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浙行终19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龙，男，汉族，1977年5月11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尼勒克县。委托代理人陈丽，广西顺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省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省府路8号。法定代表人郑栅洁，省长。委托代理人张剑。委托代理人蒋朝镖，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黄龙不服浙江省人民政府金融行政处罚一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10日作出（2020）浙01行初304号行政裁定。黄龙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裁定载明：原告黄龙起诉称，2020年4月，原告通过查询发现原告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个人信用报告“公共信息明细”中登记了以下内容“（一）行政处罚记录。处罚机构：浙江省互金整治办；处罚内容：被列入恶意逃废债借款人名单；平台：微贷网；……”原告没有在浙江微贷网借款，更没有恶意逃废债的行为。浙江省互金整治办为何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且行政处罚决定书至今还没有送达给原告。原告认为，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主要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依法不能成立，浙江省人民政府对民间借贷纠纷作出行政处罚属超越职权，滥用职权。为此，请求判决确认浙江省人民政府于2020年3月对黄龙作出的恶意逃废债的行政处罚行为违法并予以撤销。原审裁定载明：被告浙江省人民政府答辩称，一、我府从未对原告作出过行政处罚决定。原告的诉讼缺乏事实依据，应予驳回。二、2019年9月，国家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国家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联合印发《关于加强P2P网贷领域征信体系建设的通知》，要求“持续开展对已退出经营的P2P网贷机构相关逃废债行为的打击”，明确“请各地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指定辖内相关部门，组织对失信人员名单进行复核，通过各种方式告知失信人，明确还款路径，可给予一定的还款宽限期。宽限期结束后，指定部门对失信人名单加盖公章后，转送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运行机构、百行征信等征信机构”。我府落实国家规定要求，经层层复核，查明原告在P2P网贷机构借款逾期还款属实，于2020年3月以《关于转送第三批P2P网络借贷恶意逃废债借款人信息的函》的方式，将经杭州市网络借贷风险处置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上报的失信人员信息（包括原告在内）转送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为，首先，国家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国家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P2P网贷领域征信体系建设的通知》明确“持续开展对已退出经营的P2P网贷机构相关逃废债行为的打击”，“各地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指定辖内相关部门，组织对失信人员名单进行复核，通过各种方式告知失信人，明确还款路径，可给予一定的还款宽限期。宽限期结束后，指定部门对失信人名单加盖公章后，转送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运行机构、百行征信等等征信机构”。据此，在对已退出经营的P2P网贷机构相关逃废债行为的处置过程中，并无由省级人民政府或其所属机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要求。其次，经原告提出核实申请，本院向中国人民银行相关机构进行了调查，查明原告黄龙的个人信用报告中并无受到浙江省人民政府行政处罚的内容。此外，原告黄龙也称，其并未收到过浙江省人民政府的任何行政处罚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诉讼时应当提交以下起诉材料：……（二）被诉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存在的材料；”本案中，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原告所诉的行政处罚行为存在，故其起诉不具备法定起诉条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黄龙的起诉。黄龙上诉称，一、一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上诉人在起诉时已提交有从银行征信机打印出来的个人信用报告，报告四：公共信息明细（一）行政处罚记录：处罚机构：浙江省互金整治办，处罚内容：被列入恶意逃废债借款人名单。生效日期2020.03，该报告上盖有征信中心的字样，且是在中国人民银行尼勒克县支行征信查询机打印出来，上诉人查询出该报告后于2020年4月28日到被上诉人处商谈该征信报告行政处罚一事，直至上诉人起诉时止（2020年7月3日），被上诉人对征信中心的浙江省互金整治办作出的行政处罚没有作出任何回应和追责，充分证实了被上诉人是认可征信中心公布的征信报告中所具明的处罚机构：浙江省互金整治办这一事实。2.一审法院向中国人民银行相关机构进行调查是基于立案受理后根据上诉人提供调查取证申请进行的。法院调查的结果没有告知一审原告，也没有进行开庭质证。法院调查时间是在2020年8月份，上诉人起诉的是2020年3月份的行为。本案所诉行政行为是否存在，应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作出答复，但一审依据一审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来认定没有作出被诉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3.一审裁定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个人信用报告不作评价，用裁定驳回起诉是滥用审判权行为。二、一审程序违法。1.一审须经开庭审理才能查实证据的真实性和被诉的行政行为是否存在，应用判决来解决，并不是用裁定解决。根据个人信用报告证实，上诉人是浙江省互金整治办行政处罚的相对人，有权提起诉讼。上诉人起诉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法院应该审理。2.本案审理结果对征信中心有利害关系，法院依职权应通知征信中心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没有依法履行通知义务，程序违法。三、一审裁定书称：“原告黄龙也称，其并未收到过浙江省人民政府的任何行政处罚决定”，这并不能作为一审适用裁定驳回起诉的理由。被上诉人不送达行政处罚给上诉人，并不能说明其没有送给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请求二审撤销本案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浙江省人民政府答辩称，一、答辩人未对上诉人作出过行政处罚决定，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行政处罚事实存在，理应予以驳回起诉。