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内04民终485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秦皇岛瑞升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定河1号。法定代表人：杨会东，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如枫，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迎龙，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赤峰富邦铜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林西县林西镇金鼎工业园区内。法定代表人：刘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光武，辽宁宁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葛长胜，广东鹏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秦皇岛瑞升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升公司）因与上诉人赤峰富邦铜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富邦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林西县人民法院（2019）内0424民初44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瑞升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林西县人民法院（2019）内0424民初4447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对买卖合同不含税价款这一重要基础事实作出认定。瑞升公司与富邦公司签订的《铜精矿采购合同》第三条约定，货物成交总价是建立在增值税税率为17%的基础上的成交总价。本买卖合同中成交总价的组成元素为商品销售价格，以及基于法定税率计算出的增值税。而增值税适用税率是法定元素，不存在买卖双方可以自由约定的空间，因此实际上买卖双方真正约定的是商品销售价格。双方合同第三条约定于2019年4月23日（点价日）对2018年12月26日至2019年1月6日期间发货的铜精矿进行点价时，上海期货交易所当天公布的结算价格同样属于商品的成交总价。2019年4月23日法定的适用税率是13%，可以据此得出“价”的实际金额，依据双方《点价确认书》《“日出”轮出港与进厂数据统计》以及一审对销售价格的认定，双方认可的根据点价日上海期货交易所公布的阶段价格确定的争议货物成交总价（铜）为113,702,752.83元，价实际金额为100,621，905.16元，税为12,080,847.67元。同理，双方争议货物（银）的成交总价为1,128,468.13元，价实际金额为998,644.36元，税为129,823.77元。上述铜、银价共计101,620,549.52元，“税”共计13,210,671.44元，而“税”的部分将可能随着法定税率的变化而变化。二、一审法院对增值税款、含税价款相关的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第19页第一段，一审法院用瑞升公司已开具发票的含税金额之和直接乘以3%，该公式所计算出的数字不能表达任何法律意义或合同含义，既不符合增值税原理，亦没有任何法律法规或合同约定作为依据。在双方履行本买卖合同期间，增值税税率发生过两次变化：即2018年5月1日之前为17%，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为16%，自2019年4月1日起为13%。确定适用税率需先确定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纳税义务发生时间落入上述哪个区间，适用税率就根据法律规定而自动确定。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九条、《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本合同第三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本买卖合同是典型的销售方先发货、购买方后付款的赊销合同，且适用分期收款方式，从而应适用上述关于赊销的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规定，即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而收款点包括两个，第一个时点是合同第七条第1项约定的“货到十五个工作日内”，在该时点购买方应支付80%货款，第二个时点是销售方进行点价操作最终确定商品成交总价后，该时点购买方应支付剩余的货款。根据买卖合同的付款约定及购买方的付款情况，瑞升公司所销售争议货物的适用税率具体为：1.2019年1月6日前到货的争议货物，购买方应在到货后的15日内支付80%货款，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为2019年4月1日前，因此适用税率16%；2.购买方于2019年4月1日前支付的超过80%货款的部分，其收讫销售款项的时间也为2019年4月1日前，适用税率16%；3.购买方于2019年4月1日后支付的超过80%货款的部分，其收讫销售款项的时间为2019年4月1日后，适用税率变更为13%；4.