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15民终1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明岐，男，1953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强、谢璐（实习），河南元相律师事务所。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邵建霖，女，1963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潢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远东、樊万强（实习），河南德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方军，男，1965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培利，男，1967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潢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常继，河南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菲，女，1987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卧龙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耀荣，女，1966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潢川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亚会，女，1990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雪萍，女，1989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王耀荣、余亚会、余雪萍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菲，系本案被上诉人。上诉人袁明岐、邵建霖因与被上诉人方军、吴培利、余菲、王耀荣、余亚会、余雪萍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潢川县人民法院（2020）豫1526民初36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袁明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强、谢璐，上诉人邵建霖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远东、樊万强，被上诉人王耀荣、余亚会、余雪萍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菲，吴培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常继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方军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明岐上诉请求：一、撤销河南省潢川县人民法院（2020）豫1526民初3659号民事判决书，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袁明岐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吴培利、余菲、王耀荣、余亚会、余雪萍、方军、第三人邵建霖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袁明岐依法具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袁明岐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明显错误。上诉人袁明岐作为淇县宏润房地产有限公司潢川分公司的负责人，也为实际投资人，款项也均为上诉人袁明岐个人支付，上诉人袁明岐依法具有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二、淇县宏润房地产有限公司潢川分公司袁明岐与被上诉人方军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及《土地使用权转让补充协议》应当依法被确认为合法有效。（一）2011年1月5日，淇县宏润房地产有限公司潢川分公司袁明岐与被上诉人方军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同时该《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还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省商城县公证处公证。公证处同时出具了（2011）商证经字第002号《公证书》，该公证书的法律效力依法高于其他合同的法律效力。《公证书》是客观真实存在的，河南省商城县公证处公证员张某也予以确认认可了其真实性。吴培利开庭时陈述中说：“上诉人袁明岐与方军的协议公证是不真实，是假的。原审法院在没有调查，核实取证的情况下，就直接认为不排除是假的。”明显是在偏袒被上诉人一方。为什么原审法院不让对方把真的协议拿出来。为什么原审法院不去找公证员张某当面核实真假。（二）2011年3月19日，淇县宏润房地产有限公司潢川分公司与被上诉人方军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补充协议》。在甲方的落款处有方军本人签字，同时还盖有商城县君鑫实业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河南崇福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的公章。