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民再30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袁冬，男，1972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细凤，女，1971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两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欢，浙江政法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昊辰，浙江政法联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袁雄，男，1972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袁发良，男，1942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再审申请人袁冬、刘细凤因与被申请人袁雄及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袁发良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1民终23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9月28日作出（2020）浙民申267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8日、12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袁冬、刘细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欢、姜昊辰，被申请人袁雄，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袁发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冬、刘细凤再审请求：撤销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1民终2388号民事判决，驳回袁雄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二审判决认定浙江省杭州市外东山弄21号4幢1单元501室房屋（以下简称外东山弄房屋）系袁发良与陈招娣夫妻共同财产，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已故配偶的工龄无法量化、折算成钱或物。依据杭房改办［1995］9号文件第9条规定：夫妻双方一方已去世，另一方未再婚的，在购房时已故职工生前工龄可以计算。故已故配偶工龄购房政策是针对在世未再婚配偶专属的一项政策，对象是购房人即在世者，具有人身专属性，不是配偶关系（子女及其他继承人）不能享受，不使用该工龄购房，不会换来其他补偿或者权益供相关继承人分割，故工龄购房政策不属于陈招娣遗产范围；该政策是在陈招娣过世后行使，而遗产范围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陈招娣去世前并未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也未行使买房的权利，只是取得了房屋的承租权，故不符合遗产特征；在夫妻一方已死亡的情形下，房屋产权并非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不可能回溯划入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应认定为购房者的个人财产；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即不动产的产权归属应以登记为准。陈招娣去世前，外东山弄房屋登记在单位名下，属于国有资产；陈招娣去世后，袁发良与陈招娣的婚姻关系终止，案涉房屋经过房改出售，已登记在袁发良名下，家庭内部成员均知晓且无异议，故该房屋产权在当时已确权完毕，属于袁发良个人财产。2.许某、袁某1、袁某23位证人证言表明，1996年间有过财产分配，袁雄挑选了汽车进行变卖，外东山弄房屋则归袁冬；购买汽车的证人侯某能证明袁雄已收到变卖汽车的转让款22万元，故袁雄在1996年去日本前已明确放弃外东山弄房屋。3.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袁雄提出本案诉讼，暗含了遗产分割请求，本案如认为陈招娣的工龄政策属于遗产范围，则1995年购买公房时，袁雄继承权已经受到侵害，袁雄应当在2年内提出分割，但袁雄及家庭成员均不持异议，同意由袁发良作为产权人，故本案已经超过2年诉讼时效以及20年的最长时效。4.由于陈招娣先与其父母去世，若外东山弄房屋认定为陈招娣遗产，则其6个兄弟姐妹也有产权份额，不利于解决家庭矛盾。（二）二审判决认定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应支持。故即使陈招娣的工龄属于遗产，袁雄也只能向出卖方袁发良追溯经济损失，而不能向袁冬、刘细凤主张权利，更不能判定合同无效。（三）二审判决以袁发良与袁冬、刘细凤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为由判决合同无效，缺乏证据证明。1.袁发良转让房屋前有过两段婚姻，房屋买卖合同所指“离异后未婚”是指第二段婚姻关系解除后未婚，是客观描述，不存在欺骗行为。2.家庭内部买卖系亲情交易，不违法，也不损害第三方利益，产权所有人有权决定买卖价格，缴纳税款属于税收管理行政范畴，并不否定、影响买卖合同效力。（四）二审判决第二条将案涉房屋的门牌号501室写成201室，可见二审法官的不专业，处事不严谨，办案草率了事。（五）袁发良认为袁冬夫妇对案涉房屋转让合同有欺诈行为，是袁雄唆使其捏造。袁发良为寻求15万元贷款而过户的事实不存在，也不符合常理和公知。如要贷款，无须过户；袁发良称目前无房居住的情况也不存在，其常年居住在深圳市罗湖区文锦中路东方××小区，每年回杭的次数有限，即使回杭也是居住在松木场河东12幢1单元401室，该房屋原登记在袁某1名下，后经转让后返租，租金由袁某1承担；袁发良将浙江省杭州市塘河南村56幢2单元304室赠予给袁某1、袁某2时，两人承诺该套空置房给袁发良住到老，不存在袁发良所说无房可住；袁发良在给袁冬的微信中承认收到15万元房屋转让款，至于剩余房款，双方约定待外东山弄房屋出售后支付，后因袁雄起诉而耽误支付，故袁发良称外东山弄房屋过户后，未拿到分文转让款不实。