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8民终603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中元，男，1946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微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山东民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兴贤，男，1957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微山县。上诉人（原审被告）：马传岱，男，1961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微山县。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涛，济宁任城金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利利，男，1988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微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利丹，山东千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中喜，男，1989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微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靳涛，山东德衡（济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中元、杜兴贤、马传岱、杜利利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微山县人民法院（2020）鲁0826民初7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中元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微山县人民法院(2020)鲁0826民初730号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徐中元不承担责任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及其他合理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部分事实认定错误，判决显失公平、公正，上诉人不能服判！一、一审法院认定“2020年1月13日，杜兴贤将拉鱼、划鱼等工作分包给徐中元，徐中元组织渔网队，雇佣杜中喜，徐中元组织的渔网队主要负责拉鱼、划鱼等，人手不够时有时也负责装鱼。被告马传岱为徐中元、杜兴贤、杜利利帮工。以及认定徐中元给每位成员发放一包香烟，不仅取得了利益而且对渔网队成员发放了报酬。”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首先，徐中元既没有固定的渔网队，也没有固定的工人，对于干活的人员要求和人数均没有决定权。根据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徐中元并没有固定的渔网队工人，只是部分村民空闲时才临时搭伙干活。事发前，杜兴贤只是让徐中元帮忙喊人干活，对于人数和什么样的人员徐中元自己并没有决定权，都是根据杜兴贤要求确定的。并且包括徐中元在内的所有人员工资标准均是一样的，100元/人/天+一包烟+管中午饭。徐中元个人另外提供一条船100元/天和拉鱼的渔网100元/天，加个人工资共计得款300元。徐中元的船和渔网都是为杜兴贤要求提供且为拉鱼所用，显然不属于徐中元因承包而多得的利益。并且，无论是全部人员的工资还是烟、午饭均是由杜兴贤支付和提供，徐中元只是从杜兴贤手中领取工资报酬后，在码头立即分给每个人，其本人并没有获得任何额外收益。其次，徐中元对于涉案给杜兴贤拉鱼的人员，只是起到单纯介绍作用，徐中元与拉鱼工人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庭审已经查明，徐中元与涉案拉鱼的全部工人一样，也是按天领取工资报酬，并非通过整体承包杜兴贤的鱼塘，也不是按照其鱼塘面积或拉鱼量结算承包费。对于拉鱼量的多少，是否能够卖出，多少价钱卖出等与承包有关的事项均与徐中元无关，其对于拉到鱼的价值是否够支付他们全体人员的工资也不做任何承诺，更不承担任何责任，显然不符合发包的特征。从工人工资发放的方式看，徐中元等全部人员工资均由杜兴贤发放，徐中元只是从杜兴贤处领取工资后，向其他工人代为发放。一审法院仅以工资经徐中元手中，交给拉鱼工人的表象，就断然认定徐中元向工人发放报酬，忽视了全部工资均是杜兴贤支付，徐中元只是经手转交的实际情况，显然错误。另外，杜兴贤方也没有出示任何证据证明其与徐中元之间存在书面或口头的承发包合同，依法不应当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承发包关系。第三，装鱼不属于徐中元等拉鱼、划鱼人员的工作范围，并且马传岱是杜兴贤叫去帮忙的，只是给杜兴贤帮工，而不是给徐中元、杜利利帮工。一审法院既认定杜兴贤将拉鱼、划鱼分包给徐中元，将运鱼、卖鱼分包给杜利利，又同时认定徐中元等人在杜利利人手不够时也负责装鱼，显然既不符合承发包的特征，又明显的自相矛盾。既然装鱼工作分包给了杜利利，那么装鱼人手不够，也属于杜利利承包范围，即使需要找人帮忙装鱼，也应该由杜利利找人，与徐中元等拉鱼人员无关。