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683民初5775号原告：章林，男，1990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大观区，现住杭州市余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胜汐，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胡志明，男，1995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被告：浙江好运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嵊州市剡湖街道好运来路**。法定代表人：胡士良。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勇，浙江三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章林与被告胡志明、浙江好运来集团有限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章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胜汐、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章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依照合同约定支付中介服务费人民币46400元；2.判令二被告支付利息损失210元｛自2020年8月1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3.85%暂计算至2020年9月22日，此后利息损失按以未付金额为基数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庭审中原告将利息部分变更为以46400元为基数自2020年8月1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至款项付清之日止计付利息；3.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20年7月，原告接受被告一的委托，负责寻找一辆型号为“梅赛德斯-AMGGT63先型版”的亮灰色车源，车辆登记在被告二浙江好运来集团有限公司名下，原告负责寻找车源并引荐被告和车辆销售方洽谈，向被告提供车辆相关信息，并最终促成被告与车辆销售方签订《汽车销售合同》，被告一于2020年7月10日通过微信转账向原告支付车辆意向金10000元。原、被告之间形成实质的居间合同关系。2020年7月28日，原告告知被告一已找到符合条件的车源，同时约定，向汽车销售方浙江星宝行汽车有限公司支付价款224.28万元，向原告支付中介服务费57200元，已支付10000元，剩余服务费在车辆交付后支付至原告账户。2020年7月30日，原告向浙江星宝行汽车有限公司代为支付购车款定金10000元，后车辆定金退还给原告。同日，被告二与浙江星宝行汽车有限公司签订《汽车销售合同》，购买型号为“梅赛德斯-AMGGT63S4MATIC+四门跑车先型特别版”的车辆，车辆价格为224.36万元，被告二的委托代理人为被告一胡志明。2020年7月31日，汽车到货，原告告知被告准备车辆登记的手续及材料。2020年8月10日，被告向浙江星宝行汽车有限公司支付车辆价款，同时再次明确约定中介服务费为56400元，已支付10000元，还需支付服务费46400元。根据原告与被告的约定，原被告之间形成实质的居间合同关系，被告应在《汽车销售合同》签订后，支付车辆价款时同时向原告支付剩余未支付服务费46400元。现被告已签订《汽车销售合同》并实际取得车辆，被告一所称支付剩余服务费的时间也从签订合同到车辆交付到车辆牌照登记后，经原告多次交涉，二被告明确表示不愿意支付约定的服务费用，至起诉之日其也未支付剩余未支付服务费46400元。二被告的行为严重违反合同约定，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综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被告胡志明答辩称：1.事实部分，原告章林当时系以4S店员工身份与被告聊天、承揽业务，期间称该车型颜色稀有，难以采到，但他和公司领导关系好，会想办法弄到，并可以优惠。但其中有部分车款不能开票，该不能开票部分差价就由他和其他相关人员进行分配。至原告起诉后，经被告了解，才知道原告并非4S店的员工，上当受骗。2.关于本案性质和处理意见，首先，原、被告之间不构成所谓的居间合同关系。居间是原告作为与4S店无关人员接受被告委托完成被告委托事项，被告支付相应报酬。但被告自始至终是把原告作为4S店员工，被告是在与4S店洽谈业务；被告在微信聊天中答应给原告的不是居间报酬，而是受原告误导，作为原告和其他人员帮助被告弄到难以弄到的车源并降低价格的好处费，该好处费本身是以损害4S店利益为前提的，也是违规的。因此，原、被告之间就居间合同存在主体对象不一致、所谓的合同约定内容不一致等问题，双方既不存在居间的口头合同，也没有实际履行。故原告诉称的口头居间合同不能成立；其次，原告在向被告反馈通报有关信息时，刻意隐瞒了车辆并不稀有、不是难以弄到的事实，且故意虚增车辆价格，以达到谋取好处费的目的。该行为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25条，属于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的情形，故即使居间合同成立，也不得要求支付报酬，并应承担赔偿责任。因为被告受原告误导，对价格认识产生误区，且价格已由原告与汽车公司谈好(以为已帮助被告降低了价格)，致使被告丧失了与汽车公司正常商谈价格以降低价位的机会，造成损失。被告为此保留另行起诉索赔的权利。综上，恳请贵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浙江好运来集团有限公司答辩称：公司从未与原告发生所谓居间合同关系，也从未委托胡志明与原告发生居间合同关系。