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9770号上诉人一（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惠州市*********隆大厦二期14层01号。负责人：李柳清。委托诉讼代理人：卓少杰，男，系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二（原审被告）：王红波，男，1981年5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汉寿县********枯树庙组，公民身份号码：430************91X。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建丰，广东港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简中文，男，汉族，1945年2月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广东省紫金县*****************，公民身份号码：442************419。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秀芳，女，汉族，1976年10月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广东省紫金县*****************，公民身份号码：441************162。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简钦明，男，汉族，2002年9月1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广东省紫金县*****************，公民身份号码：441************474。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简凤平，女，汉族，2004年6月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广东省紫金县*****************，公民身份号码：441************421。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简风云，女，汉族，2006年9月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广东省紫金县*****************，公民身份号码：441************548。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简国亮，男，汉族，2008年10月6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广东省紫金县*****************，公民身份号码441************430。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简宇彤，女，汉族，2018年10月2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广东省紫金县*****************，公民身份号码：441************421。上列七原审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展谦，广东扬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政，男，2000年8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汉寿县**********湾组，公民身份号码：430************396。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斯海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州市*******************。法定代表人：曹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叶丽，广东华商（惠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上诉人二王红波因与被上诉人陈秀芳、简钦明、简凤平、简风云、简国亮、简国亮、简宇彤、被上诉人惠州市斯海通信工程有限公司、被上诉人刘政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东县人民法院（2020)粤1323民初12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一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一、原审法院存在事实不清的情形，请求撤销(2020)粤1323民初1254号民事判决书，关于上诉人的相关赔偿金额，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上诉费由被上诉人及一审被告一、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一审时提交的投保单中的投保人签名处“王红波”签名并非王红波本人签名而认为上诉人未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属于一审法院错误理解了《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其中第十条内容“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来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一条内容“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该解释是指保险人作出了“提示”就应当支持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的条款合法有效，而不是作出“提示说明义务”。而上诉人提交的保险条款、被上诉人提交的保险单的重要提示中，已经对责任免除部分的条款作出了加黑、加粗的字体提示投保人了，应当认定上诉人是有对投保人履行了该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的第二项判决。按照不服金额100万核定上诉费，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一承担。上诉人二王红波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惠东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粤1323民初1254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判决并依法改判：上诉人王红波无需赔偿192659.5元给被上诉人。二、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的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原因认定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中，从惠东县交警大队于2019年10月24日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及《司法鉴定结果》可以得知，事故发生的真正原因是三轮摩托车司机简爱华存在(1)饮酒驾驶(2)无牌三轮摩托车(3)违法载人上路(4)车上人员，未佩戴安全头盔（5驾驶带病机动车上路，且车速相对于粤L*****号厢式货车机动车而言(6)三轮摩托车车速过快等多种违法行为，存在严重的过错，系造成本案发生的主要原因。本次事故中，三轮车驾驶员简爱华酒后驾驶无号牌三轮车上路，就已严重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该法律条款为强制性及禁止性规定，即法律规定驾驶人饮酒后禁止开车上路。从司法鉴定结果得知，简爱华饮酒后仍开车上路不仅违法，而且还对道路上的人及车辆等造成严重安全隐患及人身威胁。因此，简爱华饮酒后仍开车上路系发生事故主要原因之一。2、《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第五十条禁止货运机动车载客。本条法律亦属强制行及禁止性规定。事故中，简爱华不仅违反法律强制性及禁止性规定，而且还饮酒后驾驶无号牌三轮车搭载三个人上路，已属严重违法行为，系发生事故主要原因之一。3．司法鉴定结果得知，发生事故碰撞前，粤L*****号厢式货车行驶速度为23.3km/h，简爱华驾驶的无牌三轮车行驶速度为48.9km/h。三轮车行驶速度是涉案厢式货车行驶速度两倍多。此外，三轮车还搭载三个人。如此快的速度，发生碰撞时三轮车的重力加速相当快，瞬间根本无法制动踩刹车。