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濠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512民初385号原告：李鸿章，男，汉族，1959年7月16日出生，户籍登记住址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原告：曹新枝，女，汉族，1963年11月14日出生，户籍登记住址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原告：黄某1，男，汉族，2007年11月17日出生，户籍登记住址广东省惠来县。原告：黄某2，女，汉族，2009年7月17日出生，户籍登记住址广东省惠来县。原告黄某1、黄某2的法定代理人：黄祖炎，男，汉族，1982年3月15日出生，户籍登记住址广东省惠来县，系黄某1、黄某2之父亲。上述四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奕涛，广东国源岭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四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秀贞，广东国源岭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汕头市第三人民医院，住所地汕头市礐石。法定代表人：何端满。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衡，广东当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怀生，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鸿章、曹新枝、黄某1、黄某2与被告汕头市第三人民医院（以下简称三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2月28日、2021年1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鸿章、曹新枝和原告黄某1、黄某2的法定代理人黄祖炎，原告李鸿章、曹新枝、黄某1、黄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奕涛、徐秀贞及被告三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鸿章、曹新枝、黄某1、黄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三医院赔偿四原告因被告医疗过错致李霞及其婴儿死亡所造成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失费、停尸费、鉴定费等各项损失1950667.95元，以及自2020年12月2日至火化时的停尸费（按每日100元／具计）;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6月12日，李霞因即将临产以陈奕廷名字入住被告三医院，当天下午3：30左右到5：00期间，依照医院要求做了全套产前检查。检查后，李霞向其母亲即原告曹新枝反映身体不适、吃完晚饭后呕吐，曹新枝跟医院反映李霞身体不适和呕吐之事，医院医生随即安排吊液。当晚22点左右，李霞进入产房不久，医生就说要急救，医院在一个多小时后宣布李霞死亡。生产期间，医生曾征询家属意见，询问要保小孩还是保大人，家属说要保大人。李霞死亡后，家属进入产房，发现小孩也已死亡，整个产房地上流满血。由于被告拒绝提供李霞的病历资料，从汕大司法鉴定中心［2019］病鉴字第81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三、资料摘要”显示：“于2019年6月12日17：35入院。……阴查：宫口2ＣＭ，Ｓ-4，胎膜未破，……”“22：25……进入产房时，生命体征正常，做好接生准备，胎心正常……”“22：27诉胸闷，喘不过气伴烦躁不安，抽搐，随即呼之不应，……22:30心跳停止……”,以及第7页“综合案情及尸检所见，本例死者主要损伤有：……”、第8页“分析说明”和第9页“鉴定意见：该鉴定案死者李霞符合羊水栓塞死亡”，综合可见，李霞入院前“生命体征正常”，胎儿也“胎心正常”，入产房仅5分钟即死亡，胎儿亦胎死腹中（汕大司法鉴定中心［2019］病鉴字第819号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是“胎儿宫内窒息死亡”）。入院后，被告医务人员违反诊疗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医院规章制度，严重失职，未诊断或错误诊断死者的详细情况，入产房后又判断失误，错失最佳抢救时机，直接导致李霞及婴儿死亡，应对本案的医疗事故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另经汕头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汕大司鉴中心［2019］物鉴字第145号），鉴定结论为：原告李鸿章、曹新枝为死者李霞的生物学父母亲，李霞为原告黄某1、黄某2的生物学母亲。本案四原告因李霞的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如下：1.