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豫13民终73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淅川县创业矿产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淅川县毛堂乡白水河村。法定代表人：孙天增，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茂永，河南框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文岐，男，1970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淅川县，现住河南省淅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建军，河南赏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淅川县创业矿产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创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文岐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淅川县人民法院（2020）豫1326民初3377号民事裁定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创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裁定，改判支持创业公司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裁定书对主要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裁定书认为“6月10日‘租赁合同’及11月1日‘协议’足以说明李文岐并未实际强行占用并事实租赁涉案查封财产，创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物权保护之诉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错误。首先，李文岐、绿珠公司、李某,42018年6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明文显示（1）李文岐将2018年6月7日淅川县法院查封的创业公司西头厂房租赁给绿珠公司，查封裁定和该协议没有显示两台小磨机在查封和租赁范围；（2）合同期限是至（2016）豫1326民初62号判决书中12万元债务和利息抵清为止；（3）年租金12万元，每月1万，每月25日前付清，预付1万，庭审中李文岐自认已经收到李某,41万元预付款；（4）李文岐6月10日前将公司交付给绿珠公司；（5）协议书违约金5万元。证明李文岐与绿珠公司租赁合同关系成立并收到预付款，协议已经实际开始履行。其次，2018年6月10日《租赁合同》证明了两台小磨机使用人是李某,4，又印证李文岐预收1万元事实和李文岐享有随时解除合同权、实际控制租赁物权利的事实。2018年11月1日的《协议》更进一步印证“白水河厂由李文岐租赁给李某,4”。再次，6月10日《租赁合同》和11月1日《协议》形成时创业公司没有签章，杜士林既不是股东也不是法定代表人，其签字对创业公司没有约束力。但是，杜士林的签字却证明了其本人对李文岐与李某,4公司形成租赁关系事实的确认。该两个文书中显示杜士林欠李文岐款仅仅是杜士林一厢情愿的事情，与创业公司无关，说明不了杜士林能够代表创业公司，更否定不了李某,4公司在实际占有和使用着创业公司被查封财产。2.一审裁定书认为“杜士林作为创业公司前法人的丈夫，代表创业公司处理有关事务，应视为李文岐、创业公司双方未在法院主持下自愿达成的关于（2016）豫1326民初62号民事判决书执行和解协议，……不具有可诉性”错误。第一，如前所述，杜士林的签字属于无权代理。第二，如前所述，6月10日《租赁合同》和11月1日《协议》没有改变和解除6月8日《协议书》，主要是对李文岐出租创业公司被查封财产和两台小磨机事实的再次确认，里面关于还款部分的约定是为了保证租金用于履行（2016）豫1326民初62号民事判决书，也是进一步强调6月8日《协议书》目的是以租抵债。所以，《租赁合同》和《协议》并不是一审裁定书所说的是执行和解协议。第三，既然6月8日《协议书》、6月10日《租赁合同》和11月1日《协议》是以租抵债，那么创业公司所欠李文岐债务就理当自租赁协议成立时消灭，李文岐的债权已经开始通过绿珠公司向法院缴纳租金得到实现。可是一年后李某,4没能支付租金，李文岐却在放弃对李某,4行使租金债权的情况下申请法院继续执行（2016）豫1326民初62号民事判决书12万元本金和利息，等于是在债权债务抵消后要求创业公司重复履行判决书义务。由于租赁事宜没有在法院支持下进行，李文岐恢复执行虽然符合法律规定，但是出租收益却没有抵消债务。按照6月8日《协议书》中收入对等原则，创业公司遭受的财产损失相当于（2016）豫1326民初62号民事判决书12万元本金和利息。再由于查封财产是李文岐擅自出租，没有经过创业公司追认，其损失责任自然由李文岐承担，创业公司对其主张赔偿权利合理合法。财产被法院查封期间李文岐擅自出租是违反法律明文规定，创业公司有权主张物权保护权利。3.一审裁定书提到的“没有证据证明李文岐与杜士林二人之间存在案外债权债务”没有根据。创业公司在起诉书中并没有主张李文岐与杜士林二人之间存在案外债权债务，仅是说租赁收益没有抵债，创业公司就损失的该收益与李文岐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创业公司有权主张。二、裁定书程序违法。