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3民终48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静，女，1971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锡明，天津团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娇，天津团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港支行，住所地天津开发区第二大街33号。主要负责人：郑元强，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兢文，男，该行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乐，男，该行员工。原审被告：天津诚瑞通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南开区宾水西道333号万豪大厦B区9层910。法定代表人：刘静，总经理。原审被告：郭富堂，男，1969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锡明，天津团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天津弘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开发区翠亨村D座12门102室及D-12-11地下室。法定代表人：尹盛斌，总经理。原审被告：天津市万豪大厦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开发区黄海路249号中信物流科技园3号单体2层A060室。法定代表人：尹盛斌，总经理。原审被告：沈众，男，1963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上诉人刘静因与被上诉人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港支行（以下简称滨海农商行）、原审被告天津诚瑞通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瑞通公司）、郭富堂、天津弘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泽公司）、天津市万豪大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豪公司）、沈众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6民初32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静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6民初329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五项，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保证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滨海农商行享有部分债权，具有债权主体资格的事实错误。一审判决遗漏案外人天津恒源智顺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已经撤回对刘静起诉的事实。滨海农商行与天津恒源智顺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和天津恒源智顺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另案起诉并不能当然否定滨海农商行已通知刘静债权全部转让的法律效力，滨海农商行并未履行法定撤销程序，其通知刘静转让全部债权的法律效力依然存在，滨海农商行不具有债权主体资格。二、滨海农商行与诚瑞通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伪造刘静配偶郭富堂的签字，已严重损害郭富堂利益，其所签订的借款合同应为无效合同。三、刘静只是代为持有诚瑞通公司股份，不应为公司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四、根据《股权代持协议》约定，刘静不应对公司债务承担任何责任，应由弘泽公司承担责任。五、本案的抵押物已被整体拍卖，抵押物已经不存在，一审判决遗漏了抵押物灭失的事实。滨海农商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郭富堂述称，同意刘静的全部上诉请求。滨海农商行在批准贷款的时候是严重不负责任的，伪造郭富堂的签字发放了贷款。经了解，滨海农商行和弘泽公司之间存在多笔贷款，均是由弘泽公司以下属公司的名义进行贷款，联系人都是同一个人，对这种情形滨海农商行是知情的。本案中诚瑞通公司为了获得贷款2000万元临时增加了注册资本，所以诚瑞通公司本不符合贷款条件。滨海农商行与弘泽公司之间进行了串通，提供了这笔贷款，并且要求刘静作为股东进行担保。滨海农商行和弘泽公司之间存在着恶意串通，损害了刘静和郭富堂的利益。诚瑞通公司、弘泽公司、万豪公司、沈众未发表意见。滨海农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诚瑞通公司偿还滨海农商行逾期本金12000000元及自2016年9月29日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2.判令刘静、郭富堂、弘泽公司、沈众对诚瑞通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判令万豪公司以其名下坐落于南开区××路××道××大厦××房屋承担担保责任，并对上述房屋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判令六被告共同承担滨海农商行因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10000元（以实际发生为准）；5.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等由六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20日，滨海农商行与诚瑞通公司签订额度为20000000元的《基本额度授信合同》，授信有效期为2014年11月20日至2015年11月19日。11月25日，双方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20000000元，借款用途为购电梯，借款期限为自2014年11月25日至2015年11月24日，于2014年11月26日一次性提款，约定的利率为国家基准利率上浮65%，罚息利率为上浮30%。合同签订后滨海农商行于同日向诚瑞通公司发放借款20000000元，执行利率为9.24%，诚瑞通公司向滨海农商行出具借款借据。刘静为此项融资与滨海农商行签订《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和《个人担保承诺书》，保证额度为20000000元，有效期自2014年11月20日至2015年11月19日，保证责任为连带保证。2014年11月20日，万豪公司签订四份《最高额抵押合同》及《抵押担保承诺书》，自愿以其名下的南开区卫津南路与天塔道交口西南侧亿豪大厦1-1-2201、1-1-2301、1-1-2401、1-1-2501房屋为被告诚瑞通公司提供抵押担保，四份合同的总担保额度为20000000元，有效期自2014年11月20日至2016年11月19日。2014年11月20日，弘泽公司为此项融资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和《担保承诺书》，保证额度为20000000元，有效期自2014年11月20日至2015年11月19日，保证责任为连带保证，并承诺在还清本息之前不会撤销担保。2014年11月20日，沈众为此项融资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个人担保声明书》《担保承诺书》，保证额度为20000000元，有效期自2014年11月20日至2015年11月19日，保证责任为连带保证，并承诺在还清本息之前不会撤销担保。《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到期后，诚瑞通公司未归还借款本金20000000元及利息，滨海农商行分别于2015年9月22日、10月22日、11月25日向诚瑞通公司发出到期贷款催收通知书，诚瑞通公司认可拖欠本金及截至催收之日的利息。2016年9月30日，滨海农商行与天津恒源智顺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源智顺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滨海农商行将其与诚瑞通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债权部分转让给恒源智顺公司，包括8000000元的本金及利息，总金额为9871792.7元。同时，滨海农商行将《债权转让通知书》送达担保人刘静，《债权转让通知书》中写明滨海农商行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债权转让给恒源智顺公司，担保人刘静基于《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所应当履行的全部义务自本通知书送达之日其应向恒源智顺公司履行，债务履行内容以《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准。