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11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光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湖北）自贸区武汉片区关山大道1号光谷软件园1.1期产业楼A1栋2层。法定代表人：周昕，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祥,北京德恒(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国浩，北京德恒(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银保险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干将西路188号中国银行6楼601-616室。负责人：温咏，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刚，北京安杰（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武汉光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光谷）、上诉人中银保险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以下简称中银保险）因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8民初63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武汉光谷上诉请求：1.请求改判增加保险理赔款4.2万元及利息损失(以4.2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1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上诉费用由中银保险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本案保险赔偿金应为14万元（20万元-20万元*30%=14万元）。根据《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保险金额是指保险人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案涉保险单载明保险金额为20万，而融资租赁合同还约定了利息、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如无绝对免赔率的约定，赔偿的限额完全可以超过14万元。第二，根据特别约定第4条，14万元限额是扣减过绝对免赔率30%后的金额，该金额与被保险人划出的本金金额相一致，符合保障被保险人本金金额不受损失的订立保险合同目的，因此免赔率不应当被第二次适用。综上，保险赔偿金应为14万元，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中银保险二审辩称，第一，根据保险单第三条约定的保险金额为20万元及第四条约定的绝对免赔率30%，免赔金额为6万元。第二，武汉光谷的实际损失为13万元，扣除免赔金额6万元，实际保险赔偿金额为7万元。综上，本案即使需要理赔，保险赔偿金额也不能超过7万元。中银保险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武汉光谷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武汉光谷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太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保险)、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安诚保险)为本案必要共同诉讼参加人，一审法院未追加程序不当。二、涉案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是中银保险与投保人吉姆西公司。投保人吉姆西公司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签订保险合同，案涉保险合同应认定无效，在合同无效的情形下，武汉光谷作为保险合同关系人而非保险合同当事人，不享有合法的保险金请求权。三、一审判决以“信用保险合同是相对独立的合同，独立于基础交易合同，涉案租赁物是否存在、有无交付并不影响保险合同的效力”为由认定中银保险应当承担保险责任，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第一，本案必须考虑涉案《融资租赁合同》与信用保险合同之间的关系。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合法且无争议的租金本金应收款项的信用风险”为涉案保险标的。若《融资租赁关系》不真实、不合法，则因此而产生的损失并非“租金本金”损失，即该信用风险不是合同约定的保险标的，不在承保范围之内。第二，租赁物真实存在是确定武汉光谷能否收取“租金”的重要因素，并直接影响到承保的保险标的是否客观存在。1、租赁物不真实存在。武汉光谷主张其系通过售后回租方式与合利众公司发生的融资租赁关系。在车辆没有生产出来的情况下，合利众公司除了在吉姆西公司通过诈骗手段获得的虚假的车辆所有权证上有过登记以外，根本就没有“自有物”出卖给武汉光谷。武汉光谷作为买受人和出租人，不能在没有“租赁物”的情况下买卖和出租，因此，确认租赁物真实存在，是确定本案是否为售后回租、涉案基础交易合同是否存在收取“租金本金”风险这一保险标的的不可或缺的因素。2、武汉光谷必须确定租赁物真实存在。