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111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1，男，汉族，1981年10月13日出生，住湖南省澧县*********，公民身份号码为430************838。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向阳，广东永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金花，女，汉族，1981年3月19日出生，住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穿紫河二轻宿舍1栋301号，公民身份号码为430************226。委托诉讼代理人：萧政涵，广东多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美婷，广东多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东莞市满得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法定代表人：孙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向阳，广东永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某1因与被上诉人刘金花、原审被告东莞市满得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满得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20）粤1973民初118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孙某1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驳回刘金花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遗漏必要诉讼参与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孙某1在一审中申请追加万红华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一审法院未通知万红华参加诉讼，遗漏了本案的必要诉讼参与人，导致本案事实认定错误。1.万红华在2020年4月向刘金花支付24万元用于购买口罩原料，后来因价格上涨，刘金花为卖高价而拖延交货，万红华坚持要求按原订购价格2万元/吨交付货物，双方发生争议。后来，刘金花主张多送了一吨无纺布到仓库，万红华主张这一吨无纺布是刘金花应该发给他的。2.从刘金花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及“送货单”上信息得知，案涉货物的收货方为“万总、老万”即万红华，刘金花提供的报警笔录也证明他们之间存在货物买卖关系，刘金花收取了万红华的全部货款，但因货物涨价而没有交付货物给万红华。3.孙某1与万红华共同租赁了一仓库存放货物，刘金花交付给孙某1、万红华的货物均是通过“货拉拉”运输，收货地点都是在同一仓库，刘金花发了二吨货物到此仓库，其中有几张送货单的收货人为万红华，万红华不同意退还给刘金花一吨无纺布，刘金花于是报警，万红华在樟木头石新派出所也坚持称货物为刘金花交付给他的货物，案涉的一吨无纺布是他从此仓库拉走的，万红华与刘金花之间的买卖关系才是案涉货物的争议焦点。可见，万红华与刘金花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万红华不仅是刘金花送货单注明的案涉货物收货人，也实际拉走了案涉货物，万红华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但一审法院未通知其参加诉讼，程序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四项的规定，请求二审法院将本案发回重审。二、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导致错误判决。1.孙某1没有取得案涉的无纺布，案涉货物被万红华拉走，万红华与刘金花存在买卖关系，且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刘金花将货物发货给孙某113天后，刘金花到孙某1处称多发了一吨货物，孙某1表示如果是多发给我的，同意立即退还，但万红华表示这一吨货物是他的，不同意退还刘金花。刘金花于是报警处理，在警察到场后，万红华仍不愿意将货物交给刘金花，于是警察将孙某1、刘金花及万红华等全部带到派出所调解，后派出所让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在协商的过程中，万红华派人将货物拉走，孙某1并不知情。因此，刘金花明知孙某1没有取得案涉货物，也明知案涉货物不是被盗、损毁、遗失等原因而不能取回案涉货物，而是因为刘金花与万红华之间存在买卖纠纷，万红华阻碍了其权利的行使，孙某1并没有因此而获得利益。