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民终19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严章富，男，1975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进军，四川法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舒伟，男，1972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振杰，四川元绪（郫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严章富因与被上诉人舒伟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7民初130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严章富上诉请求：一、撤销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7民初13036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舒伟在原审中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舒伟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严章富向舒伟支付租金8192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损失明显错误，损害了严章富的合法权益，二审法院应予纠正。一、严章富只是受案外人冯某的委托与舒伟签订了《工程机械租赁合同》，该合同项下的法律责任不应由严章富承担。本案中，严章富并非项目实际施工人，其受案外人冯某的委托与舒伟签订了租赁合同，在原审中提交了委托书，舒伟在一审庭审中亦表示认识冯某，表明舒伟对严章富只是代为签订租赁合同的事实是明知的，即便在最初签订合同时未予以披露，但舒伟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已经知晓了租赁合同真实的主体情况以及严章富的真实身份，在此情形下，原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关于第三人可以选择向受托人主张权利的规定显属不当。依照委托行为的规定，租赁合同项下的法律责任理应由冯某承担。二、即便舒伟可向严章富主张权利，原审判决认定的金额亦过高，法院应予纠正。1.原审中，舒伟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严章富支付舒伟租赁费96000元;2.判令严章富立即支付舒伟维修费12320元，往返拖车费4600元；3.判令严章富立即支付舒伟逾期损失11724元。”从前述诉讼请求来看，舒伟主张的租金为96000元，而原审判决审理查明部分记载严章富已付52330元，按此逻辑，剩余未付租金仅应为43670元，而原审判决却判令支付租金81920元，明显错误。原审判决认为，严章富支付的费用先抵扣维修费、拖车费，该认定缺乏依据。首先，双方并无关于已付费用先行抵扣维修费、拖车费的任何约定或合意，其次舒伟主张的维修费仅为12320元，而原审判决认定应付且实际抵扣的维修费却为17650元，已经超出了舒伟诉讼请求的范畴，明显不当。2.依照租赁合同约定，月租金为8000元整，租期为壹年。实际上，案涉租赁设备于2016年12月就因工程整体停工而未再使用，直至2017年5月13日恢复施工后才恢复使用，严章富也及时通知了舒伟，舒伟对此知晓并在原审中对报停事宜表示确认。在报停期间不应计算租赁费用，首先，租赁合同中未约定报停期间是否应当支付租赁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对于合同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现双方已无法达成补充协议，而依照行业惯例，工程机械设备停用期间均无需支付租金。其次，租赁合同中出租方的主要合同义务在于完成租赁物的交付并确保承租人能在占有期间实现使用权能，但由于工地整体停工，此期间承租人亦无法使用，如强行判决支付租金，亦有违公平原则。最后，严章富已经告知舒伟停工有关事宜并通知其将设备拉走，该客观事实无法否认，舒伟未及时拉走，系自行放弃权利，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因此，2016年12月31日至2017年5月13日期间不应计算租金。案涉租赁设备于2016年8月完成交付，其退场时间为2017年7月，实际交付期限只有11个月，即便是计算租金，也只应以11个月减去报停期间的剩余期限予以计算。虽然租赁合同中约定了“不足一年按一年计算”，但下文又约定了租赁时间为2016年8月25日至2017年8月24日，此处已将租期进行了明确约定，在实际使用期限与约定不符时，应以实际使用期限为准。三、严章富已经支付的费用与实际产生的租金基本持平,原审判决再判令严章富支付租金缺乏依据。因严章富无需支付租金，且舒伟一直未配合与委托人冯某办理结算手续，故无需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且舒伟也未举证证明其存在损失，原审判决支付资金占用损失缺乏事实、法律依据。 