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103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常熟路8号。 负责人陈雪松，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运建、楚正楠，上海市信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长根，男，1954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淳安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华军，男，1976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淳安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华娟，女，1978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淳安县。 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忠富、廖枝君，浙江千岛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方建林，男，1956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淳安县。 原审被告孙强，男，1976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奉贤区。 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保上海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邵长根、邵华军、邵华娟、方建林，原审被告孙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淳安县人民法院（2020）浙0127民初28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8日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周志军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邵长根、邵华军、邵华娟分别系方菊秀的配偶、儿子、女儿。2019年10月4日下午，孙强驾驶沪ＢＥ××××号小型越野客车，沿浪黄线由富文乡石头埠村驶往千岛湖镇方向，17时20分许，途经淳安-金富线与浪黄线交叉路口，与金富线由千岛湖镇驶往富文乡方向的方建林驾驶的杭备90006600号二轮电动车发生碰撞，致两车受损，方建林受伤，杭备90006600号二轮电动车乘员方菊秀受伤，经浙江省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于2019年12月15日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2020年4月17日，淳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第3301272019000008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孙强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方建林承担事故次要责任，方菊秀无事故责任，同时该认定书中载明，经杭州华硕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方菊秀符合因肝内胆管、胆道胆汁淤积，所致的肝功能障碍伴感染性休克死亡，本次交通事故损伤对其死亡有辅助作用。沪ＢＥ××××号小型越野客车已在平安财保上海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第三者责任保险2000000元（含不计免赔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事故发生后，孙强向邵长根、邵华军、邵华娟一方赔付了100000元，平安财保上海分公司在本次事故中共预付了保险理赔款70000元（其中赔付邵长根、邵华军、邵华娟一方医疗费5000元、其他费用60000元共65000元；赔付方建林医疗费5000元）。一审庭审中双方对非医保用药协商一致为10%。方菊秀生前从事非农业生产。 2020年8月3日邵长根、邵华军、邵华娟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方建林与孙强赔偿邵长根、邵华军、邵华娟交通事故损失1265901.26元；2.平安财保上海分公司在交通事故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及第三者责任商业险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非医保用药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范围内优先理赔）；3.诉讼费用由方建林、孙强与平安财保上海分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本案交通事故中，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孙强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方建林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因方菊秀违法搭乘电动车，自身存在过错，应适当减轻孙强、方建林的赔偿责任，同时方建林系好意搭乘方菊秀，可适当减轻方建林的赔偿责任，故对邵长根、邵华军、邵华娟一方的合理损失，原审法院确定由孙强承担70%的赔偿责任，由方建林承担20%的赔偿责任，其余10%的责任损失由邵长根、邵华军、邵华娟一方自负。因本案交通事故业经公安机关认定并复核，故对于平安财保上海分公司申请出具调查令事项不再予以采纳。鉴于涉案孙强的车辆在平安财保上海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2000000元（并投保不计免赔险），平安财保上海分公司应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范围内先予赔偿。虽然杭州华硕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认为，方菊秀符合因肝内胆管、胆道胆汁淤积，所致的肝功能障碍伴感染性休克死亡，本次交通事故损伤对其死亡有辅助作用，但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方菊秀自身体质与事故导致的直接损伤之间存在指向上的差异，其自身体质仅为其损害后果提供了某种条件，在事故发生前方菊秀正常生活，事故造成其多处骨折，经过治疗无效死亡，有其自身重要器官病理改变的因素，但这些因素并不必然导致马上死亡，死亡参与度仅仅表明特殊体质与死亡后果之间的一种原因力的构成，死亡参与度与因果关系并非同一概念，方菊秀自身特殊体质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即使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也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在民事赔偿方面不应考虑参与度。关于交强险预留问题，邵长根、邵华军、邵华娟一方与方建林、孙强与平安财保上海分公司对交强险中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各分配5000元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本案中理赔90000元，方建林的损失中预留20000元。邵长根、邵华军、邵华娟的合理损失：一、医疗费，支持509201.76元（其中非医保用药费用为50920.18元，5000元在交强险中优先赔付，其余由方建林、孙强赔偿）。二、住院伙食补助费，支持3550元（71天×50元/天）。三、误工费，邵长根、邵华军、邵华娟提供的相关工资清单显示每月收入不均衡，原审法院综合酌情支持50元/天，支持3600元。四、营养费，无相关的医嘱和鉴定意见，不予支持。五、护理费，方菊秀伤势严重，在EICU病区住院治疗，邵长根、邵华军、邵华娟主张住院期间的护理费合理，支持13916元。六、死亡赔偿金，邵长根、邵华军、邵华娟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方菊秀事故发生前从事非农生产，对邵长根、邵华军、邵华娟主张按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予以支持，邵长根、邵华军、邵华娟主张合理，支持782366元。七、精神损害抚慰金，酌情支持45000元（在交强险中优先赔付）。八、丧葬费，邵长根、邵华军、邵华娟主张合理，支持35761.5元。九、近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损失，酌情支持5000元。