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浙行终15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黎虹，女，1984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延安路149号。法定代表人殷兴山，行长。委托代理人马维胜、温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银行，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成方街32号。法定代表人易纲，行长。委托代理人王羽涵、韩冰，该行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解放东路33号。法定代表人邵斌，行长。委托代理人何少逸、张胜，浙江建圣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黎虹诉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以下简称人行杭州支行）行政答复、中国人民银行行政答复行政复议一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24日作出（2019）浙01行初478号行政判决，判决撤销被告中国人民银行作出的（银）复决字（2019）第2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撤销被告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于2019年3月20日向李黎虹作出的《答复书》（以下简称被诉答复）。李黎虹、人行杭州支行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11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黎虹，上诉人人行杭州支行的委托代理人马维胜、温闻，被上诉人中国人民银行的委托代理人韩冰，原审第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以下简称建行浙江分行）的委托代理人何少逸、张胜等到庭参加诉讼。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均同意在法庭的主持下进行调解，故经批准扣除三个月的审理期限。案经本院多次沟通、调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3月4日，李黎虹向人行杭州支行邮寄《个人信用信息异议申请书》，对其个人信用报告中记载的内容“2003年12月15日商业银行‘HY’发放的15840元（人民币）个人助学贷款，业务号X，信用/免担保，22期，按季归还，截止2009年05月20日，账户状态为‘结清’”提出异议，要求人行杭州支行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的相关规定对错误、不实的信息予以更正。异议一：“发放的15840元”金额与事实不符。应更正为“发放金额3960元”或者“合同金额15840元，实际发放金额3960元”；异议二：“22期，按季归还”的还款方式与合同约定不符，与实际还款事实亦不符。应更正为“一次性归还”。次日，人行杭州支行收到了该异议申请。2019年3月13日，在人行杭州支行引导下，李黎虹以现场方式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系统递交《个人征信异议申请表》，表中所填内容与上述异议申请书大致相同，还明确了信息更新日期为2017年7月19日。2019年3月18日，征信中心办结该异议，并生成《个人征信异议回复函》。2019年3月19日，人行杭州支行赴建设银行杭州高新支行进行调查，并制作《现场调查笔录》。2019年3月20日，人行杭州支行向李黎虹作出被诉答复，就李黎虹的异议答复如下：一、对于你提出的个人信用报告中显示“发放的15840元”金额的问题，我中心支行已于2017年8月5日作了答复，你本人已收悉。二、对于你提出的“22期，按季归还”的还款方式与合同约定不符、与实际还款的事实不符的诉求，建行浙江分行已将相关信息变更为“一次性归还”，目前数据正在更新中，后续请你关注数据更新情况。并将《个人征信异议回复函》作为附件一并提供。李黎虹不服该被诉答复，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7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决定驳回行政复议申请。李黎虹仍不服，遂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撤销被诉复议决定，撤销被诉答复，并责令人行杭州支行重新依法处理原告针对报送的个人信用信息的异议申请事宜。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国务院令第631号《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称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及其派出机构依法对征信业进行监督管理。第二十五条规定，信息主体认为征信机构采集、保存、提供的信息存在错误、遗漏的，有权向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者提出异议，要求更正。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者收到异议，应当按照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的规定对相关信息作出存在异议的标注，自收到异议之日起20日内进行核查和处理，并将结果书面答复异议人。经核查，确认相关信息确有错误、遗漏的，信息提供者、征信机构应当予以更正；确认不存在错误、遗漏的，应当取消异议标注；经核查仍不能确认的，对核查情况和异议内容应当予以记载。第二十六条规定，信息主体认为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者、信息使用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所在地的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派出机构投诉。