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1017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章桂仙，女，1969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玲、周锦惠，浙江德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童美芬，女，1966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惠民，浙江传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章桂仙与被上诉人童美芬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6民初18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章桂仙出于由童美芬帮其打理投资的目的，陆续向童美芬转款，2017年6月初6300元、2017年6月21日33000元、2017年7月3日40000元、2017年7月13日16800元、2017年7月19日800000元、2017年11月6日42000元、2017年12月26日67200元、2018年3月21日7000元、2018年4月8日4200元、2018年4月11日8400元、2018年4月24日61000元、2018年4月26日2000元、2018年5月19日52000元、2018年7月3日21000元、2018年7月20日105000元、2018年7月22日33600元、2018年8月6日148400元、2018年8月17日80000元，合计1527900元。童美芬为章桂仙进行投资转账、操作平台账户、买积分及兑换网络币等，并陆续将章桂仙转来投资的全部或多数款项及其自己的资金共近200万元投入“五福”、“大健康”、“大丰”项目。童美芬陆续回款给章桂仙119200元。后，童美芬发现其投资的“五福”、“大健康”、“大丰”项目涉嫌犯罪，投入的款项不能追回，并向公安机关报案。 2020年4月章桂仙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童美芬向章桂仙归还投资款14279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05%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童美芬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章桂仙汇款给童美芬一百余万元系其欲由童美芬帮助其投资，童美芬亦同意为章桂仙投资进行转账、操作平台账户、买积分及兑换网络币等，双方形成了合意，故童美芬取得该款具有法律上的依据。章桂仙主张童美芬并未将钱款按协议投资，结合童美芬的汇款记录、聊天记录以及报案立案证据，应认定童美芬已经按协议将章桂仙的钱款全部或多数投资于“五福”、“大健康”、“大丰”项目，故章桂仙的主张缺乏相应的证据证实。综上，章桂仙主张童美芬不当得利返还，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章桂仙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7652元，由章桂仙负担。 宣判后，章桂仙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被上诉人童美芬获得上诉人章桂仙的款项无合法依据，构成不当得利。（一）原审法院认定的章桂仙的投资金额有误。章桂仙向童美芬支付“五福”和“大丰”项目投资款是1427900元（而非1527900元）。童美芬转账给章桂仙的119200元并非“投资回款”。2017年8月10日的20000元是退回章桂仙的多出的投资款、2018年8月20、23日的5000元、75000元是归还2018年8月17日向章桂仙借的80000元，故该100000元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投资回款”。前述事实童美芬在庭上也表示了认可，且章桂仙对账时也扣除了上述10万元，故起诉要求归还的投资金额为1427900元。至于童美芬提及的另外两笔9600元，童美芬转账时未说明性质、对账时也未提及，上诉人认为，在被上诉人无法证明该款项来源及款项性质的前提下，不应认定为投资回款。（二）原审法院认定的双方达成的合意有误。章桂仙与童美芬达成的合意为以章桂仙的名义投资到五福、大丰公司，即章桂仙有明确的投资对象，童美芬转账给自然人不能等同于为章桂仙进行了投资。1、童美芬向章桂仙介绍五福时说的是：她自己去五福养老院体验过、见到了五福公司的董事长，还说已经拿到了分红、五福的投资可以购买积分、积分自己用不完可以给家人用，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3第1页，章桂仙发了上海中汇爱五福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图片给童美芬，并问：“就是这个五福养老院对吗？”