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825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方嘉铭。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天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邓毅雄。上诉人方嘉铭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天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喜公司）公司证照返还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8）粤0391民初18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方嘉铭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天喜公司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天喜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费用。事实与理由：本案争议的焦点就两个：第一，上海X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公司）提交的《X公司股东会决议》是否真实有效；第二，公司能否依据虚假的股东会决议作出更换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决定。一、该股东会决议上的林某、刘某两人的签名是虚假、他人代签的,该股东会决议没有合法的效力。根据方嘉铭提供的对比材料,林某与刘某两人在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名明显不一致,不是该两人本人签字。经方嘉铭询问该两人,林某与刘某也不认可该股东会决议真实性和合法性。林某持有公司52%的股份,刘某持有公司45%的股份,该两人持股占公司总股比的97%,该两人的签名都是他人冒签的,则该股东会决议当然不具有法律效力。方嘉铭就该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天喜公司作为证据的提供方有义务证明该证据的真实合法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提供证据的一方有义务证明该证据的真实性,该股东会决议是天喜公司提供的,而且天喜公司也主张该证据是真实的,且该股东会也是天喜公司召集的,那么天喜公司当然有义务,也有能力证明该证据的真实性。天喜公司应当提交林某和刘某两人的签名或者说明,说明该证据形成的情况,但是天喜公司没有能够提交。这就说明该证据实际上如方嘉铭所说,是在林某、刘某两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公司伪造的。天喜公司作为证据的提交方,如果不能举证,则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判决认为对于该笔迹鉴定应对由方嘉铭来举证,是对举证责任的错误分配,方嘉铭不是该证据的提供方,当然不由其来组织鉴定。该公司股东林某并非未提出异议,其已经遵循公司程序,主张召开股东会,纠正天喜公司的违法行为，但其本身的股东资格,亦被公司以同样的伪造签名的方式侵害，目前正在诉讼中。在2019年5月25日召开的股东会中,林某投票要求“撤销邓毅雄为天喜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决议；撤销天喜公司起诉方嘉铭的诉讼，即本案。林某持有公司52%的股份,其表示同意,视为该股东会决议已经通过,并且纠正了该违法行为。但天喜公司仍然以伪造林某签名的方式侵占了林某的股权,目前林某正在对天喜公司提起诉讼中。二、按天喜公司提交的材料,其更换天喜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决议是根据股东会决议作出的,那么,如果该股东会决议是虚假的,则公司决定当然也就不成立,也应当依法被撤销。所以天喜公司作出的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依法不成立。天喜公司通过伪造股东签名的方式出具虚假股东会决议,并据此出具公司决议变更天喜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为,系天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出于侵占公司资产的恶意目的作出的,其行为具有主观恶意,因此所产生的律师费等费用,理应由其自身承担。目前天喜公司已经作出了“撤销邓毅雄为天喜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决议”，“撤销天喜公司起诉方嘉铭的决议”等股东会决议,并且该股东会决议有关的法律纠纷正在诉讼中,该股东会决议程序合法有效,依法应当被支持,如果没有支持方嘉铭的诉请,则天喜公司的相关诉讼一旦结束并明确确认该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则又会重新申请再审,或者提起天喜公司诉邓毅雄返还证照案件,徒增讼累。综上,本案系天喜公司恶意所致,其行为不具有合法性,理应被驳回,恳请二审法院依法审理,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天喜公司的全部请求。天喜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法律分析清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天喜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方嘉铭立即向天喜公司移交天喜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本）、银行开户许可证等天喜公司所有的全部证照；2.判令方嘉铭立即向天喜公司移交天喜公司的公章、财务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等天喜公司所有的全部印章；3.判令方嘉铭配合办理天喜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手续；4.请求判令方嘉铭承担本案的律师费8万元、差旅费及进行本案诉讼所发生的其他实际费用、诉讼费、保全费等。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一、有关天喜公司设立、公司章程、股东方面的事实天喜公司于2011年10月28日在深圳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方嘉铭。天喜公司章程第八条规定：“股东享有下列权利：（一）有选举和被选举为公司董事、监事的权利……”第十七条规定：“公司不设股东会，由股东作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第十八条规定：“股东行使下列职权……（二）选举和更换董事，决定有关董事的报酬事项……（十二）制定和修改公司章程。”第二十四条规定：“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壹名，执行董事行使董事会权利。”第二十五条规定：“执行董事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股东会选举产生，任期3年（注：不得超过三年）。”第二十七条规定：“执行董事任界期满，可以连选连任。在任期届满前，股东不得无故解除其职务。”