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4民初27584号原告：广州意会达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建设六马路33号2601-2606室。法定代表人：MOISESJAZZANSHAMAH，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启星，广东古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浙江自贸区深蓝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翁山路555号大宗商品交易中心5220室。法定代表人：冯思谦，执行董事兼经理。被告：冯思谦，男，汉族，1996年12月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被告：陈加森，男，汉族，1982年1月2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江西省九江市开发区。被告：杨秀烟，女，汉族，1961年5月1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四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阳，浙江盈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意会达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意会达公司）与被告浙江自贸区深蓝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蓝公司）、冯思谦、陈加森、杨秀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3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8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启星以及四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阳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意会达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四被告支付原告货款902274元及利息（利息以902274元为本金，自2020年5月12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付清为止）；2.判令四被告支付原告律师费54000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为买卖合同关系。2020年4月8日，原告向被告深蓝公司订购KN95一次性防护口罩，双方约定单价为6.8元，订购数量为250万个，总金额为1700万元（未含税）。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深蓝公司指定的法定代表人即被告冯思谦账户转账4876456元不含税价款，以及指定的被告杨秀烟账户转账2981044元不含税价款，共7857500元。但后来被告深蓝公司并未按照约定向原告交付货物。经过双方协商同意解除合同，由被告深蓝公司同意向原告退还预付货款。截至2020年5月6日，原告与被告深蓝公司签署《对账确认函》，被告深蓝公司确认尚欠原告902274元货款未退还，被告陈加森作为实际投资人加入债务，被告深蓝公司、陈加森承诺于2020年5月11日偿付所有欠款，逾期愿意承担月利率2%作为违约资金费，以及承担由此产生的律师费。被告冯思谦作为被告深蓝公司的唯一股东，使用其账户收取公司的财产，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应承担连带责任。原告多次催促被告付款未果。故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起诉后，被告陆续向原告支付了利息合计252274元，原告同意在相应的利息中扣减，如果有剩余，可以在应付的本金中扣减。被告深蓝公司辩称：一、原告与深蓝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并非本案适格原告。该笔买卖是由深蓝公司的陈加森与L&MTRADINGCO，LIMITED（以下简称L&M公司）相关人员协商洽谈，因正处于新冠疫情期间，双方是通过互传扫描电子件方式签订合同。深蓝公司将电子合同盖章出示后才出现本案金额的打款，而合同相对方L&M公司一直未将盖章后的扫描件发给深蓝公司核验。但是通过L&M公司的要约邀请，深蓝公司盖章确认，接着收到定金打款的行为，应认定为深蓝公司与L&M公司的买卖合同已经成立。而后，因各种问题，双方又约定解除买卖合同，双方均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因资金已投入生产使用，深蓝公司一时无法退还全部资金，便由业务负责人陈加森签字并加盖深蓝公司公章对账确认（该对账函也没有原告的盖章），故本案的买卖合同主体应为发出要约的L&M公司，并非签署对账的原告。二、自始至终，深蓝公司从未得知打款人与原告的关系，原告也从未向深蓝公司出示过加盖公章的证明。经查询工商信息，原告（外国法人独资）的经营范围仅为商品信息咨询服务，如此大批量购买口罩是否合规。深蓝公司从未拒绝还款，也一直在陆续依照打款账户原路退回款项，原告在未与深蓝公司沟通协商，便直接起诉要求返还超出法律规定的利息和其他费用。综上，在原告与L&M公司均未出示合法有效的证明文书的情况下，深蓝公司有理由认为在原告与L&M公司关系混乱不清的情况下，盲目退款仍可能产生被追诉的法律风险，故深蓝公司在得知被起诉后便暂缓退款。