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宣威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云0381民初3985号 原告：崔茂乖，男，1987年4月8日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云南省宣威市人，住址：云南省宣威市，（未到庭）。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茂寿，男，1985年3月19日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云南省宣威市人，住址：云南省宣威市，系崔茂乖之兄。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云南榕峰律师事务所。 执业许可证号：25303200010242831。 负责人：刘远清，职务：主任。 第三人：何惠琼。 第三人：张阿金。 第三人：何桂云。 原告崔茂乖与被告云南榕峰律师事务所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崔茂乖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茂寿，被告云南榕峰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刘远清及追加第三人何惠琼、张阿金、何桂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崔茂乖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决撤销原、被告之间的委托合同。二、判令被告退还所收“咨询、代理费”10000元；赔偿损失30000元。合计40000元。三、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本案原告崔茂乖于2018年10月在打工过程中从四楼摔下受伤,为此,崔茂乖委托哥哥崔茂寿到云南利民司法鉴定中心办理有关司法鉴定事宜。由此,崔茂寿认识了该中心主任、被告专职律师何惠琼。利民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4月22日为崔茂乖出具了一级伤残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之后,何惠琼介绍说,崔茂乖如果要和对方打官司,由于双方当事人都是宣威市龙场镇人,根据宣威市法院的内部管辖规定,只能到格宜法庭去起诉,而如果案件在格宜法庭审理,将来没有执行力度,崔茂乖的利益没有保障,因此只有在院里面立案,才对崔茂乖有利。而要把崔茂乖的案子立在院里,宣威百分之九十七、八的律师都做不到,因为这需要找承办法官、立案庭庭长、分管副院长协调沟通才行。何惠琼还称她丈夫是司法局的,跟法院领导关系好,可以协调在院里立案,而且,何自己是被告榕峰所的律师,可以代理诉讼。听了何惠琼的介绍,从没经历过官司的崔茂寿决定委托何惠琼代理,并于2019年5月14日向被告交纳“咨询代理费”10000元,确定了原、被告之间的委托关系,崔茂寿还在何惠琼提供的一份格式空白委托书上签名按印,何惠琼一再表示崔茂乖的案子由她亲自代理。过了一个月左右,何惠琼手下一个姓张的(后来才知道叫张阿金)打电话给崔茂寿,说要诉讼标的在200万元以上才可以在院里边立案,何惠琼也说要200万以上才能在院里立案,为此要求崔茂寿配合签署了一份标的为二百多万元的诉状,然后指派一个女的(后来才知道叫何桂云)带着崔茂寿去立案,但还是未能立上,崔茂寿由此更相信要确有关系才能立上。当崔茂寿提出想退费之时,何惠琼及其丈夫又反复承诺一定找关系协调在院里立案。又过了几天,何惠琼说已经找了法院里的关系,并于2019年6月25日成功立案,由此,崔茂寿对何惠琼等人充满感激。案子定在2019年8月9日开庭,可是8月8日下午,张阿金和何桂云突然打电话给崔茂寿,说何惠琼去昆明了,8月9日何惠琼有昆明案子开庭,时间冲突调不开,因此崔茂乖的案子改由张阿金和何桂云出庭,崔茂寿当即表示不同意。且8月9日,开庭前崔茂寿发现何惠琼就在利民司法鉴定中心,根本没有去昆明。当即,何惠琼答应出庭,可是,在法庭上,崔茂寿等来的仍然是何桂云和张阿金,而崔茂乖以为,这两个人是崔茂寿请来的。