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粤刑终951号原公诉机关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丘升华，男，1979年12月2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高中，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九龙，捕前暂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因本案于2018年8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7日被逮捕。现押于广东省深圳市第二看守所。辩护人黄庆华，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李欣驰，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丘升华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一案，于2020年7月8日作出（2019）粤03刑初526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丘升华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阅卷、讯问上诉人以及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以不开庭的方式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2013年，被告人丘升华在香港注册成立世弘货运公司(以下简称世弘公司)，经营代理货物进口的业务，伙同其哥丘1某(另案处理)以世弘公司的名义接受客户的委托进口货物，以包税的方式将货物从香港走私入境，包税费用明显低于货物正常报关进口应缴税款。其走私的分工和流程为：丘1某和客户商谈确定包税收费标准、对保赔付数额和上货流程等事项，丘升华具体对接客户和通关渠道。丘升华确认在香港的收货时间、货物重量和货物包税费用后，客户将货物送到世弘公司在香港成运工业大厦1303房的办公点交由丘升华接收、核对和包装，丘升华再委托通关渠道“23线”黄1某、刘1某(均另案处理)等将货物从香港走私到深圳，并安排司机陈3某(另案处理)在国内接收货物和送货给客户。丘升华通过其本人的银行账户收取客户的包税走私费用，并向黄1某、刘1某等人支付转走私费用，赚取差价牟利。经查核，从2017年8月至ｌ2月，丘升华经营的世弘公司以按货物重量计费方式为威源贸易公司朱某1（另案处理）团伙从香港走私集成电路入境，走私的货物应缴税款人民币8923450.35元，偷逃税款人民币8923450.35元。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物证、书证、证人证言、鉴定意见、被告人供述及辩解等证据证实。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丘升华伙同他人，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走私普通货物入境，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丘升华伙同他人按照各自分工，积极实施犯罪，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应认定为主犯。丘升华归案后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认罪态度较好，有悔罪表现，在量刑时予以考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被告人丘升华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九百万元。二、在被告人丘升华处查获的银行卡、手机、笔记本电脑一台、U盘、U盾、SD卡等作案工具（详见扣押清单）一批依法没收，上缴国库。上诉人丘升华上诉提出：1、我哥哥丘1某安排我注册成立香港世弘公司。该公司除了从事涉案走私活动之外，还从事正当合法的业务，且走私所获得的利益亦归属于该公司。本案应以单位犯罪论处。2、我根据丘1某的指使被动实施犯罪，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原判认定我系主犯不当。3、我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且认罪服法，并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二审减轻处罚。上诉人丘升华的辩护人辩护提出：丘升华在本案中系从犯；其团伙类似于中间商，只是从中赚取运费差价，并非实际的通关团伙。应综合考虑其团伙在整个走私环节中的作用及其在其团伙中的地位等情况，对其判处适当的刑罚。