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宁0104民初18017号原告：邹海龙，男，1978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个体从业人员，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怀章，宁夏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亮亮，宁夏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银川宏禾广告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观湖壹号小区**。法定代表人：范银香，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怀章，宁夏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亮亮，宁夏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宁夏鸣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宁夏，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欧陆经典花园**营业房>法定代表人：邹海龙，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怀章，宁夏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亮亮，宁夏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西江湾路**v style="margin-top:0pt; margin-bottom:0pt; text-indent:30pt; text-align:justify; line-height:25pt; widows:0; orphans:0">法定代表人：张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杰，上海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军超，上海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银川滨河黄河大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北京东路**style="margin-top:0pt; margin-bottom:0pt; text-indent:30pt; text-align:justify; line-height:25pt; widows:0; orphans:0">法定代表人：黄明英，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文伽，宁夏方和圆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宁夏斯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永康北巷商业中心**楼**le="margin-top:0pt; margin-bottom:0pt; text-indent:30pt; text-align:justify; line-height:25pt; widows:0; orphans:0">法定代表人：王红炜。原告邹海龙、银川宏禾广告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禾公司）、宁夏鸣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鸣骅公司）与被告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地公司）、银川滨河黄河大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黄河大桥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根据邹海龙、宏禾公司、鸣骅公司的诉前财产保全申请，本院于2019年10月16日作出（2019）宁0104财保400号民事裁定，裁定查封、冻结、扣押绿地公司、黄河大桥公司名下价值7206617.72元财产，后于2019年11月15日立案受理。绿地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审查后作出（2019）宁0104民初18017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绿地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绿地公司不服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查后作出（2020）宁01民辖终62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绿地公司上诉，维持原裁定。后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追加宁夏斯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达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邹海龙及其与宏禾公司、鸣骅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怀章、陈亮亮，被告绿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杰、冉军超，被告黄河大桥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文伽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斯达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邹海龙、宏禾公司、鸣骅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绿地公司支付原告工程款9401826.67元，将其中4997540.77元工程款支付给原告宏禾公司、将4404285.9元支付给鸣骅公司；并支付原告邹海龙逾期付款违约金204791.05元（按年利率4.35%计算，4997540.77元工程款自2019年1月11日暂计算至2019年9月20日；2004285.9元工程款自2019年2月3日暂计算至2019年9月20日；违约金主张至款项付清之日）；2.被告绿地公司支付原告鸣骅公司资金占用期间利息80087.67元（按年利率4.35%计算，以2400000元工程款计算280天，暂计算至2019年11月10日，主张至款项付清之日）；3.被告黄河大桥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邹海龙、宏禾公司、鸣骅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1.