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1247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庆辉，男，1971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天一精英人才培训学校，住所地青岛市市南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xx3J。 法定代表人：许辉，职务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沛林，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程程，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烟台蓝鲸灵餐饮有限公司高新区分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高新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xx1Y。 负责人：赵婧。 上诉人王庆辉与上诉人青岛天一精英人才培训学校（以下简称天一学校）、原审第三人烟台蓝鲸灵餐饮有限公司高新区分公司（以下简称蓝鲸灵公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20）鲁0202民初5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庆辉，上诉人天一学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庄沛林、马程程到庭参加了诉讼。蓝鲸灵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庆辉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对天一学校在广告中宣称的烟台教学点、招生广告中宣称的培训地点—烟台莱山区中盛大酒店以及实际提供培训地蓝鲸灵公司经营的烟台莱山区中盛大酒店（又称烟台高新区中盛国际大酒店或中盛国际酒店）之间是否具有关联性的事实认定不清。王庆辉提交的招生广告内容中天一学校宣称“天一教育2018法考烟台封闭班”培训地点为烟台莱山区中盛大酒店，天一学校宣称“青岛天一精英人才培训学校（天一教育）始建于2006年是专业的国家司法考试培训机构，总部位于中国海洋大学学术交流中心经过十年的发展，天一教育已经在青岛地区设有12个教学点，并在济南、潍坊、枣庄、东营、德州、日照、聊城、淄博、威海、烟台均相继设立了教学点”，而天一学校真实注册办学地为市南区中山路街道xx路xx号甲，法律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允许设立分支机构，在青岛市市南区教育体育局批准的区域以外增设教学点，应当按照新设立学校的标准到所在地教育主管部门办理审批、登记手续。天一学校印制的宣传笔记本及法律法规汇编首页都宣称已设立烟台教学点，2018法考客观题考试结束后天一学校又于2018年9月29日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天一教育烟台教学点2018年法考客观题部分……全国第一！”的广告宣传内容，证明王庆辉接受培训服务的2018烟台封闭培训班实际教学点就是蓝鲸灵公司经营的烟台莱山区中盛大酒店，即天一学校宣称的烟台教学点。因此，一审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天一学校自称的烟台教学点即为王庆辉实际接受培训地蓝鲸灵公司（烟台莱山区中盛大酒店的实际经营人）。天一学校与蓝鲸灵公司之间具有培训教学上的合作关系。 （二）一审法院对王庆辉是否系按天一学校要求交纳培训费用的事实认定错误。首先，2019年11月14日在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时双方就王庆辉提交的《证据情况说明（一）》第6、7页即天一学校2018年5月11日发布的招生广告进行了举证质证，该组证据的待证事实为该培训班面向社会招生，广告中宣传的培训地点和发布的收费项目及收费标准等内容与本案争议事实具有关联性。该证据内容显示：“天一教育2018烟台法考封闭班，培训地点：“烟台市莱山区中盛大酒店，培训时间：2018年6月13号—2018年9月12号，师资配备：民法—方…烟台市公安局组织，天一教育承办，全封闭学习，冲刺阶段名师面授、过关率最高！，培训费用：学费9800元、食宿费120元每人每天，报名电话：0532—xxxx…略，2018-5-1108：48（广告发布时间）”。该组证据天一学校对真实性无异议，2020年4月22日第二次开庭王庆辉提交《补充证据（二）》，该组证据中第3页（招生广告证据）与《证据情况说明（一）》第6、7页（招生广告证据）的内容、来源完全一致，天一学校在第二次庭审质证时对上述第一次庭审中已经承认的事实改口辩称“有疑问，不予认可，与本案没有关系…”，但随后又对其中关于培训费用项目明细及收费标准予以认可。其二，2020年4月22日第二次开庭前，王庆辉提交补充了九组新证据，目的是对之前提交的证据进行补强。其中证据三、证据四天一学校当庭翻阅并核对了相关原始证据，具体举证质证情况如下：1、天一学校对王庆辉提交的2018年9月28日培训班微信群聊天记录辩称“关于2018年9月28日微信聊天记录被告（天一学校）确实收到了原告（王庆辉）交付的1500元，系原告（王庆辉）代公安局交纳的，不是由原告（王庆辉）个人交纳的。2600元与本案无关。”对此，天一学校未能当庭提交反驳证据予以支持。2、天一学校对王庆辉提交的2018年8月1日培训班微信群聊天记录（该培训班老师张**在培训班微信群里向有疑问的培训班学员解答客观培训阶段预交培训费用中收费项目明细及收费标准时的聊天记录）辩称“2018年8月1日微信聊天记录与本案无关，是酒店收费标准，原告也未交纳这些钱。”按其说法，天一学校及蓝鲸灵公司没有收到“这些钱”应共同或分别就王庆辉主张的欠款提出反诉才符合常理。而蓝鲸灵公司经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显然天一学校的反驳缺乏证据支持，不能自圆其说。一审法院认定天一学校在2018烟台法考封闭班的客观题培训阶段（2018年6月19日至2018年9月22日期间）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简直就是完全赔钱在为学员提供免费服务，这个认定显然不符合常理，更难以让人信服。事实上，天一学校在整个培训服务中不仅利用其优势在培训前通过两次模拟考试选拔“掐尖”挑选大批优秀学员，还派遣了不具教师资格的专职老师全程跟班管理，期间也许出于对知识产权或加盟区域的考虑向王庆辉等学员发放的教材和使用的网络视频分别涉及了华旭、厚大、瑞达和上律指南针等多家法考教育培训机构。其作为一家办学许可地在青岛市市南区，无论按该校招生广告中发布的收费标准、还是在该培训班微信群里向疑问学员解答的收费标准来看，其都没有免费提供教材、免费提供服务的可能。天一学校的反驳都只能是为了逃避拖延涉及相关民政、教育、税务以及市场（广告监管）监管等行政主管部门的处罚所进行的狡辩。 （三）经两次开庭一审法院对相关事实的证据关联性、真实性认定错误。1、王庆辉提交了个人的银行交易流水记录、POS机交易小票以及蓝鲸灵公司在王庆辉按天一学校的要求向其交纳的16530元客观题培训阶段培训费用后为王庆辉开具的收据等证据。一审法院理应将该组证据与电子发票证据进行关联认定，蓝鲸灵公司后续收回该收据后为上诉人重新换发的电子增值税发票中服务项备注的“住宿+培训”内容紧密关联，但一审法院却将各组证据之间的联系相割裂，孤立的认定该16530元的收款事由仅为住宿费。