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948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男，1978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兰溪市。 委托代理人桑智毅,浙江之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2，男，1947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兰溪市。 委托代理人丁金香，女，1957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兰溪市，系王某2妻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3，女，1931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 委托代理人陆富，北京东卫（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汪卡亚，男，1955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现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系王某3儿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4，男，1950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兰溪市。 上诉人王某1与被上诉人王某2、王某3、王某4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民初64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被继承人王瑞华于2019年5月3日去世，生前无配偶、无子女。王瑞华去世时，父亲王长水、母亲黄银宵均已去世，其在世的兄弟姐妹有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1系王某2之子，与王瑞华为伯侄关系。汪卡亚系王某3之子，与王瑞华为舅甥关系，刘丽娟系汪卡亚妻子，王某3儿媳。2017年9月，王瑞华介绍王某1在浙江大学××区担任保安工作，平时居住在宿舍里，但时常去王瑞华处探望照顾。2019年2月10日，王瑞华写下遗嘱：“请领导主持，把我的一切遗产赠送给长期陪我治病生活的娃兒王某1。希望其他亲友支持，协同处理好我的后事工作。”该遗嘱王瑞华一直没有交给王某1及其他人，系王某1在王瑞华去世后整理其遗物时所发现。2019年3月22日，王瑞华住院期间，王某1哥哥与王瑞华的谈话录音中谈到，“免得他们妒忌，几十万块钱啊......这个事实不要告诉他们，就按照我那个条子写的，把一切财产都遗赠给王某1......。上面没有数字的，这样他们不会有意见的......。就把银行的手续怎么办，弄清楚就好了。......。我已经对你们比较满意了。......。”王瑞华在同日的录音中还表达了死后葬于浙江兰溪的愿望。2019年3月31日开始，王瑞华因不满意王某1的照顾，分别向派出所、养老院、社区工人员以及外甥汪卡亚夫妇拨打电话请求帮助。其中，王瑞华在与汪卡亚的通话讲“他们（王某1）放弃对我的帮助，所以我要另求生路，我别的没有办法......”。2019年4月1日，王瑞华将银行卡、理财产品说明书交予外甥汪卡亚妻子刘丽娟，并告知其密码。之后被继承人王瑞华主要在外甥汪卡亚夫妇的照顾下进行就医，直到2019年5月3日，被继承人王瑞华去世，仍由汪卡亚夫妇料理后事。本案起诉后，王瑞华的银行账户被冻结，其骨灰一直暂存于杭州殡仪馆。汪卡亚及其妻子刘丽娟于2019年4月3日为王瑞华购买了价值26700元的助听器一副，在王瑞华住院治疗期间垫付了医药费自费部分、护工费、护理用品等各种费用，在办理除安葬之外的后事过程中垫付了各种费用20000余元，上述费用，原审法院酌情认定为95000元。王瑞华的遗产有，杭州市西湖区××村××幢××单元××室房屋一套及存放于工商银行高新支行存款余额24992.71元（24953.93元加38.78元）、杭州银行西城支行存款余额2562.49元及理财产品本金530000元（现已到账的理财产品利息为21957.18元），上述共计579512.38元。上述房屋经原审法院委托相关机构进行评估，现市场价为3020000元。2019年7月1日，王某1在已知被继承人王瑞华已将银行卡等交由汪卡亚夫妇保管的情况下，仅起诉其父亲王某2，诉请法院根据遗嘱内容判令西湖区求是村5幢4单元209室房屋及存款为王某1所有。在审理过程中，经原审法院释明，王某1申请追加王某3、王某4为被告参加诉讼。另外，2020年5月16日和6月15日，汪卡亚分别从王瑞华的生前单位领取丧葬抚恤费等31620元和补助金等8917元，合计40537元。王某3为案涉房屋评估支付评估费10260元。 2019年7月1日王某1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判令位于杭州市西湖区××村××幢××单元××室的房屋归王某1继承；2.判令王某2、王某3、王某4协助王某1办理上述房屋产权变更手续；3.判令被继承人王瑞华在杭州银行委托理财的53万元存款和在工商银行、杭州银行卡内余额51.21元归王某1继承；4.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王某1与王某2、王某3、王某4依法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执焦点是该遗嘱是否为附义务的遗赠。《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因此，本案被继承人王瑞华可以立遗嘱将财产赠给王某1继承。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遗嘱继承或者遗赠附有义务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应当履行义务。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义务的，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取消他接受遗赠的权利。根据被继承人“把我的一切遗产赠送给长期陪我治病生活的娃兒王某1。希望其他亲友支持，协同处理好我的后事工作。”的遗嘱内容，结合被继承人王瑞华与王某1之兄王韶荣的谈话“我（王瑞华）已经对你们比较满意了”的录音内容，原审法院认定该遗嘱为附义务的遗赠，其所附义务是王某1使被继承人王瑞华较为满意的陪伴照顾，包括日常生活、治病以及后事处理。