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民终27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施国良，男，1965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海盐县。上诉人（原审原告）：田时民，男，1967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海盐县。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胜华。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渊，浙江海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建祥，男，1971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海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尚义，浙江泰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建珍，女，1971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海盐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云年，男，1963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海盐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盐君阳织带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海盐县百步镇横港集镇铭海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2478644370X7。法定代表人：赵云年。上诉人施国良、田时民因与上诉人徐建祥，被上诉人徐建珍、赵云年、海盐君阳织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阳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均不服海盐县人民法院（2020）浙0424民初12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施国良、田时民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徐建祥支付施国良、田时民损失6750159元，并支付利息损失【自2015年9月16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其中2015年9月16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即年利率5%计付，2019年8月20日（含）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二、徐建珍、赵云年对上述第一项请求承担连带赔付责任；三、徐建祥、徐建珍、赵云年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部分有遗漏。一审中施国良、田时民申请专家辅助人对法院依申请调取的海盐县税务局提供的海盐县君阳电脑织带厂（以下简称君阳厂）财务会计表以及君阳厂开户账户收支情况进行分析。专家辅助人分析提出以下问题：1、9个月恶意减少净资产143.5万元；2、不开票收入不入账直接减少利润和权益575万元；3、3月份减少股本300万元；4、2013年2月26日向嘉兴市广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源公司）支付购房款70万元；5、没有业务往来的情况下支付海宁贝尔乐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尔乐公司）160万元；6、合伙人报案后大量取现104万元；7、2011年3月24日购买汽车支出18万元；上述共计1370.5万元应属于合伙体的净资产，按施国良、田时民的投资比例38.92%,两人应得净资产为5333986+1416173=6750159元。二、徐建珍、赵云年应承担连带赔付责任。根据一审法院依申请调取的君阳厂开户账户收支情况，2013年2月26日君阳厂向广源公司支付购房款70万元。据施国良、田时民所知，该不动产现登记在徐建珍一人名下，合伙体财产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同时，君阳厂由徐建珍实际担任出纳，赵云年参与君阳厂的收款和出货。施国良、田时民认为，赵云年在君阳厂转型升级之后担任公司的执行董事，系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其知道或应当知道合伙体相关事宜，实际参与合伙体经营的过程中协同徐建祥共同分割合伙财产。故徐建珍、赵云年与徐建祥共同控制经营君阳厂，两人应当承担连带赔付责任。三、徐建祥、徐建珍、赵云年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将合伙体财产非法占为己有的行为严重损害了施国良、田时民的合法权益，已涉嫌职务侵占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移送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侦查。在调查过程中，施国良、田时民补充发表意见如下：徐建珍、赵云年、君阳公司就本案均应承担责任。