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最高法民终5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林章利，男，1971年11月2日出生，汉族，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内地住所地：福建省晋江市青阳街道洪山路202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栋梁，福建天衡联合（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云婷，福建天衡联合（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杨朝辉，男，1972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坤，福建六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杨锦先，男，1969年09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坤，福建六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施光荣，男，1967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坤，福建六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陈洋明，男，1964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坤，福建六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赖日海，男，1966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坤，福建六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林章利因与被上诉人杨朝辉、杨锦先、施光荣、陈洋明、赖日海（以下简称杨朝辉等）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2018）闽民初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后因本案合议庭组成人员发生变更，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林章利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栋梁，被上诉人杨朝辉、杨锦先、施光荣、陈洋明、赖日海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林章利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杨朝辉等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杨朝辉等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案涉《永定县大竹科煤矿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书》构成无权处分，效力待定，应依法追加原工商登记的股东及龙岩市永定区大竹科煤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竹科公司）参与诉讼确认协议效力。一审法院驳回林章利追加第三人的申请，并直接认定案涉协议有效，属事实认定不清，程序错误。其一，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了转让标的为大竹科公司100%股权，然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时，大竹科公司的工商登记股东为陈希年、陈德松、苏文龙、汤卫、杨秀坤、陈洋明、赖日海等七人，在杨朝辉等人中，有陈洋明和赖日海是原工商登记的股东，杨朝辉等并未持有大竹科公司100%股权。故林章利依法申请追加原工商登记股东陈希年、陈德松、苏文龙、汤卫、杨秀坤五人参与诉讼，以确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首先，工商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法直接证明原工商登记股东对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项下的股权转让事宜知晓并认可。其次，工商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比例、股权转让价款以及协议签订时间均不一致。因此，在杨朝辉等未经工商登记持有大竹科公司100%股权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驳回林章利申请，未追加原工商登记股东参与诉讼而直接确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是认定事实不清、程序错误。其二，即使杨朝辉等是大竹科公司实际股东，其对大竹科公司的资产进行转让也构成无权处分。案涉《补充协议书》将8300万元转让款严格区分为股权转让款50万元与大竹科公司的全部资产（包括并不限于采矿许可证、民爆物品使用许可权利、矿井、巷道，公司办公楼、宿舍、煤台，已购置的生产设备、设施及其他资产）转让款8250万元。