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670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韩红，女，1977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涌，四川拓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松，男，1978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苍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岚，四川同方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涌，四川拓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建旭，男，1981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 委托诉讼代理人：聂生，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倩云，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韩红、李松因与被上诉人陈建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4民初30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韩红、李松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陈建旭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陈建旭承担。事实和理由：李松、韩红上诉称，一、原判认为陈建旭以5000000元受让四川金雅通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雅通公司”）5%股权明显比例不合理并支持陈建旭关于5%股权无受让对价的主张，系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金雅通公司经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截至基准日2018年3月31日股东权益估价为人民币110074200元，陈建旭占股5%，其股东权益估值为5503710元，本案5000000元系陈建旭购买该5%股权的对价。之后陈建旭说5000000元来源于向朋友借款和以房抵押贷款，投资一年多没有赚到钱，想把股权转出去，还告知李松、韩红可以在两年内把钱还给他。考虑到韩红和陈建旭是二十多年的同学，陈建旭没有赚到钱韩红也心存内疚，所以就答应了。在签署《资金结算协议》时陈建旭承诺两年内不会起诉李松、韩红，也会考虑李松、韩红的困难，于是李松、韩红才签署了协议。这是《资金结算协议》签署的背景，该协议并非李松、韩红与陈建旭经和解、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2.根据《股权代持协议》的约定，陈建旭应当向韩红支付股权转让款5000000元，而本案5000000元应当抵充《资金结算协议》确认的5614300元中的5000000元本金，李松、韩红又向陈建旭支付了790000元，其还多还了44823元利息。二、陈建旭存在高利转贷行为，《资金结算协议》及利息约定无效。原判按照《资金结算协议》以月息2%计算利息错误，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四条的规定。二审庭后调查时，李松、韩红称陈建旭支付的5000000元中，第一笔2000000元为陈建旭投资金雅通公司“加一保”产品独家代理权的投资款，其余3000000元为广元项目投资款，之后转化为股权转让款。 被上诉人陈建旭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一、本案事实是：李松、韩红夫妻因资金周转等原因，自2018年3月14日起陆续向陈建旭借款16笔合计5614300元，约定月利率为2%。2019年7月2日陈建旭与李松、韩红就借款事宜进行结算，签订了《资金结算协议》。2019年12月，双方又重新签订了《资金结算协议》，但借款一直未偿还。陈建旭于2020年4月提起本案诉讼。2020年5月11日双方达成和解并再签订了《资金结算协议》作为调解方案，但李松、韩红拒绝到法院签调解笔录。一审第一次庭审结束后李松、韩红认可2020年5月11日的《资金结算协议》，2020年6月5日，法院再次组织调解，调解中韩红撕毁该《资金结算协议》。一审法院于2020年7月9日再次开庭审理本案，7月22日作出判决，判决公告送达14日后李松、韩红提起上诉。二、借款双方先后三次签订《资金结算协议》，均对借款性质、借款金额、利率、还款期限及方式、费用承担等作出了明确约定，陈建旭方主张该笔借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李松、韩红应当向陈建旭履行偿还义务。1.关于李松、韩红主张的“5%股权”问题：该5%的股份系陈建旭代韩红持有，持有和转出股权均无对价，陈建旭也从未行使股东权利，且陈建旭已在韩红的安排下将该股权变更登记至韩红指定的第三方张君名下,陈建旭对李松、韩红无任何金钱给付义务。陈建旭与张君的股权变更协议中有李松、韩红的签字，结合张君向韩红转账的600000元电子回单，可以看出张君受让的股权实际上系韩红的股权。2.