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 （2020）浙行赔终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杜宏忠，男，1968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府前路6号。 法定代表人徐惠文，代区长。 委托代理人应静颖。 委托代理人金为勇，浙江三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杜宏忠因诉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衢江区政府）环境保护行政管理行政赔偿一案，不服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8行赔初2号行政赔偿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杜宏忠原审起诉称，2016年5月28日，衢江区政府以杜宏忠迟迟不配合政府工作为由，强烈要求衢州市环境保护局对杜宏忠实施行政处罚并且移交司法机关实行传唤。2016年5月30日，杜宏忠收到杜泽派出所传唤。后迫于无奈于2016年5月30日夜撤退生猪，关闭养殖场。2019年12月27日，杜宏忠向衢江区政府递交行政赔偿申请书，衢江区政府于2020年2月26日作出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政府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杜宏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证明其生猪养殖场和从事生猪养殖是合法行为，杜宏忠的生猪养殖场未违反《浙江省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等规定。杜宏忠的生猪养殖场是合法建筑，杜宏忠从事生猪养殖是合法行为。衢江区政府以行政处罚和司法传唤逼迫杜宏忠退养生猪侵犯杜宏忠的合法权益，应对杜宏忠依法进行赔偿。杜宏忠请求法院判令：一、撤销衢江区政府作出的衢江区府赔字〔2020〕1号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二、衢江区政府向杜宏忠赔偿停止使用该生猪养殖场所造成的损失1895445元；三、衢江区政府承担案件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原告具有请求资格；（2）有明确的被告；（3）有具体的赔偿请求和受损害的事实根据；（4）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5）赔偿义务机关已先行处理或超过法定期限不予处理；（6）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赔偿诉讼的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7）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经向杜宏忠释明，杜宏忠明确本案加害行为是指衢江区政府强烈要求衢州市环境保护局对杜宏忠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证明该行为的依据是衢州市环境保护局作出的行政复议答复意见书中确认，衢江区委区政府强烈要求环保部门对杜宏忠养殖户实施行政处罚。原审法院认为，仅有该份书证并不能充分证明衢江区政府强烈要求行为。即便该强烈要求行为存在，该行为与杜宏忠主张的损失之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该行为也没有被确认违法。而且，杜宏忠向衢江区政府申请行政赔偿时，已经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两年时效。因此，杜宏忠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的行政赔偿诉讼条件。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杜宏忠的起诉。 杜宏忠上诉称：一、杜宏忠养殖生猪具有合法性。2010年9月2日杜宏忠房屋拆迁时23省道改建工程工作小组认为杜宏忠以养殖生猪为主要产业，同意杜宏忠建造生产性用房并帮杜宏忠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杜宏忠在开始饲养生猪时该地块并未列入禁养区范围，后来列入禁养区衢江区政府也未及时通知杜宏忠，并转移生猪的饲养地点。所有猪舍的建造都是政府许可并答应帮杜宏忠办理相关手续，政府答应的事不办理是政府的不作为或是在耍赖。杜宏忠猪场的排污直接排到自家的桔子地作为肥料而非对外排放，根本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二、杜宏忠的赔偿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对于政府的行政行为的违法，杜宏忠一直在主张。杜宏忠在对行政行为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过程中也提出过赔偿的请求。行政诉讼的最终结果在2018年8月20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行政判决书》，杜宏忠一直主张撤销行政行为符合法律上诉讼时效的中断，杜宏忠的行政赔偿的诉讼时效应该从2018年8月20日开始重新计算。综上，杜宏忠饲养生猪并未违法，衢江区政府的行政行为从程序上和实体上都存在错误，杜宏忠的行政赔偿请求也未超过诉讼时效。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行政赔偿裁定书，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 衢江区政府答辩称，一、衢江区政府作出的《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杜宏忠于2019年12月27日向衢江区政府递交书面行政赔偿申请书，衢江区政府收到申请书及相关证据材料后，经审查认为根据杜宏忠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衢江区政府并未作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违法行政行为，杜宏忠所建造的养殖用房没有经过用地审批、规划审批，违反了《浙江省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及《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促进规模化畜禽养殖有关用地政策的通知》（国土资发〔2007〕220号）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杜宏忠在其养殖场所被划为禁养区后，仍在该地从事生猪养殖，其行为违反了《浙江省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办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杜宏忠的上述行为属违法行为，该行为产生的利益不受法律保护，不在行政赔偿范围。杜宏忠自行对存栏生猪进行处置，关闭养殖场的行为属于自行纠正违法状态的行为，且杜宏忠主张的损失缺乏相应的证据证明。另，杜宏忠于2019年12月27日提出赔偿申请，已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两年时效。杜宏忠主张赔偿的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衢江区政府于2020年2月26日作出衢江区府赔字〔2020〕1号《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程序规定，适用法律正确。二、杜宏忠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与衢江区政府不存在因果关系。杜宏忠退养生猪、关闭养殖场等一系列行为系其自身所为，与衢江区政府无关，因此，杜宏忠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与衢江区政府不存在因果关系。至于杜宏忠在一审中提出所谓的衢江区政府违法的相关证据，相关行政行为的主体均不是衢江区政府。因此，杜宏忠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行政赔偿请求与衢江区政府存在因果关系。三、杜宏忠就行政赔偿事项再次提起诉讼，与法律原则相违背。2017年2月22日，杜宏忠就同一行政赔偿事项已向衢江区政府申请了行政补偿，在衢江区政府作出不予行政补偿决定后，针对衢江区政府所作出的决定，杜宏忠先后向衢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向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最终无论是复议，还是诉讼都支持了衢江区政府不予补偿的决定。因此，现杜宏忠就同一事项，再次申请行政赔偿无法律依据，违背了一事不再理原则，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规定，驳回起诉。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驳回杜宏忠的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院认为，本案系行政赔偿诉讼，杜宏忠诉请撤销衢江区政府作出的衢江区府赔字〔2020〕1号不予行政赔偿决定，并要求衢江区政府赔偿杜宏忠停止使用其生猪养殖场所造成的损失1895445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4）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本案中，根据杜宏忠一审诉状陈述，其系以“衢江区政府以行政处罚和司法传唤逼迫杜宏忠退养生猪侵犯杜宏忠的合法权益”为由要求赔偿。首先，案涉行政处罚系原衢州市环境保护局作出，案涉传唤行为由衢州市公安局衢江分局杜泽派出所作出，均非衢江区政府作出的行政行为，杜洪忠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衢江区政府存在关停其生猪养殖场的行政行为。其次，即使按照杜宏忠一审中明确的本案加害行为是指“衢江区政府强烈要求衢州市环境保护局对杜宏忠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仅凭原衢州市环境保护局所作《行政复议答复意见书》中的陈述“在此情况下，衢江区委区政府及杜泽镇政府强烈要求环保部门对该养殖户实施行政处罚”，也不能证明该加害行为确实存在，且杜宏忠也未提供证据证明相关行政行为已被有权机关确认违法。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适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有关时效的规定。”杜宏忠一审中认可2016年5月即知道原衢州市环境保护局所作《行政复议答复意见书》内容，其于2019年12月向衢江区政府申请国家赔偿时，已超过法定时效。综上，杜宏忠单独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不符合起诉条件，原审据此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杜宏忠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戴文波 审判员  夏祖银 审判员  董 东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四日 书记员  陈亦恒 1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