但自2019年3月31日起，被继承人王瑞华向他人频繁拨打电话并要求帮助，在与外甥汪卡亚夫妇沟通中明确表示王某1放弃对其帮助，使其另求生路，寻求其他帮助,以致王瑞华在2019年4月1日将其财产中的存款及理财计划说明书等交付给外甥汪卡亚妻子刘丽娟并告知密码，而非交付王某1，后续王瑞华的治疗与后事工作主要由王某3的儿子汪卡亚及妻刘丽娟负责。由此可见,王某1并没有完全履行该遗赠所附义务,至少从2019年3月31日起至被继承人王瑞华过世期间，王某1并未尽到王瑞华为该遗赠所附之义务。鉴于王某1只部分履行了义务，以及被继承人王瑞华重病求助期间言语表达和行为处分，王某1只能部分继承王瑞华的遗产。考虑到被继承人王瑞华的生前遗愿，原审法院确认由王某3一方负责、王某1、王某4协助，将王瑞华骨灰安葬于浙江兰溪。王某3儿子及儿媳汪卡亚夫妇在收到被继承人王瑞华的电话后，承担被继承人王瑞华的重病治疗与后事料理，被继承人王瑞华4月1日也将其财产中的存款及理财计划说明书等交付给外甥汪卡亚妻子刘丽娟并告知密码，履行了较多的义务，王某3应当酌情分得相应遗产。王某2、王某4系王瑞华之弟，酌情分得部分遗产。同时，王某3之子汪卡亚在王瑞华住院及办理王瑞华后事过程中垫付的费用应在遗产中予以扣除。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9条规定，判决：一、被继承人王瑞华的遗产中位于杭州市西湖区××村××幢××单元××室的房屋（建筑面积41.43平方米）归王某1所有，王某1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补偿王某3700000元；二、被继承人王瑞华名下现在王某3之子汪卡亚处的银行存款余额579512.38元以及汪卡亚领取的丧葬抚恤费等40537元，扣除汪卡亚垫付的各项费用95000元后尚余525049.38元，由王某2、王某3、王某4各继承三分之一，即王某3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各支付王某2、王某4175016.46元；三、驳回王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84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3171元，合计27011元，由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各负担9004元。房屋评估费10260元，由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各负担2565元，该费用已由王某3垫付，王某1、王某2、王某4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径直支付王某3。 宣判后，王某1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判决在第6页自上往下起第5行-10行,认定:“2019年3月31日开始,王瑞华因不满意王某1的照顾,分别向派出所、养老院、社区工作人员以及外甥汪卡亚夫妇拨打电话请求帮助。其中,王瑞华在与汪卡亚的通话讲：“他们（王某1）放弃对我的帮助，所以我要另求生路,我没别的办法......”,上诉人认为该部分事实认定不仅与事实违背,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首先,作为王瑞华的侄儿,上诉人从来没有放弃对王瑞华的照顾,王瑞华与上诉人之兄王韶荣在2019年3月17日的谈话中对其去世后,上诉人能否独立生活、能否顺利取得全部遗产表达担忧，2019年3月22日在其所住医院里亲口告诉王韶荣,对上诉人的照顾表示满意，也已写下遗嘱，将所有财产赠送给上诉人。王瑞华本人的口述，一审判决却视而不见,上诉人不能接受。此外，被上诉人王某3提交的杭州中西医结合医院出具的证明也能证明2019年3月31日之后，上诉人仍然在陪同王瑞华就医。其次、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王某3提交的证据1求助电话照片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被继承人王瑞华与派出所、养老院、社区工作人员的通话内容是什么,上诉人不得而知,一审判决仅仅凭被继承人王瑞华于2019年3月31日22时26分拨打110通话记录,2019年4月1日13点58分拨打备注为肖雪娇的通话记录,2019年4月1日14点01分拨打备注为社区小杨的通话记录,怎么能够认定被继承人王瑞华的通话内容是因为不满意上诉人的照顾而向派出所、养老院、社区工作人员求助？再次,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王某3提供的被继承人王瑞华分别于2019年4月1日5时21分、2019年4月1日14时05分与外甥汪卡亚及其妻刘丽娟的通话录音真实性不予确认，2019年4月1日5时21分的通话记录没有截图可以证明真实发生，2019年4月1日14时05分的通话内容有“他们放弃对我的帮助，所以我要另求生路,我没别的办法......”，一审判决将“他们”解释为上诉人,上诉人认为此处的他们不可能指上诉人，理由是被继承人王瑞华习惯称呼上诉人为“卸荣”或者“王某1”，从来没有用“他们”来替代称呼上诉人的习惯,这一点从上诉人提交的被继承人王瑞华与上诉人之兄王韶荣在2019年3月17日、2019年3月22日谈话录音里可以体现，王瑞华多次称呼上诉人为“卸荣”或者“王某1”，没有一次用“他们”来称呼上诉人。况且从语法上讲，“他们”指多人,系复数，而上诉人为单人，系单数，用“他们”来指上诉人，语法上完全不能成立。另外，根据被上诉人王某3提供的证据110出警登记表可知，王瑞华之所以于2019年3月31日22时26分拨打110，系因为他要喝水,叫不醒保姆所致，经民警帮助叫醒保姆，出警处置完毕，上述事实有报警人王瑞华亲笔签字为证，与上诉人无关,怎么能认定为王瑞华不满意上诉人的照顾而报警求助？最后,若依被上诉人王某3主张从2019年3月31日起至2019年5月3日王瑞华死亡止,上诉人对被继承人王瑞华放弃帮助，按照正常逻辑,假设被上诉人王某3主张的事实存在，那么被继承人王瑞华在没有丧失意识的情况下,完全有时间亲自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表达对上诉人的不满,可为何偏偏只与外甥汪卡亚及其妻刘丽娟去说，且只通过电话说？更奇怪的是外甥汪卡亚及其妻刘丽娟自称知道这些情况后,居然默不作声,不替王瑞华出面斥责上诉人，反而与上诉人全家一起在医院轮流照顾被继承人王瑞华至其去世？上诉人认为，这从逻辑或者情理上完全说不通，真正的原因是外甥汪卡亚及其妻刘丽娟为了不让上诉人获得全部遗产，以对自己分遗产有利的角度去恶意揣测王瑞华的原话。一审判决对此在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放弃对王瑞华照顾的情况下,无视王瑞华本人临终前表达对上诉人满意的意见,偏听偏信被上诉人王某3、王某4的说法,将王瑞华一句含糊不清的原话曲解为对上诉人不满，导致上述事实认定完全错误。