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1005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东红，女，1964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炳松，浙江宝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男，2016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法定代理人：顾某，女，1989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系被上诉人朱某母亲。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国军、陆程葆，浙江三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朱清源（曾用名丁清源），男，1989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朱东红为与被上诉人朱某、原审被告朱清源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20）浙0110民初19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1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指定审判员舒宁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于2020年12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东红的委托代理人沈炳松，被上诉人朱某的法定代理人顾某、委托代理人宋国军、陆程葆，原审被告朱清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东红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并改判驳回朱某的诉讼请求；2、判决朱某承担原审与二审的案件受理费。二审期间变更其第1项上诉请求为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因审案法庭未释明是否在本案中确认本次转让前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归属，为此，朱东红提起、原审法院受理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案号（2020）浙0110民初9172号，又以先决事项为由向原审法庭提交《中止审理申请书》，审案法庭未作答复。原判做出前，（2020）浙0110民初9172号案经过一次开庭审理。朱东红认为，既然原审法院对两个有事实关联、而不同法律关系的案件分别审理，原判先于9172号案、且对该案审理范围内的事实作出认定，超越审理范围，有违程序法；原判做出后，朱东红以（2020）浙0110民初1905号案已对所有权作出认定为由对9172号案申请撤诉。朱东红认为，撤诉不等于原判做出时不存在9172号案。2、因两个案件并存的情况，朱东红对于所有权归属未在本案中作针对性举证。虽《定金合同》与产权证登记房号不一，但产权证对应住房是朱东红与开发商协商调换，对此，开发商已经出具单位证明；朱清源与顾某协商离婚时，朱清源明言“房子不是我的”，离婚后，朱东红对顾某讲“我要自己搬进来住”，顾某答应定期搬出。所以，顾某知道且认可案涉房屋属于朱东红所有；原判认为前一份《离婚协议书》可以证明朱清源“认为其对案涉房产具有处分权”，与朱清源、顾某之间的对话内容不符。反过来讲，如果朱清源自认为有处分权，那么第二份《离婚协议书》没有成因，不符合常理。所以，原判的上述认定与出现在9172号案中的证据不合、与事实不合。认定房产真实权利人的关键要素是付款，且各利害关系方都陈述或认可朱东红为真实权利人。除了原先的不动产登记证书，没有任何相反证据或合理反驳。原判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认定朱东红享有房产权，是有法不依。3、朱某主张且举证证明不合理低价交易，朱东红答辩的是借名登记后的返回登记、不支付价款。原审认定本次过户登记为无偿转让财产。朱东红认为此一认定不同于原告主张的事实、对被告的答辩意见断章取义。同样是不付款，但基础不一样，不能张冠李戴。原审否定朱东红借名登记的主张，但借名登记的主张不成立，不等于原告低价转让的主张也不成立。原判既否定被告主张，又否定原告主张，其认定的事实超出当事人争议范围，有违程序法。4、签订《离婚协议书》时，朱清源已告知顾某“房子不是我的”，离婚后，顾某认可朱东红“自己搬进来住”的要求，足以证明108万元扶养费债务的设立基础是朱清源有房产证、没有房子。退一步讲，按原判认为的“朱清源在签订第一份离婚协议时认为其对案涉房屋具有处分权”，那么用于备案的《离婚协议书》能够证明顾某放弃了“第一份离婚协议”约定的卖房付款的权利。由此，朱东红认为，即使朱清源向朱东红无偿转让房产，也不构成对108万元抚养费债权的损害。所以，朱东红认为，原判适用《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缺少基础事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朱东红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朱东红的上诉请求。二审期间补充上诉意见如下：1、基于上诉状所述第1、第2点，朱东红认为原判对涉案房产的原始权属相关的事实未予查清。