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583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芙小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市心北路**归谷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4MA2CFCEL76。 法定代表人：冯仁泉，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少军、徐宇晴，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萍，女，1971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警卫，北京市泽普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贺倩，北京市泽普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杭州芙小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芙小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戴萍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9民初62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立案受理后，由法官一人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2020年8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芙小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少军、徐宇晴，被上诉人戴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警卫、邓贺倩，到庭参加诉讼。后因案情疑难复杂，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于2020年10月20日裁定转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20年3月，戴萍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诉讼请求：1.解除双方签订的《芙蕾小姐区域代理合作协议》；2.芙小蕾公司返还戴萍区域代理费405000元和保证金10000元，并支付前述费用自2019年6月8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等由芙小蕾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6月8日，双方签订《芙蕾小姐区域代理合作协议》，约定服务过程中芙小蕾公司应真诚高效配合戴萍，并按戴萍要求提供相关的招商材料，推进招商工作。芙小蕾公司应自协议签订之日起3个月内配合戴萍选址、确定店铺，芙小蕾公司赠送戴萍北京一家直营店等。当日，戴萍已支付区域代理费及保证金共计415000元。经戴萍多次催告，芙小蕾公司至今未履行协议约定的主要义务，已构成违约，致戴萍无法如期享受协议约定的相关利益。 原审判决认定，2019年6月8日，芙小蕾公司（甲方）与戴萍（乙方）签订《芙蕾小姐区域代理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案涉协议），约定甲方授权并委托乙方在授权区域内为“芙蕾小姐”品牌招商提供服务，促成该代理区域内的单店经营者与甲方签署该品牌的单店合作协议。甲方授权乙方为北京市朝阳区芙蕾小姐的独家代理商，甲方许可乙方使用“芙蕾小姐”品牌开展该区域内的单店招商服务工作，未经允许，乙方不得跨区域进行上述服务工作、经销“芙蕾小姐”产品及发展第三方投资开店，否则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协议并没收保证金。区域代理费405000元乙方于本协议签署时一次性向甲方支付，非因甲方原因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该项费用不予退还；保证金10000元，该项费用由乙方于本协议签署时一次性向甲方支付，该费用于双方协议到期或终止时未出现违规、违约、违法情形，甲方在乙方结清相关费用并履行合同终止后相关义务的，由甲方无息退还给乙方。合同期限为三年，自2019年6月8日至2022年6月7日。“合作方式”约定乙方接受甲方授权，在授权区域范围内推广“芙蕾小姐”品牌及产品、推荐合适的单店经营者并促成与甲方的合作。乙方需要开设自营单店或乙方招商的单店经营者均应与甲方另行签订单店合作协议。“代理服务费”约定通过乙方独立招商活动或经由甲方转介绍，促成甲方与单店经营者签署了单店合作协议且单店经营者支付了约定的服务费用的，视为一项招商服务完成，甲方应当按合同约定支付代理服务费。其中“品牌使用费”约定由乙方独立开发、甲方配合签约的单店经营者以及甲方独立开发的合作商，甲方都仅收取品牌使用费5000元/店，其余品牌使用费全归乙方所有；其中“管理费”约定本协议约定的区域内代理商及单店经营者所缴纳的管理费，双方各分配50%；其中“原物料返点”约定本协议约定的代理区域内的门店与公司订货所产生的金额，乙方均享受原物料10%的原物料返点等。