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65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现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2（刘某1父亲），现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太原市迎泽区正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褚某，现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太原市万柏林区神堂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法定代表人：杜某，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某，山西融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顾某，住太原市。上诉人刘某1因与被上诉人褚某、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9民初13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2、杨某，被上诉人褚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某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顾某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1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9民初1316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依法判令被上诉人褚某赔偿上诉人之子刘超凡死亡赔偿金620700元（31035*20年）、丧葬费33834.5元（67669元÷12个月*6个月）、精神损失费50000元等费用（704534.5元－已赔付200000元）共计余款504534.5元；3.依法判令被上诉人褚某、被上诉人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向上诉人及家属公开赔礼道歉；4.依法判令被上诉人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承担连带法律责任；5.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褚某、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褚某在一审诉讼过程中未亲自参与诉讼依法应承担不利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六条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场、拒不签署或宣读保证书或者拒不接受询问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案件情况，判断待证事实的真伪。待证事实无其他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不利于该当事人的认定。被上诉人褚某的代理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亲口承认被上诉人褚某存在校外补课的违法行为并欠受害人刘超凡7节课的事实。本案诉讼主体4个当事人，本次起诉的主要被告是被上诉人褚某，诉请褚某依法赔偿，上一次20万元赔偿款是以学校作为主体赔的，原协议是双方协议，合同具有相对性，本案不符合一事不再理的法律规定。且被上诉人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在20万元赔偿款履行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与故意不履行其中7万元的客观事实，5万元来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其中2万元来自万柏林教育局领导、学校领导及教工捐款，这七万元不应该包括在20万元中，这是两个法律关系，保险赔偿、捐款与学校赔偿不能混为一体，不是一个法律关系。受害人刘超凡系上诉人与第三人的独生子，上诉人与第三人现已离婚。受害人刘超凡生前就读于被上诉人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被上诉人褚某系被上诉人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的职工教师。2016年受害人刘超凡进入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后，被上诉人褚某便利用自己做班主任的职务之便，在课外时间有偿办辅导班，并强制学生报名参加，刘超凡首期未参加，便遭到被上诉人褚某的辱骂、白眼、找茬等各种打击报复的行为，迫使刘超凡参加了该辅导班。2017年11月，被上诉人褚某所办的班被举报查封，此时她尚欠学生7节课未授且拒不退还剩余补课费，在上诉人向校长提出退费要求和在校方的追问下，被上诉人褚某才退还了一节课的费用即50元。被上诉人褚某的行为完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及教育部以教师【2015】5号印发《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的内容与精神。2018年3月至2018年6月期间，褚某对刘超凡进行了多次辱骂，并多次违法没收其手机，2018年5月，被上诉人褚某又一次没收了刘超凡的手机，对其大动干戈，并停课三天、罚款人民币500元，强迫其父子二人各写检查一份，在全班同学面前念，同时让其转学。2018年6月24日，被上诉人褚某再次没收了刘超凡的手机，在孩子苦苦央求归还手机卡未果、最基本的隐私权都被非法剥夺的情况下，其精神被彻底击垮，放学回家后于当日晚上22点左右在上诉人所住小区坠楼自杀，至此，被上诉人褚某仍未归还孩子的手机。被上诉人褚某在不同场合公然辱骂受害人及家人的行为侵犯了受害人的人格权，没收受害人内有相关个人隐私信息的手机的行为侵犯了受害人的隐私权，对受害人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从而最终导致受害人坠楼的发生。被上诉人违反了《民法总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人格权与隐私权的相关规定。被上诉人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对于被上诉人褚某的违规补课行为没有进行监督检查，而是进行包庇纵容、听之任之，最终导致受害人死亡的悲剧的发生。根据《物权法》的有关规定，手机是受害人的合法财产，被上诉人褚某、被上诉人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对受害人没收手机的行为，只是对受害人手机的临时占有和管理，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没收。因此，被上诉人褚某、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拒不归还受害人手机的行为，违反了《物权法》、《教育法》的有关规定，侵犯了受害人的合法权利。