、“我们钱就是投进这五福是么？”。童美芬回答：“是这个五福啊，董事长是徐紫芸，是她”，可见双方当初约定的是投资到五福公司；童美芬介绍大丰时说：是上市公司、有几个五福那么大、按账号拿收益，她已经拿到过收益了[上诉人新证据第4页，章桂仙问：“存钱公司（即大丰）有没有好消息”，童美芬回答：“可能要一部分换股票”；章桂仙说：“就怕公司没有任何消息”，童美芬回答：“不会的，放心”，可见，双方当初约定投资大丰是投资到公司]。章桂仙以为五福、大丰都是大公司、不会有问题才将款项转给童美芬。即，双方最初达成的合意是童美芬将章桂仙的款项以章桂仙的名义投资到五福和大丰公司，而根据童美芬提交的银行流水，可以确定童美芬没有将款项打入五福和大丰公司。2、童美芬在章桂仙转账期间（2017年6月至2018年8月）从未告知章桂仙她是转账给自然人，更不用说征得章桂仙同意，直至2019年11月14日，经章桂仙询问，童美芬才告知款项转给自然人了，而章桂仙对童美芬的行为也并未进行追认。综上，双方最初达成的合意是为章桂仙将款项投入到五福、大丰公司，童美芬未征得章桂仙许可、未举证证明这些自然人与五福的关系、未举证证明五福或大丰公司授权这些自然人收款情况下，其转账给自然人不能等同于按约进行了投资。原审法院在未查明这些自然人身份的前提下就认定童美芬打款给这些自然人的行为是为章桂仙进行了投资，明显事实认定错误。（三）原审法院认定“被告（童美芬）已经按协议将原告（章桂仙〉的钱款全部或多数投资于‘五福’、‘大健康’、“大丰’项目”有误。童美芬拿到了章桂仙的钱款后未按约为章桂仙投资，构成不当得利。1、童美芬没有为章桂仙操作五福、大丰平台账户、买积分或兑换网络币。一来，童美芬一审时仅提交了自己在五福、大丰平台上的账户及积分截图作为证据，未提供章桂仙的任何有效投资凭证。二来，童美芬庭上明确表示章桂仙没有大丰账号；而童美芬提出的章桂仙在五福有账号，也仅仅是自己列了张表格，未提供任何有效凭证。且2020年1月6日章桂仙去上海五福公司查自己在五福的投资，管童美芬要账号，童美芬只发了一个“zgx8292”，五福公司查询后告知章桂仙没有该账号。后章桂仙问了朱建明，朱建明表示“这个东西跟五福没关系的、从来没有这种注册账号的（童美芬一审证据第80、81页）”，与童美芬的表述完全不一致。由此可知，童美芬没有为章桂仙开设及操作五福、大丰平台账户，更没有购买积分或网络币。2、童美芬庭上的陈述表明，其仅仅是在为自己投资、没有为章桂仙投资。一来，庭审中童美芬明确表示，其无法区分转账给案涉自然人的款项中哪些是其自己的投资、哪些是章桂仙的投资，该陈述显然与其自认代章桂仙管理账号的说法矛盾。二来，童美芬庭审中表示大丰有收益（新证据第5页，章桂仙说：“我们存钱（即大丰）其实我5个月前就感到..”，童美芬回复：“我到去年六月份已经赚二十几万”）是自然人转账的，但当上诉人询问哪个自然人转给她的、何时转给她的、如何区分转给她的钱里有多少是章桂仙的收益、多少是她自己的收益时，其一概不知。根据童美芬的描述及举证，根本无法看出童美芬收到章桂仙投资款后有为章桂仙在五福和大丰公司进行投资；相反，结合其名下的账号截图、无备注的汇款记录、其名下的股权购买记录等，可以看出其就是在为自己投资。3、按照原审“本院认为，本案原告汇款给被告一百余万元系其欲由被告帮助其投资”，那原审法院认定的投资主体是章桂仙，但在五福、大丰并没有显示章桂仙的任何投资信息，按此认定无法推断出被上诉人童美芬已依约为章桂仙投资到五福、大丰，所以原审自身认定的逻辑不合理。按双方合意，童美芬应以章桂仙的名义、将章桂仙的款项全部打入五福、大丰公司并设立账号、购买积分及股权。然而，童美芬：1、未举证将款项打入五福、大丰公司；2、未提供有效凭证证明章桂仙名下存在账号、积分和股权：3、未举证证明几个自然人与五福、大丰关系；4、其转账给自然人时未注明是章桂仙的投资款且时间、金额与章桂仙转账给其的金额、时间均不一致：5、未提供如何区分其与章桂仙的投资金额及收益的依据。此种情况下，法官仅仅根据童美芬转给自然人的总额多于章桂仙转给其的总额，就认定童美芬已经将章桂仙的钱款“全部或多数”投资于五福、大丰项目，显然有误。在基于给付而发生的不当得利中，包括“给付目的自始不存在、给付目的未达到、给付目的嗣后不存在”等基本类型。本案中童美芬未举证证明从章桂仙处取得的款项已投入五福和大丰公司，属于“给付目的未达到”型不当得利，童美芬收取该款项，于章桂仙而言，属于给付对象错误。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应举证证明其已将上诉人的款项以章桂仙的名义投入五福、大丰公司，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将章桂仙的款项返还。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上诉人章桂仙已提交将款项转给童美芬的证据，童美芬庭上虽陈述自己被其他人骗了，但其也认可当初向章桂仙介绍的是五福公司、大丰公司，章桂仙已举证证明自己的主张。若童美芬认为其不构成不当得利，其应举证证明确实已将章桂仙的款项打入了五福、大丰公司且为章桂仙在两公司设立了账号、购买了积分、购买了股权。