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黔27民终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渔樵水产品仓储物流配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000214409792H，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富源中路197号。 法定代表人：林玲，系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朝献，女，1988年12月11日生，布依族，贵州省罗甸县人，住罗甸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罗甸县支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728916420056U，住所地：贵州省罗甸县龙坪镇人民街。 负责人：龚兴，该支行行长。 原审第三人：罗甸县天泰渔业专业合作社，住所地：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罗甸县茂井镇八达村（村委会办公室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22728587281648L。 法定代表人：王邦道，该合作社理事长。 上诉人贵州渔樵水产品仓储物流配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渔樵公司）、余朝献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罗甸县支行（以下简称罗甸农行）及原审第三人罗甸县天泰渔业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天泰合作社）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2017年5月28日作出（2017）黔2728民初44号民事判决，余朝献、渔樵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14日作出（2017）黔27民终2185号民事判决，渔樵公司不服，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7日作出（2018）黔民申2365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8日作出（2019）黔27民再94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7）黔27民终2185号民事判决和一审法院（2017）黔2728民初44号民事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法院重审中依职权追加天泰合作社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作出（2020）黔2728民初27号民事判决，渔樵公司、余朝献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渔樵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依法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此次诉讼的一、二审费用。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撤销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的依据不足，本案众多证据真实性存疑，系由被上诉人罗甸农行为规避其贷款发放过错，基于其优势地位，诱骗农户所签署的。本案《借款合同》、《用款申请书》等均系被上诉人罗甸农行单方制作的格式合同，农户基于其认知能力并不能理解签署的后果，签字、按印不是农户真实意思表示，甚至农户当庭否认是其本人签字，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授权委托书》、《贷款催收通知书》、《交易协议》等系罗甸农行为规避其贷款发放瑕疵诱骗农户所签，签署的时间也与《借款合同》、《用款申请书》等前后不一，甚至是代签。基于此，在本案证据存在众多瑕疵的情况下，贷款关系是否成立并未查清，一审法院就据此认定农户为本案贷款的实际用款人存在错误。（二）、一审法院未查清案件具体事实，未查明案涉贷款资金具体流向。本案农户并非贷款实际使用人，并未收到被上诉人罗甸农行发放的贷款，也未收到被上诉人罗甸县天泰渔业专业合作社提供的养鱼物资，甚至在案涉贷款发放时已经没有从事渔业养殖。上诉人提供的银行流水也证明了案涉贷款实际被罗甸农行用于归还他人贷款，资金流转的每一个过程均未发生真实交易，完全是在空倒，系被上诉人农业银行和合作社之间的暗箱操作。被上诉人合作社也当庭认可贷款实际流转均受到农行指示。基于此，交易未真实发生，案涉贷款的具体流向也未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错误。基于以上两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的依据不足，未查明案件真实情况，依法应予撤销改判或发回重审。二、原审判决责任划分不公平，不公正，对责任的认定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一）、被上诉人罗甸农行发放贷款存在过错，依法应当承担责任。第一，被上诉人罗甸农行违背“农业银行、养殖农户、渔樵公司”三方共同签订《借款合同》，未按照合同约定将贷款发放给上诉人为之担保的农户，系对主合同的重大改变。三方共同签订的《借款合同》第一条中“1.4条特别约定了农户账号23×××32为借款的唯一提取及还款的账号”，而贷款未汇入该账户，农户并未收到贷款。