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139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诸城市服装针织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潍坊市。法定代表人：王秀玲，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臧初福，男，系该公司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鹏，山东同和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住所地济南市。负责人：杜晓峰，行长。法定代理人：赵瑾，北京市观韬（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定代理人：徐兆悦，北京市观韬（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诸城市服装针织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诸城服装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以下简称中信济南分行）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2民初45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1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的规定，适用独任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诸城服装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中信济南分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既没有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又没有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导致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即使按一审判决的观点，不分开发表观点，将违法违规的业务环节统合到非违法违规业务环节，统一用非违法违规环节的观点概述的做法是错误的。一、一审民事判决第13页末及第14页首“现诸城服装公司主张中信济南分行在开户、转账、设置质押等环节存在审核不到位等过错，但其向本院提交的《信访处理意见书》及其它证据，均未予以充分证明，故本院认为诸城服装公司不能证明中信济南分行违规办理业务，亦不能证明中信济南分行的业务行为与其财产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观点错误。1.中信济南分行违规办理案涉虚假账户的开户业务，也给了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存在明显过错。（1）一审法院在开户方面的认识，自相矛盾。一审民事判决第十三页“经查，刘济源及肖洁…私刻印章，伪造开户资料，以诸城服装公司名义…”认定的事实与后面“现诸城服装公司认为中信济南分行在开户、转款、设置质押等环节存在审核不到位等过错，…但其向本院提交的《信访处理意见书》及其它证据，均未予以充分证明，故本院认为诸城服装公司不能证明中信济南分行违规办理业务，……”的结论自相矛盾，一方面承认刘济源伪造开户资料，另一方面又认为未充分证明中信济南分行没有违规办理开户业务。根据民事活动顺序，刘济源伪造开户资料后，拿着伪造的开户资料去中信济南分行处开户，然后中信济南分行核实刘济源提交的伪造的开户资料，然后就给开立账户。因为刘济源没有开户资料原件，那就证明中信济南分行负责核实的员工没有机会、没有可能见到开户资料原件，证明中信济南分行负责核实的员工放水没有见到开户资料原件，没见到开户资料原件就同意开户了，属于违规，与“故本院认为诸城服装公司不能证明中信济南分行违规办理业务，”的结论矛盾。所以，中信济南分行违规办理开户业务。（2）诸城服装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诈骗犯刘济源的一、二审刑事判决书、裁定书和诈骗从犯肖洁的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中信银行济南分行工作人员违规办理业务。一审判决未根据《证据规定》第85条，导致认定事实不清；没弄清楚足以推翻案涉刑事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的相反证据是什么，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刘济源对诸城服装公司犯的是诈骗罪。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就是要提交证据，要么能证明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要么能证明没有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从而没有骗取财物不构成诈骗罪。