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16民初36222号原告: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西二道**。法定代表人：周青，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乔晓敏，该公司员工。被告：刘超，男，1968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锡明，天津团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秋，天津团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刘超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乔晓敏，被告刘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锡明、韩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原告不支付被告2013年工资差额263505元，不支付2014年工资差额35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不服津保劳人仲字【2020】第50479号裁决，原被告双方于2017年1月21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超过了申请仲裁的一年时效期间，仲裁期间被告提供的2018年、2019年发出的《欠薪告知书》《补发工资申请》的快递底单，其中一张为“复印件”，另一张是“收件人存底单”，并非“寄件人存底单”，以正常程序应该是寄件人留存“寄件人存底单”，收件人留存“收件人底单”，对快递是否经过邮寄送程序存在质疑。被告辩称，被告刘超分别于2017年12月、2018年11月、2019年10月用EMS分别向原告发出《欠薪告知书》、《补发工资申请》。被告方于2020年2月7日拨打EMS客服电话，分别查询了被告发出的快递单号的物流信息，EMS后台均有显示，且均已签收。因此，被告的仲裁申请未超过诉讼时效。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刘超与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冶天工）双方于2006年10月1日签订了自2006年10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2年中冶天工任命刘超为西北分公司副经理，2013年确定年薪标准为“按正职年薪的0.8倍发放年薪”，2017年1月5日被告刘超递交离职申请，对辞职原因表述为“西北公司不能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造成我生活窘迫，家庭矛盾突出，其中包括未支付2015年7-12月工资29783.88元，2013年绩效工资26万，2014年绩效工资26万，2015年绩效工资（不详），以及各种补助、补贴和个人补贴项目支出等”。2017年1月19日，中冶天工西北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苗怀玉在申请人辞职申请“人力资源部意见”栏目签署“同意”字样。2017年1月21日，时任中冶天工西北公司负责人的张卫星在辞职申请“公司领导意见”栏目签署“一、同意刘超同志意见，同意调离；二、刘超同志2013年、2014年年薪按公司副职考虑，但因项目资金持续紧张未予发放。”庭审中中冶公司对上述辞职申请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表示该辞职申请是自刘超的人事档案中调出，因刘超档案已不在中冶公司保存，故中冶公司无法核实该辞职申请的真实性，但原告认可张卫星曾任西北公司经理，且目前仍在职，原告对辞职申请中有关领导签字真伪不予认可，但在张卫星仍在职的情况下，中冶公司不能提供相反证据，故本院对该辞职申请真实性予以采信。2017年1月22日中冶公司向刘超作出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双方劳动关系于2017年1月21日解除。2017年12月17日，刘超向中冶天工西北公司人事负责人苗怀玉经理发出“欠薪告知书”，催要内容同上；2018年11月15日刘超向西北公司张卫星总经理发送“欠薪告知书”，催要内容同上；2019年10月29日，刘超向中冶天工职工经办人员任勇发出“补发工资申请”，内容为申请补发2013年工资补差263505（税后）；补发2014年工资补差350000元，合计人民币613505。上述三封邮件刘超均通过EMS邮件形式向原告方投递，且经查询均已妥投。刘超提供其与任勇的通话录音，以及对应的微信聊天记录，原告否认该录音证据和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但认可该公司有在职人员任勇其人，但未对上述证据提供相反证据，故本院对上述沟通过程中提及的2013年年薪263505（税后）和2014年年薪税前350000元的数额予以采信。此外，被告提供的个人所得税明细中显示2015年12月报税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350000元，实缴税款86495元。被告表示该款项即为2013年年薪，由原告在2015年时核定报税，但该款项至今未付。对此原告表示既已报税则已经支付，但其未能就上述薪资支付提供任何证据。2020年8月24日，刘超向天津港保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中冶天工公司支付2013年工资差额263505元，2014年工资差额350000元。2020年11月17日，该委作出津保劳人仲裁字【2020】第5047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中冶天工支付刘超2013年工资差额263505元（税后，个人所得税已由被申请人代扣代缴），支付刘超2014年工资差额350000元（税前，含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部分）。中冶天工公司不服，起诉来院，刘超未起诉。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分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原被告双方于2017年1月21日解除劳动关系，距被告刘超2017年12月17日通过EMS向原告中冶天工西北公司人事负责人苗怀玉经理发送《欠薪告知书》的时间不足一年，诉讼时效应自此重新计算；2018年11月15日被告刘超通过EMS向原告中冶天工西北公司经理张卫星发送《欠薪告知书》，函中这样表述“我于2017年12月17日已向中冶天工西北公司苗怀玉经理发过类似函件，为保持追诉期的时效有效，特再发此欠薪告知书”，表明被告刘超为了避免诉讼时效届满再次向原告公司主张了权利，此时诉讼时效重新计算；2019年10月29日被告刘超通过EMS向原告方经办人员任勇发送《补发工资申请》，诉讼时效再次中断。直至2020年8月24日被告刘超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仍未超出诉讼时效。被告提交的EMS快递单三张，“欠薪告知书”两份，“补发工资申请”一份，与EMS客服11183的通话录音光盘一张，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未见有不实之处，且与本院核实的EMS送达结果一致，本院予以采信。尽管原告中冶天工称没有收到这三份快递，但原告对此的否认不能产生诉讼时效经过的后果，且从上述证据的形成来看，被告刘超对诉讼时效的相关法律规定有了解，并且一直采取行动积极中断诉讼时效，三份EMS快件的收件人均为原告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且邮寄地址也为原告中冶天工集团所属，足以证明被告刘超积极主张自己的权利，未曾懈怠，履行了告知义务，故本院对原告关于诉讼时效届满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是否未足额支付被告薪资一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中冶天工公司在庭审中称已经足额支付了被告刘超2013、2014年度的工资，对此负有举证责任，但却以没有保存工资发放证据为由未向法庭提供任何证据，本院认为中冶天工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该保管向员工发放工资的证据，并且在可以向银行调取相关证据的情况下，仍然不能提交，故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后果。另，在被告刘超提交的《辞职申请》中的领导意见一栏，时任原告中冶天工公司西北公司总经理的张卫星这样写道：“刘超同志2013年、2014年年薪按公司副职考虑，但因项目资金持续紧张未予发放”，足以证明原告中冶天工集团未足额支付被告刘超工资的事实存在。故，本院对被告刘超主张的未足额支付2013、2014年度工资的事实予以认可。关于未足额支付工资的数额，被告刘超提交纳税清单、辞职申请等证据，能够证明其主张的数额，且本院查明事实部分业已认定2013年年薪263505（税后）、2014年年薪税前350000元，故在此无须赘述。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本案中，原告未及时向被告支付年薪，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经审查，原告提供的证据及其主张金额并无不当之处，本院对其主张予以支持。综上，依照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刘超支付2013年度工资差额263505元（税后）、2014年度工资差额350000元（税前）；二、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闫冉冉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陈海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