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2民初8539号原告：党秀丽，女，1959年8月1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原告：党益群，男，1958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胜，广东中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党纲，1990年5月2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强华、黎家学，均系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党益军,男，1963年12月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系被告党纲的父亲。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宇，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党振国、寇桂枝诉原审被告党纲赠与合同纠纷一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本院作出的（2019）粤0112民初9418号民事裁定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1民终20565号民事裁定，并指令本院对本案进行重新审理。因原审原告党振国、寇桂枝在诉讼过程中先后死亡，故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重新立案后，依法追加原审原告党振国、寇桂枝的指定监护人党秀丽、党益群作为本案原告，追加原告党振国、寇桂枝的指定监护人党益军作为本案第三人，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党秀丽、党益群及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胜、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强华、第三人党益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确认原告父母党振国与寇桂枝和被告党纲于2013年4月3日签订的《赠与合同》无效；2、判令被告党纲返还坐落在广州市越秀区寺右新马路通贤里28号901的房屋（原告在庭审中撤回本项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两原告父母与被告于2013年4月3日签订了《赠与合同》，将两原告父母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寺右新马路通贤里28号901的房屋赠与被告。广东省广州市南方公证处为该《赠与合同》出具了编号为（2013）粤广南方第034167号《公证书》。被告持该《公证书》于2013年4月12日办理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将该房屋登记至被告名下。两原告作为家庭中长子长女对此始终不知情，直到2017年10月下旬，由于被告为借高利贷将该房屋抵押给贷款公司，并由于拖欠巨额债务被贷款公司在该房屋门前张贴欠款催收通知书，原告方才知晓。原告认为：寇桂枝在签订该《赠与合同》时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签订的《赠与合同》依法应当属于无效合同。广东省广州市南方公证处在为该合同办理公证时，未对赠与人的行为能力进行必要的审查，公证程序违法，依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首先，广东省广州市南方公证处对寇桂枝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错误。寇桂枝于2013年4月16日住院，次日（即赠与合同签订之日后14天）即被医院确诊为“阿尔兹海默症”（老年痴呆症）入院检查病历记载：“患者（寇桂枝）2年前无明显诱因下开始出现记忆力下降，尤以近期记忆力下降为主，表现对刚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转眼即忘，经常重复做同一件事或说一句话…对年月日、年龄、自己的生肖不能正确说出…伴有行为异常，外出可自行返回，回家后四处藏匿钱财，事后无法自己找回，怀疑陌生人是小偷，并告诉儿子自己的钱财被偷…曾打电话给朋友及儿子谎报丈夫人事不省，有捡垃圾回家匿藏的行为…”。党振国的病历也记载了党振国在2013年4月签订《赠与合同》以前已经有：“近时记忆力下降明显，对刚说过的话或做过的事情随即就忘，有时不认得家人”、“有时自言自语，表迗及理解能力下降”等症状。2012年头颅MR检查结果：“左侧额、枕叶脑梗塞、左侧颈内动脉狭窄、左侧顶叶脑梗塞、脑桥右侧软化灶、脑白质疏松、脑萎缩”、“于2013年4月送入我院养老，曾在我院诊断为痴呆”。因此，党振国也不能被认定2013年4月3日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两原告父母的邻居出具的《关于党振国、寇桂枝患病情况的证明》也证明在两原告父母2013年4月住院前难以被认定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但是，广东省广州市南方公证处并未审慎审查赠与人的行为能力，并在其所做的《公证书》中称：“经查，申请人各方在订立上述合同时均具有法律规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显然，在申请人寇桂枝已经具有多种行为异常的情况下，广东省广州市南方公证处的这一认定错误。