施国良、田时民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徐建珍、赵云年的银行卡信息，但是一审法院没有准许，因此在二审中再次提出请求。徐建珍和赵云年原来均在君阳厂上班，徐建珍是出纳，赵云年是工作人员，他们的卡上的资金进出与两人实际职位不相当。故申请法院调查，以证明徐建珍、赵云年转移相应净资产以及合伙体利润的情况。徐建祥辩称：一、施国良、田时民的上诉请求第一项并不是在一审中提出或者变更的诉讼请求，徐建祥不同意调解，二审法院应驳回此上诉请求。因第一项请求不成立，第二项、第三项上诉请求没有存在基础。二、施国良、田时民所称的减少净资产、不开票等问题，均不是事实。其中，9个月减少净资产143.5万元，是合伙体正常经营亏损所致。所谓的不开票不入账减少利润和权益575万元，没有任何依据。合伙体在2013年3月减少股本300万元，是正常财务调整。支付广源公司70万元，实际是资金调头，此后该款分两次从广源公司全额返回。支付贝尔乐公司的160万元，是因为当时合伙体对外负债400万元左右，每年需周转，所以需要融资进行周转，然后再贷出来还外面融资进来的钱。所谓套现问题，也不存在。购买车辆确实支出18万元，该车辆还在。三、徐建珍、赵云年与本案无关。针对施国良、田时民的补充上诉意见，徐建祥认为：1、本案从2016年2月2日就产生诉讼，在2019年被驳回，这期间施国良、田时民也向海盐法院提起刑事自诉，嫌疑人有徐建祥、徐建珍、赵云年，海盐法院刑事一审驳回了施国良、田时民的自诉请求，市中院审理维持原判。这几次案件的审理，均没有认定徐建珍、赵云年转移君阳厂利润。徐建祥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二项，依法改判，并重新确定诉讼费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其一，一审法院认为施国良、田时民与徐建祥因君阳厂的合伙利润分配问题发生纠纷，2013年以徐建祥涉嫌职务侵占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这与客观事实不符。事实上双方之间由于股权产生纠纷，施国良、田时民以徐建祥涉嫌职务侵占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经公安查明并没有犯罪事实，不予立案。其二，一审法院认为“由徐建祥出资委托第三人拍下了这些设备，故合伙的财产仍然存在，目前保管在百步”，这也与客观事实不符。事实上徐建祥是根据施国良、田时民2018年8月25日复函第三条的指示，并根据（2016）浙0424预立3号案件查封清单上的设备进行分割后，将施国良、田时民应得的财产转交法院，至今仍由百步镇人民政府保管，徐建祥另有百步镇人民政府在2020年8月11日发给海盐君和服装辅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和公司）、徐建祥、施国良、田时民的通知佐证。这也反映了徐建祥依法并按照施国良、田时民的指示分割处置财产，涉案合伙财产己分割完毕。其三，一审法院认为徐建祥所称的合伙财产分割完毕系单方行为，在合伙关系存续过程中，君阳厂一直在徐建祥的实际控制下，在未对合伙进行清算、明确合伙的财产状况，也未得到施国良、田时民同意的情况下，徐建祥对合伙财产的分割对两人不发生法律效力，并认为徐建祥所称的分割是在2018年8月31日，距君阳厂2013年5月17日注销即合伙关系解除己达五年有余，机器设备会产生折旧，库存是否是合伙关系解除时的库存不得而知且合伙财产是否还在存疑。徐建祥认为这一认定完全错误。1、徐建祥提供的2018年8月20日的催告分割搬离函，可以证明徐建祥曾要求施国良、田时民按股份分割合伙体财产，并将分得财产搬离。两人在收到催告函后立即出具了一份复函，明确地表达了要求徐建祥按两人占合伙体38.92%股权比例分割合伙体财产的方案，并给予徐建祥分割财产的权利以及授予徐建祥将分得财产交付方式的选择权。两人不能按约到达分割现场，是两人对权利的放弃。2、合伙体中各方占股比例是2015年9月16日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嘉商终字第42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并非在合伙时就约定占股比，或在合伙体注销时就有明确的各方占股比。至于合伙关系的解除时间，一审中，双方追认合伙关系从2013年5月17日解除，此应系追认，所以一审法院认定合伙关系解除已达五年有余是错误的。从2016年2月2日起，施国良、田时民即起诉查封君阳厂财产，所以五年之余不能分割是二人滥用诉权造成的。3、至于库存是否是合伙关系解除时的库存。合伙体注销时的库存均客观存在，施国良、田时民在（2017）浙0424民初1234号案件中的起诉状诉请二和2018年8月25日复函中明确将依占股比例分割后财产返还或退还，可以视为对合伙体财产未分割时均是客观存在的确认。4、既然一审裁判的依据是2013年4月份的君阳厂资产负债表，那么4月份资产负债表上构成净资产的各分项目数据列明的清清楚楚。实物资产现时客观存在，只要根据施国良、田时民2007年入伙时制作的原君阳厂资产盘存表和抵押给银行的资产抵押清单以及本次分割单，再去现场实地查验就可以非常清楚的了解。其四，一审法院认为2018年8月31日，徐建祥、赵云年还有一案外人作为见证人员，拟了一份财产分割明细，徐建祥认为该明细单上的财产是合伙体分割给施国良、田时民的财产。而客观事实是徐建祥在接到施国良、田时民的回复函后，在回复函指定的时间内，按回复函指定的资产分割比例分割，并在施国良、田时民拒不到场的情况下，为了使分割公平公正,特邀赵云年和另一案外人员作为见证人来某，清单是在分割财产后制作的，并且清单上分割的施国良、田时民财产现仍由百步镇人民政府保管。其五，施国良、田时民在2018年8月25日给徐建祥的复函明确敦促：按两人所持38.92%之权益比例返还或退还两人，或直接向审理该案的海盐法院返还或退还。