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晋07民终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和顺县丰信粮油有限公司，住所地：和顺县槐树街1号。法定代表人：张彦，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巩仲林，山西奇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山西奇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成年，男，1942年9月27日出生，汉族，和顺县人，住本村。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忠杰，山西至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宏，山西至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杜爱国，男，1972年7月21日出生，汉族，和顺县人，现羁押于阳泉第一监狱。上诉人和顺县丰信粮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成年及原审第三人杜爱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和顺县人民法院（2020）晋0723民初4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丰信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本案一审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2017年至2019年5月份以来杜爱国以丰信公司名义收购玉米的行为仍是受丰信公司委托，相信丰信公司收购玉米后，丰信公司能给付玉米款。但杜爱国在2017年并未向被上诉人收购玉米，2019年收购的玉米既未打白条，又没有加盖“和顺县粮油总公司李阳粮站”印章的收据。被上诉人是如何相信杜爱国就是以公司的名义所收呢？虽然上诉人提供了收条一份，但杜爱国并未在收条上签字。虽然杜爱国当庭承认，但因为被上诉人和杜爱国系特殊关系，杜爱国的承认不排除是为了逃脱民事责任而故意要让公司为他的犯罪行为买单。被上诉人仅凭杜爱国2017年以公司名义收购过玉米的行为，并不足以证明此后杜爱国仍有相应的代理权外观；2.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主观上不存在恶意，也无过失行为，杜爱国以丰信公司名义收购玉米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我公司认为，合同相对人主观上不存在恶意也无过失，是指相对人已尽了充分的注意义务，仍无法否认行为人的代理权。本案中,被上诉人在没有去核实杜爱国到底是个人名义所收还是以公司名义所收，被上诉人也没有要求杜爱国出示任何收粮手续或者凭证的情况下，想当然地以为只要杜爱国口头说是以公司名义收粮就是以公司名义收购。本案的被上诉人只要向我公司核实一下情况，就可以获悉杜爱国的收粮行为并非我公司安排，且被上诉人从来没有向我公司主张过玉米款，他们之间存在特殊关系的情况下，应该知道杜爱国个人也从事粮食生意，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被上诉人的这种轻信不足以达到善意无过失的程度。综上,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相信杜爱国有代理权的外观，且被上诉人主观上没有达到善意且无过失的程度。一审法院认为杜爱国以公司名义收购玉米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属于认定有误，我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不成立。李成年辩称，1.法人单位与其工作人员的关系，不能等同于一般委托关系且以此来规避责任，杜爱国作为上诉人工作人员，他的职权大小、范围，或是否接受公司委托任命，是公司内部结构层次及管理问题，不论是杜爱国是否超越职权，上诉人均不能以此为由免责；2.上诉人于上诉状中“……白条，…….收据，被上诉人是如何相信杜爱国是公司名义所收”。上诉人在该部分事实颠倒了因果关系，答辩人证实因为相信杜爱国以上诉人名义收粮，处于对上诉人的信任，所以才在没有打条、没有收据的情况下将粮食出售给杜爱国；3.上诉人所提出的答辩人并非善意且存在无过失的观点，答辩人认为是不适当的。对于善意无过失的认定标准不能一概而论，而是应当结合具体情形，结合相对人的现实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其家庭背景、从业经历、受教育状况等。答辩人只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对于粮站，对于已经作为上诉人员工收购数年粮食的杜爱国，其所持有的是最为朴素的信任，要求答辩人向公司核实杜爱国的代理权限实为强人所难。在之前数年杜爱国为上诉人正常收粮的情况下，答辩人自然有理由继续相信此次收粮的主体仍然是上诉人，答辩人主观上是善意无过失的。杜爱国未作答辩。李成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丰信公司支付李成年粮款3440.8元;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丰信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李成年与丰信公司是否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欠李成年的粮款应由谁支付?针对争议焦点，李成年称，杜爱国是丰信公司公司职工，杜爱国在购买玉米的过程中是以丰信公司的名义购买的，所以丰信公司同李成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017年以前丰信公司让杜爱国收粮，2017年以后杜爱国还是和以前一样以丰信公司的名义来收取粮农的玉米，所以对于粮农来说，一直认为杜爱国是代表丰信公司来收取玉米，杜爱国的行为已经构成表见代理。