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1民终5239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刘某1，女，1956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莲湖，吉林哲讼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叶某甲，男，1988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晓玲（叶某甲母亲），住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成君，吉林常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某1因与被上诉人叶某甲遗赠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2020）吉0105民初2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1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20）吉0105民初288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刘某1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依法判令一审案件受理费16,050元和保全费3020元、二审诉讼费用由叶某甲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案涉遗书并非叶某乙所写”事实错误。刘某1庭审中提交了《遗书》原件一份及三位证人出庭作证，证人李某、高兴有、周某是叶某乙的同事和朋友，与刘某1并非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应当予以采纳。证人周某和证人李某均证实在2019年11月，从白山给叶某乙看病回来后，在被继承人叶某乙家里，叶某乙当着两位证人的面宣读了该《遗书》，并向两位证人表示，该遗书系其亲笔书写，并且其一生只写一次遗嘱，并亲手交给了刘某1。另在庭审中，刘某1向法庭提交了叶某乙本人所写的《委托书》一份和在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调取的由叶某乙本人所写的文件一份，从两份文件的字迹和《遗书》字迹做对比，用肉眼即可判断出《遗书》系叶某乙本人所写，叶某甲对鉴定比对样本的不认可系其拖延时间不想做鉴定。刘某1提交的上述证据、《遗书》及三位证人的证言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该《遗书》系叶某乙亲笔书写。二、一审判决认定“即使遗书确系叶某乙所写，也难以认定系叶某乙真实意思表示”事实错误。首先，叶某乙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利和能力处分自己的财产，不能因其在自杀前所写的遗书即否定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在叶某乙自杀被救活后，2019年11月在叶某乙家里，叶某乙当着两位证人周某和李某的面宣读了该《遗书》，并向两位证人表示，该遗书系其亲笔书写，并且其一生只写一次遗嘱，足以证明叶某乙所写遗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其次，叶某甲举证与刘某1的通话录音提及“不正常”，该录音中的“不正常”是指叶某乙患食管癌后期身体状况与常人不同，且该通话录音是在2019年10月26目录的，而叶某乙所写的《遗书》是在2017年10月11日写的，更不能以此时的身体状态去否定之前的民事法律行为。再次，立遗嘱人叶某乙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以叶某乙的表示行为是否真实地反映其内心的效果意思来判断，而不是以刘某1的举止和行动去断定立遗嘱人叶某乙的真实意思表示，更不能通过刘某1的举止和行动去断定叶某乙立遗嘱时所写的内容是“一时气话”，一审判决明显存在主观臆断，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明显错误。又次，一审判决认定“叶某乙也表达了对刘某1的埋怨”、“跟孩子生气没有用，过去了就过去了”事实部分没有查清。叶某乙和刘某1聊天记录中的“孩子”是指刘某1和前夫的孩子，并非指叶博宇，其聊天记录内容是叶某乙在安慰刘某1，更加能够说明双方的感情很好。另外，刘某1和叶某乙2015年开始一直以夫妻身份同居生活，在各种场合也是以夫妻名义出现，双方的感情很好，叶某乙患癌生病期间，刘某1以妻子的身份尽心尽力地照顾护理叶某乙，叶某乙单位领导同事、朋友均可证明。最后，遗嘱是在遗嘱人死亡时生效，立遗嘱人可以在遗嘱中自主决定其遗产承受人。本案叶某乙在死亡之前是否处分其财产，如何处分其财产，与其立遗嘱时是否为真实意思表示无关，如因叶某乙死亡之前没有把涉案房产更名至刘某1名下，就认定其遗嘱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明显属于认定错误。如按照一审判决的观点，立遗嘱人必须在死亡之前处分其财产，那么将失去存在遗嘱制度的意义。