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1民初7829号原告：江金成，男，1975年1月2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小玲，广东尚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玉军，男，1952年5月2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隆回县。被告：范某，女，1985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隆回县。被告：郑家慧，女，2011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湖南省隆回县。法定代理人：范某，身份信息同上，系被告的母亲。被告：郑伊纯，女，2015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湖南省隆回县。法定代理人：范某，身份信息同上，系被告的母亲。上述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建军，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周国良运输服务部，经营场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永兴下大圳四巷4号。经营者：周国良，男，1977年9月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原告江金成与被告郑玉军、范某、郑家慧、郑伊纯、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周国良运输服务部（以下简称周国良服务部）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江金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小玲、被告周国良服务部的经营者周国良、被告郑玉军、范某、郑家慧、郑伊纯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建军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江金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车辆粤Ａ×××××所有权归原告所有；2．终止执行案对涉案车辆粤Ａ×××××的执行；3．申请解封涉案车辆，解封案号（2019）粤0111执8282号。事实和理由：广州市白云区法院出具的（2019）粤0111民初5257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原告粤Ａ×××××车辆，案件已进入执行阶段，执行案号是（2019）粤0111执8282号。原告与被告周国良服务部在案发前早已订立和履行《车辆挂靠协议》，涉案车辆是由原告购买、维护、使用，原告才是车辆的实际所有人，被告周国良服务部并非实际车主，仅为名义挂靠人。涉案车辆与被告周国良运输部无关，只是用被告周国良服务部名义挂靠，包括购买保险、车辆维修出保险，购买保单保费等等一系列所有的关于车辆的所有事项都是由原告去实际操作及管理。原告保留起诉周国良服务部，要求其自查封开始至今造成的车辆不能正常营运的营运损失、保留解除与周国良服务部的挂靠协议、追究五被告赔偿原告损失的权利。现被告郑玉军、范某、郑家慧、郑伊纯无权查封我的车辆。被告郑玉军辩称：一、涉案被执行的标的物系车辆，根据我国车辆管理的相关规定，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必须在车管所进行所有权的登记，车辆登记档案显示，本案车辆的所有权人并不是原告，而是周国良服务部。二、原告提供的证据明显不合常理，根本不能证明挂靠关系的真实存在。1．行驶证显示注册日期为2009年11月25日，车辆上牌在挂靠合同之前的10年，明显该挂靠合同是原告与周国良服务部共同串通，试图逃避责任而虚假制作。2．前述车辆挂靠协议的签订日期2019年3月1日，此时我方与周国良服务部已进行了多个诉讼，且已进入强制执行阶段，明显就是周国良服务部故意逃避责任的伎俩。3．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涉案车辆系其实际所有，既无购车合同，也无购车付款凭证，更无购车发票。本案明显系原告和被告周国良服务部共同串通的虚假诉讼。三、退一步而言，即便挂靠关系存在，这种挂靠关系本身也是违法行为，挂靠人也不能以此对抗第三人，挂靠人应另行向被挂靠人主张权利。被告范某、郑家慧、郑伊纯辩称：与被告郑玉军的答辩意见一致。被告周国良服务部辩称：我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我方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2018年12月24日，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郑玉军、范某、郑家慧、郑伊纯与周国良服务部劳动争议案作出穗云劳人仲案［2018］1342号仲裁裁决（非终局裁决），周国良服务部与郑玉军、范某、郑家慧、郑伊纯均不服裁决，分别于2019年2月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案号分别为：（2019）粤0111民初5227号、（2019）粤0111民初5257号］，本院立案后并案审理。案件审理过程中，郑玉军、范某、郑家慧、郑伊纯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本院经审查后于2019年2月11日作出（2019）粤0111民初5257号民事裁定，裁定查封、冻结周国良服务部价值780000元的财产；据此，本院于2019年3月19日向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发出（2019）粤0111执8282号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依法首查封了周国良服务部名下包括涉案粤Ａ×××××号重型特殊结构货车在内的三十三辆机动车的车辆档案。2019年4月22日，本院作出（2019）粤0111民初5227、5257号民事判决，判令周国良服务部向郑玉军、范某、郑家慧、郑伊纯支付丧葬补助金37122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623900元，向郑玉军支付2016年5月至2019年2月的供养亲属抚恤金61200元并从2019年3月（含）起每月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1800元至郑玉军死亡之日止，向郑家慧支付2016年5月至2019年2月的供养亲属抚恤金61200元并从2019年3月（含）起每月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1800元至郑家慧年满18周岁之日止，向郑伊纯支付2016年5月至2019年2月的供养亲属抚恤金61200元并从2019年3月（含）起每月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1800元至郑伊纯年满18周岁之日止，同时驳回周国良服务部以及郑玉军、范某、郑家慧、郑伊纯的其他诉讼请求。