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4民初17180号原告：广州明志电脑花样缝纫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狮岭大道东18号之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696943743F。法定代表人：邹庆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朝阳，广东江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林盛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永平街永平友谊路6号八一科技产业园二期B2栋7楼701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B6UYL9D。法定代表人：段红霞，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林，该公司员工。被告：吴新平，男，1968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冬平，广东格新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晨杰，广东格新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原告广州明志电脑花样缝纫机械有限公司诉被告广州林盛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盛公司）、吴新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受理后，本院依法由审判员刘兵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1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州明志电脑花样缝纫机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邹庆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朝阳，被告林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林、被告吴新平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冬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林盛公司支付原告货款140万元及逾期付款的违约金（以140万元为本金，每日按本金的0.04%计算，自2020年8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10月16日为28000元）；2.被告吴新平对被告林盛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20年5月19日，被告林盛公司从原告公司购买5台出片机、20台封边机，金额合计140万元，双方约定，于2020年8月25日前付清货款，逾期付款违约金每日按拖欠货款金额的万分之四计算，如有争议在原告当地法院诉讼管辖，被告吴新平在送货单上以担保人身份签名，并在收货人栏签名确认，被告林盛公司的监事刘建林也在收货栏签名确认，但被告林盛公司至今未支付上述货款。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林盛公司辩称：1、原告提供的送货单仅能证明原告已将机器运至指定地点、我方已经签收的事实，并不能将送货单视为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原告主张其与我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系法律关系认识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建议习惯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也就是说，送货单等交货凭证作为买卖合同成立的间接证据，仅能证明货物交付的事实，并不能独立证明买卖合同的成立，还需要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但本案中，原告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案中，原告与我方并不存在以送货单作为买卖合同的交易习惯，我方与原告是第一次产生交易，双方之前无任何经济交易往来，基于此前提，原告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与我方就出片机和封边机的买卖事宜达成合意，故不能仅凭一张送货单就得出原告与我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相反我方接受机器的前提条件，是双方早前签订的《合作协议》，协议约定的机器数量、型号、规格以及签订时间均与送货单上面的内容一致，《合作协议》约定的我方提供场地，原告提供机器设备，刚好与送货单相辅相成，我方接收的行为正是印证了原告的出资行为。2、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丈夫陈忠前曾与我方签订《合伙协议》，而送货单上所载明的出片机和封边机实为陈忠前的出资。2020年5月19日，我方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丈夫陈忠前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已明确约定了合作内容、出资份额以及利润分配，共同合作的意思表示真实有效。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我方与陈忠前共同合作经营加工生产口罩产品工序出料和封边。其中，我方提供产地、水电、员工住宿费用等，陈忠前负责引进机器设备及设备调试人员，且《合作协议》中约定的机器型号、数量以及形成的时间与送货单所载明的完全一致。虽然送货单是以原告的名义所签发，但陈忠前既作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邹庆平的丈夫，又作为原告的监事，且陈忠前之前还是原告的股东。根据实际情况并结合证据，可以看出原告实际上是夫妻公司，实际控制人就是陈忠前，所以我方有理由相信前述机器设备是陈忠前对合伙项目的出资，这也侧面反应出原告与我方不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综上所述，我方请求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被告吴新平辩称：1、我方同意林盛公司的答辩意见，林盛公司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我方不负有担保买卖合同关系中的未付款的连带责任。2、我方在送货单上面的签字行为是在已经获得林盛公司的授权的情况下，代表林盛公司对送货单上所载明机器的接受事实的确认，无法推定我方有担保原告所主张买卖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实际情况是我方在送货单上面书写“担保人”三个字是基于《合作协议》的约定，对双方履行合作协议出资义务的监督行为。换句话说，我方的权利义务也应该由《合作协议》的内容来约束，并不能撇开所有事实关系产生的基础即《合作协议》，而仅凭送货单就确定我方的责任。综上所述，我方请求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2020年5月19日，被告林盛公司（甲方）与案外人陈忠前（乙方）以及被告吴新平（担保人）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约定：一、甲方与乙方合作加工生产口罩产品。二、主要合作范围为：甲方引进乙方设备，共同合作完成与甲方签订合作协议内的部分工序（出料和封边两个工序），数量为口罩打片工序完成一天50万以上的产能，同时甲方确保充足的物料给乙方生产。三、本次合作由甲方免费提供场地、水电、员工住宿等费用。乙方负责引进机器设备及设备调试人员，确保提供的机器能正常生产。乙方不能无故退场，接受公司统一安排管理：甲方不能以任何理由阻挠要求乙方的机器退场。四、违约责任：1、甲方引进乙方入驻合作，在合同期内，以签约日期起算，2个半月内未收回设备成本，乙方有权要求退场，甲方要补足乙方全部设备款（按照出片机5台*20万元=100万元；封边机20台*2万=40万元，共计140万元算）。2、乙方确保甲方50万以上的产能设备能够正常运行。3、以刀模调试完成时间起计算。此外，三方还对合同的其他权利义务关系进行了约定。同日，原告（甲方）向被告林盛公司（乙方）出具了《送货单》，载明货物为单价20万元的出片机5台、单价2万元的封边机20台，合计金额140万元。附注：1、乙方收货人签字或盖章即生效，乙方保证收货后2020年8月25日之前付清货款给甲方，逾期甲方停止供货并有权向乙方收取欠款及违约金（逾期金额按日息万分之四计算）……。被告吴新平与被告林盛公司的员工徐进义、刘建林在收货人处签名，被告吴新平另以担保人身份在送货单上签名。上述《合作协议》与《送货单》均在原告的经营场所签订，在场人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邹庆平，案外人陈忠前，被告吴新平以及被告林盛公司的员工徐进义、刘建林。2020年6月3日，被告吴新平通过微信向邹庆平发送信息，沟通退还机器终止合作协议事宜，邹庆平回复：“你和我老公沟通吧。”2020年6月10日，被告吴新平等向案外人陈忠前发出《解除合作协议通知函》，要求解除《合作协议》。此后，原告以被告林盛公司未支付货款为由，具状起诉至法院成诉。另查明，原告的监事为案外人陈忠前，陈忠前曾为原告的股东，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邹庆平系夫妻关系。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原告与被告林盛公司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本院分析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原告仅依据送货单为据主张与被告林盛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两被告抗辩称原告与被告林盛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实际系合作关系，提交了《合作协议》为证，该《合作协议》约定的设备型号、单价、数量与《送货单》所载明的一致，且《合作协议》与《送货单》均于2020年5月19日在原告的经营场所签订，结合两被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实《送货单》载明的货物实为《合作协议》约定提供的设备。因此，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理据不足，亦有违民法的诚信原则，本院不予支持。故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均缺乏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两被告认为与原告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抗辩意见有理，本院予以采纳。至于双方是否存在合伙关系的问题属于新的法律关系，双方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条、第四百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州明志电脑花样缝纫机械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26元，由原告广州明志电脑花样缝纫机械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 兵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毕嘉文李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