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8民终36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表人：任国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秀海，上海市信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光，上海市信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春梅，女，1965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连州市***********，公民身份号码：441************425。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学明，广东达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州燕喜支行，住所地：广东省连州市连州镇北山丽苑首层商铺。负责人：石志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慧玲，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远分行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莫定强，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州市支行职员。上诉人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商所”）因与被上诉人李春梅，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州燕喜支行（以下简称“农行燕喜支行”）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连州市人民法院（2019）粤1882民初12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北商所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保全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交易合同法律关系，且涉案业务已被大连大宗收购，上诉人亦非涉案业务的平台提供方，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明显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一）是否构成交易合同关系不能简单地根据银行转账流水来认定，而应当结合双方的实际行为确定。本案被上诉人将款项汇入上诉人专用账户之后，仍享有资金的所有权及控制权，资金流水记录也进一步显示其可随时操作出金、入金或使用资金进行买卖交易，该资金并非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的交易价款，且从被上诉人的交易明细来看，其交易记录远多于资金转账记录，故出入金显然不是被上诉人进行交易的直接资金安排。一审法院仅仅根据资金流水记录即认定上诉人系被上诉人的实际对手方，明显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二）事实上，被上诉人作为交易商系与其他交易商在“易商联合”交易系统上进行交易的，上诉人并非被上诉人交易合同相对方，交易平台为确保在平台上开展交易的客户资金安全及便利交易结算，进而与银行合作，开立交易资金专户的行为，系交易所提供平台结算服务的表现，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原交易资金专用账户汇入资金，并非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交易价款，被上诉人仍然享有资金控制权。因此，被上诉人无权基于“涉案交易无效”这一请求权基础，针对上诉人提起确认之诉，更不具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以合同无效为由，要求上诉人返还投资出金入金差额。（三）另外，上诉人己经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涉案商品现货挂牌业务己经于2016年9月30日被大连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大宗”）所收购，一审判决实际上在法院事实认定部分对此事实也己经确认，但是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因涉案业务被收购不应承担责任的主张，却以理据不足不予采纳，明显不当。如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上诉人及大连大宗都在各自官方网站以及“易商联合”交易系统中进行公告，就收购事项、业务安排进行了充分告知，被上诉人此后继续在“易商联合”交易系统中进行交易，应当推定其完全知悉并且同意该项业务收购事宜，且同意大连大宗作为平台提供方，继续提供平台服务。虽然，在业务收购初期，为了交易商交易业务能过平稳过渡，存在大连大宗借用上诉人资金通道的短暂行为，但涉案资金流入上诉人的专用银行账户，系业务收购期间有关结算渠道的过度性安排。因平台服务系包括设计交易模式、组织交易品种上市、提供软件及平台服务、资金结算、会员管理、出库提货等一系列服务的体现，不能因业务收购后，前述资金通道的短暂借用事实，否认大连大宗的交易平台地位，上诉人依据业务转让的事实进行抗辩理由合理充分，应当被采纳。