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豫15行终276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潢川县益来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潢川县黄湖农场。法定代表人张兰英，女，该公司监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创，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潢川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潢川县跃进路**。法定代表人兰恩民，男，县政府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琰，男，县政府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开元，男，河南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潢川县环境保护局。住所地潢川县三环路法定代表人杨克华，男，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阮琨，男，该局副局长，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德利，男，河南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上诉人潢川县益来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来畜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潢川县环境保护局、潢川县人民政府不服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潢川县人民法院（2019）豫1526行初8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益来畜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创、被上诉人潢川县人民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琰、邓开元、潢川县环境保护局委托诉讼代理人阮琨、苏德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潢川县人民法院一审审理查明，2019年8月2日，潢川县环境保护局执法人员在潢川县黄湖农场巡查时发现，益来畜业公司在学校附近从事生猪养殖活动。潢川县环境保护局在调查后认定，益来畜业公司的生猪养殖场紧邻黄湖农场子弟小学；益来畜业公司的行为违反了《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十一条:“禁止在下列区域内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三）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之规定，遂依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七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在禁止养殖区域内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拒不停止违法行为的，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拆除或者关闭”之规定，于2019年8月6日对益来畜业公司作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停止生产（建设）”的潢环责改字〔2019〕166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2019年8月8日，潢川县环境保护局向原告送达潢环责改字〔2019〕16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于2019年10月8日向潢川县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19年11月18日，潢川县人民政府作出潢政复决字〔2019〕2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潢环责改字〔2019〕166号行政处罚决定。潢川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1、被告潢川县环境保护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是否正确；2、潢川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程序是否合法，是否遗漏原告的行政复议请求；3、原告的行政赔偿请求是否得以支持。1、关于被告潢川县环境保护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问题。在诉争行政处罚的事实认定方面。《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于2014年1月1日实施，为贯彻落实《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指导各地科学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2016年10月24日，环境保护部、农业部制定了《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该《指南》明确规定禁养区划定的权限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潢川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河南省畜牧局、河南省环保厅关于做好2016年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定调整有关工作的通知》等法律法规于2016年11月29日印发了潢川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潢川县畜禽养殖禁养限养区划定调整方案的通知（潢政【2016】41号），该《通知》明确将团中央潢川“五七”干校旧址划定为禁养区。同日，潢川县人民政府还印发了关于印发潢川县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关闭搬迁实施办法的通知（潢政【2016】42号）。2019年6月26日，潢川县人民政府又颁布了第1号政府令，将潢政【2016】41号文件划定的禁养范围外延500米。上述规范性文件均系为落实《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而制定，有明确授权来源，且不超过必要合理限度，是被告潢川县环境保护局能据以认定原告实施在禁养区内的养殖行为的前提，原告益来公司的养殖场坐落在潢川“五七”干校旧址旁，与旧址中的子弟小学仅一墙之隔，依照潢政【2016】41号文件中第三部分第一款禁养区范围：“畜禽禁养区主要包括风景名胜区、生活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城市和城镇居民区、文教科研区、医疗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的规定，原告养殖场紧邻子弟小学，根据2000年9月25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河南省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通知》：中央潢川“五?七”干校旧址的保护范围是“以胡※※同志住宅、女同志宿舍和子弟小学为基线，向四周扩展100米”。经查，子弟小学现仍有学生就读，故原告养殖场既属于划定的文教科研区禁养区，亦属于团中央的干校旧址的风景名胜区的禁养区范围。按上述潢川县政府文件规定，益来公司应在2017年10月份前完成关闭搬迁工作。