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6民初2319号原告：朱占祥，男，1974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牟建川、郝岳华，均系广东海云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孝飞，女，1977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明哲，广东执正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韩超杰，男，1979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沈丘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明哲，广东执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占祥诉被告刘孝飞、第三人韩超杰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占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牟建川、郝岳华，被告刘孝飞、第三人韩超杰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明哲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占祥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2017年2月6日朱占祥与刘孝飞、韩超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股权转让款25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2万元；3、判令被告支付其占用原告款项给原告造成的损失346015.29元（以25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利率计算，自2017年3月18日起暂计至2020年1月31日）；4、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7年2月6日，原告与被告、第三人共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被告向原告转让广州恒大文化艺术有限公司10%的股权，原告向被告支付人民币25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在协议生效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因被告和第三人原因未办结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则构成违约，被告需向原告支付2万元违约金，并退还原告已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款项。2017年2月6日，原告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向被告支付25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被告一直未将其名下10%的恒大文化的股权变更登记在原告名下。日前原告发现，被告已于2019年11月下旬将其名下全部股权转让给了第三人，并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了变更登记，其名已没有任何股权份额。被告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原告依法有权诉请解除协议，并要求被告返还股权转让款、支付违约金并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被告刘孝飞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理由如下：原告陈述并非事实，其作了虚假陈述。真正的事实是：原告与被告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时就提议各股东在新疆成立霍尔果斯恒大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按照其在广州恒大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进行登记，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实质为股权同比置换的前置协议，原告与被告、第三人之间订立案涉协议的合同目的已经达成，各方虽并未就案涉协议完成相应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但原告自案涉协议订立时起就已经实际享有并充分行使了其作为广州恒大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股东权利。原告已实际行使广州恒大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股东权利、参与该公司活动及股东会决议，同时，原告又提议成立新疆霍尔果斯恒大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将其在广州恒大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股权同比例置换，原告对不需要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是明知的，而且近三年期间从未向其他股东提出相关变更登记要求或者任何异议，种种事实和迹象表明，原告本次起诉中作虚假陈述，其擅自提起本案诉讼要求退还股权转让款的做法是隐瞒事实提起的恶意诉讼，其诉请不具有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请法庭查明本案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韩超杰述称，与刘孝飞的意见一致。经审理查明，2016年12月8日，广州恒大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恒大公司”）就《关于同意刘孝飞转让其股份的决议》召开股东会，出席会议股东为韩超杰、刘孝飞，决议内容为同意刘孝飞将所持公司10%的股份，以人民币250万元的对价转让给朱占祥，股东韩超杰放弃对该转让股权的优先收购权，同时批准刘孝飞和韩超杰股东与朱占祥签订有关股份转让事宜的协议；股权转让后公司各股东所占股份为：韩超杰持有60%股份，刘孝飞持有30%股份，朱占祥持有10%股份；鉴于股东的变化，股东会决定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会议决定根据本次会议精神及《公司法》修改《公司章程》；会议决定委托刘孝飞负责拟定相关文件、材料，向工商管理部门申办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2017年2月6日，刘孝飞（甲方、转让方）、朱占祥（乙方、受让方）、韩超杰（丙方、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乙丙三方经友好协商，就甲方、丙方为引进对广州恒大公司的战略投资伙伴，特将甲方作为实际投资人而实际拥有的广州恒大公司10%的股权一次性转让给乙方，丙方同意乙方接受甲方10%股权的转让。协议所指股权：指转让方实际控制的广州恒大公司的10%的股权；协议所指转让：指根据本股权转让协议而进行的由转让方及工商登记的股权持有人向受让方的股权转移；协议所指股权交割：指依据本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完成广州恒大公司的股东和股权变更登记；广州恒大公司于2005年4月13日完成工商注册，注册资本3000万元，甲方出资1200万元，占公司40%股权，丙方出资1800万元,占公司60%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广州恒大公司已通过全体股东协商并一致同意。甲方按照人民币250万元的对价，向乙方转让甲方拥有的广州恒大公司10%股权。甲方承诺上述10%股权对应的出资已实缴，乙方支付股权转让款后无须再履行任何出资义务。本协议签字生效后三日内，乙方应一次性将股权转让款全额支付给甲方，如逾期超过三十日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甲方指定了刘孝飞在中国建设银行广州石溪支行的账号62×××24为收取广州恒大公司股权转让账户。乙方向上述账户支付约定的股权转让款时，即视为乙方依约向甲方支付应付的股权转让价款。