武汉光谷有确认租赁物真实存在的义务，但武汉光谷在出具《租赁物交接确认单》时，租赁标的物根本就不存在，其出具了虚假的确认单，并做为投保单证出示给了中银保险，直接导致中银保险据此考量承保风险而出具了保险单。3、若租赁标的物不存在，则售后回租关系不存在，武汉光谷无权收取“租金本金”。租赁标的物不存在的售后回租，虽名为融资租赁合同，但实际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因此而产生的应收款项不是“租金本金”，也即不是《企业应收款项信用保险单》项下的保险标的。四、假设在涉案保险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因存在如下几种情况，中银保险依据合同约定也不应承担保险责任。第一，保险合同所承保的信用风险并未发生。根据涉案《企业应收款信用保险单》特别约定第1条约定，保险人承保的应收款信用风险是“租金本金”，而不承保除此以外的信用风险。如前所述，在武汉光谷无权根据基础交易合同收取“租金本金”的情况下，其所主张的应收款项风险并非保险合同约定的信用风险，中银保险公司对此不承担保险责任。第二，武汉光谷所主张的应收款项非法且有争议，不属于保险责任条款约定的应收款项。基于本案事实，考虑“售后”和“回租”两重关系均为虚假的情况下，武汉光谷所主张的应收款项必然是存在争议的应收款项。第三，武汉光谷明知且没有督促吉姆西公司根据国家政策申请补贴。根据涉案《企业应收款信用保险单》8.特别约定：第7条约定“投保人未按国家新能源补贴政策及时申请各项补贴，且被保险人已知并未履行督促义务，保险人将不负赔偿责任。”本案投保人吉姆西公司骗取国家财政补贴，其显然没有按国家新能源补贴政策申请补贴，武汉光谷明知且没有督促吉姆西公司根据国家政策申请补贴，故中银保险也不负赔偿责任。五、涉案租赁物不存在且没有实际交付，而导致保险标的的风险程度显著增加，武汉光谷未通知中银保险，中银保险也不承担保险责任。本案中，武汉光谷在租赁标的物未实际交付，承保风险显著增加的情况下，没有通知中银保险，因此，中银保险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六、即使中银保险需承担责任，保险金亦仅为3.5万元。本案中，武汉光谷的实际损失金额为13万元，扣除免赔率30%为6万元，同时根据《投保单》第9条及保险人承保时出具的《企业应收款项信用保险单》“联共保份额明细”的约定，故只需支付保险赔偿金的50%即3.5万元【（20-20*30%）*50%】。至于其余50%的份额(太平保险苏35%，安诚保险15%)，武汉光谷无权向中银保险主张。七、一审判决以中银保险在(2017)苏0508民初1150号民事案件中答辩不承担赔偿责任为由，认定中银保险应当自2017年9月10日起向武汉光谷支付利息损失不当，生效裁判文书认定武汉光谷在当时向中银保险主张保险赔偿金的条件尚不具备，中银保险拒绝赔付保险金是合理合法的，不属于未及时履行支付保险金义务的情形，因而也无需赔偿利息损失。综上，本案所涉保险合同无效，即使在保险合同有效的情况下，中银保险也无需承担支付保险金的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改判。武汉光谷二审辩称，其二审意见同一审意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保险赔偿金额应为14万元。武汉光谷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中银保险向武汉光谷支付保险赔偿金14万元，及自2017年2月22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8%计算)；2、诉讼费用由中银保险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18日，武汉光谷（出租方）与苏州合利众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利众公司）（承租方）签订编号为光谷租赁租字第[2015]8-0004号《融资租赁合同》一份，约定：本次融资租赁采用售后回租的方式，即出租人根据承租方的要求，自承租人处购买租赁物，再将租赁物出租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依约向出租人支付租金及相关费用；租赁物件名称为纯电动轻型客车、型号JSK6602EV、车牌苏Ｅ×××××、发动机号1508056、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LA9EABFD3FSJSK446、单价20万元；承租人以融通资金为目的，向出租人出售租赁物，本合同签署同时，出租人（买受人）应与承租人（出卖人）签订《买卖合同》；由于本合同项下的方式为售后回租，故本合同及《买卖合同》一经生效，即视为承租人（出卖人）向出租人（买受人）交付了出租人购买的租赁物，同时应视为出租人向承租人交付了本合同项下的租赁物，两项交付同时完成，承租人应向出租人同时出具《租赁物件所有权转让确认书》和《租赁物确认书》；租赁物的购买价格由出租人根据《买卖合同》的约定向承租人支付，有关购买租赁物应缴纳的税款、费用等，由承租人承担，出租人不再承担任何责任；租赁期满，在承租人付清全部租金及本合同项下所有应付款项后，承租人以人民币1元的名义价款回购租赁物；租金由租赁本金和租赁利息组成，租赁本金即为租赁物的买卖总价款，总额为人民币20万元，于2016年9月30日支付，租赁利率为固定年利率8%。出租人与承租人一致同意，承租人委托吉姆西公司代其支付全部租金；承租人应当在出租人支付租赁物购买价款的同时向出租人支付租赁保证金6万元作为其履行本合同项下义务的担保，如承租人违反本合同约定，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义务，出租人有权从租赁保证金中扣划应支付给出租人的款项，租赁保证金可由出租人从应向承租人支付的租赁物购买价款中直接扣除。承租人应当在出租人支付租赁物购买价款的同时向出租人支付租赁手续费1万元，可由出租人从应向承租人支付的租赁物购买价款中直接扣除。