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87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建均，男，汉族，1969年9月28日出生，住址：湖南省桃源县××××××××，公民身份号码：432××××××××××××517。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韩，广东莞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惠州市聚喜工艺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博罗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22MA513L1234。法定代表人：黄钦云。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勇，广东竹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包义富，广东竹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周林，男，汉族，1973年10月17日出生，住址：重庆市云阳县××××××××××，公民身份号码：512××××××××××××719。上诉人高建均因与被上诉人惠州市聚喜工艺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喜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周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人民法院（2020）粤1322民初8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高建均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20）粤1322民初880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一审判决第10页倒数6行：“本院认为：关于案涉买卖合同的当事人问题……合同相关权利义务应由高建均享有和承担”。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理由如下：被上诉人在初审提交的送货单中，只有三张送货单中有上诉人签名确认，其它送货单均与上诉人无关。并且三张送货单中收货公司是“兄农联”，上诉人之前经营的公司为“东莞市企石兄联隆圣诞工艺品厂”。可见，被上诉人根本不知道与其交易的相对方是谁？本案牵扯到第三人周林，在初审时上诉人也将周林追加为本案第三人，周林也出具了《证明》，可以证实第三人周林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存在业务等关系。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相关证据中，无证据证明第三人周林出具的《证明》是不真实的。在第三人周林出具的《收据》中记载“兄联隆2018年全部货款己结清，金额为634240元”，被上诉人盖章确认货款己付清，足以证实被上诉人对周林收款是确认无异议的。至于案涉货款在被上诉人与第三人周林之间如何处理，与本案上诉人无关。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确认送货单只有三张即：2018年3月5日（金额为32145.1元），2018年4月10日金额为6972.55元）；2018年8月1日（金额为6673.55元）。合计金额为45791.2元。上诉人已通过银行转账支付17万元至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个人账户。被上诉人理应退回多余部分。关于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形成应当有以下步骤：签订合同、下订单、送货、收货、对账、付款等。在被上诉人初审提交的证据中只有三份送货单上诉人签名确认，其它送货单和对账单均没有上诉人签名或盖章确认，是被上诉人单方制作，没有证明力，只有送货单无法充分证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在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双方之间系买卖合同当事人。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法律后果。被上诉人提供的送货单中抬头为“惠州市聚喜工艺品有限公司”并不是专属于被上诉人所有，该送货单中并没有被上诉人签名或盖章确认，全都是电脑打印，不排除第三人周林单方制作相同送货单给上诉人签收。一审判决第11页第11行：“关于本案货款金额确定问题……可作为双方交易总额的凭据，本院予以认定”。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理由如下：被上诉上提供的送货单中，涉及多家送货公司（包括被上诉人、凤岗星福公司、圣诞塑胶制品厂）及没有任何送货公司的送货单。送货单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上诉人签名确认的送货单只有三张即：2018年3月5日（金额为32145.1元），2018年4月10日金额为6972.55元）；2018年8月1日（金额为6673.55元）；对被上诉人提供其它人员签名的送货单，不能作为认定上诉人收货证据使用，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被上诉人应当提供证据证实上诉人收货凭证，否则，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上诉人对此事实不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以“交易习惯”认可其它人员签名的送货单是被上诉人收货行为，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本不能适用交易习惯的有关规定，明显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被上诉人提供抬头为“惠州市聚喜工艺品有限公司”的送货单中，合计金额只有567654.15元。与《收据》中第三人周林签名和被上诉人盖章确认收款金额不符，可以证实被上诉人根本不清楚与上诉人交易的实际金额。从上述送货单可以证实，被上诉人诉请主张的货款金额没有事实和证据证实，依法不应当予以支持。2019年１月7日第三人周林出具的《收据》中，有被上诉人盖章确认。在庭审中，被上诉人也确认其盖章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从该《收据》可能证实，上诉人与第三人周林之间的货款己结清，并且被上诉人确认。至于被上诉人与第三人周林之间的纠纷与上诉人无关。一审判决第12页第六行：“关于第三人周林的收款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问题……明显没有尽到应有的谨慎注意义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理由如下：一审法院以不构成“表见代理”为由，认定上诉人没有注意到谨慎义务，明显是不正确的。第三人周林与被上诉人之间是何种关系，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单一无法证实。退一步讲，第三人周林即使为被上诉人员工，周林收款的行为也是一种职务行为。有第三人周林出具的《证明》为证和被上诉人盖章确认的《收据》可以证实。上诉人在支付给第三人周林货款过程中并无过错，被上诉人在《收据》中盖章确认，便可证实上诉人无过错，已尽到应有的谨慎注意义务。一审判决第13页第六行：“综上，虽然周林为原告的工作人员……仍需向原告支付货款464240元”。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理由如下：虽然被上诉人提供《劳动合同》作为证明第三人周林系其员工，但上诉人也提供了第三人周林出具的《证明》可证实，被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关系复杂。