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2002民初6237号 原某：刘某1，女，1968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河瑶，四川卓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少均，男，汉族，1977年12月5日出生，住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 被告：吴家国，男，汉族，1954年7月21日出生，住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 二被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恒昌，资阳市雁江区松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二被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四川高新志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刘建林，男，汉族，1962年9月29日出生，住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 原某刘某1与被告张少均、吴家国、第三人刘建林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20年12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1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某刘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河瑶与被告张少均、吴家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恒昌、王辉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刘建林经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某刘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立即停止对位于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房屋的强制执行，并解除对该房屋的查封；2.判令上述该房屋属于原某所有；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某与第三人刘建林是兄妹，母亲是雷孝清（2012年病亡），父亲是刘平安（1990年病亡）。雷孝清、刘建林、刘孝珍、刘某1的户口一直在一起，4口人很早就在宝台镇××组承包了土地。雷孝清、刘建林、刘孝珍、刘某14人共有一套位于资阳市雁江区的老房屋（1978年修建），因2008年汶川地震以及年久失修等原因，该房屋需要改扩建，刘建林于2008年以户口本上4人（雷孝清、刘建林、刘孝珍、刘某1）的名义申请建房，最终审批通过办理了农村宅基地使用证并登记在刘建林一人名下（资阳集用2009第010807072号），随后，刘建林、陈某夫妻、刘孝珍、刘某1便合伙集资建房，最终建成了一套145平方米左右的新房。后因房屋拆迁，2013年刘建林代表刘孝珍、刘某1与资阳市凯利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凯利公司）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约定凯利公司拆迁刘建林名下位于资阳市雁江区房屋，补偿给刘建林三套房屋即：位于资阳市雁江区房屋，刘建林另外向凯利公司支付了31284.02元的房屋补差款。刘建林、陈某夫妻与刘孝珍、刘某1在2017年3月18日达成《房屋分配协议》即：20栋2单元16层01Ｄ2房屋归刘建林所有、20栋2单元12层04Ｄ2房屋归刘孝珍所有、19栋1单元18层03Ｄ1房屋归刘某1所有。2019年安置房修建完毕，凯利公司通知刘建林、刘孝珍、刘某1交房结算，当时刘建林不在，刘建林的妻子陈某、刘孝珍、刘某1分别出资结清自己所得屋应交纳的补房款。即陈某交纳了11390元、刘孝珍交纳了11640元、刘某1交纳了15630元。各自分别与水务公司、电力公司签订了水、电合同。综上，原某认为，刘建林本人如果欠款属实，法院依法应当只能查封、处置刘建林的个人房产，但拆迁补偿的三套房屋不是刘建林一人所有，其中的两套赔偿房是刘孝珍、刘某1的。法院在强制执行处理刘建林的财产时不得将案涉属于刘孝珍、刘某1的房产予以查封、拍卖。故为维护原某的合法权益，特起诉，请求支持原某的如上请求。 