“双方权利义务”约定在乙方提供服务过程中，甲方应真诚高效配合乙方，并按乙方要求提供相关的招商材料，以协助乙方有效地提供服务，推进招商工作；甲方应及时向乙方反馈单店经营者分布信息；甲方有权对乙方的招商工作进行监督与辅助；甲方应按本合同约定按时向乙方结算代理服务费。“合同的变更、解除与终止”约定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约定，经对方书面催告两次后仍不改正的，无过错一方有权单方面提出解除合同，并要求违约方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特别约定”部分以手写形式约定：1.在乙方签订合同三个月内市场部配合选址，确定店铺，最终成功签约。2.在乙方签订合同后，网络部配合营销，吸引精准客户加盟，按月给客户告知，费用甲方承担。3.在乙方第一家店开业后，网络部运用网络营销，做品牌宣传，每月告知客户，费用甲方承担。4.赠送北京单店一家，视同直营店，客户并享有北京其他区域优先代理告知权等。合同签订后，戴萍于当天向芙小蕾公司支付区域代理费405000元及保证金10000元，并签收了“芙蕾小姐”核心运营服务资料，具体包括开业流程须知、门店常用使用表格及训练手册、协助指导门店开业证件办理、工程条件及测量指示图等。2019年10月及2020年3月，戴萍曾向芙小蕾公司方提出退出、解除合同等，并就该事项与芙小蕾公司方进行沟通未果。因案涉争议，戴萍遂起诉来院，案经调解无效。 原审法院另查明，2019年6月28日，杭州飞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取得第34526487、34144663、34144699号商标所有权，戴萍通过与其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方式，取得商标标识排他使用许可，期限自2019年3月1日至2024年2月29日，可将授权商标用于全国范围内的宣传、招商及商业特许经营活动等。 原审法院认为，商业特许经营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使用，被特许人按照合同约定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向特许人支付特许经营费用的经营活动，其本质在于被特许人以特定经营模式使用特许人的经营资源，并支付费用。针对本案争议点，一、关于案涉协议性质的认定。本案中，从案涉协议约定的服务事项来看，双方不仅仅约定授权区域内代理招商的相关合作条件和报酬等内容，还约定了协助选址、网络营销、赠送单店、店铺运营及返点等权利义务内容，其中部分内容按芙小蕾公司方陈述，应为单店合作协议签订后的特许经营权利义务范畴，故案涉协议应为兼具合作招商及特许经营服务的混合性质，且事后芙小蕾公司除提供宣传资料外，还提供了包括运营及协助指导等特许经营服务方面的资料；此外，戴萍也交纳了区域代理费405000元及保证金10000元，若按协议约定芙小蕾公司仅提供配合招商义务，其余均属案涉协议之外的义务，而芙小蕾公司收取前述代理费，显属权利义务不对等，故可认定案涉协议及双方履行的内容应包括提供特许经营服务在内。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禁止性规定，依法成立并有效，且双方已实际履行部分义务。二、关于合同解除问题。首先，按特许经营合同性质来分析，戴萍以芙小蕾公司隐瞒不具备特许经营资质、至今未取得相应资质并办理备案手续并违反《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八条之规定作为解除合同的依据，因该规定系行政管理性规范，且本案并无证据显示前述情形存在，或者即使存在业已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故其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其次，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结合案涉协议的履行情况来看，芙小蕾公司仅协助进行一定程度的招商宣传，未履行其他义务或没有证据证明其已提供相应特许经营服务，且戴萍至今尚未完成店面选址，更遑论实际经营，双方均存在未按约履行的情形，可认定戴萍的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案涉协议难以继续履行，且继续履行协议对戴萍显失公平，故对戴萍关于解除合同的诉请予以支持。退一步讲，案涉协议及事后履行过程中，双方并未约定冷静期，戴萍在合同签订后四个多月内即提出退出合同，可视为其在合理期限内已提出相应主张。合同解除后，基于芙小蕾公司已提供部分协助招商服务，考虑本案义务履行及违约情形、提出解除合同的时间点等因素，本院酌情确定芙小蕾公司应返还区域代理费390000元及保证金10000元，对戴萍该项主张中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其余部分不予支持。至于戴萍提出的利息主张，因合同解除的原因无法完全归责一方，双方均存在未按约履行的情形，故该项主张的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戴萍与芙小蕾公司于2019年6月8日签订的案涉协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二、芙小蕾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戴萍区域代理费390000元及保证金10000元；三、驳回戴萍的其余诉讼请求。