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144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秀兰，女，1951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市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少平，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燕，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连玮，男，1982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市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铭勇，山东中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全，山东中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秀兰因与被上诉人连玮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20）鲁0202民初17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秀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少平，被上诉人连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铭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秀兰上诉请求：1.撤销(2020)鲁0202民初1726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为驳回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903287.92元的青岛博恩餐饮有限公司纯收益之诉讼请求；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就涉案经营场所房屋租金应当由股东个人财产支付还是公司财产承担之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在诉讼时效上适用法律错误，并且忽视在上诉人并不主导经营且已经不再为控股股东、不再控制公司财务情形下继续履行120万利润保证条款的不公平性，即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且显失公平。具体如下： 一、一审判决基本事实认定不清，房屋租金应当由股东个人财产支付而非由公司财产承担。（一）被上诉人提交的博恩公司的财务凭证（即2014年9月份与2016年5月、7月、11月财务明细账）为瑕疵证据，不能证明房屋租金为公司成本支出，不能证明房屋租金应当由公司财产承担。1.2014年9月份为被上诉人加入公司之后的第一个月且公司工商登记中上诉人仍然为公司100%的控股股东（被上诉人是在2014年10月份才变更为公司股东），公司财务邮件中发送的财务总明细账为延续被上诉人加入公司之前的旧的财务明细账，其并不能证明2014年10月份至2015年11月期间（即上诉人控制公司财务并且公司仅有上诉人及被上诉人两位股东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仍然将房租列为公司运营成本并由公司财产支付。2.2014年10月公司工商登记由上诉人100%持股变更为70%并持续至2015年11月12日（之后引入新股东张胜），在这期间（2014年10月至2015年11月）的财务明细表最能体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就财务的真实意思表示，但被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在此期间的财务明细表，其原因是被上诉人企图隐藏房租并未计入公司支出成本项的客观事实。3.2016年5月、7月、11月期间，上诉人已完全丧失对公司财务的控制权，公司财务明细表如何制作完全由被上诉人及其新引入股东张胜决定；此外，该三个月的新证据是在第一次庭审之后通过微信发送，存在编造的可能性，而且也无法确定微信相对方就为股东张胜本人，故该证据真实性不认可，亦无法证明被上诉人所主张的房租为公司成本支出项的事实。（二）《股东经营协议》第二条第二款明确约定房租由股东个人承担，且第一笔房租（2014年09月01日至2014年12月12日期间）和第二笔房租（2014年12月13日至2015年06月12日）都是由上诉人个人财产支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经达成房租由股东个人承担的共识并且按照该约定实际履行1.《经营协议》第二条第二款明确约定房租由股东个人承担，该内容系双方自愿协商约定，不存在误解。房租由股东双方按股权比例共同承担，支付方式也是股东个人资产汇入公司账户，再统一支付给出租方。此处，如果房租是公司经营的支出，完全可以直接约定房租自经营收入中承担，或者不需要约定通常也可以作为经营支出。但是，恰恰相反，本条特别约定了股东负担。再统观整份协议其它条款，没有任何表述约定股东支付后再自公司经营收入中返还等意思表示。所以，很明确就是：股东租房，作为投资的一部分，房租是股东个人的投资成本应由股东个人财产支付而非公司运营成本及经营支出。2.《经营协议》第二条第二款明确约定2014年09月01日至2014年12月12日期间的租金（即第一笔房租）由股东个人承担，虽然2014年09月01日至2014年12月12日期间的房租已于2014年05月12日通过公司营收款支付，但是该支付产生于原告与刘秀兰签署协议之前，而协议签署后，股东双方对于房租的承担作出了特别约定（即股东个人承担），应尊重合同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故，在《经营协议》第二条第二款特别约定该笔房租由甲方（即被告）预先垫付而非约定由公司以往营收款中预先垫付，约定乙方（即原告）每月支付给甲方（即被告）相应房租而非约定支付给公司相应房租。