2、一审判决在第6页自上往下起第10行-14行,认定:“2019年4月1日,王瑞华将银行卡、理财产品说明书交予外甥汪卡亚之妻刘丽娟，并告知其密码。之后被继承人王瑞华主要在外甥汪卡亚夫妇的照顾下进行就医，直到2019年5月3日，被继承人王瑞华去世，仍由汪卡亚夫妇料理后事。本案起诉后,王瑞华的银行帐户被冻结，其骨灰一直暂存于杭州殡仪馆”,上诉人认为该部分事实认定错误。首先，“之后被继承人王瑞华主要在外甥汪卡亚夫妇的照顾下进行就医”的事实认定不符合实际情况,2019年4与1日至2019年5月3日，在王瑞华生前最后的日子里,上诉人以及上诉人的父母、哥哥王韶荣、嫂子徐贞等人均一起照顾王瑞华，一审判决仅依照被上诉人王某3提交的部分医疗机构上有外甥汪卡亚夫妇作为王瑞华家属代表签字，就简单认定“之后被继承人王瑞华主要在外甥汪卡亚夫妇的照顾下进行就医”，只字不提上诉人以及上诉人的父母、哥哥王韶荣、嫂子徐贞等人的照顾，明显以偏概全,错误将外甥汪卡亚夫妇作为主要照顾人。其次，“直到2019年5月3日，被继承人王瑞华去世，仍由汪卡亚夫妇料理后事”也与事实不符。事实上，基于对汪卡亚的信任，上诉人一直让其出面联系殡仪馆等事宜，从未怀疑过更没有想过料理后事会成为汪卡亚夫妇的功劳。另外，上诉人直到2020年7月,去王瑞华生前单位了解才得知汪卡亚背着上诉人，偷偷去王瑞华生前单位领取了丧葬抚恤金等共计40537元，并向生前单位承诺今后如发生纠纷，由其全部负责。上诉人于2019年7月1日起诉后,经多次开庭，汪卡亚对于早已领取的丧葬抚恤金等共计40537元一事，故意隐瞒，从未主动向法庭陈述，侵占意图十分明显。一审判决对汪卡亚借料理王瑞华的后事为名,侵占丧葬抚恤金的事实,不仅只字不提,反而认定汪卡亚夫妇料理王瑞华的后事，予以正面评价，上诉人和九泉之下的王瑞华不能认同。再次，本案起诉后,王瑞华的银行帐户被冻结与其骨灰一直暂存于杭州殡仪表馆没有必然联系,王瑞华生前单位发放的丧葬抚恤金等共计40537元，早已被汪卡亚偷偷领取，这笔款项按其用途，应当用于安葬王瑞华的骨灰，但是，汪卡亚并未按用途支付这笔款项才是导致王瑞华的骨灰一直暂存于杭州殡仪馆的真正原因，一审判决为汪卡亚开脱责任,将不能安葬王瑞华骨灰的原因归结为上诉人起诉和王瑞华的银行帐户被冻结，明显错误且显失公正。3、一审判决在第7页自上往下起第3行-7行,认定:“2019年7月1日，王某1在已知被继承人王瑞华已将银行卡等交由汪卡亚夫妇保管的情况下,仅起诉其父亲王某2，诉请法院根据遗嘱内容判令西湖区求是村5幢4单元209室房屋及存款为王某1所有。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释明，王某1申请追加王某3、王某4为被告参加诉讼。”上诉人认为,该段事实认定与实际不符。首先，上诉人在庭审中明确表示自己不清楚被继承人王瑞华的银行卡等物品是怎么落入汪卡亚夫妇之手的,一审判决从何认定上诉人已知被继承人王瑞华已将银行卡等交由汪卡亚夫妇保管的情况？其次，上诉人在起诉状中已如实陈述，自己及委托律师无法查询到王某3、王某4的个人信息,故先只起诉父亲王某2一人，待一审法院立案后,上诉人委托代理人持法院调查令,前往调取王某3、王某4的个人信息，并及时通知汪卡亚，要求其转告王某3、王某4主动参加诉讼，并非一审判决认定的那样,上诉人在起诉时蓄意隐瞒王某3、王某4的存在、后经法院释明才不得不申请追加王某3、王某4。二、一审认定的部分事实不清。1、一审判决在第6页自上往下起第16行-20行,认定:“汪卡亚及其妻子刘丽娟于2019年4月3日为王瑞华购买了价值26700元的助听器一副，在王瑞华住院治疗期间垫付了医药费自费部分、护工费、护理用品等各种费用，在办理除安葬以外的后事过程中垫付了各种费用20000余元,上述费用，本院酌情认定为95000元。”上诉人认为这样的认定疑点重重，不能简单酌情处理。（1）依照被上诉人王某3提供的王瑞华分别于2019年4月1日5时21分、2019年4月1日14时05分与外甥汪卡亚及其妻刘丽娟的通话录音，王瑞华对答意思清楚，完全没有借助助听器的必要。其次，也没有证据显示有医嘱要求王瑞华佩戴助听器。此外，助听器的价值证明只有收据，没有开具正规发票，汪卡亚陈述为现金支付不符合其消费习惯，依据汪卡亚提交法庭的其本人ＰＯＳ机刷卡底单,2019年5月6日，汪卡亚向殡仪馆支付殡葬费用10723元尚知道使用其支付宝支付，怎么在支付助听器26700元时却舍其他非现金方式而独用现金方式？如此昂贵的一副助听器，是否有必要购买？实际购买价格为多少？出资人是谁？均存在诸多疑问。（2）汪卡亚、刘丽娟根据法庭要求所提交的费用清单说明与他们在王瑞华去世后从王瑞华的银行帐户内提取的款项数额差距巨大,明显造假,意图侵吞王瑞华的遗产。首先、依据一审认定的“2019年4月1日,王瑞华将银行卡、理财产品说明书交予外甥汪卡亚之妻刘丽娟，并告知其密码。”2019年5月3日王瑞华去世后，本应该没有消费和支付记录,但是依据法院调查获取的王瑞华杭州银行、工商银行流水显示，在2019年5月3日至被法院查封冻结止,仍频繁有消费、理财、转账记录，数额大的有这么几笔：“2019年8月13日，王瑞华杭州银行卡转给汪卡亚28000元、2019年8月15日，王瑞华杭州银行卡转给刘丽娟30000元、2019年8月18日，王瑞华杭州银行卡转给汪卡亚40000元、2019年9月12日，王瑞华杭州银行卡转给汪卡亚20300元。”，“2019年5月16日、17日、18日、2019年5月27日，王瑞华工商银行卡转入支付宝24700元。”，这些交易行为发生于王瑞华去世后,汪卡亚之妻刘丽娟作为保管人,应当对上述款项的用途给予说明。其次、汪卡亚、刘丽娟根据法庭要求所提交的费用清单说明漏洞百出，要么将本案的律师费、评估费等与王瑞华的遗产分配无关的费用列入，要么将没有任何收据证明的购买墓地花费198000元列入，要么索性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实际发生的情况下，单凭手写的费用列入。上诉人在庭审中根据医疗发票确认的金额只有1500余元,其他的费用要求汪卡亚、刘丽娟提供发票及对应的支付记录。一审判决无视上诉人的正当合理要求，既将王瑞华生前的费用与料理后事的费用混为一谈,也无视汪卡亚已领取的丧葬抚恤金等共计40537元，直接酌情认定95000元作为王瑞华生前债务,将这部分款项作为汪卡亚垫付的金额在遗产分配时先予扣除，上诉人认为这造成的后果是王瑞华的遗产被侵吞，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继承权。三、一审判决遗漏部分重要事实。1、上诉人认为,依据法院调取的银行流水显示“2019年8月13日，王瑞华杭州银行卡转给汪卡亚28000元、2019年8月15日，王瑞华杭州银行卡转给刘丽娟30000元、2019年8月18日，王瑞华杭州银行卡转给汪卡亚40000元、2019年9月12日，王瑞华杭州银行卡转给汪卡亚20300元。”，2019年5月3日，王瑞华去世后,作为保管人的汪卡亚、刘丽娟夫妇不仅没有妥善保管遗产，反而将遗产转入自身名下,俨然将遗产视为自己的财产随意处分。