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6民初26869号原告：北京市天水泽龙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六合庄1号。负责人：朱天水，主任。被告：广州雅丽鞋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荔湾区站西路28号1002单元。法定代理人：何灿明，经理。被告:何荣娣，女,1963年8月17日出生，汉族，广州雅丽鞋业有限公司员工，住广州市荔湾区。被告:区海明,男，1963年3月23日出生,汉族，广州雅丽鞋业有限公司员工，住广州市荔湾区。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剑良，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州市天河路385号太古汇一座31层。负责人：吴翔，主任。原告北京市天水泽龙律师事务所与被告广州雅丽鞋业有限公司、何荣娣、区海明，第三人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北京市天水泽龙律师事务所负责人朱天水，被告何荣娣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剑良，被告广州雅丽鞋业有限公司、区海明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剑良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北京市天水泽龙律师事务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律师前期包干差旅费10000元（已付），律师前期代理费100000元；2.判令被告尽快继续履行合同；3.判令被告承担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2018年7月6日原被告在广州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聘请原告朱天水律师等为被告与广州新诗璐鞋业有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代理人。签订协议后原告律师马上去广州市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全套广州新诗璐鞋业有限公司工商资料等，又2次去福州调查取证，也去了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沟通和书写了起诉状等等，但被告至今不起诉和支付差旅费，经多次催办和2019年10月30日函告均无果。2019年11月23日曾起诉后，被告多次要求原告撤诉，继续合作。原告为此于2020年9月10日撤诉，想不到9月17日贵院另案转来被告证据中发现被告早已于2019年1月11日另行委托第三人办理，证明被告一直一贯不讲诚信，欺骗原告，利用原告的资源违规聘用第三人，为此不得已再次起诉，请受理并尽快判决。被告广州雅丽鞋业有限公司、何荣娣、区海明辩称：广州雅丽鞋业有限公司（简称雅丽公司）未委托原告及其律师代理雅丽公司与广州新诗璐鞋业有限公司（简称新诗璐公司）的案件，雅丽公司除了委托原告办理唐维民货款纠纷案件外，没有委托原告办理任何案件，原告利用唐维民案被告提供的空白委托代理协议，使用捏造的方法在雅丽公司无委托意向的情况下制作了委托代理协议：一、原告律师经人介绍于2018年7月6日到广州找被告委托其办理唐维民货款纠纷案件，被告委托此案件后，原告了解到被告还有其他案件，也想一起代理，便主动于当天去广州市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新诗璐公司的工商资料。原告所称2次去福州调查取证和去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沟通、写起诉状，只是原告欺骗被告的一个伎俩，原告除了利用被告另案的空白委托代理协议，没有任何其它证据证明被告委托了该案件。原告律师去何地取证、取什么证、与被告有何关系，原告根本不能自圆其说，被告没有委托其办案的情况下，原告律师去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沟通什么？这纯粹是原告的欺骗方式，从原告律师以往劣迹斑斑的行为可以看出，这只不过是原告起诉众多委托人的一贯伎俩。原告在起诉书中称“其第一次起诉后，被告要求其撤诉，继续合作”，原告满口谎言，凭什么说被告要与其继续合作，但又不能提供任何证据。原告的单方意愿再次暴露出其为了代理案件毫无底线，被告早已经看清其面目，避之而不及，怎么可能与其继续合作。二、原告利用雅丽公司委托其办理唐维民货款纠纷案件提供的空白委托代理协议，捏造了代理新诗路公司的案件委托代理协议，该协议内容漏洞百出，并非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1.雅丽公司于2018年7月6日委托原告办理唐维民货款纠纷案件，原告让雅丽公司在空白委托代理协议上盖章，其提供的本案委托代理协议日期也是2018年7月6日，明显是利用唐维民货款纠纷案件空白协议捏造的。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显示，原告三次发送寥寥四行文字的新诗路公司案件的起诉状，想代理该案，原告发送起诉状后，被告没有理会。经过一年多后，原告才利用空白托委托代理协议捏造的本案委托代理协议，对被告提起诉讼。