现结合本诉讼案件诸城服装公司提交的刑事判决书来具体说明：一审民事判决第十页第二段明确记载的刘济源的刑事判决“……经审理查明：……私刻两单位印章，伪造两单位开户资料，冒用单位名义在银行开立银行账户，然后，隐瞒事实真相，欺骗两存款单位向其控制的账户内存款，骗取……”的内容是刑事判决书确认刘济源犯诈骗罪的基本事实。隐瞒事实真相，就是指隐瞒私刻两单位印章、伪造两单位开户资料，冒用单位名义在银行开立银行账户的事实真相，事实真相由三部分构成，“伪造两单位开户资料”是事实真相的一部分，虽然“伪造两单位开户资料”说的比较概括，但是可以肯定“伪造两单位开户资料”是刑事判决书确认刘济源犯诈骗罪的基本事实的一部分。肖洁虽然被另外立案判决、侧重点尽管有所不同，但肖洁是刘济源的从犯，所以指向的案件基本事实是一致的，故一审民事判决书第八页第二段记载的肖洁的刑事判决书“……经审理查明：……诸城服装公司财务人员王清志将开户资料传真给刘济源，刘济源收到传真并复印后，在复印件上加盖了其私刻的诸城服装公司的印鉴，指使其员工张媛用假的开户手续在中信银行济南分行开立了虚假账户……”的内容，是对“伪造两单位开户资料”进行了具体化。根据刑事判决书可知，“伪造两单位开户资料”是根据证人诸城服装公司当时的员工王清志的证言、罪犯的供述认定的基本事实的一部分，相反的证据就是要证明王清志的证言是假的、罪犯的供述也是假的，此种情况属实的话，根据刑法规定，王清志和刘济源犯了伪证罪，为了查明真相，中信济南分行、法官根据有关规定，去公安局报案或者将案件诉讼材料移送公安局，追究刘济源和诸城服装公司当时的员工王清志作伪证的刑事责任。刘济源刑事判决书第65第二段的公安局的鉴定书，以及肖洁刑事判决书第12页“15、相关书证及公安机关出具的鉴定结论……”，均有对依据从中信济南分行处留存的开户资料的鉴定书，既然鉴定是依据银行留存的开户资料，作为刑事司法人员当然会知道开户资料上的记载事项，既然是开户资料，那么鉴定书依据的中信济南分行留存的开户资料上照样有与《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中记载的“与原件核对一致”章及相关主管的签名等银行方面的相同的记载事项，在所依据的开户资料的银行方面的记载事项均相同的情况下，刑事判决依然认定刘济源员工是拿着在开户资料复印件加盖私刻公章的材料去中信济南分行处开立了虚假账户的这个事实。换句话说，《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关于在开户资料复印件上的银行方面的记载事项不能推翻刑事判决认定的开立虚假账户的事实。一审民事判决书第十一页认定的事实且刘济源的刑事判决书也有相同的记载“…虽然，存款企业、银行中个别工作人员为追求高额利润或者好处费，轻信刘济源谎言，存在监管不力、违规等事实，但并不影响刘济源行为性质的认定。…”，进一步证实中信济南分行的个别人员违规办理业务。在诉讼中中信济南分行也没有提供其它相反证据足以推翻案涉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中信济南分行未实名认证办理案涉开户业务事实的证据。诈骗犯也没有伪造开户资料原件，诈骗犯和员工张媛都不可能见到开户资料原件，中信济南分行负责核实的员工就更不可能见到开户资料原件，因此，根据（法释〔2019〕19号）第十条的规定，本案的事实就可以被作如下的认定：诸城服装公司财务人员王清志将开户资料传真给刘济源，刘济源收到传真并复印后，在复印件上加盖了其私刻的诸城服装公司的印鉴，指使其员工张媛用假的开户手续在中信济南分行开立了虚假账户。所以，中信济南分行的开户行为违反了《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等银行开户要核实营业执照正本原件、税务登记证原件、基本存款账户开户登记证原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等规定。中信济南分行违规开户的行为也给了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存在明显过错。（3）《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关于开户方面的记载事项没有任何证明力，与案涉刑事判决书作出的中信济南分行未实名认证办理案涉开户业务的事实认定的证明力没有可比性。《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关于开户方面的记载事项足以被刑事判决书认定的诈骗犯仅在开户资料复印件上加盖私刻诸城服装公司公章、印章、印文即在诸城服装公司处开户的事实推翻。①《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记载的在开户资料上的无论是“与原件核对一致”章，还是中信济南分行各级管理人员的签字，在刘济源刑事判决第65页第二段的鉴定书依据的开户资料上的记载事项一致。刑事司法人员也清楚案涉开户资料上的此记载事项，依然认定刘济源员工是拿复印件上加盖的诸城服装公司的印鉴去中信济南分行处开户。虽然刑事判决书没有直接明确地认定中信济南分行是否核实开户资料原件，正如前面所述，中信济南分行的员工有没有机会和可能见到开户资料的原件？②山东银保监局《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里出具的该局无法判断中信济南分行是否核实了开户资料原件的意见，是仅根据被上诉留存的开户资料档案认定的。