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4民初15913号原告：费中伟，男，汉族，住安徽省。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静宇、吴少杰，上海新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静，女，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小平，北京安博(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费中伟与被告王静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独任程序，于2020年10月13日、11月13日、12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费中伟、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静宇、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小平参加第一、第二、第三次庭审。被告王静参加第二、第三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费中伟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王静支付费中伟上海市博山路XXX号杜六房熟食店2020年4月1日至5月14日的经营利润6.9万元；2、判令王静支付费中伟合作商保证金2.5万元；3、判令王静赔偿费中伟可得利益损失653,250元(以费中伟可分得杜六房熟食店2019年5月13日至2020年5月12日平均利润3.35万元/月为基数，计算自2020年5月15日至2021年12月30日计19.5个月)。事实理由：2019年4月，费中伟、王静达成口头协议，在上海市大华二路XXX-XXX号合伙经营老大房糕点店。出资一人一半。考虑到老大房糕点店系费中伟负责经营，故经营利润费中伟占六成,王静占四成。2019年5月，费中伟、王静又达成口头协议,在上海市博山路XXX号经营杜六房熟食店及老大房糕点店。双方的出资一人一半。考虑到杜六房熟食店由王静负责经营,故双方约定杜六房的经营利润，费中伟占四成,王静占六成。2019年5月10日，双方以费中伟的名义与博山路XXX号二房东签订《联营合同》(实为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2019年5月13日至2021年12月30日，年租金为30万元。当日,双方又以王静的名义与杜六房熟食店的品牌方上海金九房食品有限公司(下称简称金九房公司)签订《合作合同》,由金九房公司授权费中伟、王静在博山路XXX号经营杜六房熟食店。按照金九房公司的规定,合作合同只能一年一签,到期前可以要求续签，所以上述《合作合同》的期限为2019年5月13日至2020年5月12日。其后，费中伟、王静合伙在上述两址合伙经营。后因经营发生纠纷,双方于2019年9月下旬签订《合作股份变更协议》,约定终止合作，并约定博山路杜六房归王静所有,博山路老大房归费中伟所有,大华二路XXX-XXX号老大房归费中伟所有；王静应补偿费中伟38万元(协议中博山路XXX号笔误，实际为博山路XXX号)。但之后，双方经过协商又同意继续按照原来约定继续合作,上述《合作股份变更协议》没有履行。博山路XXX号杜六房熟食店的经营状况一直不错,每月平均纯利润有9万元左右。与金九房公司的一年合作期满后本应续约继续经营。但是让费中伟没有料到的是,王静利用以其名义与金九房公司签订合作合同的便利,竟然于2020年3月在博山路XXX号另行租赁了场地，然后以上述地址为经营地私自与金九房公司续签了合作合同,并于2020年5月15日起抛开费中伟自行经营杜六房熟食店。费中伟认为,王静擅自解除费中伟、王静之间的合伙协议,应当赔偿费中伟自2020年5月15日至2021年12月30日可得利益损失。此外，王静拒绝支付费中伟2020年4月1日至5月14日博山路XXX号杜六房熟食店的经营利润，遂起诉。王静辩称：一、对费中伟第一项诉讼请求，不同意支付。