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4民终58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顺康，男，1966年6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虞城县，现住商丘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靖淋，河南京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长州，男，1972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虞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远方，河南华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顺康因与被上诉人王长州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虞城县人民法院（2020）豫1425民初45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顺康及委托代理人孙靖淋与被上诉人王长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远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顺康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20）豫1425民初4539号民事判决，改判撤销2020年2月27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条》的法律行为；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民法总则明确并增补了可撤销法律行为，上诉人针对2020年2月27日向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条》的法律行为通过诉讼予以撤销，引用的法律依据是民法总则148条及151条，一审法院认定“收条属于原被告意思自治范围，法律不予干涉”显然错误。可撤销法律行为本身就是针对自己错误的法律行为通过法院予以撤销，虞城县法院却以“不予干涉”为由不予审理，显然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假如法院不予干涉任何民事法律行为，那么法律设置可撤销行为还有什么意义。二、经过庭审举证和质证，足以认定被上诉人作为上诉人的代理人领取了诉讼款项，目前没有向法院支付执行回转款，也没有将剩余的大约44万元的判决款支付给上诉人，显然与《收条》内容不符合，上诉人撤销不客观真实的收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显然应当得到法律保护。一审法院顾左右而言他，核心争议焦点采用“不予干涉”含糊过关，应当予以改判。三、庭审时要求被上诉人庭后提交还款证据，一审法院在没有接受新证据及质证的情况下进行“不予干涉”的判决，程序违法，从而导致事实认定不清。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判决论述不符合常理。请二审法院予以改判。被上诉人王长州辩称，原审判决正确，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顺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撤销2020年2月27日王顺康向王长州出具的收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四建公司将其中标的工程等分给包括王顺康及案外人徐从涛、梁治安在内的四名自然人施工建设，后王顺康及徐从涛、梁治安等同期分别委托王长州，作为其各自与四建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的诉讼代理人，委托代理权限包括：申请执行、代领法律文书及执行款项等。王顺康承揽的工程系王顺康与案外人刘长品、崔新全合伙，以王顺康名义与该四建公司签订的合同。王顺康与四建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经一审、二审、再审已经终结，2020年2月27日，王顺康向王长州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我王顺康诉河南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案件整体办理期间（审理及执行等）全权委托王长州代为办理的，现已执行完结，我所得款项是857625元整，因执行期间存在执行回转219667元整，同时因案件整体运行期间产生的各项费用193500元整（王长州在上述案件代理期间产生的各项费用总计580502元整，包括诉讼费、餐饮费、交通费等所有费用均计算在内所得的数目，我们三家各占三分之一为193500元整），我实际收到案件款项（肆万元其中有手机转账贰万元）。我的案件已全部结束，我委托王长州办理期间王长州不存在违法行为，上述我所得款项是我和王长州通过协商结算后所得，是我们双方真实意思的表达，双方就该案一切款项清算完毕，就此了结”。后王顺康诉请撤销该收条。一审法院认为，王顺康、王长州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委托合同关系，该合同已经双方结算而终结。王顺康于2020年2月27日出具的收条，虽形式为收条，但实质上属于王顺康、王长州双方经协商结算后达成的结算协议。王顺康要求撤销该收条，需要就该民事行为是否存在可撤销的法定情形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的可撤销情形包括：重大误解、欺诈、胁迫、乘人之危致显失公平。王顺康主张撤销的理由是：1、欺诈，王顺康称“王长州编造谎言，在欺骗的情况下将预谋提前写好的收条让王顺康签字”；2、显失公平，王顺康称“王长州并没有向王顺康支付相关款项，该收条内容显失公平，双方在没有清算的情况下，应予以撤销”。本案中，王顺康称收条上记载的判决857625元，实际是972833元，王长州解释为判决没有扣除已经得到的97000元，另外诉讼费、保全费也应该扣除（按王长州代理的王顺康等三家按比例分摊，王顺康应承担18208元），这样扣除后既是857625元。王顺康还称实际执行回转款是756000元，而收条记载执行回转款为219667元，收条不真实，王长州解释为涉及2015年期间收到的两笔工程款659000元除以3得到的。一审法院认为该收条仅为王顺康、王长州之间的结算，并非与四建公司的结算，不同于案涉判决书对案件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确认；再者该收条涉及的判决款项857625元、执行回转219667元及因案件整体运行期间（含王长州另接受徐从涛、梁治安委托代理的诉讼事项）产生的各项费用三等分后的193500元，只是诸多结算项目中的部分项目的列举，法院不能仅凭此就质疑或否认收条最后的结算结果，何况结算、出具收条属王顺康、王长州意思自治范畴，法律不予干预。王顺康并不能证明存在王长州欺诈的情形，故不能认定为欺诈；王顺康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应该完全明了其签订收条的行为后果，收条上记载的“上述我所得款项是我和王长州通过协商结算后所得，是我们双方真实意思的表达，双方就该案一切款项清算完毕，就此了结”并无歧义，故也不能认定为显失公平。至于王顺康称收条属其与王长州恶意串通，一审法院认为，自己出具的收条又说与他人恶意串通有违诚信，且无证据证明，何况“恶意串通”属合同无效的情形，并非可撤销情形，故该理由也不成立。综上，王顺康要求撤销该收条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驳回王顺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王顺康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关于王长州出具的《还款计划承诺书》，一审中已经作为证据提交，该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关于王长州出具的《计算清单》，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王顺康提交的银行交易记录，因案涉工程系上诉人与案外人刘长品、崔新全合伙承包，该证据不能全面客观反映其他合伙人的收入情况，故本院不予采信。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对于自己的主张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的，应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上诉人王顺康主张其出具案涉收条时受到欺诈及收条内容显失公平，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首先，从收条内容看，上诉人王顺康仅是确认了双方之间相关费用的项目，并未显示被上诉人王长州有欺诈的情形；其次，上诉人王顺康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出具案涉收条时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第三，根据上诉人王顺康自认其出具收条系与被上诉人王长州串通应付其他诉讼，亦能印证其不符被欺诈或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故上诉人王顺康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出具案涉收条受到欺诈及收条内容显失公平的情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认定其要求撤销案涉收条的依据不足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王顺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王顺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清振审判员  宋 冲审判员  宋 健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八日法官助理朱文欣书记员李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