承租人应当向出租人提供如下担保，确保出租人实现本合同约定的全部债权及其他权利：吉姆西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租赁标的物办理抵押至武汉光谷名下；中银保险为本笔融资租赁业务承保企业应收款项信用保险。作为合同附件，双方还签订了《租赁物清单》、《租赁物件所有权转让确认书》、《租赁物交接确认单》、《租赁物接收确认书》、《租金支付表》等。上述事实，由《融资租赁合同》予以证明。2015年11月18日，合利众公司（出卖人、承租人）与武汉光谷（购买人、出租人）签订编号为光谷租赁购字第[2015]8-0004号《买卖合同》一份，约定：合利众公司向武汉光谷申请办理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本合同标的物即双方之间编号为光谷租赁租字第[2015]8-0004号《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租赁物，名称为纯电动轻型客车、型号JSK6602EV、车牌苏Ｅ×××××、发动机号1508056、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LA9EABFD3FSJSK446，购买价款为20万元。武汉光谷将标的物购买价款支付至合利众公司指定的吉姆西公司账户。2015年11月18日，武汉光谷（担保权人、主合同出租人）、吉姆西公司（保证人）、合利众公司（主合同承租人）签订编号为（2015）年光谷租赁保证8-0004号《保证合同》一份，约定：吉姆西公司对主合同即编号为光谷租赁租字第[2015]8-0004号《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担保。2015年11月18日，武汉光谷（抵押权人、主合同出租人）与合利众公司（抵押人、主合同承租人）签订编号为（2015）年光谷租赁抵押8-0004号《抵押合同》一份，约定：合利众公司将抵押物，即名称为纯电动轻型客车、型号JSK6602EV、车牌苏Ｅ×××××、发动机号1508056、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LA9EABFD3FSJSK446的车辆抵押给武汉光谷，作为对主合同即编号为光谷租赁租字第[2015]8-0004号《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债务的抵押担保。车牌苏Ｅ×××××的车辆于2015年9月30日进行机动车登记，所有权人为合利众公司，该车辆于2015年11月20日办理了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为武汉光谷。上述事实，由《买卖合同》、《保证合同》、《抵押合同》、机动车登记证书予以证明。2015年11月27日，吉姆西公司为武汉光谷向中银保险投保了企业应收款项信用保险。在投保单的特别约定中明确：“1、本保单的应收款项仅指编号为光谷租赁租字第[2015]8-0004号项下的租金本金。对应抵押合同编号为（2015）年光谷租赁抵押8-0004号，抵押标的信息为品牌型号“东吴牌JSK6602EV”，车牌号苏Ｅ×××××。2、被保险人截止2016年9月30日未收到承租人或投保人支付的全额本金，则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提出索赔申请，保险人予以受理。3、本保单附加企业应收款项信用保险特约条款（B），等待期90天。4、本保单的绝对免赔率为保险金额的30%,即本保单最高赔偿限额为14万元，如被保险人在提出索赔申请时或在等待期内已收到承租人或投保人的部分租金，则保险人在理赔时予以扣除相应款项。……7、投保人未按国家新能源补贴政策及时申请各项补贴，且被保险人已知并未履行督促义务，保险人将不负赔偿责任。8、投保人与保险人双方协商并同意，本保险合同所承保的租金本金不能被认定为被保险人的投资损失，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应按本保险合同约定承担赔偿责任。9、本保单由中银保险主承保，占比50%，从共方为太平保险占比35%；安诚保险占比15%。10、本特别约定与《企业应收款信用保险条款》约定不一致之处，以本特别约定为准。在投保单上由吉姆西公司盖章确认。同日，中银保险出具了企业应收款项信用保险单，保险单中明确：投保人为吉姆西公司，被保险人为武汉光谷，保险金额20万元，保险期间11个月，自2015年11月28日零时起至2016年9月30日二十四时止；特别约定部分条款内容与投保单中特别约定条款内容相同，在保单的承保公司一栏，加盖了中银保险承保专用章。上述事实，由企业应收款项信用保险单、中银保险提供的投保单予以证明。在保险单所附的《企业应收款项信用保险条款》第二条明确：“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及批单组成，凡涉及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取书面形式。”第三条明确：“被保险人的应收款项，在保险期间内如已逾期180天仍未能足额收回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向被保险人赔偿上述未能收回的应收款项。应收款项是指企业在正常经营过程中形成的合法且无争议的各种债权”。第十六条明确：“保险人的赔偿金额为被保险人已逾期180天仍未足额收回的应收款款项的金额”。上述事实，由《企业应收款项信用保险条款》予以证明。2015年11月30日，武汉光谷根据合利众公司付款指令支付吉姆西公司13万元购车款，其中已扣除合利众公司应支付武汉光谷的《融资租赁合同》的保证金6万元及手续费1万元。武汉光谷陈述，本案主张支付保险赔偿金14万元是租金20万元将保证金6万元抵扣后的剩余款项，至今未收到合利众公司支付的任何租金款项。上述事实，由付款指令、委托扣款函、银行转账凭证及庭审陈述予以证明。2015年12月21日，中银保险（主承保人）、太平保险（共保人）、安诚保险（共保人）签订《吉姆西公司2015年度保险共保协议》一份，约定：共保项目为吉姆西公司2015年度保险项目，共保险种为企业应收款项信用保证保险，每车保险金额为20万元，共保比例为中银保险50%、太平保险35%、安诚保险15%。