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浙01行终7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南生，男，1949年6月21日出生，住浙江省淳安县。 委托代理人余有建，男，1973年9月26日出生，住上海市虹口区，系上诉人长子。 委托代理人余有胜，男，1976年8月13日出生，住浙江省淳安县，系上诉人次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淳安县安阳乡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淳安县安阳乡虎山坪自然村**。 法定代表人余文武，乡长。 委托代理人章献彪，浙江泽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淳安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镇新安北路** 法定代表人张鸿斌，县长。 委托代理人徐军。 上诉人余南生因责令限期拆除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2020）浙0182行初1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11月15日，淳安县安阳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安阳乡政府）向余南生户作出安责拆（2019）第01号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依据《杭州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决定责令余南生户于2019年12月6日前对违章建筑物自行拆除。 2019年12月24日，淳安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淳安县政府）作出淳政复[2019]18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安阳乡政府于2019年11月15日作出的安责拆（2019）第01号责令（限期）拆除决定。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余南生系安阳乡安阳村村民，其户在1990年取得淳集建（90）字第1701026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载土地面积共计235.6平方米，包括坦（即余南生所称晒坦，此处指房前晒坦，长10.2米，宽4.2米，登记面积为42.8平方米）、住宅（长10.5米，宽6.10米，登记面积64.1平方米）、附房（长6.1米，宽3.65米，登记面积22.3平方米）、猪栏（31.6平方米）、厕所（6.5平方米）、坦（即余南生所称晒坦，面积为68.3平方米，与原张贤坤晒坦相连），其中住宅、附房及房前坦的四至为东至磅、南至集体屋、西至路、北至磅。上述房前坦（北面为空宅地）、住宅、附房相连；猪栏和厕所相连；住宅、附房和猪栏、厕所之间相隔集体屋。2012年12月18日，余南生以拆旧建新为由申请建房，申请建房面积124.5平方米。2013年，余南生户获淳农房审（2013）第54号建房审批，准其在原宅基地拆建124.5平方米（长14.15米，宽8.8米），建房用地四至为东至磅、南至空宅、西至路、北至磅。2015年4月，余南生在原宅基地西边村道外侧（其有使用权证的68.3平方米的晒坦和原张贤坤晒坦上）开挖建房，新建房屋占地面积约135平方米。2015年5月26日，安阳乡政府作出《责令停止违法建设行为通知书》，要求余南生停止违建行为。余南生后又继续施工建设。2016年5月16日，安阳乡政府作出《责令（限期）拆除告知书》并在同月19日作出《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同日，余南生申请听证。同月20日，安阳乡政府以余南生提出听证为由主动撤回《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同月21日，安阳乡政府以余南生存在抢建事实决定不予举行听证并重新作出《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余南生不服，向淳安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同年7月28日，淳安县政府作出淳政复［2016］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安阳乡政府无法定理由不予听证为由，撤销其作出的《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同年9月13日，安阳乡政府作出《责令（限期）拆除告知书》，告知余南生在接到告知书的三日内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听证，并直接送达余南生。同月18日，安阳乡政府作出《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并直接送达余南生。余南生不服，向淳安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同年12月23日，淳安县政府作出淳政复［2016］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余南生对淳政复［2016］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不服，于2017年1月9日向杭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诉讼，杭州铁路运输法院于2017年7月3日作出判决，撤销淳安县政府作出的淳政复［2016］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安阳乡政府于2016年9月18日作出的《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2019年9月20日，安阳乡政府作出《责令限期改正告知书》，认为余南生于2013年5月28日经淳安县政府批准在××乡××村××村原址拆建房屋124.5平方米。