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03民初11204号原告（反诉被告）：陶某，女，1970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沈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朋，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被告（反诉原告）：尹某，男，1970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培方，辽宁方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付赞如，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陶某诉被告（反诉原告）尹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22日立案受理，2019年11月21日作出（2018）辽0103民初7742号民事判决。被告（反诉原告）尹某不服，提出上诉，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29日作出（2020）辽01民终7090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8）辽0103民初7742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我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陶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朋，被告（反诉原告）尹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培方、付赞如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反诉被告）陶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分割离婚后的沈阳市和平区澳门路2-4-2，建筑面积160.24平方米、沈阳市和平区六纬路3-4-2建筑面积34.47平方米房产；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于1994年相识，××××年××月××日登记结婚。2004年3月4日，原、被告因性格不合，无法共同生活，经双方协商，协议离婚，但夫妻共同财产并没有完全分割。据原告所知，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还有夫妻共同财产分别为：1、位于沈阳市和平区澳门路2-4-2，建筑面积160.24平方米房产；2、位于沈阳市和平区六纬路3-4-2建筑面积34.47平方米房产。就分割上述财产原、被告多次协商未果，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之规定，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被告（反诉原告）尹某辩称，一、本案核心争议焦点在于对《离婚协议书》中“财产问题”一栏填写为“无”应该如何解释。根据合同解释的原则和标准，应将其解释为：双方协议离婚时对财产分割约定‘无争议’。（一）在案证据能够证明，协议离婚时，陶某对尹某名下的案涉两套房产状况是明知的，并且默认各自名下财产归各自所有的财产归属状态。1.关于沈阳市和平区六纬路2-1号“房改房”。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和原一审时调取的该房产信息可知，该房原产权人为尹某的工作单位辽宁省电信公司沈阳市分公司。2001年该公司根据沈阳市房改政策将尹某和陶某的工龄折扣合并计算后，由尹某交付房款并办理了产权登记。根据国家政策，在使用配偶工龄优惠购买时，必须由配偶所在单位出具相关证明材料。尹某和陶某的单位分别为二人出具了职工工龄证明书，且均加盖了公章，由此可知，陶某对整个房改过程和办理产权登记一事知情。由于职工工龄证明书是由职工所在单位单方出具，并不需要职工本人签字，因此陶某在二审法院第二次开庭时辩称不知该房存在的理由为“手续上没有我任何签字”也不能成立。另外，陶某的职工工龄证明书上单位公章为“沈阳国合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该公司由陶某及其家人实际控制，能够在尹某购买房改房时协助出具陶某的工龄证明书，显然是经过经理陶某许可；2.关于沈阳市和平区澳门路35号新世界花园房产。根据二人通话录音可知，陶某对案涉新世界房产始终明知，甚至能主动回忆起购买新世界房屋是和自己父母购买银田房屋前后脚，且根据该房产档案信息可知，尹某于2000年7月1日购买该房产，二人2004年3月才离婚，陶某原一审中称“澳门路的房屋是双方快离婚时购买的，尹某并没有告知陶某”与客观事实不符。由此可知，陶某在离婚十四年后因反悔离婚时财产分配约定，继而以对案涉和平区两套房产不知情为由主张再次分割，显属单方捏造法律关系，故案涉两套和平区的房产既不属于离婚后尚有共同财产未处理的情形，又不属于双方在签订离婚协议时财产客观上无法分割或者漏分的情形。陶某的诉讼主张不应被支持。根据房屋业主信息可知，尹某于2000年12月30日收房、办理入住。在申请住户卡时填写的业主紧急联系人就是陶某，电话号码正是陶某现在仍在使用的号码；在楼宇接受记录的联络电话登记上，登记的座机号码是陶某投资设立的沈阳国合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当年的办公电话，手机号依然是陶某的电话号码，且陶某的座机、手机号均写在了尹某的手机号码之前。陶某曾在原一审中称“男方隐瞒了存在两套房产的事实”，根据日常经验法则，如果陶某所述属实，那么尹某完全没有必要在申请住户卡时将陶某填写为紧急联系人，因为物业公司一旦联系不上尹某，便会第一时间联系陶某；更没有必要在楼宇接受记录上把陶某的电话号码写在自己电话号码之前，因为按照日常习惯，人们往往按照排列顺序从左到右依次拨打电话号码，物业公司如果要跟业主联系，必然会先拨打陶某的座机、手机。基于以上证据，陶某所述内容与客观事实和日常经验法则不相符，不仅可以得出陶某在离婚前清楚房产状态的结论，而且根本得不出尹某具有故意隐瞒房产的意图。（二）尹某与陶某在婚内实施各自财产各自管理的AA制，将“财产问题‘无’”解释为“无财产争议”符合二人生活习惯。尹某与陶某一直认可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内实施AA制，双方对该“AA制”的理解也是一致、无歧义的，即“自己的收入归自己管理，但是支出上花的比较随意”。由此可知，该“AA制”不是数学意义上的绝对平均，如果按照陶某主张的认为只要是一方名下财产均应认定另一方占50%份额，那么显然与夫妻共同财产制没有区别，也就失去了夫妻AA制的意义，与双方均一致认可的日常生活习惯严重不符。