在上诉人起诉后,汪卡亚、刘丽娟夫妇仍然没有主动向法庭提供银行流水、说明情况,反而装作不知。这样的行为已经违反《继承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存有遗产的人，应当妥善保管遗产，任何人不得侵吞或者争抢。”，一审判决遗漏该部分事实,与法不容。2、一审判决在第6页自上往下第16-20行事实认定部分，认定：“汪卡亚及其妻子刘丽娟于2019年4月3日为王瑞华购买了价值26700元的助听器一副，在王瑞华住院治疗期间垫付了医药费自费部分、护工费、护理用品等各种费用，在办理除安葬之外的后事过程中垫付了各种费用20000余元，上述费用，本院酌情认定为95000元”。上诉人认为，既然一审判决认定价值26700元的助听器一副系汪卡亚及其妻子刘丽娟垫付，那么该助听器依照《继承法》第3条规定属于王瑞华的遗产。然而，一审判决在第6页自上往下第21-24行、第七页自上往下第1-2行事实认定部分，未将助听器作为王瑞华的遗产写入，导致汪卡亚既可以从王瑞华的银行存款中拿回助听器垫付款项，又能继续占有助听器，遗漏这样的事实，显属不公。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8处：1、王瑞华生前所立遗嘱是否为附义务的遗赠；2、王瑞华生前是否有将银行存款转移给汪卡亚妻子刘丽娟的行为,以致遗嘱中涉及银行存款的内容视为被撤销；3、汪卡亚垫付费用是否为95000元以及能否在遗产中予以扣除；4、汪卡亚在王瑞华去世后向其生前单位领取的丧葬抚恤费等40537元是否为王瑞华的遗产；5、王瑞华由谁负责安葬；6、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7、上诉人是否应分担房屋评估费10260元。8、作为王瑞华遗产之一的助听器未做分割。1、针对王瑞华生前所立遗嘱是否为附义务的遗赠这一争议焦点：上诉人认为，王瑞华生前所立遗嘱并非附义务的遗赠。首先，从立遗嘱人王瑞华的意思表示来看,一审判决认定2019年2月10日，王瑞华写下遗嘱：“请领导主持,把我的一切财产赠送给长期陪我治病生活的侄儿王某1。希望其他亲友支持,协同处理好我的后事工作。”，从该遗嘱的内容和正常人思维来看，王瑞华系肯定了上诉人之前的照顾满意后才作出将所有财产遗赠给上诉人的意思表示,并非要求上诉人在2019年2月10日之后，陪他治病生活作为遗赠的义务。同时,王瑞华希望自己去世后的安葬等身后事宜，能够得到其他亲友的支持配合，顺利进行，并非要求上诉人履行料理后事的义务。事实上，由于汪卡亚的不配合，上诉人才无法按照王瑞华的遗愿将其安葬于兰溪。其次，在上诉人提交的2019年3月22日王瑞华与上诉人之兄王韶荣多份谈话录音中,王瑞华仍然强调自己已经写下条子，要将一切财产遗赠给上诉人,始终未提及要上诉人完成何种义务后才能获得全部遗产。然而，一审判决无视王瑞华本人的意愿，采信被上诉人王某3、王某4对王瑞华遗嘱的错误理解，抓住王瑞华与上诉人之兄王韶荣之间的谈话：“我（王瑞华）已经对你们比较满意了”，以法官自身对遗嘱的错误理解和被上诉人王某3、王某4对遗嘱的错误理解替代王瑞华本人的真实意愿，将王瑞华本对上诉人无附加任何义务的遗赠强行认定为附义务的遗赠，属于典型的公权干预私权，上诉人不能认同这样的法律适用。2、针对王瑞华生前是否有将银行存款转移给汪卡亚妻子刘丽娟的行为,以致遗嘱中涉及银行存款的内容视为被撤销这一争议焦点：一审判决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9条：“遗嘱人生前的行为与遗嘱的意思表示相反，而使遗嘱处分的财产在继承开始前灭失，部分灭失或所有权转移、部分转移的，遗嘱视为被撤销或部分被撤销。”，将被上诉人王某3辩称王瑞华生前将银行卡、理财计划说明书及密码告知汪卡亚之妻刘丽娟的行为认定为处分财产的行为,将遗嘱涉及银行存款的内容视为被撤销，继而将王瑞华名下的579512.38元银行存款按照法定继承处置。上诉人认为,这样的法律适用没有事实依据，非法剥夺了上诉人的受遗赠权。首先，一审判决第7页自上往下起第3行-4行,已认定被继承人王瑞华已将银行卡等交由汪卡亚夫妇保管，何来王瑞华在继承开始前处分银行卡内存款给汪卡亚夫妇一说？况且被上诉人王某3在其举证环节也自认王瑞华生前将银行存款等凭证交于刘丽娟保管的事实。其次，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上诉人王某3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王瑞华生前已经决定上诉人不得继承其名下的银行存款。再次，依照法院主动调取的王瑞华名下杭州银行、工商银行账户流水显示，按被上诉人王某3的陈述，从2019年4月1日王瑞华将银行卡、理财产品说明书交予汪卡亚之妻刘丽娟并告知其密码至2019年5月3日王瑞华去世为止，在这段刘丽娟持有王瑞华上述银行卡的时间内,其卡内所有存款并未发生转移，这更进一步证明刘丽娟在没有得到王瑞华明确指示下,其只是保管人，履行的只能是保管义务。3、针对汪卡亚垫付费用是否为95000元以及能否在遗产中予以扣除这一争议焦点：首先，一审判决既未查清汪卡亚实际垫付金额为多少,也未要求汪卡亚、刘丽娟对法院调取的王瑞华银行流水显示“2019年8月13日，王瑞华杭州银行卡转给汪卡亚28000元、2019年8月15日，王瑞华杭州银行卡转给刘丽娟30000元、2019年8月18日，王瑞华杭州银行卡转给汪卡亚40000元、2019年9月12日，王瑞华杭州银行卡转给汪卡亚20300元。”作出是否与垫付费用重叠的合理解释，简单以酌情方式认定汪卡亚垫付费用为95000元无事实依据。其次，依据《继承法》33、34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一审判决对汪卡亚垫付费用95000元是否为被继承人王瑞华的债务未予认定，也未援引上述法律规定,继而直接作出从王瑞华遗产中扣除95000元的判决没有法律依据。4、针对汪卡亚在王瑞华去世后向其生前单位领取的丧葬抚恤费等40537元是否为王瑞华的遗产这一争议焦点：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显示，2019年5月16日，汪卡亚以其个人名义向王瑞华生前单位领取了一次性抚恤费25420元、丧葬费4000元、一次性补助费1000元、2019年一次性福利费5417元、2019年爱心基金补助3500元、不明性质款项1200元合计40537元。