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5民初5346号原告：曾绍荣，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顺义，系曾绍荣所在社区推荐人员。被告：何月好，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桂芬，广东银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曾绍荣与被告何月好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7日立案。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曾绍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顺义，何月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曾绍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何月好一次性返还曾绍荣委托何月好代理收取广州玉德堂陵园有限公司投资及投资收益57万及利息（利息从2013年8月27日起至全部款项付清为止，以57万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的受理费由何月好承担。事实与理由：曾绍荣在2003年7月开始投资广州玉德堂陵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德堂公司），2005年11月8日至2006年12月31日在玉德堂公司投资购入墓地92块，共计1295.6万元，玉德堂公司承诺投资3年期满后由玉德堂公司收回并支付3年10%的物价补贴，并全额返还投资及投资收益给曾绍荣。投资期满后，曾绍荣多次要求玉德堂公司兑现承诺，全额返还投资及收益。玉德堂公司从2008年11月21日起至2009年4月10日共向曾绍荣返还款项82.6万元后，因出现资金断裂，对曾绍荣的要求予以推脱不还，曾绍荣多次追讨无果。2009年12月底，经人介绍，何月好找到曾绍荣，何月好自称与玉德堂公司的老板关系很好，可以帮曾绍荣代为收款。2010年1月5日，曾绍荣向何月好出具了《委托书》，全权委托何月好收回曾绍荣投资玉德堂公司的福位第11排玉华51-67号共17块，金额238万到期退位款转由何月好收。2010年1月5日，曾绍荣又向何月好、古志辉（已审理完毕）、陈炳洪（已审理完毕）出具《委托书》，由何月好等3人收回曾绍荣投资满三年后30%的物价上涨补贴，其中何月好在曾绍荣收回投资款238万三年补贴71.4万元，共计309.4万元。2011年6月21日，曾绍荣又向何月好出具《委托书》，委托何月好负责办理收回曾绍荣投资玉德堂公司第11排31号-40号10块福位，总金额为140万元整。2011年7月6日，曾绍荣再次向何月好出具《委托书》，委托何月好负责办理收回曾绍荣投资玉德堂公司第11排41-50号、第9排41、42号共12块福位，总金额为168万元。何月好于2013年7月16日止陆陆续续从玉德堂公司收到曾绍荣的投资及投资收益共计366万元（其中309万元的案件已由法院审理完毕）。期间，曾绍荣多次询问何月好代收投资款项情况，但何月好总是以没有收到款项为由，以种种理由欺骗曾绍荣，曾绍荣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多次找到玉德堂公司了解情况，玉德堂公司在2014年年初才将何月好代为收取委托款项的情况告诉曾绍荣，曾绍荣再次向何月好追讨无果。2015年1月3日，曾绍荣以何月好合同诈骗向广州市南沙区公安分局报案，2015年12月2日南沙区公安分局作出穗公南综不立字201500024号《不予立案通知书》，期间南沙区公安分局也责令何月好将收取的涉案款项返还给曾绍荣，但何月好仍据不返还涉案款项。2017年5月24日，曾绍荣以刑事自诉将何月好起诉至本院，本院于2017年11月22日作出（2017）粤0115刑初280号刑事裁定书，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曾绍荣于2010年1月5日委托何月好向玉德堂公司收回投资及投资收益后，何月好在2013年7月16日代曾绍荣从玉德堂公司收取委托款项及投资收益57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委托人约定，由受委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何月好亦代曾绍荣从玉德堂公司收取投资及投资补贴款57万元，双方的委托关系成立，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现委托事项已经完成，何月好处理委托事务所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曾绍荣，而何月好在收到曾绍荣委托其在玉德堂公司所取得的投资及补贴款项后，拒绝返还给曾绍荣，企图占为己有，经曾绍荣多次追讨仍拒绝返还，已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其过错责任均由何月好承担，何月好应将所受托取得的涉案款项及补贴全部归还给曾绍荣，并承担曾绍荣的利息损失。