被告张少均、吴家国辩称，第三人刘建林向二被告借款时用拆迁安置补偿的房屋作抵押，《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选房单原件是刘建林拿给二被告执存，《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选房单载明的内容均显示安置补偿的房屋为刘建林个人所有非原某及刘建林共同所有，被告与刘建林的借贷纠纷经法院判决生效后，早已进入在强制执行程序当中，案涉房屋在还没有修建完成时就被法院查封，交纳水、电安装费用并不能说明原某实际占用房屋或者就属于原某所有，原某方自述第一次建房是1978年，刘孝珍、刘某1当时分别只有15岁、10岁，不具备建房能力，排除了原某是房产共有人的陈述，2008年因地震破损再次改建时，刘孝珍、刘某1分别已经是40岁、45岁，且都已经结婚离开在外居住、生活了20余年，如果是共有房屋为啥2013年拆迁时刘孝珍、刘某1没有在《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上签字，土地使用权与房屋所有权不能画等号，农村修建房屋时申请了土地使用权，但不能代表就拥有房屋所有权，因结婚、当兵等原因迁户异地，自然丧失土地使用权，案涉被查封房屋是刘建林基于《房屋拆迁补偿协议》获得安置房，与宅基地面积无关。原某没有证据证明共同出资修建了被拆迁的房屋，应当请求驳回原某的诉请。 第三人刘建林未出庭陈述，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到庭的当事人双方依法提供了证据，本院组织到庭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与质证。第三人刘建林未到庭，系自动放弃举证、质证权利，本院对当事人所举证据作如下认证：1.原某提供的原某的身份证复印件、刘建林的户口本复印件、刘建林的结婚证登记存根复印件，该组证据形式、来源合法，能够证明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及婚姻状况，予以确认；2.原、被告双方提供的（2018）川2002民初4485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原某提供的（2020）川2002执异119号执行裁定书复印件及被告提供的（2018）川2002民初4485号民事判决复印件，此组证据形式、来源合法，且与本案审理的事实有关，应予以确认；3.原某提供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复印件、《朝阳花园3.4期安置房返迁结算清单》复印件、《资阳市村民购房转移土地申报表》复印件、《地籍调查法人代表身份证明书》复印件、《地籍调查表》复印件、《土地登记审批表》复印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经营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及被告方《选房单》复印件，到庭的双方当事人对此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从《地籍调查法人代表身份证明书》复印件、《地籍调查表》复印件、《土地登记审批表》复印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经营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载明的内容可以看出：案涉被拆迁的房屋是刘建林2008年11月个人申请改建的老、破房屋，来源于兄弟分家所得的老房即刘建林145平方米、刘建国144.07平方米。刘建林系取得合法审批手续取得了建房资格，并获得了145平方米的宅基地使用权，从而分析出：原某的父母在儿女长大成人分家之时，将2008年之前修建的老房屋分给了二个儿子即本案第三人刘建林与刘建林的哥哥刘建国，含原某在内的其他所有女儿并未分得原老房屋房产份额。2008年刘建林申请改建所分得房产获批后，建成了被拆迁的房屋；4.原某提供的《情况说明》（盖有资阳市雁江区宝台镇白沙村村务监督印章）复印件，本院认为，由于《情况说明》中的内容为原某方自己所写，其原件与复印件经当庭核对又不一致，亦不清楚署名“情况属实”中的“刘秀英”的身份，故此证据不予确认；5.原某提供的《房屋分配协议》复印件、《安置房补款明细》复印件、《收据》复印件、《城市供水合同》复印件、水电费票据、证人刘某2（原某的姐姐）、陈某（刘建林的妻子）的出庭证言，被告提供的《合伙建房协议书》复印件、收条复印件，本院认为，原某方申请的两位证人与原某有直接利害关系，且证人陈某在庭审中所作的证言与原某以往向法院提交的有“陈某”签名的书面证据明显不一致的地方，比如：庭审中询问是否清楚其丈夫刘建林与原某合伙改建房屋事宜，其当庭回答全程未参与，改建后也从未去居住过，不清楚修了多少间房屋，原某却在提出执行异议过程中，向法院提交了有陈某签名的收了原某合伙建房的具体款项的收条及合伙建房协议，该证据却不在本案提供，陈某的丈夫即是本案的三人刘建林，也是执行案件中的被执行人。证人刘某2是原某及刘建林的亲姐姐，故对证人陈某证实的合伙建被拆迁房屋的出庭证言不予采信。由于原某自认了《分房协议》实际并不是刘建林所签，故对《分房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水务安装合同只能证明原某与水务公司签订了水务安装合同及交纳了水、电交费，对其举证目的不予确认。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由于被告自己陈述来源于原某提出执行异议向法院提供的，而原某在本案中并未提供，故此证据不予认可。至于原某是否存在提供假证的行为，不是本案所要解决处理的问题，不发表任何意见。其余原某提供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申请书》复印件，从其载明的内容只能看出，当时承包土地经营权的人是刘建林、原某等，不能证明被拆迁房屋是含原某在内的共有。