（四）从时间及业务交易实际情况来看，被上诉人在2016年9月30日之前仅有3次买入记录无任何卖出记录，而其大部分的交易均是在2017年即涉案业务被大连大宗收购之后所发生，而且涉案交易业务在被上诉人买入小部分商品时虽系由北商所运营，但由于买入该部分商品后即实现了商品所有权的转移，只有卖出交易达成后才会出现所谓亏损。很明显，被上诉人产生亏损均发生在大连大宗收购涉案业务之后，故无论涉案交易性质及效力如何，法院判决北商所对交易亏损承担责任均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刻意忽略大连大宗实际运营涉案业务的事实，导致判决结果明显不当，应当予以纠正。二、涉案交易的标的物系现货实物商品并非标准化合约，一审法院仅以被上诉人未办理实物出库提货之外观即主观推断涉案交易不以实物交收为目的，系明显的事实认定错误。（一）一审判决仅仅根据被上诉人未申请办理实物出库提货，即简单的推断出涉案交易系不以实物交收为目的的结论，进而直接认定涉案交易具备期货交易的特征，该认定既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又存在严重逻辑错误，且与基本的社会经济现象相违背。（二）事实上，涉案业务商品在挂牌交易前，所有挂牌商品均己经入库存储，交易商买入商品后，相关商品的所有权即己通过指示交付发生了转移，是否马上提取实物并不影响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交易商完全可根据相关规则制度随时自由办理其买入持有的商品实物的提取或出库手续，不存在不可提货的情形。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自己未提货的外观就认定涉案交易未移转现货所有权系严重错误的，涉案交易下许多交易商均办理了相关提货手续，故涉案交易系实物商品的交易，并以实物交割为目的，同时也完全具备实物交割提货的条件，一审法院得出涉案交易不以实物交收为目的的结论，明显缺乏事实依据且逻辑错误。（三）此外，“是否实物交割”并非作为区分期货与其他交易业务的根本区别。几乎所有的交易品种均是以取得财产增值作为最终目的，并且，即使在期货交易中，也存在为数不少的实物交收实践，是否进行实物交割并非期货交易的本质特征，因此，不能以“是否实物交割”作为区分期货与其他交易业务的根本区别，否则将严重割裂不同交易品种所具有的共性的交易功能和交易目的。故一审法院根据被上诉人未申请实物交收的外观得出涉案交易属于期货交易的结论明显缺乏法律依据。三、涉案交易并非采取期货交易下的对冲平仓制度，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认为涉案交易允许对冲平仓符合期货交易的特征，但是该认定明显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为涉案交易允许买入后卖出，即构成了期货交易下的对冲平仓制度，但所谓对冲平仓即是指交易商通过卖出（买进）同样品种、数量和相同交割月份的期货合约来了结先前所买进（卖出）合约的过程，涉案交易并不存在该制度，与期货交易存在本质区别。（二）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八十一条第（六）项规定，期货交易下对冲平仓的对象必须是合约，且该合约必须包含特定交割月份信息，所谓平仓即是要求在合约到期前对该合约的了结，与之相对应的是未了结的合约到期后需要进行交割。而涉案交易下，交易商买入和卖出的均是现货实物商品并非合约，更不存在所谓的特定交割月份等合约期限，且涉案买卖交易达成后即实现了商品实物所有权的转移及货款的结算，是否马上提取实物并不影响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即买卖成交后该笔交易的买方和卖方的权利义务均己即时了结，不存在交易达成后买卖义务未了结而须通过后续对冲平仓进行了结的问题。交易商即便持有商品未进行提货也没有任何期限限制，不存在期货交易下基于合约期限而必须进行平仓或交割的选择问题。（三）在期货交易项下，由于交易标的物是标准化合约，故具有卖空的机制，交易商可以自由双向交易，故对冲平仓机制的操作包含了买入和卖出的手段，特别是对于不具有现货商品的交易商，在卖出期货合约后需要通过在合约到期前买进相同交割月份的合约来对冲平仓了结，而涉案交易模式是无法进行（裸）卖空的，交易商只能买入现货商品后，再选择是否对其具有所有权的商品进行卖出，实际上也就不存在期货交易下对冲平仓的必要性，与期货交易的对冲平仓机制完全不同。故一审法院仅依据交易商买入后可以卖出，即主张涉案交易采取期货交易制度下的对冲平仓制度系完全错误的，由于交易商在买入商品后已经取得所有权，其通过交易平台对其所拥有的现货商品进行卖出的行为不是期货交易下对冲平仓的过程，涉案交易也不存在对冲平仓制度，与期货交易制度明显不同。四、涉案交易未采取保证金杠杆制度、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买空卖空制度等期货交易的核心风控制度，且涉案交易也不具有期货交易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的核心功能，并非非法期货交易。（一）一审法院依据《关于认定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标准和程序》之相关规定，得出涉案交易行为符合非法期货交易特征的结论，该认定存在严重的法律适用错误。一方面，上述文件属于管理性规范性法律文件，而关于涉案交易是否属于期货交易的认定，应当全面结合效力更高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的规定进行判断。另一方面，即便参照适用《关于认定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标准和程序》的规定，一审法院在判决中也并未全面正确的理解与适用，导致相关事实认定出现严重错误。