试想上诉人如果不是为了接受培训服务，会花二万多元到离家仅两公里左右的酒店来单纯住宿吗？2、为证明该面积约200㎡的天一学校烟台教学点学员人数实际超过150人，其中还包含有相当数量的社会学员，而非天一学校对外宣传的参训人数仅有118人。王庆辉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该培训班社会学员的通讯录、微信群全体成员目录以及该教学点集体照的打印件。天一学校辩称“客观题培训部分是在一起的，但学员数记不清了，庭后7日内予以落实提交书面质证意见，逾期未提交承担相应法律后果。”（见一审法院2019年1月14日庭审笔录证据十七）；真实性不清楚也与本案无关，人员的身份也不清楚”（见一审2020年4月22日笔录证据九）。事实上，天一学校直至2020年4月22日一审第二次开庭时仍不能说明具体学员人数。该组证据与“天一教育2018法考烟台交流群（1）”群聊参与人名单等”证据相互关联相互印证，证明该培训班学员人数与其侵犯王庆辉合法权益和天一学校违约相关，然而一审法院却孤立的认为该证据之间与争议事实无关，从而使待证事实无法查明。3、2020年4月22日王庆辉根据2019年11月14日庭审质证的情况补充提交了本人接受法考培训服务前即已经具备了相关执法岗位资格的证明以及一份仅有“关于鼓励支持民警参加2018年国家司法考试工作的通知”标题的内部通知文件，目的仅为证明王庆辉在接受该法考培训前本身就已经具备了满足职业需要所应当具备的专业法律知识和业务技能，接受天一学校的法考培训服务确系自愿自费进行个人法律素质提升以及满足日常生活中法律需求的增值行为，单位对此为鼓励及支持态度。王庆辉作为烟台市公安局基层分局最前线的一个从警25年的老民警，自二十几岁入警以来，每隔两至三天就要轮值一个24小时全勤班，期间不能回家照顾家人，没有法定节假日，只要有案件和警情发生或者是接到上级交办的案件，通常就是连续二十几、三十几个、四十几小时连轴转，甚至是一个周、半个月、全年放弃公休假的连续作战、通宵熬夜，25年来，光是被工作占用和放弃休假的时间就远远不止这区区三个多月的时间，王庆辉自愿且自费接受法考培训服务就是为了提高个人自身的法律素养，用通过考试的方式达到对自己人生目标的肯定。为此，王庆辉几年来放弃了闲聊拉呱、饮酒聚餐，几乎把所有工作外的时间都用在了法考上，作为一个把青春都奉献给了社会和公安事业，唯一爱好就是法律的老民警，烟台公安的领导为鼓励和支持提高民警的个人法律素养，能够自己解决在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归还老民警三个多月的假期欠账是断然不会拒绝的，而作为一个从内心理解和尊重警察的正常人更是不会反对的。因此，一审法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争议事实无关联，属于错误认定；仅通过王庆辉提交的一个国家行政机关内部文件的几个字的标题即能关联认定天一学校提交的所谓烟台市公安局内部通知文件的复制件的真实性、合法性也未免太过于武断。4、王庆辉提交的证据中天一学校在发布的《重磅！！！天一教育法考烟台考点创造98.3%的通过奇迹》微信公众号广告正文中明确宣称其2018天一法考烟台封闭班的举办地点即为“烟台教学点”的证据内容，已经(2019)鲁0202民初1717号侵犯隐私权纠纷判决书及二审判决中所确认，天一学校在培训服务前向学员发放的带有广告内容的笔记本、教材、手袋等以及学校网站上发布的违法广告（被行政机关处以10万元罚款后责令删除）中均有涉及蓝鲸灵公司的“烟台教学点”或“培训地点：烟台市莱山区中盛大酒店”等内容，该系列证据结合实际提供培训服务地，关联证明天一学校在烟台举办培训班的“烟台教学点”即为蓝鲸灵公司（烟台市莱山区中盛大酒店）。结合2018天一教育烟台封闭培训班的微信群聊天记录足以证明天一学校与蓝鲸灵公司之间具有合作关系。更进一步证明，天一学校与蓝鲸灵公司（烟台市莱山区中盛大酒店）之间自2017年以来即具有稳定的合作关系。王庆辉提交的各组证据之间相互对应、相互关联，已形成逻辑清晰的证据链，完全达到了民诉证据要求的高度盖然性标准。因此，一审法院不应被天一学校没有证据支持的反驳辩解所左右，错误的割裂各证据之间的联系，作出错误的认定。5、天一学校在2020年4月22日庭审中当庭提交了“烟台市公安局关于做好鼓励支持民警参加2018年国家司法考试工作的通知”“关于参加法律素质提升培训班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做好法律素质提升培训的通知”“全市公安机关法律素质提升培训班学员手册”等四份来源不明的所谓公安机关内部文件。天一学校作为青岛一家民办学校却能神通广大的掌握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外由国家行政机关在内部专网发行的文件，王庆辉对该文件来源的合法性、内容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且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规定的单位提出的证明材料的形式要件。一审法院在庭审中选择性的忽略法律规定，强行推定天一学校上述文件复印件为真实。6、天一学校提交的12份其为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开具的1500元培训费发票，仅凭该发票不能证明其与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形成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应当审查王庆辉的培训费用实际由谁交纳，而不能仅以天一学校单方填写的购买方就认定双方具有合同关系。7、既然一审法院认定烟台市公安局系鼓励和支持民警参加2018年的国家司法考试，就说明一审法院认可该培训并非系该局因工作或岗位需要而要求民警必须参加。一审法院认定第一次培训时间为2018年6月16日开始，但实际时间是2019年6月19日（报到交费日），认定实际报到地为中盛国际酒店，但未查明中盛国际酒店与天一学校宣称的培训地址“烟台市莱山区中盛大酒店”是否具有同一性，以及蓝鲸灵公司与中盛国际酒店的关系。事实上，王庆辉于2018年6月19日到天一学校设置在该酒店大堂内的接待处报到时，按天一学校要求将客观题阶段（2018年6月19日——2018年9月22日）的全部培训费用共计16530元通过电子交易方式支付到该蓝鲸灵公司的银行账户，由此可以证明该蓝鲸灵公司就是中盛大酒店的实际经营者。但是一审法院查明第二次培训（主观题阶段培训）为2020年10月1日至20日（共计20天），报到时间是9月30日17时前，培训费（含食宿费、教材费）每人每天205元，合计4100元。但未查明天一学校为什么突然在微信群中反常的要求学员将主观培训阶段培训费用中的1500元以现金方式交给他们？而剩余的2600元则要求可以通过银行转账等电子交易方式交给蓝鲸灵公司，天一学校不是为了逃避烟台、青岛两地税务机关的监管？一审法院未查明第一次培训（客观题阶段培训2018年6月19日—2018年9月22日）王庆辉交纳的16530元培训费用的具体归属、费用项目明细以及蓝鲸灵公司在为王庆辉换发的电子增值税发票中为何要备注上“住宿+培训”等事实。上述已查明主观培训收费明细及标准按日折算后与天一学校发布的招生广告（见《证据情况说明（一）》第6、7页证据）中发布的培训费用中包含学费和食宿费的标准内容以及天一学校的张**在培训班微信群里（见《补充证据（二）》第1、2、3页证据）解答的培训费明细及收费标准的内容相符。上述事实在天一学校没有相反证据反驳的情况下应当认定为真实。 （四）关于一审法院对争议焦点事实的错误认定。1、争议焦点一认为天一学校认可收到王庆辉培训费1500元，王庆辉主张其交纳培训费20630元，但其向蓝鲸灵公司支付的16530元和2600元载明收款事由为住宿费，不能认定该两笔款项为王庆辉向天一学校支付培训费1500元。