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97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葛伟廉，女，1970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金贤、吴天野，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丽丽，女，1973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章炜钰，浙江金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葛伟廉与被上诉人王丽丽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20）浙0110民初29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葛伟廉、王丽丽系姐妹关系。2010年9月14日，经中介公司居间介绍，王丽丽与案外人江建肖签订了房屋转让合同一份，约定由王丽丽以按揭贷款方式购买江建肖所有的座落于杭州市余杭区××街道××幢××单元××室房屋，转让价为80万元，其中首付款24万元，剩余房款56万元由王丽丽以按揭贷款方式支付。2010年9月15日，王丽丽另与江建肖、吴晓飞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房屋转让总价为958000元，含158000元的装修转让款。随后，葛伟廉向出售人江建肖支付了购置房屋的定金、房款，并承担了税费及中介费等费用，房屋所有权人江建肖按约将房屋交付王丽丽，并于2013年11月将房屋过户至合同约定的购房人王丽丽名下。案涉房屋的实际交付手续系由葛伟廉代为办理。上述房屋按揭贷款一直由葛伟廉偿还，至2016年4月28日止，涉案房屋贷款本息已全部结清。案涉房屋交付后，实际主要由葛伟廉占有、使用，期间，葛伟廉有将案涉房屋出租给他人，租金收益也是由葛伟廉收取、支配。另查明，王丽丽视力二级××且患有癫痫。案涉房屋支出的购房款，有40万元的购房款系葛伟廉、王丽丽父亲王有龙出资。此后，葛伟廉、王丽丽与父亲王有龙之间互有款项往来。 2020年3月葛伟廉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价值200万元的坐落于杭州市余杭区××街道××幢××单元××室（房屋所有权证号：余房权证闲移字第1××3号）房屋的所有权归葛伟廉所有。2、王丽丽配合葛伟廉办理上述房屋所有权的转移登记。3、本案诉讼费用由王丽丽负担。 原审法院认为，杭州市余杭区××街道××幢××单元××室房屋登记信息显示该房屋所有权人为王丽丽，该房屋转让合同亦由王丽丽签订。葛伟廉虽主张其系借王丽丽名义购买该房屋，但王丽丽对其主张并不认可。葛伟廉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与王丽丽就“借名买房”行为达成合意。葛伟廉另称该房屋首付款及按揭款实际由其支付，原审法院认为，仅凭房屋首付及按揭款项支付的来源并不能认定该房屋的权属。综上，葛伟廉的诉请，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葛伟廉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葛伟廉负担。 宣判后，葛伟廉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关于本案的事实认定多处错误。（一）一审对于葛伟廉、王丽丽姐妹及其父母借名买房合意即为将父母户口迁来杭州就近赡养照顾未作客观认定。本案案涉房屋登记至王丽丽名下的原因是为了将父母户口迁移至杭州以便就近赡养照顾。根据杭州当时的落户政策，葛伟廉与王丽丽的父母王有龙和葛玉香若要在杭州落户，只有老年投靠或者购房入户两种方式，但当时的购房入户政策实施区域范围仅为杭州市区（萧山区、余杭区除外）范围，且购房金额要求：上城区、钱江新城购房单套总价100万元以上（含100万元），经济开发区（下沙）购房单套总价60万元以上（含60万元），其它地区购房单套总价80万元以上（含80万元），同时要满足申请人为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等条件，王有龙系1937年12月25日出生，葛玉香系1940年8月21日出生，已不能办理银行按揭贷款，而当时各方也没有足够的资金全额购房，因此，购房落户方式不可行。