（六）浙江省杭州市塘河南村56幢2单元304室房屋是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政府的空置房，需摇号中签并出资1085425元购买，因袁雄与袁冬不愿意购买，遂由袁某1、袁某2出资购买，并通过赠与的方式过户给袁某1、袁某2，在赠与时袁发良还做过精神鉴定与公证，故袁某1、袁某2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 被申请人袁雄辩称：（一）外东山弄房屋是房改房，对此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对于“房改房”的权属认定问题，在［2000］法民字第4号复函废止前，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购买该房时所享受的已死亡配偶的工龄优惠，只是属于一种政策性补贴，而非财产或财产权益；二是健在一方用自己的积蓄购买的公有住房应视为个人财产。但该意见与住建部的意见相左，住建部住宅与房地产业司在［1999］005号《关于唐民悦房改房产权认定问题的复函》中认为：“按照目前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有关政策，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公有住房以城镇职工家庭（夫妇双方）为购房主体，且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本案中，唐民悦按房改政策购买住房时享受了配偶的工龄优惠，该住房应当视为其夫妇双方共同购买。因此，我司认为，该住房应视为唐民悦与其配偶共同财产。”此后，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对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享受本人工龄和已死亡配偶生前工龄优惠后所购公房是否属夫妻共同财产的函的复函〉［2000］法民字第4号建议的答复》中认为：“房改房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关于房改房的出售、产权归属等问题，极为复杂。需要在对诸如有关部门的相应规定、售房单位的具体意见和情况、房改时是否享受了双方工龄优惠、配偶中的另一方是否因分配该房屋而失去了其在本单位另行分房资格等多方面的因素综合考量后，才能做出认定。也就是说，此类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而是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2013年2月最高院法释［2013］7号决定废止［2000］法民字第4号复函，理由为“与现行房改政策不一致”，在房改房权属问题的判定上，回归到住建部答复的政策精神。通过上述两部门关于房改房权属认定的分歧及历史变化来看，目前对于房改房权属的认定已由原来的注重房款来源转变为是否享受了相关福利政策，即在申请人按房改政策购买住房时享受了其已死亡配偶的工龄优惠，该住房应当视为其夫妇双方共同购买，系夫妻双方共同财产。房改房是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主要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房改房是国家对职工工资中没有包含住房消费资金的一种补偿，是住房制度向住房商品化过渡的形式，它的价格不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而是由政府根据实现住房简单再生产和建立具有社会保障性的住房供给体系的原则决定，是以标准价或成本价出售。2.房改房的销售对象是有限制的，并非任何人都可以享受房改优惠政策，购买房改出售住房的人只能是承住独用成套公有住房的居民和符合分配住房条件的职工。3.在房改售房中对购房的面积有所控制，规定人均可购房的建筑面积的控制指标，以防止一些人大量低价购买公有住房，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4.购买房改出售的公有住房有一定的优惠政策，公有住房的价格在标准价或成本价的基础上还有工龄、职务或职称方面的优惠折扣。因此，房改房本身带有一定的国家政策属性，其出售和价格的计算均受到国家政策的调整。与普通商品房不同的是其房屋价格不是单纯的市场价格，而是综合了包括夫妻双方的工龄、职级等因素后确定的，相对于市场价有很大的优惠。政府在售房时照顾了已去世配偶的权益，承认他们对社会、对家庭所做出的贡献。另外，最高人民法院目前也认为:“因为我国长期实行低工资制度，住房实行福利性实物分配制度，房改房是国家根据职工工龄、职务、工资、家庭人口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后在房屋价值计算上给予职工的政策性优惠福利。相当于将多年的工资差额，一次性补发给职工。”因此，利用已死亡配偶生前工龄优惠所购公房中包含了已死亡方的财产权益，尽管该财产权益其生前未能实际取得，但由于这种权益是其生前应享受和取得的财产或财产性权益，故也应视为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所得财产。（二）关于购房款的来源，袁发良明确说明房款来源于其与陈招娣的共同积蓄，因为案涉房屋承租于1987年12月1日，购买于陈招娣去世后半年即1995年6月20日，袁发良当时月工资不到300元，支付购房款系使用夫妻共同积蓄完全合理。考虑到从承租权转化为所有权之间的继承性，夫妻生存一方使用已故配偶工龄优惠购买的房改房应为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对共同财产属于共同共有，而非按份共有，根据共同共有的一般原理，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应作为一个整体，夫妻对全部共同财产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所有权，任何一方均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全部享有权益。