（二）如前述所，涉案交易不存在一审法院所认定的对冲平仓制度，也并非不进行实物交割或转移现货所有权，一审法院据以认定涉案交易存在期货交易特征的两点事实并不存在。而实际上，无论是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还是参照《关于认定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标准和程序》，关于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认定存在诸多条件，特别是明确规定了期货交易需要交易对象为标准化合约，并采用“保证金制度”和“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等期货交易的核心风险管理制度，该等制度或特征应当作为法院审查判断涉案交易性质的依据。但是，一审法院仅片面且错误的从“被上诉人未进行实物交收”以及“对冲平仓”的角度来认定涉案交易性质，得出结论明显错误。（三）事实上，上诉人已经充分举证涉案交易对象为现货实物商品而非标准化合约，涉案交易中并不存在保证金制度以及无负债结算制度，买方交易商和卖方交易商在买卖交易前必须提供全额货款或商品实物，不存在通过支付保证金等方式进行信用交易，故不存在交易所为所有买方和卖方提供履约担保的情形，故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交易商在交易过程中均是全款全货进行交易。上述观点事实依据充分，应当作为认定涉案交易是否为期货交易的重要判断依据进行认定，但是一审法院对该等事实刻意忽略避而不谈，片面理解并错误适用法律，从而对涉案交易的性质认定严重错误。（四）此外，根据期货交易的基本理论和实务，期货交易的核心功能为“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这与期货交易以远期价格作为价格锁定目标以及期货合约关于“在将来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标的物的基本特征相吻合。而在涉案交易中，商品交易的买卖价格为商品现在的价格，而非商品未来的价格，完全不具备价格发现与套期保值的功能，两者在功能和目的上差异巨大。因此，一审法院片面且错误的依据《关于认定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标准和程序》的相关规定对涉案业务性质进行认定，而不依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全面审查涉案交易是否存在期货交易的核心制度，系明显的法律适用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五、被上诉人应当接受正常投资亏损结果，即便上诉人存在过错，也不应由上诉人承担主要过错，一审判决要求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出入金差额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即便涉案交易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承担主要过错，判决上诉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并未正确区分涉案交易各方过错，责任划分明显不妥，其要求上诉人支付全部交易本金的判决明显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二）被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整个交易中，无论是开户、绑定银行卡、入金、出金，还是进行买卖操作，均是其本人亲自操作完成的，系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对此系完全知晓相关规则制度及交易风险的。而上诉人作为业务收购前的交易平台提供方（被上诉人的亏损并非发生在该期间），大连大宗作为业务收购后的交易平台提供方，本身并不参与交易，仅为参与交易各方提供交易平台服务，并基于此收取一小部分交易手续费，故在本案中，即便合同无效，被上诉人亦存在过错，作为交易的实际操作者应对其损失负有主要责任。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明显不当。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李春梅答辩称：一、根据中国证监会办公厅《关于认定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标准和程序》的规定，涉案交易符合认定商品现货市场非法组织期货交易活动的目的要件和形式要件，已构成非法期货交易。（一）目的要件：不以实物交收为目的或者不必交割实物。被上诉人于2016年7月19日在北商所“易商联合”软件开户交易，至2017年3月30日，短短几个月时间被上诉人亏损金额将近30万元。交易期间，被上诉人操作买入和卖出多达数十次，但是，交易双方从未交收实物，北商所也未要求被上诉人进行实物交收，双方没有约定具体的交收时间，北商所允许被上诉人可以在不交收的情况下随时将标的物卖出。而现货交易必须以实物交收为目的，但是，涉案交易却不以实物交收为目的，或者不必进行实物交割。从被上诉人反复操作买入、卖出的客观事实可知，双方交易的目的并非转移商品的所有权，而是期待在价格波动中赚取差额利润。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2〕37号文明确禁止现货交易市场“持续挂牌交易”，即禁止买入后5个交易日内挂牌卖出同一交易品种或在卖出后5个交易日内挂牌买入同一交易品种。现货交易应该采用T＋5的交易模式，即买入后5个工作日才能卖出，但是涉案交易采用T+0模式，当天可以无限次买入和卖出。