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9民终6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加益，男，1964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岱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志宇，上海市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海英，上海市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岱山宇洋海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岱山县高亭镇沿港东路268号峰景湾休假城西区29幢一单元2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921778298960D。 法定代表人：程立法，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波，浙江海泰（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凯丽，浙江海泰（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程立法，男，1964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原审第三人：鲍予海，男，1963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岱山县。 上诉人赵加益因与被上诉人浙江岱山宇洋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洋公司）、原审第三人程立法、鲍予海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岱山县人民法院（2020）浙0921民初10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加益上诉请求：一、撤销浙江省岱山县人民法院〈2020〉浙0921民初1017号民事判决，改判解散被上诉人宇洋公司；二、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将公司的资金、经济状况等生产经营作为判断《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标准，存在明显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并非是指公司出现资金缺乏、严重亏损等经营性困难，判断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出现严重困难，应当从股东会等公司内部管理决策机构的运行现状进行综合分析，应侧重于公司管理方面存在严重内部障碍，而非公司出现资金缺乏、严重亏损等经营性困难。本案中被上诉人宇洋公司治理结构已经发生严重困难，公司决策机制己经失灵。宇洋公司于2005年8月1日成立，上诉人持有宇洋公司20%股权，第三人程立法持有宇洋公司60%股权，系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第三人鲍予海持有公司20%股权，系监事。自上诉人担任宇洋公司总经理即成为公司股东以来，宇洋公司从未召开过正式的股东会，应由股东会决策的重大事宜均未召幵过股东会会议，从未形成过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宇洋公司的管理机构明显处于僵局，公司决策机构已经完全失灵。一审法院亦查明，“宇洋公司经营过程中，三股东偶尔会一起商量公司相关事务，但从未有过书面会议记录或决议”。即宇洋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未召开过股东会会议，明显宇洋公司的决策机构无法正常运行，股东之间长期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而未形成有效的股东会决议。2.宇洋公司股东之间长期存在矛盾并且日益激化。因无法召开股东会，无法行使章程规定的决定公司经营方针与投资计划、审议批准执行董事的报告、审议批准公司年度财务预算、决算方案、审议批准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等相关职权，上诉人所享有的股东权利长期处于无法行使状态。宇洋公司股东之一的第三人鲍予海在庭审时也表示，“近几年虽然有时候股东之间碰到了会讨论一些公司的具体事务，但没有召开过股东会议，公司重大事务均是由程立法一人决定，现股东之间矛盾非常大”。一审法院亦认为，“本案中原告赵加益与第三人程立法之间存在矛盾，导致原告赵加益对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权受制”，可以看出，股东之间存在矛盾系已经查明的事实，股东之间矛盾无法解决，导致公司及公司决策机构无法正常运作及经营。在第三人程立法的控制下，上诉人于2020年6月8日收到了宇洋公司《关于赵加益同志免职的通知》，在未经任何程序的情况下，免除了上诉人的总经理职务，免除上诉人总经理职务的决定不符合公司章程约定的程序，宇洋公司亦未盖章，该行为是宇洋公司股东之一的程立法在控制宇洋公司的情况下恶意作出的行为，亦能证明公司股东之间存在严重矛盾。从被上诉人宇洋公司答辩状及庭审所发表的意见来看，被上诉人一直称上诉人系一名贪污受贿腐败分子，称上诉人多次索取公司财物，在用毫无依据、与本案毫无关系的事情肆意诽谤和污蔑上诉人，而且还恶意虚加罪名，已完全将作为股东的上诉人放在了其对立面，可以看出宇洋公司股东之间矛盾已不断加深，日益激化，已达到无法调和的严重程度。并且，在上诉人及第三人鲍予海开庭当时明确表达了就本案同意进行调解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宇洋公司却明确拒绝调解。宇洋公司决策机制的失灵已进一步影响公司执行机构的运作。宇洋公司的执行机构即执行董事程立法的管理公司的行为，已不再是依据股东会的决议，无法贯彻权力机构的意志。3.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是解散的结果性条件，其表象特征是股东会或董事会矛盾激化而处于僵持状况，公司出现僵局。一审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之规定的理解存在明显错误。因宇洋公司自成立以来从未召开过股东会，从未形成过股东会决议，上诉人作为公司股东无法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内部决策机构明显处于僵持状态，上诉人依据上述相关法律规定提起诉讼要求解散宇洋公司，但一审法院仅从公司目前正常经营的理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未对公司内部运行状况进行分析及认定，对上述相关法律规定的理解存在严重错误。另需要强调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中规定的是公司“经营管理”发生困难，并非是公司“经营”发生困难，“经营管理”与“经营”系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一审法院直接以公司“经营”情况正常的理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明显不合理。宇洋公司股东之间存在矛盾、公司决策机构完全失灵明显属于公司“经营管理”发生困难，导致上诉人作为公司股东的权利严重受到损失。被上诉人宇洋公司明显符合法律规定的解散条件。4.上诉人已通过其他途径试图与宇洋公司及股东程立法进行沟通，但均无效果，上诉人已穷尽除诉讼以外的其他救济途径，只能通过解散宇洋公司的方式打破僵局。上诉人作为宇洋公司的股东，为避免公司损失扩大以及为维护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多方权益，上诉人曾多次通过沟通及协商等方式试图进行救济，但并未达成有效的合意。