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6民终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军，男，1975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福山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敏，女，1973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福山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广连，烟台福山高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市福山区高疃镇王家疃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烟台市福山区高疃镇王家疃村。法定代表人：郭新太，该村村委会主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新禄，男，1956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福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本松，男，1948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福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秀兰，女，1947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福山区。上诉人王**军、王**敏因与被上诉人王秀兰、郭新禄、王本松、烟台市福山区高疃镇王家疃村村民委员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2020）鲁0611民初18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军、王**敏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审法院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四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村委会与三被告签订承包合同时,存在权利瑕疵,违反法律规定。法庭调查中第一被告与第二被告、第三被告、第四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未经民主程序,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予确认无效。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4条第九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8条第(三)项规定了农村土地承包方案应当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7条第2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14条第2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8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15条第2款规定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从上述法律规定看,除了在承包期限内对个别农户的土地承包进行调整外,民主议定程序适用的是承包方案。至于本案上届村委会在与被上诉人郭新禄、王本松、王秀兰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前,是否将村民的承包经营方案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与本案上诉人的承包合同效力有直接关联。况且,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上届村委会在与上诉人签订合同前,未将村民的承包经营方案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属越权发包。故上诉人王**军、王**敏的母亲刘美华与村委会的土地承包合同是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真实、合法、有效,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二、本案诉争土地的发包不符合上述条件,是原村委支部书记做出的决定,时任村委会会计改动了土地承包合同,完全不是在公开场合下完成,存在以杈谋私,损害村民集体利益的情形。综上所述,被上诉人王家疃村民委员会与被上诉人郭新禄、王本松、王秀兰签订的《土地合同》违反法律规定。请二审法院依据本案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撤销—审错误判决,依法改判,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家疃村民委员会1999年9月15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承包期30年内有效,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烟台市福山区高疃镇王家疃村村民委员会二审庭审答辩称：同一审意见。被上诉人郭新禄、王本松、王秀兰二审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王**军、王**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四被告依法归还位于高疃镇王家疃村土地，一级地1.48亩，二级地0.974亩，三级地1.8亩，总计4.254亩。