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13民初1470号 原告：司徒月旗，女，汉族，1952年9月7日出生，住上海市虹口区。 原告：司徒国旗，男，汉族，1954年9月19日出生，住上海市虹口区。 原告：司徒国平，男，汉族，1957年5月1日出生，住上海市杨浦区。 原告：司徒国伟，男，汉族，1959年7月30日出生，住上海市虹口区。 原告：司徒月玲，女，汉族，1962年10月29日出生，住上海市虹口区。 五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邬国明，宁波市奉化区惠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司徒静达，男，汉族，1965年6月29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辰土，上海蓝白（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可佳，上海蓝白（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司徒月旗、司徒国旗、司徒国平、司徒国伟、司徒月玲与被告司徒静达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8日立案后，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院依法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司徒月旗、司徒国伟及五名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邬国明，被告司徒静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辰土、俞可佳，证人司某1、司某2到庭参加了诉讼。在诉讼中原告和被告申请庭外和解，本院予以准许。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登记于被告司徒静达名下的奉集用（2007）第4-28-3272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上载明的坐落于宁波市奉化区××街道××村聚潮头其中占地面积39.22平方米的房屋属于原告司徒月旗、司徒国旗、司徒国平、司徒国伟、司徒月玲所有。原告通过移动微法院向本院明确诉讼请求中的案涉房屋即为奉集用（2007）第4-28-3272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宗地草图中显示的北首第二间房屋（东墙长3.8米、西墙长3.6米、南墙长10.6米）。事实与理由：原告司徒月旗、司徒国旗、司徒国平、司徒国伟和司徒月玲系同胞兄弟姐妹关系，父亲为司徒水盛（曾用名司徒保康）母亲为王嫦娥。五原告父亲司徒水盛出生于徒家村聚潮头。1948年离开聚潮头赴上海工作，当时在聚潮头有房屋一间（祖传），其四至：东至司徒嘉康屋，南至司徒苗芳（后卖给司徒承华）併墙，西至路，北至司徒振康（被告之父）併墙。由于五原告父亲在上海工作，平时未予返乡，故该房屋一直予以闲置。由此，在土改时，五原告父亲未办理房屋土地所有权登记手续，但当时村民均知晓案涉房屋属于五原告父亲，且司徒振康、司徒苗芳和司徒嘉康房屋土地所有权证房屋四址中均与案涉房屋相邻，四址界限明晰。五原告父母分别于2002年1月和2020年3月离开人世。2020年4月上旬，原告司徒月旗和司徒国伟赴奉化，才知五原告父亲和司徒振康之房屋由被告以“大人财产经析产后本人取得，在93年大批做证时没及时登记”为由，于2007年7月19日向江口国土资源所申请补办土地使用证，上述二间房屋占地面积为79.24㎡，登记在被告奉集用（2007）第4-28-3272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中。为此，原告司徒国伟向被告提出了异议。五原告认为，案涉房屋属于五原告父亲所有，被告以欺骗方式将属于五原告父亲的房屋所占用地之使用权登记在自己名下，严重地侵害了五原告的财产权益。为此，五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 被告答辩称：1.原告的父亲司徒保康本身非徒家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没有该集体组织的土地使用资格，也没在徒家村遗留地面建筑，原告的父亲没有在徒家村可继承的遗产。2.如果是基于继承，五个原告是否是全部的继承人存在疑问，所以不认可五个原告是全部继承人。3.原告的父亲司徒保康1948年搬迁至上海生活，后从未回到徒家村原址，司徒保康在1948年曾有的房屋也早已灭失。4.被告的父亲于1954年重建案涉房屋，被告又在2007年经奉化国土部门批准发放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已合法取得本案争议的宅基地使用权，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了下列证据，被告的质证意见和本院认证意见如下： 1.