由于对方要求重新鉴定,崔茂乖的案子未能顺理审理 完毕。庭后,崔茂乖这才知道崔茂寿委托的是何惠琼,而不是何桂云、张阿金。随后,崔茂寿从承办法官处复印了相关材料,这才知道何惠琼在崔茂寿签署的空白委托书上背着崔茂寿填上了受委托人为被告单位的张阿金、何桂云,且勾选了“特别授权”;且崔茂寿还发现,当庭宣读的诉状标的为一百八十多万元,根本不是他鉴署的二百多万的诉状,根据前述种种情况,2020年7月13日,宣威市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崔茂乖的起诉,理由就是无法确信该案诉讼是否是原告真实意思表示,也无法确信张阿金、何桂云代理立案、举证等行为的法律效力。就何惠琼等人的行为,崔茂乖随后委托崔茂寿向有关部门举报、反映、投诉,这才知道崔茂乖的案子,虽然双方都是龙场镇人,但标的超过100万就要在院里立案,而不是何惠琼、张阿金所说的200万;何惠琼让何桂云带崔茂寿去院里立案立不上,只不过是在演戏给崔茂寿看。即使案子在格宜法庭审理,仍然可以由院里执行,因此也不存在什么执行不力的问题;崔茂乖案是走正常程序立案,立案前及立案后,均没有人找过法院任何人员“沟通、协调”;立案前、立案 后,也没有法院的任何法官接受过何惠琼及其丈夫的吃请送礼。因此崔茂乖案在院里立案审理,也不是何惠琼及其丈夫“协调、沟通”的结果。此外,根据有关规定,何惠琼作为利民司法鉴定中心的负责人,在该中心已经担任崔茂乖鉴定单位的情况下,何惠琼不得再担任崔茂乖的诉讼代理人。由此可见,何惠琼自始至终一直在实施欺诈行为,本案原、被告之间的委托关系系欺诈形成,依法应当撤销,被告所收10000元理应退还,此外被告还应依法承担所收费用三倍的赔偿责任。综上,恳望判如所请。 被告云南榕峰律师事务所辩称，一、原、被告之间确实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且合同已履行完毕,不存在撤销之说,也不存在终止、解除之说。二、该案在开庭前或开庭时必须通知或要求原告本人到庭核实本案提起诉讼是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及是否确实委托其兄崔茂寿或其他人进行代理,有利于避免今后出现和产生类似情况。三、本案原、被告之间从未发生过任何纠纷,实际均为不同代理人之间的纠纷。系原告的近亲属代理人崔茂寿与律师事务所代理律师及事务所之间在案件代理过程中的纠纷。原告与答辩人之间的各种相关手续、争议实际均发生在崔茂寿与答辩人之间。四、原告在起诉状中东拉西扯、谎话连篇的内容答辩人不一一作答辩,但针对本案争议核心有关的几点有必要作出回应：1.“何惠琼一再表示崔茂乖的案子由她亲自代理”实则刚好相反。2.原告方在起诉状中称开庭前一天(2019年8月8日)“崔茂寿当即表示不同意”由张阿金及何桂云出庭,“庭后,崔茂乖这才知道崔茂寿委托的是何惠琼,而不是何桂云、张阿金”,以上说法,纯属其弟兄二人串演的一场闹剧,纯属谎言,崔茂乖不知崔茂寿总不至于不知。开庭当天,其二人双双到庭,答辩人的两位律师亦到庭参与诉讼,法官亦宣布和核实了法庭组成人员及诉讼参与人等情况,其弟兄二人神志清醒,未提出任何异议,不仅有庭审笔录,还有庭审录像可以证实。原告弟兄二人庭前庭后如何沟通谋划答辩人不得而知也无权干预,但有笔录及录像的庭审过程能说明一切和还原事实真相。同时,如果说“授权委托书”有空白部分,原、被告均有空子可钻,那么“一个姓张的(后来才知道叫张阿金)打电话给崔茂寿”、“一个女的(后来才知道叫何桂云)带着崔茂寿去立案”说明崔茂寿早就知晓答辩人的相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其曾在案件立案前签署过一份“承诺书”,那可不是空白的,上面明确载明代理人为上述二人。3.“就何惠琼等人的行为,崔茂乖委托崔茂寿向有关部门举报反映、投诉”。是否委托答辩人无从知晓也无权过问,但崔茂寿向有关部门举报、反映、投诉何惠琼等人包括答辩人单位在内是事实。就与答辩人有关和知晓的情况向法庭作出如下说明:(1)答辩人在正式接受委托前,当事人之兄崔茂寿首先找到张阿金提出委托律师的要求,并明确告知其收费起点为5000元,经答辩人审查案件具体情况后,双方同意含标的费交10000元代理费,并具体由何桂云(党员,事务所党支部书记)、张阿金(党员)办理，双方均表示同意。此后,进入材料整理、证据收集、起诉状拟写、立案、开庭等正常程序及工作,同时有答辩人其他律师的协助。