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3民终261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盛红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两河街道50米快速通道旁。 法定代表人：李宗和。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洪锋，男，1978年9月28日生，侗族，住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世宾，贵州文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明，贵州文福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贵州恒海益通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珠海路万豪国际******。 法定代表人：徐海峰，男。 原审被告：徐海峰，男，1983年1月29日生，仡佬族，住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 原审被告：贵州飞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老大十字荣建大厦**div> 法定代表人：冯显宁。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池，湖南泰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贵州盛红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盛红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洪锋及原审被告贵州恒海益通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海公司）、徐海峰、贵州飞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马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2020）黔2328民初16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盛红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安龙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黔2328民初1683号民事判决书第一判项，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决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 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导致作出错误的判决。一、错误认定上诉人为徐海峰与上诉人签订的《钢管脚手架承包协议》中的适格合同相对人。被上诉人在原审提交的《钢管脚手架承包协议》，是在2017年12月6日与徐海峰签订，约定退还保证金的时间是2018年4月30日前，而此时上诉人尚未与徐海峰签订《内部工程合作协议》（本协议系2018年7月1日与徐海峰签订，但由于徐海峰未履行协议，上诉人于2018年8月20日与徐海峰解除了协议），也就是说，上诉人并不是徐海峰与被上诉人签订《钢管脚手架承包协议》的合同相对人，徐海峰利用私刻的“贵州盛红科技有限公司新桥城市综合体项目合同专用章”在该协议上加盖，并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更不是上诉人授权所为，且双方在明知不能履行退还保证金的权利义务时，加盖徐海峰私刻的“贵州盛红科技有限公司新桥城市综合体项目合同专用章”，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从徐海峰与被上诉人签订的《钢管脚手架承包协议》原件可以看出，该协议上的公章是后来补盖，也就是说徐海峰不仅私刻“贵州盛红科技有限公司新桥城市综合体项目合同专用章”，且在与被上诉人签订的《钢管脚手架承包协议》上补盖该私刻的公章，故该《钢管脚手架承包协议》对上诉人不产生约束力，继而徐海峰与被上诉人于2018年11月2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基于同理，即该补充协议也因为存在补盖私刻公章的行为对上诉人不产生约束力。另外，徐海峰与上诉人签订《钢管脚手架承包协议》后，上诉人并未按约定在限定期限向指定的账号打款，具体为第一笔100,000元在2017年12月6日由徐海峰经手，由恒海公司收取，其余300,000元均是2017年12月6日通过POS机向徐海峰（非约定的指定账号）转款，2017年12月28日、2018年1月9日（均已经超过约定的打款日）转款100,000元，这些款项完全可能是徐海峰与被上诉人的其他交易，徐海峰认可为履行《钢管脚手架承包协议》收取的保证金，完全是徐海峰为转移自身承担返还保证金责任的风险，而不惜侵害上诉人合法权益的不合理、不合逻辑的行为，一审仅凭徐海峰的“认可”就加以认定，违反证据认定的“三性”要求。二、错误认定徐海峰的行为构成对上诉人的表见代理。上诉人不是本案合同相对人，不应承担被上诉人诉请中主张的责任。1．上诉人盛红公司与徐海峰虽签订过《内部工程合作协议》，但是上诉人从未雕刻过“贵州盛红科技有限公司新桥城市综合体项目合同专用章”，从上诉人出示的相关报案证据以及徐海峰是私刻印章累犯的刑事被处罚人可以证明。被上诉人以“贵州盛红科技有限公司新桥城市综合体项目合同专用章”与被上诉人签署的《钢管脚手架承包协议》加盖项目章认可和签署《补充协议》，徐海峰并未有上诉人授权文件或者任职文件，其行为不能代表上诉人，因此本案徐海峰有权代理不成立。2．