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津0116民初10401号之一原告：天津仲诚恒星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保航路1号航空产业支持中心645DD18房间。法定代表人：孟水英,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立臣，北京融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县柯岩街道余渚村。法定代表人：吴琼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江峰，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国民，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吴琼瑛，女，1972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江峰，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国民，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天津仲诚恒星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吴琼瑛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适用简易程序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立臣，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潘江峰、薛国民均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告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以上被告共同支付原告项目款共计12705799.7元，以及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年利率4.15%支付原告利息;2、请求依法判令以上被告共同赔偿因其过错导致的借款损失，即2019浙0603民初5204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原告承担的利息，暂算至2020年4月30日止，金额为2525000元，及案件受理费和财产保全申请费102724元；以上费用共计15333523.7元；3、案件受理费由以上被告全部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1吴琼瑛系被告2的CEO,被告2在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兴建了“凤凰创新园”。被告1看好原告在云存储领域的突出优势,与原告洽谈由原告为其在“凤凰创新园”中建造“凤凰创新园凤凰大数据中心”(以下称标的项目)。当时拟建造的标的项目存储容量1EB,总造价超过10亿元。被告1承诺将标的项目的IT设备及软件、项目集成、运维和机房基础工程均委托原告完成。标的项目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超大规模的数据中心,是现代高科技的前沿领域,非常复杂和难以把控,前期技术可行性评估、技术方案的设计、工程实现设计、供应商洽谈和产品选型、技术对接开发、技术验证本身就是很大的工作量。原告本着对工程和技术的敬畏之心投入了全部资源来啃这块硬骨头,仅技术验证就涉及云管平台、分布式存储、虚拟网络、计算虚拟化、纠删码、心跳监测、重建失效数据、物理监控、公有云服务、集群管理、配电系统、制冷系统、网络安全系统等部分,而且相互之间还有非常复杂的关联关系。原告不仅投入自己的人力物力从事该项工作,还召集了很多专业公司参与该项工作,例如仅仅云管平台的系统高可用的技术验证就动用了原告和国际巨头SUSE超过20人,前后花费了数月的时间。原告为标的项目前期准备工作花费的有数可查的人力成本6201817.14元,为技术验证所购置的设备6263982.56元,还有其它难以估量的成本(例如多家知名企业信任原告而投入人力物力参与标的项目,因被告1毁约而导致原告在业内信誉受损)。2016年底,被告1承诺标的项目由原告承建,而且由于承建标的项目对原告的发展将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被告1通过其丈夫郭利军控制的绍兴善乘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先行投资原告,于2017年2月签署了投资协议,约定善乘公司投资原告3899万元,在2017年6月30日之前出资到位。被告1与原告也起草了标的项目工程建设的协议,但当时被告1未确定签约主体,仅因机房基础设施(业内俗称“风火水电”)的设计需要委托施耐德公司,施耐德公司内控要求严格不接受无合同无预付款启动设计工作,为不妨碍标的项目的工作进度,在被告1的安排下以被告2全资控股的浙江三力士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名义与原告签订了《专业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并按合同支付了预付部分费用,原告再委托施耐德公司开展“风火水电”的设计工作。