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民终778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建钦，男，1977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仲翰，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萍，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女，1977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某3，女，2002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某1，男，2004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某2，女，2013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 被上诉人林某3、林某1、林某2的法定代理人：陈某。 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游志兵、翁旻晶，福建远东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建钦与被上诉人陈某、林某3、林某1、林某2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2020）闽0181民初15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建钦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并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已经注意到被上诉人诉讼请求是否成立的取决因素之一为“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却认定“陈建钦与陈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符合双方真实意思，内容并未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合同”，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理应依法撤销原判决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首先，根据陈建钦与陈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之约定，有关印尼金星硅塑原料制造有限公司（ＰＴＧＯＬＤＥＮＳＴＡＲＳＩＬＩＣＯＮＰＬＡＳＴＩＫＩＮＤＯ）（以下简称“金星公司”）的股权转让应“按照印尼国家法律规定，完成法人股权变更”，因此本案真正的争议焦点之一应是股权转让双方是否有根据印尼国家法律规定完成法人股权变更，但一审判决却只是根据中国法律去认定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是否符合我国法律规定，显然是混淆、模糊了双方争议焦点，从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由于疫情因素，印尼国家有关部门办事效率畸低，虽然陈建钦在庭审过程中强调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存在大量的公证瑕疵（包括未提供原件的公证而仅提供翻译文的公证，有关翻译公证所涉事实已经按照常识可以证明为虚假等），需要陈某补强证据，而陈建钦也将同时安排就印尼法律适用问题进一步准备并提供资料，但是一审法院却枉顾陈建钦的合理要求，强行根据明显违背事实的虚假公证翻译文书，而非原件，径行做出裁判，显然是不恰当的。其次，一审法院认定“林某4去世后，林承华放弃对前述股权的继承权，即金星公司股权由陈某、林某3、林某1、林某2共同共有”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陈建钦与陈某是在2018年5月1日签署股权转让合同的，林承华的《放弃继承声明书》是在2020年2月27日才出具的。因此在林某4去世后，2018年5月1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林某4所持有的金星公司的股权的继承人应为陈某、林某3、林某1、林某2及林承华。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时，本应根据继承发生、股权变动以及放弃继承的先后顺序去确定股权变更手续的办理主体，从而遵循印尼法律处理，但显然一审判决仅按照事实上为非法的股权变更去定案，且枉顾基本事实做出错误判决，理应予以纠正。再次，陈建钦委托代理律师在一审庭审中已明确提及林文和持有暗股50%，这就意味着林某4死亡之后，在股权继承尚未完成前，即便林某4持有剩余的所有50%股权（暂不考虑印尼ＨａｎａｎｉｎｇＰｒａｍｅｓｔｈｉ,ＡｈｌｉＭａｄｙａ女士所持有的1%份额究竟属于林某4还是林文和。当然这也是法庭需要查明的事实之一），陈某也根本无权处分金星公司50%的股权。因此，陈某在与陈建钦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并不具有股东资格，股权转让协议只能算是具有预约合同性质之合约，具体股权变更手续需要在继承股权之后才能办理，而本案违反印尼法律所办理的股权，事实上已导致陈建钦失去了对标的公司金星公司的实际控制，严重损害了陈建钦的合法权益。综上，陈某在与陈建钦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并无权单独处分或转让林某4仅持有50%的金星公司股权，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理应被视为“不成立”。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显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认为陈建钦“虽然辩称案涉股权尚未按照印尼法律完成变更登记，但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法律后果”，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理应依法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首先，陈某在2018年5月1日就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但根据陈某提交的证据三的股东决议声明公证书之翻译件（原件陈某并未向法院提供，翻译件也并未附上原件，也未共同办理原件与翻译件之公证），相关翻译件内容所显示的同意股权转让的股东会决议是由林某4和ＨａｎａｎｉｎｇＰｒａｍｅｓｔｈｉ,ＡｈｌｉＭａｄｙａ女士是直到2018年7月2日才签署的，但要知道林某4先生早已于2017年12月14日去世，怎么可能在半年多后去签署股东会决议，这样明显存在瑕疵的证据，而且仅仅只提供了翻译件而无原件的证据，不仅被一审法院作为定案依据，甚至还认定“证据二中的公司概况译本和证据三的股权决议声明公证书译本，也已经过公证、认证，且根据翻译件所体现之内容原件之形成也有公证人员参与，形式上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六条等规定并无不符，内容上又与证据二中的律师函能够互相印证，故一审法院予以采纳”，仅凭对翻译文本而无原件的文本就能定案是不对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93条明确，众所周知的事实、自然规律、定理以及定律，是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的。一审判决要求陈建钦对根本无须举证证明的事实去承担举证责任，即让陈建钦去证明死亡的人签署的股权转让是不符合印尼法律的，毫无道理可言。