胡志明只代表其个人，不能代表公司，原告与胡志明之间发生的相关事实、行为也与公司无关。对于胡志明与原告之间的相关事实认定、法律关系及案件处理，公司支持被告胡志明的答辩。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对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被告一胡志明的微信认证信息、被告二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原告与被告一的微信聊天记录各一份。证明：1.微信号“Hzm_951023”，昵称“胡志明”的微信主体是被告一胡志明；2.被告一胡志明为被告二浙江好运来集团有限公司的监事；被告二浙江好运来集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士良与被告一为父子关系。证据二：与被告一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被告一向原告支付gt63s先型版意向金10000元的转账记录各一份。证明：1.原、被告之间形成实质的居间合同关系，被告委托原告原告寻找一辆型号为“梅赛德斯-AMGGT63先型版”的亮灰色车源，双方约定原告负责寻找车源并引荐被告和车辆销售方洽谈，向被告提供车辆相关信息，并最终促成被告与车辆销售方签订《汽车销售合同》；2.被告一于2020年7月10日通过微信转账向原告支付车辆意向金10000元。证据三：原告与被告一的微信聊天记录、浙江好运来集团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及车款代付证明各一份。证明：1.原告告知被告一已找到符合条件的车源，约定车辆价款224.28万元，中介服务费57200元，已支付10000元；2.车辆登记在被告二名下；3.2020年7月30日，原告向浙江星宝行汽车有限公司代为支付购车款定金10000元；4.2020年7月31日，汽车到货，原告告知被告准备车辆登记的手续及材料。证据四：汽车销售合同及汽车销售合同补充协议各一份。证明：1.原告已促成《汽车销售合同》成立，居间人义务完成；2.被告二已经于2020年7月30日与浙江星宝行汽车有限公司签订《汽车销售合同》，购买型号为“梅赛德斯-AMGGT63S4MATCI+四门跑车先型特别版”的汽车一辆，车辆价格为224.36万元，被告二的委托代理人为被告一胡志明。证据五：原告与被告一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1.2020年8月10日，被告向浙江星宝行汽车有限公司支付车辆价款，同时再次和原告明确约定中介服务费为56400元，已支付10000元，还需支付服务费46400元；2.经原告多次交涉，二被告至今未支付剩余未支付服务费46400元。证据六：向绍兴市车管所调取的车辆信息查询记录、车辆行驶证、原告向浙江星宝行汽车有限公司的定金转账记录、原告与浙江星宝行汽车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的聊天记录、原告寻找车源的聊天记录各一份。证明系原告寻找车辆，案涉车辆已登记在被告名下，原告已促成《汽车销售合同》订立，居间人义务已完成。二被告经质证认为，对证据一、证据二中的转账记录、证据三中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及车款代付证明、证据四、证据六中车管所调取的车辆信息查询记录及车辆行驶证、定金转账记录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二、证据三、证据五中原告与被告一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1.关于原告的身份，微信聊天记录上原告一直在讲他是店里的,所以才导致被告认为他是4S店的员工，其行为不是代表他个人，但现在原告却以个人身份起诉；2.关于车价，原告始终在说车比较稀有，难以弄到，被告胡志明认为这个是受原告误导，微信聊天记录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这个车型的政府指导价、厂家指导价的问题，原告一直说价格要240万多少，导致被告一直认定是这个价格；3.关于款项性质，我方认为该费用不是原告诉称的居间中介费，而是车价里面不开票的部分，或者是给店里相关人员，包括原告在内的相关人员进行私分的这么一个款项，内容是尾款，实质上是车价里面的组成款项。但具体多少数额没有明确下来。对证据六中两份聊天记录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该聊天记录被告无从得知其真实性及相对方身份。被告胡志明、浙江好运来集团有限公司就其抗辩主张所依据的事实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七：被告代理人与奔驰4S店的微信聊天记录及网上奔驰公开信息各一份。证明车辆指导价是224.28万，4S店员工表示还有6万左右的优惠礼包，虽然没有现车，但是可以预定，车也不存在稀有的情况，原告隐瞒了车价的真实情况，骗取被告信任，其与4S店谈价时确定的价格损害了被告利益。原告经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是被告律师向绍兴4S店询问的，与本案无关。本院认证认为，对双方没有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的在下文中予以阐述。对有异议的证据结合其他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综合分析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胡志明为被告浙江好运来集团有限公司的监事；被告浙江好运来集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士良与被告胡志明为父子关系。2020年7月，被告胡志明与原告章林通过微信聊天，确定由原告代为寻找“梅赛德斯-AMGGT63S先型版”的车源，且“最好是亮灰”，并于7月10日转账10000元给原告，转账说明为“gt63s先行版意向金”。