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9516号 上诉人（原审本诉被告、原审反诉原告）黄光荣，男，1988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 委托代理人张月红，上海汇业（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本诉原告、原审反诉被告）浙江圣云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九盛路9号14幢1楼108室。 法定代表人操喜全，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黄云鹿，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光荣与被上诉人浙江圣云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云通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4民初70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韦薇独任审判，于2020年12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光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月红，被上诉人圣云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云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7年11月11日，圣云通公司（乙方）与黄光荣（甲方）签订《跨境电商运营咨询服务合同》一份，约定甲乙双方将在跨境电商方面合作开展业务，由甲方提供产品，乙方为甲方提供其产品在亚马逊的代运营服务。该合同“第一条跨境电商咨询服务内容”约定，乙方组建咨询顾问团队负责针对项目，提供跨境电商咨询服务，主要做以下四个模块的规划咨询服务：市场模块（咨询服务内容包括目标市场分析、竞争对手分析、渠道可行性分析）、产品模块（咨询服务内容包括产品线规划、产品筛选和卖点提炼、产品展示及传播手段、产品定价模型、产品利润计算）、服务模块（咨询服务内容包括国际物流方式选择和规划、清报关流程规划和成本试算、海外仓储物流规划和成本试算）、运营支持模块【咨询服务内容包括IT系统规划、财务流程梳理（包括海外收款、回款流程规划）、财务体系规划、知识产权体系规划】。该合同“第二条跨境电商运营服务内容”约定，乙方基于对甲方开展跨境电商业务所必备的几个模块进行咨询服务的基础上，开展对甲方跨境电商业务的运营服务，服务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模块：运营服务（运营服务期为3年，从2017年12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止；乙方把甲方提供的产品通过甲方自有的亚马逊账号在亚马逊平台代销，该亚马逊账号为甲方所有，乙方则以甲方名义进行运营服务；乙方针对咨询服务得出的数据制定整个项目计划和销售目标，投入产出分析，市场营销预算等供双方作为参考并依据该计划实施运营；在运营期间，乙方每月向甲方提供销售数据，并针对销售数据进行回顾和下月工作计划，甲方可在乙方提供的IT系统中自行获取）、IT系统支持和维护服务（乙方提供圣云通Sevnton跨境电商IT系统来支撑甲方的跨境电商项目，甲方在服务期间内拥有该IT系统的免费使用权，IT系统包括销售报表模块、采购模块、库存模块、目标和周报管理模块、EDI数据交换和对接模块）、营销策划和执行服务（乙方匹配专业的营销人员针对甲方项目制定营销计划并负责营销预算执行）、国际物流及海外仓储物流服务（乙方匹配专业的物流人员负责甲方产品的国际物流线路优化、状态跟踪，保证产品及时准确地运达仓库，同时提供甲方海外仓储物流发货服务）、财务管理和追踪服务（乙方匹配专业财务团队对甲方的项目进行财务监控和核算，在每月中旬提供上月的运营利润报表、库存报表，同时乙方在美国匹配专业服务、财务人员协助甲方进行税务申报及滞销产品处理等本地事务）、知识产权服务（乙方对甲方产品进行知识产权规划，经甲方同意，根据具体情况申请商标、专利等，申请费及服务费由甲乙双方另行约定）。该合同第三条共两款，包括第一款电商咨询及市场调研收费标准和支付条款、第二款跨境电商运营服务收费标准和支付条款，约定乙方针对甲方提供本协议第一条的四个模块服务，收取前期一次性咨询服务费为128000元，甲方应在合同签订后的三个工作日之内支付该笔费用至乙方账户；运营服务期间乙方根据对甲方提供的本协议第二条中对应的六项服务收费，总体收费标准为净销售额的10%，即每月从产品实际产生的销售额中提取净销售额10%作为乙方运营服务费来覆盖乙方运营服务成本，净销售额计算方式为当月实际销售额减去当月退款；乙方承诺，在甲方产品上线开始运营其12个月，保证运营业绩达到十五万美金，若未达成，按未达成率退款；运营过程中，乙方告知甲方各项费用的预算或者发生规则，并于次月15日之前发送上月财务数据给甲方（通过对接人邮件）核对，告知甲方上月的销售额、亚马逊产生的一系列费用，以及支付给乙方的佣金；甲方若有异议需在收到月报后五日内提出，逾期视为甲方同意乙方财务数据内容，则甲方按照月报相关数据在该月25至30日期间支付本条第5款约定的服务费。该合同“第四条责任归属条款”约定，乙方运营人员在账号运营过程中，由于管理不当造成的账号被关闭，则由乙方承担责任并赔偿甲方造成的损失。该合同“第五条其他”约定，如果任何一方中途提出解除本合同的，应向对方支付已发生的实际成本和相关费用。2017年11月14日，黄光荣向圣云通公司支付案涉合同第三条第一款约定的费用128000元。上述合同签订后，双方于2018年1月开始履行合同，黄光荣已支付2018年1月至7月的佣金。