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3民初10143号原告：广州市番禺区大石飓盈电子产品商行，经营场所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大山村祥和路****B028。经营者：翁智林，男，汉族，1992年12月20日出生，住广东省陆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耀颢，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建平，男，汉族，1970年12月18日出生，住广东省阳春市。被告：广州泰宜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河村山庄路一街**601。法定代表人：朱建平，该公司总经理。原告广州市番禺区大石飓盈电子产品商行（以下简称飓盈商行）与被告朱建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诉讼过程中，根据原告飓盈商行的申请，本院通知广州泰宜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宜公司）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后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先后公开开庭进行了两次审理。原告飓盈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耀颢，被告朱建平（同为被告泰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飓盈商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泰宜公司向原告支付被拖欠的货款143050元；2.被告泰宜公司向原告支付从起诉之日起至欠款全部清偿之日止，以14305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3.被告朱建平对上述两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由两被告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长期向被告出售电子产品，但被告一直有拖欠货款的情况。期间，朱建平曾通过其本人的微信和银行卡向原告转账支付了部分货款，但直至起诉之日止仍有143050元货款没有支付。被告朱建平辩称，一、原告是一家公司企业，出售的电子产品多是电视、电视器行业的配套产品，相对应的，其客户也多是生产电视、显示器整机的企业或公司，所以原告并不是向朱建平出售产品，而是向泰宜公司出售相关电子产品，朱建平是泰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原告混淆了被告主体，原告应该起诉的主体是泰宜公司，而不是私人或法人代表本身。二、收货单上清晰写着客户名称是泰宜公司，收货单签字的仓库管理员也是泰宜公司的员工，代表泰宜公司签收各配套客户送达泰宜公司的货物，朱建平也是作为泰宜公司财务人员，履行泰宜公司对客户的汇款等事宜。三、原告提供的所谓交易清单，出具时间是2019年7月17日，实际上，朱建平于2019年7月15日出差去了昆明，根本没有人向朱建平提出或者说过对账事宜，也根本不存在原告所称朱建平以没钱为由拒不签名，该份证据是虚假的、编造的。综上所述，朱建平并不是本案的诉讼主体，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朱建平的诉讼请求。被告泰宜公司辩称，一、其司对原告部分主张有异议。二、双方交易习惯是先对账后付款，原告一直没有与其司仓库指定管理人员对账，且其司作为增值税纳税人，需要开具增值税发票，但原告一直没有提供对公账户。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飓盈商行起诉时主张，其于2018年向朱建平供应背光散件等电子产品多批次，供货货款共计341690元，朱建平已付198640元，欠付143050元。对此，飓盈商行提交的《对账单》显示，该《对账单》由飓盈商行于2019年7月17日出具，记载买家为朱建平但未见签章，刘某作为飓盈商行的业务员于2019年7月18日在该《对账单》末页签署“朱建平以没钱为由，拒不签名”的字样。该《对账单》列表记载了各批次产品的送货日期、货物名称、数量、单价、金额、包装、买家、收件人、业务员和备注等内容，其中送货日期分别为2018年2月28日、3月14日、3月15日、3月24日、6月11日、6月15日、6月26日、7月5日、7月13日、7月30日、8月1日、8月7日、8月11日、8月14日、8月16日、8月21日、8月22日、8月24日、9月1日、9月4日、9月8日、9月11日、9月20日、9月26日、9月30日、10月6日、10月10日、10月24日、11月7日、11月9日、11月14日、11月21日、11月22日、11月24日、11月28日，共35批次；货物金额共计341690元；买家均记载为朱建平；收件人均记载为“泰宜电子”；业务员均记载为刘某；备注内容显示为付款明细，付款明细显示付款方式为通过朱建平的银行账户或者微信账户转账支付，支付时间介于2018年6月11日至2019年4月10日期间，其中银行转账65800元，微信转账132840元，共计198640元，付款按照送货顺序抵扣货款；拖欠货款为143050元。