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7民终317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住所地重庆市。 负责人：彭波，系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玉林，男，汉族，1957年7月10日生，贵州省余庆县人，住所地余庆县。 法定代理人：李兵，系李玉林之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琴，女，汉族，1987年12月21日生，贵州省余庆县人，住所地余庆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兵，男，汉族，1991年9月27日生，贵州省余庆县人，住所地余庆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兴明，女，汉族，1936年1月18日生，贵州省余庆县人，住所地余庆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荣，男，土家族，1979年11月23日生，贵州省沿河县人，住所地沿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泽宏，贵州邦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尚发，男，汉族，1972年3月13日生，贵州省瓮安县人，住所地瓮安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齐虹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 法定代表人：牟麒洪，系该公司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瓮安县支公司，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 负责人：刘兴毅，系该公司经理。 上诉人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简称华安财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兵、李玉林、李琴、梁兴明、杨荣、重庆齐虹物流有限公司（简称齐虹物流公司）、吴尚发、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瓮安支公司（简称人寿财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瓮安县人民法院（2020）黔2725民初48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华安财险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上诉人只在渝Ｃ×××××的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逃逸认定属实，重审法院臆断判决在诉讼各方均对事故逃逸无异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重审无视客观事实，臆断判决。（一）交警队认定为逃逸2018年6月29日，在银百高速1649公里加200米处发生了两起交通事故，被上诉人杨荣驾驶渝Ｃ×××××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渝Ｃ×××××号重型仓栅式半挂车沿银百高速由瓮安往湄潭方向行驶，当车辆在慢车道行驶过程中车头右前侧碰撞行人解兴凤后驾车逃离现场，导致车辆碰撞部位受损；相差近1小时后，被上诉人吴尚发驾驶贵Ｊ×××××号轻型货车碾压躺于慢车道内的行人解兴凤，致其死亡。上述事实有黔南州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一大队作出的第522791120180000026号事故认定书以及经被上诉人杨荣申请复核后作出的5227911201800000261号事故认定书确认，认定被上诉人杨荣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关于“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员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员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之规定，属于在事故发生后逃逸。（二）原告认为是逃逸被上诉人李玉林、李兵、李琴、梁兴明即一审原告在诉状和（2019）黔2725民初2234号、（2019）黔2725民初4840号判决中均明确认定了被上诉人杨荣在事故发生后驾车逃离了事故现场的事实。（三）原一审法院判决认定逃逸本案在原一审判决中，一审法院已经就事故逃逸一事作出了认定，即原判决第六页第十一行“但询问笔录不能证明杨荣没有逃逸”，而后诉讼各方均未就此事上诉，而本案发回重审，系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瓮安支公司针对程序性错误和主、挂车重复判赔交强险提起的上诉，并不涉及对逃逸事实的争议。但一审法院与原一审法院作为同一法院，却对同一案件事实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认定，重审法官个人主观臆断凌驾于法律、法规之上，这样的行为明显属于有法不依、完全无视公平公正原则，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在案件事实情况如此清晰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在判决中将逃逸描述为“杨荣未意识到行人解兴凤，车辆的车头右前侧碰撞了行人解兴凤，随即未停车检查即驾车继续驶离现场”，上诉人并未在判决中发现一审法院作出此种论断的证据材料依据，甚至作为最直接的当事人杨荣就举示了一份收条拟证明其前期有预付。那么一审法院是基于何人的强力举证或者有效描述进而推断出当时的情况，放着多方认定的事实不顾，主观臆断判决？被上诉人杨荣作为一名驾龄超十年的驾驶员，其驾驶的车辆车头撞倒行人，而不是车身在行驶过程中擦剐行人致其摔倒，并且车头受损也不轻。即便就常理而言，其应当知晓自己的车辆肯定发生了碰撞。这一点从被上诉人杨荣自己的复核申请理由中以及其在接受上诉人工作人员询问时都能看出，被上诉人杨荣到底是明知还是不知。