其次，一审法院在判决书认定“随后，陈某应陈建钦要求签署了相关股权变更登记所需至文书，并将材料交由陈建钦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是该认定并无依据，陈某并未举证证明该项事实，陈建钦在庭审中也未自认。且在一审庭审后，陈建钦补充的说明函中明确表示，股权变更手续并不是由陈建钦办理的，而是由陈某和案外人林文和办理的。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径行做出上述认定，亦属于认定基本事实错误。 陈某、林某3、林某1、林某2辩称，一、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之规定，合同自双方签署后生效，一审法院认定陈某和陈建钦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系属正确。陈建钦将合同条款“按照印尼国家法律规定，完成法人股权变更”理解为生效条件实属错误，股权变更系属合同履行的内容，并非合同生效条款。陈建钦关于陈某无权处分的理由不能成立，林某4去世后，林某4名下的股权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鉴于林承华放弃继承权，故案涉股权由陈某、林某3、林某1、林某2继承，陈某作为林某3、林某1、林某2的法定代理人，有权代表子女就案涉股权进行处置。至于林文和是否持有暗股，本质上属于陈某与林文和之间的内部隐名投资关系，不影响陈某与陈建钦签署《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二、案涉股权已经完成变更，陈建钦负有付款义务。从陈某、林某3、林某1、林某2提供两份经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公证认证的《公司概况》《股权决议声明》，可以证明涉案股权于2018年8月20日已经根据印尼法律变更到陈建钦名下，陈建钦向陈某发出的《律师函》也证明了陈建钦认可案涉股权已经变更到其名下的事实。陈建钦辩称其对股权变更与否不知情，不属实。陈建钦系陈某大伯林烈明的妻弟，与陈某是亲戚关系。林某4去世后，陈某让林烈明到印尼管理了企业几个月。陈某考虑到自己是小学没毕业的农村妇女，没有能力去管理该企业，于是决定转让股权。当时，林烈明对企业经营情况是十分了解的，知道企业能赚钱，于是林烈明撮合陈建钦受让了股权，为了股权转让事宜，陈建钦多次往返印尼考察公司，之后才受让了股权。据股东林文和陈述，陈建钦股权受让五个多月，就从公司分红了100多万元。陈建钦所说对于股权是否变更不知情，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另外，应当指出的是，陈建钦至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股权没有转让，本案从2020年3月26日立案至今已经历时9个月，这么长时间陈建钦始终以疫情无法举证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某与林某4系夫妻关系，育有林某3、林某1和林某2三人。林某4与陈某夫妻共同持有金星公司99%股份。2017年12月14日，林某4于印尼因交通事故去世。林某4去世后，林承华放弃对前述股权的继承权，即金星公司股权由陈某、林某3、林某1、林某2共同共有。2018年5月1日，陈某与陈建钦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陈某将金星公司50%股权转让给陈建钦：转让价格为300万元，签署合同时陈建钦支付陈某定金100万元，剩余200万元待完成股权变更后七天内付清。随后，陈某应陈建钦要求，签署了相关股权变更登记所需之文书，并将材料交由陈建钦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根据公证的公司概括译本，涉案股权于2018年8月20日已根据印尼法律变更至陈建钦名下。2019年1月31日，陈建钦向陈某发送律师函，确认股权已完成变更，并要求陈某将法人代表资格变更给陈建钦。陈建钦至今仍未支付剩余的200万元转让款，陈某向陈建钦催讨股权转让款无果，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陈某、林某3、林某1、林某2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取决于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以及约定的价款支付条件是否成就。林某4去世后，陈某、林某3、林某1、林某2和林承华本可依法继承林某4遗产，因林承华放弃金星公司股权的继承权，故上述股权由陈某、林某3、林某1、林某2共同继承。股权转让协议的转让方虽然只有陈某的签名，但其作为股权共有人之一，同时也是林某3、林某1、林某2的监护人，与陈建钦订立股权转让合同。从股权转让协议第一行中“林某4（已故）”的表述与陈建钦向陈某发送的律师函可知，陈建钦认可陈某订立股权转让协议时的多重身份。陈某本人未在印尼，并未赴印尼参与涉案公司股东会决策。而涉案公司股权价值大小与公司经营状况有关，具有波动性。综合全案实际情况，陈某代林某3、林某1、林某2订立股权转让合同之行为，对林某3、林某1、林某2并无不利。故该股权转让协议符合双方真实意思，内容并未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出卖人是否享有标的物的处分权亦不影响债权合同的效力，故对陈建钦辩称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陈建钦应在法人股权变更后七天内支付剩余转让款项200万元整。事实上，陈某已履行协助陈建钦办理股权转让登记义务，涉案股权已根据印尼法律变更至陈建钦名下，此从陈建钦发给陈某的律师函内容亦可得到证实，陈建钦虽然辩称涉案股权尚未按照印尼法律完成变更登记，但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法律后果，涉案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条件已成就，陈建钦应向陈某、林某3、林某1、林某2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200万元，陈建钦未在约定期限届满（2018年8月27日）前付款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陈某、林某3、林某1、林某2请求陈建钦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陈某、林某3、林某1、林某2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和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并未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的范围，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律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陈建钦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陈某、林某3、林某1、林某2支付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以20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28日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陈某、林某3、林某1、林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 当事人在一审诉讼中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均已随一审案卷移送至本院。 二审中，陈建钦向本院提交4份证据：证据1、《诉讼登记详细事项》，证明陈建钦在印尼法院对陈某等提起诉讼并已进行立案登记。