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5民初19835号原告：于桂秀，女，1934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飞龙，北京仁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洋，男，1983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王凯，男，1954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素欣，女，1957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系王凯之妻、王洋之母。于桂秀与王洋、王凯保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各方当事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桂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王洋返还748078．99元并支付利息（以231238．24元为基数，自2013年7月18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以516840．75元为基数，自2013年8月2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2．判令王凯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用由王洋、王凯负担。事实和理由：于桂秀与王凯系母子关系，与王洋系祖孙关系。于桂秀基于亲情信任将银行存款交于王洋、王凯保管。由于桂秀从其中国工商银行向王洋银行卡转账，其中2013年7月17日转账231238．24元，2013年8月20日转账516840．75元。现于桂秀已87岁高龄，年老疾病缠身，急需钱款治病，明确要求王洋、王凯返还748078．99元，但对方无故拒绝返还，故提起本案诉讼。王洋、王凯辩称，请求驳回全部诉讼请求。1．本案实为赠与，不是保管合同。（1）王洋与于桂秀未订立任何保管合同。王洋系于桂秀长子独孙，奶奶给孙子钱，目的是希望孙子日后可以照料自己。于桂秀转款操作以及签字确认均系于桂秀亲自完成，转款实际为赠与，且系于桂秀真实意思表示，也符合常理。（2）于桂秀在王凯幼年并未尽到抚养义务。于桂秀在1969年4月9日离婚后，王凯由其父亲抚养，所有抚养费均由父亲承担。离婚时某尚未成年，于桂秀就与王凯断绝来往，直到王凯参加工作后才恢复联系，故双方感情淡薄。2013年，于桂秀的老伴韩子文去世，而于桂秀年仅近80岁，独身一人，需要亲人照料，分别在2013年7月17日和8月20日两次赠与王洋748078．99元，足以证明其赠与的目的就是修复母子、祖孙感情，便于日后依靠王洋、王凯抚养照顾自己。（3）王洋与于桂秀为祖孙关系，一般来说，财产保管也应该由其儿女代为保管，而不是交给孙子保管，且应单独开卡，双方签订保管字据。但是，于桂秀直接将现金转入王洋账户，并没有任何王洋不许自由支配的约定，其真实意思就是赠与。（4）于桂秀分别在2014年和2016年将王凯、王洋的户口迁入海淀区。由于海淀区属于学区房的区域，户口迁入难度非常大，当地派出所要求入户调查和上门拍照，了解户主于桂秀需要儿孙养老的真实意愿后才可办理。王凯、王洋的户口成功迁入，证明于桂秀赠与王凯、王洋钱财，希望二人日后方便照料自己的真实意愿。在于桂秀老伴去世后的四年，王凯一家人一直悉心照料于桂秀，小到平时送米送面、一家人出去吃饭，大到其老伴之子对于桂秀起诉，王凯夫妇作为代理人应诉，为于桂秀解决难题，也在履行照料于桂秀的承诺。2．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于桂秀提交的相关案例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而且相关案件已经发回重审，对本案不具有证明力。于桂秀提交的案例与本案有明显不同，对本案无任何意义。3．于桂秀就同一事件反复起诉，浪费司法资源。于桂秀在2017年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王凯，案由为返还原物纠纷，自称曾给予王凯2865350元，但始终无法提供有效证据，本案中所起诉的748078．99元也包括在其中。该案件历经一审、二审以及再审，于桂秀每次庭审说法都不同，最终法院判决王凯返还韩子文的抚恤金79614．86元，驳回了其他诉讼请求。现于桂秀又以合同纠纷提起本案诉讼，属于重复起诉。于桂秀在2020年10月13日提起本案诉讼后，又在10月26日以合同纠纷对曾经赠与王凯的一笔100000元再次起诉，该笔资金也包含在2017年的诉讼中。4．王凯、王洋与于桂秀为血亲，二人将继续履行对于桂秀的照料和抚养承诺。