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4民初41473号原告：陈某某，女，1970年3月1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槿，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中国大酒店商业大厦十三楼。法定代表人：张娟。委托诉讼代理人：黎俊锋，上海江三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颖雪，上海江三角（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原告陈某某诉被告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松下分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本案相关情况原、被告双方无争议的事项如下：一、入职情况：陈某某于1997年10月1日入职松下万宝电器(广州)有限公司；松下电工(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的家电部分于2005年6月1日并入松下分公司。二、工资情况：陈某某于2018年4月1日起待岗，并领取待岗工资；每月5日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上上月26日至上月25日的工资；松下分公司支付陈某某工资至2020年3月18日，当月工资数额为5642.04元。三、最后工作日及终止劳动关系时间：陈某某为松下分公司提供正常劳动至2018年3月30日；终止劳动关系时间为2020年3月18日。四、申请仲裁时间：2020年5月20日，陈某某作为申请人，以被告为被申请人，向广州市越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五、仲裁请求：1.被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571881.2元；2、被申请人支付未缴纳商业保险保费189735元；3、被申请人支付2020年3月工资5861.66元；四、被申请人支付2019年和2020年未休带薪年假工资51443.59元。六、仲裁结果：广州市越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8月18日作出穗越劳人仲案[2020]94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七、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571881.2元;2、被告支付未缴纳商业保险保费共计189735元;3、被告支付2018年、2019年未休年假工资51443.59元;4、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原、被告双方有争议的事项：一、关于违法终止劳动关系的问题。原告主张其所在岗位属于管理岗位，应延长至55周岁终止劳动关系，办理退休手续，而松下分公司于2020年3月25日送达的终止劳动关系决定，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为此，原告举证如下：1、劳动合同书（期限为2002年4月1日至2004年3月31日），其中载明松下电工（中国）有限公司任命陈某某担任营业副主任职务；2、劳动合同书（期限为2004年4月1日至2006年3月31日），其中载明松下电工（中国）有限公司任命陈某某担任营业副主任职务；3、工作调动通知书，其中载明因公司业务整合，自2005年6月1日起，陈某某的劳动关系从松下电工（中国）有限公司转入松下分公司，相关劳动条件不变；4、广州市劳动合同（编号08199，自2008年4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其中载明工作内容有两项可供选择，一项是“管理和专业技术类”，另一项是“工人类”，而陈某某的工作内容选定为“管理和专业技术类”；5、工资单，其中列明“管理职工资”为2500元；6、荣誉证书；7、《委任书》，其中载明松下分公司委任陈某某担任贩社美健营业BU华南大区外地系主管职务代行，委任期为2008年4月1日至2009年3月31日；8、劳动合同附件，其中载明陈某某管理职工资为2500元/月；9、2009年度干部升格考核结果（2009年2月25日发出，2009年4月1日生效），其中载明陈某某通过研修、考核，达到相应能力级别；10、员工工作履历，其中载明陈某某为华南区南海区域南宁系系长；11、系统截图、招商银行帐户历史交易明细表，显示松下分公司于2018年2月向陈某某发放激励金3000元，陈某某的职务为南宁系系长；12、钉钉群截图；13、PAPCN含税工资明细通知书（2018年2月）、协议书，其中通知书中载明陈某某的补充养老保险补偿（按月补贴，自19年1月至退休当月/离职当月），2019年1月至退休月数为75个月，补充养老保险剩余保费175870元；14、短信截图；15、电子邮件，显示陈某某与被告协商签订三方协议，陈某某向被告反映人事档案遗失，并提出要求改正三方协议，并未表示不同意移籍，但被告邮件中认为陈某某没有在3月26日13:00回复人事部门，视为陈某某不同意移籍，提出协商解约经济补偿金和协商解约，要求陈某某2018年3月30日下班前将电脑和胸卡交给上司，做好固定资产交接，清理个人物品；对此，陈某某于2018年3月30日邮件提出其没有说过不移籍，因资料错误，导致没能签订协议，且其离退休年龄不足五年，按国家劳动法不能炒，要炒补偿金应按2n；16、回收证明；17、待岗通知书；18、电子邮件，显示陈某某向被告提出不认可待岗决定，要求与被告协商；19、工资条、招商银行帐户历史交易明细表，显示原告在2019年3月至2020年3月期间应得工资（含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等货币性收入）合计149186.4元，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12432.2元；20、通知（日期为2019年6月20日），被告在该通知中载明陈某某待岗前为普通销售人员，根据国家及广州市政策规定，退休年龄为50周岁，退休日期为2020年3月18日；21、电子邮件（2019年6月21日），陈某某在电子邮件中明确收到通知，并表示其本人身份请再次确认，要求参照2008年4月1日，其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第二条第二项，并要求在其应退休前第三个月再行通知；22、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被告于2020年3月17日向陈某某发出该通知书，通知其司与陈某某的劳动合同于2020年3月18日依法终止；23、办公平台员工查询截图，显示陈某某为系长；24、钉钉截图；25、微信聊天截图，CN-180117PCN工会议说明-V2文件截图；26、其他报告决裁单；27、2010年华南营业会议截图。