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135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吕光蓬，男，1975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城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相敏，山东有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聪，山东有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振闯，男，1972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城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楚宜山，山东海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吕光蓬因与被上诉人高振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4民初91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吕光蓬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高振闯的诉请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高振闯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依据事实错误的(2009)城民初字第1607号民事判决来支持高振闯的诉请，系认定事实有误。首先，高振闯诉请的依据是(2009)城民初字第1607号民事判决，而该判决认定基础系吕光蓬出具的六份借条以及2007年1月4日吕光蓬与高振闯、吕良佐签订的协议书，但该判决并未实质审查借条的支付条件，错误认定事实。在1607号案件中高振闯称2017年1月4日之后其与吕光蓬之间没有合伙经营关系，故一审系依据该事实依法判决。但事实却是吕光蓬与高振闯在2007年1月4日至同年10月10日期间存在合伙经营关系，该事实已在后来的(2014)城商初字第153号民事判决书及(2016)鲁02民终5982号民事判决书中由高振闯自认，故1607号民事判决所依据的事实基础已不存在，本案也不应依据事实错误的1607号判决来进行审理；其次，该案所涉及的(2009)城商初字第520号民事判决书中的贷款发生时间为2007年9月，而吕光蓬与高振闯在同年10月10日分伙后因高振闯的原因未进行合伙清算，高振闯也未向吕光蓬返还占有的公司外收款，存在相互抵销的前提，故在双方进行最后清算前，且互负债务的情况下，高振闯无权要求吕光蓬进行单独支付，且不应主张利息。同理，产生的拖欠完全系高振闯的个人责任，与吕光蓬无关。综上，后来的三个民事判决完全推翻了开始的两个民事判决的事实基础，查明双方互负债务，没有清算(现已起诉)。虽然后来的民事判决没有推翻一开始的错误判决(人民法院有责任自行纠正)，但推翻了其认定的事实基础，故一审法院以原错误判决没有被撤销为由，坚持继续产生一个新的错误判决，不仅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反而有明显的枉法之嫌。 被上诉人高振闯辩称，1.其主张有充分的事实与法律依据，且条件具备。一审法院（2009）城商初字第520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借款30万元和该院（2009）城民初字第1607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确定的借款30万元系同一笔款项，该借款系高振闯在经营青岛创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达公司）期间以个人名义向青岛城阳农村合作银行（即变更后的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岛经济区支行，以下简称青岛农商红岛支行）的借款，后其将该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吕光蓬经营，吕光蓬同意承接该笔借款并出具借款凭证，（2009）城民初字第1607号民事判决书的卷宗材料写得很清楚：高振闯顶名借款，由吕光蓬负责偿还。另1607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令借款30万元及已经确定的利息由吕光蓬承担，并说明（2009）城商初字第520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的内容因利息继续发生无法确定，待确定后另行主张。因高振闯替吕光蓬顶名向银行借款，高振闯自身也无力偿还银行借款，一直延续至2019年9月份吕光蓬欠款的案件执行完毕为止，且此时利息数额已确定。