根据金雅通公司工商信息查询，无论是陈建旭代持的5%股份还是公司的其他股份均为认缴，实缴出资额为0元，其股权不具有实体价值，李松、韩红主张的股权转让款明显不符合常理。3.陈建旭与韩红的微信聊天记录反映代持事实，李松、韩红承诺绝不会让陈建旭支付任何对价。4.李松、韩红曾向工商部门递交虚假材料、伪造签名将邢平列为金雅通公司股东，公司涉嫌冒名登记正在接受调查，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邢平已向法院起诉。李松、韩红以不正当手段将股权挂在他人名下，恰也说明了金雅通公司的股权无价值。三、关于李松、韩红主张的“2000000元投资款”问题：1.2020年5月11日签订的《资金结算协议》中载明：“借款明细表中第16笔款（金额200万元）系陈建旭出借给李松、韩红用于项目投资，李松、韩红曾于2018年4月1日出具承诺书，现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该款项纳入本协议一并结算，对还款期限、借款本金及利率等按本协议约定执行。”首先，该笔转账的性质系借款，转账备注“投资款”的原因系李松、韩红借款的用途是投资，而借款用途与出借人无关，也不影响借款的性质。其次，该笔款项已经过结算协议明确约定为借款，即使这笔资金原来是投资款，也已经双方协议转化为了借款。2.李松、韩红先主张2000000元系股权转让款，后又主张系代理项目的投资款，其主张前后矛盾，逻辑尚且不能自洽，更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四、关于李松、韩红主张的“非法转贷”问题：李松、韩红不能证明陈建旭存在任何非法转贷的情形，陈建旭的贷款均系用于生产经营，借贷时间为2016年12月和2020年7月，所借贷款与出借借款从时间上、用途上均无关联。五、陈建旭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修订前提起的本案诉讼，不适用修订后的新规定，其主张月利率2%符合法律规定的最高利率上限。另外，本案律师费和保全费用应当由李松、韩红承担。 陈建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李松、韩红偿还借款本金5614300元和支付利息（利息按月利率2%计至实际给付为止），并承担为实现债权支出律师费169585元（附具利息表明确截止2020年3月14日利息为2364972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14日至2019年3月6日期间，陈建旭陆续向韩红支付5554450元，具体为2018年3月14日2000000元、2018年7月24日500000元、2018年7月26日200000元、2018年8月6日400000元、2018年8月29日900000元、2018年9月6日350000元、2018年9月7日150000元、2018年9月26日200000元、2018年9月28日300000元、2018年9月30日100000元、2018年10月12日110000元、2018年10月16日90000元、2018年10月29日200000元、2019年3月6日54450元。上述款项除2018年10月16日现金支付50000元外，其余为转账支付。 2019年7月2日，甲方陈建旭与乙方韩红、李松签订《资金结算协议》，对确认除2019年3月6日54450元之中的4450元之外的款项及2018年9月28日甲方为乙方垫付款59850元合计3609850元，为乙方因资金周转向甲方所借款项，乙方已还款570000元，并约定了借款利率、还款期限、方式、违约责任等。 2019年12月31日，甲方陈建旭与乙方韩红、李松签订《资金结算协议》，确认除上述2019年7月2日《资金结算协议》所指借款和2018年3月14日2000000元、2019年3月6日其余4450元，合计5614300元均为乙方因资金周转向甲方所借款项，乙方已还790000元均为支付第三条计算的利息，具体为2018年11月26日70000元、2019年1月21日200000元、2019年4月28日300000元、2019年7月7日50000元、2019年8月2日30000元、2019年8月15日10000元、2019年9月8日10000元、2019年9月12日10000元、2019年10月1日50000元、2019年11月1日10000元、2019年11月23日50000元，每笔借款支付之日至本息还清之日应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截至2019年12月31日应付利息2008801元。该协议并于第四至八条约定如下：“四、应还期限、金额及还款方式：1.截至2019年12月31日乙方尚欠本金5614300元、利息1218801元；2.还款期限2021年12月30日；3.乙方按先息后本还款，2020年1月起每月25日前还款不少于100000元，2020年5月30日前还款金额不少于2000000元，2020年12月31日前还款金额不少于4000000元，2021年5月30日前还款金额不少于6000000元（期间利息按剩余应还本金＊协议利率计至债务全部清偿）；4.乙方应本息转账支付至陈建旭招商银行成都市分行账户；5.乙方还款不足的按实现债权的费用、利息、本金顺序抵充；6.乙方韩红、李松对本合同约定的全部债务，包括本金、利息、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违约责任：1.乙方按第四条还款，甲方承诺不起诉乙方；2.乙方未按约定还款，视为本协议约定借款全部到期，甲方有权通过诉讼主张全部本息；3.