在被上诉人吴培利提交的方军为其出具的土地转让款《收据》中也均盖有商城县君鑫实业有限公司的公章同时加盖有方军的私章。2011年3月19日，被上诉人方军通过与洪县宏润房地产有限公司潢川分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补充协议》，双方也进一步认可并确认了原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法律效力，并同意继续履行协议。三、袁明岐本人及通过公司会计向方军支付的450万元应当被认定为涉案土地的转让款。（一）2011年6月20日，上诉人袁明岐通过公司会计刘思伟向方军银行账号转款300万元。2011年10月21日，上诉人袁明岐向方军银行账户存款150万元。以上两笔共计450万元，余瑞国同时也书面证明袁明岐转给被上诉人方军土地款450万元。该款项也正好与淇县宏润房地产有限公司潢川分公司袁明岐与被上诉人方军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及《土地使用权转让补充协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认定。（二）吴培利辩称的“该450万元系余瑞国的分红款”实属编造，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已涉嫌向法庭作虚假陈述。1、即便是吴培利本人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即（2019）豫1526民初4374号民事判决书中也显示，吴培利也认为购买方军土地款800万元中包含袁明岐的450万元，余瑞国个人实际投资350万元。由于该案在二审中吴培利与余瑞国达成了和解，余瑞国将土地剩余的股份全部转让给吴培利后，吴培利为其自身的非法利益才改变其原来的真实说法。2、余瑞国并不是潢川县海龙房地产有限公司（海龙国际）的股东，也不是实际控制，其也未在海龙国际有任何的投资。从法律来说余瑞国与海龙国际没有一点关系，何来从公司分红之说。况且在2011年6月20日之前海龙国际就没有实际运作，也没有挣到钱。3、从余瑞国出具的两份书面收据证明内容也明确了该450万元确为购买方军的土地款无疑。四、吴培利和余瑞国恶意串通，故意颠倒黑白，虚构事实，本来是上诉人袁明岐转给方军的450万元土地转让款，摇身一变成了吴培利和余瑞国的款项。2011年10月28日，方军向吴培利和余瑞国出具的收据中显示的450万元土地款，其实就是本案是上诉人袁明岐通过银行转账给方军的450万元，实际是袁明岐向方军支付的土地转让款。本案中未见到被上诉人吴培利向法庭提交其向方军的转款银行凭证，其也不能证明其已经与方军实际履行了合同。五、吴培利和余瑞国之间具有恶意串通的嫌疑，并涉嫌虚假诉讼，请求法院查清事实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在吴培利与余瑞国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潢川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豫1526民初4374号民事判决书显示，吴培利也认为购买方军土地款800万元中包含袁明岐的450万元，余瑞国个人实际投资350万元。后双方在二审中达成了调解，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20）豫15民终2024号民事调解书，根据该调解书内容余瑞国将土地剩余的股份全部转让给吴培利，吴培利主动放弃对余瑞国725万元的诉讼主张（本金417万元及利息308万元）。双方形成的利益交换，达到了其各自不可告人的非法目的。吴培利和余瑞国恶意串通，借助法院的法律文书为自己的恶意违法行为披上了合法外衣。这份恶意串通好的调解书的达成，严重侵犯了上诉人袁明岐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明显错误，导致判决结果严重错误，显失公平。严重损害上诉人袁明岐的合法权益。故请求贵院依法查清案件事实，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袁明岐的全部诉讼请求。邵建霖上诉请求：一、撤销河南省潢川县人民法院（2020）豫1526民初3659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邵建霖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2012年7月5日袁明岐向邵建霖出具的《委托书》以及2013年4月20日袁明岐与邵建霖就袁明岐与余瑞国签订“收购方军土地协议”签订的《袁明岐股份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确认其合法、有效。2012年7月5日，袁明岐向邵建霖出具了书面《委托书》（以下简称“2012.7.5委托书”），委托邵建霖执行袁明岐与方军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并同意将土地份额的50%转让给邵建霖。2013年4月20日，袁明岐与邵建霖就“袁明岐与余瑞国签订‘收购方军土地协议’”中的50%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邵建霖等事项签订了书面协议，协议约定：“2011年5月袁明岐与余瑞国签订的“共同收购协议”中约定的袁明岐占有土地权益的50%转让给邵建霖；转让价款追加至450万元，由邵建霖支付给袁明岐；邵建霖全权得益方军土地中50%的产权：原袁明岐与余瑞国签订的协议为此协议的附件”（以下简称“2013.4.20转让协议”）。（一）以袁明岐为代表的淇县宏润房地有限公司潢川分公司依据2011年1月5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已公证）依法受让案涉土地之使用权，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袁明岐以淇县宏润房地有限公司潢川分公司的名义与方军于2011年1月5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2011.1.5《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转让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强制性规定，且合同经河南省商城县公证处予以公证，并出具了（2011）商证字第002号《公证书》，公证书的法律效力应当高于未经公证合同之法律效力，应确认该合同合法、有效，若经公证之合同的法律效力都无法认定，司法公证的法律公信力何在。