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4民初4602号原告：梁丽芳，女，1954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温翠婷、曾演君，均为广东富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凤玲，女，1945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被告：刘志勇，男，1973年9月8日出生，汉族，广州市花都区，被告：刘笑珍，女，1967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被告：刘志权，男，1969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被告：刘秀云，女，1971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以上五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桂荣、邓会桢，均为广东富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梁丽芳与被告徐凤玲、刘志勇、刘笑珍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诉讼中梁丽芳先后向本院申请追加刘志权、刘秀云作为共同被告，本院审查后予以准许。后因案情复杂，本案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并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李晓琳独任审理。本案于2020年7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丽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演君，被告刘笑珍及其与被告刘志勇、刘笑珍、刘志权、刘秀云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桂荣、邓会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丽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刘兆焜与梁丽芳于1997年5月5日签订的房屋对换《合同》无效；2.徐凤玲、刘志勇、刘笑珍、刘志权、刘秀云向梁丽芳返还其已收取的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秀全西路12号的首层东边商铺69平方米及二楼东套间82平方米的相对应金额的征收补偿款2309855.49元；3.徐凤玲、刘志勇、刘笑珍、刘志权、刘秀云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梁丽芳名下有一宅基地，地址在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新街村四和二队路北，土地使用证号为“府国土证字第03010004号”。1997年5月5日，梁丽芳与刘兆焜签订了《合同》，约定刘兆焜用位于横潭街××楼的四个套间（建筑面积共340平方米，批号940270和940271，批出日期：94.10.7，花府集建90第2205069号和2205070号）和发景楼四楼西南套间403房（建筑面积42平方米，批号930858，批出日期：93.10.25，花府建字90第2203034号）来换取梁丽芳位于铁路××××号的首层东边铺位69平方米及二楼东套间82平方米，另外主楼北边的临设房亦归刘兆焜所有；该《合同》签订后，双方均履行了交付和占有义务。2017年，梁丽芳认为该《合同》无效，遂与刘兆焜(2017年时其已去世，梁丽芳不清楚其具体去世时间）的亲属沟通《合同》无效、相互返还房产和宅基地的相关事宜，但一直未有结果。因广州北站交通综合枢纽项目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需要征收土地，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委托新华街道办事处负责土地征收、拆迁补偿相关事宜，双方诉争的房屋和宅基地均在征收范围内；梁丽芳与刘兆焜的亲属就征收该房屋和宅基地的补偿事宜进行多次协商，在梁丽芳考虑过程中，刘兆焜的亲属在梁丽芳不知情的情况下与新华街道办事处就该宅基地及地上房产的征收补偿事宜达成书面拆迁补偿协议并已收取全部宅基地及地上房产补偿款。梁丽芳认为，梁丽芳是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新街村四和二队路北之宅基地之合法土地使用权人，而刘兆焜是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横潭村村民，其本人和其法定继承人均不是新街村村民，根据《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的规定，《合同》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应属无效合同；徐凤玲、刘志勇、刘笑珍、刘志权、刘秀云未经梁丽芳同意与新华街道办事处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收取补偿款的行为已严重损害梁丽芳利益，应向梁丽芳返还全部已收取的补偿款。