一审法院亦查明“原告赵加益与第三人程立法、鲍予海因股东间矛盾显现，曾就股权收购方案进行协商，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在庭审中，宇洋公司及第三人程立法明确表示拒绝进行调解。目前上诉人已无其他有效方法解决公司内部障碍，上诉人的股东权利无法得到保障是事实。因此，现阶段只能通过解散宇洋公司的方式打破该僵局，另一股东鲍予海亦表示如无法解决矛盾同意解散公司。除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解散宇洋公司外，上诉人再无其他方法救济自身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宇洋公司辩称，1.宇洋公司经营管理正常，并未出现因公司股东分歧导致公司决策困难，无法继续经营的情形。公司的股权结构明确，程立法持有60%的股权，赵加益、鲍予海各持有20%的股权。公司治理结构也明确，程立法作为执行董事对股东会负责，全面实施公司的各项管理工作，总经理对执行董事负责，协助执行董事开展工作。虽然程立法根据公司的决定免去赵加益的总经理职务，并未因此而导致公司经营瘫痪。且赵加益认为自公司成立以来从未召开过股东会与客观事实不符。2.公司股东权益并无重大损失。自公司成立至今，按照公司的单船设立分公司独立核算经营模式，公司的未分配利润实际已经在分公司的年终分红时结算，包括赵加益在宇洲17轮、宇洲31轮、宇洲32轮的分红。3.公司并未形成僵局。程立法作为持有股份比例60%的执行董事完全可以作出有利于公司经营的决策，更何况在单船核算情况下，公司也未有需要表决的重大事项。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程立法述称，与宇洋公司的答辩意见相同。 原审第三人鲍予海述称，宇洋公司成立时五名股东均未出资。买办公桌、电脑等设备是其个人出资，其不领工资，算是其出资。股东经常在碰面开会的，但是没有形成书面的股东会决议。 赵加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解散宇洋公司。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宇洋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于2005年8月1日成立，营业期限为2005年8月1日至2025年7月31日。第三人程立法持有宇洋公司60%股权，系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赵加益持有公司20%股权；第三人鲍予海持有公司20%股权，系监事。宇洋公司经营过程中，三股东偶尔会一起商量公司相关事务，但从未有过书面会议记录或决议。2020年6月8日，宇洋公司作出书面通知，免除赵加益总经理职务。赵加益与第三人程立法、鲍予海因股东间矛盾显现，曾就股权收购方案进行协商，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宇洋公司现仍在正常经营中。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虽然赵加益与第三人程立法之间存在矛盾，导致赵加益对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权受制，但是宇洋公司经营情况正常，仍然具备继续经营的条件，赵加益作为股东的根本利益不因此受损，故赵加益以公司经营管理发生重大困难及股东利益严重受损为由主张解散宇洋公司，理由不足，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赵加益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赵加益负担。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基本相同，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认定宇洋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解散条件，应根据上述规定综合判断。根据赵加益的上诉主张，应重点审查宇洋公司是否存在经营管理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且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本案中，宇洋公司仅有程立法、赵加益、鲍予海三名股东，程立法持股比例为60%，赵加益、鲍予海持股比例各为20%。宇洋公司章程第十二条规定，程立法作为公司执行董事有权召开并主持股东会。章程第十三条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依据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根据在案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宇洋公司自2005年8月1日成立以来并未发生章程第十三条规定的事项，故无需通过召开股东会表决形成此类事项决议。由于程立法个人的表决权已达到60%，即便持股比例各为20%的赵加益、鲍予海与程立法意见不一致，根据资本多数决原则，宇洋公司仍可就除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规定以外其他事项形成有效决议，因此，即便宇洋公司超过两年未召开股东会，并不等于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股东会会议机制失灵。第三人鲍予海在二审中陈述称股东经常在碰面开会的，但是没有形成书面的股东会决议。程立法、赵加益均对鲍予海的上述陈述无异议。宇洋公司也在二审中陈述称2019年年底在台州开年会时股东们聚在一起对公司发展经营进行过商讨。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宇洋公司股东之间就公司重大经营事项碰面商议的事实，只不过未能规范形成书面股东会决议，不能仅以未形成书面股东会决议而否认宇洋公司召开过股东会的事实。因此，赵加益主张自其成为宇洋公司股东以来从未召开过股东会明显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在案证据亦能证明程立法作为公司执行董事仍然能够正常作出经营管理指示，宇洋公司经营管理情况正常，仍然具备继续经营的条件，赵加益作为股东的根本利益不因此受损。赵加益主张宇洋公司运行机制失灵并致经营管理严重困难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赵加益的诉讼请求，应为正确。 赵加益主张其已穷尽除诉讼以外的其他救济途径，只能通过解散宇洋公司的方式打破僵局。本院认为，宇洋公司三名股东虽就股权收购方案进行过协商，最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但赵加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通过对外转让股份或与程立法、鲍予海等股东采用内部竞价方式收购股份等途径解决分歧。由此可见，赵加益关于已穷尽除诉讼之外其他救济途径的主张明显不能成立。 至于赵加益因与程立法存在分歧而被排斥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不必然表明宇洋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赵加益作为股东的股权并不当然包含管控宇洋公司的权能，其无法参与日常经营管理的情况属于股东之间的自治范畴，其无权以此为由请求解散宇洋公司。 综上所述，赵加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赵加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盛文 审 判 员 许旭涛 审 判 员 刘燕波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龚 杨 代书记员 张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