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0526民初4720号 原告：伍才姐，女，1994年9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小学文化，住贵州省威宁县。 委托代理人：罗银彦，云南昭商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306201510247934。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张才学，男，1973年4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小学文化，住贵州省威宁县。 被告：崔开芬，女，1974年6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小学文化，个体工商户，住贵州省威宁县。 二被告委托代理人：周刚，男，1991年4月1日出生，汉族，本科文化，个体工商户，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系二被告侄儿，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伍才姐诉被告张才学、崔开芬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5日立案受理，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9）黔0526民初75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被告张才学、崔开芬连带赔偿原告伍才姐医疗费等各项费用共计560188.50元；驳回伍才姐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送达后，被告张才学、崔开芬不服判决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毕节中级法院审理后认为二审诉讼中本案出现新情况，需要进一步审查，以（2020）黔05民终1670号民事裁定书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现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伍才姐特别授权代理人罗银彦，被告崔开芬及二被告委托代理人周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伍才姐诉称，2018年2月，被告聘请原告伍才姐为其从事餐具清洗消毒劳务工作，劳务期间由被告供吃住。因被告收回来需要清洗消毒餐具较多，故晚上赶工随时清洗，2018年12月6日深夜伍才姐为被告清洗餐具过程中摔伤，被告张才学、崔开芬未及时将伍才姐送医院救治，直到2018年12月7日上午十时许，因伍才姐的父亲伍平尔联系不上伍才姐，便拨打被告张才学电话后，被告张才学告知，伍才姐于2018年12月7日凌晨四时在被告家摔伤了，随后原告伍才姐父母亲伍平尔、朱金秀等人赶到被告张才学家里，才将伍才姐送至威宁县迤那镇卫生院抢救治疗，因原告伍才姐伤势较重，故将其送至云南省昭通市中医院住院治疗21天，用去医疗费69482.83元。2019年1月9日因伍才姐伤势较重而昏迷不醒，又再次送至云南省昭通市中医院住院治疗17天，花费医疗费用26285.65元，2019年3月18日，因原告四肢不能活动，又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总医院治疗14天，花费医疗费9530.12元。除伍才姐住院期间被告支付37000元外，至今便不管不问，现原告伍才姐思维意识不清，不能正常行动，生活无法自理。因原告在被告家里提供劳务受伤，受伤后长达7小时余被告未及时救治原告，更是未通知原告家属，于情于理不合，导致原告错过最佳治疗时间，被告已严重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医疗费114457元，误工费54378元，护理费36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100元，营养费5400元，残疾赔偿金116592元。被扶养人生活费49518元，后续治疗费35000元，完全护理依赖费用1258320元。精神抚慰金20000元，鉴定费3300元，以上费用1698065元，扣减自身过错30%，减去被告已支付款项37000元，还应赔偿我1151645元。 被告张才学、崔开芬辩称，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张才学请求驳回的理由为：原告所述的受伤时间段并非我需要原告进行提供相关的劳务时间，工作的量是完全充足的，也仅雇请原告一人。被告崔开芬请求驳回的理由为：我不是适格被告，我与张才学之间仅存在同居共同生活并无婚姻关系，我从事小吃类行业，对张才学所从事的清洗、消毒类工作从未参与过，张才学的内部流程我从不知情。所以请求驳回原告方对被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被告张才学、崔开芬夫妇因向迤那、牛棚镇餐饮经营者供应餐具清洗、包装事宜，便雇佣原告伍才姐在其老家牛棚镇三河村社房组从事洗涤、包装餐饮餐具工作，但未进行工商注册登记。二被告仅雇佣原告伍才姐1人，每月工资3000元。二被告向原告提供的工作场所系原告张才学父亲自建房屋，工作地点为一楼院坝，二楼其中一间卧室提供给原告伍才姐携其子夏某（现年9岁）居住，二被告未在该房屋中居住，其子女居住于该房屋中。原告伍才姐自2018年2月开始为二被告工作，2018年12月7日上午10时左右，二被告打原告伍才姐的电话无人接听，遂赶到案涉地点。