费中伟、王静起初确曾口头约定，王静对“杜六房”的经营与费中伟对“老大房”的经营须同时进行一年。双方向对方分配利润，互为前提。费中伟于2020年1月27日擅自停止经营“老大房”，王静有权不支付费中伟2020年4月1日至5月14日的杜六房的利润，即使支付，数额应该是777.98元。1、要扣除房租。涉及门店(博山路XXX号)每月双方合计房租2.5万元。双方各出一半即1.25万元。以前费中伟的老大房与王静的杜六房均在同时经营时，双方在向对方计算利润时均没有扣除房租。但从2020年2月开始至2020年5月14日期间，只有杜六房在营业，老大房没有营业。这期间王静在向费中伟计算40%的利润时，应该扣除王静个人每月承担的1.25万元的房租(成本)才是合理公平的。2、费中伟如果有权取得杜六房2020年4月1日至5月14日的利润，但还应该减去2020年3月、4月未曾扣除的二个月的房租2.5万元。因此王静认为，费中伟2020年4月1日至5月14日的利润应为777.98元。二、对第二项诉讼请求，同意返还2.5万元。三、对第三项诉讼请求，不同意支付。因为王静没有对费中伟违约。1、本案争议焦点是双方是否有合同约定王静必须在涉案门店经营“杜六房”熟食至2021年12月30日，以及王静是否违反了这个约定。费中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王静对费中伟有义务要在2020年5月13日至2021年12月30日期间在涉案门店经营“杜六房”熟食。费中伟主张可得利益损失不符合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2、费中伟认为王静对其违约，但违约的前提是有“约”，即合同存在。本案对王静有约束力的合同只有租房合同，期限是2019年5月13日至2021年12月30日。王静在这个合同中的主要义务是支付房租。事实上王静已积极地履行支付房租义务，没有违约行为。另一个是联营合同，合同期限是2019年5月13日至2020年5月12日，但这个合同只是约定王静须在涉案门店经营“杜六房”熟食至2020年5月12日。这一点，王静没有违反。王静在2020年5月12日之前并没有停止“杜六房”熟食的经营，也没有在博山路其他门店从事相同业务。王静在2020年5月12日之后在哪里经营“杜六房”熟食跟费中伟没有任何关系。博山路XXX号“杜六房”熟食的经营是从2020年5月15日开始的，与费中伟没有关系，也没有侵犯费中伟的任何合同利益。费中伟提供的所有证据，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王静有义务与费中伟在博山路XXX号经营“杜六房”熟食至2021年12月底，费中伟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3、涉案门店“杜六房”熟食经营合同，周期只有一年(2019年5月13日至2020年5月12日)，当时签这份合同时，费中伟、王静共同参加了该合同签订过程。既然该合同只签了一年，费中伟应该对后面“杜六房”熟食经营合同不能续签有充分的心理准备。4、本案费中伟与王静的合伙，包含二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合伙承租涉案门店，一个是合伙经营涉案门店。两个合同的期间不是相同的，合伙承租涉案门店的期间并不是合伙经营涉案门店的期间。5、王静在博山路XXX号停止“杜六房”熟食的前三个月，就跟费中伟打招呼，费中伟在微信中表示同意。6、如果费中伟的可得利益损失得到支持，那么，涉案门店从2020年6月开始已经由费中伟独占经营“老大房”食品，费中伟已经从独占经营涉案门店中获得的丰厚收益，应当从可得利益中减去。经审理查明，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5月10日，费中伟(乙方)与案外人刘某(甲方)签订《联营合同》。甲方提供位于浦东博山路XXX号的营业场地给乙方独立经营食品品牌系列产品销售，建筑面积40平方米。合同期限2019年5月13日至2021年12月30日。甲方将房屋提供乙方经营，乙方须支付甲方5万元押金。