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民终10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叶亚珍，女，1964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一文，浙江清收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兴祥，男，1985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涡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辉滨，浙江皓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洁，浙江天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吴庆顺，男，1961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原审第三人：施永存，男，1973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奉化市。上诉人叶亚珍因与被上诉人李兴祥、原审第三人吴庆顺、施永存船舶修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海事法院（2020）浙72民初2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同年12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叶亚珍的委托代理人冯一文，被上诉人李兴祥的委托代理人史洁，原审第三人施永存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吴庆顺经本院合法送达传票，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兴祥于2020年2月24日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叶亚珍支付为修理“浙鄞渔8××××”轮产生的修理费22667.5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生效判决指定履行日为止）。事实与理由：“浙鄞渔8××××”轮登记在叶亚珍名下，2018年禁渔期时，叶亚珍因为需要修理该渔船，由李兴祥于2018年7月15日为渔船修理雨（系笔误，应为“鱼”）水分离器、不锈钢水箱等，合计产生修理费22667.5元，但叶亚珍至今拖欠未付。叶亚珍一审答辩称：一、叶亚珍并非本案适格被告。“浙鄞渔8××××”轮自2018年5月底开始由吴庆顺等人承包。叶亚珍与李兴祥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李兴祥亦从未向叶亚珍主张款项。二、李兴祥未收到款项不合常理。依照惯例，船方会在开船前支付大部分或结清款项。三、叶亚珍的渔船一直在奉化码头修理，被吴庆顺等人承包后才开到温岭修理。四、销货清单上的单价、数量、金额等均系随意提前填写，李兴祥主张的款项无任何依据。五、李兴祥所提供的证据是虚假的。六、包括本案在内的系列案件都是吴庆顺制造的虚假诉讼案件，要求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第三人吴庆顺述称：2017年期间，叶亚珍和施永存向其借过钱，至“浙鄞渔8××××”轮在温岭维修之前，还欠其100多万元。其不是“浙鄞渔8××××”轮合伙人，对该船没有股份，因为船长严夏道是其介绍的，所以帮忙处理一些事务。涉案维修是其介绍的，因施永存要求其帮忙找船员，故叫了大副陈锦云上船干活，月工资1万元，陈清洁是其通过中介介绍来船上干活，施永存同意的。船舶维修是施永存交代其做的，让其参照当地的船来维修；同时期其自己的船也在维修，但修理的内容与“浙鄞渔8××××”轮不同。“浙鄞渔8××××”轮当时是施永存在经营，船是在2018年8月3日开出去的。自己有与部分系列案原告说过，向施永存和叶亚珍要相关费用。第三人施永存述称，其以年租金50万元向叶亚珍租来“浙鄞渔8××××”轮，再与吴庆顺合作，柴油款归叶亚珍。其与吴庆顺之间合伙经营的期限为2018年5月至2019年5月，各50%股份（庭审中又改称其占50%股份，吴庆顺、严夏道各25%股份），口头讲过租金、费用支出和收入分配，未签订书面协议，吴庆顺未实际出资。该船在吴庆顺那里维修，其一共去过两次；修船人员和单位都是吴庆顺找的，陈清洁是吴庆顺叫的，怎么修也是吴庆顺定的，只有其姐夫王培军是自己叫过来的。修理费是跟吴庆顺谈的，原告没向自己要过钱。“浙鄞渔8××××”轮2018年8月3日出海后，吴庆顺拿走了5300担鱼货，价值约100多万元，吴庆顺没付钱，其没有向吴庆顺要过；付了叶亚珍50万元租金，就没剩下多少钱了，因吴庆顺不承认合作关系，故未再把收入分给吴庆顺。渔船出海作业的油、水、冰等费用都是自己付的。船舶修理期间，其姐夫王培军和外甥王松攀签过字的都确认，陈清洁、陈锦云签字的不确认，是否修理过也不清楚；自己付过陈清洁75000元，另付了3万元给一个小工。船舶维修费用应由其与吴庆顺支付。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浙鄞渔8××××”轮登记为叶亚珍所有，所占股份100%。2018年6月至8月初期间，“浙鄞渔8××××”轮在温岭维修，陈清洁、陈锦云分别担任该轮的轮机长和大副，出海作业后，陈清洁继续在该轮担任轮机长。维修期间，陈锦云于2018年7月份要求李兴祥为该轮修理鱼水分离器和不锈钢水箱，并填写了1份销货清单，由陈清洁和陈锦云签字确认，共计费用22667.5元。