第二，合同约定本笔贷款为“受托支付”方式，贷款应汇入农户本人的借款账户，凭借款农户提供和第三方交易合同及发票经罗甸农行审查真实有效后方可支付给第三方，农户并没有提供交易合同等有关凭据给被上诉人罗甸农行，罗甸农行支付给合作社的款项，与借款方农户和上诉人无关。（二）、贷款事实未成立，贷款用途已经改变，上诉人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本案多笔贷款已经被证实为罗甸农行和合作社之间的空倒，并未发生真实交易，贷款事实并未成立，在此情况下，上诉人不应承担担保责任。另外，担保合同约定上诉人担保的对象系从事渔业养殖的农户，但被上诉人罗甸农行明知案涉贷款系由合作社使用，并未用于购买养鱼物资发放给农户，却依旧将贷款打入合作社账户，贷款用途已经改变，上诉人不应承担担保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责任划分不公平，不公正，恳请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上诉人余朝献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书(2020)黔2728民初27号，依法改判上诉人不偿还贷款980000.00元。二、一审案件受理费，二审案件受理费等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2012年加入天泰合作社，成为合作社社员，并且经过双方共同协商订立协议书，天泰合作社要求养殖户提供借款资料，配合合作社向农业银行贷款。贷款所得的款由合作社统一管理使用，养殖户不承担贷款偿还责任和义务。合作社向养殖户提供鱼苗和饲料。所养成的商品鱼由合作社统一销售，所得的钱给予不同的方案提成。二、被上诉人2015年11月9日和我们讲要重新贷一笔款给你们养鱼，要你们办理借款手续，我们信以为真，办理手续后我们钱也不见，鱼苗、饲料也不见。2016年8月30日，被上诉人和第三人天泰合作社诱骗我们到神泉大酒店补签借款手续和授权书。三、第三人天泰合作社在一审辩称第三年贷款是农行直接告知天泰合作社的，汇入天泰合作社账户，因此此款是农行直接汇入天泰合作社直接使用，第三年的贷款没有将贷款汇入农户账户，也没有发放鱼苗，也没有向农户账户汇入一分钱。该笔贷款实际是天泰合作社使用，与农户无关，农户也没有参与养鱼，天泰合作社愿意承担还款责任。可是法院不予采纳，硬强加给我们承担。四、2015年2月1日起，42户农户就没有养鱼了，合作社也没有向42户提供饲料鱼苗等一切与水产养殖相关的物资，更没有支付过任何资金。五、罗甸农行从2015年11月至2016年4月发放3999万元到天泰合作社做什么，黔南中院发回重审一再强调，调查这笔款是否用在养殖上，而一审法院不提该款去向。六、罗甸农行在一审称2012年11月至2016年4月发放贷款给农户养鱼，并称经调查，农户生产经营状况严重恶化，基本丧失还款能力与事实不符。因2015年2月1日以来，我们就没有养鱼了。 罗甸农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余朝献偿还罗甸农行截止2016年10月12日的欠款1,010,172.57元（其中借款本金980,000元、至2016年10月12日的借款利息30,172.57元），2016年10月12日后的借款利息按合同约定计算至付清为止；2、判决渔樵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判决余朝献和渔樵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以及实现债权产生的一切相关费用。 一审审理查明：2012年9月20日，原告罗甸农行与被告渔樵公司签订农银罗担保2012第1号《担保业务合作协议书》，约定在罗甸县域内，在3,000万元的额度内对已获原告罗甸农行批准并经被告渔樵公司同意的农村个人生产经营贷款信贷客户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借款合同约定借款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经被告渔樵公司审批同意担保的，被告渔樵公司应向原告罗甸农行出具《担保意向书》，作为被告渔樵公司同意担保的承诺。2013年10月21日，被告渔樵公司又与原告罗甸农行签订农银罗担保2013第1号《担保业务合作补充协议书》，将原农银罗担保2012第1号《担保业务合作协议书》第一条第（四）项中的保证担保额度由3,000万元变更为4,000万元，将协议有效期延长至2017年3月31日。 2013年12月19日，被告余朝献向原告罗甸农行申请贷款98万元，用途为养鱼。同日，被告渔樵公司向原告罗甸农行出具《担保意向书》，同意为被告余朝献的98万元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期限为三年。2013年12月26日，原告罗甸农行与被告余朝献签订《农户贷款借款合同》，合同签名处没有余朝献签字，约定被告余朝献向原告罗甸农行贷款额度为98万元，采用自助可循环贷款方式用款，循环额度有效期为2013年12月26日至2016年12月25日。在此额度有效期限内，借款人可在额度内向贷款人申请借款。借款利率在借款发放日所对应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30%确定，实行浮动利率，还款方式为到期一次性还清借款本息，利随本清。合同约定所借款项根据余朝献的授权转入第三人天泰合作社的账户（账号：23×××90）。 2015年1月13日，被告余朝献向原告罗甸农行申请贷款98万元，用途为养鱼。2015年1月20日，原告罗甸农行与被告余朝献、王惠亮、渔樵公司签订《农户贷款借款合同》，约定被告余朝献向原告罗甸农行贷款额度为98万元，采用自助可循环贷款方式用款，循环额度有效期为2015年1月20日至2017年1月19日。在此额度有效期限内，借款人可在额度内向贷款人申请借款。借款利率在借款发放日所对应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30%确定，实行浮动利率，还款方式为到期一次性还清借款本息，利随本清。