3.2014年12月13日至2015年06月12日期间的房租（即第二笔房租）由通过张伟个人信用卡账户内的个人资金支付而非公司营收款予以支付2014年11月12日，张伟通过个人工商银行信用卡账户（账号：×××85）内预存的70万款项支付70万房租给出租方，该租金系按照《经营协议》第二条第二款约定由股东个人款项支付而非公司营收款支付。但原审法院认为：“支付该笔房租的款项来源于两笔网上银行转账，根据刘秀兰提交的该账户流水，无法确认该笔资金系以股东以自有资金支付”（判决书第11页第三段倒数第5行），鉴于此，原审法院认为第二笔租金款项非股东个人财产支付而应当推论为是公司财产支付。原审法院就该事实的认定严重违背了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规则，第二笔租金款项的两笔资金是否来源于公司营收款的举证责任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则应承担举证不能之不利后果，即第二笔70万租金为上诉人个人财产支付而非公司财产支付。4、被上诉人在欠付房屋租金的情况下却获得公司分红，该事实进一步说明房屋租金不属于公司运营成本，房屋租金为股东个人财产承担2014年09月01日至2014年12月12日期间，被上诉人欠付房租118520元。但与此同时，2014年10月13日，被上诉人获得公司分红17652元；2014年11月14日，被上诉人获得公司分红630元。欠房租的同时却获得公司分红，唯一解释便是：房屋租金并未计入公司运营成本，由股东个人财产支付而非公司财产承担。以上足以证明：租金是股东个人财产支付而非公司运营成本或经营支出。原审法院“按照一般的会计准则，房租应计入公司的管理费用，由公司支付”之观点（判决书第11页第三段第3行），其不能用交易习惯或一般情形来推定，而应尊重当事人约定，即当事人特殊约定与交易习惯或一般情形不一致时，应当以当事人特殊约定为准，且该约定不违背法律法规，是股东之间就投资自愿作出的分担，双方也均已实际履行。这两个条款的设定理念完全一致：即尊重股东之间的自由约定。若法庭认定该120万元条款有效，租金承担条款的约定则不应作出违背当事人意愿的解读。 二、后四笔房租通过公司财务账户以公司营收款支付，是向股东支付收益的行为2015年06月13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的第三笔至第六笔租金(以下简称“后四笔租金”)，该房租款项通过三个不同的公司财务账户以公司营收款予以支付。房屋租金应由股东个人财产独立负担而非公司经营成本及经营支出，公司通过营收款自公司财务账户直接向出租方支付房租等于替股东个人支付了应当由股东个人财产承担的房租款项，该行为是一种简化后的公司向股东支付股东收益的行为，即将如下繁琐的三步：即公司依据《经营协议》第二条第二款约定(1)先将收益支付给股东个人，公司收益转化为股东个人财产；(2)然后股东以个人财产将房租打款至公司财务账户；(3)最后通过公司财务账户支付租金，简化为一步：即从公司财务账户营收款中将股东应得收益直接用以支付股东个人应负担的房租。故，后四笔房租通过公司财务账户以公司营收款支付，实际上是以简化的方式向股东支付纯收益的行为，即公司已经支付原告纯收益共计513033元(请参阅附件一：案件信息汇总明细表)。 三、被上诉人已从公司分得纯收益共计328520(房租折抵)513033(已付收益)+296712(原告自认)=1138265涉案协议对纯收益作出了定义，根据《经营协议》第三条二款的规定，纯收益为星光咖啡店扣除各项支出后剩余的资金收益。该各项支出并不包含房屋租金(本《上诉状》第一部分已详细论证)，故在两年半的纯收益保证期间，被上诉人已通过如下三种途径分得公司纯收益共计1，138265元：1.就被上诉人欠上诉人的328520元房租垫付款折抵上诉人应支付被上诉人的纯收益就2014年09月01日至2015年06月12日前两笔租金支付期间，被上诉人共计欠付上诉人328520元垫付款项。2015年底，被上诉人引入外部股东张胜，上诉人放弃财务控制权及控股股东地位进一步退出公司时，因被上诉人个人一直未偿还该笔垫付款，双方协商以该垫付款折抵了相同价款的纯收益款项。正因如此，上诉人才至今未要求被上诉人返还该笔垫付款项。被上诉人欠付上诉人的垫付款与上诉人应支付被上诉人的纯收益，为同一《经营协议》项下股东个人间的基于星光线咖啡馆的实际经营而产生的金钱给付同种类物的相互支付义务，符合折抵情形。2.通过公司财务账户以公司营收款支付出租方房租方式支付纯收益共计513033元后四笔房租通过公司财务账户以公司营收款支付，实际上是以简化的方式向股东支付纯收益的行为，即公司已经支付被上诉人纯收益共计513033元(详见本《上诉状》第二部分分析)。3.被上诉人自认已支付被告296712元纯收益被上诉人在庭审中已自认支付给被告296712元纯收益。综上所述，在两年半120万纯收益保证期期间，被上诉人共分得纯收益款项为：328520(垫付款折抵)+513033(已付收益)+296712(原告自认)=1138265元，与120万纯收益相差61735元。 四、原审法院就诉讼时效适应法律错误，时效应当自上诉人不再占有公司股份之日起算，至被上诉人起诉时已远超法定诉讼时效被上诉人在本案起诉之前从未向上诉人主张过该收益，被上诉人应自上诉人完全退出公司(即不再占有公司任何股份)之日即2016年12月26日便开始主张权利，最晚至2019年12月25日前起诉，故至其起诉之日(2020年2月20日)，已经远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二审法院应驳回其请求。五、被上诉人控制公司经营权、财务权且为控股股东，120万收益保证条款早已丧失履行基础，继续履行显失公平1.根据《章程》第十八条，公司设立执行董事，执行董事的职权：决定公司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制订公司财务方案、决算方案；制订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其他职权等。