如芙小蕾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526元，减半收取计3763元，由戴萍负担136元，芙小蕾公司负担3627元。 宣判后，芙小蕾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查清事实后改判；二、依法判决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关于部分证据的认定存在错误。就被上诉人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4《微信记录》、证据5《律师函》，原审判决认定“微信聊天记录及律师函、寄件凭证各1份，芙小蕾公司在质证意见中并未否认戴萍曾提出解除、退出合同等事项，且证据之间能相互印证，故确认该事实”，并进一步作出“2019年10月及2020年3月，戴萍曾向芙小蕾公司方提出退出、解除合同等”的事实认定。原审判决关于上述事实认定，与庭审查明事实不符，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理由如下：1、原审庭审中，上诉人对《律师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提出了异议，认为上述两份证据材料并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被上诉人在原审庭审质证环节未能提供《律师函》的邮寄和签收记录的原件；庭审结束后，被上诉人通过“微法院”提交了“快递单”，但未提供上诉人有效签收的证据材料，其庭后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材料证明通知上诉人解除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上诉人确实没有收到该《律师函》快递件。另外，该快递单号无法查询到快递记录信息。2、原审法院庭审中，上诉人对《微信记录》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性提出了异议，认为其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根据《微信记录》可以查明，微信内容只涉及到双方就合同履行的沟通，并无被上诉人明确提出解除合同及上诉人同意合同解除的相关意思表示的内容。因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并无任何证据材料可以证明其在原审法院起诉之前曾向上诉人提出过解除合同，原审判决关于上述证据材料及事实的认定错误。二、原审判决关于案涉合同性质的事实认定错误。（一）原审判决以“本案中，从案涉协议约定的服务事项来看，双方不仅仅约定授权区域内代理招商的相关合作条件和报酬等内容，还约定了协助选址、网络营销、赠送单店、店铺运营及返点等权利义务内容”为由，作出了“案涉协议应为兼具合作招商及特许经营服务的混合性质”的案涉合同性质的认定，与事实不符，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理由如下：1、《芙蕾小姐区域代理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案涉合同）的合同文本中未涉及到特许经营服务的内容约定。根据案涉合同第1章“服务内容”的1.1“服务事项”的约定，上诉人授权被上诉人在授权区域内为“芙蕾小姐”品牌招商提供“撮合服务”，促成该代理区域内的单店经营者与上诉人达成单店合作协议；另外，根据1.3“权限范围”的约定，上诉人许可被上诉人使用“芙蕾小姐”品牌开展该区域内的单店招商服务工作。上述两项“服务内容”中均不涉及到“特许经营服务”的任何内容约定。2、案涉合同“特别约定”部分的手写补充条款内容并未改变本合同的性质。案涉合同第3章“合作方式”的“3.1”明确约定了“乙方（被上诉人）需要开设自营单店或乙方招商的单店经营者均应与甲方（上诉人）另行签订单店合作协议”。案涉合同中有关原审判决提到的“协助选址”的相关内容出现在第13章“特别约定”的第一条“在乙方签订合同三月后，市场部配合选址，确定店铺，最终签约成功”，结合“3.1”中关于“乙方开设自营单店或乙方招商的单店经营者均应与甲方另行签订单店合作协议”的约定，可以认定该手写补充条款的意思是被上诉人签署案涉合同之后，市场部配合其选址，上诉人确定店铺地址后，最终双方按照“3.1”的约定完成单店合作协议的最终签署。该补充条款的意思非常明确，并不存在任何理解上的歧义；双方关于“市场部配合其选址”的补充约定，并未改变案涉合同的性质。案涉合同中有关原审判决提到的“网络营销”的内容实际出现在第13章“特别约定”的第二条“在乙方签订合同后，网络部配合营销，吸引精准客户加盟”以及第三条“在乙方第一家店开业后，网络部运用网络营销，做品牌宣传”，实际是对案涉合同第“5.2.1”中“甲方统一投放广告及销售策划方案”的合同义务的进一步明确，与商业特许经营活动中特许人应当依法、依约履行的合同义务完全不同；双方关于“网络营销”的补充约定，同样并未改变案涉合同的性质。案涉合同中关于原审判决提到的“赠送单店”的内容实际出现在第13章“特别约定”的第四条“赠送北京单店一家，视同直营店，客户并享有北京其他区域优先代理告知权”。“赠送北京单店一家”的本意就是被上诉人可以在授权区域内开设一家自营单店，原本按照《芙蕾小姐单店合作协议》中应当支付的“品牌使用费8万元”、“保证金1万元”、“品牌管理费0.5万元/年”的三项费用，上诉人给予免除，被上诉人无需支付。与此同时，按照“3.1”的约定和“13.1”的补充约定，被上诉人在确定店铺后，仍需要另行签订单店合作协议。