因此，8250万元所指向的合同对价是大竹科公司的资产，而非杨朝辉等的个人资产，即使杨朝辉等是大竹科公司的实际股东，杨朝辉等也无权直接对大竹科公司的资产进行处分并收取对应的资产转让款，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对大竹科公司的资产转让也构成无权处分，协议效力属于待定状态。故林章利依法申请追加大竹科公司为第三人参与诉讼以明确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书》的效力。一审判决以转让公司资产经过了股东会决议为由，确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有效，也与事实不符。案涉股东会决议是原工商登记股东就大竹科公司100%股权转让且转让价款为50万元进行决议，并未对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项下公司资产转让进行决议。因此，一审法院未追加大竹科公司参与诉讼以确认公司资产转让事宜，是认定事实不清、程序错误。二、即使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合法有效，根据协议约定，案涉股权及资产转让款的支付条件尚未成就，林章利有权拒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并不承担逾期责任。根据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六条第3款、第4款的约定，除了合同定金1000万元以外，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项下73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条件在于，杨朝辉等依照《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七条约定，配合林章利实际取得大竹科公司100%股权。同时根据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十三条第3款的约定，杨朝辉等未按照《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七条约定的方式实施股权转让的，林章利有权拒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直至股权转让方消除违约情形。截止目前，林章利通过直接受让大竹科公司70%股权、委托案外人曾友勇代持大竹科公司10%股权，仅实际控制大竹科公司80%股权，杨朝辉个人至今仍持有大竹科公司20%股权。故根据上述约定，即便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案涉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支付条件尚未成就，在杨朝辉等依约履行股权转让义务前，林章利享有抗辩权，有权不予支付剩余转让价款。一审判决中，原审法院以林章利在一审诉讼前未对20%股权登记在杨朝辉名下提出异议并无证据表明该事实对林章利实际控制和经营公司造成了障碍为由，将林章利现持有大竹科股权未达100%视为“在实际履行中对股权的登记安排进行了调整”，从而认定杨朝辉等已依约履行合同义务，明显不当。林章利从始至终未放弃依照协议约定要求杨朝辉等先履行协议义务的抗辩权，且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十六条第5款也约定“任何一方对对方的任何违约及延误行为给予任何宽限或延缓，不能视为该方对其权利和权力的放弃”。故截至目前，案涉股权及资产转让款的支付条件尚未成就，林章利有权拒付剩余股权转让款，更有权拒付相应的逾期利息。三、无论协议是否有效以及协议约定的支付条件是否成就，除杨朝辉等自认林章利已支付的5200万元股权及资产转让款外，林章利另合计支付了670万元，已支付的股权及资产转让款合计为5870万元。一审判决认定林章利已支付的款项合计为5600万元，属事实认定不清，应依法予以纠正。其一，除杨朝辉等自认林章利于2012年12月31日前支付的1900万元外，林章利于2012年11月14日向杨朝辉等支付了70万元，应合计至林章利已支付的股权及资产转让款中。杨朝辉等于一审起诉状中自认，自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之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林章利支付的款项合计为1900万元外，但除杨朝辉等自认的款项外，林章利于2012年11月14日向杨朝辉等支付70万元并有银行转账凭证证明。一审判决以林章利于2013年1月6日签字的案涉《付款承诺书》中确认尚欠的股权转让款为6400万元为由，推断林章利在2013年1月6日之前所付的转让款为1900万元，对林章利主张的70万元不予认可，是认定事实不清。首先，该70万元款项是林章利向杨朝辉支付，从本案所有付款事实来看，林章利实际上将绝大部分股权及资产转让款项均支付至杨朝辉的账户，该笔70万元也是其中一笔；其次，杨朝辉等主张该笔款项是林章利额外向杨朝辉等购买库存产品所支付的价款，但根据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一条第3款的约定，案涉股权及资产转让款8300万元已包括大竹科公司现有的全部生产设备、产品、半产品、全部库存，故事实上林章利无需在履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过程中再另行支付价款购买大竹科公司库存产品；再次，案涉《付款承诺书》虽是林章利签字确认，但相关内容并未经林章利仔细核对，在案涉《付款承诺书》与林章利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矛盾时，一审判决直接确认案涉《付款承诺书》的内容有效而对银行转账凭证不予认可，明显不当。