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73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晓敏，女，1991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苏州。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兴根，苏州市吴中区长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振家，男，1979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苏州市虎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绍勇，上海正源（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苏州誉捷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苏州高新区竹园路****楼**。执行事务合伙人：吴晓敏。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兴根，苏州市吴中区长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吴晓敏因与被上诉人沈振家、原审原告苏州誉捷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誉捷企业）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5民初51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晓敏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沈振家支付吴晓敏股权转让款375万元及滞纳金或发回重审；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沈振家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推定吴晓敏知情并追认2018年11月《股权转让协议》,与事实严重不符。1.沈振家的行为表明其不承认2018年12月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系根本违约，该协议应撤销。2018年11月28日，云南大益金服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益金服）已经是苏州犀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犀牛公司）的显名股东，故沈振家在次日（即2018那年11月29日）已无权私自和吴晓敏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其未经大益金服同意，明知无法履行，无论吴晓敏是否承认2018年12月的《股权转让协议》，吴晓敏都无法实现该股权转让的合同目的。一审错误认定2018年11月的《股权转让协议》对双方均有约束力。2018年11月和12月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71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属无效。2.沈振家于2019年4月22日私自将其所持有的全部股份质押给大益金服，用于向犀牛公司借款200万元。该行为表明沈振家依然认为其系49%股权的所有权人。直至本案一审第三次开庭时，沈振家的股权依然处于质押状态。沈振家无法解释《股权转让协议》订立后怠于履行过户登记的主要合同义务，时间长达近一年半，应认定股权转让因恶意而无效。3.犀牛公司于2020年6月28日变更了经营范围，但相关股东会的召开和表决从未通知吴晓敏，即沈振家、大益金服、犀牛公司管理层从未承认过吴晓敏的股东身份。二、沈振家与大益金服于2019年4月19日签订的经工商备案的《股权质押合同》中第十一条表明沈振家无权私自转让股权。三、一审认为吴晓敏知情就代表其追认，吴晓敏签订2018年12月的协议即以自己的行为对2018年11月的协议进行追认，缺乏事实依据，认定错误。吴晓敏知情的是股权转让余款为375万元，但以375万元兑换无法变现的股权，不符合常理，吴晓敏不可能追认，吴晓敏始终认为6.55%股权对应的价值为87.77万元。对于2018年11月的协议，吴晓敏事后并未签字确认，且该份协议中均无吴晓敏认可2018年11月协议的表述。2018年11月和12月的两份协议是内容不同、相互独立的协议。2018年12月的协议并未认可2018年2月的协议中止，从形式上看，2018年12月协议是对2018年11月协议的修正，也是对2018年2月协议的补充（即明确股权对应的出资额）。四、从股权价值来看，吴晓敏也不会同意沈振家用6.55%股权抵偿375万元。大益金服入股犀牛公司时，犀牛公司已资不抵债，没有偿付能力，其不得不接收高估值债务重组（债权打折）。沈振家完全具有偿付能力，吴晓敏没有理由按照显失公平的高估值接受沈振家转让犀牛公司6.55%的股权抵偿375万元。五、一审仅认定吴晓敏应请求交付股权，而非股权转让款，但对于如何交付股权没有明确释明，并未实际解决争议，且一审认定吴晓敏应请求交付股权在事实上不能成立。一审对于2018年2月的协议已作出合法有效的认定，沈振家并未证明该份协议已被终止或解除，尽管2018年11月的协议中有“中止”的表述，但并非终止履行。