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646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凯喜雅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体育场路**。 法定代表人：张国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岭，上海国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连云港市舜禧贸易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旅游大厦及会议中心第**楼无单元**/div> 法定代表人：陈剑英。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海裕橡胶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天辰国际广场****iv> 法定代表人：俞水法。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正大橡胶有限公司。住所地：浙。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二路**> 法定代表人：吴子明，董事长。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红、周延峰，浙江博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凯喜雅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喜雅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连云港市舜禧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禧公司）、浙江海裕橡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裕公司）、浙江正大橡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大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3民初64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凯喜雅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凯喜雅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2.请求判令舜禧公司、海裕公司、正大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保全费。事实与理由：一、本案原各方之间系资金拆借法律关系。(2017)浙01刑初142号刑事判决书及(2018)浙刑终272号刑事裁定查明认定事实:本案实质上是一个包含第三方资金拆借关系的多方融资贸易，出资方(凯喜雅公司)以参与购销的形式提供资金并收取利息,代理方(正大海裕)收取手续费后将贸易方(舜禧)的货物卖给中策公司,出资方和代理方均不随市场价格浮动获取定额好处，贸易方(舜禧公司)自负盈亏。在实际操作中，舜禧公司与正大公司还约定，橡胶由舜禧公司直接发给销售终端，出资方确认舜禧公司发货后支付货款，正大海裕公司收到销售终端支付的货款后，向出资方回款并支付利息，由于舜禧公司导致正大公司账面上的亏损，由舜禧公司承担。因此本案凯喜雅公司与舜禧公司、海裕公司、正大公司以及实际供货方和销售终端(最终客户)之间，并非合同表面显示的买卖合同关系，而是一个包含第三方资金拆借关系的多方融资贸易法律关系，各方之间系资金拆借关系。根据生效法律文书查明和本案相关证据显示:凯喜雅公司与舜禧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凯喜雅公司向舜禧公司购买货物，货物由舜禧公司直接交付中策公司(销售终端)，凯喜雅公司根据舜禧公司提供的中策公司(销售终端)收料回单付款给舜禧公司，舜禧公司无需向凯喜雅公司交付货物;同时凯喜雅公司与正大公司、海裕公司签订买卖合同，正大公司、海裕公司向凯喜雅公司购买同一货物;同时正大公司、海裕公司与销售终端签订买卖合同，销售终端收到货物后向正大公司、海裕公司支付货款，正大公司、海裕公司收到货款后向凯喜雅公司支付货款。本案中涉及的合同包括:凯喜雅公司与舜禧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凯喜雅公司与海裕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海裕公司与销售终端签订的买卖合同。