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02民初9823号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住所地珠海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X17503368W。负责人：刘昕，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沃炜，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佳晋，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珠海聚想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横琴新区×××××××××-1954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91。法定代表人：饶某1。被告：饶某1，男，汉族，1972年10月1日出生，住所地四川省大竹县××××××××，公民身份号码513××××××××××××051。被告：王家琴，女，汉族，1976年8月1日出生，住所地四川省大竹县××××××××，公民身份号码513××××××××××××086。被告：潘积炳，男，侗族，1984年7月6日出生，住所地贵州省天柱县××××××第三组，公民身份号码522××××××××××××018。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嘉皓，广东会鸣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熊婷，女，汉族，1988年5月15日，住所地湖北省鄂州市华容区××××××施家湾92-3号，公民身份号码420××××××××××××545。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嘉皓，广东会鸣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袁瑞，男，壮族，1989年12月21日出生，住所地广西横县×××××××××××××，公民身份号码452××××××××××××219。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嘉皓，广东会鸣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欧梅英，女，汉族，1989年7月10日出生，住所地广西平乐县××××××××××××××，公民身份号码450××××××××××××622。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嘉皓，广东会鸣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以下简称中行珠海分行）与被告珠海聚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想科技公司）、被告王家琴、被告饶某1、被告潘积炳、被告熊婷、被告袁瑞、被告欧梅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11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中行珠海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沃炜、被告潘积炳、被告熊婷、被告袁瑞、被告欧梅英及其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唐嘉皓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聚想科技公司、被告王家琴、被告饶某1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行珠海分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聚想科技公司向原告偿还《人民币循环借款合同》（编号：GKD476××××××××0245）借款本金1832648.3元；支付所欠利息7819.30元（所欠利息从2019年11月21日起计至2019年12月22日，利息计算以未偿还贷款本金为基数，借款利率为4.8%）；2.判令被告聚想科技公司向原告支付逾期罚息（暂计）43368.09元（逾期罚息从2019年12月23日起暂计至2020年4月24日，逾期罚息计算以未偿还贷款本金为基数，罚息利率按浮动利率水平上加收50%计算），剩余逾期罚息计算至全部贷款本金清偿之日止;3.判令被告聚想科技公司向原告支付复利（暂计）572.95元（复利从2019年12月23日起暂计至2020年4月24日，复利按罚息利率计算），剩余复利计算至全部贷款本金清偿之日止；4.判令被告饶某1、被告王家琴、被告潘积炳、被告熊婷、被告袁瑞、被告欧梅英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七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4月4日，原告与被告聚想科技公司签订《人民币循环借款合同》（编号：GKD476××××××××0245），合同约定：原告同意向被告聚想科技公司提供借款，借款额度为200万元，借款用途为日常生产经营周转（支付货款），借款额度的使用期限为2019年4月4日至2020年4月3日止，在该期限内，被告聚想科技公司可以循环使用该额度，该借款的借款利率为浮动利率。借款利息按月结息，每月的20日为结息日，21日为付息日。被告聚想科技公司若发生合同约定的违约事件，原告作为贷款人有权视具体情形采取合同约定的措施，宣布本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提前到期。同日，原告与饶某1、王家琴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GBZ476××××××××0245），合同约定饶某1、王家琴为被告聚想科技公司与原告在2019年4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签署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他业务授信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等主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200万元以及基于主债权所发生的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2019年4月16日，原告与潘积炳、熊婷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GBZ476××××××××0127-2），合同约定潘积炳、熊婷为被告聚想科技公司与原告在2019年4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签署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他业务授信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等主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200万元以及基于主债权所发生的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2019年4月16日，原告与袁瑞、欧梅英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GBZ476××××××××0127-3），合同约定袁瑞、欧梅英为被告聚想科技公司与原告在2019年4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签署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他业务授信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等主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200万元以及基于主债权所发生的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2019年4月4日，原告与被告聚想科技公司签订《保证金质押总协议》（以下简称“质押协议”），质押协议的主合同为原告以与被告聚想科技公司之间自2019年4月1日起签署的对公授信业务协议等，协议约定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协议第八条约定如被告聚想科技公司在任何正常还款日、履约日或提前还款日、履约日未按约定向质权人清偿，原告有权按照法律、法规及本协议的约定行使质权。