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赣10民终1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雷某1，女，2000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雷某2，男，1968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某，女，1967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三荣，江西君才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海波，江西君才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男，1990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上诉人雷某1、雷某2、邓某因与被上诉人张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2020）赣1002民初54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雷某1、雷某2、邓某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由雷某2向张某返还30%彩礼款即49,800元，雷某1、邓某不承担任何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张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第一，张某不与雷某1继续履行婚约的根本原因，是张某认为雷某1相貌丑陋、体重超标，从而嫌弃雷某1。在两人同居期间，张某曾不止一次当面羞辱雷某1，说雷某1胖、丑，严重伤害了雷某1的感情、自尊心。尽管如此，雷某1仍然念及“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期望张某能够改正，不料张某不但不改正，反而变本加厉，终至于背弃婚约。第二，两人同居期间，张某曾多次对雷某1实施暴力，其中一次发生在2020年端午节左右，有辖区派出所出警记录为证。第三，因雷某2为一家之主，张某给付的彩礼款，实际上由雷某2所占有。即使法院判决需返还彩礼款，也应由雷某2承担该返还责任，雷某1、邓某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第四，两人同居期间，雷某2给了10,000元给雷某1作为生活费，该款项用于两人共同生活开销，可于彩礼款中扣减。从人的本性上来说，不管是在婚姻关系还是恋爱关系中，绝大部分的男性更容易见异思迁、喜新厌旧，而女性的思想则比较传统、保守、单纯。另外，相较于男性，女性在身体、劳动能力、社会关系方面也处于天然的弱势地位。现实社会中，一般男女双方的感情出现问题，其过错大部分都在男方身上。正因为此，我国才有专门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本案中，张某比雷某1足足年长十岁，其思想、社会阅历等各方面比起雷某1不知道高出多少。因此，张某在通过媒人介绍认识雷某1、与雷某1达成婚约时，就视为其认可、接纳雷某1，就该对雷某1的未来和幸福负责。但现在，张某在与雷某1同居了几个月后，以子虚乌有的“雷某1对恋爱、婚姻不忠”的借口解除婚约，抛弃雷某1，置雷某1的年少清白名声于不顾。为褒奖守信行为、惩罚不诚信行为，保护雷某1作为妇女的合法权益，对于彩礼款的返还应以30%为宜。张某辩称，雷某1、雷某2、邓某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纯属是颠倒黑白是非，不能成立。一、由于雷某1根本没有诚心与张某结为夫妻，经常无理取闹，深夜不归，在外与他人勾勾搭搭，酒醉醺醺。张某经常对其好言相劝，其不但不听劝说，改邪归正，反而污蔑张某嫌弃她，实施暴力，这与事实完全不符，只要调查左右邻居就一目了然。二、雷某1在外与他人勾搭，不但不检点，有错不改，反而常与张某大吵大闹，对张某出口就骂、动手就打，张某只好一次二次忍耐。张某希望雷某1能有所改变，每次雷某1要钱，张某总是要几千就几千，对其百依百顺，在短暂同居期间先后给付了她30,000多元。可雷某1仍不知足，张某实在忍无可忍，在无法与雷某1继续同居生活下去的情况下，被迫诉至法院，要求与其分手，依法返还彩礼。综上，由于雷某1的过错，导致张某无法与其结为夫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雷某1、雷某2、邓某承担。张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雷某1、雷某2、邓某返还张某支付的彩礼168,000元；案件受理费由雷某1、雷某2、邓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1月26日，张某与雷某1经媒人介绍相识，并在当天商议彩礼和“四金”事宜。2020年1月30日（农历正月初六），张某给付雷某1、雷某2、邓某一方彩礼166,000元，之后雷某1便在张某家中共同生活。在共同生活期间，张某认为雷某1对恋爱、婚姻不忠，但雷某1不予认可，双方由此发生争议，后张某便与雷某1、雷某2、邓某一方沟通返还彩礼问题，但未协商一致，后张某向一审法院起诉。关于给付彩礼的情况，张某陈述“2020年农历正月初六，我父亲向亲戚那里借了现金总共166,000元，在雷某1家里交到雷某1父母手里，四金当时也给了，之后我自己拿回来了”；雷某1陈述“正月初三、初四购买四金，正月初六张某给付了166,000元彩礼”“四金张某自己拿回去了”。一审法院认为，张某与雷某1未办理结婚登记，属未婚青年男女间的同居关系。这种同居关系不受法律保护。现婚约不成，张某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农村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因此，雷某1、雷某2、邓某应返还其按照习俗收受的彩礼。对于上述彩礼的返还，雷某1虽与张某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但考虑到确实是张某提出的解除婚约要求，故结合本案婚约解除的过错及雷某1确实到张某家中与张某一起共同居住生活的实际，一审法院认为彩礼166,000元酌情返还以70%为宜即116,200元（166,000元×70%=116,200元）。在婚约财产纠纷中，彩礼的给付和接受涉及双方的家庭成员，作为接受彩礼的雷某1、雷某2、邓某一方家庭对彩礼具有共同的权利和义务，故本案雷某1、雷某2、邓某应共同承担返还责任。关于雷某1、雷某2、邓某主张“如果双方不能和好，要求张某赔偿损失”的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一、雷某1、雷某2、邓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张某彩礼款116,200元；二、驳回张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60元减半收取1,830元，由张某负担564元，雷某1、雷某2、邓某负担1,266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也没有提出异议。因此，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经调解，未能达成调解协议。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彩礼返还的数额及返还主体。本院认为，张某与雷某1经媒人介绍相识后订立婚约，之后，张某给付彩礼166,000元及“四金”，两人同居生活，但是两人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现张某要求解除婚约，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雷某1、雷某2、邓某应当返还张某给付的彩礼。考虑到两人的同居时间较短、确系张某提出解除婚约以及张某已经取回“四金”等客观情形，一审法院酌情判决雷某1、雷某2、邓某按70%的比例返还礼金116,200元并无不当，属于合理的裁量范围，本院予以维持。雷某1、雷某2、邓某主张是张某嫌弃雷某1，张某则主张是雷某1生活不检点，双方就各自主张均不能举证证明，本院不予采纳。雷某1、雷某2、邓某主张张某对雷某1曾多次实施家庭暴力，根据双方陈述仅能证明两人之间发生过一次肢体冲突，本案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张某存在家庭暴力以及多次实施家庭暴力。雷某1、雷某2、邓某主张雷某2给付雷某110,000元用于雷某1与张某的共同生活开销，因该事实主张缺乏证据证明，本院对此亦不予采纳。因此，雷某1、雷某2、邓某上诉请求按30%的比例返还礼金，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雷某1、邓某应否承担彩礼返还责任。因雷某1系订立婚约的一方，张某系基于婚约所给付彩礼，现婚约解除，其理应负有返还彩礼的义务。雷某2、邓某系雷某1的父母，参与了婚约的订立，雷某2代表女方收取了彩礼，故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雷某2、邓某属于共同接受彩礼的一方主体，亦均负有共同返还彩礼的义务。雷某1、雷某2、邓某以雷某2为一家之主为由主张彩礼实际由雷某2占有，故而应由雷某2一人返还，因该事实主张与给付彩礼的一方无关，不能由此免除接受彩礼一方的返还义务，故本院对该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雷某1、雷某2、邓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60元，由上诉人雷某1、雷某2、邓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邹志伟审判员  王 琳审判员  范 宣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高忠明书记员刘晓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