上诉人未对徐海峰的行为进行追认，不构成对上诉人的表见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之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12、当前在国家重大项目和承包租赁行业等受到全球性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影响比较明显的行业领域，由于合同当事人采用转包、分包、转租方式，出现了大量以单位部门、项目经理乃至个人名义签订或实际履行合同的情形，并因合同主体和效力认定问题引发表见代理纠纷案件。对此，人民法院应当正确适用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表见代理制度的规定，严格认定表见代理行为。13、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14、人民法院在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时，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此外还要考虑合同的缔结时间、以谁的名义签字、是否盖有相关印章及印章真伪、标的物的交付方式与地点、购买的材料、租赁的器材、所借款项的用途、建筑单位是否知道项目经理的行为、是否参与合同履行等各种因素，作出综合分析判断。”本案中，徐海峰私刻“贵州盛红科技有限公司新桥城市综合体项目合同专用章”字样的印章，对于是否成立表见代理，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换言之，上诉人不承担举证责任。也就是说，即便上诉人未举证证明与徐海峰的关系，上诉人也不承担不利后果，更不应据此推定徐海峰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甚至有权代理。被上诉人不能证明上诉人在其他民事活动中曾经使用或授权其他人使用徐海峰私刻的“贵州盛红科技有限公司新桥城市综合体项目合同专用章”，徐海峰也不是经上诉人指派的项目部负责人，表见代理的客观表现形式要素并不具备。作为专业从事脚手架租赁的职业商人，被上诉人对徐海峰是否有权代表上诉人签订合同的权利并未审查，没有尽到交易上的必要注意义务，主观上具有过失，因此徐海峰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据此，上诉人不是涉案的合同的相对人，不承担合同责任。三、关于经济损失。基于上述，被上诉人没有请求上诉人承担合同相对人责任的基础，故上诉人不应承担。综上所述，鉴于一审判决对定案的事实未予以查明就加以错误认定，导致适用法律不当，作出判决错误。 黄洪锋二审未作答辩。 恒海公司、徐海峰、飞马公司二审未作陈述。 黄洪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连带退还原告保证金400,000元；2．判决被告连带赔偿从2018年6月1日起计算至2019年3月15日因停工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817,000元；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共同承担。庭审中变更经济损失为215,544.09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徐海峰系被告恒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8年5月14日，被告飞马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被告徐海峰签订《联合开发协议》，约定了双方合作项目、位置及双方权利义务等。2017年12月6日，恒海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黄洪锋签订了《钢管脚手架承包协议》（以下简称承包协议），协议约定：甲方将位于安龙县的工程外架的搭设及拆除、内架的材料提供承包给乙方。1．承包方式：乙方包工包料，外架包括搭设及拆除，内架只提供材料（注明只提供钢管扣件式脚手架）。2．承包事项：钢管脚手架、楼梯防护、安全网、顶托、竹跳板、工字钢、钢筋棚的搭拆，卸料平台的搭拆、材料进出场的所有费用。3．承包单价多层建筑46元每平方米不含税，按建筑面积计算，小高层建筑50元每平方米不含税，按建筑面积计算。……4．付款方式按进度完成工程量付款80%，余款待脚手架拆除后一个月内付清尾款，甲方为确保工期要求乙方应缴纳保证金给甲方共计400000元整，合同签订之日向甲方指定账号62×××61建行徐海峰打款100000元，乙方材料进场10日内再向指定账户打款300000元人民币，甲方退还保证金日期在2018年4月30日前一次性退还给乙方400000元，在指定账号62×××74农行姚二妹。另外，《承包协议》还对施工面积、工期、安全责任、甲乙双方义务及其他相关事项做了详细约定。被告徐海峰在“甲方”处签名，并在《承包协议》的首部、尾部均加盖“贵州恒海益通劳务有限公司”及“贵州盛红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新桥飞马城市综合项目合同专用章”印章，原告在“乙方”处签名捺印。合同签订当日，原告通过其前妻姚二妹的账户向被告徐海峰的账户转账100000元，于2017年12月25日通过姚二妹账户向贵州乾海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登记为被告徐海峰）的账户转账220000元，于2017年12月28日通过姚二妹账户向被告徐海峰账户转账80000元，于2018年1月9日向徐海峰账户转账20000元，合计转账420000元。后因被告徐海峰、恒海公司资金链断裂，导致原告不能继续施工。2018年11月20日，被告盛红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原告进行结算，达成《补充协议》，内容为：一、因甲方原因资金不到位造成了本工程直接停工，甲方给乙方造成了经济损失（注：钢管、扣件、顶托等）费用及人工费用。