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普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323民初3281号 原告：黄晓朴，女，1963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普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麒，贵州尊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允普，男，1961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普安县，系原告黄晓朴之夫。 被告：曹泽礼，男，1967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普安县。 被告：曹泽勇，男，1964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普安县。 被告：张崇英，女，1964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普安县。 被告：朱强，男，1981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普安县。 被告：王福兴，男，1977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普安县。 被告：金学芳，女，1976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定县。 被告：李智纯，男，1962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册亨县纳福开发区。 被告张崇英、朱强、王福兴、金学芳、李智纯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泽礼，男，1967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普安县，现住贵州省普安县。 被告张崇英、朱强、王福兴、金学芳、李智纯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泽勇，男，1964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普安县。 被告：夏乾刚，男，1983年10月23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普安县。 被告：彭家勇，男，1977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普安县。 原告黄晓朴与被告曹泽礼、曹泽勇、张崇英、朱强、王福兴、金学芳、李智纯、夏乾刚、彭家勇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晓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麒、宋允普，被告曹泽礼、曹泽勇、夏乾刚、彭家勇及被告张崇英、朱强、王福兴、金学芳、李智纯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泽礼、曹泽勇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晓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曹泽礼、曹泽勇、张崇英、朱强、王福兴、金学芳、李智纯、夏乾刚、彭家勇连带返还黄晓朴不当得利160000元；2.诉讼费用由曹泽礼、曹泽勇、张崇英、朱强、王福兴、金学芳、李智纯、夏乾刚、彭家勇承担。事实和理由：黄晓朴于2016年7月购买从贵阳至普安的客车一辆，购买之后办理相关手续，开始贵阳至普安的运营；后来以上被告便联合为难黄晓朴，为难的理由是以上被告因为打击非法运营投入了一定的钱，认为黄晓朴坐享其成，要求黄晓朴补偿；无奈之下黄晓朴请车站帮忙协调，以上被告才同意黄晓朴补偿160000元；黄晓朴为了顺利跑车就向被告代表曹泽礼交纳160000元，由曹泽礼出具《收条》一份。2018年国家扫黑除恶以来，以上被告曾经找社会闲散人员打击非法运营闹出事故，黄晓朴才恍然大悟，原来给以上被告的160000元是让召集社会闲散人员采用非法手段打击非法运营车辆，好在黄晓朴交纳160000元后，以上被告并未打击过非法运营车辆，也没有再生任何事端。事后黄晓朴多次找被告代表曹泽礼退款，但至今无果。以上被告当初与黄晓朴签订的协议违反法律规定，同时协议目的也是违法的，所以说以上各被告取得黄晓朴160000元完全没有合法的依据。因此，黄晓朴曾以曹泽礼为代表向法院提起诉讼，但后经审理查明，以上被告均得到黄晓朴的钱，所以因主体不符，被法院裁定驳回。张崇英系贵Ａ×××××和贵Ａ×××××车主、李智纯系贵Ａ×××××车主、金学芳系贵Ａ×××××车主、曹泽礼、曹泽勇系贵Ｅ×××××车主、夏乾刚系贵Ｅ×××××车主、彭家勇系贵Ｅ×××××车主、朱强系Ｅ×××××车主、王福兴系Ｅ×××××车主。因此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曹泽礼、曹泽勇、张崇英、朱强、王福兴、金学芳、李智纯辩称：一、《新增车（贵Ａ×××××）加入贵阳至普安车队入股协议》真实合法有效，被告收取争议款项具有合同依据；二、生效法律文书认定160000元为黄晓朴自愿向被告支付打击非法营运前期支出和车辆品牌及车型不一致的补助；三、黄晓朴因效益变差而要求返还自愿支付的补助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综上所述，案涉款项是黄晓朴自愿向被告支付的补助，被告领取补助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且被生效法律文书认可，本案不符合不当得利构成要件，恳请贵院依法驳回黄晓朴的诉讼请求。