根据上诉人徐中元在一审庭审提交的情况说明及3位证人出庭作证，证实徐中元等人只负责拉鱼和划鱼，装鱼地点在码头上，与徐中元等人划鱼的地方相距200-500米。划鱼在鱼塘旁边，装鱼在码头上，显然不是同一个地方。无论是上诉人提交的情况说明还是证人出庭，均证实被上诉人杜中喜第一次想跟着去，被徐中元等人制止并叫回了，第二次去装鱼是在徐中元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去的，这也能够说明装鱼不是徐中元等人的工作范围，不然也不会阻止杜中喜去装鱼，杜兴贤也不会允许徐中元不让杜中喜去装鱼。一审被告杜利利在庭审时也明确，其车上有足够的装鱼人员，不存在人手不够的问题，其也没有让被上诉人杜中喜去帮忙装鱼。综上，上述事实能够证明无论从工资结算方式还是工资发放方式上看，上诉人徐中元与杜兴贤之间均不存在分包关系。并且，是被上诉人杜中喜私自去干了工作范围外的活。一审法院在查明上述事实的基础上，仍然认定杜兴贤与徐中元存在承发包关系，并据此认定徐中元与杜中喜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显然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上诉人徐中元不承担责任。二、一审法院将被上诉人方自行剪辑的，且与原始载体不一致的录音证据，认定为本案有效证据，并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显然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根据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杜中喜出示的，能够证明被上诉人摔伤与上诉人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据是其与徐中元的通话录音，而被上诉人出示的录音证据通话时长为1分11秒，在上诉人方发表完辩论意见后，被上诉人在法庭的要求下才出示了该录音证据的原始载体，但该原始载体通话时长为1分45秒76，与被上诉人出示的证据一的通话录音时间、内容均不一致，并且被上诉人具有明显的剪辑录音证据的情形，这显然违背了证据内容需具备完整性的要求。被上诉人将该录音证据中不利于己的内容剪辑并删除，导致该证据无法客观反映客观事实，丧失了证据真实性的价值，不再具有法律上证据的意义。一审庭审时上诉人也只是对该录音是被上诉人与徐中元二人通话的真实性认可，因其系剪辑的不完整录音，所以对该录音证明目的明确提出了异议。一审法院在查明上述事实的基础上，仍然认定该证据的有效性，显然违背了录音证据完整性的原则，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三、被上诉人杜中喜本人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被上诉人杜中喜不顾劝阻，自行决定去干工作范围外的活，被劝阻一次后，第二次又偷偷跟着去，在装鱼过程中因自己用脚踢鱼，不慎滑倒摔伤，对其因私自装鱼本身造成的伤害未尽到普通人的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失，应由上诉人杜中喜本人承担主要责任。四、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方的部分诉请，超额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根据被上诉人杜中喜方提交的赔偿清单第4项，其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数额为450元，一审法院却判决支持720元的住院伙食补助费，明显超出了被上诉人的诉请，显然不当，依法应当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部分事实认定错误，对被上诉人方无证据支持的事实进行认定，对上诉人方的证据不予认定，作出既有损上诉人合法利益又显失法律公平公正的判决。一审法院的不公平判决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不能服判，坚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以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体现法律的公平、公正。杜中喜辩称，1、为完成此次从杜兴贤手中接过的工作，徐中元雇佣了杜中喜，并支付100元/人/天+一包烟+管中午饭的报酬（干活的一共14个人），而且徐中元还在这次卖鱼过程中，获得了利益（共计300元），虽然其在上诉状中所说，其只是将钱经手转交给杜中喜，但实际上徐中元从杜兴贤处收到的是承包利益，其只是将承包利益中的一分部以报酬的形式发给杜中喜，这样看来徐中元就是杜中喜的雇主，一审法院认定符合客观事实。2、在一审过程中，杜兴贤向法庭陈述，其因雇佣徐中元的渔网队，支付给徐中元劳动报酬1700元。3、作为卖鱼人的杜兴贤，其应当与徐中元接触比较频繁，而且对于徐中元的人员结构、费用的多少也是非常清楚，其在上诉状中明确表示，徐中元系杜中喜的雇主可信度较高。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非常清楚。杜兴贤、马传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案件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判决两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明显不当。