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民终55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萍，女，1958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榕净，浙江豪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戴美意，男，1968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乃柱，浙江法之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立磐，浙江法之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萍、上诉人戴美意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均不服浙江省苍南县人民法院（2020）浙0327民初25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萍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将“2014年年底”是公历还是农历年底的举证责任分配给杨萍及认定多收取的加工款为2万元错误。首先，杨萍提交的戴美意亲笔书写的结算清单没有备注是农历年底，应当以其本人书写的内容为准，即“14年结欠160000”应理解为2014年公历年底结欠160000元。其次，双方结束交易的时间是2014年公历12月，根据交易习惯，双方终止交易后会进行结算，结合交易终止时间，也可以推定结算日为2014年公历年底。因此，戴美意应当返还多收取的加工款为7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为2万元有误。戴美意答辩称：结算清单中“14年结欠160000”系书写错误，结算时间应为2015年年底。杨萍支付戴美意的5万元欠款发生在2014年，与什么时候结算无关，原判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并无不当。戴美意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1、认定欠条结算于2014年系事实认定错误。16万元欠条实际结算于2015年底，戴美意在录音中说到的“结算于2014年”是记忆错误，自书结算清单中的3笔还款金额均无法在银行转账记录中找到，也可以说明戴美意当时存在记忆错误。杨萍在一审庭审时也曾承认双方的加工交易一直持续至戴美意的印染厂关闭即2015年11月30日。2、杨萍主张在2014年结算并出具16万元欠条之后其已支付10万元，但并未说明10万元由哪几笔组成，而实际上，杨萍仅支付9万元。3、杨萍提供的自书结算清单是戴美意根据杨萍口述，在杨萍支付10万元的过程后写的草稿，戴美意将该过程记录在纸张上，并非自主回忆内容，后戴美意将该纸张留在桌上并被杨萍拿走，因此该结算清单并非戴美意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没有戴美意的签字，不能作为认定戴美意收取杨萍10万元的依据。4、双方加工交易金额并非杨萍所说的23万元，而是34万元。5、杨萍于2015年4月27日支付3万元，2015年6月19日支付1万元，2015年11月11日支付5万元，上述偿还行为均发生于杨萍出具16万元欠条之前，是用于支付其他印刷交易的加工款，并非用于偿还16万元。6、杨萍并未提供双方2015年的交易出库单，一审法院仅根据杨萍提供的部分出库单即认定双方的实际往来金额，证据不足。二、杨萍于2017年向戴美意出具其亲笔签字的欠据，杨萍作为一个拥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正常人应当知道其行为所代表的意思，同时假设杨萍发现自己对加工款计算错误并存在多支付加工款的行为，也应及时向戴美意提出，但却直到2020年才向一审法院起诉，不符合常理，因此该欠据能够真实客观的证明杨萍尚拖欠加工款6万元的事实。杨萍答辩称：一、戴美意上诉所称不是事实，原判对相关事实的认定正确。1、戴美意2019年自书的结算清单是其亲笔所写，上诉称是根据杨萍口述写的草稿，与事实不符，戴美意与杨萍儿媳的录音可以证明清单是戴美意自己书写的。2、一审中杨萍从未承认戴美意的印染厂于2015年11月30日停止印染，承认的是2015初关闭印染厂，因此双方合作到2014年底。3、三笔偿还款戴美意上诉主张是其他印刷交易款，不属实，该主张戴美意在一审二次开庭中均未提出。4、戴美意称一审法院仅根据杨萍提供的部分出库单认定双方实际金额，系其主观臆测，一审法院对双方往来的实际交易金额并没有作出认定。5、2017年杨萍向戴美意出具6万元欠据是事实，杨萍于2018年发现错误之后即找戴美意对账，从戴美意出具的结算清单内容可以也反映出杨萍出具的6万元欠据是错误的。双方协商未果，杨萍才提起诉讼，不能因为起诉时间问题而否定本案事实。杨萍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戴美意偿还不当得利款7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戴美意承担。原审法院认定：2014年6月开始，戴美意多次为杨萍提供布匹染色加工服务，2014年年底，经双方结算，杨萍欠戴美意加工款16万元，并出具欠条一张。期间，杨萍多次向戴美意支付加工款，分别于2014年9月29日银行转账2万元、于2014年11月21日银行转账3万元，于2015年2月2日银行转账5万元，于2015年4月27日银行转账3万元，于2015年6月19日银行转账1万元，于2015年11月11日银行转账5万元，于2016年7月16日银行转账2万元，于2016年10月9日银行转账3万元，于2016年12月8日银行转账2万元，于2017年1月27日现金交付2万元。2017年1月27日，杨萍向戴美意出具金额为6万元的结欠单一张，并取回原16万元欠条。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存在如下争议焦点：一、关于16万元欠条的形成时间问题。原16万元欠条现已灭失，杨萍主张该16万元欠条是双方于2014年年底结算形成，戴美意抗辩该16万元形成于2015年年底，本院认为，该16万元欠条形成于2014年年底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首先，杨萍曾于2019年期间要求戴美意对加工款重新结算，戴美意向杨萍出具自书的结算清单一份，戴美意在该张清单中明确16万元结欠于2014年。其次，与杨萍儿媳妇林丽2018年11月12日通话录音中，戴美意再次明确16万元欠条是2014年年底结算形成。