对于销售方点价并最终确定交易价格后购买方应支付的剩余货款，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为2019年4月1日之后，适用税率13%。基于以上适用税率和已确定的不含税商品销售价格，购买方应支付的争议货物的成交总价为117,525,707.87元。三、一审法院对购买方还应支付的货款金额及税率下降的结果认定错误。由于双方在履行本买卖合同过程中的增值税适用税率发生了变化，因而应保持价的部分不变基础上，按照适用税率计算出税，进而得出成交总价。因此富邦公司还需支付货款3,338,880.96元。富邦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和瑞升公司均错误理解和认定本案属于合同法解释规定的情势变更。1.本案不具备“继续履行合同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这一条件，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增值税的税率经过两次调整变化，由17%降至16%时瑞升公司按调整后的税率开具了增值税发票，说明其认可税率的变化不构成情势变更。2.一审违反了情势变更原则适用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审核，必要时提请最高人民法院审核的规定。3.《增值税暂行条例》《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对纳税时间和税率调整后的义务承担均有明确的规定。适用调整前后的税率，关键在于纳税义务发生的实际时间，进而适用该时间的税率。本案双方收付款、收发货时间点均在税率调整为13%之前，因此应当适用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当时的税率16%，瑞升公司主张适用13%的税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类案检索、同案同判的相关规定，生效判决认定增值税由16%调整为13%不构成情势变更，不足以导致买卖合同赖以成立的基础丧失和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二、瑞升公司在本案的纳税义务产生时，国家规定适用的税率为16%，瑞升公司用诉讼方式追求利益，实质是逃税，其诉讼主张不仅没有法律依据而且系违反法律规定的逃税行为。瑞升公司对纳税义务产生时间的错误认识，是本诉发生的原因，依法应驳回其诉请。1.富邦公司收货、付款以及瑞升公司的纳税义务时间均在税率调整之前，应当适用当时的16%的税率开具增值税发票。2.瑞升公司的诉状认为应当按点价日的税率进行结算并支付货款是错误的。首先，点价日之前已经按17%、16%税率结算完毕的货款，符合《增值税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适用纳税义务时点税率是正确的。其次，瑞升公司主动按17%、16%的税率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说明瑞升公司明确地知道应当适用纳税义务时点的税率。补充：1.双方合同有效，双方应依法履行合同义务，合同的价格是含税价，当时的税率是17%，这时期的额度是本方当事人计入经营成本的内容，若因为减少对本方是一种利益损害，双方的合同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违反行政法规，就应当依约执行，这样才能真正的起到依法保护当事人合法利益的作用。2.瑞升公司不提纳税义务的具体时间及相应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本案事实是所有的货物都于2019年1月7日前交付，15日内获得索取销售凭证，依照《增值税暂行条例》第19条规定，这个时间就是瑞升公司纳税义务产生的时间，这个时间的税率调整到16%，此时富邦公司有两项权利，一、有权要求瑞升公司按16%的税率提供收款凭证，二、瑞升公司有义务将另外1%税金返回富邦公司。3.瑞升公司在新的上诉状没有提及一审法院的情势变更，二审应阐述清诉讼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还要说明一审法院审判错误之处，现本方针对瑞升公司的上诉意见归纳我方的答辩意见：1.双方必须依约履行义务；2.瑞升公司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是2019年1月，此刻应适用16%税率；3.一审法院依公平原则裁判、借用公平原则都不符合本案事实，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瑞升公司在一审诉讼请求为给付货款3435497.72元及利息，在提交的第一份上诉状中明确要求支持一审诉讼请求，本次提交上诉状也明确要求支持一审诉讼请求，而在刚才法庭询问中，将一审诉讼请求中的货款变更为3338880.96元及利息，在二审程序中变更一审诉讼请求，违反法律规定，请法庭向其释明并驳回其诉讼请求。富邦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林西县人民法院（2019）内0424民初4447号民事判决；2.请求二审法院直接驳回瑞升公司的诉讼请求或裁定发回重审；3.一、二审诉讼费等所有费用由瑞升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瑞升公司诉请的内容、纳税基准日等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一）瑞升公司一审诉请给付货款、依据按变化后的税率结算，实质诉请的是返还已开具发票的税率差额，该项内容属于行政法律制约调整，法院应直接驳回其诉请。