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101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桂珍，女，1959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施矛文，男，1956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章某，女，1986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施某，女，2012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法定代理人章某，系施某母亲。 四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桑智毅，浙江之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翠苑街道万塘路18号2楼202、203、3楼、3A楼3A02、3A07、5楼507、8楼801、29楼901、902、903、906、14楼和15楼1501、1506。 负责人贺恋疆，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196号31、32层整。 法定代表人戴兰芳，董事长。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魏任忠，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桂珍、施矛文、章某、施某因与被上诉人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以下简称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都会人保公司）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6民初4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0日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李国标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施贇生前系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的保险代理人，双方于2018年5月24日签订《个人保险代理合同》；李桂珍、施矛文、章某、施某分别系施贇的父母、配偶和子女。因施贇婚内与同事邬兰存在感情纠纷，施贇于2019年7月25日将邬兰的私密照放置于办公场所，邬兰因此向公安机关报警。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得知此事后，其相关人员张维、方帆多次以微信、电话等方式要求施贇不要在微信群聊天以免激化其与邬兰的矛盾、退出工作群、尽快离开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但未作出正式、书面的处罚结果。施贇多次表达不同意上述结果，并扬言以死抗争，其中施贇于2019年7月28日与方帆的微信聊天就表露了轻生念头，表示其内心很要强，不想输给这么一个女人（邬兰），如果邬兰不愿意和解，就两败俱伤，并表示“前几天我就在准备了，都去踩过点了”。2019年8月5日晚，张维打电话给方帆，要求方帆让施贇自行退群。随后，方帆电话联系施贇，但施贇并未主动退群。当晚23时42分许，施贇被张维移出“鲲鹏家族”微信群；23时44分许，施贇被张维移出“鲲鹏家族经委会”微信群。次日即2019年8月6日凌晨1时许，施贇从家里出走，离开居住的小区，并在“大都会浙分顾销杭本主管群”（现该群已解散）微信群发送“实名举报：不检点的邬兰情史大揭秘（1）”的文档及“邬老师的另一面”的音频文件；同日凌晨1时47分，其在该群发送遗书，表露轻生念头，载明“当你们看到这段话时，我已经即将离开这个世界了……”。2时14分许，该群备注为“贺总”的人员＠施贇，请求其考虑家人孩子，千万别做傻事，并要求群里的其他主管若知道施贇家人联系方式的，速与其家人联系。2时28分许，方帆在该群表示，施贇家就在公司附近，其已在赶往公司的路上。但因施贇从家里出走后即将手机丢至居住小区的垃圾桶，故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的相关人员均未能联系到施贇，后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选择报警。公安机关接警后，于凌晨3时许联系施贇家人，询问施贇是否在家。随后李桂珍、施矛文、章某、施某方出门寻找施贇。4时许，施贇从外面回到居住的小区。5时许，施贇选择在居住的小区跳楼自杀，并当场去世。施贇去世后，李桂珍、施矛文、章某、施某方多次找到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协商解决。2019年8月22日，李桂珍、施矛文、章某、施某（甲方）与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乙方同意于协议签订之日起3日内一次性支付乙方20万元作为施贇死亡的慰问金，乙方收到后不再向甲方就施贇死亡一事主张其他慰问金、抚恤金等。协议签订后，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按约向李桂珍、施矛文、章某、施某方支付20万元。李桂珍、施矛文、章某、施某于2020年1月17日起诉请求判令：1、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赔偿李桂珍、施矛文、章某、施某各项损失（死亡赔偿金111148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丧葬费3321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691960元）的40%，即754662.4元；2、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由大都会人保公司承担清偿责任。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施贇与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之间存在的法律关系究竟是劳动关系还是委托合同关系；二、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对施贇的死亡结果是否存在相应的侵权行为，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中，施贇与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签订的《个人保险代理合同》明确约定，该合同为个人保险代理合同，不属于劳动合同，双方的关系为保险人与保险销售从业人员之间的关系。