但在2019年8月2日，环保局对益来公司现场检查时发现，益来公司在禁养区内仍有生猪养殖活动。同月6日，环保局两名执法人员来到益来公司调查取，发现公司养殖有26头小猪，为此，执法人员制作了现场检查笔录；对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兰英制作了调查询问笔录；制作了现场勘查示意图并留存了大量不同角度的现场照片。益来公司上述在禁养区养殖生猪行为被认定为一般违法行为，依据罚教结合原则，对益来公司处罚前，环保局对其下发了潢环责改字【2019】166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这一行政命令，责令其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停止生产（建设），据此，诉争行政决定书认定益来公司违法行为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在适用法律方面，本案适用法律依据的是2014年1月1日实施的《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该《条例》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其效力明显高于其他部门规章，《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统一监督管理。”第三十七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在禁止养殖区域内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拒不停止违法行为的，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以上行政法规条文规定了环境保护主管机关对本县域内养殖场污染负有监督管理职责，对违反该规定的违法行为有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对拒不改正的违法行为作出处罚。另查，为了规范环保部门依法行使职权，更好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环境保护部于2010年1月19日颁布了《环境行政处罚办法》，该规章第十条规定了八种环境行政处罚，第十一条规定了在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及时作出责令当事人改正的行政命令，第十二条规定了九种具体行政命令的形式，并同时明确行政命令不属于行政处罚，不适用行政处罚程序的规定。潢环责改字【2019】166号正是潢川县环境保护局根据本案实际，为避免损害后果扩大，依据该办法作出的行政命令，不属于行政处罚，亦不适用行政处罚程序，故原告关于被告违反行政处罚程序的辩解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在执法程序上。经查，环保局在执法过程中严格遵循了法定程序，调查取证、文书送达等均符合法律规定。负责在现场调查取证的人员均为环保局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工作人员，在当事人违反配合调查的法定义务情况下，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现场勘查、调查询问、现场拍照和送达过程中均邀请了两名黄湖农场工作人员见证，故执法程序合法。2、关于潢川县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程序是否合法，是否遗漏原告的行政复议请求的问题。针对益来公司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潢川县政府受理后立案审查，结合事实以及相关证据，潢川县政府认为潢川县环境保护局作出的案涉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的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理适当。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维持潢川县环境保护局2019年8月6日作出的潢环责改字【2019】166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行政复议程序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申请人在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行政复议机关对符合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应当给予赔偿的，在决定撤销、变更具体行政行为或者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时，应当同时决定被申请人依法给予赔偿”，该项规定是在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时，才应当同时决定给予赔偿。但该行政复议案并没有撤销、变更或者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而是作出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因此不存在遗漏原告的行政复议请求的问题。3、关于原告的行政赔偿是否得以支持的问题。行政管理相对人只有因违法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时，才能提起行政赔偿请求。本案被告潢川县环境保护局、被告潢川县人民政府的行为均是合法行政行为，原告诉称造成经济损失的事实不存在，且庭审中原告并未就损失的数额举证予以证明。故原告请求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潢川县环境保护局作出的潢环责改字【2019】166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及被告潢川县政府作出的潢政复决（2019）2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潢川县益来畜业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潢川县益来畜业有限公司承担。上诉人益来畜业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错误适用法律，应当予以撤销。上诉人益来畜业公司从1996年就开始从事生猪养殖产业，公司依法合规经营,并陆续按国家要求投巨资建设“污水达标排放”项目及大型沼气处理设备等环保设施,真正意义上的完成了“零排放”的要求，没有污染环境的行为,并不存在违法行为。2008年潢川县环境保护局出具的养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初审意见,证明上诉人的选址符合潢川县整体规划要求,不在潢川县禁养区、限养区范围内。2017年潢川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河南省投资项目备案确认书同意上诉人建设大型沼气项目,2018年上诉人投入巨资重新建设环保设施。《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认为益来畜业公司紧邻黄湖农场子弟小学,依据《潢川县人民政府令（第1号)》,属于规范性文件，不能作为认定禁养区的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认可被上诉人二认定的益来畜业公司紧邻黄湖农场子弟小学，上诉人益来畜业公司的养猪场与黄湖农场小学中间还间隔了案外人所承包的鱼塘，并且益来畜业公司成立在先，黄湖农场小学建成在后。二、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即潢川县人民政府在作出潢政[2016]41号和[2016]42号文时并未将黄湖农场划为禁养区,更未将益来畜业公司养殖场确定为禁养区内禽畜养殖场,因此被上诉人潢川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所认定的事实错误，但一审法院对此关键事实没有查清。