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浙民申402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董汉银，男，1961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九儿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九儿村。法定代表人：干良军。再审申请人董汉银因与被申请人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九儿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九儿合作社）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1民终7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董汉银申请再审称：一、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九儿合作社已经将案涉山林和土地交付给董汉银管理和使用，因此视为董汉银已“占有”案涉山林，缺乏证据证明。首先，九儿合作社原一、二审中均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履行了“交付”义务。案涉合同约定“双方形成书面的交接手续或乙方占有租赁物时，即视为甲方已将租赁物交付给乙方”。根据董汉银提供的报警处理材料，董汉银自案涉承包合同签订后，始终无法“占有”案涉山林和土地。其次，董汉银无法管理和使用案涉山林、土地，二审判决认为办理采伐证和“上山”即“管理和使用”。采伐证办理只需要提供林木权属证明，由设计公司测绘制作，九儿合作社确实向董汉银提供了上述证明，设计公司及林业局也上山测绘过。试问：根据中国农村山林实际现状，有无法律规定，不得上山、不得测绘，如果认定董汉银上山即行使管理和使用权利，那么董汉银是否不得踏足其他人承包的任何山林？原一、二审法院均未实地踏勘，仅凭董汉银提供的林业设计书、口述其承包后试图上山阻止村民挖掘其承包土地上的农作物，就视为已经“管理和使用”案涉山林，没有任何证据予以支持。再次，原一、二审判决均未提及“占有”为“交付”这一合同条款。不论是事实认定还是法院认为部分，始终未提及“占有”，而是“管理和使用”。“占有”是指“实际控制”，退一万步来说，即使申请人“管理和使用”案涉山林，也不等同于“实际控制”。二、原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不正确。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了平等原则、公平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然原一、二审判决认为案涉合同第二条约定“不保证上述出租物符合或者达到董汉银的承包意图，董汉银对租赁物进行了实地踏看，对相关风险做了充分的了解和预测评估，愿意承租”，是指董汉银同意接受一切合同履行可能出现的风险，明显与上述两种立法精神相违背。相关风险是指能通过“实体踏看”所了解的风险，比如林地位置、现况、植被覆盖等情况，而该地上存在原承包利益纠纷未解决的风险，不能通过实体踏看而了解。如果把所有风险包括合同不能履行的风险都转嫁给弱势一方的董汉银，明显违背合同法的平等、公平原则。如果九儿合作社不保证能达到董汉银的承包意图，那么公然违反土地承包法的原则而发包。其次，关于合同目的能否实现。富阳区农林局行使部门权利，明确指出“鉴于存在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九儿村村委会与采伐地块原承包人的承包利益未妥善处理，为避免冲突维护稳定，故暂缓杭州富阳董氏农业开发公司实施采伐作业。待承包利益矛盾处理结束后，再通知实施采伐作业。”截至再审申请之日，未见九儿合作社采取任何措施处理原承包利益纠纷。董汉银承包案涉山林之目的系实施采伐及种植，现无法采伐，九儿合作社也拒不采取措施解决原承包纠纷，合同目的如何实现？究其原因系九儿合作社未在承包合同签订前解决原承包利益冲突，承包签订后未履行交付义务，致使董汉银无法实施采伐作业，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原判决未按合同法定解除之规定依法判决，系适用法律错误。综上，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和第二百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请求撤销原一、二审判决，改判支持董汉银的全部诉讼请求。九儿合作社法定期限内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调查时口头答辩称：九儿合作社在原承包户到期后收回涉案山林并发包，均按照规定程序办理，在涉案山林发包给董汉银后，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在该程序当中九儿合作社没有过错。原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董汉银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再审申请人董汉银与被申请人九儿合作社签订的《富阳区村级资产资源租赁合同》（以下简称《租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董汉银诉请解除《租赁合同》的主要理由是九儿合作社未实际交付合同标的，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对于合同标的物是否已经交付问题，现有证据显示九儿合作社与原承包户的承包合同关系已于2018年6月底到期，九儿合作社于2017年10月和2017年12月两次书面通知原承包户，告知承包合同到期后由村集体统一发包。《租赁合同》约定租赁物于2018年9月12日前由九儿合作社移交给董汉银方，鉴于租赁物为不动产，故双方形成书面的交接手续或董汉银占有租赁物时，即视为九儿合作社已将租赁物交付给董汉银。因九儿经合社与董汉银并未形成书面交接手续，合同标的物交付依约应以董汉银占有租赁物为准。合同签订后，董汉银按约交付了首期租金，并以杭州富阳董氏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名义申请获得林木采伐许可证（编号：富阳区采字[2018]1019002号、富阳区采字[2018]1019003号）。在林木采伐许可证申请材料之一的林业采伐作业设计书中，九儿合作社作为林木权属单位盖章确认“林木采伐范围内所涉及的林木属我方所有，我方同意按设计进行采伐。”即同意董汉银对涉案山林行使权利。董汉银也承认其曾实际上山阻止过原承包户挖笋。因此，可以认定九儿合作社已经把涉案山林交付给董汉银。对于合同目的能否实现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从上述法定解除合同的条件可以看出，只有因不可抗力或者根本违约，才能依法解除合同。如果只是部分不能实现，或者部分违约，当事人一方是不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的，而应当按照违约责任来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间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第二百二十八条规定：“因第三人主张权利，致使承租人不能对租赁物使用、收益的，承租人可以要求减少租金或者不支付租金。第三人主张权利的，承租人应当及时通知出租人。”从2018年11月20日杭州市富阳区农业和林业局作出的《关于杭州富阳董氏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暂缓实施采伐的函》、2019年6月13日杭州市富阳区林业水利局对杭州富阳董氏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作出的《行政许可不予受理通知书》以及2019年4月2日至4月3日新登派出所民警对涉案村民何云来、何小华、何关富等人所作的询问笔录看，《租赁合同》确实存在因第三人（原承包户）阻拦导致合同履行上存在一定障碍的情形。因九儿合作社未能在租赁期间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存在相应的违约行为，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考虑到九儿合作社已经交付了山林，阻碍合同履行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三人，九儿合作社也明确表示愿意积极配合董汉银，确保租赁合同继续履行，因此九儿合作社的违约行为尚未构成根本违约，合同目的并非无法实现，合同仍有继续履行之可能。董汉银作为承租人，既可以依据合同法的规定要求九儿合作社减少租金或者不支付租金，也可以针对阻碍其行使承租权的第三人进行救济，继续履行合同也未严重损害董汉银的实体权利。因此，原一、二审认为董汉银主张的法定解除权并未成就，驳回其诉讼请求的审判结果，并无明显不当。综上，董汉银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其再审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董汉银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戴文波审判员  夏祖银审判员  董 东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三日书记员  陈亦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