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01民终1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山西华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凌某，上海段和段（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2，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安某，山西艾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某，山西艾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某1与被上诉人刘某2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5民初11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凌某，被上诉人刘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安某、白某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1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5民初6516号民事判决书；二、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借款17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l7万元为基数，自上诉人起诉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被上诉人还款之日止）；三、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不存在借款合意明显错误。2019年6月27日和2019年7月31日，被上诉人到上诉人办公室向上诉人借款，上诉人分别以个人账户向被上诉人个人账户借款转账10万元及7万元，当时在场的证人杨凯、李明明也均出庭作证证明借款事实及经过，双方借贷关系成立。但法院对两证人的证人证言未作丝毫表述和认定，事实认定明显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案涉17万元非借款事实认定错误。根据被上诉人的银行流水，除本案17万元的两笔转账为上诉人尾号0334的个人账户外，其余所有流水均为驾校使用和控制的0399账户直接向被上诉人的转账。该银行卡由驾校副校长兼财务主管申原持有，密码由驾校出纳张改莲控制。庭审中被上诉人陈述，其需要用钱时便向申原提出，经申原和刘某1批准后张改莲即将驾校收益直接转账给刘某2。证人张改莲也出庭证明以上事实。据此可以证明，被上诉人主张的驾校收益均是通过驾校0399账户直接转给被上诉人，不会也没有必要通过上诉人个人使用的0334账户向其转账驾校收益。本案中17万元的两笔转账为双方个人卡之间的转账借款，与驾校收益无任何关系。一审判决认为0399卡有向上诉人0334卡转账的情形，上诉人已提供证据证明，0399卡所有转给上诉人0334卡的款项均是偿还上诉人此前借给驾校的借款，驾校的记账凭证上均标有用途，且至今仍未还清。事实上，驾校收益不允许转给上诉人，刘某2需要用钱时向驾校申请即可。证人张改莲提供的情况说明以及出庭作证证明，关于0399账户转给上诉人的款项，均是经副校长申原的批准，偿还上诉人之前借给驾校的钱。但一审判决断章取义，仅表述张改莲证人证言的前半部分，对其他重要证明事实不做表述，明显错误裁判。（三）涉案款项来源不影响双方借贷关系成立。首先，被上诉人主张的驾校收益，均是从0399账户向被上诉人直接转账，从未经过刘某1个人账户，本案17万元非驾校收益。其次，无论上诉人款项是否来源于驾校，该17万元是从上诉人个人账户向被上诉人个人账户发生的转账，与驾校无关，不影响双方借贷关系成立。再次，源梦驾校财务存在严重不规范，源梦驾校与被上诉人为两个不同的法律主体，不能因被上诉人是源梦驾校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就将二者关系混同，更不能将源梦驾校的资金与被上诉人个人资金混为一谈。未经股东会决议等合法程序，被上诉人也没有权利直接分配驾校资金，个人主体之间的借款与驾校无关。（四）被上诉人观点明显自相矛盾，被上诉人主张本案款项是上诉人向其转账驾校收益，但在庭审中被问及0399账户转给上诉人的款项性质时又表示不知道，回避该款项是驾校还款的事实。被上诉人一方面不知道驾校向上诉人转账驾校收益，另一方面又主张收到上诉人的款项均是驾校收益，明显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且其在庭审中多次自认，需要用钱时会向上诉人打电话，证明双方确实存在借款关系。事实上，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借的款项远远不止本案的17万元，其他借款由于系现金且无借条，故上诉人主张存在困难，但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欠款的事实真实存在。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间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认为刘某1仅提供了转账凭证，未能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借贷意思表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但事实上，上诉人除提供了转账凭证外，还提供了当时在场证人的证人证言，证明当时借款事实经过。以及驾校出纳张改莲的证人证言，证明驾校收益是根据被上诉人的申请，由0399账户直接转给被上诉人，不经过上诉人，以及被上诉人的银行流水也可以证明该事实。同时0399账户所转给上诉人的款项，均是经驾校副校长申原批准后，偿还上诉人之前借给驾校的钱，上诉人也提供了相关证据证明驾校与上诉人此前的借款关系。以上证据均经过庭审调查质证，但一审法院刻意回避上述证据，未在判决中作任何表述和认定，直接认为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该判决存在明显错误和不公。其次，一审判决明显错误分配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在上诉人依据转账凭证提起诉讼后，首先应由被上诉人举证证明转账系其他债务，其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再由上诉人继续举证。但本案中，被上诉人仅口头否认涉案款项非借款，其提供的所有证据均不能证明该款项的实际性质和用途，也不能证明该款项为驾校收益，无法证明则应当视为该款项即为借款，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但一审法院不仅未判决被上诉人承担责任，反而将举证责任错误归为上诉人，在上诉人提供相应证据后，又在判决中对证据只字未提，认为上诉人未提供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该举证责任分配和法律适用存在严重错误。被上诉人刘某2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答辩人系山西源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下称“源梦驾校”）的法定代表人兼股东，刘某1系答辩人聘用的源梦驾校校长，因驾校经营、结算收益等，双方存在频繁转账包括案涉17万元。2006年下旬至2019年9月，刘某1一直担任源梦驾校的校长，在其任职期间，管理驾校的日常工作，包括收取学员的报名费、支付员工工资、支付考试费等，双方因结算驾校收益存在长期、频繁的资金往来，包括案涉17万元。答辩人也在一审中提交了驾校的财务凭证若干、答辩人名下账户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等证据并结合刘某1自己提交的银行流水足以证明该收益支付事实。一审中，刘某1认可其尾号“0399”的账户专用于驾校经营，而该账号又与其名下尾号“0334”的账户长期存在资金往来，比如：“2018.10.18转账50000元”、“2018.10.19转账15500元”、“2018.10.22转账1353.92元”、“2018.11.23转账10000元”、“2019.2.28转账50000元”、“2019.3.1转账50000元”、“2019.3.2转账50000元”、“2019.3.4转账50000元”、“2019.3.5转账70000元”、“2019.3.9转账50000元”、“2019.6.21转账200000元”、“2019.7.30转账300000元”、“2019.7.30转账69771.85元”。