(2)案件代理初期双方委托代理关系较为正常,但在立案后得知对方于2020年7月18日提出重新鉴定申请,特别是2019年8月9日上午的庭审后,崔茂寿(开庭当天其要求作为崔茂乖代理人亦参加庭审)对对方当事人的陈述及要求重新鉴定的行为较为不满,特别是休庭后长时间对方未能交鉴定费及配合鉴定机构鉴定,崔茂寿一方更加对对方、法庭及答辩人承办人、何惠琼等人产生不满和纠缠。2019年10月底,崔茂寿到答辩人值班室遇到主任刘远清,声称律师偷了他的证据原件拒不返还,要告律师,刘远清向其说明了主任身份,作了相应的解释说明,明确告知如还有什么要求或问题要反映，继续找主任,作为本所律师,主任管得着。随后提出自己这一方的律师说自己的证据是假的,要求要重新鉴定等,答辩人负责人向其一一作了解释说明,但对其所言也充满疑问,后找承办人了解了情况,并查看了全部庭审录像后(该案当时庭审直播),打崔茂寿电话请其来所交流、商谈。2020年1月,主任电话联系其到事务所办公室,双方进行了友好交谈,也肯定律师做了大量工作,双方同意解除委托合同关系,不再进行后期代理,但因具体退费未能达成一致,协商未果。此后崔茂寿多次找曲靖市司法局等部门反映投诉,首先仍然重点反映律师把他的证据原件拿掉不还等问题,后期不知从何处得到启迪,重点反映何惠琼系答辩人处的律师,又担任鉴定机构负责人的问题,现提起诉讼亦以此为借口和依据,牵强附会、生拉活扯编造“本案原、被告之间委托关系系欺诈形成”,目的非常明确,用心非常良苦。(3)2020年4月,答辩人负责人两次与崔茂寿联系,要求其到所具体商谈,五.一期间也可以,但其已明显在电话中表现出不愿意商谈的倾向。五.一收假当天即5月6日下午2：30-4：30,事务所主任三次打其电话均不接听,也未回电,此后双方从未见面或通过电话商谈相关事宜,直至原案件裁定书作出及如今提起诉讼。五、答辩人及工作人员不存在任何欺诈行为,事实刚好说明系原告及其代理人存在欺诈行为,其掩盖事实真相,进行虚假陈述,欺骗法庭。其要求撤销原、被告之间的委托合同,退还其代理费10000元及赔偿损失30000元的请求根本不能成立,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1.原、被告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事实清楚明确,答辩人接受委托并指派的代理人为何桂云、张阿金,对原告不存在所谓的欺诈行为,至于原告方请其他律师帮忙或其他律师协助办理,包括早先的感恩戴德到后期的恶语相向均不影响原、被告双方的委托合同关系。2.委托书确定的委托事务均已完成,不因原告以另一代理人的名义否定答辩人一方代理人的行为而否定答辩人一方进行了相关代理活动的事实。同时答辩人一方代理人及其他人员无任何过错、过失,如有,答辩人可以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的规定高额进行赔偿，绝不是退一赔三共计40000元那么简单。3.答辩人一方律师何惠琼对原告此前案件有一定的协助行为,作为答辩人一方业务,其他律师提供协助系正常现象,且原告方也请求其给予协助,但何惠琼从未表示过要出庭为其代理,原告也无此方面的任何依据,事实也确实如此,而非其所言的“何惠琼自始至终一直在实施欺诈行为”,此言纯属原告方精心策划的借口和托词。综上所述,原、被告于2019年5月14日确立委托合同关系,且合同已履行完毕,答辩人一方不存在任何欺诈行为,不存在合同撤销及退费、赔偿损失的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何惠琼述称：何惠琼从一开始就没有跟崔茂乖接触过，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崔茂寿先是找到张阿金，张阿金认为案情复杂，后，张阿金带崔茂寿找到何惠琼，何惠琼当时说，自己是鉴定中心的负责人，需要回避，只能协助，不能直接代理，崔茂寿表示同意，之后办理了委托手续；2019年8月8日何惠琼确实在昆明开庭，宣威法院也排有何惠琼代理的案子开庭，何惠琼都是请其他律师出庭，原告所诉系欺骗法庭，现要求法庭查明事实，驳回原告诉请，还被告清白。 第三人张阿金述称：张阿金的答辩意见与被告的一致。 第三人何桂云述称：陈述一点，这个案子从开始到最后，崔茂寿都是和我在一起的，法官也核实过，由何桂云、张阿金代理，崔茂乖也是同意的。鉴定中心一直是联系何桂云，何桂云还自己出钱帮崔茂乖调取材料，整个过程，他都没有反对过我们的代理，我们的代理过程不存在原告诉状上的这些情况，请求驳回原告诉请。 