经质证，朱建平、泰宜公司对《对账单》列表中的送货日期为2月28日、同年3月15日、同年3月24日、同年6月11日、同年8月7日、同年9月4日、同年9月30日、同年11月14日的送货有异议，理由是泰宜公司查不到对应的送货单，飓盈商行应提供相应的送货单证实；朱建平、泰宜公司对《对账单》列表中的其他送货日期的送货明细及金额无异议；朱建平、泰宜公司对《对账单》列表中的备注内容无异议，确认付款金额；朱建平、泰宜公司主张买方为泰宜公司。朱建平提交的微信账单显示，其向刘某转账支付款项记录有2017年10月4笔、2017年12月1笔、2018年2月1笔、2018年3月2笔、2018年8月至2018年11月转款合计112840元与上述《对账单》记载的相同时间微信付款一致，并备注刘某为“飓盈电子-刘生”。另有提现到朱建平招商银行账户的多笔记录。飓盈商行提交销售单原件3张、送货单（显示有多联的为财务联）原件20张和送（销）货单（显示有多联的为存根联）原件6张，主张是其目前能够提供的送货凭证。该组证据显示，客户名称或者收货单位均记载为“泰宜电子”或“泰宜”，送货日期分别为2018年7月5日、7月13日、7月30日、8月1日、8月7日、8月11日、8月14日、8月16日、8月21日、8月22日、8月24日、9月1日、9月4日、9月8日、9月11日、9月20日、9月26日、9月30日、10月6日、10月10日（2张）、10月24日、11月7日、11月9日、11月13日、11月21日、11月22日、11月24日、11月28日，收货单位签名处除2018年8月7日送货单由李某签名（该送货单上还有朱建平签名。飓盈商行称，李某是在泰宜公司代工产品的客户，当日李某与另一人驾驶朱建平车辆到飓盈商行工厂楼下取货并签收）、2018年9月1日送货单由何某1签名（飓盈商行称，何某1是何某2儿子并在泰宜公司负责生产管理，何某2是泰宜公司的仓库管理员）、2018年9月4日送（销）货单签收人姓名无法辨认（飓盈商行也未明确该签名人姓名）、2018年9月30日送（销）货单由吕某签名（该单还写有车牌号码。飓盈商行称，吕某是该单据记载车辆的货运司机，吕某经常为朱建平送货，当日由朱建平指派吕某取货）外，其余单据均由“何某2”签名，除2018年11月13日送（销）货单记载的货物名称及规格、数量、单价、金额与上述《对账单》列表中记载的2018年11月14日送货的货物名称、数量、单价、金额对应外，其余日期送货的货物名称及规格、数量、单价、金额等与上述《对账单》列表中记载的同一送货日期的货物名称、数量、单价、金额一一对应。经质证，朱建平、泰宜公司对由何某2和何某1签名的单据予以确认，对其余三张单据不予确认。朱建平称，何某2是泰宜公司指定收货的员工，何某1是何某2的儿子也是泰宜公司的员工，其认识李某，李某是拿产品到泰宜公司进行加工的客户的亲戚，李某不是泰宜公司的员工也没有与泰宜公司有交易往来，吕某是专门拉货的司机，其雇请过吕某帮忙拉货，吕某也有帮其收过货。双方确认2018年11月13日送（销）货单与上述《对账单》列表中记载的2018年11月14日送货是同一批次送货。对于飓盈商行提交的上述销售单、送货单和送（销）货单合计29张，朱建平、泰宜公司提交了除送货日期2018年8月7日、9月4日、9月30日外的其余26张单据（显示有多联的为仓库联或客户联）。朱建平、泰宜公司还提交了日期2017年11月16日的出仓单1张和送货日期2018年3月14日、6月15日、6月26日的送（销）货单各1张，其中送（销）货单显示，收货单位均记载为“泰宜电子”或“泰宜”，记载的货物名称及规格、数量、单价、金额与上述《对账单》列表中记载的同一送货日期的货物名称、数量、单价、金额一一对应，货品分别由朱建平、何某2签收。朱建平称，双方自2017年开始进行交易，一直以来都没有进行过完整对账，飓盈商行本案截取部分交易起诉要求支付货款不妥。飓盈商行提交的刘某与朱建平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聊天时间介于2018年6月至2019年7月期间，聊天内容主要为朱建平向刘某询价、下单、要求送货、付款和刘某向朱建平催款等交易往来，其中2018年6月15日、7月13日、7月30日、8月1日、8月11日、8月14日、8月16日、8月21日、8月22日、8月24日、9月1日、9月11日、9月20日、9月26日、10月24日、11月7日、11月9日、11月14日、11月22日、11月28日，朱建平向刘某下单的货物和数量与上述《对账单》列表中记载的同一送货日期的货物和数量一一对应；朱建平向刘某微信转账支付货款的记录与上述《对账单》备注中记载的微信转账记录一致；2018年9月30日，刘某发“货已经拿走了”；2018年11月27日，刘某向朱建平催款，朱建平复“刚叫我老婆打钱来就打给你了”。刘某问“我余下的款年底可以付给我吧？这不是开玩笑，我们合伙的生意年底要清账。”