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民终42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池玲琴，女，1973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彭正泽，男，1966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心海，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伟章，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叶克，男，1971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伟方，浙江合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星帆，浙江合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康都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瑞安市安阳街道罗阳大道时代大厦C-301-30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81727603427G。上诉人池玲琴、彭正泽因与被上诉人张叶克、浙江康都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都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2020）浙0381民初26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询问、书面阅卷的方式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池玲琴、彭正泽上诉请求：撤销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2020）浙0381民初2600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池玲琴、彭正泽原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涉案三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缺乏法律依据。案外人温州中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城建设公司）是涉案商品房项目施工承包人，康都公司是发包人。因康都公司未履行工程款给付义务，于2015年12月31日和中城建设公司签署《工程进度款折抵协议》，约定将包括涉案三套商铺在内的12间房产折抵给中城建设公司，以冲抵其所欠工程款，并约定康都公司应同时与中城建设公司指定代理人签订上述房产的买卖合同。同日，中城建设公司指定池玲琴、彭正泽为受让人，同日康都公司向池玲琴、彭正泽交付三套商铺的不动产权证和房屋。此后，康都公司于2015年12月31日向彭正泽出具112号商铺的不动产销售发票，于2017年2月6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于2016年8月19日向池玲琴出具110号、111号商铺的不动产销售发票，于次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基于以上事由，池玲琴、彭正泽与康都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判以康都公司与中城建设公司达成以房抵债约定后，由池玲琴、彭正泽作为买受人直接与康都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有避税嫌疑为由，认定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违反了无效合同制度的基本原理。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当事人存在避税故意，也没有证据证明事实上已发生避税结果，且税收征管属于行政管理范畴，即使当事人存在避税嫌疑，也不会导致民事合同无效的结果。此外，关于彭正泽与康都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时间是在人民法院受理康都公司破产清算之后的问题，也不属于认定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二、原审法院认定池玲琴、彭正泽未向康都公司支付价款，是明显错误的。涉案三套商品房本身是以房抵债的标的，无需当事人另行以现金方式交付。康都公司向池玲琴、彭正泽出具不动产销售发票的行为，即视为其已确认收到价款。而且，在原审期间康都公司在书面答辩状中也对此予以认可。至于池玲琴、彭正泽与中城建设公司之间如何结算，与本案无关。三、关于池玲琴、彭正泽是否已占有涉案房屋问题。首先，康都公司已经于2015年12月30日向池玲琴、彭正泽交付房屋不动产权利证书，应当视为已交付占有。其次，池玲琴、彭正泽提供其与涉案房屋物业管理公司的物业管理纠纷案诉讼材料，也进一步证明其二人已实际占有涉案房屋。四、没有证据证明涉案房屋未及时办理过户是因池玲琴、彭正泽自身原因所致。池玲琴、彭正泽取得涉案房屋后，已多次对康都公司进行催告，要求其及时办理过户手续，但因为康都公司自身财务危机等原因而未配合。对此，康都公司在原审提供的书面答辩状中已予以确认。综上，本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池玲琴、彭正泽对涉案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张叶克辩称，一、涉案三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均系无效合同，原审判决认定正确。1.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因违反税法的强制性规定无效。康都公司与中城建设公司签订以房抵债协议后，中城建设公司作为取得财产的一方本应向康都公司开具发票，缴纳企业所得税，但是由于中城建设公司直接把涉案房屋抵债给池玲琴、彭正泽，且由康都公司与池玲琴、彭正泽签订购房合同及开具发票，客观上已造成逃税后果。因此，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不仅违反了《企业所得税法》及《税收征收管理法》的强制性规定，更是侵害了国家利益，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应属无效合同。2.池玲琴因与康都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16年6月16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之后，康都公司即于2016年8月20日与池玲琴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因此，涉案交易属于转移财产的行为，双方在主观上具有恶意串通的故意，在客观上也已实际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无效情形。彭正泽与康都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时间为2017年2月7日，而康都公司于2017年1月6日已被法院裁定破产，即康都公司与彭正泽签订合同时已经处于破产状态，公司自法院裁定破产之日起至破产管理人介入之前应当停止一切经营行为，故康都公司与彭正泽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违反了破产法的规定，其目的无非也是为了转移财产，双方存在恶意串通的主观故意，故康都公司与彭正泽签订的合同亦属无效合同。