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93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可睿，女，1988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慎斌、华永胜，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高华，男，1987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长英，北京隆安（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可睿因与被上诉人沈高华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3民初37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指定审判员王杨沁如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可睿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沈高华返还理财款20万元；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沈高华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存在遗漏当事人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情形。徐可睿于2020年4月2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列明被告为沈高华、第三人为任杰。2020年6月15日，一审法院立案后仅列沈高华为被告，遗漏第三人任杰。2020年8月24日，一审法院开庭审理本案时依然遗漏第三人任杰。庭后，徐可睿根据庭审中沈高华的答辩意见以及庭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于法庭指定的举证期限内再次以书面形式申请追加任杰为本案的共同被告。但一审法院并未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审查徐可睿提出的申请，即未出具驳回申请的裁定，亦未书面通知任杰参加诉讼，直接导致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不清。二、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沈高华向徐可睿支付部分理财收益的事实能够证明双方存在委托理财关系以及沈高华实际履行担保责任的事实。一审判决认定自2017年4月10日至2017年9月8日期间，沈高华分六次向徐可睿支付款项共计93200元，但并未审查款项的性质，直接导致关键的案件事实认定不清。事实上，案涉款项的性质为沈高华向徐可睿兑付的理财收益，理由如下：1、沈高华支付款项的时间和金额符合委托理财合同的约定。根据徐可睿提交的沈高华微信聊天记录、沈高华电话录音等证据证明，“斯迈尔”理财产品周期27个月，收益为300%。理财收益以积分提现的方式实现，2017年8月份之前为每10万元理财款每个工作日收益500积分（提现等值人民币500元），提现手续费5%，此后下降至每个工作日300积分。根据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2017年2月28日至2017年3月2日期间，徐可睿总共向任杰支付理财款20万元，所以对应每个工作日的收益为1000元，后期下降为600元。自2017年4月即徐可睿投资理财产品的次月开始，沈高华定期向徐可睿兑付理财收益。2017年4月10日，沈高华兑付3月份的理财收益20000元，计算方法为：1000元/天乘以21个工作日减去5%提现手续费。2017年5月19日，沈高华兑付4月份的理财收益20900元，计算方法为：1000元/天乘以22个工作日减去5%的提现手续费。2017年8月7日，沈高华延期兑付5月份的理财收益20000元，加算方式为：1000元/天乘以21个工作日减去5%提现手续费。2017年8月12日，沈高华延期兑付6月份的理财收益20900元，计算方法为：1000元/天乘以21个工作日减去5%提现手续费。2017年9月8日，沈高华延期兑付8月份理财收益11400元，计算方法为：600元/天乘以20个工作日减去5%提现手续费。另外，每10万元对应每个工作日500元的收益即等于每日千分之五的收益率，年化收益率约为300%，计算方法为：每日千分之五乘以21.75工作日/月乘以27个月，与沈高华介绍的理财产品收益一致。2、沈高华承担理财收益保证责任对应的担保对象、范围明确。一审判决认为，虽然沈高华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及“担保”二字，但对于担保的对象、范围均未明确提及。但如前所述，沈高华向徐可睿支付的款项是根据涉案理财本金数额、收益率、提现手续费等特定条件准确计算出来的，能够证明担保的对象、范围为涉案委托理财合同项下的20万元理财款本金及收益。另外，根据徐可睿提供的沈高华微信聊天记录、沈高华电话录音、任杰电话录音亦能够证明沈高华多次明确表示对徐可睿的理财款承担担保责任。3、徐可睿交付给任杰的理财款已经由任杰交付给沈高华的母亲曹玉文，沈高华与任杰共同支配涉案理财款。