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豫民申526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北京科海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39号院10号楼25层2903。 法定代表人：周芳林，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忠校，北京市中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若尧，北京市中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程森，男，1985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超，国浩律师（郑州）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郑州航空港区奥莱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航空港区云港路南侧世航之窗四楼。 法定代表人：王明磊，该公司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北京科海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海通公司）因与被申请人程森、郑州航空港区奥莱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莱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01民终67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科海通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审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科海通公司从未控制过案涉货物，而是委托程森代为办理进出口代理手续，程森和奥莱公司掌握着案涉货物全部材料，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原审法院关于举证责任分配违反公平原则，程森可以提交香港保税仓案涉货物的过期时间。存于郑州保税仓的是第一批货物，香港保税仓的是第二批，两批货物保质期截止时间不同。2．程森曾答辩称“所诉货物中一部分已经转让给了河南巍祥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巍祥公司），但科海通公司向法庭隐瞒该事实，并将程森替巍祥公司支付给科海通的货款称为赔偿款”，奥莱公司辩称“虽然奥莱公司终止了与航商公司的合作，但一直积极帮助科海通公司将其中价值约130余万的货物转售给了巍祥公司依靠香港保税仓另行销售，大大减少了科海通公司损失”。另根据海关对保税仓货物的管理规则，存放的过期产品将及时予以销毁，可以认定程森就香港保税仓的案涉货物在交付给巍祥公司时并未过期，还支付了部分的货款，也依靠香港保税仓另行销售。3．通过程森协调，科海通公司与程森的关联公司巍祥公司签订销售合同的时间为2019年4月30日，程森作为乙方代表签字，巍祥公司加盖公章。巍祥公司的股东为程森。且合同还约定，如过期未销售完成的，由程森承担全部责任。二、原审认定事实错误。从科海通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后续买断香港保税仓的合同等证据来看，程森在案涉货物无法交付给科海通公司后就已经加入本案的法律关系中，应承担连带责任。物流转仓费是支付给深圳市前海易路通供应链有限公司，系第二批货物从香港运至新郑综合保税仓所产生的物流费用。第二批货物从韩国发货运到中国青岛，运至中国香港，再由中国香港进入郑州保税仓，又退运至中国香港，最终通过香港保税仓卖给巍祥公司，并未损害国家利益，不存在无效情形。该笔费用是案涉货物仓储的必要支出。科海通公司对于“保税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不了解，奥莱公司作为从事货物进出口的专业公司，对相关法律法规非常熟悉，其并未提及涉嫌违法违规操作，科海通公司无规避税收、逃避备案等意图。而奥莱公司存放在新郑综合保税仓内的大部分货物，任由货物过期导致全损，属于扩大损失的恶意行为。原审判决也可能导致奥莱公司因合同无效而获利，例如香港保税仓的货物溢价出售，可能会出现香港保税仓的对外销售款高于判决赔偿的经济损失，这不符合公平原则。三、科海通公司书面申请一审法院向新郑海关调查收集存放于郑州保税区中黑参产品的进关、结转、盘库记录等材料，一审法院未调查收集。通过海关的盘库记录可以确定存放在郑州保税仓的货物的种类和数量以及涉案其他货物的进关、出关和结转情况。科海通公司向海关调取资料时被告知非货主只能申请人民法院向海关调取上述资料。但一审法院并未依职权进行调查收集。综上，请求依法对本案再审。 程森辩称：一、原审法院推定货物全损正确。根据原审中科海通公司提交的第14组证据，清晰列明了第一批货物和第二批货物的数量，科海通公司主张香港仓的货物是第二批货物，与事实不符，第二批货物实际是在新郑保税仓内，涉案货物均属第一批货物。第一批货物发单时，报关单都是对应第一批货物，香港仓的货物是第一批货物。二、原审认定责任比例承担恰当。科海通公司是国际贸易公司，对于相关贸易规范是清楚的，科海通公司选择跨境贸易再收货的形式，明显与一般贸易模式不符。科海通公司可以从韩国进口货物在国内运输，因为其没取得国内相应备案，是为规避国内进出口及海关其他的规定，故案涉合同应当认定无效。科海通公司应当承担较大过错责任，奥莱公司已经告知科海通公司无法进行跨境电商零售，科海通公司仍未退货，导致货物一直存放在保税仓内而过期，故其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三、奥莱公司一直主张承运的是第一批货物，第二批货物仅是帮忙，并未包含在协议内，相关费用应由科海通公司自行承担。一般货物到保税仓内不会有如此多的转仓行为，科海通公司多次转仓的费用应由其自行承担。程森在整个事件中是作为奥莱公司的员工而与科海通公司进行对接，程森从未表示过要履行合同权利义务，不能推定程森对奥莱公司和科海通公司之间的合同承担连带责任。程森亦从未表示过销售不完的货物由其承担责任。综上，请求驳回再审申请。 奥莱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接受询问，亦未提交书面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科海通公司从韩国购买货物，交由奥莱公司办理清关手续，再销售给他人，后双方因货物损失赔偿问题发生争议而由此成讼。关于科海通公司与奥莱公司之间合同效力问题。原审法院根据保税电商的交易模式、主体资格、办理手续等要素，援引《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出口商品有关监管事宜的公告》、《关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等相关监管法规、税收政策的规定，认为科海通公司并非本案进口商品的最终消费者，不符合保税电商模式对交易主体、商品限值的要求，进而认定奥莱公司采用保税电商模式，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将货物化零为整再交付科海通公司，不正当地享受了较优惠的跨境电商综合税率及许可程序，该合同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具有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认定合同无效的结论正确。在此前提下，原审根据双方过错比例，酌定双方对科海通公司的实际损失各承担50%的责任，公平合理。科海通公司申请再审主张，原审推定货物全损缺乏证据证明，奥莱公司和程森应提供其所掌握的全部货物材料。对此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实地前往集成公司保税仓库现场调查，集成公司出具的证明及法院调查情况均显示新郑保税仓内案涉货物已经全部过期，而科海通公司主张货物过期损失，却未提交证据证明香港保税仓的案涉货物在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信息上有别于新郑保税仓货物，故原审法院基于现场调查情况和现有事实证据推定货物全损，符合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科海通公司作为货物购买方，对于所购货物信息负有基础的举证证明责任，其申请人民法院向海关调取证据查明案涉货物情况，此种情形并不属于法律规定应当由人民法院调取证据的情形，不属于程序违法。关于程森应否承担连带责任问题。本案中，程森与科海通公司接洽均是以奥莱公司员工名义进行，其向科海通公司发出《付款通知书》加盖奥莱公司印章，程森并未作出以个人名义承担合同权利义务的意思表示，科海通公司所发出的《致函》、《律师函》等函件内容，亦是向奥莱公司作出主张。科海通公司要求程森承担连带责任，缺乏充分依据，原审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科海通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北京科海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孔庆贺 审判员  赵艳斌 审判员  田 莹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范新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