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14552号原告：北京绿泰源农产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松榆南路****部分、二层全部、、地下**全部法定代表人：陈小鹏，总经理。被告：内蒙古曼德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巴镇北环路以北西环路延伸段以东法定代表人：张治峰，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佳璐，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超，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北京绿泰源农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泰源公司）与被告内蒙古曼德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曼德拉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周裕财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绿泰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小鹏，被告曼德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佳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原告绿泰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曼德拉公司赔偿绿泰源公司经济损失638563元并支付利息（以101400元为基数，自2016年7月12日起算；以3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10日起算；以39578元为基数，自2016年10月11日起算；以72873元为基数，自2016年10月11日起算；以124712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31日起算，以上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判令曼德拉公司赔付差旅费15672.71元；4、判令曼德拉公司支付绿泰源公司因处理涉案处罚事宜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44000元；5、诉讼费由曼德拉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9月3日，绿泰源公司与曼德拉公司签订《入驻北京·内蒙古绿色农畜产品广场协议书》,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xx广场（以下简称“广场”))地上****使用面积为28平方米的商铺租赁给曼德拉公司租赁期限自2014年9月23日起至2019年9月22日。租金为16万元/年,由曼德拉公司承担租赁商铺的物业管理费、供暖费。协议约定,曼德拉公司入住该广场应保证其经营产品的合法性、可靠性和服务的有效性,如曼德拉公司所经营的产品发生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或质量、服条纠纷,由曼德拉公司负责,并承担一切责任。并且,曼德拉公司售出商品如发生包括本条第三款在内的质量等纠纷,由曼德拉公司负责解决并承担相应的经济、法律责任,同时向绿泰源公司支付合同约定的违约金,造成绿泰源公司损失的,应予以全额赔偿。绿泰源公司与曼德拉公司在协议中对双方权利与义务、违约责任亦进行的具体约定(详见协议书)。协议签订的同时，绿泰源公司与曼德拉公司签订了《诚信经营承诺书》《食品质量安全承诺书》等相关协议。协议签订后，曼德拉公司入住该广场进行苁蓉酒等农产品销售。2015年,曼德拉公司将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苁蓉酒出售给消费者,消费者陈x、刘xx发现该情况后,将绿泰源公司诉至法院,要求绿泰源公司退还货款并支付十倍赔偿。经法院及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决绿泰源公司向陈x、刘xx退还货款21168元和支付十倍赔偿金211680元。2016年6月21日,北京市朝阳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因曼德拉公司出售的曼德拉牌苁蓉酒不符合食品安全的要求,对绿泰源公司进行行政处罚:没收违法经营的食品,罚款401400元,该罚款由绿泰源公司缴纳。根据生效判决和绿泰源公司与曼德拉公司签订的相关协议约定，损失应当由曼德拉公司承担,绿泰源公司有权向曼德拉公司追偿。因此,为了维护绿泰源公司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望法院在查明事实后,依法支持绿泰源公司的诉讼请求。被告曼德拉公司答辩称：一、绿泰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绿泰源公司与陈x之间的两起买卖合同纠纷分别于2016年1月20日、2016年7月26日判决,绿泰源公司与刘x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于2016年10月26日判决,北京市朝阳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绿泰源公司的行政处罚于2016年6月21日作出,绿泰源公司向我公司主张追偿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收到判决或处罚决定之日起开始计算三年,而绿泰源公司于2019年10月份之后才向法院提起诉讼(具体立案时间请法院查询),且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从未就本案诉讼请求向我公司主张过权利,不存在中止中断的情形。