原告与L&M公司从未出示过合法文件，而且打款账户均为私人账户，被告如果仅将款项原路退回，两公司仍有可能追诉深蓝公司未退款的责任，如果深蓝公司将款项退回至任何一家公司的账户，也会产生被追诉的法律风险，可以参照近些年的时常发生的套路贷案件。三、即使对账确认函发生效力，原告所主张剩余未退还本金按照利息2%加54000元的律师费（远高于广东省律师费收费标准）远超出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修正）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的规定，年利率最高仅为15%（包含其他费用如律师费）。因为双方不是买卖合同关系，故对账函所记载的资金占用费和律师费没有法律关系的基础，即使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对于这种逾期责任，也仅是承担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30-50%的利息，综合也就年化6%的利息。深蓝公司偿还的252274元是本金，虽然原告已经起诉，但被告实际在退款时并不知道原告已经起诉。被告冯思谦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冯思谦受深蓝公司委托收款，收到的所有款项均按照公司要求原路退回给打款人，而后因该些款项涉诉，基于公司要求停止退款给打款人。深蓝公司是自然人独资，但是公司行为并非冯思谦一人决策，买卖合同主体是深蓝公司，买卖为公司行为，冯思谦不应承担责任，故冯思谦不应为本案被告，更不可能出现所谓的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的问题。被告陈加森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陈加森作为深蓝公司业务人员，负责商讨买卖合同的业务。在出现买卖合同无法履行协议解除后，由陈加森与相关人员进行沟通，最后在原告出具的《对账确认函》中签字并抄送公司加盖公章，陈加森签字的行为主要是基于陈加森作为主要负责该项目的人员，代表公司签字。合同主体之一始终只有深蓝公司，陈加森的行为仅是公司职务行为，由公司承担相应责任，陈加森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被告杨秀烟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杨秀烟受深蓝公司委托收款，收到的所有款项均在原告起诉前便依照公司要求原路退回给打款人。买卖合同主体是深蓝公司，买卖为公司行为，杨秀烟不应承担责任。经审理查明，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转账记录清单、转账截图及《代付证明书》等。转账记录清单记载有31笔转账，转账日期为2020年4月8日、4月9日，转款人为秦海云、刘阿波、秦世培、任永山，收款人为冯思谦、杨秀烟，合计金额为7857500元。2.《对账确认函》，记载甲方（欠款确认人）为深蓝公司、陈加森，乙方为原告，欠款人对以下情况核对确认如下：至此，截至2020年5月6日，欠款人深蓝公司、陈加森尚欠原告暂计902274元款项；欠款人承诺从签订之日起，甲方于2020年5月11日之前偿还所以欠款，如未按照规定时间偿还所有欠款甲方自愿承担违约之后本金的月利息百分之二的资金费，甲方如违约需承担由此产生的律师费、担保费等费用，并由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裁决；以往对账协议、欠条失效，以本对账单为准。3.深蓝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记载冯思谦为深蓝公司的唯一股东。4.原告与广东古谷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及广东古谷律师事务所向原告开具的54000元的律师费发票。《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原告委托广东古谷律师事务所律师在原告与深蓝公司、冯思谦、陈加森、杨秀烟的一、二审案件中担任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原告向广东古谷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代理费54000元，广东古谷律师事务所办理委托代理事项所发生的工作费用由原告承担等内容。原告当庭出示律师费的转账凭证，四被告对此予以确认。5.陈加森与李文杰（原告主张其为原告业务员）之间的转账凭证、陈加森（微信备注名为“加鑫”）与李文杰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微信群聊天记录（人员包括李文杰、陈加森），拟证明陈加森确认支付的款项是利息，且陈加森偿还款项时明确知道偿还的对象是原告。陈加森与李文杰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4月22日，李文杰称，“陈总，那边钱到账了没有”，陈加森发送了一张图片（缩略图的内容无法辨认），并称，“在确认合同”；2020年6月10日，陈加森表示，“先把利息付给你们，其他的单下来就给”，并发送转账截图，显示冯思谦向任永山转账18050元。其他转账凭证记载冯思谦先后于2020年6月24日、6月29日、7月6日向任永山支付102274元、100000元、50000元，合计252274元。上述证据1、2、4有原件，证据3为网上打印件，证据5无原件。