何月好答辩称：不同意曾绍荣的诉讼请求以及事实理由。理由如下：1、曾绍荣的诉讼构成重复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对于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曾绍荣提起的（2019）粤0115民初2519号案件诉讼请求为要求判令我方一次性返还曾绍荣委托何月好代理收取广州玉德堂陵园有限公司投资以及投资收益309万元，以及利息87.66万元，依据为2010年1月5日出具给我方代收238万元的委托书以及代收补贴款的委托书。该案庭审中法官当庭询问曾绍荣其在该案中诉讼请求所称的309万元如何构成的时候，曾绍荣表示其对广州玉德堂陵园有限公司投资本金为238万元，3年的补贴为71.4万元，但因为根据其调取的证据反映我方只从广州玉德堂陵园有限公司收取了309万元，故按309万元主张，后在庭审中曾绍荣又表示其是根据银行的电子回单以及汇款的凭证计算得知我方从广州玉德堂陵园有限公司收取了309万元，加上我方另外收取的57万元，我方收款共计366万元，其要求我方返还309万元。上述内容可见（2019）粤0115民初2519号民事判决书第11页第二自然段，这证明曾绍荣在（2019）粤0115民初2519号案件中要求我方返还的309万元已经包括根据2010年1月5日委托书涉及代收回的57万元，以及533协议涉及的代收款309万元。对于总款366万元，曾绍荣起诉要求只收回309万元，是曾绍荣对自身权益的处分，也是民事诉讼法中当事人的自认，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诚实自愿原则，曾绍荣应当对自身的处分行为承担后果，而法院已在此前的诉讼中支持曾绍荣只收309万元的诉求，并驳回了曾绍荣的其他诉求。现曾绍荣要求我方支付投资款57万元以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实质上是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本案应当裁定驳回曾绍荣的起诉。2、前案中法院查明我方代收了两笔款，分别为2010年1月14日至2010年8月20日期间代原告收取的57万元，以及533协议于2011年8月26日至2013年7月16日期间代为收取的309万元，共计366万元。前案判决我方向曾绍荣返还代收款309万元，是支持曾绍荣仅要求从366万元中返还309万元的自身处分权益的请求，而并非只判处返还533协议涉及的代收款309万元而遗漏了2010年1月14日至2010年8月20日期间代原告收取的57万元尚未处理。曾绍荣的起诉是试图混淆视听、偷换概念，应予以驳回。经审理查明：2010月1月5日，曾绍荣向何月好出具《委托书》，委托内容为“办理收回自己投资广州市南沙玉德堂有限公司福位：第十一排玉华11-51号至11-67号止共17块。由玉德堂公司返回本金，本人同意直接转入何月好建行账号62×××27”。同日，曾绍荣又向何月好、古志辉、陈炳洪出具《委托书》，委托内容为“办理收回自己投资广州市南沙玉德堂公司‘华侨墓地’担保书补贴本金的三年共30%物价上涨价”。2010年2月5日，玉德堂公司与何月好、古志辉、陈炳洪签订《协议书》，载明玉德堂公司同意负责曾绍荣购买该公司产品的补贴款，补贴总金额205.2万元，分别由何月好、古志辉、陈炳洪作为受托人收取，其中何月好应收71.4万元。玉德堂公司和何月好分别作为甲、乙双方于2011年8月31日签订编号为201107533的《协议书》（以下简称533协议），约定：乙方于2006年12月9日投入甲方资金总额352万元，按首期资金进入至目前，己方已支付乙方本金10万元，甲方尚欠乙方本金342万元；甲方于2011年9月7日前支付乙方20万元并承诺于2011年12月31日前付清本金。曾绍荣于2013年8月27日向本院递交两份民事起诉状，本院据此于2013年10月15日立（2013）穗南法民一初字第636号曾绍荣与玉德堂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和（2013）穗南法民一初字第637号案曾绍荣与何月好、古志辉、陈炳洪、玉德堂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何月好、古志辉、陈炳洪为（2013）穗南法民一初字第636号案第三人，该案中，曾绍荣要求玉德堂公司返还投资款133.4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支付投资收益。（2013）穗南法民一初字第637号案中，曾绍荣要求何月好、古志辉、陈炳洪返还投资款767.5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并要求玉德堂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曾绍荣在该案起诉状中诉称“2006年，原告曾绍荣……同意以购买被告玉德堂公司的‘华侨墓地’的方式进行投资，以获取每年相当于出借本金10%的投资收益，投资期限为三年，期满后由玉德堂公司回购所投资的‘华侨墓地’并向原告返还投资本金及相应的收益。