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3民初3660号原告：云海松，男，1972年7月6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顺义区人，住该处，身份证号×××。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晓东，北京昶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赵正芳，女，1966年3月2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顺义区人，住该处，身份证号×××。被告：云鹏，男，1992年8月27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顺义区人，住该处，身份证号×××。被告赵正芳、云鹏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绍芃，男，1957年3月30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顺义区人，住该处，身份证号×××。被告：云海清，男，1967年7月27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顺义区人，住北京市顺义区，身份证号×××。原告云海松与被告赵正芳、云鹏、云海清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李**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云海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晓东、被告赵正芳、云鹏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绍芃，被告云海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云海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原告与云自生于2003年11月4日签订的赠与协议无效；2．诉讼费由被告赵正芳、云鹏负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云海清系兄弟关系。被告赵正芳、云鹏自称系原告父亲云自生的妻子和儿子。1995年原告的父亲云自生与原告之母司长珍离婚，二人自愿将涉诉宅院、房屋赠与原告，当时原告系×村农业户口人员。2003年原告父亲云自生多次到原告工作单位吵闹威胁，胁迫原告签订一份赠与协议，将涉诉房院赠与云自生。当时原告为息事宁人，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才签字。也没有认识到该行为违反《土地管理法》，云自生系非农业户口。2018年11月24日,云自生去世,后在与他人诉讼过程中，被告赵正芳及云鹏出示，所谓云自生的虚假伪造遗嘱，并称与云自生系夫妻、父子关系。原告认为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2003年11月4日原告与云自生签订的协议是无效的。赵正芳与云鹏也不是云自生的法定继承人，二人所持遗嘱也是伪造的。被告赵正芳、云鹏的行为是违法的，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起诉请求法院依法查清事实，公正判决。被告赵正芳、云鹏共同辩称：不同意原告云海松的所有诉讼请求，理由如下：第一，原告为了达到对其父云自生不尽赡养义务的目的，利用其父云自生与其母司长珍离婚之机，背着哥哥将本来就是父母的财产转移到自己名下，可当其父2003年因糖尿病无钱医治时，其拿走了父亲云自生位于建新的楼房一套和位于×村×街×号的父母共同财产八间房，却不愿给云自生出医药费治病，是其父找他要钱看病后，原告才将本是父母赠与他的×八间房屋和红本又主动给了云自生，免去了自己的赡养责任。因当时的农村房屋并不值钱，卖两万都没人要，且从1991年原告当兵出去，户口就没回过×村。2003年时云海松已是非农业户口，自2003年开始到云自生去世，云海松从没起诉过云自生，也从来未给云自生花过一分钱，甚至云自生卖房后重病在床的半年多看病和丧葬的所有费用全用的是这卖房钱，故该协议已实施。第二，正因该协议已实施，云自生在生前考虑赵正芳和云鹏照顾其起居生活，于2010年又由云自生和赵正芳建起十间正房（实为九间，有一间为门道通北院），云自生并于2013年6月6日写下遗嘱将该院所有房屋由赵正芳和云鹏继承，关于这份遗嘱，在(2019)京0113民初1585号和（2019）京03民终15846号案件中得到法院认定，见(2019)京0113民初1585号民事判决书第10页倒数第六行“其给付义务应由赵正芳和云自生承担，但云自生过世，故本院认为应由赵正芳承担，云鹏在其继承云自生遗产范围内与赵正芳一起承担连带责任。1．此事与云海清、云海松确无关联，要考虑的是二人是否继承云自生的遗产。2．赵正芳提交的《遗嘱》中明确云自生遗产由赵正芳和云鹏继承，其他当事人对此也未提反对意见，故此对遗嘱本院予以认定。”