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612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梅某，女，1967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楼建祥，浙江平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男，1961年1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下城区，现住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力鸣，杭州市金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梅某因与被上诉人赵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3民初16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韩圣超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判，于2020年8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梅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楼建祥，被上诉人赵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力鸣到庭参加诉讼。后因案件疑难复杂，转为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赵某与梅某经人介绍相识，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婚后未生育子女。2015年7月28日赵某之父赵永坤立下遗嘱一份，根据遗嘱内容，家中财物基本由赵某及其兄赵长安、其姐赵薇花均等分配。2016年5月11日，赵某及其兄、姐对父亲的存款进行了分割并签订协议，与此前三人向父亲的借款折抵后，赵某分得418100元，其兄分得178100元，其姐分得358100元。当日，赵某父亲又出具书面赠与协议一份，载明“我本人于2016年5月11日将418000元人民币赠与我儿子，赠与我儿子赵某个人，此款项我明确声明，声明只赠与我儿子个人，与他的妻子与家庭无关”。赵某父亲出具该赠与协议，梅某并不知晓。当日，赵某姐姐赵薇花将赵某哥哥赵长安及赵某的款项一并汇入梅某603367100127851455账号，此前该账号仅余244.94元。当日梅某取现50000元，另转入自己另一银行卡5000元；次日梅某取现1800元、50000元；2016年5月13日，梅某将316000元转入自己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国路支行6230××××3413账号，此前该账号余额仅1349.27元。2016年4月14日至6月21日期间，梅某通过6230××××3413账号向浙江艺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转账多笔共计717001.76元，其中包括前述316000元。2018年1月3日，梅某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与赵某离婚，经调解和好。2018年7月17日，梅某再次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与梅某离婚，案经一、二审法院审理，判决准予赵某与梅某离婚。在离婚案件中，经法院审理查明，梅某持有两份由浙江艺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股权认购证书复印件，分别载明2017年10月26日梅某认购258000股、赵某认购156400股。赵某在离婚案中否认对该股权认购知情，梅某则要求另案处理。另查明，赵某当庭陈述其父赵永坤于2019年10月过世。赵某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梅某依法返还原梅某婚姻存续期间属于赵某所有的赠与款4181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梅某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赵某的父亲赵永坤赠与赵某418100元款项的行为虽发生在赵某与梅某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款项性质并不当然为夫妻共同财产，而应以赠与人的意思表示予以确定。赵永坤在赠与协议中明确表示该款项赠与赵某个人，与他的妻子和家庭无关。梅某对赠与协议的真实性持有异议，认为一是梅某并不知晓存在赠与协议，二是基于赵某及其父亲的关系，赠与协议随时可以书写，三是若款项是赠与赵某个人的，再将款项转至梅某账户则不符合常理。鉴于此，原审法院向其释明可以对赠与协议是否赵某父亲书写以及书写时间进行鉴定，但梅某予以拒绝。梅某既无证据证明赠与协议不真实，也无证据证明其将案涉款项用于购买股权或取现、转账经赵某授权同意，故原审法院对梅某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418100元款项系赵某受赠的个人财产，梅某应予返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梅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赵某4181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91元，减半收取计695.5元，由梅某负担。 宣判后，梅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错误，判决依据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误判。一、本案案由为离婚后财产纠纷，被上诉人起诉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八条规定：离婚后，一方以尚有夫妻共同财产未处理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分割的，经审查该财产确属离婚时未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分割。然而其诉请却是请求上诉人返还其个人所有的金钱，那么是离婚财产再分割还是确认个人财产不当得利的返还，完全是两种法律关系。本案讼争财产标的不存在，一审法院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完全混淆。被上诉人提交的所谓赠与协议的生成时间不可能发生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主要表现为：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姐姐打款时，被上诉人早就告知整个事情，与其兄姐对金额如何分，款项如何银行走账。