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83民初1249号 原告：邹庭生，男，1983年5月19日出生，汉族，现住嵊州市经济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满江，浙江三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嵊州市中立电子器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嵊州市鹿山街道卡尔路**。 法定代表人：裘齐华。 被告：裘齐华，男，1956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斌育，浙江世纪方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利雅，浙江世纪方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邹庭生与被告嵊州市中立电子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立公司”）、裘齐华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5日立案后，因本案与本院另案正在审理的（2020）浙0683民初390号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结果具有关联性，经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申请，本院依法裁定本案中止审理。现（2020）浙0683民初390号合同纠纷案件已审理终结，并已发生法律效力。故对本案现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诉讼代理人金满江、被告的诉讼代理人王斌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邹庭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中立公司向原告支付劳务报酬85772.23元[按外商合同采购金额3.6%结算佣金，计算基础以（2020）浙0683民初390号案件为准，计2382562元]、劳务报酬405035.54元[按17%退税结算佣金，计算基础以（2020）浙0683民初390号案件为准，计2382562元]及所有两项劳务报酬自2017年10月1日起至付清日止的利息损失（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被告裘齐华承担连带责任。诉讼中，原告将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被告中立公司向原告支付劳务报酬29867.70元，并支付自2017年10月1日起至付清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被告裘齐华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1年开始应被告裘齐华邀请为中立公司提供英文翻译协助服务。双方约定按外商采购合同价的4%及相应退税款作为佣金支付给原告。（2020）浙0683民初390号案件中已确认原告提供翻译等协助义务的总外贸业务为457678.80美元，被告已收回货款117312.40美元，按双方约定，原告佣金按收回货款扣除5%的税点，再乘以约定的4%，并按照美元与人民币汇率6.7计算，即117312.40美元×95%×4%×6.7=29867.70元，但上述款项被告至今未付。 被告中立公司答辩称，1.原告非被告的翻译人员，原、被告间系出口销售业务合作关系。原告邹庭生于2011年入职被告处，主要负责被告出口销售的业务。自2016年1月邹庭生提出以非员工的身份与被告合作，被告同意由邹庭生负责办理出口销售业务并由邹庭生负责收回货款，同时被告根据邹庭生负责收回的货款按约定进行佣金结算。原告诉称其为被告提供英文翻译协助服务，负责英文文件翻译、现场口译，但自始至终未有提供翻译劳务的证据证明其自己主张。且从结算业务佣金的领款凭证和结算单中，也显示有多笔国内业务佣金的结算，如果原告是翻译人员，何来的国内业务佣金结算，故原告所述其是翻译人员是不成立的，系虚假陈述。而且佣金的结算是以原告负责收回的货款减去5%的税收，然后再乘以4%的比例，按季度进行结算；2.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系变更了不同的事实和法律关系，应予驳回。原告原诉讼请求要求支付佣金，是基于（2020）浙0683民初390号案件所涉及的未支付款项为基数，而变更后的诉请却以（2020）浙0683民初390号案件所涉及已付款项为基数，变更诉讼请求不仅仅是数字上的变更，而是从事实和法律关系上作了变更，故其变更不符合法律程序，无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3.原告不存在翻译的劳务付出，被告无须支付翻译佣金，对其请求应予以驳回。从被告提供的证据来看，被告支付的佣金系原告回收货款后支付的销售业务的佣金（已支付至2017年第一季度止），非翻译佣金，原告从未为被告提供翻译的劳务，且其也未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为被告提供了翻译的劳务成果，故其陈述是翻译人员系虚假陈述，其要求支付翻译佣金也不成立。邹庭生多次在（2020）浙0683民初390号案及（2020）浙06民终3207号案中答辩中立公司是与外商直接发生业务关系，也由外商直接汇款给被告，然本案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后所涉及的5笔已收款项均系从邹庭生设立的蘭珂斯公司汇入。