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221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蔡天寿，男，1974年4月1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委托诉讼代理人：柳军勇，广东粤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桂英，女，1963年3月1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相阳，广东格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蔡天寿因与被上诉人余桂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402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蔡天寿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原审存在严重程序违法问题。原审中，对涉案借条上借款人处“蔡天寿”字迹是否属于本人签名共进行了两次笔迹鉴定。第一次鉴定结果表明借款人处“蔡天寿”字迹不是本人签字；第二次鉴定结果则完全相反。而第二次笔迹鉴定在启动程序及质证程序上，均存在重大程序违法。另，原审在判决中认定蔡天寿“恶意干扰鉴定”，与事实严重不符。下面分述：一、原审启动第二次笔迹鉴定无论是“重新鉴定”还是“补充鉴定”，在程序上均无法自圆其说。第二次鉴定到底属于“重新鉴定”还是“补充鉴定”，原审刻意回避了这个问题。但是，“重新鉴定”和“补充鉴定”的启动条件各自不同，在启动之前，就必须明确即将进行的是“重新鉴定”和“补充鉴定”。从原审的做法及鉴定机构的回函来看，原审应当是认定第二次鉴定属于“补充鉴定”。不论原审对第二次鉴定意见定性如何，原审在启动之初就未明确，在事后很难自圆其说，自己陷入程序违法的圈套。(一）若原审认定第二次鉴定属于“重新鉴定”，其在程序上无法自圆其说。蔡天寿收到第二次的鉴定意见书后，其提出书面异议，认为法庭既然收回第一次鉴定意见书原件，则第二次鉴定实质属于“重新鉴定”。然而，第一次鉴定并无《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四十条中规定的情形，原审启动重新鉴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且，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重新鉴定应当委托原司法鉴定机构以外的其他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因特殊原因，才可以委托原鉴定机构鉴定。可见，由原鉴定机构以外的鉴定机构进行重新鉴定是原则。若本案第二次司法鉴定属于“重新鉴定”，显然应当委托广东众合司法鉴定所（下称“众合所”）以外的鉴定机构进行。然而，原审却径直委托众合所进行第二次鉴定。故原审即便认定第二次鉴定属于“重新鉴定”，也面临着严重的程序违法。(二）若原审认定第二次鉴定属于“补充鉴定”，其在程序上亦无法自圆其说。众合所收到蔡天寿异议后，回函称第二次司法鉴定属于“补充鉴定”。原审对此也持默许的态度。然而，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如果进行的是补充鉴定，前次的鉴定意见仍然有效，前后两次鉴定意见应当一起使用，作为一份整体的司法鉴定意见，不能分割且不能存在矛盾。但法庭在第二次鉴定前通过法庭向蔡天寿收回已经送达多日的、对蔡天寿有利的第一次鉴定意见书，仅向蔡天寿提供第二次鉴定意见书，第一次鉴定意见实际上被废弃。即法庭在以“补充鉴定”之名行“重新鉴定”之实。根据《证据规定》第四十第三款规的定，如果第二次鉴定属于“补充鉴定”，则第一次鉴定意见必然仅仅是存在瑕疵问题，第二次补充鉴定不可能对第一次鉴定意见作出截然相反的鉴定意见。据此，本案第二次鉴定属于“补充鉴定”，在逻辑上也无法自圆其说。二、在对第二次司法鉴定进行质证过程中，原审明显违反法定程序，剥夺了蔡天寿对出庭鉴定人员进行质询的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蔡天寿收到第二次鉴定意见书后，在法庭指定的时间内提出了书面异议。众合所对蔡天寿的书面异议回函后，蔡天寿于2020年7月2日、7月6日继续提出了异议。但原审并未通知蔡天寿移交鉴定人出庭费用并通知鉴定出庭，剥夺了蔡天寿对鉴定人进行质询的权利，明显属于程序违法。三、原审在鉴定程序已严重违法的情况下，在判决中认定蔡天寿“恶意干扰鉴定”加以掩盖，既无意义也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在对第二次鉴定意见进行质证时，蔡天寿已对第二次鉴定中的三份样本不属于蔡天寿的亲笔签名主动做了解释。