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1）琼97民终1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反诉被告）：王琼，女，1963年9月21日出生，汉族，现住海南省儋州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反诉被告）：王尉霖，男，1987年5月15日出生，汉族，现住海南省儋州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反诉原告）：马开基，男，1944年12月2日出生，回族，现住海南省儋州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反诉原告）：刘芳，女，1971年6月11日出生，汉族，现住海南省儋州市。   上诉人马开基、刘芳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雪梅，海南上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琼、王尉霖因与上诉人马开基、刘芳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2020）琼9003民初52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琼、王尉霖上诉请求：1.撤销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2020）琼9003民初520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判决内容，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应予纠正。一、一审判决援引法律条款严重错误，颠倒义务。一审法院在其判决中，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九条时，出现了严重的错误。最新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九条规定：“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人”，而非一审判决中所述：“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义务人”。实际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九条规定：“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第十条规定：“扣缴义务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全员全额扣缴申报，并向纳税人提供其个人所得和已扣缴税款等信息”。第十二条规定：“纳税人取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和偶然所得，按月或者按次计算个人所得税，有扣缴义务人的，由扣缴义务人按月或者按次代扣代缴税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条：“扣缴义务人应当按照纳税人提供的信息计算办理扣缴申报，不得擅自更改纳税人提供的信息”。而《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管理办法（试行）》第五条规定：“扣缴义务人首次向纳税人支付所得时，应当按照纳税人提供的纳税人识别号等基础信息，填写《个人所得税基础信息表（A表）》，并于次月扣缴申报时向税务机关报送”，第十条也规定：“扣缴义务人支付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或者偶然所得时，应当依法按次或者按月代扣代缴税款”。扣缴，是指扣下一部分钱用来缴纳税款；代扣代缴，是指按照税法规定，负有扣缴税款义务的单位和个人，负责对纳税人应纳的税款进行代扣代缴的一种方式。即由支付人在向纳税人支付款项时，从所支付的款项中依法直接代为扣收税款代为缴纳。一审被告作为支付人和扣缴义务人，应在其所支付给纳税人（一审原告）的款项中代为扣收税款，按照国家规定办理扣缴申报，并代为缴纳。但根据一审原告与一审被告的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因本协议的签订及办理有关股权变更或土地交易过户过程中产生的所有税款和一切费用（包括按国家有关规定应由甲方交付的所有税款和费用）都由乙方承担”，一审被告不再从其支付的款项中扣收税款，而应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并代为缴纳税款。因此，在最新的个人所得税法里，有扣缴义务人的，应由扣缴义务人向税务部门主动办理扣缴申报，进行代扣代缴。由于合同约定所有税款和一切费用由一审被告承担，因此实质上一审被告已经完成扣缴，应直接前往税务机关进行申报并代为缴纳一审原告的个税。所得人是纳税人，而非纳税义务人。一审判决中所说该税的法定纳税义务人为王琼、王尉霖存在严重错误；认为应由一审原告先行申报，缴纳税款，再由马开基和刘芳来承担，颠倒义务。一审判决认为马开基和刘芳没有能力缴纳王琼和王尉霖的税款更是无稽之谈，合同本来就约定了由刘芳和马开基承担，其名下公司股权现在市值超过1亿，而且难道说合同约定了由对方承担，对方承担不了就可以免于承担而一审原告最终需要交多少税款，并不是一定要由本人申报才能确定，谁去申报都是一样，根据实际交易核定，而且相关税法已经规定，由扣缴义务人去申报，而不是纳税人（一审原告）申报。一审判决颠倒法律义务，没有税法常识，混淆是非，强词夺理。二、一审判决对于本案争议焦点“关于马开基和刘芳应否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儋州市税务局（办税服务厅）缴纳税款及滞纳金”中的核心问题一审被告是否存在恶意逃避合同约定的责任，拒绝承担税法规定的扣缴义务的情况避重就轻，转移焦点。