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陕08民终3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喜艳，女，1981年4月2日出生，汉族，陕西省定边县人，住该县安边镇，无固定职业。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利，陕西宇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洋洋，陕西宇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江红，男，1974年3月15日出生，汉族，陕西省定边县人，住该县定边镇，农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怀德，男，1969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陕西省定边县人，住该县定边镇，农民。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少雄，陕西金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高士军，男，1981年7月1日出生，汉族，陕西省定边县人，住该县定边镇。原审被告：赵世荣，男，1976年2月13日出生，汉族，陕西省定边县人，住该县定边镇。上诉人李喜艳因与被上诉人王江红、王怀德、原审被告高士军、赵世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定边县人民法院（2019）陕0825民初49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喜艳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2、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的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借款合同无效，定边县荣汇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汇昌公司”）的经营范围并不包括借贷业务，该公司无权对外经营放贷业务。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5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4条第3、5款的规定，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法律依据。根据《合同法》第58条规定，二上诉人已经向被上诉人王江红支付了部分款项，再返还剩余款项即可，一审法院按照普通民间借贷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明显错误，违反了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二、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已经届满，一审法院未向上诉人送达开庭传票即缺席审判，一审法院程序重大违法。三、荣汇昌公司涉嫌非法经营罪，一审法院应当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本案应当中止审理。四、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借款本金以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王江红、王怀德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观点不能成立。一、上诉人与答辩人借贷关系合法有效，且将约定月利率3%调整至月利率2%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与答辩人借贷发生在2015年6月10日，向法院起诉受理在2019年6月24日，应该适用2015年9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法律规定裁决本案。2020年8月20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根据法律规定，上诉人主张适用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的规定裁决本案是错误的。2015年民间借贷利率保护月利率2%，一审判决对上诉人与答辩人约定月利率3%调整月利率2%合法。二、答辩人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没有剥夺上诉人参与诉讼的权利。三、答辩人没有涉嫌非法经营罪，本案在一审审理期间，原审被告高士军曾抗辩答辩人伪造国家印章、擅自设立金融机构、未经监管部门批准经营放款业务等进行指控，由此，本案在2020年7月2日中止诉讼，一审法院将案件移转定边县公安局，该局对本案调查后退回法院，一审法院才恢复审理，作出判决。上诉人以此为由提出上诉，无非是找借口不还钱。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原审被告高士军、赵世荣未出庭亦未作答辩。王江红、王怀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高士军、李喜艳给原告王怀德、王江红偿还向定边县荣汇昌投资有限公司借款1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月利率2％计算，从2016年6月10日计算至兑现之日止）。2、依法判决被告赵世荣承担被告高士军和李喜艳不能承担偿还借款担保责任及律师代理费；3、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10日，被告高士军、李喜艳共同向荣汇昌公司借款100万元，并出具借据一支，约定月利率为3％，原告王江红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高士军账户转账97万元，同日，被告赵世荣为被告高士军、李喜艳向荣汇昌公司借款100万元提供担保，并出具担保承诺书一份，约定被告赵世荣自愿为被告高士军借款期限为6个月、金额为100万元的贷款提供担保，如借款人违反合同约定，则由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为借款人债务全部清偿完毕为止。借款后，被告高士军于2015年7月10日向原告偿还借款2万元，于2015年8月10日向原告偿还借款2万元，于2015年9月15日向原告偿还借款2万元，于2015年10月27日向原告偿还借款3万元，于2015年11月27日向原告偿还借款3万元，于2015年12月9日向原告偿还借款3万元，于2016年1月8日向原告偿还借款3万元，于2016年3月3日、4日共计向原告偿还6万元，于2016年3月8日向原告偿还借款3万元，于2016年5月21日向原告偿还借款3万元，被告合计向原告偿还借款30万元。剩余借款本息经原告向被告索要未果，故诉至法院。另查明，荣汇昌公司成立于2014年3月10日，股东是原告王江红、王怀德。2019年1月14日，荣汇昌公司已注销。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被告高士军、李喜艳自愿向荣汇昌公司出具借据足以证明被告高士军、李喜艳借款的事实，根据诚实信用原则，被告高士军、李喜艳应该履行向荣汇昌公司还款的义务。本案中，荣汇昌公司已注销，其法人人格已消灭，但公司的债权不因其主体权利消灭而灭失，股东将自己的财产以投资方式交付公司后，就因取得公司的股权而丧失了对该财产的所有权，而公司在取得股东所交付的所有权后形成法人财产权，公司与公司股东在法律上虽然是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但因存在投资关系，股东对公司经营成果享有收益权利，在公司注销登记后对尚未处理的债权，公司股东根据民法权利继承原则，全体股东成为权利主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企业法人注销后，以该企业法人的股东、发起人或者出资人为当事人,故原告王江红、王怀德诉讼主体适格。