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102民初15101号原告：天津市益佳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辰经济开发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3718265761E。法定代表人：韦小云，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珊，系辽宁申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柳淞仁，系辽宁申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青岛润泰事业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住所地和平区南京南街7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0720997515A。法定代表人：薛连流。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晶淑，系辽宁良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艾嘉辉，系辽宁良友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青岛润泰事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市南区宁夏路16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00725550149T。法定代表人：黄明端。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萍，女，1984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于洪区，系该公司员工。原告天津市益佳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益佳公司”）诉被告青岛润泰事业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润泰沈阳分公司”）、青岛润泰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润泰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苏博群担任审判长并主审，与人民陪审员刘世颜、马传莉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天津益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珊、柳淞仁，被告青岛润泰沈阳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晶淑、艾嘉辉，被告青岛润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萍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天津益佳公司诉称，原告于2013年起与被告青岛润泰事业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以下简称大润发沈阳分公司）签订合同建立供应商、零售商供货合作关系。合作期间，大润发沈阳分公司滥用优势市场地位，采取“拖延付款、违规扣费、低进高退、转移税负、强制确认”等方式，肆意压棒原告利益，造成原告连年亏损，原告遂于2016年9月提出与大润发沈阳分公司终止合作。其中，被告违规扣费方式分为两种：一是发票内扣减（以下简称“票折”)，即：结算时，原告需登录大润发网站，填写相关交货信息后，大润发网站会自动生成供货开票确认书，被告相应的扣减费用会自动匹配到这个确认书中并产生最终开票数额，原告只有按照确认书中的开票数额开具发票并邮寄至被告处，被告才能结算打款，也就是说生成开票确认书的过程，被告就已经完成了费用的票内扣减。二是结算时扣减（以下简称“账扣”)，即：除“票折”外，被告在结算打款时有时还会少付部分款项、形成扣款，这些扣款被告有时会冠以各种名义要求原告与其签订所谓“补充协议”进行强行确认，有时甚至事先无任何书面理由，只是双方对账确认时强制要求原告接受。清场至今，大润发沈阳分公司尚欠原告大量货款、利息及相关违规扣费，这期间，原告多次向大润发沈阳分公司催要货款，在2017年10月18日原告函告被告采购部，请求配合对账返还货款费用等，但大润发沈阳分公司以各种理由推诿拖延;2018年8月30日，原告又致函辽宁省服务业委员会，请求协助处理，至今未果。原告主张诉求的事实基础及理由。分别如下：一、截止到2019年3月10日，被告尚未支付货款数额为464532.34元，因被告主张用退货抵顶货款，本着积极化解矛盾的态度，原告同意在本诉中只主张扣除291214.30元含税退货的余款173318.04元。二、拖欠货款464532.34元至2019年3月10日尚未支付的逾期付款利息为115734.65元。