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503民初1852号 原告:湖州鑫丰针织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练市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邱央娜，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磊,上海信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钰，上海信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胡新妹，女，1966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兴,浙江六和（湖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湖州鑫丰针织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丰公司）与被告胡新妹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院在审理过程中，因本案案情疑难、复杂，于2020年10月14日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将本案案由变更为合同纠纷。经当事人申请，2020年9月15日至10月14日为庭外和解期间。本案于2020年9月15日、2020年10月14日、2020年12月21日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三次庭审中，原告鑫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磊、林钰及被告胡新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兴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鑫丰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偿还原告损失（暂计算至2020年6月1日为18451161.86元），计算方法为（125.04万股*9.5元/股）*[1+(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2010年11月22日至付清之日）]；2.本案案件受理费、律师费由被告承担。审理过程中，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偿还原告损失，计算方法为回购价款扣除已支付部分，即（125.04万股*9.5元/股）*[1+(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2010年11月22日至付清之日）]-古太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古太公司）支付的租金110000元，暂计算至2020年12月21日为17486957.35元。事实和理由：原告鑫丰公司与浙江恒基光伏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基光伏公司）于2010年11月11日签订《关于浙江恒基光伏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之增资协议》，约定原告以11878800元向恒基光伏公司增资并取得恒基光伏公司125.04万股股份。同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如果恒基光伏公司未能在2012年12月31日前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回购截至回购之日原告所持有的全部股份，回购价款为原告增资金额加计同期银行贷款利息，即回购价款=（125.04万股*9.5元/股）*[1+(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原告持股时间）]-已分配的股息。原告已于2010年11月15日支付上述增资金额，但恒基光伏公司未能在2012年12月31日前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原告曾多次要求被告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回购股份并支付回购价款，但被告拒不履行回购义务。恒基光伏公司从未向原告分配股息。2018年12月20日，法院裁定终结恒基光伏公司的破产程序，破产企业已分配完结。现原告以被告严重损害其合法权益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 被告胡新妹辩称，对于原告诉状中所称的与被告签订《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无异议，但对于原告提出的多次要求被告回购股份并支付回购价款的陈述有异议，原告从未在约定期间向被告主张回购，已经丧失权利，本案向被告主张的民事权利也已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具体如下：一、本案中，原、被告在2010年11月11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股权回购的条件，同时约定原告在股权回购条件满足后向被告要求回购的期限，即原告必须在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向被告明确提出，然而在2013年12月31日之前，被告从未收到原告提出的任何回购请求，原告在起诉时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曾在前述时间内向被告发出过回购要求，原告已经丧失了主张股权回购的权利，应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无论是否丧失股权回购的权利，原告的主张也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依法仍应驳回其诉讼请求。《补充协议》中约定回购时间为自原告提出要求回购后的二个月内，即最迟应在2014年2月28日前回购，按照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诉讼时效应为2014年3月1日至2016年2月28日，然而在此期间，原告从未向被告主张过权利。尽管原告提交了相关EMS快递单，但上述快递被告从未收到过，所有的邮寄文书都没有成功送达。2019年1月10日，原告在远超过诉讼时效后通过人民法院报公告方式登载限期履约通知，故原告早不再享有诉讼时效上的权利要件，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此外，原告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从2015年开始的EMS快递单上的收件人都是徐建荣，收件地址都是恒基光伏公司的地址，而此时徐建荣的身份系恒基光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原告一直主张股权回购的对象都是恒基光伏公司而非胡新妹个人。三、原告补充提交的材料恰证明股权回购的义务主体为恒基光伏公司而非胡新妹，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这份补充协议事实上未履行。原告提交了恒基光伏公司与被告之间签订的股权回购协议，而此后种种协议的双方均为原告与恒基光伏公司，不曾出现过被告胡新妹。2013年3月10日原告与恒基光伏公司签订《污水池、绿化、围墙等转让协议》载明是两家公司的款项往来，充分证明了原告认同股权回购人为恒基光伏公司；2014年4月25日原告再次与恒基光伏公司、古太公司签订《协议书》，第二条中约定恒基光伏公司将对古太公司享有的租金收益权转让给原告用于抵偿恒基光伏公司欠原告的欠款。另外，根据被告了解，古太公司实际支付给原告三年的房租。2016年2月13日，原告致函恒基光伏公司破产管理人《关于要求在恒基光伏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恒基电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中依法保护我公司合法权益的公函》要求恒基光伏公司支付15500000元的回购款。2016年7月11日，原告又向恒基光伏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了债权主张回购股权款。据此，被告认为，自2013年至2016年期间这四年中，原告与恒基光伏公司签订多份协议、收取恒基光伏公司转让的租金、向恒基光伏公司破产管理人发函、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的种种行为充分证明了原告与恒基光伏公司一直都在积极履行的是两公司之间约定的股权回购协议，而非与胡新妹之间的回购协议，被告胡新妹已经不再是股权回购义务人。四、在本案的情形下,首先无任何法律规定回购义务人必须是胡新妹与恒基光伏公司，其次从案涉证据明显可以看出恒基光伏公司与原告之间，胡新妹与原告之间签订的两份股权回购协议完全是两份独立的协议，协议无论是字里行间的表述还是上下文的整体理解均不存在任何胡新妹个人与恒基光伏公司连带偿还的意思表示，两份协议的回购人也分别是单独的个人与单独的公司，原告主张的两者系连带债务人的说法显然无法成立。据此，被告认为对恒基光伏公司主张权利当然不会产生中断向胡新妹主张的诉讼时效。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11月11日，原告与恒基光伏公司签订《关于浙江恒基光伏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之增资协议》，约定原告以11878800元向恒基光伏公司增资并取得恒基光伏公司125.04万股股份。