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4刑初27号公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被告单位北京金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宜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南郎家园1号楼320，法定代表人翟万艳。诉讼代表人谢瑞金，金宜公司员工。辩护人刘公明，北京市正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翟万艳，女，1971年4月24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大学文化，出生地天津市河北区，金宜公司经理，住北京市大兴区；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2019年8月14日被羁押，同年9月1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第一看守所。辩护人陈劲寅，北京京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孙振东，男，1973年10月22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初中文化，出生地北京市通州区，金宜公司业务员，住北京市通州区；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2019年7月16日被羁押，同年8月2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第一看守所。辩护人吴迎成，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以京四分检公诉刑诉〔2020〕2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金宜公司，被告人翟万艳、孙振东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指派检察官姚文军、检察官助理徐碧雪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金宜公司的诉讼代表人谢瑞金及辩护人刘公明，被告人翟万艳及辩护人陈劲寅，被告人孙振东及辩护人吴迎成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起诉书指控：2017年5月至2018年4月间，被告人翟万艳、孙振东以金宜公司的名义通过一般贸易方式，采购原产于印度共和国的辣椒干后，要求印度外商将辣椒干发运至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海防港，后委托越南代理将辣椒干运至中越边境，再通过赵某1（另案处理）、潘某（另案处理）等人通过制作虚假单据伪报原产地，采用边境小额贸易和边民互市贸易的方式，逃避海关监管，将辣椒干走私入境，偷逃税款共计人民币5483726.83元。被告人翟万艳于2019年8月14日在接到侦查机关电话传唤后到案接受讯问，被告人孙振东于2019年7月16日被侦查机关查获归案。针对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向本院移送了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证人证言、书证、鉴定意见、视听资料等证据，认为被告单位金宜公司在进口货物过程中违反国家法律、法规，逃避海关监管，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应当以走私普通货物罪追究刑事责任。翟万艳作为被告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孙振东作为被告单位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亦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惩处。被告单位金宜公司的诉讼代表人谢瑞金称，其对公司进口货物的具体情况不了解。被告人翟万艳对起诉书指控的罪名无异议，承认其对走私普通货物的事实知情，但辩解称，孙振东自2017年起就不再是金宜公司的员工；其与外商签订合同是为孙振东帮忙，因为孙振东不懂英文；其对订货没有决定权，与孙振东账户之间的往来均为个人行为，不属于公司业务，也与进口货物无关。被告人孙振东对起诉书指控的罪名无异议，但辩解称，公司在进口辣椒干的过程中已向代理商支付了相关税款，该部分数额应从犯罪数额中扣除；其给金宜公司打工，没有为个人谋取利益，请求法庭对其从轻处罚。金宜公司的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罪名不持异议，其主要辩护意见为：1.被告单位参与了部分走私犯罪。法定代表人翟万艳仅实施了与印度供货商签订合同以及将孙振东支付的货款转给印度外商，而并未参与从越南到国内的走私行为，也没有指使孙振东走私。