2018年8月的净销售额为6013.51美元，佣金为4120元；2018年9月的净销售额为7905美元，佣金为5451元；2018年10月的净销售额为15682.76美元，佣金为10621元；2018年11月的净销售额为34127.67美元，佣金为23753元。2018年12月4日，圣云通公司向黄光荣发送商务通知函一份，要求黄光荣于2018年12月11日前支付2018年8至11月的佣金。上述合同履行过程中，圣云通公司同意免除黄光荣2018年8、9月份的佣金。圣云通公司员工吴迪以通过钉钉聊天告知黄光荣“由于SevntonStore账号之前团队操作失误，账号安全性受到影响，导致急救毯推广进度受到影响产生部分积压库存，等”。圣云通公司员工姚佳莉曾通过钉钉聊天与黄光荣商议处理上述问题，双方协商后同意移除圣云通账号的库存。 2019年7月圣云通公司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黄光荣立即支付佣金44145元；2、黄光荣支付自2018年12月1日起以44145元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服务费日止的利息（其中暂计算至起诉日计741.64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黄光荣承担。黄光荣一审反诉请求：1、请求确认圣云通公司与黄光荣签订《跨境电商运营咨询服务合同》于2018年11月24日解除；2、圣云通公司返还黄光荣85000元服务费；3、圣云通公司赔偿黄光荣损失53344.14元；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圣云通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案涉跨境电商运营咨询服务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法，对其具有约束力。双方均同意上述合同于2018年11月24日解除，原审法院予以确认。结合在案证据及当庭陈述，圣云通公司要求支付佣金的本诉诉请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鉴于圣云通公司当庭同意免除2018年8、9月的佣金，黄光荣应支付2018年10月、11月的佣金共计人民币34374元。关于圣云通公司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案涉合同虽约定黄光荣按照月报相关数据在该月25至30日期间支付第三条第5款约定的服务费，但该合同第三条并不存在“第5款”，应认为约定不明，故原审法院对圣云通公司诉请的计至其起诉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不予支持，逾期利息应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黄光荣付清全部佣金之日止，圣云通公司主张按同期人民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亦属合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黄光荣所提反诉诉请：（1）关于服务费。案涉合同明确约定128000元为前期一次性咨询服务费，并未约定按合同履行期限计算，原审法院对黄光荣关于该128000元涵盖整个约定合同期的反诉诉称不予认定；且上述服务费并非合同第三条第二款约定的跨境电商运营服务费，不适用合同第三条第二款第5项之约定，故黄光荣主张圣云通公司未达成销售业绩而要求退款的理由亦无合同依据。故综上，原审法院对黄光荣要求返还该85000元的反诉诉请不予支持。（2）关于黄光荣主张的损失，黄光荣所提证据仅能反映双方就圣云通账号安全问题导致库存积压的情况进行协商处理，但不足以证明其是否实际发生损失及具体的损失金额，故原审法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浙江圣云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黄光荣于2017年11月11日签订的《跨境电商运营咨询服务合同》于2018年11月24日解除；二、黄光荣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浙江圣云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佣金34374元；三、黄光荣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浙江圣云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逾期付款利息（以实际未付佣金为基数按年利率4.35%从2019年7月23日起计算至佣金实际付清之日止）；四、驳回浙江圣云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本诉诉讼请求；五、驳回黄光荣的反诉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按规定减半收取的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461元，由浙江圣云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08元，由黄光荣负担353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1533元，由黄光荣负担。 宣判后，黄光荣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对咨询服务收费格式条款的认定存在错误。1、第三条第一款的咨询服务条款应属于格式性预付费合同条款。原协议的第三条第一款，系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明显属于格式性预付费合同条款，应当与一般消费合同条款相区别。