三、按照合同约定，被告在收到货物及原告开具增值税发票后开始计算账期，付款周期为月结60天，自2013年2月2日起（发票号916375)至2015年6月9日止（发票号7456272-1)，逾期付款利息按每日万分之二计算，被告历次未按合同约定账期付款的逾期利息累计122637.63元。四、2013年，被告大润发沈阳分公司在未向原告提供并出示相关证据情况下，向原告开出3张票面金额合计3594元增值税专用发票，以“缺量罚款”为借口强制账扣应付原告货款3594元。该扣款既无合同依据、又无事实依据，属于被告滥用优势市场地位肆意侵占原告利益行为；五、在2013年，被告大润发沈阳分公司在事先未与原告通气协商情况下，以“导购工资”形式，直接账扣了原告2629元货款。该项交易没有合同约定，也违反《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第10条关于收取促销服务费“必须征得供应商同意、并且有合同约定”的规定，且被告至今未给原告开具任何发票，使得原告不能抵顶增值税额、增加了原告的税负减轻了自身税负，被告据此也有恶意规避国家税收征管之嫌。六、2013年《合同书》约定，如果年度含税交易额达到150万以上，则原告应“有条件返利”被告含税106800元，实际操作中，被告大润发沈阳分公司在《合同书》未约定情况下，分14笔以票折方式扣取所谓“承租费”合计含税113724元；被告又分2笔以票折方式扣取“有条件返利”合计含税16227.9元。后经与被告采购人员了解，上述所谓“承租费”与“有条件返利”均为“有条件返利”扣款，上述两项扣款合计共为含税129951.9元，对照合同约定“有条件返利”被告含税106800元，则两者之差，即129951.9元-106800元=23151.9元，即为2013年度被告多扣取的合同费用，原告据此主张被告应依法返还。七、在2016年春节期间，被告大润发沈阳分公司在事先未与原告通气协商情况下，在结算货款时给原告提供38张面值为293元的普通发票，以“展位费”形式，账扣了原告10000元货款。该项交易没有合同约定，也违反《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第10条关于收取促销服务费“必须征得供应商同意、并且有合同约定”的规定，且被告给原告开具的是普通发票，使得原告不能抵顶增值税额、增加了原告的税负，减轻了自身税负，被告据此也有恶意规避国家税收征管之嫌。八、2016年9月，原告在大润发已经清场，即原、被告已经终止合作，但大润发沈阳分公司仍采取强迫原告签订协议书、票折改账扣的方式，分3次扣取原告承租费用共计75979.8元（含税），抵顶了被告应付货款。九、2016年9月，原告在大润发清场，即原、被告终止合作以后，被告旗下四家新门店，即“海州店、双鸭山店、双台子店、兴隆台店”分别开业，被告大润发沈阳分公司由此打着“免费商品”幌子，采取强迫原告签订协议书、票折改账扣的方式，违反《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第13条第5项所明确禁止的变相收取“进场费”的规定，以每家新店7020元（含税）的标准、总计扣取原告货款共计28080元（含税），抵顶了被告应付货款。被告虽主张是“免费商品”，但原告与被告4家新店实际交易额都远不到分别账扣含税的7020元，这显然是被告以“免费商品”之名，行“违规收取进场费”之实。十、2016年9月，原告在大润发已经清场，即原、被告已经终止合作，但被告仍然以2016年10月29至31日“三天五折”节庆活动为借口，利用其优势市场地位、以及原告急于结束合作、回收尾款的急迫心里，强迫原告签订折让协议，强行账扣所谓的“三天五折”节庆活动费用19890元。十一、一般情况下，原告向被告发送货物只需发送到大润发DC大仓，即被告设立在沈阳的仓储配送中心总仓，只有少数为个别门店定制产品，才由原告送到具体门店。而本诉订单号为20.181140035的订单就是被告通辽门店的直送订单，为定制产品，定制产品按照行业规则，如无质量问题、不可退货，但通辽门店在未通知原告的情况下就将此批货物退掉，而且原告至今未曾收到该批退货，据此，该批退货款额2121.32元应由被告承担。十二、2013年3月至2016年2月期间，被告大润发沈阳分公司以“免费商品”形式，违反《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第13条第5项所明确禁止的变相收取“进场费”的规定，以每家新店5850元（含税）【2013年标准】、或7020元（含税）【2014年、2015年、2016年标准】的标准，采用发票内强行折扣的方式，总计非法扣取原告货款共计231660元。十三、《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第9条第3项明确规定，零售商低价进货、高价退货的方式是违法的（简称“低进高退”)，但被告滥用其优势地位，单方强制进行此类交易活动。在双方主合同第10页第二条“差价补偿”条款中显示：“如甲方按照一定价格购入的商品，之后该商品的进货价格发生降低（正常降价及促销价），则乙方应对甲方之前按照较高单价购入的商品以前后价差金额并根据尚未对外实现销售的库存量对甲方进行差价补偿”。实际操作中，被告依据此条款，对于同一种类单品，只要超市进行促销活动，被告就在结算时以较低的促销价格对之前所有以较高价格进货的商品进行差价补差，即：采取票折或账扣的方式按照促销价差对原告应收货款进行扣减。上述操作导致的结果是：进货商品，只要存在促销，被告均是以最低的促销价格进行的拿货，但被告在退货时却以清场前最后一次进货的高进价来计算退货价格，此种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关于禁止“低进高退”的相关规定。