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吉01民终57号（2021）吉01民终57号之一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文彬，男，1963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辉南县石道河镇。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笑梅，天津宾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省志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吉林省长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蔚山路以北、学海街以东长春海外学人创业园-倚澜观邸（二期）第D区13#幢1单元1711号房。法定代表人：杜岩，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浦佩亮，该公司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梨树县隆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梨树县建设小区一期4号楼（106/206和107/207）。法定代表人：刘恩来，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恩龙，该公司业务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博能上饶客车有限公司。住所：江西省上饶经济开发区凤凰西大道18号。法定代表人：温见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上鑫，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志朋，该公司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吉林市金达顺旅游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吉林高新北区秀水大街2号办公楼2441号。法定代表人：刘长清，总经理。原审第三人：吉林磐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吉林省磐石市振兴大街6号。法定代表人：刘钊，董事长。上诉人郭文彬因与被上诉人江西博能上饶客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能公司”）、吉林省志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诚公司”）、梨树县隆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盛公司”）、原审第三人吉林市金达顺旅游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达顺公司”）、吉林磐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磐石银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长春新区人民法院（2020）吉0193民初173号之四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郭文彬上诉请求：撤销长春新区人民法院（2020）吉0193民初173号之四民事裁定，裁定对本案予以实体审理。事实和理由：一、原裁定确定案由错误。原裁定确定本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是错误的。郭文彬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时，主张的案由为产品生产者、销售者责任纠纷，理由是郭文彬购买的5台新能源电动客车存在产品质量问题，具体包括：《电动车环保信息随车清单》上标注的一次充电续航里程为382公里，而实际续航里程不足150公里；同时，还存在暖风机功率小，雨雪天前风挡玻璃不能除霜、除雾，冬季不能实现车内供暖；车顶天窗、仪表台下方等处未密封，冬季冷风直灌车内，车辆内温过低，无法满足运营要求；自动注油开关失灵；倒车镜角度无法调整；空调出风口没有密封，雨雪天漏雨；行驶中突发高温报警，变速箱传感器，车辆无法行驶；变速箱传感线无防水套，导致进水无法行驶。虽然本案涉及郭文彬取得案涉车辆过程中的合同关系，但是根据合同法第122条的规定，本案属于请求权竞合的情形，郭文彬作为原审原告有权选择要求对方当事人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第三条第5项规定，“在请求权竞合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当事人自主选择行使的请求权，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相应的案由。”为准确确定具体案由，郭文彬查阅了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指导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申字第169号案件是与本案相同的涉及机动车产品质量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最终确定该案的案由为产品生产者、销售者责任纠纷。本案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案例，按照当事人的选择，确定案由为产品生产者、销售者责任纠纷，而不是买卖合同纠纷。