再次，假设戴美意所称2015年年底形成16万元欠条属实，但2015年年底至2017年1月27日双方形成6万元欠条，杨萍实际交付戴美意款项为9万元，与戴美意计算的该期间支付加工款10万元相矛盾。最后，杨萍提交的出库单均发生于2014年期间，根据出库单核算的加工款金额与16万元金额接近，而与戴美意所述双方发生了34万元左右的加工款往来相去甚远，戴美意亦未能提供双方于2015年期间发生交易往来的凭证。戴美意的印染企业于2015年12月1日起被关停，但不足以依此判断双方停止交易往来的时间。二、关于戴美意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戴美意自书的结算清单对2017年1月27日的6万元欠条进行说明，其中记载杨萍于2014年结欠16万元，戴美意收款10万元后，尚欠6万元。但结算清单对10万元中三笔款项收款日期均表述错误，戴美意在庭审中经核对转账记录依然对10万元款项的构成不能自圆其说，该6万元欠条系结算错误的可能性较大，不能据此判断截至2017年1月27日杨萍尚欠戴美意加工款6万元。根据前述16万元欠条结算于2014年年底的认定，之后杨萍向戴美意交付的加工款超过了16万元，戴美意受领超出部分的款项没有法律依据，构成不当得利。杨萍曾于2015年2月2日向戴美意转账5万元，对应农历时间为2014年年底，现有证据无法认定16万元欠条形成于2014年公历年底或是2014年农历年底，杨萍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该5万元视为16万元欠条形成之前交付。经核算，16万元欠条结算后，杨萍实际交付戴美意款项18万元，多付了2万元，戴美意受领该2万元系不当利益，应予返还。三、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的，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杨萍于2017年1月27日向戴美意出具6万元结欠单，该日期应视为杨萍权利受到损害之日，随后杨萍发现结算错误，现有证据能够证明杨萍通过其儿媳于2018年11月12日向戴美意提出异议并要求重新结算，视为2018年11月12日杨萍向戴美意提出履行请求，诉讼时效随之中断，期间重新计算，截至杨萍起诉之日，未超过民法总则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期间。戴美意提出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缺乏依据，不予采纳。综上，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双方加工往来过程中，对加工款结算错误，导致戴美意多收取杨萍加工款2万元，杨萍因此遭受损失，戴美意取得不当利益，应予返还。现杨萍要求戴美意返还7万元不当得利款，对其中2万元予以支持，超出部分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戴美意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杨萍不当得利款2万元并支付利息（自2020年5月13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杨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550元，减半收取计775元，由杨萍负担625元，由戴美意负担150元。上诉人戴美意在二审审理期间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2015年相关记账凭证复印件，以证明双方在2015年仍存在印染加工交易的事实。2、手机短信，以证明戴美意在2019年和2020年1月发现的账本已经找到，找杨萍来核对，短信发生的对象为杨萍的儿子吴联环。杨萍对戴美意二审提供的上述证据发表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一审时曾发问，戴美意表示没有，现其提供的是复印件且系单方制作，对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与杨萍的儿子确有核对，当时戴美意发过来的账本上显示总额为23万，吴联环就直接回复“我们已付了28万，既然总额是23万，应当还给我们5万”。此前戴美意在提供的录音中并没有提及2015年的账。且短信是可以删改的，对方提取的只是部分删改的内容。上诉人杨萍在二审审理期间向本院提供证据即手机短信，以证明对于总额23万元是不认可的，只是顺着对方的话讲，不是认可。戴美意对该证据的待证事实存有异议，认为其于2015年-2017年期间频繁向杨萍要钱，可证实杨萍欠戴美意款项。本院认为，上诉人戴美意二审提供的证据1系复印件，且系其单方制作，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纳。戴美意二审提供的证据2手机短信和杨萍二审提供的手机短信均系双方在短信往来过程中的部分内容，无法形成证据链，无法证明待证事实，故本院不予采纳。二审中，上诉人戴美意申请证人邹某出庭作证，以证明戴美意与杨萍在2015年整年均有发生委托加工行为。杨萍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首先其不认识证人；其次证人和戴美意存在利害关系；再则证人的证言不真实，且只有一名证人不具有足够的证明力。本院认为，戴美意在一审举证期限内没有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二审中申请的证人邹某与戴美意存在多年的雇佣关系，且证人在陈述印染厂关闭时间是前后陈述数次均不一致，且无其他证据佐证，故对证人证言，本院不予采纳。本院审核了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依法对原判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结算时间问题。本案中，双方均承认曾经结算过，但对于结算时间存在争议。杨萍主张结算时间为2014年阳历年底，戴美意主张结算时间为2015年年底，双方均无法提供直接的结算凭证。杨萍一审中提供了戴美意于2019年自书的结算清单，该清单中明确16万元结欠于2014年底。戴美意主张结算时间为2015年年底并没有证据支持，其认为己方2019年出具的自书清单系记忆错误而否认其证明力，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在认定结算时间问题上，按照优势证据原则和谁主张谁举证的责任分配原则，根据戴美意2019年亲笔书写的清单认定双方于2014年年底结算，符合法律规定。至于是阳历年底还是农历年底，按照民间通常的结算惯例，结合双方的经济往来情况，原判认定结算时间为2014年农历年底，并无不当。综上，杨萍和戴美意关于结算时间提出的上诉主张，本院均不予采纳。