被告绿地公司支付原告邹海龙工程款本金8747826.67元，利息损失234435.59元（其中4997540.77元工程款按年利率4.35%自2019年1月11日暂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4404285.9元工程款按年利率4.35%自2019年2月3日暂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以上利息支付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被告绿地公司不再给原告宏禾公司、鸣骅公司支付工程款；2.被告黄河大桥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律师费95000元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绿地公司承建被告黄河大桥公司发包的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项目后，于2015年8月15日将绿化工程分包给原告邹海龙施工，包括绿植种植、草坪、绿化管网等，该工程于2016年6月30日完工。绿化工程养护期为两年，经各方验收合格后，工程于2018年8月28日移交被告黄河大桥公司，根据工程量计算，被告绿地公司应付原告工程款9951826.67元。为了便于支付工程款，应被告绿地公司要求，原告实际控制的宏禾公司、鸣骅公司于2019年1月10日与被告绿地公司分别签订《绿化苗木购销合同》，双方同意由原告宏禾公司接收工程款4997540.77元、鸣骅公司接收工程款4954285.9元。后根据被告绿地公司要求，宏禾公司给绿地公司开具金额为2899962.24元的发票，但被告绿地公司未向宏禾公司支付工程款。鸣骅公司给绿地公司开具了金额为3198649.45元的工程款发票，但被告绿地公司仅于2019年2月3日给鸣骅公司账面拨付了2950000元。按照被告绿地公司的要求，其中仅有550000元用于原告施工的绿化工程，其余2400000元，因涉案服务区工程拖欠其他工种人工工资，导致工人上访，鸣骅公司根据被告绿地公司的指示，于2019年2月3日将该2400000元支付至魏兴账户，用于支付上述上访工人工资，原告实际收取的工程款金额为550000元。原告作为具体施工人履行了分包工程的所有义务，被告拒绝付款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绿地公司辩称，被告绿地公司与原告之间没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涉案绿化工程的实际施工方为第三人斯达公司，具体负责人为魏伟，原告仅是绿化工程的实际参与人，系魏伟手下的工作人员之一。就涉案绿化工程，被告绿地公司已与案外两个合作社完成了结算，并向两个合作社支付了工程款5937500元，被告绿地公司与合作社完成结算后，第三人斯达公司以其承建整体服务区项目超支为由，要求被告绿地公司以绿化款名义追加部分费用，并安排原告宏禾公司、鸣骅公司与告绿地公司签署了两份形式上的绿化苗木购销合同，便于后续的开票及付款，原告宏禾公司、鸣骅公司并未向被告绿地公司交付苗木，合同中有关金额等的约定没有实际意义，最终应付金额应由被告绿地公司与第三人斯达公司商议后以书面方式确认。被告绿地公司在绿化项目中已支付的工程款金额合计9541500元，被告绿地公司不存在欠付情形。原告以两份购销合同要求被告绿地公司支付工程款及利息没有任何依据，该两份合同不具有对账单的性质，原告所称的欠款不存在。黄河大桥公司辩称，2015年9月，被告黄河大桥公司与被告绿地公司签订《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将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项目施工图图纸范围内的桩基、土建、安装、装修、消防等工程全部发包给被告绿地公司，工程进度款按75%支付，初步审价完成后支付至结算价的85%，取得竣工验收合格证书并交齐竣工资料后支付至结算价的95%，剩余为质保金。现案涉服务区工程已经竣工交付，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黄河大桥公司未与原告发生任何法律关系。原告不具备实际施工人的身份主体，无权向被告黄河大桥公司主张工程款。本案诉讼发生后，根据被告黄河大桥公司了解，涉案服务区项目发包给被告绿地公司后，存在部分工程分包第三人斯达公司的事实，因此被告黄河大桥公司不清楚原告是否系实际施工人或与被告绿地公司存在直接的分包关系。另2017年12月住建部已经取消了园林绿化资质，假设被告绿地公司将绿化工程分包，双方也存在合法的合同关系，原告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实际施工人，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向被告黄河大桥公司主张工程款。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9月，黄河大桥公司与绿地公司签订《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约定黄河大桥公司将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施工项目施工图纸范围内的桩基、土建、安装、装修、消防、空调、室外总体、设计其他内容等工程发包给绿地公司施工，工期自2015年8月15日至2016年6月30日，合同价款163962570元。该《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专用条款付款方式约定按75%的比例支付进度款，进度款累计支付至合同价的75%时停止付款，待完工验收，初步审计完成后支付至结算价的85%，取得建设工程竣工档案验收合格证并按规定向发包人和城市建设档案馆交齐工程竣工档案资料后付至结算价的95%，剩余5%为保修期保证金，常规工程质保期为2年，防水工程质保期为5年，保证金在2年常规保修期到后扣留1000000元作为防水保修金，剩余部分支付。庭审中，邹海龙主张上述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中绿化工程由绿地公司分包给其施工，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1、邹海龙QQ邮箱与QQ邮箱名称为“我自己的邮箱（921769240@qq.com）”的邮件记录截屏（打印件），显示邹海龙与该名称为“我自己的邮箱（921769240@qq.com）”的对方相互收、发涉案工程资料。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设计修改通知单（复印件），显示涉案绿化工程发生变更情况；设计图纸（复印件），显示涉案绿化工程设计情况。关于消防总站范围内新增绿化工程申请（复印件），显示涉案服务区工程内消防总站范围内新增绿化申请情况。邹海龙提交上述邮件记录截屏、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设计修改通知单、设计图纸、关于消防总站范围内新增绿化工程申请，证明邹海龙根据设计单位要求及现场实际情况施工的事实，其中消防总站面积变更为绿化用地，绿化工程量增加等。绿地公司对上述邮件记录截屏、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设计修改通知单、设计图纸、关于消防总站范围内新增绿化工程申请三性不予认可，称该证据不能证明邹海龙的证明目的，邹海龙称涉案工程设计单位是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但提供的邮箱显示的单位是上海市建工设计院有限公司，按照工程设计管理，有关设计内容应当由建设单位或者承建单位进行沟通，邹海龙跨过建设、承包单位与设计单位直接对接不符合工程惯例。