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8民终30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1，男，1961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兖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孔祥阳，山东邦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子平，山东邦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2，女，1953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兖州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3，女，1955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兖州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猛，山东多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某1因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兖州区人民法院（2020）鲁0812民初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1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2020)鲁0812民初43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李某2、李某3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李某2、李某3与王秀兰形成“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宙法院以“王秀兰与李鸿云再婚时，李某2和李某3已成年并参加工作，虽然王秀兰未对李某2、李某3尽抚养义务，但李某2、李某3对王秀兰尽到了赡养义务”为由，认定李某2、李某3与王秀兰形成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关系，是对事实和证据的错误分析认定，违背了法律规定的继父母子女关系的认定标准。无论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是否形成抚养教育关系，他们之间都不得虐待和歧视。另外，一旦他们形成了抚养教育关系，就形成了《婚姻法》中规定的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些关系包括抚养教育、赡养、继承遗产等等。判断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是否形成扶养关系，要从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是否形成了扶养与接受扶养的事实来判断，其表现是扶养人对被扶养人尽到了主要扶养义务。如果生父(母)与继母(父)再婚时，继子女已经成年可以独立生活，或虽未成年但仍由共生父母提供生活教育费用，没有受继父母的抚养教育，也没有对继父母尽赡养义务，此类继父母子女关系为纯粹的姻亲关系，不形成扶养关系。根据上述分析，结合法庭查明的事实，王秀兰未对李某2、李某3尽抚养义务，李某2、李某3对王秀兰是否尽到了赡养义务，只是被上诉人的一面之词，并未提供证据证实，故法院认定的李某2、李某3对王秀兰尽到了赡养义务没有事实根据。王秀兰和李某2、李某3之间没有形成继母女关系的事实和标准。相反，上诉人能提供当时街道办妇女主任的视频证言，妇女主任是近邻并没有看到过李某2李凤茹到家里看老人，所以侧面反应的事实是李某2李某3未尽到赡养义务。一审法院没有查证李某2、李凤茹对王秀兰尽到了赡养义务的前提下，仅凭李某2、李某3的一面之词断定，未免太草率，牵强附会的以该理由认定双方形成“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关系，不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李某1高中阶段受王秀兰的抚养教育，成年参加工作后对王秀兰尽到了赡养义务，结合李某1与王秀兰系同一户籍、同一家庭成员(提供原始户籍档案存根)，答辩人与王秀兰已经形成了抚养教育型关系，双方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母子关系。从继母生前承诺房子归李某1，并将房权证书、户口薄、结婚证等交给李某1，将房屋及院落下的土地登记在答辩人名下的生前意愿，均印证双方的母子关系，其继承王秀兰遗产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据此认定李某1与王秀兰形成“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关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二)一审法院对案涉遗产的范围没有查清，应析产的财产没有析产，导致错误的分析认定遗产分割的范围及相关事项。案涉继承房屋共分3个部分，根据1987年1月13日颁发的《城镇私房所有权证》.