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子洲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陕0831民初407号 原告(执行案外人)：陈某某，女，汉族，居民，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某，北京市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北京市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申请执行人）：子洲县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某，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1，陕西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被执行人）：陕西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某，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某，该公司职工。 原告陈某某与被告子洲县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陕西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不得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2、请求依法判令终结（2020）陕0831执异4号之三执行裁定书的强制执行程序，并依法解除已对原告财产所采取的冻结、查封等执行措施；3、请求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20年4月10日，原告收到陕西省子洲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陕0831执异4号之三执行裁定书（下称“裁定书”），裁定书追加原告为（2018）陕08民终565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并对原告财产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原告认为法院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无权查封、冻结原告的财产，具体如下： 一、原告与某公司是借贷关系，原告是该公司的债权人而非股东，该法律关系经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陕民终1055号民事裁定书确认。因此，原告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对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依据。 涉案款项2000万元的性质是借款还是投资款双方在第一次庭审中存在较大争议，现该款项性质已经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9日作出的（2020）陕民终1055号民事裁定书确认，原告向某公司转账2000万元是原告向该公司提供的借款，并非受让股权和增资扩股。陕西高院认为“原告与某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增资扩股合同》名为股权转让，但与真实受让股权，享有股东权益与义务存在表里不一的问题，实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即原告与某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增资扩股合同》并未真正履行，其目的是为主债务提供担保”。 二、某公司向原告转账是偿还借款，还款行为并未导致某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实和抽逃出资。因此，本案将原告追加为被执行人对某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 经检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可知：在原告被登记为股东之前，某公司的注册资本2000万元就已经实缴；截至目前，某公司的注册资本仍为实缴2000万元；因此，某公司注册资本自始不存在出资不实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了抽逃出资的情形。本案中，某公司向原告转账是偿还借款，与相关法律规定的“抽逃出资”情形不符。涉案2000万元借款自始没有计入某公司的注册资本，更谈不上从某公司的注册资本中“抽逃”，该2000万元借款与某公司2000万元注册资本无关。 三、某公司自有财产足以偿还某公司的债务，即便是某公司的真实股东，也无需对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某公司存在可供执行财产的情况下，追加任何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其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均无法律依据。 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6〕21号）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0条、第81条的规定，均列举了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追加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是“公司无财产清偿债务”。本案中，根据（2018）陕08民终56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某公司支付某公司货款9384409.81元及相应逾期利息。另根据（2018）陕0831执259号执行裁定书载明，执行某公司与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经查询，某公司在子洲县开发建设的峪水阳光小区在子洲县不动产登记部门有房产登记信息。查封被执行人某公司的1个商铺、37套房产。某公司保全的某公司前述房产足以清偿9384409.81元货款，即某公司自有财产清偿对某公司的债务绰绰有余。在公司自有财产足以清偿债务的情况下，追加任一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 综上，某公司自有财产足以清偿对某公司的债务，某公司的任一股东均无需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况且，原告不是某公司的股东，不存在对某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据此，某公司恶意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属于滥用权利、浪费司法资源。请求法院根据事实和法律解除对原告的财产保全措施，保障原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某公司辩称，一、陈某某是某公司的股东身份不容置疑。某公司向法庭提交的某公司变更登记审核表、股东会决议、陈某某自然人股东身份证明以及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9)陕7102行初2589号行政裁定书等证据，已经充分证明某公司注册有效。陈某某于2015年11月10日成为某公司的股东,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陈某某出资1200万元,占股60%的事实。工商登记具有对外公示效力,对作为某公司的债权人的某公司来说,完全有证据、有理由相信陈某某的股东身份。且不论陈某某与某公司之间有无借款约定,借款是否属实,均不能否定其股东身份,占股60%出资额应为1200万元的事实。 二、陈某某与某公司是否存在借贷法律关系或股权让与担保法律关系,基于商事外观登记主义原则,均不能否定陈某某的股东身份,不能免除其履行股东的出资义务。 股权让与担保的有效性仅仅限于陈某某和某公司及股东内部(省高院的发回裁定书中主要考量),而对于作为债权人的某公司来说,属于外部关系。