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1民初5081号原告：刘振涛，男，1996年9月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河南省鹿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燚，为广东众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超，广东众帮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广州星媛月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广州市白云区鹤龙街道鹤泰路******。法定代表人：闵永贵，执行董事。第三人：闵永贵，男，1979年1月1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河南省罗山县。广州星媛月服饰有限公司和闵永贵共同委托代理人：蒋其磊、李惠，均为广东中建合展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唐咸文，男，1993年2月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原告刘振涛与被告广州星媛月服饰有限公司及第三人闵永贵、唐咸文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独任审理。原告刘振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燚、被告广州星媛月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媛月公司”）及第三人闵永贵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其磊，第三人唐咸文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振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依法确认2019年10月10日的《广州星媛月服饰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不成立；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星媛月公司是由原告与唐咸文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3年3月25日，注册资本为10万元，由原告出资9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90%的股权，由唐咸文出资1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10%的股权。2019年10月10日，在原告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告及第三人恶意串通伪造原告的签名，作出《广州星媛月服饰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决议内容为：“同意将法定代表人刘振涛变更为闵永贵；同意刘振涛将占公司注册资本90%的股权共9万元出资额转让给闵永贵，其他原股东均同意股权转让并放弃该上述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同意唐咸文将公司注册资本10%的股权共1万元出资额转让给闵永贵，其他原股东均同意股权转让并放弃该上述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同日，被告及第三人又伪造原告的签名制作《广州星媛月服饰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将原告持有星媛月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闵永贵，且以上述伪造原告签名的文件办理了工商注册股东变更登记，原告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因此丧失了广州星媛月服饰有限公司90%的股权。被告星媛月公司和第三人闵永贵共同辩称：第一，本案中原告并非适格的当事人，星媛月公司真正的股东是唐文斌和刘振东，唐咸文和刘振涛仅仅是挂名的股东，对该公司并不享有任何权利。第二，案涉的股权转让交易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理由有以下几点：1.案涉的过户手续是需要提供原告的身份证原件和本人签名才可以办理相关手续，财务公司在办理股权变更的时候是持有原告的身份证原件才能够办理的。2.案涉交易股权变更时的签名与2019年5月14日当日股权变更时的签名是一致的。闵永贵有理由相信案涉的交易也就是刘振涛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3.基于对工商股权变更的公信力，闵永贵才支付了25万元的款项给对方用于偿还债务。4.闵永贵在交易过程中间无法确认相关签名的真伪。5.即使刘振涛的签名存在瑕疵，股权转让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闵永贵受让股权并且支付了合理的对价，因此刘振涛要求闵永贵返还股权，不应该得到法院的支持。同时，本案中股权转让的决议并非股东会决议的事项，也不存在法律规定的股东会决议无效或不成立的情形。原告所起诉的股东会决议是原告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也不需要公司的确认。因此原告所主张的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与星媛月公司没有关系，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唐咸文：我只是星媛月公司的挂名股东，原告也是挂名股东，所有过户手续都是通过刘振东、唐文斌的意思。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所有过户程序都是真实有效的。经审理查明：被告星媛月公司成立于2013年3月25日，成立时股东为卜爱平和任承敏。2016年5月10日，星媛月公司股东变更为唐咸文，企业类型亦变更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7月13日，星媛月公司股东变更为唐咸文、唐文斌，各占50%的股份，企业类型亦变更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5月14日，唐咸文、唐文斌与原告刘振涛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唐咸文将星媛月公司40%的股权转让给刘振涛，唐文斌将星媛月公司50%的股权转让给刘振涛。星媛月公司作出《广州星媛月服饰有限公司章程》规定（节选）：股东刘振涛出资9万元，占股90%，股东唐咸文出资1万元，占股10%；第九条、股东的权利和义务：一、股东的权利，9.有选举和被选举为董事或者监事的权利；第十一条、股东会的职权，本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为公司的权力机构。