综上，邵长根、邵华军、邵华娟的合理损失1398395.26元，由平安财保上海分公司在交强险中赔偿95000元，商业险中赔偿880232.56元[（1398395.26元－50920.18元+5000元－95000元）×70%]，合计975232.56元；由方建林赔偿251495.02元[（1398395.26元－50920.18元+5000元－95000元）×20%]+9184.04元[非医保用药，（50920.18元－5000元）×20%]，合计260679.06元；由孙强赔偿32144.13元[非医保用药，（50920.18元－5000元）×70%]。鉴于平安财保上海分公司已赔付65000元，孙强赔偿了100000元，替平安财保上海分公司垫付了67855.87元，故本案中由平安财保上海分公司再赔偿842376.69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判决：一、平安财保上海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邵长根、邵华军、邵华娟各项损失842376.69元。二、方建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邵长根、邵华军、邵华娟各项损失260679.06元。三、驳回邵长根、邵华军、邵华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194元，减半收取8097元，由邵长根、邵华军、邵华娟负担1042元；由方建林负担1667元；由孙强负担5388元。 宣判后，平安财保上海分公司不服，提出上诉称：原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死者“特殊体质”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本案认定被上诉人邵长根、邵华军、邵华娟的损失应计算参与度。杭州华硕司法鉴定中心已在尸检报告中认定：“1.死者在交通事故之前，胆汁积淤等基础性疾病已经存在。2.因交通事故外伤直接引起肝及胆管内胆汁淤积伴感染性休克死亡的依据是不足。3.交通事故损伤对其死亡起辅助、促进的作用。”上诉人认为，以上鉴定结论已经明确，死者在交通事故之前患有严重的自身疾病，交通事故外伤也不是直接引起其自身疾病病发导致死亡的原因，交通事故外伤致使辅助促进，即交通事故外伤仅是诱因，相对于其死亡的结果影响很小，是其（非交通事故直接引发的）自身疾病（胆管胆道淤积，所致肝功能障碍伴感染性休克）导致死亡，此种情况下应考虑参与度。原审法院认定死者属于“特殊体质”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方菊秀并非“特殊体质”，方菊秀事发前已有胆汁积淤等基础性疾病，属于患有“自身疾病”的情形，而不属于“自身特殊体质或者自身身体生理机能的自然退化”，不应按照“自身特殊体质或者自身身体生理机能的自然退化”认定事发前死者身体属于“未损状态”，相反，实质上，死亡系自身疾病（非交通事故引起）和交通事故（诱因）共同作用下导致，且交通事故仅仅起辅助、促进作用，影响很小，此种情况下若不计算参与度明显有失公允。综上，上诉人认为应参考辅助、促进的作用（参考次要作用30%）计算参与度。二、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农标计算。上诉人认为，邵长根、邵华军、邵华娟在一审中提供证据证明死者事发前在杭州市××林有限公司工作，经上诉人联系杭州市××林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后确认，杭州市××林有限公司系在死者居住的富文村开展农业大棚种植业务，死者事发前也是在农业大棚里从事鲜花种植工作，因此死者事发前仍是居住在农村地区，仍是从事农业范畴，应当按照农标计算死亡赔偿金。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邵长根、邵华军、邵华娟共同答辩称：一、受害人方菊秀自身体质并不必然导致马上死亡。受害人的死亡与交通事故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就赔偿不应当考虑参与度。在交通事故发生前方菊秀正常生活，本次交通事故造成其多处骨折，经治疗无效死亡，有其自身重要器官病理改变的因素，但这些因素并不必然导致方菊秀马上死亡。死亡参与度仅仅表明方菊秀特殊体质与死亡后果之间的一种原因力的构成，死亡参与度与因果关系并非同一概念。《民事审判法律适用疑难问题解答（2013第17期特殊体质受害人的人身损害赔偿问题）》指出：“具有特殊体质的受害人遭受损害的，赔偿义务人原则上应对受害人遭受的全部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赔偿义务人以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系其自身特殊体质诱发为由进行抗辩，一般不予以支持。”故邵长根、邵华军、邵华娟认为，即使方菊秀自身特殊体质对损害后果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在本案民事赔偿方面不应当考虑参与度。二、受害人方菊秀的死亡赔偿金应当按城镇标准计算。方菊秀自2015年起就在杭州千岛湖聚义园林有限公司从事苗禾养护工作。邵长根、邵华军、邵华娟已向一审法院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上诉提出其联系杭州千岛湖聚义园林有限公司负责人后确认，杭州千岛湖聚义园林有限公司系在富文村开展农业大棚种植业务，方菊秀事发前在农业大棚里从事鲜花种植工作。上诉人以此说明方菊秀从事的是农业范畴，应当按农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邵长根、邵华军、邵华娟认为其主张不能成立。杭州千岛湖聚义园林有限公司系2015年7月9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经营范围包括生产、销售：绿化苗木、花卉租赁、销售；花卉、盆景；服务：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施工、养护。方菊秀在该公司工作，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在农村务农，是为公司提供劳务，其主要收入来源是因提供劳务所得。故邵长根、邵华军、邵华娟认为，方菊秀的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综上，上诉人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请求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方建林辩称：对一审判决没有意见，不同意平安财保上海分公司的上诉意见。 原审被告孙强辩称：对一审判决没有异议。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供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受害人方菊秀的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应按交通事故在受害人方菊秀死亡结果中的参与度予以确定，以及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是否应按农村标准计算。受害人方菊秀在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前虽存在自身重要脏器病理改变，但交通事故亦导致方菊秀多处肋骨骨折、创伤性肝、肾破裂、骨盆骨折等损伤。《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的杭州华硕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亦明确本次交通事故损伤对方菊秀死亡具有辅助作用。据此，受害人是否存在自身疾病等交通事故以外的情形与交通事故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且方菊秀在案涉交通事故中不负事故责任，其作为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并不存在过错。在受害人方菊秀的死亡结果为本次交通事故外伤所致不能排除的情况下，不应由此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原审法院未以损伤参与度确定受害人方菊秀的损失，并无不当。上诉人平安财保上海分公司要求按损伤参与度确定死亡赔偿金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赔偿标准。受害人方菊秀生前在杭州千岛湖聚义园林有限公司从事苗禾养护工作，并领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应认为其收入来源于非农产业，原审法院按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并无不当。上诉人平安财保上海分公司要求按农标计算死亡赔偿金，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209元，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周志军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四日 书记员  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