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4民终193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梅列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小蕉工业园小微企业创业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50402751373780R。 法定代表人：林孟锦，该委员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志漂，福建律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应军，男，1973年5月22日生，汉族，住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裴亚芹。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福建省鸿达精选煤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小蕉兴业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400791796868Q。 法定代表人：黄秀清，该公司董事长。 原审第三人：罗立炼，男，1972年2月17日生，汉族，住福建省永安市。 原审第三人：张志贵，男，1962年6月6日生，汉族，住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 原审第三人：林玉光，男，1969年8月12日生，汉族，住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 上诉人福建梅列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梅列管委会）因与被上诉人陈应军、福建省鸿达精选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达公司），原审第三人罗立炼、张志贵、林玉光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前由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闽0402民初1894号民事判决，陈应军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9）闽04民终931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2018）闽0402民初1894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现梅列管委会不服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2019)闽0402民初35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梅列管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志漂、被上诉人陈应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裴亚芹、原审第三人张志贵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鸿达公司，原审第三人罗立炼、林玉光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梅列管委会上诉请求：1.撤销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2019）闽0402民初352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陈应军对梅列管委会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陈应军、鸿达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梅列管委会与鸿达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实为政府招商引资优惠条件，而非双方基础设施委托建设施工条款。对《补充协议》条款的理解应以《项目投资协议》为基础，并结合《补充协议》的上下文进行理解。梅列管委会与鸿达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表面上虽然有基础设施委托施工的表述，但根据《补充协议》第6条的约定，鸿达公司必须达到固定资产的投资条件，并经区政府相关部门认定后，土地价格才按每亩9.52万元计算。其中差价693.6万元将作为鸿达公司基础设施建设费实行分年返还，凡当年实现承诺的产值、税收的予以返还，否则不予返还。第一年返还40%，第二年返还40%，第三年返还20%。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鸿达公司须以每亩13.6万元摘牌取得土地使用权，并完成约定的投资及产值、税收，梅列管委会才给予土地优惠价每亩9.52万元并将已付的土地出让金超出部分分年折让返还。因此，该土地折让差价及693.6万元是有条件的优惠返还款。而所谓的“基础设施委托施工”仅仅是作为一种优惠返还款名义上的支付条款，双方之间确实不存在真实的基础设施委托施工合同关系。2.鸿达公司最终未进行项目投资，《项目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未实际履行，梅列管委会没有向鸿达公司支付工程款的义务。鸿达公司与梅列管委会签订的《项目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是土地使用权出让预约合同。