富邦公司已经实际支付含税价款1.14亿，超出双方合同约定的付款标准，瑞升公司诉请的341万元货款，且明确主张适用13%的税率而拥有如此高的请求额，显然其诉请不是货款而是税款。瑞升公司实际所诉请的是已经向国家税务机关缴纳的税款，这种主张应依据行政法律关系向税务机关提出，提起民事诉讼明显错误。（二）瑞升公司向富邦公司出售货物，其纳税基准日产生于收款日或索取销售款项凭据日，瑞升公司交货的最后时间发生在2019年1月7日之前，按合同约定应当以17%的增值税率开具发票，按国家调整后的税率可按16%税率开具发票。只有依约开具发票，才能保障上诉人依法充抵进项税成本，若按13%开具发票，富邦公司将有341.1万元不能依法抵扣进项税。一审法院忽略了四个重要事实：1.瑞升公司于2019年1月7日之前交付货物，1月底之前取得了本合同项下的全部索取销售款项凭据，这是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也是适用16%税率的证据；2.富邦公司于2019年3月31日前支付了114,186,826.91元，占合同总额99.44%，超出合同约定的80%；3.2019年4月1日国家将此交易税率调整为13%，但在此之前富邦公司已经依约履行支付义务；4.瑞升公司将9,520,000.00元货款适用13%税率开发票，明显违反税法规定。瑞升公司应依据约定或依据获得销售款凭据之日的税率开具发票。（三）瑞升公司纳税义务时间点的税率为16%，已经按纳税时点开具增值税发票，又依据税率调整要求返还多付款，明显错误。双方合同依法签订、合法有效，约定税率应受法律保护。依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九条、《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事项的公告》规定，及合同第七条约定，瑞升公司的纳税义务产生于交货日或磅单取得日，即在2019年1月底之前，是瑞升公司的法定缴税日，“当月或次月销售方给购买方开具付款金额相等额度的增值税发票”是约定开票日。瑞升公司应按纳税基准日的税率开具发票，按照索取销售凭证当日当时的税率开具出增值税发票。二、一审法院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和公平原则裁判案件，明显适用法律错误。（一）双方履行合同过程不存在情势变更，不能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双方合同对税率的约定是明确的，合同中明确约定了税率，即意味着双方同意83%是纯货款、17%是税款，因国家调整而产生税率的变化，并非不可预见。一审认为税率变化不可预见，明显适用法律错误。（二）双方履行合同过程中的收货、付款、开票过程，是已经按照法定的纳税义务基准日，完成依法纳税并按16%税率开具增值税发票。瑞升公司纳税基准日之后，国家再调整税率至13%，并不惠及此前纳税义务人之前的纳税义务。瑞升公司试图改变自己依照法定时间和法定税率的纳税义务，没有法律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事项的公告》明确规定，纳税人在增值税税率调整前未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需要补开增值税发票的，应当按照原使用税率补开。用新调整变更13%税率，去改变纳税义务人在纳税基准日应当适用的税率，违反了上述国家税务总局的公告要求，明显不公。最高院明确规定，在法律法规规章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能直接适用公平原则裁判案件。瑞升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对不含税价款认定不清，对增值税税款、含税价款认定错误；富邦公司认为瑞升公司诉请的货款实质是“税率差额”的主张不成立。一审法院对不含税价款事实未作认定，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同时对增值税款、含税价款认定错误。（一）一审法院对不含税价款未作出认定，富邦公司错误理解不含税销售价格。瑞升公司根据合同第三条规定于2019年4月23日（点价日）对2018年12月26日至2019年1月6日期间发货的货物进行点价时，上海期货交易所当天公布的结算价格同样属于商品成交总价。（二）富邦公司对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适用税率的理解是错误的。确定适用税率的前提是确定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富邦公司援引《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九条，认为是收讫销售款项或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是正确的，但是其理解及适用法律依据错误，应依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本合同第三条、第五条、第六条及第七条约定，纳税义务时间为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当天。（三）一审法院对增值税税款、含税价款认定错误，富邦公司关于瑞升公司诉请货款的实质理解和相关主张完全错误。瑞升公司诉请款项实质就是富邦公司欠付的争议货物成交总价的剩余部分。瑞升公司已按照16%税率开具的发票以及向税务局申报缴纳的相应税款完全符合税法的规定，不存在需要向国家税务机关或富邦公司请求返还税款的情况。二、一审法院对“降税红利”的事实认定错误，富邦公司认为部分适用13%税率对其不公亦明显错误。在瑞升公司的诉请下，购买方的采购货物总价发生了下降，但销售方并不会因为税率下降获得任何利益，因而该诉请对富邦公司并无任何不公。