中止履行不等于吴晓敏无权要求恢复履行，吴晓敏基于2018年2月协议要求沈振家支付股权转让款完全合理。沈振家辩称：一、关于2018年11月《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根据犀牛公司历年来股权变更的情况以及吴晓敏入股公司前后与公司的协商情况来看，都是由吴某,4代表吴晓敏与公司的股东及管理人员包括沈振家协商，在沈振家看来，吴某,4与吴晓敏是一体的。沈振家二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证明，从2017年吴晓敏入股公司，到本案提起诉讼，都是吴某,4代表吴晓敏参与公司股东之间的协商。2018年11月吴晓辉所签署的协议，与2018年12月份吴晓敏签署的协议以及2018年11月初大益金服入股公司时所签署的框架协议，协议中关于该部分股权处理问题的约定是一脉相承的。沈振家一审中所提交的相关股东会决议，也与上述协议一脉相承。一审期间，吴晓敏提交了一份由其代理人陈兴根手写的情况说明，其中表述了对于2018年11月份吴晓辉所签署的转让协议中关于“中止”的理解，故其仅是对该协议中的部分词语进一步解释，而就该协议的效力已作出认可。二、关于6.55%股权稀释后能否变现，吴晓敏的权利能否实现的问题。相关的股东会决议可以证明，包括大益金服、沈振家等人都在决议上签字或盖章，公司所有的股东对该股权转让已事先签署了股东会决议并认可该股权转让的效力。一审期间，大益金服也出具了书面说明，认可该股权转让的效力。二审中，沈振家提交的吴某,4与公司其他股东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证明犀牛公司的其他股东认可吴晓敏是犀牛公司股东的事实。相关股东微信群中显示，2018年5、6月时，吴某,4主要的诉求是想尽快将6.55%的股权进行工商变更登记，但因为当时犀牛公司完全由大益金服掌控，沈振家在中间一直协调，大益金服可能考虑到其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身份，一方面承认吴晓敏的股东地位，另一方面可能希望吴晓辉、吴晓敏作为隐名股东存在，且大益金服也没有明确表示拒绝吴晓敏进行股权变更，微信记录也显示双方持续协商，试图达成一个各方都满意的方案。本案一审期间，大益金服已经解除了股权质押，也同意将吴晓敏变更为显名股东。综上所述，该6.55%的股权进行工商变更登记没有实质的法律障碍。吴晓敏的上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请求二审予以驳回。誉捷公司二审未作陈述。吴晓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沈振家支付股权转让款278.6万元（2018年9月至2019年7月），违约金20.32万元，按年息15%计算，合计298.92万元；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沈振家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2月5日时，誉捷企业将其持有的犀牛公司16.93%的股权转让给吴晓敏后，犀牛公司股东为沈振家、吴晓敏、张兴华，其中吴晓敏持股16.93%。2018年2月5日，誉捷企业、吴晓敏与沈振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吴晓敏、誉捷企业将其持有的犀牛公司16.93%的股权转让给沈振家，价格600万元；合同签订之日沈振家准备好首付款120万元，股权变更完成后2日内支付首付款120万元，2018年6月1日支付第二笔余款50万元，剩余430万元于2018年7月1日起每月10日支付25万元，付清为止；考虑公司实际运营，每月支付金额可以上下浮动，最低支付金额为20万元；股权转让的所有税费由转让方承担，工商变更手续所产生的费用由转让方承担；如受让方未按约付款，每迟延一日应支付迟延部分价款的0.5%滞纳金，逾期超过30日视为违约。该合同签字落款处约定转让方为吴晓敏、吴某,4，两人均在合同落款处签字确认。2018年2月26日，吴晓敏将其持有的16.93%的股权变更登记至沈振家。犀牛公司并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修改后沈振家持股70.21%、张兴华持股29.79%。沈振家已支付股权转让款225万元。此后，张兴华将其持有的犀牛公司29.79%股权转让于沈振家。沈振家又将其持有犀牛公司股权100%中的51%转让于大益金服，其持股49%。2018年11月21日，吴某,4以“乙方吴晓敏、吴某,4”的名义，与沈振家签订《协议》，约定：因之前《股权转让协议》事实不能履行，该《股权转让协议》中止，“乙方吴晓敏、吴某,4”仍持有犀牛公司16.93%的股权，现认可《关于大益金服入股犀牛网络的框架协议约定》的基础上，“乙方吴晓敏、吴某,4”的股份稀释为6.55%。2018年12月29日，为将沈振家名下犀牛公司股权6.55%交付吴晓敏，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该部分股权以0元转让给吴晓敏。该部分股权尚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一审中吴晓敏解释称受让6.55%的股权，是因为该部分股权对应的注册资本为87.77万元，该部分股权回转系用于抵销2018年2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股权转让余款中的87.77万元。2019年4月，沈振家将其持有的犀牛公司49%的股权质押于大益金服。