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民终29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怡静，女，1949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海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伟，浙江祥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冰迪，浙江祥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国鑫，女，1952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闸**。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振浩。上诉人朱怡静因与被上诉人朱国鑫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法院（2020）浙0424民初29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怡静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朱怡静的全部诉讼请求；二、由朱国鑫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2020年5月，在法院审理（2020）浙04民终398号案件时，朱怡静才知晓朱国鑫承担的退房违约金仅为14000元，因此诉讼时效应从2020年5月开始计算。朱怡静考虑到朱国鑫所承担的退房违约金数额比例应该与朱怡静一致，是基于善意的信任，而无需询问，如果询问了，也并不必然能如实告知。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应当知道”是一种法律推定，没有前置条件。二、朱怡鑫主张赔偿32077.9元也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朱国鑫和上海环江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江公司）具有恶意串通的行为，朱怡静承担的违约金为86000元，朱国鑫承担的违约金仅为14000元，不符合商业惯例、交易习惯。如果能够协商违约金，房产公司对每套房屋收取的违约金有最低要求，在总比例不变的情况下，两套房屋收取的违约金比例可以不一致。这也就理解向朱怡静多收，而向朱国鑫少收的原因了。且朱国鑫并没有对违约金差额作出合理解释。退一步讲，朱国鑫也没有履行代理职责，作为代理人在处理自己事务与代理事务时候区别对待，造成朱怡静承担更多的违约金。朱国鑫的行为也有违公序良俗，有违一般的道德观念及良好的道德风尚。朱国鑫辩称，朱怡静的所有诉讼请求，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请法院维持原判。朱怡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朱国鑫赔偿朱怡静损失32077.9元，并支付占有期间的利息损失（以32077.9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从2006年2月27日计算至实际支付日止）；2.由朱国鑫承担案件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5月25日，朱怡静与环江公司签订《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一份，约定朱怡静向环江公司购买富平路889弄（万**居住区19街坊一期）23号801室房屋，房屋总价为1725507元，并约定朱怡静如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付款，逾期超过30天的，环江公司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朱怡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赔偿金额为总房价款的5%。合同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朱怡静向环江公司支付了购房款550000元。2006年2月21日，朱怡静为办理上述房屋的退房事宜在海盐县公证处对《委托书》办理公证，该委托书载明：“本人朱国英（系朱怡静曾用名）于2005年2月25日向环江公司购买坐落于富平路889弄（万**居住区19街坊一期）23号8层801室的住房一套。由于种种原因，无法继续履行合同，并于2005年8月2日在该公司的同意下，要求我写退房申请，但至今尚未解决。因此，我特全权委托朱国鑫前来环江公司办理退房的全部手续，其在办理上述事项中所签署的所有文件，我均予以认可。特此委托。”2006年2月25日，朱国鑫作为朱怡静委托人（乙方）与环江公司（甲方）签订《协议书》，载明：“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乙方购买的××路××弄××号××室（以下称该房屋）退房事宜达成以下协议：1、乙方于2005年5月19日定购该房屋，总价为1725507元，并于2005年5月25日签定预售合同，支付房款550000元（含定金100000元），现因家庭因素，无法支付剩余房款，故申请退房，并承诺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违约金86000.00元给甲方；2、甲方经与乙方多次协商未果，现同意其提出的退房要求及违约责任，甲方协助其办理相应的退房手续，退房中发生的手续费等由乙方承担；3、乙方由于本人身体等原因，无法亲自至甲方现场及有关部门办理相关手续，现全权委托其妹妹朱国鑫办理相关的退房及退款手续，已经浙江省海盐县公证处公证（附公证书）；4、甲方承诺在乙方办妥退房手续后二十天内，退还乙方已支付的房款464000元（已扣除违约金86000元）；5、甲、乙双方对本协议的内容无任何异议，双方应严格按约定遵守执行；6、本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协议书签订后，环江公司向朱怡静按约定退还了案涉购房款464000元。另查明，朱国鑫及案外人朱俩辰于2006年2月25日与环江公司亦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乙方购买的××路××弄××号××室（以下称该房屋）退房事宜达成以下协议：1、乙方于2005年5月19日定购该房屋，总价为1474492元，并于2005年5月25日签定预售合同，支付房款450000元（含定金100000元），现因家庭因素，无法支付剩余房款，故申请退房，并承诺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违约金14000.00元给甲方；2、甲方经与乙方多次协商未果，现同意其提出的退房要求及违约责任，甲方协助其办理相应的退房手续，退房中发生的手续费等由乙方承担；3、甲方承诺在乙方办妥退房手续后二十天内，退还乙方已支付的房款436000元（已扣除违约金14000元）；4、甲、乙双方对本协议的内容无任何异议，双方应严格按约定遵守执行；5、本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一审法院认为，朱怡静、朱国鑫对于双方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朱怡静购买案涉房屋后又退房等事实没有争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朱怡静是否有权向朱国鑫主张损害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本案中，朱怡静诉称，其与朱国鑫同时退房，朱国鑫退房违约金明显低于朱怡静退房违约金，故朱国鑫与环江公司存在串通，造成了朱怡静利益损害。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系无偿的，朱怡静给予朱国鑫全权委托去办理退房事宜，朱国鑫亦是按照朱怡静所签署的《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中所约定的违约赔偿金额签订了退房协议书，不存在超越权限及造成朱怡静损失的情形。至于朱国鑫退房违约金金额明显低于朱怡静退房违约金金额，该事实并不能当然的推定出朱国鑫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形，更不能由此得出朱国鑫与环江公司存在串通。故朱怡静诉请朱国鑫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应当举证证明朱国鑫在办理退房事宜中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且给朱怡静造成了损失，但朱怡静未能举出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故朱怡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此外，案涉两套房屋退房事宜发生在2006年，如果朱怡静真正关心其权利是否遭受损害，朱怡静完全可以在当时就知晓朱国鑫的退房违约金，但朱怡静明确表示其当时并未询问朱国鑫的退房违约金。因此，在十多年后，朱怡静才称朱国鑫在从事委托事务中损害其财产权益，也明显超过了诉讼时效。综上所述，朱怡静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朱怡静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02元，减半收取计301元，由朱怡静负担。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一、朱国鑫是否在退房过程中损害了朱怡静的利益；二、本案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首先，朱怡静在案涉《委托书》中仅委托朱国鑫办理退房的全部手续，认可其在办理退房中所签署的所有文件，并未委托朱国鑫磋商退房违约金价格。且朱怡静自身并非无法与环江公司取得联系，其自认与环江公司电话协商过退房事宜，也亲自当面商谈过一次，但均未达成协议。而朱国鑫作为无偿委托合同的被委托人，没有义务帮助朱怡静完成委托事项以外的事宜。其次，朱怡静并未提交能够证明朱国鑫与环江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的证据，朱怡静承担的违约金也低于其与环江公司签订的《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的“总房价款的5%”，故对朱怡静认为朱国鑫没有履行代理职责，造成朱怡静承担更多的违约金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认可。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朱怡静于2006年2月21日委托朱国鑫办理退房全部手续，于2006年3月27日收到退款，其完全有时间也有能力在当时知晓朱国鑫的退房违约金，但其自认当时并未询问朱国鑫，也未与环江公司联系，其怠于维护并主张自身权利，一审认定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朱怡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2元，由上诉人朱怡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褚 翔审 判 员  黄 阁审 判 员  舒珊珉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吕 盈书 记 员  吴跇帆书 记 员  高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