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03民初6665号原告修某1（曾用名修某2），女，2014年3月19日出生，蒙古族，住辽宁省庄河市。法定代理人张海华（原告母亲），1983年9月17日出生，蒙古族，无职业，辽宁省庄河市号。法定代理人修成波（原告父亲），1981年3月23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址同上。委托代理人周世冠、邹静，北京至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大连市儿童医院，住所地大连市西岗区中山路154号。法定代表人崔振泽，院长。委托代理人魏亚红，李巍巍，辽宁刘魏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修某1与被告大连市儿童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1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19年11月8日、2021年1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修某1的法定代理人张海华，以及委托代理人、周世冠、邹静，被告大连市儿童医院的委托代理人魏亚红，李巍巍到庭或者通过网络庭审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于2018年7月9日因“发现左小腿内侧肿物20天”入住被告外科二病房，诊断为“左小腿血管瘤”，7月20日行“超声引导下血管瘤聚桂醇注药术”，7月24日原告出院。8月30日原告第二次入住被告外科二病房，9月3日行“左小腿血管瘤聚桂醇注射术”，9月4日出院。10月16日原告第三次入住被告外科二病房，当日给予聚桂醇瘤体内注入术，10月17日出院。11月19日原告肿物逐渐增大，左足踝关节主动背伸受限，被动背伸可，原告疼痛难忍，第四次入住被告医院，11月21日出院。2019年1月10日—1月19日入住北京朝阳中西医结合急诊抢救中心，1月14日行“右小腿穿刺活检术”，送北京积水潭医院进行病理检查，病理诊断为“低分化肉瘤”。2019年1月24日原告入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诊断“横纹肌肉瘤，腺泡型”，原发病灶为左下肢，肿瘤TNM分期为T2N0M0，病理分期为三期。原告认为被告医院把原告“左小腿肉瘤”错误诊断为“左小腿血管瘤”，并按照血管瘤进行治疗，对瘤体先后进行了三次聚桂醇注射，加速了病情的恶化，加重了对原告的损害，耽误了对原告的治疗，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法院，经司法鉴定后，原告确认各项损失为：医疗费107190.69元、护理费108735.67元、交通费6222.94元、住宿费8380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8300元、营养费183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1080元，合计343636.3元。原告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请求按照90%责任程度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在该院治疗期间损失费用16527.5元；2、请求法院按照40%责任程度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在该院治疗后损失费用130108.96元；3、请求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4、请求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5、请求由被告承担本案鉴定费用。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被告的诊疗行为并未给原告造成损害后果，也不存在误诊的情形，被告的诊疗行为没有过错。1、患者目前的情况不能确定有损害后果的发生，尚处于针对其自身患病治疗的过程中，在不存在损害后果的情况下，其请求不应获得支持。2、患者目前患治病的诊断结果，与我院最初的诊断治疗结果不一致，不必然的认为是错误的诊断，首先患者在入院查体检查中显示，表皮无发红，无明显疼痛，无明显增大及减小，而恶性肿瘤伴有红肿、发热、橘皮样改变，其次被告依据超声诊断，MRI检查报告，MRI诊断报告单等，辅助检查的诊断意见，而作出的诊断结论，并且根据2018年7月11日解放军210医院MRI检查报告单显示，血管瘤可能性大，2018年7月18日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增强MRI诊察报告单显示，静脉血管瘤，2018年8月31日，被告超声诊断报告单显示，血管瘤可能性大，以上辅助检查，均提示患者系血管瘤，证明被告系依据辅助检查并采取相应的诊疗措施，不应定性为误诊。3、被告的治疗措施并未给原告造成损害，更不存在延误治疗的情形。患者自身所患疾病并非被告对患者的诊治导致，被告的诊治与原告的疾病间无因果关系，即被告并未给原告造成损害后果，被告依据辅助检查，按照血管瘤儿科常规诊疗方法采取的手段，符合诊疗规范的规定，并且依据相关文献记载（被告将在举证阶段出示），证明硬化治疗是一种化疗药物的同通用做法，可使瘤体缩小，从治疗结果上，不会给患者造成扩大损害。司法鉴定后，被告补充答辩如下：不同意原告增加诉讼请求。