受理投诉的机构应当及时进行核查和处理，自受理之日起30日内书面答复投诉人。信息主体认为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者、信息使用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第二十七条规定，国家设立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为防范金融风险、促进金融业发展提供相关信息服务。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由专业运行机构建设、运行和维护。该运行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由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监督管理。第三十二条规定，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适用于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运行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令[2005]第3号《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组织商业银行建立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以下简称个人信用数据库），并负责设立征信服务中心，承担个人信用数据库的日常运行和管理。据此，信息主体（个人）认为征信机构采集、保存、提供的信息存在错误，其提出异议要求更正的对象应为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者，而不是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对信息主体提出的异议进行核查、处理、答复的主体亦为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者，而不是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也就是说，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并不具有对信息主体信用信息异议申请进行核查、处理、答复的法定职责，而仅具有对信息主体认为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者、信息使用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投诉进行受理、核查、处理、答复的法定职责。本案中，李黎虹提出的是一个信用信息异议，并不是一个投诉，在其《个人信用信息异议申请书》中明确，其提出异议申请的法律依据为《征信业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但其在庭审中陈述，银发[2005]393号《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异议处理规程》的相关规定亦是其向人行杭州支行提出个人信用信息异议申请的法律依据。但事实上，该文件已被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8]第2号《关于废止和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的决定》列入废止目录，故该文件不能作为其提出异议申请的依据。另外，李黎虹虽然直接向人行杭州支行提出个人信用信息异议申请，但其亦填写了《个人征信异议申请表》，以现场方式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提出个人征信异议申请，征信中心经过核查、处理，亦形成了《个人征信异议回复函》。在征信中心已经作出回复的情况下，人行杭州支行仍然向建行浙江分行进行调查核实，并对李黎虹的个人信用信息异议申请作出实质性的答复意见，明显超越了其法定职权，而且对李黎虹后续可能采取的投诉或直接起诉等救济手段亦产生障碍，故依法应予撤销。中国人民银行经复议，以人行杭州支行已履行法定职责为由决定驳回李黎虹的复议申请，构成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一并予以撤销。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九条、第七十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撤销被诉复议决定、撤销被诉答复。李黎虹上诉称：1.原审法院认为人行杭州支行超越职而判决撤销该行政答复和行政复议决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人行杭州支行对上诉人的异议事项有法定的处理职责。根据2005年颁布实施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第十六条的规定，以及《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异议处理规程》（银发[2005]393号）第一条的规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异议处理事项的法定职权是由中国人民银行行使的。尽管《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已被废止，但并不表示对外异议处理事项的法定职权也一并废止。（2）原审法院未全面履行审查义务，比如对人行杭州支行作为行政机关确定其最根本的职能、机构、编制的“三定方案”也未核实，就凭人行杭州支行应付案件而主张的废止文件就认定其没有处理征信异议职权不当。（3）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发布《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用户管理规范》行业标准的通知（银发[2014]323号）第2.3.1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是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运行机构，负责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建设、运行和维护。