根据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双方提供的证据证明内容发生冲突时，被上诉人提供的《劳动合同》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使用。本案在一审时，上诉人已追加周林作为第三人，即使需要承担支付被上诉人货款的义务人应当为第三人周林，而不是本案上诉人。综上所述，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予以重视，支付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聚喜公司答辩称：请求上诉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结果公正，故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被笞辩人与答辩人才是合同相对方，依法应当向被答辩人承担支付涉案货款的义务，被答辩人自行向第三人支付不发生清偿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被答辩人支付涉案货款正确。被答辩人在清偿涉案货款后，可以据此并结合其向第三人支付的凭证依法向第三人追偿，其在本案中以此抗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第三人周林未作答辩。被上诉人聚喜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货款479264.05元；2.被告支付原告货款利息31152元；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高建均于2015年3月20日注册成立个体工商户兄联隆厂，经营范围为加工圣诞工艺品。该个体户于2018年3月29日经核准注销工商登记。原告聚喜公司主张2018年3月至10月期间共向被告经营的个体户兄联隆厂供应价值649264.05元的PVC胶片货物，被告仅支付了170000元货款，尚欠479264.05元货款未支付。原告为此提供2018年3月5日至2018年10月22日的送货单、对账单予以佐证。其中2018年4月14日、2018年6月25日、2018年6月26日、2018年7月22日、2018年8月1日的送货单未显示公司抬头，其余送货单显示抬头为原告聚喜公司，客户名称为“兄联农”。送货单分列载明产品名称、规格、单位、件数、单价及金额等项目，其中2018年3月5日货款32145.1元、2018年3月9日货款30316元、2018年3月12日货款32056.7元、2018年3月21日货款37065.6元、2018年4月10日货款6972.55元、2018年4月12日货款12988.95元、2018年4月14日货款4153元、2018年4月15日货款43467元、2018年4月22日货款40873元、2018年4月23日货款23481.9元、2018年5月26日货款21414.9元、2018年6月7日货款55225.5元、2018年6月7日货款6578元、2018年6月25日33575元、2018年6月26日货款25444.25元、2018年7月15日货款14043.9元、2018年7月16日货款21908.9元、2018年7月22日货款50135.15元、2018年8月1日货款6673.55元、2018年8月21日货款4739.15元、2018年8月25日货款27324.7元、2018年9月8日货款47839.35元（备注“实收322*0.07*1cm12件、331.8kg，坏322有8件，253.7kg,到时退回”）、2018年10月14日货款8431.8元、2018年10月17日货款5244.85元、2018年10月22日货款36583.9元，共计587809.7元。2018年3月5日、2018年4月10日、2018年8月1日的送货单上签收人处有“高建均”的手写体签名；2018年4月14日、2018年10月14日、2018年10月22日的送货单无人签收；2018年4月14日的送货单送货人处盖有东莞市凤岗星福工艺制品有限公司的公章；其余送货单签收人处有“周某1”、“湛某1”及其他签名字迹模糊的手写体签名。对账单由原告聚喜公司单方制作，无任何签章，显示“客户兄联农”截至2018年11月30日货款共计649264.05元，于2018年8月24日支付货款170000元，尚欠货款479264.05元。被告高建均辩称与原告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案涉交易发生在被告与第三人周林之间，被告也已付清所涉货款。被告为此提供一份《收据》、微信聊天记录、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和周林出具的《证明》佐证。《收据》由周林以经手人的身份于2019年1月7日向被告出具，并加盖聚喜公司公章，大意为确认兄联隆厂2018年全部货款634240元已结清。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高建均于2018年7月30日向周林微信支付3万元。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高建均分别于2018年10月19日、2019年1月7日向周林转账支付200000元、234240元。第三人周林于2020年3月28日出具的《证明》内容大意：周林系聚喜公司业务员，与聚喜公司老板是亲戚关系，自己也兼职接单找聚喜公司做；与兄联隆厂的业务都是其本人业务（包括送货、收货、收款等），与聚喜公司无关；周林已全部收到货款合计634240元（其中604240元通过银行转账，包括转账给黄钦云170000元在内，30000元通过微信支付）；周林与聚喜公司的事与兄联隆厂无关。高建均称其根据周林的指示，于2018年8月24日向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黄钦云转账支付货款17万元，因此要求周林在收据上备注，但周林直接加盖了原告的公章。原告确认收据上加盖的原告公章真实性，称系周林以不正当的手段取得，原告并不知情，并一直向被告催款。原告聚喜公司主张第三人周林于2017年12月6日入职，任生产主管一职，后双方于2018年12月5日终止劳动关系；周林离职后与他人合伙经营美斯公司，串通被告高建均损害原告利益。原告为此提供其与周林于2017年12月6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厂规、员工入厂简历、不购买社保声明、美斯公司工商信息查询等证据佐证。双方当事人对对方提出的证据均发表如上质证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案涉买卖合同的当事人问题。原告聚喜公司主张2018年3月至10月期间向被告高建均经营的原个体户兄联隆厂供应PVC胶片，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提交送货单予以佐证。原告提交的大部分送货单抬头为聚喜公司，经手人为黄钦云，客户为“兄联农”。被告高建均对其中有其签名的3份送货单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辩称系与第三人周林建立买卖合同关系，所涉全部货款634240元已支付完毕，并提供在案证据佐证。从原告提供的送货单可以看出，原告系案涉货物的供应商，被告虽辩称均由周林送货，但其仅提供由周林出具的《证明》，该《证明》系周林单方陈述，也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对此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除此之外，被告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与周林确实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结合被告向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黄钦云转账支付17万元货款，以及周林确认收款的收据上加盖原告公章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案涉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应为原告聚喜公司和被告高建均经营的原个体户兄联隆厂。