具体如下：2006年2月1日向玉德堂公司投资308万元购买‘华侨墓地第九排21-42号共22个单位’，2006年3月9日向玉德堂公司投资280万购买‘华侨墓地第十一排31-50号共20个单位’，2006年4月8日向玉德堂公司投资280万购买‘华侨墓地第十一排50-70号共20个单位’，2006年5月1日向玉德堂公司投资224万购买‘华侨墓地第七排40-51，第八排46-49号共16个单位’，2006年12月31日向玉德堂公司投资180万购买‘华侨墓地第十八排1-12号共12个单位’，合计总投资款为1272万。按照约定，被告玉德堂公司应当分别在上述投资的三年期满后向原告全额返还投资款并支付相当于投资额30%的累计收益。但上述投资期届满后，被告并未向原告返还全部投资款及投资收益。由于原告多番追讨未有结果，在偶然的机会下，原告认识了案外人李倩，李倩同意协助原告向被告玉德堂公司追讨投资款；同时，被告何月好亦向原告表示可以连通古志辉、陈炳洪一起协助原告向玉德堂公司追讨投资款。在2009年底2010年初，原告经过考虑，决定接受案外人李倩以及本案三被告的协助，委托李倩代为追讨其购买的其中42块‘华侨墓地’的投资款，委托三被告何月好、古志辉、陈炳洪代为追讨其购买的48块‘华侨墓地’的投资款的三年共30%收益。李倩在协助原告收回其中20块的‘华侨墓地’投资款后，因个人原因无法继续协助原告，因此原告将原委托李倩协助追讨的22块‘华侨墓地’投资款另行委托何月好等协助追讨……原告委托何月好、古志辉、陈炳洪协助追款后的2010至2012年期间，原告陆续收到部分款项，合计90万元。除此之外，原告再无收到其它任何款项。其后，原告多次向何月好、古志辉、陈炳洪询问追款的情况，何月好、古志辉、陈炳洪均回答玉德堂公司称无钱支付。原告累计以投资的方式向玉德堂公司投入1272万元，扣除李倩协助收回的投资款以及何月好、古志辉、陈炳洪协助收回的90万元，至今仍余投资本金9009000元未收回，考虑到何月好、古志辉、陈炳洪三人所提供的协助无明显效果的情况下，原告决定亲自到被告玉德堂公司追讨欠款。2013年7月26日，原告到玉德堂公司要求偿还款项，但玉德堂公司却告知原告，该公司已经就原告的债权向何月好、古志辉、陈炳洪三人支付了大量的款项，总金额为857.5万元（含原告已收取的90万元）。并向原告提供了何月好与玉德堂公司签署的《协议书》一份，从协议书确定的内容与原告的实际投资款相比，减免了玉德堂公司80万元本金的支付义务，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何月好、古志辉、陈炳洪作为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所取得的财产，有义务交付给委托人即本案的原告……”后本院于2013年11月8日出具《案件移送通知书》，告知何月好、古志辉，因曾绍荣在（2013）穗南法民一初字第636、637号案起诉主张的事实中玉德堂公司的行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分局也已经对其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侦查，故将该两案移送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分局处理。本院于2014年10月18日作出（2014）穗南法刑初字第149号刑事判决书，判决玉德堂公司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曾绍荣以何月好犯侵占罪为由于2017年5月24日向本院提起控诉，本院立（2017）粤0115刑初279号案予以审理。该案中，曾绍荣主张其委托何月好向玉德堂公司收取退位款，而何月好在2009年至2014年12月1日期间从玉德堂公司陆续收取了投资款139万元后隐瞒事实未向其告知，经多次追讨未果。本院于2017年11月22日作出（2017）粤0115刑初279号刑事裁定书，驳回曾绍荣对何月好的起诉。曾绍荣不服该裁定，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29日作出（2018）粤01刑终72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曾受理（2017）粤0113民初7885号何月好诉曾绍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以下简称7885号案）。该案中，何月好主张曾绍荣向其借款，截至2003年9月5日共借款76万元，曾绍荣于2010年1月14日至2010年8月20日通过玉德堂公司偿还借款本息57万元后未再还款。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日作出（2017）粤0113民初78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何月好的诉讼请求。