关于保险代理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一十七条亦作出明确规定，即保险代理人是根据保险人的委托，向保险人收取佣金，并在保险人授权的范围内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机构或者个人。法律允许保险人在保险业务的销售过程中，可以委托具有从事保险代理业务所需的专业能力的个人为其销售相应的保险。此外，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并未为施贇缴纳社会保险，其向施贇支付的代理手续费亦是根据施贇代理保险业务所享有的佣金和奖金，并由施贇自行负担因一切业务活动产生的费用，双方之间不符合劳动关系的法律要件。故施贇与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系委托合同关系。关于争议焦点二。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李桂珍、施矛文、章某、施某方主张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在处理施贇与邬兰的感情纠葛中未能做到公平公正，且在施贇表露轻生念头时未能采取积极行为阻止自杀后果的发生。本案中，施贇与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系委托合同关系，施贇系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的保险代理人，保险代理人在进行保险代理业务时需要利用保险人的办公场所、市场地位、声誉、知名度、市场资源等对外开展保险代理业务。基于上述保险代理职业的特殊性，保险代理人的品行势必会影响客户对保险人的评价，故保险人对保险代理人具有一定的管理权利和义务，可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内对保险代理人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约束或者限制。本案中，施贇因与邬兰存在感情纠葛，将邬兰的私密照放在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的办公场所，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清楚认识到该行为极为不妥且可能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该行为足以对身为女性的邬兰的人身安全、隐私造成损害，为法律所不能容忍。在邬兰报警后，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从保护妇女权利的角度，同时也为了避免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对施贇在办公场所及微信群的言行提出一定的限制（包括不要与邬兰见面，不要在微信群发言等），以及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相关人员张维后续将施贇移出两个微信工作群，乃至决定将施贇由现工作职场调离（尚未正式以书面形式作出），上述行为系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基于其与施贇之间的保险代理关系而对施贇作出的合理限制，不具有明显过错，其主观上亦非为了侵害施贇的合法权利而为之。施贇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即便其不能接受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的上述处理结果，但在一般公众的认知中，也不会导致自杀并死亡的严重后果。且从现有证据看，施贇于2019年8月6日凌晨1时47分在微信群表露轻生念头，2019年8月6日为礼拜二，且时间为凌晨1时47分，施贇在该时间通过微信群表露轻生念头不易被他人发现。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在及时发现后，于2时14分许要求联系施贇家人、报警以及寻找施贇，已采取合理必要的措施。但因施贇将手机丢至垃圾桶，导致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的相关人员、其家属以及公安机关均未能及时联系到施贇。从施贇生前与方帆等人的微信聊天内容也可以看到，施贇自认内心要强，不愿意输给邬兰，如果邬兰不愿意和解，其选择与邬兰“两败俱伤”，说明其早已做好自杀的心理准备，并去现场踩过点，且给家人及邬兰等人均留有遗书，即该损害结果系施贇经过艰难的决定后，故意为之而造成。原审法院虽对施贇选择自杀并死亡的后果表示同情和惋惜，但原审法院认为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本案中不存在侵权行为，主观上不存在明显过错，与施贇的死亡结果不存在侵权法上的因果联系，无需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大都会人保公司亦无需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何况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在施贇死亡后已与李桂珍、施矛文、章某、施某签订《协议书》，其据此向李桂珍、施矛文、章某、施某支付死亡慰问金20万元，根据约定，李桂珍、施矛文、章某、施某也不得就施贇死亡再向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主张慰问金、抚恤金等。综上，李桂珍、施矛文、章某、施某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判决：驳回李桂珍、施矛文、章某、施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087元，由李桂珍、施矛文、章某、施某负担。 宣判后，李桂珍、施矛文、章某、施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死者施贇生前系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的保险代理人这部分事实错误。