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3民初11214号原告：朱继伶，男，1947年8月26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顺义区人，住河北省三河市，身份证号×××。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明利，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桂伶（朱继伶之妹），1955年6月1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顺义区人，住河北省三河市，身份证号×××。被告：朱玥，男，1979年11月6日出生，汉族，北京市海淀区人，住北京市顺义区，身份证号×××。原告朱继伶与被告朱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李**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继伶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明利、朱桂伶，被告朱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继伶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原告朱继伶与被告朱玥于2018年12月16日签订的《放弃宅基地权利声明》；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朱玥系原告朱继伶的侄子，原告系顺义区×村民。2018年×村拆迁，拆迁后原告得知相关拆迁款给了被告，要求被告给付。被告声称原告写了放弃声明。原告找拆迁公司才看到了《放弃宅基地权利声明》的复印件，上有原告签字。原告认为，该《放弃宅基地权利声明》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未曾有过放弃宅基地安置补偿、拆迁款的声明，该声明也显失公平，被告在对原告未给付任何等价利益的情况下将原告财产拿走，对原告实属不公。该声明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也未对原告尽过扶养义务。原告现无妻子，孤身一人，也没余固定住所，而且身患精神分裂症。原告未签过该声明，而且该声明即使是原告在重大误解的情况在某纸上签字，原告对此内容也不知晓，原告也因为该声明使自己陷于极度不利地位。综上所述，该声明严重侵害原告合法权益，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朱玥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第一，我不同意朱桂伶作为原告的监护人，另外也不认可×村委会开具的指定监护人证明；第二，我认为朱继伶并没有精神分裂症，不认可其提交的相关精神病医院出具的出院证明，不同意原告的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申请；第三，关于房屋产权及宅基地使用权情况，还有村批宅基地审批的实际情况以及指挥部当初调解的情况及协议签订情况，原告提出的《放弃宅基地权利声明》，是在顺义区建委、北京建邦顺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拆迁公司、管理公司等领导的协调下，组织所有相关的家庭当事人，经过领导的调解、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按照拆迁公司、管理公司的要求，在共同的见证下，在拆迁指挥部签订的。签订该声明时朱继伶本人在场，由其本人亲自签字、按手印。原告所陈述的未签订该声明，不知晓声明的内容，与事实明显不符。原告所陈述的该声明是在重大误解下签订的更是主观猜测，是对共同见证下签订该声明的不尊重，属于故意逃避法律责任的行为。该声明是原告自愿签订，并承诺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其无故不能随意推翻承诺及声明内容，原告将我作为被告诉诸法院，我认为其状告主体错误。我仅作为权利受让人进行了确认行为。该《放弃宅基地权利声明》如果作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契约，双方更应该尊重合约精神。双方签字认可的协议内容，不能由单方随意更改，更不能认为由于对于某方不利而单方撕毁协议。顺义区×镇×村×街一处宅基地，在1992年宅基地丈量确权时，经过使用权人朱继更（我的父亲）签字认可为一宗宅基地。之后在进行宅基地登记卡登记过程中由于失误，将该宗宅地登记为两张登记卡。两张登记卡均无本人签字确认。该宗宅基地实际使用人、地上物所有权人为朱继更夫妻双方。朱继伶户口并没有落在该宅基地所在地址，也没有在该地址居住过，且未出资建设过地上物。朱继伶本人也承认该事实，我父亲朱继更与原告签有协议。原告认可该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物权归朱继更一人所有。原告是基于以上事实情况，自愿签订的《放弃宅基地权利声明》，声明内容符合事实且公平合理。现原告称该声明不公平，损害了其利益，显然与事实情况不符。原告在签订《放弃宅基地权利声明》前并未提出其患有精神分裂症，而且当时其行为正常，思维逻辑清晰，语言表达清楚。通过当时的视频及音频资料或其他的途径均可以说明原告本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对自己的所为及签订的声明承诺负责。