协议第九条约定，在担保责任发生后，原告有权以保证金有限清偿原告主合同项下发生的费用，剩余部分用于清偿主债权，原告有权决定各担保权利的行使顺序。2019年4月10日，被告聚想科技公司根据《保证金质押总协议》向原告提交签署了《保证金质押确认书》（编号：BZY476××××××××0245-1），确认被告聚想科技公司用其20万元的保证金进行质押，保证金对应的担保是：原告与被告聚想科技公司自2019年4月1日起签署的对公授信业务协议；《人民币循环借款合同》（编号：GKD476××××××××0245）项下发生的债务。被担保债务本金金额200万元，保证金质押效力及于保证金质押期间产生的利息。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已依据相应的《人民币循环借款合同》（编号：GKD476××××××××0245）向被告聚想科技公司发放了全部贷款。2019年4月15日，被告聚想科技公司一次性提取全部贷款共200万元，2019年的利率为4.8%，2020年的利率为4.54%。借款期间，被告聚想科技公司偿还了部分本金167351.7元及利息58666.68元。2019年6月12日，被告聚想科技公司由于资金周转困难，正式停产并终止营业，申请支取质押予原告的20万元保证金本金及利息，用于提前归还《人民币循环借款合同》（编号：GKD476××××××××0245）项下的贷款本息。基于被告聚想科技公司正式停产，且被告聚想科技公司涉及诉讼及逾期未偿还本合同项下利息等违约行为，原告于2019年12月22向被告聚想科技公司发出《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宣布上述合同项下贷款于2019年12月22日全部提前到期。被告聚想科技公司在《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回执》中进行了盖章确认。综上，被告聚想科技公司已逾期归还原告的借款，原告向被告催款无果，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提起诉讼，依据《人民币循环借款合同》、《保证金质押总协议》《保证金质押确认书》、《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被告饶某1、被告王家琴、被告潘积炳、被告熊婷、被告袁瑞、被告欧梅英应对上述贷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截止至2020年11月6日聚想科技公司尚欠中行珠海分行本金1832246.49元、利息7819.3元、罚息112699.72元、复利6948.69元。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辩称，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认为在本案中无需承担保证责任，理由如下：一、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认为本案已超过保证期间。（1）本案《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期间的约定并不明确。合同第六条“保证期间”所约定的是本合同第二条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而第五条中却约定“如果债务人在主合同项目下的任何正常还款日或提前还款日未按约定向债权人进行清偿，债权人有权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两种约定方法在约定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具体承担保证责任的时间上规定的并不明确。在本案《人民币循环借款合同》，规定的额度使用期为2019年4月4日至2020年4月3日，那么保证人对该债权的保证期到底是从额度使用期届满之日起还是还款之日起计算，并没有明确说明。因此，在没有明确说明的情况下，该保证合同所约定的内容变相延长了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的保证期间，加重了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的保证责任。又因为该合同系中行珠海分行提供，属于格式合同，有关保证期间的部分涉及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的重要权利义务，足以影响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的利益，但中行珠海分行并未重点提示该部分内容，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认为就该合同保证期间部分应属无效，相当于双方没有约定保证期间。即便该部分有效，但也属于约定不明的情况，根据法律规定应当作不利于合同提供方（中行珠海分行）的解释。而《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对保证人的清偿期限作了约定，即合同第五条，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七条，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的保证期间应为《人民币循环借款合同》中约定正常还款日或者提前还款日起六个月。（2）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承担保证责任的起始日应为2019年7月22日。根据中行珠海分行提供的证据显示，聚想科技公司于2019年7月12日就书面致函中行珠海分行称已正式停产及终止营业，并申请以保证金提前归还本案《人民币循环借款合同》项下的本息，中行珠海分行亦表示认可。但保证金仅20万元，无法清偿所有债权，中行珠海分行在明知聚想科技公司停止经营，存在无法完全清偿情况下，既然同意聚想科技公司的提前还款申请，那么应当及时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根据聚想科技公司的申请，正式委托中行珠海分行划扣保证金即提前还款的时间为2019年7月22日，故应当以这一天作为保证期间的起始日。（3）直到收到本案诉讼材料之日前，中行珠海分行从未向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要求承担保证责任，至今已经超过六个月，因此，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认为本案已超过保证期间，中行珠海分行在保证期间内并没有向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主张权利，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因此而免去保证责任。二、《最高额保证合同》并非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真实的意思表示。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原意是为聚想科技公司在一年之内（自2018年4月开始）向银行的借贷作担保，而非合同所写的自2018年4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之间的借贷。三、在本案中，中行珠海分行与聚想科技公司存在过错，严重损害了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的利益。（1）在提供格式合同的时候中行珠海分行未尽提醒义务，使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陷入错误的认识。