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1民初20151号原告：陈保华，男，1969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荣清，北京市盈科(惠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原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法定代表人：丁学清，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翔宇，男。第三人：百里(深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南坑社区雅宝路XXX号星河WORLDF栋大厦22层2201-2。法定代表人：胡现超。原告陈保华与被告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恒信公司)、第三人百里(深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里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之后，本院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本案于2020年12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保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荣清、被告海通恒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翔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百里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保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编号KCGXXXXXXXX的《融资回租合同及其他文件》解除；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已经支付的租金5,066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7月16日原告从惠东县兄弟汇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兄弟汇公司)处用以租代购的方式购买长安逸动新能源汽车一辆。2019年12月原告发现该车续航时间较短，要求兄弟汇公司处理。兄弟汇公司承诺更换帝豪牌电动汽车，且只需支付帝豪牌电动汽车的租金。2020年1月6日原告签订了兄弟汇公司提供的诸多“贷款资料”(含原告与第三人间的《车辆购买合同》、车辆交付的《确认书》、《融资回租合同及其他文件》)，签订过的资料均未给原告留份。后原告多次催促兄弟汇公司交付车辆，兄弟汇公司一再推诿，至今仍未交付车辆。原告经过多方了解，从百里公司取得以下复印件：1.《百里(深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渠道合作协议书》；2.百里公司向朱劲军打款的银行业务回单；3.《融资回租合同及其他文件》。至此，原告方得知与被告间存在融资回租合同。原告认为，被告将格式合同及相关材料交给兄弟汇公司，由兄弟汇公司工作人员安排原告签订，且合同内容不允许变动，使得被告指定本案第三人代原告接收购车款，而第三人将车款支付到朱劲军的账户(系兄弟汇公司在上述渠道合作协议中约定的收款账户)。因此，被告实际上未履行融资回租合同项下支付车辆转让价款的义务。且本案的融资回租合同是被告利用其缔约优势地位以格式条款将实际上为直租合同的融资租赁类型约定为回租合同。被告并未尽到缔约时对租赁物应尽的审核义务，导致车辆无法交付。现融资回租合同项下的租赁物不存在，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致使原告面临无法使用租赁物却须向被告支付租金，否则将被影响征信的窘境，故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已经支付的租金。被告海通恒信公司辩称，被告作为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中的出租人,与原告之间系融资回租法律关系，即原告以其已经取得所有权的车辆出售给被告后再回租使用。在该法律关系中，原告应保证其已经取得涉案车辆的所有权，并对涉案车辆的真实存在予以确认，这在原、被告间的融资回租合同中也有明确约定。且原告向被告出具了收车确认书及机动车发票，被告已经尽到合理的审核义务。被告按照合同约定将车辆融资款支付到原告指定的收款账户，如约履行了融资回租合同项下的义务，并不存在违约行为，原告没有实际收到车辆并非被告原因造成。因此，被告认为原告相关诉请不存在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第三人百里公司未作答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授权委托书及银行流水、律师函无异议。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车辆以租代购附属协议》及收据，用以证明其向案外人兄弟汇公司购买长安牌汽车一辆，购车方式为以租代购。被告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认为合同非被告所签且被告对此并不知情，不能影响涉案融资租赁合同关系。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确能证明原告与兄弟汇公司签订了《车辆以租代购附属协议》，但该协议所涉车辆与融资回租合同中所涉租赁车辆的品牌、型号、车架号、发动机号均不相同，无法证明与涉案融资租赁法律关系存在关联性，本院对此不予采纳。原告提交被告与原告签订的《融资回租合同及其他文件》以及被告与其他三名案外人签订的《融资回租合同及其他文件》，用以证明被告提供格式合同让原告将收款账户约定为被告地区代理服务商百里公司的账户。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原告主张的证明内容不认可。