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苏1302民初6481号原告：梁爱玲，女，1962年1月11日生，住宿迁市宿城区。原告：刘孝喜，男，1957年7月29日生，住宿迁市宿城区。上述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良辉、宋一呜，江苏大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吴继柱，男，1981年10月14日生，住宿迁市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必勇，宿城区求实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审理过程中解除代理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衡，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高枫，男，1966年11月27日生，住宿迁市宿城区。原告梁爱玲、刘孝喜诉被告吴继柱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08月20日立案受理后，追加高枫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依法于2020年09月23日、2020年11月9日、2020年12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爱玲、刘孝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良辉、宋一呜、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必勇、孙衡、第三人高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梁爱玲、刘孝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就宿迁国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汽车）、高枫的借款本金200万元承担保证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4月开始，国泰汽车、高枫因资金周转需要，分三笔向原告借款200万元，月息2%，借款时分别出具3份借条，后更换借条为：2013年2月11日120万元、2013年4月1日60万元、2013年10月15日20万元，被告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字担保。后经催要，2015年2月10日，原被告、借款人协商，同意将国泰汽车的厂房抵偿给原告，以便抵销案涉债务。2019年，宿城区人民法院裁定国泰汽车破产清算并指定破产管理人，破产管理人于2020年1月3日向原告发出通知书，通知原告申报债权，原告接到通知后多次向破产管理人主张厂房取回权，但破产管理人并不认可取回权，导致原告债权不能实现，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吴继柱辩称：被告于2020年9月21日出具的民事答辩状辩称原告主张的事实和理由除了被告在200万元在张借条上签字外，其余都是虚构的，对于200万元何时借的，如何履行，是否归还，被告不清楚，当时是刘孝喜拿三张借条叫签字担保，也没有详细看具体内容，而且原告从来没有找被告索要过，依法超过担保时效，被告不承担责任。根据高枫提供的证据，200万元借款早已还清，原告涉嫌违法犯罪，要求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本案在2020年9月23日开庭过程中，被告代理人丁必勇发表意见：提供被告本人民事答辩状一份。借条原件上被告签名系被告所签，确实借到200元本金。借条复印件上被告签名系被告所签，但对其余内容不知情。被告吴继柱本人于2020年9月23日庭审后提供书面陈述，辩称：不清楚三份借条复印件真实性，借款我不清楚，后来找我在借条上签字；原告提供的本人调查笔录是吴良辉和刘孝喜2人逼的，不签字刘孝喜就叫梁爱玲去我店里闹；厂房买卖合同复印件是假的，我一直不清楚；2020年5月12日，原被告之间录音资料是假的，录音讲话也是逼的。