合同期满不再续约且乙方完全履行合同中的各项规定，期满后三日内押金予以退还(不计息)；付款方式：第一期15万元，在2019年5月13日前一次性付清，每6个月付款一次，后期付款提前15天向甲方一次性付清……同日，王静(乙方)与上海金九房食品有限公司(甲方)签订《合作合同(博山路店)》。内容为：乙方在位于博山路XXX号(以下称该门店)地区拥有面积约40平方米的门面店铺……乙方负责甲方位于该门店地区的杜六房品牌熟食店的管理与经营。乙方需严格按照甲方制定的管理规则和办法进行统一管理，并定期向甲方如实汇报。合作期限一年。自2019年5月13日至2020年5月12日。合同期满前30天，如乙方仍需续签的，根据乙方的经营情况，双方再就合作事宜另行签订合同。本合同相关条款及内容仅针对该门店。乙方如另行开设更多门店，或更换门店位置，甲乙双方需重新签订合作合同。2.1为保障计划的品牌声誉以及规范乙方的经营行为，乙方需向甲方缴纳保证金5万元。在本合同签订后七个工作日内，由乙方以银行转账的形式一次性支付到甲方指定账户。合同期满后，若乙方无任何违反本合同的行为，保证金将在期满后一个月内无息返还到乙方账户。2.2甲乙双方约定，由乙方负责甲方位于该门店的杜六房品牌熟食店的经营与管理。乙方需按照每月实际销售额的3%向甲方支付管理费用，每月10号前，管理费由甲方在账户里扣除。2.3营业款和货款的结算：鉴于甲方品牌产品熟食店的产品是其自主研发生产的，乙方需要定期向甲方进货，因此在正式营业之前，甲方会在乙方店铺陈列一定数量的货物，出售后按照实际当日需求量订货；乙方营业收款暂存于甲方给乙方开的子账号，每月10日前对账，甲方扣除订购货物的货款和管理费后，乙方根据对账金额提现。2.4开票金额：甲方在收到乙方所得的管理费或货款后7日内，可根据乙方的要求，按实际到账金额向乙方开具同等金额的收据或发票。3.3甲方应保证在该门店直径1公里范围内，只有一家杜六房品牌熟食店，避免店铺之间的不正当竞争。2019年5月10日，王静向金九房公司支付博山路店合作商保证金5万元(其中2.5万元系费中伟出资)。另查明，费中伟、王静各自出资25万元，合计50万元用于店铺的装修、购买设备、支付租金、支付品牌加盟保证金。加盟后，金九房公司每月将博山路XXX号“杜六房”品牌熟食店财务对账单发送给王静核对，将每月营业额扣除订货款、管理费、手续费等后的应付金额支付给王静。王静再与费中伟按6：4的比例分成。费中伟、王静各自承担博山路XXX号一半房租，半年一付，半年各自承担的一半租金为7.5万元。2019年9月底，费中伟、王静签订《合作股份变更协议》：经双方协商决定，博山路XXX号(杜六房)归王静所有；博山路XXX号(老大房)归费中伟所有。大华路XXX-XXX号老大房归费中伟所有。王静应补偿费中伟38万元。先付10万元，余款28万元在2019年9月30日以银行转账模式完成。此协议从2019年10月1日起生效。任何一方违约，赔偿对方20万元。但之后，费中伟、王静经过协商，同意按照原来的合作模式继续合作,故上述《合作股份变更协议》没有履行。2019年12月底，双方再次因店铺经营产生分歧。2020年2月22日，王静发送微信给费中伟“杜六房合同5月到期，我们散伙吧，我实在太累了……”费中伟回复“……五月份到期不想合的话，我没意见”王静回复“我不想再跟你合了”费中伟回复“要么我股份卖给你，要么你股份卖给我，要么关店，我都可以”……2020年2月26日，王静微信费中伟“29之前，如果不了，我就3月份付定金给别人……”2月27日王静微信费中伟“你最好快点给我答复，不要再拖”。2月28日王静微信费中伟“我新合同会在3月1日就签好，我等你到29日，如果你还是固执，我也无能为力”……2020年3月9日，王静与金九房公司签订《合作合同(博山路店)》：乙方在位于博山路XXX号(以下称该门店)地区拥有面积约80平方米的门面店铺……乙方负责甲方位于该门店地区的杜六房品牌熟食店的管理与经营。乙方需严格按照甲方制定的管理规则和办法进行统一管理，并定期向甲方如实汇报。合作期限一年。自2020年3月9日至2021年3月9日……2020年4月20日，费中伟微信王静“博山路杜六房我们一起开的，店铺租赁合同没到期你就边上找间店铺搬出去了，给我造成的损失怎么算呢”王静回复“杜六房合同到期了”……2020年4月29日，费中伟向出租人刘某支付2020年5月13日至2020年11月12日半年全部租金，计15万元。2020年5月1日，王静向出租人刘某支付2020年5月13日至2020年11月12日半年的一半的租金7.5万元。