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113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男，1990年11月8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迟庆明，上海中衢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上海戴迪新能源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嘉定区。法定代表人：朱之骏，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迟庆明，上海中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女，1971年8月15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钟俊，上海市李国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霆，上海市李国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之骏、上诉人上海戴迪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戴迪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英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4民初11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朱之骏、戴迪公司共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支持两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由被上诉人王英负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对于戴迪公司支付给王英的案涉人民币800万元款项的来源与性质并未查清。该人民币800万款项系双方基于共同创立并运营美国和上海两家公司的合作目的，由公司支付给王英的合作奖励款，该款项系戴迪公司在王英同意与朱之骏联营合作经营的前提下向王英支付的联营合作对价款。王英在本案中的角色不仅系戴迪公司的高级技术人员，其实际担任公司的经营管理负责人，其获得人民币800万元价款的先决条件是以戴迪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及首席技术官的身份，长期持续在戴迪公司处工作。在王英未履行联营合作义务，擅自退出联营合作经营的情况下，其收取的人民币800万元款项应当全额返还戴迪公司。2．戴迪公司业务停滞以及双方合作终止系由于王英的过错导致，一审法院仅凭朱之骏在微信上提出的退出公司等证据认定朱之骏对于合作终止负有过错缺乏依据。朱之骏在提出退出后，实际仍在继续向公司提供资金支持，后续双方还在友好沟通，并未实际退出。对此，朱之骏在一审审理中已就该微信聊天记录的前因后果向法庭进行了合理解释。戴迪公司的日常运营管理实际系由王英负责，其未就公司的业务进展、资金缺口及员工离职等情况向朱之骏合理告知，且擅自同意公司技术骨干离职，最终单方面决定退出戴迪公司运营，故戴迪公司联营合作的最终终止决定系由王英作出。两上诉人提交的相关证据显示朱之骏从案外人处获知王英在2018年2月之前仍在“乐视公司”处工作，其行为违反了《合作合同》中关于竞业禁止的约定。3．王英应向戴迪公司返还备用金人民币5万元及款项人民币12.5万元。合作经营期间王英在劳动报酬之外向公司领取了人民币12.5万元的其他费用，王英自始至终未就上述费用向公司提供任何报销依据，其应向公司返还上述费用。4．一审举证责任分配存在错误。本案系联营合同纠纷，联营合作方均有义务证明履行了各自的义务，一审判决将王英是否履行了合同义务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了朱之骏及戴迪公司一方，加重了两上诉人的举证责任。且一审审理中王英及相关证人对于公司经营管理期间、员工离职等问题明显存在前后矛盾及虚假陈述，一审法院仍然对上述陈述及证人证言予以采信。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其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王英辩称：不同意朱之骏、戴迪公司的上诉意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具体理由：1．《合作合同》系朱之骏与王英的真实意思表示，案涉人民币800万元款项的性质系引进王英进入公司而先行支付的一笔入职奖励款。根据合同约定，王英的义务是组建团队并承担技术研发工作，王英入职后已经招募相应技术人员并一起投入研发，已依约履行相应合同义务，故朱之骏已经支付的人民币800万元不应返还。2．王英并非戴迪公司的经营管理负责人。双方签订的《合作合同》仅对王英负责的事务作了概括性表述，也即王英以团队、技术和政府关系拓展及维护等方式出资入股，并担任美国戴迪公司及上海戴迪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及首席技术官，王英真正的义务在于组建团队进行技术研发，其系以高级工程师及科学家的身份作为技术研发骨干，王英所享有的股份系朱之骏对其的股权赠与，双方合作终止或戴迪公司经营停滞的责任不应由王英承担。3．双方合作关系提前终止的根本原因在于朱之骏的提前退出，戴迪公司运营陷入僵局系由于公司资金链断裂导致后续工作无法继续进行。在朱之骏于2018年3月30日发出了“退出”的微信之后，未再向王英支付过相应的报酬，亦未依约定支付剩余的奖励金以及对应的薪水，朱之骏上述行为表明其已经实际退出，《合作合同》已经无法继续履行。4．