根据《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管理办法试（行）》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条：“扣缴义务人应当按照纳税人提供的信息计算办理扣缴申报，不得擅自更改纳税人提供的信息”规定，马开基和刘芳作为扣缴义务人应及时向税务部门进行扣缴申报，并进行代扣代缴。一审原告多次敦促，但一审被告都以各种理由搪塞拖延和拒绝。鉴于一审被告过往非常糟糕的信用记录，以及已经表现出的拒绝承担税款责任的行为，一审原告不得不向法院起诉，要求一审被告履行合同约定和承担相关税法规定其应履行的义务。然而，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一审原告已经将微信记录提交（一审证据五），证明一审被告各种推脱搪塞，意图逃避合同约定和税法规定的扣缴义务，一审法官却以一审原告未提供原始载体予以核实为由，就不予确认。该证据材料的原始载体是手机，在庭审中不被允许带入庭审，一审原告无法当庭提供，但只要一审法官提出要求审核原始载体，一审原告可以取出寄存的手机并呈上或者事后供法院核查。但一审法院在从未提出审查的情况下，就不予确认。一审法官绕开核心问题，不去审查一审被告应不应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是否有逃避税法规定的扣缴义务的情况，对于关键证据不予调查，罔顾了一审原告的合法权益。三、一审被告的反诉，已经构成了不履行合同义务并逃避合同约定其应该承担税款责任的事实。一审被告在其反诉中，声称此前已向王琼支付了人民币105万元作为该案的个人所得税款。但实际上，该105万元是王琼与马开基个人之间的其他业务来往，并非个人所得税税款。一审被告意图将用于其他业务往来的款项来抵扣其应该承担的税款，通过撒谎耍赖的手段逃避合同约定。此外，马开基在另案中（案号：（2018）琼9003民初8956号）声称该105万元是股权转让款，并特地出具说明提交法院，但由于举证无力，被一审法院驳回。此次一审被告刘芳和马开基又声称该款是个人所得税款，意图抵赖逃脱其应承担的责任。一审被告撒谎欺骗法院的行为，逃避合同义务，实质上已经违反合同的约定。四、一审被告屡次违反合同约定，拖延支付股权转让尾款，也不配合税务局对涉案公司名下的土地使用权等资产进行评估，无故不履行扣缴义务人应尽的申报和扣缴义务，应承担其行为带来的经济责任。按照正常的股权转让流程，在办完股转后，由于原股东已失去对公司资产的处置权，因此应由新的股东配合税务局对转让资产进行评估后，履行税法规定的扣缴和代扣代缴义务，核定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并进行扣缴。然而，在本案中，一审被告从一开始就拒绝配合税务局和一审原告核实各项税款，其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和经济责任。2017年12月，双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并完成股转后，一审被告刘芳一直以各种理由拒绝支付一审原告王尉霖股权转让尾款人民币300万元，并强占公司公章和营业执照，也不去办理公司资产的评估和各项税款的申报，无奈之下，一审原告王尉霖只能起诉至儋州市人民法院，要求按照合同约定执行股权回转，将涉案公司的股权回转至一审原告名下，取消交易。该案一直到2019年12月才结案，一审被告刘芳将股权转让尾款300万元转至一审原告王尉霖。在取得该股转所得后，一审原告王琼再次请求一审被告马开基聘请评估公司对公司资产进行评估，核定税款，履行义务，并且为了推动事情的发展，同意承担一半本应由刘芳和马开基承担的评估费用。然而，在评估完成并交至税务局后，刘芳和马开基就开始对后续的事宜进行搪塞，不配合税务局的核定，导致该税款至今没有完成核定和缴纳。由于一审被告过去多次违反合同约定，拒绝支付尾款并强占公司营业执照和公章，此后一审原告多次催促一审被告配合办理并履行扣缴申报和代扣代缴义务，一审被告也找各种理由拒绝，导致无法完成相关税款的申报、核定和缴纳。由于一审被告一直企图转手再出售该公司股权，一审原告担心一审被告作为外地人在出售股权后，携款离开海南，永远拒绝履行申报和缴税义务，因此不得不向税务部门机关举报。在税务部门再次要求一审被告履行义务无果后，让一审原告进行申报，核定具体数额，并向人民法院发起诉讼。一审被告应该承担其毫无契约精神和违反税法规定承担法律和经济责任。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和《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规定，以及双方合同的约定，一审被告刘芳和马开基作为扣缴义务人，应该按照有关规定及时计算办理扣缴申报和缴纳税款。但一审被告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拒绝履行税法规定的扣缴申报义务。由于双方在《儋州佳卉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各项税收和费用由一审被告刘芳和马开基承担，一审原告（纳税人）王琼和王尉霖不需再向刘芳和马开基支付代扣代缴税款。因此，结合有关税法和合同约定，一审被告刘芳和马开基应按照约定和履行义务，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儋州市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办理一审原告个人所得税的申报核定和代缴，并承担可能产生的滞纳金。一审判决援引法律错误，颠倒义务人，混淆核心问题，强词夺理不对关键证据予以核实。   马开基、刘芳上诉请求：1.撤销（2020）琼9003民初5202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即“驳回被告（反诉原告）马开基、刘芳的反诉请求”。2.