从客观上来讲，是原告冒充了外商，自己支付了所谓的外商货款，这与其请求支付翻译佣金的事实显然不同，故其要求支付翻译佣金的主张并不能成立。对于（2020）浙0683民初390号案件（一审）以及（2020）浙06民终3207号案（二审），一审和二审法院虽作了邹许生从事翻译工作的认定，也驳回了中立公司请求，但从被告提交的证据中显然可见其认定错误，目前中立公司也正在申请再审中；4.原告对事实的陈述一直存在反复，且前后矛盾，应依法对其虚假陈述进行处罚。在（2020）浙0683民初390号合同纠纷案中，在第一次庭审中，邹庭生答辩称不存在劳动雇佣关系，第二次庭时其提供社会参保证明资料佐证与中立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而在本案法庭调查时邹庭生又再次改口确认为劳务关系，显然前后陈述矛盾。原告多次强调被告外贸业务的直接交易对象是外商，付款人也是外商，款项也是外商直接支付给被告，然从已收到的5笔款项显示，均是从邹庭生投资设立的蘭珂斯公司汇入。如仅是翻译人员，又何必支付货款，故其陈述存在虚假。相反更加证实了一点，就是被告的货款回收是邹庭生的义务。鉴于原告多次虚假陈述，妨碍司法诉讼和秩序，故请求法院对原告的行为进行相应的处罚；5.如若按（2020）浙0683民初390号案及（2020）浙06民终3207号案判定，邹庭生应先进行劳动仲裁先置程序，否则应依法驳回起诉。如根据（2020）浙0683民初390号及（2020）浙06民终3207号案判决，原、被告间定性为劳动关系，那么原告所主张的应系劳动报酬，应当向劳动仲裁部门先行仲裁申请之程序，不服仲裁裁决或不予受理的，方可向法院提起诉讼，且提起仲裁的时效为一年（离职的，应在离职后一年内提起仲裁申请）。然，本案原告未有先行提起劳动仲裁之申请，且已超过了一年的仲裁时效。基于此，亦应驳回对原告的起诉；6.原告列裘齐华为本案被告，属诉讼主体不适格，应依法驳回原告邹庭生对裘齐华的起诉。裘齐华系中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与邹庭生之间不存在任何交易和法律关系，仅为履行中立公司职务而已，故裘齐华非本案的适格被告，应当依法驳回对裘齐华的起诉。综上所述，两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请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证据不足，应依法驳回对被告中立公司的起诉，并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1.(2020)浙0683民初390号、（2020）浙06民终3207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证明原告为被告提供翻译服务，协助被告对外出口贸易提供媒介服务，被告按收回货款的4%，并在扣除5%的税费后作为原告的业务佣金。被告已支付从2011年至2017年第一季度的劳务报酬，但未支付2017年4月至8月已收回的117312.40美元货款的劳务报酬。 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被告经质证认为：原告原诉请以未收回的2382562元货款作为基数来主张权利，现变更为以收回的货款作为基数来主张权利，但曾有一款13号产品出口业务，商定按收回货款的1%计算报酬。 被告为支持其辩称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2.邹庭生外贸应收款统计表一份，证明邹庭生负责尚未收回的款项为2382562元（340366.40美元），已回收的款项为5笔，共计117312.40美元，[（2017年6月5日，17402.40美元，合同号：OI-0010692）、（2017年7月14日，19980美元，合同号：LIT20161212A）、（2017年8月1日，29980美元，合同号：PILIT20160906A）、（2017年8月28日，19975美元，合同号：PILIT20160906A）、（2017年11月27日，29975美元，合同号：PILIT20160906A）]。原、被告双方结算销售业务佣金是以原告负责收回的货款为基础，而原告以尚未收回的款项2382562元为基础，要求支付销售业务佣金的条件未成就。后原告又变更诉讼请求以已回收的117312.40美元，请求的事实基础和款项的基点都不同，且原、被告间是销售业务合作关系，支付是销售业务佣金，而非翻译费用，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证据3.领付款凭证及结算单若干份，证明原、被告双方以季度为结算周期，以原告负责收回的货款为基数，减去5%的税收，再按4%的比例进行结算和支付销售业务佣金。证据显示项目为业务费，而非翻译费。佣金已结算支付至2017年第一季度止，从国内业务费的结算可再次证明原告非翻译人员； 证据4.QQ聊天记录[来自于（2018）浙新证民内字第834号公证书]若干份，证明原告不是翻译人员，原、被告系销售业务合作关系，由原告负责接单，被告负责回收货款后结付销售业务佣金的事实。 证据5.关于限期提供资料及催款告知函一份，证明原、被告间并非原告为被告提供翻译的关系，而是原告为被告销售出口业务并负责回收货款，被告支付佣金的合作关系，且340366.40美元的货款尚未收回； 证据6.光盘及录音记录各一份，证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就原告经办的出口业务所有资料及原告应负责收回的货款340366.40美元，曾多次催促原告，但原告至今尚未提供资料和收回货款。从录音内容可知原、被告间非翻译的关系，而是销售外贸出口业务合作关系，原告为被告销售出口业务并负责回收货款，被告根据原告收回货款进行销售业务佣金的结算； 证据7.证明书一份，证明蘭珂斯国际有限公司系邹庭生于2011年5月8日在香港出资设立，邹庭生为唯一股东兼董事； 证据8.