二、保险拒赔合理，判决明显不公（一）对于违法逃逸行为拒赔免责，上诉人已尽提示义务逃逸行为本身就是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上诉人仅需尽到提示义务即可，而非一审法院要求的单独逐项进行说明。在投保时，保险人已对投保人进行免责条款告知，并在保险条款中涉及免责或免赔的部分均已加黑加粗以尽提示，明显区别于一般的条款；并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齐虹物流签订的保险合同商业三者险条款第二十四条“驾驶员有以下情形之一者，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车辆或遗弃被保险车辆离开事故现场”拒赔商业三者险，事实充分，合法有据；且当庭举示了保险条款（内含加黑加粗已尽提示的免责条款）和投保人声明及免责告知书，均加盖有被上诉人齐虹物流单位鲜章。就上诉人的拒赔答辩及举证，应由被上诉人齐虹物流等就此作出质证并发表理由充分的质证意见，一审法院审查的重点应放在齐虹物流是否已收到上诉人的保险条款，上诉人是否就免责条款尽到了保险法规定的义务，上诉人所举示的材料中所加盖的公章是否属实；而判决中并未见被上诉人齐虹物流针对上诉人拒赔商业三者险及拒赔依据材料作出任何回应或提出相反证据。本次事故中被上诉人杨荣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之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驾车逃逸，其行为属于违法行为，且该行为导致了严重的损害后果。保险设立的初衷绝对不是为机动车驾驶员的违法行为买单，交通肇事后不得逃逸是公众应当遵守的秩序，逃逸不仅不利于救助受害人，也易引发道德风险。同时重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还应当举证证明，免责条款属于保险合同的约定范围，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八条“保险合同应当包括下列事项：（一）保险人的名称和住所；（二）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以及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三）保险标的；（四）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之规定，责任免除属于构成保险合同的要素之一，这一点在《投保人声明》中，也已进行证明。（二）重审法院针对上诉人提供的有效证据材料进行了缺乏保险常识的认定其一，重审法院认为《投保人声明》未明确载明所涉及的“条款”的名称，不能特定指向上诉人提供的保险条款，但实际上《投保人声明》页并非是单独的一页，在其未使用时与保险条款等共同成册，这也是为什么页码显示为11，在投保人办理保险时，上诉人将其交付投保人并按照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向投保人进行说明告知，在投保人已清楚了解自己所投保的险种、条款，尤其是免责条款后，在最后一页即《投保人声明》上签章并交上诉人留存，而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均由客户保管，其举证责任不应由上诉人承担。其二，重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有断章取义之嫌，但上述已提及，《投保人声明》并非是单独的一页，包含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均由客户保管，其举证责任不应由上诉人承担。其三，重审法院认为《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也应由上诉人提供，但上述也均已提及，该说明书随条款一并交由客户保管，这也符合保险实际，投保后客户如有任何疑问均可以再拿出查阅，其举证责任也不应由上诉人承担。（三）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保持中立公正的立场国家法律、法规对造成交通事故后的逃逸行为作出了禁止性规定，交通肇事后不得逃逸也属于公众应当知悉且遵守的公共秩序。上诉人已明确要求投保人注意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同时上诉人所举示的三者险条款对于免责条款进行了加黑加粗，上诉人对于三者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已尽到了提示义务。而一审法院在案件审理中，主观意识强烈，无视上诉人举示的有效证据和客观事实，且缺乏审理保险争议案件的常识，上诉人认为这有违人民法院中立公正的审判原则和一贯立场，这样的判决有失公允，不能为社会大众所信服。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判决不合理，望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李兵、李玉林、李琴、梁兴明、杨荣、齐虹物流公司、吴尚发、人寿财险公司二审未书面答辩。 李兵、李玉林、李琴、梁兴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方赔偿原告方因解兴凤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648,812元（其中丧葬费31,462元、死亡赔偿金581,600元、精神抚慰金30,000元、交通费3,780元、误工费5,400元、生活费2,7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50,870元，扣减预付的30,000元），被告华安财险公司在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偿526,812元，被告人寿财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122,000元，不足部分由被告杨荣和齐虹物流公司承担连带责任；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诉讼中，原告方请求死亡赔偿金按最新的标准计算赔偿。