甲方收到乙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后，甲方应及时以广州恒大公司的名义给乙方开具股权收购款的正式收据和证明文件。若乙方付款的资金未能按期到位，则每逾期一天向甲乙丙方支付未付款项部分0.1%的滞纳金；若本协议生效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因甲方和丙方原因未办结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则构成违约，甲方须向乙方支付贰万元的违约金，并退还乙方已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款项等。2017年2月6日，朱占祥支付了250万元。广州恒大公司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朱占祥收购恒大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刘孝飞名下10%的股权转让款”。刘孝飞和朱占祥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朱占祥参加开业庆典的照片以及朱占祥在背景墙为“广州恒大公司股东会”字样的会议室的合照以及挂有横幅“共议恒大文化2018发展大计”、电脑画面为“热烈欢迎恒大文化各位董事回家”字样的会议室的照片。2、广州恒大公司总经理助理与朱占祥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显示该助理曾于2018年7月、2019年1月、2019年7月通知朱占祥参加恒大文化2018年上半年股东会、发送恒大报表文件、通知参加恒大文化2019年度上半年股东会议并发送恒大文化2019年度上半年股东会会议纪要等。3、陈晓玲出具的证人证言，载明，其在广州恒大公司任职期间兼任总经理助理，兼顾负责对接股东会的相关事项，其曾负责2017年、2018年、2019年公司股东会会议部分工作，向各位股东（包括朱占祥）发出会议通知等。4、三份《股权转让协议》，显示2017年4月25日，刘孝飞、朱占祥、韩超杰与案外人孔庆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载明分别转让各自所持有的广州恒大公司0.3%、0.1%、0.6%股权给孔庆钊；2017年5月3日，刘孝飞、朱占祥、韩超杰与案外人何佩贤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载明刘孝飞、韩超杰、朱占祥分别转让各自所持有的广州恒大公司1.5%、0.5%、3%股权给何佩贤，另外该《股权转让协议》的附件《广州恒大文化有限公司股东会关于同意刘孝飞、朱占祥、韩超杰转让其股份的决议》载明，同日股东韩超杰、刘孝飞、朱占祥讨论后决议同意韩超杰、刘孝飞、朱占祥各自将所持公司3%、1.5%、0.5%股份转让给何佩贤；2017年10月20日，刘孝飞、朱占祥、韩超杰、何佩贤、孔庆钊与案外人吴义怀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载明刘孝飞转让其所持有的广州恒大公司2%股权给吴义怀，该股权转让协议中记载广州恒大公司股东持股比例为：刘孝飞占公司28.2%股权、韩超杰占公司56.4%股权、朱占祥占公司9.4%股权、何佩贤占公司5%股权、孔庆钊占公司1%股权；另外该《股权转让协议》的附件《广州恒大文化有限公司股东会关于同意刘孝飞、转让其股份的决议》载明，同日股东韩超杰、刘孝飞、朱占祥、何佩贤、孔庆钊讨论后决议同意刘孝飞将所持公司2%的股份转让给吴义怀。5、霍尔果斯恒大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霍尔果斯恒大公司”）营业执照副本、股东会决议及公司章程、上海占项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占项中心”）工商档案信息，显示霍尔果斯恒大公司于2017年8月18日成立，发起人及股东为韩超杰、刘孝飞、何佩贤、孔庆钊、占项中心；朱占祥为占项中心的自然人股东之一，出资比例为99%。6、韩超杰助理与何佩贤的微信聊天记录、《关于霍尔果斯的行程建议》、报销凭证以及霍尔果斯恒大公司的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基础信息表。朱占祥对参加开业庆典的照片、三份《股权转让协议》、霍尔果斯恒大公司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上海占项企业管理中心工商档案信息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但确认曾经随同占项中心参与霍尔果斯恒大公司股东会的代表刘婷婷到霍尔果斯进行一些考察活动。另查明，2005年4月13日，韩超杰、刘孝飞共同出资成立广州恒大公司，工商部门登记注册资本11000000元，刘孝飞认缴出资12000000元，韩超杰认缴出资18000000元，法定代表人系韩超杰；2014年4月11日，刘孝飞实缴出资440000元，韩超杰实缴出资660000元；2014年12月10日，广州恒大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30000000元；2019年11月20日，股东从韩超杰、刘孝飞变更为韩超杰；2020年2月18日，股东从韩超杰变更为霍尔果斯恒大公司。本院认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协议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范，应为有效。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同时对“转让”和“交割”进行了定义，该协议当事人显然并未对股权转让中股权的转移约定为办理工商登记，“交割”仍为结清手续的文意。而依法，受让人取得股权的标志应是其姓名或名称记载于股东名册。在无设立股东名册的情形下，公司认可受让人为股东，受让人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事务，实际享有股权，股权转让仍生效，不因未在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不具有对抗善意相对人效力而否定之。股权转让合同中受让方的合同目的是取得股权成为目标企业的股东。刘孝飞、韩超杰提供就此已提交了照片、微信聊天记录以及证人证言，结合朱占祥于2017年5月3日、2017年10月20日在广州恒大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上签字确认的行为，可以认定朱占祥实际参与公司事务，行使股东权利。综上，在无证据证明广州恒大公司设立股东名册的情况下，朱占祥已实际取得受让股权，实现其合同目的，其主张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理由不能成立。对于合同中“若本协议生效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因甲方和丙方原因未办结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则构成违约，甲方须向乙方支付贰万元的违约金，并退还乙方已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款项”的约定，合同当事人并未主张并举证证实该约定是对合同解除条件的约定，本案主要考量合同当事人的违约行为是否达至法律规定可以依法解除的程度。如前所述，朱占祥作为受让方，已实际取得股权，实现了其合同主要目的，故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不属于根本性违约，不满足法定解除条件，另外变更登记手续需要双方配合，朱占祥并无证据证明其曾提出变更登记且刘孝飞、韩超杰拒不配合，故对朱占祥解除合同、退还股权款及支付资金占用期间损失、支付违约金的请求不予支持。另，广州恒大公司股权被转给霍尔果斯恒大公司问题，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若朱占祥认为其广州恒大公司股东权益受到损害，可另循途径主张。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朱占祥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728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朱占祥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胡文远人民陪审员  何 桔人民陪审员  黄小琼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沈永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