乙方应承担甲方为实现债权产生的费用，包括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六、乙方送达地址为成都市龙泉驿区××路××号××栋××单元××楼××号，以上地址为起诉时法院送达地址”“七、争议解决：本协议履行中发生争议向签订地法院起诉”“八、其他：1.本协议双方各执一份，自签字之日生效；2.甲乙双方2019年7月2日签订的《资金结算协议》与本协议不一致，以本协议为准；3.第16笔（金额2000000元）是甲方出借给乙方用于项目投资，乙方曾于2018年4月1日出具承诺书，现双方协商一致作为借款纳入本协议一并结算，对还款期限及利率按本协议执行，与原协议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本协议签订地成都市锦江区”。 2020年5月11日，陈建旭、韩红、李松再签订《资金结算协议》，除第四条第3项修改为月还款金额不少于30000元，删除2020年12月30日、2020年5月30日的最低还款额，第八条第2项声明前述两份《资金结算协议》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外，其余内容与2019年12月31日《资金结算协议》相同。陈建旭陈述双方签订该份《资金结算协议》是因本案进入诉讼，双方为达成和解协议所签署，因韩红、李松不同意由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且依其答辩意见明确否认债务和拒绝履行，故归持本案诉讼请求。李松在本案第一次法庭审理结束后到庭接受询问陈述，双方约定达成和解后撤诉。 以上事实，有陈建旭提交的招商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个人转账款业务受理回单、交易成功提醒截图和2019年7月2日、2019年12月31日、2020年5月11日《资金结算协议》各一份等证据及庭审笔录在案为证。 陈建旭围绕诉讼请求中的律师费提交了《委托代理合同》及四川增值税发票，并在第一次法庭审理中陈述律师费已支付金额为10000元，经一审法院询问律师费转账支付凭证，陈建旭表示庭后补交凭证，在第二次法庭审理至本案法庭辩论终结前，陈建旭未出示所述转账支付凭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律师费支出事实不予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该条款为一般规定和但书规定关系，但书规定既可以是独立规则，也可以是除外规则，援引但书规定可以对抗一般规定的适用，反之援引一般规定不能否定和对抗但书规定的适用。本案双方多次签署的《资金结算协议》是经双方和解、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陈建旭按民间借贷关系主张借款债权，不论其中是否包含了股权转让款，都属于上述但书规定适用情形。李松、韩红主张其中5000000元为陈建旭向韩红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是以争议款项是因其他基础法律关系产生为由否认双方的民间借贷关系，是按上述一般规定提出抗辩和举证，也不表明《资金结算协议》本身具有其他效力阻却事由，不能对抗陈建旭的债权请求，在本案中不必对双方争议的股权转让履行争议进一步作出判断。即便如此，李松、韩红已举证据也不能直接支持本案款项包括其主张的股权转让款，而仅就在案证据而言，韩红持金雅通90%股权实缴出资5772200元，如陈建旭以5000000元受让其中的5%，还有明显有不合比例的疑问，该因素反而使法院倾向于支持陈建旭所称受让及后序转让均无对价的主张。因此，李松、韩红的辩称意见不能成立，其否认双方经和解、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属于明示拒绝履行，陈建旭依《资金结算协议》的提前到期条款，可以提出一次性清偿的请求。按《资金结算协议》和已履行部分，截至2020年3月14日应计利息为1495230.26元。对陈建旭多主张的利息和未举证证明已实际支出的律师费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李松、韩红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陈建旭借款本金5614300元和支付利息（截至2020年3月14日应计利息1495230.26元，从2020年3月15日至还清借款为止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二、驳回陈建旭本案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8842元减半收取计34421元，由陈建旭负担4390.15元，李松、韩红负担30030.85元。 本院二审期间，李松、韩红围绕其上诉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韩红、陈建旭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陈建旭向韩红发送了一份转账汇款银行回单，载明2000000元是投资款而非借款；2.案外人张旭、石燕分别与韩红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双方间转款凭证，以证明韩红转让其持有的金雅通公司0.5%的股份给张旭、转让0.25%的股权给石燕，张旭、石燕已支付部分股权转让款，因而韩红转让给陈建旭的股权转让也有对价；3.陈建旭与案外人张君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陈建旭与张君于2019年10月9日建立了微信朋友关系，并非陈建旭所称不认识张君。