这种交易大大增强了交易的流动性，投机目的更明显，交易所在制度设计上即不以实物交收为目的，而是鼓励交易方频繁操作，在价格波动中赚取价差。（二）形式要件：1、交易对象为标准化合约。所谓标准化合约是指除价格等条款外，其他条款相对固定的合约。现货商品交易买卖的直接对象是商品本身，有样品、有实物、看货定价，但是，在涉案交易中，只有交易价格是变量，其他交易条款均已固定，被上诉人无法与交易对手协商具体交易条款，涉案交易对象为标准化合约，即买方有权在将来某一时间以特定价格买入或者卖出约定标的物的合约。被上诉人从来没有看到过具体的实物，也不了解涉案商品的质量、功效、规格等影响商品交易的具体因素。被上诉人没有实体销售商店，也没有其他的商品销售渠道，被上诉人在主观上并非真实期待获得商品所有权。涉案交易价格完全脱离了实物而存在，涉案“商品”仅仅是交易符号，并非真实交易标的物。《北京市交易场所管理办法》第十七条明确规定，现货交易场所不得将任何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但是，本案中，所有商品被拆分为均等份额发售，所有交易方都按照最小交易单位的整数倍进行交易，交易系数固定，涉案标的物属于典型的标准化合约。2、交易方式为集中交易。所谓集中交易是指由现货市场安排众多买方、卖方集中在一起进行交易（包括但不限于人员集中、信息集中、商品集中），并为促成交易提供各种设施及便利安排。本案中，众多的买卖双方在北商所提供的“易商联合”软件，根据北商所发布的交易行情，在同一时间、同一软件，按照自己所能接受的心理价格进行买卖申报，由电子交易系统对全部申报进行集中撮合，进行集中报价、集中交易，即多个买主和多个卖主之间，出价最低的卖主和出价最高的买主达成交易。交易采用T+0模式，可连续竞价，当天不限次数地买进、卖出。交易中，被上诉人不知道具体的交易对手，也不考虑交易对手的年龄、性别、实力、信誉等影响交易的因素，交易属于匿名交易。涉案的所有交易均采用了集合竞价、连续竞价、电子撮合、匿名交易等集中交易方式。二、北商所存在交易模式违规、未经报批上线交易品种、交易业务未经报批、转移业务未经报批、出借资金结算通道等违规问题。1、中国证监会办公厅于2017年2月3日颁发的《关于商请督促商业银行限期停止为违规交易场所提供金融服务的函》已认定北商所属于违规交易场所，存在交易模式违规，未经批准上线交易品种的违规事项。2、北商所存在上线交易品种未经报批，违规转移业务及出借资金结算通道等问题，北京市地方金融局已多次约谈北商所主要负责人，要求其进行整改，并承担相关责任。三、北商所的交易软件已停止交易，涉案交易数据无法查询，交易安全没有保障，所有的交易无效，北商所应返还交易本金。由于北商所非法组织期货交易，存在交易模式违规、违规上线交易品种、出借资金结算通道等违法行为，目前，涉案软件已无法进行交易，由于北商所的原因导致交易终止，北商所应该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北商所作为交易平台的开设方，应确保交易安全，保证交易合法，目前交易已被认定违法，不能继续交易。涉案交易被认定为无效，其作为资金账户所有人、实际控制者，应该承担返还义务。北商所违规进行期货交易，势必导致交易市场不受监管，秩序混乱，损害国家和社会共同利益。本案中，被上诉人在北商所进行交易时，被上诉人将自己辛苦工作多年的积蓄全部投入北商所的交易平台，但由于北商所的违法违规行为，导致被上诉人损失惨重。多年来，被上诉人一直通过信访、投诉的方式要求北商所退还交易款项，直至最近，全国各地法院纷纷认定类似的交易场所非法组织期货交易，并判决交易所退还交易本金，被上诉人遂拿起法律武器，通过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由于涉案交易无效，即使被上诉人账户名下有商品，但至今未进行交割，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根据合同法有关规定，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而不应该再继续进行交易。四、北商所与大连大宗之间的关系，是他们的内部关系，与被上诉人无关。现有证据显示涉案资金全部流入北商所的银行账户，但无证据显示资金流入其他机构。北商所违规上线交易品种、未经批准出借资金结算通道属于违规行为，被上诉人在北商所的交易软件进行交易，被上诉人的所有资金均汇入北商所的银行账户，交易款项由北商所实际控制，且至今尚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的资金由大连大宗占有，因此，被上诉人有权要求北商所退还交易款项，至于北商所与大连大宗之间的关系，应该由其内部进行结算。据了解，北商所与大连大宗内部另有约定，所有交易实质上仍由北商所控制，交易资金从未流入大连大宗，真实交易业务并未发生转移，北商所对外声称转移业务只是为了转移投资者视线，加大违规业务的隐蔽性，进而逃避法律的制裁。北商所与大连大宗存利益关系，但他们内部如何瓜分投资者的资金，只有他们内部才清晰，这是他们的内部关系，与被上诉人无关。五、现有生效法律文书已认定北商所非法组织期货交易，并判令北商所全额返还交易亏损及赔偿利息损失。为统一法律适用，提升司法公信力，最高人民法院最近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明确类案法律文书的参考价值。关于北商所的同类案件，全国各地多个地方法院已作出判决，一致认定北商所组织非法期货交易，开户及全部交易无效，北商所须全额返还投资款，部分法院甚至还支持利息赔偿（判决书内容详见附件）。虽然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但是相关案件具有重要参考意义，相同案件相同判决，更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综上所述，北商所不具有组织期货交易资质，擅自组织期货交易，应该认定交易无效，北商所应退还被上诉人的交易款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贵院依法予以维持。