经计算：截止2017年清场时止，被告大润发沈阳分公司共“低进高退”货物44种、累计金额62738.76元，原告据此要求被告予以返还。十四、因被告扣费金额大，导致进货减退货交易额太少，造成一些扣费项目不能在发票内扣减，被告遂利用其优势市场地位，胁迫原告于2015年7月22日，与其签订一份补充协议，以“端架费”名义，将原本应发票内扣取的131924.15元未税扣费改为付款时账扣处理，即被告在向原告结算付款时直接将这部分款项扣下。如此，则被告在扣费后理应开具相应17%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原告。但被告为了规避自身税负，根据131924.15元未税扣费数额，按照5.2635%的普通发票税率、向原告开具了36张每张面值3753元及1张面值3760元，合计票面138868元的普通发票，造成原告6943.85元（138868—131924.15=6943.85)的税负无法抵扣，据此请求被告予以赔偿。十五、2014年、2015年大润发沈阳分公司在与我方签订主合同时，还分别签署了两份补充协议，约定：账扣2014年“地堆”费用含税7368元；账扣2015年“特定摆放区域”费用含税8200元；账扣2015年“柜位”费用含税526元/月/店。另外，被告在实际扣款过程中，又扣了补差折让含税2771.84元。以上4笔扣费总计含税金额为223082.84元，此处含税金额按照国家相关税收法规政策之规定及主合同双方17%税率的约定，应适用增值税专用发票17%的计算税率，但被告为了减轻自身税负，将此223082.84元扣费向原告开具了票面金额223082.84元的普通发票，导致原告32413.75元(223082.84/1.17*0.17=32413.75)税负无法抵扣，据此请求被告予以赔偿。诉讼请求：1、请求支付已开票拖欠货款173318.04元。2、请求支付至2019年3月10日已开票拖欠货款利息115734.65元。3、请求支付历年已支付货款中，被告未按合同约定账期付款的逾期利息总计122637.63元。4、请求返还无合同依据强制扣取的缺量罚款3594元。5、请求返还无合同依据私自扣取的导购工资2629元。6、请求返还2013年度多扣取的合同费用23151.9元。7、请求返还无合同依据私自扣取的2016年春节活动海报费10000元。8、请求返还清场后仍强行扣取的2016年9至11月承租费用75979.8元。9、请求返还原告清场期间非法扣取的4家新店进场费28080元。10、请求返还原告撤场退货后仍强行扣取的2016年10月29至31日“三天五折”节庆活动费用19890元。11、请求返还被告通辽店直接退出的、原告至今未收到的退货款额2121.32元。12、请求返还2013年至2016年期间非法扣取的38家老店进场费231660元。13、请求返还“低进高退”恶意掠夺原告利益62738.87元。14、请求返还“改为账扣费用”转嫁给原告的税负增加6943.85元。15、请求返还“直接账扣费用”未按合同约定提供17%增值税发票从而转嫁给原告的税负增加32413.75元。以上费用共计910892.81元，由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16、由二名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庭审中，原告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利息计算至2020年5月18日，金额为156201.15元。被告青岛润泰沈阳分公司辩称，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签订了《合同书》，合同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详细的约定，对于扣款、退货、付款、对账确认均进行了约定。在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合作中，双方会定期进行对账并签订《确认函》，因此《确认函》日期之前的账目已核对清楚。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在多年的合作中，会定期地对一定期间内的全部往来款项进行对账、结算，签订《确认函》，因此双方在确认函之前的账目已核对清楚，被答辩人已确认过了，对于确认函之前发生的扣款也已核对过，不应再次核对。双方最后一次的对账是在2016年10月11日，确认截至2016年9月30日，答辩人共需支付被答辩人809,278.67元。因此，对于被答辩人就对账之前（即2016年9月30日）之前的主张与理无据，不应予以支持。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对账后，双方仍有供货往来，有仓储运输费用、退货、扣款，核算后被答辩人的应付货款为57,498.76元。在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署《确认函》后，被答辩人又向答辩人供货4,078.94元，答辩人已支付货款120,000元，发生仓储运输费用5,815.14元，产生折让冲红186,077.97元，发生退货总计443,876.74元，其中已由被答辩人开具退货冲红发票的退货金额为36,931.74元，尚未开具冲红发票的退货金额为406,945元，上述款项均应从答辩人应付货款中扣除。