原告提供2020年4月15日律师调查笔录，吴继柱在笔录中陈述“国泰汽车法定代表人刘某1是我小姨，是我母亲最小的妹妹，我介绍刘孝喜、梁爱玲借款给刘某1的，他们直接所有的借款是由我担保的”、“我和刘某2是同行，关系不错，我就介绍刘某2把闲余资金借给我小姨，用于国泰汽车经营使用的，后经结算还有200万元本金未还，当时刘某2和刘某1之间的借款，是我担保的，所以我一直想办法帮助处理这笔债务”、“当时由于刘某1没有钱偿还，经过刘某2和刘某1商量，就把厂房抵给刘某2，经过估价，按照2806000元冲抵债务，刘某2还欠刘某180多万元，厂房买卖合同“刘某1”三字系刘某1所写，并且按了手印，国泰汽车印章是刘某1委托我加盖的”“签合同时间应该是落款时间，具体记不清，我记得当时是很冷的”、“签合同后，刘某1就说让刘某2自己用还是就让刘某2自己处理，当时刘某1就把房子交给刘某2了，刘某2还搬进去住几天”2020年12月28日，被告代理人孙衡发表答辩意见：1.在程序上，按照民法典第六百八十六条第二款，本案被告可能承担的保证责任的形式与现行的担保法存在根本区别，又因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对于民法典实施后的溯及力问题，现在尚无定论，因此请法庭综合上述情况进行考量，一旦六百八十六条第二款具有溯及力，本案仅以后吴继柱作为被告就不恰当，按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债务人共同承担被告；2.本案原告主张的债权是否成立，首先，原告出借款项存在砍头息的事实，此点原告在庭审中也自认了，根据证据也能证明，基于该事实，按照现行司法解释规定，砍头息应从出借本金中扣除，在此，债务人的大量还款就需要与原告出借的本金及利息重新汇总结算；其次，本案债务人国泰汽车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高枫另案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经由宿城区法院作出2017苏1302刑初27号判决书予以认定，在该刑事判决书中被害人列，没有出现本案原告，由此可以证明，经过公安司法机关的审查审计，并未认定本案原告债权；再次，双方于2015年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其中有以物抵债的相关约定，在合同签订后房屋也实际交付了债权人，债权人就该房屋对外出租长达近五年，不考虑房屋是否取回的问题，租金的收益也理当与欠款相互冲抵，另外，根据前两次庭审情况，债权人对于出借款项及债务人已经偿还款项不能清晰说明缘由，给予合理解释，包括前后两次庭审也出现了前后矛盾，故基于上述四点，作为被告的保证人，有理由相信本案债权不能成立；3.本案被告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问题，首先，根据2015年与债务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该合同签订后已经实际履行，债权债务已经消灭，所以保证人无需再承担保证责任，退一步而言，即便是目前该合同履行存在争议，债权人重新选择要求债务人承担还款责任，基于该合同中明确约定的履行期（合同第三条第四款“合同签订后12个月内”），根据现行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保证期间不明的，自债权人给债务人的履行宽限期届满后六个月”，现该合同明确约定了履行期，因此即便本案保证人仍需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也早已届满，因在此期间，债权人从未向债务人提出过承担责任，所以我方认为本案无论从程序上还是债权是否成立的实体上，还是保证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实体上，本案保证人均不应当再承担保证责任，我方也建议本案原告应当基于厂房买卖合同向国泰公司管理人提出房屋取回权的主张，即便该房屋已经被司法拍卖，根据《破产法》相关规定，也构成共益债务优先受偿。原告银行流水交易频繁，有职业放贷嫌疑。对此，原告诉称：1.从程序上，原告认为民法典至今尚未实施，本案早在2020年8月20日已经在宿城区法院立案，因此就担保法相关规定，不应当影响本案审理，也不应当影响被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不存在被告所辩称的溯及力问题；2.对被告提出的债权是否成立的问题，在前两次庭审后，原告向法庭、公安机关均提供了详细的出借款项的说明及归还利息的说明，且就前两次庭审中部分款项又重新调取了相应的银行流水，同时法庭也审查了刘某1在其案件中所提交的账本，原告也就此进行了一一核对，从核对情况看，我方认为不论是刘某1账本中的记录及双方银行流水的反映，还是第三人所谓的公安机关所存在的记录，均可以说明原告对第三人享有的债权，从银行流水及账面的余额上看是远高于200万元，且原告也就本案涉及的200万元也进行了相关说明，就此由法庭进一步调查，我方认为债权可以明确；3.