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0103民初5344号 原告：郭莉芳，女，汉族，1987年9月24日出生，住合肥市蜀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楠，安徽通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万海，安徽华人（六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安徽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休宁路汇林阁小区会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082223696J。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良奎，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睿智，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安徽怡和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阜南路**东怡金融广场****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097335658E。 法定代表人：王军，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镇，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艳东，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郭莉芳与被告安徽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怡亚通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30日作出（2018）皖0103民初6571号民事判决，被告安徽怡亚通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后认为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作出（2019）皖01民终3137号民事裁定，撤销（2018）皖0103民初6571号民事判决并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6月3日立案后，另行组成合议庭，并依法通知第三人安徽怡和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怡和公司）参加诉讼。本案审理期间，因等待第三人就其与原告之间民间借贷纠纷案申请再审按处理结果以及新冠疫情防控等原因而暂停审限计算。2020年12月25日，本院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郭莉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楠，被告安徽怡亚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良奎，第三人安徽怡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郭莉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对安徽怡和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在(2017)皖0104民初1791号、(2017)皖0104民初1792、(2017)皖0104民初1793号《民事调解书》中确认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1.(2017)皖0104民初1791号《民事调解书》项下借款本金200000元、利息71333.3元、违约金5786667元(以本金2000000元为基数，按月息2%自2017年3月7日暂计至2018年5月15日此后计至款清日止)、律师费65000元、诉讼费19513.5元、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136150元(以200000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自2017年4月21日暂计至2017年5月15日，此后计至款清日止)，计3512663.5元；2.(2017)皖0104民初1792号《民事调解书》项下借款本金2000000G利息71333.3元、违约金578666.7元(以本金200000元为基数，按月息2%自2017年3月7日暂计至2018年5月15日此后计至款清日止)、律师费70000元、诉讼费19533.5元、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136150元(以200000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自2017年4月21日暂计至2018年5月15日，此后计至款清止)，计3517683.5元； 3.(2017)皖0104民初1793号《民事调解书》项下借款本金2000000、利息7133.3元、违约金578667元(以本金200000元为基数，按月息2%自2017年3月7日暂计至2018年5月15日此后计至款清日止)、律师费65000元、诉讼费19513.5元、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136150元(以2000000元基数，按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自2017年4月21日暂计至2018年5月15日，此后计至款清日止)，计3512663.5元；以上合计10543010.5元，扣除已执行299217元，为10243793.5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被告为安徽怡和公司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2017年3月9日，原告分别将安徽怡和公司、王军、杨淑娟、周建、彭辉辉诉至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要求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等。