李兴祥至今未收到上述维修费用，故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浙鄞渔8××××”轮在箬山码头修理期间，叶亚珍因办理渔船年检曾去过一次现场，施永存去过两次，王培军及王松攀曾在船上看护。2018年8月3日，该船修理完毕后出海生产，施永存随船出海作业。渔船维修和出海生产期间，叶亚珍与施永存以及吴庆顺相互之间未签订过渔船租用或承包或者合伙、合作书面协议，吴庆顺也未向该渔船或者叶亚珍或施永存投资，未承担过该船维修或生产成本支出，也未取得过利润分配。吴庆顺曾向施永存收取鱼货5300担，而未实际支付货款，施永存未向吴庆顺追讨过该货款。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系船舶修理合同纠纷。根据各方当事人诉辩意见，归纳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船舶修理的事实是否客观存在以及费用是否合理；二、合同相对人的识别以及费用支付义务人的确定问题。关于争议焦点一，“浙鄞渔8××××”轮为叶亚珍所有，该轮在温岭维修期间，叶亚珍曾去过现场，显然知道该轮维修的事实。渔船维修完毕后出海生产，第三人施永存一直在船上负责该轮的经营，该轮维修期间也曾去过，且其姐夫王培军及其外甥王松攀时有在船，可见其一直在参与该轮的维修及其此后的出海作业，且已经支付过陈清洁75000元的工资，也显然清楚陈清洁和陈锦云系该轮轮机长和大副的事实。李兴祥应陈锦云要求对“浙鄞渔8××××”轮鱼水分离器与不锈钢水箱进行修理，在未取得修理费用的情况下，找陈清洁和陈锦云补签汇总表予以证明确认，进而提起诉讼主张修理费用，符合通常的生活经验，并不违背常理。陈锦云作为该渔船的大副，已当庭确认汇总表上的修理项目已经其核对，至于具体金额，经该院审查和咨询，尚在合理范围。综此，应对李兴祥修理“浙鄞渔8××××”轮的事实以及费用的合理性予以确认。叶亚珍和第三人施永存否认李兴祥对该轮进行修理的事实，并认为费用不存在、不合理，但未提供相应的有效证据，抗辩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叶亚珍系“浙鄞渔8××××”轮船舶所有人，该船于2018年6月至8月初在温岭进行过修理，陈锦云系该轮大副，此为本案的基本事实。陈锦云要求李兴祥为“浙鄞渔8××××”轮鱼水分离器与不锈钢水箱进行修理，应视为代表船东与李兴祥订立渔船修理合同的行为。此处的“船东”包括船舶所有人、船舶光租承租人或者其他应对上述费用承担支付义务的实际使用、管理船舶的人。叶亚珍作为“浙鄞渔8××××”轮的船舶登记所有人，认为其无须支付上述费用，须对船舶已经光船租赁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其既未与施永存、吴庆顺等人签订过船舶租赁合同，施永存、吴庆顺之间也未签订过任何协议，不足以认定叶亚珍与施永存、吴庆顺构成船舶光租合同关系；何况施永存庭审中也确认，吴庆顺既未向渔船或向其出资，也未就渔船维修和出海生产承担过成本支出或者取得生产利润收入分配。至于叶亚珍与施永存之间，以及施永存与吴庆顺之间构成其他何种法律关系，既不能对抗李兴祥，也不影响李兴祥向船舶所有人主张船舶修理费用。叶亚珍与吴庆顺、施永存之间的纠纷，可另寻合法途径解决。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于2020年8月28日判决：叶亚珍应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付李兴祥22667.5元及其利息（以22667.5元为基数，自2020年2月24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67元，由叶亚珍负担。叶亚珍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李兴祥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将举证责任倒置给叶亚珍错误。叶亚珍已证明将船舶租赁给施永存，至于施永存是否与吴庆顺等构成合伙关系，不应由叶亚珍举证证明。且施永存已认可其承租人身份，吴庆顺也认可是根据施永存的指令联系维修事宜。二、原判认定案涉汇总表或维修清单中船员的签字代表船舶所有人对维修保养事实及费用的确认，与事实不符。叶亚珍并不认识签字的陈清洁、陈锦云，也未授权其维修保养船舶。三、原判认为叶亚珍与施永存的关系不能对抗李兴祥，于法无据。李兴祥答辩称：一、各方当事人对案涉船舶在2018年休渔期间进行修理的事实没有争议，叶亚珍称已将案涉船舶出租给施永存及吴庆顺，但没有提供租赁协议及吴庆顺、施永存之间关于合伙经营的证据，故原判认定叶亚珍是相关付款主体并无不当。二、对于叶亚珍主张的虚假诉讼问题，经公安机关审查不予立案，其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施永存述称：一、其与吴庆顺存在合伙关系。二、吴庆顺伙同陈清洁、陈锦云共同造假，虚报维修保养费用。吴庆顺未陈述意见。二审中，叶亚珍提供了十份新的证据材料：证据一为2016年、2017年、2018年、2020年的船员工资记录，拟证明叶亚珍一直雇佣林某为船长至2018年4月船舶出租给施永存，2019年收回船舶后又重新雇佣林某。证据二为2016年至2020年叶亚珍的农业银行流水记录，拟证明叶亚珍发放工资及报销都是发放给林某。证据三为2016年至2017年船上维修费用及杂费部分清单，拟证明经营期间维修费用都是由船长或船员现付现结，再由船长拿清单找叶亚珍核销。证据四为经公证的林某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其一直为叶亚珍管理船舶事务，2018年8月期间不是由叶亚珍经营船舶。