二、池玲琴、彭正泽对涉案房屋不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利，原审判决认定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其一，涉案三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均系无效合同，且彭正泽与康都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时间晚于涉案房屋查封时间。其二，池玲琴、彭正泽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已在法院查封之前合法占有涉案房屋。池玲琴、彭正泽诉称康都公司已于2015年12月30日向其二人交付涉案房屋的不动产权利证书，但该说法并无事实依据；而其提供的物业费发票、民事起诉状、民事裁定书等，与涉案三套房屋并无关联。其三，涉案房屋系通过以房抵债的方式完成交易，不能认定为“已支付全部价款”。以房抵债的性质与以购买商品房为目的而支付购房款不同，是一种以消灭债权为目的的履行方式，并不是为了取得物权，故此种交易方式不应视为已全额支付购房款。因尚未办理过户手续，合同相对人享有的债权并不具有优先于其他债权的利益，否则将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其四，池玲琴、彭正泽未提供证据证明未办理过户登记非因其自身原因所致。池玲琴、彭正泽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向房屋登记机构递交过户登记材料，或向康都公司提出了办理过户登记的请求等积极行为，因此其二人称未办理过户是康都公司所致无事实依据。康都公司未作陈述。池玲琴、彭正泽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池玲琴与康都公司于2016年8月20日就坐落于瑞安市经济开发区××道××号××号商铺分别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2.确认彭正泽与康都公司于2017年2月6日就坐落于瑞安市经济开发区××道××号商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3.判决停止对坐落于瑞安市经济开发区××道××号商铺的强制执行；4、本案诉讼费由张叶克、康都公司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池玲琴与彭正泽系夫妻关系。瑞安市经济开发区罗阳大道香江公馆项目为康都公司开发建设，其中110号（以下简称110号房屋）、111号（以下简称111号房屋）、112号商品房（以下简称112号房屋）（非住宅）分别于2015年6月30日、7月17日办理了房屋、土地登记，权利人均为康都公司，权属至今未变更。2015年12月31日，康都公司与中城建设公司达成《工程进度款折抵协议》，约定：“甲方（康都公司）欠付乙方（中城公司）的工程进度款约为1800万元。甲方将香江公馆的一层商铺110号-116号、122号、202号、1801号、2-401号、2-402号共计12间房产与所欠工程款相抵。甲方应于本协议签订的同时与乙方指定代理人签订上述房产的买卖合同”。2016年8月20日，池玲琴与康都公司签订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分别约定池玲琴向康都公司购买瑞安市经济开发区××道××号××号商品房，每套商品房总价款均为510246元，购房款发票开具时间均为2016年8月19日。2017年2月6日，彭正泽与康都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彭正泽向康都公司购买瑞安市经济开发区××道××号商品房，总价款为1214842元，购房款发票开具时间为2015年12月31日。另查明，该院于2017年1月6日裁定受理申请人瑞安市时代大厦业主委员会对被申请人康都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同年1月20日指定了管理人。该院在执行（2016）浙0381执3507号张叶克与康都公司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于2016年9月13日裁定查封了涉案的110号、111号、112号商品房。池玲琴、彭正泽于2020年2月25日向该院提起执行异议，该院于2020年3月5日裁定驳回，池玲琴、彭正泽于同年3月27日向该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原审法院认为，池玲琴与彭正泽诉争的系不同执行标的，本应分别提起诉讼。但鉴于诉争执行标的在同一执行案件中，且二人系夫妻关系，亦在执行案件中共同提起了执行异议，执行异议程序亦已并案处理。故该院对池玲琴及彭正泽的执行异议之诉请求予以并案审理。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涉诉三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有效及诉争的三套商品房应否排除执行。一、池玲琴、彭正泽与康都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基于债权债务抵消。当事人之间以房抵债的形式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本不违反法律规定。但是本案中，康都公司的三套商品房系抵债于中城建设公司作工程款，中城建设公司再将涉案商品房抵债于池玲琴、彭正泽，而购房合同与结算发票均是康都公司与池玲琴、彭正泽之间形成，其间显然有躲避国家税收制度嫌疑，违反了《企业所得税法》及《税收征收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况且，康都公司欠张叶克借款本金600万元及利息，业经法院判决并于2016年6月16日进入执行阶段，其于2016年8月20日、2017年2月6日为处分财产与池玲琴、彭正泽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显然也损害了其他平等债权人的利益。故此，池玲琴、彭正泽主张确认其与康都公司签订的三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二、案外人主张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不动产排除执行的，应当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即应同时满足查封之前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等四个条件。本案中，首先池玲琴、彭正泽与康都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具备合法有效之要件。其次，池玲琴与彭正泽未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其在本院查封涉案商品房之前已经占有使用。再次，双方并未发生实际交易，购房款亦没有实际支付，虽然池玲琴与彭正泽主张购房款已经结算抵消并开具了购房发票，但即使存在池玲琴与彭正泽主张的债权债务关系，其债权与本案争议的执行债权均系普通平等债权，并不具有优先性，其主张抵消并要求排除执行，不应得到支持。池玲琴与彭正泽因此所承受的损失可以另行主张。最后，涉案三套商品房已经于2015年6月办理了权属登记，具备了转移过户之条件，池玲琴与彭正泽既主张开具购房款发票时业已达成购房协议，但直至2016年9月13日涉案房屋被法院查封，池玲琴与彭正泽均没有积极的向康都公司主张办理过户手续。综上，池玲琴与彭正泽尚不具备上述规定的四项全部条件，不享有排除执行的合法权益，其要求对涉案三套商品房停止执行，该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驳回池玲琴及彭正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676元，由池玲琴、彭正泽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池玲琴、彭正泽、被上诉人康都公司均未提交新的证据。