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0民初19962号原告：刘丹慧，女，1981年11月3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诗琪，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成都古摄影婚纱艺术发展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法定代表人：赵士林，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冷家豪，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镭，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丹慧与被告成都古摄影婚纱艺术发展管理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刘丹慧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韩诗琪，被告成都古摄影婚纱艺术发展管理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冷家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丹慧不服劳动争议仲裁裁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1.确认原、被告自2006年11月13日至2020年6月1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被告支付2020年5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工资差额9000元；3.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73,605.11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06年入职被告成都门店从事设计师，双方签署劳动合同。2009年被告在上海开设直营分店，原告遂从成都调至上海工作，至2020年劳动关系解除，已持续在上海工作十余年，离职时岗位为销售。期间每隔几年被告就会要求原告签署劳动合同，但所有合同用人单位处均为空白，签署后寄回成都亦不给原告副本，故原告实际也不知道和谁签署了合同，直至此次劳动仲裁才发现签署的合同相对方是上海市黄浦区爱情山庄摄影工作室(以下简称爱情山庄工作室)。因日常工作接受总经办徐宏波、集团网络运营总监黄旭等人的指示，这些人员均在成都、系被告管理人员，故原告始终认为持续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仅工作地点发生了变更而已。原告工资为基本工资+提成等，出于避税等考虑，被告还恶意通过个人账户发放工资。2020年5月，上海直营店停止经营后，被告突然将原告调岗至成都，因原告已在上海安家，无法接受该不合理的调整，故拒绝。此后，被告不再发放工资，原告于2020年7月13日提出解除，被告拖欠工资故应支付经济补偿金。原告离职前一年(2019年7月至2020年6月)平均月工资为5257.51元，按工作年限14年计算补偿金金额为73,605.11元。另外，拖欠的2020年5月至6月的工资差额亦应支付。被告成都古摄影婚纱艺术发展管理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原告工作的上海门店系由爱情山庄工作室经营，被告仅授权爱情山庄工作室使用“古摄影”的商标，并在商业及经营方针上进行指导、管理，被告与爱情山庄工作室为完全独立的用工主体。原告与爱情山庄工作室签署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被告受爱情山庄工作室委托为原告缴纳相应期间的社保，故原告的用人单位为爱情山庄工作室，而非被告。徐宏波、黄旭等人均非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的工作人员，作出的工作指示不能代表被告。原告在时隔多年后才提起裁讼要求确认劳动关系，已过仲裁时效。至于工资差额，爱情山庄工作室经营困难，无法支付工资并非主观恶意，迟延时间也不长，原告以此为由解除无权主张补偿金。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2020年7月23日，原告向上海市杨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作确认劳动关系、工资差额、经济补偿金请求。仲裁委于2020年9月4日作出杨劳人仲(2020)办字第1341号裁决书，不支持原告全部请求。原告故诉至本院作如上诉请。2.原告于2006年11月13日入职被告，岗位为设计师，入职后工作地点在成都市。被告经营摄影业务，在成都市的门店店招为“古摄影”。2009年中下旬，同样使用店招为“古摄影”的上海门店(以下简称“上海店”)开业经营，原告申请调职至该店，自2009年7月起即在上海店工作直至劳动关系解除，期间岗位经历设计师、人事、销售。上海店经营地址先为上海市黄浦区新闸路XXX号，2019年5月起变更为上海市杨浦区鞍山路XXX号鞍山商城。上海店自2020年5月中旬起停止营业，2020年5月18日起原告无法到店打卡上班，此后5月下旬、6月均在家网上处理包括协商退款等相关售后事宜。2020年5月12日，被告发出《上海店人事调动通知》，言明：“因疫情原因，2020年2月起上海店无法正常经营，为更好安置员工，经公司研究决定，将你从古摄影上海店调至古摄影成都店网络部工作。请于2020年5月15日前到古摄影成都店人力资源部门报到。”原告表示：在上海工作十余年，已安家置业，希望公司在上海安排上班。故此后原告并未至成都店报到。2020年7月13日，原告发出书面解除通知，载明：“鉴于公司未能按照约定足额发放2020年5月工资，且到期未发放2020年6月工资，本人于2020年7月13日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被告收悉该通知。3.包括原告在内的销售等人员在日常工作中使用“古摄影婚纱”办公软件(OA系统)进行订单、派工、报销等事务的处理。其中“借款单审批”栏中显示审批人包括徐宏波、耿云鹏等。该系统并显示古摄影上海店为“直营店”，此外，往来工作邮件亦见有邓刚、耿云鹏等人发送工作指令、抄送“董事长赵东”，且多次提到上海店为“直营店”。上海店POS机收款路径显示营业款接受方为温江古摄影工作室。4.从建设银行卡2015年至2020年期间交易记录看，原告每月收到徐宏波、耿云鹏、李欢等人的转账，自2018年起固定时间(基本为每月中旬)收到金额2000元至10,000余元不等的个人转账。其中，2019年7月至2020年6月分别转账：7332元、7353.69元、7828.5元、6762.97元、6219.78元、6898.02元、5009.23元、3946.04元、2006元、3481.86元、4737元、1515元，以上平均工资为5257.51元。