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60882号原告：常征，女，1980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艳，北京中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巴迪艾斯（北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法定代表人：云大雄，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刚，北京刚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云大雄，男，1985年9月25日出生，汉族，巴迪艾斯（北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住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刚，北京刚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怡，女，1985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向超群，湖北诚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海龙，北京盈科（宜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常征与被告巴迪艾斯（北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迪艾斯公司）、被告云大雄、被告张怡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4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8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常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艳、被告巴迪艾斯公司和被告云大雄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刚、被告张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超群、向海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常征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巴迪艾斯公司、被告云大雄、被告张怡偿还原告常征借款本金395万元及利息109.2万元（截至2019年5月19日）；2.判令被告巴迪艾斯公司、被告云大雄、被告张怡支付违约金（以395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2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3.判令被告巴迪艾斯公司、被告云大雄、被告张怡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常琦系常征的父亲，白玲系常征的母亲，云大雄与张怡系夫妻关系，常征与张怡系同事关系。2015年初，张怡多次告知常征如有闲钱，可放到云大雄那里，每月按年利率18%支付固定利息。常琦知道该事情后，将300万元汇至云大雄名下按月收取利息。2015年10月21日，云大雄、张怡作为股东注册成立了巴迪艾斯公司。随后，巴迪艾斯公司与常琦签订了《投资咨询和服务协议》，约定由巴迪艾斯公司向常琦提供投资咨询管理服务。合同金额为300万元，期限为一年，年利率为18%。2016年7月，常琦将300万债权转至常征名下，并由常征与巴迪艾斯公司签订了一年期合同，年利率为18%。2016年8月，常琦去世。2017年合同到期后，常征又将300万债权转至其母亲白玲名下。2019年8月，白玲又将债权转回至常征名下。此外，常征先后向巴迪艾斯公司、云大雄账户多次转账累计95万元，巴迪艾斯公司、云大雄按月支付固定利息。2018年8月，常征提出终止合同并收回款项，云大雄未能履约。自2018年12月开始，巴迪艾斯公司、云大雄也未能按照约定的时间向常征支付利息。2019年3月8日，云大雄出具《还款承诺书》，承诺在2019年3月之前还款6.5万元至常征账号，冲抵之前的利息，同时约定了本金的偿还方式。2019年5月19日，云大雄再次出具《还款承诺书》，对欠付的本金及利息进行了确认，白玲名下本金和利息共计373.87万元，常征名下本金和利息共计130.15万元。常征认为本案属于名为投资理财，实为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虽然巴迪艾斯公司与常征签订了《投资咨询和服务协议》，但双方之间的关系为民间借贷关系：第一，在巴迪艾斯公司尚未注册成立以及协议签订之前，常琦已经将300万元支付至云大雄的账户，巴迪艾斯公司、云大雄每月按照固定利率向常征支付利息。第二，《投资咨询和服务协议》中明确约定协议的有效期为全部债权清偿且资金回收完毕之日，不符合投资人需要承担投资理财风险的特征。第三，在协议第3.5条中明确约定，在甲方与乙方借贷关系存续期间，如借款人发生违约行为，乙方应及时提醒和督促借款人履行还款义务。即双方在协议中认可为借贷关系。第四，巴迪艾斯公司从未向常征提供过任何咨询服务。本案应按照民间借贷关系进行审理。常征向云大雄提供的借款均发生在张怡与云大雄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这些借款是在张怡的介绍下形成，张怡对该债务是知情的，张怡应对夫妻债务承担共同还款义务。在借款发生后巴迪艾斯公司与常征形成合同关系，是对借贷债务的加入，巴迪艾斯公司也应当对债务承担还款责任。故常征诉至法院。被告巴迪艾斯公司辩称，一、双方之间争议存在仲裁条款约定，本案应归属仲裁委管辖，不应诉讼管辖；二、该案属于合同纠纷，不属于民间借贷纠纷；三、对于常征的诉讼请求及主张数额巴迪艾斯公司不予认可。