根据徐可睿提交的任杰电话录音证明，徐可睿交付给任杰的理财款20万元已经由任杰交付给沈高华的母亲曹玉文，且沈高华电话录音证明其认可该事实。另外，根据徐可睿提交的任杰电话录音证明徐可睿自始至终没有能够获得自己的理财账户，理财款收益积分的提现申请都是需要任杰先将相应积分转给沈高华或者沈高华的母亲，再由沈高华的母亲支付款项给任杰，沈高华及其母亲对任杰提交的每一笔积分提现申请都是清楚的。4、沈高华关于支付款项性质的抗辩理由前后矛盾且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不符。一审判决载明的认定事实：徐可睿提交的完整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8月5日，徐可睿称“到时候帮我把前面三个月的前都拿一下呗，好吧”，沈高华回复“你们自己沟通吧，如果打到我这里，我会第一时间转给你”。庭审中，沈高华在答辩阶段抗辩其支付给徐可睿的款项性质是代任杰向徐可睿兑付理财收益，理由为其对任杰负有债务，并且提交其母亲曹玉文与任杰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但此后，沈高华又依据前述微信聊天记录改口其只是代为转付徐可睿的理财收益，并非委托理财合同相对方，故再一次证明一审判决未查清沈高华支付款项的性质。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徐可睿诉请沈高华返还理财款的请求权基础为委托理财关系以及担保关系。退一步说，即使一审判决无法认定沈高华是委托理财合同的相对方，亦不影响其对涉案理财款本金及收益承担担保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后改判。 沈高华答辩称，一审判决依据充分、审理程序正确，徐可睿陈述的事实与理由部分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其上诉请求应予以驳回。徐可睿的核心观点认为“沈高华与其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关系及担保关系，应当就理财款承担返还义务及理财收益承担担保责任。”徐可睿的上述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沈高华并非案涉理财款清偿义务主体。一、一审法院不存在遗漏当事人情形，符合法定程序。徐可睿在上诉状中称“一审法院仅列沈高华为被告，遗漏第三人任杰。徐可睿在一审中主张与沈高华系委托理财及担保关系”。徐可睿在微信中对沈高华称（聊天记录第125页）“如果我现在要告就直接告任杰，但是我不可能去告他，你知道那个意思吗?不然我早做这个事情啦……”，可见徐可睿清楚地知晓任杰才是真正的案涉理财款清偿义务主体，但却选择将沈高华作为被告，系其对诉权的选择。徐可睿与任杰之间的权利义务，应另行解决。二、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沈高华与徐可睿之间不存在委托理财关系。徐可睿关于与沈高华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关系的陈述无事实依据。根据一审已查明的事实，徐可睿与沈高华之间无书面委托合同，徐可睿理财的实际受托人系任杰，且款项亦交付给任杰，沈高华仅是代为转交收益。故徐可睿与沈高华之间不存在委托理财关系。三、徐可睿与沈高华之间不存在保证合同关系。徐可睿与沈高华并未签订书面的保证合同，也未就口头担保达成一致。根据徐可睿提供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录音证据已足以证实徐可睿与沈高华之间并不存在保证合同关系。徐可睿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在沈高华向徐可睿明确表示不存在担保关系时，徐可睿又称是沈高华母亲提供了担保。徐可睿前后矛盾，逻辑混乱。关于微信记录相关重点内容，将在质证时指出。四、徐可睿关于交付钱款的陈述无事实依据。徐可睿在上诉状中提到其交付给任杰的理财款项，已由任杰交付给沈高华的母亲曹玉文。根据徐可睿提供的补充证据证明，徐可睿的理财账户，是用任杰的身份证开户，且款项亦交付给任杰，徐可睿及任杰也并未向沈高华透露过账户信息，沈高华不可能知悉账户信息，何来支配涉案理财款之说。至于理财款收益，沈高华也仅仅是代为转交收益，即便理财款收益积分的提现申请，需要通过沈高华母亲，但最终款项是支付给任杰，与沈高华及其母亲无关。综上所述，徐可睿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全部上诉请求。 徐可睿一审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沈高华返还理财款2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沈高华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7年2月28日，徐可睿向案外人任杰账户转账5万元；2017年3月1日，徐可睿委托其父徐献民向任杰账户转账10万元；2017年3月2日，徐可睿委托其父徐献民向任杰账户转账5万元。 2017年4月10日，沈高华通过支付宝两次支付徐可睿1万元；2017年5月19日，沈高华通过支付宝支付徐可睿20900元；2017年8月7日，沈高华通过微信支付徐可睿2万元；2017年8月12日，沈高华通过微信支付徐可睿20900元；2017年9月8日，沈高华通过支付宝支付徐可睿11400元。