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10民初17384号 原代：芜湖市伍月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家发镇工业集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235970852102。 法定代表人：林士娟，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至国，北京金诚同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晓，北京金诚同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卡丽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天目山西路360号9幢30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7544336119。 法定代表人：沈亚斌，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文文，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眉，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芜湖市伍月服装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卡丽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俞丽丽独任审判。在诉讼过程中，被告提起反诉,本院审查后受理了被告提起的反诉。后因被告未按期缴纳诉讼费，本院依法裁定反诉按撤诉处理。本案于2020年12月21日、2021年1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林士娟及委托代理人严至国，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沈文文、周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起诉称，2020年4月16日，原、被告签订了一份《《KN95口罩销售合同》，约定被告在2020年4月20日起至2020年12月30日止向原告采购90000件口罩(每件1000只，合计9000万只)，原告提供三条生产线专门为被告生产口罩，单价为每只6元。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20年4月22日向被告支付了20万元保证金，并按被告要求在被告处和被告指定的第三人处购买相关生产设备，2020年5月，按被告要求生产了9万只口罩，并于2020年5月20日向被告发送了2万只，但被告仅接受了1000只，其余1.9万只被告无故退回。后经原告书面催告，被告至今仍未提货。综上，为了履行与被告签订的《KN95口罩销售合同》，原告投入了近300万元购买设备和原料，并按被告要求第一批生产9万只，但被告仅接受了1000只口罩，其行为属于严重违约，应当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赔偿原告的损失。为此，特诉至贵院，恳请贵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KN95口罩销售合同》：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保证金20万元，支付原告货款54万元，赔偿原告设备损失169.945万元、原料损失48.83446万元，预期可得利益损失200万元，合计492.77946万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庭审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撤回对预期可得利益损失200万元的主张，其他诉讼请求不变。 被告答辩称，原告是一家服装生产厂，没有口罩生产的经验和资质，由于全球新冠疫情的影响，2020年年初口罩成为紧俏商品，原告欲生产口罩。而被告是一家有着多年口罩生产经验的企业。经人介绍，2020年3月底，原告在接到海外买方询价的情况下，找到被告希望借助被告的品牌、资质和经验来生产和销售口罩。经过沟通，原被告于2020年4月16日签订了《KN95口罩销售合同》(以下称“本案合同”)，其中第一条约定，原告在2020年4月20日至2020年12月30日期间向被告销售KN95民用防护口罩。第2.2条约定：“甲方确保向乙方的供货量不低于如下数量：90000件。具体的销售数量按乙方下达的订单执行供货。”第2.4条约定：“甲方的产量超过乙方采购部分，甲方可自行寻找客户销售”。从本案合同第2.2条约定可以发现，本案合同并没有确定销售数量，而是需要由被告以订单的形式来确定，可见本案合同中的口罩买卖是一个数量待补充的附条件的合同。