为此，朱东红申请变更第一项上诉请求为：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原判对于案涉房产的转移登记是否有损朱某抚养费权利的事实未于查清。后一份《离婚协议书》能够证明前一份《离婚协议书》的履行有障碍，前后两份《离婚协议书》结合起来，可以证明双方排除了卖房支付抚养费的履行方式。所以，案涉房产进行转移登记，无损朱某权利。3、以既往的事实而论，朱清源对涉案房产没有出过一分钱，涉案房产是朱东红老有所居的依靠。本案并无证据证明朱东红对案涉房产毫无权利，即便是赠与，也享有赠与人的撤销权。对此，原判对于转移登记用的是债权标准，对于原有权属用的是物权标准，而把朱东红的权利一笔勾销；以眼前的情势而论，即使涉案房产属于朱清源而朱东红无房，一旦房产变现，朱清源将难以履行对朱东红的赡养义务。朱某之父母抚养子女，不是以自身能力为基础，而是啃老、啃光为止。朱某于本案的诉讼行为，违背公序良俗，原判予以支持是错误的。4、朱东红认为抚养费的给付具有人身关系属性，不同于合同法范畴内的债务，不能适用合同法。如果从合同法角度讲，朱某不是《离婚协议书》的当事人，无权以债权人自居。即便是生效判决书，确认的也是《离婚协议书》的内容。5、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七条规定，朱某在本案中提交的《一揽子和解协议》文稿内容，不能作为对朱东红不利的根据。 朱某辩称：朱东红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原判决应予以维持。具体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未超出审理范围，不存在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已经对房屋权属作出了认定，并在该认定的基础上撤销了朱清源与朱东红之间的房产交易，对房屋权属的认定属于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的范围，未超越审理权限。二、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房屋属于朱清源所有，该认定符合法律规定，也符合实际情况，认定结果完全正确。首先，从物权法的规定来看，房屋属于朱清源所有毫无争议。《物权法》第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第十六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前述规定都充分说明不动产登记是认定房屋权属的依据，具有最高效力。本案中的房产登记于朱清源名下，朱清源与朱东红作为利益共同体，其母子之间的一面之词显然远不足以说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因此一审法院根据《物权法》的规定，认定朱清源为案涉房产的所有权人完全正确。其次，朱东红所谓的“借名登记”根本没有依据。1.从时间上看，案涉房产的产证办理于2014年7月15日，朱清源与顾某结婚登记于2014年7月22日，案涉房产系父母为子女购买的婚房更符合社会习惯，且实际上朱清源与顾某婚后一直居住在案涉房产内。2.朱清源与顾某的第一份离婚协议中约定将案涉房产出售，用房产销售款的50%作为抚养费支付，虽然后来婚姻登记机关备案的离婚协议中直接将抚养费改成了108万元，但也足以说明朱清源是房产的所有权人，具有处分权。因为朱清源对房产的真实权利人应完全明知，若其内心真的认为其对房产没有权利，那么将房产进行处分用于支付抚养费的约定就不可能出现在朱清源与顾某的第一份离婚协议中。3.朱清源在一审中明确主张案涉房产系其母亲借名登记，所谓的房屋买卖只是对代持房产的返还，无需支付任何价款。但从朱某提供的新证据中可以看出，朱东红又认为其与朱东红之间的房产交易是需要支付价款的，说明此时朱清源又认为自己才是房产的真实权利人，将房产转让给其母亲，应收取相应交易价款。作为最清楚房产真实权利归属的朱东红，会出现此种前后矛盾的行为与意思表示，充分说明房产本身就属于朱清源，只是为了避免该房产因为需要抚养费可能会被执行而提前做了财产转移。同时朱清源与朱东红出于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一审中为房产的归属及转移设计了一套说辞，但这套说辞本身与实际情况不符所以才导致朱清源对是否需要支付房款这一认知前后矛盾。因此案涉房产的“借名登记”根本没有依据，房产的真实权利人就是朱清源。再次，朱东红为逃避债务而进行房产转移的动机十分明显，且实际已经损害了债权人朱某的利益。朱清源与顾某在2019年6月14日办理了离婚登记，朱清源将案涉房产于2019年7月17日过户给其母亲朱东红，且至今没有支付任何价款，朱东红主张的借名买房纯属无稽之谈，该交易实际属于无偿转让。由于朱清源拒绝履行108万抚养费的支付义务，朱某不得不提起诉讼并在判决生效后申请执行，但由于朱清源已经有预谋的将其名下唯一房产进行了转移，导致抚养费纠纷案件的执行因无财产可供执行而终结。余杭区法院已经出具终结执行的裁定，查明朱清源名下无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因此朱清源转移财产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到债权人的利益。综上所述，朱清源在离婚后将其名下唯一房产无偿转让给其母亲朱东红，且朱清源名下已经无任何财产可供执行，该转让行为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房屋转让应予以撤销，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朱东红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朱清源述称：房子是结婚之前买的，朱清源没出钱，是朱东红出的钱，只是登记在朱清源名下，但这是朱东红出钱的唯一房产。顾某想通过离婚协议来处理朱东红唯一的房产，用来支付孩子的抚养费。