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反诉请求，即两被上诉人立即共同支付两上诉人城镇土地使用税1259832.9元以及滞纳金（暂计至2020年9月30日为1054875.17元，实际应计算至两被上诉人实际付清税款本金之日）以及印花税21500元和返还两上诉人105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评估费等）由两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基本事实依据是《儋州佳卉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编号：SSKT001）》和《儋州佳卉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虽然涉案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印花税的纳税义务主体为儋州佳卉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卉公司），但是依据《儋州佳卉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编号：SSKT001）》第五条第2款、第六条第1款以及《儋州佳卉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第5条之约定，基于涉案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印花税需要缴纳的情况，王琼、王蔚霖违反了“公司没有外债”的担保约定，构成违约，并导致刘芳、马开基实际缴纳该税款的损失结果，因此，王琼、王蔚霖应当将涉案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印花税支付给刘芳、马开基以弥补其损失。1.根据刘芳、马开基一审提交的证据4显示，涉案城镇土地使用税所属期间为2012年3月-2017年12月，印花税所属2012年3月，该期间是王琼、王蔚霖经营佳卉公司期间，根据双方于2017年5月2日签署的《儋州佳卉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编号：SSKT001）》第五条第2款之约定，该税款债务形成于王琼、王蔚霖将土地使用证原件和公司公章移交给刘芳、马开基之前，理应由王琼、王蔚霖负担。2.虽然王琼、王蔚霖可能曾经向税务部门申请免于缴纳涉案城镇土地使用税，但根据刘芳、马开基一审提交的证据5来看，王琼、王蔚霖实际是以住宅用地的性质提起的不符合条件的免交申请，即王琼、王蔚霖对于该部分税款存在需要缴纳的风险是明知的，但是在股权转让时却没有告知刘芳、马开基，导致刘芳、马开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以4300万元的价格购买了涉案股权，并需要额外缴纳该税款给税务部门。王琼、王蔚霖的行为违反了双方于2017年12月5日签署的《儋州佳卉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第5条“公司没有外债”的担保约定，应当承担缴纳该税款责任。3.刘芳、马开基一审提交的证据4-6已经足以证明涉案城镇土地使用税的本金和滞纳金数额，并被税务部门书面通知缴纳，即该税款是确定必须要缴纳的款项。另外，刘芳、马开基已经缴纳了印花税21500元。二、2018年4月3日和4月6日马开基转账给王琼105万元，基于的事实基础是刘芳、马开基尚欠王琼、王蔚霖股权转让款300万元，则马开基在(2018)琼9003民初8956号案中陈述该款为股权转让款并无过错；如今本案发生时，300万元股权转让款已经支付完毕，又根据王琼在(2018)琼9003民初8956号案中将该款陈述为股权转让税款，所以马开基也只能认可为税款，因为马开基与王琼之间除了涉案的股权转让外，并未有其他债权债务往来，则对于马开基而言，该105万元要么是当时欠付3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一部分，要么是涉案股权转让涉及的税款，不存在是其他款项的可能性；至于王琼收到该款后用于何事，与马开基无关，也与该款项性质无关；在王琼、王蔚霖实际没有支付任何涉案股权转让产生的税款的情况下，则王琼、王蔚霖取得该105万元就没有任何理由，理应返还。1.马开基的陈述不存在矛盾之处，是王琼的陈述一直变换，先是股权转让税款，后是工程税款，再加之该105万元并未有备注信息，所以，导致该105万元未能冲抵当时拖欠的300万元股权转让款，因此，该105万元就成为马开基无理由的损失。2.马开基与王琼之间除涉案股权转让关系外，并无其他债权债务往来，即该105万元要么是股权转让款，要么是股权转让税款，至于王琼收到该款项后用于做什么与马开基无关，也与该款项性质无关，是王琼自主决定之事。3.虽然，王琼坚称该105万元是用于海南省儋州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承建的花木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工程款税票开具，但是，依据我国税法的规定，该工程税款仅为标的额的3%，即1299万元*3%=389700元，并非105万元；另外，从王琼、王蔚霖提交的证据13中的《工程竣工验收单》来看，该工程在2015年就已经完工，即在王琼、王蔚霖经营佳卉公司期间就已经完工，在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王琼有义务移交该工程税票在内的公司经营资料，则该工程税票产生的税款也应当由王琼负担，而不是马开基负担。   王琼、王尉霖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马开基、刘芳履行《儋州佳卉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义务缴纳税费，马开基和刘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儋州市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分别缴纳税款1419195元和1351061.8元，并承担该税款孳生的滞纳金；2.判令马开基、刘芳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马开基、刘芳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王琼、王尉霖立即共同支付马开基、刘芳城镇土地使用税1259832.9元及滞纳金（暂计至2020年9月30日为1054875.17元，实际应计算至王琼、王尉霖实际付清税款本金之日）；2.