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庭审中刘某1的三位证人出庭作证，证人李某、高兴有、周某是叶某乙的同事和朋友，与刘某1并非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应当予以采纳，证人周某和证人李某均证实在2019年11月，在被继承人叶某乙家里，叶某乙当着两位证人的面宣读了该《遗书》，并向两位证人表示，该遗书系其亲笔书写，并且其一生只写一次遗嘱，并亲手交给了刘某1。且刘某1提交的《遗书》等书面材料与三位证人的证言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该《遗书》系叶某乙亲笔书写，是叶某乙的真实意思表示，该《遗书》真实、合法、有效，被继承人叶某乙自愿将自己名下全部遗产遗赠给刘某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三款“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以及第五条“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的规定，刘某1的诉请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而一审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认定刘某1提供的证据相互不能作为补强证据，由刘某1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叶某甲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案涉“遗书”并非叶某乙所写，即使确系叶某乙书写也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首先，对于“遗书”是否为叶某乙所写，刘某1仅提供了李某、高兴有、周某的证言及其陈述证实，并无其他证据加以证实。而三位证人仅看到了或听说有写好的“遗书”，并未看到“遗书”的书写过程，根本无法知晓更不能证明该份“遗书”是否为叶某乙本人亲笔书写，加之刘某1提供的三位证人均与刘某1存在利害关系，四人的陈述证明力极其薄弱，根本达不到证明“遗书”系叶某乙本人书写的证明效果。其次，即使“遗书”系由叶某乙本人书写，也必然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叶某乙于2017年10月11日服药自杀，当晚18：20即被送往医院急救，显然叶某乙当天情绪极不稳定，精神状态和行为能力也受到严重影响，然而“遗书”的落款时间却为“2017年10月11日晚”，就叶某乙当天的身体状况及精神状况而言，其根本不具备书写一份“遗书”的能力，即使系叶某乙本人书写，在其精神状态极差且具有极端情绪的情况下，也无法认定是其真实意愿；通过多组录音可见，叶某乙住院治疗期间始终由其子也就是叶某甲护理照料，刘某1与叶某乙的矛盾激化到彼此删除拉黑互不联络，叶某乙多次作出“未写遗嘱”、“还好没有登记”以及“房屋等财产都给儿子”的表述，同时刘某1也自述不曾照料叶某乙生活也无法探视，并多次表示叶某乙的财产都归叶某甲与刘某1无关。综合录音等证据，均能完全展现叶某乙生前的主观意愿及真实意思表示，也就是自始至终都准备把其财产给向自己的亲生儿子，也就是叶某甲。足见，“遗书”并非叶某乙所写，即使“遗书”系叶某乙所写，也定然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刘某1在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其所要说明的事实主张的情况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条“公民在遗书中涉及死后个人财产处分的内容，确为死者真实意思的表示，有本人签名并注明了年、月、日，又无相反证据的，可按自书遗嘱对待。”因此，根据法律规定又结合本案实际情况，一方面应当核实刘某1提供的所谓的“遗书”是否是由叶某乙本人亲自书写，另一方面也应当明确该“遗书”内容是否是叶某乙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判决关注的焦点问题符合法律规定且切中要害，适用得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当事人若不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应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而根据庭审质证及上诉人在一审中的举证，均无法证实“遗书”存在的真实性，刘某1提供的证人与其存在利害关系、刘某1的陈述与证人陈述及录音内容也存在诸多矛盾，在刘某1提供的证据极其薄弱且自相矛盾的情况下，自然不能作为补强证据，更不能相互印证。刘某1在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其所要证实的事实主张的情况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刘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持原判。