二、被上诉人褚某三次违法没收手机上诉人之子刘超凡手机的行为不是教学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是其个人行为，构成侵权，其行为存在违法性。（一）上诉人之子刘超凡首期未参加被上诉人褚某违规开设补习班招致被上诉人褚某对其不满，因此被上诉人褚某在教学管理多次没收刘超凡手机并对其辱骂等。本案通过庭审，双方举证质证可以得知刘超凡拿手机的目的与真正用途是：孩子是一个特殊情况的单亲家庭。父亲是一名公交车司机，经常不在家，在父母离婚后，刘超凡随父生活，有时父亲不在家只好去爷爷奶奶家吃饭，手机是孩子放学后选择找父亲吃饭还是爷爷奶奶吃饭的唯一通讯工具。老师多次没收手机的行为在客观上已经造成了刘超凡无法保证自己吃饭休息的正常日常生活需求。上诉人之子刘超凡生前就读于被上诉人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被上诉人褚某系被上诉人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的职工。受害人刘超凡系上诉人与第三人的独生子，上诉人与第三人现虽以离婚，但对刘超凡的生活、学习都不关心与重视。上诉人之子刘超凡2016年入学，被上诉人褚某系上诉人之子刘超凡的班主任，被上诉人褚某利用其教师之职在外开设有偿辅导班（一节课50元）并强制学生报名参加，首期刘超凡并未参加，对此被上诉人褚某十分不满，对刘超凡进行辱骂、白眼、找茬等各种打击报复行为，迫不得已受害人刘超凡参加了该辅导班。2017年11月，被上诉人褚某所办的补习班因他人举报而被查封，此时褚某尚有学生七节课未授，但并未退还剩余补课费；直至2018年9月7日，刘超凡死亡后，上诉人向副校长提出退费请求，被上诉人褚某才退还了一节课费用，并声称其余六节课已经补给学生。在2018年3月至2018年6月期间，被上诉人褚某对受害人刘超凡多次辱骂。2018年6月24日，被上诉人褚某再一次没收了受害人刘超凡的手机，刘超凡以手机卡中有个人隐私为由向被上诉人褚某索要手机卡，被上诉人褚某无视刘超凡请求，拒绝给卡。（二）被上诉人褚某无权没收刘超凡手机，其没收手机的行为侵犯了刘超凡的财产权、隐私权，也触犯了刘超凡承受能力的底线。2018年6月24日，被上诉人褚某再一次没收了受害人刘超凡的手机，褚某没收刘超凡手机的行为侵犯了学生的财产权在学生请求返还手机卡时不予返还同时侵犯了其隐私权。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没收和暂扣财物属于行政处罚范畴，对他人物品进行暂扣等实施行政处罚措施必须具有相应主体资格，而作为教育机构的学校显然没有这样的权利，被上诉人不能没收或暂扣刘超凡的手机；另，学生对自己的手机等个人物品享有法定财产权，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随意剥夺。《教育法》第四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受教育者享有下列权利：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依法提起诉讼。”三、被上诉人褚某诸多行为均有过错，从刘超凡死亡的原因力、作用力分析，刘超凡的死亡与其没收受害人刘超凡手机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一）被上诉人褚某教学管理中有诸多不当行为，以及被上诉人褚某没收刘超凡手机的行为都对刘超凡跳楼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首先，被上诉人褚某违规开设有偿补习班，对未参加补习班的学生，进行言语或者行为上的冷暴力。其次，被上诉人褚某对刘超凡首期未参加补习班，心中不满，2018年5月，被上诉人褚某没收了刘超凡的手机，并停课三天、罚款人民币500元，强迫刘超凡及上诉人各写一份检查，并在全班同学面前进行检讨，还告知刘超凡转学。被上诉人褚某上述行为违反学校对课程安排、教学管理的相关规章制度,同时未能全面考虑到刘超凡作为未成年人自尊心强、心理承受力有限的情况，存在过错；其让刘超凡停课三天、在全班同学面前作检讨等行为给刘超凡带来的心理伤害，更是使刘超凡尊严受到伤害。最后，《教师法》第八条第四款规定，教师应“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促进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二十九条：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应当因材施教，促进学生的充分发展。教师应当尊重学生的人格，不得歧视学生，不某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不得侵犯学生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褚某对待刘超凡，不说关心、爱护学生甚至能说是十分的可恶，如果不是有特别的原因，刘超凡不会写下恨褚某这样的话语。刘超凡因在学校受到被上诉人褚某多次辱骂、刁难等不当教学管理行为，使受害者刘超凡幼小的心灵遭受伤害，多次没收手机且辱骂，正是被上诉人褚某对刘超凡长年的批评、辱骂等行为，一点点的将孩子的精神世界压垮，直到2018年6月24日又一次的没收手机、不尊重学生的隐私，这是受害人刘超凡精神承受能力底线，也是导致受害人精神崩溃的导火索。（二）被上诉人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提供的没收手机视频、正常放学回家的视频等证据均不是原始载体，不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是被上诉人方通过裁剪、选择调取的证据，不符合证据法的规定。根据《证据规定》第十五条，当事人以视听资料作为证据的，应当提供存储该视听资料的原始载体。当事人以电子数据作为证据的，应当提供原件。电子数据的制作者制作的与原件一致的副本或者直接来源于电子数据的打印件或其他可以显示、识别的输出介质，视为电子数据的原件。且监控并不能将人的表情拍摄清楚，无法证明孩子的是怎样的心理。对于原本外向的孩子来说，最正常不过的行为恰恰不正常。被上诉人方承认褚某扣留刘超凡手机的事实，任何单位、个人无权侵犯个人的财产权，褚某作为一名人民教师，为人师表，知法犯法，其强制、暴力扣留手机的行为深深的伤害了受害人的身心健康，激化了褚某与刘超凡之间的矛盾，从褚某3次扣留刘超凡手机的违法行为导致受害人至死都没要回自己的手机，暴露了本次刘超凡跳楼的主要原因就是褚某三番五次的侵犯刘超凡的财产权、隐私权；也就是说刘超凡跳楼的主要原因和主要责任就是褚某的不当行为，双方之间有着重大的因果关系和利害关系，褚某应当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事发后褚某躲在外地，不敢回校工作，说明她心中有鬼、心中有愧，无法面对由于她自己的违法行为造成的恶果。另外，被上诉人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与上诉人、第三人写的协议书里并没有褚某这个合同主体，说明第一学校在包庇褚某的违法行为；第二褚某已经触犯道德、良心底线,至今没有对受害人家属进行道歉或赔偿，直至庭审前都不敢与上诉人见面。（三）被上诉人褚某作为刘超凡的班主任，应当更加注意孩子的身心健康而不是一味的没收手机、言语辱骂学生,应承担主要责任；被上诉人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作为校方未做好青春期教育工作，承担次要责任。刘超凡在2016年入学，期间被上诉人褚某没收刘超凡手机共三部，直至孩子坠楼后没收后手机均未归还。