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01民终2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现代妇产医院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1007515482882。法定代表人：陈某，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山西鼎信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住太原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住太原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1，山西杏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2，山西杏梅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山西现代妇产医院有限责任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赵某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6民初40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此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山西现代妇产医院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郭某，被上诉人赵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1、李某2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山西现代妇产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未能充分保证上诉人在选择鉴定机构时的优先权。一审确定鉴定机构时，对谁优先选择鉴定机构进行了抽签，上诉人抽中优先选择权，并在一审法院提供的名录中选择了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司法鉴定中心为首选鉴定机构，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司法鉴定中心作为备选鉴定机构，一审法院进行委托，该两个鉴定机构均退件不予受理。此非上诉人过错，上诉人是根据一审法院提供的名录中选取的；及时再重新选择，也应当继续由上诉人在名录中优先选取，而一审法院却重新抽签，被上诉人抽中，优先选择了鉴定机构。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有违程序。（二）应当重新鉴定而一审法院不同意重新鉴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构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1）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3）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4）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的其他情况。本案鉴定报告出具后，上诉人就提出书面重新鉴定申请。鉴定报告不仅所附的资质证书有涂改（注：一审判决称2020年10月12日经被上诉人申请前往重庆司法局核实资质，此时离上诉人提出重新鉴定申请已经过去10个月。上诉人认为对涂改资质应当零容忍，应重新鉴定，而不是核实资质），而且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下面将详细论述）。但一审法院并未启动重新鉴定，而是以上诉人没有提供足够证据为由不予重新鉴定。以上为一审法院程序问题。二、一审法院认定两份鉴定报告的效力并非作为定案证据，是认定事实错误。（一）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渝法医所（2019）临床G鉴字第172号鉴定书存在如下错误：1.鉴定结论系依据大学教材做出，属于没有法律依据而做出鉴定结论（鉴定依据明显不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失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过错，应当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进行认定，可以综合考虑患者病情的紧急程度，患者个体差异、当地的医疗水平、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资质等因素。也就是说是否有过错，首先应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不能根据教材书但是本案鉴定报告中明确写着“根据《妇产科学》全国高等医疗教材，完全性前置胎盘可与妊娠37周及以上择期中止妊娠”。也就是说，鉴定报告据以确定上诉人应在37周履行告知终止妊娠的义务是根据一本教材认定的，而不是法律法规或医疗规范。2、鉴定人不符合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失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鉴定人应当从具备相应监督能力、符合鉴定要求的专家中确定。本案争议系妇产领域医疗行为，应当有妇产科专家作为鉴定人。而本案在鉴定报告署名的鉴定人仅为一般临床医学鉴定人，并不具备妇产科专家的条件，违反了上诉最高院解释第九条关于鉴定人的条件规定。3、上诉人没有实际收住被上诉人，鉴定报告却认定收住了被上诉人。