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96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琴，女，1983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艳，女，1985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上列二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义，贵州星秩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邹发倩，女，1979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上诉人黄琴、黄艳因与被上诉人邹发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黔0113民初38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琴、黄艳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二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借款金额为70万元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88万元。本案中，二上诉人分别于2020年4月15日、5月19日向被上诉人借款40万元及30万元，共计70万元。分别出具了借条。对于2020年4月15日的40万元借款，被上诉人自认二上诉人已经还清，并归还了借条。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针对的仅为2020年4月19日出借的30万元借款。但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却将被上诉人与二上诉人的所有流水都算作被上诉人对二上诉人的借款，使得一审法院认定的借款总额比实际70万元多出18万元。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非亲戚或朋友关系，而是由第三人介绍才达成的借款关系，信任度较低，故对于本案当中70万元的借款，二上诉人应对被上诉人要求出具的两份借条为证，双方对此均无争议。但对于一审法院所认定的除了70万元外的18万元，是另分为三笔款项即2020年5月19日的15万元、2020年4月17日的2万元、2020年4月19日的1万元。以上三笔款项均非被上诉人向二上诉人出借的款项，其中15万元是被上诉人使用上诉人的卡进行倒账所用，在转入上诉人的账号后，上诉人立即提取现金交付给被上诉人，从二上诉人提供的银行流水也有体现，而另外3万元是被上诉人为委托二上诉人缴纳的装修设计费，从二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足以体现。故三笔流水18万元并非借款，被上诉人无法提供由二上诉人出具的对应借款凭证。邹发倩辩称，上诉人所称的15万元系上诉人向我借款用于投资，并且使用我的手机在一软件上注册了账号，在该平台上操作转账给案外人，之后上诉人称我在手机上可对该账户进行监控，结果三天后我发现账户上的钱不在了，我当时问黄琴为什么钱不在了，黄琴表示可以用该软件赚钱，只是现在钱“打输了”，过几天钱就会回来，后黄琴于2020年6月1日归还了该15万元。至于3万元，是我和对方交往的过程中表示经济困难向我借款，3万元都是微信转账，对方表示过几天就归还，本案中我所主张的30万元对方未归还。邹发倩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黄琴、黄艳偿还原告邹发倩借款人民币叁拾万元及利息，利息从借款之日起算本判决执行完毕之日止（庭后原告放弃部分利息诉请，自愿从2020年6月1日主张利息）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邹发倩与被告黄琴、黄艳系朋友关系。资金往来名目繁多（有代为投资款、有代付购物款、有代请装修人员款），数额不等，双方无法证明双方之间转款的名目和性质。2020年4月15日，被告向原告借款40万元，原告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出借给被告，被告已银行转账、微信转账的方式偿还，该笔借款已经偿还完毕，借条已经退还被告，被告认可借条已退还。2020年4月19日，被告黄琴、黄艳再次向原告借款300,000元人民币，并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邹发倩现金人民币叁拾万元（￥300000）整，每月按2%计算利息”，原告于2020年4月19日向被告转账5万元、2020年4月20日向被告转账25万元。2020年5月19日，原告向被告转款15万元，请二被告代为投资，后投资未果，被告将该款项退还原告，原告认可收到该退还的款项，但认为被告是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于2020年6月1日退还的，被告称该款项是取现金退还原告的，但没有提交取现金的依据。2020年5月21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条，载明“黄琴收到2020年4月15日出借的40万元，黄琴于2020年4月15日至2020年5月21日共归还了180,700元，其中36,700元是归还邹发倩为黄琴代付的购物款，2020年5月21日结算，黄琴尚欠邹发倩256,000元”。庭审后，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对账，原告共转账40万元（借贷）、30万元（借贷）、15万元（请被告代为投资）、2万元（2020年4月17日）、1万元（2020年4月19日）给被告，15万元代为投资款的争议已如前所述，2万元和1万元的争议在于，被告称系原告委托被告聘请装修人员，后来原告不再聘请，但该费用装修人员也不予以退还，原告认为是被告向原告的借款。对被告转账给原告的金额，庭后第一次对账，双方认可被告给原告的转账有705,510元。第二次对账，双方又认可被告2020年6月1日另外向原告支付了47,000元、10,000元；但第二次对账，原告认为6月1日被告给原告的转账中，有116,000元是重复计算的，因被告转款的账号相同但银行名称不符，故该116,000元的第一次转款并未成功，退回被告后，被告重新转款，但原告在第一次对账时将两次转款116,000元重复计算；另外5月21日《收条》中载明的36,700元是被告偿还原告代付的购物款，不应作为本案被告的还款依据。另，虽然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借条载明双方约定了利息，但原告考虑与被告的朋友关系，同意被告现偿还本金，但要求被告从2020年6月1日应支付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供的借条以及银行流水可证实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但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名目繁多，尤为频繁，金额从数百到数万不等，双方已无法举证证明资金往来的性质，故一审法院从原被告的资金往来总计数额进行判断。原告转账40万+30万+15万+2万+1万=88万元给被告，被告抗辩15万元以现金方式退还原告，但未举证，被告抗辩3万元是原告委托被告聘请装修人员，但没有举证证明支付款项给装修人员的事实，对被告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被告转账给原告的款项，因5月21日的《收条》载明了36,700元是偿还原告代付的购物款，故不应计算在被告的还款中，116,000元从原、被告证据显示被告打款同一账号但银行名称不符，打款不能成功，从原告提交的该账号的流水显示116,000元确实只收到一次，故该116,000元在第一次对账金额中扣除。被告给原告的还款金额为705,510元+47,000元+10,000元-36,700元-116,000元=609,810元。被告尚欠原告的借款本金为880,000元-609,810元=270,190元。双方约定每月按照2%月利率支付利息，因本案受理时间早于2020年8月20日，故一审法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予以支持。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黄琴、黄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邹发倩借款本金270,190元及利息（利息以本金270,19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6月1日起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邹发倩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90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黄琴、黄艳负担2,612元，由原告负担288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部分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借款本金及还款金额如何认定。黄琴、黄艳主张邹发倩的诉讼请求仅为2020年4月19日出借的30万元借款，但一审法院将邹发倩与二上诉人的所有流水都认定为借款，多出的18万元不应认定为借款。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中，因邹发倩与黄琴、黄艳之间的资金往来笔数多且频繁，双方在一审中无法举证证明资金往来款项的具体性质，故原判综合考虑双方的资金往来以确定借款本金并无不当。关于二上诉人主张的18万元，即2020年5月19日的15万元、2020年4月17日的2万元、2020年4月19日的1万元，其中2020年5月19日的15万元，二上诉人主张其已经通过银行取款以现金方式退还给邹发倩，并向本院提交了取款凭证，但从双方资金往来的情况来看，双方往来款项均是通过银行转账或微信转账的方式完成，二上诉人主张上述15万元系通过现金方式返还，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亦不能证明二上诉人取款15万元后以现金方式交予邹发倩，故对二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另，关于2020年4月17日的2万元及2020年4月19日的1万元，二上诉人主张该3万元系邹发倩委托二上诉人向案外人支付的装修设计费，并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本院认为，从该微信聊天记录来看，未能体现上述委托事项，二上诉人亦未提交相关支付凭证、合同或协议以证明其在收到3万元后向案外人进行了支付并完成了委托事项，故对二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黄琴、黄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52元，由上诉人黄琴、黄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龙 珑审判员 李 娜审判员 邱翠雪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黄一灵书记员李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