但就其庭上举证，显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根据《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童美芬继续占有章桂仙财产无依据，章桂仙有权要求童美芬归还全部款项。综上，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童美芬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无误，符合实际情况。1、2017年3月份，童美芬被拉入以马全明、朱建明为首组织的五福养老投资微信群。并在马全明、朱建明的引导下开始将自有资金支付到朱建明等人的账户。章桂仙于2017年6月份知悉童美芬参与五福养老投资便主动加入以马全明、朱建明为首组织的五福养老投资群。之后，便开始主动与朱建明等人沟通投资决策。每当章桂仙与朱建明沟通好投资决策后，便会通过童美芬向朱建明转款。因此相应的五福投资决策都是由章桂仙自行作出。2、2018年1月份，童美芬通过五福投资微信群认识的人进入到李晓敏、杨丽组织的大丰投资微信群，并在李晓敏、杨莉等人的引导下，向杨莉及其他大丰团伙指定人员进行了转款投资。章桂仙本人知悉后，要求加入大丰投资的微信群。章桂仙便开始要求于童美芬一并投资所谓的大丰项目。具体于2020年4月份开始，双方关于大丰案涉的大丰投资项目一直有持续的沟通。3、童美芬、张桂仙均未受到严谨的投资知识教育。对于案涉的五福大丰等投资项目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将钱投入、买账号、买积分、以后可以增值，然后卖出赚钱的粗犷的理解。而且双方对于两个项目的投资都是通过两个项目的微信群所引导。因此，双方想要投资的项目就是微信群所展示的标的的五福大丰项目。而且对于五福项目来说，相关的聊天记录均能证明章桂仙与五福项目的组织者朱建明、马全明有着深入地沟通。4、童美芬本人在退休前所从事的工作就是食堂后勤服务员等工作，退休后依然从事服务员工作，并非专门经营投资事务的商务人员，而且其工资水平一直稳定在3000元左右。这完全说明，童美芬并未侵吞章桂仙的投资款，未曾获得任何不当利益。5、童美芬与章桂仙双方是十多年的朋友关系。章桂仙之所以要求童美芬帮其进行转账投资是因为章桂仙本人对于智能手机的操作不熟悉，而童美芬基于多年的情谊关系也愿意无偿的帮助章桂仙进行操作。另外，童美芬自己也在参与所谓的五福和大丰的投资，那么顺便帮助章桂仙进行操作，亦合乎情理。6、案涉五福、大丰等项目已经被童美芬以及其他众多案外人报案，可能涉嫌刑事诈骗犯罪。目前已经就五福大健康的朱建明在闲林派出所进行报案，就大丰项目的杨莉、李晓敏在祥符派出所诈骗报案，那么这两个项目的刑事报案都已经立案了。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应当符合对方受到财产上的利益，致使一方受到损失，损失与利益之间应当有因果关系，该获得的利益没有法律上的原因及无合法根据。章桂仙在一审起诉状中，关于童美芬帮章桂仙打理投资的事宜，而且通过童美芬所提供的证据，也能清晰的证明章桂仙所意图投资的是指双方在沟通中所涉及的微信群中的大丰和五福项目。即杨莉、李晓敏所代表的大丰项目和朱建明和马全明代表的五福项目。另外，童美芬并非商业主体或有商业背景，其与章桂仙同为刑事诈骗案件中的受骗的普通妇女。双方对于案涉资金的沟通多为口头和微信的记录，而且因为时间过去太久也已经流失。对于大多数普通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而言，大多数人的收钱也不会有刻意留存相应证据，更何况童美芬与章桂仙之间有多年的朋友关系。故不应当给童美芬过重的举证责任，否则产生的相应判例也会影响到民众日常生活，增加普通民众生活成本。 二审期间，上诉人章桂仙向本院提交：1、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拟证明章桂仙2018年8月17日转童美芳8万元、童美芳2018年8月20、23日转是章桂仙的5000元、75000元是章桂仙说账号封掉要花钱去解封找章桂仙作短期周转所用，并非原审法院认定的投资款、投资汇款；章桂仙转账的时候非常明确的是让童美芬给章桂仙注册账号，但是现在是没有账号。2、通话录音及文字整理稿，系上诉人代理人与案涉上海中汇爱五福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员工的通话录音，拟证明被上诉人并未将从上诉人处取得的款项投入到上海中汇爱五福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事实。 经质证，被上诉人童美芬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认为无法达到证明目的，该笔8万元确实未进行实际投资，童美芬向章桂仙返还该8万元，原审认定视为回款并无问题。该笔8万元是章桂仙在大丰项目下，项目匹配成功，需要按照平台的指示打出资金，否则按照平台规则，就会封存账号以及以前的投资产生损失。因此，童美芬要求章桂仙打过来8万元钱，所以童美芬向章桂仙返还该8万元，原审认定视为回款并无问题。证据2无法证明童美芬从未帮助章桂仙注册大丰平台账号，童美芬实际每次进行账户注册或者积分兑换等行为后，都会与章桂仙进行微信、电话或视频沟通，甚至发送图片照片供上诉人先了解账户情况。