一审法院回避了蓝鲸灵公司在收到该两笔款后在电子增值税发票上备注了“住宿+培训”收费明细内容的事实，以及天一学校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为王庆辉提供培训服务却分文未收，这个让人无法理解的事实。该认定与一审查明的“培训费（含食宿费、教材费）每人每天205元……合计4100元”也不相符，天一学校要求王庆辉以现金方式交纳该4100元中的1500元，说明该1500元系各合作方中天一学校按内部约定分得的全部培训费用构成中的学费部分，按照此标准估算，天一学校单独分得的培训服务收费（学费部分）约为每人每天75元，而客观题阶段培训服务三个月（按90天算）估算其学费收入约为6750元，加上主观题阶段收取的学费1500元约8250元，然后再加上向学员发放的各学科教材、真题集、自制模拟试卷、宣传笔记本、宣传手袋以及神秘考前资料的费用，与其招生广告中宣传的学费9800元、食宿费120元每人每天的标准相符。因此，一审法院片面的认定该笔16530元和2600元均为住宿费有失公正。2、一审争议焦点二认为王庆辉主张天一学校在提供法考培训服务时对其构成消费欺诈的主要理由是青岛市市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4月24日做出的青南市监广处字【2019】1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上，王庆辉在一审起诉时就已经提交了天一学校在其学校网站发布虚假广告的证据（见《证据情况说明（三）》共10页），天一学校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见2019年11月14日的庭审笔录证据九、十、十一的质证意见）。行政处罚决定书记载的事实与上述广告宣传内容相互关联相互印证，虽然天一学校辩称“我们不是虚假广告，我们存在广告禁用的语句…”,但其并未当庭提交反驳证据。因此，天一学校发布虚假广告的事实已无可争辩。3、关于一审法院认为行政职能部门的认定结论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依据有关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审查后作出，对于天一培训学校的上述行政违法行为是否构成民事法律意义上的欺诈，仍需要依据相关民事法律、法规进行分析认定，也即虚假广告宣传并不必然构成欺诈。这个显然属于法律适用问题，将消费欺诈混同于合同欺诈、一般民事侵权难有说服力。另外，天一学校作为青岛市市南区的一家普通民办中等非学历教育性质的学校、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其依法接受青岛市市南区教体局和市南区民政局的监管，每年都要对有无擅自发布招生简章和广告备案等情况进行年检，该校明知发布广告前内容需经审核并备案的程序，却为追求巨额的经济利益目的，多年来在年检中弄虚作假欺骗监管机关，故意隐瞒长期违法发布虚假不实广告的事实，逃避行政监管。这足以证明，其主观上即具有逃避行政机关监管而故意发布虚假广告对消费者进行欺诈的侵权故意。4、一审法院认为，即使该宣传行为对王**选择天一学校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上述宣传行为属要约邀请，不具备足以使合同成立的必要条款，也未构成合同条款，不足以导致王**产生错误认识，在无相反证据且王**已接受培训服务并已通过客观题考试的情形下，王**与天一学校形成合同关系应视为其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的该观点仅仅代表法官个人立场上的价值判断，完全就是一个拉架护短的姿态。王庆辉在接受该服务备考的近四个月的时间里，每天除了在拥挤不堪、窗户都不允许打开的教室里不落一节课的听完当天加速播放的全部网课视频外，还要刷真题到凌晨，每天五六点钟硬撑着起床再返回教室继续第二天的学习，除了吃饭和午睡全部时间都用在备考上，如此超高压的学习状态不亚于现在的高考，王庆辉多年以来对法律的学习，花巨资接受该培训服务绝不仅仅只是为了通过一个客观题考试。众所周知，考前的二十几天是决胜最关键的时刻，却因为天一学校在服务上的傲慢和专横给王庆辉造成巨大的干扰，其因在空调使用管理上的不当导致王庆辉险些被年轻社会学员殴打。天一学校的恶行还体现辩称将王庆辉踢出微信群的原因是“天一培训学校对王**的某个疑问未及时纠正，指责培训环境，因王**与其他学员发生冲突影响其他学员学习，天一培训学校工作人员将其移出微信群…。”（摘自一审判决书第8页原文）该嫁祸王庆辉，单方要求王庆辉退训却拒绝退还预收培训费用的严重合同违约行为和消费侵权行为，不但使王庆辉耽误了网课、打乱了原本有序的备考节奏，还严重影响到原本稳定平静的备考心态，以至于无法在短期内恢复正常状态继续完成备考，致使客观题考试险些没有通过，严重影响到过关成绩，直接影响到了后续的主观题备考。天一学校的诽谤行为还体现在2020年4月22日其提交答辩状中的踢群理由“原告是烟台市公安局的一名人民警察，由单位委派脱产参加司法考试学习，不仅不珍惜宝贵的学习机会，不专心学习，反而招惹是非，并且和其他学员发生冲突，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其他学员学习，牵扯其他学员精力，算不算不务正业？…。（原文摘抄）”以及“如果原告认为自己的损失是没有通过司考主观题考试，这只能怪自己的水平不够，或者心思没用在学习上，跟答辩人没有任何关系。原告不能无端迁怒于答辩人…。（原文摘抄）”但在2011年11月14日的庭审中，天一学校辩称“原告被踢出群是因为我们要求全班学员实名，但是原告一直未实名，所以把他踢出群。（原文摘抄）”，而事实却是：天一学校培训班的班主任老师张**在事发当日2018年8月27日晚23时许突然要求所有群内学员改为实名“明早八点前，群昵称不改成自己真实姓名者立马踢出群”（原文摘抄），但是，天一学校在2018年8月28日凌晨00:17分，足足提前了八个多小时就将王庆辉踢出了该天一教育2018烟台培训班微信群。5、关于一审法院认为“双方未订立书面教育培训合同，王**未举证证实天一培训学校就教学环境等作出承诺，故…不足以认定天一培训学校侵犯其权益。…”,“综上，天一培训学校在为王**提供教育培训服务中不存在欺诈行为。”对于王庆辉提交的证据（《证据情况说明（四）》中教室内景照片打印件11页、《证据情况说明（五）》微信及培训班微信群聊天记录13页）以及《补充证据（六）》培训班微信群聊天记录19页），天一学校对《证据情况说明（五）》微信内容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即承认了王庆辉在接受其培训服务中被侵害的事实；对《证据情况说明（四）》天一学校辩称“真实性无异议，是培训教室，但对证明事项不认可，该培训教室是烟台市公安局提供的地点，我们只提供教学服务…。”但没有提出反驳的证据（见2018年11月14日举证质证庭审笔录证据十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天一学校应提交该培训地点系由烟台市公安局提供的证据，以及照片内教室面积、班额、消防符合合同约定或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所以，天一学校经两次开庭都不能提供反驳证据，一审法院应当依法认定消费权益被侵害事实的存在。 （五）一审法院对是否构成消费欺诈的事实认定错误 王庆辉提交证据证明了天一学校为达到扩大招生营利的目的，在明知发布广告前其内容应先经相关行政监管部门审核后才能发布，却故意逃避监管，故意违法发布未经审核的虚假广告进行消费欺诈的事实。