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提交的证据《个人保险代理合同》、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7-10、被上诉人提交的证人证言显示，死者施贇生前接受浙江分公司的管理，从事人寿保险业务，获得的报酬来源于浙江分公司，并且，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当庭陈述自身有权依据自己的规则对死者施贇进行工作岗位变动，这些事实均符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规定：“一、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上述规定是认定劳动关系的强制性规范。因此，单凭死者施贇与浙江分公司之间的《个人保险代理合同》，便认为死者施贇与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而不属于劳动关系，上诉人认为这样的事实认定没有准确还原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导致最终的法律适用错误。其次，委托代理关系和劳动关系的显著区别在于人身依附性，本案中，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以施贇与同事邬兰产生感情纠纷引起警方介入为由，要求施贇离职或者按照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辩称是将施贇调往他处，其行使的正是用人单位的人事管理权，若依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辩称的双方之间为委托代理关系，那么浙江分公司就应当遵循《个人保险代理合同》、《合同法》行使合同解除权或者与施贇协商合同变更，并没有法律依据可单方要求施贇离职或者调往他处。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不清。一审判决对于代表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处理施贇与邬兰之间感情纠纷的人员张维、方帆的身份没有查明，没有对张维、方帆对死者施贇的处理究竟是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给予明确定性。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部分，将张维、方帆描述为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相关人员，上诉人认为这样的定性是模糊的，不严谨的，混淆了张维、方帆对死者施贇的处理究竟是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在本案原审庭审时，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辩称张维、方帆为浙江分公司的保险代理人，其与施贇系同事关系，在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未明确作出如何处理施贇与邬兰感情纠纷之前，张维、方帆对施贇作出的退群、尽快离开浙江分公司等行为为个人行为，与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无关。上诉人认为，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的抗辩与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部分，将张维、方帆描述为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相关人员完全不同，一审判决没有针对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的抗辩进行释明，导致上诉人至今不清楚究竟张维、方帆对施贇作出的退群、尽快离开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等行为系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上诉人认为，假设一审判决采纳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的辩解，认定张维、方帆对施贊作出的退群、尽快离开浙江分公司等行为系个人行为，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2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张维、方帆参加诉讼。三、一审审理程序违法。正如上诉人前述，假设一审判决采纳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的辩解，认定张维、方帆对施贇作出的退群、尽快离开浙江分公司等行为系个人行为，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张维、方帆参加诉讼。但是，一审判决既不明确张维、方帆的身份，也不明确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的相关抗辩是否成立，导致一审判决遗漏了必须作为共同诉讼当事人参加诉讼的张维、方帆，从而造成一审程序违法。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提交证据《访谈记录》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上诉人认为，该证据形成于施贇死亡后，包括张维、方帆在内的多名同事以问答的形式向被上诉人陈述自己对于此事的看法及事情经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该证据种类属于证人证言，被上诉人未向法院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人也不存在法定可以不出庭的情形，故《访谈记录》应不予认定为证据使用。2、一审判决的裁判观点认为被上诉人对施贇采取的行为系其与施贇之间的保险代理关系而对施贊作出的合理限制，不具有明显过错，其主观上亦非为了侵害施贇的合法权利而为之。上诉人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上诉人认为，不管被上诉人与施贇之间系劳动关系还是保险代理关系，被上诉人对施贇的管理应当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不能打着保护女性的名义就可以肆无忌惮的不顾法律的约束，不顾施贇的以死抗争，肆意践踏施贇的合法权利，最终酿成施贇自杀的后果。