双方交流中，陈建旭对金雅通公司经营情况是非常认可的，陈建旭与张君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非受韩红指定所签订，且协议载明原价转让，而非陈建旭所述的没有对价；4.金雅通公司与陈建旭签订的代理协议、转帐凭证，以证明三份《资产结算协议》记载2000000元为代理项目的投资款，并非借款；5.《股权转让协议》（格式）、《股权转让协议》（手写）、工商登记变更资料、张君向韩红转款电子回单，以证明陈建旭将持有的股权5%转让给张君，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同时张君已按照股权转让协议支付3笔股权转让款共计600000元，张君受让陈建旭5%的股权支付了对价，并非陈建旭所称的没有对价，一审遗漏了必要当事人张君；6.转款凭证，以证明韩红收到张君款项后，支付给了陈建旭进而证明陈建旭在收取张君的股权转让款；7.微信截屏，以证明陈建旭为向韩红索要投资款，以微信等方式骚扰韩红，迫使韩红签署《资金结算协议》。8.韩红与陈建旭妻子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陈建旭2018年尾号为9898账户中的14000000元收入不是其自有资金，而是陈建旭骗取朋友的钱，进而证明陈建旭高利转贷。 陈建旭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根据《资金结算协议》案涉2000000元系陈建旭出借给韩红、李松用于项目投资，并标注为“投资款”，对此《资金结算协议》已经写明并经韩红、李松两次确认；对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首先陈建旭不认识张旭,张旭、石燕、韩红之间的股权转让与其没有任何关系。石燕是韩红舅舅的女儿，石燕告诉陈建旭，说她是被韩红欺骗、忽悠了才受让股权，韩红连自己的姐妹都欺骗；对证据3的关联性不予认可。韩红是2018年开始借款的，但陈建旭与张君加好友是在2019年10月，二人之前不熟悉，现在也不是朋友，且微信聊天记录是张君向韩红发送的，可以看出张君是韩红方的人；对证据4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代理协议签订主体是金雅通公司、陈建旭，金额也非2000000元，且之前李松、韩红一直不提交；对证据5中陈建旭与张君《股权转让协议》（手写）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5%的股权实际上是陈建旭代持，在韩红安排下转让给了张君，张君也是将股权转让款直接转给了韩红。打印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上并非是陈建旭本人签字，且写明注册资金1000000元实缴0元，说明股权没有任何价值。退一步讲，即使要主张投资款也应当是由金雅通公司主张，而非由韩红、李松主张。对于工商变更资料的真实性认可，证明陈建旭已将代持股权变更，股权已经跟陈建旭没有任何关联。对证据6，30000元还款与本案无关；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陈建旭要债天经地义，不存在骚扰，且催款是在《资金结算协议》签订之后，不能证明陈建旭迫使韩红签订《资金结算协议》。对证据8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无关，且陈建旭妻子是在韩红引导下发的信息，韩红意在赖账。 被上诉人陈建旭提交以下证据：1.《合同解除协议》（真、无原件）、2.陈建旭与张君的《股权转让协议》、3.金雅通公司工商信息查询，以证明陈建旭与韩红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已解除，事实上陈建旭是代持股权，且已变更至韩红指定的张君名下，陈建旭受让和转让股权都不需要支付对价；4.韩红与陈建旭妻子的微信聊天记录、5.《合同解除协议（假）》，以证明无法提供《合同解除协议》原件的原因系韩红用虚假的《合同解除协议》将真实的《合同解除协议》的原件从陈建旭妻子手中骗走；6.金雅通公司工商信息查询、7.邢平的微信朋友圈，以证明（1）金雅通公司实缴出资额为0元，股权没有任何价值。（2）金雅通公司涉嫌冒名登记，正在接受调查，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既说明金雅通公司股权无任何价值，又说明韩红、李松多次以不正当手段欺骗他人来当公司股东；8.陈建旭与韩红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股权转让协议未实际履行，陈建旭5%的股权是代持；9.陈建旭的贷款记录，以证明陈建旭的贷款与案涉借款无关，没有套取银行信贷资金高利转贷。 韩红、李松质证认为，证据1没有原件，不予认可；证据2是陈建旭与张君之间的真实股权转让且有对价，张君不是韩红指定的；证据4没有原始载体，不予认可，也无法看出韩红的聊天对象，证据4、5无法证明韩红退给陈建旭的《合同解除协议》是虚假的；证据6不能证明金雅通公司的股权没有任何价值，因为注册资本是认缴而非实缴；对证据7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8真实，证明了韩红与陈建旭的股权转让是真实意思表示、股权有对价，陈建旭也成为股东，陈建旭称他“现在没有钱，但是挣到钱就会给你们”，之后陈建旭出尔反尔又说自己是代持；证据9证明陈建旭高利转贷。 