作为格式合同提供方，中行珠海分行并未向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提示包括保证期间、主合同发生期限、保证责任等影响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利益的条款，也没有用加粗加大的字体向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明示，甚至未给予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充足的时间浏览合同。（2）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后，中行珠海分行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给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一份保证合同，而是将所有材料收归，致使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对后续的所有合同及材料的情况一无所知。（3）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认为中行珠海分行存在违规放贷的情况。根据中行珠海分行提供的证据，中行珠海分行与聚想科技公司于2019年4月4日签订《人民币循环借款合同》，聚想科技公司于2019年4月15日提取贷款，而2019年7月12日，仅三个月聚想科技公司便发函称已于2019年6月12日正式停产并终止营业，可见中行珠海分行在整个过程中并没有尽到审慎放贷义务，而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却成为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下的受害人。综上，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认为《最高额保证合同》对保证期间的规定不明确，按照相关规定应视为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6个月，而中行珠海分行在6个月内未向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主张保证责任，至今已超过6个月，且中行珠海分行与聚想科技公司在借款过程中存在过错，严重损害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人作为保证人的合法权益，故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无需承担保证责任。退一步说，即便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需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债权的数额也非中行珠海分行所称1884408.64元之多。首先，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担保该债权的最高本金余额为200万元，而聚想科技公司实际借款200万元，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作为最高额保证人提供最高额担保的目的是为了在一定期间内对连续和不确定发生的交易提供概括性的担保，将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如果将中行珠海分行指向的债权总和均纳入本案最高额担保的优先受偿范围内，将发生增加保证人合同履行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情形，因此《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关于最高债权额的规定明显与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的初衷不符，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立法本意相悖，故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认为所承担的最高额保证责任应仅是借款本金200万元，不包括因此而产生的利息，因此，在聚想科技公司无力偿还的情况下，应当优先以20万保证金偿还借款本金，即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需要承担保证责任的本金不超过180万元，同时无需对中行珠海分行诉讼请求一中的利息7819.3元承担保证责任。其次，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对本次借贷毫不知情，不知道聚想科技公司具体偿还了多少金额，剩余多少金额未还，中行珠海分行在本次诉讼之前也从未告知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具体本次借贷的还款以及未还款情况。但按照起诉状的表述顺序，聚想科技公司在借款期间偿还了部分本金167351.7元以及利息58666.68元，后申请支取20万元保证金提前归还贷款本息，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可以理解为聚想科技公司已经在申请支取20万元保证金之前就已经向中行珠海分行归还了167351.7元。最后，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无须承担逾期罚息、复利等的保证责任，理由在于中行珠海分行没有及时告知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本案借贷以及具体保证责任的情况，导致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无法及时催促聚想科技公司承担责任，也无法及时履行向中行珠海分行沟通关于承担保证责任的事宜，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认为中行珠海分行在此过程中存在过错，对于中行珠海分行未履行告知义务而产生的逾期罚息、复利等费用，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综上所述，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恳请法庭查明事实，依法支持我们的答辩意见，驳回中行珠海分行要求要求我们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以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聚想科技公司、王家琴、饶某1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及证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4月16日，原告与潘积炳、熊婷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GBZ476××××××××0127-2），合同约定潘积炳、熊婷为被告聚想科技公司与原告在2018年4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签署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他业务授信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等主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200万元以及基于主债权所发生的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2018年4月16日，原告与袁瑞、欧梅英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GBZ476××××××××0127-3），合同约定袁瑞、欧梅英为被告聚想科技公司与原告在2018年4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签署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他业务授信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等主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200万元以及基于主债权所发生的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本院对中行珠海分行起诉状中陈述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中行珠海分行就所述聚想科技公司未依约还款及王家琴、饶某1、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未履行担保责任等事实提供了人民币循环借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国银行国内支付业务收款回单、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还款申请书等证据予以印证，并附上聚想科技公司计息清单对聚想科技公司欠款构成加以说明，足以证明中行珠海分行请求聚想科技公司承担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及以本息为基数计算罚息的事实的主张。