就被告提出的原告未出现在第三人高枫、刘某1、国泰公司案件涉嫌的被害人中，不能说明债权不成立，不论是公安机关还是检察院、法院，在刑事案件中并不涉及认定债权的事实，仅涉及该笔借款是否涉及犯罪的事实，不能因为被害人中未出现原告名字，就否认原告债权的真实性；4.关于以房抵债协议，我方认为虽然双方签订了以房抵债协议，但根据物权法的有关规定，房屋的买卖包括以房抵债，都应当以登记作为生效要件，而本案房屋并未登记到原告名下，且原告在向国泰管理人申报取回权时也已被告知取回权没有被认可，目前国泰公司诉讼原告要求排除妨碍的案件也在本院进行审理中，因此我方认为该以房抵债行为并未履行完成，即便原告在实际占有案涉房屋过程中收取了一定的租金利益，但该部分租金利益远不能达到双方约定的利息标准，原告在占有案涉房屋之后，第三人就没有向原告支付过利息，从其提供的银行流水也可以看出，因此我方认为即便原告收取了租金利益，也只能抵偿借款利息，与本案本金无关，而本案原告仅主张借款本金，因此被告的该抗辩理由也不能成立；5.就被告提出的保证期间问题，不论从哪一点都不能说明保证期间届满，首先，案涉借条并未约定还款期限，因此不能计算相应的保证期间；其次，即便根据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在合同签订后，一方面，原告也一直在向被告及第三人主张权利要求办理相应的过户手续，被告均承诺协助办理，仅是因为当时刘某1尚在服刑，因此要等其出狱后才能办理相关手续，因此被告辩称原告并未向其主张权利不符合实际情况，退一步而言，原告也是在2020年3月份向管理人主张过取回权之后才得知案涉厂房买卖合同实际上已经无法履行，因此即便计算保证期间，也只能从原告得知其权利受到侵害那天开始计算，再次，前一次庭审中原告提到2016年原告已经就案涉款项向宿城区人民法院提出过诉讼，所以从该角度来看，在提起诉讼的当时，被告的保证期间也早已转化为诉讼时效，综上，我方认为被告新的答辩意见均不能成立，请法庭依法支持原告诉讼请求。另外被告提出的我涉嫌职业放贷，我在楚街经营烟酒公司，也是洋河、双沟、三得利酒的代理商，也注册有公司，不存在我职业放贷的情况。第三人高枫诉称：1、三被告不承担保证责任，国泰汽车、法人刘某1、高枫（刘某1丈夫）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刑；2、刘某1、高枫在涉案中办案部门明确借款本金应减去偿还本金、利息，国泰汽车借给原告200万元，本息已支付500万元；3、如真少原告借款，原告应于2016年3月至2017年12月向公安机关申报登记。原告多次去破产管理人江苏名典律师事务所登记被拒绝，原告纯属虚假诉讼、涉嫌合同诈骗、套路贷等违法犯罪行为，应迅速移送公安机关侦查；4、刘孝喜非法侵占国泰汽车展厅，又多次转租给他人，从中谋利，应按照非法侵占公司财产罪一并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我方已到相关国家部门举报原告涉嫌黑恶讨债、砍头息套路贷、合同诈骗、非法侵占宿迁市国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资产问题等，请法庭速将此案移交公安机关侦查处理。另高枫在2020年5月26日全国两会期间上访至北京举报刘孝喜等人的违法犯罪行为，正在落实调查中。关于原告借款涉嫌刑事犯罪的表现为以下方面：1.涉嫌黑恶讨债：原告带黑社会去国泰汽车公司，虽没有打砸等过激行为，提出“不给钱就闹事”，“如果不给钱就关门堵门”，但原告带去的人员属于黑社会人员，此点我们有证据，相关证明我们也交给公安机关了，当时没有给钱，原告等人就走了，之后我们按照原告指定的时间、数额转钱给二原告，二原告就没有带人再去闹事；第二次庭审后，原告与我撕扯，揍我肩背面部几下，并称“如果在以前就将你揍死。”，我当时忍着没有反抗；2.砍头息套路贷：当时共借原告200万元，我们实际拿到手的181万元，有砍头息，我们陆续还了接近500万，不但还清，还还多了；3.合同诈骗：涉及到厂房买卖合同，已报案处理，涉及国家秘密不便多说；4.非法侵占宿迁市国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资产。对此，原告刘孝喜诉称：1.原告说我们去他4S店闹事，事实上是原告2当时打电话给我说没有等到刘某1，我安慰原告2，同时打电话给侄女，侄女让其丈夫（开出租车的）去看望原告2并问原因，得知情况后发火了，后吴继柱就打电话给我，称原2在那哭，说有其在不会少我钱的，当时在场的只有原告2及其侄女、侄女婿，只有其侄女婿因为气愤说了几句过头话，我当时并未参与；第二次庭审后，第三人签字时，我拍拍他肩膀，问他少不少我钱，并说如果搁几年头我能揍你一顿，是当时生气的；2.