（明显依据不存在的事实出具结论）2019年12月31日当天虽然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医院交费要住院，但并未实际入住，当时就走了，去了山西省妇幼保健院住院，并且当天就在上诉人医院退了费用，就连被上诉人的起诉状也称“一直在上诉人医院产检至2018年12月31日，大夫说不敢给做手术，随即被上诉人转入山西妇幼保健院后又转入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见一审判决书第2页倒数第12行至13行），而鉴定机构在鉴定前已经看到了被上诉人的上诉状，明知被上诉人实际没有收住被上诉人，仍然在鉴定报告中认定不存在的事实，这样的鉴定如何让当事人信服。（二）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渝法医所（2019）临床B鉴定第1908号鉴定书存在如下错误：鉴定依据错误。鉴定结论为九级伤残是依据《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第5.95.6条，子宫部分切除术后。依据的材料为山西二院病历中手术经过中一句话“切除胎盘植入之子宫下段”。但“切除胎盘植入之子宫下段”这句话本身并不能理解为“切除了部分子宫”，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把子宫下段切除了”，从山大二院的出院病历记载“行全麻下子宫体部剖宫产术+凶险性前置胎盘病灶切除术+盆腔粘连松解术娩一体重3510g女活婴，术后于介入医学科兴双侧子宫动脉栓塞术。”可以知道，被上诉人并未进行子宫部分切除术，而是把胎盘植入的病灶切除，这才是“切除胎盘植入之子宫下段的真正含义”。《人体》第5.95.6条，部分子宫切除术后，才构成九级伤残。那到底这个鉴定标准里所讲的“部分子宫切除术后”是什么含义呢？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局编写的《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适用指南指出“为确保司法鉴定人准确理解适用标准和人民法院科学审查鉴定意见”编写该指南。该指南对第5.95.6条子宫部分切除术的含义做了权威的解答“子宫部分切除术仅切除子宫的上部，留下完整的子宫基底部和宫颈。”回到鉴定报告，其给予九级伤残结论依据的是山医二院病例中的一句有歧义的话“切除胎盘植入之子宫下段”，几遍把这句话理解为切除子宫的下段，也不符合上诉《指南》对鉴定标准中子宫部分切除术的解答。子宫下段，又称子宫峡部，对它动刀子与《人体》中“子宫部分切除术”完全是两码事，子宫部分切除术是对“子宫的上部”动刀子，而本案被上诉人的手术为子宫下段的胎盘植入病灶切除。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对于《指南》的存在和内容应当不会不知道，为什么还做出错误的鉴定结论令人费解。正如上诉人前面所讲，本案是妇产科学领域的问题，鉴定人应当是妇产科学的专家，否则就会出错。三、一审判决认定的费用也是错误的。请法庭不要忽略一个问题，本案是因被上诉人本身疾病（妊娠属于中央前置胎盘、胎盘植入等）原因，导致剖宫产等手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的胎盘植入是在上诉人未履行告知其37周终止妊娠造成的。换句话说，被上诉人本身怀孕属于中央前置胎盘，必须进行剖宫产，中央前置胎盘发生胎盘植入也是必然的，尤其被上诉人之前进行过剖宫产。山大二院的出院病历记载“行全麻下子宫体部剖宫产术+凶险性前置胎盘病灶切除术+盆腔粘连松解术娩一体重3510g女活婴，术后于介入医学科兴双侧子宫动脉栓塞术。”试问，即便在37周告知终止妊娠，上述哪一个手术室可以不做的？全麻剖宫产是因为怀孕成中央前置胎盘，必须剖宫产，凶险性前置胎盘植入(本身就存在，非被上诉人原因造成，前面已经论述过)病灶必须切除，盆腔粘连松解术是孕妇本身有炎症等所致，术后于介入医学科行双侧子宫动脉栓塞术是剖宫产防止大出血。这些手术的实施的基础是被上诉人本身怀孕、分娩就应设施，而不是上诉人未履行告知义务新造成的。对应的手术费用怎能算到上诉人头上。而一审法院不仅算到头上，还全部算到上诉人头上，理由是“上诉人未提交反驳性证据”。这本应是被上诉人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却加载到上诉人身上。被上诉人提供了费用单据，但并未完成举证，因为公认的客观事实是，被上诉人生孩本身是必然要产生费用的，被上诉人既然主张上诉人应承担医疗过错而给其造成的损失，就应当举证损失的证据，仅仅举出整个生育过程的费用票据是不够的，因为这里面包含了大部分与上诉人过错无关的费用。举个例子，被上诉人主张住院8天的伙食费补助费，难道被上诉人生孩子本身不需要住院吗？其他费用存在同样的问题。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有举证责任将本身应发生的费用和因上诉人过错造成的费用进行划分。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据以下判的主要依据“两份鉴定报告”，存在明显依据不足，不应认定。如果此种和认定不予纠正，切除子宫下段胎盘植入的病灶就要构成九级伤残，势必在妇产界产生巨震，极大地挑战现代妇产科手术的认知。请二审法院依法查证事实，撤销原判，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被上诉人赵某辩称，第一、一审法院程序合法。（一）一审法院确定鉴定机构程序合法。本案一审时经过两次对鉴定机构的选择，因双方当事人对鉴定机构的选择不能协商确定，故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由双方当事人各自在人民法院提供的司法鉴定名录中选择两家鉴定机构，通过抓阄的方式确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未见有哪部法律规定，被上诉人诉称的优先权。一审法院按照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对鉴定机构的选择不能协商时采取抓阄或抽签的方式进行选择，充分保障了当时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程序合法公正，有一审法院选择鉴定机构的笔录为证。二审法院可以核实。