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民再21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启文贸易有限公司（ChiWenTradingCo.Limited）。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九龙尖沙咀漆咸道南39号铁路大厦25楼2504-5室（Room2504-5,25/F,RailwayPlaza,39ChathamRoadSouth,Tsimshatsui,Kowloon,HongKong）。代表人：邓建平，该公司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奋腾，广东财富东方（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永鸿，广东财富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广东博浩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五羊新城东兴南路85号西梯三楼。负责人：吴非比，该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彪，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若晴，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启文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文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广东博浩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博浩所）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1民终76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5月28日作出（2018）粤民申75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启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奋腾、熊永鸿，被申请人博浩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彪、张若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启文公司申请再审称，请求对本案进行提审或指令再审，撤销二审判决的第一项、第二项，维持一审判决即驳回博浩所对启文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二审、再审的诉讼费用均由博浩所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委托执行协议书》项下代理行为已无法实现委托目的。双方签署的《委托执行协议书》约定由博浩所代理申请执行（1999）粤法经二终字第303号民事判决事宜，帮助启文公司实现债权、取得执行款项，方式为风险代理，即在达成委托目的后才能收取律师费，合同有效期至2008年4月30日止。自2006年4月10日开始，博浩所以启文公司代理人的身份向广州海事法院申请恢复案件执行，至上述期限届满，执行工作无任何实质进展。2011年3月31日，启文公司虽通过董事会决议并向博浩所出具授权委托书，但双方并未签署新的委托代理合同。博浩所就案件执行向广州海事法院提交变更申请，将被执行人股东列为新的被执行人，然而在2011年7月10日、9月15日，广州海事法院先后作出裁定，对上述变更执行主体申请及该申请被驳回后所提异议均予驳回。至此，《委托执行协议书》约定的代理义务未能完成，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并未成就。二、《委托执行协议书》《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之间为续签、变更关系。依照《委托执行协议书》第七条的约定，延长该协议的有效期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合同期限届满、工作取得明显进展、续签书面协议。《委托执行协议书》约定期限届满后，其合同目的未能实现，鉴于广州海事法院所作裁定明确指出变更被执行人问题“需经实体审查才能认定”，故博浩所向启文公司建议，先解决责任主体问题，从而最终实现债权。经协商一致，双方于2011年12月26日签署《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就合同期限、合同对价（即律师费）的计算标准和金额等部分权利义务内容进行变更。两份合同在委托目的即实现执行案债权、支付律师费的必要前提条件即取得执行案债权受偿款、核心工作内容即全面调查、收集被执行人转移财产逃脱债务的事实和证据等基本要素是相同的，“继续实行风险收费”等表述亦表明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博浩所于2016年8月16日向启文公司出具的函件再次确认了后合同是前合同的延续。因此，《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是对《委托执行协议书》的续签和变更，二者并非两个相互独立的合同，根据“后合同效力优于前合同”的法律原则，前、后两份合同就同一项权利义务均有约定的，以后者为准。三、《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后，博浩所以启文公司诉讼代理人的身份对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港公司）等提起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之诉，启文公司一审胜诉后，在该案二审阶段与广州港公司等签署和解协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据此作出（2014）粤高法民终字第171号民事调解书，启文公司由此取得和解款项共计港币20222452元。以上表明，启文公司的债权是通过《民事委托代理合同》项下侵权责任纠纷案诉讼调解的方式实现的，并非原执行案。启文公司收取和解款项后，按照《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比例，于2017年5月10日向博浩所支付了全部律师代理费共计港币4138842.06元。因此，双方的委托代理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启文公司并未拖欠博浩所律师代理费，二审法院判决启文公司依照《委托执行协议书》所约定的30%比例再次支付律师代理费显属错误，应予纠正。