又被告高士军抗辩原告公司违法发放高利贷，通过非法手段索要债务，但被告高士军未能举证证明其主张，且本院在审理期间建议公安机关对此予以核查，公安机关经查认为不具备立案条件，故对高士军抗辩理由不予采纳。被告高士军、李喜艳向原告公司出具借据中载明借款数额为100万元，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借据、收据、欠据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被告高士军实际收到借款为97万元，应认定原告公司向被告高士军出借的借款本金为97万元。关于利息，原、被告约定月利率3％超出了法律保护范围，本院调整为2％，但双方已经按照月利率3%支付的利息属于自然之债，已支付的利息有效，没有支付的应该按照月利率2%计算利息。被告已向原告支付部分，经计算，从借款之日至2015年7月10日，借款本金97万元所产生的利息为29100元，故被告高士军于2015年7月10日偿还的2万元均是利息（尚欠利息9100元）；从2015年7月10日至2015年8月10日，借款本金97万元所产生的利息是29100元，故被告高士军于2015年8月10日偿还的2万元均是利息（尚欠利息18200元）；从2015年8月10日至2015年9月15日，借款本金97万元所产生的利息为33950元，故被告高士军于2015年9月15日偿还的2万元均是利息（尚欠利息32150元）；从2015年9月15日至2015年10月27日，借款本金97万元所产生的利息为40740元，故被告高士军于2015年10月27日偿还的3万元均是利息（尚欠利息42890元）；从2015年10月27日至2015年11月27日，借款本金97万元所产生的利息为29100元，被告高士军于2015年11月27日偿还的3万元不足以支付之前的利息，故该笔还款均是利息（尚欠利息41990元）；从2015年11月27日至2015年12月9日，借款本金97万所产生的利息为11640元，被告高士军于2015年12月9日偿还的3万元不足以支付之前的利息，故该笔还款均是利息（尚欠利息23630元）；从2015年12月9日至2016年1月8日，借款本金97万元所产生的利息为29100元，被告高士军于2016年1月8日偿还的3万元不足以支付之前的利息，故该笔还款均是利息（尚欠利息22730元）；从2016年1月8日至2016年3月4日，借款本金97万元所产生的利息为54320元，被告高士军于2016年3月3日、4日偿还的6万元不足以支付之前产生的利息，故该笔还款均是利息（尚欠利息17050元）；从2016年3月4日至2016年3月8日，借款本金97万元所产生的利息为3880元，被告高士军于2016年3月8日偿还超出利息部分的9070元（30000元-17050元-3880元＝9070元）应抵充本金，故剩余借款本金为960930元；从2016年3月8日至2016年5月21日，借款本金960930元所产生的利息为70148元，被告高士军于2016年5月21日偿还的3万元均是利息，故被告高士军应继续向原告支付剩余借款本金960930元及相应利息。被告李喜艳自愿向原告公司出具借据，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故被告李喜艳应承担偿还责任。被告赵世荣自愿为被告高士军、李喜艳六个月的借款提供担保，虽原告诉称借贷双方并未约定借款期限，承诺书中的六个月借款期限是被告赵世荣自己写的，但原告持有承诺书向担保人主张权利，足以证明承诺内容已经双方确认并同意，故应认定被告赵世荣为借款期限为六个月的债权债务提供担保，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应为2015年12月10日，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规定，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或者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的，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故被告赵世荣有效担保期间从2015年12月10日起算至2017年12月10日时终止，保证期间是除斥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应在有效保证期间内，原告于2018年4月9日向被告赵世荣主张权利时担保期限已过，又原告也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明是否在有效担保期限内向被告赵世荣主张过权利，故保证期间已过，被告赵世荣不再承担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高士军、李喜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王江红、王怀德偿还借款本金960930元及利息（从2016年3月8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算利息至兑付完毕止，兑付时减去已付利息30000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800元、公告费800元，合计14600元。由被告高士军、李喜艳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案涉借款是否属于违法放贷；2、案涉借款的利息应如何计算；3、本案诉讼时效是否超过；4、一审判决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关于案涉借款的问题。李喜艳上诉称荣汇昌公司属于非法放贷，案涉借款合同无效的理由，经查，本案中定边县公安局向一审法院作出定公（经）不立字[2020]8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认为荣汇昌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诈骗罪、非法经营罪证据不足，依法不予立案。故荣汇昌公司的案涉放贷行为未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6号）第一条的规定，李喜艳的上述理由于法无据，不能成立。关于案涉借款的利息问题。李喜艳上诉称一审法院未按照2020年8月20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经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6号）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本案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24日受理，不属于2020年8月20日后新受理的案件，故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案涉借款的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并无不当。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一审法院审理本案时，李喜艳并未出庭应诉，二审中其称案涉借款期限为六个月，二被上诉人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经查，高士军、李喜艳于2015年6月10日出具的案涉借据中并未约定借款期限，二被上诉人可随时主张自己的权利，故李喜艳的上述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程序问题。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向李喜艳的送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故一审判决程序合法。综上所述，上诉人李喜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90元，由上诉人李喜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闫 虹审 判 员  李文龙审 判 员  张彩莲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高 蔚书 记 员  张文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