第2.3.2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各级查询网点，设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地市中心支行和县支行的查询网点，提供对外查询、异议处理服务。可见，中国人民银行对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与中国人民银行各级查询网点的职责和分工有明确的界定，即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仅负责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建设、运行和维护，征信的异议处理是由中国人民银行设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等查询网点来服务。因此，人行杭州支行对征信的异议处理有法定职责。原审法院认定人行杭州支行超越职权属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在原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建行浙江分行将上诉人的案涉征信记录更改为：“2003年12月15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发放的3960元（人民币）个人助学贷款，2009年5月已结清。”可见，上诉人的异议一“发放金额为15840元”错误要求改正为正确的“发放金额为3960元”的请求是合理、正确的，人行杭州支行未予以全面处理征信异议事项违法，中国人民银行以人行杭州中心支行己履行法定职责为由决定驳回上诉人的复议申请亦属事实不清、决定错误。鉴于建行浙江分行在原审判决前已对上诉人的征信异议内容进行改正，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确认人行杭州支行未全面履行处理征信异议事项的行为违法，确认被诉复议决定违法。人行杭州支行上诉称：1.一审判决逻辑推理有误，不当排斥上诉人的依法监管权，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自17页至19页用了大量的篇幅，分别引用《征信业管理条例》及《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等内容，试图说明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仅具有对信息主体认为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者、信息使用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投诉进行受理、核查、处理、答复的法定职责”，以证明只要是异议不是投诉，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就不能介入，介入了就是超越法定职权这一逻辑的合理性，但错误明显。（1）原审判决认为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仅具有对信息主体认为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者、信息使用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投诉进行受理、核查、处理、答复的法定职责”缺乏法律依据。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履行投诉受理处理职责，并不能得出对异议行为不能进行监管的结论。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四章规定，异议与投诉虽均为信息主体主动发起，但发起条件不同，属于不同事项彼此完全独立，不存在逻辑上、时间上的关联，《征信业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未赋予征信机构或信息提供者处理异议不接受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监管的效力。（2）对异议行为实施监管十分必要。根据现行《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个人征信异议处理业务规程》，作为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运行机构，征信中心提供平台通过系统进行异议接收处理，对征信中心而言，主要看数据处理过程中，金融机构报数在数据处理前后是否一致，一致则由金融机构去办理，对金融机构办理结果，只要符合回复要求（内容清楚、明确），就予以接受，通过系统形成异议回复函。由此，可以看到金融机构异议办理行为的真实性、正（准）确性等难以保证，需要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实施监管。（3）《征信业管理条例》赋予了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对异议的监督管理权。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四条及第三十三条规定，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征信业进行监督管理，有权对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提供或者查询信息的机构遵守“本条例有关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这里，“本条例有关规定”，自然包括第二十五条异议。同时，《征信业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以及第四十条分别规定了征信机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运行机构以及信息提供者违规处理异议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明确了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对异议违规行为的处罚权。