上诉人认为依据《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其范围包括（1）公民的收入；（2）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3）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4）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5）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6）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7）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上述款项均发生于王瑞华死亡后，不属于王瑞华死亡时遗留的合法财产，所以上述款项不是遗产，汪卡亚并无法律依据占有上述款项，上诉人在起诉时也未将其作为遗产要求继承,故依照“不告不理”原则，一审判决对上述款项处置时应独立于遗产处置，由负责安葬王瑞华一方当事人向汪卡亚追索上述款项。5、针对王瑞华由谁负责安葬这一争议焦点。一审判决虽然表示尊重被继承人王瑞华生前遗愿，确认将王瑞华骨灰安葬于浙江兰溪。但却不顾王某3委托代理人汪卡亚在庭审中明确表态不能将王瑞华骨灰安葬于浙江兰溪，而要安葬于丽水的情形，仍然确认由王某3负责，上诉人、王某4从旁协助。上诉人认为,这样的处置结果势必造成王瑞华骨灰被强行安葬于丽水，其生前遗愿无法实现。因此，请求二审法院从尊重并保障王瑞华的遗愿能够落实的角度出发,指定由上诉人负责安葬事宜，王某3及其委托代理人汪卡亚、王某4须协助。同时,鉴于汪卡亚以其个人名义向王瑞华生前单位领取了一次性抚恤费25420元、丧葬费4000元、一次性补助费1000元、2019年一次性福利费5417元、2019年爱心基金补助3500元、不明性质款项1200元合计40537元，上述人认为上述费用应用于安葬王瑞华，汪卡亚无法律依据独自占有。6、针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这一争议焦点。一审判决已对王瑞华生前所立遗嘱作出有效的认定，在此基础上，本应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但是，一审判决在没有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强行认定王瑞华的遗嘱是附义务的遗嘱，又强行认定上诉人部分履行了义务,只能继承部分遗产；被上诉人王某3之子汪卡亚、儿媳刘丽娟在接到被继承人王瑞华的电话后,承担被继承人王瑞华的重病治疗与后事料理，被继承人王瑞华4月1日也将起财产中的存款及理财计划说明书等交付给刘丽娟并告知密码，履行了较多的义务,王某3应当酌情分得相应遗产，王某2、王某4系王瑞华之弟，酌情分得部分遗产，继而判决：1、被继承人王瑞华的房屋归上诉人所有,上诉人补偿王某3700000元、2、被继承人王瑞华的银行存款扣除汪卡亚垫付的费用95000元后尚余525049.38元,由王某2、王某3、王某4各继承三分之一;3、驳回上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裁判观点既无事实依据,也不符合法律规定。首先、如前所述，王瑞华的遗嘱并非附义务的遗嘱，此处不再重复；其次、假设采信被上诉人王某3之子汪卡亚、儿媳刘丽娟的说法,他们在上诉人放弃对王瑞华的照顾后接手照顾也只是从2019年4月1日起至2019年5月3日，短短的33天时间和王瑞华生于1936年9月1日，1996年年满60周岁至去世长达23年的退休生活无法相提并论，怎么能认定汪卡亚、刘丽娟较上诉人履行了较多的义务？又怎么能依据这33天而酌情分得700000元遗产？再次，一审判决一方面认定汪卡亚、刘丽娟履行了较多的义务，一方面又认定被上诉人王某3应当酌情分得相应遗产。上诉人认为，这样的观点思路混乱,不符合法律规定。（1）依据《继承法》第十四条规定：“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配给他们适当的遗产。”，被上诉人王某3本就是被继承人王瑞华的法定继承人，不属于该法律条款的适用对象。若是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被上诉人王某2的大儿子王韶荣、大儿媳徐贞也陪同王瑞华就医，那么被上诉人王某2也能酌情分得部分遗产（2）汪卡亚、刘丽娟对被继承人王瑞华的照顾不能等同于被上诉人王某3也对被继承人王瑞华进行照顾，王某3从来没有和王瑞华共同居住,其年纪大王瑞华5岁,没有照顾的能力。（3）即使将汪卡亚、刘丽娟作为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王瑞华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配给他们适当的遗产考虑,但他们从未申请加入并非本案的当事人，案件结果与其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同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2条规定：“依继承法第十四条规定可以分给适当遗产的人，在其依法取得被继承人遗产的权利受到侵犯时，本人有权以独立的诉讼主体的资格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在遗产分割时，明知而未提出请求的，一般不予受理；不知而未提出请求，在二年以内起诉的，应予受理。”据此可知汪卡亚、刘丽娟已丧失提出遗产分割的实体权利。最后,一审判决第7页自上往下起第3行-4行,已认定被继承人王瑞华已将银行卡等交由汪卡亚夫妇保管的情形下,又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9条：“遗嘱人生前的行为与遗嘱的意思表示相反，而使遗嘱处分的财产在继承开始前灭失，部分灭失或所有权转移、部分转移的，遗嘱视为被撤销或部分被撤销。”，将被上诉人王某3辩称王瑞华生前将银行卡、理财计划说明书及密码告知汪卡亚之妻刘丽娟的行为认定为处分财产的行为,进而将遗嘱涉及银行存款的内容视为被撤销，继而将王瑞华名下的579512.38元银行存款按照法定继承处置。一审判决在处置被继承人王瑞华名下银行存款时，认定的事实明显与法律适用冲突,应当予以纠正。7、针对上诉人是否应分担房屋评估费10260元这一争议焦点：上诉人认为,本案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要求继承房屋，并未要求分割房屋进行析产，依照“不告不理”的原则,一审的审理范围应当是上诉人能否全部继承房屋，但一审法院超越审理范围,在审理过程中要求上诉人对涉案房屋价值进行评估并承担评估费用，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王某2均表示拒绝承担后,一审法院转而要求被上诉人王某3垫付评估费用，并作出一审判决,要求上诉人分担评估费用。因此，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分担评估费用的判决内容已超越审理范围,没有法律依据,应当予以纠正。