于桂秀年事已高，除了王凯、王洋外，另有一子患有心梗无能力照料她，只能由王凯、王洋照料，且她对二人的照料很认可。于桂秀对现在各类形式诈骗识别能力较差，防范意识较弱，极易被社会上的不法分子欺骗。而且，韩子文去世后，于桂秀心理健康和精神慰藉问题凸显，沉迷于比自己小二十岁的来京务工人员，疑似受骗。王凯、王洋作为于桂秀的血亲，会继续照顾于桂秀后续生活直至百年，避免无人照料给社会造成麻烦。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于桂秀与王凯系母子关系。于桂秀在1969年4月9日与王明远离婚，王凯由其父王明远抚养。于桂秀的户籍地为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11号院甲8号楼，2014年7月8日、2016年10月13日王凯、王洋（王凯之子）先后从北京市朝阳区十里堡东里迁入该地址。2013年3月16日，于桂秀的配偶韩子文去世。后，韩子文的子女以继承纠纷案由将于桂秀起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王凯、宋素欣（王凯之妻）作为于桂秀的代理人出庭应诉。该案件以调解方式结案，其中关于抚恤金的约定为“韩子文抚恤金归于桂秀所有，于桂秀于调解书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韩少平、韩维平共计二万五千元。”2013年7月17日、8月20日，于桂秀两次分别从其中国工商银行尾号7344账户提取存款本息后向王洋尾号0137银行账户转入231238．24元和516840．75元。诉讼中，于桂秀称，韩子文去世后，在办完丧失的次日王凯、王洋找到于桂秀，让其把于桂秀及韩子文的存款都取出来，避免韩子文的子女进行法定继承，于桂秀便同意了。于桂秀手里有2个存折，分别系于桂秀本人和韩子文的存折。王凯告诉于桂秀说王洋要保管于桂秀的存款，后于桂秀和王凯共同前往银行，王洋未去银行，分两次给王洋转账。转款后，存折里面没钱了，所以于桂秀将存折销户处理。2017年7月17日，海淀区法院立案受理于桂秀起诉王凯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案号为（2017）京0108民初35056号。海淀区法院审理查明，现于桂秀主张王凯返还的款项包括四笔。第一笔系韩子文名下的存款1005000元，王凯否认收到该笔款项；第二笔系韩子文的抚恤金135000元，其中55320元系其在家中给付的王凯现金，剩余款项在其名下的银行卡中，该卡在王凯处。王凯依据调解书将25000元转给韩维平，剩余款项转给王凯之子王阳。对此，王凯承认抚恤金中79614．86元系于桂秀给其转账。就现金收取部分不予认可，于桂秀也未能提供相应证据；第三笔款项系其2013年3月18日至2016年9月30日的工资305600元，该笔款项部分是在家中给付的王凯现金，部分是双方一起去建设银行ATM机前，王凯将钱取出后拿走，王凯对此有记录，其不予认可，于桂秀也未能提供王凯收取款项的证据；第四笔是其将韩子文名下的房屋出租期间，自2014年11月后一年半的房租被王凯收取。王凯不予认可，为此，于桂秀提供了我爱我家公司工作人员张冬柏书写的材料，内容为其作为我爱我家公司员工签署了业主韩子文的出租合同，时间是2014年12月15至2016年6月14日，租金每月2400元。就给付王凯钱款的原因，于桂秀表示系因其担心与韩子文子女的继承案件中涉及这些钱款，故取出给付王凯代管，而王凯则表示于桂秀于2013年10月14日给付的10万及2015年12月24日给付的79614．86元均系赠予给其的钱款。另查，双方一致确认在韩子文起诉于桂秀的继承案件中，除抚恤金外没有涉及本案其他钱款。于桂秀表示2013年10月14日给付的王凯10万元不在本案其主张的款项中。海淀区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中，于桂秀主张的第一笔款项是韩子文名下的存款，现韩子文已经过世，于桂秀并非韩子文的唯一继承人，现其单独要求王凯返还该笔款项之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就于桂秀主张的第二笔款项，于桂秀与韩子文之子女在继承案件中已经协商一致：韩子文的抚恤金归于桂秀所有。现于桂秀将其中79614．86元转给王凯，王凯表示该笔款项系赠予，于桂秀予以否认，王凯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合法收取该笔款项，故王凯应将该笔款项返还给于桂秀。就于桂秀主张的第三笔、第四笔款项，王凯均予以否认，于桂秀并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王凯收取了该笔款项，故对于桂秀主张的上述两笔款项，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王凯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于桂秀79614．