关于双方争议的戴美意是否构成不当得利问题。根据前述已经认定的事实，2014年年底，双方经结算杨萍欠戴美意16万元，之后杨萍向戴美意支付的加工款为18万元，戴美意受领超出部分的2万元款项缺乏法律依据。戴美意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杨萍经济损失，依法构成不当得利。原审法院判决戴美意返还杨萍2万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双方争议的诉讼时效问题。杨萍于2017年1月27日向戴美意出具6万元结欠单，其后杨萍发现结算错误，于2018年11月12日向戴美意提出异议并要求重新结算，此时杨萍已经知道多支付戴美意款项的事实，其于2020年5月提起诉讼，没有超过法定的三年诉讼时效。戴美意上诉主张杨萍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采纳。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1550元，由上诉人杨萍负担775元，上诉人戴美意负担77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跃玲审 判 员 白海玲审 判 员 邓习军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代书记员 宫逸凡?附文：一、不履行裁判惩戒后果警示1.【追究刑事责任告知】义务人拒不报告财产、虚假报告财产、违反限制消费令，义务人或其他相关人员拒不腾退涉案房屋、土地，或具有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虚假诉讼、拒不交出执行标的或财产等抗拒执行行为的，法院将视情予以罚款、拘留；情节严重的，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权利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自诉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2．【报告财产义务、拒不履行后果告知】执行期间，义务人必须向执行法院如实报告财产，拒不报告又不履行的，法院将视情节轻重采取纳入失信名单、限制出入境、罚款、拘留等措施；义务人报告财产不实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单位为被执行人，可视情同时对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3.【交付车辆义务告知】义务人应当将名下的车辆等动产移交执行法院。拒不移交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确有正当理由无法移交的，义务人应当向执行法院书面报告车辆等动产的权属和占有、使用等情况。4．【限制消费、强制执行措施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人民法院将对义务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措施（含禁止乘坐飞机、G字头高铁、在星级以上酒店消费、旅游度假、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并有权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性措施。5．【特殊身份执行措施告知】义务人具有中共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职人员等特殊身份，执行立案后拒不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将向其所在单位及纪律监察部门、组织人事部门通报失信行为，并严格采取惩戒、制裁措施。6．【迟延履行债务利息、执行费用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义务人除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外，还需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直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并应承担执行费和因执行程序产生的申请执行费、评估费、保管费等。7．【强制执行信用污点告知】义务人未在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自动履行，一旦案件立案执行，义务人的被执行信息将成为信用污点，并被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各级信用信息平台记录在案。二、执行风险告知1．【申请保全、提供线索告知】权利人在诉讼过程中可以申请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并尽可能地调查了解义务人的财产状况以及下落情况，积极向法院提供义务人的财产、下落线索，以提高财产保全和送达效率，提升生效法律文书的实际执行效果。2．【申请破产权利告知】权利人发现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可以直接向企业住所地法院提出破产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3．【权利人申请执行期限告知】义务人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内容的，权利人应在法律文书生效之日或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4．【执行不能风险告知】申请执行具有执行风险，权利人应当有执行风险意识。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执行，如义务人已丧失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能力，且权利人又无法对义务人进行财产举证，将可能导致案件无法执行到位。这种后果是法院与权利人都不愿意发生的，但这是当事人商业风险、交易风险在执行阶段的继续，权利人应知悉并理解此类执行不能的风险。注：义务人是指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内容的债务人、被执行人；权利人是指享有生效法律文书赋予权利的债权人、申请执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