刘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继承人叶某乙生前所有遗产由原告继承，其中，位于长春市二道区阜丰路北二胡同**、丘（地）号XXX-（103）、面积65.46平方米的住宅一套；因叶某乙去世其所在单位（吉林省电力医院）应当补发或同意发放的公积金等以账面余额或规定数额为准、工资卡和银行卡以余额为准；还有放在上述房屋内的物品，其中现金35,000元、价值近两万元的貂皮衣服一件、价值一万多元的金手链一条以及叶某乙和原告共同生活的衣物等生活用品，以上初步合计约800,000元；2．判令被告叶某甲（叶某乙之子）无权继承叶某乙的遗产；3．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等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依法判令叶某甲立即协助刘某1将位于长春市二道区阜丰路北二胡同14-4号（房屋建筑面积65.46平方米、丘地号XXX房屋不动产权属更名至刘某1名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3年7月12日，被继承人叶某乙与唐晓玲经法院调解离婚，双方约定：一、唐晓玲与叶某乙离婚；二、婚生子叶某甲（5岁）由叶某乙抚养；三、家庭财产：熊猫牌21寸彩色电视机1台、电话机1部、热水器1台、排烟罩1台、君子兰牌双缸洗衣机1台、被褥2套归叶某乙所有；组合家俱1套、金耳环1对、电视柜1个、大衣柜1个、床1张、床垫子1个、书柜1个、晴纶毯1条、被褥2套归唐晓玲所有。个人衣物归个人所有。四、现住叶某乙单位宿舍**1厅由叶某乙居住。刘某1陈述其与被继承人叶某乙系情侣关系，于2012年相识，2015年确立恋爱关系。刘某1庭审中出具“遗书”一份，载明：“吾叶某乙一生没有其它的追求，人呀，越想强，反而一无所事，一切的一切，死都无法园梦，人生都是一个梦，都想儿女望子成龙，可是可但是，我子不是人，在他爸病重时还在不衣不……我心憶冷，我把我的一切，包括我的住房，房产证，一切的一切，分文，包括住房金，所有的财产全部交给‘刘某1’名下，叶某甲没有任何资格得到一分钱，他是自有应得，我死后一切都不需要，按无主故处理，死是叶某甲造成的，他活一天都是天再之灵，不得好死。（另外：拾个月的工资款，叶某甲一分得不到。）”遗嘱人处签有“叶某乙”字样，按有手印，并书写日期：“2017年10月11日晚”。该“遗书”背面书写：“另外，高连荣欠我车钱10万元，也归晶，叶某甲一分得不到，有一分给他，我死不明目，让他自强吧，我的骨灰一点不要，算我给晶的一点心意和补偿吧，望了我吧，人生虽无死，有好的祝幸福，小海。”同日18时50分，叶某乙因服药过量被送至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抢救，当日出院。2018年9月6日，叶某乙入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治疗，共住院13天，2018年9月19日出院。入院及出院诊断均为：食管癌（鳞状细胞癌）。入院时情况：患者于3周前进食后出现哽噎感，前往本院就诊，行胃镜及活检病理检查提示“食管肿物（鳞状细胞癌）”患者今日为进一步诊治，特来我院，经本院门诊检查后以“食管肿物”收入院。病程中无发热、无咳嗽咳痰，饮食睡眠良好，二便正常。体重无变化。诊疗经过：患者入院后经予常规化验及检查，经询问病史，患者既往18年前腹部刀刺伤病史，经查阅既往病例，治疗方案建议放化疗治疗，不建议手术治疗。出院情况：患者一般情况良好，今日患者及家属要求出院，告知病情，请示上级医师同意，给予办理。出院注意事项：继续治疗，病情变化随诊。叶某甲庭审中提交录音光盘四张。其中，2018年9月12日上午的录音系刘某1与叶某甲的通话录音，刘某1未否认其真实性。该通话录音中，刘某1称：“他要是去世了，住房公积金也是你儿子来继承……假设你爸不在了，你爸有20个月工资……他别的东西你就找呗，我觉得我能找着……你爸骂人，我把他微信都删了……你能不能牺牲这个房子来救你爸？……”2018年9月12日下午的录音，叶某甲主张系叶某乙与其同事的对话录音，刘某1对该录音虽有异议，但全面、客观地审核本案证据，一审法院对该录音予以采信。录音中，叶某乙称：“……我说我把遗嘱交给我儿子……今天把我的微信我媳妇给我删了……我说我一个月一万多块钱都让你拿走了……就给我拿一万多块钱……我俩没登记，我要登记坏了，我儿子一分得不着……她还挑我儿子，说我儿子不会说话……”2018年10月，叶某甲陪同叶某乙回山东老家探亲。刘某1另出具“权全委托书”一份，落款时间为2018年12月26日，载明：“委托刘某1权全代表叶某乙前去找高连荣去要欠车款人民币拾万元整。委托人：叶某乙”。叶某甲举证录音光盘一份，其主张系2019年9月18日下午刘某1与叶某乙同事的通话录音，全面、客观地审核本案证据，一审法院对该录音予以采信。在该通话过程中，刘某1称：“……他的住房公积金就是瞎了跟我没关系……只要你叶哥不在我绝对不会到场……而且他病重的时候爹一声妈一声叫唤的时候我绝对不能到，我听不了那刺耳的声音……给一千万跟我也没关系，一分不给跟我更没关系，我也不管他更名儿房子跟我一丁点儿关系没有，反正叶某乙活着我就对他好一天，他病重了进医院了我就不参与了……我寻思住房公积金他要能拿出来的话就给他外甥给个十万八万的，完了让他外甥就照顾他……他不干，他主张给他儿子，我不参与……”刘某1庭审中提交的2019年10月2日其与叶某乙微信聊天记录，叶某乙跟刘某1说：“你呀，可把我坑稀了……你们中间……全整的一塌糊涂……”叶某甲举证2019年10月26日叶某甲与刘某1通话录音，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录音中，刘某1称：“那个好好照顾你爸吧，我这不惦着他吗？