二、原裁定驳回郭文彬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裁定认为：“首先，在根据郭文彬的事实主张及提供的现有证据仅能认定本案的法律关系性质为买卖合同纠纷中标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的情况下，郭文彬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其与本案存在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其次，对于郭文彬列博能公司、隆盛公司、志诚公司为共同被告且不如实讲清其与博能公司、隆盛公司、志诚公司的真实法律关系的情况下，郭文彬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及理由不够具体，故依法驳回郭文彬的起诉。”这一论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如前所述，本案案由应为产品生产者、销售者责任纠纷，郭文彬主张博能公司、隆盛公司、志诚公司承担产品生产者、销售者的侵权责任，郭文彬作为原审的原告，应重点向法庭提交所购车辆存在质量问题的证据，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侵权法律关系。原审庭审时，郭文彬向法庭提交了电动车环保信息随车清单、公证书（证明续航里程不足）、维修记录等证据，足以证明案涉车辆存在一次充电续航里程与产品说明严重不符、车辆因质量问题发生事故的事实，原裁定认定郭文彬未提供证据证实与博能公司、隆盛公司、志诚公司存在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没有事实依据。（二）郭文彬向原审法院递交的诉状列明了要求博能公司、隆盛公司、志诚公司承担侵权责任的具体方式为退车、返还购车款及定车款、赔偿其他经济损失，且列明了具体数额，陈述了取得车辆的具体过程和案涉客车存在的产品质量问题，原审法院立案庭对郭文彬的诉讼请求和事实及理由是否具体已经进行过审查，认为完全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的起诉条件，方予以立案。因此，并不存在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不具体的情形。（三）确定诉讼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法院通过审理解决的问题，属于审判机关的职权。郭文彬“讲清”与博能公司、隆盛公司、志诚公司之间法律关系，与郭文彬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及理由是否具体之间没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民事诉讼法也没有规定郭文彬在起诉时必须“讲清”与博能公司、隆盛公司、志诚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不讲清不予立案。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编撰的《司法观点集成》论述的观点，退一步说，即使本案被告主体有误，也应该按“不属于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案件的情形，原告拒不变更被告的，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应当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处理，因此，原裁定以郭文彬没有“讲清”与博能公司、隆盛公司、志诚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郭文彬不具备起诉条件，驳回郭文彬起诉，没有诉讼程序法律依据。（四）原裁定援引产品质量法第41条规定，认定：“原告主张的事实基础不满足产品侵权责任纠纷的构成要件”，是对产品质量法断章取义的错误理解。该第41条是产品质量法第四章损害赔偿规定的内容，而对于产品质量要求的规定属于该法第三章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的内容，确定郭文彬的主张是否满足产品侵权责任纠纷的构成要件应当以产品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为基础，亦即以第三章的规定为依据。根据产品质量法第三章第26条规定：“生产者应当对其生产的产品质量负责。产品质量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一）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应当符合该标准；（二）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但是，对产品存在使用性能的瑕疵作出说明的除外；（三）符合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案涉车辆不符合产品质量要求的三种情形同时存在，郭文彬的主张满足产品责任纠纷的构成要件，法院应予以实体审理。（五）原裁定认定：案涉车辆登记在金达顺公司名下，“根据博能公司提供的证据《新能源汽车产品销售合同》《补充协议》，结合隆盛公司的陈述，均可证实案涉车辆的买卖合同关系发生在博能公司与金达顺公司之间，且隆盛公司开具的车辆发票亦是向金达顺公司开具，虽然相应的购车款项为郭文彬支出，但不能仅据此认定其与博能公司或隆盛公司之间有买卖合同关系，至于郭文彬与金达顺公司之间为何种关系，不是本案审理的范围，郭文彬需自行厘清，另行主张”。这一认定是错误的。首先，郭文彬与金达顺公司是挂靠关系，郭文彬提供了与该公司之间的挂靠协议足以证明该法律关系。郭文彬在诉状中陈述了该等挂靠关系，金达顺公司收到了郭文彬的诉状，而未到庭应诉，应视为其对该法律关系没有异议。案涉车辆登记于金达顺公司名下，是客运行业的特殊行业管理惯例，并不表明金达顺公司对案涉车辆拥有所有权，由于案涉车辆系郭文彬出资购买且始终由郭文彬占有、使用，根据物权法的规定，所有权属于郭文彬。其次，博能公司提供的与金达顺公司之间的《新能源汽车产品销售合同》并不能证明案涉车辆的买卖合同关系发生在其与金达顺公司之间。该合同约定的购车数量为37台，每台单价为37.5万元，金达顺公司应付定金为74万元；而郭文彬所购车辆为5台，单价为39.3万元，支付的定车款为10万元；隆盛公司开具的发票载明车款价税合计为49.2万元，均与博能公司的陈述及提供的合同内容不一致，无法证实案涉车辆的买卖合同关系发生在博能公司与金达顺公司之间。