本院认为，李松、韩红提交证据1、4用以证明案涉 5000000元中的2000000元不是借款而是陈建旭向金雅通的代理项目投资款，但该证据对其主张不具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陈建旭提交的贷款证据9真实、合法，与本案是否存在高利转贷的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至于其证明力，将在判决理由部分论述。李松、韩红提交的证据7聊天记录用以证明陈建旭高利转贷，但其内容并不能证明其主张。李松、韩红与陈建旭提交的其他证据均是涉及陈建旭持有的金雅通公司5%的股权问题，在本案中不予审查和认定，具体原因将在判决理由部分予以阐明。 二审另查明：2016年12月14日陈建旭以其房产抵押向招商银行贷款1200000元，该款直接由银行转入文桦账户，该笔借款贷款年利率为6.3%。陈建旭该贷款账户6214××××9898在本案转款时的2018年收入14416573.03元、支出14175245.29元。之后陈建旭于2020年又向银行贷款。上述贷款均未归还完毕。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2000000元是否为陈建旭的投资款而非借款；2.李松、韩红以5000000元股权转让款抵销本案债务的主张是否成立；3.借款应否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现评析如下： 一、李松、韩红上诉主张案涉2000000元为陈建旭代理金雅通项目的投资款而非借款，但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本院对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纳。 二、本案中，陈建旭向韩红转款的事实清楚，且双方分别于2019年7月2日、2019年12月31日多次结算，金额为5614300元，现李松、韩红抗辩结算协议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陈述签署协议的背景和原因，但对其说法均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对为何多次确认并签署多份《资金结算协议》和《承诺书》承诺归还借款也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故《资金结算协议》应当是签署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李松、韩红应归还借款。李松、韩红抗辩陈建旭因受让韩红持有的金雅通公司5%的股权而应支付5000000元对价应在本案中抵销，但双方在《资金结算协议》中对是否存在股权转让对价以及陈建旭应否支付均未涉及，而陈建旭对此予以否认，因此，李松、韩红提出的抵销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同时在本案中对是否存在股权转让的事实不作审查和评判，一审对此予以评定不妥，但未影响本案判决结果，本院仍予以指出。 三、关于利率标准。李松、韩红和陈建旭2020年5月11日签订的最后一份《资金结算协议》载明的月利率2%，李松、韩红主张陈建旭高利转贷，不应按此标准计算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而是否构成高利转贷要审查出借人的资金来源。借款人能够举证证明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出借人尚欠银行贷款未还的，一般可以推定为出借人套取信贷资金，但出借人能够举反证予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 借款人虽提出高利转贷的意见但不能证明陈建旭有银行贷款，本院在陈建旭自认有银行贷款后对相关贷款情况和出借资金来源进行了审查。经查，陈建旭在借款之前有向银行抵押贷款，期限230期，金额1200000元，贷款账户尾号为9898，贷款时间在2016年，贷款直接划至文某账户。而本案借款发生在此后的2018年，陈建旭出借款项的9898账户显示2018年在没有银行贷款的情况下账户收入大于支出，故陈建旭在2016年就将贷款用于了其他用途，主观上没有将贷款用于2018年出借的意图，客观上2018年的本案出借资金也来源于陈建旭的自有资金，因此陈建旭的证据能够反证本案不存在高利转贷的情形。陈建旭另外的700000元银行贷款发生在本案出借之后，与本案无关。李松、韩红提交的韩红和陈建旭妻子的微信聊天记录既不能证明陈建旭骗取朋友资金用于出借，更不能证明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综上，借款利率应为双方约定的月利率2%。一审法院根据双方按此约定结算而认定的本息金额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李松、韩红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不予支持；原判认定基本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负担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68842元，由李松、韩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长  王卫红 审判员  傅 敏 审判员  马 雯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九日 书记员  杨 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