合同约定所借款项根据授权支付信息转入第三人天泰合作社的账户（账号：23×××90），担保人为王惠亮、被告渔樵公司，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担保的债务最高余额为117.6万元，保证期间为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担保范围包括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借款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延迟履行金，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保管费、处置费、过户费等贷款人实现债权及担保权的一切费用。合同还约定，在发生借款人经营状况恶化或发生严重困难，借款人已全部或部分丧失还款能力时，原告罗甸农行有权提前收回借款。2015年1月20日，罗甸农行向天泰合作社尾号1390的账户发放了此笔98万元的贷款。2016年1月31日，第三人天泰合作社将该笔贷款还清。 2016年3月29日，被告余朝献向原告罗甸农行提交《农村个人生产经营贷款借款合同用款申请书》，借款期限为2016年2月26日至2017年1月19日。申请根据2015年1月20日签订的《农户贷款借款合同》向原告罗甸农行借款98万元，用途为养鱼，2016年2月25日，被告渔樵公司向原告罗甸农行出具《担保意向书》，同意为被告余朝献的98万元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期限为一年。2016年3月30日，罗甸农行向天泰合作社尾号1390的账户发放了此笔98万元的贷款，利率为年利率5.655%，2017年1月19日到期，逾期利息为年利率8.4825%。该笔贷款转入第三人天泰合作社账户尾号1390账户后，立即转入案外人黄武胜个人账户，然后又从黄武胜个人账户转入天泰合作社尾号1382账户，用于偿还了其他贷款农户2015年的到期贷款。2016年10月9日，原告罗甸农行向被告余朝献送达了《贷款催收通知书》，被告余朝献在此通知书上签字承认其养鱼投资失败，无资金来源偿还借款。原告罗甸农行于2016年8月22日及同年10月12日向被告余朝献送达《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被告余朝献签收。原告罗甸农行向被告渔樵公司公证送达《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以宣布借款到期并进行催收，被告渔樵公司未签收。截止2016年10月12日，该笔贷款尚欠原告罗甸农行本息共计1010172.57元。原告罗甸农行在起诉前，向本院申请了诉前财产保全，本院已经以（2016）黔2728财保1号至4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被告渔樵公司位于贵州省贵阳市的房屋进行了诉前财产保全，其中本案保全申请费为5000元。2016年11月2日，原告罗甸农行与贵州恒易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约定贵州恒易律师事务所代理原告罗甸农行诉本案及其它41个系列案件，代理费共计10万元，每个案件代理费为2381元，代理内容包括一审、二审、再审、执行及与案件相关调查、调解等工作。 另外，第三人天泰合作社的尾号1390、1382账户中，从2013年至2015年期间，分别有向贵州大兴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贵阳市南明区太平水产品经营部等的大额支付记录，用于购买鱼苗、饲料等物资，贷款农户也陈述在2015年有收到天泰合作社的养鱼物资。 另，2020年4月30日，被告渔樵公司向本院提交鉴定申请，称如果合议庭对贷款农户签字的《授权书》以及贷款农户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书》日期无法判定为2016年8月30日及以后所签，其申请形成时间的鉴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1、案涉贷款应由谁承担还款责任？2、被告渔樵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对于焦点1，被告余朝献于2016年3月29日向原告罗甸农行提交《农村个人生产经营贷款借款合同用款申请书》，借款期限为2016年3月29日至2017年1月19日。申请根据2015年1月20日签订的《农户贷款借款合同》向原告罗甸农行借款98万元，2016年2月25日，被告渔樵公司向原告罗甸农行出具《担保意向书》，同意为被告余朝献的该笔98万元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原告于同年3月30日发放了该笔贷款，已经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该款于2017年1月19日到期，还款期限届满前，被告余朝献已签字认可其养鱼投资失败，无资金来源偿还借款，原告罗甸农行根据《农户贷款借款合同》的约定，有权提前宣布借款到期并向借款人主张权利。被告余朝献在原告罗甸农行提前要求其偿还贷款和合同约定的贷款日期到期后都未履行还款义务，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并应承担逾期利息。虽然被告余朝献称贷款不是其本人签字，本人也未得到该笔贷款使用，在庭审中要求对借款合同中余朝献的名字进行鉴定，后又称庭审后再考虑是否鉴定，但庭审后也未书面提出鉴定申请，故应视为余朝献默认其签字。根据余朝献的授权书，已明确载明贷款的收款账户为第三人天泰合作社尾号1390账户，且该笔贷款也是打入了天泰合作社尾号1390账户，因此，被告余朝献对贷款去向是明知的，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其应当对借款合同产生的贷款及利息承担还款责任，即被告余朝献应立即偿还原告罗甸农行借款截止2016年10月12日的本息共计1,010,172.57元，并从2016年10月13日起按照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至借款还清之日止，其中2016年10月13日至2017年1月19日期间的利息按照借期内正常利率计算，2011年1月20日起的利息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逾期利率进行计算。