被告1后续决定成立“凤有初公司”作为签约主体并在工商局完成了核名,但在该公司尚未完成注册手续前被告1于2017年9月底毁约停止建设标的项目。2017年7月,前述投资合同约定的支付投资款的最后期限已过但被告1以资金安排出现差错为理由而未履行投资义务，经双方沟通被告1同意支付标的项目启动款,具体事宜由被告1的丈夫兼被告2的CFO郭利军操作。郭利军要求先以个人借款形式支付启动款,等凤有初公司注册完成后以凤有初公司支付款项,财务手续正规。于是,被告1以借款形式支付了两笔项目启动资金共1000万元。鉴于被告1已多次承诺由原告承建标的项目(参与项目的第三方公司也在场)）委托原告开展前期工作,被告1和被告2都积极配合原告的前期工作,签署标的项目前期工作所需的协议并按协议支付费用,支付了标的项目启动款,原告也以敬畏之心(新技术用于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数据中心)将全部家当投入到标的项目中,但2017年9月底被告1突然叫停项目,并且后来又将项目启动资金作为借款要求原告偿还,并被法院判决由原告偿还被告1借款及利息。原告认为,被告1的一系列行为,不仅有失诚信,更是存在违约行为。同时,被告2是凤凰创新园的建设主体,与原告就标的项目签署过相关协议,也是被告1提及过的签约主体,并且被告1也是其CEO和实际控制人,能够实现签约行为,应承担与被告1的共同合同违约责任。综上所述,原告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之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二被告共同辩称，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合同纠纷一案,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具体理由如下：一、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支付项目款12705799.7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被答辩人诉请要求答辩人支付项目款12705799.7元,根据其所述称的事实与理由及提供的审计报告显示,该12705799.7元实际是被答辩人前期费用投入(包括人工费、设备软件款、设计费)。答辩人认为,项目款应当是被答辩人承建项目由答辩人支付的合同对价属于被答辩人的报酬,应当根据合同确定,而被答辩人主张的不是合同对价,因此该12705799.7元并不是项目款。而对于被答辩人的前期费用投入,双方从未约定由答辩人承担,故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承担项目款12705799.7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答辩人从未承诺由被答辩人承建案涉项目,双方没有合同关系,被答辩人所述与事实不符。第一,吴琼瑛确实从2016年年底开始有意向在凤凰创新园创建数据中心,但从被答辩人提交的聊天记录及录音资料充分证明双方并未就如何建设数据中心达成一致。答辩人关心的是建设数据中心是否具备市场条件,是否能为答辩人带来收益,而被答辩人则强调技术方案如何实现,直到最后双方仍没有进行有效沟通,甚至对建设多大规模的数据中心也没有结论,故答辩人不可能承诺由被答辩人承建数据中心,被答辩人所述与实际不符。从被答辩人提交的证据二十反映,被答辩人是因绍兴善乘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入股,想当然地推定出数据中心会由其承建,才导致了本案的纠纷。第二,被答辩人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答辩人承诺由其承建案涉项目,反而是其提交的证据一“与吴琼瑛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据二“与郭利军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据十六“朱新夫录音”、证据十九“吴琼瑛录音”等反映双方签合同的步骤应当是项目说明书、立项、合同协商、签约,但直到2017年9月,被答辩人仍然没有拿出符合要求的项目说明书。为数据中心建设需要,浙江三力士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委托被答辩人就机房土建部分进行设计,但被答辩人至今未提交设计成果。因被答辩人实际不具备项目承建能力,故双方在此后停止了进一步沟通。第三,合同应当有明确签约主体、委托事项、报酬数额等内容,但从被答辩人提交的证据反映双方从未就上述内容进行过协商,对签约主体、委托事项、报酬数额等都尚未明确,双方之间也没有任何要约、承诺的往来,故本案双方未建立任何合同关系。被答辩人述称的存储容量1EB、总造价超过10亿元完全是其单方设想,没有事实依据。二、项目款数额缺乏依据,且明显错误。被答辩人主张的项目款系依据其提交的审计报告得出。该审计报告系被答辩人自行委托审计单位作出,审计所依据的材料均未经过答辩人质证认可,故该审计报告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并且,根据审计报告显示的内容,其所得出的审计结果也存在明显错误,具体理由如下:关于人工费。