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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height:17px;    padding-top:20px;    word-wrap:break-word;    word-break:break-all;}.format_Paragraph,.format_Conclusion{    text-indent: 2em;    font-size: 11pt;    margin-top:20px;    word-wrap:break-word;    word-break:break-all;}  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民事判决书 （2020）兵民终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案外人）：陆晓波，女，1957年7月5日出生，美国国籍。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钢，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晖，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新疆芳婷针纺织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五一农场兴业街415号A区商铺门面房A4-16至21号。 法定代表人：丁林喜，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汝旺，男，该公司员工，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永明，新疆鼎泽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执行人）：上海大龙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巨鹿路820弄3号。 法定代表人：洪小龙，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执行人）：洪小龙，男，1954年12月25日出生，美国国籍。 上诉人陆晓波因与被上诉人新疆芳婷针纺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芳婷公司）、上海大龙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龙公司）、洪小龙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中级人民法院（2019）兵11民初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上诉人陆晓波申请本案书面审理，被上诉人芳婷公司同意本案书面审理，本院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陆晓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交了书面意见，芳婷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永明到庭陈述了意见，被上诉人大龙公司、洪小龙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陆晓波上诉请求：1、撤销（2019）兵11民初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停止对上海市××路××花园××楼××号15G、21A房产的执行；2、依法处理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在证据认定及查明事项上严重偏袒芳婷公司，损害陆晓波的合法权益。陆晓波提供“上海市化解无法办产证矛盾工作小组”于2012年5月2日作出的《关于黄浦区××花园部分抵押房产办理小产证（第一批）的通知》及附件××花园可办理产证清册（第一批）、“中共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工作委员会”于2013年8月12日作出的《关于同意黄浦区××花园第二批房屋办理产证的通知》（市产证办黄2013-5）及附件第二批拟启动办证清册，两份文件形成时间均晚于芳婷公司提交的证据形成的时间，作出该文件的主体权威性高且相关主体作出房屋归属认定是结合房屋合同签署及实际履行情况的综合认定，有事实依据，前两份文件是××花园所有房屋办理产证的唯一依据。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6日作出的（2019）兵11执异10号执行裁定是依据2013年8月12日第二批办证资料，认为上海市徐汇区××花园××楼××号28Ｃ房屋属于办证资料上载明的权利人陆福祥所有，支持了陆福祥对28Ｃ房屋的异议。据此，一审法院是核实并认可2012年5月2日第一批办证资料与2013年8月12日第二批办证资料的真实性及合法性的。