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内04民终52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春艳，女，1979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个体，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广军，内蒙古旭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潘丽，女，1968年11月5日出生，汉族，工人，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新久，内蒙古紫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梁希臣，男，1964年2月12日出生，汉族，公务员，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上诉人刘春艳因与被上诉人潘丽、梁希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翁牛特旗人民法院（2020）内0426民初15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春艳上诉请求：1.撤销翁牛特旗人民法院（2020）内0426民初154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潘丽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潘丽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一、刘春艳与潘丽之间不具有买卖合同关系，刘春艳与潘丽之间相互不认识，没有就本案所涉购买家具及签订家具买卖合同事宜有任何的意思联络，达成意思表示。潘丽不是本案所涉家具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本案所涉及的购买家具及签订家具买卖合同的事实和经过，在（2015）内0426民初2142号民事案件和（2019）内0426民再4号民事案件以及本案于2020年7月8日第一次开庭的数次庭审中，梁希臣作了陈述，认可购买家具及签订家具买卖合同的事实均发生在梁希臣与刘春艳之间，案涉买卖合同中的“买方”为梁希臣，而非“潘丽”。另外一审判决对本案所涉家具买卖合同签订的具体时间没有查明。二、一审判决认定梁希臣、潘丽支付了家具款220900元，缺乏事实依据。如前所述，潘丽在一审中提交的案涉买卖合同中“买方”处并没有签字，即合同没有确认，具体情况应以实际是否履行为准。其次，合同中的第三条写明“全款”和第四条写明“已付全款”均是刘春艳与梁希臣就2014年3月18日出具的“借条”中的30万元，以及已经交付给梁希臣的家具进行冲抵后得出的结果，并不是梁希臣实际支付了202900元家具款。再次，潘丽提交的签订时间为2013年10月20日案涉买卖合同，有较为明显的涂销痕迹，将第十条20000.00元之后的“=还有16000.00未付”这样的字样涂销掉，而涂销掉的“=还有16000.00未付”内容也能证明，第三条写明“全款”和第四条写明“已付全款”是刘春艳与梁希臣以“借条”记载的30万元冲抵家具款的事实。同时，仅以合同记载“已付全款”，认定潘丽、梁希臣支付了家具款202900元是不能成立的。合同中的内容是否实际履行，应以相应的履行凭证为准。本案中，梁希臣（或潘丽）既无其他任何支付凭证（取款记录、转账记录、收款收据等等）证明的其以按合同约定支付了家具款202900元；也未提供相应资金来源的证据。被上诉人潘丽答辩服判称，一、潘丽与刘春艳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013年10月20日，潘丽委托丈夫梁希臣与刘春艳签订了一份“家具买卖合同”，合同中详细列明了潘丽所购买的货品及价款，货款总价为202900.00元，且在签订合同时货款即已全部付清并由刘春艳在合同中予以注明，所以潘丽认为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且双方所签合同合法有效。潘丽认为刘春艳始终纠缠合同的主体根本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潘丽与本案梁希臣系夫妻关系，妻子委托丈夫购买家具并无不妥，二人是利益共同体。二、潘丽已经支付了家具款。