曾绍荣、何月好均不服该判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但曾绍荣后又撤回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19日作出（2018）粤01民终1807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曾绍荣向何月好返还借款76万元并支付利息。曾绍荣不服（2018）粤01民终1807号民事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8日作出（2018）粤民申673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曾绍荣的再审申请。另查明，后本院受理（2019）粤0115民初2519号曾绍荣与何月好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以下简称2519号案）。在2519号案中，曾绍荣诉请判令何月好一次性返还曾绍荣委托何月好代理收取玉德堂公司投资及投资收益309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3年7月16日起至全部款项付清为止，以309万元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在2519号案据以起诉的事实与理由中，曾绍荣诉称“2010年1月5日，曾绍荣向何月好出具《委托书》，委托何月好收回第11排玉华51-67号共17块墓地的投资款本金238万元。同日，曾绍荣向何月好、古志辉、陈炳洪出具《委托书》，委托三人收回投资款的物价补贴，其中何月好应收回前述238万元投资款本金的物价补贴71.4万元”。在2519号案一审中，曾绍荣确认，2519号案和本院受理的（2019）粤0115民初2518号曾绍荣与古志辉委托合同纠纷一案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与（2013）穗南法民一初字第637号案的一致。曾绍荣还主张，在本院将（2013）穗南法民一初字第636、637号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后，公安机关并无处理结果，也未告知其所涉纠纷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何月好则主张，（2013）穗南法民一初字第636、637号案在移送公安机关后，已合并在玉德堂公司所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刑事案件中处理，曾绍荣已经分配到部分赃款，但何月好未就该主张提供相应证据。在2519号案一审中，为证明何月好从玉德堂公司代自己收回投资款及收益的金额，曾绍荣提供了《大位汇总明细表（曾绍荣&何月好）》（以下简称《大位明细表》）、中国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网银国内跨行大额汇款凭证、《关于曾绍荣资金情况说明》（以下简称《情况说明》）作为证据。《大位明细表》共计38行，第1-12行的备注内容均为“533协议-何月好收款，已收回原件”，第1-11行记载2010年1月14日至2010年8月20日期间何月好共分11笔收款57万元，对应的墓地编号为9-41、9-42和11-41至11-49，第12行记载2011年6月30日何月好收款60万元，对应的墓地编号为11-50;第13-29行的备注内容均为“委托何月好”，记载2011年8月26日至2013年1月30日期间何月好共分17笔收款304万元，对应的墓地编号为11-51至11-67;第30-38行无备注内容及对应墓地编号，记载2013年2月8日至2014年1月30日期间何月好分8笔收款40万元。中国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网银国内跨行大额汇款凭证均为复印件，反映玉德堂公司在2011年8月26日至2013年7月16日期间向何月好名下位于中国农业银行广州番禺支行的账户支付共计309万元，其中，2013年2月8日至2013年7月16日期间的付款备注用途均为“533协议还款”，其他付款备注用途则为“还款”或者“533协议还款”。除《大位明细表》所载的2011年8月30日、2013年1月30日以外，《大位明细表》所载的2011年8月26日至2013年7月16日期间内何月好的收款时间、收款金额均能够与该些付款凭证形成一一对应关系。《情况说明》由玉德堂公司于2014年8月24日出具，载明“……公司前法人张春英从2008年11月21日开始至2011年3月6日期间陆续支付给曾绍荣本人账户82.6万元、李倩（含其丈夫李家明）账户330万元，共计412.6万元。2010年1月13日，曾绍荣授权委托陈炳洪、古志辉、何月好三人代为收取墓地（共48个）退位款及三年补偿款，公司从2010年1月至2011年7月期间共支付陈炳洪291.2万元、古志辉333.23万元、何月好139万元，共计763.45万元。