合同的标的是鸿达公司将来在一定的时间内在梅列管委会管理的辖区摘牌取得土地使用权并进行投资建厂。预约合同《项目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签订后鸿达公司违反了《项目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约定，未摘牌所出让的土地，因此也未与土地资源管理部门签订本约《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更未向梅列管委会或土地管理部门缴纳土地出让金。鸿达公司已经构成预约合同违约，依法应当向梅列管委会承担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在《项目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土地使用权出让预约合同中梅列管委会作为土地出让方没有向鸿达公司支付任何款项的义务。根据预约合同《补充协议》第4条约定，鸿达公司在事实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必须由梅列管委会的工程管理部门作为第三方全程参与工程的管理和监督，严格按《关于加强土地出让金支出管理办法的通知》[梅财建（2011）9号]文件内容执行。鸿达公司违反了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预约合同《项目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约定，在未摘牌所出让的土地并最终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情况下私自开工建设，与陈应军签订《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书》，履行过程中未有梅列管委会作为第三方参与管理和监督，该合同书与梅列管委会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系。鸿达公司未支付陈应军工程款系鸿达公司资金链断裂，丧失付款能力导致的，而非梅列管委会迟延懈怠未支付鸿达公司工程款的原因造成的，因此一审法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判决梅列管委会应付陈应军工程款完全属认定事实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3.一审法院仅凭鸿达公司员工罗立炼、张志贵、林玉光签字的《现场工程量签证单》确定工程造价错误。梅列管委会与鸿达公司不存在事实上的委托代建关系，且梅列管委会未参与工程的任何监督管理，鸿达公司亦未在《现场工程量签证单》上盖章确认。在鸿达公司法人机构停摆且不能正常表达法人意志的情况下，罗立炼、张志贵、林玉光在《现场工程量签证单》的签字仅能代表其个人意见，因此其三人的签字及当庭陈述，其性质上属于证人证言。2019年6月28日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未查明本案的工程造价，因而事实不清为由作出的（2019）闽04民终931号民事裁定书，将本案发回重审。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本案工程造价的举证责任在陈应军。一审判决将举证责任分配给梅列管委会并判决梅列管委会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显然是错误的。况且张志贵、林玉光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鸿达公司已支付陈应军部分工程款，陈应军对此予以认可，只是辩称是鸿达公司支付其他工程款，但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也未进一步查明。4.一审判决违反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陈应军在本案重审过程中重新提交起诉状，将鸿达公司由被告改列为第三人，改变了鸿达公司主体地位及案件的法律关系，对此人民法院依法应当不予受理。一审法院准许陈应军变更当事人违反了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5.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应当驳回陈应军对梅列管委会的诉讼请求。2013年7月26日本案挡墙工程施工完成，并经鸿达公司员工验收合格。此后，陈应军未向梅列管委会申请和主张权利，直至2018年7月3日陈应军向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审理过程中才将梅列管委会列为被告。可见，陈应军要求梅列管委会承担支付工程款责任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陈应军辩称，1.梅列管委会与鸿达公司于2011年6月24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委托合同。2011年6月24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系2011年6月21日《项目投资协议》的补充，其主要合同权利义务应以《项目投资协议》的约定为基础，但2011年6月24日《补充协议》中还约定梅列管委会委托鸿达公司对本应由梅列管委会负责施工的挡墙等基础设施进行施工，同时未约定施工时间。鸿达公司最终未进行项目投资，不能证明其就未接受过梅列管委会案涉挡墙工程施工的委托。事实上案涉挡土墙从2013年7月26日即已竣工并实际交付，故陈应军要求梅列管委会承担案涉挡墙工程款的事实依据是梅列管委会与鸿达公司签订的2011年6月21日《项目投资协议》、2011年6月24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案涉挡墙工程是梅列管委会负责的三通一平工程的内容组成，并不是鸿达公司应尽的法定义务。