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9民终30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黄东宝，男，汉族，1994年5月27日生，住化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文，广东公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彩华，广东公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黄耀儒，男，汉族，1993年11月10日生，住化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灵生，广东都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红菊，女，汉族，1992年10月28日生，住化州市。上诉人黄东宝因与被上诉人黄耀儒、吴红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化州市人民法院(2020)粤0982民初21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黄东宝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决第一项，予以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黄东宝起诉的借款为黄耀儒于2016年10月27日至2018年3月期间的借款，而一审法院将2016年10月27日之前的双方资金往来款计入其中一起计算，认定事实错误。因为2016年10月27日之前的双方资金往来款与黄东宝起诉的借款不具有关联性。二、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1、黄耀儒通过微信或支付宝转账给黄东宝的款项并非全部是归还黄东宝的借款本金和利息。其中部分款项是黄东宝利用黄耀儒持有的POS机刷信用卡套现的款项。黄东宝刷信用卡到黄耀儒的POS机后，黄耀儒再通过微信或支付宝转账给黄东宝。2、一审法院没有查明黄耀儒已归还黄东宝本金及利息各是多少，是否已经足额支付了黄东宝借款本金及利息。三、黄耀儒提供的向黄东宝转账的微信转账记录及支付宝转账记录，扣除本案黄东宝主张的五次借款本金外，其余转账记录与本案无关。（一）双方之间除了黄东宝本案起诉的五次借款外，还存在其他借款（借款方式包括转账及现金支付方式及他人代付方式）。首先，黄耀儒在反诉状中称，其曾在2016年以前向黄耀儒借过一次高利贷，实际借到的金额只有20000元左右，这明显与其提供的转账记录记载的情况相互矛盾。黄耀儒提供的转账记录中并没有在2016年以前的转账流水，无法证明其该陈述的真实性，但在本案五笔借款以外，还有其他借款，是黄耀儒自认的事实，依法应当可以确认。其次，黄耀儒提供的转账流水中可以看出，在本案黄东宝五笔借款之前，即2016年10月27日之前，黄东宝向黄耀儒的转账有四笔，共计28000元（微信转账一笔3000元，支付宝转账三笔共25000元），而黄耀儒向黄东宝转账有11笔，共计85544元（微信转账两笔共计18000元，支付宝转账九笔共计72902元），由此可见，双方之间除了本案借款外，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黄耀儒主张其向黄东宝转的上述款项全部认定为还款，明显与事实不符。最后，从黄东宝提供的2017年3月28日转账流水及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双方之间实际上还有其他借款，黄耀儒还款后已经从黄东宝处取回借款欠条（黄耀儒向黄东宝转账10000元后说欠条到时拿回给黄东宝）；2017年12月20日微信聊天记录确认截至该日止黄耀儒借黄东宝220000元，而从黄东宝提供的借据中，有一笔借款是2018年3月12日借款本金50000元，由此可以证实，黄耀儒称除了本案借款外仅于2016年以前借过一次钱，金额为20000元，明显不是事实；2018年1月2日微信聊天记录中，双方确认在双方平时的民间借贷中，有些没有写欠条；2018年4月11日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确认，黄耀儒微信于2018年4月12日转给黄东宝的50000元是本案五笔借款以外的借款，黄耀儒还款后已经将相应借据从黄东宝处取回；2018年3月13日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黄东宝有时是叫他人代为支付借款本金。其中黄耀儒称2018年3月12日的借款中谨收到黄东宝借款28500元不是事实，从该聊天记录可以看出，黄东宝尚通过他人代付方式支付了20000元，黄耀儒也是确认的。（二）黄耀儒提供的向黄东宝转账的微信转账记录及支付宝转账记录中，有部分转账是代黄东宝刷信用卡套现后再通过转账方式向黄东宝支付的具体情况如下：从双方2016年8月6日、2016年11月24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黄耀儒存在帮黄东宝刷信用卡套现的行为；从黄东宝提供的建设银行及广发银行对账单与黄耀儒提供的转账记录中的数据对比，可以确认，黄耀儒提供的转账记录中属于帮黄东宝套现的金额如下：2016年9月6日支付宝转账10000元实际上为建设银行套现款；2016年9月6日支付宝转账4851元实际上为建设银行套现款；2016年9月15日支付宝转账10000元实际上为建设银行套现款；2016年9月15日支付宝转账2881元实际上为广发银行套现款；2016年10月1日支付宝转账5000元实际上为建设银行套现款；2016年10月11日支付宝转账29727元实际上为建设银行套现款；2016年10月16日支付宝转账5953元实际上为广发银行套现款；2016年12月13日支付宝转账24817元实际上为建设银行套现款。