2020年5月13日，王静发送微信给费中伟“14号杜六房晚上搬走，然后这个铺子就和你先前说的，我们尽快商量好尽快转出的，你在杜六房的佣金，我算好暂时保管在我这里，也麻烦尽快协商博山路处理的相关事宜，你一直拖着，造成我的损失，都会在你的佣金里扣……”2020年5月14日，王静发送微信给费中伟“望今天能给答复”2020年5月15日，王静发送微信给费中伟“从今天开始算你的房租，我会从你佣金里扣……”费中伟回复“那就耗着好了”王静回复“反正你已经把半年的房租已经支付了，我怕什么，想谈就出来谈……早在2个月前我就已经和你谈铺子的，你天天拖”。2020年5月18日，王静发送微信给费中伟“当初或许你可以拿到将近40万，但你不愿意，你问我要65万元，所以我也没办法逼你，也就变成你现在只能拿到最后一点佣金和押金，你再这么熬下去，也许你连这个最后的钱也没有了……因为你从来不出来谈，也不接电话……”2020年6月15日，案外人江某向王静发送短信，要求王静将博山路XXX号冰箱、空调拉走，称现在这个店铺属于其。2020年6月16日，王静看到博山路XXX号内的空调、空调外机、微波炉等设备被放置在店门外，拨打110报警，称和人合伙开店，对方私自将店铺转租，现将博山路XXX号店内所有设备搬出，请民警到现场处理。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联营合同》《合作合同(博山路店)》、保证金收据、《合作股份变更协议》、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转账凭证、照片、报警记录等证据证明。审理中，金九房公司向本院出具《说明函》：2020年3月9日与王静签署的《合作合同》，该合同中约定的合作经营“杜六房”品牌熟食的店铺地址为上海市博山如56号……最终租赁以及实际合作经营“杜六房”品牌熟食的店铺地址为上海市博山路XXX号。该店自2020年5月15日起正式开始营业。审理中，双方均申请法院调查令至金九房公司调取2020年4月、5月杜六房博山路财务账单。王静持调查令调取的金九房公司财务账单如下：1、《杜六房博山路4月份财务账单》：4月1日至4月31日二维火营业额378,384.28元，本月订购货物货款244,142.49元。根据签订合同的结算方式加盟方需按照每月实际销售额的3%向我方支付管理费用，故管理费用(378,384.28元-3,219.28元)*3%=11,254.95元，另扣除微信支付宝千分之3.5手续费834.69元，本月外卖营业额3,219.28元已转入您的账户，本次结算需扣除会员支付补贴1,584.70元，故扣除订货货款和管理费后应付金额为120,517.57元。银行户名王静。2、《杜六房博山路5月份财务账单》：5月1日至5月14日，营业额14,538.25元，货款95,055.60元，管理费145,308.25元*3%=4,359.24元，微信支付宝千分之3.5手续费314元。结算合计：145,308.25-95,055.60-4,359.24-314=45,579.41元。费中伟持调查令调取的金九房公司2020年4月的与王静所调取的一致。费中伟向本院出具其调取的《杜六房博山路5月份财务账单》内容为：5月1日至5月31日二维火营业额319,579.08元，本月订购货物货款207,772.44元。根据签订合同的结算方式加盟方需按照每月实际销售额的3%向我方支付管理费用，故管理费用(319,579.08元-4,483.08元)*3%=9,452.88元，另扣除微信支付宝千分之3.5手续费638.25元，本月外卖营业额4,483.08元已转入您的账户，本次结算需扣除会员支付补贴1,012.55元，故扣除订货货款和管理费后应付金额为98,244.98元。银行户名王静。审理中，王静称2020年4月从杜六房共分得120,517.57元要减去如下成本开支后按40%比例支付给费中伟：1、四个员工的工资，谢某某7,087元、单某某7,366元、薛某3,424元、小许4,248元、陆某某6,401元；2、王静本人工资加奖金12,027元；3、水电费合计3,504元；4、打包盒费5,598元，系零星支付；5、物料费如油盐酱花生味精等2,098元，系零星支付；6、房租12,500元；=56,264.57元；费中伟可分得：56,264.57元*40%=22,505.82元。