徐建祥在接函后将分割好的属于两人的财产交给海盐法院，并由海盐法院在2019年9月12日出具四页清单。这足以证明施国良、田时民接收了该些财产。其六，徐建祥是合伙体的合伙事务执行人，并非控制人，未对合伙进行清算的责任在施国良、田时民。两人在2015年12月9日用锁将君阳厂大门锁住并掌控数月之久，而且拿走君阳厂的部分原材料和记账本。一审法院的对本案裁判的依据只是君阳厂在2013年4月份的资产负债表，而对真实的现存合伙体财产状况并未查明。其七，一审法院认为徐建祥在合伙关系解除五年后仍将上述机器设备作为合伙体的财产进行分割并认为分割完毕，对施国良、田时民明显不公。这是完全错误的。造成分割拖延五年的原因在施国良、田时民。徐建祥的分割方案并不是凭空臆想的，是在合伙体财产客观存在的基础上，兼顾公正原则所作的分割。1、确定财产范围的依据是2007年合伙时施国良、田时民对原君阳厂资产盘库单、海盐法院（2016）浙0424预立3号案件、（2018）浙0424民初2389号案件对君阳厂财产的查封清单、抵押给信用社用于贷款担保的设备清单。2、施国良、田时民2018年8月25日复函指示按双方的占股比例公平分割。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5条规定，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一审法院在合伙体财产仍然存在且合伙亏损的前提下，将一堆旧机器和库存、债务处置给徐建祥，还要求徐建祥赔偿1416173元并支付利息损失，极为不公平。其八，施国良、田时民原诉请是“返还两原告所有者权益”，在第一次开庭时变更为“返还净资产”，但从未提出过增加“赔偿”的诉请，一审法院也没有告知或给予徐建祥举证期限，一审法院违反不告不理原则，程序明显违法。后徐建祥补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根据民法典第978条和民法通则第35条之规定，原合伙体终止后进行清算，并支付因合伙终止而产生的费用、清偿合伙体债务，之后才能就剩余财产进行分割。所谓赔偿损失，是因侵权行为或者违约行为造成的财产或者利益减少后产生的，法律依据是合同法或侵权责任法，而本案双方之间是合伙关系。现在合伙体未进行清算，对外债务未进行清偿，况且判决承担赔偿责任，也没有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没有查明合伙体在合伙解除时对合伙财产进行清算，也没有查明合伙体财产在2018年8月31日分割之前是否完整存在、放置在何处等事实。一审并未查明徐建祥违约并造成施国良、田时民损失以及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徐建祥认为侵害合伙财产的是施国良、田时民。徐建祥有证据证明两人至今仍占有30多万元货款。三、从一审法院向税务局调取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来看，合伙体没有作过分红的书面或口头协议。施国良、田时民在合伙体中拿走的141.8万元，就是合伙体净资产的一部分。施国良、田时民辩称：其一，股权系股东对公司享有的人身和财产权，本案并非股东权纠纷。施国良、田时民认可（2014）嘉盐沈民初字第982号案件认定的事实。该判决认定双方对合伙利润未作分配引发纠纷。双方对终止合伙关系后的利益分配一直无法达成一致。其二，徐建祥认为财产已经分割，这是一个单方行为。2013年5月17日至今，价值千万的合伙设备、库存以及利润被徐建祥等人非法侵占和掌控，故施国良、田时民发函警告3人应立即停止侵害合伙人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在收到函件后，要求3日内将价值千万的合伙财产按38.92%的比例返还或者退还施国良、田时民或直接向海盐法院返还或退还。在施国良、田时民的复函中体现的并非是授权徐建祥分割财产，在徐建祥擅自处分合伙财产后，施国良、田时民亦未追认。一审判决认为这侵害了合伙人权益，所以没有予以认定。其三，4月的资产负债表对净资产项目数据列明清楚，既然徐建祥认可4月资产负债表，那么表上关于净资产的数据，也应该是认可的。一审法院据此下判，是公正的。但是，表上净资产的数字因为没有进行相应审计，所以徐建祥隐瞒了部分。其四，原君阳厂的原始资料和记账本均由徐建祥保管。根据海盐法院依申请向国家税务总局、海盐税务局第二税务所调取的账簿资料清单显示，2016年8月28日徐建祥接收了君阳公司的原始财务账册等记账凭证，这个资料清单明显反映出徐建祥拿走了原始财务账册以及记账凭证。如果徐建祥愿意提交相关财务资料供法庭进行审计，相应的利润是能够查清的。徐建祥一直说2015年12月9日施国良、田时民把所有资料拿走，这是虚假陈述。其五，未能依法分割合伙体财产的主要原因系徐建祥将君阳厂的资料、资产转移至君阳公司。徐建祥未经施国良、田时民同意，以企业升级为由擅自注销了君阳厂，并于同日成立了君阳公司。君阳厂的机器设备，君阳公司也以自己名义用于抵押贷款，导致这些设备在2018年3月被法院拍卖。徐建祥再通过其他人把这一批机器设备买回来。所以原君阳厂的这批设备实际上已经灭失掉了。君阳厂的财产在2013年4月份的资产负债表的各项数据里均已列明，施国良、田时民在二审中申请法院责令徐建祥提交该部分证据。其六，施国良、田时民在诉请中提出了利息损失，一审法院认为利息损失应当予以支持。徐建祥认为施国良、田时民增加了赔偿的诉讼请求，系认知错误。一审中施国良、田时民诉讼请求第二项是要求徐建祥在内的4人支付利息损失，一审判决并未超出诉讼请求范围。其七，关于徐建祥的补充上诉理由。徐建祥已认可2013年4月的资产负债表中的各项数据，但施国良、田时民认为所有财务凭证都掌握在徐建祥手里。徐建祥主张的款项涉及施国良、田时民经手的一个表格，但该表格不具备证据资格，也未经施国良、田时民签字确认。退而言之，若经手人为施国良、田时民，他们当时也仅是经办人，相应款项应该认定为君阳厂的应收款。