2015年，余南生在建房过程中未按经批准的规划用地红线（规划许可）建房，且实际建房地址至今未取得土地使用和规划许可等相关行政审批手续，拟责令余南生对违章建筑进行自行拆除。为保证余南生的陈述、申辩、听证权，安阳乡政府于同日做出安听字第1号《安阳乡人民政府规划执法听证告知书》，确定于2019年10月10日9时30分进行听证，并于同日向余南生送达上述两份告知书。听证当日，因余南生申请听证人员回避，暂停听证。安阳乡政府于2019年10月24日做出安听字（2019）第02号《安阳乡人民政府规划执法听证告知书》，确定于2019年11月1日9时30分进行听证，并于同日向余南生送达。余南生之子余有胜于2019年10月31日向安阳乡政府工作人员夏小东发微信，请其转告乡政府，若由安阳乡政府的干部主持听证会，其父母不会参加听证会，认为安阳乡政府主要领导对其有看法，无论谁主持听证都无法摆脱主要领导的影响，希望由县政府法制办或其他业务指导部门的第三方人员来主持听证。但余有胜未提供委托办理听证手续，故安阳乡政府对此未作出处理。余南生未参加2019年11月1日的听证。2019年11月15日，安阳乡政府作出安责拆（2019）第01号《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责令余南生于2019年12月6日前对违章建筑物自行拆除，并于同日向余南生送达。余南生不服，向淳安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同年11月20日，淳安县政府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同年11月22日，淳安县政府受理复议申请，并通知安阳乡政府在收到书面申请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交书面答复和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安阳乡政府依法提交书面答复及相关证据材料。同年12月24日，淳安县政府作出淳政复［2019］1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于同日送达余南生。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在乡、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故安阳乡政府具有处置安阳乡内乡村违法建筑的法定职权。《浙江省违法建筑处置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本规定所称违法建筑，是指未依法取得规划许可或者未按照规划许可内容建设的建筑物和构筑物，以及超过规划许可期限未拆除的临时建筑物和构筑物，包括城市、镇规划区内的违法建筑和乡、村庄规划区内的违法建筑。”余南生获淳农房审（2013）第54号建房审批，准其在原宅基地拆建124.5平方米，余南生在其有使用权证的68.3平方米的晒坦和原张贤坤晒坦上开挖建房，新建房屋的建造位置明显与审批的位置不符，系未按照规划许可内容建设房屋，安阳乡政府将该建筑认定为违法建筑并无不当。安阳乡政府于2019年9月20日作出《责令限期改正告知书》，要求余南生对其违法建筑自行拆除，余南生未自行拆除，安阳乡政府责令限期拆除亦无不当。安阳乡政府作出安责拆（2019）第01号《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前，为保证余南生的陈述、申辩的权利，发出《安阳乡人民政府规划执法听证告知书》，并于2019年11月1日9时30分进行听证，余南生未按通知参加听证，系余南生自行放弃参加听证权，安阳乡政府已保证了余南生的陈述、申辩权，作出安责拆（2019）第01号《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后依法进行了送达，程序合法。余南生不服安阳乡政府的被诉限拆决定向淳安县政府提起复议，淳安县政府依法受理后，经书面审查，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复议决定维持安阳乡政府作出的被诉限拆决定并送达当事人，复议程序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案涉建筑物为余南生所建，建设时间为2015年4月，未办理相应的规划许可，属于违法建设，余南生的违法建设行为在案涉房屋被依法处理前，应视为继续状态，其追诉时效应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为此，安阳乡政府于2019年11月15日，作出安责拆（2019）第01号《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未超出法定期限。