（4）原审判决认为在征信中心运行的系统已经作出异议回复的情况下，人民银行再进行调查核实不当，显然混淆了异议处理与对异议进行监管的差别，人民银行履行的是对异议的监管职责，不是异议申请的接收处理，区别明显。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征信中心作为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运行机构适用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异议过程中相当于普通征信机构，由此，征信中心在异议中发挥的作用显然不能代替人民银行监管，更不能认为可以据此排斥人民银行监管。此外，根据《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三条以及《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个人征信异议处理业务规程》的相关规定，上诉人对李黎虹来信提及的异议申请还具有引导、转送的职责（本案中具体体现为：由于《征信业管理条例》生效后严格的个人征信信息保护，需引导李黎虹当面通过征信系统正式递交异议申请，并获得查询征信报告授权；以及系统生成《个人征信异议回复函》后，在李黎虹不愿现场领取情况下，邮寄李黎虹）。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仅具有对信息主体认为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者、信息使用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投诉进行受理、核查、处理、答复的法定职责”结论武断草率，适用法律错误。2.原审判决跳出原被告诉讼主张，另辟蹊径提出自己判断，不去核实事实酿成错误判断。原审庭审中，李黎虹对上诉人作出履职答复行为本身没有任何异议，只是对答复内容未满足其要求不满意，认为上诉人没有完全履职，故主张要求撤销后重新作出；审判人员也未对上诉人出具被诉答复行为提出异议，更没有提出超越职权问题给上诉人一个答辩的机会，这部分事实从未经过认真核实和充分质证，造成认定事实错误。实际上，2019年3月5日，上诉人接到李黎虹来信，得知其反映的情况，3月8日与李黎虹取得联系，3月12日上诉人工作人员电话与李黎虹联系当面提交异议事宜时，李黎虹强调给上诉人来信就是要上诉人在异议处理中对建行浙江分行进行监督，明确提出了履职的要求。3月13日，经上诉人工作人员引导，李黎虹按照《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个人征信异议处理业务规程》规定，通过征信系统当面递交异议申请从而启动异议程序，至3月18日系统生成《个人征信异议回复函》异议程序结束，整个异议过程完整、独立，符合《征信业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3月18日，异议回复生成后，上诉人工作人员联系李黎虹，其得知异议回复中建行浙江分行不予修改的意见，当即要求人民银行处理。3月19日短信，建议人民银行慎重对待，不要行政不作为。同日，考虑到李黎虹多次向上诉人反映问题需调查了解情况，其也提出履职要求，上诉人依法履行异议监管职责，赴建行开展现场调查核实。3月20日，李黎虹又补充提出，书面回复要有行印，并要上诉人连同异议回复一起邮寄给她。同日上诉人在调查核实基础上制作了被诉答复加盖行印，并于3月21日将《个人征信异议回复函》和被诉答复两份材料交邮。上述经过（有电话录音、短信记录为证），原审审判人员并不清楚，也没意向弄清楚李黎虹与上诉人工作人员的联系沟通以及要求的变更补充其也从不知晓。3.原审判决称被诉答复为“实质性的答复意见”，其实对李黎虹的合法权益没有实际影响，对事后救济也不产生障碍。（1）被诉答复中只有两项内容，第一项“对于你提出的个人信用报告中显示‘发放的15840元’金额的问题，我中心支行已于2017年8月5日作了回复，你本人已收悉。”属于重复处理的告知行为，对李黎虹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第二项关于还款方式已满足了李黎虹的要求，对其合法权益更不可能造成侵害。（2）原审判决称被诉答复对李黎虹后续可能采取的投诉或直接起诉等救济手段产生障碍，故依法予以撤销，这一结论过于武断草率，且于法无据、与事实不符。被诉答复是为了维护李黎虹的利益，有权机关依法履行异议监管职责后，给李黎虹一个说法；而投诉需信息主体发起，且存在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情形，区别明显，显然被诉答复对投诉受理与否不产生任何影响，至于直接起诉那是向人民法院提起，与行政机关无关，更是没有障碍。综上，上诉人依法对异议拥有监管权，上诉人依法履职并出具履职答复并无不当（况且李黎虹也有相应意思表示），原审判决混淆了对异议进行监管和异议接收处理的不同，将有权机关的合法正当行为错误认定为超越法定职权，开创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判例；如不撤销，负面影响极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的规定，应依法对原审判决予以撤销。鉴于被诉答复内容对李黎虹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规定，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驳回李黎虹的起诉。建行浙江分行答辩称：1.人行杭州支行作为征信机构监管部门有权依申请或依职权对征信机构的征信异议处理的过程及结果进行监督管理，本案中人行杭州支行尽职尽责履行了法定职责。（1）《征信业管理条例》规定了征信监督管理部门对征信异议的监管权。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称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及其派出机构依法对征信业进行监督管理”，规定了征信监督管理部门及派出机构对征信中心在内的监管权。