其二，林章利于2013年7月8日支付的100万元、2013年7月10日支付的100万元，与杨朝辉等自认林章利于2013年8月22日支付的200万元非同一笔款项，应另行合计为林章利己支付的股权及资产转让款。杨朝辉等于一审起诉状中自认林章利合计已支付的款项为5200万元，其中一笔200万元是林章利于2013年8月22日支付。除杨朝辉等自认的款项外，林章利分别于2013年7月8日、2013年7月10日向杨锦先支付了两笔100万元并以银行转账凭证证明。但一审中杨朝辉等主张前述200万元与其自认于2013年8月22日收到的200万元是同一笔款项，且以2013年9月22日杨锦先向杨朝辉支付200万元并备注泉州来款的银行转账凭证举证证明。一审判决以杨朝辉等提交了转账凭证并对将2013年9月22日错记为2013年8月22日已做合理解释为由，直接认可杨朝辉等的主张，从而认定林章利主张于2013年7月8日及2013年7月10日合计支付的200万元与杨朝辉等自认于2013年8月22日收到的200万元是同一笔转让款，不应另行合计至林章利已支付的款项中，明显不当。首先，杨朝辉等提交的转账凭证仅能证明2013年9月22日杨锦先向杨朝辉转账200万元，是杨朝辉等之间的交易往来，交易基于何种原因发生不能确定，不能证明该笔款项与2013年7月8日及2013年7月10日林章利向杨朝辉等支付的200万元是同一笔款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次，杨朝辉等已于起诉状中自认于2013午8月22日收到林章利支付的200万元，对杨朝辉等已自认的事实，一审判决以林章利不能举证曾于2013年8月22日向杨朝辉等另行支付200万元为由，对该200万元转让款不予认可，举证责任分配不当，认定事实不清，应依法予以纠正。 杨朝辉等辩称，林章利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具有法律效力。其次，大竹科公司不应被追加为当事人。全体股东已经在相关协议中表示同意公司资产转让。再次，案涉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条件已经成就，因为林章利并未按约定以增资扩股方式受让股权，而是变更了股权受让方式。对此，《付款承诺书》可以证明。而且此前林章利从未主张过杨朝辉等有违约行为故不按约定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抗辩。至于案涉70万元则与本案股权转让款无关，而案涉200万元，一审已经查清，杨锦先收到该款后没有及时与杨朝辉说明清楚，导致杨朝辉在记账时发生时间上的偏差。而林章利也不能举证证明存在另外的200万元支付事实。综上所述，林章利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 杨朝辉等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林章利支付股权及资产转让款4033.685万元给杨朝辉等；2.林章利支付股权及资产转让款截止至2017年7月22日前的利息3146万元给杨朝辉等，并按本金4033.685万元每月2%支付从2017年7月23日至转让款付清时止的利息给杨朝辉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大竹科公司成立于2006年4月26日，注册资本50万元，登记股东为陈希年、陈德松、陈洋明、赖日海、苏文龙、汤卫、杨秀坤七人，法定代表人陈洋明。2012年9月28日，杨朝辉等与林章利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根据2012年9月福建省龙岩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登记资料显示，杨朝辉持有公司36.9%股权、杨锦先持有公司27%股权、施光荣持有公司16.2%股权、陈洋明持有公司10%股权、赖日海持有公司9.9%股权。股权转让方一致同意将持有的公司100%股权转让给林章利。股权转让方承诺，对其持有的公司100%的股权和资产享有完整的处置权，包括但不限于基于该股权产生的所有权利义务和权益、公司现有全部生产设备（详见附件一：生产设备清单）、产品、半产品、全部库存（详见附件二：库存清单）及其他资产（包括车辆、不动产等，详见附件三：其他资产清单），乙方支付的股权对价已包含前述股权及所有资产。股权转让款总额为8300万元，股权转让方一致同意转让款由林章利按照本协议约定付给陈洋明指定的收款账户（户名杨维民）。本协议签订之日起2日内，林章利向股权转让方支付定金1000万元至陈洋明指定的收款账户，在完成公司工商变更登记后，定金自动转为第一期股权转让款。自林章利支付定金完毕之日起1日内，股权转让方即须按协议第五条的约定与林章利及其指定的第三人进行公司实物、资产、证照及印鉴的移交。移交完毕后，林章利可随时要求股权转让方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协议第七条约定，双方一致同意按如下方式进行股权转让：1.由林章利对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将公司注册资本由50万元增资至500万元，届时公司在工商局登记的比例为股权转让方共同持有10%股权，林章利持有公司90%股权。2.股权转让方配合林章利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当日，须按照林章利的要求与林章利签订有关公司10%股权的委托代持协议，确认林章利为实际股东，持有公司100%股权。