陶某在二审第二次庭审中也对自己名下股权未分割一事自认。但陶某既基于AA制不主动分割自己名下股权和其他财产，又基于夫妻共同财产制主张分割尹某名下的房产，其行为和诉讼主张在逻辑上无法自洽、违反诚信原则，因此可以推定双方订立离婚协议时对财产的处理是指向了AA制的生活习惯的，双方对该分割方式也是无争议的。（三）根据《离婚协议书》全文可知，双方对子女问题、债务问题均作出了明确约定，如果将财产问题的“无”解释为“未分割”，显然会将该约定与整个合同内容割裂。虽然庭审时双方代理人对债务约定究竟是作“婚前”还是“婚内”理解的争议较大，但双方代理人对当事人在协议离婚时曾作出过债务处理约定这一事实是没有争议的。该协议内容粗糙，如果不结合上下文，仅孤立地去认定“无”字的一般含义或可能含义，必然会否定案涉《离婚协议书》内容的内在一致性，也会导致得出有悖当事人真实意图的错误结论。由此可知，尹某与陶某在协议离婚时已经对子女问题、财产问题、债务问题做出了明确约定，双方对本案争议内容的真实含义就是“无争议”。将财产问题填写为“无”，既是对离婚时财产归属状态的默认，又是对财产权利做出的处分。陶某在原一审中陈述“财产问题‘无’系表明在签订离婚协议时双方无共有房产”。代理人认为，究其本质，陶某主张的“离婚时双方无共有财产分割”和尹某主张的“离婚时双方财产无争议”其实是一致的，该约定对双方都有约束力，双方既已在离婚协议中确认无共同财产分割，则应视为对各自名下财产已处理完毕、默认离婚时财产归属状态。退一步讲，陶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在签订离婚协议之时清楚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签署离婚协议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如果明知有共同财产却仍然在协议书上签名确认“无共有财产分割”，那则应视为其对财产权利做出了处分和放弃。陶某在离婚十四年后因反悔离婚时财产分配约定，继而以夫妻共同财产在协议离婚时未实际分割为由主张再次分割，在此种情形下，案涉两套和平区的房产既不属于离婚后尚有共同财产未处理的情形，又不属于双方在签订离婚协议时财产客观上无法分割或者漏分的情形。陶某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也与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相悖、无法律依据。双方对财产分割状况“无争议”，不是指对单独或任何某一方名下财产无争议，而是指双方对离婚后沈河区369号房产归陶某所有、两套和平区房产归尹某所有的事实无争议。原审一审时，审判长多次向双方询问对登记在陶某名下的案涉沈河区369号房产是否有争议，双方均回答“在离婚时没有争议，且按照离婚时的约定，该房产归陶某所有”。代理人认为：双方离婚时已口头约定各自名下财产归各自所有，并按照约定将全部三套共有房产进行分割，该约定的内容和形式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不损害第三人利益，而且符合二人夫妻AA制的生活习惯，应确认有效；现该约定已实际履行完毕，在没有被法院确认无效前都应视为三套共有房产均已完成分割。在此情况下，陶某认为两套和平区房产有争议，却又主张沈河区369号房产无争议，实属偷换概念，不仅逻辑矛盾，而且明显违背客观事实、缺乏法律依据。二、陶某的诉讼主张已过诉讼时效，在尹某提出时效抗辩时，法院应该判决驳回陶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最高院已发布过此类案件的指导案例，根据《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法发[2010]51号）第七条、《实施细则》（法[2015]130号）第九条之规定，对陶某的诉讼请求，本案应当参照指导案例的裁判要点适用诉讼时效予以审查。陶某在离婚之前对案涉房产状态是完全知晓的，双方在离婚时对共同财产的分割形式没有任何争议，即在离婚时对各自名下财产默认归属状态的处分是完全同意、不需要再次进行分割、也不存在任何纠纷的，故依法应驳回陶某的全部诉讼请求。退一万步讲，即便假设共同财产在离婚时没有分割，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八条、《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对于分割请求应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损之日起算，适用三年的诉讼时效。二审法院第一次开庭时，陶某代理人提出“分割的财产是房产，属于不动产物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的抗辩。我方对此观点不认可，因离婚后财产分割的本质是对共有财产金钱属性和财产价值的分割，不是对所有权或其他物权的分割，且房产本身属于不可分物，其自然属性决定了对房产只能进行价值分割，即财产分割请求权的本质是债权请求权。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中的房屋价值及归属无法达成协议时，可以通过竞价、评估、拍卖方式就房屋价款进行分割”之规定，我国法律已明确了对共同财产中的房屋仅能进行价值分割，再次从法条层面确定了房屋价值分割请求权是债权请求权的性质，故依法应当适用诉讼时效规定。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向社会发布的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官网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16211.html）“李某诉孙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其中对不动产分割诉讼时效的论述为“对于孙某所提的李某诉讼已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因孙某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李某在诉讼时效结束之前已经知道该房屋的存在，故李某表示其作为孙小某的法定代理人在2014年起诉孙某给付抚养费的案件中才知道有该套房屋的解释较为合理”，虽然该生效判决最终认定案涉房屋应当予以分割，但应当予以分割的理由正是原告提出的分割房屋申请是在其知道该套房屋存在后的两年诉讼时效之内，并不是认为对不动产的分割申请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该案是最高院公布的典型案例，可以反映出最高院对类似案件的裁判态度和价值导向，各级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在基本案情和法律适用方面与最高院发布的指导案例相类似的，应当参照相关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作出裁判。