一审法院2019年8月1日到上海对上海某某房地产发展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清算小组成员进行谈话并制作笔录。一审法院应结合在案证据对于洪小龙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权利进行调查。2、芳婷公司所举证据无法证明洪小龙对案涉房屋享有权利，且芳婷公司对陆晓波提交的证据未能提供反驳证据，应认定案涉房屋系陆晓波一人所有。3、芳婷公司作为申请执行人，有义务证明洪小龙对案涉房屋享有所有权。芳婷公司提供的证据中没有一份证据能够证明洪小龙与案涉房屋有直接关联。芳婷公司未提供洪小龙曾履行任何一份与某某公司的购房合同的证据，并无证据证明洪小龙对案涉房屋享有权利。4、陆晓波提交的证据优于芳婷公司提交的证据。 芳婷公司辩称，1、陆晓波行使上诉权超过法定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当事人，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裁定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提起上诉。陆晓波在国内有固定住所，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条件。案涉房屋在上海市，陆晓波在案件执行和诉讼过程中主张该房屋为其所有，其在该房屋内居住，一审法院开庭时陆晓波也到庭，其身份是美籍华人，足以认定其在国内有固定住所，上诉期应当是十五日。2、陆晓波是针对执行法院对案涉房屋采取的查封执行行为提出的异议。根据法律规定，陆晓波对执行法院驳回其异议的裁定不服，可以在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不能提起执行异议之诉。3、一审中，芳婷公司提交的购房合同、收款收据等证据足以证明案涉房屋系洪小龙与陆晓波共同出资购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其他财产，有登记的，按照登记机构的登记判断；无登记的，按照合同等证明财产权属或者权利人的证据判断。案涉房屋未办理产权登记，只能依据合同、收款收据等证据证明权属。陆晓波一审中不能提交洪小龙将案涉房屋权利或将房屋让渡给陆晓波的证据，也不能证明案涉房屋属于其一人所有，一审法院认定正确。 陆晓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对上海市××路××花园××楼××号15G、21A房产的查封措施，停止对标的房屋的执行；2、依法处理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5年10月4日，洪小龙、陆晓波与某某公司签订《上海市内销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某某公司将其建造在 上海市卢湾区××路××号××楼 23层D座标准内销商品房一套 销售给洪小龙、陆晓波，房款总价为1219445元。洪小龙、陆晓波于1995年8月21日支付房款定金20000元；1995年10月5日分别支付房款678445元、521000元。该房款已全额付清。1997年1月17日，陆晓波与某某公司签订《更改楼层协议》将原购买××楼23层Ｄ座的商品房调换为××楼27层Ｅ座。1997年4月7日，陆晓波与某某公司签订《更改楼层协议》将原购买××楼27层Ｅ座的商品房调换为××楼15层Ｇ座。 1996年4月6日，洪小龙与某某公司签订一份购买××花园××楼20层Ａ座的《临时楼房认购合约》，房屋总价款为1421839元。洪小龙、陆晓波于1996年4月10日支付定金50000元；于1996年4月26日支付购房款1371839元。1996年5月17日，洪小龙、陆晓波与某某公司签订《上海市内销商品房预售合同》，某某公司约定将其建造在上海市卢湾区××路××号××楼20层A座标准内销商品房一套销售给洪小龙、陆晓波。该合同文本末尾处的签名为陆晓波。1997年4月7日，陆晓波与某某公司签订《更改楼层协议》将原购买××楼20层Ａ座的商品房调换为××楼21层Ａ座。之后陆晓波支付调换楼层差价3000元。上述位于上海市××路××花园××楼××号15G室、21A室两套房屋均未办理房产证。 另查明，自1999年开始芳婷公司与大龙公司建立供货合同关系，芳婷公司滚动发货，大龙公司陆续回款，截至2008年7月双方对账后确认大龙公司欠芳婷公司货款9230244.34元。2010年1月8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第六师中院）对芳婷公司与大龙公司、洪小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09）农六法民二初字第19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确定：“一、大龙公司支付芳婷公司货款9230244.34元，于2010年1月25日前支付450万元，剩余货款4730244.34元于2010年5月30日前付清。若逾期不付，大龙公司支付芳婷公司利息359979.52元、实际支出费用6000元，合计365979.52元。二、洪小龙对第一项欠款承担连带责任。”2010年1月27日芳婷公司向第六师中院申请强制执行。2010年4月26日第六师中院依法对洪小龙在某某制衣（苏州）有限公司90%的股权予以冻结。