二、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甲方将按每月补充乙方经济损失，2018年6月1日前的费用乙方自行承担，2018年6月1日起以后的费用由甲方承担，按每月86000元计算支付给乙方。被告徐海峰在“甲方”处签名，并加盖“贵州盛红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新桥飞马城市综合项目合同专用章”印章，原告在“乙方”处签名。 另查明一，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0日对周兴洪、兰光强、兰平与贵州恒海益通劳务有限公司、徐海峰、贵州飞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徐磊、贵州盛红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作出（2019）黔2328民初27号民事判决书，该份判决书中认定的事实有：“2017年，徐海峰与被告飞马公司达成口头协议，以飞马公司提供场地、徐海峰负责修建的方式，合作开发位于安龙县的城镇综合体项目。2018年7月1日，被告盛红公司为甲方（管理方）、被告徐海峰为乙方（承包方）签订《建筑工程内部合作协议》，约定甲方同意乙方承包涉案工程并履行建筑施工的经营管理，乙方以甲方项目经理部名义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工程任务自行承揽；乙方以甲方的名义承建工程，甲方向乙方提供工程任务的公司资质，并向乙方收取合同总价款0.8%的管理费；甲方负责向乙方提供“工程资料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各一枚，乙方对甲方提供的两枚公章妥善保管使用，以及其他相关事宜。2018年11月20日，黔西南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义龙试验区分局向贵州航天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被告盛红公司、被告飞马公司发出义建分停［2018］119号《停工整改通知书》，因涉案工程存在未办理质量安全监督手续、施工许可，未组建施工项目经理部、项目监理部，未签订施工合同、监理合同，无任何施工、监理管理人员，未缴纳工伤保险、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等十五条问题和隐患，暂停所有施工。被告恒海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注册资本500万元，法定代表人即被告徐海峰系自然人股东，并未实缴出资，该公司无管理机构，仅徐海峰一人。”，该判决书已生效。 另查明二，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16日对呈贡钢隆钢管租赁站与贵州盛红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贵州华新盛源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贵州华新盛源工程建设有限公司、黄洪锋、徐海峰租赁合同纠纷作出（2019）云0114民初188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解除被告黄洪锋作为被告徐海峰的委托代理人以被告贵州省盛红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贵州华新盛源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名义与原告呈贡钢隆钢管租赁站于2017年12月14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二、被告贵州盛红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贵州华新盛源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呈贡钢隆钢管租赁站支付租金601,455.91元以及从2019年4月1日开始至欠款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525%计算的违约金。……”。被告盛红公司不服，于2020年6月9日上诉至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该案现在审理过程中。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本案各被告是否承担责任；二、原告诉请中的款项能否得到支持。本案中，被告飞马公司与被告徐海峰名义上虽为联合开发房地产，但究其实际权利义务，并无双方共同开发涉案工程项目、共担风险并共享利润的意思表示，而是反映了飞马公司与徐海峰建立了以涉案工程施工为主要内容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被告飞马公司在涉案工程未进行招标的情形下，将涉案工程发包给没有建筑施工资质的被告徐海峰，被告徐海峰以被告恒海公司的名义，将该工程中外架项目工程分包给无资质的原告，故本案案由应为建设工程分包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第四条“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的规定，原告黄洪锋与被告恒海公司、盛红公司签订的《钢管脚手架承包协议》无效。 针对争议焦点一，本案各被告是否承担责任。首先，原告黄洪锋与被告恒海公司签订的《钢管脚手架承包协议》，被告恒海公司作为合同相对人，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责任。