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7民终42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滕州市三健恒康消毒有限公司,住所地：滕州市姜屯镇沙西村东首。 法定代表人：刁广宝，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延鑫，山东祺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好客来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开发区先农坛路与泉城路交汇处伯乐大街东段（富达东方城）**－2A－2商铺。 法定代表人：董伟，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允振，山东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顺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涛，男，1974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高青县。 上诉人滕州市三健恒康消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健恒康公司）、山东好客来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客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成武县人民法院（2020）鲁1723民初10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上诉人三健恒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刁广宝、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延鑫，上诉人好客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允振、姚顺庆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刘涛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三健恒康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好客来公司、刘涛返还货款893630元、支付工资128000元、支付返利325727.22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好客来公司、刘涛负担。事实理由：一、一审认定货款的观点错误。具体理由是：1.好客来公司、刘涛返还的货款应当为893630元，一审认定为414210元错误；2.两年内徐可凤直接向刘涛转款2776950元，好客来公司、刘涛也认可计入账户内费用659880元，合计3436830元是好客来公司应该发货的总金额，当庭双方均认可发货金额2543200元，故截止目前尚有893630元的货物没有收到，因此该款项应当视为返还货款；3.一审机械理解把工人工资予以扣除，没有考虑该费用是好客来公司、刘涛应当支付给三健恒康公司，在没有按期支付情况下由三健恒康公司已经垫付给工人，好客来公司、刘涛已经计入当事人的单独账户，是作为货款计算交付货物的款项；4.一审从659880元扣减12个月12000元和12个月16000元，违背客观事实，无论实际已经支付的工人工资还是未支付的工人工资都是应当计入账户进行发货，或者好客来公司、刘涛应当支付金钱给三健恒康公司，作为货款返还才正确；二、付款记录因双方数额不一致，包括时间金额等存在差异，微信转账虽然不符合合同约定支付方式，但微信转账43000元由刘涛收取，故应当视为收取到的货款；三、一审认定返利部分是以直接货款计算1213950元的8%和1520000元的10%，扣减已经返利到位82000元即165774元，没有把已经计入当事人账户的货款等作为三健恒康公司的业绩，这明显违背商业理念，支付返利目的是促进扩大市场，除了三健恒康公司支付的货款，还有好客来公司、刘涛应付费用，都是性质相同、价值一致，都是能变成货物的款项，所以应当作为返利计算依据。综上，一审认定存在事实错误，请求二审予以纠正，依法作出裁判。 上诉人好客来公司上诉请求并辩称：1.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三健恒康公司、刘涛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一、一审法院认定好客来公司欠三健恒康公司货款共计414210.00元、应支付返利款150658.00元，系事实认定错误。(一)好客来公司仅欠三健恒康公司货款53260.00元、促销品押金5000.00元，共计58260.00元。