2011年2月24日芳婷公司以第六师中院在六个月内未执行完毕为由，请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以下简称兵团分院）提级执行。同日，兵团分院经审查认为芳婷公司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法指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中级人民法院（即本案一审法院）执行本案。2011年3月18日一审法院对洪小龙在某某制衣（苏州）有限公司90%的股权进行调查，发现该公司全部财产已被有关法院处置，洪小龙的股权已无价值。同日，一审法院作出（2011）农十二执字第1、2号执行裁定，预查封了洪小龙、陆晓波位于上海市××路××花园××楼××号15G、21A、28C房三处房产。2011年4月8日，陆晓波以执行法院查封上海市××路××花园××楼××号15Ｇ、21Ａ二处房产错误为由，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2011年4月27日，一审法院作出（2011）农十二执异字第03号执行裁定，驳回了陆晓波的执行异议。2011年5月19日，陆晓波向兵团分院申请复议，2011年10月31日，兵团分院认为一审法院的执行程序错误，作出（2011）新兵执复字第00003号执行裁定，裁定撤销一审法院（2011）农十二执异字第03号执行裁定及（2011）农十二执字第1、2号执行裁定。2012年7月3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1）农十二执字第2-3号执行裁定，解除对洪小龙、陆晓波位于上海市××路××花园××楼××号15G、21A、28C三处房产的查封。同日，一审法院又作出（2011）农十二执字第2-4号执行裁定，对上述房产进行预查封。2014年3月11日，陆晓波对一审法院查封上海市××路××花园××楼××号15G、21A、28C三处房产提出执行异议。2014年3月18日，一审法院作出（2014）兵十二执字第4号执行裁定驳回了陆晓波对查封财产提出的执行异议。陆晓波不服向兵团分院申请复议。2014年7月17日，兵团分院作出（2014）新兵执复字第00007号执行裁定，裁定驳回陆晓波的复议申请。2016年5月24日，一审法院作出（2011）农十二执字第2-10号执行裁定，预查封了洪小龙位于上海市××路××花园××楼××号三处房产15G、21A、28C。此后陆晓波对执行标的即本案讼争房屋提出书面异议，请求法院停止对讼争房屋的执行，一审法院于2019年1月28日作出（2019）兵11执异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案外人陆晓波的异议请求。陆晓波不服该裁定，以自己为原告，将芳婷公司、大龙公司、洪小龙列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再查明，洪小龙与陆晓波于1997年12月28日在美国内华达州结婚。2009年9月28日，在纽约县最高法院解除婚姻关系。2009年10月2日，在纽约县最高法院签订离婚协议，2011年4月12日，该离婚协议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认证。 芳婷公司于2016年6月15日以陆晓波为被告，洪小龙为第三人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三坪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2009）农六法民二初字第19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债务为洪小龙与陆晓波夫妻共同债务，陆晓波承担共同偿还责任。该院审理后作出（2016）兵1102民初1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2009）农六法民二初字第19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债务为陆晓波与洪小龙夫妻共同债务，陆晓波承担共同偿还责任”。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案涉房产15G、21A室是否是陆晓波与洪小龙的共同共有财产；二、对案涉房产15G、21A室是否应当解除查封并停止执行。 一、案涉房产15G、21A室是否是陆晓波与洪小龙的共同共有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此，作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原告，陆晓波主张其系案涉房产15G、21A室的唯一所有权人，应当按照法律规定承担其是案涉房产15G、21A室权利人的举证责任。本案中的案涉房产15G、21A室均未办理不动产登记，案涉房产15G、21A室的所有权人应当根据房屋买卖合同、支付房屋价款的凭证等能够证明财产权属的证据进行确定。 （一）从洪小龙、陆晓波向某某公司购买上海市卢湾区××路××号××楼23层D座房屋（以下简称23Ｄ室）的签约情况看，《上海市内销商品房预售合同》的首部和落款处载明“乙方（买方）：陆晓波、洪小龙”。