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6民终293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文飞，男，1992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小学文化，居民，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太雄，云南陈学东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国旺，云南陈学东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啟秀，女，1968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文盲，居民，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系死者韦邦海之母。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某，男，2014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居民，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系死者韦邦海之子。朱啟秀、韦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荣珍，云南乌蒙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韦邦龙，男，1993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小学文化，居民，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发令，云南悟同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成儒，云南悟同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应勇，男，1979年2月3日出生，回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小学文化，农民，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上诉人李文飞与被上诉人朱啟秀、韦某、韦邦龙、马应勇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2020）云0602民初4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书面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完毕。李文飞上诉请求：1、撤销(2020)云0602民初495号民事判决；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上诉理由是：一、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错误导致一审判决错误，应依法予以改判。死者系酒局的组织者，上诉人无法定规劝义务，且事发时不具备劝阻能力。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未尽到劝阻义务，属于不作为的侵权行为，就认定上诉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无法律依据且过于牵强。上诉人李文飞对事故发生不存在任何过错，也不是适格赔偿主体，也不构成不作为的侵权行为要件。一审法院依据上诉人未尽规劝义务就判决上诉人承担法律责任，根据几被上诉人陈述，事发前死者母亲明知死者已经在韦邦龙家喝酒，死者回家后驾驶车辆外出时也并未进行劝阻，对于死者的死亡结果其母亲也未尽到自己的义务，也应当承担相应的不作为行为造成的法律责任。上诉人明确对死者进行劝阻，让其适度饮酒，提醒注意的是上述所称进行规劝并不是进行劝阻，上诉人不可能将死者进行捆绑限制人身自由，更不可能实施暴力将其限制，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未尽规劝义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死者死亡结果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被上诉人也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本案导致死者死亡结果系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与上诉人李文飞喝酒行为之间不存在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法律因果关系，上诉人李文飞依法不应当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法律关系认定错误，导致一审判决错误，应当按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认定责任，由死者自行承担全部损失。本案属于机动车交通事故，应当按照机动车事故责任纠纷处理。生命权属于人格权纠纷，是以公民的生命安全利益为客体的、独立的人格权；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属于侵权责任纠纷。本案造成事故的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系死者自身违法行为导致，事故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及后果都应该由违法行为人自身承担，本案上诉人李文飞不承担任何责任。三、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15%的责任不客观、不公正，应当由死者自身承担90%责任，剩余10%应当由所有参与喝酒的人平均分担。一审法院依据时间先后来确定引发事故原因力大小，明显过于牵强。两次饮酒行为导致醉酒的作用力不分大小，共同饮酒的人应该承担同样的责任。死者自身存在无证驾驶、醉驾、超速等严重违法行为，应当承担至少90%的责任。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拼装车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或者依法禁止行驶的其他机动车被多次转让，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所有的转让人和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马应勇不承担责任属于判决错误，应予纠正。五、死者发生事故后上诉人已经垫付10000元，依法应当扣减或者返还。六、关于死亡赔偿金，死者韦邦海实际居住地在农村，主要收入来源于农村，造成的损失仅仅是农村预期可获得的经济损失，因此被上诉人主张赔偿项目适用标准错误。关于精神抚慰金，被上诉人主张的死亡赔偿金与精神抚慰金重复计算。上诉人李文飞的代理人提交了与上诉状一致的代理意见。被上诉人朱啟秀、韦某、韦邦龙作了服从一审判决的书面答辩。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原告朱啟秀系韦邦海之母，韦某系韦邦海之子（2014年4月12日出生）。