2.刘金花没有受到损失。刘金花与万红华存在买卖纠纷，万红华主张案涉货物是刘金花履行他们之间的买卖合同，因为送货单上的收货人是他。刘金花如有损失，可以向万红华主张权利，而不应将责任转嫁给孙某1。3.孙某1实际只收取了一吨无纺布，多出的一吨无纺布系刘金花与万红华之间的交易，与孙某1无关。刘金花到孙某1处向孙某1提出退还多送的一吨无纺布时，孙某1表示可以退还，刘金花的权利没有受到损害，孙某1与刘金花之间的买卖合同及附随的权利义务在此时已履行完毕，刘金花不能取回货物的原因是由于刘金花与万红华之间的纠纷导致的，孙某1没有任何责任。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支持刘金花获取非法利益，违反了诚信原则。1.案涉货物无纺布属于新冠肺炎防御物资，刘金花恶意哄抬特价，正常的价格为1万元/吨，但刘金花在2020年4月14日以13万元/吨高价卖给孙某1，但因国家调控，2020年4月26日，无纺布价格回落至4-5万元/吨，至2020年5月初，价格基本回到1-2万元/吨，刘金花主张以13万元/吨的价格要求孙某1返还，明显背离市场价值及货物自身价值。刘金花在收取孙某1及万红华2万元/吨的无纺布货款后，但以市场涨价为由拒不交货，逼迫孙某1高价（13万元/吨）购买其无纺布，刘金花极不诚信，不应得到法律支持。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的规定，本案中，案涉货物被万红华拉走，不代表货物已灭失，由于万红华没有参与诉讼，无法确认案涉货物的状况，据孙某1了解，此货物现在仍在万红华处，完全可以实物返还；原物等额的金钱应以市场价值确定，案涉货物是国家管控的新冠肺炎防御物资，13万元/吨的价格是刘金花恶意哄抬的价格，而不是市场价值，一审判决以13万元/吨来认定案涉货物价格明显没有法律依据。无纺布属于种类物，而非特定物，就算没有原物可返还，市场上有大量代位物，无需折算成金钱返还。因此，一审判决孙某1返还不当得利13万元属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刘金花向本院答辩称：孙某1的上诉理由及请求明显没有依据。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而非买卖合同纠纷，孙某1在一审提出的反诉不符合反诉条件，案外人万红华不是本案适格当事人，刘金花与案外人万红华已经没有纠纷，即使存有买卖合同纠纷亦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万红华明显不属于本案不当得利纠纷的必要共同诉讼人。孙某1的主张无非是混淆视听、目的拖延诉讼而已。孙某1亲自订货、付货款以及亲自安排货拉拉提货，货物送到其经营的满得公司仓库，以上行为系其个人独立完成，货物由孙某1亲自接收及保管，并亲自承认多收及承诺退还刘金花1吨货物（价值13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足以认定。因为孙某1与万红华系生意合伙关系，刘金花部分单据备注为“老万”符合交易习惯和常理，刘金花虽然与万红华另外有无纺布以及热风棉的交易，但送货是送到万红华塘厦镇的工厂而从未送到孙某1工厂。货物送达孙某1工厂后由于孙某1的保管过失导致被案外人万红华拉走，该过错和后果应当由孙某1自行承担，与刘金花无关。案涉货物不存在哄抬物价情况，当时货物走俏，所以才发生万红华抢货的情况，孙某1与刘金花自愿平等达成1吨13万元的交易。刘金花进货也是十多万元，双方明知案涉货物价值不可能是三两万元得。整个交易过程孙某1一直未有任何异议，该交易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规定。孙某1声称货物属于种类物仍可以返还货物实属无理。1.孙某1一直并未退还货物，关键的是货物交易当时极为紧俏，当时价值13万元，刘金花的进货价格也是十多万元，按照孙某1的主张以现在市场价值计算会对刘金花造成极大的不公，并造成孙某1获得不当利益。原审被告满得公司向本院陈述称：与孙某1的意见一致。刘金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孙某1、满得公司连带向刘金花返还不当得利13万元及利息（以13万元为本金，从起诉之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案件诉讼费由孙某1、满得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刘金花主张孙某1、满得公司以13万元每吨的价格向刘金花订购了1吨无纺布，双方未签订买卖合同，发货时刘金花因精力不济导致失误向孙某1、满得公司实际发送了2吨无纺布，后刘金花要求孙某1、满得公司返还，孙某1、满得公司拒绝返还。为证实其主张，刘金花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视频、报警笔录及送货单证明。（一）转账记录显示，孙某1分别于2020年4月4日向刘金花支付了4万元，于2020年4月5日向刘金花支付了8万元，于2020年4月14日向刘金花支付了1万元。