此后，楼层变更协议虽然系陆晓波签订，但并不能就此认定系陆晓波独自购买了15Ｇ室，因为合同系陆晓波与洪小龙共同签订，且本案的证据收据上载明“交款单位：陆晓波、洪小龙”，能够证实是洪小龙和陆晓波共同支付23Ｄ室的房款，15Ｇ室是陆晓波、洪小龙用共同出资购买的23Ｄ室更换而来。楼层变更协议仅仅是对购买标的物进行了变更，但陆晓波没有提交证据证实房屋买卖合同的主体也进行了变更。因此应当认定案涉的15Ｇ室是某某公司向洪小龙、陆晓波二人出售的。陆晓波提出15Ｇ室系其一人签订房产合同，其是该房产的唯一买受人，该房产的所有权属于陆晓波一人所有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 （二）从洪小龙、陆晓波向某某公司购买上海市卢湾区××路××号××楼20层A座房屋（以下简称20Ａ室）的签约情况看，《上海市内销商品房预售合同》的首部载明“乙方（买方）：陆晓波、洪小龙”，合同末尾的落款处虽无洪小龙签名，但结合购买20Ａ室的《临时楼房认购合约》系洪小龙与某某公司签订的事实，可以认定洪小龙也是20Ａ室的购买人。陆晓波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向某某公司购买20Ａ室的合同，首部仅载明“乙方（买方）：陆晓波”，而无“洪小龙”签名。但是，该份合同的首部载明“乙方（买方）：陆晓波”后有明显的涂改痕迹，一审法院依法从某某公司清算小组调取的关于购买20Ａ室的合同上首部“乙方（买方）：陆晓波”后，有“洪小龙”的名字，并且购买该房屋的房款收据上载明“交款单位：陆晓波、洪小龙”，陆晓波一人签订变更楼层的协议，将20Ａ室更换为21Ａ也仅仅是对购买标的物进行了变更；房款收据等证据证实20Ａ室的房款系陆晓波、洪小龙共同支付，陆晓波提交证据不能证实案涉房产21Ａ室系其单独所有的法律事实。因此，陆晓波提出21Ａ室房产的所有权属于其一人所有的主张，亦不予支持。 （三）陆晓波提交的其与洪小龙的婚前《协议书》，从内容上看是二人对婚前财产的约定，该《协议书》第二项内容为“婚前陆晓波所购的房产（上海的××花园2套15G、21A以及美国纽约的1套公寓）均属陆晓波个人所有。特此约定。”陆晓波认为该项内容确定案涉房产15G室、21A室是其婚前个人所有的房产。如前所述，案涉房产15G室、21A室系洪小龙、陆晓波共同出资购买的共同共有的房产，并非所有权属于陆晓波一人的房产。该协议的形成时间无法确定，其真实性无法认定，且协议内容与事实不符，该协议系陆晓波与洪小龙双方的内部约定，双方有关财产分割的约定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不能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该协议中对案涉房产15G室、21A室权利的处分存在规避执行、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的情形，故对陆晓波提出其与洪小龙达成婚前协议，约定案涉房产属于陆晓波所有的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综上，陆晓波所举的证据无法证实案涉房产系其一人购买，也无法证实购买案涉房产的房款系其一人支付或者其委托案外人代为支付，其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其对案涉房产独自享有实体权利，故对陆晓波提出案涉房产系其一人所有的主张，不予支持。 二、对案涉房产是否应当解除查封并停止执行的问题。本案证据证实案涉房产15G室、21A室系陆晓波与洪小龙共同购买。《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共同享有所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对被执行人与他人共有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并及时通知共有人。”据此，一审法院对洪小龙与陆晓波共有的房产予以查封，符合法律规定。虽然陆晓波是案涉房产15G室、21A室的共有人，但对讼争房产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不能排除法院对该房产的执行。因此陆晓波诉请解除对案涉房产15G室、21A室的查封及停止执行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案陆晓波所举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是案涉房产15G、21A的唯一所有权人，故对陆晓波的诉讼请求，因其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零七条、第三百一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驳回陆晓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7800元、公告费320元，合计68120元，由陆晓波负担。 二审中，芳婷公司提交《境外人员查询基本信息》复印件，用以证明陆晓波在国内有住所，不应适用三十日的上诉期间。陆晓波质证意见：不予认可。陆晓波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证认为，芳婷公司提交的《境外人员查询基本信息》显示核查时间为2013年3月19日，不能证明本案诉讼时陆晓波在国内有住所，且一审判决告知陆晓波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提起上诉。