(第000308号)和《充州县城镇私房确权调查审批表》(1987年1月15日)记载，1号房屋建成年代62年、土木结构、一层两间、建筑面积31.72平方米，房屋用途住宅、产权来源于院内自建；2号房屋建成年代53年、土木结构、一层三间、建筑面积33.30平方米，房屋用途经商、产权来源于离婚判决；3号房屋建成年代79年、砖木结构、一层一间、建筑面积16.45平方米、房屋用途经商、产权来源于自建。由此可知，1号房屋及2号房屋自建于王秀兰婚前，依法应为王秀兰的婚前个人财产。一审法院以当时我国婚姻政策的明确规定，认定案涉房屋虽登记在王秀兰名下，应为李鸿云、王秀兰的夫妻共同财产是错误的。一审法院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1993年11月3日生效)第6条作为认定夫妻共同财产的依据是错误的。王秀兰与前夫张保德于1951年10月10日经法院判决离婚，案涉房屋中的1号、2号房屋归王秀兰所有。被继承人王秀兰和李鸿云的结婚时间为××××年××月××日，被继承人李鸿云的去世时间为1993年10月28日，王秀兰的去世时间是1988年8月11日。一审法院以1993年11月3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6条认定案涉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系对民事行为发生时间与法律生效时间的错误适用。对于如何界定婚前财产和共同财产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1988年4月2日法发(1988)6号文)第196条，1987年1月1日以后受理的案件，如果民事行为发生在1987年以前，适用民事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政策。婚姻法经过1950年、1980年修改，王秀兰的个人财产认定问题应当适用1950年婚姻法关于夫妻财产的认定。虽然案涉房屋于1987年1月13日颁发《山东省城镇私房所有权证》，但案涉房屋登记在王秀兰个人名下，根据1950年婚姻法第七章离婚后的财产和生活第二十三条离婚时，除女方婚前财产归女方所有外，其他家庭财产如何处理，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家庭财产具体情况、照顾女方及子女利益和有利发展生产的原则判决。故该案涉1、2号房产仍然应为王秀兰个人婚前财产。案涉3号房屋虽自建于婚后，建设年代发生于1979年，当时上诉人已经年满18周岁，高中毕业后参加工作，与父母长期共同生活居住，共同出资建设参与建设该房屋。而两被上诉人未与其父亲共同生活，对此房屋的修建一无所知。对于1979年新建房屋中关于上诉人的共有份额，一审法院对此没有查明，也没有作出关于析产的处理意见，显然是对遗产范围的错误认定。一审法院不仅没有将上诉人与王秀兰、李鸿云的共有财产中的应得份额作出析产处理，反而以王秀兰、李鸿云婚后又自建的部分房屋，一并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认定，明显违背了客观事实，系对上诉人参与投资.新建房屋的无理排除。故对于新建房屋应由上诉人和被继承人析产后，确定遗产继承范围。一审法院无视客观事实，对上诉人关于案涉房屋的翻建、部分白建、维修、使用、经营管理等处分行为没有调查考虑，所认定的继承份额显失公平，偏袒一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遗产在家庭共有财产之中的，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分出他人的财产。故根据以上事实，应先析产分出上诉人在家庭共有财产中的份额。(三)一审法院没有对“1989年10月颁发充国用字(89)第08220708007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者李永成)”的物权变动事实、赠与事实作出分析认定，显然不符合常理。一审法院认定该国有土地使用证上的房屋作为遗产由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共同继承的观点是错误的。上述《国有土地使用证》以物权变动的事实确定了案涉遗产的实际继承人，确认了案涉遗产已于1989年10月以赠与的处分方式交由李某1所有，是既定事实。案涉房屋及院落的土地使用权在王秀兰生前没有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的首次办证时间是1989年，依据的是1989年7月5日国家土地管理局印发的《关于确定土地权属问题的若干意见》(1989)国土(籍)字第73号，根据该意见第三条国有土地使用权(十五)条“凡依法经国家征用、划拨、解放初期接收或通过继承、接受地上建筑物等方式合法使用国有土地的，可以依照规定确定其国有土地使用权。”该条规定在1995年5月1日施行的《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1995)国土(籍)字第26号第四章第二十七条仍然适用。本案中，王秀兰去世后，根据王秀兰的遗愿和李鸿云的意思表示，上诉人通过继承、接受地上建筑物方式合法使用国有土地，其向政府土地部门申请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兖州县土地管理局根据上述文件规定，经调查核实后，于1989年10月向李某1颁发了兖国用字(89)第08220708007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者李永成(即李某1)，地址兖州镇中山西路127号，用地面积131.32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81.47平方米，同时载明四至范围、权属界址、示意图等事项。