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2民初15493号原告：广东京邦达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凤凰三横路8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R8Q251。法定代表人：毛卫娜，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鹏，广东佰仕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予笑，广东佰仕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谭加佳，男，1983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玉婷，广东格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东京邦达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谭加佳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鹏、被告谭加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玉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22436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9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劳动合同书》，双方约定被告任职分拣员，合同期限自2018年9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2020年6月1日，被告违反原告内部规定，利用自身工作权限，出于个人目的、非工作用途，通过售后订单信息查询朋友及不认识的同事的电话、地址等信息。被告的前述行为，已严重违反原告内部《信息安全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在发现被告涉嫌违反公司内部规定后，原告即指派相关工作人员对被告进行调查并制作了谈话笔录。谈话过程中，被告承认其确实利用自身工作权限，查询了“一些朋友以及不认识的同事的订单”，同时，被告表示该查询行为并非出于工作用途，且其明知该行为很可能会因违规而遭到处罚。当今社会，个人信息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而京东集团以及原告在内的关联企业，主要从事互联网业务，数据安全更需要提到更高的要求。被告享有的查询数据权限，必须审慎使用才能保障企业的数据安全。被告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原告依法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关系，无需向被告支付任何赔偿金。综上，仲裁裁决书认定事实错误，请求法院判如所请。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1.被告未收到《京东集团信息安全制度》，且原告未举证证明该制度已经过民主程序制订并已出示给被告，故前述文件不能作为原告解雇被告的依据。对于《京东集团奖惩管理制度》，虽然被告在员工手册签收单上签名，但原告从未向被告出示过该管理文件。而且，原告所提交的《京东集团奖惩管理制度》是自行制作打印的，可以自行变更、修改，原告应证明该管理文件与被告签署员工手册签收单时所出示的一致，否则，该文件也不能作为原告解雇被告的依据；2.原告主张的解雇依据是《京东集团信息安全制度》第3条、第35条、第71条和《京东集团奖惩管理制度》第7-3-4-2-17条的规定，但被告并未违反前述规定。即使被告在使用权限时操作不当，也未构成严重违纪行为，未造成原告的重大损失，原告不能据此直接解雇被告，其可进行约谈或再组织被告学习该规章制度的方式来维护权益。被告在原告处工作将近十年时间，被告怀疑原告是为了规避与被告签署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才作出的解雇行为；3.关于谈话记录，原告提及被告在5月31日晚上和6月1日晚上均有使用权限不属实，被告仅在1日晚上上夜班时进行查询，且被告是基于人的正常反应去了解新获得的权限，被告查询后也未做任何记录或使用查询的信息。关于权限的取得，被告确实有售后查询的权限，但在被告2017年转岗时，该权限已被公司收回，被告查询的权限是原告在2020年4月至6月下发的新权限。综上所述，被告的行为不构成严重违纪，原告无理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关系，应当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22436元。经审理查明：被告于2011年11月25日入职广州晶东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晶东公司），双方签订了2次劳动合同，期限分别为2011年11月25日至2014年12月31日、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被告与江苏京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京东公司）签订了1次劳动合同，期限为2018年1月15日至2018年6月30日。被告与原告签订了1次劳动合同，期限为2018年9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被告任职分拣员，适用不定时工时制度。根据被告提交的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显示，自2011年12月至2018年8月，被告的社保缴费单位为广州晶东公司，自2018年9月至2020年3月，被告的社保缴费单位为原告。广州晶东公司、江苏京东公司与原告均系京东集团旗下的关联公司。2011年11月25日，被告签名确认已领取“公司”（指京东集团品牌旗下的公司）发放的《京东集团员工手册》及《京东集团奖惩管理制度》等附件（统称《员工手册》），确认该《员工手册》为2013年6月更新的版本，“公司”已就《员工手册》对其进行了系统的培训和讲解。