本案中，上诉人未提供行政处罚决定书，仅提供了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数据库查阅的个人信用报告部分截图。该截图内容的制作单位不是答辩人，答辩人也从未向该单位提供过行政处罚决定书，其相关记载不能证明行政处罚事实存在，不具备证明效力。二、答辩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转送信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2019年9月，国家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国家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加强P2P网贷领域征信体系建设的通知》，要求“持续开展对已退出经营的P2P网贷机构相关逃废债行为的打击”，明确“请各地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指定辖内相关部门（简称指定部门），组织对失信人名单进行复核，通过各种方式告知失信人，明确还款路径，可给予一定的还款宽限期。宽限期结束后，指定部门对失信人名单加盖公章后，转送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运行机构、百行征信等征信机构”。答辩人落实国家规定要求，经过层层复核，查明上诉人在P2P网贷机构借款逾期属实，于2020年3月以《关于转送第三批P2P网络借贷恶意逃废债借款人信息的函》的方式，将经杭州市网络借贷风险处置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上报的失信人员信息（包含上诉人在内）转送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经二审审理查明：2019年9月，国家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国家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联合印发《关于加强P2P网贷领域征信体系建设的通知》，要求“持续开展对已退出经营的P2P网贷机构相关逃废债行为的打击”，明确“请各地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加强组织协调，人民银行省级分支机构征信管理部门积极配合，继续按照《关于进一步做好网贷行业失信惩戒有关工作的通知》（整治办函[2018]115号）精神，收集、筛选相关失信信息并转送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运行机构、百行征信等征信机构；指定辖内相关部门，组织对失信人员名单进行复核，通过各种方式告知失信人，明确还款路径，可给予一定的还款宽限期。宽限期结束后，指定部门对失信人名单加盖公章后，转送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运行机构、百行征信等征信机构”。浙江省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为落实国家规定要求，于2020年3月以《关于转送第三批P2P网络借贷恶意逃废债借款人信息的函》的方式，将经杭州市网络借贷风险处置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报的恶意逃废债借款人信息（包括上诉人在内）转送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信息要素主要包括：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码、贷款平台名称、借款平台是否出险、累计借款数额、逾期金额、逾期开始时间、当前逾期天数、是否失联、催收情况、是否判决、上报地市等。上诉人于2020年4月通过查询其个人信用报告，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个人信用报告“公共信息明细”显示：“（一）行政处罚记录。处罚机构：浙江省互金整治办；处罚内容：被列入恶意逃废债借款人名单；平台：微贷网；累计贷款：171000元；自20190301逾期：59294.5元……生效日期：2020.03”相关信息。2020年8月原审法院经调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黄龙《个人信用报告（商业银行版）》中的相应内容显示为“惩戒类别：黑名单；惩戒决定书编号：《关于转送第三批P2P网络借贷恶意逃废债借款人信息的函》；惩戒内容：恶意逃废债借款人名单；平台：微贷网；累计借款：171000元；自20190310逾期：59294.5元；生效日期：2020年3月；惩戒状态：正常；惩戒机构名称：浙江省互金整治办”。浙江省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由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于2016年4月发文成立，下设浙江省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浙江省互金整治办。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上诉人起诉“浙江省人民政府于2020年3月对黄龙作出的恶意逃废债的行政处罚行为”是否具有事实依据以及本案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五）（六）项规定，“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产生外部法律效力的行为”、“行政机关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准备、论证、研究、层报、咨询等过程性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据此，根据上述规定，提出行政诉讼应当具有事实依据及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一般而言，行政机关作出的内部以及过程性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中，根据《关于加强P2P网贷领域征信体系建设的通知》规定精神，以及查明的被上诉人作出的《关于转送第三批P2P网络借贷恶意逃废债借款人信息的函》、转送信息具体内容等事实，一方面，上诉人诉称的被上诉人对其作出的恶意逃废债的行政处罚行为客观上并不独立存在，另一方面，被上诉人将包括上诉人在内的恶意逃废债借款人信息转送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行为具有明显的行政机关作出的内部以及过程性行为的特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规定，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故此原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无明显不当，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第三人是否参加诉讼，属于第三人的诉讼权利和人民法院履行审判职权的范围，上诉人以此为由提出相关主张，不能成立。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吕柏超审判员  马良骥审判员  张 榆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韦若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