第一,被答辩人没有提供任何社保记录、工资发放的银行流水,答辩人对数据来源有异议;第二,与答辩人吴琼瑛有合作意向的仅为天津仲诚恒星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将该公司的北京分公司及北京书生云科技有限公司的员工工资都计算在内显然错误;第三，被答辩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这些员工所从事的工作直接与项目建设有关以及这些员工是否同时从事着其他的业务工作;第四,员工工资依法应当有所在单位支付,现被答辩人在没有任何合同约定的情况下要求答辩人承担人工费没有权利基础;第五,双方在2017年9月之后就没有再沟通合作事宜,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承担2019年员工的离职补偿更无任何法律依据。关于设备、软件支出。第一，被答辩人提交的证据显示双方在2016年12月28日才开始接触,审计报告将被答辩人在2016年1月至12月采购的约300万元设备软件费用全部计算在内显然错误;第二,被答辩人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这些设备、软件是否实际用于项目建设,事实上到目前为止被答辩人也未向答辩人交付过任何设备、软件;第三,被答辩人提交的证据显示,被答辩人在知道答辩人要建设数据中心后,在未形成任何项目建设方案并未告知答辩人的前提下,立即购买了不同品牌的软硬件进行性能测试及比较。答辩人认为,对不同品牌软硬件性能的了解应当是被答辩人此类科技公司必须的知识储备，是承建项目的前提条件。上述行为实际上是被答辩人考虑到自身经验能力的不足,为了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于是先购买了不同品牌的软硬件进行性能测试,以期获得承建资格。该种支出不是并为了项目建设需要,不应当由答辩人进行承担。关于设计费。如前所述,浙江三力士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曾就数据中心土建部分委托被答辩人进行设计,双方在2017年3月24日签订了《专业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约定设计费100万元。合同签订后,浙江三力士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按约向被答辩人支付了第一笔款项50万元。2017年4月15日,被答辩人将该设计业务以80万元总价转包给施耐德长城工程(北京)有限公司,并向其支付了第一笔款项24万元。现合同履行期早已届满,被答辩人不但没交付任何设计成果,还要求答辩人再额外向其支付24万元显然于法无据。三、被答辩人无权主张借款损失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在2019年12月9日判决要求被答辩人归还答辩人吴琼瑛借款本金1000万元,支付相应利息,并承担诉讼费用。判决生效后除法院强制执行了100多万元，被答辩人至今未归还过任何本金，也未支付过任何利息。现其要求答辩人赔偿该利息及诉讼费用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也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庭驳回其全部诉请。经本院审理查明，原告诉请认为被告方与原告就凤凰创新园大数据中心的建设问题，双方已经形成了要约和承诺，双方的法律关系属于加工承揽合同，合同涉及数据、设备采购及安装，数据中心的系统、建设和维护及数据中心机房的温度、湿度相关设计和施工，并坚持认为双方合同关系已经成立，不属于缔约过失责任纠纷。而被告抗辩双方之间并未成立合同关系。对此本院认为，原告提交了原告公司工作人员王东临与吴琼瑛、王东临与郭利军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和大数据公司微信群的聊天记录，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该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4月6日郭利军通过微信的形式告知王东临“王总你在发的信息中不能出现三力士及凤凰研究院（因为跟书生云合作方不是上市公司及全资公司），免得引起误解”。王东临回复“新闻稿以凤凰创新园名义发”，郭利军回复“好的，我仔细看了是用凤凰创新园，这个名称没关系的”。2017年5月1日王东临向郭利军微信发送凤凰大数据中心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郭利军回复“这个项目大，当然不是我们自己编一下，主要是对市场经营投资回报的论证，需要各方专家来论证”。2017年6月26日，王东临向吴琼瑛发送凤凰大数据中心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2017年6月30日郭利军说“王总，吴总要我跟你要大数据一期一个亿左右投资的可研报告，包括设备成本、客户范围与现有大数据市场的竞争优势、投资回报期等，在总的投资上把一期控制在一个亿左右，等这部分市场及效益发挥出来后，再进行二期三期的投入。硬件设备把品牌配置等详细列出，这个我们需要正式立项。这个可研我们需要论证对比。”，王东临回复“我们周末改一版出来，在上次给你的文件基础上改”，郭利军回复“好，目前竞争市场的描述，我们这个项目的优势是重点描述的，就是别人为什么可以不用别人的用咱们的这事重点要描述的，这也是以后我们的经营模式以及后面我们吸引投资者时重点关注的”。2017年7月2日郭利军说“王总，吴总说5号左右先暂借的形式给书生云500万，因为资金要从公司出，再以吴总个人名义借，所以我拟了个借款协议”，同时郭利军发送了书生云赞借款协议的文件，还表示“关于可研立项的事，我们这里会让我们做IT的技术负责人一起跟进，有情况及疑问时他们会与你联系。”