其职权是：2.选举和更换董事，决定董事的报酬，11.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股权）作出决议，12.修改公司章程，上述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二、股东会的议事规则：2.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3.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7.股东会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8.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9.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规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同日，星媛月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决定免去唐咸文的公司执行董事职务，选举刘振涛为公司的执行董事，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唐咸文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刘振涛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免去唐咸文公司经理的职务，聘任刘振涛为公司的经理。2019年5月22日，星媛月公司股东经广州市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变更登记为刘振涛和唐咸文，其中刘振涛占有90%的股份，唐咸文占有10%的股份。根据工商档案资料显示，星媛月公司2019年10月10日向广州市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再次申请变更登记，申请将公司的股东刘振涛、唐咸文变更为闵永贵，其中闵永贵占有100%的股份，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由刘振涛变更为闵永贵。档案资料内含唐咸文、刘振涛、闵永贵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书、申请人承诺书、股东出资情况表、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合同、公司章程等材料。其中委托书载明星媛月公司委托代理人刘小兰办理上述变更手续，申请人承诺书法定代表人处有“刘振涛”的签名确认，落款处有星媛月公司的印章。股东会决议载明“本次股东会于2019年10月10日在广州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程序、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股东会成员3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3人，代表公司股东100%表决权，所作出的决议经公司股东表决权100%同意通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内容如下：一、同意法定代表人由刘振涛变更为闵永贵。二、同意免去刘振涛的执行董事职务,同意选举闵永贵为执行董事。三、同意刘振涛将占公司注册资本90%的股权共9万元出资额转让给闵永贵。其他原股东均同意股权转让并放弃该上述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四、同意唐咸文将占公司注册资本10%的股权共1万元出资额转让给闵永贵。其他原股东均同意股权转让并放弃该上述股权的优先购买权。五、同意公司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股权转让合同主要内容为唐咸文将其认缴出资1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0%转让给闵永贵，转让金0.1万元，闵永贵同意在2019年10月10日前支付该转让款；刘振涛将其认缴出资9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90%转让给闵永贵，转让金0.5元，闵永贵同意在2019年10月10日前支付该转让款。广州市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受理该变更登记后于当日向星媛月公司发出《登记受理通知书》，该通知书并未载明变更登记的具体内容。2019年10月12日，广州市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准予变更登记，即将星媛月公司的股东由刘振涛、唐咸文变更为闵永贵，法定代表人由刘振涛变更为闵永贵，等等。刘振涛对星媛月公司2019年10月10日申请变更登记提交的申请人承诺书、股东出资情况表、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合同等文件中“刘振涛”的签名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是唐咸文、闵永贵、星媛月公司伪造其本人的签名，遂向本院申请对2019年10月10日作出的《广州星媛月服饰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中的“刘振涛”签名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依法摇珠选定广东省绿色产品认证检测中心司法鉴定所。2020年10月12日，广东省绿色产品认证检测中心司法鉴定所作出《穗司鉴204401000617900118号鉴定意见书》，意见书中载明：《广州星媛月服饰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中的“刘振涛”签名与委托方提供的刘振涛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诉讼中，刘振涛陈述其没有参与星媛月公司的管理，公司实际由其哥哥刘振东和唐咸文管理，在2019年“双十一”的时候，刘振涛登录星媛月公司的网络账号，发现账号无法登录，随后查询星媛月公司的工商内档才知晓股权发生了变更。唐咸文称刘振东和唐文斌是星媛月公司真实的股东，自己和刘振涛仅为代持，股权转让的事宜是刘振东和唐文斌对接的，股东会决议前有通知刘振东，但没有通知刘振涛，2019年10月10日申请变更登记提交的文件中“刘振涛”的签名是刘振涛及唐文斌让一家财务公司的员工刘小兰代签的，刘振涛的身份证原件也是刘振涛本人邮寄给财务公司的，而且“刘振涛”的签名与2019年5月14日星媛月公司变更登记所提交的资料中“刘振涛”的签名是一致的。唐咸文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证据1.唐文斌于2020年3月19日出具的《股权转让的说明》，主要内容为星媛月公司的实际股东为刘振东和唐文斌，刘振涛和唐咸文为挂名股东，将星媛月公司转让给闵永贵是唐文斌和刘振东商量好的，共同决定一致卖掉公司，为了偿还公司的债务，所有转让价款转到公司账户，全部用于公司还债。证据2.