所以李成年的粮款应由丰信公司承担付款责任。2019年3月11日，购买我玉米共计3740斤，每斤0.92元，粮款共计3440.8元，未给付。李成年向法庭提供证据：收条复印件（收条原件在李永茂案件保存）一份，证明2019年3月11日，杜爱国出具的收据，收到李成年玉米3740斤，李永茂玉米3630斤，卢忠新玉米1650斤，但杜爱国未签名。丰信公司对李成年的陈述及证据质证，杜爱国是我公司职工，但不是代表我公司收购玉米，因为杜爱国个人也从事玉米收购。该收条上没有杜爱国的签字，是不是杜爱国出具的有异议,该收条没有我公司的公章,与我公司无关。我公司在2015年、2016年安排杜爱国收购过玉米，之后没有安排杜爱国收购玉米。杜爱国涉粮事件引发粮农信访，我公司根据政府安排垫付了李成年的粮款，但我公司并非付款主体，粮农应通过诉讼维权，待最终司法判决确定后，依法遵照执行。本案是因杜爱国的诈骗行为引起的民事诉讼，和顺县人民法院的(2019）晋0723刑初7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杜爱国以打白条的方式，以个人名义收购粮农的玉米构成诈骗犯罪，判决杜爱国退赔所有被害人的经济损失。李成年提起的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属于同—事实。一、主体相同。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是杜爱国，民事案件也有杜爱国，杜爱国当庭表示以个人名义收购粮食。二、法律关系相同。杜爱国个人打白条的方式也是通过买卖合同关系来诈骗，本案的民事法律关系也是买卖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在本案当中李成年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丰信公司有过错，也没有证者证明李成年经济损失与丰信公司的过错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如果李成年认为我单位有过错，应当提起侵权赔偿诉讼，而不是本案的买卖合同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本案当中李成年提供的收条仅仅有杜爱国个人的签字没有单位的公章，该行为不能认定为是丰信公司的行为，故李成年、丰信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不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本案当中李成年、丰信公司之间没有签订玉米购销合同和买卖协议之类的买卖合同。李成年仅仅提供了收条且该收条只有杜爱国个人的签字，李成年没有其他证据来证明李成年与丰信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李成年与与丰信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所以我公司不应当成为买卖合同的付款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构成表见代理的前提是无权代理。既然李成年提到杜爱国是丰信公司的职工，如果是职务行为不存在表见代理。根据法发【2009】40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规定，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有部分粮农的购粮款是杜爱国个人支付，公司没有给杜爱国支付过任何粮款。2019年5月,杜爱国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前没有任何一个粮农向我公司主张过权利。杜爱国个人收购粮食，农民对这一点也清楚，杜爱国所打的白条，农民认为是杜爱国的个人行为。2016年之前我公司收购玉米的款都结清了。综上，李成年在主观上并非善意，且有过失，因为杜爱国收购粮食的价格远远高于市场价格，农民为了赚取差价，才把玉米卖给杜爱国，所以本案的粮款应当由杜爱国承担。丰信公司向法庭提供证据:1.2019年6月21日和顺县人民政府的会议纪要，证明因丰信公司李阳粮库库管员杜爱国涉粮事件引发的信访，要求丰信公司给李成年垫付40%的粮款，用于缓解粮农的生活困难。2.2019年12月3日的和顺县人民政府的会议记录，证明因丰信公司李阳粮库库管员杜爱国涉粮事件引发的信访，临近年关,为缓解粮农的生活困难，积极筹措资金垫付粮农剩余的60%粮款，将粮农持有的收粮白条等凭证收回。杜爱国称，李成年提供的收条是我出具的，对收条无异议。我是购买了李成年3740斤玉米，每斤0.92元，未付款。我是丰信公司的下属单位李阳粮站的库管员。李阳粮站就我一个职工，负责收玉米，保管玉米，销玉米。我收购的玉米大部分是我去拉,一部分是粮农往李阳粮站送。丰信公司下达收粮通知之前，先打电话让我收购几万斤粮食，我收了后再报给公司，公司给了我钱，我再给老百姓付款。丰信公司见到玉米才给我打钱，见不到玉米不给打钱。所以在实际收购时，根据公司下达的文件或者公司的电话通知，我先以单位名义收购玉米，有钱时给钱，没钱时打白条，等粮食入库后，根据库里的粮食数，我开入库单，将入库单报回公司，公司根据入库单打款给我，我再支付给农户。李阳粮站的公章是我保管的。2018年12月份把公章交给和顺县粮油总公司（丰信公司的前身）。2018年12月交公章前,我就盖了五本空白收据，所以收购玉米有的给出具收据，有的打白条，还有一部分没打条。李成年的玉米是我收购的，对李成年提供的收条无异议。2018年、2019年我都以单位名义收过玉米，但是实际是我个人行为。当时收购玉米告诉一部分老百姓是给单位收的，一部分是我个人收的，具体谁是按单位收购的，谁是按个人收的记不清楚了，但是在牛川村收购玉米时均告诉是给单位收购。在李阳收购玉米时，告诉95%的粮农是给单位收的。对丰信公司提供的证据无异议。李成年对丰信公司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会议纪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丰信公司提供的会议纪要证明不是丰信公司垫付的粮款，给付欠款的责任应该由丰信公司承担。