至于施工过程中梅列管委会有无按《补充协议》约定派第三方参与工程的监督和管理，是梅列管委会自主行使权利，与其委托本身无关。2.本案中梅列管委会声称支付鸿达公司相应工程款，但未提交任何证据，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因委托人梅列管委会原因，迟延懈怠不支付工程款，致受托人鸿达公司对陈应军不履行支付工程款义务，陈应军可选择梅列管委会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况且，梅列管委会在未支付相应工程即案涉挡土墙工程对价款即接收建筑物所有权的情况下，委托方梅列管委会若不承担任何责任，显然属于显失公平或不当得利的情形。陈应军要求梅列管委会向其支付案涉挡土墙工程款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3.案涉《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书》和2013年1月2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是鸿达公司与陈应军签订的合同，陈应军是实际施工人，该合同约定的挡土墙工程已于2013年7月26日即实际竣工并经发包单位组织其工作人员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鸿达公司应按合同约定的价款支付工程款，现依法由梅列管委会支付工程款958,387.25元。4.梅列管委会关于“陈应军要求其承担支付工程款责任已经超过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民事诉讼时效”，经原审法院查证，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鸿达公司未作答辩。 张志贵述称，其是鸿达公司案涉项目工程的现场联系人，案涉工程项目是梅列管委会委托鸿达公司实施。关于陈应军已收取鸿达公司的款项，是鸿达公司与陈应军之间其他项目的施工款项。关于项目工程款的金额问题，工程完工几年后，案外人国投闽光（三明）城市资源有限公司以每亩13.6万元的价格竞得，按梅列管委会与鸿达公司签订的合同，该13.6万元包括三通一平的费用，案涉挡土墙工程属于三通一平工程的一部分，梅列管委会应当把挡土墙工程的款项支付给陈应军。综上，张志贵不认可梅列管委会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 罗立炼、林玉光未作陈述。 陈应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梅列管委会立即支付工程款958,387.25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1年6月21日，梅列管委会与鸿达公司签订《项目投资协议》，约定：梅列管委会将三明小蕉工业园内规划红线确定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有偿提供给鸿达公司进行项目投资使用；土地起始价为每亩13.6万元；双方签字盖章后，10个工作日内鸿达公司付给梅列管委会该宗地项目履行押金人民币50万元。鸿达公司必须参与土地挂牌竞标，否则视为违约，梅列管委会有权没收鸿达公司的项目履行押金。在鸿达公司按本协议按时完成项目建设后，梅列管委会退还项目履行押金。其余条款按摘牌后与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所约定办法执行；鸿达公司对该宗地项目总投资必须在人民币25000万元以上，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人民币18000万元以上；鸿达公司必须在梅列管委会交地后，3个月内完成规划设计并开工建设，10个月内完成主体建设，16个月内竣工，20个月内投入使用；协议并对双方违约责任进行了约定。鸿达公司按协议约定缴纳了土地预申请土地押金。2.2011年6月24日，梅列管委会与鸿达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因场地和鸿达公司建设设施要求所限等因素，原由梅列管委会负责的三通一平工作的场地（其中A3和A4地块约46.11亩的土石方工程，约90万立方，由鸿达公司自行负责平整），道路、水、电和挡墙，防洪排水等设施，现由梅列管委会委托鸿达公司负责实施；该地块约170亩的地价按每亩9.52万元计算。与基准地价每亩13.6万元的价差4.08万元，计693.6万元。全部用于未完善的土石方工程、道路、水、电、挡墙、防洪、排水等基础设施建设。决算时按低于693.6万元审核的工程决算进行付款，超出不补；鸿达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必须由梅列管委会的工程管理部门作为第三方全程参与工程的管理和监督。3.2013年1月8日，鸿达公司与陈应军签订《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书》，约定：由陈应军负责鸿达公司三期工程的东面挡墙，工程预算造价为每立方米225元，土方整平压实造价为每立方米3元；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30个工作日一次性支付工程结算款的90%，预留结算款的10%作为质量保证金，待工程质量保证期一年后全额返还。陈应军在合同上签字并摁指模；张志贵、林玉光作为鸿达公司代表在合同上签字确认，并加盖鸿达公司合同专用章。4.2013年1月25日，鸿达公司与陈应军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根据实际工作中发现的地质构造和需要，案涉挡土墙必须采用松木打桩或砼板墙的实施方案，并对砼挡墙的体积及需使用钢筋量、模板进行了约定。陈应军在合同上签字并摁指模；张志贵、林玉光作为鸿达公司代表在合同上签字确认，并加盖鸿达公司合同专用章。