判令王琼、王尉霖立即共同支付王琼、王尉霖印花税21500元；3.判令王琼、王尉霖立即返还马开基、刘芳105000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王琼、王尉霖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琼与王尉霖为佳卉公司原股东，佳卉公司于2010年1月29日成立，注册资本4300万元，其中王尉霖占出资3000万元占股权69.77%，王琼出资1300万元占股权30.23%。2017年5月2日，王琼、王尉霖（甲方）与马开基、刘芳（乙方）签订SSKT001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甲方将佳卉公司的股权以43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该合同第四条约定：因本协议的签订及办理有关股权变更或土地交易过户过程中产生的所有税款和一切费用（包括按国家有关规定应由甲方缴付的所有税款和费用）全部都由乙方承担支付。合同第六条第1款约定，甲方保证对出让给乙方的股权拥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保证公司资产土地的使用产权没有质押，没有纠纷，公司在本协议签订前没有债务，否则甲方双倍返还已收的股权转让金。2017年12月5日，王琼与马开基，王尉霖与马开基，王尉霖与刘芳相继签订了三份《股权转让协议》，分别约定王琼将自己在佳卉公司占有的30.23%股权以1299.89万元价格转让给马开基，王尉霖将自己在佳卉公司占有的35.77%股权以1538.11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马开基，王尉霖将自己在佳卉公司占有的34%股权以146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刘芳。同时，三份《股权转让协议》还约定保证对拟转让的股权拥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保证该股权没有质押，并免遭第三人追索，保证公司资产没有抵押，公司没有给第三人做担保，且没有外债，否则应由王琼、王尉霖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另查明，马开基分别于2018年4月3日、4月6日向王琼共转账105万元。佳卉公司于2020年1月3日向税务机关缴纳2012年3月1日至2012年3月31日期间的印花税21500元。2020年10月13日，税务机关作出《税务事项通知书》，通知佳卉公司：经核实，你单位名下位于儋州市那大中兴大街西段南侧那大控规28-03号街区xVII3的土地【土地证号：儋国用（2012）第XXXX号】为住宅用地，不属于种植、养殖、饲养的专业用地，不符合享受“采摘观光的种植养殖土地免土地使用税”的条件，现已依法终止你单位2018年12月14日作出的“采摘观光的种植养殖土地免土地使用税”减免税备案。请你单位于接到本通知之日起15日内到儋州市税务局大厅申报缴纳该地块2012年3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属期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及滞纳金。   一审法院认为：从审理情况及本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看，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关于马开基和刘芳应否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儋州市税务局（办税服务厅）缴纳税款及滞纳金问题；2.关于王琼、王尉霖应否向马开基、刘芳支付城镇土地使用税1259832.9元及滞纳金1054875.17元、印花税21500元的问题3.关于马开基支付给王琼1050000元应否返还的问题。一、关于马开基和刘芳应否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儋州市税务局（办税服务厅）缴纳税款及滞纳金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九条“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义务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的规定，本案中王琼、王尉霖主张马开基、刘芳前往税务机关纳税个人所得税，该税的法定纳税义务人为王琼、王尉霖。虽然各方当事人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股权转让中产生的税费由马开基、刘芳承担合法有效，但该条款只能理解为王琼、王尉霖已实际向税务机关缴纳的税费，最终由马开基、刘芳来承担，而不能通过合同的约定来改变法定的纳税义务人，亦不能通过法院判决的方式来改变法定的纳税义务人。否则，若马开基、刘芳没有能力缴纳本应由法定纳税义务人王琼、王尉霖缴纳的税款，则导致国家税收的损失。且王琼、王尉霖最终应缴纳多少个人所得税，需经其本人申报，税务机关审核才能最终确定。因此，对王琼、王尉霖诉请马开基和刘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儋州市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分别缴纳税款1419195元和1351061.8元，并承担该税款孳生的滞纳金不予支持。二、关于王琼、王尉霖应否向马开基、刘芳支付城镇土地使用税1259832.9元及滞纳金1054875.17元、印花税21500元的问题。马开基、刘芳诉请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的纳税义务人为佳卉公司，且城镇土地使用税未实际缴纳，印花税虽已缴纳，但是以佳卉公司的名义缴纳。故马开基、刘芳的该项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三、关于马开基支付给王琼1050000元应否返还的问题。