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普惠农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庞允东，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娟，山东睿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超，男，1986年12月1日生，汉族，住山东省新泰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慧，女，1990年8月1日生，汉族，山东省新泰市。上列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振勇，山东平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孝彬，男，1980年7月15日生，汉族，住山东省新泰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信爱，女，1970年5月15日生，汉族，住山东省新泰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强，男，1977年6月30日生，汉族，住山东省新泰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薛德英，女，1977年6月23日生，汉族，住山东省新泰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长来，男，1961年5月5日生，汉族，住山东省新泰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牛光云，女，1966年2月19日生，汉族，住山东省新泰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西军，男，1972年8月24日生，汉族，住山东省新泰市。上列七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雨柠，山东怀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飞，男，1988年7月15日生，汉族，住山东省新泰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慧，女，1991年3月1日生，汉族，住山东省新泰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兆军，男，1967年3月12日生，汉族，山东省新泰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女，1964年1月17日生，汉族，住山东省新泰市。上诉人普惠农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惠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安孝彬、董兆军、李**、李长来、李超、李飞、李强、牛光云、王信爱、薛德英、杨慧、张西军、朱慧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3民初87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进行了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普惠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李飞、朱慧向普惠公司支付担保代偿款500,157.08元;3.依法改判李飞、朱慧向普惠公司支付10万元违约金;4.依法改判安孝彬、王信爱、李强、薛德英、张西军、李超、杨慧、董兆军、李**、李长来、牛光云对李飞、朱慧应付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5.依法改判上述李超、杨慧、安孝彬、王信爱、李强、薛德英、张西军、李长来、牛光云、李飞、朱慧、董兆军、李**承担一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二审案件受理费等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李超分别于2017年9月13日、2017年10月30日、2017年12月8日向普惠公司转账151,300元、10,0291元、50,000元，上述三笔款项均明确备注“还李超担”，上述款项为李超因其自身欠款而向普惠公司进行的打款，并非代李飞支付的李飞欠付普惠公司的担保代偿款。2015年9月1日，李超、杨慧与普惠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2015年普泰字第191号《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合同约定履行期限为2015年9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最高授信额度为人民币玖拾万元整，李超未能按时偿还贷款，普惠公司依据合同代为清偿债务。根据李超签字按手印的《担保款往来明细确认书》以及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2018）鲁0982民初5730号民事调解书可知，截止到2018年7月3日，李超欠付普惠公司本金42万元及相应利息。上述三笔款项转账时均明确备注“还李超担”，因此一审法院将该三笔款项认定为李超代李飞偿还担保代偿款与事实不符，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李超分别于2017年10月24日、2017年10月25日向普惠公司转账100,097元、100,130元，上述两笔款项备注“还李飞担”。而普惠公司在李超上述两笔打款的次日便打款给李飞，李飞又立刻将该两笔款项银行转账返还给了李超。上述整个银行流水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来证明，李超代李飞向普惠公司转款的上述两笔款项，是应普惠公司的要求进行贷款使用情况监管，并非清偿本案中李飞债务。1、根据普惠公司一审中提交向李飞账号打款的电子回单以及李超提供的李超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可以明确看出，2017年10月25日普惠公司向李飞尾号为7270的农行账号打款10万元，2017年10月25日李飞尾号为7270的农行账户向李超账户打款10万元；2017年10月26日普惠公司向李飞尾号为7270的农行账户打款10万元，2017年10月27日李飞尾号为7270的农行账户又向李超账户打款10万元。上述整个银行流水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来证明李飞打款的性质。2、2017年8月28日，李飞与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以下简称齐商银行）签订《个人经营借款合同》，合同明确约定借款期限为2017年8月28日至2018年8月23日，李飞应以借款合同第十四条中约定的到期还本法偿还借款本息。