2011年8月底，被曾绍荣授权的何月好到公司，与公司签署了还款协议（533#），从8月26日起至2014年1月，公司通过对公账户支付何月好共计322万元。综上所述，公司从2008年11月21日至2014年1月，共支付曾绍荣墓地退位款总计1498.05万元。”在2519号案一审中，曾绍荣还提供了落款日期分别为2011年6月21日和2011年7月6日的两份《委托书》。落款日期为2011年6月21日的《委托书》内容为办理收回投资玉德堂公司的第11排31-40号共10块墓地140万元，落款日期为2011年7月6日的《委托书》的委托内容为办理收回投资玉德堂公司的第11排41-50号和第9排41、42号共12块墓地168万元。在2519号案中，曾绍荣主张此两份《委托书》系533协议的附件。在2519号案一审中，何月好对《大位明细表》第1-11行中除墓地编号和备注内容外的其他内容均认可真实性，主张：第一，第1-11行反映的57万元收款即为其代曾绍荣收回的11-51至11-67墓地的投资款及收益，第13-29行反映的收款才与533协议有关；第二，第13-29行反映的收款金额中，2011年8月30日的22万元其并未收到，2013年1月30日其仅收款10万元而非该表记载的20万元，也即其在2011年8月26日至2013年1月30日期间仅从玉德堂公司收款272万元；第三，第30-38行反映的收款金额中，2014年1月30日的3万元其并未收到，也即其在2013年2月8日至2014年1月30日期间仅从玉德堂公司收款37万元且2013年7月16日系其在该期间内的最后一次收款时间。何月好对中国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网银国内跨行大额汇款凭证反映玉德堂公司于2011年8月26日至2013年7月16日期间就533协议向其支付共计309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何月好还主张，其基于533协议从玉德堂公司处收回的款项属于其本人的投资款而非代曾绍荣收回的投资款。2519号案一审第一次庭审的笔录第5页记载，当法庭询问曾绍荣其2519号案诉讼请求中所称投资及投资收益如何构成时，曾绍荣表示“投资本金是238万元，3年的物价补贴是71.4万元。因为根据我方调取的证据，被告只收取了309万元，所以我方按309万元主张。”2519号案一审第二次庭审的笔录第12页记载，曾绍荣表示“为何原告向被告主张的金额是309万元，原告提交的证据二、三委托书证明原告委托被告向玉德堂收取投资款项并同意转入被告何月好的账户。533协议这两份委托书的第一、二页，事实委托被告代理办理收回原告投资玉德堂的投资款项，但并没有委托收取款项后转入何月好的账户，至于何月好与玉德堂是否有经济往来，超出309万元的款项，原告不清楚，所以我方只主张309万元。”2519号案一审第二次庭审的笔录第14页记载，曾绍荣表示“就原告提供的证据来看，被告实际收款57万元加上309万元，合计是366万元，由于原告在委托书中同意收到款项后转入被告的账户309万元，按照合同法相关规定，原告主张被告偿还原告的309万元投资款是符合法律规定。”2519号案一审第二次庭审的笔录第14页还记载，法庭询问曾绍荣有无证据证明何月好收到了309万元，曾绍荣回答称是其根据前述中国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网银国内跨行大额汇款凭证计算而来。本院于2019年9月17日作出（2019）粤0115民初2519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对于曾绍荣委托何月好向玉德堂收回11-51至11-67墓地的投资款及收益，曾绍荣与何月好均无异议。何月好确认其在2010年1月14日至2010年8月20日期间就11-51至11-67墓地收回57万元，并于2011年8月26日至2013年7月16日期间就533协议收回309万元。根据曾绍荣的庭审意见，对于前述57万元和309万元这两笔款项，其于本案中仅诉请要求何月好返还309万元。而何月好否认533协议系曾绍荣委托其签订。因此，本案争议焦点有三：一、533协议是否系曾绍荣委托何月好与玉德堂公司签订；二、曾绍荣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三、何月好应否向曾绍荣返还309万元并支付利息。关于争议焦点一。……关于533协议系曾绍荣委托何月好与玉德堂公司签订这一主张，曾绍荣的举证已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本院予以采信。曾绍荣与何月好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且该委托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关于争议焦点二。……曾绍荣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关于争议焦点三。