马开基认为该1050000元是给王琼缴纳股权转让产生的个人所得税，因王琼未用于缴纳其个人所得税，因此应该返还。王琼认为是因开具工程款及其他费用发票而支出的办事费用。马开基未提供任何直接证据证明该1050000元是给王琼缴纳股权转让产生的个人所得税，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2018）琼9003民初8956号民事判决第12-13页载明“第三人王琼主张该两笔款是因马开基受让股权，支付股权转让款产生增值税，需要开具发票，即转钱给其让其代为办理开具发票”，首先该判决并未生效，该案认定事实，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其次，马开基在另案中向法院出具情况说明称该款为股权转让款，其陈述前后不一致。因此根据其提供的证据不能确认该笔款项是马开基给王琼缴纳股权转让产生的个人所得税。马开基诉请王琼返还105000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琼、王尉霖，马开基、刘芳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琼、王尉霖的诉讼请求；驳回马开基、刘芳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14374元，由王琼、王尉霖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6944.83元，由马开基、刘芳负担。   本院认为，王琼、王尉霖起诉请求判决马开基和刘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儋州市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分别缴纳税款1419195元和1351061.8元，并承担该税款孳生的滞纳金。而税款的稽征属于税务机关的职能，如何稽征税款及确定谁是纳税义务人属于税务机关的职能，不属于法院主管的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因此，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依法应当驳回王琼、王尉霖的起诉。如王琼、王尉霖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后认为该费用按约定应由马开基、刘芳承担，其可另行起诉。此外，反诉虽然本质上是独立的诉，但其与本诉需具有牵连性，现本诉不属于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故反诉的基础已经丧失，反诉亦应当被驳回。如马开基、刘芳认为其权利受到侵害，可另行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2020）琼9003民初520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王琼、王尉霖的起诉；   三、驳回马开基、刘芳的反诉。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4374元，退还王琼、王尉霖；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16944.83元，退还马开基、刘芳；二审王琼、王尉霖缴纳的案件受理费28748元退还王琼、王尉霖，二审马开基、刘芳缴纳的案件受理费33889.66元退还马开基、刘芳。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赖永驰   审判员 叶玉华   审判员 万晓霞      二○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王雪娟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第一百五十四条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   （一）不予受理；   （二）对管辖权有异议的；   （三）驳回起诉；   （四）保全和先予执行；   （五）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   （六）中止或者终结诉讼；   （七）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   （八）中止或者终结执行；   （九）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十）不予执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   （十一）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   对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裁定，可以上诉。   裁定书应当写明裁定结果和作出该裁定的理由。裁定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口头裁定的，记入笔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二百三十三条反诉的当事人应当限于本诉的当事人的范围。   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或者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事实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   反诉应由其他人民法院专属管辖，或者与本诉的诉讼标的及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理由无关联的，裁定不予受理，告知另行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