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京0113行赔初61号原告高自昌，男，1954年9月8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顺义区居民，住北京市顺义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代理人丁宏学，北京广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顺焦路7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10110000093358M。法定代表人李芒，镇长。出庭负责人刘爽，副镇长。委托代理人宁宇，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人民政府土地科科长。委托代理人孙茹，北京双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高自昌与被告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30日立案后，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高自昌及其委托代理人丁宏学，被告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人民政府的副镇长刘爽及委托代理人宁宇、孙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6年5月，原告在自家老宅院上翻建了约200平方米的砖混结构正房五间，另有附属厨房、院墙、围栏等，全部加起来约300多平方米的房屋院落，用于原告家庭居住。该房屋全部座落在原告老宅基地范围内，原告已调取了1951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作为依据。2018年6月9日，被告在原告及原告律师反复提出要求遵循法律程序等要求下，悍然强行非法拆除了原告房屋，损坏原告屋内生活物资等2万多元。同时故意拆除了原告《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内约120平方米的房屋，使原告已经《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确权的444平方米的老房屋只剩下320多平方米，剩余房屋也在被告的故意破坏下存在大门倒塌、房屋开裂、摇晃等重要安全隐患，让原告的老房屋成为了危房。被告2018年6月9日非法强拆行为已经被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8年12月3日（2018）京0113行初302号一审判决和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3月25日（2019）京03行终56号终审判决确认为违法。原告认为，被告无视法律，非法强拆了原告所建房屋，造成原告生活物资等损失，理应承担赔偿责任。故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赔偿原告灯具、门、坐便器、浴霸、抽烟机、橱柜、杂物等物品损失2万元；2．被告对非法拆除的房屋及损坏的老房恢复原状；3．被告赔偿原告建筑残值损失8万元。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2018）京0113行初302号判决书；2．（2019）京03行终56号行政判决书。第一组证据证明被告强制拆除行为违法。第二组证据：3．老房契，证明老房契上原有房屋，原告将老房契上的原有房屋进行翻建无需取得规划许可手续，老房契范围内的土地面积是一亩八分七厘，老房契是原告的父亲（高澍江）留下来的，原告和其哥哥共用上述老房契范围内的土地。4．录音光盘，证明老宅基地上建设房屋无需办理规划许可，顺义国土局及木林土地科工作人员确认。5．电卡及房屋无违建证明，证明安装电表前提交由被告土地科盖章、村委会盖章的无违建证明，证明原告建筑合法。第二组证据证明原告被拆除房屋合法，原告在自家老宅基地上建房合理正当，被告强制拆除决定违法。第三组证据：6．强制拆除决定书，证明被告决定拆除200平方米房，实际拆除范围大于200平方米。7．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土地使用者为原告），证明原告已经领取产权证，用地面积444平方米。8．现场多拆部分示意图，证明多拆了原告近120平方米。9．照片，证明现场反复向被告说明房屋情况，但被告仍然坚持非法强拆及多拆。10．强拆现场录像，证明反复向被告说明情况，但被告仍然坚持非法强拆及多拆，其工作人员表示打人没事，侮辱当事人，推倒村民，使村民受伤等等。11．律师函，证明在强制拆除前，原告已经通过律师函等反复告知被告行为非法，但被告仍然非法强拆，故意毁坏财产多拆；因为两家同时拆的，所以只发了一份律师函，律师函中记载的是原告的相关情况，两家情况一样。12．损坏房屋照片，证明原告房屋已经遭到严重损坏，门被拆下，多处开裂，已经成了危房，不能正常居住。第三组证据证明被告故意超出《强制拆除决定书》拆除范围，多拆原告120平方米的房屋。第四组证据：13．物品清单，证明强拆行为造成原告物品损失。被告辩称：一、涉案建筑属违法建设。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3行初302号行政判决书、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3行终56号行政判决书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京行申1199号行政裁定书认定：被告于2018年6月9日拆除的原告在北京市顺义区×镇×村东侧的二百平方米的建筑物属违法建设。二、原告的赔偿请求没有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取得国家赔偿，应以其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行为的侵害为前提条件。