综合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原、被告之间的委托合同是否应予撤销；二、原告要求被告退还代理费及赔偿的请求是否应予支持。 原告为证实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举了下列证据： 一、原告身份证复印件、云南榕峰律师事务所信息，用以证实：1.双方身份信息；2.双方主体资格；3.被告律师何惠琼、胡廷佳在职。 二、云南利民司法鉴定意见书复印件一份，用以证实：1.利民司法鉴定中心是原告崔茂乖的鉴定单位；2.何惠琼系该中心负责人（法定代表人）；3.何惠琼不能再担任崔茂乖代理人。 三、1.崔茂乖之兄崔茂寿给何惠琼付款9000元账单截图;2.付款账单详情;3、榕峰律师事务所为崔茂乖开具的发票复印件一份。用以证实：1.崔茂乖支付了相应费用；2.本案双方委托关系成立；3.崔茂乖委托的是何惠琼。 四、1.崔茂寿与何惠琼的往来信息截屏复印件，用以证实何惠琼欺骗崔茂寿；2.何惠琼要求崔茂寿签署的200万元的诉状复印件，用以证实欺诈。 五、庭审笔录复印件一份，用以证实：1.被告不顾原告之兄反对，坚持派何桂云、张阿金出庭；2.崔茂乖案因鉴定问题休庭。 六、庭审后法院处复印的材料：1.《民事起诉状》复印件，系伪造；2.被告律所函;3.《授权委托书》复印件。用以证实：均不是崔茂乖及崔茂寿的意思表示，原告均未委托何桂云、张阿金，且已在电话、信息中明确拒绝。 七、1.何惠琼及其丈夫宁德先名片复印件，证实：（1）何惠琼使用的电话号码为：139××××7536，何惠琼即是被告单位的律师，又是司法鉴定中心主任，不能代理；（2）宁德先是司法鉴定中心主管，其所用电话号码为：139××××7616；2.崔茂寿拨打何惠琼电话记录，证明未拨通；3.崔茂寿与何惠琼2019年8月8日短信记录截屏，证明：已明确告知何惠琼,不同意其他人代理。 八、宣威市人民法院（2019）云0381民初3299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一份、退费收据复印件一份，用以证实：1.崔茂乖案因存在起诉及代理行为无效、无法确定等因素被驳回；2.必将另案，也只能另案重新起诉；3.应退费、应赔偿。 九、网上查阅资料打印，证实：1.崔茂乖诉被告李兴团、赵坤梅、崔龙一案中，原告代理人是榕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的代理人胡廷佳，也是该所律师，被告的另一个代理律师杨灿也出自该所；2.何惠琼伪造诉状，私自变更代理人，变更诉状，不出庭代理，均有违背良心道德，违背职业纪律，向被告放水的嫌疑。 十、录音证据四份，证明：1.与何惠琼谈话录音一份，证实何惠琼称在宣威百分之九十七、八的律师都不能帮崔茂乖立案在院里，何称自己有关系，可以找关系，证明欺诈。2.与张阿金通话录音一份，证实张也参与欺诈，称要200万以上才能在院里立案。3.与何桂云、张阿金通话录音一份，证明：(1)何桂云，张阿金谎称何惠琼8月9日要去昆明开庭；(2)崔茂寿明确表示不同意何桂云、张阿金出庭代理。4.与何惠琼之夫宁德先通话录音一份，证实：1.宁称立案找了副院长（夫妇一家子欺诈）；2.称开庭只是形式，何不能出庭，证实何隐瞒，一开始就知道不能出庭，骗取委托。 综上，被告欺诈，委托应撤销，应退费、应赔偿。 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举的第一组证据中，除胡廷佳已经不是我所律师外，其他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对第三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他交的钱我所都认可，其他两项证明目的也认可，但是不能证明原告就以此委托何惠琼的事实；对第四组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该证据证明不了欺诈，两份诉状这件事是有的，曾经有过一个200万的诉状，但是我们从判决的可能及其情况，交了180万这份；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证明不了其证明目的，恰好反应原告兄弟二人在庭上一直参与，且没有提出过异议；对第六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该证据崔茂寿是认可的，而且诉讼费是他自己来交的，委