二审对一审的这部分事实也给予认定，法院为什么这么认定，首先在本案中原告云海松对自己写的将房产赠与云自生的2003年11月4日证明真实性认可，同时对遗嘱未提出反对意见，这卖房是云自生在2017年病重时卖的，之后的半年多时间云自生都是瘫在床上的，所以这大部分的钱全用在了云自生看病和最后丧葬，依照双方协议，云海松自2003年11月4日将房子赠与其父后也没为云自生看病花过一分钱，甚至丧葬都没出一分钱，所在云海松写给其父的这从份协议不仅有效，而且实施。第三，就因(2019)京0113民初1585号案件中，云海松对其将本案涉诉房屋赠与云自生的事实及2013年11月4日协议的真实性均认可，对遗嘱也未提反对意见，法院判决由赵正芳和云鹏将云自生卖房款百三十余万全部赔偿给案外人张俊玲，现已经执行完毕。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云海清辩称：本案与我无关，原告起诉我没有理由。本院经审理查明：云自生（2018年11月23日去世）与司长珍原系夫妻关系，二人婚后育有二子，即云海清、云海松。1995年6月2日，云自生与司长珍经本院（1994）顺民初字第1576号民事调解书调解离婚。该案诉讼中，云自生与司长珍曾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次子云海松。2003年11月4日，云自生与云海松签署《证明》一份，该证明内容为：云海松把×八间房产赠与其父云自生。做为今后生活、看病费用。云海松今后不再与云自生有任何财产、经济关系，不负担云自生今后任何负担。特此证明。该《证明》落款处有云自生、云海松及证明人陈长海的签字确认。诉讼中，云海松称，上述《证明》所载的八间房就是云自生与司长珍离婚时赠与自己的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镇×村×街×号院内的房产。因云自生当时到自己工作单位威胁自己，自己被迫签署了内容为赠与的涉诉《证明》，但后来自己发现云自生在签署涉诉《证明》时，并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双方的赠与协议违反了相关规定，是无效的，但因云自生已经去世，而赵正芳与云鹏自称是云自生的妻子与儿子，涉诉宅院现在也实际由他们占有使用，云海清作为云自生的儿子，也是云自生的继承人，所以自己将他们起诉到法院，要求确认涉诉《证明》无效。为此，云海松向法院提交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复印件，（1994）顺民初字第1576号民事调解书、涉诉《证明》《房屋买卖协议》等证据予以证实。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登记的使用权人为云海松。《房屋买卖协议》显示，2017年11月1日，云自生与赵正芳曾将涉诉的×村×街×号宅院内全部房屋以75万元的价格卖给案外人张俊玲、张翠云、贾乙的情况。云鹏、赵正芳对云海松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除《房屋买卖协议》外其他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称土地使用证虽然登记在云海松名下，但涉诉宅院内房屋已经由云海松赠与其父云自生，该土地使用证当时也已经一并交付给云自生。2003年赠与行为发生时，云海松系非农业户口，并非涉诉的×村村民，该土地使用证原件因涉及买卖现在在案外人贾乙手中，不在其手中；民事调解书虽然载明了云自生与司长珍将涉诉财产赠与云海松，但是因云自生当时受到了云海松的胁迫、欺骗，并不是自愿赠与的；涉诉《证明》是云海松自愿的行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合法有效，而且也确实已实际履行。云鹏、赵正芳称，涉诉《证明》是云海松为规避对云自生的赡养义务所签，是云海松自愿、主动的行为，不存在被云自生威胁的情况，双方也已经按照《证明》的内容实际履行了赠与行为，赠与行为发生时候，云海松与云自生都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家庭成员之间的赠与并不是无效的，而且该赠与是附条件的，云自生之后的生养死葬都是赵正芳、云鹏在负责，云海松并没有管过，从公序良俗角度也属于有效的。而且该赠与也已经实际履行，在其他案件中云海松也认可该赠与，因此，从法律、道德、良心的角度，该赠与均属于有效的。在云自生去世前已经通过遗嘱的形式将涉诉宅院及房屋作出处理，即在其去世后，由赵正芳和云鹏继承。赵正芳与云鹏在继承房屋后曾经予以出售，在相关案件中，云海松也未对云自生的遗嘱提出异议或反证。因此认为云海松要求确认涉诉《证明》无效没有依据。为此，云鹏、赵正芳提交了涉诉《证明》、云自生的遗嘱、《鉴定书》、账单、本院（2019）京0113民初1585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3民终15846号民事判决书，并当庭提交了相关案件的相关执行材料作为证据。云自生于2013年6月6日所立的遗嘱显示，其决定在过世后将涉诉宅院内房屋全部由赵正芳与云鹏继承。《鉴定书》显示1994年云自生曾经被其子打成轻伤的情况。云鹏、赵正芳称当时云海松为争夺云自生的其他房产与云自生发生纠纷，将云自生打伤，可以证明云自生根本没有能力去威胁云海松书写涉诉《证明》。