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民终3052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施丽丽，女，1990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射阳县经济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同玉，江苏德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施志皋，男，1936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射阳县经济开发区。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秦婕，女，1964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射阳县经济开发区。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施丽丽，女，1990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射阳县经济开发区，系秦婕女儿，施志皋孙女。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桐乡市立信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桐乡市石门镇环城南路****北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3355370692T。法定代表人：谭建林，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郁洪富。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解放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668311554T。负责人：王倩，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洋，男，公司员工。上诉人施丽丽、施志皋、秦婕（以下简称施丽丽等三人）因与被上诉人桐乡市立信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信公司）、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浙江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2019）浙0483民初70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施丽丽等三人上诉请求：一、撤销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2019）浙0483民初7057号民事判决，改判人寿保险浙江公司向施丽丽等三人支付800000元保险理赔款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立信公司、人寿保险浙江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存在错误，认定证据不足，认定姚云高代表立信公司错误。立信公司关于订立协议时，保险公司人员是否带保险单及是否告知2份保单等情况的陈述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一审认定姚云高同意施丽丽等三人可以领取调解协议中的尾款300000元，进而认定立信公司取得了1300000元保险金的请求权，剥夺了施丽丽等三人主张诉争800000元保险理赔款的权利。一审就证据的采纳，800000元保单是调解协议后新发现的事项还是应包含在调解协议内，如在内，转让是否合法，立信公司是否尽了法定赔偿义务等争议未作全面审查，未查清本案相关事实。施丽丽等三人申请对桐乡市石门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制作的人民调解记录及人民调解调查记录中相关人员的笔迹及指纹的真实性进行鉴定，申请司法所工作人员出庭作证，一审不予准许错误。立信公司辩称，施丽丽等三人对调解协议书没有任何异议，并且立信公司已经履行完毕2100000元赔偿款义务，施丽丽等三人已经收到1800000元，还有300000元存放在桐乡市石门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并且人民调解委员会已经通知施丽丽等三人领取，其没有领取。立信公司为了减轻施工过程中的事故风险，出资向人寿保险浙江公司购买了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两份，保险总金额是1300000元，其中一份是500000元，另外一份是800000元。人寿保险浙江公司将保险理赔款1300000元支付给立信公司符合立信公司为减轻事故风险而购买保险的本意，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人寿保险浙江公司辩称，同意在原保险合同项下给付原案涉保险合同所约定的保险金，在本案中仅因施丽丽等三人与立信公司谁有保险金给付请求权不明，而无法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人寿保险浙江公司在本案中不具有过错，请求在本案中不承担诉讼费用。立信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人寿保险浙江公司立即履行保险理赔义务，支付立信公司保险理赔款共计130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立信公司承建浙江佑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铸轧车间及贴建小房子1-45轴工程。2018年7月29日，立信公司因承建该工程而向人寿保险浙江公司投保了团体意外伤害保险2份（保险合同号：330010687793088、330010687910088），约定每人身故保险金分别为500000元、800000元（即每人身故保险金合计1300000元），保险期间自2018年7月30日至2019年4月30日，该保险已于2018年7月30日生效。