上述“赠送北京单店一家”的补充约定，并未改变案涉合同的性质。在案涉合同签订时，上诉人提供的一本《芙蕾小姐宣传册》系该品牌的宣传材料，并非商业特许经营资料；签订合同过程中，上诉人提供了一套核心资料和一本书面宣传册，目的是便于被上诉人更好地了解本品牌以便于其在授权区域内开展招商代理活动，该行为并未改变案涉合同的性质。涉案合同中并无原审判决提到的“店铺运营”等有关商业特许经营合同性质的其他权利义务的内容。另外，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也明确阐述过“提供统一的经营资源”、“提供选址指导服务”、“提供后续持续的经营指导和培训服务”等均系双方需另行签署的《芙蕾小姐单店合作协议》中特许人的合同义务，并非本案区域招商代理协议的上诉人的合同义务。（二）原审判决认定“若按协议约定芙小蕾公司仅提供配合招商义务，其余均属案涉合同之外的义务，而芙小蕾公司收取前述代理费，显属权利义务不对等，故可认定案涉合同及双方履行的内容应包括提供特许经营服务在内”，该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理由如下：1、上诉人收取代理费后需要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系列合同义务。根据案涉合同“5.1”的约定，上诉人合同义务为提供相关招商材料、协助推进招商、统一投放广告及销售宣传策划等多项合同义务，并非原审判决认定的“仅提供配合招商义务”。2、支付代理费后被上诉人享有多项对等的权利并享有高比例的回报收益。根据案涉合同“4.2.1”的约定，被上诉人在授权区域内开展独家招商工作，成功招商后可以获得由三块费用组成的“代理服务费”作为其合作回报：（1）单店加盟商支付的75000元/店（单店品牌使用费80000元-上诉人收取5000元）的品牌使用费、（2）品牌管理费2500元/店/年（单店品牌管理费5000元/店/年，双方各分配50%）（3）单店加盟商向上诉人采购物料金额10%返点。因此，上诉人按照案涉合同约定收取代理费，并不会导致原审判决推定的“显属权利义务不对等”的事实发生，原审判决更不应该基于此推论而作出“案涉协议及双方履行的内容应包括提供特许经营服务在内”的认定。三、原审判决关于合同解除的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一）原审判决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支持合同解除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原审判决认定“芙小蕾公司仅协助进行一定程度的招商宣传，未履行其他义务或没有证据证明其已提供相应特许经营服务，且戴萍至今尚未完成店面选址，更遑论实际经营，双方均存在未按约履行的情形，可认定戴萍的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案涉协议难以继续履行，且继续履行协议对戴萍显失公平，故对戴萍关于解除合同的诉请予以支持”，该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理由如下：1、案涉合同不属于商业特许经营合同。国务院《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三条的规定，“商业特许经营”有三个基本特征：（1）特许人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2）特许人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使用、（3）要求被特许人按照合同约定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及原审庭审查明的事实，案涉合同中未约定有关“特许经营资源”的内容，未约定上诉人将特许经营资源许可给作为经营者的被上诉人使用的内容、未约定被上诉人基于特许经营资源的许可支付特许使用费的内容，更没有约定被上诉人按照合同约定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活动的内容。2、被上诉人至今尚未完成店面选址不可归责于上诉人。首先，案涉合同“13.1”补充约定条款关于“店铺选址”的相关内容约定非常明确——“在乙方签订合同后，市场部配合选址”，被上诉人最终确定店铺地址后，双方才能另行签署单店合作协议。店铺位置不同、租金水平不同，是否选址、在哪个位置选择店铺地址以及最终是否开设单店直营店等，都是被上诉人的权利，上诉人无法也无权单方为其作出决定；另外，合同中并无任何关于上诉人或市场部应当为其选定店铺地址的补充约定。其次，《芙蕾小姐单店合作协议》由于被上诉人未确定店铺地址而尚未签订，案涉合同并未到期，被上诉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开展授权区域内的招商代理活动，并根据招商情况取得代理服务费收益，同时也可以在选择合适的店铺地址后另行签订《芙蕾小姐单店合作协议》并通过经营直营单店获得收益；案涉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中，不存在上诉人迟延履行、拒不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形，也不存在导致被上诉人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其他情形，案涉合同可以继续履行。（二）原审判决适用“冷静期”的规定支持合同解除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和法律适用错误。