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民终29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沈福林，男，1960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桐乡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智添，浙江子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娟明，女，1957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桐乡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邱玲芬，女，1960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桐乡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祝林芬，女，1963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桐乡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钟晓文，女，1960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桐乡市。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加荣，桐乡市正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沈福林因与被上诉人高娟明、邱玲芬、祝林芬、钟晓文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2020）浙0483民初34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福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四被上诉人对沈福林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四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中，沈福林并未介绍高娟明等四人去投资上海润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润迪公司），高娟明等人都是在听说了上海润迪公司的投资回报收益高后，自己主动与上海润迪公司签约投资，一审法院认定系沈福林介绍完全错误。另外，高娟明等人的投资损失系上海润迪公司造成的，而不是沈福林造成的，沈福林本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进而，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中，沈福林要负赔偿责任，却无任何权利，该合同显失公平；再结合签订合同当时的环境来看，对方人数众多，且对方深知沈福林系保险公司高管，不签的后果很严重，对沈福林而言，该协议可以视为受胁迫所签。同时，合同当事人多为代签，并非本人所签，该协议并未成立。因此，案涉协议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并无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结果不当。四被上诉人辩称，一审法院认定沈福林介绍高娟明等人投资，认定事实清楚。沈福林为了多拉人头，多次向四人介绍推销，反复强调其操纵的外围平台没有风险，并可以提供担保等等，这些事实从案涉协议书，银行交易记录，以及微信聊天记录都可以印证，且上述事实已在一审中进行过质证。沈福林称他与高娟明等人之间的操作他没有任何好处是不可能的，因为沈福林自己拿出来给叶天林部分佣金，那一点利益都没有，显然是不可能的。案涉协议中，关于沈福林承诺退还高娟明等人投资总额百分之十的损失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协议真实有效。沈福林称受到胁迫，没有事实根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高娟明等四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沈福林立即支付高娟明损失补偿款30000元,支付邱玲芬损失补偿款105000元,支付祝林芬损失补偿款50000元；支付钟晓文损失补偿款13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法院诉讼费、委托代理费)由沈福林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经沈福林介绍，2018年1月至3月，钟晓文与上海润迪公司签订ＩＢＯＦＸＥＡ自动化交易系统使用协议三份，合计投资金额600000元；2017年11月至2018年3月，邱玲芬与上海润迪公司签订ＩＢＯＦＸＥＡ自动化交易系统使用协议五份，合计投资金额700000元；2018年2月26日，祝林芬与上海润迪公司签订ＩＢＯＦＸＥＡ自动化交易系统使用协议一份，投资金额500000元；2017年12月15日，高娟明与上海润迪公司签订ＩＢＯＦＸＥＡ自动化交易系统使用协议一份，投资金额300000元。2019年9月24日，沈福林（甲方）与高娟明等四人及证人叶某在内的总计18人（乙方）签订协议书1份，协议内容为“经甲乙方协商，就上海润迪外汇投资损失一事，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愿意承担乙方每人投资本金金额的百分之十，作为损失补偿；二、该金额分两次给付，第一次于2019年10月31日前到账，第二次于2019年12月31日前到账；三、同时甲方负责带领乙方代表前往海宁与海宁润迪负责人协商其余损失补偿事项，甲方不得无故推脱；四、乙方所有人在甲方达成以上三点前提下，承诺不再追究甲方责任，并且撤回之前对甲方的举报信等投诉；五、本次协议是初步协议，后期需签订正式协议，以上四条协议主体不得变更。”甲方落款处由沈福林签字，乙方落款处由高娟明等四人以及叶某等14人签字。另查明，2019年6月4日，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对上海润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立案侦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补偿协议书是否有效，如果有效，沈福林应该承担的补偿金额是多少？沈福林抗辩协议系胁迫所签，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抗辩事实，不能仅仅从协议的条款推定胁迫成立。至于沈福林抗辩的合同未生效，本案高娟明等四人及沈福林均在协议书上签字，且协议书关于协议的各方主体、补偿金额的计算依据以及支付时间均约定明确，符合合同成立的形式要件，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沈福林应按照协议书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高娟明等四人投资金额已无法兑付，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对上海润迪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也已立案侦查，高娟明等四人确已存在损失。且沈福林存在收取高娟明等四人部分款项代为投资的行为，开展投资操作的营业场所也为沈福林自认担任职务的地方，沈福林自愿承担补偿责任属于自愿负担债务，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按约履行。关于补偿的金额，协议书约定就各方投资本金的10%进行补偿，有投资协议确认的投资金额，钟晓文为600000元，邱玲芬为700000元，祝林芬为500000元，高娟明为300000元，其余高娟明等四人主张的挂在他人名下的份额以及非投入到上海润迪投资公司的款项，因无证据证明沈福林自愿负担，不予支持。最后，高娟明等四人主张的委托代理费因未明确约定，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沈福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高娟明补偿款30000元，支付邱玲芬补偿款70000元，支付祝林芬补偿款50000元，支付钟晓文补偿款60000元；二、驳回高娟明、邱玲芬、祝林芬、钟晓文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25元，减半收取计3012.50元，财产保全费3170元，合计6182.50元，由邱玲芬负担1000元，由钟晓文负担1041元，由沈福林负担4142元。二审中，沈福林提供证据1.自动化交易系统使用协议一份，用以证明，最初沈福林与钟晓文共同投资到上海润迪的一份投资协议书，在这份投资协议之中，沈福林挂名投资50万元，其中有10万元是钟晓文的，第一次是沈福林与高娟明等几个人商量好了共同去投资。证据2.中信银行客户回单两份，用以证明，2017年11月23日沈福林有一笔款项转到钟晓文处。钟晓文当时提出要从50万元当中退出来，自己另行去投资。沈福林转了10万元交给她。证据3.人寿浙江省分公司纪委的处分文件一份，用以证明，高娟明等人因为投资损失，在要求沈福林补偿或者说赔偿没有能够达到目的的情况下，向沈福林所在公司进行了投诉举报，导致公司对他进行调查。高娟明等四人经质证认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而从这些证据中更加可以证明高娟明等四人的投资是经过沈福林介绍的，不然也不需要打到沈福林的账上。证据3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但是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沈福林在外兼职拉人头这样一个事实。本院审查认证为，沈福林所举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之间缺乏关联性，对其证明力均不予认定。高娟明等四人二审中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根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高娟明等人因沈福林介绍的投资项目受损，便与沈福林协商赔偿事宜，并形成案涉协议书。沈福林辩称其并未介绍他人投资，但从现有证据来看，沈福林至少是介入了高娟明等人的投资理财过程中，其与高娟明等人以协议书的形式确定自愿补偿部分损失，即负有向协议相对方按约给付补偿款的义务。现沈福林主张，案涉协议书系受胁迫所签，不具效力，但并无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且与其微信对话中的意思表示相悖，本院对此不予采信。沈福林另主张协议书非正式协议，且签约人员中多有代签，进而主张合同并未生效，沈福林无需付款；但协议书中对于沈福林应负补偿义务及如何履行义务已有明确约定，且特别注明不得变更，即上述权利义务约定依然有效；同时，该协议书中也未约定，需在签订正式协议后，高娟明等人方可行使权利，故不论沈福林所谓的正式协议具体内容如何，在高娟明等人依现有协议书的内容向一审法院起诉主张权利时，沈福林仍应履行自己的补偿义务。而他人签名是否代签对高娟明等四人主张权利无碍，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准确。综上所述，沈福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50元，由上诉人沈福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宁建龙审 判 员 黄 阁审 判 员 王 浩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谢蔚然书 记 员 吴跇帆书 记 员 王若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