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7民初7068号原告(反诉被告)：上海索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法定代表人：付某某，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本迪，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上海美表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法定代表人：沈乃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述胜，上海信思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索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美表新材料有限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8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本院于2020年6月29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后因案情复杂，本案转为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审理中，被告向本院提出反诉申请，本院经审查受理了被告反诉。本案于2020年10月14日、同年12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本迪、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述胜两次均到庭参加诉讼，原告法定代表人付某某到庭参加第一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索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偿付加工费人民币1,623,154元(以下币种同)；2.被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1,623,154元为基数，自2020年5月27日起算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事实和理由：2017年3月，原、被告签订书面加工合同，约定原告为被告提供笔记本电脑外壳打磨喷砂加工业务，被告应在收到原告开具发票后120日内付清加工费。2017年4月至2019年3月间，就加工事宜原告共计开具发票14,782,669元，扣除经法院认定为虚开的发票金额4,110,000元，真实交易金额应为10,672,669元。虽然在审理原告、付某某和李某某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刑事案件中司法鉴定机构认定的真实交易金额为8,991,456.03元，但还需要加上水电费、房租、税金及UX580和K2P的加工费等，因为水电房租等被告方李某某帮原告垫付后先从应付货款中扣除，原告后来又另行支付给了李某某，故上述房租水电费理应计算在真实交易金额中，根据对账单显示的房租水电金额为1,602,318.70元，另有部分凭证丢失了所以没有记载。扣除被告已付款后，被告尚欠1,623,154元价款未付。原告多次催讨未果，故涉讼。被告上海美表新材料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首先，双方确实存在加工合同关系，但业务往来都是被告承包人李某某独自承接的，被告对具体细节并不清楚。其次，原告主张的真实交易金额没有相应依据，相关刑事侦查卷宗的材料只能证明虚开增值税发票的金额，不能反推真实发生的业务金额，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并不一致，不能简单认定剔除虚开发票部分即为真实交易，原告必须提供相应的合同履行证据予以证明。被告希望追加李某某为第三人查明事实，同时申请对双方真实交易金额进行审计。再次，根据李某某自己制作的财务账册统计，双方真实交易金额应为804万余元。同时相关刑事案件侦查卷宗显示，双方对于月度对账单的结算金额都是确认的，根据月度对账单计算再扣除掉手写的开给案外人的发票部分得出的真实交易金额亦为804万余元，和被告公司内部账册统计的数据非常相近。原告认为在真实交易金额中需要再加上房租水电等违背了双方对账当时的真实意愿，也没有相应依据。原告所称的其向李某某转账的款项实际是两人分赃，无法看出支付的是所谓水电房租。被告上海美表新材料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原告返还加工费1,006,845.36元；2.被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1,006,845.36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19日起算至实际清偿日止，2019年8月19日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后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事实和理由：根据被告方核算，双方真实交易金额为8,042,669元，被告的已付款已经超过了双方真实交易金额，故原告应当返还多支付的加工费1,006,845.36元。原告上海索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就反诉请求辩称：不同意被告反诉请求，双方真实交易金额应当根据刑事案件中认定的金额来确定，扣除认定为虚开发票的4,110,000元后，双方真实交易金额就是10,672,669元，被告主张没有相应依据。另外，原告亦申请追加李某某为第三人以便查明真实交易金额。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存在长期加工业务往来，2017年3月至2019年4月间，原告共向被告开具金额为14,782,668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于2017年7月至2019年4月共计向原告付款9,049,514.36元。