户籍证明、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镇中虹家苑居委会出具的证明各1份，拟证明五原告的父亲叫司徒水盛，曾用名为司徒保康，母亲叫王嫦娥，五原告的父母分别于2001年和2020年去世的事实。经质证，被告认为只有公安机关的记录才是真实的，居委会不一定了解全部信息。经审查，该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故本院予以采信。 2.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存根3份，拟证明原告父亲的房屋分别与司徒嘉康、司徒振康（系被告的父亲）、司徒苗芳相邻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异议，但提出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登记的人里没有司徒保康，说明1951年司徒保康在徒家村没有土地使用权。经审查，该组证据来源档案馆，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故本院予以采信。 3.被告司徒静达寄给司徒国伟的书信1份，拟证明2010年被告给原告司徒国伟邮寄了一封书信，载明徒家村里人知道案涉房屋是原告父亲的，被告也知道该房屋是原告父亲遗留的事实。经质证，被告确认该书信是被告本人书写，但书信中还写明该房屋长期以来都是被告家接管、修理，村子里有人说房子是司徒保康的，但在法律上不能证明司徒保康享有房屋的所有权。经审查，被告确认该份书信是其本人书写，故可以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本院予以采信。 4.申请报告、关于土地登记审核结果公告、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表各1份，拟证明被告在2007年7月19日申请把原告父亲的房屋登记到自己名下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异议，但提出该房屋在1954年又重新进行了建造，有徒家村村委会盖章，国家相关部门也确权把该房子给了被告。经审查，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可以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 5.案涉房屋的照片8张，拟证明案涉房屋四至和墙体跟原先相比没有大变化。经质证，被告对该组照片的真实性认可，但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认为1954年房屋搭建时用的材料都是其他吹倒的建筑或者坟头的砖捡来的，照片中可看出屋顶瓦片有新旧。经审查，该组照片确实是案涉房屋的照片，故本院予以采信。 被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了下列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和本院认证意见如下： 1.《房屋赠与证明》1份，拟证明被告不存在要原告写这个证明，被告才能维修房屋的说法，该房屋在1954年翻建过，原告没有相关权属，即使存在部分地上建筑属于司徒保康遗留，也已经由原告赠与被告。经质证，原告对该《房屋赠与证明》的真实性没异议，但是提出该《房屋赠与证明》是2010年原告司徒国伟根据被告的意思和格式要求，照着被告寄来的房屋赠送证明的格式写的，落款时间也是按照被告要求写在2004年，赠送房屋不是原告司徒国伟的真实意图，仅仅是个形式，为了维修原告父亲的房屋，为了父亲的房子不被霸占，而且原告司徒国伟不知道被告早在2007年私自向国土部门申请把房子登记到自己名下，其他四个原告也没有同意赠送。经审查，被告在第二次庭审中明确表示因原告没有可赠与的房产所以该《房屋赠与证明》没有法律效力，鉴于双方当事人均不认可该证据的效力，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2.奉集用（2007）第4-28-3272号地籍管理档案1份，拟证明1954年该房屋重新建造，经徒家村村民委会盖章情况属实，该土地使用权人为被告，虽然以前该地上有原告父亲的老宅，但也已经灭失了，被告是1974年从家庭析产获得1954年翻建后的房屋所有权。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异议，但原告提出在1954年案涉房子倒掉了并重新建造不是事实，案涉房产属于原告父亲，如果该房子是被告父亲析产给被告，被告根本不需要写信给原告要求原告将房子赠送给他，而且被告的兄弟司徒亚达也认可房子是原告父亲的。经审查，该地籍管理档案证据来源于不动产登记部门，具有真实性，故本院认为可以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但是并不能证明被告是经家庭析产取得案涉房产，因为分家析产的书面材料虽载明“小屋、小屋内一列归静达所有”，但该“小屋”的指向不明，并不能反映出析产给被告的“小屋”是指被告父亲的一间小屋，还是指原告父亲的一间小屋，抑或指原告父亲与被告父亲相邻的两间小屋。 