天喜公司的唯一股东为X公司。X公司于2011年6月29日在上海市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林某1，股东为林某、张某、刘某、瞿某、陈某。二、天喜公司成立后董事、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变更方面的事实2018年3月10日，X公司召开股东会，作出《关于更换天喜公司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职务决议》，该决议主要内容：免去公司100%控股之天喜公司方嘉铭先生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职务；委派邓毅雄先生为天喜公司新任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职务。落款处有股东林某、张某、刘某、瞿某、陈某签字。同日，天喜公司作出股东决定《关于更换天喜公司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职务的决定》，该决定内容：免去天喜公司方嘉铭先生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职务；委派邓毅雄先生为天喜公司新任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落款处有股东X公司盖章。2018年3月26日，X公司向方嘉铭送达《关于更换法定代表人并移交公司营业执照及印章的通知函》。三、本案相关司法鉴定的事实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方嘉铭向一审法院申请鉴定《X公司股东会决议》中股东“林某”、“刘某”的签名是否为该两位股东本人所签。因鉴定需要该二人提供鉴定样本材料，一审法院要求方嘉铭协助通知该二人在合理期限内到庭提供鉴定样本，但该二人未能按期提供，致使鉴定工作无法进行，故终止此次鉴定。四、有关天喜公司支出的律师费、差旅费等事实天喜公司提供诉讼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发票，证实为本案诉讼支付了律师费8万元。另外，天喜公司提供了餐饮、交通、住宿发票1567.5元。一审法院认为，方嘉铭为台湾地区居民，本案系涉台公司证照返还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人民法院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应当适用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中选择适用法律的规则，确定适用台湾地区民事法律的，人民法院予以适用。”之规定，本案当事人可以依法选择本案适用的法律。因双方未对适用的法律进行约定，天喜公司的注册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法律作为审理本案的准据法。综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有以下三个焦点：一、法定代表人邓毅雄能否代表天喜公司提起诉讼；二、方嘉铭是否有权对X公司的股东会决议的效力提出异议；三、方嘉铭应该承担何种返还义务。对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一审法院分析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但是公司作为法律拟制的人格，无法像自然人一样具体从事经营管理活动，而必须要通过一定的外在形式进行公司管理和经营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章程或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其他组织由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从上述法律规定来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公司意志的代表，法定代表人以公司的名义从事经营管理活动，相应的后果由公司承担。从理论上来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当进行登记，如果有变更需进行相应的变更登记。但是实际的经济活动中，却往往并非如此。特别是在控制了公司印章的前法定代表人拒不接受被变更的后果，拒不配合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时，公司如果想要办理上述变更登记在实际上存在较大困难。如果公司拟通过诉讼的途径实现公司法定代表人登记事项的变更以及相应公司证照印章的归还，那么应该由谁代表公司起诉便是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从工商登记的作用来分析，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工商部门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等事项进行合法性审查并将其公开的过程。工商部门对于公司选择什么人作为法定代表人并不进行干预（法律规定不适合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情形除外）。这里的合法性审查是一种事后审查，而不是主管部门或审批部门的批准程序，公司登记机关的审查仅仅是形式审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属于备案性质，不是法定代表人变更的生效要件。公司的行为对于公司内部（包括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等）和公司外部都会产生影响，具有内部性和外部性双重属性。从法定代表人变更必须办理登记的立法目的来看，是为了维护商业交易安全和当事人合法权益。一方面，公司作为一个法人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公司的股东根据法律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进行变更属于企业内部意思自治的事项。只要法定代表人变更决定是依据公司章程作出，这一决定就当然产生法律效力，而无须工商部门进行授权。公司法也并未规定未予变更登记属无效。这是公司行为内部性的体现。另一方面，由于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为被视为公司行为，直接影响到商业交易安全和与公司交易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而法律规定法定代表人的变更需要经过登记。以保障与公司交易的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从而得以有效维护社会交易安全和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利。如果公司法定代表人发生了变更，但未经变更登记，善意第三人基于对公司登记资料的信赖，仍然认为变更前的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公司的代表，进而与之进行交易，则公司不得以法人代表已实际变更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中，天喜公司的唯一股东X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任命邓毅雄为天喜公司的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职务，方嘉铭拒不接受上述决议，不配合公司办理变更手续。