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5民初92777号原告：刘某，女，1955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某1，女，1981年5月17日出生，刘某之女。原告：孟某1，女，1981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孟某2，男，1977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箫，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欧某，女，1980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晓静，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广平，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孟某3，男，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理人：孟某2，男，1977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孟某3之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箫，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某、原告孟某1（以下合述时简称二原告，分述时各简称姓名）与被告孟某2、被告欧某（以下各简称姓名）分家析产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追加孟某3为共同被告，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孟某1（亦为刘某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某2（亦为孟某3之法定代理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箫，欧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晓静、郭广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二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确认2010年9月3日的《协议申请书》有效；2.请求确认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某处301号和某处202号房屋由原告刘某居住使用，待上述两套房屋具备产权登记条件时登记至刘某名下。事实和理由：刘某和孟某4系夫妻关系，孟某1和孟某2系二人之子女。孟某2与欧某原系夫妻关系，孟某3系二人之子。原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某处村311号的宅基地使用权人登记为孟某4，孟某4于2008年6月8日去世。2010年5月，某处村311号院被腾退，原、被告一家与腾退办签署了拆迁协议。根据当时的拆迁政策，原、被告一家共获得两套两居室的回迁安置房，即争议的两套房屋。当时应拆迁办的要求，购买上述房屋的买卖合同均以孟某2的名义签订，但根据家庭成员的一致意见，各方均同意上述两套安置房屋归刘某所有，拆迁款亦由刘某统一支配。2010年9月3日，孟某2与欧某签署一份书面协议，同意两套安置房屋均归刘某所有。现欧某与其他家庭成员关系恶化，对其所签订的协议和拆迁利益分配的方案均不认可，并主张诉争房屋的权属。刘某认为，原宅基地院落内的房屋均系自己和已故的孟某4所建，回迁安置房应归自己养老所用。双方协商未果，故诉至法院。孟某2和孟某3辩称，同意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根据法院调取的拆迁档案，欧某之前说签过三份协议是分过家的，又说郑某某签的协议与本案无关，前后矛盾。根据调取的拆迁档案中的家庭协议，说明没有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分家。又根据郑某某将所获取的所有拆迁利益均返还刘某，可以说明没有进行过分家。从现有的转账凭证来看，刘某已经将拆迁补偿分配给了孟某2和欧某一家，总共给了250万元，已经涵盖了拆迁利益。欧某辩称，我方认为孟某2、欧某2010年9月3日签订的《协议申请书》并不属于协议书，该申请书并未发生法律效力。该申请书是欧某在孟某2、刘某的胁迫下签订。