第三，郭文彬并未主张与博能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是向博能公司主张产品质量责任。根据民法总则、侵权责任法、产品质量责任法的规定，生产者对因生产过程导致的产品质量问题承担最终的法律责任，只要郭文彬系合法取得案涉车辆的所有权，无论与生产者博能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该公司作为生产者都应当承担侵权法律责任。三、原审对郭文彬提出的司法鉴定申请未予任何处理，不符合诉讼程序规定。因本案涉及的产品质量问题需要专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确认，郭文彬起诉时，即向原审法院立案庭提交司法鉴定申请，立案庭未予接收，同时告之郭文彬向办案法官提交。其后，郭文彬向主审法官递交司法鉴定申请，主审法官指示郭文彬代理人开庭之后递交。9月7日庭审结束时，郭文彬向法庭递交了司法鉴定申请，直至原裁定下达，原审法院即未启动司法鉴定程序，亦未对郭文彬提出的司法鉴定申请给予任何答复或说明，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76条、最高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21条的规定，剥夺了郭文彬的诉讼权利。综上所述，原裁定案由确定错误，驳回郭文彬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程序违法，应当撤销，裁定予以实体审理。博能公司在二审答辩称：一审裁定正确，二审应予维持。我公司只与金达顺公司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并实际交付了26台车辆，并已注册登记在金达顺名下，郭文彬与我公司没有法律上、事实上的买卖关系，我公司从未收到过郭文彬的所谓的购车款或者是订车款，我公司所收款项全部来自金达顺公司，且26台车辆从交付之日起至今均登记在金达顺公司名下，至今没有发生过所有权的变更，郭文彬对26辆车不具所有权。郭文彬与志诚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根据一审庭审情况可以确定为虚假合同，且该合同虽然涉及我公司的产品但事实上我公司与志诚公司没有任何经销业务关系。志诚公司在二审答辩称：郭文彬向磐石银行申请贷款，我公司提供担保，银行放款后我公司分两笔支付给博能公司和隆盛公司，我公司未收到任何一笔跟汽车销售有关的费用，我公司希望对本案车辆进行鉴定以对纠纷进行处理。隆盛公司在二审答辩称：一审裁定正确，请二审予以维持。我公司与郭文彬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应作为本案被告，不应承担民事责任，我公司并未与郭文彬订立车辆买卖合同，没有履行交付义务，也没有收到过郭文彬购车款，本案与我公司无关。郭文彬在一审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博能公司、隆盛公司、志诚公司返还郭文彬购车款1,965,000.00元，博能公司返还郭文彬定车款100,000.00元；2.判令隆盛公司、博能公司赔偿郭文彬经济损失228,588.45元，其中：卸车费5,500.00元、检测费1,100.00元、机动车上牌费1,200.00元、机动车保险费82,638.45元、车辆卫星定位系统安装费及使用费18,400.00元、停车费15,500.00元、停运损失费16,250.00元、贷款担保费92,500.00元；3.判令博能公司、隆盛公司、志诚公司赔偿贷款利息，自贷款发放之日起至返还退车款之日止，暂计为96,527.55元，赔偿占用资金利息自2018年11月15日起至收到退车款之日止，暂计为17,400.00元；4.判令上述义务履行完毕后，退还郭文彬购买的5台SR6107BEVTS2型上饶牌纯电动客车给博能公司、隆盛公司、志诚公司；5.诉讼费由博能公司、隆盛公司、志诚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隆盛公司是博能公司的经销商。2018年11月，郭文彬与被告博能公司、隆盛公司达成购买纯电动客车的意向，并向博能公司支付了定车款100,000.00元。2019年2月，在办理贷款购车手续时，郭文彬与志诚公司签订了《销售合同》《贷款车辆加装配置购销合同》各一份，另与磐石银行、志诚公司、金达顺公司签订《个人担保借款合同》两份，向磐石银行总计借款1,965,000元，购买博能公司生产的上饶牌纯电动客车5台，挂靠金达顺公司，承包其经营的客运线路。博能公司、隆盛公司收到购车款后，于2019年3月14日前在吉林市陆续向郭文彬交付5台纯电动客车。客车开始运营后，郭文彬发现5台车均存在多个严重质量问题：车辆实际续航里程与随车交付的《电动车环保信息随车清单》中载明的382公里严重不符，一次充电续航里程仅能达到180公里，入冬以来，续航里程更降到180公里以下；暖风机功率小，雨雪天前风挡玻璃不能除霜、除雾，冬季不能实现车内供暖；车顶天窗、仪表台下方等处未密封，冬季冷风直灌车内，车辆内温过低，无法满足运营要求，5台车全部停运。另外，自动注油开关失灵；倒车镜角度无法调整；空调出风口没有密封，雨雪天漏雨；行驶中突发高温报警、变速箱传感器故障，车辆无法行驶。郭文彬认为，其购买的车辆存在严重缺陷，且无法通过修理、更换解决，给郭文彬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为维护郭文彬的合法权益，特诉至人民法院。志诚公司在一审辩称，我方只是一个担保公司，只起到担保公司的作用，签订的买卖协议只是为了起到贷款受托支付的作用，我方与郭文彬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隆盛公司在一审辩称，我公司与郭文彬根本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依法不应当成为本案的被告,更不应当承担本案的民事责任。一、我公司从未与郭文彬签订过《买卖合同》,也不存在任何事实上的买卖关系。