结合天一学校的质证意见以及市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调查处罚中认定的事实、相关国家机关对该广告内容的态度，足以证明天一学校具有故意发布虚假广告进行欺诈的主观恶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因此，王庆辉因天一学校故意发布虚假广告而错误的选择接受其培训服务，依法应当认定其构成消费欺诈。一审法院认为“其次，现有证据证实王**系通过烟台市公安局参加涉案培训班，天一培训学校的上述宣传与王**选择天一培训学校形成教育培训关系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也即，王**参加该培训班并非上述宣传所诱使。”事实上，王庆辉接受的只是天一学校负责人出于营利目的通过烟台市公安局当时某有影响力的公职人员组织的一个面向社会及各县市区公安民警，可自愿选择是否接受的法考培训服务（该局仅持鼓励和支持态度），对此，王庆辉根据宣传内容对该培训服务有自主选择接受还是不接受的绝对权利。当时选择天一学校，主要是因为在互联网上随便输入“法考培训”四个字就能跳出天一学校发布的招生宣传广告（被处罚后现已基本全部清除），天一学校高调宣称众多国家机关“均指定我校为唯一的国家司法考试培训机构”、在山东省各地均设立教学点、2012、2013、2014“连续三年过关率和过关平均成绩全国第一”等内容不实的虚假广告诱使王庆辉误认为其在法考培训服务中是最优秀的，从而最终放弃了接受其他正规法考培训机构提供的更优惠更贴心的培训服务机会。 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一）一审法院认为“行政职能部门认定结论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依据有关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审查后作出，对天一培训学校的上述行政违法行为是否构成民事法律意义上的欺诈，仍需要依据相关民事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分析认定，也即，虚假广告宣传不必然构成欺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公民在经济活动中私权利的救济做出了规范，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以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其中，民法中的欺诈是指行为人故意将虚假的情况告知对方，或者故意隐瞒某一事实真相，使得对方产生错误的理解。《侵权责任法》中的欺诈是指行为人利用欺骗手段故意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包括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欺诈则是指经营者在对消费者出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出现虚假陈述、隐瞒或夸大事实的不法行为，构成的要素仅限于此，该与民法和侵权责任法中的欺诈认定存在一定的差别。关于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一审起诉书中王庆辉已经提供了相关法律规定的法条索引，以方便查阅。天一学校对王庆辉提出的法律依据进行了反驳，辩称“本案不适用消法。王**不是消费者，烟台市公安局对该局工作人员进行司法考试培训，目的是提高人员素质，提高公安人员执法水平和执法公信力，绝非为了满足消法所说的生活消费需要。天一学校只是接受烟台市公安局的委托给培训班学员授课，并非经营者。”（见判决书第9页），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结合该法条规定，上诉人既非工作单位要求、也非工作岗位要求必须接受天一学校的法考培训服务，其行为完全是个人自愿且自费，依法属于消费者为满足生活消费的需要。对此，一审法院未对是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做出评价并说明理由。 （二）关于请求惩罚性赔偿的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通过惩罚性赔偿减少或抵偿消费者在消费活动中遭受不法侵害因无法按照合同法或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定举证其给自己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严惩不守法的经营者，以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稳定，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三）天一学校发布虚假广告与消费欺诈之间的必然联系。即使被国家行政机关认定的发布虚假广告行为并不必然构成欺诈，但结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将经认定的虚假广告行为作为现实交易中的消费欺诈的构成要件之一，是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天一学校在广告中高调宣称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以及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等国家机关政法部门为其合作单位，并广而告之上述单位“均指定我校为唯一的国家司法考试培训机构”（见《证据情况说明（三）》第23、24、25页网站广告），整个与之相关的系列诉讼中，包括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内的等众多涉及国家机关，没有一家主动出面承认“合作”和“指定…唯一”，更没有相关的法院在审理中主动对该案提出回避，难道这些还不能证明天一学校发布的是虚假广告吗？天一学校经过了两次庭审至今对2018烟台封闭班的具体学员人数仍不能说清楚（见2019年11月14日庭审笔录证据十七的质证意见“但学员记不清了，庭后7日内予以落实……”），既然没有数据支撑如何统计发布的该2018年客观题考试通过率98%全国第一的广告，其在一审辩称“正常司法考试通过率10%左右，天一培训学校举办的培训班却有超过90%的通过率，不是第一又是什么、还有更高吗？”没有官方客观统计的真实而具体的数字做支撑，却能如此高调的宣传。当看到该校在媒介上高调宣称众多国家机关、著名高校纷纷与其合作，均指定其为唯一的司法考试培训机构，自称2006年即建校（实际为2012年）、法考通过率连续三年排名“全国第一”、“总结了一套针对公检法及在职人员参加司法考试的行之有效的教学管理方法”（原文摘录）承诺该校“学员的事无小事”、加上宣称该校规模扩大到已在各地设立教学点（见《证据情况说明（三）》第16、18-25页网站广告），面对如此宣传上的诱惑，对于一个急于用通过法考来肯定自己多年不懈努力而不顾一切的人来说，很难再有转而选择其他培训服务机构的理由。 三、一审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申请追加被告一审法院既未同意又未裁定驳回。2019年12月26日（诉前调解转一审普通程序开庭前）王庆辉依法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追加蓝鲸灵公司为必要共同被告的申请，直至2020年4月22日开庭时，一审法院既未说明不同意追加的理由，也未裁定驳回上诉人的申请，而是依职权将该公司追加为第三人，致开庭时蓝鲸灵公司在权利和义务丝毫不受任何影响的情况下拒绝参加诉讼，从而使主要事实无法查明。