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13民终1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邵国强，女，1950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南充市顺庆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蒲立科，南充市天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邵国华，女，1940年5月11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重庆市万盛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蒲立科，南充市天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国虎，男，1957年2月13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南充市顺庆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刿，南充市顺庆区诚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邵国强、邵国华因与被上诉人邵国虎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2020）川1302民初71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邵国强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判令邵国强、邵国虎及邵寇氏等于1994年3月25日签订的合同无效；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邵国虎承担。事实及理由：邵国强、邵国华与邵国虎均是邵寇氏的亲生子女。邵寇氏于1996年2月8日去世，生前对位于顺庆区××巷××号共有房屋，于1988年4月8日在顺庆司法所律师的公证见证下立了遗嘱。为继承，双方曾多次发生纠纷，社区、公安调解多次未果。邵国虎逼迫邵国华把母亲的房子分给邵国虎，但母亲不同意。邵国虎于1994年3月25日来到邵国华处，逼迫邵国华按其意思写了××巷××号产权55.63平方房屋的分配合同，邵寇氏的手印是邵国虎捺的（母亲邵寇氏根本不知情），邵国华的手印是邵国华本人捺的，邵国强的手印是邵国华捺的（邵国强也根本不知情），邵国虎的手印是其本人捺的。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该合同无效，失效，应予以撤销。 邵国华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判令邵国华、邵国虎及邵寇氏等于1994年3月25日签订的合同无效；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邵国虎承担。事实及理由：邵国强、邵国华与邵国虎均是邵寇氏的亲生子女。邵寇氏于1996年2月8日去世，生前对位于顺庆区××巷××号共有房屋，于1988年4月8日在顺庆司法所律师的公证见证下立了遗嘱。为继承，双方曾多次发生纠纷，社区、公安调解多次未果。邵国虎逼迫邵国华把母亲的房子分给邵国虎，但母亲不同意。邵国虎于1994年3月25日来到邵国华处，逼迫邵国华按其意思写了××巷××号产权55.63平方房屋的分配合同，邵寇氏的手印是邵国虎捺的（母亲邵寇氏根本不知情），邵国华的手印是邵国华本人捺的，邵国强的手印是邵国华捺的（邵国强也根本不知情），邵国虎的手印是其本人捺的。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该合同无效，失效，应予以撤销。 邵国虎辩称：1994年3月25日的合同，是真实的意思表示。1．（2020）川1302民初2240号的开庭记录和（2020）川1302民初7169号的案件记录，邵国强均认可该协议的真实性。2．房管所向邵国强、邵国虎还房的时间是1994年4月8日、1994年5月5日。他们二人拆迁还房了。如果没有协议出现、协议不是真实的，房管局不会作出还房通知。邵寇氏1996年去世，家庭协议和赠予合同的真实性是无法否认的。综上，请求驳回上诉。 邵国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1994年3月25日由邵国虎、邵国强、邵国华及邵寇氏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2．判令邵国强、邵国华协助邵国虎办理顺庆区××街××号××号××单元××层××号的房屋产权手续；3．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邵国强、邵国华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8年4月8日，邵寇氏立下一份《遗嘱》，载明终审判决确定属于其个人的财产，由邵国虎、邵国强、邵国华继承。《遗嘱》有在场人、代书人签字。 1988年11月23日南充市国土局办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国用申登（中城）字第309号）记载：地址为××巷××号；土地使用者为邵国虎；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面积为47.32平方米。1991年5月14日、1991年5月15日由南充市房地产管理局颁发的两份《房屋共有权保持证》（南权字第00358号、南权字第00359号）载明：××巷××号房屋建筑面积为43.10平方米，系邵国强、邵寇氏、邵国华、邵国虎等四人共有。邵寇氏、邵国虎均收到了相关房屋所有权证书。 1992年10月15日南充市房地产市场基建办公室与邵国强、邵寇氏、邵国华、邵国虎签订了《拆迁协议》一份，记载：由邵国强、邵寇氏、邵国华、邵国虎四人共有位于××巷××号房屋被依法拆迁，拆迁后四人分得的房屋建筑面积为55.63平方米。1994年3月25日，邵寇氏、邵国华、邵国强、邵国虎四人又签订《合同》一份，约定：××巷××号产权55.63平方米，邵国华、邵国强、邵国虎每人分13.91平方米，邵寇氏分得13.9平方米，邵寇氏将分得的13.9平方米给邵国虎，邵寇氏今后由邵国虎抚养，邵国华将分得的13.91平方米卖给邵国强。邵国华、邵国强、邵国虎均在《合同》上签字捺印，邵寇氏由邵国华代签名，由邵寇氏本人捺印。后邵寇氏跟随邵国虎生活至1996年2月8日去世。 1994年4月18日、1994年5月5日南充市房地产市场基建办公室向市房产监理所发出关于邵国虎、邵国强办理产权通知书各一份，关于邵国虎通知书记载：邵国虎原住南充市××巷××号，拆迁原房产权建筑面积为27.81平方米。现新安置还房在仪凤街第1幢1单元7楼15号房屋，二室一厅，建筑面积为56.29平方米，楼层价差下浮5%。新安置房四至界限墙界相连处均为共墙，房屋补差款已结清，请给予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书。后邵国虎支付了房屋差价8922.43元，该办公室出具了收款凭证。在该通知书上，南充市民政局地名办于2007年4月18日批注此证所示门牌号已变更为顺庆区××街××号××号××单元××层××号，并加盖南充市地名办公室楼门牌号码确认专用章。拆迁安置还房后邵国虎一直在该房屋中居住。 