四被告对上述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有买卖合同关系；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被告仅是对尚未退款金额进行确认，而且该对账函并未加盖原告的公章，再结合原告证据5的内容可以确定原告主体混乱；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冯思谦是合同指定收款人，不存在财务混同的情况；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根据广东省律师费收费标准计算，本案的律师费仅为3万多元；证据5电子转账回单无异议，对“加鑫”实名为陈加森予以确认，陈加森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确认，其中微信聊天记录中2020年4月22日20时26分陈加森向相对方发送的合同图片就是深蓝公司提供的销售协议；陈加森曾在该微信群中，但后来被退出群，没有保留原来的微信聊天记录，原告没有出示电子证据原始载体；证据转账记录显示的252274元不能认定为利息，原告对李文杰、肖亮等人的身份也不能确认，到底是原告还是L&M公司的人员且微信聊天记录中也没有声明自己的身份，被告有理由相信在确认合同后收到定金的行为是确认买卖合同主体为L&M公司与深蓝公司。四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深蓝公司出具的两份《委托收款协议》，内容为：应深蓝公司要求，因深蓝公司签订的合同相对方与打款方并非同一主体，且为私人账户打款，故由冯思谦、杨秀烟代为收取出卖口罩的款项；代收的所有款项为深蓝公司所有。2.四张银行电子回单，拟证明被告转账记录中未显示偿还利息，应认定为偿还本金。回单显示：冯思谦先后于2020年6月10日、6月24日、6月29日、7月6日向任永山支付18050元、102274元、100000元、50000元，合计270324元。前两张回单的摘要处空白，第三张、第四张回单的摘要分别为“退款”“还款”。3.《销售协议》，记载：卖方为深蓝公司，买方为L&M公司，供应商为河南丝绸之宝卫生用品有限公司，购买货物为KN95一次性口罩250万个，金额为1700万元（未税价），账户信息为冯思谦、杨秀烟的个人账户；卖方处记载签约日期为2020年4月8日并加盖有深蓝公司公章，买方处未盖章或签名。原告对上述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被告深蓝公司作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公司，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必须有一套完善的财务制度，但被告深蓝公司却用了法定代表人账户及案外人的私人账户收款，公司财产与法定代表人（即股东）的财产混同，按照公司法的规定，不能区分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的情况下应一并承担连带责任；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结合原告提交的证据5的“加鑫”的对话，该款项就是偿还资金占用费即违约金；对证据3的三性不予确认，从整个交易过程以及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对账确认函，很明显交易主体就是本案的原被告，再结合被告的部分还款，还款对象也很明确是原告。原告与四被告确认如下事实：确认本案所涉交易的货物为250万个KN95的口罩，单价6.8元一个，总金额1700万元；未就该交易签订书面买卖合同；案外人秦海云、刘阿波、秦世培、任永山于2020年4月8日、4月9日向冯思谦、杨秀烟支付合计金额为7857500元款项后，四被告未交付货物，故合同未履行，双方已经解除合同。原告主张本案买卖合同的主体为原告与被告深蓝公司，原告通过微信或电话向深蓝公司下单，陈加森代表深蓝公司与原告对接，深蓝公司的实际控股人陈加森作为债务的加入承担责任；四被告主张买卖合同的主体为L&M公司与深蓝公司，深蓝公司已在合同上盖章后寄给微信中的相对方，且对方已打款，故深蓝公司认为合同已成立，后续也没有去索要合同原件，本案合同涉及的金额高达1700万元，根据常理双方不可能仅口头对合同价款、标的、数量、交货地等进行约定。四被告表示因相关工作人员已离职，故无法提交证据证明深蓝公司将盖章后的合同寄给微信中的相对方。关于合同的解除时间，原告主张在深蓝公司、陈加森出具《对账确认函》之日即2020年5月6日解除，深蓝公司则表示合同在2020年5月6日前已解除，并非以出具《对账确认函》的形式解除合同。原告与四被告确认款项退还情况如下：2020年5月6日前退款6955226元，故截至2020年5月6日尚有902274元未退还，此后退款270324元。原告主张：《对账确认函》的内容实质已对偿还顺序进行了约定，先偿还利息、律师费再偿还欠款本金，故前述所退的270324元应先抵扣尚欠的利息再冲抵本金；L&M公司是原告的关联公司，原告向被告采购货物，再将货物交给L&M公司出口；被告杨秀烟是其中一个收款方，故应承担连带责任。另查明，2019年12月27日，深蓝公司的股东从冯思谦、陈慧萍变更为冯思谦。2020年6月5日，深蓝公司的股东从冯思谦变更为温州科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为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买卖合同当事人是否为原告与被告深蓝公司；2.四被告应否向原告退款及支付利息、律师费。对此，本院评析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提交了转款截图及《代付款证明》证明付款人为原告指定的人员，收款人包括深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冯思谦在内的人员。四被告已向原告退回了大部分的款项，深蓝公司、陈加森也通过出具《对账确认函》形式确认其应向原告退回未退款项。