绿泰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请法院驳回绿泰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绿泰源公司无权根据合同关系就消费者赔款向我公司主张追偿。绿泰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为合同纠纷,其诉讼请求是根据《入驻北京内蒙古绿色农畜产品广场协议书》向我公司主张追偿,而该协议的性质为租赁协议,其中约定我公司仅对我方作出销售主体出售的商品承担相应责任,在绿泰源公司与陈x、刘xx的买卖合同纠纷中,法院判决已经认定绿泰源公司与陈x、刘xx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我公司不是买卖合同的当事人,绿泰源公司为涉案酒品买卖合同关系中的销售主体。故对于绿泰源公司作为销售主体产生赔款，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理应由绿泰源公司进行赔付,我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绿泰源公司与陈x、刘xx的诉讼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已经载明“绿泰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如认为属生产者责任,可另行向生产者主张追偿”,《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损失,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损失。接到消费者赔偿要求的生产经营者,应当实行首负责任制,先行赔付,不得推诿;属于生产者责任的,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属于经营者责任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经营者追偿。”绿泰源公司作为涉案酒品的经营者如果认为属于生产者责任的,有权向生产者进行追偿，无权以租赁协议为基础向我公司主张追偿。我公司认为绿泰源公司是涉案酒品的经营者,理应由绿泰源公司承担经营者责任,绿泰源公司在与陈x、刘xx诉讼中主张其是交易市场的开办者而非商品的经营者,退一步讲,即便绿泰源公司作为集中交易市场的开办者,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集中交易市场的开办者、柜台出租者、展销会的举办者允许未依法取得许可的食品经营者进入市场销售食品,或者未履行检查、报告等义务.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收到损害的,应当与食品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绿泰源公司也应该承担连带责任。三、陈x、刘xx是以盈利为目的购买商品,绿泰源公司消极应诉,没有提供二人为“职业打假人”的相关证据,导致败诉,应责任自负。经检索关联案件,刘x、陈x仅在北京各区法院就存在几十起购买商品后进行索赔的诉讼,通过法院的判决获取大额利益,与消费者为了生活需要而使用商品的目的不同,刘x、陈x是以索赔为目的进行的购买商品等活动,购买商品是其索赔的一个环节,其行为整体具有营利性,属于变相的经营行为,不应认定属于消费者。而绿泰源公司在与陈x、刘xx的诉讼中,未从该角度进行抗辩,也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陈x、刘xx不符合消费者身份,导致人民法院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败诉后果系绿泰源公司消极应诉、举证不利导致,应由绿泰源公司自行承担。四、北京市朝阳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针对绿泰源公司的经营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绿泰源公司无权基于租赁合同关系对我公司进行追偿。北京市朝阳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定绿泰源公司为涉案酒品的经营者,从而对绿泰源公司作出处罚,绿泰源公司如认为处罚不当,可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获得救济。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4年4月9日，内蒙古曼德拉沙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内蒙古曼德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绿泰源公司作为甲方（出租方）与曼德拉公司作为乙方（承租方）签订《入驻北京·内蒙古绿色农畜产品广场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约定:甲方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松榆南路54号北京·内蒙古绿色农畜产品广场(以下简称广场)地上二层)地上****28平方米的经营商铺租赁给乙方开展经营活动，该商铺租赁期限自2014年9月23日起至2019年9月22日止；为了维护全体商户的共同利益和广场商誉，乙方同意在本协议签订的同时向甲方支付保证金，共计3万元。协议期满，经甲方确认乙方没有任何违约及欠缴有关费用，并在以后的十二个月内无商品质量投诉、服务投诉及债务纠纷的，甲方即把保证金（不计息）退还给乙方；乙方应保证其经营产品的合法性、可靠性和服务的有效性，如乙方所经营的产品发生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或质量、服务纠纷、概由乙方负责，并承担一切责任；如乙方售出商品因质量等原因受到消费者投诉，情况属实的，乙方要严格遵照“先行赔付”的承诺执行，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乙方经营的商品或服务不得侵犯他人商标、著作权、代理权及专利权，不得销售假冒、伪劣、“三无”产品、或政府规定的违禁品、或有关部分检测后认定的不合格产品。