2.诉讼费由四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敏与王**军系姐弟关系。二原告父亲王维汉，于1996年去世。二原告母亲刘美华，于2017年去世。二原告与郭新禄、王本松、王秀兰均系烟台市福山区高疃镇王家疃村村民。原告与发包方被告村委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合同期限从1999年9月15日截止到2029年9月15日，土地口粮地总计4.254亩。合同第三项约定，乙方刘美华因情况变化无力经营承包土地，可申请终止合同或部分变动承包土地面积，经双方协商同意，由甲方全部或部分收回土地。1999年9月15日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二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据一、烟台市福山区高疃镇王家疃村民委员会2019年9月24日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及二原告父母死亡证明。证明亲属关系、死亡证明。证据二、烟台市福山区高疃镇王家疃村民委员会2019年9月24日出具的三被告土地状况证明，证明三被告正在使用原告的土地。证据三、原告与发包方被告村委会土地承包合同书一份，证明原告合同期限从1999年9月15日截止到2029年9月15日，土地口粮地总计4.254亩。证据四、由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政府1999年9月15年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明土地承包的名称及亩数，现在由被告王本松、被告郭新禄、被告王秀兰使用。证据五、第二轮土地承包明细账，该土地明细账记载原告的母亲刘美华土地座落的位置及承包的亩数。被告王本松提交的证据：提交1999年9月15日，我与村委会签订的合同书一份，证明大队原来把我家的土地占了之后，把刘美华家位于墓子塂0.974亩地调给我了，该承包合同上面有记载，合同上写的“墓子塂2.974”，是我们村会计郭新忠写的。被告烟台市福山区高疃镇王家疃村村民委员会提交的证据：提交1999年9月15日，被告王秀兰、被告郭新禄与村委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村委留存的各一份，证明村里当时的书记郭新彬答复，把原告家交回村里的土地调给王秀兰和郭新禄，在承包合同上重新登记了所调整土地的座落、等级和亩数。郭永智是王秀兰的丈夫，他的承包合同土地明细表中记载的“东坡31.8”，及郭新禄的承包合同土地明细表中记载的“门楼堡11.14”，都是由郭新忠登记记载的。郭新禄家的土地，原告当时交回村委的是1.48亩，后来因为修金山路辅路，被占用了0.34亩，所以郭新禄实际耕种的土地是1.14亩。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家里一共三口人，分别是刘美华、王**军、王**敏。涉案土地是三个人的口粮地。四被告认为，原告方陈述属实。王**军户口一直在王家疃村，王**敏户口2002年从王家疃村迁至高疃南村，2010年王**敏离婚后，于2020年6、7月份将户口迁回王家疃村。2014年原告母亲刘美华为承包地的事曾到高疃镇政府找过。一审法院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二原告母亲刘美华代表原告家庭与烟台市福山区高疃镇王家疃村村民委员会，于1995年9月15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系双方自愿且真实的意思表示，具有法律约束力。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原、被告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双方在合同书中明确约定，本合同一经签订即具法律效力，变更或解除合同，必须经双方协商同意。刘美华因情况变化无力经营承包土地，可申请终止合同或部分变动承包土地面积，经双方协商同意，由烟台市福山区高疃镇王家疃村村民委员会全部或部分收回土地。合同同时对承包方刘美华应当承担的农业税、粮油定购任务和承包费等做了明确约定。关于刘美华是否自愿主动将其家庭所承包的土地交回王家疃村委会的事实认定问题。2014年1月17日，刘美华在高疃镇政府信访办工作人员所做调查中陈述，1999年王家疃村土地二轮延包后，村里分给的三块口粮地，我从未耕种过。2001年正月，我离开王家疃去了海南，大约在2004年或2005年回到王家疃村。在我离开的几年间，每年春节回来过年，还有我母亲去世回来过。回来的几次，我从来没有问过自己的土地现在由谁耕种。从1999年二轮延包分到三块地，到我2001年离开王家疃，以及后来2004年或2005年回到王家疃，我从未交过农业税，也没交过“三提五统”。根据刘美华的上述陈述，一审法院认为，作为一个赖以土地生存的农民，在承包口粮田以后，既不耕种自己的口粮田，也不上交农业税和“三提五统”，且因故外出居住生活的3、4年间，回家过年时，也不了解自己的土地状况，询问自己的土地现在由谁耕种，显然违背常理。烟台市福山区高疃镇王家疃村村民委员会现任村委会主任郭新太在一审法院调查中的陈述、2014年3月27日村委会时任村干部郭光荣在高疃镇政府信访办工作人员所做调查中的陈述、2014年1月16日烟台市福山区高疃镇王家疃村村民委员会时任及现任会计郭新忠在高疃镇政府信访办工作人员所做调查中的陈述，均可证明当年刘美华因到海南给王**军看孩子，家中所承包的口粮田在无人耕种、且需上交农业税和“三提五统”的情况下，找到时任党支部书记郭新彬，主动要求将所承包的口粮田全部退回王家疃村委会的事实。王家疃村委会在同意刘美华的交地申请后，即安排会计郭新忠于2001年在村委会的土地承包明细账中，将原告家庭原来承包的三块土地分别标注“交出”、“转王本松”，且将三块土地的坐落、等级、亩数，分别添加在郭新禄、王本松、王秀兰三户家庭，与烟台市福山区高疃镇王家疃村村民委员会所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中，且该三块土地已由郭新禄、王本松、王秀兰三户家庭实际耕种。