根据一审中向海盐县国税局调取的徐建祥每年每月向当地税务部门提交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相应款项如果按照徐建祥的思路，应该已经计算在相应表格中了。徐建祥列表的行为，证明其前期参与诉讼均作了虚假陈述。其八，（2014）嘉盐沈民初字第982号案件中，法院查明双方对2009年、2010年的合伙利润进行分配，施国良、田时民共计分得141.8万元，后面的利润没有分配。现在徐建祥又不认可该笔款项为分红款，自相矛盾。徐建珍、赵云年、君阳公司对双方上诉均未发表意见。施国良、田时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施国良、田时民与徐建祥之间在君阳厂存在的合伙关系于2013年5月17日解除；2、徐建祥、徐建珍、赵云年、君阳公司连带返还施国良、田时民净资产（金钱）3275107.88元，如不能返还则赔偿施国良、田时民损失；3、徐建祥、徐建珍、赵云年、君阳公司连带支付施国良、田时民净资产利息损失1345396.37元（以3275107.88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自2013年5月18日起暂计至2020年3月21日，应计至净资产清偿之日止）；4、徐建祥、徐建珍、赵云年、君阳公司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君阳厂成立于2006年3月8日，工商登记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徐建祥。2013年5月17日，因响应政府“个转企”的号召，徐建祥注销了君阳厂，并于同日成立君阳公司，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赵云年，徐建祥持股85%，赵云年持股15%。对赵云年在君阳公司的身份，徐建祥陈述为因个转企成立公司需要两个人，故让赵云年在公司挂名股东，实际君阳公司是徐建祥一个人的。施国良、田时民与徐建祥因君阳厂的合伙利润分配问题发生纠纷。2013年，施国良、田时民以徐建祥涉嫌职务侵占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期间海盐县百步镇经济建设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多次组织双方调解，均未成功。2014年10月11日，施国良、田时民以企业出资人权益确认纠纷为案由将徐建祥诉至海盐法院，经海盐法院一审、嘉兴中院二审，嘉兴中院于2015年9月16日作出（2015）浙嘉商终字第428号民事判决，确认施国良、田时民在君阳厂具有实际合伙投资人资格，享有的合伙投资权益共为38.92%。判决还确认了以下事实：施国良、田时民于2007年投入君阳厂150万元，2009年、2010年，双方对合伙利润进行了分配，施国良、田时民共计分得141.8万元，此后未做利润分配；在合伙过程中，施国良、田时民不参加合伙事务的执行，由徐建祥负责企业的实际经营活动；合伙发生时，施国良、田时民实际投资150万元，徐建祥经营君阳厂净资产为235.4万元，故施国良、田时民的投资比例为38.92%。二审判决后，双方关于合伙的清算与分配无法达成一致，2015年12月9日，双方在原君阳厂因此事发生纠纷而报警。2016年2月2日，施国良、田时民以合伙协议纠纷为由将徐建祥、徐建珍、赵云年、君阳公司诉至海盐法院，要求确认施国良、田时民与徐建祥之间在原君阳厂存在的合伙关系于2013年5月17日解除，徐建祥、徐建珍、赵云年、君阳公司连带返还被其占有的施国良、田时民合伙投资款本金150万元、连带给付施国良、田时民在君阳厂应分得的自2011年、2012年、2013年5月17日止被其占有的38.92%利润（具体以法院鉴定后施国良、田时民确认的基数为准），并赔偿利息损失。法院以（2016）浙0424民初立预3号立案，后该案于2018年5月16日以（2018）浙0424民初2389号正式立案，诉请的利润明确为300万元，其余不变。2019年6月29日，海盐法院以施国良、田时民认为徐建祥、徐建珍、赵云年涉嫌侵占罪并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附带民事诉讼、且已立案受理为由，驳回了施国良、田时民的起诉。2019年6月28日，施国良、田时民以徐建祥、徐建珍、赵云年犯侵占罪向海盐法院提起控诉，海盐法院受理后，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浙0424刑初237号刑事裁定书，以犯侵占罪的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自诉人即施国良、田时民的起诉。施国良、田时民上诉，嘉兴中院于2020年3月12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在2389号案件审理期间，徐建祥于2018年8月23日向施国良、田时民发出《催告分割合伙设备并搬离函》，该函就合伙企业固定资产分割和征迁搬离事项催告施国良、田时民，必须在2018年8月31日之前前往原君阳厂，分割原有固定资产包括设备、库存，并予以搬离，如不及时前往分割并搬离的，视作施国良、田时民放弃，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均自负。施国良、田时民于2018年8月25日向徐建祥、徐建珍、赵云年复函，回复称：因合伙清算、分配的纠纷在法院审理之中，如何清算和分配，最终以法院生效裁判为准；2013年5月17日至今，价值千万元的合伙设备、库存及利润等（包括财务账册、资料等）被徐建祥三人非法侵占和掌控，故警告三人应立即停止一切侵害合伙人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在收到本函之日起三日内将价值千万元的合伙财产（包括利润等），按38.92%之权益比例返还或退还给施国良、田时民，或直接向海盐法院返还或退还。