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被告恒海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指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结合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被告徐海峰作为被告恒海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分别以个人名义和公司名义与多人签订涉案工程的多份合同、收取原告保证金40万元，其行为构成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且被告徐海峰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被告徐海峰应对被告恒海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其次，飞马公司辩称不是适格的被告，且原告施工的范围不属于飞马公司土地使用权证上记载的范围。如前所述，被告飞马公司与被告徐海峰建立了以涉案工程施工为主要内容的建设施工施工合同关系，在涉案工程未进行招标的情形下，将涉案工程发包给没有建筑施工资质的被告徐海峰，被告飞马公司作为涉案工程的发包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的规定，被告飞马公司作为本案被告的主体资格适格；庭审中原告陈述其施工范围与（2019）黔2328民初27号民事判决书中案涉工程范围一致，仅施工内容不同，且被告徐海峰亦认可原告施工的范围属于其与被告飞马公司共同开发的项目范围内，故对被告飞马公司的辩称不予支持。因涉案工程未竣工，被告飞马公司与被告徐海峰未进行结算，无法查明被告飞马公司欠付工程款的金额，因此被告飞马公司作为发包方应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原告承担责任。另外，对于原告要求退还保证金400,000元的诉请，因原告系向被告徐海峰缴纳保证金，故被告飞马公司对该笔保证金不应承担返还责任。 再次，对于被告盛红公司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关键在于被告徐海峰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被告盛红公司辩称其与被告徐海峰已于2018年8月20日签订解除挂靠关系的协议，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不应承担责任。（2019）黔2328民初27号民事判决书中已认定被告徐海峰与被告盛红公司系挂靠关系，不再赘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而对于如何认定表见代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三条及十四条的规定，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且人民法院在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时，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作出综合分析判断。具体到本案中，被告徐海峰长期从事建筑行业，通过挂靠、合作的方式借用其他公司的资质承接案涉工程，即使被告徐海峰与被告盛红公司的协议解除或并未实际履行，但被告徐海峰以被告盛红公司名义从事交易行为存在现实基础，客观上已形成被告徐海峰及该项目部具有代理权的表象。另一方面，被告盛红公司将印章交给被告徐海峰后，被告徐海峰在与原告签订的《建筑工程内部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上均加盖了“贵州盛红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新桥飞马城市综合体项目合同专用章”，即使之后挂靠协议未实际履行或已解除，被告盛红公司也应及时收回印章，监督、制止被告徐海峰再以其名义施工或制造其有代理权限的表象，但被告盛红公司至今未收回全部印章。同时被告徐海峰在涉案工地以被告盛红公司的名义组建工程部，使用被告盛红公司的备案章进行相关的民事活动，足以使原告有理由相信印章的真实性以及结算行为得到了被告盛红公司的授权，故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应由被告盛红公司承担，被告盛红公司作为本案被告的主体资格适格，应对被告徐海峰以其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承担责任。 针对争议焦点二，原告诉请四被告连带支付保证金400,000元、经济损失215,544.09元是否应得到支持。 1．保证金。被告恒海公司、被告徐海峰以盛红公司名义与原告签订《钢管脚手架承包协议》中明确约定“甲方为确保工期要求乙方应缴纳保证金400,000元整。甲方退还保证金日期在2018年4月30日前一次性退还给乙方400,000元人民币。”，合同签订后原告通过其前妻姚二妹的账户已向被告徐海峰转账420,000元（其中20,000元为介绍费），被告徐海峰亦认可收到原告支付的保证金400,000元，现原告主张被告退还400,000元保证金，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2．经济损失。被告徐海峰以盛红公司的名义与原告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一、因甲方原因资金不到位造成了本工程直接停工，甲方给乙方造成了经济损失及人工费用。二、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甲方将按每月补充乙方经济损失。2018年6月1日前的费用乙方自行承担，2018年6月1日起以后的费用由甲方承担，按每月86,000元计算支付给乙方。”，该协议是在《钢管脚手架承包协议》签订后，因甲方原因导致案涉工程停工情况下签订，系对停工损失的认可，并确认了停工损失的计算方式。