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1）桂03民终2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石晓原，男，1957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燚，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修涛，男，1969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唐重华，男，1963年7月6日出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叠彩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伦忠，男，1953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 上诉人石晓原因与被上诉人唐修涛、唐重华、杨伦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2020）桂0305民初24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石晓原上诉请求：l.追加原审第三人杨伦忠为原审第二被告，与原审被告唐修涛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2.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审理。事实与理由：一、原裁定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主张的自然事实与原审第三人杨伦忠、被上诉人唐修涛主张的自然事实处于两个前后独立的阶段，案外人田应龙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的时间在后，上诉人支付款项给被上诉人的时间在前。本案原审第三人杨伦忠在2013年获得被上诉人唐修涛的授权代理其寻找案涉土地的合作买家。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唐重华在杨伦忠的引荐下与被上诉人达成了合作协议，但因交易步骤协商不成合作终止，在本案一审时上诉人石晓原、原审第三人杨伦忠以及唐重华的意见是吻合的，原审裁定书关于杨伦忠的意见部分内容与庭审时杨伦忠的陈述不一致。案涉款项支付的时间、金额以及款项用途各方没有异议，分歧在于案涉款项到底是上诉人为了前一个交易合同目的而垫付的土地摘牌税费款还是上诉人代田应龙垫付的土地摘牌税费款。原审第三人杨伦忠和被上诉人唐修涛均在之前的民间借贷案件中以及本案一审中明确表示不属于借款，是代田应龙支付的土地摘牌税费款，上诉人以及原审第三人唐重华在本案中的主张是唐重华与被上诉人唐修涛以合作合同为目的的土地摘牌税费垫付款。2.（2017）桂0304民初2155号民间借贷案的事实与本案不同。各方当事人在本案一审中均对案涉款项发生的原因和用途作出了与民间借贷案件借款事实不同的主张，一审裁定认为属于相同的法律事实系认定事实错误。一审裁定认为上诉人在民间借贷案件中的陈述与本案中的陈述存在逻辑矛盾，不可能同时存在，不符合一般生活常理。在本案一审中上诉人明确表示作为普通人不能很好理解借钱与不当得利的专业法律请求权关系，只认为钱给出去了就要归还，属于借钱，并且在民间借贷案件一审时法官未曾释明给上诉人。虽然在民间借贷案件二审时未变更诉讼请求亦是考虑到二审无法变更诉请的原因，但被上诉人唐修涛在民间借贷案件中也表述案涉款项是土地摘牌税费款。二、原裁定适用法律错误。1.民间借贷案件前诉与本案后诉的当事人不同。本案一审虽然原告和被告当事人相同，但本案有案涉第三人参加，且第三人杨伦忠理应作为共同被告。因为本案一审时各方当事人均一致承认杨伦忠受唐修涛的授权作为中间人引荐买家，依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其法律关系属于委托代理人，在对外意思表示的效力及于唐修涛，对外应当承担连带责任。2.诉讼标的不同。前诉是基于民间借贷的合同关系产生的偿还借款请求权，本案作为后诉是基于不当得利产生的返还请求权，请求权基础不同，前诉法律关系与后诉的法律关系明显不同。即使考察诉的声明、自然事实及请求权基础三个因素来识别诉讼标的，也不可能得出诉讼标的相同的结论。首先，上诉人在前诉中声明的是借款返还，本案中系由于之前合作合同目的已经无法实现导致的垫付款项的归还利益;其次，前诉主张的事实是民间借贷，本案主张的是合作合同法律关系消灭后财产的返还，且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均对后诉主张的事实加以佐证和承认；最后，请求权基础明显不同，基础法律关系不同。3.诉讼请求不同，且后诉不会实质性地否定前诉。前诉只是否定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款合意的事实，但确认了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款项的事实，对于该款项的归属未进行实质性的法律评价，后诉可就案涉款项的归属问题请求法院进行实质性审查，不存在相同的诉讼标的。前诉系上诉人因证据不足不支持上诉人基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主张的借款返还请求，而后诉系基于不当得利请求被上诉人返还不应当获得利益，后诉的判决结果只会明确被上诉人因为没有法律上的原因获得利益要归还给上诉人，不会审理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更不可能支持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况且各方当事人在本案中均主张的亦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是基于合作合同各方约定的土地摘牌税费的垫付款，属于合同履行的一部分内容，并非一审裁定书所说的是上诉人任意以不同理由起诉，滥用诉权。至于垫付款涉及的法律关系当事人到底是上诉人所主张的与田应龙无关，还是被上诉人唐修涛主张的代田应龙垫付的款项，均应当通过实体审理来判决认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 上诉人石晓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款436000元及利息139520元（利息计算方式：以本金436000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6%，暂从2014年12月26日起计算至2020年4月，以后利息至清偿归还完毕止）；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石晓原曾以唐修涛作为被告，诉至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该院立案受理后，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案号为（2017）桂0304民初2155号，石晓原在该案中提出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唐修涛归还原告石晓原借款本金436000元及利息50920元（其中以借款本金536000元按年利率6%从2013年5月27日起计算至2014年12月26日止；以借款本金436000元按年利率6%从2014年12月16日起计至实际清偿时止）；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依据的事实为：2013年5月，经第三人唐重华介绍，原告与被告相识。