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323民初4218号原告：江苏奥立比亚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泗阳县经济开发区未来路西侧。法定代表人：潘润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邢海芳，女，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强风，江苏八面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南通宜兰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姜镇三圩埭村一组。法定代表人：季学兰，该公司总经理。被告：朱健，男，1990年12月18日出生，住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以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炳达，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天圣，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江苏奥立比亚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立比亚公司）与被告南通宜兰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兰公司）、朱健买卖合同、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奥立比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邢海芳、许强风，被告宜兰公司、朱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炳达、徐天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奥立比亚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宜兰公司支付奥立比亚公司货款2516893.98元及逾期付款滞纳金（以2516893.98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25日起至付清款之日止，按月息2%计算）；2.宜兰公司协助奥立比亚公司交付坯布，并支付坯布款1628928元及滞纳金。3.朱健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4.宜兰公司、朱健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诉讼过程中，奥立比亚公司撤回第二项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奥立比亚公司与宜兰公司存在业务往来，奥立比亚公司向宜兰公司供应布匹。双方合同约定，若宜兰公司逾期付款，则每天按照逾期金额的千分之一支付逾期付款滞纳金。现宜兰公司存在拖欠货款行为。朱健与奥立比亚公司签订了二份担保合同，其愿意为双方所发生的债权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三年。宜兰公司辩称，宜兰公司与奥立比亚公司于2019年6月21日、8月1日签订了二份购销合同，其中2019年6月21日的合同总价款为5150000元，宜兰公司已支付货款6812765元货款，该合同已履行完毕。2019年8月1日的合同也已支付大部分货款。宜兰公司与奥立比亚公司于2019年7月4日签订二份购销合同，订单号均为N21971-3，均是采购凉席布200000米，单价分别为10.5元/米、10.3元/米，交货期限分别为2019年8月10日、2019年7月15日。因上述二份订单号相同，一个编号只代表一个合同，不可能代表两份合同。上述购销合同第十条约定了相应的生效条件，但该合同仅加盖印章，无代表人签字，也未支付定金，故合同虽成立，但并未生效。上述二份订单号均为N21971-3的购销合同后均演变为2019年8月1日的购销合同。从双方订立合同规则和交易习惯来看，每份合同均有唯一订单号加以区别，但上述二份购销合同除合同单价和交期不同，其它合同内容一致，违反了双方订立合同的规则和交易习惯，可见该二份合同并非为正常交易中实际履行的文本。奥立比亚公司与宜兰公司于2019年8月1日重新签订订单号为N21971-3改的合同，采购凉席布20万米，对合同单价和交期进行又一次调整，从双方签订订单号N21971-3到N21971-3改，以及采购凉席布的数量可看出，双方于2019年8月1日签订的订单号为N21971-3改的合同已取代了2019年7月4日的二份合同。