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5民初6779号原告：李东升，男，1964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中国农业银行大兴支行职员，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君，北京灿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于登华，男，1953年6月1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慧，天津益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黎，女，1963年9月21日出生，汉族，退休，住北京市昌平区。原告李东升与被告于登华、李黎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东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君，被告于登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慧，被告李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东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2013年7月2日原告与二被告达成的300万元债权转让合同及二被告达成的300万元口头借贷合同有效；2、诉讼费用由上述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7月2日，原告作为乙方，于登华作为甲方、李黎作为丙方签订书面债权转让协议，三方约定将李东升对于登华的300万元债权转让给李黎，即由于登华向李黎偿还300万元。当日稍后，于登华因担心自己在三个月内偿还这300万元有困难，遂与李黎协商并口头约定（未签订书面协议），将李黎与于登华之间上述300万元债务合同转为借贷合同，李黎同意将此300万元借给于登华使用，于登华同意按照月利率2%向李黎付息，即于登华从当月开始每月向李黎支付6万元利息，双方随即遵此执行。2014年4月底，李黎通过马元凯法官要我通知于登华，说于登华有几个月没有付息了，李黎向法官提交一张A4纸的记录，内容是于登华向她支付利息情况的明细（于登华付息的具体日期和金额），用于让我帮忙催促于登华按时付息，之后我找到于登华并与李黎一起到马法官办公室说明情况，于登华同意补足欠息并继续每月付息。2014年12月，因为担心本金安全，李黎与于登华商议要求陆续偿还本金，当月于登华偿还24万元本金，次月即2015年1月于登华偿还利息金额即相应变更为55200元，之后至2016年11月，于登华向李黎陆续支付了约30笔还本付息。截止2016年底，于登华在4年期间共偿还李黎本金155万元，利息161.94万元，本息合计316.94万元，2016年12月之后于登华未再向李黎还本付息。2016年11月21日、22日，李黎为了让我帮忙催促于登华还本付息，以手机短息方式发给我她与于登华之间往来对账情况，经与于登华比对，双方对账务日期、款项、性质（是本金还是利息）均逐笔完全对应无误。由于2016年底之后于登华经济状况不佳，李黎撕毁债权转让合同以及两被告口头约定且已实际执行多年的借贷合同，反过来无端要求我向她还款，甚至不惜隐瞒他与于登华之间4年来还本付息的事实，矢口否认甚至当众撕毁她与于登华之间还本付息的对账单证据，企图欺骗司法机关并强行逼迫我承认上述债权转让合同及借贷合同没有法律效力，我迫不得已起诉。李黎辩称，原告诉求缺乏法律依据，属无理缠诉。2013年7月2日，于登华、李东升、李黎三方自愿签署三方债权转让协议，这个协议并非独立存在，是与2013年7月1日我与李东升执行和解过程中，我放弃430多万元执行款，同意3个月内李东升付320万元作为执行和解所写的和解协议的补充协议。因于登华、李东升未按照该协议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我已于2013年10月18日申请按原判决执行，此协议于2013年9月30日对李黎已经失效。李东升在诉状上说我与于登华有口头借款合同并非事实，事实上2013年7月1日，原执行款和迟延滞纳金已经达到430多万元，而和解执行款仅为320万元，当时要不是因为80多岁的母亲得重病急需用钱，我怎么可能放弃100多万元执行款跟李东升执行和解，且在没有抵押、未签订借款合同的情况下，怎么会和对方约定口头放贷呢。李东升提交于登华的公证书是虚假的，双方有经济利益关系，是李东升授意于登华，债权转让协议是执行和解协议中的一部分内容，因李东升没有按协议内容和日期给付欠款，我已重新申请按原判决执行。于登华因与李东升有债务关系，其有义务代为偿还，其也同意。李东升多次恶意诉讼，缺乏法律依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京执监38号裁定书恢复了原判决的执行。于登华辩称，于登华与原告以及被告李黎签订债权转让合同的事实存在，于登华和李黎订立了口头借款合同也是真实的，两个合同的合法有效性请法院裁决。已经偿还了317万元，利息还没有偿还完毕。本金还了155万元，利息还了162.44万元。我方认为债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认为债权转让协议属于和解协议的一部分，7月1日和7月2日签订的两个协议都属于执行的和解内容，对于高院的执行裁定我方也认可，李东升在2013年10月底和11月份共偿还的18万元是在李黎2013年10月18日向大兴法院申请恢复执行之后，我方认为大兴法院已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于登华不应该作为被执行主体，且于登华已经向李黎支付了300多万元，因此根据债权转让协议内容，于登华和李东升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消灭。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2年12月20日，我院作出（2012）大民初字第2531号民事判决，判决李东升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李黎四百零五万元，驳回李黎的其他诉讼请求。李东升不服该判决，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3年3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一中民终字第2221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3年4月15日，李黎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号为（2013）大执字第2929号。