双方因此发生争议，争议属于公司内部纠纷。邓毅雄代表天喜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及委托相应的诉讼代理人时已经实质具有天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身份，有权代表公司提起诉讼。对于第二个焦点问题，一审法院分析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一条规定：“设立公司必须依法制定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天喜公司章程第八条规定：“股东享有下列权利：（一）有选举和被选举为公司董事、监事的权利……”第十七条规定：“公司不设股东会，由股东作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第十八条规定：“股东行使下列职权……（二）选举和更换董事，决定有关董事的报酬事项……（十二）制定和修改公司章程。”第二十四条规定：“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壹名，执行董事行使董事会权利。”第二十五条规定：“执行董事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股东会选举产生，任期3年（注：不得超过三年）。”第二十七条规定：“执行董事任界期满，可以连选连任。在任期届满前，股东不得无故解除其职务。”本案中，X公司作为天喜公司唯一股东，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通过作出《天喜公司股东决定》行使股东权利，解除方嘉铭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职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天喜公司章程的规定，该股东决定合法有效。至于X公司是基于何理由解除方嘉铭上述职务，属于另一层法律关系。方嘉铭认为X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有瑕疵。方嘉铭称，上述决议中的股东“林某”、“刘某”的签名与工商档案中《X公司章程》全体股东签字处的签名笔迹疑似不一致，该决议不合法，更换执行董事之决议无效。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X公司于2018年3月10日召开股东会，会议决议免去公司100%控股之天喜公司方嘉铭先生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职务。决议落款处有X公司股东林某、张某、刘某、瞿某、陈某签字。庭审后，X公司又提交了加盖公章的确认书，确认上述股东会决议系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系该决议中签名落款股东之真实意思表示。《X公司股东会决议》经过全体股东签字且事后X公司又对决议的内容进行确认，属于公司文件，代表公司的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者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第二条：“依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请求撤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的原告，应当在起诉时具有公司股东资格。”该条款与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相比，在请求确认决议无效和不成立的主体上发生了变化，该条款将主体固定为“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删除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工、债权人”，从这个层面而言，该条款的解释取向在于请求确认决议的效力限于公司内部人员，将职工、债权人、其它利害关系人等“非属于公司治理人员”排除在外。公司决议是公司内部意思自治的行为，如让公司外部人员干涉内部决议则必然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转，不利于维护公司的正当利益。至于债权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如认为公司决议行为对其产生损害，完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另行获得救济。本案中，方嘉铭既非X公司股东，亦非公司董事、监事或者其他公司内部管理人员，不是适格主体，无权对X公司内部形成的股东会决议提出异议。如果上述签名人员对上述决议有异议，可以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同时，方嘉铭虽然对上述股东会决议的相应签名提出异议，但相关的签名人员本人至今未对此提出异议。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方嘉铭亦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对其异议加以证实。方嘉铭虽然申请对上述两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但亦不能提供相应的检材进行比对，导致鉴定无法进行，方嘉铭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对于第三个焦点问题，一审法院分析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侵占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返还财产，不能返还财产的，应当折价赔偿。损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受害人因此遭受到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并应当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因此，公司对于公司的财产包括所有的证照、印章等享有所有权。除公司及其授权机关和人员外，其他民事主体均无权持有或控制上述财产，否则即侵害了公司对该些财产的所有权权益。公司在其物权权利遭受侵害的前提下，依法有权主张相对人返还财产。本案中，天喜公司是公司的证照、印章等资料的唯一合法所有权人，依法享有相应的物权，对于确在方嘉铭处的公司物品资料应予返还天喜公司没有异议。争议焦点的核心在于上述证照、印章等资料是否在方嘉明处。庭审后，方嘉铭明确天喜公司的营业执照、银行开户许可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及支票、本票、汇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管理人员手册、财务会计报告、企业年检报告在其处，而天喜公司的公章、财务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在公司会计徐某处。上述天喜公司的印章虽非由方嘉铭直接占有，但方嘉铭任天喜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时为公司的直接管理者，即便其辩称印章在公司员工处，也仍处于其掌管范围内，应视为印章为方嘉铭所控制。