车速过快，系发生事故主要原因之一。4、本次事故中，驾驶人简爱华及三轮车上所有乘客均未佩戴头盔乘坐三轮车，已严重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一条机动车行驶时：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戴安全头盔。未佩戴头盔系发生事故主要原因之一及造成事故严重后果的直接原因。5、司法鉴定得知，简爱华驾驶的三轮车后部信号装置存在安全隐患。因此，简爱华驾驶存在安全隐患的三轮车上路，也是发生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6、惠东县交警大队在作出结果认定时，认为粤L*****号厢式货车左转弯时未让直行的车辆先行，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如果将本次事故主要原因归结于厢式货车左转弯时未让直行的车辆，上诉人认为更应该将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归结于简爱华饮酒后以飞奔的速度且未采取任何安全措施的情况下，搭载三个小孩开车狂奔上路造成。7、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之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本案中，简爱华存在饮酒、驾驶无牌三轮摩托车、违法载多人上路、车上人员未佩戴安全头盔、驾驶带病机动车上路，且车速相对于粤L*****号厢式货车机动车而言，三轮摩托车车速过快等种种违法行为。因此，简爱华在本次交通事故中至少应当承担次要赔偿责任(30%或以上赔偿责任)。二、一审法院未按被上诉人（原告）的请求作出合理的裁判，对被上诉人（原告）未提及的诉求作出主动的裁判，严重损害了上诉人及其他被上诉人的利益。被上诉人（原告）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赔偿原告1578522元……；二、判令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而一审法院判决确认：依上述规定，被告中国人寿惠州支公司应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向原告赔付11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在该项中优先赔付）…（判决书第13页倒数第4行）。事实上，被上诉人没有提及该事实，也未请求精神抚慰金在交强险优先支付，一审法院却主动认定精神抚慰金在交强险优先支付。该优先权对于原告及中国人寿惠州支公司均属于重大权利，如精神抚慰金在交强险优先支付将对原告及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及案外其他投保人均产生巨大的赔付影响。三、综上所述，公安交警部门作出的《责任认定书》认定的行政处罚结果不能作为一审审理该案民事赔偿的唯一依据。一审法院应当根据交警部门对事故发生过错事实及过错责任进行综合裁判。本案不能因为惠东县交警大队重新作出新的《责任认定书》认定被上诉人刘政承担全部事故责任并判处刑罚，就否认死者简爱华在事故中存在严重的过错及诸多违法事实，从而判令上诉人王红波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因此，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王红波特上诉至贵院，以求得到一个公正的判决并恳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所有请求。上诉人二王红波就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上诉状答辩称：1、被上诉人称，其提交的保险合同/保单中保险条款、被答辩人提交的保单的重要提示中，已经对责任免除部分的条款作出了加黑、加粗的字体提示投保人，应当认定上诉人是有对投保人履行了该免责条款提示义务。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并未真实陈述本案事实，被答辩保险公司在承保时，收取王红波的保费后根本没有将保险合同/保单交给王红波。王红波也不清楚保险合同/保单的内容，更别提保险公司将保险合同/保单中责任免除部分的条款作出了加黑、加粗的字体向王红波提示。直至发生事故后，保险公司才将保险合同/保单交给了王红波家属，才得知保险合同/保单“王红波”的名字非由王红波本人签署。因此，即使保险合同中保险条款、答辩人提交的保单的重要提示中，已经对责任免除部分的条款作出了加黑、加粗的字体，保险公司也未尽到义务提示及告知投保人王红波。保险公司依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适用本案是不正确。2、基于上述理由，答辩人王红波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答辩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所有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陈秀芳、简钦明、简凤平、简风云、简国亮、简国亮、简宇彤答辩称，一、一审判决采用交警部分出具的事故认定书作为本案责任划分的依据，该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责任”的规定，该法条是指出现上述情形时，引用的是“可以”，而并非“应当”。因此，一审法院以交警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本案的责任划分依据，合法合理，并不存在与当下法律规定相违背的情形。其次，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的规定》第六十五条：“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制作后三日内分别送达当事人，并告知申请复核、调解和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的规定可知，《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的责任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据，在法院审理中具有最高的证明效力，如果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无相反的证据或者足以推翻此证据的理由，该认定书应成为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并且肇事者刘政、王红波在收到涉案《交通事故认定书》时，若存在异议，但又未针对该交通事故认定书向相关部门申请复核，所产生的相应后果应当由其自行承担。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被答辩人刘政在事故发生后弃车逃逸，存在严重过错，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根据《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为了逃避法律追究，驾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逃离交通事故现场的，逃逸的当事人应当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的规定，刘政肇事逃逸行为符合承担全部责任情形。且在《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与惠公交（重）认字441323[2019]第AN05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均认定：被答辩人刘政驾驶车辆左转弯时未让直行的车辆先行，且事发后为了逃避法律追究，未向执勤的交通警察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报告，存在严重过错，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简爱华、简钦明、简凤平、简风云均不承担事故责任。本案中的《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也都认定了系刘政驾驶粤L*****号轻型箱式货车左转弯时未让直行车辆先行。因此，被答辩人刘政应当承担全部责任，而王红波作为雇主，应承担雇员刘政在本次事故中的侵权责任。三、保险公司无法证明其对该免责条款已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义务和明确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当驳回。