潢川县财华养殖有限公司起诉潢川县人民政府等案件中,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9日作出案号为（2019)豫15行初201号行政判决书(详见原告证据10）,其中判决书认定内容如下:“潢川县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办公室对原告作出的《通知》,依据潢政[2016]41号、潢政[2016]42号文件之规定，认定原告养殖场处于潢川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内,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两被上诉人在作出潢政[2016]41号、潢政[2016]42号文件时,并未将黄湖农场划为禁养区,亦未将上诉人养殖场确定为禁养区内禽畜养殖场。”目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作出二审判决，维持了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被上诉人潢川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中认为“认定益来畜业公司位于禁养区是依据潢川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潢川县禽畜养殖禁养区限养区规划调整方案的通知》(潢政[2016]41号)”和潢川县人民政府于2016年11月10日印发的《潢川县禁养区内禽畜养殖场关闭搬迁实施办法》（潢政[2016]42号)。依据《行政复议决定书》所认定的事实和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所认定的事实不一致，最终应以生效判决即（2019）豫15行初201号行政判决书所确定的事实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因此，被上诉人潢川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所认定的事实错误，应当予以撤销。三、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潢川县环境保护局适用《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是合法的,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认定违反了《立法法》第84条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于2013年11月11日发布,实施时间为2014年1月1日，但上诉人承租养殖场时间为1996年,当时该条例尚未实施,法律不能溯及既往。此时上诉人并非在禁止养殖区域内,上诉人亦不是在禁止养殖区域内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故被上诉人潢川县环境保护局对上诉人作出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潢川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又错误地维持了被上诉人潢川县环境保护局的违法行为,同样适用法律错误。四、潢川县人民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潢川县环境保护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却不适用《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行政处罚程序，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一审判决应当予以撤销被上诉人潢川县环保局作出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处罚内容是:“自接到本通知之日起,责令你（单位)1、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停止生产（建设）。”按照《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和第四十二条规定，上诉人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且行政机关有告知听证等的法定义务。被上诉人潢川县环境保护局作出的行政处罚没有给予上诉人行政听证的权利,并且没有充分听取、重视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属于程序违法，应当予以撤销。《环境行政处罚办法》是部门规章,其行为行政命令不属于行政处罚,但《行政处罚法》不一致时,应以《行政处罚法》为准。被上诉人潢川县环境保护局一直认为自己作出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是行政处罚，一审法院也认为被上诉人潢川县环境保护局作出的是行政处罚,反而不适用《行政处罚法》的程序规定,却适用《环境行政处罚办法》,一审法院关于行政处罚的认定和适用法律是与客观事实前后自相矛盾的，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五、被上诉人潢川县人民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书》遗漏了上诉人的行政复议请求,两被上诉人的行为违反了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上诉人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要求被上诉人潢川县人民政府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但《行政复议决定书》不提上诉人的复议请求,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遗漏了上诉人的行政复议请求。被上诉人潢川县环境保护局作出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使得上诉人不能养殖,对上诉人的财产造成损害,属于违法的行政行为，应对上诉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予以赔偿。六、一审法院应审查被上诉人潢川县环境保护局的行政处罚目的,其处罚目的不具有正当性,是为了协助被上诉人潢川县县人民政府逃避对上诉人的补偿，应予以撤销。上诉人益来畜业公司自1996年开始从事生猪养殖，已因非洲猪瘟损失惨重。前期被上诉人潢川县人民政府发布文件要求上诉人益来畜业公司停止生产经营，并组织评估公司对上诉人的养猪场的投入的猪舍、环保设施等进行评估,但因评估价格问题上诉人没有同意。被上诉人潢川县环保局责令上诉人停止生产（建设),以行政处罚的手段，达到廉价拆迁的目的，实质上是想少补偿或者不予补偿和安置，这样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既不合理也不合法的不正当行政行为,同时也和中央政策和国家的规定相违背。请求：1、撤销潢川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豫1526行初80号行政判决；2、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3、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潢川县人民政府答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处理得当。被答辩人不服潢川县环境保护局2019年8月6日作出的潢环责改字【2019】166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于2019年10月8日向答辩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答辩人立案审查查明：2019年8月2日，潢川县环境保护局执法人员在潢川县黄湖农场巡查时发现，潢川县益来畜业有限公司在学校附近从事生猪养殖活动。