袁发良未经陈招娣的继承人袁雄等同意，将外东山弄房屋转让给袁冬、刘细凤，侵犯了袁雄等人的权益，袁雄请求确认该房屋转让合同无效，于法于理有据，应予支持。（三）袁发良与袁冬、刘细凤于2018年8月28日签订《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是无效的民事行为。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本案所涉房屋转让合同具有民事欺诈行为，应属无效合同。1.袁发良与袁冬、刘细凤所签房屋转让合同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在一、二审庭审中，袁发良和袁冬、刘细凤对于签订《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陈述不一致。袁冬、刘细凤坚持是房屋买卖，已付购房款，后来又改口未按约定支付，只支付15万元，待房屋出售后再付余款85万元。袁发良则陈述，因自己没有积蓄且年事已高，为在身体尚好之时与朋友相约做生意赚点养老钱，想以外东山弄房屋抵押贷款30万元。但咨询了银行，被告之70岁以上不能办理抵押手续。当时袁雄不在国内，袁冬为袁发良出主意，将房屋过户至袁冬与刘细凤名下，由其为袁发良向银行抵押贷款。对袁冬的建议，袁发良不存戒备之心，所以该转让合同的真实意思仅是袁发良为银行贷款所需，让儿子代持的一种变通行为，非真实的房屋转让行为。袁发良强调，如果是买卖，其完全可以按市场价格卖给任何人，也早该拿到卖房款。但目前老人既失去房屋也没有拿到房款，不符合房屋买卖常理，倒是老人的贷款之说比较可信。2.买受人的主观恶意是以欺诈的手段，掩盖非法侵占的目的。因为房屋转让并非袁发良的真实意思表示，所以在2018年8月28日袁发良与袁冬办理房屋过户时，袁冬提出为少交税金将转让款约定为100万元，袁发良未加思索就同意了。如按当时杭州房产信息网上登载的外东山弄二手房市场出售均价每平方米6万元计算，该房屋价值至少在350万元以上。袁发良将房屋过户至袁冬、刘细凤名下后，至今未按约定拿到分文贷款，也未收到房屋转让款，即使按照转让合同约定，袁冬夫妇也应将房屋退还给袁发良。袁发良被袁冬夫妇告之，该房屋已归他所有，其有权出租，袁发良不能在该房屋居住。故袁冬夫妇并非真实为袁发良贷款，而是蓄谋侵占袁发良仅有的房屋。袁发良在上当受骗、沟通无果的情况下找到2019年6月回国的袁雄，引发本案诉讼。3.袁发良当时急于以房抵押贷款，并非有意出让房屋，也未考虑各子女对已故陈招娣遗产的继承，听信袁冬、刘细凤压低房价少交税收的建议，将房价约定为100万元，不到市场价的1／3。对于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故本案房屋低价转让行为侵犯了其他法定继承人的合法权益，陈招娣的子女可对该无效合同行使撤销权。袁雄作为陈招娣的继承人之一主张合同无效，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本案中，袁发良年事已高，处于无家可归的境地，该困境来源于袁冬、刘细凤诱骗袁发良签订房屋转让合同，非法占用老人仅有的住房，侵犯了老人的合法权益，不应受到保护。一审法院没有查明事实真相作出房屋买卖合同有效的判决，支持、助长了侵犯老人权益的行为。（五）袁雄提供的证据表明袁发良本人及其家庭成员本应拥有3套福利住房，由于历史原因和个别子女的处心积虑，通过各种非法、假合法的形式把老人的住房占为己有，侵犯老人的权益。正因为袁雄不同意其他子女的所作所为，在四个子女中被孤立、排挤。袁某1、袁某2的证人证言只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行为和混淆视听。袁雄即使在本案中胜诉，本身的利益收获并不大，形成不了独自占有，无非让房产恢复到原来状态，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居。本案的实质是一宗案中案，袁发良年事已高，对事物的判断能力下降，在没有经过家庭全部成员和律师的参与下，偏听偏信了怀有恶意的子女，被看似合法的手段骗取霸占了老人财产，导致老人无人照顾，无家可归。虽然老人后来明白过来，但已造成事实，求告无门，终日以泪洗面。袁雄作为家中长子，看到袁发良的遭遇，在与其他子女沟通无望的情况下，不得不拿起法律赋予的权利帮助袁发良，维护老人的合法权益。（六）袁冬提交的杭州市房改办的文件系网络下载件，且对内容断章取义；袁冬关于100万元交易的陈述，也缺乏证据证明。 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袁发良陈述，其是家长，其必须在外东山弄的房屋里养老；其认为房产证要保管在其处，其不会出售，除非以后生病救急要用钱，如果房产证在袁冬、刘细凤处，万一有急用找不到他们怎么办；袁发良很生气，袁冬是其亲儿子，不知道孝顺，就知道争家产。 袁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袁冬、刘细凤与袁发良于2018年8月20日就外东山弄房屋所签订的《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无效；2.案件受理费由袁冬、刘细凤、袁发良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袁发良与陈招娣系夫妻关系，育有子女袁某1、袁某2、袁雄、袁冬四人。外东山弄房屋原系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公房，建成于1986年12月1日，建筑面积59.14平方米，承租时间为1987年12月1日，承租人为袁发良。陈招娣于1994年12月6日因病去世。1995年6月20日，袁发良申请购买该房屋，购买价格为成本价，每平方米303.91元，总价17973.24元，申请购买时使用袁发良31年工龄、陈招娣24年工龄折抵，该房屋登记在袁发良名下。2018年8月28日，袁发良与袁冬、刘细凤夫妻签订《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袁发良将该房屋以1000000元价格出售给袁冬、刘细凤。同日，外东山弄房屋登记在袁冬、刘细凤名下。袁雄于2019年11月4日起诉请求确认袁冬、刘细凤与袁发良于2018年8月20日就外东山弄房屋所签订的《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无效。