庭审后，天喜公司撤回了起诉书中的第3、4项诉讼请求，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诉讼权利，一审法院予以准许。故对于天喜公司诉请返还营业执照、银行开户许可证、公章、财务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另外，本案天喜公司所主张的律师费是进行本案诉讼的合理支出，相应支出有合同及发票予以证实，且数额亦不畸高，故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其主张的差旅费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方嘉铭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天喜公司办理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二、方嘉铭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天喜公司返还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本）、银行开户许可证、公章、财务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三、方嘉铭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天喜公司支付律师费人民币8万元；四、驳回天喜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人民币2050元，由方嘉铭负担。方嘉铭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提出异议称：一审遗漏审查X公司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同时补充道：X公司的股东林某、张某、刘某、瞿某、陈某五人均是代持林某1、林某2、林某3的股份。天喜公司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议，但补充道：2019年5月15日之后，林某已经不是X公司的股东，工商注册信息里面显示林某已于2019年5月15日退出公司；不认可上述X公司的五位股东是代持林某1、林某2、林某3的股份。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无异议。本院对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方嘉铭提交了新证据，包括：另案（2019）沪0106民初X号原告林某的民事起诉状、诉讼请求变更申请书以及其收到的该案传票、林某在该案中提交的证据。上述证据载明，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受理了林某诉X公司、陈某、刘某、张某、瞿某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一案，案号（2019）沪0106民初X号，该案中林某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X公司于2019年5月4日作出的关于任免X公司董事的《全体股东一致决定书》、于2019年5月12日作出的关于股权转让、任免X公司董事的《全体股东一致决定书》、以及于2019年5月12日作出关于变更X公司为中外合资企业的《董事会决议》及据此制作的《X公司章程》；2.确认2019年5月25日X公司临时股东会决议的效力；3.判决X公司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上述第1项诉请所涉决议相应变更登记备案内容，并依据上述第2项决议进行登记备案。方嘉铭称因林某1多次到林某任职单位举报林某在外经营公司，林某受胁迫在林某1律师的陪同下到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办理了上述案件的撤诉手续。本案二审调查询问时，被问及天喜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本、银行开户许可证、公章、财务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现在何处时，天喜公司称仍由方嘉铭持有，方嘉铭则称均在公司处。天喜公司称上述证照是由财务徐某代方嘉铭管理，并提供其联系电话。庭审中，天喜公司代理人当庭拨打徐某电话。电话接通后，通话内容为：问“你是否徐某本人”，答“是”；问“天喜公司的证照是否在你处”，答“不在”；问“证照在哪里”，答“在老板那里”；问“在方嘉铭处吗”，答“是啊”；问“什么时候交还回去的”，答“一直在老板处”。方嘉铭对前述通话内容仅确认“什么时候交还回去的”之前的内容。本院认为，本案为涉台公司证照返还纠纷。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法律审理本案正确，各方当事人亦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天喜公司提交的X公司有关变更天喜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的股东决定是否合法有效。天喜公司提交的X公司股东会2018年3月10日《关于更换天喜公司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职务决议》上有X公司全体股东签名并加盖X公司公章，方嘉铭否认该决议中X公司股东“林某”、“刘某”两人签名的真实性，并进一步否认该决议的效力。本院认为，方嘉铭对其主张负有举证责任。方嘉铭在一审中申请对该决议中“林某”、“刘某”二人签名进行笔迹鉴定，但其不能提供相应的检材进行比对，导致鉴定无法进行；方嘉铭二审提交的（2019）沪0106民初X号案诉讼材料中并无林某否认该决议的证据，且林某已撤回该案起诉；林某、刘某并未到庭支持方嘉铭的主张。故，方嘉铭有关该决议中“林某”、“刘某”两人签名不真实的主张，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X公司于2018年3月10日加盖公章作出《关于更换天喜公司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职务的决定》，与X公司上述股东会决议内容一致，应视为X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X公司作为天喜公司的唯一股东，作出股东决定，免去天喜公司方嘉铭的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职务、任命邓毅雄为天喜公司的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符合法律及天喜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据此，方嘉铭已不再是天喜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其占有天喜公司证照的行为，属于无权占有，应当按照天喜公司的要求予以返还。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人民币1800元（上诉人方嘉铭已预交），由上诉人方嘉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  晓  琴审判员 林  建  益审判员 赵  雪  琳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四日书记员 陈永雪（兼）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