如经查获，乙方应自行承担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甲方除提前终止合同外，有权向乙方追索由此带来的一切经济损失；乙方售出商品导致消费者投诉的，乙方应当场解决，如认定为商品质量问题的，乙方逾期不解决，则甲方有权动用乙方交纳的保证金实行先行赔偿，并有权追究乙方责任。乙方应在一周内按合同约定将保证金差额补足。引发仲裁、诉讼的，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甲方绿泰源公司与乙方曼德拉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该协议将成为《协议书》的附件，同样具备法律效力；乙方销售的商品必须符合国家相关质量标准，严禁销售假冒伪劣、三无产品，严禁销售过期变质商品。如销售以上列举但不限于的不合格商品造成的行政处罚、顾客投诉赔偿将由乙方全额承担；供应商全称内蒙古曼德拉沙产业开发有限公司，乙方类型：生产商、一般纳税人，主要产品：肉苁蓉系列产品及肉类，主要品牌：曼德拉沙产业。2015年4月至6月期间，陈x、刘xx从绿泰源公司开办的内蒙古绿色农畜产品广场先后购买曼德拉牌苁蓉酒，后分别向本院以买卖合同纠纷起诉绿泰源公司，本院对陈x作为原告的两案作出（2015）朝民（商）初字第32710号、第32860号民事判决书（以下分别简称“陈x一案”、“陈x二案”），对刘x作为原告的案件，作出（2015）朝民（商）初字第33149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刘x案”），三案经审理均认为：曼德拉牌苁蓉酒确系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陈x、刘xx在绿泰源公司的经营场所购买涉案产品，取得绿泰源公司统一使用的销售小票、发票，支付的价款也进入绿泰源公司的银行账户，故对于陈x、刘xx与绿泰源公司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因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确认。“陈x一案”判决书判令绿泰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陈x退还货款3528元、支付赔偿款35280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770元；“陈x二案”载明陈x的委托代理人为刘x，并判令绿泰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陈x退还货款6552元、支付赔偿款65520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801元；“刘x案”判令绿泰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x退还货款11088元、支付赔偿款110880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2744元。绿泰源公司不服本院作出的“陈x一案”判决书，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经审查后驳回绿泰源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后陈x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陈x一案”对应执行案号（2016）京0105执14390号，“陈x二案”对应执行案号（2016）京0105执14399号。2016年10月11日，绿泰源公司向收款方（2016）京0105执14390号转账支付39578元，附言赔偿金；2016年10月12日、11月28日，绿泰源公司分别向收款方（2016）京0105执14399号转账支付72873元、124712元，附言均为赔偿金。诉讼中，绿泰源公司称因陈x、刘xx相识，在执行过程中与执行法官沟通后，将刘x案的案款124712元汇入申请人为陈x、案号为（2016）京0105执14399号的执行账户中。2016年6月21日，北京市朝阳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向绿泰源公司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编号为（京朝）食药监食罚［2015］351577号，内容为：2015年5月27日,我局接到举报反映绿泰源公司销售的“曼德拉”苁蓉酒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经查,2014年11月10日至2015年6月1日期间,当事人在其住所经营的商品中有“曼德拉”苁蓉酒,该产品酒精度有:42%vo1、52%vo1两种,产品标签中均标有“品名:苁蓉酒;配料:原酒、肉苁蓉、枸杞子、五味子、覆盆子;净含量450ml;生产许可证:QS12211505000;出品:曼德拉公司;制造:天津义聚永酒业酿造有限公司”的内容。卫生部2002年2月28日卫法监发(2002)51号《卫生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附件2中规定五味子是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卫生部2009年7月22日卫监督函(2009)326号《卫生部关于普通食品中有关原料问题的批复》中规定“经研究,《卫生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卫法监发(2002)51号)规定的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单中所列物品及冬虫夏草目前均不得作为普通食品原料使用。”“曼德拉”苁蓉酒属普通食品，配料中含有五味子违反该规定的要求。另查，QS122115050009为天津义聚永酒业酿造有限公司生产许可证编号,该单位从未生产过“曼德拉”苁蓉酒系列产品。