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1民初35547、35559号钟春江（35547号案原告兼35559号案被告），男，1976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湛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堪贵，广东环宇京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警，广东环宇京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广州亿僮贸易有限公司（35547号案被告兼35559号案原告），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西槎路槎头工业区A区E、F座。法定代表人：毛海越。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穗冬，男，该司职员。钟春江与广州亿僮贸易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两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李光华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钟春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警，广州亿僮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僮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穗冬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钟春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确认双方于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期间拖欠工资及利息156196元（其中2019年9月拖欠750元，2019年10月拖欠2830元、2019年11月拖欠12600元、2019年12月拖欠20016元、2020年1月拖欠40000元、2020年2月拖欠40000元、2020年3月拖欠40000元，上述本金共计156196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分别从2019年10月12日、2019年11月10日、2019年12月12日、2020年1月11日、2020年2月12日、2020年3月12日、2020年4月12日计算至付清之日逾期支付的利息）；三、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60000元（庭审中变更为80000元，主张按照40000元/月的标准进行计算）；四、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未依法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240000元（按照40000元/月的标准计算）；五、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我原任职于深圳海商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商汇公司），职位为销售总监，月薪人民币3万元，工作地点在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节能科技园海商汇办公室。亿僮公司是广亿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简称“广亿上海”）的子公司，广亿上海公司又是港企“广亿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亿国际经营“百丽KidsEden”品牌。2017年10月9日，亿僮公司和广亿上海公司与海商汇公司签署《商超销售服务合作协议》将童鞋产品在各大型商场超市的销售业务交由海商汇公司管理，构成“居间营销”合作关系。基于业务来往，我交识亿僮公司的总经理卢雷、副总经理黎浩。2019年7、8月份，因亿僮公司和广亿上海公司拖欠海商汇公司的服务款，居间营销合作关系已经破裂，亿僮公司和广亿上海公司的营销业务受到巨大影响，而此时海商汇公司因财务紧缩无法正常支付员工工资，当时海商汇公司拖欠我5、6、7、8月份的报销款未付，以及7、8月份的工资共计6万多元未付。2019年8月底，亿僮公司的总经理卢雷了解到海商汇公司欠薪的情况后，聘请我到亿僮公司工作，许诺月薪同样是3万元，另外补偿海商汇公司拖欠我两个月的工资共6万元，该6万元分六个月每月1万元以工资形式发放，即首月工资3万元，第二个月开始至第七个月工资为4万元，第八个月恢复月薪3万元，除此之外还许诺五险一金齐全。因海商汇公司长期拖欠工资，我同意到亿僮公司工作。2019年9月1日，我正式入职亿僮公司工作，担任销售总监职务，试用期为4个月，工作地点为亿僮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西槎路槎潭路槎头工业区A区E栋1楼生产部侧办公室。亿僮公司为我提供台式办公电脑，提供百丽品牌的内部邮件账号工作。我先后被拉入亿僮公司的各个微信工作群，接受下达的各种工作任务，接受亿僮公司的公费出差安排，到上海总部开会及汇报工作等。2019年9月下旬，总经理卢雷和副总经理黎浩要求我说服仍在海商汇公司的原直属核心骨干挖到亿僮公司工作，个别还许诺加薪聘用，共有刘芙蓉、陈子彬、张本银、冯克虎四位（均与亿僮公司或广亿上海公司签署了书面劳动合同）直属核心骨干被挖到亿僮公司和广亿上海公司工作。这四名核心骨干当中沃尔玛业务经理1人，大润发华东华中业务主管2人，销售行政1人，亿僮公司相当于直接收割了海商汇居间销售的团队骨干。