刘金花主张孙某1向刘金花声称其与案外人万红华一起合伙向刘金花订购无纺布，开始时孙某1按每吨2万元的价格预付了12万元订金，但因双方是按照现货交易的，刘金花只是贸易商，并非生产商，当时案涉货物的交易行情十分紧俏，价格每日都在变化，故双方明确知晓最终成交价和交期需根据刘金花的到货情况及价格决定，后来根据行情变化，双方协商同意不再按原来每吨2万元的价格履行，孙某1最终确认以每吨13万元的价格购买案涉货物，故孙某1在支付了12万元预付款的基础上又于2020年4月14日向刘金花转账了1万元。孙某1确认向刘金花转账支付了13万元，但孙某1主张双方从未协商过要解除之前的买卖合同，孙某1一直要求刘金花履行每吨2万元价格的合同，但刘金花拒绝履行，并提出如果要交付货物必须按新的价格履行，因孙某1的机器设备一直处于停产状态，孙某1为了减少损失，故不得已向刘金花购买了13万元每吨的无纺布1吨。（二）刘金花与孙某1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刘金花于2020年4月16日向孙某1发送了出货明细的照片并称“今天实际出货数量，请知晓，车已经拉走了”，孙某1回“好”，对应的该出货明细照片内容载明“4/16，万总，50G×160mm白41.4+41+40.9+40.64支=163.9kg。30G×160mm白37.8+37.2+37.5+37.4+37+36.8+37.17支=260.8。”刘金花于4月21日又向孙某1发送了两张出货明细照片，第一张出货明细照片内容载明“4/21，万总，50G×160mm，……/16支=510.9kg。30G×160mm……/9支=268.3kg。”第二张出货明细照片内容载明30G×160mm260.8+478.2=739-1000=261。50G×160mm163.9+327.3=491.2-1000=508”。随后孙某1向刘金花发送了满得公司的位置定位，刘金花回复称“你自己叫货拉拉过来拿吧，自己叫，这是我的定位啊，这我手机号码，直接把我手机号码给他就好了”，并向孙某1发送了位置定位及手机号码。刘金花主张两种规格的无纺布价格一致，孙某1分别于2020年4月15日、4月16日和4月21日提走了案涉货物，30G×160mm规格无纺布4月15日的送货量478.2kg、4月16日的送货量260.8kg，合计739kg，50G×160mm规格无纺布4月15日送货量327.3kg、4月16日的送货量163.9kg，合计491.2kg，由于刘金花当时误以为孙某1需要2吨货物，故刘金花又于2020年4月21日向孙某1发了769kg货物，但实际孙某1只需要1吨货物。孙某1对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确认，但主张其向刘金花支付13万元是为了减少损失而被迫订购的，因为所有口罩机设备因为刘金花的不供货行为而停产，且刘金花的出货明细标注收货人为“万总”，证明刘金花所送的货物除了孙某1订购的外还有万红华订购的货物。（三）视频和报警笔录，视频显示在场人员有刘金花与孙某1及民警，孙某1称“没有，现在我的货在另外一个仓库，我现在找人拉过来给她，等下那个人来了就把货给她嘛，现在我也不知道，现在就是说，我们买了一吨货，她们送了2吨货过来，但是就是说她发的明细也是2吨，我看了也是2吨，但是我没有点数，货就放这里，但是刚才有个人过来把货拉了一些走了，他等会会拉过来，就还给她，2吨货嘛，价值26万元”，民警问“就拉过来还给她是不是”，民警又问刘金花“是你报的警是吗？是你送过来的是吧”，刘金花和孙某1均回“是”，刘金花称“现在就是，他会还过来嘛”，孙某1回“现在就是看他还不还嘛，如果不还，我们一起报警。我朋友把货拉走了，等下会拉过来”。报警笔录显示刘金花就案涉纠纷向公安机关报警，民警对刘金花制作了询问笔录。孙某1对视频和报警笔录的真实性确认，主张视频对话的地点是在孙某1和案外人万红华共同租赁的仓库内，孙某1明确表示案涉货物可以退回给刘金花，但由于刘金花与万红华之间存在买卖合同纠纷，万红华将货拉走了，孙某1没有取得任何财产利益，刘金花的损失不是孙某1造成的。（四）刘金花提交了其与案外人之间的送货单，拟证明刘金花的部分无纺布进货情况。送货单显示刘金花于2020年4月16日以12万元每吨和121000元每吨的价格购买不同规格的货物，于2020年4月21日以10万元每吨的价格购买不同规格的货物。孙某1对送货单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是刘金花与案外人之间的交易，孙某1对此不知情。满得公司对刘金花的证据不予认可，主张其与刘金花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案涉纠纷与其无关。孙某1提交了客户订单，主张其在2020年4月7日之前一直是与万红华合伙购买原材料，但是后来因为刘金花没有交货，原材料涨价，故孙某1与万红华之间产生了分歧，后来双方就各自处理自己的订单，刘金花送的货均是孙某1和万红华签收的，其中包含了万红华订购的货，故无法确认刘金花发的货全是发送给孙某1的。客户订单显示“老万”作为需方，与2020年4月3日向刘金花订购了无纺布和热风棉共计24万元。孙某1主张其中孙某1订了6吨无纺布，其与万红华各自支付了12万元预付款。刘金花对该客户订单不予认可，主张孙某1与刘金花发生案涉交易时声称孙某1和万红华是合伙关系，当时刘金花确实与万红华单独存在过交易，但是刘金花送的案涉2吨货物均是孙某1亲自安排货拉拉来刘金花处提的货，送到满得公司的仓库，故案涉交易是孙某1、满得公司独立完成的，与客户订单中所载明的万红华的交易无关。