现兄联隆厂已注销，合同相关权利义务应由高建均享有和承担。关于本案货款金额确定问题。原告主张案涉货款总额为649264.05元，被告高建均已支付170000元，仍欠479264.05元货款未付。原告提交的送货单主要分三类，有人签收（包括高建均本人签收）、无人签收、案外人供货。被告高建均仅确认2018年3月5日、2018年4月1日、2018年8月1日有其签名的送货单，其他送货单不予确认。原告聚喜公司主张送货单中除被告高建均的签名外的其他签名是被告的工作人员签名，是在被告不在的情况下，由被告工作人员收货。被告高建均对此不予认可，辩称与周林交易的送货单都是由被告签收的，被告并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告聚喜公司所述符合交易习惯，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对无人签收和案外人供货的送货单的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被告高建均确认及其他有人签收的送货单一审法院均予以认可。据此核算，货款共计567654.15元。被告高建均确认案涉货款总额为634240元，但主张是与第三人周林之间产生的。如前所述，一审法院已确认案涉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为原、被告，故被告高建均确认的货款总额634240元，可作为双方交易总额的凭据，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关于第三人周林的收款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问题。被告主张已经付清案涉货款，无需再承担支付义务；即使周林与被告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周林系原告的员工，周林收款也应认定为职务行为。根据原告提供的劳动合同等证据，可以认定周林与原告从2017年12月6日起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被告称案涉交易均系周林与其洽谈、送货，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此外，被告也无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周林有权代理原告实施代为收取货款等行为。至于周林收款是否构成职务行为，即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一般而言，构成表见代理具备四个要件：其一，须是无权代理，即代理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实施的代理行为；其二，须在代理行为外观上存在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理由；其三，须相对人与无权代理人实施了民事法律行为；其四，须是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本案中，原、被告交易期间，周林虽系原告的员工，但被告于2018年7月30日向周林微信支付3万元，于2018年10月19日向周林转账支付2万元时，周林并不具有外表授权，特别是被告还于2018年8月24日向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黄钦云转账支付货款17万元。因此被告不构成合理信赖。另外，周林在2019年1月7日出具收据收取234240元时，虽然收据上加盖了原告的公章，但被告向周林支付款项时，应当审慎审核周林有无原告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介绍信等书面证明材料，在相关资料欠缺的情况下，被告也未与原告核实，明显没有尽到应有的谨慎注意义务。综上，虽然周林为原告的工作人员，但是并没有足够的客观表象使被告有理由相信周林具有代理原告收款的权限，而被告在向周林付款过程中主观上亦不属于善意且无过失，不能认定被告向周林个人的付款对原告构成表见代理。因此被告仍应承担案涉货款的清偿义务。被告已支付170000元货款，仍需向原告支付货款464240元（634240元-170000元）。关于逾期付款利息问题。原告请求被告自2018年12月1日起支付利息。双方未明确约定逾期违约金，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另外，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一审法院酌定被告自起诉日即2020年2月2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第三人周林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审理及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缺席判决如下：一、被告高建均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惠州市聚喜工艺品有限公司一次性支付货款464240元，并支付利息（以464240元为基数，从2020年2月21日起至付清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惠州市聚喜工艺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53元（适用简易程序已减半收取），由原告惠州市聚喜工艺品有限公司负担321元，被告高建均负担4132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审第三人周林已出具《证明》，证明其已收到上诉人的全部货款634240元，上诉人亦提交了其向周林转账200000元、234240元，及向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黄钦云转账170000元的转账记录，即上诉人已经举证证明其已支付完毕全部货款634240元。虽然被上诉人认为周林无权代其收取货款，但周林曾系被上诉人的员工，被上诉人在周林出具的《收据》上加盖被上诉人的公章，应当认定为被上诉人对周林收款行为的确认。被上诉人抗辩称周林系以不正当手段获得其公司的公章，却未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加盖公章的《收据》中明确载明“兄联隆2018年全部货款已结清”，故被上诉人诉请上诉人支付货款，依据不足，一审予以支持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人民法院（2020）粤1322民初88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惠州市聚喜工艺品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45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264元，均由惠州市聚喜工艺品有限公司负担。高建均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264元，本院予以退回。惠州市聚喜工艺品有限公司应于收到本判决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交二审案件受理费8264元，逾期不交，本院依法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晓文审 判 员 刘艳妹审 判 员 黄**锋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翟婧文书 记 员 王威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