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0）渝01刑终763号 原公诉机关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朱太臣，男，1957年6月19日出生于重庆市合川区，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重庆市合川区。因涉嫌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于2020年5月15日被重庆市合川区公安局取保候审。经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决定，于2020年10月2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重庆市合川区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兰伟，男，1966年10月28日出生于重庆市合川区，汉族，初中文化，个体经营者，住重庆市合川区。因涉嫌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于2020年5月15日被重庆市合川区公安局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郑远良，男，1969年10月15日出生于重庆市合川区，汉族，小学文化，工人，住重庆市合川区。因涉嫌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于2020年5月15日被重庆市合川区公安局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何培明，男，1965年1月6日出生于重庆市合川区，汉族，小学文化，个体经营者，住重庆市合川区。因涉嫌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于2020年5月15日被重庆市合川区公安局取保候审。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审理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罪一案，于2020年10月21日作出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朱太臣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提讯了上诉人朱太臣，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20年5月14日12时至14时许期间，被告人朱太臣、郑远良、兰伟、何培明分别携带武斗竿，先后来到涪江重庆市合川区铜溪镇渭沱电站船闸水域，在该水域处于禁渔期的情况下，使用武斗竿非法捕捞水产品，渔获物归各自所有。当日15时许，被告人兰伟使用武斗竿钩到一条重3.01千克的鲤鱼，后在被告人何培明、郑远良的帮助下捞起该鱼。嗣后，被告人朱太臣使用武斗竿钩到一条重21.975千克的花鲢，被告人郑远良帮朱太臣拉鱼线，被告人兰伟使用网兜舀鱼未果，之后郑远良将呼啦圈制成的网兜放入水中，随即朱太臣将鱼拉入该网兜，何培明、兰伟拉连接网兜的绳索，后四被告人共同拉绳索捞起该鱼。当日16时30分许，四被告人被民警当场抓获。作案工具被扣押，渔获物已放生。 被告人朱太臣、兰伟、郑远良、何培明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 另查明，经重庆市合川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认定，被告人朱太臣、兰伟、郑远良、何培明各自使用的渔具均为武斗竿，系禁用渔具；实施捕捞地点系涪江干流。被告人兰伟自愿交纳生态修复费3000元以修复生态。 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2.归案说明；3.常住人口信息表；4.指认现场笔录、照片、指认作案工具照片；5.辨认笔录、照片；6.扣押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7.提取笔录、称量笔录、称重照片；8.放生笔录、照片；9.情况说明、认定；10.被告人朱太臣、兰伟、郑远良、何培明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的印证。 原判认为，被告人朱太臣、兰伟、郑远良、何培明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期内使用禁用的工具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其行为分别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四被告人到案后如实供述其罪行，被告人郑远良、何培明愿意接受处罚，依法从轻处罚；被告人朱太臣、兰伟、郑远良、何培明系初犯，兰伟交纳生态修复费以修复生态，酌情从轻处罚。对于四被告人的辩护人提出的相应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关于被告人兰伟的辩护人提出合川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认定不是鉴定意见，该委作出的认定不具有合法性的辩护意见，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重点保护的渔业资源品种及其可捕捞标准，禁渔区和禁渔期，禁止使用或者限制使用的渔具和捕捞方法，最小网目尺寸以及其他保护渔业资源的措施，由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重庆市农业委员会于2010年1月29日印发《关于禁止和限制使用的渔具和捕捞方法的公告》（渝农发[2010]26号）规定了禁止使用的渔具与方法，并对延绳钓、武斗竿等专门用语进行了界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第七条第一款规定“渔政检查人员有权对各种渔业及渔业船舶的证件、渔船、渔具、渔获物和捕捞方法，进行检查。”本案中，重庆市合川区农业农村委员会作为该区域内渔业工作主管单位，具有专业的渔政执法人员，具备对渔获物、渔具进行检查认定的专业技术条件，因此该委有权对案涉渔获物及危害进行说明、对被告人使用的渔具进行认定，该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朱太臣、兰伟的辩护人提出二被告人不构成共同犯罪，不应认定为主犯的辩护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为主观上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客观上实施了共同的犯罪行为，且该行为在犯罪行为实施终了前完成。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条的规定，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系行为犯，是否捕捞到渔获物不影响该行为构成犯罪的认定。本案中，朱太臣、兰伟使用武斗竿钩鱼后，其非法捕捞水产品的犯罪行为已经实施完毕，虽然郑远良、何培明帮助兰伟捞起鲤鱼，兰伟、郑远良、何培明帮助朱太臣捞起花鲢，但该帮助行为均实施于兰伟、朱太臣非法捕捞水产品的犯罪行为实施终了之后，因此本案不构成共同犯罪，被告人朱太臣、兰伟不应认定为主犯，对该意见予以采纳。 关于被告人朱太臣的辩护人提出朱太臣具有立功情节的辩护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并经查证属实的构成立功，本案中，虽然朱太臣向公安机关举报他人捕捞水产品行为，公安机关委托了解情况后未出警，由于其举报的情况未经查证属实，故该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朱太臣、兰伟的辩护人提出渔获物已放生，其社会危害性小，以及朱太臣的辩护人提出对其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国家设置禁渔区、禁渔期，限定捕捞工具、规范捕捞方法，是为了有效保护、合理养护渔业资源，实现渔业资源永续利用、渔业生产可持续发展，从而维护水生生态平衡，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律规定，实施了情节严重的非法捕捞行为，本案中，朱太臣、兰伟在禁渔期使用禁用的工具捕捞21.975千克、3.01千克渔获物，虽然渔获物已放生，但使用武斗竿捕捞导致渔获物体表被刮伤，该渔具对渔业资源造成了破坏，根据朱太臣犯罪性质、情节，不宜对其适用缓刑，故该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兰伟的辩护人提出兰伟不明知其行为构成犯罪的辩护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兰伟知晓涪江干支流属于禁渔区以及禁渔期的开始日期，也就是说其对禁渔规定具有相应的认知，同时渔业主管部门对禁渔规定进行了宣传，故该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兰伟的辩护人提出兰伟构成自首的辩护意见，经查，2020年5月14日，兰伟被民警当场抓获后，随即被传唤至公安机关进行讯问，因此兰伟不构成自动投案，该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公诉机关指控四被告人构成共同犯罪不当，予以纠正，对被告人郑远良、何培明提出的量刑建议不当，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朱太臣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二、被告人兰伟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七个月。三、被告人郑远良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罚金1000元（已预缴）。四、被告人何培明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罚金1000元（已预缴）。五、对供犯罪所用的武斗竿4根、网兜1个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负责处理。 朱太臣以“一审量刑过重”为上诉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诉。 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和证据与一审相同，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朱太臣及原审被告人兰伟、郑远良、何培明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期内使用禁用的工具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应依法予以惩处。上诉人朱太臣及三名原审被告人到案后能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依法可从轻处罚；且均系初犯，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可酌情从轻处罚；兰伟交纳生态修复费，有一定悔罪表现，可酌情从轻处罚。 关于上诉人朱太臣提出“一审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经查，上诉人朱太臣在禁渔期内使用禁用的工具非法捕捞21.975千克花鲢的事实有相应证据印证，在二审中上诉人朱太臣亦供认不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条之规定并充分考量朱太臣的犯罪情节及法定和酌定的量刑情节，量刑在法定幅度内，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并无不当，因此，上诉人朱太臣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张 力 审 判 员  李立新 审 判 员  吴长渝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黄 琦 书 记 员  张颖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