被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未能充分保障其在选择鉴定机构时的优先权，是对法律的错误理解，（二）一审法院不准许被答辩人重新鉴定的申请，适用法律正确。关于本案鉴定意见书、许可证和鉴定人员资质的问题，2020年10月12日经一审法院前往重庆司法局核实，该所在本案委托鉴定期间的司法鉴定，司法鉴定许可证是有效的，且鉴定人员具有相关的鉴定资质被答辩人诉称一审法院前往重庆核实相关资质，据其提出重新鉴定申请已经过去十个月，被答辩人可能忘记了。2020年我们国家全世界都在抗击新冠疫情。答辩人认为面对不可抗力，一审法院还能在疫情相对稳定的时候前往重庆司法局核实，鉴定机构的相关资质证是体现了人民法院认真工作的负责态度。根据最高院关于民诉证据的若干规定，被答辩人虽不认可鉴定意见，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鉴定意见书存在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情形或其他足以推翻该鉴定意见的反驳性证据，一审法院不准许重新鉴定，适用法律是正确的。第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应当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上诉请求。（一）依鉴定结论依据充分，被答辩人诉称本鉴定结论系依据大学教材而作出，而没有属于没有依据法律作出鉴定结论是对司法制度的误解。司法鉴定是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为人民法院的案件审理提供专业性的意见。司法实践中涉及到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的鉴定，鉴定机构不仅仅会依据大学教材，有时还会依据临床诊疗指南、专家共识等作出判断。医学是科学，医生在治病救人的依据就是叫教材临床指南，专家共识更有各种包含了现代科技的检查手段不是法律规定。如果按照被答辩人的说法，鉴定意见作出是需要法律依据的，那么所有的鉴定医学鉴定都将无法进行。本案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部分对医方的诊疗过错论证清楚，依据充分，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被答辩人诉称鉴定人不符合要求与事实不符。本案鉴定听证会于19年11月18日举行，参加人员有患方3人，医方2人，法院方1人，专家组3人，鉴定方2人，专家组的3人就是妇产科专家，本案鉴定意见系充分听取了医患双方的陈述意见，经过相关妇产科专家讨论，尊重客观事实，依据充分，被答辩人对专家组成员3人避而不谈，视为混淆视听。（三）被答辩人诉称其没有收住答辩人与事实不符。事实上答辩人自怀孕开始就一直在被答辩人处进行产前检查，在整个产品的过程中，一方都没有告知答辩人胎盘前置的问题，更没有告知胎盘前置的危险性。根据产前检查手册记载，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38周时，择日住院，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是一方让答辩人去办理住院手续的。在答辩人办理的入住手续后，已经进入病房开始做相关准备，一方的医生才说不敢给做手术，答辩人才转院的需要。请法庭注意的是一方让答辩人转院的理由是不敢做手术，但根据相关规定，凶险性前置胎盘属四级手术，被答辩人为二级医院。试问是不是医生敢做手术就不会让答辩人转院了。能不能做手术不需要看医院的级别和技术，只需要看医生的胆量就行。本案在进入司法程序前，曾经过山西省医调委调解，在调解会当天答辩人的主管医生薛红亲口向医调委专家陈述，没有告知答辩人胎盘前置的风险，理由是怕吓着答辩人。有一审的笔录为证，二审法院可以调查核实。一审庭审时被答辩人又说在产前检查的过程当中对胎盘前置的问题充分告知了答辩人，陈述前后不一。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应当正确认识和面对自己的错误，日后规范诊疗行为才是正确的态度。（四）关于答辩人的伤残等级，鉴定依据充分。如前所述，司法鉴定是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为人民法院的案件审理提供专业性的意见。根据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九级伤残条款，子宫部分切除并没有界定子宫切除多少，为子宫部分切除又没有界定子宫切除的范围。具体到本案，因一方未尽告知义务，导致手术时机的延误，造成答辩人因胎盘植入所致子宫下段的切除是符合伤残鉴定九级伤残的鉴定条款。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提到手术记录当中的子宫下段和子宫上段有不符的情况，是其对鉴定条款的误解。从生理解剖来看，子宫相对宫颈部分是上段对子宫上段的部分切除，任何部分切除都是子宫部分切除。但是对于胎盘植入来说，胎盘植入的后段也属于生理子宫的上端。被答辩人虽不认可关于伤残等级的鉴定意见，但其在一审当中并未按照法律规定申请鉴定人出庭，就专门性的问题向鉴定人询问，更没有提出足以推翻鉴定结论的证据，故鉴定意见书应当采纳。第三，一审判决认定赔偿数额无误，根据鉴定意见书，被答辩人的过错是未尽完全性前置胎盘终止妊娠时间的告知义务和收入凶险性前置胎盘使其未能事先充分准备防治凶险性前置胎盘，把严重后果降至最低。根据产前检查手册和五份B超检查报告单，2018年9月10日时，就诊前置胎盘中央型，直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一方都没有告知答辩人前置胎盘的危险性，还在产前检查手册当中明确记录，择日住院后因一方不敢手术，答辩人不得转移，不得以院至省妇幼，省妇幼医生接待的第一句话就是为什么不在三十六周内剖宫产终止妊娠。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省妇幼做B超检查，结果是中央型前置胎盘植入，后转至山大二院，B超检查结果为凶险性、完全性前置胎盘。另一审时答辩人提交了某三甲医院妇产科主任微信微信群聊天记录截图，表明各位主任一定要反复传达凶险性前置胎盘的孕期管理规定，在32周前一定要做核磁共振和彩超。