2018年8月31日，徐建祥、赵云年还有一案外人作为见证人员，拟了一份财产分割明细，徐建祥认为该明细单上的财产是合伙体分割给施国良、田时民的财产。但施国良、田时民对此不予认可，也并未接收该些财产。君阳厂在经营期间多次向当时的百步信用社贷款，有信用贷款、也有机器设备抵押贷款，在2013年2月26日的抵押贷款中，徐建珍在君阳厂的抵押财产清单上签字。君阳厂转型升级为君阳公司后，君阳公司仍使用原君阳厂的机器设备进行抵押借款，2015年2月4日，君阳公司与信用社签订了《流动资金抵押借款合同》，借款750000元，原君阳厂的机器设备作为抵押物，其所有权归属标注为君阳公司所有。因没有按时归还借款，2016年2月16日，海盐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至法院，要求君阳公司及担保人还款，经法院调解结案。因没有履行调解书确定的还款义务，海盐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于2016年5月3日申请执行，在执行过程中，2018年3月17日至18日，海盐法院拍卖了抵押的机器设备。徐建祥认为个转企之后，君阳公司与君阳厂虽在同一经营地址，但两者没有关联，君阳公司没有用到君阳厂的任何财产，对君阳公司用原君阳厂的机器设备、以自己所有为名进行抵押借款的情况，徐建祥解释为是经信用社同意的，且在法院拍卖处置机器设备时，由徐建祥出资委托第三人拍下了该些设备，故合伙的财产仍然存在，目前保管在百步。2015年12月9日，双方在原君阳厂的所在地发生纠纷，后报警，徐建祥认为施国良、田时民当时就把君阳厂的财务账册等都取走了，施国良、田时民对此不予认可，认为财务账册在徐建祥手中。在（2016）浙0424立预3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曾委托浙江中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君阳厂在2011年1月至2013年5月的经营情况进行审计，但因没有相应日期的财务账册、会计凭证、银行流水、销售及采购合同等基本财务资料而无法审计。从税务部门调取的君阳厂2013年4月资产负债表来看，期末数即至2013年4月30日的数据，资产合计为6568991.49元，负债合计为2930314.84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3638676.65元，未分配利润为﹣461323.35元，2013年5月的资产负债表，期末余额均为0。在2389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于2018年10月24日找徐建祥作询问笔录一份，法院问“2013年4月底，你申报的材料里你们厂的全部资产是3638676.65元，这个数字对吗？”，徐建祥答“是的，当时经营是亏损的，资产还是有的”。徐建祥与徐建珍原系夫妻关系，于1995年1月1日登记结婚，后于2015年12月11日离婚。徐建珍系海盐县百步镇卫生院的主治医师。一审法院认为，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本案施国良、田时民与徐建祥之间的合伙关系已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对此予以确认，故本案案由应调整为合伙协议纠纷。因施国良、田时民与徐建祥对在原君阳厂存在的合伙关系于2013年5月17日解除均无异议，对此亦予以确认。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第一，施国良、田时民诉请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第二，合伙关系解除后，合伙财产是否已经分割处理完毕，如没有处理，应如何分割处理；第三，徐建珍、赵云年、君阳公司的责任问题。对上述争议焦点，作如下解释和认定：一、施国良、田时民诉请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徐建祥认为2013年至今，施国良、田时民从未提出返还净资产这一请求，故诉讼时效已经超过。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2013年5月17日君阳厂注销，2014年10月11日施国良、田时民提起出资人权益确认纠纷诉讼，经审理后，双方合伙关系及施国良、田时民的合伙份额于2015年9月16日经嘉兴中院二审判决确认，2016年2月2日，施国良、田时民以合伙协议纠纷为由将徐建祥、徐建珍、赵云年、君阳公司诉至海盐法院，2019年6月29日被驳回，2019年6月28日，施国良、田时民以徐建祥、徐建珍、赵云年犯侵占罪向海盐法院提起控诉，海盐法院驳回起诉，嘉兴中院于2020年3月12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20年4月8日，施国良、田时民提起本案诉讼。从整个过程来看，自2013年至今，施国良、田时民一直在向徐建祥主张权利，从前期合伙人身份的确认，到后期合伙的清算与财产的分配，故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对徐建祥认为的施国良、田时民从未提出返还净资产这一请求、故本案诉讼时效已过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虽施国良、田时民在之前诉讼中未提出返还净资产，而是要求返还投资本金、分配利润，或认为徐建祥一方侵占了合伙财产，请求法院追究其刑事责任，但双方争议问题的实质是相同的，即关于合伙的清算与财产分配，徐建祥一方仅以请求名称不同为由，认为超过诉讼时效，明显与事实不符，对该意见不予采信。