我公司没有收过郭文彬一分钱的买车款,也没有向郭文彬交付过一台车,与郭文彬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更谈不上买卖关系；二、郭文彬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根本不能成立。从郭文彬诉状的事实和理由的陈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其诉讼目的是要求返还购车款赔偿各项经济损失。本案中,郭文彬志诚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购销合同》以及与磐石农商行等签订的《个人借款担保合同》依法应当认定为有效。在有效合同未依法解除的前提下,郭文彬即要求我方返还购车款及赔偿经济损失,于法无据,如此诉讼请求,根本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三、郭文彬要求返还购车款和赔偿经济损失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且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更与我公司没有任何关系。郭文彬该诉讼请求主要理由是“质量问题”。涉案车辆是否存在严重缺陷和质量问题,郭文彬没有提供质量鉴定报告及存在损失的相关证据,严重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退一万步讲,假定涉案车辆存在质量问题,依据《产品质量法》的规定,也应当由生产商或者销售商承担后果责任。我公司既不是涉案车辆的生产商也不是销售商,无论涉案车辆是否存在质量问题,都和我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综上,我公司与郭文彬不存在任何买卖关系,与涉案车辆是否存在质量问题没有任何关系,即与郭文彬根本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郭文彬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诉讼请求或判决我公司不承担本案的民事责任。郭文彬滥用诉权,将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的隆盛公司列为被告,损害了我公司的民事权利,给我公司造成不良影响及经济损失,我公司暂时保留依法追偿的权利。博能公司在一审辩称：一、1.起诉状中陈述与事实不符，博能公司只是依据与金达顺公司签订的购车合同，收到了金达顺公司支付的购车款，没有收到过郭文彬所谓的订车款，也没有与郭文彬达成过任何购车意向；2.博能公司与志诚公司没有业务往来，从未委托志诚公司代销产品，郭文彬起诉书中所说与志诚公司达成了销售案涉车辆的合同，博能公司对此不知情，志诚公司与博能公司从未形成过合同买卖关系，博能公司也没有动用过任何产品给志诚公司；3.客车的技术要求应以国家标准和合同约定为准，涉案客车经过公安交警支队检测合格后登记上牌，充分说明该车辆符合国家标准，同时工况续航旅程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主要由配置、路况、气候、驾驶员习惯等各方面因素导致，国家标准、所涉合同均对此没有做出约定，车辆停运的原因根据我方了解主要是由于金达顺公司未能与客户签订更多的运输合同，也就是说没接到活，加上后面由于没有偿还银行借款，该车辆又被担保公司扣押所致，客车属于机械产品，运行后出现故障，所以产品的售后服务据此答辩人与金达顺公司已经形成最终协议，博能公司会按照协议履行；二、本案法律关系复杂，博能公司与金达顺公司是买卖合同关系，郭文彬与磐石银行是金融借款关系，郭文彬与志诚公司、金达顺公司是借款合同中保证与被保证关系，郭文彬与金达顺公司是内部承包关系，本案是买卖合同中的产品质量纠纷，客车的所有权人是金达顺公司，当事人理应只有博能公司及金达顺公司，与其他当事人均无关联，如因金融借款形成纠纷，再应由贷款、借款、保证人之间去处理，由于内部承包关系形成纠纷，再应由郭文彬与金达顺公司去协商处理，本案将不同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一并起诉，显然不当；三、博能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郭文彬也不具有原告资格，2018年11月15日博能公司为销售方，金达顺公司为购买方签订新能源汽车产品销售合同，金达顺公司向博能公司购买37辆客车，本案所涉25辆属该37辆范围内，博能公司于2019年3月9日交付了26辆客车给金达顺公司，该26辆客车经过金达顺公司验收合格，并经所在地公安交警支队检测合格，登记上牌至金达顺公司名下，该26辆客车的所有人毫无疑问是金达顺公司，郭文彬与金达顺公司以及志诚公司、磐石银行具体存在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博能公司不清楚，但博能公司与郭文彬之间毫无关系，依据合同对应性原则，该26辆客车假定存在质量纠纷，理应由金达顺公司主张，郭文彬均不具备原告资格，同时由于郭文彬与博能公司之间没有合同关系，博能公司也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四、26辆客车存在问题已经达成协议，2019年6月10日，博能公司与金达顺公司达成补充协议一份，主要内容为博能公司曾补偿给金达顺公司已交付车辆每台24,744.00元，合计643,344.00元该笔款项作为后11台车的车款予以抵扣；2.因车辆问题造成的国家补贴及地方补贴，由双方各自承担；3.补偿问题以此协议为准，乙方金达顺公司后续不得再以任何理由提出任何要求，26辆客车所出现的售后服务事宜，2019年6月10日，合同买卖双方已经达成这份补充协议，而且这份协议已经履行。博能公司就交付车辆存在问题已作出了最终处理，综上所述博能公司与郭文彬没有任何关联，博能公司不能成为本案被告，请驳回对博能公司的全部诉请。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第一，关于本案涉及的法律关系性质问题。郭文彬认为本案的法律关系类属于侵权责任纠纷项下的产品生产者、销售者责任纠纷，即产品侵权责任。