其次，广东省广州市南方公证处所做的公证程序错误，原告通过查看公证录像，发现该录像没有将两原告父母在《赠与合同》上签字、按指印的关键环节录制，无法证明合同上的签名准确属实。最后，广东省广州市南方公证处没有告知两位80多岁高龄老人申请公证事项的法律意义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此外，涉案的房屋长期由党振国的养女党小丽（党振国兄长之女，由于年幼时父亲病故，由党振国抚养成人）居住，党小丽无其他房屋可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方公证处在办理公证时，并未将房屋的使用情况查明及该房屋被赠与后，党小丽将无权继续居住的后果向两原告父母告知、解释。综上，两原告父母在签订该《赠与合同》时属于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签订的《赠与合同》无效，广东省广州市南方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不具有公证效力，根据《公证法》第40条的规定，特提起本诉。原告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赠与合同》、（2013)粤广南方第034167号《公证书》，证明：1、原告父母与被告间就涉案房屋的赠与签订协议；2、第三人为赠与合同进行了公证，称：申请人各方在订立上述合同时，均具有法律规定的民事行为能力。证据二、变更后的《房地产权证》，证明：涉案房屋已经登记至被告名下。证据三、寇桂枝2013年4月16日住院病历记录、寇桂枝2013年5月14日出院记录，证明：寇桂枝于《赠与合同》签订之日后14天即被诊断为“阿尔兹海默症”(老年痴呆症），1、寇桂枝自两年前（2011年）起就存在“记忆力下降伴行为异常”，因此入院。与证据六相印证。2、寇桂枝患有“阿尔兹海默症”(老年痴呆症）。证据四、党振国2007年、2008年、2012年《诊断报告》6份，证明：党振国2007年即被诊断“脑白质疏松”;党振国2013年5月6日住院病历记录，证明：1、党振国于2012年下半年右侧半身不遂，右侧上肢肌力“5-级”，右手无法用笔书写。2、党振国患“脑白质疏松”、“脑萎缩”。党振国2013年7月15日住院病历记录，证明：党振国患“脑白质变性”、“脑萎缩”。党振国2014年2月14日入院记录，证明：2013年年底发现党振国患有老年痴呆症。党振国2015年5月18日痴呆康复病历，证明：党振国2012年7月后记忆力下降严重，不认识家人，有时自言自语，表达及理解能力下降。2013年4月入院后曾被诊断为“痴呆”。证据五、《鉴定意见书》粤精卫（2019)精鉴民字第3号，《鉴定意见书》粤精卫（2019)精鉴民字第4号，证明：党振国、寇桂枝无民事行为能力。证据六、关于党振国、寇桂枝患病情况的证明，证明：邻居证明党振国、寇桂枝2013年4月住院前已经难以被认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证据七、视频四段，证明：党振国、寇桂枝完全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后的行为表现。被告党纲答辩如下：1、首先，关于本案的诉讼程序上：由于涉案合同是其与寇桂枝、党振国所签订，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两原告并非涉案合同的相对方，其无权对涉案合同的效力以及对该合同提出任何异议，原告就涉案合同不具有诉权；其次，由于寇桂枝、党振国已经去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两原告因原产权人的去世已不具有本案的起诉资格；2、关于实体内容：本案即使原告有权提起起诉，但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涉案的赠与合同是2013年4月3日所签订，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撤销原赠与合同是一年时效，而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保护民事诉讼的时效为三年，为此，原告作为监护人而提起本案的诉讼或原产权人提起本案的请求均已超过诉讼时效，人民法院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其次，涉案合同合法有效，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的规定，在合同签订时，是在南方公证处公证员见证并按程序办理了相应的公证，在公证过程中程序合法，两原告父母曾经向公证处以及司法厅提起相关的异议，已被两级机关予以驳回，故此，涉案赠与合同合法有效，且依据该合同我方已取得相应的产权证，根据物权法第四条、九条的规定，无论是两原告还是原产权人寇桂枝、党振国，均无权撤销赠与合同以及涉案的产权证。本案原告提起起诉的理由，实际上是对公证处做出的公证书提出异议，该异议与其作为受赠方是无关的，其已基于相关的公证书取得合法的产权，且其是两原产权人的长孙，根据生活习惯，其作为家族中唯一的男孙而且是长孙，原产权人按照中国的风俗习惯将涉案房屋赠与给被告是符合法定的程序也符合原产权人生前的真实意思，两原告无权干涉原产权人生前的意愿，故此，原告的起诉程序违法，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或驳回诉讼请求。