学校在教育过程中应当把教育与保护相结合，并且要适应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特点，做好青春期的教育工作；被上诉人褚某在教学中存在疏漏，未能按照教学规定的要求对刘超凡进行心理健康辅导和青春期教育，而某是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要求学校应当进行的教育教学的内容。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涉案协议不是上诉人真实意思的表达，被上诉人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以该事件已与家长达成协议为由进行抗辩，该抗辩理由不成立，本案不属于“一事不再理范畴”，被上诉人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与上诉人、第三人写的协议书里并没有褚某这个合同主体，说明第一学校在包庇褚某的违法行为；第二褚某已经触犯道德、良心底线，至今没有对受害人家属进行道歉或赔偿，直至庭审前都不敢与上诉人方见面。（一）刘某1、顾某的收条上都写的是“因刘超凡死亡给付的现金”，没有写明是补偿款或赔偿款，两个收条的日期与款项交付确认书并不是同一天出具；两张收条是7月12日，款项确认书是2018年7月2日。被上诉人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给付上诉人和第三人赔偿款，说明被上诉人自认了刘超凡的死亡与学校有因果关系，如果没有因果关系，学校为什么要出钱，学校的钱是国有资产，作为一个事业单位不会轻易将国有资金给付上诉人、第三人，说明了学校在以合法形式掩盖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且20万元中，5万元来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其中2万元来自万柏林教育局领导、学校领导及教工捐款，这七万元不应该包括在20万元中，这是两个法律关系，保险赔偿、捐款与学校赔偿不能混为一体，不是一个法律关系。（二）受害者刘超凡于2018年6月24日死亡，该协议签订时间为7月5日，被上诉人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在上诉人及第三人还沉浸在丧子之痛的悲伤情绪下，与二人达成的协议，明显是乘人之危，并写明“协议签订后，乙方不再以任何方式追究甲方的任何责任”，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严重侵害了上诉人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这是学校与被上诉人褚某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和第三人合法权益，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被上诉人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为了平息该事件给予的“封口费”。根据2018年死亡赔偿标准，刘超凡死亡赔偿金620700元（31035×20年）、丧葬费33834.5元（67669÷12个月×6个月）,造成了上诉人、第三人至少40万元的损失。“协议签订后，乙方不再以任何方式追究甲方的任何责任”，这是一个无效条款，自始无效。（三）涉案老师至今未出面做出正面答复，《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五条规定：学校、幼儿园的教职员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某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由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侵犯学生的财产权、隐私权、人格尊严权，受害者刘超凡由于被上诉人褚某的多次辱骂等不尊重行为导致自杀死亡的结果，自杀时刘超凡留下字条，字条内容是：“褚某我恨你，做鬼都不会放过你”。该字条表明受害人刘超凡自杀原因是因为被上诉人褚某的辱骂等不尊重行为，使其幼小的心灵受到了重大打击。故，应当追究被上诉人褚某的侵权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责任。且刘超凡虽是在家跳楼自杀，场所不在学校之内，也不能成为学校免责的事由。根据《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12条的规定，学校在能够证明自身履行了相应职责行为并无不当的情况下，对于学生自杀自伤的无法律责任。根据该规定，首先没有对学生自杀自伤行为发生地点作出限定，而只是要求学校要证明自己对于学生的自杀行为无过错，但明显被上诉人褚某、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的过错已经逐一梳理了出来，应当承担相关的责任。另，在被上诉人方提供的证据中，“校方责任保险出险通知书”，写明险种为“校方责任保险”，即只有学校有责任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才会支付该笔费用，明确校方自认被上诉人方应承担责任。上诉人刘某1因被上诉人褚某、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侵权行为使其子刘超凡自杀，丧失了一个鲜活的生命，上诉人的精神遭受了巨大打击。根据《民法总则》、《物权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提起上诉，请求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综上所述，为了维护受害人和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望贵院依法公正审理此案，判如所请。褚某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某1、顾某与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签订的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已处理完毕，被上诉人褚某的行为是职务行为，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辩称，1.上诉人与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于2018年达成的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并且协议已履行完毕，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也承认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支付了20万元，上诉人对协议书没有任何异议，上诉人及其第三人不得再以任何方式追究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任何责任；2.5万元保险赔偿和2万元筹款是学校履行协议的款项，保险赔偿款是万柏林区教育局为第三学校投保的校方责任险，被保险人是学校，2万元是学校为了履行协议向教育局领导及学校领导进行的筹款，所以5万元赔偿和２万元筹款都是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为了履行协议筹集的款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以维持。