1、在一审中已经查明，被上诉人受雇于原审被告徐中元，在徐中元组织的渔网队中从事拉鱼、划鱼、装鱼等工作，由徐中元向其发放工资，双方雇佣关系明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作为雇主的徐中元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2、徐中元组织的渔网队主要工作范围是拉鱼、划鱼、装鱼等工作，根本不需要所谓的“相应资质”，也无相关部门就其资质作出认定或审核。一审法院简单的推定上诉人杜兴贤“应当知道”原审被告徐中元“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就判决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根据。3、上诉人马传岱系义务帮工人，非被上诉人雇主，不存在上诉人马传岱主观主动安排被上诉人装鱼工作的情况。且装鱼本身也是被上诉人受雇于徐中元组织的渔网队的雇佣活动范围。上诉人马传岱与被上诉人之间只是分工合作，共同完成工作。并且上诉人马传岱是义务、无偿帮工，没有从中受益，一审判决其承担连带责任，显失公平正义。4、一审法院关于被上诉人误工费的认定明显不当，被上诉人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误工费应不予支持。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数额明显过高。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明显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查清案件事实，依法改判，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杜中喜辩称，杜兴贤为了卖鱼而将在自己鱼塘捕鱼的工作包给了徐中元，而且是其明知徐中元的渔网队并没有相应资质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第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马传岱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和上诉状中，均承认其是无偿给杜兴贤帮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规定“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杜利利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山东省微山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鲁0826民初730号中的第二项判决内容；二、本案一、二审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予改判，具体理由如下：（一）上诉人杜利利在本案中与杜兴贤存在的是买卖合同关系，与被上诉人杜中喜没有任何关系。2020年1月13日原审被告杜兴贤将拉鱼、划鱼等工作分包给原审被告徐中元，由徐中元组成的一支渔网队为杜兴贤干活，被上诉人杜中喜就是其中渔网队中的一名干活人员，跟随徐中元一起为杜兴贤做拉鱼、划鱼以及装鱼等工作，因杜兴贤认为渔网队人员不够，叫上邻居马传岱给其自己无偿帮工，而非法院认定的马传岱为徐中元、杜兴贤、杜利利帮工，该事实从杜兴贤的陈述以及马传岱的陈述中可以证实。而上诉人杜利利在本案中是开车到杜兴贤渔船处购买鱼的买主，与杜兴贤构成了法律上的买卖合同关系,而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杜兴贤将运鱼、卖鱼的工作分包给了上诉人杜利利，这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作为买鱼的杜利利，有向杜兴贤支付购买鱼款的义务，而作为卖鱼的杜兴贤有向杜利利交付鱼货的义务，至于杜兴贤安排何人干活、过磅、装鱼均不在杜利利的掌控之中，均是受杜兴贤的安排和管理，被上诉人杜中喜即是杜兴贤花钱找来的干活工人，其工作的内容均是来自杜兴贤的安排，杜利利有理由认为杜中喜有义务完成卖鱼过程中的一系列工作，杜利利也没有安排或者向杜中喜发出干活的指示，即便存在也都是基于杜中喜是卖鱼者杜兴贤的工人而作出的其工作范畴内的安排。杜中喜作为杜兴贤找来干活的工人，与杜利利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也不会产生任何的权利和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杜中喜在徐中元的渔网队干活，后跟随徐中元一起为杜兴贤干活，从事拉鱼、划鱼、装鱼等劳务，无论是与杜兴贤或徐中元形成的雇佣关系还是与个人形成的劳务关系，均是由接受劳务一方或雇主承担赔偿责任，与杜利利无任何法律关系。（二）上诉人杜利利与被上诉人杜中喜之间不存在无偿帮工的法律关系。上诉人杜利利在本案中其身份只是向杜兴贤买鱼的购买者，作为购买鱼的杜利利，其车上已经安排了为其自己干活的工人，杜中喜上船卖鱼是受马传岱的安排，而作为卖鱼的工作，在杜利利的车上过磅就是其本职工作之一，在卖鱼的过程中产生的装车（过磅、干活、盖鱼槽盖）一系列行为是连续不断的，均在杜中喜的工作范畴之内，而不是单独受杜利利要求独自去干的一项工作。杜中喜是在卖鱼的过程中受伤，是在为在杜兴贤干活的过程中受伤，而在何处受伤并不能改变为杜兴贤干活的本质。对于杜利利而言，杜中喜不属于无偿帮工，更不存法院认定的因保护杜利利的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伤害的关系。