但本案与一般融资贸易不同的是，正大公司和舜禧公司私下另有约定:正大公司实际系舜禧公司的代理人，代为购买销售货物，代为收取支付款项，并收取手续费;海裕公司系正大公司关联企业,其所有行为均根据正大公司指示作出，本案中凯喜雅公司与正大公司、海裕公司签订买卖合同中记载的买方正大公司、海裕公司并非实际购买方，实际购买方是舜禧公司。正大公司、海裕公司与销售终端签订的买卖合同记载的卖方并非实际销售方，实际销售方是舜禧公司，所以本案货物由舜禧公司采购后销售给凯喜雅公司，再由凯喜雅公司销售给舜禧公司(由正大公司、海裕公司代理购买)，然后由舜禧公司(由正大公司、海裕公司代理销售)销售给销售终端(中策公司)，销售终端(中策公司)将货款支付给舜禧(由正大公司、海裕公司代收货款)后，舜禧(由正大公司、海裕公司代付货款)将款项支付给凯喜雅公司。在凯喜雅公司参与的五次交易中所谓的销售终端已非中策公司，且连实际的货物交易都不存在了,作为销售终端力恒源、添溢成公司也仅是进行资金走账,但该情况并未告知凯喜雅公司。因此凯喜雅公司作为出资方，舜禧公司作为贸易方，正大公司、海裕公司作为代理方，舜禧公司自买自卖，三方之间没有任何实际货物交易，三方之间资金往来均是闭环交易，因此本案各方之间实际系生效法律文书中认定的包含在多方融资贸易法律关系中的资金拆借关系。二、本案舜禧公司、海裕公司、正大公司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根据生效法律文书及凯喜雅公司提供的其他证据证实:各方之间发生过五笔交易，资金流向为:1.2014年7月8日，凯喜雅公司转给舜禧公司7039872元:7月9日，舜禧公司转给添溢成公司750万元，添溢成公司转给正大公司9515520元，正大公司转给舜禧公司9475200元。2.7月25日凯喜雅公司转给舜禧公司11632320元,7月28日舜禧公司转给添溢成公司7529760元,添溢成公司转给正大公司7499520元,正大公司转给舜禧公司7469280元;7月30日舜禧公司转给添溢成公司1234800元、力恒源公司4979520元，添溢成公司转给正大公司1229760元、力恒源公司转给正大公司4959360元。3.8月25日凯喜雅公司转给舜禧公司11879280,舜禧公司转给力恒源公司4939200元、转给添溢成公司7060800元，添溢成公司转给海裕公司7378560、力恒源公司转给海裕公司4919040元。4.9月4日凯喜雅公司转给舜禧公司11783520元，舜禧公司转给添溢成公司11564800元，添溢成公司转给海裕公司11894400元。5.9月28日凯喜雅公司转给舜禧公司10605168元，舜禧公司转给添溢成公司9717120元，添溢成公司转给正大公司9676800元。其中，凯喜雅公司向舜禧公司支付包括本案系争合同在内的五份合同款项共计52940160元，舜禧公司将款项支付给所谓的销售终端(添溢成公司、力恒源公司)，添溢成公司、力恒源公司将款项支付给正大公司及正大公司控制的关联公司海裕公司，正大公司及海裕公司共收到五份合同项下款项共计57072960元，正大公司及海裕公司在扣除手续费后，将其中31106880元支付给凯喜雅公司，将其中16944480元支付给舜禧公司，以上共计48051360元，差额款项9021600元不知去向。凯喜雅公司认为，本案中每一次交易中均存在三份买卖合同，舜禧公司根据其与凯喜雅公司的买卖合同取得凯喜雅公司支付的货款，海裕公司根据其与销售终端签订的买卖合同取得了销售终端支付的货款，海裕公司根据其与凯喜雅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应将货款支付凯喜雅公司。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因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该条款约定的是因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而非实际占有的财产予以返还，因此无论是否将收到的销售终端支付的款项根据其与舜禧公司指示对外支付，由于其对外支付行为并非根据无效合同内容进行支付，且舜禧公司或刑案被告人也非因无效合同取得款项，因此海裕公司仍应向凯喜雅公司承担返还义务并支付相应利息。舜禧公司作为刑案被告人实施诈骗犯罪的载体和工具，生效判决已认定舜禧公司与刑案被告人财产混同，因此可视为舜禧公司实际占有凯喜雅公司款项，其应向凯喜雅公司承担返还义务并支付相应利息。三、本案舜禧公司、海裕公司、正大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根据前述事实，舜禧公司针对凯喜雅公司已构成刑事诈骗，依法应对合同无效承担当然的过错，应赔偿凯喜雅公司因此所受到的损失。