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鲁16民申9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佳,女,1992年8月4日出生,回族,居民，住山东省无棣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胡春英,女,1974年8月1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无棣县。 原审被告（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江,男,1989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无棣县。 再审申请人刘佳与被申请人胡春英、原审被告李江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20)鲁16民终10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刘佳申请再审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请求撤销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16民终1005号民事判决,立案再审;本案一审、二审、再审的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和理由:申请事由一:2018年7月3日被申请人以民间借贷纠纷向无棣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开始以普通程序开庭审理了本案。对于被申请人的民间借贷的诉讼主张,申请人在答辩中不予认可,因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不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但被申请人也没有确凿的充分的证据证实借贷关系的成立。事实上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是委托理财合同关系,申请人为了支持自己的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供了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委托理财合同的复印件,当时开庭时申请人就向主审法官说明，双方签订的这份委托理财合同的原件在被申请人手中,依法规定法院应责令原告提供原件,但是一审法院并没有这样做，被申请人对于在自己手中掌管的不利于自己的证据拒不提供。一审的主审法官对于被申请人的这一拒交行为并没有采取相应的法律措施。鉴于这种情况为了查清本案的事实,申请人申请了中止审理,申请人以与被申请人之间系委托理财合同纠纷向无棣县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在开庭时对于委托理财合同上的签名进了笔迹鉴定,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结论:委托理财合同上的胡春英系本人所写,对于该鉴定意见书被申请人及其她的委托代理人对于鉴定人当庭进了询问及质证。因申请人提交的检材为复印件，潍坊鑫诚司法鉴定所撤销了作出的胡春英签名与样本字迹出自同一人的笔迹鉴定意见书，而后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申请人的诉讼请求。申请人对于一审的判决不服提起了上诉,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开庭后,于2020年6月22日作出了终审判决,撤销无棣县人民法院(2018)鲁1623民初3654号民事判决,解除申请人刘佳与被申请人胡春英之间的委托理财合同;终审判决已经生效。充分证实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存在的是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并非是民间借贷关系。审理本上诉案的主审法官视最有证明力的证据而不顾,利用自己无端的推测,(2020)鲁16民终1005号民事判决书以“书证与刘佳提交的委托理财声明存在矛盾”为由,直接忽视了已作出生效判决的这一新证据,歪曲了案由,认定为债权债务成立,是非常错误的。申请事由二：一审法院依据2018年6月26日的通话录音和公安局的询问笔录认定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申请人有债务承担的意思表示。申请人不服上诉于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但是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本案中并没有从法律角度审理，也没有审查被申请人所提供的证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构成民间借贷关系要件,只是机械的沿袭了一审法院对于事实认定的所谓逻辑,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这是错上加错。该段录音从3个方面都存在缺陷：(1)从时间上看：申请人提交一审法院的从通信公司调取的通话记录可以证实没有这个时长的通话,6月26日当天大于录音时长的通话只有一个时长为30分钟的,并没有被申请人提交的这个14分钟的录音通话记录,且录音为14分钟,不到原通话时长的一半,但从时长上已经客观证明存在严重剪辑。