黄河大桥公司称该组证据为复印件，且黄河大桥公司未参与证据的形成过程，故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2、2016年6月22日的《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绿化工程量点验单》及苗木表（原件），显示涉案绿化工程苗木种植情况，该《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绿化工程量点验单》及苗木表“监理单位”处加盖“上海华诚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总监办”印章，“建设单位”处加盖“银川滨河黄河大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印章并有姜韧签名，“施工单位”处加盖“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项目经理部（签订经济合同无效）”印章并有张献文签名。《合同工程月计量申报表》（复印件），显示涉案工程挖运土方、场地平整、绿化喷灌、绿植种植等月工程量，该《合同工程月计量申报表》上均加盖“上海华诚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总监办”印章（该印章为原印），并有张献文签名。邹海龙提交上述《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绿化工程量点验单》、《合同工程月计量申报表》证明邹海龙按照设计图纸要求施工工程，上述《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绿化工程量点验单》、《合同工程月计量申报表》中张献文的签名是邹海龙代签的，张献文是绿地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因为邹海龙系代表绿地公司施工，故邹海龙代张献文签名，印章均是项目部加盖的，姜韧是工程总负责人，具体是黄河大桥公司还是绿地公司人员不知情。绿地公司对上述《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绿化工程量点验单》、《合同工程月计量申报表》真实性不予认可，称从证据内容来看，部分内容是后填写的，且该组证据与邹海龙无关，按照邹海龙的陈述，张献文的签名系邹海龙代签的，而张献文是绿地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即邹海龙冒充绿地公司项目负责人在文件中签名，从此可以反映出部分材料系伪造的，该组证据中绿地公司项目部印章绿地公司曾经刻制过，但该组证据中的项目部印章是否系绿地公司刻制的印章现无法确认，核实后给法庭书面答复（至今未向法庭回复）。献文系绿地公司项目负责人，姜韧是黄河大桥公司人员。黄河大桥公司称该组证据中没有加盖黄河大桥公司印章，黄河大桥公司没有参与证据的形成过程，对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该组证据是真实的，但证据内容也不能证实邹海龙或者斯达公司实际施工的内容，也不能证实相关工程量由邹海龙完成，工程部印章及姜韧签名、身份问题以书面方式回复法庭（至今未向法庭回复）。3、《绿化工程养护交接证书》（原件），显示涉案绿化工程于2018年8月28日交接，工程质量评价为合格，该《绿化工程养护交接证书》“建设单位”、“接管单位”处加盖黄河大桥公司印章，“监理单位”处加盖“上海华诚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总监办”印章，“施工单位”处加盖“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项目经理部（签订经济合同无效）”印章并有张献文、邹海龙签名。《关于服务区2019年绿化补植已完成情况确认》（原件），内容为：“银川滨河黄河大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根据绿化移交手续中承诺及贵单位下发的《关于尽快开展春季补植工作的函》文件要求，我单位已安排绿化实施队伍于2019年5月前完成服务区绿化移交手续中承诺的补植事项，请确认”。该《关于服务区2019年绿化补植已完成情况确认》“接养单位”处加盖“银川滨河黄河大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补植单位”处加盖“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项目经理部（签订经济合同无效）”印章并有张新建、邹海龙签名。《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绿化工程施工总结》（加盖“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项目经理部（签订经济合同无效）”印章），显示工程总结情况。邹海龙与张新建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显示邹海龙按照张新建的要求制作上述《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绿化工程施工总结》，并将《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绿化工程施工总结》发送给张新建。邹海龙提交上述《绿化工程养护交接证书》、《关于服务区2019年绿化补植已完成情况确认》、《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绿化工程施工总结》、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涉案绿化工程于2018年8月28日交接养护期届满的事实，邹海龙作为实际施工人完成了全部绿化工程及布置任务，后制作施工总结通过微信发送给绿地公司项目经理张新建，因邹海龙系实际施工人，所以所有的证据原件均由邹海龙签名并持有。绿地公司称施工总结是绿地公司制作的，与邹海龙无关；《绿化工程养护交接证书》是存在的，但需要核实其他交接证书上是否有邹海龙的签名；《关于服务区2019年绿化补植已完成情况确认》需庭后确认，涉案绿化工程的分包单位是第三人斯达公司，斯达公司的项目负责人是魏伟，即便邹海龙在证据中签字，也不能证明邹海龙系实际施工人；微信聊天记录需庭后核实；张新建系涉案服务区项目快结束时绿地公司派驻的后期项目对接人。黄河大桥公司对《绿化工程养护交接证书》真实性无异议，《关于服务区2019年绿化补植已完成情况确认》需庭后确认，其与证据黄河大桥公司未参与形成过程，真实性无法核实。4、《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绿化工程养护移交及交底会议签到单》（复印件）、《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会议签到单》（复印件），《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绿化工程养护移交及交底会议签到单》显示涉案绿化工程养护及交底会议参会情况，邹海龙在“服务区绿化施工队”处签名，《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绿化工程养护移交及交底会议签到单》显示的会议内容为绿化养护期间部分区域部分苗木调整，张新建、邹海龙在“上海绿地建设”处签名。