另对徐建祥提出的本案属“一事两诉”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2389号案件是裁定驳回起诉，并未对案件实体问题进行处理，现因刑事案件已被驳回，施国良、田时民再行提起民事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并不构成重复起诉，故对该意见不予采信。二、合伙财产是否已经处理完毕，如未处理，应如何分割处理。徐建祥认为，合伙财产已催告施国良、田时民分割、搬离，并已于2018年8月31日分割完毕。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徐建祥所称的合伙财产分割完毕系徐建祥的单方行为，在合伙关系存续过程中，合伙体即君阳厂一直在徐建祥的实际控制下，在未对合伙进行清算、明确合伙的财产状况，也未得到施国良、田时民同意的情况下，徐建祥对合伙财产的分割对施国良、田时民并不发生法律效力；第二，徐建祥所称的分割是在2018年8月31日，距君阳厂2013年5月17日注销即合伙关系解除已达五年有余，机器设备会产生折旧，库存是否是合伙关系解除时的库存不得而知；第三，合伙财产是否还在，存疑。君阳公司是为响应政府“个转企”的号召，由君阳厂转型升级而来，两者在同日分别注销和成立，经营地址相同，对原君阳厂的机器设备，君阳公司也以自己所有为名向信用社抵押贷款，导致该些机器设备在2018年3月被法院拍卖，故徐建祥所称的君阳公司与君阳厂在财产上没有任何关联，与施国良、田时民所称的君阳厂的资产被转移至君阳公司，明显施国良、田时民的说法与上述事实更加相符。徐建祥在合伙关系解除五年后仍将上述机器设备作为合伙体的财产进行分割并认为分割完毕，对施国良、田时民而言明显不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规定：……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虽徐建祥在合伙中占比较多，但合伙的分割也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故对徐建祥提出的涉案合伙财产已经分割完毕的意见不予采信，涉案合伙财产并未分割和处理。涉案合伙财产如何处理，即施国良、田时民的诉请能否得到支持。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义务。本案中，第一，因君阳厂基本财务资料缺失无法进行审计，故已无法对合伙进行清算来确定该厂2013年5月17日注销时准确的财产状况；第二，从调取的2013年4月的资产负债表来看，至2013年4月30日，该厂所有者权益即净资产为3638676.65元，徐建祥在2018年10月24日法院笔录中对该数字予以认可，并表示“当时经营是亏损的，资产还是有的”；第三，资产虽包括了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存货、固定资产等，但从案件审理的情况来看，目前已无法确定具体净资产的种类及金额，实物财产是否存在亦存疑。综上，因目前已无法审计，而最接近合伙解除时合伙体财产状况的是2013年4月资产负债表，而合伙关系解除时合伙财产由徐建祥所实际控制，从维护施国良、田时民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酌定以2013年4月30日的净资产金额为准，按施国良、田时民的投资比例38.92%，由徐建祥支付施国良、田时民净资产损失人民币1416173元。对施国良、田时民诉请的3275107.88元，一审法院认为，其诉请金额依据的资产负债表真实性无法得到确认，且8414973.99元系“负债及所有者权益”的“年初数”，施国良、田时民以该8414973.99元作为合伙净资产计算其所应得金额，缺乏事实依据，故对施国良、田时民超过一审法院支持部分的诉请金额不予支持。三、对徐建珍、赵云年、君阳公司的责任问题。首先，对徐建珍，虽徐建珍在合伙关系存续期间与徐建祥系夫妻关系，但徐建珍有正当职业，目前也没有证据证明徐建珍参与合伙经营，对在抵押财产清单上签字的行为，徐建珍的解释也符合办理贷款的一般情况，故徐建珍不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其次，对赵云年、君阳公司，因合伙关系发生于施国良、田时民与徐建祥之间，合伙体君阳厂也一直由徐建祥所控制和经营，赵云年虽与徐建祥同为君阳公司的股东，但徐建祥认为赵云年为挂名，君阳公司实际为徐建祥一人所有，且君阳公司是否占有君阳厂的资产，是徐建祥对合伙财产的一种处理方式，故对合伙分割后财产权益的主张，其对象应是徐建祥，施国良、田时民要求赵云年、君阳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徐建祥应支付施国良、田时民净资产损失人民币1416173元。而对施国良、田时民请求的利息损失，应以应付款项为基数，自施国良、田时民合伙人资格及权益比例确认之日即2015年9月16日起，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其中2015年9月16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即年利率5%计付，为277996.7元，2019年8月20日（含）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对施国良、田时民的其他诉讼请求，依法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施国良、田时民与徐建祥在原君阳厂的合伙关系于2013年5月17日解除；二、徐建祥支付施国良、田时民净资产损失人民币1416173元，并支付施国良、田时民利息损失人民币277996.7元（暂算至2019年8月19日，后以应付款项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上述款项，由徐建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施国良、田时民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徐建祥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376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48764元，由施国良、田时民负担30535元，徐建祥负担18229元。