保险公司称已经对责任免除部分的条款作出了加黑、加粗的字体提示投保人了，应当认定保险公司是有对投保人履行了该免责条款提示义务，是没有根据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被上诉人惠州市斯海通信工程有限公司答辩称，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在庭审中提交的投保单和保险条款上的签名，通过法院询问上诉人保险公司已经确认并非上诉人王红波的签名，且投保单上并没有将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保险公司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将保险条款出示给王红波本人，由此可见，上诉人保险公司根本履行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提示义务，因此答辩人认为免责条款不生效。综上，答辩人认为，原审判决在答辩人是否应承担本次事故中责任的问题上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而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不应得到支持；至于上诉人王红波所诉请的事实和理由是否成立，由二审法院依法裁判。原审认定事实及判决：2019年10月1日7时35分许，被告刘政驾驶粤L*****号轻型厢式货车从惠东县平山往深圳方向行驶，行至S356线110KM+500M处左转弯时，与一辆从深圳往惠东平山方向直行向由受害人简爱华驾驶的三轮摩托车（搭载简钦明、简凤平、简风云）发生碰撞，造成受害人简爱华死亡，简钦明、简凤平、简风云受伤及两辆车不同程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发后，被告刘政为逃避法律责任追究，由被告王红波顶替肇事司机。在查明被告王红波顶替肇事司机之前，惠东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9年10月24日作出惠公交认字441323〔2019〕第AN05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红波驾驶车辆左转弯时未让直行的车辆先行，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受害人简爱华饮酒后（乙醇含量27.45毫克/100毫升）驾驶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车辆上道路行驶及违反“禁止货运机动车载客”之规定，存在次要过错，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在查明被告王红波顶替肇事司机之后，惠东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9年11月6日以“因新的证据出现”为由撤销了上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并依法对本事故重新作出惠公交（重）认字441323〔2019〕第AN05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刘政驾驶车辆左转弯时未让直行的车辆先行，且事发后为了逃避法律追究，未向执勤的交通警察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报告，存在严重过错，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简爱华、简钦明、简凤平、简风云均不承担事故责任。事故发生后，被告王红波向受害人简爱华的家属先行支付了53000元丧葬费。被告刘政与被告王红波系雇佣关系，事故发生时被告刘政正在履行职务。被告刘政驾驶的粤L*****号轻型厢式货车的登记所有人系被告斯海通信公司，实际支配人为被告王红波，被告王红波在购置车辆之时因未取得暂住证而以被告斯海通信公司名义购置该车辆。该车辆在中国人寿惠州支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与商业第三者责任险100万元（不计免赔），本案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原审法院就本次事故于2020年5月18日作出（2020）粤1323刑初12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刘政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后逃逸，据此判决被告刘政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判决被告王红波犯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被告刘政、王红波因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20日以（2020）粤13刑终26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基于被告刘政肇事后逃逸之事实，被告中国人寿惠州支公司为主张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内免责，向原审法院提交了载有“王红波”签名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予以佐证。诉讼期间，经原审法院询问，被告中国人寿惠州支公司确认上述投保单中的“王红波”签名并非被告王红波本人签署。受害人简爱华出生于1964年4月2日，据由紫金县公安局蓝塘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显示，受害人简爱华的父亲即原告简中文与母亲戴存香（已故）共生育了包括受害人简爱华在内的5名子女；受害人简爱华与其妻子陈秀芳共生育简钦明、简凤平、简风云、简国亮、简宇彤等五名子女。受害人简爱华户籍地的城乡分类代码为220，为主张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相关赔偿项目，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予以佐证：（一）租房合同，该组证据显示受害人简爱华在事故发生前一年一直租住在惠阳区淡水镇俄之塘南六街一巷；（二）惠州市惠阳区****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受害人简爱华自2016年6月至2019年3月期间在其处租赁菜农区摊位销售蔬菜的缴纳费用记录;（三）分别由惠阳竹贤学校、惠阳中山中学、惠州市惠阳区淡水新桥小学出具的《就读证明》，该证据显示原告简凤平、简钦明、简风云均在惠阳就读。庭审中，本案事故的三名伤者即原告简钦明、简凤平、简风云均同意本案的赔偿款优先在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内受偿。原审法院认为：交警部门在查明被告王红波顶替肇事司机后对本次交通事故重新作出的事故认定书未违反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即被告刘政承担本案事故的全部责任，受害人简爱华不承担事故责任。被告刘政与被告王红波系雇佣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被告刘政在本次事故中的侵权责任应由被告王红波负担。被告王红波在购置车辆之时因未取得暂住证而以被告斯海通信公司名义购置涉案车辆，双方之间并非挂靠关系，且本案无证据显示被告斯海通信公司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故原告诉请被告斯海通信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涉案粤L*****号轻型厢式货车在被告中国人寿惠州支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100万元，不计免赔），被告刘政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虽符合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免赔之情形，但因被告中国人寿惠州支公司所提供的投保单中的“王红波”签名并非被告王红波本人签署，且被告中国人寿惠州支公司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其已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王红波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的规定，案涉的相关免责条款不具有法律效力，被告中国人寿惠州支公司主张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内免责的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原告的各项损失应先由被告中国人寿惠州支公司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予以赔偿，超出交强险的损失应由被告王红波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并由中国人寿惠州支公司根据保险合同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100万元内（含不计免赔）进行赔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及《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并结合原告的诉请范围，对原告诉请的各项损失确认如下：1.