邹海龙提交上述《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绿化工程养护移交及交底会议签到单》、《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会议签到单》证明邹海龙在涉案绿化工程会议中，均是以实际施工人以绿地公司身份签到。绿地公司称该组证据系复印件，邹海龙陈述原件在黄河大桥公司处，绿地公司与张新建沟通，张新建提及有会议和签到，但邹海龙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从《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绿化工程养护移交及交底会议签到单》可以看出绿化施工队和绿地公司是单列的，施工队至少有三名代表，可以看出绿化工程实际由第三人斯达公司施工，邹海龙仅是斯达公司负责人魏伟手下的人员。黄河大桥公司称对证据真实性无法核实，需庭后核对。5、绿地公司与宏禾公司签订的《绿化苗木购销合同》（原件），约定绿地公司自宏禾公司处购买金额为4997540.77元的苗木。绿地公司与鸣骅公司签订的《绿化苗木购销合同》（原件），约定绿地公司自鸣骅公司处购买金额为4954285.9元的苗木。邹海龙QQ邮箱与邮箱名称为笑笑740048699@qq.com的邮件记录（打印件），显示邹海龙于2016年12月23日收到笑笑740048699@qq.com发送的服务区总体工程-绿化工程文件。2017年7月的《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审价报告》（原件），显示经黄河大桥公司委托，上海市政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对涉案服务区工程造价进行审价，审定预（结）算总造价为164679040元，其中绿化工程为13472691元。投标总价（打印件，无任何签章）显示绿化工程造价10110028.77元。鸣骅公司给绿地公司开具的发票32张（原件）金额为3198649.45元；宏禾公司给绿地公司开具的发票29张（原件），金额为2899962.24元；顺丰快递追踪记录（打印件），显示2018年12月28日、2019年1月7日邹海龙给绿地公司邮寄上述发票。邹海龙提交上述《绿化苗木购销合同》、邮件记录、《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审价报告》、投标总价、发票、顺丰快递追踪记录证明上海市政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受黄河大桥公司委托出具审价报告，其中绿化工程造价为13472691元，上海市政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杜宁经审邹海龙施工工程价款为10110028.77元，后经邹海龙与绿地公司商议，由邹海龙实际经营或控制的宏禾公司接收工程款4997540.77元，鸣骅公司接收4954285.9元，工程总价款9951826.67元，宏禾公司、鸣骅公司后给绿地公司开具了工程款发票，将发票邮寄给绿地公司，《绿化苗木购销合同》的签订日期是2019年1月10日。绿地公司对《绿化苗木购销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绿化苗木购销合同》签订时间是2019年1月10日，但称签订《绿化苗木购销合同》的背景是绿地公司已与案外两个合作社就绿化工程完成了结算，第三人斯达公司以承建整个服务区工程严重超支为由，要求绿地公司以绿化工程款名义追加一些费用，并安排宏禾公司、鸣骅公司分别与绿地公司签订了合同追加费用，签订合同仅仅是方便后续的开票及付款，宏禾公司、鸣骅公司并未实际交付苗木，绿化工程的总工程款应以绿地公司与斯达公司书面结算为准，《绿化苗木购销合同》不具有对账属性，绿地公司已付绿化工程款金额为9541500元，加上邹海龙的诉请，总金额已经超过审价报告核定的金额，则绿地公司要超付绿化工程款；对《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审价报告》无异议；发票绿地公司收到，但发票开具是日期是2018年12月份，而《绿化苗木购销合同》签订日期是2019年1月，即发票与合同不对应，另发票是宏禾公司、鸣骅公司单方开具给绿地公司的，未经绿地公司确认；对邮件及投标总价不予认可，投标总价与合同、审价报告不对应。黄河大桥公司对《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审价报告》无异议，对其与证据不予认可，因黄河大桥公司未参与证据的形成，不清楚邹海龙与绿地公司之间的关系，故对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6、邹海龙银行账户交易流水（原件），显示邹海龙名下银行账户自2013年至2020年期间流水记录。证明邹海龙施工期间支付工程费用的事实。绿地公司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称该证据不能证实邹海龙的证明目的，既没有针对涉案工程的完整统计，也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合同、发票，绿地公司不否认邹海龙为第三人斯达公司负责人魏伟的工作人员，所以即便第三人斯达公司安排邹海龙对外付款，也不能证实邹海龙系实际施工人。黄河大桥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予认可，称与黄河大桥公司无关。7、魏伟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为：“2018年底，因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地集团）承建的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项目中拖欠各工种人工工资，导致工人上访，经绿地建设集团张新建与多方协调，将295万元支付至邹海龙实际控制的宁夏鸣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鸣骅公司），用于支付上述款项，具体过程是，由鸣骅公司将240万元支付至邹海文账户，邹海文支付至魏兴账户，由本人协调，将240万元支付给土建、强弱电、水暖等各工种的工人，现部分工人工资已结清，情况属实，特此说明”。魏兴银行交易流水，显示鸣骅公司于2019年2月2日、3日给魏兴转款2000000元，邹海文于2019年2月3日给魏兴转款2400000元。邹海龙与张新建通话录音。《2020年讨薪付款汇总表》（复印件），显示2020年春节前服务区讨薪情况，其中地热、室内外给排水、室内装修、保温、电气、钢筋、木工等16个班组的对应分包单位为斯达公司，绿化对应分包单位为宁夏鸣骅，地热、室内外给排水、室内装修，地热、电气、钢筋、木工等16个班组分配金额为1345998元，宁夏鸣骅分配金额为654000元。该《2020年讨薪付款汇总表》“施工总包”处有张新建签名，“施工分包”处有魏伟签名，“施工班组”处有邹海龙签名。邹海龙提交上述《情况说明》、银行交易流水、通话录音、《2020年讨薪付款汇总表》证明2019年春节因绿地公司拖欠工程款导致农民工上访，邹海龙与张新建协商支付绿化工程及其他工种农民工工资问题，因担心工程款直接支付给魏伟落空，协商由邹海龙控制的鸣骅公司走账，邹海龙留存550000元，将剩余2400000元支付至魏兴账户，由魏伟协调支付其他工种费用，另绿化工程由绿地公司单独分包给邹海龙施工。