被告提交了如下证据：一、赠与合同公证书，亲属关系公证书，证明：涉案赠与合同办理公证，公证处审查认定赠与方党振国、寇桂枝在签订赠与合同时具有法律规定的民事行为能力，并告知赠与合同的内容及法律后果。该赠与合同是党振国、寇桂枝的真实意思，合同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因此，该赠与合同合法有效。证据二、不动产权证书，证明：被告通过合法有效的公证赠与合同，已实际取得涉案房屋的权属，涉案房屋的物权应受到法律保护。证据三、（2019）粤0104民特29、3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作出判决认定两原告父母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党益群、党秀丽、党益军为两原告父母的共同监护人。党秀丽以两原告父母的法定代理人名义提起诉讼，没有经过其他两个法定监护人同意。党秀丽无权代两原告父母提起本案的诉讼；证据四、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证明：寇桂枝已于2020年3月7日因病去世，党益群、党秀丽不能再以寇桂枝名义提起本案诉讼。证据五、广东省人民医院出院小结，证明：赠与人党振国在签订赠与合同时神志清醒，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第三人党益军答辩如下：其是被告党纲的父亲，也是党振国、寇桂枝的儿子和法定监护人之一，其父母于2013年初将案涉房屋公证赠与给被告党纲，办理公证是其父母强烈要求下进行的，该房屋由党纲自行处理是党振国、寇桂枝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尊重父母的意愿。党振国、寇桂枝生前将房屋赠与给党纲后，从来没有提出要党纲归还，也没有因此要起诉被告党纲。第三人党益军没有提交相应证据。经审理查明：本案原告党秀丽、党益群分别是党振国（1932年3月1日出生）、寇桂枝（1932年9月15日出生）的女儿和大儿子，第三人党益军是党振国、寇桂枝的小儿子，被告党纲是第三人党益军的儿子。党振国、寇桂枝生前于2013年4月3日与被告党纲签订了一份《赠与合同》，合同内容记载：赠与方党振国、寇桂枝是座落于广州市东山区寺右新马路通贤里28号901房（粤房地证字第××号）的产权共有人（该房屋以党振国的名义登记，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各占二分之一产权），现赠与方党振国、寇桂枝自愿将上述房屋的全部产权份额无偿赠与给受赠方党纲，产权归其个人所有，不纳入其夫妻共同财产；受赠方自愿接受赠与并承担上述赠与房屋的一切权利和义务；赠与方将上述财产赠与给受赠方后，有义务协助受赠方办理权利转移登记手续。上述合同中，赠与方党振国、寇桂枝和受赠方党纲均有签名捺印。对上述《赠与合同》的签订过程，广东省广州市南方公证处于2013年4月3日为该《赠与合同》出具了编号为（2013）粤广南方第034167号《公证书》。2013年4月12日，被告持该《公证书》办理了上述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将该房屋登记至被告名下（房地产权属人：党纲，证书编号：粤房地权证穗字第××号，房屋所有权取得方式：赠与，房屋位置：越秀区寺右新马路通贤里28号901房）。2018年7月24日，本案原告党秀丽、党益群向广东省广州市南方公证处提出复查申请。2018年9月7日，该公证处作出了(2018)南维字第08号《关于维持（2013）粤广南方第034167号《公证书》的决定》，对案涉《公证书》予以维持。2018年10月16日，本案原告党秀丽、党益群向广东省公证协会进行投诉，该协会于2018年12月17日作出了粤公协决字[2018]25号《对投诉请求不予支持决定书》，对本案原告党秀丽、党益群的请求不予支持。另查明：寇桂枝于2013年4月16日（81岁）前往广州市老人院住院治疗28天，2013年5月14日出院。出院记录中诊断为：1、阿尔茨海默病；2、高血压3级；3、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4、心脏支架植入术后；5、鼻息肉切除术后；6、低蛋白血症。党振国从2007年开始即诊断存在“脑萎缩、脑白质疏松”，2013年7月15日入院广州市老人院，诊断为“脑萎缩、脑白质变性”。2015年5月18日入院广州市老人院，诊断为“血管性痴呆”。2019年1月25日，本案原告党秀丽、党益群共同委托广东精卫法医××司法鉴定所对党振国、寇桂枝目前的精神状态及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于2019年2月13日出具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粤精卫[2019]精鉴民字第3号、第4号），鉴定意见显示党振国、寇桂枝的目前精神状态符合“器质性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评定为目前无民事行为能力。随后，本案原告党秀丽、党益群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宣告党振国、寇桂枝无民事行为能力诉讼（案号分别为：[2019]粤0104民特29号和30号），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日作出两份《民事判决书》，认定被申请人党振国、寇桂枝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本案原告党秀丽、党益群和本案第三人党益军为党振国、寇桂枝的共同监护人。