后经调解，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皖0104民初1791号、(2017)皖0104民初1792号、(2017)皖0104民初1793号《民事调解书》，确定了还款方式、金额和期限，安徽怡和公司承担相应的还款义务。调解书规定的履行期间届满后，安徽怡和公司、王军、杨淑娟、周建、彭辉辉并未履行还款义务，原告向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原告仅执行299217元，安徽怡和公司多次表示不愿履行还款义务。后经查，被告与安徽怡和公司为同一办公地点，已控制了其经营与财务，且安徽怡和公司经营收入入其银行账户后，被告即转入自己的银行账户。原告申请执行后，在被告控制下，安徽怡和公司就不在经营，更无任何收入，其他被执行人也无财产，故此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终结了本次执行程序，原告合法权益受到极大的损害。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被告滥用股东权利控制安徽怡和公司经营和财务，恶意转移安徽怡和公司财产，逃避债务的行为造成原告合法债权无法受偿，应当对安徽怡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此外，被告在安徽怡和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中占股60%，出资额为3600万元，但其全部为认缴，并未实际出资。此种行为也损害了安徽怡和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被告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安徽怡亚通公司辩称：第一，2014年6月，被告与王军共同出资设立安徽怡和公司，被告已经实缴出资3600万元。自安徽怡和公司设立伊始，即由小股东王军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总经理，被告并不参与安徽怡和公司实际经营，被告与安徽怡和公司系财务、人员、业务相互独立，不存在任何混同的情形，被告亦不存在任何滥用法人独立地位逃避债务的情形。本案的案由为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被告承担责任的前提是与安徽怡和公司存在人格混同，且利用这种混同逃避债务，损害了债权人利益。但至今为止，原告没有向法庭举证被告有滥用第三人公司独立法人地位，逃避债务的行为、意图。不可否认的是本案属于侵权纠纷，其要求就是侵权行为的本身要和侵权的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是原告也不能向法庭举证证明这一因果关系的存在，所以，原告的诉求前提不能成立，事实也不能成立。第二，被告已经全面履行了出资义务，不存在没有出资的情形。如果按照本案案由来进行审理的话，其本身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但是被告已经向法庭充分举证履行了全面的出资义务。第三，此前被告向法庭全面举证了与第三人之间的银行账务往来，该账务往来清楚的反映了被告自第三人公司成立以来向其输送了大量的运营资金，完全不存在逃避债务的意图、行为。案件发回重审之后，被告还向法庭举证了全部涉及账务的财务凭证、流水，上述证据清楚的反映了被告与第三人之间均实行独立的财务管理、财务记账，并且按照上市公司的财务要求向公众媒体进行了公开的信息披露，得到了监管机构和第三方财务机构的确认，这更是印证了被告和第三人不存在财务混同、人员混同等混乱的情形。综上，被告人认为，原告的诉求和事实理由均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 第三人安徽怡和公司述称：1.第三人与被告之间财务独立、人员独立，业务也不存在混同，原告主张第三人与被告之间存在混同的事实依据不足；2.第三人接受被告公司的资金支持，不属于原告所主张的混同情形，历次款项均有独立的记账、财务账簿，双方之间财务完全独立。其它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 原告郭莉芳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被告工商基本信息查询单，第三人工商基本信息查询单、公司章程。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系债务人安徽怡和公司控股股东，占股60%，且注册资本3600万元为认缴。证据二，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7)皖0104民初1791号、(2017)皖0104民初1792号、(2017)皖0104民初1793号民事调解书，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7)皖0104执1956号、(2017)皖0104执1957号、(2017)皖0104执1958号执行裁定书。证明被告控股的安徽怡和公司对原告承担还款责任，该还款责任已经人民法院调解书确认，且无财产可供执行，原告的合法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证据三，被告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安徽怡和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安徽怡和公司与被告(2016年至2017年)银行流水往来、安徽怡和公司和被告公司经营地的照片。证明截至2016年6月30日，被告对外公告，安徽怡和公司资产负债率为34.89%，净资产为4826.78万元，此期间为安徽怡和公司所负原告债务的逾期未还期间；而银行往来流水则反映被告利用安徽怡和公司控股股东的身份，控制其财务和经营，将安徽怡和公司对外经菅所得恶意转入被告账户，造成安徽怡和公司无资产偿付所欠原告的债务，损害了原告作为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被告与怡和公司经营地址和经营范围均相同。证据四，《出资合作合同书》，证明被告与王军合作成立安徽怡和公司。安徽怡和公司经营、财务均由被告控制，其中安徽怡和公司的资金统一由被告收付，双方财产混同，已严重侵犯了原告作为安徽怡和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原告郭莉芳当庭对其证据补强说明如下：一、其中证据三银行流水中2016年的第一页反映1月7日第三人公司账户有1679360.23元，在当日被被告转走至其账户150万元，1月19日第三人账户有2174003.49元，当天被被告转走250万元；在2017年度1月18日第三人账户有3280598.37元，当天被被告转走250万元，1月22日第三人账户有559588.58元，当天被被告转走50万元，4月12日安徽鑫九源酒业有限公司向第三人支付1484892元，4月13日被被告全额转走，4月26日合肥盛航商贸有限公司分两次向第三人支付82万元，当天被被告全额转走；5月4日原告的强制执行程序已经启动，被告将第三人账户中15万元转走14万元。