第三人称没有收到我钱不存在，我有账可以核对，且第三人收到的不只181万，第三人收到的是196万多，确实预扣了4万多块钱利息，60万元有预扣了利息；3.第三人称合同诈骗不属实，我方有录音，合同上也有刘某1签字，且吴继柱在原告代理人笔录中也有陈述，第三人如果有异议，可以申请鉴定笔迹；4.侵占房产我是在签订过厂房买卖合同后合法占有的，且在期间的几年，第三人及其二子都没有找过我主张过非法占有。本院经审理认定案件事实如下：原告提供2011年4月1日借条复印件一份，借条载明：“借条，今借到刘孝喜现金60万元（利息按2分支付3个月），借款人刘某1（上加盖国泰汽车印章）、下方有高枫签字、吴继柱字样、高枫、刘某1身份证复印件。同日，刘孝喜向刘某1账户转款464000元，刘某1在记账流水上记录“借刘孝喜60万元，-36000元”。原告陈述转账464000元，取款现金交付10万元，另36000元现金交付，交付借款60万元。高枫辩称实际交付借款564000元，转账464000元、现金交付10万元，另外36000元没有交付，作为砍头息预扣了（三个月，按月息2分计算）。被告辩称不知借款情况。原告提供2012年2月11日借条复印件一份，借条载明：“借条，今借到刘孝喜120万元，借款人刘某1（上加盖国泰汽车印章）、下方有高枫签字、担保人吴继柱，2012.2.28，左侧有高枫、刘某1身份证复印件。2012年2月9日，刘孝喜向刘某1账户转账50万元，2012年2月14日，刘孝喜向刘某1账户转账654000元。刘某1在记账流水上记录“2012年2月9日收刘孝喜50万”、“2012年2月14日收刘孝喜70万”。原告诉称转账1154000元，另外现金付46000元，合计交付借款120万元。高枫辩称实际收到1105400元，另外94600元作为砍头息预扣除了（三个月，按月息2分计算）。被告辩称不知借款情况。原告提供2012年10月15日借条复印件一份，借条载明：“借条，今借到刘孝喜现金20万元，借款人刘某1（上加盖国泰汽车印章）、下方有高枫签字。刘某1在记账流水上于2012年10月未作相关记录，原告主张是现金交付192000元，另预扣利息8000元。被告诉称实际交付时间为2012年4月15日，交付192000元，预收8000元砍头息。刘某1在记账流水上记录“2012.4.15收刘孝喜20万，-8000元”。同日，刘孝喜向刘某1账户转账192000元。被告辩称不知借款情况。2013年4月1日，国泰汽车、刘某1向二原告出具60万元借条一份，吴继柱在借条上签字担保，高枫在借条下方签字，署期2015.4.1。原告诉称系更换2011年4月1日借条，高枫未提出异议。被告辩称担保人签字系其所写，但不知具体情况。2013年2月11日，国泰汽车、刘某1向二原告出具120万元借条一份，吴继柱在借条上签字担保，高枫在借条下方签字，署期2015.2.11。原告诉称系更换2012年2月11日借条，高枫未提出异议。被告辩称担保人签字系其所写，但不知具体情况。2013年10月15日，国泰汽车、刘某1向二原告出具20万元借条一份，吴继柱在借条上签字担保，高枫在借条下方签字，署期2015.10.15。原告诉称系更换2012年10月15日借条，高枫未提出异议。被告辩称担保人签字系其所写，但不知具体情况。2015年2月10日。国泰汽车（甲方）、二原告(乙方)签订厂房买卖合同一份，约定将国泰汽车所有的宿迁市宿城区双庄国际汽车城比亚迪汽车销售服务店厂房总建筑面积1403平方米，配套场地350平方米，以2806000元价格卖给二原告；购房款分2次付清，签约日以国泰汽车所欠债务200万元冲抵购房款，剩余款项806000元以房屋交付之日为限支付给国泰汽车；房屋交付日期为合同签订之日起12个月内交付。刘某1在合同甲方处签字（上加盖国泰汽车印章）、二原告在合同上签字。后原告占有该厂房并将房屋租给他人使用。原告主张国泰汽车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合法占有使用厂房。高枫辩称原告合同诈骗，已报案处理，不便多说。另查明：刘孝喜与刘某1之间自2011年3月16日起至2015年6月11日多次互相转账，刘某1记账流水载明借款金额合计5120000元（部分金额与刘孝喜实际转账金额不一致），刘某1转账还款金额合计4408000元（其中大额还款“20万至120万元之间不等金额”合计280万元、小额还款“8000元至56000元不等金额”合计1608000元），原告诉称小额还款系偿还利息。