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29341号原告：刘东旭，男，1983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德武，北京安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敏萍，北京安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北京可可曼卡健身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兴贸三街**院。被告：王嘉，男，1977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雨萌，北京市金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东旭与被告北京可可曼卡健身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可可曼卡公司）、王嘉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韩跃东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刘东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德武、杜敏萍，王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雨萌到庭参加了诉讼，可可曼卡公司经本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出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东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可可曼卡公司与刘东旭签署的《合作协议书》；2.王嘉返还刘东旭投资款16万元及利息（以16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22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按LPR计算）；3.诉讼费由可可曼卡公司、王嘉负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5月5日，王嘉以可可曼卡公司名义与刘东旭签署《合作协议》，约定刘东旭持股30%，共同投资新设健身房。合同签署后，刘东旭以微信和支付宝转账方式共向王嘉支付投资款16万元，但王嘉收取刘东旭款项后，未将款项用于公司投资开设健身房，也未将刘东旭列为公司股东，致刘东旭签署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经协商未果，刘东旭提起本案诉讼。王嘉辩称，同意刘东旭第一项诉讼请求，不同意刘东旭第二项诉讼请求。《合作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刘东旭未付投资款，刘东旭与王嘉之间是借款关系，且王嘉已将款项返还，故不同意刘东旭诉讼请求。可可曼卡公司未出庭，未答辩，亦未提交证据。各方当事人围绕诉辩意见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意见，本院查明事实如下：2017年5月5日，甲方可可曼卡公司与刘东旭签署《合作协议书》，第一条约定，名称（暂定）：可可曼卡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王嘉，住所（暂定）：北京市朝阳区工人体育场北路**院****6131-0。关于健身房的基本情况，均以经核准的工商登记信息为准。第二条约定，1.可可曼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56万元整，其中甲方以现金方式认缴出资人民币179.2万元整，乙方以现金方式认缴出资人民币76.8万元整。2.双方同意并确认其分别享有的股权比例为：甲方享有健身房70%股权，乙方享有健身房30%股权，即“永泰Max-t西山汇”和三里屯SOHO“Max-t”店的股权，今后按协议比例享有“可可曼卡公司”开设健身房的股权。3.各方应按期、足额缴纳各自认缴的出资额。4.各方应当于2017年5月10日前认缴的出资足额支付至该临时账户，等公司账户正式开设后再同意注资到公司正式账户，首期甲方缴纳乙方需缴纳人民币89.6万元，乙方需缴纳人民币38.4万元整到临时账户，其余股本金待门头沟“永泰Max-t西山汇”项目预售完成后预计6月30日前乙方按照持股比例缴存，购买三里屯SOHO“Max-t”点的30%股权。账户信息为：开户行：中国健身（建设）银行华威支行，账户名称：王嘉，账户：XXXXX。第四条约定，各方应当提供审批及注册登记管理机构所需的一切与设立健身房相关的文件和资料，协助完成健身房设立事务。3.为设立健身房而发生的必要的相关税费，包括但不限于财务顾问费用、律师费等，经甲乙双方共同审核并书面确认后，由甲乙双方共同承担，由临时账户进行前期垫付，在健身房成立后计入健身房的开班费用，由健身房承担。第六条约定，公司设财务总监一名，由甲方委派，并由股东会决定聘任或解聘。财务总监行使以下职权：（1）负责财务管理工作；（2）签署财务文件和报表；（3）控制成本和费用，平衡收支，提交财务分析报告，提出改善经营管理的建议；（4）组织编制年度财务报告；（5）负责筹划经营资金；（6）依据《章程》的规定向各股东提供相关财务信息；（7）股东会授予的其他职权。第七条约定，由于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造成健身房无法经营或无法达成本协议目的，则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要求违约方承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协议落款甲方处盖有可可曼卡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在身份证号码一栏处留有王嘉身份证号；乙方处有刘东旭签字及指纹，身份证号码处留有刘东旭身份证号。