在2017年8月28日至2018年8月23日期间，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是李飞该笔贷款的债权人，因该笔债务未至清偿期限，普惠公司也未代李飞清偿该笔债务，根据一审提交的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的《贷款还款记账凭证》可知，本案代偿李飞50万元借款的时间为2018年8月23日，所以李超在借款合同约定的清偿期限届满之日前向普惠公司转账时，普惠公司尚且不是李飞的债权人，因此李飞向普惠公司打款的性质不可能是履行反担保人的还款义务。若李超想代李飞偿还贷款也应当将钱转至李飞的还款账户或在李飞贷款清偿期限届满时代李飞一次性还清贷款本息而不是将钱转至普惠公司账户。李超主张转款为清偿李飞债务于法无据、于理不通，不符合事实，因此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李超向普惠公司转账的款项除去因李超自身欠款而进行的打款外均为李超帮助李飞完成普惠公司要求的贷款使用情况监管行为，而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债务清偿行为。3、根据李飞与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签订的《个人经营借款合同》第七条四中明确约定，借款人提前部分或者全部归还借款本息的，应提前15个银行工作日向贷款人提出书面申请并取得贷款人同意。该借款合同第十四条三（二）还款（放款）账户信息，明确约定了还款账户为李飞本人名下的银行账户。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里表述,李超向普惠公司打款就视为偿还了李飞向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的贷款的说法与《个人经营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账户信息明显不符。同时，根据借款合同约定，李飞若需要提前还款，必须向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提出书面申请并经银行同意。而本案中李超并没有提供该类证据。因此，李超代李飞向普惠公司打款的行的性质不能认为是偿还了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的贷款，与本案普惠公司的追偿权并不属于同一个法律关系，不能混为一谈。4、根据《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约定可知，保证人（即本案反担保人）同意在任一时点，只要受益人（即本案贷款人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对被保证人（即本案借款人）尚未收回的债权余额不超过该最高额（即50万元），保证人（即本案反担保人）在该最高额内对普惠公司向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提供的保证担保均提供反担保保证，而不论次数和每次的金额。根据该合同条款可知，反担保人李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前提是普惠公司已经向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提供了保证责任即已经代替借款人李飞偿还了贷款本息。综上所述，李超并未代李飞清偿本案中普惠公司担保的李飞向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借贷的债务。（三）因普惠公司基于追偿权这一基础关系要求李飞、朱慧偿还代偿款，其他被上诉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事实基础并未消灭，其他被上诉人应当对该笔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普惠公司提交的《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中，安孝彬、王信爱、李强、薛德英、张西军、李超、杨慧、董兆军、李**、李长来、牛光云作为保证人均签字并摁手印，该合同合法有效，上述被上诉人主张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均无证据与法律支持，不应采纳。综上所述，普惠公司严格履行了合同义务，代为清偿李飞到期债务，依法享有追偿权，除李飞、朱慧外的被上诉人对此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恳请贵院支持普惠公司请求，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李超、杨慧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普惠公司提交的新上诉状已经超出了上诉期限，本案的审理应当以原上诉状为基础。1、李超分别于2017年9月13日、2017年10月30日、2017年12月8日向普惠公司支付151,300元，100,291元、50,000元，上述三笔款项是替李飞向普惠公司偿还的借款，并非其他。且加上李超于2017年10月24日、2017年10月25日向普惠公司支付的100,097元，100,130元，总计501,818元。以上款项全部是李超替李飞向普惠公司偿还的借款。李超已替李飞向普惠公司还清了50万元借款及利息。2、普惠公司认可李超代其弟弟李飞支付了以上5笔款项，金额总计501,818元，但是普惠公司所称该付款的目的为监管李飞贷款用途，是错误的。因为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等合同对担保人付款用于监管目的并无约定，且此种监管方式也不符合常理。李超作为李飞借款的反担保人，其提供反担保的对象系普惠公司，且贷款系直接发放至普惠公司账户，偿还金额亦能对应，因此李超根据李飞借款的使用情况及普惠公司的指示向普惠公司还款，当然是代李飞清偿其名下唯一贷款的行为。3、李超偿还上述贷款后，其与其他反担保人就李飞该笔款项的反担保责任因债务清偿而得以免除。而普惠公司收到上述李超代还款项后，未及时向债权人清偿，而是在贷款到期后再行清偿，其偿还给债权人的款项来自李超代偿给普惠公司的款项，普惠公司自身并未实际支出代偿款项，因此其基于追偿权这一基础关系要求李飞、朱慧偿还代偿款，其余被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事实基础并不存在，对普惠公司各项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均不予支持正确。4、李飞所借款项实际用款人是李超，因为该款项问题李超把李飞打成轻伤。在李飞提出条件就是要求李超把款项全部还完，于是李超在2017年9、10月份还清款项，李飞出具谅解书，李超判处缓刑。所以，李超替李飞还款有事实基础，并不是像普惠公司在上诉状中所述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原判。安孝彬、王信爱、李强、薛德英、李长来、牛光云、张西军辩称，一审法院是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首先，上诉状第三条所列举的违约金，其在一审过程中已经撤回不应当作为二审的审理范围。