被告云大雄辩称，与巴迪艾斯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被告张怡辩称，第一、张怡认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淀法院）对本案不具有主管权，应依巴迪艾斯公司的申请，告知常征按照约定通过仲裁解决争议。鉴于巴迪艾斯公司与常征方签订的合同中明确约定了仲裁条款，常征起诉时也出具了合同，海淀法院在立案阶段就不应受理。海淀法院立案之后，巴迪艾斯公司根据合同的约定向海淀法院提起主管权异议申请，并请求海淀法院作出书面裁定。因此，张怡认为在程序性问题未得到解决之前，不应进入实体审理。而对于本案的主管权，张怡与巴迪艾斯公司的意见一致：1.常征据以起诉的《投资咨询和服务协议》第十一条明确约定了争议解决方式为仲裁，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2.《还款承诺书》的性质是补充协议，是从合同，故仍然适用主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因此，海淀法院应该告知常征按照其与巴迪艾斯公司约定的仲裁条款解决争议，如其执意向法院起诉，海淀法院应该驳回其起诉。第二、即便海淀法院决定管辖此案，张怡也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因此海淀法院应当告知常征撤销对张怡的起诉，或驳回其对张怡的起诉。1.合同关系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对签约当事人产生权利和义务，由合同法进行规范和调整，一般不涉及合同当事人之外的人员的权利和义务。运用合同解决合同纠纷的侧重点应当是依法明确合同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确定合同之债的承担者、承担范围和承担方式，着重强调意思自治，强调合同的相对性。本案中，常征与巴迪艾斯公司签订有书面的《投资咨询和服务协议》，合同对双方当事人有明确的记载，且涉案当事人予以签署生效。因此，张怡并非合同的当事人。2.此外，根据合同内容也可以判断，本案并非民间借贷纠纷，而是委托理财合同纠纷。3.《还款承诺书》系云大雄个人签署，与张怡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张怡不是涉案合同或补充协议的当事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如果海淀法院最终裁定具有对本案的主管权，海淀法院应告知常征撤回对张怡的起诉，或裁定驳回常征对张怡的起诉。第三、涉案债务，不管是委托理财合同之债还是担保之债，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张怡不应承担偿还责任，因此若海淀法院继续审理此案，应驳回常征对张怡的全部诉讼请。涉案债务有两个：一个是基于《投资咨询和服务协议》产生的委托理财合同之债，另一个是基于《还款承诺书》而存在的担保之债。常征未释明所主张的债务到底是哪一个。但是不管常征所指的债务是何者（或二者兼指），所涉债务均不构成夫妻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夫妻债务司法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1.涉案的委托理财合同之债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因其不满足“以个人名义负担”的前提。涉案委托理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是常征和巴迪艾斯公司，云大雄和张怡夫妻二人中的任何一方均不是委托理财合同的当事人，因此不符合“以个人名义所负”的前提，故本案不能适用上述夫妻债务司法解释的规定，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需要强调的是，夫妻债务司法解释第三条后半句但书规定的例外情形（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无疑是将“该债务”限定在“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的范围内。换言之，一个债务要至少先有夫妻共同债务的“外观”（夫或妻个人负担），才可能进一步判断是否符合但书的情形，从而最终判断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比如，夫妻二人开了家便利店，丈夫个人以个人的名义借钱进货，债务具有了夫妻共同债务的外观，然后债权人可以论证该债务是用于了共同经营，因此主张所借款项为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如果夫妻二人作为股东开办了一家公司，丈夫以公司的名义（而非以夫或妻的个人名义）负担了一笔债务，则债务不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外观，不满足上述法条的前提（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的债务），当然不能适用上述法条。因此，本案中的委托理财合同之债不是夫妻共同债务。2.涉案的担保之债不是夫妻共同债务，最高法院对此类问题曾有复函明确答复。（1）本案中，云大雄个人负担的债务是其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字产生的担保之债。夫妻一方对外负担的担保之债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最高法院对此有非常明确的观点。《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复函》（[2015]民一他字第9号）（简称“复函”)规定：“……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不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因此，本案中的担保之债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张怡不应承担还款责任。