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1民初8475号原告：李福芝，女，1963年3月6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守恒，北京市铭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巴特，北京市铭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杜楠，男，1976年5月1日出生。被告：李东东，男，1974年9月9日出生。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京京，北京华馥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峥，北京华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福芝与被告杜楠、李东东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守恒，二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京京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福芝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将从原告处受让的×公司7%的股权（出资额35万元）返还给原告；2.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公司（以下简称金帅公司）成立于1995年6月2日，注册资本金500万元，其中原告出资35万元，享有×公司7%的股权。2016年5月10日，原告与被告杜楠签订了《股东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原告将其在×公司的出资35万元转让给被告杜楠，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2016年5月，×公司以原告和杜楠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法院确认上述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确认原告与被告杜楠签订的出资转让协议无效。由于被告杜楠将上述股权又转让给了被告李东东，且二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亦经人民法院认定为无效，故诉至法院，要求二被告将其从原告手中取得的股权返还给原告。二被告共同辩称，被告已向原告支付了股权差价款，原告将股权差价款退还，二被告同意将股权返还给原告。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审查确认的证据与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公司成立于1995年6月20日，注册资本500万元，其中原告出资35万元，享有7%的股权。2016年5月10日，李福芝与杜楠签订《股东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其在×公司的出资35万元转让给被告杜楠，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2016年5月20日，杜楠与李东东签订《股东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杜楠将其在×公司的出资255万中的230万元转让给李东东，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2016年7月4日，案外人×公司（以下简称京泰公司）作为原告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李福芝与杜楠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确认李福芝转让给杜楠的×公司股权归×公司所有。本院于2016年12月29日作出（2016）京0101民初1300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2011年11月19日×公司与李福芝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仍具有法律约束力，×公司对涉案股权享有合同权益，判决确认李福芝与杜楠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但驳回×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杜楠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18日作出（2017）京02民终78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7月2日，李福芝作为原告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杜楠与李东东之间签订的《股东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确认李福芝转让给杜楠的×公司股权归李福芝所有，要求将股权返还给李福芝。本院于2019年5月27日作出（2018）京0101民初1134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2016年5月20日杜楠与李东东签订的《股东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但驳回了李福芝的其他诉讼请求。李福芝、杜楠与李东东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31日作出（2019）京02民终91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判决书载明如下事实：2011年11月19日，×公司股东刘某等与×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上述股东将其持有的×公司100%的股权以4000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公司，协议于×公司支付1000000元定金到位双方签字后生效。上述协议签订后，李福芝于2015年2月2日收到×公司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款2203824元，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2016年2月28日，×公司作出《情况说明》，确认2011年11月19日×公司股东与×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由于×公司违约，该《股权转让协议》未履行完毕，经×公司多数有表决权的股东决定不再与×公司继续履行此《股权转让协议》。2016年3月1日，杜楠、李东东出具《保证书》，承诺其作为收购方承担×公司2011年11月19日与×公司孙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的责任和义务，收购方与孙某友好协商退款事宜，如若商议不成，如果孙某方起诉原×公司或股东时，均由收购方代表原×公司及股东应诉并承担责任，如产生经济赔偿问题均由收购方承担（包括诉讼费、律师费、违约金、利息等所有相关费用），金帅公司担保以上内容。2016年3月10日，×公司作出《关于股权转让事宜的告知书》，告知公司股东鉴于其与×公司孙某所签《股权转让协议》因孙某违约自动解除，公司另寻并敲定新的收购方杜楠、李东东，请各位股东在与新收购方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签字。同年，×公司作出《关于股权转让事宜告知书》，告知井某、董某、李福芝、吕某、赵某、王某、郑某上述事宜，并称如果李东东、杜楠没有按上述承诺或法院判定日期付款均与七位股东无关，七位股东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和一切经济损失。2016年4月27日，×公司作为原告起诉×公司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要求×公司依据双方于2011年11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将原股东李福芝等名下的出资变更至其名下，京泰公司于2016年6月27日撤回起诉。2016年5月10日，李福芝与杜楠签订《股东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其在×公司的出资35万元转让给被告杜楠，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公司章程显示注册资本500万元，其中李东东出资210万元，杜楠出资255万元，赵某2出资35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李东东。2016年5月11日，李福芝出具收据，确认其收到股权转让补偿款203915元。2016年5月20日，杜楠与李东东签订《股东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杜楠将其在×公司的出资255万中的230万元转让给李东东。当日，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变更后，×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其中李东东出资440万元，杜楠出资25万元，赵某2出资35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李东东。庭审中，原告表示诉争股权转让给被告后，被告未支付股权转让款，原告认为被告支付给原告的款项系补偿款。被告述称，其向原告支付的款项系股权差价款，并提交了2016年3月1日×公司15名股东与李东东、杜楠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拟证明原告收取的股权转让款就是股权差价款。该协议约定，股东郑某、吴某、刘某等将所持×公司88%的股权转让给李东东，转让价格为440万元，股东赵某2、王某二人将其所持×公司12%的股权转让给杜楠，转让价格为60万元。另全部股东同意将×公司名下的全部资产作价4150万元进行转让。原告表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另查，2018年7月2日，郑某作为原告起诉杜楠、第三人×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要求确认登记在杜楠名下的×公司出资25万元（即5%的股权）归郑某所有，并将股权返还给郑某，该案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7日作出（2019）京02民终124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将登记在杜楠名下的×公司5%的股权变更至郑某名下，驳回郑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本案中，原告与杜楠以及杜楠与李东东签订的《股东股权转让协议》均已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无效，故二被告因上述合同取得的诉争股权应当返还给原告。二被告认为应当在股权差价款退还后再将股权返还给原告的辩论意见，首先，原告不认可二被告支付过股权转让款；其次，原告不认可被告支付的款项为股权差价款，认为该款项系二被告明知案涉股权已先行约定转让给×公司的情况下，仍要求原告再次将案涉股权转让给二被告，这明显将造成原告对×公司违约，故而给付原告的补偿款，鉴于二被告与原告之间就该款项的性质存在争议且与案外人×公司有关，故在本案中不宜一并处理，当事人可另循合法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一、将登记在李东东名下的×公司7%的股权变更至李福芝名下；二、驳回原告李福芝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被告杜楠、李东东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长  杨继良审判员  薛 蓓审判员  李国平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四日书记员  孙 颖书记员  李冰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