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1434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文涛，男，1981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即墨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延雪，女，1982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即墨区。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军，山东文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锦衣秀川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即墨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xx04。 法定代表人：冯作香，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晶，女，汉族，1976年12月5日出生，住山东省即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铭铭，山东一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文涛、刘延雪因与被上诉人青岛锦衣秀川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衣秀川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2020）鲁0282民初110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张文涛、刘延雪向本院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项内容，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举证责任分配不当，显失公平。（一）合同解除时间认定错误。张文涛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实际是在8月20日，且张文涛签字时，合同只有数量和单价，其余均是空白，其他手写内容（交货期等）均是被上诉人自行添加。张文涛签字之后，只将部分裁片拉回，没有其他辅料。签合同与提货是在同一天，均是2019年8月20日。张文涛将货拉回后，即电话通知被上诉人单位厂长（臧相贞），通知其将之前扣的加工费结算给上诉人，并明确告知解除合同，不再合作，让其将货取回。被上诉人同意解除合同，但在取货的问题上，双方发生争议，后经中间人协调，同意自己取回货物。但8月22日，被上诉人反悔，杨**晶短信通知上诉人继续履行合同，并告知8月29日要加工完成，否则追究上诉人的法律责任。 关于上述事实，上诉人张文涛在一审中提供了三份证据证明。1）2019年8月21日与被上诉人单位跟单员于玲的微信聊天记录，“都说好了下午带钱提走，等一下午也没来，太没信誉了”，8月26日“你和黄部长还有藏厂长来那天下午都说了过来拉，俺等到晚上七点也没来”。2）张文涛与杨**晶的短信聊天记录，明确告知：不同意继续加工，且物料不全，无法加工。“不是确认生产进度，是协调拉回去外放，已经商量好的事情不用再说别的。你自己的原因已经耽搁两天了，你所有东西不齐我也不能给你做。”3）证人证言，证人张某出庭证明双方在2019年8月20日，签订合同当日即协议解除合同，并通过中间人协调被上诉人返还上次合作的扣款，将裁片取回的事实。关于证人证言，一审法院遗漏了该份证据，未做任何说明。（二）一审法院认定张文涛违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刘延雪与张文涛系夫妻，共同经营加工业务，承担共同赔偿责任。该事实认定错误，显失公平公正。1.上诉人并没有违约，不能如期交货的责任不在上诉人。合同第一条：“乙方按甲方提供的服装式样书所列要求制作”这一条款明确了甲方（被上诉人）的义务—提供服装式样书及制作要求，但被上诉人一直未履行该项义务。同时，合同约定被上诉人提供物料，但签订合同当天只提供了190446款号的部分裁片，没有及时提供其他辅料。致使合同根本无法继续履行。同时根据《合同法》第259条之规定，定作人逾期不履行义务的，承揽人可以解除合同。在本案中，由于被上诉人逾期不履行义务，张文涛作为承揽人，有合同的解除权，且已通知被上诉人，不再合作，解除合同。在张文涛明确表示：“所有东西不齐，我不能给你做”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反悔，仍坚持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来看，其一直等到合同到期，又重新订购面料、辅料，被上诉人是有明显过错的。综合上诉人提交的聊天记录等证据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同意解除合同后又反悔，知道裁片裁错故意制造证据，设计上诉人违约。裁片一直在张文涛家中存放完好，是因为裁片裁错，无法继续使用，所以才重新采购。