以“京东集团”名义、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名义或京东集团品牌旗下其他公司名义有效真实更新《员工手册》等规章制度、工作纪律的，视为“公司”作了相应更新，同等适用于处理其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原告提交的《京东集团信息安全管理制度》第三条规定：“共同维护和保障集团信息安全是京东集团每一位员工的职责，员工有责任及义务举报任何违反信息安全制度的行为。集团设立了专门的调查部门——内控合规部，负责接收举报及处理信息安全违规行为”；第三十五条规定：“员工不得利用办公环境浏览、访问与工作无关的信息”；第七十一条规定：“拥有特权或超级权限账号的员工，严禁利用账号权限访问、获取员工本人职责之外的数据信息，严禁利用账号特权查询工作系统数据信息，严禁利用账号特权达到个人目的。若员工违反制度使用账号，京东集团有权对相关事件进行调查，并按照国家法律规定依法追究责任”。原告提交的《京东集团奖惩管理制度》第7-3-4-2-17条规定：“辞退（解除劳动合同）：以下任何一条行为均为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将予以辞退：除因正常工作需要外，将公司内部资料以任何形式发送给他人的行为，包括员工本人的私人邮箱”。原告提交一张《订单查询页面提醒》截图，拟证明在服务单查询页面中已明确注明“数据查询仅限工作业务用途，私用将导致解聘并追究法律责任”。庭审后，原告补交一张截图，拟证明《京东集团信息安全管理规定》已通过京东内部全网发布实施，对京东集团所有员工均有约束力，被告也熟知该制度内容。根据截图显示，在京东企业门户企业搜“京东集团信息安全制度”，可查询“关于发布实施《京东集团信息安全管理制度》的通知”的结果，创建日期为2015年3月12日。被告质证不予确认前述两份截图的三性，主张从未见过和签收过《京东集团信息安全制度实施通知》。原告主张，2020年6月1日，被告出于个人目的，利用自身工作权限违规查询朋友及不认识的同事的电话、地址等售后订单信息。为此，原告提交了《谈话记录》（2020年6月11日）予以佐证。根据原告提交的《谈话记录》显示，被告已签名确认如下事实：我的工作职责是负责卡板周转率的台账；我之前是客服的前台接待，是有售后查询的权限的；在1号晚上我有查询一些朋友及不认识的同事的售后订单；不是工作用途，是出于好奇随便查询了一下朋友同事的售后订单信息；我知道非工作用途的查询是违规的，我接受公司对我的违规行为给予制度对应的处罚；我只是因为获取了之前没有的权限好奇查询，并未做其他事情。2020年6月17日，原告向被告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内容如下：因您严重违反公司制度，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相关规定公司《员工手册》及公司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现正式通知您，自2020年6月17日起解除与您之间的劳动合同。请您在接到此通知后3日内办理完毕工作交接与离职手续。庭审中，原告主张解除与被告劳动关系的制度依据为《京东集团信息安全管理制度》第三条、第三十五条、第七十一条和《京东集团奖惩管理制度》第7-3-4-2-17条的规定。被告确认已收到前述通知书，但认为原告系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另查，被告的工资结构是基本工资（固定）＋绩效（浮动）等，另有年终奖。原告在每月最后一个工作日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支付被告上月21日至当月20日期间的工资。原告主张被告离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6307.9元。被告主张原告少算了2019年的年终奖6592.31元。根据被告提交的工资明细清单可见，原告于2020年1月22日向被告发放了年终奖6592.31元。加上年终奖后，被告离职前12个月即2019年6月至2020年5月期间的月平均工资为6826.64元[（5940.4元＋5970.89元＋5946.61元＋6625.26元＋6469.16元＋6130.24元＋5991.87元＋年终奖6592.31元＋6215.34元＋6385.21元＋6516.15元＋6569.68元＋6566.52元）÷12个月]。2020年7月3日，被告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申请人为被告，第一被申请人为原告，第二被申请人为广州晶东公司，第三被申请人为江苏京东公司，案号为穗劳人仲案〔2020〕7348号），请求：一、第一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18年6月18日至2020年6月17日的延长工作时间加班费61218.41元，休息日加班费32524.72元，合计93743.13元；二、第一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22436元；三、第二被申请人及第三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第一项、第二项请求承担连带责任。9月11日，该仲裁委作出如下裁决：一、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第一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22436元；二、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原告对前述裁决不服，遂提起本诉。被告同意仲裁委作出的前述裁决。以上事实，有原被告分别提交的上述证据予以佐证，并已经质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是否合法解除与被告之间劳动关系的认定问题及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的问题。