葛伟廉和王丽丽父母要落户杭州，只有老年投靠方式，根据老年投靠政策，需满足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子女全部在杭州市区等条件。此时，上诉人户籍在杭州市区，而王丽丽的户籍尚在嘉兴，若要让老年投靠方式可行，需要先将王丽丽的户籍也迁到杭州市区，这不仅是后续双方父母户口迁到杭州的前提条件，同时王丽丽把户口迁到杭州后也能享受到更优质的福利待遇。所以，当时经过家庭各方商量后，决定先想办法把王丽丽的户籍迁到杭州。2009年5月，上诉人以王丽丽的名义购买了西湖区××幢××室的房屋，并且在该地址上成立公司为王丽丽交纳社保，但是在交纳一年社保后去办理落户时，得知该房屋因系商住性质，不论交纳几年社保都不能落户。此时，若要将王丽丽的户口迁到杭州，只有为王丽丽购买住宅落户这一种方式，但王丽丽只有初中文化，又不符合在杭州市区购房落户的条件，因此只能选择在余杭区或者萧山区购房并落户，这就是本案中上诉人联系中介公司，在余杭区××房××房××区购买案涉房屋的客观缘由。（二）一审对上诉人葛伟廉就争讼房屋选房、转让合同洽谈、转让价款金额、转让款支付方式、争讼房屋实际交付等事实未作认定或认定错误。2010年9月10日，葛伟廉通过住商不动产名下杭州添旺阁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闲林山水店）中介人员田建建推荐，看中了位于闲林山水居紫薇苑29幢3单元1102室房屋，当时原房东江建肖挂牌价为98万元，葛伟廉希望能通过面谈把房价降到95万元，由于原房东为温州人且人在温州，中介田健健表示如果葛伟廉支付意向金，愿意去一趟温州先和房东面谈。于是葛伟廉在2010年9月10日当天通过刷中介店里的ＰＯＳＰ机支付了1万元意向金，9月12日田建建和她的同事赶往温州，并在温州与房东一起时联系葛伟廉，双方将房价谈定为96万元，葛伟廉再支付3万元作为购买该房屋的定金；同时葛伟廉与江建肖及田健健约定：用其妹妹王丽丽的名义买房，原房东江建肖和王丽丽2010年9月14日共同到杭州中介处签订房屋转让合同，2010年9月12日当日葛伟廉到中介公司刷ＰＯＳＰ机再支付3万元作为定金；随后葛伟廉联系王丽丽，约好让王丽丽9月14日从嘉兴来杭州在房屋转让合同上签字，在此过程中，争讼房屋合同交易对象、交易价格、价款支付方式等均为葛伟廉和江建肖及中介谈判决定。2010年9月14日葛伟廉带王丽丽到中介公司与原房东江建肖签订房屋转让合同：江建肖将位于杭州市余杭区××单元××室转让给王丽丽，转让价80万元，其中首付款24万元，剩余56万元以按揭方式支付。2010年9月15日各方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房屋转让总价9580000元包含158000装修款。随后，2010年9月26日，葛伟廉支付24万元首付款；2010年10月10日，葛伟廉向中介公司转账支付42749.20元、现金支付2000元，用于结清中介费用、相应的税费等，田建建代原房东江建肖向葛伟廉交付了争讼房屋，办理了实际交房手续，至此葛伟廉实际拿到争讼房屋且此后一直由上诉人葛伟廉实际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与此同时，葛伟廉联系兴业银行杭州分行，以王丽丽名义按揭贷款56万元，并从2010年11月开始，葛伟廉每个月支付约3300元按揭贷款，一直到2012年10月19日提前还款32万元；之后每个月还按揭贷款约1500元，至2016年4月12日再次提前还款21.5万元，至此由葛伟廉结清案涉房屋的银行按揭贷款。在上述选房、意向金和定金支付购房洽谈、转让价格、转让款支付方式包括联系银行按揭贷款、首付款支付、税费支付、中介费支付及联系兴业银行按揭贷款及按揭款支付、争讼房屋实际交付对象及手续办理等等，一切均是葛伟廉办理和承担，王丽丽仅仅是挂名签字而已，一审认定“房屋所有权人江建肖按约将房屋交付王丽丽”、“案涉房屋的实际交付手续系由葛伟廉代为办理”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葛伟廉是争讼房屋的法律行为人和法律后果的实际承担者，不是代办人。王丽丽才是争讼房屋的代理人、受托人。（三）争讼房屋实际交付给上诉人葛伟廉后，一直由葛伟廉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葛伟廉是争讼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争讼房屋虽然用王丽丽名义签订转让合同，并将房屋登记在王丽丽名下。