从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被告委托唐维民案件后从来没有与原告沟通过新诗路公司的案件，没有任何委托其代理该案的事实，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与委托代理案件的常理严重不符，实际上雅丽公司已于2019年1月11日将该案委托给了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2.该委托代理协议全部是原告事后手写捏造，并且其手写内容违反常理，如果雅丽公司委托其办理新诗路案件，为何在委托代理协议第二条会作调查取证、书写诉状、修改诉状和调解的细微约定，相反该委托代理协议完全没有立案后的一审开庭、二审、执行的所有程序约定，但在委托代理协议第三条竟又出现了雅丽公司在收到款后三日内按50%分批支付代理费，其前后记录自相矛盾且都由原告手写，没有被告的签字、盖章或者按奈手印进行确认。3.该委托代理协议第三条手写七日内，紧跟其后的内容已被其删除，欲言又止，紧随其后：手写10万元首付、按50%分批收取代理费，事关巨额律师费的手写约定没有被告的签字、盖章或者按奈手印进行确认，也没有任何支付期限，与常理不符。4.原告因本案提起第一诉讼时，被告向其转账的1万元并非是本案的差旅费，是因江苏盐城唐维民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没有收到执行款，也没有律师费提成，被告出于不想跟原告撕破脸，还要其为执行案件继续跟进，双方协商解决问题，让其继续推进江苏盐城唐维民的执行案件，是给原告预支的差旅费。被告于2020年2月10日转给原告1万元，但原告感觉得逞后于2020年3月14日增加诉讼请求，要求支付10万元，可见其用心。三、本案委托代理协议是其利用代理唐维民货款纠纷案件的空白委托代理协议进行捏造的，原告在微信语音和电话录音中声称代理了雅丽公司三个案件（江苏盐城唐维民、福州、保定），为了便于查清案件事实，答辩人也请求法庭责令原告提供三个案件的九份委托代理协议原件供法庭核对。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依法予以驳回。第三人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书面述称，2019年1月11日，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广州雅丽鞋业有限公司诉福州四季风鞋业有限公司、广州新诗璐鞋业有限公司、林猛雄、杨赛如、何德胜、陈连利货款纠纷，委托范围：一审、二审、执行，标的额6045580.12元。答辩人律师依法依规、尽职尽责，业已全面完成上述委托事务。答辩人对北京市天水泽龙律师事务所和广州雅丽鞋业有限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及其内容，不知情，亦无关系。原告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委托代理协议，证明原告诉请有据。证据二广州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8年7月6日调广州新诗璐公司档案等，证明原告及时为被告调取本案资料。证据三原告2018年8月21日去福州林猛雄家的照片，证明原告及时为被告调取本案资料。证据四广州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9年1月16日调广州丽度公司档案等，证明股东是何荣娣、区海明两位担保人。证据五原告2019年2月13日去福州调查取证，证明原告及时为被告调取本案资料。证据六原告2019年8月20日去广州白云区法院协调立案，证明原告及时为被告调取本案资料。证据七原告2020年1月16日去广州讨论案件等，证明原告及时为被告多方面工作。证据八被告2019年1月17日给原告承诺和答辩状中承诺造假并矛盾的承诺书，证明被告违约不讲诚信。证据九原告部分差旅费单据，证明原告及时为被告尽心工作。证据十原告多次为被告准备的全套起诉材料，证明原告及时为被告尽心工作。证据十一原告为被告另行处理案件，证明原告为被告额外工作。证据十二律师工作记录，证明原告为被告做了大量工作。证据十三广州市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复函，证明被告企业一直不依法经营。证据十四原告2020年4月1日增值税普通发票，证明被告汇来1万元。证据十五原告2019年11月30日复函，证明原告有理有节。证据十六委托代理合同，证明被告一直欺骗原告。补充证据一原告2018年7月6日律师调查专用介绍信，证明原告签订委托协议后第一件事就是前往广州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查新诗璐公司资料。补充证据二2020年12月12日被告何荣娣打电话给原告朱天水通话录音部分摘录及原告律师连续陈述，证明被告造假、撒谎、不讲诚信，原告依法办案。补充证据三被告提供2017年3月16日其与新诗璐公司林猛雄对账单，证明被告最早委托的案件是新诗璐公司。补充证据四原告2020年12月9日关于雅丽公司诉讼主体有误，证明被告已歇业，何荣娣、区海明应承担责任。补充证据五广州荔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荔市监投复（2020）688号答复，证明被告一分公司已注销，但被告在本案右安门法庭开庭时仍用此过期执照。补充证据六原告2020年11月20日到被告注册地送达材料拍摄照片，证明被告已无经营场所，何荣娣、区海明应承担责任。三被告质证意见为：证据一被告没有见到过，不是原件，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不论公章是否真实，该协议是利用（2020）京0106民初18789号案中唐维民案件的空白委托代理协议捏造的，内容都由原告手写，无被告方的任何签名或手印确认，该协议中被告盖章处也仅有一个盖章，该协议也没有合同号，是原告有预谋的擅自捏造的。