周国良服务部不服上述判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案号：（2019）粤01民终11558、11559号］，2019年7月26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上述民事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因周国良服务部没有履行生效民事判决确定的义务，根据郑玉军、范某、郑家慧、郑伊纯的申请，本院于2019年8月12日对该案立案执行［执行案号：（2019）粤0111执8282号，执行标的为871622元，执行费用为11116元］。在执行过程中，江金成对本院查封被执行人周国良服务部名下的粤Ａ×××××号重型特殊结构货车提出书面异议。本院经审查后于2020年2月7日作出（2020）粤0111执异17号执行裁定，裁定驳回案外人江金成的异议请求。本院于2020年2月11日向江金成送达上述执行裁定。江金成不服该裁定，于2020年2月25日向本院提交材料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涉案车辆粤Ａ×××××号重型特殊结构货车登记所有人为周国良服务部，使用性质为货运，车辆登记日期为2009年11月25日，发证日期为2012年12月4日。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1．车辆行驶证，拟证明涉案车辆登记情况。该证据载明涉案车辆粤Ａ×××××号重型特殊结构货车于2009年11月25日注册，于2012年12月4日核发机动车行驶证，登记所有人为周国良服务部，使用性质为货运，品牌型号为星马牌AH5256GJB6车辆识别代号为LZ5N2CD309B011914，发动机号码为1609J126444，强制报废期止：2024年11月25日，检验有效期至2019年11月。2．《车辆挂靠协议》，拟证明原告是实际车主。该合同是由江金成（乙方）与被告周国良服务部（甲方）于2019年3月1日签订，合同约定：乙方自愿将车型星马牌、车牌号码粤Ａ×××××，发动机号1609J126444，车架号LZ5N2CD309B011914吨位9805KG的车辆一台挂靠甲方处经营。一、车辆落户：乙方自有车辆以甲方名称登记上户，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车辆落户登记不是产权登记或产权转移，车辆产权仍属乙方，车辆落户后车牌号码为粤Ａ×××××。因乙方是该车的实际车主，对该车享有管理和收益的权利，亦负有相应的义务。二、挂靠期限及责任约定：车辆挂靠经营期限2019年3月1日至2024年11月25日，在此期间，如乙方自愿离户的，应提前1个月书面通知乙方，并依约缴纳所有款项后，甲方随时为乙方办理过户手续。本挂靠协议不是劳务合同，乙方及其所聘请、雇佣的人员不属甲方职工，不享受甲方职工待遇，与甲方不存在劳动用工关系。车辆安全运行，运输车辆货物安全、货运货源、车辆收入、各项费用支出等事宜均由乙方自行负责。三、挂靠费用约定：乙方车辆在合同期内，因营运需缴纳的各项费用，即：保险费、车辆年审费、二级维护费、工商管理费、税费以及其它应承担费用等均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可代收代缴。如因乙方拖欠费用，所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四、车辆保险约定：乙方车辆在合同期内必须购买交强险和足额的第三者商业保险，第三者商业险必须购买100万元以上。若聘请他人驾驶挂靠车辆的，还需为驾驶员购买意外险。上述车辆保险费用均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可代收代缴。若甲方自行办理的，保险合同应交甲方留底一份。五、双方权利与义务约定：自本协议签订之日，甲方应向支付押金贰仟元，待协议期满，并扣除相关必要费用后，甲方应无息退还给乙方。乙方应在每年的12月31日前按时向甲方缴纳一年的车辆服务费2000元。逾期交纳，则每日加收服务费20%的滞纳金，逾期三个月甲方有权停止协议，停止为该车辆办理所有相关手续。甲方除协助乙方处理各项事故的工作外，在票据换取、运费结算、税费征收、年度审验等工作中为乙方提供方便，所需费用由乙方承担。挂靠期间，因运营缴纳的各项费用，乙方应提前15天办理；若需甲方代收代缴的，应提前15天书面通知甲方，若因此延误缴费，或不按时缴纳费用，影响车辆行驶并因为此项造成乙方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该合同甲方签名处有周国良服务部盖章及经营者周国良签名，乙方签名处有江金成签名及按手印。3．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单，拟证明涉案车辆的保险均是原告出资购买，车辆使用、管理运营者是原告，车辆所有权归原告。该保险单载明生成保单日期为2018年11月23日，被保险人是罗电通，保险期间自2018年12月1日0：00起至2019年11月30日24:00止。4．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单，拟证明内容同证据3。该保险单载明的生成保单日期、被保险人名称，保险期间与证据3一致。5．2020年1月份微信聊天记录，原告主张是原告和周国良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涉案车辆是由原告使用管理。该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内容如下：2017年12月31日，一方说：“良哥我台9349和AG8649车听一先转比你哦，因2017年微信零钱额满左”。2018年1月1日，一方向对方转账4000元。2018年1月4日，对方发出收据一张。原告适用周国良手机向本院演示了上述名称为“无奈”的聊天记录截图3张的原始载体。6．《汽车买卖合同》，拟证明原告是实际车主。该合同载明原告（买受人）和罗电通（出卖人）于2019年3月1日签订该合同约定关于原告以总价格50000元向罗电通购买涉案车辆。庭审中，原告和周国良运输服务部均确认该合同签约时间真实。2020年1月7日下午2：43原告和周国良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对方说“老板麻烦你将挂靠费转过来”，原告说：“多少钱了”，对方说：“二千元一年”，原告说：“好”。