李某1与其父母在案涉房屋生活、居住，李某1与其母王秀兰共享有同一户籍，其父母将房屋所有权证书、结婚证、户口本等房屋手续交付李某1后，李某1继而申请办理并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证》，充分说明了李勇戌不仅享有案涉房屋及院落的土地使用权，而且也是案涉房屋及相关权利的实际继承权人，该事实系其父母对案涉房屋及院落的处分意见。李鸿云(上诉人的父亲)在世时，其与李某1共同生活.居住的客观事实以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的有力形式予以确定，该事实实际上表现为对其儿子李某1的个人赠与，二被上诉人从未在案涉房屋及院落中生活、居住，更未尽出资修缮、维护保养等义务，且在父母均去世二十多年来，从未提出任何异议，未提出登记错误原因，也未主张过继承问题，以其行为证明了对李某1享有全部继承事实的认可。二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与上诉人存在共同共有关系，且二被上诉人不是王秀兰的法定继承人，因此二被上诉人无权继承分割遗产，该征收补偿款不属于二被上诉人可以分割的财产。(四)本案无证据证明二被上诉人对被继承人尽到赡养义务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在扣除无名氏的份额后，对剩余应分遗产平均分割，不符会事实及法律规定。虽然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未能尽赡养义务，但从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分析，王秀兰当时64岁，李鸿云61岁，两人身体状况良好，生活均能自理，两人都有收入(李鸿云有退休工资，王秀兰有门面收入)，基本不需要他人照顾。王秀兰每年两次前往上诉人限制人身自由的地点探望，双方进行了精神慰藉，这也说明了上诉人对王秀兰尽到了精神赡养义务。二被上诉人对王秀兰没有赡养义务的事实发生，所谓的赡养也只是针对父亲李鸿云，在没有证据证实的情况下，不能由此认定二被上诉人均对王秀兰、李鸿云照顾赡养。一审法院枉顾了上诉人被父母抚养教育，其父母被上诉人赡养、照顾，双方共同生活、共同居住、相互依赖的紧密程度这一重要客观事实，将原本不予分割给被上诉人的财产，均等分割，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作出的判决明显偏袒一方，难以让人信服。二、一审法院参照共有物的分割原则，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规定的认定观点是错误的，针对判决书中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依据存在疑问。1、判决书上写到“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关于诉讼时效的这句话出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1988年4月2日法发(1988)6号文)第177条，但根据2008年12月18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2007年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第七批的决定》，第177条因与物权法有关规定冲突，不再适用，已作废。故判决书上引用该条法律条文不当。2、一审法院认为王秀兰、李鸿云死亡后遗产未作分割，李某2、李某3未放弃继承，应视为接受继承，遗产属各继承人共同共有；李某2、李某3诉讼来院要求享有继承权，主张分割遗产，应参照共有财产分割的原则，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该观点引用的是《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五条(四)25.的裁判思路和口径进行说理，但本案并不符合该会议纪要中关于诉讼时效问题的说理精神和实质内涵，理由如下：(1)在法定继承纠纷案件中，根据《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中确定的裁判思路和口径，被继承人死亡后遗产未分割，各继承人均未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属于各继承人共同共有。继承人基于家庭关系，共同共有遗产物权，因共有产权分割发生争议，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而本案被上诉人李某2、李某3不是王秀兰的法定继承人，与王秀兰不存在家庭关系，与案涉遗产不存在共有关系。退一步讲，即使李某2、李凤是王秀兰的继承人，因案涉遗产已经全部赠与李某1，并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证》，依法确定了李某1为案涉遗产的实际权利人，李某1对案涉房屋一直进行管理、修缮、经营等处分，案涉财产与李某2、李某3不存在共有关系。故不应采用上述思路在本案中进行说理。(2)本案一审争议焦点“案涉财产继承人的主体资格”是指继承人的继承资格，即如何确定李某2、李某3的法定继承人资格，以及对案涉遗产是否享有继承权；争议焦点“案涉财产的范围及如何予以分割”即如何确定案涉遗产范围，以及请求如何分割、分配和给付。