同时，股权转让方须另行签订一份授权委托书并进行公证，授权林章利指定的第三人为受托人，代为办理与公司10%股权有关的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具体的授权范围由林章利决定且股权转让方不得撤回授权。股权转让方按照林章利要求进行公司工商变更登记及签订本协议第七条约定的委托代持股协议及授权委托书后，林章利于2012年11月30日前向股权转让方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7000万元。上述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林章利须于2012年12月31日前将股权转让尾款300万元付清。 2012年10月5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转让标的：1.大竹科公司全部股权；2.杨朝辉等投入大竹科公司的全部资产，包括但不限于采矿许可证范围内的行政许可权、民爆物品使用许可权利、已形成的矿井、巷道，办公楼、宿舍、煤台，已购置的生产设备、设施及其他资产；3.已经与村民签订的土（林）地使用权利、青苗赔偿后的权利、道路水电通信等的使用权利所投资形成的无形资产。转让价款：1.大竹科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款为50万元；2.上述资产（除股权资产外）的转让价款为8250万元。第四条约定，林章利支付完定金后，可以派人参与大竹科公司的管理，有权管理保护大竹科公司的资产，可以对大竹科公司进行生产运转提出意见，此期间的费用由乙方林章利承担，在林章利支付了相关费用后，杨朝辉等同意根据林章利意见进行实施，运转成果归林章利所有。第五条约定，林章利支付第二笔转让款7000万元后，杨朝辉等正式将大竹科公司的全部印章、营业执照、行政许可文件、其他合同等法律文件一并移交给林章利，由林章利正式接管大竹科公司。第六条约定，林章利未按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逾期一日应按应付款的1‰支付违约金，逾期一个月未支付金额达50%或逾期二个月未付清，守约方有权解除全部协议书，并不退还定金。 根据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档案资料显示：新旧股东于2012年10月20日召开股东会形成决议，同意进行股权转让并确认转让后林章利持股70%，池家善持股10%，杨朝辉持股20%。陈希年、陈德松、陈洋明、赖日海、苏文龙、汤卫作为原股东分别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林章利、池家善、杨朝辉作为新股东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同日，新股东林章利、池家善、杨朝辉召开董事会形成决议，同意免去陈洋明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职务，重新选举池家善为新一届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总经理。上述原股东于2012年10月20日分别与林章利、池家善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将各自名下的股权分别转让给林章利和池家善。根据杨朝辉提交的《公证书》《赠与合同》显示，原股东之一杨秀坤于2009年6月22日去世，其名下大竹科公司20%的股权由其子杨朝辉继承，其他继承权人放弃继承权，杨秀坤的配偶杨玲娜自愿将上述股权权益中属于其的份额赠送给杨朝辉所有，继承和赠与事项均经过福建省龙岩市闽西公证处公证。 上述合同签订后，双方于2012年11月1日签订《大竹科公司交接手续书》，定于2012年11月1日为交接日，2012年10月31日前发生的公司费用、债权债务由原公司负责，2012年11月1日起发生的公司费用、债权债务由新公司负责。林章利分别于2012年9月29日支付400万元、2012年10月9日支付100万元、2012年10月19日支付200万元、300万元共计1000万元至杨朝辉账户，又于2012年12月4日支付400万元、2012年12月17日支付500万元至杨朝辉账户，以上汇款共计1900万元。经过催讨，林章利于2013年1月6日（原件时间“2012年1月6日”系笔误）出具《付款承诺书》：承诺人林章利受让大竹科公司股权及资产，根据协议书约定，应支付转让款已到期，因承诺人短期内资金困难，为此作出如下承诺：1.在2013年1月31日前支付2000万元，剩余款项在2013年4月15日前付清。2.林章利同意转让款4400万元从2013年1月6日（笔误为2012年1月6日）起按每月2%支付利息。3.如林章利未按第1条约定履行，则按原《补充协议书》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林章利作出承诺后，于2013年2月5日支付1000万元、2013年3月11日支付500万元、2013年4月2日支付500万元至杨朝辉账户，共计2000万元。又向杨朝辉账户支付了如下款项：2013年5月23、24日各支付200万元、2013年8月1日支付300万元、2014年1月18日支付200万元、2014年1月29日支付100万元、2016年2月5日支付100万元。向杨锦先账户支付了如下款项：2013年7月8日支付100万元、2013年7月10日支付100万元、2013年9月18日支付200万元、2013年11月29日支付50万元、2014年4月17日支付50万元、2014年8月11日支付20万元、2014年8月19日支付30万元、2015年10月16日支付10万元、2016年10月11日支付10万元。