因此，对于离婚后的不动产分割问题，不能“一刀切”地用物权或债权来确定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进行审查，而是要结合整体案情综合考量当事人诉讼目的是否正当、原告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是否符合常理等，再综合作出裁判。本案案情和法律适用与该指导案例类似，故应当参照该指导案例，适用诉讼时效予以审查。虽然陶某主张对房产的分割请求属于物权请求权，但因尹某对案涉房产系合法占有，故陶某也没有对尹某主张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的物权请求权基础。另外，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或中止的事由。陶某在离婚十四年后向法院申请分割房产早已超过诉讼时效，且其二审代理人在法庭调查环节也答复审判长“自2004年离婚后，对共同财产也没有过协商”，可见无诉讼时效中断或中止的任何情形。因此原一审时尹某已经提出诉讼时效抗辩，贵院依法应判决驳回陶某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代理人认为，尹某与陶某在离婚时的共同财产已经分割完毕并且无争议，双方届时对各自名下的财产状态都是明知并认可其归属的；陶某在离婚十四年后以“未分、漏分”为由提出再次分割，不仅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而且违反诚信原则。请贵院依法判决驳回陶某全部诉讼请求。反诉原告尹某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分割陶某名下沈河区奉天街369号1-19-D房产；2.分割陶某名下沈河区奉天街373-3号1-1-2、沈河区奉天街373-1号2-16-4、沈河区奉天街373-1号2-16/17-3号房产首付款的出资额764870元；3.分割陶某所有的沈阳日天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股权；4.分割陶某所有的上海日天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股权；5.分割陶某所有的日天门业的股权；6.反诉费用由陶某承担。事实与理由：2004年3月4日双方协议离婚，夫妻共同财产并未完全分割，据我方所知，陶某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还有沈河区奉天街369号1-19-D房产、沈阳日天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上海日天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日天门业的股权未分割。且陶某离婚后使用婚姻存续期间二人共同财产支付了沈河区奉天街373-3号1-1-2、沈河区奉天街373-1号2-16-4、沈河区奉天街373-1号2-16/17-3号房产的首付款。现提起反诉，望贵院支持。反诉被告陶某辩称，尹某主张共计2064870元，尹某在法院要求其缴纳反诉费按照200万元主张缴纳，关于反诉请求3、4、5项并没有缴纳反诉费，我方要求法院依法驳回3、4、5项反诉请求。一、沈河区奉天街369号1-19-4房产实际所有人是陶筱田。位于沈阳市沈河区房屋（建筑面积189.96平方米）是以陶某名义购买的，实际出资人为陶某父亲陶筱田，每月房贷以及给付首付款等均为陶筱田出资，该房产截止2018年10月16日已还本金344451.74元，已还利息174819.89元，贷款余额为155548.26元。陶筱田购买房屋出资319289元，贷款500000元。该房产实际所有人为陶某父亲陶筱田。陶某已经在原一审中提供房屋所有权证、商品房买卖合同、辽宁省沈阳市商品房预收款专用票据、房屋电子登记簿查询证明、陶某的个人活期明细信息、陶某父亲陶筱田个人活期明细、中国建设银行取款回执单、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贷款对账单以及情况说明予以证明。在反诉人与被反诉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该房屋仅是被支付首付款及不到一年的贷款，剩余贷款均是双方离婚后由陶某父亲陶筱田偿还房贷，因此反诉人要求主张分割该房屋全部房款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二、尹某主张分割陶某名下四套房产首付款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陶某名下位于沈河区产均系陶某与尹某离婚之后购买，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尹某无权分割。另外根据尹某申请的调查令其调查陶某离婚时名下存款可知，陶某离婚时银行存款不足1000元，尹某对于其该项主张没有提供其他相关证据证明，因此我方认为陶某离婚后购买的房屋与本案无关，购房款并非夫妻共同财产。尹某所述及主张完全是其主观猜想、妄想。请尹某及其委托代理人遵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而不是凭空想象。尹某主张分割陶某名下位于沈河区奉天街373-3号1-1-2室房产、沈河区奉天街373-1号2-16-4室房产、沈河区奉天街373-1号2-16/17-3室房产首付款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三、尹某无权分割沈阳日天货运代理公司、上海日天货运代理公司、日天门业的股权。沈阳日天货运代理公司、上海日天货运代理公司成立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尹某在原一审中也承认对于上述公司的存在知情，对于沈阳日天货运代理公司成立之初的部分手续是由尹某协助办理；上海日天货运代理公司实缴出资额的时间在2006年3月21日，在陶某与尹某协议离婚之后，并且该公司现在处于吊销状态，尹某对该公司股权更加不能要求分割。在离婚协议书及其原一、二审的意见中均可以看出，尹某在签订离婚协议书时对于上述两公司股权是放弃的，根据相关规定，尹某对于股权的反诉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日天门业并非陶某名下公司，陶某在日天门业没有任何股份和职务，尹某该项请求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综上，恳请人民法院驳回尹某反诉请求，维护陶某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陶某与尹某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年××月××日登记结婚。