高危孕妇及时转诊，至少在34周钱转至有条件的机构，有经验的专家门诊进行管理，可以极大降低母婴风险。如果38周后转诊出血风险极大，子宫切除率明显升高。由此可见，正是由于被答辩人未尽及时告知义务，未能及时建议答辩人终止妊娠，导致36周之后黏连植入的发生，进而导致剖宫产手术的风险和难度增加，直接导致答辩人住院时间康复时间、误工时间的延长和住院费用的增加。被答辩人辩称中央前置胎盘发生胎盘植入也是必然的，显然与事实不符。如果被答辩人能够按照孕期管理规定，及时将胎盘前置的危险性告知答辩人及家属，完全可以避免后期胎盘植入，也就不会存在子宫部分切除的严重后果。根据民诉法的规定，当事人应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反驳对方当事人主张的亦应提出反驳性证据。答辩人提交了住院费等相关票据，主举证责任已经完成，被答辩人虽不认可，但未提供任何反驳性证据。一审法院也对医疗费票据予以认定，适用法律是正确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赵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支付医疗费73364.2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00元、营养费3400元、护理费8160元、就医交通费2000元、残疾赔偿金133048元、被扶养人生活费59245.2元、鉴定费12770元、参加鉴定的交通费5000元、住宿费560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以上合计308347.44元，按照被告承担50%的责任主张154173.72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6月，原告因怀孕后在被告处产检，2018年9月-12月，被告给原告出具的多份彩色超声检查报告单中均有“前置胎盘（中央型）”的超声提示。2019年1月2日，原告因“停经9月余，发现中央性前置胎盘5月余”入住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入院诊断：凶险性前置胎盘等。1月3日，山大二院为原告行剖宫产术+凶险性前置胎盘病灶切除术+盆腔粘连松解术+双侧子宫动脉栓塞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经原告申请，本院委托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司法鉴定中心和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司法鉴定中心对涉案专门问题及原告主张进行鉴定，该二中心分别于2019年8月23日和10月8日出具了不予受理通知书。后本院又组织原、被告双方重新选择鉴定机构，依法委托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鉴定所于2019年11月27日出具渝法医所【2019】临床G鉴字第17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1.现代妇产医院对赵某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2.其过错行为与患者自身疾病为同等原因致患者的损害后果。2019年12月9日该所出具渝法医所【2019】临床B鉴字第190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赵某的子宫部分切除属九级伤残。经原告申请，本院于2020年10月12日前往重庆市司法局核实本案中所涉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许可证的有效期限和鉴定人员赵一鸣鉴定资质的问题，经重庆市司法局司法鉴定工作管理处工作人员核实，该所在本案委托鉴定期间的司法鉴定许可证是有效的，并且鉴定人员赵一鸣具有相关鉴定资质。重庆市司法局司法鉴定工作管理处出具的证明材料经原、被告双方当事人质证，原告无异议，被告不予认可。被告对上述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及证明材料提出异议，并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本院认为，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该鉴定意见书存在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情形或其他足以推翻该鉴定意见的反驳性证据，被告提出申请重新鉴定的理由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条的规定，故本院不予准许。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出具的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及重庆市司法局司法鉴定工作管理处出具的证明材料应予采信。本案原告主张的赔偿项目：1.医疗费：原告主张73364.24元，并提交了2018年12月31日-2019年1月2日在山西省妇幼保健院住院2天的山西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1张显示个人支付金额为2193.4元，2019年1月2日-1月8日山大二院住院期间的山西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1张显示个人支付金额为60613.84元；门诊票据4张合计金额为3540元，外购药票据5张合计金额为7017元；被告认可票据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内容，因为原告没有按照比例划分有多少是生孩子必然发生的费用。本院认为，被告虽然不认可关联性，但未提交反驳性证据，故本院对上述医疗费票据予以认定。2.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主张住院天数8天，每天按照100元的标准合计800元，本院予以确认。