徐凤玲、刘志勇、刘笑珍、刘志权、刘秀云辩称，梁丽芳与刘兆焜签订的《合作建楼合同》及《合同》合法有效，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双方合作建房及置换房屋的事实清晰，且双方早在二十多年前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完毕。同时，刘兆焜已获得了经济社及新华镇人民政府批准使用该宅基地，并获得准建证，涉案房屋由刘兆焜及其继承人徐凤玲、刘志勇、刘笑珍、刘志权、刘秀云用于经营直至被征收。涉案宅基地房屋的拆迁补偿款已发放给被拆迁户徐凤玲、刘志勇、刘笑珍、刘志权、刘秀云，该补偿款与梁丽芳没有关系。现由于涉案房屋被征收，梁丽芳以依法应当注销的宅基地证要求确认其效力及主张权益，明显是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其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具体理由：一、梁丽芳与刘兆焜于1993年8月12日签订的《合作建楼合同》及1997年5月5日签订的房屋对换《合同》合法有效，刘兆焜建房已经原花县新华镇四和经济合作社同意，并经原新华镇人民政府发放符合规划准予建设的建设许可证。回顾我国《土地管理法》立法和修改历程，涉案《合作建楼合同》及《合同》均应适用1988年修正的《土地管理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8修正)》第二条：“……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及第三十八条：“农村居民建住宅，应当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使用耕地的，经乡级人民政府审核后，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使用原有的宅基地、村内空闲地和其他土地的，由乡级人民政府批准。……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的规定，当时的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依法是可以转让的，且刘兆焜也依法取得了涉案房屋的准建证，因此，梁丽芳与刘兆焜于1993年8月12日签订的《合作建楼合同》及1997年5月5日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此外，涉案土地及房屋已于2017年被国家征收，并已经拆除。发生征收后，集体土地依法应转化为能流转的国有土地，而梁丽芳现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涉案的《合作建楼合同》及《合同》均是合法有效的。二、梁丽芳与刘兆焜于1997年5月5日签订的房屋对换《合同》已实际履行完毕，刘兆焜依约取得涉案宅基地和房屋的使用权，现梁丽芳主张涉案宅基地房屋的征收补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经过上述的《合作建楼合同》及房屋对换《合同》后，刘兆焜取得了涉案房屋1-7层的全部使用权，且合同双方均已实际履行完毕。1997年2月28日，原花都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花都市新华迎宾招待所的营业执照，涉案房屋由刘兆焜及其继承人作为花都区新华迎宾招待所一直经营至2004年，后作为出租房屋一直经营至涉案房屋被征收即2017年3月。现梁丽芳主张涉案宅基地房屋的征收补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涉案宅基地及房屋已于2017年被征收，刘兆焜的继承人已依法获得该房屋的拆迁补偿款，梁丽芳提起诉讼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征收补偿，本案的案由应当是宅基地使用权房屋征收补偿利益及分配纠纷。根据《广州北站综合交通枢纽开发建设项目农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以及花府办【2016】30号《广州市花都区政府关于印发广州北站综合交通枢纽开发建设项目农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刘兆焜所建设的7层房屋（实际8层），属于北站拆迁征收范围，我方已于2017年3月5日签订了《农村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合同》，依法获得该房屋的拆迁补偿款。新华街办事处对我方发放的拆迁补偿是基于《合作建楼合同》、《合同》及准建证，对宅基地房屋共7层931平方米的补偿。四、梁丽芳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按照民法总则以及民法通则的规定，民事诉讼的时效为20年。梁丽芳与刘兆焜签订的合同是在1997年签订，该合同是房屋的置换合同，梁丽芳在本案中提出诉讼，按照起诉状是在2020年3月，从1997年5月签订合同至梁丽芳主张要求确认该合同无效已经超过20年。梁丽芳的起诉已经失去人民法院保护，也不在法院受理范围内，法院应驳回梁丽芳的起诉。五、本案是梁丽芳提供了宅基地与刘兆焜合作建房的基础关系，其提供的是政府批的一块地，并不是房屋，该地块没有任何建筑物，通过梁丽芳与刘兆焜的合作建房合同可以证实梁丽芳仅提供地块合作建房，房屋建好后对房屋进行分层。1997年签订的合同是对梁丽芳应分成的房屋进行置换，该合同签订之后，合作建房的使用权已经全部属于刘兆焜，与梁丽芳无关。且房屋置换合同双方已经履行完毕，没有任何争议。