原告主张其患有精神分裂症，应该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鉴定证明。另外原告精神状态一直良好，行为正常，是完全行为能力人，其不需要监护人。原告陈述其无固定住所与实际情况不符。1980年家庭分家协议中，村北房产产权归朱继更；村南房产产权归朱继海；朱继伶在村南两间小房屋永久居住。现拆迁经过指挥部的调解，原告从其村批宅基地分得80万现金补偿和100平米回迁房的居住权。现朱继伶一直独立生活，生活完全自理。并不需要他人照料、赡养，其本人有固定收入来源。我与朱继伶为叔侄关系，并无法律赡养义务，朱继伶随年龄增长今后需要照料时，出于亲情关系我会对其进行必要的生活照料。其签订的《放弃宅基地权利声明》是由于房产产权的实际情况及指挥部调解才签订的，属于双方达成的协议，不能因是否有赡养行为而提出撤销。基于以上实际情况以及原告、原告监护人陈述情况的种种疑义，我对原告对我的诉讼及要求撤销《放弃宅基地权利声明》的诉求不认可。恳请法院公平公正裁定，切实保护我的合法权利。本院经审理查明：朱继伶的父母共生育兄妹四人，分别为长子朱继伶、次子朱继更、三子朱继海，一女朱桂伶，朱继伶与朱桂伶系兄妹关系。朱玥系朱继更之子，案外人朱磊系朱继海之子。2018年12月16日，朱继伶与朱玥签订一份《放弃宅基地权利声明》，该声明载明：本人朱继伶，身份证号……本人所属房屋位于顺义区×镇×村×街×号，现为配合顺义区×镇×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工作，本人自愿将上述房地产按照《拆迁补偿方案》中规定的宅基地拆迁补偿政策进行安置、补偿；本人自愿将上述安置、补偿权利全部转让给朱玥（身份号：×××）享有，本人不再享有上述权利并不再就上述房地产主张任何其他补偿权利。本人承诺，若由此产生任何责任由本人承担，与顺义区×镇×村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拆迁人无关。特此声明。该书面声明落款处有声明人朱继伶与权利受让人朱玥的签名及手指捺印。朱继伶称，自己患有精神疾病，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而且在签署上述《放弃宅基地权利声明》时朱玥存在欺诈行为，自己对声明的内容存在重大误解、导致的结果也显失公平，因此要求撤销该《放弃宅基地权利声明》并申请对其当前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为此，朱继伶向法院提交了村委会证明、出院记录单、放弃宅基地声明、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宅基地登记卡等证据予以证实，×村委会于2019年6月5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为：我村村民朱桂伶，女，身份证号……，朱继伶，男，身份证号……，朱继伶与朱桂伶系兄妹关系，因朱继伶身体原因，村委会指定朱桂伶为朱继伶的监护人。顺义县精神病防治院出院记录单显示，朱继伶于1962年12月6日至1963年3月11日在该院住院，临床最后诊断：精神分裂症，未定型。编号为×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显示，2018年12月16日，因北京市顺义区×镇×村棚户区改造，北京建邦顺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拆迁人）与朱继伶（放弃）朱玥（被拆迁人，乙方）就涉诉的顺义区×镇×村×街×号宅院及房屋的拆迁安置事宜签订了协议，甲方应当支付乙方的拆迁补偿、补助及奖励款共计1298727元。宅基地登记卡显示的户主姓名为朱继伶。朱玥对朱继伶提交的村委会证明真实性与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称该证明不能证明朱继伶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第一，自己通过与×村委会核实，村委会进行了如下的澄清：1．朱继伶曾给村委会写了一份承诺书，承诺该证明内容全部是其个人的意愿，是由其本人指定的监护人，一切责任由其自负，与村委会无关，村委会不承担任何责任；2．村委会表示监护人问题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事情，村委会不可能指定监护人。村委会未对该证明内容进行讨论审核，也未征求其他家庭成员的意见，也未曾指定朱桂伶为朱继伶的监护人。第二，朱继伶为了开具证明，居然能够自行写承诺书，更能说明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第三，证明中载明指定监护人的原因是身体原因，并没有明确是因精神分裂症原因，而且证明中“村委会”三字，与正文中的其他字体的大小及间距明显不一致，这点正好与村委会澄清的事实相印证，这三个字有可能是后加进去的。另外，该证明仅盖了村委会的公章，没有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签字也没有其他直系家庭成员的签字认可；对出院记录单的真实性与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称，第一，该出院记录单的时间为1963年，而涉诉声明的日期是2018年，二者时隔将近55年时间，过于久远，无法证明朱继伶在签订涉诉声明时的精神状态，而且在拆迁指挥部进行调解的当日，朱继伶也没有告知其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情况。