如前所述，何月好已于2010年1月14日至2010年8月20日期间代曾绍荣收取57万元，又就533协议于2011年8月26日至2013年7月16日期间从玉德堂公司收取款项309万元且亦属于其代曾绍荣收取，其代曾绍荣收取的款项合计已达366万元。……曾绍荣现要求何月好返还309万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何月好未及时向曾绍荣返还款项，导致曾绍荣产生资金占用损失，应予赔偿，曾绍荣要求何月好就该309万元支付利息亦符合法律规定，利息应自曾绍荣递交（2013）穗南法民一初字637号案民事起诉状向何月好主张权利之日亦即2013年8月27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遂判决：一、何月好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曾绍荣返还代收款309万元；二、何月好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曾绍荣支付利息（以代收款309万元为本金，从2013年8月27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曾绍荣的其他诉讼请求。何月好不服（2019）粤0115民初2519号民事判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案号为（2019）粤01民终24584号。二审庭询笔录第6页记载，曾绍荣表示“备注为533协议的款项为269万元，还款的金额为40万元，总共309万元。我方主张是2010年的委托书，我方当庭变更诉讼请求减少金额为97万元。”二审庭询笔录第9页记载，曾绍荣表示“我方明确表示不作诉讼请求的变更，我方主张还是一审2010年的授权委托书，何月好应当返还97万元，只是二审调查中我方认为的诉讼的事实与理由在金额方面有所变更，即何月好已经基于2010年的授权而向玉德堂公司收取97万元，但其从玉德堂公司总共收取366万元，我方可另案进行主张，败诉风险由我方承担。关于最后何月好应当归还我方多少款项由法院进行裁判。”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27日作出（2019）粤01民终24584号民事判决书，对2519号案一审认定事实予以确认，认为：“……关于何月好应否向曾绍荣返还309万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曾绍荣向何月好出具委托书，委托何月好向玉德堂公司收款，双方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现根据本案查明事实，何月好代为收取了57万元，后又收取了533协议项下的309万元，则实际上何月好代曾绍荣在玉德堂公司处收取超过309万元，未超过曾绍荣委托收取的金额，故曾绍荣在本案中主张何月好返还309万元，合理有据，本院予以支持……”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粤01民终24584号民事判决于2020年3月18日发生法律效力。再查明，本案诉讼中，何月好主张，曾绍荣在2519号案中仅要求其支付309万元，放弃了其余57万元。曾绍荣否认其有在2519号案一审、二审中表示放弃其余57万元。曾绍荣主张，其在提起2519号案诉讼时，受何月好在7885号案中提供的《大位明细表》的记载的误导，以为《大位明细表》第1-11行记载的57万元是基于533协议收取、《大位明细表》第13-29行记载的309万元是基于2010年1月出具的《委托书》收取，而作为533协议附件的2011年6月21日和2011年7月6日的两份《委托书》并未载明其有授权将何月好收回的款项直接汇入何月好个人账户，故其认为玉德堂公司将该57万元直接支付至何月好个人账户存在过错，对于玉德堂公司因此需要承担的责任，其当时是考虑向玉德堂公司主张，故其在2519号案中一开始并未向何月好主张该57万元，而且在7885号案件中533协议并未出现作为证据，故其当时也不清楚533协议的具体内容，直到何月好在2519号案件中提供了533协议作为证据并称该协议是何月好与玉德堂公司签订，其才从玉德堂公司调取关于533协议的整个证据。曾绍荣另表示，其认可何月好在2010年1月14日至2010年8月20日期间从玉德堂公司收回的57万元并非何月好基于533协议收回，其在2519号案中要求何月好返还的309万元系玉德堂公司在2011年8月26日至2013年7月16日期间向何月好支付的309万元，其在本案中要求何月好返还的57万元系何月好在2010年1月14日至2010年8月20日期间从玉德堂公司收回的57万元。