朱之骏、戴迪公司主张的人民币12.5万元费用，其中人民币7.5万元系公司为王英购买的国际医疗保险费用，属于合同中约定的标准福利及待遇；另外人民币5万元系王英为公司支出的公关费用，亦属于公司的一项正常必要开支，理应由公司承担，朱之骏、戴迪公司要求王英返还没有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朱之骏、戴迪公司的上诉请求。朱之骏、戴迪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英返还戴迪公司合作奖励款人民币800万元；2．判令王英返还戴迪公司医疗保险费用人民币40，802元；3．判令王英返还戴迪公司备用金人民币5万元；4．判令王英返还戴迪公司款项人民币12.5万元；5．判令王英支付戴迪公司自2017年12月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以人民币8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查明事实：王英系朱之骏在美国认识的美籍科学家，双方曾共同在法拉第未来公司任职。2017年11月30日，朱之骏(甲方)与王英(乙方)签订《合作合同》，主要约定：1．甲乙双方自愿合作创立DYNSITYTECHNOLOGYINC(以下简称美国戴迪)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及中国上海戴迪新能源有限公司，戴迪公司注册资本总额为人民币500万元，公司第一轮融资方为上海紫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投资10％，投资金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左右；2．甲方以资本和市场方式出资占合作公司57.5％的股份，并担任美国戴迪及戴迪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乙方以团队、技术和政府关系拓展及维护等方式出资入股，占合作公司12.5％的股份，并担任美国戴迪及戴迪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及首席技术官，全球员工持股平台占合作公司30％的股份，全球员工持股平台由甲方代持及管理；3．公司同意给予乙方奖励税后人民币2，000万元整(分三期授予，首期税后人民币800万元，到款日期为签字后五个工作日内，第二期税后人民币600万元，到款日期为2018年同日，第三批税后人民币600万元，到款日期为2019年同日)以及税后年薪人民币280万元(每月税后人民币10万元及税后2万美元)等。2017年12月7日、2017年12月8日，案外人朱雄、戴迪公司分别向王英转账人民币400万元，合计人民币800万元。2017年12月31日，戴迪公司向王英转账人民币5万元，用途为备用金。2017年12月起，王英至戴迪公司处履职，为戴迪公司招募员工并负责戴迪公司的部分日常管理工作。王英至戴迪公司处工作直至2018年6月。期间，戴迪公司按月向王英发放报酬至2018年3月。2018年5月起，戴迪公司未正常向其员工发放劳动报酬。2018年3月30日，朱之骏向王英发送微信称：“王博，我第一个找到你组建团队，我的决定第一时间也告诉你，我退出”。一审审理中，戴迪公司原工作人员漆海龙、杜兢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称，两人于2018年5、6月份离开戴迪公司至牛润公司工作，据证人了解，王英未在牛润公司工作。一审法院另查明，戴迪公司系成立于2016年12月15日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公司成立之初的股东为朱雄、殷艳莲，朱雄为法定代表人，殷艳莲为监事；2017年11月16日，公司股东变更为朱雄一人；2018年4月25日，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由朱雄变更为朱之骏。朱雄与朱之骏为父子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朱之骏、王英均系美利坚合众国公民，故本案系涉外案件。就本案合同关系的法律适用，各方当事人均同意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故本案审理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本案所涉《合作合同》系朱之骏和王英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合作合同》签订后，戴迪公司根据合同约定向王英支付了第一笔入职奖励金人民币800万元，此后，王英至戴迪公司处履职，为戴迪公司招募员工并负责戴迪公司的部分日常管理工作。《合作合同》约定由朱之骏以资本和市场方式进行出资，王英以团队、技术和政府关系拓展及维护等方式出资，故朱之骏有义务确保戴迪公司资金稳定，以维持公司正常运营。但朱之骏于2018年3月30日明确自己退出合作，并再未与王英进行联系。同时，戴迪公司自2018年4月起未向王英发放薪酬，并在此后停发了其他员工工资，导致员工纷纷离职，王英亦因此离开公司。《合作合同》实际已于2018年6月终止履行。朱之骏之行为违反了《合作合同》的约定，具有过错，朱之骏和戴迪公司无权主张王英返还入职奖励金。朱之骏及戴迪公司认为王英违反了《合作合同》中的竞业禁止约定，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王英在合作期间仍供职于乐视公司，或从戴迪公司跳槽至牛润公司工作，故对朱之骏及戴迪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至于朱之骏及戴迪公司要求王英返还医疗保险费用的诉请，一审法院认为该费用系戴迪公司对工作人员的福利发放，故缺乏返还依据。