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8民初47467号原告：崔鸣放，男，1957年5月1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曹玉强，男，1966年3月26日，汉族，自由职业者，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崔鸣放与被告曹玉强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崔鸣放、被告曹玉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鸣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曹玉强支付10000元辛苦费。事实理由：我与曹玉强是邻居。2014年6月28日，房屋产权单位拟对我们的居住地进行腾退拆迁，补偿方案为公租房安置和货币补偿每户70至90万元。该方案只有3户居民签约，遭到同住52户居民的强烈反对。为了确保拆迁利益最大化，我和其他10名同志被推选为居民代表，带领大家集体维权。在全体居民会上双方达成如下约定：“崔鸣放为52户居民的诉讼代表，若能争取到产权房补偿，每户向崔鸣放支付10000元。”最后决定“原协议不变，外加向崔鸣放代表支付10000元辛苦费，立字为证，从住上产权房开始付款……”。曹玉强签字确认，双方形成委托关系。我自接受委托以后，自学专业知识，克服身体重度残疾的不利条件，在同住居民李振茹、李双全、杨宝春的陪同下，通过座谈、信访、诉讼等方式获取了大量有利于我们拆迁信息的相关证据，使曹玉强由最开始仅获得货币补偿和公租房安置，最终获得商品房安置外加40至60万元的货币补偿。据此，我履行了委托事务，为曹玉强争取了巨大的财产利益。上述事实已经得到海淀区人民法院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审查确认并依法作出支持我的民事判决。然而面对无可辩驳的事实，曹玉强仍未履行支付“辛苦费”的约定义务。为维护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曹玉强辩称：1、2014年9月我与崔鸣放签订授权委托书，委托崔鸣放在与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相邻关系纠纷一案中，作为本人的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2015年2月，我委托崔鸣放为52户居民就产权房补偿问题的诉讼代表。崔鸣放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就上述两个委托事务代表我们提起了相关诉讼及形成了相关的判决书，都是崔鸣放个人的名义，没有体现出代表我们的证据，这些正是崔鸣放利用普通百姓善良与无知的体现。委托书及协议认可，但没有过程和结果。2、2015年2月7日，我与崔鸣放签订协议，委托崔鸣放做52户居民的诉讼代表，协议约定若争取到产权房补偿，每户向崔鸣放支付辛苦费一万元整，从住上产权房开始付款。双方形成委托关系。依据合同法第405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向其支付报酬。诚信为本，每个人都要有契约精神，本人认可。但是由于崔鸣放的过错，提前解除合同，并没有完成委托事务。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向受托人支付相应报酬。反之，本人不应向崔鸣放支付任何报酬。2016年11月20日，崔鸣放被强拆后剩余8户居民分别几次到崔鸣放家里协商关于委托事宜，崔鸣放明确表示：不再参与委托代理事务，且对此事已无能为力，意思表示与我们解除委托合同，当时在场的人都可证明。从此崔鸣放与我们就委托事务再无有过任何联系。崔鸣放已作出明确表示且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其已单方解除委托合同。2017年1月4日、5日，崔鸣放分别给张中跃、曹玉强打电话承认：由于自己的过错导致8户居民另行聘请律师。另外电话中我己明确告知崔鸣放：我获得的每一分钱、每一平方米都是段律师给我争取来的，意为与崔鸣放无关，崔鸣放表示赞同。崔鸣放突然提前解约的事情发生使我们措手不及，我们剩余8户居民万般无奈只能匆忙寻找解决方案，为了避免遭到同崔鸣放一样房屋被强拆的风险，必须马上寻找新的委托人对我们的房屋进行财产保全，即刻寻找符合我们要求的维权律师。经过筛选，我们于2016年11月29日聘请段福惠律师作为我们的诉讼代理人。8户居民分别与律师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每户律师费用为五万元整，有合同为证。我们8户居民冒着严寒与酷暑分别到过北京市人民政府、海淀区人民政府、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区公安分局、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海淀区住建委、海淀区规划委、清河派出所、清河街道办事处、上地房地产开发公司等地进行信访，经过一年多的信访与诉讼，最终于2018年3月15日得到了我们应得的产权房，也达到了满意的补偿结果。原本一万元可以解决的问题，却因崔鸣放的提前解除委托合同，给我们每户造成了五万元的直接损失以及大量人力、财力、时间的付出，这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损失是巨大的。综上，崔鸣放中途解除委托合同，并未完成委托事务。2015年2月7日签订的合同中约定：若争取到产权房补偿，每户向崔鸣放支付一万元辛苦费，“到”在字典中的解释是一种已经完成的状态，表示结果。但2016年11月崔鸣放提出与我们解除委托合同的时候我们的平房依然还在原地，并无得到产权房之说，且后期我们所有的维权、诉讼崔鸣放也未参与。崔鸣放的行为充分表明其已放弃委托事务。依据合同法第406条之规定，有偿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以及第410条、第113的规定，我们将聘请律师就损失赔偿事宜另行主张。崔鸣放没有完成委托事务，并且是因崔鸣放的事由和我们解除委托合同，所以崔鸣放主张一万元辛苦费缺乏依据，与事实不符，请求法院驳回崔鸣放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2014年6月28日，北京市陶瓷厂拟对崔鸣放、曹玉强等人居住的该厂南区平房宿舍危房改造范围区内的公租房进行腾退，由“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腾退工作组”发出《致居民的一封信》，公布的腾退置换办法包括货币补偿和公租房安置，腾退期限为2014年6月28日至2014年8月31日。该方案受到大部分被腾退住户的反对。2015年3月16日，崔鸣放在本院向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6月15日判决驳回了崔鸣放的诉讼请求。