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6民初21304号原告：顾幼华，女，1967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沪彬，上海市申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静安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法定代表人：时筠仑，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豪，上海市佳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宝翔物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法定代表人：洪梅，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豪，上海市佳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周栋鸣，男，1982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刚，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玉，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顾军华，女，1971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第三人：范文明，男，1960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安远路XXX弄XXX号XXX室。第三人：顾普根，男，1935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威宁路XXX弄XXX号XXX室。第三人：顾普善，男，1951年1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湖塘街道型塘村东方694号。第三人：张金花，女，1955年7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绍兴县湖塘街道型塘村东方743号。第三人：顾中华，男，1977年1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绍兴县湖塘街道型塘村东方743号。第三人顾普善、张金花、顾中华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普根，男，1935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原告顾幼华与被告上海静安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静安置业)、被告上海宝翔物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翔物业)、被告周栋鸣、被告顾军华、第三人范文明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审理中，本院依法追加顾普根、顾普善、张金花、顾中华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后本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本案不宜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审理的事实不易查明，但法律适用明确，故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11月23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独任审理。原告顾幼华，被告静安置业、宝翔物业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豪，被告周栋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刚、陈文玉，被告顾军华，第三人范文明，第三人顾普根(暨第三人顾普善、张金花、顾中华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顾幼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宝翔物业作为被告静安置业的代理人与顾普洲于2001年7月20日签订的《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无效；2、确认顾普洲与第三人范文明于2001年8月21日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3、判令将上海市静安区安远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恢复至公房状态。事实及理由：原告及顾军华均系顾普洲、李婉珍(1983年去世)所育之女。顾普洲和两女儿原本均居住在上海市静安区万航渡路XXX弄XXX号房屋(以下简称万航渡路房屋)，后该房屋由顾普洲单位于1990年收回并调配了系争房屋给三人。2001年7月20日，顾普洲私自与宝翔物业(静安置业的代理人)签署《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买下系争房屋售后产权，但原告作为户籍在册的同住成年人对此毫不知情。顾普洲成为产权人后，又将房屋出售给第三人范文明并签署《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并将所得房款购买了上海市虹口区车站北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以下简称车站北路房屋)。