银行水单、国际业务外汇收汇凭证、（2020）浙新证民内字第792号公证书各一份，证明被告收到的5笔款项[（2017年6月5日，17402.40美元，合同号：OI-0010692）、（2017年7月14日，19980美元，合同号：LIT20161212A）、（2017年8月1日，29980美元，合同号：PILIT20160906A）、（2017年8月28日，19975美元，合同号：PILIT20160906A）、（2017年11月27日，29975美元，合同号：PILIT20160906A）]，即为（2020）浙0683民初390号民事判决书5页倒数第七行中收回的117312.40美元款项，与（2020）浙新证民内字第792号公证书中邹庭生确认的合同号、金额以及银行水单中记载的合同号、金额等均一一对应，系由邹庭生设立的蘭珂斯国际有限公司汇入，而非所谓的外商汇入，该已收款项与原告所述提供翻译协助工作不存在任何的关联性（如仅是翻译协助工作为何要打入货款款项），原告以此款项要求被告支付翻译佣金，显然不能成立。反而进一步证实原告并非翻译人员（原告是翻译人员的陈述虚假），而是为被告销售外贸业务具有合作关系的销售人员，并负有回收款项之义务的事实； 证据9.（2020）浙0683民初390号合同纠纷案中本案邹庭生的《答辩状》一份，证明邹庭生在其答辩状中第1页第一条第2款称“所有业务关系都是原告（指中立公司）与外商之间直接进行的，与被告（指邹庭生）之间没有任何业务，被告（指邹庭生）只是负责英文协助事宜”；第3页第三条（第6行）邹庭生又称“外商的所有业务款项，也是汇款到原告（中立公司）指定的外币账户上的，由原告（指中立公司）亲自收款结汇”。在（2020）浙06民终3207号案（二审）第5页最后两行，邹庭生答辩称：“......其（指中立公司）买卖合同的交易对象是外贸客户，付款义务人是外贸客户......”。综合邹庭生答辩内容，不难看出邹庭生的答辩意见与上述证据8中的5笔款项的汇款记录存在严重的矛盾，讼争的货款由邹庭生投资设立的蘭珂斯公司汇入，而非邹庭生口中的外商，邹庭生有冒充外商之嫌。也进一步证实了邹庭生有负责回收款项之义务的事实，再次证实邹庭生系翻译人员的陈述虚假，即不存在提供翻译的事实。在无翻译劳动成果的情况下，原告要求支付翻译佣金的请求显然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原告经质证认为：证据2、3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证据2可证明被告已收回货款117312.40元，证据3可证明双方业务费的计算方式；对证据4，原告仅提供翻译、协助义务，但无收回货款的义务；对证据5、6，被告在（2020）浙0683民初390号案件中已提交过该二组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与该案件中的意见一致，该二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8，被告在（2020）浙06民终3207号案件中已提交过该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与该案件中的质证意见一致，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蘭珂斯国际有限公司与原告属不同的诉讼主体，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9，这几笔业务在（2020）浙0683民初390号、（2020）浙06民终3207号案件中已经确认，交易相对方为外商客户，与蘭珂斯国际有限公司无关。即使蘭珂斯国际有限公司支付过货款，但蘭珂斯国际有限公司与原告属不同的诉讼主体，故亦与原告没有关联性。 对于原、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结合双方的质证意见，本院经审核认为：证据1系生效裁判文书，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确认，该二份判决书中载明的事实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证据2-9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尚未收回的外贸货款，及邹庭生有无义务为中立公司收回货款，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在本案中不作评价。 综上，结合原、被告的当庭陈述，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邹庭生于2011年就职于中立公司，从事中立公司的外贸销售业务。2016年1月，邹庭生从中立公司离职，但双方议定仍由邹庭生利用其翻译专业知识，为中立公司提供外贸业务信息，并由邹庭生协助中立公司出口货物、催讨货款；中立公司按收回货款的4%，并在扣除5%税费后作为原告的劳务报酬，再根据汇率折算成人民币支付给邹庭生。中立公司已支付至2017年第1季度的劳务报酬，但2017年4月至2017年8月间，中立公司在邹庭生的协助下，共计出口货物457678.80美元，但仅在2017年6月5日收回17402.40美元、2017年7月14日收回19980美元、2017年8月1日收回29980美元、2017年8月28日收回19975美元、2017年11月27日收回29975美元，共计117312.40美元货款，尚余340366.40美元货款未收回。 另查明，中立公司的股东为裘齐华、陈彩娥。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2017年6月5日为1：6.7935、2017年7月14日为1：6.7774、2017年8月1日为1：6.7148、2017年8月28日为1：6.6353、2017年11月27日为1：6.5874。 