书，对以上遗嘱进行了公证。毕某2、毕某3对公证遗嘱的真实性认可，对其效力不认可；认为在订立遗嘱的录像中，李某反映迟钝、犹豫，且在公证书办理前未让李某做精神健康的医疗诊断。毕某1提交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2018年2月24日出具的诊断证明书，内容为：“建议：来诊开证明，查体：神志清楚，言语流利，高级皮层功能正常，MMSE：28（正常范围）。特此证明，仅供公证用。”并附有《简易智力状态检查量表（MMSE）结果分析报告》。毕某2、毕某3对诊断证明不认可，认为无法确认被诊断人系李某，李某当时的年龄应为86岁而非85岁，且形成时间在公证书之后。毕某2、毕某3提交了李某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病历，其中2007年11月20日影像检查报告中显示：“印象：xxx不除外。”2020年1月19日病历记录中显示：“入院诊断：xxx……”。毕某2、毕某3还提交了李某的北京市朝阳区劲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诊疗记录，显示李某开药的情况。诊疗记录中显示“既往史”包括有抑郁状态，开具的药物中包含“xxx”。毕某2、毕某3称该药是一种精神类药品，根据其向医疗机构人员咨询，该药的常规用药时间是两个月，长期服用对人的精神损害很大，但从李某的用药记录显示其常年服用，故认为李某没有清晰认知。毕某1称该药物不是给李某服用的，而是开出来以后卖给别人的。毕某1还提交了李某于2018年2月3日订立的代书遗嘱一份及录像光盘。该代书遗嘱的代书人为北京久维律师事务所律师邢江峰，见证人为北京自动化控制设备厂员工潘某，系毕某1配偶的同事。代书遗嘱内容为：“一、声明。本人因眼睛眼底黄斑病变，导致视力衰退，无法正常书写。但本人神智清醒，且就订立、委托邢江峰律师代书遗嘱时所表达的遗嘱内容系本人自愿作出，未受到任何胁迫、欺诈，是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二、财产情况。2．1房产。一、位于北京市西城区xxx号的房产，房产证：京房权证优宣私字第XXXX号，产权人：毕某4。二、位于北京市朝阳区xxx号，房产证：京房权证朝私字第XXXX号，产权人：李某。以上房产系本人与配偶毕某4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系夫妻共同财产。2．2个人其他财产。包括但不限于存款、现金、个人生活用品等。2．3以上财产中属于本人的财产份额，即因毕某4未留下遗嘱，故房产中会涉及法定继承分配给本人的部分以及本人去世时所留存的个人其他财产，均属于本人遗产范围。三、继承人。本人指定大儿子毕某1为本人所有遗产的继承人，且与其他人没有关系，毕某1作为遗嘱执行人，其他任何人，包括本人的亲属，小儿子毕某3、女儿毕某2等人均不得干涉、提出异议。四、本遗嘱代书一式两份，具备同等法律效力。”遗嘱尾部有立遗嘱人、代书人、见证人签名、写日期，李某和潘某分别捺指纹。录像光盘显示了订立遗嘱的过程。毕某2、毕某3对该代书遗嘱和录像均不认可，认为从录像中可以看出李某回答问题有明显犹豫，不能理解见证人和代书人提出的问题。毕某1称其对李某照顾较多。毕某1提交了2020年1月至5月间李某生病期间的照片和视频，以及此前的生活照片，显示毕某1及其配偶、儿子对李某进行照顾及一同游玩的情况。毕某1自制的为李某购物消费统计表、网上购物截图、付款收据和截图。毕某2、毕某3对照片和视频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子女照顾父母是应尽的义务，毕某1专门拍摄录像是在作秀，其二人以前尽心尽力照顾李某，从未想过拍照留取证据。毕某2、毕某3对毕某1自制表格不认可，消费截图和票据中仅认可丧葬费发票，认为其他支出不能证明是花在李某身上；丧葬费也不能证明是毕某1实际支出，因为李某单位有支付丧葬费用。本次诉讼中，经毕某1申请，本院调取了毕某4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北京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其中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为×××的账户截至2017年12月21日余额为0．31元，双方均要求分割。该账户在毕某4去世后，2017年11月24日取款7073．43元，毕某2认可系其取走，称已用于毕某4丧事花销和李某的日常生活开支，剩余款项已交给李某。北京银行账号为×××的账户截至2020年3月21日余额为1497．78元，在毕某4去世后无取款，双方均要求分割余额。北京银行卡号为×××的账户截至2018年5月2日取款139．18元后销户。北京银行卡号为×××的账户2016年12月31日取款3万元、卡号为×××的账户2017年3月15日取款3万元、卡号为×××的账户2017年3月15日取款2万元、卡号为×××的账户2017年3月15日取款2万元、卡号为×××的账户2018年1月8日取款10507．64元、卡号为×××的账户2016年12月31日取款51067．5元。以上所有北京银行账户的取款，毕某2认可系其取走，称已用于李某的日常生活开支，所有参与照顾李某的人都共同花销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号为×××的账户截至2020年4月29日余额为0．