这些仅是原告所提供银行流水当中部分被告将第三人资金转走的情形，如果仔细审阅该银行流水明细会发现只要第三人账户有收入，被告公司都会在当天或者次日将其绝大部分或者全部资金转移至其账户。另外，该账户在原告提起强制执行程序过后就没有任何的流水，即第三人就没有收入进账。通过2016年、2017年的流水反映，第三人是经营良好的企业，是有偿债能力的。二、原告提交的证据四中第十八条，合资公司即第三人的财务、物流和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负责人由甲方委派的人员担任，委派其意味着由甲方的人员派遣至第三人公司的核心部门；第二十一条，合资公司即第三人公司应当使用甲方指定的财务、人力资源、行政以及业务管理系统；第二十四条第二项，合资公司即第三人公司的资金使用管理需要按照被告相关制度流程执行，接受被告资金统一收付的管理方式。在原一审庭审中，被告也自认了第三人公司的资金是由其管控，第三人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应当有独立的管理体系、独立的资金、独立的财产，但从银行流水和出资合同书反映，第三人核心的财务、人事以及管理是由被告所控制的，其资金也是由被告所控制，在被告控制第三人资金的时间段内，正是原告与第三人债务的偿付期间，而且第三人在原告申请强制执行后，即被被告停止了经营，已经丧失了偿付能力。 被告安徽怡亚通公司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被告已经向法庭提交了足额缴纳注册资金的全部凭证，同时即便是注册资金认缴，也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明目的不予确认，依照现行法律特别是最高院九民会议纪要，股东对自己的借款行为进行担保，需要经过股东会的同意，但正因为原告与第三人法定代表人串通一气、故意损害第三人公司的权益，在完成了相应的调解确认之后，意图将全部债务转嫁给第三人公司，所以被告已对上述债务在人民检察院申请了抗诉。 对证据三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这些证据恰恰可以清楚的反映被告为了第三人的经营，为其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担保以及注册经营地的便利，以支持第三人的日常运营；原告所提交的银行流水为截取，不能清楚的反映全部来往的事实，被告已经向法庭提供了第三人经营期间的全部往来流水。对证据四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明目的不予确认，首先是这份出资合作合同书不知道原告从何而来，其唯一的来源只能是原告的借款人、第三人的法人王军所提供，这就清楚的反映了原告与王军是有串通的，意图将王军所欠原告的债务转嫁给第三人和被告；其次，这份出资合作合同书并没有得到全面的执行，或者说最后没有得到执行，原告此前向法庭提交了公司的章程，合作协议和章程相比较，可以看出章程在后，协议在前，公司的法人也是由王军来担任，日常经营由王军来执行，所以并不是原告所言的全部由被告所控制。另原告补强说明的第一点是列举了大量的账务来往、说明钱被被告转走了，提请法庭注意的是原告至今为止没有向法庭举证这个钱被被告转走了，这是第三人向被告公司支付的相关款项，被告不存在能够转走第三人公司款项的行为，原告说是2017年4月申请强制执行之后，15万元转走了14万元，请法庭注意的是原告和第三人之间即担保人形成调解书后只发生了一笔14万元转走的账务，其余所有账务都跟原告的债权没有关系，所以这应该视为原告的自认。原告使用了大量的委派、规范化管理系统、统一收付以及控制等概念来说明就是混同，这是典型的偷换概念，所有的这些行为即便存在，都不是混同。混同是被告的人也是第三人的人、第三人的人也是被告的人，被告的钱是第三人的钱、第三人的钱也是被告的钱，而原告的证据恰恰证明不了这一点。就人员来说，第三人的董事长、副董事长甚至都是由被告所委派是一个基本的公司法的常识，不是混同。而系统化的管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说实际控制，都是集团公司管理的基本要求和特征，完全谈不上混同。所以，原告所指称的这些都不是混同。 第三人安徽怡和公司当庭表示同意被告的质证意见并对证据二补充质证：该组证据反映的案涉债务问题，是由第三人法定代表人王军与原告恶意串通而形成的，第三人从未参与其中，王军超越权限为其自身债务提供担保，没有经过公司的股东会进行决策，在原告提起相应诉讼后，王军又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越权签署调解笔录，该笔债务实质上违反了公司法的相应规定。 被告安徽怡亚通公司围绕其抗辩意见首先提交五组证据（与原一审提交的证据一致）：证据一，安徽怡亚通公司转账凭证及记账凭证、安徽怡和公司入账凭证及记账凭证，证明安徽怡亚通公司已经完全履行出资义务，不存在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无需向原告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证据二、安徽怡亚通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安徽怡和公司企业信用信息，证明安徽怡亚通公司与安徽怡和公司系相互独立的法人，两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组织机构均不相同，两公司从事相应业务亦不存在交叉，两公司在人员、业务、财产方面不构成混同，且并不存在因此逃避债务、损害原告的债权利益的情形，原告主张被告公司损害利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证据三，调解笔录，证明原告主张债权依据的调解笔录未经安徽怡和公司盖章，仅有法定代表人签署，安徽怡和公司为公司股东提供担保及债权的认可未经股东会决议，违反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证据四，执行裁定书、协助扣划存款通知书（回执），证明原告已经从安徽怡和公司划扣款项为330000元，其所主张的债权的依据与事实不符。证据五，2014年5月至今安徽怡和公司的银行流水，证明被告公司向安徽怡和公司支出的款项及资金支持，远远大于安徽怡和公司向被告公司转出的款项，被告公司不存在控制怡和公司，也不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形，原告主张被告公司利用其控股股东的地位逃避债务不存在事实依据。 