上述三份样本中虽然有他人“冒签”蔡天寿签名的现象，但该三份样本真实，其形成时间离本案启动鉴定时间久远，并非蔡天寿在第二次鉴定启动后恶意制作。综上，原审在第二次鉴定程序的启动及对鉴定意见的质证程序上存在严重的违法行为。请求二审法院向原审法院调取第一次鉴定意见书，以查明案情。被上诉人余桂英对此答辩称，一、蔡天寿主张将本案发回重审，但其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蔡天寿所要求的发回重审的理由是针对一审中委托鉴定的事项有争议，而不属于实体上认定事实错误，也不存在严重违反法律程序的相关事实。故该项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决公正，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余桂英一审起诉请求：一、蔡天寿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34万元（其中本金25万元、利息9万元，自2017年11月24日起暂计至2019年5月23日；此后利息以25万元为基数，按照月2%计付至所有款项还清之日）；二、余桂英胜诉后由法院退回诉讼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借款合同（借条）成立于2010年4月2日。二、余桂英于2010年4月2日向蔡天寿出具一份《借条》载明，借款金额30万元，月利息6000元（折合月利率2%），利息每月2日还。蔡天寿于2017年11月23日又向原告出具一份《借条》载明，蔡天寿因资金周转向余桂英借款结余利息欠款25万元，预计2018年结清，利息按2%计算。三、余桂英于2010年4月2日向蔡天寿支付借款本金30万元。四、余桂英确认蔡天寿分别于2010年4月29日、2012年6月7日、2013年7月23日、2016年4月7日、9月23日分别还款6000元、15万元、15万元、98000元、75000元。五、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双方分别申请司法鉴定，经双方协商一致，一审法院分别于2019年12月11日、2020年6月3日依法委托广东众合司法鉴定所对以下事项进行鉴定：1.余桂英提交的检材《借条》（落款为2017年11月23日）是否确系原件；2.余桂英提交的检材《借条》（落款为2017年11月23日）主文和落款处的两处签名“蔡天寿”是否为蔡天寿本人亲笔书写；3.余桂英提交的检材《借条》（落款为2010年4月2日）主文和落款的两处签名“蔡天寿”是否为蔡天寿本人亲笔书写。2020年6月17日，广东众合司法鉴定所出具粤众[2020]文鉴字第117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认为，1.检材标称时间2017年11月23日《借条》为原件；2.检材标称时间2017年11月23日《借条》主文和落款处的两处“蔡天寿”签名字迹与委托方提供样本蔡天寿签名字迹是同一人书写笔迹；3.检材标称时间2010年4月2日《借条》主文和落款处的两处“蔡天寿”签名字迹与委托方提供样本蔡天寿签名字迹是同一人书写笔迹。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案涉两份《借条》是否为蔡天寿亲笔书写以及案涉借款是否已经清偿完毕。根据双方的申请，经双方协商一致，一审法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认为案涉两份《借条》蔡天寿签名字迹与一审法院提供样本中蔡天寿签名字迹是同一人书写笔迹。鉴定机构所依据的样本均经过双方质证同意，且除开庭笔录以外，其余样本均为蔡天寿本人提供。蔡天寿当庭辩称其提交的部分样本（编号YB2020-117-3/6/7）非其本人签字，属于恶意干扰鉴定程序，相应的不利后果应由蔡天寿自行承担。本案委托鉴定程序合法，在鉴定过程中，鉴定机构根据样本量的增加，综合判断得出了最终的鉴定意见，鉴定意见客观、公正，依法可以作为定案依据。根据余桂英提交的证据和庭审内容，一审法院依法确认余桂英、蔡天寿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成立。余桂英主张双方约定借款利息为月利率2%，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经核算，截止2017年11月23日，扣除已还款项，蔡天寿尚欠余桂英本金231916.93元、利息71904.28元（详见附表）。蔡天寿于2017年11月23日出具的《借条》系双方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结算，《借条》载明蔡天寿结余利息欠款25万元，其中231916.93元应为本金，剩余18083.07元（25万元-231916.93元）应为利息。