博浩所答辩称，一、《委托执行协议书》与《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是两份各自独立的合同，二者的签订时间、缔约目的、受理法院、委托事项、代理事项、工作结果等均不相同。首先，《委托执行协议书》系为重新启动(1999）粤高法经二终字第303号民事判决的执行程序，协助法院完成该案的执行工作；而《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为上述判决强制执行过程中变更被执行主体的诉讼案件。其次，《委托执行协议书》约定博浩所的工作内容为“负责全面调查被执行人在诉讼期间违法转移财产、逃脱债务的事实，收集相关证据”；而《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则要求博浩所“负责全面调查、收集诉讼相对方在香港、深圳、中山、肇庆、韶关、台山、开平、江门、新会等地转移资产的具体证据”。再次，《委托执行协议书》的目的在于获取（1999）粤高法经二终字第303号民事判决的执行款项；而《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目的在于提起并参加强制执行过程中新增加的变更被执行主体案件的诉讼。最后，按照《委托执行协议书》的约定，启文公司应按实际执行所得财产总额的30%支付律师费；而按照《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启文公司应当按胜诉标的额的20%支付律师费。二、在《委托执行协议书》约定的两年有效期届满后，双方虽未续签合同，但博浩所仍继续以启文公司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履行约定义务，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州海事法院反映案件情况，且启文公司于2011年3月31日通过董事会决议决定继续原珠江货柜运输中心案件的执行程序，委托博浩所继续负责（1999）粤高法经二终字第303号案的强制执行工作，并书面委托博浩所在变更被执行人或另行提起诉讼案件中作为其代理人。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启文公司要求博浩所作为代理人申请强制执行（1999）粤高法经二终字第303号判决，亦应按《委托执行协议书》的约定支付相应报酬。三、从双方的约定及履行情况看，并无证据证明《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已经取代《委托执行协议书》。按照约定，若在变更被执行主体的诉讼中不能胜诉，博浩所就不能获得胜诉标的额20%的律师费；但即使在变更被执行主体之诉讼中不能胜诉，而在执行中取得（1999）粤高法经二终字第303号民事判决的执行款，博浩所亦可根据《委托执行协议书》的约定收取相应的律师费。四、《委托执行协议书》《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分别为执行代理、诉讼代理，启文公司已实际收到变更后的被执行主体所支付的执行款，表明博浩所已经履行了两合同所约定的义务，启文公司应按两合同的约定分别支付相应报酬。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启文公司的再审请求缺乏理据，应予驳回。博浩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启文公司支付拖欠的律师费港币6066735.60元及利息（利息暂计至2016年8月31日为港币68687.08元，请求判决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暂计至2016年8月31日的本息合计港币6135422.68元，按港币兑人民币0.8852计算，折合人民币5431076.16元）；2、诉讼费由启文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外人珠江货柜运输中心与启文公司就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货物交付纠纷一案，广州海事法院作出（1998）广海法事字第8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珠江货柜运输中心赔偿启文公司货物损失港币15717275元及其利息（利息从1998年4月17日起至该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港币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之后，珠江货柜运输中心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经审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24日作出（1999）粤法经二终字第30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启文公司遂向广州海事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03年3月6日，广州海事法院以“珠江货柜运输中心于1999年已处于歇业状态，而且没有可供执行财产”为由，作出（2002）广海法执字第133号民事裁定，裁定对（1998）广海法事字第80号民事判决中止执行。2006年4月15日，博浩所与启文公司在案外人广州铁路（集团）公司的住所地即广州市签订《委托执行协议书》，其中约定：启文公司委托博浩所重新启动上述案件的执行程序；博浩所受启文公司委托，指派马克东、吴非比律师为该执行案的代理人，在启文公司的授权范围内代理该执行案的一切法律事务；博浩所负责全面调查被执行人在诉讼期间违法转移财产、逃脱债务的事实，收集相关证据，并将调查所取得的证据资料整理呈送人民法院和有关部门；博浩所负责代理工作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调查费、差旅费以及其他与取证有关的实际支出；法院依规定应收的费用由博浩所先垫付，所垫付的资金在变现收入中直接归还；协议有效期为两年，自2006年5月1日至2008年4月30日，有效期满协议自然终止；若协议期满时仍未能完成该案的执行工作，且博浩所的工作已取得明显进展，博浩所、启文公司双方可根据实际情况续签协议延长有效期；该案为风险代理，根据广东省律师行业统一收费标准，启文公司同意以实际执行所得财产总额（执行所得的最终变现，并扣除应归还启文公司垫付资金后的财产）的30%支付律师费；费用的支付时间为启文公司每次收到执行财产（启文公司账户收到现款）后5天之内按约定比例支付等。庭审中，博浩所、启文公司均确认双方在上述合同期限届满后未续签协议，且不存在垫付费用问题。2006年4月10日及2007年11月15日、26日，博浩所以启文公司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先后向广州海事法院递交了《恢复执行并变更被执行人申请书》《恢复执行申请书》《关于(1999)粤法经二终字第303号案执行的情况反映》及《变更被执行人申请书》，申请将被执行人珠江货柜运输中心变更为广州港务局、中国广州外轮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外代公司）、广东省珠江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江航运公司）及珠江船务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江船务公司）,并恢复案件执行。