从该证据形式看，协议申请书只是一份申请，并非协议，只有孟某2和欧某的签字，并没有刘某的签字，如果原告认为属于协议的话，缺乏主体签字的情况下应该是协议没有成立，更无法谈及生效；从证据内容来看，孟某2、欧某将150平方米的安置房选择权和产权转让给刘某，所谓转让是买卖的法律关系，申请书并没有写明买卖的标的及买卖价款，买卖合同的要件不具备，协议不成立。另外，150平方米的安置指标中50平方米归属于孟某2与欧某之子孟某3，孟某3目前是未成年人。按照腾退补偿安置办法及实施细则，两份安置房买卖合同是基于孟某2、欧某以及儿子孟某3为被安置人口取得的，两套安置房均专属于孟某2、欧某以及儿子孟某3，与二原告没有任何关系；二原告分别与腾退办签订了腾退协议，均选择了货币补偿方式，没有选择定向安置房方式，因此以孟某2名义签订的两套安置房屋买卖合同均与二原告无关。综上，我方认为应当依法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即使按照二原告和孟某2的观点认为协议申请书是一份赠与协议，依据合同法第186条规定，欧某在涉案的不动产登记在刘某名下之前，有权撤销赠与，并且安置房中包含了孟某3的份额，孟某2及欧某均无权进行赠与，赠与侵害了孟某3的权益。并且该赠与也不适用孟某2所称的道德义务，签订时双方未离婚，欧某在刘某的胁迫下签订了该协议，目前双方已经离婚，因此欧某有权撤销涉案的协议申请书。基于此，欧某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孟某2和欧某于2010年9月3日签订的《协议申请书》，确认欧某对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某处202号房屋有权居住使用，相关财产权益归其所有，在具备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条件时由孟某2协助办理至欧某名下，同时请求判令孟某2及刘某返还欧某拆迁补偿款816478.5元，即扣除购房款和周转费之后剩余的款项的一半。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孟某4与刘某系夫妻关系，孟某2、孟某1系二人之子女，孟某4于2008年6月8日去世。孟某2与欧某于2003年3月31日登记结婚，孟某3系二人之子。2018年12月20日，本院作出（2018）京0105民初XXXXX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孟某2与欧某离婚，婚生子孟某3由孟某2抚养，该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原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某处311号（以下简称某处311号院）宅基地的使用权人登记为孟某4。2010年5月7日，就311号院的拆迁腾退事宜，孟某2、刘某、案外人郑某某（系孟某1之婆婆）作为被腾退人（乙方），分别与腾退人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拆迁腾退办公室（甲方）签订腾退补偿协议，其中孟某2签订的为《房屋搬迁腾退补偿协议（定向）》，其中约定乙方居住正式房屋建筑面积285平方米，乙方现有本村村民户口1户3人，应安置人口3人，分别是户主孟某2、之妻欧某、之子孟某3，甲方应支付乙方腾退补偿款2388700元；刘某签订的为《房屋搬迁腾退补偿协议（货币）》，其中约定乙方居住正式房屋建筑面积892.25平方米，乙方现有本村村民户口2户2人，分别是户主刘某、户主孟某1，甲方应支付乙方腾退补偿款9743370元；郑某某签订的为《房屋搬迁腾退补偿协议（货币）》，其中约定乙方居住正式房屋建筑面积280平方米，甲方应支付乙方腾退补偿款3199560元。孟某2签署上述《房屋搬迁腾退补偿协议（定向）》后，于2010年9月3日签署“购房认定通知单”，其内容为孟某2原房址为某处村311号，应安置人数共计3人，其中本村村民应安置3人，认购崔各庄乡XX家园，总标准安置面积150平方米，认购2套住宅，买受人为孟某2。2010年9月3日，孟某2作为买受人，与出卖人北京六合天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共签订《房屋买卖合同》2份，分别购买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XX家园某处301号（现坐落为某处301号，以下简称301号房屋）和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XX家园某处202号（现坐落为某处202号，以下简称202号房屋），合同约定两套房屋的建筑面积均为80.87平方米，其中301号房屋的购房款为360680.2元，202号房屋的购房款为359062.8元。