原告在北京市顺义区×镇×村东侧的二百平方米建筑物未取得规划审批手续，属违法建设。据此，涉案建筑物不属于应予保护的财产。2．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在审理（2018）京0113行初302号行政案件中，原告认可在强拆时，其本人在场；认可被告将涉诉房屋内的能移动的物品搬到了涉诉院落空地上。被告未破坏原告在涉诉建筑内的物品。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8）京0113行初302号行政判决书。2．（2019）京03行终56号行政判决书。3．（2019）京行申1199号行政裁定书。证据1-3证明涉案建筑属违法建设。4．光盘，证明拆除违法建设情况。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1．原告提交的证据1、2、6、9、10、12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被告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已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被告对原告所作强制拆除决定书的内容以及强拆现场情况等，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本院予以采纳，但证据6、9、10不能证明被告实际拆除范围大于200平方米。原告提交的证据3已自然失效，证据7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联性，本院不予接纳；证据4、5、11不能实现原告的证明目的，且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联性，本院不予接纳；证据8、13系原告单方制作，因无其他证据相佐证，本院不予采纳。2．被告提交的证据1、2与原告提交的证据1、2相同，本院作相同认定。被告提交的证据3、4能够证明原告不服（2019）京03行终56号行政判决申请再审的情况以及强拆现场的情况，本院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2016年5月，原告将自己居住的原有房屋拆除，并在未取得规划许可手续的情况下，重新翻建了约200平方米的砖混结构正房五间，欲用于自己及家人居住。原告表示上述房屋中的一部分登记在其于1993年依法取得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中，另一部分在其祖传的老宅基地范围内。被告对此说法予以否认，认为原告翻建的房屋均不在其《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范围内。2018年，被告向原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规土委）发函查询原告所翻建的上述建筑物规划审批情况。2018年5月28日，市规土委向被告作出京规顺执函〔2018〕第162号《关于高自昌所建房屋规划审批情况的函》，内容是：“经查，位于×镇×村东南角的由高自昌所建房屋、总建筑面积200平方米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此后，被告又调查了高自昌的宅基地登记卡。2018年6月8日，被告向原告下发了〔2018〕第11号《强制拆除决定书》，内容是：“经规划部门认定，高自昌在北京市顺义区×镇×村东侧建设的房屋、硬化地面、围墙，总建筑面积为200平方米，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本镇政府于2018年6月9日8时00分之后对高自昌的上述违法建设予以强制拆除。请高自昌在2018年6月9日8时00分之前自行清理存放于上述违法建设中的财物，因拒绝清理而造成的一切损失，由高杰昌自行承担。请高自昌本人或成年家属在2018年6月9日8时00分到场，拒不到场的，不影响实施强制拆除。”因工作人员失误，被告将该《强制拆除决定书》中“因拒绝清理而造成的一切损失，由高自昌自行承担”打印成“因拒绝清理而造成的一切损失，由高杰昌自行承担”。同日，被告将该《强制拆除决定书》向原告送达，原告拒绝在送达回证上签字。次日上午，被告委托北京永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将原告翻建的200平方米建筑物予以强制拆除。强制拆除过程中，造成原告其他房屋受损。强拆前，被告将涉诉建筑物内可以移动的物品搬出，放在原告的院落空地内，但未制作物品清单。强拆时，原告在现场；被告未制作笔录。被告将拆除后的钢筋放在现场，将其他东西予以清理。本案庭审中，原告称拆除后留下的钢筋由原告的哥哥卖了两千多元。因不服被告拆除其建筑物的行为，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于2018年6月9日拆除原告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镇×村村东面积为200平方米建筑物的行为违法。2018年12月3日，本院作出（2018）京0113行初302号行政判决书，认为：涉诉建筑物位于本市的乡村庄规划区内，原告翻建涉诉建筑物时未按《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及第三款的规定办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故被告认定原告所建建筑物属违法建设并无不当。但本案中，被告在实施强制拆除涉诉建筑物之前，未向原告进行调查，未告知原告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未限期要求原告自行拆除违法建设，未以书面形式催告原告自行履行义务，针对原告作出的《强制拆除决定》未在强拆前提前5日在现场公告。