首先，百里公司与被告仅存在商务合作，并无任何代理关系；其次，被告提供的融资回租合同相关内容均符合我国法律规定，也对原告作出了相关的着重提示和说明，故虽为格式合同，但并不存在加重原告责任的情形。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原告与被告签订了《融资回租合同及相关文件》，但无法证明被告与第三人存在代理关系。此外，格式条款认定的核心要素是签订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且即使认定为格式条款也并非一律无效，尚需证明该格式条款具有违反公平原则不合理地免除或减轻其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等法定情形。而仅以上述证据并不能得出被告在合同签订时未与原告协商、违反公平原则以该条款排除原告主要权利等事实。综上，本院对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融资回租合同及其他文件》予以认可，但其他三份《融资回租合同及其他文件》与本案关联性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原告提交《百里(深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渠道合作协议书》及平安银行回单凭证，用以证明百里公司为被告的地区代理服务商，以及百里公司将车款139,000元打入兄弟汇公司指定收款账户的事实。被告对上述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其对此间关系不知情，所涉款项是何性质也不清楚。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确可证明案外人兄弟汇公司与第三人百里公司签订了渠道合作协议，但该协议并无被告签章确认，协议书所记载的地区代理服务商仅是第三人单方面的表示，无法证明代理关系的真实存在。此外，回单凭证上虽注明客户陈保华的车款，但139,000元与购车发票、车辆购买合同、融资回租合同上记载的金额均不相同，且亦非被告进行发放，与本案关联性不足，本院对此不予采纳。原告提交惠州凯旋代步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告知函》、惠州凯旋代步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立案告知书，用以证明涉案车辆已经无法交付的事实。被告对立案告知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仅以该份证据不能确定车辆最终是否无法交付。对于惠州凯旋代步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告知函》和《情况说明》，被告表示请法院依法认定。本院认为，惠州凯旋代步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告知函》和《情况说明》中所涉车辆的品牌、型号、发动机号等信息与涉案《车辆购买合同》、《确认书》、《融资回租合同》、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中记载的车辆信息具有一致性。并且买卖合同签订后通常会先选定车辆，待收到购车款后再交付车辆。若买受人在车辆实际交付前又转售给他人，在实践中出于交易便捷性的考虑会直接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以最终买受人为购买方进行开具，而不论此间经过几次转售。此种做法并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亦符合行业交易习惯。综合《告知函》、《情况说明》、《车辆购买合同》、《确认书》、《融资回租合同及其他文件》、立案告知书及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等证据，涉案车辆目前在案外人惠州凯旋代步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处，且因未收到购车款而不会交付涉案车辆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采纳。被告提交《车辆购买合同》及《确认书》，用以证明原告与第三人签署涉案车辆的买卖合同，且原告签字确认已经收到涉案车辆。原告认可上述文件中的签字为其本人签字，但认为证据内容与事实不符，坚持主张车辆买卖关系存在于原告与案外人兄弟汇公司之间，而非与第三人百里公司之间。且《确认书》签署时间在支付车辆转让价款之前，而车辆价款尚未付清的情况下不可能完成交付。本院认为，上述文件能证明原告与第三人百里公司签订了车辆买卖合同，并且与百里公司共同确认了租赁车辆所有权在第三人与原告间进行移转的事实。而原告主张的车辆买卖关系实际存在于原告和兄弟汇公司间的事实，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且从证据内容来看，《车辆购买合同》及《确认书》均为原告及第三人向被告证明存在车辆买卖事实并已经移转所有权可以进行融资回租的文件。而用以证明租赁物权属之文件的形成时间先于被告支付车辆转让价款的时间是符合融资回租交易习惯的。因此，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纳。被告提交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用以证明一级经销商向原告开具涉案车辆的销售发票。原告对该份证据本身无异议，但认为开票时间为2020年1月7日，晚于原、被告间签订合同的日期，且发票中记载的销货单位并非百里公司。本院认为，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与《车辆购买合同》及《确认书》均是由原告向被告提交的用以证明租赁车辆存在且所有权属于原告的资料，其开具时间虽晚于合同签订的时间，但早于被告支付车辆转让价款的时间。在合同成立之后生效之前对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进行审核，并不具有违法性，亦不违反交易习惯。此外，发票记载的销货单位虽非百里公司，但这是因为发票仅能反映其开具时的事实，而无法反映整个交易的流程。综上，对于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开具的事实及其所记载的内容，本院予以采纳，而对于原告依据发票所推断的内容，不予采信。