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09民终3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献县博源建筑器材租赁站，住所地：献县淮镇东于庄。 经营者：夏永红，男，1965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献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菲，天津共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大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凤凰东路****。 法定代表人：王宇庆，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符东生，男，1969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市，系该公司职工。 上诉人献县博源建筑器材租赁站（以下简称博源租赁站）因与被上诉人江苏大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都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2020）冀0929民初12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博源租赁站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一审法院分配举证责任错误。一审中，上诉人已提交盖有“江苏大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印章的《租赁合同》以及《租赁合同》中江苏大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指定收货人签字的租赁提货单、退货单，对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天津分公司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以及合同履行情况完成了举证，若被上诉人主张该《租赁合同》中加盖的印章并非其分公司印章，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被上诉人应当通过申请人民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该印章真实性进行鉴定的方式实现其抗辩目的。不申请鉴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人民法院就应当认定该印章真实。在印章真实的情况下，那么合同中显示的经办人黄辉以及收货人黄斌、张军胜就当然有权代表被上诉人天津分公司签订合同以及进行收货。但一审法院却将印章的真实性及黄辉是否有权代理被上诉人签订合同的举证责任强加给上诉人，明显分配举证责任错误。二、一审程序违法。1.一审法院无正当理由变更本案承办人且未及时通知上诉人。一审法院在开庭前向上诉人邮寄的传票中显示本案承办人为李保永法官，联系电话为0317-46××××7，故上诉人在开庭前均通过拨打该联系电话与李保永法官沟通案件相关事宜。但在2020年7月30日开庭当天，本案承办法官却变为了张冬梅法官，且开庭审理时张冬梅法官作为审判长也并未向双方当事人宣布合议庭的组成人员并针对承办法官的变更进行说明。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合议庭组成人员确定后，除因回避或者其他特殊情况，不能继续参加案件审理的之外，不得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更换。更换合议庭成员，应当报请院长或者庭长决定。合议庭成员的更换情况应当及时通知诉讼当事人。”，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变更审判人员不具有正当理由且未及时通知上诉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2.一审法院未合法审查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的委托手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六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与当事人有合法劳动人事关系的职工，可以当事人工作人员的名义作为诉讼代理人。”，一审中代表被上诉人出庭的符东生虽声称系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但其在开庭前并未提交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合法劳动关系的证明，因此上诉人认为该代理人不具有出庭资格，不能代理被上诉人进行本案诉讼活动。但一审法院在开庭前没有针对符东生的身份情况进行审查，就准许其作为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庭审活动，违反法定程序。 大都公司辩称，1.我公司天津分公司经营期间从未与上诉人签署任何租赁合同；2.一审法院已查明该租赁设备使用在滨海新区项目。我公司天津分公司经营期间，从未承接海旋园项目。据我公司了解，该项目为天津宇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接，建设方为经纬置地（天津）有限公司，该项目与我公司及天津分公司无任何关联；一审中，上诉人承认黄辉代表的是天津宇达公司。3.上诉人提供的租赁合同所显示的合同签订人为黄辉，我公司及天津分公司从未有过此人；同时收货人黄斌、张军胜、付款给上诉人黄辉、窦如生，我公司及天津分公司均未有此员工。4.一审法院已查明，上诉人提交的提货单以及退货单中载明承租单位为天津宇达；5.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我公司诉讼代理人无权参加庭审，符东生系我公司天津分公司实际负责人，且我公司庭审中，出具了相关授权委托等合法手续。综上，我公司天津分公司未签订任何与上诉人的租赁合同，未承接原告所供货的建设项目，未与上诉人有过任何接触和来往。上诉人与我公司及天津分公司未有任何货物及资金往来。 博源租赁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截止至2018年9月1日的租赁费337327.1元；2.判令被告按日租金227元的标准支付原告2018年9月2日至实际退还租赁物之日止的租赁费；3.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原告主张与被告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提交租赁合同一份，合同中承租方乙方单位处加盖“江苏大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印章，经办人处签字人员为黄辉，被告否认印章系其公司印章，否认黄辉系其公司工作人员。对于该印章的加盖以及黄辉的签字，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印章的真实性，也未提供证据证实黄辉签订合同的行为系代表被告公司。另外，原告提交的提货单以及退货单中部分载明承租单位为天津宇达，亦不能充分证实系被告方履行了合同义务。对于印章的加盖及合同的履行，原告称当时签订合同时黄辉说是代表天津宇达公司，合同是原告签字盖章后由黄辉取走后加盖印章送回的，所以合同履行过程中提退货单中载明的承租单位不一致，自2013年4月份开始单据中记载为江苏大都，合同履行中支付款项人员为黄辉及窦如生。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与被告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被告否认与原告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对于原告提交的租赁合同被告不予认可承租方处所加盖印章的真实性，否认系其公司印章，否认签订合同人员黄辉系其公司工作人员，否认与黄辉一起支付款项的人员窦如生系其公司工作人员。就印章的真实性及黄辉是否有权代理被告签订合同，原告未提供相应证据，故对其要求被告承担合同义务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合同义务，提供证据不充分，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的规定，遂判决：驳回献县博源建筑器材租赁站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552元，由原告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经本院审理查明，被上诉人在一审辩称，“我公司天津分公司注销后，天津分公司印章未进行销毁，可提供法院进行司法鉴定”，但就案涉租赁合同中“江苏大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是否与被上诉人天津分公司印章的一致性，双方当事人均未申请鉴定。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认为应由被上诉人申请鉴定，但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未申请鉴定。 另查明，一审开庭时公布了合议庭成员，上诉人未提出异议，由一审开庭笔录为证。一审时，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供了其身份证、被上诉人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书，未提供其与被上诉人的劳动合同关系。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提供了与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签订的劳动合同等委托手续。 再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上诉人应对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即其与被上诉人天津分公司存在案涉租赁合同关系等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一审举证责任分配无误。本案中，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供了案涉租赁合同，被上诉人对该合同中的“江苏大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印章不予认可，故不足以认定该合同中“江苏大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印章与被上诉人天津分公司印章的一致性。另，上诉人亦未提供被上诉人曾使用过该租赁合同中“江苏大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的印章。故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天津分公司签订了案涉租赁合同等事实证据不足，并无不当。 关于一审程序是否严重违法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下列情形，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二）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未回避的；（三）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代理人代为诉讼的；（四）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一审不具备上述情形。 综上所述，博源租赁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360元，由上诉人献县博源建筑器材租赁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胡希荣 审判员  王卫东 审判员  潘艳辉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刘书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