依据侵权责任法及最高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原告需要举证证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使得患者发生了损害后果，且该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依据本案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其中没有认定被告的诊疗行为造成了患儿损害，而是将患儿确诊的疾病认定为“自身原发疾病”，原告也不能证明患儿存在其主张的损害后果，更无法证明其主张的损害后果与被告的诊疗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患儿所确诊的疾病已经鉴定意见书认定为“自身原发疾病”，并非原告主张的因被告医疗行为所致，且患儿确诊前并未发生远处转移的不良后果，即被告的诊疗行为未对患儿原发疾病造成任何损害。因此，在患儿没有损害后果发生的前提下，就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认定，更加不存在要求被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基础。经审理查明，原告修某12018年7月9日因发现左小腿内侧肿物20天到被告处住院治疗，2018年7月24日出院，期间，被告经诊断，给予超声引导下血管瘤聚桂醇注药术。出院诊断：左小腿血管瘤。之后，原告在被告处又三次住院治疗，时间分别为：2018年8月30日-2018年9月4日；2018年10月16日-2018年10月17日；2018年11月19日-2018年11月21日。原告病情未痊愈，经被告医务人员帮助联系，原告到北京治疗，2019年1月10日-2019年1月19日入住北京朝阳中西医结合急诊抢救中心，行“左小腿穿刺活检术”，病理送北京积水潭医院进行病理检查，诊断为“低分化肉瘤”。此后，原告在北京、山东多家医院治疗，截至2020年11月30日，其住院治疗过程如下：2019年1月24日-2019年2月6日北京儿童医院住院13天；2019年3月12日-2019年3月15日北京儿童医院住院13天；2019年5月24日-2019年5月30日北京积水潭医院住院6天；2019年6月5日-2019年6月6日北京儿童医院住院1天；2020年7月3日-2020年7月9日北京儿童医院住院6天；2020年7月27日-2020年8月2日，北京儿童医院住院6天；2020年8月18日-2020年8月24日，北京积水潭医院住院6天；2020年9月4日-2020年9月10日山东省肿瘤医院住院6天；2020年9月26日-2020年10月2日山东省肿瘤医院住院6天；2020年10月9日-2020年10月27日山东省肿瘤医院住院18天；2020年11月2日-2020年11月30日山东省肿瘤医院住院28天。原告在2019年1月24日至2020年11月30日期间花费住院医疗费用共计34225元，门诊医疗费72965元。此外，原告在往返各医疗机构救治过程中产生交通费若干，在等待入院治疗时租赁医院附近房屋，且就诊全程由其监护人陪护，发生住宿费及陪护费用。2019年7月20日，原告购买儿童推车花费1080元。诉讼中，原告向本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就被告对原告实施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过错医疗行为与患者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原因力大小、患者损伤残疾程度、患者护理期、营养期申请司法鉴定。经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作出（京）法源司鉴[2020]医鉴字第13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主要鉴定意见：大连市儿童医院在对被鉴定人修某1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1）医院医疗过错行为与本次诉讼争议发生的原因力程度，从技术鉴定立场评价建议为主要程度范围；（2）医院医疗过错行为与患儿病情在被告医院诊疗之后的后续治疗费用增加方面的原因力程度，从技术鉴定立场评价建议为次要程度范围。因修某1在鉴定时仍处于治疗中，因此，该鉴定机构对伤残等级、护理期、营养期、护理依赖及人数暂不予评价。另查，原告母亲张海华经营庄河市新华膜西蜜语化妆品店，个体工商户经庄河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多家医院住院病志材料、检查中拍摄的医学光片、住院费票据、门诊费票据、门诊病历材料、儿童推车发票、交通费发票、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发票，被告提供的住院病志材料、微信聊天截图，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笔录在案为凭，这些材料已经开庭质证和本院审查，可以采信。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等民事权益受到法律的保护。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被告在为原告诊疗中，未能准确诊断疾病性质，所采取的治疗方案不对症，构成对原告病情误诊、误治，其作法未能让原告能尽早得到对症治疗，以达到改善预后的目的，被告存在医疗过错，结合鉴定意见，原告请求按照90%责任程度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在该院治疗期间损失费用，本院予以照准。