托书有空白部分，相关内容是何桂云律师填的，但证明不了其证明目的；对第七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不认可其证明目的，不能证明是欺诈，2019年7月18日（当时那一案）被告提出重新鉴定，崔茂寿就认为司法鉴定是开玩笑，可以看出原告和被告方就有不愉快，有矛盾；对第八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该证据恰好与之前的庭审笔录印证，证明原告一直没有反对由何桂云和张阿金的代理；对第九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系很久以前的信息，杨灿、胡廷佳这两人都不在我律师事务所工作了，不能反映2019年后的事实；对第十组证据认可其真实性，不认可其证明目的，恰好证明原告认识我方律师何桂云和张阿金，而不是原告说的开庭后才认识。 第三人何惠琼对原告提举的第1-10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一致，但补充强调：对原告提举的第三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崔茂寿当时只带1000元现金，当时他们谈的代理费是10000元，律师事务所要求支付现金，他转了钱给何惠琼，何惠琼带他去交的；对第四组证据的截屏信息的真实性无异议，何惠琼曾协助他办理过这个案子，但不是何惠琼代理，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另外最终定1800000元的诉状，是崔茂寿同意的，由何桂云、张阿金写了，由崔茂寿去立案，原是宣威法院格宜法庭管辖，过了一段时间他回来，他听说对方权力大，想来宣威法院院机关立案，还是何桂云带着崔茂寿去立案的，都是经过崔茂寿同意的，不能证明欺诈的事实；对第七组证据的第3项说明一点，这是崔茂寿单方行为，并没有何惠琼的回复，证明不了其证明目的；对第十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其证明目的，恰好证明崔茂寿一直是认识何桂云和张阿金的，他委托的律师是何桂云和张阿金，至于与宁德先的通话是开庭后作的一些解释，与本案无关。 第三人张阿金对原告提举的第1-10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及何惠琼的意见一致。但对第四组和第六组证据的质证意见补充为：关于两份诉状的情况，原告强烈要求在院机关立案，我们写了一份申请交给法院，原告说相关费用承担经济困难，为考虑诉讼费承担问题，将后期治疗费的时间从30年改为20年，并且与崔茂寿充分沟通，他同意后，才修改的。 第三人何桂云对原告提举的第1-10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何惠琼及张阿金的一致。 本院认为，原告崔茂乖提举的第二、三、七、八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原告崔茂乖提举的第一、四、五、六、九、十组证据，本院采信其真实性、合法性。 被告云南榕峰律师事务所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 一、承诺书复印件一份，内容为：“承诺书；承诺人:崔茂乖,男,汉族,1987年04月08日生,小学文化，云南省宣威市人,住宣威市,身份证号:×××0710。委托代理人:崔茂寿,男,汉族,1985年3月19日生,云南省宣威市人,住宣威市,身份证号：5303811985××××××××,系承诺人崔茂乖大哥。联系电话:183××××4672。承诺人诉崔尤、李兴团等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现委托何桂云、张阿金两位律师作为承诺入的诉讼代理人,现承诺人作出如下承诺:针对本案的实际情况,考虑案件判决后执行难等问题,承诺人要求把案子立在院里边以便于今后的执行,因在院里立案要求标的在200万元以上,其护理费及后期医疗费的计算年限分别按20年和30年计算,若判决结果与实际所诉不一致时承诺人自愿承担一切后果，多交法院的诉讼费由承诺人及委托代理人承担,不得再以任何理由找代理人麻烦。承诺人:崔茂乖；委托代理人：崔茂寿；2019年6月18日。”证明：除委托书外，明确代理人为何桂云、张阿金。 