其二，其在上诉状中所称的李超在2015年与其形成的债务，即2018鲁0982民初5730号民事调解书中所列举债务，据庭前核实，该债务李超应当已经归还完毕。所以说普惠公司在上诉理由中所称的民事调解书中，欠款与一审法院李超归还的三笔款项相对应，是无事实依据的。第二，李超归还的五笔款项都标明了的担保字眼，如果李超是归还普惠公司其所欠款项的话，是不必标注担保字眼的。普惠公司称其归还的是双方之间的追偿款项，明显不符合逻辑。第三，在一审开庭过程中，普惠公司已经自认其贷款的发放是先发放到新希望六和，然后由新希望六合又发放至李飞账户，其在上诉状第二条中又声称第二笔打款50万元实际上是李飞向银行贷款的50万元经营款，将两笔款项等同明显违反了民事诉讼法中的禁反言原则。最后，安孝彬、王信爱、李强、薛德英、张西军、李长来、牛光云在签字时均签的是空白页，该七位被上诉人与李飞之间的关系是合作养殖关系，由李飞定期向该七位被上诉人回收养殖鸭子，李飞在让被上诉人签字时，声称的是为了保证能按时回收鸭子，基于这样的背景，几位被上诉人才签的字，在签字时根本没有担保，本案反担保合同的意思表示。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在认定。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普惠公司的上诉请求。李飞、朱慧、董兆军、李**未发表答辩意见。普惠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飞、朱慧立即向普惠公司支付担保代偿款500,157.08元；2.判令李飞、朱慧立即向普惠公司支付截止2020年6月2日的担保费、违约金；3.判令安孝彬、王信爱、李强、薛德英、张西军、李超、杨慧、董兆军、李**、李长来、牛光云对李飞、朱慧应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上述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邮寄费等费用。本案审理过程中，普惠公司第2项诉讼请求不再主张担保费，违约金为10万元（合同贷款额20%的违约金，即50万元*20%），第4项诉讼请求不再主张律师费、邮寄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8月27日，普惠公司（乙方）与李飞、朱慧（甲方）签订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乙方根据甲方的申请及所附文件资料，同意为甲方向其贷款人（这些贷款人以下统称受益人）以保证的方式提供担保；乙方为甲方担保的主债务为依据甲方与受益人签订的所有借款合同（以下称主合同）项下的因受益人向甲方连续提供信贷而形成的一系列债务，其最高额为人民币金额伍拾万元整；最高授信额度使用期间为24个月，自2016年8月27日至2018年8月27日。乙方为甲方向受益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以主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为准；甲方应当向乙方交纳担保费、评审费。支付标准：担保费率为担保金额的6‰/月。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约定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并赔偿由此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如甲方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合同规定担保贷款额20%的违约金。普惠公司提交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一份，载明安孝彬、王信爱、李强、薛德英、张西军、李超、杨慧、董兆军、李**、李长来、牛光云作为保证人，因李飞、朱慧（以下简称被保证人）与贷款人（这些贷款人以下统称受益人）签订了借款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与债权人签订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约定由债权人对2016年8月27日至2018年8月27日期间因受益人向被保证人连续提供信贷而形成的一系列债权提供保证，其最高额为伍拾万元整；为了确保主合同项下被保证人义务得到切实履行，保证人同意在上述期间内的任一时点，只要受益人对被保证人尚未收回的债权余额不超过该最高额，保证人在该最高额内对债权人向受益人提供的保证担保均提供反担保保证，而不论次数和每次的金额，也不论被保证人单笔债务的覆行期限届满日是否超过上述期间。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如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债权履行期届满，被保证人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全部履行其债务，债权人有权直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保证范围自2016年8月27日至2018年8月27日期间主合同和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项下每笔借款合同或其他形成债权债务所签订的法律性文件约定的全部主债权、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以及债权人实现上述债权所发生的一切费用；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按主合同项下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本合同债权人代偿被保证人债务之日后两年止。2017年8月28日，李飞（借款人）、朱慧（共同债务人）与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签订《个人经营借款合同》，约定借款50万元，借款年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逾期罚息利率为借款利率上浮30%，借款期限自2017年8月28日起至2018年8月23日止，还款方式为按月付息、到期还本。还款、放款账户均为李飞名下尾号为4565的账户。普惠公司对上述约定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日，李飞向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出具贷款支付委托书，委托其将贷款直接支付给普惠公司名下尾号为3158的账户。2017年8月28日，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将贷款50万元受托发放至普惠公司账户。2017年8月30日，普惠公司将李飞的贷款50万元支付给新希望六和饲料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8月30日，新希望六和饲料股份有限公司分两笔将50万元转账至李飞账户。