而实际上合同签订后，由于口罩市场行情大变，被告未向原告下过订单，因此口罩买卖合同的条件并没有成就，原被告之间货物买卖合同关系并未成立。从第2.2条“甲方确保向乙方的供货量不低于如下数量：90000件。”的表述来看，90000件的数量，也仅是原告向被告单方承诺的最低供货量，而被告并没有在承诺向原告采购90000件口罩。原告所谓2020年5月被告要求其生产90000只口罩的说法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另，原告将90000件口罩解释为9000万只口罩则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只不过是原告为了抬高起诉金额而臆造的数量。此外，根据本案合同第2.4条“甲方的产量超过乙方采购部分，甲方可自行寻找客户销售”，即原告除了向被告供货之外，其可以向其他买方自行销售，自行销售是原告采购口罩生产设备，及与被告合作的主要原因。从原告提供的设备采购证据来看，其购买的设备绝大多数也是在其与被告签订本案合同前就已经采购，所以原告生产口罩的设备并非为履行本案合同而采购。原告购买口罩设备，是其自行判断市场趋势的投资行为，不是为了履行本案合同而采购，原告所发生的损失是其自身商业判断失误的结果。综上所述，本案合同项下被告没有向原告采购口罩的义务，原告采购口罩设备和原材料造成的损失不是因本案合同造成的，被告不存在违约行为，无需赔偿原告的损失。请贵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查明本案事实如下： 2020年4月16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KN95口罩销售合同》一份，约定由乙方向甲方采购KN95民用防护口罩，具体约定有：一、销售的产品。1.2本合同销售期限自2020年4月20日起至2020年12月30日止。销售期限届满后，若双方继续合作的，应另行签订协议。二、甲方的供货量保证。2.1甲方应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三日内向乙方提交产品样品20件，经乙方或乙方指定第三方检测合格后，乙方向甲方进行采购。2.2甲方确保向乙方的供货量不低于90000件。具体的销售数量按乙方下达的订单执行供货。2.3为确保甲方的供货量达到前述要求，甲方同意提供三条生产线专门生产本合同约定的产品。2.4甲方的产量超过乙方采购的部分，甲方可自行寻找客户销售，但乙方不得自行销售，应由甲方代销。若甲方私自销售口罩的，应按销售额的50%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三、产品单价。3.1甲方销售给乙方的KN95民用防护口罩价格为含税人民币6.00元/个，除此之外乙方无需向甲方支付其它费用。3.2为维护乙方品牌乙方代甲方销售的口罩，销售价格应不低于人民币9.80元/个。若销售价格低于9.80元的，乙方有权拒绝签订销售合同。每7天甲方有权对最低销售价格进行调整。四、付款方式。4.1乙方向甲方采购的口罩，在甲方将货物送至乙方指定地点后的下一个工作日支付。4.2乙方代甲方销售的口罩，按乙方与甲方自行寻找的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付款。若乙方代甲方收款的，在乙方扣除管理费后，将剩余部分支付给甲方。4.3乙方代甲方销售的口罩，甲方应按人民币2元/个向乙方支付管理费。管理费在该等口罩的销售合同签订之日支付。4.4甲方应向乙方支付保证金，保证金按每个生产编号20万元计算，合计保证金人民币60万元。甲方应在本合同签订之日将保证金全额支付给乙方。保证金在本协议合作期限届满，甲方结清全部费用后五个工作日内退还甲方，保证金不计息。5.4产品的型号与花纹甲方按乙方提供专用滚筒生产，甲方不得私自将按乙方提供专用滚筒生产的产品销售或免费提供给第三方，也不得将该等产品的设计草稿、图片、照片等提供给第三方。销售期限届满后，甲方不得再使用乙方提供的滚筒生产口罩，若甲方违反约定的，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500万元。滚筒由甲方向乙方采购，采购价格为每组人民币3万元。七、交货时间和交货地点7.1甲方应确保产能不低于本合同约定的要求，交货时间根据乙方的要求或乙方下达的订单要求交付。7.2甲方应将产品送至乙方指定的地点，运输费用和装卸费用由甲方承担。甲方将产品交付乙方并经初步验收合格前的产品毁损、灭失风险由甲方承担，产品交付乙方并经初步验收合格后产品的毁损、灭失风险由乙方承担。 2020年4月22日，原告以转账形式向被告支付保证金20万元。 