余南生要求对县委办[2014]24号《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全县农村集体违法建筑认定处理的实施意见》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为此，对规范性文件审查的范围仅包含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文件，而县委办[2014]24号《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全县农村集体违法建筑认定处理的实施意见》系党委文件，不属于上述行政诉讼法规范性文件审查范围，故对余南生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安阳乡政府作出的安责拆（2019）第01号《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及淳安县政府作出的淳政复[2019]1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余南生要求撤销被诉限拆决定和被诉行政复议决定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安阳乡政府作出的安责拆（2019）第01号《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中关于听证会举行时间存在笔误，应为2019年11月1日，予以指正。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余南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余南生负担。 上诉人余南生上诉称：一、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原判决认定违建超越职权。违建应由行政机关认定，原判决关于“新建房屋的位置明显与审批的位置不符，系未按照规划许可内容建设房屋，安阳乡政府将该建筑认定为违法建筑并无不当”的认定违法。（二）原判决认定获批建房用地位置即原住宅位置的依据错误。1、审批手续中载明“拆建124.5平方米”，并未明确说明是拆建在原宅基地或原住宅范围内，亦或原址拆建，新房的建设范围系由规划许可审批规定。2、即使理解为拆建在原宅基地范围之内，原宅基地系指有使用权证的全部建设用地，包括晒坦，故原审法院关于“2015年4月，余南生在原宅基地西边村道外侧（其有使用权证的68.3平方米的晒坦和原张贤坤晒坦上）开挖建房”的认定错误。且上诉人在2012年12月提出建房申请前已通过置换获得原张贤坤晒坦，仅未办理过户手续，张贤坤在上诉人建房过程中也未提出异议。3、原审法院虽查明淳集建（90）字第1701026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所载住宅、附房及房前坦的四至为东至磅、南至集体屋、西至路、北至磅，而淳农房审（2013）第54号获批建房用地四至为东至磅、南至空宅、西至路、北至磅，但这并不代表两者位置相同，除证载四至外无任何证据证明原住宅的四至与获批建房用地四至相同。证载的四至是历史位置，上诉人原住宅四至在2012年12月提出建房申请前已发生改变，故不能证明上诉人获批的建房用地是在原住宅位置。原判决对两者位置表述同一属主观臆断，明显违法。（三）上诉人建房位置合法。1、从建房审批表所附申请建房用地平面图无法确定建房的具体位置。审批作出时，无论是旧房的主房四至还是其他宅基地位置，没有一处或几处连片的宅基地符合图中规划审批的四至。2、建房审批表“现有房屋处理及其他承诺”一栏，并不能说明建房位置系在旧房主房位置。原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上的宅基地，除房屋（3幢土房）124.5平方米外，还包括晒坦（2块）111.1平方米，合计宅基地（5处）面积235.6平方米。上诉人住房拆建范围应是该五处宅基地范围内，具体位置应根据申请建房用地平面图或建房申请书确定。3、建房审批行为应是对上诉人申请建房位置的许可。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村民建房管理工作的通知》（淳政发[2009]40号）第四条“规范审批程序”之规定，政府审批的位置即为农户申请许可的位置。申请建房用地平面图的位置与建房申请的位置本应一致，如有不同，规划审批部门应与建房申请人协商一致对申请位置进行调整，办理补充手续，申请人如不同意修改，则应退回申请，让其重新申请。案中申请与许可位置不一，而安阳乡政府未提供任何修改或重新申请的手续，足以证明是规划审批经办人员工作疏忽失职，理应确认建房申请的位置为规划许可的建房位置。4、建房审批表未按规定送达。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村民建房管理工作的通知》（淳政发[2009]40号）之规定，经县政府批准后，应于3个工作日书面告知审批结果，但上诉人至今未收到建房审批表。上诉人申请建房的位置与实际建房位置一致，并未违反规划许可。（四）安阳乡政府无权对违反规划许可行为进行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一条第二款、《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三十八条、《杭州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三十二条、《浙江省违法建筑处置规定》第六条之规定，乡镇人民政府无权对违反规划许可行为进行认定。规划许可位置的认定是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的职权，案中申请建房用地平面图所盖的是淳安县规划局行政审批专用章，规划许可审批上最终签署的是淳安县规划局的审批意见，证明淳安县规划管理部门是当时规划许可的许可批准部门，理应由淳安县规划管理部门对上诉人建房规划许可位置予以认定，在规划许可位置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安阳乡政府更应请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审核指导，出具鉴定意见。安阳乡政府在本案调查处理过程中，并未请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鉴定意见，对于案涉建筑是否违反规划许可并未查清，违法行为未经依法查实。（五）安阳乡政府的文书已认可新房的建房位置，原判决未予查明。