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与杨**晶的短信聊天记录中，张文涛明确告知“你自己的原因已经耽搁两天了，你所有东西不齐我也不能给你做。”而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该份证据不予认定，否认其告知过的事实，据此认定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责任在于上诉人，构成违约，系事实认定错误，显失公平公正。2.上诉人拉走的货物仅有裁片，不包括辅料、弹力螺纹、衬布。关于此项事实的认定，主要看被上诉人提交的《裁剪传票》和上诉人提交的与杨**晶的短信聊天记录。《裁剪传票》上的款号（有两款）与数量严重不符，且是“衣锦秀”的传票，“锦衣秀川服饰”及后面日期等字迹，明显是改动和后添加上的内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这些疑点法院未依法查明，且在判决书第四页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让上诉人提供对应的《加工合同》佐证，明显举证责任分配不当，显失公平。而在张文涛提供的与杨**晶的短信聊天记录中，杨**晶自认“……你接我司订单190446款拉链衫缝制加工，已经于8.20号把面辅料裁片都拉回去……”。3.被上诉人重新订购主面料、辅料等所产生的费用（96769.94元）与上诉人无关，是自己裁错裁片造成的。并不是因上诉人不予加工不予退还造成的损失。一审中，上诉人提供了刘延雪与跟单员于玲、臧相贞（厂长）的聊天记录，其中于玲在2019年8月26日的聊天中，两次提到“…你的版错了，正好也不要了”“说定回面料回来，要重裁，再说版也错了，正好重裁”。在与臧相贞的录音证据中，臧明确表示裁片是废料，裁错了的事实。于玲和臧相贞均是被上诉人的员工，且是本案合同的直接负责人，二人身份的真实性，被上诉人并无异议，但对证明事项不予认可。在上诉人提供初步证据完成证明事项后，被上诉人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不认可的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二人高度一致的证据，一审法院却因被上诉人的不认可，臧相贞不能出庭作证而否定其证明力，全部不予采纳。且认为裁片错误应该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出异议，这属于严重逻辑错误，举证责任分配不当。裁片是被上诉人提供，是否错误被上诉人第一时间知晓。但通过与于玲的聊天发现，被上诉人不但没有告知，反而让其员工封锁消息，不准与上诉人联系，其主观恶意明显。判决书第八页对上诉人提出的抗辩主张全部否认，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对裁片是否错误的事实未予查清，简单粗暴的根据被上诉人拼凑的订购面料、辅料所产生的费用来认定损失，明显不负责任。被上诉人在2019年12月10日第一次庭审中，并未提交其损失的证据，法庭要求其庭后十日内提交实际损失的证据，否则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但被上诉人一直未提交。时隔7个月再次庭审中，被上诉人提交了其8月29日以后的日常业务合同及相关单据，作为其损失的证明，且证据明显拼凑造假，数额也严重不符，不能自圆其说。本案双方产生争议的背景在于，签订合同当日被上诉人结算上次合作的费用时，以不符合标准为由扣除上诉人上次加工费3000余元。本就属于小本经营，利润微薄。根据本次合同计算：加工数量为1265件，每件20元，合同总额为25300元。若双方能够顺利履行合同，扣除人工成本等费用后，上诉人在本次合同中的净利润也只有20%左右（5000-6000元）。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损失96769.94元，且该损失并不是上诉人造成的，在被上诉人存在严重过错的情况下，法院如此判决，实在难以令人信服。4.刘延雪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合同关系，并不是本案合同当事人，诉讼主体不适格，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二、一审程序存在瑕疵：审理期限超出法定期限，审理期限达到10多个月，超出半年之久。综上，本案争议的关键问题在于双方是否已经协议解除合同，被上诉人提供的裁片是否裁错，其重新订购面料裁片的费用是否应由上诉人承担？肯请二审法院认真审查各方提供的证据，上诉人的证据不多，但证据链完整，每份证据环环相扣，能够相互印证。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锦衣秀川公司辩称，一、双方素有业务往来，2019年8月19日双方签订《加工合同》，约定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加工1265件男夹克衫，交货时间2019年8月29日。合同签订后，8月20日，上诉人到被上诉人处拉走全部加工主料和辅料，并在明细清单上签字确认。二、上诉人自称拉回主辅料后，即刻给被上诉人电话解除合同，并通知被上诉人必须将之前欠款结清，才能取回辅料。