综上情况可以看出，黄耀儒所主张的其提供的转账记录全部为还款显与事实不符，依法不应采纳。四、假如法院认定黄耀儒所主张的转账记录中部分为本案还款，也应结合本案具体情况剔除以下明显与本案无关的转账记录。（一）在本案黄东宝五笔借款事实发生之前，即2016年10月27日之前，黄耀儒向黄东宝转账有11笔，共计85544元（微信转账两笔共计18000元，支付宝转账九笔共计72902元），与本案无关，依法应当剔除。（二）在本案黄东宝五笔借款事实发生之后，黄耀儒代黄东宝刷信用卡套现后再通过转账方式向黄东宝支付的金额依法应当剔除，即2016年12月13日支付宝转账24817元实际上为建设银行套现款，依法应当剔除。（三）黄耀儒偿还黄东宝的在本案黄东宝五笔借款事实以外的其他借款，依法应当剔除2018年4月12日转给黄东宝的50000元是本案五笔借款之外的借款，黄耀儒还款后已经将相应借据从黄东宝处取回（2018年4月l1日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三、本案由目前证据可以证实截至2017年12月20日止黄耀儒欠黄东宝借款220000元。(2017年12月20日微信聊天记录确认)。该数据应当是双方对于截至2017年12月20日黄耀儒尚欠黄东宝借款的一个结算结果。按照该结果计算，在2017年12月20日后黄耀儒向黄东宝转1共计208000元，黄东宝向黄耀儒转账97500元（该数据含2018年3月l2日黄东宝尚通过他人代付方式支付了20000元）。而在2017年12月20日之后，黄耀儒又向黄东宝借款50000元（有2018年3月12日借据为证），即假设黄耀儒自2017年12月20日没有向黄东宝还过钱，其至2018年3月12日欠黄东宝的钱至少为270000元。由此可见，截至起诉时止，黄耀儒欠黄东宝的借款至少为159500元（270000元-208000元+97500元=159500元）。综上，根据黄东宝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黄耀儒提供的转账流水基本上是还本案借款以外的借款及帮黄东宝套现的款项。另外，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黄耀儒向黄东宝还完每笔借款后都会领回相应欠条（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而本案黄东宝主张的五笔借款，借款借据原件均在黄东宝手上，由此可见，本案涉案五笔借款，黄耀儒均未偿还。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判令黄耀儒向黄东宝偿还借款本金220000元及逾期还款利息，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黄耀儒辩称：一、黄东宝主张的欠款已经全部还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黄耀儒提交双方微信及支付宝转账记录，黄东宝一审对上述证据三性无异议，有转账记录可知包含黄东宝主张的5张借据项下的借款在内，黄东宝私自借给黄耀儒的借款只有342850元，黄耀儒总共还款500551元，超出实际借款金额157701元，一审法院认定黄耀儒已经还清借款正确。二、黄东宝上述主张其利用黄耀儒持有的pos机刷卡套现的说法与事实不符，黄东宝以上说法无证据支持，其次，一审阶段无论是黄东宝提交的反诉答辩状或者整个庭审中其从未提及过所谓的使用pos机刷卡套现，显然是黄东宝一审败诉后随意捏造的上诉理由，事实上，双方只存在借款关系，黄耀儒向黄东宝借的是高利贷，欠款不仅全部还完，黄东宝还多收了160000元的高额利息。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吴红菊未到庭参与诉讼，也未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黄东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两被告立即共同归还借款220000元给原告，并责令两被告从起诉日起至付清日止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给原告。黄耀儒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原告(被反诉人)返还多支付的借款166701元及利息(利息以166701元为本金，从起诉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依法判令被反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黄东宝与被告黄耀儒是同学关系，双方存在借贷关系。