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5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程义柱，男，1968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德州市齐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勉勉，山东安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怀勇，山东安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春强，男，1986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家华，山东大正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雪，山东大正泰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程义柱因与被上诉人田春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5民初55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3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程义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田春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首先，一审法院认为田春强非涉案合同相对方属事实认定错误，买卖合同成立之前是田春强与程义柱磋商价格，价格确定后程义柱将红砖直接交付田春强，最后也是田春强核准数量后签字确认签收，整个买卖过程的参与者均是程义柱与田春强，也只有程义柱与田春强。因此田春强应当支付程义柱货款，一审中，程义柱也提交了田春强认可的涉案签字单据，所以一审判决认定田春强不是合同相对方属事实认定错误。其次，一审法院未查明“田庆付”究竟是不是田春强主张的“老板”，对田春强举证真实性无法确认，属事实认定不清。田春强在一审中提交的录音不足以认定田春强是被雇佣者，录音中虽然有程义柱对田春强“是打工的，也不是老板”回应“我知道”，但录音中也有程义柱说“这些事儿咱不明白啊”，而田春强回答“我都搞不明白具体是怎么回事，到底谁是真是假我们也不明白”，且在录音中田春强主张的老板由一个变为三个，因此查清楚雇佣者(老板)是谁、究竟存不存在以及该录音的内容是否真实是本案的焦点，而在未查清上述事实情况下，一审法院直接认定田春强是打工者是错误的。细听所有录音，均是田春强向程义柱陈述自己是个打工的，并指示程义柱去向田庆付等人索要货款，但程义柱对此真实性无法核实，程义柱只能是听信田春强所言去向所谓的“老板田庆付”索要欠款，但田庆付对此予以否认，且一审法院根据田春强提交的田庆付的电话号码，当庭拟打该电话询问田庆付是否是雇佣者，田庆付否认是田春强的雇佣者，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程义柱向田春强索要货款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最后，一审法院认定应由程义柱提交证据证明田春强非被雇佣者属程序适用错误。根据举证规则及合同相对性原则，程义柱仅需证明已向田春强交货，田春强应承担自己是被雇佣者的举证责任，可在一审庭审中田春强已自认其与田庆付无雇佣或劳动合同，田庆付也并未支付其报酬，田春强也未举证银行流水、社保等证据证明劳务或劳动关系，由此可知双方并非雇佣关系。虽然田春强提交录音证明“自己是个打工的”，但录音是事后形成、是田春强在程义柱履行合同义务后才向程义柱披露“老板”的存在，亦有明显诱导成分。田春强人主张的“老板”与一审庭审中法官电话核实的内容相悖，且在询问田春强是否追加“老板”为被告时，田春强拒绝，由此可知田庆付绝对不是田春强的“老板”，一审判决的认定明显缺乏事实依据。（二）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一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四十二条规定”作出判决，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并无“第一四十二条规定”表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明显错误。综上，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义柱与田春强双方之间具有合法的买卖合同关系，每次程义柱将货物送至田春强指定的地点，田春强清点验收并在收款收据单上签字确认，因此田春强主张不予付款的理由不成立。田春强辩称，田春强非涉案合同相对方，这是程义柱认可的事实，本案已通过大量证据予以证实。田庆付是否为老板，是否为欠款主体，这是另一法律关系，因本案其不是被告，所以不是本案审查内容，本案只需审查田春强是否为欠款主体。田春强证据显示田春强的雇工身份已得到程义柱认可，程义柱无其他相反证据不能推翻该事实。程义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田春强支付货款90500元及损失；2.诉讼费由田春强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程义柱提交2017年3月10日至2017年4月2日由田春强签字的收款收据一宗，主张向田春强供应砖块，共计产生货款为90500元。