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67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华发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莫家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10143896799H。 法定代表人：姚建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紫健、柏婷婷，北京天达共和（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庆鹏，男，1975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运中、王钰祺，山东晨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华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高庆鹏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0民初143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4日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陈艳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于2020年10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华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紫健、柏婷婷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高庆鹏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8年9月9日，华发公司与高庆鹏签订《聘用邀请函》，约定“职位是总经理，同时到任后接受外派任青岛华瑞泰公司总经理”，“薪资为两部分：固定工资每月工资发放税后叁万元，年终奖金（绩效公司）贰拾肆万元整。”“合同期为叁年”。2018年9月30日，华发公司作为甲方与高庆鹏作为乙方签订《总经理聘用补充协议》，主要约定如下内容：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在签订“聘用邀请函”基础上补充本协议，共同遵守以下条款：第一条乙方接受甲方的聘请，担任甲方总经理。同时到任后接受甲方青岛子公司-青岛华瑞泰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第二条甲方为促成协议的有效性，一次性向乙方支付聘用期叁年的年终奖金（税后）。即每年24万*3年=72万（税后），作为双方的履行协议定金，以上款项收到之日起，本协议即生效，乙方向原单位提交辞呈。固定工资薪酬可根据公司规定每下个月发放上个月工资。第三条如甲方单方面解除聘用合同，叁年的年终奖金乙方将不再返还给甲方；乙方单方面提前解除合同，根据乙方在甲方实际的工作期限按比例进行固定工资及年终绩效工资的结算，乙方需退回未工作期限的年终奖金（例如实际工作了1年，乙方单方面提前2年解除合同，那么乙方应退回给甲方2年的聘用金，即肆拾捌万元整，以此类推）。第四条乙方在甲公司担任总经理职务期间内，在董事长的授权下，全面负责公司管理、经营、研发、市场营销等工作。同时乙方按照甲方公司章程及本合同约定行使职权，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第五条乙方担任甲方青岛子公司总经理，青岛公司年终绩效奖励为：设定青岛公司年度利润基数为200万元，基数利润内享受5%计提，超出部分按10%计提。2018年10月9日，高庆鹏收到叁年聘用期的年终奖金72万元。2019年3月27日，华发公司通知高庆鹏“现由于工作需要，请你于2019年4月1日前正式回到杭州华发实业有限公司工作”。高庆鹏收到通知后认为其工作地点为青岛，华发公司单方无权变更工作地点等内容。后双方多次发函沟通，高庆鹏表示不同意去杭州任职。2019年5月21日，华发公司向高庆鹏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通知双方签订的《聘用邀请函》以及《总经理聘用补充协议》终止，要求高庆鹏于2019年5月31日前退还已支付的两年半的年终奖金60万元，要求高庆鹏于2019年5月31日前办理工作交接手续。2019年7月17日，华发公司以高庆鹏为被申请人向杭州市余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高庆鹏返还三年年终奖金720000元。同日，杭州市余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浙杭余杭劳人仲不（2019）100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不予受理。华发公司不服，于2019年7月25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高庆鹏返还华发公司向其预先支付的三年的年终奖共72万元；二、本案诉讼费由高庆鹏承担。 原审另查明，原审庭审中，华发公司、高庆鹏均确认《聘用邀请函》、《总经理聘用补充协议》中的“青岛华瑞泰公司”、“青岛华瑞泰新材料有限公司”就是青岛公司。高庆鹏与青岛公司签订了期限自2018年11月20日至2021年11月19日期间的劳动合同，约定工作地点为“黄岛区”，工资标准为“7000元”。2019年6月3日，青岛公司为高庆鹏办理了《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报告书》，解除原因为“企业解除劳动合同”。青岛公司为高庆鹏办理了就业登记备案手续，自2018年12月为高庆鹏缴纳社会保险费至2019年5月。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高庆鹏是否需要返还华发公司《总经理聘用补充协议》中的聘用期叁年的年终奖金（税后）柒拾贰万元整。《总经理聘用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自愿签订，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双方均应遵守。该协议中约定华发公司单方面解除聘用合同，叁年的年终奖高庆鹏将不再返还给华发公司。本案中，华发公司向高庆鹏发送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单方面通知终止聘用合同，故根据上述协议的约定，高庆鹏无须返还华发公司叁年的年终奖。华发公司主张系因高庆鹏不同意到杭州工作才解除聘用协议，高庆鹏应当予以返还。原审法院认为，华发公司与高庆鹏签订《总经理聘用补充协议》并未将此情形约定为高庆鹏应予以返还的情形，故对华发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20年6月22日判决：驳回华发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由华发公司负担。 