2013年7月1日，在大兴法院主持下，李黎与李东升签订协议，约定：李东升同意还李黎320万元整，还款时间不超过9月底，如果违约按原判决书执行。经核实，对于320万元的债权数额，双方约定由李东升自行偿还李黎20万元，剩余300万元由双方共同向于登华追偿。2013年7月2日，李黎、李东升与于登华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鉴于于登华尚欠李东升300万元未付，三方均同意李东升将其对于登华的300万元债权转让给李黎，李黎对此表示接受；李黎同意于登华给付300万元后，李黎与李东升的债权债务全部消灭；于登华应支付李黎的上述转让款300万元，该款于2013年9月30日之前履行。2013年10月18日，李黎申请恢复执行。此后李黎仍然按照债权转让协议的约定，继续接受第三人于登华的还款。于登华先后共偿还李黎317.44万元，其中18万元系2013年9月30日前偿还，李黎对此无异议。李东升于2013年10月30日、2013年11月13日分2次共直接偿还李黎18万元，大兴法院依法扣划李东升银行存款10.78万元，李黎对此无异议。综上，李东升及于登华共偿还李黎346.22万元。李黎、李东升均认可2013年7月2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已提交执行法院备案。李黎提交（2013）大执字第2929号执行案件卷宗，该案结案方式为和解，执行情况为双方达成和解，以债权转让解决本案，卷宗中包含2013年7月1日李东升、李黎在执行法官组织下的谈话笔录、2013年7月1日李黎与李东升签字确认的和解协议、2013年7月2日于登华、李东升、李黎三方签字确认的债权转让协议、2013年10月30日以及2013年11月13日李东升给付李黎执行款18万元的银行客户回单、2013年7月2日赵剑的承诺书（关于于登华借李东升叁佰万元整一事，现将债权转给李黎。最后还款期不超过2013年9月30日前，如于登华不能按期还款，由赵剑贷款给于登华在2013年9月30日前还款。如违约愿承担违约责任）。李东升向本院提供其关于李黎向其发送的手机短信的公证书、于登华的书面证人证言公证书、于登华自行制作的还款明细、录音等，用以证明其对于登华的300万元债权转让李黎后，李黎与于登华约定，于登华以月利率2%，每月支付李黎利息6万元，李黎与于登华之间已经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李东升偿还李黎和解协议约定的20万元后，其已经履行完和解协议约定的还款义务。李黎对李东升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不予认可。于登华认可与李黎存在口头借贷合同，同时认可2013年7月1日、2013年7月2日的协议均属于执行和解的内容，法院已恢复原判决执行，于登华也已向李黎支付超过300万元，根据债权转让协议，于登华与李黎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消灭。我院于2017年6月16日作出（2017）京0115执异55号执行裁定，确认异议人李东升已履行完毕（2013）一中民终字第2221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李黎不服我院作出的（2017）京0115执异55号执行裁定，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执行和解协议的履行虽存在瑕疵，但申请执行人已接受履行且已履行完毕的，应当不予恢复执行。申请执行人李黎与被执行人李东升于2013年7月1日在执行法院主持下签订和解协议。次日，李黎、李东升与案外人于登华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并将该协议提交执行法院备案。从债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及当事人提交法院备案的行为看，该债权转让协议系和解协议的组成部分。和解协议履行过程中，虽然李东升和于登华未在约定的期限内完全履行义务，但李黎在履行期限届满后仍继续接受李东升和于登华的还款，且和解协议约定的数额已经履行完毕，故我院支持被执行人李东升的异议请求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30日作出裁定，裁定驳回李黎的复议申请，维持我院（2017）京0115执异55号执行裁定。李黎不服（2017）京0115执异55号执行裁定、（2017）京02执复110号执行裁定，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第二款规定，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胁迫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者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七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完全履行在执行中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但和解协议已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不予恢复执行。本案在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李黎与被执行人李东升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并于次日双方与案外人于登华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李东升将其对于登华的300万元债权转让给李黎，由于登华支付李黎的上述转让款300万元，并定于2013年9月30日之前履行，如果违约按原判决书执行。上述协议应当认定为有债务人加入的和解协议。和解协议履行过程中，在约定的还款期限内仅于登华支付部分款项。因李东升、于登华未能依约履行相应的还款义务，李黎于2013年10月18日向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我法院虽未立案，但依李黎申请对李东升的财产采取了相应的执行措施，应视为该院已经恢复了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而不是继续执行李黎与李东升、于登华之间签订的和解协议及债权转让协议，李东升应当按照原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履行相应的还款义务。