丧葬费49786.5元（99573元÷12×6），2.死亡赔偿金628320元（31416元×20），3.被扶养人生活费644058元［李鸿章238540元（23854元×20÷2）、曹新枝238540元（23854元×20÷2）、黄某171562元（23854元×6÷2）、黄某295416元（23854元×8÷2）］，4.精神损失费100000元，5.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40000元，6.停尸费53700元（100元／日×537天，暂计至2020年12月1日），7.鉴定费20840元，8.听证费2100元。共计1646204.50元，被告应承担90%的赔偿责任计1481584.05元。因李霞之女（婴儿）的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如下：1.丧葬费49786.5元（99573元÷12×6），2.死亡赔偿金628320元（31416元×20），3.精神损失费50000元，4.停尸费53700元（100元／日×537天，暂计至2020年12月1日）。共计781806.50元，被告应负责赔偿469083.90元。综上所述，由于被告治疗和抢救过程的过错导致李霞及婴儿死亡，被告应为此承担责任，根据《民法总则》、《侵权责任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特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四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三医院辩称:一、汕头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书》存在程序违法，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依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条“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鉴定人应当从具备相应鉴定能力、符合鉴定要求的专家中确定”，鉴定人具有专业知识是鉴定程序的基本要求。本案的二名鉴定人均为法医，不具备妇产科专业知识。鉴定中心回复函中声称已咨询2名妇产科专业的主任医师，但未在鉴定意见书中说明该咨询意见。因此，本案存在鉴定程序违法，不应直接作为定案证据使用。二、汕头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认为的医方责任比例。1.在涉及李霞的《鉴定意见书》中的事实因果关系及其原因力分析中，医方因素包括“3、医方人工破膜等相关医疗过错”，患方因素包括“2、子宫和宫颈内壁破裂，肺羊水栓塞；4、医方人工破膜前，患方隐瞒既往孕2产2经产史；5、孕3产2，孕40+5周足月产”。鉴定意见将第2项和第3项合并认定原因力小于等于40%，鉴于羊水栓塞是死亡根本原因，羊水栓塞是产科非常凶险并发症。因此，羊水栓塞应当占30%原因力。亦即在李霞案件中，医方过错“3、医方人工破膜等相关医疗过错”的责任比例为10%。2.在涉及李霞之女的《鉴定意见书》中的事实因果关系及其原因力分析中，医方因素包括“3、人工破膜相关医疗过错”和“1、胎儿监控和处置的相关医疗过错”；患方因素包括“3、妊娠过敏反应综合征”“孕3产2，孕40+5周足月产”和“先天性心脏病”。其中，若以“3、人工破膜相关医疗过错”与“3、妊娠过敏反应综合征”各15%计，则李霞之女案件中，医方因素为45%，患方因素为55%。三、汕头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书》确认的事实认定错误，有证据证明鉴定机构认为的医方责任的认定过高，请求法院不“以鉴代判”，依法调整责任比例。首先，在李霞案件中：1.不存在询问病史错误。鉴定分析未充分考虑产妇隐瞒病情对医师的误导，未了解在临床诊疗中不可能在没有任何异常征象情况下就对病人进行扩大化病史追问或扩大化检查。因此，鉴定意见认为医院“没有再次询问求证经产妇身份，存在产检及判断不到位情况”的说法是错误的。2.不存在人工破膜处置过错。关于人工破膜，医院诊疗措施符合医疗规范的要求，《鉴定意见书》认为医生存在一定的孕3产2（人工破膜前）等诊断方面的漏诊性医疗过错及医方存在人工破膜等方面的误治性医疗过错，属于认定错误。关于人工破膜，医院诊疗措施符合医疗规范的要求，医院对产妇产程的处理均按照临床诊疗规范进行。若认为系病程记录中对疾病处置的分析不足，属于病历书写问题，病历书写问题与产妇损害后果不存在因果关系。而且，人工破膜不是造成羊水栓塞的原因，人工破膜与产妇损害后果不存在因果关系。3.人工破膜与子宫破裂无关。《鉴定意见书》认为“医方人工破膜促进宫缩、加速产程、增高子宫内压，引起子宫体-宫颈内壁破裂，继发急性肺羊水栓塞”，该鉴定分析没有依据。关于子宫破裂的原因。本案例中，子宫内壁近宫颈处裂口和宫颈两处撕裂口、阴道口撕裂伤，均是钳产手术导致的。医院人工破膜操作规范，人工破膜后并没有子宫破裂的临床表现，无证据支持因人工破膜导致子宫破裂。鉴定意见书的认定逻辑无依据，不成立。在鉴定机构的回复函中，鉴定机构也说明了此项“难以精准判断”。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鉴定机构的主观推定明显不当，请求法院依法调整。