根据（2019）浙0104民初5059号、（2018）浙0104民初10628号等民事判决书，被上诉人提供的服务合同因“一次性咨询服务费”格式条款存在歧义，导致多个客户误解起诉被上诉人。上诉人有理由相信，被上诉人长期利用交易地位不平等性签订此类格式性预付费合同条款，逃避合同履行中的风险，进行不道德的商业牟利活动。在合同实践中，经营者作为格式条款提供方，其往往掌握有雄厚资本、大量资源以及不对称信息，这无疑会使经营者在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交易过程中处于主动，并占据优势地位。与之相对，消费者由于其对于该企业及其行业掌握的信息有限，而且其了解的交易情况以及交易信息均相对比较匮乏，在一定程度上使消费者处于相对劣势的交易地位，从而致使合同双方在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交易过程中丧失了订立合同原本应有的平等性，主动性全部倾向于经营者，使当事双方信用风险倒置。一次性收取预付费的格式合同的执行过程有别于日常交易活动中常见的货到付款，分期付款，赊账等。在预付式消费合同的实践过程中，经营者的经营风险随着合同签订转移到消费者身上。在预付式合同中，消费者预先向经营者支付一次性、全额服务款或货款后，使得其在后续合同执行过程中的纠纷解决，退款事宜等相关维权活动的有利地位丧失殆尽，这种有悖于公平原则、风险责任倒置的合同履行方式就使得消费者在实际合同履行的过程中承担了经营者不履行、不完全履行或瑕疵履行的合同风险，消费者无法针对这种对未来的期盼而招致的风险主张不安抗辩权或同时履行抗辩权等。2、对于此类限制权利的预付费合同格式条款，被上诉人未尽合理的提示义务。如（2019）浙0104民初7010号判决书所言：“合同明确约定128000元为前期一次性咨询服务费”，但“并未约定合同期履行期计算”。即被上诉人未履行合理提醒义务，被上诉人仅仅对咨询服务价格进行字体、下划线的标注，并不意味着已经履行了提醒义务。具体而言，对于该条一次性预付咨询服务的格式条款，应当属于“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如判决书所言：“上述服务费（跨境电商咨询服务）并非合同第三条第二款约定的跨境电商运营服务费”。既然原审认定第三条第一款“跨境电商咨询服务”与第三条第二款“跨境电商运营”不同，那么理所当然，两者的支付金额、履行期限、结果评估、违约责任、救济方式均不相同，那被上诉人就有法定义务采取合理、明显的方式对第三条第一款的格式合同条款提示上诉人注意。但被上诉人有意回避第三条第一款“跨境电商咨询服务”的履行期限、结果评估、违约责任、救济方式等重要合同要素，未使之为上诉人所知悉和接受，以致上诉人误认为第三条第一款“跨境电商咨询服务”与第二款“跨境电商运营”的履行期限、结果评估、违约责任、救济方式等均是统一的、一致的，即都是：①履行期限为三年（2017年12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止）；②运营业绩未达到拾伍万美元，则按未达成率退款。故，根据《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二十五条、二十六条规定，即便合同双方签订了有效合同，但这条关于“跨境电商咨询服务”的条款因未履行格式条款订立规范而不能作为合同内容的有效部分予以确认。3、上诉人已经按约定比例向被上诉人支付了10月、11月份的佣金。根据双方原协议第三条第二项第四款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在12月3日发生的聊天记录，被上诉人已经确认了7、8、9月份免除服务佣金的事实，且因多个月份的月销售额均未达到3万美金的标准，故被上诉人同意10月、11月份佣金按补充约定对应的5%的比例收取。又据上诉人提供的银行流水，上诉人已经于2018年12月4日向被上诉人分四笔转汇了10月、11月份的佣金款项，金额分别为：5000元、5000元、5000元、2344元，共计17344元整。因此，上诉人无须再向被上诉人支付10月、11月份的佣金。4、因被上诉人的操作失误，仅上诉人的德迈一个账户最少损失已达8513元。被上诉人员工吴迪以通过钉钉聊天告知上诉人：“由于SevntonStore账号之前团队操作失误，账号安全性受到影响，导致急救毯推广进度受到影响产生部分积压库存，等”。被上诉人的另一名员工姚佳莉也曾通过钉钉聊天与黄光荣商议处理上述问题，双方协商后同意移除圣云通账号的库存。上诉人的急救毯库存数据分别存储在被上诉人的德迈、圣云通两平台账户（其中，因圣云通账户无法登录，该平台账户中的数据无法下载），根据上诉人最新统计的《德迈账户移除订单损失明细》，上诉人的德迈账户分别两次被移除共计468件急救毯，分别为10件套28件、6件套247件、4件套187件，全部成本为7530元；每移除一件费用为0.3美金，共计983元，仅上诉人的德迈账户最少损失已达8513元。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对“跨境电商咨询服务”格式条款的争议内容，应按上诉人一方理解进行。根据《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八条的规定，现合同双方显然对该格式条款理解发生了争议，应当作出不利于被上诉人的解释，即第三条第一款“跨境电商咨询服务”的履行期限、违约救济与第三条第二款“跨境电商运营服务”相一致，即：①履行期限为三年（2017年12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止）；②运营业绩未达到拾伍万美元，则按未达成率退款。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明确对彼此丧失了信任基础，双方合同失去了继续履行的可能，故解除合同为宜。