“曼德拉”苁蓉酒实际由曼德拉公司生产,该公司从天津义聚永酒业酿造有限公司购进救高粱白酒为基酒,以肉苁蓉为主要原料,配以枸杞子、五味子、覆盆子生产而成。国家对食品生产实行许可制度,曼德拉公司未取得“曼德拉”苁蓉酒生产许可,“曼德拉”苁蓉酒属不符合法定要求的产品。当事人经营“曼德拉”苁蓉酒共180瓶,其中:52度“曼德拉”苁蓉酒120瓶,生产日期:2013年1月5日,售出95瓶,剩余25瓶,售价252元/瓶;42度“曼德拉”苁蓉酒60瓶,生产日期:2013年1月23日,售出13瓶,剩余47瓶，售价165元/瓶。销售货款均由当事人收取,并开具销售凭证、发票，货款在扣除税款后返给曼德拉公司，当事人无违法所得。当事人违法经营“曼德拉”苁蓉酒货值金额共计40140元。鉴于当事人能够积极改正，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从轻处罚如下：1、没收违法经营的食品：52度“曼德拉”苁蓉酒25瓶、42度“曼德拉”苁蓉酒47瓶；2、罚款401400元。2016年7月12日、2017年1月10日，绿泰源公司分别向北京市财政局缴纳罚款101400元、30万元，行政处罚缴款书上载明行政机关为北京市朝阳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处罚决定书编号（京朝）食药监食罚［2015］351577号，科目全称为食品药品监督罚没收入。诉讼中，绿泰源公司称2016年7月12日缴纳的罚款101400元和2017年1月10日缴纳的罚款30万元均属（京朝）食药监食罚［2015］351577号决定书项下的罚款，绿泰源公司只是分两笔缴纳，故前一笔101400元罚款亦应以后一笔罚款缴纳时间2017年1月10日起算诉讼时效。关于差旅费，绿泰源公司提交《听证通知书》、本院签发的传票、差旅报销单和发票及其单方制作的统计表，证明其因参加诉讼及行政处罚听证共计支出差旅费15672.71元。经统计，绿泰源公司因参加诉讼支出差旅费5593.66元，参加行政处罚支出差旅费10006.05元。曼德拉公司称绿泰源公司提交的2018年7月16日因参加行政处罚入驻京瑞大厦酒店明细打印单中含有啤酒、洗衣等费用，故其认为绿泰源公司在住宿时有大量不合理支出，进而怀疑绿泰源公司其他住宿费用也包含不合理费用，且餐费较高。关于律师费，绿泰源公司提交2015年至2016年期间其与慧聪律师事务所签订的5份《委托代理合同》，证明刘x案律师费8000元，陈x两案律师费分别为6000元、5000元，陈x上诉案律师费5000元，行政处罚案律师费2万元。5份《委托代理合同》均约定合同有效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案件终结止（裁决、调解、案外和解及撤销诉讼）。绿泰源公司称律师费44000元并未实际支付，其与律师口头约定等本案执行到款项后再支付。诉讼中，绿泰源公司与曼德拉公司均确认曼德拉公司交纳保证金6万元，绿泰源公司同意在本案诉讼请求中予以扣除。另查，绿泰源公司于2019年10月11日向本院提交起诉状及证据材料。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法律事实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故本案应当适用当时施行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中，绿泰源公司与曼德拉公司签订的《协议书》《补充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争议焦点主要如下：一、责任承担主体问题；二、诉讼时效问题。关于争议焦点一，责任承担主体问题。本院认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损失,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损失。接到消费者赔偿要求的生产经营者,应当实行首负责任制,先行赔付,不得推诿;属于生产者责任的,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属于经营者责任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经营者追偿。”关于曼德拉公司抗辩称其不是涉案产品的生产者及销售者，不应赔偿的意见，本院认为，首先，北京市朝阳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已经认定“曼德拉”苁蓉酒实际由曼德拉公司生产，“曼德拉”苁蓉酒属不符合法定要求的产品，绿泰源公司向消费者赔偿后有权向曼德拉公司追偿；其次，即使如曼德拉公司所主张其并非涉案产品的生产者，但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和《补充协议》的约定，当涉案产品出现问题时，曼德拉公司也应向绿泰源公司赔偿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再次，关于曼德拉公司抗辩称陈x、刘xx非消费者，绿泰源公司在相关案件未进行相应抗辩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之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在陈x、刘xx相关案件中，曼德拉公司在本案中所提出应予抗辩的理由，并不影响绿泰源公司在相关案件中的责任承担，故本院对曼德拉公司的该项抗辩亦不予采信。综上，曼德拉公司应赔偿绿泰源公司支付的三笔赔偿金、行政处罚罚款、利息及差旅费。关于争议焦点二，诉讼时效问题。本院认为，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本案中，针对绿泰源公司支付的三笔赔偿金诉讼时效起算时间，虽然本院作出了生效判决，确定了绿泰源公司应向陈x、刘xx赔偿的数额，但是判决后至执行期间，有可能发生新的事实，例如原告不申请强制执行或在执行过程中达成执行和解等，故绿泰源公司直至实际支付赔偿款项之日才能确定赔偿的实际数额，并明确知晓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故本院认为三笔赔偿金应从绿泰源公司实际支付赔偿款之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绿泰源公司因参加相应诉讼所支出的差旅费5593.66元系相应案件的附随性债务，其诉讼时效的起算亦应自案件主债权发生之日即赔偿金支付之日起算。