3.证人司某1出庭的证言：其本人是徒家村聚潮头人，出生于1943年，其没有见过司徒保康，但知道他在上海，以前村里有这么个人；司徒静达的父亲找其修过两间房子，修的房子属于谁的不清楚，修的时候没有把房子推倒重建，就是房子哪里塌下来一点就去修一下，瓦片修一下；司徒保康大概没有兄弟姐妹，好像有堂兄弟。经质证，原告认为该证人证言不可采信，被告认为该证人证言是客观的。 4.证人司某2出庭的证言：其本人是徒家村井头弄人，出生于1938年，司徒保康在解放前就离开徒家村到上海了，司徒保康没有兄弟姐妹；司徒保康以前在徒家村有房子，其知道是被告的父亲司徒振康在管司徒保康的房子；1954年房子倒掉了，有几根屋柱还剩着，屋顶全部塌了，三分之二的墙倒了，司徒振康找亲戚朋友邻居帮忙把房子剩下的墙拆平再建了房子；其之所以记得是1954年房子倒了，是因为开会时跟司徒振康有接触。经质证，原告认为该证人证言不具有客观性，被告在该证人出庭前故意引导该证人作证，而且该证人所说案涉房屋倒塌后，剩下的墙壁被清除后重新建造了房子，该证言与证人司某1的证言矛盾，司某1说房子没有拆除重建。被告认为该证人证言客观可信，两个出庭的证人证言比之前法院到徒家村调查的证人证言具有可信度。 本院到徒家村调查走访情况的录音录像，证明：本院于2020年11月5日下午在奉化区××村××街道××村走访调查本案有关事实，先后在该村找到两名年纪比较大的老人胡某、司某3调查了解案涉房屋的情况，两位老人均表示司徒保康在解放前离开徒家村到上海了，司徒保康在村里留下的房子没有倒塌重新修建。经质证，原告对该录音录像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对该证据的公正性、合法性不认可，认为视频中其中第一个证人胡某是1959年才嫁到徒家村，房子是1954年重新搭建，因此视频里法官在问房子有没有倒过、有没有修过时，胡某回答没有倒过、没有修过，她的回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视频中第二个证人司某3，1954年时他才9岁，他不可能在经过66年后还能记清涉案房屋在1954年是否拆除重新搭建的事实。经对被告提供的证人司某1、司某2的证言和本院调查走访的证人胡某、司某3的证言进行审查，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两个证人对于案涉房屋是否曾经倒塌被拆除重建的回答不一致，被告提供的两个证人司某1、司某2的证言不足以证明案涉房屋曾在1954年由被告父亲拆除重建的事实，而且本院在被告提供两个证人之前调查走访的两个证人胡某、司某3也未证明案涉房屋曾被拆除重建的事实。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司徒月旗、司徒国旗、司徒国平、司徒国伟、司徒月玲均系司徒水盛（曾用名司徒保康）和王嫦娥夫妻二人的子女。五原告的父亲司徒水盛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街道××村聚潮头。1948年，司徒水盛离开徒家村聚潮头，前往上海工作生活并在上海落户。司徒水盛在徒家村聚潮头留有一间与司徒振康（即被告之父）、司徒嘉康、司徒苗芳三家相邻的房屋。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司徒水盛未回到徒家村聚潮头为上述房屋办理产权证书。1951年，与司徒水盛在徒家村聚潮头房屋相邻的三个邻居司徒振康、司徒嘉康、司徒苗芳均办理了《土地房产所有证》。三个邻居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分别载明：司徒振康的房屋南与司徒保康房屋相邻，司徒嘉康的房屋西与司徒保康房屋相邻，司徒苗芳的房屋北与司徒保康房屋相邻。五原告的父母司徒水盛（即司徒保康）和王嫦娥分别于2002年1月和2020年3月去世。 2007年7月19日，被告司徒静达向国土部门提交《申请报告》，申请将原告父亲司徒水盛的上述房屋及其相邻的被告父亲的房屋合计两间房屋一并登记在被告司徒静达名下。该《申请报告》载明“另有一宗二间平屋1954年建造面积约70平方米左右，东滴水外，北自墙，西自墙，南拼柱，是大人财产，经析产后本人取得，在93年丈批做证时没及时登记，现在要去补做土地使用证。”同时，被告向国土部门提交的一份分家析产的书面材料载明“小屋、小屋内一列归静达所有”。2007年8月，被告司徒静达取得上述两间房屋编号为奉集用（2007）第4-28-3272号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该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上载明的土地使用权面积和建筑占地面积均为79.24平方米，所附宗地图上显示该土地使用权证上有南北二间拼墙的房屋，其中南侧一间房屋的南边长10.6米、东边长3.8米、西边长3.6米。 另查明，2010年12月4日，被告司徒静达向原告司徒国伟邮寄了一封书信，书信中载明“关于你家祖父遗留一间小屋事情，这间小屋自从你父亲在1948年前到上海工作后，长期以来都是我家接管修理，目前需要大修，如果不修，马上倒塌。