再查明，本案诉讼中，对于其在2519号案一审第一次庭审中表示的“因为根据我方调取的证据，被告只收取了309万元，所以我方按309万元主张”中所称的“调取的证据”代指的内容，曾绍荣解释称，在7885号案中何月好提供了大位汇总明细表以及反映何月好向玉德堂公司收取款项的银行回单，根据该些银行回单计算何月好已经收回的款项为269万元，因为大位汇总表中备注栏上针对部分付款记录有备注“暂缺付款凭证”，其为了落实真正收到多少款项，后来又向玉德堂公司自行调取了证据，其中包括了4张反映何月好收回40万元款项的银行回单，至此，其收集到的证据反映何月好已经收回的款项为309万元；其自行调取的前述4张银行凭证所反映的款项信息与《大位明细表》备注有暂缺凭证的付款记录并不完全对应，但是其基于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按照银行凭证反映的内容为准，《大位明细表》最后一行记载的2014年1月3日的3万元由于玉德堂公司称实际上是以现金方式支付给何月好，而何月好并未开具收据，所以其也没有认定何月好已经收取了该3万元，《大位明细表》第29行记载何月好收取了20万元，但其找到的银行凭证只反映何月好收取了10万元，所以其也是以10万元为准。还查明，在本案诉讼辩论终结后，曾绍荣向本院书面表示将其在本案起诉状事实与理由部分中自“何月好于2013年7月16日止陆陆续续从玉德堂公司收到曾绍荣的投资及投资收益共计366万元（其中309万元的案件已由法院审理完毕）”开始的所有内容变更为如下内容：曾绍荣共委托何月好代收在玉德堂公司的投资款项为617.4万元，期间曾绍荣多次询问何月好代收投资款项的情况，但何月好总是以没有收到款项为由，以种种理由欺骗曾绍荣，曾绍荣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多次找到玉德堂公司了解情况，玉德堂公司后将何月好代为收取委托款项的情况告诉了曾绍荣，曾绍荣再次向何月好追讨涉案款项无果。2013年10月15日，曾绍荣将何月好、古志辉、陈炳洪及玉德堂公司诉至南沙法院，要求返还曾绍荣的投资款项，因玉德堂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南沙法院将该案件移交给南沙公安分局处理，南沙公安分局没有作出处理决定。2015年11月3日，曾绍荣将何月好、古志辉以合同诈骗向南沙公安分局报案，请求南沙公安分局以合同诈骗追究何月好的刑事责任，2015年12月2日南沙公安分局作出穗公南综不立字201500024号《不予立案通知书》。2017年5月24日曾绍荣又以刑事自诉将何月好起诉到南沙法院，南沙法院2017年11月22日作出（2017）粤0115刑初280号刑事裁定书，驳回曾绍荣的诉讼请求。曾绍荣从玉德堂公司和法院调取的相关证据经核实后，于2019年3月将何月好起诉至南沙法院，请求返还曾绍荣委托何月好代收款项309万。经南沙法院（2019）粤0115民初2519号案在审理过程中，已查明何月好代曾绍荣收到委托533号协议309万和何月好自认其他收到的57万，合计366万。后南沙法院和广州中院判决，支持了曾绍荣的309万元的诉讼请求，剩余57万曾绍荣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另案主张权利。曾绍荣与何月好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现委托事项已经完成，现何月好亦代曾绍荣从玉德堂公司收取投资及投资剩余款项57万元应当返还给曾绍荣，何月好应将所受托取得的涉案款项及补贴全部归还给曾绍荣，并承担曾绍荣的利息损失。本院认为：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根据生效判决认定，何月好代曾绍荣从玉德堂公司处收回的款项共计366万元，由在2010年1月14日至2010年8月20日期间收回的57万元和在2011年8月26日至2013年7月16日期间收回的309万元构成。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曾绍荣有无在2519号案中放弃该366万元中的57万元的对应债权。根据曾绍荣在本案中的解释，其在提起2519号案诉讼时，系认为2011年6月21日和2011年7月6日的两份《委托书》系533协议的附件，且根据《大位明细表》的记载误以为何月好在2010年1月14日至2010年8月20日期间收回的57万元系针对533协议收取，而作为533协议附件的两份《委托书》并未授权可以将收回的款项直接汇入何月好账户，故当时其考虑就该57万元向玉德堂公司主张责任，其在2519号案中要求何月好返还的并非该57万元而是在2011年8月26日至2013年7月16日期间收回的309万元。曾绍荣作出的前述解释，实际上是在强调其在提起2519号案诉讼时系要求何月好返还在2011年8月26日至2013年7月16日期间收回的309万元且其在当时误以为该309万元系何月好依据2010年1月5日的两份《委托书》收回而非依据533协议收回。结合曾绍荣在2519号案一审中作出的“2010年1月5日，曾绍荣向何月好出具《委托书》，委托何月好收回第11排玉华51-67号共17块墓地的投资款本金238万元。同日，曾绍荣向何月好、古志辉、陈炳洪出具《委托书》，委托三人收回投资款的物价补贴，其中何月好应收回前述238万元投资款本金的物价补贴71.4万元。”、“投资本金是238万元，3年的物价补贴是71.4万元。因为根据我方调取的证据，被告只收取了309万元，所以我方按309万元主张。”、“为何原告向被告主张的金额是309万元，原告提交的证据二、三委托书证明原告委托被告向玉德堂收取投资款项并同意转入被告何月好的账户。