经审理查明，2013年，上诉人丘升华在香港注册成立世弘公司，经营代理货物进口的业务。之后，丘升华伙同其哥哥丘1某(已判刑)以世弘公司的名义接受客户的委托，以包税的方式将集成电路等货物从香港走私入境，其二人收取的包税费用明显低于货物正常报关进口时应缴的税款。期间，丘1某和客户商定包税收费标准、对保赔付数额和上货流程等事项，丘升华具体对接客户和通关渠道。丘升华确认在香港的收货时间、货物重量和货物包税费用之后，客户将货物送到世弘公司在香港成运工业大厦1303户的办公地点交由丘升华接收、核对和包装，丘升华再委托他人将货物从香港走私至深圳市，并安排他人在国内收货及送货给客户。同时，丘升华通过其本人的银行账户向客户收取包税费用，并向他人支付走私费用，从中赚取差价。经海关计核，2017年8月至l2月，丘升华帮助他人从香港走私集成电路等货物入境，偷逃应缴税款共计人民币8923450.35元。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一）物证、书证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本案的立案侦查情况。2、《查获经过》、《抓获经过》、《查获控制在逃人员登记（移交）表》：丘升华的归案经过情况。3、身份材料、个人名片：丘升华的个人身份情况。4、《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扣押笔录》等：侦查机关在丘升华处查获中国建设银行卡一张、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卡一张、中国光大银行卡一张、IPONEX手机一部、顺丰快递单一张、银行卡九张、银行刷卡小票四张、产品出货明细单二张、笔记本电脑一台、U盘四个、银行U盾二个、SD卡三个、NOKIA手机一部、三星手机一部、单据二十四张。5、银行账户开户资料、交易明细：涉案银行账户的开户情况及交易情况。6、手机开户资料、通话记录：2018年7月23日至10月23日，丘升华使用的手机号码138××××****的通话情况。7、经证人朱某1、张某确认无误的威源公司上货明细单：威源贸易公司于2016至2017年期间的上货情况，来源于侦查机关调取的威源公司的阿里云邮箱ｗｅｉ×××＠ａｌｉｙｕｎ.ｃｏｍ和朱某1、张某的ＱＱ邮箱。8、经证人朱某1、张某确认无误的威源公司客户需求表：除了上货明细单上面标注的留港自提、货物未到和损益表记录的货物之外，其余货物已运到国内。9、经证人张某确认无误的装箱单：威源公司于2017年6月至12月从香港上货到深圳市的情况，由陈4某制作后发送到张某使用的ＱＱ号，并保存在张某使用的移动硬盘中。10、经证人朱某1确认无误的威源公司于2017年“走高”的运费明细、结算明细，来源于张某使用的移动硬盘。11、经丘升华确认无误的世弘公司于2012年7月至2013年7月的对账单，上述对账单由丘升华制作。12、经丘升华确认无误的世弘公司于2012年8月至2013年7月的出入账明细，来源于其使用的三星U盘。13、经丘升华确认无误的世弘公司于2012年7月至2013年7月的交行交易明细、2013年现金收支表、世弘公司与物流公司的对账单，来源于其使用的三星U盘。14、丘升华与丘1某、丘升华与曾某、丘升华和许1某以及曾某与丘1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二）证人证言1、证人朱某1的证言：我是威源贸易公司负责人。我公司包税代理集成电路ＩＣ从香港上货到深圳市的业务。我通过曾某联系通关渠道，他找了“23线”通关线路的老板是丘姓兄弟“大华”、“小华”。丘升华（“小华”）在香港的公司负责收货和出货，曾某将运费转账给对方。“23线”用货柜车跟厂单运输入境，属于快线，在交货次日可以在深圳市收货，没有出现过掉货的情况，因此收费较高，每公斤为140元至150元人民币。我公司员工郑某负责与客户对接。张某是我公司财务，负责收付款。陈某2是我公司司机，负责在深圳市接收进口的货物并送给客户。曾某也是我公司负责人，他负责联系他人将货物从香港运至内地。陈4某在香港负责收货并支付客户的货款，朱3某在我公司负责和陈某2接送货物，曾某、张2某都是每周结算一次运费，运费为5-15万元一次。朱某1辨认出同案人丘1某是“23线”的其中一名老板“大华”。2、证人曾某的证言：“23线”通关线路由“大华”、“小华”兄弟管理，我从2017年7月底开始将威源公司的货物交给他们通关。“大华”在国内幕后指挥，“小华”（丘升华）在香港收货、打理通关环节并收取运费。我通过电话或微信和丘升华确认走货时间、数量、运费和交接货物的事项，并按照每公斤130元至145元人民币的价格支付运费。货物到达深圳市之后，丘升华会让我安排他人收货。丘升华每隔十天左右向我收取运费，朱某1核对好之后交代张某支付运费给丘升华。丘升华收到运费后有时会告诉我。威源公司和“大华”有对保协议，如果“掉货”则由对方根据货物的原价进行赔偿。2017年6、7月，我帮朱某1找了郑辉的通关渠道进口ＩＣ。“23线”基本每天都通过货车从香港上货到深圳市，我听说是通过厂单报关方式进来的，基本上是当天在香港交货，第二天就能在深圳市收货。曾某辨认出同案人丘1某（“大华”）；同案人陈3某是在深圳市送货给威源公司的“华哥”手下的司机。