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豫0108行初60号原告宝鸡安顺通达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开发区千河镇千河工业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301338639135P。法定代表人曹立洲，总经理。原告魏建军，男，1972年7月20日生，汉族，住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宋娟侠，陕西博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州市惠济区城市综合执法局，住所地郑州市开元路**。负责人师刘伟，局长。委托代理人任赛，男，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陈传震，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宝鸡安顺通达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顺公司”）、魏建军诉被告郑州市惠济区城市综合执法局（以下简称“惠济区执法局”）扣押财物行政行为违法及行政赔偿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魏建军及二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宋娟侠，被告惠济区执法局的委托代理人任赛、陈传震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惠济区执法局副局长李文杰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安顺公司、魏建军诉称：原告安顺公司的陕Ｃ×××**号重型自卸货车，2019年3月1日，挂靠原告单位营运车辆的原告魏建军驾驶该车因拉建筑垃圾遭被告惠济区执法局行政处罚，被告以先行保存证据对原告的车辆进行查扣，原告的车辆不属于先行保存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证”的两种情况。退一步讲，即使必须先行保存证据，2019年3月7日就应返还原告车辆。在行政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魏建军于2019年8月31日向法院提出《先予执行申请书》后，在法院的督促下，被告于2019年9月11日才将案涉营运车辆返还原告，导致原告车辆超期年检，遭到罚款处理。在此期间，原告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被告进行交涉，损失巨大。在行政诉讼原告安顺公司上诉中，提出关于行政赔偿的事由，（2020）豫01行终111号行政判决书明确载明让原告另行起诉。据以上事实及理由，原告车辆被被告违法超期扣押长达188天，让原告遭受巨大的营运损失，原告于2020年8月5日委托陕西永恒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陕Ｃ×××**重型自卸货车日停运损失进行评估，评估该车辆日停运损失费为1063元。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判令确认被告超期（先行保存证据）扣押二原告车辆违法；2、判令被告赔偿二原告车辆被超期扣押的营运损失199844元；3、判令被告赔偿二原告车辆因超期扣押的年审超期罚款、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评估费等损失39967.13元；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为支持其主张，二原告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1、运输证、行驶证、驾驶证、经营性道路货物运输驾驶从业资格证、机动车辆服务协议书、收款收据、个人车辆按揭借款合同、陕西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储蓄明细账查询，证明原告魏建军挂靠原告安顺公司经营货运车，两原告主体适格；2、被告在行政诉讼案件中提交的两组证据明细，证明被告对两原告车辆于2019年3月1日进行证据保存，应当于3月7日解除，但被告超期扣押原告车辆，没有向原告办理过任何放车手续，车一直停放在被告的停车场，2019年4月9日补做2019年3月1日扣押车辆的相关材料，程序违法；3、先予执行申请书及邮件交寄单、EMS地点和跟踪进度，证明原告魏建军因被告超期扣押案涉车辆在提起行政诉讼案件的处理过程中，于2019年8月31日寄《先予执行申请书》给案涉法院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高新区法院）行政庭，请求先予放车，以减少损失，该文件于2019年9月2日投递成功；4、2019年9月11日接车证据（电话录音、视频录像光盘一个）电话录音、视频文字翻译及录像时间，证明案涉超期扣押的车辆于2019年9月11日才放车，超期扣押188天；5、2020年9月10日EMS邮政快递（单号：1171665093527）、快递查询、邮政退回单及重寄EMS邮政快递回单（单号：1081709417628）、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郑州中院）（2020）豫01行终111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原告行政赔偿诉讼时效未过；6、车票及住宿发票，证明原告因车被扣押奔波于陕西和河南郑州花费的差费、住宿费共1749元；7、原告安顺公司委托关于“陕Ｃ×××**重型自卸货车日停运损失”的评估报告、鉴定费发票，证明原告安顺公司委托陕西永恒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案涉车辆陕Ｃ×××**重型自卸货车日停运损失评估为每日1063元，鉴定花费3000元；8、2019年陕西省统计局发布的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43477元、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78361元，证明2019年陕西省私营单位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年平均工资为44229元，非私营单位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年平均工资为89883元，原告魏建军的收入介于二者的中间值，即为年收入67056元计为宜。被告惠济区执法局辩称：一、关于本案事实，被告在执法巡查中发现原告安顺公司实施未经核准处置建筑垃圾、运输建筑垃圾随意倾倒的违法行为后，于2019年3月1日进行行政处罚案件的立案，并于当日向其下达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和《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并通过现场勘验、现场拍摄，根据调查取证情况确定原告安顺公司未经核准处置建筑垃圾、运输建筑垃圾随意倾倒的违法行为。