结合2014年9月1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第十条，乙方(原告)任职执行董事，负责公司管理、日常运营及品牌推展；本条款约定与公司章程不一致的，按照本协议约定执行。其他未尽职权按照公司章程及股东决议执行。股权转让后，被上诉人作为实际的执行董事，一直掌握公司的经营与管理，被上诉人的经营直接影响公司的收益。上诉人仅是在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11月期间负责财务等辅助性事项，而在2015年11月之后，则完全不参与公司经营事项。2.2015年10月29日，根据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将30%股权转让给被上诉人引入的新股东张胜并变更工商登记信息，上诉人公司股份由70%降为40%。至此，上诉人不再是公司控股股东，被上诉人引入的股东张胜和被上诉人通过联合持股(共计60%)进一步共同控制公司股东会决策权及公司经营、管理、财务。在上诉人无法掌握公司经营、收入的情况下要求上诉人承诺收益，显失公平。即使法院认定120万条款有效，但是实际履行中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三方股东经营(《经营协议》约定为原被告双方)且上诉人丧失控制权，120万元应根据实际情况认定及调整。3.2016年12月26日，在被上诉人要求下，上诉人最终将股权全部转让给被上诉人以及被上诉人吸收引进的2名股东张胜及连琛，完全退出公司，不再是公司股东。此时，不仅没有公司经营权及控制权，而且已不再享有股东身份。120万元条款的执行基础至少也是基于双方均是股东的情况下，而此时，该条款履行的基础完全丧失。综上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按照《经营协议》第二条第二款的约定为基础实际履行房租支付，房屋租金为股东个人财产支付而非由公司财产承担。就两年半间已经支付的六笔租金，前两笔为股东个人财产支付，欠付房租与欠付纯收益已相互折抵，后四笔通过公司营收款支付，为简化后的向股东个人支付纯收益行为；此外，诉讼时效应当自被告不再占有公司股份完全退出公司之日起算，案件时效已过；最后，被上诉人控制公司经营权、财务权且为控股股东，120万纯收益保证条款早已经丧失了履行的基础，继续履行显失公平，即便继续履行，也应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调整。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且显失公平，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连玮答辩称：请求驳回上诉人刘秀兰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刘秀兰关于房租的主张不能成立。 （一）上诉人刘秀兰从未替公司交付过房租。上诉人刘秀兰没有按照约定与被上诉人连玮共同指定公司财务账户，而是将公司营业收入款存入自己代理人张伟的多个私人账户，造成公司财产与其个人财产的混同和公司账目不清，对此上诉人刘秀兰应承担责任。 1、通过调取的张伟在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的建行青岛漳州路支行账户的交易流水，能够看出上诉人刘秀兰将大量的营收款存入该账户。该账户在2014年1月7日的余额为10元，自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张伟转入该账户的款项为225609.66元，而从该账户转出的款项多达4170043.11元（不包括从该账户支付的房租）。因此2015年11月10日自张伟该账户所支付的70万元房租，不可能来自上诉人刘秀兰转入该账户的款项，只能来自公司的营业收入。不仅如此，对于上述营业收入的支出，除明确注明的用于支付货款、工资、水电费、物业费、房租等费用外，尚有大量的用途不明的支出，包括向张伟自己账户（账号为×××81）转出“备用金”850000元和向张伟、刘秀兰开办的青岛元昌盛医疗设备有限公司转账201150元等。 2、通过调取的张伟招商银行青岛市北支行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的交易流水，可以看出张伟也以该账户收取公司咖啡店营业款。该账户在2014年1月2日仅有97893.04元的账户余额。尽管张伟以个人名义汇入该账户款项有5笔合计2550500元，但在其购买投资理财期满赎出后又转走。从该账户汇给张伟其他账户的款项（加上张伟柜台取现的一笔60000元）合计4638631.27元（不包括从该账户支付的房租）。因此，张伟以该账户分别于2014年5月12日和2015年5月11日交付的两笔房租共1400000元，不可能来自于上诉人刘秀兰汇入的款项，同样是来自于公司的营业款收入。 3、上诉人刘秀兰提供的张伟×××85号信用卡（工商银行淄博市分行营业部），交易明细不完整，也没有注明向该账户进行网上银行转账房租70万元的对方账户户名。结合前面两个账户中包括85万元备用金在内的数百万元的营收款去向不明的情况，也不能认定该笔70万元的房租来自于上诉人刘秀兰个人资金。 （二）尽管《股东经营协议》第二条第2项约定房租由股东承担，但第三条第2项中约定公司“每月除留出一万元备用金，扣除各项支出以后，剩余资金收益按照本协议股权比例分红”，其中的“各项支出”并未注明刨除房租，房租是计入公司支出的。 尽管公司的工商登记于2014年10月份变更被上诉人连玮为股东，但并不能否定被上诉人连玮于2014年9月1日入股的事实。被上诉人连玮与上诉人刘秀兰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约定股权转让基准日的时间和被上诉人连玮支付股权转让费用的时间均为2014年9月1日，上诉人刘秀兰于2014年10月13日向被上诉人连玮支付的分红款17652元也注明了是“9月份扣除相关项目后利润分配”，以上事实足以证明双方自2014年9月1日就开始履行协议约定内容。2014年9月的明细账中房租已经列入公司支出，据此计算出被上诉人连玮应分红17652元。因此，2014年9月份的明细账足以证明在另一名股东张胜入股前的公司支出构成情况。