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8民初21428号原告：顾世林，男，1960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被告：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法定代表人：沈剑毅，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珍芳，女。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素宝，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顾世林与被告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顾世林、被告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珍芳、朱素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顾世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未依法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退休养老金经济损失人民币250,000元(币种下同)。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的金额为363,428元。事实和理由：一、2019年12月19日经法院调解，确认原、被告双方1980年12月至2000年8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但此期间有五年零两个月被告未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现因被告遗失了原告的劳动档案，导致无法为原告补缴社会保险费，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为此原告起诉至法院。二、被告认为少缴社会保险费的理由是原告未缴纳管理费，提出有行业通知、劳动局内部文件，但这些都缺乏法律依据，所有的文件、通知、规定的效力都不能对抗国家法律，在确立劳动关系期间，企业为员工缴纳养老金，应以《劳动法》作为唯一的解释。三、作为被告兄弟单位的上海市印刷七厂，该单位职工钱虹与原告情况完全相同，1993年至1998年期间单位也缺缴了五年零两个月社保，缺缴理由也与被告提出的一致。但2009年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依据《劳动法》判决上海市印刷七厂败诉。钱虹愿接受法院调查，开庭时作为证人作证。根据相关规定及钱虹与上海市印刷七厂的案例，被告应依法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四、被告声称停薪留职人员不交管理费，被告就不交社会保险费，但被告公司职工在1992年至1995年停薪留职期间，与原告一样未缴纳管理费的，被告却未漏缴其社保费。该名当事人也愿意出庭作证。五、原告的基础养老金由于被告少缴纳五年两个月，造成个人缴费工资指数和缴费年限减少。根据《关于本市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企业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的通知》文件精神，基础养老金减少了35%(若增加了五年两个月，缴费年限从1911，变化为2501；缴费指数从0.9159增加到0.97)，现在的基础养老金为每月1,827.50元，故每月少731元，每年8,772元。基础养老金=(参保人员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时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2×(1%×缴费年限)。缴费年限从19年到25年，增加31%；指数化工资从0.9159到0.97，增加4%；合计增加35%。同时个人账户每年减少每月1%计算，共增加5%；合计增加40%。六、全国从2005年至今连续16年增加养老金，幅度最少的两年也在5%。上海男性1979年人均寿命72岁，到2019年人均寿命已经到81.36岁，随着经济条件和医疗水平提高，人们还会越来越长寿，保守估计二十年后，男性人均寿命至少83岁。七、按照以上因素计算，原告的养老金合计减少363,428元。被告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1、原告起诉认为被告少交社保了，但事实上原告在1992年11月至2000年8月是停薪留职状态，原告未签订过停薪留职协议，也未交过管理费，按照当时的本市政策，单位可以不缴纳社保，因此被告认为原告该期间社保费未缴纳并非被告的过错，被告对此没有责任。被告单位同时期的员工签了停薪留职协议、缴纳了管理费的，都缴纳了社保。2、被告认为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的规定。本案中原告的社保已经办理了，是因为停薪留职的原因未缴纳，原告也陈述多次与社保部门沟通补缴，但社保部门要求原告提供停薪留职协议、缴纳管理费的依据及单位出具的情况说明，现原告无法提供停薪留职协议和缴纳管理费的依据，不属于该司法解释规定的范围。3、被告认为原告的请求超过仲裁时效，原告2000年8月解除劳动关系，但2020年才申请仲裁，已超过仲裁时效。4、被告对原告计算的诉请金额亦不予认可，认为缴费年限少了不影响缴纳指数。