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1）黔26行终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榕江县寨蒿镇卫城村三组，住所地榕江县寨蒿镇卫城村。负责人吴廷勇，组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榕江县林业局，住所地榕江县古州镇古州北路266号。法定代表人蔡向东，局长。委托代理人龙胜培，榕江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袁银（又名袁寅），男，1993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榕江县寨蒿镇卫城村三组。委托代理人蒋尚蓉，贵州泽丰（榕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榕江县寨蒿镇卫城村三组与被上诉人榕江县林业局行政登记一案，不服贵州省黎平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22日作出的(2020)黔2631行初46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2008年9月榕江县寨蒿镇卫城村举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10年3月5日寨蒿镇卫城村民委员会将坐落在寨蒿镇卫城村三组的山场“九行坡”（地名）承包给第三人袁银,其四抵范围：东至正岭破袁子龙的山，南至归里老路破张仁祥的山，西至抵正冲破下归里村交界，北至抵九行上沟破吴开基的山，面积为15.43亩。2011年10月28日第三人向被告申请颁发林权证，山场四抵界限经过相邻人签字，并到现场勘界后，经村委会负责人及时任原告小组组长的吴高明等人核实后均无意见，经过三榜公示无异议并报各级部门审批同意后。榕江县人民政府给第三人颁发了榕府林证字(2009)第0306000830008600144号《林权证》。2020年7月原告向寨蒿镇人民政府反映请求撤销颁发给卫城村三组袁银的“九行坡”林权证，经组织双方调解未果，原告以在1998年原告在接国电时，因小组无钱架接，经群众会议决定，以8000元价格出卖大沟以边坡和九行坡的杉木与本组村民吴开基、吴廷光，有与两人达成转让协议并明确约定杉木采伐后土地交归集体。2008年本村组启动山林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第三人在没有经过小组集体分配和群众大会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将“九行坡”中的15.43亩小组集体山登记在自己名下，其程序违法，故请求法院撤销被告颁发给第三人颁发了榕府林证字（2009）第××号《林权证》中的“九行坡”宗地的登记。原审法院认为，在2008年9月榕江县寨蒿镇卫城村举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过程中，第三人依照规定向被告提交林权证登记申请表和申请登记的《农场林地家庭承包合同》等权属证明文件，被告受理后，组织该村、组负责人到涉案“九行坡”山场进行现场勘界核实并经四抵界限相邻人签字认可，有村委会负责人姚全福及时任原告寨蒿镇卫城村三组组长吴高明等人确认，并将涉案山场的情况与本组的其他村民山场情况一起进行三榜公示，案外人无异议后报各级部门审批同意。据以上事实对榕江县人民政府给第三人颁发的榕府林证字(2009)第0306000830008600144号《林权证》原告是知晓的。从管护情况看，现案涉林地一直由袁银实际管护，原告也是清楚的。综上，对于本案案涉林权登记争议而言，原告作为村级组织，履行职责，开展工作并最终配合完成村集体林权登记。因此，可以综合认定原告自林权证颁发之时，应当知道行政机关已将案涉林地进行登记。退一步而言,现即使原告自林权证颁发之后合理期限方才知道内容，但原告距离2011年11月25日第三人领证长达近九年即2020年8月13日才提起行政诉讼，亦明显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从社会秩序稳定性以及行政管理效率性考虑，行政诉讼对此争议已无进行司法审查之必要性。需要指出的是，原告于2020年8月13日提起本案诉讼，依据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于2018年2月8日废止）第四十一条“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之规定，从有利于保护当事人诉权考虑，本院认定本案中原告起诉系已超过两年的法定起诉期限。综上所述，原告的起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榕江县寨蒿镇卫城村三组的起诉。原告榕江县寨蒿镇卫城村三组已预缴的案件受理费50元予以退回。上诉人榕江县寨蒿镇卫城村三组上诉称：一审没有查清涉案林地“九行坡”的权属情况，涉案林地“九行坡”系1985年寨蒿区公所裁定给上诉人的。被上诉人向第三人颁发涉案林权证没有权属依据和程序错误。对涉案林权证上诉人群众并不知晓，是2020年在上诉人与第三人的民事案件审理中，上诉人才知道该证的存在。原审适用已废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于2018年2月8日废止）第四十一条，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涉案林权证先颁证后审批，实体和程序均存在违法，一审却予以维持，属于错误裁判，请求二审撤销一审裁定，依法改判撤销榕府林证字（2009）第××号《林权证》中00144号小班登记。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榕江县林业局辩称：第三人的榕府林证字（2009）第××号《林权证》是与本组全体村民的林权证同一时期办理，是同时申请，同时勘界，同时公示，同时领证，全组村民都知道。上诉人于2011年11月25日第三人领证后9年才提起行政诉讼，明显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原审第三人袁银述称：2008年林改时，本人严格按照山林确权的依据和程序办理的，经过县林业局受理，勘界、公示无异议后，榕江县人民政府审核，才向第三人颁发的榕府林证字（2009）第××号《林权证》，权利的取得合法、有效。上诉人在三榜公示时，就知道的被诉林权证的内容，2011年11月25日本人领到林权证后，至今已有九年，上诉人的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一审裁定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均已随案移送本院。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证据《证明》一份，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逾期提交证据，且未说明理由，本院不予接纳。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裁定相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于2018年2月8日废止）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本案中，2009年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系众所周知的工作，上诉人作为村级组织，履行职责，开展工作，全程参与本组从林改方案制定、现场勘界、一二三榜公示、审批上报等工作，并最终配合完成村集体林权登记。因此，可以认定上诉人自涉案林权证颁发给第三人之时即2011年11月25日即应当知道行政机关已将案涉林地进行登记。根据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上诉人在2011年11月25日已经知道榕江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颁发的林权证的内容，上诉人最迟应于2013年11月25日前提起行政诉讼，上诉人于2020年8月13日才提起行政诉讼，已明显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依法应当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对于上诉人提出的一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2018年2月8日施行）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于2018年2月8日废止）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的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二年。从有利于保护上诉人诉权，并结合上诉人知道被诉林权证是在2011年的情况，一审裁定适用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并无不当。故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龙世红审判员  陈治安审判员  郭荣华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陈吉勇书记员刘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