顾某是想将这笔钱用来购买其现在这套房产的尾款。至于对方律师所说的婚后朱清源、顾某一直居住在这房子里，但在离婚后一个月顾某的父母亲也搬到了这个小区，强占了房子，强占到今天为止。他们甚至把这个房子的锁都给换掉，朱清源报警报了两次。对朱东红的上诉没有意见。 朱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朱清源将坐落于杭州市余杭区××街道××幢××单元××室的房屋转让给朱东红的行为；2、朱清源支付朱某就本案支出的律师费65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朱清源、朱东红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17日，朱东红与杭州蓝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定金合同》，预定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华枫名苑5-1-401室房屋，建筑面积99.05平方米，总价999910元。2014年7月15日，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街道××幢××单元××室房屋登记在朱清源名下。2014年7月22日，朱清源与顾某登记结婚，后在前述房屋内共同居住生活，婚后于2016年4月13日共同生育一子朱某。2019年6月13日，朱清源与顾某签订一份离婚协议书，约定婚生子由顾某抚养，抚养费由朱清源一次性支付给顾某，金额为朱清源名下房产销售额的50%。2019年6月14日，顾某与朱清源协议离婚，双方再次签订离婚协议书并在婚姻登记机关备案，约定婚生子朱某由顾某抚养，朱清源于2019年12月1日前一次性支付抚养费108万元整。2019年7月17日，朱清源与朱东红签订《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合同编号：×××43），约定朱清源将其名下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街道××幢××单元××室房屋转让给朱东红，转让价款1600000元。后双方办理了案涉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2019年12月26日，朱某以朱清源未支付抚养费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法院经审理后做出（2019）浙0110民初207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朱清源支付朱某抚养费1077463元。后朱清源不服上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做出（2020）浙01民终44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查明，朱某现已就其与朱清源抚养费纠纷一案申请强制执行，朱清源对该案所确定的债务尚未清偿。朱某因本案支出律师费65000元。庭审中，朱清源、朱东红均认为朱东红无需就案涉房屋转移登记的行为支付对价，且实际亦未支付。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朱清源与顾某离婚时对朱某的抚养费及付款时间做出了明确约定，朱清源自此对朱某负有108万元的债务。现朱某就其与朱清源抚养费纠纷一案也已经向法院起诉，并经一审法院一审、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确定由朱清源支付朱某抚养费1077463元。但在上述债务尚未清偿完毕的情况下，朱清源将其名下的房产转让给朱东红。朱清源、朱东红均抗辩称上述房屋本是朱东红购买，仅仅是借朱清源的名义登记，朱清源将房屋过户给朱东红的行为系返还。一审法院认为，不动产应以登记确定权属，即便如朱清源、朱东红所述购房款系朱东红出资，亦不能因此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名登记的行为从而否定权属登记，且结合朱清源与顾某签订的两份离婚协议的内容，朱清源在签订第一份离婚协议时认为其对案涉房屋具有处分权，这与其在庭审中主张的借名登记亦不相符。综上，一审法院对朱清源、朱东红所称的借名登记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案涉房屋原登记在朱清源名下，系朱清源所有，朱清源在未清偿大额债务的情况下，将案涉房屋转让给朱东红，且朱东红并未支付相应的对价，故朱清源的上述行为应认定为无偿转让财产。朱清源无偿将房产转让给朱东红，且其名下亦无其他财产足以清偿债务，其转让房产的行为对债权人朱某造成了损害，朱某要求撤销朱清源的上述行为，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朱某为行使撤销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属必要费用，其要求朱清源承担，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朱清源将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街道××幢××单元××室房屋转让给朱东红的行为；二、朱清源支付朱某律师代理费650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426元，减半收取713元，由朱清源负担，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缴纳。 本院二审期间，朱某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一揽子和解协议，证明朱清源在2020年10月起草的一揽子协议中自认案涉房产所有权人应为朱清源，朱东红受让房产应支付对价。