2019年4月9日被告对原告安顺公司司机魏建军进行询问，2019年7月12日，被告作出《行政处罚事先通知书》和《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并现场送达，但原告安顺公司拒签。2019年8月2日，被告作出编号为（惠城管）罚决字〔2019〕第02-1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送达原告安顺公司。2019年8月12日，原告魏建军向高新区法院提起诉讼，诉请撤销先行登记保全措施、放行货车并赔偿停运损失。2019年12月29日，该院作出（2019）豫0191行初39号行政裁定，以先行登记保存行为系过程性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为由，驳回原告魏建军起诉。原告魏建军收到该裁定后，未提起上诉。另外，原告安顺公司向高新区法院提起诉讼，诉请撤销该处罚决定。2019年12月31日，高新区法院作出（2019）豫0191行初45号行政判决，维持处罚决定，将罚款数额由8万元酌情降低为5万元。原告安顺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郑州中院于2020年4月29日作出（2020）豫01行终111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原告安顺公司、魏建军的诉请不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1）原告安顺公司、魏建军就被告的同一先行登记保存行为先后提起两个诉讼，属于重复起诉，贵院在已受理的情形下应当驳回其起诉，且生效裁决就诉请事项及行政行为已进行审查并处理，贵院不宜重复处理。（2）先行登记保存行为系被告在行政处罚过程中的阶段性过程性行为，依附于行政处罚行为而产生，不具有可诉性，因此，贵院亦应驳回原告安顺公司、魏建军起诉。（3）被告先行登记保存证据的期间为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3月7日，魏建军也签字确认，但该期间结束后，原告安顺公司并未至被告处取回车辆，并非被告所致，原告安顺公司、魏建军要求被告赔偿停运损失的理由不能成立。被告向原告安顺公司开具的《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惠城管登存通字第〔2019〕第38号）明确载明：先行登记保存证据物品的期间为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3月7日，魏建军也签字确认。但该期间结束后，行政相对人安顺公司并未至被告处取回车辆，该事实与（2019）豫0191行初45号案件中原告安顺公司在起诉被告的诉状里陈述（第一页倒数第8-9行）亦可相互印证。因此停运损失系由原告安顺公司怠于行使权利所致，并非被告原因。综上，请求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实基础上驳回原告安顺公司、魏建军起诉。为支持其主张，被告郑州市惠济区城市综合执法局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1、传票、（2019）豫0191行初39号行政裁定、（2019）豫0191行初45号行政判决、（2020）豫01行终111号行政判决，证明原告安顺公司、魏建军就被告的同一先行登记保存行为先后提起两个诉讼，属于重复起诉，贵院在已受理的情形下应驳回其起诉，且生效裁决就诉请事项已进行处理，贵院不宜重复处理。2、《行政处罚案件立案审批表》、《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惠城管责改通字第〔2019〕第1570号）、《先行登记保存证据审批表》及《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惠城管登存通字第〔2019〕第38号）、《先行登记保存证据物品处理通知书》（惠城管登处通字第〔2019〕第17号）、《现场照片拍摄说明》、《现场勘验笔录》、《现场检查笔录》、《询问笔录》、安顺公司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魏建军身份证复印件、《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行驶证》、《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将重污染天气Ⅰ级响应调整为Ⅱ级响应的通知》、《案件调查终结报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惠城管）罚先告字〔2019〕第02-142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惠城管）罚听告字〔2019〕第02-142号、《送达回证》（拒签）及录制视频、《行政处罚决定审批表》、《重大复杂案件集体讨论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惠城管）罚决字〔2019〕第02-142号、《邮件交寄单（收据）》及邮寄情况查询单，证明先行登记保存行为系惠济区执法局在行政处罚过程中的阶段性过程性（准备）行为，依附于行政处罚行为而产生，不具有可诉性，惠济区执法局先行登记保存证据的时间为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3月7日，魏建军也签字确认，原告关于惠济区执法局超期扣押的主张不实。3、《起诉状》（安顺公司起诉惠济区执法局），证明先行登记保存证据的期间结束后，安顺公司并未至惠济区执法局处取回车辆（第一页倒数第8-9行），停运损失并非惠济区执法局所致。4、法律依据节录，证明为涉案行政处罚及先行登记保存证据的法律依据。经审理查明：2017年6月20日，安顺公司与魏建军签订了《机动车辆服务协议书》一份，约定魏建军为了便于自己的车辆能更好的营运，自愿将陕Ｃ×××**车登记在安顺公司名下，车辆产权归魏建军所有。2019年3月1日，被告惠济区执法局的工作人员巡查发现该车辆实施了“未经核准处置建筑垃圾、运输建筑垃圾并随意倾倒”的行为。当日，被告制作《行政处罚案件立案审批表》，依法进行了现场勘验、拍摄了现场照片并制作了现场检查笔录。同日，被告作出惠城管责改通字〔2019〕第1570号《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先行登记保存证据审批表》及惠城管登存通字〔2019〕第38号《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并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直接送达给涉案货车的司机魏建军。