舒伟辩称：1.严章富租用舒伟的设备，是先交的设备后签订的合同，严章富向舒伟出具租金结算单，因严章富要继续租赁，因此签订了租赁合同，舒伟仅提供设备，不配备设备驾驶人员，设备自交付给严章富，设备的使用完全由严章富自行支配，考虑到设备一天24小时都有使用的可能，而建筑设备租赁市场一天是8个小时排班，约定的租金是8000元/月标准较低，所以才约定租期1年，不足1年按1年计算，而租赁时间2016年8月20日至2017年8月24日是对租期1年的限制。签订合同和办理租金结算，严章富均是以本人名义与舒伟接洽，即便严章富与他人是委托关系，亦不能免除以本人名义对外产生的经营活动所产生的责任，更何况签订合同时舒伟对委托关系并不知情，因此自始至终均向严章富主张责任；2.合同条款可以看出双方合意的租金是租期不满1年按1年计算，并不存在按市场惯例停用期间不计算租金，也不涉及按实际使用天数计算租金，如果这样计算租金对舒伟很不公平；3.一审中舒伟主张的租赁费96000元是全部未付租金，不包含已付租金。舒伟一审中主张的维修费是未付的维修费，租赁过程中产生的维修费对方已经支付了，所以舒伟没有再主张，对方已支付的维修费包含在已付的52330元之中。 舒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严章富立即支付舒伟租赁费96000元；2.判令严章富立即支付舒伟维修费12320元，往返拖车费4600元；3.判令严章富立即支付舒伟逾期损失11724元（损失以112920元为基数，以年利率6%自2017年9月14日起暂计算至2019年5月30日，实际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8月25日，严章富出具《结算单》一份，载明：“舒伟柳工50C装卸机2016.7.23-2016.8.24租金1.6万元整。工程款到账立即支付。”同日，严章富与舒伟签订《工程机械租赁合同》，约定舒伟向严章富出租柳工50C装卸机一台，月租金8000元，租期2016年8月25日至2017年8月24日，不足一年按一年计算。2017年7月底，严章富返还装卸机。一审庭审中，严章富认可拖车费4600元。 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维修费，经审查，2017年8月金额为5913元的销货清单、2017年9月20日金额为1000元的销货清单无严章富的签字，且严章富不认可，故一审法院对前述两份销货清单不予采信。一审庭审中，严章富认可维修费单据金额17650元，一审法院认定应付维修费17650元。2.已付款金额，舒伟认可严章富共支付现金22330元。另，2018年2月12日，严章富委托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工程局有限公司毗河供水一期工程施工第三分部向舒伟支付30000元，故一审法院认定严章富已付款项共计52330元。 一审另查明，一审法院向严章富送达本案民事起诉状副本的时间为2019年12月27日。 一审法院认为，舒伟与严章富签订的《工程机械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严章富辩称其系冯某委托管理项目，但在订立合同时，严章富并未向舒伟披露委托人，故即便严章富与冯某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舒伟亦可以选择严章富或冯某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一审庭审中，舒伟明确选择向严章富主张权利，故严章富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根据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严章富应付维修费17650元、拖车费4600元，2016年7月23日至2016年8月24日的租金16000元，2016年8月25至返还车辆之日的租金96000元（不足一年按一年计算），严章富已付52330元，先抵扣维修费、拖车费，剩余部分抵扣租金，故还应支付租金81920元。舒伟主张的资金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在相应范围内予以支持，利息起算时间自舒伟主张次日起算，即本案民事诉状副本送达次日2019年12月28日。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严章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舒伟支付租金8192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以8192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19年12月28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舒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793元，由严章富负担2026元，舒伟负担767元。 