86元；二、驳回于桂秀其他诉讼请求。于桂秀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2019年12月17日作出（2019）京01民终10249号民事判决，认为于桂秀要求返还的第三笔和第四笔款项，王凯均否认收到。于桂秀就该项主张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依据于桂秀申请调取的银行账户明细亦不能反映王凯收到过上述两笔款项，一审法院未支持于桂秀该部分诉讼请求正确。其次，根据于桂秀的主张，其要求返还的第一笔款项为韩子文名下的存款，但因韩子文已经去世，于桂秀又非其唯一继承人，故一审法院在本案中未支持于桂秀的该项主张正确。再者，针对于桂秀主张的第二笔款项，王凯只认可收到了79614．86元，于桂秀对于其余款项未提供证据证明系由王凯收取，故于桂秀要求王凯返还第二笔款项中的其余部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支持其该部分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于桂秀对二审判决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20年7月3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京民申2232号民事裁定，驳回于桂秀的再审申请。2020年10月26日，于桂秀以保管合同纠纷案由将王凯诉至本院，称2013年10月14日经王凯操作从于桂秀账户向王凯账户转入100000元交由王凯代管，故要求判令对方返还所保管的款项100000元。诉讼中，于桂秀提交根据（2017）京02民终7689号民事判决书，以证明同类案件在其他法院的裁判情况。根据王洋、王凯提交的（2020）京02民再21号民事裁定书，该案件一审、二审判决被撤销、发回重审。本院认为，针对2013年7月17日、8月20日于桂秀分别向王洋转入231238．24元和516840．75元的事实，现于桂秀起诉判令王洋、王凯予以返还并支付利息，结合王洋、王凯答辩意见，主要涉及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二是当事人之间是否为保管合同关系。关于重复起诉问题。在海淀区法院（2017）京0108民初35056号案件中，于桂秀所诉被告为王凯，王洋不是案件被告。根据海淀区法院审理查明，于桂秀在该案中主张返还四笔款项，第一笔系韩子文名下的存款1005000元；第二笔系韩子文的抚恤金135000元；第三笔款项系其2013年3月18日至2016年9月30日的工资305600元；第四笔是其将韩子文名下的房屋出租期间，自2014年11月后一年半的房租被王凯收取。可见，该案件中并不涉及本案中于桂秀向王洋转账的两笔款项，故不构成重复起诉。关于合同性质问题。本案中，虽然于桂秀与王凯、王洋之间未签订任何书面合同，但不能仅因双方具有亲属关系就认定双方属于赠与合同关系，尤其是考虑到涉案款项金额巨大，双方多次发生诉讼争议，故综合案件事实，在无确凿证据证明双方具有明确赠与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将合同性质认定为保管合同关系更具合理性。根据合同法规定，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寄存人可以随时领取保管物。保管期间届满或者寄存人提前领取保管物的，保管人应当将原物及其孳息归还寄存人。保管人保管货币的，可以返还相同种类、数量的货币。根据查明事实，于桂秀与王凯前往银行办理了款项提取和转账业务，王洋收取了款项，故王洋、王凯应连带返还保管款项及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七十七条、第三百七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王洋、王凯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带向于桂秀返还保管款项748078．99元及利息（以231238．24元为基数，自2013年7月18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以516840．75元为基数，自2013年8月2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640元，由王洋、王凯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马超雄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孙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