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90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尹传俊，男，1971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勇军，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严，女，1975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泽，浙江凯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尹传俊因与黄严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民初60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尹传俊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尹传俊的一审诉讼请求，即黄严支付尹传俊垫付股权转让税款人民币46万元整，并支付利息4万元(暂计算至2019年3月20日，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一、二审诉讼费均由黄严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过高要求尹传俊的举证义务。一、尹传俊已按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要求，尽到举证义务。2015年4月23日，尹传俊与黄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尹传俊自愿受让黄严在浙江隐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隐居公司）1.8%的153万元原始股权，股权转让价款为576万元。协议签订后，尹传俊按协议约定，将576万元股权转让款支付给黄严。黄严在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为达到逃税目的，仿冒尹传俊签名，伪造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将股权转让款更改为153万元。2016年10月，尹传俊将其部分隐居公司股权转让给他人，在办理股权转让登记手续过程中，工商及税务部门要求黄严补交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但黄严以资金困难为由，请求尹传俊先行垫付税款，并会尽快返还垫付款。为顺利完成股权转让，尹传俊先行垫付了税款。但此后黄严一直拖延还款，尹传俊多次进行催讨，但黄严至今分文未付。就上述事实，尹传俊在一审中提交了股权转让协议、银行转账凭证、工商登记材料(黄严伪造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转款及交税凭证等证据，足以证明尹传俊为黄严垫付税款的事实，该事实不应因无书面合意而被否认。黄严请求尹传俊为其垫付、补交税款，因双方当时关系好，垫付金额不大，又有转账凭证，尹传俊未要求其出具久条，也完全符合常理。事后，尹传俊多次向黄严催讨，黄严均以资金困难为由拖延还款。尹传俊与黄严因有其他股权纠纷在诉讼，因此尹传俊直到2019年3月才起诉黄严，黄严无理由拒绝还款。如黄严主张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由尹传俊承担，则黄严应承担举证责任。针对自然人之间的民事纠纷,法院应当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在一方举证达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时,应当予以支持。二、黄严应依法交纳股权转让个人所有税。依法纳税是公民的法定义务，根据《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五条规定，个人转让股权，以股权转让收入减除股权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按“财产转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个人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以股权转让方为纳税人。本案中，黄严是股份转让方，是纳税义务人，黄严无理由拒不交税。黄严在隐居公司股份转让过程中，还有其他大量偷逃税款的行为，一审判决相当于确认黄严偷逃税款行为合法化。尹传俊与黄严约定“在股权变更过程中，双方认同合理避税方案”，该约定对税款如何承担并不明确。既然约定不明，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应根据法律规定或交易习惯来处理。而《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以股权转让方为纳税人。另，一审判决认定尹传俊为专业股权投资人，无任何事实依据。黄严与隐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大股东，股权转让都是由其主导，股权转让协议也是由其提供，工商变更登记也是由其办理的。黄严为达到偷逃税款的目的，在协议中特意约定“在股权变更过程中，双方认同合理避税方案”，一审法院罔顾事实，将责任归咎与尹传俊。如个人所得税由尹传俊承担，双方只需在协议中明确约定由尹传俊承担即可，而不必再约定避税条款。三、一审判决刻意回避黄严的违法事实。黄严为达到逃税目的，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时，伪造《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协议及决议上的尹传俊签名均是伪造的，与尹传俊的签名完全不一致。