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刘静提起另案诉讼，诉请撤销案涉的《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2019年6月2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津0116民初80024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刘静撤销《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的诉请。该判决认为刘静与滨海农商行签订的《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其以个人名义签订的保证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保证，而非以诚瑞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的身份签订。况且其还以个人名义向滨海农商行出具了《个人担保声明书》及《担保承诺书》，刘静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签署《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个人担保声明书》及《担保承诺书》的法律后果，而且在签署前述协议时，刘静亦明知其为诚瑞通公司的代持股东并非实际出资人，却未告知滨海农商行，故刘静要求撤销《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依据不足。2019年11月18日，本院作出（2019）津03民终1885号民事判决，维持了前述一审法院判决。现该判决已经发生效力。一审法院认为，结合滨海农商行提出的诉讼请求和被告的抗辩理由，本案涉及以下争议焦点：一、滨海农商行是否为本案的适格主体问题。本案中，滨海农商行与恒源智顺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其与诚瑞通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债权部分转让给恒源智顺公司，包括8000000元的本金及利息，总金额为9871792.7元。刘静主张其收到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已经明确写明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债权都转让给恒源智顺公司，根据合同法规定，《债权转让通知书》送达债务人时生效，约束债权人、债务人、债权受让人，因此该20000000元债权已经全部转让，滨海农商行无权再向其索要欠款。债权转让通知送达刘静后债权转让发生法律效力，案外人取代了滨海农商行债权人地位，故滨海农商行的债权人地位丧失，已经不具有对该笔已转让债权的诉讼主体资格。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除根据合同性质、当事人约定和法律规定不得转让债权的情形外，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依法将主债权转让给第三人的，保证债权同时转让，保证人在原保证担保的范围内对受让人承担保证责任。因此，《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通知书》均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上述合同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中，《债权转让协议》中明确了滨海农商行的债权转让属于部分转让，《债权转让通知书》中虽未明确此内容，但是根据法庭调查，恒源智顺公司已于2017年7月13日在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对刘静和郭富堂提起诉讼，要求其对诚瑞通公司所欠9871792.7元及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罚息、复利承担连带责任，恒源智顺公司提起诉讼即视为其将该债权转让具体数额重新通知了刘静。因此，应视为刘静已知该债权转让为部分转让，滨海农商行享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12000000元的本金及利息的债权，恒源智顺公司享有该合同项下8000000元的本金及利息的债权。诚瑞通公司、弘泽公司、万豪公司对此均无异议。二、郭富堂是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问题。本案中，滨海农商行诉称，郭富堂与刘静为夫妻关系，在刘静签订的《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人配偶”处签字并捺印，并为刘静《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作出《共同还款声明》，郭富堂也应承担保证责任。对此，郭富堂申请鉴定，经由天津明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其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写明《共同还款承诺书》和《最高额保证合同》中“郭富堂”签名字迹不是其本人所写，指纹捺印均不是其本人所留，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复函》（［2015］民一他字第9号）的规定，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不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综上，郭富堂不应承担作为保证人刘静配偶的连带保证责任。三、刘静是否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刘静认为，刘静只是代持诚瑞通公司的股份，仅是诚瑞通公司名义上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诚瑞通公司的一切经营事务刘静均无权利参与，根据生效判决确认刘静已非诚瑞通公司的股东，不应为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本案中滨海农商行和弘泽公司恶意串通，假借诚瑞通公司的名义借款，并要求刘静提供担保，借款合同损害第三人及国家的利益，应当无效，刘静的保证合同作为主合同的从合同，也应当无效。滨海农商行并未按约定支付案涉借款，刘静不应承担保证责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经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津0116民初80024号民事判决和本院作出的（2019）津03民终1885号民事判决认定，刘静与滨海农商行签订的《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其以个人名义签订的保证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保证，而非以诚瑞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的身份签订。况且其还以个人名义向滨海农商行出具了《个人担保声明书》及《担保承诺书》，刘静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签署《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个人担保声明书》及《担保承诺书》的法律后果，而且在签署前述协议时，刘静亦明知其为诚瑞通公司的代持股东并非实际出资人，却未告知滨海农商行，故刘静要求撤销《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依据不足，判决驳回刘静撤销案涉的《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的诉请。另外，刘静主张滨海农商行和弘泽公司恶意串通，假借诚瑞通公司的名义借款，并要求刘静提供担保，借款合同损害第三人及国家的利益，应当无效，刘静的保证合同作为主合同的从合同，也应当无效。