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民再3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北京北方红旗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佟麟阁大街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1023728921。法定代表人：浩歌，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汉明，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颜志成，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重庆耐德摩托车零件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巴南区界石镇石祥路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739814141Q。法定代表人：潘光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勇，北京盈科（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利，北京盈科（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北京北方红旗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简称红旗公司）因与被申请人重庆耐德摩托车零件制造有限公司（简称耐德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9）渝05民终22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2月10日作出（2019）渝民申168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红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汉明、颜志成，被申请人耐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红旗公司再审请求：1．撤销一、二审判决；2．改判耐德公司向其支付所欠设备款本金93.95万元及因迟延付款资金占用损失（以93.95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计算，从2012年11月27日起计算至还清本金为止）。红旗公司称，1．红旗公司在2014年12月31日、2015年12月31日、2016年12月31日、2017年12月31日先后四次向耐德公司发送《往来账款询证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简称《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才开始实施，故2017年10月1日之前的三份《往来账款询证函》不应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只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简称《民法通则》），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2．关于《往来账款询证函》的法律效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哈尔滨市商业银行银祥支行与哈尔滨金事达实业（集团）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如何处理问题的答复》以及（2017）最高法民终45号民事判决均明确能够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3.耐德公司发来2017年的《往来询证函》是同意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应当视为对债务的重新确认，其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没有法律依据。耐德公司辩称，1．红旗公司提交的2012年10月26日至2013年9月17日期间的往来函件均属于复印件，以复印件认定事实是有问题的，2013年9月17日的函件并没有对双方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和时间进行变更，红旗公司认为该函件表明案涉货款履行期限为无固定履行期限的说法不成立。2．本案诉讼时效从2012年7月8日开始起算，红旗公司提交的2014年至2017年期间的四份《往来账款询证函》，距离2012年7月8日已经超过了2年的诉讼时效。3．本案诉讼时效认定应当是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往来账款询证函》不产生中断诉讼时效的效力。红旗公司一审起诉请求：1．耐德公司支付欠款93.95万元；2．耐德公司支付以93.95万元为基数，自2012年11月27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项付清时止的资金占用损失；3．本案诉讼费由耐德公司负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红旗公司与耐德公司分别于2007年3月18日、2008年4月12日、2009年6月8日、2010年2月11日签订供货合同（其中前两次以重庆德洲摩托车零件制造有限公司名义签订，该公司于2009年4月21日更名为耐德公司），约定耐德公司向红旗公司购买各型组合机床，四份合同总价款为1032万元。双方于四份合同中均约定，待专机验收合格满一年且无遗留质量问题后，耐德公司在20日内支付红旗公司设备质保金，至此全部合同价款支付完毕。现红旗公司已经完成四次供货的安装及终验收，其中最后一次安装于2011年6月17日通过终验收。截止2011年9月19日，耐德公司陆续向红旗公司支付货款938.05万元。在最后一次安装完成后的付款期限即2012年7月7日以后，耐德公司未再向红旗公司支付货款。2012年10月26日、11月22日，红旗公司致函耐德公司，要求支付剩余货款93.95万元。耐德公司于同年11月27日复函确认差欠货款93.95万元，但提出专机设备线投入运行后出现较多故障要求安排维修人员排除故障。2013年8月28日，红旗公司再次致函耐德公司，对设备故障问题认为是设备长期大批量生产，造成零部件磨损、设备缺乏有效维护保养所致，并再次要求支付尚欠货款93.95万元。同年9月17日，耐德公司回函表示准备有序支付货款，并建议红旗公司先期派人解决设备问题。嗣后，红旗公司向耐德公司先后发送四份《往来账款询证函》，分别载明截止2014年12月31日、2015年12月31日、2016年12月31日及2017年12月31日尚欠货款93.95万元，同时注明“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后耐德公司亦向红旗公司发送《往来询证函》，载明截止2017年12月31日尚欠红旗公司93.95万元，同时注明“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一审法院认为，耐德公司主张的交付设备与合同约定不符，且设备自身存在故障，因无充分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本案争议焦点应为红旗公司诉请耐德公司支付货款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供货合同约定，在组合机床完成终验收合格一年后，耐德公司应当于20日内付清全部货款。故在2011年6月17日，双方完成终验收后，耐德公司应当于2012年7月7日前付清货款。