5.2013年7月26日《现场工程量签证单》一份，载明：工程名称为鸿达公司三期工程，工程部位为东面挡墙工程；签证内容及计算方式，花岗岩沙浆切体基础986.25立方米×225元＝221,906.25元，花岗岩基础底面工程1578立方米×225元＝355,050元，砼（钢混）基础结构砼189.37立方米×570元＝107,940.9元、抛石227.25立方米×225元＝51,131.25元，砼基础地面上202立方米×570元＝115,140元，土方35740立方米×3元＝107,220元，总计958,387.25元；由鸿达公司员工林玉光、罗立炼、张志贵在建设单位一栏签名，并写明“验收合格”，但鸿达公司并未盖章确认，且监理单位、施工单位栏目均为空白。2016年7月26日《现场工程量签证单》一份，载明内容与2013年7月26日《现场工程量签证单》载明内容相同。6.案涉挡土墙为案涉小蕉工业园土地受让权的组成部分。梅列管委会、鸿达公司同意2011年6月21日《项目投资协议》中由鸿达公司参与案涉小蕉工业园土地挂牌竞标，改由福建明天实业有限公司参与。福建明天实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8月24日缴纳土地出让保证金189万元，于2015年8月28日参与土地挂牌竞标，但未摘牌，于2016年11月16日收到三明市国土资源局梅列分局退回的土地出让保证金189万元。案外人国投闽光（三明）城市资源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20日与三明市瑞云新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签订《项目投资协议》，后竞得案涉小蕉工业园土地受让权。 一审法院对于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 1.2011年6月21日《项目投资协议》、2011年6月24日《补充协议》的证据采信问题。一审法院认为，2011年6月21日《项目投资协议》对关于鸿达公司参与小蕉工业园地块土地使用权挂牌竞标并进行投资作了前期约定，还在“双方义务”中约定鸿达公司必须在梅列管委会交地后，3个月内完成规划设计并开工建设。梅列管委会关于“2011年6月21日《项目投资协议》是预约合同”的辩解，予以支持。根据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鸿达公司在缴纳了土地预申请土地押金后，由福建明天实业有限公司参与案涉小蕉工业园土地挂牌竞标，后收回土地出让保证金，鸿达公司最终未进行投资。故梅列管委会关于“鸿达公司未参与案涉小蕉工业园土地挂牌竞标”的辩解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2011年6月24日《补充协议》系2011年6月21日《项目投资协议》的补充，其主要合同权利义务应以《项目投资协议》的约定为基础，但2011年6月24日《补充协议》中还约定梅列管委会委托鸿达公司对本应由梅列管委会负责施工的挡墙等基础设施进行施工，同时未约定施工时间。鸿达公司最终未进行项目投资，不能证明其就未接受过梅列管委会案涉挡土墙工程施工的委托。事实上案涉挡土墙从2013年7月26日即已竣工并实际交付，故陈应军要求梅列管委会承担案涉挡土墙工程款的事实依据是梅列管委会与鸿达公司签订的2011年6月21日《项目投资协议》和2011年6月24日《补充协议》。案涉挡土墙工程是梅列管委会负责的三通一平工程的内容组成，并不是鸿达公司应尽的法定义务。至于施工过程中梅列管委会有无按《补充协议》约定派第三方参与工程的监督和管理，是梅列管委会自主行使权利，与委托的本身无关。梅列管委会关于“鸿达公司未对项目投资，因此梅列管委会委托鸿达公司代建案涉挡土墙等基础设施项目的条件未成就”的辩解，不予支持。 2.梅列管委会是否应向陈应军支付案涉挡土墙工程款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应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委托合同的法律规定，以及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三条隐名代理的法律规定，并结合具体案情综合认定。首先，梅列管委会与鸿达公司在2011年6月24日《补充协议》中约定，由受托人鸿达公司处理委托人梅列管委会的原由梅列管委会负责的包括案涉挡土墙工程在内的三通一平事务，故该《补充协议》是委托合同。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的是委托人的自动介入问题。自动介入以第三人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为前提。2013年1月8日《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书》、2013年1月25日《补充协议》是鸿达公司基于梅列管委会的委托与陈应军订立，现尚无证据证明陈应军在与鸿达公司订立合同时明知鸿达公司是基于梅列管委会公司的委托与其订立的合同，陈应军在前案起诉后才得知《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书》及《补充协议》所涉工程的委托人为梅列管委会，故不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认定该合同直接约束梅列管委会。陈应军主张鸿达公司将2011年6月21日《项目投资协议》、2011年6月24日《补充协议》交由其查看并收持，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规定的是委托人的主动介入权、第三人的选择权以及委托人和第三人的抗辩权等三方面的问题。主动介入权的发生要以自动介入的不发生为前提。仅在受托人不履行义务时，第三人方可选择向委托人行使其对于受托人的权利。在隐名的间接代理中，若因委托人原因致受托人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的，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而后第三人可在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选择一个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一经选定不得变更。