被告单位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走私的违法所得也没有归被告单位所有。被告单位与孙振东自2017年起就不存在劳动关系，本案边贸走私的整个过程和所有环节，都是孙振东完成的，其应当承担较重的责任。2.对起诉书指控金宜公司偷逃应缴税款的数额有异议。涉案税额应减去维京群岛离岸公司所签订的2份合同所涉税额，对报关单柜号与真实票据上柜号不一致的1柜货物的税款亦应当扣减。3.被告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翟万艳主动到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构成自首，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告单位亦应认定单位自首。综上，请求法庭对被告单位减轻处罚。翟万艳的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罪名不持异议，其主要辩护意见为：1.本案走私犯罪的动机是孙振东形成的，翟万艳仅帮助孙振东进行翻译。2.翟万艳参与犯罪的程度较轻，对孙振东无指使、指挥行为，对进口货物交易无决定权。3.翟万艳并无牟利事实及牟利企图，进口过程中仅为代转货款。4.翟万艳与孙振东之间不存在同谋。5.本案不排除孙振东利用翟万艳的帮助及金宜公司的名义从事走私行为获利的可能。6.翟万艳在共同犯罪中只起辅助或次要作用，此次犯罪系初犯，当庭自愿认罪认罚，有悔罪态度，且系自动到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有自首情节。综上，请求法庭对翟万艳减轻处罚。孙振东的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罪名不持异议，其主要辩护意见为：1.孙振东涉嫌走私犯罪证据不足。孙振东没有走私的主观故意，边境当地均按照此种方式进口货物，并没有受到相关部门打击，孙振东有理由相信，这不是走私行为；孙振东委托代理商办理进口手续没有违法行为，而制作虚假单据，逃避海关监管是代理商的行为，与孙振东无关；孙振东已向代理商支付了边境小额贸易的税款；边民互市贸易进口货物，只是占用了边民的名额，并没有给国家税收造成损失。2.本案指控走私货物的数额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边民互市贸易没有相应的报关手续证实进口的货物数额；在案证人证言和记账凭证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使用。3.本案指控偷逃税款的计算税率有误。印度是亚太贸易协定成员国，越南是东盟成员国，本案应缴税款应按照亚太协定税率计算；报关单编号XX3067与XX3095上的柜号为同一集装货柜，海关核定证明书重复计算了相应税款，应当予以扣除。4.孙振东履行的是单位行为，系从犯，单位有自首情节，其本人也应构成自首，可以减轻处罚。翟万艳的辩护人向法庭提交了渣打银行户名为CREATIONTECHNOLOGYCO.LTD的部分账单明细，拟证明孙振东向翟万艳所实际控制的账户转入款项与渣打银行转出的款项相吻合。经审理查明：被告单位金宜公司成立于2009年6月12日，原名称为北京三泰天鸿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11月变更为金宜公司，法定代表人翟万艳，公司类型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有销售食品、货物进出口等。被告人孙振东系金宜公司员工，主要从事货物进口及销售业务，金宜公司于2015年8月至2018年10月为孙振东缴纳北京市社会保险。2017年5月至2018年4月间，被告单位金宜公司在进口原产于印度的辣椒干过程中，被告人翟万艳与外商进行沟通并签订购货合同，要求外商将辣椒干发运至越南海防港，后被告人孙振东委托越南代理商将货物运至中越边境，再通过赵某1、潘某（均另案处理）等人制作虚假单证伪报原产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边境口岸采用边境小额贸易和边民互市贸易的方式走私入境。经计核，金宜公司偷逃应缴税款共计人民币5483726.83元。2019年7月16日，孙振东被北京海关缉私局抓获；同年8月14日，翟万艳接到北京海关缉私局的电话传唤后，主动到案接受讯问。在案扣押涉案电脑、手机、笔记本、账册等物品。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1.证人潘某的证言证实：2017年10月左右，孙振东到云南天保口岸找其，说他已经找越南公司把辣椒干运到了越南清水口岸，让其帮忙把货物再过到中国，其同意了。每次需要过货时，孙振东通过微信将货物信息告诉其，其帮孙振东办理通关手续，通过边民互市贸易的方式将货物进口到国内，之后再与孙振东结算费用。孙振东不是边民，不能享受边民互市贸易政策。2017年，其帮孙振东进口了10柜辣椒干；2018年，进口了21柜辣椒干。二人一直合作到2018年4月份。2.证人赵某1的证言证实：其在边境地区做边贸生意，帮助国内客户过货。孙振东是其客户，进口的货物都是辣椒干。每个边民每天有8000元的免税额度，边民用小车把货从互市贸易区拉到货场，交给指定的大货车。