01元、账号为×××的账户截至2020年4月29日余额为1．38元、账号为×××的账户截至2020年4月29日余额为0、账号为×××的账户截至2020年4月29日余额为10755．48元、账号为×××的账户截至2020年4月29日余额为3．94元，双方均要求分割余额；其中账号为×××的账户在毕某4去世后，2017年11月29日取款6854．3元，毕某2认可系其取走，称已用于李某的日常生活开支。毕某1不认可毕某2所述以上取款已用于李某花销及剩余部分已交给李某。毕某1提交了2019年3月10日其配偶康某和毕某2的电话录音，内容为康某对毕某2说想去银行把那个查查，李某想把老爷子的钱一块全拿过来看看什么情况了；毕某2说别让她惦记，这是她救命的钱，就放我这吧，放我这最踏实，到时等到真正老太太需要钱的时候我就往外拿。2019年11月8日李某给毕某2打电话的录音，内容为李某说你爸的那些钱你得给我拿过来，放我这，那是你爸给我留的钱，我找警察啊？她叫我找警察。毕某1称毕某2强行掌控毕某4遗留的存款。毕某2对此不认可，认为录音中并未明确存款金额，应以法院查询结果为准，且李某在2019年陈述的话语无法确认是否意识清楚。毕某2称以上取款一部分用于毕某4去世后，在大家轮班照顾李某期间的花销，剩余部分已交给李某。毕某2提交了李某手写材料一份，内容为：“最后要回我的贰仟元。三八节。母李某。”毕某2称系2018年三八节时李某书写的。毕某1认可该材料字迹为李某书写，但认为没有明确日期，且在2019年李某还找毕某2要过钱。本次诉讼中，经毕某2、毕某3申请，本院调取了李某名下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其中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为×××的账户截至2020年6月9日的余额为345．05元。在李某去世后，该账户2020年6月3日有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汇入的医药入账26542．71元，系报销的医药费；2020年6月8日有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汇入的60328元系抚恤金；2020年5月12日转账至毕某1账户6900元，2020年6月4日转账至毕某1账户26600元、2020年6月9日由毕某1取款60000元。中国银行主账号为×××的账户截至2020年5月14日的余额为890．82元。在李某去世后，2020年5月12日有取款9400元。毕某1认可以上李某账户中在李某去世后的取款均系由其取出，称钱已用于给李某办理后事，现无剩余。双方均认可以上李某账户中在毕某4去世后的存款系李某的个人财产，毕某1要求按照遗嘱归其所有，毕某2、毕某3要求按照法定继承分割。本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登记在毕某4名下位于北京市西城区xxx的房屋和登记在李某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xxx号的房屋均系毕某4和李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在二人去世后系其遗产，依法应予继承分割。毕某4名下的银行存款在其去世时遗留的款项系毕某4和李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李某名下的银行存款在其去世时遗留的款项系李某的个人财产，依法均应予继承分割。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本案中，李某留有公证遗嘱。毕某2、毕某1称李某制作该公证遗嘱时可能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但其提交的李某的病历仅能证明李某在2007年曾被怀疑脑梗，不能证明李某的行为能力，2020年的病历中关于李某脑梗死的诊断亦不能证明2018年时李某的行为能力问题。毕某1亦提交了2018年2月24日李某的诊断证明书，显示李某头脑清楚。毕某2、毕某3提出其中被诊断人可能不是李某，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诊断证明书中李某的年龄亦无错误，故对毕某2、毕某3的该项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提出诊断日期晚于制作公证书的日期，正可反证制作公证书时李某头脑清楚。从李某在公证处订立遗嘱的录像中显示，李某能正常回答公证员的提问，神志清醒。综上，李某遗留的公证遗嘱经公证机关办理，毕某2、毕某3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否定，本院对该公证书的效力予以认可。对涉案两套房屋中属于李某的份额按照公证遗嘱，由毕某1继承。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本案中，李某订立的代书遗嘱符合法定形式，且根据订立遗嘱时的现场录像也可反映出李某当时谈吐、反应正常。故对该代书遗嘱，本院予以认可。对本案涉及的银行存款中属于李某的份额按照代书遗嘱，由毕某1继承。关于银行存款部分。