绿地公司对《情况说明》真实无法确认，因魏伟系案外人，但从该《情况说明》可以看出实际施工人是斯达公司，魏伟只是斯达公司的实际负责人，银行交易流水也是案外人的，对关联性不予认可，《2020年讨薪付款汇总表》真实性认可，但该《2020年讨薪付款汇总表》是在斯达公司负责人魏伟牵头下形成的，可以看出最初没有将绿化工程单独列出，只是因为邹海龙故意在《2020年讨薪付款汇总表》中做出了备注，对通话录音，绿地公司与张新建核实过，张新建称确实与邹海龙通过电话，但具体内容不详，但可以肯定的是之前在与邹海龙通话中是希望邹海龙收到款项后支付欠付的工人工资，张新建在录音中强调钱应该是魏伟的钱。黄河大桥公司称未参与证据形成，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绿地公司为了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1、斯达公司与绿地公司项目部签订的《服务合同管理及工作协调会议记录》（原件），内容显示涉案服务区工程由绿地公司总包，其中地基处理、房建、装饰装修、水电安装、室内配套等由斯达公司施工，最终按绿地公司与业主审计后的结算下下调10%总包管理费后确定分包价，绿地公司与斯达公司的分包合同拆分为专业分包、劳务分包、材料采购、设备采购，分包单位及供应商选择、分包合同价款均由斯达公司确认，报绿地公司审核后，由绿地公司与实施单位签订合同、付款等。证明斯达公司系涉案绿化工程实际施工人，魏伟系斯达公司的项目负责人，绿地公司与斯达公司约定的结算方式为审定价基础下浮10%，因绿化工程在整个服务器工程中占比较小，包含在场内配套工程中。邹海龙对该《服务合同管理及工作协调会议记录》不予认可，《服务合同管理及工作协调会议记录》魏伟签名不是魏伟本人所签，与邹海龙提交证据中魏伟签名不一致，该会议记录形成于2015年4月21日，并未提及绿化工程，绿化工程实际由邹海龙施工。黄河大桥公司称未参与《服务合同管理及工作协调会议记录》形成，对《服务合同管理及工作协调会议记录》不清楚。2、绿地公司与贺兰县绿润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签订的《绿化苗木购销合同》（原件），显示绿地公司自贺兰县绿润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购买金额为7963781元的苗木；绿地公司与永宁县金沙竹柳专业合作社签订的《绿化苗木购销合同》（原件），显示绿地公司自永宁县金沙竹柳专业合作社购买金额为7972228.12元的苗木。证明斯达公司系涉案绿化工程的实际施工人。邹海龙对上述《绿化苗木购销合同》不予认可，称邹海龙与绿地公司的预结算依据国家标准，套取定额计算，绿地公司与两个合作社签订的合同总额高达15936009.12元，而绿化工程的最终审定金额仅为13472691元，包含了全部的绿化工程造价，明显与事实不符。黄河大桥公司称未参与《绿化苗木购销合同》形成，对《绿化苗木购销合同》不清楚。3、天津银行客户专用回单，显示绿地公司给贺兰县绿润苗木种植专业合作、永宁县金沙竹柳专业合作社支付5380363元。宁夏增值税普通发票，显示贺兰县绿润苗木种植专业合作、永宁县金沙竹柳专业合作社给绿地公司开具了金额为199360元的发票。分包工程项目结算审定单，显示经绿地公司与贺兰县绿润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结算，结算总造价为1561770元、与永宁县金沙竹柳专业合作社结算，结算总造价为4375730元。《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苗木供应结算单》，显示绿地公司与贺兰县绿润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结算，结算总造价为1561770元，与永宁县金沙竹柳专业合作社结算，结算总造价为4375730元，该《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苗木供应结算单》上加盖斯达公司印章，并书写“我宁夏斯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此工程苗木供应结算价予以认可”。绿地公司提交的上述天津银行客户专用回单、宁夏增值税普通发票、分包工程项目结算审定单、《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苗木供应结算单》证明绿地公司已就涉案绿化工程分别与贺兰县绿润苗木种植专业合作、永宁县金沙竹柳专业合作社进行了结算，支付工程款5937500元，斯达公司对该金额予以认可。邹海龙对天津银行客户专用回单、宁夏增值税普通发票真实无法确认，对工作量与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分包工程项目结算审定单、《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苗木供应结算单》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结算单记载的时间为2017年4月6日，与被告陈述的结算时间2016年6月相互矛盾，绿化工程由邹海龙组织施工并自行采购苗木，与两家合作社无关，邹海龙从未自两家合作社供应苗木，此款要么是绿地公司因支付的其他工程款伪造的，要么是用于支付其他工程款的。黄河大桥公司称未参与证据形成，对证据不清楚。4、《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绿化工程养护移交及交底会议签到单》（复印件，与邹海龙提交的一致），证明邹海龙系魏伟手下班组之一，绿化工程还有其他班组。邹海龙对该《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绿化工程养护移交及交底会议签到单》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称结合邹海龙提交的另一份结算单，可以作证邹海龙系绿化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他人员都是邹海龙叫来临时帮忙人员。黄河大桥公司称对证据需庭后核对。5、《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苗木供应对账单》，显示经绿地公司与鸣骅公司对账，绿地公司应付鸣骅公司苗木款2950000元。宁夏银行回单凭证，显示绿地公司于2019年2月2日、3日合计给鸣骅公司支付2950000元。绿地公司提交《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苗木供应对账单》、宁夏银行回单凭证证明涉案两份《绿化苗木购销合同》并不是直接的付款依据，款项支付必须由双方当事人达成共识，另外形成具有对账性质的书面文件，绿地公司依据《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苗木供应对账单》给鸣骅公司支付了2950000元。邹海龙对该组证据三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称工程竣工后，审价单位给邹海龙发送了工程量清单，结合邹海龙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邹海龙施工工程造价为1011余万元，此价格还不包括其他零星工程大约30万元左右，经邹海龙与绿地公司协商，邹海龙为了尽快拿到工程款，表示接受，为了配合绿地公司，宏禾公司、鸣骅公司于绿地公司签订了两份《绿化苗木购销合同》，并将绿化草坪、绿化水系等统计到苗木款中，最终确认定价为995万余元。黄河大桥公司称未参与证据形成，对证据不清楚。