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苏8601行初235号 原告姚抗山，男，1956年1月12日生，汉族，住邳州市。 委托代理人史成涛，江苏元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邳州市运河街道办事处，住所地邳州市青年东路。 法定代表人郭义，该办事处主任。 出庭应诉负责人汤升，该办事处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魏东，江苏魏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解艳华，江苏魏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邳州市房屋征收办公室，住所地邳州市人民公园东二楼。 法定代表人龚向峰，该征收办副主任。 出庭应诉负责人李加启，该征收办副主任。 第三人姚疆川，男，1983年5月7日生，汉族，住邳州市。 委托代理人史成涛，江苏元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姚抗山诉被告邳州市运河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运河街道办）、被告邳州市房屋征收办公室（以下简称邳州征收办）及第三人姚疆川行政协议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12月4日作出（2018）苏8601行初727号行政裁定，裁定驳回姚抗山的起诉。姚抗山不服该裁定上诉至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20年3月21日作出（2019）苏03行终251号行政裁定，裁定撤销本院（2018）苏8601行初727号行政裁定，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向两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材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姚抗山及其委托代理人史成涛，被告运河街道办负责人汤升、委托代理人解艳华，被告邳州征收办出庭应诉负责人李加启，第三人姚疆川的委托代理人史成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姚抗山诉称，2012年8月11日，被告运河街道办（原邳州市运河镇人民政府）受被告邳州征收办委托，与原告签订了《邳州市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该协议中约定了产权置换补偿方式、征收补偿款、产权交换差价结算等内容，原告取得邳州市××街道大运河商贸城门面21号1至3层商务楼、4至7层住宅楼。虽然被告运河街道办将该安置房交付原告使用，但并没有依照约定为原告办理上述安置房的产权证，没有完成产权交换其应当履行的义务。2016年5月2日，原告与被告运河街道办又签订了《补充协议书》，该协议第四项明确约定甲方（运河街道办）承诺上房前将水电等附属设施安装完毕。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证（1-3楼商务房产证、4-7楼住宅房产证）于2017年3月31日前办理好发到每户，办证所需的一切费用由甲方承担。到期后，原告多次催促要求被告运河街道办办理房产过户，运河街道办找各种理由搪塞推诿，至起诉之日尚未履行其约定的义务。现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履行《房屋征收补偿协议》（07#A21）、《补充协议书》、《补充协议书（二）》的约定，按照实际面积为原告办理位于邳州市××街道大运河商贸城门面21号（1-3层楼商务楼、4-7层楼住宅）相应的不动产权证，不动产权利人为姚疆川，并交付该不动产权证，承担办证产生的相关费用。2、判令两被告按照《补充协议书（二）》约定，支付相应的违约金（自2018年2月28日至实际交付不动产权证之日止）。诉讼过程中，原告于2019年6月28日领取到了前述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故，原告重新明确诉讼请求为判决两被告按照补充协议书（二）的约定，支付相应的违约金8万元（自2018年2月28日至2019年6月28日）。 原告姚抗山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邳州市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用以证明被告未完成产权交换应履行的义务，应交付不动产登记证；本案属于行政案件受案范围，被告主体适格。证据2、被告与原告于2016年5月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用以证明被告承诺将涉案房屋产权证于2017年3月31日前办好并发放到原告，办证需要一切费用由被告承担；双方就包括房屋产权证在内的拆迁补偿问题一直在进行协商，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被告至今未将房产证办理发给原告手中构成违约。证据3、有刘辉签名的2016年7月3日《关于东兴路安置房问题解决的答复意见书》复印件，用以证明双方约定办证办理时间为2016年12月31日前，刘辉给出了答复意见书。证据4、2018年3月5日原告与龚向虎的微信记录打印件，用以证明一直到2018年3月5日双方就房产证的办理、交付问题及补充协议二仍在进行协商，本案未过诉讼时效，而被告未按约定将涉案房屋产权证办理发放到原告手里，构成违约。证据5、书面证言《证明》一份，用以证明补充协议二签订后没有交给原告，多次索要均未果。证据6、不动产权证书，用以证明被告为原告办理产权证书的时间为2019年6月28日，比约定的办证时间推迟了16个月。 被告运河街道办辩称：一、原告所诉涉案《补充协议》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涉案补充协议是办理房屋产权登记的，并非是运河街道办行政职权或行政授权范围内能够办理的，已经超越了原有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与房屋征收项目的社会公共利益原则。另一方面，涉案补充协议是原告多人因为同位置安置房屋层高问题不断信访的情况下，为解决和化解信访矛盾事项而订的，属于因信访事项而签订的协议，信访达成的协议不具有可诉性，应由政府统筹解决。二、原告未能办理不动产权证的原因在于其未补交安置房超出面积255.47㎡的差价款。原告要求运河街道办支付违约金19.4万元无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2012年，原告与运河街道办签订《邳州市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编号A21，07＃)选择的门面A21-20＃室，建筑面积是332.14㎡，单价是5000元/㎡，住宅20＃室，建筑面积是442.86㎡，单价是2880元/㎡。2018年2月邳州市绘发测绘服务所测量原告门面A21-20＃室一至三层房屋建筑面积是350.23㎡，实际比安置面积多出18.09㎡;住宅20＃室四至七层，测绘412室是170.51㎡，511、611、711室均是169.91㎡，计680.24㎡，实际比安置面积多出237.38㎡。