首先，在2013年10月20日双方所签合同中在合同中的第三条刘春艳注明“签约时支付全款”第四条又注明“已付全款未付家具货已到齐”这都充分说明在签约时潘丽已将全部货款付清的事实，况且刘春艳对此事实也是认可的，只不过刘春艳称此笔货款与其他案件中的30万元是同一笔款项（陈伟民间借贷案件），所以本次上诉状中又否认潘丽已付货款的事实的上诉理由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其次，刘春艳将本案中的货款与陈伟民间借贷案中30万元借款相混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因为：第一，本案发生在2013年10月20日，而陈伟案中的借据发生在2014年3月18日，二者之间根本没有关联性；第二，陈伟案件中的借据表述的就是借款且有两位担保人与本案根本没有关系；第三，该案件已经经再审审结，从生效的法律文书中可知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综上恳请二审人民法院驳回刘春艳的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梁希臣辩称，和潘丽意见基本一致，此外，签订合同是我们家属潘丽去店里看的家具，都有牌号，我按照牌号拿现金交的款项，刘春艳说没交，是算计我。当时她要求必须现金。刘春艳当时亲自写的已付全款已付现金，货未交付，合同都是真实有效的。潘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家具买卖合同；2.要求刘春艳返还潘丽家具款202900.00元，并按照合同约定的违约条款支付违约金；3.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刘春艳承担。事实与理由：潘丽与刘春艳于2013年10月20日签订了家具买卖合同，签订合同时潘丽将家具款全部付清，并约定刘春艳在一个月之内将家具全部交付。合同签订一个月后，潘丽多次要求刘春艳交付家具，刘春艳均以各种理由拒绝交付。2016年4月15日，潘丽向翁旗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翁旗法院作出了（2016）内0426民初2142号民事判决书。后该案又被翁旗法院提起再审，在再审过程中因第二次庭审时潘丽外出未能出庭，被翁旗法院裁定按潘丽撤诉处理，现潘丽再次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给予公证判决。刘春艳一审辩称，双方之间即没有签订书面形式的买卖合同，也不存在订立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双方之间不具有买卖合同关系。潘丽诉状中称“潘丽与刘春艳于2013年10月20日签订了家具买卖合同”是虚假的。在2016年4月15日潘丽提起（2016）内0426民初2142号民事案件之前，刘春艳与潘丽之间相互不认识，没有通过任何形式或方式就案涉家具买卖的任何事宜进行协商，更不存在能达成订立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案涉合同是刘春艳与梁希臣之间达成的，合同主体为刘春艳和梁希臣，潘丽不是合同主体，其要求解除合同，不具备主体资格。潘丽提交的案涉买卖合同（签订时间：2013年10月20日）实际上是2014年12月30日、31日（具体时间记不准了），刘春艳与梁希臣之间形成的家具买卖合同，由刘春艳签字后交给梁希臣的，但梁希臣并没有在该合同上签字。该合同具体形成的过程如下：2014年，梁希臣到刘春艳经营的家具店先后意向预定85万元的高档家具（最终未实际订购）。2014年3月份，梁希臣决定订购一部分黑酸枝高档家具，因黑酸枝家具的价格过于贵，刘春艳垫付不起，于是梁希臣同意先垫付刘春艳50万元。2014年3月18日，梁希臣给宝某打电话让其送钱，因钱不够宝某就送到店里30万元，当时刘春艳要给梁希臣出收据，但梁希臣称，还没有进回家具，就当借款（家具回来冲抵家具款），要求出具借条，并约定利息，一旦刘春艳给不上家具是要给利息的。刘春艳在出具借条时要写上梁希臣的名字，梁希臣称他是公职人员，就别写名了，当时恰好赵胜利、王东在店里，就让他们当的担保人，于是刘春艳就出具了（2015）内0426民初3291号民事案件所涉及的“借条”。之后刘春艳按照梁希臣的要求，购进了部分家具，刘春艳自2014年7月一共向梁希臣交付各类家具总价值93100.00元，至此梁希臣给付的30万元，还差206900.00元的家具。之后回来的家具梁希臣也相中了，并表示这些家具要自己运到赤峰，因2014年3月18日出具“借条”约定的还款日期是2014年12月31日，于是在2014年12月30、31日（具体时间记不准了），梁希臣与刘春艳就其订的家具和给付的30万元进行了结算冲抵，形成了本案潘丽提交的“2013年10月20日签订的买卖合同”；合同中的第三条写明“全款”和第四条写明“已付全款”均是用“借条”中的30万元冲抵的，当刘春艳在填写日期时梁希臣提出把时间写成2013年10月20日，当让梁希臣签字时，他说不差事，就没有在合同上签字。