2008年5月29日，博浩所以启文公司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提级或指定执行申请书》，申请依法提级或指定其他法院执行（1999）粤经法二终字第303号民事判决书的内容。2008年6月16日至2010年10月13日期间，博浩所先后八次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及广州海事法院反映上述案件情况。博浩所提交的《启文贸易有限公司董事会议记录》显示，2011年3月31日，启文公司经董事会通过下列决议：1，会议决定继续珠江货柜运输中心纠纷案的执行程序；2，会议决定委托博浩所的律师吴非比、姚翔律师办理申请（1999）粤法经二终字第303号民事判决强制执行之各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依法提起变更被执行申请人申请或另行提起诉讼），委托期限至该执行案执行终结之日止等。上述董事会决议经中国委托公证人及香港律师卢某公证并依法办理了文书转递。同日，启文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博浩所的吴非比、姚翔律师在珠江货柜运输中心因（1999）粤法经二终字第303号民事判决中申请强制执行（变更被执行人申请或另行提起诉讼）一案的委托代理人。2011年7月10日，广州海事法院作出（2011）广海法执变字第1号民事裁定，其中以“本案各方当事人在珠江货柜运输中心是否尚在清算、是否无履行能力或财产不足清偿、珠江货柜运输中心的股东是否在清算完毕前无偿接受了珠江货柜运输中心的财产、广州港务局是否应承担原广州港务局的民事责任等问题上存在重大争议。这些争议需要另行诉讼明确权利义务关系后，方能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相应处理”为由，裁定驳回启文公司追加被申请人广州港务局、广州外代公司、珠江航运公司和珠江船务公司为广州海事法院（2002）广海法执字第133号案被执行人的申请。之后，启文公司不服上述裁定，提出异议。2011年9月15日，广州海事法院作出（2011）广海法执异字第5号民事裁定，驳回启文公司对该院（2011）广海法执变字第1号民事裁定提出的异议。2011年12月26日，博浩所与启文公司签订（2011）博浩律民字第1226号《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就（1999）粤法经二终字第303号生效判决强制执行过程中新增加的变更被执行主体之诉讼案件，启文公司再聘请博浩所的律师作为委托代理人；委托代理权限详见公证转递的授权委托书；博浩所委派吴非比、姚翔律师作为上述案件中启文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负责全面调查、收集诉讼相对方在香港、深圳、中山、肇庆、韶光、台山、开平、江门、新会等地转移资产的具体证据；博浩所负责该诉讼案件调取新证据的所有调查费、出证费及旅差费等相关费用；法院收取合同所涉案件的诉讼等费用均由博浩所承担；该案诉讼继续实行风险收费，启文公司愿意以胜诉标的额的20%作为律师代理费，在执行款到达启文公司指定帐户三天内支付完毕；该合同于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生效，至博浩所的律师完成合同服务或双方解除合同时止；该合同项下的任何争议，交由博浩所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裁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等。2012年2月15日，启文公司诉广州港务局、广州外代公司、珠江航运公司、珠江船务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审理。2014年5月13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穗中法民四初字第87号民事判决。随后，广州外代公司、珠江船务公司不服上述一审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6年1月14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71号民事调解书,其中载明广州港务局、广州外代公司、珠江航运公司、珠江船务公司同意各自向启文公司支付港币5055613元，即四方共计向启文公司支付港币20222452元，以此作为该案的全部和解款项，从而最终解决启文公司与四方之间就该案所涉事宜（包括本金、利息和其他相关费用）等。根据启文公司提交的交通银行收款凭证显示，2016年2月5日，启文公司收到珠江航运公司银行汇款港币5055493元（该付款凭据右下角手写注明“香港银行代扣香港这边手续费港币120元，实际付款费港币5055613元”）；2016年2月29日，启文公司收到珠江船务公司银行汇款港币5055613元；2016年3月7日，启文公司收到广州港公司银行汇款港币4942983.57元；2016年3月8日，启文公司收到广州外代公司银行汇款港币4942983.58元。上述四家公司中，珠江航运公司、珠江船务公司分别在香港汇款，珠江船务公司、广州港公司分别在广州汇款；根据珠江船务公司、广州港公司分别提交的《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税务备案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完税证明》显示，广州港公司及广州外代公司的合同总金额均为港币5055613元，此次付汇金额分别为港币4942983.57元及港币4942983.58元，其中已代扣缴企业所得税。2016年11月8日，博浩所以启文公司委托代理人的名义向广州海事法院提交申请书，申请裁定终结（1999）粤高法经二终字第303号案的执行。广州海事法院截至目前尚无回复。一审庭审中，博浩所、启文公司均确认，双方在上述执行案件中均未垫付任何费用。博浩所表示：涉案《委托执行协议书》签订后，博浩所一直致力于（1999）粤高法经二终字第303号案件的执行事宜，2011年3月启文公司以董事会决议方式确认继续由博浩所负责案件的执行工作，在双方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后，博浩所以启文公司委托代理人的身份通过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方式使案件得以圆满解决，故涉案《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是《委托执行协议书》的延续，启文公司获得款项应当视为涉案《委托执行协议书》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启文公司则认为：涉案《委托执行协议书》与《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各自独立，涉案《委托执行协议书》签订后，（1999）粤高法经二终字第303号执行案件一直处于中止状态，且《委托执行协议书》已于2008年4月因期限届满终止，之后双方没有续签；启文公司2011年董事会决议是委托合同的内部决策程序，并非是对2006年《委托执行协议书》的认可或续期，正因为双方认为2006年的合同期限届满，才会在2011年签订关于诉讼的委托协议，且在2011年的协议中没有任何涉及2006年的协议的效力问题。