如耐德公司未按约付款，红旗公司应当自此时起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要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即使依据红旗公司举示证据成立，即2013年9月17日，耐德公司曾复函红旗公司，准备有序支付货款，本案诉讼时效于此时中断，重新起算。红旗公司主张其每年向耐德公司发出《往来账款询证函》，就是在向耐德公司要求支付货款，但从本案在卷证据来看，红旗公司发出的《往来账款询证函》均记载有“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等内容，该记载应当不具有向债务人主张债权的意思。同理，耐德公司于2017年12月31日发往红旗公司的《往来询证函》亦载明“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也无耐德公司同意履行付款义务的意思表示。而《民法总则》关于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相关条款均规定债权人向债务人发出的意思中必须包含主张其债权的意思，亦或是债务人有明确的同意履行其义务的意思，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双方在询证函上只是加盖了印章，没有记载其要求履行或愿意履行义务的意思，因此不能认定诉讼时效因债务人同意履行债务而中断。红旗公司的诉讼已逾诉讼时效，且无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延长的情形，一审法院对其请求不予支持。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渝0113民初11540号民事判决：驳回红旗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056元，减半收取7528元，由红旗公司负担。红旗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耐德公司向红旗公司支付所欠设备款本金93.95万元及因延迟付款的资金占用损失（以93.95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计算，从2012年11月27日计算至还清本金为止）；2．耐德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二审查明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红旗公司起诉要求耐德公司支付货款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红旗公司上诉称，红旗公司向耐德公司发出的《往来账款询证函》及耐德公司向红旗公司发出的《往来询证函》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耐德公司应向红旗公司支付货款。二审法院认为，红旗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法院不予采纳。首先，《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中，红旗公司与耐德公司分别于2007年3月18日、2008年4月12日、2009年6月8日、2010年2月11日签订四份供货合同，约定耐德公司向红旗公司购买各型组合机床。在四份合同中约定的付款方式均为分期付款，对最后一笔货款的支付时间均约定为待专机终验收合格后满一年且无遗留质量问题后，耐德公司在20日内支付红旗公司设备质保金，至此全部合同价款支付完毕。现红旗公司已经完成四份合同的供货安装及终验收，最后一次安装于2011年6月17日通过终验收。根据合同约定，耐德公司支付最后一笔货款的时间应为2012年7月7日前，故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2012年7月8日起开始计算。其次，《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本案中，红旗公司于2012年10月26日、2012年11月22日、2013年8月28日发函至耐德公司，要求耐德公司支付货款93.95万元，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耐德公司于2013年9月17日回函表示准备有序支付货款，亦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最后，在此之后红旗公司向耐德公司发出的四份《往来账款询证函》中载明了分别截止2014年12月31日、2015年12月31日、2016年12月31日、2017年12月31日耐德公司的欠款金额，同时均载明“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从该记载内容来看，该四份《往来账款询证函》均没有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的意思表示，不符合前述法律规定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而耐德公司向红旗公司发出的《往来询证函》虽然载明了截止2017年12月31日的欠款金额，但同样也载明“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该询证函也没有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同样不属于前述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红旗公司在2012年10月26日、2012年11月22日、2013年8月28日向耐德公司发送的函件均明确地向耐德公司提出了支付尚欠货款的请求，而在之后发出的《往来账款询证函》却均未向耐德公司提出支付尚欠货款的请求，红旗公司应对其自己发出的《往来账款询证函》所记载的内容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本案诉讼时效于2013年9月17日中断后重新计算，之后再无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及延长的情形，至红旗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时，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已经经过。红旗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渝05民终220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056元，由红旗公司负担。再审查明，红旗公司与耐德公司签订的供货合同中约定，耐德公司迟延付款，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红旗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再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二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红旗公司起诉要求耐德公司支付货款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其请求是否应予支持。首先，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适用问题，双方当事人存在分歧。《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红旗公司于2018年8月15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起诉之日在《民法总则》施行之后。《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据此可知，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民法总则》对《民法通则》的规定作了修改，将原来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修改为“提出履行请求”。