如果上诉人刘秀兰认为自2014年10月份开始至张胜入股的期间房租不计入支出，应由上诉人刘秀兰承担举证责任，何况在此期间公司营业收入都存在其自己账户上，此期间上诉人刘秀兰掌控公司财务、财务人员杜丽丽也是由其委派的。 张胜入股后，与被上诉人连玮各持有公司股份30%，而上诉人刘秀兰持有公司股份40%，上诉人刘秀兰仍为公司最大股东。从张胜提供给被上诉人连玮2016年5月、7月和11月三个月的明细账中可以看出，房租仍然计入公司支出，而且也是由公司营收款支付的。上诉人刘秀兰既然认可2014年5月12日由其账户支付的半年房租（包含被上诉人连玮入股后的2014年9月1日至2014年12月12日期间）来自于公司营收款，但其在与被上诉人连玮签订的《股东经营协议》第二条第2项中却谎称该房租由其垫付并要被上诉人连玮按月向其支付。上诉人刘秀兰通过这种欺诈行为向被上诉人连玮和张胜分别收取的21万元房租，已经构成不当得利。对于其他几笔房租，也都来自于公司营收款，而且公司明细账中已经将其列为支出，据此计算利润后由股东进行了分红或者补亏，此时又何来以房租向股东支付收益？退一步讲，公司如果没有将房租列入支出，那么上诉人刘秀兰应当提交公司的收支计算明细及股东的收益情况。房租是预先交纳的，每月数额是固定的，而相应的每个月的收益情况却是无法固定的，二者不可能折抵。 二、上诉人刘秀兰应按照约定补偿被上诉人连玮纯收益差额903287.92元。根据2014年9月1日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上诉人刘秀兰将其在青岛博恩餐饮有限公司股权的30%转让给被上诉人连玮，如果在协议签订后两年半之内被上诉人连玮在青岛博恩餐饮有限公司的纯收益少于120万元，上诉人刘秀兰将在协议签订后两年半的最后一个月（2017年2月）补齐差额。该约定是明确的，也是上诉人刘秀兰为确保其能以高价向被上诉人连玮转让股权而自愿作出的承诺。在上述协议签订后两年半的时间里，被上诉人连玮在青岛博恩餐饮有限公司的股权收益至多为46712.08元，即使加上上诉人刘秀兰支付的250000元的股权转让介绍费，被上诉人连玮在此期间的全部收益也仅为296712.08元。至于同日签订的《股东经营协议》，只是双方对被上诉人连玮入股后的公司具体经营方式而作出的约定，没有证据证明其对上诉人刘秀兰关于被上诉人连玮纯收益的保证作出了任何修改，而且这两份协议是同时签订的，也不可能前后不一致。如果按上诉人刘秀兰所言公司在计算收益时没有将房租成本计算在内，而是在计算出股东个人的分红后再由股东个人按出资比例承担房租，那么也不能将股东承担的房租刨除在纯收益计算之外，否则将不能称之为“纯收益”。 三、在上诉人刘秀兰于2017年1月20日将其股份全部转出前，上诉人刘秀兰始终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并拥有公司的控制和管理权。上诉人刘秀兰向被上诉人连玮转让30%股权后，于2015年11月16日将其另外30%股权以相同的价格（120万元）转让给张胜，此时上诉人刘秀兰仍持有公司40%的股份。直至2017年1月20日上诉人刘秀兰才将该40%的股份全部转出，同时辞去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职务。其所谓的被上诉人连玮与张胜联合持股共同控制公司的说法毫无依据。结合被上诉人连玮提交的公司员工杜丽丽邮件中公司员工的工资仍要由上诉人刘秀兰授权的张伟在工资表上签字后才能发放的事实，可见，股权转让协议第十条第1项中被上诉人连玮任职执行董事的约定并没有实际履行，在上诉人刘秀兰退出公司前，公司的人事任免权、财务管理权等均由上诉人刘秀兰掌控。上诉人刘秀兰将公司交纳的房租作为公司应向股东分配的利润，也足以说明其一直在掌控着公司的实权。 四、一审法院适用诉讼时效正确。根据约定，上诉人刘秀兰应在2017年2月前将被上诉人连玮的纯收益差额补齐，据此，被上诉人连玮于2020年2月24日缴费立案，没有超出法定的诉讼时效。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上诉人刘秀兰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望二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以维护被上诉人连玮的合法权益。 连玮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刘秀兰补偿连玮在青岛博恩餐饮有限公司的纯收益差额915556.92元。2.本案诉讼费由刘秀兰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4年9月1日，刘秀兰（甲方）与连玮（乙方）签订《青岛博恩餐饮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青岛博恩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10万元，原股东人数1人，持股比例100%；股权价值(基准日之前)：400万(实缴资本、固定资产、流动资金、净资产、权益、盈利情况、工商登记基本信息等详见其他相关文件)。甲、乙双方经协商评估，共同确认博恩公司的总资产为400万元，总负债为零。股权转让基准日为：2014年9月1日，股权转让交割日为：2014年11月1日。甲方同意将持有博恩公司其中30%的股权份额以12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持有，乙方同意按此价格购买上述股权。甲、乙双方签署本协议的当天或两天内应完成以下事宜：(1)原股东刘秀兰签署股东决议书；(2)乙方将股权转让款打至甲方账户；(3)甲、乙双方正式签署转让协议及其他相关文件；(4)甲方公开咖啡厅的全部财务状况；(5)甲、乙双方进行咖啡厅的资产盘点，并书面签字确认；(6)甲方将变更相关资料提交工商部门。本协议正式签署之前，博恩公司的所有债权债务由甲方承担。甲方账户为张伟名下尾号为9673的建设银行账户。在股权转让基准日之前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经济纠纷由甲方负责处理解决，与乙方无任何关系；在股权转让基准日之后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经济纠纷及与第三方的经济行为由甲、乙双方按照持有股份比例享有股东权益并承担债务纠纷。