2010年12月28日，顾普洲与仇三妹登记结婚。周栋鸣系仇三妹与前夫之子。2017年2月13日顾普洲因病去世，原告因继承纠纷将仇三妹诉至虹口法院后才得知系争房屋的真实情况。原告认为，顾普洲在购买系争房屋产权时，原告并没有签署《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顾普洲所签的《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利益，且违反了本市公改私房屋政策，应属无效。因此，顾普洲与范文明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也随之无效。且该买卖合同中明确告知除了产权人外，原始同住人也需签字，但原告并没有签字，所以范文明是非善意的。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被告静安置业、宝翔物业共同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其将系争房屋出售给顾普洲的程序合法清楚，当时审核了顾普洲提供的户口簿，上面载明只有顾普洲一人的户口，故不存在需要其他同住人同意的书面文件。且并没有相关规定要求其审核其他同住人的户口迁入地。第二，《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于2001年签订，距离原告第一次起诉已经将近20年，从保护交易的角度考虑，也应当维持原有的合法交易。第三，顾普洲于2001年买下房屋产权，不久就将房屋出售，而2002年原告就将户口迁出系争房屋，至少证明原告并不关心该房屋。被告周栋鸣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2001年6月30日，原告已将户口迁出系争房屋，2001年7月顾普洲购买该房屋售后产权，所以《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合法有效。第二，原告表示直至顾普洲去世后才知道系争房屋情况，与事实不符。原告与顾普洲是父女关系，2001年至今已将近二十年，原告不可能不知道顾普洲出售公房的行为，且原告在前案中自认2002年7月其是主动迁出户口。原告诉请已远远超过了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限。第三，其不是适格被告，原告主张确认无效的两份合同也不是同一法律关系。被告顾军华辩称，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宝翔物业作为审核机构，在户籍审查中有失职。两手买卖的情况原告都不知情，当时顾普洲曾说将系争房屋出租但没有说过是出售。第三人范文明述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其与顾普洲签署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已经过律师见证并办理产证，且其已将女儿的户口迁入系争房屋，说明该房屋中没有其他户口。其作为普通购房者，在整个交易中系善意且无过错。第三人顾普根、顾普善、张金花、顾中华共同述称，同意原告诉请。系争房屋原始受配人是顾普洲、原告和顾军华，顾普洲买下产权的事情原告并不知情。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顾普根、顾普洲、顾普尧(1998年去世)、顾普善均系顾品端(2004年去世)、施调玉(2018年去世)所育之子。张金花、顾中华系顾普尧的妻子、儿子。顾幼华、顾军华均系顾普洲与前妻所育之女。周栋鸣系仇三妹与前夫之子。2010年12月28日，顾普洲与仇三妹再婚。2017年2月13日，顾普洲去世。2019年10月29日，仇三妹去世。1990年2月28日，顾普洲、顾幼华、顾军华均将户籍自万航渡路房屋迁入系争房屋。1996年，顾幼华之女孙倩倩报出生在系争房屋。1997年7月17日，顾军华因移居美国而注销户籍。2001年6月30日，上海市公安局签发《户口迁移证》，其上载明，顾幼华、孙倩倩因夫妻投靠，将户口迁出系争房屋。同日，顾普洲为购买系争房屋产权签署《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其上仅有顾普洲一人签名、盖章。同日形成的《本户人员情况表》载明，系争房屋家庭成员(以户口簿为准)为顾普洲，核定人数为壹人。2001年7月20日，顾普洲(乙方)与静安置业(甲方)的代理人上海宝翔物业公司签署《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约定甲、乙双方根据沪府【1994】19号文《关于出售公有住房的暂行办法》及沪府发【1999】44号文《关于进一步推进本市公有住房出售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乙方自愿向甲方购买系争房屋，房屋全部售价10,366元，实际付款金额8,293元。2001年8月21日，顾普洲(甲方)与范文明(乙方)签署《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甲方将系争房屋出售给乙方，转让价款为15万元。同年9月28日，系争房屋核准登记至范文明名下，所有权来源为买卖。2001年9月25日，顾普洲户籍自系争房屋迁至车站北路房屋。2002年7月10日，顾幼华户籍自系争房屋迁至上海市徐汇区高安路XXX号房屋(以下简称高安路房屋)。2019年3月1日，顾幼华曾向本院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之诉，以相同的事实理由将静安置业、宝翔物业、仇三妹、顾军华诉至本院【案号：(2019)沪0106民初10782号】。该案审理中，仇三妹向法庭提交2001年10月25日上海市公安局签发的顾普洲户籍自系争房屋迁至车站北路房屋的《户口迁移证》，其中备注一栏载明“户口簿已收”。