黄晓朴交来的钱我们不是用来打击非法运营，我们是为了提供举报的线索，让我们的收益增高，因此要花销钱来做这些事情。 曹泽礼辩称：补充一点是贵Ｅ×××××车主是曹泽勇，与我无关。 夏乾刚辩称：我的答辩意见以其他被告的答辩意见为准，补充一点是黄晓朴讲我们召聚闲散人员打击非法运营请拿出证据来。 彭家勇辩称：我的答辩意见以其他被告的答辩意见为准，补充一点是我们客车的满载率达93%，大概是230000元，算下来黄晓朴所得的款还要补我们钱。 黄晓朴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1.黄晓朴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张，拟证明其主体身份资格；2.贵阳-普安线路牌、《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共四张，拟证明黄晓朴跑车系国家单位批准，具有合法手续；3.《新增车（贵Ａ×××××）加入贵阳至普安车队入股协议》及贵阳车队规章制度修改补充协议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①黄晓朴支付给被告的160000元是打击非法运营；②入股协议上有曹泽礼的签字及按手印，曹泽礼是贵Ｅ×××××的车主；③在补偿协议上采用明码标价的方式鼓励闲散人员用非法手段打击非法运营；4.结算业务申请书（转款凭证）及《收条》（金额为160000元）复印件各一张，拟证明黄晓朴已支付160000元的事实；5.申请复印件一张，拟证明黄晓朴仅仅要求循环正常排班，没有要求加入车队；6.《收条》（金额为40000元）复印件一张，拟证明此款才是入股40000元的事实；7.本院（2020）黔2323民初2226号民事裁定书一份，拟证明黄晓朴第一次起诉被本院裁定驳回起诉。以上证据经质证，曹泽礼、曹泽勇、夏乾刚、彭家勇对证据1、2、4、6、7均无异议；曹泽礼、曹泽勇、夏乾刚、彭家勇对证据3无异议，但彭家勇认为黄晓朴的车是二手车，票价和我们不一样，票价悬殊18元；夏乾刚认为黄晓朴买的车是旧车，经营许可是新增线路，她的车型低我们车型等级低一级，票价悬殊20多元；曹泽礼、曹泽勇、夏乾刚、彭家勇认为证据5均与被告无关。 曹泽礼、曹泽勇、张崇英、朱强、王福兴、金学芳、李智纯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1.《会议记录》复印件一份，拟证明160000元是黄晓朴自愿交纳，不是被告逼迫其交的；2.《新增车（贵Ａ×××××）加入贵阳至普安车队入股协议》复印件一份，拟证明黄晓朴在上面签字；3.证明及附件各一张，拟证明黄晓朴的车辆为大高一级车型；4.车票复印件二张，拟证明车票的价格；5.2017年9月至2020年10月黄晓朴加入车队所得的分红清单收益复印件一份，拟证明黄晓朴每月的收入；6.出售贵Ａ×××××车的分红复印件一张，拟证明黄晓朴入股分红得利；7.证明复印件一张，拟证明贵Ｅ×××××车主是曹泽勇，不是曹泽礼。以上证据经质证，夏乾刚、彭家勇对证据1、2、3、4、5、6、7均无异议；高麒对证据1的合法性、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因该组证据是打印件，无相关人员签字；高麒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认为原告是解决循环排班，不是加入车队；黄晓朴认为其是被迫的；高麒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车的票价是国家决定，不是个人决定，认为证据与本案无关；高麒对证据4表示以国家规定为准；高麒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认为证据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黄晓朴跑车是通过自己来挣钱，与被告没有关系；宋允普表示我们是联营防止发空班；高麒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高麒对证据7没有意见。 夏乾刚、彭家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经当事人质证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下列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黄晓朴提交的申请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认定。 曹泽礼、曹泽勇、张崇英、朱强、王福兴、金学芳、李智纯提交的《会议记录》，真实记录双方在普安县道路运输局、贵阳客运公司、普安汽车站相关领导及人员主持下，达成黄晓朴的贵Ａ×××××客车纳入贵阳客运班线共同经营的相关协议，予以认定；《新增车（贵Ａ×××××）加入贵阳至普安车队入股协议》，此入股协议黄晓朴同样作为证据向本院提交，故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及附件和车票均印证黄晓朴的贵Ａ×××××客车车型与其他车辆车型不一致，导致车票差价产生补助，故予采信；2017年9月至2020年10月黄晓朴加入车队所得的分红清单收益及出售贵Ａ×××××车的分红均证明黄晓朴在签订《新增车（贵Ａ×××××）加入贵阳至普安车队入股协议》加入车队后分红收益，充分证明双方按照入股协议约定履行相关权利义务，予以认可。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7年8月8日双方经普安县道路运输局、贵阳客运公司、普安汽车站相关领导及人员主持开会形成《会议记录》，记录中载明：“贵Ａ×××××号客车经营者自愿拿出16万元给予原贵阳九车辆客车经营者作为打击非法营运前期支出和车辆品牌及车型不一致补助。