农行燕喜支行答辩：一、农行燕喜支行为李春梅提供资金划转服务，符合储蓄合同约定，没有侵犯其权利。二、农行燕喜支行对北商所的期货交易合法性不承担审核义务。北商所的开户行是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农行燕喜支行未为其提供开立账户、银商通或第三方存管等金融服务，无需承担审核义务。三、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农行燕喜支行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依法不承担责任。恳请法院查清事实，依法驳回李春梅的诉讼请求。李春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李春梅在北商所的开户及全部交易无效；2.北商所立即向李春梅退还交易本金298118.64元及相应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以298118.64元为本金，自2017年3月30日起计算至还清本息为止）；3.农行燕喜支行对北商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诉讼费由北商所、农行燕喜支行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易商联合”交易平台系北商所运营的交易客户端。北商所成立于2009年8月18日，其经营范围是组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金属材料（含贵金属）、建材、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交易服务；投资管理；项目投资；投资咨询；技术推广服务；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2016年9月26日，北商所与大连大宗签订了《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收购协议》，约定由大连大宗承接北商所正在运行的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同日，北商所在其官网发布“关于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调整的公告”，载明：“北商所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正式被大连大宗台上运行。在北商所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被收购期间和收购以后，原北商所经纪机构将继续正常为交易商提供服务，交易商交易与提货不受任何影响……若交易商不同意继续在大连大宗的交易平台上交易，请于2016年9月29日前，完成交易账户挂牌商品持有量的提货以及注销交易账户等手续”。同日，大连大宗发布“关于收购北商所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的公告”，载明：“大连大宗正式收购北商所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将于2016年9月30日起，正式在大连大宗的交易平台上运行”。2019年10月21日，北商所向北京市国立公证处申请对“易商联合”平台的交易操作等电子数据内容进行保全。2019年10月23日，北京市国立公证处作出（2019）京国立内经证字第1778号公证书。根据公证书载明的附件内容，“易商联合”平台提供提货申请、在线配送服务。一审另查明，2015年7月3日，李春梅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州市支行开立了账号为622*************278的农业银行借记卡，并开通了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短信银行等业务。2016年7月，李春梅通过一名自称“许诺”的人推荐介绍，得知“易商联合”交易平台。同年7月15日，李春梅在“易商联合”交易平台注册成为平台交易商，交易商代码为111********6133。2016年7月19日，李春梅通过其农业银行账号622*************278开始在“易商联合”平台入金交易。自2016年7月19日至2017年3月30日期间，李春梅先后通过账号622*************278的农业银行账户向其在“易商联合”平台的交易商账户内入金904502元、出金606383.36元，并通过该交易平台持仓购入“黑枸杞（干）”（商品代码977006）等挂牌商品。2017年2月3日，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向银监会办公厅发出《关于商请督促商业银行限期停止为违规交易场所提供金融服务的函》，商请银监会于2017年3月15日前通知并督导各商业银行限期停止为违规交易场所提供金融服务。在该函件所附的违规交易场所名单中，北商所名列其中，违规事项为“交易模式违规，未经报批上线交易品种等”，地方政府督促整改或查处情况为“正在整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北商所是否为本案的适格主体；二、李春梅在北商所的交易平台上的交易是否构成非法期货交易；三、李春梅在北商所的交易平台上的交易是否有效；四、北商所是否应退还李春梅的交易资金并支付利息；五、农行燕喜支行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一、关于北商所是否为本案的适格主体的问题。李春梅通过他人介绍，于2016年7月15日在北商所运营的“易商联合”交易平台注册成为平台交易商，随后，李春梅通过其农业银行账号开始在“易商联合”平台入金交易，李春梅入金与出金均是与北商所发生，李春梅与北商所之间成立了交易合同关系。