死者施贇与同事邬兰之间的感情纠纷属于个人私生活，在这段感情中孰是孰非属于道德范畴，只能由施贇与邬兰作为当事人自行判断，被上诉人无权过问。施贇于2019年7月25日将邬兰的私密照放置于邬兰办公桌上的行为确实不妥，但鉴于邬兰已向公安机关报警，公安机关也当场出警及时对施贇的行为予以制止，公安机关始终未对施贇的行为认定为违法行为，也未对施贇追究任何法律责任。上诉人认为，邬兰的私密照是其主动发送给施贇，并非施贇采取强迫等手段所获取，邬兰自身应当对其私密照可能外泄有足够的认识，因此，施贇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上诉人还认为，因施贇的不当行为导致其与邬兰产生的矛盾本在被上诉人有限的小范围内已经得到平息，其影响程度并未达到一审判决所阐述的，施贇的不当行为会影响客户对被上诉人的评价。同时，邬兰如对公安机关未处理施贇的决定不服，完全可以通过法律程序解决。然而，被上诉人的“相关工作人员”张维、方帆既不做好邬兰的劝解工作，反而借口邬兰不满意为由，对施贇不依不饶，从限制微信群发言开始，直到最后明确要求施贇尽快离开被上诉人处，从头到尾毫无法律意识，贯穿着家长制的思维，以自己对邬兰的所谓“不平”替代法律法规、替代被上诉人的用工制度，不遗余力地逼迫施贇离职。事实上原审庭审当天，上诉人才知道直到施贇死亡当日被上诉人还没有作出对施贇的处理结果，张维、方帆系借被上诉人的名义一手酿成施贇的悲剧。更加令人费解的是，一审判决对于被上诉人的“相关工作人员”张维、方帆在未经被上诉人授权、擅自决定施贇离职的侵权行为不仅没有给予法律上的否定，反而给予正面肯定，认为被上诉人不具有明显过错，其主观上亦非为了侵害施贇的合法权利而为之，这样的裁判观点，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视同废纸，将张维、方帆打着被上诉人的名义，漠视施贇合法权利的违法侵权行为强行洗白成保护邬兰的合理行为，上诉人和九泉之下的施贇均不能接受。3、一审判决以被上诉人不存在侵权行为，主观没有明显过错，与施贇的死亡结果不存在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认为这样的判决不符合法律规定：（1）作为死者施贇的用人单位，没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至今没有以书面形式行使用人单位的人事管理权，单方面违法要求施贇离职；退一步讲，即使如浙江分公司所称，死者施贊与其系委托代理关系，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也没有依照双方之间的《个人保险代理合同》行使合同解除或者合同变更，而是片面强调死者施贇对邬兰有威胁的行为，在警方不予追究施贇任何责任的情况之下，不顾施贇的反对，强行要求死者施贇离开或者调动，这样的处理方式，既违反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也对死者施贇不公，直接实施人张维、方帆的主观过错十分明显。（2）作为死者施贇的直接上司张维、方帆，在处理施贇与邬兰之间的感情纠纷的过程中，工作方式简单粗暴、态度冷漠，偏袒邬兰，在施贇于2019年7月28日与方帆的聊天中第一次表明以死相抗、之后在又多次表明以死抗争的情况下，张维、方帆既未报警寻求警方帮助也未及时与上诉人联系，导致错失对死者施贇的救助和心理干预时机，从而酿成悲剧。张维、方帆的行为与死亡结果明显存在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可以说张维、方帆一手把施贇逼上绝路并不为过。（3）事发当晚即2019年8月6日凌晨1点47分，死者施贇通过微信群发布遗书，2时14分，该群备注为“贺总”的人员＠施赞，要求其不要自杀并要求群里的其他主观若知道施贇家人联系方式的，速与其家人联系，2时28分，方帆在群里表示，施贇家就在公司附近。4时许，施贇从外面回到居住的小区。5时许，施贇选择在居住的小区跳楼自杀，并当场去世。从一审判决认定的上述事实，可以证明，从方帆回复的2时28分至，施赞自杀的5时许，这么长的时间里，施贊的直接上司张维、方帆始终没有联系上诉人。8月6日凌晨约3点，方帆到了施贇家，上诉人章某问方帆手机里是什么？方帆拒绝告知，上诉人李桂珍又上前问方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方帆依然没有告知施贇想轻生的实情，这么重大，人命关天的大事，因方帆隐瞒事实真相，而上诉人全家却都蒙在鼓里，事实真相不得而知，使得悲剧发生。事实上，只要方帆把实情告知于上诉人，上诉人才有足够的时间不遗余力去营救施贇，左邻右室及小区的保安等众多人都会与上诉人一起去救施贇，施贊家所在小区只有两个大门，上诉人很清楚施贇回小区的必经之路，悲剧完全可以避免和挽回。上诉人认为，即使到了8月6日凌晨约3点，只要方帆能够主动将实情告知上诉人，上诉人完全有足够的时间去挽救施贇，但是方帆隐瞒真相，使上诉人错失最后一次挽救施贇的计划，上诉人感到非常气愤。更何况，方帆早在2019年7月28日就已经知道施赞对其处理结果不满，已准备以死抗争，方帆既未上报高层引起重视，也没有马上通知上诉人，其主观对于施贇的生死是漠视的。因此，方帆的过错更为明显。由于被上诉人迟迟不和上诉人联系也没有及时报警，以致上诉人根本不清楚发生何事，对死者施贇无法展开救助。更为让人气愤的是，被上诉人在与上诉人处理死者施贇的后事时，对施贇受到的遭遇守口如瓶、保持沉默，上诉人在整理死者施贇的手机时，才获悉真相。4、一审判决将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的20万死亡慰问金与赔偿责任混为一谈，提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已约定，上诉人不得就施贇死亡再向被上诉人主张慰问金、抚恤金等的裁判观点。上诉人认为，慰问金与赔偿金，法律性质不同。赔偿金体现的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慰问金体现的是给予方对接受方的道义关怀，赔偿金属法律范畴，慰问金属道德范畴，二者完全不同。就本案而言，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出的是赔偿金而非慰问金，被上诉人之前支付的20万慰问金并不能与赔偿金抵扣，此外，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协议书，上诉人并未放弃追究被上诉人的法律责任。