4.羊水栓塞是凶险的分娩并发症，子宫破裂是羊水栓塞后才发生，是由于紧急进行钳产所致，属于紧急避险，医院无责。而且，羊水栓塞疾病的发生原因不明，与产妇是否为经产妇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与产妇是否行人工破膜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即使没有发生子宫内壁破裂，也可能发生羊水栓塞。其次，在李霞之女案件中：1.不存在人工破膜等医疗过错。《鉴定意见书》认为“医方存在胎儿宫内窘迫、各类产伤、死胎等漏诊性医疗过错”，该认定错误。一方面羊水栓塞具有突发性与凶险性，仅3分钟就导致呼吸心跳停止；另一方面，医院已经在最短时间内采取了最佳的胎儿娩出处置方式。因此，不存在任何漏诊或延误诊治的过错。关于产伤，是在紧急情况下造成，法律上免责；关于死胎，是病情突变后因胎儿宫内窘迫而引起。对此二项医院均规范诊疗，不能以存在损害结果就直接认定医院存在过错。2.不存在胎儿监控处置过错。《鉴定意见书》认为“医方存在产妇出现子宫体-宫颈内壁破裂，急性肺羊水栓塞，妊娠过敏反应综合征，急性循环呼吸衰竭后，未监控胎儿相关生命体征等情况”。该分析认定错误，因为：医院人工破膜操作规范，人工破膜后并没有子宫破裂的临床表现、羊水栓塞属于医疗意外、产妇宫体-宫颈内壁破裂均是钳产手术导致。基于以上鉴定分析逻辑的错误，鉴定认为“未监控胎儿相关生命体征等情况”的结论是错误的。事实上，由于羊水栓塞突然发生，才导致胎儿紧急宫内窘迫。出现羊水栓塞后的各种抢救争分夺秒，马上进行钳产，此种情况下，不存在任何胎儿监控不力的情况。再次，鉴定意见未充分考虑医院基层诊疗水平以及当时紧急情况，医院已尽到当时诊疗条件下的诊疗谨慎注意义务，不应当被认定存在过错。本次鉴定意见未考虑医院作为基层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限制，以过高标准苛求医院，过错度认定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本案系产妇突发羊水栓塞，对于该紧急情况下的抢救措施，鉴定机构应充分考虑并降低过错评价标准，对医院予以免责。根据上述鉴定机构的错误认定，请求法院依法调整相应责任比例，应均认定医方责任比例不超过10%。四、关于四原告主张的涉及李霞部分的各项赔偿请求：1.赔偿标准应当按农村标准计算。原告及李霞户籍均为农业户籍，仅提供的居委会关于租住情况的证明并非合法租住证明，应当以公安机关出具的居住证明为法定有效证明，及应提供租赁合同、租金缴费证明等证明租赁事实，且应当在城镇居住、工作才可以视同为城镇户籍，但四原告未提供相关有效工作证明。被抚养人黄某1和黄某2均为农业户籍，居住地在农村，故也应当以农业户籍标准计算赔偿金额。2.被扶养人生活费。李鸿章、曹新枝不应确认为被扶养人，事发时李鸿章未达60岁的退休年龄，且无证据证明李鸿章、曹新枝无劳动能力，也无证据证明李鸿章、曹新枝除子女赡养外无其他生活收入。此外，无证据证明李霞系黄某1、黄某2唯一抚养义务人。3.精神损失费。根据最高院关于精神抚慰金的司法解释，结合案件事实及医院过错比例，原告要求的精神损失费计算不符合法定计算方式，且本案李霞的死亡系因其自身原发疾病，属于意外，不应当支持精神抚慰金。4.交通费、住宿费。交通费、住宿费系指因医疗过错而需要到外地进行必要诊治所产生的费用，但本案不涉及，且应凭票报销，本案并无相应证据，故不应当支持。5.误工费。四原告未提供工作证明，且李霞因分娩到医院住院不存在因被告过错导致误工的情形，故不应当支持。6.停尸费。该主张于法无据，停尸费已包含在丧葬费项目中，不应支持。四原告后续故意不按殡葬规定火化处理，长期停放尸体，应自行承担责任。7.鉴定费和听证费。该费用系原告为完成举证责任所支出的费用，且鉴定结论说明李霞系原发疾病死亡，被告无过错，故应由其自行承担。五、关于四原告主张的涉及李霞之女部分的各项赔偿请求：1.死亡赔偿金。《鉴定意见书》及回复函均充分说明“胎儿娩出前已死亡，即属于死胎”。因此，本案不应支持死亡赔偿金。2.精神损失费。不应当支持精神抚慰金的主张，理由如上。3.停尸费。不应支持该项请求，理由如上。综上所述，被告医院对李霞的诊治过程符合法律法规和诊疗规范，不存在过错，鉴定机构认定的过错比例过高，请求法院依法调整。李霞原发疾病与自身特殊体质是导致疾病的原因，李霞的不配合诊疗是导致病情无法及时处置的介入因素。因此，被告医院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请求法院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驳回四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李霞,女，1983年6月8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604251983********。李霞与黄祖炎原为夫妻关系，于2007年11月17日生育儿子黄某1；于2009年7月17日生育女儿黄某2。李霞与黄祖炎于2015年11月2日登记离婚。2019年6月12日，怀孕40＋5周的李霞在出现阵发性腹痛8小时后（胎儿的父亲不详），冒用陈奕廷（女，身份证号码4405081989********）的名字于当天下午16：00到被告三医院门诊，并于当天下午17：00住院待产，其在门诊和住院时隐瞒既往孕2产2的经产史。李霞住院时生命体征、专科检查等均未见明显异常。