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3民初14245号原告：杨红艳，男，1976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瑛，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瀚翔，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松下空调器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钟村万宝基地万宝北街28号。法定代表人：谢勇，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计伟，广东盈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永豪，男，1975年9月16日出生，系该司员工。原告杨红艳与被告广州松下空调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下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红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瑛、李瀚翔，被告松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计伟、林永豪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红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9月至2020年1月的工资差额每月900元，合计4500元。2.被告支付原告被迫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443425.88元。3.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小型机营业本部课长级专员年终奖（年度销售奖励金）36000元。4.被告重新出具离职原因为“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离职证明。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在2011年8月15日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原告的工作时间是不定时工作制；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为5770元/月；被告每月15日以法定货币形式向原告支付上月工资。原告自1994年10月5日入职，至2020年1月31日离职。一、被告应支付原告2019年9月至2020年1月的工资差额每月5940元。被告在2019年4月评价原告级别为Y1–3–P2,标准月薪为9800元；但2019年8月的《工资单》显示级别为Y0-1-P0,标准月薪为4760元。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在穗劳人仲案（2019）7830号仲裁裁决书中明确：“松下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降薪的依据及合理性，予以支持补发2019年8月工资差额5940元。”上述事实也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01民特36号民事裁定认定对违纪行为处理的依据不充分；且被告在穗劳人仲案（2020）1977号中也没有提交新的证据证明其对原告降级降薪的标准及依据，支持了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1月31日期间因降级导致的标准工资差额的请求予以支持。但原告在穗劳人仲案（2020）1977号案中的仲裁请求是：工资差额每月5940元（其中包含了标准工资差额5040元、补发800元、住宿津贴差额100元）。1977号裁决书在承认被告降级降薪没有合理性的前提下，却漏判了每月补发800元与住宿津贴差额100元的请求,仅支持标准工资差额的请求是错误的。二、被告应支付原告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443425.88元。(一）被告降级降薪没有依据，且违反了规章制度。(二）被告对原告降级降薪后发放的工资数额违反了《劳动合同》的约定。(三）被告存在不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故意。三、被告应当参照2018年年终奖36000元支付原告同部门内勤人员2019年年终奖（销售奖励金）。四、被告应重新出具离职原因为“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离职证明，被告已出具离职证明，穗劳人仲案（2020）1977号案认为离职证明符合《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是错误的。被告在出具的离职证明中，在离职原因一栏“公司”或“个人”中勾选“个人原因”离职，这与事实不符，也影响到原告领取失业保险金。现原告在2019年12月27日以用人单位存在过错（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是可归责于用人单位的离职原因，非因劳动者“个人原因”向用人单位协商解除；故被告出具的离职证明有误，应当重新出具，以便原告领取失业保险待遇，否则造成的损失应由被告承担。被告松下公司辩称：1.我司本就不存在原告主张的未及时足额发放工资的情况，无需向其支付2019年9月至2020年1月的工资差额。2.对于原告代人打卡的严重违纪行为，我司依法依规对其进行处分并无不当，原告主张经济赔偿金于法无据。（1）原告对其存在多次代人打卡的违纪行为供认不讳，亦认可对其违纪行为进行处分是应当的。（2）我司并不存在原告所称的“选择性评价”。（3）对原告的降级处分是经过公司法定程序进行的，我司充分尊重并保障员工程序性权益。（4）我司不存在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客观行为，更不存在不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主观故意。（5）原告存在其他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应予以按违纪解除劳动合同。（6）我司认同穗劳人仲案[2020]1977号仲裁裁决对于解除劳动关系问题的认定及裁决结果。三、原告请求支付2019年全年年终奖并无依据。四、我司已向原告出具离职证明，无需另行出具。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杨红艳于1994年10月5日入职松下公司，任总务信息安全担当。松下公司以杨红艳多次代替他人打卡伪造出勤记录为由，于2019年7月23日对其作出降级处分，故杨红艳的标准月薪从9800元降低为4760元。杨红艳于2019年9月17日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松下公司补发2019年8月工资5040元、车补800元、住房津贴差额100元，合计5940元。该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11月19日作出穗劳人仲案[2019]7830号仲裁裁决书，认为松下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降薪的依据及合理性，双方对降薪的金额都没有异议，裁决松下公司一次性支付2019年8月工资差额5940元。该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松下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2日作出（2020）粤01民特36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松下公司在仲裁时未提交对杨红艳降薪的依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本案仲裁裁决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该院审理期间，松下公司虽然提交了奖惩提案、奖惩委员会会议记录、关于《工会对应公司人事通达的意见及建议》的回复，但上述证据属于松下公司单方制作，无杨红艳的认可，故不予采信。人事通达签收回执、关于员工杨红艳人事通达异议申诉内容的回复、邮件截图只能证实松下公司对杨红艳代他人打卡行为的处理过程，而对于杨红艳的违纪行为的处理依据尚不充分，且上述六份证据材料亦应在仲裁裁决法庭辩论终结前提交，故对松下公司提交的六份证据均不予采纳。遂裁定驳回松下公司要求撤销穗劳人仲案[2019]7830号仲裁裁决的申请。2019年12月27日，杨红艳通过邮件向松下公司发送《杨红艳被迫离职告知书》，以松下公司拖欠2019年9月至11月工资15180元（为因降级处分导致的工资差额）为由要求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并要求于2020年2月1日办理离职手续。