向赖日海账户支付了如下款项：2015年10月19日支付30万元。林章利以上汇款加上之前所汇的1900万元总计为5600万元。此外，杨朝辉的农行账户明细显示，杨锦先于2013年9月22日汇款200万元给杨朝辉，汇款摘要：泉州来款。 林章利于2017年1月25日又出具《承诺书》，载明：本人与大竹科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付款承诺书，未付部分依原有付款承诺付清。 杨朝辉出具情况说明函，确认目前仍登记在杨朝辉名下的大竹科公司20%股权可随时应林章利的要求变更登记至林章利或其指定人的名下。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因林章利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集中管辖的相关规定，由本院管辖审理。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同意适用内地法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的规定，本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为准据法。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二、股权转让款付款条件是否成就及应付款数额问题。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合同效力问题。根据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一条的约定，转让标的大竹科公司100%的股权，包括但不限于基于该股权产生的所有权利义务和权益、公司现有的全部生产设备、产品、半产品、全部库存及其他资产（包括车辆、不动产等），林章利支付的股权对价款包含前述股权及所有资产。由此可见，双方是对大竹科公司的股权和资产进行整体性转让。双方在之后《补充协议书》中将转让价款进一步明确为：股权转让价款50万元和资产转让价款8250万元，并不改变原《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内容和性质。根据《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等档案材料，虽表明在案涉股权转让当时登记的股东分别为：陈希年、陈德松、陈洋明、赖日海、苏文龙、汤卫、杨秀坤七人，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所列明的全体股东并不完全相同（只有陈洋明、赖日海相同），但在该局的档案资料中，留存有陈希年、陈德松、陈洋明、赖日海、苏文龙、汤卫六人分别与林章利、池家善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时间均为2012年10月20日，并且在当天新旧股东还召开了股东会形成决议，原登记股东确认同意将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林章利、池家善。此外，杨朝辉20%的股权系因其父亲杨秀坤去世后继承取得，继承的相关事实经过了公证程序，可以确认。杨朝辉于2012年10月31日向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工商局提供上述公证材料后，该局于2012年11月1日将20%的股权登记在杨朝辉名下。从上述事实可以判断，本案股权转让进行股东变更登记时，全体股东对股权转让事宜是知情的且无异议，体现了原记名股东和实际股东的真实意思。大竹科公司在转让当时注册资金登记为50万元，但实际股东投入公司的资产远大于此，投入的资金均已物化为公司资产，导致股权价值相对应地升值。案涉股权转让的出让方为大竹科公司的原全体股东（包括登记股东和实际股东），全体股东一致的意思表示代表了公司的意志，原股东在转让股权时，当然有权针对股权的实际价值制定合理的价格，这符合双方订约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故案涉股权及所对应的公司资产本质上均属于股东可处分的权益，并且经过了股东会决议等合法程序，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构成对公司利益的损害，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应确认为有效。林章利关于“补充协议中约定了股权转让款和资产转让款，实际是股东转让公司资产，应认定合同无效”的抗辩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林章利据此申请追加大竹科公司和陈希年、陈德松、苏文龙、汤卫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无必要，不予支持。 二、付款条件是否成就及应付款数额问题 （一）关于付款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根据《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的记载，林章利认可其目前持有80%股权，其中10%是林章利指定曾友勇代持股。在2012年11月1日股权变更登记时，上述10%股权是登记在池家善名下，法定代表人也变更为池家善。林章利虽否认池家善是其指定的持股人，但与本案查明的事实相违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之后，林章利支付了1000万元定金，取得协议所约定的接收公司资产、证照及印鉴的权利。双方定于2012年11月1日进行交接，林章利于当日实际接管了公章和公司。