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民终40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邵同焕，女，1965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海锋（邵同焕之子），住襄阳市襄州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国合，男，1955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上诉人邵同焕因与被上诉人杨国合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20)鄂0607民初22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邵同焕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双方当事人互换耕地，只换种三年，被上诉人强行领取上诉人的补偿款，属不当得利，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1.诉争的0.35亩耕地的《土地经营权证》一直在上诉人手里，该地并未过户给被上诉人，上诉人一直在缴纳提留款，该地的粮食直补一直是由上诉人在领取，直至2014年该地建房后，直补才被取消，证明只是临时换种；2.另一家（杨定杰）也同时和上诉人换了地，杨定杰按约定退地。王营村有许多换地种的村民，互换的耕地被征用后各类补偿款都给了有土地经营权的原户主，唯独被上诉人不讲诚信，想贪得建房补偿款，原审法院不应该支持被上诉人的行为；3.上诉人丈夫杨大志同意放弃16000元补偿款的行为只能代表其本人，该地经营权和地亩数是按家庭成员人数而分，上诉人家中4口人的各自处分权应受法律保护，杨大志只能当他个人的家，上诉人和两个孩子应得到应有的补偿款；4.上诉人所承包的责任地作为建房用地的那部分被征用后，上诉人所承包的地亩数由原来的13.8亩减为现在的12亩，其中的1.8亩被建房征用的亩数，是从上诉人的地亩中扣走的，不是扣的被上诉人的地，现在上诉人的地被扒掉了，又没得到补偿款，明显不公。杨国合辩称，服从原判。邵同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国合返还土地补偿款16000元；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杨国合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邵同焕与杨国合均系襄州区张家集镇王营村××组村民。1994年双方所在的王营村××组根据需要对本村的承包地调整后，邵同焕的丈夫杨大志以没有稻场不便农业生产为由找到杨国合，要求用其家庭承包的靠近路边的一块约0.35亩的耕地与杨国合家庭承包的一块称作“六亩田”的耕地进行交换，作为稻场使用。杨大志在与杨国合口头协商一致后，两家对所承包耕地的经营权进行了互换，截止2014年4月，诉争的0.35亩耕地一直由杨国合管理经营。2014年，邵同焕及同组的其他几户村民申请建房，王营村××组根据建房户的申请，向襄州区张家集镇城建办、土管所等相关部门进行了宅基地规划申报，相关部门审批并施划了宅基地的位置界线。按照新规划的宅基地位置边界，除占用本组村民杨定海0.4亩、杨定志0.7亩的耕地外，还将占用邵同焕家耕地0.72亩及本案诉争的邵同焕家互换给杨国合家的0.35亩耕地。按照规划申请建房的村民一户两间宅基地，每户需交纳20000元占地补偿款，同时建房户还应按照每亩1000元的标准另向被占用土地的村民交纳青苗损失费。村组收到该款后，根据占用土地面积的多少将收取的款项平均分配给被占用土地的村民作为耕地占用补偿费用。参照该分配方案，邵同焕家0.72亩耕地应得占地补偿款33148元。另，此批申请建房户中杨定海将宅基地使用指标转让给邵同焕家使用，扣减杨定海应得占地补偿款18410元，杨定海建房还应补齐差额1590元，该差额款与邵同焕家应交占地补偿款20000元相加，邵同焕家占用四间宅基地需交纳占地补偿款21590元，此款与邵同焕家0.72亩耕地应得占地补偿款33148元相互冲减后，邵同焕家实际应得占地补偿款为11558元。诉争的0.35亩耕地的占地补偿款为16114元，青苗损失费350元，合计16464元。因双方两家为诉争的0.35亩耕地占地补偿款分配问题引发争议，导致此批宅基地规划方案无法推进实施。后经村组干部调解，邵同焕丈夫杨大志同意诉争的0.35亩耕地占地补偿款由杨国合领取，杨国合付邵同焕家400元换地款。2014年4月23日，邵同焕丈夫杨大志、杨国合在王营村××组组长张传昌处分别签名、捺印领取了各自的耕地补偿款，其中邵同焕丈夫杨大志领取耕地补偿款11900元（11558元﹢400元＝11958元，零头忽略不计）；杨国合领取了本案诉争的0.35亩耕地的补偿款16000元（16464元-400元＝16064元，零头忽略不计）。占地补偿款分配完后，杨国合在诉争的0.35亩耕地上耕种的小麦被收割，邵同焕家及村里需要建房的其他几户村民按照规划方案在襄州区张家集镇相关部门施划的宅基地位置界线内建造了房屋。2018年杨大志因犯罪被羁押服刑后，邵同焕以耕地补偿款的分配未经其同意为由信访未果，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另查明，双方用于互换的耕地在2017年前一直没有确权，双方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对双方所承包地块确权时间为2017年8月左右，土地确权时因互换的“六亩田”地块小、诉争的0.35亩土地已经规划为宅基地等原因，双方所承包地块均不包含互换耕地地块。