原审判决认定“双方并未约定冷静期，戴萍在合同签订后四个多月内即提出退出合同，可视为其在合理期限内已提出相应主张”，该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理由如下：1、关于“冷静期”的适用前提《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十二条关于“冷静期”的规定，其立法目的在于根据目前商业特许经营行业中被特许人相对弱势的客观情况而专门给予被特许人的保护性规定，以此来缓冲被特许人的投资冲动，给予其在合同签订后合理时间内单方决定继续履行合同或“反悔”的特权，以保护其自身权益。但是，本条例在“冷静期”条款中给予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可以单方解除合同”的“特殊权利”并不是没有边界的。上诉人认为，被特许人适用“冷静期条款”至少需要具备三个前提条件：双方之间存在特许经营合同关系、合同解除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出、被特许人尚未接触到或未使用过特许经营资源。（1）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商业特许经营合同关系。案涉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商业特许经营合同关系的认定，唯一法律依据为国务院《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三条关于“商业特许经营”三个特征的规定。在前面的内容中，上诉人已就双方之间关于合同约定的内容及合同履行过程均不符合商业特许经营特征、双方之间不存在商业特许经营合同关系作了分析说理，在此不再赘述。（2）合同解除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出。对于“冷静期”的期限，我国法律、行政法规没有作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各高级人民法院也无相关明确的司法解释或审判指导意见。商业特许经营纠纷解决的国际惯例中，认定“冷静期”的合理时间一般为7-15天。特许经营模式于19世纪中叶诞生在英美西方国家，我国的商业特许经营商业模式于20世纪90年来舶来于英美国家，西方国家及国际商业管理关于“冷静期”的合理期限的认定，也值得我们参考借鉴。本案中，双方于2019年6月8日签署案涉合同，被上诉人于2020年3月5日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前后时间相差9个月。（3）被特许人尚未接触到或未使用特许经营资源。特许经营合同的根本目的是被特许人在特许人的许可及指导下利用特许人的特许经营资源，在特定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特许业务，特许人也因此而获得相应的给予特许经营资源以及提供后续经营指导服务的对价。与其他商业经营模式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商业特许经营模式中最具价值的便是商业特许经营资源。因此，未避免被特许人合同终止后继续使用特许经营资源的商业风险，冷静期的适用应当是被特许人还未接触到或未使用特许经营资源之前。2、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不适用“冷静期”的规定。本案中，双方之间系授权区域内的招商代理合作关系，并非商业特许经营合同关系，也并不存在商业特许经营资源的特许和使用的事实。因此，原审判决酌情认定被上诉人在合理期限内提出合同解除，可以使用“冷静期”并支持合同解除，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四、被上诉人违反契约精神不应得到法律支持。案涉合同由双方签字确认，双方签订的案涉合同是一种商事合同，缔约各方都应该遵守意思自治原则和契约精神，在缔约之前即应充分注意商业风险，尽到高度谨慎注意义务，对自己的商事行为负责。案涉合同签订后，上诉人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及时联系被上诉人并先后提供服务，在合同正常履行过程中被上诉人单方提出解除合同，其行为违反了契约精神。如果诸如被上诉人此类违反契约精神的行为得到法律支持，这种价值导向将会导致合同签订后守约方无法形成合理预期，会严重破坏商事交易活动的稳定性。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关于案涉合同的性质认定及关于合同依法解除的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原审判决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戴萍答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一）原审法院关于本案证据的认定正确。原审法院判决认定“微信聊天记录及律师函、寄件凭证各1份，被上诉人在质证意见中并未否认戴萍曾提出解除、退出合同等事项，且证据之间能相互印证，故确认该事实”，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是完全正确的。首先，被上诉人已通过《律师函》以书面形式将解除合同的通知送达上诉人，合同已解除。