但是，争讼房屋实际交付和接受人是葛伟廉，并且在实际交付和接收后，一直由葛伟廉在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并承担物业管理等义务。近十年来，王丽丽自始至终未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再次证明了葛伟廉是争讼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王丽丽和葛伟廉具有借名买房的合意。（四）一审对争讼房屋实际购房人及购房款实际支付人认定有误，对40万元购房款认定有误。被上诉人王丽丽并未实际支付争讼房屋转让款。1、被上诉人王丽丽视力二级残××且患有癫痫，收入微薄且不确定，根本无力承担在杭州购房。2、一审“另查明，案涉房屋支出的购房款有40万元系葛伟廉、王丽丽父亲王有龙出资”此处一审对于诉争房屋购房款实际支付人这关键事实显然没有完全查明。即使上诉人支付的购房款中有40万元款项来源于王有龙，也仅仅表明上诉人购房款可能来源于自有或借济或者他人代付等等，却不能因此就否定上诉人是争讼房屋的实际付款人。本案中，上诉人明确表示该40万元款项来源系父亲王有龙借给上诉人，二人之间属于借贷关系，且上诉人后期已经归还，但此借款与本案属于另一种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即便认为王有龙有出资，也仅仅表明王有龙有可能是购房人，也不能就此得出被上诉人是购房人的结论，王有龙有出资即使成立也是另一种法律关系，应另案处理。3、一审认定“此后，葛伟廉、王丽丽与父亲王有龙之间互有款项往来”，但具体如何往来？往来的法律性质、金额，该类往来与本案的关系如何等均未明确。4、事实是上诉人葛伟廉向父亲王有龙借40万元后，已经在此后陆续归还。上诉人在证据5中已举证说明归还了此项借款，但一审对此未作认定。（五）一审对上诉人提交可以佐证部分购房款来源的证据五应当认定而未认定。上诉人一审时提交的证据5，其中还款证明系王有龙亲笔书写，其他陆陆续续的还款凭证都是客观证据，证明上诉人向王有龙支付款项的事实。即使限于父女之间款项是陆续归还，不是一一对应上诉人葛伟廉向王有龙归还购房时所借的款项，但还款事实是清楚的。且本案中王有龙从未直接向江建肖支付过争讼房屋转让款，也未直接向被上诉人支付过该款项。法院应当根据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规则综合本案一系列事实进行评判，但一审却对上诉人该组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反而得出40万元购房款是王有龙出资这样的错误认定。（六）借名购房合意既可以是双方签订书面借名购房协议，也可以是口头约定的合意。且一审对上诉人佐证借名购房合意的证据六应当认定而未予认定。1、为年迈父母和患有××的妹妹落户杭州以便就近赡养照顾和享受杭州较高××人福利待遇而借名购房，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反公序良俗，符合国情社情，符合当下的社会习惯。2、鉴于上诉人2009年5月借王丽丽名义购买杭州市西湖区西溪锋尚苑3幢317室，王丽丽十分配合，本案借名购房是第二次亲姐妹之间借名购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未签订书面的借名购房协议，也符合近年来存在的亲属之间借名购房没有签署书面借名购房协议的普遍现象。3、上诉人一审时提交的证据6分别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通话录音、面谈录音，以及上诉人、被上诉人、王有龙、葛玉香的二次家庭会议录音。该组证据完全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里面的内容能够印证当时借名买房的事实、争讼房屋一直由上诉人占有使用和收益的事实。一审对该组证据未作任何说理直接认定证明力不予确认，不符合民诉法的原则和相关规定。根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法证据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法官要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规定，遵循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比较两者证明力的大小进行判断。