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5民初13006号原告：刘博逊，男，1979年8月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北京同仁堂兴华药店有限公司西红门药店，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欣旺北大街8号1幢F4-09号。主要负责人：梁山，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勤，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博逊与被告北京同仁堂兴华药店有限公司西红门药店（以下简称同仁堂药店）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6日立案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博逊、被告同仁堂药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博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法院依法确认涉诉商品属性；2.由法院依法公断涉案产品是否存在警示缺陷；3.同仁堂药店给予刘博逊公开书面致歉；4.同仁堂药店退还刘博逊购物款688元，赔偿刘博逊因本次诉讼产生的相关合理支出1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刘博逊于2020年1月在友人家做客时，友人为刘博逊冲泡了枸杞洋参汤（茶）；期间刘博逊见到了与涉诉产品同款的西洋参片，经观察后刘博逊认为该产品存在属性不明及标识缺陷的问题；经询问得知该商品是从东城区东四附近的同仁堂实体店购得，但刘博逊的友人遗忘了具体是哪家店铺，相关购物凭证也早已遗弃；2020年5月，刘博逊在本市多个行政区多家同仁堂门店发现涉诉产品在售，随即分别购买了总共6瓶涉诉产品，拟将通过民事司法手段制止此不合格产品在我市乃至全国的流通，避免其他购买人合法权益受到不法损害。2020年5月7日，刘博逊在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欣旺北大街8号一幢F4-09号购买涉诉产品1瓶及相关比对品1瓶，合计支付1076元；涉诉产品相关信息为，品名为西洋参，规格为3号参片，产地为美国，注意事项为不宜与藜芦同用，贮藏为置阴凉干燥处密闭防蛀，执行标准为《中国药典》2015版一部，净含量为100克，品牌为总统牌，国际条形码编号为6935208312836，价格为每瓶688元。刘博逊主张，本案缘起于同仁堂药店将总统牌西洋参片销售给刘博逊而引发的侵权责任纠纷；刘博逊认为，本案核心争议焦点在于同仁堂药店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而判令同仁堂药店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首先即应判令涉诉产品是否合格，而判定涉诉产品是否合格必然应先判定涉诉产品是什么属性，以及其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刘博逊认为，在我国商品流通中，所有商品可以粗略地划分为“食品类商品”“药品类商品”“非食药类商品”3个大类；在本案中，可以先将“非食药类商品”给予排除；在排除“非食药类”商品之后，涉诉产品相关属性只有“食品类”“药品类”两个选项；刘博逊认为，涉案商品不论是“食品类”抑或是“药品类”均存在着警示（标示）缺陷问题，均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二十条等法律规定，对于刘博逊以及其他购买人合法的知情权、选择权均会造成影响；并且在使用过程中因相关标示（警示）缺陷，存在着对应的不合理风险隐患，涉诉产品因其相关信息披露不完整而构成对于购买人的侵权，具体陈述如下。第一，如果涉诉产品为药品其所存在的问题，刘博逊认为，如果涉诉产品属于药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法管理法》（2019年修订版）第二条定义，药品是以治疗诊断预防为目的的物质，又根据该法第四十九条，在药品标签说明书中应标明功能主治、适应症、不良反应、使用禁忌等信息；但是涉诉产品在标示中却未有标注，对于广大购买者的知情权造成影响，增加了购买人的用药安全风险，其与药品管理法立法宗旨不和，属于存在不合理的风险，侵犯了购买人合理的知情权，违反了上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二十条等相关法律规定，构成对于刘博逊及其他购买人知情权的侵权；而在刘博逊同时购买的对比品（同仁堂）西洋参4号参片中，即标明药品生产许可证号为闽20160043，同时也标注了功能主治，即“补气养阴，清热生津”等内容。