田春强认可涉案收款收据系其所签，但主张其系案外人田庆付找来在工地现场收料的人员，系给田庆付打工，不应当承担责任。田春强提交和程义柱的通话录音一宗，其中有如下对话，田春强：“看看不行你找找他，不行咱协调协调啊，你也知道我是打工的，我也不是老板”。程义柱：“我知道啊，你稍微一等，我一会给你回过去，我这边工地上有电话，我一会给你回过去志强”。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合同具有相对性，程义柱主张的货款应由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来承担相应责任。而程义柱作为买卖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应该清楚知道其买卖合同对方当事人的具体身份。本案中，通过田春强提交的电话录音，田春强在电话录音中主张其“是打工的，也不是老板”，程义柱回应称“我知道”。故虽然程义柱提交了有田春强签字确认的收款收据，但基于程义柱在电话录音中对田春强打工者身份的认可，依据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田春强为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故程义柱要求田春强支付货款的诉请，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程义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031元，由程义柱负担。本案二审过程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程义柱申请证人田庆付出庭作证，拟证明田庆付并非是田春强所述的“老板”，田春强购买砖块后具体是转卖给他人还是以自己的名义实际用于工程，与程义柱无关。证人田庆付陈述：“我与程义柱是朋友关系，与田春强是叔侄关系，田春强之前跟着我干过活，但2017年3月田春强所签收的红砖不是替我收的，应当是替郑洪文收的。郑洪文是我朋友。程义柱曾经找过我协调向郑洪文要钱。使用程义柱红砖的工程是郑洪文参与的，但田春强是否参与我不清楚。”田春强质证称，证人是本案利害关系人，其证明内容直接指向自己是否要承担责任，本案大量证据证实证人很大可能承担相应的支付责任，因此，其证明不具备证明力；证人证明内容多数与本案其他客观形成的证据矛盾，从而也没有证明力，证人证言应不予采信。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程义柱与田春强之间的通话录音载明：程义柱：“我给你说，他（田庆付）大包大揽的，我有录音，都把他录上了。金龙（田庆付之子）爸爸现在嘛，他想变卦，门都没有。我都有录音，都有证据。不打欠条，但心里都有数，是吧？”程义柱：“我给你说，我本身绝对不是，我存心也不单是对你，咱兄弟们，我要针对你我给你打么电话啊，给律师也这么说，这个肯定是啊，因为么，有志强有小郑打单子的，是吧，我给你说啊，小郑，金龙，包括金龙他爸爸都有这个录的音，金龙他们一直说我给你我给你，到现在还是说，咱觉得吧这个事，还没装修干净呢。“田春强：“当时金龙和他爹给我打电话说过去对单子，你拿过单子去，到最后把我告了，那天你叫我给你打欠条，我说我打不了，我就是个收料员，这不是我的，老板在跟前，他不打，我也没治，对不对？”程义柱：“嗯嗯，是是，我知道，我这么说个事，我给志强说一声。我越想越不对，他的活，你们几个什么事，我都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给打单子，金龙和他爸爸给我钱。”田春强：“这是他三（田庆付、剪允秋和郑洪文）的活，知道吧？”程义柱：“哦，他三的活，小郑肯定是跟你们办了钱不少，是吧？”田春强：“他们负责什么，金龙应该负责进料。”程义柱：“分工作业。”程义柱：“老郑给我打条了。”田春强：“他给你打了有条吗？“程义柱：”有，有单子。我现在也不知道他爷俩想法。“程义柱：“金龙，我说我现在要起诉你和你爹，那律师说，你起诉他们没证据，我说没证据，但是条子写了的，金龙打的电话要我送砖。“田春强：”对“。程义柱：”我说，刘律师，金龙叫我送砖，我说志强给金龙打工。“本院认为，关于程义柱要求田春强付款的请求。首先，程义柱提交的有田春强签字确认的收款收据中仅载明收料信息，该宗收款收据并非债务确认单或结算单，不能据此认定田春强有同意承担相应债务的意思表示。其次，根据涉案录音证据，程义柱认可要求其送货的系田庆付之子田小龙（金龙），亦认可田春强打单子而田小龙和田庆付付款，同时还陈述郑洪文已为其打了条。程义柱在录音中的上述陈述与其“知道田春强只是打工的，不是老板”的陈述相吻合。再次，程义柱在录音中陈述其持有“田庆付大包大揽”的录音，但在本案中并未提交其与田庆付的电话录音，而该证据可能对田春强有利。最后，由程义柱申请出庭的证人田庆付也证实，涉案红砖是田春强替郑洪文所收。上述事实和证据均能证实田春强并非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亦无付款义务。综上，程义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无误，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62元，由上诉人程义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杨晓辉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魏洪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