围绕争议焦点，被上诉人诉求其为王秀兰、李鸿云的法定继承人，请求分割上述遗产并由上诉人给付，实质上为继承权回复请求权，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关于继承权回复请求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的规定，继承的诉讼时效为两年，从继承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关于继承纠纷诉讼时效的提起欺限十分明确，即两年的一般时效和二十年的特殊时效，而对于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即如何理解权利被侵犯则是本条的关键所在。在法定继承下，被继承人死亡后存在多个继承人的，其中一位继承人占有甚至处分了被继承财产，其他几位继承人均知情的情况下，应认定为权利被侵犯。继承权回复请求权，是在继承人权利被侵犯时，法律赋予被侵害人的回复请求权利，是指在发生继承权侵害情形时，真正继承权所享有的请求侵害人，或者通过法院诉讼程序，将自己的权利回复到继承开始时的状态的权利，应当适用《继承法》规定的诉讼时效予以限制。本案中，根据法院调查，1993年10月，李鸿云死亡后，案涉房屋一直由李某1管理、租赁、使用，可判定案涉房屋已由李某1一人独占并处分的事实，二被上诉人均知情，应认定为此时权利被侵犯，适用继承权回复请求权进行主张。而一审法院仅仅依据共有物分割原则认定诉讼时效，并未对继承权回复请求权的相关事实作出合理分析、解释，故一审法院认定诉讼时效的观点存在错误。本案中，被继承人主秀兰1988年8月11日去世，至今已经32年；李鸿云1993年10月28日去世，至今也长达27年之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的规定，本案继承开始之日应为1988年8月11日和1993年10月28日，而被上诉人于2020年1月3日才向一审法院提起继承纠纷诉讼，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二十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的规定，被上诉人请求继承分割案涉遗产，已超诉讼时效，其权利不受法律保护。1989年10月，案涉房屋的土地使用权登记在李某1名下，距2018年案涉房产被征收时已远远超过20年，根据《继承法》的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因此，二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亦超过法律规定最长二十年的诉讼时效。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不存在财产共有，所以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八的规定作出判决是错误的；本案的实际继承权人是李某1，被上诉人李某2、李某3与本案继承事实已无关联，且本案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故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作出判决是错误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所作出的判决明显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驳回二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补充上诉理由：一、一审认定王秀兰、李鸿云的遗产总额791302.7元错误；二、一审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无名氏”存在的情况下，经行判决给“无名氏”遗产份额显然依法无据。李某2、李某3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李风兰、李某3对其继母王秀兰履行了赡养义务，依法形成了有扶养关系的继母女关系，对其遗产依法享有继承权，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中，两被上诉人李风兰、李某3作为被继承人王秀兰的继女，在王秀兰与李鸿云结婚时，虽已成年，王秀兰作为继母没有对两被上诉人形成继母对继女的抚养关系。但在其父李鸿云与继母王秀兰婚后，两被上诉人为照顾其父母、弟弟，把工资收入用于家庭开支，对其继母王秀兰尽到了赡养义务。王秀兰与李鸿云结婚后，二人年龄较大，身体素质较差，二人均患有各种基础疾病，时常住院治疗。虽然两被上诉人作为女儿结婚后有了自己的家庭，但仍然倾尽全力照顾体弱多病的继母、父亲和年少的弟弟。特别是在继母王秀兰人生的最后几年，高血压、脑血栓病情加重，引起半个身体不能动，神志不清，不能说话，吃喝拉撒全在病床上，这时是王秀兰最需要子女赡养的时候，被上诉人姊妹二人，克服了重重困难，对待继母视同亲生母亲般的为其求医看病，照料生活，并在其继母王秀兰去世时为其养老送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九条，“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从继承法全文规定看，继承法规定的“扶养关系”包括，父母对子女的抚养，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兄弟姐妹之间的扶养，同时也包括没有法定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的赡养等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基层法院裁判标准规范（民事卷）》第四章继承纠纷案件裁判标准明确指出，“继承法中“扶养”在一般意义上通常作广义理解，即包括抚养、扶养和赡养。