6、魏伟出具的《承诺书》，内容为：“本人（本单位）因与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总包单位（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工程结算意见不一致，该项目双方一致未能明确具体最终结算金额或暂定最终结算金额，造成了2019年春节前、2020年春节前多个施工队伍讨薪上访事件，为防止再次发生类似事件，本人（本单位）承诺：在2020年4月底前，针对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相关分包合同，与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确定好具体最终结算金额或暂定最终结算金额，避免再发生因结算不清等造成的讨薪事件”。《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绿化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表》，显示涉案绿化工程农民工工资为654000元，该《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绿化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表》上加盖鸣骅公司印章，“施工单位”处由张新建签名，“施工班组张”处由邹海龙签名。上海农商银行电子回单，显示绿地公司于2020年3月23日给银川市人社局农民工工资发放专用账户转款654000元。绿地公司提交上述证据证明魏伟以农民工上访为由，迫使绿地公司于2020年3月底支付了654000元的绿化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邹海龙对《承诺书》真实性无异议，但称根据《承诺书》内容显示，2019至2020年期间多个施工队伍讨薪上访，并未只有绿化工程工人，绿地公司给鸣骅公司支付的2950000元用于支付多个工种的工人工资，对其与证据无异议，该654000元系绿地公司单独支付的绿化工程工程款，与魏伟无关。黄河大桥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7、《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结算汇总表》，证明绿地公司在与黄河大桥公司结算时上报的绿化工程报价为14923681元，目前审定金额为13472691元。邹海龙与黄河大桥公司对该证据无异议。8、斯达公司2018年7月23日出具的《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总体情况说明》，内容为：“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一、1、2、3、4、5、6、7、10、11、12号楼已全部移交，室外、路灯、路面、上水、下水、混凝土路面等已移交；二、9号楼精装修由于尚欠空调施工班组尾款近200万元，导致一直未能安装完成；三、7号楼因图纸未设计消防系统，导致消防验收未能通过；四、1-12号楼均未办理消防备案手续；五、银川滨河黄河大桥管理有限公司多次要求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承包单位）配合绿化验收，但均因无人响应导致无法验收；六、目前我承包方共计实际收到该项目工程款127548190元（已扣10%管理费和5%税金），而该项目总造价16390万元，后续变更及增加9号楼精装修1060万元，现总造价17450万元，目前尚欠工程款46951810元”。证明斯达公司系绿化工程实际施工人，分包人应扣除10%的管理费及5%的税金。邹海龙对该证据三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称该证据恰好能够证明绿化工程是绿地公司单独分包的。黄河大桥公司称未参与证据的形成，对证据不清楚。黄河大桥公司为了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1、《工程审价定案单》，证明涉案服务区工程结算总造价为164679040元。邹海龙对该证据无异议，称工程总造价中包含了绿化工程款13472691元。绿地公司对该证据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称还有一部分预留工程的审价尚在进行中。2、付款明细、付款凭证一组，证明黄河大桥公司已付绿地公司工程款149561450元。邹海龙对该证据三性无异议，称绿化工程暂总项目造价的8.18%，绿化工程于2018年8月28日交接，养护期完成，黄河大桥公司付款达到90%，尚有10%未付，欠付绿化工程的工程款为163962570×8.18×10%，即1347074.5元。绿地公司对该证据无异议，称绿地公司确实收到黄河大桥公司支付的工程款149561450元，已付斯达公司137498187.96元。对于邹海龙提交的《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绿化工程量点验单》及苗木表系原件并由邹海龙持有，《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绿化工程量点验单》及苗木表也经涉案工程发包方及监理单位确认；邹海龙提交的《合同工程月计量申报表》也经监理单位确认，故本院对邹海龙提交的上述《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绿化工程量点验单》及苗木表、《合同工程月计量申报表》予以采信。邹海龙提交的《绿化工程养护交接证书》由建设单位黄河大桥公司以及监理单位确认，该《绿化工程养护交接证书》“施工单位”处加盖绿地公司项目部印章故本院对该《绿化工程养护交接证书》予以彩信。邹海龙提交的《关于服务区2019年绿化补植已完成情况确认》系原件，由黄河大桥公司工程部及绿地公司项目部确认，本院对该《关于服务区2019年绿化补植已完成情况确认》予以彩信。邹海龙提交的《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绿化工程施工总结》由绿地公司项目部确认，绿地公司对该总结真实性也予以认可，故本院对该《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绿化工程施工总结》予以采信。邹海龙提交的《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绿化工程养护移交及交底会议签到单》、《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会议签到单》，《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绿化工程养护移交及交底会议签到单》，虽绿地公司未正面进行质证，但称与项目负责人张新建沟通后确认参加过会议，且绿地公司也将上述《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绿化工程养护移交及交底会议签到单》作为证据出具，故本院对上述《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绿化工程养护移交及交底会议签到单》、《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会议签到单》予以采信。邹海龙提交的《绿化苗木购销合同》由宏禾公司、鸣骅公司与绿地公司签订，绿地公司对该《绿化苗木购销合同》真实性予以认可，故本院对该《绿化苗木购销合同》予以采信。