高振闯认为造成这种结果的责任完全在于吕光蓬，吕光蓬应承担全部责任；2.吕光蓬的上诉系无理缠诉，上诉请求应被驳回。吕光蓬与高振闯对合伙期间的财产争议已在2007年11月份解决，且已经完成清算，吕光蓬再以未清算、结算等纠纷为由提起上诉没有任何依据。另吕光蓬于2017年向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青岛中院）申请对该院（2010）青民四终字第224号民事判决书再审，该院以（2017）鲁02民申44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再审申请。2020年吕光蓬提起合伙纠纷申请清算，请求法院否定包括（2009）城民初字第1607号民事判决书在内的三个生效判决，也被一审法院以（2020）鲁0214民初2549号民事裁定书驳回起诉，故高振闯依据（2009）城民初字第1607号民事判决书主张利息损失有充足的依据。综上，高振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维持原判。 高振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吕光蓬支付高振闯利息585569.25元【30万元×15.49125/1000×126个月（2009年3月6日至2019年9月6日）】；2.诉讼费由吕光蓬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并认定事实：2009年6月15日，一审法院（2009）城商初字第520号民事判决书查明：2007年9月20日，高振闯及案外人韩通照、韩淑华、任宝睦、高振胜、赵宇勤与青岛城阳农村合作银行签订《农户最高额担保借款合同》，约定高振闯从青岛农村合作银行贷款30万元，借款期限内月利率为10.3275‰，逾期还款上浮50%，即月利率15.49125‰，韩通照、韩淑华、任宝睦、高振胜、赵宇勤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高振闯与吕锴铭系夫妻关系，吕锴铭在借款申请审批表上签字，同意以家庭财产承担还款责任。同日，青岛城阳农村合作银行向高振闯发放贷款30万元。该借款于2008年9月19日到期后，高振闯及担保人未还本付息。该民事判决书判令：一、高振闯、吕锴铭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青岛城阳农村合作银行借款本金30万元及自借款之日至2009年3月5日的利息68126.91元；二、高振闯、吕锴铭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按本金30万元、月利率15.49125‰计算，偿付青岛城阳农村合作银行自2009年3月6日到付清欠款之日止的利息；三、韩通照、韩淑华、任宝睦、高振胜、赵宇勤对一、二项承担连带责任。案件受理费7032元，由高振闯、吕锴铭及担保人承担。 2010年3月28日，一审法院（2009）城民初字第1607号民事判决书查明：高振闯系原创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后高振闯将该公司转让给吕光蓬，吕光蓬系现创达公司法定代表人。2007年10月10日，吕光蓬分别为高振闯出具借款条六份，其中借款30万元的借款条注明“此款由高振闯顶名，由吕光蓬使用并由吕光蓬还款，贷款时间2007年9月19日至2008年9月19日”。该笔借款已由一审法院作出的（2009）城商初字第520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判令由高振闯和其妻吕锴铭偿还青岛城阳农村合作银行“一、借款本金30万元及自借款之日到2009年3月5日的利息68126.91元；二、按本金30万元月利息15.49125‰计算，偿付自2009年3月6日到付清欠款之日止的利息”，并承担诉讼费7032元……。1607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吕光蓬偿付高振闯30万元及借款利息68126.91元，该判决法院认为部分载明“对于该法律文书（即520号民事判决书）主文第二条中确认的利息，因该项利息继续发生，具体数额无法确定，原告可在数额确定后另行主张权利”。 2020年1月6日，一审法院（2019）鲁0214执恢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该院（2009）城商初字第520号民事判决书执行完毕。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债权受法律保护。一审法院（2009）城民初字第160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2009）城商初字第520号民事判决书中的第一判项应由吕光蓬向高振闯偿还，但认为第二判项中确认的利息，因该利息继续发生，具体数额无法确定，高振闯可在数额确定后另行主张权利。一审法院生效的执行裁定书裁定（2009）城商初字第520号民事判决书执行完毕，高振闯承担的该判决借款本息已经确定，并已履行完毕。