一审庭审中，证人许某、袁某1、袁某2陈述，因袁发良在陈招娣去世不久后决定再婚而引起家人反对，遂大约于1996年将家庭财产中的桑塔纳2000型轿车分给袁雄、外东山弄房屋分给袁冬，家庭现金等也作了分配。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袁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0元，由袁雄负担。 袁雄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袁雄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法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虽然陈招娣于1994年12月6日因病去世，但在1995年6月20日，袁发良申请购买外东山弄房屋时使用袁发良31年工龄、陈招娣24年工龄折抵，因此外东山弄房屋系袁发良与陈招娣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对共同财产属于共同共有，而非按份共有，根据共同共有的一般原理，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应作为一个整体，夫妻对全部共同财产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所有权，夫妻对共同财产有着平等地处理权，并不意味着夫妻各自对共同财产享有半数的份额，夫妻任何一方均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全部享有权益。因此，袁发良未经陈招娣的继承人袁雄等的同意，将外东山弄房屋以房屋转让合同的形式转让给袁冬、刘细凤，侵犯了袁雄等的权益，袁雄请求确认该房屋转让合同无效，于法于理有据，应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实体处理不当，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民初9569号民事判决；二、确认袁冬、刘细凤与袁发良于2018年8月20日签订的外东山弄房屋的《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无效。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袁冬、刘细凤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袁冬、刘细凤负担。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 袁冬向本院提交了四组证据。第一组证据：杭州天利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情况材料复印件、杭州天利电讯器材经营部登记注册信息复印件，拟证明袁发良与案外人在1993年间合作投资成立杭州天利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袁发良出资203万元。陈招娣去世后，由于袁发良欲再婚，袁发良一家达成分家析产，杭州天利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股权归袁发良所有，桑塔纳2000轿车归袁雄所有，外东山弄房屋归袁冬所有；第二组证据：2019年10月10日上午袁冬与袁发良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外东山弄房屋买卖合同系袁冬为敦促袁发良履行1996年分家析产协议中的房屋过户义务而签署，合同中约定的100万元系袁冬为尽孝道而自愿给予袁发良的养老金，但袁发良明确放弃该100万元。另，袁冬已支付袁发良15万元；第三组证据：杭政发（1995）12号《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杭州市市区出售公有住房管理办法的通知》，拟证明工龄折扣系房改过程中的政策性优惠，并非财产或财产权益，使用去世配偶工龄购房是在世未再婚配偶专属的购房优惠，优惠对象是购房人即在世配偶，外东山弄房屋的所有权人为袁发良；第**证据：陈招娣的兄弟姐妹5人（陈某1、陈某2，陈某3，陈某5，陈某4）共同出具的“情况说明”和相应身份信息材料以及证人袁某1、陈某1、陈某2、陈某3、陈某4、马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外东山弄房屋在1996年间已经分家析产，外东山弄房屋分与袁冬，桑塔纳轿车分与袁雄。袁雄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是复印件，且在一、二审中未提交，对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从证据内容来看，也不能直接证明分家析产的事实；第二组证据也是复印件，内容有删减，且与本案无关；第三组证据是网络下载件，对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从内容和出处来看也无法证明其待证事实，更何况地方文件违背法律法规时，应以法律法规为准；第四组证据中的“情况说明”系伪证，与证人出庭时的陈述有矛盾，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袁发良质证认为，第一至三组证据均与本案无关，第四组证据中的“情况说明”系伪证，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第一组证据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认定，本院不作确认；经庭审现场核对袁发良持有的手机微信记录，并未发现袁冬提交的10月10日聊天记录截图中存在删减内容，对该证据予以认定；第三组证据系地方政策文件，不属于证据范畴，不作为证据进行认定；证人袁某1、陈某1、陈某2、陈某3、陈某4、马某均出庭接受质询，其陈述相互印证，对其证言及书面证词予以认定。 袁雄向本院提交了三组证据。第一组证据：杭州市区公有住房出售价格申报表、杭州市区购买公有住房申请表、杭州市出售公有住房职工工龄证明单、杭州市区公有住房出售价格审批表，拟证明袁发良在购买外东山弄房屋时享受了陈招娣24年的工龄折扣，可视为该房屋系陈招娣与袁发良共同购置；第二组证据：袁发良以及案外人王某出具的“证明”，拟证明袁发良使用其与陈招娣的共同积蓄购买了外东山弄房屋；第三组证据：证人陈某5、陈某6出具的证明以及陈某5出庭作证，拟证明袁冬提交的第四组证据系袁冬伪造。