本院二审期间，施国良、田时民提交证据如下：1、张兆祥询问笔录，用以证明徐建珍系原君阳厂出纳，实际参与合伙体经营；2、录音，用以证明双方之间系合伙关系，被上诉人一方共同转移侵占合伙体财产；3、照片，用以证明登记在君阳厂名下的浙ＦＤ××**小型轿车一直由徐建珍占有使用，徐建珍与徐建祥共同转移合伙体财产；4、君阳厂银行流水，用以证明广源公司退回的钱被徐建祥转移；5、施明贤、田民华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两人在送货单上签字的行为是履行职务的行为。徐建祥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三性均有异议。证据2只能证明原合伙体是否成立、并未分给过被上诉人140多万元红的事实。被上诉人一方仍欠合伙体货款。证据3反映的轿车确实是合伙体财产，但是不能证明徐建珍在使用。证据4体现的均是君阳厂正常的资金往来。对证据5的三性均有异议。徐建祥提交证据如下：1、法院查封清单，用以证明2016年2月2日起合伙体财产因施国良、田时民诉讼被全部查封；2、财产抵押清单，用以证明因经营合伙体，将财产抵押给银行以取得贷款的事实；3、验资报告，用以证明君阳公司自成立时就具有独立的投资、资产，与合伙体无关；4、申请法院处理财产书，用以证明2017年11月21日，徐建祥在通知施国良、田时民清算、分割合伙财产无果后，向一审法院申请清算分割财产；5、嘉兴日报，用以证明2018年8月25日，徐建祥登报催告施国良、田时民分割合伙财产；6、按占股比分割给徐建祥财产清单，用以证明徐建祥根据施国良、田时民财产的回复函，按其占股比分割后取得财产；7、百步镇综合行政执法办拆除通知书，用以证明2018年10月22日之前合伙体财产仍然完整存在；8、法院通知书，用以证明2019年9月10日前合伙体财产仍放置在原厂房内；9、存放腾空通知书，用以证明2020年8月11日合伙体财产分割后，施国良、田时民的财产由百步镇政府保管；10、机动车登记证书，用以证明合伙体购买的车辆仍旧存在；11、现金缴款单，用以证明70万元由广源公司退回；12、送货单及欠款清单，用以证明施国良、田时民欠合伙体306504元；13、工商证明，用以证明君阳厂原系徐建祥个人独资企业；14、盘库清单，用以证明合伙之初施国良、田时民清点的属于徐建祥个人财产和价值明细的事实；15、情况说明，用以证明涉案财产纠纷在各个时间点的情况；16、实际情况说明，用以证明合伙之初施国良、田时民认定的财产现今仍旧存在，并按各自占股比公平分割；17、（2017）浙0424民初1865号民事裁定书，用以证明截止2017年6月8日，合伙体财产存在，合伙体在2013年5月17日仍欠银行贷款180万元尚未归还；18、送货单，用以证明截止目前，合伙体财产306504元仍被施国良、田时民非法侵占。施国良、田时民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虽然相应设备已经被查封，但是仅是书面查封，仍然由徐建祥控制和使用。对证据2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徐建祥未经施国良、田时民同意擅自申请贷款并进行抵押，把属于施国良、田时民的财产用于为君阳公司办理抵押，最后处理掉了。对证据3的三性均有异议。证据4，反映徐建祥存在投机行为。对该证据的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持有异议。徐建祥向法院提申请要求清算，但最后没有清算。对证据5的三性均有异议。证据6充分表明徐建祥、赵云年存在违法侵占合伙体财产的事实。对证据7、8均有异议。证据8是原件，但对其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9的三性均有异议。证据10，购车未经施国良、田时民同意，这辆车一直由徐建祥妻子使用。未经施国良、田时民同意以合伙体名义购买车辆是在侵占财产。证据11，存款人与本案没有关系，徐建妹是徐建珍的姐姐，更加证明徐建祥一方侵占合伙体财产。这笔钱由徐建妹打进君阳厂账户后被徐建祥取现。对证据12的三性均有异议。如果是真实的，恰能证明财务账册在徐建祥手里，徐建祥应该向法庭提供全面的财务资料。对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该证据恰能证明徐建祥利用企业转型升级侵占合伙人财产。对证据14、15、16的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据17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恰能证明徐建祥串通第三方恶意转移合伙财产。对证据18的三性均有异议。对双方提交的证据，徐建珍、赵云年、君阳公司均未发表意见。本院认证认为：施国良、田时民提交的证据1，即使真实，也是案外人的陈述，不足认定徐建珍需对本案承担责任。对施国良、田时民提交的证据2-4的形式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但并不影响本案处理，具体将于说理部分予以论述。施国良、田时民提交的证据5，系施明贤、田民华两人陈述，即使真实，也仅是单方陈述，本院对其不予认定。徐建祥提交的证据，虽然部分证据的真实性为施国良、田时民认可，但是总体而言，不影响本案处理，具体将于说理部分予以论述。