被上诉人提供的《律师函》原件、《律师函》寄送的快递封面、快递单，且通过快递单号查询显示快递已签收。其次，被上诉人多次向上诉人催告要求其履行进店选址等合同义务，但上诉人一直未履行合同，被上诉人在聊天记录中明确表示“你们也一直没有人联系我也没有任何动作。如果这样的话我还是退出加盟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之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完全可以证明在原审法院起诉前向上诉人提出过解除合同，原审法院关于本案证据的认定正确。（二）原审法院关于案涉合同性质认定正确。原审法院以案涉协议约定的具体内容认定协议的性质把握了实质认定的原则，认定该协议为兼具合作招商及特许经营服务的混合性质是完全正确的。即原审法院以是否具备特许经营的法律特征来判断协议的性质，至于协议的名称、被特许人支付费用的名目等问题不影响协议性质的认定。第一，案涉协议第13章第1条之约定“在乙方签订合同三月内市场部配合选址，确定店铺，最终成功签约”、13章第4条之约定“赠送北京单店一家，视同直营店”以及第5章5.1条5.1.1款之规定“甲方应真诚高效配合乙方，并按乙方要求提供相关的招商材料，以协助乙方有效地提供服务，推进招商工作”。以上条款明确约定了案涉协议的服务事项包含上诉人协助被上诉人配合选址、确定店铺、赠送单店、招商营销等权利义务。且上诉人经授权取得“芙蕾小姐”系列注册商标等具有知识产权属性的经营资源，并将其授权被上诉人进行使用：且提供《芙蕾小姐宣传册》运营及协助指导等特许服务内容的材料，因此案涉协议约定的上诉服务事项具有特许经营服务的性质。第二，案涉协议既包括了合作招商内容，也包括了特许经营服务内容。根据一般理性人的理解与认知，被上诉人支付的四十余万费用不仅仅是针对合作招商支付的对价，更多是为获得特许经营加盟支付的对价。若上诉人收取上述费用后，仅为配合招商义务，双方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原审法院认定案涉合同为兼具合作招商及特许经营服务的混合性质是完全正确的。二、原审法院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继续履行协议对被上诉人人显失公平为由支持解除合同属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正确。（一）因上诉人违约行为导致被上诉人迟迟不能确认选址确认店铺，从而无法实际经营，也难以保障被上诉人开展授权区域内的招商代理活动等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合同法定解除之规定支持被上诉人解除合同完全正确。首先，上诉人应根据案涉协议13章第1条之约定，在合同签订后的三个月内，通过对商圈地点的积极调研评估，为被上诉人提供切实可行的选址方案，最终确定店铺。同时，按《芙蕾小姐宣传册》中“标准服务流程”中的约定，上诉人于开业前期提供商圈地点的调研评估、完整的培训指导体系经营等事项及按“运营支持”中约定，上诉人应提供店铺选址与租约签订指导。但是，上诉人却违反约定没有履行上述对商圈地点进行积极调研评估以及对被上诉人进行完整的培训指导等义务。对于合同条款的理解，应结合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公平原则等因素综合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案涉协议是由上诉人提供的格式文本，合同对选址的约定应结合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公平原则等因素综合确定认定上诉人具有积极选址的义务。众所周知，前期的选址确定店铺需要许可方利用其丰富经验，通过实地调研考察该地段的人流、位置、周边环境、租金、商铺等多种因素综合进行评估。但案涉协议签订及上诉人在收取被上诉人巨额费用之后，被上诉人多次催促上诉人履行调研选址义务，上诉人却以交通成本过高等原因迟迟未对被上诉人代理的区域进行实地评估调研，从未提供该商圈的人流、环境、同行开店情况等任何数据资料。上诉人的违约行为，违反了合同缔约精神，导致处于弱势地位的被上诉人因上诉人违约行为导致被上诉人迟迟不能确认选址确认店铺，从而无法实际经营，造成被上诉人开展授权区域内的招商代理活动等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其次，根据第5章5.1条5.1.1款之约定“甲方应真诚高效配合乙方，并按乙方要求提供相关的招商材料，以协助乙方有效地提供服务，推进招商工作”及第13章第2条之约定“在乙方签订合同后，网络部配合营销，吸引精准客户加盟，按月给客户告知，费用甲方承担”。然而，上诉人在协议签订后，既未提供招商材料、相关招商服务，也未履行营销义务吸引客户加盟，更未按协议约定每月告知被上诉人市场营销数据、营销费用等内容。上诉人的该违约行为，导致被上诉人难以开展区域代理招商活动。因上诉人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原审法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支持被上诉人解除合同完全正确。（二）退一步而言，因上诉人迟延履行义务，继续履行协议对被上诉人显失公平。案涉协议第二章规定：“协议期限为三年，自2019年6月8日至2022年6月7日。”