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浙04行终2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菊英，女，1949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嘉兴市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海明，浙江竹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嘉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嘉兴市洪兴路**。法定代表人沈金德，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明伟，副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伟，浙江群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嘉兴市人民政府，住，住所地嘉兴市广场路**市行政中心**楼/div>法定代表人毛宏芳，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超。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晓丹。原审第三人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政府，住，住所地嘉兴市洪兴路**/div>法定代表人刘德威，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愈青。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康，浙江天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沈红兵，男，1974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南湖区。上诉人刘菊英因诉嘉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嘉兴自规局）土地行政管理及嘉兴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海宁市人民法院2020年10月20日作出的（2020）浙0481行初3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菊英起诉称，2000年5月25日，浙政发（2000）98号批复同意嘉兴市调整本市级行政区划，将嘉兴市秀洲区余新镇划归至嘉兴市秀城区（现为嘉兴市南湖区）。沈红兵户位于余新镇长秦村，该户串通政府工作人员，利用区划调整期间管理相对混乱的时机，将原本登记为“2000年7月26日”的登记表，涂改14处，改为“2000年6月26日”，利用尚未封存上交的原秀洲区余新镇土地管理所的公章在登记表上非法加盖，在未经注销刘菊英土地使用登记手续的情况下，将本属于刘菊英的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为沈红兵户。因沈红兵户非法骗取政府登记，且2000年7月26日余新镇已不属于嘉兴市秀洲区管辖，故登记无效。另，登记表中载明的违法处理证明，没收折价购入7.30平方米亦系虚构。请求法院：判决撤销嘉兴自规局作出的嘉自然资规信访复字（2020）001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及嘉兴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嘉政复（2020）10号行政复议决定。原审查明，1993年1月11日，原嘉兴市郊区人民政府在《土地登记审批表》（编号×××19）中，对刘菊英户的1××7号宗地审核意见为同意登记发证，用地面积131.5㎡，权属来源为户主刘菊英、长子朱建华、次女朱建君、配偶朱水木。同日，原嘉兴市郊区人民政府在《土地登记审批表》（编号×××13）中，对朱水泉户的1××9号宗地审核意见为同意登记发证，用地面积50.1㎡，权属来源为户主朱水泉。1999年5月19日，朱水木与沈林宝签订《转让房屋协议》一份，约定：朱水木出售房屋一套，房屋及房前屋后植物共折价25500元，沈林宝付清上述款项，朱水木交出《宅基地使用证》二本。2000年6月28日，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政府在《土地变更登记审批表》（编号×××29）中，对沈红兵户的1××7号宗地的审核意见为同意登记发证，变更前宗地号为1××9、1××7，合法面积180㎡，备注：沈红兵户系长秦村五组购房刘菊英、朱水泉房落户于本村10组，宗地号为1××7，原宗地1××9注销。权属来源为户主沈红兵、父亲沈林宝、母亲丁玉珍、兄弟沈永兵。2020年1月15日，朱建君向中共嘉兴市委嘉兴市人民政府信访局反映：“1999年5月19日，其父朱水木与同村人员沈林宝（沈红兵之父）签订《转让房屋协议》，转让其母刘菊英户及叔叔朱水泉户的两处房产；2000年沈红兵办理土地变更登记，登记后两处宅基地使用权均为沈红兵户。对此，其表示不服，认为此次变更未经其户内成员同意，应视为无效变更。”2020年1月24日，嘉兴自规局作出《嘉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鉴于双方签订的《转让房屋协议》意思表示，沈红兵户经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政府批准用地并办理的宅基地登记应认定有效。”原审法院认为，公民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了行政诉讼的起诉条件，其中第四项明确规定，应当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信访条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受理信访事项的行政管理机关以及镇（乡）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意见或者不再受理决定而提起的行政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的批复》第二条进一步规定，对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根据《信访条例》作出的处理意见、复查意见、复核意见和不再受理决定，信访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从刘菊英通过其女朱建君向中共嘉兴市委嘉兴市人民政府信访局申请的事项来看，刘菊英系以其丈夫朱水林与同村人员沈林宝（沈红兵之父）签订《转让房屋协议》后，沈红兵户申请办理案涉房屋的土地变更登记手续未经刘菊英户内成员同意为由，要求确认变更登记无效，嘉兴自规局基于信访转办程序接转上述申请事项后，已向刘菊英作出答复。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刘菊英户早在1999年5月即将案涉房屋出卖给沈红兵户，虽然当时签订《转让房屋协议》的是刘菊英的丈夫朱水木，但从协议签订后刘菊英户即从案涉房屋搬离，并将《宅基地使用证》交付给沈红兵户等事实来看，协议已实际履行，至今已逾二十年，刘菊英亦未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诉请撤销协议或者确认协议无效等，故可以推定刘菊英对于房屋转让以及由此导致的“地随房走”应当是明知并认可的。现刘菊英再以未经其户内成员同意为由，对案涉变更土地登记行为进行投诉，该投诉行为与其自身基于《转让房屋协议》引起的民事权益变动之间并没有行政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故案涉投诉应属信访投诉事项，嘉兴自规局据此作出的答复属信访事项处理意见，对刘菊英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依法不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七款的规定，原行政行为不符合复议或者诉讼受案范围等受理条件，复议机关作出维持决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一并驳回对原行政行为和复议决定的起诉。因此，一并驳回刘菊英对嘉兴市××号行政复议决定的起诉。原审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七款的规定，裁定驳回刘菊英的起诉。刘菊英上诉称，一、嘉兴自规局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及嘉兴市人民政府的复议决定均载明对答复意见不服及对复议决定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二、上诉人认为涉案房产注销登记应征得原产权人同意，沈红兵户与政府工作人员勾结，在未注销原产权登记的情况下，采用非法手段将本属于上诉人的产权登记到沈红兵户，上诉人当然与该行为存在法律上利害关系。请求二审撤销原裁定，支持上诉人一审时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嘉兴自规局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维持原裁定。被上诉人嘉兴市人民政府辩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依法维持，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政府辩称，被上诉人嘉兴自规局对上诉人信访事项的调查，对信访人不具有强制力，对信访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不产生实质影响，不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九）项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针对信访事项作出的登记、受理、交办、转送、复查、复核意见等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沈红兵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九）行政机关针对信访事项作出的登记、受理、交办、转送、复查、复核意见等行为；…”。本案中，被诉的嘉自然资规信访复字（2020）001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系嘉兴自规局对信访人刘菊英作出的信访处理意见，该信访处理意见并未对刘菊英增设新的权利义务，而是对数十年前事物的描述。刘菊英对该信访处理意见不服，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同样也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七款规定，原行政行为不符合复议或者诉讼受案范围等受理条件，复议机关作出维持决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一并驳回对原行政行为和复议决定的起诉。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当事人提起的行政诉讼是否符合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等受理条件进行依法审查，不因当事人所诉行政行为经复议维持而放弃。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原审裁定驳回刘菊英的起诉，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许艳华审判员  孙 军审判员  李 平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俞连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