原告郭莉芳对上述五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三性均有异议，该记账凭证是被告公司内部文件，不具备证据的特性，如果被告作为股东缴纳出资，必然在转账的时候有注明，且工商注册登记的档案中没有实缴的字样，被告律师在质证原告的证据一的时候，对证明目的是认可的，证据一的证明目的为注册资本，是认缴。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但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与安徽怡和公司的经营范围中有大方面的雷同和一致不可否认，虽然双方的法人不一样，但两个公司的监事是一样的，所以被告所述的业务不存在交叉，业务不存在混同不实。在已经公布的裁判文书（2017）皖01民终7160号中确认的被告经营地为庐阳区阜南路169号31层B-3108室，即是怡和公司的注册地。 对证据三和证据四的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关于调解笔录中王军的签名，王军是安徽怡和公司的法人，对外可以代表该公司参加诉讼是基本常识，蜀山法院执行裁定扣划了安徽怡和公司33万元，在扣除该公司应付的执行费后，原告获偿299217元。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安徽怡和公司与被告公司频繁交易的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两个独立主体的公司间交易、投资必须有合同、税务发票，此前庭审也要求被告提供了相应的证据，但被告并未提供，所以无法证明安徽怡和公司和被告公司款项往来的合法性，有可能是被告公司为了避税伪造的证据；并不是出账多进账少即为合法，安徽怡和公司的财产已经全部进入了被告公司，分不清哪一笔是安徽怡和公司，哪一笔是被告公司的，原告在执行中发现安徽怡和公司不止一个银行账户，所以单纯的一个徽商银行账户流水不足以反映安徽怡和公司的财产情况；根据公司法会计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最高院的裁判观点，公司与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必须要有合同或者交易凭证和相应的税务发票，原一审中法庭要求被告提供银行流水当中与第三人产生往来的交易凭证及对应发票，但被告截至本次庭审也均未提供。 第三人安徽怡和公司对被告以上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 被告安徽怡亚通公司围绕其抗辩意见还提交了六组证据：证据一，安徽怡亚通公司2016年1月-2017年5月记账凭证及客户回单，证明安徽怡亚通公司与安徽怡和公司历次资金往来均清晰记载，明确反映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不存在财务混同、无法区分各自财产的情形。两公司的任何一笔资金往来均有明确的记账凭证及所附单据，清楚的反映了资金往来的实际情况，安徽怡亚通公司与安徽怡和公司的记账凭证均明确载明了资金往来的用途、明细及项目等信息，被告不存在调拨安徽怡和公司资金偿还股东个人债务不做财务记载的情况；安徽怡亚通公司与安徽怡和公司在财务管理中，双方之间的资金来往以及资产都进行了清楚的区分，并依照财务审计及管理的规则，进行了详细的财务记载；安徽怡亚通公司的账簿和安徽怡和公司的账簿，均为独立账簿，进行了清楚的区分；安徽怡亚通公司自身的收益与安徽怡和公司账务往来有清楚的区分，不存在致使双方利益不清的财务记载；安徽怡亚通公司与安徽怡和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均有明确的财务账册支持，不存在致使双方利益不清的事实；安徽怡和公司的财产均记载于该公司名下，安徽怡亚通公司不存在占用安徽怡和公司财产的情况。证据二，安徽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审计报告4份（2014、2015、2016、2017年度），证明通过第三方审计机构的审计，安徽怡亚通公司的经营是合法的，不存在与安徽怡和公司财产混同的情形；安徽怡和公司作为安徽怡亚通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财务状况体现在怡亚通公司中并向社会进行公告，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及企业会计政策及准则；第三方审计机构也认定安徽怡亚通公司的经营管理、财务管理符合法律规定。证据三，安徽怡亚通公司与本公司财务人员签署的劳动合同，证明安徽怡亚通公司相应财务人员均系入职安徽怡亚通公司并签署劳动合同，怡亚通公司财务人员与怡和公司之间不存在交叉或混同的情形。证据四，怡和公司与本公司财务人员签署的劳动合同，证明安徽怡和公司有自己独立的财务人员，不存在与股东安徽怡亚通公司财务人员混同的情形。证据五，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通知书（2019年9月3日），证明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股东侵权责任的（2017）皖0104民初1971号、1972号、1973号民事调解书因为存在违反法律规定、提供虚假证件、违反送达程序的事实而被合肥中级人民法院予以再审立案审查，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责任的基础尚有待该案件审结之后再行确认。证据六，刑事判决书，证明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已经作出的刑事判决书认定安徽怡和公司为安徽怡亚通公司与另一股东王军合资成立；安徽怡亚通公司没有参与安徽怡和公司的经营管理；安魂怡和公司由小股东王军担任总经理和法定代表人，并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安徽怡亚通公司与安徽怡和公司不存在经营、财务混同的情况。 原告郭莉芳对上述六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中银行流水及徽商银行客户回执三性无异议，对于记账凭证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记账凭证是被告单方制作，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该记账凭证中会计科目所列明的与第三人之间是属于内部往来、管理往来，根据会计准则及公司法相关规定，被告及第三人均属于独立法人，如果不是被告全面或者过度控制了第三人，不可能在记账凭证中注明是内部往来，内部往来这种记账方式是适用于总公司和分公司之间的；所有的客户回执其附言均是往来款，这种往来款没有任何证据去证明其性质是属于股东投资款、合同应付款、借款中的一项，而且通过核对其财务凭证原件，原告发现所有的往来款在财务凭证中都没有任何的合同以及发票，所以该份证据反而可以证明被告没有通过合法的交易以及手续就将第三人的资金占为己有。