高枫辩称涉案200万元借款已经还清，本息已偿还500万元，另因国泰汽车、刘某1、高枫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被判刑，法院认定其他借款人的还款金额，都是认定为本金，案发时，原告故意不去公安机关申报登记，刑事判决后提起民事诉讼。经查，刑事判决书针对每笔借款事实确实载明“借款**元，支付**元，尚欠**元”并判决“责令国泰汽车将非法吸收存款未退还的部分，返还相应集资参与人”，判决中未提及利息支付情况。以上证据有当事人陈述、借条复印件、借条、银行流水、转账记录、刘某1书面记账流水、厂房买卖合同、（2017）苏1302刑初27号刑事判决书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国泰汽车、刘某1、高枫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本院判刑，判决书认定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期间为2009年至2015年，而本案借款发生于2011年、2012年，且有月息2分约定，国泰汽车、刘某1、高枫关于本案借款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吴继柱承担民事责任，本院应予受理。关于本案借款事实。2011年4月1日60万元借款，原告诉称转账支付464000元，另有36000元为现金交付，高枫辩称仅收到564000元，预扣利息36000元。2012年2月11日120万元借款，原告诉称转账1154000元，现金付46000元，高枫辩称仅收到1105400元，预扣利息94600元。本院认为，上述借款，原告提供的转账金额与借条上金额不一致，结合刘某1原始记账流水（存放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刑事案件卷宗中）中“借刘孝喜60万元，-36000元”，另2012年10月15日20万元借条预扣利息8000元事实，上述两笔借款存在预扣利息36000元、46000元的可能性。另刘孝喜与刘某1之间自2011年3月16日起至2015年6月11日多次互相转账，刘某1记账流水载明借款金额合计5120000元（部分金额与刘孝喜实际转账金额不一致），刘某1记账流水及转账还款金额合计4408000元（其中大额还款“20万至120万元之间不等金额”合计280万元、小额还款“8000元至56000元不等金额”合计1608000元）。对此，原告诉称小额还款系偿还利息；被告辩称不清楚借款情况；高枫辩称涉案200万元借款已经还清，本息已偿还500万元，另因国泰汽车、刘某1、高枫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被判刑，法院认定其他借款人的还款金额，都是认定为本金，案发时，原告故意不去公安机关申报登记，刑事判决后提起民事诉讼。本院认为，刑事判决书针对每笔借款事实确实载明“借款**元，支付**元，尚欠**元”并判决“责令国泰汽车将非法吸收存款未退还的部分，返还相应集资参与人”，判决中未提及利息支付情况。从现有证据看，与刘某1流水账本能够对应的大额转账应认定为交付借款本金及偿还借款本金，与刘某1流水账本能够对应的小额转账应认定为偿还利息。从借款情况看，刘某1流水账本上记载的金额与转账金额不一致，原告存在预收利息可能性。关于催讨借款。高枫诉称原告为催讨借款，带黑社会去国泰汽车公司，虽没有打砸等过激行为，但提出“不给钱就闹事”，“如果不给钱就关门堵门”，之后我们按照原告指定的时间、数额转钱给二原告，二原告就没有带人再去闹事。对此原告诉称“事实上是原告2当时打电话给我说没有等到刘某1，我安慰原告2，同时打电话给侄女，侄女让其丈夫（开出租车的）去看望原告2并问原因，得知情况后发火了，后吴继柱就打电话给我，称原2在那哭，说有其在不会少我钱的，当时在场的只有原告2及其侄女、侄女婿，只有其侄女婿因为气愤说了几句过头话，我当时并未参与”。综上，本院认为，原告方在催讨借款时存在带他人催讨，并存在语言暴力情形。关于以房抵债的厂房买卖合同，高枫诉称原告涉嫌合同诈骗、非法侵占厂房，并已报案处理，因涉及侦查秘密未予详说。原告诉称“合同诈骗不属实，我方有录音，合同上也有刘某1签字，且吴继柱在原告代理人笔录中也有陈述，第三人如果有异议，可以申请鉴定笔迹；我是在签订过厂房买卖合同后合法占有的，且在期间的几年，第三人及其二子都没有找过我主张过非法占有”。本院认为，从现有证据来看，能够证明双方签订厂房买卖合同后，刘孝喜实际占有使用房屋，出售方未提出异议，直至国泰公司破产，破产管理人要求收回厂房，原告主张承担还款责任。但该厂房买卖与本案借款存在因果关系，如确如高枫所说借款已还清，则以房抵债买卖合同存在诈骗、非法侵占可能性。关于吴继柱的保证责任。