被上诉人张叶克提交证据如下：瑞安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记录，欲证明涉案房屋至今仍登记在康都公司名下，且涉案112号房屋于2016年9月13日被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查封，彭正泽系在房屋被查封后签订书面房屋买卖合同的事实。上诉人池玲琴、彭正泽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涉案房屋虽然登记在康都公司名下，但彭正泽系于2015年12月31日与康都公司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被上诉人康都公司未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张叶克提交的上述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事实具有关联性，可以证明涉案房屋登记在康都公司名下，且已被人民法院查封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二审期间，本院依职权调取证据如下：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2017）浙0381破2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债务人康都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南浦支行等11位债权人的和解协议，并终结康都公司破产程序。上诉人池玲琴、彭正泽对该份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被上诉人张叶克质证称，对该份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被上诉人康都公司未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上述民事裁定书能够证明因康都公司与其债权人自行达成和解协议，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已经裁定认可其与债权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并终结康都公司破产程序，故康都公司作为本案当事人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本院二审查明，涉案的110号房屋、112号房屋于2016年9月13日被原审法院查封，查封文号（2016）浙0381执3507号，查封期限自2016年9月13日至2019年9月12日；111号房屋于2016年9月12日被该院查封，查封文号（2016）浙0381执3507号，查封期限自2016年9月12日至2019年9月11日。后，涉案三套房屋又于2020年5月20日被该院以相同查封文号再次查封，查封期限自2020年5月20日至2023年5月19日。另查明，原审法院在2017年1月6日裁定受理瑞安市时代大厦业主委员会对康都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后，康都公司于2018年4月24日以其已经清偿债权人瑞安市时代大厦业主委员会的全部债权并与其他债权人自行达成和解协议为由，请求该院裁定认可双方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该院于2018年5月3日作出（2017）浙0381破2号之一民事裁定，认可债务人康都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南浦支行等11位债权人的和解协议，并终结康都公司破产程序。原审法院对上述两节事实认定不全面，本院予以补正。本院二审对原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池玲琴对涉案110号房屋、111号房屋、彭正泽对112号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中，其一，涉案三套房屋首次查封时间分别为2016年9月12日、9月13日，彭正泽与康都公司就112号房屋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时间则为2017年2月6日，晚于原审法院首次查封时间；而池玲琴与康都公司就110号房屋、111号房屋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时间虽在原审法院查封之前，但因池玲琴主张上述两套房屋系以房抵债，而据其提交的《工程进度款折抵协议》系案外人中城建设公司与康都公司签订，因中城建设公司未出庭作证，本院对该份协议的真实性不作认定，且池玲琴也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康都公司或中城建设公司之间存在基础债权债务关系，故本院对池玲琴与康都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不作认定。因此，池玲琴、彭正泽虽就涉案三套房屋与康都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但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项规定的条件。但需要指出的是，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三份《商品房买卖合同》违反《企业所得税法》及《税收征收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并以此为由认为上述合同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仅缺乏事实依据，也与法律规定不符，本院对此予以指正。其二，池玲琴、彭正泽虽在原审中提交了物业管理费发票，但该发票载明的物业地址与涉案三套房屋不能相对应，与本案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故其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在法院查封之前合法占有涉案三套房屋。其三，池玲琴、彭正泽虽提供了涉案三套房屋的购房款发票，但明确陈述涉案三套房屋系用于抵销康都公司对中城建设公司所负债务及中城建设公司对其二人所负债务，其二人并未按照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实际支付购房款；池玲琴、彭正泽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二人与中城建设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以及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已因涉案三套房屋折抵的结算依据，故对池玲琴、彭正泽提出的其二人已支付涉案三套房屋全部购房款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其四，涉案房屋及土地权属分别于2015年6月、7月登记于康都公司名下，已具备转移过户条件，但池玲琴、彭正泽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二人曾向康都公司积极主张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故其二人提出未办理过户登记非因其自身原因导致的主张，亦不能成立。