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目的不是履行合同，而是以拿到被上诉人的主辅料为要挟，胁迫被上诉人就范。即使存在被上诉人欠款的事实，上诉人应以合理合法方式协商解决或以法律途径解决。上诉人无权扣留被上诉人主辅料来作为解决问题的筹码。三、上诉人2019年8月20日自称，一拿到被上诉人主辅料后，即解除合同，附条件是必须结清上次款项，才让拉走辅料。上诉人明知被上诉人工期紧张，耽误时间会导致巨大损失，上诉人以乘人之危为要挟，强迫被上诉人就范，但上诉人没有举证证明上诉人曾同意拉回材料。上诉人与于玲的微信记录不能证明系其职务行为，上诉人与于玲是老乡，证言不能采信。2019年8月22日，被上诉人经理杨**晶短信给杨文涛，明确告知立即投入生产，不要提无理要求延误交期，否则后果严重。上诉人在收到该微信内容后才提出材料不齐。按约定，有数量问题应于24小时内提出，但上诉人却说要求被上诉人给钱，并联系其他加工点一起要钱。四、关于裁片问题，只是上诉人借口，不是事实。上诉人至今没有说明错在哪里。上诉人提交的于玲、臧相贞的聊天记录，系视听资料，于玲、臧相贞没有出庭接受质询，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上诉人也不能证明于玲、臧相贞系职务行为。即使裁片错误，上诉人应协调被上诉人调换，而不是扣押材料不放。实质上，上诉人所称的裁片错误、材料不齐只是借口。五、上诉人举证证明的损失远远高于约定的126500元违约金。现上诉人仍占有被上诉人原材料，没有交付服装，原审认定96769.94元损失，被上诉人本着息事宁人态度没有上诉。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锦衣秀川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解除双方于2019年8月19日签订的《加工合同》；2.判令张文涛、刘延雪向锦衣秀川公司支付经济损失126500元；3.本案诉讼费由锦衣秀川公司承担。 原审查明，1.张文涛与刘延雪系夫妻关系。2019年8月19日，锦衣秀川公司（甲方）与张文涛（乙方）签订《加工合同》约定：由乙方按照甲方提供的服装式样书所列要求制作男夹克衫，数量1265件，加工单价（含线价）20元，交货期2019年8月29日；质量要求：以甲方工艺单及甲方确认首件为标准制作大货；付款方式：产品出库30天货款到位后结算；乙方提货时，按接单数量认真清点主辅料，有数量问题24小时报知甲方，若出现数量不足，而乙方不告知甲方，甲方视默认正确，若日后乙方生产不足，甲方将按与客户签订合同上的出口贸易价格要求赔偿；乙方一旦接单签订加工合同，就必须保质保量将大货完成，不允许外发到别的工厂，如大货未完成或有外发情况，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乙方全部承担，承担价款为126500元，因此所发生的各项快艇费、空运费等各项损失费以货运代理公司开具的收费单据金额赔偿给甲方等等内容。 2.2019年8月20日，张文涛在锦衣秀川公司出具的出库单中签字签收涉案《加工合同》裁剪面料，并在锦衣秀川公司出具的标注为8月20日的《裁剪传票》中签字签收拉链、水洗标、主标、线、棉人字带、肩条等辅料。张文涛称其只拉走了裁剪面料，《裁剪传票》中的辅料并非涉案《加工合同》辅料，而是双方之前加工业务辅料，但未提供相对应的《加工合同》。此外，张文涛还辩称其从锦衣秀川公司处拉走面料裁片后因面料不全且没有样板，之前还欠付加工费3000元未付，所以并未进行加工，后双方协商交齐之前的加工费并将本次面料裁片拉走，但锦衣秀川公司一直未拉走，现面料裁片原样存放在张文涛处。庭审中，刘延雪提交与锦衣秀川公司工作人员于玲、臧相贞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张文涛、刘延雪与臧相贞的通话录音，拟证明张文涛拉走的面料裁片裁错了，锦衣秀川公司没有损失且明知裁片错误拒不告知张文涛。锦衣秀川公司对于于玲微信聊天内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于玲并不分管涉案业务，且其是听臧相贞说过版错了，就误认为涉案加工业务面料裁剪错误；对于臧相贞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通话录音真实性均不予认可。 3.根据刘延雪提交的与于玲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8月26日于玲在微信中称涉案裁片版错了，锦衣秀川公司重新订了面料，重新裁剪。 4.庭审中，锦衣秀川公司提交主料、弹力螺纹、辅料购销合同，衬布送货单，加工合同，包装、裁剪及加班人工费、办理出口费用以及与客户签订的加工合同，拟证明因张文涛、刘延雪拒不履行涉案合同义务，导致锦衣秀川公司重新订购面料、辅料进行加工以及客户索赔损失共计244110.89元，其中重新采购主面料、弹力螺纹、辅料、衬布等合计花费96769.94元、缝制加工费差价22770元、包装人工费51900元、裁剪人工费3167.5元、后勤人员加班工资6400元、出口费用10370元、客户索赔52733.45元。张文涛、刘延雪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以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 5.