周国良催促原告交纳挂靠费，证明原告是实际车主，而周国良和原告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涉案车辆是挂靠关系。7．微信转账账单详情5张（截图打印件，无提供原始载体），拟证明原告向罗电通支付购车款50000元。该证据显示2019年5月24日分5笔向罗电通转账各10000元，合计50000元。诉讼中，原告陈述，涉案车辆是原告向上一手车主罗电通购买，2018年1月1日下午，周国良收取了罗电通的车辆挂靠费并出具收据拍照片发送给罗电通。原告向被告周国良服务部支付挂靠费至2018年12月，从2019年1月起没有支付，因为周国良服务部的原因导致车辆无法正常年审、无法过户，原告想等到解封后再付挂靠费。经质证，被告周国良服务部对原告上述证据均予以确认。周国良陈述，2020年1月7日下午2：43的微信聊天是催促原告交纳的是2018年的挂靠费。被告郑玉军、范某、郑家慧、郑伊纯认为，对证据1，由于无原件，故对证据三性不认可。原告提供的证据1-5都不是新证据，如果法院认为为查明事实同意补充新证据的，但原告第二次开庭才补充该证据违反举证原则，我方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5均不予认可，即使法庭许可并另行组织质证，对于上述证据，我方均不会再质证，我方也不会再举证。对于证据6、7，首先，是原告严重违反举证规则，并且一而再、再而三无视举证规则，不遵守法律规定，该补充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是原告故意违反举证规则提交，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其次，原告提供的该补充证据内容本身也根本证明原告系涉案车辆的真正所有权人。我方认为，对证据6三性不认可，不能确定“罗电通”是否存在及是否罗电通签名，且即使罗电通存在，也不能证明其有权处分车辆，不能证明原告系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该协议签署时间系2019年3月1日，而此时我方与周国良服务部的诉讼已经进行了三年多，且历经多个诉讼程序，广州中院已判令周国良服务部承担赔偿责任，此时车辆也因我方财产保全已经处于查封状态，明显这是涉案车辆的真正所有权人周国良服务部为逃避法律责任，而故意伪造的虚假买卖，显然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是涉案车辆权属人及挂靠在周国良服务部名下。对证据7三性不认可，无法确定转账双方的真实身份，也证明不了与本案的关联性。该证据显示转账时间为2019年5月24日，明显与原告主张的购车时间2019年3月1日相矛盾，常理上不可能在买方不付款的情况下将自己的车辆给买方先使用两个月，尤其车辆本身还存在运营的诸多风险，可见证据6完全是为了迎合该转账凭证来制作，该买卖根本不存在，是周国良服务部企图逃避法律责任提供的虚假证据，对此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查明，对其故意伪造虚假证据进行严惩。以上事实，有裁定书、车辆行驶证、《车辆挂靠协议》、保险单、微信聊天记录、《汽车买卖合同》、微信转账账单详情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明。本院认为，原告主张涉案车辆存在挂靠经营关系，请求对登记在被告周国良服务部名下的涉案车辆排除执行。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是否涉案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并挂靠在被告周国良服务部名下经营。分析如下：原告对其主张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经审查本院认为，对于微信转账账单详情（证据7），由于原告无提供证据原件核对，且原告仅提供了其与周国良之间2020年1月份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据5）未能反映之前的情况。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又无提供其他证据予以印证的情况下，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微信转账账单详情单是真实，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车辆行驶证（证据1）、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单（证据3）、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单（证据4），原告已提供原件核对，证据载明是涉案车辆保险单，故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均予以采信。对于《汽车买卖合同》（证据6），该证据内容是原告与案外人罗电通之间关于涉案车辆的买卖事宜。但仅凭该合同及上述车辆保险单，在无罗电通购车凭证、对车辆占有、使用、收益等证据印证的情况下，尚不足以证明罗电通是涉案车辆的上一手车主及挂靠在周国良服务部名下。对于《车辆挂靠协议》（证据2），是原告和周国良服务部关于车辆挂靠经营的约定，但原告无举证证明该合同已实际履行。即使签订《汽车买卖合同》及《车辆挂靠协议》真实，但原告无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合同已从签约之日起已实际履行，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实际出资购买车辆并对车辆实际使用、管理、收益。鉴于上述情况，在《汽车买卖合同》及《车辆挂靠协议》显示的签订时间期间，周国良服务部已与郑玉军等人处于多次诉讼并作出判决，本院亦已根据郑玉军的申请作出财产保全的裁定的情况下，目前不能排除存在周国良服务部为逃避对郑玉军等人的债务而签订上述合同的可能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据此，由于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是涉案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人，不足以对抗执行案件对涉案车辆的执行，故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江金成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江金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月琴人民陪审员  刘桂乾人民陪审员  李玉瑛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黄静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