宣判后，华发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本案争议焦点应当是工作地点，华发公司注册地在杭州，与高庆鹏之间的劳动关系工作地点也应当是杭州。至于高庆鹏与青岛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与本案无关。华发公司与青岛公司法定代表人同为姚建华，故华发公司认可高庆鹏在杭州及青岛两地工作，同时担任华发公司及青岛公司的总经理，但这不等同于认可高庆鹏的工作地点只在青岛。一审未对高庆鹏违约在先的事实进行审查。高庆鹏在接受华发公司聘用后，并未根据《总经理聘用补充协议》第四条的约定全面负责华发公司管理、经营、研发、市场营销等工作，因与华发公司董事长关于2019年工作目标产生争议后，擅自离开杭州回到青岛，且在青岛公司消极怠工，高庆鹏拒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行为已经导致华发公司聘用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管理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华发公司不得不解除双方之间的聘用合同。一审对双方提交的证据未能就关联性、合法性进行认定。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总经理聘用补充协议》第三条的约定不能排除《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赋予华发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总经理聘用补充协议》第三条中的“甲方单方面解除聘用合同”应当解释为“甲方单方面违约解除聘用合同”，只有在用人单位违约解除的情况下，才不能要求返还预先支付的年终奖。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判，改判高庆鹏向华发公司返还预先支付的三年年终奖72万元；2、由高庆鹏承担一、二审诉讼费。 上诉人华发公司在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 被上诉人高庆鹏在二审中提交的书面答辩状中辩称：一、关于高庆鹏的工作地点。高庆鹏接受华发公司聘用前，华发公司法定代表人明确表示如高庆鹏接受聘用，高庆鹏的主要工作地点在青岛，也希望高庆鹏在青岛安家。高庆鹏为山东淄博人，也是基于此高庆鹏考量后答应了华发公司的邀请，到华发公司任职。高庆鹏于2018年9月29日签字确认《聘用邀请函》，函中明确了高庆鹏接受华发公司邀请担任华发公司总经理一职，同时兼任青岛华瑞泰公司总经理，当天签订的《总经理聘用补充协议》第六条第3款也明确表示了高庆鹏到青岛公司任总经理，而不是接受短期外派。华发公司为高庆鹏在杭州塘栖租赁了公寓作为高庆鹏在杭州工作期间的住所，但因高庆鹏主要工作地点在青岛，华发公司又为高庆鹏在青岛市租赁了房屋。后因杭州公司新招聘了一位技术副总，故华发公司让高庆鹏交还了杭州公寓的钥匙。高庆鹏虽同时兼任杭州、青岛两地公司的总经理，但主要工作地点在青岛子公司。二、高庆鹏与华发公司之间劳动合同解除的原因是华发公司违法解除。高庆鹏入职后，尽忠职守，华发公司所称的怠于履行青岛公司总经理职责属于无中生有。高庆鹏与华发公司约定的工资待遇为月薪3万元，姚董事长表示因青岛公司承担高庆鹏月薪有困难，故青岛公司承担2万元，杭州公司承担1万元，但华发公司一直拖欠该工资未发。2019年4月13日，华发公司取消高庆鹏打卡记录，擅自清理高庆鹏的私人物品，更换公寓锁具，给高庆鹏造成不良影响。2019年6月3日公司违法单方面解除与高庆鹏的劳动合同。三、高庆鹏无需返还年终奖。《总经理聘用补充协议》约定是华发公司为促成协议的有效性，一次性支付三年的奖金，而并非是高庆鹏要求一次性支付。第三条约定如华发公司单方面解除聘用协议，三年的年终奖不再返还，华发公司提交的解除劳动合同报告书可以证明华发公司单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故高庆鹏无需返还三年的年终奖。华发公司称“甲方单方面解除聘用合同”应当排除《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是不合理的。双方并没有明确约定排除，高庆鹏也不存在《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华发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高庆鹏在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依据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等，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另查明，在高庆鹏接受华发公司聘用前，与华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姚建华的微信聊天中，姚建华表示将聘任高庆鹏任华发公司总经理，同时担任青岛公司总经理，华发公司业务、生产运行比较稳定，到任后不用费很大的精力，到是青岛公司，希望高庆鹏全面负责日常的运行以及快速的市场营销和开发，大部分时间在青岛，把家安在青岛比较合适，包括小孩读书，等。 本院认为，华发公司与高庆鹏签订的《聘用邀请书》及《总经理聘用补充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根据上述协议的约定，华发公司聘用高庆鹏担任总经理，同时到任后接受外派任青岛华瑞泰公司总经理的事实清楚。结合华发公司与高庆鹏聘用前的沟通记录，可以证实虽然高庆鹏同时担华发公司总经理和青岛华瑞泰公司总经理，但高庆鹏到任后即接受外派至青岛公司工作，全面负责青岛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且表示希望高庆鹏在青岛安家，故，高庆鹏的常驻工作地点至少是主要工作地点应在青岛。而华发公司在2019年3月27日发函让高庆鹏“于2019年4月1日前正式回到杭州华发实业有限公司工作”，则是对高庆鹏常驻工作地点的调整，对于高庆鹏来说是工作条件的重大变更，作为华发公司应当与高庆鹏协商，高庆鹏对此调整也提出了异议，但华发公司却以此为由，认为高庆鹏违约，于2019年5月21日向高庆鹏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构成违法解除。虽《总经理聘用补充协议》第三条“如甲方（华发公司）单方面解除聘用合同，三年的年终奖乙方（高庆鹏）将不再返还给甲方”的约定中仅表述为甲方单方面解除，没有明确是否需违法解除，但即使将此条款理解为不予返还年终奖的条件是华发公司违法单方解除，本案也已符合该条件，故华发公司诉请要求高庆鹏返还预先支付的三年年终奖72万元缺乏依据，原审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华发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杭州华发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陈 艳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袁其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