另外该出院记录的治疗结果是治愈好转。因此，可以证明其精神状态已经良好，意识、行为能力正常；第二，出院记录单上没有当时的医生的就诊、问询记录，也没有就医的病历档案，而且没有住院期间的各种治疗记录，更没有各项检查报告、检测结果等作为诊断的依据和支撑，而且记录单中主要的治疗经过仅为简单的单项治疗，不能有力地证明朱继伶有精神分裂症，医学诊断是非常严谨，非常科学的，而该记录单过于单一；第三，该记录单签字一栏只有护士签字，而并没有医生签字，该出院单年代为1963年，抬头显示的单位名称为顺义县精神病防治院，而盖章的单位名称却为顺义区精神病医院；对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与宅基地登记卡的真实性认可，但称宅基地卡登记有误，朱继伶对涉诉宅基地并没有使用权。自己家庭祖辈共同共有房产及宅基地两处，1980年家庭内部进行过分家，分家协议中明确村北房产及宅基地使用权归朱继更所有，村南房产及宅基地使用权归朱继海所有，朱继伶对村南两间耳房有永久居住权，家庭后来的实际居住情况和生活情况及宅院的使用情况与分家单也保持一致。在1992年重新进行宅基地丈量确权时，经过使用权人朱继更也就是我的父亲签字确认的为一宗宅基地，该宗宅基地使用权为朱继更所有，也与1980年分家的房屋一致。为证明《放弃宅基地权利声明》是双方自愿、真实的意思表示，朱继伶已经承认涉诉宅基地与其无关，并已放弃对该宅基地相关利益主张权利，而且已经就其村批宅基地获得了合理的拆迁利益的补偿，并不存在欺诈、胁迫、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情况，朱玥提交了宅基地平面图、分家单、2018年11月8日协议、分款协议、承诺书、录音及录像光盘等证据予以证实。宅基地平面图上显示的编号为×，平面图上有朱继更的签名。朱继伶与朱继更于2018年11月8日签订的协议内容为：“顺义区×镇×村×街一处宅基地，在1992年宅基地丈量确权时，编号为×的原始平面图由朱继更本人签字认可。该处宅基地实际为一宗，使用权人为朱继更一人。该宗宅基地的使用权益及地上物权益全部为朱继更一人所有。此后在进行宅基地登记卡登记过程中由于失误，将该宅基地登记为两张登记卡，其中南侧户主姓名为朱继伶，北侧户主姓名为朱继更。两张登记卡均无本人签字确认，双方均不认可该宗宅基地现有的宅基地使用权证。因此双方经过协商并达成一致：朱继伶承认该宗宅基地的使用权益及地上物权益全部为朱继更一人所有，并将该处宅基地的使用权益及地上物权益全部归还朱继更本人。以上为双方真实意愿表达。”该协议下方有朱继伶与朱继更二人的签名及手指捺印确认。朱玥称上述平面图与协议可以证明涉诉宅院所在宅基地为一宗宅基地，且使用权人为其父朱继更，而且朱继伶对此也是认可的。分款协议及承诺书显示，朱磊与朱继伶就编号为×的拆迁补偿协议内涉及的拆迁补偿款及安置房面积进行了分配。朱继伶分得1178431元拆迁补偿款中的80万元，并分得了100平方米安置房面积的居住使用权利。朱玥称，分款协议与承诺书针对的就是朱继伶就其向×村委会申请的村批宅基地所获得的拆迁利益。其已经就一块宅基地获得了补偿，不能再就涉诉宅基地要求补偿了。分家单显示朱继伶的父母于1980年为其兄弟三人进行分家，朱继伶并未分得房产，但可暂住在朱继海分得的南处房产小屋中。在朱玥提交的2011年的录像中，朱继伶对1980年分家情况因予以认可，也认可其名下并没有宅基地，涉诉宅基地及房屋均属于朱继海。录音的内容为在相关拆迁部门人员协调下，朱继伶、朱玥、朱继海、朱磊等人协商宅基地补偿利益的解决办法的情况。朱继伶对宅基地平面图不予认可，称该平面图并没有档案章，也不能对抗后来发放的登记在自己名下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效力；对分款协议的真实性认可，称其确实收到了80万拆迁款，但称全部的100多万拆迁款本来就应该都该属于自己，并不应该进行分配，该协议对自己的财产造成了侵犯，是无效的协议，而且其起诉的也是朱玥；对承诺书真实性认可，但对其合法性与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房屋安置面积本该属于自己，该承诺书也侵犯了其权益，所以该协议也是无效协议；对分家单也不予认可，称该分家单没有朱继伶的父母签字，是无效的，且虽然分家单上写的是居住，但1992年宅基地确权时朱继伶父母还在世，后来就实际将涉诉宅基地分给了原告朱继伶，同时宅基地都是一户一宅，朱继更不可能获得两块；对2018年11月8日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称该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是朱继更为获得拆迁利益而提前做的准备，并且宅基地登记错与否，应该有相关部门的证明；对涉诉的《放弃宅基地权利声明》不予认可，称该声明是拆迁档案的备案，并不是双方达成的协议，也不是证据，朱继伶对该协议内容不知情，也不具备相关的行为能力，双方签订声明的时候，拆迁刚开始，利益不确定，因此该声明是无效的。对录音、录像光盘的内容均不予认可，称朱玥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载体，录音、录像内容不完整、存在剪辑，不符合法定证据形式，也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此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与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诉讼中，本院依法就本案相关事实向×村委会进行了调查取证，该村委会表示：朱继伶和朱桂伶找到村委会，表示要求指定朱桂伶为朱继伶的监护人，村委会看双方都同意就出具了相关证明，没有其他手续。