2016年7月18日至2018年6月15日原告黄东宝通过微信转账10笔共款76500元给被告黄耀儒，被告黄耀儒过微信转账46笔共款245750元给原告黄东宝；2016年8月7日至2018年4月25日原告黄东宝通过支付宝转账19笔共款246350元给被告黄耀儒，被告黄耀儒通过支付宝转账37笔共款254801元给原告黄东宝。期间被告黄耀儒先后于2016年10月27日、2016年11月27日、2017年12月11日、2017年12月20日、2018年3月12日分别出具借款3万、5万、6万、3万、5万五张借据共款220000元给原告收执。借据均没有约定利息，只约定还款期限，分别为2018年10月27日、2017年5月27日、2018年1月11日(一个月)、2018年1月20日(一个月)、2019年3月12日。其中2017年12月11日、2017年12月20日、2018年3月12日借款6万元、3万元、5万元均约定“借款人逾期不偿还或未经出借人同意逾期偿还任何款项的，每逾期一日须按借款总额1%向出借人支付违约金”。原告于2020年6月23日手持被告黄耀儒出具的上述五张借据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被告黄耀儒于2020年8月1日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黄东宝与被告黄耀儒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原告依据被告黄耀儒出具的五张债权凭证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被告黄耀儒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而且超出实际借款金额。被告黄耀儒提供了原告与被告微信转账记录(包含微信账单详情、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原告与被告支付宝转账记录(包括支付宝账单详情、支付宝交易截屏)等证据证明。对于被告黄耀儒抗辩主张，原告没有举证加以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被告抗辩提出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原告请求判令两被告立即共同归还借款220000元给原告，并责令两被告从起诉日起至付清日止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给原告，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被告黄耀儒反诉请求判令原告(被反诉人)返还多支付的借款166701元及利息(利息以166701元为本金，从起诉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约第三十一条规定：“没有定利息但借款人自愿支付，或者超过约定的利率自愿支付利息或违约金，且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借款人又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出借人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借款人要求返还超过年利率36%部分除外。”被告黄耀儒过微信转账46笔共款245750元、支付宝转账37笔共款254801元给原告黄东宝，都是借款人黄耀儒自愿支付，且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被告黄耀儒也没有证据证明多支付的1667013元超过年利率6%。被告黄耀儒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三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二、驳回被告的反诉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原告承担。反诉费2300元由被告承担。本案二审期间，黄东宝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黄东宝与黄耀儒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双方之间除了黄东宝在本案起诉的五次借款外，还存在其他借款（借款方式包括转账及现金支付方式及他人代付方式；黄耀儒提供的向黄东宝转账的微信转账记录及支付宝转账记录中，有部分转账是代黄东宝刷信用卡套现后再通过转账方式向黄东宝支付的）。证据二、广发银行对账单，证据三、建设银行对账单，证据二和三共同证明黄耀儒提供的向黄东宝转账的微信转账记录及支付宝转账记录中，有部分转账是代黄东宝刷信用卡套现后再通过转账方式向黄东宝支付的。黄耀儒质证认为：以上证据并非二审期间形成的新证据，不应当在本案中采纳，在不考虑是否为新证据情况下，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一真实性由法院核实，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不予认可，黄东宝提交的部分截取的聊天记录并不能证明黄耀儒代黄东宝刷卡套现或者存在所谓的现金支付、他人代付的方式，聊天记录均是截选，无法核实是否有删除。