3.营养费：原告主张每天按照50元的标准计算住院8天和出院后2个月即60天的营养期合计3400元，本院认为，原告作为产妇本身也需要加强营养，故本院酌定按照每天30元的标准计算住院期间8天及出院后1个月共计38天，合计1140元。4.护理费：原告主张住院期间的护理费120元/天×8天=960元，出院后的护理费120元/天×60天=7200元，合计8160元，但未向法庭提交护理人员名单及支出护理费的正规票据，故本院酌定按照120元/天、1人护理的标准认定住院期间8天，合计960元。5.就医交通费：原告主张2000元，本院酌定400元。6.残疾赔偿金：根据原告提交的户口簿显示原告系城镇居民，且原告构成九级伤残，本院认定按照2019年山西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262元×20年×0.2=133048元。7.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主张59245.2元。因原告被认定构成伤残等级的部位与劳动能力程度无关，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8.鉴定费：12770元，本院予以确认。9.参加鉴定的交通费：原告主张5000元，对原告提供了相应票据的部分（原告及其配偶往返太原-重庆飞机票、重庆轨道交通费）合计1956元，予以支持。10.参加鉴定的住宿费：原告主张560元并提交了支付截图2张，不是正规发票，本院不予认定。11.精神抚慰金：原告按照九级伤残主张10000元，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定。综上，原告的各项损失共计234438.24元。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司法鉴定意见，被告对原告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其过错与原告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应承担50%的责任。本案原告的各项损失共计234438.24元，被告应赔偿原告117219.12元。综上，本院支持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山西现代妇产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赵某各项损失共计117219.12元；二、驳回原告赵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93元，由原告赵某负担346.5元，被告山西现代妇产医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346.5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证人王永红关于赵某剖腹产手术的解释说明。经当庭质证，被上诉人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因该证据不符合证人应出庭作证的相关法律规定，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另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认可，故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本案争议焦点1、鉴定程序是否违法。本案中由一审法院委托的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是经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共同参与选择同意，对上诉人的医疗行为及被上诉人的伤残等级进行的鉴定，且经一审法院调查，该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均具备司法鉴定资质，故一审法院程序合法并无不当，据此一审法院对案涉鉴定意见予以采信并作为判决依据，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2、原判认定的各项费用是否错误。分娩过程与其住院行为是一个整体过程。本案中，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生孩子所必然发生的费用，不应当加载到被上诉人身上，但未提供如何区分这部分费用的相应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依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各项费用损失的票据结合鉴定意见过错参与度认定上诉人应当赔偿被上诉人117219.12元，符合相关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上诉人山西现代妇产医院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书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不得有转移、隐匿财产等逃避执行行为，并不得有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消费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人民法院在受理执行申请后，依法可以立即对违反本条款规定内容的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审案件受理费693元，由上诉人山西现代妇产医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冯金林审判员 段晋文审判员 张江冰 二O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郝 燕书记员 郭小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