杜爱国多年以来,一直以李阳粮站的名义收购玉米，并出具收条，事后才给结算，所以2019年杜爱国又以李阳粮站的名义收购玉米,并出具收条,我就认为还和以前一样是公家收粮。杜爱国出事后，才知道是杜爱国的个人行为。经质证，对李成年提供的收条和丰信公司提供的和顺县人民政府的会议纪要予以确认。通过以上事实可以认定，2015年、2016年,丰信公司以文件或者电话的形式给杜爱国下达收粮任务。杜爱国根据丰信公司下达的文件或者电话通知，先以丰信公司的名义在和顺县××镇××收购玉米，有钱时给钱，没钱时打白条，待粮食入库后，根据库里的粮食数，杜爱国开入库单，将入库单报回公司,公司根据入库单打款给杜爱国,杜爱国再支付给粮户。2015年、2016年的粮款已全部结清。2017年至2019年5月份杜爱国仍以丰信公司的名义在和顺县××镇××，以打白条或赊账、以加盖“和顺县粮油总公司李阳粮站”印章的收据等形式收购玉米。2019年3月11日，购买李成年玉米共计3740斤，每斤0.92元，粮款共计3440.8元未给付，并出具收条。一审法院认为，同一当事人因不同事实分别发生民商事纠纷和涉嫌刑事犯罪，行为人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合同相对方请求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民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2015年、2016年，丰信公司以文件或者电话的形式给杜爱国下达收粮任务。杜爱国根据丰信公司下达的文件或者电话通知，先以丰信公司的名义在和顺县××镇××收购玉米，有钱时给钱，没钱时打白条，待粮食入库后，根据库里的粮食数，杜爱国开入库单，将入库单报回公司，公司根据入库单打款给杜爱国，杜爱国再支付给粮户。2017年至2019年5月份杜爱国仍以丰信公司的名义在和顺县××镇××，以打白条、赊账、开具以加盖“和顺县粮油总公司李阳粮站”印章的收据等形式收购玉米，收购李成年3740斤玉米，并出具收条。李成年有理由相信2017年至2019年5月份以来杜爱国以丰信公司的名义收购玉米的行为仍是受丰信公司委托，相信丰信公司收购玉米后，丰信公司能给付玉米款。在杜爱国以丰信公司名义收购玉米过程中，李成年主观上不存在恶意，也无过失行为,杜爱国以丰信公司名义收购玉米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李成年与丰信公司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丰信公司应对杜爱国以丰信公司名义收购玉米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庭审中，杜爱国与李成年均称，购买了李成年3740斤玉米，每斤0.92元，共计粮款3440.8元未给付，该院应予以认定。杜爱国在无丰信公司授权的情况下，以丰信公司的名义收购玉米的行为已被追究刑事责任。杜爱国构成犯罪，但丰信公司本身不构成犯罪，鉴于犯罪行为的主体与民事行为的主体属于不同的主体，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涉及的是不同事实。因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在价值取向、保护法益、责任形式、证明标准、举证责任承担等方面均存在不同。因不同法律事实分别产生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聚合,刑事责任的承担并不能否定民事责任的承担。为避免民事权利人（同时为刑事被害人）双重受偿，应对刑事的追赃与民事责任的认定和执行进行协调。因罪犯是民事责任的最终责任人，民事案件的责任人承担民事责任后有权向罪犯追偿，因此，丰信公司承担给付李成年玉米款3440.8元后，刑事案件追赃款应退还给民事责任人,即丰信公司。综上所述,李成年要求丰信公司给付玉米款3440.8元的请求,该院应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判决:和顺县丰信粮油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后—个月内给付李成年玉米款3440.8元。二审庭审中，丰信公司称李阳粮站只有杜爱国一名工作人员。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杜爱国向被上诉人收购玉米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丰信公司应否承担支付被上诉人所诉玉米款的责任。根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杜爱国系丰信公司下属的李阳粮站的库管员，且是该粮站唯一工作人员。2015年、2016年丰信公司的收粮方式是其给杜爱国下达收粮任务，之后，杜爱国以李阳粮站的名义在和顺县××镇××牛川乡、青城镇，昔阳县赵壁乡等地收购玉米，收购时有现金时给现金、没有现金时出具白条，待丰信公司付款给杜爱国后，杜爱国再支付给售粮户。2017年至2019年5月，杜爱国仍以李阳粮站名义，在和顺县××镇××牛川乡、青城镇，昔阳县赵壁乡等地以打白条赊账等方式向粮户收粮，其中向被上诉人收玉米3740斤，欠付粮款3440.8元，并出具收条。由于杜爱国系丰信公司李阳粮站工作人员，其在该时段，以与之前执行公司安排的收粮任务相同的方式、在相同或相邻地域收粮，作为在该地域生活的被上诉人，按照交易习惯，有理由相信杜爱国系代理丰信公司收粮，主观上也不存在过失、没有恶意，杜爱国在该时间段内以李阳粮站名义收粮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该代理行为有效，丰信公司作为被代理人应承担向被上诉人支付相应玉米款的责任。据此，丰信公司所持杜爱国以该公司名义收粮不构成表见代理、其不应承担付款责任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和顺县丰信粮油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郝永丽审判员  元晓鹏审判员  王 雪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李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