另查明，徐可睿提交的完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8月5日，徐可睿称“到时候帮我把前面三个月的钱都拿一下呗，好吧”，“你们自己沟通吧，如果打到我这里，我会第一时间转给你”。 一审法院认为，徐可睿主张其委托沈高华向其推介一款名为“斯迈尔”的理财项目，并且代为理财，承担理财收益的担保责任。但根据徐可睿提交的证据显示，受托理财的主体均指向任杰；且徐可睿款项亦交付给任杰；另，徐可睿未能提交证据证明任杰将理财的20万元交付给了沈高华。虽然沈高华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有提及“担保”二字，但对于担保的对象、范围均未明确提及，且徐可睿主张的是委托理财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其主张权利的对象应为实际的受托人，而非沈高华。综上，一审法院对于徐可睿的诉请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徐可睿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00元（徐可睿已预缴），减半收取2150元，由徐可睿负担。 二审期间，徐可睿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徐可睿、沈高华电话录音（3次）及光盘和文字整理，2、微信聊天记录。证据1、2共同证明：沈高华接受徐可睿委托理财以及承担保证责任的事实。3、徐可睿、任杰电话录音及光盘和文字整理，证明：任杰接受徐可睿委托理财的事实。沈高华质证认为：证据1未核实原始载体，无法确认真实性。另外，对证据1、2关联性不予认可，该组证据非但不能证明沈高华、徐可睿存在担保关系以及委托理财关系，反而证明沈高华只是帮案外人任杰与徐可睿传话，徐可睿清楚应向任杰主张权利但因故不主张等事实。证据3未核实原始载体，对关联性及内容真实性均不认可。任杰是徐可睿投资理财的实际受托人，系利害关系方，任杰在录音里所讲的内容不应予以采信。且录音部分内容能够印证徐可睿明知实际受托人系任杰，账户是由任杰掌控。本院认证为：证据1缺乏原始载体以供核对，且即使认定真实，亦不能达到徐可睿的证明目的，故本院不予认定。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证据3系徐可睿与案外人之间的通话，对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事实缺乏直接证明力，故本院不予采信。 沈高华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徐可睿向本院申请调取任杰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卡号6222××××1019）2017年1月至2017年12月期间的交易历史明细清单（包括对方账户名、对方账号信息）。经审查，徐可睿申请调取的证据材料对本案争议事实缺乏直接证明力，故本院不予准许。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和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本案中，徐可睿主张其与沈高华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且沈高华承诺为徐可睿的投资本金以及收益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则应当就此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经审查，徐可睿与沈高华之间未签署任何书面委托理财协议，且徐可睿系将案涉投资款汇入案外人任杰的银行账户，故仅以沈高华在通话或微信中向徐可睿陈述投资理财事项等事实，难以认定双方之间形成委托理财法律关系以及据此确定沈高华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同时，保证合同是要式合同，当事人必须以书面形式订立。现徐可睿提供的双方之间的通话录音以及微信聊天记录中，沈高华均未明确承诺承担保证责任，故徐可睿与沈高华之间不能成立保证合同关系，其要求沈高华承担保证责任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起诉状中直接列写第三人的，视为其申请人民法院追加该第三人参加诉讼。是否通知第三人参加诉讼，由人民法院审查决定。”本案中，任杰并非必要共同诉讼人，且其是否作为第三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故一审法院未予准许徐可睿提出的追加申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正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徐可睿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王杨沁如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沈 冰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