2019年6月12日17：35-22：00李霞宫缩强度中，宫缩规律；22：00被告三医院为李霞人工破膜；22：25李霞阵痛加剧，入产房待产；22：27李霞出现胸闷，喘不过气伴烦躁不安，抽搐，随即呼之不应，颜面青紫发绀。经被告三医院抢救，李霞于22：30心跳停止，经钳产于2019年6月12日22：30娩出一女婴，22：40女婴被宣布死亡。李霞经被告三医院继续抢救无效，于2019年6月12日24：00被宣布死亡。经原告李鸿章委托，汕头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6月21日分别作出汕大司鉴中心［2019］物鉴字第145号、146号法医ＤＮＡ物证司法鉴定意见书，其中第14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为：原告李鸿章、曹新枝为死者李霞的生物学父母亲，李霞为原告黄某1、黄某2的生物学母亲；第14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为：李霞为李霞之女（李霞娩出的女婴）的生物学母亲。原告李鸿章分别支付鉴定费6720元、1680元，共计8400元。经被告三医院和原告李鸿章共同委托，汕头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就李霞及李霞之女（李霞娩出的女婴）的死亡原因于2019年7月15日分别作出汕大司法鉴定中心[2019]病鉴字第818号、819号法医病理司法鉴定意见书，其中第818号法医病理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死者李霞符合羊水栓塞死亡；第819号法医病理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李霞之女（李霞娩出的女婴）符合在先天性心脏病（主动脉缩窄合并管型动脉导管未闭）的基础上，双肺肺泡腔未充气、羊水吸入，胎儿宫内窒息死亡。2019年8月6日，四原告申请本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被告三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有过错、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原因力大小进行鉴定。本院经审查后依法委托汕头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四原告的上述申请进行鉴定。汕头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20年11月19日分别作出汕大司法鉴定中心[2019]病鉴字第FA-863号、FA-863-1号法医病理司法鉴定意见书，其中第FA-863号法医病理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本例产妇系经产妇（孕3产2）、40+5周足月产等自身情况基础上，患方隐瞒孕2产2经产史，医方人工破膜促进宫缩、加速产程、增高子宫内压，引起子宫体-宫颈内壁破裂，继发急性肺羊水栓塞，妊娠过敏反应综合征，导致急性循环呼吸衰竭死亡，应分别属于根本原因、诱因、协同中介原因、直接原因；第FA-863-1号法医病理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本例胎儿系在其母亲孕3产2、孕40+5周足月产、人工破膜、急性肺羊水栓塞、妊娠过敏反应综合征、急性循环呼吸衰竭基础上，宫内窘迫，双肺羊水吸入，急性循环呼吸衰竭，死胎，应分别属于协同根本原因、中介原因、直接原因。本例医方对胎儿监控和处置方面的医疗过错、胎儿的先天性心脏病应属于辅助原因。四原告共支付鉴定费14560元(其中听证费2100元)。另查明，李霞及李霞之女（李霞娩出的女婴）的尸体从2019年6月14日起存放于汕头市殡仪馆至今。根据汕头市物价局及汕头市民政局汕价〔2012〕171号文件《关于调整我市经营性殡葬服务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之规定，遗体存放冷藏防腐的收费标准每天每具100元。再查明，李霞户籍登记住址为广东省惠来县，系农业家庭户口。李霞的父亲李鸿章于1959年7月16日出生，母亲曹新枝于1963年11月14日出生，李鸿章、曹新枝均系农村村民，李鸿章、曹新枝生育有女儿李霞及儿子李干（已成年）。李霞的儿子黄某1于2007年11月17日出生，女儿黄某2于2009年7月17日出生，黄某1、黄某2均系农业家庭户口。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居民身份证、户口登记材料、出生医学证明、离婚证、村委会证明、汕大司鉴中心[2019]物鉴字第145号及146号法医DNA物证司法鉴定意见书、汕大司法鉴定中心[2019]病鉴字第818号及819号法医病理司法鉴定意见书、汕大司法鉴定中心[2019]病鉴字第FA-863号及FA-863-1号法医病理司法鉴定意见书、汕价〔2012〕171号文件、鉴定费发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医师资格证、医师执业证、相关病历材料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认定如下：被告三医院对汕大司法鉴定中心[2019]病鉴字第FA-863号、FA-863-1号法医病理司法鉴定