原告主张从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3月15日因停工给原告造成建筑设备租金及人工费的损失817,000元，扣除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已判决的租金601,455.91元，现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215,544.09元。经查，《补充协议》签订时间为2018年11月20日，约定2018年6月1日以后的费用按每月86,000元计算，虽然原告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该费用的具体构成和金额，但被告徐海峰认可原告的该项诉请，系自认，故对原告诉请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215,544.09元予以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上述事实与理由，判决：一、被告贵州恒海益通劳务有限公司、贵州盛红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黄洪锋保证金400,000元及赔偿原告黄洪锋经济损失215,544.09元；二、被告徐海峰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贵州飞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上述经济损失215,544.09元承担责任；三、驳回原告黄洪锋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876元，由被告贵州恒海益通劳务有限公司、被告徐海峰、被告贵州飞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被告贵州盛红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归纳当事人的分歧意见，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盛红公司在本案中是否应对徐海峰尚欠黄洪峰的保证金400,000元及经济损失215,544.09元承担清偿责任。 本院认为，关于二审争议焦点。盛红公司上诉主张在本案中不应对徐海峰尚欠黄洪峰的保证金400,000元及经济损失215,544.09元承担清偿责任，本院经审查其上诉理由后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分析如下：虽然盛红公司上诉主张黄洪峰与徐海峰签订《钢管脚手架承包协议》的时间为2017年12月6日，而盛红公司是2018年7月1日才与徐海峰签订《内部工程合作协议》，且该协议已经于2018年8月20日协议解除，故主张在本案中不是合同相对方，不应承担相应责任。但2018年11月20日，盛红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黄洪峰进行结算，达成了《补充协议》，对2018年6月1日起以后造成的停工费用按每月86,000元计算支付给黄洪峰。该补充协议中加盖了“贵州盛红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新桥飞马城市综合项目合同专用章”印章。盛红公司虽主张该印章系徐海峰私刻，但从《内部工程合作协议》约定的内容分析，其中载明了盛红公司同意徐海峰承包涉案工程并履行建筑施工的经营管理，徐海峰以盛红公司项目经理部名义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工程任务自行承揽；徐海峰以盛红公司的名义承建工程，盛红公司向徐海峰提供工程任务的公司资质，并向徐海峰收取合同总价款0.8%的管理费；盛红公司负责向徐海峰提供“工程资料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各一枚，乙方对甲方提供的两枚公章妥善保管使用，作为《钢管脚手架承包协议》、《补充协议》合同相对方的黄洪峰，完全有理由相信徐海峰在前述协议上加盖“贵州盛红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新桥飞马城市综合项目合同专用章”印章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尽到了表见代理中相对方必要的注意义务，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盛红公司作为《钢管脚手架承包协议》合同相对方并无不当。对于赔偿金额一节，一审法院支持金额为215,544.09元，经本院审查，《补充协议》中明确了自2018年6月1日起按照86,000元每月计算停工损失，结合黄洪峰一审诉讼请求对损失部分的计算期间，是自2018年6月1日起计算至2019年3月15日期间，每月按86,000元的标准计算，结合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已对产生的建筑设备租金601,455.91元作出判决，扣减该部分后，尚有215,544.09元损失未能得到填补。盛红公司虽不认可该损失金额，但在本案一、二审审理期间，均未能提交相应证据对该上诉主张予以佐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应由盛红公司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对损失部分按照215,544.09元予以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贵州盛红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所提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752元，由上诉人贵州盛红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 鹏 审判员 杨 林 审判员 张基柱 二〇二一年一月八日 书记员 涂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