强拆涉诉建筑物时，被告未制作笔录，未告知原告享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相关权利和义务，未制作物品清单，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对强拆过程进行了录像。因此，根据上述法律并参照规章规定，被告对原告涉诉建筑物的强拆行为明显违反法定程序。故判决确认被告于2018年6月9日强制拆除原告在北京市顺义区×镇×村村东所建面积为二百平方米建筑物的行为违法。原告不服，提起上诉。2019年3月25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03行终56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原告仍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20年3月1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行申1199号行政裁定书，认为：“本案中，因高自昌翻建涉案建筑物未依法办理乡村规划许可证，故原审法院认定涉案建筑属于违法建筑并确认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人民政府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并无不当……。”综上，裁定驳回原告的再审申请。2019年4月29日，被告（甲方）、原告（乙方）以及北京永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丙方）签订《协议书》，主要内容为：2016年5月，乙方在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镇×村南街45号宅院西侧，在未取得规划许可手续的情况下，翻建约200平方米的砖混结构房屋。2018年5月28日，乙方所建房屋被认定为违法建设。2018年6月9日，甲方委托丙方将乙方所建的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镇×村南街45号宅院西侧违法建设拆除。拆除过程中，丙方误将乙方宅基地范围内的合法建设损坏，现就丙方在拆除违法建设过程中误损乙方房屋一事，经甲、乙、丙三方协商，均在平等条件下，出于真实意愿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丙方一次性赔偿乙方全部损失共计二十七万元，于2019年4月29日当日直接付至乙方存折账户，甲方、丙方不保证银行处理到账时间；二、甲、乙、丙三方就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镇×村南街45号房屋误损一事再无任何纠纷，本次协议为一次性调解，包含丙方误损乙方房屋的全部损失，乙方不得就此再向任何人主张任何权利；三、本协议一式叁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三方均签字盖章后生效。本案庭审中，原告认可确实签署了上述协议，也实际收取了27万元。原告称其于2019年以邮寄方式向被告提出过赔偿申请，被告未予回复。被告对此不予认可，称未收到过原告的赔偿申请。原告不服，后提起本诉。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根据上述规定，赔偿请求人取得国家赔偿，应以其“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行为的侵害为前提条件，且赔偿请求人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虽然被告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被确认违法，但因生效判决已经认定原告在顺义区×镇×村村东所建的200平方米建筑物为违法建筑，故原告要求被告将上述房屋恢复原状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被告强制拆除过程中造成原告其他房屋受损的情况，因原告、被告以及北京永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已经就此签订《协议书》，原告亦按照协议约定实际收到了赔偿款，故原告要求被告对受损的房屋恢复原告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建筑物内的物品以及拆除后的建筑材料残值均属于原告的合法财产，属于国家赔偿范畴。本案中，因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强拆前将物品全部清理并制作物品清单，不能证明被告针对建筑残值的处置向原告作出明确的指引，故被告对原告主张的物品损失、建筑残值损失应当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鉴于双方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因强制拆除行为造成上述损失的具体情况，故本院结合在案证据以及原告的家人已经自行出售部分残值等情况，酌情确定赔偿数额。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四）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高自昌因二〇一八年六月九日的强制拆除行为造成的物品损失、拆除后建筑材料残值损失共计五千元；二、驳回原告高自昌的其他赔偿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琳琳人民陪审员  张志良人民陪审员  史鸿聪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九日法官 助理  郑方圆书 记 员  张 汀书 记 员  强莉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