第三人天泰合作社在庭审中陈述案涉贷款与贷款农户无关，其愿意承担还款责任，虽然第三人天泰合作社实际对案涉贷款进行使用，但此是其与贷款农户之间的内部关系，并且贷款未用作他途，是用来偿还因养鱼而循环申请的贷款，被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贷款实际是第三人天泰合作社所贷，且原告罗甸农行也没有主张要求第三人天泰合作社偿还案涉贷款，因此，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第三人天泰合作社称案涉贷款与被告余朝献无关，由其偿还贷款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于焦点2，2014年12月至2015年11月期间，第三人天泰合作社利用案涉贷款的上一批次贷款资金购买鱼苗、饲料等物资给予贷款农户，贷款农户也陈述在2015年确实收到天泰合作社提供的物资，但由于上一批次贷款用于养鱼后，资金亏损，到期后农户未偿还。根据原、被告签订的可在额度范围内循环申请贷款的借款合同，42户贷款农户交叉、循环贷款来偿还案涉贷款的上一批次到期贷款，并没有改变贷款的用途，也没有违反合同的约定。被告渔樵公司作为担保人在《农户贷款借款合同》中签字，对被告余朝献的借款本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现被告余朝献违约，被告渔樵公司应在最高额117.6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对于原告罗甸农行的律师费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连带责任担保的内容包括实现债权的费用，且罗甸农行与余朝献、渔樵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中，也约定担保范围包括律师费，故余朝献依法应当承担律师费，渔樵公司依法应当对律师费承担连带偿付责任。本案在原一审中，以原告的代理合同中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包括一审、二审、再审及执行等方面的代理业务，因案件仅在一审阶段，二审等尚未发生，酌情支持律师费（代理费）1,000元的判决意见，原告罗甸农行在重审时并未提出异议，故律师代理费本院予以支持1,000元。对于被告渔樵公司申请《授权书》、《协议书》形成时间鉴定的问题，原告罗甸农行在庭审中已经明确表示是为了完善受托支付手续及资料，让贷款农户补签《授权书》，其对签订时间并不持异议，而《授权书》、《协议书》的签订时间并不影响本案对实体的判决，因此，对被告渔樵公司的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余朝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罗甸县支行借款本金人民币（以下币种同）玖拾捌萬元（￥980000.00）、利息（截止2016年10月12日）叁萬零壹佰柒拾贰元伍角柒分（￥30172.57），合计壹佰零壹萬零壹佰柒拾贰元伍角柒分（￥1010172.57），并从2016年10月13日起按照《农户贷款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至借款实际付清之日为止，其中2016年10月13日至2017年1月19日期间的利息金额按《农户贷款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期内正常利率计算，2017年1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按《农户贷款借款合同》约定的逾期利率计算；二、被告余朝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罗甸县支行代理费（律师费）人民币壹仟元（￥1000.00）；三、被告贵州渔樵水产品仓储物流配送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在117.6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3,892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余朝献和被告贵州渔樵水产品仓储物流配送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另根据天泰合作社法定代表人王邦道在另案庭审的陈述内容，涉案贷款的大致经过为：王邦道代表天泰合作社去找罗甸农行贷款，农行告知合作社不具备该项贷款主体资格及贷款办理程序。为获得贷款担保，合作社找到广西隆林山樵饲料有限公司，但因为该公司不在贵州省，该公司向合作社推荐渔樵公司，渔樵公司的董事长胡晓是广西隆林山樵饲料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余朝献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2、上诉人渔樵公司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 关于焦点1，借款合同是借款人与贷款人就借款达成合意，约定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借款合同关系的成立应系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形成一致的借贷合意。对于余朝献对涉案贷款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首先应确定其是否系真正的借款人，可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判断：第一，从本案借款合同的缔约真实意思看，本案借款合同之所以以农户个人作为借款人，是因为天泰合作社不具备该项贷款主体。