共保责任为中银保险作为保险人各方代表履行保险人的责任和义务，太平保险、安诚保险双方按共保比例承担连带责任。中银保险作为主承保人，根据本共保协议负责承保出单、与被保险人联系及负责理赔工作。太平保险、安诚保险双方同意，由中银保险按商定的理赔处理权限负责处理所有理赔事宜。上述事实，由《吉姆西公司2015年度保险共保协议》予以证明。武汉光谷与合利众公司共计签订30份性质相同的《融资租赁合同》，含本案所涉车辆在内，均由吉姆西公司向中银保险投保了以武汉光谷为被保险人的企业应收款项信用保险。吉姆西公司（卖方）与合利众公司（买方）于2015年9月签订了《电动汽车销售合同》一份，约定销售货物为30辆纯电动轻型客车、型号JSK6602EV、单价279000元（含17%增值税）。付款方式为车辆回租方式付款，即合利众公司同意以融资租赁方式回租付款，在吉姆西公司指定的武汉光谷办理融资租赁业务，由合利众公司先支付车辆首付款，如融资租赁业务办理成功，则由武汉光谷代合利众公司支付车辆尾款600万元。上述30辆车辆已在公安车管部门办理了车辆登记手续，并领取了机动车行驶证，同时投保了中银保险的机动车交强险。2016年4月，含本案所涉车辆在内29辆机动车行驶证被公安车管部门以“吉姆西”案件调查需要为由予以收回，并对30辆车辆在车管所电脑系统中予以锁定、查封。上述事实，由《电动汽车销售合同》、交强险保单、车辆管理所情况说明、收条、关联案件查询等予以证明。2016年4月25日，财政部驻青海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出具《关于吉姆西公司2015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专项检查的财政检查报告》一份，被查人为吉姆西公司，其中载明“2015年吉姆西公司虚构新能源汽车789辆，以销售对象的名义，将437辆作为租赁物向武汉光谷融资租赁，融入资金5883万元直接汇入了吉姆西公司，剩余352台车辆正在办理融入资金相关手续。”“买卖双方合谋骗取补贴，且大量车辆闲置，……其中合利众公司购买吉姆西公司的30辆新能源电动汽车，现场核查28辆，2辆未发现，且28辆中17辆部分零配件是2016年生产”。报告建议：“1、将吉姆西公司相关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和涉及到各地车管所提前办理车辆登记注册等行为一并移送司法机关立案调查；2、财政部收回预拨给吉姆西公司的补贴款4532万元和相关利息，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该公司进行行政处罚；3、……”。2016年9月13日，财政部向吉姆西公司作出《财政部关于吉姆西公司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专项检查的处理决定》，其中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明确：“你公司通过编造材料采购、车辆生产销售等原始凭证和记录，上传虚假合格证、违规办理机动车行驶证的方式，虚构新能源汽车生产销售业务，多申报2015年销售新能源汽车1131辆，涉及中央财政补助资金26156万元……”,并作出处理决定“对你公司停止执行中央财政补贴政策，对你公司2015年度销售的全部新能源汽车中央财政部不予补助，并追回预拨的2015年中央财政部补助资金4532万元”。2016年10月13日，苏州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作出起诉意见书，认为吉姆西公司实际控制人杨水平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手段，骗取国家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数额巨大，涉嫌诈骗罪，依法将此案移送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追究杨水平等人刑事责任。2017年4月28日，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检察院作出起诉书，认为杨水平等人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依法提起公诉。2017年5月4日，一审法院以诈骗罪为案由将该案立案，案号为（2017）苏0508刑初342号，一审法院并2018年4月28日作出一审刑事判决书。后杨水平等部分被告人提起上诉，本院对该案进行了二审审理，案号为（2018）苏05刑终591号，本院于2019年6月14日作出二审刑事判决书，终审判决已生效。在刑事案件中，法院查明“吉姆西公司虚报补助纯电动客车978辆，欲骗取2015年与2016年国家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差额为人民币2亿余元，实际生产销售纯电动客车194辆”；合利众公司的股东“证人李某,4的证言：合利众公司2015年9月与吉姆西公司签订购买30辆电动客车的合同，2016年1月提30辆”；“根据上诉人杨水平提供的手写材料、苏州市交警支队2016年4月25日的核查报告、运输人员及买车客户的证言等证据，本院（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粗略统计，2016年1月至6月，除去退车等因素，吉姆西公司实际生产、交付的新能源汽车700辆左右，另有部分车辆被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扣押”。2017年10月11日，一审法院法官就武汉光谷与合利众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的30辆车辆情况向杨水平作谈话笔录一份，杨水平陈述：合利众公司的30辆车已交付给合利众公司，有可能签订合同的时候部分车辆还没生产出来，我们提前上牌了，但最后都生产出来交付了。