因此关于余桂英主张的本金及利息，一审法院依法调整为蔡天寿应向余桂英偿还借款本金231916.93元及利息18083.07元（暂计至2017年11月23日），此后的利息以借款本金231916.93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7年11月24日起暂计算至2019年5月23日止为84263.15元，实际计算至全部债务清偿之日止，对于余桂英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蔡天寿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余桂英偿还借款本金231916.93元及利息102346.22元（利息暂计至2019年5月23日，此后的利息以借款本金231916.93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9年5月24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余桂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400元，由余桂英负担108元，由蔡天寿负担6292元。鉴定费用16700元，均由蔡天寿承担。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另查明，原审法院于2019年12月11日委托广东众合司法鉴定所鉴定：1、余桂英提交的检材《借条》（落款为2017年11月23日）是否确系原件；2、若上述《借条》系原件，请鉴定该《借条》中的签名“蔡天寿”是否为蔡天寿本人亲笔书写。余桂英在2020年5月14日提出《异议书》，主张因蔡天寿系公安干警，鉴定样本为《庭审笔录》中的签名，系蔡天寿在“反鉴定”戒备状态下书写，粤众（2020）文鉴字第030号《文印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借条上的签名，与样本签名非同一人字迹”有误。广东合众司法鉴定所于2020年5月20日做出粤众函字[2020]11号回复函，主张样本为当事人在法院开庭时当庭书写的签名字迹，经检验样本的质量和数量能够满足鉴定的需要，符合鉴定的可靠性、可比性，“综合评断其总体价值充分反映检材签名笔迹与样本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的书写习惯”。原审法院于2020年6月20日再次出具《鉴定委托书》，再次委托广东众合司法鉴定所，除2019年12月11日的委托事项外，增加委托事项：余桂英提交的检材《借条》（落款为2010年4月2日）主文和落款的两处签名“蔡天寿”是否为蔡天寿本人亲笔书写。委托书后所附样本包括：（2019）粤0304民初16595号案件开庭笔录中被告蔡天寿11处签名，本案开庭笔录中被告蔡天寿12处签名，2015年5月20日《接收证据清单》一处，签名2017年7月27日《提款通知书（受托支付）》、《委托支付通知书》各1处签名，2018年6月4日《客群分期用途声明（2017版）》落款1处签名，2018年6月21日中国银行POS单1处签名，2018年9月11日《接收证据清单》1处签名，2019年11月4日《委托代理合同》甲方落款1处签名，2020年4月30日《委托代理合同》甲方落款1处签名。蔡天寿于2020年6月28日向原审法院出具《对的几点异议》，提出该次鉴定属于重新鉴定，重新鉴定选取的样本中有多份样本不属于蔡天寿本人签字，鉴定结论有误。广东众合司法鉴定所于2020年6月29日出具粤众函字[2020]15号回复函，主张因该次鉴定增加了鉴定事项，该次鉴定属于补充鉴定，委托鉴定送检材料是根据法院委托，经过审查、法庭质证等合法程序确认的样本自己，符合鉴定的可靠性、可比性，综合评断鉴定结论为检材签名笔迹与样本签名笔迹是同一人的书写笔迹。蔡天寿于2020年7月2日出具《对第二次司法鉴定及粤众函字[2020]15号的几点意见》，主张第二次司法鉴定不属于补充鉴定，广东众合司法鉴定所以其行动实际撤销了第一次司法鉴定意见书，但撤销行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一次鉴定意见书仍然属于合法有效的证据，第二次鉴定系以“补充鉴定”之名行“重新鉴定”之实，违反了规定。广东众合司法鉴定所于2020年7月6日出具粤众函字[2020]17号回复函，主张鉴定委托送检材料是根据法院委托，经过侦查、法庭质证等合法程序确认的样本字迹，“第一次鉴定提供样本为落款时间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开庭笔录》12处蔡天寿签名字迹复印件12页，第二次补充鉴定则提供样本为2015、2017、2018、2019和2020年期间的案前、案后样本，异议人提出其中有3个签名样本不是本人所签的，委托方提供的样本多数为法院庭审笔录上的签名，其他样本也是委托方提供的，我所认为是客观真实的，专家通过对时间上连续的样本分析检材签名中不易受书写条件等因素影响的特征在样本签名中的反映情况，选取书写习惯的稳定特征和样本的差异原因系多种写法形成，综合判断故得出目前的鉴定意见。