2004年3月4日，陶某与尹某在沈阳市和平区民政局协议离婚。离婚时，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载明：“子女问题：无子女；财产问题：无；债务问题：婚前债务由男方全部承担；其他：无；以上协议是我们自愿达成的，完全真实，如有虚假，愿承担法律责任。”。陶某与尹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生活方式为“AA制”，各自的收入自行管理。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居住在尹某名下坐落于沈阳市和平区六纬路2-1号3-4-2室房屋。该房屋原系尹某所在单位所有，陶某与尹某参加房改获得产权。二人婚姻关系期间，尹某购买了坐落于沈阳市和平区澳门路35号2-4-2室房屋，登记在尹某名下；陶某贷款购买了坐落于沈河区产，登记在陶某名下。另外，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陶某在沈阳日天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上海日天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拥有部分股权。2019年5月25日，尹保国为处置坐落于沈阳市和平区澳门路35号2-4-2室房产，要求陶某协助办理，但陶某拒绝协助。在协商过程中，双方就该房屋购买时的资金投入、资金来源、装修等事宜进行过激烈的讨论。因双方协商未果，尹保国起诉来院。另查，尹保国要求分割的沈河区奉天街369号1-19-D室房产与陶某于2018年5月22日来院起诉时曾要求分割的沈河区产为一处房产。陶某于2018年5月22日来院起诉时，诉讼请求为：1、分割沈河区产（登记在陶某名下）、沈阳市和平区澳门路2-4-2室房产（登记在尹某名下）、沈阳市和平区六纬路3-4-2室房产（登记在尹某名下）；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案件审理过程中，陶某撤销了要求分割沈河区产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时，发给离婚证。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在应一年内提出。本案双方当事人在自愿离婚时签订的《离婚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经过婚姻登记机关核实并确认，符合法律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应认真执行。结合双方当事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生活状态及相应财产的控制模式以及二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购买的房产及陶某所拥有两家公司的部分股权、股票等相关情况，涉案《离婚协议》载明的“财产问题：无”，应理解为：无财产问题，共同财产已分割完毕。应视为对各自名下财产已予以分割，默认离婚时财产归属的状态。因双方均未在一年内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该协议，故涉案《离婚协议》合法有效。关于双方当事人要求分割的房产及股权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离婚后发现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夫妻共同财产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本案审理过程中，陶某自认双方婚关系存续期间姻共同居住在沈阳市和平区六纬路2-1号3-4-2房屋。该房屋为公改房，2001年2月房改时，陶某提供了职工工龄证明书，加盖了陶某所在单位沈阳国合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公章，能够说明陶某在离婚时对该房屋的实际情况是了解的；通过尹某提供的，陶某对真实性无异议的录音资料、楼宇检查返修单等证据，可以认定陶某在离婚时对尹某名下坐落于沈阳市和平区澳门路2-4-2房产的存在是明知的，且对该房屋的购买、装修等事宜提供过支持。尹某亦自认在离婚时明知陶某拥有坐落于沈河区奉天街369号1-19-D房产及在沈阳日天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及上海日天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拥有股权，故双方离婚前均不存在隐藏夫妻共同财产，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故双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应驳回双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一条、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第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陶某的诉讼请求；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尹某的反诉请求。诉讼费276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陶某负担。反诉费2328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尹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伟人民陪审员  杨玉祥人民陪审员  颜世香二〇二一年一月四日书 记 员  刘 薇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一条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时，发给离婚证。第四十七条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因履行上述财产分割协议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第九条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