2019年7月4日的二份合同是双方协商修改的过程性文本，不是双方实际订立并履行的文本，2019年8月1日的购销合同才是双方实际履行的。奥立比亚公司主张的货款应以宜兰公司收货为准。另外，购销合同第四条约定了货款结算方式，信用额度为2000000元，即货款未超过该额度时宜兰公司可以不付款，该额度以内的款项不应计算滞纳金。现宜兰公司尚欠货款不足2000000元，奥立比亚公司主张逾期付款的滞纳金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朱健辩称，一、朱健并未签署订单号为N21971-2主合同对应的担保合同；二、朱健认可其与奥立比亚公司签署的另一份货款约1545000元左右的担保合同。宜兰公司已支付该部分货款212765元，故朱健应仅在1331565.7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月23日，南通巨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凰公司）由徐立海投资设立，后于2019年4月3日投资人变更为朱健。宜兰公司（甲方）与奥立比亚公司（乙方）签订落款日期为2019年6月21日的《购销合同》[订单号为：N21971-1（N21929-4）]，双方主要约定：甲方向乙方购买品种为215*255的凉席布，数量为500000米，单价为10.3元/米，总金额为5150000元。交货期限为7月15日前。乙方交货总数量与甲方订单总数量允许±5%的差异，双方按实际数量结算。货款结算方式为预付1000000元定金，每周二付上周发货货款，信用额度2000000元。甲方无正当理由逾期付款的，每天按逾期金额的千分之一支付逾期货款滞纳金。运费由乙方承担，送货至南通的一个地址。本合同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有效印章（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并收到定金后生效。朱健（甲方）与奥立比亚公司（乙方）签订《担保合同》，双方主要约定：为保障乙方与宜兰公司所签订的《买卖合同》（仅限于订单号为N21971-1的凉席布合同）项下的债权向乙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限至宜兰公司所欠货款到期后三年，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及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乙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其他所有债务人应付的费用。宜兰公司（甲方）与奥立比亚公司（乙方）签订落款日期为2019年6月23日的《购销合同》[订单号为：N21971-2（N21929-3）]，双方主要约定：甲方向乙方购买品种为215*255的凉席布，数量为182149米，单价为10.5元/米，总金额为1912564.50元。该合同同时备注“N21929-3出货转宜兰”这一内容，另该合同约定的其他内容与2019年6月21日的《购销合同》一致。奥立比亚公司持有《担保合同》一份，该合同主要载明：甲方即保证人为朱健，乙方即债权人为奥立比亚公司。为保障乙方与宜兰公司所签订的《买卖合同》（仅限于订单号为N21971-2的凉席布合同）项下的债权向乙方提供保证担保。该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方式、范围、期限与上述第一份《保证合同》一致，该保证合同中的甲方处“朱健”二字由朱健前妻倪某代签。2019年7月4日，宜兰公司（甲方）与奥立比亚公司（乙方）签订《购销合同》二份（订单号均为：N21971-3），其中一份主要约定：甲方向乙方购买品种为215*255的凉席布，数量为200000米，单价为10.5元/米，总金额为2100000元，交货期限为8月10日。另一份主要约定：甲方向乙方购买品种为215*255的凉席布，数量为200000米，单价为10.3元/米，总金额为2060000元，交货期限至7月15日。该二份合同约定的其他内容与2019年6月21日的《购销合同》一致。2019年8月1日，宜兰公司（甲方）与奥立比亚公司（乙方）签订《购销合同》（订单号为：N21971-3改），双方主要约定：甲方向乙方购买品种为215*255的凉席布，其中数量为14739米的单价为10.3元/米，金额为151812元；数量为185261米的单价为9.9元/米，金额为1834084元，交货期限至9月15日。以上金额共计1985896元。该合同约定的其他内容与2019年6月21日的《购销合同》一致。奥立比亚公司持有《担保合同》一份，该合同主要载明：甲方即保证人为朱健，乙方即债权人为奥立比亚公司。为保障乙方与宜兰公司的债权（预计8月1日至8月10日期间乙方向宜兰公司发货形成约1545000元左右的欠款，按照实际发货金额为准）提供担保，发货后十天内结清货款，无正当理由逾期付款的，每天按逾期金额的千分之一向乙方支付货款滞纳金。