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依据提交证据证明上诉人系争讼房屋事实所有权人的事实。一审依照民诉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系法律适用有误。1、虽然房屋登记信息显示争讼房屋所有权人为被上诉人，争讼房屋转让合同亦由被上诉人签订。但并不能由此认定被上诉人就是争讼房屋所有权人。根据物权法第三十三条，最高院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二条的规定，按照杜万华主编的最高院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理解与适用对第二条解释：作为一种拟制事实，登记表彰的权利状态并不总能反映真实不动产物权关系。在物权归属争议中，赋予登记以终局证明效力，既为登记制度功能所不能承受之重，又有违诉讼证据规则。这一点内部关系中尤为重要。登记行为属于公示行为，其产生的仅仅是公示效力，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及消灭，属于当事人民事行为及事实行为，非行政机关的登记行为。在有相反证证据的情况下，法院应当综合审查所有相关证据，确认其真伪，判断各证据证明力的大小，依据优势证据原则确认物权的最终归属，2、对于诉争房屋，王丽丽系登记簿上的产权登记人，拥有该房屋的产权证。根据物权法第十六条，法律上推定王丽丽是诉争房屋的权利人，但是该推定仅止于王丽丽系诉争房屋的权利人，并不能进一步推定出导致王丽丽拥有诉争房屋的要件事实的真实性，即本案转让合同和付款关系的真实性。推定的客体是权利的存在与否而不涉及到基础要件事实或原因，推定是权利的推定而不是事实的推定。3、综合本案证据分析，上诉人所举证据反证要件事实为伪的证明力大于登记簿为真的权利推定力，即王丽丽不是诉争房屋的真实的权利人。第一，从争讼房屋转让合同分析，虽然是王丽丽与江建肖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并将房屋登记在王丽丽名下，但是上述行为从形式上看是王丽丽行为，实质上均是葛伟廉的行为，只不过是葛伟廉借用了王丽丽的名义。一审中已经查明且本上诉状前述关于借名原因、选房、议价洽谈、定价、支付方式、签约时间和地点选定、签约过程、按揭银行选择及手续办理等分析中足于证明，在王丽丽、葛伟廉之间，王丽丽系葛伟廉的代理人，葛伟廉系诉争房屋真实幕后权利人。第二，从付款方面分析，一审已经查明确认争讼房屋的首付款、按揭款等均为上诉人支付和承担，同时还认定上诉人支付了“定金、房款，并承担了税费和中介费等费用”，被上诉人王丽丽没有支付争讼房屋的任何转让款。第三，从对诉争房屋的实际占有控制使用分析，一审已认定诉争房屋自始至终都是由上诉人占有、使用，期间行使出租、收益等权利，被上诉人从未对争讼房产实际占有、使用。综上，从葛伟廉以王丽丽名义购房的事实，到实际购房付款均为上诉人，再到受让系诉争房屋及交付后争讼房屋的实际占有使用收益控制人等所有事实，已经形成一条较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上诉人葛伟廉系诉争房屋的实际权利人。三、一审有关事实认定表述自相矛盾。一审认为“仅凭房屋首付及按揭款项支付的来源并不能认定该房屋的权属。综上，原告的诉请，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此与一审已经认定的事实自相矛盾。在一审中，不仅认定了争讼房屋的首付款、按揭款等均为上诉人支付和承担，同时还认定了：（1）上诉人支付了定金、房款，并承担了税费和中介费等费用；（2）案涉房屋交付后，实际主要由葛伟廉占有、使用，期间，葛伟廉有将案涉房屋出租给他人，租金收益也是由葛伟廉收取、支配。四、确认葛伟廉为争讼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不违反现行政策。2016年9月18日，杭州市政府发布《关于我市实施住房限购的通知》，杭州市从2016年9月19日开始对住房进行限购。但本案借名买房发生于2010年9月，当时杭州市并不存在限购的政策，葛伟廉借名买房并不违反该项政策。