原告父亲伍平尔因联系不上伍才姐，便打电话同被告张才学联系后前往案涉房屋。二被告到案涉房屋后不久原告父母也赶到房屋中，此时原告伍才姐仍在二楼房间中床上昏睡。后被告张才学及其儿子同原告父母一起将原告伍才姐送至迤那镇卫生院抢救治疗，因原告伤势过重，双方于当天将伍才姐送至云南省昭通市中医医院住院治疗至2018年12月28日，共计住院治疗21天，用去医疗费69482.83元，经医院诊断为闭合性颅脑损伤重型；左侧额、顶部急性硬膜下出血、外血肿；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等。后原告又于2019年1月9日至2019年1月26日至云南省昭通市中医医院住院治疗17天，用去医疗费26035.60元，经医院诊断为创伤后脑积水（交通性脑积水）；闭合性颅脑损伤重型术后等。伍才姐于2019年3月17日至2019年4月1日到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住院治疗14天，用去检查住院治疗费9530.75元。于2019年9月11日原告伍才姐在贵州医科大学检查治疗，用去费用322.70元。于2019年9月30日至2019年10月18日到贵州省六盘水市人民医院住院18日，用去医疗费7949.20元。原告伍才姐还产生了其他某些检查费用，在本案中，其检查、医疗费用共计114017.22元。在原告住院治疗期间，被告张才学于2018年12月7日垫付医疗费3000元，2018年12月9日至2018年12月18日晚上，被告张才学向原告伍才姐的丈夫夏朝文共微信转账7次合计25000元。夏朝文于2018年12月28日向张才学出具借条注明共计借款28000元用于支付医疗费用。2018年12月28日至2019年1月25日被告张才学向夏朝文微信转账3次合计9000元。原告伍才姐夫妻被扶养人为长子夏某（2010年02月07日出生），以周岁计算，抚养年限为8年；次子夏某1（2011年8月27日出生），以周岁计算，抚养年限为10年。 经本院委托贵阳兆康医院法医司法所对原告伍才姐所受伤害进行鉴定，该所于2019年11月19日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原告伍才姐于2018年12月7日受伤致闭合性重型颅脑损伤，经开颅术后，遗留左颞顶部部分颅骨缺失，左侧肢体肌力4+级，右上肢肌力0级，右下肢肌力4级，鉴定为五级伤残；误工期9个月，护理期9个月，营养期6个月；后续治疗费建议为35000元左右；护理依赖程度为完全护理依赖。原告支付鉴定费3300元。本案二审审理期间，原告伍才姐在至法庭开庭的途中从轮椅上下来，自行站立了两分多钟。经本院问询，贵阳兆康医院法医司法所于2020年12月21日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对原告躯体伤残日常生活活动能力10项评分为16分，并建议伍才姐先到医院康复后再鉴定，伍才姐于2019年9月30日至10月18日在六盘水市人民医院康复科进行康复治疗，医院对其日常生活能力评定：ADL评分15分。该ADL评分即日常生活能力评分，20分以下者生活完全需要帮助，该项目评分与鉴定机构所依据的《人身损害护理依赖程度评定》（GB/T31147-2014）的评分项目基本一致，总分值在20分以下，为完全护理依赖。ADL评分项目包括进食、穿衣等10项，《人身损害护理依赖程度评定》中躯体伤残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项目包括进食、床上活动等10项。两种评分均没有单独站立的项目，因此在护理依赖程度鉴定时需对上述10个项目进行综合评分鉴定，仅能站立几分钟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双方当事人陈述、住院病案、医疗费发票、鉴定意见书、鉴定费发票、微信聊天记录、借条、情况说明等在卷相互印证，以上证据经庭审质证和本院审查，事实清楚，可以采信。 本院认为，综合原、被告双方的陈述、答辩及双方的举证、质证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原告所受伤害如何认定，赔偿主体如何认定、赔偿责任如何划分、赔偿数额如何计算。 本案中，在原告伍才姐与二被告之间形成雇佣关系是可以认定的事实，被告崔开芬辩称其不是适格被告，因案涉餐具清洗等工作系由被告张才学负责，崔开芬对该工作并未参与过，因二被告系夫妻关系，崔开芬应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单独经营事项、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也存在独立情况予以证明，但崔开芬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对其答辩内容予以证明，故其答辩意见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提供劳务一方追偿。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故本案需予以解决原告伍才姐所受伤害如何认定，该伤害是否系提供劳务所受到损害的重要争议焦点。原告伍才姐现已丧失基本的言语陈述及表达能力，虽被告提交了伍才姐在前期治疗阶段的通话录音，但对其受伤情况并无任何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原告父母及二被告发现原告时其已昏迷躺卧在床，虽原告父母陈述二被告自认知晓伍才姐于2018年12月7日凌晨4时许受伤，但直至当天上午十时许才将其送至医院，拖延了治疗时间，但二被告对此不予认可，原告也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告所诉二被告未进行积极救助的主张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系在深夜从事清洗餐具的过程中摔倒而受到伤害，但也未对为何在深夜从事清洗餐具的工作作出合理说明，其深夜仍从事该项工作的主张也与一般工作习惯不相符合，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结合原告受伤的具体情况，且无其他证据予以推翻，可认定原告系在案涉房屋中受到伤害而后躺卧床上的事实。