2019年4月3日，施丽丽父亲施永新在上述工地施工时，高空坠落而亡。2019年4月4日，经桐乡市石门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形成了编号为（2019）桐石人调字第21号《人民调解协议书》1份，载明：“经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以下协议：1.姚云高同意支付施永新意外死亡事故一次性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抢救费、交通费等各项费用共计人民币2100000元。2.该工程投保有建筑工程团体意外险，待本协议签订后，死者施永新家属同意将该保险的全部保险利益转由姚云高全部获得。死者施永新家属承诺配合姚云高向保险公司主张保险权利，理赔款归姚云高所有。3.因事发后死者施永新父亲施志皋仅口头授权施丽丽全权处理该纠纷，本协议签订后，在姚云高支付第二期赔偿款时，施永新家属承诺及时提供经当地公证部门公证过的施志皋的书面授权委托书。4.若姚云高未按时履行本协议的，则死者施永新家属保留诉讼的权利。5.本协议履行完毕后，施永新家属放弃就该纠纷再次向姚云高及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劳务公司、项目部等单位（个人）索要任何费用的权利。6.双方无其余争议。本协议履行的方式为：分二期支付。第一期：姚云高于本协议签订后当即支付1800000元至施丽丽的江苏射阳农村商业银行账户（账号：6230********）。第二期：剩余300000元，姚云高在协议签订后3日内打到桐乡市石门镇财政专户（开户行：桐乡市农商银行石门支行，账号：×××05）。死者家属提供经当地公证机构公证过的施志皋书面授权处理该纠纷的委托书、经当地公证机构公证过的死者家属授权委托姚云高办理保险理赔授权委托书、死者火化证明等相关材料，待桐乡市司法局石门司法所（收件人周洁）收到以上材料后，半个月内支付剩余300000元。”当日，施丽丽等三人出具《保险理赔金权益转让书》1份，载明：“第三人均为立信公司投保的330010687793088／330010687910088号保单项下被保险人施永新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以下简称“受益人”），……受益人一致同意将上述保险金中的___元转让给桐乡市立信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并由该公司授权代表姚云高代为领取。”另外，施丽丽等三人还在《人身保险理赔申请书》及《理赔申请资料提交确认书》上签字。2019年4月4日，姚云高将1800000元转账给施丽丽。2019年4月17日，姚云高将300000元转账到桐乡市石门镇财政专户。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案由应为人身保险合同纠纷。立信公司及施丽丽等三人均明确认可（2019）桐石人调字第21号《人民调解协议书》为有效协议，根据该协议“该工程投保有建筑工程团体意外险，待本协议签订后，死者施永新家属同意将该保险的全部保险利益转由姚云高全部获得”的表述，并结合《保险理赔金权益转让书》的内容，可以认定施丽丽等三人是对与案涉保险事故相对应的全部保险金请求权进行了转让。故对施丽丽等三人只转让了1份保险金请求权的主张，不予采信。施丽丽等三人主张立信公司主体不适格，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死者施永新是在立信公司承建的工程中施工时身亡，权益转让书明确写明将保险金转让给立信公司，姚云高及立信公司均认可《人民调解协议书》系姚云高代表立信公司与第三人签订，且第三人已经根据协议收取了1800000元赔偿款，另300000元立信公司也已经同意第三人领取，故可以认定立信公司取得了案涉1300000元保险金的请求权，立信公司主体适格。综上，立信公司要求人寿保险浙江公司立即支付保险理赔款共计1300000元，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另，施丽丽等三人申请对桐乡市石门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制作的人民调解记录及人民调解调查记录中相关人员的笔迹及指纹的真实性进行鉴定，且申请司法所工作人员出庭作证，一审法院认为，在立信公司及施丽丽等三人均认可《人民调解协议书》有效的情况下，没有鉴定及出庭作证之必要，故不予准许。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人寿保险浙江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立信公司保险理赔款1300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500元，由立信公司负担。二审中，施丽丽等三人提供以下几组证据：1.2020年9月7日桐乡市石门镇人民调解委员会邮寄的告知函1份，证明石门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只认可《人民调解协议书》签订主体及赔偿主体是姚云高而非立信公司，进而证明立信公司诉讼主体不适格，一审认定立信公司同意施丽丽等三人领取暂存赔偿款错误。2.天眼查网站查询的苏州云润建设有限公司和姚云高的身份信息1份，证明立信公司所述姚云高是其单位职工不属实，印证了姚云高在接警部门所反映的其是承包案发工地的工程负责人并签订了分包协议的内容属实。3.2019年5月28日桐乡市周全法律服务所出具的律师函1份，证明纠纷主体为姚云高而不是立信公司，本案诉讼主体不适格。4.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嘉兴监管分局受理通知书1份，证明施丽丽等三人投诉至主管部门，该部门现已正式受理。立信公司提交的《保险理赔金权益转让书》等证据材料来源及形成均不合法，其材料上所记载的内容不是施丽丽等三人真实意思表示，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5.《保险金继承协议书》1份，证明该《保险金继承协议书》中的保单号被空置，进而证明《人身保险理赔申请书》《保险理赔金权益转让书》的保单号是事后填写。