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593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辉，男，1983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金堂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艾，四川蜀都金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权，男，1977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成建，四川法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成如，四川法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辉因与被上诉人刘权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2020)川0121民初23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未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2.一审判决认定刘辉未购买母猪，但又对刘辉提交的购买母猪并支付款项的证据予以确认，相互矛盾；3.刘辉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已按约履行合同义务；4.刘权在合作时参与合作事务、并未提出过异议，在合作失利后提出异议，违背诚实信用原则；5.育肥猪也可以做母猪。 刘权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现有证据充分证明刘辉没有按照协议约定购买种用母猪，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刘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刘辉向刘权赔偿投资损失25万元及预期可得利益损失40万元，共计65万元。 刘辉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判令刘权支付刘辉合伙经营亏损10.97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4月18日，刘权与刘辉签订《养猪合作协议》，约定：①合作事项：养殖母猪200头。②刘辉负责购猪、场所、喂养及购买保险。③刘权负责出资40万元（肆拾万元）人民币，占该合作项目50%的股份……④刘辉提供银行卡作为该合作事项的财务专用卡（农行6228××××4670）。协议签署后，刘权依约向刘辉6228××××4670银行卡转账39万元，通过微信向刘辉转账1万元，履行了40万元出资义务。后刘辉向刘权转款15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刘辉是否按照双方签订的《养猪合作协议》履行了喂养200头母猪的合同义务。其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二十九条规定“销售的种畜禽和家畜配种站（点）使用的种公畜，必须符合种用标准。销售种畜禽时，应当附具种畜禽场出具的种畜禽合格证明、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出具的检疫合格证明，销售的种畜还应当附具种畜禽场出具的家畜系谱”。即凡依法购买种畜禽，销售方均应提供种畜禽合格证明、检疫合格证明及家畜系谱。刘辉主张其依照合伙协议履行了购买母猪的义务，应当向法院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而刘辉并未向法院提供足以证明其依约履行合同义务的证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当案件处于事实不清、真伪不明的状态时，对于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主张合同已经履行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需证明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否则，由该方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的不利后果。该案中刘辉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其二，刘辉主张其用自己养殖的部分猪抵充为合伙的200头母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生产经营种畜禽应取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发放的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刘辉并未提供其是否具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证明，因此，刘辉主张其用自有养殖的猪抵充合伙母猪的事实，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三，刘辉主张刘权支付合伙经营亏损。依照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合作主旨为饲养母猪，并通过饲养母猪下崽来获取利润，并未约定对养猪场进行扩建事项，因此，该事项不属于合同约定的范围，且刘辉并无证据证明其依约履行了合伙协议，因此，合伙事务因刘辉原因并未开始。刘辉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四，刘辉、刘权在签订《养猪合作协议》后，刘权按时如数依约履行了40万元的出资义务，刘辉却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履行了喂养200头母猪的合同义务，故刘辉收取刘权的40万元出资款，理应退还，除去刘权已收到的15万元外，还应退还25万元。其五，刘权主张刘辉赔偿预期可得利益损失4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规定，判决：1.刘辉自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刘权返还投资款25万元；2.驳回刘权的其他诉讼请求；3.驳回刘辉的反诉诉讼请求。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5150元，由刘辉负担1980.77元，刘权负担3169.23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1247元，由刘辉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另查明，双方发生纠纷后，刘权曾以合同诈骗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刘辉在公安机关通知其了解情况时述称：收到刘权的40万元后，刘辉向其同事徐亮转款10万元、向其妻子冯小辉转款18万元、向其朋友段吉水还款3万元、向卖猪经纪人曹磊转款6万元；因刘辉本来就饲养了1000头左右猪，在与刘权签订合同后，刘辉就选了100头猪抵用，后面又从卖猪经纪人处购买了100头猪；从2019年7月开始，养殖的猪因病陆续死亡近100头，剩余的99头猪由刘辉出售，还有几头报了保险，获款37.9万元，刘辉转给刘权15万元。一、二审审理期间，刘辉述称：收到刘权的40万元后，刘辉加上自己的出资，购买母猪160头花费20万元、配种4万元、改扩建养殖场所30万元以及购买精液、饲料、诱情公猪等；除购买的160头母猪外，刘辉又在自己养殖的育肥猪里挑选了几十头抵用合同约定的母猪，育肥猪也可以用作母猪；刘辉是在前一年10月份购买的猪保险，合同约定养殖的母猪可以纳入之前的保险范围；刘权电话联系刘辉称有急用，刘辉便转款15万元给刘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双方是否依照《养猪合作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2.刘权主张的赔偿投资损失及刘辉主张的应由刘权承担的经营亏损能否得到支持。 刘辉与刘权签订的《养猪合作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根据协议约定内容可知，双方的合同目的为“养殖种用母猪200头”，刘权的义务为“出资40万元”，刘辉的义务为“购猪、场所、喂养及购买保险”。协议签订后，刘权依约向刘辉支付40万元出资款。刘辉主张其依约购买了部分母猪，并用自己已饲养的育肥猪冲抵合同约定的母猪，对此，本院认为，刘辉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购买的种用母猪的具体数量，且“以育肥猪冲抵种用母猪”与《养猪合作协议》约定不符。此外，在案证据亦不能证明刘辉已履行协议约定的“购买保险”义务，双方签订的《养猪合作协议》并未实际履行。现刘权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刘辉应当将刘权支付的出资款予以退还。刘辉主张应由刘权承担经营亏损，但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对刘辉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刘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刘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长 史 洁 审判员 陈 曦 审判员 罗晓都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一日 书记员 陈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