因此继子女和继父母一方对另一方予以扶养，他们之间就“有扶养关系”。包括未成年或不能独立生活的继子女受继父母抚养，继子女赡养年老的继父母。”被上诉人李某2、李某3对其继母王秀兰尽到了赡养义务，依法形成了有扶养关系的继母女关系，对其继母遗产享有继承权。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李某1对王秀兰进行了赡养，与事实不符，上诉人李某1应依法少分或不分王秀兰遗产。上诉人李某1在××××年李鸿云与王秀兰结婚时李某1已满16周岁，在本案涉及的西关房子仅有一张床，李某1在东关的房子居住，一直未与其父、继母共同居住生活。上诉人李某1于1985年12月25日因犯罪在监狱服刑，1988年7月22日被假释，上诉人李某1被假释的次月即8月11日王秀兰因病死亡被注销户口。在王秀兰患病的人生最后几年里，特别是瘫痪在床的时间里，也是王秀兰最需要赡养的时候，上诉人李某1因犯罪正在服刑，没有尽到对其继母王秀兰的赡养义务。同时，上诉人为达到侵吞遗产的目的，在领取补偿款后拒不向被上诉人分割，上诉人李某1明明在淄博监狱服刑近3年，却一审期间陈述为“在王秀兰生病住院期间，专心照顾，无微不至，完全由其一个人赡养李鸿云、王秀兰。”被上诉人真的想问一下上诉人，你是在近3年的监狱里如何照顾生病住院的王秀兰的？上诉人李某1对其继母王秀兰未尽到赡养义务，且在庭审中作虚假陈述干扰案件审理，应依法少分或不分王秀兰遗产。三、对本案遗产范围，上诉人陈述与事实完全不符。首先、本案涉及的西关房屋，在王秀兰名下。1979年被上诉人李风兰、李某3姐妹二人利用其工资收入，帮助其父李鸿云、继母王秀兰建设房屋。而上诉人才刚满18周岁年龄尚小，更没有经济条件，上诉人陈述，是其帮助其父母建造，没有事实依据，也不符合常理。其次、上诉人主张西关的土地证于1989年10月变更为上诉人。第一，上诉人提供的是复印件，不具有真实性。第二，按照我国法律规定，房屋土地是王秀兰名下财产，土地证所有人变更需王秀兰同意方可。而王秀兰1988年8月去世，土地证却是1989年10月变更到了上诉人名下，即使该土地证进行了变更，也是非法的。四、被继承人王秀兰的儿子无名氏享有遗产份额，不应由上诉人保管，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通过一审已经查明，上诉人为达到侵吞遗产的目的，拒不向被上诉人分割遗产，更在诉讼期间做虚假陈述，且上诉人自己也明确表示其身体状况不好。为保障案外人合法权益，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有侵占遗产的目的、不诚信、身体状况也不好，不宜作为王秀兰儿子无名氏遗产份额的保管人，被上诉人无侵吞遗产的目的，也充分尊重案外人的权益，上诉人作为该遗产份额的保管者更为适宜，请二审法院依法纠正一审判决。五、两原告起诉分割遗产未过诉讼时效。对于涉案遗产房屋系被继承人李鸿云、王秀兰夫妻共有房屋，两被继承人相继去世后，该房屋未进行遗产分割，处于由原被告姐弟三人共有状态，三共有人对共有房屋享有的所有权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2018年济宁市兖州区政府拆迁补偿办公室对该房屋进行财产补偿。在拆迁补偿手续中也明确显示，原被告姐弟三人共同享有该处房屋所有权，两原告作为姐姐委托被告代为办理相关拆迁补偿手续，并授权其代领补偿款项，在被告领取拆迁补偿款后，未将两原告应有之份额给付两原告，两原告合法继承权受到侵害，于2019年12月2日向兖州区人民法院起诉，未过诉讼时效。李某2、李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分割被继承人王秀兰、李鸿云的遗产即房屋征收补偿款834,423.20元李某1成给付其二人每人278,141.10元；2、案件诉讼费用由李某1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鸿云出生于1924年5月26日，于1993年10月28日死亡。王秀兰出生于1921年9月1日，于1988年8月11日死亡。李鸿云与王淑萍系夫妻关系，共生育三名子女，即长女李某2、次女李某3、长子李某1。王淑萍于1974年去世。王秀兰与张保德原系夫妻关系，共生育一个男孩，姓名不详（以下称无名氏）。1951年10月10日，张保德因刑事犯罪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后王秀兰起诉要求与张保德离婚，1953年5月28日，原滋阳县人民法院出具滋法民（53）字第一一二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王秀兰与张保德离婚，案涉房屋中部分房屋归王秀兰所有，无名氏归王秀兰抚养。李鸿云系原兖州县运输公司职工。王秀兰无固定工作，自食其力，从事小本生意。××××年××月××日，李鸿云与王秀兰登记结婚。李鸿云与王秀兰结婚时，李某2已年满23周岁，于1971年参加工作，并于××××年××月××日登记结婚；李某3已年满21周岁，1975年9月成为下乡青年，1978年到山东拖拉机厂工作，××××年××月××日登记结婚；李某1年满15周岁，为原兖州县城关镇中学在读学生。1978年8月，李某1替老换幼在原兖州县运输公司参加工作。李鸿云与王秀兰结婚后，生活在案涉房屋。李鸿云、王秀兰结婚后，因年龄较大，身体素质较差，患有各种基础疾病，时常需要住院治疗等，期间李某2、李某3、李某1均对王秀兰、李鸿云进行照顾、赡养。1985年12月25日，李某1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未能尽赡养义务。1988年5月28日，李某1被假释。1988年7月22日，李某1的户籍迁入王秀兰的户口簿。同年8月11日，王秀兰死亡后注销户口，李某1变更为户主。1989年2月，李某1到兖州浸出油厂工作，××××年××月××日，李勇成结婚。