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1）吉民申1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杨德武，男，1965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敦化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娄宇，北京尚公（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颖，北京尚公（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占华，女，1977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郭化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娄宇，北京尚公（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颖，北京尚公（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袁丽，女，1981年12月2日出生，满族，住吉林省通化县。 再审申请人杨德武、王占华因与被申请人袁丽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吉05民终5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杨德武、王占华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双方为委托合同关系是错误的，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委托合同为受托人接受委托人的委托完成委托事项的合同，但在本案中，并不存在杨德武、王占华委托袁丽购买西洋参的事实。首先，袁丽在诉状中写明“购买西洋参出售给杨德武、王占华”的陈述明显说明，袁丽并非接受杨德武、王占华的委托而购买，其购买目的并非为完成杨德武、王占华交付的委托事项，与杨德武、王占华无关。其次，杨德武、王占华在庭审中抗辩并举证，双方为合伙关系，由袁丽购买西洋参后转交给杨德武、王占华加工，出售后结算盈亏，共同承担。此过程中，虽然由袁丽购买西洋参，但是否购买以及购买人参的种类、质量、数量、价格等内容均为袁丽自主决定，杨德武、王占华对此仅对购买后数量及金额予以确认，并进行加工出售，购买前的相关行为，均不参与，更不存在委托一事。据此，二审法院对双方法律关系的认定，明显缺少主体意思表示的构成要件，属于错误认定，同时适用委托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判决本案，更是侵犯了杨德武、王占华的合法权益。二、杨德武、王占华与袁丽之间为合伙关系，袁丽无权以买卖合同为基础要求杨德武、王占华给付任何款项。首先，从袁丽提交的费用列表可以看出，袁丽仅将西洋参的数量及价格告知杨德武、王占华，而袁丽的人工、劳务等费用均由自己承担，并未向杨德武、王占华请求，该种费用承担方式直接反映出双方并非买卖关系，这与杨德武、王占华陈述的双方的合伙模式相一致。其次，原审中，杨德武、王占华向法院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袁丽多次提到“合伙”两字，其含义结合上下内容，可以充分证实双方并非买卖或委托法律关系。再次，袁丽自认与杨德武、王占华存在合伙关系，且该合伙关系始终存在，唯独该次合伙行为被陈述为买卖，该种陈述明显与双方平时的交往方式不符，与正常买卖的交易习惯也不符，对此袁丽并未给出合理解释，也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双方为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故一审判决认定的买卖关系和二审法院改判的委托关系均证据不足，且不符合常理。相反，依据杨德武、王占华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双方往来合伙的转账凭证可以证明双方为合伙法律关系。三、本案遗漏必要的诉讼主体。原审庭审中，杨德武、王占华多次提出本案主体缺失，应将孙希春追加为共同原告，但均未得到支持，通过微信记录及转账凭证可以看出，袁丽与孙希春为共同合伙人，虽然该笔西洋参的费用由袁丽垫付，但并不能否认二人的合伙关系。原审法院在未查清孙希春身份前直接作出判决，对查清案件事实明显不利。四、原审程序违法。本案袁丽依据买卖合同纠纷立案，此时，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管辖法院应为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本案中，无论被告住所地还是合同履行地均为敦化市，与通化县无关，由原告住所地的吉林省通化县人民法院审理该案明显违法。同时，该案中诉讼保全过程中，也存在多处违法。首先，原审法院在保全裁定未作出之前，即2019年11月20日到袁丽家中进行财产保全，但保全裁定作出时间却为2019年11月25日，明显晚于保全行为，即原审法院在无保全依据的情况下，就对杨德武、王占华进行了财产保全。其次，担保财产应与保全财产价值相等，但在保全裁定中看出，袁丽仅提供18万元的银行存款作为担保，该金额明显低于保全金额65万元，两者存在明显的不对等，对杨德武、王占华而言明显不公平。此时，杨德武、王占华作为原审被告，虽未提出管辖异议，但法院在保全中存在的多处违法行为，结论上均倾向于本案袁丽，明显对杨德武、王占华不利。故杨德武、王占华认为，错误的管辖、违法的担保都可能造成本案的不公平审理。杨德武、王占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和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请求撤销原判决，再审本案。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本院审查再审申请期间，杨德武、王占华提供二审判决生效后与袁丽的手机通话录音、执行过程中的现场录音（原始媒介是王占华所有的手机，手机型号为华为HONORX10,电话号码为130********），主张袁丽在录音中针对合伙事实虽然没有明确的口头回复，但在谈到双方合伙事实时并没有给予否认，并且关于后续如何处理案涉西洋参的事实，袁丽给予明确答复。如以原判决认定的双方为委托关系或买卖法律关系，该种回复明显不符合常理，也不存在双方后续共同出售西洋参的情形。录音内容能够证明杨德武、王占华与袁丽系合伙关系，并非委托合同关系。录音5分55秒、27分钟处，明确体现袁丽关于案涉西洋参出售事宜亲自到杨德武、王占华家中沟通此事，此处陈述与双方聊天记录中所体现的事实相一致，可以佐证双方并非委托合同关系。经听证举证质证，袁丽对录音内容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杨德武、王占华提交的书面录音内容质证意见是大致和录音中的通话内容一致。但对杨德武、王占华主张的录音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认可双方系合伙关系。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七条第一款“再审申请人提供的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基本事实或者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一款“再审申请人证明其提交的新的证据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成立：（一）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存在，因客观原因于庭审结束后才发现的；（二）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者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三）在原审庭审结束后形成，无法据此另行提起诉讼的”规定，杨德武、王占华提供的录音，系在二审法院判决之后取得，逾期提供证据理由成立。但通过当庭播放和举证质证，袁丽在录音中并未认可双方系合伙关系，从录音内容亦无法认定双方当事人系合伙关系。故上述录音证据不属于能够推翻原判决的新证据，杨德武、王占华关于“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的再审事由不成立。二、杨德武、王占华提出，其对原判决认定的事实中关于送货的金额和时间没有异议，但是针对“只是称资短缺暂时无法付款”这样的事实认定有异议，杨德武、王占华认可说过这话，但是不是表示欠袁丽款，实际上是说双方是合伙，挣钱平分，袁丽出人，杨德武、王占华负责加工，提供给原审法院的微信聊天能够证明。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规定，杨德武、王占华主张与袁丽系合伙法律关系，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第三十二条规定：“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第三十三条规定：“个人合伙可以起字号，依法经核准登记，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杨德武、王占华主张与袁丽系合伙关系，但未与袁丽签订书面合伙协议，未经工商部门核准登记字号，未提供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其与袁丽之间对出资金额和比例、共有财产、利润分配、经营风险进行约定。故杨德武、王占华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袁丽之间、袁丽与孙希春之间系合伙关系，不足以推翻二审法院对双方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三、杨德武、王占华关于原审法院管辖、保全存在办案程序违法的事由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情形。 杨德武、王占华申请再审的事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杨德武、王占华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刘海英 审判员  李 娜 审判员  张咏林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职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