被告主张陈某某所从事工作不属于管理岗位，其本人亦十分清晰法定退休年龄；另陈某某2018年4月1日至2020年3月期间处于待岗状态，根本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管理岗位。为此，被告举证如下：1、劳动合同（期限为2007年4月1日至2008年3月1日）；2、调动书，内容显示陈某某的岗位变动情况；3、组织架构图，显示松下分公司单位部门组成；4、职工手册之等级管理规定；5、职工手册签收确认书；6、关于《职工手册》修订事项的答复；7、《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退休人员名册查询》，显示陈某某的个人身份为“工人”；8、《移籍说明会签到表》（2018.1.23），显示陈某某参加会议的签名；9、《关于不同意移籍员工协商解约相关联络电子邮件》，显示原、被告在协商签订三方协议过程中，被告认为原告未在规定时间内签约，提出解约及支付经济补偿金；对此，原告不同意，提出并非不同意签约移籍，而是因档案资料问题，希望进一步协商，并表示其离退休年龄不足五年，按国家劳动法不能炒，要炒补偿金应按2n；10、电子邮件公证书；11、原告发出的联络地址变更；12、待岗通知书，内容显示：被告于2018年3月30日通知原告，因原告不同意变更劳动关系，同时亦未有其他合适岗位提供，故此决定从2018年4月1日起待岗；13、待岗通知书快递单及签收记录。14、2018.4至2020.3考勤表，显示未登记陈某某的出勤情况；15、短信聊天记录，显示：陈某某短信称：“谢谢袁淑文部长和你的提醒，我要求上岗有些异想天开了。还是按公司4月1号的待岗通知执行吧。若公司有什么变更，发文给我即可”被告人事回复：“还是待岗的意思吗？”陈某某短信称：“感谢你对我的诉求向上反馈，也请帮转达对袁淑文部长的谢意，感谢公司的重视和袁部长千里迢迢来，并给予建议”被告人事回复：“应该的；还是要再次确认，你的意向是待岗？”陈某某短信称：“4月28日和公司谈，杜方平部长和甄雪梅课长已明确表示，不再签三方合同，按4月1日通知，待岗到退休！”；16、退休办理通知，显示被告于2020年1月7日向原告发出关于办理退休手续的通知；17、退休办理通知的邮寄单及投递查询记录；18、原告2018.1至2020.2工资明细表，显示未见有“管理职”工资的构成；19、工资表签收记录，显示原告签收工资条；20、2020年3月工资支付截图；21、劳动合同终止通知书；22劳动合同终止通知书邮寄单；23、盛俐英的养老待遇核对单，显示姓名为“盛俐英”的养老待遇核定情况；24、盛俐英的劳动合同。本院认为，根据《劳动部关于试行全员劳动合同制有关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劳力字(1992)46号)、《劳动部办公厅关于企业全员劳动合同制职工退休、退职问题的复函》(劳办发(1994)169号)、《劳动部关于印发的通知》(劳部发(1995)309号)等文件的规定，企业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后，职工需要办理退休、退职手续的，要按照现工作岗位国家规定的年限和条件执行。其后，广东省劳动厅、社会保险管理局于1999年4月27日发出《转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通知》(粤劳薪[1999]114号)进一步明确了对女职工现岗位的认定，以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的劳动合同为依据，即不论原身份是工人还是干部，其现岗位应以劳动合同中确定的岗位为准，凡在现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均应以现岗位认定其身份，其退休年龄，在工人岗位工作的按50周岁，在管理岗位工作的按55周岁。本案中：首先，由双方在2008年4月1日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内容可知，陈某某的工作内容被选定为“管理和专业技术类”销售人员，而非劳动合同中另一选项“工人类”销售人员，且陈某某于2008年4月1日劳动合同签订之日即由被告委任为贩社美健营业BU华南大区外地系主管职务代行，虽然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上服务大厅仍登记陈某某身份为“工人”，但该信息登记内容与双方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岗位身份不符，应以上述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岗位为准。后双方于2009年4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附件》明确陈某某的管理职工资为2500元/月，且2009年4月1日生效的《2009年度干部升格考核结果》又明确陈某某通过研修、考核，达到相应干部能力级别，之后从原告提交的《员工工作履历》、《系统截图》、《钉钉群截图》均表明陈某某一直担任系长职务，原告提交的数年《工资条》中也列明“管理职工资”为2500元，与上述《劳动合同附件》约定内容一致；加之，被告于2018年2月向原告发出的《PAPCN含税工资明细通知书》载明陈某某的补充养老保险补偿自2019年1月至退休月数为75个月，此表明被告确认原告的退休时间为2025年3月，从侧面印证陈某某的退休年龄为55周岁，而非被告所称的50周岁。其次，陈某某在2018年3月30日电子邮件提出其离退休年龄不足五年，但是离退休年龄并非以劳动者或用人单位单方确认为准，实际退休年龄仍需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审查确定，而非当事人可以任意选择或确定。