1990年，李某1生育子女后与李鸿云一起共同生活在兖州东关的房屋，将案涉房屋进行出租。1993年10月，李鸿云死亡后，案涉房屋一直由李某1管理、租赁、使用。1987年1月13日，原兖州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山东省城镇私房所有权证》字第××号，所有权人为王秀兰，房屋坐落中山西路，其中北屋2间，建成年代1962、产权来源自建、土木结构、建筑面积31.72平方米、用途住宅；其中北屋3间、建成年代1953、产权来源离婚判决、土木结构、建筑面积33.30平方米、用途经商；其中北屋1间、建成年代1979、产权来源自建、砖木结构、建筑面积16.45平方米、用途经商。以上房屋建筑面积共计81.47平方米。1989年10月，原兖州县土地管理局颁发了兖国用（89）字第08220708007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者李永成（应为李某1）、地址兖州镇中山西路127号、用途住宅、用地面积131.32平方米、建筑占地81.47平方米。2018年10月3日，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政府公布了《西护城河片区房屋征收补偿方案》。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出具了《房屋及附属设施勘测表》，确定了涉案房屋的征收面积。2018年10月28日，山东仁和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案涉房产进行勘估，出具了《房屋及附属设施评估明细表》，评估价值为：商业房屋415,413元、住宅房屋294,964元、附属设施4,914元，以上合计715,291元。2019年1月3日，委托人李某2、李某3与受委托人李某1签订了授权委托书，委托李某1代为全权处理涉案房屋征收过程中的相关事宜，代为协商、承认、签署并履行相关文书及事务，三方签字捺印。三人共同出具《承诺书》，三人承诺均认可签署的关于涉案房屋的拆迁协议。李某1出具《承诺书》，承诺其向征收补偿办公室出具的所有材料均是真实的。同日，李某1代王秀兰与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济宁市兖州区鼓楼街道办事处签订《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被征收人为王秀兰，征收房屋建筑面积住：70.65平方米、商：49.75平方米，补偿款：房屋评估价格710,377元、附属物补偿金额4,914元、三个月临时安置补助费2,119.50元、搬迁补助费每户1,000元、经营性补助费4,975元、其他补偿71,037.7元，以上共计794,423.20元。鼓楼街道西护城河片区奖金汇总统计表（第五批）载明，房屋产权人李某1（王秀兰）补偿费794,423.20元、奖金金额40,000元，合计834,423.20元，领取人李某1，领取时间2019年1月28日。李某1对领取补偿款及奖金834,423.20元予以认可。另查明，第一次庭审后，本院要求李某2、李某3、李某1提供无名氏的相关信息，李某2、李某3、李某1均表示王秀兰生前没有告知过，王秀兰去世后也未见相关人员主张权利。本院依法到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济宁市兖州区鼓楼街道办事处民族社区居民委员会、济宁市兖州区档案局等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均无法获知王秀兰亲生儿子无名氏的姓名及相关信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案涉财产的继承人的主体资格问题即谁享有继承案涉财产的资格？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被继承人的子女享有平等的继承权。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因此，继子女能否成为继父母的法定继承人，取决于他们是否形成扶养关系。未形成扶养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只是一种姻亲关系，相互之间没有继承权。而形成扶养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属于法律上的拟制血亲关系，相互间有继承权。本案中，李某2、李某3、李某1均系李鸿云的亲生子女。王秀兰与李鸿云再婚时，李某2和李某3已成年并参加工作，虽然王秀云未对李某2、李某3尽抚养义务，但李某2、李某3对王秀兰尽到了赡养义务，因此，李某2、李某3与王秀兰形成“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关系，因此对王秀兰的遗产享有继承权。王秀兰与李鸿云再婚时，李某1正处于高中阶段学习，系未成年人，后李某1参加工作后对王秀兰亦尽赡养义务，李某1与王秀兰形成“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关系。无名氏作为王秀兰的亲生儿子对王秀兰的遗产享有继承权。李某2、李某3、李某1均系李鸿云的亲生子女，对李鸿云的财产均有继承权。综上所述，李某2、李某3、李某1、无名氏对案涉的财产均享有继承的权利。二、李某2、李某3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是否丧失继承权？