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赣01民终1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戴龙英，女，44岁，1975年12月8日，汉族，地址：江西省安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益敏，江西洪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刚，江西洪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爱英，女，60岁，1960年12月11日，汉族，地址：江西省安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炘祥，男，工人，1955年7月1日出生，住址：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同被上诉人关系为夫妻关系。上诉人戴龙英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义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赣0123民初15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9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益敏、胡刚系江西洪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刘爱英与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炘祥到庭参加诉讼。上诉人戴龙英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戴龙英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对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借款及利息重新予以认定；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本金及利息数额计算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借款本金无任何依据，且未将上诉人超出利息部分的还款对本金进行扣减。2．一审两次开庭被上诉人陈述前后矛盾说明一审法院对于2020年3月21日57万元借条计算过程存在严重错误，但一审法院以此借条确定2020年3月21日借款总数，导致最终判决所确定的本金数额与上诉人自认数额都相差甚远，说明该结论严重偏离事实。3．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于2019年5月至2020年3月用工资卡支付原告利息共计44000元”与事实不符，上诉人提交工资卡流水记录及微信聊天记录，证明2019年4月底至2020年4月初上诉人工资卡在被上诉人处。二该段时间取现或ATM取款部分均由被上诉人取走。经核算，实际取款数额为46000元。4．一审对当事人双方存在一张40万借条的事实认定存在错误，对于该40万借条的存在的认定，一审法院仅凭原告单方面陈述作出认定，且该认定与最终57万元的组成自相矛盾，并且判决书中所述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证明2019年3月21日存在出具借条的事实，故判决书中所述“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银行交易明细及原告陈述之间能相互印证”与事实不符。5．一审判决认定“当日还有49900元原告是从银行取现交给被告，由银行取款记录印证，应以采信”无任何依据，虽然被上诉人提交了当日提款记录，但当日被上诉人在同一家银行通过转款的方式将15万元转给上诉人，如果49900元同样是交给上诉人，为何不同时转款？被上诉人诉状中提到，该款“系被告与原告在中国工商银行安义支行由被告取现支付”，既然是双方在安义支行，就说明当时被上诉人在区先后直接交给被告，那为何之前又会将15万元装给上诉人，而不同时将款项取出？二、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本案中，被上诉人对于诉状自认内容进行了撤销，但撤销事件发生于第二次开庭，第一次开庭辩论阶段已终结，被上诉人作出撤销自认的行为显然晚于法律规定的法庭辩论终结前，故不应重新认定。三、一审判决结果超过原告诉讼请求。被上诉人诉请主张为“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57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20年3月21日起，以570000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在一审庭审辩论终结前，被上诉人一直表示570000元全部为本金，不存在息转本情况，利息起算时间为2020年3月21日。但实际本金数额只有348400元，一审判决在错误认定本金为486000元的同时将截至2020年3月21日的利息为61328.47元被上诉人未主张的部分一并予以支持，超出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刘爱英辩称：1、上诉人是为了拖延还款时间才上诉的，上诉方说我提供的不是事实请你方提供证据。我认同一审的判决，既然被上诉人上诉请拿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上诉理由。第一、借贷会发生是因为被告和原告的关系很好，所以没有留下借据。对方是成年人，如果不是借了钱不会写下57万的借条。第二、最开始40万借条时双方约定的利息是一分半到一分八，到第二张57万的借条时利息就变成了两分。第三、因为该案时间间隔较长，所以我方也记不清楚具体借了多少现金。但是对方也无法否定57万借条的存在。第四、关于39900元的解释是我方有一张信用卡，上诉人有一个pos机，我方在上诉人的pos机上套现，上诉人就把39773元转款至我方的账上，所以该39773元不是还款与本案无关。关于借款的金额是她们双方之间计算得来的，没有留下证据证明。借款金额的话除了银行的转款还有现金的支付。我方拿到57万的借条后就把40万的借条还给了上诉人。刘爱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57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20年3月21日起，以57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被告系朋友关系。被告因生意需要资金周转，自2017年4月6日起至2020年3月21日止陆续向原告借款。原告于2017年4月6日通过银行转款150000元、从银行取现金49900元借给被告，之后原告还陆续借给被告现金。至2019年3月21日，原、被告就之前借款本息进行了结算，被告共欠原告借款本金306900元，利息84900元，共计391800元，当日原告通过银行再转款8200元给被告，被告于是出具了一份40万的借条给原告。从2019年3月22日起被告又陆续向原告借款，原告于2019年3月22日通过银行转款借给被告50000元和18000元、4月9日转款48900元、4月26日转款8000元、5月29日转款49700元，5月30日转款300元，12月4日转款3300元，12月6日转款3000元，12月9日转款9000元，共计190200元。而被告于2019年5月至2020年3月用工资卡支付原告利息共计44000元，于2019年12月15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原告利息39773元。2020年3月21日，原、被告对前期借款本息再次进行结算，被告共欠原告借款本息570000元，其中利息为84000元，当日，被告重新出具一份570000元的借条给原告，约定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2020年7月2日，被告向原告还款4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原、被告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被告尚未支付的利息计入后期本金，由被告重新向原告出具了570000元的借条，该借条中实际借款本金为486000元，利息为84000元，而之前被告已支付的利息为83773元，至被告出具570000元借条之日总计息为167773元。而按借款发生的时间、金额分段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被告出具570000元借条之日的利息为145101.47元（2019年8月20日之前发生的借款按原告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四倍计算；之后即2019年12月份的借款按4.15%四倍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原、被告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570000元借条，但前期利率超过了相应时间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超过部分的利息不应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因此，可以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数额就应为145101.47元减去被告已支付的利息83773元，即为61328.47元。