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6月29日，被告杨荣驾驶渝Ｃ×××××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渝Ｃ×××××重型仓栅式半挂车沿银百高速由瓮安往湄潭方向行驶，4时18分许，其驾驶车辆刚驶过云盘山隧道，行驶至银百高速1649公里加200米时，车辆处于慢车道正常行驶，此时杨荣未意识到行人解兴凤（1966年3月5日生）的情况下，车辆的车头右前侧碰撞到了行人解兴凤，随即杨荣未停车检查即驾车继续驶离现场，解兴凤躺于慢车道。5时许，被告吴尚发驾驶其所有的贵Ｊ×××××号轻型厢式货车行驶在同一地点时因避让不及，同时未看清躺于慢车道的是人还是物的情况下，车辆从解兴凤身上碾压而过，两次事故共同造成解兴凤死亡的交通事故。2018年8月17日，黔南州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一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杨荣交通违法，负有过错，对该事故的负主要责任，死者解兴凤负次要责任，吴尚发无过错无责任。后杨荣不服申请复核，黔南州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一大队于2018年11月9日重新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仍然认定杨荣负该事故的主要责任，死者解兴凤负次要责任，吴尚发无责任。另查明，渝Ｃ×××××车与渝Ｃ×××××号牵引车的实际使用人是杨荣，其与被告齐虹物流公司以签订车辆挂靠合同方式，将二辆车挂靠于齐虹物流公司开展营运，登记所有权人为齐虹物流公司。发生交通事故时，渝Ｃ×××××号牵引车在被告华安财险公司投保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下称交强险）与不计免赔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下称商业三者险），商业三者险的保险金额为100万元，渝Ｃ×××××车未投保交强险；贵Ｊ×××××号车在被告人寿财险公司投保有交强险。死者解兴凤生前属于余庆县构平滩镇太平社区居民，法定继承人有梁兴明（死者之母，1936年1月18日生）、李玉林（死者配偶）、李琴（死者长女）、李兵（死者次子），其中梁兴明居住生活在余庆县，其共生育有3个子女，即解兴凤、解先翠、解先忠，但解先忠患有哑巴、痴呆，生活不能自理，现下落不明，故梁兴明实际由解兴凤、解先翠共同赡养。事故发生后，被告杨荣仅向原告方给付了丧葬费3万元，其余赔偿事宜各方协商未果，故原告方诉至一审法院，提起前述诉讼请求。齐虹物流公司在为渝Ｃ×××××号车办理保险时，曾签署了《投保人声明》，载明“本人确认收到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华安财险公司以投保时约定了“驾驶员有以下情形之一者，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车辆或遗弃保险车辆离开事故现场”的免责事由为由拒绝理赔。以上事实，有庭审笔录及原告举证的《证明》3份、《户口注销证明》2份、《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2份、《亲属关系证明》、《死亡证明》、鉴定文书、尸体处理通知书、道路交通事故复核受理通知书、道路交通事故复核结论、道路交通事故处理通知书、余庆精神病医院住院证明书、《监护人证明》、黔公交（2015）27号文件各1份，有被告杨荣举证的收条1份，有被告齐虹物流公司举证的询问笔录4份、《车辆挂靠合同》、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单（正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机动车商业保险卡、行驶证、驾驶证、吴尚发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各1份，以及被告华安财险公司举证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单（副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副本）等在卷为凭，经开庭质证及一审法院审查，以上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作为定案依据。被告齐虹物流公司提交的（2019）鄂0582民初13号民事判决书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不予认定；被告华安财险公司举证的《告知书》与本案争议案件事实无关，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华安财险公司举证的《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机动车损失保险投保单及其所附的《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与《投保人声明》不能形成完整证据链锁，首先《投保人声明》中未明确载明所涉及的“条款”的名称，无法将该“条款”特定指向于《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这三份证据从形式上来看并非同一份合同，而是相互独立单独存在；其次，《投保人声明》的页码是第11页，但华安财险公司未举证证明“第1-10页”的合同内容，华安财险公司仅提供部分合同内容，无法证明完整的保险合同约定情况，有断章取义之嫌；再次，《投保人声明》中载有“《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但华安财险公司未提供“《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加以佐证，综上，这些证据不能直接证明双方保险合同所约定的免责事项，一审法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因交通事故导致解兴凤死亡，被告杨荣是直接侵权人具有主要过错，同时解兴凤违法在高速上行走的行为是导致其死亡的次要原因，自身具有一定过错，被告吴尚发对事故的发生不具有过错，交警部门作出的过错认定适当，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基于杨荣驾驶车辆先前发生的交通事故侵权行为，导致解兴凤躺于该地点的慢车道，此时解兴凤已不具有“道路上行人”的身份，吴尚发行驶至该地点时，由于凌晨光线较暗，同时车辆行驶在封闭的高速路上，并刚出隧道，无法预知前面的道路情况，也无法预知有行人并有行人躺于行车道，车辆本身也在高速行驶，在临近解兴凤时才知道前方慢车道有人或物体，一刹那间出于安全驾驶的考虑及要求，也不可能猛打方向盘绕过解兴凤，因此才发生车辆碾压解兴凤而过，吴尚发不能预见、也不能避免、不能克服事故的发生，因此对吴尚发而言属于不可抗力事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吴尚发不承担赔偿责任。