2019年12月20日，公司总经理卢雷找我谈话，表示公司想劝退我，但是亿僮公司从未发过任何书面解聘通知，也没作任何的解释以及工资的结算和劳动补偿均未涉及。2019年12月24日，因亿僮公司克扣工资和总经理卢雷的劝退表示，我只有寻求司法救济。自入职以来，亿僮公司一直未与我签订《劳动合同》，亦未为我缴纳社保，入职后工资是通过亿僮公司的公账发放：2019年10月12日支付9月份工资29250元，扣减工资750元；2019年11月10日支付10月份工资37170元，扣减工资2830元；2019年12月12日支付11月份工资27400元，扣减工资12600元；2020年1月11日支付12月份工资19984元，扣减工资20016元；2020年1月份至3月份工资均为40000元每月，分文未发。另外，亿僮公司从未正式通知解除与我之间的劳动关系，对于将我踢出微信工作群等行为没有任何的解释和说明，因此，我认为直至亿僮公司答辩之日2020年3月24日，双方劳动关系为合法续存，亿僮公司应当支付劳动关系续存期间的工资。亿僮公司以踢除出微信工作群，回收工作邮件账号，克扣工资，拒绝结算工资和赔偿金等冷暴力的行为对我进行劝退严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亿僮公司的行为造成我无法及时应聘新的工作，正值春节长假来临之际，加上“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导致我丧失就业机会，发生重大的经济损失，此损害结果应当由亿僮公司赔偿。依法依理，亿僮公司都应当支付我2020年1月份至3月份的工资，总金额为12万元。亿僮公司违法单方解除劳动关系，应当按照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支付赔偿金60000元。根据《劳动合同法》第82条的规定，亿僮公司应当向我额外支付2019年9月1月至2020年3月31日的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70000元。我认为仲裁裁决存在以下错误：亿僮公司于2020年3月24日答辩时认为双方是合作关系这是对劳动关系的否认，因此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应当是2020年的3月24日。此外，亿僮公司总经理卢雷口头劝退我将我踢出工作群时并未结算工资和支付赔偿金，双方的劳动关系仍然合法续存的状态，因此确认自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这也符合亿僮公司总经理卢雷、副总经理黎浩对我的工资许诺，我的工作期间至少七个月。我提供了亿僮公司支付的工资记录以及邮件中克扣1万元工资的记录足以证明我的工资标准为首月工资为3万元，次月起工资为4万元。我提交的商超事业部11月考核未达标要克扣1万元的邮件是亿僮公司副总经理黎浩单独发给我的邮件，直称我为“钟总”该邮件足以指明我就是商超部负责人。另外“商超货品小组”的微信工作群也能证明我就是商超部的销售总监，就是商超部负责人。即使认为我实际工作期间仅到2019年12月24日止，按照双方约定的月工资4万元标准亿僮公司亦应当支付工作期间二倍工资差额人民币110967元【40000+40000+24/31*40000=110967】。综上所述，恳请贵院依法支持我的全部诉讼请求。亿僮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双方之间在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12月24日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二、判令无需向钟春江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31273.33元；三、判令无需向钟春江支付2019年10月1日至2019年12月24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84554元。事实与理由：钟春江与我司之间应为业务合作关系，而非劳动关系。我司于2016年07月0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与海商汇公司存在居间服务关系，约定由海商汇公司作为管理方负责我司的居间营销业务。钟春江则系海商汇公司的员工，我司的商超业务托管由其具体负责。2019年下半年，我司与海商汇公司客观原因签订补充协议，于2019年9月1日起终止双方合作，为了保证我司的业务能够得到妥善安排和过渡，我司与海商汇公司在补充协议第四点中约定，自2019年10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海商汇公司为我司服务的相关人员继续为我司服务，相关人员劳动关系归属于海商汇公司。但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鉴于海商汇公司已陷入经营困难，已拖欠员工工资数月，钟春江担心我司将服务费支付到海商汇公司之后，员工工资无法得到保障，要求我司直接将其本人应得的服务费直接向其支付，否则其将拒绝向我司提供服务，为了不影响商超业务清盘工作的开展，我司不得已接受了其请求。钟春江在为我司提供服务期间，萌生了入职我司单位的想法，并通过微信、邮件的方式表达了想与我司签订劳动合同的意思，我司担心明确拒绝会影响到钟春江的服务质量，因此，对于钟春江要求入职我司的问题一直未作明确回应。而据我司了解，钟春江在其他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且有购买社会保险，更不可能同时与我司建立劳动关系。2019年12月我司认为钟春江提供的服务表现未能达到要求，向钟春江表示待合作到期后结束合作，钟春江因对公司不同意变更成劳动关系而产生不满，后期在邮件、微信中多次制作、发出一些似是而非的信息，用意是企图将合作关系混淆为劳动关系。在本案中，即使我司主张的合作关系因证据不足，而导致双方被认定为劳动关系，钟春江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请求也没有事实依据。