余朝献只是提供个人资料配合合作社向罗甸农行贷款，罗甸农行对此也是明知的。第二、从案涉贷款的资金走向看，罗甸农行将贷款发放到天泰合作社尾号1390号帐户。之后，天泰合作社将该笔贷款转入黄武胜个人帐户，然后又转入天泰合作社尾号1382号帐户，用于偿还其它农户的贷款（实际系借新还旧）。天泰合作社在原审中亦表示案涉贷款实际由合作社使用，与农户无关，合作社愿意承担还款责任。综上，本院认为，虽然案涉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人系余朝献，但实际用款人为天泰合作社，余朝献未实际使用该款，未享受合同利益。余朝献在天泰合作社领取鱼苗、饲料，在借款合同中并未作约定。至于余朝献在天泰合作社领取鱼苗、饲料的行为应属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审理。故应认定天泰合作社为实际借款人，应由实际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 关于焦点2，本案虽然从借款合同看，渔樵公司系为余朝献向罗甸农行提供担保，但结合当事人缔约情况看，实际并非如此：1、实际生活中担保人大多数是基于债务人的请求而提供担保。本案从借款人余朝献和担保人渔樵公司的关系看，渔樵公司与余朝献在借款发生之前并无任何联系。从天泰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在另案庭审陈述看，天泰合作社请广西隆林山樵饲料有限公司担保未果后，在该公司的推荐下，天泰合作社找到渔樵公司，最终促成渔樵公司成为案涉借款担保人。从上述情况分析，渔樵公司是应天泰合作社的请求而提供担保的。2、本案借款合同1.9条受托支付明确约定涉案贷款的收款人为天泰合作社，天泰合作社亦认可收到贷款，渔樵公司对此也是明知的。3、本案亦无证据证明作为涉案借款的债权人罗甸农行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漁樵公司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另外，从法律对担保关系的规定看，保证即保证人与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担保还款义务。保证合同的主体是出借人与保证人，借款合同中，保证人在借款人违约的情形下承担还款责任，并可在承担还款责任后向借款人追偿。因此在借名借款合同中，只要保证人与出借人之间成立了保证合同关系，不论是否借名担保，在担保有效的情况下，保证人均应当承担担保责任。综上，渔樵公司应按《农户贷款借款合同》的约定承担担保责任，其上诉主张不承担担保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其承担担保责任后可向实际借款人天泰合作社追偿。 另外，上诉人渔樵公司在提起上诉后，申请缓交上诉费。在本院审理中又提出因本院裁定发回重审时未到我院办理退费，原缴纳的上诉费作为本次应缴纳的上诉费，本院经审查研究同意其理由。上诉人余朝献在提起上诉后，亦申请缓交上诉费，且在原二审时申请免交，原二审同意免交。故本院对本次余朝献应缴纳的上诉费同意免交。 综上，本案实际系借名贷款纠纷，应根据当事人的缔约真意并衡平各方权利义务，一审判决简单地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判决名义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欠妥，应予撤销。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罗甸县人民法院（2020）黔2728民初27号民事判决： 二、原审第三人天泰合作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被上诉人罗甸农行借款本金980000.00元、利息（截止2016年10月12日）30172.57元，合计1010172.57元，并从2016年10月13日起按照《农户贷款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至借款实际付清之日为止，其中2016年10月13日至2017年1月19日期间的利息金额按《农户贷款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期内正常利率计算，2017年1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按《农户贷款借款合同》约定的逾期利率计算； 三、原审第三人天泰合作社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被上诉人罗甸农行代理费（律师费）1000.00元； 四、上诉人贵州渔樵水产品仓储物流配送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二项、第三项中的款项在1176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五、驳回被上诉人罗甸农行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3892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天泰合作社、贵州渔樵水产品仓储物流配送有限公司共同负担。渔樵公司原缴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3892元由其承担；上诉人余朝献应缴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本院准予免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曾令志 审判员  林 玲 审判员  李永进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冯雪梅 书记员詹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