（二）原判决遗漏当事人。烟台市公安局作为本案必要诉讼当事人，应当依法被一审法院依职权追加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而未追加，程序上存在遗漏当事人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理由如下：1、诉讼中，天一学校拒不承认其与蓝鲸灵公司（莱山区中盛大酒店，又称中盛国际酒店）之间存在合作关系；也不承认王庆辉已按其指定方式向蓝鲸灵公司交纳了2018年6月19日—10月20日期间在其烟台教学点接受法考培训服务时的全部培训费用；2、蓝鲸灵公司在不具备教育培训资格也无员工提供教学服务的情况下，于2018年6月19日、9月30日分两次收到上诉人个人按天一学校要求方式交纳的客观题培训阶段的培训费用（含食宿费和学费）16530元和主观题培训阶段的培训费用2600元（不含学费），2019年8月31日、9月30蓝鲸灵公司通过王庆辉按天一学校要求预留的个人QQ邮箱地址为王庆辉换发（原收据收回）了与王庆辉交纳培训费用金额一致的电子增值税发票，其中客观题培训阶段发票备注服务内容“住宿+培训”，该笔培训费用包含客观题培训阶段的学费及食宿费。2018年6月19日天一学校张**等人在该酒店（莱山区中盛大酒店）大堂设置2018法考烟台封闭班接待处，在要求王庆辉到酒店前台交纳培训费用并确认收据后向王庆辉发放了分别为上律指南针、华旭教育、瑞达法考、厚大等法考培训机构客观题培训阶段的教材以及印有天一教育字样的法律法规汇编、宣传册、宣传手袋、笔记本、自编印制的模拟试题卷、学员通讯录以及印有“青岛天一精英人才培训学校的学员证，该学员证上印有”学员证：012”、“姓名：王庆辉”、“学员班级：天一教育烟台封闭班”等字样内容。之后直至全部培训服务结束再未向王庆辉主张过任何费用，也未向王庆辉主张过其在2020年4月22日庭审质证时反驳的“原告也未交纳这些钱”（指客观题培训阶段的培训费用16530元），更未在诉讼中或诉讼外提反诉或另诉。3、天一学校辩称其在烟台办培训班系接受烟台市公安局的委托，但未签委托合同。在2019年11月14日庭审时天一学校提交了无该局书面授权自行印制的烟台公安学员通讯录，2020年4月22日又在庭审中补充提交了涉及公安机关保密纪律，仅通过内部工作人员（未说明提供人）获取的所谓烟台市公安局内部通知文件的复印件，质证中王庆辉发现该证据缺少《民诉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的，单位证明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并加盖单位印章，天一学校未能在举证期限内举证该文件来源的合法性及内容的真实性。众所周知，各地市级公安机关按照上级要求在当地均建设有标准规范的人民警察培训学校和战训基地，目的就是为了在不断提高人民警察基本素质的同时为地方财政节省经济支出，不可能也不会被上级允许在自有培训学校的情况下租用社会酒店搞培训。同样，烟台市公安局在本地也拥有一所现代化的大型人民警察培训学校，如果真如天一学校所说，王庆辉接受该培训服务是因为工作需要被动委派，而不是王庆辉在通过考察比较后自愿且自费的个人消费行为，那么烟台市公安局对民警培训也会安排在自有的人民警察培训学校免费进行，而不可能去租用国际酒店，并在公安培训班里混入大量社会学员，让一向遵纪守法低调做人的公安民警在自己的培训班里遭受社会学员的暴力挑衅而无动于衷。更不可能去委托一家办学许可仅在青岛市南区来为执行法律的公安民警和未来法律职业从业人员进行法律培训的。 四、天一学校在诉讼中存在对王庆辉侮辱诽谤行为。事实一：天一学校在诉讼中辩称“王**是烟台市公安局的一名人民警察，由单位委派脱产参加司法考试学习，与其他学员发生冲突，影响正常教学秩序和其他学员学习，牵扯其他学员精力，118名学员中（对上诉人举证多出几十名学员，该始终辩称具体人数记不清），117人都没有意见，只有王**不满意，是不是该从自身找找原因？…。”（见判决书第8页）。事实二“原告是烟台市公安局的一名警察，由单位委派脱产参加司法考试学习，不仅不珍惜宝贵的学习机会，不专心学习，反而找惹是生非，并且和其他学员发生冲突，影响正常教学秩序和其他学员学习，牵扯其他学员精力，算不算不务正业？118名学员中，117人都没有意见，只有原告这里不满意，那里不行，是不是该从自身找找原因？”（见2020年4月22日天一学校的答辩状）。事实三“天一培训学校对王**的某个疑问未及时纠正（教学中出现错误的人身强制措施），指责培训环境，因王**与其他学员发生冲突影响其他学员学习天一培训学校工作人员将其移出微信群….”（判决书内容原文摘抄，见判决书第8页）。事实四“答辩人对原告的某个疑问未及时纠正（教学中出现错误的人身强制措施），指责培训环境，因原告与其他学员发生冲突影响其他学员学习天一培训学校工作人员将其移出微信群…….”（原文摘录，见2020年4月22日天一学校答辩状）。事实五“原告被踢出微信群是因为我们要求全班学员实名，但是原告一直未实名，所以把他踢出群”事实上是张**于2018年8月27日22时25分在天一培训微信群里通知学员要求全部实名“明早八点前，群昵称不改成自己真实姓名者立马踢出群~”，但实际上是2018年8月28日0点17分张**在校长许辉的授意下，为避免不在场学员对自己产生误解，而通过微信群解释了系课间休息时因制止空调出风口被封堵而被素不相识、无语言交流无任何接触，甚至年龄都比自己小了近二十岁的年轻社会学员武力挑衅的事情，就被踢出该天一培训群（见二审补充提交培训班微信群2018年8月27日、28日的聊天记录）。综上，天一学校故意歪曲事实，在公开直播的一审庭审中，当众发表以上带有诽谤内容的所谓答辩意见，整个诉讼中未能提交证据加以证明。经一审法院公开直播后未经一审审理查明便被载入裁判文书，将来如果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浏览量一旦超过法定数量，上诉人将可能追究其刑事责任。王庆辉请求相关人民法院对天一学校诉讼中肆意对当事人进行侮辱诽谤的行为依法查明，依法予以司法处罚。 五、关于天一学校在诉讼中存在虚假陈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2019年11月8日天一学校辩称“每天培训时间为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半，我校面对众多培训学员每天都要辛勤的付出。最终经过我校培训，烟台市…。”。（二）而在2020年4月22日又改称“烟台市公安局对该局工作人员进行司法考试培训…”、“答辩人只是接受烟台市公安局委托给培训班学员提供视频和辅助，并非经营者。”（三）2020年4月22日答辩称“原告参加烟台市公安局的司法考试培训班时，答辩人还没有所谓的虚假宣传”，事实上天一学校被青岛市市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的虚假广告，全都是在2018培训班开班前就已经发布的（见处罚决定书及双方已经质证过的网页广告）。（四）天一学校在2020年4月22日提交的答辩状中为本不承认是该校提供的教学环境反驳称“从原告提供的照片中不难看出，培训班一人一桌一座，间隔也足够，难道这还不满足？电视台上中央领导开会也不过如此嘛。”（原文摘抄）事实上，作为正常的社会一般人都能看出，该照片证据中的教室里满满都是折叠式的课桌，16组学员共用六十四张桌子，每10人为一组（一横排，最后个别组不足10人），一组10人用四张桌，也就是说该组学员全部到齐就是每两张桌前要坐五个人。教室内桌与桌之间的通道狭窄到只要有哪个靠近过道的学员胳膊肘稍微露出桌外就需要侧身小心翼翼的通过。试想一下，在一个面积约200平方米，应急疏散通道被课桌完全封堵，铺满地毯的餐厅改成的教室里，每天坐满一百五六十人，一天十几个小时集中在这个终日拉着窗帘的封闭空间里，整个夏季不允许开窗，其内部空气的骚臭污浊和闷热程度可想而知。