在林章利已实际掌控公司的情形下，如果池家善不是林章利指定的持股人，则相应10%股权根本没有必要变更，更无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池家善的可能，而由原股东陈洋明继续持股10%并继续担任法定代表人即可。新旧股东于2012年10月2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以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并于同日召开股东会和董事会，形成决议让池家善成为新股东、新董事进入公司管理层，应视为林章利为实现股权转让的合同目的而作出的安排，而原股东对此是积极配合的。在此情形下，应认定池家善是林章利指定的持股人并负责公司经营管理。2015年4月27日，该10%股权变更登记在林章利指定的曾友勇名下，该事实进一步印证了池家善是林章利指定持股人的事实。另一方面，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七条的约定，林章利受让股权后注册资本将增资至500万元，届时安排的股权比例为：股权转让方持10%，林章利持90%，但股权转让方为名义股东，须按照林章利要求签订委托代持股协议。转让过程中，林章利并未进行增资扩股，在实际变更时登记在杨朝辉名下的股权是20%，双方也未签订委托代持股协议。对于此方面事实，林章利在本案诉讼之前从未提出异议，且并无证据表明“将20%股权登记在杨朝辉名下”的事实对林章利实际控制和经营公司造成了障碍，故应视为双方在实际履行中对股权的登记安排进行了调整，该调整不影响林章利针对本案股权及资产转让合同目的的实现。林章利在2013年1月6日出具的《付款承诺书》，承认应支付的转让款已到期，承诺分期支付，进一步证明了林章利对股权转让前期履行情况及登记事实的认可。因此，杨朝辉等已依约履行合同义务，林章利负有继续付款责任。林章利申请追加池家善、曾友勇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不予支持。林章利于2017年1月25日仍向杨朝辉等出具《承诺书》，承诺“未付部分依原有付款承诺付清”，构成时效中断，杨朝辉等提起本案诉讼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二）林章利已支付的款项数额问题：1.杨朝辉等认可林章利于2012年12月31日前支付的款项为1900万元，林章利则主张支付了1970万元。但根据2013年1月6日《付款承诺书》（原件笔误为2012年1月6日）的内容，可知在2013年1月6日之时，林章利确认尚欠的股权转让款为6400万元，由此可以推断林章利确认之前所付的转让款为1900万元，则林章利于2012年11月14日汇给杨朝辉的70万元不能视为股权转让款。2.林章利举证其于2013年7月8日支付100万元、2013年7月10日支付100万元，该200万元是由杨锦先账户收取，但杨朝辉等已提交银行转账凭证证明杨锦先已于2013年9月22日将该200万元转付至杨朝辉账户，汇款摘要：泉州来款，应指向林章利所汇的200万元股权转让款。在杨朝辉等已对此进行合理解释（杨朝辉将该200万元到账时间错记为2013年8月22日）并举证的情形下，林章利不能证明其曾于2013年9月22日（或2013年8月22日）有另向杨朝辉或其他股东支付200万元。故该200万元与2013年9月22日杨朝辉等自认收到的200万元是同一笔股权转让款，不应重复扣减。3.林章利举证其另行支付至杨锦先账户的款项370万元，杨锦先已经当庭认可系其收取的股权转让款，予以确认并进行相应扣减。4.对于转入赖日海个人账户内的30万元，从本案付款事实分析，合同原指定的杨维民收款账户并未得到执行，实际上林章利将款项绝大部分支付到了杨朝辉的账户，杨锦先作为股东也收取了370万元的款项，双方改变了原合同约定的支付方式。赖日海作为股东之一，其个人账户收到30万元，不能排除也是收取的股权转让款。杨朝辉等主张“林章利接手公司后有很多事务需当地人配合处理，该款是支付给赖日海的报酬”，但不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应承担不利后果。该款亦是用于支付与股权转让相关的款项。综上所述，林章利一共支付的款项合计为5600万元。 （三）林章利尚欠的股权转让款和利息金额问题，根据《付款承诺书》的约定，林章利应于2013年1月31日前再支付2000万元，但根据林章利的付款情况，其分别于2013年2月5日支付1000万元、2013年3月11日、4月2日各支付500万元，该2000万元至此才支付完毕。双方对此2000万元是用于支付上述约定的转让款并无异议，予以确认。《付款承诺书》另约定从2013年1月6日起对剩余的4400万元转让款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林章利在2013年4月2日之后所付的款项，没有证据表明曾与杨朝辉等约定是先用于归还欠款本金，故应先用于抵扣该4400万元产生的利息，剩余部分抵扣本金（详见附件利息计算表）。故截止2017年7月22日起诉之日，林章利尚欠的本金为4027.2573万元，利息3115.2276万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林章利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朝辉等支付剩余股权及资产转让款4027.2573万元及截止2017年7月22日尚欠的利息3115.2276万元。自2017年7月23日起，以本金4027.2573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的标准支付利息至款项还清之日。