综上，上诉人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大都会人保公司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支撑，请求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二、对于一审法院判决就被上诉人与施贇之间的关系问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理由如下：第一、根据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与施贇于2018年5月24日签订的《个人保险代理合同》第一条第三款的约定可知双方之间系代理合同关系；且施贇是基于其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业务向大都会浙分领取佣金的，因此大都会浙分与施贇之间系代理合同关系。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可以确认施贇与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之间系代理关系，并非劳动合同关系。三、一审法院对于张维、方帆等人的定性问题是准确的。一审法院将张维、方帆等人描述成大都会浙分的相关人员的表述并无不当，且该几人的身份关系不是本案所要查明的核心问题。根据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提交的施贇与张维、方帆等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大都会人保公司与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在施贇事发后第一时间所做的访谈笔录，均可印证施贇案发前后张维、方帆等人所经历的事情以及听到、了解到的相关事实。上述证据是事发后，被上诉人通过笔录所固定的案件真实情况。一审法院未传唤上述人员出庭作证并采纳该证据不存在程序瑕疵。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第一、被上诉人之行为并不存在明显过错，在施贇做出了威胁邬兰的行为后，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均是符合常理逻辑的，且在一般人所能理解并承受的范围内。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的行为并非为了刺激施贇，而是在避免矛盾的进一步激化。第二、施贇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对自己的行为举止有一定的认知能力，其应当在合理合法且符合公序良俗的情况下控制自己的行为。本案中，施贇通过泄露他人隐私的方式恶意威胁他人，该行为已经触犯刑事法律红线。事发后，其不但不反思己过，反而偏激的将责任强加在邬兰及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相关人员头上，认为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相关人员不分青红皂白，偏袒邬兰。事实上，站在任何一个管理者或者中立方角度来看，均不难认定施贇的行为颇失风度，且已足以威胁到他人人身及隐私安全。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出于企业经营管理的考虑，有必要对该行为作出一定的评价。在施贇暴露邬兰隐私后，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相关人员多次与施贇沟通，听取施贇内心的想法，疏导其内心抑郁，劝导施贇不要再次引发冲突或矛盾，在此过程中，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并未选择立即解除与施贇之间的代理关系。且被上诉人也在一审中陈述，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相关人员是在与施贇充分协商后作出初步决定，将施贇的工作岗位安排至大都会钱江新城职场。上述措施均为温和的、使人易接受的，并非粗暴的、直接的处理方式。即使是基于以上情形，根据事后了解到的信息，施贇仍然在事前踩点，留下遗书，其行为可以反映出其采取自杀行为并不是因一时冲动所致。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无法预判施贇的内心真实想法，也无法预料到施贇会选择自杀的举措。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在知晓施贇存在自杀的可能性的情况下，已经采取了一切合理措施，履行了基于公序良俗应尽到的义务，但悲剧仍无法避免，被上诉人仍感到惋惜。故在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不存在过错的前提下，施贇自己选择自杀的结果，该结果与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之间的行为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因果关系。第三、退一万步讲，在施贇在大都会浙分交流群流露出自杀倾向后，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相关人员已经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的补救、挽回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拨打110报警、直接到施贇所居住的小区联系其家属，积极寻找施贇，拨打联系施贇本人等，但最终均没有挽回施贇的生命。对于施贇在非工作时间、非工作地点采取的自杀行为，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已经尽到了作为一个企业能尽到的所有义务，不存在过错。 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无新证据提供。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依据其与施贇与签订的《个人保险代理合同》，对施贇的行为进行相应的管束，在合理、合情、合法的范围内，施贇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选择轻生系其自身行为所致，与大都会人保浙江分公司的管束行为并无因果关系，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74元，由李桂珍、施矛文、章某、施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李国标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一日 书记员  徐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