普惠公司于2018年8月23日向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偿还借款本息500,157.08元。2017年9月13日，李超向普惠公司支付151,300元，摘要载明“还李超担”；2017年10月24日，李超向普惠公司支付100,097元，摘要载明“还李飞担”；2017年10月25日，李超向普惠公司支付100,130元，摘要载明“还李飞担”；2017年10月30日，李超向普惠公司支付100,291元，摘要载明“还李超5”；2017年12月8日，李超向普惠公司支付50,000元，摘要载明“还李超担”，上述付款金额总计501,818元。李超主张已替李飞向普惠公司还清50万元借款及利息。普惠公司称其公司仅担保李飞涉案这一笔贷款，李超的该5笔还款系普惠公司为了监管李飞的贷款使用情况，随后又将50万元发放至李飞账户。普惠公司提交其自2017年10月20日至2017年10月31日向李飞名下尾号为7270账户的5笔转款记录，金额共计50万元。各被告认为，这是普惠公司与李飞之间发生的借款业务，与反担保合同中的担保人无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李超向普惠公司还款的性质。普惠公司认可李超代其弟弟李飞支付了5笔款项，金额总计501,818元，并称该付款的目的为监管李飞贷款用途，但李超并不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等合同对担保人付款用于监管目的并无约定，且此种监管方式也不符合常理，因此，一审法院对普惠公司的陈述不予采信。李超作为李飞借款的反担保人，其提供反担保的对象系普惠公司，且贷款系直接发放至普惠公司账户，偿还金额亦能对应，因此李超根据李飞借款的使用情况及普惠公司的指示向普惠公司还款，应视为代李飞清偿其名下唯一贷款的行为。李超偿还上述贷款后，其与其他反担保人就李飞该笔款项的反担保责任因债务清偿而得以免除。普惠公司收到上述李超代还款项后，未及时向债权人清偿，而是在贷款到期后再行清偿，其偿还给债权人的款项来自李超代偿给普惠公司的款项，普惠公司自身并未实际支出代偿款项，因此其基于追偿权这一基础关系要求李飞、朱慧偿还代偿款，其余被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事实基础并不存在，对普惠公司各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普惠公司另行支付给李飞名下尾号7270账户的50万元款项，从时间上来看，应系普惠公司与李飞之间产生的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代偿银行贷款而产生的追偿权无关，普惠公司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普惠农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2元，减半收取计4401元，案件申请费3020元，由普惠农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普惠公司提交证据一、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2018）鲁0982民初5730号民事调解书一份，证据二、李超签字按手印的担保款往来明细确认书一份，证据三、李超、杨慧与普惠公司签订的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一份，以上证据拟证明：截止到2018年7月3日，李超欠普惠公司本金42万元及相应利息。李超、杨慧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缺乏关联性，该调解书涉及的款项当事人未履行，普惠公司申请执行后，作为该案担保人的杨西才（李超岳父）向执行局履行了该款项，普惠公司已经从新泰法院执行局领取了该款项，与本案李超通过银行转账打给普惠公司无任何关系。安孝彬、王信爱、李强、薛德英、李长来、牛光云、张西军质证认为，对于调解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调解书已经相当于履行完毕，不能证明李超的五笔款项是针对该调解书履行的。对于担保往来明细确认书真实性也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三的真实性也无异议。证明目的同上。经审查，针对普惠公司提交的证据，李超共计向齐商银行贷款50万元，截至2018年4月22日，李超偿还本金80000元，尚欠本金42万元。而普惠公司主张李超于2017年9月13日、2017年10月30日、2017年12月8日向普惠公司支付151,300元，100,291元、50,000元系偿还其本人所欠贷款，从金额及发生时间看，该三次还款均不能与李超偿还本金80000元的事实相对应，因此，对普惠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二审中，李超自认分别于2017年9月13日、2017年10月30日、2017年12月8日向普惠公司支付151,300元，100,291元、50,000元，上述三笔款项是替李飞向普惠公司偿还的借款，并非其他。且加上李超于2017年10月24日、2017年10月25日向普惠公司支付的100,097元，100,130元，总计501,818元。以上款项全部是李超替李飞向普惠公司偿还的借款。李超已替李飞向普惠公司还清了50万元借款及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普惠公司主张李超分别于2017年9月13日、2017年10月30日、2017年12月8日向普惠公司转账151,300元、10,0291元、50,000元系李超向普惠公司偿还其本人贷款。对此，本院认为，李超对普惠公司的该主张并不认可，虽然李超本人也存在贷款的情况，但李超自认上述三次还款系替李飞偿还涉案合同项下的贷款。如李超本人所涉贷款存在未清偿的情况，普惠公司可另行主张权利。对普惠公司的该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普惠公司主张李超分别于2017年10月24日、2017年10月25日向普惠公司转账100,097元、100,130元是应普惠公司的要求进行贷款使用情况监管。对此，本院认为，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等合同对担保人付款用于监管目的并无约定，李超对此亦不认可，普惠公司也未提交证据予以佐证。对普惠公司的该主张，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李超偿还上述贷款后，其与其他反担保人就李飞该笔款项的反担保责任因债务清偿而得以免除。对普惠公司要求其他反担保人承担反担保责任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普惠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2元，由上诉人普惠农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李 婷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赖锦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