博浩所提起的诉讼案件是从上述执行程序衍生出来的，指向同一债权，如果法律允许的话，博浩所可以在执行程序中完成追加被执行人的工作。由于新的法规出现，导致发生新的诉讼，双方才会在《委托执行协议书》到期终止的情况下，重新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双方按照新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履行。博浩所明确表示：其在本案中只主张《委托执行协议书》，律师费的计算标准为按照（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71号民事调解书载明的调解金额港币20222425元的30%即港币6066735.60元计付；至于《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博浩所会另寻法律途径解决。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博浩所的全部诉讼请求。博浩所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博浩所的一审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审理过程中，启文公司为证明2011年12月26日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提交了以下证据：1.民事起诉状及（2017）粤0104民初7090号应诉通知书；2.博浩所的银行账户；3.撤回起诉承诺书；4.交通银行客户通知书；5.（2017）粤0104民初7090号民事裁定书；6.博浩所发票。博浩所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其所证明的内容亦无异议。二审法院认为，博浩所以启文公司拖欠其律师费为由提起诉讼，要求启文公司支付律师费等，本案为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因启文公司系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的公司，故本案为涉港商事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应参照涉外商事案件处理。一审法院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裁判本案的准据法，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二审法院予以确认。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诉辩意见，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启文公司是否应当按照《委托执行协议书》的约定向博浩所支付相关律师费用。关于《委托执行协议书》与《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关系问题。一、《委托执行协议书》与《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系两份各自独立的合同，二者的签订时间、约定内容、合同目的均不相同。首先，《委托执行协议书》系为重新启动（1999）粤高法经二终字第303号民事判决的执行程序、协助法院完成该案的执行工作，而《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委托事项为（1999）粤高法经二终字第303号民事判决强制执行过程中新增加的变更被执行主体的诉讼案件。《委托执行协议书》约定的是解决执行案件事项，《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是解决诉讼案件事项。其次，《委托执行协议书》约定博浩所的工作内容为“负责全面调查被执行人在诉讼期间违法转移财产、逃脱债务的事实，收集相关证据，并将调查所取得的证据资料整理呈送人民法院和有关部门”；《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则要求博浩所“负责全面调查、收集诉讼相对方在香港、深圳、中山、肇庆、韶关、台山、开平、江门、新会等地转移资产的具体证据”。再次，两合同的目的不同，《委托执行协议书》系博浩所受委托协助法院完成执行工作，最终获取（1999）粤高法经二终字第303号民事判决的执行款项。而《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系博浩所接受委托，提起并参加（1999）粤高法经二终字第303号民事判决强制执行过程中新增加的变更被执行主体的诉讼，并获得胜诉。最后，履行两个合同的结果不同。按照《委托执行协议书》的约定，启文公司委托博浩所协助执行而最终获取执行款，启文公司可以按照实际执行所得财产总额的30%支付律师费。而按照《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如果启文公司在该诉讼中胜诉，启文公司应按胜诉标的额的20%支付律师费。二、2006年4月15日，博浩所与启文公司签订《委托执行协议书》约定，由启文公司委托博浩所对（1999）粤高法经二终字第303号民事判决重新启动案件的执行程序，该协议有效期为两年，自2006年5月1日至2008年4月30日，有效期满协议自然终止。在该协议有效期满后，双方虽未进行续签，但博浩所仍多次以启文公司代理人的身份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及广州海事法院反映上述案件情况，且启文公司于2011年3月31日通过董事会决议决定继续原珠江货柜运输中心案件的执行程序，委托博浩所负责（1999）粤高法经二终字第303号民事判决强制执行案的工作，并于同日向博浩所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委托博浩所在启文公司与原珠江货柜运输中心因（1999）粤高法经二终字第303号民事判决申请强制执行（变更被执行申请人或另行提起诉讼）一案中作为委托人的代理人，代为提起执行申请等。可见，从双方的行为看，在《委托执行协议书》约定的有效期届满后，博浩所仍继续履行该协议约定的义务，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及广州海事法院反映上述案件情况，启文公司亦继续委托博浩所对（1999）粤高法经二终字第303号民事判决申请强制执行。