梁丽芳在本案中主张合同无效没有实际意义，梁丽芳已经获得合同上对应的房屋。六、根据花府办【2016】30号《广州市花都区政府关于印发广州北站综合交通枢纽开发建设项目农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第六、七条，拆迁补偿是针对房屋的补偿，没有针对宅基地进行补偿。宅基地在该拆迁过程中没有任何补偿，包括安置补偿也是针对房屋。在本案中原告对房屋已经置换完毕，没有房屋的任何使用权，梁丽芳主张拆迁补偿款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刘兆焜在涉案土地建成了7层，实际上是8层的房屋，面积达900多平方米，整个房屋建设的出资均为刘兆焜完成，在发放征收补偿的过程中新华街道办已经根据我方提交的证据审查了房屋的实际使用权人以及所有权人进行了补偿，土地使用权证也已被新华街道办事处依法注销，已经没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供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认定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梁丽芳为原新华镇新街村村民。刘兆焜于2013年10月15日死亡，配偶为徐凤玲，二人共同生育子女刘笑珍、刘志权、刘秀云、刘志勇，均非新街村村民。案涉地块位于新华街新街村四和二队路北，原土地使用证号为总字第0****4，填证日期为1987年2月14日，该证记载用地单位（人）为梁丽芳一人，建设项目为住宿，用地面积66平方米，土地所有制性质为集体。1989年12月10日，梁丽芳填写《土地登记申请书》，申请对建筑总面积为67平方米的住宅申请土地登记。1989年12月25日，梁丽芳取得花府集建字89第0****4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该证记载用途为住宅的建筑占地面积为67平方米，地号为戊164。案涉地块西边地块土地使用者为毕串娣，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号为花府集建字89第0****5号，记载用途为住宅的建筑面积为66平方米，地号为戊170。1993年6月12日，刘兆焜的配偶徐凤玲作为建设人取得原花县新华镇编号为930412的准予建设证，该证记载用地面积为133平方米，建筑楼层为七层，总建筑面积为931平方米，附图及附件记载内容为“花府集建字89第0***4号、第0****5号”。1993年6月，由“梁天河、周振强代表毕串娣、梁丽芳”作为甲方与“徐兆潘、邓赞西转让刘兆焜”作为乙方，签订《合作建楼合同》，双方约定“就清花公路边，即北道口、梁天河、梁丽芳宅基上合作兴建房”事宜。合同记载，合作方式为甲方提供宅基地133平方米作为建楼用地，乙方负责提供全部的基建工程投资费用，包括报建费、三通一平费、水电报装及安装费，以及产权证等手续费。楼房为七层柜架结构，楼房产权分配为首层、第二层产权归甲方所有，第三层至第七层归乙方所有；在首层北场后截按西、东场走向约11米揩梯台的长度约2米，再分建上下层，上层高1.8米归乙方所有，下层高2.2米归甲方所有。合同第七条第2款约定，原房产证及报批证明，甲方执原件，乙方执复印件，并由甲方签名承认3-7层的产权归属乙方。第七条第3款约定，办理好报建及办理好公证后即生效。合同对双方之间的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该合同落款处甲方记载为“梁天河、周振强代表毕串娣、梁丽芳签订”，乙方记载为“徐兆潘、邓赞西”，并在签名后书写“现转由刘兆焜一切按本协议执行”，承接人记载为“刘兆焜”。合同落款空白处书写“同意到公证处办理签证。黄侯锦。1993年6月21日”原花县新华镇四和经济合作社在该内容上盖章。落款日期下方手写“转让日期：1993年8月12日”。关于该合同的甲方，徐凤玲、刘志勇、刘笑珍、刘志权、刘秀云主张甲方系毕串娣与梁丽芳，二人分别由梁天河与周振强代表签名，周振强系梁丽芳的丈夫。梁丽芳对该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梁天河与周振强均无权代表毕串娣、梁丽芳签名，周振强未取得梁丽芳授权，其对该合同并不知情，合同也没有经过公证也因为不合法而无法公证，该合同应属无效。徐凤玲、刘志勇、刘笑珍、刘志权、刘秀云提交两份《委托书》及一份《合同》，均未记载日期，其中一份由梁丽芳签名的《委托书》记载：“现委托合建人刘兆焜将与我梁丽芳合建的房屋（花县新华镇政府批出的农房建设规划许可证，编号930412，花府集建字（89）第030534和第030535号）合同内的东套间的首层面积67平方米，二楼面积76平方米，合计人民币28万元正，转让给由刘兆焜安排。（签好合约后，先交款4万元，第六层楼建好后就全部付完款）”另一份由代理人梁天河签名的《委托书》记载：“现委托合建人刘兆焜将与我毕串娣合建的房屋（花县新华镇政府批出的农房建设规划许可证，编号930412，花府集建字（89）第0***4和0****5号）合同内西套间的首层面积67平方米，二楼面积76平方米，合计人民币28万元正，转让给他人。（签好合约后先交50%款，盖好第二层就全部付完款）”《合同》记载刘兆焜以横潭大街3号楼一套建筑面积为86平方米的三房一厅一厨一厕和四楼西套间，换取毕串娣（即梁天河）新街村铁路西的一套82平方米的二楼西套间，刘兆焜另用23万元购买毕串娣（即梁天河）69平方米的首层西面商铺，双方约定对换的房屋在1994年7月份待建筑装修完成水电安装好后属各自使用，产权归各自所有。徐凤玲、刘志勇、刘笑珍、刘志权、刘秀云主张上述两份《委托书》与《合作建楼合同》同时签订。