朱建平复“问题不大，老板，现在玻璃在跌，要赶紧把手上东西卖掉。”刘某发“是一定要清给我啊。要不这样越搞越多我都怕啊。14-15万啊”，朱建平复“不会越搞越多的，我也是怕欠人钱啊，收收钱，还清债，老子都不想干了，太辛苦啊”；2019年4月10日，刘某发去对账单图片一张，该对账单记载有2018年11月未付货款送货明细（显示具体送货日期、货物、数量、单价、金额、包装等内容均与上述《对账单》记载的同一送货日期的相同内容一致）、2018年8月至2018年11月各月未付货款金额（共计194950元）、2018年11月7日至2019年4月10日付款明细（共计51900元，与上述《对账单》记载的同期付款明细一致）、现应付金额143050元。当日朱建平未予回复。后朱建平复“今明两天给你筹一点，你要拉东西，我就报警了，你问一下懂的人。”经质证，朱建平、泰宜公司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无异议。飓盈商行称，上述2018年9月30日所发“货已经拿走了”指的是上述由吕某签名的2018年9月30日送（销）货单对应货物。庭审中，双方确认，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飓盈商行的交易代表是刘某，交易期间由朱建平通过电话或者微信向刘某下单，由飓盈商行送货到朱建平指定的仓库，飓盈商行送货时随附单据并由收货人员签收，货款均由朱建平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或者微信转账支付。飓盈商行称，由于其在朱建平指定仓库的后门交货，没有看到任何牌照，故其不清楚收货地址的具体名称，但收货人自称是代泰宜公司收货，上述货款均不含税，其是个体工商户故没有设立公账。朱建平称，其是作为泰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泰宜公司向飓盈商行下单和付款，其个人付款的原因是飓盈商行没有公账，泰宜公司无法通过公账向飓盈商行付款，，其指定的收货仓库是泰宜公司住所地的**该处悬挂有泰宜公司的招牌，其上述在微信中提及“刚叫我老婆打钱来就打给你了”是因为其夫妻都是泰宜公司的股东，在泰宜公司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其夫妻作为股东代为付款，上述交税款项也是先由其转账到泰宜公司账户的，飓盈商行的价款高于他人，应当为含税价款，且当时飓盈商行口头告知价款含税。飓盈商行经向本院申请开具律师调查令调查取得的泰宜公司基本账户的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的交易明细显示，主要交易记录有该账户向不同的第三方公司转款和不同的第三方公司向该账户转款的记录，部分备注显示为货款；朱建平个人招商银行和建设银行账户向该账户转款的记录，共30笔；“ATM取款”或“自助取款”转出记录，共43笔，显示交易地点有“番禺区南村镇番禺大道北1号星”、“番禺区大石镇朝阳路X号”、“番禺大道北555号番禺节能科技”、“云南省昆明市红康路X号”、“广州市番禺区迎宾路X大酒店”；2018年12月起有“实时缴税”转出记录，显示摘要为泰宜公司；其余为结息和银行收取短信、年费等记录。以上转出款项前该账户余额不足的都先由朱建平个人银行账户转入足额款项后再行转款。经质证，朱建平确认，上述“ATM取款”和“自助取款”系由其本人取款。朱建平称，由于泰宜公司的其他人员没有时间取款故由其取款，其取款是用于支付泰宜公司的工人工资，由于泰宜公司规模小，其取款用于支付工人工资的记录有的进行了记账，有的没有记账，由于时间过久，其无法提供相关记账凭证，公司公账款项主要用于缴纳税款。泰宜公司是于2012年2月29日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经营范围为光电子器件及其他电子器件制造、LED显示屏制造、计算机应用电子设备制造等，其企业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于2012年11月5日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股东由朱建平变更为朱建平（货币出资45万元）和叶某（货币出资5万元），其财务负责人于2016年7月6日变更为朱建平，主要人员为朱建平和陈某，陈某任监事。庭审中，朱建平称，泰宜公司的股东是其和叶某，其担任法定代表人和财务负责人，叶某是其妹夫，叶某大概在2015年、2016年离开泰宜公司后就没有参与泰宜公司的经营管理，叶某有参与泰宜公司的分红，但泰宜公司近几年都没有收益故没有实际发生分红，叶某没有以其个人财产支付过泰宜公司的债务，叶某实际上已经退出了泰宜公司，双方没有就此签订书面文件，也没有注销叶某的股东信息；陈某虽登记为泰宜公司的监事，但陈某只是帮忙办理工商登记的人，陈某并未在泰宜公司任职和工作；泰宜公司自成立以来都没有盈利，一直处于半亏本状态，因其希望泰宜公司能够存续，期间都是用其个人财产出借给泰宜公司用于支付工人工资、税款，并以此投资泰宜公司，泰宜公司对外应付货款，供应商有公账的，用泰宜公司的财产支付，供应商没有公账的以其个人财产支付，其所有付款都是其出借给泰宜公司的款项，应由泰宜公司返还给其，因泰宜公司亏本，实际上没有返还，其以其个人财产支付泰宜公司欠款有的进行了记账，有的没有进行记账，泰宜公司的款项由其个人名义收取，但有注明是公司的款项，其有要求客户支付泰宜公司款项转账到其个人银行账户，实际上其妻子也是泰宜公司的客户，故其上述在微信中称让其妻子打款过来，其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个人财产区分于公司的财产。