正大公司、海裕公司在明知其系作为舜禧公司的代理方，明知本案中不存在真实货物交易的事实，明知销售终端(最终用户)并非中策公司的事实的情况下，为获取手续费用，向凯喜雅公司隐瞒其代理关系上述事实,与凯喜雅公司签订买卖合同，且未按约定将销售终端支付的款项按约支付给凯喜雅公司，反将该款项根据舜禧公司指示进行支付，凯喜雅公司在销售终端已经支付货款的情况下未按合同约定收回款项，最终在舜禧公司、海裕公司、正大公司的共同行为下导致资金被非法占用。舜禧公司、海裕公司、正大公司对于本案系争合同的无效后果应承担全部过错，对于合同无效造成凯喜雅公司的损失应在无法返还款项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由于本案涉及的买卖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合同无效的法律定义应是全部无效，自始无效，因此合同内的约定对合同相对方均无约束力，过错赔偿的认定是针对导致合同无效的行为或过错，本案中凯喜雅公司系依据舜禧公司提供的假的中策公司收货单予以付款，凯喜雅公司的付款行为并非导致合同无效的原因，凯喜雅公司没有能力也没有义务审核该收货单的真伪，根据收货单付款也未严重违反合同约定，且舜禧公司系通过伪造凭据骗取凯喜雅公司款项，即使凯喜雅公司要求其按合同提供火车货运大票，舜禧公司也可通过伪造提供虚假凭证骗取凯喜雅公司支付款项，但海裕公司明知销售终端并非中策公司，也就是明知无论舜禧公司提供收货单还是货运大票其均是虚假的。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1914号裁定书的裁判精神。刑事案件追赃程序并不影响民事案件的审理和责任承担，原审以刑事案件追赃未结束剥夺凯喜雅公司通过民事诉讼获得赔偿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舜禧公司答辩称：公司经营主要由孙志远运作，凌菁协助，具体情况只有两人清楚。现两人都在服刑中，需要提审了解情况。 海裕公司、正大公司答辩称：一、凯喜雅公司的上诉已经超过上诉期限，其上诉不应受理。原审法院于2020年4月30日作出一审判决，并将判决书及宣判笔录上传至浙江移动微法院，但凯喜雅公司提交上诉状已超过法定的15天上诉期限，因此，其上诉不应受理。对此原审法院已在移送上诉资料时作出书面情况说明，请求二审法院予以审查确认。二、凯喜雅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本案双方之间应认定为买卖关系、而非资金拆借关系。1.本案凯喜雅公司多次向下城法院起诉，案由均是买卖合同纠纷，说明各方之间系买卖合同法律关系。2.凯喜雅公司主张各方之间系资金拆借关系，主要依据是刑事判决及裁定中的相关表述。但刑事案件对交易性质、交易角色的认定及表述，不能代替民事案件的认定，两类案件的审查重点不同、功能不同、评价标准不同。裁判规则更不同，3.凯喜雅公司对刑事案件中关于本案是一个“包含第三方资金拆解关系的多方融资贸易”这一表述的理解有误。刑事案件的完整表述为“包含第三方资金拆借关系的多方融资贸易”，即其对案涉交易最终是认定为“融资贸易”，本质还是“贸易”。所谓“包含第三方资金拆借关系”，本身就是融资贸易区别于一般贸易的特征，但不能因此将其中的部分交易环节就认定为“借贷”。按照凯喜雅公司的逻辑，则所有的“融资贸易”其中部分环节都将被认定为“借贷”，这显然与目前最高院及省高院对该类案件的司法实践认定相背离，也将导致无法正确认定各方权利义务关系、违背当事人意思。4.本案交易属于“融资贸易”，虽具有融资功能，但本身交易模式是需要有货物的真实流转，本质还是贸易。刑事案件查明没有真实货物交易，是犯罪行为导致，并非合同各方交易本意。“融资贸易”是新型交易模式，本身具有积极意义。融资贸易被犯罪分子利用实施犯罪，但不能否认其本身的社会价值。本案交易模式是“托盘贸易”，是融资贸易的一种:实际上是利用账期为卖方提供融资的贸易形式，简言之托盘方与卖方签合同、约定全额付款方式，与买方签订合同、买方有账期，通过该种方式实现资金融通。这种交易模式虽然具有融资功能，但是各方参与到交易过程中来，最终目的在于促进及完成货物的交易及流转。因此该类交易符合买卖合同的基本属性，应认定为买卖。本案而言，凯喜雅公司作为托盘方参与交易、海裕公司、正大公司作为销售代理参与交易，均是为完成最终的橡胶贸易。凯喜雅公司在起诉状也认可其与正大公司签订《购销合同》是为进行橡胶贸易合作,因此本案交易模式本身是需要有货物的真实流转的。并且，凯喜雅公司与舜禧公司合同约定凭火车大票付款，实际履行中凯喜雅公司付款也是凭收料回单即证明交货的凭证，也可证交易本身是需要货物物权转移的。刑事案件查明没有真实货物交易,是犯罪行为导致，并非合同各方交易本意。从民事角度而言，相当于合同签订后未实际履行，而该等因刑事犯罪导致“未履行交货”的结果不能反过来作为认定“合同性质”的依据。5.凯喜雅公司以海裕公司、正大公司为舜禧公司代理人，主张本案各方之间形成闭环交易、三方之间无实际货物交易，进而得出应当认定为资金拆借关系，系割裂交易环节，其主张不成立。首先，海裕公司、正大公司参与交易是作为舜禧公司的销售代理，是为实现货物销售而加到交易中的，如果仅是进行融资，海裕公司、正大公司根本不会参与到该交易中。