潢川县环境保护局在调查后认定，潢川县益来畜业有限公司的行为违反了《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相关规定，于2019年8月6日对被答辩人作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停止生产（建设）”的潢环责改字【2019】166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以上事实由潢川县环境保护局提交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调查询问笔录、现场照片等证据证实。答辩人认为，潢川县环境保护局2019年8月6日作出的潢环责改字【2019】166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处理适当。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维持潢川县环境保护局2019年8月6日作出的潢环责改字【2019】166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二、答辩人未遗漏原告的行政复议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申请人在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行政复议机关对符合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应当给予赔偿的，在决定撤销、变更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应当同时决定被申请人依法给予赔偿……”，该项规定是在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时，才应当同时给予赔偿。但该行政复议案并没有撤销、变更或者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而是作出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故答辩人未遗漏原告的行政复议请求。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潢川县环境保护局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2019年8月2日，答辩人所属执法人员对被答辩人经营场所检查时发现被答辩人在我县禁养区内从事生猪养殖活动。经执法人员调查核实，被答辩人与黄湖农子弟小学仅一墙之隔，检查当时，圈舍内正养殖26头仔猪。而黄湖农场子弟小学正是团中央潢川“五七”干校旧址保护范围划分的基线之一，保护范围是以基线向四周扩展100米。2016年11月10日，潢川县人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畜禽规模养殖污染条例》等多部法律法规向全县印发了潢政[2016]41号文，该文明确将团中央潢川“五七”干校旧址划为禁养区。针对我县畜禽养殖污染的严峻形势，2019年6月26日颁布的潢川县人民政府第一号令，进一步将潢政[2016]41号文划定的禁养范围外延500米。依据上述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被答辩人养殖场地恰恰位于政府划定的禁养区内并且从事了养殖活动。针对被答辩人在禁养区内的养殖行为，答辩人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立案、调查取证并依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条例》的相关规定作出了潢环责改字[2019]166号决定书。该决定书认定被答辩人存在违法行为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违法行为触犯了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对其作出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是合法的行政行为。一审法院认定潢川县人民政府依法有权在管辖区域内划定禁养区、被答辩人在禁养区内从事了生猪养殖行为、答辩人根据事实依法对被答辩人作出行政命令合法等事实并无不当。二、一审法院判决合法有据。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一审法院对答辩人作出的行政行为在行政主体资格、行政权限、行政行为的内容是否合法适当、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等方面均进行了审查并在一审判决书中作出了释理说明，据此作出的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三、被答辩人的上诉观点错误。1、被答辩人认为其建场在前，禁养区划定在后，因此不应该对其作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停止生产”的行政命令。被答辩人的逻辑明显是错误的。禁养区、限养区等的划定是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要求而适时出台的政策，并由相关的法律法规予以规范。以前国家没有禁止的行为并不代表着今后就能一直合法存在。2014年1月1日实施的《畜禽规模养殖污染条例》正是在我国面临环境污染严重这一突出的社会问题而出台的一部行政法规，旨在解决畜禽规模养殖带来的环境问题。潢川县人民政府结合本县实际依法划定禁养区等是依法履职行为，是具体实施上诉法规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被答辩人作为我国的一个经济组织，当然也要遵守我国的法律法规，而没有凌驾于法律法规之上的权利。依照规定被答辩人应当在2017年10月份前完成关闭搬迁工作，但直到2019年8月，答辩人在执法检查时发现被答辩人仍在禁养区内养殖生猪，其现行养殖行为违法，答辩人依据相关规定对其作出相应行政命令，是针对被答辩人在禁养区内养殖生猪的行为而不是追究其在禁养区内建场的行为。2、被答辩人认为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命令程序违法，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而不应适用《环境行政处罚办法》。这是曲解了二者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相关程序规定是针对所有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时适用的。而为了监督和保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依法行使职权，环境保护部于2010年1月19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颁布了《环境行政处罚办法》以规范环境行政机关的处罚的实施。而答辩人对被答辩人作出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停止生产”行政行为属于在作出行政处罚前的行政命令这一程序要求。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上诉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交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材料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二审中，上诉人益来畜业公司针对上诉提交以下证据：1、黄湖农场种植养殖服务中心职工经济往来结算清单；2、2010年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3、信阳新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与益来畜业公司的合同书；4、河南省新蔡县青奎环保设备能源工程有限公司与益来畜业公司的能源生态型沼气工程合同书。以此证明鱼塘是案外人承包，不是上诉人承包经营的，环保局作出的责令改正决定书是不清楚的；上诉人的养殖场是按环保的要求来建的，是经过环保局许可的。被上诉人潢川县人民政府质证称，该证据不是新证据。