在李黎申请恢复执行前，和解协议尚未履行完毕，我院及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协议的履行虽存在瑕疵，但申请执行人已接受履行且已履行完毕，应当不予恢复执行的认定系对相关法律与司法解释的理解不够全面，本院应予纠正。李东升关于提出就和解协议中约定的300万元，李黎与于登华之间已形成新借贷关系的主张，其向本院提交的短信等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该主张，故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李黎的申诉请求予以支持。裁定：撤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2执复110号执行裁定；撤销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5执异55号执行裁定；李黎依据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2）大民初字第2531号民事判决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一中民终字第2221号民事判决申请执行李东升合同纠纷一案，我院应继续原生效判决的执行。后李东升申请检察监督，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8月26日出具京检民执监[2020]110XXXXXXXX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该决定书认为案涉债权转让协议系执行和解协议的组成部分，生效裁定认定为系有债务人加入的和解协议，并无不当，李东升申请监督提交的日期为2019年10月18日、2019年10月22日由北京市志诚公证处出具的两份《公证书》等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李黎与于登华之间形成了新的借贷关系，李黎申请恢复执行时，和解协议尚未履行完毕，生效裁定认定执行法院应当恢复原生效判决的执行，并无不当。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在执行中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但和解协议已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不予恢复执行。关于2013年7月2日李东升、于登华、李黎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现李东升认为合法有效，是对执行和解协议的变更，本院认为，首先，不仅被撤销的（2017）京02执复110号、（2017）京0115执异55号执行裁定，还是现在生效的（2018）京执监38号执行裁定书均认为债权转让协议是执行和解协议的组成部分，即债权转让协议的履行不超过2019年9月30日，否则按原判决书执行。现（2018）京执监38号执行裁定书认定因李东升、于登华未能依和解协议按期履行相应的还款义务，应当恢复相应原判决的执行，且李黎已于2013年10月18日申请恢复执行，我院虽未立案，但依李黎申请对李东升的财产采取了相应的执行措施，应视为我院已经恢复了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而不是继续执行李黎与李东升、于登华之间签订的和解协议及债权转让协议，李东升应当按照原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履行相应的还款义务。其次，李东升关于债权转让协议系对执行和解内容变更的意见与其在2013年10月30日、2013年11月13日继续偿还李黎18万元行为存在矛盾。综上，因李东升、于登华未在2019年9月30日前履行完毕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还款义务，李黎已申请恢复执行且生效裁定书裁定恢复原判决书的执行，李东升现仍坚持认为债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在2013年10月18日李黎申请恢复执行前，根据和解协议中的债权转让协议约定，李东升将于登华欠其300万元借款的债权转让给李黎，李黎作为债权人与于登华之间此时有借款的债权债务关系，但因李东升、于登华未在约定的2013年9月30日前偿还完毕债务，李黎已申请恢复原判决执行，此时因债权转让协议作为和解协议的组成部分已缺乏法律效力，李黎与于登华之间已无直接借款债权债务关系，李东升、于登华主张李黎与于登华就300万元在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后重新达成借款合同，李黎不予认可，李黎表示在申请恢复执行后，于登华作为被执行人李东升的债务人有义务代替李东升履行还款义务，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借款合同的内容包括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条款。借款合同需要出借人、借款人的共同合意，在缺乏书面借款合同且生效裁定认为应视为我院已经恢复了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而不是继续执行李黎与李东升、于登华之间签订的和解协议及债权转让协议以及李东升、于登华作为申请恢复执行后的被执行人、代偿义务人的情况下，仅依据于登华给付李黎款项的数额、方式及于登华的个人陈述，无法充分证实李黎就债权转让协议中的300万元与于登华重新达成300万元的口头借款合同，也与李黎在2013年10月18日申请恢复执行存在矛盾。综上，李东升关于李黎与于登华就300万元达成口头借款合同且合法有效，排除恢复原判决执行的意见，缺乏相应依据，与现有生效裁定、决定书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四百六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李东升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800元，由李东升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郭艳飞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高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