本案中梅列管委会就已支付鸿达公司相应工程款，未提交任何证据，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因委托人梅列管委会原因，迟延懈怠不支付工程款，致受托人鸿达公司对第三人陈应军不履行支付工程款义务，陈应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可在鸿达公司、梅列管委会之间选择一个作为相对人，而最终选择梅列管委会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最后，在未支付相应工程即案涉挡土墙工程对价款，即接收建筑物所有权的情况下，委托方梅列管委会若不承担任何责任，显然属于显失公平或不当得利的情形。综上，陈应军要求梅列管委会向其支付案涉挡土墙工程款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3.案涉工程款的确定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陈应军在没有相应建设工程资质的情况下，与鸿达公司签订的2013年1月8日《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书》、2013年1月25日《补充协议》为无效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九条规定“建设工程竣工后,发包人应当组织验收,验收合格的应当支付工程款。未经验收合格,不得交付使用。”本案中发包人鸿达公司虽未在验收文件签字盖章，但在2013年7月26日《现场工程量签证单》上签名确认的三名员工中，张志贵、林玉光系签订案涉《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书》及《补充协议》的主体，罗立炼、张志贵、林玉光系根据其在鸿达公司中所担任职务，依据其职权对外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其三人的签字确认应视为职务代理行为，故三人签名并记载验收合格,可视为鸿达公司对案涉工程量的认可。案涉挡土墙从2013年7月26日即已竣工并实际交付,鸿达公司至今未对工程质量提出异议；案涉挡土墙作为案涉小蕉工业园土地受让权的组成部分，由梅列管委会受让给案外人，梅列管委会至今亦未对工程质量提出异议，故标的工程应视为已竣工并验收合格。本案陈应军提供的两份《现场工程量签证单》除时间不同外，金额及工程量一致，且鸿达公司员工张志贵、林玉光认可2017年7月26日出具的签证单系对2013年7月26日签证单的再次确认，签证单清楚载明案涉土墙工程款为958,387.25元。梅列管委会关于“陈应军要求其承担支付工程款责任已经超过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民事诉讼时效”的辩解，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在第三人选择向委托人主张权利时，委托人可行使两个抗辩权：一是委托人就委托关系本身对受托人的抗辩，二是替代受托人行使对第三人的抗辩。本案中案涉工程的工程造价未经审核（鉴定），梅列管委会以案涉工程非其委托鸿达公司施工而不应承担付款责任为由，表示不需要鉴定，是其行使放弃抗辩的权利，故案涉挡土墙工程价款可以依据签证单所记载的958,387.25元予以确定。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梅列管委会与鸿达公司于2011年6月24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委托合同。2011年6月24日《补充协议》系2011年6月21日《项目投资协议》的补充，其主要合同权利义务应以《项目投资协议》的约定为基础，但2011年6月24日《补充协议》中还约定梅列管委会委托鸿达公司对本应由梅列管委会负责施工的挡墙等基础设施进行施工，同时未约定施工时间。鸿达公司最终未进行项目投资，不能证明其就未接受过梅列管委会案涉挡墙工程施工的委托。事实上案涉挡土墙从2013年7月26日即已竣工并实际交付，故陈应军要求梅列管委会承担案涉挡墙工程款的事实依据是梅列管委会与鸿达公司签订的2011年6月21日《项目投资协议》、2011年6月24日《补充协议》。案涉挡墙工程是梅列管委会负责的三通一平工程的内容组成，并不是鸿达公司应尽的法定义务。至于施工过程中梅列管委会有无按《补充协议》约定派第三方参与工程的监督和管理，是梅列管委会自主行使权利，与其委托本身无关。梅列管委会关于“鸿达公司未对项目投资，因此梅列管委会委托鸿达公司代建案涉挡土墙等基础设施项目的条件未成就”的辩解，不予支持。陈应军是在前案起诉后才得知2013年1月8日《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书》、2013年1月25日《补充协议》所涉工程的委托人为梅列管委会，故不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认定该合同直接约束梅列管委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仅在受托人不履行义务时，第三人方可选择向委托人行使其对于受托人的权利。本案中梅列管委会就已支付鸿达公司相应工程款，未提交任何证据，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因委托人梅列管委会原因，迟延懈怠不支付工程款，致受托人鸿达公司对陈应军不履行支付工程款义务，陈应军可选择梅列管委会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况且，在未支付相应工程即案涉挡土墙工程对价款，即接收建筑物所有权的情况下，委托方梅列管委会若不承担任何责任，显然属于显失公平或不当得利的情形。