对此，静安置业、宝翔物业表示，“户口簿已收”说明不可能有人此时户口还在系争房屋。顾幼华则表示，该证据无法证明其户籍此时不在系争房屋。后顾幼华表示将更正户口簿上错误信息，需补充证据，向本院申请撤回起诉，获得本院准许。审理中，关于顾幼华的户籍迁移情况。周栋鸣提供户口簿复印件、户籍摘抄原件一组，其中户口簿显示顾幼华、孙倩倩户籍于2001年6月30日迁至本市仙霞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以下简称仙霞路房屋)。关于户籍摘抄，顾幼华因不认可周栋鸣提供的摘抄内容，故亦自行前往相关派出所并向法院提供一份常住人口登记表，两份证据均显示，顾幼华何时何因迁往何地一栏“2001年6月30日仙霞路XXX弄XXX号XXX室”曾被划去并改为“2001年11月13日江宁路XXX号XXX室”，何时何因注销户口一栏“2002年4月27日有效地址江宁路XXX号XXX室”曾被划去并改为“2002年7月2日高安路XXX号”。对此，周栋鸣表示，顾幼华的户籍早已于2001年6月30日迁出系争房屋，当时顾普洲给了顾幼华一笔钱让顾幼华放弃系争房屋并迁出户口，具体多少金额其不清楚，所以顾幼华同意迁出，然后顾普洲购买了车站北路房屋。虽然顾幼华最终未成功将户口迁至仙霞路房屋，但已经是袋袋户口，只是没有找到落户地。户口簿原件在房屋出售后已被派出所收掉，此复印件是顾普洲事先复印保留的。顾幼华对户口簿复印件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认可户籍摘抄原件的真实性。其表示，户籍摘抄被涂改了三次，恰恰证明顾普洲伪造了顾幼华户口已迁出的假象，欺骗宝翔物业以为其是系争房屋唯一户籍在册人员，办理了购买产权手续。顾普洲擅自办理的迁出户口证明有效期只有30天，其未实际迁至仙霞路房屋，所以该证明就失效了。之后其婆家的高安路房屋即将动迁，其才于2002年7月2日将自己与女儿的户口迁到高安路房屋。仙霞路房屋是其婆婆单位增配的公房，江宁路XXX号XXX室房屋是其万航渡路邻居搬离后居住的房屋，其户口为何会有迁至该两处的记录其不清楚，户口簿一直由顾普洲保管。当时户口迁移包括迁出证明、迁入证明两步，可能是顾普洲拿着其签章的委托书到派出所办出了一张迁出户口证明。宝翔物业在没有看到迁入户口证明的情况下就办了手续，而没有到迁入地派出所摘抄户籍，确认无误后再办手续，未尽到审慎义务。其到派出所咨询过，派出所表示当时的政策就是其所主张的分为先迁出再迁入两个步骤，派出所登记没有错误，因此其未提起行政诉讼或走其他救济途径。2000年之前，其和顾普洲、女儿住在系争房屋，顾普洲想要出售系争房屋并要求其迁出户口，其并未同意，顾普洲就说会另外买套房子。后来其住回夫家，顾普洲一人居住系争房屋。其询问顾普洲房子的事情，顾普洲说出租了，后来其在诉讼中才得知系争房屋早已出售。顾普洲并未支付过任何款项并要求其放弃系争房屋。对此，静安置业、宝翔物业则表示，其不是根据户口迁出证明审核同住人的，而是户口簿。当时其审核了顾普洲提供的户口簿，其上载明只有其一人户口，顾幼华和其女儿的户口已于2001年6月30日迁至仙霞路房屋，故不需要其他同住人同意的书面文件。迁户口是当事人自己的合法行为，户口簿是公安机关颁发的关于户口最权威的证明。顾幼华所谓户口迁移分两步的政策其不清楚，其只看户口簿，这才是权威性结论。其不可能去看迁移证等流程性文件，也不可能审核迁入地户口簿。如果有居民迁至外地，物业公司也不可能到外地去审核情况，这是加重了物业公司的责任。即使按照顾幼华的说法，其也已拿到迁移证，户口已不在原址，不论是否迁到新地址，都已丧失原址的相关法律权利。周栋鸣则表示，户籍摘抄上顾幼华户口迁往的3个地址都与其有关，其本人理应清楚其中缘由。2002年7月，顾幼华自认是自己去迁户口的，当时顾普洲户口已迁至车站北路房屋，户口簿已被派出所收掉，所以顾幼华理应知道系争房屋已出售。而且，2001年6月30日顾幼华户口已迁出，2001年11月13日两手买卖都已完成，如果按照顾幼华的猜测，顾普洲为了隐瞒其出售房屋而于2001年6月30日将其户口迁出，则房屋出售后就没有必要再于2002年4月、7月帮其再次迁户口，故该两次迁移也是顾幼华自己办理的。本院认为，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根据在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顾幼华的户籍已于2001年6月30日办理了迁出手续，虽然未迁入仙霞路房屋，但2001年7月20日顾普洲签署《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时，顾幼华的户籍确已不在系争房屋内。顾幼华主张当时迁移户籍分为迁出、迁入两个步骤，物业公司还应当审查迁入地户籍摘抄，依据不足，本院难以采信。即使顾幼华所称顾普洲伪造其户口已迁出的假象，擅自买下售后产权一节属实，顾幼华在审理中自认其已于2002年7月2日为了婆家动迁事宜，将户口迁至婆家的高安路房屋，故顾幼华此后也已放弃对系争房屋的相关权利。现顾幼华要求确认《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无效，本院不予支持。顾幼华要求确认《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并将系争房屋恢复至公房状态的诉请。本院一并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以及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顾幼华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9元(原告顾幼华已预缴)，由原告顾幼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吴 双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鲍舒婷书 记 员  袁佳铭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