二、电话通话录音内容及摘要（附光盘一碟），证明：崔茂寿认识并最初就委托张阿金，通话录音是被告律师事务所律师何惠琼与崔茂寿之间的通话，是从何惠琼手机中拷贝出来。 三、宣威市律师行业收费规定、律师法律服务收费标准，证明：委托律师收费合理，偏低，未超标准。 四、电话通话记录截屏，证明：相关争议被告较为重视，负责人多次与原告代理人通话，协商解决此事未果。 五、2013年云南省职业律师名录，证明：杨灿律师2013年时已成为其他所律师。 六、2018年云南省职业律师名录，证明：2018年是杨灿及胡廷佳均非被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七、五华区人民法院传票及民事判决书复印件，证明：何惠琼律师2019年8月8日在昆明出庭，对原告方无欺诈行为。 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举的第一组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认为这个承诺书是假的，2019年6月18日何惠琼喊何桂云第一次带崔茂寿去立案时没有立起来，整的假的承诺书，崔茂寿没有看到内容，她就催崔茂寿赶紧写上名字，按手印拿去交了，人家要下班了，同时也是她告诉崔茂寿要2000000元的标的才可以在院机关立案；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其他都不认可，是崔茂寿在省司法厅投诉以后，何惠琼才打电话来骂崔茂寿，威胁崔茂寿8分钟；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其余均不认可；对第四组证据的三性均认可；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关联性，张阿金现在就没有律师证；对第六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关联性；第七组证据不管真不真实，但是2019年8月8日与9日根本不冲突，崔茂寿2019年8月9日到司法鉴定中心时，她家夫妇二人都在二楼，这与本案没有关系。 第三人何惠琼对被告提举的第一至七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但强调陈述：被告提举的第一组证据，同时充分再次证明本案原告委托的是张阿金律师，不是何惠琼，这个承诺书是2019年5月份第一次崔茂寿去格宜法庭立案，张阿金与何桂云把材料整理好交给崔茂寿，过了一个月后，他回来说对方势力太大，要求在院里面立案，要2000000元才可以在院里面立案，由于要写2000000元的诉状，所以才写了这个承诺书，承诺书是张阿金写好，崔茂寿看了又看才确认的；第二组证据是开了庭的第二天他（崔茂寿）打电话给何惠琼，说对方的势力大，我们的律师都被对方买通了，向着对方说话，而且对方还不认可鉴定结论，对方咋个要不认可鉴定结论，咋个要重新鉴定，是2020年5月9日，刘远清告诉何惠琼说，崔茂寿上访何惠琼了，何惠琼才打给他，用的电话是139××××7536，多次，他没有接，后来何惠琼才用电信号码打，他接了，因为他早已蓄谋，所以才有这个通话，何惠琼告诉他这是人家的权利，不是何惠琼能左右的，他在电话里也明确表明，他找的是张阿金，不是何惠琼；另因为他强烈要求到院机关立案，所以何惠琼才与他有相关短信的交流，并不是何惠琼一开始就说的。 第三人张阿金对被告提举的第一至七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第三人何惠琼的一致。 第三人何桂云对被告提举的第一至七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第三人何惠琼的一致。但对第一组证据承诺书的质证意见作了补充：是因为之前将诉状交给他，一个月后，他回来强烈要求要在院机关立案，后来说经济类的案子，要2000000元标的才可以在院机关立案，因为涉及到诉讼费的增加和负担的问题，我们反复的将承诺书的内容念给听，是经他核实了，才签的，所以才有这个承诺书，而不是他说的，要快速立案才催他签的。 本院认为，被告提举的第三、四组证据的三性，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举的第一、二、五、六、七组证据本院采信其真实性。 