在二审过程中，施国良、田时民提交申请两份，一份系申请法院责令徐建祥提交君阳厂2008年至2013年的财务账册，一份系申请法院调取2007年7月至2013年5月17日徐建珍、徐建祥、赵云年名下所有银行账户明细。徐建祥提交申请一份，申请本院向海盐法院调取（2016）浙0424预立3号、（2018）浙0424民初2389号、（2019）浙0424刑初237号案件中施国良、田时民的诉讼保全申请书、查封的民事裁定书、财产查封清单、查封笔录；调取（2014）嘉盐沈民初字第982号案件中徐建祥的个人合伙资产重要证据，即盘库单；调取（2016）浙0424执947号、（2017）浙0424民初1234号、（2018）浙0424执恢61号三个案件的全部案卷材料。徐建珍在二审中申请本院向海盐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横港信用社调取2007年至2013年5月，君阳厂在该行办理存取款及其他业务的经办人留底凭据，用以证明徐建珍并非君阳厂出纳或员工。对各方提交的申请，本院均不予准许，具体将于说理部分予以论述。徐建珍、赵云年、君阳公司未提交证据。本院经审理，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施国良、田时民与徐建祥纠纷多年，虽然施国良、田时民曾经要求徐建祥一方返还投资本金、分配利润，后又提出要求返还净资产，但是双方争议问题的实质是相同的。现有有效证据及双方陈述反映，2006年，徐建祥成立君阳厂，2007年，施国良、田时民投入君阳厂150万元入伙，三人合伙一直持续到2013年5月17日。在合伙过程中，徐建祥主要负责合伙体的实际经营，施国良、田时民占合伙体份额为38.92%。施国良、田时民提起本案诉讼，主要是认为三人合伙关系于2013年5月17日解除，徐建祥、徐建珍、赵云年恶意串通侵占合伙财产，故要求徐建祥一方返还属于施国良、田时民的财产。一审法院依据双方合伙的实际情况，以从税务部门调取的君阳厂2013年4月资产负债表为依据，按照施国良、田时民两人在合伙体所占份额确定徐建祥需承担的责任。一审判后，施国良、田时民与徐建祥均因不服而提起上诉。本院将对双方上诉请求与理由分别进行评价。关于施国良、田时民的上诉。首先，施国良、田时民上诉，提及几笔款项，涉及其认为的恶意减少资产、利润不入账、取现等。但是专家辅助人的分析，尚需要其他充足证据的佐证。施国良、田时民认为合伙账册在徐建祥手中，但是因为2015年9月双方产生纠纷，账册究竟在何处已经很难确定。况且，账册记载是否完整，也存疑。在此情况下，没有充足证据推翻税务部门备案的资产负债表的记载。其次，在三人合伙期间，徐建珍为徐建祥妻子，但是徐建珍并非合伙人，而本案是合伙人之间的纠纷。施国良、田时民认为徐建珍侵占合伙财产，但是仅凭施国良、田时民一方主张的徐建珍担任君阳厂出纳、收取款项、使用君阳厂汽车、在抵押财产清单上签字等行为，并不足以证明徐建珍侵占合伙财产。按照徐建祥陈述，赵云年仅为挂名股东，其并非合伙人，没有证据证明赵云年侵占了合伙体的财产。二审中，施国良、田时民申请调取徐建祥、徐建珍、赵云年名下所有的银行明细，但是该指向并不明确，且单凭银行明细也无法确定是否与合伙体有关。故施国良、田时民要求徐建珍、赵云年就本案承担责任，没有依据。徐建珍在二审中提交申请，并无必要。最后，君阳公司实际系徐建祥一人成立的，徐建祥成立君阳公司，是对合伙体财产的的处置方式，君阳公司本身并非合伙人，而是合伙体的后续变化。故施国良、田时民要求君阳公司就本案承担责任，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施国良、田时民所称的移送公安问题，因为两人已经就相关问题提起过刑事自诉/附带民事诉讼，所以对该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关于徐建祥的上诉。首先，徐建祥欲否认与施国良、田时民之间的合伙关系，但该事实已为前案生效判决确认。现双方均确认三人合伙于2013年5月17日结束，在合伙结束后，徐建祥作为实际负责合伙体经营活动的合伙人，本应立即召集其他合伙人进行合伙清算。但是，徐建祥注销君阳厂后，随即成立君阳公司，君阳厂和君阳公司经营地址相同，君阳公司仍旧使用君阳厂的机器设备并用于抵押贷款。在此情况下，施国良、田时民认为合伙体财产已被徐建祥不当处置，进而侵害了施国良、田时民的合法权益，符合实际。其次，徐建祥二审中提出，合伙财产仍旧存在，且徐建祥曾要求分割合伙财产，并且提交了证据。但是徐建祥作出上述行为，是因为后续施国良、田时民与徐建祥之间产生了诉讼，徐建祥作出要求分割合伙财产的行为时，距合伙关系结束已逾数年，合伙财产不仅产生折旧，还经过了法院拍卖。在此情况下，徐建祥所称的设备、车辆等即使仍旧存在，若以尚存的设备、车辆等作为合伙财产进行实物分割，对施国良、田时民而言，明显不公。同理，徐建祥在二审中提交申请，要求调取前案的资料，本院认为并无必要。再次，徐建祥称截至2013年5月17日，合伙体对外仍有负债。但是一审法院调取的资产负债表是徐建祥提交，徐建祥并无证据否定负债表记载事项的真实性。徐建祥所称的施国良、田时民侵占合伙财产，但是从其提交的证据来看，清单未经过对方确认，送货单即使真实，时间均在2013年4月30日前。徐建祥认为施国良、田时民占有财务凭证，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故徐建祥的该抗辩，缺乏依据。最后，一审并不违反不告不理原则，一审适用法律也无明显不当。综上所述，施国良、田时民、徐建祥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764元，由施国良、田时民负担24840元，徐建祥负担1892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宁建龙审判员  黄 阁审判员  王 浩二〇二一年一月十日书记员  吴跇帆书记员  黄晓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