被告提交《融资回租合同及其他文件》和付款回单，用以证明原告向被告融资回租涉案车辆及融资租赁业务的具体条款及数据，且被告按约支付了车辆转让价款。原告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坚持合同中的付款账户条款属于格式条款，被告向该条款记载的账户支付车辆转让价款不能视为已经履行了付款义务。本院认为，原、被告对上述证据的内容并没有争议，只是对付款账户条款是否属于格式条款以及向该账户付款能否视为义务履行存在分歧，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纳。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1月6日，原告陈保华与第三人百里公司签订了《车辆购买合同》，约定原告向第三人购买吉利帝豪牌汽车一辆(车架号：LB378F4Z1KH071527；发动机号：K6BBXXXXXXX)，购买总价149,000元。购车款分两次支付，首付35,000元，剩余价款于卖方交付车辆后一次性支付。合同约定的第三人收款账户为XXXXXXXXXXXXXX，开户行平安银行深圳创业路支行。同日，原告与第三人向被告出具由原告和第三人共同签章的《确认书》。《确认书》记载，对于上述《车辆购买合同》中的吉利帝豪牌汽车(车架号：LB378F4Z1KH071527；发动机号：K6BBXXXXXXX)，原告与第三人共同确认第三人已经收到原告支付的第一次购车价款35,000元，第三人亦已将上述车辆交付原告且原告已经接受，车辆所有权已经移转给原告。并且，原告和第三人共同在《确认书》中保证，若任何一方违反本确认函的任何确认或所做任何陈述与事实不符，造成被告损失的，原告和第三人承担全额连带赔偿责任。2020年1月6日，原告与被告海通恒信公司签订了《融资回租合同及其他文件》。《融资回租合同》第1.1条约定，本合同自出租人和承租人双方签署之日成立，自出租人按本合同约定支付完毕租赁车辆转让价款之日起生效。第2.1条约定，承租人以租回为目的，向出租人转让其已经取得或将要取得所有权的物件，出租人受让后将其回租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保证租赁车辆所有权转让之时其对租赁车辆享有完全的所有权，租赁车辆之上未设定任何债权，且未被设定任何担保物权及其他权利。第6.2.9条约定，GPS定位装置作为出租人监控租赁车辆的必要配置，为出租人提供租赁车辆跟踪定位服务。承租人应保证租赁车辆的GPS定位装置正常工作。《融资回租合同附件：租赁交易明细表》中约定就吉利帝豪牌汽车(车架号：LB378F4Z1KH071527；发动机号：K6BBXXXXXXX)进行融资回租，车辆初始购买价格为149,000元，本合同项下的租赁车辆转让价格为175,000元(若冲抵全部租赁保证金，为140,000元)。承租人指定接收租赁车辆转让价款的银行账户为第三人百里公司的账户，账号为XXXXXXXXXXXXXX，开户行平安银行深圳创业路支行。融资回租合同签订后，原告提供开票日期为2020年1月7日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发票记载购买方为陈保华，销货单位为广州市鑫欧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所涉车辆为帝豪牌汽车(车架号：LB378F4Z1KH071527；发动机号：K6BBXXXXXXX)。被告对上述《车辆购买合同》、《确认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进行审核后，于2020年1月9日依据合同中载明的付款账户支付了全部应付款项。合同生效后，原告共计向被告支付了5,066元的租金。现因涉案租赁车辆实际不能交付，原告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已付租金。另查明，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8月7日经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变更名称为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车辆不能交付导致承租人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是否应归责于被告海通恒信公司；2.被告海通恒信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3.原告陈保华在本案中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权并得解除合同要求返还已付租金。第一、原告主张车辆不能交付系因被告利用其缔约优势地位，通过格式条款将实际为直租类型的融资租赁合同约定为融资回租合同转嫁风险，而未尽到一个专业融资租赁公司应尽的租赁物审查义务。被告在应知车辆未交付的情况下支付了车辆转让价款，导致对车辆的交付失去控制，故造成车辆不能交付而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过错在于被告。原告认为，虽然相关文件均系其本人签字，但内容显然与事实不符。首先，原告与第三人百里公司之间不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涉案车辆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所记载的销货单位亦非百里公司，买卖关系实际存在于原告与兄弟汇公司之间。其次，本案《融资回租合同》、《确认书》等文件的签订时间均早于支付车辆转让价款的时间，并且涉案车辆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开票日期尚在融资回租合同签订之后，而在车辆价款未付清之前不可能完成车辆交付。最后，合同中有安装GPS定位装置的约定，亦能佐证被告应当知道车辆尚未交付的事实。综上，原告认为，被告作为专业的融资租赁公司，在缔约时应当对租赁物进行必要的审查，而本案中被告显然没有尽到相应的审核义务，在应当知道车辆尚未交付的情况下支付车辆转让价款，导致车辆不能交付而合同目的不达。本院认为，首先，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原告曾与案外人兄弟汇公司签订过车辆以租代购协议，但该协议中涉及的车辆与本案中的租赁车辆并非同一标的。而原告诉称的兄弟汇公司承诺更换车辆进而签订本案融资回租合同的事实，现有的证据无法证实。