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规定，样本材料的多寡、样本量是否充分都会导致鉴定结论的不同，本案在鉴定前已提示鉴定风险中包含。由于受鉴定材料或其他因素限制，并非所有的鉴定都能得出明确的鉴定意见，是否采信取决于办案的审查和判断，鉴定活动遵循依法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只对鉴定材料和案件事实负责，因此，我们所第二次出具的鉴定意见是合法有效的”。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合同纠纷。蔡天寿认可曾向余桂英借款30万的事实，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广东众合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否可以采信。从余桂英、蔡天寿提出的异议及广东众合司法鉴定所做出的回复函可见，广东众合司法鉴定所曾就2017年11月23日的《借条》上的签名做出了粤众（2020）文鉴字第030号《文印司法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30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样本为蔡天寿在开庭笔录上的签名，鉴定意见为《借条》上的签名字迹与样本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原审法院再次出具《鉴定委托书》中，委托事项增加了对2010年4月2日《借条》的两处签名是否为蔡天寿本人亲笔书写，样本除了开庭笔录外还有案前案外的签名，鉴定意见为两份《借条》上的签名字迹均与样本中的签名字迹是同一人书写。本院认为，首先，原审法院根据双方申请，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委托鉴定机构对两份《借条》中的签名做出鉴定，鉴定样本均经过双方质证同意，2020年6月20日的《鉴定委托书》后所附样本除开庭笔录外，其余样本均为蔡天寿本人提供。其次，广东众合司法鉴定所做出的粤众[2020]文鉴字第117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117号鉴定意见书）中，认为2017年11月23日的《借条》为原件，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117号鉴定意见书系本案仅有的一次对2010年4月2日的《借条》主文和落款处签名做出的鉴定，并不存在冲突矛盾之处，蔡天寿也未指出该鉴定意见存在程序上或者实体上的瑕疵。蔡天寿主张其提交的部分样本非其本人所签，因样本系其本人提供，不利后果应当由蔡天寿本人承担。因此，本院对117号鉴定意见书中关于2017年11月23日的《借条》为原件以及2010年4月2日的《借条》主文和落款处的两处“蔡天寿”签名字迹与样本签名字迹是同一人书写笔迹的意见予以采信。即使仅依据2010年4月2日的《借条》，也足以认定双方对借款约定了月利率2%。再次，030号鉴定意见书依据的鉴定样本为蔡天寿的庭审笔录，117号鉴定意见书依据的鉴定样本不仅包括了蔡天寿的庭审笔录，还包括了案前案外的笔迹，根据客观规律，鉴定机构根据样本量的增加，做出的最终鉴定意见更符合客观事实。最后，广东众合司法鉴定所对蔡天寿的两次异议均做出了书面回复，双方的意见均已做了完整陈述，蔡天寿并未提出广东众合司法鉴定所在鉴定过程中存在的实质问题，本案中并无鉴定人出庭的必要。综上，原审采信117号鉴定意见书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因两份《借条》上均载明利息为每月2%，尤其是2010年4月2日的《借条》已经证明双方存在利息的约定，蔡天寿超过本金还款的事实也与余桂英关于双方之间存在利息约定的主张相吻合，且蔡天寿与余桂英及其丈夫之间仅为朋友关系，双方之间约定利息也符合常理。因此，原审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利息的约定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原审其他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确认。综上，上诉人蔡天寿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6313.95元，由上诉人蔡天寿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  最  久审判员 张  士  光审判员 罗    巧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周铃燕(兼)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