案涉17万元转账发生在2019年6月27日和2019年7月31日，而刘某1名下“0399”的账号于2019年6月21日向“0334”账户转款200000元，于2019年7月30日向“0334”账户转款300000元，远高于刘某1转账给答辩人的17万元，可见案涉款项来源于驾校收益且远低于驾校收益。结合现有证据，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7月2日，刘某1分11次、金额不等的先后转账给答辩人113万元。这些款项均来源于驾校收益，且实际来源于驾校财务卡“0399”。案涉17万是刘某1支付答辩人的驾校收益款。刘某1之所以假借案涉两笔流水启动借贷诉讼，是由于双方在合作后期产生矛盾，结束了十余年的聘用，不排除其出于恶意报复启动案涉诉讼。二、在双方本就存在大额资金往来的情况下，刘某1作为本案一审的原告，其仅提供了与其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而未提供借条、借据等债权凭证来证明案涉款项确系借款，不应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刘某1仅提供两笔未注明用途的银行转账流水，无法证明案涉17万元系借款。答辩人一审中已充分举证证明了案涉17万元系驾校收益款，刘某1应该继续举证证明案涉17万元系借款。但刘某1不仅未能提供借条、借据等客观凭证，又不能合理解释账户往来缘由。而仅仅申请其任职时担任源梦驾校教练的杨凯、李明明出庭作证，该两人现跟随刘某1一同离开了源梦驾校。首先，二人庭审中认可他们都是由刘某1选聘的，后因刘某1与答辩人的矛盾导致他们无法继续任职，且因工资问题已将源梦驾校诉至劳动仲裁委，两位证人与刘某1存在利益关系，与答辩人存在负面利害关系，证言不足采信；其次，二人只是受雇于刘某1的教练，既不知道驾校经营状况，也不知晓刘某1与答辩人的收益分配关系；最后，案涉17万元发生在不同的时间，而作为证人的两个教练不约而同、两次都恰恰在刘某1办公室目睹了全过程，巧合到不合常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三）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规定，本案中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涉款项系借款的依据。刘某1提交的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案涉款项系借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刘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借款170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170000元为基数，自原告起诉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被告还款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原系山西源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聘用的校长，被告刘某2系山西源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9年6月27日，原告通过其中信银行账户×××向被告工商银行账户×××转账100000元。2019年7月31日，原告再次向被告工商银行账户×××转账70000元。原告共向被告转账170000元。庭审中，原告陈述，被告借款170000元未打借条是因双方关系很好，且之前有多笔借款发生。被告陈述，原告作为原山西源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的校长负责驾校所有事务，被告需要用款时给原告打电话，原告就将驾校收益打入被告账户，案涉两笔款项均为驾校收益。原告申请的证人张改莲出庭时陈述，其原为山西源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聘用的出纳，担任出纳期间，公司持有使用户名为刘某1，帐号为×××的晋商银行卡，该卡由公司副校长申原保管，密码由张改莲掌握，账户内的款项为山西源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的收入。原、被告对此证明内容均无异议。另查，2019年6月21日，原告中信银行账户×××余额为16613.44元，原告晋商银行账户×××向原告中信银行账户×××转账200000元后，此时账户余额为216613.44元。2019年6月27日，原告中信银行账户×××向被告工商银行账户×××转账100000元，余额为116613.44元。2019年7月30日，原告晋商银行账户×××再次向原告中信银行账户×××转账300000元。次日，原告中信银行账户×××向被告工商银行账户×××转账70000元。2019年3月1日至7月期间，原告晋商银行账户×××向被告工商银行账户×××转账数笔，金额共计96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170000元的借贷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关于本案原告的汇款170000元是否属于借款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被告明确否认涉案款项属于借款，而本案存在山西源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使用户名为原告的×××账户向原告×××账户转账，之后原告账户×××又将款项转账于被告的情形，说明山西源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原告、被告存在资金往来的多种可能性，故原告需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借款的合意，对此原告仅提供了转账凭证，而转款记录中又未标明为借款。原告陈述与被告关系好未打借条，此前有多笔借款发生，显然其解释没有说服力，故涉案款项不能排除被告抗辩所称的原告转付被告的170000元为山西源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业务款。综上，因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借贷的意思表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某1的诉讼请求。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本案中诉争的两次转账行为的性质认定，首先:上诉人刘某1仅提供了转账记录，没有相应的借款合同或借据，该转账也未标明转账用途；其次：双方均认可刘某1名下的晋商银行卡账号为×××的卡作为驾校的财务支付账户。该账户向同为刘某1名下中信银行的×××的账户转账多次，仅在本案争议发生时间段内就发生了“2019.6.21转账200000元”、“2019.7.30转账300000元”、“2019.7.30转账69771.85元”。”再：刘某1称自己名下的×××号卡向自己名下的×××号卡发生转账是因为刘某1在驾校经营期间有过多次为驾校垫付款项的行为，故自己的卡向自己的卡转账行为是驾校对自己的还款行为，但刘某1对其此辩解意见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最后：刘某1仅凭转账记录结合证人证言无法充分证实其与刘某2有借贷关系；故，刘某1提供的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本院对有经营、经济关系的两人其中的几次转账行为不能认定为借款关系，故对刘某1的上诉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00元，由上诉人刘某1负担。审判长 张 燕审判员 焦跃峰审判员 吕 斌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王韦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