本案中，好客来公司从公司财务处对双方账务往来经核实，自2017年11月25日起至2019年11月25日止，即在两份涉案《销售合同》有效期内，好客来公司共计收到三健恒康公司支付的现金回款金额1941580.00元(好客来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第三组证据可以证实)，刘涛给三健恒康公司入账的各项费用金额为654880.00元(好客来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第四组证据可以证实)，两项合计2596460.00元；根据双方对“入账的各项费用，由好客来公司为三健恒康公司发货处理”之约定，好客来公司向三健恒康公司实际发货金额共计2543200.00元，由此可知，截止三健恒康公司提起一审诉讼之日止，好客来公司仅欠三健恒康公司货款金额为53260.00元(1941580.00+654880.00-2543200.00)，加上其在合同期内向好客来公司交纳的5000.00元促销品押金，共计58260.00元。如果认为仅仅根据好客来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双方的账务往来情况，那么，在一审中好客来公司提交的第二组证据《对账函》一份，该《对账函》系经过双方对账确认后形成的，其内容明确记载，截止2019年6月30日止好客来公司尚欠三健恒康公司76489.00元。该76489.00元具体计算方式如下：自2017年11月25日起至对账截止日期即2019年6月30日止，被告共计收到原告回款金额1711580元(一审中好客来公司提交的第三组证据回款明细表中记载的自2017年11月25日--2019年6月30日期间的回款合计1725000.00元，扣除三健恒康公司窜货而被罚款的金额13420.00元，合计1711580.00元)，好客来公司为三健恒康公司入账的各项费用金额为603109.00元(一审中好客来公司提交的第四组证据费用入账明细表中记载的自2017年11月25日--2019年6月30日期间的各项费用合计603109.00元)，好客来公司为三健恒康公司发货金额为2243200.00元(一审中好客来公司提交的第五组证据发货统计明细表中记载的自2017年11月25日--2019年6月30日期间的发货价款合计2243350.000元，扣除破损的货款价值150.00元，合计2243200.00元)，可得欠款数额为71489.00元(1711580.00+603109.00-2243200.00)。加上其合同期内向好客来公司交纳的5000.00元促销品押金，共计76489.00元；2019年6月30日之后，好客来公司共计收到三健恒康公司现金回款金额为230000.00元(一审中好客来公司提交的第三组证据回款明细表中记载的自2019年7月1日--2019年11月25日期间的回款合计230000.00.00元)，好客来公司给三健恒康公司入账的各项费用金额为51771.00元(一审好客来公司提交的第四组证据费用入账明细中记载的自2019年7月1日--2020年1月21日期间的各项费用合计51771.00元)，好客来公司向三健恒康公司发货金额为300000.00元(一审中好客来公司提交的第五组证据发货统计明细表中记载的自2019年7月1日--2019年11月25日期间的发货价款合计300000.00元)，截止三健恒康公司提起一审诉讼之日，好客来公司仅欠三健恒康公司货款金额58260.00元(76489.00+230000.00+51771.00-300000.00)。综合以上所述，可知，无论是依据好客来公司单方的财务查账情况，还是根据双方对账确认的数额，最终计算可得好客来公司仅欠三健恒康公司货款53260.00元、促销品押金5000.00元，共计58260.00元。但是在本案中，一审法院在未查清事实的情况下，认定”好客来公司提交的涉案《对账函》对查清案件基本事实无实质影响，对该证据的效力不予认定”，该认定系错误的。首先，从《对账函》对查清案件事实的影响力方面来分析，《对账函》中双方确认的数额，对最终认定好客来公司欠三健恒康公司货款数额至关重要，前面已经做了详细的论述；其次，从涉案《对账函》形成过程来看：好客来公司方面，好客来公司与所有客户之间的《对账函》的形成均是由好客来公司财务通过核实与客户之间的账目，其中包含入账的回款数额、入账的各项费用数额以及为客户发货情况，经过详细计算并制作书面《对账函》，然后交由业务员与客户核对，客户核对无误后，由客户盖章签字确认。本案中，好客来公司与三健恒康公司之间编码为HK-19-0050号《对账函》亦是如此形成的。再次，从《对账函》的真伪方面来看，本案庭审中，三健恒康公司对《对账函》中的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和公司盖章既不认可，同时在没有提供证据证实真伪的情况下也不申请鉴定。为查清事实，好客来公司提出鉴定申请，一审法院以“涉案《对账函》对案件基本事实无实质影响”为由，未予准许。好客来公司认为该对账函能够充分证实好客来公司与三健恒康公司之间真实的经济往来情况，在三健恒康公司否认且不能提供相关证据推翻《对账函》证明作用的情况下，应由其承担不利后果，即便不如此认定，从查清案件基本事实、作出公平合理判决的角度出发，也应许可好客来公司提出鉴定申请。最后，从合同法中针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来看，好客来公司认为涉案《对账函》系好客来公司与三健恒康公司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双方当事人应全面诚实履行，但三健恒康公司却否定《对账函》的存在。另，在一审时好客来公司提交的第四组证据费用入账明细表中记载的一笔三健恒康公司为好客来公司出具的收到合同任务返利款70000.00元的收到条，庭审过程中，三健恒康公司对该笔返利款数额已经认可。该笔返利款系根据第一份涉案《销售合同》中好客来公司入账的回款额875000.00元计算所得出的(875000.00×8%)。三健恒康公司既然认可了返利款70000.00元，也相当于认可了第一份销售合同期内的回款额875000元。计算《对账函》中欠款数额所依据的基础数据就包含第一份《销售合同》中的回款额875000.00元。