其手下的人负责统计货物数量，核对无误后，就让司机把货物运到客户指定的地点。孙振东的辣椒干开始是从广西浦寨口岸过，后来又从云南天保口岸过，有的通过边民互市贸易方式进口，有的通过边境小额贸易方式进口。谭某1、谭某2都是帮其在货场统计货物并记账的人。其与孙振东等人在微信聊天里记录的柜号都已经进口到国内了。3.证人谭某1的证言证实：其帮助赵某1为客户通过边民互市渠道进口辣椒干等货物，刚开始在广西凭祥平而口岸，后来在浦寨口岸和弄怀口岸。2017年8月之后，凭祥不让进辣椒干了，就转到云南天保口岸做了。其主要负责点货和记账。赵某1在北京的客户中有孙振东，其在账本上记录的柜号都已经进口到中国境内了。4.证人莫某的证言证实：其帮助赵某1通过边民互市贸易的方式过货。赵某1需要过辣椒或孜然的时候会先告诉谭某1，然后谭某1把货物信息告诉其，由其找边民互助社联系边民进行申报，同时找有资质的货车把辣椒干和孜然运输到天保互市区内。在海关申报完后，再将货物拉到货场交给谭某1。其不认识孙振东，但是在谭某1的账单上看到过孙振东的名字，账单上的柜号都是已经进口到国内的货物。5.证人谭某2、谭某3的证言证实：谭某3按照赵某1的要求使用银行卡接收、转账辣椒干货款，谭某2负责帮赵某1过货、点货等。谭某2会把过货的时间、货主名字、货物名称、口岸货场、提单号、柜号、越南车牌号、中国车牌号、货车司机电话号码、货物目的地等信息记录在账本上，每天在货场点数完，她就用红色笔在当天的记录上打一个“√”，表示数据没有问题。6.证人赛某、赵某2、农某的证言证实：其三人均为赵某1工作，帮助赵某1为客户通过边民互市贸易的方式进口辣椒干。7.证人黄某、何某的证言证实：黄某帮助赵某1为客户通过边境小额贸易方式进口印度产辣椒干，何某在黄某的指挥下负责进口申报。8.证人罗某1、罗某2的证言证实：其二人在昆明骏骐干菜市场经营一个辣椒档口。孙振东从印度定购辣椒后，会询问其二人是否需要购买，确认购买后，孙振东会将运输信息发过来，然后让货车司机将货物直接拉到档口，其二人将货款通过银行卡转帐给孙振东。孙振东是采用边民互市贸易的形式将辣椒从越南进口到国内的。孙振东说自己的公司在北京，老板叫翟万艳，他负责销售工作。9.证人祁某的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到北京三泰天鸿科技有限公司工作，在办公室从事行政工作，也负责翻译。公司办公地址在北京市朝阳区国贸大北写字楼320房间。上次做笔录的时候其没说实话，是因为之前翟万艳给其打电话说孙振东被海关抓了，涉及很大的案子，如果有人问起孙振东，就说不认识。金宜公司从印度进口辣椒。孙振东是公司员工。其在公司办公室听翟万艳和孙振东谈话说过，孙振东负责在广西接货，货物是从印度发到越南海防港，孙振东负责把货从海防港运到边境再从广西进来，具体如何操作不清楚。其听孙振东说货物发到越南海防港，比发到中国天津港费用要低。翟万艳经常会收到印度公司发过来的合同，其曾经帮助翟万艳将已经签署Flora英文名的外贸合同扫描后发到翟万艳邮箱，将提单扫描后发给孙振东。金宜公司在香港渣打银行注册了一个境外公司的账户，是翟万艳的老公注册的，公章就放在金宜公司。印度外商曾将金宜公司订购辣椒的全套海运提单原件及副本发到渣打银行。其在渣打银行付汇后得到提单正本原件，然后交给翟万艳。之后翟万艳将提单正副本发给越南JSC公司用于在越南海防港提货。2017年初，其帮孙振东和“小孙”写过印度行程单，是办印度签证用的。10.证人张某的证言证实：2009年，北京三泰天鸿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后，其兼职帮该公司做账、报税，老板是翟万艳，之后公司改名为金宜公司，一直在国贸的大北写字楼320房间办公。其曾在公司成立的时候，见过一个叫孙振东的人，具体做什么的不知道。其给孙振东申报过个税，但申报到哪一年记不清了。其从公司记账凭证上看到公司有进口辣椒干的业务。11.证人孙某的证言证实：孙振东是金宜公司员工，公司老板是翟万艳。2017年2月，其和孙振东、罗某2三人到印度考察辣椒市场，其签证是以金宜公司名义做的，孙振东给了其5000元翻译费。印度厂商认识翟万艳，叫她Flora。孙振东或翟万艳根据不同外商建不同的微信群，在群里报价、发送合同，向外商提供收货人越南JSC公司的信息。货物从印度发到越南海防港。2018年10月，孙振东说越南海防港被封了，不能通过边贸进口辣椒了。12.证人袁某的证言证实：金宜公司的法人代表是翟万艳，孙振东是该公司销售，一直跟着翟万艳做辣椒生意。孙振东在广西和云南的所有费用都是公司报销的，是公司行为,在生意上有什么问题也都会给翟万艳打电话。案发后翟万艳家属找过其两次，想让孙振东把所有事情都担下来，等孙振东出来后，会进行补偿。13.证人李某的证言证实：孙振东是其男友，主要在广西凭祥和云南天保口岸做辣椒进出口生意。孙振东说自己是给别人打工的。其经常看见孙振东用微信与一个女的联系，孙振东说这个女的是他的老板，姓翟，公司在北京。14.进口货物报关单、货物买卖合同、国际承运协议、运单、发票、谭某2账册统计表、谭某2账本复印件、邮箱来往记录及翻译件、真实发票和提货单证实：2018年4月，金宜公司以越南JSC等公司的名义从印度订购辣椒干，让印度外商将货物运输至越南港口，后又通过边境小额贸易方式从越南进口至中国境内，累计进口辣椒干19柜。其中，翟万艳负责与外商通过电子邮件进行沟通并签订合同，孙振东负责与边境地区代理人员联系将货物报关入境。15.