意见书有异议，认为本案司法鉴定涉及妇产科的诊疗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鉴定人应当由具备妇产科专业知识和临床实践经验的鉴定人进行，而作出上述鉴定意见的两位鉴定人均不具备妇产科专业知识和临床实践经验，故鉴定人不合法，且鉴定人未履行鉴定承诺，鉴定程序违法;医方不存在鉴定分析认定的“胎儿宫内窘迫、各类产伤、死胎等漏诊性医疗过错”，鉴定遗漏了产妇隐瞒既往史的不当行为认定，产妇不配合诊疗行为是整个事件发生的诱因，是基础性因素，医院未发现产妇为经产妇不存在过错；医方人工破膜操作规范，羊水栓塞属于医疗意外，羊水栓塞才导致胎儿宫内窘迫，不存在延误监控胎儿生命体征及抢救时机的问题，不认同鉴定认定的“医方存在产妇出现子宫体-子宫内壁破裂，急性肺羊水栓塞，妊娠过敏反应综合征，急性循环呼吸衰竭后，未监控胎儿相关生命体征等情况”；“医方人工破膜促进宫缩、加速产程、增高子宫内压，引起子宫体-宫颈内壁破裂，继发急性肺羊水栓塞”的鉴定意见缺乏依据；鉴定意见未考虑医方系基层诊疗水平及当时紧急情况，医方已经尽到在当时诊疗条件下的诊疗谨慎注意义务，不应当被认定存在医疗过错；即便存在医疗过错，在30%的过错比例分配中，医疗过错不应超过10%。四原告对上述鉴定意见没有异议。经审核被告三医院提出的异议，本院于2020年12月8日、12月28日分别发函要求汕头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就本案鉴定是否存在鉴定人资格不合法的问题、钳产手术是否是导致本案产妇李霞子宫体-宫颈内壁破裂的因素之一、本案产妇李霞之女即经钳产的女婴在脱离母体之前是否已经死亡、该女婴与产妇李霞在死亡时间上谁先谁后、医方医疗过错行为对李霞及李霞之女死亡后果分别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比例（或全部的原因力比例）作出书面说明。汕头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20年12月14日、2021年1月4日分别作出《回复函》函复本院。《回复函》认为：1.本案鉴定二位鉴定人具备相应的执业资格，同时，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粤高法发〔2011〕56号《关于人民法院委托医疗损害鉴定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八条“司法鉴定机构应当指定或选择二名以上鉴定人共同进行鉴定。鉴定人不具备相应临床医学专业高级以上技术职称的，应当在鉴定过程中咨询二名以上具有相应专业技术职称的临床医学专家。提供咨询的专家应出具书面意见”的规定，本案鉴定过程中，咨询了二名妇产科专业的主任医师。2.产妇李霞子宫体-宫颈内壁破裂，子宫内壁破损较重，认为应为多次经产妇的既往分娩产程的损伤、本次产程中医方不当的人工破膜后促进宫缩和加速第二产程及子宫内压迅速增高、人为外力施压助产、产钳助产操作、胎儿头盆不称等多因素共同作用所致。既有产妇母体和胎儿的自身因素，又有人为外部因素，但因为病历资料不甚完善，难以精准判断。3.因缺乏产妇李霞之女的胎体娩出前的胎心监控记录，难以确定胎儿死亡的具体时间，推断本例胎儿应早于产妇死亡。4.[2019]病鉴字第FA-86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医方医疗过错行为属于中介原因，占李霞死亡后果的原因力≦40%。5.[2019]病鉴字第FA-863-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医方人工破膜的相关医疗过错属于协同根本原因≧30%，胎儿监控和处置的相关医疗过错属于辅助原因≦30%，占李霞之女死亡后果的原因力共计≦60%。四原告及被告三医院均对上述回复函的内容有异议。经审核上述鉴定意见及回复函意见,本院认为，本案司法鉴定涉及妇产科的诊疗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依据相关规定咨询了二名妇产科专业人员，鉴定人合法，且鉴定机构在鉴定过程中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其鉴定程序合法，并无证据证明鉴定机构未履行鉴定承诺和存在鉴定程序违法。此外，鉴定机构依据相关检材和事实，对被告三医院存在的医疗过错行为、患方存在的过错和原因力比例作了充分详尽的论述和认定，相关鉴定结论和回复函意见具有科学性和公正性，被告三医院虽有上述异议，但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对汕大司法鉴定中心[2019]病鉴字第FA-863号、FA-863-1号法医病理司法鉴定意见及回复函意见的证明力予以认定，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另外，四原告提供了汕头市龙湖区龙祥街道夏桂埔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明、学生评价手册、学生证、毕业证书及产权人为黄祖炎的房地产权证，拟证明李霞在汕头市居住生活一年以上，以及黄某1、黄某2长期跟随其父亲黄祖炎在汕头市生活，并在汕头市就读。被告三医院对四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有异议，认为居住证明应由公安户籍管理部门作出，上述证据无法证明四原告主张的内容。