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原系被告公司员工。原、被告于2019年12月19日经本院主持调解达成协议，确认原、被告于1980年12月1日至2000年8月1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其中1992年11月至2000年8月期间原告为停薪留职期。根据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2020年4月21日出具的受理情况回执，原告与被告申请“办理六个月以上社保费补缴”，还需补充提供以下材料：1、停薪留职协议；2、原始管理费缴纳凭证；3、单位情况说明；4、所有材料加盖单位公章。另查明：原告于2020年5月28日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退休养老金经济损失250,000元。上海市青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理裁决对原告的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该裁决，遂诉至本院。以上查明的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民事调解书、受理情况回执、仲裁庭审笔录及仲裁裁决书等证据予以佐证，并经庭审质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审理过程中，原告称，其1992年11月至2000年8月停薪留职期间，被告断断续续缴纳社保，总共少缴五年两个月。被告提供的证据显示原告的社保账户封存，但事实上原告的社保在断断续续缴纳，说明社保账户并未封存，仍可缴纳。现社保部门无法办理补缴的原因是没有停薪留职协议和原始档案，但这些材料都保存在被告处。原告从未听说过必须缴纳管理费，原告没有缴纳管理费就停薪留职是经过被告批准的，因此责任应由被告承担。按照被告提供的停薪留职协议，管理费必须缴纳，但原告并未看到过该协议。不认可被告陈述的不缴纳管理费就不缴纳社保，原告提供的两个证人都没有交管理费，但社保都补缴了，说明二者不存在关联性。原告2020年9月开始领取养老金，每月领取3,900元。据了解，因为少缴了五年两个月社保，导致原告社保基数降低，每月领取的养老金少了700多元。这个金额是社保部门帮原告核算的，但因为原告是个人办理业务，因此没有书面材料。原告认为，根据社保制度，员工每月应拿到社保明细，但原告在停薪留职期间从未拿到过，是被告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也违反了社保制度。被告所述的政策从未告知过员工，原告并不知情，并且根据《劳动法》，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缴纳社保，被告所述的规章制度不应超越法律规定。未签停薪留职协议、未缴管理费及封存社保账户都是被告的过错，原告未收到任何书面通知，且解除劳动关系时被告故意隐瞒少缴社保的情况，以欺诈手段解除劳动关系。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下列证据：1、(2009)虹民一(民)初字第5325号民事调解书，证明钱虹与原告情况一样，也是公司漏缴了社保，经法院调解由公司补缴，钱虹的用人单位与被告系关联公司。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不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调解书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与判决书效力不同。2、钱虹的证人证言。钱虹称：其与原告系同学关系，与被告没有建立劳动关系，其工作的上海市印刷七厂与被告也没有关系。不清楚原告在被告处停薪留职的情况。钱虹1993年1月至1998年在上海市印刷七厂停薪留职，当时签订了停薪留职协议，因为时间太久不记得有无缴纳过管理费。3、严伟民的证人证言。严伟民称：其系被告公司员工，于1995年2月离开。1993年至1994年期间停薪留职，不记得是否签订过停薪留职协议，也不记得是否缴纳过管理费，好像是没有缴纳过。严伟民的社保是正常缴纳的，没有漏缴过。原告认为钱虹的停薪留职期间与原告一样，属于同一行业，两单位是兄弟单位，争议也与原告一样，钱虹与上海市印刷七厂的纠纷已经经过法院处理，由公司补缴。严伟民与原告同期停薪留职，当时也未缴纳过管理费，说明缴纳管理费与是否缴纳社会保险无关。原告在停薪留职期间从未缴纳过管理费，但被告也缴纳了部分期间的社保，说明缴纳管理费和缴纳社保没有因果关系。原告在1995年左右被商调到印刷八厂，当时是两个单位之间操作的，员工不清楚，原告在印刷八厂呆了两年。法律并未规定超过20年的停薪留职争议不能处理，超过20年也不是原告的责任，最高法院规定涉及停薪留职的劳动纠纷必须审理，且2018年纠纷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了。被告认为钱虹是印刷七厂的员工，与被告没有劳动关系，其对原告的停薪留职情况、停薪留职协议签订情况及管理费缴纳情况都不清楚，因此其证人证言与本案无关联性。严伟民自述是1995年2月离职，而原告1992年11月商调到印刷八厂，1997年4月印刷八厂归并到被告处，原告又回到被告处，严伟民对原告的情况并不了解，原告是在印刷八厂停薪留职的，因此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被告称，原告停薪留职期间确实少缴了五年两个月的社保。