本协议签署后乙方付清股权转让款后，乙方享有对公司账务的监督权。自乙方交清股权转让款之日起，甲、乙双方按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及出资比例及变更后的公司章程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分享公司利润、股息、红利、派息等(包括但不限于以上股权权益)与分担亏损。甲方承诺乙方自协议协定后两年半之内，乙方在博恩公司的纯收益总共不少于120万元人民币，如未能达到该数额，甲方将在协议签订后两年半的最后一个月(2017年2月)补齐差额。甲方任职监事及财务总监，负责星光线品牌推展、外围联系及财务管理和资金运营管理；乙方任职执行董事，负责星光线店面管理、日常运营及品牌推展；本条款约定与公司章程不一致，则按照本协议约定执行。其他未尽职权依本公司公司章程规定及股东决议执行。合同另对其他事项进行约定。 二、2014年9月1日，刘秀兰（甲方）与连玮（乙方）签订《青岛博恩餐饮有限公司股东经营协议》。该协议约定甲方股东的一切权益由刘秀兰授权给张伟。甲方转让部分股权给乙方后，乙方可以在博恩公司实际控股并经营的星光线咖啡厅内附属经营美甲服务及其他，合作方式为：双方按股份比例分担经营风险享有经营利润。美甲服务的知识产权归乙方所有，其他经营形式可在后期由双方共同商定补充协议。博恩公司实际控股并经营的星光线咖啡店的房租，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至2014年12月12日，由甲方预先垫付，乙方每月支付给甲方相应房租。从2014年12月13日起，房租由双方按股份比例共同承担，并提前支付(支付方式：提前一个月支付半年房租，统一打到公司账户)，逾期不交，承担与房租数额相同的违约金。2014年12月12日之前，甲方承担现有装修及设备的维护费用。2014年12月13日起，双方对博恩公司实际控股并经营的星光线咖啡店的设备和维护费用按股份比例分摊。店面硬件如需紧急维护，300元以上需要申报给所有股东同意后方能实施，2小时股东无回复，执行董事可自行处理。经双方一致约定在博恩公司实际控股并经营的星光线咖啡店内安装空气净化器五台。品牌：逸新牌，价值：41850元(9折)。由双方按照股权比例共同出资。本协议双方亲属均不得参与博恩公司实际控股并经营的星光线咖啡店的经营。协议签订之日，甲方应如实清算咖啡厅开业至今会员充值卡的金额和未消费的余额，甲方应在三日之内将余额的30%分给乙方(合计：137914元)。协议签订日之后产生会员充值金额作为盈利当月结算。星光线咖啡厅的房屋租赁期限(2013年12月12日至2020年12月13日)内，如房东违约，违约赔偿金归甲、乙双方共有，按股份比例分配。双方在经营博恩公司实际控股并经营的星光线咖啡店时书面共同指定财务专用账号。每月除留出一万元备用金，扣除各项支出以后，剩余资金收益按照本协议股权比例分红。合同另对其他事项进行约定。 三、2014年9月1日，连玮向张伟尾号为9673的建行账户转账1032791元，连玮称股权转让款还包括刘秀兰应支付的存储卡余额的30%(137914元)，以及连玮出资购买的空气净化器款。刘秀兰确认连玮已向其履行了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 四、博恩公司成立于2014年7月15日，注册资本为10万元。公司原股东为刘秀兰，持股100%。2014年9月15日，博恩公司作出股东会，同意刘秀兰将其持有的30%的股权转让给受让人连玮。2015年10月29日，博恩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刘秀兰将其持有的30%的股权转让给受让人张胜。其中注明刘秀兰的签字时间为2015年11月12日。2016年12月26日，博恩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刘秀兰辞去法定代表人职务，选举连玮为新的法定代表人，免去刘秀兰执行董事职务，重新选举连玮为新的执行董事。同意刘秀兰将其支持的16%的股权转让给张胜，14%的股权转让给连玮，10%的股权转让给连琛。目前，该公司已经注销。 五、2014年9月1日，刘秀兰向张伟的出具《股东授权委托书》，委托张伟作为委托人的代表，授权其根据本人意思表示行使股东权利、签署相关文件，刘秀兰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法律责任。授权范围包括：1.代为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2.代为行使股东提案权，提议选举或罢免执行董事、监事及其他议案；3.代为参加股东大会，行使股东质询权、建议权；4.代为行使表决权，对股东会每一审议和表决事项代为投票，张伟应按照刘秀兰的意思表示行使表决权；5.代为行使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固定的其他股东权利。授权期限：每一次股东会。 六、2015年9月24日，连玮与刘秀兰（张伟代）签订《青岛博恩公司股东协议》，本协议经过甲乙双方共同协商通过，乙方连玮介绍新股东加入并以120万购买刘秀兰（张伟代）在博恩公司30%的股份，甲方刘秀兰（张伟代）同意支付给连玮25万元介绍费，转让成交当天支付该介绍费。连玮的签字时间为9月23日。 七、2013年9月18日，张伟与王成先、项萍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张伟租赁市南区xx路xx号、xx号面积为551.41m2的房屋用于经营咖啡厅，房屋年租金140万元。 博恩公司未以公司名义开立银行账户，经营合同中亦未明确约定财务专用账号。至2015年12月份，公司以张伟名下尾号为9673的建设银行账户与张伟名下尾号为6899的招商银行账户存在大量与公司经营有关的银行流水，该账户定期向张伟尾号为9681账户转入备用金，尾号为6899的招商银行账户中有大量与大众点评网、糯米网、美团网相关的团购付款。王巧钰名下尾号为8486、3957的建设银行账户也用于公司日常经营使用。 