根据庭审和质证、认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原告崔茂乖于2018年10月26日受伤。2019年4月16日崔茂乖委托云南利民司法鉴定中心对其伤残等级、护理依赖程度进行评定，对其后期医疗费进行评估。2019年4月22日云南利民司法鉴定中心向崔茂乖出具了云南利民司法鉴定中心【2019】（临床）鉴字第10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2019年5月14日原告崔茂乖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茂寿通过微信向第三人何惠琼（云南利民司法鉴定中心主任、）付款9000元，交付现金1000元，合计10000元。当天，被告云南榕峰律师事务所向原告崔茂乖出具法律咨询、代理费10000元的云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崔茂寿在空着案由、律师姓名和代理权限未勾选的授权委托书的委托人栏签了崔茂乖的名字并在该名字上按了手印。2019年6月18日崔茂寿在一张打印的承诺书上的承诺人栏签了崔茂乖的名字，在委托代理人栏签了崔茂寿的名字，并在崔茂寿的名字上按了手印。该承诺书的内容为：“承诺人诉崔尤、李兴团等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现委托何桂云、张阿金两位律师作为承诺人的诉讼代理人…”当天，第三人张阿金（被告律师事务所律师）书写的原告崔茂乖关于标的为200余万元的诉状，第三人何桂云（被告律师事务所律师）带崔茂寿去宣威法院立案没有交成功。2019年6月24日崔茂寿通过手机发短信与何惠琼关于立案事宜进行交流。何惠琼答复：“正在联系…我比你更急…准备23000元左右的诉讼费明早过来立案…”张阿金书写的原告崔茂乖关于标的为180余万元的诉状，2019年6月25日张阿金带崔茂寿到宣威法院立案，案号为（2019）云0381民初3299号。2019年8月8日崔茂寿又通过手机短信与何惠琼交流，部分内容为：“何律师，你好！请问一下明天我弟弟的这个案子怎么处理？我出钱找的你，你必须帮我处理好这件事情。你找的另外两个人…这件事情我只认你，我出了一万块钱找你帮我代理，你得帮我处理好这件事情。”何惠琼没有作回复。2019年8月9日崔茂乖、崔茂寿，何桂云、张阿金均参加了（2019）云0381民初3299号案件的庭审。庭审中，因被告方申请重新鉴定而休庭。2020年7月13日经（2019）云0381民初329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以“本案诉讼是否系原告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能确信，出庭参加诉讼的代理律师代理立案、举证等代理行为是否属原告方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能确信，经释明后原告方仍坚持不认可或者追认出庭参加诉讼的代理律师的代理行为，现对出庭参加诉讼的代理律师代理立案、举证等代理行为的法律效力无法确信。”驳回原告崔茂乖的起诉。2020年8月10日，原告崔茂乖向本院提起诉讼，提出前述诉讼请求。审理中，因原告不请求调解，本院未组织调解。 针对原、被告之间的委托合同是否应予撤销这一争议焦点，本院认定如下：2019年5月14日被告云南榕峰律师事务所向原告崔茂乖开具法律咨询、代理费10000元的云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原、被告之间的委托合同即成立。2019年5月14日原告崔茂乖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茂寿通过微信向第三人何惠琼付款9000元，交付现金1000元，合计10000元；2019年6月24日崔茂寿通过手机发短信与何惠琼关于立案事宜进行交流，何惠琼答复：“正在联系…我比你更急…准备23000元左右的诉讼费明早过来立案…”；2019年8月8日崔茂寿又通过手机短信与何惠琼交流，部分内容为：“何律师，你好！请问一下明天我弟弟的这个案子怎么处理？我出钱找的你，你必须帮我处理好这件事情。你找的另外两个人…这件事情我只认你，我出了一万块钱找你帮我代理，你得帮我处理好这件事情。”等内容，反映出原告方与第三人何惠琼对委托事宜所进行的交流，说明原告方委托的律师系何惠琼。