（2）云大雄在张怡与其协议离婚的过程中、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前夕（前三天）对外进行大额担保，张怡对此既不知情，更未同意（也不可能同意）；且对外担保仅产生义务，没有产生任何收益，没有任何由担保产生的经济利益可用于家庭生活或经营。亦即，担保之债不可能被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本案中也并非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而产生，故不可能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因此，张怡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因此，涉案的担保之债也不是夫妻共同债务。第四、由于本案属于众多投资者针对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其配偶发起的一系列案件中的一例，为实现“同案同判”的目的，如果海淀法院决定审理此案，建议中止对本案的审理，待类案作出终审裁判后再恢复审理。综上所述，张怡认为：常征和巴迪艾斯公司约定了仲裁条款，海淀法院对本案不具有主管权，即便海淀法院决定管辖此案，张怡不是合同当事人，也未担保还款，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涉案债务（不管是委托理财合同之债还是担保之债）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张怡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张怡请求法院责令常征撤销对张怡的起诉，或驳回常征对张怡的起诉，或驳回常征对张怡的全部诉讼请求。此外，张怡认为：本案属于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不属于民间借贷纠纷；如果海淀法院裁定对本案具有主管权，应中止审理本案，待类案、案号（2020）京01民终3912号的案件作出终审裁判后再恢复审理，以实现“同案同判”。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常征与张怡系同事关系，张怡与云大雄原系夫妻关系，常琦、白玲分别为常征的父亲、母亲，常征通过张怡介绍认识云大雄。2015年，常琦向云大雄转账300万元。2015年10月21日，巴迪艾斯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本200万元，公司股东为云大雄、张怡，云大雄认缴出资190万元、张怡认缴出资10万元，二人实缴出资时间为2017年4月28日。2018年11月16日，巴迪艾斯公司股东变更登记为云大雄、陈桂花（云大雄之母），其中云大雄持有公司99%股份，陈桂花持有公司1%股份。云大雄一直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成立后，常琦（甲方、投资人）与巴迪艾斯公司（乙方）就上述300万元补签了合同编号为XXX01的《投资咨询和服务协议》，就乙方为甲方提供投资咨询管理服务并为甲方提供风险管理服务达成协议。第三条乙方的权利和义务。3.1乙方应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恪尽职守，以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原则向甲方提供投资咨询与管理服务。3.5在甲方与乙方借贷关系存续期间，如借款人发生违约行为，乙方应及时提醒和督促借款人履行还款义务。3.6乙方为甲方提供资金投资相关服务，包括促成交易、回款提醒和回款管理服务等。第四条投资资金金额及期间。4.1投资金额为300万元。投资日期为2015年8月1日，投资产品为中期理财，一年期。4.4甲方应在乙方通知的日期之前将上述资金存入乙方专用账户，并由甲方授权乙方与借款人签署《借款协议》或与债权转让人签署《债权转让协议》。4.5预期年化收益率12%+3%（年投资加息券）+3%（经营分红券），以实际为准。第七条风险提示。7.2借款人信用风险：当借款人短期或者长期丧失还款能力或者借款人还款意愿发生变化时，甲方投资资金可能无法按时收回。第十一条争议的管辖。各方一致同意，如发生争议，不论争议金额大小，均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适用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下的简易程序进行仲裁。仲裁裁决为终局的，对各方均有约束力。协议落款时间为2015年8月1日，协议还对其他条款作出了约定。2016年1月6日，常征（甲方、投资人）与巴迪艾斯公司（乙方）签订合同编号为XXX06的《投资咨询和服务协议》。协议约定甲方投资金额40万元，投资日期为2016年1月6日。其他条款与20150801协议基本一致。2016年2月，常征（甲方、投资人）与云大雄（乙方）签订合同编号为XXX26的《投资咨询和服务协议》。协议约定甲方投资金额3万元/月，投资日期为2016年2月26日，投资产品为月定投，一年期，3万元/月。其他条款与XXX01协议基本一致。巴迪艾斯公司在“乙方（签字）”处盖章。2016年7月，常征（甲方、投资人）与巴迪艾斯公司（乙方）签订合同编号为20160801的《投资咨询和服务协议》。协议约定甲方投资金额300万元，投资日期为2016年8月1日。其他条款与20150801协议基本一致。2016年8月19日，常琦因胆囊腺癌去世。2017年1月起，常征、云大雄、张怡微信群聊天记录就巴迪控股的相关产品等事项进行了沟通。同年7月10日，张怡与常征微信沟通，张怡：“姐正好我要给你合同。”、“姐你投资所有的都是12+3+3不用看上面写的那个针对新用户。”常征回复：“恩好的。”、“我又投了一点零钱计划。”张怡回复：“要是有大额的你随时说。”2017年7月，白玲（甲方、投资人）与巴迪艾斯公司（乙方）签订合同编号为XXX28的《投资咨询和服务协议》。协议约定甲方投资金额为300万元，投资日期为2017年8月1日。其他条款与XXX01协议基本一致。