行政认定标准与司法认定标准是不一样的，并且行政认定能力远远弱于司法认定能力。行政机关没有能力辨认“与原件核对一致”的真假，也无能力识别开户资料上中信济南分行管理人员签字的真假。③刑事判决不仅仅是只根据中信济南分行留存的银行档案与王清志一个人的证言和刘济源的供述就认定虚假开户事实的，还结合申请方具体经办人张媛的证言和受理方具体经办人中信济南分行员工的证言，以及其它众多人证、照片、物证、鉴定书，并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等多种因素进行综合认定的结果，从刘济源刑事判决书可知，诸城服装公司在打款后的第四天上午就派两个人到济南完善开户信息，意图控制案涉账户的行为可以证明诸城服装公司不信任刘济源，既然不信任刘济源，不会随便把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税务登记证等这类身份证件的原件交给不信任的人。如果刘济源从诸城服装公司这里能拿到身份证件的原件的话，诸城服装公司难道不会把公章、法定代表人印文交给刘济源吗？刘济源刑事判决书第65页第二段已经载明经过鉴定认定刘济源私刻诸城服装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印文，相信大家对于刘济源私刻诸城服装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印文这个事实都没有异议，如果刘济源能从诸城服装公司处拿到身份的证件原件的话，就不需要伪造诸城服装公司公章尤其是法定代表人印文去中信济南分行处开户。诸城服装公司连不太有多大公示力的法定代表人印文都不交给刘济源，就更不会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原件给刘济源。即使一审法院不接受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根据《证据规定》第八十五条，也可以认定张媛是拿着开户资料复印件在中信济南分行处开立了银行账户，中信济南分行没有核实开户资料原件、违规开立了虚假账户。④刘济源一方没有开户资料原件，没有机会和可能性见到开户资料原件，中信济南分行负责核实的员工还能有机会和可能性见到开户资料的原件吗？可以证明中信济南分行负责核实的员工违规在开户资料复印件上加盖了“与原件核对一致”章。因此《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关于开户方面的记载事项没有任何证明力，足以被刑事判决书认定的诈骗犯仅在开户资料复印件上加盖私刻诸城服装公司公章、印章、印文即在诸城服装公司处开户的中信济南分行违规开户的事实推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中关于无法判断中信济南分行是否核对营业执照原件的意见，被刑事判决认定的用开户资料复印件在中信济南分行开户的事实推翻。总之，根据《证据规定》第十条之（六）及第85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能够证明中信济南分行签发票据的行为属于《合同法》第52条，也违反《票据法》第十条的规定。未开立销售回款账户，在没获取增值税发票，的情况下就签发票据，签发票据之后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曾索取追讨增值税发票。假定中信济南分行办理票据业务不违反《票据法》关于交易真实性的规定，由于未获取发票和未开立销售回款账户就签发票据，签发票据后也未追索发票的行为也违反了第五条“公司从事经营活动，诚实守信…”的规定。4.一审民事判决书第11页认定的刘济源刑事判决书认定的“虽然，存款企业、银行中个别工作人员为追求高额利润或者好处费，轻信刘济源谎言，存在监管不力、违规等事实。…”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未充分证明中信济南分行办理业务未违法违规的观点错误。二、虽然刑事判决没有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在刑事判决里认定是否应当向中信济南分行追缴赃款，但不能以此理由剥夺诸城服装公司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向中信济南分行追究其使用赃款的责任。三、诸城服装公司的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1.一审法院以刑事判决生效日期即2013年12月作为诉讼时效的计算起点并以两年为标准的观点，不符合逻辑和日常生活经验，未考虑到侵权的特殊性和金融的专业性。①一审法院以2013年12月开始计算以二年为限的诉讼时效的观点，也与法官自己的认知相矛盾。一审判决认为中信济南分行没违法违规没过错，就是说一审法院认为中信济南分行不是侵害人，既然中信济南分行不是侵害人，那么中信济南分行与诸城服装公司就不存在权利与义务，那诸城服装公司在2015年12月前对中信济南分行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保护什么权利呢？一审法院关于诉讼时效的观点与其自己的认知自相矛盾，违反《民法通则》的规定。