原告法定代表人林士娟和被告法定代表人沈亚斌于2020年4月3日互加微信，4月9日，林士娟发送微信“沈董，你可否给我一个接单价，我现在在客人这边”，沈亚斌回复“N95证的不少于15，FDA的在12-14左右……”4月10日，林士娟发送微信“这三台设备来得好的话，我想接着上去再上设备，因为我们这边工人还是有的”，沈亚斌回复“我们保证不了你更多的量能”，林士娟说“你上次说能保三个月，可能6个月呀”，沈亚斌回复“我们是能给你2到3个月量，每天15万左右”，但当日下午11:07，沈亚斌回复“我没有说过会保三个月，是你问我，可以做多久，我回答是，应该是会有三个月的行情”，5月1日，林士娟发送微信“沈总，这与合同没有冲突的，2块钱一个是我有销售订单的情况下公司收取的管理费，我没有销售订单时只是卖给公司是6元钱，这个是没有冲突的”，5月9日左右，林士娟发送消息“沈总，好，不知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想与你约个时间，设备都已调试好了，没有开工真的急，我知道你真也忙，可我还得麻烦你”，5月18日上午11:47，林士娟发送消息“沈总，好，我知道你这些天也有很多事在烦，真也很想少来打扰你，可我实在是找不到方向了，我想下午过来与你说说后面订单生产的事，我真的好迷惑，需要你给我点明方向”，沈亚斌回复“现在市场变化无常，我们还没有订单下给你们之前无法给你们材料啊，我们自己的事情也是一大堆，后面是怎样的市场都无法预知”。 2020年5月18日，林士娟来到沈亚斌处，在沈亚斌不知情的情况下录制了谈话录音，内容有：林士娟说“我明天把做好的送过来，让你帮我检测一下”，沈亚斌说“那你这样，你不要检测，全部送过来，你不检的话送过来，我们能知道出什么问题，耳带绳不要拉”，林士娟说“我们都没拉，就想拿过来，你们给我检测一下”，随后，沈亚斌给其工作人员发送微信语音“上次林总拿过来600公斤，300公斤是放在我们这边检测好，给我们用掉了，然后我们还她检测好的300公斤，反正明天后天吧，她拿去之后她也可以给我们做20万个左右的量，好吧”，随后，林士娟说“我不是来跟你说这个的”，沈亚斌回复“这个事情也要解决掉的”，林士娟说“我跟你说的是订单的事情”，沈亚斌回复“订单的事情原计划27号，我也在等客户，上次跟你讲的也是27号”，林士娟说“那我就等你27号，我慢慢把它做起来”，沈亚斌回复“就是我上次跟你讲是27号，客户也跟我讲27号左右开始来动，那我也等他信息，我其他事情都安排好了，你急呢也不要急”，林士娟说“这样，我先这20万个练手，练到27号应该够了”，沈亚斌回复“可以啊，先练练吧”，林士娟说“我明天先把做好的拿过来让海伟他们帮我检测”，沈亚斌说“嗯你交给张泉亮他们”。 2020年5月20日，林士娟给沈亚斌发送微信“沈总，好，你在忙吧？我等会送2万多个过来你查看下品质，谢谢”，沈亚斌回复“好”。同日，原告向被告发送口罩两万余件，被告收下1000个。此后，林士娟于5月23日、5月29日、6月4日等发微信向沈亚斌询问客人有无在沈亚斌处下订单，沈亚斌回复“没有订单”。6月4日左右，林士娟发送微信给沈亚斌说“成品已有9万左右，这些你那底价处理下，我这边不能卖也卖不掉，现在的价格3元一个已经不错了，你接高了更没有了”，沈亚斌回复“没有订单”。 2020年6月17日，原告向被告发送《关于要求收货的通知》一份，载明：我公司根据贵公司于2020年4月16日双方签订的合同及沈亚斌先生的指示，已生产KN95口罩91050个。5月20日我司经过沈亚斌先生的同意，送货23000个KN95口罩到贵公司，但贵司只收下1000个，其余口罩遭到贵司无理拒收。为此，特书面通知贵司，要求贵司在收到本通知后三日内到我司提走剩下的90050个KN95口罩。 2020年8月3日，原告以买卖合同为案由，将被告诉至安徽省南陵县人民法院，提出要求解除与被告签订的《KN95口罩销售合同》、判令被告返还保证金20万元、支付货款54万元、赔偿损失等诉讼请求。被告于2020年8月11日收到本案的起诉状副本，并提出管辖权异议，后本案由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移送本院管辖。 庭审中，双方均确认双方于2020年4月16日签订的《KN95口罩销售合同》于被告收到安徽省陵南县人民法院寄送的起诉状副本之日解除。被告表示，仅同意支付已收到的1000个口罩的价款6000元。 庭审后，原告于2021年1月20日将印有被告口罩品牌的两个花滚返还给被告，被告表示同意支付原告两个花滚的对价3万元，并同意返还原告保证金20万元。 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KN95口罩销售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现原告要求解除上述合同，被告对此无异议，本院确认上述合同于2020年8月11日解除。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保证金20万元，被告表示同意返还，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54万元，被告仅同意支付1000个口罩所涉货款6000元，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有无向原告下过9万只口罩的订单。根据合同约定，甲方确保向乙方的供货量不低于90000件。具体的销售数量按乙方下达的订单执行供货。根据该条约定，原告向被告保证其有生产9万件口罩的能力，但具体的销售数量需按被告下达的订单执行。