该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方式、范围、期限与上述第一份《保证合同》一致，该保证合同中的甲方处“朱健”二字由朱健前妻倪某代签。该合同同时也由朱健于2019年8月2日通过微信方式发送给倪某。2019年8月26日，邢海芳在与倪某的微信聊天中向倪某发送“宜兰发货回款明细（1）.xlsx”文件，并称：“遥，我今天跟刘总申请了同意我走开票流程，对账单我发你一下确认一下之前的欠款988115.28万（此处应系笔误，万应为元），加上8月3日我们发货的金额为1544330.7元，总欠款就是253.2万元，目前已付款未开票70多万，现在只能给您申请先开这么多，如果需要多开，只能再安排付款了，您看没问题我就安排了”。倪某回复称：“好的，我明天尽量早点看下，然后回复你”。8月27日，邢海芳在与倪某的微信聊天中称：“哎，后面也没有发货了。明细欠款253.2万元您的跟我的能对上吗，没问题我就提报申请结单了”。倪某回复称：“数字是对的，那有问题的货还没有结算好”。邢海芳回复称：“没关系，当前欠款的253.2万元确认先结单，后面有质量问题的您把数据再报我，我让品质部确认审批后可以给您另外扣掉的”。2020年6月11日，朱健对公安机关述称：其之前与前妻倪某一起在南通市家纺城金三路经营巨凰布业门店，2019年9月初，其和倪某离婚。其于2018年底开始和奥立比亚公司合作的，最早是通过巨凰公司与奥立比亚公司合作。大概是2019年5月份左右，因为其资金不足，故找到宜兰公司合作从奥立比亚公司进货。收到奥立比亚公司最后一批货大约是2019年8月3、4号左右，大概是1500000元左右，货是倪某接收的，但具体是谁签单的不清楚，可能是倪某签，也可能是工人代签，具体签什么内容其不清楚。2020年6月11日，倪某对公安机关述称：朱健是其前夫，双方于2019年9月份离婚。其和朱健是从2019年2月份开始与奥立比亚公司有业务往来，业务是朱健去谈的。因为奥立比亚公司需要开票，后即注册了巨凰公司，并以巨凰公司名义与奥立比亚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朱健介绍了奥立比亚公司的一个叫阿芳的业务员和其对接的。每次谈好采购之后，双方会签订购销合同，有时候是朱健直接到奥立比亚公司签合同，有时候是其和阿芳对接的。如果是其和阿芳对接的，阿芳会将盖好奥立比亚公司印章的合同通过微信发送给其，其在收到合同后再打印出来并盖上巨凰公司印章，然后再通过微信发送给阿芳。奥立比亚公司货送到后，如果其有时间，其就去仓库接货，如果没有时间，其就会安排巨凰的店员或者是送货员去收货。收到货的时候，奥立比亚公司的送货司机会要求签回单，一般其会签“巨凰收”或者是“倪某收”，巨凰公司与奥立比亚公司一直合作到2019年6月份。到了2019年6月份，朱健跟其讲奥立比亚公司的生意要换成宜兰公司来做了，但具体原因其也不清楚。换成宜兰公司之后，巨凰公司和奥立比亚公司的帐已经结清了，以后就是宜兰公司跟奥立比亚公司结算了。换成宜兰公司与奥立比亚公司合作之后，其参与的事情就比较少了，其就是按照朱健的安排跟阿芳对接签订购销合同、担保合同，以及收货、发货的事情。宜兰公司与奥立比亚公司之间第一次购销合同是2019年6月21日签订的，那天宜兰公司的老板也在，因为签订合同需要使用宜兰公司的印章。到后来再签订合同的时候，其都是直接联系宜兰公司老板将公司印章直接送给其。有时阿芳签订购销合同的时候，阿芳会直接联系其，其就会通过微信直接将购销合同发给其，其就会直接盖好章发给阿芳。签过购销合同之后，奥立比亚公司还会要求朱健签订担保合同，但购销合同和担保合同不一定是同一天签订的。签订担保合同时其正常会联系朱健本人过来签，如朱健不在，其会代签，代签之后也都会告诉朱健一声，朱健知道其代签也都不说什么。宜兰公司与奥立比亚公司合作之后，所有的货物跟之前一样还是运送到南通市通州区梦仕嘉院内卸货，联系的还是其本人手机号码，其还是和之前一样有时候自己去接货，有时候安排店员或者是送货工接货，谁去接货谁签单。如果是其本人接货正常就是签自己名字或者是签“巨凰收”，收到的货也是跟之前一样全部卖给南通海门的兰花情公司。兰花情公司的款项到了之后，其会将所有的款项打到宜兰公司名下账户。更换公司之后，主要就是结账方式改变了，原来是其和奥立比亚公司结账，现在是宜兰公司与奥立比亚公司结账。另外，购销合同甲方换成宜兰公司，但合同还是其与奥立比亚公司对接的，至于收货也还是其本人，收到的还是卖给兰花情公司，这都没有变，只不过其收到兰花情公司的货款后要打给宜兰公司。其只与奥立比亚公司的业务员邢海芳有联系，其正常都叫她阿芳，每次签订合同、担保、沟通货物问题、发货、催货、催款等都是阿芳和其联系的，双方交流主要是通过电话和微信。2020年6月12日，朱健对公安机关述称：这份约154.5万元的担保合同是其前妻倪某签的，其对倪某代签的合同是认可的。该担保合同上的货物已经收到了，是在2019年8月初收到的。其与宜兰公司之间是合作关系，双方共同出资向奥立比亚公司采购布料。