假设证据2的录音内容与文字整理稿内容完全一样，童美芬对三性亦不予认可。首先，童美芬无法核实通话对方的主体身份；其次，章桂仙从未明确案涉的五福项目是上海中汇爱五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五福项目。本案所涉及的五福项目实际是指朱建明、马全明为首的五福项目团伙。该团伙以五福的名义引导童美芬向朱建明个人账户进行投资转款，章桂仙知悉后主动与朱建明进行沟通联系，并参与投钱给朱建明。至于朱建明、马全明为首的五福项目团伙是否是五福公司项目，童美芬难以辨别，已经向闲林派出所进行诈骗、报案，并且于2020年3月份收到立案通知。本院认为：因童美芬对证据1的真实性未提交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予以确认。无法确认证据2中通话对象的身份，故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确认。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童美芬向本院提交：1、童美芬与朱建明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拟证明上诉人通过被上诉人转钱给朱建明等五福、大健康诈骗团伙，系基于上诉人自身的投资意志以及与朱建明商量的结果。2、劳务协议书，拟证明被上诉人退休后，继续从事食堂服务员的基层工作。3、劳务协议书二、交通银行交易清单，拟证明被上诉人退休后，继续从事食堂服务员等劳务工作，且月收入在3000元左右，并非专职投资营业人员的事实。4、大丰维权群成员截屏，拟证明上诉人对于自己的资金投入到案涉大丰项目的情况和结果十分清楚。 经质证，上诉人章桂仙认为：上述证据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证据1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真实性而言，不确认聊天当事人是朱建明。童美芬如果认为朱建明知道或者可以证明什么，应当申请朱建明出庭作证，这样一份不是当事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关联性而言，与本案无关。朱建明收了童美芬的钱或者是他们两个都被骗了这个事情，也与章桂仙无关。章桂仙是要投资五福公司和大丰公司，客观上童美芬收到章桂仙的打款后，并没有打到公司，而是占有了章桂仙的资金，自行按照其自己的意愿为自己投资，其自己的投资假设被骗也与章桂仙无关，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如果童美芬要达到其不构成不当得利的证明，就要证明其确实将章桂仙处取得的资金，按照章桂仙的意愿投到了五福公司和大丰公司，或者章桂仙同意打款给章桂仙根本都不认识的自然人。且真如被上诉人所说五福公司涉及刑事案件，朱建明应该是在看守所，怎么可能在2020年的11月底和童美芬进行微信聊天，企图以此逃避债务，所以对该证据不认可。对证据2、3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与本案毫无关联。对证据4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童美芬确实曾将上诉人拉入一个群，但从童美芬的手机来看，最早的记录也是2020年9月3日，这个时间一审判决书都做出来了，童美芬是为了应对诉讼，逃避债务，故意将上诉人拉进该群，且上诉人从未在该群里说过话，群成员也没有发表与本案有关的任何言论，被上诉人意图以此来证明2018年初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打款时知道项目情况和结果，显然是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均与本案不当得利纠纷无直接关联，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不当得利作为民法体系中一项独立的制度，有其固有、独立的构成要件体系。本案属于给付型的不当得利，章桂仙作为案涉款项之给付行为人，其打款动机明确，即要求童美芬按照其指示的项目进行投资。童美芬亦确认章桂仙打款目的是委托其代为投资。双方只是对童美芬是否实际投资以及投资项目是否是章桂仙指示项目存在争议。故童美芬受领案涉款项具有法律依据，至于是否实际投资以及具体的投资项目均不能作为其主张童美芬返还不当得利的理由。综上，章桂仙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实体处理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652元，由章桂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韦 薇 审判员 周志军 审判员 韩 昱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苏彧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