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9民初7397号原告：郑桂芝，女，1940年11月12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秀云（郑桂芝之子），住北京市延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利建，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程秀芹，女，1958年1月9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守艳，北京市信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英杰，北京市信之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郑桂芝与被告程秀芹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桂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秀云、赵利建，被告程秀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守艳、袁英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桂芝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程秀芹返还郑桂芝现金44万元；2.判令程秀芹向郑桂芝支付资金占有使用费，以44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事实和理由：郑桂芝与程秀芹系母女关系。2020年9月，郑桂芝发现程秀芹未经郑桂芝同意擅自将郑桂芝存折里的20万元取走。经进一步了解，程秀芹此前以同样手段将郑桂芝银行卡内的24万元取走。郑桂芝发现上述情况后立即要求程秀芹返还，但程秀芹拒绝返还。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郑桂芝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决。程秀芹辩称，不同意郑桂芝的全部诉讼请求，请法院予以驳回。郑桂芝于2017年9月4日与案外人刘某签订《赠与协议》，郑桂芝自愿将拆迁补偿款赠与刘某，刘某也接受了上述赠与，有3名见证人。协议签订后，郑桂芝将银行卡存折、身份证、密码交付给刘某，由刘某领取支配，相应财产所有权已经转移至刘某。2020年9月5日，刘某将上述材料交给程秀芹，并委托程秀芹取出20万元现金，程秀芹取出现金后交付给刘某，程秀芹没有侵占这20万元，对于郑桂芝主张的24万元，程秀芹不清楚。郑桂芝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联网核查凭证、一本通/绿卡通交易明细，以上证据证明程秀芹取走44万元。程秀芹发表质证意见：对联网核查凭证和程秀芹签字确认的材料的真实性均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程秀芹是受刘某委托，分三次取走了20万元。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及一本通/绿卡通交易明细与程秀芹无关，对此不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对郑桂芝提交的上述证据综合予以认定。程秀芹为证明其反驳意见，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赠与协议》，证明郑桂芝与刘某于2017年9月4日签订该协议，郑桂芝将拆迁补偿款赠与刘某。2.补偿协议书，证明郑桂芝的拆迁补偿款预结算金额为137271元，实际金额比137271元多。3.刘某的证人证言，证明程秀芹受刘某委托从郑桂芝的银行账户取现20万元。4.通话录音光盘及文字材料，证明程秀芹受刘某委托从郑桂芝的银行账户取现20万元，并交给了刘某。5.银行存折、微信转账记录，证明一共两张银行卡，一张为储蓄银行，有10万元；一张为农行卡，有13万元；微信账号是用郑桂芝的身份实名认证，其中23万元是由郑桂芝的银行卡转至郑桂芝的微信中，与程秀芹无关，是刘某帮助郑桂芝操作的。郑桂芝对此发表质证意见：1.对于证据1不认可，协议不是郑桂芝自愿签订的，是被胁迫的；2.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但是实际金额比这个多；3.对于证据3不认可，钱是郑桂芝的，刘某无权委托程秀芹取钱；4.对于证据4，光盘不需要当庭播放，没有提供原始载体，对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程秀芹和刘某是母女，母女之间电话联系，还进行录音，不符合常理，不排除为了案件后补充的材料；5.对于证据5，银行存折复印件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微信转账记录中是红包、保险等，郑桂芝年龄较大，不认识字，不会操作手机，这些操作均不是郑桂芝本人操作的，这些钱郑桂芝也没有都收到，其也不知情，这些银行卡也不在郑桂芝手中。本院对程秀芹提交的上述证据综合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郑桂芝系程秀芹之母，刘某系程秀芹之女，郑桂芝系刘某之外祖母。郑桂芝在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村（以下简称××村）西区×巷×号拥有宅基地及房屋一处。2017年8月9日，甲方××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与乙方郑桂芝签订了《康庄镇××村新农村建设项目宅基地补偿协议书》，在协议第三条“乙方安置房预留款”处载明：“乙方的预选安置房面积295.52㎡，乙方需支付的安置房预留款为679696元”；在协议第四条“预结算款项”处载明：“甲方将本协议约定向乙方支付的腾退补偿、补助及奖励费之和，扣除本协议第三条约定的乙方应支付的安置房预留款后，应向乙方支付137271元”。2017年9月4日，赠与人郑桂芝与受赠人刘某签订了《赠与协议》，主要内容为：赠与人在坐落于延庆区康庄镇××村西区×巷×号院内有北房三间及相应宅院归郑桂芝所有和使用。2017年8月9日，郑桂芝与××村委会及拆迁部门签订的上述房屋及院落拆迁补偿回迁协议，应补偿郑桂芝现金20余万及回迁楼房一套（大约100平方米左右，以回迁实际给付楼房的面积为准）。