第二，涉诉产品为食品时其所存在的问题，刘博逊认为，如果涉诉产品属于食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五十条关于预包装食品的定义，涉诉产品属于预包装食品（符合预先、定量的两项构成要件）；而预包装食品一般分为3类，即普通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特殊膳食食品，其中特殊膳食食品多指婴幼儿配方乳粉等，与本案基本无关，刘博逊主张排除；剩余即为普通预包装食品与保健食品；截至2020年1月，相关国家行政部门（此处指国家健康委员会）并未核准并公告西洋参可以作为普通食品，因此刘博逊主张，涉诉产品西洋参片并非普通预包装食品，应将普通预包装食品予以排除，故涉诉产品只能是保健食品；而依据上述《食品安全法》第七十八条，保健食品标签标示内容应有保健功效、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等标识内容；涉诉产品并未就此给予标识，因此刘博逊认为，涉诉产品作为食品也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二十条等相关法律规定，侵犯了刘博逊及其他购买人合理的知情权等民事权利，加大了食品安全风险发生几率。综上所述，刘博逊主张，不论涉诉产品是食品还是药品，其在相关标示上均存在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二十条等相关法律规定的行为，对于购买人的合理知情权、选择权造成侵犯；刘博逊因此提起本次民事侵权之诉，旨在企望通过司法诉讼对于此类侵犯广大购买人合理知情权的现象，能依靠法律给予制止。另外，刘博逊发起本次民事诉讼，可以选择违约类案由，也可以选择侵权类案由；刘博逊于本案选择侵权类案由及发起本次诉讼根本目的即在于通过司法诉讼的方式遏制此类对于消费者、购买者合法知情权、选择权的违法侵权侵害；刘博逊认为，惩罚性赔偿作为集补偿、惩罚、遏止功能于一身的制度，在侵权责任中属于结果性救济；本次诉讼目的在于遏制相关侵权行为，属于预防性遏制；如刘博逊胜诉则相关目的已然达到，经济赔偿只是利用相关经济手段对于侵权行为起到警示、遏制作用，其只是对于违法侵权行为的遏制性手段之一；刘博逊主张的涉诉产品召回，如可以达到相应目的，则本次诉讼基本目的即已达到，又刘博逊主张的退还货款承担诉讼费等诉求，已可基本填平相关经济损失，于此相关惩罚性赔偿诉求在本次诉讼中刘博逊既不欲进行主张。另外，对于本次诉讼目的与动机，现行法律规定公民无法以个人身份提请公益诉讼，有鉴于此，刘博逊现以个人之身份提起本次侵权之诉，目的即为打击此类侵权之行为，因此除特殊情况外，谢绝婉拒一切调解；刘博逊认为，本案涉诉产品存在的问题并非仅同仁堂旗下总统牌西洋参片所独有，而是整体性、行业性的问题，例如今日牌西洋参（切）片、康富来牌西洋参（切）片、吉林敖东牌西洋参（切）片等数十个不同品牌；此类产品利用相关司法、行政覆盖薄弱点、盲区，利用广大购买人获取真实情况的信息道路不畅，辨识能力不高等情况，违法侵犯广大购买人合理合法知情权、选择权；涉诉产品以及同类产品，因其既可以作为药品，又可以作为保健食品，现今还拟作为普通食品列管；在警示（标识）中不给予明确标明，更加使购买人难以知晓其真实属性、用途，对于食用、药用均会增加不可预料的风险；相关行政执法机关，也更难以对到底是作为食品还是药品给予判断。刘博逊自诩为民间草根维权人士，对于多种商品是否存在问题具有一定辨识能力，对于商品维权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具有一定了解与维权经验；但即便刘博逊有着一定维权能力，在遇见涉诉产品存在的此类问题时，在没有法律赋权情况下，也仅能依据相关经验大体判断涉诉产品存在产品缺陷（警示标识缺陷）问题，而无法做出确认。即便是刘博逊主张的涉诉产品存在警示缺陷（标识缺陷），也是多次和相关行政部门沟通、辩论而得到的答案；但对于此类问题，在没有明确司法或行政定性之前（即判定涉诉产品是食品还是药品之前，相关行政部门也无法给予处罚，此既是虽然刘博逊投诉举报而数年未果的原因之一，也是相关行政部门建议刘博逊再次发起司法诉讼寻求人民法院对于产品给予参考性定性的原因之一），刘博逊也不知道涉诉产品的属性到底是食品抑或是药品，此也是刘博逊发起本次诉讼目的之一，即请人民法院公断。刘博逊之所以能够在友人家辨识涉诉产品存在警示缺陷（产品标识缺陷），但对于涉诉产品到底是什么，一直未能明确，其源于刘博逊之前对于涉诉产品同类产品发起过的是司法诉讼、行政投诉/举报，以及向国家相关部委进行的信访，现将刘博逊寻求相关问题答案所经历简陈如下。第一，在2015年，刘博逊购买了金日牌西洋参片1盒，在发现其属性不明后向区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在2017年刘博逊收到该案判决后，认为该判决事实认定存在问题，在该判决已经判令被告10倍价款赔偿刘博逊的情况下（赔付金额8000余元），为弄清涉诉产品属性，毅然冒着被判败诉的风险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后在二审法庭调查时，主审法官建议刘博逊就相关问题寻求行政救济，同时在被告店铺负责人及涉诉产品生产厂家在京负责人，作出不再销售问题产品的口头承诺后，刘博逊放弃了8000余元的赔偿并撤诉。第二，在2017年年底，刘博逊发现该品牌（金日牌）西洋参片继续在北京市多个行政区公开销售，认为相关厂家违反承诺，遂在多个区县购买了少量涉诉产品共计8盒，货值金额4000余元（单价为每盒500余元），作为向数个行政区主管行政机关投诉（举报）证据之用；至2018年年底，相关行政部门对于涉诉产品定性莫衷一是，即便在负责处理同一区县分局也有不同意见；相关行政部门虽然均认同涉诉产品西洋参片存在警示缺陷（标识缺陷），但对于该产品属于食品抑或药品分歧很大，对于涉案产品应依据《食品安全法》还是依据《药品管理法》进行定性没有统一意见；又适逢北京市三局合并，在几个行政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承办人多次与刘博逊沟通后，相关涉诉产品生产者代表亲自书面承诺不再销售问题产品并退还刘博逊购物款4000余元后，刘博逊本着体谅行政机关工作之心撤回了相关投诉；在明拒相关厂家给予的“辛苦费”的同时，在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注视下将相关问题商品内容物倒入路边下水道中。