因上诉人违约行为导致被上诉人无法确认选址确认店铺，从而无法实际经营，更不能在完全没有招商服务保障的情况下开展授权区域内的招商代理活动，进而诉诸法律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至今协议期限已将近一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之规定的“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在此情形下，若要求被上诉人继续履行合同，承担因上诉人违约造成的损失，实属违反民事活动的公平原则。（三）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在合理期限能提出解除合同的主张，适用“冷静期”的规定，属于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正确。案涉协议具有特许经营合同的性质与特征，应适用特许经营合同“冷静期”的规定。被上诉人在多次催促上诉人履行合同，上诉人拒不履行后，于2019年10月28日通过微信聊天要求上诉人解除案涉协议。根据《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十二条之规定“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应当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约定，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可以单方解除合同。”被上诉人在案涉协议签订后四个多月时间内提出退出合同视为在合理期限内提出相应主张且未实际使用上诉人提供的特许经营资源。由于上诉人未实际履行合同，法律并未将行使该任意解除权的期限规定为某个固定期限，原审法院认定的合理期限结合了本案的实际情况，符合我国北京、浙江各地司法裁判案例的精神，符合公平原则。三、涉案协议签订前，上诉人捏造事实、虚假宣传，故意隐瞒重大涉案事项，未尽披露义务，具有明显欺诈故意，既违反了《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相关规定，也违反了诚信原则，被上诉人有权解除案涉协议。上诉人以获取高额代理费用为目的，在利益驱动下捏造事实，故意向被上诉人提供虚假信息。被上诉人在《芙蕾小姐宣传册》上夸大店铺收益，在其官网虚报全国加盟店铺数量和人气火爆程度，过分夸大企业形象，诱使处于信息不对称的戴萍做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违反了《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十七条之规定“特许人在推广、宣传活动中，不得有欺骗、误导的行为，其发布的广告中不得含有宣传被特许人从事特许经营活动收益的内容”。此外，案涉协议第7章7.2条规定“一年内乙方应在该代理区域内至少拥有1家正常营业的直营单店”及13章第4条之约定“赠送北京单店一家，视同直营店”，该规定表明双方已通过本协议书面确认了后续特许经营加盟合作内容，但是被上诉人在签订合同时隐瞒了其不具备特许经营相关资质的情形，且直至争议发生时，也未取得相应资质并办理备案，违反了《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条例第八条“特许人应当自首次订立特许经营合同之日起15日内，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向商务主管部门备案……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从事特许经营活动的，应当向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备案”之规定。上诉人捏造事实、虚假宣传，故意隐瞒重大涉案事项，未尽披露义务，根据《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之规定“特许人向被特许人提供的信息应当真实、准确、完整，不得隐瞒有关信息，或者提供虚假信息……特许人隐瞒有关信息或者提供虚假信息的，被特许人可以解除特许经营合同。”被上诉人有权解除案涉协议。四、被上诉人多次催促上诉人履行调研选址义务，上诉人在协议签订后三个月内依旧不提供相应服务，严重违反案涉协议的约定，根据案涉协议第13章第2条、第8.2条之约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之规定，被上诉人有权依照合同约定解除合同。案涉协议第13章第2条明确约定“在乙方签订合同三月内市场部配合选址，确定店铺，最终成功签约”。双方于2019年6月8日签订案涉协议，按照协议约定，上诉人应于2019年9月8日前，积极配合被上诉人选址入店。被上诉人多次催告上诉人履行调研选址义务，但案涉协议签订后三个月内上诉人依旧迟迟不提供相应服务，上诉人严重违反合同约定。根据《合作协议》第8.2条约定“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约定经对方书面催告两次后仍不改正的，无过错一方有权单方面提出解除合同，并要求违约方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被上诉人依法有权依约解除合同。五、原审法院判决在合同解除后，根据本案实际情况要求上诉人酌情返还被上诉人区域代理费及保证金属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正确。本案合同的解除完全是由上诉人的根本性违约和欺诈行为造成的，因此，在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及《合作协议》第8.3条之约定“合同终止或解除后，双方应当在30日内结清全部款项上诉人应除在30日内全部返还被上诉人交纳的费用外，被上诉人还有权要求上诉人赔偿各项损失。”