其是与宜兰公司的陆某对接的，陆某的母亲是宜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20年6月12日，陆伟对本院述称：其是宜兰公司销售经理，公司法定代表人系其母亲。朱健找到宜兰公司要求合作，双方约定以宜兰公司名义向奥立比亚公司采购面料，但所有业务全部由朱健操办，所有的收货和货品处理也都是由朱健负责，宜兰公司不参与。每次朱健需要签订合同，宜兰公司都会审核合同内容，审核之后宜兰公司公章才会给朱健使用。有时是朱健使用公司公章，有时是他老婆使用。宜兰公司于2019年6月21日至8月1日期间共计支付奥立比亚公司货款6812765元。对于本案中邢海芳与朱健、倪某的其他微信聊天内容，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直接阐述，不在上述审理查明部分予以表述。本院认为，奥立比亚公司与宜兰公司签订的三份落款日期分别为2019年6月21日、6月23日、8月1日的购销合同，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关于案涉货款如何确定的问题。朱健、倪某以巨凰公司名义与宜兰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时，合同主要是由倪某经手签订，在朱健与宜兰公司合作与奥立比亚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时，上述三份购销合同及相应的担保合同，也均系由倪某经手签订，且倪某负责与奥立比亚公司发生业务期间所有的收货、发货事宜，可以说明无论是巨凰公司还是奥立比亚公司均是认可其可以代表公司从事上述行为，而其在从事上述行为时也理应知道收货的数量及单价。因此，当邢海芳向倪某发送了双方之间的“宜兰发货回款明细”，并主张所欠货款分为二笔，即2019年8月3日之前的988115.28元，以及之后的1544330.70元，共计2532445.98元，并取整表述为253.2万元时，倪某后经过核对，该核对应包括对数量、单价，以及已付款的核对，其确认“数字是对的”，也即认可尚欠奥立比亚公司以上货款，该数额可以作为认定尚欠款项的依据。奥立比亚公司主张，货款总额由以下几部分组成：一、2019年6月21日，向宜兰公司发送其之前与巨凰公司的尾货8378米，金额为87969元；二、2019年6月21日购销合同项下发货数量为525362米，金额为5411228.60元；三、2019年6月23日购销合同项下数量为182510米，金额为1916355元，其中的302米、59米是巨凰公司的尾货后发给宜兰公司的；四、2019年8月1日购销合同项下发货191309米，金额为1899854.70元；五、2019年6月22日、7月5日、7月12日、7月26日，部分货物六折出售给宜兰公司，数量为4613米，金额共计29338.68元；6.应朱健要求货车走高速，支付高速费465元。以上共计9345210.98元，扣除宜兰公司已支付的6812765元，尚欠2532446元。但是，对于奥立比亚主张的上述款项，是否均应由宜兰公司承担，本院进一步分析如下：第一，对于奥立比亚公司主张的第一部分尾货87969元，其自认系其与巨凰公司合同项下的尾货款，则在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倪某系代表宜兰公司代为收取该尾货，且奥立比亚公司与宜兰公司对此也未达成由宜兰公司承担该款的一致协议情况下，该部分款项不应由宜兰公司承担。第二，2019年6月21日购销合同双方约定的发货数量为50000元，单价为10.3元/米，货款共计5150000元。现奥立比亚公司主张实际发货数量为525362米，超出了双方约定的数量，且超出部分也未在合同约定的±5%之内，但是倪某代表宜兰公司接收了多交部分，故宜兰公司仍应按照约定的价格支付价款。第三，关于2019年6月23日的购销合同，是否为宜兰公司自愿承担巨凰公司之前应付而未付奥立比亚公司的款项，从而与奥立比亚公司签订该购销合同。首先，2019年7月15日，邢海芳在与倪某的微信聊天中称：“那是前面的去不了，要跟前面巨凰的合同统一，这个是交了货的，调账的”，同时其向倪某发送文件名为“N21971-2(巨凰转)南通宜兰家用-副本（1）”的文件，并称“这个还没给我，我说的这个”时，倪某即向邢海芳发送落款日期为2019年6月23日的购销合同，该合同上加盖了宜兰公司的印章。该事实可以认定倪某认可巨凰公司之前欠到宜兰公司货款1912564.50元。其次，该合同与其他购销合同不同之处在于未约定交货期限，且该合同备注“N21929-3出货转宜兰”。以上也可以说明该批货物系之前的订单号为“N21929-3”的合同项下的货物，且已经交付，否则应约定具体的交货期限，同时该货物转归宜兰公司。宜兰公司在该合同上加盖公司印章，说明其是知道该批货物并非是其现拟采购的货物，而是其自愿承担该合同项下货款即1912564.50元，也即奥立比亚公司所称的进行调账处理。但是，对于奥立比亚公司主张另有302米、59米是巨凰公司的尾货后发给宜兰公司，该笔尾货对应的货款应由宜兰公司承担，该主张也不能成立，理由与第一点相一致。