2011.1.5《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落款处乙方（即受让方）由袁明岐署名并加盖淇县宏润房地有限公司潢川分公司印章，充分说明该合同权利受让方系以袁明岐为代表的淇县宏润房地有限公司潢川分公司，而非余瑞国，同时合同落款签名处显示“袁明岐（余瑞国代笔）”也恰恰印证了余瑞国仅仅系淇县宏润房地有限公司潢川分公司和袁明岐的委托代理人，其行使的仅仅是代理权而非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仅仅是代为签字，而非合同权利的受让方，否则协议落款处不可能在袁明岐下方备注“余瑞国代笔”。袁明岐与方军于2011年5月28日签订的《合作收购方军转让土地经营协议书》系袁明岐与余瑞国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同效力应当依法子以确认。该协议书恰恰印证2011.1.5《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中“由余瑞国代袁明岐和淇县宏润房地有限公司潢川分公司与方军签订2011.1.5《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之事实。在2011.1.5《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基础上，方军与淇县宏润房地有限公司潢川分公司、袁明岐之间已然形成了合法有效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法律关系。（二）余瑞国、吴培利与方军、商城县君鑫实业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19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补充协议》应为无效合同，理由如下：2019年3月19日，由袁明歧、洪县宏润房地有限公司潢川分公司、方军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①”）2019年3月19日，由余瑞国、吴培利、方军、商城县君鑫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朴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②”）上述两份补充协议除了合同主体不同之外，合同内容完全一致。1、补充协议是主合同的从属合同，补充合同依附于主合同而成立、依附于主合同的存在而存在，并且补充协议的当事人应当与原合同当事人严格一致，且补充协议的形式也应当与原合同一样完备。被上诉人吴培利在原审中辩称“《补充协议》②系2011.1.5《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补充协议”，此说词存在严重的合同主体逻辑错误。因2011.1.5《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当事人为方军、淇县宏润房地有限公司潢川分公司和袁明岐，而《补充协议》②中的合同当事人却为余瑞国、吴培利、方军和商城县君鑫实业有限公司。两份合同之双方当事人都不一致，何来主从合同之说，何来补充协议之说？并且2011.1.5《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系方军、袁明岐之间真实意思表示，余瑞国、吴培利并非合同当事人，故余瑞国、吴培利无权代表袁明岐与方军签署所谓的补充协议。2、方军以及商城县君鑫实业有限公司向余瑞国、吴培利出具《收据》的行为并不能推定为是余瑞国、吴培利为履行合同而履行的给付行为。就2011.1.5《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而言，方军对该合同的相对方袁明岐以及淇县宏润房地有限公司潢川分公司的主体身份是熟知且明确的，2011年3月19日顺应原主合同签订2019.3.19《土地使用权转让补充协议》①符合常识、常情、常理。而在当天，又出现了一方当事人为余瑞国和吴培利的《补充协议》②，该《补充协议》②要么系伪造，要么系双方恶意串通损害袁明岐的利益而签订，方军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可能在同一天分别与不同的当事人签订了合同内容相同的两份补充协议，不符合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该份《补充协议》②应为无效合同。（三）上诉人邵建霖与袁明岐签订的2012.7.5委托书和2013.4.20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应当确认其合法有效，上诉人邵建霖合法受让袁明岐在案涉土地所享有的使用权益。从2012.7.5委托书和2013.4.20转让协议约定的“袁明岐将其在《合作收购方军转让土地经营协议书》中所占有的50%的权益转让给邵建霖，邵建霖支付转让对价款450万元，邵建霖全权得益方军土地中50%土地产权，在今后的处置中得益及附加部分给子袁明岐溢价回报”的内容来看，袁明岐与邵建霖之间构成了合同承受，其转让的标的物系袁明岐在合同中所享有的50%的权益。具体理由如下：1、袁明岐就案涉土地使用权转让享有的债权合法有效，理由同前，不再赘述。2、袁明岐转让合同债权的意思表示不属于不可转让的债权。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根据债权性质不得转让、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属于不可转让的债权，本案中，袁明岐转让给邵建霖的债权是袁明岐与余瑞国作为商事主体在合作收购方军转让的土地时的经营权益，该债权不属于不可转让的债权，双方已就案涉土地使用权转让所享有的债权达成了合意，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确认其合法效力。