后双方对购车价格、购车款是否走被告浙江好运来集团有限公司公账、上被告浙江好运来集团有限公司公户进行商议，并最终由被告胡志明确定车辆登记在被告浙江好运来集团有限公司名下。7月30日，原告签署《车款代付证明》一份，该证明载明购车人为被告浙江好运来集团有限公司，代付金额10000元，代付人为原告章林；同日，被告浙江好运来集团有限公司与浙江星宝行汽车有限公司签订《汽车销售合同》及《汽车销售合同补充协议》各一份，均载明乙方（购买方）为被告浙江好运来集团有限公司，汽车型号为“梅赛德斯-AMGGT63S4MATIC+四门跑车先型特别版”，车辆价格为2243600元，被告胡志明在合同尾部委托代理人及协议尾部乙方栏签名，并加盖有被告浙江好运来集团有限公司的公章。7月31日，原告联系被告胡志明称车已经到店里。8月10日，原告与被告胡志明通过微信核实确定本次购车共计应汇款230万，其中公户即被告浙江好运来集团有限公司账户汇224.36万元，已付10000元，私户即被告浙江好运来集团有限公司向原告账户再进46400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居间合同法律关系是否成立？如成立，则被告胡志明的购车行为是否可以认定为对被告浙江好运来集团有限公司的代理？针对上述焦点，本院分析如下：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原告章林通过微信聊天与被告胡志明达成了购买案涉“梅赛德斯-AMGGT63S4MATIC+四门跑车先型特别版”车辆的合意，并且有胡志明对车辆颜色的指定即“最好是亮灰”，原告接受指令后与车行沟通，寻找到车源，并在2020年7月30日促成了被告浙江好运来集团有限公司与浙江星宝行汽车有限公司签订《汽车销售合同》，虽然被告抗辩称因原告一直称是店里的，使被告误以为原告是4S店的员工，但是在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到原告称“对的尾款229店里224.28开票剩下我收很简单”时，被告胡志明回复是“OK”，足以见得胡志明知道原告不是4S店的员工，之后胡志明询问原告所知的该车其他报价也可以佐证。另外，原告未与4S店签订劳动合同，没有在4S店缴纳社保。故居间合同法律关系成立。其次，被告胡志明在聊天中称希望走公账，通过庭审可以确定，走公账即通过被告浙江好运来集团有限公司的账户开具发票，签订合同，即便商量车型、价格的时候原告与被告胡志明是单独洽谈，但是之后胡志明主动提出其父亲想要一同前往看车、询问金融贷款等事项，并且在原告提出“法人好像可以没事周一去店里我让金融专员直接对接”时，被告胡志明答复称“他就是（浙江好运来集团有限公司）法人”，并提供浙江好运来集团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对公账户，最终浙江好运来集团有限公司与浙江星宝行汽车有限公司于2020年7月30日签订《汽车销售合同》及《汽车销售合同补充协议》，虽然被告胡志明没有代理手续，但是在合同中委托代理人及协议中乙方一栏署名均为胡志明，其上盖有浙江好运来集团有限公司的公章，上述行为已构成浙江好运来集团有限公司对胡志明代理行为的追认，故被告胡志明的购车行为构成为对被告浙江好运来集团有限公司的代理，此时，原告居间合同法律关系的相对人应为浙江好运来集团有限公司，代理人胡志明无需承担民事责任。另外关于被告对车价不实的抗辩，因汽车买卖行业尤其是豪车买卖存在不同地区市场价格不一的情况，且原告在聊天过程中也与被告胡志明交流了他所知其他地区的同类车价格，故原告不存在隐瞒、欺骗行为，被告该项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被告称原告不清楚款项具体组成，因被告胡志明对原告“对的尾款229店里224.28开票剩下我收很简单”表示“OK”，以及微信聊天记录中已有原告与被告胡志明于2020年8月10日通过微信核实确定本次购车共计应汇款230万，其中公户即被告浙江好运来集团有限公司账户汇224.36万元，已付10000元，私户即被告浙江好运来集团有限公司向原告账户再进46400元，胡志明答复称“对的对的”、“再给你4.64对的”，可知被告胡志明即居间合同代理人对229万总金额的组成是清楚的，结算后欠原告报酬应为46400元，故该项抗辩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同时，因原告已完成中介工作，促成合同签订，在双方未约定付款时间的情况下，被告浙江好运来集团有限公司应在结算后及时履行支付报酬义务，否则须承担逾期付款责任即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原告主张自2020年8月1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利息之诉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本院对原告诉请中合理合法部分予以支持，对不合理部分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浙江好运来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章林报酬46400元，并支付以46400元为基数自2020年8月1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至款项付清之日止计算的利息；二、驳回章林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64元，减半收取计482元，由被告浙江好运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款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储一敏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唐茹蓉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