绿泰源公司支付赔偿金的时间分别为2016年10月11日，10月12日、11月28日，其向本院提起诉讼的时间为2019年10月11日，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本院对曼德拉公司主张三笔赔偿金、差旅费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不予采信。关于行政处罚401400元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本案的相关行政处罚决定作出时间为2016年6月21日，因行政处罚是行政机关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所给予的处罚。行政处罚决定一经作出，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以履行。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具体到本案中，因为行政处罚并不存在民事诉讼执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新事实，且绿泰源公司并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在此情况下，绿泰源公司自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后即已明确知晓需要缴纳的罚款数额，也明确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绿泰源公司于2016年7月12日缴纳部分罚款101400元的行为也足以证明其明确知晓并认可了相应权利受到侵害后果的发生，故自此应当计算行政处罚决定书项下相应款项的诉讼时效，该时间至绿泰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三年诉讼时效。绿泰源公司亦未就诉讼时效存在中止、中断的法定事由提供相应证据，故本院对曼德拉公司提出的行政处罚401400元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予以采信。绿泰源公司因行政处罚所支出的差旅费也因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保证金抵扣问题，本院认为该6万元保证金应在罚款401400元中予以扣减，理由如下：1、从《协议书》对保证金的约定可知当涉案产品因质量问题导致赔偿时，绿泰源公司有权用保证金进行先行赔偿；2、从赔偿金及罚款支付的时间来看，绿泰源公司支付的第一笔款项为2016年7月12日交纳罚款101400元，当此笔款项产生时，绿泰源公司即有权用保证金进行先行赔偿；3、罚款401400元虽因超过诉讼时效，丧失了胜诉权，但胜诉权的丧失并不意味着实体权利的消灭，且当罚款101400元产生时，绿泰源公司即有权用6万元保证金进行扣减，综上，曼德拉公司在本案中应向绿泰源公司给付的赔偿金为237163元。关于赔偿金利息的起算时间，72873元的支付时间为2016年10月12日，故绿泰源公司主张自2016年10月11日起算利息有误，本院予以调整。124712元的支付时间为2016年11月28日，现绿泰源公司自2016年12月31日起算利息，本院不持异议。关于利息计算标准，因2019年8月20日后，贷款利率标准变更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本院对利息的计算标准予以调整。关于差旅费的金额，本院认为绿泰源公司因参加三个案件及上诉案件的庭审，多次在内蒙古与北京之间往返，差旅费合计金额5593.66元在合理范围内，并未出现畸高，故本院对曼德拉公司的抗辩不予采信。关于律师费，绿泰源公司并未实际支付，虽然5份《委托代理合同》对律师费的支付时间未作约定，但均约定合同有效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案件终结止。5份《委托代理合同》所涉及的案件终结距今已三年多，在此期间绿泰源公司一直未支付律师费，慧聪律师事务所也未向其主张。绿泰源公司称其与律师约定在本案执行到款项后再支付律师费，就其主张绿泰源公司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律师费没有实际发生，故绿泰源公司主张律师费44000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内蒙古曼德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北京绿泰源农产品有限公司给付赔偿金237163元、利息（以39578元为基数，自2016年10月11日起算；以72873元为基数，自2016年10月12日起算；以124712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31日起算，以上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并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二、被告内蒙古曼德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北京绿泰源农产品有限公司支付差旅费5593.66元；三、驳回原告北京绿泰源农产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782元，由原告北京绿泰源农产品有限公司负担5841元，被告内蒙古曼德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担494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周裕财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丁 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