第一，一审裁定书驳回创业公司起诉理由是，6月8日《协议书》、6月10日《租赁合同》和11月1日《协议》认定为双方自愿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这明显违背客观事实。第二，根据上述三个协议和合同相对性原则，租金支付义务主体是李某,4公司，创业公司不是义务主体也不存在不履行和解协议的问题，所以也无从谈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的问题。相反，在李文岐与李某,4的租赁协议没有解除的情况下，仍然是处于以租抵债状态，李文岐在此情况下申请执行原生效判决是对创业公司财产权的侵犯。第三，一审法院已经对创业公司的诉请实体审理，并对上述三个协议进行质证，也核实了李文岐曾经收受李某,4预付1万元租赁费、租赁合同已经开始履行的事实，仅仅是由于李某,4没有履行租赁协议导致租赁没有实现抵债的结果，导致李文岐再次与创业公司产生纠纷，创业公司就实体权利受到损失而提起诉讼合理合法，所以法院驳回创业公司起诉违反程序规定。三、由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所以裁定书适用法律当然错误。李文岐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创业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请求，维持一审裁定。事实与理由：1.李文岐并未实际强行占有并事实租赁涉案查封的财产。虽然李文岐2018年6月8日与绿珠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李某,4签订《协议书》，但因协议涉及的租赁物属于查封财产，仍由创业公司在管理使用，协议书无法履行。6月10日《租赁合同》和11月1日《协议》已经明确出租方为杜士林代表的创业公司，并非李文岐。另外，李文岐认为杜士林能够代表创业公司，因为杜士林既是创业公司前法人的丈夫，也是李文岐诉创业公司民间借贷案件的委托代理人，且刘某2在2018年11月签协议时系创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这都说明《租赁合同》和《协议》对创业公司有约束力，也说明李文岐并未实际强行占有并事实租赁涉案查封的财产。2.李文岐与杜士林之间不存在案外债权债务，《租赁合同》和《协议》是针对李文岐与创业公司民间借贷案件执行而形成的执行和解协议。杜士林作为创业公司案件代理人及前法人的丈夫，代表创业公司处理有关事务，与李文岐达成和解协议，用租赁给绿珠公司的厂房的租金偿还所执行的债务，且和解协议得到当时创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2的同意及认可。3.创业公司故意混淆视听，恶意不履行法院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还款义务。创业公司名称2016年1月11日由“淅川县创业钙粉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淅川县创业矿产品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由程良英变更为刘某2，2018年12月3日法人又变更为孙天增。但2016年民间借贷案件及2018年执行时均没有提及变更，仍由杜士林以“淅川县创业钙粉有限责任公司”名义诉讼。李文岐认为创业公司故意隐瞒公司名称、法人的变更，目的是混淆视听，逃避执行。李文岐身患梗塞，瘫痪在床，急需钱住院治疗，创业公司明知李文岐情况，故意拖延，恶意诉讼，毫无诚信可言。创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责令李文岐赔偿创业公司损失150,000元；2.请求责令李文岐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创业公司系由原名称“淅川县创业钙粉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而来，原法人程良英。创业公司及淅川县腾飞钙粉厂（以下简称钙粉厂）与李文岐曾于2016年因民间借贷纠纷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6年3月28日作出（2016）豫1326民初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创业公司偿还李文岐借款12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双方均未上诉。后李文岐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上述判决，一审法院于2018年6月7日作出（2016）豫1326执90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对创业公司所有的最西头厂房一座（东西长30米、南北24米）予以查封。6月8日，李文岐与案外人绿珠公司达成书面协议，约定前者将一审法院2018年6月7日裁定查封的创业公司所属设备租赁给后者使用，租赁时间自2018年6月10日开始至租赁费抵（2016）豫1326民初62号民事判决书中所欠李文岐的120,000元本金及同期利息的债务还清为止，租赁费为每年120,000元整，按月交付；6月10日，李文岐与钙粉厂负责人杜士林书写“租赁合同”，约定由后者将其所有的位于淅川县毛堂乡白水河村矿石加工厂两台小磨机租赁给李某,4使用，并由李文岐通过淅川县人民法院（标的款）账户领取合同预付款10,000元及租金7,000元/月至双方债权债务“还清为止”；同年11月1日，李文岐又与杜士林、李某,4、刘某2签订书面协议，约定由杜士林负责每月偿还李文岐8,000元。