2014年至2017年的租金支付情况如下：2014年5月至2015年11月由张伟名下银行账户支付：1.2014年5月13日，以张伟名下尾号为6899的招商银行账户支付70万元；2.2014年11月12日，以张伟名下尾号为3854工商银行的账户支付70万元；3.2015年5月11日，以张伟名下尾号为6899的招商银行账户支付70万元；4.2015年11月10日，以张伟名下尾号为9673的建设银行账户支付70万元。 2016年5月12日、11月12日、2017年5月13日，房租均以王巧钰名下银行账户支付。 刘秀兰认为2014年11月12日以张伟名下尾号为1385的工商银行支付租金系以其自有资金付款。但银行流水显示在支付房租前，该账户内通过网上银行入账70万元，但该银行流水未显示付款人相关信息，故无法确认该款项是否以自有资金支付。 2015年10月19日，连玮向张伟尾号为9673的建设银行账户转账15万元；11月9日，连玮向张伟上述账户转账6万元。刘秀兰认为该部分费用系因双方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连玮自认该部分费用系支付房租。 八、2014年10月16日，杜丽丽通过电子邮件向连玮发送邮件一封，附件为2014年9月总明细账，其中房租116667元计入其他支出。2015年3月19日，杜丽丽通过电子邮件向连玮发送邮件一封，附件为2015年2月份公司工资，工资表下方有“张总签字”字样。 九、连玮自认2014年10月至2016年11月期间收到博恩公司分红为46712.08元。为解决纠纷，连玮同意将张伟向其支付的25万元股权转让介绍费计入其在经营过程中获得的收益，因此连玮确认至2017年2月从博恩公司获得的收益为296712.08元。 十、刘秀兰认为已经向连玮支付的收益包括连玮自认296712元，房租折抵328520元以及已支付收益513033元，其中房租折抵部分包括2014年9月1日至2014年12月12日期间连玮应支付房租118520元以及2014年12月12日通过张伟工商银行账户支付的房租中连玮应支付的21万元，已支付收益部分是指2015年6月13日至2017年2月28日房租系由公司账户支付，按照出资比例连玮应支付部分应从收益中扣除。因此连玮获得纯收益与120万元之间的差额仅为61735元。 本案其他情况，因本案涉及诉讼请求涉及博恩公司收益情况，一审法院要求刘秀兰、连玮就博恩公司收益情况进行审计，双方均未提交审计申请。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青岛博恩餐饮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青岛博恩餐饮有限公司股东经营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本案连玮起诉时间是否已经超出诉讼时效；2.刘秀兰是否已补足连玮已获得的纯收益与120万元部分的差额。 对于案件焦点一，按照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刘秀兰承诺连玮在博恩公司的纯收益不少于120万元，如未能达到该数额，刘秀兰将在协议签订后两年半的最后一个月（2017年2月）补齐差额。连玮以刘秀兰未向其补齐差额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20年2月26日立案受理，故并未超出诉讼时效。 对于案件焦点二，刘秀兰主张以经营合同约定的房租折抵收益，一审法院对该抗辩意见不予认可，原因在于：首先，博恩公司的房租应由博恩公司支付。按照一般的会计准则，房租应计入公司的管理费用，由公司支付。根据现有证据，博恩公司部分财务记录中亦将房租计入公司支出。因此，不应以房租抵扣连玮从公司获得的收益。其次，经营合同约定房租由股东承担并提前支付，但在两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中，房租系由张伟及王巧钰账户资金支付，而支付的大部分账户用于公司经营。虽然其中有一笔租金70万元是由张伟名下工商银行账户支付，但在支付该笔房租的款项来源于两笔网上银行转账，根据刘秀兰提交的该账户流水，无法确认该笔资金系以股东以自有资金支付。另外，即便该笔租金70万元是由张伟自有资金支付，连玮曾向张伟尾号为9673的账户转入21万元，亦已按股权比例承担了其支付义务。故刘秀兰主张房租折抵部分收益与本案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第三，即便严格按照经营合同约定，博恩公司房租由股东按比例支付。但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刘秀兰承诺连玮在博恩公司获得的纯收益不少于120万元，纯收益应系连玮在扣除所有支出（包括后续投入的房租）后，从博恩公司获取的收益。因此，即便按照刘秀兰的抗辩以房屋租金折抵收益，刘秀兰仍应补足连玮已获得的纯收益与120万元部分的差额。 因连玮自认已经收到收益296712.08元，故连玮主张由刘秀兰补足差额903287.92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判决：一、刘秀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连玮支付903287.92元；二、驳回连玮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95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刘秀兰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刘秀兰提交一组新证据共三份：1、张伟名下账号为6217××××9673的建设银行青岛漳州路支行的银行流水明细；2、公司财务王巧钰名下账号为5124××××7799的招商银行流水明细；3、公司财务王巧钰名下账号为6217××××8485的建设银行青岛市北支行的银行流水明细，拟证明张伟名下尾号为9673的建设银行漳州路支行账户为2014年9月1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第3款中约定的公司财务账户，但该账户在2015年12月21日之后便极少再继续用于公司经营，而与之相对应的，公司新财务王巧钰名下的尾号为7799的招行账户自2015年10月份便开始频繁汇入或汇出公司零售款项，而自2016年1月20号之后则通过王巧钰尾号为8485的建设银行账户报销公司费用、接收客户款项并发放工资等。