……他现在糊不糊涂？……你给他买点儿口罩……他现在知不知道他很危险？……他嘱不嘱咐后事啥的？……该给的东西都给没给你呢？……不还是不正常嘛？……他不正常，平时都不正常呢……我也就只能打个电话了……他手里现在有钱……但是你别指望他那玩意儿，要是没有钱你出去张罗去也不能动他钱……最后不还是你的嘛？……那么大小伙子借2万块钱还借不来嘛？你还有你妈在，还有你爸这些东西……你爸有房子，你爸一旦危险的时候你告诉我我给你配合一个人，帮你把这个流程给你做完……你爸那个钱得拿回来四五十万呢……”2019年10月29日，叶某甲办理了独生子女证。刘某1当庭提交叶某乙与其2019年11月6日晚微信聊天记录，其中，叶某乙说：“跟孩子生气没有用……刚才给我气的……差点背过气去，有啥用啊？过去了就过去了……”2019年11月28日，被继承人叶某乙去世。2019年12月6日，叶某甲办理了继承公证，将叶某乙名下坐落于二道区阜丰路北二胡同14-4号、建筑面积65.46平方米、丘地号XXX号房屋转移登记至叶某甲名下。2020年3月16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具《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被继承人叶某乙账户余额9,476.25元。2020年3月17日，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出具《标准年金个人资产汇总表》显示，叶某乙账户截至2020年3月12日定价日资金总额为172,213.25元。吉林省电力医院出具《在职一次性待遇结算确认单》显示，丧葬补助金22,844.32元、一次性抚恤金202,103.05元、账户返还202,103.05元，以上合计226,147.37元。2020年3月19日，长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电力分中心出具《吉林电力住房公积金中心对账单》显示，叶某乙账户实存余额413,381.08元。涉案房屋坐落于二道区阜丰路北二胡同14-4号、建筑面积65.46平方米、丘地号XXX、权利证号吉（2019）长春市不动产权第XXX号。叶某甲申请对刘某1提交的“遗书”进行笔迹鉴定，经法院组织原、被告进行抽签，选定吉林津科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20年6月4日，吉林津科司法鉴定中心向法院司法辅助办公室出具《退鉴函》载明：该中心接到该委托后，于2020年5月9日上午组织原、被告到该中心确认鉴定用检查和比对样本，确认过程中，申请方确认申请鉴定事项为只对《遗书》中落款“叶某乙”签名字迹进行鉴定，双方对鉴定事项、鉴定材料意见均达成一致。之后申请方再次申请仍对《遗书》通篇字迹进行鉴定，但双方相互对对方提供的比对样本不认可，均不能提供可供鉴定用的比对样本材料，且案件时限已到，故该中心申请对该项鉴定进行退鉴处理。2020年6月10日，法院司法辅助办公室将该鉴定案卷退回。庭审中，刘某2请证人李某、高兴有、周某出庭作证。李某称其与叶某乙系同事关系，2019年11月其去叶某乙家，叶某乙向其出示了“遗书”，李某称刘某1举证的“遗书”即为当天叶某乙出具的“遗书”。证人高兴有出庭作证，称其于2017年10月11日在叶某乙家中看到案涉“遗书”。证人周某出庭作证，陈述其于2019年11月去叶某乙家中，叶某乙向其出示了“遗书”，并陈述其于2017年10月11日在叶某乙家中亦看到该份遗书。庭审中，叶某甲申请证人叶某丙出庭作证，叶某丙称，“遗书”不是她给刘某1的，称她去叶某乙家时没有遗书，并称叶某乙曾向其表示，遗产留给叶某甲。此外，2013年6月3日，叶某乙曾将李月田、刘某1、王国忠诉至法院，要求李月田偿还欠款，要求刘某1、王国忠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刘某1庭审中陈述，叶某乙的工资卡由叶某乙自己管理，刘某1不知道密码。一审法院认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送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公民在遗书中涉及死后个人财产处分的内容，确为死者真实意思的表示，有本人签名并注明了年、月、日，又无相反证据的，可按自书遗嘱对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遗书是否为叶某乙亲笔书写，以及是否为叶某乙的真实意思表示。关于案涉“遗书”是否为叶某乙亲笔书写。如前所述，该遗书是否为叶某乙所写，因鉴定检材不足，无法进行鉴定。庭审中，刘某1的证人李某、高兴有、周某出庭作证。但从刘某1、叶某甲庭审中举证情况可知，李某、高兴有、周某均与刘某1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关于遗书系叶某乙所写，除刘某1陈述及证人李某、高兴有、周某证言外，并无其他证据佐证。且无论是刘某1陈述还是证人所述，均仅称看到了写好的遗书，而未看到书写的过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一）当事人陈述；（二）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所作的与其年龄、智力状况或者精神健康状况不相当的证言；（三）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四）存在疑点的视听资料、电子数据；（五）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制件、复制品。”