2015年5月26日，安阳乡政府向上诉人作出并送达《责令停止违法建设行为通知书》，该通知明确说明上诉人建造的房屋属旧房未拆到位的违法建筑，责令上诉人立即停止违法建设行为，并在接到通知之日起7日内拆除全部旧屋再建新房。旧房系合法建造，在新房屋基浇筑完毕的情况下，安阳乡政府如不认同建房位置，则应责令拆除违建的新房，而非责令拆除旧房，故安阳乡政府已认定新房位置合法。该通知是安阳乡政府确认上诉人新房建设位置合法的直接证据。二、原判决对双方证据的采信不当。（一）安阳乡政府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不具有真实性。余有仙的户口簿与审批材料中不一致，申请建房用地平面图中的手写文字系事后添加，无法证明上诉人原有宅基地房屋情况及审批拆旧建新。安阳乡政府提供的第二组证据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无法证明上诉人未按审批建房。询问笔录中询问的对象均非参与现场踏勘和审批的当事人；余丽华和余海昌的询问笔录调查人员只有一人签名，不合规定；证人证言反映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且相互矛盾；调查人员无相关执法证件；被调查人员无相关身份证明材料。安阳乡政府提供的第四组证据即杭州铁路运输法院（2017）浙8601行初8号行政判决不具有合法性、关联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之规定，对该生效判决认定事实应予以纠正，该判决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能证明安阳乡政府主体适格及上诉人违法建房。安阳乡政府提供的第五组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现场勘验无有资质第三方测绘机构参与，无勘验报告，乡政府和测绘人员无测绘资质，未通知当事人到场，无第三方在场，无全程影像资料，单方勘验结果不具有合法性；被调查人员无相关身份证明材料。该组证据无法证明上诉人违法建筑存续未整改。安阳乡政府提供的第六组证据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该组证据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且在庭审时对于上诉人的质疑，被上诉人也未回应，应属无效证据。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安阳乡政府所作各文书送达情况和听证过程。（二）原审法院未充分采信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证据3、6、13虽均系政府文件，但与其他证据可相互印证，应予以参考；2、证据17、18、22证明政府行政行为应符合比例原则，与案件有关联，理应采信；3、证据11中的余象君证言和证据12方学成证言虽存在证据形式瑕疵，但其内容与余建康的证言、证据9、10等相关证据相互印证，证明上诉人原住宅北面和东面的地形地貌在2012年申请建房前已发生变化，应予以采信；4、证据11余建康的证言陈述了上诉人旧住宅周边地形地貌发生改变的情况，是证实安阳乡政府错误认定获批建房位置在旧住宅处的重要证据，应予采信，同时余建康在法庭上证明其参与了建房审批前政府现场踏勘，并证明当时现场踏勘的建房位置即为上诉人建房位置等，原判决未予载明；5、证据2是建房审批、施工时任分管副乡长余绍春的电话录音，证明上诉人建房位置得到政府确认合法，基本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且与《责令停止违法建设行为通知书》的内容及先期建设未被干预的客观事实等相互印证，应予以采信。（三）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申请执法人员出庭作证申请书和申请调取证据申请书，请求法院要求参与审批和监管的政府公职执法人员出庭作证，请求法院向淳安县公安局大市派出所调取2015年6月张百女、余有仙与同村余丽华、鲍灵君等人纠纷打架案卷卷宗，但原审法院并未要求相关执法人员出庭作证，也未调取相关证据，无法查明案件事实。三、安阳乡政府未全面、客观、公正调查取证，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六条、《浙江省违法建筑处置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安阳乡政府无受理立案手续，未充分听取上诉人意见，对于上诉人在听证期间，通过余有胜向安阳乡政府听证主持人夏晓东等人提出的质疑和申辩意见，安阳乡政府并未进行核实，明显违法。上诉人与余有胜系父子且同住，余有胜一直参与处理此事，安阳乡政府亦知晓，上诉人虽未提供相关委托手续，仍能体现上诉人的真实意愿，安阳乡政府提出的余有胜未提供委托办理听证手续不记录在案的理由不能成立。安阳乡政府在杭州铁路运输法院判决生效后未在规定时间内及时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其于2019年9月20日重新启动法律程序，并于同年11月15日作出并送达行政处罚决定，违反《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五条、《杭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且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违法行为追溯期限。四、原判决法律适用错误。《杭州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四十九条仅规定了安阳乡政府对违法建筑的处理权，并未规定其对违反规划许可的认定权。