第三，在刘博逊投诉涉诉产品同类“西洋参片”，相关行政部门迟迟未有答复的情况下，刘博逊接受了相关行政办案人员的建议，即“或者向总局、卫健委咨询，或者继续司法诉讼”，于2019年3月，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致信信访，请求相关国家主管行政机关就涉诉产品如何定性问题给予告知，但截至刘博逊提起本案诉讼时，相关国家行政机关也未给予刘博逊相关回复。第四，在2020年1月，刘博逊在友人家做客时，发现了涉诉产品存在的问题是刘博逊历时5年苦苦追寻但无答案的问题；刘博逊认为，刘博逊虽非穷尽全力地追寻答案，但也可以说竭尽所能，兜兜转转无奈之下只能再请求人民法院就此给予公断，此即为刘博逊发起本案诉讼的主要原因之一。同仁堂药店辩称，刘博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具体理由如下。第一，本案不涉及任何人身损害，刘博逊的赔礼道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第二，涉诉产品的性质为中药饮片，刘博逊称中药饮片没有标注功能主治、不良反应违反规定，完全是对中药饮片的标签管理缺乏起码了解的表现；《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中药饮片要标明的项目是：“品名、规格、产地、生产企业、产品批号、生产日期”，其中根本没有要求标注刘博逊所主张的“功能主治、不良反应”等内容；因此，本案中不存在任何产品标签瑕疵或缺陷，更不存在药品安全问题，刘博逊根本不能主张退货以及所谓“损失”，请法院依法驳回刘博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刘博逊就涉诉同款产品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过诉讼，并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过再审，均被驳回；这些在案事实充分说明，本案诉争事宜早有定论，刘博逊明知涉诉产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之规定，仍无理提起诉讼，不仅浪费司法资源，更属于具有明显的恶意诉讼，对于该等行为法庭应考虑予以惩戒。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根据审查确认的证据与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5月7日，刘博逊在同仁堂药店在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欣旺北大街8号一幢F4-09号所开设药店内购买了2瓶总统牌美国西洋参片，包括1瓶价格为688元的商品编号为242400936号的西洋参片、1瓶价格为388元的商品编号为242400923号的西洋参片，总价款为1076元，同仁堂药店为刘博逊开具收据（商品名称为西洋参）与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中成药*药品”）;刘博逊要求同仁堂药店承担侵权责任的产品为上述售价688元的美国西洋参片，并主张之所以购买售价388元的美国西洋参片系作为比对样本。诉争美国西洋参片的产品标签的标注内容包括，品名为西洋参，规格为“3#参片”，产地为美国，注意为“不宜与藜芦同用”，贮藏为“置阴凉干燥处、密闭、防蛀”，执行标准为“《中国药典》2015年版一部”，生产企业为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福州）有限公司，产品批号为20190902，生产日期为2019年9月3日，有效期至2021年9月2日；对比西洋参片的产品标签的标注内容包括，品名为“西洋参”，规格为“4#参片”，产地为美国，注意为“不宜与藜芦同用”，贮藏为“置阴凉干燥处，密闭，防蛀”，执行标准为“《中国药典》2015年版”，药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为闽20160043，功能和主治为“补气养阴，清热生津。用于气虚阴亏，虚热烦倦，咳喘痰血，内热消渴，口燥咽干”，用法与用量为“3～6克，另煎兑服”，生产企业为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福州）有限公司，产品批号为20191102，生产日期为2019年11月4日，有效期至2021年11月3日。上述生产企业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福州）有限公司取得了《药品生产许可证》，取得了3份《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GMP证书》（载明：“经审查，符合中国人民共和国《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特发此证”），认证范围为“中药饮片（净制、切制）第一车间”“中药饮片（切制、炒制、蒸制、煮制、燀制、蜜炙、酒炙、盐炙、醋炙）第二车间”“直接口服中药饮片（蜂蜜）第三车间”；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亦有上述企业的药品生产企业信息及GMP认证信息。