2019年7月2日，党振国、寇桂枝以原告身份（本案原告党秀丽以法定代理人身份参加诉讼）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赠与合同纠纷诉讼，请求确认《赠与合同》无效和要求被告党纲返还案涉房屋。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本案由本院管辖，本院于2019年8月7日立案受理后（案号：（2019）粤0112民初9418号），因监护人之一党益军反对起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作出《民事裁定书》，依法裁定驳回党振国、寇桂枝的起诉。2019年7月24日，党振国去世。因寇桂枝不服本院一审裁定而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2日作出（2019）粤01民终2056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因寇桂枝不服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二审裁定而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27日作出(2020)粤民申73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审，并于2020年6月29日作出（2020）粤民再18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作出的（2019）粤0112民初9418号民事裁定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1民终20565号民事裁定，并指令本院对本案进行审理。2020年3月7日，寇桂枝因病去世。在审理过程中，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依法调取了案涉公证书的相应公证录像资料及全套公证材料，并通知公证处人员出庭接受质询。经庭审查明：赠与人党振国、寇桂枝与受赠人党纲于2013年4月3日共同向公证处提出书面公证申请，并共同在公证处提供的《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上签名捺印。公证处两名工作人员在越秀区寺右新马路越秀区第四军休所对赠与人和受赠人进行了公证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也复印了相应身份、户籍和房产证资料等，还对相应公证场所、签名、捺印过程进行了拍照和制作了谈话录像。2013年4月5日，赠与人党振国、寇桂枝与受赠人党纲签收了相应公证书。上述事实，有原告和被告提交的相应证据及庭审笔录等予以证实。本院认为，综合原、被告的诉辩观点可知，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1、赠与人党振国、寇桂枝在签订《赠与合同》时是否具备相应民事行为能力；2、赠与人党振国、寇桂枝与受赠人党纲签订的《赠与合同》是否违背赠与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此，本院评析如下：1、赠与人党振国、寇桂枝在签订《赠与合同》时是否具备相应民事行为能力的问题。根据我国民法的相关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人民法院认定公民是否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关键在于对该公民是否能够辨认自己的行为作出判断。××人或痴呆病人如果没有判断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不知其行为后果的，可以认定为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人，且一般应当根据相关司法鉴定结论或者参照医院的诊断或鉴定进行确认。在不具备诊断、鉴定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参照群众公认的当事人的精神状态等来进行认定，并据此作出判决。在本案中，本案原告党秀丽、党益群于2019年1月25日共同委托广东精卫法医××司法鉴定所对党振国、寇桂枝当时的精神状态及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于2019年2月13日作出的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粤精卫[2019]精鉴民字第3号、第4号）只是认定党振国、寇桂枝在鉴定时（2019年2月及以后）的精神状态符合“器质性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从而评定为目前无民事行为能力。而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作出两份《民事判决书》认定被申请人党振国、寇桂枝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时间是2019年4月1日，距赠与人党振国、寇桂枝签订《赠与合同》的时间间隔六年。对党振国、寇桂枝在2013年4月3日的精神状态情况，原告并未提交当时或之前的相应司法鉴定结论，故只能依据当时的相关病历作出综合判断。