需要注意的是，本条所列的五种证据，在没有补强证据的情况下，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本身证明力薄弱的证据不能作为另一个证据的补强证据。如当事人提供了与其有利害关系的两个证人所作的证言，在此情况下，这两份证人证言之间，相互不能作为补强证据。同理，与其有利害关系的证人所作的证言，与当事人陈述之间，亦相互不能作为补强证据。因此，刘某1陈述和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涉遗书系叶某乙所写的依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此，刘某1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案涉“遗书”是否“确为死者真实意思的表示”。首先，假设该“遗书”确系叶某乙所写。其是在自杀前的急端心理状态下书写，难以认定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其次，在叶某甲举证的刘某1与叶某甲通话录音中，刘某1明确称“不还是不正常嘛？……他不正常，平时都不正常呢……”，可见刘某1明知叶某乙情绪化及“不正常”。再次，刘某1在与叶某甲、与叶某乙同事通话录音中均表示叶某乙的财产与其无关，叶某乙的意思是将住房公积金留给叶某甲，可见遗书并非叶某乙亲笔书写，或者即使系叶某乙亲笔书写，刘某1亦明确知晓该遗书只是叶某乙一时“气话”，并非叶某乙真实意思表示。又次，刘某1举证的与叶某乙的聊天记录，均为叶某乙单方面的陈述，无刘某1的应答，无上下文。在刘某1举证的2019年10月2日聊天记录中，叶某乙并不单纯表达了对叶某甲的抱怨，也表达了对刘某1的埋怨。可见，刘某1主张的叶某乙与其感情很好并不属实。且刘某1举证的2019年11月6日与叶某乙聊天记录中，叶某乙明确表示“跟孩子生气没有用，过去了就过去了。”另外，叶某甲系叶某乙的独生子。叶某乙曾于2018年携叶某甲一同回山东老家，叶某乙病重时，叶某甲亦曾在医院照顾。刘某1称叶某乙病重时其加以照顾。但无论是从其与叶某甲通话录音或其与叶某乙同事的通话录音中，均可见刘某1并非如其所述对叶某乙加以照顾，而是以自身也存在病痛或无法承受悲痛为由明确表示无法照顾或无法探视。最后，从刘某1、叶某甲举证情况可知，叶某乙与刘某1之间并未建立起完全的信任。如叶某乙真实意思是将案涉遗产遗赠给刘某1，其在立遗嘱之后至死亡之前有充分的时间可将案涉房产更名过户至刘某1名下，但其不但未进行更名过户，还始终自行保管房产证、工资卡等，足见该遗书即使确系叶某乙所写，也未必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综上，上述事实均使法院产生合理怀疑，即，案涉遗书并非叶某乙所写，即使“遗书”确系叶某乙所写，也难以认定系叶某乙真实意思表示。综上所述，刘某1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十五条、第八十五条、第八十七条、第八十八条、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刘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050元，由刘某1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案涉“遗书”进行笔迹鉴定，在鉴定过程中刘某1与叶某甲对鉴定事项、鉴定材料意见不能达成一致，该委托被鉴定机构退回。证人李某、高兴有、周某均与刘某1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且本案当事人及证人均未亲眼见到“遗书”形成过程。故刘某1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遗书”系叶某乙亲笔书写。另外，根据“遗书”的落款日期及刘某1陈述，该“遗书”的形成时间为叶某乙服药自杀当天，即便为叶某乙本人所写，亦系在极端情绪状态下书写，难以认定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综上，刘某1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遗书”系叶某乙本人书写，不能确认其中关于叶某乙死后个人财产处分的内容为叶某乙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驳回刘某1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刘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050元，由刘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 宇审判员 张 聪审判员 齐小媛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四日书记员 邱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