第四，关于2019年7月4日的二份购销合同与2019年8月1日的购销合同之间关系的问题，以及该三份合同项下已交付货物的价款问题。2019年7月4日的二份购销合同，其中一份单价为10.5元/米，另一份为10.3元/米。奥立比亚公司主张对于单价为10.50元/米的合同尚未履行，单价为10.3元/米的合同变更为2019年8月1日的购销合同。宜兰公司主张上述2019年7月4日的二份购销合同均变更为2019年8月1日的购销合同。就本案而言，既然奥立比亚公司主张单价为10.50元/米的合同并未履行，即并未主张该合同项下的相关款项，则无论上述合同如何变更，关键在于如何确定变更后的2019年8月1日的合同项下已履行的部分。2019年8月1日，朱健在与邢海芳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称：“第一点，从原先的双方让1元/米变成1.5元/米”“第二点，四海库存米数一次全部发完，货到后款10天内结清。”倪某回复称：“第一点确认的是我们只能承担0.4元/米第二点申请先发货的需要把前面的款先结清”。2019年8月2日，倪某在与朱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称：“原来已经发走系统结算掉的部分也就是20万米已经发掉的部分是10.3的前天开始发的算9.9”“你记得7月10日和7月18日通知发货的就是这个20万米订单里面的”。同日，朱健即向倪某发送落款日期为2019年8月1日的购销合同。结合上述合同的内容，即对于合同的价款分为二部分，其中一部分数量为14739米，单价为10.3元/米，金额为151812元，另一部分数量为185261米，单价为9.90元/米，金额为1834084元，说明对于单价为10.3元/米的部分，即为邢海芳在微信中所称的“原来已经发走系统结算掉的部分也就是20万米已经发掉的部分是10.3的”，也即该合同中单价仍为10.3元/米的部分，已经发货14739米，否则宜兰公司也不会在该合同上盖章予以确认。同时，上述14739米发货，与奥立比亚公司制作的“宜兰发货回款明细”，即2019年7月10日的5103米，7月18日的4615米、5021米，数额上是一致的，与邢海芳微信聊天记录中所称的“你记得7月10日和7月18日通知发货的就是这个20万米订单里面的”也是相互印证的，故可以认定上述14739米货物已交付，该批货物按照10.30元/米计算即为151811.70元，与2019年8月1日购销合同中约定的14739米部分的凉席布，单价为10.30元/米，总金额为151812元（取整，四舍五入）也是一致的。对于单价调整为9.9元/米的部分发货的具体数量，结合邢海芳称“前天开始发的算9.9”，说明在2019年7月31日奥立比亚公司已发出部分货，且上述“宜兰发货回款明细”表上也载明于该日发生三批数量分别为10624米、4527米、5426米的货物，按9.9元/米计算即为203712.30元。对于2019年8月3日的发货价款为1544330.70元，与倪某确认的数额是一致的，与朱健认可的数额也是基本一致的，故也应予以认定。以上货款总额即为奥立比亚公司主张2019年8月1日合同项下的货款总额1899854.70元。第五，关于是否存在部分货物六折出售给宜兰公司的问题。奥立比亚公司与宜兰公司之间并未就该部分货物出售问题订立相关合同，宜兰公司也否认收取到该部分货物，故宜兰公司不应承担该部分费用。第六，关于高速费465元。2019年8月1日，朱健在与邢海芳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称：“明天一早走高速”，以上可以说明朱健代表宜兰公司要求奥立比亚公司尽快发货，系针对送货的特定要求。案件审理过程中，奥立比亚公司已放弃主张该部分费用，故本院对此也不再予以分析由谁承担。基于上述分析，奥立比亚公司享有的债权数额与倪某确认的数额是一致的，但其中存在不应由宜兰公司应承担的部分，本院最终确认宜兰公司应承担如下货款：即2019年6月21日、6月23日、8月1日合同项下货款5411228.60元、1912564.50元、1899854.70元，共计9223647.80元。宜兰公司已支付奥立比亚公司货款6812765元，则尚余货款2410882.80元。奥立比亚公司自认应扣除损耗款13039.80元、退货款2512.20元，则宜兰公司还应支付奥立比亚公司货款2395330.80元。关于奥立比亚公司主张的滞纳金如何计算的问题。双方之间的购销合同均约定每周二付上周发货货款，无正当理由逾期付款的，每天按逾期金额的千分之一支付逾期货款滞纳金，该滞纳金也即为违约金。案涉三份购销合同项下最后一次发货时间为2019年8月3日，即便朱健在最后一份担保合同中承诺发货后十天内结清货款，也均已超过付款时间。因此，现奥立比亚公司主张自2019年9月25日起计算滞纳金，且对滞纳金的计算标准自愿调整为按照月息2%也即月利率2%计算，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准许，该滞纳金应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宜兰公司主张购销合同中约定了2000000元信用额度，对于该信用额度内的款项存在账期，账期内无需承担违约责任。