其次，融资贸易实际是一种交易结构，针对的是整个交易流程而言，凯喜雅公司故意割裂销售终端。根据约定,本案交易模式下存在最终客户(凯喜雅公司认为最终交易给中策、海裕公司、正大公司认为最终交易给青岛，最终形成资金闭环是犯罪行为导致)，因此，凯喜雅公司及海裕公司、正大公司参与交易均是认为有实际货物流转的，均是包含促成货物流转的目的，并非参与闭环的纯粹融资行为。因此判断是否闭环交易及认定合同性质，不能割裂销售终端。再次，从目前的司法实践看，被认定为借贷性质的，均是法院在审查整个交易结构及各方真实意思后发现各方参与交易本身目的仅是完成融资而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目的、各方之间形成合同及资金的闭环(系依合同及各方约定就是闭环交易、非因刑事犯罪/被欺骗导致形成闭环)，本案显然并非如此。最后，连环贸易中，不发生货物现实交付的情况并不罕见，不能因中间环节买卖双方无货物的现实交付，就否认买卖性质。本案约定舜禧公司直接向最终客户交货。6.凯喜雅公司因其未审核收料回单，存在巨大过错无法否认，为此才主张法律关系为无需货物交易的纯粹融资行为，但该等主张显然与刑事案件查明事实、凯喜雅公司自己起诉主张、及本案查明的事实均不符。(二)凯喜雅公司无权要求海裕公司、正大公司返还货款。1.凯喜雅公司系将货款支付给舜禧公司，并非支付给海裕公司、正大公司，因《购销合同》未实际履行，凯喜雅公司应向舜禧公司主张返还，无权要求海裕公司、正大公司返还。根据刑事案件查明的事实，案涉收料回单均是虚假的，在案涉两份《购销合同》项下，实际未履行交货义务。根据本身的交易安排，该等《购销合同》项下的货物本应由舜禧公司直接发货给终端客户以完成交货，但舜禧公司在取得凯喜雅公司支付的货款后并未完成交货义务，无论合同是否有效，凯喜雅公司应向舜禧公司主张返还货款，无权要求海裕公司、正大公司返还货款。2.海裕公司、正大公司既不知资金来源于凯喜雅公司、也未占用凯喜雅公司资金，该等事实已经刑事案件查明，海裕公司、正大公司不应承担返还责任。凯喜雅公司将货款支付给舜禧公司，而海裕公司、正大公司收到的款项来源于青岛公司，即终端客户。在交易过程中，海裕公司、正大公司并不清楚资金来源于凯喜雅公司。此后经刑事案件才查明上述资金流转情况。凯喜雅公司主张海裕公司、正大公司实际占用了凯喜雅公司款项，不符合事实。凯喜雅公司在上诉状中提供的五笔交易的资金流向并不完整，海裕公司、正大公司收到的款项除支付给舜禧公司、凯喜雅公司之外，还按照舜禧公司的指示支付给宁波鸿义、湘钢等其他出资方。刑事案件对此已经查明，正大公司作为代理销售方，在相关交易中资金进出平账、除收取代理销售的50元/吨手续费外，未取得其它收益，且该款项正大公司已按刑事判决退回。海裕公司、正大公司并未占用凯喜雅公司资金，不应承担返还责任。(三)凯喜雅公司无权要求海裕公司、正大公司承担赔偿责任。1.凯喜雅公司的损失是因其未尽最基本的注意义务，即未与交易相关方核实交易模式、未执行合同约定付款条件、未对收料回单做最基本核查导致被骗，自身存在重大过错;(1)关于本案交易模式，凯喜雅公司只是单方听取了案外个人姜一帆的描述，并不存在凯喜雅公司所称“三方商议”的情况，正大公司、海裕公司从未告知凯喜雅公司交易最终客户是中策公司。根据刑事案件中凯喜雅公司经办人徐勤的笔录，本案交易的起因，是姜一帆向其介绍了“中策”交易模式，徐勤单方听取了案外个人姜一帆的介绍后便开展了橡胶贸易业务，未向其他交易各方进行任何核实。在此过程中，正大公司及海裕公司未参与过，对事情的发生起不到任何作用。整个业务过程中徐勤仅与姜一帆联系，从未与正大公司或海裕公司的人联系。凯喜雅公司在参与交易之初，对交易模式未做最基本的核查，存在重大过错。合同签订后，凯喜雅公司未执行合同约定、也未对舜禧公司提供的虚假收料回单做最基本的核查就支付货款，导致损失产生。在上述交易中，虽然三方未有协商，但凯喜雅公司明知的是，海裕公司、正大公司并非最终的买受人，货物应由舜禧公司直接交付给最终客户。根据凯喜雅公司与舜禧公司、海裕公司、正大公司签订的合同，本案凯喜雅公司最终能否回笼货款的关键就在于货物的流转(姜一帆在介绍这种交易时也提出最关键是货权)，即只有货物流转至最终客户后，其才有权向海裕公司、正大公司主张货款。因此舜禧公司是否按约交货对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结合凯喜雅公司提供的与舜禧公司的《购销合同》，其为控制风险，也特别约定先交货、后付款。凯喜雅公司为保障自身资金安全，应当严格执行合同约定，在确认舜禧公司已经履行交货义务后再行付款，但其既未按合同约定执行，也未对收料回单做最基本的核查，是对自身权利的放弃、对风险的放任，其损失固然与刑事犯罪有关，但其自身也存在重大过错。首先，凯喜雅公司与舜禧公司合同约定需要凭“火车或集装箱运输大票”付款，且3天内要寄送正本。但凯喜雅公司未按照合同内容执行;其次,舜禧公司提供的中策公司收料回单伪造的非常明显:1)所有单据签字、盖章均在同一位置、一模一样，明显是复制的;2)收料回单载明的货物吨数高达100.8吨，没有任何一辆汽车有这样的载货能力:3)收料回单都是签订合同当天，但舜禧公司合同约定是青岛发货、杭州公司交货不符合常理。