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1）皖16行终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亳州市谯城区薛阁街道办事处,住所地:亳州市谯城区文化巷**。法定代表人:杜洋,职务主任。出庭负责人：刘水清，亳州市谯城区薛阁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委托代理人：王浩，安徽智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韩少杰，安徽智立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传礼，男,1964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亳州市谯城区。委托代理人：李喆，北京市盛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丹阳，北京市盛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亳州市谯城区薛阁街道办事处因被上诉人李传礼诉其强制拆除房屋行为违法一案上诉人亳州市谯城区薛阁街道办事处诉求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谯城区人民法院(2020)皖1602行初100号行政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李传礼的一审诉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中被上诉人主张的被拆除房屋面积已严重超过其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房产证载有的面积,其称之为“后面一栋楼”没有向法庭提供合法的权属证明。我国法律对不动产所有权归属有特别的规定,不动产权利的归属明确以登记为准,尤其是在城镇之中。本案被上诉人提供的高德地图及单方拍摄的照片根本无法证明其对该房屋享有权利,也无法证明被上诉人对其规划证、房产证面积以外房屋的拆除行为具有利害关系。被上诉人向一审法庭当庭陈述编号3-81、3-83、3-85、3-87未与征收部门签订协议,但并未提供相关的权属证明,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与其具有关联性,其明显主体不适格。2.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房屋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一审时已向法庭提交了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书》四份以及涉案房屋的产权证书等,证明被上诉人在征收补偿协议规定的时间内腾空房屋自愿交付拆除。被上诉人提供的照片并没有显示出上诉人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房屋进行强制拆除没有事实依据。2.一审判决越权裁判。本案一审庭审时被上诉人明确表示起诉确认拆除违法的未签署协议的房屋,对于已签署协议的并未要求确认拆除行为违法,何况被上诉人已经自认签署了协议并领取了补偿款,上诉人也提供了被上诉人交付的房产证证明被上诉人自愿将被征收房屋交由拆迁公司进行拆除。所以,本案中对于已签署协议的并领取补偿款的房屋不仅不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而且不应在本案裁判,一审法院对2019年5月21日的全部拆除行为作出了确认违法的判决明显不当。二、被上诉人对编号为3-81、3-83、3-85、3-87房屋不享有权利。1.一审中被上诉人诉请的拆除行为严重模糊不明,仅区分为签署协议和未签署协议的房屋,并未能完整说明其诉请的被拆除争议房屋具体位置、大小及型号,也未提供相关人的权属证明,混淆事实让上诉人无从答辩与举证。被上诉当庭提出编号为3-81、3-83、3-85、3-87房屋为其所有,是本案争议被拆除的房屋,对此被上诉人也未在诉状中体现出来,上诉人要求延期举证一审法庭也未能充分保障上诉人的诉讼权利。2.一审时被上诉人称房屋的编号为上诉人所编写是不当的,在实际实施征收过程中存在被征收人要求评估测量人员多编号码,以谋取更多房型、大小及还原房数量选择的机会。被上诉人称其对“后面一栋部分未签协议的房屋”享有权利,其陈述后面一栋未签协议的房屋编号是3-81、3-83、3-85、3-87,辩称整栋楼进行交叉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存在部调分不同意的情况,该说法明显不符合常理。后经上诉人查核实编号为3-81、3-83、3-85、3-87房屋权属不属于被上诉人,前述有四个编号的补偿协议及房屋买卖契约证明等可以佐证,被上诉人不是该房屋的适格主体。三、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一审时被上诉人当庭对自己的诉讼请求进行了变更,当庭陈述的事实和理由与其提交法庭的诉状不一致,为便于法庭查清事实弄清是非,上诉人根据法律规定请求法庭休庭并给予一定的举证期限,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不同意为由剥夺了上诉人的权利,一审法庭审理程序明显不当。综上,被上诉人已经明白认可其对被征收享有的权利,自愿签署协议并领取了房屋补偿款,并交付被征收房屋钥匙及产权证,应能证明被上诉人已经认可并允许被征收房屋拆除,并不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对于被上诉人辩称“后面一栋未签协议的房屋”,因权利不属于被上诉人,其无主体资格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存在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程序违法,恳请二审法院裁定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亳州市谯城区薛阁街道办事处诉被上诉人李传礼行政强制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2020）皖1602行初10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亳州市谯城区薛阁街道办事处，出庭负责人刘水清副主任、委托代理人王浩，委托代理人韩少杰，被上诉人李传礼，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喆委托代理人李丹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查明，原告李传礼住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薛阁街道办事处窦庄行政村何路口村中心街11号。2009年9月李传礼领取了国有土地使用证，使用权面积239.18平方米。2009年9月18日李传礼领取了房地权证亳字**房地产权证，建筑面积92.03平方米。2009年9月29日李传礼领取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规模：113.67平方米。2019年3月28日，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政府作出谯政〔2019〕37号《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前李何路口棚户区改造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决定》、谯政〔2019〕38号《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前李何路口棚户区改造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公告》，并附：《前李何路口棚户区改造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安置补偿方案》，征收范围：前李何路口棚户区改造项目实施范围内，建安路以东，药都大道以北，铁路以西，铁路小学以南。征收人：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政府。委托征收实施单位：亳州市谯城区薛阁街道办事处。