邮箱来往记录、原始票据及翻译件、谭某1与赵某1聊天记录、谭某2账册统计表、原始账本、孙振东与赵某1聊天记录、孙振东与潘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潘某的账本复印件等证实：金宜公司于2017年5月至2018年4月采取边民互市贸易方式进口29票81柜辣椒干的情况。其中，翟万艳与外商通过电子邮件进行沟通并签订合同，孙振东与边境地区人员联系将货物运输入境。16.《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海关核定证明书》（京关核税ZH2019122237号、ZH2019122238号、ZH2019122239号、ZH2019122242号、ZH2019122243号、ZH2020012258号、ZH2020092419号、ZH2020082399号）证实：金宜公司在进口货物过程中，核定偷逃税款5483726.83元（其中采用边民互市贸易方式进口货物偷逃税款4521764.59元，采用边境小额贸易方式进口货物偷逃税款961962.24元）。17.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协助冻结财产通知书、银行交易明细证实：孙振东与翟万艳及翟万艳之母瞿某的银行账户之间有多次转账记录；孙振东与赵某1、谭某3的银行账户之间有多次转账记录；孙振东与潘某银行账户之间的转账记录及翟万艳、孙振东银行开户信息、账户明细及被冻结情况。18.营业执照、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等工商信息、翟万艳的工作笔记本复印件、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公务查询结果证实：金宜公司工商登记信息，翟万艳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唯一股东；该公司于2015年8月至2018年10月为孙振东缴纳社会保险，参保人员类别为在职职工。19.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笔录、扣押物品清单证实：北京海关缉私局分别对翟万艳、孙振东的住址进行搜查，依法扣押手机、笔记本电脑、账册、记事本等物品。20.北京通达法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京通法鉴[2019]电鉴字第1404号、第1406号、第1406号补、第1527号、第1527号补、第1527号补2号）证实：经过对翟万艳、孙振东的手机、电脑硬盘进行鉴定，恢复、提取了翟万艳与孙振东就进口货物的价格、运送、收款、货物品质等问题进行联系的信息，以及二人在广西等地代理商被抓获后，商议如何躲避海关调查的信息。检材照片和检材的数据保存在光盘中。21.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2019]计鉴定第J0050-1）证实：经过对潘某的手机进行鉴定，从中提取了孙振东与潘某联系从云南边境口岸过货的信息。22.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北京海关缉私局于2019年6月20日受理金宜公司涉嫌伪报原产地和贸易方式走私进口货物案，并于同日立案侦查。23.到案经过、拘留证、逮捕证证实：北京海关缉私局侦查人员于2019年8月13日电话通知翟万艳前往开发区海关缉私分局配合工作。翟万艳于次日到案后，不配合侦查员工作，未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被采取强制措施。2019年7月16日，侦查员在青岛市胶州市锦江之星酒店将孙振东抓获，后对孙振东采取强制措施。24.户籍信息、出入境记录证实：孙振东、翟万艳的基本身份信息；孙振东自2015年至2018年多次出境前往越南。25.被告人翟万艳当庭的供述证实：其以越南JSC公司或其他公司的名义和印度外商签订购买辣椒干的合同。以越南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将货物运到越南海防港。从越南进口辣椒的通关费用比从青岛港进口便宜。在进口环节中，其负责签合同，孙振东负责联系货物通关及销售事宜。26.被告人孙振东当庭的供述证实：其是金宜公司的业务员，公司主要做进出口业务，曾在2012年从青岛港进口过几批辣椒干，但没有什么利润。后其听说有人从广西进口辣椒，就把这个事情和翟万艳说了，翟万艳让其去实地考察。其在广西接触了越南JSC公司后，开始通过JSC公司进口辣椒。翟万艳负责向印度外商了解价格，并以JSC公司的名义和印度外商签订合同，因为只有这样签合同，货物才能从海防港报关进到越南境内，之后其联系国内通关人员赵某1、潘某，分别从广西凭祥、云南天保等口岸将货物运入中国境内。翟万艳将购买辣椒的货款通过她的个人账户转到其个人银行卡上，由其来支付给越南公司。翟万艳还曾通过一个离岸公司支付过货款，其也曾向离岸公司的账户打过货款，钱都是循环使用的。货物到达中国境内的货场后，其会过去查验货。货物的销售也是其负责，货物运到货场后，会有人来买货，其给翟万艳的账户转过销售货款，也会根据合同向翟万艳汇报。赵某1和潘某通过微信给其发账单，其核对后将相关费用转账给他们，每柜货大约1万多元。