结合原告提交的寇桂枝于2013年4月16日在广州市老人院的住院病历，显示寇桂枝诊断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但“现病史描述”中显示其生活基本能自理，能正确辨认家属并说出名字，对家用电器能正确使用，对远事记忆尚可，无幻听幻觉，无烦躁不安，无神志不清等。根据相关医学描述，阿尔茨海默病亦分为痴呆前阶段和痴呆阶段，痴呆阶段亦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痴呆，但医院的相应诊断并未对寇桂枝当时所患阿尔茨海默病的程度作出认定，故单凭广州市老人院于2013年4月16日出具的病历诊断不足以认定寇桂枝在当时已经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另外，结合原告提交的党振国从2007年开始即诊断存在“脑萎缩、脑白质疏松”等多份诊断报告书可知，党振国当时年届75周岁，而该年龄段的老年人出现一定程度的“脑萎缩”是一种多发现象。党振国于2013年5月6日入住广州市老人院住院治疗的病历记载主要基于右侧肢体无力和肢体活动减少，并导致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相关病历记载并未显示其神志不清或者完全失去辨认能力等。同时，结合公证处提交的公证现场录像显示，寇桂枝和党振国当时能正常与公证处工作人员交流，并不存在意识不清或者不能言语或书写等情形，故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党振国、寇桂枝在签订《赠与合同》时为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人，本院对两原告提出寇桂枝和党振国在办理公证时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意见不予支持。2、对赠与人党振国、寇桂枝与受赠人党纲签订的《赠与合同》是否违背赠与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根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具有相应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当事人订立的合同，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并生效。在本案中，赠与人党振国、寇桂枝与受赠人党纲签订《赠与合同》，有双方当事人的签名和捺印，且双方均具备相应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就赠与合同的性质而言，其是一种双方、无偿的行为，赠与合同的生效并不以公证为要件，并非一定要公证才能生效，故本案《赠与合同》自赠与人党振国、寇桂枝与受赠人党纲签名捺印时起生效。另一方面，赠与人党振国、寇桂枝与受赠人党纲之间的赠与和受赠行为经过了公证机关的公证，而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因公证存在错误，公证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要求变更、撤销公证或者确认公证无效的，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只能向公证机构提出复查和向地方公证协会进行投诉。在本案中，受赠人持《公证书》到房管部门办理了案涉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形成了案涉房屋权属变更的法律事实，本案原告对《公证书》的效力提出质疑，但广州市南方公证处和广东省公证协会分别对案涉《公证书》的公证程序及内容进行了复查，也对《公证书》予以了维持，故原告提出的上述意见没有证据支持。同时，本案《公证书》只是基于赠与人与受赠人办理房屋产权过户需要，并不是认定《赠与合同》效力的必备要件，故即使《公证书》属于无效也不能当然否定本案《赠与合同》的效力。另外，本案受赠人系赠与人的孙子，双方存在近亲属血缘关系，本案原告并未举证证实赠与双方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结合公证机关在公证办理过程中拍摄的相应照片、视频和签署的书面材料，足以认定本案《赠与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对原告提出《赠与合同》应属无效的意见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三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一百八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党秀丽、党益群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党秀丽、党益群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夏 科人民陪审员  臧玉林人民陪审员  区焕堙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九日书 记 员  郑梦晴附：本裁判主要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一百八十五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