2016年1月至2018年1月期间，常征转账情况如下：一、常征向云大雄、巴迪艾斯公司银行卡直接转账情况：2016年1月6日，常征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云大雄账户转账40万元；2017年1月23日，常征通过邮政储蓄银行向巴迪艾斯公司转账10万元。二、支付宝转账情况：2016年2月至同年3月期间，常征通过支付宝每月向云大雄支付宝转账3万元，共计6万元；2016年4月至2017年2月期间，常征通过支付宝每月向巴迪艾斯公司支付宝转账3万元，共计33万元；2017年4月25日，常征通过支付宝向巴迪艾斯公司支付宝转账3万元。上述转账，常征均备注“定投”等字样。三、常征因购买“巴迪家族办公室”理财产品向巴迪艾斯公司转账情况：2016年12月至2018年1月期间，常征通过微信、巴迪支付程序等多种方式，共向巴迪艾斯公司转账608984元。2015年10月1日至2019年4月7日期间，巴迪艾斯公司、云大雄累计向常琦、白玲、常征转账1305071.04元。2019年3月8日，常征（甲方）与云大雄（乙方）签署《还款承诺书》约定，一、2019年3月底之前乙方返还6.5万元到甲方的指定账户，冲抵之前所欠利息。二、2019年4月份开始，乙方保障每月6.5万元返还到甲方的指定账户，冲抵之前所欠利息，当利息冲抵完成后，可以冲抵本金。三、乙方承诺在2019年5月底前，完成100万的本金还款。四、乙方承诺在2019年7月底前，完成332万的本金还款。五、甲乙双方根据还款进度进一步协商下一步利息和本金的核算问题以及协议变更等相关事宜。六、乙方保障每月还款额度和按期完成三、四条的本金还款进度，逾期按照所还金额千分之三计算滞纳金，并向甲方支付。2019年3月11日，张怡与云大雄达成离婚协议书。2019年5月19日，云大雄出具《还款承诺书》，对相关事项作出说明与承诺。一、关于相关债权的说明。（一）关于白玲债权的说明。1.2015年8月1日前，经由云大雄妻子张怡介绍，常琦知晓云大雄以及巴迪艾斯公司相关业务，后云大雄收到常琦（常琦系白玲的丈夫）来款300万元人民币，并签订固定收益类合同（一年期，年收益率18%，合同自2015年8月1日开始生效）。2.2016年7月，常琦将300万人民币债权转到常征名下（常琦与常征是父女关系），并由常征新签订固定收益类合同（一年期，年收益率18%，合同自2016年8月1日开始生效）。3.2017年7月，由于常琦在一年间不幸病逝，为了让母亲白玲安心生活，常征将300万人民币债权转到白玲名下（白玲和常征是母女关系），并由白玲新签订固定收益类合同（一年期，年收益率18%，合同自2017年8月1日开始生效）。4.2018年8月，白玲要求按照约定终止合同并提出回款要求，云大雄未能履约。（二）关于常征债权的说明。自2016年1月起，巴迪艾斯公司以及云大雄个人账户先后多次收到常征转账，累计金额95万元，购买固定收益类投资产品（均为一年期，年化收益率18%）。二、截至目前欠款的本金和利息。2018年12月起，白玲和常征未能如期收到本金和利息，截止目前欠款情况如下：（一）白玲名下本金300万元，固定年化收益率18%，所欠利息73.87万元，共欠款373.87万元；（二）常征名下本金95万元，固定年化收益率18%，所欠利息35.15万元，共欠款130.15万元。截止到2019年5月19日，总计欠款本金395万元，利息109.02万元，本息合计504.02万元。三、债务的承担。（一）所欠款项已由巴迪艾斯公司以及云大雄使用。（二）巴迪艾斯公司以及云大雄共同承担清偿责任。四、还款计划。2019年5月31日，还款3万元；2019年6月15日，还款5万元；2019年6月30日，还款7万元。五、违约责任。如有任何违约则按照年利率18%的两倍向常征偿还违约金，截至还清日期。2019年8月22日，常征向巴迪艾斯公司、张怡分别邮寄《债权转让通知书》写明，白玲通知巴迪艾斯公司、云大雄、张怡，自2019年8月21日起，白玲与巴迪艾斯公司之间《投资咨询和服务协议》项下白玲本人的全部合同权益转让给常征。邮件均被签收。诉讼中，巴迪艾斯公司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请求驳回常征的起诉，告知其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解决。事实和理由：一、巴迪艾斯公司与常征之间没有借贷合意，不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因此不应以民间借贷纠纷确定管辖；二、《投资咨询和服务协议》明确约定了争议解决方式，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该尊重当事双方的意思自治。该协议第一条约定“各方一致同意，如发生争议，无论争议金额大小，均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适用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项下的简易程序进行仲裁。”常征罔顾已经在协议中约定仲条款的事实，仍然向海淀法院提起诉讼，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三、云大雄签署的《还款承诺书》仅仅是对《投资咨询和服务协议》的补充，相当于《投资咨询和服务协议》的附件，而附件并未对原协议约定的争议解决条款作为变更，因此仍应以《投资咨询和服务协议》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处理。上述事实，有原告常征提交的《投资咨询和服务协议》、《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债权转让通知书》、邮件交寄单照片、邮单截图、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明细、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巴迪程序转账截图、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被告巴迪艾斯公司、被告云大雄共同提交的支付宝转账截图、招商银行付款回单、银行转账截图、微信转账截图等证据及本院开庭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巴迪艾斯公司提起管辖异议，实质为对案件主管机构的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四条规定，“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双方自愿，达成仲裁协议。