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刘美华因自身家庭原因，在无力经营承包土地的情况下，自愿主动将其家庭所承包的土地交回王家疃村委会。刘美华与烟台市福山区高疃镇王家疃村村民委员会经协商一致，已解除了1995年9月15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关于二原告是否知晓且认可刘美华自愿主动将所承包的土地交回王家疃村委会的事实认定问题。庭审中，原告方分别陈述了二原告的简历情况。从二人的简历看，1995年9月15日二原告的母亲刘美华与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二原告当时正在海南打工并在海南长期居住生活。庭审中原告方陈述，因为二原告都在海南，也不管理土地，家里关于土地的事情，基本都是刘美华说了算，所以刘美华也没有必要告诉二原告已将承包地交回村委，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刘美华的交回土地行为，系代表包括二原告在内以家庭方式交回土地行为。庭审中原告方主张，刘美华到海南之后居住生活的几年间，未告知二原告已将承包地交回村委.因原告家的承包地，是二原告及刘美华三个人的承包地，而刘美华交回土地时，二原告均已成年。对于一个农民家庭，交回所承包的土地，对如此重大的家庭问题，刘美华却不告知自己的已成年子女，显然违背常理。诉讼中，原告方主张，二原告知晓后曾去村委口头说过，但没有书面记录.对此，烟台市福山区高疃镇王家疃村村民委员会予以否认，主张二原告没有到村委找过土地的问题。因原告方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证实，故其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二原告对刘美华的交回土地行为是知晓且认可的。综上，因原告家庭与烟台市福山区高疃镇王家疃村村民委员会经协商一致，已解除了1995年9月15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二原告现在起诉要求返还承包土地，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其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军、原告王**敏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二原告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二上诉人为姐弟，二上诉人父亲王维汉于1996年去世，母亲刘美华于2017年去世；1999年9月15日，在被上诉人王家疃村委会进行二轮延包时，上诉人母亲刘美华代表二上诉人分得三人家庭承包地4.254亩，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具体承包内容，承包期限至2029年9月15日；1999年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刘美华种植农作物，自2000年始二上诉人及刘美华均未耕种涉案土地，亦未交纳涉案土地的提留或承包费用；被上诉人王家疃村委会于2001年左右（信访部门笔录记载或为2002年），将涉案土地分配给因故失地的被上诉人王秀兰、郭新禄、王本松三个农户，并在村委会土地登记中予以记载；2014年1月，高疃镇政府信访办收录了刘美华对于涉案土地的信访情况；2020年7月28日，二上诉人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四被上诉人按土地承包合同及经营权证的记载返还土地，形成本案。上诉人提起上诉的理由是：上诉人家庭3人的承包地经1999年承包合同及经营权证确认，上诉人及母亲刘美华并未将土地退还给村委会，村委会无权将土地发包给另外三被上诉人，被上诉人理应将上诉人家庭承包土地返还给上诉人。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承包合同及承包经营权证登记承包人刘美华与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第三条，关于刘美华无力经营土地，经双方协商，村委会全部或部分收回土地的约定、刘美华的信访笔录记载内容、上诉人及刘美华自2000年放弃耕种土地及不履行承包义务的事实、上诉人及刘美华与被上诉人王秀兰、郭新禄、王本松之间不存在流转关系的事实等等，一审法院认定刘美华作为承包主体的代表，于2000年始放弃耕种土地，并将1999年通过延包取得的家庭承包土地返还给被上诉人村委会，并无不当；上诉人仅以上诉人作为家庭成员未明确表示同意，及2014年刘美华信访过土地问题，而主张被上诉人村委会违法发包，理由不当。另外，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办发明电[2004]15号《关于尽快恢复撂荒耕地生产的紧急通知》、国办发明电[2004]21号《关于妥善解决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紧急通知》中，均对于承包期内出现撂荒土地情形发包方村委会等可通过重新发包或动员流转方式解决，严禁出现土地撂荒问题，本案中被上诉人村委会在承包人刘美华表示放弃耕种土地，实际至2000年不再耕种撂荒土地的情形发生时，将土地调整给其他失地农户，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诉人在撂荒土地的20年后要求返还原承包地，依据不足。至于二上诉人的承包经营权，应由被上诉人村委会依法解决。综上所述，上诉人王**军、王**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王**军、王**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红岩审判员  于 青审判员  栾建伟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王译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