由此综合来看，三健恒康公司在诉前、诉中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充分反应了其行为严重违背了我国合同法中所要求的商品交易活动中所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总的来说，涉案《对账函》对查清案件事实至关重要。(二)好客来公司与三健恒康公司之间的返利款项已经结清。1.三健恒康公司主张的第一份《销售合同》的中返利已经处理。一审庭审中，根据好客来公司提交的第四组证据费用入账明细表记载，好客来公司为三健恒康公司入账的各项费用总额为654880.00元，三健恒康公司在质证时已经认可。该654880.00元费用中就包含第一份《销售合同》中的返利款70000.00元(2018年12月25日三健恒康公司为好客来公司出具收到条，内容为”合同任务返利柒万元整”，其法定代表人刁广宝签字确认并加盖了公司公章)。该返利系根据第一份销售期内的回款数额875000.00(875000×8%)计算所得。由此该70000.00元返利已经发货处理，不应再重复主张。2.三健恒康公司未完成第二份《销售合同》约定的销售任务，不应支持返利。双方签订的第二份《销售合同》，合同期限自2018年11月26日起至2019年11月25日止，该期间内好客来公司共计收到三健恒康公司支付的货款金额1066580.00元(其中现金回款1080000.00元。因三健恒康公司窜货扣款13420.00元)，未完成《销售合同》约定的150万元的销售任务。因此，三健恒康公司不能依据《销售合同》第十六条第2款“乙方完成全年合同规定任务后，甲方给予乙方10%的返利支持”之约定，来要求好客来公司支付返利。由此，一审法院认定好客来公司支付三健恒康公司返利款150658.00元，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根据。二、一审法院认定刘涛接收三健恒康公司所转款项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是错误的。首先从法律规定方面来看：根据我国《民法总则》第170条“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之规定，可知，所谓职务行为是有权代理行为，系执行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本案中，刘涛作为好客来公司的一名普通业务人员，只有对外联系业务，对内请示汇报之责，未经授权并无独立代表公司行使决定之权。若认可公司的任一工作人员均可口头代表公司对外行使职权，既与公司法规定的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公司制度设计相悖，亦与常理不合，会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和道德风险的发生。本案中，涉案的两份《销售合同》均明确约定“客户需将货款以现金转账的方式汇入好客来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不得以现金的形式交由好客来公司方人员带回，特殊情况由双方议定，否则，客户的损失与好客来公司无关”。由此可知，双方是明确约定禁止公司业务员接收客户的货款的。三健恒康公司作为一个经营者，在刘涛没有提交任何有权代理接收货款证明的情况下就错误地认为刘涛有权代理好客来公司，没有尽到审慎注意义务、自身存在过错。其次从本案的事实方面来讲：1.打款、发货的过程：销售合同签订后，客户联系业务员，业务员联系好客来公司的财务，由财务提供好客来公司指定的账户给业务员(该账户不是业务员的账户)，再由业务员提供给客户，由客户将货款打到该账户；客户打款后，通知业务员已经打款并要求发货，业务员告知公司财务打款客户的信息和数额，公司财务核实后入账，后报公司组织发货。2.好客来公司方面：基于与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中的约定，好客来公司的财务严格按照规定和约定为客户指定账户，由指定账户接收货款，至于由谁的账户将货款转入财务提供的账户内，财务以及公司是不予调查核实的，因为《销售合同》中明确约定“客户违反汇款约定所造成的损失，好客来公司不负任何责任”。正是基于此，好客来公司财务的职责就是接收货款、根据业务员提供的客户信息入账并通知公司发货。至于客户与业务员之间的经济往来或者委托行为，好客来公司是不干预的，也与好客来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故，一审法院不能主观地将“好客来公司没有对三健恒康公司、刘涛之间的委托行为提出异议”就视为好客来公司认可了货款支付方式的改变。3.三健恒康公司方面：首先抛开徐可凤或三健恒康公司他们与刘涛之间是否存在经济往来或其他经济纠纷。假定案外人徐可凤代表三健恒康公司向刘涛转款，但在两份《销售合同》中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且徐可凤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当业务员刘涛将自己的账户提供给三健恒康公司时，其对账户应提出疑问，并向好客来公司核实----好客来公司指定的账户是否是户名为刘涛的账户?而不是在双方没有另行议定的情况下，直接将款项打入业务员个人账户。三健恒康公司明知根据合同约定需将货款打入公司指定账户的情况下，却自行将货款转入刘涛个人账户，这不得不让人合理怀疑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即使不存在这种情况，这也是他们之间的个人行为，与好客来公司无关。