该等破绽百出的虚假收料回单，凯喜雅公司只要稍加注意就能发现凯喜雅公司凭收料回单付款，其有能力也有责任去审核收料回单真实性，相反，正大公司及海裕公司在该等交易中是不接触收料回单的，无从知晓回单虚假。凯喜雅公司不应转嫁责任，应自行承担未执行合同约定及未审核回单的不利后果。凯喜雅公司在上诉状中提出，认为其“没有能力也没有义务审核该收货单的真伪”，显然是在推卸责任。2.凯喜雅公司的损失与海裕公司、正大公司无关，仅仅是签订合同并不会造成损失，凯喜雅公司轻信收料回单是造成其损失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不应归责于海裕公司、正大公司。原审判决认定“其货款被骗与孙志远等刑事案件被告人利用舜禧公司、海裕公司与其签订《商品购销合同》、《购销合同》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该认定正确。与海裕公司、正大公司签订合同并不会造成凯喜雅公司损失。如前所述，凯喜雅公司与海裕公司、正大公司从未就交易有过协商，因此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仅受双方之间合同的约束。海裕公司、正大公司与凯喜雅公司未达成过其他的约定、也未向凯喜雅公司作出过其他任何承诺。凯喜雅公司与海裕公司、正大公司之间的合同明确约定先交货、后付款，海裕公司、正大公司并无无条件付款义务，因此与海裕公司、正大公司签订合同，本身对凯喜雅公司而言并不意味着什么，凯喜雅公司并非基于与海裕公司、正大公司的合同而支付货款。与海裕公司、正大公司签订合同并不会给凯喜雅公司造成损失，与凯喜雅公司损失的产生不具有因果关系。3.凯喜雅公司主张系舜禧公司、海裕公司、正大公司共同行为导致其资金被非法占用，不能成立。凯喜雅公司主张海裕公司、正大公司的过错为:作为代理方，明知本案不存在真实货物交易、明知销售终端非中策公司，向其隐瞒代理关系，与其签订买卖合同;且未按约定将销售终端支付款项按约支付给凯喜雅公司，反将款项根舜禧公司指示进行支付。该等过错均不成立:首先，海裕公司、正大公司不知不存在真实货物交易:且如前所述，本案不存在凯喜雅公司所谓的“三方商议”，凯喜雅公司陈述的交易模式仅是单方听取姜一帆的描述，所谓海裕公司、正大公司“隐瞒”无从谈起;海裕公司、正大公司从未对凯喜雅公司就交易模式做出任何承诺与约定，更从未告知凯喜雅公司交易最终客户是中策公司。其次，海裕公司、正大公司无义务将收到青岛公司货款支付给凯喜雅公司，海裕公司、正大公司作为销售代理，根据委托人舜禧公司指示进行付款并无过错。凯喜雅公司认为，海裕公司、正大公司根据与凯喜雅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应将收到青岛公司的款项支付给凯喜雅公司，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海裕公司、正大公司与凯喜雅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并无此约定。且本案交易模式发生以来，只有在最早期海裕公司、正大公司根据舜禧公司委托先与中策公司签约定价、再与宁波鸿义配套签订合同，自2013年3月起，舜禧公司进行囤货销售后(即先与宁波鸿义等签订购货合同、再根据行情进行销售)，海裕公司、正大公司与上家及下家签订合同不再配套。作为销售代理，此时海裕公司、正大公司的付款只能按照舜禧公司指示，该等受指示付款的行为并无过错。且海裕公司、正大公司并不知青岛货款来源于凯喜雅公司。因此凯喜雅公司主张海裕公司、正大公司应将收到青岛货款向其支付不能成立。正大公司本身是代理销售，交易合同的签订、款项的流转本身就是听从舜禧公司的安排，正大公司作为代理人，无权干涉。没有法律规定代理人还需要对资金来源作审查。正大公司更没有预见犯罪、防止犯罪发生的义务，正大公司并非共犯，也根本未想到舜禧公司行为涉嫌犯罪，不负有对是否存在真实交易进行审核的义务。相反，凯喜雅公司有义务保障自己资金安全，应当严格审查舜禧公司是否履行合同交货义务。凯喜雅公司如果稍加注意就能避免巨额损失的发生，不应转嫁责任。4.凯喜雅公司对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理解有误。对同一笔款项，不能既适用返还、又适用过错赔偿。(四)鉴于本案凯喜雅公司损失根据刑事判决书应由刑事被告人予以退赔，因此在刑事退赔金额未确定的情况下，如支持凯喜雅公司的请求，则无异于其可以双重受偿。因此原审认定其受损金额不明、凯喜雅公司主张补充赔偿责任不成立，认定正确。三、无论本案涉及多么复杂的法律关系及法律适用问题，但本案中不容忽视的基本事实就是凯喜雅公司系融资贸易中提供资金的一方、又是国企，最应该对自己的资金安全负责，但其最基本的审查义务都未尽到，正大公司仅是受托方，此前参与交易一直都是有货的，有理由相信交易真实性;资金平进平出未占用一分钱;主观上无任何过错。