每个班级45—50个学生的班额是目前学校普遍执行的行业标准和商业惯例，而天一教室里却满满的安排进了一百五六十人，整整超出正常班额人数的三倍还多；再试想一下，在这个没有经过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非法教学点里，每天150多名学员挤在一起，仅靠着室内几台出风口上被一层一层横七竖八贴满纸的空调“通风换气”，自费两万多在这样的教室里“看”视频是一种啥感觉？由此可以想象，天一学校究竟是对王庆辉做了什么，才值得王庆辉不顾自己的尊严在各种工作和生活繁忙中花费这么大的精力、财力和时间来进行诉讼？综上，原判决遗漏当事人且对上诉人申请追加被告不予依法处理，二审法院依法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天一学校辩称，第一，天一学校与王庆辉之间不存在教育培训合同关系。第二，天一学校曾经为烟台市公安局培训班提供过辅助教学，但在该过程中天一学校没有违反合同义务的情况。王庆辉的上诉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应当予以驳回。 天一学校提出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天一学校与王庆辉之间不存在教育培训合同关系；2.上诉费由王庆辉承担。事实与理由：一、王庆辉向天一学校支付的1500元，系代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交纳的费用，即天一学校与芝罘分局形成教育培训合同关系，与王庆辉之间并未形成合同关系。2018年2月，烟台市公安局下发了鼓励支持民警参加法律素质提升培训班的各项通知，并于4月组织考试进行选拔，王庆辉通过两次考试选拔后进入培训班开始脱产学习。培训班共分两个阶段：2018年6月15日至9月18日的客观题培训阶段与10月1日至10月20日的主观题培训阶段。第一个阶段，天一学校受烟台市公安机关委托，免费为其学员提供教学视频与辅助。第二个阶段，天一学校接受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以下简称芝罘分局)的委托，为其选拔的民警进行培训，每人收费1500元。天一学校开具了名称为“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的培训费发票，并交付给芝罘分局，故天一学校与芝罘分局之间形成教育培训合同关系。王庆辉支付的1500元，系代芝罘分局交纳费用。综上，无论哪个阶段，天一学校与王庆辉之间均未形成合同关系。二、退一步讲，即便牵强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教育培训合同关系，也仅可能是2018年10月1日至10月20日(主观题培训阶段)形成合同关系。烟台市公安机关组织的培训班共分两个阶段：2018年6月15日至9月18日的客观题培训阶段与10月1日至10月20日的主观题培训阶段，通过第一阶段客观题考试后才可参加第二阶段主观题的培训。第一阶段天一学校既未与王庆辉签订合同，更未收取其任何费用，仅仅是受烟台市公安机关的委托，提供教学视频与培训辅助，认定天一学校与王庆辉形成合同关系的依据何在?三、原判决适用《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认定天一学校与王庆辉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是对可撤销合同的规定，天一学校与芝罘分局就主观题培训部分形成合同关系，并不存在可撤销合同的情形。而天一学校与王庆辉之间无合同关系，更不可能存在可撤销合同的情形。 王庆辉辩称，一审期间王庆辉提交了相关证据能够证明王庆辉与天一培训学校存在教育培训合同关系。 王庆辉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培训期间王庆辉已向天一学校足额交纳培训费20630元，双方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培训服务合同法律关系；2.判决确认天一学校侵犯了王庆辉的消费者合法权益，与其虚假宣传的行为共同对王庆辉构成消费欺诈；3.判令天一学校赔偿王庆辉培训费用损失及三倍的增加赔偿，共计8252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天一学校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持有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学校类型为中等非学历教育，办学内容为短期培训。 烟台市公安局于2018年2月1日发布了“关于做好鼓励支持民警参加2018年国家司法考试工作的通知”鼓励和支持民警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并组织部分民警参加法律素质提升培训班。第一次培训时间为2018年6月16日开始，约3个月，报到时间为2018年6月15日17时前，报到地点为中盛国际酒店（高新区xx路xx号），参训学员为根据两次法律知识考试成绩，从全市选拨150名民警参训。第二次培训时间为2018年10月1日至20日，报到时间为2018年9月30日17时前，培训费（含食宿费、教材费）每人每天205元，合计4100元，要求市局国保支队王云伟同志作为班主任，全程跟班管理。王庆辉系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民警，通过了两次模拟考试，为该两次培训班的参训学员。天一学校为该两次培训班提供教育培训服务。 王庆辉于2018年6月19日向蓝鲸灵公司转账支付16530元，蓝鲸灵公司出具了交款单位为王庆辉、收款事由为住宿费的收款收据。2018年9月30日，王庆辉向蓝鲸灵公司转账2600元，蓝鲸灵公司出具了购买方为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服务名称为住宿服务的电子发票。2018年9月30日，王庆辉向天一学校支付1500元现金，天一学校出具了客户名称为王庆辉，项目为培训费的收款收据。 天一学校于2017年1月21日在其官方网站发布的“学校介绍”中含有“…创造了连续三年过关率和过关平均成绩全国第一的奇迹”等表述。2019年4月24日，青岛市市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青南市监广处字〔2019〕1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当事人在官方网站发布的“学校介绍”含有“…创造了连续三年过关率和过关平均成绩全国第一的奇迹”表述内容属于当事人自我认定，没有合法有效的证明材料……构成了发布虚假广告的违法行为。当事人在官方网站发布的“学校介绍”含有“……成为山东省最具影响力的司法考试培训机构……”表述内容中有“最具影响力”的广告用语宣传，在“合作单位”中含有“省公安系统：山东省公安厅、枣庄市公安局、滨海公安局、德州市公安局、威海市公安局、德州庆云公安局、潍坊安丘公安局、潍坊寿光公安局、潍坊诸城公安局、青岛即墨公安局、青岛胶州公安局；检察系统：青岛市人民检察院、东营市人民检察院、日照市人民检察院、淄博市人民检察院；法院系统：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青岛胶州市人民法院、青岛市南区人民法院；其他系统：中国海洋大学政法学院、山东科技大学法学院(以上排名不分先后)，均指定我校为唯一的国家司法考试培训机构”的表述中使用了国家机关的名义……构成了发布违反国家禁止性规定广告的违法行为。