对证据二的三性以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首先，审计报告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审计，也是被告公司单方委托的审计机构，而且审计报告中错误百出，其中2015年审计报告第48页表格中所列出第三人为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为75%，与工商登记信息不一致；其后2016年、2017年所有的审计报告当中所持有的第三人公司的股份与工商登记信息、公司章程也都不一致；此外，被告在本次庭审和原一审答辩也都辩称与第三人公司是有着合法的交易往来的，有交易就有债权债务关系，但财务报表当中完全没有第三人和被告之间任何交易与资金往来的情形，应收、应付账款也均未体现与第三人有经济上的往来，这也就解释了证据一当中为何仅用内部往来的财务记账理由就将第三人公司大量资金转走。对对证据三和证据四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劳动合同也是被告单方制作及提交，对应的劳动者并未出庭证明其员工的身份，被告也没有提供的备案的员工花名册以及社保缴费记录，所以该份证据存在被告造假的可能性，不能证明其目的。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的再审申请已经被合肥中院裁定驳回，其所申请再审的理由根本不成立，王军作为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当然可以对外代表第三人签订协议以及诉讼等，法定代表人的知晓也就是公司的知晓，这都是民事法律、合同法、诉讼法所规定的。对证据六的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刑事判决书通篇都没有说到王军负责第三人的日常经营，王军具体有犯罪行为与原告无任何关联，而且庐阳区人民法院2017年审理的案号为（2017）皖0103民初3577号股东知情权纠纷案，王军作为法定代表人对第三人的财务状况、经营、管理控制均无权，还必须通过诉讼的形式保证自己的股东知情权，该份生效的判决书已经阐述的很明确，王军已经丧失了第三人公司的控制权，而第三人公司仅有两个股东，另一个股东即本案被告，就是第三人的实际控制人，恰好反驳被告的证据六。 第三人安徽怡和公司对被告以上六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认可被告上述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关于被告重审中提交的证据一，1.在日常经营过程中，第三人与被告之间均是独立记账，而且相应记账的凭证与会计凭证相互印证；2.被告作为第三人的股东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往来合作，是非常正常的，如果单纯的一味要求必须具有合同、税票作为基础，这在任何公司都将是无法实现的；3.根据九民纪要的规定和要求，公司之间人格混同认定最重要的标准是财务能够独立核算，并没有要求必须具备合同、发票等文件，而第三人公司与被告公司之间相应财务是独立核算；4.第三人注意到原告主张相应审计报告中并没有将第三人公司与被告公司往来款作为应收账款予以列明，第三人公司希望原告明确相应主张的法律依据。 第三人安徽怡和公司围绕其陈述意见提交了七组证据：证据一，安徽怡和公司2016年1月-2017年5月记账凭证及客户回单，证明安徽怡亚通公司与安徽怡和公司历次资金往来均清晰记载，明确反映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不存在财务混同、无法区分各自财产的情形。安徽怡亚通公司与安徽怡和公司的任何一笔资金往来均有明确的记账凭证及所附单据，清楚的反映了资金往来的实际情况，安徽怡亚通公司与安徽怡和公司的记账凭证均明确载明了资金往来的用途、明细及项目等信息，安徽怡亚通公司不存在调拨安徽怡和公司资金偿还股东个人债务不做财务记载的情况，怡亚通公司与怡和公司在财务管理中，双方之间的资金来往以及资产都进行了清楚的区分，并依照财务审计及管理的规则，进行了详细的财务记载；安徽怡亚通公司的账簿和怡和公司的账簿，均为独立账簿，进行了清楚的区分；安徽怡亚通公司自身的收益与安徽怡和公司账务往来有清楚的区分，不存在致使双方利益不清的财务记载，安徽怡亚通公司与安徽怡和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均有明确的财务账册支持，不存在致使双方利益不清的事实；安徽怡和公司的财产均记载于本公司名下，安徽怡亚通公司不存在占用安徽怡和公司财产的情况。证据二，安徽怡和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审计报告（2014年）。 证据三，安徽怡和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审计报告（2015年）。证据二和证据三共同证明通过第三方审计机构的审计，安徽怡和公司的经营是合法的，不存在与安徽怡亚通公司财产混同的情形，安徽怡和公司作为安徽怡亚通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财务状况体现在怡亚通公司中并向社会进行公告，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符合企业会计政策及准则，第三方审计机构也认定安徽怡和公司的经营管理、财务管理符合法律规定。证据四，安徽怡和公司与本公司财务人员签署的劳动合同，证明安徽怡和公司相应财务人员均系入职安徽怡和公司由本公司签署劳动合同，安徽怡和公司与安徽怡亚通公司不存在财务人员混同的情形。证据五，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通知书（2019.9.3），证明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股东侵权责任的（2017）皖0104民初1971号、1972号、1973号民事调解书因为存在违反法律规定、提供虚假证件、违反送达程序的事实而被合肥中级人民法院予以再审立案审查，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责任的基础尚有待该案件审结之后再行确认。证据六，调解笔录（3份），证明确认郭莉芳与安徽怡和公司债权债务法律关系的法律文书系未经安徽怡和公司授权和同意，违反民事调解自愿原则。证据七，保证合同，证明安徽怡和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王军利用其职权，未经公司股东会决议为其自身债务提供担保，违反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原告郭莉芳对第三人提交的七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质证意见与对被告重审中提交的证据一的质证意见相同，证据一的记账凭证与被告所提供的记账凭证一模一样。