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甘01民终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树勇，男，1962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树林，男，1957年3月18日出生，汉族，甘肃省张掖市政协退休干部，住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系王树勇之兄。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甘肃仁龙司法鉴定中心，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中山路1号佳润酒店14号楼。法定代表人：仁笑梅，该中心主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男，1973年7月21日出生，汉族，甘肃仁龙司法鉴定中心兼职司法鉴定人，住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上诉人王树勇因与被上诉人甘肃仁龙司法鉴定中心、李某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2019）甘0102民初339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王树勇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2019）甘0102民初3396号民事裁定；2、判令被上诉人甘肃仁龙司法鉴定中心及李某赔偿上诉人精神损失费和经济损失费人民币5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民事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所认定的事实没有证据；二、原审民事裁定与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生效的判决严重冲突，且认定的事实错误；三、原审民事裁定认定，被上诉人出具的鉴定意见书中的陈多平和薛文的诊断证明和出院证明，不是公安机关提供的，而是刘时雨提供的，并且被上诉人并未采用这两份材料。这些事实认定既违背事实，也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四、原审裁定认定被上诉人的行为不存在伪造证据问题，这一认定也没有证据证明；五、原审民事裁定认定，被上诉人的行为已受到省司法厅的行政处罚，因此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这一认定，与法无据，与理不公。六、原审法院在受理本案一年又七个月后，在开庭审理了本案一年三个月后，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其办案程序严重违法。综上所述，原审法院的民事裁定，认定的事实没有证据，认定事实错误。并基于错误的事实认定，所使用的法律也不当，本案案情并不符合原审裁定中适用法律的情形，应当依法撤销，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甘肃仁龙司法鉴定中心、李某未作答辩意见。王树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因上述被告故意制造虚假鉴定，给原告王树勇造成重大损失；2、判令被告甘肃仁龙鉴定中心及李某赔偿原告王树勇精神损失费和经济损失费估计人民币50万元；3、当庭增加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1年10月24日，张掖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干部刘时雨委托被告仁龙鉴定中心为他作伤情程度司法鉴定，委托时使用的是张掖市甘州区公安局南街派出所出具给甘州区公安局技术大队的委托函。仁龙鉴定中心既没有收到公安机关的委托书，也没有与公安机关签订委托协议，即指派司法鉴定人李某与任滇生（已故不再追诉）负责实施此项鉴定，于2011年11月11日出具了甘仁法物（2011）临鉴字第60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评定被鉴定人刘时雨的伤情程度为轻伤。此鉴定意见书由刘时雨于2011年11月30日递交到甘州区公安局南街派出所，甘州区公安局以此为据对原告王树勇以“故意伤害”立案侦查，后于2014年8月对王树勇提起公诉，直到2017年3月法院查明事实，判决宣告王树勇无罪，仁龙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对王树勇的侵害才告终止。二被告在办理对刘时雨伤情程度的鉴定中，从受理鉴定委托到实施鉴定的全过程都严重违法违规，对刘时雨私自编造的虚假材料不加审查直接采用，将刘时雨冒充公安机关的委托认定为公安机关委托，并在与公安机关没有委托关系的情况下，将委托单位编造成公安机关；在鉴定实施中又严重违反司法鉴定程序规定，不遵守和采用国家的技术操作规范，既不采纳医院的病历，又不按规范规定对被鉴定人所谓的骨折伤情进行医学影像学重新检查，在本机构专家都否认新鲜骨折的情况下，毫无依据地作出“颈6压缩骨折”和“轻伤”的鉴定结论，其故意捏造事实、制造假证、帮助刘时雨诬告陷害王树勇的意图十分明显。二被告上述行为造成王树勇被公安机关刑事立案和起诉，检察机关公诉，被采取取保候审的刑事强制措施达两年多时间，期间被免去了张掖市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并因被迫应诉承担了大量的诉讼费用，在精神上、名誉上和经济上受到重大损失，造成严重后果。原告被无罪释放后，向甘肃省司法厅投诉了被告违法违规故意制造虚假鉴定一案，省司法厅以“严重不负责任”的定性对二被告给予停业三个月的行政处罚，并在全省进行了通报批评。原告认为该处罚过轻，不足以惩戒二被告故意制造虚假鉴定的违法行为，故依法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原告诉请。