另外，本院根据四原告的申请，依法向赖在红制作了询问笔录，赖在红向本院证实李霞及其母亲长期租住在其管理的位于汕头市龙湖区夏桂埔社区的出租屋中，李霞平时从事钟点工工作。经审核上述证据，本院认为，结合当事人的陈述，上述证据能相互印证，能证实李霞长期在汕头市工作，以及能证实黄某1、黄某2长期跟随其父亲黄祖炎在汕头市就读的事实，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力及证明的上述事实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三医院在对李霞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且该过错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被告三医院系本案赔偿义务人。因四原告系本案已死亡受害人李霞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四原告有权就李霞死亡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向有关赔偿义务人主张权利，故四原告系本案赔偿权利人。四原告请求被告三医院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等经济损失，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本案被告三医院实际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的比例应按照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确定。综合考量本案的实际情况，应由被告三医院对李霞及李霞之女（李霞娩出的女婴）死亡的损害后果分别承担40%、60%的民事责任。原、被告双方关于责任比例的主张均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四原告的各项经济损失的认定问题。本案四原告的各项经济损失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的相关规定予以认定。受害人李霞的户籍性质虽为农业家庭户口，但因其在汕头经济特区已经连续居住、工作多年，故本案的有关赔偿标准可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一）对四原告主张的因李霞死亡产生的各项经济损失本院认定如下：1.丧葬费。李霞的丧葬费按照本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故丧葬费为99573元/年÷2计49786.50元。四原告主张丧葬费49786.50元未超过赔偿标准，本院予以支持。2.死亡赔偿金。李霞的死亡赔偿金按照本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416元的标准，按二十年计算。故死亡赔偿金为31416元/年×20年计628320元。四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628320元未超过赔偿标准，本院予以支持。3.被扶养人生活费。李霞的父亲李鸿章于1959年7月16日出生，至李霞于2019年6月12日死亡时未满60周岁，四原告主张要求赔偿李鸿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李霞的母亲曹新枝于1963年11月14日出生，至李霞于2019年6月12日死亡时年满55周岁，需扶养，需扶养年限计20年，扶养人计2人;李霞的儿子、女儿黄某1、黄某2分别于2007年11月17日、2009年7月17日出生，至李霞于2019年6月12日死亡时均未满18周岁，均需扶养，需扶养年限分别计6年5个月、8年1个月，扶养人均为2人。四原告主张曹新枝、黄某1、黄某2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照汕头经济特区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标准23854元计算，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额。因至黄某1年满18周岁的6年5个月期间，曹新枝、黄某1、黄某2每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总额累计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之后至黄某2年满18周岁期间，曹新枝、黄某2每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总额累计刚好为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额，故8年1个月期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每年按照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额23854元计算，该期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3854元／年×8年1个月计192819.83元。