(2)从内容看：内容并不完整,存在断章取义的事实,而且该录音形成的背景对于该案的事实认定也有极大的关联性,录音形成于6月26日,里面提到的凑30万等描述是基于6月24日胡春英和刘佳之间的一次对话的后续:胡春英谎称理财款里有40万是她老公范树江的,无法面对范树江,让刘佳帮忙凑钱应对她的危机，而不是催刘佳还款。6月26日通话目的是被申请人胡春英为了跟进凑钱40万的进展,且被申请人提交的录音的环境音里清楚的听到有人在胡春英一旁暗示对刘佳进行诱导。(3)从结果看,通话录音是在一审法院被认为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具有高度盖然性的证据。经二审法院全面审查各种证据并经(2020)鲁16民终753判决证实,双方系委托理财合同关系,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也说明了录音内容真实性较低,与其他证据关联性较低,证明力较低,不能作为证据来认定事实成立。以上三点在一、二审却一直被忽略不提,一审法院对该案开庭两次,第一次开庭胡春英提交录音证据后,刘佳一方选择了延期举证并于庭后三日内提交了相反的证据,从通信公司调取的通话记录来证明该录音与通话时长不符,从而证明录音不存在,第二次开庭时一审法院没有表明是否采纳刘佳提交的通信公司证据,也没有询问是否对录音进行司法鉴定,就直接将一份有明显缺陷的剪辑录音当证据采信，是非常欠妥当的。该案中双方当事人之间为何进行转账?转账的时候是民间借贷关系还是委托理财合同关系,经(2020)鲁16民终753号判决书已经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双方形成的是委托理财合同关系,该认定与事实相符,是正确的。(2020)鲁16民终753的判决书在本案作为证据来说证明力最高,是认定本案事实的最佳证据。基于双方之间的委托理财声明中约定,刘佳对于胡春英的投资理财不承担任何的责任,在这种的背景下,申诉人刘佳的心理上一直认为无论到什么时候投资都是被申请人胡春英承担风险，这是天经地义的,符合交易习惯。但是被申请人胡春英当自己的投资确实遇到了风险的时候,被申请人胡春英明知双方之间是委托理财关系,却产生了恶念,一直纠缠着申请人刘佳不放,不断找申请人刘佳要钱,在被申请人的要挟下,申请人刘佳无奈之下做出了附条件的虚假承诺。被申请人提供的录音资料中刘佳说“你带着所有的欠条,我接着给你,你下午几点”，该录音刘佳说“所有我给你打的条都带上”，胡说：“我给你打收到条不就行吗”，该录音刘佳说：“你不给我欠条,我为啥给你80万分期呢?”，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有过该对话之后,被申请人胡春英并没有按照录音中的约定拿着欠条去找申请人刘佳兑现,因此附条件未成就,依据法律的规定当然这一虚假承诺不产生法律上的效力，该承诺就更不能作为“刘佳自愿承担债务的真实意思表示”来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试想,如果真的是民间借贷关系真有欠条存在的话,胡春英为何说要给刘佳打收到条，哪有还钱以后不收回欠条销毁或者重新书写欠条的道理?因此当时的对话语境根本不是一方催着另一方还钱,而是刘佳被胡春英要挟说要家破人亡后,为了安慰胡春英,刘佳说的一些带有附加条件的安慰的话。刘佳是出于善意想要安慰一下因投资失败几乎失去理智的胡春英,不能把这种善意断章取义的认定是债务承担而让再审申请人承担该义务,况且从刘佳提供的银行流水中可以看出，胡春英的投资款全部足额转入理财平台,分文未挪作他用。在双方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的前提下,让刘佳承担该投资风险明显对于刘佳是极其不公平的。被申请人胡春英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于次日以合同诈骗的罪名向公安机关报案,由此可以充分看出,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2018年6月27日刘佳是在下午14：40分被刑警队上门带走的,但做笔录的时间为17：12分,在长达三个多小时的等待中,处于危困状态的刘佳难免会产生出种种对自己的不利的猜测,又受对方报案罪名的误导,在派出所的办公室等待期间,办案民警多次暗示“再好好想想”、“答应还人家钱就让你回去”等影响下,刘佳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加之其只有初中文化，难以了解《合同法》、《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规定的具体内容,从而无从判断自己在“委托理财的法律关系”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在当时紧迫的环境下，加之缺乏经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影响,刘佳把联璧金融平台应该承担的返还义务错误的当成了受托人应该承担的义务。公安机关的经侦大队作为调查机关,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在胡春英状告刘佳对其合同诈骗时,虽经侦查发现不存在合同诈骗,但是却没有及时告知报案人也即涉案理财行为的委托方胡春英应该向理财平台追偿,也没有提醒理财行为的受托方刘佳无需承担还款义务。公安机关只是按照快速息事宁人的原则,机械的做了笔录。这也充分证明:第一、申请人刘佳并没有给被申请人胡春英出示过任何形式的欠条。第二、刘佳承诺给钱的前提是胡春英有欠条,事实上刘佳从未给被申请人胡春英出具过任何形式的欠条。