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34019号原告：田国花，女，1942年12月27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法定代表人：付国强，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发海，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洋，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田国花与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以下简称空军指挥学院）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田国花与被告空军指挥学院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发海、刘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田国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空军指挥学院支付我1992年至2019年4月期间的退休费540000元；2、空军指挥学院继续支付养老金每月3500元直至我去世；3、空军指挥学院给我办理相关退休医保；4、空军指挥学院补发我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期间停发的生活养老金38500元。本案诉讼费由空军指挥学院承担。事实和理由：1960年初，空军指挥学院创建东北农场。我丈夫为响应空军指挥学院号召，举家迁往黑龙江五常创建空军指挥学院农场。我作为随军家属也一同前往，在空军指挥学院农场开荒种地，参加农场的建设，那时辛辛苦苦干一天才挣几毛钱，但当时空军指挥学院承诺我招工转正为正式工人没有问题，我一生在农场工作。五十多年来，我积极建设农场，从荒漠中开垦出2000多亩的土地，为空军指挥学院种植粮食作物，并为空军指挥学院开办酒厂、醋厂、面粉加工厂，加工豆油，还负责养猪、养鸡等农副产品的生产，在物资匮乏的时期为空军指挥学院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我在空军指挥学院农场工作了一生，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下工作、生活，为空军指挥学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空军指挥学院贡献了一生。1999年3月，空军指挥学院时任领导院长刘海南、院务部部长张朝汉、副部长苗军和财务处王培才处长到农场检查工作，目睹了我生活困苦艰难。空军指挥学院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和面临的困难，经组织研究决定将我生活养老金调整为每月300元，用以解决我日常的生活开销和医疗补贴，后增至600元，2015年增至1000元。2018年5月份，空军指挥学院突然停发我生活养老金，至今没有再发放，也无人向我告知原因，我的生活陷入困境。我已年近八十，没有了养老金，没有了医疗保障，没有了任何生活来源。现我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支持我的诉讼请求。空军指挥学院辩称，田国花并非我院职工，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田国花系我院职工穆瑞祥的配偶，其本人与我院并未建立劳动关系。1961年，我院在黑龙江省五常市筹建拉林农场，穆瑞祥以部队职工的身份自愿前往拉林建立农场。田国花与穆瑞祥结婚后随夫至拉林，并非我院派遣的职工。根据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第6条的规定，田国花落户拉林，但其并不在我院职工名册中。田国花于1992年满50周岁，在我院拉林农场与当地政府于2006年办理的军队移交政府安置退休职工人员名单中没有田国花。田国花之女穆迎春通过招收家居农村退休工人子女的方式于1993年进入我院工作，在职员、工人履历书及招收家居农村退休工人子女审批表中，均载明田国花系务农和家务，更能印证田国花并非我院的职工。田国花与我院未签订劳动合同、未入职我院，也不接受我院的管理，我院不支付工资，不为田国花缴纳社保及住房公积金。我院从未承诺解决田国花的任何生活开销。田国花的请求已经超过时效。综上，我院不同意田国花的全部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予以驳回。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田国花为证明与空军指挥学院存在劳动关系，并提交李守忠、姚士亭、黄道志的证人证言予以佐证。证人证言内容分别如下：“为了解决拉林农场职工家属的团聚问题，经院领导批准（白云）。给家属解决户口，并参加农场劳动，不准去外边找工作。（1969年）李守忠2019.2.2”、“在我任空军学院拉林农场教导员、场长期间（1983-1987年），为了响应国家号召，解决农场家属子女的就业问题，经空军学院院务部军需处的领导批准，创办了拉林农场盐、油、醋和面粉加工厂，，地方有关部门还给颁发了营业执照为大集体性质，解决了农场职工家属的就业问题。刘云肖（女）朱兰花（女）田国花（女）闫景（女），这四位女同志是农场职工：杨进章、刘益文、穆瑞祥、高振斌的家属，她们就在场办厂长期上班，为农场建设作出了贡献。特此证明。证明人：姚士亭2019年3月4日”、“我是空军指挥学院原拉林农场职工黄道志自1983年10月参军，12月底正式在拉林农场工作，担任过财务出纳工作，当时我知道有几位老职工家属始终参与农场的农副业生产，给食堂种菜等工作，其中就有家属田国华、朱兰花俩位，工作期间农场每天按临时工开工资。