3、从2011年3月2日海龙房地产公司第二次董事会决议的内容可以看出，余瑞国对袁明岐转让其合同权益的事实是知悉和认可的，否则邵建霖不可能对收购方军土地问题、转让价款的筹集和支付问题子以积极参与，此等事实应当视为袁明岐转让合同权益对余瑞国进行了通知，余瑞国对此认可。4、至于合同中约定的支付转让价款450万元的问题仅仅是合同履行的问题，且合同中也未明确约定转让价款的支付期限，与合同的效力系不同的法律问题。袁明岐辩称该2013.4.20转让协议已通知解除，因该合同不存在法定解除的条件，未经法律程序解除，该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尚具有拘束的法律效力。二、余瑞国2013.8.2承诺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确认其合法效力。余瑞国、袁明岐和邵建霖本系合伙购买、开发案涉土地的实际合伙购买人，余瑞国以土地名义促使邵建霖间接的支付了部分土地款，且以运作土地为由从邵建霖处支取了450余万元的款项，邵建霖代余瑞国向张天英、曹全荣、黄进平、卢大义偿还款项后，相关的土地权益均转让给了邵建霖，该等承诺以及转让权益的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合法、有效，请求法庭子以确认。三、原审法院认定吴培利支付购地款1600万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袁明岐支付的450万元系本案案涉4-77-01号、4-77-02号两宗商住用地的购地款，与潢川县海龙房地产有限公司的投资无关。原审法院认定：“2011年4月17日至2011年10月26日，商城县君鑫实业有限公司共计收到余瑞国、吴培利购土地使用权人为方军的位于潢川县经济开发区××与××号、××号两宗商住用地土地款1600万元。其中2011年6月20日，被告方军收到由原告袁明岐安排的河南淇县宏润房地产有限公司潢川分公司会计刘思伟转账300万元，2011年10月21日，被告方军收到原告袁明岐汇款150万元。”系事实认定错误。具体理由如下：1、被上诉人吴培利虽辩称其向商城县君鑫实业有限公司支付购地款1600万元，但本案原审诉讼过程中，被上诉人吴培利并未提供相关的转款凭证等相关证据予以印证《收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2、2011年6月20日，被上诉人方军收到由袁明岐安排的河南淇县宏润房地产有限公司潢川分公司会计刘思伟转账300万元，2011年10月21日，被告方军收到原告袁明岐汇款150万元，共计450万元之事实原审当事人均无异议。3、袁明岐支付的450万元系其本人向被上诉人方军支付的案涉4-77-01号、4-77-02号两宗商住用地的购地款，与合作开发的龙瑞二号地无关。被上诉人余菲提交的余瑞国生前出具的《情况说明》仅仅是余瑞国单方面的陈述，再无其他证据佐证的前提下，无法证明此450万元系余瑞国在龙瑞二号地合作开发中的分红款，事实上余瑞国和袁明岐合作开发的龙瑞二号地并没有实际开发运作，何来分红。也就不存在余瑞国通过袁明岐向方军支付案涉购地款之说。四、原审法院判决所依据的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15民终2024号民事调解书中，余瑞国将案涉土地剩余所有股份转让给被上诉人吴培利，严重侵害了案外人的合法权益。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15民终2024号民事调解书虽已生效，但上诉人邵建霖和袁明岐已经充分举证证明其在本案案涉4-77-01号、4-77-02号两宗商住用地所享有的土地权益，该民事调解书确认的余瑞国与吴培利达成的调解协议严重侵害了袁明岐、邵建霖等人的合法权益，为此，上诉人邵建霖将保留主张撤销的权利。综上，原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决，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吴培利辩称，一、上诉人邵建霖不具有上诉资格，其与袁明歧所谓的《委托书》与答辩人无关。上诉人邵建霖的起诉理由，主要是因为一审原告袁明歧与余瑞国等人因为开发另一个项目“海龙国际”引发的纠纷，提到的450万项目转款也是“海龙国际”项目的内部纠纷引起，本身与我购买方军土地没有任何关系。应另案起诉解决问题，或者专门起诉就该450万转款和借款还是股东分红进行质证。但该纠纷与我们无关，其所谓的《委托书》不仅与我无关，更是真伪难辨。邵建霖提到的2012年7月5日，袁明岐向其出具了书面委托书，委托其执行《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并将所谓土地份额的50%转让给她本人。事实上，他们谁都没有资格在这土地上说三道四，只是为了达到敲诈勒索的目的给自己找的理由罢了。袁明岐根本就没有委托的资格。后因为内部产生矛盾，袁明歧早在2017年4月9日就有《撤销委托合同通知声明》，通知各方撤销邵建霖所谓的受托人资格。邵建霖一审争议没有一点关系，却在2016年下半年多次组织社会人员到我公司向我敲诈勒索，张口就是几百万元，导致我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公司无法办公，经营生产生意受到严重影响。该事实已涉嫌敲诈勒索刑事犯罪，并具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违法犯罪行为。该事实已被公安、检察机关立案，事实俱在。二、吴培利购买方军土地使用权的事实，已被市县两级法院以判决书的形式多次认可，这一法定的基本事实，原告无权对已生效的法律文书提出质疑。吴培利和余瑞国是转让方军土地使用权仅有的2个人。方军本人也认可余瑞国与吴培利是实际购地人。因为余瑞国并没有很好的履行协议，为合伙购买方军土地的合伙纠纷，我于2019年将余起诉到法院，经潢川县人民法院（2019）豫1526民初4374号《民事判决书》以及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15民终2024号《民事调解书》，对于我和余瑞国合伙购买方军土地使用权的经过，以及最终处理，均做出了具体的认定和处理。市、县两级法院以判决书的形式多次认可，这是法定事实，原告无权对已生效的法律文书提出质疑。