而该条例第三十三条进一步对如何行使监管权做了规定：“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及其派出机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的规定，履行对征信业和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运行机构的监督管理职责，可以采取下列监督检查措施：（一）进入征信机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运行机构进行现场检查，对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提供或者查询信息的机构遵守本条例有关规定的情况进行检查；（二）询问当事人和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单位和个人，要求其对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事项作出说明；（三）查阅、复制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文件、资料，对可能被转移、销毁、隐匿或者篡改的文件、资料予以封存；（四）检查相关信息系统。进行现场检查或者调查的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应当出示合法证件和检查、调查通知书。被检查、调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如实提供有关文件、资料，不得隐瞒、拒绝和阻碍”。本案中人行杭州支行到答辩人处进行现场调查核实并处理，属于该条规定的履职行为。人行杭州支行作为本案征信业的监督管理部门，其监督管理的范围或程度不应局限于对征信机构投诉的处理，对征信机构的征信异议处理的过程及结果也有法定的监督管理义务和职权。（2）本案中人行杭州支行对中国人民银行征信关于李黎虹的征信异议处理的过程及结果进行监督管理，也是出于李黎虹的申请。李黎虹曾向人行杭州支行提出过要求其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要求，并要求人行杭州支行出具书面的回复。因此人行杭州支行才对李黎虹的征信异议处理进行调查、核实和监督管理，并在调查、监督完毕后，通过向李黎虹寄送书面的《答复书》的方式，对其监督的情况和结果进行告知。人行杭州支行依法履行了《征信业管理条例》所规定的监督管理职责。2.人行杭州中心支行对李黎虹寄送的被诉答复内容均来自于《个人征信异议回复函》的回复内容，是人行杭州支行在履行监督职能后向李黎虹告知依法监督的情况，同时也是向李黎虹转交《个人征信异议回复函》，没有对李黎虹征信异议作出实质性的答复意见，不属于征信异议的处理行为。（1）被诉答复的两项答复内容均来自于《个人征信异议回复函》的回复内容，没有任何新的实质性答复意见，是人行杭州支行在履行监督职能后向李黎虹告知依法监督的情况。一是人行杭州支行的被诉答复第一项内容是在《个人征信异议回复函》的回复内容基础上，以及2017年对李黎虹的投诉处理结果上作出的答复，不属于异议处理行为，也不是新的实质性处理，对李黎虹的合法权益不产生新的影响。早在2017年，李黎虹已就贷款“发放金额为15840元”向人行杭州支行投诉，要求人行杭州支行进行调查核实，人行杭州支行接到李黎虹的投诉后，向建行浙江省分行调取了《国家助学贷款借款合同》等相关资料进行调查核实，并对其投诉作出过回复处理，其中包括了李黎虹关于发放金额投诉的处理结果。且本次关于发放金额15840元的异议，征信中心已经生成《个人征信异议回复函》作出回复如下：“经核查，发放金额显示正确，无须修改”。人行杭州支行正是基于《个人征信异议回复函》的上述回复内容以及2017年的投诉处理情况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复答复。二是被诉答复第二项内容也来自于《个人征信异议回复函》的回复内容，没有任何新的实质性答复意见，是人行杭州支行在履行监督职能后向李黎虹告知依法监督的情况。李黎虹于2019年3月18日来到人行杭州支行通过征信系统递交的个人征信异议申请，已按照处理流程于2019年3月18日办理完结，并生成《个人征信异议回复函》。后李黎虹要求人行杭州支行对该异议处理进行监管，人行杭州支行依其申请进行调查核实后，通过书面答复书的形式对征信中心关于李黎虹的征信异议处理行为监督的情况和结果进行告知。根据《个人征信异议回复函》显示，李黎虹否认还款方式为按揭归还，本金按合同约定及实际均为一次性归还，利息按合同约定为按揭归还，实际同本金一起同时归还。后征信中心处理完上述异议后生成《个人征信异议回复函》对于上述异议内容回复如下：“还款频率改为‘一次性归还’”。人行杭州支行是在该《个人征信异议回复函》已经对上述异议内容作出回复的前提下，向李黎虹告知其对于上述异议，建行浙江分行已将相关信息变更为“一次性归还”，并告知其目前数据正在更新中，后续请李黎虹关注数据更新情况。人行杭州支行的上述告知，是对其监督情况和结果的尽职反馈。因此，人行杭州支行所作的被诉答复中关于李黎虹的两个异议回复内容，均来自于《个人征信异议回复函》，是人行杭州支行在对李黎虹征信异议过程及结果的调查监督后对监督情况的一个告知，并非异议处理行为，也没有任何新的实质性答复意见，对李黎虹的合法权益也不产生新的影响。（2）人行杭州支行对李黎虹寄送被诉答复同时也是在履行征信异议处理结果的转交职能。根据《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部门应当在收到异议申请的2个工作日内将异议申请转交征信服务中心”的规定以及第二十三条：“转交异议申请的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部门应当自接到征信服务中心书面答复和更正后的信用报告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向异议申请人转交”的规定，人行杭州支行作为监管部门对李黎虹异议申请具有引导、转送的职责。本案中具体体现为人行杭州支行引导李黎虹通过征信系统递交的个人征信异议申请，并在处理完结后，在李黎虹不愿现场领取的情况下邮寄给李黎虹。3.人行杭州支行对征信业的监督管理是按照法律规定的职权及程序依法开展，原审中在主审法官主持下，答辩人与原告达成和解，将发放金额进行更改，该更改并非是行政行为，更与人行杭州支行的监督行为无关。对李黎虹征信异议事项的处理并不属于人行杭州支行的法定职责，而在李黎虹征信异议监督事宜中人行杭州支行已依法履职。人行杭州支行在李黎虹递交征信异议申请的过程中引导其如何正确递交异议申请，该征信异议申请按照处理流程由征信中心系统转至建行浙江分行核查，征信中心系统生成《个人征信异议回复函》。而在李黎虹要求人行杭州支行进行监管后，人行杭州支行赴现场进行调查核实，并根据调查核实的结果及《个人征信异议回复函》向李黎虹作出被诉答复再次进行告知，人行杭州支行已经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履行法定监督管理的职责。