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2401民初4589号 原告:宋新华，男，1957年1月6日出生，住所吉林省延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扈玉海，吉林诚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宋非鸿，男，1981年4月3日出生，住所吉林延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焕忠，吉林达公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鑫，吉林达公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宋某，女，1963年5月7日出生，住所吉林省延吉市。 第三人：延吉市兴盛木器厂，住所吉林省延吉市。 法定代表人：宋非鸿，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焕忠，吉林达公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鑫，吉林达公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宋新华诉被告宋非鸿及第三人宋某、延吉市兴盛木器厂（以下简称兴盛木器厂）企业出资人权益确认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1年1月25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宋新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扈玉海，被告宋非鸿并代表兴盛木器厂，及宋非鸿、兴盛木器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焕忠、于鑫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宋某应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宋新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兴盛木器厂的实际投资人是原告；2.判决被告和第三人兴盛木器厂协助原告将兴盛木器厂的投资人变回到原告名下；3.案件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1994年4月1日，原告投资成立了延吉市兴盛木器厂。多年来一直由原告负责经营，2009年4月29日，原告与自己的妹妹第三人宋某协商，让宋某挂名投资人，并办理了营业执照投资人的变更手续。2009年8月18日，因兴盛木器厂需要办理贷款，登记投资人需要多次到银行办理手续。第三人宋某没有时间配合，故原告又让自己儿子即被告作为兴盛木器厂挂名投资人。让第三人宋某将木器厂的投资人变更到被告名下。被告虽然是挂名投资人，但是木器厂的实际投资人仍是原告。现在为了确认这一事实，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裁决。 宋非鸿、兴盛木器厂辩称：一、首先，宋新华称是为了办理贷款才让宋非鸿做兴盛木器厂的挂名投资人是不正确的。兴盛木器厂成立时为宋新华与其妻子胡某共同共有，2009年之前木器厂是由宋新华进行经营管理，但到2009年时木器厂因100多万元的贷款及利息无力偿还而被银行诉至法院并申请强制执行，当时宋非鸿具有一定的能力可以偿还企业贷款并将木器厂良好的经营下去，故宋新华及妻子同意将木器厂50%的出资和对应的所有权益归宋非鸿所有，剩余50%为夫妻共有，并将491.63平方米的厂房赠与给宋非鸿，三人签订了赠与合同并在公证处进行公证。因此，宋新华将木器厂的法人变更为宋非鸿，并非是为了办理贷款而让宋非鸿挂名，而是宋非鸿有能力偿还并且也实际偿还了木器厂的贷款，宋新华及妻子为了木器厂的未来发展共同将木器厂一半的股份及厂房赠与宋非鸿的。其次，木器厂2009年欠下的贷款及利息均是宋非鸿偿还，并且宋非鸿从2009年经营木器厂至今。木器厂因欠银行的贷款及利息高达100多万元被起诉至法院且已进入到强制执行，宋非鸿介入后陆陆续续进行还款，最后在2010年时宋非鸿将全部欠款及利息还清，不仅有银行转账记录可以证明，而且在2017年12月1日，宋新华、胡某和宋非鸿三人签订的确认书中也明确了是由宋非鸿偿还了贷款，该确认书还记录了2009年至今由宋非鸿对木器厂进行了经营管理，宋新华及胡某将木器厂50%的权益赠与宋非鸿。同年12月6日，胡某又将其所有的木器厂25%的权益全部赠与宋非鸿，现宋非鸿占有木器厂75%的权益。综上，宋非鸿取得木器厂的股份及法人资格合理合法，请求法院驳回宋新华的诉讼请求。二、1.尽管木器厂不是公司制企业，但实际上为家庭共有；2.关于原家庭共有人为宋新华及其妻子，但后来基于宋非鸿于2009年接收木器厂后，不仅对木器厂进行了经营管理，而且对木器厂进行了投入，清偿了对银行的借款，因此宋新华及其妻子才将该木器厂50%的所有者权益给予宋非鸿。 宋某未到庭答辩亦未向本院提交答辩状。 经审理查明：兴盛木器厂为个人独资企业。宋新华与胡某系夫妻关系，宋非鸿为二人的儿子。1994年5月5日，兴盛木器厂登记成立，宋新华为法定代表人。2009年4月29日，宋新华为办理贷款需要，与宋某协商，将兴盛木器厂的投资人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为宋某，但实际投资人仍为宋新华。2009年8月18日，宋某将兴盛木器厂的投资人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为宋非鸿。