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01行终8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一平，女，1971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代理人周燕，浙江泰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省公安厅，住所地杭州市民生路**。 法定代表人王双全，厅长。 委托代理人王**特、林林，该厅工作人员。 上诉人杨一平因公安政府信息公开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2行初93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2020年5月8日，浙江省公安厅（简称省公安厅）向杨一平作出浙公信告字〔2020〕11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内容如下：本机关于2020年4月20日收到你的信息公开申请，要求我厅公开“《浙江省公安机关信访事项终结决定书》（浙公信终〔2019〕12号）全文及送达给你的时间”。经审查，《浙江省公安机关信访事项终结决定书》属于信访程序中制作的信息，对该信息的公开《信访条例》中已有特别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七）项的规定，请依照《信访条例》的规定向公安机关信访部门申请查询。公开送达时间的申请属于对文书送达时间的咨询，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信息公开的相关规定。 杨一平诉讼请求：1.撤销省公安厅于2020年5月8日作出的浙公信告字〔2020〕11号告知书，并按杨一平要求公开浙公信终〔2019〕12号《浙江省公安机关信访事项终结决定书》和相应的终结申报材料，审核、审批、审查备案材料，送达材料；2.本案诉讼费由省公安厅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2月11日，省公安厅作出浙公信终〔2019〕12号《浙江省公安机关信访事项终结决定书》，认为杭州市公安局申报终结的杨一平信访事项，已经省公安厅信访事项终结评审委员会审批认定终结，对该信访事项不再受理、统计、转办、交办、通报，由属地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和党委政法委协调落实后续管理工作。2020年4月17日，杨一平向省公安厅提出政府公开信息申请，要求公开“《浙江省公安机关信访事项终结决定书》（浙公信终〔2019〕12号）全文及送达当事人的时间”，省公安厅于2020年5月8日作出案涉浙公信告字〔2020〕11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九）行政机关针对信访事项作出的登记、受理、交办、转送、复查、复核意见等行为……”本案中，省公安厅作出的浙公信终〔2019〕12号《浙江省公安机关信访事项终结决定书》是公安机关针对杨一平所提信访事项作出的决定意见。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申请人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形式进行信访、投诉、举报等活动，行政机关应当告知申请人不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并可以告知通过相应渠道提出。”因此，杨一平申请获取行政机关在信访处理过程中的材料，应当按照《信访条例》的相关规定办理。本案中，杨一平向省公安厅提出的案涉信息公开申请，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调整范围，不能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取得针对该申请所作答复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综上，杨一平所提本案诉讼，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予以裁定驳回。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六十九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杨一平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不予收取。 原审原告杨一平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裁定偷换概念认定事实错误。一审裁定认为被上诉人作出的浙公信(终)[2019]12号《浙江省公安机关信访事项终结决定书》是公安机关针对上诉人所提信访事项作出的决定意见，上诉人申请获取行政机关在信访处理过程中的材料，应当按照《信访条例》的相关规定办理，上诉人没有针对该申请所作答复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而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浙公信(终)[2019]12号决定书的定性错误致产生结果错误，首先一审裁定对浙公信(终)[2019]12号《浙江省公安机关信访事项终结决定书》的定性错误，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作出的浙公信(终)[2019]12号《浙江省公安机关信访事项终结决定书》是行政机关针对信访事项作出的登记、受理、交办、转送、复查、复核意见等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九项规定，对上诉人的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因此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显然最高法院的规定是行政行为对上诉人不产生实际影响，也就是说不会对上诉人的利益产生冲突，人民法院才可以不予受理。本案的焦点与纠纷均是上诉人被抢30万元财产无人管理所引起的冲突纠纷，被上诉人的“终结决定书”的存在是堵住了上诉人依法维权的正当途径。故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该规定相适应情况明显不符。因为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作出的浙公信(终)[2019]12号《浙江省公安机关信访事项终结决定书》并非行政机关针对信访事项作出的内部流程性质的转送行为，而是以上诉人信访事项已经省厅信访事项终结评审委员会审批认定终结，继而对其作出的终结决定，该决定对上诉人依法享有的信访权利产生了重大的实际的影响，即直接截断了上诉人通过信访维权的权利。该行政行为是否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九项规定的行为，关键要看是否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深远的影响，显然被上诉人作出的浙公信(终)[2019]12号《浙江省公安机关信访事项终结决定书》对上诉人的信访权利有着实质性的影响。对于这一点，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应该非常清楚。因此，被上诉人作出的浙公信(终)[2019]12号《浙江省公安机关信访事项终结决定书》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九项规定的行政机关针对信访事项作出的登记、受理等行为有本质区别，且完全不同，一审法院对该决定书的定性显然是错误的。二是因对该决定书定性上的错误认识，导致一审法院结果判断失误，认定针对该决定书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应当按照《信访条例》的相关规定办理，上诉人无法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获得行政诉讼的权利，明显系结果错误。二、一审裁定法律、法规适用错误。一审裁定上诉人的起诉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之规定，对公民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审裁定还明显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登记立案后，人民法院立案庭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到审判庭审理的规定。