正如钟春江在其仲裁申请书所描述，我司只是对其进行了劝退，并没有对其进行辞退。用人单位对工作不符合要求的员工进行劝退是一种很常见的情形，对于单位的劝退，员工可以接受，亦可不接受，并不存在强迫的情形。只有在员工不接受劝退，而用人单位有强制辞退员工的情形下才属于辞退，用人单位才需要向员工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综上所述，双方是因与海商汇公司合作关系终止所产生的过渡期间合作关系，而非劳动关系。钟春江主张的赔偿金、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等的诉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不应得到法律支持。为了维护我司的合法权益，现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依法判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钟春江主张2019年9月1日入职亿僮公司处，工作岗位为销售总监，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口头约定第一个月工资为30000元，第二个月至第七个月工资为40000元/月（每月多出的10000元是亿僮公司将钟春江从原单位聘请过来的补偿款），从第八个月起调整为30000元/月，每月10日左右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放上月工资；其最后工作至2019年12月24日，亿僮公司单方解除与其的劳动关系，其在职期间实际收到工资数额为：9月工资29250元、10月工资37170元、11月工资27400元、12月工资19984元，其认为亿僮公司未按约定的工资标准足额支付工资。钟春江为证明其主张，提交证据如下：1.银行交易流水，该证据显示亿僮公司在2019年10月12日至2020年1月11日期间向钟春江分别转账29250元、37170元、27400元、19984元，附言为“工资”；2.商超事业部11月考核未达标邮件及针对劝退邮件的回复，显示亿僮公司于2019年12月12日告知钟春江商超事业部11月考核未达标，决定暂扣商超事业部负责人11月绩效考核奖金10000元；钟春江于2019年12月24日向黎浩等人发出邮件，自述根据入职前与卢总的口头协定，其与团队入职的前提是公司逐月补偿同事之前海商汇的欠薪，团队才能够为亿僮工作；其入职补偿是6万元，从11月起分六个月逐月发放，公司不可以以“绩效”等原因，停止发放承诺的入职补偿；周五卢总劝退其，要求其自己提出辞职；其认为公司有权选择其来去，这是基于公司能给的条件和其个人的能力，其接受；其接受公司的辞退，也在昨日与黎总等人进行了愉快的交接，但请在今天上午之前给其邮件或书面的离职确认，包括离职日、工资与补偿发放的金额与日期；否则其不会离开公司；钟春江于2019年12月24日向周艳红等人发出邮件，自述12月20日下午卢总代表公司找其谈话劝退其，其接受并且昨天回来做了交接，但作为管理层离职，其需要公司给其书面的文件确认其最后工作日的日期及本月的薪资标准，而不是仅凭卢总和黎总的口头通知；3.微信工作群，显示群内人员称呼其为“钟总”；4.工作邮箱记录，其中显示2019年12月23日钟春江向卢雷等人发出邮件，告知今天与黎总谈及离职工资的问题，其觉得公司不够善意，其接受今天作为最后工作日，但公司决定自2019年11月工资起暂扣其之前谈好的每月1万元入职补偿，并且拿绩效来做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其希望欠薪补偿按每月1万元的标准比率一直发放至其离职日为止，至于不够6个月的部分，其个人放弃等内容；5.出差安排记录；6.亿僮公司代缴个税记录，显示2019年10月至2020年1月，钟春江的纳税收入分别为30000元、40000元、30000元、20000元，纳税项目为正常工资薪金，已申报税额分别为600元、2380元、2500元、450元。经质证，亿僮公司确认证据1的真实性，但认为钟春江的所有费用已经发放完毕；证据2，认为钟春江不是商超部负责人，其司只是将商超部的问题告知钟春江，商超部负责人是黎浩；确认证据3、4、5的真实性，钟春江有为其司提供服务，但无法证明钟春江是商超部负责人；对证据6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其司发放给钟春江的是劳务费，劳务费也需要纳税，无法证明双方为劳动关系。亿僮公司主张其司与钟春江不存在劳动关系，钟春江是海商汇公司的员工；其司与海商汇公司在2016年7月1日至2022年12月期间存在合作，但由于海商汇公司出现资金问题双方无法继续合作，其司与海商汇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从2019年9月1日起终止原合作协议，为保证原来业务可以过渡，约定2019年10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由海商汇公司原相关服务人员即钟春江继续为其司服务，其司根据海商汇公司的回款计算服务费，并将一部分服务费支付给钟春江；具体是按照钟春江追回的销售额计算提成，因此每个月数额不一样，但纳税金额是按照整数进行申报。钟春江2019年9月1日开始为其司提供服务，最后提供服务日是2019年12月24日，因业务过渡完毕，不再需要钟春江提供服务，且协议也已经终止。亿僮公司为证明其司主张，提交补充协议为证，该证据显示亿僮公司与海商汇公司、广亿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亿贸易公司)三方于2019年签订该补充协议，其中第四条约定自2019年10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海商汇公司为广亿贸易公司及亿僮公司两方服务的业务团队、包括总监、经理、主管、财务、物流及销售行政、促销人员等应向广亿贸易公司和亿僮公司提供具体人员清单和费用明细，如经过广亿贸易公司和亿僮公司双方书面确认同意，可继续就销售业务交接、财务对账核算、仓储及物流交接、发货业务交接等交接业务为广亿贸易公司和亿僮公司提供服务；上述人员每月所产生的费用在次月10日经广亿贸易公司、亿僮公司双方审核及书面确认后，从当月商超客户回款中以服务费方式向海商汇公司进行支付；上述人员的劳动合同关系仍归属海商汇公司，与广亿贸易公司和亿僮公司无关。