立信公司质证称，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姚云高作为工地的全面管理人，代表立信公司与施丽丽等三人进行调解，并代表立信公司通知桐乡市石门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同意施丽丽等三人领取款项。证据2，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姚云高有其他的公司，法律上并没有禁止姚云高自己开公司以后不能到其他公司工作，所以该证据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证据3，该证据并不是属于二审中的新的证据，施丽丽等三人应当且有条件在一审提交而故意不予提交，立信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函出具时间早于一审诉讼前，从证据形式上是施丽丽等三人与姚云高的关系，待立信公司将保险单等所有证据提交后才确认姚云高仅是工程管理人。证据4，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组证据只能证明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嘉兴监管分局受理了施丽丽的举报，并不能实现证明目的，故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5，首先该证据也并不属于新的证据，施丽丽等三人有条件在一审法院中提交而故意不予提交，立信公司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人寿保险浙江公司对施丽丽等三人提交的全部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本院认证认为，证据1、2、3，对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至于立信公司诉讼主体是否适格属本案争议焦点，本院将在判决理由部分予以阐述。证据4，对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但仅是受理告知书，不能实现证明目的。证据5，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定，但《保险金继承协议书》未填保单号与其他材料真假无必然联系。立信公司、人寿保险浙江公司二审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依职权向桐乡市石门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陈建江就本案相关情况进行调查，陈建江称，出事故后，当事人请求调解，其按照死者施永新无责的情形初步估算死者家属可获得1300000元左右的赔偿款；后来当事人自行协商2100000元，其问为什么会这么高，姚云高称有两份保险，大概在1300000元左右，当时施丽丽、施丽丽母亲均在场，故《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将保险的全部保险利益转由姚云高全部获得；另一名人民调解员周洁是在姚云高告知有两份保险之后到场的，其负责打印了调解协议；保险人员到场时，调解协议已经签好，陈建江看到来了两位女同志就离开了，不清楚双方签署了什么材料。施丽丽等三人质证称，立信公司称调解是分开调解的，立信公司告知陈建江两份保险1300000元，一份是500000元，一份是800000元，由陈建江告知死者家属，然陈建江与立信公司的陈述明显矛盾，其相关陈述不清，与事实不符，且未到庭接受质询，对所述内容不予认可。立信公司质证称，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施丽丽等三人完全知晓立信公司投保了两份保险，保险金额为1300000元，并且施丽丽等三人自愿转让1300000元保险理赔款。人寿保险浙江公司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证认为，对该份证据形式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至于施丽丽等三人是否转让了800000元保险理赔款，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本院除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认定：2019年4月12日，施志皋到江苏省射阳县公证处公证授权施丽丽参加调解施永新意外死亡赔偿纠纷事宜，委托权限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调解请求，自行和解，代签调解协议书，提起诉讼。桐乡市石门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已于2020年9月7日发函告知施丽丽领取300000元赔偿尾款。本院认为，本案系立信公司作为原告起诉要求人寿保险浙江公司支付保险理赔款1300000元，施丽丽等三人作为一审第三人参加诉讼，但未提起诉讼请求，故施丽丽等三人二审中请求判决人寿保险浙江公司向其支付800000元保险理赔款超出了一审诉讼请求，立信公司和人寿保险浙江公司均不同意由二审一并审理，故本院对施丽丽等三人请求不予裁判。本案共涉及两份建筑工程团体意外保险，一份保险金额为500000元，另一份保险金额为800000元。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人寿保险浙江公司应否向立信公司支付案涉800000元的保险理赔款。施丽丽等三人上诉称，《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转让的全部保险利益仅为500000元的保险，人民调解记录本对此有记载，但人民调解记录被替换；《保险理赔金权益转让书》《人身保险理赔申请书》等载明的保险信息均是事后添加。针对施丽丽等三人的上诉理由，本院评判如下：首先，《人民调解协议书》系当事人自愿签订，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情形，施丽丽等三人与立信公司亦均认可《人民调解协议书》有效，本院对《人民调解协议书》合法有效性予以确认。