陈应军要求梅列管委会向其支付案涉挡土墙工程款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2013年1月8日《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书》、2013年1月25日《补充协议》为虽为无效合同，但合同约定的挡土墙工程已于2013年7月26日即实际竣工并经发包单位组织其工作人员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鸿达公司应按合同约定的价款支付工程款。梅列管委会关于“陈应军要求其承担支付工程款责任已经超过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民事诉讼时效”的辩解，不予支持。本案中案涉工程的工程造价未经审核（鉴定），梅列管委会以案涉工程非其委托鸿达公司施工而不应承担付款责任为由，表示不需要鉴定，是其行使放弃抗辩的权利，故案涉挡土墙工程价款可以依据签证单所记载的958,387.25元予以确定。第三人鸿达公司、罗立炼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七十九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三条、第四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规定，判决：梅列管委会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陈应军工程款958,387.25元。案件受理费13,384元，由梅列管委会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均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陈应军提交《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书》及鸿达厂路面改造工程总费用预算单，拟证明陈应军在一审庭审时陈述收到鸿达公司工程款项22万元左右，系支付路面改造工程的费用。梅列管委会质证认为，对本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只提交了预算费用金额没有结算金额，无法确认合同中的路面改造工程是否有实际施工，无法确认鸿达公司支付的22万元左右的款项系支付哪一个工程。张志贵对本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该合同项下的工程确系陈应军施工且已施工完毕。本院认证认为，梅列管委会、张志贵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其他待证事实本院将结合相关证据综合予以认定。 张志贵提交（2020）闽0402民初2540号《民事调解书》，拟证明张志贵在2016年9月前系鸿达公司员工。梅列管委会对本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张志贵20**年至2016年三年的工资仅21,000元不合常理，调解书系2020年形成的，鸿达公司2020年还有人处理公司相关事宜，张志贵等人2016年7月26日签订《现场工程量签证单》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陈应军对本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没有异议。本院认证认为，梅列管委会、陈应军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其他待证事实本院将结合相关证据综合予以认定。 二审另查明，案外人国投闽光（三明）城市资源有限公司以每亩13.6万元竞得案涉小蕉工业园土地使用权。案涉挡土墙工程在国投闽光（三明）城市资源有限公司竞得的土地范围内。 二审中，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梅列管委会是否要向陈应军支付案涉工程款，若要支付，金额如何确定；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一审程序是否违法。 1.关于梅列管委会是否要向陈应军支付案涉工程款的问题。本院认为，梅列管委会与鸿达公司于2011年6月24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明确约定：“因场地和乙方（鸿达公司）建设设施要求所限等因素，原由甲方（梅列管委会）负责的三通一平工作的场地（其中A3和A4地块约46.11亩的土石方工程，约90万立方，由乙方自行负责平整）道路、水、电和挡墙，防洪排水等设施，现由甲方委托乙方负责实施”。根据前述《补充协议》内容，关于道路、水、电和挡墙、防洪排水等设施系梅列管委会委托鸿达公司实施，梅列管委会与鸿达公司之间构成委托合同关系，鸿达公司负责实施前述工程，梅列管委会应向鸿达公司支付工程款。后鸿达公司与陈应军签订《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书》《补充协议》，将其中挡墙工程交由陈应军施工。案涉挡墙工程于2013年7月26日竣工并实际交付使用，案外人国投闽光（三明）城市资源有限公司已于2017年12月20日竞得包含案涉挡墙工程的小蕉工业园土地使用权且至今未有相关单位对案涉工程的质量等问题提出异议。根据《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书》的约定，鸿达公司应向陈应军支付挡墙工程的款项。