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6民终2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湘南，女，1984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927。委托诉讼代理人：关志雄，广东万士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谭健婷，女，1983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228。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锦莹，广东海迪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梓宾，广东海迪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潘敬洪，男，1982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611。委托诉讼代理人：关志雄，广东万士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湘南因与被上诉人谭健婷及原审被告潘敬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20）粤0606民初138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湘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谭健婷对王湘南的诉讼请求；2.判令谭健婷承担本案的一、二审的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谭健婷并没有向王湘南出借30万元。一审过程中，谭健婷虽然提供了向王湘南转账30万元凭证以及与王湘南的微信聊天记录，但该聊天记录无法证实谭健婷向王湘南出借款项，王湘南也没有确认欠谭健婷款项。至于利息一事，微信中也只有谭健婷单方面提及，王湘南也没有确认。而一审法院却认定借款的事实，属认定事实错误。王湘南在一审过程中已提交谭健婷向王湘南转款后，王湘南立即向案外人关兆全、余连珊转款的转账凭证，从而证实王湘南是根据谭健婷的指示，将案涉的款项代谭健婷向案外人关兆全、余连珊的转款，并非王湘南向谭健婷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出借人是否具备出借能力，是审查借贷是否发生的关键。王湘南向一审法院提交了4份民事判决书，虽然案件是2016年立案受理，但从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可知，谭健婷是自2012年开始向案外人借款达百万元。如果谭健婷向王湘南出借30万元时资金充裕，那么谭健婷无须再向案外人借款。这证明谭健婷向王湘南转款30万元时根本不具备出借能力。但一审法院却认为谭健婷虽自2012年起向他人借取款项，但不能以此认定谭健婷缺乏出借30万元的资金来源，一审法院对此认定错误。王湘南认为，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错误的情况下作出错误的判决，损害了王湘南的合法权益，故王湘南特提出上述上诉请求，恳请二审法院采纳，并依法改判。谭健婷辩称:一、王湘南认为单凭微信聊天记录无法证明借款事实，实际上，微信聊天记录不只是谭健婷一方的话语，也有王湘南的回应，此外还有王湘南的还款记录。（一）2014年11月22日王湘南说：“欠你的钱减去红酒钱，剩下的你给我个数，明吗？”由此可见，是王湘南主动要求谭健婷算出应还款数额。（二）2015年6月11日，王湘南向谭健婷付了1000元后说：“还着给你先，只可以有就慢慢还了”“哎，我可以的话就每个月还点给你，慢慢给你都好过没有，我怕一下子还不了你几万，因为钱又一直用在其他地方，最后都累积不了给你”，这是王湘南还了1000元后又因为拖欠这钱对谭健婷表示歉意。（三）2015年7月22日，谭健婷向王湘南催款：“湘，什么时候可以转给我，真的搞不定，银行今天又打电话给我”，王湘南回答：“这个月真的不行”“你跟其他人借借先，下个月发工资我还给你”“我只可以承诺你，下个月发工资我就转3000给你，但这个月我真的不行”，这是谭健婷催款，王湘南表示无力偿还及承诺发工资后偿还部分。（四）2015年8月10日，王湘南向谭健婷付了3000元后，说：“还着3000给你先，加上上次1000，一共4000”，这是王湘南偿还部分借款的行为。（五）2018年8月16日王湘南问：“你算个数给我还差你多少”，这是王湘南主动要求谭健婷明确应还款数额。（六）2015年12月10日谭健婷说：“我真的不是逼你，我是真的没办法了”，王湘南回答：“我都明白，其实今天你不问我我晚点都会转给你……”这是谭健婷催款，王湘南表示无力偿还的回复。（七）2019年1月22日，王湘南问谭健婷：“我现在总共差你多少钱？”这是王湘南主动要求谭健婷明确应还款数额。（八）2019年7月10日，因为谭健婷儿子要交学费，谭健婷告知王湘南：“湘，收了工资都不够交学费，你这个月可否还些给我”，王湘南回答：“我的也要交学费，大的要交，小的也要交，还要还卡数”，谭健婷让王湘南想想办法，王湘南说：“我已经在问人了，问我老公了”。这是谭健婷催款，王湘南表示无力偿还的回复。如上所述，王湘南已多次表明要还款的态度，也从未否认欠款的事实。若王湘南没有向谭健婷还款，那么王湘南如何解释这么多的聊天内容。聊天内容可见双方都很客气，都很在乎双方的友谊，这是因为，双方既是曾经的同学，又是现在的同事。二、王湘南主张谭健婷没有能力出借款项给王湘南不是事实。王湘南认为谭健婷当时都还向亲人借钱，因此没有出借能力，并为此列举了谭健婷所涉案件，但相关案件的相对方都是谭健婷的亲人（亲姐夫、母亲、表兄弟）。在2014年谭健婷夫妇经营农庄时，伯父、母亲、表兄弟也参与了投资，但农庄经营不善，在2016年左右亏本倒闭，谭健婷为了不亏待自己的亲人，于是自己承担了债务，把亲人的投资当成借款，并且让亲人起诉自己。这些案件与银行的案件一起在法院就其财产一并参与分配，均已经执行完毕，谭健婷并没有资不抵债，也不是限高、失信名单的人员。三、王湘南认为其是代谭健婷向关兆全、余连珊转款，是无中生有。谭健婷根本不认识关兆全、余连珊，而且要借钱给他人，也不需要假借中间人的手。且该陈述并无任何证据支撑，明显是王湘南为躲避债务而作出的虚假陈述。请法院对王湘南的虚假陈述作出相应的惩戒，以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综上所述，谭健婷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王湘南的上诉，维持原判。潘敬洪述称：同意王湘南的上诉请求。谭健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湘南、潘敬洪向谭健婷偿还借款本金30万元；2.判令王湘南、潘敬洪向谭健婷支付利息36890元（从2013年4月13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暂计至2020年4月13日）；3.判令王湘南、潘敬洪对所欠谭健婷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王湘南、潘敬洪承担。一审诉讼过程中，谭健婷放弃上述第3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4月12日，谭健婷向王湘南转账支付10万元。