锦衣秀川公司起诉后，原审法院于2019年11月6日向张文涛、刘延雪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于解除涉案加工合同均无异议。 原审认为，本案系加工合同纠纷。锦衣秀川公司与张文涛签订的加工合同合法有效，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予以确认。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庭审中，张文涛明确表示其拉走裁片之后并未进行加工，且在双方约定的交货期2019年8月29日也未交付货物，锦衣秀川公司又重新购买面料重新裁剪并另行委托其他加工点进行加工，双方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现锦衣秀川公司要求解除涉案加工合同，张文涛、刘延雪对此亦无异议，应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原审法院于2019年11月6日向张文涛、刘延雪送达载有解除请求权的起诉状副本，视为锦衣秀川公司主张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于2019年11月6日通知张文涛、刘延雪，故确认锦衣秀川公司与张文涛于2019年8月20日签订的《加工合同》于2019年11月6日解除。 二、根据法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根据双方签订《加工合同》约定，张文涛接单签订加工合同，就必须保质保量将大货完成，不允许外发到别的工厂，如大货未完成或有外发情况，造成的一切损失，由其全部承担，承担价款为126500元。因张文涛拉走裁片并未进行加工，且在双方约定的交货期2019年8月29日也未交付货物，锦衣秀川公司又重新购买面料重新裁剪并另行委托其他加工点进行加工，故因张文涛违约造成锦衣秀川公司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虽然双方在合同中约定损失赔偿额为126500元，但仍应以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为准。本案中因张文涛拉走裁片不予加工并未予退还，给锦衣秀川公司造成的损失为其重新订购面料、辅料所产生的花费，根据锦衣秀川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该部分金额为96769.94元。故对于锦衣秀川公司所主张的损失赔偿额，支持96769.94元。虽然涉案加工合同是青岛锦衣秀川服饰有限公司与张文涛签订，但根据张文涛、刘延雪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等证据，可以证实涉案加工业务系其夫妻共同经营，故应承担共同赔偿责任。对于张文涛所抗辩的因锦衣秀川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服装式样书及制作要求，也未提供其他辅料，致使合同无法履行，锦衣秀川公司提交的裁剪传票记载张文涛已于2019年8月20日当天将辅料拉走且根据双方签订《加工合同》约定，张文涛提货时，按接单数量认真清点主辅料，有数量问题应在24小时报知锦衣秀川公司，但张文涛并未举证证明其向锦衣秀川公司报知过，故对于该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对于张文涛所主张的锦衣秀川公司提供的裁片是裁错的废料，无法使用，其并没有损失，并提供刘延雪与于玲、臧相贞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张文涛、刘延雪和臧相贞的通话录音予以证实，因锦衣秀川公司对于臧相贞的微信记录和通话录音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且臧相贞也未出庭证实上述内容的真实性，故不予采纳；于玲在与刘延雪的微信聊天中虽然提到涉案裁片版错误，但锦衣秀川公司提出于玲并非涉案业务跟单员，且如果张文涛认为其拉走的裁片有误应在加工过程中及时向锦衣秀川公司提出，但其拉走裁片后并未进行加工也未向锦衣秀川公司提出异议，故该抗辩主张亦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确认青岛锦衣秀川服饰有限公司与张文涛于2019年8月20日签订的《加工合同》于2019年11月6日解除；二、张文涛、刘延雪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赔偿青岛锦衣秀川服饰有限公司损失96769.94元；三、驳回青岛锦衣秀川服饰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415元，财产保全费1220元，合计2635元，由青岛锦衣秀川服饰有限公司负担537元。由张文涛、刘延雪负担2098元。青岛锦衣秀川服饰有限公司已预交2635元，原审法院退回2098元。张文涛、刘延雪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合计2098元，拒不交纳的，依法强制执行。 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上诉人与臧相贞电话录音及出警证明，证明：加工合同2019年8月20日解除，被上诉人提供的裁片是废片，于玲是被上诉人跟单员，臧相贞是被上诉人厂长。