综合以上各个方面来看，将刘涛接收三健恒康所转款项的行为认定为履行职务行为是错误的，三健恒康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应该为自身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过错买单，而不是让好客来公司承担责任。否则，这于法于理都是不公平的。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据此，好客来公司特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 三健恒康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不清，或认定事实错误，但是并非好客来公司陈述的情形，好客来公司收到的现金回款金额明显少于三健恒康公司支付的款项，问题无论是否是刘涛的原因，都应当归责于好客来公司，故好客来公司所述收到现金回款金额1941580.00元不能成立；二、好客来公司提供2019年7月1日的对账函不具有实际意义，在合同履行期间并非合适节点，也并非是真实的对账行为，三健恒康公司根本不知道对账的存在，显示的金额是单方计算数据，如果真的对账也应当附有签字盖章对账所依据的材料；三、好客来公司在陈述中的计算数据均是单方意思，问题出在收到的三健恒康公司货款明显存在差别，那么得出的所谓对账数据肯定是错误的，并非双方真实的经济往来情况；四、好客来公司认为存在70000元返利款，因此得出认定回款额为875000元与三健恒康公司转出的1256950元相差381950元，况且没有单独的70000元返利凭证，也不能说明是2017年11月25日至2018年11月25日期间的全额返利；五、好客来公司认为返利款已经结清不能成立，第一年度返利数额对错与否都没有现金返还，也没有足额发货，第二年度实际支付货款1520000元，而好客来公司认可收到1080000元，差距数额为440000元，可想好客来公司恶意克扣返利的目的性多么严重；六、刘涛收款的行为系履行职务的行为，刘涛是合同订立时的代表人，也是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滕州区经理，对合同的履行包括但不限于收取货款，是典型的有权代理，三健恒康公司足以相信刘涛的权力；七、三健恒康公司依照好客来公司所述的业务流程十涉法：1、签订合同；2、客户联系业务人员（刘涛）；3、业务人员（刘涛）联系好客来公司财务；4、财务提供指定账户给业务员（刘涛）；5、业务员（刘涛）提供账户给客户；6、客户打款到账户；7、客户打款后通知业务员发货；8、业务员告知财务报公司发货；8、业务员告知财务客户打款信息和数额；9、财务核实后入账；10、财务报公司发货。可以足以相信刘涛收取货款款项都会正常到公司，但是现在发现刘涛收到三健恒康公司2776950元，好客来公司入账金额1941580元，短款835370元的问题就十步法里面，是刘涛没给公司还是公司没有如实入账，不得而知。八、好客来公司提供了格式合同，合同虽然约定“将货款汇入指定银行账户”但是依据好客来公司提供的证据三收款入账记录，可以看出结算方式为“现金”，2019年1月18日20万“承兑”，其余备注为“农信”，如果法庭查询刘涛的银行流水可以看出，好客来公司收取货款的真实情况，好客来公司已经认可刘涛个人收款，故三健恒康公司对刘涛收取货款的权力及方式从来没有怀疑过，也不会产生怀疑，因为刘涛是合同的订立者及合同履行的管理者。综上，三健恒康公司认为好客来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被上诉人刘涛未作答辩。 三健恒康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好客来公司返还三健恒康公司货款893630元；2、判令好客来公司支付三健恒康公司2019年4月11日至11月期间业务团队工资128000元；3、判令好客来公司向三健恒康公司支付返利325727.22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好客来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三健恒康公司与好客来公司签订了两份销售合同，期间分别为：2017年11月25日至2018年11月24日、2018年11月26日至2019年11月25日。第一份合同约定：1、好客来公司授权三健恒康公司经销好客来公司白酒产品只限于在滕州域内销售，特殊情况需经好客来公司同意。2、货款支付方式为现金转账，三健恒康公司需将货款汇入好客来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不得将货款以现金形式交由好客来公司方人员带回公司，特殊情况由双方议定，三健恒康公司违反上述规定所造成的损失，好客来公司不负任何责任；如好客来公司更改账号，以好客来公司财务部签章后的书面通知为准。3、提货方式，款到发货。三健恒康公司在经销期内必须完成任务75万元人民币（按实际回款额计算）。4、为配合三健恒康公司市场运作，好客来公司给予三健恒康公司业务团队提供6名人员工资每人每月2000元，时间为12个月；三健恒康公司完成全年合同规定任务后，好客来公司给予三健恒康公司8%的返利支持。第二份合同约定：1、好客来公司授权三健恒康公司经销好客来公司白酒产品只限于在滕州及留庄、欢城、付村区域内销售，特殊情况需经好客来公司同意。