证据五为经公证的船员舒建设、艾祖科出具的情况说明及船员证等，拟印证林某陈述的事实。证据六为经公证的宁波市奉化区海港船舶修造厂总经理邬道渊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据七为邬道渊证言录音录像文字翻译，证据八为2017年、2019年、2020年案涉船舶在该公司的修理费账单，证据九为该公司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等，拟共同证明案涉船舶曾在该公司修理的事实。证据十为宁波奉化双山成品油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沈松位出具的情况说明及企业信息查询记录等，拟证明案涉船舶一直在该公司购买机油和液压油，一般每年用量为机油6-7桶，液压油2-3桶，叶亚珍从不积欠款项。证据十一为叶亚珍与严夏道之妻的电话录音记录，拟证明严夏道、吴庆顺、施永存三人共同合伙承包“浙鄞渔8××××”轮。叶亚珍还申请证人林某出庭作证，林某的证言与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一致，并确认证据一的真实性。李兴祥质证认为：证据一船员工资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且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证据二银行流水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上述证据均与本案无关。证据四到十，对公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相关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林某及相关船员于2018年4月离职后对本案争议事实均系推断；以往修理、供油单位的证言均不能推翻本案相关事实。证据十一叶亚珍在原审法院（2019）浙72民初743号案中已经提交，经该院向严夏道核实后对该证据未予认定。施永存对叶亚珍提交的证据及待证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审核认为，对于叶亚珍二审提交的证据，其中相关情况说明经公证机关公证，工资记录等有船长船员证言予以证实，录音资料有原始载体，故对其真实性和证据资格均予以认定；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因相关证据证明的内容是叶亚珍在案涉纠纷发生前和发生之后的经营方式，不能直接证明叶亚珍与施永存之间存在船舶租赁关系。对于证据十一即电话录音，叶亚珍在原审法院（2019）浙72民初743号案中提供过该证据，仅凭该录音不足以认定严夏道、吴庆顺、施永存三人存在合伙关系。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叶亚珍的主体是否适格；二、本案实体债务是否成立。各方对本院归纳的争议焦点无异议。对此分析如下：关于争议焦点一，李兴祥为“浙鄞渔8××××”轮修理鱼水分离器与不锈钢水箱等，事后制作了汇总表。该渔船的轮机长陈清洁、大副陈锦云在汇总表上签字确认修理费金额并在一审庭审中确认汇总表上的修理项目已全部完成。故本案应审查陈清洁、陈锦云代表谁签名以及责任由谁承担。因相关民事判决均认定案涉船舶的船长严夏道、轮机长陈清洁、大副陈锦云均受雇于叶亚珍，与叶亚珍成立船员劳务合同关系，故汇总表上陈清洁、陈锦云的签名应认定为职务代理，即代表叶亚珍签字确认修理项目已经完成。叶亚珍虽然上诉认为其已将船舶出租给施永存，应由施永存承担相应责任，施永存对此事实亦予以认可，但双方并未提供书面证据。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登记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以光船条件出租渔业船舶，或者以光船条件租进境外渔业船舶的，出租人和承租人应当依照本办法进行光船租赁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故李兴祥根据汇总表上职务船员的签名，向其雇主即该船所有人叶亚珍主张维修费用，有相应依据。关于争议焦点二，“浙鄞渔8××××”轮于2018年6月至8月初在温岭进行修理，该轮轮机长陈清洁、大副陈锦云在汇总表上签字确认李兴祥为该船修理鱼水分离器与不锈钢水箱的事实。叶亚珍和第三人施永存否认李兴祥对该轮进行修理，并认为费用不存在、不合理，但未提供相应的有效证据予以反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叶亚珍认为本案存在虚假诉讼以及应当移送公安机关的理由，鉴于当事人已经报案但公安机关并未立案，故其该项理由亦不能成立。综上，“浙鄞渔8××××”轮轮机长陈清洁、大副陈锦云要求李兴祥为该船修理鱼水分离器与不锈钢水箱等事项，应视为代表船舶所有人与李兴祥订立船舶修理合同，应由船舶所有人叶亚珍支付相应修理费用。叶亚珍关于其与李兴祥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以及本案涉及虚假诉讼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7元，由上诉人叶亚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苗 青审 判 员  翟寅生审 判 员  黄 青审 判 员  裘剑锋审 判 员  吴云辉二〇二一年一月七日法官助理  涂诗雨书 记 员  游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