诉争美国西洋参片的生产日期位于上述生产企业的药品生产许可期间及GMP认证有效期间。《中国药典2015年版》载明西洋参饮片的炮制为“去芦，润透，切薄片，干燥或用时捣碎。本品呈长圆形或类圆形薄片。外表皮浅黄褐色。切面淡黄白至黄白色，形成层环棕黄色，皮部有黄棕色点状树脂道，近形成层环处较多而明显，本部略呈放射状纹理。气微而特异，味微苦、甘”，鉴别、检查、含量测定同药材，功能与主治为“补气养阴，清热生津。用于气虚阴亏，虚热烦倦，咳喘痰血，内热消渴，口燥咽干”，用法与用量为“3～6g，另煎兑服”，注意为“不宜与藜芦同用”，贮藏为“置阴凉干燥处，密闭，防蛀”；同仁堂药店据此主张诉争西洋参片的执行标准同《中国药典2015版》一致，系按照药典炮制，是毫无疑问的中药饮片。2018年3月23日，针对案外人宇文义所反映北京同仁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南磨房药店销售的西洋参标签中未标注功能主治、用法、用量的举报，北京市朝阳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作出（京朝）食药监药举答复[2018]350028号《北京市朝阳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北京同仁堂连锁药店有限公司南磨房药店销售的“总统牌美国西洋参”不符合国家相关规定举报的处理结果答复》，答复称：“……经核实，你所举报的产品名称为‘总统牌美国西洋参’，生产厂家：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福州）有限公司，产品标签中有品名、规格、产地、生产企业、产品批号、生产日期、执行标准。‘总统牌美国西洋参’属中药饮片，根据《关于发布〈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年修订）〉中药饮品等3个附录的公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告（2014年第32号）），其中中药饮片第三十三条：‘中药饮片应选用能保证其贮存和运输期间质量的包装材料或容器。包装必须印有或者贴有标签，注明品名、规格、产地、生产企业、产品批号、生产日期、执行标准，实施批准文号管理的中药饮片还必须注明药品批文文号。’的规定，‘总统牌美国西洋参’标签中未标注功能主治、用法、用量，产品标签符合《关于发布〈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修订）〉中药饮品等3个附录的公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告（2014年第32号））的相关要求。根据以上调查情况，北京同仁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南磨房销售标签不符合规定的‘总统牌美国西洋参’的违法行为不成立，依据《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行政处罚规定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我局决定予以撤案。”2020年，刘博逊将北京同仁堂参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同仁堂参茸公司）以买卖合同纠纷的案由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要求参茸公司退还购物款1376元，并给付10倍赔偿价款13760元，并主张：“2020年5月6日，刘博逊在同仁堂参茸公司购买了两瓶总统牌美国西洋参片，该产品属性不明……因涉案产品标签标注存在问题，故为维护合法权益，提起本案诉讼”；该院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经审理，于2020年8月21日作出（2020）京0101民初995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刘博逊与同仁堂参茸公司之间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刘博逊主张同仁堂参茸公司向其出售的涉案产品标签存在违法情形，主张同仁堂参茸公司向其退还货款并进行十倍价款赔偿，对此本院认为，涉案产品购买发票上明确标注涉案产品为中药饮片，且同款产品已经北京市朝阳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定为属中药饮片，且不存在标签不符合规定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中药饮片的标签必须注明品名、规格、产地、生产企业、产品批号、生产日期，实施批准文号管理的中药饮片还必须注明药品批准文号。’涉案产品标签上对于上述事项均予以标注，符合法律规定。