被告认可崔茂寿在空着案由、律师姓名和代理权限未勾选的授权委托书的委托人栏签了崔茂乖的名字并在该名字上按了手印，该授权委托书有空白部分，相关内容是何桂云律师所填的事实，说明该授权委托书系事后填写，不是原告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再结合（2019）云0381民初329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以“本案诉讼是否系原告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能确信，出庭参加诉讼的代理律师代理立案、举证等代理行为是否属原告方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能确信，经释明后原告方仍坚持不认可或者追认出庭参加诉讼的代理律师的代理行为，现对出庭参加诉讼的代理律师代理立案、举证等代理行为的法律效力无法确信。”的事实认定，说明2019年6月18日崔茂寿在承诺书上签字的行为，亦不是原告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何惠琼作为又系崔茂乖的鉴定机构云南利民司法鉴定中心主任，故意向原告方隐瞒自己不能代理崔茂乖诉崔尤、李兴团、赵坤梅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而承接委托业务的行为，使原告方陷于错误判断，属于民事欺诈行为，其行为应由被告云南榕峰律师事务所承担。故原告要求撤销其与被告之间签订的委托合同的事实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针对原告要求被告退还代理费10000元及赔偿损失30000元的请求是否应予支持这一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原告在法定期限内要求撤销原、被告签订的委托合同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应向原告返还法律咨询、代理费。因被告在崔茂乖诉崔尤、李兴团、赵坤梅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的书写诉状、立案、组织证据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被告应退还的法律咨询、代理费可酌情扣减，结合本案实际，本院确定被告应退70%，即应退7000元。本案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适用情形，故原告要求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赔偿30000元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七条及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原告崔茂乖与被告云南榕峰律师事务所2019年5月14日签订的委托合同。 二、由被告云南榕峰律师事务所向原告崔茂乖返还法律咨询、代理费7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付清。 三、驳回原告崔茂乖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0元，由被告云南榕峰律师事务所负担136元，原告崔茂乖负担664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间为二年。 审判长 杨 斌 审判员 郭明利 审判员 阚世彦 二〇二一年一月八日 书记员 牛元根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一）停止侵害； (二）排除妨碍； (三）消除危险； (四）返还财产； (五）恢复原状； (六）修理、重做、更换； (七）继续履行； (八）赔偿损失； (九）支付违约金； (十）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十一）赔礼道歉。 法律规定惩罚性赔偿的，依照其规定。 本条规定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