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琼01民终534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林宗何，男，1961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儋州市，公民身份号码XXX。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杰，海南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贺，海南信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海南乾都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海榆中线25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693181536F。   法定代表人：李峻峰，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喻鹏飞，海南天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阳，海南天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曾吉青，男，1981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临高县，公民身份号码XXX。   上诉人林宗何因与被上诉人海南乾都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都公司）及原审被告曾吉青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2019）琼0105民初34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林宗何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林宗何不承担还款义务；2.本案的一审诉讼费用由曾吉青承担，二审诉讼费用由乾都公司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2018年3月20日，林宗何未与乾都公司成立承揽合同关系。2018年3月20日，曾吉青与乾都公司签订了《乾都活动板房加工定作合同书》（以下简称《板房合同书》）时，林宗何并未参与到此合同关系中。首先，在乾都公司提供的《板房合同书》首页即清晰的表明，合同的主体为两人，需方（甲方）为曾吉青，供方（乙方）为乾都公司；其次，合同第八项也明确约定了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说明乾都公司在与曾吉青签订合同时清楚地知道合同的对方为曾吉青。对比乾都公司提供的《货款支付补充协议》，协议上约定一式三份，说明乾都公司事后希望将林宗何纳入到此承揽合同关系中，也从侧面说明之前《板房合同书》上约定的“一式二份”非乾都公司疏忽所致，乾都公司与曾吉青都清楚彼此为承揽合同的当事人，此合同成立时并不涉及第三人。   二、林宗何垫付的5万元定金实为其对曾吉青的借款。2018年3月5日，林宗何向乾都公司转账5万元是应曾吉青的要求代其支付的定金，曾吉青也出具了借据。双方既已明确了此借款关系，并且提供了相关证据，一审法院没有给出任何理由却予以否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若5万元定金真为林宗何基于承揽合同向乾都公司支付的合同定金，则无法解释为何2018年3月5日支付定金后，在2018年3月20日签订的《板房合同书》中却仅将曾吉青列为需方（甲方）。   三、《板房合同书》中林宗何的签名形成于2018年4月份。在庭审中，乾都公司自认林宗何系在《板房合同书》的复印件上签字，一审法院也认定此事实。但乾都公司称，林宗何系2018年3月20日在复印件上补签并非事实。若林宗何的签字系当日进行的补签，则无法解释为何要在复印件上签字。乾都公司对此解释称，其与曾吉青上午签订《板房合同书》后，合同原件遗失，所以下午只能让林宗何在《板房合同书》的复印件上签字。此陈述完全超出了生活常理。首先，当事人本应当妥善保管《板房合同书》，为何上午刚签订完成就立即遗失，明显不合常理。其次，若《板房合同书》原件于上午遗失，那复印件从何而来如此严重违背社会生活常识的陈述，却被一审法院认定为案件事实，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事实上，《板房合同书》复印件上林宗何的名字系2018年4月签署，所署日期也系“倒签”形成。2018年2月，林宗何与曾吉青拟成立溢隆海口粮食储备中心建设工程的合作关系。曾吉青与乾都公司之间的承揽合同履行情况间接影响着林宗何与曾吉青的工程拟合作关系，为了监督曾吉青与乾都公司双方对承揽合同的履行情况，2018年4月，林宗何以承揽合同利害关系人的身份，在乾都公司提供的《板房合同书》复印件上签名，此事实也有证人出庭作证，能够证明其真实性。   四、林宗何的补签行为不能说明其加入到乾都公司与曾吉青之间的承揽合同关系中。无论林宗何何时在《板房合同书》复印件上补签名字，其补签行为与乾都公司和曾吉青签订承揽合同的行为是两个独立的事件，不能将两个独立的民事行为评价为一个民事行为。因此，2018年3月20日，乾都公司与曾吉青签订承揽合同的民事行为已经完成，双方承揽合同关系已经成立，若要判断林宗何是否参与到此承揽合同关系中，关键在于探究林宗何补签字时是基于何种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将林宗何签名作为法律关系是否成立的唯一标准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在司法实践中，仅有当事人的签名并不足以认定双方是否成立相应的法律关系。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字或者盖章，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即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中，仅凭第三人的签字是不能认定保证关系的成立。由此也可以看出当前的法律精神，合同关系成立后，仅凭第三人的签字不足以认定其是否加入到此合同关系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探究双方之间是否具有成立相应法律关系的合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要求。结合本案，首先，林宗何的补签位置介于需方（甲方）和供方（乙方）之间，将其武断地认定为合同需方不合理。其次，在合同首页需方（甲方）处也没有林宗何的签字。最后，结合一审认定的事实，林宗何系见证人这一结论也更符合常情常理。综上，除了在合同复印件上存在林宗何补签的名字外，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林宗何有作为合同当事人一方加入承揽合同或是承揽合同保证人的意思表示，将林宗何列为承揽合同的主体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五、林宗何未与曾吉青成立合作关系。2018年2月12日，林宗何与曾吉青签订了《溢隆海口粮食储备中心建设工程施工项目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协议书》第二项明确约定，合作期限自“甲乙双方与总包单位签订分包（或内部承包）合同之日起”，此合作条件一直未成就，因此，双方的合作关系并未成立。基于此，2018年9月12日，林宗何与曾吉青签订了《还款协议》，约定解除《协议书》，林宗何退出项目合作，不承担任何权利与义务。曾吉青也确认林宗何前期投入的费用是向其提供的借款。虽然林宗何和曾吉青签订的《还款协议》个别法律术语不够严谨，但根据《协议书》和《还款协议》的内容可知，两人的合作关系本身就未成立，《还款协议》其实就是对此事实进行确认，并对后续事宜进行了约定。