2019年10月17日晚7时许，韦邦海受被告韦邦龙之邀，去韦邦龙家里吃饭喝酒，同席并喝酒的人有韦邦海、韦邦龙、韦庭元、杨发应、李显雄、李章明、韦庭才、张广林。后韦邦海离席回家，到家后，韦邦海又于晚9点43分打电话给李文飞，邀其去新民街上吃夜宵，随后韦邦海驾驶车牌号为云Ｃ×××××小型普通客车从家里出发，接上李文飞到永丰镇虎旭烧烤吃东西喝酒，期间，韦邦海和李文飞各喝了两瓶小荞酒，吃完东西后韦邦海再次驾驶云Ｃ×××××小型面包车搭乘李文飞，沿新民-青坪由昭阳区永丰镇集镇方向往昭阳区城区方向行驶，22时57分许行至新民-青坪Ｋ2＋100ｍ处车辆费往右驶离路面，与道路东侧电杆及停放在路外的车牌号为云Ｃ×××××小型普通客车、云Ａ×××××小型轿车相撞，造成韦邦海死亡、李文飞受伤，电杆、云Ｃ×××××小型面包车、云Ｃ×××××小型普通客车、云Ａ×××××小型轿车不同程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昭通市公安局昭阳分局交通警察二大队作出第53060212019000131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韦邦海承担此事故全部责任。云南昭通恒达司法鉴定所作出云昭恒［2019］毒鉴字第40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检验结果：韦邦海血样经定性分析检出乙醇成分，定量分析乙醇含量为201.75ｍｇ／100ｍｌ（乙醇／血），属醉酒后驾车（血液中酒精含量≧80ｍｇ／100ｍｌ属醉酒后驾车）。云南云天司法鉴定所作出云天司鉴所［2019］车速鉴字第002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云Ｃ×××××小型面包车发生事故时行驶速度约为46ｋｍ／ｈ。云Ｃ×××××小型面包车登记车主为李明再，李明再转让给马应勇，马应勇转让给赵啟云后，赵啟云又于2019年3月转让给韦邦海，该车于2018年9月脱检。韦邦海死后其第一顺序继承人有其子韦某、其母朱啟秀共两人。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由于过错侵害他人人身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亲朋好友之间宴请聚会饮酒本属一种情谊行为，但每个饮酒者对自己生命的安全都负有最高的注意义务。同时，饮酒本身也是一种带有危险性的活动，共同饮酒开启了这种危险活动，共同参与饮酒者就应对共同危险行为承担防范的义务，即同饮者相互间负有规劝、提醒、照顾的义务，如果共同饮酒人未尽上述义务，则应当视为一种不作为的侵权行为，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韦邦海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应有充分了解，应当知道饮酒过量的危害，酒后不能驾车及其危害后果，但其饮酒后导致血液中乙醇浓度201.75mg/100ml的醉酒状态，而缺乏自身控制，最终饮酒导致血液中乙醇含量达到醉酒状态，且在饮酒过量后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的机动车上道路超速行驶，在行驶途中不慎发生交通事故而身亡，昭通市公安局昭阳分局交通警察二大队认定其本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韦邦海的死亡与其自身存在的重大过错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其自身应对死亡后果承担主要责任，应承担80%的责任。本案中，韦邦龙等7人及李文飞在韦邦海死亡前分别与韦邦海喝酒，并导致韦邦海醉酒驾车，应承担赔偿责任。就李文飞与韦邦龙的责任比例而言，韦邦龙作为组织者，应比其他同饮者履行更高的注意义务，且韦邦龙并未护送其回家，但考虑到韦邦海在韦邦龙家里喝酒离开后，是回到家再开车出发去永丰新民街上同李文飞喝酒，因时间间隔及另一介入因素，韦邦龙等7人对事故的发生作用力较低，确定七人共同承担其损失的5%；李文飞系与韦邦海第二次喝酒的唯一共饮人，在明知韦邦海饮酒的情况下，应当预见到放任酒后的韦邦海驾驶机动车回家的危险性，但其由于疏忽大意没有安排护送韦邦海安全回家或有效阻止其酒后驾车的行为，最终导致韦邦海因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身亡，李文飞对韦邦海死亡结果存在轻微过失，应对韦邦海因交通事故死亡所造成的损失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确定李文飞按15%比例承担原告损失。关于本案赔偿标准及损失确定问题，韦邦海生前系农转城居民，赔偿标准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参照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云南省公安厅云公交[2019]56号文件《2019年云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有关费用的计算标准》的规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韦邦海死亡，造成的损失如下：1.死亡赔偿金：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之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韦邦海系农转城户口，应按城镇标准计算赔偿金额，按2018年云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488元／年标准计算20年，即为33488×20＝669760元。2.被扶养人生活费：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之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可以确定为：韦邦海之子韦某需计算13年，21626元／年×13年÷2＝140569元。3.丧葬费：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之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之规定，按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104077元标准，计算6个月即为104077÷12×6=52038.5元。4.精神损害抚慰金：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第十一条“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之规定，结合本案损害后果、被告在本次事故中的过错程度及本地的生活水平，本院确认精神抚慰金为10000元。以上费用共计：872367.5元。本案在诉讼期间中，原告明确表示放弃对一起喝酒的除韦邦龙之外六人主张权利，这是其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符合有关法律的规定，予以准许。