曹新枝剩余11年11个月（20年-8年1个月）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3854元／年×11年11个月÷2人计142130.08元。故被扶养人生活费计334949.91元（192819.83元＋142130.08元）。对四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644058元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被扶养人生活费按规定计入死亡赔偿金中。4.处理丧葬事宜费用。四原告主张要求赔偿处理丧葬事宜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该部分费用为必将产生的合理费用，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处理李霞丧葬事宜的近亲属人数、时间可确定为2人10天。四原告虽未能提供有效票据证明其交通费支出，但鉴于其因本案在处理丧葬事宜过程中确有交通费用产生，本院酌情按照汕头市国家一般工作人员出差标准每人每天80元计算，故交通费为80元/天×2人×10天计1600元。住宿费按照国家一般工作人员出差标准每人每天420元计算，故住宿费为420元/天×2人×10天计8400元。误工费可按照2019年全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62521元的标准计算，故误工费为62521元/365天×2人×10天计3425.81元。综上，处理丧葬事宜费用计13425.81元（1600元+8400元+3425.81元）。对四原告主张的处理丧葬事宜费用40000元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5.遗体存放冷藏防腐费。丧葬费虽包括遗体存放费用，但由于本案需要进行医疗过错等司法鉴定，故李霞遗体需要长时间存放冷藏防腐，所产生的费用明显超过通常情况下需要的费用。故四原告主张遗体存放冷藏防腐费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合考量本案的实际情况，鉴定机构就李霞死亡原因作出司法鉴定之日即2019年7月15日之前产生的遗体存放冷藏防腐费应计入丧葬费；从2019年7月16日起至鉴定机构就本案医疗过错及原因力作出司法鉴定之日即2020年11月19日止共计493天的遗体存放冷藏防腐费本院予以认定，计入四原告经济损失中。遗体存放冷藏防腐费按照每天每具100元计算，故遗体存放冷藏防腐费为493天×100元×1具计49300元。对四原告关于该项请求超出部分，包括要求赔偿2020年12月2日至火化时的停尸费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6.鉴定费。四原告因本案产生的鉴定费、听证费22960元（6720元+1680元+14560元)，有鉴定费发票为据，该费用系四原告的实际损失，应计入四原告的经济损失中，四原告主张该项损失22940元未超过赔偿标准，本院予以支持。7.精神损害抚慰金。由于本案医疗过错等行为致使李霞死亡，给其近亲属即四原告造成了严重精神打击，四原告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于法有据，本院酌情给予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0元，对四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述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处理丧葬事宜费用、遗体存放冷藏防腐费、鉴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七项经济损失共计1158722.22元（49786.50元+628320元+334949.91元+13425.81元+49300元+22940元+60000元）。（二）对四原告主张的因李霞之女（李霞娩出的女婴）死亡产生的经济损失本院认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三条规定：“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第十六条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出生是胎儿脱离母体并生存的法律事实。胎儿脱离母体前已经没有了生命，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自然人，没有民事权利能力，不享有民事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承担死亡赔偿金的前提是自然人死亡，而自然人死亡的前提是自然人出生。本案中，李霞娩出的女婴在娩出之前系死胎，该事实有鉴定意见为据，李霞娩出的女婴不享有民事权利，故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四原告主张因李霞之女（李霞娩出的女婴）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628320元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2.