购买土地的行为，不存在还有什么其它合伙人的说法。原告如对法院认定的结果有异议，只能通过申诉或提起再审等方式先撤销原审判决书以后，才有权对此提出质疑。三、上诉人提到的（2011）商证经字第002号系假《公证书》。袁明歧提供的所谓商城县公证处于2011年1月5日出具的（2011）商证经字第002号《公证书》，公证员是张某，内容为甲方方军与乙方淇县宏润房地产公司潢川分公司的代表人袁明歧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该公证书与当事人陈述不一致，双方签字均不是本人所签，方军本人陈诉其从未在该公证书所附的合同上签字，也没有委托任何人代签。2011年1月5日方军与淇县宏润房地产有限公司潢川分公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袁明岐签名显示为他人代笔，众所周知只有在本人没有书写能力的时候才需要别人代笔签名，本人加指印的规范行为，但袁明岐本人会写字，且该公证书上方军的签名是加有指印的，说明当时有印泥，但落款袁明岐签名处也没有指印。2020年11月18日下午，潢川县开发区法庭法官到商城县公证处调查袁明岐诉吴培利、余菲等建设用地转让合同案，“方军”与“袁明岐”（河南淇县宏润房地产有限公司潢川分公司）于2011年1月5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公证情况。经该公证处王锋主任介绍，就该合同及该合同公证书在商城县公证处没有存档，查询不到该合同及公证书的档案资料，具体什么情况不清楚。另外凡该公证处公证的资料在公证处均应有存档。四、上诉人提交虚假证据，有伪造国家机关文书伪造假公章触犯刑法嫌疑。上诉人一审中向潢川县人民法院提交的（2011）商证经字第002号《公证书》中的所谓转让合同最后是有签约时间的，但是之后上诉人前往商城县公证处查询所提交的（2011）商证经字第002号《公证书》最后是没有签约时间的。同一份国家机关文书，而且都是出自于上诉人提供，一个有时间一个没有时间，不仅证明其虚假性，更存在明显伪造国家机关文书嫌疑。五、上诉人所提到的450万元已经被潢川县人民法院认定。因吴培利起诉余瑞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我于2019年9月18日向潢川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余瑞国支付借款417.78万元（其中384万元约定月息1.2%，自2014年2月1日起计息）。潢川县人民法院（2019）豫1526民初437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基本事实有：1、一审法院认定的余瑞国答辩理由为：①2011年1月5日余瑞国与方军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是自己的个人行为。但因未在规定时间转款，该合同未实际履行，是已作废的合同。后余瑞国又和吴培利共同和方军签订了补充协议，转让价为1600万元；②原告诉余瑞国分6次共借款417.78万元属实，没有任何异议。但余瑞国说当时借这些钱的原因，一部分用于办手续了。双方是合伙关系，不应视为民间借贷关系。合伙资金未进行结算。如最后算账我欠有钱，可以还款或者用土地使用权份额进行抵扣；③该土地使用权与袁明岐没有任何关系，与河南淇县宏润房地产有限公司潢川分公司也没有任何关系。原告在起诉书又提到原被告购买方军土地的行为，中间有海龙国际会计替我转款的450万，与本案无关。上述共有土地使用权是我和吴培利共同所有，没有任何其他第三方参与。2、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处理结果是：2010年7月25日，余瑞国以康源农业投资公司的名义与方军签订合同，方军将他在潢川经济开发区潢经四路与潢经五路之间拥有国有土地使用权2处，地号4-77-01，土地使用权面积为41716平方米；地号4-77-02，土地使用权面积为2926平方米。总计44642平方米，人民币1600万元转让。2011年3月19日，方军以商城县君鑫实业公司的名义与吴培利、余瑞国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补充协议，方军将上述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吴培利、余瑞国二人。2011年4月5日吴培利、余瑞国签订关于合伙购买土地协议。约定双方共同出资各占50%股份。2011年10月9日双方又签订关于合伙购地的补充协议：余瑞国将所执50%股份的200万元的股份转让给吴培利，吴培利另外补偿余瑞国土地增值费10万元。也就是说他只占全部土地25%的股份了。协议签订之后，余瑞国先后数次向吴培利借钱384万元。加上他收到的210万转让土地款，拿走的钱达594万元。一审法院最后以双方是合伙关系为由，驳回了吴培利返还借款的要求。吴培利不服，提出了上诉要求撤销一审判决，支付欠款。上诉理由是：余瑞国是以借款和办手续的名义多次向吴培利借款的。而且以办手续为名借的钱是50万元，但未见过任何办手续所需交纳的费用正式票据。那只是一种借款的借口。借384万元是还银行借款，与办手续没有任何关系，借款和合伙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要求返还借款。六、为解决双方合伙购地问题，余瑞国于2020年6月7日在郑州住院期间写的《情况说明》陈述不仅证明余瑞国与袁明岐之间的事情与海龙国际和其他股东无关，更与邵建霖这个所谓第三人无关。1、方军在潢川开发区土地一处，潢经开用（2006）字第0336号，信潢开国用地（2006）第0338号，合计面积44642平方米。2011年7月25日，与方军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但合同签订后未能及时转款，协议未履行，该协议无效。2、后来我与吴培利就该土地转让，和方军签订了补充协议，以总价1600万元购买该土地，我与吴培利各出资800万元，各占一半股份。我当时的投资款自己转了350万元给方军，剩余450万元我让袁明岐从我在海龙国际的分红款里预支的，通过海龙国际的会计转款的。本来这450万元是直接转给我的，因大额转款手续繁琐，我就让直接转给方军的。后来方军收到钱后，分别给我和吴培利各出具了800万元的收据，与袁明岐没有任何关系。3、上述事实在我与吴培利关于方军土地转让的结算中说的很清楚。