根据权利义务一致的原则，启文公司要求博浩所作为代理人对（1999）粤高法经二终字第303号民事判决申请强制执行，亦应按照《委托执行协议书》的约定支付相应的报酬。三、从双方约定和履行情况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已经取代《委托执行协议书》。若博浩所在变更被执行主体的诉讼中不能胜诉，其就不能获得胜诉标的额20%的律师费；但即使博浩所在变更被执行主体的诉讼中不能胜诉，而在执行中获取（1999）粤高法经二终字第303号民事判决的执行款项，其亦可根据《委托执行协议书》的约定获得相应的律师费。四、虽然（1999）广海法事字第80号民事判决中止执行，但启文公司提起（1999）粤高法经二终字第303号民事判决强制执行案的变更被执行主体之诉，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调解结案，启文公司实际收到了变更被执行主体支付的执行款项。因此，博浩所已实际履行了《委托执行协议书》和《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义务，启文公司应按两合同的约定支付相应报酬。因博浩所已在另案主张《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报酬，且启文公司实际支付，本案不作审查。按照《委托执行协议书》的约定，启文公司应当以实际执行所得财产总额（账户收到现款）的30%支付律师费。经审查，启文公司共收到港币19997193.15元（港币5055493元+港币5055613元+港币4942983.57元+港币4942983.58元），按30%计算，为港币5999157.95元。因启文公司收到上述款项后未按协议约定向博浩所支付有关律师费，其应自收到上述款项之第六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关于博浩所收取的律师费是否过高问题。《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粤价[2006]298号)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委托执行协议书》与《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分别属于委托代理强制执行案件和诉讼案件，属于两个独立的委托事项。上述两协议约定支付律师费用的比例均未超过上述规定的限额，故启文公司主张博浩所存在超比例计收律师费的违法行为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纳。二审法院判决:一、撤销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4民初12928号民事判决;二、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启文公司向博浩所一次性支付律师费用港币5999157.95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其中以港币5055493元为基数，自2016年2月11日起计算；以港币5055613元为基数，自2016年3月6日起计算；以港币4942983.57元为基数，自2016年3月12日起计算；以港币4942983.58元为基数，自2016年3月14日起计算，至上述款项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三、驳回博浩所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981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9818元，均由启文公司负担。根据当事人在一审提交且确认证明力的（2012）穗中法民四初字第87号民事判决书、（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71号民事调解书、收款凭证、《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税务备案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完税证明》等证据，本院查明以下事实：启文公司作为原告提起的（2012）穗中法民四初字第87号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被告除广州港务局、广州外代公司、珠江航运公司、珠江船务公司外，还包括广州港公司；相应的二审案件（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71号案的民事调解书载明的付款义务主体除广州外代公司、珠江航运公司、珠江船务公司等三方外，第四方为广州港公司，而非广州港务局。在广州汇出和解款的两方当事人中，除广州港公司外，另一方为广州外代公司，而非珠江船务公司。一审判决查明的上述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除上述事实外，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有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审理过程中，启文公司提交了（2017）粤0104民初7090号案的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博浩所的银行账户、撤回起诉承诺书、交通银行客户通知书、博浩所发票等证据，用以证明《民事委托代理合同》项下律师费用支付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博浩所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据此补充查明以下事实：2017年3月，博浩所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启文公司向其支付《民事委托代理合同》项下按胜诉标的额港币20222452元的20%计算的律师费用港币4044490.40元。该案审理过程中，启文公司于2017年5月10日向博浩所支付款项港币4138842.06元。博浩所收到该笔款项后，按其此前所作承诺，以双方达成和解为由申请撤回起诉。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经审查，于2017年5月16日作出（2017）粤0104民初7090号民事裁定，准许博浩所撤回起诉。