上述事实，由一审法院调取的《关于吉姆西公司2015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专项检查的财政检查报告》、《财政部关于吉姆西公司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专项检查的处理决定》、苏州市公安局直属分局起诉意见书、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一审法院（2017）苏0508刑初342号立案登记表、一审法院（2017）苏0508刑初342号刑事判决书、本院（2018）苏05刑终591号刑事判决书等证据予以证实。2017年2月22日，武汉光谷起诉中银保险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在一审法院受理，案号为（2017）苏0508民初1150号，即为涉案的保险合同关系，一审法院于2018年4月30日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经审查认为，本案吉姆西公司为武汉光谷向中银保险投保的《企业应收款项信用保险合同》，保险标的武汉光谷与合利众公司之间《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租金。而《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租赁物新能源电动汽车，又系吉姆西公司向合利众公司出售。根据一审法院核查，吉姆西公司与合利众公司之间车辆交易，涉及到吉姆西公司涉嫌虚构销售业务骗取国家新能源汽车补助的刑事犯罪，而相关的刑事案件正在一审法院审理中。因此，有关本案保险合同项下保险标的是否真实、合法成立等基本事实，涉及到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武汉光谷起诉主张保险赔偿金的条件尚不具备，其可待相关事实在刑事案件中得到确定后再行起诉主张相关权利，一审裁定驳回武汉光谷的起诉。后武汉光谷提起对该民事裁定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12日作出（2018）苏05民终471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后待刑事案件审理完毕后，武汉光谷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中银保险出具的企业应收款项信用保险单合法有效。从刑事案件中查明的吉姆西公司骗取国家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的方式来看，涉案保险合同的订立并非实施犯罪的必要环节，武汉光谷或承租人合利众公司亦未涉嫌刑事犯罪的共犯，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合同义务。保险合同具有射幸性，以不确定事项作为合同标的，涉案保险合同的功能即为保障应收款项的安全，当合利众公司不履行支付租金义务时，应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信用保险合同是相对独立的合同，独立于基础交易合同，涉案租赁物是否存在、有无交付并不影响保险合同的效力。其次，关于保险赔偿金额的认定，根据企业应收款项信用保险单对应的应收款项为《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租金本金，而《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本金为20万元，本案中武汉光谷已将合利众公司缴纳的保证金6万元抵扣租金，剩余14万元根据企业应收款项信用保险单上免赔率30%的约定，最终理赔款项应为14万元-14万元×30%＝9.8万。对于中银公司辩称的手续费1万元应当抵扣租金，一审法院认为手续费系因武汉光谷提供融资租赁服务而收取的费用，武汉光谷已提供了服务，手续费收取并无不当，不应作为租金抵扣。再次，关于利息的诉讼请求，根据法律规定，在保险公司未及时履行赔偿义务时，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武汉光谷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在其提起案号为（2017）苏0508民初1150号的第一次诉讼案件前已申请过理赔，但该案件的诉讼请求即为主张中银保险支付理赔款，起诉亦能产生申请理赔的法律效果。经查，（2017）苏0508民初1150号案件于2017年2月22日立案受理，中银保险提出了管辖权异议，一审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后，中银保险提起了上诉，本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的民事裁定书，后案件进入实体审理，中银保险于2017年9月10日提交答辩状认为保险合同无效，不承担赔偿责任，至此中银保险已表明了拒绝理赔的意见。综合上述情况，一审法院认为利息损失应当自2017年9月11日起算，武汉光谷按照《融资租赁合同》中约定的租金利率年利率8%来主张保险理赔款的利息损失，没有依据，且该计算标准过高，一审法院酌情予以调整。最后，关于中银保险辩称的共保情形，一审法院认为，虽然保险单上特别约定中有共保内容，但保险单上承保公司仅由中银保险一家盖章，《吉姆西公司2015年度保险共保协议》是在保险单出具后才签订的，并且从共保协议的约定来看也是由中银保险作为主承保人对外承担保险理赔责任，共保协议系对理赔责任在三家保险公司内部分摊比例，并不能对抗武汉光谷向中银保险主张全部理赔责任。