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鲁1302民初16529号 原告：上海某某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上海市虹桥路。 法定代表人：田某某，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某，上海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某，男，2012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临沂市兰山区。 被告：王某某（王某之母），1975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允飞，山东上开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某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申浩律所）与被告王某、王某委托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某某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可红，被告王祖利及其与王某的共同诉讼代理人崔允飞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申浩律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二被告支付拖欠原告的法律服务费及其他费用合计8万元;2.本案诉讼费全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王某与陈思、刘凤英继承纠纷一案（以下简称原案件）,被告依法委托原告代理诉讼，约定被告前期支付基础法律服务费1万元,其他法律服务费按照法院一审判决或者调解书确定标的额的10%支付。接受委托后,原告依法指派王可红律师担任被告王某的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参与了整个诉讼过程。被告王祖利是王某的母亲，也是其法定代理人,代为处理与原案件的一切事宜,案件执行款也是打入了被告王祖利的账号内。原案件一审结案后,根据双方约定,被告应一次性支付剩余法律服务费5.2万元,但被告王祖利提出临时没有钱,先付2.6万元,余款回头再付，并要求原告继续代理执行,等执行到位后一并支付所有法律服务费。后原告继续代理被告申请强制执行,并因被告方提出没有钱,执行阶段律师王可红还为被告垫付了3000元的其他费用。而被告方在执行款到账后，拒绝支付后续法律服务费。故起诉,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庭审中原告将诉讼请求第一项变更为：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二被告支付拖欠原告的法律服务费及其他费用合计6.3万元，理由为：5.2万元扣除结案后被告支付的2.6万元尚欠2.6万元,执行阶段原告根据上海律师收费标准按照一审代理费的一半收取代理费3.1万元,同时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原告为被告垫付6000元费用,合计63000元。 被告王某、王祖利辩称，一、涉案合同系风险代理合同,所有风险条款属无效条款。委托合同系委托人与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风险代理是诉讼委托代理中协商收费的一种特殊形式，其最显著的特征是以合同约定的代理义务完成并达到约定的代理效果,受托人即可要求委托人按照约定支付风险代理律师费。但律师及律师事务所代理委托人进行民事诉讼而为的收取代理费的方式和内容，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11条规定:办理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时,委托人知道政府指导价后仍要求实行风险代理的,律师事务所可以实行风险代理收费,但下列情形除外:（一）婚姻、继承案件。故律师事务所选择风险代理时应严格按照规定的形式要件及实质要件要求订立代理合同。风险代理应当尊重委托人的知情权与选择权。本案中:1、2019年5月6日原被告达成的ＳＨＳＨ-ＴＨ-ＥＭＳ］-［20191-713437号法律服务合同系双方签订的风险代理合同,由原告指派王可红律师作为经办人参与诉讼。合同第三条第一款载明“预支付壹万元,其他法律服务费按法院判决后的一审判决书或调解书确认的标的额的百分之十支付（诉前调解,费用照收）.....;该条款符合风险代理特征,为风险代理条款,且原告在接受委托至今并未向被告充分披露继承案件的收费方式及标准,被告对继承案件的一般代理与风险代理情况一无所知,亦不存在要求原告进行风险代理的情形。根据《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应当向委托人充分披露律师服务收费的相关信息,与委托人签订律师服务收费合同或者在委托代理合同中载明收费条款。”《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禁止婚姻、继承案件、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之规定,原告在未告知被告继承案件的收费方式与标准,被告未要求原告进行风险代理,原告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进行风险代理,剥夺了被告自由选择缴费及代理方式的权利,因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ＳＨＳＨ-ＴＨ-ＩＭＳＩ-［20191-［1343］号法律服务合同相关风险条款无效。2、法律服务合同第三条第一款“...支付时间为一审判决送达后三日内付清余款”无效。风险代理为在委托人拿到裁判文书中确定的款项后,按得到款项的一定比例收取服务费,但该约定在法院判决书送达三日内支付服务费,加重了被告的经济负担与责任,不符合风险代理合同目的,加重了委托人的责任,应属无效。3、涉案合同第五条第二款无效。在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中,委托人自身的权利是代理人合法行使代理权的基础,诉讼中是否调解、和解、撤诉等是当事人的权利。该条款限制了法律赋予被告的调解、和解等权利,加重了被告的诉讼风险,与委托合同应有的目的、性质不符,应为无效条款。 二、继承案代理过程中原告未全部履行其应尽的义务。1、继承案中,原告未依约履行义务。法律服务合同第一条明确约定,代理阶段为全部阶段,代理工作包括调查取证、诉讼立案、代签法律文书、参加庭审、参与调解和解、申请执行等环节,但在原告代理过程中存在工作不积极,存在须由被告督促其工作、委托其他律师代为立案、调查不充分、未代立执行案、未参加部分庭审(亦未按照合同第二条第二款约定指派其他律师或有承办资质的人员接替,保证委托事项的顺利进行)等行为,未达到合同约定的代理内容。