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阳城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晋0522民初807号 原告：山西泉兴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322MAOKC3LY0D。 住所地：阳泉市盂县秀水镇水泉村。 法定代表人：李建英，任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贵，该公司职工。 被告：山西绿洲纺织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522111208859H。 住所地：阳城县凤城镇孔西村。 法定代表人：袁保卫，任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雨翰，泰和泰（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加晓敏，泰和泰（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山西泉兴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兴公司）与被告山西绿洲纺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绿洲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泉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建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贵，被告绿洲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雨翰、加晓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泉兴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借款6960649元，并按年利率5.36259%支付自1999年9月3日至2020年4月30日止的利息。事实和理由：1999年7月至2000年4月期间，晋城市唐安丝坊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唐安公司）与中国银行高平市支行陆续签订借款合同20支，分20笔共向该支行借款1318万元。1999年9月3日，被告绿洲公司与中国银行高平市支行签订保证合同，为唐安公司在1999年7月8日至2001年7月8日期间，向中国银行高平市支行的借款，提供最高额借款本金880万元及利息的连带责任保证。2000年6月29日，中国银行高平市支行将唐安公司的借款1318万元债权及被告保证的权利，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太原办事处（以下简称东方资产公司）。2007年9月13日，东方资产公司将唐安公司12笔借款本金6960649元、利息5060951.64元的债权及被告保证的权利，转让给DAC中国特别机遇（巴巴多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DAC公司）。2014年1月18日，DAC公司将唐安公司12笔借款本金6960649元、利息8680489元（利息计算至2013年12月30日）的债权及被告保证的权利，转让给中嘉信泰（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嘉信泰公司）。2020年4月30日，中嘉信泰公司将唐安公司12笔借款本金6960649元及全部利息的债权以及被告保证的权利转让给原告，并已通知了被告。至2020年4月30日，贷款利息计算为12300027元。现原告已依法受让该借款债权及保证权利，唐安公司已于2003年3月自行关闭注销，所欠借款6960649元及利息未返还，被告绿洲公司作为保证人，应对唐安公司的借款本金和利息承担相应保证责任。原告为此提起诉讼。 被告绿洲公司辩称，一、原告要求被告返还6960649元及利息12300027元没有事实依据。根据举证原则，原告应提供其主张的相关借款及担保事实成立的证明资料，而其提供的《担保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书》并不能证明其主张债权事实的存在，缺乏事实依据。二、原告主张受让的东方资产公司对唐安公司6960649元债权已全部清偿。原告主张，2000年6月29日中国银行高平市支行将其对唐安公司的1318万元借款转让给东方资产公司，之后经过多次转让，原告受让了该笔债权中的部分债权。但根据被告了解，中国银行高平市支行将其对唐安公司不良债权总计1318万元转让给了东方资产公司，该笔债权在唐安公司2003年关闭清算过程中已获得清偿。东方资产公司负责晋东南片区业务的王学军也是清算组成员，其全程参与了唐安公司的清算注销工作。原告主张的主债权已经消灭。三、原告主张债权已过诉讼时效。即使原告主张的担保债权成立，但根据原告所述，2000年6月29日，中国银行高平市支行将唐安公司1318万元债权及保证债权转让给东方资产公司时，东方资产公司对被告担保债权的诉讼时效延续至2002年6月28日。直到2007年9月13日，东方资产公司将上述债权及担保债权转让给DAC公司。期间，被告未收到东方资产公司的催收通知书，该担保债权已过诉讼时效。且之后DAC公司及中嘉信泰公司作出的系列公证邮寄送达也不符合法律规定，被告公司从未收到催收通知。被告公司至今一直存续，从未变更公司住所，并未出现下落不明的情形。四、原告主张的债权已经发生债务转移且未经过被告的书面同意，被告即使是担保人也已免除担保责任。2003年唐安公司在晋城市政府主导下关闭清算，并发布公告，对唐安公司实施关闭重组，原有债权债务由新组建后的公司承担。即使原告主张的主债权存在，但该笔债务在2003年发生转移时并未经过被告书面同意，被告不再承担保证责任。