经质证，钟春江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但认为其并非基于该协议为亿僮公司提供服务，而是基于与亿僮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且该协议实际也没有履行，其于海商汇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其也提起仲裁且双方达成和解。庭审中，就钟春江12月实际发放的工资数额的计算依据，亿僮公司认为是按照12月收回的尾款计算；钟春江陈述是亿僮公司12月12日通知其扣除11月的1万元，12月工资如果整月是3万元，其只做到20日，因此按照20000元标准发放，但其认为工资应该是40000元，且其工作至24日；同时由于公司没有提供对账单，且其实际收取的工资是税后工资，因此其在职期间收到工资后无提出异议。对此，亿僮公司认为即使按照钟春江的陈述钟春江的工资应该是30000元/月，另外10000元也是有人答应给其的补偿而已。钟春江就本案于2019年12月24日提起劳动仲裁，请求：一、亿僮公司支付2019年11月1日至2019年12月23日期间的工资38333.33元；二、亿僮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0000元；三、亿僮公司支付2019年10月1日至2019年12月23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08333.33元。2019年4月9日钟春江变更仲裁请求如下：一、确认钟春江与亿僮公司在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3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亿僮公司支付2019年9月工资750元及利息、2019年10月工资2830元及利息、2019年11月工资12600元及利息、2019年12月工资20016元及利息、2020年1月工资40000元及利息、2020年2月工资40000元及利息、2020年3月工资40000元及利息；三、亿僮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60000元；四、亿僮公司支付代通知金30000元；五、亿僮公司支付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70000元。2020年5月26日，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劳人仲案（2020）109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确认钟春江与亿僮公司在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12月2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亿僮公司一次性支付钟春江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31273.33元；三、亿僮公司一次性支付钟春江2019年10月1日至2019年12月24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84554元；四、驳回钟春江的其他仲裁请求。双方均不服该裁决，遂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钟春江与亿僮公司是否建立劳动关系。亿僮公司主张与钟春江不存在劳动关系，是基于其司与海商汇公司所签订的补充协议，由海商汇公司的员工即钟春江继续为其司提供后续服务，钟春江与其司是合作关系。首先，该补充协议明确约定海商汇公司需向亿僮公司提供具体人员清单和费用明细，且经亿僮公司书面确认同意后，海商汇公司人员才可就相关业务继续为亿僮公司提供服务，但亿僮公司并未提交协议中所约定的人员清单、书面确认材料等证据予以佐证。其次，钟春江提交的银行交易流水、微信工作群、工作邮箱记录等载明钟春江为亿僮公司提供劳动，亿僮公司亦每月向钟春江转账并附言为“工资”，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也符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中认定劳动关系的条件。综上，亿僮公司主张双方为合作关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并采纳钟春江的主张，确认钟春江与亿僮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双方均确认钟春江2019年9月1日开始为亿僮公司提供劳动，且钟春江在亿僮公司处最后工作至2019年12月24日，故本院依法确认钟春江与亿僮公司在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12月2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钟春江要求确认2019年12月25日至2020年3月31日期间与亿僮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工资及利息问题。