丧葬费。同理，四原告主张因李霞之女（李霞娩出的女婴）的丧葬费49786.50元也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3.精神损害抚慰金。由于胎儿未出生时是母体一部分，造成胎儿死亡是对母亲健康权的侵犯，权利人可以通过主张精神损害抚慰的方式予以救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由健康权等权利受到侵害的自然人行使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权利。现行法律并无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可以代替该自然人行使因健康权等权利受到侵害的精神损害请求权。本案中，李霞娩出的女婴在娩出之前系死胎，且胎儿早于产妇李霞死亡，该事实有鉴定意见和回复函意见为据，故主张精神损害抚慰的权利依法应由自然人即李霞行使，现在李霞已死亡的情况下，作为李霞的近亲属的四原告代替李霞主张因胎儿死亡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缺乏法律依据，本院对四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失费50000元的请求不予支持。4.遗体存放冷藏防腐费。本案损害结果发生后，李霞之女（李霞娩出的女婴）的遗体因需要进行死亡原因、医疗过错等鉴定，需要长时间存放，故所产生的遗体存放冷藏防腐费用属于合理费用。四原告主张李霞之女（李霞娩出的女婴）遗体存放冷藏防腐费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合考量本案的实际情况，从2019年6月14日起至鉴定机构就本案医疗过错及原因力作出司法鉴定之日即2020年11月19日止共计525天的遗体存放冷藏防腐费本院予以认定，计入四原告经济损失中。遗体存放冷藏防腐费按照每天每具100元计算，故遗体存放冷藏防腐费为525天×100元×1具计52500元。对四原告关于该项请求超出部分，包括要求赔偿2020年12月2日至火化时的停尸费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因李霞死亡所产生的经济损失1158722.22元的40%计463488.89元；因李霞之女（李霞娩出的女婴）死亡所产生的经济损失52500元的60%计31500元。因被告三医院需对李霞及李霞之女（李霞娩出的女婴）死亡的损害后果分别承担40%、60%的民事赔偿责任，故被告三医院共应赔偿四原告经济损失494988.89元（463488.89元+31500元）。本院对四原告主张要求被告三医院赔偿1950667.95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汕头市第三人民医院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鸿章、曹新枝、黄某1、黄某2经济损失494988.89元。二、驳回原告李鸿章、曹新枝、黄某1、黄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11178.01元，由原告李鸿章、曹新枝、黄某1、黄某2负担8341.55元（已预交）；被告汕头市第三人民医院负担2836.46元，被告汕头市第三人民医院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肖育胜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吕娜莎书记员（兼）  吕娜莎附件：据以判决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五条第一款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六）赔偿损失；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第十五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第十六条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第十七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第三条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因下列侵权行为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以侮辱、诽谤、贬损、丑化或者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二）非法披露、利用死者隐私，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隐私；（三）非法利用、损害遗体、遗骨，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遗体、遗骨。第八条第二款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