高振闯据此向吕光蓬主张代其偿还的（2009）城商初字第520号民事判决书第二判项部分，即以30万元为基数，自2009年3月6日至2019年9月6日按照月利率15.49125‰计算的利息585569.25元【30万元×15.49125/1000×126个月（2009年3月6日至2019年9月6日）】，应予支持。据此，判决：吕光蓬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高振闯利息585569.25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656元，由吕光蓬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吕光蓬提交创达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一宗（证据1），2007年１月４日《协议书》及相关附件等（证据2），2007年10月10日分伙《证明》及当日形成的借条六份（证据3），2007年10月24日《证明》、同年11月2日质量赔款说明、同年11月4日《证明》各一份（证据4），杭萧公司《应付帐款－外协明细表》等（证据5），一审法院（2009）城民初字第1607号民事判决书、二审法院（2010）青民四终字第224号民事判决书及相应笔录（证据6），一审法院（2009）城民初字第1632号民事判决书及相应笔录（证据7），一审法院（2014）城商初字第151号民事判决书（证据8），一审法院（2014）城商初字第152号民事判决书、二审法院（2014）青民二商终字第885号民事判决书及相应笔录（证据9），一审法院（2014）城商初字第153号民事判决书、二审法院（2016）鲁02民终5982号民事判决书及笔录（证据10），一审法院（2019）鲁0214民初9124号、9125号民事判决书（证据11），欲分别证明：1.2004年3月22日，基于合伙经营，以高振闯、吕良佐为登记股东设立创达公司，原始出资部分系代验资形成，并非真实出资。2007年10月17日，因高振闯、吕良佐先后退伙，创达公司转归吕光蓬单独经营，三人去工商局办理名义股权转让，全部股份转至吕光蓬名下，实际系退伙在公司登记上的形式表现，并无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本案系列纠纷不是股权转让纠纷而是合伙份额转让纠纷；2.2007年１月４日，高振闯、吕良佐、吕光蓬因产生矛盾而决定不再合伙，经核算合伙资产作价65万元，由吕光蓬以每份20万元的价格收购其他人的合伙份额。截至该日，因个人原因，高振闯、吕光蓬、吕良佐分别从创达公司预支121014元、3.73万元、1.02万元，三方在竞价前约定，无论何人竞价成功，支付给对方款项时均应先扣除欠款。次日，就合伙期间的质量赔偿问题，高振闯曾对外代表创达公司与案外人山东杭萧钢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萧公司）达成赔偿协议，约定在杭萧公司确定赔偿金额后支付，赔偿金额后确定为770715.3元，每人三分之一为256905.1元，在创达公司作价时也未包含在内。退伙协议签订后，经案外人吕良伟劝说，只有吕良佐退出合伙，而高振闯没有退伙，即虽然签署《协议书》，但高振闯未实际履行，其与吕光蓬继续合伙经营至10月10日，此期间享有对外的债权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体现在杭萧公司债权变动上），其它债权债务也有相应的变化，但仍保持了基本平衡。在该期间，因高振闯由分管销售、采购，转为同时负责财务，且不公布财务记录，使吕光逢并不掌握具体的数字；3.2007年10月10日吕光蓬与高振闯就再次退伙事宜商定，由高振闯将财务公开核算后，回到1月4日退伙的资产水平，按原定退伙条件继续退伙。吕光蓬为高振闯在生产业务关系上以高振闯名义所借外债打借条（此即吕光蓬同日出具六张借条的原因），所有债务及收入待结算完账为准。吕光蓬出具借条仅系按《证明》的内容进行结算的一个程序，证明合伙期间以高振闯的名义所借款项由吕光蓬承担，并不是真正的借款，由吕光蓬承担还款责任的前提是高振闯需将新合伙期间发生的账目结算完毕，把自己应归还公司的款项互相折抵后，再看系谁欠谁的债务。此时吕光蓬大体了解，在其他资产变动不大的情况下，高振闯应归还合伙体的杭萧公司应收款差额约为43万元，另应归还合伙体的个人欠款121014元，还应分担的质量赔款25万元左右，而以高振闯的名义对外借款仅为40.6万元，回到1月4日退伙时吕光蓬应支付的20万元退伙转让款，两相折抵，实际上是高振闯反欠吕光蓬；4.在双方于2017年10月10日同意结算后，只有吕光蓬按约向高振闯出具了确认以高振闯名义对外负债的借条外，其它结算事项并未进行。在吕光蓬反复催促下，10月17日高振闯才同意与吕光蓬、吕良佐一起去城阳区工商局办理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但高振闯办完手续后，又以种种借口推迟结算，并拒不交接公章、财务章和财务资料；5.杭萧公司系创达公司对外唯一大客户，是三人合伙体的主要收入来源，截至2006年12月31日杭萧公司欠创达公司627507.68元，而三合伙人在2017年1月4日根据创达公司帐目记载确认的应收帐款为638216元，基于该债权的存在，整个合伙财产才作价为65万元。