3、证人陈某1的证言：我于2014年至2017年3月，替威源公司的老板朱某1介绍他人，帮她包税从香港上货到深圳市。朱某1根据货物重量，按照最开始的每公斤70元的价格到2017年初的90多元不等的价格，让我支付包税运费给通关人员。威源公司会每隔一段时间统计好运费，并以现金或者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我。上货快线就是上货快、收费高，慢线上货就走其他地方到深圳，时间会慢几天，但是收费便宜。具体怎么走那些线路只有通关的人员才清楚。4、证人张某的证言：我是威源公司的财务。我公司的老板是朱某1。我公司的邮箱和我的ＱＱ邮箱、移动硬盘中有我公司为国内客户上货的明细单、装箱单、对账单和财务表等资料，这些货物均已从香港运到内地。曾某通过通关团队上货到深圳市。“走高运费明细”统计我公司从2017年3月底开始支付运费给曾某的情况。“2017年／走高运费明细”是我制作的我公司通过“高”进口的运费明细，包括香港收货日期、货物件数、重量、运费和运费支付等内容，向曾某支付运费的方式是转账和现金。我公司的主营业务是IC等电子产品的货运代理业务，我公司帮国内货主将在香港采购的IC上货到国内，然后向货主收取费用。上货费用基本上是每笔单独结算的，个别情况下会采取月结方式。上货费用是“一笔过”的，无需支付其他费用，包括国内送货上门的运输费用都不用另外缴纳。从我公司的邮箱ｗｅｉ×××＠ａｌｉｙｕｎ.ｃｏｍ内打印出来的上货明细单反映了我公司为国内ＩＣ客户上货的明细，每个表格最左边的一列反映上货费的计算方式，有从价、从量二种方式。表格下面的备注主要有三项内容，每行备注最开始的汉字或字母代表威源公司的上货途径，每行备注开头的数字代表ＩＣ货物分箱的箱号，后面的汉字代表国内ＩＣ货主。我不知道具体上货途径，需要朱某1解释。朱某1有一次通过微信让我“统计一下23线这个期间运费”，并提到了张2某，但我不清楚张2某是谁。“Ｇａｍｅｌｙ”笔记本是我使用的，笔记本中从“唯时（美金）中银”这一页开始是我写的，记录了我公司的客户收付款的香港银行账户资料。“Ｓｈｅｎｙｉ”笔记本是我书写的，内容主要是2014年我公司给客户上货的记录，包括日期、客户名、收付货款和运费情况，笔记本的前几页是我公司及客户的邮箱号、ＱＱ号、银行资料和工作流程等。标注有“ＩＮＶＯＩＣＥ”纸质资料是送货单，由郑某通过ＱＱ发给我，我再打印出来交给陈某2等司机送货。“威源付出运费明细”是我记录的朱某1让我支付运费的明细账目。2017年，我公司只向张2某、曾某、陈某1、赖1某支付了上货运费。朱某1让我们以现金或通过转账方式支付运费。我使用的移动硬盘中有2015、2016、2017年的客户需求汇总表，这是我根据陈4某发送的“细单”粘贴到一起汇总使用的，汇总表就是我公司上货的明细，可以跟上货明细相对应。5、证人郑某的证言：我是威源公司的跟单某。我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帮客户从香港运输ＩＣ入境。我根据朱某1的要求使用我公司的ＱＱ和邮箱与客户交流业务。客户支付运费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根据ＩＣ的重量支付每公斤150元至160元人民币；另一种是根据货款的2.5%至3%付费。客户委托我们运输ＩＣ之前会发一个ＩＣ明细、数量及价格的形式发票“ＰＩ”过来，我们根据“ＰＩ”的价格计算运费。客户收货后支付运费。我公司与客户的对账单是我制作的，用来催收运费。我公司送货单也是我制作的。我没有见过货物的报关单和缴税证明，也没有客户要求我们提供报关单或缴税证明。我公司除了根据价值或者重量收取客户的运费之外，没有其他费用。我知道“23线”，我在陈4某发来的装箱单上见过“23线”字样。在我印象中还有其他线路，但是我不记得了。封面为“3Ｍ”的笔记本是我使用和书写的，记录的两项内容其中一项是客户向我公司的邮箱发送邮件订单，我再将客户发送的邮件内容记录在笔记本上，另外一项是我根据财务张某的要求，向客户催款的记录。我记录的时间段为2017年6月至10月。标注有“ＩＮＶＯＩＣＥ”的纸质资料实际上是送货单，这是我根据朱某1的安排，按照陈4某的上货明细单制作的。6、证人陈某2的证言：2014年1月，我到威源公司担任司机。我公司代理进口ＩＣ，老板是朱某1。我不太清楚我公司代理客户从香港进口ＩＣ的具体流程。我负责在深圳接货然后送货给客户。从去年年底到现在，只有二伙人员给我们送货，其中曾某安排我去接收一伙人的货物，他一般都会告诉我去接收郑辉的货物，对方在深圳市龙华的一个花园的路边或者地下车库交货。另外，我公司老板朱某1通知我去深圳市宝安区香福江家具城的停车场接收张2某的货物。我会从我公司拿现金给对方，每次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陈某2辨认出同案人陈3某是在深圳市送货给威源公司的司机。7、证人朱3某的证言：威源公司的老板是我姐姐朱某1，我从2016年底开始帮她开车接货，陈某2、朱某2也负责接、送货。我记得有4伙人接货，2016年以前是陈某1，2016年下半年是张2某，2017年下半年是曾某联系的“阿辉”一伙人，2017年中是曾某联系的另外一伙人，具体姓名不详。我接收的货物都是IC类电子产品。我在接货时不会拆开、点数，货物拉至我公司后才会拆开、点数并分好，再根据送货单送给货主。