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民法总则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民事起诉必须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本案中，公安机关在侦查刘时雨被原告王树勇殴打一案中，委托鉴定机构对刘时雨的伤情进行司法鉴定，该司法鉴定属于司法委托行为，是侦查机关查明案件事实的一种方式，原告与鉴定机构之间不产生民事法律关系；鉴定机构接受公安机关委托后运用其专业知识、技术、设备，对相关资料分析后作出的鉴定结论属于诉讼证据之一，用于辅助公安机关查明案件事实，证据是否被采信属于司法行为，不属于诉讼标的的范围，不具有可诉性；同时，根据原告提供的兰州市司法局的调查报告，案涉委托书虽系张掖市甘州区公安局南街派出所出具给甘州区公安局技术大队的，但确系南街派出所民警陈良玉和陈兆国送至仁龙鉴定中心的，被告仁龙鉴定中心存在审查不严的问题，但不存在伪造证据问题；委托人甘州区公安局南街派出所提交的送检材料中不包括陈多平和薛文的诊断证明和出院证明，该两份材料是刘时雨本人在兰大二院复查后提供的，因非委托方审查提交，被告仁龙鉴定中心并未采用；且甘肃省司法厅也已对被告仁龙鉴定中心在鉴定工作中不负责任的行为给予了行政处罚；故原告起诉要求仁龙鉴定中心及鉴定人李某赔偿其因鉴定结论弄虚作假所产生的损失，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因此，对王树勇的起诉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王树勇的起诉。案件受理费8800元，待本裁定生效后退回原告。本院二审查明：2011年9月23日16时许，王树勇与刘时雨（曾用名：刘虎对）因公务员年终考核等次发生争执，并发生相互厮打。2011年10月刘时雨向甘肃仁龙司法鉴定中心提供了其作为委托单位向委托单位“区公安局技术大队”出具的《甘州区公安局鉴定委托书》，甘肃仁龙司法鉴定中心于2011年11月11日作出甘仁法物（2011）临鉴字第608号《对刘时雨伤情程度司法鉴定意见》，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刘时雨目前的伤情程度综合评定为轻伤”。2012年6月25日甘州区公安局以王树勇涉嫌故意伤害立案侦查，2015年2月5日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检察院向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以王树勇涉嫌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2016年12月16日，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甘刑初字第8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决王树勇无罪。2017年4月20日，王树勇就甘肃仁龙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行为向甘肃省司法厅提交《控告书》，2018年9月29日，甘肃省司法厅作出甘司罚决（2018）5号、6号《甘肃省司法厅行政处罚决定书》，分别决定给予李某、甘肃仁龙司法鉴定中心停止从事司法鉴定业务三个月的行政处罚。并于2018年11月30日以甘司发（2018）254号文件作出《甘肃省司法厅关于个别鉴定机构违规执业及查处情况的通报》，该通报中包括甘肃仁龙司法鉴定中心、甘肃仁龙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人李某。据此，王树勇以甘肃仁龙司法鉴定中心、李某为被告，向原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适用本法的规定。”根据王树勇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及本院查明的事实，甘肃仁龙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甘仁法物（2011）临鉴字第608号《对刘时雨伤情程度司法鉴定意见》，是否采信、能否作为定案证据使用，是由负责办案的办案单位根据证据的“三性”而作出认定，属于司法行为，该证据不为诉讼标的，故不能作为人民法院民事案件进行审理、判断的对象，不具有可诉性。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在审理王树勇故意伤害案过程中，委托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对刘时雨伤情再次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刘时雨伤情系轻微伤，为此，王树勇与甘肃仁龙司法鉴定中心、李某并不产生民事法律关系。甘肃省司法厅作出的甘司罚决（2018）5号、6号《甘肃省司法厅行政处罚决定书》、本院（2018）甘01行初117号行政判决书均未认定甘肃仁龙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甘仁法物（2011）临鉴字第608号《对刘时雨伤情程度司法鉴定意见》具有故意制造虚假鉴定的违法行为，虽本院（2018）甘01行初117号行政判决书认为“甘肃仁龙司法鉴定中心的行为确已给王树勇的合法权益造成重大损失”，但王树勇提起的诉讼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原审法院依法驳回王树勇的起诉，本院予以认同。据此，王树勇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其请求应当通过其他程序主张，关于王树勇认为原审法院办案程序严重违法问题，经本院审查，本案在审理期间，业经程序变更、扣除审限审批同意，故不存在办案程序违法问题。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董清梅审判员  陈 磊审判员  康慧芳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李 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