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4民初37997号原告：谭丽仪，女，1998年1月1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被告：傅灿光，男，1985年8月1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原告谭丽仪诉被告傅灿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谭丽仪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本院依法作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偿还欠款本金150703.04元(其中包含原告个人收入在微信、支付宝、招商储蓄卡、民生储蓄卡、工商储蓄卡、建设储蓄卡给被告的转账，以及在被告的诱导下申请开通的信用卡、网贷所借得的所有费用)；2.本案所有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受理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双方自2017年4月8日起建立债务关系，由被告先发出向原告借款需求，并承诺工作后发工资有钱将还于原告，债务关系成立。2017年4月8日被告以工作不稳定，没有收入，向原告借钱，先是有借有还，得以信任。2018年7月被告告知原告车牌摇号中签了，但信誉不好，不能贷款，也不能开信用卡。2018年8月怂恿原告共开了四张信用卡，借款给被告供车，并承诺发工资将还款于原告。自2018年11月12日起，被告供车(每个月供2532元)主要都是原告处借得。被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占用原告私人财物(信用卡)，多次怂恿原告把信用卡全部交于被告手上，后续原告的所有信用卡一直都是被告保存，被告利用POS机，每个月将原告的信用卡额度刷到被告的名下建设储蓄卡中(原告的信用卡消费金额与被告的储蓄卡进账金额一致)。期间被告曾没有经过原告的同意，私下刷用原告的信用卡，加害原告的权益。被告曾以自杀做威胁，使原告心理感到畏怖恐慌。信用卡被刷到透支，并威逼诱导让原告在网贷借款给被告还债。被告曾告知原告在从化租档口做烧烤店以及做地下私油的生意，以做生意就有钱还给原告的理由，再次向原告借款做生意。以曾许诺的利益予以兑现，让原告感到此人所做的事可信，待原告在绝对信任和不知不觉中蒙受重大的损失，导致原告名下欠款无数。期间曾得知被告在广西做过传销，在被告懂得利用人心的方法，一次次威逼蒙骗诱导下，使原告借钱于被告。2019年9月3日被告诱导原告，向原告的表哥(陈宏希)在支付宝直接转账于被告账户上，借得款项31350元，被告说用来赎车，之前把车拿去抵押了30000元，每个月需要支付车行1350元利息。2019年10月被告做滴滴司机发生车祸，向原告借钱。截至2019年12月，被告确认仍欠付原告借款，经原告多次催告，被告未能支付欠款，原告于2020年4月后再无法联系被告。被告于2019年12月仍多次承诺发工资后将还款，但被告也未按计划支付任何借款。被告无作答辩。经审理查明，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于2017年在东莞当纳利印刷有限公司工作时认识，后发展为男女朋友关系，双方于2019年12月分手；期间被告以各种理由向原告借钱，刚开始被告有还款，后被告要求原告以自己名义办理四张信用卡，用信用卡套现后将款项借给被告，原告的信用卡在被告处保管，被告没有经过原告的同意私下使用其信用卡。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微信账单，显示原告在2017年4月8日以及2019年4月5日至2019年12月11日期间以微信转账或微信红包的方式向微信号×××（微信名e-fcg）和微信号×××(微信名e-fcg2)支付金额分别为37元、50元、53.83元、69.96元、85.7元、100元、200元、500元、1000元、2000元、5000元、6000元不等的款项，合计16496.49元；原告称上述两个微信号均是被告使用的微信账号。二、支付宝转账记录，显示原告分别于2019年4月5日、5月31日、6月3日、10月6日、11月9日、12月2日通过支付宝向被告（显示支付宝账户为39×××**@qq.com）转账114.73元、900元、148.62元、1000元、9000元、200元，以上合计11363.35元。三、支付宝企业版交易记录截图，显示2019年9月3日支付宝账户39×××**@qq.com收款31350元，未显示付款人信息；原告称因被告向其借款，故其向表哥借款给被告，其表哥黎锦容于2019年9月3日通过支付宝转账31350元给被告。四、招商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显示原告分别于2019年4月9日和5月8日向被告转账5000元和734.69元。五、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显示原告分别于2018年8月25日、2019年4月5日向被告转账81.94元、336.85元；另，原告于2018年10月12日向中国石化广东石油分公司转账100元，原告称是被告给其汽车加油，由原告支付油费。六、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其中原告标注了2018年11月6日充值466.43元、2019年1月20日转账3000元、2019年3月9日转账1500元和600元、2019年5月8日转账5000元、2019年6月3日转账148.62元、2019年6月11日转账200元、2019年6月19日消费100元、2019年7月10日转账500元、2019年11月9日转账9000元、2019年12月11日消费1000元（上述记录的“对方户名”均非被告姓名）以及2019年4月19日ATM取款2000元、2019年4月21日ATM取款900元的记录，原告称不记得2018年11月6日充值466.43元的用途，该款是其通过支付宝从其工商银行账户转账该款项到被告的支付宝账户；2019年6月3日转账的148.62元、2019年12月11日消费的1000元均是其通过微信从其工商银行账户转账给被告，与上述微信转账记录能相互对应；2019年11月9日转账的9000元是其通过支付宝从其工商银行账户转账到被告的支付宝账户中，与上述支付宝转账记录能相互对应；对于其余款项，是其转账至被告的微信或支付宝账户，但被告曾授意其将部分支付宝转账记录删除，故现在支付宝账户中找不到上述转账记录，其已不记得款项用途了；上述通过ATM机取款的两笔款项，均系取款后出借给被告。