瑞升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判令富邦公司给付货款3435497.72元及利息；二、由富邦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2月26日，双方签订了编号为FB-2018-CGQHDRS-010的铜精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第一条、买卖标的。1、产品名称：铜精矿”“第二条、产品的价格和数量、标的额。数量：约40000矿吨，以实际进厂为准。标的额：以实际货物金额为准。”“第三条、产品价以及点价的规则。1、铜精矿中含铜、金、银为计价元素。铜、金、银点价时间同步，价格执行销售方点价的原则。2、点价期为：销售方自到货次日（到货日以购买方磅单日期为准）起120天（自然日）内的任意一个工作日进行点价。需要点价时，销售方在点价当日09：30前将点价数量铜、金、银含量书面或电话通知购买方，购买方在点价次日填写好价格后回传确认书，以确定最终的结算价格。如果销售方在点价期内未进行点价或不完全点价，则双方以点价期最后一个交易日结算价进行结算。3、点价日如果恰逢对应需要点价的该上海期货交易所沪铜合约开盘封于跌停板或跌停板时间连续超过30分钟，则点价无效；点价有效期顺延一个工作日。4、自上海期货交易所沪铜交割日前三个交易日（含交割日）开始，点价合约转变为现货月次月的交易合约（例2018年1月13日开始，点价合约转变为沪铜1802合约）。5、销售方所供货物在进行点价前，需估算金属量进行点价，正负误差允许范围不得超出10%，如超出范围，若因市场价格波动产生损失，则超出销售方先期估算这部分产生的损失由销售方负责承担，并从结算货款中扣除。”“第七条、结算方式。1、货到十五个工作日内，检验结果出来购买方支付销售方货款80%。2、结算干量保留三位小数（四舍五入），金属量保留四位小数（四舍五入），结算金额保留两位小数（四舍五入）。3、付款当月或次月销售方给购买方开具付款金额相等额度的符合国家规定的增值税发票（税率17%）。由于销售方开具的发票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给购买方造成的损失全部由销售方承担。4、销售方必须在收到结算单后的一个月内开具发票。”前期双方均如约履行上述合同，因国家增值税率下调，双方在2018年12月26日至2019年1月6日期间，瑞升公司向富邦公司提供铜精矿10955.121吨，双方结算时因适用税率产生争议，其中铜含量为2547.1451吨。双方于2019年4月23日签订的编号为FB-2018-CG-QHDRS-0423号点价确认书，双方确认该点价日上海期货交易所铜日盘均价为49150.00元/吨。同时确认银含量为405.8070千克，银单价为3476.00元/千克。在履行上述铜精矿买卖合同期间，于2018年5月1日起，铜银增值税率由17%下调至为16%，于2019年4月1日起，铜银增值税率由16%下调至为13%。富邦公司向瑞升公司付货款为含铜价款113216216.12元，含银价款970610.79元，总计114186826.91元。瑞升公司前后三次开具了总货款含铜货款112530000.04元的增值税发票，其中2019年2月按16%税率开具了83010000.00元的增值税发票，另外开具货款含银914171.26元的增值税发票；2019年3月按16%的税率开具了20000000.04元增值税发票；2019年9月原告按13%税率开具9520000.00元增值税发票，上述款合计为114831220.96元。双方均认可铜含税总价款113702752.83元，银含税总价款为1128468.13元。①对114831220.96元按3%的比例额为3444936.63元。②114831220.96元-114186826.91元余额为644394.05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合同中约定的结算方式，其过程较为复杂、周期长，双方在交易过程均存在利益风险，不确定因素导致合同结算中产生分歧，现因国家为确保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让企业明显在下调增值税率的政策中受益，是所有消费者均可享受到部分减税红利。本案双方签订合同时税率为17%，合同成立以后，增值税率下调这一客观情况的发生，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本案应该依据公平原则，结合本案实际，在履行合同初期增值税率先调整为16%，后再次调整为13%。增值税率的下调是国家通过降低实体经济税费负担，有助于实体经济充分释放经营活力，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本案双方对因国家政策调整而产生的降税红利在合同中约定不明，根据国家减费降税政策，应双方共享。故，双方对争议的不含税铜银价格中的差额，双方均摊，该款项即3444936.63元÷2为1722468.32元；另含税的铜银总价款为114831220.96元，双方收付货款为114186826.91元，差额为644394.05元。富邦公司应给付瑞升公司铜精矿货款1722468.32元+644394.05元为2366862.37元。关于双方争议的有关退税、冲抵等问题，是行政权调整的内容，双方当事人可以依据相关法律进行处理，不属于民法调整范围，本案不做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赤峰富邦铜业有限责任公司给付秦皇岛瑞升商贸有限公司铜精矿货款2366862.37元，此款限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二、驳回秦皇岛瑞升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中，增值税的税率并非案涉买卖合同法律行为的基础性事实，且增值税税率由17%调整至16%，又调整至13%，不足以导致案涉买卖合同赖以成立的基础丧失，亦不足以导致当事人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增值税税率调整属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应该预见到的，故一审法院适用公平原则不当。