2013年6月13日，谭健婷向王湘南转账支付20万元，其中一笔14万元，另一笔6万元。2014年11月22日，王湘南向谭健婷发送信息，询问减去红酒款剩余多少钱。谭健婷回复：“你要红酒数，系两次的，一次6箱，第二次12箱。”王湘南回复：“嗯，你减减个数，复个数卑我”“差你既数减红酒钱，剩下的钱卑个数我，明吗？”谭健婷回复：“不如感啦，我上次讲过，葛30个我收左既息，就算系我收左既，但我宜家又计唔到确实既数，就当系30先，我地到时再减好无？”王湘南回复一个“OK”的表情符号。谭健婷回复：“300000－（6＋12）×6×85=290820”。王湘南分别于2018年7月13日、2018年8月16日、2018年11月2日、2019年2月2日、2019年3月10日通过微信向谭健婷转账，各次金额均为500元。其中2018年8月16日转账后，王湘南向谭健婷发送信息：“你计计个数我仲差你几多。”2020年6月4日，谭健婷诉至一审法院。一审庭审中，谭健婷确认其所述已收到的48160元包括上述红酒款。另查明，王湘南、潘敬洪于2007年1月15日登记结婚。一审法院认为，谭健婷与王湘南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谭健婷主张向王湘南出借30万元，能够提供银行转账凭证予以证明。同时，在谭健婷举证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王湘南确认欠有谭健婷款项，对于谭健婷提到利息一事也未表示异议，谭健婷提到的“30个”“300000”也可以与转账金额相互印证。因此，对于谭健婷主张向王湘南出借30万元，一审法院予以采纳。王湘南抗辩谭健婷转账并非支付借款，而是要求其向关兆全、余连珊转交款项，但未能举证证明谭健婷向其作出该项指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王湘南抗辩谭健婷自2012年至今借款达百万元，而且未能全部清偿。但首先，王湘南、潘敬洪举证的4份民事判决书，所涉案件均于2016年立案受理，故并不能反映谭健婷在本案借款出借时即2013年是否具备清偿债务的经济能力。其次，虽然根据民事判决书查明事实可知谭健婷自2012年起向他人借取款项，但并不能以此认定谭健婷缺乏出借30万元的资金来源。因此，对于王湘南抗辩与谭健婷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谭健婷主张王湘南借款时约定按月利率3%计算利息，但未能举证证明，故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谭健婷、王湘南虽然在聊天记录中提及利息，但未说明具体计算利率，属于对利息约定不明确，应视为不支付利息。因此，对于谭健婷确认已收到的48160元，应作为本金予以扣减，即王湘南未偿还的借款本金为251840元。对于谭健婷主张王湘南偿还借款本金30万元，一审法院仅支持其中251840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对于谭健婷主张的利息，一审法院仅支持自谭健婷起诉时即2020年6月4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超出部分不予支持。案涉借款金额已经超出一般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谭健婷所举证的照片也不足以证明王湘南借款是用于王湘南、潘敬洪家庭共同生活。谭健婷主张王湘南借取的款项用于王湘南、潘敬洪共同经营酒吧、夜总会、红酒销售，但也未能举证证明。对于谭健婷主张案涉借款属于王湘南、潘敬洪夫妻共同债务，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一、王湘南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谭健婷偿还借款本金251840元及利息（以251840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4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谭健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3176.68元（谭健婷已预交），由谭健婷负担776.68元，王湘南负担2400元。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并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本院围绕王湘南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结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对本案二审争议问题分析如下：关于谭健婷向王湘南转账的30万元款项性质问题。诉讼中，双方各执一词。谭健婷主张该30万元是借款，并提供了三笔共30万元的转账凭证以及转款后其与王湘南之间的多次微信聊天记录；王湘南则认为其二人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案涉30万元是其按谭健婷要求转交给案外人关兆全、余连珊的款项。经审查，其二人微信聊天谈及的王湘南曾欠谭健婷债务“30个”“300000”与案涉转款金额30万元高度吻合，此其一。其二，双方在微信聊天中也提及谭健婷基于双方之间的该债务曾收取王湘南利息。其三，王湘南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谭健婷曾向王湘南作出转款给案外人关兆全、余连珊的指示，而谭健婷坚称其并不认识案外人关兆全、余连珊，故应由王湘南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合以上分析，谭健婷主张其向王湘南出借了30万元，有理有据，本院予以采信；王湘南上诉认为该30万元转款并非借款，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案涉30万元转款发生时谭健婷是否具备出借能力的问题。王湘南上诉认为谭健婷当时不具备出借30万元的经济能力，并提供了谭健婷涉案的4份民事判决书。经审查，该4份民事判决书既不能否定该30万元转款属于谭健婷的自有资金，也不足以认定谭健婷其时的经济能力无法出借30万元。换言之，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谭健婷在本案借款发生当时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王湘南据此上诉主张其与谭健婷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王湘南上诉理由不成立，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77.6元，由上诉人王湘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梁绮云审 判 员 袁秋华审 判 员 莫志恒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刘涵玉书 记 员 陈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