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1民初3401号原告：郑传海，男，1958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杞县。被告：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223号。法定代表人：袁卫民，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文彬，北京颐合中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婷婷，北京颐合中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郑传海与被告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0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传海，被告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文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传海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认定原被告自1990年5月16日至今存在劳动关系；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补偿2018年6月至2019年9月最低养老金，按照2019年最低标准每月1750元，16个月共计28000元；3.请求判令自2019年10月起，被告每月按照北京市最低标准向原告支付养老金，2019年是1750元，并按国家政策逐年上调；4.请求判令被告一次性补偿原告医药费1万元，自2019年10月起，被告每月向原告支付医疗补助金500元；5.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补偿2010年7月至2019年9月实际工资与北京市最低标准的差额部分共计49400元。事实和理由：郑传海自1990年5月来到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塔园宿舍小区做保洁员，工资远远低于北京市最低标准。2019年7月被告给所有符合年龄的保洁员都上了“五险”，并按照北京市最低标准上调了工资。被告告知我“因为超过退休年龄，保险不能办了”。1999年9月北京市出台政策，将外地来京务工的农民工纳入“三险”，那年我41岁，2011年7月1日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障法》，那年我53岁。如果被告按照国家政策法律办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原告自2018年6月(工作28年，年龄满60周岁)就每月都有养老金，衣食无忧，看病有医保，而且终身享受。由于被告没有认真履职尽责，几次找我要身份证说是给上保险，结果都没办!我由于没啥文化，不懂政策法律，没有保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和能力，致使现在“老无所养，病无所医”，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清运垃圾是繁重的体力劳动，30年积劳成疾，腰部严重受损，腰椎退变，椎体血管瘤，双肾囊性病变，有影像和核磁检查报告及医生诊断证明，因此申请一次性医疗补偿金1万元。这是慢性疾病，需要长期治疗，所以每月申请医疗补助500元。原告为了解决吃饭看病的生存需求，有基本生活保障，并得到应有补偿，请求法院判决支持原告诉讼请求。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辩称，不同意郑传海的诉讼请求。一、郑传海系历史原因造成的原家委会遗留人员，其与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在上世纪90年代国家住房改革前，各单位职工宿舍楼的基本物业管理是由在居委会指导下成立的家委会负责，郑传海即为当时塔园宿舍楼家委会所用人员，为该楼提供垃圾外运及看车等相关服务。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作为宿舍房屋所有权人提供部分宿舍由家委会负责出租，所得租金加上家委会看车等自行收取的费用,用以发放家委会人员的报酬。后居委会根据相关政策不再管理家委会，家委会就处于一个较为松散的管理状态。从以上事实情况可见，郑传海的报酬并非由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直接发放，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也未对郑传海进行劳动管理。二、郑传海与家委会之间应为承揽关系，并非劳动关系。由于郑传海承揽了塔园宿舍小区的垃圾外运及看车任务，家委会系根据承揽的工作内容向其支付承揽报酬，因此家委会对郑传海没有规定岗位职责、进行考勤等岗位管理，也没有对其进行工作考核。另外，郑传海除了承揽垃圾外运任务，还承揽了饭店“印度小厨”的垃圾外运业务，还在德国餐厅承揽了废品收购业务及塔园小区的可回收废品的收集业务，还在小区内从事自行车修理、换纱窗等业务，相关收入均归其本人所有，家委会也未就此向其收取过任何费用。可见双方之间不符合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郑传海主张，其于1990年5月通过案外人杨献新即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的工会主席介绍进入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工作，为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员工的塔园宿舍小区提供看车等工作，除了2014年、2015年左右是北京运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给其发放工资外，其他时间一直是塔园宿舍家委会给其发放工资，随后郑传海在诉讼中又主张一直是北京运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给其发放工资，其主张北京运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是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原后勤中心成立而来。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认可郑传海曾在上述地点提供看车等服务，郑传海大概是20世纪90年代来的，后于2003年成立北京运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责提供物业服务，认可郑传海的报酬来源为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出租其宿舍楼中的部分房屋的租金收入，以现金形式发放，其中2014年8月至2016年4月期间因家委会账目资金调查需要，由该单位后勤处人员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郑传海发放工资，但不认可郑传海为其单位工作。郑传海提供了塔园小区居民谢雪玲的证明、小区群众证明、银行对账单等证据，证明其与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存在劳动关系。其中谢雪玲的证明显示1990年4月其见证了郑传海担任保洁员，没有节假日，坚守岗位，生活艰难；小区群众证明显示1990年初部分小区居民搬来不久后郑传海就来到这里工作，清扫院落，清运垃圾，没有节假日和周日；银行对账单显示2014年9月至2016年5月金立群等人每月向郑传海转账900元至1000元不等。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认可谢雪玲证明、银行对账单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小区群众证明的真实性。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提供了塔园宿舍家委会主任安某的证明、塔园临时工2013年6月至2018年11月工资表及塔园家委会2016年7月至2018年10月财务收支表等证据，此外安某亦出庭作证，证明郑传海与家委会系承揽关系，郑传海承揽了塔园宿舍垃圾外运及看车工作，家委会不对郑传海进行工作管理，郑传海除了承揽业务外，还自行从事收售废品、修理自行车、换纱窗等业务，收入归自己所有，家委会还向郑传海提供住房，并免费提供水电；工资表可以看出郑传海报酬并非由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发放，而是塔园家委会发放；从财务收支表中可以看出郑传海的报酬来源为房屋租金收入。郑传海认可证人安某的身份，不认可上述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关于家委会的性质，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主张家委会并非独立法人机构，系国家住房改革前各单位为了管理职工宿舍楼的物业在居委会指导下成立的组织，与其单位之间没有组织机构意义上的隶属关系，其单位通过出租单位住房及看车的收入来支持家委会支出。郑传海于2019年10月持本案相同请求向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9年10月该仲裁委以申请人主体不适格为由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由劳动者提供劳动、用人单位支付劳动对价的法律关系。劳动关系具备人身依附性和财产性的双重属性。本案中，根据当事人庭审陈述和提交的证据，首先，从用工主体而言，家委会系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并非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的内设机构或部门，郑传海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家委会具备用工主体资格，亦不能证明家委会的历史职责应由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承继。其次，从工作内容及报酬发放来看，郑传海在塔园宿舍小区从事看车等工作，报酬直接以现金方式从家委会处领取，且从证据中可以看出其收入系从出租房屋租金中支出，虽在2014年至2016年期间，郑传海的报酬通过金立群等人以银行转账方式发放，但在案证据均无法反映出郑传海的报酬直接由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支出。再次，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为事业单位，其宗旨和业务范围为“为驻华使团和驻华新闻机构提供工作和生活服务。服务人员选派、办公用房和住宅提供与修缮管理、社交、会议、康乐和食宿场所提供、汉语教学”，郑传海所从事工作为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自有宿舍楼看车，不属于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的业务范围。综合上述各方面情况，郑传海与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之间并不存在接受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管理等紧密的人身依附性，亦不存在直接受领劳动成果、支付劳动报酬等劳动法意义上的财产从属性，双方之间不具备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故郑传海主张其与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本院难以支持。郑传海基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要求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支付养老金、医药费、医疗补助金、工资差额等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郑传海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郑传海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程新桐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三日书记员  关雅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