诉讼中，飓盈商行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冻结、查封朱建平名下价值143050元的财产，本院裁定准予保全，后冻结了朱建平银行存款、微信和支付宝账户内款项，冻结时余额均不足，冻结期限至2021年12月2日止。飓盈商行因此向本院交纳了案件申请费（财产保全费）1235元。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双方主要争议是合同相对方问题、应付货款及逾期利息问题、朱建平应否承担责任问题。关于合同相对方的问题。双方对飓盈商行是卖方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双方提供的送货单等交货单据上均明确记载收货单位为泰宜公司，飓盈商行也自认收货人自称是代泰宜公司收货，根据朱建平是泰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朱建平主张其是履行职务行为代泰宜公司向飓盈商行下单具有合理性，且涉案交易货品也与泰宜公司的经营范围吻合，故朱建平、泰宜公司主张买方是泰宜公司，理据充分，本院予以采纳。关于应付货款的问题。飓盈商行本案主张货款143050元是2018年期间送货总价款减去朱建平已付款后的余款，对此，飓盈商行提供的《对账单》详细载明了各批次送货明细、付款明细及相应抵扣货款明细等内容。对于付款明细，有飓盈商行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和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的转收款内容、朱建平提供的微信账单相互印证，且双方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双方无争议的送货明细，有双方提供的送货单等交货凭证证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被告提出异议的2月28日、3月15日、3月24日、6月11日、8月7日、9月4日、9月30日和11月14日共8批次的送货明细，其中，11月14日的交货事实，双方都提供了11月13日的送（销）货单并确认是同一批次送货，且两被告对该单据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8月7日、9月4日和9月30日的交货事实，飓盈商行提供了相应的交货单据，除9月4日送（销）货单由于签名潦草无法辨认收货人姓名外，其余两张单据的收货人朱建平都认识，且8月7日的送货单上还有朱建平的签名，该签名行为应视为朱建平对该单据进行了追认。9月30日送（销）货单由货运司机吕某签名，朱建平自认其与吕某之间存在货运往来及由吕某帮忙收货，该单上还记载有车牌号码，且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刘某于9月30日告知朱建平“货已经拿走了”能够印证该收货事实，因此，本院确认8月7日和9月30日的交货事实；对于上述9月4日送（销）货单和飓盈商行未能提供交货单据的2月28日、3月15日、3月24日、6月11日的交货事实，《对账单》显示付款按照交货时间顺序进行抵扣货款，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刘某于2018年11月27日向朱建平催款，朱建平回复“刚叫我老婆打钱来就打给你了”，刘某要求朱建平年底结清余款，余款约14至15万元，朱建平并未对该数额提出异议，当日朱建平微信转账付款6000元，此后飓盈商行仅于2018年11月28日送货，该次送货货款为6800元，朱建平仅于2019年4月10日微信转账付款10000元，刘某收到该转款的当日向朱建平发去对账单图片，该对账单显示为截止当日的欠款明细，且记载的相应送货、付款内容均与《对账单》对应内容一致，朱建平并未对该对账单提出异议，后朱建平回复表示先支付部分款项。可见，飓盈商行先后出具的对账单的内容吻合，朱建平在收悉刘某在微信中发送的对账单后并未提出异议，且绝大部分交货事实有相应的送货单据证实，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有关付款的内容也表明是按照交货顺序进行抵扣货款，根据高度盖然性的民事诉讼认证规则，在无证据推翻的情况下，本院对该五批次的交货事实予以确认。综上，本院确认泰宜公司本案欠付飓盈商行货款143050元，飓盈商行主张泰宜公司支付货款143050元，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关于逾期利息的问题。