2019年12月23日，大益金服出具情况说明，承诺将配合沈振家办理6.55%犀牛公司股权交付吴晓敏的工商变更手续，并不因其享有的质权而对工商变更登记造成任何障碍。一审中，吴某,4作为证人提供证人证言称：1、其签订2018年11月《协议》未经吴晓敏同意；2、吴晓敏在签订2018年12月股权回转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时，其告知吴晓敏6.55%的股权注册资本为87.77万元，该部分股权回转系用于抵销2018年2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股权转让余款中的87.77万元。一审中，沈振家多次表示愿意交付吴晓敏6.55%的犀牛公司股权。经释明，吴晓敏坚持诉讼请求，拒绝变更诉讼请求为主张股权。吴晓敏还确认，其最初受让犀牛公司16.93%的股权支付的对价为66万元。一审另查明，吴某,4为吴晓敏的哥哥。一审中，沈振家称本案中暂不提起反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2018年2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中止履行。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2018年2月5日，吴晓敏、沈振家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属合法有效。2018年11月21日，案外人吴某,4以“乙方吴晓敏、吴某,4”名义，同沈振家签订了《协议》，约定原《股权转让协议》中止，原16.93%的犀牛公司股权稀释为6.55%由“乙方吴晓敏、吴某,4”享有。该协议虽然没有吴晓敏签字确认、也没有吴晓敏的授权委托，但吴某,4与吴晓敏是亲兄妹，吴某,4素有代表吴晓敏参与犀牛公司股权转让的交易习惯、吴晓敏一审中也持有该协议原件，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吴晓敏对于2018年11月的《协议》是知情的。关于吴晓敏解释称6.55%的股权系用于抵销《股权转让协议》中的股权转让余款中87.77万元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回转6.55%股权的协议明确约定对价为0元，公司注册资本金额与股权转让价款为不同概念，如2018年2月的《股权转让协议》与2018年12月回转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同时存在并具有约束力，沈振家尚应支付的股权转让余款仍为375万元，并不存在吴晓敏解释的抵销其中87.77万元的效果，故一审法院对吴晓敏解释的签订2018年12月《股权转让协议》的动机不予认可，对证人吴某,4的证言也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2018年11月《协议》签订后，吴晓敏与沈振家签订了0元回转6.55%股权的2018年12月《股权转让协议》，该行为表明吴晓敏与沈振家在共同执行2018年11月《协议》的约定内容，吴晓敏以自己的行为对该《协议》进行了追认。因此，2018年11月《协议》对吴晓敏、沈振家均具有约束力。2018年11月《协议》约定原《股权转让协议》中止履行，此系双方对于股权转让的最近约定。目前，2018年11月《协议》所载的标的物—6.55%的犀牛公司股权并不具有交付的障碍，吴晓敏应请求交付股权而非股权转让款。吴晓敏、誉捷企业请求交付股权转让款及未交付股权转让款的逾期违约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获得支持。据此，一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吴晓敏、誉捷企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71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5714元，由吴晓敏、誉捷企业负担。二审中，为支持其上诉请求，吴晓敏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2019年4月2日，股权质押合同及股权出质设立登记受理通知书。证明沈振家一直恶意欺骗吴晓敏，并没有股权交付的真实意图。2018年12月29日股权转让协议对应的股东会决议中大益金服的章是后补的。证据二、2020年6月28日，犀牛公司股东会决议，证明沈振家一直恶意欺骗吴晓敏，并没有股权交付的真实意图。证据三、郑敬辉、吴锦、沈振家、犀牛公司等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证明犀牛公司于2018年12月前后，负债累累，资不抵债。沈振家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关于证据一，股权质押合同签署的背景是犀牛公司2019年上半年经营困难，沈振家没有资金继续投入，且无法让大益金服继续投入资金，股权质押是一个妥协性的安排。但纵观质押合同签署前的股东会决议以及此后大益金服的表态，大益金服并无对抗吴晓敏就案涉6.55%的股权转让，且认可吴晓敏的股东地位。关于证据二，对真实性无异议，吴晓敏并非显名股东，工商备案的股东会决议无需其签名，但不代表大益金服和沈振家不认可其实际股东地位。关于证据三，对真实性无异议，当时犀牛公司经营状况不好，故引进了大益金服，让相关股东看到了犀牛公司东山再起的前景，该情况也解释了各方同意股权稀释的原因，证明吴晓敏同意将股权稀释为6.55%并签字予以回购。誉捷企业未发表质证意见。