二审判决依赖的通话录音和公安陈述,均为申请人刘佳叙述的被申请人胡春英投资理财款结余情况。其中通话录音中,刘佳的意思是:只有胡春英拿的出欠条来,她才能给她80万分期还。公安陈述中,刘佳表明的是“认可理财平台上还欠着胡春英85万理财款”。录音和公安陈述均指的是“理财款尚有85万未能兑付”，却被原审法院认定为“刘佳认可欠胡春英85万”。所以由此认定申请人刘佳对于胡春英的投资理财行为有债务承担的意思表示与事实明显不符。被申请人胡春英起诉的案由是民间借贷偿还借款,(2018)鲁1623民初2624号的判决书、(2020)鲁16民终1005号的判决书判决的依据是以申请人刘佳的意思表示来判决,明显超出了诉讼立案时的诉求范围,程序违法,也充分说明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同时也充分说明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16民终752号判决书判决是正确的。(2020)鲁16民终1005号的判决使得申请人刘佳一方承担更多的义务而没有享受到权利，而被申请人胡春英一方则以较少的代价获得极大的利益。胡春英一方收取本金和收益,刘佳一方承担全部风险的行为,造成了双方经济利益上严重失衡,这种失衡的程度已经超出一般社会公平观念所能忍受的界限,违反了公平合理的原则。另外,申请人刘佳作为非法律从业者,缺乏判断能力,在受托购买理财但平台出现兑付危机时,对自身这一民事行为应该承担何种责任,明显存在法律上的认知障碍。《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以及全国人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对于《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解释中对于“显失公平的合同”予以说明:并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二条：“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因此,即使刘佳真有债务承担的意思表述,原审法院也应该因为这一债务承担的意思表示显失公平而不予支持。银行流水中刘佳给胡春英在2018年6月13日和14日累计转回的20万元款项在判决书中也没有体现，所以一审和二审法院在争议数额等基础事实认定上也存在错误,应予重新审理,作出公正的判决。申请事由三:被申请人是以民间借贷纠纷提起的诉讼，法院也是按民间纠纷的案由立案，审理本案应该依据民间借贷的构成事实的客观要件来找法律依据。最高院为了对于民间借贷审理法律规定的统一认识,制订了《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本案应该适用该解释的第二条的规定来审理本案的事实是否存在，但是一、二审法院视该解释而不顾,而引用《民法总则》的这些条文,是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关系有(2020)鲁16民终752号判决书认定了双方之间形成的是委托理财合同关系。但是二审中依然以申请人作出了债务承担的意思表示为由,作出了维持一审法院判决载明认定的“胡春英与刘佳之间系民间借贷系关系”的案件结果。二审法院只注意了意思表示,但忘记了这一民事行为的效力有效的前提必须是《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意思表示真实”；也忘记了《民法总则》一百五十八条和一百六十条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附条件和附期限生效的规定。鉴于以上,一、二审法院在本案中确实适用法律错误,再审法院应予以纠正。 本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刘佳请求撤销本院(2020)鲁16民终1005号民事判决,立案再审。经审阅本案一、二审诉讼中各方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以及与本案相关联的案件证据,结合涉案当事人陈述,根据已生效的裁判文书,被申请人胡春英向申请人刘佳转款后,申请人刘佳以其名义投资上海联璧理财项目,结合其向被申请人胡春英出具的书证、申请人刘佳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及双方通话录音内容等,应认定其作出了自愿承担该债务的意思表示。即使2018年5月24日委托声明证明的委托关系真实存在,其后申请人刘佳也以自己的行为向被申请人胡春英作出了自愿承担上述债务的意思表示,申请人刘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其行为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故本案一审认定申请人刘佳向被申请人胡春英偿还85万元并无不当。申请人刘佳提出上诉,本案二审依法维持一审判决正确。综上,申请人刘佳的再审请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故再审申请人刘佳申请再审,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刘佳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常维华 审判员  于国俊 审判员  刘 伟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三日 书记员  高龙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