②一审法院以2013年12月开始计算以二年为限的诉讼时效的观点，不仅远远超出通常人的认知，而且超出了高级别的专业的权威的司法机关的认知，严重的不切实际。案涉刑事案件是经两级检察院、多级法院办理的，非常专业、非常权威的司法机关人员也亲自参与刘济源和肖洁刑事案件的公诉，都未注意到中信济南分行是赃款的使用人，而未能依规定在刑事判决里对中信济南分行使用的赃款是否应当被追缴予以认定。诸城服装公司既没参加刑事案件的审理至今都没收到刑事判决书、裁定书，也没收到刑事执行裁定书。一审法院认为作为外行的诸城服装公司于2013年12月就应当知道中信济南分行是侵害之一的看法，不符合逻辑和日常生活经验。因此，一审法院认为诸城服装公司于2013年12月应当知道中信济南分行也是侵害人，以此作为诉讼时效的计算起点并以两年为标准的观点，违反《证据规定》第八十五条的规定。2.《民法总则》将《民法通则》中“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修改为“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即计算诉讼时效不是仅仅从权利受到损害时起计算，而是权利人知道权利受损害后直到知道权利侵害人的时候计算。一审法院曲解“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的真正含义，因此，一审法院以诸城服装公司知道财产被侵害的侵害人诈骗犯的时间为诉讼时效计算起点错误。诸城服装公司与中信济南分行互不认识，更没有任何经营方面的业务往来，诸城服装公司如果在几年前都知道中信济南分行是财产损害的侵害人之一的话，不会放弃几千万元钱不要。所以，一审法院以刑事判决生效日期即2013年12月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错误，诸城服装公司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明显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予以纠正。中信济南分行辩称，一、诸城服装公司对其在中信济南分行处开立的银行账户是没有异议的，其是在与刘济源商谈后将款汇入该账户，刘济源利用其掌管的预留印鉴将诸城服装公司的存款转出占有，诸城服装公司的损失是由刘济源的诈骗行为造成的，其损失与中信济南分行办理开户、转账、承兑汇票业务没有因果关系，诸城服装公司应通过法定程序向刘济源追索赃款，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是正确的。本案系侵权纠纷，损害赔偿的诉请要以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为前提。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诸城服装公司在中信济南分行处开立银行账户时预留的印鉴是刘济源刻制并由刘济源掌管，诸城服装公司将开户资料交予刘济源，用刘济源刻制的印鉴作为银行预留印鉴并将资金汇入该账户，说明诸城服装公司对中信济南分行的开户业务是没有异议的。诸城服装公司将款项汇入该账户前未向刘济源索要银行预留印鉴致使刘济源利用预留印鉴将其存款转出占有，其存款损失是刘济源利用掌管预留印鉴的诈骗行为导致的，也是诸城服装公司轻信刘济源及放任刘济源对其银行账户的管控造成的，这是诸城服装公司损失的因果关系。如果诸城服装公司不同意刘济源的开户行为，不同意用刘济源刻制的印鉴作为预留印鉴，不同意由刘济源掌管预留印鉴，诸城服装公司不会按照刘济源的要求将资金汇入该账户。诸城服装公司在未能向刘济源追回全部赃款的情况下，要求中信济南分行赔偿因刘济源的诈骗行为给其造成的经济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诸城服装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诸城服装公司曾向银保监管部门反映中信济南分行在为诸城服装公司开设银行账户时有违反规定的行为，银保监管部门经调查核实已经回复中信济南分行，未发现诸城服装公司有违反规定的行为。诸城服装公司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中信济南分行违规办理业务，亦不能证明中信济南分行的业务行为与诸城服装公司财产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是正确的。二、中信济南分行在与万盛华彩公司办理承兑汇票业务时不知道其8600万元保证金系刘济源诈骗赃款，中信济南分行属于善意第三人，对该8600万元享有优先受偿权。该8600万元支付了万盛华彩公司开具的承兑汇票票款，清偿了万盛华彩公司对持票人的票据债务，中信济南分行没有过错。涉案资金由诸城服装公司账户转入刘济源控制的万盛华彩公司账户后，万盛华彩公司在中信济南分行处办理了承兑汇票业务，万盛华彩公司办理承兑汇票业务时，中信济南分行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其存入保证金账户的8600万元系刘济源诈骗赃款。中信济南分行与万盛华彩公司签订《银行承兑汇票承兑额度协议》办理承兑汇票业务是善意的，该8600万元已依约设定权利负担，中信济南分行作为善意合同当事人有权依约扣划该8600万元资金向持票人支付票款，主观上没有过错，客观上系正常的票据结算行为，没有侵犯诸城服装公司的合法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金融机构协助执行的通知》第九条规定，第三人善意取得赃款赃物的不予追缴，可以对抗法院的冻结和扣划。