此外，早在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前，上诉人已经具有杭州市的购房资格，因此确认上诉人为争讼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与杭州市现行购房政策并不冲突，不存在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的判决不能履行的情形。综上，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王丽丽答辩称：一、上诉人称“将案涉房屋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的原因是为了将父母户口迁移至杭州以便就近赡养照顾”，该说法是不属实的。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多次陈述当初购买案涉房屋的背景情况。王丽丽在3岁的时候患了脑炎，8岁时眼睛被戳伤导致视力××，17岁的时候患了癫痫，需要常年吃药，2008年又离了婚，可以说王丽丽的遭遇是非常坎坷的，经济条件也是家庭成员中最差的，是低保户。所以其父亲王有龙希望王丽丽生活能好过点，也希望王丽丽能老有所依，因此在2010年的时候出资了40万元为王丽丽购买了案涉房屋，让王丽丽户口迁至杭州好有个依靠。案涉房屋的按揭是由上诉人支付的，但是当时她们的父亲王有龙跟双方都明确说好：由于王丽丽经济困难，所以按揭由上诉人来支付，然后再过段时间由父亲王有龙全款为上诉人购买一套房屋，全款购买的话，资金会不足，需要把王丽丽位于嘉兴的房屋卖掉，然后凑足全款为上诉人购买房屋，以这种方式去补偿上诉人，这个当时大家都说好的。2012年7月份王丽丽卖掉其嘉兴的房子后，父亲王有龙就全款为上诉人购买了位于闲林紫云苑的房屋。所以，整个事件的背景就是这样，并非是上诉人所说为了将父亲户口迁到杭州来才借名买房。二、上诉人也提到了其于2009年5月以王丽丽的名义购买了西湖区××幢××室的房屋。这套房屋上诉人是有带着王丽丽去做公证，从公证这个事件可以说明上诉人处理事情是非常周到谨慎的，但在购买案涉房屋的时候，却没有做公证，这就恰好可以说明案涉房屋并非是借名购买。三、案涉房屋购房款其中40万元并非是上诉人支付，而是由父亲王有龙出资的。该事实已经在一审庭审中审理清楚。因为被上诉人的视力问题以及患有癫痫病等问题，买房的事情都是委托其父亲和上诉人在操办的。从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银行流水，也可以看出父亲王有龙分了好几次给上诉人转账，总共转了40万元，说明首付款24万以及购房定金13万以及中介费用等，都是父亲王有龙支付的。至于上诉人说的向中介支付42749.2元和22000元，这个有异议。中介合同中约定的中介费是9000元。上诉人归还案涉房屋贷款的事实是有条件的，就是王有龙让王丽丽卖掉嘉兴的房子，然后凑足全款给上诉人购买房屋。实际上王丽丽也确实卖掉了房屋，然后王有龙以上诉人的名义买了闲林紫云苑的房屋一套，而且王丽丽也让上诉人以收租金的形式进行了归还。四、上诉人操办案涉房屋购买的全过程及一直占有、使用、收益并不能证明上诉人对案涉房屋享有所有权。1、上诉人操办案涉房屋购买过程，是因为王丽丽的身体状况，王有龙才让大女儿即上诉人帮忙出面洽谈房屋购买的事情，购买房屋本身就是一件大事情，所以为了办事谨慎，安全靠谱点，才委托上诉人出面，这并不能说明上诉人对案涉房屋享有所有权。2、上诉人一直占有、使用、收益案涉房屋，是因为案涉房屋的按揭贷款是上诉人负责归还的，所以王丽丽同意上诉人占有使用收益，以此来弥补上诉人。但是上诉人并没有对案涉房屋享有处分权，上诉人处分案涉房屋是需要经过王丽丽同意的。而且王丽丽也在案涉房屋居住使用过。3、王丽丽与上诉人自始至终都没有达成过借名买房的协议，房屋所有权归王丽丽，而不是归上诉人。五、上诉人称“40万是其向王有龙所借且已经归还，并称即使认定王有龙出资，也只能是王有龙是购房人，而不能得出王丽丽是购房人”，该说法完全是不正确的。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与王有龙是借贷关系，且事实上王有龙只有一张农行卡，没有其他的银行卡，上诉人提供的王有龙建设银行卡是上诉人自己私下给办理的，且一直保管在上诉人身边。向该银行卡发工资是为了帮助好途程公司避税，且这笔钱并未必真实给到王有龙。王有龙原来是学校校长，退休后一直领退休工资。即使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这张王有龙的工资信息是真的，那也仅能证明王有龙领了工资，而不能证明这些钱是上诉人归还王有龙的。父母出资给子女买房的情况多得去了，父母出资给女儿买的房子，所有权人就是父母吗？