故，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杜利利与被上诉人杜中喜不属于该条限制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杜利利承担30%的补偿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被上诉人杜利利对本案不应承担任何补偿责任。（三）被上诉人杜中喜存在重大过失，应承担主要责任。在本案中，被上诉人杜利利的车辆是静止不动的，其车厢楔子未固定并不是导致杜中喜摔伤的直接原因，被上诉人杜中喜作为常年从事拉鱼、划鱼、装鱼等工作的工人，其对工作环境以及应注意的事项应非常明确，在工作中受伤是因自己的重大过失而导致的，在本案中应承担主要责任，一审法院判决杜中喜应承担40%的责任显然有失公平。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杜中喜辩称，一审法院之所以判决杜利利承担法律责任，是因为杜中喜的受伤是为了保护杜利利的利益，依据《民法总则》第183条的规定“第一百八十三条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杜利利作为受益人就杜中喜的伤害应当给予适当补偿。而不是依据其与杜中喜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共同答辩一点：被上诉人杜中喜自受伤后，承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身体上的自不必说；精神上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在其受伤后，没有一个人主动站出来主动赔偿被上诉人，反而是相互推诿，踢皮球，令被上诉人伤心至极。另外，被上诉人受伤的原因是因为上诉人杜利利船上的销子没有固定紧。并非被上诉人的重大过失，因此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个人承担40%的责任确实过多，被上诉人也不满意，但考虑到大家都是邻居以后还会经常见面故就未再提起上诉。杜中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四被告支付原告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伤残赔偿金及后续治疗费等8万元（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至152044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1月13日，被告杜兴贤卖鱼，被告杜兴贤将拉鱼、划鱼等工作分包给被告徐中元，被告杜兴贤将运鱼、卖鱼的工作分包给了被告杜利利。被告徐中元组织了一支渔网队，其中的雇员就包括原告杜中喜，被告徐中元组织的渔网队主要负责拉鱼、划鱼等，人手不够时有时也负责装鱼。被告马传岱为徐中元、杜兴贤、杜利利帮工，在帮工过程中被告马传岱安排原告为被告杜利利装鱼，在原告为被告杜利利装鱼过程中，原告从被告杜利利的车上跌落下来受伤，被送至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治疗9天，诊断为：左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左下尺桡关节脱位、左腕部皮肤擦伤，住院期间需壹人陪护。后原告被鉴定为伤残程度评定为十级，人身损害后的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分别评定为112-202天、52-82天、82-112天，后续治疗费用匡计人民币壹万贰仟壹佰贰拾伍元。2020年4月7日，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四被告支付原告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伤残赔偿金及后续治疗费等152044元。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徐中元的渔网、渔船在雇佣活动中可以产生多少价值并没有经过任何有权组织认定，本案中，被告徐中元在其组织的渔网队的劳务中多得了200元人民币的利益，而且被告徐中元给每位成员发放一包香烟，被告徐中元不仅取得了利益而且对渔网队成员发放了报酬，被告徐中元与原告杜中喜等渔网队成员形成雇佣劳务关系，被告徐中元组织的渔网队的工作范围只是相对明确具体，在人手不够时有时也会协助装鱼，原告杜中喜从事的装鱼工作也属于雇佣活动范围，公民的身体权、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原告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被告徐中元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杜兴贤作为发包人应当知道接受发包业务的被告徐中元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应当与被告徐中元承担连带责任；被告马传岱在从事帮工活动中主观主动安排原告装鱼导致原告受到伤害，被告马传岱存在重大过失，应与被告徐中元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杜利利虽然同原告没有形成雇佣关系，但原告是因保护被告杜利利的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被告杜利利应当给予原告适当补偿；原告杜中喜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应当佩戴安全设施、注意工作环境安全，原告杜中喜没有尽到自身安全义务，自己存在过错，对在雇佣活动中受到的伤害自身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告杜中喜所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杜中喜没有提供交通费票据证明其交通费支出情况，但原告受伤治疗花费交通费是事实，对于原告的交通费花费，本院酌定为400元；原告因受伤鉴定的人身损害后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分别评定为112-202天、52-82天、82-112天，本院酌定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分别为157天、67天、97天。