涉案承兑汇票已经合法流转，诸城服装公司所主张的中信济南分行签发的承兑汇票业务没有真实交易背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属于票据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且万盛华彩公司办理承兑汇票业务时，刘济源的犯罪行为已经完成，诸城服装公司的损害事实已经发生，中信济南分行办理承兑汇票业务与诸城服装公司的损失更没有因果关系。三、诸城服装公司称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刘济源、肖洁等人诈骗案发已七年之久，其刑事判决书已于2013年12月30日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在此期间诸城服装公司已追回部分赃款，且根据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济刑二初字第28号刑事判决书第64页，认定刘济源犯罪事实的证据有诸城服装公司工作人员王清志、杨明芳的证言和辨认笔录。也就是说，刘济源诈骗案发后，公安机关已向诸城服装公司调查取证，诸城服装公司已经知道其在中信济南分行处开设账户内的一亿元资金被刘济源转出诈骗。如诸城服装公司认为中信济南分行在为其开设银行账户的行为或将款转出的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诸城服装公司应在公安机关向其调查后2年内向中信济南分行主张权利，诸城服装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时显然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故，诸城服装公司以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综上，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诸城服装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诸城服装公司的上诉请求。诸城服装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中信济南分行向诸城服装公司支付钱款11万元（其余钱款和损失，视情况再向中信济南分行追索）；2.判令诉讼费由中信济南分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0月25日，诸城服装公司自其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账号：1607004109024201177）向其中信济南分行账户（账号：7372010182600222492）转账4000万元。同日，高密和利制衣有限公司自其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账号：1607004119002455352）向诸城服装公司中信济南分行账户（账号：7372010182600222492）转账6000万元。2010年10月29日，承兑申请人（出票人）万盛华彩公司（甲方）与承兑人中信济南分行（乙方）签订编号（2010）008050号《银行承兑汇票承兑额度协议》，约定乙方根据甲方申请，按照中信银行的授信条件和制度，为甲方核定最高汇票承兑额度为人民币零元，额度使用有效期间为自2010年10月29日起至2011年10月29日止。甲方同意交存保证金或签订《权利质押合同》作为甲方清偿其在本协议项下欠付乙方全部债务的担保。甲方向乙方申请承兑时，须开立保证金账户，并按不低于汇票票面金额的100%存入首次保证金。甲方还应在乙方开立回款保证金账户，用以存入销售回款，前述保证金账户内资金均作为本协议项下已承兑银行承兑汇票的质押担保，如任何一张票据到期甲方未能按时付款的，乙方有权直接扣划。甲方保证提供给乙方的资料真实、合法、有效，其申请的承兑汇票是以真实交为基础，所签订的相关交易协议均是合法、真实、准确、完整的。乙方有权对甲方的经营情况及票款的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等条款。双方在落款处加盖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刘济源签字加盖名章。同日，万盛华彩公司向中信济南分行提交《银行承兑汇票申请书（额度项下使用）》，该公司承诺已按照本申请书附件中所列明的申请承兑汇票票面金额的100%将8600万元存入我公司在中信济南分行的定期保证金账户（7372010182600222492），上述定期保证金账户和活期保证金账户内的保证金均专款专用，中信济南分行在上述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时，有权直接扣划等。