1995年1月20日，原花都市新华镇四和经济合作社出具《证明》，证明新街村四和二队社员梁天河、毕串娣在新华镇××北屋地与刘兆焜合建楼房，毕串娣将其所有的二楼与刘兆焜在横潭村大街3号楼用同等面积对调后，由于双方考虑整栋大楼的管理，毕串娣将其所有的一楼铺位转让给刘兆焜。1997年2月28日，徐凤玲作为经营者向工商部门申请“迎宾招待所”办理个体工商户开业，参加经营家庭成员为刘少珍、刘秀云、刘志权、刘志勇。1997年2月27日，徐凤玲作为负责人开设的原花都市新华迎宾招待所取得营业执照，经营地址为新华镇秀全西路12号。1997年5月5日，刘兆焜与梁丽芳签订《合同》，约定：“现刘兆焜用横潭街××楼的四个套间（建筑面积共340平方米，批号940270和940271，批出日期94.10.7，花府集建90第2****9号和2****0号）和发景楼四楼西南套间403房（建筑面积42平方米，批号930858，批出日期93.10.25，花府集建90第2****4号）来换取梁丽芳在铁路××××村即：秀全西路12号的首层东边铺位69平方米及二楼东套间82平方米，双方协商如下：一、双方对换的房屋在1997年5月1号实行交换，对调后，横潭街××楼的四个套间及发景楼的一个套间属梁丽芳永久使用产权亦归梁丽芳所有。铁路西新村，即：秀全西路12号原批给梁丽芳的一座【东边属梁丽芳，西边属毕串娣原有与刘兆焜签订合建合同全幢的三楼（含三楼）以上全部属刘兆焜所有不变】的首层铺位及二楼套间属刘兆焜永久使用，产权亦归刘兆焜所有。另外主楼北边的临设房亦归刘兆焜使用。二、房产证费用：按原签合建合同不变，乙方只负责对换前的151平方米费用。（房产证发票部分）。三、本合同一式四份，各执两份，签字后生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希各自遵守。”梁丽芳持有的《合同》原件中划掉了“发景楼的一个套间”内容并加盖刘兆焜的印章，空白处书写“发景楼的一个套间已转让回给刘兆焜。周**。98年5月21日”。同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刘兆焜将换给梁丽芳的大小五个套间做好防网及铁门，另补2万元给梁丽芳，换取迎宾楼饭店内的一切器具及电器（除音响、电视机、冰箱一个外），总之梁丽芳只准取回衣服、床及住房内的衣柜，其他一切留下给刘兆焜使用。二、付款方式：5月1日先付六千元，以后每月付两千元。”刘兆焜及其家人在案涉地块上建设了七层半的房屋。上述《合同》签订后，刘兆焜及其家人将房屋用于经营旅馆。梁丽芳接收了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横潭街顺景楼4楼的四个套间，面积约为340平方米。2016年9月1日，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出花府办[2016]30号《关于广州北站综合交通枢纽开发建设项目农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征地拆迁范围包含案涉地块及房屋在内。2017年3月5日，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新华街道办（甲方）与徐凤玲、刘志勇、刘笑珍、刘志权、刘秀云(乙方）签订《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道办事处广州北站综合交通枢纽开发建设项目农村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合同》，对房屋征收补偿安置事宜达成协议，房屋拆迁货币补偿为1133008.29元；安置补偿金额为920759元，安置面积按基建面积69.23平方米乘以3.5计算为242.305平方米，乙方放弃242.305平方米安置面积，补偿金额为920759元；搬家补贴为3000元；村民住宅出租经营补贴为110410.2元，按出租面积613.39平方米计算；签约奖励为2万元；搬迁奖励为122678元，按613.39平方米计算。以上补偿及奖励金额合计2309855.49元。签订上述农村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合同时，徐凤玲、刘志勇、刘笑珍、刘志权、刘秀云出具一份《协议书》，记载的内容包括：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号：花府集建字【89】第0301534号土地使用权人梁丽芳的土地含房屋和花府集建字【89】第03010535号土地使用权人毕串娣的土地含房屋，已经通过合作建房、房屋置换的方式转让给刘兆焜所有，刘兆焜及家人事后一直占有使用上述两座房屋至今超过二十年时间。现刘兆焜已经于2013年10月15日死亡，徐凤玲、刘志勇、刘笑珍、刘志权、刘秀云均是刘兆焜上述两座房屋的第一顺序合法继承人。另查明，案涉房屋目前已被拆除。梁丽芳称，合同无效后，刘兆焜的继承人应返还全部拆迁补偿款，因获取的四间房屋已出售，其中三间于1998年至2001年出售，售价约为每间5万元，一间于2010年出售，售价约9万元，合计约24万元。梁丽芳称其同意通过评估折价返还给刘兆焜的继承人，并根据刘兆焜建楼的资金支出凭据返还相应款项。徐凤玲、刘志勇、刘笑珍、刘志权、刘秀云认为如合同无效法院判决相互返还，梁丽芳应当返还四间房屋并赔偿建楼损失。诉讼中，本院向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新华街道办事处发函查询关于拆迁补偿款的发放事宜，该单位函复称：“1.涉及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新街村四和二队路北宅基地（权属人：梁丽芳、花府集建字[89]第0****4号），总补偿费用2309855.49元……3.补偿款已于2019年3月9日发放至被补偿人徐凤玲。”徐凤玲、刘志勇、刘笑珍、刘志权、刘秀云确认收取了该笔补偿款项，并认为该款系针对其建设的房屋，并非针对宅基地进行的补偿。