另，刘金花于2020年5月20日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案件起诉状和证据材料。刘金花申请一审法院向东莞市公安局樟木头分局石新派出所调取2020年4月26日出警协调处理刘金花、孙某1、满得公司的案涉纠纷有关询问笔录及现场监控视频。孙某1于一审庭前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反诉状，一审法院已作出（2020）粤1973民初11892号民事裁定，不予受理孙某1的反诉。孙某1于一审庭前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万红华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以上事实，有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视频、报警笔录、送货单、客户订单、付款明细及一审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孙某1、满得公司与刘金花之间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孙某1、满得公司是否因此负有返还刘金花13万元不当得利及相应利息的义务。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之规定可知，构成不当得利，应符合以下要件：民事主体一方取得利益；取得利益没有法律根据；取得利益致使民事主体他方受到损失。本案中，刘金花主张孙某1、满得公司以13万元的单价向刘金花采购了1吨无纺布，后刘金花因失误向孙某1、满得公司多送了1吨无纺布，孙某1、满得公司收取后拒绝返还，刘金花对此应举证证明。首先，孙某1在一审庭审中确认其以13万元的单价向刘金花采购了1吨无纺布并向刘金花支付了13万元货款；其次，根据刘金花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刘金花向孙某1发送了位置定位并让孙某1自行安排货拉拉前往该地址提货；最后，刘金花提交的视频亦显示孙某1确认收取了刘金花发送的2吨无纺布。故一审法院认定孙某1已实际多收取了刘金花供应的1吨无纺布。根据双方一审庭审陈述及现有证据显示，向刘金花下单采购货物、支付款项及取货的均系孙某1个人行为，无法证实与满得公司有关，故刘金花主张满得公司收取了刘金花多供应的1吨无纺布，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孙某1无法律依据取得了1吨无纺布，致刘金花损失了1吨无纺布，二者之间构成不当得利。承上，孙某1无法律依据多收取了刘金花的1吨无纺布，应当向刘金花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针对孙某1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孙某1对于刘金花多交付的1吨无纺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综合案涉证据以及双方陈述，本院分析如下：第一，刘金花在本案中主张满得公司、孙某1以13万元的单价向其采购1吨无纺布但因失误而多送了1吨无纺布，孙某1亦确认其以13万元单价向刘金花采购1吨无纺布但收取了2吨无纺布，故可以认定刘金花是在履行与孙某1的买卖合同时多交付了1吨无纺布。因多交付的1吨无纺布是由孙某1实际收取，万红华并不属于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本院对孙某1就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提出的异议不予支持。第二,刘金花是因疏忽而非有意多交付1吨货物，报警笔录亦显示其找孙某1要求归还，且孙某1亦称同意退还多交付的货物，故刘金花、孙某1均不具有变更原买卖合同标的物数量的意思表示，即孙某1没有合法依据而占有多交付标的物的，构成不当得利。第三，孙某1应当知道其没有多收取1吨无纺布的法律根据，刘金花可以请求孙某1返还其取得的利益并依法赔偿损失；孙某1无法返还多收取的货物且放任案外人拉走，刘金花参照此前合同的合意价格要求孙某1返还不当得利130000元并支付利息于法有据，一审判决对此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孙某1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以及前述援引的法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孙某1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祁晓娜审判员  李远伦审判员  伍小冰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潘因因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