毕某1称毕某4名下存款有约40万元，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具体数额以本院查询结果为准。毕某4名下遗留的银行存款余额认定为二被继承人的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关于毕某4银行账户中在毕某4去世后由毕某2取出的款项共计175642．05元。毕某2称部分已用于毕某4丧事花费，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毕某2称其已将花费剩余的钱款均交给了李某。毕某2提交的李某书写的手写材料中无明确日期，毕某2称系2018年3月8日。但根据毕某1提交的电话录音，在2019年3月康某和毕某2的通话中，毕某2仍认可有毕某4遗留的钱款在其手中，故对毕某2称在2018年3月8日已将最后2000元交给李某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毕某2称在李某给其打电话索要钱款后其即将钱交给了李某的意见，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毕某2称所取出的款项有部分用于2018年1月前三子女轮班照顾李某期间的花费。但根据李某的工资卡交易明细显示，自2017年1月至12月期间共有工资收入11万余元，且每月工资基本全部支取。毕某2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李某的工资不足以负担日常开销，仍需使用毕某4的存款支付，故对毕某2的该项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毕某2提交的李某书写的字条中所写的2000元未明确系毕某4所留存款还是李某的个人款项，故对该2000元亦不予自毕某4存款中扣除。毕某2取出的款项仍应作为毕某4的遗产进行分割，该款项归毕某2所有，由毕某2支付毕某1、毕某3相应份额的折价款。因毕某4已先于李某去世，李某名下的银行存款余额认定为李某的个人财产进行分割。其中由毕某1取出的属于李某遗产的部分，归毕某1所有。抚恤金系公民去世后其所在单位给予其亲属的财产利益，是对死者近亲属的金钱形式抚慰，是给予死者近亲属和被扶养人的生活补助费，虽不属于遗产，但可一并分割。李某账户中汇入的抚恤金60328元，不属于遗产，不按照遗嘱处理，应由李某的三子女平均分割。该款项已由毕某1取出，归毕某1所有，由毕某1支付毕某2、毕某3相应份额的折价款。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七条第一、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登记在毕某4名下位于北京市西城区xxx的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京房权证优宣私字第XXXX号）由原告毕某1、被告毕某2、毕某3共同继承，其中原告毕某1占四分之三份额，被告毕某2、毕某3各占八分之一份额；二、李某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xxx号的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京房权证朝私字第XXXX号）由原告毕某1、被告毕某2、毕某3共同继承，其中原告毕某1占四分之三份额，被告毕某2、毕某3各占八分之一份额；三、毕某4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为×××的账户、北京银行账号为×××的账户、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号分别为×××、×××、×××、×××的账户，以上账户余额均归被告毕某2所有，被告毕某2从毕某4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北京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取出的款项归毕某2所有，被告毕某2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毕某1140925元，支付被告毕某323487元；四、李某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为×××的账户、中国银行主账号为×××的账户，以上账户余额及原告毕某1从以上账户中取出的款项均归原告毕某1所有；五、原告毕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毕某2、毕某3各20109元；六、驳回原告毕某1、被告毕某2、毕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400元，由原告毕某1负担22800元（已交纳）。被告毕某2、毕某3各负担3800元（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冰洁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王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