邹海龙提交的《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审价报告》各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邹海龙提交的发票系原件，绿地公司也认可已接收，本院对该发票予以采信。邹海龙提交的银行账户交易流水系原件，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邹海龙提交的《情况说明》由案外人出具，魏伟并非本案当事人，故本院对该《情况说明》真实性不予确认。邹海龙提交的《2020年讨薪付款汇总表》有绿地公司项目负责人员张新建签名确认，绿地公司对该《2020年讨薪付款汇总表》真实性也予以认可，本院对该《2020年讨薪付款汇总表》予以采信。对于邹海龙提交的其他证据因未经绿地公司或黄河大桥公司确认，部分证据属单方制作，本院不予采信。对于绿地公司提交的《服务合同管理及工作协调会议记录》，因该《服务合同管理及工作协调会议记录》为原件，本院予以采信。绿地公司提交的《绿化苗木购销合同》系与案外人贺兰县绿润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绿地公司与永宁县金沙竹柳专业合作社签订，本院对该《绿化苗木购销合同》真实性不予确认。绿地公司提交的天津银行客户专用回单、宁夏增值税普通发票系原件，本院对该天津银行客户专用回单、宁夏增值税普通发票真实性予以确认。绿地公司提交的《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苗木供应结算单》由斯达公司加盖印章，本院对该《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苗木供应结算单》予以采信。绿地公司提交的《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绿化工程养护移交及交底会议签到单》，邹海龙无异议，本院对该《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绿化工程养护移交及交底会议签到单》予以确认。绿地公司提交的《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苗木供应对账单》由鸣骅公司与绿地公司签订，邹海龙、鸣骅公司对该证据及相应付款无异议，本院对该《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苗木供应对账单》及宁夏银行回单凭证予以采信。绿地公司提交的《承诺书》由案外人出具，本院对该《承诺书》真实性不予确认。绿地公司提交的《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绿化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表》、上海农商银行电子回单经邹海龙及鸣骅公司确认，本院对该《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绿化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表》、上海农商银行电子回单予以采信。绿地公司提交的《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结算汇总表》各方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绿地公司提交的《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总体情况说明》由斯达公司盖章，本院对该《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总体情况说明》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黄河大桥公司提交的证据各方均无异议，本院对于采信。庭审中，邹海龙称其是经姜韧介绍入场施工，姜韧介绍邹海龙与绿地公司相关负责人员相识，工程完工后经邹海龙与张新建等联系，经过报价、结算后，绿地公司最终确认工程价款为9951826.67元，绿地公司要求以与邹海龙签订买卖合同方式确定工程价款，为了便于开票，邹海龙以其实际经营的公司与绿地公司签订了合同，并开具了相应的发票，斯达公司及魏伟没有给邹海龙支付过工程款。绿地公司称绿化工程利润较高，绿地公司与斯达公司原结算标准是在审定价基础上扣除10%的管理费及5%的税金，鉴于绿化工程利润高，所以绿地公司实际和两个合作社进行结算时将利润下压，后斯达公司以工程超支为由，要求绿地公司增加费用，与宏禾公司、鸣骅公司签订合同。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邹海龙是否系涉案工程实际施工人及本案法律关系如何认定；二、涉案绿化工程价款如何认定。对于争议焦点一，黄河大桥公司与绿地公司签订《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将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发包给绿地公司施工。邹海龙主张上述服务区工程中绿化工程由其实际施工，绿地公司辩称绿地公司承建工程后，将工程整体转包给斯达公司，邹海龙仅是斯达公司下属绿化施工队，邹海龙不是实际施工人。邹海龙为此提交了证据，其提交的《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绿化工程量点验单》及苗木表系原件由邹海龙持有，邹海龙并代绿地公司项目责任人签名，《合同工程月计量申报表》也经监理单位确认，《绿化工程养护交接证书》、《关于服务区2019年绿化补植已完成情况确认》原件也由邹海龙持有，邹海龙并作为绿地公司相关人员在《绿化工程养护交接证书》中“施工单位”处签名，用于工程的《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绿化工程施工总结》由邹海龙编制并发送给绿地公司相关负责人员，《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绿化工程养护移交及交底会议签到单》、《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会议签到单》中，邹海龙作为绿化工程施工人员及绿地公司人员参会，《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审价报告》原件也由邹海龙持有，《2020年讨薪付款汇总表》也显示绿化工程由宁夏鸣骅作为分包单位施工绿化工程，除绿化工程外的工程由斯达公司作为分包单位施工。邹海龙实际控制的鸣骅公司、宏禾公司在与绿地公司签订《绿化苗木购销合同》后，也给绿地公司开具过发票，绿地公司接收并支付了部分款项，且邹海龙也提交了工程支出的相应证据。综上，因邹海龙提交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相互印证，符合实际施工人特征，可以证实邹海龙个人投资人力、物力对涉案绿化工程进行了施工，故本院对邹海龙实际施工人的身份予以确认。对于本案法律关系，邹海龙主张绿地公司将涉案绿化工程分包给其施工，邹海龙与绿地公司之间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绿地公司辩称将工程整体转包给斯达公司，邹海龙与绿地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绿地公司提交的《服务合同管理及工作协调会议记录》、《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总体情况说明》内容仅能证实绿地公司将地基处理、房建、装饰装修、水电安装、室内配套等工程交由斯达公司施工，以及黄河大桥公司多次要求绿地公司配合绿化验收，不能直接认定绿地公司将涉案绿化工程交由给斯达公司施工。