当日，中信济南分行出具出票金额为6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1张，出票人为万盛华彩公司，收款人为山东工程机械集团成套设备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为2011年1月29日，经山东格力特经贸发展有限公司、齐鲁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厦门分行连续背书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北京市分行营业部委托收款，2011年1月30日中信济南分行付款600万元。2010年10月29日，中信济南分行出具出票金额为3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1张，出票人为万盛华彩公司，收款人为山东工程机械集团成套设备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2011年1月29日，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背书并由开户行中信舜耕支行委托收款，2011年1月30日中信济南分行向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付款3000万元。2010年10月29日，中信济南分行出具出票金额为5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1张，出票人为万盛华彩公司，付款行为中信济南分行，收款人为山东工程机械集团成套设备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2011年1月29日，经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济南商用车有限公司背书并由开户行中信舜耕支行委托收款，2011年1月30日中信济南分行向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济南商用车有限公司付款5000万元。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检察院以济历下检刑诉[2012]53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肖洁、金娜犯诈骗罪，于2012年12月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公诉。一审法院于同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并于2013年7月16日作出（2012）历刑初字第520号刑事判决书，经审理查明：“2010年10月，刘济源（另案处理）在其股市资金产生巨大亏空的情况下，为了归还前期贷款，支付高息等，又以高息为诱饵，使诸城服装公司在中信济南分行存款。2010年10月25日上午，诸城服装公司财务人员王清志将开户资料传真给刘济源，刘济源收到传真并复印后，在复印件上加盖了其私刻的诸城服装公司印鉴，指使其公司员工张媛用假的开户手续在中信济南分行开立了虚假账户，而后刘济源将该账号告诉王清志。当天下午，王清志通过网银向该账户汇入1亿元，10月29日刘济源又指使张媛将这1亿元转至自己控制的万盛华彩公司账户，后开具了承兑汇票，贴现后用于归还原来的贷款，至案发未归还。事前，刘济源已将其租下的中信济南分行所在的中信大厦830房间，按照中信银行的布局装修成中信银行VIP大客户室，并组织被告人肖洁、金娜等人多次冒充中信银行工作人员进行演练。10月29日诸城服装公司财务人员王清志、杨明芳到济南办理活期转定期存款义务，当二人到达中信济南分行后，刘济源把二人引领到上述假的中信银行VIP大客户室。刘济源、肖洁指挥其公司员工着事先准备好的中信银行的衣服，冒充中信银行工作人员，肖洁装扮成中信银行营业室内的工作人员，给诸城服装公司办理了假的‘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及假的进账单。刘济源公司的其他人员，有的装扮成银行的工作人员，有的装扮成客户，办理其他业务，使诸城服装公司财务人员误认为1亿元资金已存入了中信银行并已转为定期存款。在此过程中，诸城服装公司财务人员自己填写了开户申请书、进账单等资料，肖洁冒充中信银行工作人员坐在柜台后面，用刘济源私刻的中信银行业务章，办理了在进账单等资料上加盖假印章的业务。金娜冒充中信银行工作人员引导诸城服装公司财务人员办理业务。”一审法院认为“因此，肖洁与金娜在刘济源骗取诸城服装公司的1亿元资金之前就是知道的，对于刘济源已无偿还能力也是明知的。在此情况下，肖洁和金娜仍然帮助刘济源给诸城服装公司办理假的银行定期存款手续，欺骗诸城服装公司，使诸城服装公司误认为其1亿元资金在中信银行存入定期，所以二被告人与刘济源构成诈骗犯的共犯。”