七、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显示原告在2017年9月24日至2019年6月14日期间通过支付宝从其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向被告支付款项合计11314.8元，支付的金额有9元、10元、20元、30元、28.07元、50元、51元、88元、100元、168元、200元、259元、300元、400元、500元、520元、1200元、1500元不等。八、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信用卡2019年4月至9月、11月、12月的对账单，原告称部分消费是通过被告提供的POS机刷卡套现至被告的储蓄卡账户，但具体消费的商铺名字、时间及金额不记得了，对账单中显示的2019年4月8日（承德市滦平县京承加油站，600元）、6月29日（广州市白云区悦成汽配中心，3946元）、7月1日（广州市天河美宜超市，2045元）、8月17日（农安县鲍家双马村加油站，6000元）、11月2日（中国石化广州上石马加油站，5300元）、11月9日（天正酒家，500元）的消费记录都是被告刷卡套现的记录。九、平安银行信用卡2018年10月至2020年1月的对账单。十、中信银行信用卡2018年10月至2020年1月的对账单。十一、招商银行信用卡2018年9月至2020年1月的对账单。原告称上述平安银行、中信银行及招商银行的信用卡对账单显示的全部消费都是通过被告提供的POS机刷卡套现至被告的储蓄卡账户。上述四张信用卡的套现消费记录均对应被告的储蓄卡入账金额，但其无法提供被告的银行卡交易明细。原告称被告还要求其通过“招商e招贷”借款14000元给被告。十二、原告在“小米随星借”借款平台的“借还记录”截图、“借款详情”截图（显示2019年4月23日借款4500元）及《无欠款证明》（证明原告于2020年4月23日在重庆市小米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无欠款），原告称其在该网贷平台所借得款项皆为借给被告，不记得4500元借出后是如何交付给被告，但该4500元系被告要求其借的。十三、原告在“闪银”借款平台的“账单详情”截图、“账单与订单”截图，显示原告在2019年4月5日借款3258元，已分三期还清借款；原告称在该网贷平台所借得款项皆为借给被告，不记得3258元借出后是如何交付给被告，但该3258元系被告要求其借的。十四、原告在“拍拍贷”借款平台的借款记录截图，显示2019年4月12日借款2250元；原告称在该网贷平台所借得款项皆为借给被告，不记得2250元借出后是如何交付给被告，但该2250元系被告要求其借的。十五、原告在“还呗”借款平台的“借还详情”“交易记录”截图，显示2019年3月29日借款2000元和2600元、2019年4月1日借款2000元，均已还清；原告称在该网贷平台所借得款项皆为借给被告，不记得上述三笔款项借出后是如何交付给被告，但三笔款项均系被告要求其借的。十六、原告在“360借条”借款平台的“借还记录”“借款详情”“还款记录”“借据详情”截图，显示2019年3月6日借款1000元，已还清；原告称在该网贷平台所借得款项皆为借给被告，不记得1000元借出后是如何交付给被告，但该1000元系被告要求其借的。十七、原告在“分期乐”借款平台的“订单详情”“账单详情”截图，显示2019年3月9日借款8000元，分36期还款，已还15期，未还21期；原告称在该网贷平台所借得款项皆为借给被告，不记得8000元借出后是如何交付给被告，但该8000元系被告要求其借的。十八、《贷款结清证明》，内容为原告于2019年4月11日向广州市网商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的9300元贷款已于2020年4月16日归还并结清所有款项；原告称在该网贷平台所借得款项皆为借给被告，不记得9300元借出后是如何交付给被告，但该9300元系被告要求其借的。庭审中，原告称被告系通过口头以及微信聊天的方式向其借款，但其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已被其删除了，故无法提供；被告没有向其出具过借条、借据、欠条等书面凭证，也没有签订借款合同。原告称借款以微信转账（红包）及支付宝转账方式交付，信用卡通过POS机套现后款项直接转到被告的银行账号中，被告让其在网贷平台借的款项系通过转账方式交付被告。对于为何在微信、支付宝及银行转账记录中，有部分例如6元、9元、53.83元、69.96元、85.7元、114.73元、148.62元、734.69元、81.94元、336.85元等金额比较零碎的款项，原告称有些可能系被告以其自己名义向借款平台贷款，被告需要归还借款平台的贷款，由原告先转账给被告。在原告提供的支付宝转账记录中，有被告向原告转账的记录，原告称系被告使用其的信用卡套现后转账给我，由其归还信用卡的欠款，但没有统计过被告共偿还了多少款项。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现原告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支付宝转账记录、银行流水、网贷平台截图，仅能反映原告有通过微信和支付宝向被告支付过款项，以及原告有向相关网贷平台借款，但原告向被告支付的款项的性质是否为借款，原告从网贷平台所借款项是否系应被告的借款要求而借取以及原告收取网贷平台提供的款项后有无实际交付给被告，原告均没有提供进一步证据予以佐证。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充分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谭丽仪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934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谭丽仪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按上诉请求的项目及相关交费规定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赖丽恂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孔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