易清莲为邵荣华之妻，邵正中、邵正芳、邵正国、邵正琼、邵正蓉为邵荣华与易清莲的子女，诉讼中，六人向本院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意见为对于邵寇氏、邵国虎、邵国强、邵国华四人关于××巷××号住房的处理结果与六人无关并不持有异议，同时承诺对案涉房屋不主张任何权利。一审法院当庭与易清莲方联系并核实该《承诺书》意见属实。 一审法院认为，邵国虎、邵国强、邵国华以及邵寇氏签订的《合同》，是各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的规定，也不违背公序良俗，合法、有效，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邵国强抗辩合同并非邵寇氏真实意思表示应撤销，与其自认邵寇氏当场捺印的事实不符，且未提供相反的证据证明，其主张无理，不予支持。即使邵国强有证据证明合同不是邵寇氏真实意思表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三）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其撤销权业已消灭，其要求撤销合同的抗辩亦不予支持。另从签订合同后，邵寇氏便随邵国虎生活至其去世，以及1994年4月18日、1994年5月5日南充市房地产市场基建办公室已向市房产监理所发出关于邵国虎、邵国强办理产权通知书等事实可见，邵国虎、邵国强、邵国华均已实际履行完《合同》之权利义务，邵寇氏在生前已将其所有的13.9平方米房屋转移给了邵国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第一百九十二条“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之规定，故现邵国强即使作为邵寇氏之继承人，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应撤销主张不应支持。至于邵国强认为邵国虎应赡养母亲，但其他经常与母亲吵架，母亲病重也不通知邵国强，对母亲不好不该得房子的抗辩，无证据支撑，其主张的事实不予确认。关于合同效力的确认，不同于债权请求权，不适用时效的规定，故对其提出的本案早已过了诉讼时效的抗辩不予支持。故对于邵国虎主张合同有效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条“遗嘱人可以撤销、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之规定，1993年3月25日邵寇氏、邵国华、邵国强、邵国虎四人签订《合同》，虽涉及邵寇氏的财产，但并不是遗嘱，是其生前对财产的赠与、处分。1988年4月8日，邵寇氏立下一份《遗嘱》也非公证遗嘱。故邵国强以《遗嘱》为公证遗嘱不能变更，应由邵国虎、邵国强、邵国华继承的主张，不能成立。至于其提出母亲邵寇氏的遗产是邵国强打了多年的官司才争取到的，对邵国强为这个家庭付出了这么多，应由邵国虎补偿的主张，其应在四人签订《合同》时提出，因四人通过《合同》已处分了共有财产，故其抗辩不应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之规定，邵国强、邵国虎、邵国华作为该合同相对人，均有法定附随义务，协助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一方办理房屋产权登记证书。故对于邵国虎主张要求邵国强、邵国华协助邵国虎办理顺庆区××街××号××号××单元××层××号的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因邵国强、邵国虎均有相互协助办证之义务，故对本纠纷的引起，本应承担对等责任，邵国虎表示自愿承担本案诉讼费，予以准许。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第六十条、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判决：一、邵国虎与邵国强、邵国华及邵寇氏于1994年3月25日签订的《合同》有效；二、邵国强、邵国华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邵国虎办理顺庆区××街××号××号××单元××层××号房屋的所有权登记手续。本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邵国虎承担。 二审中，邵国强、邵国华提供邵国华书写的说明一份，拟证明案涉合同是无效的，是虚假的；《拆迁协议》复印件一份，拟证明邵国强、邵国华对该《拆迁协议》不知情。 邵国虎的质证意见为：对邵国华的说明，三性不予认可，邵国华也是上诉人，其给自己出证明，真实性无法认定。对拆迁协议，当时拆迁不像现在这么正规，但是协议的真实性无可置疑。 因邵国强称其未在《合同》上捺印，本院征求了邵国强的意见，问其是否申请指纹鉴定。邵国强开始表示要申请指纹鉴定，后又以合同无效为由表示不申请指纹鉴定。 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案涉《合同》是否有效？首先，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该《合同》是由上诉人邵国华所书写，邵国强虽抗辩称其并未在该《合同》上捺印，其也根本不知情，但一方面，邵国强明确表示了自己不申请指纹鉴定，其应承担不利的后果；另一方面，邵国强的该抗辩也与其在本案一审庭审中所述的“我在现场。”、“当时我们是想快点把房子处理了，没有反对。”相矛盾。其次，该《合同》载明了“母亲13.9㎡给儿子今后由儿子供养……”邵国强在一审庭审中回答法官“母亲是不是跟到原告居住的？”、“合同签订之前母亲跟到谁在生活？”的提问时所作的“合同签了之后就跟到原告居住的，按合同约定原告就应该赡养母亲……”、“跟到我生活的。”的回答，可以认定邵国强、邵寇氏、邵国华、邵国虎实际履行了该《合同》的内容。第三，邵国华、邵国强抗辩的邵国虎对母亲不好，不该得房子的，缺乏证据证实，难以采信。故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合同》合法有效，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同时，对于合同效力的确认，不同于债权请求权，不适用时效的规定，故一审判决对邵国强提出的本案早已过了诉讼时效的抗辩不予支持，符合法律规定。 邵寇氏于1988年4月8日立下的《遗嘱》为代书遗嘱，并非公证遗嘱。邵国强、邵国华、邵国虎及邵寇氏在明知有代书《遗嘱》存在的情况下，于1994年3月25日以签订《合同》的方式，对邵寇氏的赡养问题及邵寇氏分得的房屋的处置问题达成了一致协议，该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且已实际履行，故一审法院对邵国虎要求邵国强、邵国华协助其办理顺庆区××街××号××号××单元××层××号的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邵国强、邵国华各负担2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长 程 鹰 审判员 唐晓兰 审判员 苟 豪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王海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