当然不是！本案情况也一样，王有龙出资给王丽丽购买房屋，登记在王丽丽名下，显然所有权人就是王丽丽。至于上诉人归还的按揭贷款，已经通过卖嘉兴房子的钱给上诉人买房子，以及让上诉人收租金的形式进行了归还，如果上诉人对此不认可，可以另行起诉，与本案房屋所有权确认无关。六、上诉人一审提供的录音存在断章取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身就有问题。2019年1月17日的录音证明了王丽丽卖掉嘉兴的房子，然后其父亲拿着这个钱给上诉人全款购买了一套房子，这个也是当初购买案涉房屋时说好的条件，也是为什么案涉房屋王丽丽不付钱，却登记在王丽丽名下的原因。而且录音Ｐ74页中说的“为什么房子写在王丽丽名下，原因是为了让王丽丽到杭州可以多拿点退休金”，但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四情况证明中说是为了让父母的户口迁到杭州，明显是相互矛盾的。Ｐ78页证实了上诉人另外拿了王有龙30万，那么这就可以说明上诉人转账给王有龙的22万元、5万元、51000元，并不能证实是上诉人归还案涉房屋的购房款。Ｐ82页王有龙说“我其实当时想她的户口问题，这个房子写她名下，让她户口迁上来”。这句话就可以说两个事实，一个是上诉人让其父母亲签字的这个证明内容是虚假的，再加上王有龙当时已经意志模糊，精神异常，被医院诊断为精神障碍、老年痴呆、被害妄想症等，更加说明了该证明是虚假的。该页录音内容同时也印证了另一个事实：2010年王有龙出资为王丽丽购买案涉房屋，好让王丽丽来杭州与父母一起有个依靠，所以该房屋就是买给王丽丽的，当时的真实意思也是房屋归王丽丽，并非房屋归上诉人。七、原本王丽丽可以享有廉租房、以优惠价格购买经济保障房、每月拿2000元的生活补助，但就因为王有龙给王丽丽购买了案涉房屋，才会让王丽丽心甘情愿地放弃这些待遇，且还心甘情愿地卖掉嘉兴房子，并把房屋出售款给王有龙。如果案涉房屋登记在王丽丽名下仅仅是为了给上诉人挂名，想必王丽丽是没有这么伟大来牺牲自己的众多待遇来给上诉人挂名买房。更何况王丽丽是个××人，是个低保户，王有龙当年原本目的就是考虑到王丽丽的自身情况，才会想到要给王丽丽在杭州购买一套房屋。而且，王有龙全款给上诉人购买的位于闲林紫云苑的房屋已经被上诉人卖掉了，之前上诉人还一直不承认该套房屋所有权归其所有，而一直说该套房屋虽然是父亲全款出资购买登记在上诉人名下，但是所有权仍旧归父母，但是现在上诉人却卖掉了该套房屋，同时又要来争王丽丽名下的房屋，可见上诉人想霸占父亲王有龙购买的所有房屋的野心，让王丽丽无家可归。 二审期间，上诉人葛伟廉向本院提交杭州市区住房情况查询记录，拟证明上诉人在一审判决前已具备杭州购房资格。经质证，被上诉人王丽丽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且该房屋转移情况恰好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在一审当中提交的证据房屋公证决定当中内容的真实性。房屋公证决定的内容是紫薇苑的房屋归王丽丽，紫云苑的房屋归上诉人，上诉人将紫云苑的房屋作为自己的房屋转移掉了，这就恰恰可以印证内容的真实。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王丽丽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双方对购买案涉房屋的初衷背景、出资及使用收益人与房屋登记所有人不同的原因的解释说明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上诉人主张双方当事人就案涉房屋形成借名买房关系，并提交了出资情况的证明以及录音。被上诉人对出资情况基本认可，但对双方系借名买房关系不予认可。录音材料亦反映出双方并未曾就借名买房达成合意，故现上诉人以案涉房屋系其借被上诉人之名购买为由要求确认案涉房屋归其所有，被上诉人配合过户，本院难以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实体处理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葛伟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韦 薇 审判员 周志军 审判员 韩 昱 二〇二一年一月四日 书记员 苏彧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