戴迪公司向王英转账的人民币5万元备用金系基于戴迪公司与王英之间的雇佣关系而发生，与本案《合作合同》无关，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朱之骏及戴迪公司主张王英返还款项人民币12.5万元，但并未提供支付该笔款项的证据，故该诉请亦不应得到支持。关于王英提出的反诉诉讼请求，根据《合作合同》的约定，戴迪公司给予王英入职奖励金人民币2，000万元，该笔入职奖励金系朱之骏、戴迪公司招募王英作为公司股东并入职的条件，并根据王英的履职情况分期予以支付。该入职奖励金理应作为戴迪公司运营的成本，故朱之骏和王英在《合作合同》中约定由戴迪公司支付入职奖励金并无不当。现王英仅依据《合作合同》签约的相对方系朱之骏，要求朱之骏根据《合作合同》的约定继续支付王英在职期间的入职奖励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王英可根据《合作合同》的约定另案进行主张。一审法院据此判决：一、驳回朱之骏、戴迪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驳回王英的反诉请求。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9，310元，保全申请费人民币5，000元，合计诉讼费人民币74，310元，由朱之骏、戴迪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400元，由王英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审理中，为证明其上诉主张，朱之骏、戴迪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王英与朱之骏2018年3月30日至4月3日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朱之骏在3月30日提出退出之后仍然在与王英进行联系；2．朱之骏、王英以及其他投资人微信群聊天记录，证明朱之骏在4月份之后仍然在参与公司决策群沟通；3．戴迪公司财务人员与王英就费用报销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王英向公司报销了7.5万元的医疗保险费用和5万元的公关费用但未提供报销凭证；4．朱之骏母亲与王英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王英在5月份之后未就戴迪公司事宜再与朱之骏方进行过沟通，属严重失职。对此，王英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印证4月3日之后朱之骏就再未与王英进行过联系；对证据2的多份微信群聊天记录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真实，也不能证明两上诉人的主张，事实上，在朱之骏提出退出之后实际不再向王英发放报酬；证据3涉及的12.5万元王英确实收到，但属于戴迪公司应当支出的款项；证据4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两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朱之骏与王英签订的《合作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并生效。本案中，双方均确认该合同事实上已被终止履行，故本案双方的争议在于合同解除后的款项返还与结算问题。首先，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朱之骏于2018年3月30日明确向王英表达了退出合作的意思，且从2018年4月份开始，戴迪公司便不再向王英发放报酬。因此，无论朱之骏之后有无与王英或戴迪公司进行过联系与沟通，朱之骏在戴迪公司的实际状态及不再向王英发放报酬的实际行为，已事实上印证了其终止《合作合同》继续履行的意图和结果。因此，一审法院基于此认定朱之骏对合同终止负有过错，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认同。其次，关于合作奖励款的结算问题，根据双方合作合同约定，戴迪公司同意给予王英奖励税后人民币2，000万元并分三期授予，其中首期税后人民币800万元，到款日期为合同签字后五个工作日内。根据上述约定，王英与朱之骏达成整个合作合同的奖励对价总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而第一笔人民币800万元款项王英在签约入职后即可领取，实际中朱之骏、戴迪公司亦已按约在合同签署后向王英完成了支付，故王英认为该笔人民币800万元款项系其组建团队加入戴迪公司并签订合同的对价，符合合同条款的正常解释，当属合理，一审法院据此认为该人民币800万元款项为王英的入职奖励金，并无不当。至于两上诉人主张的王英应向其返还的人民币12.5万元款项，根据本案证据显示及双方确认，该人民币12.5万元戴迪公司已向王英进行了支付，其中人民币7.5万元系王英根据《合作合同》约定向公司报销的医疗保险费用，人民币5万元系王英垫付的戴迪公司“公关费用”，该些费用本身系戴迪公司经营中发生的正常支出与报销事项，在戴迪公司已经决定并完成向王英支付的情况下，现朱之骏、戴迪公司现主张返还，缺乏依据，本院无法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朱之骏、戴迪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9，310元，由上诉人朱之骏(ZHUZHIJUN)、上诉人上海戴迪新能源有限公司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何 云审 判 员  张明良审 判 员  王逸民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及小同书 记 员  沈振宇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