证据二是朱天水在2018年7月6日前后共三天在广州时，经朋友介绍找被告委托唐维民货款案件后，其还想被告继续委托新诗璐公司货款案件，其当天主动去查询，被告并未委托其代理该案件。证据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被告从来没有委托原告办理新诗璐公司货款案件的任何事项。原告声称为被告去调查，但未跟被告有过任何沟通，仅凭一张图片，难道就能证明其专程去调查了。被告除了在签订唐维民货款案件委托代理协议过程中跟原告聊过新诗璐公司货款案件，在双方后期的微信沟通唐维民货款案件过程中被告从来没有提过新诗璐公司货款案件。但根据原告提供的差旅费记录，只要其出差能跟福州和广州粘上边的，其就冒充为被告出差，原告完全是想利用空白委托代理协议和到福州办私事的差旅票据来骗取被告钱财。证据四，丽度公司是完全与本案无关的公司，原告纯粹是在乱扯，其股东与何荣娣、区海明没有任何关系。证据五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在2019年2月13日前，被告已经将新诗璐案件委托给了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被告不可能委托其调查该案任何事项，也未沟通过该案的任何后续事项。原告不但在2019年2月13日去了福州，还在2月11-12日去了古田、三明、龙岩、厦门、太姥山，甚至还有同行人朱天水爱人。原告称调查取证，也没有任何取证结果。从其差旅记录来看，完全是虚构为被告出差的名义，目的是想利用到福州办私事或旅游的差旅票据来骗取被告钱财。证据六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原告称协调立案只是其空白纸面上的表演，被告的新诗璐公司货款案件早在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立案并于2019年9月10号已作出判决。证据七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2020年1月16日朱天水到广州探望其友，顺便告诉何荣娣其到了广州，何荣娣为了解唐维民案件的执行结果才与朱天水见面，朱天水还给何荣娣提供了办理唐维民案件的法官的电话，不可能与其谈新诗璐公司的案件，因为新诗璐公司案件早已委托给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事后被告才知道原告已于前一天即2020年1月15日因本案起诉了被告，后来又撤诉。（2020）京0106民初4565号案的撤诉裁定书只能证明其于2020年1月15日做了暗地里起诉被告的工作，所以16日不可能跟被告谈论新诗璐公司案件的情况。证据八是被告在唐维民案件中提供的担保，该委托书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相反原告要求何荣娣、区海明提供担保，才会为唐维民案件申请强制执行，并且为了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其在微信中向何荣娣发送的担保书没有写明为哪一个案件提供担保，目的是想利用何荣娣、区海明的担保再为本案骗取不当利益。证据九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这些差旅费单据根本不能证明原告为被告尽心工作，而是只要单据能与福州和广州粘上边的，甚至根本不粘边的都想方设法骗取被告钱财。证据十只能证明原告为了获取50%的风险代理费，太想代理被告的案件，被告不委托原告办理新诗璐公司货款案件，一方面其风险收费高，一方面是对其不信任。被告出于照顾其面子而没有明说已经委托了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被告与原告的全程微信记录和通话记录可以证明，被告对其主动发送的材料根本没有理会。证据十一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文件完全与本案无关。证据十二是虚假的，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原告要怎么写记录其可以任意的写。证据十三与本案无关，被告公司在经营地址变更期间，并非是被告公司不依法经营，原告只是借此威胁被告，想从被告处获取非法利益。证据十四，被告支付的1万元，并不是本案的差旅费用，而是其代理唐维民货款案件是全风险代理，因没有执行到货款，先支付部分差旅费给原告，同时要求原告撤回（2020）京0106民初4565号新诗璐公司货款案件，但原告不但未撤诉，觉得自己得逞了，从而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支付10万元。证据十五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除唐维民案件原告有实际出差开庭一次外，其它差旅单据并没有证据证明是为唐维民案件出差，被告未委托新诗璐公司货款案件，更不可能为新诗璐公司案件出差。证据十六，该委托代理合同是2019年1月11日委托给了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的，被告没有委托原告，也没有义务跟原告说，不存在欺骗。被告不跟原告说，是出于照顾其面子而没有明说已经委托了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被告不委托新诗璐公司货款案件一方面是原告风险收费高，一方面是对其不信任。补充证据一，三性不予认可，朱天水作为个人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可以任意填写介绍信，是朱天水到了广州找被告委托唐维民货款案件后，其非常希望代理这个标的额约为600万的案件而主动去查询、顺便查询。