加之继承案件不得风险代理,被告已付1万元基础服务费、2.6万代理费共计3.6万元,足以作为全部代理费用,被告无须再支付任何费用。原告是否应当返还部分被告已支付的代理费用由法院酌情处理。2、原告承诺不收取差旅费、放弃垫付的3000元,在被告已向其支付3.6万元的律师代理费后,原告未向被告开具足额发票,且继承案件的诉讼费单据、保全费单据、保函发票等有关票据原告亦从未向被告出示或交付过。《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律师事务所向委托人收取律师服务费,应当向委托人出具合法票据。《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律师事务所向委托人收取律师服务费,应当向委托人出具合法票据。律师服务费、代委托人支付的费用和异地办案差旅费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收取,律师事务所及承办律师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委托人收取其他费用。”原告应当向被告补交相关票据。3、诉求中费用不明,涉嫌乱收费。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七条“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签订合同后,不得单方变更收费项目或者提高收费数额。确需变更的,律师事务所必须事先征得委托人的书面同意。”《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规定》“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签订合同后,不得单方变更收费项目或者改变收费数额。确需变更的,双方应协商一致,重新签订书面协议。”之规定,加之原告已承认剩余费用为26000元,但诉状中却主张8万元,存在涉嫌乱收费问题。4、部分问题解释有误。在原、被告聊天中,原告表示“驳回(起诉)的裁定不赋予上诉权”,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一)不予受理;(二)对管辖权有异议的:(三)驳回起诉;...对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裁定,可以上诉。”之规定,驳回起诉的案件当事人可以针对裁定提出上诉。 三、原告应当返还部分已支付的代理费。继承案件被告已经支付3.6万元的律师代理费,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法律服务合同约定的代理事项包含参加庭审、调查、和解调解、执行、代为立案、保全等与案件有关的诸多事项,但原告以上事项未全部亲力亲为,违反约定在先,且至今未将继承案件的相关程序性发票(票据)及委托合同交付给被告,导致被告无法向兰山区法院申请退还诉讼费,导致被告一定程度上的损失。鉴于以上陈述及意见,原告的收费不足以体现其工作量,应当返还部分代理费及相关发票,具体返还数额由法院酌情确定。综上所述,在结合原告存在诸多不当行为、原告具体代理行为不全面、被告的满意程度、风险代理合同(条款)无效的前提下,应当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无须另行支付任何费用,且原告应当返还部分代理费。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5月6日，原、被告签订了《法律服务合同》一份，约定二原告王某、王祖利委托被告申浩律所处理其与陈思等继承纠纷一案，约定律师费：预支付1万元，其他法律服务费按法院判决后的一审判决书或者调解书确认的标的额的百分之十支付（诉前调解，费用照收），支付时间为一审判决送达后三日内付清余款。合同第四条约定：4.1经办人在办理相关事宜过程中所发生的以下其他费用（市内交通、电话、文件快递费用、复印费用等）包含在上述费用内,不再由委托人另行承担。4.2上海地区以外的出差费用、办案费用（如有）以实报实销的方式由委托人另行承担。4.3如发生案件诉讼、仲裁费、保全费、执行费等,此费用由委托人自行承担。6、争议解决。双方应本着友好诚信的态度协商解决在签署、履行本合同时发生的一切争议,协商不成的,双方均同意向上海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合同达成后，被告指派王可红律师为二原告的一审代理人，开始处理二原告的委托事项。该案于2019年7月16日诉至本院，本院于2020年5月25日作出（2019）鲁1302民初12002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内容如下：一、被继承人陈会文的全部遗产、所在单位发放的一次性抚恤金、丧葬费等财产,其中52万元由原告王某继承和享有;其他归被告刘凤英、陈思、谢月英继承和享有,由三被告自行分配。以上数额的商定是以被继承人陈会文留下的全部遗产（包括动产、不动产及银行存款、理财等）及一次性抚恤金、丧葬费为基础，自愿进行协商并一次性解决的结果。（双方约定在刘凤英被法院查封的账户内履行付款义务,调解书生效后由原告王某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二、本调解协议生效后,双方当事人不再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就遗产继承、抚恤金、丧葬费继承和享有一事再向对方提出任何要求,本协议为一次性终结处理协议。后本案原、被告双方就代理费的后续支付问题产生纠纷，原告遂诉至本院。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中，被告认可原告提供的书面合同的内容是双方所达成并付诸实际履行，认可该法律服务合同的真实性。在该合同的第6条关于争议的解决方式中明确约定：“双方应本着友好诚信的态度协商解决在签署、履行本合同时发生的一切争议,协商不成的,双方均同意向上海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法律规定，不论合同是否有效，关于争议解决的条款效力均不受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本案中，基于双方所达成的合同中关于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为仲裁，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违反法定程序,应当不予受理。鉴于本案已经受理，故应裁定驳回起诉。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上海某某律师事务所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900元，退回原告。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张培亮 二〇二一年一月七日 法官助理 李玉萍 书 记 员 张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