二被告雇佣原告时包含了“包住”，虽被告对此不予认可，但若未经其允许与承诺原告就在案涉房屋中居住也与常理相悖，故可认定原告在案涉房屋居住系经二被告同意。二被告经营餐具清洗、包装事项未进行工商登记注册，被告也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案涉场所是否符合经营该项经营内容的行业规范标准等内容，也未证明就案涉工作场所采取了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防护措施及对雇佣人员进行过工作及生活居住方面的安全警示教育或其他相应措施，故二被告在未经工商注册登记从事经营活动、为雇员提供的经营及居住场所是否符合行业规范标准、有无对雇员采取相应安全防范措施或安全教育等方面存在过错。根据民法典上述规定，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适用过错责任，本案中，原告伍才姐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不论在工作或是生活中均应对自身安全具有安全意识及采取合理限度内的防范措施，但原告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对所受伤害其自身不存在过错等内容，也未证明所受伤害系因从事劳务内容而导致。根据本案实际情况，结合双方过错程度，应由原告伍才姐自身承担75%的责任，由二被告承担25%的赔偿责任较为适宜。关于二被告垫付费用，被告辩称已垫付65000元，原告认可二被告已垫付37000元，经查原告丈夫夏朝文于2018年12月18日出具的《借条》，载明“共计28000元”的内容，该数额与被告张才学通过刷卡至医院的3000元与通过微信支付给夏朝文的25000元相符，且结合出具借条后又向夏朝文三次转账共计9000元的事实，可认定二被告已垫付费用为37000元，被告辩称已垫付65000元的主张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伍才姐因本次伤害导致的合理费用有：1、检查费、医疗费114017.22元；2、误工费根据鉴定意见误工期9个月，按照上一年度农、林、牧、渔业年平均工资收入50757元计算9个月为38067.75元，对原告主张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3、护理费根据鉴定意见护理期9个月，原告主张按每天100元计算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本院予以支持，计算为27000元，对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4、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原告主张51天5100元，本院予以支持；5、营养费原告主张5400元，本院予以支持；6、残疾赔偿金原告主张按9716元计算是对自己诉权的处置，本院予以认可，按照鉴定结论五级伤残计算为9716元×20年×60%=116592元；7、夏佛林、夏金银被抚养人生活费原告主张49518元未超过赔偿标准，本院予以支持；8、后续治疗费35000元；9、完全护理依赖费用原告主张按上年度在岗月平均工资5243元×12个月×20年×100%=125832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应以上一年度贵州省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年工资收入标准46821元予以计算为46821元×20年×100%=936420元，对原告主张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10、精神抚慰金原告主张20000元未超过法律允许的范围，本院予以支持；11、鉴定费3300元。上述11项合理费用共计1350414.97元，由原告伍才姐自身承担75%赔偿责任为1012811.23元，由被告张才学、崔开芬承担25%赔偿责任为337603.74元，扣除二被告已垫付的37000元，还应由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伍才姐300603.74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张才学、崔开芬连带赔偿原告伍才姐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完全护理依赖费用等费用共计300603.74元； 二、驳回原告伍才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5165元，由原告伍才姐负担9356元，被告张才学、崔开芬负担5809元。 如不服本判决，应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预交上诉费，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邓 凯 人民陪审员  赵成明 人民陪审员  陈莲莲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张 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