故对芳婷公司提交的证据不予采信。芳婷公司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陆晓波虽在上诉状中对一审查明的部分事实有异议，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陆晓波对位于 上海市卢湾区××路××号××楼 15层G座、21层A座 的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案涉××楼15层Ｇ座、21层Ａ座的房屋尚未办理物权登记，则应当审查合同效力以确定房屋权利的归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1995年10月4日，陆晓波、洪小龙与某某公司签订《上海市内销商品房预售合同》，共同购买位于 上海市卢湾区××路××号××楼 23层D座标准内销商品房一套 ，双方约定合同签订后交付定金50000元，总房款为1219445元，购房款在交付房屋时付清，房屋于1996年12月31日前交付陆晓波、洪小龙使用，并由双方再行签订内销商品房出售合同。陆晓波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合同签订后，合同双方变更了履行主体，即购买人由陆晓波、洪小龙变更为陆晓波一人。洪小龙、陆晓波于1995年8月21日支付定金20000元；1995年10月5日分别支付房款678445元、521000元，该房款已全额付清。1997年1月17日，陆晓波与某某公司签订《更改楼层协议》，将××楼23层Ｄ座的商品房调换为××楼27层Ｅ座，1997年4月7日，陆晓波又与某某公司签订《更改楼层协议》，将××楼27层Ｅ座的商品房调换为××楼15层Ｇ座。陆晓波与芳婷公司提供的合同一致，与一审法院调取的合同亦能够相互印证，付款凭证载明交款单位为洪小龙、陆晓波。上述证据能够证实，案涉房屋系洪小龙、陆晓波共同出资购买。陆晓波与某某公司签订《更改楼层协议》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洪小龙明确放弃了共同购买房屋的权利。因此，更改楼层并不影响购房合同的效力。一审法院认定××楼15层Ｇ座房屋系陆晓波、洪小龙共同出资购买，陆晓波不能排除强制执行并无不当。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和执行异议中调取的证据可以作为执行异议之诉中的证据。一审法院于2011年3月18日从某某公司清算小组调取的1996年4月6日洪小龙与某某公司签订的《临时楼房认购合约》证实，洪小龙与某某公司就购买××花园××楼20层A座达成了购房合同。该合约约定房屋建筑面积167.33平方米，总房款为1421839元，双方于认购合约签订十天内签订预售合同，付首期房款；一次性付款，应在签订认购合约二十天之内付清全部房款，双方签订预售合同。某某公司于1996年4月10日出具的收款收据证实，洪小龙、陆晓波于1996年4月10日支付××花园××楼20层A座房屋定金50000元，同年4月26日支付购房款1371839元。上述合约与支付购房款的收据能够相互印证，证实洪小龙、陆晓波按照该合约约定的期间支付了购房款。同年5月17日，洪小龙、陆晓波与某某公司签订《上海市内销商品房预售合同》落款处虽没有洪小龙签名，但不能仅依据该预售合同认定该房屋系陆晓波个人购买，因该预售合同系按照《临时楼房认购合约》的约定而签订，洪小龙、陆晓波已经按照该合约履行了支付全部购房款的义务。1997年4月7日，陆晓波与某某公司签订《更改楼层协议》，将××楼20层A座的商品房调换为××楼21层A座，陆晓波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洪小龙明确放弃了共同购买房屋的权利。因此，更改楼层并不影响购房合同的效力。一审中，陆晓波认可将自己提供的1996年5月17日与某某公司签订的《上海市内销商品房预售合同》首部洪小龙的姓名涂改掉，但称是开发商涂改。一审法院依法从某某公司清算小组调取的关于购买20层A座的合同证实，该合同首部“乙方（买方）：陆晓波”后，有“洪小龙”的姓名。陆晓波关于系开发商涂改的意见未提供证据证明。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楼21层A座房屋系陆晓波、洪小龙共同购买符合实际，认定的证据充分。 陆晓波提交的“上海市化解无法办产证矛盾工作小组”“中共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工作委员会”出具的通知只是通知相关房屋可以办理房产证，并不能证明本案争议房屋的产权归属问题。 综上所述，陆晓波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7800元，公告费970元，合计68770元，由陆晓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罗婷婷 审判员  唐志军 审判员  苟振强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罗燕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