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02民初9992号 原告：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遵义路**虹桥上海城****。 法定代表人：陈凤龙，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旭、孟洋，公司员工。 被告：林黎彬，女，汉族，住福建省仙游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琳肖、林春满（实习），福建邹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仲利公司”）与被告林黎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仲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洋、被告林黎彬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琳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审理中，被告林黎彬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20年12月7日作出（2020）闽0102民初9992号民事裁定，驳回其异议申请。 仲利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林黎彬立即向仲利公司支付合同号为AA181201232CM-0042的《车辆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全部未付租金72618元；2.判令林黎彬立即支付仲利公司违约金20064元；3.判令仲利公司有权申请拍卖、变卖林黎彬所提供的抵押物并就价款优先受偿；4.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费用由林黎彬承担。事实与理由：2020年01月17日，仲利公司与林黎彬签订了AA181201232CM-0042号《车辆融资租赁合同》，约定仲利公司作为出租人以融资租赁方式将租赁物出租给林黎彬使用，租期为36期，租赁期间自，2020年02月19日起至2023年01月19日止，第1-12期每期租金为2869元，第13-24期每期租金为2495元，第25-36期租金为2122元，由林黎彬自2020年02月19日起每隔1个月之同一日支付。仲利公司依约向林黎彬交付上述租赁物后，林黎彬在仅支付第1期到第6期租金，共计租金17214元后，经仲利公司工作人员多次催讨，林黎彬均以各种理由拒不支付剩余租金，全部未付租金共计72618元。因林黎彬未依约支付租金，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并严重侵害了仲利公司的合法利益，依据《车辆融资租赁合同（通用条款）》第六条第三项约定，仲利公司有权要求林黎彬立即支付《车辆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全部未付租金72618元。另，依据《车辆融资租赁合同（通用条款）》第六条第三项约定，仲利公司有权要求林黎彬按违约时的全部未到期租金即66880元之30%加付违约金20064元。依据仲利公司与林黎彬签署的《抵押合同》第八条，仲利公司可就林黎彬所提供的抵押物申请拍卖、变卖并就价款优先受偿。 林黎彬辩称，一、案涉《车辆融资租赁合同》名为融资租赁，实为民间借贷。首先，仲利公司与林黎彬虽然签订了《车辆融资租赁合同》，约定车辆所有权以占有改定的方式转移给仲利公司，但在签订《车辆融资租赁合同》的当日，双方又签订了《车辆抵押合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这与仲利公司主张的其为车辆所有权人的事实相矛盾。仲利公司在起诉书中请求法院判决仲利公司有权申请拍卖、变卖林黎彬所提供的抵押物并就价款优先受偿。可见仲利公司自认其并非车辆所有权人。其次，根据林黎彬配偶兰元行与仲利公司业务员陈伟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双方在缔约磋商的过程中，双方达成的合意是林黎彬以车辆为抵押物向仲利公司借款，并非融资租赁。综上，融资租赁合同属于以融物的方式实现融资，集融物与融资的双重属性。案涉车辆所有权未转移，案涉融资租赁合同只有融资的属性而无融物的属性，故双方虽然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但那是双方虚假的意思表示，案涉融资租赁合同名为融资租赁，实为民间借贷。 二、仲利公司非法放贷，涉嫌刑事犯罪，故本案应中止审理，并移交公安机关查处。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除外。在本案中，合同约定的借贷金额为59000元，但实际上仲利公司以服务费为名，预先扣除本金1180元，林黎彬实际所得款项仅为57820元。根据案涉合同约定，林黎彬三年内共需偿还仲利公司本息合计为89832元，名义上该笔借款的年利率为18.45%，但实际上林黎彬是在分期偿还本息，其贷款本金是随着时间推移在减少，但林黎彬偿还的利息却是以全部本金为基准计算，其真实的年化利率并非是以利息支付总额除以贷款本金计算得出的18.45%，而是接近36%左右。故案涉合同的实际利率远高于法律规定，是高利贷。其次，根据代理人从裁判网查询，仲利公司仲利公司有众多与本案同种类型的涉诉案件，近两年时间，单单就裁判网公示出来的裁判文书就不下10起，另有大量合同未进入诉讼程序。仲利公司通过名为融资租赁实为民间借贷的方式大量向外出借款项，以租金方式间接约定高额利息。因此仲利公司具有从事经常性放贷业务以收取高额利息的事实，符合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的情形，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也具有营业性的特征，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仲利公司该种行为扰乱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秩序，违反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商业银行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该事实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9）闽01民终9076号判决书中予以认定，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的规定，本案涉嫌刑事犯罪，故应中止审理，并请贵院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查处。 三、退一步来讲，即使本案不构成刑事犯罪，那么案涉《融资租赁合同》、《抵押合同》系无效合同，仲利公司主张高额的违约金及优先受偿权不能予以支持。如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案《融资租赁合同》和《抵押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且损害公共利益，系无效合同。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双方合同中关于租金、逾期利息、违约金、抵押等约定条款均属无效。且仲利公司对于合同中加重林黎彬责任的条款并未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故亦属无效。故仲利公司主张高额的违约金及优先受偿权不能予以支持。 四、仲利公司主张的林黎彬已还款金额有误。林黎彬除仲利公司陈述的还款外，还于2020年11月5日，通过账号为6217××××8576的账户向其还款3笔款项，每笔金额为2869元，合计金额为8607元。故林黎彬实际还款金额为25821元。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确认仲利公司所述除已还款金额外的基本事实属实。 另查，林黎彬于2020年11月5日向仲利公司还款8607元。 又查，《车辆融资租赁合同（专用条款）》约定，车辆买卖价金为59000元，服务费1180元。《车辆融资租赁合同（通用条款）》“车辆买卖合同”部分约定：因合同采用售后回租模式，故车辆无须现实的占用转移，仲利公司向林黎彬交付车辆的方式为占有改定。自甲方支付车辆转让价款之日，视为甲方取得车辆之所有权。