再查明，中立公司曾诉请邹庭生，要求邹庭生支付未收回货款340366.40美元及损失。本院于2020年7月7日作出（2020）浙0683民初3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中立公司的诉请。中立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20年11月11日作出（2020）浙06民终320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邹庭生利用其翻译专业知识，为中立公司出口外贸货物提供媒介服务，双方之间属于居间合同关系。但对外贸业务部分，除邹庭生提供出口货物媒介外，尚须协助中立公司出口货物、催讨货款，故邹庭生与中立公司另存在劳务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法[2011]42号）的规定：“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的，应当依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均为诉争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确定并列的两个案由。”，本案居间合同关系、劳务合同关系均系不可分离的诉争法律关系，故本案案由应为居间合同、劳务合同纠纷。同时，该通知还规定：“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导致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发生变更的，人民法院应当相应变更案件案由。”，可见法律并不禁止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及诉争法律关系变化，故对被告辩称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系变更了不同的事实和法律关系，应予驳回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本案既存在居间合同关系，又存在劳务合同关系，亦可统称为被告辩称中主张的出口销售业务合作关系。但依双方约定，该两层法律关系作为确定邹庭生在本案中的劳务报酬密不可分，即邹庭生仅提供出口货物的媒介服务，而未能收回货款的，则邹庭生不能主张报酬。依照邹庭生与中立公司的约定，中立公司按收回货款的4%，并在扣除5%税费后作为原告的劳务报酬，再根据汇率折算成人民币支付给邹庭生。诉讼中，邹庭生主张按美元与人民币汇率1：6.4349比例折算，未超出其可主张的范围，本院予以支持。故对于中立公司收回的2017年4月至2017年8月出口货物的货款，应支付邹庭生的报酬为117312.40×95%×4%×6.4349=28686元。 对于邹庭生主张的利息损失。中立公司理应在收回货款后，及时将报酬支付给邹庭生，但中立公司至今未支付，显属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故对于中立公司2017年6月5日、2017年7月14日、2017年8月1日、2017年8月28日收回的共计87337.40美元货款，其应付邹庭生的报酬21356元(28686元×87337.40/117312.40=21356元)部分，邹庭生要求中立公司自2017年10月1日起支付利息损失的，可予以支持。但对中立公司于2017年11月27日收回的29975美元货款，其应付邹庭生的报酬7330元（28686元-21356元=7330元）部分，中立公司仅须从2017年11月28日起向邹庭生支付利息损失。因中立公司并非裘齐华一人出资设立的公司，故邹庭生要求裘齐华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被告辩称有笔业务双方商定按收回货款的1%计算劳务报酬，但未提供证据，故本院不予采信。邹庭生在各次庭审中有否存在虚假陈述，不属于本案争议范围，在本案中不作评价。因本案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故对于被告辩称应进行劳动仲裁前置程序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本院对原告诉请的合理部分，依法予以支持；对不合理部分，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嵊州市中立电子器材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邹庭生劳务报酬人民币28686元，并支付其中的21356元自2017年10月1日起、7330元自2017年11月2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日止支付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二、驳回邹庭生的其余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47元，减半收取计273元，由原告邹庭生负担47元，由被告嵊州市中立电子器材有限公司负担500元；财产保全费3370元，由原告邹庭生负担3070元，由被告嵊州市中立电子器材有限公司负担300元（款均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本院交纳）。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陈祖华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马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