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第四十条规定:“承包方之间为方便耕种或者各自需要,可以对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互换”。双方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互换耕地的所有权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双方为方便耕种管理,口头约定互换耕地,并已实际履行多年,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又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应认定合法有效。另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邵同焕诉请判令杨国合返还土地补偿款16000元，其主张所依据的事实为双方口头约定互换耕地的期限为3年，到期后其要求与杨国合换回耕地遭到拒绝。但审理中邵同焕既未提交双方存在上述约定的相关证据，亦未举证证明其向杨国合主张过换回耕地的要求。故对邵同焕陈述双方互换耕地为三年、其到期后主张要求换回耕地的事实，不予采信。庭审中查明邵同焕丈夫杨大志与杨国合早在2014年经村组干部调解，对双方因村民建房所占用双方耕地的占地补偿款已达成一致意见，邵同焕丈夫杨大志、杨国合各自在时任组长张传昌处分别签名、捺印领取了各自应得的耕地补偿款。故诉争的0.35亩耕地的补偿款并非杨国合强行领取，邵同焕主张杨国合强行将换地补偿款领走无证据证明，理由不能成立。邵同焕及村里其他几户建房户所建房屋能够建造的基础系双方对诉争的0.35亩耕地的占地补偿款作出处分，邵同焕丈夫杨大志在时任组长张传昌处分别签名、捺印领取0.72亩耕地的占地补偿款出于自愿，其在村组干部调解下对诉争的0.35亩耕地的占地补偿款由杨国合领取未提出异议，系对诉争的0.35亩耕地的占地补偿款归杨国合所得的认可，邵同焕家房屋建造好后数年内亦未对此提出异议。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十七条“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方之间自愿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互换，双方对互换土地原享有的承包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也相应互换……”的规定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及互换耕地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杨国合领取诉争的0.35亩耕地的占地补偿款并无不当。故邵同焕主张杨国合返还诉争的0.35亩耕地的占地补偿款1600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邵同焕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元，由邵同焕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原审判决认定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农户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利，由承包方代表与发包方负责人签订承包合同，以及对外行使各项权利。承包方之间为方便耕种或者各自需要,可以对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互换。邵同焕之夫杨大志代表该农户与以杨国合为代表的农户之间就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达成一致，杨大志家庭将案涉0.35亩土地交给杨国合家庭耕种，后者将“六亩田”交给杨大志家庭使用，双方承包经营权互换合同即已履行完毕。邵同焕主张，双方只是换地耕种，期限为三年。该主张与案涉0.35亩土地的实际耕种情况不符，且与证人证言及2014年领取占地补偿款的相关证据不符，本院不予支持。邵同焕上诉提出，其丈夫杨大志同意放弃16000元补偿款的行为只能代表其本人。因杨大志对外是以其家庭代表的身份进行经营权互换及领取占地补偿款，上述行为有效，对其家庭具有约束力，对邵同焕的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邵同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上诉人邵同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焦静平审判员  黄 鹂审判员  何小玲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严琦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