2、货款支付方式为现金转账，三健恒康公司需将货款汇入好客来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不得将货款以现金形式交由好客来公司方人员带回公司，特殊情况由双方议定，三健恒康公司违反上述规定所造成的损失，好客来公司不负任何责任；如好客来公司更改账号，以好客来公司财务部签章后的书面通知为准。3、提货方式，款到发货。三健恒康公司在经销期内必须完成任务150万元人民币（按实际回款额计算）。4、三健恒康公司每月回款不低于5万元，三健恒康公司在完成每月任务后，好客来公司给予承担三健恒康公司8名人员工资每人每月2000元，时间为12个月；三健恒康公司完成全年合同规定任务后，好客来公司给予三健恒康公司10%的返利支持。上述两份合同好客来公司均委托其业务员刘涛作为代表人与三健恒康公司签订，并且后续的所有具体合作均是刘涛代表好客来公司与三健恒康公司进行的。合同签订后，好客来公司未按照约定向三健恒康公司提供支付货款账户，三健恒康公司支付货款的账户系好客来公司代表人刘涛向三健恒康公司提供的刘涛个人账户，三健恒康公司工作人员徐可凤通过其个人账户向刘涛提供的个人账户转账，刘涛再向好客来公司转账。在第一份合同约定的期间内（2017年11月25日至2018年11月24日），徐可凤共计向刘涛提供的账户转款1213950元。在第二份合同约定的期间内（2018年11月26日至2019年11月25日），徐可凤共计向刘涛提供的账户转款1520000元。三健恒康公司在合同约定的两年期间共收到好客来公司价值2543200元的货物。在第二份合同期间三健恒康公司因窜货被扣款13420元。好客来公司共计向三健恒康公司返利82000元。三健恒康公司、好客来公司均认可，截止起诉之日，好客来公司尚欠三健恒康公司工人工资128000元。另查明，好客来公司与三健恒康公司合作期间共计为三健恒康公司入账各项费用金额654880元，该费用包括合同销售返利、人员工资、奖卡、促销品、招待费、广告费、租赁费等三健恒康公司在市场运作过程中产生的相关费用，由三健恒康公司先行垫付，好客来公司为其发货处理。 一审法院认为，三健恒康公司与好客来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三健恒康公司与好客来公司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义务。关于三健恒康公司支付好客来公司货款的具体数额，一审法院认为应以三健恒康公司工作人员徐可凤向好客来公司代理人刘涛指定的账户转款数额为准，即2017年11月25日至2018年11月24日为1213950元，2018年11月26日至2019年1520000元。好客来公司辩称三健恒康公司未按合同约定的账户向好客来公司支付货款，除好客来公司认可的货款之外，三健恒康公司工作人员向好客来公司工作人员刘涛转的其他款项，是刘涛的个人行为，不应作为三健恒康公司向好客来公司支付的货款。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三健恒康公司应向好客来公司约定的账户支付货款，但好客来公司一直未向三健恒康公司指定好客来公司的银行账户，且两份合同均是刘涛代表好客来公司与三健恒康公司签订并在合同中以代表人的身份签字，合同履行事宜也是刘涛与三健恒康公司交涉，好客来公司其他人员均未参与合同的签订与履行，履行期间，三健恒康公司均是按照刘涛指定的银行账户转货款，刘涛再向好客来公司转款，好客来公司在此期间从未向三健恒康公司提出异议，应视为好客来公司对该货款支付方式是认可的。刘涛系好客来公司工作人员，在整个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均以好客来公司代表人的身份从事工作，其行为代表公司，系履行职务，其履行职务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好客来公司承担。故好客来公司的这一辩称理由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故好客来公司应返还三健恒康公司货款的具体数额为三健恒康公司支付货款总和减去好客来公司已为三健恒康公司发货的价值数额及三健恒康公司因窜货被扣款13420元，即：1213950＋1520000－13420－2543200＝177330元。关于三健恒康公司要求的返利的具体数额，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约定，三健恒康公司两年均完成了合同约定的回款任务，好客来公司应按实际回款额返利，第一年的返利数额为：1213950×8%＝97116元，第二年的返利数额为：（1520000－13420）×10%＝150658元。因此，好客来公司两年共计应支付三健恒康公司返利金额为：97116＋150658－82000＝165774元。三健恒康公司诉称实际回款数额应包括好客来公司承诺三健恒康公司的各项福利费用。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对销售方来说，按照合同的目的，购买方的“实际回款数额”按通常理解应为三健恒康公司实际销售即购买好客来公司白酒、向好客来公司实际支付的货款数额，三健恒康公司把好客来公司给予三健恒康公司的销售返利、人员工资、奖卡、促销品、招待费、广告费、租赁费等奖励措施折合的款项计算为回款，与常理相悖。故对三健恒康公司的这一主张依法不予支持。关于三健恒康公司主张的659880元，三健恒康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系哪些费用，好客来公司陈述该款项系好客来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给予三健恒康公司的各项奖励措施，包括销售返利、人员工资、奖卡、促销品、招待费、广告费、租赁费等，由三健恒康公司先行垫付，好客来公司为其发货处理。