在外部关系上,基于商事外观主义,作为股权受让人的陈某某在一定情况下仍然要承担股东责任(西安中院判决书中的主要考量)。这里的“一定情况”就是已经登记为公司股东,公司不能足额清偿债务,该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有抽逃出资情形。这也是最高院民二庭通过法官会议纪要形式,对股权让与担保成立后是否需要对外承担股东责任的分析界定。 从工商登记资料(爱企查查询)可知,某公司对出资方式的最后一次变更时间是2015年11月18日。变更前何某某出资额为0元,变更后陈某某出资额依然为0元。 依据《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但是,陈慧和何某某的出资情况,从工商登记证实,实缴为0元,违反上述规定。 三、即使陈某某通过股权转让形式受让了何某某的股权,也因何某某未缴纳该1200万注册资本,而陈某某依法应当承担连带支付责任。 通过法院调取的某公司的银行明细可以证实,何某某并未足额履行出资义务,且有抽逃嫌疑。 依据《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应当知道,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解释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四、对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的举证责任,在某公司和陈某某。而某公司和陈某某并未举证证明何某某或陈某某已经履行了该出资义务,其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依据《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但是,本案某公司与陈某某并未就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举出充分的证据。 综上,不论西安中院和省高院最终认定陈某某与某公司之间的经济往来是否属于借贷行为,是否属于股权让与担保法律关系,均不影响陈某某股东身份的认定,均不影响其继续履行出资义务或抽逃出资的认定,均不影响其作为股东对某公司欠某公司的债务在未足额缴纳出资范围内或抽逃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认定。因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陈某某执行异议的诉讼请求。 被告某公司辩称，陈某某就是其公司股东，案涉款项应为投资入股款，非属民间借贷。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陈某某提交了以下证据：（见下表）                            序号                       证据名称                       证据内容                       证明目的                               1                       增资扩股合同                       2015年11月15日，原告与某公司签署《增资扩股合同》，文首第2条约定“甲方（即某公司）接受乙方（即原告）作为新股东对公司进行投资，投资期限为两年，甲方承诺并保证乙方新增资金投资回报率为50%（即壹仟万元人民币），最初履约期限为两年，期满乙方撤出投资并收回本金及投资回报（税后），即乙方应实际回收人民币3000万元”；文首第3条“所有盈亏乙方概不负责”；第五条投资回收方案第2款“甲方自愿同意将60%股权抵押给乙方作为乙方投资资金安全回收”。                       （1）原告向某公司转账后未享有股东经营管理和利润分配的权利，而享有期限届满后由某公司向原告还本付息的债权，双方签署的上述合同明确合意名为“增资”实为“借贷”。             （2）原告与某公司约定向其提供借款2000万元，借款期限两年，某公司以其60%股权作为担保（让与担保）。             （3）原告向某公司转款是提供借款，某公司向原告转款是偿还借款；原告并非某公司的股东。                               2                       增资扩股合同补充条款                       2018年11月30日，某公司出具《增资扩股合同补充条款》，第二条约定“2018年11月30日某公司、何某、何某某向陈某某借款24364300元，该笔借款为2015年11月15日增资扩股合同（实际为借款合同）中乙方陈某某投资款……该笔投资款实际为何某、何某某及某公司向陈某某的借款……                               3                       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                       自2015年11月15日起，原告合计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某公司出借人民币合计2000万元，转账备注中均已载明款项性质为“借款”。                       原告已经履行资金出借义务                               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客户回单                       2016年10月24日至2016年11月3日期间，某公司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原告还款，转账备注中已载明款项性质为“还款”。                       （1）某公司向原告转账备注“还款”，明确款项性质为借款，而非投资款。             （2）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原告诉某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双方辩论结束，正在等待裁判；该案件中，某公司答辩自认涉案2000万元名为“增资”实为“借贷”；此外，双方代理人均核算完毕借款本息并签字确认金额。                                           5                       答辩状                       某公司在与原告正在进行的民间借贷纠纷中自认：被答辩人（即原告）向答辩人（即某公司）出借2000万元人民币……为了保证被答辩人的资金安全，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增资扩股合同》。答辩人与被答辩人虽签订了《增资扩股合同》但实际上是答辩人向被答辩人借款。因此，某公司认可涉案款项性质为借款而非入股款。                               6                       借款金额统计                       原告诉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已由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且辩论结束。2019年9月27日，原告代理人朱培与某公司代理人王贤南就该案借款本息核算金额并经双方签字认可。                               7                       （2019）闽0181民初2497号民事判决                       某公司实际股东何某某在该案答辩中，自认“2015年11月，何某某的子洲县峪水阳光房地产项目需要建设资金,经何某某与何某某1协商,何某某1向何某某出借2000万元，帮助何某某开发建设该项目，何某某与薛某某的儿媳妇陈某某签订了《增资扩股合同》”                       某公司的实际股东何某某在生效判决中自认，涉案款2000万元性质为原告向某公司提供的借款。                               8                       （2019）最高法民申3739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认为”载明：“2017年5月15日，刘某某、高某与何某某、陕西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2》，对陕西某公司共向刘某某、高某偿还6569488.82元以及何某某应继续偿还剩余款项22418889.79元及利息进行了确认，……刘某某、高某按约定转让了案涉股权并进行了变更登记，何某某、陕西某公司亦按约定支付了部分股权转让款。”                       