另一方面，原告所患疾病为恶性肿瘤，临床治疗本身具有困难性和复杂性，临床上对该疾病的明确诊断需要一定的过程，虽然被告存在误诊、误治，但至原告明确诊断时尚未出现远处转移的不良结果，且原告左小腿肿物经切除后有复发情形主要与其自身疾病特点有关，难以完全避免，本院考虑被告在为原告到外地就诊提供了有益帮助，结合原告到其他医院治疗的实际情况，并综合鉴定意见，酌定被告应按照30%责任程度承担原告在该院治疗后的损失费用，对原告主张超出此比例的部分，不予支持。关于被告抗辩其诊疗行为未对原告造成损害后果、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该意见与鉴定意见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在原告主张的各项合理损失中，关于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护理费一项，虽然鉴定意见不涉及，但考虑原告就诊至今仍为未成年人，住院治疗183天中至少需要一名监护人护理，实际产生误工损失，因此，本院酌定按收入较高的监护人工资标准支持该费用，即按照原告母亲作为零售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计算该费用28590元（57023元÷365天×183天）。关于交通费一项，因原告提供的交通费票据中，有部分涵盖两名陪护人员，综合原告疾病和就诊的实际情况，按照一名护理人员陪同的标准，本院酌定为5000元。关于住宿费一项，原告虽提供了与就诊地区吻合的租房的合同、收据等证据，但租赁时间或涵盖或远超过住院时间，不能完全吻合，综合考虑原告实际就诊地区房屋租赁市场价格、就诊情况，本院酌定为60000元。关于营养费一项，鉴定意见亦未评价，但原告疾病较危重，且处于生长发育期，按一般情况住院治疗期间应在一定程度上加强营养，故对原告按每日100元标准计算住院183天营养费，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一项，原告确在多家医院住院治疗，按照每日100元标准计算该笔费用，有事实基础，请求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辅助器具费1080元，原告为儿童且所患疾病位于左小腿，原告提供了购买儿童车发票，该费用属于原告合理损失，本院予以照准。综上，在本次诉讼中，本院认定的原告损失费用如下：医疗费107190元、护理费28590元、交通费5000元、住宿费60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8300元、营养费18300元、辅助器具费1080元，共计238460元，其中，原告在被告处住院23天期间产生交通费12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300元，营养费2300元，护理费3593元，计为8318元，被告按90%责任程度，应承担7486元；在被告治疗之后，原告在其他医疗机构进行后续治疗中已实际发生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辅助器具费共计230142元（238460元-8318元），被告应按30%责任程度承担69042元。按照上述两项责任比例计算后，被告应赔偿原告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辅助器具费共计76528元（7486元+69042元）。关于原告提出精神损害抚慰金一项诉请，被告的误诊、误治行为给原告带来了精神及肉体痛苦，但是，被告也曾帮助原告联系后续治疗事宜，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减轻原告痛苦、获得更好救治付出努力，综合原告所患疾病的性质，以及鉴定意见，本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20000元。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大连市儿童医院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修某1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辅助器具费共计76528元。二、被告大连市儿童医院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修某1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33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大连市儿童医院负担2120元，原告修某1负担2113元；鉴定费18000元（原告已垫付），由被告大连市儿童医院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按不服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期限两年。审 判 长  唐威岩人民陪审员  綦梅红人民陪审员  杨永平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王尹书记员张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