《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该工程投保有建筑工程团体意外险，待本协议签订后，死者施永新家属同意将该保险的全部保险利益转由姚云高全部获得，死者施永新家属承诺配合姚云高向保险公司主张保险权利，理赔款归姚云高所有。”从字面意思理解，施丽丽等三人自愿转让该工程中施永新作为被保险人的建筑工程团体意外险全部保险利益，而保险金额800000元的保险险种亦是建筑工程团体意外险，且是在《人民调解协议书》签订时已投保的保险而非协议签订后新出现的事实，应认定全部保险利益包含该份800000元保险。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陈建江关于告知情形的陈述虽与立信公司陈述有所出入，但其明确陈述因有两份保险所以约定转让全部保险利益，亦可印证协议约定的全部保险利益包含800000元保险。其次，如上所述，《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的“全部保险利益”从字面理解应为可从建筑工程团体意外险获得的全部保险利益，施丽丽等三人主张仅转让了1份500000元保险利益，保留了1份800000元的保险利益，则其对此负有举证证明责任。从双方提供的证据来看，立信公司提供了《人身保险理赔申请书》《保险理赔金权益转让书》《理赔申请资料提交确认书》，该些材料均记载了两份保险合同号，施丽丽及秦婕均签名确认，上述证据足以证明施丽丽等三人转让的全部保险利益包含800000元的保险金请求权。反观施丽丽等三人提供的证据主要为其与姚斌斌的微信聊天记录、录音及施丽丽与姚云高的通话录音。从其与姚斌斌的微信聊天记录和录音中可看出，姚斌斌不是参与调解谈赔偿的人员，其主要负责跟踪《死亡证明》《保险金继承协议书》等材料的签字、公证事项，并在施丽丽要求看保单时，姚斌斌出示了保单并称“就是这个”“两份保在一起的”“它是一起的吧，一起的，是工伤团体险一起的呀”“我也搞不清楚有两个保单的啦，他那边两个一起办的”“保险是老板保的，我不清楚有多少保险”“调解书已经写了所有的保险”“协商时谈价格是老板谈，我做不了主的”……综合聊天记录中的全文可见，姚斌斌已明确其不清楚保险的事情也不是调解时负责谈判的人员。至于施丽丽与姚云高的通话录音，姚云高表示，双方已经协商好了，调解协议写得也很清楚，款项也付了，有争议去找律师、诉讼等，此亦无法证明《人民调解协议书》中约定的全部保险利益不包含800000元保险。由此可见，施丽丽等三人无确凿证据证明其保留了800000元的保险利益。虽然施志皋没有亲自在《人民调解协议书》《保险理赔金权益转让书》等材料上签名，但《人民调解协议书》明确载明施志皋口头授权施丽丽全权处理该纠纷，事后施志皋在公证处亦公证了授权施丽丽处理该纠纷的授权委托书，现施丽丽等三人二审中主张施志皋没有授权任何人签署相关材料，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施丽丽等三人申请对人民调解记录、调查记录中的所有签名笔迹进行鉴定，证明上述记录被替换，内容与实际记录内容不符。本院认为，对现存的调解记录、调查记录签名笔迹进行鉴定无法证明所谓实际笔录的内容，故无鉴定的必要，本院不予准许。再次，施丽丽等三人称，调解时，姚云高先称保险合同未生效，继而称保险金额200000元，后又称保险金额为300000元，其系在空白的《保险理赔金权益转让书》《人身保险理赔申请书》《理赔申请资料提交确认书》上签字，其余内容均是立信公司方事后添加，协商当天到场的是保险经纪人而非人寿保险浙江公司人员，且未告知保险情况。本院认为，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系转让方、受让方人员自由处分行为，保险公司人员是否到场均不影响双方的意思表示。即便保险经纪人员到场，施丽丽等三人亦可坚持索要、核实相关保单信息，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清楚在《保险理赔金权益转让书》《人身保险理赔申请书》上签字的法律后果。倘若施丽丽等三人未核实保险金额即签署《保险理赔金权益转让书》等材料，反而说明其基于已获赔2100000元及转让全部保险利益，不再关注保险公司最终是否会赔偿及赔偿的金额。故施丽丽等三人要求鉴定《保险理赔权益转让书》《人身保险理赔申请书》《理赔申请资料提交确认书》中涉及的保险合同号的数字书写形成时间，对本案处理结果无影响，本院不予准许。何况，案涉团体人身意外伤害险系立信公司为排除和减少可能发生的损害赔偿责任而购买。立信公司作为投保人支出保险费用投保上述险种，目的是通过保险分担事故损失，减轻自身赔偿压力。该投保目的有利于施永新在务工过程中受到意外伤害时及时获得经济上的赔偿，实际上施丽丽等三人获得赔偿的金额2100000元也已超出法定赔偿金额。案涉保险理赔款为800000元，数额巨大，根据本地司法实践，即便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也应扣除保险理赔款后按照过错程度分摊损失，否则有违投保人投保本意，也不利于鼓励其他用工单位积极为劳务人员投保。故一审认定全部保险利益转让包括案涉800000元保险金，亦符合公平原则。最后，关于立信公司是否是适格原告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案中，立信公司及姚云高均表示姚云高代表立信公司与施丽丽等三人进行调解，案涉800000元保险赔偿款应归属于立信公司，同时，立信公司是案涉工程的承包人，并投保了案涉保险，且《保险理赔金权益转让书》中载明的受让方亦为立信公司，可见立信公司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施丽丽等三人关于立信公司诉讼主体不适格的陈述，理据不足。即便施丽丽等三人将案涉保险理赔款请求权转让给了姚云高，现姚云高同意由立信公司申请理赔，亦是姚云高与立信公司的内部关系，与施丽丽等三人已无涉。何况，人寿保险浙江公司对立信公司主体身份亦未提出异议，仅因立信公司与施丽丽等三人有争议未支付款项，一审认定人寿保险浙江公司向立信公司支付保险理赔款，亦有利于减少诉累，并无不当。综上，施丽丽等三人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上诉人施丽丽、施志皋、秦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超审判员 章玉萍审判员 周 倩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陈 诚书记员 朱晓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