原告当月工资于次月发放，2020年5月按照店内打卡考勤天数收到工资1515元，2020年6月起未收到工资。原告提供的部分工资条显示工资明细和数额，经核对与银行流水一致。原告《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信息》显示：2008年至2012年中旬均由被告缴纳社保，2012年下旬开始先后由锦江区飞翔摄影工作室、爱情山庄工作室等单位缴纳社保。5.被告授权爱情山庄工作室使用“古摄影”商标。原告与爱情山庄工作室签订期限自2019年11月13日至2020年11月12日的《劳动合同》，该合同文本仅在首页及落款处盖有“上海市黄浦区爱情山庄摄影工作室”公章，合同内容中并无有关用人单位主体的任何描述。爱情山庄工作室还出具说明，称：原告与本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由本单位进行管理，为本单位员工。6.经查询工商信息，被告在2016年5月将法定代表人由赵东变更为赵士林；以上锦江区飞翔摄影工作室以及爱情山庄工作室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刘世涛；温江古摄影工作室法定代表人为徐宏波。被告确认虽未与徐宏波签订劳动合同，但其实际为被告提供行政辅助类服务。7.审理中，原告同意按当年度上海市最低工资2480元计算2020年5月、6月的工资差额。本院认为，关于劳动关系之争，本着确认之诉一般而言不谈时效的原则，被告关于请求超过时效的抗辩，本院不采纳。判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结合下列因素进行综合认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是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是否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否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其中，从属性是认定劳动关系的关键特征。本案中，原告主张劳动关系相对方始终为被告，被告则抗辩原告与爱情山庄工作室建立劳动关系，争议的关键是对实际用人单位的判断。在签有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合同载明的用人单位固然为判断劳动关系相对方的依据之一，但绝非唯一、必然的考量因素。尤其在存有多家关联公司、经营业务重合或同一、用工形态不清晰的情况下，劳动者究竟与何主体建立劳动关系，应从工作指挥的作出主体、劳动成果归属主体、工资发放主体、单位业务区分等方面进行判断。本案原告虽在形式上与爱情山庄工作室签有劳动合同，但经综合判定，原告自2006年11月至2020年6月期间持续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具体分析如下：第一，从内心意思看，双方确认原告2006年11月入职被告，2009年调至上海店，先后从事设计师、人事、销售。2020年5月，被告以自己名义作出调岗通知，该行为系被告行使用人单位管理权，表达了其作为劳动合同相对方的内心真意。此外，原告2009年调至上海，但直至2012年的社保费用仍由被告缴纳。第二，从工作支配看，原告日常工作受徐宏波、邓刚、耿云鹏等人的指挥，工作邮件还屡次显示抄送“董事长赵东”。被告确认徐宏波为被告提供行政辅助工作，工商信息亦显示赵东为被告原法定代表人，上述管理人员不见代表爱情山庄工作室，相反，与被告具有密切关联度，故原告实际系受被告支配管理。第三，从劳动成果归属看，上海店同样使用“古摄影”店招，办公软件(OA系统)及往来邮件数次提及上海店为“直营店”，上海店营业款入账徐宏波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公司，以上迹象均表明被告对上海店的直接控制和管理。综上，对被告关于爱情山庄工作室独立经营、独立用工，并与原告建立劳动关系的抗辩不予采信，被告通过劳动管理的一系列行为表明了其作为劳动关系相对方的内心意思和客观实际。本院确认2006年11月13日至2020年6月12日期间原、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关于工资差额之争。2020年5月18日后，原告无法打卡考勤，此后至6月底系在网上为被告处理售后事宜。原告无法如常工作的原因在于被告停业，开展的售后工作系为被告利益，被告故应支付期间工资，现被告未支付2020年5月18日起至6月30日的工资，应予补付。原告以本市最低工资2480元计算差额并无不妥，本院予以支持，经核算2020年5月至6月期间工资差额为3620.23元。关于经济补偿之争。被告未足额支付2020年5月工资、未支付6月工资，此系事实。被告于2020年5月作出的调岗通知显然未考虑原告已在上海工作、生活多年的事实，该工作地点的变更已经对原告生活造成了实质性影响，难言合理及正当，原告拒绝调动尚有一定依据。在劳动关系尚存续时，自主停业不是不支付劳动者工资的合理理由，上述期间被告拖欠、不支付具有相当恶意，原告据此解除并主张经济补偿，本院支持。至于工资，从银行卡交易记录看，上述工作期间原告按月收到徐宏波、耿云鹏、李欢等人的转账，离职前一年转账时间固定、金额与数张工资条亦匹配，结合转账人身份，本院确认2019年7月至2020年6月的个人转账钱款为原告工资收入。原告主张按上述期间月平均数5257.51元为标准计付补偿金并无不妥，根据工作年限，核算为73,605.11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三十条、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刘丹慧自2006年11月13日至2020年6月12日期间与被告成都古摄影婚纱艺术发展管理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二、被告成都古摄影婚纱艺术发展管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刘丹慧2020年5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工资差额3620.23元；三、被告成都古摄影婚纱艺术发展管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刘丹慧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73,605.11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元，由被告成都古摄影婚纱艺术发展管理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费敏蔚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沈奕奕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第三十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