关于合同解除后的法律后果，上诉人系一次性预交咨询费用服务，在预付费消费模式下，上诉人作为消费者要求按理解的违约救济方式退款，即“运营业绩未达到拾伍万美元，则按未达成率退款”。自协议签订之日起到2018年11月24日止完成了销售额75242美金，完成率仅为50%，故，被上诉人依照合同约定扣除一年50%服务费用之后，应返还上诉人未完成服务退款和剩余两年费用共计85000元的费用。综上，请求撤销原判；改判由被上诉人退还85000元费用；被上诉人赔偿经济损失8513元；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圣云通公司答辩称：一、合同第三条第一款非格式条款，上诉人要求退咨询服务费没有任何依据。1、案涉合同是经由双方协商谈判后确定的，被上诉人系中小企业，在所属行业内普普通通，并不具有垄断的影响力。而上诉人作为多家制造行业公司持股50%以上的股东（其中一家担任法定代表人），从业时间久、经验丰富。案涉合同订立属于平等选择的结果，被上诉人并不处于优势地位。《服务合同》“鉴于部分”也写得很清楚，“双方经自愿、平等、友好协商”达成如下条款，合同是在双方协商的情况下订立的。其中合同第三条第一款、第三条第二款第5项等多个条款均有下划线，下划线上的内容是因人与事而异、选择性填入的。被上诉人与其他客户之间订立的《跨境电商运营服务合同》与本案合同也有诸多不同，包括在与浙江奥特工具有限公司订立的服务合同中，根据客户实际需求及付款方式不同，合同第三条第一款的咨询服务费非“前期一次性”费用。在与临海奇祥灯饰有限公司订立的服务合同中，运营期限为长期，合同第三条第二款根据客户需求补充了3个条款。以上均可说明，被上诉人从事跨境电商运营服务业务一直秉承自愿、友好协商的原则与客户展开合作，合同的订立均是与客户磋商后的结果，客户可以对合同提出修改、删除或补充。同样，上诉人也可以就合同条款进行协调、变更或补充，案涉合同是经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谈判后确定的，故合同第三条第一款非格式条款。2、第三条第一款不存在两种以上解释。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及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八条，通常解释原则才是格式条款解释的一般原则，在通常解释后有两种以上解释的才适用不利解释。本案合同第三条第一款明确为“咨询及市场调研收费标准和支付条款”，并无任何“运营”字眼或其他可以致使上诉人与运营服务期混淆的内容。且该条款内容明确为“前期一次性”费用，不存在任何歧义，不会使常人产生其他理解。故即使该条款为格式条款，上诉人主张该条款应当作出不利于被上诉人解释的也不能成立。3、被上诉人提供的咨询服务属于前期服务，被上诉人已履行其为上诉人主要提供两方面服务：咨询服务和运营服务。其中合同第一条为咨询服务内容，主要为合同签订日到产品正式上线运营的期间（即本案项目的前期阶段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被上诉人提供产品调研、分析和规划服务，均是为产品上线运营进行的准备工作，至2018年1月上诉人急救毯产品正式上线运营，被上诉人提供的咨询服务即完成，后续运营服务中断对咨询服务费用不产生影响，上诉人无权要求返还。二、上诉人称“操作失误致亏损”问题，双方已通过免8、9月两个月佣金进行处理，上诉人不存在额外损失。根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针对本诉证据清单》“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上诉人称被上诉人操作失误造成其损失，双方已通过免8月、9月佣金进行处理，两个月佣金合计9571元。三、上诉人并未支付10月、11月佣金。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已确认10月、11月佣金金额，同时确认尚未支付，一审对该事实予以认定。现上诉人上诉称已支付，其自述前后矛盾，有违诚信。根据上诉人目前举证也不能证明其支付了相关款项。四、各法院判决结果与本案一审一致，且各案被告均已按判决文书履行、认可判决结果。综上，一审判决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二审期间，上诉人黄光荣向本院提交：1、钉钉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2、农业银行转账凭证以及交易流水；3、结婚证、身份证复印件及说明各一份，共同拟证明郑斯代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已支付2018年10月和11月佣金共计17334元的事实。 经质证，被上诉人圣云通公司认为：对证据1的钉钉聊天记录三性均有异议。该聊天记录的主体身份不明，非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该聊天记录时间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解除服务合同之后。在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解除合同后，上诉人将项目交予浙江途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途骜公司）运营，而根据该聊天记录中也有相关途骜公司佣金确认的文件。所以，被上诉人怀疑该聊天记录是上诉人与途骜公司之间进行的项目合作聊天记录，与被上诉人无关。对证据1中的转款凭证三性均有异议，该转账记录付款方与收款方均身份不明，收款方非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公司也未收到该款项。对证据2的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收款人黄斌迪身份不明，并非被上诉人员工，也非被上诉人指定的收款人。