正大公司从未告知凯喜雅公司交易模式、更未隐瞒，更未作出不实承诺，而凯喜雅公司仅凭案外人姜一帆介绍就参与交易并进行付款，受到损失却让正大公司承担责任，于法无据，于情理更说不通。 凯喜雅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凯喜雅公司与海裕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与舜禧公司签订的《商品购销合同》无效；2、判令舜禧公司、海裕公司共同返还凯喜雅公司11783520元及占款利息（以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4年9月4日起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10月27日为2769127.20元）；3、判令三被告对第2项诉讼请求中不能返还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4、诉讼费用由两被告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3日，凯喜雅公司（需方）与舜禧公司（供方）签订《商品购销合同》，约定：凯喜雅公司向舜禧公司购买复合橡胶1008吨，合同总价为11783520元，交货地点为杭州中策橡胶厂内，交货时间为合同签订后45天内交货，如供方延期交货，需按月息0.8%支付未交货物货款的利息，需方收到供方发货通知（即火车或集装箱运输大票）后支付全额货款，供方在货物发运后3天内向需方寄送正本火车或集装箱运输大票等内容。同日，海裕公司受正大公司委托，以自己的名义与凯喜雅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约定：海裕公司向凯喜雅公司购买复合橡胶1008吨，合同总价为11995200元，交货方式为合同签订后10天内杭州交货，结算方式为发运当天起后45天付款，若延期回款，逾期15天内按1.2%／月支付逾期回款部分的利息，逾期15天以上按1.5%／月支付逾期回款部分的利息等内容。上述合同签订后，凯喜雅公司于2014年9月5日向舜禧公司支付货款11783520元。庭审中，正大公司自认其系舜禧公司的销售代理。另查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孙志远、慎超华、凌菁合同诈骗案作出的生效刑事判决认定：2012年下半年开始，经他人联系和介绍，被告人孙志远与中策公司的橡胶指定供货商正大公司的原销售经理被告人慎超华商定，由姜一帆联系宁波鸿义等出资方提供资金，由孙志远实际控制的舜禧公司为平台运作橡胶采购业务，通过签订购销合同，表面上由舜禧公司采购橡胶后销售给出资公司，出资公司再销售给正大公司，正大公司供货给中策公司，但实际上货物直接从舜禧公司的供货商运输至中策公司或直接销售给其他单位，出资方收取1.2%的月息（即约定回款日45天收取1.8%的利息）、正大公司收取50元／吨的固定收益，舜禧公司自负盈亏。其间，孙志远、慎超华负责联系货源及销售，孙志远的妻子、舜禧公司共同控制人被告人凌菁负责联系合同签订、资金流转等事务。被告人孙志远、慎超华、凌菁在上述运作过程中，因高买低卖和个人炒期货亏损、归还房贷、提现用于个人消费等造成资金缺口，无法按时归还宁波鸿义等出资方的资金。2014年7月至9月，孙志远、慎超华、凌菁在没有实际履行能力的情况下，仍通过姜一帆联系被害单位凯喜雅公司作为出资方，以正大公司（或海裕公司）、舜禧公司名义分别与凯喜雅公司签订橡胶购销合同，但并未按约定用凯喜雅公司提供的资金实际采购橡胶销售给中策公司，而是编造交易流程，向凯喜雅公司提供伪造的中策公司材料回单，虚构已采购橡胶且中策公司已收到合同项下橡胶的事实，骗取凯喜雅公司继续向舜禧公司提供资金。孙志远、慎超华、凌菁骗取凯喜雅公司支付的5294万余元，用于支付拖欠出资方的资金、归还债务、个人挥霍等，造成凯喜雅公司损失2183万余元。2015年5月11日，被害单位凯喜雅公司报案。2015年9月14日，被告人慎超华在本市萧山区杭州祥元金嘉力大酒店被抓获；2016年9月12日，被告人孙志远、凌菁传唤到案。案发后，公安机关预查封被告人孙志远名下位于上海市嘉定区××路××弄××号房产，查封被告人凌菁名下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大厦××号楼××单元××室房产。该两处房产均设有银行抵押。该判决在对被告人孙志远、慎超华、凌菁定罪量刑的同时，责令被告人孙志远、慎超华、凌菁退赔违法所得21833360元［含杭州市公安局查封的孙志远位于上海市嘉定区××路××弄××号房产（登记证明号：嘉201613019658，预查封）、凌菁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大厦及会议中心（丘号：02481162-193）房产的拍卖所得款扣除合法抵押债权本金后的余款，以及孙志远、凌菁支付给正大公司的手续费131040元］，发还被害单位凯喜雅公司。