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川10民终8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崇德，男，1965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翔宇，四川泰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涂富良，男，1962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利琼（系涂富良之妻），女，1968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原审被告：胡光燕，女，1985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富溪乡。上诉人刘崇德因与被上诉人涂富良、原审被告胡光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法院(2020)川1011民初3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1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崇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翔宇、被上诉人涂富良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胡光燕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崇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2.二审诉讼费用由涂富良承担。事实和理由：1.从本案《借条》可以看出，涂富良与胡光燕约定的最后还款期限为2016年6月23日，《借条》中对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限均没有约定，故保证期间为六个月。在2016年6月23日至2016年12月22日期间，涂富良没有向刘崇德主张过保证债权，故保证期间经过，刘崇德对本案借款所承担的连带保证责任已经消灭。2.涂富良举示了两份证据欲证明刘崇德对案涉5万元借款作出了新的担保。但根据生活常识及社会经验，刘崇德在同一天向涂富良出具两份内容基本一致的《承诺书》不符合常理。而实际为刘崇德于2018年2月28日向涂富良出具一份手写《承诺书》，后因当事人身份信息有误，双方于2019年以第二份打印《承诺书》对第一份《承诺书》信息进行补正。因此，第一份手写《承诺书》的内容自然被第二份《承诺书》所替代。《承诺书》约定的还款人是胡光燕，只有当胡光燕每月将2000元还款交给刘崇德后，刘崇德才负有将该笔还款转交给涂富良的义务。该两份证据不能看出刘崇德有对案涉借款进行重新担保的意思表示。故刘崇德于2018年2月28日向涂富良出具的《承诺书》不具有担保性质，不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刘崇德向涂富良支付现金13000元的事实，系刘崇德自愿履行，并非以明示的方式同意为案涉借款提供新的担保。涂富良辩称，刘崇德于2018年2月28日出具的手写《承诺书》是因为刘崇德到期没有归还借款，在涂富良的要求下签订的。涂富良与胡光燕不认识，胡光燕与刘崇德系亲属，刘崇德主动联系涂富良给胡光燕借款并提供担保。刘崇德作为担保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涂富良在起诉后，刘崇德再次向涂富良承诺并已书面形式承诺对借款继续承担担保责任。因为第一份手写《承诺书》存在笔误，就重新打印的书面《承诺书》，应以第二份《承诺书》为准，时间以手写《承诺书》的时间为准。胡光燕未作答辩。涂富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胡光燕偿还涂富良借款37000元及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以37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6月23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还清本金之日止）；2.判令刘崇德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胡光燕、刘崇德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2月23日，经刘崇德联系，胡光燕向涂富良借款50000元，并出具《借条》，载明“今日借涂富良现金50000元（大写伍万元整），于2016年6月23日前还清”，刘崇德以担保人身份在借条上签字。借款期限届满后，胡光燕、刘崇德未履行还款义务。2018年2月28日，刘崇德向涂富良出具《承诺书》两份（一份手写、一份打印），两份《承诺书》均载明：胡燕（胡光燕）于2015年12月23日向涂富良借款50000元现金，现胡光燕每月还涂富良2000元，由刘崇德承诺交给涂富良。刘崇德分别在打印件《承诺书》上的“继续担保人”处签名，在手写件《承诺书》上的“担保人”处签名，并注明“两年还清”字样。刘崇德分别于2018年2月27日、2018年3月30日、2018年4月28日、2018年6月1日向涂富良归还7000元、2000元、2000元、2000元，共计13000元。因胡光燕、刘崇德未按约还款，涂富良于2019年3月6日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刘崇德承担还款责任，后于同月19日撤诉。一审法院认为，涂富良、胡光燕之间的借款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约履行各自的义务。涂富良所举银行交易明细、借条、承诺书及收条等证据足以证明涂富良已向胡光燕交付了借款50000元，现胡光燕逾期未还清借款，应承担归还借款的义务。扣除已归还的借款13000元，尚余借款37000元未还，故一审法院对涂富良请求判令胡光燕偿还借款370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借条虽未约定利息，但根据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涂富良可自逾期还款之日起要求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借条载明的还款日期为2016年6月23日前，涂富良请求自2016年6月23日起，以37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资金占用利息至还清本金之日，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关于刘崇德的连带还款责任，还款期限届满后，刘崇德于2018年2月28日以担保人身份向涂富良出具《承诺书》，系对该借款作出新的还款担保，其承诺在“两年内还清”的内容系对还清欠款期限的担保；《承诺书》未约定保证形式，依法应为连带保证。涂富良于2020年1月再次对刘崇德提起诉讼，刘崇德依法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故一审法院对涂富良请求判令刘崇德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胡光燕、刘崇德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应承担缺席审理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胡光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归还涂富良借款本金37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以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自2016年6月23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还清之日止）；二、刘崇德对本判决第一项胡光燕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如未按上述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947元，由胡光燕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刘崇德是否应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因引起本案纠纷的法律事实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本案应适用民法典施行前的相应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予以处理。刘崇德在胡光燕向涂富良出具的《借条》中担保人处签字，足以证实刘崇德对胡光燕向涂富良借款50000元具有保证担保的意思表示。《借条》约定案涉借款50000元的还款期限至2016年6月23日止，但未约定刘崇德的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之规定，刘崇德在《借条》中以担保人身份签字应为连带责任保证，而涂富良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2016年6月23日之后的六个月内要求刘崇德承担保证责任，故《借条》中约定刘崇德的保证责任应当予以免除。但刘崇德于2018年2月28日向涂富良出具两份书面《承诺书》，承诺胡光燕于2015年向涂富良的借款50000元，胡光燕每月向涂富良归还2000元并由刘崇德交给涂富良，两年还清，刘崇德在《承诺书》中担保人处签字捺印。两份《承诺书》均系刘崇德自愿向涂富良出具，对为何出具两份《承诺书》，刘崇德、涂富良均陈述因第一份手写《承诺书》存在涂富良姓名书写错误，故出具第二份打印《承诺书》予以更正，即第二份打印《承诺书》更正了第一份手写《承诺书》中姓名部分的内容，第一份手写《承诺书》中未更正部分内容仍然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之规定，刘崇德就案涉借款与涂富良之间因刘崇德向涂富良出具具有担保性质的《承诺书》而重新建立了保证合同关系。因《承诺书》未约定保证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刘崇德对案涉借款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且刘崇德在出具《承诺书》后向涂富良返还部分借款的行为也能印证刘崇德对案涉借款应承担相应保证责任。故一审判决认定刘崇德对案涉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刘崇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47元，由上诉人刘崇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何中明审 判 员 马晋川审 判 员 夏 飞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夏 源书 记 员 尹姝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