没有仲裁协议，一方申请仲裁的，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常征与巴迪艾斯公司签订《投资咨询和服务协议》，该协议仅对双方有约束力，对云大雄、张怡没有约束力。本案中，常征起诉巴迪艾斯公司、云大雄、张怡三方为被告，争议的解决方式应为诉讼。本院对巴迪艾斯公司的异议申请不予受理。本案争议焦点一为常征与巴迪艾斯公司、云大雄、张怡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合同主体问题。常征称其与巴迪艾斯公司、云大雄、张怡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巴迪艾斯公司、云大雄辩称双方之间为合同关系，张怡称其并非合同当事人。本院认为，常征与巴迪艾斯公司签订编号为20160106、20160226二份《投资咨询和服务协议》，协议约定巴迪艾斯公司的主要义务向甲方提供资金投资相关服务，包括促成交易、回款提醒和回款管理服务等，协议明确约定了相应的风险提示条款，常征未提交证据证明巴迪艾斯公司曾向其承诺保本，常征与巴迪艾斯公司之间应为委托理财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未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以此类推，常琦、白玲与巴迪艾斯公司之间亦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白玲将其全部债权转让给常征，并履行通知义务，常征享有合同编号为1707121211333028的《投资咨询和服务协议》项下的债权权利。至于云大雄是否为委托理财合同一方当事人的问题。首先，云大雄在《投资咨询和服务协议》中签字。其次，合同履行过程中，云大雄个人实际接收了常征的款项并向常征返还投资本金及利息。再次，在巴迪艾斯公司成立之前，常琦与云大雄之间存在直接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因此，云大雄应为委托理财合同的一方当事人。至于张怡是否为委托理财合同一方当事人的问题。常征与张怡之间未签订书面合同，亦未实际向常征返还投资本金及收益，张怡非委托理财合同的当事人。本案争议焦点二为《还款承诺书》的性质。云大雄为常征出具二份《还款承诺书》，2019年5月19日承诺书就还款方式、违约责任对2019年3月8日承诺书条款作出变更。2019年5月19日的承诺书明确写明“巴迪艾斯公司以及云大雄共同承担清偿责任”，证明云大雄签署该承诺书的身份应为其个人及巴迪艾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二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该承诺书具有结算性文件的性质，云大雄、巴迪艾斯公司确定尚欠常征借款本金395万元及利息109.02万元。常征据此主张云大雄、巴迪艾斯公司支付本金、利息，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承诺书约定违约金，常征主张云大雄、巴迪艾斯公司支付违约金，并主动调整违约金计算方式，有合同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但其起算时间应自违约之日，即2019年6月1日起计算。本案争议焦点三为张怡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云大雄、巴迪艾斯公司与常征之间成立委托理财合同关系的时间发生于云大雄与张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常征提交的聊天记录，可以证明张怡对常征委托理财事宜是明知的。巴迪艾斯公司成立后直至2018年11月16日，张怡均为巴迪艾斯公司的股东，可以证明巴迪艾斯公司系云大雄与张怡共同经营的公司。案涉债务系用于云大雄、张怡的共同生产经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张怡应对云大雄的案涉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巴迪艾斯（北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被告云大雄、被告张怡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常征投资本金3950000元及利息1090200元；二、被告巴迪艾斯（北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被告云大雄、被告张怡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常征违约金（以395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1日起至本金清偿之日，按年利率24%计算）。如果被告巴迪艾斯（北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被告云大雄、被告张怡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财产保全费5000元、案件受理费47094元（原告常征均已预交），由被告巴迪艾斯（北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被告云大雄、被告张怡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建文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刘金霞书记员  王致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