郑桂芝决定将上述财产赠与给刘某，刘某愿意接受赠与。双方签订以下协议：一、郑桂芝愿将自己的如下财产、不动产赠与给刘某。郑桂芝取得如下财产之日，将如下全部财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赠与给刘某。郑桂芝的财产、不动产包括如下：1.坐落于延庆区康庄镇××村回迁楼房一套（大约100平方米，以回迁实际给付楼房为准）。2.拆迁补偿款20余万元（以实际给付具体补偿款数额为准）。二、刘某愿意接受上述赠与的财产。三、如上述房产在郑桂芝在世期间或去世后能够办理产权登记时候，有关本部门将上述房产登记在刘某名下，郑桂芝所有亲属不得干涉、阻拦。四、本协议自郑桂芝按指纹、刘某签字之日起生效。五、本协议一式四份，郑桂芝和刘某各执一份，两位证人各保存一份。落款“赠与人”处有郑桂芝按的指纹，“受赠与人”处有刘某的签名，“见证人”处分别有刘某某、王某某、肖某某三人的签名、指纹及身份证号。本院根据《赠与协议》“见证人”处三人的名字及身份证号，通过北京法院身份信息查询系统查询得知，三人的信息均属真实。诉讼中，根据郑桂芝申请，本庭前往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派出所调取了派出所工作人员于2020年9月8日对郑桂芝和程秀芹分别做的询问笔录以及于2020年9月14日对刘某做的询问笔录。郑桂芝对上述询问笔录发表意见：对派出所对其做的询问笔录的真实性认可，可以证明郑桂芝没有将自己的银行卡交给刘某和程秀芹，是自己进行保管的；对程秀芹的询问笔录的真实性认可，可以证实取钱不是受刘某的委托，是私自在未经郑桂芝同意的情况下，将郑桂芝在柜子中的银行卡擅自取出，前往银行取钱，笔录中询问取钱用来做什么，其陈述自己不用钱，取出来放在柜子里，帮母亲保管，这与2020年10月10日其在法院的庭前调解谈话中的陈述一致，可以证明程秀芹在未经郑桂芝的同意的情况下，取走了郑桂芝的存款；对刘某的询问笔录真实性认可，在笔录中的陈述可以证明程秀芹不是受刘某的委托去银行取钱。程秀芹对上述询问笔录发表意见：对于真实性均认可，但对郑桂芝笔录内容不认可，钱没有丢，总共拆迁补偿款40余万元，其中20万元为程秀芹受刘某委托取现，剩余20余万元，系通过郑桂芝的银行卡转至郑桂芝的微信；关于程秀芹的笔录，遗漏了程秀芹受刘某委托取钱的相关陈述，刘某的笔录可以证实；对于剩余的20余万元，刘某有一个没用过的微信，刘某绑定了郑桂芝的身份证，通过微信绑定了银行卡，将20余万元从银行卡中转到微信中了；银行卡及补偿款20万元在刘某手中，剩余20余万元交给郑桂芝了。庭审中，本院出示了一份诉前调解时本院诉前调解员给郑桂芝、程秀芹做的谈话笔录。郑桂芝对该份谈话笔录内容认可，并称该笔录可以认定44万元均是程秀芹支取，没有受刘某的委托。程秀芹对该谈话笔录的内容不认可，并表示诉前调解笔录的背景是当时通知郑桂芝诉刘某案件来进行调解，程秀芹是陪同刘某前来的，诉前调解员在没有履行送达的情况下，对郑桂芝诉程秀芹案件进行调解谈话，在这个笔录中，程秀芹的身份信息是错误的，其实这些内容应是刘某陈述的，错误的身份信息也是刘某的，当时程秀芹和她兄弟吵了几句就走出了法庭，后被诉前调解员叫回，要求签笔录，程秀芹没有看内容，就签字了。庭审中，程秀芹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刘某称：郑桂芝系其外祖母，程秀芹系其母亲；2017年11月底或12月初，郑桂芝给刘某一张农商银行存款单，里面有10万元，一张农业银行存款折，里面有10万元、一张邮政储蓄卡，里面有10万元，一张农业银行卡，里面有约3万元；2017年12月，郑桂芝要求刘某开始取钱，刘某也询问过郑桂芝取钱原因，郑桂芝陈述自己要掌握这些钱，刘某通过微信绑定郑桂芝的身份信息，通过微信将钱款由银行卡转至微信后再取现，先后取出20多万元，这20多万元的现金均交给了郑桂芝，微信转账有些需要面部识别，郑桂芝还予以配合；2020年9月6日，刘某联系程秀芹，让其取钱，并将银行卡交给程秀芹，程秀芹分3次先后取了20万元，还有三四千元的利息；程秀芹于2020年9月12日或9月13日将这笔钱交给刘某，刘某该花的花了，该还账的还账了；郑桂芝平时跟着刘某生活，日常开销均由刘某支付。郑桂芝对刘某的陈述不认可，认为其陈述与其在派出所的陈述相矛盾。程秀芹认可刘某的陈述。另外，在本院（2020）京0119民初7391号案件（郑桂芝与刘某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中，郑桂芝称，其没有上过学，不清楚签订《赠与协议》当时是怎么回事。在该案及本案中，郑桂芝均表示《赠与协议》不是其自愿签订的，是被胁迫的，但并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在这两个案件中，郑桂芝在笔录上的签名均为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秀云代签，郑桂芝按的指纹。上述事实，还有当事人的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如下：一是一方受有利益，二是一方当事人受有损失，三是获得利益和遭受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四是获得利益无合法根据。本案中，郑桂芝作为原告主张不当得利请求权，要求程秀芹返还44万元并支付资金占有使用费，应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本案证据及审理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郑桂芝主张的部分钱款为刘某通过郑桂芝的微信（使用郑桂芝身份信息注册的微信）将银行卡的部分钱款予以转存，剩余钱款已由刘某委托程秀芹领取，郑桂芝未能完成其与程秀芹之间构成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的证明义务，故其要求程秀芹返还44万元并支付资金占有使用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郑桂芝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50元，由郑桂芝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冯立亭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施振伟书 记 员 沙 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