2020年2月14日，松下公司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载明杨红艳于1994年10月6日起在该司工作，双方于2011年8月15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已于2020年2月1日依法解除。2020年3月6日，杨红艳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1.松下公司支付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1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29700元；2.松下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443525.88元；3.松下公司支付2019年全年年终奖36000元；4.松下公司开具离职证明。该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8月10日作出穗劳人仲案[2020]1977号终局裁决：一、松下公司一次性支付杨红艳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1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25200元；二、驳回杨红艳的其他仲裁请求。杨红艳对上述仲裁裁决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诉讼。松下公司未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关于工资差额。杨红艳主张，其在降级前标准月薪为9800元，降级后标准月薪4760元，之间差额5040元为标准工资差额。除该工资差额以外，还有每月补发800元与住宿津贴差额100元应予以补足。因松下公司已支付上述仲裁裁决的工资差额25200元，故其在本案中仅主张4500元。杨红艳提交2019年4月至2019年12月工资单，上方记载在2019年8月以前，杨红艳每月月薪9800元、补发800元、住宿津贴400元；自2019年8月起，每月月薪3395元，奖金1365元，补发0元、住宿津贴300元。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杨红艳主张松下公司对其作出降薪处分没有依据，存在不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故意，其因此提出解除双方劳动合同，松下公司应支付经济补偿金。关于年终奖。杨红艳主张据其了解，与其同部门的内勤人员的2019年年终奖已发放完毕，其提交2019年度ISO027001外审日程，主张在离职前的工作内容与工作岗位均未发生变化，理应按照同部门内勤人员的相同待遇领取2019年年终奖，参照2018年的标准为36000元。松下公司主张杨红艳为营业部的人员，营业部只发奖励金。根据营业部的奖励金方案，评价为P0的奖金为0。关于离职证明。杨红艳主张法律规定的离职证明并不包括离职原因一项，松下公司在离职证明中勾选个人原因离职与事实不符，且影响其领取失业保险金，要求松下公司重新开具离职证明。另查明，杨红艳提交其个人所得税查询记录，主张按其2018年8月至2019年7月期间的收入计算其离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其中记载2018年8月至2019年7月期间申报的正常工资薪金收入别为10815元、10803.89元、10798.33元、13386.36元、10715元、20939元、10715元、10815元、29075元、11000元、20536元、11094.7元，以及2018年全年一次性年终奖收入36000元。另杨红艳主张上述12个月存在餐补合计1854元的收入，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本院认为，关于工资差额问题。穗劳人仲案[2019]7830号仲裁裁决松下公司一次性支付2019年8月工资差额5940元。松下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松下公司的申请予以驳回。上述仲裁裁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即松下公司对杨红艳的降级处分依据并不充分，杨红艳主张的每月工资差额5940元已经生效仲裁裁决予以认定，且杨红艳在本案中也提供工资条予以证明其主张的上述工资差额构成，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上述认定的每月工资差额计算，松下公司应向杨红艳支付2019年9月至2020年1月的工资差额29700元。杨红艳自认松下公司已支付25200元。故松下公司仍应向杨红艳支付工资差额4500元。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问题。杨红艳与松下公司因降薪产生劳动争议，杨红艳申请仲裁处理。仲裁裁决认定松下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降薪的依据及合理性，裁决松下公司应向杨红艳支付2019年8月工资差额5940元，后松下公司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上述仲裁裁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2日作出（2020）粤01民特36号民事裁定书驳回松下公司要求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故松下公司对杨红艳进行降级处分依据不足，其未足额向杨红艳支付劳动报酬这一事实已经上述法律文书认定。而如上述关于工资差额问题的论述，松下公司亦未足额支付杨红艳2019年9月至2020年1月期间的劳动报酬。即使杨红艳于2019年12月27日向松下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时，双方对降级处分是否合理仍存在纠纷，但并不能以此抗辩松下公司对杨红艳进行降级处分依据不足这一性质以及松下公司未足额发放劳动报酬这一事实。故杨红艳主张松下公司未足额发放其劳动报酬，以此为由与松下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松下公司应向杨红艳支付经济补偿金。由于杨红艳自2019年8月起其工资收入与其此前正常工资收入存在差异，故其主张按其2018年8月至2019年7月期间的收入计算其离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本院予以采纳。根据其提交的个人所得税查询记录计算其2018年8月至2019年7月期间的平均工资收入为17224.44元。其主张还需计算上述月份的餐补收入，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的规定，结合杨红艳的在职时间及上述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松下公司应向杨红艳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439223.22元（17224.44元×25.5个月）。关于年终奖。年终奖属于公司对员工提高工作积极性的一种奖励手段，与劳动报酬性质不同，是否发放年终奖属于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合理范围，依法应当尊重。用人单位有权根据自身效益及员工工作表现确定员工的年终奖，不可能每个员工每年都获得年终奖或相同数额的年终奖。杨红艳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符合该公司制度规定的可发放年终奖的资格条件，其要求松下公司支付2019年年终奖36000元，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离职证明。松下公司已于2020年2月14日向杨红艳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该离职证明载明的要素符合法定要求，故杨红艳要求松下公司重新出具离职证明，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松下空调器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杨红艳支付2019年9月至2020年1月的工资差额4500元、经济补偿金439223.22元；二、驳回原告杨红艳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由被告广州松下空调器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晓佳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孟婉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