正大公司在上述刑事判决生效后，已将收取的手续费131040元全部移交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商品购销合同》、《购销合同》均系凯喜雅公司、舜禧公司、海裕公司受孙志远等刑事案件被告人的欺骗订立，并非合同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签订上述合同系孙志远等人为非法占有凯喜雅公司财产的犯罪目的而实施的犯罪行为。孙志远等人的行为已触犯刑法，构成合同诈骗罪，故上述合同应属无效合同，凯喜雅公司要求确认上述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凯喜雅公司因合同诈骗案受到的损失，应由孙志远等刑事案件被告人承担退赔赃款赃物的责任。作为民事主体的舜禧公司、海裕公司、正大公司仅对孙志远等刑事案件被告人退赔赃款赃物后仍不足以弥补的损失，根据其行为与凯喜雅公司受损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及过错大小承担赔偿责任。生效刑事判决已认定孙志远等人骗取的货款用于支付拖欠出资方的资金、归还债务、个人挥霍等，凯喜雅公司的证据不足以否定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无法证明舜禧公司、海裕公司实际占有其被骗的货款。故凯喜雅公司要求舜禧公司、海裕公司直接返还被骗货款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凯喜雅公司在上述合同履行过程中，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严格按合同约定在收到供方发货通知（即火车或集装箱运输大票）后支付全额货款。在货物交付方式与合同约定不符时，未与收料单位核实，轻信孙志远等伪造的中策公司材料回单，系其货款被骗的直接原因。其货款被骗与孙志远等刑事案件被告人利用舜禧公司、海裕公司与其签订《商品购销合同》、《购销合同》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同时，凯喜雅公司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舜禧公司、海裕公司、正大公司知道孙志远等人实施犯罪行为，该三公司根据孙志远等人在职权范围内发出或依据委托人发出的指令划拨资金在主观上亦无过错。另外，生效刑事判决已责令被告人孙志远、慎超华、凌菁退赔违法所得21833360元［含杭州市公安局查封的孙志远位于上海市嘉定区××路××弄××号房产（登记证明号：嘉201613019658，预查封）、凌菁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大厦及会议中心（丘号：02481162-193）房产的拍卖所得款扣除合法抵押债权本金后的余款，以及孙志远、凌菁支付给正大公司的手续费131040元］，发还被害单位凯喜雅公司。正大公司在刑事判决生效后，亦已将收取的手续费131040元全部移交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凯喜雅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未对赃款赃物处置的结果进行举证，其实际受损金额不明，凯喜雅公司要求舜禧公司、海裕公司、正大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舜禧公司经该院传票传唤拒不到庭应诉，不影响本案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该院于2020年4月29日作出如下判决：一、确认浙江凯喜雅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与连云港市舜禧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购销合同》及与浙江海裕橡胶有限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无效；二、驳回浙江凯喜雅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9116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均由浙江凯喜雅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二审中，就案涉《商品购销合同》、《购销合同》为无效合同，各方均无异议。