中行珠海分行提交的上述证据经本院审查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信，且对中行珠海分行所述聚想科技公司上述欠款及请求王家琴、饶某1、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承担担保责任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行珠海分行与聚想科技公司签订的人民币循环借款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为依法成立的有效合同，各方均须按合同的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中行珠海分行已按合同约定发放贷款，聚想科技公司在取得贷款后，未按照合同约定按时偿还贷款，聚想科技公司已构成违约。因此，中行珠海分行要求聚想科技公司按约定清偿借款，支付借款相应的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及以本息为基数计算罚息，符合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中行珠海分行与潘积炳、熊婷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GBZ476××××××××0127-2）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为依法成立的有效合同，各方均须按合同的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明确约定了主合同为中行珠海分行与聚想科技公司之间自2018年4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签署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他授信业务合同（统称“单笔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其中约定其属于本合同项下之主合同。被担保最高债权额为最高本金2000000元，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潘积炳、熊婷抗辩已经超过保证期间、不应为利息承担保证责任的，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潘积炳、熊婷主张《最高额保证合同》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对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中行珠海分行与袁瑞、欧梅英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GBZ476××××××××0127-3）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为依法成立的有效合同，各方均须按合同的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明确约定了主合同为中行珠海分行与聚想科技公司之间自2018年4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签署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他授信业务合同（统称“单笔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其中约定其属于本合同项下之主合同。被担保最高债权额为最高本金2000000元，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袁瑞、欧梅英抗辩已经超过保证期间、不应为利息承担保证责任的，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潘积炳、熊婷主张《最高额保证合同》非其真实意思，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对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聚想科技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偿还本金、利息、罚息、复利，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王家琴、饶某1、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作为保证人，中行珠海分行要求王家琴、饶某1、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对聚想科技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王家琴、饶某1、潘积炳、熊婷、袁瑞、欧梅英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聚想科技公司追偿。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珠海聚想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支付截止至2020年11月6日本金1832246.49元、利息7819.3元、罚息112699.72元、复利6948.69元以及自2020年11月7日起至借款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的罚息及复利（逾期罚息以尚欠借款本金1832246.49元为基数、复利以欠付的利息7819.3元为基数，均按实际提款日前一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基础利率报价平均利率加49基点的基础上加收50%计算，每12个月为一个浮动周期)；二、被告王家琴、被告饶某1、被告潘积炳、被告熊婷、被告袁瑞、被告欧梅英对被告珠海聚想科技有限公司所欠上述债务向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王家琴、被告饶某1、被告潘积炳、被告熊婷、被告袁瑞、被告欧梅英向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珠海聚想科技有限公司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760元、案件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珠海聚想科技有限公司、被告王家琴、被告饶某1、被告潘积炳、被告熊婷、被告袁瑞、被告欧梅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肖红星人民陪审员  李小榕人民陪审员  李顺建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姚杭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