综上，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是：一、唐安公司在2003年关闭清算时，是否以785528元清偿了东方资产公司受让中国银行高平市支行的1318万元债权，案涉主债务是否已经消灭。二、东方资产公司受让债权后是否向保证人绿洲公司主张过担保债权，案涉担保债权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三、被告绿洲公司是否符合其他免除保证责任的法定情形。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唐安公司与中国银行高平市支行签订的借款合同12份，合同编号分别为148、157、168、180、181、182、183、184、188、189、190、191号，其中最早的一笔148号到期日为2000年6月23日，最迟的一笔191号到期日为2000年8月23日；2、绿洲公司与中国银行高平市支行签订保证合同一份，欲证明绿洲公司自愿为唐安公司自1999年7月8日至2001年7月8日在中国银行高平市支行的借款本金提供最高额担保880万元，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3、中国银行高平市支行向绿洲公司送达的“担保权利转让通知”，欲证明2000年6月29日中国银行高平市支行将前述12份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以及保证合同项下的担保债权同时转让给东方资产公司，并通知了绿洲公司。被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山西梅花丝麻集团有限公司（2002）第82号文件，欲证明唐安公司关闭清算时，该公司总经理冯海金为清算组副组长、东方资产公司的王学军为清算组成员；2、唐安公司资产清算报告及一般债权人受偿分配表，欲证明根据清算结果，一般债权受偿率为5.96%，东方资产公司1318万元债权受偿金额为785806.98元；3、收据一支，欲证明东方资产公司收到唐安公司支付的785528元，核销了全部债权1318万元；4、冯海金的证明材料、田春枝的证明材料以及冯海金的出庭证言，证明唐安公司关闭清算时按照清偿比例支付给东方资产公司785528元，抵销了所欠东方资产公司的全部债务，唐安公司不再对东方资产公司负有债务；5、晋城市经济委员会、山西梅花丝麻集团企业改制领导组文件[（2006）4号]，证明唐安公司关闭重组中解决处理了中国银行贷款1445万元、东方资产公司贷款1318万元，共计2763万元。原告方质证认为，东方资产公司确实收到785528元，只能证明唐安公司清偿了部分债务，其余债务东方资产公司仍在继续主张权利，原告受让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被告方的证据不能证明东方资产公司对唐安公司享有的债权全部灭失。本院认为，东方资产公司通过受让方式对唐安公司取得1318万元债权，虽然唐安公司在关闭清算时按受偿比例清偿了785528元，并对1318万元债务作了账务处理，但双方并未签订协议，明确1318万元债务全部抵销；东方资产公司自2002年3月25日起仍通过公告方式催收1318万元。故被告仅凭证人证言及唐安公司单方的账务处理不足以证明案涉主债务已经消灭。 关于第二个焦点，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东方资产公司分别于2002年3月25日、2004年2月27日、2006年2月22日、2007年8月10日在报纸上刊登的催收公告；2、2007年12月30日东方资产公司与DAC公司联合刊登的债权转让公告；3、DAC公司分别于2009年5月21日、2011年5月5日、2013年4月27日、2014年5月30日申请公证机关公证其向绿洲公司邮寄履行通知书，公证机关出具的公证书；4、中嘉信泰公司分别于2016年5月27日和2019年5月24日申请公证机关公证其向绿洲公司邮寄履行通知书，公证机关出具的公证书。被告方质证认为，对报纸公告的真实性存疑，东方资产公司2000年6月29日受让债权至2007年9月13日转让债权，长达7年期间，被告从未收到催收通知，加之主债务已经消灭，故原告受让的担保债权早已超过了两年诉讼时效；东方资产公司之后受让债权的公司采用公证邮寄送达的方式催收债权已无实际意义，且被告也无接收过催收通知，公证邮寄送达的内容也存在诸多瑕疵，故被告不应再承担保证责任。经质证，本院认为，2000年6月29日中国银行高平市支行将债权转让给东方资产公司时，12笔借款仅有第1笔逾期6天，其余均在借款期限内。中国银行高平市支行2000年6月29日给绿洲公司送达的“担保权利转让通知”仅有告知的意思，没有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东方资产公司受让债权后，首次主张权利即是2002年3月25日在报纸上刊登催收公告。故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应归结为：东方资产公司首次公告催收，能否认定为“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过权利”。 关于第三个焦点，被告绿洲公司主张唐安公司2003年在政府主导下关闭后，原有的债权债务由新组建的公司承担，并对外发布了公告。假使唐安公司对东方资产公司所负债务依然存在，也转移给了新组建的公司，而东方资产公司的王学军系唐安公司关闭清算组成员，表明东方资产公司明知且同意债务转移。该债务转移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被告方对此提供了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晋市政办（2003）3号文件和2003年3月17日公告。原告方对市政府文件无异议，对公告不予认可，认为唐安公司转移债权债务并未通知东方资产公司。本院认为，根据被告的陈述，唐安公司关闭时付给东方资产公司70余万元后，将所欠东方资产公司1318万元债务作了账务核销，因此唐安公司所转移债务不应包含欠东方资产公司的债务；东方资产公司此后在报纸上刊登催收公告，一直是向唐安公司主张权利，也表明东方资产公司对所谓的债务转移不知情。