同日形成的“结算单”显示，扣除上述两套安置房屋的购房款719743元和应扣周转费36000元后，腾退人应支付孟某2的腾退补偿款为1632957元。2010年9月3日，孟某2、欧某签署《协议申请书》一份，内容为：“孟某2、欧某自愿将《房屋搬迁腾退补偿协议书（定向）》上可购买的房屋一佰伍拾平米定向安置房的选择权及产权转让到母亲刘某名下，房屋一切权利由母亲刘某支配！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一切后果自负，与崔各庄乡腾退办及拆迁办无关。申请人：孟某2、欧某，2010年9月3日”。孟某2、欧某在该申请书的落款处分别签字并按捺指纹。关于上述《协议申请书》的形成背景。二原告称，因为孟某4在2008年去世，而拆迁前某处311号院内房屋均是孟某4和刘某建造，所以在拆迁时孟某2和欧某向刘某出具这样一份协议书。孟某2称，在拆迁前，开过一次家庭会议，因为311号院内房屋均是孟某4和刘某建造，孟某1和孟某2只是在311号院内居住，因此311号院所取得的拆迁利益都归刘某所有，之后为照顾子女的生活，如果谁需要生活上的帮助，刘某可以拿出一部分钱给予帮助，所以就签订了拆迁协议；签订拆迁协议时，拆迁办没有做过多的解释，大家对拆迁都不是很了解，一开始是想刘某一个人签，但是拆迁办说因为311号院面积较大，如果刘某一个人签的话违反拆迁政策，所以就分别签署了三份拆迁协议；最初的拆迁协议都没有安置房，因为大家都不了解，后来发现别人有的分得了安置房，在与拆迁办协调的过程中，拆迁办同意给两套安置房，于是把一份拆迁协议作废，重新签订了定向安置的拆迁协议；一开始是想把刘某作为被安置人的拆迁协议作废，但是拆迁办说这样的话损失的拆迁利益比较大，因为孟某2一家有3个户口，可以至少获得两套安置房屋，所以最后以孟某2作为代表换签了其中一份拆迁协议；后来孟某2出于让刘某安心，于是签了上述协议申请书，因为考虑到5年以后才能拿房本，最后一句话是为了在办产权证时把这份协议申请书交给拆迁办，这个协议签完后就交给刘某保管。欧某称，协议申请书签订的背景是，刘某考虑到欧某是外地人，害怕欧某将来分财产，为了让刘某安心，孟某2、刘某当时强迫欧某签这样一份申请书，这份申请书是在签完拆迁补偿协议之后签订的，不是拆迁办要求的，协议申请书的内容都是孟某2书写的；当时刘某让欧某签字的时候欧某并不同意，但是刘某又哭又闹，孟某2说这就是为了让刘某安心，签了也不代表什么，这样也是为了家庭和睦，于是欧某就签了字；具体为何签这样一份协议欧某也不清楚。诉讼中，双方均认可在前述两套安置房屋交房后，301号房屋由二原告居住，202号房屋由孟某2和欧某居住。二原告和孟某2称某处311号院的腾退补偿款全部打入了刘某的账户内，刘某在之后给了孟某1200万元，给了孟某2和欧某共计近250万元。欧某认为在签订腾退补偿协议前家庭内部已经进行了分家，虽然拆迁协议分三份签订，但腾退人在拆迁款时并未按照三份拆迁协议分别支付，而是由刘某代表某处311号院整体领取拆迁款之后再分割，家庭成员之间对于拆迁款的分割问题未达成共识。经询，二原告、孟某2均表示在签订拆迁协议前已经开过家庭会议，签订拆迁协议后对拆迁款的实际分割是按照之前家庭会议的协议履行的，已经实际处理了拆迁款中孟某4的遗产。本案中，二原告和孟某2称刘某在领取拆迁款后给付孟某2和欧某的约250万元拆迁款的构成为：刘某于2010年11月17日从其名下工商银行尾号为5247的账户向孟某2名下工商银行尾号为5045的账户转账987941元，该款项用于购买佛山房屋；刘某2010年12月1日从其名下南京银行尾号为0478的账户转账100万元至孟某2名下工商银行尾号为5005的账户，该款项转账时的用途为买房，但实际用于家庭共同开支；刘某2011年5月23日从其名下建设银行尾号8183的账户转账505500元至孟某2名下建设银行尾号为8191的账户。孟某2提交了上述转账记录的银行交易明细。欧某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刘某转给孟某2的90万元在离婚案件中已被认定为借款，上述200多万元不是刘某返还孟某2一家的拆迁款，并且该款项的数额与孟某2签订的腾退协议中的拆迁款数额不一致。另查，在孟某2和欧某的离婚诉讼中，欧某在2017年8月9日的笔录中曾表示拆迁以后刘某给了其100万元给了孟某2100万元拆迁款，给其的100万元差不多买了佛山房屋，是孟某2去办的购房手续，孟某2的100万元买了理财。在（2018）京0105民初63718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查明孟某2和欧某在婚后曾购买位于佛山市顺德区某处302号房屋（以下简称佛山房屋），后欧某将该房屋以130万元的价格出售；法院认定佛山房屋的购房款系刘某转账至孟某2账户的90万元，在房屋出售后，孟某2和欧某应当将该90万元返还刘某，并判决欧某给付孟某245万元，剩余的45万元由孟某2向刘某返还。