该案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崔鸣放等居民代表还先后向有关部门提交了《关于上林溪住宅楼严重遮挡阳光，造成50多户居民无法正常生活问题的举报材料》、《关于冯运生招摇撞骗、违法拆迁问题的举报》等材料。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于2014年11月26日向申请人崔鸣放出具《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就有关投诉请求进行了书面答复。2015年，崔鸣放与李振茹、于文淼等居民召开会议，会议记录上载明：“崔鸣放为52户的诉讼代表，若争取到产权房补偿，每户向崔鸣放支付1万元……最后决定原协议不变，外加向崔鸣放代表支付1万元辛苦费，立字为证。从住上产权房开始付款”。共有包括曹玉强在内的多名居民在会议记录上签了字。会议记录载明的日期为2015年2月7日。2016年4月20日，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腾退指挥部发出《致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居民一封信》，信中表明，该宿舍区房屋经鉴定为危险房屋（D级），决定对该宿舍区实施解危排险腾退工作，腾退方式为“实行房屋安置”，腾退人可获得房屋补偿补助款并按约定价格自行购买安置房（海淀区文龙家园二里）。此后，崔鸣放、曹玉强等居民先后取得拆迁安置房屋。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如下：崔鸣放主张依据上述已查明事实、证据以及曹玉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及会议记录，其已履行委托事务，为曹玉强争取到相应的拆迁补偿权益，曹玉强应向其支付辛苦费1万元。曹玉强认可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认可其与崔鸣放之间曾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以及其在2015年2月7日的会议记录上签字的事实，认可其曾委托崔鸣放为其争取到拆迁利益后，才应向崔鸣放支付辛苦费1万元；但主张崔鸣放并未完成委托事务，2016年崔鸣放已明确表示且以自己的行为解除了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此后其所获得的拆迁利益均为聘请律师争取而来，与崔鸣放无关，故不同意向崔鸣放支付辛苦费用。曹玉强对此提交拆迁专项代理合同和诉讼判决书、录音光盘予以证明，主张段福惠律师代理其处理拆迁事宜并获得生效判决。崔鸣放不认可录音光盘的真实性，认可上述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上述证据的关联性，主张其已为曹玉强争取到了拆迁房屋，已完成了委托事务，曹玉强聘请律师是为了取得更多的拆迁利益。本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是以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为基础和前提。委托人之所以选定受托人为其处理事务，是以他对受托人的办事能力和信誉的了解、相信受托人能够处理好委托的事宜；而受托人接受委托，也是出于愿意为委托人服务，能够完成受托事务的自信，基于对委托人的了解和信任。本案源起于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的拆迁腾退计划，涉拆迁腾退的居民不满意2014年“货币补偿和公租房安置”的腾退置换方案，遂委托包括崔鸣放在内的居民代表开展维护自身权益的活动。2015年，居民召开会议并在会议记录上签名，同意“崔鸣放为52户的诉讼代表，若争取到产权房补偿，每户向崔鸣放支付1万元”的会议决定。参会居民的上述行为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应属合法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恪守上述承诺，亦属参会人员诚实信用之责。诉讼中，曹玉强对其在该会议记录上签字的事实予以认可，故其应当对自己的民事行为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曹玉强虽主张崔鸣放与其解除了委托关系，其所获得的拆迁利益均系其另行聘请律师为其争取所得，与崔鸣放无关，但崔鸣放对此不予认可，曹玉强亦未就此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崔鸣放接受居民委托，代表大家向有关部门反映意见、提起诉讼，主张按照会议决定获取“辛苦费”，具有事实依据。本案当事人之间，虽没有签订严格意义上的双方书面合同，但依其民事法律行为的性质，应可准用合同法上有关委托合同的规定。应当指出的是，本案中2015年形成的会议决定，并不意味着崔鸣放代表社区居民直接就产权房补偿问题实际提起了相应诉讼，实质上，产权房补偿等补偿方式问题只能由拆迁人根据拆迁政策出台具体条件解决，不可能通过诉讼活动直接解决。2016年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的危房鉴定及解危排险腾退工作，正是在相关政策依据之下解决被拆迁居民合理诉求的有效方式。在案证据并不能证明这一解决方式是崔鸣放受托完成委托事务的直接结果，但从2014年以来的发展过程来看，两者之间存在一定因果联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崔鸣放受托担任诉讼代表之事务并不以其受托活动而得到解决，但崔鸣放确为此付出了劳动和时间，且其代表社区居民争取产权房补偿的利益诉求目的已经达成，委托人应当按照2015年会议决定给付“相应的报酬”。曹玉强虽主张其已与崔鸣放解除委托合同，但未就此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本院根据崔鸣放陈述及相关证据，考虑其实际付出的劳务，酌定其应得的“相应的报酬”为会议决定的“辛苦费”的60%，即6000元，崔鸣放主张超出的部分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一、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10日内，曹玉强向崔鸣放支付6000元；二、驳回崔鸣放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元（崔鸣放已预交），由曹玉强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交纳。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王媛媛二〇二一年一月七日书记员  底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