梁丽芳认为基于房地一体的原则，房屋亦应属于其所有。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1988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集体所有。”该法第七条规定：“……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确定给个人使用。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有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据此，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应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个人对宅基地也仅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也仅能依法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流转。本案中，刘兆焜并非梁丽芳所在新街村集体成员，其与梁丽芳于1997年5月5日签订的《合同》，其欲通过《合同》的约定以房屋置换取得梁丽芳宅基地上房屋，并约定置换后梁丽芳宅基地上的建筑物完全由刘兆焜所有、由刘兆焜永久使用，依据该约定，刘兆焜就会取得梁丽芳宅基地的使用权，因此该《合同》实为对宅基地使用权的交易，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关于宅基地使用权主体资格的规定，为无效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现梁丽芳宅基地及宅基地上房屋已被征收，刘兆焜四间房亦已被出售，均不能返还。宅基地使用权及宅基地上房屋的财产权益已转换为征收补偿款，而征收补偿款2309855.49元由房屋拆迁补偿、安置面积补偿、搬家补贴、住宅出租补贴、签约奖励构成，其中，征收的基建面积为69.23平方米，对应的安置补偿款为920759元，相应的安置面积或安置面积补偿均应属宅基地的权利人；房屋拆迁补偿、搬家补贴、住宅出租补贴、签约奖励，系属于因房屋而获得的补偿，应属房屋的权利人所有。现梁丽芳要求徐凤玲、刘志勇、刘笑珍、刘志权、刘秀云返还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秀全西路12号的首层东边商铺69平方米及二楼东套间82平方米的相对应金额的征收补偿款2309855.49元。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结合现有证据，案涉房屋应系由刘兆焜出资建设。梁丽芳主张其建设了房屋的首层东边商铺69平方米及二楼东套间82平方米，徐凤玲、刘志勇、刘笑珍、刘志权、刘秀云主张刘兆焜建设了整栋房屋，因双方当事人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对案涉房屋的实际建设、投入情况，而《合同》记载了关于“原合建合同”的相关事宜，梁丽芳出具的《委托书》亦载明其与刘兆焜合建房屋，梁丽芳称其对《合作建楼合同》不知情，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结合刘兆焜的配偶徐凤英于《合作建楼合同》签订当月即1993年6月作为建设人办理了准建证的事实，案涉房屋应系由刘兆焜出资建设，因此，案涉房屋因征收所得补偿亦应归刘兆焜的继承人所有。梁丽芳主张徐凤玲、刘志勇、刘笑珍、刘志权、刘秀云返还首层东边商铺69平方米及二楼东套间82平方米的相对应金额的征收补偿款，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2309855.49元征收补偿款中因宅基地使用权利而产生的安置补偿款920759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虽1997年5月5日签订的《合同》为无效合同，但双方当事人均已履行完毕。梁丽芳因该合同取得了四间房屋并已于1998年至2010年期间全部出售，刘兆焜及其继承人建设并占有使用案涉宅基地至该地块被征收前，而在案涉地块被征收前，双方均未对合同的履行提出异议，梁丽芳主张刘兆焜的继承人返还宅基地使用权利对应的安置补偿款，有违诚信原则，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案件受理费的负担问题。因梁丽芳、刘兆焜对《合同》的无效均负过错，本案案件受理费由梁丽芳及刘兆焜的继承人即徐凤玲、刘志勇、刘笑珍、刘志权、刘秀云各负担一半。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条、第一百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六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梁丽芳与刘兆焜于1997年5月5日签订的《合同》无效；二、驳回原告梁丽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278.84元，由原告梁丽芳负担12639.42元，被告徐凤玲、刘志勇、刘笑珍、刘志权、刘秀云负担12639.4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晓琳二〇二一年一月八日书记员  陈晓敏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