对证据二和证据三的质证意见同对被告重审中提交的证据二的质证意见，其中2014年审计报告第22页中第三人对被告有1069万元的应收款，但被告的财务审计报告中并未反映，而且根据这两份审计报告中所列出的被告持股比例与被告提供的审计报告中持股比例不一致，所以真实性存在疑问。对证据四，与对被告重审中提交的证据私的质证意见一致。对证据5，与对被告在重审提交的证据五质证意见一致。对证据六的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王军作为第三人的法人，当然具备代表第三人调解的权利。对证据7的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保证合同王军作为第三人的法人，有权代表第三人对外签订协议，而且该份保证合同也是由第三人加盖了公司的印章。 被告安徽怡亚通公司对第三人提交的七组证据的三性均予以确认，证明目的均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查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和发表的质证意见，原告郭莉芳对被告安徽怡亚通公司提交的安徽怡亚通公司转账凭证及记账凭证、安徽怡和公司入账凭证及记账凭证和后续六组证据中安徽怡亚通公司2016年1月-2017年5月记账凭证、审计报告、劳动合同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持有异议，另对第三人安徽怡和公司提交的该公司2016年1月-2017年5月记账凭证、审计报告、劳动合同的三性及证明目的亦均持有异议。本院认为，经当庭审核证据原件，上述入账、记账凭证均系装订在被告或第三人分月财务会计凭证中，与之相对应有银行回单并且在当事人提交的银行账户明细（流水）能够体现，每张凭证无可避免系相应单位的财会人员按照财务操作规范自行制作，现无任何证据证明上述凭证非原始凭证，对其真实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关于审计报告，被告及第三人均系上市公司深圳怡亚通公司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关联企业，按照上市公司规范要求，每年对上市公司及旗下关联企业由独立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财务报表审计并进行披露是对上市公司的必然规范要求，被告及第三人提交的审计报告系独立第三方依法作出，对其真实性本院亦依法予以确认；被告及第三人提交的两公司财务人员劳动合同同时附有员工入职登记表，且存于两公司人力资源档案袋中，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劳动合同造假，本院对其真实性亦依法予以确认。除此之外，当事人对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交的其他证据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关于当事人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之证明目的能否实现以及证明力的大小、有无，本院将在本判决裁判理由部分另行予以分析认定。 综合审查认定的证据和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安徽怡亚通公司为上市公司EA怡亚通集团旗下全资控股的子公司。第三人安徽怡和公司成立于2014年3月25日。2014年4月2日，安徽怡亚通公司与王军签署《出资合作合同书》，其中约定：双方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名称为安徽怡和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000万元，安徽怡亚通公司认缴额3600万元、认缴比例60%，王军认缴额2400万元、认缴比例40%；合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安徽怡亚通公司推荐的人员担任；合资公司的财务、物流和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负责人由怡亚通公司委派的人员担任；合资公司应当依据EA对其控股子公司的有关管理规定，以及上市公司规范运营的要求开展经营；合资公司应当使用怡亚通公司指定的财务、人力资源、行政及业务管理系统；合资公司的资金使用管理须按照怡亚通相关制度流程执行，接受怡亚通资金统一收付的管理方式。2014年6月16日，安徽怡亚通公司与王军共同签署了《安徽怡和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章程》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任命王军为总经理、法定代表人。此后，安徽怡和公司开展经营活动。安徽怡亚通公司依据《出资合作合同书》和《安徽怡和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章程》，实际向安徽怡和公司出资3600万元，王军实际向安徽怡和公司出资1200万元。安徽怡亚通公司名下拥有合肥市庐阳区阜南路169号东怡金融广场B-3105、3106、3107、3108、3109室等办公用房产权，其将其中3108室租赁给安徽怡和公司作为注册地址。安徽怡和公司在徽商银行合肥花园街支行10×××82账户的交易明细反映，2014年4月至2017年5月，被告安徽怡亚通公司与第三人安徽怡和公司之间有频繁的资金往来。相关资金往来情况在安徽怡亚通公司和安徽怡和公司的财务会计账簿资料中均分别记账并对应有相应会计记账凭证。上述银行交易明细显示，安徽怡和公司于2017年5月4日向安徽怡亚通公司转账140000元，安徽怡亚通公司于2017年5月9日向安徽怡和公司转账20000元。 2014年6月19日，王军、杨淑娟夫妇和周建、彭辉辉夫妇以及包睿、李雅斯夫妇互为保证人分别向郭莉芳借款400万元，合计1200万元。王军同时以安徽怡和公司名义与郭莉芳签订《保证合同》并出具《担保书》为上述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之后因未能按期偿还借款本息，王军、杨淑娟夫妇和周建、彭辉辉夫妇以及包睿、李雅斯夫妇、安徽怡和公司又与出借人郭莉芳先后两次签订《借款展期协议》。上述《保证合同》、《担保书》、《借款展期协议》中除有王军签名外还加盖了安徽怡和公司公章及王军个人印鉴章。