按照当时的相关政策和制度，对于停薪留职人员，原则上单位不缴纳社保，但对于已签订停薪留职协议并缴纳管理费的停薪留职员工可以缴纳社保。该规定的来源是1983年国家的相关制度，当时规定员工停薪留职期间不享受相关津贴及劳保福利待遇，并且在缴费的情况下才能计算工龄。因此当时被告并未强制员工缴纳管理费，对于不交管理费的员工，就不缴纳社保。原告没有签订过停薪留职协议，也没有缴纳过管理费。当时原告先从被告公司商调到印刷八厂，后来又随印刷八厂合并到被告公司，两次工作交接造成可能缴纳了部分月份的社保。被告也就社保补缴问题去社保部门询问过，不能补缴的原因是原告当时没有缴纳管理费，如果有缴纳管理费的凭证是可以补缴的。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下列证据：1、1998年被告公司非在岗人员名册、被告人员名单、一九九六年度单位平均工资清算表、职工个人账户和养老金启封(封存)情况表、上海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费汇缴清册，证明原告属于停薪留职状态，停薪留职期间不发工资，原告的养老金个人账户处于封存状态。原告对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用人单位应该将社保缴纳情况告知员工，原告从未收到过，说明公司是违法的，原告也不清楚公司封存原告社保账户。劳动法规定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单位必须告知，但原告从未收到过。2、停薪留职协议、养老金差额计算单、收据、个人养老金计算明细，证明签订停薪留职协议、缴纳管理费的人员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被告称，当时停薪留职的相关政策或文件会张贴在公告栏告知员工，要求停薪留职员工主动缴纳管理费也是以张贴公告栏的形式通知的，不清楚原告未签订停薪留职协议的具体原因，但除了原告及另案原告邓晓峰之外，没有其他人来找过公司，因此不清楚是否有其他人未签订停薪留职协议，也未缴纳管理费，但是据了解，交了管理费的都缴纳了社保，没有交管理费的就没有缴纳社保。原告称从未看到过停薪留职协议，公司也未要求原告签订。按照停薪留职协议，必须每月缴纳100元才能算停薪留职，但公司既未要求原告签订停薪留职协议，也未要求原告缴纳管理费，按道理不能批准停薪留职，说明责任在公司。对于养老金差额计算单、收据、个人养老金计算明细，原告没有收到过，不清楚。原告停薪留职期间在家里，不可能去公司，公司张贴在公告栏，原告不可能了解到，原告认为有关劳动关系的重大事项都应告知到员工本人。3、原告及邓晓峰书写的信函，证明原告自认“因为当年的粗心造成现在的麻烦”，并表示愿意承担全部补缴养老保险费用，说明没有签订停薪留职协议和没有缴纳管理费是因为原告粗心导致，而不是其不知情。该信函主要内容如下：原告在2000年底按当时政策办理离职，现面临退休，因涉及工作年限，经劳动仲裁及法院调解，工龄已予确认，但社保部门告知补缴养老保险之事个人无法办理，为此恳请被告代为补缴所缺养老保险费，补缴费用由原告自己承担；因当年的粗心造成现在的麻烦，给被告增添了不少麻烦和工作量，在此深表歉意。被告称，当时原告了解到社保必须由公司办理补缴，因此找公司帮忙，因为涉及到补缴费用问题，公司要求原告写清楚社保费用由原告自己承担，公司纯属帮忙，因此原告写了这份材料。原告称该信函是被告逼迫其所写，因为缴纳社保必须用人单位办理，公司要求原告必须写这份自责说明书，否则不为原告补缴；信函中所说的粗心是指2000年8月公司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时，当时的人事负责人告知原告社保已经交全，并且要缴纳到2000年年底，因此原告拿了补偿费就离职了，没有去社保部门查询，当时原告粗心了；给公司带来麻烦是因为人事已经更换了，前任的人事给现任的人事造成了麻烦。本院认为，根据《关于本市企业实行(试行稿)中若干问题的意见》，留职停薪职工，停薪期间原则上停止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但对已按规定和单位签订协议，按月缴费的停薪留职职工，在协议期间，可按上一年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缴费，单位必须相应缴纳养老保险统筹费。本案中，原、被告未签订过停薪留职协议，原告亦未向被告缴纳过管理费，故被告在原告1992年11月至2000年8月停薪留职期间五年两个月未为原告缴纳社保，并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告因此要求被告支付未依法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退休养老金经济损失363,428元，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顾世林要求被告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支付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退休养老金经济损失363,428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顾世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 薇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顾霞婷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