因此，经过核算，答辩人应向被答辩人支付的款项应为57,498.76元。该金额与被答辩人统计的金额一致，只是被答辩人的退货金额不准确，答辩人通过提供的退单可以证实退货金额，因此答辩人主张的应付款金额准确，事实清楚。三、被答辩人主张的拖欠货款利息不应得到支持。合同第五条第1项明确约定答辩人自收到被答辩人开立正确的符合国家税法规定的发票之日起算付款期限，对于尚未支付的货款，是因被答辩人尚未开具发票不具备支付条件，当然不应计付利息。对于被答辩人主张的之前未按期付的货款利息，存在计算错误的问题，利息起算应从答辩人收到发票而不是开具发票的时间计算，因此被答辩人计算利息的起算时间错误。同时合同第五条第3项约定被答辩人在答辩人超过双方约定的期限支付货款的，被答辩人负有提醒责任，如被答辩人未尽到提醒责任，视为同意答辩人超期付款。对于此前是否存在超期付款尚无法证明，即便存在也涉及被答辩人未尽到提醒责任的问题，被答辩人并未提供尽到提醒责任的任何证据，因此视同被答辩人认可逾期付款，不应予以计算利息。四、被答辩人主张的无合同以及非法扣取的款项均有相关的合同、补充协议的约定，并且已在2016年9月30日之前进行了对账确认，应驳回其主张。五、被答辩人的退货均已完成并且退货金额已经双方确认，现在提出的“低进高退”实属无稽之谈。被答辩人针对其提出的“低进高退”提供的资料并非全部订单，并且没有将票折金额扣除，这样算出的数字虚高，不能准确反映其提出的主张，也不能证明其主张。退货订单的商品单价是程序设定的，系统会在退货时自动抓取该货号最近一次进货的单价，这样完全平衡了双方的利益。因此在双方长期的交易过程中，不能用“低进高退”或“高进低退”来进行判定。被答辩人应尊重双方的交易，尊重双方已进行对账确认的事实，不应提出无理主张。六、答辩人依法纳税，开具合法的发票，不存在转嫁税负的情况。答辩人根据合同收取的费用属营业税范筹，收取的费用与商品销售的数量不挂勾，不缴纳增值税，故只能开具地税普通发票。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商业企业向货物供应方收取的部分费用征收流转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4]136号）文件规定，对商业企业向供货方收取的与商品销售量、销售额无必然联系，且商业企业向供货方提供一定劳务的收入，例如广告促销费、上架费、展示费、管理费等，不属于平销返利，不冲减当期增值税进项税金，应按营业税的适用税目税率征收营业税，所以应按“其他服务业”项目征收营业税。应征营业税的当然不能征增值税，也不能开具增值税发票，所以根本不存在被答辩人所称的转嫁税负的问题，被答辩人的无理主张应予驳回。综上所述，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在合作期间账目清晰，被答辩人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望贵院依法审理，作出公平公正的审理。被告青岛润泰公司辩称，同被告青岛润泰沈阳分公司的答辩意见。经审理查明：原告（乙方）与被告青岛润泰沈阳分公司（甲方）从2013年起至2016年9月建立业务往来关系。2016年，双方签订最后一份合同书，约定：本合同有效期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甲方将不定期地通过电子邮件、电脑自动传真、临时的紧急传真向乙方订货。甲方的电子邮件、电脑自动传真系统的记录以及物流管理部门的催单记录将如实记录甲乙双方的订货过程，甲乙双方同意以上述记录作为甲方向乙方追究有关商品交付违约责任的凭据。如若乙方迟延交货，若为正常商品订单，甲方将按此订单的净购货金额的30%收取违约金；若为促销商品订单，甲方将按此订单的净购货金额的50％收取违约金，如果违约金不足于弥补甲方损失，乙方应对该损失予以赔偿。如若乙方未按甲方订单数量送货，除非经甲方事先书面确认，否则如为正常商品订单，甲方可按乙方缺交数量总价的30%收取违约金；如为促销商品订单，甲方可按乙方缺交数量总价的50%收取违约金。如果违约金不足于弥补甲方损失，乙方应对该损失予以赔偿。对退换货双方约定为可退货。甲方将不定期地通过电子邮件、电脑自动传真、临时紧急传真向乙方提出退货及换货要求，双方约定不能退货或换货的商品除外，乙方确认甲方享有无条件退换货的权利。甲方的电子邮件、电脑自动传真系统的记录以及物流管理部门的核实记录将如实记录甲乙双方的退货及换货过程，甲乙双方同意以上述记录作为甲方向乙方追究有关退换货违约责任的凭据。当乙方收到甲方商品退货单时，应于收到通知日十日内领回退货商品。甲方将退货交至乙方，甲方不再承担任何责任。如果乙方有明确的书面指示甲方自行处理退货，不予取回的，甲方有权按照乙方的书面指示处理退货，甲方不再承担任何责任。乙方在收到退货通知日十日内领取退货时，如发现甲方实际退货的数量与退货单上不符，可在收到退货商品起十日内向甲方申诉。甲方及甲方的门店。仓储单位将合理控制商品库存，先进先出，如发生因甲方自身原因造成商品污染、毁损、变质或过期而要求的退货的，乙方可在接受退货后的十日内向甲方反映，查证属实的甲方将收回此笔退货。逾期未反映的，视为乙方接受退货，不得再向甲方主张有关此笔退货的任何权利。甲方退货采取进价法，如发生以促销进价进货，以正常进价退货的，乙方可在接受退货后十日内向甲方反映，查证属实的将在下一次付款中归还乙方；同时如发生以正常进价进货，促销价退货的，甲方也可以随时要求追回差价。乙方应按照国家税法的规定将商品和发票同时交于甲方指定地点，以便于甲方向乙方及时支付货款。