另查明：李某某于2017年3月至2019年3月间承包被告的阳极氧化车间并对外以被告名义承揽生意，吴丽玲自2015年5月开始帮助李某某做账，其中包括李某某承租的被告车间的内部账及李某某另一个公司即上海旌实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旌实公司”)的账目，俞富英于2015年11月至2019年4月在李某某的车间内任职，主要内容是和客户、供应商对账兼做人事等。李某某、原告法定代表人付某某及原告公司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由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立案侦查。该案侦查过程中，吴丽玲向公安机关提交了原告开给被告的发票、对账单、被告记账凭证、流水单等材料，其中标题为“上海索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对账单”的材料载明2017年3月原告开票金额为385,141.55元(已扣除2-4月房租46,224元及3月电费27,068.40元)、2017年5月开票金额为470,150.64元(其中有手写备注“350,150开美表，120,000开旌实”字样，开票金额中已扣除5-7月房租46,224元、房租税金6,471.36元及电费31,924元)、2017年6月开票金额458,998.25元(其中有手写备注“美表开票158,998”字样，开票金额中已扣除8-10月房租46,224元、房租税金6,471.36元、电费31,639.59元及竹昌扣款40,940元；6月对账单右下方还有厂商为索钜的表格一栏中记载X580US数量15,281、X580UK数量8,990，金额合计210,000元)、2017年7月开票金额461,435.71元(已扣除电费31,639.59元及竹昌扣款27,616元)、2017年8月开票金额245,971.95元(已扣除11-次年1月房租48,051元、房租税金6,471元、电费27,342元及部分竹昌扣款)、2017年9月开票金额576,903.85元(已扣除电费24,982.80元、7月多开票金额4,400元及竹昌扣款33,021.40元)、2017年10月开票金额278,402.85元(已扣除电费22,713.40元及部分竹昌扣款)、2017年11月开票金额537,392.85元(已扣除2-4月房租48,051元、房租税金6,471元、电费23,704元及竹昌扣款32,233元)、2017年12月开票金额456,917元(已扣除电费25,500元及竹昌扣款54,822.76元)、2018年1月开票金额411,992元(其中有手写备注“2018年2月美表开2,000,020、2018年3月美表开136,992、3月旌实开75,000”字样，开票金额中已扣除5-7月房租48,051元、房租税金6,471元、电费20,256元及部分竹昌扣款)、2018年2-3月开票金额244,621元(已扣除电费及部分竹昌扣款，但电费金额未予载明，原告在审理中自称为18,361.20元)、2018年4月开票金额436,152元(扣除8-10月房租48,051元、房租税金6,471元、电费15,244元及竹昌扣款27,383元)、2018年5月开票金额468,366元(已扣除电费25,441.20元及部分竹昌扣款)、2018年6月开票金额727,751元(已扣除49,449元及部分竹昌扣款)、2018年7月开票金额476,438元(其中有一栏“K2P”的机种单价未记载、数量71,160、金额为0，原告另提供有李某某签字的报价单证明该机种单价为3元；开票金额中已扣除11-次年1月房租49,875元、房租税金6,471元、电费50,336元及部分竹昌扣款)、2018年9月开票金额223,958.40元(已扣除电费10,904元及部分竹昌扣款)、2018年10月开票金额51,224.20元(已扣除2-4月房租49,875元、房租税金6,471元、电费14,215元及部分竹昌扣款)、2018年11月开票金额106,705.90元(已扣除电费14,448元及部分竹昌扣款)、2018年12月开票金额251,467.10元(已扣除电费23,504元及部分竹昌扣款)、2019年1-2月开票金额358,647.20元(已扣除5-7房租49,875元、房租税金5,225元及电费45,298.60元)，对于上述对账单中手写备注部分，原告称并非其公司人员所写。该案侦查过程中，俞富英向公安机关提供了汇总表等材料，包括了吴丽玲提交的对账单以及其未提供的2017年4月、2018年8月及2019年3-4月对账单。其中2017年4月对账单载明开票金额为180,050.50元(已扣除电费12,812.80元)、2018年8月对账单载明开票金额为611,019元(已扣除电费34,080.80元及部分竹昌扣款)、2019年3-4月对账单载明开票金额为124,776元(未记载扣款事项)，俞富英称2019年3-4月的对账单还未和付某某最终对账确认。2019年9月23日，吴丽玲在询问笔录中表示标题为“上海索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对账单”的表格是俞富英和原告对好账后发给吴丽玲，吴丽玲这边看好存档，但是实际李某某和原告的经营额不止开票金额，还包括对账单中显示的扣款；扣款部分是付某某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报废品，全部扣在李某某头上，但实际上报废产生的费用应该是付某某承担的，另外水电费和房租也应该是付某某支付但是李某某帮其代付了，所以对账单中就把这部分费用扣除了；对账单是双方都认可的金额，对账单之外即使有真实业务起码也会有相关的送货凭证、发货凭证等材料显示的。2019年9月24日，俞富英在询问笔录中表示标题为“上海索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对账单”的表格是俞富英所做的，其和付某某会先对账，对账之后付某某按照对账单上的开票金额开票，俞富英再把开好的发票给吴丽玲，吴丽玲最后会把这些发票拿给被告，也有情况是李某某从付某某这边直接拿走发票给吴丽玲；俞富英认为这些对账单就是根据双方实际经营额制作的，对账单上的扣款项代表有些是有不良或废品需要扣款，“房租水电”实际是原告的房租水电，李某某会帮付某某代缴，但是为什么代缴不清楚，照理这部分扣款情况是要算到原告的经营额里的然后让被告支付的，实际经营额应该是开票金额加上几个扣款项，比如水电费、房租等，水电费房租可以算作生产成本；对账单是根据李某某和付某某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单据、收据、送货单、进货单等对账出来的，其提交的2019年3、4月份的对账单还没有和付某某对过，付某某还有一些不良品没有报，所以2019年3、4月份数据应该和真实情况有差距；可能存在有实际加工但是对账单中没有记录的情况，对账单中体现出来的最后金额为0的部分就是实际没有给付某某钱的，还有就是SIM卡和K2P，对账单上也没有，其实是做了成品的，其记得K2P当时就做了几十万。