结合前述2015年10月29日被上诉人和其引入的股东张胜联合控股60%的事实以及公司前财务杜丽丽的证人证言，可以判断出上诉人自2015年11月便已丧失公司财务控制权。另外，该三份证据结合一审上诉人在第一次庭审中提交的《私营企业登记信息查询结果》、《青岛博恩餐饮有限公司章程》及《青岛博恩餐饮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2015.10.29）及《公司股东（发起人）出资信息》、《股权转让协议》（2016.12.26）、《公司股东（发起人）出资信息》以及第三次庭审中提交的杜丽丽出具的《情况说明》及视频资料共同证明：自2014年9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的两年半120万纯利润保证条款履行期间，被上诉人作为实际的执行董事，一直掌握公司的经营与管理，公司的收益主要由被上诉人的行为所决定；另外，120万利润保证条款在协议中约定的前提条件为上诉人控制公司财务且为公司控股股东，但自2015年11月份上诉人便不再是公司控股股东同时也丧失了公司财务控制权，在上诉人无法掌握公司经营权且无法控制、知悉公司财务的真实情况下要求上诉人承诺高额收益，属显失公平；截至2016年12月26日，上诉人已不再具有公司股东身份，也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财务更是100%的控制在被上诉人手中，120万元条款的执行基础至少也是基于双方均是股东的情况下，而此时，该条款履行的基础完全丧失。 被上诉人连玮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组证据仅能证明公司用王巧钰的账户收取营业款，但并不能证明公司的控制权不在上诉人手中，因为上诉人仍然是公司的最大股东，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而且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作出的120万元收益保证并不附加任何条件，即使上诉人将股权全部转出，也应继续履行自己的保证。 本院认证认为，基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被上诉人连玮提交：杜丽丽2014年10月16日发给连玮的邮件（星光线咖啡店2014年9月利润分配表），证明事项：漳州路星光线咖啡厅的房租，年租金140万元，按月计算为每月房租116667元，已经列入公司支出，据此计算出被上诉人的分红款17652元，这与上诉人于2014年10月13日向被上诉人支付的分红款17652元（也注明了是“9月份扣除相关项目后利润分配”）相吻合。 上诉人刘秀兰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需代理人庭后落实，但对证明事项不予认可。该利润分配表包括一审提交的财务凭证为2014年9月份的财务明细，该证据为瑕疵证据，具体如下：被上诉人提交的博恩公司的财务凭证（即2014年9月份与2016年5月、7月、11月财务明细账）为瑕疵证据，不能证明房屋租金为公司成本支出，不能证明房屋租金应当由公司财产承担。1.2014年9月份为被上诉人加入公司之后的第一个月且公司工商登记中上诉人仍然为公司100%的控股股东（被上诉人是在2014年10月份才变更为公司股东），公司财务邮件中发送的财务总明细账为延续被上诉人加入公司之前的旧的财务明细账，其并不能证明2014年10月份至2015年11月期间（即上诉人控制公司财务并且公司仅有上诉人及被上诉人两位股东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仍然将房租列为公司运营成本并由公司财产支付。2.2014年10月公司工商登记由上诉人100%持股变更为70%并持续至2015年11月12日（之后引入新股东张胜），在这期间（2014年10月至2015年11月）的财务明细表最能体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就财务的真实意思表示，但被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在此期间的财务明细表，其原因是被上诉人企图隐藏房租并未计入公司支出成本项的客观事实。故，该证据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的主张。 本院认证认为，被上诉人出示了邮件的原始载体，上诉人刘秀兰并无充分证据否认该邮件，据此，本院对该邮件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确认2014年9月份的租金已列入咖啡店的成本，应视为被上诉人已经承担了2014年9月的租金。 二审经审理查明：博恩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星光线咖啡店，该咖啡店系个体工商户，2016年1月13日登记注册，经营者刘秀兰，注销时间为2017年3月1日。2017年3月13日登记注册，经营者为张胜。 另查明：咖啡店的相关租金为：2014年9月1日至2014年12月12日，合计103天，租金为395068元（140万÷365天×103天≈395068元）；2014年12月13日至2015年6月12日，租金为70万元；2015年6月13日至2015年12月12日，租金为70万元；2015年12月13日至2016年6月12日，租金为70万元；2016年6月13日至2016年12月12日，租金为70万元；2016年12月13日至2017年2月28日，合计77天，租金为310110元（147万÷365天×77天≈310110元）。 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刘秀兰与被上诉人连玮于2014年9月1日签订的《青岛博恩餐饮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青岛博恩餐饮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经营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各方均应全面履行。 