现凯喜雅公司要求舜禧公司、海裕公司共同返还货款及支付利息，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凯喜雅公司支付的货款为舜禧公司、海裕公司所占用，结合生效刑事判决认定孙志远等人截留，用于高风险投资、归还债务和个人挥霍的资金金额足以覆盖凯喜雅公司损失并已判令孙志远等人退赔违法所得的情况，凯喜雅公司的该项诉讼主张，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合同无效后，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责任。本案中，孙志远等人的犯罪行为是造成凯喜雅公司货款损失的根本原因。而舜禧公司作为孙志远等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平台，在案涉资金流转过程中，高达数千万元资金被孙志远等人非法截留使用；正大公司作为舜禧公司的销售代理，委托海裕公司与凯喜雅公司签订案涉《购销合同》，并从中收取手续费，舜禧公司与正大公司的上述行为均在客观上促成了孙志远等人骗取凯喜雅公司货款的犯罪行为，对凯喜雅公司的货款被骗存在一定过错，但凯喜雅公司在未收到正本火车或集装箱运输大票等合同约定的付款材料的情况下即支付全额货款，未尽基本的审查和注意义务，致使货款被孙志远等人骗取，自身履行合同存在严重瑕疵和重大过错，据此，根据案涉合同的签订、履行情况，以及各方行为与凯喜雅公司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过错程度，本院酌情确定舜禧公司、正大公司应对凯喜雅公司的案涉11783520元货款经刑事追赃程序追索不成的损失部分各在5%，即589176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案涉合同关系项下，海裕公司系受正大公司委托行为，生效刑事判决中亦认定孙志远等人的犯罪行为中的一环为正大公司，且相应手续费由正大公司收取，凯喜雅公司亦认可海裕公司的所有行为均根据正大公司指示作出，故相应行为的后果依法应当由正大公司承担，凯喜雅公司要求海裕公司承担相应责任的诉讼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凯喜雅公司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3民初642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确认浙江凯喜雅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与连云港市舜禧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购销合同》及与浙江海裕橡胶有限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无效； 二、撤销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3民初642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连云港市舜禧贸易有限公司对浙江凯喜雅国际股份有限公司11783520元货款损失的未获清偿部分在589176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四、浙江正大橡胶有限公司对浙江凯喜雅国际股份有限公司11783520元货款损失的未获清偿部分在589176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五、驳回浙江凯喜雅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09116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14116元，由浙江凯喜雅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08660元，由连云港市舜禧贸易有限公司、浙江正大橡胶有限公司负担545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9116元，由浙江凯喜雅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03660元，由连云港市舜禧贸易有限公司、浙江正大橡胶有限公司负担5456元。各方当事人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办理诉讼费用结算。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蕊 审判员 王杨沁如 审判员 张 茂 鑫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章 宗 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