2017年5月18日至5月22日，刘东旭通过支付宝转账方式，向王嘉XXXXX的支付宝账号转款8万元。2017年5月22日，刘东旭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王嘉转款8万元，共计16万元。庭审中，刘东旭主张该16万元系《合作协议书》项下款项，王嘉认可收到了该16万元，但表示该款项系刘东旭与其借款，并非《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投资款。2017年9月20日至10月11日，王嘉通过支付宝转账方式，向王嘉XXXXX的支付宝账号转款9.4万元。2017年11月23日至2018年1月10日，王嘉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刘东旭转款9万元，共计18.4万元。庭审中，刘东旭认可收到了该些款项，但表示该些款项均是王嘉让其给公司员工发工资的款项，并已实际发放了工资，共20余人，该20余员工都是刘东旭找来的，在可可曼卡公司旗下“郡王府店”工作，并向本院申请该20余员工出庭，以证明20.4万元均作为工资发放。王嘉对此不认可，认为刘东旭无权给员工发工资。为证明刘东旭已将王嘉给付的款项用于工资发放，刘东旭提交了其2017年9月至2018年1月的支付宝和微信转款记录，王嘉对其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王嘉没有让刘东旭给员工发工资，刘东旭也无权给员工发工资。2018年4月17日，刘东旭与王嘉有如下录音对话：刘东旭：“这是卖的3万多块钱的卡”，王嘉：“什么意思啊？你就卖了3万多？你自己把钱收了？”刘东旭：“我是收了，但我一分钱没拿，全给员工发工资了”，王嘉：“这是两码事，发工资是公司的行为，咱就说你卖黑卡的事”，刘东旭：“不给工资，人家根本就不来，这都是我贷的高利贷。”王嘉：“你贷不贷高利贷跟我没关系，我对你这么好，你没钱时我借给你钱，你背着我干这事？”刘东旭：“我的意思是，我拿着钱全发工资了，我一分没留。”……王嘉：“我借给你的钱，你什么时候还？我现在也等着用钱。”刘东旭：“都发工资了。”王嘉：“我借给你的钱，你也发工资了？”刘东旭：“我发工资垫了6万多，你自己算。”王嘉：“我借给你的3万块还有你黑的6万块钱都发工资了？”刘东旭：“你哪借我3万块，你借给我的是25700元。”王嘉：“什么25700？之前王丽娜已经给员工发过工资了,一共才2个月，王丽娜发完一批工资了，王丽娜发了多少钱？”刘东旭：“45000元。”另查，可可曼卡公司系成立于2014年8月21日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公司成立之时股东为王嘉、徐京晶，2018年5月3日公司股东变更为王嘉，2018年6月6日，股东由王嘉变更为徐梅开。上述事实，有《合作协议书》、微信转款记录、支付宝转款记录、可可曼卡公司工商档案及当事人陈述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合作协议书》的签署时间及双方往来转款均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之前，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本案中，《合作协议书》约定，双方同意并确认其分别享有的股权比例为：可可曼卡公司享有健身房70%股权，刘东旭享有健身房30%股权，即“永泰Max-t西山汇”和三里屯SOHO“Max-t”店的股权，今后按协议比例享有“可可曼卡公司”开设健身房的股权。因此，可可曼卡公司与刘东旭形成合作经营“永泰Max-t西山汇”健身房和三里屯SOHO“Max-t”健身房的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为可可曼卡公司与刘东旭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庭审中，王嘉认可收到刘东旭支付的16万元是基于《合作协议书》，但因该协议未实际履行，因而该16万元转为刘东旭对王嘉的借款，并表示其在2017年9月至2018年1月给付刘东旭的18.4万元包括刘东旭的16万元借款。刘东旭对此不予认可，主张王嘉给其转款的18.4万元是王嘉给公司员工发工资的款项。但一方面，王嘉给刘东旭的转款记录中均未有备注款项用途，刘东旭亦未提交证据证明王嘉曾要求其以该笔款项作为员工工资予以发放，刘东旭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一方面，不论员工与公司之间是否签署劳动合同，均是员工与公司之间的关系，与刘东旭无关，刘东旭在无公司授权的情况下，不应擅作主张，将王嘉给其转款作为员工工资发放。刘东旭要求20余名证人出庭的申请，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本院不予准许。因此，王嘉返还刘东旭的18.4万元中包括《合作协议书》项下刘东旭的投资款。案涉《合作协议书》未实际履行，双方亦未缴足出资款，且王嘉已将刘东旭的投资款足额返还，故《合作协议书》已实际解除，对于刘东旭主张解除合同并返还投资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东旭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00元、公告费260元，由原告刘东旭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韩跃东二〇二一年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张 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