本院二审期间，严章富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严章富提交：案涉项目被阻止施工的证据，拟证明案涉工地因钻爆问题遭到案外人张氏兄弟阻拦，该情形自2016年7月9日开工以来就一直存在，直接导致案涉项目从2016年9月开始停工，直至2017年5月赔偿问题解决后才得以复工，在项目停工期间，舒伟供应的机械设备并未工作和运转，所以此期间不应计算租金。舒伟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可以证明案涉项目曾因案外人阻工导致停工的事实，但与本案的关联性将在本院认为中予以综合评述。 二审中，严章富又申请证人冯某出庭作证。冯某陈述：1.冯某在水电十局三分局毗河项目第三分部隧道工程中工作，是这个工程的承包人，严章富是冯某请的工人，负责后勤；2.冯某在舒伟起诉严章富前并不认识舒伟，舒伟这个事情出了之后才看到案涉租赁合同。严章富约舒伟、冯某一起去茶坊，当时冯某告诉舒伟自己是老板，不要起诉严章富，买材料、机械费都是冯某付的，严章富是打工的，如果舒伟同意就一起算账，算账之后该付款就付款，当时舒伟夫妇都同意了，但第二天就把严章富起诉了。因为账没有算，冯某也没有签字，舒伟就按合同把严章富起诉了，但工地上还是要按实际来说；3.舒伟的设备在项目上使用总共3、4个月的时间，发生阻工之后冯某就给严章富打电话，让严章富通知租赁设备的公司把设备拉回去，严章富也回复已经通知到各个租赁公司。 严章富认为冯某的证人证言可以证明严章富是受冯某委托与舒伟签订租赁合同，租赁合同的实际履行主体为冯某，舒伟将严章富作为被告没有依据，严章富也不应承担租赁合同项下的责任，还可以证明机械设备在2016年9月就因工地全面停工而没有继续使用，且冯某也告知严章富通知所有设备租赁商，所以在工地项目停工期间不应计算租金。 舒伟对冯某的证人证言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冯某的证人证言表明在严章富与舒伟签订租赁合同时，冯某并不知晓舒伟以及签约的情况，舒伟也并未向冯某主张过权利，不能达到严章富的证明目的。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上诉意见与答辩意见，二审中的主要争议焦点是：一、严章富是否应当承担租赁合同项下的责任？二、一审确定的欠付费用金额是否正确？三、一审判决是否超越了诉讼请求范围？本院评析如下： 一、关于责任人的问题。 严章富抗辩认为其为受托人，系接受冯某的委托与舒伟签订租赁合同，应由委托人冯某承担合同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在本案中，严章富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舒伟在订立合同时知道严章富与冯某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也没有证据证明在严章富向舒伟披露委托人冯某之后，舒伟已选定冯某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故严章富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认定并无不当。 二、关于欠付费用的问题。 首先，对于租金，严章富认为工程中途停工期间的租金不应计算，并提交了案外人阻工的证据，还主张曾在停工后告知舒伟拉走租赁设备。对此，本院认为，租赁合同并未约定按设备实际运行的时间计算租金，严章富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曾在停工后通知舒伟将设备退场，故停工期间设备未正常使用产生的租金损失应由严章富自行承担，租赁合同明确约定月租金为8000元，租期一年，不足一年按一年算，故租赁合同项下产生的应付租金为96000元，加上2016年8月25日《结算单》确定的租金16000元，合计112000元。 其次，对于拖车费4600元，在一审法庭询问拖车费问题时，严章富回答“认可，包含在22250元里面，拖车费在9400元账单中”，已经明确予以认可，其在二审中否认的行为违反了民事诉讼“禁止反言”的原则，其关于不懂也没有细看一审庭审笔录就签字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严章富总的应付费用包括租金112000元、维修费和拖车费22250元，共计134250元。根据查明的事实，严章富共向舒伟支付52330元，故欠付金额为81920元，一审认定并无不当。 三、关于是否超越诉讼请求的问题。 舒伟起诉主张租金96000元、维修费12320元，往返拖车费4600元，均是已付款抵扣之后剩余的金额，因双方并未就已付款抵扣的债务作出明确区分，一审法院以已付款先抵扣维修费、托车费后再抵扣租金，对当事人的实际权利并无影响，亦不存在超越诉讼请求范围的问题。 综上所述，严章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06.95元，由严章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 判 长  田 笛 审 判 员  张卫敏 审 判 员  龚 耘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袁龙飞 书 记 员  廖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