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出警证明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臧相贞的电话录音真实性。 被上诉人提交其工作人员杨**晶与臧相贞电话录音，证明被上诉人交给上诉人裁片是正品，非废品。上诉人对录音真实性不认可。 本院认为，上诉人在一审期间提交了于玲、臧相贞的微信记录，记录内容与臧相贞录音内容相互印证，并经现场电话联系臧相贞证实电话内容真实，本院对上诉人、被上诉人提交的录音证据真实性均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9年12月23日，被上诉人工作人员杨**晶质询臧相贞为何给上诉人讲交付的裁片是错版，臧相贞在电话中称是A品（正品）；臧相贞、黄部长、于玲、杨**晶都找上诉人索要过裁片，但上诉人不给。同日，臧相贞将与杨**晶对话情况向上诉人转述，并向上诉人称：受到杨**晶威胁；上诉人拉走的是废片，因被上诉人不支付上诉人钱款，当然拉不回来（裁片）；上诉人在电话中回复臧相贞时称，“她（杨**晶）瞎咱钱在先，为什么她不瞎钱时，早没事”。 2019年8月26日晚，被上诉人工作人员于玲与上诉人微信联系称：说定回布料回来，要重裁，再说版也错了，正好重裁。 被上诉人在庭审中不认可欠上诉人以前3000元加工费，以前加工费全部结清。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于2019年8月19日签订加工合同后，上诉人于次日将加工服装所需的裁片、辅料拉走，并在被上诉人的出库单、裁剪传票上签收。根据加工合同第四条约定，上诉人应按接单数量认真清点主辅料，有数量问题24小时内提出，若出现数量不足，而上诉人不告知，被上诉人视默认正确。裁剪传票中记载有服装款号，拉链、水洗村、主标、线等辅料规格明细、数量，服装款号与合同约定的服装款号190446相同，并在每一个明细中有“?”勾选，证明上诉人将全部辅料拉走，并进行了清点。被上诉人提交的出库单证明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1265件服装裁片。上诉人没有按合同约定的24小时内对主辅料数量提出异议，上诉人称主辅料不齐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上诉人在上诉状及与臧相贞2019年12月23日的电话录音内容，上诉人于2019年8月20日拉走服装主辅料当天就要求解除合同，其原因是被上诉人没有支付之前所欠的3000元加工费，上诉人在一审申请的证人亦证实要求被上诉人带3000元钱拉走裁片。上诉人亦在上诉状中要求结清之前的加工费，解除合同。在与臧相贞的录音中，臧相贞称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多次找上诉人拉走裁片均未果。特别是上诉人在与臧相贞的录音中称被上诉人“瞎咱钱在先，如果不瞎钱，早没事”。上诉人拉走服装主辅料当天就通知被上诉人解除合同，并在被上诉人多次要求上诉人返还服装主辅料时拒绝返还。如果上诉人不能为被上诉人加工服装，在通知被上诉人解除合同的同时，应及时将服装主辅料返还给被上诉人。上诉人最早知道被上诉人裁片错版时间为2019年8月26日晚，在8月20日通知解除合同时，上诉人对裁片错版尚不知情。证明上诉人没有履行加工合同的意愿，其解除合同、拒不返还服装主辅料的目的是利用被上诉人急于出口服装的迫切需要，要挟上诉人支付以前所欠的加工费。 被上诉人并不认可欠上诉人加工费的事实，上诉人对此未提交直接证据证明，即使存在被上诉人欠加工费的事实，亦与本案合同无关，上诉人拉走服装主辅料当天即通知解除本案合同，并拒绝返还服装主辅料，构成恶意违约，应向被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加工合同第十四条约定，如上诉人未完成服装加工，应支付126500元违约金。被上诉人在一审期间，提交证据证明，因上诉人拒绝履行加工合同，被上诉人不得已转委托他人加工，并导致出口迟延、增加费用等各项损失共计244110.89元，但原审判决认定的96769.94元损失系服装主辅料损失。根据被上诉人工作人员于玲2019年8月26日晚的微信内容，被上诉人交付的裁片系错版残片，该损失不应由上诉人承担。但因上诉人恶意拒绝履行合同，导致被上诉人仓促寻找他人替代履行，导致被上诉人交付服装迟延、支付更高的加工费等事实存在，即使扣除被上诉人裁片损失，其损失已经超过双方合同约定的126500元违约金，亦超过了原审判决认定的96769.94元。故本院确认被上诉人存在96769.94元损失，维持原审判决。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96769.94元主辅料损失错误，但被上诉人确实存在96769.94元损失，且低于约定的126500元违约金，本院对原审判决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30元，由上诉人张文涛、刘延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解 鲁 审判员  胡金鳌 审判员  温 燕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徐 慧 书记员彭晓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