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林宗何与曾吉青成立合作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理由不成立，为了维护林宗何的合法权利，特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乾都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林宗何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一，本案的证据显示林宗何转账支付了5万元的活动板房定金，有转账凭证为证，并且“活动板房定金”是林宗何自己转账过程中在银行凭证客户附言中书写的，表明林宗何清楚地知道其支付款项的性质和用途。结合林宗何在合同书的需方处签名，证实林宗何是认可其作为曾吉青的共同需方，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没有证据证明林宗何是受了胁迫或者其他因素，两份证据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表明林宗何与曾吉青是共同需方，且支付了定金，因此林宗何陈述其不是需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二，林宗何陈述的其与曾吉青之间无论是借款或者是合同等关系，均与本案无关。   综上所述，乾都公司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林宗何的上诉，维持原判。   曾吉青未答辩。   乾都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林宗何、曾吉青向乾都公司支付拖欠的款项506185.28元；2.林宗何、曾吉青向乾都公司支付延期付款利息（以506185.28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24%计算，从2018年5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2019年5月25日为121484元，暂合计627669.28元）；3.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林宗何、曾吉青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2月12日，曾吉青与林宗何签订《协议书》，约定双方就溢隆海口粮食储备中心建设工程进行合作。因工程需要，林宗何于2018年3月5日向乾都公司转款活动板房订金5万元。2018年3月20日，乾都公司作为供方与曾吉青作为需方签订《板房合同书》，约定由乾都公司依曾吉青要求加工定作合同总价为680621.96元的活动板房，合同的付款方式：固定单价合同，最终面积及金额按实际结算；合同签订后支付5万元的定金，每栋板房完成后支付总金额的30%，若因工期延迟，则应在板房进场后3个月内另付总金额的50%，尾款在工程施工至正负零时一次性付清；活动板房安装完毕后，供方即通知需方验收，需方应于供方通知的当日内派人按合同及附件进行验收，并签署验收（移交）单；需方延迟付款的，须每日按照合同总金额1%的比例支付违约金。同日，林宗何在乾都公司提供的该份合同复印件的需方（甲方）签章处曾吉青签字旁也签署了自己的名字“林宗何”。合同签订之后，乾都公司按照依约履行了供货并安装的义务。2018年3月31日，乾都公司将活动板房给工地管理人余厚元进行了验收并交付使用。2018年5月26日，曾吉青与乾都公司签订《货款支付补充协议》，双方确认结算金额为556185.28元，乾都公司承诺在2018年7月26日之前付清全款，如逾期未付，按照每日3‰支付延期利息，利息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计算。2018年9月12日，曾吉青与林宗何签订《还款协议》，约定因项目资金未到位，双方于2018年2月12日签订《协议书》解除，林宗何退出项目合作，不承担任何权利义务，确认林宗何投入该项目7495876元，投资款7495876元作为曾吉青向林宗何的借款。   一审法院认为，曾吉青与乾都公司签订《板房合同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违法律强制性的规定，为有效合同。本案的争议焦点系林宗何是否为《板房合同书》的合同主体，是否应当承担还款义务。本案中，在签订《板房合同书》之前，林宗何、曾吉青已就溢隆海口粮食储备中心建设工程进行合作，且林宗何向乾都公司转款5万元活动板房订金，虽林宗何系在《板房合同书》的复印件上签字的，但其签名落款位置系在需方签章处，与曾吉青共同签字确认，林宗何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清楚其在合同书上签署自己的姓名后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林宗何称在合同书上签字系为见证人及涉案款项系出借给曾吉青的抗辩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乾都公司主张林宗何、曾吉青应按结算金额506185.28元（扣除5万元订金）并按年利率24%支付延期付款利息，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林宗何、曾吉青于本判决生效日起十日内向乾都公司支付欠款506185.28元及利息（利息以506185.28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从2018年5月26日计算实际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77元，由林宗何、曾吉青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林宗何应否与曾吉青共同承担本案的还款责任。本案中，曾吉青与乾都公司签订《板房合同书》为有效合同，林宗何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清楚其在《板房合同书》上签名的法律后果。虽然林宗何在《板房合同书》的复印件的需方处签字，但结合其之前与曾吉青已就溢隆海口粮食储备中心建设工程存在合作关系，并向乾都公司转款5万元活动板房订金的事实看，足以认定林宗何与曾吉青是该合同的共同需方。一审法院认定林宗何、曾吉青应向乾都公司支付欠款506185.28元及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林宗何与曾吉青之间合作关系是否成立或已经解除，此系林宗何与曾吉青之间的内部关系，不能以此否认其作为《板房合同书》需方的事实。林宗何关于其仅在《板房合同书》复印件上签名，并非合同一方当事人，不应承担合同义务的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林宗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77元，由上诉人林宗何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桂华   审判员 陈杰林   审判员 韩 芬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汪 伟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   一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风险提示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之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后，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如果权利人怠于申请执行，超过申请执行期间，就丧失了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   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七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冻结银行存款的期限不得超过一年，查封、扣押动产的期限不得超过两年，查封不动产、冻结其他财产权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年。权利人在诉前或诉讼中申请财产保全的，应在查封或冻结的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申请继续查封或冻结，以避免保全财产自行解封或解冻，给权利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