因此一审法院对中银保险的该项答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中银保险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武汉光谷支付保险理赔款98000元及利息损失（以98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1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驳回武汉光谷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00元，由武汉光谷负担850元，中银保险负担2250元。二审经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的二审争议焦点，本院集中评析如下：一、关于太平保险、安诚保险是否为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参加人。本院认为，虽然保险单上特别约定中有共保内容，但保险单上承保公司仅由中银保险一家盖章，且《吉姆西公司2015年度保险共保协议》亦约定是由中银保险作为主承保人对外承担保险理赔责任，至于三家保险公司约定的分摊比例系内部约定，武汉光谷向中银保险主张全部理赔责任并无不当，中银保险可依据共保协议另行和两家保险公司按照比例分摊。故一审法院未追加太平保险、安诚保险，并无不当。二、关于吉姆西公司的违法犯罪行为与案涉保险合同的关系及涉案标的物是否存在、有无交付是否影响涉案保险合同的效力。本院认为，首先，根据《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业务监管办法》第一条的规定，信用保险，是指以履行信用风险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信用保险的信用风险主体为履约义务人，投保人、被保险人为权利人。又根据《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业务监管办法》第十五条“保险公司应当对融资性信保业务履约义务人的资产真实性、交易真实性、偿债能力、信用记录等进行审慎调查和密切跟踪，防止虚假欺诈行为”的规定，保险公司具有审查基础交易合同真实性的义务。刑事案件虽已查明了吉姆西公司骗取国家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的事实，但合利众公司和武汉光谷并非该刑事案件的共犯，且基础交易合同的审查义务主体系中银保险。同时结合信用保险独立性原则，信用保险独立于基础交易合同，故涉案租赁物是否存在、有无交付不影响本案信用保险合同的效力。一审法院认定涉案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并有效，并无不当。三、关于所涉信用风险是否发生、理赔条件是否成就。本院认为，涉案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并有效，各方当事人应按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中，吉姆西公司为投保人，武汉光谷为被保险人，合利众公司为履约义务人。同时结合涉案保险合同中应收款项的约定即指《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租金本金，故当合利众公司不履行支付租金义务时，应由中银保险承担赔偿责任。四、关于保险金及利息如何认定。本院认为，武汉光谷已将合利众公司缴纳的保证金6万元抵扣租金，故武汉光武公司的租金本金损失为14万元。至于中银保险认为1万元手续费，应在租金本金中予以扣除的意见，因武汉光谷系因融资租赁服务而收取的费用，且武汉光谷提供了服务，故对中银保险认为应在租金本金扣除的意见，一审法院未予以采纳，并无不当。至于免赔额的计算，应以14万元为基数扣除30%的免赔率，故本案最终理赔额为9.8万元（14万元-14万元*30%）。故对武汉光谷、中银保险关于保险金的上诉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至于利息，根据《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保险人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一审法院结合武汉光谷第一次诉讼案件及中银保险在2017年9月10日答辩状明确的拒绝理赔意见，认定利息损失自2017年9月11日起诉并酌情调整利率标准，并无不当。此外，中银保险还主张吉姆西公司没有按国家新能源补贴政策申请各项补贴，武汉光谷明知且没有履行督促义务，故中银保险不负赔偿责任。中银保险的该主张，未提交证据证实，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武汉光谷、中银保险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武汉光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缴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50元，由武汉光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负担（武汉光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多缴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250元，本院予以退还）；上诉人中银保险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缴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100元，由中银保险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蔚珏审判员  赵丽丹审判员  水天庆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龚璐瑾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