证据2、《对违法行为之控告》，证明陈建钦作为原告对陈某及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司法与人权部门-普通法律管理总局等6个被告提起了诉讼，请求取消股份收购，认定陈某有违反法律行为，取消股权转让声明的公证书，返还已支付的100万人民币股权转让款等。证据3、1Ａ级特殊雅加达中区地方法院／商业／人权／贪污刑事和工业关系法院的司法文件，证明印尼法院已经启动陈建钦起诉陈某案件的送达程序。证据4、印尼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证明印尼律师根据案件事实及印尼国家法律规定确定陈某的股权转让行为不具有有效的继承文件及不符合股权转让的要求，股权转让存在法律缺陷，应予撤销ＳＵＷＡＮＤＡ,ＳＨ，．Ｍ.Ｋ.ｎ公证人2018年8月13日出具的公证书。陈某、林某3、林某1、林某2提交2份证据：证据1、股权决议声明公证书印尼文原件，证据2、金星公司概况印尼文原件，共同证明其一审提交的经公证、认证的股权决议声明公证书译本及金星公司概况译本，均有相应的经过公证、认证的外文原件。经组织质证，本院认定如下：陈建钦提交的证据，均经过印尼公证机关公证，其中证据4属于个人法律意见，不能证明其所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对于其余3份证据，与本案有关联性，予以采纳，具体认定在下文予以分析。陈某、林某3、林某1、林某2提交的证据，已经过公证、认证，与本案有关联性，予以采纳。 经审理，本院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另查明，股权决议声明公证书译本及金星公司概况译本均有相应的经过公证、认证的外文原件。 本院认为，围绕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本院做如下分析： 一、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因股权转让涉及的目标公司即金星公司系印尼公司，故本案属涉外民商事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当事人未就合同适用法律的选择达成协议，依法应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选择适用法律。陈建钦上诉主张当事人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股权转让应“按照印尼国家法律规定，完成法人股权变更”，因此应适用印尼国家法律规定。对此，本院分析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应按印尼国家法律规定完成法人股权变更”，是指应按印尼国家法律办理股权变更手续，系对完成股权变更手续的约定，而非约定整份协议应适用印尼国家法律。亦即该约定系合同义务履行条款，是对合同一方应当履行义务的约定，并不能认为是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应适用的法律，在适用法律上仍需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进行选择。因本案当事人均系我国公民，陈某、林某3、林某1、林某2在举证其已履行完毕股权转让义务的情形下，提起的诉请为陈建钦向其履行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合同签订地及陈建钦履行义务地均在国内，综合以上因素，考虑到本案连接点或联系点的数量、联系的密切程度，本案依法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准据法。因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律法》第四十一条适用我国法律审理本案是合法正确的。 二、关于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及约定价款支付条件是否已经成就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8号）第四十五条规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对债权转让、股权转让等权利转让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和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权利转让或者其他有偿合同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首先引用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再引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根据以上法律规定，本案应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陈建钦上诉主张陈某无权处分林某4的股权，二人所签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对此，本院认为，陈某与林某4是夫妻，林某3、林某1、林某2系林某4的子女，林承华系林某4的父亲。除了陈某，林某3、林某1、林某2亦已作为本案原告起诉诉请陈建钦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林承华则在签订协议后补充提交放弃继承权声明书，目前本案并无证据表明陈某系无权处分；且即使存在股权转让无权处分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8号）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也不影响对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认定。在效力认定上，因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未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因此应认定为合法有效。陈建钦关于协议无效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价款支付条件是否已经成就问题。陈某为证明其已按协议约定履行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于一二审提交了均经过公证、认证的股权决议声明公证书外文原件、金星公司概况外文原件及相应中文译本，该证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六条规定，该书证内容表明陈建钦已持有金星公司50%的股权，能够证明陈某已按约定履行完毕股权变更登记手续。陈建钦辩称案涉股权尚未按照印尼法律完成变更登记，并于二审向本院提交其已向印尼法院提起对陈某等人诉讼的立案登记材料，对此，本院认为，陈建钦提交的立案登记材料并不能证明金星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尚未履行，陈建钦应承担举证不利的相应法律后果。因此，陈某在已履行完毕相关股权转让义务的前提下，诉请陈建钦向其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有合同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陈建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诉讼费用24,400元，由上诉人陈建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林智远 审 判 员 谢 芬 审 判 员 易 艳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郑芬芳 书 记 员 黄丽琴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做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