而中国人民银行在李黎虹的复议申请中，审查了人行杭州支行的上述履职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后，认定人行杭州支行已履行了法定职责，从而驳回李黎虹的复议申请，事实清楚、决定正确。关于李黎虹要求对“发放金额”进行修改的主张，其已在2017年就发放金额问题向人行杭州支行提交《投诉书》，要求人行杭州支行予以监督查处并更正。人行杭州支行在接到李黎虹的投诉后，向我行调取了相关资料并进行了调查核实后，于2017年8月5日已对李黎虹的上述投诉作出答复。李黎虹认为人行杭州支行未履行对我行监督管理并调查核实的法定职责，向中国人民银行提起行政复议，中国人民银行已于2017年11月22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人行杭州支行已依法履行了对李黎虹投诉事项的监管职责，相关履职行为并无不当。李黎虹在上述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后并未向法院提起相关诉讼。因此，关于本次李黎虹再次提出的“发放金额”问题，属于2017年人行杭州支行及中国人民银行均已作出相关处理的事项，李黎虹如不服该行政复议决定应当于2017年提出行政诉讼，但李黎虹并未提出相关诉讼，其已就关于“发放金额”问题走完救济途径，相关机构也已就其异议及投诉依法进行了处理。而关于本次“发放金额”的修改，也不属于人行杭州支行新的行政行为，是在本案原审审理中，在法官主持调解时，李黎虹表达了和解意愿，并提出第一条和解条件，就是将发放贷款由15840元修改为3960元。虽然答辩人多次强调，按照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的数据上报规范，答辩人数据报送符合要求。但是，由于各方均希望通过和解，彻底解决长达4年的征信纠纷。所以，在调解时答辩人为表达和解诚意，于2020年4月10日主动向征信中心特别申请，将该笔贷款的“授信额度”和“共享授信额度”（即报告中展示的“借款金额”项），由15840元，修改为3960元。此次修改的前提是诉讼中的调解，是基于和解做出的决定,体现的是互谅互让,不存在对错之分，各方不得将和解做出的让步决定作为后期争议处理的证据。所以，李黎虹提出：“由此可见，举报人的助学贷款的真实、正确的征信记录就是‘2003年12月15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发放的3960元（人民币）个人助学贷款，2009年5月已结清’”，这违背调解时答辩人的本意，也与事实不符。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撤销。请求依法改判确认人行杭州支行未超越法定职权，履职行为合法；中国人民银行以人行杭州支行已履行法定职责为由驳回李黎虹的复议申请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被上诉人中国人民银行在本院二审期间没有提交书面答辩材料，在本案庭审时表示，同意上诉人人行杭州支行的上诉意见。在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在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李黎虹再次确认，其是“要求人行杭州支行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的相关规定对错误、不实的信息予以更正。”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李黎虹依据《征信业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提出征信异议，在征信机构或信息提供者处理该异议过程中，上诉人人行杭州支行是否具有进行监督管理的法定职责，其是否已经依法履行了该法定职责。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对信息主体提出的征信异议由征信机构或信息提供者负责处理。根据《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部门对征信异议申请具有引导、转送的职责。但对信息主体在征信机构或信息提供者处理征信异议过程中，提出要求中国人民银行及其派出机构对征信异议处理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申请如何处理，《征信业管理条例》《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均没有明确规定。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三十三条、第四十条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及其派出机构对征信异议处理具有监督管理的法定职责。据此，人行杭州支行在征信中心已经作出回复，李黎虹提出要求履行对征信异议处理监督管理职责的情况下，向信息提供者原审第三人建行浙江分行进行调查核实后，遵循“服务行政”的理念，及时对李黎虹的履职申请作出被诉答复，并无不当。从被诉答复的内容看，李黎虹主要是对其个人信用报告中显示的发放金额及还款方式有异议。对发放金额问题，人行杭州支行已于2017年8月5日作了回复，属于重复处理的告知行为；对还款方式的问题，建行浙江分行已按李黎虹的要求进行了变更。人行杭州支行作出的被诉答复是对该事实的确认，属于授益性行政行为的范畴，被上诉人中国人民银行经复议认为，人行杭州支行已经履行法定职责，从而决定驳回李黎虹的复议申请，亦无不当。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上诉人李黎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人行杭州支行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行初478号行政判决；二、驳回李黎虹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共计100元，由上诉人李黎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国贤审判员  刘家库审判员  徐亮亮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刘 芳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