2017年7月3日王东临向郭利军发送“超融合数据中心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_一亿投资”文件，郭利军表示收到。2017年7月5日吴琼瑛表示该公司技术人员就可行性研究有几个疑问需要和王东临沟通。2017年7月14日吴琼瑛回复“今天已经把整个方案定下来了。郭利军我跟他说了。其他的情况他会跟你联系的，资金上完全照你的进度表来”。2017年7月28日吴琼瑛通过微信向王东临发送了合资协议的文件。2017年7月31日，王东临询问“吴总，今天收到工商核名材料了，原定7月的付款需要等公司注册完成才能支付吗？”吴琼瑛回复“先马上行动，资金这两天想办法解决。”2017年8月4日吴琼瑛要求王东临将其资金需求再发送一遍，当日王东临回复“资金需求为7月5日500万元、7月31日2000万元、8月31日4000万元、10月15日3500万元。另外风火水电的建设资金需求，等我招标后按照与中标者的合同同等支付”。吴琼瑛询问“2000万最迟能拖到什么时候？手续上迟了几天，钱要等公司注册完成后才能用”王东临回复“8号前500万，其余15号之前”，吴琼瑛答“知道了，别急，总会有办法”。2017年8月7日郭利军告知王东临“王总，现在的500万再以吴总个人的名义借款形式走，这个钱到时附正式预付款时再转回来。我把协议发给你，你签好之后快递给我，我这里安排。”2017年8月9日，郭利军说“听说你们那设备已经在订下去？这个项目我论证后再经过审批，因为相关能源环批等才能最终确定的。还有要等审批完成后再进行房屋设计改造，这个过程是有点长的。我这个期间你们要安排好进度，没有必要把设备早早都订好。根据我们这里的建设时间配套”，王东临回复“郭总是这样的，我们需要建一套中试环境进行测试验证。凤凰大数据中心的规模大，怕出差错。我们需要在交付上线之前经过充分的测试验证，需要先采购一个半集群进行验证优化和测试。”郭利军回复“这个我不是很懂。我是想说项目按正常的动作程序还是要走的。可研、总预算论证、审批、协调政策，建设期。所以很急了，我本来想打算现在已经在建我厂房，但院长说不太可行，所以等楼重新设计盖时间会长点”，王东临回复“云平台软件的代码总量几千万行，为凤凰大数据中心随便做点定制开发，就需要一堆技术专家，花几个月时间，然后测试验证才能上线。测试验证的时间也是短则几周，长则几个月甚至更长（我们和SUSE的集成就做了，超过一年时间都还在优化过程中）”。郭利军回复“要把多方面结合起来考虑，如果能用一号厂房那会快很多。但院长说不行，因为那厂房是与其他制造公司一起在同一个大房子里中间拦一下，院长说不好。”王东临答“但不管怎样，技术的研发和验证总是越充分越好。所以不管建设周期是否延迟，中试环境的建设总是越早越好”郭利军说“我们这里的设施条件都在这，有的工作都是环环相扣的，不可能前面的还没做好，后面的工作就先做了。所以我们需要协调好”。2017年8月10日王东临告知吴琼瑛500万元其已收到。2017年8月31日王东临在大数据公司微信群中询问“胡总和彭院长，公司注册和询价的进展怎么样了？今天8月31日按原计划该付第三笔钱了，但连第二笔钱都没付，再加上投资款已经拖了两个月没有到位，工程项目研发运营计划都被严重打乱”，吴琼瑛回复“公司在核名，这个事情王总我比你还着急。投资快就在我们这里来放着，我多难受。”2017年9月4日吴琼瑛在微信群中询问“郭总，大数据公司注册进展如何？”，后在群中告知“核名已经完成，已经在进行下一道工作；其他是我们内部问题需要你配合，我们已经在拟定本次项目管理的方案”。王东临回复“好，请问朱总对软硬件询价还有什么问题，我已经提供了尽量多的品牌型号了”，吴琼瑛回复“他在练项目管理方案，我们不是买套软硬件，王总，我们是共同做个项目上。你是我们的股东，也是我们的供应商，大家都需要有清晰的定位”2017年9月18日吴琼瑛讲“王总，大概您是第一次做项目，我把做项目的整个流程跟您简述一下。项目说明书、立项、合同协商签约，如果你第一步没拿出来，我们没办法往下走，我以为这是常识，不好意思”。王东临回复“吴总您说的对，但是我们已经提供了详细的方案和可研报告，以为项目说明书你们自己就可以写了”。吴琼瑛答“这个肯定是要你方提供了...”。2017年9月20日被告方有关工作人员前往原告公司访问。访问后王东临在大数据公司群中发送了当天的有关文字材料凤凰大数据中心项目说明、筹备说明等。2017年9月26日吴琼瑛告知“王总，请暂时停止项目一切工作，在项目说明书达成统一意见，先不要再做无用功。我们将在确认书声云技术先进性，确认书生云有系统性的大项目建设能力后，继续与书生云谈接下来的事宜。具体时间我们将在节后组织专家评审，然后告知，在这之前请书生云停止一切对外与三力士相关的宣传”。另查，原告公司自2019年9月26日起由天津书生云科技有限公司更名至现名称。绍兴善乘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投资人与天津书生云科技有限公司（被投资人）于2017年2月10日签署了股权投资协议，该协议中绍兴善乘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联系人为郭利军。吴琼瑛现为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庭审中，原告称且被告自述郭利军与吴琼瑛是夫妻关系，郭利军是三力士公司的副总经理，但当事人双方并未就此节身份问题提供书面证据。另查，浙江三力士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与天津书生云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就凤凰创新园数据中心设计项目于2017年3月24日签订了专业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约定本项目设计内容为满足约340台机柜的基础设施，面积规划约4000平方米，包括为满足IT需求的数据中心平面规划设计、各个专业子系统的规划设计以及办公区智能楼宇设计，合同约定设计费总额为100万元。