原告所在社区李口社区已多次通知原告需要补交上述多出面积差价款，但原告未补交，导致无法协助办理安置房的不动产登记手续，另外2017年7月23日签订《补充协议(二)》也是协助办理也并非是法定办理，故，原告要求支付违约金19.4万元无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三、运河街道办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同时也不具有办理房屋不动产权证的行政职权和职责。2012年，原告与运河街道办签订《邳州市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编号A21，07＃)，运河街道办是受邳州征收办的委托作为实施单位的行为，其行为后果与法律责任由委托人承担。运河街道办只是在授权范围内实施房屋的征收补偿工作，涉案的补充协议是运河街道办协助办理不动产权证，而并非是法定的行政职权和职责。办理不动产权证法定行政机关是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设的不动产登记交易服务中心。四、即使涉案原告所诉补充协议属于行政受案的范围，原告的起诉也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涉案补充协议是2016年5月2日签订，要解决的是2016年及之前的信访问题，而非是2018年因为安置房屋面积超出过多产生的新问题。根据法律规定，原告依据《补充协议》提起本案之诉已经超出了法定的起诉期限，应当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综上，请求驳回原告起诉或诉请。 被告运河街道办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补充协议书》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与街道办针对2011年8月11日双方签订的《邳州市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编号为07#A21）履行以后，重新达成新的补充协议，前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产权置换房屋已经向原告进行了交付，原告已经占有并使用。补充协议约定支付原告的各项费用也已经履行完毕。证据2、补充协议书（二）复印件（2017年7月23日签订），用以证明双方对涉案房屋进行了补偿，不存在房屋面积争议。证据3、《邳州市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编号为07#A21）复印件，用以证明被告已按约定向原告交付了产权置换的房屋，原告接收并占有使用，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证据4、邳州市绘发测绘服务所出具的邳州市房屋面积测绘报告复印件，用以证明原、被告签订补充协议后，涉案房屋的实际面积因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不动产权证新的要求，其不动产权证办理的期限出现了变化，客观情况的变化并非是被告行政行为所造成。 被告邳州征收办辩称：一、邳州征收办不是涉案补充协议的一方当事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也不知悉补充协议的具体内容。二、运河街道办与原告因房屋征收签订的“补充协议书”应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范畴，原告的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履行协议，只是要求办理涉案房屋相关产权证明，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产生行政行为。三、退一步讲，即使本案为行政案件，原始协议和补充协议签订时间分别为2012年8月和2016年5月，根据法律规定，原告已超过起诉期限。四、目前运河街道办已积极协调有关职能部门尽快办理上述产权手续，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全面落实补充协议内容，是由于双方未就差价找补数额达成一致，不是被告不作为所致，也不能完全归责于被告，原告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对邳州征收办的起诉。 被告邳州征收办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第三人姚疆川述称，2012年8月11日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原告和第三人已全部履行义务，交付了被征收房屋，也交付了原来的房屋产权证，并支付了全部的房屋补偿款。2018年2月，运河街道办在墙上张贴公告让28户拆迁户提供办理房产证的手续材料，原告和第三人已经提供了相应的手续并签字，但是房产证一直不给办理。 第三人向本院提交了2012年9月3日收据两份，用以证明运河街道办向原告出具的缴纳全部房款的手续，说明原告已经将所有房款缴清。 经庭审质证，原告和第三人对被告运河街道办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补充协议第四项中写明被告承诺将涉案房屋的产权证书于2017年3月31日前办好发到每户，办证所需一切费用由被告承担。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双方不存在面积争议，房产证的面积应当是根据实际面积办理。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合同实际签订时间是2012年8月11日，落款时间2011年是笔误，对协议的其他内容均认可。对证据4真实性由法院核实，但测绘面积与实际面积不一致是双方早已知晓的，面积上的差异不能是被告拖延办理房产证的理由。被告邳州征收办对运河街道办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但与邳州征收办无关联性。对证据3-4无异议。 被告运河街道办对原告姚抗山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协议已履行完毕，关于房产证的办理是基于协助义务及平等主体之间签订的协议，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该证据系原告单方制作，仅为原告单方陈述，且龚向虎并非运河街道办工作人员。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均予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因为证人蒋某是与原告有利害关系的另案当事人，其证人证言的效力因有利害关系，法庭应不予采信。对证据6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证书所记载的权利人为徐珍珍，并非是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所约定的被征收人姚抗山（姚疆川），该登记权利人违反了征收补偿协议约定的内容及补偿方案，也不符合有关税法的规定，同时说明不动产权证的办理是因房屋面积的原因未能正常办理涉案的产权证书，该原因的引起并不是被告的原因所造成，而是因客观开发商与施工方的原因所造成。被告邳州征收办对原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证据2-4均为运河街道办与原告就涉案协议及其信访问题的协商与处理意见，与邳州征收办不具有权利义务关系，原告不能要求邳州征收办履行上述协议所确定的义务。证据5与原告的诉请不具有关联性，原告在签订协议过程中，有核实确认协议内容，以及索取自己所签协议的义务。