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561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山东鸿福集团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招远市玲珑镇横掌温家。 法定代表人：温洪福，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劲柏，山东平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昌敏，男，1985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 一审被告：山东春雨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招远市蚕庄老翅张家村。 法定代表人：仇江，该公司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山东鸿福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鸿福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刘昌敏以及一审被告山东春雨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雨公司）进口押汇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鲁民终4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鸿福公司申请再审称：（一）本案立案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在没有原告起诉状、诉讼请求的情况下，收取诉讼费并确立了案由，违法受理本案。一审法院称，案件是山东省招远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招远法院）移送的，属案件移送造假。（二）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证据一收条和证据二招远法院网上报结案件统计表可以证明，一审法院没有依照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进行重审。证据四2015年10月14日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烟台中院）开庭笔录复印件和证据五2015年11月10日烟台中院开庭笔录复印件相结合，可以证明春雨公司未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远支行（以下简称招远支行）做过进口押汇业务，押汇申请书上的签字不是仇江本人亲笔所写。以上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关于“本案系进口押汇纠纷”“双方共同对《进口押汇申请书》进行了确认”和“双方已就《进口押汇申请书》的内容达成合意”的错误认定。（三）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一审认定案件是招远法院移送的缺乏证据证明。2.原判决对鸿福公司与招远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五条约定的理解错误。《授信业务总协议》是《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合同，《授信业务总协议》附件1、附件2所约定的物的担保，是“本合同之内约定的物的担保”，而不是“本合同之外同时存在其他物的担保或保证”。故鸿福公司有要求招远支行先行使担保物权的抗辩权。3.按照《授信业务总协议》约定，招远支行享有处置信用证项下全套单据／货物的权利。由于招远支行擅自委托春雨公司将以来料加工方式批准进口的保税原料直接销售，偷逃税款，被海关查处，使得招远支行对货物失去控制权，导致垫付的货款本息未归，责任在招远支行本身，应视为招远支行放弃了物的担保。招远支行委托春雨公司销售保税货物并未通知鸿福公司，鸿福公司未承诺在此种情况下仍然提供担保，招远支行放弃了物的担保，鸿福公司依法应在招远支行放弃物的担保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4.鸿福公司的担保范围是春雨公司合法的经营范围，春雨公司案涉违法走私业务不在鸿福公司的担保范围内，且招远支行与春雨公司串通骗取鸿福公司签订《最高额担保合同》，招远支行对春雨公司从事或将要从事违法活动是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原判决认定案涉业务未包括在刑事判决认定仇江走私货物的范围内，鸿福公司无权依据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主张免责是错误的。（四）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证据四中，春雨公司法定代表人仇江当庭陈述“我没做过押汇，我所讲的都是信用证项下的业务，我和原告从来没有做过进口押汇业务”，证明春雨公司未向招远支行提交《进口押汇申请书》，《进口押汇申请书》是招远支行利用春雨公司预留的印鉴单方制作并伪造签字的。（五）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1.一、二审法院对春雨公司缺席判决违反法律规定，致使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资产山东分公司）将债权转让给横琴润创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横琴基金）的《债权转让协议》和债权转让公告以及横琴基金将债权转让给刘昌敏的《债权转让协议》和债权转让公告等证据，未经春雨公司质证。2.华融资产山东分公司将债权转让给横琴基金的债权转让公告中，只公告通知了春雨公司，没有通知保证人鸿福公司。该债权转让以及横琴基金将债权转让给刘昌敏，均对鸿福公司更不发生效力。（六）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判决将进口押汇关系的担保责任与借款合同关系的保证责任混为一谈，参照借款合同关系中适用法律条款判令鸿福公司承担进口押汇关系中的保证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七）原判决遗漏诉讼请求。原判决对一审法院立案中违法违规的事实予以回避，不予纠正，属于遗漏鸿福公司的上诉请求。综上，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六项、第十一项规定，再审本案。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鸿福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本案主要审查：原判决是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六项和第十一项规定的情形。 （一）关于原审是否存在程序错误等情形的问题 首先，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招远支行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春雨公司和鸿福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原判决认为，招远支行提起本案诉讼是其真实意思，生效裁定已经确认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一审法院经审理作出原一审判决后，鸿福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原审法院裁定发回重审，一审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进行了重审，并依法作出一审判决，不论原一审案件是否来源于招远法院移送，均不影响鸿福公司在重审中行使诉讼权利，故认定鸿福公司提出的一审法院对涉及立案程序的事实认定不清的主张不成立。