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1民终1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相红，女，1967年6月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莒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纪辉，莒县安庄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时朋，男，1962年5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莒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同军，山东风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相红因与被上诉人宋时朋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莒县人民法院（2020）鲁1122民初52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相红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宋时朋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刘相红在原审中提交的录音证据及缴纳保险费的证据，已经充分证明宋时朋已收取了刘相红的养老保险费2万元（共计四次，每次5000元）。对话录音是刘相红在宋时朋家中录制，因该保险费是宋时朋利用职务之便在家中收取，且其妻子也在家中，充分证明宋时朋收取已经该款，否则其妻子不会知道。刘相红在一审判决后又找到宋时朋于2016年12月12日出具的莒县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收据，该笔费用是刘相红让宋时朋代为缴纳2017年度的养老保险费，该5620元系刘相红之夫宋时伟于2016年12月11日向宋时朋银行账户转账交纳。一审法院认为单凭录音没有确切证据证明宋时朋为刘相红代缴了四次保险费错误。宋时朋辩称，一、刘相红一审提交的录音和缴纳保险费的证据，不能证明宋时朋已收取了其养老保险费20000元。刘相红提交的录音证据，宋时朋认可交了三次养老保险费，每次5000元，共计15000元，并非20000元。宋时朋时任村委会会计，代收村民的养老保险费是正常履行工作职责，不是刘相红所称的利用职务之便在家中收取。刘相红的三次养老保险费，其中两次是其丈夫通过银行转账给宋时朋的，第三次是刘相红交给宋时朋的。三、刘相红上诉所称的宋时朋出具的莒县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交费收据系刘相红缴纳2017年度养老保险费的收据，刘相红丈夫宋时伟于2016年12月11日将款项转账给宋时朋，该收据于2016年12月12日出具，是交纳的2017年度养老保险费。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合法合理，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相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宋时朋立即偿还其保险费5000元；2.诉讼费由宋时朋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相红与宋时朋均系莒县招贤镇东黄埠村村民，宋时朋曾任该村保管、会计等职务。2016年12月11日，刘相红之夫宋时伟通过农业银行账户向宋时朋转账5620元，由宋时伟代为缴纳养老保险费、合作医疗费、一事一议等费用，其中包括刘相红2017年度养老保险费5000元，宋时伟已于2016年12月19日代刘相红缴纳。2017年农历腊月份，刘相红在其家门前交给宋时伟现金5000元，用于缴纳刘相红2018年度养老保险费，宋时伟于2018年1月9日代刘相红缴纳。2018年11月28日，刘相红之夫宋时伟通过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尔路社区支行向宋时朋转账5815元，其中5000元用于缴纳刘相红2019年度养老保险费，宋时伟于2018年12月25日代刘相红缴纳。2019年11月13日，宋时伟将宋时朋起诉至一审法院，诉讼请求为：宋时朋返还2016年12月11日转款5620元，事实与理由为：2016年期间，宋时朋担任招贤信用社代办员时，为完成存款任务，经协商宋时伟通过农业银行转款5500元，另加宋时伟母亲的生活费120元，共计转款5620元。后宋时伟询问，宋时朋不承认转款5620元，后调出转账记录，宋时朋也拒不还钱。宋时朋在庭审中辩称，宋时伟转给宋时朋的5620元系其代宋时伟与刘相红夫妻缴纳养老保险费、合作医疗费、一事一议费等费用，宋时朋已经代为缴纳入账。2019年12月5日，宋时伟向一审法院提出撤诉申请，一审法院于当日作出（2019）鲁1122民初7825号民事裁定，准许宋时伟撤诉。刘相红主张其于2015年12月份向宋时朋交付5000元现金，由宋时朋代其缴纳2016年度的养老保险费5000元。后经刘相红查询，其2016年度的养老保险费仅缴纳了300元。宋时伟对刘相红的主张不予认可，其辩称未收到刘相红主张的2016年度养老保险费5000元，其仅代刘相红缴纳过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三次养老保险费，合计15000元。刘相红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一份其与宋时伟、刘相梅（宋时伟之妻）的谈话录音一份，录音中刘相红陈述其向宋时伟交付四次养老保险费合计20000元，宋时伟仅认可其收到三次代缴的养老保险费，每次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的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刘相红主张其2015年12月份向宋时朋交付5000元现金，由宋时朋代其缴纳2016年度的养老保险费5000元，宋时朋不予认可，故刘相红应对其主张的上述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庭审中，刘相红对其上述主张提供谈话录音一份，其在谈话录音中主张向宋时朋交付四次养老保险费合计20000元，但宋时朋仅认可收到三次养老保险费合计15000元，并已代为缴纳入账。据此，刘相红仅提供谈话录音明显不能充分证实自己的主张，对刘相红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刘相红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判决：驳回刘相红对宋时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立案时已减半收取），由刘相红负担。二审中，刘相红提交2016年12月12日宋时朋出具的养老保险费收据，因一审未找到，没有提交，该证据与双方的通话录音能够相互链接，宋时朋承认只交了2015年和2017年的养老保险费，不承认2016年的交费。经质证，宋时朋对该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其认为刘相红之夫于2016年12月11日转账5620元，其中5300元即该收据载明的金额，系交纳宋时伟和刘相红的养老保险费，宋时伟交纳300元，刘相红交纳5000元，均是交纳2017年度的养老保险费。另外，该证据与刘相红一审提交的谈话录音不能相互印证，刘相红在谈话录音证据中认可的是其只交了三次养老保险费。本院对刘相红提交的上述收据认证如下：宋时朋对该收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该收据仅能证明刘相红通过宋时朋交纳了2017年度的养老保险费，一审法院已查明并确认该事实。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刘相红一审主张其于2015年12月向宋时朋交付现金5000元用于交纳2016年度养老保险费，刘相红之夫宋时伟于2016年12月向宋时朋转账5620元用于交纳2017年度养老保险费，刘相红于2017年农历腊月交给宋时朋5000元用于交纳2018年度养老保险费，刘相红之夫宋时伟于2018年12月向宋时朋转账5815元，其中5000元用于交纳刘相红的养老保险费，但刘相红查询后发现其2016年度养老保险费仅交纳了300元，刘相红一审诉讼请求即要求宋时朋返还刘相红于2015年年底交付宋时朋的5000元。宋时朋认可其收取并代刘相红交纳了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的养老保险费，对刘相红2015年12月向宋时朋交付5000元用于交纳2016年度养老保险费的主张不予认可，且刘相红提交的谈话录音等证据均不足以证明该主张，刘相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相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玉玉审判员  宋海红审判员  刘 芳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汤阳书记员杨晓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