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浙行申76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云英，女，1938年6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山东省苍山县。委托代理人尹丽，女，1969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系再审申请人女儿。委托代理人严洪富，男，1964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系再审申请人女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浣纱路248号。法定代表人王进，局长。委托代理人童丽丽。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杭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解放东路18号。法定代表人刘忻，市长。委托代理人童跃军、曹士凡。原审第三人尹付近，男，1963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苍山县。再审申请人王云英诉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以下简称杭州市房管局）、杭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杭州市政府）房屋行政撤销及行政复议（申请再审）一案，不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8日作出（2018）浙01行终64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8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王云英申请再审称：1.原审判决认定尹伯方在申购经济适用住房时，虚报婚姻状况，从而支持被申请人撤销尹伯方经济适用住房购房资格的决定，明显失当。依据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杭州市区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和销售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之规定，凡申请经济居住房准购证的居民必须是取得结婚证书的或年龄35周岁及以上的单身者。《杭州市市区经济居住房销售管理实施细则》(杭房改[2003]7号)第三条规定，经济居住房的售房对象，为已经取得结婚证书的居民或年龄在35周岁及以上的单身居民。上述两个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申请购房条件系选择性的，即已婚或年满35周岁两项条件，只须满足一项，即为符合购房条件。尹伯方具备第二项规定的年满35周岁的条件，其申请购房时填报的婚姻状况虽与客观状况不符，其主观动机和原因已无法查考。但当时已年届七旬，仍符合规定的申购条件，其在申购时虽有选择和适用申购条件之错误，但实质上并不影响其申请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资格。因此，即使尹伯方错误申报婚姻状况有主观上的过错，客观上也未产生损害后果。尹伯方与王云英离婚后均保持单身生活，且无另行择偶再婚的意思表示。且以尹伯方之观念上，其与王云英离婚后，再审申请人仍是孩子的母亲，双方仍以“夫妻”相称，对于晚辈的照顾也无分彼此，故与未离婚时并无差别，其虽有申报不实的客观情形，但与纯粹“骗购”经济适用房的行为尚有不同。2.尹伯方2004年申购经济适用房，2006年时取得申购房屋的所有权登记，至今已有十三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两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尹伯方在世时，其经济生活条件困难为实情，因此本应享有政府给予经济适用房申购的福利待遇。浙江省和杭州市有关购买和销售经济适用房的规范性文件，对于“骗购”经济适用房的情况虽规定了政府可以取消申购资格和收回已售经济适用房等制裁措施，但并无与行政处罚法有关行政处罚时效或处罚期间相反的规定。尹伯方已于2012年9月7日去世，其遗产依法已由其继承人继承，并已形成稳定的生活秩序和合理的期待。杭州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发现尹伯方申购经济适用房时存在申报不实的情况，已是在其去世四年后。在此情况下，采取取消死者购房资格和收回己售房屋的做法，是对其继承人的惩罚，实为不妥。3.杭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采取取消尹伯方购买经济适用房资格和收回已售经济适用房的做法，明显违反合理原则。尹伯方申购经济适用房时，虽有申报购房婚姻状况不实的情况，但并不影响其选择年龄条件申请购房。其中，可能存在申购和享受经济适用房价格优惠的差额问题。经济适用房的申请购买，原本是取得不完全所有权的交易，即使采取取消购房资格和收回已售房屋的处理方式，也仅仅应当取消王云英或尹伯方二人中一人的购房资格。而对于取消申购资格的一方，如若采取补差价的方式，也可以解决申购不公的问题，并达到对申购人损害最小的目标，而无须全部收回房屋。综上，请求依法撤销一、二审判决，支持再审申请人一审诉讼请求。杭州市房管局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答辩意见。杭州市政府答辩称：1.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其于2017年11月13日收到再审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因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于同年11月17日作出《行政复议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通知再审申请人补正。11月27日，其收到再审申请人的补正材料，次日作出《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并邮寄送达行政复议各方当事人。后经审理，于2018年1月26日作出杭政复(2017)58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作出了维持的复议决定，并依法邮寄给各方当事人，复议程序合法。2.再审申请人所提的理由不能成立。再审申请人以尹伯方本人已经符合申请购房条件和尹伯方与在其离婚时年龄及离婚后生活状态为由，主张原一、二审判决明显失当。对于该理由，其认为，经济适用住房具有保障性特征，该特征决定了主管部门管理经济适用住房时必须高度重视公平性、公正性。而尹伯方隐瞒婚姻状况直接影响申购经济适用住房人员的记载，影响经济适用住房产权人的登记，进而影响经济适用住房管理秩序。其后续不良影响在本案中可以见一斑。故再审申请人此项理由不能成立。再审申请人又提出超过处罚或者处理时效的理由，答辩人认为，因经济适用住房占有使用以及对经济适用住房管理秩序影响等情形的持续性，应当以违法状态消除之日计算时效。再审申请人还提出无须全部收回，可以采取补差价等方式处理。其认为，在主管部门处理该案过程中，已向相关权利人告知拟作出的处理决定及陈述申辩权利，虽然再审申请人进行陈述申辩，但未明确表示愿意补交差价，且案涉房屋其他权利人（尹付近）明确表示要交回房产并退还购房款，故在相关权利人意见并不统一的情况下，主管部门依职权作出收回房产决定并无不当。综上，请求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原审第三人尹付近答辩称：原一、二审法院作出行政判决并无不当，王云英提出的再审请求、事实与理由不合法，再审申请于法无据。请求驳回王云英的再审申请。本院认为，根据一、二审判决及再审申请人的申请理由、被申请人、原审第三人的答辩意见等情况，本案的审查重点应为被诉撤销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是否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尹伯方系于2004年申请涉案经济适用房。当时有效的《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杭州市市区××住房销售管理的意见》（杭政办［2001］2号）第一条第（一）项规定，经济适用住房以解决居民住房问题为宗旨，实行政策扶持、保本微利、个人负担的原则，向中低收入家庭中的无房户和住房困难户出售，每户限购一套。第八条第（一）项规定，严禁炒买炒卖及骗购经济适用住房，一经发现，撤销其有关手续、证件，收回住房。由此可见，经济适用房是为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居住问题而建设的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该公益性质决定了经济适用房交易对象的特定性和交易管理秩序的严格性。本案中，尹伯方与王云英已于2003年4月18日经山东省苍山县人民法院调解离婚，然其申请涉案经济适用房时，仍在《杭州市职工、居民购买经济居住房申购表》“配偶”一栏中填写王云英的相关信息，并提交了王云英的身份证明材料，该行为已然影响到涉案房屋的产权人登记及经济适用房的交易管理秩序。杭州市房管局下属事业单位杭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据此认定尹伯方系违规申购经济适用房，并作出撤销涉案房屋准购证并收回房屋的决定，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王云英认为尹伯方婚姻状况不实并不影响其选择年龄条件申请购房的理由，并不能以此否定尹伯方在申购涉案房屋时存在提供虚假材料的事实，更不能以此免除尹伯方的如实填报义务。杭州市政府根据相关事实和法律规定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行政复议程序亦合法。再审申请人王云英提出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纳。综上，再审申请人王云英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再审申请人王云英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唐维琳审判员  王玉岳审判员  楼缙东二〇二一年一月四日书记员  张 莹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