后双方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现创业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要求李文岐赔偿有关损失。另查明，淅川县创业钙粉有限责任公司原法人程良英与淅川县腾飞钙粉厂负责人杜士林系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查封是指申请人为促使被执行人在指定期限内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而申请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的财产采取强制性、临时性的财产保全措施。查封分为活封和死封，活封的目的是禁止被执行人擅自对财产进行处置而不偿还申请人的债务，查封期间，被执行人仍是财产的实际管理使用人。本案中，创业公司与李文岐就查封财产的使用权进行处分，目的是为了物尽其用，促使创业公司及时履行判决义务。通过庭审中证人刘某1、李某,4、刘某2出庭作出的证人证言可知，上述协议或合同除6月8日协议外均是在杜士林亲自参与的情况下作出的，没有证据证明李文岐与杜士林二人之间存在案外债权债务，相关内容均表明是为了履行判决义务，杜士林作为创业公司前法人的丈夫，代表创业公司处理有关事务，应视为李文岐、创业公司双方未在法院主持下自愿达成的关于（2016）豫1326民初62号民事判决书执行和解协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一方当事人在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情况下，另一方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故执行和解协议在性质上属于程序性协议，不具有可诉性，否则将会导致纠纷解决成本的提高和司法资源的浪费。再者，本案的涉案财产已被我院依法“活封”，应该仍由创业公司管理使用，6月10日“租赁合同”及11月1日“协议”足以说明李文岐并未实际强行占用并事实租赁涉案查封财产，创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物权保护之诉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百三十条第二款、第二百四十六条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淅川县创业矿产品有限责任公司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650元退回原告淅川县创业矿产品有限责任公司。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事实是否正确;2.裁定驳回起诉是否适当。2018年6月8日，李文岐与淅川县绿珠矿产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4）签订《协议书》，约定李文岐将一审法院2018年6月7日裁定查封的创业公司所属设备租赁给淅川县绿珠矿产品有限公司使用。2018年6月10日杜士林与李文岐签订《租赁合同》，将被查封的两台小磨机租给李某,4生产。2018年11月1日，杜士林、李文岐、李某,4、创业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刘某2签订《协议》，协议注明“李宏（红）诺原租杜士林白水河厂，因杜士林欠李文岐款，李文岐有（又）租给李宏（红）诺，每月杜士林负责还8000元给李文岐，时间从11.1号起计算，如有违约，有李宏（红）诺、刘某2督促还款，同意李宏（红）诺合同基础上执行”。本案二审中创业公司认可该《协议》中“杜士林欠李文岐款”实际是创业公司欠李文岐款，创业公司人员变更后杜士林还在公司招呼。杜士林作为创业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刘某2的丈夫，其行为是代表创业公司的职务行为。虽然2018年6月8日李文岐与淅川县绿珠矿产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4）签订《协议书》约定李文岐将创业公司所属设备租赁给淅川县绿珠矿产品有限公司李某,4，但在2018年11月1日《协议》中三方已经约定由杜士林代表创业公司向李文岐还款，说明涉案场地出租主体仍为代表创业公司的杜士林，（2016）豫1326民初62号民事判决书的还款义务人仍为创业公司。一审法院将该《协议》认定为执行和解协议并无不当。涉案场地承租人为淅川县绿珠矿产品有限公司李某,4，创业公司也未能证实李文岐已经收到12万元租赁费，故其向李文岐主张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事实并无错误，李文岐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创业公司起诉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淅川县创业矿产品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裁定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白丞博审判员  李路明审判员  王 妮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二日法官助理刘方昊书记员张建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