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云23民终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建明，男，1968年3月26日生，汉族，电力工人，住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坤，云南兴彝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顾伦，男，2001年2月14日生，彝族，学生，住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顾臣然，男，1960年12月2日生，汉族，禄丰县发展和改革局退休人员，住禄丰县，系顾伦父亲。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男，2003年5月6日生，汉族，在校学生，住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现住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法定代理人：束某，系李某母亲。法定代理人：李某1，系李某父亲。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束某，女，1974年2月1日生，汉族，工人，住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1，男，1974年3月21日生，汉族，无业，住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现住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宏伟，云南延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陶泊屹，男，2001年6月30日生，汉族，学生，住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沂，女，1997年10月25日生，汉族，学生，住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某，女，2004年10月25日生，彝族，学生，住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牟定县。法定代理人：徐某1，系徐某母亲。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某1，女，1969年1月7日生，汉族，务工，住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牟定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禄丰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机构地址：禄丰县金山镇金山南路3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23315848355969。负责人：刘生寿，系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乐保华，该局副局长。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正乾，云南鸿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王建明、顾伦因与被上诉人李某、束某、李某1、陶泊屹、宋沂、徐某、徐某1、禄丰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禄丰县城管局）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禄丰县人民法院（2020）云2331民初11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１年１月７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建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坤，上诉人顾伦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顾臣然，被上诉人李某、束某及李某、束某、李某1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宏伟，被上诉人陶泊屹，被上诉人宋沂，被上诉人徐某、徐某1，被上诉人禄丰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正乾、乐保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建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被上诉人共同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399,008元；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没有认定陶泊屹、宋沂、徐某有过错，属认定错误。第一，王英吉与李某、顾伦、陶泊屹、宋沂在召猫酒馆时正是因为李某、顾伦、陶泊屹劝其喝酒，王英吉喝不住了才独自一人离开了酒馆，导致发生事故。得出这一结论的在案证据有：1.李某在金山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和一审庭审中的陈述；2.徐某在金山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及上诉人当日下午与徐某的通话录音；3.顾伦与上诉人的电话录音及顾伦一审庭审中的陈述；4.