到2007年10月10日二次合伙期间，因高振闯一手把持财务和销售采购，导致吕光蓬并不掌握杭萧公司应收款项的变动情况，10月10日后又因高振闯不交接完整的财务资料，且所收款项在创达公司没有入帐，无法单独完成结算。吕光蓬在后期根据杭萧公司提供的明细帐进行反向推算，才大体掌握基本数据，显示在2007年1月4日至10月10日二次合伙期间，杭萧公司累计新采购888505.2元，支付货款1191720元，到2007年9月30日杭萧公司帐面应付帐款仅剩下220293.38元，比第一次退伙时的627507.68元减少407214.3元，即相对第一次退伙，吕光蓬此次接手后，仅能从杭萧公司收回220293.38元，而非1月4日时的627507.68元。杭萧公司支付的1191720元货款中，高振闯领走113.5万元，但其拒不结算，不提供进帐单，不提供财务章导致吕光蓬无法查询，在10月10日吕光蓬根本不掌握具体应退回公司的金额。另高振闯领回的款项，少部分存入公司帐户（但仍由其控制使用），因高振闯拒不交接财务资料和进行结算，导致其应交还吕光蓬的金额迟迟无法确定；6.2009年高振闯以六张借条为依据诉请吕光蓬还款，二审法院错误认定双方是股权转让关系而非合伙份额转让关系，对借条产生的背景及其性质认定错误；7.高振闯主张2007年1月4日吕光蓬开始接手创达公司，一审法院也认为该日后双方没有合伙关系，才据此判定吕光蓬应按2007年1月4日《协议书》的约定支付20万元；8.一审151号判决认定2007年1月4日前高振闯、吕光蓬、吕良佐是合伙关系，判令高振闯按三分之一的合伙份额支付吕光蓬欠款256905.1元，该认定事实符合客观实际；9.在一审152号案中，高振闯认可在合伙期间从公司支取121014元，其质证时对公司内债会计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主张吕光蓬、吕良佐也支过钱，系用于正常的合伙业务，不是欠款证据。一审法院以2007年1月4日合伙份额转让时该款未在附表中体现为由而未支持吕光蓬的诉请，二审认为在1月4日附表中列有高振闯债权6.35万元，故吕光蓬主张不成立，此认定完全背离事实。该6.35万元系以高振闯的名义对外欠债的一部分，即合伙期间发生各合伙人以个人名义对外借款用于公司经营时，如能明确提供借款路线的，直接将实际债权人列明，小额累计或不能列明的，记在名义借款人（即合伙人名下），此6.35万元系高振闯以个人名义在外借款给别人打借条借回的现金，因数额不符（高振闯有挪用），不能直接体现实际债权人，因此将债务记在高振闯名下。该6.35万元系2007年1月4日前的对外债务，在该日至10月10日二次合伙期间已归还，在10月10日时已不存在，故吕光蓬给高振闯打借条时也无须打条（只需给到10月10日尚未归还的部分打条，即六张借条），法院未查清案情，主观判断，严重偏离事实，导致错误认定和判决；10.一审153号判决显示高振闯对2007年1月4日《协议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只是转让厂房设备，并未转让公司股权（在1607号和1632号案件中称转让股权），2007年1月4日到10月10日高振闯与吕光蓬继续经营，应收款60多万元不属于吕光蓬个人所有。该案一审时，高振闯曾向法庭提交了大量未经整理的收据、帐目和发生在1月4日至10月10日期间的银行凭条，法庭要求其整理后提交，吕光蓬欲以此说明双方财务未交接、未结算，但高振闯随即拒绝提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系合伙纠纷，在2007年1月4日至10月10日，高振闯领走创达公司在杭萧公司的应收款113.5万元，未进行结算，吕光蓬主张43万元应予支持，该判决反映了部分客观事实。另高振闯在二审中提交了创达公司的进帐单、对帐单、利润表等财务资料原件，说明其所称双方已交接结算根本不能成立，反向印证吕光蓬的主张；11.高振闯依据1607号、1632号两个错误民事判决的判决事项，以及认定的错误事实和理由，继续主张利息已没有事实与法律基础。一审法院无视在并存的其它判决对1607号、1632号判决认定事实基础与法律理由都进行了否定的前提下，继续片面依据错误判决进行判决显然不符合法律人内心对公平公正的理解。综上，在高振闯没有完成结算的情况下，应进行结算。在高振闯不提供结算材料导致无法结算的，且各判决书未被撤销的情况下，按照各判决查清的金额，互相清算折抵债务，符合公平正义。根据各判决书查明的情况，高振闯欠吕光蓬的债务为杭萧公司应收款差额407214.3元、对创达公司的欠款121014元及应分担的质量赔款256905.1元，而吕光蓬应承担以高振闯的名义对外借款仅为40.6万元，回到2007年1月4日退伙时吕光蓬应支付的20万元退伙转让款，法律上双方互负债务，高振闯的债权不应计息，互相折抵后高振闯应返还吕光蓬179133.4元，且高振闯还应返还已被执行的利息及滞纳金。