为支持其辩称意见，沈振家提交如下证据：微信聊天记录一组。证明吴某,4为犀牛公司股权实际控制人，以及吴某,4与其他纠纷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整个聊天记录过程足以证明吴某,4与吴晓敏是一体的，真正具有决策权的是吴某,4。吴晓敏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该组证据无法证明相关股权转让价款是吴某,4支付的，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誉捷企业未发表质证意见。二审经审理查明，沈振家一审中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18年11月20日的《关于大益金服入股犀牛网络的框架协议》第3)项载明：剩余的49%股份，其中原员工股东占9.32%（包括员工股权投入和期权归属）。在沈振家最低15%股份持有的前提下，由老股东张兴华和吴某,4中止原股权转让协议（按协议约定已事实中止，因没有实际履行付款计划，详见附录3和4）的基础上，重新协商转让作为新股东的股份，剩余的股份由沈振家持有；附录3的内容即案涉2018年2月的《股权转让协议》。二审中，沈振家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群聊名称为犀牛股权的微信群成员包括沈振家、辛炳辰、吴锦、吴某,4、施榕。群名为犀牛股东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的苏州犀牛网络财字[2018]001号关于召开公司股东会的通知中显示，出席人员：吴远之，普显昱、沈振家，列席人员：张兴华、吴某,4、沈国民、范智凝、高蕾。另查明，苏州高新区（虎丘区）行政审批局于2020年6月2日出具《股权出质注销登记通知书》（sf05120125）股质登记注字[2020]第06020001号，载明：沈振家、云南大益金服投资有限公司：根据申请，我局于2020年06月02日办理股权出质注销登记手续。原出质登记事项情况如下：出质登记编号：320512001015出质股权所在公司：苏州犀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出质股权数额：656.6万元人民币出质人：沈振家质权人：云南大益金服投资有限公司。本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吴晓敏是否应受2018年11月《协议》约束，以及其能否依据2018年2月的《股权转让协议》要求沈振家继续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本院认为，吴晓敏与沈振家对于2018年2月《股权转让协议》、2018年11月《协议》以及2018年12月《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未持异议。吴某,4作为转让方之一于2018年2月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签字，又作为受让方之一于2018年11月的《协议》中签字。吴晓敏未能提供其与沈振家之间关于案涉股权转让沟通的相关证据，亦未提供实际参与犀牛公司经营的相关证据，而沈振家一、二审期间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可证明吴某,4与犀牛公司其他股东存在持续沟通的事实，故可认定吴某,4对案涉股权转让事宜知情并实际参与。2018年11的《协议》明确约定2018年2月《股权转让协议》中止履行，“乙方吴晓敏、吴某,4”仍持有犀牛公司16.93%的股权及因大益金服入股犀牛公司后相应股权稀释为6.55%。吴晓敏后于2018年12月与沈振家签订了以0元受让6.55%股权的最后一份《股权转让协议》。该两份协议签订时间连续，且涉及的股权转让比例6.55%、0元转让等事实于两份协议中可以相互印证。吴晓敏虽未于2018年11月《协议》上签字，但一审综合其持有《协议》原件、签订2018年12月《股权转让协议》以及与吴某,4系兄妹关系的事实，认定吴晓敏对于2018年11月《协议》知情且以行为对该份协议予以追认，并无不当。吴晓敏主张两份协议相互独立且2018年11月《协议》对其不发生效力，依据不足。2018年2月的《股权转让协议》已中止履行，大益金服已解除案涉股权质押并确认愿意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在吴晓敏未能举证证明2018年12月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法履行或与沈振家之间存在恢复履行2018年2月《股权转让协议》合意的情况下，其主张无法实现2018年12月《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缺乏依据。因此，一审认定吴晓敏应依据2018年12月《股权转让协议》主张相关权利，而无权主张股权转让价款，处理并无不当。综上，吴晓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714元，由吴晓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诚审 判 员  唐 蕾审 判 员  浦智华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蒋 超书 记 员  张文琪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