对此，费中伟表示：对1四个员工工资认可、对2王静工资12,027元不认可，只认可6,000元；对3水电费认可；对4打包盒费只认可3,032元；对5物料费等认可；对6房租不认可。对于2020年5月1日至5月14日期间利从杜六房取得45,579.41元要减去如下成本开支后按40%比例支付给费中伟：1、四个员工的工资，谢某某、单某某、薛某、小许，现金发放因此没有转账凭证，4*250元/天*14天=14,000元；2、王静本人工资加奖金400元*14天=5,600元；3、5月1日至5月14日水电费因为房东没有给数字，因此估计1,500元，届时交给刘某；4、打包盒费按四月份的一半计算，5,598/2=2,799元，系零星支付；5、物料费如油盐酱花生味精等1,000元，系零星支付；6、房租12,500元；=8,180.41元；费中伟可分得：8,180.41*40%元=3,272.16元。对此，费中伟表示：对1四个员工工资认可、对2王静工资认可3,000元；对3水电费认可；对4打包盒费认可；对5物料费等认可；对6房租不认可。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金九房公司《说明函》、《杜六房博山路4月份财务账单》《杜六房博山路5月份财务账单》、微信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本院认为，因王静未提供证据证明王静工资以及打包盒费，故本院对王静主张的4月、5月王静工资以及4月打包费金额，不予确认。鉴于费中伟认可4月王静工资6,000元、5月3,000元、4月打包盒费3,032元，故本院确认2020年4月份第1项至第5项成本合计43,160元；2020年5月份第1项至第5项成本合计22,299元。此外，费中伟向本院提供：杜六房博山路2019年6月、7月、9月10月、11月、12月、2020年1月、2月、3月《财务账单》，以及王静在此期间向费中伟支付40%利润的微信转账凭证。证明费中伟月平均利润为3.35万元,2019年5月15日至2021年12月30日(19.5个月)可得利益损失为653,250元。王静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虽费中伟、王静之间未针对在博山路XXX号经营“杜六房”熟食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但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以及当事人自认，本院确认费中伟、王静在博山路XXX号经营“杜六房”熟食的合伙关系依法成立。一、本案争议焦点一：费中伟、王静在博山路XXX号经营“杜六房”熟食的合伙期限至2020年5月12日还是2021年12月30日。本院认为，费中伟、王静为在博山路XXX号合伙经营食品，于2019年5月10日各自代表合伙体，由费中伟出面与出租人签订的《联营合同》、由王静出面与金九房公司签订的《合作合同》。虽对外费中伟系《联营合同》的相对方、王静系《合作合同》的相对方，但对于费中伟、王静合伙体内部而言，其二人在同一天签订上述二份合同，二人的目的就是为了取得金九房公司授权二人在博山路XXX号门店经营“杜六房”品牌熟食。故费中伟签订《联营合同》，其实质是为合伙体经营租赁营业场地。租赁博山路XXX号营业场地的期限为2019年5月13日至2021年12月30日，故费中伟、王静为合伙经营租赁营业场地的时间应当视为双方合意合伙的期限。至于金九房公司与王静签订的《合作合同》约定的一年期限，系品牌方的授权期限，王静没有证据证明其与费中伟明确约定合伙期限即金九房公司授权期限，故本院对王静称合伙期限至2020年5月12日到期，不予采信。二、本案争议焦点二：双方解除合伙关系，是王静违约解除还是双方合意解除。本院认为，根据王静与费中伟的微信聊天记录，2020年2月22日，王静即发送微信给费中伟表示“杜六房合同五月份到期，我们散伙吧”，费中伟回复表示“五月份到期不想合的话，我没意见”，之后，王静明确表示“我不想再跟你合了”，费中伟亦回复“要么我股份卖给你，要么你股份卖给我，要么关店，我都可以”。王静在与金九房公司签订位于博山路XXX号《合作合同》之前多次微信告知费中伟，但费中伟始终未提出异议。