浙江三力士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向天津书生云科技有限公司支付50万元，付款摘要为预付大数据设计款。本院认为，结合上述证据反应的双方沟通过程，尚不足以证实就大数据中心的建设（不包括专业建设工程设计合同）问题，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已经形成了邀约和承诺，故不能证实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已经成立。但通过被告方吴琼瑛的表述“先马上行动，资金这两天想办法解决”、“2000万最迟能拖到什么时候？手续上迟了几天，钱要等公司注册完成后才能用”，王东临回复“8号前500万，其余15号之前”后，吴琼瑛作出的“知道了，别急，总会有办法”的回复，以及吴琼瑛在微信群中表示的“我们已经在拟定本次项目管理的方案；我们不是买套软硬件，王总，我们是共同做个项目，你是我们的股东，也是我们的供应商”。吴琼瑛作出的上述意思表示，结合绍兴善乘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入股原告公司、浙江三力士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与天津书生云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就凤凰创新园数据中心设计项目签订了专业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的两节事实，上述信息的叠加足以造成原告基于对被告方意思表示的信赖而陷入了错误的认识，进而为大数据中心项目的开展投入了人力物力。而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原告主张的其与被告之间承揽合同是否成立。原告主张合同已经成立，而被告则抗辩双方之间未成立合同。结合上述查明的内容，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为缔约过失责任纠纷关系。理由如下：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对合同成立前的义务的违反而产生的责任。当事人为缔约而开始磋商之际，已由一般的普通关系进入合同缔结阶段，在合同缔结过程中双方关系已经特定化，在他们之间按照民法诚实信用原则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信赖关系，虽然合同还未有效成立，但当事人之间已经形成了互相协助、照顾、保护、通知、诚实等必要的注意义务。从性质上讲，此种先合同义务是一种法定义务而不是约定义务。违反先合同义务的，即构成缔约过失。因缔约过失行为而导致合同不成立的，则缔约过失行为人应对合理信赖合同能够有效成立的对方当事人赔偿基于此项信赖而发生的损害。而缔约过失责任构成要件具体应包括：违反先合同义务；当事人缔约中存在过失；缔约过失造成对方当事人损失；损失与过失之间有因果关系。由于合同订立是一个过程，是双方当事人为了合同订立而逐渐理解交流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双方信用关系不断加强。这种信用对于交易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法律对其予以保护，并赋予强制约束力。显然，本案被告方在大数据中心项目的推进过程中，其多次的沟通内容逐渐增强原告对合同将会成立的信任，造成原告为此陷入误解并投入了人力物力，被告方在通知环节没有尽到应有的审慎注意义务，最终又因被告方原因造成与原告之间的一直沟通的大数据中心项目搁置，致使合同未能成立，破坏了缔约中形成的信赖利益，增加了相对方的缔约成本而造成原告的损失，被告方存在缔约过错。且此缔约过失责任与原告存在的损失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双方之间构成了缔约过失责任的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本案中，原告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与本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本院已将法律关系性质作为本案焦点问题进行了审理，但原告仍坚持其诉讼请求，故本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就双方的缔约过失责任纠纷可以另案处理。至于二被告之间的关系以及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是否存在缔约过失责任，因原告未变更诉讼请求，故对此节本院亦不予处理，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天津仲诚恒星科技有限公司的起诉。案件受理费，本院予以全部退还。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闫冉冉二〇二一年一月八日书记员  陈海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