8、针对作为王瑞华遗产之一的助听器未做分割这一争议焦点，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部分，认定汪卡亚及其妻子刘丽娟于2019年4月3日为王瑞华购买价值26700元的助听器一副，并将该费用作为汪卡亚垫付费用计算在内，在处置王瑞华银行存款时先行扣除汪卡亚的垫付费用。上诉人认为，按照一审判决的观点，助听器虽然是由汪卡亚垫付购买，在扣除垫付费用后，等同于王瑞华自己购买，依照《继承法》第三条规定，属于遗产，应当依法分割。但一审判决只字不提助听器如何处置，造成王瑞华的遗产继续被非其继承人的汪卡亚夫妇占有。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民初6451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二审中，上诉人王某1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被上诉人王某2答辩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二审中，被上诉人王某2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被上诉人王某3答辩称：一、关于“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错误”部分。1、上诉人说：“一审判决书中王瑞华因不满王某1的照顾，2019年3月31日开始分别向派出所、养老院、社区工作人员以及外甥汪卡亚夫妇打电话，这一事实认定与事实违背，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被上诉人认为事实清楚，在一审时已把王瑞华生前使用的手机证据，电话录音等递交法院，请法庭查实。上诉人为了否定这一事实，罗列了3月31日之前的种种事例，意图混淆3月31日以后上诉人的所作所为。被上诉人认为，所有这些事例，不管它是否真实，都不能否定3月31日之后发生的虐待和遗弃王瑞华的事实。上诉人揪住“他们放弃对我的帮助”这句话中的“他们”两字做文章，说他们不是指王某1。被上诉人认为，这个“他们”不仅包括王某1，也包括他们一家人。王某1逃脱不了遗弃王瑞华的事实。上诉人把3月31日不给王瑞华水喝，解释为保姆所致，与王某1无关。被上诉人需要指出的是，出警记录中的“保姆”正是王某1的母亲丁金香，事实并不存在其他保姆。哪怕就是这个保姆自己所为，王瑞华完全可以打电话给王某1告状，为什么王瑞华要打电话报警，再打电话给汪卡亚告状？显然，王瑞华已经意识到，王某1及其家人的所作所为已经威胁到了他的生命安全。上诉人实在拿不出照顾王瑞华的证据，拿被上诉人提供的医院证明作为反证，来证明上诉人照顾王瑞华。在一审法庭上，汪卡亚已经说过，王某1及父母之所以4月8日来到杭州中西医结合医院，是4月7日汪卡亚父亲汪庆光打电话给王某1在兰溪的父母，让他们4月8日到杭州，商量怎样照顾王瑞华的，王某1充其量是陪父母一同出现在医院，这跟照顾王瑞华根本不沾边。2、一审判决认定：“2019年4月1日，王瑞华将银行卡、理财产品说明书交予外甥汪卡亚之妻刘丽娟，并告知其密码。之后被继承人王瑞华主要在外甥汪卡亚夫妇的照顾下进行就医，直到2019年5月3日，被继承人王瑞华去世，仍由汪卡亚夫妇料理后事。本案起诉后，王瑞华的银行账户被冻结，其骨灰一直暂存于杭州殡仪馆”。上诉人对该事实不予认定，并凭空捏造上诉人的父母、兄嫂共同照顾王瑞华的假信息，意图混淆视听，浑水摸鱼。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不仅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2019年4月1日至5月3日自己照顾王瑞华的事实，也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其父母、兄嫂照顾王瑞华的事实，除了杜撰、捏造所谓的“事实”，还是杜撰、捏造。汪卡亚、刘丽娟作为王瑞华的监护人，除了照顾生病的王瑞华，料理王瑞华的后事也是义不容辞，所做的任何事情根本与上诉人无关，也不需要上诉人的信任和授权。王瑞华去世后，汪卡亚根据王瑞华的手机联系人，通知了所有联系人关于王瑞华去世的消息，也通知了其单位领导，其单位还为此发了讣告，单位领导也出席了王瑞华的追悼会并送了花圈。汪卡亚在殡仪馆为王瑞华举办了最高礼仪的追悼仪式，在支付费用时刷的是汪卡亚本人的银行卡，事后汪卡亚到王瑞华单位报销部分丧葬费，领取王瑞华的丧葬抚恤金，这是非常正常的事，这和上诉人有何关系。倒是上诉人做了许多事：一是明明知道继承人王某4的电话，跟汪卡亚说不知道，也不告诉王某4关于王瑞华生病及去世的消息，王瑞华去世后，为了独占王瑞华的遗产，上诉人嫂子却在追悼会结束后的5月8日当天5次打电话给王某4（见附录一电话记录），要求王某4签放弃继承王瑞华遗产同意书。二是明明知道王瑞华还有其他在世的兄弟姐妹，上诉人到法院只起诉其父亲王某2，并在起诉书中强调“户籍查明只有被告（王某2）是其（王瑞华）兄弟”，把派出所的查档证明第二张隐匿（见附录二派出所档案），隐瞒王某4存在的事实，想瞒天过海，想独占王瑞华遗产至自家人名下。明明知道继承人王某3，4月8日还见过面，却当王某3不存在。三是非法霸占王瑞华房产证、房屋一年七个月。3、一审判决认定：“2019年7月1日，王某1在已知被继承人王瑞华已将银行卡等交由汪卡亚夫妇保管的情况下，仅起诉其父亲王某2，诉请法院根据遗嘱内容判令西湖区求是村5幢4单元209室房屋及存款为王某1所有。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释明，王某1申请追加王某3、王某4为被告参加诉讼。”上诉人认为该认定与实际不符，辩称无法查询到王某3、王某4的个人信息，这完全是在诡辩。其一，上诉人隐匿了派出所的查档信息的第二张有关王某4的个人信息，上诉人还有王某4的联系电话，可以直接告知诉讼的事情。其二，上诉人也知道被上诉人王某3的电话，之前都有电话往来，也可以告知诉讼的事情。二、关于“一审认定的部分事实不清”部分。一审判决认定：“汪卡亚及其妻子刘丽娟于2019年4月3日为王瑞华购买了价值26700元的助听器一副，在王瑞华住院治疗期间垫付了医药费自费部分、护工费、护理用品等各种费用，在办理除安葬以外的后事过程中垫付了各种费用20000余元，上述费用，本院酌情认定为95000元。”，但上诉人认为不能酌情处理。其一认为王瑞华打电话对答意思清楚，完全没有借助助听器的必要。也没有证据显示有医嘱要求王瑞华佩戴助听器。此外，助听器只有收据没有开具正规发票，汪卡亚陈述为现金支付不符合其消费习惯等等。但被上诉人要说的是：一是有浙医二院诊断证明书（见附录三）证明王瑞华有听力障碍，上诉人却视而不见；二是买的时候是只开了收据，因为不需要报销，商店开什么不重要，只要凭收据可以保修就可以，但后来根据法院要求已经补开了发票，应该在法院的案卷里；三是助听器是刘丽娟买的，因为她当时不会使用无现金支付，买任何东西都用的现金，只是后来因为新冠疫情要使用健康码，才安装了支付宝，慢慢才开始学会使用手机支付。其二认为汪卡亚、刘丽娟提交的费用清单与实际提取的款项数额差距巨大。