此外，涉案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记载的销货单位虽非百里公司，但亦非原告主张的兄弟汇公司，盖因该发票仅能反映开票当时的事实，而无法反映整体的交易过程。因此，原告关于实际买卖关系发生于原告与兄弟汇公司间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其次，案涉合同系直租合同还是回租合同与该合同是否为格式合同或是否存在格式条款无关，应视当事人客观上所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及合意内容而定。本案中原告与第三人百里公司签订《车辆购买合同》，并且共同出具确认车辆已经交付且所有权已经移转的《确认书》，上述两份文件的目的在于向被告证明原告基于车辆买卖合同已经完成车辆交付并且取得车辆所有权，可以进行融资回租。同时提供购买方为原告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进行佐证。被告信赖上述文件所形成的租赁物适于融资回租的表象同意与其开展融资回租交易并支付车辆转让价款。从交易过程来看，原、被告双方客观上达成的意思合致是就原告已经取得所有权的车辆进行融资回租交易，本案所涉法律关系为融资回租法律关系。因而《车辆购买合同》、《确认书》的签订时间以及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开票时间先于车辆转让价款的支付时间符合融资回租合同的交易习惯及逻辑顺序，即被告先对上述证明租赁物存在且所有权已经移转原告的文件进行审查，经审查后被告支付车辆转让价款并实际开展交易。故原告所称在未付款前不可能完成交付且被告应当知晓的事实，以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此外，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开票时间虽晚于融资回租合同的签订时间，但早于支付车辆转让价款的时间。根据合同约定，涉案合同自原、被告双方签署合同之日成立，自被告支付完毕车辆融资款之日生效。一方面，法律并不禁止在合同成立之后生效之前进行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审查。另一方面，开票时间晚于合同签订时间也无法证明车辆未交付且被告应知的事实。最后，安装GPS定位装置属于被告的合同权利而非义务，以未进行GPS安装为由主张被告应当知道车辆未交付，证明力不足。综上，融资租赁公司在开展融资回租业务时，确应对租赁物是否存在以及权属有无瑕疵负有审查义务，但该审查义务应以必要合理为限。本案中，原告与第三人签订《车辆购买合同》并向被告出示以证明存在车辆买卖关系，又共同出具《确认书》向被告确认车辆交付且所有权已经移转，同时以购买人为原告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进行佐证，营造了租赁车辆存在且权属无争议的表象，足以使得一个理性的出租人在审查上述材料后相信存在适格的租赁物可以开展融资回租交易。因此，被告在本案中已经尽到必要、合理的审查义务。车辆不能交付以致承租人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并非因可归责于被告的事由造成，而是因原告出具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文件导致。第二，原告主张被告提供格式条款，利用其在缔约中的优势地位将承租人指定接收车辆转让价款的银行账户约定为被告地区代理商百里公司的账户。该条款不仅未尽任何提示说明义务，还排除了原告的主要权利。因此，该账户约款无效，应认定被告未履行融资回租合同项下的车辆转让价款支付义务。本院认为，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其核心认定标准在于订立合同时是否与相对人就相关条款进行实质性的协商。本案中，承租人指定之收款账户的约定位于《融资回租合同附件：租赁交易明细表》中，与融资回租合同、车辆抵押合同、配偶同意书、保证担保书等格式条款部分具有明显的区隔。且该表格涉及的内容为车辆信息、车辆转让价款、租金、租期、原、被告指定的收款账户等合同主要条款，均属因交易内容不同而可特别约定的内容。同时，原告虽主张被告利用缔约优势地位将其地区代理商百里公司的账户约定为收款账户，但其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被告与第三人存在代理关系。且从《车辆购买合同》及《确认书》来看，原告仅支付首付款后第三人即移转车辆所有权于原告，剩余款项有待被告支付的车辆转让价款补足，故直接将第三人账户约定为收款账户也符合交易习惯，并不存在被告利用其缔约优势地位剥夺原告选择的情形。综上，本案中将承租人指定接收车辆转让价款的账户约定为第三人账户的条款并非缺乏实质性协商的条款，此种约定亦符合交易习惯，并不存在被告利用缔约优势地位剥夺原告权利的情形。对于合同订立过程中，相对人能够提出异议而未提出并签字确认的，应视为进行了同意。故被告按照合同约定的账户进行放款，已经履行了合同项下的车辆转让价款支付义务，并不存在违约行为。第三，原告主张解除合同的依据有二，一是在融资租赁合同中，因出卖人原因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可以解除合同；二是因被告违约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可以解除合同。并且其主张违约的过错在于被告，因此须返还其已经支付的租金。本院认为，首先，原告与第三人签订了《车辆购买合同》，共同向被告出具《确认书》确认车辆已经交付且所有权已经移转，并提供购买方为原告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佐证，营造了足以使被告相信租赁物存在且权属无争议而适于回租的表象，被告基于此与原告签订融资回租合同并按约支付车辆转让价款。现租赁车辆实际无法交付并非因被告违约所致，而是因为原告签署并出具与实际事实不符的文件所致。且原告先出具与实际事实不符的相关文件，致使被告信赖存在适于回租的车辆而与原告签订合同，后又主张车辆无法交付系因被告未尽对租赁物的审核义务所致，有违诚信原则，于法无据，本院无法支持。因此，本案并不符合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法定解除权发生情形。