滨海农商行并未按约定支付案涉借款等，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刘静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诚瑞通公司债务的保证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天津诚瑞通商贸有限公司偿还原告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港支行逾期本金12000000元及自2016年9月2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合同约定利率计算的利息，以12000000元为基数计算；二、被告刘静、被告天津弘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被告沈众对被告天津诚瑞通商贸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被告天津市万豪大厦有限公司以其名下坐落于南开区××路××道××大厦××的房屋对被告天津诚瑞通商贸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原告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港支行享有对上述房屋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的优先受偿权；四、被告天津诚瑞通商贸有限公司、被告刘静、被告天津弘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被告沈众、被告万豪大厦有限公司共同承担原告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港支行因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10000元；五、被告刘静、被告天津弘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被告沈众、被告万豪大厦有限公司对被告天津诚瑞通商贸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天津诚瑞通商贸有限公司进行追偿；六、驳回原告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港支行对被告郭富堂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8133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800元由被告天津诚瑞通商贸有限公司、被告刘静、被告天津弘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被告沈众、被告天津市万豪大厦有限公司共同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给付原告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港支行。鉴定费85200元，由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港支行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给付郭富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于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本案二审期间，刘静主张本案的抵押物已被整体拍卖，抵押物已经不存在，一审判决遗漏了抵押物灭失的事实。滨海农商行表示，经核实，涉案抵押物确于2018年已被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处置，相关拍卖所得价款因另案已被执行完毕，现已没有残值。该行曾就上述执行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津02执异110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异议请求，该行后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以（2018）津执复18号执行裁定书驳回复议申请，维持原执行裁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静是否应当就涉案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刘静主张滨海农商行不具有债权主体资格、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无效、其系代持诚瑞通公司股份，不应承担公司债务担保责任等，滨海农商行将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债权部分转让给恒源智顺公司，结合恒源智顺公司于2017年7月13日在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对刘静和郭富堂提起诉讼的相关情况，刘静应当知道案涉债权转让系部分转让，滨海农商行仍有权主张剩余债权。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系滨海农商行与诚瑞通公司真实签订，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此外，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津0116民初80024号民事判决和本院作出的（2019）津03民终1885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刘静与滨海农商行签订的《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其以个人名义签订的保证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保证，而非以诚瑞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的身份签订。况且其还以个人名义向滨海农商行出具了《个人担保声明书》及《担保承诺书》，刘静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签署《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个人担保声明书》及《担保承诺书》的法律后果，而且在签署前述协议时，刘静亦明知其为诚瑞通公司的代持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却未告知滨海农商行，故刘静要求撤销《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依据不足，判决驳回刘静撤销案涉的《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的诉请。现上述判决已经生效，刘静应当按照《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履行相应保证担保责任。故刘静所提上述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因本案所涉抵押物已拍卖,故对于滨海农商行一审期间诉请享有对案涉抵押物优先受偿的权利，一审法院仍判决予以支持不妥，对于相关判项，本院予以撤销、更正。关于刘静所提一审判决遗漏相关事实导致判决错误的主张，刘静所主张的相关事实并不影响其承担本案保证担保责任，其上述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刘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关于滨海农商行享有就案涉抵押房屋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的优先受偿权部分，本院予以撤销、更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6民初3296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六项；二、撤销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6民初3296号民事判决第三、五项；三、上诉人刘静、原审被告天津弘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审被告沈众对被上诉人天津诚瑞通商贸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天津诚瑞通商贸有限公司进行追偿；四、驳回被上诉人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港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上诉人刘静的其他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8133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800元由原审被告天津诚瑞通商贸有限公司、上诉人刘静、原审被告天津弘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沈众、天津市万豪大厦有限公司共同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给付被上诉人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港支行。鉴定费85200元，由被上诉人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港支行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给付原审被告郭富堂。二审案件受理费98133元，由上诉人刘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孟璐审判员  陈 晨审判员  郭 雄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李东升书记员陈宏伟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