之后2015年1月，根据梁希臣的要求，刘春艳又给其送了价值40600.00元的家具。2015年6月12日，陈伟持2014年3月18日刘春艳给梁希臣出具的“借条”提起民间借贷之诉；2016年4月15日，潘丽持2014年12月30日、31日刘春艳与梁希臣之间形成的“买卖合同”提起买卖合同之诉。上述合同形成的过程，能够充分说明，合同中的“买方”为梁希臣，而非“潘丽”。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合同仅在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拘束力，合同的效力仅及于合同当事人。因此，作为非合同当事人的潘丽要求解除合同，显然是不具备主体资格的。梁希臣、潘丽并没有实际支付任何家具款。如前所述，刘春艳之所以在合同中的第三条写明“全款”和第四条写明“已付全款”均是刘春艳与梁希臣就2014年3月18日出具的“借条”中的30万元冲抵后得出的。2015年6月12日，陈伟持2014年3月18日刘春艳给梁希臣出具的“借条”提起民间借贷之诉，翁牛特旗人民法院作出（2015）内0426民初3291号民事判决，经刘春艳申请再审后翁牛特旗人民法院作出（2019）内0426民再5号民事判决，均判决刘春艳承担偿还本息的责任（已经实际履行完毕）。故，刘春艳与梁希臣之间就2014年3月18日出具的“借条”中的30万元抵顶家具的事实就不存在了。即合同中的第三条写明“全款”和第四条写明“已付全款”实际上等于没有支付，且刘春艳之前交付给梁希臣价值133700.00元的家具，梁希臣也没有付款（对此刘春艳将依法主张权利）。除2014年3月18日刘春艳给梁希臣出具的“借条”中的30万元（陈伟起诉并胜诉），梁希臣没有向刘春艳支付过任何款项，潘丽更没有向刘春艳支付任何款项。综上，案涉合同是刘春艳与梁希臣之间达成的，合同主体为刘春艳和梁希臣，潘丽不是合同主体，其要求解除合同，显然是不具备主体资格；且因为（2019）内0426民再5号民事判决维持了（2015）内0426民初3291号民事判决，导致梁希臣实际上没有支付合同约定的202900.00元的家具款，请求返还家具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相反梁希臣应给付刘春艳家具款133700.00元，并与潘丽共同赔偿因其不诚实、虚假诉讼行为给刘春艳造成的经济诉讼。请贵院查清事实，依法驳回潘丽的诉讼请求，并追究其虚假诉讼责任。梁希臣一审述称，刘春艳所述完全虚假，2013年搬家要买家具，我妻子潘丽让我去送钱，收完钱后当场出具了买卖合同，刘春艳称是2014年12月30日、31日签订的合同，但前几次庭审中刘春艳都称是2014年10月20日签订的合同，前后矛盾。所谓的85万元的购买合同是刘春艳虚构的，我并不知情。前几次庭审中刘春艳称2014年春节前将家具送到我家里，假设合同成立，那么合同没有签订刘春艳也不可能将家具送到我家。因此，刘春艳所陈述的送家具和签订合同的时间相互矛盾。另外，刘春艳称案涉款项与陈伟起诉刘春艳案件中的30万元款项有关，纯属虚构。民间借贷我不是介绍人也不知情，担保人赵胜利、王东已向法庭出示证据，证明确实是刘春艳借陈伟的钱，法院予以认证。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潘丽与梁希臣系夫妻关系，欲购买部分家具，潘丽到刘春艳处看完家具后告诉了其丈夫梁希臣，梁希臣遂到刘春艳处与刘春艳签订了家具买卖合同，并将家具款全部付清。合同签订后，刘春艳未按照合同约定将家具送至潘丽与梁希臣的家中，故潘丽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因此，双方共同签订的《家具买卖合同》虽然在合同买方处没有签字，但不影响双方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成立，故该合同合法、有效。合同一经签订，即对双方产生约束力，合同双方应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行使权利。按照合同约定：“买方在签订合同时支付了全款即202900.00元”，合同中第四条约定“应付全款，未付家具，且货已到齐”，即买方已经全额履行交付货款义务，刘春艳应在货物备齐后积极履行交付家具的义务，因刘春艳方没有履行给付家具义务，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潘丽主张解除合同及返还价款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刘春艳在答辩中认为潘丽主体不适格、刘春艳已经给付部分家具及潘丽主张的返还的货款属于重复诉讼等抗辩理由，因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该院不予采纳。在双方签订的《家具买卖合同书》中第五条约定，“违约责任：一方延迟送货或提货的，应每日向对方支付延迟部分家具价款0.3%的违约金，但因对方原因导致的延迟除外。”