国内货主会根据我拿的送货单点数，经核对后在送货单上签署姓名、时间或加盖对方公司的印章。张2某的司机送货时有三辆不同的车辆，一辆是白色上海通用面包车，一辆是丰田黑色无座车，一辆是现代黑色五座车。8、证人朱某2的证言：我是威源公司的司机。我对我姐姐朱某1了解不多，她基本上都在香港。4、5年前，朱某1用我身份证的复印件开设了一张招商银行卡。我驾驶的粤ＢXXX**小汽车的车主是陈某1。2015年，朱某1让我帮她做了十几天的事，当时她交给我一些包装好的小纸盒子，但我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东西，她让我到星海名城楼下的路边等候他人过来收货。我不认识前来接货的人员。9、证人吴某的证言：我通过威源公司走私进口货物。威源公司收取货物价格的3%的费用，这些费用明显低于正规报关进口的费用。我和威源公司通过ＱＱ邮箱联系。我通过威源公司进口了价值700、800万元的ＩＣ。我的客户大约有10多家,在我的手机里应该都有记录。（三）上诉人的供述及辩解上诉人丘升华的供述与辩解：2013年，我以我的名义在香港观塘成运工业大厦1303房注册成立了世弘公司。我和丘1某以世弘公司的名义经营IC类电子产品进口业务。我们在香港揽货后委托通关线路“23线”的黄1某、刘1某等人将货物运至深圳市。具体的流程是客户送货到在香港成运工业大厦的世弘公司办公点，交由我包装后交给黄1某通关，我不知道他如何通关。我按照每公斤大约130元，通过我的尾号为4075的交通银行账户向黄1某转账支付运费。货物到达深圳市后，黄1某会通知我，我再让客户提货或安排司机陈3某送货。我于2017年8月至12月，根据曾某的委托将ＩＣ从香港运到深圳市，并按照每公斤135元收取费用。我每一、两周和曾某结算费用，他会将费用转到我的交通银行卡。我知道货物从香港进口需报关缴税，但是我没有见过物流公司的报关单，也没有开具过增值税发票。我按照货物的重量向客户收费，每公斤150元至160元，包括进口过程中的运输、保险、仓储等所有费用，客户不需要另外支付其他费用。我用我的尾号为4075或2603的交通银行卡收取费用，有时客户会在深圳市或香港给我现金。我与客户约定如果货物出现损失，由我按照运费的十倍价格赔偿给客户。我和黄1某、刘先生约定如果货物出现损失，也是按照运费的十倍价格进行赔偿。世弘公司和“23线”是合作关系。世弘公司在香港揽货，再交由“23线”通关，还有一个叫张2某的人也是揽货的。陈3某开车到深圳北站、龙珠大道等地点交货给客户。我大哥丘1某在深圳市做金银珠宝加工，他在深圳市水贝开设了新世弘珠宝有限公司的加工厂，他不是世弘公司的老板。世弘公司从2016年开始和曾先生合作，当时曾先生的货物比较少，2017年8月至12月初曾先生上的货物就很多。曾先生和我通过电话约定收货时间，一般货物会在下午3、4点送到成运工业大厦，世弘公司再送到黄1某的香港沙田仓库或刘先生的观塘仓库，第二天，货物就会送到深圳市。货物到达深圳市后，黄1某或刘先生就会联系陈3某收货，陈3某收货后会联系曾先生的司机收货，交接货物的地点不详。世弘公司按照每公斤135元收取运费，我一般每一、两周和曾先生结算一次运费，曾先生直接把运费转到我的尾号为4075或2603的交通银行卡。黄1某从2015年开始和世弘公司合作，只是在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停做，具体原因不详。从U盘里提取的2012年7月至7月对账单是我制作的，表格中的日期是指我在香港收货或我向客户提货的日期，重量是以公斤为单位计算的，单价是每公斤货物所收取的费用，提货费是我在香港向客户提货时收取的费用，总额是指从香港送到深圳市的运费总额，客户就是从香港上货到深圳市的货主，到货日期是指在香港交货给刘先生和黄1某等人的日期；支出是指我支付给刘先生和黄1某等人的运费，都以人民币计算的；重量是指交给刘先生和黄1某等人的货物重量：总额是指世弘公司需要支付的运费总额，毛利是指我收取的货主的运费总额减去我支付的运费总额的差价，即毛利润，是以人民币计算的，如果有掉货，我会在表格上注明。我会不定期转账支付运费给刘先生和黄1某等人，偶尔让陈3某在提货时支付现金。备注中记载的“慢线”、“快线”是根据货物从香港上货到深圳市所需的时间长短不同而制作的标记。“慢线”需要5到10天才能在深圳市收货，“快线”一般第二天就可以在深圳市收货。2013年以后的数据没有保存在U盘中。刘先生和黄1某等人从来没有开具税票给世弘公司或客户。《客户出入账明细》中的“丘二”是我二哥，“丘四”是我，注明“丘二”的是指世私公司收取的运费转给了我二哥，转“丘四”是指运费给了我。“收华通赔偿”是指华通公司把货物弄坏或弄丢了，需要赔偿给我们。世弘公司委托通关的人员或者单位有华通公司、黄1某、“刘先生”，还有一些公司代号如“ES”、“E”、“1016”等，在物流对账单上也有记载。如果货物丢失了，华通公司按照运费的5到10倍价格进行赔偿，黄1某和“刘先生”按照运费的10倍价格进行赔偿。世弘公司揽货的客户有许1某、王1某、许2某、曾先生、“潮刘”、“骏达”等，还有一些人员和公司记不得了。陈3某在深圳市将货物交给许1某。世弘公司按照每公斤160元人民币向许1某收取费用，货物都是IC类集成电路。世弘公司按照每公斤130元支付费用给物流公司。世弘公司的老板是我哥哥丘1某，由他去洽谈业务。