2019年11月，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向李某某和付某某送达了《鉴定意见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经有关人员对李某某和付某某之间实际业务量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进行司法会计审计，鉴定意见为2017年4月27日至2019年3月21日，本案原告向本案被告共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371份，价税合计14,782,669元；根据吴丽玲提供的发货退货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3月至2019年4月，原告在实际业务基础上发生请款的开票金额为8,548,882.96元，和原告开具的37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的差额为6,233,786.04元；经和原告提供的送货单、退货单等单据核对后，原告在实际业务的基础上发生请款的开票金额合计为8,991,456.03元，和原告开具的37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相差数额为5,791,212.97元。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据此向上海市金山区检察院提交了《补充侦查报告书》。就上述司法鉴定意见，李某某在询问笔录中表示，对于实际发生业务没有对账的442,573元没有异议，但认为对账单上每个月的请款金额再加上房租和水电费才是其和付某某实际发生的业务金额，因为付某某加工用的场地是其帮助租赁的，付某某给其多少租金，其全部给房东了，水电费也是其去交的，认为实际虚开增票的金额在579万余元的基础上还要扣掉100万左右。2019年11月15日，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就李某某、付某某、原告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提起公诉，查明2017年3月至2019年3月间，李某某在承包被告阳极氧化车间并以该公司名义对外承揽生意期间，在和付某某经营的原告公司发生加工业务过程中，通过支付相应开票费，让付某某以原告名义向被告公司虚开部分增值税专用发票，后通过付某某个人账户将被告多支付的开票金额转账至李某某个人账户，其中李某某和原告公司发生真实业务的开票金额为1,066万余元，虚开增票价税合计411万余元，涉及税款56万余元；金山区税务局出具抵扣证明证实案发时被告收受原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并已经全部申报抵扣等。2019年12月21日，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出具(2019)沪0116刑初1014号刑事判决书，其中认定2017年3月至2019年3月期间李某某以被告名义收受原告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1,478万余元，均已申报抵扣，虚开增票价税合计411万余元，并据此判处李某某、付某某和原告公司等相应刑罚。审理中，原告向本院提交情况说明，称原告向案外人旌实公司开具有大约500,000元左右的增值税发票。以上事实，有增值税专用发票、付款凭证、刑事侦查卷宗材料(包括对账单、询问笔录、鉴定意见通知书等)、起诉书、刑事判决书、情况说明等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被告提供的开具红字增值税发票相关材料，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原告向被告开具的发票全部申报抵扣，即使被告确实开具了相应的红字发票也不代表对应的业务不真实，仍需要结合其他证据一并判定，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对于原告提供的报价单、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及被告提供的李某某制作的财务账册，本院均不予采信，理由在本院认为部分阐述。本院认为，虽然被告对于原告提供的《委外加工合同》不予认可，但被告方对于双方存在加工合同关系并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之间的实际交易金额如何认定？原告认为双方真实交易总金额即为原告向被告开具发票的总金额减去刑事判决书认定的虚开发票的金额，而被告认为双方真实交易总金额应该以被告提供的李某某制作的财务账册为依据同时参照双方认可的对账单来认定，对此本院从以下角度逐一进行分析。关于原告认为的双方之间真实交易金额的计算方式，根据刑事案件侦查卷宗和刑事判决书记载，刑事判决书最终认定的虚开发票金额为411余万元，和刑事侦查过程中司法鉴定报告显示的虚开发票金额存在差异。鉴于李某某在针对司法鉴定报告的询问笔录中表示实际业务金额还应该加上水电房租等，而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的证明标准较为严格，故法院最终将虚开增值税发票的金额调整为411余万元只能说明未认定的部分并非虚开发票，但不能代表未认定为虚开发票的部分即为双方真实的加工业务金额，也可能包括能够开票的、与加工合同无涉的其他款项，需要进行进一步审查和认定。故原告简单以全部开票总金额减去刑事判决书认定的虚开发票的4,110,000元确定双方真实的加工合同交易金额缺乏相应依据，本院对此难以支持。