诉讼时效是关于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时限的规定，属于实体法内容，根据实体法从旧、程序法从新的法律适用原则，本案关于认定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应当适用事由发生时的法律规定。本案中，红旗公司向耐德公司发出了四份询证函，其中截止日期为2014年12月31日、2015年12月31日、2016年12月31日的三份询证函，系在《民法总则》施行前发出，该三份询证函能否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应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该条仅规定“提出要求”就会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并没有明确规定必须“提出履行要求”才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断。《民法通则》规定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时间较短，不利于充分保护债权人的债权，所以该条规定只要债权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债务人“提出要求”，这种要求只要具备主张债权的意思，诉讼时效就中断。“提出要求”，解释上当然包括“提出确认债权”之类的意思表示，而不仅仅限于“提出履行要求”，只有这样理解，才符合《民法通则》的本意。因为“提出确认债权”，当然包括了主张债权的意思，否则就没有必要确认债权。故对《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前句规定的“提出要求”就可以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解释不能太严，而应从充分保护债权人的角度从宽解释。本案中，红旗公司先后向耐德公司发出四份《往来账款询证函》，其中，截止日期为2014年12月31日、2015年12月31日、2016年12月31日三份《往来账款询证函》，发出时间在《民法总则》实施之前。虽然耐德公司抗辩称其未收到过上述《往来账款询证函》，且《往来账款询证函》均为复印件，上面没有耐德公司盖章。但从红旗公司提交的供货合同以及寄送《往来账款询证函》的顺丰速运邮寄回执和客户月结清单，可以证明红旗公司向隋军（签约时耐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邮寄送达了案涉询证函，红旗公司称原件已经寄给耐德公司，也对其为何仅提交复印件作出了合理解释。结合其后耐德公司也向红旗公司发出《往来询证函》的行为，可以认定红旗公司先后向耐德公司发出四份询证函的事实。上述函件虽注明“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但发出载有欠款数额的函件，并要求耐德公司签章确认，本身就是红旗公司主张债权，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红旗公司要求耐德公司盖章确认其债权。故“提出确认债权”的要求属于《民法通则》规定的“提出要求”，诉讼时效因红旗公司“提出要求”而中断，本案诉讼时效从耐德公司收到前述第三份询证函的时间重新计算。其次，从耐德公司向红旗公司发出《往来询证函》行为的法律性质分析，耐德公司抗辩红旗公司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也不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对我院请示案（渝高法［2003］232号）的答复意见（《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后债务人向债权人发出确认债务的询证函的行为是否构成新的债务的请示的答复》［2003］民二他字第59号）认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后债务人向债权人发出确认债务的询证函的行为，应当视为债务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中，耐德公司向红旗公司发送了截止时间为2017年12月31日的《往来询证函》，载明截止2017年12月31日，耐德公司尚欠红旗公司其他应付款93.95万元，双方均在该函上加盖公章确认债务属实。根据前述答复意见，耐德公司向红旗公司发出《往来询证函》的行为应视为耐德公司对案涉债务的重新确认，耐德公司不得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无论从红旗公司发出的三份《往来账款询证函》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后诉讼时效的重新计算，还是从耐德公司发出的《往来询证函》重新确认债务的行为考量，红旗公司于2018年8月15日提起诉讼均未超过诉讼时效。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未涉及逾期付款责任，出卖人根据对账单、还款协议等主张欠款时请求买受人依约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明确载有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数额或者已经变更买卖合同中关于本金、利息等约定内容的除外。本案中，红旗公司与耐德公司签订的四份供货合同均约定，耐德公司迟延付款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红旗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红旗公司与耐德公司均认可耐德公司欠红旗公司货款金额为93.95万元，耐德公司一审中亦认可付款期于2012年7月7日届满，因耐德公司未在期限内支付货款，红旗公司有权要求耐德公司支付资金占用损失。故红旗公司要求耐德公司支付货款93.95万元，并从2012年11月27日起支付资金占用损失的请求，应予支持。综上所述，红旗公司的再审请求和理由成立，原一、二审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9）渝05民终2201号民事判决及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18）渝0113民初11540号民事判决；二、重庆耐德摩托车零件制造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北京北方红旗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欠款93.95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损失（以93.95万元为基数，自2012年11月2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以6%为限支付至2019年8月19日，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至付清为止）；三、驳回北京北方红旗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056元，减半收取752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056元，合计22584元，由重庆耐德摩托车零件制造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杨渠波审判员  刘战平审判员  邹玉辉二〇二一年一月五日（院印）书记员  陈 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