四被告抗辩称该函件并未加盖原告公章，但该函件记载的债权人即为原告，且原告现提供了该函件的原件主张权利，理应视为其已认可该函件记载的内容。四被告还以其提交的《销售协议》抗辩交易主体为深蓝公司与L&M公司，但该协议仅有深蓝公司盖章，并无L&M公司签章，原告对该协议不予认可，四被告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销售协议》为深蓝公司与原告或L&M公司所达成的协议。四被告提及的2020年4月22日微信聊天记录中的图片缩略图无法辨认内容，四被告亦未能提交该图片清晰版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图片内容，同时被告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曾向原告邮寄过《销售协议》。综上，四被告的抗辩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认定本案的买卖合同当事人为原告与深蓝公司。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被告深蓝公司、陈加森于2020年5月6日出具《对账确认函》确认其应于2020年5月11日前向原告偿还款项902274元，否则按月利率2%的标准支付利息并承担律师费，现被告深蓝公司、陈加森未依约向原告偿还款项，故原告主张被告深蓝公司、陈加森向原告偿还款项及自2020年5月12日起计付利息并承担律师费，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律师费金额，原告已举证证明其主张的律师费54000元已实际支出，且该律师费金额并未超出《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以及《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规定的律师服务政府指导价上限，四被告主张律师费金额过高，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利息的计算标准，按照《对账确认函》计得的利息数额明显高于一般资金被占用所造成的损失，在原告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其损失数额的情况下，应当认定该利息计算标准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故利息计算标准依法应予调整。结合本案合同性质，以及因被告未及时支付款项致原告资金被占用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本院调整为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逾期付款利息。关于应退还的款项本金、利息、律师费的金额，因本案当事人并未约定偿还款项的顺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的规定，被告深蓝公司、陈加森在出具《对账确认函》后偿还的270324元依法应按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即律师费、利息、本金的顺序进行抵充，抵充律师费54000元后剩余的216324元，依次在利息、本金中予以抵充。四被告抗辩上述270324元应先抵充本金的意见，与上述司法解释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因上述270324元是被告深蓝公司、陈加森在原告起诉后偿还，故相应的受理费应由其负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被告冯思谦作为债务发生时被告深蓝公司的唯一股东，未能举证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个人财产，故被告冯思谦应对被告深蓝公司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被告杨秀烟并非本案买卖合同当事人，原告仅以被告杨秀烟代深蓝公司收取了部分款项为由主张被告杨秀烟对被告深蓝公司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合同依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浙江自贸区深蓝实业有限公司、陈加森向原告广州意会达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偿还本金902274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902274元为基数，自2020年5月12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其中被告冯思谦于2020年6月24日、2020年6月29日、2020年7月6日支付的66324元、100000元、50000元，按照利息、本金的顺序对前述债务进行抵充）；二、被告冯思谦对被告浙江自贸区深蓝实业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广州意会达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362.74元，由被告浙江自贸区深蓝实业有限公司、陈加森、冯思谦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龙健美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张绮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