刘春艳未送货的行为侵害了潘丽的合法权益，造成了利益损失，应该向潘丽支付违约金。但该条款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超过了法律所保护的范围，因此，潘丽所主张的违约损失应以月利率2%计算为宜。本案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双方签订的《家具买卖合同书》；二、刘春艳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潘丽家具款202900.00元及违约金（违约金自2016年4月15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算违约金至欠款本息全部付清之日止）。二审期间，上诉人刘春艳向本院提交证据一组：编号为0002777的买卖合同及垫付款明细，梁希臣书写的抵顶款项计算记录，微信聊天截图，借据一枚。证明签订合同时间不是2013年，二被上诉人应返还家具款。被上诉人潘丽代理人质证认为，对0002777号合同的真实性和证明问题都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对垫付款字迹、销货清单不认可，不是梁希臣所写，不知道谁写的；聊天记录不认可，不清楚。借据已经被有效文书判定为有效的借贷。上述证据都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被上诉人梁希臣质证意见与潘丽一致。二审审理期间，经向刘春艳释明，刘春艳明确潘丽未给付涉案家具款。请求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审期间，潘丽提交《赤峰香河家具城买卖合同》一份，合同约定了购买家具名称及验收标准、付款方式等，合同第三条为“付款方式，乙方在签约时一次性支付全部价款，1、买方在签约时支付全款……，第四条，交货地址已付全款，未付家具，货以到齐；……。……第十条其他约定事项：202900+20000。”合同落款处买方未签字，乙方刘春艳签字，并加盖赤峰宁泰家具城有限公司公章。另查明，刘春艳对于涉案家具款给付的问题，刘春艳一直主张系梁希臣派案外人宝某给送到其店里30万元现金，给付一部分家具后双方又签订了合同，关于刘春艳收到的30万元已经翁牛特旗人民法院（2015）内0426民初3291号民事案件以民间借贷判决结案，该案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向刘春艳释明，要求刘春艳确认其收到的30万元是否为涉案家具款，刘春艳向法庭明确涉案家具款未交付。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涉案家具款是否给付；二、刘春艳主张已经交付部分家具是否有事实依据。对于家具款是否已经给付的问题，潘丽提供的证据为《赤峰香河家具城买卖合同》，该合同第四条写明“已付全款，未付家具，货以到齐”，潘丽主张该约定能够证明已经交付了涉案家具，刘春艳予以否认，辩称未收到此款亦未出具收据，是第三人梁希臣告知其这样书写；对此，双方合同写明“已付全款”，意思表示已经明确家具款已经给付，刘春艳辩称是梁希臣让其书写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所以本案根据目前双方提供的证据情况，潘丽提供的证据优于刘春艳提供的证据，可以认定涉案家具款潘丽已经给付刘春艳。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刘春艳主张已经给付潘丽及梁希臣八仙桌等40600元的货物，证据为送货师傅于鹏志出庭证言(潘丽与刘春艳合同纠纷案（2016）内04民初2142号第二次庭审笔录），潘丽代理人及梁希臣对此不予认可，对此争议焦点，刘春艳提供的证人证实情况潘丽及梁希臣不认可，刘春艳亦不能提供收货收据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仅凭一份证人证言不能形成证据链条，刘春艳主张已经给付部分货物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情况，刘春艳的上诉主张无证据证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44元，由上诉人刘春艳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董燕洪审  判  员   李国辉审  判  员   赵 杰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李 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