《浙江省违法建筑处置规定》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三条及县委办[2014]24号《关于全县农村集体土地违法建筑认定处理的实施意见》并未写入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不能成为处罚依据。《浙江省违法建筑处置规定》第十三条并未授权县政府可以转授权乡镇政府认定乡村违法建筑。县委办[2014]24号《关于全县农村集体土地违法建筑认定处理的实施意见》违法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杭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条规定，上诉人所建新房并无占用乡村公共设施用地、公益事业用地等情节严重应予拆除的情形，安阳乡政府作出限期拆除的决定违法。五、安阳乡政府所作行政行为不符合比例原则、高效便民原则。政府执法监管存在重大失职渎职是造成建设现状的主因。上诉人在自有宅基地上建房，并无占用乡村公共设施用地、公益事业用地等情节严重应予拆除的情形，且上诉人旧房已拆，在建新房是上诉人唯一住房，安阳乡政府在考虑规划秩序利益的同时，也应充分考虑上诉人的居住、生活及前期投入损失。安阳乡政府机械执法，严重侵犯上诉人住有所居的基本人权，违背城乡规划的初衷。安阳乡政府作出案涉限期拆除决定，明显违背及时高效的基本原则。上诉人的违规建设后果和影响并不严重，安阳乡政府的执法造成上诉人长达五年多的时间内居无住所，违背行政便民和合理适当原则。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采信不当、法律适用错误。请求：1、撤销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2020）浙0182行初13号行政判决，发回一审继续审理或直接判令被上诉人行为违法；2、一、二审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安阳乡政府答辩称：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行政诉讼是司法机关对行政争议的司法审查和监督，原审法院对安阳乡政府作出的关于案涉违法建筑的认定予以评判符合法律规定，未超越职权。案涉房屋为拆旧建新，原拆原建，事实清楚。上诉人的建房审批表中载明，申请理由为旧房改造，对原旧房的处理为拆建124.5平方米，拆建来源为旧宅主房86.4平方米加附房38.1平方米。上诉人建房用地申请中载明的建房面积为124.5平方米，建房理由为拆旧建新。淳集建（90）字第1701026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登记的内容中包括原有住宅86.4平方米，附房（猪栏、厕所）分别为31.16平方米、6.5平方米，共计124.5平方米。安阳乡安阳村2020年12月18日的建房公告中显示，建房土地性质为拆旧建新，现有面积124.5平方米，申请面积124.5平方米。上述事实均有相应证据证实。经现场核实，上诉人房屋实际建设地点与审批地点不在同一位置。杭州铁路运输法院所作生效判决中对此事实进行认定。该案虽撤销了安阳乡政府所作行政行为，但已确认安阳乡政府的执法主体资格及上诉人违法建设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浙江省违法建筑处置规定》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三条、《杭州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安阳乡政府具有本案规划执法主体资格。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新建房屋已取得规划许可。二、原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一审中，双方证据均通过庭审质证，安阳乡政府的证据均在举证期限内提供。对案涉违法建筑的认定，有证人证言、审批资料、生效判决、现场图样等证据证实，各证据可相互印证，对此上诉人的陈述也可予以证实。三、安阳乡政府已多次与上诉人协商，以期解决上诉人的建房问题，故在杭州铁路运输法院判决作出后迟迟未启动法律程序，但协商未果。上诉人的上诉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淳安县政府的答辩意见与原审一致，并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对证据的采信符合法律规定。 根据予以采信的证据，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在乡、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安阳乡政府具有处置安阳乡范围内乡村违法建设行为的法定职权。《浙江省违法建筑处置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本规定所称违法建筑，是指未依法取得规划许可或者未按照规划许可内容建设的建筑物和构筑物，以及超过规划许可期限未拆除的临时建筑物和构筑物，包括城市、镇规划区内的违法建筑和乡、村庄规划区内的违法建筑。”余南生在其审批建房位置的西侧新建房屋，房基面积占地约135平方米，新房的四至明显与审批位置不符，并超过审批面积10.5平方米，系未按照规划许可内容建设房屋，安阳乡政府将该房屋认定为违法建筑，作出安责拆（2019）第01号责令（限期）拆除决定并无不当。淳安县政府的行政复议程序合法。上诉人余南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余南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秦 方 审 判 员  王银江 审 判 员  廖珍珠 二〇二一年一月八日 法官助理  李惠娴 书 记 员  寿 芳 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