因王军等借款人未能偿还债务，郭莉芳于2017年3月9日分别将王军、杨淑娟、周建、彭辉辉、安徽怡和公司诉至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要求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等。后经调解，王军作为安徽怡和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该公司签署了调解协议，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3日作出3份民事调解书。其中，(2017)皖0104民初1791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王军、杨淑娟、周建、彭辉辉、安徽怡和公司向郭莉芳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利息71333.3元、违约金(以本金200万元为基数，按月息2%自2017年3月6日起计至款清日止)、律师费65000元，并承担诉讼费14533.5元、保全费5000元；(2017)皖0104民初1792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王军、杨淑娟、周建、彭辉辉、安徽怡和公司向郭莉芳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利息71333.3元、违约金(以本金200万元为基数，按月息2%自2017年3月6日起计至款清日止)、律师费7万元，并承担诉讼费14513.5元、保全费5000元；(2017)皖0104民初1791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王军、杨淑娟、周建、彭辉辉、安徽怡和公司向郭莉芳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利息71333.3元、违约金(以本金200万元为基数，按月息2%自2017年3月6日起计至款清日止)、律师费65000元，并承担诉讼费14513.5元、保全费5000元。调解书生效后，因上述被告未履行还款义务，郭莉芳遂向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对王军、杨淑娟、周建、彭辉辉、安徽怡和公司强制执行，执行案件案号分别为（2017）皖0104执1956、1957、1958号。执行过程中扣划了安徽怡和公司330000元银行存款，后因被执行人名下暂无财产可供执行，且申请执行人未能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23日裁定本次执行程序终结。上述案件应执行的款项合计为借款本金600万元、利息214000元、律师费20万元及违约金174万元（违约金暂计算至2018年5月15日，之后以6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顺延计算至款清时止）。此外，第三人安徽怡和公司因不服上述三份民事调解书，于2019年9月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已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 另查明:深圳天鹏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作出的天鹏审字（2015）第054号审计报告中反映，截止2014年12月31日安徽怡亚通公司对安徽怡和公司有10699000元应付款；深圳天鹏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作出的天鹏审字（2015）第070号审计报告中反映，安徽怡和公司2014年度对安徽怡亚通公司有10699000元应收款。该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天鹏审字（2016）第088号审计报告中反映，安徽怡和公司2015年度对安徽怡亚通公司的应收款为1442044.14元，此外还有其他对外应收款，其资产余额总计109749654.81元，负债合计61576956.12元。 还查明，本院于2019年5月17日对被告人王军犯挪用资金罪一案作出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军作为安徽怡和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1322400元，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且超过三个月未还，已构成挪用资金罪。据此判处王军有期徒刑十一个月，缓刑一年零二个月，同时判决对被告人王军犯罪所得1322400元，由扣押单位发还被害人安徽怡和公司。该判决业已发生法律效力。 本院认为，原告郭莉芳系认为被告安徽怡亚通公司滥用股东权利控制第三人安徽怡和公司经营和财务、恶意转移安徽怡和公司财产、逃避债务的行为造成其合法债权无法受偿，同时认为安徽怡亚通公司未实际缴纳出资，因此以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纠纷为案由向本院提起诉讼，其请求权基础规范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公司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适用上述条款，实则是否认公司独立人格，由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是股东有限责任的例外情形，旨在矫正有限责任制度在特定法律事实发生时对债权人保护的失衡现象。公司与股东人格混同，又称公司人格的形骸化、公司与股东关系不清，意指公司成为股东的另一自我、工具、同一体，因而失去独立存在的价值，应否定其人格，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公司人格否认案件是侵权纠纷案件，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侵犯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应当按照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因此，从主观要件上看，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股东之目的是逃避债务，主观上应具有故意为之的明显过错；从结果要件上看，公司债权人因股东实施的“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行为所受到的损害必须达到“严重”的程度；从因果关系要件上看，债权人的债权受到“严重”损害，是因为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行为造成的，股东实施“滥用”行为是“因”，债权人受到“严重”损害是“果”。