对证据6的质证意见同运河街道办质证意见一致。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原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两被告认为第三人提交证据的真实性需进一步核实。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被告以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能够反映涉案行政协议签订及履行的相关情况，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审理查明： 2012年8月11日，原邳州市运河镇人民政府（现为运河街道办）受原邳州市房屋征收与补偿管理办公室（现为邳州征收办）委托与原告姚抗山、第三人姚疆川签订《邳州市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编号07＃A21），该协议主要载明了被征收房屋的建筑面积587.99平方米，产权调换房屋为门面A21-20#，建筑面积332.14平方米；住宅20#，建筑面积442.86平方米等内容。 2016年5月2日，运河街道办（甲方）与姚抗山（乙方）签订《补充协议书》，载明“2012年8月11日，双方就东兴路地块项目范围内的房屋征收等事项签订了《邳州市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因房屋面积、房内层高等发生争议。为此，经双方协商一致，自愿签订本补充协议……四、关于房屋所有权的证件和水电安装问题。甲方承诺上房前将水电等附属设施安装完毕。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证（1-3楼商务房产证、4-7楼住宅房产证），2017年3月31日前办理好发到每户，办证所需的等一切费用由甲方承担……”等。 2017年7月23日，运河街道办与姚抗山签订《补充协议书（二）》，载明“2012年8月11日，双方就东兴路地块项目范围内的房屋征收等事项签订了《邳州市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双方于2016年又签订了《补充协议》。现双方就办理房屋产权的登记等事项，经协商一致，自愿签订本补充协议……一、乙方同意甲方协调房地产登记部门就房屋面积、层高等现状办理房地产产权登记……二、甲方承诺在2018年2月28日之前将房地产权属证书办好交给乙方，否则，支付乙方违约金5000元／月（直到房产证发到每户为止）甲方在办理期间需要乙方协助的，乙方必须给予协助，在办证期间乙方不在提出任何要求，否则依法处理……四、甲乙双方不存在房产面积争议，房产证面积由房产部门据实办理……”等。 2019年6月28日，原告取得了前述协议中约定的产权调换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现原告以被告逾期交付不动产权证书，违反合同约定为由，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请如前。 本院认为： 一、关于本案适格被告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因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纠纷的，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本案中，运河街道办受邳州征收办的委托与姚抗山于2012年8月11日签订了《邳州市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后运河街道办又就该处被征收房屋的征收补偿安置事宜与姚抗山补充签订《补充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二）》，该三份协议均为运河街道办对同一处房屋进行征收补偿安置所作出的行政允诺，其相互之间具有整体性，故，运河街道办与原告签订的前述三份补偿协议，均应视为受邳州征收办的委托而实施的征收补偿行为。根据前述条文规定，邳州征收办应为本案适格被告。原告以运河街道办为本案被告，缺乏相应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二、关于被告是否违约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或者单方变更、解除协议是否合法，在适用行政法律规范的同时，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本案系履行行政协议之诉，参照前述规定，可以适用相关民事法律法规予以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在就办理房屋产权登记事项而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二）》中明确约定了不动产权证书的交付时间以及违约金的支付标准，该协议的约定并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原告于2019年6月28日取得涉案产权调换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比前述协议约定的时间2018年2月28日晚了16个月，故，根据前述补充协议（二）的约定，被告应当支付原告逾期履行协议的违约金80000元（5000元／月×16个月）。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五款，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邳州市房屋征收办公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姚抗山涉案违约金人民币80000元。 二、驳回原告姚抗山对被告邳州市运河街道办事处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邳州市房屋征收办公室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此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张 萍 审 判 员  李 浩 人民陪审员  朱国辉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杭 宇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二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 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复议决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 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同一行政行为的，共同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共同被告。 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第七十三条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被告依法负有给付义务的，判决被告履行给付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