高振闯质证称：其对证据1至1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事项有异议；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系借贷纠纷的有关利息支付问题，因520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利息在1607号案开庭审理中无法确认，故1607号民事判决书待520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的利息确定后，高振闯有权继续主张利息损失。现利息损失已确定，高振闯主张利息损失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吕光蓬提交的上述证据和本案没有任何关系，证明不了其主张，且吕光蓬在撤销1607号民事判决书之前，其任何主张均不应得到支持。 高振闯提交青岛农商红岛支行的《领取案款申请书》、一审法院案款专用收据三张及案款付款通知书一份（证据1），青岛中院（2017）鲁02民申445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吕光蓬的再审申请，证据2），一审法院（2020）鲁0214民初2549号民事裁定书（证据3），欲分别证明：1.一审法院为执行（2009）城商初字第520号民事判决书扣划高振闯案款1061423元，银行于2020年1月6日将案款领走。需要说明的是，被扣划的款项不足以支付银行的欠款本息，高振闯与担保人又支付银行8万余元；2.一审法院（2009）城民初字第1607号民事判决、二审法院（2010）青民四终字第224号民事判决是正确的，高振闯依据该判决主张利息损失有充足的事实和法律依据；3.吕光蓬请求清算的主张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吕光蓬在清算纠纷中包含否定一审法院（2009）城民初字第1607号民事判决书，在该判决未被撤销的情况下，吕光蓬的任何抗辩理由均不成立。吕光蓬质证称：对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按照高振闯一审诉请及其主张的事实基础，其向银行贷款与主张吕光蓬欠其款项，系两个独立的债权，以银行索要的利息作为其主张的利息，不属同一概念。当然，吕光蓬不认可是借贷关系，该推理系建立在高振闯主张的基础之上；证据2的逻辑错误，并不是法院没有撤销该判决事项就能证明该案没有错误，该案的事实认定错误，已由其他生效判决所认定，按照错误事实得出的错误判决继续审理认定，显然没有法律依据；证据3的逻辑系以一案不再理为由驳回起诉，很明显诉讼请求是不同的，且吕光蓬已提起上诉。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上诉人吕光蓬应否向被上诉人高振闯支付其顶名借款的利息。 高振闯在担任创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曾于2007年9月20日以个人名义向青岛农商红岛支行借款30万元，借款期限一年，后吕光蓬于2007年10月10日向其出具“此款由高振闯顶名，由吕光蓬使用并由吕光蓬还款，贷款时间2007年9月19日至2008年9月19日”借款条，确认该笔借款本息由吕光蓬负责偿还。因未能按时还款，青岛农商红岛支行将高振闯等诉至一审法院，该院作出（2009）城商初字第520号民事判决书，判令高振闯及其妻吕锴铭偿还借款本金30万元、自借款之日至2009年3月5日的利息68126.91元及以30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09年3月6日至付清欠款之日按月利率15.49125‰计算的利息。后高振闯将吕光蓬、创达公司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就该笔借款仅判令吕光蓬偿付高振闯借款30万元及利息68126.91元，对自2009年3月6日起的利息以具体数额无法确定，明确高振闯可在数额确定后另行主张权利。一审法院在执行（2009）城商初字第520号民事判决书的过程中，青岛农商红岛支行于2019年9月9日向该院出具《领取案款申请书》，该院后于2020年1月6日作出（2019）鲁0214执恢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2009）城商初字第520号民事判决书执行完毕。至此，自2009年3月6日起至2019年6月6日的利息数额业已确定，高振闯有权就其已履行的利息向吕光蓬主张权利，故一审法院根据高振闯借款时的利率，判令吕光蓬支付此期间的利息并无不当。 至于吕光蓬所称高振闯欠其及创达公司的款项，此属双方之间的合伙纠纷，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处理。 综上，吕光蓬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656元，由上诉人吕光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姜 涛 审判员 王立杰 审判员 汪青松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邱若璇 书记员 王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