被征收人：征收范围内的房屋及附属物的所有权人。李传礼家的房屋在征收范围内，在征收过程中，原告李传礼与委托征收实施单位亳州市谯城区薛阁街道办事处签订了编号3-78-1、编号3-78、编号3-79、编号3-89的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面积共589.24平方米，编号3-78-1协议书即为原告提供房产证的房屋）。《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第五条第二款约定：“被征收人签订协议后无正当理由超过20日不搬家的，视为放弃房屋及室内物品所有权，由城管执法局予以拆除。”被告于2019年5月21日组织人员将原告的房屋强制拆除。原告认为尚有部分房屋（编号3-81、3-83、3-85、3-87）未与征收部门签订协议。一审法院认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强制执行申请书应当附具补偿金额和专户存储账号、产权调换房屋和周转用房的地点和面积等材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按照行政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经催告后不履行，行政机关可以作出要求其履行协议的书面决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收到书面决定后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且仍不履行，协议内容具有可执行性的，行政机关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本案中，无论原告与委托征收实施单位亳州市谯城区薛阁街道办事处是否达成安置补偿协议，按上述的规定，征收人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政府应按程序对原告作出征收补偿决定或行政决定，然后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被告亳州市谯城区薛阁街道办事处在没有证据证明原告自愿将被征收房屋交给被告拆除的情况下，即组织人员对原告房屋进行强制拆除，显然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同时也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由于该强制拆除行为不具有可撤销的内容，应依法确认违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亳州市谯城区薛阁街道办事处2019年5月21日拆除原告李传礼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亳州市谯城区薛阁街道办事处负担上诉人薛阁街道办事处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编号为3-81、3-83、3-85、3-87亳州市谯城区李何路口棚户区改造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售房协议、买卖契约、收条等。证明：被拆迁房屋权利人不属于被上诉人，被上诉人诉讼主体不适格，应驳回其诉。2.证人仇某，杨启峰，陈蒙，信伟等人证言。证明编号为3-81、3-83、3-85、3-87的被拆迁房屋权利人不属于被上诉人李传礼，是其通过出资购买等方式取得上述房屋权利，自愿与上诉人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主动交付被拆迁房屋、同意房屋被拆除。被上诉人李传礼辩称，对第一份协议，三性不认可，被征收人和售房协议不符，不是被上诉人签字，被上诉人未得到房款，没有证据证明把房款打到被上诉人账上，仇某对房屋没有任何权利，无权出卖房屋，房屋也没有过户记录，没有过户到拆迁人名下，其他协议与本质证意见一致，而且该协议不应属于新证据提交，协议在2012年以前签订，在一审时已经存在，上诉人在二审提交有造假的嫌疑，已依据该行政诉讼法对该协议的规定，该组证据不能作为证明视为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还有最后一份协议，落款日期为2012年3月5日的售房协议中（对应编号3-81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甲乙双方与签名的甲乙双方不一致，明显违法。上诉人薛阁街道办事处辩称，被上诉人未向法庭提交诉争四套房屋的权诉证明，其不能证明被诉争的四套房屋的所有权。2.2012年3月5日的售房协议书由被上诉人签名按手印，杨启峰与被征收人杨粉系夫妻关系。被上诉人李传礼没有提交新证据。被上诉人李传礼一审时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如下：第一组证据：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明原告对房屋所在土地有合法的使用权，有合法的建房资格。第二组证据：谯政（2019）37号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前李何路口棚户区改造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证明原告房屋在拆迁范围内，且征收的委托实施单位为被告。第三组证据：高德地图，可以显示出原告的房屋整体是前后两栋。第四组证据：照片六张（第一张照片是前一栋房屋，第二张照片是后一栋房屋，第三张照片是在后一栋房屋外墙上拆迁办为方便征收工作，对房间分的编号，第四张照片是房号的近景，第五张照片是后一栋房屋的背面，能看到房屋的整体，第六张照片是强拆之后的照片），证明原告所签的拆迁协议其中的两间是3-79和3-89，这是原告已经签署补偿协议的，其余的四间（3-81、3-83、3-85、3-87）是没有签署补偿协议的，也就是本次诉讼所要求法院确认强拆违法的房屋及原告房屋被强拆后的现状。上述证据一审法院均随卷移交本院。经庭审举证、质证各方当事人举证、质证意见同一审基本一致。二审期间，上诉人薛阁街道办事处补充两份证据：1.编号为3-81、3-83、3-85、3-87亳州市谯城区李何路口棚户区改造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售房协议、买卖契约、收条等。证明：被拆迁房屋权利人不属于被上诉人，被上诉人诉讼主体不适格，应驳回其诉。2.证人仇某，杨启峰，陈蒙，信伟等人证言。证明编号为3-81、3-83、3-85、3-87的被拆迁房屋权利人不属于被上诉人李传礼，是其通过出资购买等方式取得上述房屋权利，自愿与上诉人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主动交付被拆迁房屋、同意房屋被拆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薛阁街道办事处二审补充证据的综合质证意见是：三性不认可，被征收人和售房协议不符，不是被上诉人签字，被上诉人未得到房款，没有证据证明把房款打到被上诉人账上，仇某对房屋没有任何权利，无权出卖房屋，房屋也没有过户记录，没有过户到拆迁人名下，其他协议与本质证意见一致，而且该协议不应属于新证据提交，协议在2012年以前签订，在一审时已经存在，上诉人在二审提交有造假的嫌疑，已依据该行政诉讼法对该协议的规定，该组证据不能作为证明视为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还有最后一份协议，落款日期为2012年3月5日的售房协议中（对应编号3-81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甲乙双方与签名的甲乙双方不一致，明显违法。综上，上诉人薛阁街道办的上诉理由成立，依法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2020)皖1602行初100号行政判决；二、驳回李传礼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合计100元，由李传礼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秋菊审判员  刘晓慧审判员  张继民二〇二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卢丽娜书记员孟蕾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