原告主张被告已经下达订单，其主要依据为2020年5月18日原告法定代表人林士娟前往被告处沟通协商时，在被告法定代表人沈亚斌不知情的情况下录制的录音，根据录音的内容可知，在沈亚斌向被告的工作人员发送微信语音“她拿去之后她也可以给我们做20万个左右的量”后，林士娟说“我不是来跟你说这个的”，“我跟你说的是订单的事情”，说明当时林士娟知道当时沈亚斌和其员工的语音聊天并非是向原告下单的意思，故林士娟再次重申“说的是订单的事”，沈亚斌在回复时两次提到订单预计是在27号，让林士娟不要着急，林士娟表示可以等到27号，但想先做20万个练练手，沈亚斌说可以先练练手，从在此之前林士娟、沈亚斌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可知，林士娟对未接到被告的订单表示着急，故而5月18日找到沈亚斌询问订单事宜，在沈亚斌表示订单估计在27号能下时，林士娟提出做20万个练手。本院认为，订单应当包含产品数量、交货时间、地点等基本要素，但录音的整个过程无法体现系被告向原告下了订单，仅能体现原告为练手想先做20万个试试看。对林士娟5月20日发送微信消息告知沈亚斌“我等会送2万多个过来你查看下品质”，沈亚斌回复“好”，结合5月18日的录音内容林士娟说“我明天把做好的送过来，让你帮我检测一下”，沈亚斌说“那你这样，你不要检测，全部送过来，你不检的话送过来，我们能知道出什么问题”可知，原告在5月20日向被告发送的口罩，是用于被告对全部口罩进行检测查找是否存在质量问题，沈亚斌在微信中回复“好”也无法认定为系认可同意收货，仅能认定为系沈亚斌同意对口罩进行检测。原告主张被告已下单的依据不足，现被告就已收到的1000只口罩，表示愿意支付货款，本院确认被告应支付原告货款6000元，其余部分的货款，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被告赔偿机器设备损失及原料损失，根据合同约定，原告除向被告供货以外，还可以自行寻找客户销售，原告基于当时口罩市场的行情，作出商业判断，选择进行口罩的生产与销售，采购了生产设备及原料，即便在被告未向原告下订单的情况下，原告仍可自行寻找客户销售，原告现未成功自行找到客户下单，责任不在于被告，不能要求被告承担设备及原料损失，但由于庭后原告将口罩生产设备中的两个花滚还给被告，被告同意支付原告花滚的费用3万元，故本院支持被告支付原告花滚费用3万元，其余部分的损失，本院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合理部分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本院予以驳回。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芜湖市伍月服装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卡丽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4月16日签订的《KN95口罩销售合同》于2020年8月11日解除。 二、被告杭州卡丽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返还原告芜湖市伍月服装有限公司保证金20万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三、被告杭州卡丽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芜湖市伍月服装有限公司货款6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四、被告杭州卡丽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芜湖市伍月服装有限公司花滚费用3万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五、驳回原告芜湖市伍月服装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0222元，减半收取15111元，由原告芜湖市伍月服装有限公司负担13893元，被告杭州卡丽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218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原告芜湖市伍月服装有限公司负担4597元，被告杭州卡丽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403元。 原告芜湖市伍月服装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杭州卡丽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俞丽丽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李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