2013年5月27日，被告唐修涛与唐重华来到在南溪公园内原告的办公室，以其双方转让兴安县兴安镇迎宾路北侧土地要缴纳土地税费需要资金周转为由，向原告借款536000元，约定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年利率6%计算利息，原告分别通过现金方式存入被告在中国农业银行卡内和通过桂林银行南溪支行汇款到被告设在兴安县农行三台营业部的账户内，被告向原告出具了借条。2014年12月26日，被告归还原告10万元借款。2016年8月9日，原告与朋友开车到兴安县兴桂路6号的慧泽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被告催讨借款。2017年6月8日下午18时，原告发现文件包被盗，包括上述借条在内的物品被盗丢失，原告当日向当地北门派出所报案。现在被告以各种理由搪塞不归还借款，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支持原告诉讼请求。该案经审理后，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桂0304民初215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为：“2013年5月17日，原告分别通过银行转账406000元、现金存款130000元，共计536000元到被告名下账户。2014年12月26日，被告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原告10万元。原告主张，536000元是原告借给被告的借款，借款时被告向原告出具了借条。原告提供桂林市公安局叠彩分局北门派出所的报警单拟证实：2017年6月8日，原告的公文包遗失，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借条一并丢失。被告不认可曾向原告借款，否认向原告出具过借条，主张2014年12月26日转账10万元是支付给中介人的中介费”。该院认为“原告主张被告向其借款536000元，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原告主张其借条已被盗无法提供，而公安机关出具的出警记录只能证明原告于2017年6月8日向派出所报警的事实，其报警丢失的物品仅为原告向公安机关的单方陈述，无法证明是否有借条丢失。原告持有银行的转账凭证、存款业务凭证，仅能证明其向被告汇款536000元的事实，不足以证明该款项是原告向被告的借款，现被告否认与原告之间的借贷关系，并提供了相应证据对本案借款事实提出了合理怀疑。该院认为，该案所涉的汇款款项的性质不明确，原告应当就双方存在借贷合意负举证责任。现原告无法进一步举证证明原、被告存在借贷关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由此判决驳回了原告石晓原的诉讼请求。原告石晓原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8年1月31日立案受理，案号为（2018）桂03民终301号，该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并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可知，借据等债权凭证是证明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关键证据。本案中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向其出具的借条已经遗失，并提供了由桂林市公安局叠彩分局北门派出所的报警单予以证实。对该报警单的效力，该院认为，该报警记录仅证实上诉人于2017年6月8日向派出所所做的单方报警陈述，无法证明借条是否遗失。即本案的借贷关系在上诉人无法出具借款凭证等有效证明的情形下无法确定。且由于本案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由于土地的转让及土地税费有经济往来，因此，对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转账是否是基于借贷关系及借贷对象无法判明”，由此判决驳回石晓原的上诉请求，维持了（2017）桂0304民初2155号民事判决。原告石晓原不服前述判决，于2018年10月16日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其坚持认为其与被告唐修涛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认为双方不存在土地的转让及土地税费经济往来，亦否认了存在其他经济往来。该院经审查认为“石晓原称唐修涛向其出具的借条已经遗失，并提供了由桂林市公安局叠彩分局北门派出所的报警单予以证实。该报警记录仅证实石晓原于2017年6月8日向派出所所做的单方报警陈述，无法证明借条是否遗失。本案的借贷关系在石晓原无法出具借款凭证等有效证明的情形下无法确定。由于本案中石晓原与唐修涛之间的转账是否是基于借贷关系无法判明。故二审判决并无不当”，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遂于同年12月27日作出（2018）桂民申3914号民事裁定，驳回了石晓原的再审申请。现原告认为，其为被告摘牌国有土地使用权支付资金50万元及相关办证费3.6万元，共计53.6万元，在完成摘牌后，被告理应向原告退还已经支付的53.6万元，因被告已经向原告退还10万元，故还需向原告退还43.6万元，故以被告不当得利为诉因诉至该院，提出前述请求。 经询，原告自述其与被告唐修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在二审阶段[案号：（2018）桂03民终301号]，二审法院曾向其释明案件中可能存在其他法律关系，但原告石晓原坚持一审及上诉请求，未变更其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该案双方争议的纠纷，涉及的案件法律事实与另案（（2017）桂0304民初2155号案件，以下简称“民间借贷案”）相同，即2013年5月17日，原告分别通过银行转账406000元、现金存款130000元，共计536000元到被告名下账户。2014年12月26日，被告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原告10万元。依据上述法律事实，原告石晓原曾就以涉案43.6万元系被告唐修涛向原告的借款为诉因诉至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该院已作了实体审理，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该判决，其以与被告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向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案在二审期间，二审法院向原告释明案件可能存在其他法律关系，原告主诉的民间借贷关系可能是错误的，但原告坚持认为其与被告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故二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上诉，维持了原判。