原审上述认定并无不当。鸿福公司提交的收条、报结案件统计表截图、移送管辖请示报告等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其关于一审法院立案程序错误的主张。其次，如上所述，原判决就鸿福公司关于立案程序违法的主张作出了相应认定，鸿福公司关于原判决遗漏其此部分诉讼请求的主张不能成立。再次，原审亦查明，本案不存在春雨公司不到庭就无法查清案情的情况，春雨公司并非法律规定必须到庭的被告，故原审法院缺席审理本案并无不当。春雨公司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其放弃对其他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另外，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华融资产山东分公司向横琴基金转让债权和横琴基金向刘昌敏转让债权，均为合法转让，鸿福公司主张上述债权转让对其不发生法律效力，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鸿福公司关于原判决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春雨公司质证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综上，鸿福公司主张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项、第四项、第十一项规定而应予再审，理由均不能成立。 （二）关于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新证据是否足以推翻原判决的问题 首先，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招远支行与春雨公司签订《授信业务总协议》，与鸿福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在本案所涉进口押汇业务中，春雨公司向招远支行提交盖有其公章的进口押汇申请书，申请叙作进口押汇，招远支行盖章表示同意，并实际垫付了进口货款。以上行为足以证明双方已就进口押汇达成合意，且符合《授信业务总协议》的约定。鸿福公司主张进口押汇申请书系伪造的，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至于仇江称其并未向招远支行申请进口押汇，仅为仇江的单方陈述，不足以否定春雨公司以公司名义向招远支行申请叙作进口押汇的事实。鸿福公司提交的原一审庭审笔录复印件亦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的证据。因此，鸿福公司主张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而应予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其次，鸿福公司主张原判决对其与招远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五条的约定理解错误，其有权要求招远支行先行使担保物权，以及招远支行擅自委托春雨公司处理货物，应视为放弃了物的担保。对此，本院认为，第一，当时有效的物权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担保物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依法享有就担保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在招远支行和春雨公司签订的《授信业务总协议》附件2中，春雨公司确认：“招远支行享有处置进口押汇业务项下全套单据/货物的权利或其他可能的按照任何法律、法规能够享有的担保权益或财产权益；春雨公司向招远支行申请持有单据/货物，以销售款项偿还招远支行押汇融资，只是作为招远支行的受托人行事，包括但不限于代为保管有关单据，代为办理该单据项下货物的仓储、保管、运输、加工、销售及保险等有关事项，代为保管销售货款或将货款存入招远支行指定的账户。春雨公司在将货物销售给第三人时，应向第三人表明此种身份。……销售所得款项首先用于归还招远支行对春雨公司的融资。”上述约定并不符合担保法、物权法关于设定担保物权的情形，原判决据此认定招远支行在保留信用证项下单据和货物权利的前提下，委托申请人销售货物，不构成担保法规定的物的担保，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二，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五条明确约定，“主债务在本合同之外同时存在其他物的担保或者保证的，不影响债权人本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及其行使，保证人不得以此抗辩债权人”。经查，该条所称“本合同之外”是指《最高额保证合同》之外，鸿福公司所谓《授信业务总协议》附件2约定的物的担保属于“本合同之内约定的物的担保”，其有权要求招远支行先行使担保物权的主张缺乏合同依据，与事实不符。况且，即便《授信业务总协议》的约定能够认定春雨公司向招远支行提供了物的担保，依据该条约定，鸿福公司作为保证人不得以此抗辩债权人。原判决据此认定鸿福公司无权要求招远支行先行使担保物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三，当时有效的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鸿福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春雨公司与招远支行存在串通骗取其提供保证，在保证合同订立前或订立时招远支行即知道或应当知道春雨公司从事或将要从事违法活动。相关刑事判决亦未认定招远支行参与了春雨公司等的犯罪活动，表明春雨公司处理案涉货物并未得到招远支行的同意，故鸿福公司认为招远支行擅自委托春雨公司处理案涉货物构成放弃物的担保，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判决认定鸿福公司无权依据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主张免责并无不当。 综上，鸿福公司主张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而应予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三）关于原判决适用法律是否错误的问题 当时有效的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分别系关于借款利息的支付和借款的返还期限的规定，原判决根据招远支行与春雨公司约定的招远支行为春雨公司垫付款项以向国外卖方支付货款，春雨公司向招远支行偿还垫付款等事实，认定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与借款合同相类似，进而参照上述法律条文认定春雨公司返还本金和利息的责任，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因此，鸿福公司主张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而应予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鸿福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六项和第十一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山东鸿福集团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马东旭 审判员  李桂顺 审判员  陈宏宇 二〇二一年一月八日 法官助理冯哲元 书记员张奕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