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305民初6806号原告：王德英，女，1947年9月30日生，汉族，现住淄博市临淄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猛，山东大地人（临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官道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办事处官道村。法定代表人：张庆金，村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同，山东稷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德英与被告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官道村村民委员会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2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12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德英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猛，被告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官道村村民委员会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德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履行2013年1月1日签订的《稷下街道官道村拆迁房屋补偿安置协议》，拆迁补偿利益由原告一人享有(价值295458.1元)；2、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丈夫胡文吉共同拥有享有位于临淄区稷下街道办事处官道村129号宅基地及院落一处。2012年4月25日胡文吉书写《遗嘱》，官道村129号宅基地及院落全部由原告继承，2012年5月12日胡文吉死亡。2013年1月1日，原告之子胡建垠代表原告与被告签订《稷下街道官道村拆迁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但被告延迟履行该安置协议。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官道村村民委员会辩称，1.拆迁安置协议是原告的儿子胡建垠（已死亡）与村委会签订，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告不是合同一方当事人。2.（2019）鲁0305民初4565号案件审理时，原告将胡建垠列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庭审中胡建垠提交了户口本证实户主为胡建垠，拆迁补偿协议是户主与村委会签订，因此，胡建垠是合同履行一方的当事人。3.根据2012年12月23日村委会旧村改造明白纸以及管道新村90平方米保障房分配方案，参照2013年1月1日胡建垠与村委会签订的拆迁房屋补偿安置协议，是在拆除旧房以后村委会安置一套130平方米的住房和90平方米左右的保障房，共两套房屋，由于原告和胡建垠居住在同一院落中，双方对旧房的拆除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到现在旧房仍然没有拆除，胡建垠一家以及原告仍然居住在旧院落，无论是胡建垠代表家庭签署安置协议，还是胡建垠个人与村委会签署补偿安置协议，所附的条件并没有成就，因此，原告所诉求的继续履行合同不成立。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原告提交下列证据：1.2013年1月1日由胡建垠与被告签订的房屋补偿安置协议复印件一份，附有房屋评估明细表三张，协议中约定对官道村129号(以身份证、户口本为证)建筑面积203.03平方米，评估价值为141984元，附属物评估价值为2349元，装饰装修评估11227元，空地面积补偿16898.10元，评估补偿价值共计172458.1元，对于补助和奖励为宅基地一处补偿100000元，经综合折算，补偿总金额为295458.10元，被告为原告提供面积不低于130平方米楼房一套和面积不低于90平方米精装修保障楼房一套。差价款折算为35458元，剩余房款在胡建垠签订拆迁协议并拆除房屋交付给村委会后三日内支付到胡建垠个人账户，搬迁日期为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会决定，在规定的拆除时间内附属物由胡建垠自行处理，逾期一切由村委会处理，合同还对其他的奖励及过渡期间的临时安置费进行了约定。