原告登记为某公司股东后，何某某仍以某公司的实际股东身份对外行使股东权利，并实际控制某公司。由此看来，原告并非某公司的实际股东。                               9                       借条                       2018年11月30日，某公司及其股东向原告出具《借条》载明：今兹向陈某某借到本金人民币24364300元，利息1.5分，归还日期2019年1月30日之前。                       2015年11月，原告与被告某公司约定向其提供2000万元借款，2017年11月借款已届清偿期；被告某公司分别于2017年12月和2018年11月出具《借条》核算借款本息后延长借款期限。                               10                       回复                       2019年1月，某公司向原告出具《回复》载明：2018年11月30日借款人某公司、何某、何某某向您出具借条，约定借款本金24364300元及月利息1.5%。因公司资金紧张，现借款人均无法在2019年1月30日前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                               11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                       某公司成立于2011年5月31日，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股东何某持有40%股权、认缴出资800万元，股东何某某持有60%股权、认缴出资1200万元。2013年企业年报信息显示，股东何某实缴出资800万元、股东何某某实缴出资1200万元，注册资本全部实缴。             2015年11月18日，工商登记股东及持股情况变更为股东陈某某持有被告公司60%股权，股东何某持有被告公司40%股权，注册资本仍为2000万元。                       （1）被告某公司注册资本自2011年至今均为2000万元，某公司与原告签署的增资扩股合同名为“增资”实为“借贷”，未增加注册资本。             （2）原告虽被登记为股东，但原告并非某公司实际股东。某公司与原告约定以其60%股权为20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3）原告多次向被告某公司催告办理股东变更手续未果。                                           12                       要求尽快办妥公司股东变更手续的催告函                       2019年3月7日，原告向某公司及其股东出具催告函，载明自2015年11月，原告提供2000万元借款于2017年11月到期，某公司两位股东以其持有60%股权作为借款担保，截至催告函出具之日，某公司仍未偿还借款。原告催告：立即向工商局提交股东变更资料办理股东变更手续并立即偿还借款本息。                               13                       省高院判决书                       《增资扩股合同》名为股权转让，其真实性目的是为了主债权提供担保，应为股权让与担保，陈某某地位仍为债权人而非股东。                       证明双方之间属民间借贷关系，某公司转款系偿还借款，陈某某不构成抽逃注册资金。                被告某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见下表）                            序号                       证据名称                       证明目的                               1                       1、某公司变更登记审核表一份                                   综合证明某公司注册有效。陈某某与2015年11月10日成为陕西某公司股东，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陈某某出资1200万元，占股60%的事实。                               2、股东会决议一份                               3、陈某某自然人股东身份一份                               4、董事、监事、经理信息一份                               5、某公司章程修正案一份                               6、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9）陕7102行初2589号行政裁定书一份                                                                   2                                               某公司与陈某某在中国建设银行交易明细一份                       1、陈某某于2015年11月16日至2015年11月30日分3笔转入某公司1200万元(未约定资金性质)；             2、陈某某于2015年12月14日至2016年1月13日分8笔转入陕西某公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850万元(备注资金性质为借款);             3、陈某某于2016年10月24日至2016年11月3日分6笔,共从陕西某公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取1400万元；             4、陈某某存在抽逃1200万元注册资金的事实。                               3                       (2017)陕0831民初737号民事判决书                       证明某公司与某公司货款纠纷一案已进入执行程序。                               4                       （2019）陕01民初1507号民事判决书                       证明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陈某某应为公司股东。                某公司对陈某某所举证据质证意见为，对于1—13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上述证据属于陈某某与某公司之间内部转移，不得对抗外部债权人，其中7、8号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11号能证明陈某某就是某公司股东。陈某某对某公司所举证据质证意见为，对于1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行政裁定书是法院对工商行政部门登记股东的形式审查，非审核实际法律关系，且该行政裁定书驳回的理由是超过诉讼时效，非实体处理。对于2号证据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并未出示原件，通过陈某某提供的银行流水来看，双方之间的往来备注“借款”、“还款”，说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非入股款。3号证据不能证明陈某某为某公司的实际股东。4号证据不认可，已被省高院裁定撤销。某公司除认为陈某某系其公司股东，并构成抽逃出资行为之外，再未具体发表其他质证意见，亦未提供相关证据。 本院认证情况：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均在卷佐证。