黄严是公司的大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双方约定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由黄严负责，办理工商登记需要公司盖章，公章由黄严掌控。黄严伪造尹传俊的签名，利用阴阳协议偷逃税款的事实明确，一审判决中只字未提。 黄严答辩称：一、本案一审认定的事实正确,尹传俊未举证证明争议款项系垫付款项，其所谓的一些证据，均不能证明待证事实。1.黄严与尹传俊的股权转让关系，双方已经全部履行完毕。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及公司登记变更材料显示，黄严将238万股分三次转让给尹传俊，并不仅仅是153万元股，股份已按协议全部过户到尹传俊名下，而且尹传俊也将部分股份又转让给了赛石集团，之后又与钱文道及张文英进行了股份转让，尹传俊系隐居公司的股东和发起人，并且一直在行使股东权利，双方已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全部条款履行完毕股权转让的事宜，并没有所谓的税款还需要黄严支付的问题。2.上诉状中所称“为了逃税的目的，仿冒尹传俊签名，伪造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将股权转让款更改为153万元”并不属实。签名并非黄严伪造，都是尹传俊自己所签(在另案的民事上诉状中尹传俊也明确了“负责配合过户”)，也没有将转让款更改，而是尹传俊自己要求按153万元写，这样尹传俊就可以先不用交税，因为当时双方约定是税款由尹传俊支付。即使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不是尹传俊所签也是由其指定的人代签，是经过其授权的有权的人签的。因为如果没有尹传俊的指定，没有人会帮其签。实际上双方也已履行完毕。之后尹传俊与赛石集团的转让、与钱文道的转让、与张文英的转让，都是由其签或者由其指定的人签的，反正不是黄严签的。只有登记变更后，尹传俊才会是显名的真正股东，如果尹传俊不认可这些签名，那么尹传俊早就提出异议并且会不履行了，也就没有之后的尹传俊的股权转让给其他主体的事了。税款实际也约定是由尹传俊承担，尹传俊为了先不缴纳，而要求黄严在变更时写153万元，目的是为了配合尹传俊的先避税，等到尹传俊转让给别人时再由尹传俊支付，这样就可以减少资金的使用费。尹传俊本身是做资金投资的，资金的少占用就意味着帮尹传俊赚钱。3.工商及税务部门从来没有要求黄严补交个人所得税，黄严也根本没有让尹传俊垫付过任何款项。尹传俊转让给赛石集团股份，在没有约定税收由谁缴纳的情况下，是由尹传俊缴纳的，因此，工商及税务不可能要求黄严来缴纳。而且如果黄严真有什么需要缴纳的款项，不可能让尹传俊垫付，黄严当时资金并不困难。4.尹传俊不是垫付税款，其也没有进行过催讨，更不要说是多次进行催讨了。黄严根本不需要向尹传俊支付。尹传俊支付的税款是其本身需要缴纳的税款，缴纳的纳税人名称就是尹传俊，不存在垫付。尹传俊支付税款发生在2016年10月24日，期间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催讨过，尹传俊是另外一个股权转让纠纷官司一审打输后,才突然冒出这个想法向黄严要钱。5.尹传俊在一审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银行转账凭证、工商登记材料、转款及交税凭证等证据，在一审时已质证，均不能证明有垫付税款的事实，根本没有垫付的证据，完全无法实现尹传俊的证明目的。二、本案中缴纳税款的纳税人本身是尹传俊，而不是黄严。黄严作为之前的转让人，税款实际也约定是由尹传俊承担。双方在股权转让过程中，约定由尹传俊支付股权转让所需支付的所有税费，约定的款项是黄严净拿的款项。协议中本身约定由受让方支付所有税费，但尹传俊是做资金的投资生意的，当时看好公司的发展，表示等增值其再转让后再一起缴纳税费，才会在协议第第四条第2项约定“在股权变更过程中，双方认同合理的避税方案”。这一约定也是符合交易习惯的，如房产地买卖合同大部分都约定卖方净拿购房款，税款由买方缴纳，股权转让亦是如此。尹传俊与钱文道等的股权转让也约定由其作为受让方缴纳税款。黄严并不存在尹传俊所谓的“在隐居公司股份转让过程中，还有大量偷逃税款的行为”。三、尹传俊无法举证证明黄严要其垫付，尹传俊应当对双方存在垫付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实际上，尹传俊支付的是赛石集团与尹传俊之间的股权转让的税款，税收缴款书的纳税人名称是尹传俊。尹传俊本身就需要缴纳税款。四、为了查清事实真相，一审时已经提交申请要求尹传俊本人出庭，但是经法院电话通知后，尹传俊还是不愿出庭。本案中起诉书、上诉状的陈述很多都是不实陈述，尹传俊才会不愿出庭。五、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防范和打击虚假诉讼有关问题的解答》，本案尹传俊涉嫌恶意虚假诉讼。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尹传俊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尹传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黄严支付尹传俊垫付的股权转让税款46万元，并支付利息4万元（暂计算至2019年3月20日，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黄严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23日，尹传俊为甲方，黄严为乙方，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甲方自愿购买隐居公司1.8%共153万股的原始股权，出资金额为人民币576万元，乙方认同甲方出价，转让名下1.8%的目标公司股权给予甲方；甲方应在协议约定时间内完成打款，及时配合签署股权变更文件；甲方在购买本股权两周年后的1个月内，可以选择继续持有或按实际情况套现，也可以要求乙方以当时购买价回购隐居股权2.8%（含2015年2月3日交割的1%隐居股权，2.8%股权共896万元），并同时要求乙方支付年息12%的财务费用；乙方于2015年4月24日将发起工商相应资料和章程变更。