2010年11月8日，宋新华、胡某（赠与人）与宋非鸿（受赠人）签订《赠与合同》，内容为：“赠与人与受赠人就房屋赠与事宜，经充分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赠与人自愿将座落在延吉市公园街，产权证号14XXX号，房屋赠与给儿子宋非鸿一人所有（不包括其配偶）。二、赠与人对赠与的房屋本身所具有的质量瑕疵不承担责任。三、赠与人对所赠与的房屋应协助受赠人办理有关手续，费用由受赠人自负。四、受赠人愿意接受赠与人赠给的房屋。五、此合同经公证并到产权部门办理产权变更手续后生效。”当日，宋新华、胡某、宋非鸿三人到延吉市至诚公证处对上述赠与事宜办理了公证。2017年12月1日，宋新华、胡某、宋非鸿签订《确认书》，内容为：“鉴于延吉市兴盛木器厂因政府征收，不能在原地继续经营。为明确木器厂所有者权益，特由宋新华、胡某和宋非鸿确认如下：1.因为宋非鸿从2009年至今，作为木器厂的投资人对木器厂进行了经营管理，尤其是2009年在木器厂因100多万元贷款无力偿还，企业陷入困境的情况下，其利用个人人脉及能力偿还了企业贷款，使企业走出困境，为企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宋新华、胡某同意将延吉市兴盛木器厂全部出资的50%和对应的所有者权益归宋非鸿所有，剩余50%归宋新华、胡某所有。2、木器厂以宋新华、宋非鸿和胡某某名义从银行借款1025万元，其中宋新华名下30万元，宋非鸿名下970万元，胡某某名下25万元。上述全部借款都属于延吉市兴盛木器厂的企业债务。应由企业偿还。”2017年12月16日，胡某（赠与人）与宋非鸿（受赠人）签订《赠与合同》，内容为：“鉴于赠与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不便管理和经营企业，加之延吉市兴盛木器厂因政府征收，不能在原地继续经营，面临转型。为了更好地发展企业，帮助长子宋非鸿发展实业。我决定将自己在延吉市兴盛木器厂的全部出资（占木器厂全部出资的25%）及所有者权益全部赠与给宋非鸿。因为宋非鸿本身是作为延吉市兴盛木器厂的独资投资人，全部出资都登记在其名下，无需办理转移登记。本合同自赠与人签字后生效。” 另查明，兴盛木器厂已于2017年被征收,征收补偿款由宋非鸿领取。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延吉市兴盛木器厂工商登记档案、宋某的答辩状、2001年1月31日宋修业、宋新华、宋继玉三人签订的字据、2010年11月8日赠与合同及公证书、2017年12月1日确认书、2017年12月16日赠与合同、证人宋1的证言、证人宋2的证言、证人钟某的证言、证人宋3的证言、证人杨某的证言、证人胡某的证言及当事人的陈述。 本院认为：一、关于宋新华是否为兴盛木器厂实际投资人的问题。本院认为，依据宋新华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兴盛木器厂原投资人及法定代表人为宋新华。宋新华主张其因办理贷款需要，于2009年将兴盛木器厂的法定代表人及投资人先后变更登记到宋某、宋非鸿名下，但实际投资人仍为宋新华，本院认为，依据宋新华提交的宋某的答辩状，可以认定宋新华将兴盛木器厂的投资人及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宋某系出于办理贷款的目的，虽然兴盛木器厂的投资人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为宋某，但实际投资人仍为宋新华。庭审中，宋非鸿主张2009年，宋新华将兴盛木器厂的投资人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为宋非鸿，其已于2009年起实际经营控制兴盛木器厂，本院认为，依据宋非鸿提交的《确认书》及《赠与合同》，宋新华、胡某于2017年12月将兴盛木器厂全部出资的75%赠与宋非鸿，与宋非鸿的上述主张相矛盾，且依据宋新华提交的证人证言，可以证明2009年至2017年11月30日期间，兴盛木器厂系由宋新华实际经营，故对宋非鸿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依据2017年12月1日的《确认书》，宋新华、胡某将兴盛木器厂全部出资的50%赠与宋非鸿，本院认为，该《确认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宋新华主张其在签订《确认书》时未看清内容，但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同时，依据该《确认书》，兴盛木器厂剩余50%的权益归宋新华、胡某所有，因宋新华、胡某系夫妻关系，在无证据证明二人明确出资比例的情况下，应认定宋新华、胡某各享有兴盛木器厂25%的权益。2017年12月16日，胡某将兴盛木器厂25%的权益赠与宋非鸿，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故本院认为，宋非鸿现享有兴盛木器厂75%的权益，系兴盛木器厂75%部分的实际投资人，宋新华现享有兴盛木器厂25%的权益，系兴盛木器厂25%部分的实际投资人。 二、关于宋新华要求将兴盛木器厂投资人变更登记到其名下的主张，本院认为，因兴盛木器厂为个人独资企业，现宋新华仅享有兴盛木器厂25%的权益，其主张将投资人变更登记到其名下，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宋新华享有第三人延吉市兴盛木器厂25%的权益； 二、驳回原告宋新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宋非鸿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 瑶 人民陪审员  于晓虹 人民陪审员  李美玉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林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