朱继伶平时居住在朱继海的宅院耳房内，自己有生活自理能力，并没有实际在涉诉的柳庄村×街×号宅院内居住过。2004年左右，朱继伶自行向×村委会申请一块大约14m×14．5m的村批宅基地。×村委会出示了当时朱继伶自行书写并向其提交的村批宅基地的书面申请，该申请书载明：“本村村民朱继伶，还没有房基地，请党支部村委会批给我房基地一块。今年我准备建一处房。”该书面申请上有朱继伶本人签名。×村委会表示，其按照朱继伶系正常人的主体身份于2005年予以批准。关于涉诉的柳庄村×街×号宅院所在宅基地，×村委会称，在1992年确权时登记为两个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分别登记在了朱继伶与朱继更名下，但对当时为何这样登记其表示并不清楚。对于法院调查取证的结果，朱继伶与朱玥均表示认可，没有异议。上述事实，有当事人双方陈述、《放弃宅基地权利声明》、宅基地登记卡、分家协议、2018年11月8日协议、分款协议、承诺书、录音录像光盘、调查笔录、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可以作为认定事实之依据。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朱继伶虽然申请对其当前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但是，首先，该鉴定结果与朱继伶签订涉诉声明时的行为能力并无关联；其次，根据本院向相关鉴定机构了解的情况，鉴定机构表示也不能对其签订涉诉声明当时的行为能力进行鉴定；同时，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朱继伶一直是独自生活，具有独自生活的自理能力，庭审中其本人的行为举止也均属正常，精神意识状态良好，思维语言表达清晰完整，难以看出其具有相应的精神疾病，并无鉴定必要。因此本院对其鉴定申请未予准许。本案中，朱继伶以自己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签订涉诉《放弃宅基地权利声明》时，朱玥存在欺诈、胁迫的行为、自己对该声明的内容存在重大误解，而且该声明的结果也显示公平为由，要求撤销该声明。因此，其应该对上述事实承担举证责任。首先，关于朱继伶主张其不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一项，其所提交的出院记录单等证据距今已有数十年，用来证明签订涉诉声明时的行为能力显然缺乏依据。同时，结合本院相关调查情况，朱继伶提交的指定监护的相关证明也是朱继伶主动申请，×村委会应朱继伶、朱桂伶自愿申请所出。因此，在并不具备相关鉴定的必要与可能的情况下，仅凭上述证据难以证明朱继伶在签订涉诉声明时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对此朱继伶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朱继伶虽然主张在签订涉诉声明时，朱玥存在欺诈、胁迫的行为，而且自己对该书面内容存在重大误解，但是对此并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予以证实。相反，根据朱玥提供的相关录音、录像光盘并结合双方所陈述的事实，涉诉声明是双方在拆迁相关部门与人员的调解与见证下达成的，签订该声明之前朱继伶还与案外人朱磊签订了分款协议等材料，其之后也实际已经按照分款协议与承诺书得到了相应的补偿，显然这前后一系列的行为是具有因果关联的，应视作一个整体行为来看待，而且涉诉声明上也有朱继伶本人的签名及手指捺印，朱继伶对此也并未否认。综合比较而言，朱玥所主张的事实能够与其提交的相关证据及双方的陈述相互印证，形成完成的证据链。朱继伶主张的事实缺乏依据，而且其前后陈述也存在矛盾之处。因此，本院更有理由相信朱继伶是在其已经确定能够就其村批宅基地得到相应的补偿利益后，才自愿签订涉诉声明、放弃主张×村×街×号的拆迁安置补偿利益的。其所称的欺诈、胁迫、重大误解等情形，均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至于朱继伶主张的显失公平的情况，结合朱玥所提交的分家单、2018年11月8日协议、视频录像光盘等证据及双方诉讼中所陈述的情况，朱继伶已经通过口头和书面的方式，明确认可涉诉的×村×街×号宅院内房屋及所在宅基地均属于朱继更，因此，在其之前已经自认自己并没有相应权利、而且其也已经就其申请的村批宅基地获得了补偿的情况下，在客观上并不存在双方权利义务不对等的情形；在主观上，朱继伶所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朱玥有利用自己优势地位、乘人之危或者利用朱继伶的轻率与缺乏经验的行为，因此，朱继伶的上述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亦难以采信。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朱继伶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三十五元，由原告朱继伶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 鹏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赵新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