原告石晓原对二审裁判不服，再次以其与被告存在民间借贷事实为由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了原告的再审申请。之后，原告未向人民检察院陈述本案的事由，未申请抗诉。依据上述情形，该院作如下分析：首先，就是否涉及重复起诉而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一、本案与“民间借贷案”的当事人相同，均为原告石晓原起诉被告唐修涛。二、本案与“民间借贷案”诉讼标的相同，均涉及原告向被告主张转款的53.6万元款项应当返还，虽然两案案由不同，但实质上两案的诉讼标的指向的是同一笔款项。三、原告石晓原本案的诉讼请求与“民间借贷案”的诉讼请求相同，均为要求被告唐修涛归还或返还原告43.6万元及相应利息。在前案的再审申请被法院驳回后，原告并未就案件中可能存在的其他法律关系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而是以被告不当得利为由对原“民间借贷案”的法律事实进行重新描述，另行提起本案诉讼，实质上也是通过本案的审理否定前述“民间借贷案”的裁判结果。其次，就原告以被告不当得利作为诉因提起本案的诉讼而言，在起诉依据的事实的表述上，在本案中，原告就自己实施的转款给被告这一民事法律行为陈述了与前案完全不同的意思表示，前案中原告陈述的借款给被告的意思表示与本案中陈述的代被告支付的意思表示，在逻辑上存在根本矛盾，实际履行上不可能同时存在，也不符合一般的生活常理。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原告虽然在前案中以民间借贷为由提起告诉，但其在“民间借贷案”一审的诉讼请求未能得到支持且二审向原告释明案件可能涉及其他法律关系时，原告始终坚持认为其与被告唐修涛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且不变更其请求。在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时，原告对案件基本事实仍旧描述为被告确向原告借款，被告应予归还相应款项，对其在本案中陈述的代被告支付利息50万元及3.6万元办证费一事只字未提。而原告就本案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向法院的陈述与前案完全不同，虽然在“民间借贷案”中，有关判决并未采信原告民间借贷的陈述，但也不意味着原告可以任意以其他完全不同的事由再次起诉，对“民间借贷案”的判决不服，依法只能通过再审解决。综上所述，原告石晓原提起本案诉讼是基于同一标的、同一事实再次向被告唐修涛提出实质上的同一诉求，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的重复起诉，原告的起诉依法应予以驳回。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石晓原的起诉。本案收取案件受理费9556元，全部退还原告石晓原。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从一审查明的事实看，上诉人石晓原基于2013年5月17日其分别通过银行转账406000元、现金存款130000元，共计536000元到被上诉人唐修涛名下账户，2014年12月26日被上诉人唐修涛通过银行转账已支付上诉人10万元的事实，曾于2017年以唐修涛作为被告诉至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要求唐修涛归还其借款本金436000元及相应利息，该案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认为上诉人举证不能，判决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不服该案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该案二审期间本院向上诉人释明案件可能存在其他法律关系，但上诉人坚持认为其与被上诉人唐修涛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故该案二审本院判决驳回了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不服该案二审判决，继续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上诉人在该案再审中仍坚持认为其与被上诉人唐修涛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唐修涛之间的转账是否是基于借贷关系无法判明，遂依法裁定驳回了上诉人的再审申请。现上诉人就其于2013年5月17日分别通过银行转账406000元、现金存款130000元，共计536000元到被上诉人唐修涛名下账户，2014年12月26日被上诉人唐修涛通过银行转账已支付上诉人10万元的同一事实，又于2020年7月2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被上诉人唐修涛向其返还不当得利款436000元及相应利息。从上诉人提起的上述前后两次起诉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看，前诉与后诉的当事人相同，均为上诉人石晓原起诉被上诉人唐修涛返还涉案款项及利息，虽然上诉人诉称原审第三人杨伦忠基于委托代理关系应追加为本案原审被告，但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涉案转款仅发生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效力不涉及其他人，杨伦忠不应该成为合同当事人；前诉与后诉的诉讼标的相同，涉及的均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唐修涛之间的转款是否应当返还，虽然前诉与后诉的案由不同，但实质上两案的诉讼标的指向的是同一笔款项；前诉与后诉的诉讼请求相同，均为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唐修涛归还或返还436000元涉案款项及相应利息。并且，上诉人在前诉一审、二审及再审中始终坚持认为其与被上诉人唐修涛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本案中其在未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就涉案转款同一事实陈述了与前诉完全不同的意思表示，上诉人在前诉与后诉中的意思表示逻辑上存在根本矛盾，实际履行上不可能同时存在。一审法院认为前诉的生效判决中未采信上诉人关于民间借贷的陈述、但也不意味着上诉人可以任意以其他完全不同的事由再次起诉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一审认定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是基于同一标的、同一事实再次向被上诉人唐修涛提出实质上的同一诉求，已构成重复起诉，并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上诉人石晓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王 凯 审 判 员  张 芳 审 判 员  秦桂珍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邢卫斌 书 记 员  文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