飓盈商行主张泰宜公司支付自起诉之日起的逾期付款利息，实质是以泰宜公司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该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20〕17号）第十八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违约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19日之前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违约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人民法院可以违约行为发生时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为基础，加计30—50%计算逾期付款损失。飓盈商行主张的计算标准未超过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本院予以采纳。因此，本院认定泰宜公司应向飓盈商行支付逾期利息为：分别以货款14305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8月12日起计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至货款实际清偿日止。关于朱建平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虽然泰宜公司登记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登记股东为朱建平和叶某，但是，朱建平占股90%，是大股东，且朱建平自认叶某是其妹夫，叶某在2015年、2016年左右离开泰宜公司后没有再参与泰宜公司的经营管理并已经实际退股，以及泰宜公司登记的另一主要人员陈某仅是帮忙办理工商登记的人，陈某未在泰宜公司工作，而涉案交易发生于2018年期间，据此，可以认定涉案交易发生时，泰宜公司实际上由朱建平一人控制和经营管理。再者，朱建平一直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或者微信账户向飓盈商行支付货款，根据泰宜公司基本账户的交易明细证实，该账户除存在大量来自朱建平个人银行账户的转款外，还有在不同地点的自助柜员机取款的记录，朱建平自认是其本人取款，说明泰宜公司的基本账户长期由朱建平保管和使用，朱建平对于其取款用途的陈述明确表示无法提供相应记账凭证证实，且朱建平自认其在经营活动中以其个人名义及其个人银行账户收取泰宜公司的应收款，以上事实足以令人对泰宜公司与朱建平财产是否相互独立产生合理怀疑，也能反映出泰宜公司与朱建平存在财务混同的情形。此种情况下,朱建平作为泰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和财务负责人,朱建平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但朱建平明确表示对此无法提出证据证明，故在无证据证明朱建平个人财产与泰宜公司财产系分别列支列收、单独核算，利润分别分配和保管，风险分别承担的情况下，飓盈商行主张朱建平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20〕17号）第十八条第四款、第三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20]20号）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泰宜电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广州市番禺区大石飓盈电子产品商行支付货款143050元；二、被告广州泰宜电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广州市番禺区大石飓盈电子产品商行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分别以货款14305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8月12日起计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至货款实际清偿日止）；三、被告朱建平对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61元，由被告广州泰宜电子有限公司、朱建平共同负担。案件申请费（财产保全费）1235元，被告朱建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审 判 长  吴春燕人民陪审员  陈祖孺人民陪审员  黄丽嫦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冯悦书记员何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