而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如将前期利息计入本金以原告主张的月利率2%计息或以一年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继续计算的利息，均超过了以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其数、以借款各时间段发生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因此，前期被告未付借款利息不应再计入本金计算利息。同时根据被告所付利息的数额及付利息的时间，被告每次实际所支付的利息均不足以支付同时间应付的利息，因此也就不存在抵扣本金的情况。故被告应归还原告借款本金486000元及利息，截至2020年3月21日的利息为61328.47元，自2020年3月22日起至还清款之日的利息，以486000元为基数，按2020年3月20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但被告于2020年7月2日支付利息4000元应予扣减。一审判决：被告戴龙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刘爱英借款人民币486000元及利息（截至2020年3月21日的利息为61328.47元，自2020年3月22日起至还清款之日的利息，以486000元为基数，按2020年3月20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05%四倍计算，但被告于2020年7月2日已支付的利息4000元应予扣减）。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500元，减半收取计4750元（原告刘爱英已预交），由被告戴龙英负担，被告戴龙英于上述付款期限内一并给付原告刘爱英。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提交新证据：微信聊天记录六张。证明目的：证明一审的39773元不是还款，与本案借款无关。是被上诉人用上诉人的pos机刷信用卡套现的钱。对于上述证据，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为：对三性均有异议，被上诉人未提交以上证据的原始载体。其次以上证据并非新证据。补充意见如下这个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他所提交的证据所要证明的目的是一审判决的错误，而他们对一审判决没有提出上诉，没有提出任何的异议。所以它是在没有上诉的情况下提供证据来否认一审判决。而我们的上诉内容里面没有这一项。所以它与本案要审理的范围没有任何的关联性。第二、39773元是在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当中明确写到支付了这么多利息。本院二审查明，根据被上诉人所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与工商银行短信提示说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所产生的39773元转款记录为被上诉人用上诉人的pos机进行刷卡套现，所用信用卡未被上诉人信用卡，而后通过聊天记录表明，上诉人将扣除手续费后的相应款项转至被上诉人所指定的银行账号中，据此可以确认该笔款项并非被一审所认定的被上诉人的还款，而是被上诉人借用上诉人pos机来进行套现。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针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对于40万借条的状况以及其中所存在的现金数额，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来看，尽管只提交了借条的部分照片，但是同时也提供了被上诉人对该40万借款的一次微信结算聊天记录和两次催还借款的微信聊天记录，并且在第二次催还借款时，上诉人还明确表示承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虽然被上诉人无法提供借条原件或完整复印件，同时也无法提供直接证据表明当事人双方之间存在的现金往来，但是基于民间借贷的特点和其中现金交付的即时性与复杂性，我院认为基于微信聊天记录的可信性的基础之上，通过被上诉人对于该400000借款的结算和催还借款的情况可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该笔400000借款并且其中存在现金交付状况，而上诉人一方无法提出其是否在结算与催款时提出异议的证据，故一审法院据此推算400000借款存在且进一步推算该400000借款中本金数额（包括银行转款数额和现金交付数额）与利息数额不无道理。二、针对上诉人所提出的在2019年4月至2020年4月这一段时间内将工资卡交于被上诉人一方，任被上诉人一方随意支取作为还款，被上诉人一方提供了微信聊天结算记录证明期间还款44000元，而被上诉人一方主张还款46000元（包括所有ATM转款）所提供的银行流水证据只提供了2019年1月至2019年7月，并且这之间ATM转款达到了63200元（未计入不足100元部分），上诉人一方面对于该段时间内银行流水提供并不完整，另一方面也未能明确说明其所提供的2019年1月至2019年7月间的ATM转账如何与其主张的46000元所对应。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上诉人一方对其上诉请求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举证不能的，需要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故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三、针对上诉人对一审程序所提出的异议：被上诉人撤销自认与判决超出被上诉人诉讼请求。首先，上诉方提出被上诉人对于诉状自认内容进行了撤销，但撤销事件发生于第二次开庭，第一次开庭辩论阶段已终结，被上诉人作出撤销自认的行为显然晚于法律规定的法庭辩论终结前，故不应重新认定。所提供的依据均为对于“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该时间段的理解，即上诉方认为“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指狭义的第一次庭审时法庭辩论终结前，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这其中的“法庭辩论终结前”应当认定为整个一审阶段法庭辩论终结前，而一审过程中，一审法院为查清事实开庭两次，该时间点具体到本案中应当为第二次庭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其次，针对上诉人主张一审判决结果超过原告诉讼请求。被上诉人诉请主张为“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57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20年3月21日起，以570000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在一审庭审辩论终结前，被上诉人一直表示570000元全部为本金，不存在息转本情况，利息起算时间为2020年3月21日。但实际本金数额只有348400元，一审判决在错误认定本金为486000元的同时将截至2020年3月21日的利息为61328.47元被上诉人未主张的部分一并予以支持，超出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但是被上诉人在庭审中作出自认，认定该570000元并非全为本金，而是本金加利息，同时并未改变自身诉讼请求，仍主张利息的计算应当以570000元为基数。一审法院在这一事实的基础上查明事实后确认本金与利息的具体数额，而该数额并未超出当事人主张的数额，所以上诉人提出异议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四、对于被上诉人请求认定一审判决中39773元不为还款而为信用卡套现，由于被上诉人未提出上诉，本院不予改判。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戴龙英预缴的二审案件诉讼费1333.21元，由其自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廖江川审判员  张美燕审判员  熊义元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汪海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