联营后贵Ａ×××××号客车与原九辆客车风险共担、利益共享。”；2017年8月28日双方协商签订《新增车（贵Ａ×××××）加入贵阳至普安车队入股协议》，此入股协议中约定：“1、贵阳客运公司将新增车贵Ａ×××××以“见股不见车”方式加入原车队联合经营。2、…3、贵Ａ×××××在未加入前先缴纳车队壹拾陆万元（160000.00元）补偿车队九辆车经营者前期打击非法营运所支出费用（以收据为准）。此款贵Ａ×××××经营者无享受权。…”曹泽礼于2018年5月3日向黄晓朴出具金额为160000元的《收条》；黄晓朴曾以曹泽礼为被告于2020年7月诉至本院，要求判决曹泽礼返还不当得利160000元，本院于2020年10月14日作出（2020）黔2323民初222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黄晓朴的起诉，该裁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该裁定书中载明：“经本院审查认为：本案中黄晓朴起诉曹泽礼返还的不当得利款160000元实为黄晓朴向贵阳至普安的九部客运车辆经营者（客运车辆车牌分别为：贵Ａ×××××、贵Ａ×××××、贵Ａ×××××、贵Ａ×××××、贵Ｅ×××××、贵Ｅ×××××、贵Ｅ×××××、贵Ｅ×××××、贵Ｅ×××××）为打击非法营运前期支出和车辆品牌及车型不一致的补助，…”。 2020年11月黄晓朴（系贵Ａ×××××客车经营者）又以曹泽礼、曹泽勇（系贵Ｅ×××××客车经营者）、张崇英（系贵Ａ×××××、Ａ×××××客车经营者）、朱强（系贵Ｅ×××××客车经营者）、王福兴（系贵Ｅ×××××客车经营者）、金学芳（系贵Ａ×××××客车经营者）、李智纯（系贵Ａ×××××客车经营者）、夏乾刚（系贵Ｅ×××××客车经营者）、彭家勇（系贵Ｅ×××××客车经营者）私自收取其160000元用于打击非法运营车辆，但曹泽礼、曹泽勇、张崇英、朱强、王福兴、金学芳、李智纯、夏乾刚、彭家勇无相关国家法律授权及相关单位的委托，被告打击非法运营车辆的行为违法，收取黄晓朴的160000元无法律基础系不当得利为由诉至本院请求判决上述被告进行返还。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而获得利益并使他人利益遭受损失的事实。结合本案实际双方经普安县道路运输局、贵阳客运公司、普安汽车站相关领导及人员主持开会形成《会议记录》，记录中载明：“贵Ａ×××××号客车经营者自愿拿出16万元给予原贵阳九车辆客车经营者作为打击非法营运前期支出和车辆品牌及车型不一致补助。联营后贵Ａ×××××号客车与原九辆客车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此后双方协商签订的《新增车（贵Ａ×××××）加入贵阳至普安车队入股协议》中约定：“1.贵阳客运公司将新增车贵Ａ×××××以“见股不见车”方式加入原车队联合经营。2.…3.贵Ａ×××××在未加入前先缴纳车队壹拾陆万元（160000.00元）补偿车队九辆车经营者前期打击非法营运所支出费用（以收据为准）。此款贵Ａ×××××经营者无享受权。…”以上证据说明黄晓朴支付160000元为其入股联营的前提条件，系其开会入股自愿交纳，众被告取得款项为双方签订《新增车（贵Ａ×××××）加入贵阳至普安车队入股协议》后所得，不属不当得利；本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20）黔2323民初2226号民事裁定书中载明：“经本院审查认为：本案中黄晓朴起诉曹泽礼返还的不当得利款160000元实为黄晓朴向贵阳至普安的九部客运车辆经营者（客运车辆车牌分别为：贵Ａ×××××、贵Ａ×××××、贵Ａ×××××、贵Ａ×××××、贵Ｅ×××××、贵Ｅ×××××、贵Ｅ×××××、贵Ｅ×××××、贵Ｅ×××××）为打击非法营运前期支出和车辆品牌及车型不一致的补助，…”故黄晓朴起诉主张的160000元不仅有打击非法营运前期支出，还包含车辆品牌及车型不一致的补助；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无效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即使入股协议约定部分内容无效，亦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黄晓朴在本案中并未主张双方签订《新增车（贵Ａ×××××）加入贵阳至普安车队入股协议》的效力问题，现其规避《新增车（贵Ａ×××××）加入贵阳至普安车队入股协议》直接认为众被告依据入股协议所得的160000元为不当得利款于法无据，被告根据自身行业特点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对非法营运线索向相关机关进行举报及投诉，并不意味着对众被告前期打击非法营运所支出费用全盘否定。 综上，黄晓朴的诉讼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对其诉求应予驳回；对曹泽礼、曹泽勇、张崇英、朱强、王福兴、金学芳、李智纯、夏乾刚、彭家勇提出的辩解理由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黄晓朴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500元，减半收取计1750元，由原告黄晓朴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永涛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刘 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