袁明岐通过海龙国际的会计转款的行为是我预支的海龙国际分红款，因为我是海龙国际的主要股东之一，当时是因为一直没有算账，而我又急用钱就先顸支了分红款450万元系，帐以后再算。4、袁明歧与该土地没有任何关系，我与袁明歧及海龙国际其他股东的事是我个人的事，所以责任均由我个人承担，与吴培利和方军的土地转让没有任何关系。七、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1日，（2020）豫15民终2024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了上述陈述和一审认定的全部事实，并确认了双方答成的协议：1、余瑞国将本人所持关于上述转让土地剩余的所有股份均转让给吴培利所有；2、协议答成以后，余瑞国将该块土地使用权的相关手续交给吴培利，并应协助吴培利办理产权过户手续；3、余瑞国保证此处转让土地使用权无任何产权纠纷（无抵押、转让等）。否则承担一切法律和赔偿责任；4、余瑞国再次声明：与袁明岐及海龙国际其他股东的事是余瑞国个人的事，所有责任均由余瑞国承担，与吴培利和方军的土地转让没有任何关系；5、余瑞国在协助吴培利和方军将上述两块土地在3个月内顺利过户，并没有其它纠纷和赔偿的情况下，吴培利自愿放弃本诉讼对余瑞国的欠款417.78万元及利息的要求，并支付土地转让费1500万元。但如果在过户和今后使用中出现任何纠纷或赔偿，以及给吴培利造成的其它任何损失，均应无条件从上述1500万元中扣除，直至追究赔偿责任。6、上述土地转让费1500万元，吴培利承诺在顺利过户，没有造成任何损失，并取得新的土地使用权证（或不动产证）后支付余瑞国。或从取得土地证的当天开始计息，一年一付，至上述土地转让费付清为止。7、双方应严格按该协议履行，任何一方不得违约。否则，应赔偿对方因此而造成的全部损失。八、上述在法院答成的协议应注意的事项和基本事实是：1、购买方军的土地，吴培利、余瑞国按总出资50%，共同出资总额土地价人民币1600万元，各打800万元转入方军帐户，方军开出具收据，与其它人没有任何关系。2、我购买方军土地使用权的行为，与其它任何人没有关系；在余瑞国的股份转给我后，我本人是方军唯一的土地使用权受让人；3、余瑞国与袁明岐及海龙国际其他股东的事是余瑞国个人的事，所有责任均由余瑞国承担，与吴培利和方军的土地转让没有任何关系；4、袁明岐的转款是一种代支付行为，并不能因为其有过代人转款的事实就自认为是土地的所有人。该转款还是应该另案在他们和余瑞国的海龙国际合伙关系中解决；5、余瑞国方要保证此处转让土地使用权无任何产权纠纷，否则要承担一切法律和赔偿责任；余瑞国方的义务是在协助吴培利和方军将上述两块土地在3个月内顺利过户，并没有其它纠纷和赔偿的情况下，吴培利才自愿放弃本诉讼对余瑞国的欠款417.78万元及利息的要求，并支付土地转让费1500万元。但如果在过户和今后使用中出现任何纠纷或赔偿，以及给吴培利造成的其它任何损失，均应无条件从上述1500万元中扣除，直至追究赔偿责任。吴培利承诺在顺利过户，没有造成任何损失，并取得新的土地使用权证（或不动产证）后支付余瑞国；6、包括余瑞国曾在450万元转款记录上的签字，把转款说成什么收到袁土地款等，余的陈述与袁的说法互相矛盾。但如果因此产生纠纷造成我有任何损失，他和他的财产继承人均要承担违约和赔偿责任；7、但如果因余瑞国本身的原因造成有任何需要赔偿；或有不配合从2020年7月1日起在3个月不能完成过户的，也均应当从中扣除，赔偿损失。到目前为止，余瑞国方还没有完全提供相关原件、发票和手续，我方也一直在催促尽快配合。综上所述，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依法追究有关当事人虚假陈述的法律责任，以及涉嫌黑恶势力犯罪、伪造国家公文法律文书的刑事责任。余菲辩称，和吴培利的意见一致。方军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出庭，未提交答辩意见。袁明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方军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双方继续履行合同；2.确认原告在涉案地块的份额即14572.8平方米；3.被告承担诉讼费用。邵建霖向一审法院请求：1.依法确认袁明岐与邵建霖2013年4月20日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2.依法确认余瑞国于2013年8月2日向邵建霖出具的承诺书合法有效；3.依法确认第三人邵建霖享有涉案两宗土地64.93%份额，即28987.67平方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4月17日至2011年10月26日，商城县君鑫实业有限公司共计收到余瑞国、吴培利购土地使用权人为方军的位于潢川县经济开发区××与××号、××号两宗商住用地土地款1600万元。其中，2011年6月20日，被告方军收到由原告袁明岐安排的河南淇县宏润房地产有限公司潢川分公司会计刘思伟转账300万元，2011年10月21日，被告方军收到原告袁明岐汇款150万元。另查，余瑞国于2020年7月12日因病去逝。2020年8月5日，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争议焦点如下：原告袁明岐与被告方军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合同有效需要具备以下条件：1、合同行为人具有相应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在本案中，原告为主张其权利向法庭提交了2011年1月5日余瑞国以袁明岐名义与“方军”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及公证书，经法院向河南省商城县公证处调查了解，未查询到该合同及公证书的原始档案，且方军对该合同上“方军”签名予以否认，合同签订当事人余瑞国作为知情人之一，已去世，该合同是否是本案被告方军本人所签就现有证据无法证实。2011年3月19日，“方军”又分别与余瑞国（河南淇县宏润房地产有限公司分公司）和吴培利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补充协议，“方军”在同一日与不同的合同当事人签订了内容完全一致的土地使用权补充协议，将涉案的两宗土地转让给不同的合同受让人，就该两份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就现有证据，该院无法认定。