死亡赔偿金：综合原告提供的证据，足以认定受害人简爱华的经常居住地及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该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066元/年的标准计20年为841320元。2.丧葬费：按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均工资106579元/年标准计六个月为53289.5元。3.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事故造成受害人简爱华死亡的严重后果，给原告方造成重大精神损害，酌情给予10万元。4.被扶养人生活费：至受害人简爱华死亡之日止，被扶养人简中文年满74周岁，事故发生前有5名扶养人，原告诉请扶养年限按5年计算，原审法院予以照准；被扶养人简钦明年满17周岁计1年，被扶养人简凤平年满15周岁计3年，被扶养人简风云年满13周岁计5年，被扶养人简国亮年满11周岁计7年，被扶养人简宇彤即将年满1周岁计17年，事故发生前均有2名扶养人。因前7年的各被扶养人生活费年赔偿总额累计已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故分段计算如下：①28875元/年×7年=202125元；②28875元/年×10年×1人÷2人=144375元，合计346500元。5.处理丧葬事宜费用：①误工费：原告虽未提供证据证实相关人员因处理葬丧事宜误工而实际减少的收入情况，但该损失必然产生，酌情按每人150元/天计3人各7天为3150元；②交通费：综合受害人的户籍地与事故发生地的交通情况，酌情给予3000元；③住宿费：原告未提交住宿费发票证实其因处理葬丧事宜而实际支出的住宿费，原审法院酌情按每人400元/天计3人各7天为8400元。以上共计14550元。原告方的上述损失共计1355659.5元，依照上述规定，被告中国人寿惠州支公司应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向原告赔付11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在该项中优先赔付）；超出该交强险赔偿限额的损失1245659.5元（1355659.5元-11万元），应由被告王红波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扣减被告王红波先行赔付的53000元后为1192659.5元（1245659.5-53000元），该款项由被告中国人寿惠州支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100万元（含不计免赔）的赔偿限额内赔付原告100万元，剩余损失192659.5元（1192659.5元-100万元）由被告王红波进行赔偿。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简中文、陈秀芳、简钦明、简凤平、简风云、简国亮、简宇彤11万元。二、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简中文、陈秀芳、简钦明、简凤平、简风云、简国亮、简宇彤100万元。三、被告王红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赔偿原告简中文、陈秀芳、简钦明、简凤平、简风云、简国亮、简宇彤192659.5元。四、驳回原告简中文、陈秀芳、简钦明、简凤平、简风云、简国亮、简宇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9595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王红波负担7157元，由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负担660元，由原告简中文、陈秀芳、简钦明、简凤平、简风云、简国亮、简宇彤共同负担1778元。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经交警部门认定，刘政负事故全部责任，简爱华不负事故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王红波的上诉请求，本院处理如下：关于本案事故责任的问题。事故发生后，惠东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441323【2019】第AN054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上诉人二王红波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死者简爱华承担事故次要责任。之后惠东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因新证据出现，存在王红波顶替肇事司机的情形，撤销了441323【2019】第AN054号交通事故认定书，并依据《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四十五条以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重新认定被上诉人刘政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死者简爱华不承担事故责任。现上诉人二王红波对该交通事故认定书有异议，认为死者简爱华在事故中存在过错，应承担事故次要责任，但本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不是简爱华的违法行为，而是刘政驾驶货车左转弯是未让直行车辆先行，且事发后其为逃避法律责任追究，未向执勤警察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报告，存在严重过错。惠东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是事故责任认定的职能部门，其系根据事故现场的调查取证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符合法定程序，且本院作出的（2020）粤13刑终262号《刑事裁定书》已将惠公交（重）认字441323[2019]第AN05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定案依据，故上诉人二王红波对事故认定提出异议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据该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责任比例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优先赔付的问题。如前所述，被上诉人刘政应对本次交通事故承担全部责任，故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优先赔付并不影响最终责任的承担，且被上诉人陈秀芳、简钦明、简凤平、简风云、简国亮、简国亮、简宇彤对此亦无异议，也符合司法惯例，故上诉人二王红波的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一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是否能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赔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一主张被上诉人刘政存在肇事逃逸的行为，应不予承担商业险赔付责任，但上诉人一自认该投保单上的签名并非“王红波”本人所签，无证据证明上诉人一将免责条款送达给投保人从而履行了提示义务，故该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对于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953元，由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负担13800元，上诉人王红波负担415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佳誉审 判 员 沈 巍审 判 员 邹 戈二〇二一年一月七日法官助理 黄湘燕书 记 员 徐翠敏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