证据二和证据三的三性不予认可，黄东宝无法核实证据二和三是否真实存在，该对账单并不能证明黄东宝有刷信用卡套现的情况，更不能证明所刷信用卡套现后款项为黄耀儒收取，事实上，黄东宝一直在混淆双方的资金状态，无论双方之间存在何种关系，从双方资金流转来看，包含黄东宝起诉的五份借据上的款项在内，黄耀儒转给黄东宝的款项远远超过黄东宝转给黄耀儒的，因此，黄东宝主张的五份借据的金额均已全部还清。经审查，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黄耀儒主张本案借款220000元实际交付的金额为191350元，发生区间为2016年10月25日至2018年3月13日。从黄耀儒提交的微信及支付宝转账记录来看，在2016年10月25日至2018年3月13日期间，黄东宝向黄耀儒转账共266350元，在2016年10月25日至2018年4月2日（即黄东宝再次转账给黄耀儒的前一日）期间，黄耀儒通过微信及支付宝转账给黄东宝的款项为276449元，在2016年10月25日之前及2018年4月2日之后黄东宝与黄耀儒之间相互有多笔转账。又查明，黄东宝名下建行信用卡于2016年12月13日消费支出24999元，交易描述为“上海跨行消费斯米克建材有限公司”。2016年12月13日，黄耀儒转账24817元给黄东宝。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本案借款220000元是否足额出借；二、本案借款是否已经偿还完毕。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作如下分析：首先，黄东宝主张黄耀儒欠其借款220000元，提供有相应的借据及转账记录为证，黄耀儒也对本案借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其次，从黄耀儒提交的转账记录来看，在2016年10月25日至2018年3月13日期间黄东宝共向黄耀儒转账266350元，可见，黄东宝具有足够的出借能力。再次，黄耀儒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清楚签署借据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而且其也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推翻本案借据的法律效力。综上，本院认为本案借款220000元已足额交付。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作如下分析：首先，本案借款本金为220000元，发生于2016年10月25日至2018年3月13日期间，从2016年10月25日起计至2018年4月3日（即黄东宝再次转账给黄耀儒的前一日）止，黄耀儒共向黄东宝转账276449元，已经远超过借款本金。其次，本案审理的是黄东宝与黄耀儒之间关于借款220000元的纠纷，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黄耀儒转账给黄东宝的276449元为其他款项而非还款，故在黄耀儒主张上述款项是还款的情况下，本院认定上述款项优先用于偿还本案借款。再次，黄东宝主张在黄耀儒转账交付的276449元中，2016年12月13日转账的24817元是黄东宝名下建行信用卡在黄耀儒处刷卡套现的款项，不属于还款，应从一审判决认定还款金额中予以剔除，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五份借据均没有约定利息，其中2017年12月11日、2017年12月20日、2018年3月12日借款60000元、30000元、50000元均约定“每逾期一日须按借款总额1%支付违约金”，五份借据约定的还款期限分别为2018年10月27日、2017年5月27日、2018年1月11日、2018年1月20日、2019年3月12日，现黄东宝只请求偿还五笔借款本金共220000元及按年利率6%从起诉之日起计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即使依照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黄耀儒需支付按年利率6%及年利率24%对应出借款项及借款期限计算的逾期利息及违约金，在扣减黄东宝认为是其刷卡套现的24817元后余下的251632元（276449元-24817元），也可以足额偿还借款220000元的本金及相应的逾期利息及违约金，故上述24817元是否从还款金额中剔除，并不影响本案借款已经还清的事实认定。综上，本案借款220000元已经还清，黄东宝再请求黄耀儒及黄耀儒的妻子吴红菊偿还本案借款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如果黄东宝认为黄耀儒尚欠其他借款未还，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黄东宝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00元，由上诉人黄东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赖慧嫦审判员  陈琪奕审判员  陈春何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梁 哲林海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