双方当事人合作期间，佣金均是支付至被上诉人公司账户，从未出现过个人账户。上诉人称其按照吴迪的指示付款，但其作为案涉合同一方，明知与其订立合同的是被上诉人，相关合同义务应当向被上诉人履行，但其却在吴迪代表其他公司发送佣金函件，知晓吴迪在其他公司就职后仍按吴迪指示付款。且对收款人突然变成非被上诉人的个人时未提出任何异议，上诉人非善意相对人，其对第三人付款相应后果应由其自己承担，对上诉人不发生付款效力。对证据3中的结婚证、身份证没有异议，但对说明的三性具有异议。说明只能证明上诉人妻子郑斯向身份不明人员付款，被上诉人未收到任何款项。 本院认为：对上述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无法确认证据1中钉钉聊天记录的聊天对象；证据1和证据2的汇款对象均为黄斌迪，现缺乏证据证明其为被上诉人员工或系被上诉人指定的收款人；证据3中的说明系郑斯单方制作，属于证人证言，其未出庭接受质询，不符合证人证言的形式要件。综上，上述证据均不能证明待证事项，本院不予确认。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圣云通公司向本院提交：1、被上诉人与其他客户签订的《跨境电商运营服务合同》复印件，拟证明被上诉人从事跨境电商运营服务业务，一直秉承自愿、友好协商的原则与客户展开合作，合同的订立均是与客户磋商后的结果，客户可以对合同提出修改、删除或补充；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订立的合同非格式合同，合同第三条第一款也非格式条款。2、电商部各店铺2018年1月-9月佣金收取情况表。3、上诉人2018年3月-7月佣金转账凭证，证据2-3共同拟证明上诉人一直是按照合同约定的10%将项目佣金支付到被上诉人公司账户。 经质证，上诉人黄光荣认为：证据1的真实性由法庭核实，在真实性存在的前提下，从合同中可见，有部分是被上诉人与案外人对部分条款的变动，但是合同模板里面的金额以及表达的方式，其实是没有改变的。被上诉人提供两份合同恰恰证明被上诉人是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被上诉人只提供两份变更过合同条款的合同，可能存在大量的合同条款一致的服务合同。对证据2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是被上诉人内部做账用的，提成比例完全是自己调配，没有任何参考意义。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证据无法看出提成比例，相反可以证明上诉人一直是以妻子郑斯的名义支付佣金的，上诉人已经按照吴迪的指示支付2018年10月、11月的佣金。 本院认为：对证据1、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系被上诉人单方制作，缺乏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系一、案涉合同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是否对双方当事人是否具有约束力；二、上诉人是否已经支付10月、11月的佣金。三、被上诉人是否应退还服务费并赔偿上诉人损失。关于争议焦点一，上诉人以案涉合同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为免除对方责任的格式条款以及该条款存在多种解释为由，主张被上诉人退还85000元的服务费。本院认为，案涉合同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约定的款项是前期咨询一次性服务费，其对应的是该合同第一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四个模块的服务，其并未排除对方主要权利，亦未免除其自身主要义务。故即使该条款确属格式条款，其亦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该条款文义上并不存在其他解释，且与佣金计算与支付的约定分属不同条款，不存在将两个条款混同的理解。综上，对上诉人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上诉人二审中主张其已经支付2018年10月、11月的佣金，与其一审自认不符。上诉人提交的转账凭证显示汇款对象均是黄斌迪，与上诉人直接支付至被上诉人账户的佣金支付惯例不符，且上诉人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向黄斌迪支付系被上诉人指示或黄斌迪系被上诉人员工，故上诉人以其向黄斌迪支付了佣金主张其已支付了被上诉人2018年10月、11月的佣金，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因128000元系前期一次性咨询服务费，其与销售目标不挂钩，上诉人主张按照销售额完成度退还服务费，缺乏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现无证据证明上诉人是否实际发生损失以及损失金额，故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赔偿其损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实体处理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22元，由黄光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韦 薇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一日 书记员 苏彧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