结算单不能证明鱼塘就是上诉人所称的鱼塘，不能证明本案的事实。登记表是2010年的，我们对上诉人作出的决定是2019年，与本案没有关系。合同证明经济损失，我们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系，我们只是要求停止养殖，并没有拆除。被上诉人潢川县环境保护局质证称，我同意潢川县政府的意见，该证据不是新证据，我们对该证据也不予认可，关联性也不认可。对上诉人提交的以上证据，本院认证如下：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支持其上诉理由的目的，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二审中双方当事人诉辩陈述,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涉案养殖场是否属于禁养区；被上诉人作出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及《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是否正确。2、被上诉人潢川县环保局作出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是否违反《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行政处罚程序。3、行政复议决定是否遗漏了上诉人的行政复议请求。关于焦点1、经查，上诉人益来畜业公司的养殖场坐落于潢川县黄湖农场境内，位于团中央潢川“五七”干校旧址旁，与旧址中的黄湖农场子弟小学相邻。团中央潢川“五七”干校旧址的保护范围是以胡※※等同志住宅、女同志宿舍和子弟小学为基线，向四周扩展100米。2016年11月29日，潢川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按照环保部、省政府要求和《河南省畜牧局、河南省环保厅关于做好2016年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定调整有关工作的通知》精神，印发了潢川县人民政府潢政【2016】41号文件，即《关于印发潢川县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定调整方案的通知》，该方案划定禁养区范围主要包括风景名胜区、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城市和城镇居民区、文教科研区、医疗区等人口集中区域。并将团中央潢川“五七”干校旧址作为风景名胜区（或需特需保护区域）划定为禁养区范围。同日，潢川县人民政府印发了潢政【2016】42号文件，即《关于印发潢川县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关闭搬迁实施办法的通知》。2019年6月26日，潢川县人民政府颁布了第1号政府令，将潢政【2016】41号文件划定的禁养区范围外延500米。潢政【2016】41号文件虽没有将黄湖农场划为禁养区，但明确将团中央潢川“五七”干校旧址划为禁养区，上诉人的养殖场与旧址中的黄湖农场子弟小学相邻，且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自认“前期被上诉人潢川县人民政府发布文件要求上诉人停止生产经营，并组织评估公司对益来畜业公司的养猪场猪舍、环保设施等进行评估…”综上，潢川县环境保护局作出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认定上诉人的养殖场属于禁养区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关于其养殖场不属于禁养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潢川县人民政府第1号政府令要求“本政府令公布实施之日起30日内，禁养区内的养殖场（户）必须完成搬迁或拆迁……”“已停养的畜禽养殖场（户），未经批准一律不得复养。”二审庭审中，上诉人称政府下通告后就没有养殖了。并称这次是案外人借用养殖场在养殖。经查，2019年8月2日，潢川县环境保护局执法人员在潢川县黄湖农场巡查时发现益来畜业公司在学校附近从事生猪养殖活动。同年8月6日，该局执法人员向益来畜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兰英调查询问，张称现存栏26头小猪，目前生产正常。该法定代表人在接受调查询问时没有向潢川县环境保护局执法人员陈述是案外人在养殖。该局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后认定，益来畜业公司的生猪养殖场紧邻黄湖农场子弟小学，该公司的行为违反了《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属于违法行为。潢川县环境保护局作出的潢环责改字〔2019〕166号责令益来畜业公司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停止生产（建设）决定符合《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潢川县环境保护局对上诉人作出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潢川县人民政府作出维持潢川县环境保护局潢环责改字〔2019〕166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并无不当。针对焦点2，根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在禁止养殖区域内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拒不停止违法行为的，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十二条规定,责令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的行政命令的具体形式有“责令停止生产或使用”等八种形式,故本案被上诉人潢川县环境保护局作出的责令上诉人益来畜业公司以“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停止生产（建设）”的形式改正违法行为属于行政命令。根据该条第二款的规定:“行政命令不属行政处罚,行政命令不适用行政处罚程序的规定。”故上诉人益来畜业公司提出被上诉人潢川县环境保护局作出的行政处罚没有给予上诉人行政听证的权利,没有充分听取、重视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属于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针对焦点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申请人在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行政复议机关对符合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应当给予赔偿的，在决定撤销、变更具体行政行为或者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时，应当同时决定被申请人依法给予赔偿。”，该项规定是在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时，才应当同时决定给予赔偿。本案潢川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原行政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包括复议机关驳回复议申请或者复议请求的情形，但以复议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驳回的除外。依据以上法律规定，上诉人提出行政复议决定遗漏了其行政复议请求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大志审判员  沈继红审判员  彭 晨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熊晓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