（2019）京0113民初1585号民事判决书、（2019）京03民终15846号民事判决书显示，云鹏、赵正芳与案外人张俊玲、张翠云、贾乙及本案原告云海松、被告云海清就涉诉宅院内房屋的买卖行为发生纠纷的情况。最终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云自生、赵正芳与案外人张俊玲、张翠云、贾乙于2017年11月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相关生效判决中还查明，涉诉宅院从使用权上可分为东、西两块宅基地。东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在云海松名下（《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编号为顺义县×镇集建（证）字第×号），西宅基地登记在司长珍名下（《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编号为顺义县×镇集建（证）字第×号）。两块宅基地为一整体院落，从建筑上可分为南北两院。另，上述判决书中还查明，根据户口簿记载，赵正芳系云自生之妻，云鹏系云自生之子。云海松对《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称该《遗嘱》立遗嘱人处签名并非云自生本人所签，云自生与赵正芳不是夫妻关系，云鹏也不是二人所生的子女，因此遗嘱内容也不真实，所以该《遗嘱》是无效的；对两份判决书的真实性均认可，但称判决书并没有认定云海松与云自生的房屋赠与行为是有效的，故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诉讼中，就本案相关事实，本院依法向×村委会进行了调查取证，在调查中，该村委会向法院表示，云自生原系该村村民，但在1999年之前，其户口就已经转为城镇居民户口，不再是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了。云自生在该村原来有一块宅基地，但在1992年宅基地确权登记时，因云自生户口不在该村，而当时其子云海松与前妻司长珍是该村村民，就将本来在云自生名下的宅基地，分别登记在了云海松与司长珍名下。该村委会还向法院提供了两块宅基地的登记卡。对于法院调查取证的结果，云海松表示均无异议，并称上述调查结果正可以证明1999年前后云自生户口就已经不在×村，2003年的赠与行为应属于无效。云鹏、赵正芳对法院调查结果的真实性亦表示认可，但坚持称涉诉房屋是云海松自愿赠与其父云自生的，是合法的行为，与云自生是否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关。庭审中，对于云海松、云鹏及赵正芳提交的上述证据及本院的相关调查取证结果，云海清均表示与其无关，其对此也不清楚，也没有证据提交。另查，庭审中云海松认可其于2001年左右转为非农业户口。同时，双方均认可，涉诉宅院及房屋目前实际由赵正芳、云鹏占有使用。上述事实，有当事人双方的陈述、《证明》、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复印件、（2019）京0113民初1585号民事判决书、（2019）京03民终15846号民事判决书、宅基地登记卡、调查笔录、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可以作为认定事实之依据。本院认为：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农村房屋的赠与涉及相应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而宅基地使用权是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非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能取得或者变相取得该村宅基地使用权。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云海松与云自生在2003年11月4日签署赠与涉诉房屋的《证明》时，均不是涉诉宅院宅基地所在的×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此双方签订的《证明》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无效合同，故对于云海松要求确认该《证明》无效的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原告云海松与云自生于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四日签订的《证明》无效。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被告赵正芳、云鹏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 鹏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王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