《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因工资支付发生争议，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绝提供或者在规定时间内不能提供有关工资支付凭证等证据材料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劳动者提供的工资数额及其他有关证据作出认定。”本案中，钟春江主张其工资标准为30000元/月，第二个月至第七个月每月增加10000元，并主张亿僮公司在2019年11月开始扣发10000元，未按约定足额支付工资。对此，钟春江提交了工资银行流水、亿僮公司代缴个税记录、商超部事业部11月考核未达标邮件以及其对工资说明的邮件等证据予以证实，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可以初步证实钟春江关于其工资数额的上述主张。其次，亿僮公司主张是按照钟春江收回的尾款计算服务费，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且该主张与其司为钟春江代缴个税的记录不符。综合上述分析，本院采信钟春江关于其工资数额的主张，即第一个月工资标准为30000元/月，第二个月至第三个月每月增加10000元。因亿僮公司没有提交工资台账或工资计算构成等证据来证实其司没有按照事先约定工资足额支付钟春江工资的依据，钟春江要求补足2019年9月1日至12月24日期间工资差额合理，但应当扣除已经交纳的税额，故2019年9月1日至12月24日的工资差额应为21530.37元（30000元-29250元-600元+40000元-37170元-2380元+40000元-27400元-2500元+40000元÷21.75×17-19984元-450元）。至于钟春江主张的利息，钟春江在职期间没有就工资数额提出异议，且该项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对其关于利息的主张不予支持。钟春江2019年12月24日之后没有为亿僮公司提供劳动且双方劳动关系已经解除，钟春江要求亿僮公司支付2019年9月25日之后至2020年3月工资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问题。亿僮公司主张与钟春江不存在劳动关系，因业务过渡完毕，不再需要为亿僮公司提供服务，但未就此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实。而根据钟春江提交的邮件，其自述是亿僮公司劝退其，其表示接受，且已经进行了交接，本案应属于由用人单位提出，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形，亿僮公司应当依法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而非赔偿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的规定，经查钟春江劳动关系解除时广州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9320元，因钟春江的月工资高于广州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倍，故亿僮公司应支付钟春江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3980元（9320元×3倍×0.5个月）。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问题。钟春江于2019年9月1日入职亿僮公司处工作，亿僮公司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的规定，亿僮公司应当从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即2019年10月1日开始向钟春江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因此，对于钟春江要求亿僮公司支付2019年10月1日至2019年12月24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经计算金额为111264.37元（40000元+40000元+40000元÷21.75×17）。2019年12月24日之后钟春江未再提供劳动，其要求亿僮公司支付2019年12月24日之后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二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钟春江与广州亿僮贸易有限公司在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12月2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自本判决效之日起三日内，广州亿僮贸易有限公司支付钟春江2019年9月1日至12月24日的工资差额21530.37元；三、自本判决效之日起三日内，广州亿僮贸易有限公司支付钟春江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3980元；四、自本判决效之日起三日内，广州亿僮贸易有限公司支付钟春江2019年10月1日至2019年12月24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11264.37元；五、驳回钟春江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广州亿僮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两案受理费20元，由钟春江和广州亿僮贸易有限公司各自承担10元（广州亿僮贸易有限公司已交纳，钟春江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光华二〇二一年一月八日书记员  陈婉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