如乙方未能同时交付的，甲方将以收到乙方开立正确的符合国家税法规定的发票日起算付款期限。乙方保证配合甲方的及时支付货款制度，尽到提醒责任，甲方付款系统采月结制，如果发生超过双方约定的期限支付货款的，乙方应主动向甲方反映并积极配合甲方核对账目。乙方如未尽到提醒责任的，视为乙方同意甲方的行为。双方约定，无论甲方是否已将乙方交付的增值税发票入账抵扣，均不视为甲方对发票项下货物的收货确认。甲方的收货单是唯一的收货确认凭证。甲方可受乙方委托代为在门店所在地招募驻场人员。乙方应及时足额向驻场人员支付薪资等费用。上述因驻场人员产生的应由乙方承担的相关费用；乙方应及时向驻场人员支付；乙方如逾期未付，甲方将通过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或书面邮寄的形式通知乙方，如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后的一个月内仍未向驻场人员支付的，则乙方同意：甲方可以在向乙方支付的货款中扣除乙方逾期未付驻场人员的相关费用后，由甲方代为支付给驻场人员。甲方的付款条件系按个别供应商另行约定，甲方给付货款方式系按个别到期日为原则，每月定期支付并将货款汇入双方约定的银行账户或以支票支付。进价折扣、商品进价特别折扣及其他折扣，一律于进货计算甲方应付款项时即予扣除。甲方实际应付之款项，系指依本合同第四条规定议定的商品之价格于扣除退货金额，各项折扣后之净额，且甲方得以保留以应付货款冲抵乙方依其他约定应付甲方的其他各项费用的权利。甲方对乙方的付款有明确账期；甲方在收到货物及乙方开具的正确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开始计算账期。付款周期60天，月结。根据甲乙双方商定的账期，甲方有权选择在每月10日起连续二十二日或每月5日、20日起各七日开放网上对账系统，供乙方核对并确认账目。本商业合作条款到期后，如甲方继续向乙方发出订单且乙方继续依照订单规定交货，则本商业条款和一般条款将继续有效并对双方产生拘束力，直至双方共同签署的新版本代替为止。2016年10月11日，原告与被告青岛润泰沈阳分公司签订确认函一份，内容为：截止2016年9月30日止，青岛润泰事业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与天津市益佳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厂编67993）（以下简称本公司）在全部业务往来活动中的款项结算余额共计人民币809,278.67元。本公司已对青岛润泰事业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提供的当期账款明细表中下述数据仔细核对确认无误：1、前期累计双方业务往来之账款余额；2、2016年8月1日至2016年9月30日（以下简称当期）已送货并开具发票，且青岛润泰事业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已收到并核对无误入账之金额（此进货金额不代表已全部到约定的付款账期）；3、当期青岛润泰事业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向本公司已退货并开具发票之金额；4、当期青岛润泰事业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在货款中有权并已实际扣除的各项费用及扣款金额；5、当期青岛润泰事业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已给付本公司之款项；最后之总计余额为以上1-5项累计之结果（即至报表截止日期止账上应付账款余额）；但此账款余额不代表已全部到付款账期。即使在之前的交易过程中相关数据存在计算或统计上的误差，双方亦不再重新核对。上述《确认函》签署后，原告又向被告提供了价值4,078.94元的货物，并且被告青岛润泰沈阳分公司于2016年10月28日向原告支付12万元货款。在双方业务合作期间，发生DC费用5815.13元，折让金、税额186077.97元，根据双方协议约定，均应由原告负担。2016年12月7日，原告与被告青岛润泰沈阳分公司签订《退货协议》一份，约定：“现销货方为撤场厂商，经购销双方沟通，决定将DSP订单号：28.5070057,28.5093037,28.5105055。28.5145033,28.5180047,28.5190043货物退回销货方。销货方接受全部退货，并于收到冲红通知单两周内，提供销项负数发票给购货方。”同日，双方又签订《退货协议》一份，约定：“现销货方为撤场厂商，经购销双方沟通，决定将DSP订单号：999.162824848,999.162974761货物退回销货方。销货方接受全部退货，并于收到冲红通知单两周内，提供销项负数发票给购货方。”原告于2016年12月15日向被告青岛润泰沈阳分公司开具销项负数的天津增值税专用发票二张，金额分别为-4589.28元、-32342.46元。2015年12月3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原告委托沈阳杰宇物流有限公司代表原告向大润发物流中心（DC）办理退货和取货（退货）事宜。