因此，刘博逊关于涉案产品标签违法从而要求同仁堂参茸公司退货并赔偿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刘博逊的诉讼请求；该判决为终审判决；刘博逊不服判决，提起再审申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30日作出（2020）京02民申46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刘博逊的再审申请。本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生效法律文书的既判力应当受到尊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刘博逊购买诉争西洋参片系在2020年5月7日，并在2020年提起本案诉讼，故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定。对于刘博逊的各项诉讼请求，本院分别分析之。第一，对于刘博逊要求法院确认涉诉商品属性之请求，旨在确认某项事实（定性、归类），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故本院对该项请求不作为诉讼请求审查之；但是，为审理需要，确需明确诉争西洋参片的商品属性；诉争西洋参片（即3#参片）的生产日期为2019年9月2日，故应适用在2015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其第一百条规定：“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是：药品，是指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用法和用量的物质，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放射性药品、血清、疫苗、血液制品和诊断药品等。辅料，是指生产药品和调配处方时所用的赋形剂和附加剂。药品生产企业，是指生产药品的专营企业或者兼营企业。药品经营企业，是指经营药品的专营企业或者兼营企业。”同时根据生效案件的认定意见、同仁堂药店的答辩意见、食品药品主管部门的答复意见，本院认定诉争西洋参片应系药品，系药品中的中药饮片。第二，对于刘博逊要求依法公断涉诉产品是否存在警示缺陷，属于刘博逊的举证范畴，即刘博逊对要求同仁堂药店承担侵权责任之请求基础在于举证证明诉争西洋参片存在警示缺陷，故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畴，本院对该项请求不作为诉讼请求审查之；但是，对于诉争西洋参片是否存在警示缺陷，本院将其作为刘博逊的请求权依据审查之；在2015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药品包装必须按照规定印有或者贴有标签并附有说明书。标签或者说明书上必须注明药品的通用名称、成份、规格、生产企业、批准文号、产品批号、生产日期、有效期、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用法、用量、禁忌、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外用药品和非处方药的标签，必须印有规定的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2019年修订，实施日期2019年3月2日）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药品包装、标签、说明书必须依照《ERLINK"http://129.0.1.101/law?fn=chl184s053.txt&term=54"l"54"t"_blank"第五十四条和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规定印制。”但上述行政法规第四十四条规定：“生产中药饮片，应当选用与药品性质相适应的包装材料和容器；包装不符合规定的中药饮片，不得销售。中药饮片包装必须印有或者贴有标签。中药饮片的标签必须注明品名、规格、产地、生产企业、产品批号、生产日期，实施批准文号管理的中药饮片还必须注明药品批准文号。”据此，对于药品中的中药饮片的标签内容，行政法规已作出明确规定，并非必须标注功能主治，而对于行政法规所规定的标签应注明事项，诉争西洋参片均已注明，符合法律规定。据此，本院认定诉争商品不存在警示缺陷，即不存在标签瑕疵。正如同仁堂药店所指出，中药饮片在管理上本就比一般药品宽松许多，例如，百合、冬瓜子、薄荷叶、野菊花属于常见饮片，对其标签管理显然不能等同于其他药品。第三，基于前述认定，刘博逊主张同仁堂药店承担侵权责任的依据不能成立，故对其要求同仁堂药店公开书面致歉及退还购物款688元，并赔偿因本次诉讼产生的相关合理支出1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刘博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刘博逊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王 振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印 鹏书 记 员  陈鹏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