绿地公司提交的《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苗木供应结算单》虽由斯达公司盖章确认，绿地公司也实际给案外人支付过款项，但根据绿地公司与《服务合同管理及工作协调会议记录》内容显示，绿地公司与斯达公司的分包合同拆分为专业分包、劳务分包、材料采购、设备采购合同等，分包单位及供应商选择、分包合同价款均由斯达公司确认，报绿地公司审核后，由绿地公司与实施单位签订合同、付款。因绿地公司将多数分项工程转包给斯达公司施工，结合绿地公司与斯达公司上述对付款方式的约定，即绿地公司按照斯达公司的要求与实施单位订立合同、付款，故不能直接认定绿地公司给案外人支付的款项系给斯达公司支付的绿化工程工程款。且绿地公司确认的上述《2020年讨薪付款汇总表》也直接显示绿化工程由鸣骅公司作为分包单位进行施工，其余工程由斯达公司施工，魏伟对此也予以确认。绿地公司也与鸣骅公司签订过《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苗木供应对账单》，给鸣骅公司支付苗木款，也给鸣骅公司支付农民工工资，并收取鸣骅公司、宏禾公司的发票。综上，本院对绿地公司的该辩解理由不予采信，确定本案法律关系为黄河大桥公司将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发包给绿地公司后，绿地公司将除绿化工程外的其余工程分包斯达公司，将绿化工程分包邹海龙施工。故邹海龙与绿地公司之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成立。邹海龙属无建筑施工资质的个人，不具备绿化施工资质，但根据审理查明，邹海龙施工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养护期届满，并移交黄河大桥公司，故邹海龙可向绿地公司主张工程款。对于争议焦点二，涉案绿化工程造价如何认定问题，根据黄河大桥公司委托评审机构制作的《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服务区工程审价报告》，可以认定涉案绿化工程造价为13472691元。绿地公司与邹海龙实际控制宏禾公司、鸣骅公司签订的《绿化苗木购销合同》合计金额为9951826.67元，因该合同签订于涉案工程竣工、移交审价之后。且金额远低于黄河大桥公司委托的审价机构确定的工程造价13472691元，及绿地公司辩称的扣除10%管理费、5%税金后的金额。现邹海龙主张按9951826.67元计算其施工的绿化工程造价，本院予以支持。对于绿地公司应付工程款的金额，现绿地公司与邹海龙无异议的金额为支付农民工工资的654000元，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对于绿地公司支付给鸣骅公司的2950000元，邹海龙主张其仅收取550000元，向法庭提交了魏伟出具的《情况说明》，因该《情况说明》由案外人出具，未经斯达公司确认，绿地公司对此也不予认可，且转款牵扯到案外人魏兴、邹海文等，邹海龙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鸣骅公司与魏兴之间也还有其他债务往来，故邹海龙仅依据《情况说明》、转账记录等不能认定其收取的工程款金额仅为550000元，本院认定该2950000元系绿地公司支付给邹海龙的工程款。综上，本院认定绿地公司已付邹海龙工程款为3604000元（2950000元+654000元）。故绿地公司还应支付邹海龙工程款6347826.67元（9951826.67元-3604000元）。对于邹海龙主张的利息，涉案工程于2017年7月经审价确定工程造价，并于2018年8月28日养护期满交接黄河大桥公司。现邹海龙主张其中4997540.77元自2019年1月11日起的利息，以及剩余工程款自2019年2月3日起的利息，本院予以支持。据此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4997540.77元工程款自2019年1月11日起至2019年2月2日的利息为13103.14元（4997540.77元×4.35%÷365天×22天）。绿地公司还应支付邹海龙全部6347826.67元工程款自2019年2月3日起至本判决之日的利息（其中2019年2月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之日的利息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邹海龙系涉案工程实际施工人，宏禾公司、鸣骅公司对此无异议，并表示绿地公司无需给宏禾公司、鸣骅公司支付工程款，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对于黄河大桥公司是否承担责任问题，黄河大桥公司系涉案工程发包方，其委托审价确定的工程造价为164679040元，质保金为8233952元（164679040元×5%），付款金额为149561450元，除去质保金及已付款后未付金额为6883638元（164679040元-149561450元-8233952元）。现邹海龙主张黄河大桥公司欠付金额为1347074.5元，该金额低于上述6883638元，本院对邹海龙的主张予以确认，确定黄河大桥公司在欠付绿地公司1347074.5元工程款范围内对上述绿地公司欠付邹海龙的6347826.67元工程款承担付款责任。对于邹海龙主张的律师费，因邹海龙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律师费金额，律师费也非主张债权必要费用，且邹海龙与绿地公司对此也无约定，故对于邹海龙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邹海龙工程款6347826.67元，利息13103.14元，合计6360929.81元，并支付上述6347826.67元工程款自2019年2月3日起至本判决之日的利息（其中2019年2月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之日的利息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被告银川滨河黄河大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在欠付被告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1347074.5元工程款范围内对上述6347826.67元工程款承担责任；三、驳回原告邹海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9607元，原告邹海龙、银川宏禾广告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宁夏鸣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2023元，被告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67584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蒋维国二○二○年十二月三日法官助理 唐 伟书记员 郭彩玲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履行告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