《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载明：对涉案车辆陕Ｃ×××**号重型自卸货车予以先行登记保存，自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3月7日，以异地保存方式，存放于执行局停车场；在此期间，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转移证据。2019年4月9日，被告作出惠城管登处通字〔2019〕第17号《先行登记保存证据物品处理通知书》，载明：解除对涉案车辆陕Ｃ×××**号重型自卸货车的登记保存。2019年8月2日，被告作出（惠城管）罚决字〔2019〕第02-1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安顺公司予以警告并罚款八万元。被告于当日向安顺公司邮寄送达该决定书，安顺公司签收该决定书后，将被告诉至高新区法院，要求撤销上述决定书。2019年12月30日，高新区法院作出（2019）豫0191行初45号行政判决书，变更上述决定书的第2项内容，将罚款数额变更为五万元。安顺公司不服该判决书，上诉至郑州中院，该院于2020年5月13日作出（2020）豫01行终111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8月，魏建军将惠济区执法局诉至高新区法院，要求确认惠济区执法局作出先行登记保存证据措施行政行为违法，并要求赔偿车辆被违法扣押期间的损失195000元。2019年12月29日，高新区法院作出（2019）豫0191行初39号行政裁定，认为被告作出的惠城管登存通字〔2019〕第38号《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系被告基于行政处罚调查取证而实施的先行登记保存行为，属于过程性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裁定驳回魏建军的起诉。该裁定已生效。2019年8月31日，魏建军向高新区法院邮寄先予执行申请书，请求先予放行涉案车辆。2019年9月11日，原告将涉案车辆从惠济区执法局停车场取走。经安顺公司申请，2020年8月17日，陕西永恒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作出陕永估字（2020）第045号评估报告，评估意见为：陕Ｃ×××**重型自卸货车日停运损失费为1063元，其中营运净收入损失为每日500元。被告对该评估报告有异议，但认为不存在提起司法鉴定程序的必要，故不申请进行司法鉴定。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是本案是否属于重复起诉；二是被告自2019年3月8日起扣押涉案车辆的行为是否违法；三是原告的损失如何确定。对此，本院阐述如下：争议焦点一重复起诉问题。魏建军曾要求确认惠济区执法局作出先行登记保存证据措施行政行为违法，并要求赔偿车辆被违法扣押期间的损失195000元，高新区法院认为先行登记保存行为属于过程性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裁定驳回魏建军的起诉。本案系原告要求确认被告自2019年3月8日起扣押车辆的行为违法，此行为系事实行为，系独立的行为，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诉讼请求并不相同，故本案不构成重复起诉。争议焦点二被告自2019年3月8日起扣押涉案车辆的行为是否违法问题。2019年3月1日，被告作出惠城管登存通字〔2019〕第38号《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对涉案车辆陕Ｃ×××**号重型自卸货车予以先行登记保存，自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3月7日，以异地保存方式，存放于执法局停车场。2019年4月9日，被告作出惠城管登处通字〔2019〕第17号《先行登记保存证据物品处理通知书》，载明：解除对涉案车辆陕Ｃ×××**号重型自卸货车的登记保存。在本院对被告代理人的询问中，被告陈述称期限届满后，原告持《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即可将车辆开走，并称口头告知过原告该事项，但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明确告知原告期限届满即可提车的情况，《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亦未明确告知期限届满后的注意事项，且该陈述与被告2019年4月9日作出解除对涉案车辆的登记保存的行为自相矛盾。直至2019年9月11日，原告才将涉案车辆从被告的停车场取走。故本院认为，被告于2019年3月8日至2019年9月11日（共计188天）扣押涉案车辆的行政强制行为，超越了法定权限，属于违法扣押车辆。争议焦点三原告的损失如何确定问题。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强制受到损害的，行政相对人有权依法要求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直接损失”应是违法行政行为造成的现有财产的直接减少或灭失。本案中，本院认为直接损失应以营运净收入损失确定较为适宜，故原告损失为500元/天×188天=94000元。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评估报告中的保险费、车船使用税、司机工资、车队服务费、GPS导航费用及诉请中的年审超期罚款、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评估费等费用均不是直接损失，不属国家赔偿范围，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九条、第三十六条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郑州市惠济区城市综合执法局于2019年3月8日至2019年9月11日扣押陕Ｃ×××**号重型自卸货车的行政行为违法；被告郑州市惠济区城市综合执法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宝鸡安顺通达工贸有限公司、魏建军营运净收入损失94000元；驳回原告宝鸡安顺通达工贸有限公司、魏建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郑州市惠济区城市综合执法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八份，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之日起七日内向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上诉费，将交费凭证交本院查验，逾期视为放弃上诉。审 判 长  马 静人民陪审员  王雪琳人民陪审员  孙淑玲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王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