虽然鸿达公司最终未竞得案涉小蕉工业园土地的使用权，但鸿达公司根据其与梅列管委会签订的《补充协议》完成了梅列管委会委托施工的挡墙工程的施工，案外人国投闽光（三明）城市资源有限公司竞得小蕉工业园土地使用权而支付的对价中包含了案涉挡墙工程的造价，故梅列管委会关于鸿达公司最终未进行项目投资，《项目投资协议》《补充协议》未实际履行，梅列管委会无须向鸿达公司支付工程款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现因梅列管委会未将挡墙工程的款项支付给鸿达公司，致使鸿达公司至今未向陈应军支付工程款，陈应军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才知晓梅列管委会系挡墙工程的委托人，故而选择委托人梅列管委会作为相对人主张工程款，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2.关于案涉工程款数额认定的问题。本院认为，陈应军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由鸿达公司员工罗立炼、张志贵、林玉光签字确认的《现场工程量签证单》，《现场工程量签证单》载明案涉挡墙工程的工程款数额总计为958,387.25元，陈应军已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梅列管委会对陈应军提交的《现场工程量签证单》有异议，应提交相关证据予以反驳，但梅列管委会未提交足以反驳的证据且在一审法院向其释明是否对案涉工程造价申请司法鉴定时表示不申请鉴定，梅列管委会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依据《现场工程量签证单》确定工程款数额并无不当。梅列管委会提出陈应军在一审庭审时自认鸿达公司已向陈应军支付部分工程款应予扣除。陈应军辩称其与鸿达公司之间还有合作其他工程，已支付的款项约22万元系支付其他工程的款项，并在二审中提交了2012年11月10日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书》予以证明。该《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书》的工程款总费用约27万元，鸿达公司员工张志贵陈述陈应军完成了2012年11月10日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书》涉及的施工项目，而该合同签订的时间在案涉《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书》之前，故陈应军关于鸿达公司已经支付的款项约22万元系支付2012年11月10日签订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书》项下的工程款的陈述符合常理。梅列管委会未提交证据证明鸿达公司已向陈应军支付的款项系支付案涉挡墙工程的款项且梅列管委会未向鸿达公司支付案涉挡墙工程的款项，因此，梅列管委会应向陈应军支付的工程款数额为958,387.25元。 3.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案涉挡墙工程完工后，鸿达公司未向陈应军支付工程款。2013年7月26日的《现场工程量签证单》系由鸿达公司员工罗立炼、张志贵、林玉光签字确认的，2016年7月26日张志贵等三人再次在《现场工程量签证单》签字确认案涉挡墙工程款为958,387.25元。2016年7月26日的《现场工程量签证单》除了时间之外与2013年7月26日的《现场工程量签证单》一致，且张志贵提交的《民事调解书》中张志贵要求鸿达公司支付工资至2016年9月，鸿达公司予以认可，该调解书可以证明2016年7月26日张志贵仍是鸿达公司员工，其签字系履行职务的行为，代表鸿达公司，即鸿达公司于2016年7月26日再次确认尚欠陈应军工程款。故陈应军于2018年7月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鸿达公司支付拖欠的工程款958,387.25元未超过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如一审法院所论证“陈应军在前案起诉（即2018年7月4日）后才得知《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书》及《补充协议》所涉工程的委托人为梅列管委会”，故陈应军在2019年11月19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梅列管委会支付工程款958,387.25元未超过诉讼时效。 4.关于一审判决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本院认为，案件重审是重新开始一审程序对案件进行审理，按照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在案件重审时增加或减少诉讼请求或提起反诉等，陈应军在重审时重新提交诉状、变更诉讼请求及法律关系等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梅列管委会关于一审判决违反民事诉讼程序规定的上诉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梅列管委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被上诉人鸿达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诉讼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判决。原审第三人罗立炼、林玉光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384元，由福建梅列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彭贵良 审 判 员 吴朝生 审 判 员 廖 春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 王晓清 书 记 员 朱 艳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及申请执行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