王建美与李某、顾伦、陶泊屹2020年5月7日下午的现场录音；5.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四聊天记录，即2020年5月4日上午陶泊屹催王英吉“赶快来”的聊天记录等。一审中仅认定了李某、顾伦有过错，而认为陶泊屹、宋沂没有过错与事实不符。第二，从徐某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和禄丰县金山派出所提供的视频可认定徐某对该事故是有过错的。徐某在接受民警询问时说：“我俩视频聊天大概十分钟左右，他一直没有换着地点，就是坐在龙头下面……他还说他买着鸡脚，问我给吃，还把视频移到鸡脚处给我看，整个聊天中他没有换着姿势，一直是坐在台子上……突然我和他的视频通话显示对方网络异常，视频通话中断”“第二天，我找到他的其他朋友，我向他们询问过他们都说4日晚上以后就没有见着过他……”。禄丰金山派出所提供的事故事发地点视频显示：2020年5月4日晚23点10分许事发地点有水波浪，之后越来越大，持续到7分钟后水波浪变缓，10多分钟后又没有水波浪了；与徐某的陈述能够印证上诉人儿子事发时间和在水中自救、挣扎的情况以及事故与徐某有关。（二）一审判决为让应当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禄丰城管局不承担责任，故意歪曲事实。第一，一审庭审中，针对禄丰城管局主张其不是适格主体，上诉人代理人反驳说“往禄丰县医院方向约200米处西河边有禄丰城管局提示的水深危险标志”；而在一审认定的事实中变成了“庭审中原告代理人说了有水深危险的提示，就说明有警示标志”，实属不该。第二，一审中上诉人说“上诉人儿子事发前坐的台子上没有围栏，意外落水后水边均是绝壁无法上岸”，而一审认定“龙舟处建有石栏杆”；二者说的不是同一地。第三，据悉，在上诉人儿子出事的区域河里，之前已经发生了二起溺水死人的事故。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第一，本案中，李某、顾伦、陶泊屹、宋沂、徐某的共同行为促成了事故的发生，五人属共同侵权行为。李某、顾伦、陶泊屹的责任和过错是力劝王英吉来禄丰，聚会时强迫王英吉喝酒，在知道王英吉在西河烟柳两条龙处水边时不劝不理，并且有上诉人联系电话、也知道上诉人居住地而不告知；被上诉人宋沂的责任和过错是参与聚会但没有阻止事故发生；让被上诉人徐某承担责任的理由是，王英吉意外落水的直接原因是与徐某视频通话，发生事故后徐某没及时报告。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李某、顾伦、陶泊屹、宋沂、徐某应当承担共同侵权的连带责任。第二，王英吉事发地点是禄丰市民休闲纳凉的地方，龙头平台处轻易就能上去，而禄丰城管局作为金山镇西河的管理部门，没有在出事地点安装警示标志，出事地点没有围栏，意外落水后水边均是绝壁无法上岸等，这些因素与李某、顾伦、陶泊屹等的侵权行为间接结合导致了本案事故的发生。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禄丰城管局应当根据其过失大小或原因力的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顾伦上诉请求：1.撤销禄丰县法院（2020）云2331民初1104号民事判决，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本案死者王英吉系成年人，其死亡后经公安机关尸检，查明死因系意外入水至溺死，故王英吉死亡是上诉人所不能预见的，属于意外事件。本案中没有证据证实王英吉饮酒是受胁迫的，且王英吉先行离开酒馆时以及后来在金山镇西河烟柳龙舟处与他人用手机通话时的表现、公安机关调取的路边视频监控均表明王英吉神智清醒，没有出现酒醉不能自理或出现其他危险的情形，故上诉人没有劝阻和照顾的法律义务。因本案死者王英吉的死因系意外，与饮酒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上诉人没有过错，更不构成侵权，故上诉人不应对没有过错且不能预见的后果承担赔偿责任。公民的法律责任和法律义务不能泛化，不能与正常的社会交往活动相抵触。宴请与接受宴请是社会交往的一种正常活动，宴请中相互饮酒，这是社交活动的常识，是人们之间合法的正常的交往活动之一，不能认为共同喝酒吃饭，相互之间就有了法律上的责任和义务，这不符合法律原则。只有共同饮酒行为使他人发生特定的危险，共饮人才产生特定的义务，否则相互之间没有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从本案的现有证据看，当事人之间并未发生特定的危险情形，故当事人相互之间也不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上诉人存在过错行为，故要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被上诉人李某、束某、李某1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陶泊屹答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宋沂答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徐某、徐某1答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禄丰县城管局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对案发地点周边情况及警示标志的设立等的事实认定清楚，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案发地点不属于我方管理的范围，并且，管理者仅是安全提醒义务，而无无限安全保障义务。