且被告于2019年6月20日向原告发出《通知》（告知原告其待岗前为普通销售人员，退休年龄为50周岁，退休日期为2020年3月18日）后，原告于次日就通过向被告发出电子邮件提出异议，要求参照2018年4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第二条第二项确认其身份，足以说明原告不确认其退休年龄为50周岁。最后，双方在协商签约移籍过程中，因对档案资料问题有争议，原告未能按被告限定的时间签约，被告随即提出解约，在原告提出异议的情况下，被告转而让原告从2018年4月1日至2020年3月期间待岗。由此可知，是被告单方让原告待岗，此不能改变原告待岗前双方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原告岗位。综上所述，原告的工作岗位应属管理岗位，退休年龄应为55周岁。被告以原告已达法定退休年龄为由，于2020年3月18日与原告终止劳动关系属违法解除，根据原告提交的工资条和招商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可以证明原告在劳动合同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为12432.2元，原告于1997年10月1日入职，故被告依法应向原告支付违法终止劳动合同的赔偿金559449元（12432.2元×22.5×2）。二、关于未缴纳商业保险保费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社会保险基金按照保险类型确定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工资总额由下列六个部分组成：（一）计时工资；（二）计件工资；（三）奖金；（四）津贴和补贴；（五）加班加点工资；（六）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第七条规定：“奖金是指支付给职工的超额劳动报酬和增收节支的劳动报酬。包括：（一）生产奖；（二）节约奖；（三）劳动竞赛奖；（四）机关、事业单位的奖励工资；（五）其他奖金。”第八条规定：“津贴和补贴是指为了补偿职工特殊或额外的劳动消耗和因其他特殊原因支付给职工的津贴，以及为了保证职工工资水平不受物价影响支付给职工的物价补贴。（一）津贴。包括：补偿职工特殊或额外劳动消耗的津贴，保健性津贴，技术性津贴，年功性津贴及其他津贴。（二）物价补贴。包括：为保证职工工资水平不受物价上涨或变动影响而支付的各种补贴。”本案中：首先，国家法律并无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购买商业保险，商业保险也不属于劳动者的工资薪酬范围。即便被告曾经为原告购买商业保险，但从缴纳商业保险保费的性质来看，属于用人单位根据自身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的奖励或福利，也就是说用人单位有权根据自身的经营状况和劳动者的表现对该费用予以调整或者取消。其次，从原告提供的证据来看，被告于2018年2月向原告发出的《PAPCN含税工资明细通知书》中明确移籍之前待遇包括工资、津贴、税金，移籍之后待遇包括含税工资、含税津贴、补充养老保险补偿、个人重疾保险税金补贴。由此可知，被告明确在原告移籍之后，才会按月向原告支付补充养老保险补偿和个人重疾保险税金补贴。事实上，双方并未办理移籍手续，故原告要求被告缴纳商业保险保费，没有依据。最后，《财政部关于企业为职工购买保险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财企[2003]61号）发文对象是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各中央管理企业，规范的对象不包括被告。据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未缴纳商业保险保险共计189735元，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2019年和2020年未休带薪年假工资问题。原告主张其2019年应休年休假天数为15天，2020年应休年休假天数为15天，但被告未予安排享受。被告主张原告从2018年4月1日起处于待岗状态，未向被告提供正常劳动，其带薪年休假应视为全部休完；被告在其待岗期间依约及时足额支付待岗工资。本院认为，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一条规定，带薪年休假的设置目的系调动职工工作积极性，而本案原告自2018年4月1日起即处于待岗状态，并未实际工作，不符合享受带薪年休假的根本条件。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2019年未休年假工资51443.59元，本院不予支持。判决结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参照《劳动部关于试行全员劳动合同制有关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劳动部办公厅关于企业全员劳动合同制职工退休、退职问题的复函》、《劳动部关于印发的通知》、《转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通知》、《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一次性向原告陈某某支付违法终止劳动合同赔偿金559449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陈某某的其余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由原告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上诉请求的项目及相关交费规定，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彭鹏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周梦倩法庭记录蔡创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