本案案件受理费423657元，由杨朝辉等共同承担22189元，林章利承担40146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林章利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的效力；（二）林章利是否应向杨朝辉等支付剩余股权及资产转让款及逾期利息及其数额。 （一）关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的效力问题 林章利关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因股权转让未经原股东同意、转让大竹科公司名下资产未取得公司同意等构成无权处分效力待定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第一，大竹科公司的股东均已同意转让案涉股权给林章利。根据一审已查明事实，杨朝辉等与林章利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书》时登记的股东为：陈希年、陈德松、陈洋明、赖日海、苏文龙、汤卫、杨秀坤等7人，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书》所列明的全体股东杨朝辉等并不完全相同。虽然陈希年、陈德松、苏文龙、汤卫、杨秀坤并未在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书》上作为转让方签字，但根据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工商局的档案资料显示，2012年10月20日，陈希年、陈德松、陈洋明、赖日海、苏文龙、汤卫六人分别与林章利、池家善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且在当天新旧股东还召开了股东会形成决议，同意进行案涉股权转让。陈希年、陈德松、陈洋明、赖日海、苏文龙、汤卫作为该公司原股东分别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林章利、池家善、杨朝辉作为新股东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同日，新股东林章利、池家善、杨朝辉召开董事会形成决议，重新选举池家善为新一届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可见，原股东（杨秀坤除外）均已通过事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等方式，同意转让案涉股权给林章利。而且，从原股东各自《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稍晚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协议均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书》约定以注册资本为股权转让对价依据、受让人均为林章利及其指定代持人池家善、林章利都参与其中等事实可认定原股东签订的后续《股权转让协议》应当都是对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事宜的进一步落实。第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书》中约定由林章利向杨朝辉等支付的大竹科公司资产转让款实质是案涉股权转让款的一部分。根据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的约定，转让的案涉标的为：1.大竹科公司的全部股权；2.股东投入大竹科公司的全部资产；具体而言，（1）《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包括:公司现有全部生产设备（详见附件一：生产设备清单）、产品、半产品、全部库存（详见附件二：库存清单）及其他资产（包括车辆、不动产等，详见附件三：其他资产清单）（2）《补充协议书》约定的包括但不限于采矿许可证范围内的行政许可权、民爆物品使用许可权利、已形成的矿井、巷道，办公楼、宿舍、煤台，已购置的生产设备、设施及其他资产；3.已经与村民签订的土（林）地使用权利、青苗赔偿后的权利、道路水电通信等的使用权利所投资形成的无形资产。转让价款：1.大竹科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款为50万元；2.上述资产（除股权资产外）的转让价款为8250万元。由上可知，大竹科公司股东除了将股权以注册资本等额作价50万元转让给林章利之外，还将公司所有资产作价8250万元转让给林章利个人，但转让公司资产的收入归股东个人所有。该约定存在诸多不合常理之处。首先，林章利同时购买案涉股权与案涉公司资产的行为，不符合商业逻辑。林章利通过签订案涉协议，取得案涉公司100%股权后已经可以实际控制公司资产进行生产经营，没有必要再同时以高额价款购买案涉公司名下全部资产。反之，如果林章利的签约目的是获得案涉公司资产，那么在其已经支付高额转让款受让案涉公司全部资产的情形下，也没有必要再出资购买一家没有资产的公司的股权。其次，大竹科公司原股东在明知公司资产远大于公司注册资本情形下，仍以注册资本原值转让股权，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一般而言，公司股权价值主要取决于公司资产，特别是净资产的价值大小。从一审已查明事实可知，原股东明知大竹科公司资产至少价值8250万元，但仍以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作为转让股权的计价依据，有违常理。