但一审中朱东红一直认为朱清源和朱东红之间是借名买房、朱东红受让房产无需支付任何对价前后矛盾，说明本次交易是以转移财产为目的的非正常交易，损害债权人利益，应该予以撤销；2.执行告知书，证明朱清源名下没有财产可供执行，已经导致抚养费纠纷案件执行终结，其与朱东红之间无偿转让房产的行为严重损害朱某的利益，转让行为应予撤销。 朱东红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一揽子协议是朱东红代理人所写。朱东红认为这份协议不具有证据的证明力，理由在上诉补充意见中最后一条已经说明；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其待证事实。是否有损债权人的债权，应当以债务人真实财产状况来衡量，该裁定书涉及产权的归属到底是以债权来衡量的还是以物权来衡量的，实际上已经肯定了这个房产不属于朱清源。 朱清源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两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据1中一揽子协议是朱清源发给顾某之后，顾某修改之后又发回给朱清源，所以证据1的一揽子协议没有签。 朱清源向本院提交顾某修改后的一揽子协议，证明顾某对朱清源最初起草的一揽子协议并不认可。 朱某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顾某对朱清源起草的一揽子协议进行了部分改动，并不影响朱清源对其起草的最初的和解协议中针对朱东红应该支付房款事实的自认。 朱东红对朱清源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本院对朱某提交的证据2予以确认其证据效力，因朱清源现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而终结执行程序对朱某提交的证据1以及朱清源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两份一揽子协议均系本案各当事人对纠纷的协商，且最终并未签订成立，故本院不予确认其证据效力。 朱东红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在（2020）浙0110执5289号朱某与被执行人朱清源抚养费纠纷一案中，查明被执行人朱清源现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已向朱清源发出限制消费令，并将其纳入失信人名单，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拟对该案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权人撤销权系为防止出现因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减少而危害债权实现的现象而设。具体到本案，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的认定，朱清源应支付朱某抚养费1077463元，且朱清源至今尚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在朱清源对朱某负有支付抚养费的债务且未履行的情况下，将其名下唯一房产转让给朱东红，且朱清源、朱东红均确认朱东红无需支付对价并实际亦未支付。朱东红上诉主张案涉房产系朱东红出资购买并借朱清源之名登记，对此本院认为：朱清源在2019年6月13日签订第一份离婚协议时同意将其名下房产销售额的50%作为抚养费支付，可见其当时认为自己对案涉房屋具有处分权，朱东红前述上诉主张以及朱清源关于案涉房产登记在其名下时就清楚确认案涉房产归属朱东红的陈述，与第一份离婚协议的约定矛盾，且并无充分证据支持；案涉房产的出资情况亦不足以认定系借名登记；而且，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案涉房屋登记在朱清源名下，而现有证据不足以推翻案涉房产的权属登记。因此，朱清源在对朱某负有债务且未清偿的情况下，将其名下房产无偿转让，最终在朱某与朱清源抚养费纠纷执行案件中因朱清源现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一审法院拟终结执行程序，朱清源上述行为显然对债权人朱某造成损害，一审法院对朱某要求撤销上述房产转让行为的诉请予以支持，本院认为合法、合理。而且，朱清源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对朱某支付抚养费的义务，无论从伦理道德层面还是法律规定层面，均是其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作为朱某的父亲应尽的义务，且朱清源对朱某负有的抚养义务与其对朱东红的赡养义务系两个法律关系且两者之间并无法律上的冲突，朱东红在补充上诉意见中以“一旦房产变现朱清源将难以履行对朱东红的赡养义务”为由主张朱某提起本案诉讼违背公序良俗，显然于理不合、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因此，朱东红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原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26元，由上诉人朱东红负担（朱东红已预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舒 宁 二〇二一年一月四日 书记员 骆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