一审审判庭未经审理，直接以该起诉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全然不顾立案后已收取50元案件诉讼费的事实。同时原裁定还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据此可以判断被上诉人作出的浙公信(终)[2019]12号《浙江省公安机关信访事项终结决定书》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九项规定的行政机关针对信访事项作出的登记、受理等行为有本质区别，其认定上诉人信访事项终结，让上诉人失去了通过信访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最后渠道，明显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重大的影响。被上诉人作出的浙公信(终)[2019]12号《浙江省公安机关信访事项终结决定书》应当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审裁定上诉人的起诉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属于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三、一审诉讼程序严重违法。一审法院未经开庭审理迳行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违反法律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一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公开开庭审理行政案件。上诉人作为合法信访权益受到侵害的公民，在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条件下依法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应当依法公开开庭对上诉人提起的诉讼进行审理，全面查明案件事实。而本案的一审法院不但未安排庭审，反而在上诉人刚收到法院邮寄的被上诉提交的答辩状的4天即主观臆断仓促形成了书面的裁定，直接驳回了上诉人的起诉，剥夺了上诉人就本案行使陈述申辩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因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同时一审裁定书也否认了一审法院立案庭，对本案立案的正当性。因为该裁定书并未给出错误立案的理由与依据，属实罕见。四、一审裁定遗漏部分诉讼请求，未审查不处理，一审裁定明显不当。被上诉人于2020年5月8日作出的浙公信告字[2020]11号《浙江省公安厅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中明确载有“如对本告知书有异议，可依法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被上诉人认可作出政府信息公开告知行为是可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上诉人具有行政诉讼权利，上诉人由此涉诉提交的一审诉状中已明确诉讼请求有“请求撤销被告于2020年5月8日作出的浙公信告字[2020]11号告知书”，而一审法院无视上诉人的该项诉请，未审核不处理，一审裁决中只字未提，径行以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由直接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这与我国法律裁如所请的审判原则是相违背的。更何况被上诉人作出的浙公信告字[2020]11号《浙江省公安厅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的答复错误，原因是被上诉人未准确理解上诉人请求信息公开的内容，致答复不全面详尽，且信访终结事项涉及上诉人的切身利益，对于终结程序依据的事实是否正确、程序是否合法、审批理由是否真实可靠等上诉人享有知情权，被上诉人应当依法向上诉人公开，被上诉人作出的浙公信告字[2020]11号《浙江省公安厅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明显不当，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的应当撤销的情形，一审法院有必要对本案进行开庭审理并对上诉人的该部分诉讼请求作出相应的裁判。五、判决被上诉人公开相关政府信息不仅具有实际意义，而且依法必须公开。被上诉人作出的浙公信(终)[2019]12号《浙江省公安机关信访事项终结决定书》对上诉人的权利产生了直接的重大的影响，依法必须全面完整的公开，应当让上诉人看到原始信息档案，包括卷皮、目录、全部信息的内文，页码相连，让事实来证明被上诉人没有干预司法审判，这不仅具有现实意义，而且是上诉人提起诉讼的根本目的，更是对人民政府依法行政的最低要求。另，被上诉人一审辩称上诉人就同一信访事项，多次重复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继而提起行政诉讼。其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及行政诉讼的目的明显偏离法律保障公民依法、正当且理性获得知情权的制度本意，空耗司法资源，属于典型的滥用诉权的说法不能成立。上诉人因财物被抢艰辛维权数年，至今没有哪个部门能够为其主持公道，才致抢劫犯罪分子仍然逍遥法外，被劫财物至今无法追回，上诉人作为弱势群体，为了挽回损失，讨回公道，只能通过不断的寻求信访、司法等途径来实现自己权利的救济。本案诉讼的产生系因被上诉人不按法定程序履职、滥用职权、不依法公开政府信息(不作为)，而非上诉人的原因，且上诉人提起的各案的诉讼请求均不相同，上诉人是在正当合法的行使诉权，而并非被上诉人所说的滥用诉权。综上所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致裁定结果错误，且一审裁定遗漏部分诉讼请求，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作为一名普通公民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行政机关的不作为导致上诉人求助无门，上诉人依法信访后被上诉人在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作出信访事项终结决定书，截断了上诉人信访维权的路径，上诉人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人民法院又以上诉人的起诉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在没有开庭的情况下直接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上诉人寻求救济的最后一条路也无法走通。故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依法提起上诉，恳请贵院“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撤销原审裁定，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省公安厅二审中未提出新的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杨一平申请公开浙公信终〔2019〕12号《浙江省公安机关信访事项终结决定书》及其送达时间，系行政机关在信访处理过程中形成的材料，应依照《信访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查询，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调整范围，被上诉人省公安厅作出的案涉告知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原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秦 方 审 判 员  王银江 审 判 员  廖珍珠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莫雪飞 书 记 员  汪金枝 附：本裁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