李春梅基于双方合同关系，将北商所作为被告提起诉讼，符合合同相对性原则。据此，北商所系本案适格被告。北商所认为涉案交易业务已被大连大宗收购，李春梅要求北商所对其交易亏损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主张，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二、关于李春梅在北商所的交易平台上的交易是否构成非法期货交易的问题。北商所主张涉案交易行为属于现货交易，涉案交易标的物系真实的现货商品实物并非标准化合约，涉案交易不满足期货交易的构成要件，认为涉案交易并非采取期货交易项下的对冲平仓制度，涉案买卖交易达成后即实现了商品实物所有权的转移及货款的结算，是否马上提取实物并不影响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不存在交易达成后买卖义务未了结而须通过后续对冲平仓进行了结的问题，李春梅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经查，李春梅在“易商联合”交易平台的所有交易无任何一笔进行了实物交收，北商所也未提供李春梅实际交易对象的具体情况，也未提供其他交易商进行实物交收的相关证据。由此可以认定，双方实际并未进行真实的现货交割或转移现货所有权，而是通过价格的涨跌进行买入卖出操作，且交易中允许对冲平仓，该交易模式符合期货交易的特征。涉案交易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办公厅《关于认定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标准和程序》中列明的非法期货交易的特征，构成非法期货交易。三、关于李春梅在北商所的交易平台上的交易是否有效的问题。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六条的规定，期货交易应当在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审批设立的期货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期货交易场所进行；未经国务院批准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期货交易场所或者以任何形式组织期货交易及其相关活动。北商所未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提供非法期货交易平台，违反了上述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李春梅在北商所的交易平台上的交易为无效交易行为。四、关于北商所是否应退还李春梅的交易资金并支付利息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关于“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因李春梅在北商所的交易平台上的交易为无效交易行为，北商所应当将李春梅投入的交易资金予以返还。根据法庭查明的事实，李春梅在“易商联合”平台的交易商账户内入金904502元、出金606383.36元，北商所应当向李春梅返还交易资金298118.64元。关于李春梅主张的利息损失，因李春梅在投资过程中轻信宣传，对北商所不具有经营期货交易资质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未对交易风险进行评估、预测，对于损失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其要求北商所承担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五、关于农行燕喜支行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农行燕喜支行不是李春梅与北商所之间合同关系的主体，农行燕喜支行也不是北商所指定的提供结算服务的金融机构，其仅为李春梅提供资金划转服务，对涉案交易无效不存在过错。李春梅诉请农行燕喜支行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1日作出（2019）粤1882民初1293号民事判决：一、确认李春梅在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的开户及交易无效；二、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春梅返还交易资金298118.64元；三、驳回李春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771.77元，由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了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上诉人系列案件中易商联合交易系统关于提货的相关流程的截图以及涉案产品仓储现状的截图。拟证明涉案交易业务是全款全货的商品交易业务，存在真实的商品，并非被上诉人所称的非法的期货业务。被上诉人质证意见认为，该证据并非新证据，交易系统由上诉人开发及实际控制，其有能力在一审举证期限内提交，但是其在二审期间提交已违反证据规则，故原则上不同意质证及采纳。目前易商联合软件已经无法正常登陆和交易，上诉人可以自行修改系统的数据；此外，是否可以提货不影响认定上诉人非法组织期货交易。被上诉人亦提供已生效的且认定北商所非法组织期货交易事实的法律文书予以佐证。被上诉人亦提交两组证据：第一组是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鲁15民终2681号民事判决，拟证明生效判决已认定上诉人非法组织期货交易的事实。