本案中，双方对于2010年9月3日的《协议申请书》的性质存在争议。二原告和孟某2认为该申请书是孟某2和欧某将安置房屋赠与刘某的协议，其内容包含将之前家庭会议达成的方案以书面形式体现。欧某认为该协议没有明确写明是赠与，也没有写明价款，没有刘某的签字，所以认为该申请书既不成立，也不具备法律效力，只是一份申请书，也没有夫妻之间财产约定的性质；并且即便是赠与，关于不动产的赠与在产权转移登记之前是可以撤销的，并且该请书处分了孟某3的权利，其在签署该协议申请书时受到了刘某的胁迫，所以其在本案中要求撤销该《协议申请书》。二原告和孟某2认为，该《协议申请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签订时不存在胁迫的情形，欧某没有申请撤销的权利，该协议带有赡养性质，是附有道德义务的赠与，且申请书已经签订多年，已过撤销的时效。诉讼中，欧某称其和孟某2婚姻存续期间曾在原某处311号院内建在房屋，二原告和孟某2对此不认可，欧某对其陈述未提交证据。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涉案《协议申请书》的性质和效力应当如何认定。关于《协议申请书》的性质问题，根据《协议申请书》相关条款所使用的词句，结合双方对《协议申请书》形成背景的陈述，本院认为应当认定其性质为赠与合同，即孟某2、欧某将其一家人基于《房屋搬迁腾退补偿协议书（定向）》所取得的购买安置房的权利及房屋的权利赠与刘某。关于该《协议申请书》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协议申请书》虽然是孟某2和欧某签字确认的赠与合同，但其处分的标的却包含了孟某3购买安置房屋的指标及基于该指标所能够取得房屋权益，此处应当认定孟某2和欧某系作为孟某3的监护人代其做出的权利处分行为，而根据法律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除了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结合本案的案情，本院难以认定孟某2和欧某在签署该《协议申请书》时系为维护被监护人孟某3的利益，故综合本案案情，本院认为应当认定该《协议申请书》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的赠与。故本院对二原告要求确认该《协议申请书》有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进而对其有关确认两套安置房屋归刘某所有的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协议申请书》被认定为无效后，针对欧某提出的有关主张，本院分别认定如下：关于安置房屋，本院认为定向安置房系对拆迁腾退过程中的被安置人的一种安置方法，根据原某处311号院腾退时所适用的安置办法的规定和“购房认定通知单”的约定，欧某享有50平方米的购买安置房屋优惠面积，只有具备购买定向安置房屋的指标才能取得定向安置房屋的权益；因本案所涉安置房屋系根据孟某2、欧某、孟某3三人所享有的安置指标取得，在欧某与孟某2已经离婚的情况下，其可就安置房屋的有关问题与孟某2、孟某3之间单独解决，本案中不宜一并处理。关于拆迁补偿款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刘某在取得腾退补偿款后已向孟某2支付200余万元，虽然其中有90万元被法院生效判决书认定为借款，但不影响其他款项的性质；另一方面，欧某虽主张其婚后在原某处村311号院内建有房屋，但其对此并未提交证据，本院难以认定其在某处村311号院的腾退补偿款享有与房屋有关的拆迁补偿。综上，本院对欧某要求分割拆迁款的主张不予支持。对于孟某2已经实际取得的腾退补偿款，欧某如认为有属于未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部分，可以另行主张分割。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一百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某、原告孟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一万零九百五十五元，由原告刘某、原告孟某1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帅宾人民陪审员  王艳芬人民陪审员  赵雅筠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孙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