补充证据二，该录音被告没收到，也不知道朱天水自导自演录了什么，何荣娣打电话责问朱天水时朱天水的自述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其单方陈述也没有被告回应，是朱天水自导自演的录音，是其以捏造的委托代理协议作为工具威胁被告。补充证据三，朱天水在被告委托唐维民货款案件后，因其知道被告还有新诗璐公司货款案件，标的额约600万，其非常希望代理这个案件，让被告复印了该案的材料，朱天水拿了复印件就能表示被告委托了该案件吗？被告在微信里有跟你聊过这个案件吗?补充证据四，其书面异议不属于证据，不予质证，被告公司仍在正常营业。补充证据五、六，第一分公司注销与本案无关，被告公司仍在注册地正常营业，朱天水的照片也是在捏造事实胡说八道。被告已经将案件委托给了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相反，此证据可以说明原告为了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其在微信中要求被告二、被告三对支付50%全风险律师费进行担保，但又未明确是为唐维民货款案件进行担保，幸亏被告提供担保文件时进行了修改，只针对唐维民货款案件。三被告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民事起诉状、证据二委托代理协议、证据三委托书、证据四差旅费发票，证明(2020)京0106民初18789号案的律师代理费双方约定为全风险代理，江苏盐城的唐维民案件判决后，原告再次让被告一出具委托书并要求股东担保，确认该案为全风险代理，律师费按收回款项的50%比例收取，原告利用被告2018年7月6日向其提供的空白委托代理协议仍手写律师费分期支付：首付5万元律师费、要求被告支付差旅费。证据五担保书，证明原告向被告微信发送担保书要求何荣娣、区海明为被告公司与原告的委托代理协议作不可撤销的担保，保证按判决50%优先支付律师费。证据六委托代理协议，证明该委托代理协议是其利用他案的空白委托代理协议擅自手写捏造的协议，协议签署日期同样是2018年7月6日，被告并未实际委托其办理被告与新诗路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件。证据七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证明原告于2018年7月6日与被告何荣娣首次见面，被告委托江苏盐城唐维民案件后，其非常希望代理本案，当天就去查询新诗璐公司工商信息。证据八微信聊天记录、证据九微信语音录屏文字、证据十起诉状、撤诉文件、证据十一空白授权委托书、证据十二录音文字、证据十三电话录音文字版，证明被告委托江苏盐城唐维民案后，原告一直希望代理新诗璐公司案件，其于2018年7月29日、2018年12月14日、2019年1月12日三次向原告发送起诉状，多次让被告提供案件相关当事人信息，被告从来没有回复，原告微信发送空白授权委托书让被告盖章签字，还欲套取被告在撤诉文件上盖章签字，让被告间接承认曾委托新诗璐公司案件。原告2018年7月6日与被告何荣娣见面后，被告从来没有与原告谈过新诗璐公司案件，只是原告非常希望代理该案。证据十四起诉状、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申请、变更诉讼请求申请、证据十五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证明原告于2019年11月13日第一次起诉后，被告出于原告代理的江苏盐城的唐维民案件没有收回款项，于2020年2月10日转给其1万元，希望解决双方纠纷，但原告不但未撤诉，还得寸进尺于2020年3月14日增加诉讼请求10万元，又于2020年9月2日撤回。证据十六案件截图、统计表，证明原告已审结一审涉诉代理合同纠纷27件，26件为朱天水律师。原告质证意见为：证据一至四涉及的案件二中院2020年12月16日已经开庭完毕，针对该案原告给了二中院两张光盘，证据中的协议说明被告不讲诚信，被告让原告去退诉讼费等，但是未给原告盖公章，唐维明案件正好作证本案是与唐维明案件一起委托，本案是在唐维明案件之前起诉的，右安门法庭已经开庭完毕，后来是在被告要求下，原告撤诉了，被告在原告撤诉后没有和被告进行交流，原告就又起诉了，被告在右安门法庭时对于公章问题没有提及过，且在本案前次庭审中对于公章的问题陈述是自相矛盾的。证据五，该担保书编排上存在问题，担保书原告认可，这份担保书是因为本案被告不想担保，后来给唐维明案件补的，这个案件中何荣娣的委托书在亭湖区法院交的是打印件。证据六，被告二说签了六份，被告代理人说签了九份代理合同，原告应该是三个案件一共是六份合同，被告的说法是矛盾的，2019年2月11日被告才找的第三人，原告在右安门起诉的时候被告都没有告诉原告其委托了第三人，原告的合同是真实的，被告存在造假行为。证据七，2018年7月6日原告唯一调取的是新诗璐公司的证据，该资料是在被告提供新诗璐公司案件资料后原告才去调取的，如果被告不委托，原告就不会去调取，双方的委托协议是真实的，原告就是为被告去调取的，被告说谎。证据八至证据十三，恰恰说明原告一直在为被告积极代理案件，做了很多工作，律师法第398条规定，委托案件是要预收代理费，法制盛邦也是预收了代理费，起初被告一直没有告诉原告其已经委托了第三人。证据十四，原告没有要求转1万元，原告说的是按照合同约定办理，原告不会盲目起诉别人，每个案件原告都会给当事人发函。证据十五，本案原告是在被告要求下撤诉了，如果原告没有撤诉，案件也应该在右安门法庭审理，不是在科技园法庭审理。案件只有撤诉了才会存在重新起诉的问题。证据十六，原告是按照法律规定代理的案件，不存在任何问题。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定：1.