原告诉称吴继柱在2011、2012年三份借条（复印件，原件更换借条时刘某1已取回）上签字担保，但其提供的60万元借条复印件上有“吴继柱”字样，但未标明“保证人”；20万元借条复印件并无“吴继柱”字样、120万元借条复印件有“担保人吴继柱，2012.2.28“字样。吴继柱代理人在庭审中认可复印件上“吴继柱”系吴继柱所写，但吴继柱在庭审后提供书面意见辩称“不清楚三份借条复印件真实性，借款我不清楚，后来找我在借条上签字”。原告诉称刘某1收回上述3份借条，重新出具借条，吴继柱在借条上签字担保。吴继柱认可签字担保的真实性，但辩称“不知借款情况，只是让在借条上签字”。原告提供律师调查笔录，吴继柱在笔录中陈述“国泰汽车法定代表人刘某1是我小姨，是我母亲最小的妹妹，我介绍刘孝喜、梁爱玲借款给刘某1的，他们直接所有的借款是由我担保的”、“我和刘某2是同行，关系不错，我就介绍刘某2把闲余资金借给我小姨，用于国泰汽车经营使用的，后经结算还有200万元本金未还，当时刘某2和刘某1之间的借款，是我担保的，所以我一直想办法帮助处理这笔债务”、“当时由于刘某1没有钱偿还，经过刘某2和刘某1商量，就把厂房抵给刘某2，经过估价，按照2806000元冲抵债务，刘某2还欠刘某180多万元，厂房买卖合同“刘某1”三字系刘某1所写，并且按了手印，国泰汽车印章是刘某1委托我加盖的”“签合同时间应该是落款时间，具体记不清，我记得当时是很冷的”、“签合同后，刘某1就说让刘某2自己用还是就让刘某2自己处理，当时刘某1就把房子交给刘某2了，刘某2还搬进去住几天”。刘孝喜提供与吴继柱与2020年5月12日录音，内容如下：吴：当时弄那房子手续其实是齐全的，你拿给律师看过了。刘：关键……清算组这边……吴：当时费多少劲给房子写的手续。刘：对。写手续。吴：当时我以为弄那个手续就全了，以后没有这事了。刘：这事关键是高枫在清算组说不是他真实意思。刘：小吴你说我是一直找你要钱的，我说小吴你一直是配合我们的。吴：后来钱没要到，我费那么大心思给这房子给留住了，我以为这房子板上钉钉就是人的了。没想到破产这一节。刘：我一直找你要钱，不行就抵房子，我也没断找你要钱，对不对。房子我也占用了，保管好好的。吴继柱对上述调查笔录辩称吴良辉和刘孝喜2人逼的，不签字刘孝喜就叫梁爱玲去我店里闹，厂房买卖合同复印件是假的，我一直不清楚；对2020年5月12日录音资料辩称录音资料是假的，录音讲话也是逼的。综上，从现有证据材料看，吴继柱对刘孝喜与国泰汽车、刘某1之间借款知情，且系其介绍，其在重新出具的借条上签字担保，借款后，原告一直向其催要借款，应承担保证责任。但如吴继柱所说属实，调查笔录、通话录音都是假的，被逼的，原告存在明知已过保证期间或在不知重新出具的借条是新债还旧债，保证人不需要承担责任情况下，虚假陈述、伪造证据，以便让法院作出让保证人承担责任的错误判决，进而非法占有保证人财物，涉嫌诈骗犯罪。本院认为，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吴继柱诉称原告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高枫诉称原告行为涉嫌犯罪，其于2020年两会期间至北京上访，举报刘孝喜涉嫌违法犯罪行为，现要求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结合本案借款原告在出借款项时存在预扣利息可能性、在催讨借款时带人采取语言暴力、签订以房抵债厂房买卖合同实际占有厂房、在国泰汽车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期间，不主动申报登记，在与吴继柱谈话、录音后对吴继柱提起诉讼。如高枫、吴继柱所说属实，则原告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本案应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待公安机关对原告的行为作出是否涉嫌犯罪的定性后，再予处理。另国泰汽车、刘某1、高枫关于本案借款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亦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刘孝喜、梁爱玲的起诉。案件受理费22800元，退还给原告刘孝喜、梁爱玲。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 荣人民陪审员  孙木森人民陪审员  李 莉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刘宣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