另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一、根据原审查明及本院补充查明的事实，涉案的110号、112号房产于2016年9月13日、111号房产于2016年9月12日因本案相关执行案件而被瑞安市人民法院首次查封[查封文号为（2016）浙0381执3507号]，后又于2020年5月20日被该院同一执行案件裁定查封。故两次查封虽时间上并不连续，但因系同一执行案件查封，应视为延续性的执行行为，池玲琴、彭正泽针对上述执行行为诉请排除对涉案房屋的执行，属于执行异议之诉的受案范围，原审法院予以受理并作出判决，并无不当。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案外人除提出排除对执行标的执行的诉讼请求外，还可以一并提出确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请求。但除前两项内容外，案外人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不属于执行异议之诉的裁判范围。因此，涉案三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虽应纳入本案审查范围，但池玲琴、彭正泽要求确认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本案裁判范围，原审法院对此未予释明，有失妥当。三、本案系因诉争执行标的在同一执行案件中，且池玲琴、彭正泽在执行案件中共同提起执行异议，执行异议程序亦已作并案处理，故原审法院对池玲琴、彭正泽的诉讼请求予以并案审理。但池玲琴与彭正泽系针对不同执行标的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应根据诉争标的金额比例各自负担相应诉讼费，原审法院对诉讼费负担部分判决有误，应予以纠正。综上，池玲琴、彭正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虽然存在认定事实不全面、诉讼费负担判决有误等瑕疵，本院二审已予补正，但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24676元，由池玲琴负担11265元，由彭正泽负担1341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676元，由池玲琴负担11265元，由彭正泽负担1341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忠烈审 判 员 张 丹审 判 员 叶 峰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曹 爽代书记员 余文静?附文：一、不履行裁判惩戒后果警示1.【追究刑事责任告知】义务人拒不报告财产、虚假报告财产、违反限制消费令，义务人或其他相关人员拒不腾退涉案房屋、土地，或具有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虚假诉讼、拒不交出执行标的或财产等抗拒执行行为的，法院将视情予以罚款、拘留；情节严重的，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权利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自诉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2．【报告财产义务、拒不履行后果告知】执行期间，义务人必须向执行法院如实报告财产，拒不报告又不履行的，法院将视情节轻重采取纳入失信名单、限制出入境、罚款、拘留等措施；义务人报告财产不实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单位为被执行人，可视情同时对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3.【交付车辆义务告知】义务人应当将名下的车辆等动产移交执行法院。拒不移交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确有正当理由无法移交的，义务人应当向执行法院书面报告车辆等动产的权属和占有、使用等情况。4．【限制消费、强制执行措施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人民法院将对义务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措施（含禁止乘坐飞机、G字头高铁、在星级以上酒店消费、旅游度假、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并有权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性措施。5．【特殊身份执行措施告知】义务人具有中共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职人员等特殊身份，执行立案后拒不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将向其所在单位及纪律监察部门、组织人事部门通报失信行为，并严格采取惩戒、制裁措施。6．【迟延履行债务利息、执行费用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义务人除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外，还需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直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并应承担执行费和因执行程序产生的申请执行费、评估费、保管费等。7．【强制执行信用污点告知】义务人未在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自动履行，一旦案件立案执行，义务人的被执行信息将成为信用污点，并被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各级信用信息平台记录在案。二、执行风险告知1．【申请保全、提供线索告知】权利人在诉讼过程中可以申请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并尽可能地调查了解义务人的财产状况以及下落情况，积极向法院提供义务人的财产、下落线索，以提高财产保全和送达效率，提升生效法律文书的实际执行效果。2．【申请破产权利告知】权利人发现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可以直接向企业住所地法院提出破产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3．【权利人申请执行期限告知】义务人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内容的，权利人应在法律文书生效之日或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4．【执行不能风险告知】申请执行具有执行风险，权利人应当有执行风险意识。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执行，如义务人已丧失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能力，且权利人又无法对义务人进行财产举证，将可能导致案件无法执行到位。这种后果是法院与权利人都不愿意发生的，但这是当事人商业风险、交易风险在执行阶段的继续，权利人应知悉并理解此类执行不能的风险。注：义务人是指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内容的债务人、被执行人；权利人是指享有生效法律文书赋予权利的债权人、申请执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