再审审理过程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再审认为：启文公司系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成立的企业，博浩所以代理事项已经完成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启文公司向其支付所欠律师代理费，故本案为涉港诉讼代理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对一审、二审法院适用中国内地法律解决本案争议均未提出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根据一审、二审判决及再审申请、答辩、开庭情况，能够确定双方对《委托执行协议书》《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启文公司在（1999）粤高法经二终字第303号民事判决的债权已通过另案诉讼调解得以实现、博浩所已足额收取《民事委托代理合同》项下律师代理费等均无异议，本案再审主要争议问题在于：《委托执行协议书》与《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关系，博浩所是否有权收取《委托执行协议书》项下的律师代理费。一、《委托执行协议书》与《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关系委托合同的属性、关系应根据合同目的、委托事务内容、具体权利义务、委托期限等的约定及其履行情况予以综合认定。本案中，启文公司为实现其在（1999）粤高法经二终字第303号生效民事判决中的债权，与博浩所先后签订《委托执行协议书》《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两份文件。（1999）粤高法经二终字第303号判决生效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于2003年3月6日被裁定中止执行，双方于2006年4月15日签订的《委托执行协议书》载明其目的是为重新启动执行程序，博浩所的工作任务是调查被执行人珠江货柜运输中心的财产转移情况，并约定了按实际执行所得财产总额30%的标准收费、期限为两年（2006年5月1日至2008年4月30日）及期满后续签协议、延长期限的条件。本案已查明事实显示，博浩所在约定期限内主要进行了向广州海事法院递交针对执行程序的相关申请的工作，启文公司的债权未获得任何清偿，案件执行工作并无明显进展，不符合《委托执行协议书》关于续签和延期的条件。2011年的7月至9月，广州海事法院对启文公司关于追加被执行人的申请及不服驳回追加申请的裁定所提异议均不予支持，并指明需通过另案诉讼明确权利义务。在此情况下，双方于2011年12月26日另行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载明合同目的在于处理变更被执行主体的诉讼案件，约定博浩所的工作任务是全面调查珠江货柜运输中心的股东广州港公司、广州外代公司、珠江航运公司、珠江船务公司在各地转移资产的证据和事实，计费标准为胜诉标的额的20%。博浩所委派律师作为启文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参加了由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及其上诉案的审理。以上事实表明，《委托执行协议书》与《民事委托代理合同》虽是基于实现同一项债权的目的而签订，但其在所针对具体诉讼程序、案件类型、工作任务、计费标准等主要合同条款内容均有显著区别，且《委托执行协议书》在约定期限届满后未达到续签条件，双方于事实上未进行续签，亦未达成关于延长合同期限的一致意思表示，故应认定《委托执行协议书》与《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是存在一定关联但相互独立的两个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分别按照两合同的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二、博浩所是否有权收取《委托执行协议书》项下的律师代理费启文公司在（1999）粤高法经二终字第303号判决的债权最终通过（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71号案的诉讼调解实现，博浩所亦在其后依照相应《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按实际执行款20%的比例足额收取该诉讼案的律师代理费港币4138842.06元，启文公司在该合同中的付费义务已履行完毕。《委托执行协议书》与《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系为实现同一项债权而先后订立，《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所涉事务的完成情况必然对《委托执行协议书》产生影响，但由于二者为相互独立的合同，《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所涉债权的实现不能当然地视为《委托执行协议书》的履行，且《委托执行协议书》在期满后未再续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期限。附生效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至时生效。附终止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满时失效。”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依照《委托执行协议书》的约定，该执行案实行风险代理，以实际执行所得财产总额的30%计收律师代理费，则启文公司在每笔执行款实际到账后才产生按上述比例支付费用的义务，且该项义务随2008年4月30日协议终止期限届满而终止。启文公司在协议有效期内并未实际收到任何执行款，故其不负有按该协议约定支付律师代理费的义务。因此，博浩所在本案中请求依照《委托执行协议书》的约定支付律师代理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合理性、正当性不足，不应支持。综上所述，启文公司的再审请求有理，本院予以支持。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处理结果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1民终7677号民事判决；二、维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4民初12928号民事判决。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9818元，由广东博浩律师事务所负担。广东博浩律师事务所实际预交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5166元，由一审法院向其清退人民币2534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9818元，由广东博浩律师事务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杜以星审判员  李民韬审判员  莫 菲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古陆珠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