原告认可此合同的内容，后来因胡建垠和原告均有独立的户口本，并且胡建垠拒绝让原告享有拆迁利益，家庭内部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被告应在规定的拆除期限后进行房屋拆除，但被告不作为，也不给原告进行安置，此协议并未实际履行。2.2012年4月25日胡文吉遗嘱一份、胡文吉死亡证明一份。3.原告身份证、户口本各一份、被告2013年1月8日民主决策会议纪要复印件一份，证实根据会议纪要的主题部分，被告进行旧村改造是按照《淄博市公安局实有人口登记簿》104户为基准，以户为标准签订安置协议，原告户口在本村并且有独立的户口本，户口就在**宅基院落，被告应按照其方案对原告进行拆迁安置补偿。被告经质证认为，对房屋补偿安置协议复印件的真实性无异议，赞同原告所说由于原告和胡建垠因家庭内部矛盾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在规定期限内到现在房屋没有拆除，但是对其主张有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规定在拆迁补偿协议没有达成一致以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制拆除，由于原告和胡建垠同时居住在129号院落内，原告与胡建垠双方对129号院落的所有权的问题以及在该院落拆除后新房安置问题，存在争议非常大，导致旧房没有拆除，而根据被告与胡建垠所签的补偿安置协议是附条件的协议，只有在旧房拆除后，才能享受拆迁补偿奖励、搬家费等相关的补助政策和安置新房。根据该补偿协议，129号院是以身份证、户口户口本为准，处老宅基安置一套130平方米和90平方米的保障房，是按院落分配并不是按户分配，在（2019）鲁0305民初4565号案件审理时，第三人胡建垠所举的证据129号院户主是胡建垠，因此被告才与胡建垠签订了安置协议，安置协议中补偿款的手续情况也是胡建垠而不是原告。因此，原告提交的该份协议是胡建垠与被告之间的协议，与原告无关。对2012年4月25日胡文吉遗嘱、胡文吉死亡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因为拆迁协议是2013年1月1日村委会与村民签订，胡文吉是2012年5月12日去世，是签订协议之前死亡的。关于遗嘱问题，正好证实了129院落没有腾空、没有拆除的原因，也就是胡建垠没有履行合同的原因，由于原告与胡建垠之间就129号院所有权的问题存在争议，原告应当依据2012年4月25日胡文吉所写遗嘱与胡建垠以及女儿胡燕，就该房屋的所有权问题进行确权，只有在确权后，所有权人才享有补偿安置利益，被告与胡建垠签订房屋补偿安置协议没有过错，被告也无从知道院落的继承问题和财产分配问题。对原告身份证、户口本、被告2013年1月8日民主决策会议纪要复印件真实性均无异议，提交的户口户口本与（2019）305民初4565号案件审理中胡建垠提交的户口户口本发证日期为同一天，是同一个地址，说明是2000年11月4日原告与胡建垠分家分户的时候办的户口本，但是两家居住在同一个院落中，也说明胡建垠有权签订协议。被告提交下列证据：1.（2019）鲁0305民初4565号案件审理时胡建垠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提交的户口户口本复印件，129号院户主姓名是胡建垠并不是原告，被告按照安置协议第二条规定，以身份证、户口户口本登记的户主为准签订协议，被告与胡建垠提供的户口户口本签订是与户主签订，认为协议是有效的。2.（2019）鲁0305民初4565号案件庭审笔录，证实胡建垠作为第三人开庭时主张涉案的129号院是其个人所有，他本人享有两套安置房的权利，（2019）鲁0305民初4565号案件原告是要求履行2013年1月1日的协议，也是要求拆迁补偿协议由原告一人享有，胡建垠作为第三人与原告的主张相反。3.2012年12月23日农村重大事项会议纪要复印件一份，证实旧村改造享受两套房的标准，其中有一条60周岁以下，原先村委会考虑60周岁以上即是有宅基地户籍户籍在本村也不予安置，年公寓，由于条件限制，老年公寓还没启动。4.（2019）鲁0305民初4565号案件第三人胡建垠提交的建筑施工合同复印件一份，证实129号院落是1996年5月份由其个人出资进行建设，与原告无关，129号院所有权归与其本人所有，129号院所有权有争议，也是导致院落没有拆除、腾空的原因，合同无论谁签订，都没履行。原告经质证认为，对胡建垠户口户口本的真实性无异议，29号院落上有两个独立的户口本。对（2019）鲁0305民初4565号庭审笔录无异议。对2012年12月23日农村重大事项会议纪要复印件的真实性无异议，会议纪要只是对于享受两套房的标准进行了内部决议，而安置协议中明确约定第二套房时免费提供的。对（2019）鲁0305民初4565号案件审理过程中第三人胡建垠提交的建筑施工合同复印件的真实性有异议，与事实不符，当时是由原告夫妻出资建设，不是胡建垠。经审查认为，以上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均真实有效，本院予以采信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及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王德英系被告村村民，原告与丈夫胡文吉共同拥有享有位于临淄区稷下街道办事处官道村129号宅基地及院落一处。