关于这一点，一审法官已经作了金额比对，所有提取的款项都已作为王瑞华的遗产处理。三、关于“一审判决遗漏部分重要事实”部分。1、上诉人认为汪卡亚、刘丽娟夫妇随意处置王瑞华遗产与法不容。但被上诉人认为这个大帽子扣不到汪卡亚、刘丽娟夫妇头上。被继承人生前多次表示，谁给他养老送终遗产就给谁，其中就和朝晖一家敬老院肖雪娇沟通过，只是肖雪娇说政策不允许，这事就做不下去。当上诉人放弃对被继承人的帮助后，很明显被继承人在4月1日离开家的那一刻起，没有忘记把所有的银行存单当着上诉人的面全部交给了刘丽娟，事后告知了存单密码，并明白交代不要给王某1。被继承人的其中3张大额存单都是长期的，没到期是动不了的，如果被继承人想把遗产全部给上诉人继承，完全可以把不能动的存单交给上诉人，而不应该交给刘丽娟处置。很显然，被继承人已经不相信王某1，不打算把银行存款留给王某1。2、上诉人认为助听器应作为遗产进行分配，被上诉人没有意见。但同样道理上诉人霸占被继承人房子一年7个月，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霸占被继承人的房屋，应该支付租金给继承人，上诉人无权占为己有。四、关于“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部分。1、上诉人认为王瑞华生前所立遗嘱并非附义务的遗赠，王瑞华系肯定了上诉人之前的照顾满意后才作出将所有财产遗赠给上诉人的意思表示，并非要求上诉人在2019年2月10日之后，陪他治病生活作为遗赠的义务，并非要求上诉人履行料理后事的义务。但被上诉人不同意上诉人的观点，在2019年4月1日5时21分王瑞华打给汪卡亚的电话中说：“托我们自己家里面人照顾呢照顾不好”，这里的托就是托付，是被继承人对上诉人有照顾治病生活要求的，这说明王瑞华生前要求王某1照顾治病生活，王某1答应了其要求。2019年4月1日14时05分王瑞华在打给汪卡亚的电话里说：“他们放弃了对我的帮助了，他们放弃对我的帮助，所以我要另求生路，我别的没有办法”，如果王某1没有承诺，就不会有放弃，如果王某1不需要尽义务就不存在放弃。再者王瑞华不会无缘无故将一大笔遗产无偿遗赠给一个不相干的人。另外，从“遗嘱”本身“把我的一切财产赠送给长期陪我治病生活的”人，这个“长期”并非上诉人理解的是2019年2月10日以前，应该是被继承人王瑞华的生前。“希望其他亲友支持，协同处理好我的后事工作”，这显然是要求上诉人为主处理王瑞华的后事，其他亲友从旁协助。从上诉人哥哥王韶荣与被继承人王瑞华在2019年3月22日的谈话录音中，讨论了遗嘱内容，也都有王瑞华对上诉人的各种要求。以上种种事例，都说明“遗嘱”是附义务的遗赠。另外，从王韶荣的录音可以看出，王韶荣很显然是知道“遗嘱”内容的，没有“遗嘱”在手，他不可能与王瑞华商谈“遗嘱”细节的。这也间接证明，此时的“遗嘱”是在王韶荣的手里。上诉人在一审期间极力否认这一事实，一次谎称“遗嘱”是在被继承人被家里找到的，一次谎称“遗嘱”是在被继承人衣服口袋里找到的，这两次对法官的欺骗无非是想证明上诉人对“遗嘱”内容不知情，进而逃避尽义务这一责任。另一方面，上诉人反复强调“遗嘱”是不附义务的遗赠，恰恰证明上诉人在2019年4月1日以后没有尽义务，否则不需要如此强调这个。2、在2019年3月17日上诉人的哥哥王韶荣与王瑞华的录音里有这样一段话，王瑞华说：“我省下来一毛钱都是为了你，都是帮你省下来”。可是2019年4月1日，当上诉人提出放弃对被继承人的帮助以后，事态就发生了变化，王瑞华对上诉人极度失望，离家时当着上诉人的面，从枕头底下拿出一只装有银行卡和理财产品存单的信封交给刘丽娟，并说：“丽娟你拿着”，并在入院当晚告知密码。由于理财产品是定期的，没有到期，不能提前支取。王瑞华之所以把所有银行存款交给刘丽娟，显然不想给王某1。3、在王瑞华于2017年介绍王韶荣、王某1俩兄弟到浙大做保安以前，汪卡亚、刘丽娟夫妇是王瑞华在杭州唯一的亲人，互相往来三十多年，相互之间视同家人，每逢重要节日都邀请王瑞华到汪卡亚、刘丽娟夫妇家过节。同样，在照顾病重的王瑞华时，也不分你我，该花花，该用用，怎么方便怎么来，也不记账，很难想象在照顾家人时还一笔一笔记账。要不是上诉人到法院起诉，要不是上诉人极尽搜刮之能事，不仅要被继承人的一分一厘，还要把汪卡亚、刘丽娟夫妇花在王瑞华身上的钱都要否定掉，谁还会去辛苦回忆之前的旧账，这些旧账如今要跟继承人算回来理所当然。至于从王瑞华银行卡转出钱，在王瑞华去世后，这些钱继续留在王瑞华卡里显然不恰当。根据王瑞华生前意愿，谁给他养老送终就把遗产给谁，汪卡亚、刘丽娟夫妇得到被继承人授权动用被继承人的遗产也并无不妥。况且，如今转出的钱都算在了王瑞华遗产中，汪卡亚、刘丽娟夫妇并无分得。4、针对汪卡亚在王瑞华去世后向其单位领取的丧葬抚恤费等40537元，被上诉人同意上诉人的意见将该款项分给负责安葬王瑞华一方，但一审法院已将其算进王瑞华的遗产中进行分配，这里请二审法庭将这笔款项从王瑞华的遗产中剥离出来，给负责安葬的被上诉人，用于后续安葬逝者王瑞华。5、在2019年4月1日以前，被继承人因为想把自己的养老送终托付给王某1，所以有回兰溪安葬的意愿，但上诉人放弃了被继承人以后，当被上诉人王某32019年4月8日到杭州中西医结合医院看望王瑞华时，王瑞华亲口提出要求要到丽水安葬，希望跟姐姐在一起。在王瑞华去世后，汪卡亚即委托其弟汪卡林联系丽水墓园，安排墓葬，并计划今年清明节安排骨灰安葬，由于上诉人于2019年6月12日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起诉，所以墓葬之事就耽搁下来了。此事，我们曾在追悼会结束时也都与来参加追悼会的亲戚及王某1讲过，事实上王某1除了接到我们的通知5月6日来参加了追悼会外，其他的事他从来都不过问。在王某1的起诉书中，根本没有让其安排王瑞华骨灰安葬的要求。6、至于是否应该将汪卡亚、刘丽娟夫妇履行的义务算在被上诉人王某3的上面，被上诉人认为，如果被上诉人王某3与汪卡亚、刘丽娟夫妇作为诉讼的整体，当然可以算。如果不可以算，汪卡亚、刘丽娟夫妇当庭申请参与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9条：“遗嘱人生前的行为与遗嘱的意思表示相反，而使遗嘱处分的财产在继承开始前灭失，部分灭失或所有权转移、部分转移的，遗嘱视为被撤销或部分被撤销。”被继承人在2019年4月1日将全部银行存款交给刘丽娟之时，就是对其2019年2月10日的遗嘱的否定，该遗嘱应视为被撤销或部分被撤销。汪卡亚、刘丽娟夫妇应取得因履行照顾被继承人的生活，处理被继承人后事而应得的剩余存款。至于被继承人的房屋则由法定继承人继承。7、上诉人在2019年4月1日放弃对被继承人治病生活照顾的义务，在一审整个庭审过程中，始终不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履行了义务，一审不让上诉人继承全部遗产理所当然。由于被继承人的房屋为不可分割之遗产，对房屋进行评估作价，让其余继承人分得相应的遗产份额，并没有错。上诉人拒绝对房屋进行评估，被上诉人当然有权申请法院对房屋进行评估，以便诉讼继续进行，上诉人对法官的恶意攻击完全没有道理。