原审第三人顾某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的意见。刘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褚某赔偿刘某1之子刘超凡死亡赔偿金620700元（31035元×20年）、丧葬费33834.5元（67669元∶12个月×6个月）、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704534.5元，扣除已赔付200000元，应赔偿504534.5元；2.判令褚某、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向刘某1及家属公开赔礼道歉；3.判令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承担连带责任；4.判令诉讼费由褚某、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某1与顾某原系夫妻关系，刘某1与顾某离婚后其子刘超凡由刘某1抚养。2016年刘超凡系被告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初中142班学生，褚某为其班主任老师。2018年6月24日下午5时许褚某在教室外巡查学生上课时，从后门外窗户上发现刘超凡在课堂上玩手机，于是进教室予以暂扣手机。当日下午6时褚某与刘某1联系，由于刘某1工作中不能接听电话，刘某1于当晚10时给褚某回复电话，褚某在电话中向刘某1说明情况要求其教育孩子不能上课玩手机，并配合学校做好学生的管理工作。当晚刘超凡在褚某告知刘某1情况和刘某1教育后，从九楼直接跳楼身亡。2018年7月2日，刘某1与第三人和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达成《协议书》，协议约定由该学校一次性支付刘某1及顾某人民币20万元。协议签订后刘某1及顾某以及其任何亲朋好友不得以任何理由就刘超凡跳楼身亡之事扰乱学校教育秩序，第四条：协议签订后，刘某1及顾某不再以任何方式追究学校的任何责任。协议中双方还约定了其他内容。落款处刘某1、顾某签字捺印，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校长杜某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同日，刘某1、顾某签署《款项交付确认》，确认书中载明刘某1及顾某每人收取款项的50%即各拾万元，并提供了银行卡号。2018年7月12日，刘某1及顾某分别出具了收到款项的《收条》。庭审中，刘某1认可收到了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支付的款项。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刘某1、顾某与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协议书签订后，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如约履行了支付义务，刘某1对此不持异议。协议第四条约定：协议签订后，刘某1、顾某不再以任何方式追究学校的任何责任。该约定中的“任何方式”从字面理解应当包括诉讼在内，“任何责任”应当包括法律对承担侵权责任方式所列举内容的规定即“赔偿和赔礼道歉”在内。由于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已经生效且履行完毕，故刘某1提出要求原审被告进行赔偿和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违反上述协议的约定，其陈述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褚某系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教师，褚某在履行职务中造成的涉案纠纷，应当由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承担赔偿责任，故对刘某1要求褚某承担赔偿责任及赔礼道歉的请求，法律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第三人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院对本案的正常审理，故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并予以缺席判决。综上所述，刘某1提出的诉讼请求，违反合同约定，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刘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46元，由刘某1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刘某1、顾某与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签订的《协议书》是当事人对自己权利义务的处分，属于民事合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刘某1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所涉及的其与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所签订的《协议书》中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一审判决认定《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并无不当。《协议书》中，刘某1、顾某与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约定，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需向刘某1、顾某支付20万元，该义务现已实际履行完毕。刘某1主张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未完全履行协议的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褚某系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教师，一审法院认定褚某在履行职务中造成的涉案纠纷，应当由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刘某1以褚某没收手机等行为与被害人死亡有因果关系为由要求褚某承担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侵权责任并由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三中学校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46元，由上诉人刘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段晋文审判员 范红琴审判员 郭 强 二O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孟瑞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