原告提交了转账、汇款凭证，以证实其向方军支付450万元购地款，就该450万元购地款，被告余菲提交了余瑞国出具的情况说明及余瑞国与袁明岐签订的潢川县龙瑞2号地块合作开发协议书，该合作开发协议书不能否认余瑞国与原告袁明岐合伙关系的事实，继而不能否认余瑞国陈述为支付涉案土地款通过袁明岐向方军支付购地款450万元的事实，结合被告吴培利向法院提交的商城县君鑫实业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据，现有证据也不能证实原告袁明岐本人及通过公司会计向方军支付的450万元是涉案土地购地款。综上，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能证实其与商城县君鑫实业有限公司（方军）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是该公司（方军）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就现有证据不能认定2011年1月5日、2011年3月19日，河南淇县宏润房地产有限公司潢川分公司与“方军”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土地使用权转让补充协议有效。另，该院认为，原告袁明岐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与河南淇县宏润房地产有限公司潢川分公司的关系，袁明岐在本案中也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故对原告袁明岐要求确认与被告方军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双方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第三人邵建霖为主张其要求依法确认余瑞国向其出具的承诺书系合法有效的诉讼请求向法院提交了余瑞国的承诺书，该承诺书与余瑞国本人出具的情况说明相互矛盾，在法院（2019）豫1526民初4374号民事判决书、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15民终2024号民事调解书中，余瑞国对其本人在涉案土地中的股份进行了处理并且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故对于第三人该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袁明岐的诉讼请求。二、驳回第三人邵建霖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0元，由原告袁明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袁明岐提交了五组证据。证据一为淇县宏润房地产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淇县宏润房地产有限公司潢川分公司系袁明岐全部出资，分公司全部债权债务归袁明岐所有，袁明岐具有独立的诉权。证据二为河南省商城县公证处（2011）商证经字第002号公证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公证书》客观真实地存在，袁明岐与方军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及《土地使用权转让补充协议》应当依法被确认为有效。证据三为：1、潢川县海龙房地产有限公司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查询表一份，拟证明余瑞国并非潢川县海龙房地产有限公司的股东，无权在公司取得分红的权利。潢川县海龙房地产有限公司于2011年8月2日才正式注册成立，而2011年6月20日，袁明岐就已经通过李思伟向方军转款300万元，该款项并非分红款。2、潢川县海龙房地产有限公司和潢川县誉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11年度潢川县海龙房地产有限公司年检报告书、《工商年检审计报告》、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各一份，拟证明2011年度潢川县海龙房地产有限公司全年净利润为负683371元，并没有营利，根本不存在分红的情况。3、潢川县人民法院出具的吴培利与余瑞国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吴培利的民事诉状、潢川县人民法院（2019）豫1526民初4374号民事判决书及该案卷宗里吴培利提交的证据《公证书》各一份，拟证明吴培利在该案中也认可袁明岐向方军转款的450万元土地转让款并不是余瑞国的款项；且该案中的《公证书》即为本案的公证书，吴培利是知情的，其与方军履行合同的前提也是该份袁明岐与方军经过公证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证据四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潢川支行出具的银行流水一份、刘思伟向方军的转账凭条一份、李思伟出具的《关于支付方军土地转让款的证明》一份，拟证明袁明岐向方军支付了450万元系购买土地的转让款，且其中300万元是袁明岐个人的款项。证据五为袁明岐的《民事起诉状》一份和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材料接收清单一份，拟证明袁明岐已向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2020）豫15民终2024号民事调解书。邵建霖质证称，对袁明岐提交的证据无异议。吴培利质证称，证据一在一审的时候没有提交，不存在因客观原因不能提供的情形，故不予认可。对河南省商城县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并非原件，不予认可。第三组证据1、2没有异议，证明其与余瑞国的关系，我们不清楚、不发表意见；其中3中的《公证书》，我们提交的也不是原件，无法证实其真伪，也是从袁明岐那边拿到的，且最早的民间借贷案件没有采纳这个公证书。