再次，从大竹科公司后续经营情况看，林章利并没有对案涉公司资产进行清点并转归自己所有，案涉公司资产仍由大竹科公司继续占有使用。可见，双方在上述协议中约定案涉公司资产转让的目的并不是将案涉公司资产转让给林章利个人，而约定的所谓案涉公司资产转让款，实质则应为股权转让款。由上，大竹科公司及其原股东与本案没有实质利害关系，其是否参与本案诉讼对本案的审理不会产生实质影响，一审法院不追加其参加诉讼，并不会导致严重程序错误。 （二）关于林章利是否应向杨朝辉等支付剩余股权及资产转让款及逾期利息及其数额的问题。林章利上诉主张案涉股权及资产转让款的支付条件尚未成就，其有权拒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对该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第一，双方于2012年11月1日签订《大竹科公司交接手续书》约定2012年11月1日为交接日。而根据此前2012年10月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第五条约定，林章利支付第二笔转让款7000万元后，杨朝辉等才正式将大竹科公司的法律文件一并移交给林章利，由其正式接管大竹科公司。移交时应作相应的凭记，以区别前后。可见，双方已经通过签订《大竹科公司交接手续书》改变了《补充协议书》中公司交接以林章利支付第二笔转让款7000万元为条件的约定。第二，林章利已经实际支付5600万元。其中：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之日至2012年10月19日，已经支付1000万元；至2012年12月17日，已经支付1900万元。而根据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股权转让方按照林章利要求进行公司工商变更登记及签订本协议第七条约定的委托代持股协议及授权委托书后，林章利于2012年11月30日前向股权转让方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7000万元。可见，在不满足该协议约定支付案涉第二笔股权转让款条件的情形下，林章利已经开始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这说明双方已经通过不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行为改变了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中股权转让款给付约定。第三，林章利分别在2013年1月6日、2017年1月25日出具《付款承诺书》《承诺书》承诺，根据协议书约定，应支付转让款已到期，将在确定期限内支付剩余款项，并支付相应利息。从上述《付款承诺书》《承诺书》的内容可知，林章利并未主张约定付款条件尚不具备拒付剩余转让款的抗辩，而是明确自认剩余转让款已到付款日期，将不附条件的分期支付剩余转让款。这说明林章利已认可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股权转让款给付条件，不再有约束力。第四，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十六条第五款约定，与是否具备付款条件无关。虽然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了，守约方对违约方违约行为给予宽限或延缓，不能视为守约方对其权利放弃，但是该约定的文义解释为无论林章利是否对杨朝辉等未进行公司工商变更登记及签订委托代持股协议及授权委托书的违约行为给予宽限，让其在指定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其都有权要求杨朝辉等承担违约责任。也即该约定与林章利是否有权仍以约定付款条件未具备为由，抗辩剩余款项给付的主张没有直接关联。 此外，林章利还提出一审法院少计其已付转让款270万元，应从应付款中扣除的上诉主张。对该主张，不予支持。第一，林章利于2012年11月14日支付的70万元，并未从2013年1月6日签订的《付款承诺书》中扣除。虽然该笔款项是支付给杨朝辉，但杨朝辉已经明确否认该款属于转让款，并主张该款是额外购买库存产品的价款。鉴于林章利在该款发生后不到两个月签订的《付款承诺书》中并未将该款作为已付款扣除且不排除双方还有其他经济往来的情形，一审判决未将该款认定为转让款，并无不当。第二，林章利于2013年7月8日及2013年7月10日合计支付的200万元与杨朝辉等在一审起诉状中自认的200万元为同一笔转让款，可以从相应证据得到证明。根据一审已查明事实，虽然杨朝辉等在一审起诉状中记载收到杨锦先转来林章利付款200万元的时间为2013年8月22日，但根据杨朝辉等提交的《情况说明》可知，其通过事后银行查账才发现杨锦先实际是在2013年9月22日转账支付了上述200万元，且转账凭证摘要简称为“泉州来款”，也即杨朝辉等辩称当时是记录时间错误，将9月22日误写为8月22日。鉴于林章利不能提供同一时间段内曾向杨锦先支付两笔200万元的证据、起诉状上记载的时间与杨锦先相应转账凭证上记载时间仅有8月和9月的区别以及摘要简称为“泉州来款”等事实，一审判决认定上述款项即起诉状载明的款项，并无不妥。 综上所述，林章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1468元，由林章利负担。 本案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爱珍 审判员  王成慧 审判员  肖 峰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秦润芝 书记员汤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