原告证据一，在没有反证的情况下，真实性予以确认。2.原告证据二、四、十三、补充证据四、五，系工商材料，真实性予以确认。3.原告证据三、五、七、十一、十五、补充证据一、六，在没有补强证据的情况下，真实性不予确认。4.原告证据六，系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立案拟填报材料，真实性予以确认。5.原告证据八、十四、十六、补充证据三，被告对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6.原告证据九，系交通等费用的票据，真实性予以确认。7.原告证据十涉及的起诉书、保全申请等材料，未经广州雅丽鞋业有限公司签章确认，真实性不予确认。8.原告证据十二，系其单方制作，真实性不予确认。9.原告补充证据二，系谈话录音，真实性予以确认。10.被告证据一至十六，原告对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上述确认真实性的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将综合予以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7月6日，委托单位（甲方）广州雅丽鞋业有限公司与受托人（乙方）北京市天水泽龙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甲方因与广州新诗璐鞋业有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委托乙方律师代理诉讼；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朱天水等律师为甲方与广州新诗璐鞋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的诉讼代理人；甲方委托乙方代理权限：调查取证、书写诉状、修改诉状、和、调解、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等；甲方应在本协议签署之七日内，首付10万元，余额在甲方收到款后三日内按50%分批优先支付代理费；甲方同意乙方向广州新诗璐鞋业有限公司进行代位权诉讼等；乙方指派律师受甲方委托到外地工作时，办案律师的交通、食宿差旅费由甲方实行每次往返5000元包干；本协议有效期自签订起至本案终结止（判决、调解、案外和解及撤销诉讼等）；如有争议由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管辖；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甲方在协议首部及尾部均加盖了“广州雅丽鞋业有限公司”公章。签约时，广州雅丽鞋业有限公司向北京市天水泽龙律师事务所提供了广州新诗璐鞋业有限公司案件的相关证据材料的复印件。同日，北京市天水泽龙律师事务所到工商部门调取了广州新诗璐鞋业有限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2020年2月10日，广州雅丽鞋业有限公司向北京市天水泽龙律师事务所支付1万元。另查，2019年1月11日，甲方广州雅丽鞋业有限公司与乙方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甲方因与福州四季风鞋业有限公司、广州新诗璐鞋业有限公司、林猛雄、杨赛如、何德胜、陈连利的货款纠纷案，委托乙方代理。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原告提供的2018年7月6日委托代理协议是否有效？鉴于：1.被告在该协议首部及尾部均加盖了“广州雅丽鞋业有限公司”公章；2.该协议约定“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庭审中被告未能出示其应当持有的委托代理协议；3.庭审中，被告亦未能提供其他反证足以否定该协议的证明力。综上，原告提供的2018年7月6日委托代理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被告关于原告利用被告签订的空白合同捏造委托代理协议的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委托合同中的委托人对合同享有任意解除权；原告要求被告尽快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在被告不同意的情况下，本院不宜支持。在合同履行中，原告除到工商部门调取了广州新诗璐鞋业有限公司变更登记材料外，其他工作并未进行，且被告已经支付原告费用1万元，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前期代理费10万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第三人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案件的审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北京市天水泽龙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北京市天水泽龙律师事务所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王永斌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李 坤书 记 员 杨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