产品侵权责任之请求权基础所包含的重要法律规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该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以下简称他人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责任，可见，该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有二，首先是产品存在缺陷；其次是因产品缺陷造成了人身、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但在本案中郭文彬主张的事实为案涉的新能源电动客车续航里程不足及其他类属于买卖合同关系中标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的相关情形，故郭文彬主张的事实基础不满足产品侵权责任纠纷的构成要件，本案中按照郭文彬的主张应为买卖合同关系中的标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第二，郭文彬认为本案涉及纠纷是因博能公司生产的5台纯电动客车存在质量问题而引发，但郭文彬提供的所有证据包括《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商业保险单》《发票》以及《汇款凭证》等均证实案涉车辆登记在金达顺公司名下，同时，根据博能公司提供的证据《新能源汽车产品销售合同》《补充协议》，结合隆盛公司的陈述，均可证实案涉车辆的买卖合同关系发生在博能公司与金达顺公司之间，且隆盛公司开具的车辆发票亦是向金达顺公司开具，虽然，相应的购车款项为郭文彬支出，但不能仅据此认定其与博能公司或隆盛公司之间存有买卖合同关系，至于郭文彬与金达顺公司之间为何种关系，不是本案审理范围，郭文彬需自行厘清，另行主张。第三，关于郭文彬列志诚公司为本案被告的相关问题。本案开庭审理之前，一审法院通过询问的方式要求郭文彬明确其与哪一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郭文彬始终坚持博能公司、志诚公司、隆盛公司共同向其出售车辆。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志诚公司表示其与郭文彬根本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自方亦无出售车辆之条件，其与郭文彬签订的相关合同实际是为郭文彬在磐石银行贷款提供的担保及委托支付行为，郭文彬对此表示承认，但同时，仍然主张其与志诚公司有买卖合同关系，当一审法院问及郭文彬既然认可志诚公司主张的与郭文彬的法律关系性质的情况下，为何执意向志诚公司主张权利时，郭文彬表示诉前不知情，审理后才知道，郭文彬的该翻表述有悖常理，郭文彬对其与志诚公司之间的关系应为明知，同时更应知其对志诚公司关系就本案其所主张的法律关系而言无诉的利益，郭文彬该行为有悖民事诉讼之诚实信用原则，郭文彬与志诚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不予审理认定。综上，首先，在根据郭文彬的事实主张及提供的现有证据一审法院仅能认定本案的法律关系性质为买卖合同纠纷中标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的情况下，郭文彬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其与本案存在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其次，对于郭文彬列博能公司、隆盛公司、志诚公司为共同被告且不如实讲清其与列博能公司、隆盛公司、志诚公司的真实法律关系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为郭文彬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及理由不够具体，故依法驳回郭文彬的起诉。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三）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驳回郭文彬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25,985.00元，返还郭文彬，保全费5,000.00元由郭文彬负担。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本案是否应进入实体审理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郭文彬主张其是案涉车辆的实际使用人，亦提交了与金达顺公司之间的挂靠合同，同时也提交了与志诚公司之间的书面合同，虽然当事人对于上述合同的真实性仍有争议，但依据表面证据，郭文彬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郭文彬主张其依据侵权法律关系提起本案诉讼，一审裁定则认为郭文彬所依据的法律关系应为买卖合同关系。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依据当事人诉讼请求的内容和法律关系予以审理，即使认为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与其认定的法律关系不一致，也不能据此裁定驳回当事人的起诉，而应依据当事人主张的请求权基础予以逐项检索，并给予当事人的争议以实体审理。且依据当事人起诉状所记载的诉讼请求及陈述的事实和理由，结合其二审的上诉与陈述，一审认为郭文彬起诉缺乏具体的事实和理由的意见亦不准确。故本案应进入实体审理。综上，一审裁定适用法律不当，应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长春新区人民法院（2020）吉0193民初173号之四民事裁定；二、指令长春新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审判长  胡月皓审判员  张兴冬审判员  王忠旭审判员  王 博审判员  张 巍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陈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