对于双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内容及证明目的，结合其他事实综合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某公司成立于2011年5月31日，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股东何某持有40%股权、认缴出资800万元，股东何某某持有60%股权、认缴出资1200万元。2015年11月15日，某公司就其因开发子洲县峪水阳光房地产项目需要建设资金，与陈某某签订了《增资扩股合同》，约定“甲方（即某公司）接受乙方（即陈某某）作为新股东对公司进行投资2000万元，将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4000万元，投资期限为两年，甲方承诺并保证乙方新增资金投资回报率为50%（即壹仟万元人民币），最初履约期限为两年，期满乙方撤出投资并收回本金及投资回报（税后），即乙方应实际回收人民币3000万元”；约定“所有盈亏乙方概不负责”；第五条投资回收方案第2款“甲方自愿同意将60%股权抵押给乙方作为乙方投资资金安全回收”。陈某某在协议签订后，作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2015年11月18日，企业信用信息显示某公司工商登记股东及持股情况变更为：股东陈某某持有某公司60%股权，股东何某持有公司40%股权，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后陈某某于2015年11月16日至2016年1月13日期间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某公司累计转款2000万元，转账备注中均载明款项性质为“借款”。2016年10月24日至2016年11月3日期间，某公司以银行转账的方式累计向陈某某转款1500万元（包含通过何某账户转款100万元），转账备注中载明款项性质为“还款”。后经双方结算，于2018年11月30日，某公司出具《增资扩股合同补充条款》，第二条约定“2018年11月30日某公司、何某、何某某向陈某某借款24364300元，该笔借款为2015年11月15日增资扩股合同（实际为借款合同）中乙方陈某某投资款……该笔投资款实际为何某、何某某及某公司向陈某某的借款……并出具借条一支今兹向陈某某借到本金人民币24364300元，利息1.5分，归还日期2019年1月30日之前。” 另查明，2017年7月24日，某公司以拖欠货款为由提起对某公司的诉讼，经本院（2017）陕0831民初737号民事判决，由某公司支付清所欠某公司货款9384409.81元。某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经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8民终565号民事判决维持本院（2017）陕0831民初737号民事判决。后该案进入执行程序，本院作出执行裁定保全某公司名下相关财产。期间，某公司提出变更、追加陈某某为案涉执行人的执行异议申请，本院作出（2020）陕0831执异4号之一、之三执行裁定，追加陈某某为（2018）陕08民终565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并对其名下的相关财产予以查封。2019年7月19日陈某某要求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撤销于2015年11月18日作出的股东变更登记行为诉至西安铁路运输法院，该院作出（2019）陕7102行初2589号行政裁定，驳回陈某某的诉讼请求。又陈某某以2018年11月30日何某、何某某、某公司共同出具的借款24364300元要求支付为由，诉至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该诉讼中，何某某自认“被答辩人（即陈某某）向答辩人（即某公司）出借2000万元人民币……为了保证被答辩人的资金安全，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增资扩股合同》。答辩人与被答辩人虽签订了《增资扩股合同》但实际上是答辩人向被答辩人借款”，经该院（2019）陕01民初1507号民事判决，驳回陈某某的诉讼请求。陈某某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认为案涉《增资扩股合同》名为股权转让，但真实目的是为主债权提供担保，应认定为股权让与担保，陈某某地位仍为债权人而非股东。陈某某基于债权主张某公司、何某、何某某偿还其借款的本金及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并于2020年12月29日作出（2020）陕民终1055号民事裁定，撤销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陕01民初1507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0号）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公司的工商登记对社会具有公示公信效力，善意第三人有权信赖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文件，工商登记表现的权利外观应作为认定股权权属的依据。本案中，原某公司股东何某认缴出资800万元、股东何某某认缴出资1200万元，注册资本2000万元。后陈某某与某公司签订《增扩股合同》，由陈某某出资2000万元，由何某某将其名下持有的60%股权转让给陈某某，并作了工商登记股东及持股情况变更，即股东陈某某持有公司60%股权，股东何某持有公司40%股权。陈某某亦履行了出资义务，分批次将2000万元全部转至某公司名下。现陈某某称该2000万元系出借给对方，并非投资入股款，双方之间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非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属股权让与担保，所持某公司60%股权仅为了保证日后所出借资金本息回收，并非实际意义上的股东。本院认为，在诉争股权仍然登记在陈某某名下的情形下，某公司系申请执行人，其作为本案善意相对人有理由相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是真实的。因此，不论陈某某与某公司之间是如何约定，均不能否定其作为某公司的股东身份。又西安铁路运输法院作出（2019）陕7102行初2589号行政裁定（已生效），驳回陈某某的股东变更登记行为的诉讼请求，故对于陈某某主张其并非属某公司的股东之观点，依法不予采纳。 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本案中，陈某某于2016年10月24日至2016年11月3日期间，收到某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累计1500万元（其中通过何某账户转款100万元）的事实客观存在。对该1500万元转款行为如何定性的问题，本院认为，在某公司涉诉案件较多、尚欠外债之情形下，陈某某作为该公司股东从公司账户转走如此大额款项，其未能提供确凿证据佐证其观点，又对此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故应认定属于法律规定的股东抽逃注册资金的范畴。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14年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0号）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6〕21号）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法院关于适用的司法解释》（法释〔2015〕5号）第三百零四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4年2月17日修正）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某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陈某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钟    鹏    程 审判员 张海鹏人民陪审员曹斌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马    娜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