刘振东和唐文斌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唐文斌于2019年10月11日02时33分向刘振东发送了上述《登记受理通知书》并告知“已经提交了”，刘振东提出“提交不可以暂停吗，可能老家信号不好2点多才收到！”唐文斌于当日9时22分回复“你老乡能确定吗？”刘振东回复“能确定，明天可以到账5万”，唐文斌回复“我就怕你老乡不可靠，我们很多东西拖不住了。”经质证，刘振涛对上述证据1不予认可，认为作为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对证据2三性不予确认，认为即使是真实的，刘振东本意是找一个可靠的老乡进行受让，而不是未经刘振涛同意由唐文斌寻找闵永贵受让原告的股权，而且刘振涛自始至终不认识闵永贵；之后刘振东也没有将相关情况告知刘振涛，直到“双十一”之后才知晓股权转让的事实。闵永贵和星媛月公司称股东决议上闵永贵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先由闵永贵签名确认，再将股东会决议交还给唐文斌，至于唐咸文和刘振涛如何签名的，闵永贵不清楚，而且股东会决议上“刘振涛”的签名与2019年5月14日股东会决议以及股权转让合同中“刘振涛”的签名是一致的，这样工商部门才能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刘振涛表示2019年5月14日股东会决议以及股权转让合同中“刘振涛”的签名是委托刘振东代签的，真实性认可。另查明，闵永贵主张其支付了25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对此闵永贵提交了支付宝转账截图，显示闵永贵于2019年10月15日和10月18日分别向星媛月公司转账支付5万元和10万元共计15万元，其中5万元转账备注为“过户刘振涛公司钱”，通过直通车扫码充值向杭州阿里妈妈软件服务有限公司转账两笔共计95000元。闵永贵称当时股权转让商谈的时候星媛月公司欠供应商及刘振涛的广告费，商量好将股权转让款转到公司公账，等清偿了公司欠款才将公司交接。经质证，刘振涛对上述转账记录三性不予认可，认为即使支付股权转让款也是应按照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支付0.9万元和0.1万元，而且直通车扫码充值不能证明收钱的对方是谁，也不能证明用途。诉讼中，刘振东出庭作证称星媛月是刘振涛的公司，自己没有在该公司担任职务，有时刘振涛会委托自己处理公司的事情，公司主要是线上运营在天猫上出售服装，没有线下运行，由唐咸文负责，包含唐咸文在内公司有四、五个员工，唐咸文也负责公司的财务及保管印章，星媛月公司于2019年10月10日进行股东会决议的时候没有人通知，自己也不在场；自己不认识闵永贵，也不认识刘小兰，2019年5月14日股权变更的事宜自己也没有参与；在2019年10月7日、8日的时候，因星媛月公司税务方面的事情有将刘振涛的身份证原件交给唐咸文或者唐文斌，具体是谁记不清楚了；大概2019年10月12日左右才收到唐文斌发张《登记受理通知书》，但没有向唐文斌询问变更登记的具体内容，也没有将情况告知刘振涛。刘小兰出庭作证称其在广州专惠工商财税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工作，唐咸文有多次委托自己办理星媛月公司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有地址变更的，也有股权股东变更的；2019年5月14日及2019年10月10日两次变更登记资料中刘振涛的签名不清楚是谁签的，其中2019年10月10日变更登记的资料以及唐咸文、刘振涛、闵永贵三人的身份证原件都是唐咸文邮寄的，自己收到邮件时股东的签名以及法定代表人的签名都已经签好，星媛月公司的印章也是唐咸文一并邮寄的，材料中星媛月公司的印章都是在工商部门现场申请变更登记时加盖的；早在2019年9月到10月期间，唐咸文有电话也有微信跟我沟通说将公司股东变更为闵永贵，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合同是自己起草的，要求唐咸文、刘振涛、闵永贵签名后再给自己；自己不认识闵永贵，也不认识刘振涛，也不清楚星媛月公司实际的股东是何人。另，诉讼中，刘振东原将闵永贵、唐咸文列为共同被告，后经本院释明，刘振东明确将闵永贵、唐咸文列为第三人，闵永贵、星媛月公司表示同意；本院随即口头裁定将闵永贵、唐咸文作为本案第三人。以上事实，有申请人承诺书、股东出资情况表、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合同、公司章程、登记受理通知书、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支付宝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本案为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争议焦点在于星媛月公司于2019年10月10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二）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三）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股东所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四）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五）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本案中，广东省绿色产品认证检测中心司法鉴定所作出鉴定意见书认定涉案股东会决议中的签名并非原告刘振涛的本人签名。被告星媛月公司亦未能举证证明公司曾于股东会召开之前通知原告刘振涛参与股东会，亦未能举证证明有告知刘振涛将其股权转让给闵永贵。仅凭经办人员出示刘振涛的身份证原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也不足以推定刘振涛作出了同意将其占有的90%的股权转让给闵永贵的意思表示，因此，被告星媛月公司于股东会决议上伪造刘振涛签名，不具备决议基本成立要件，侵害了原告刘振涛的利益，是严重的程序违法，故被告星媛月公司股东会于2019年10月10日作出的《广州星媛月服饰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因欠缺成立要件而不成立。另即使上述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但全体股东仍可就相关决议内容另行召开股东会做出决议。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广州星媛月服饰有限公司于2019年10月10日作出的《广州星媛月服饰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不成立。本案受理费100元，由被告广州星媛月服饰有限公司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刘振涛迳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许 伟二〇二一年一月七日书记员 陈月明黄静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