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本案中，王秀兰、李鸿云死亡后遗产未分割，李某2、李某3未放弃继承，应视为均已接受继承，遗产属各继承人共同共有；李某2、李某3诉讼来院要求享有继承权、主张分割遗产，应参照共有财产分割的原则，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因此，对李某1抗辩的本案已超过二十年的诉讼时效，李某2、李某3丧失继承权的观点，本院不予采信。三、案涉财产的范围及如何予以分割？本案中，案涉的房产源于王秀兰的婚前个人财产，王秀兰、李鸿云婚后又自建部分房屋。当时我国婚姻政策有明确的规定，一方婚前个人所有的财产，婚后由双方共同使用、经营、管理的，房屋和其他价值较大的生产资料经过8年，贵重的生活资料经过4年，可视为夫妻共同财产。案涉房屋确权时，王秀兰、李鸿云已共同生活近10年。案涉房屋虽登记在王秀兰名下，但应认定为李鸿云、王秀兰的夫妻共同财产。该处房产已拆迁并进行货币补偿。对于该房屋评估价格710,377元、附属物补偿4,914元、经营性补偿4,974元、其他补偿71,037.70元，合计791,302.70元，作为王秀兰、李鸿云的遗产进行分割。对于奖金40,000元、临时安置费2,119.50元、搬迁补助费1,000元，合计43,119.50元则是对实际使用拆迁房屋的李某1个人处置拆迁事宜所获得到相关收益，应归李某1个人所有，不宜作为遗产进行分割。虽然目前无法通知到无名氏参加诉讼，但根据法律规定，分割遗产时，要保留无名氏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王秀兰的继承人分别为无名氏、李某2、李某3、李某1；李鸿云的继承人分别为李某2、李某3、李某1。无名氏应分得遗产价值98,912.84元；李某2、李某3、李某1各自应分得遗产价值230,796.62元。因案涉房产的补偿款由李某1领取，李某1应按照各继承人分得遗产数额给付各继承人的遗产价值，无名氏分得的款项由李某1予以保管。综上所述，公民依法享有财产继承权。共同共有人对共财产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李某2、李某3未放弃继承，故本案已发生继承。李某2、李某3有权对继承的财产要求分割。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六条、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4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李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李某2遗产折价230,796.62元。二、被告李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李某3遗产折价230,796.62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144元，由原告李某2负担3,359元，由原告李某3负担3,359元，由被告李某1负担5,426元。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案涉房产已拆迁并进行货币补偿，合计791302.70元，应作为王秀兰、李鸿云的遗产进行分割。××××年××月××日，李鸿云与王秀兰登记结婚时，李某2已年满23周岁，其于1971年参加工作，并于××××年××月××日登记结婚。李某3已年满21周岁，其于1978年到山东拖拉机厂工作。虽然李某2、李某3对王秀兰进行了照顾、赡养，但未形成“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李某2、李某3对王秀兰的遗产不享有继承权。王秀兰于1988年死亡，李红云于1993年死亡，故王秀兰的继承人应为无名氏，李鸿云、李某1。即房屋拆迁合计791302.70元的二分之一为王秀兰的遗产，有无名氏、李鸿云、李某1各分得三分之一的份额，无名氏应分的遗产价值为131883.78元。李鸿云于1993年死亡，房屋拆迁合计791302.70元的三分之二为李鸿云的遗产，由李某2、李某3、李某1继承。李某2、李某3应各分得175845.04元。因案涉房产的补偿款由李某1领取，李某1应按照各继承人分得遗产数额给付各继承人的遗产价值，无名氏分得的款项由李某1予以保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山东省兖州区人民法院（2020）鲁0812民初4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李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李某2遗产折价175845.04元；二、变更山东省兖州区人民法院（2020）鲁0812民初4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李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李某3遗产折价175845.04元；三、驳回李某2、李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144元，由李某2负担3,238元，李某3负担3,238元，李某1负担5,66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224元，由上诉人李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壮男审判员  史宝磊审判员  张 芳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李梦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