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建明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共同赔偿经济损失558,612元（按经济损失798,017元的70%计算）；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法律事实如下：死者王英吉生前与李某系初中同学及楚雄技师学院校友，与顾伦系初中同学及朋友、与陶泊屹系楚雄技师学院的同学、与徐某系楚雄技师学院的校友及朋友。李某邀约王英吉等人于2020年5月4日与其过生日，2020年5月4日19时30分许，王英吉从楚雄回到禄丰，王英吉到金山镇“家乡味”饭店吃饭。李某、顾伦、陶泊屹、宋沂于20时左右到金山古镇“召猫酒馆”，21时许，王英吉来到“召猫酒馆”。李某、顾伦、陶泊屹、宋沂、王英吉一起喝“雪花”啤酒，喝酒过程中，李某曾对王英吉说“给是不给面子”的话，顾伦曾搂着王英吉的脖子劝酒。22时许，王英吉离开“召猫酒馆”到街上买了鸡脚等物品来到金山镇西河烟柳龙舟处上到两条龙雕中间的台阶上与徐某微信聊天，23时10分左右，王英吉与徐某微信聊天中断。2020年5月5日，王建明因联系不上王英吉就打电话给王英吉的母亲郑晓玲，郑晓玲说王英吉已回禄丰，王建明遂向派出所报案，2020年5月7日发现王英吉死于禄丰县金山镇西河烟柳西河内。经公安现场勘查及对死者尸体检验后，认定死者王英吉符合意外入水至溺死。另查明，陶泊屹、顾伦发现王英吉已离开“召猫酒馆”后打电话给王英吉，王英吉说其心情不好要在西河烟柳龙头处坐一会儿。再查明，死者王英吉生于2001年3月13日，生前无精神方面的疾病。被告李某生于2003年5月6日、顾伦于2001年6月30日生、陶泊屹于2001年6月30日生、宋沂于1997年10月25日生、徐某于2004年10月25日生。一审法院认为，在平时生活中，人们遇到节日、生日时，出于人情往来，熟人、同学、亲友之间经常会约在一起吃饭、饮酒。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人是否参与饮酒，以及饮酒多少都是出于自愿。而饮酒可能产生的危险，不仅是针对饮酒人的自身安全，也可能针对社会公共安全。由于共饮酒人实施饮酒在先行为，产生在后的保护义务，即共饮人之间相互的人身安全应当负合理注意义务，包括相互提醒、劝告、通知、协助、照成等义务以减少安全风险。如果共饮人疏于履行上述义务，则存在客观上的过失，应当对其他共饮人的人身损害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但是这种责任是有限的，因为共饮人的安全义务不能够取代饮酒人自身的安全意识和注意义务。李某邀约死者王英吉、顾伦、陶泊屹、宋沂等人一起过生日，他们先后到酒馆饮啤酒，饮酒过程中李某曾对王英吉说过“给是不给面子”的话劝王英吉喝酒，顾伦曾搂着王英吉的脖子劝酒。结合王英吉与徐某的微信聊天内容来看，王英吉没告知共饮人离开饮酒地点与李某、顾伦劝酒有一定关系，故李某、顾伦对王英吉离开饮酒地点及后来溺水死亡存在一定过错，对王英吉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各应承担5%的责任。因李某系未成年人且系在校学生，无经济来源，对其应赔偿的损失由其监护人即束某、李某1承担赔偿责任。陶泊屹、宋沂没有过错，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根据从公安机关调取从金山镇“召猫酒馆”至西河烟柳龙舟处沿途监控视频和王英吉与徐某的通话内容能证实当时王英吉并未酒醉，其意识清楚，且王英吉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离开“召猫酒馆”独自到西河烟柳龙舟处爬上两条龙雕之间的水泥舟上可能产生的危险具有重大过错，对其溺水死亡产生的损失应承担90%的责任。徐某与王英吉微信聊天时未使用刺激性言语属于朋友间正常交流，徐某对王英吉死亡后果不应承担责任。从王建明提交的照片显示西河烟柳及龙舟处建有石栏杆，且庭审中王建明也认可事发地点粘贴有“水深危险”的警示标识，禄丰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已经履行了安全保护及警示义务，故禄丰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对王建明主张因王英吉死亡的死亡赔偿金724,760元、丧葬费53,257元，合计778,017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因死者王英吉对本案后果发生具有重大过错，对王建明主张的精神抚慰金20,000元的主张不予支持，李某、顾伦对王建明的经济损失各承担38,900元（778,017元×5%），剩余经济损失由王建明自行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三十二条规定，判决：一、由束某、李某1赔偿王建明经济损失38,900元；二、由顾伦赔偿王建明经济损失38,900元；三、驳回王建明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3293元，由王建明负担2915元，束某、李某1负担189元，顾伦负担189元（因王建明已经预交，由束某、李某1、顾伦在履行上述义务时一并支付给王建明）。二审中，经征询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的意见，上诉人王建明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王英吉到“召猫酒馆”的时间有误，应是20：30分，认定“王英吉的母亲郑晓玲”有误，应是吴晓玲，并认为一审法院遗漏认定王英吉落水的地点无警示标志、无围栏的事实，遗漏认定其余参与聚会的人员有责任，对其余原判认定的事实无异议。上诉人顾伦对一审法院认定“顾伦曾搂着王英吉的脖子劝酒”的事实有异议，认为无证据证实。对其余原判认定的事实无异议。被上诉人陶泊屹、宋沂、徐某、徐某1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议。针对上诉人王建明提出的王英吉到达“召猫酒馆”的时间及王英吉母亲的姓名，属于一审法院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针对上诉人顾伦提出“顾伦曾搂着王英吉的脖子劝酒”，的事实，该认定只有李某的单方陈述，并且与李某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不一致，一审法院对该事实的认定不当，对于该事实不予确认。