至此，本院认为，费中伟、王静对金九房公司授权博山路XXX号经营“杜六房”品牌熟食合同2020年5月12日到期后，双方就解除合伙关系已经达成合意。至于费中伟在2020年4月20日又微信表示“博山路杜六房我们一起开的，店铺租赁合同没到期你就边上找间店铺搬出去了，给我造成的损失怎么算”，本院认为，费中伟在王静向其明确表示2020年5月金九房公司授权合同到期后不想与其合作的情况下，已明确答复王静同意，在此情况下，王静才与金九房公司另行签订博山路XXX号合作合同。费中伟作为具有完全认知能力和判断能力的成年人，应当对其作出的民事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故费中伟2020年4月20日的微信不足以证明王静违约。综上，本院认为，双方对金九房公司授权博山路XXX号经营“杜六房”品牌熟食合同到期后解除合伙关系，达成合意解除。王静于2020年5月14日搬离上述地址，另迁址经营“杜六房”品牌熟食，不构成违约。至于合伙关系合意解除后，费中伟对王静针对合伙期间的权益处置不满，并不构成王静违约的理由。三、合伙关系解除后，双方应当结清尚未分配款项。2020年4月、5月杜六房博山路XXX号门店费中伟应得利润尚未分配，故王静应当按分成比例支付给费中伟。根据金九房出具的账单，2020年4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博山路XXX号门店利润为120,517.57元。2020年5月1日至5月14日的利润为45,579.41元。虽费中伟对金九房出具的2020年5月1日至5月14日财务账单持有异议，但其也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对金九房公司出具的上述账单予以确认。上述2020年4月利润12,0517.57元扣除4月份第1项至第5项成本43,160元，费中伟应得30，943.03元[(120,517.57元-43,160元)*40%]；2020年5月1日至5月14日利润45,579.41元扣除5月第1项至第5项成本22,299元，费中伟应得9,312.16元[(45,579.41元-22,299元)*40%]。合计应得40,255.19元。关于王静辩称2020年2月至2020年5月14日期间，只有杜六房在营业，老大房没有营业。这期间应该扣除王静个人每月承担的1.25万元的房租(成本)。本院认为，费中伟、王静合伙期间，双方各半承担博山路XXX号房租，费中伟已经履行了其支付房租的义务。王静要求在费中伟应得的“杜六房”2020年4月、5月利润分成中扣除2.5万元房租，无事实、合同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王静与费中伟之间的“老大房”经营纠纷，王静应当另行主张。综上，本院认为，费中伟、王静就博山路XXX号“杜六房”品牌熟食的合伙关系于2020年5月14日合意解除。王静应当支付费中伟2020年4月以及2020年5月1日至5月14日的利润分成合计40,255.19元，并退还费中伟合作商保证金2.5万元。因双方系合意解除合伙关系，故王静不构成违约，费中伟主张2020年5月15日至2021年12月30日的可得利益损失，无事实、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费中伟未对合伙期间的财产处置提出诉请，故本案不作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王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费中伟合伙分成40,255.19元；二、王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费中伟保证金25,000元；三、驳回费中伟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272.50元，由王静负担1,431.38元、费中伟负担9,841.1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嵘二〇二一年一月五日书记员  魏然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