对此，本院认为，双方约定每周二付上周发货货款，信用额度2000000元，应当理解为在账期内发货货款数额不能超过2000000元，如果超过应当将超过部分付清，否则奥立比亚公司将停止发货。如果宜兰公司的理解能够成立，则双方应另行约定2000000元限额内货款应于何时支付，而双方并未作出相关约定，说明该限额内的款项仍应受“每周二付上周发货货款”这一约定的约束。关于朱健是否应对2019年6月3日合同项下货款承担保证责任，以及对案涉货款承担保证责任范围如何确定的问题。本案涉及的是2019年6月21日、6月23日、8月1日三份合同项下的货款所对应的三份保证合同，对于第一、三份担保合同朱健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第二份担保合同，虽然合同上“朱健”二字并非其本人所签，但该二字系其前妻倪某所签，签字时其二人尚未离婚，且倪某也表示其代签之后会告诉朱健，朱健知道其代签也都不说什么，说明朱健对于倪某代签这一事实是认可的。而且，第三份担保合同也是由倪某代签，并由朱健本人通过微信方式发送给邢海芳，也可以说明朱健认可倪某代签的事实。而实际上，自朱健与宜兰公司合作与奥立比亚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时，奥立比亚公司对于其与宜兰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后，也均会要求朱健签订相应的担保合同，而朱健对此也应当是明知的。因此，对于第二份担保合同也应当认定系朱健本人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宜兰公司在支付货款时，未与奥立比亚公司约定系支付哪一笔款项，其于2019年6月21日至8月1日期间支付货款6812765元时，2019年8月1日的购销合同项下货款履行期限尚未届满，故上述6812765元已付款应视为优先抵充2019年6月21日、6月23日合同项下款项，该二份合同项下应付款项总额为7323793.10元，抵充后尚余款511028.10元。因奥立比亚公司自认应扣除损耗款13039.80元、退货款2512.20元，且该二部分扣款系与上述二份合同有关，故上述511028.10元在扣除该二笔款项后尚余495476.10元。对于2019年8月1日的购销合同，依据担保合同的约定，朱健仅对2019年8月1日至8月10日期间形成的约1545000元左右的货款承担保证责任，具体数额按照实际发货金额为准，而该期间所产生的货款数额为1544330.70元。因此，对于上述二笔货款即495476.10元、1544330.70元，共计2039806.80元，依照保证合同的约定，朱健应当对该款及相应的滞纳金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南通宜兰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江苏奥立比亚纺织有限公司货款2395330.80元及滞纳金（以2395330.80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2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二、朱健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南通宜兰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给付义务中的2039806.80元及滞纳金（以2039806.80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2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驳回江苏奥立比亚纺织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176元，减半收取计15588元，由江苏奥立比亚纺织有限公司负担588元，南通宜兰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15000元，朱健对其中13278元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江苏奥立比亚纺织有限公司预交案件受理费22104元，退还其651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前康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朱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