村里有人说房子是上海保康的，不是我静达的，所以你要写一张赠送房屋证明给我作证据。这样村里和其他任何人不会来霸占，我堂堂正正大胆好维修。”同时，被告司徒静达将其起草的一份《房屋赠送证明》一并邮寄给原告司徒国伟，内容载明“因上海工人司徒保康有一间小屋，房屋坐落在奉化市××镇××村，这间小屋坐西朝东，北边是司徒静达小屋拼柱，南边是司徒成华拼柱，中间一间是司徒保康小屋，于2004年6月3号赠送给司徒静达接管为业，并且负责修理，不得村里和其他任何人霸占侵犯。此立据证明。”并且被告在信中要求原告司徒国伟参照上述《房屋赠送证明》“亲笔写一张才有效，日期要写2004年6月3号”，还在信中备注“因聚潮头村民晓得你父亲名字司徒保康，不知道司徒水盛，所以房屋赠送证明要写司徒保康，如果你爸爸妈妈没有图章的话，请国伟哥图章代理一下”等内容。之后，原告司徒国伟参照被告司徒静达邮寄来的证明样稿书写了一份《房屋赠与证明》邮寄给被告，落款的“赠与人”为司徒保康、王嫦娥、司徒国伟，落款日期为“2004年6月3日”。 上述事实由原告和被告提供的并经法庭举证、认证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足以证明。 本院认为，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房产在无遗嘱和遗赠扶养协议的情况下由法定继承人继承；因继承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本案主要有三个争议焦点：一是案涉房屋是否属于原告父亲的遗产；二是原告父亲所遗留的农村房屋是否已经灭失；三是除五原告外，案涉房屋是否还有其他继承人。对于上述争议焦点，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关于案涉房屋是否属于原告父亲的遗产。原告父亲的三个邻居（包括被告的父亲）在1951年办理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存根》均载明与原告父亲的房屋相邻，被告在2010年12月4日给原告司徒国伟写的书信中也载明要求原告将原告父亲的房屋赠送给被告，故上述证据足以证明案涉房屋属于原告父亲去世后的遗产。虽然原告父亲在解放前离开徒家村到上海落户，解放后未回到徒家村参加土地改革并为案涉房屋办理登记手续，但并不能改变案涉房屋属于原告父亲的事实。尽管我国现行法律将农村的土地所有权规定为农村集体所有，个人对农村的宅基地仅有使用权，但并未剥夺个人原本对宅基地上的房屋享有的所有权，也未规定进城落户的个人对其在农村原有的房屋不再享有所有权。相反，我国保护进城落户的个人及其继承人对其原在农村的房屋及宅基地使用权享有的合法权利，如2020年9月9日自然资源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3226号建议的答复》中明确“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可以依法由城镇户籍的子女继承并办理不动产登记。根据《继承法》规定，被继承人的房屋作为其遗产由继承人继承，按照房地一体原则，继承人继承取得房屋所有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农村宅基地不能被单独继承。《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明确规定，非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含城镇居民），因继承房屋占用宅基地的，可按相关规定办理确权登记，在不动产登记簿及证书附记栏注记‘该权利人为本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原成员住宅的合法继承人’。”由此可见，虽然原告的父亲在上海落户后不再是徒家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是只要其在徒家村的房屋没有灭失，按照房地一体的原则，其生前仍然对该房屋享有所有权、对该房屋占用的宅基地享有使用权，五原告作为其父亲的法定继承人仍然有权继承其父亲遗留的房屋所有权和宅基地使用权。 2.关于原告父亲在徒家村遗留的房屋是否已经灭失的问题。被告主张，原告父亲在徒家村遗留的房屋已于1954年倒塌后被被告的父亲拆除重建。但被告在1954年尚未出生，被告不可能看到案涉房屋在1954年倒塌后拆除重建，而且被告在2010年写给原告司徒国伟的书信中写明案涉房屋“目前需要大修，如果不修马上倒塌”，并未在信中表示案涉房屋已经倒塌，反而表明案涉房屋并未倒塌。被告自己提供的两个证人在案涉房屋是否被拆除重建的问题上证言不一致，其中一个证人证明案涉房屋未拆除重建，另一个证人证明案涉房屋曾被拆除重建。本院在不动产登记机关和徒家村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到徒家村随机找到的两位证人均证明案涉房屋未拆除重建。因此，对于被告所主张的原告父亲的房屋已经于1954年被被告父亲拆除重建的事实，证据不足，应当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被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3.