结合解兴凤与杨荣过错程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解兴凤自负20%的责任，杨荣承担80%的责任，但是，这是对行为人而言的责任划分，对于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并不以行为人的责任范围为限，设立交强险的立法宗旨是由保险公司对交通事故致第三者损害进行保护，保证受到伤害的第三者能及时获得经济赔偿，从立法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驾驶人员对交通事故的发生有无过错、过错大小并不是保险公司的免责事由，因此，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限额内完全赔偿。涉案渝Ｃ×××××号牵引车在华安财险公司投保有交强险，贵Ｊ×××××号车在人寿财险公司投保有交强险，渝Ｃ×××××车虽未投保交强险，但根据国务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四十二条之规定，渝Ｃ×××××车的责任一并由牵引车渝Ｃ×××××号车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责任，因此被告人寿财险公司与华安财险公司各自在交强险12万元内承担赔偿责任。为此，由人寿财险公司、华安财险公司各自在交强险12万元内承担赔偿责任，合计先行赔付24万元。渝Ｃ×××××号牵引车在华安财险公司还投保有商业三者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之规定，不足部分按过错划分后，杨荣责任部分由华安财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100万元限额内予以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现将各项损失审查确定如下：1、丧葬费，按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6个月，即31462元；2、死亡赔偿金，按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计算20年，为631840元；3、精神损害抚慰金，虽然解兴凤的死亡必然会给其近亲属造成巨大的精神伤害，但结合死者的过错程度以及事故发生的地点属封闭管理的高速公路的因素，一审法院酌情支持5000元；4、被扶养人生活费，死者有赡养其母亲梁兴明的义务，梁兴明现年83周岁，由死者与解先翠共同赡养，按照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为8299元／年×5年÷2＝20747.5元；5、因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虽未提供交通票据，但属必然产生的费用，结合办理丧葬事宜的人数、地点，一审法院酌情支持1000元；因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原告方从余庆县到瓮安县办理丧葬事宜，一审法院酌情支持三人七天的误工费，参照居民服务业标准，误工费为38568元÷365×7×3≈2219元；原告主张的生活费于法无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各项费用共计692268.5元，应由人寿财险公司、华安财险公司按照交强险限额分别先行赔偿120000元，不足部分为692268.5元-240000元＝452268.5元，不足部分按照过错责任进行划分，受害者自行承担452268.5元×20%＝90453.7元，杨荣承担452268.5元×80%＝361814.8元，鉴于杨荣承担部分已投保了商业三者险并在保险限额内，因此杨荣的责任由华安财险公司代为履行。综上，由人寿财险公司赔偿120000元，华安财险公司承担120000元＋361814.8元＝481814.8元，鉴于杨荣代表渝Ｃ81442号车已先行赔偿3万元，因此华安财险公司还应赔偿451814.8元。杨荣垫付的赔偿款负担问题，若与华安财险公司或者齐虹物流公司协商未果，可另行诉讼解决。被告杨荣辩称按农村标准计算赔偿损失，不符合国家关于城乡户籍改革、“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改革人身损害制度、统一城乡居民赔偿标准”的要求，城乡统一标准，体现了法律对生命的同等尊重与保护，符合民法上的公平原则，瓮安县属于试点地区，因此人身损害一律适用城镇标准赔偿，杨荣的该意见不予采纳；杨荣还抗辩称高速部门存在责任问题，主张高速部门责任的提起主体应是受害一方，即使高速部门存在过错，也与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无直接的因果关系，杨荣系直接的侵权人，因此杨荣的该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亦不予采纳；被告齐虹物流公司抗辩称依据与杨荣的《车辆挂靠协议》，应由杨荣承担责任，这系齐虹物流公司与杨荣的内部约定问题，双方内部约定不发生对外效力，这与本案也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对此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被告华安财险公司抗辩称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合同附有免责的格式条款，但未举证证明其主张的免责条款属于保险合同的约定范围，同时，即使免责条款属于合同范围，在发生交通事故之时，驾驶人杨荣也并不明知发生伤人的交通事故，所以才继续驶离现场，而华安财险公司所依据的“免责条款”的前提是驾驶者明知事故发生，本案不具备“免责条款”的条件，并且，该“免责条款”属于免除己方责任的条款，要区别于一般格式条款的提示告知义务，应对此作特别的单独逐项说明，还要对字体进行加粗加大，达到显著提醒告知的目的，但是华安财险公司所举示证据都不符合这些形式要件，因此一审法院对华安财险公司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寿财险公司称在该公司投保的贵Ｊ×××××号车的驾驶员吴尚发在交通事故中无过错，不应承担责任，以及即使有责任也应在无责限额内承担的抗辩意见，前述已经阐述，对于交强险，保险公司的责任承担与驾驶者即行为人有无过错、责任大小并无直接关联，交强险带有社会救助性质，因此法律要求强制缴纳，交强险保险合同的内容，不能由合同双方自行约定，即使约定也无效，“不分责不分项”是交强险的设立宗旨，也是我省司法裁判的惯例，因此一审法院对人寿财险公司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被告吴尚发和人寿财险公司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依法缺席判决。