袁冬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外东山弄房屋系袁发良、陈招娣夫妻共有；对第二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袁发良作出的有利于自身的陈述不具有证明力；证人王某认为外东山弄房屋系分配给袁发良夫妇与事实不符；证人陈某5的证言前后矛盾，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袁发良质证认为，对上述三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可予认定，但不足以证明待证事实；第二、三组证据中袁发良的“证明”仅系诉讼当事人的单方陈述，证人王某、陈某6未出庭接受质询，其书面证言的真实性存疑，陈某5前后为袁冬、袁雄出具两份相互矛盾的书面证词，其在出庭接受质询时的陈述也难以自圆其说，故对上述二组证据均不予认定。 经审核各方当事人于一、二审提交的证据及其陈述，对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陈加柱与张菊花系陈招娣的父母，陈某1、陈某2、陈某3、陈某5、陈某4、陈某6与陈招娣系兄弟姐妹关系。陈加柱于2002年8月26日去世，张菊花于2017年6月15日去世。 陈某1、陈某2、陈某3、陈某5、陈某4于2020年12月12日共同出具“情况说明”，载明“……现说明人就西湖区外东山弄21号4幢1单元501室相关事宜作如下说明：1.说明人知晓袁冬自1996年开始居住在501室；2.说明人同意1996年袁家分家析产将501室房屋分配给袁冬的分配方案”。再审庭审中，陈某1、陈某2、陈某3、陈某4对上述“情况说明”之真实性均无异议，认可此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并陈述其父母陈加柱、张菊花在世时对该分家析产方案也是知情并认可的。陈某1、陈某2、陈某3、陈某5、陈某4均向本院确认其就外东山弄房屋不主张权利。 本院再审认为，袁雄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外东山弄房屋系袁发良、陈招娣的夫妻共同财产，袁发良与袁冬、刘细凤就外东山弄房屋签订《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系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要求确认该合同无效。但从袁雄与袁发良再审中的陈述来看，两人均认为案涉《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系袁发良受袁冬欺诈而签订，故本案不存在袁发良与袁冬、刘细凤恶意串通之情形。根据各方当事人再审中的诉辩主张，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外东山弄房屋是否属于袁发良、陈招娣的夫妻共同财产，如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该房屋在1996年间是否进行过分家析产；案涉《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是否存在无效情形。 本院认为，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本案袁发良根据浙江省杭州市的房改政策购买外东山弄房屋时陈招娣已去世，故陈招娣并不具备购买公有住房并取得房屋所有权的民事权利能力，也无法基于其意思表示做出相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夫妻共同财产是指一方或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而死亡是导致婚姻关系终止的原因，陈招娣死亡后，其与袁发良的婚姻关系自然终止，故也不宜认定陈招娣去世后仍基于婚姻关系而取得袁发良所购房屋的共有权。故袁雄主张外东山弄房屋为袁发良与陈招娣的夫妻共同财产，缺乏相应法律依据。 退一步而言，即使外东山弄房屋属于袁发良与陈招娣的夫妻共同财产，袁发良存在无权处分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12年3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45次会议通过）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无权处分不影响合同效力。袁雄主张案涉《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无效，与前述规定相悖，本院不予采纳。 鉴于此，袁发良作为外东山弄房屋的所有权人，与袁冬、刘细凤就该房屋签订《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并不存在恶意串通，亦不存在无效情形，故该房屋在1996年间是否进行过分家析产，本院不再评价。 综上所述，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再审申请人袁冬、刘细凤的再审请求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12年3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45次会议通过）第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1民终2388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民初9569号民事判决。 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均由袁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艳艳 审判员  孙 奕 审判员  张玉环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书记员  叶 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