对其余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本案其余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二审中，经本院到王英吉溺水死亡地点现场查看，现场目前仍处于施工状态，王英吉溺水的地点属于需攀爬才能到达的地点，溺水地点无警示标志，但周围地面与河道有围栏防护及警示标志。归纳诉辩双方的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被上诉人李某、顾伦、宋沂、陶泊屹、徐某对王英吉溺水死亡是否具有过错，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二、禄丰县城管局是否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是否应该承担补充责任。关于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本案中，从查明的案件事实可以认定当晚参与聚会的人员中有被上诉人李某、顾伦、陶泊屹与死者王英吉同席饮酒，从王英吉与徐某的微信聊天信息显示，王英吉存在饮酒后不适的情形，在王英吉饮酒后，在相互饮酒人员之间就形成了相互关照、保护其安全的特定权利义务关系。其中，宋沂不认识王英吉，也未参与饮酒，当晚只是与王英吉共同聚会，在本案中不负有上述权利义务。李某作为聚会的组织者，顾伦作为认识王英吉多年的朋友，陶泊屹与王英吉共同饮酒，李某、顾伦、陶泊屹均应当预见王英吉酒后辨认和控制能力减弱，有可能会造成自身伤害，但对其酒后离席未予以叮嘱其注意安全，在离席未归后未查找，应认定为未尽到注意义务，对于王英吉意外死亡有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原判确定李某、顾伦负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但未确定由陶泊屹共同负担一定的赔偿责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考虑到陶泊屹与王英吉的亲疏关系不同于李某、顾伦，其对王英吉饮酒后的注意义务相对于李某、顾伦有所降低，故本院酌情确定由陶泊屹承担20,000元的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徐某与王英吉视频通话与王英吉的死亡无因果关系，一审判决徐某不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王英吉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明知自己喝酒后行为控制能力降低，可能会对本人的健康甚至生命产生危害，并进行自我控制和约束。其未尽到注意义务，过错明显，应自行承担死亡的主要责任。关于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三十九条“建筑施工企业应当在施工现场采取维护安全、防范危险、预防火灾等措施；有条件的，应当对施工现场实行封闭管理”之规定，施工单位对施工现场具有采取维护安全措施的义务。从被上诉人禄丰县城管局在诉讼中提交的会议纪要载明，案发现场的施工单位不属于禄丰县城管局，上诉人王建明在诉讼中未提交施工单位已向禄丰县城管局移交已完工工程的证据，其诉请由禄丰县城管局承担安全保障义务与本案查明的案件事实不符。并且，从案发地的情况看，王英吉落水的地点需要通过攀爬才能够到达，落水地点不属于行走必经通道及观景地点，上诉人王建明主张禄丰县城管局负有安保义务不具有事实依据。综上所述，上诉人王建明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部分支持。上诉人顾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但未确定由陶泊屹承担赔偿责任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云南省禄丰县人民法院（2020）云2331民初1104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二、撤销云南省禄丰县人民法院（2020）云2331民初110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由陶泊屹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赔偿王建明经济损失20,000元；四、驳回王建明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293元，由王建明负担2800元（已交），束某、李某1负担189元（未交），顾伦负担189元（未交），陶泊屹负担115元（未交）。上诉人王建明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495元，由上诉人王建明负担2000元（已交）。由被上诉人陶泊屹负担495元（未交），上诉人顾伦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上诉人顾伦负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生效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原审法院或者与原审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陈翠连审判员  李发连审判员  龚艳波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潘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