原告杜中喜因伤残所受损失有：医疗费15951.42元、误工费15700元（157天×100元／天）、护理费6700元（67天×100元／天人×1人）、住院伙食补助费720元（9天×80元／天）、营养费4850元（97天×50元／天）、交通费400元、后续治疗费12125元、残疾赔偿金为84658元（42329元／年×20年×10％）、鉴定费2860元，总计为143964.42元。综上所述，对于原告受到的伤害，原告杜中喜应当承担40%的责任；四被告应当承担的赔偿数额为86378.65元（143964.42元×60%），其中被告杜利利应当承担30%的补偿责任，即25913.60元（86378.65元×30%）；被告徐中元应当承担60465.05元（86378.65元×70%）；被告杜兴贤、马传岱承担连带责任。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徐中元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杜中喜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后续治疗费、鉴定费共计60465.05元；二、被告杜利利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补偿原告杜中喜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后续治疗费、鉴定费共计25913.60元；三、被告杜兴贤、马传岱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原告杜中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00元减半收取，计900元，由被告徐中元、杜兴贤、马传岱、杜利利负担。本院审理查明，2020年1月13日，杜兴贤联系徐中元让其找人拉鱼、划鱼，并叫其邻居马传岱无偿帮工。徐中元组织了一支渔网队，其中包括杜中喜。鱼装满船后，马传岱经杜兴贤同意叫上杜中喜跟着上船卖鱼，杜中喜在给买鱼者杜利利装鱼过程中从杜利利的车上跌落下来受伤。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自己受到伤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责任。本案中，马传岱经杜兴贤同意叫上杜中喜跟着上船卖鱼，杜中喜系在卖鱼过程中自己受到伤害，因马传岱系给杜兴贤无偿帮工，故杜中喜系为杜兴贤提供劳务，与杜兴贤之间形成劳务关系，对杜中喜受到的伤害，应由杜中喜和杜兴贤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责任。涉案车辆是杜利利的，杜利利车上鱼厢鱼罐子不牢固，系造成杜中喜从杜利利的车上摔下受伤的原因之一，故杜利利亦应对杜中喜受到的伤害承担相应责任。本院酌定由杜兴贤承担40%的责任，杜中喜自己承担40%的责任，杜利利承担20%的责任。从本案中劳务报酬的发放来看，徐中元与其他拉鱼人员一样，每人每天100元，另其提供一条船每天100元和渔网每天100元，杜中喜与杜中元之间未形成劳务关系，杜中元关于其不应承担责任的上诉主张，理由成立。马传岱系给杜兴贤无偿帮工，与杜中喜之间无劳务关系，杜中喜要求马传岱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误工费、护理费等费用，与杜中喜的伤情基本符合，杜兴贤、马传岱主张数额明显过高，未提供证据证明，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微山县人民法院（2020）鲁0826民初730号民事判决；二、杜兴贤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杜中喜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后续治疗费、鉴定费共计57585.77元；三、杜利利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杜中喜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后续治疗费、鉴定费共计28792.88元；四、驳回杜中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减半收取，计900元，由杜兴贤负担600元，杜利利负担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560元，由杜兴贤负担1800元，杜中喜负担1312元，杜利利负担44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壮男审判员  史宝磊审判员  张 芳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李梦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