关于除五原告外案涉房屋是否还有其他继承人的问题。原告在诉状中写明案涉房屋为原告父亲的祖传房屋，故而需要考虑是否还有其他人对该房屋享有继承权。原告表示其父亲是独子，没有其他兄弟姐妹。被告提供的两个证人均陈述原告的父亲没有或可能没有兄弟姐妹。本院从户籍登记机关也未查询到原告父亲及其兄弟姐妹的信息。因此，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原告的父亲有兄弟姐妹对案涉房屋享有继承权。而且1951年原告父亲的三个邻居司徒嘉康、司徒振康、司徒苗芳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存根上记载的相邻房屋的权利人均为原告的父亲司徒保康，而非其他人，故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推定五原告的父亲生前是案涉房屋的唯一所有权人。在五原告的父亲去世后，五原告作为其父亲的法定继承人因为继承对其父亲的遗产即案涉房屋共同享有所有权。 另外，被告司徒静达于2007年7月19日向国土部门提交《申请报告》载明被告是以大人财产经分家析产后取得两间房屋为由申请将两间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一并登记到自己名下，但是被告提供的分家析产书面材料仅载明“小屋”归司徒静达，并未载明是几间小屋，也未载明是指被告父亲的一间小屋还是指被告父亲和原告父亲的两间小屋，故从被告提供给国土部门的分家析产书面材料中无法得出被告司徒静达是通过分家析产取得案涉房屋的结论。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二）项、第五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三条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登记于被告司徒静达名下座落于宁波市奉化区××街道××村聚桥头的两间房屋【土地证号为奉集用（2007）第4-28-3272号】中的南侧一间房屋所有权（即宗地图记载三个边长分别为东3.8米、南10.6米、西3.6米的房屋）由原告司徒月旗、司徒国旗、司徒国平、司徒国伟、司徒月玲共有。 案件受理费3500元，由被告司徒静达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何军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四日 书记员  周露 ? 附：本案引用的法律及司法解释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第三条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 （一）公民的收入； （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 （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 （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 （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 （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 （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 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 第十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 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 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 本法所说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二十九条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 第三十三条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一条因不动产物权的归属，以及作为不动产物权登记基础的买卖、赠与、抵押等产生争议，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依法受理。当事人已经在行政诉讼中申请一并解决上述民事争议，且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的除外。 第二条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