三健恒康公司对好客来公司这一主张未予否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三健恒康公司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对好客来公司的陈述未予否认，故应以好客来公司陈述的为准。该款项扣除人员工资、销售返利剩余数额为：659880－16000×12－12000×12－82000＝236880元。该款项好客来公司应为三健恒康公司发货而未发货，应作为货款予以返还。三健恒康公司要求刘涛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刘涛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刘涛以好客来公司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该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其在履行职务过程中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好客来公司承担。三健恒康公司要求刘涛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刘涛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三健恒康公司的主张和诉讼请求放弃抗辩的权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法律之规定，判决：一、限好客来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返还三健恒康公司货款共计414210元、支付工人工资128000元、支付返利款150658元；二、驳回三健恒康公司对好客来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三健恒康公司对刘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926元，由好客来公司负担8400元，三健恒康公司负担8526元。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三健恒康公司向好客来公司支付货款的总额问题，虽然三健恒康公司与好客来公司订立的销售合同上约定了三健恒康公司应向好客来公司指定的账户转入货款，但好客来公司未向三健恒康公司提供该公司的账户，部分款项是徐可凤通过微信支付给刘涛，因支付方式不符合双方约定，且好客来公司不予认可，本院不予认定之外，其他货款均是通过三健恒康公司的工作人员徐可凤向好客来公司的工作人员刘涛汇款，2017年11月25日至2018年11月24日为1213950元，2018年11月26日至2019年1520000元，对于以上两笔数额，应当予以认定。好客来公司称三健恒康公司未向好客来公司指定的账户汇款，对于刘涛收取的部分款项不予认可的理由不能成立。对于三健恒康公司主张的659980元，好客来公司应作为发货处理。好客来公司对该笔数额予以认可，称该笔款项已经作为发货处理，不应重复主张。根据好客来公司的陈述，659980元包括销售返利、人员工资、奖卡、促销品、招待费、广告费、租赁费等，三健恒康公司未提出异议，该笔款项由三健恒康公司先行垫付，好客来公司为其发货处理。根据合同约定的内容来看，应将人员工资和销售返利从该笔款项中扣除，其余作为好客来公司应发货而未发货，应作为货款予以返还，一审对此款项的认定并无不当。关于双方的对账函的效力问题，好客来公司称该对账函应作为双方结算的主要依据，三健恒康公司对对账函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本院认为，在双方签订书面合同，且往来账目清晰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按照双方的往来账目进行计算好客来公司发货数额、工人工资及返利数额并无不当，好客来公司要求对对账函进行鉴定，对查明案件事实没有必要，因此，一审法院对其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并无不当。 对于三健恒康公司要求好客来公司的返利数额问题。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根据合同约定的比例计算出两年的返利数额，因双方对第一年的返利已确认处理，对第二年的返利150658元，应当予以认定，一审法院对返利部分的认定事实清楚，双方上诉人上诉所称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滕州市三健恒康消毒有限公司、山东好客来商贸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210元，由上诉人滕州市三健恒康消毒有限公司负担10344元，上诉人山东好客来商贸有限公司负担886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淑梅 审 判 员 王媛媛 审 判 员 姜 健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张小彤 书 记 员 刘蕾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