关于原告是否合法解除与被告之间劳动关系的认定问题，应当结合被告的行为性质、过错程度、损害后果以及是否违反原告规章制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及原告提交的《谈话记录》可知，在2020年6月1日晚上，被告发现有下发的新权限后，非工作用途查询了一些朋友及不认识的同事的售后订单信息。原告以被告违规查询，构成严重违纪为由，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关系。对此，本院认为，被告发现有新下发的权限后，出于好奇对新权限进行了解，是普通人的正常反应。但是，基于非工作用途，被告利用新权限查询了朋友及不认识同事的订单信息，确属不当。虽然被告实施了前述违规查询行为，但并未对原告造成重大损失，而且，原告明知被告不应获得新权限却将新权限下发给被告，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管理过失。本院认为，企业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均应受到法律的保护，被告的违规查询行为固然存在过错，但被告的过错行为是否应当被解除劳动关系，关键还在于是否违反了原告制定的内部规章制度。原告以被告严重违反《京东集团信息安全管理制度》第三条、第三十五条、第七十一条和《京东集团奖惩管理制度》第7-3-4-2-17条的规定为由，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关系。对此，本院认为，1.前述《京东集团信息安全管理制度》，无被告确认已收悉的记录，原告提交的《订单查询页面提醒》截图，并不足以证明原告已向被告发布过该管理文件。而原告庭后逾期补交的《京东集团信息安全制度实施通知》截图，不属于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且该截图也不足以证明原告已向被告发布过该通知。因此，本院不予认定被告已知悉《京东集团信息安全管理制度》的具体内容，而且，前述管理文件未规定违反具体条款内容后的对应惩罚措施，故原告以被告违反《京东集团信息安全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为由，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关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2.被告已签名确认签收《京东集团奖惩管理制度》文件，虽然签收日期存在瑕疵，但不影响被告知悉前述管理文件的事实，前述管理文件应适用于被告。《京东集团奖惩管理制度》第7-3-4-2-17条规定：“辞退（解除劳动合同）：以下任何一条行为均为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将予以辞退：除因正常工作需要外，将公司内部资料以任何形式发送给他人的行为，包括员工本人的私人邮箱”。本案中，被告查询朋友及不认识的同事的订单信息后，未保存、未发送或使用过信息，不符合前述条款规定的情形。因此，原告以被告违反《京东集团奖惩管理制度》第7-3-4-2-17条的规定为由，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关系，依据不足，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本院认定，原告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关系，依据不足，已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的规定，原告应当向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被告的工资应当包括奖金在内。故，本院认定被告离职前12个月即2019年6月至2020年5月的月平均工资为6826.64元。另，根据原被告提交的劳动合同及被告提交的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等证据可知，广州晶东公司、江苏京东公司与原告（前述3家公司均系京东集团旗下的关联公司）先后与被告建立过劳动关系，并分别为被告缴纳过社保费用。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6号）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关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及第二款第（四）项关于“用人单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四）用人单位及其关联企业与劳动者轮流订立劳动合同；”的规定，本院认定，被告的工作年限应当自其入职广州晶东公司之日即2011年11月25日起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的规定，原告应当向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22879元（6826.64元/月×9个月×2倍）。由于被告对仲裁委裁决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数额122436元并无异议，故本院支持被告可获得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为122436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广东京邦达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应当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被告谭加佳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22436元；二、驳回原告广东京邦达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广东京邦达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温江涛二〇二一年一月六日法官助理汤杰华书记员韩燕梅禤培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