533协议这两份委托书的第一、二页，事实委托被告代理办理收回原告投资玉德堂的投资款项，但并没有委托收取款项后转入何月好的账户，至于何月好与玉德堂是否有经济往来，超出309万元的款项，原告不清楚，所以我方只主张309万元。”、“就原告提供的证据来看，被告实际收款57万元加上309万元，合计是366万元，由于原告在委托书中同意收到款项后转入被告的账户309万元，按照合同法相关规定，原告主张被告偿还原告的309万元投资款是符合法律规定。”以及其是根据中国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网银国内跨行大额汇款凭证计算出何月好收回款项的金额为309万元等一系列陈述来看，曾绍荣在2519号案一审中始终要求何月好返还的都是在2011年8月26日至2013年7月16日期间收回的309万元，只不过其在当时错误认为该309万元系何月好依据2010年1月5日的两份《委托书》收回而非依据533协议收回。从曾绍荣在2519号案中据以证明何月好收回款项情况的证据来看，《大位明细表》第1-11行记载何月好在2010年1月14日至2010年8月20日期间收回的57万元系针对533协议收取且对应墓地编号为9-41、9-42和11-41至11-49而非2010年1月5日的《委托书》所载墓地编号；反而是《大位明细表》第13-29行记载何月好在2011年8月26日至2013年1月30日期间收回的304万元对应墓地编号与2010年1月5日的《委托书》所载墓地编号吻合；除《大位明细表》所载的2011年8月30日、2013年1月30日以外，《大位明细表》所载的2011年8月26日至2013年7月16日期间内何月好的收款时间、收款金额均能够与中国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网银国内跨行大额汇款凭证形成一一对应关系。由此可见，该些证据确实存在让曾绍荣在提起2519号案诉讼时产生“何月好在2011年8月26日至2013年7月16日期间收回的309万元系依据2010年1月5日的两份《委托书》收回而非依据533协议收回”这一错误认识的可能。因此，曾绍荣在本案中作出的前述解释所强调的内容具有存在的合理性。根据生效判决认定，无论是在2010年1月14日至2010年8月20日期间收回的57万元还是在在2011年8月26日至2013年7月16日期间收回的309万元，均是何月好基于其与曾绍荣之间合法有效的委托合同关系向玉德堂公司收回。对于何月好在2011年8月26日至2013年7月16日期间收回的309万元系依据2010年1月5日的两份《委托书》收回还是依据533协议收回，曾绍荣所产生的认识错误不影响其基于其与何月好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就该309万元向何月好主张债权。关于何月好在2010年1月14日至2010年8月20日期间收回的57万元，何月好主张曾绍荣放弃了相应债权，应当以曾绍荣作出明确的放弃债权的意思表示为依据。而从曾绍荣在2519号案一审、二审中的陈述来看，曾绍荣并未表示过其放弃了前述57万元债权，2519号案一审、二审判决也未表明已经对何月好应否向曾绍荣返还该57万元的问题作出了处理。何月好主张曾绍荣在2519号案中放弃了前述57万元债权、曾绍荣提起本案诉讼构成重复起诉，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曾绍荣要求何月好返还该57万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何月好未及时向曾绍荣返还款项，导致曾绍荣产生资金占用损失，应予赔偿，曾绍荣要求何月好就该57万元赔偿利息损失亦符合法律规定，利息损失应自曾绍荣递交（2013）穗南法民一初字637号案民事起诉状向何月好主张权利之日亦即2013年8月27日起算。至于利息损失的计算标准，本院酌情认定2019年8月20日之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则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四百零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何月好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曾绍荣返还代收款57万元；二、被告何月好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曾绍荣赔偿利息损失（以代收款57万元为基数，从2013年8月2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则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356元，由被告何月好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周晓宇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袁微书记员巫秋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