2016年11月19日，沈阳杰宇物流有限公司出具《办退人员授权委托书》写明，委托单位沈阳杰宇物流有限公司，现委托张海洲、朱雨春为我公司所有杰宇物流有限公司的代理人，向大润发物流中心（DC）送货和取货（仓管退货），其在送货单及取货单（商品退货单）上的签名，视为货已送到货收到，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由我公司负责。2016年11月23日至2017年12月23日期间，被告青岛润泰沈阳分公司根据上述授权委托书，向原告退回共计价值406,945元的货物，相关《商品退货单》由张海洲签署。扣除上述费用后，被告青岛润泰沈阳分公司应给付原告货款57587.77元。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笔录、《合同书》、《确认函》、《折让协议书》、《退货协议》、《物流授权委托协议书》、发票、账款明细等证据在卷佐证，经庭审质证及审查，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本案所涉事实均发生于民法典实施之前，故本案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原告与被告青岛润泰沈阳分公司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确认函等均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根据原告与被告青岛润泰沈阳分公司经对账签订的确认函，在增加进货及扣除退货、付款、折让金、DC费后，被告青岛润泰沈阳分公司共拖欠原告货款57587.77元，被告青岛润泰沈阳市分公司至今未支付上述货款，系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关于利息，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书》约定，被告青岛润泰沈阳分公司在收到货物及原告开具的正确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开始计算账期，付款周期60天。在被告青岛润泰沈阳分公司出具并经原告盖章的《确认函》中写明，截止2016年9月30日至的货款余额为809278.67元，该余额系前期累计双方业务往来之帐款余额，2016年8月1日至2016年9月30日已送货并开具发票，且青岛润泰事业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已收到并核对无误入帐之金额……，即表明被告青岛润泰沈阳分公司已收到原告开具的发票。现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其向被告青岛润泰沈阳分公司开具发票的具体时间，故应以《确认函》的截止日期，即2016年9月30日起计算60天账期为宜，即应自2016年11月2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被告润泰公司沈阳分公司隶属于被告青岛润泰公司，属于润泰公司的分支机构，因此被告润泰公司应与被告润泰沈阳分公司承担共同给付原告货款的责任。关于原告提出的其他主张，因未提供相关证据或者所提供的证据并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青岛润泰事业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被告青岛润泰事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天津市益佳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支付货款57587.77元；二、被告青岛润泰事业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被告青岛润泰事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天津市益佳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支付上述款项的利息，以57587.77元为基数，自2016年11月2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三、驳回原告天津市益佳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向原告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908元，由原告天津市益佳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承担11668元，被告青岛润泰事业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被告青岛润泰事业有限公司承担124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苏博群人民陪审员  刘世颜人民陪审员  马传莉二〇二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孟子煊书记员于悦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六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