因此，原审法院判决在合同解除后，上诉人酌情返还被上诉人区域代理费及保证金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正确。原审判决维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及公平原则。综上，原审判决对于证据的认定、案涉协议性质的认定及关于依法解除协议的认定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正确。恳请合议庭在综合考虑本案事实和法律规定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公正判决，保障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芙小蕾公司向本院提交了《芙蕾小姐单店合作协议》空白样本一本，欲证明被特许经营者须与芙小蕾公司订立该协议，才与芙小蕾公司建立特许经营合作关系，而案涉协议的合同文本中未涉及到特许经营服务的内容约定，不属特许经营合同。被上诉人戴萍认为，该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不符合《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不应作为二审新证据所使用，上诉人在原审中已经提交过《芙蕾小姐单店合作协议》的原件，双方进行了举证、质证。而案涉协议有配合选址、确定店铺、赠送单店等特许经营服务的性质。本院认为，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该证据的存在并不能证明案涉协议就不是特许经营服务合同，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认定。被上诉人戴萍向本院提交了证据快递单原件，用以证明被上诉人戴萍在起诉前已经向上诉人正式邮寄律师函要求终止合同。上诉人认为，对于快递单原件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单子上只是写了一个“文件”，看不出来邮件的是邮寄的是什么材料，不能够证明被上诉人要求解除合同的意思内容。本院认为，快递单号原件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面单上记载的信息不可能表述出邮件的具体内容，但足以表明在该时间段，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有往来邮件。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一、经过对案涉协议的审查，该协议主要约定授权被上诉人戴萍以芙小蕾公司的“芙蕾小姐”品牌在特定区域内进行的单店招商服务工作，还约定了协助选址、网络营销、赠送单店、店铺运营及返点等权利义务内容。其中对于赠送单店即允许被上诉人在特定区域内使用“芙蕾小姐”品牌，表明戴萍获得此项权利在其向芙小蕾公司支付三年区域代理费405000元的情况下，存在对于上述品牌的有偿许可使用。原审法院根据对合同权利义务内容及履行合同事实的判断，将本案涉案合同性质界定为“兼具合作招商及特许经营服务的混合性合同”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认定正确。二、戴萍单方要求解除合同是否符合法定情形。上述合同系双方自主签订，意思表示清楚，不违反法律法规，属有效合同。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应承担举证责任。结合案涉协议的履行情况来看，芙小蕾公司仅协助进行一定程度的招商宣传，且未在三个月内协助戴萍完成店面选址，存在违约行为。被特许方戴萍未利用特许经营资源实际经营，其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继续履行该协议对戴萍显失公平。原审法院认定戴萍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条款的规定解除涉案合同正确。三、关于“冷静期”，即戴萍提出解除合同是否在一个合理期限内问题。双方虽未明确约定冷静期，根据约定的特许经营期限为三年，戴萍在合同签订后三个多月即提出退出合同，后向法院起诉，可视为其在一个合理期限内提出了解除合同的主张，且该主张亦防止合同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四、原审法院在判令解除合同的同时，根据芙小蕾公司已收取三年的区域代理费但仅提供少量协助招商服务及双方均存在未完全履行合同的情形，结合戴萍在短期内即提出解除合同的实际，判令芙小蕾公司应返还全部区域代理费中的390000元及保证金10000元，符合法律及公平原则。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芙小蕾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上诉人杭州芙小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刚 审判员 缪 蕾 审判员 茹 愿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八日 书记员 庄露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