期间双方关系十分融洽，其父亲不可能会单独书写赠与协议，至离婚时双方共同生活两年多，被上诉人并未提起有该赠与协议的存在。反之，被上诉人绝对会不断提醒上诉人，该笔金钱是暂存在上诉人账上，不得擅自使用。然而事实上，该钱款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共同使用完毕。双方离婚诉讼过程长达十个月之久，被上诉人分别提出诉请分割共同财产的是14余万元的装修折价、25万元返还和2.8万元银行卡，却始终没提本案讼争款项，且该诉讼中被上诉人是聘请律师的。如该赠与协议已经存在，讼争款项还在上诉人处，则被上诉人不可能不提出请求返还。本案一审中上诉人未请求对该赠与协议的鉴定，主要是在庭审中误以为是对该协议的真假进行鉴定，不知道可以对协议书的生成时间可以鉴定，也不知没提出鉴定会发生如此结果。鉴于以上种种不合常理，恳请二审法院同意上诉人请求对该赠与协议的生成时间进行鉴定。鉴于夫妻财产的特殊性，上诉人在未知该赠与协议存在的情况下认为该讼争款项属于共同财产符合情理。在之后长达两年多夫妻共同的生活中，所有的正常家庭开销和使用亦合理，不存在擅自处分被上诉人个人财产的情形。由于上诉人全职在家操持家务没有收入，被上诉人从事装修职业，其收入并不固定，有大笔的收入交由上诉人掌管（包括本案418000元），上诉人均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处分，被上诉人从不干涉，因此讼争案款部分均已用于双方共同生活开支属正常。双方婚后共同对外投资各类股权是真实存在的，被上诉人却再三否认其参与共同对外投资的事实，同时否认对艺典投资记名股权的认购知情。在双方离婚案件中一审法院已对上诉人提交的分别记名为被上诉人和上诉人姓名的两份艺典投资股权证的真实性做了认定，确认对外投资的事实。按常理办理股权证书必须由本人出示相关证件及亲自办理才能取得。没有被上诉人的授权或许可，无法进行股权的购买。显然被上诉人所谓不知情的推辞缺乏说服力。为双方对外投资，上诉人还通过向银行借贷做投资，而被上诉人对该借贷也承担保证责任，恰恰证明了被上诉人的知情。可见是经双方协商一致，使用双方各自所有的金钱对外投资。在投资失败后，被上诉人却主张该出资款是其个人所有的财产并请求返还。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赵某答辩称：一审法院对本案认定事实清楚，法律关系定性正确，适用证据恰当，责任确定合理，审判程序合法，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一、被上诉人父亲赵永坤赠与被上诉人的款项的行为，虽然发生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款项性质并不当然为夫妻共同财产，而应以赠与人的意思表示予以确认。赵永坤在赠与协议中明确表示该款项赠与被上诉人个人，与他的妻子和家庭无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之规定，赠与款项系被上诉人所有。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的决定》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对需要鉴定的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间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待证事实无法查明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且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也申请证人出庭，因上诉人在一审法院向其充分说明对赠与协议是否系被上诉人父亲亲笔所写以及书写时间进行鉴定，但上诉人予以拒绝，故一审法院未就证人出庭进行相应的程序。上诉人既无证据证明赠与协议不真实，也无证据证明其将争议款项用于购买股权或取现、转账经被上诉人授权同意，即使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之规定，也应当取得授权，而被上诉人未参与，事后亦未追认，故应当由上诉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理，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判决妥当，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案涉418000元款项的性质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为夫妻一方的财产。本案中，赵某主张依据赠与协议该418000元系其父亲向其个人所做的赠与，属其个人财产；梅某则认为赠与协议是事后形成，该款项为夫妻共同财产。对此，本院认为，案涉418000元款项是属于赵某、梅某的夫妻共同财产还是赵某的个人财产，应当依据赠与人即赵某父亲赵永坤的意思表示确定。从赵永坤出具的赠与协议内容来看，其明确表示将案涉418000元款项赠与赵某个人，与他的妻子与家庭无关。即便该赠与协议系赵永坤事后补签，也系其对赠与意思表示作进一步明确。现双方当事人关于该笔款项为何打入梅某银行账户陈述不一，考虑到案涉款项系从赵某姐姐赵薇花银行账户汇出而非赵永坤本人直接给付，仅依据梅某的收款行为，尚不足以否定赵永坤将款项赠与赵某个人的意思表示。梅某虽对赠与协议持有异议，但在原审法院向其释明可对赠与协议进行是否书写以及书写时间进行鉴定的情况下，其予以拒绝，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梅某二审中再行要求对该赠与协议的生成时间进行鉴定，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准许。据此，原审法院认定案涉418000元款项为赵某受赠的个人财产并无不当。梅某主张该418000元款项已用于购买股权或取现、转账，但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处分该些款项经赵某授权同意，其提交由浙江艺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股权认购证书亦系复印件，无法确认真实性，故结合双方离婚诉讼时赵某表示对股权认购不知情以及生效判决已对梅某持有的其他款项用于生活开支做出考量，原审法院判令梅某返还案涉418000元款项尚属合理。综上，梅某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91元，由梅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韩圣超 审判员  李国标 审判员  韦 薇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书记员  姚亦驰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