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国务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瓮安县支公司赔偿原告李兵、李玉林、李琴、梁兴明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十二万元（1200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二、由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赔偿原告李兵、李玉林、李琴、梁兴明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四十五万一千八百一十四元八角（451814.8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三、驳回原告李兵、李玉林、李琴、梁兴明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收取1722元，由原告李兵、李玉林、李琴、梁兴明负担22元，由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瓮安支公司、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负担1700元，连同上述赔偿款一并给付原告。如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向权利人给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双方未提交新证据。 经本院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综合双方当事人在一、二审诉讼中的诉辩请求和理由，归纳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华安财险公司是否应当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保险责任。 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所涉交通事故损失为丧葬费31,462元、死亡赔偿金631,8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0,747.5元、交通费1,000元、误工费2,219元，共计692,268.5元，各方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以上损失先由人寿财险公司、华安财险公司按照交强险限额分别赔偿120,000元，不足部分452,268.5元按过错责任划分，由受害者承担20%共90,453.7元，杨荣承担80%共361,814.8元，因双方未上诉，华安财险公司虽上诉，但对数额未提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华安财险公司是否应当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杨荣履行部分361,814.8元的保险责任问题。根据公安机关对杨荣的三次《询问笔录》及《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可以认定杨荣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逃离现场。华安财险公司上诉认为，根据其与齐虹物流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商业三者险条款第二十四条“驾驶员有以下情形之一者，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车辆或遗弃被保险车辆离开事故现场”拒赔商业三者险合法有据。华安财险公司在一审中提供了《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与《投保人声明》第11页，拟证明其已经尽了提示义务。虽然《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中的商业三者险对保险人的免责条款予以加黑，《投保人声明》第11页对免除保险人责任进行了说明，但是华安财险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已经向投保人进行过书面或者口头说明并将保险条款交给投保人，且《投保人声明》只有第11页，不能证明该声明是在为本案所涉车辆投保时所签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的规定，因保险条款规定的免责事由较多，保险人不作特别提示并将相关文书交给投保人，投保人难以知悉具体内容。故，华安财险公司主张已经尽了提示义务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该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保险责任361,814.8元，结合交强险限额内承担的120,000元，共481,814.8元，扣除杨荣先行赔偿的30,000元，还应赔偿451,814.8元，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400元，由上诉人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唐新春 审判员  白桂刚 审判员  陈福江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毛辉 书记员杨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