关于被告认为的双方之间真实交易金额的计算方式，第一、根据虚开增值税发票罪一案中当事人及证人的陈述，标题为“上海索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对账单”是俞富英制作和付某某核对后交给吴丽玲并由其存档，原告和李某某对于2017年3月至2019年2月的对账单都是认可的；2019年3-4月对账单俞富英称还没有最终和付某某对好，但原告在庭审中并未对该份对账单提出异议，应视为原告方对此亦予以确认，故经核算本院确认上述对账单总金额为8,544,482.95元。第二、被告提供的李某某制作的财务账册系李某某单方制作，没有得到原告确认，且已经有双方认可的对账单足以作为依据，故对于李某某制作的账册，本院不予采信。第三、标题为“上海索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对账单”中的开票金额均已经扣除了相应的房租水电等费用，而根据李某某、俞富英和吴丽玲等人陈述，真实交易金额应当加上房租水电等，只是因为李某某帮原告代付了所以直接从加工费中扣除。本院认为，上述人员关于房租水电是否属于真实交易金额的陈述均为一致，应该是可信的，但原告如果要将该部分金额重新计算在交易总金额之中，则需要证明其另行支付或者另行向李某某等支付了上述房租水电等费用。现原告提供的付某某向李某某转账支付的付款凭证并无任何备注，从时间金额上也无法看出和对账单上记载的房租水电存在对应性，且刑事案件起诉书中查明付某某有通过其个人账户向李某某支付被告多支付的开票金额的情形，另外在双方长达2年的对账时间中，如果原告确实向李某某有支付过房租水电，对账单中对此却未有任何体现亦不符合常理的，故综上，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已经另行向李某某支付了扣除的房租水电等费用，对于该部分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原告认为已经扣除的房租水电需要重新计算在真实交易金额中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第四、根据吴丽玲在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所陈述的，李某某在承租了被告车间的同时还经营着旌实公司，故标题为“上海索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对账单”显示的应为李某某代表的主体和原告之间发生的业务往来而并非仅仅是原、被告之间的业务往来。因部分对账单中有手写涉及旌实公司开票金额的字样，而原告审理中也自认其确实向旌实公司开具了500,000元左右的发票，故本院认为对账单的总金额应当扣除原告向旌实公司开票的部分495,000.25元。第五、李某某在询问笔录中明确表示对于未对账但实际发生的442,573元没有异议，且司法鉴定意见通知书中也表明了该部分金额有核对原告提供的送货单和退货单等材料，另外未有证据显示该部分交易属于原告向旌实公司开票的部分与旌实公司存在关联性，故本院认为上述442,573元属于原、被告之间真实交易往来。第六，关于原告认为还需要计算在真实交易金额中的UX580的加工费，虽然对账单上有记载金额210,000元，但没有计算在对账单统计的开票金额中，原告也未提供相应的凭证证明加工业务实际发生；原告另称的K2P在对账单中记载为0元，虽然俞富英曾在笔录中陈述称记得K2P做了成品有几十万，但同样未有相应证据予以佐证，且即使上述两笔加工费均实际发生，也可能已经包括在未对账的差额部分之中，故对于原告关于该两项加工费的意见及相应证据，本院不予采信。第七、因李某某、吴丽玲、付某某等在刑事案件侦查中对于双方交易均进行了明确陈述，也提供了对账单等一系列材料，故本院认为庭审中原、被告提供的证据足以查明事实，追加李某某为第三人及申请对真实交易金额进行审计并无必要，对上述申请本院均不予准许。综上，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间交易金额应为8,492,055.70元，被告现已经支付9,049,514.36元，被告的已付款已经超过双方交易金额，故原告无权要求被告另行支付任何价款，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均不予支持。被告有权要求原告返还已付款557,458.66元，亦有权主张相应的利息损失，但利息损失的计算基数和起算时间有误，本院依法调整为(以557,458.66元为基数，自2020年10月14日起算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反诉被告)上海索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被告(反诉原告)上海美表新材料有限公司已付款557,458.66元；二、原告(反诉被告)上海索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反诉原告)上海美表新材料有限公司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557,458.66元为基数，自2020年10月14日起算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上海索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如果原告(反诉被告)上海索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9,408元，反诉案件受理费7,194.50元，合计诉讼费26,602.5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上海索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负担23,366元(已付19,408元，剩余3,958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本院)，被告(反诉原告)上海美表新材料有限公司负担3,236.50元(已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顾凌之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周鹏宇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