并判决如下：“被告人肖洁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0年12月19日起至2025年12月18日止），并处罚金一百万元（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被告人金娜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羁押期间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的，刑期的终止日顺延，即自2010年12月17日起至2020年9月25日止），并处罚金八十万元（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济南市人民检察院以鲁济检刑诉[2012]1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济源犯贷款诈骗、金融凭证诈骗、票据诈骗、诈骗罪，于2012年11月30日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该院于同年12月4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并于2013年6月7日作出（2012）济刑二初字第28号刑事判决书，经审理查明：“四、诈骗的事实自2010年5月至11月，被告人刘济源以支付高息，诱骗诸城服装公司、山东经济学院到银行存款后，利用上述两单位委托其帮助在银行开户之机，私刻两单位印章，伪造两单位开户资料，冒用两单位名义在银行办理开户，然后，隐瞒事实真相，欺骗两存款单位向其控制的账户内存款，骗取两单位资金共计1.3亿元。其中在骗取诸城服装公司资金过程中，刘济源之妻肖洁、公司员工金娜（两人均另案处理）参与冒充银行工作人员，共同实施了诈骗行为。具体事实如下：（一）被告人刘济源伙同其妻肖洁、公司员工金娜骗取诸城服装公司1亿元的事实2010年10月，刘济源诱骗诸城服装公司向银行存款，并利用该公司对其的信任，委托其代为办理银行开户手续之机，私刻该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及法人名章，伪造开户资料，于同年10月25日，以诸城服装公司名义在银行开立了由其实际控制的银行账户，然后，欺骗诸城服装公司向其控制的账户内汇款1亿元。为隐瞒真相，刘济源在银行办公大楼8楼租赁写字间，并装饰为银行贵宾室，于同年10月29日在诸城服装公司来员办理定期存款业务时，指使其妻肖洁、公司员工金娜冒充银行工作人员，将事先伪造的‘存款证实书’、进账单交给该公司人员，骗取诸城服装公司资金1亿元。”“关于刘济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银行违规为期办理质押贷款、存款企业不对存款进行监管，说明银行和存款企业明知并且同意其使用存款，其与银行、存款企业应属利益共同体的问题，经查，刘济源为获取资金，诱骗企业到银行存款，并编造谎言不让存款企业对存款进行查询、对账。后刘济源在存款企业、银行均不知情的情况下，采取私刻银行、存款企业相关印章、伪造贷款资料、银行凭证、票据等手段骗取银行资金。其上述行为有大量的证人证言、存款企业、银行书证、鉴定结论等予以证实，刘济源对此亦予以供认，因此，认定上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虽然，存款企业、银行中个别工作人员为追求高额利润或好处费，轻信刘济源的谎言，存在监管不力、违规等事实，但并不影响对刘济源行为性质的认定。”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刘济源以虚假手段骗取贷款后，在明知出现巨大资金亏空、无偿还能力的情况下，先后采用伪造虚假的质押合同骗取银行贷款伪造银行开户资料，以存款企业名义开立银行账户，冒充银行工作人员等方式，诈骗企业资金，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分别构成贷款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票据诈骗罪和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均成立，对其应数罪并罚。”并判决如下：“被告人刘济源犯贷款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金融凭证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票据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从被告人刘济源及存款企业、中间人、借款人处追回的款物均依法发还各被害单位；从涉及收受刘济源贿赂的人员处追回的款物，依照对上述人员作出处罚的法院判决中对款物的处置依法执行。继续追缴被告人刘济源的违法所得，并发还被告单位。”刘济源不服，上诉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年12月3日，该院作出（2013）鲁刑二终字第87号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0年1月3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出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载明：我局对诸城服装公司反映的中信济南分行违规办理业务信访事项进行核查，现答复如下：根据档案留存的材料，我局无法判断该分行是否对营业执照等原件进行了审核。该笔业务录音已超过中信银行总行要求的3年保管期限，该分行未能提供核实录音，我局也无法对此进一步核实。核查发现，中信济南分行在该笔业务调查过程中，未能发现银行承兑汇票贸易背景不真实问题。对中信济南分行上述业务存在的问题，我局责令该分行进行整改，将视情况采取相应监管措施。