公司从广西、云南地区进口货物比从青岛海关进口货物价格低。上述证据，经当庭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针对被告单位和被告人的辩解、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和公诉机关的公诉意见，根据查明的事实、证据，本院综合评判如下：首先，本案成立单位犯罪，翟万艳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孙振东系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案证据证明，翟万艳注册成立了金宜公司，主要从事辣椒干等普通货物的进口贸易。孙振东系金宜公司员工。在进口辣椒干的过程中，翟万艳负责与外商沟通并签订合同，对购买货物的品种、数量、价格及货物发送地等事项有决定权。翟万艳是金宜公司的唯一股东，合同体现了单位的整体意志，未以金宜公司的名义签署是为了走私之便利。孙振东、孙某以金宜公司的名义前往印度考察辣椒干市场，亦证明订购合同的实际收货人为金宜公司。孙振东长期在云南、广西等边境地区联系货运代理、查验货物，具体操作货物进口及销售事宜，并定期向翟万艳汇报。翟万艳与孙振东之间的资金往来证明了走私货物的出资方及获利方均为金宜公司。翟万艳辩称双方的资金往来是个人债务行为，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综上，金宜公司构成单位犯罪，翟万艳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孙振东系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次，翟万艳、孙振东均具有走私的主观故意。翟万艳和孙振东早在2012年就曾通过MSN谈及从广西凭祥口岸进口辣椒干是走私行为，但之后翟万艳却以越南公司的名义与印度外商签订合同，并且通过孙振东向越南公司转寄提单，采取将金宜公司订购的货物从印度转运越南，再由广西等地进口的方式，可以证明其二人具有走私的主观故意；翟万艳和孙振东均供称自己知道从广西、云南地区进口货物的税款比从青岛海关进口货物的税款低，但为了降低进口成本，仍继续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进口货物，可以证明二被告人具有偷逃税款的主观故意；在边境地区的代理商被抓获后，翟万艳、孙振东通过手机聊天，共谋躲避海关追查，可见二人对自己行为性质的明知。综上，翟万艳、孙振东具有走私的主观故意。第三，关于对本案偷逃税款数额的认定。针对孙振东辩称其已向代理商支付了相关税款，该部分数额应从犯罪数额中扣除的意见，经查，北京海关关税处在计核偷逃税款的数额时，已根据边境小额贸易的报关单扣除了已缴纳的税款，故此节不存在重复计算应缴税款的情形。针对被告单位的辩护人所提涉案税款应减去维京群岛离岸公司所签订的2份合同所涉税款的意见，经查，翟万艳以在维京群岛所注册的公司名义与印度外商签订合同购买辣椒干时，在合同上签名Flora,合同发票上显示买方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北写字楼320室，而张某、祁某的证言以及二被告人的供述均证实金宜公司的办公地点即为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北写字楼320室，由此证明，上述2份以离岸公司名义签订的合同，实际买方为金宜公司，故合同所涉税款不应从本案中扣除。针对孙振东的辩护人提出印度是亚太贸易协定成员国，越南是东盟成员国，本案应缴税款应按照亚太协定税率计核的意见，经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优惠原产地管理规定》（海关总署令第181号）第十四条的规定，收货人应主动规范申报，提交货物的有效原产地证书和符合直接运输规定的运输单证，才可适用优惠税率。本案中的货物原产地为印度，实际进口申报时未规范申报，也未提交亚太贸易协定原产地证书和印度-中国直接运输单证，不应适用亚太协定税率和中国-东盟协定税率。针对被告单位的辩护人及孙振东的辩护人提出报关单编号XX3067与XX3095上的柜号为同一集装货柜，海关核定证明书重复计算了相应税款，应予扣除的意见，经查，上述2票报关单上的货柜号与真实发票上的柜号并不一致，而且从孙振东与赵某1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谭某2的记账本记录的内容看，承担运输该2柜货物的车号也不一致，因此可判断该2票货物属于不同货柜。综上，本院对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予采纳。第四，被告单位及各被告人均不构成自首。翟万艳在接到侦查人员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接受讯问，但却否认自己参与了走私行为。庭审中，翟万艳虽表示认罪，但却辩称孙振东于2017年就不再是金宜公司的员工，其在合同上签字只是为孙振东帮忙，与孙振东之间的资金往来都是个人债务行为，与进口辣椒干无关。