证据四支付款项是否为购买本案土地转让款无法证明。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无法实现其证明目的，该案尚在审理期间。余菲质证称，我父亲生前并没有说过450万元是袁明岐的购地款，情况说明已提交潢川法院，是海龙国际合作期间的分红款。本院对以上证据认定如下：证据一可证明袁明岐是淇县宏润房地产有限公司潢川分公司的负责人，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二《公证书》为复印件，经本院调查核实，并未在河南省商城县公证处找到该份公证书的原始档案，且复印件上显示的公证员张某对案涉公证书并不清楚，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认定，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三仅能证明潢川县海龙房地产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8月2日，且没有营利，但无法证明案涉450万元并非余瑞国提前预支的分红款，故本院不予采信。证据四仅能证明案涉450万元款项是刘思伟转给方军的，不能证明该450万元系案涉土地的转让款，无法实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五仅能说明袁明岐向本院递交了诉讼材料，并不能推翻已经生效的（2020）豫15民终2024号民事调解书，故无法实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二审查明的主要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四个：一、关于袁明岐、邵建霖的诉讼主体身份是否适格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淇县宏润房地产有限公司潢川分公司是由袁明岐全部出资，其作为该公司的负责人且与案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故其具有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邵建霖作为原审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其依据2013年8月2日余瑞国向其出具的承诺书，诉请享有案涉建设用地的份额，与本案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故其亦具有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二、关于2011年1月5日与2011年3月19日，淇县宏润房地产有限公司潢川分公司与方军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和《土地使用权转让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袁明岐诉称该《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经过了河南省商城县公证处公证，且公证处出具了（2011）商证经字第002号公证书，但双方当事人在一、二审期间均未提交该公证书的原件，经本院向河南省商城县公证处调查及向已退休公证员张某本人核实了解，并未查询到该合同及公证书的原始档案，且张某本人也不记得经办过该事项。就现有证据无法核实上述协议的真实性，且该案涉合同当事人方军在一审庭后调查笔录中明确表示，2011年1月5日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并非其本人签名。故，一审法院对袁明岐要求确认与方军签订的合法有效、双方继续履行合同的请求予以驳回，并无不当。三、关于2011年6月20日与2011年10月21日方军收到两笔款项合计450万元的性质问题。上诉人袁明岐诉称该450万元系案涉土地的转让款，但被上诉人余菲诉称该450万元系其父亲余瑞国与袁明岐合作开发“海龙国际”项目提前预支的分红款。袁明岐在二审中提交的潢川县海龙房地产有限公司的注册信息虽然显示海龙房地产公司是2011年8月2日才正式成立，但是一审中余菲提交的余瑞国与袁明岐于2010年8月28日签订的《潢川县龙瑞2号地块合作开发协议书》中显示余瑞国与袁明岐在2010年就已经具有合伙关系的事实。该450万元虽然是袁明岐通过会计直接转给方军的，但就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该450万元系该案涉土地的转让款而并非余瑞国诉称的提前预支的分红款。故，一审法院对该450万元无法认定为土地转让款并无不当。四、关于邵建霖一审的诉请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一审中邵建霖的诉求都是基于案涉土地中袁明岐、余瑞国、邵建霖三方之间债权债务的转让问题，因淇县宏润房地产有限公司潢川分公司与方军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无法认定，且本院作出的（2020）豫15民终2024号民事调解书中，余瑞国对其本人在涉案土地中的股份进行了处理并且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上诉人袁明岐虽就该民事调解书提出诉请，但是尚在审理期间，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故，一审法院对邵建霖的诉请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袁明岐、邵建霖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上诉人袁明岐负担500元，由上诉人邵建霖负担5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杰审判员 李 虎审判员 左立新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魏静书记员任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