其次，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4﹞3号)第十一条第三项规定因出卖人原因致使融资租赁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时，出租人和承租人均享有合同解除权。从该条款表面文义来看，原告似能享有合同解除权。但从法定解除权的制度体系以及该规定整体内容来看，本案中不应支持原告解除合同的请求。法定解除权的发生原则上以一方违约为前提，当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时由守约方获得解除权。但基于融资租赁合同的特殊性，若因不可归责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事由导致融资租赁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或者无法履行时，法律例外地赋予双方当事人合同解除权，使当事人能够从合同的约束中脱离并尽快清算合同权利义务。从该条文整体来看，其赋予解除权的隐藏要件是造成合同目的不达或无法履行的事由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而本案中，原告通过出具与事实不符的文件营造了租赁车辆真实存在且已经交付并移转所有权的表象，被告信赖该表象与之交易并支付了融资款。现原告主张其实际未收到车辆并要求解除合同，不但与前述其签字确认车辆交付的文件自相矛盾，有违诚信原则，而且租赁物未实际交付系因原告出具与事实不符的《确认书》等文件，使得被告误以为车辆交付义务已经完成而支付了车辆转让价款，以致对车辆交付失去控制使得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因此，本案车辆无法交付而承租人合同目的不达系因可归责于原告的事由导致，不符合本条解除权发生要件，除非法律特别规定，法定解除权不能由违约方享有。同时，由于原告并不享有法定或约定的解除权，且被告已经按约履行了合同项下的义务，作为守约方的被告自然得依据合同保有原告已经支付的租金。综上，原告陈保华与被告海通恒信公司签订的《融资回租合同及其他文件》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被告已经按约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并无违约行为。且租赁车辆实际未交付系因可归责于原告的事由导致，非属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而得发生法定解除权的情形，亦不存在赋予违约方解除权的法律特别规定或约定。因此，对于原告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还已付租金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百里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案件的审理，本院依法可以判决。关于新、旧法的适用问题，本案虽是由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及司法解释亦有规定。但本案据以裁判的法律条款之内容在新法和旧法中具有一致性，只是民法典对以前的法律及司法解释之规定进行了吸收和体系化的梳理。在新、旧法内容具有一致性时，相较于散落单行法与司法解释中的规定，体系化的民法典不仅在法律适用的结构性和严谨性上具有显著的优越性，还因纳入切合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利益的新价值取向而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故此时应以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为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五条、第四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五百零九条第一款、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七百三十五条、第七百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原告陈保华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560元，均由原告陈保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金融法院。审 判 长  施 浩审 判 员  李 轶人民陪审员  金国强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法官 助理  周 晔书 记 员  周 晔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五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四百九十六条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第五百零九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五百六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第七百三十五条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第七百五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出租人或者承租人可以解除融资租赁合同：（一）出租人与出卖人订立的买卖合同解除、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且未能重新订立买卖合同；（二）租赁物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原因毁损、灭失，且不能修复或者确定替代物；（三）因出卖人的原因致使融资租赁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除外。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