上述辩解，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故翟万艳的行为不属于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不能构成自首；被告单位和被告人孙振东不符合自首的条件，亦不构成自首。第五，在共同犯罪中，翟万艳系主犯，孙振东系从犯。翟万艳作为金宜公司的负责人，其对进口贸易的事项有决策权，并具体实施了签订合同、转账货款等事宜，作为公司唯一股东，是走私行为的直接受益人，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孙振东作为金宜公司员工，在翟万艳的指使下，具体操作货物从越南进入中国境内的代理、运输、销售等事宜，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最后，对辩护人提交的证据采纳问题。翟万艳辩护人提交的渣打银行的账单明细中，借记与贷记项目均未显示对应的账户信息，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联性，故本院对该项证据不予确认。本院认为，被告单位金宜公司在进口货物过程中，违反海关法规，伙同边境地区人员将应当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口的货物采用边境小额贸易或边民互市贸易的方式进口入境，逃避海关监管，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依法应予处罚。被告人翟万艳作为被告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孙振东作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亦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依法应予处罚。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指控被告单位金宜公司，被告人翟万艳、孙振东犯走私普通货物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鉴于孙振东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且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本院对其减轻处罚。在案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孳息，依法予以处理。根据被告单位金宜公司及被告人翟万艳、孙振东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单位北京金宜科技有限公司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二百八十万元。（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缴纳）二、被告人翟万艳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8月14日起至2029年8月13日止）三、被告人孙振东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7月16日起至2026年7月15日止）四、继续追缴被告单位北京金宜科技有限公司违法所得五百四十八万三千七百二十六元八角三分，予以补缴税款，上缴国库。五、在案冻结、扣押的款物，依法予以处理（清单附后）。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审 判 长  张 勇人民陪审员  刘宏义人民陪审员  刘 军二〇二一年一月七日法官 助理  郭红佛书 记 员  谭梦雯冻结、扣押款物处理清单一、在案冻结的下列账户内的款项及孳息，抵偿违法所得，并入本判决第四项予以执行：1.户名翟万艳，开户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建国路支行，账号×××；2.户名翟万艳，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广渠路支行，账号×××；3.户名孙振东，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广渠路支行，账号×××。二、扣押在北京海关缉私局的下列物品，予以没收存档：1.记事本1本；2.账册9箱；3.账目材料2袋。三、扣押在北京海关缉私局的下列物品，予以发还被告人孙振东：1.台式电脑主机1台；2.台式电脑硬盘1个；3.苹果牌金色手机1部；4.苹果牌玫瑰金色手机1部；5.手机SIM卡3张。四、扣押在北京海关缉私局的下列物品，予以发还被告人翟万艳：1.印章5枚；2.U盘3个；3.苹果牌白色手机1部；4.VIVO牌蓝色手机1部；5.华为牌荣耀蓝色手机1部；6.华为牌金色手机1部；7.IBM牌黑色笔记本电脑1台；8.戴尔牌黑色笔记本电脑1台；9.联想牌黑色笔记本电脑1台；10.戴尔牌红色笔记本电脑1台；11.联想牌灰色笔记本电脑1台；12.惠普牌黑色笔记本电脑1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