农场改革后，一切帐目都交回到空军指挥学院军需处，这个时候这几位家属也到了退休养老的年龄，当时院领导考虑到家属们都辛苦一辈子，生活比较困难，确实由军需处给家属解决发放了生活费，由每月三百元逐年增长到每月一千元，到2018年的5月为止。我只知道这些，情况属实，特此证明。证明人：黄道志二Ｏ一九年十一月八日”。证人均未出庭，空军指挥学院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田国花主张空军指挥学院曾通过其女儿的朋友吴艳林的银行账户发放退休金，并提交银行明细予以佐证。银行明细（2015年1月8日至2018年6月21日）显示户名为“吴艳林”，其中体现“中*院”向吴艳林支付摘要为“工资”的日期及金额如下：2015年6月9日8200元（两笔）、2016年5月26日4100元及4000元、2016年6月13日1000元、2016年7月13日2000元、2016年9月22日1000元、2016年9月27日1000元、2016年10月31日1000元、2016年11月23日1000元（摘要为其他）、2016年12月23日1000元（摘要为报销）、2017年3月23日1000元（两笔）、2017年3月29日1000元、2017年4月19日1000元、2017年5月22日1000元（摘要为评审）、2017年6月27日1000元、2017年9月13日1000元（两笔）、2017年9月29日1000元、2017年11月1日1000元、2018年1月23日2000元、2018年3月13日1000元（两笔）、2018年4月13日1000元、2018年5月16日1000元。空军指挥学院对银行明细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另查，空军指挥学院主张，根据穆迎春档案中留存的职员、工人履历书（以下简称履历书）及招收家居农村退休工人子女审批表（以下简称审批表）的记载，田国花工作填写的为“无业”及“在家务农”，而并非该院职工。田国花对履历书、审批表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再查，田国花主张其于1960年初随军前往黑龙江五常空军指挥学院拉林农场工作，但并未办理招工手续，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由空军指挥学院发放退休金至2018年4月，未享受退休医疗待遇，要求空军指挥学院支付其1992年至2019年4月期间的退休费540000元，补发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期间停发的生活养老金38500元，并按照每月3500元的标准支付至其去世。同时，要求空军指挥学院为其办理相关退休医保手续。空军指挥学院认可田国花的配偶穆瑞祥系该院职工，并主张1961年该院在黑龙江省五常市筹建拉林农场，穆瑞祥以部队职工的身份自愿前往拉林建立农场。田国花与穆瑞祥结婚后随夫至拉林农场，并非该院派遣的职工。根据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第6条的规定，田国花落户拉林，但其并不在该院职工名册中。田国花于1992年满50周岁，在该院拉林农场与当地政府于2006年办理的军队移交政府安置退休职工人员名单中没有田国花。2019年4月10日，田国花以要求空军指挥学院支付退休费、养老金及办理退休医保为由，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仲裁委员会于当日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田国花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本案的首要争议焦点在于田国花与空军指挥学院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田国花主张其于1960年初随军前往黑龙江五常空军指挥学院拉林农场工作，而我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才开始逐步推行劳动合同制度，并在1995年的《劳动法》中对劳动合同制度作了专章规定，将之推行到所有用人单位和所有劳动者。劳动合同制的普遍推行，标志着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固定工制度的结束，代之以市场体制的劳动合同制度。田国花于1992年5月已年满50周岁，其主张上个世纪60年代前往黑龙江五常空军指挥学院拉林农场工作，而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用工需要统一的调配及严格的招工手续。本案中，田国花为证明与空军指挥学院存在劳动关系，仅提交证人证言予以佐证。首先，证人均未出庭，空军指挥学院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证人证言难以采信；其次，仅凭证人证言，在田国花未提交相应招工手续及档案材料相佐证的情况下，亦无法证明其与空军指挥学院存在劳动关系；最后，田国花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与空军指挥学院之间就退休待遇问题存在相应约定。综上，田国花要求空军指挥学院支付退休费、补发养老金，并按照每月3500元的标准支付至其去世及办理相关退休医保之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田国花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十元，由田国花负担；已交纳五元，余款五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鹏人民陪审员  唐福来人民陪审员  黄一丁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叶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