该局决定对天一培训学校罚款人民币10万元。 王庆辉于2018年3月22日关注了天一学校的微信公众号，其主张该时间早于2018年3月24日的第一次模考时间。 王庆辉提交照片一宗证明天一学校在教室安置学员过多、教室拥挤、空气污浊，空调出风口被封堵、无视和放任部分学员用枕头故意遮挡LED屏幕，严重侵害了王庆辉接受无瑕疵教育培训服务的合法权益。 王庆辉提交微信聊天记录一宗证明其向天一学校工作人员反应教室内其座位处没有冷风、空气燥热污浊，无法高效学习；2018年8月27日，王庆辉因把个别学员贴到空调出风口上的纸揭下后在其座位上遭到社会学员武力挑衅；2018年8月28日，天一学校法定代表人授意工作人员将王庆辉踢出该培训班微信交流群；王庆辉因对天一学校在行政法模拟考试试题中的错误提出疑问而被不屑对待；天一学校在培训服务中一贯专横和强硬等。 王庆辉通过了2018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客观题考试，未通过主观题考试。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王庆辉与天一学校是否存在教育培训合同关系；2.天一学校是否存在欺诈行为；3.天一学校应否赔偿王庆辉培训费用损失及增加三倍损失。 关于争议焦点一，天一学校认可收到王庆辉培训费1500元，王庆辉主张其交纳培训费20630元，但其向蓝鲸灵公司支付的16530元和2600元载明收款事由为住宿费，不能认定该两笔款项为王庆辉向天一培训学校交纳的培训费，故应认定王庆辉向天一学校支付培训费1500元。天一学校与王庆辉虽未签订书面教育培训合同，但天一学校向王庆辉提供了教育培训服务，收取了王庆辉支付的培训费用，王庆辉向天一学校支付了培训费用并接受了天一学校的教育培训服务，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教育培训合同关系。 关于争议焦点二，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本案中，王庆辉主张天一学校构成欺诈的主要理由是青岛市市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4月24日作出的青南市监广处字〔2019〕1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行政职能部门的认定结论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依据有关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审查后作出，对于天一学校的上述行政违法行为是否构成民事法律意义上的欺诈，仍需要依据相关民事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分析认定，也即，虚假广告宣传并不必然构成欺诈。其次，现有证据证实王庆辉系通过烟台市公安局参加涉案培训班，天一学校的上述宣传与王庆辉选择天一学校形成教育培训关系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也即王庆辉参加该培训班并非上述宣传所诱使。第三，即使该宣传行为对王庆辉选择天一学校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上述宣传行为属要约邀请，不具备足以使合同成立的必要条款，也未构成合同条款，不足以导致王庆辉产生错误认识，在无相反证据且王庆辉已接受相应培训服务并已通过客观题考试的情形下，王庆辉与天一学校形成合同关系应视为其真实意思表示。 双方未订立书面教育培训合同，王庆辉未举证证实天一学校就教学环境等作出承诺，故王庆辉主张的教室拥挤、空气污浊，空调出风口被封堵、无视和放任部分学员用枕头遮挡LED屏幕等不足以认定天一学校侵犯其权益。王庆辉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天一学校存在错误处置其与其他学员之间的纠纷、因其指出模拟试题出现错误而被不屑对待及天一学校的培训服务态度专横强硬等，更不足以认定天一学校侵犯王庆辉的合法权益。综上，天一学校在为王庆辉提供教育培训服务中不存在欺诈行为。王庆辉是否交纳培训费及天一学校是否存在欺诈行为等属于事实认定问题，并非法律关系范畴，不能成为确认之诉的客体。 关于争议焦点三，双方之间的教育培训服务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王庆辉通过了客观题考试，亦无证据证实天一学校存在欺诈及违约行为的情况下，王庆辉要求天一学校赔偿培训费用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也与合同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相悖。天一学校不存在欺诈行为，王庆辉要求赔偿三倍损失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蓝鲸灵公司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陈述和质证权利，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十五条、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王庆辉与青岛天一精英人才培训学校于2018年6月至2018年10月期间存在教育培训合同关系；二、驳回王庆辉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863元，由王庆辉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王庆辉提交证据一，天一学校开具的1500元培训费的发票（一审时未找到），证明该1500元是王庆辉个人向天一学校交付的。 证据二，《天一教育学员报名登记表》一张，系王庆辉报名时因写错字留下的，证明涉案培训班是天一学校的培训班。 证据三，2018天一教育法考烟台封闭班在2018年6月19日报到交费后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学员当时的报名入群情况。而且天一学校还在广告和宣传手册等宣称在烟台设立教学点，并没有说明是公安局举办的，还证明群内有社会学员，而且该日期也与王庆辉交培训费用的日期一致。 天一学校质证称，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不认可，系王庆辉自己书写，无天一学校的盖章和工作人员签字，对证明内容不认可。对证据三2018年6月19日微信截图13张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只是“天一教育法考烟台交流”的微信群，也可能有别的培训班，有微信群并不能表示有培训关系，天一学校是接受公安局的委托从事教学辅助管理工作，相当于学校的老师来管理学生。 本院对证据认证如下：天一学校对王庆辉提交的证据一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二系王庆辉单方书写，天一学校不认可，亦无法体现系天一学校的报名登记表，对证据二不予采信。天一学校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证据三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事项在裁判理由部分一并分析。 上诉人王庆辉还提交补充证据1、2018年10月31日王庆辉与天一培训学校张**的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10月31日一培训学校2018烟台培训群的聊天记录，证明培训费用王庆辉是自愿自费交的。 