8、将助听器作为遗产处置没有意见，既然上诉人那么喜欢助听器，法庭可以判助听器归上诉人，并在上诉人分得的遗产中拿出相应的份额给其他继承人。另外，上诉人已经霸占被继承人的房屋一年七个月，被上诉人请求法院对上诉人霸占的房屋租金进行评估，并将其作为王瑞华的遗产进行分配。还有，被继承人王瑞华去世后，上诉人霸占王瑞华房屋而产生的水电、煤气、电视收视费在王瑞华银行卡中扣除的钱应全部向上诉人追缴，作为被继承人的遗产分配。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做出重新判决或发回重审，追加汪卡亚、刘丽娟夫妇参与诉讼，并根据2021年1月1日施行的《民法典》的要求追加兰溪、义乌、永康、上海代位继承人共同参与诉讼，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上诉人王某1承担。 二审中，被上诉人王某3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王某4与王某1嫂子的通话记录2页，证明王某1嫂子知道王某4的电话，多次要求王某4放弃继承。2、常住人口登记表2页，证明王瑞华的继承人情况，同时也证明上诉人在获取证明后没有如实向法院提交。3、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住院病人诊断证明书，证明王瑞华听力有障碍，需要使用助听器。 被上诉人王某4答辩称：赞同和支持王某3的答辩意见。根据遗嘱内容：“请领导主持把我的一切遗产赠送给长期陪伴我治病生活的侄儿王某1这一前提条件，亲友支持，协同处理好我的后事工作”的遗赠内容，结合被继承人王瑞华4月1日电话谈话记录：“他们放弃了对我的帮助”，因为之前有托付，被继承人所以才会用上“放弃”二字，及“我现在呢托我们自己家里面人照顾呢照顾不好……我要另求生路，因为我现在没有人帮助我了”等等话语，则根据遗嘱字据表达和电话谈话内容表达，结合联系一起，确认这份遗嘱为附义务的遗赠，其所附义务为：长期陪同治病，照顾生活以及处理好后事工作，这里指的是长期，同时也是本案争议的焦点。由此可加，被继承人王瑞华除处分自己的财产外，对自己日后的权益的保障，托付给上诉人非常清晰，被继承人更希望能将遗嘱更多地跟自身权益保障和责任挂钩，吩咐了后事，这就发生了遗赠中的义务，对于遗赠人的这种终意表示，应当尊重并予执行。附有义务的遗赠，则根据遗赠人是否履行遗赠所附义务，还需等到遗赠人死亡才能生效，而并非2月10日之前。 二审中，被上诉人王某4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被上诉人王某3提交的证据，上诉人王某1、被上诉人王某2的质证意见如下：该三份证据都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对象都不认可。对证据2，实际上不存在王某1刻意隐瞒被上诉人王某3、王某4的存在，因为王某1不知道王某3、王某4名字和身份号码，所以先起诉，要求法院先立案，再要求法院出具调查令调取两人的身份信息，追加王某3、王某4。对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反而能证明2019年3月25日之后王瑞华与汪卡亚夫妇通话的真实性，对于有听力障碍的人在没有佩戴助听器的情况下是不能与汪卡亚夫妻打电话的。 被上诉人王某4对上诉人王某3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 被上诉人王某3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证据1，不能证明王某3所要证明的内容，故本院不予确认。证据2，仅凭该证据不能证明王某3所要证明的内容，故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证据3，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依据有效证据，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均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被继承人王瑞华“把我的一切遗产赠送给长期陪我治病生活的娃兒王某1。希望其他亲友支持，协同处理好我的后事工作。”的遗嘱内容，结合被继承人王瑞华与王某1之兄王韶荣的谈话“我（王瑞华）已经对你们比较满意了”的录音内容，可以反映被继承人王瑞华将财产遗赠给王某1是因为王某1长期陪伴治病生活，而“希望其他亲友支持，协同处理好我的后事工作。”的内容，反映了王某1还应承担王瑞华的后事工作，因此原审法院认定该遗嘱为附义务的遗赠，其所附义务是王某1使被继承人王瑞华较为满意的陪伴照顾，包括日常生活、治病以及后事处理，并无不当之处。从王某3一审提交的证据可以反映，自2019年3月31日起，被继承人王瑞华向他人频繁拨打电话并要求帮助，在与外甥汪卡亚夫妇沟通中明确表示王某1放弃对其帮助，使其另求生路，寻求其他帮助,而王瑞华在2019年4月1日将其财产中的存款及理财计划说明书等交付给外甥汪卡亚妻子刘丽娟并告知密码的事实也能反映王瑞华对外寻求帮助这一事实的真实性。后续王瑞华的治疗与后事工作主要由王某3的儿子汪卡亚及妻刘丽娟负责。由此可以看出王某1并未尽到该遗赠所附之义务。鉴于王某1部分履行了照顾王瑞华日常生活、陪伴治病的义务，结合王瑞华的遗嘱，王某1可以继承部分王瑞华部分遗产。剩余遗产可通过法定继承，由王某3、王某2、王某4继承。同时考虑到王某3的儿子汪卡亚、儿媳刘丽娟也承担了王瑞华部分重病治疗、后事料理，王某3可适当多分遗产。原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酌情对遗产分配作出的处理，并无不当之处，本院予以认同。根据一审提交的证据可以反映，汪卡亚及其妻子刘丽娟于2019年4月3日为王瑞华购买了价值26700元的助听器一副，在王瑞华住院治疗期间垫付了医药费自费部分、护工费、护理用品等各种费用，在办理除安葬之外的后事过程中垫付了各种费用20000余元，上述费用，原审法院酌情认定为95000元，并无不妥，该垫付的款项应在遗产中予以扣除。至于王某1上诉提出价值26700元的助听器应作为遗产进行分配，因该请求未在一审中提出，故不属于二审审理范围，本院不作审查。综上，王某1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实体处理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840元，由王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韩 昱 审判员 周志军 审判员 韦 薇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朱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