同日，原告与被告胡新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如果恒基光伏公司未能在2012年12月31日前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原告有权在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要求被告回购截至回购之日原告所持有的全部股份，回购价款为原告增资金额加计同期银行贷款利息，即回购价款=（125.04万股*9.5元/股）*[1+(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原告持股时间）]-已分配的股息。原告于2010年11月16日向恒基光伏公司支付完毕上述增资金额。同年11月22日，原告经工商变更登记，成为恒基光伏公司股东之一，但恒基光伏公司未能在2012年12月31日前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2013年1月16日，原告与恒基光伏公司签订《股权回购协议》，约定由恒基光伏公司回购原告持有的全部股权，总价款为15500000元。因资金周转困难，同日，恒基光伏公司向原告出具欠条一份，确定恒基光伏公司尚欠原告15500000元，力争在2013年3月2日前全部偿还，逾期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付息。同年3月3日，被告和恒基光伏公司向原告出具《证明》，承诺恒基光伏公司2013年2月24日股东大会决议不影响被告于2010年11月11日与原告签订的股权回购协议的兑现。 2013年5月20日，原告通过ＥＭＳ快递（单号：1021862102801、1021862083501）向被告发出两份要求股权回购的函件，由时任恒基光伏公司传达室工作人员吴某签收并传递。2014年4月25日，浙江恒基电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基电源公司）、古太公司共同与原告签订《协议书》，约定将恒基电源公司与古太公司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的权利转让给原告，由原告向古太公司收取租金110000元／年。2014年6月30日，古太公司向原告支付租金110000元。2015年1月24日，原告通过ＥＭＳ快递（单号：1039941834513）向徐建荣（时任恒基光伏公司法定代表人，系被告丈夫）发出要求股权回购的催款函，但该快递未妥投。2017年7月17日，原告通过ＥＭＳ快递（单号：1006419097925）向被告发出要求立即履行《补充协议》股权回购的通知函。同时，原告向浙江省湖州市华信公证处申请对上述其邮寄给被告的信件及过程进行保全证据公证。2019年12月19日，原告通过报纸公告方式向被告发出《限期履约通知》，要求被告在通知刊登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股权回购款并赔偿利息损失。 另查明，2011年4月18日，浙江恒基光伏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恒基光伏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12月4日，恒基光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本案被告胡新妹变更为其丈夫徐建荣。恒基电源公司成立于2020年3月3日，法定代表人为徐建荣（持股比例90.7%）。2015年4月2日，南浔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恒基光伏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原告向恒基光伏公司管理人提交《破产债权申报表》，并提交相关材料，但管理人于2017年6月19日函告原告，认为原告申报的16419951.8元债权不成立。2018年12月20日，南浔区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恒基光伏公司的破产程序。2019年6月17日，恒基光伏公司管理人经被告丈夫徐建荣同意，将被告及徐建荣的职工工资143568元转账给原告。现原告向被告催讨回购款未果，以致纠纷成讼。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交的《关于浙江恒基光伏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之增资协议》、《补充协议》、转账凭证（付款通知）、《股权回购协议》、欠条、证明、ＥＭＳ邮寄单、公证书、报纸公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人民法院公告、恒基光伏公司管理人《函复》及《函告》、结算业务入账自助回单及证人吴某的证人证言、《协议书》、恒基电源工商档案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认定并附卷佐证。关于原告提交的委托合同及律师费发票，经被告质证后有异议,不能单独证明原告所主张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污水池、绿化、围墙等转让协议》，经被告质证后有异议，恒基光伏公司未按约定实际履行，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补充协议》、原告与恒基光伏公司签订的《股权回购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受法律保护。恒基光伏公司未在约定时间内发行股票并上市，被告及恒基光伏公司应按约履行股权回购义务。关于被告辩称的原告未在约定期限内向被告主张回购股权的抗辩意见，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及证人吴某的证言，可以认定原告于2013年5月20日通过邮寄快递的方式已向被告提出了回购股权的要求，故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关于被告辩称的原告向被告主张的民事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本院认为，恒基光伏公司与原告签订《股权回购协议》，约定由恒基光伏公司回购原告持有的全部股权，本质上系恒基光伏公司自愿加入本案债务的行为，故原告有权请求恒基光伏公司在约定的范围内和被告承担连带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2015年至2019年期间，原告通过邮寄催款函、证据保全公证、报纸公告等方式向本案被告或恒基光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建荣（系被告丈夫）主张权利，可以认定上述行为引起了诉讼时效的中断。同时，恒基光伏公司的管理人于2019年6月17日将被告及其丈夫徐建荣的职工工资转账给原告，可视为被告自愿履行了部分付款义务，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情形，故对被告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恒基光伏公司已破产清算，原告未获清偿,关于原告要求胡新妹支付股权回购款的及逾期利息之诉请，符合双方约定，计算方式亦未超过法定标准，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自认于2014年6月收到古太公司代恒基光伏公司支付的租金110000元，被告辩称古太公司实际支付了原告三年的租金，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原告自认于2019年6月收到被告及其丈夫的工资款143568元，本院认为，应在逾期付款利息中予以扣除。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为实现本案债权所支付的律师费的主张，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对于律师费承担的相关约定，故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二款、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胡新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湖州鑫丰针织服装有限公司股权回购款118788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5464589.35元（暂计算至2020年12月21日，之后利息以11878800元为基数，自2020年12月22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湖州鑫丰针织服装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2507元，由原告湖州鑫丰针织服装有限公司负担5987元，由被告胡新妹负担12652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费应于上诉期满后七日内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尹建峰 审 判 员  林 燕 人民陪审员  王建涌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二日 法官 助理  杨明宇 书 记 员  陈淑莹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