2020年5月27日，高密和利制衣有限公司出具证明，载明：2010年10月25日，其受诸城服装公司委托将6000万元转账至诸城服装公司在中信济南分行开立的7372010182600222492账户内，转款后形成的一切权利与义务，都归诸城服装公司所有，由诸城服装公司向相关方主张权利与义务等内容。庭审中，诸城服装公司陈述，刘济源案刑事执行程序至今没有完结，对外公开的受害人清偿的比例是80%，但是其仅收到了40%即4000万元。其先按照剩余的20%即2000万元，主张其中的一部分11万元，剩余部分另行主张。一审法院认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是指因为财产受到损害，权利人请求赔偿损失的纠纷。本案中，诸城服装公司以中信济南分行在刘济源诈骗过程中，在账户开户、转款及出具银行承兑汇票等方面均存在过错为由，请求中信济南分行承担财产损害赔偿责任。经查，刘济源及其与肖洁、金娜诈骗等犯罪事实已由生效判决书确认，刘济源诱骗诸城服装公司向银行存款，并利用该公司对其的信任，委托其代为办理银行开户手续之机，私刻诸城服装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及法人名章，伪造开户资料，以诸城服装公司名义在银行开立了由其实际控制的银行账户，欺骗诸城服装公司向其控制的账户内汇款1亿元，为隐瞒真相，刘济源还提前租赁中信银行写字间装饰为中信银行贵宾室，指使他人冒充银行工作人员，在诸城服装公司来员办理定期存款业务时，将事先伪造的‘存款证实书’、进账单交给该公司人员，最终骗取诸城服装公司资金1亿元。故诸城服装公司产生的该财产损失系因刘济源等人的一系列诈骗行为导致，且诸城服装公司作为独立法人，未尽到足够的风险注意义务，其委托刘济源办理开户手续，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存在明显过错。现诸城服装公司认为中信济南分行在开户、转款、设置质押等环节存在审核不到位等过错，但其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及其他证据，均未充分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认为诸城服装公司不能证明中信济南分行违规办理业务，亦不能证明中信济南分行的业务行为与其财产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诸城服装公司要求中信济南分行承担财产损害赔偿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中信济南分行辩称诸城服装公司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经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涉案诈骗行为已作为刑事案件经人民法院审理，相关刑事判决已于2013年12月生效并进入刑事执行程序，诸城服装公司作为被害单位已追回部分款项，即诸城服装公司应于2013年12月便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财产权利被侵害，现诸城服装公司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于起诉前曾向中信济南分行主张过相关权利，故诸城服装公司主张中信济南分行支付钱款11万元的诉讼请求，已超过二年诉讼时效期间，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诸城服装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人民币1250元，由诸城服装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是中信济南分行应否对诸城服装公司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法律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诸城服装公司主张的是财产损害赔偿，首先应当举证证明中信济南分行在开户、转款、出具银行承兑汇票、结算等一系列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过错，该过错与诸城服装公司的财产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诸城服装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亦未明确说明中信济南分行在办理涉案业务时存在过错，诸城服装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一审判决驳回诸城服装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诸城市服装针织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00元，由上诉人诸城市服装针织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赵玉兰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高 超书 记 员 耿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