虽然债权人受到“严重”损害，如果不是股东“滥用”行为造成的，而是如市场原因、公司经营或管理不善等其他原因，就不能突破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原则。基于以上原则，本院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分析阐述如下： 被告安徽怡亚通公司在诉讼中举证其自2014年5月14日至2014年7月17日分五笔向安徽怡和公司投入注册资本金3600万元并提供了相应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记记账凭证，第三方审计机构对安徽怡和公司所作出的审计报告中亦反映出该公司实收资本情况，故而本院认定本案中不存在安徽怡亚通公司未向安徽怡和公司缴纳出资而使得安徽怡和公司资本显著不足的情形。被告安徽怡亚通公司和王军在《出资合作合同书》中约定合资公司的财务、物流和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负责人由怡亚通公司委派的人员担任，依据EA对其控股子公司的有关管理规定，以及上市公司规范运营的要求开展经营，使用怡亚通公司指定的财务、人力资源、行政及业务管理系统，且合资公司的资金使用管理须按照怡亚通相关制度流程执行，接受怡亚通资金统一收付的管理方式等等，据此可知安徽怡和公司和安徽怡亚通公司实行的是类一体化的系统管理。被告安徽怡亚通公司为上市公司EA怡亚通集团旗下全资控股的子公司，而第三人安徽怡和公司又为安徽怡亚通公司控股的子公司，上述系统管理是基于股权法律关系，通过行使股权来实现，不能简单认为控股公司对子公司的系统管理必然导致子公司丧失独立法人人格。从被告安徽怡亚通公司、第三人安徽怡和公司提供的证据来看，两公司均有独立账簿、独立建账，虽然两公司之间有频繁资金往来，但在各自的财务会计账簿资料中分别记账并对应有相应会计记账凭证，且审计报告中反映出两公司之间有应收、应付账款，另两公司分别提交的财务人员劳动合同等资料也反映双方不存在财务人员混同，两公司记账凭证制式相同系基于股权法律关系的系统管理所致，安徽怡和公司虽然使用租赁安徽怡亚通公司所有的办公用房作为注册经营地，亦不能据此认定双方经营混同、人员混同。另从小股东王军担任安徽怡和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其在公司经营期间能够非法挪用一百多万元公司资金，且能够以公司名义为自己的个人债务进行担保等情形分析，安徽怡和公司亦并非完全由安徽怡亚通公司控制其经营和财务。原告郭莉芳对第三人安徽怡和公司的债权系王军利用公司为其及其他人的个人借款担保形成，难以确认安徽怡和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向安徽怡亚通公司的转款系为了规避和逃避上述债务，两公司的资金互有往来，双方的应收、应付账款在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有所体现，且当事人在诉讼中仅提供的安徽怡和公司在徽商银行合肥花园街支行的账户交易明细，不能涵盖该公司全部银行资金流向的全貌，不能仅凭现有证据贸然断定被告安徽怡亚通公司无偿调拨、转移安徽怡和公司的资金。原告郭莉芳在庭审中提出其向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后，被告为规避第三人的债务于2017年5月4日将第三人账户中150000元转走140000元，而安徽怡和公司在徽商银行合肥花园街支行的账户交易明细另记载2017年5月9日安徽怡亚通公司向其转入20000元，因此也难以判断被告安徽怡亚通公司系在调解书生效后有恶意逃避债务的主观故意。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裁定本次执行程序终结的理由是被执行人名下暂无财产可供执行，且申请执行人未能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此后的本院生效刑事判决判令被告人王军犯罪所得1322400元，由扣押单位发还被害人安徽怡和公司，仅此一点即说明在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之后被执行人安徽怡和公司有其他财产可供执行；另无证据证明被执行人安徽怡和公司无可供执行的任何财产，作为申请执行人的郭莉芳可向执行法院申请对被执行人采取强制审计等执行措施以查明安徽怡和公司是否有财产可供清偿债务，是否完全丧失清偿债务的能力；郭莉芳作为债权人亦可依法申请法院对债务人安徽怡和公司强制清算。由以上分析，本院认为被告安徽怡亚通公司及第三人安徽怡和公司提供的证据足以对被告不应向原告承担侵权责任的抗辩理由予以印证，对其证明力和证明目的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原告郭莉芳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供的证据无论在主观要件、结果要件、因果关系要件上均不能有效证明被告安徽怡亚通公司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及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不足以证明被告安徽怡亚通公司与第三人安徽怡和公司存在人格混同。 综上所述，原告郭莉芳主张被告安徽怡亚通公司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致使第三人安徽怡和公司丧失独立人格、造成债权人债权无法得到清偿缺乏有效证据支撑和相应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其诉讼请求。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郭莉芳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3267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原告郭莉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阮 兵 人民陪审员 花 蕾 人民陪审员 吕本利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刘 聪 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交相应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为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