我在世弘公司每月拿1、2万元，现在可以拿2、3万元。我主要根据丘1某的指使在香港负责接、收货和收取、支付运费。华通、鸿润、骏华等通关公司是丘1某找来的，由他具体洽谈合作事宜，我只负责把货物在香港交给他们。丘升华辨认出同案人陈3某。（四）鉴定意见1、《偷逃税款计核证明书》、《计税说明》：丘升华等人偷逃的应缴税额。2、《司法鉴定咨询意见书》：威源公司通过世弘公司走私货物的成交金额、支付运费的情况。3、电子物证鉴定文书：侦查机关分别从涉案手机、U盘内提取通讯录、短信息、通话记录、媒体文件和通讯记录等电子数据的情况。（五）视听资料、电子数据（1）侦查机关分别从丘升华的手机、U盘内提取的电子数据。（2）审讯录像。对于上诉人丘升华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诉理由、辩护意见，综合评析如下：（一）关于本案是否应以单位犯罪论处的问题。经查，世弘公司系在香港注册，辩方不能提供材料证明其具备法人资格这一境外公司构成单位犯罪主体的前提条件；且世弘公司主要被用以从事包税进口业务，涉案走私犯罪所得并非由世弘公司所获取。因此，本案并不符合单位犯罪的构成特征，应以自然人犯罪论处。丘升华上诉提出本案应以单位犯罪论处理据不足，不予采纳。（二）关于上诉人丘升华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的认定问题。经查，丘升华在本案中积极、主动地实施在境外接收、包装走私货物并交付给他人通关；通过其个人的账户收取货主支付的走私报酬并向他人转账支付走私报酬等犯罪行为。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明显、地位突出，并非起次要作用的从犯。丘升华及其辩护人认为其系从犯理据不足，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丘升华违反国家法律及海关管理规定，逃避海关监管，伙同他人走私涉案应税货物入境，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丘升华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依法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丘升华归案后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认罪态度较好，具有悔罪表现，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丘升华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诉理由、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吴铭泽审判员  邓敏波审判员  刘晓光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邓碧霞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第一百五十三条走私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以外的货物、物品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较大或者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二)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三)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多次走私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走私货物、物品的偷逃应缴税额处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偷逃应缴税额较大”；偷逃应缴税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偷逃应缴税额巨大”；偷逃应缴税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偷逃应缴税额在三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偷逃应缴税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一）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二）使用特种车辆从事走私活动的；（三）为实施走私犯罪，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的；（四）教唆、利用未成年人、孕妇等特殊人群走私的；（五）聚众阻挠缉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