双方当事人现对合同有效期内的交易货物的总量、所有货物的交付截止日期、2019年4月1日前给付的货款数额、瑞升公司已开具的发票数额以及2019年4月23日点价确认书依2019年4月23日上海期货交易所的上交铜日盘均价、上海华银3号价格确定的铜银含税价格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关键问题是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如何确定。因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确定当期增值税适用税率，双方确定的含税价款，减掉当期按适用税率计算出的增值税款，为发票开具的货物价款。富邦公司上诉主张瑞升公司的纳税义务产生于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当天，即交货日或磅单取得日，即在2019年1月底之前。瑞升公司上诉主张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一）发生应税销售行为，为收讫销售款项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先开具发票的，为开具发票的当天。《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规定，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收讫销售款项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按销售结算方式的不同，具体为：（三）采取赊销和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为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无书面合同的或者书面合同没有约定收款日期的，为货物发出的当天。另依据双方合同第三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的约定，因双方属于采取赊销和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故纳税义务时间应为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而双方合同约定的货物价款直到2019年4月23日双方均签字确认的点价单才确认，2019年4月1日起，法定增值税税率由16%调整至13%。依双方合同约定，购买方应在到货后的15日内支付80%货款，该时间在2019年4月1日前，适用当期税率16%；2019年4月1日前支付的超过80%货款，收讫销售款项的时间在2019年4月1日前，适用当期税率16%；2019年4月1日后支付的超过80%货款，收讫销售款项的时间在2019年4月1日后，适用当期税率13%；双方点价后的剩余货款，付款时间在2019年4月1日之后，适用当期税率13%。虽税率进行了调整，双方因点价确认单确定的货物含税价格并无争议，需要按13%税率将双方确认的含税价格准确计算出不含税价格即货物价款与增值税两部分，双方因点价确认单确定的货物不含税的价格是未发生变化的，双方的最终发票价格应为货物的不含税价格与当期按适用税率计算出的增值税之和。针对富邦公司尚未支付且瑞升公司未交付增值税发票部分货款，瑞升公司有权要求富邦公司支付按照当期适用税率计算出的货款数额。因双方合同约定直到2019年4月23日双方确认的点价确认书中当时点价执行13%的税率，据此可以计算出成交货物的不含税金额，计算公式为：不含税金额=数量×点价÷（1+13%），得出不含税金额为101,620,549.52元。现富邦公司实际支付货款为114,186,826.91元，其中不含税金额依据纳税义务时间对应得税率计算为103,924,171.3元÷（1+16%）与（114,186,826.91-103,924,171.3）÷（1+13%）的和=89589802.84+9081996.12=98671798.96元，故富邦公司还需支付不含税金额为101,620,549.52-98671798.96=2948750.56元，依据13%的税率，支付税额383337.57元，货款合计3332088.13元。综上所述，秦皇岛瑞升商贸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赤峰富邦铜业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内蒙古自治区林西县人民法院（2019）内0424民初4447号民事判决；二、赤峰富邦铜业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秦皇岛瑞升商贸有限公司货款合计3332088.13元；三、驳回秦皇岛瑞升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410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8568.00元，由赤峰富邦铜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麻秋野审  判  员   雷 蕾审  判  员   张淑丽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尹适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