乙方在完成股权变更后，原有目标公司的股权下降，相应股东权利转移至甲方；双方约定股权转让款的交付时间为2015年5月10日，在股权变更过程中，双方认同合理避税方案。协议签订后，隐居公司通过了同意黄严将拥有本公司1.8%的153万元股权转让给尹传俊的股东会决议。在工商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隐居公司1.8%的153万元股权转让价款为153万元。2015年5月8日，尹传俊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黄严指定账户汇款576万元，2015年5月11日双方办妥股权的变更登记手续。2016年2月18日，尹传俊（乙方）与赛石集团有限公司（甲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乙方将其所持有隐居集团238万股股份中的80.8798万股股份转让给甲方，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5067166元。2016年9月12日，尹传俊通过银行转账向隐居公司行政总监张文英汇款854207元，用于尹传俊向赛石集团有限公司转让股权需缴纳的税款。2016年9月30日，隐居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同意尹传俊将股份转让给赛石集团有限公司并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2016年10月24日，尹传俊作为纳税人向税务部门缴纳了税款853700.56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黄严是否以资金困难为由，请求尹传俊为其先行垫付税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尹传俊主张黄严因资金困难请求尹传俊先行垫付税款，尹传俊应对其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虽然尹传俊提供的证据证明其承担了尹传俊向赛石集团有限公司转让股权所需缴纳的税款，而尹传俊、黄严之间股权转让时税款的承担双方约定“在股权变更过程中，双方认同合理避税方案”，该约定对税款如何承担并不明确，存在约定由尹传俊承担、黄严承担、各自承担等多种可能。而尹传俊认为税款由黄严承担，黄严因资金困难要求尹传俊为其垫付税款，尹传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垫付的合意。且尹传俊向赛石集团有限公司转让股权时，尹传俊本身系税款缴纳主体。同时，尹传俊系专业股权投资人，在股权交易过程中对税款如何承担问题，理应以书面等方式予以明确，而尹传俊主张其为黄严垫付税款，但尹传俊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且尹传俊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在本案诉讼前曾向黄严主张税款返还，不符合常理。故尹传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该院于2020年9月11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尹传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尹传俊负担。 二审期间，尹传俊向本院提交微信聊天截图、协议、起诉状为证。经审查，该些证据与本案争议事实无直接关联，亦不影响本案处理结果，对其证明效力，本院均不予认定。黄严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认为，本案中，尹传俊起诉要求黄严支付的所谓垫付税款，系其与案外人进行的股权交易项下的其应付税款，但其在本案一、二审中所举证据既不足以证明黄严曾要求其垫付税款，亦不足以证明其与黄严的股权交易项下在工商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隐居公司1.8%的153万元股权转让价款为153万元，系因黄严要求所致。根据尹传俊、黄严之间股权转让时的协议约定，即“在股权变更过程中，双方认同合理避税方案”，在无充分的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认定前述工商登记材料系双方合意的结果。尹传俊虽在本案中对前述工商变更登记提交的材料中自己签名提出异议，但即使该工商变更登记材料中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并不能证明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尹传俊已实际获得相应股东身份并行使相应股东权利，且案涉税款缴纳至本案诉讼前近三年的时间内，未有证据表明尹传俊曾就争议税款向黄严主张权利，更不论尹传俊所称的多次催讨，并无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如该款项确系双方约定的垫付款项，则显然不合常理。综上，尹传俊未能就其诉讼主张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尹传俊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尹传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蕊 审判员 赵  魁 审判员 王杨沁如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书记员 章 宗 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