被上诉人天一培训学校质证称：对王庆辉提交的上述证据没有关联性。2018年10月31日培训已经结束。 上诉人王庆辉提交补充证据2、2018年9月27日培训班的聊天记录，证明培训班一共是16组，其中从13至16全部都是社会学员。也就是说该培训班不光是公安人员而且还有社会人员。 被上诉人天一培训学校质证称：对真实性不予确认，而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王庆辉起诉的是合同纠纷，与微信群没有关系，而且凭该微信截图也无法证明王庆辉的证明目的。 上诉人王庆辉提交补充证据3、2018年8月26日天一培训学校微信群聊天记录，证明天一培训学校所说的王云伟在班级中对社会学员进行管理。 天一培训学校：对证据3的质证意见同我方对证据2质证意见。 上诉人王庆辉提交证据4、2019年12月23日上诉人通过青岛政务网询问天一培训学校的情况，市南区教育局给出答复。证明天一培训学校没有新增的教学点，张**没有教师资格。还证明天一培训学校跨区域开教学点要到办学所在地的教育主管部门审批备案以后才能跨区域办学。 天一培训学校：对证据4真实性无法发表意见，我们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 上诉人王庆辉提交补充证据5、山东政务服务网下载的民办学校招生简章和广告备案的流程，其中《青岛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办法》第16条规定民办学校的招生广告应当在发布前报审批机关备案，广告经营者和发布者不得发布未经审批机关备案或者与备案不一致的招生简章的广告。 天一培训学校质证称：对证据5真实性请法院酌定，我们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 上诉人王庆辉提交补充证据6、2018年6月19日王庆辉到天一培训学校的教学点报道时发放相关教材的照片两张，证明天一培训学校没有可能在客观培训阶段免费培训。 天一培训学校质证称：对证据6真实性不予认可，也没有关联性，无法证明王庆辉的证明内容。 本院认为，上诉人王庆辉提交的上述补充证据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故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确认。 上诉人天一学校提交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王庆辉在其与天一学校张锐老师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称“我需要的是贵校在烟台公安举办的四个月脱产法考学习机会，如果可以我愿意自己另付一份学费，只要这次学习的机会”。 上诉人王庆辉质证称：其意思是自费参加培训班，是口误。 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经审理查明，2018年10月26日天一学校向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出具1500元的增值税发票，记载名称为生活服务+培训费。 再查明，本案上诉人王庆辉在二审中明确本案系侵权之诉。 二审查明的其它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一是本案教育培训合同的主体。二是天一学校的虚假宣传的行为是否构成消费欺诈以及上诉人主张的其在天一学校培训期间的相关问题是否侵害了其权益。三是一审程序是否适当。 关于焦点问题一，关于合同主体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王庆辉向上诉人天一学校缴纳了相关学费，上诉人王庆辉与上诉人天一学校之间形成了教育培训合同关系，因此，本案教育培训合同的主体系王庆辉与天一学校，上诉人天一学校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关于焦点问题二，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王庆辉否认烟台市公安局统一组织涉案培训的事实，但根据上诉人天一学校向其开具的发票抬头为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以及烟台市公安局配备相关人员参与班级管理，且在涉案培训中有烟台市公安局多人参与培训的事实，结合天一学校提交的《关于做好鼓励支持民警参加2018年国家司法考试工作的通知》《关于参加法律素质提升培训班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做好法律素质提升培训的通知》《全市公安机关法律素质提升培训班学员手册》的文件复印件以及微信相关内容，本院认为，可以认定烟台市公安局统一组织进行此次培训的事实。上诉人王庆辉在参与本次培训过程中的学校选择并非自行作出，而是由烟台市公安局统一确定，其自行缴纳相关学费。因此，上诉人王庆辉主张的天一学校虚假宣传与其学校选择并无直接因果关系，故其请求上诉人天一学校基于欺诈行为进行三倍赔偿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上诉人王庆辉主张的教学环境问题，有关学员的不当行为问题等，本院认为，上诉人王庆辉的主张及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天一学校侵犯其权益。故上诉人王庆辉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问题三，一审程序是否适当。王庆辉主张其追加蓝鲸灵公司为被告与天一学校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一审依职权追加蓝鲸灵公司为第三人不当。另为查明案情，一审法院应当依职权追加烟台市公安局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遗漏必要共同诉讼参加人。对此本院认为，涉案培训班由烟台市公安局组织辖区部分民警参训，培训地点蓝鲸灵公司经营的中盛国际酒店由烟台市公安局指定，一审为查明案情追加蓝鲸灵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无不当。另外，一审法院认为涉案争议并不需要烟台市公安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即根据相关证据可以查明烟台市公安局组织培训的情形，故王庆辉要求追加烟台市公安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王庆辉、上诉人天一学校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庆辉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863元，由王庆辉承担；青岛天一精英人才培训学校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863元，由青岛天一精英人才培训学校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解 鲁 审判员  卞冬冬 审判员  温 燕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徐 慧 书记员刘欣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