此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认可其举证目的。 通过双方庭审陈述及对证据的分析认定，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张少均、吴家国与第三人刘建林民间借贷合同纠纷案件，于2018年8月10日立案受理，该案在审理过程中，二被告向本院申请财产了保全，本院于2018年8月14日作出（2018）川2002民初448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第三人刘建林位于资阳市雁江区房屋。并于2018年11月26日作出（2018）川2002民初4485号民事判决：第三人刘建林偿还被告张少均、吴家国借款本金400000元及利息。该判决生效后，被告张少均、吴家国于2019年3月13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2019年8月9日终结执行后，于2020年5月28日恢复执行，在恢复执行过程中，原某以案外人身份于2020年10月提出执行异议，认为上述被查封、执行的三套安置赔偿房系第三人刘建林与刘孝珍、刘某1兄妹共同所有，并已经进行了分配，请求法院解除原某分得的位于资阳市雁江区房屋的查封，并停止对该房屋的执行。2020年12月1日，本院作出（2020）川2002执异118号执行裁定，驳回原某的异议请求。原某于2020年12月10日诉来本院，请求支持原某诉状载明的诉讼请求。 另查明，原某的父母生育了五个子女即原某刘某1、刘孝珍以及原某的姐姐刘某2及原某的大哥刘建国、二哥即第三人刘建林。刘建国、刘建林兄弟分家后，刘孝珍、刘某1、刘建林及其母亲雷孝清在同一户籍中，刘建林为户主。2008年11月17日，刘建林以兄弟分家所得房屋已经破损无法居住为由向有关职能部门申请改建房屋，后获批准在原宅基地建145平方米房屋。2009年3月在相关职能部门进行的地籍调查表中显示刘建林个人分得145平方米原地基，取得的地籍号为010807072，刘建国分得剩余144.07平方米原地基。2013年3月27日，刘建林与资阳市凯利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征收了地籍号登记在刘建林名下位于资阳市雁江区的房屋。刘建林则选择了该公司开发修建的位于资阳市雁江区房屋作为房屋被拆迁的补偿，并需支付相应价差。该安置小区建成后，2019年8月7日，资阳市凯利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向刘建林发出《朝阳花园3.4期安置房返迁结算单》，载明刘建林补差款金额为38644.60元，赔偿的安置房屋目前尚未办理权属登记。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应归纳为原某对案涉执行标的即房屋拆迁赔偿安置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本院认为，执行标的即案涉赔偿安置房屋系刘建林与开发商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而得。刘孝珍、刘某1、刘建林、雷孝清的户籍虽然在一个户口簿即资阳市雁江区当中，但根据原某在起诉状及庭审中陈述，原老房屋是1978年修建的，此时刘孝珍、刘某1却尚未成年，原老房屋应是刘孝珍、刘某1的父母因生活所需而创建的，从《资阳市村民购房转移土地申报表》、《地籍调查表》、《土地登记审批表》显示的内容可以看出，原某的父母在刘建林申请改建原老房屋之前通过分家方式将原老房屋分给了两个儿子刘建国与刘建林，却并未分给含刘孝珍、刘某1在内的女儿。2008年11月，刘建林申请改建原房屋。相关职能部门审核批准了刘建林的建房申请，并将该宅基地的使用权登记在了刘建林个人名下，而此房屋即被拆迁房屋改建之时，刘孝珍、刘某1却早已结婚成家在外居住、生活了10多年，直到改建房屋被拆迁之时亦未来居住、生活过。且刘孝珍、刘某1在被告申请执行刘建林的执行案件过程中，以案外人身份提出执行异议之时向法院提供了与刘建林合伙改建原老房屋及支付了合伙改建房屋房款的《合伙建房协议》及付款收条，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却不提供上述证据，明显不符合保护自己权益的正常操作。申请出庭证实系合伙建房的两位证人其中一位自称是刘孝珍、刘某1的亲姐姐、另外一位是刘建林的妻子，说明两位证人与原某均有直接利害关系，且证人与原某所述的刘建林下落不明多年，无法与之取得联系说法与客观事实不符。综上，原某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既不能证明原老房屋为原某与第三人刘建林共同所有，也不能证明第三人刘建林在改建原老房屋时合伙参与修建了被拆迁房屋，故原某对执行标的即案涉赔偿安置房屋不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某刘某1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原某刘某1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英 人民陪审员  刘亚辉 人民陪审员  于晓红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毛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