原告之子胡建垠户口户口同在官道村**。12年4月25日胡文吉作出《遗嘱》，其所有财产、旧村改造补偿款及土地承包权全部由原告继承。2012年5月12日胡文吉去世。2012年被告所在村进行旧村改造，2013年1月1日，原告之子胡建垠与被告签订《稷下街道官道村拆迁房屋补偿安置协议》，约定对官道村129号(以身份证、户口本为户口本为证)203.03平方米，评估价值为141984元，附属物的评估价值为2349元，装饰装修评估11227元，空地面积补偿16898.10元，评估补偿价值共计172458.1元，宅基地一处补偿奖励100000元，经综合折算，补偿总金额为295458.10元，被告提供面积不低于130平方米楼房一套和面积不低于90平方米精装修保障楼房一套。差价款折算为35458元，剩余房款在胡建垠签订拆迁协议并拆除房屋交付给村委会后三日内支付到胡建垠个人账户，搬迁日期为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会决定，在规定的拆除时间内附属物由胡建垠自行处理，逾期一切由村委会处理，合同还对其他的奖励及过渡期间的临时安置费等事项进行了约定。被告村新房建成后，2015年分配，但原告与胡建垠内部不能达成一致，胡建垠与被告均未履行双方签订的合同，案涉129号院落及房屋未自行拆除，合同约定的两套房屋也未分配。胡建垠于2019年12月18日去世。另查明，原告曾以同一诉求起诉被告及第三人胡建垠、胡燕。诉讼中胡建垠作为第三人开庭时主张涉案的129号院是其个人所有，其本人享有两套安置房的权利，并对胡文吉遗嘱提出异议。胡建垠去世后，本院作出（2019）鲁0305民初4565号民事裁定，驳回原告王德英的起诉。后原告又以同一诉求起诉被告，本院作出（2020）鲁0305民初2799号民事裁定，以重复诉讼，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为由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上诉后，前述4565号民事裁定居然被二审认可，本案被指令审理。本院认为，本案争执的主要问题是：一是原告要求履行被告与胡建垠签订的合同有什么依据。经审查认为，合同是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仅在签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之间产生效力。本案签订拆迁房屋补偿安置协议的一方为胡建垠，一方为被告，而不是原告。原告要求履行合同的前提是原告与被告之间应存在其本人签名的拆迁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但本案不存在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拆迁房屋补偿安置协议。原告要求履行被告与胡建垠签订的合同，应当获得被告与胡建垠的许可，或者由三方签订拆迁房屋补偿安置协议。在胡建垠作为第三人的诉讼中，胡建垠并不认可原告的诉求。被告至今也不认可与原告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因此，原告要求履行被告与胡建垠签订的合同，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二是案涉129号院落及房屋所有权的归属。原告提供胡文吉遗嘱，认为129号院落及房屋所有权归其所有，但在胡建垠作为第三人的诉讼中，胡建垠对遗嘱提出异议。且胡文吉仅对其个人所有财产、旧村改造补偿款及土地承包权全部由原告继承，因此，现有证据不能确定该房屋所有权的归属。同时，旧村改造安置补偿房屋与分房资格有关。即使胡文吉遗嘱有效，也不必然导致安置补偿的两套房屋归原告所有。原告应当首先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关于129号院落及房屋所有权的归属的证据，进而再明确胡建垠、原告二人究竟是谁具备资格与被告签订拆迁房屋补偿安置协议。诉讼中，原告陈诉曾找被告签合同但未果。如果原告认为应由原告与被告签订拆迁房屋补偿安置协议，则应由其在签订协议之后再主张分配新房。综上所述，因被告与胡建垠签订了拆迁房屋补偿安置协议，被告不认可与原告存在拆迁房屋补偿安置协议，胡建垠又不同意原告的主张，在原告未与被告签订协议的情况下，要求被告履行与他人签订的协议，于法无据。原告可于证据充分后，另行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德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66元，由原告王德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友军人民陪审员  刘文生人民陪审员  朱真真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王梦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