除去其余六人承担比例后，确定韦邦龙按比例赔偿原告损失为872367.5元×5%÷7人=6231.2元；被告李文飞赔偿原告损失为872367.5元×15%=130855.1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对登记后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由该条规定可知，法律强制要求登记后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应当定期进行年检，也即，脱检的机动车属于依法禁止行驶的机动车范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拼装车、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或者依法禁止行驶的其他机动车被多次转让，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由所有的转让人和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款的连带责任是转让人和受让人对第三人损害进行连带，本案肇事车辆虽为禁止行驶的机动车，但不属对第三人造成损害，原告对马应勇主张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国务院《诉讼费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韦邦龙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赔偿原告朱啟秀、韦某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费用共计人民币6231.2元；二、由被告李文飞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赔偿原告朱啟秀、韦某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费用共计人民币130855.1元；三、驳回原告朱啟秀、韦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原告朱啟秀、韦某对被告马应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977元，由原告朱啟秀、韦某负担7762元，由被告李文飞负担2114元，由被告韦邦龙负担101元。二审中，上诉人李文飞提交了借条一张证明事故发生后垫付了人民币10000元，当时以现金交给朱啟秀，应当在其承担的责任中予以扣除或者返还。经朱啟秀的代理人与朱啟秀核实，事故发生后李文飞垫付了人民币10000元是事实，对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李文飞对一审划分责任比例及适用城镇户口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有异议，其余事实无异议，对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针对本案争议焦点，本院评判如下：本院认为，上诉人李文飞与死者一同饮酒后由死者驾驶车辆返回，李文飞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酒后不能驾驶车辆，但李文飞明知死者酒后驾驶车辆而未尽到安全提示和劝阻义务仍与死者同乘车辆返回，李文飞的共同饮酒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因果关系，李文飞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李文飞未尽劝阻义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本案赔偿标准及损失确定问题。死者韦邦海生前系农转城居民，其赔偿标准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一审法院据此计算赔偿标准符合法律规定。关于本案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重复计算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的规定，一审判决支持被上诉人朱啟秀、韦某精神抚慰金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关于被上诉人马应勇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根据查明事实以上诉人李文飞与死者同饮后未阻止死者驾乘车辆致事故发生的过错程度划分责任比例，涉案车辆车况不影响其承担责任比例，故李文飞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李文飞提出其在事故发生后垫付了被上诉人一方费用共计10000元的问题。二审中，被上诉人朱啟秀陈述事故发生后李文飞垫付了10000元，故李文飞提出对其垫付的10000元应予扣除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一审划分的责任比例李文飞应当支付朱啟秀、韦某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费用共计人民币130855.1元，扣除其垫付的10000元，李文飞应当支付给朱啟秀、韦某死亡赔偿金等各项费用共计120855.1元。综上所述，上诉人李文飞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2020）云0602民初495号民事判决书第一、四项：（即：由被告韦邦龙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赔偿原告朱啟秀、韦某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费用共计人民币6231.2元；驳回原告朱啟秀、韦某对被告马应勇的诉讼请求。）二、撤销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2020）云0602民初495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即：驳回原告朱啟秀、韦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三、变更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2020）云0602民初495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由上诉人李文飞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赔偿被上诉人朱啟秀、韦某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费用共计人民币120855.1元；四、驳回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啟秀、韦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977元，由被上诉人朱啟秀、韦某负担7762元，由上诉人李文飞负担2114元，由被上诉人韦邦龙负担10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114元，由上诉人李文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严惠审判员  肖荣蓉审判员  余 帅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徐开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