《青岛博恩餐饮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第六条约定“甲方承诺乙方自协议协定后两年半之内，乙方在博恩公司的纯收益总共不少于120万元人民币，如未能达到该数额，甲方将在协议签订后两年半的最后一个月(2017年2月)补齐差额。”据此，上诉人刘秀兰应在被上诉人连玮收益不足120万元时依约补齐连玮的收益差额。《青岛博恩餐饮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经营协议》第二条第2款约定“博恩公司实际控股并经营的星光线咖啡店的房租，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至2014年12月12日，由甲方预先垫付，乙方每月支付给甲方相应房租。从2014年12月13日起，房租由双方按股份比例共同承担，并提前支付(支付方式：提前一个月支付半年房租，统一打到公司账户)，逾期不交，承担与房租数额相同的违约金。”据此，被上诉人连玮应分担相应的房租。现双方对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纯收益”究竟是扣除各自分担的房租后的收益、还是不扣除房租后的收益产生争议，据此，本案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主张的纯收益是否扣除房租，上诉人是否已补足连玮的收益差额。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在签订诉争两份协议时，双方当事人单独约定了星光线咖啡店的房租，双方对于星光线咖啡店系个体工商户、咖啡店的租金系半年提前支付等情况均应为明知。关于股东收益与咖啡店租金的关系：上诉人解释为在明确约定咖啡店租金由博恩公司股东分担的情况下，博恩公司的纯收益为不扣除咖啡店租金的收益；被上诉人解释为纯收益即为扣除咖啡店租金后的纯收益。结合两份协议的条款内容、上下文词句、租金为半年提前支付等事实，本院认为上诉人的解释具有合理性。若按照被上诉人的理解诉争“纯收益”是扣除咖啡店租金之后的收益，则没有必要约定博恩公司股东分担咖啡店的租金。综上，本院对上诉人关于“纯收益”的解释予以采信。 关于被上诉人应承担的租金金额： 1、自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6月12日，被上诉人应承担的咖啡店的租金为328520元［(395068+700000)×30%=328520］，依据被上诉人的举证，本院认为2014年9月份的租金已列入咖啡店的成本，应视为被上诉人已经承担了2014年9月的租金；但被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6月12日的租金其已向上诉人支付、或已列入咖啡店的成本，在博恩公司已注销，被上诉人不能提交博恩公司账目、咖啡店账目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应承担不利后果，故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支付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6月12日的租金294000元［(280000+700000)×30%=294000］。 2、自2015年6月13日至2017年2月28日，被上诉人应承担的租金为723033元［(700000×3+310110)×30%=723033］，被上诉人于2015年10月19日、11月9日合计向上诉人支付21万元，故被上诉人还应承担租金513033元。因上诉人确认自2015年6月起的租金系由公司负担列入咖啡馆的经营成本中，即被上诉人应承担的前述租金513033元在不支付给上诉人的情况下转化为了收益款。 关于被上诉人的收益款：被上诉人自认的收益为296712元（25万+46712=296712元）；另，本院认为还有以租金在不支付给上诉人的情况下转化为的收益款807033元（294000+513033=807033）。前述纯收益合计1103745元。现被上诉人纯收益不足120万元，上诉人应依据其承诺补偿被上诉人纯收益差额96255元（120万-1103745=96255）。 一审法院关于诉讼时效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刘秀兰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对此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20）鲁0202民初172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20）鲁0202民初172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刘秀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连玮支付纯收益差额96255元； 三、驳回上诉人刘秀兰的其他上诉请求； 四、驳回被上诉人连玮的其他诉讼请求。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295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833元，前述合计30789元，由上诉人刘秀兰负担3089元、由被上诉人连玮负担277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唐明光 审 判 员 安太欣 审 判 员 卞冬冬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韩晓琪 书 记 员 张雨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