第二组是北京市地方金融管理局的告知书及答复意见，拟证明上诉人未经批准上线交易品种，地方金融局回复认为须通过法院维权索赔。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两组证据质证认为：1、认可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该份判决已提起再审申请。虽然已履行该判决，但并不代表对判决予以认可。2、上诉人的相关交易品种上线没有履行报批手续，但是违反的仅是北京市的规范性文件，并未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强制性、效力性的规定。农行燕喜支行对上诉人及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表示与其方没有关系，不发表意见。另查明，二审中，经被上诉人李春梅申请，本院于2020年9月30日作出（2020）粤18民终3678号民事裁定：冻结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的银行存款298118.64元或查封、扣押相同价值的其他财产。本院认为，本案是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根据双方当事人二审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北商所是否本案适格主体；二、涉案交易是何性质的交易；三、李春梅出入金差额应由谁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李春梅使用其在农行燕喜支行开立的个人账户在北商所运营的“易商联合”交易平台注册成为平台交易商并在其中进行交易，由此，李春梅与北商所成立合同关系，北商所作为具有法人资格的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对外独立承担法律责任，是适格的合同相对方。虽然北商所主张涉案业务已经被大连大宗收购，但是根据李春梅及北商所一审提交的证据，李春梅账户的交易全部均系经过北商所，与北商所主张相矛盾，北商所对其主张未能提供证据予以佐证，不予采信。综上，一审认定北商所被告主体适格并无不当。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双方主要争议的是涉案交易是现货交易还是期货交易。北商所主张李春梅在其平台上的交易均是现货交易，不是期货交易。但在李春梅的交易过程中，北商所采取的是以标准化合约作为交易对象，不以实物交收为目的，交易方式为集中交易，李春梅的上百宗交易无任何一笔进行了实物交收，北商所不能提供李春梅实际交易对象的具体情况。因此，涉案交易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办公厅《关于认定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标准和程序》中列明的非法期货交易的特征，应当属于期货交易。虽然上诉人二审中提供了自称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勘探所得的截图，拟证明存在现货，涉案交易是现货交易，但在法庭询问如何证明是法院勘探所得时，上诉人称可以庭后提供相关依据给法庭，但至今未提供，结合证据上并未存有表明系法院勘探的公章或标识并且电子数据证据容易被私自篡改的情况，本院对上诉人该份证据不予采信。一审认定涉案交易属于期货交易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期货交易应当在依照本条例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设立的期货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期货交易场所进行，禁止在前款规定的期货交易场所之外进行交易。《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设立期货交易所，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审批。未经国务院批准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审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期货交易场所或者以任何形式组织期货交易及其相关活动。北商所没有组织期货的交易资质，李春梅在北商所开户从事期货交易违反了《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的上述强制性规定，上述开户及交易行为应属无效，因此北商所应当将李春梅投入的交易资金予以返还。至于利息问题，由于李春梅在投资过程中没有尽到北商所是否具有经营期货交易资质的审慎注意义务，对损失的发生亦存在一定过错，故一审法院认定北商所向李春梅返还交易资金298118.64元并不支持李春梅关于利息的诉请，已属于考虑双方过错程度判令各自承担相应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北商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771.77元及财产保全费4371.78元，均由上诉人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春明审 判 员 房 晔审 判 员 王 凯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钟子晴书 记 员 何 叶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