乙方原则应将车辆变更登记至甲方名下，但如因乙方自身原因或行业特性未办理变更登记时，乙方确认无论车辆登记在甲方、乙方或其他第三方名下，甲方都享有完整的所有权。《车辆融资租赁合同（通用条款）》“融资租赁合同”部分约定：4.3租赁期间内，为方便乙方对租赁车辆的使用，各方同意租赁车辆继续登记在乙方名下。同时，甲方授权乙方将租赁车辆抵押给甲方，该抵押行为并不改变双方之间融资租赁关系的本质。4.9服务费在任何情况下一经收取均不予退还，为便于结算，乙方同意甲方得由车辆买卖价金中径行扣除该手续费。该部分还约定乙方未按期足额支付租金及其他应付款项，甲方有权选择请求一方支付全部未付的租金或者解除合同返还车辆并赔偿损失。无论甲方作出何种选择，甲方均有权要求乙方支付已发生但未偿付的租金和违约金，违约金以全部未到期租金总额的30%计算。 再查，2020年1月19日，仲利公司向林黎彬转账57820元。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关于“承租人将其自有物出卖给出租人，再通过融资租赁合同将租赁物从出租人处租回的，人民法院不应仅以承租人和出卖人系同一人为由认定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规定，本案条款中包含了买卖合同及融资租赁合同两部分，符合售后回租的融资租赁模式。林黎彬辩称双方间就案涉车辆签订了抵押合同，故车辆并不存在所有权的变动，不符合融资租赁的要求。但鉴于车辆的动产属性，其所有权变动以交付为生效要件，而根据案涉合同的约定，双方明确系以占有改定的方式完成交付，故在合同签订之时，所有权已完成变动。而鉴于车辆售后回租情形下，车辆仍应交付承租人使用，在此情形下，车辆售后回租模式在实践中多存在出租方以和承租方通过办理车辆抵押的方式来保障车辆权属的安全，该行为并未否定双方间形成的融资租赁合同法律关系。何况《车辆融资租赁合同（通用条款）》“融资租赁合同”部分第四条第三点亦明确了抵押行为并不影响融资租赁关系的本质。此外，林黎彬主张其与对方业务员间的沟通主要涉及贷款、利息等内容，故其真实意思应为抵押贷款，而非融资租赁。对此，因售后回租合同在实践中本就偏重于融资属性，融物往往是实现融资的一个手段，故其与借贷行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本案中，双方已签订书面《融资租赁合同》，且融资租赁合同对相关内容也有明确约定，故林黎彬与业务员在磋商过程中的相关表述，并不足以否定双方间发生融资租赁行为的意思表示。因本案属于融资租赁合同法律关系，故林黎彬关于仲利公司案涉行为属于非法放贷，涉嫌刑事犯罪，故本案应中止审理的主张，不能成立。 仲利公司关于林黎彬欠付租金72618元的主张，因本案已查明林黎彬另向仲利公司还款8607元，故扣减后，林黎彬尚欠仲利公司租金64011元。鉴于林黎彬未能依约支付租赁，构成违约。故仲利公司主张林黎彬应当按照《融资租赁合同（通用条款）》的第六条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林黎彬辩称该内容加重林黎彬责任的条款并未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故属无效。首先可以确认案涉合同，特别是普通条款内容系仲利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属于格式条款。本院注意到该份合同字体小，内容多，仲利公司对于该违约责任内容部分未作加黑加粗等特别标识处理，较难以引起注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关于“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九条关于“民法典施行前订立的合同，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涉及格式条款效力认定的，适用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的规定。”的规定，案涉违约责任条款属于加重林黎彬责任的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在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仲利公司有尽到合理的提示义务的情况下，案涉违约责任内容应当视为未订立合同，林黎彬主张该违约责任条款对其不具有约束力，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四十八条关于“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租金。承租人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支付全部租金；也可以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的规定，仲利公司要求林黎彬一次性支付全部租金64011元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仲利公司主张按违约时的全部未到期租金之30%加付违约金，因该违约金标准对林黎彬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因林黎彬的逾期付款行为却造成仲利公司损失，其违约金主张在实际损失范围内可以得到支持。在现有证据下，仲利公司遭受的损失系其资金被占用而致的利息损失，在无约定的情况下，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关于“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关于“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本院酌定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的1.5倍，自起诉之日起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至实际偿清之日止。另，林黎彬主张租金过高，其计算方式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仲利公司主张的实现抵押权的问题，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项规定的“出租人授权承租人将租赁物抵押给出租人并在登记机关依法办理抵押权登记的”这一情形，但这仅是作为对善意取得的除外情形。如前所述，这一规定系鉴于现实中因租赁物所有权无法定登记机关，而出租人又不占有租赁物，从而允许出租人通过委托承租人将租赁物以抵押给自己的方式办理抵押登记进而取得登记公示效力，而非对抵押权物权效力的确认。何况讼争租赁物的所有权已归属于仲利公司，故不存在林黎彬以该租赁物为仲利公司的债权提供抵押担保的问题。因此，仲利公司要求实现抵押权的诉请，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百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4〕3号）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8号）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林黎彬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支付合同号为AA181201232CM-0042的《车辆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全部未付租金64011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64011元为基数，自2020年10月19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的1.5倍计至款项偿清之日止）； 二、驳回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2117元，减半收取计1058.5元，由林黎彬负担712元，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负担346.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卓垚磊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郑心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