故本院认定被告所称的债务转移不成立。 根据上述证据及质证意见，本院认定如下事实：1999年7月至 2000年4月间，唐安公司分20次向中国银行高平市支行借款1318万元。1999年9月3日，被告绿洲公司与中国银行高平市支行签订保证合同一份，绿洲公司自愿为唐安公司1999年7月8日至2001年7月8日期间的借款本金提供最高额担保880万元，约定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2000年6月29日，中国银行高平市支行将其中12份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以及保证合同项下的担保债权转让给东方资产公司，当日，中国银行高平市支行书面通知了绿洲公司。东方资产公司受让的债权最早的一笔借款日为1999年7月23日、到期日为2000年6月23日、保证期间至2002年6月23日届满；最迟的一笔借款日为1999年9月23日、到期日为2000年8月23日、保证期间至2002年8月23日届满。2002年3月25日，东方资产公司在《山西日报》上刊登债权催收公告，向唐安公司和绿洲公司主张债权。2003年唐安公司在政府主导下关闭重组，在清算时，按清偿比例支付给东方资产公司785528元。此后，东方资产公司又分别于2004年2月27日、2006年2月22日、2007年8月10日在报纸上刊登催收公告，对唐安公司和绿洲公司主张债权。2007年12月30日，东方资产公司将前述债权转让给DAC公司，并在报纸上刊登《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对唐安公司和绿洲公司主张债权。DAC公司又分别于2009年5月21日、2011年5月5日、2013年4月27日通过公证机关向绿洲公司邮寄履行通知书，但2011年5月5日的邮件没有送达回执或跟踪查询单。2014年1月18日，DAC公司将前述债权转让给中嘉信泰公司，DAC公司于2014年5月30日通过公证机关向绿洲公司邮寄“担保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书”，该份邮件也无送达回执或跟踪查询单。中嘉信泰公司受让债权后，分别于2016年5月27日和2019年5月24日以公证方式向绿洲公司邮寄履行通知书，也均无送达回执或跟踪查询单。2020年4月30日，中嘉信泰公司将前述债权转让给原告泉兴公司。 本院认为，2000年6月29日中国银行高平市支行将债权转让给东方资产公司时，仅是中国银行高平市支行向被告绿洲公司送达了通知书，该通知书并无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内容。东方资产公司受让债权后，于2002年3月25日通过公告方式对保证人绿洲公司进行了催收，但不能以此认定东方资产公司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过权利。其理由如下： 保证合同是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在主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代为履行或连带责任的协议。保证合同的成立仅为债权人设立了要求保证人承担代偿责任的期待权，而保证责任是否真正产生，一方面取决于主债务人是否依约清偿债务，同时还取决于债权人是否在保证期间内依法定方式向保证人主张了权利，此所谓保证债务是一种或然债务。从立法本意上看，保证期间系为维护保证人利益而设，所追求的目的是避免保证人无止境地处于承担责任的不利状态或长期处于随时可能承担责任的不确定状态。因此，在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如果主债务人不履行债务，保证期间是债权人能够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最长期限，如果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内依法主张权利，将产生保证责任消灭的法律效果。关于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债权人必须在约定的保证期间内“要求保证人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对《关于担保期间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方式及程序问题的请示》的答复（[2002]民二他字第32号）中明确，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方式包括“提起诉讼”和“送达清收通知书”等，其中“送达”既可由债权人本人送达，也可以委托公证机关送达或公告送达。 根据上述规定，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以提起诉讼、申请仲裁、采用直接、委托或公告送达催收通知书等方式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均可产生解除保证期间、开始计算诉讼时效的法律效果。但是，就公告送达的适用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1号）第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据此，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以公告方式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前提是保证人下落不明，债权人无法采用其他直接送达的方式向其主张权利。这一前提要件表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责任的意思表示，原则上必须由保证人实际受领或能够实际受领方能发生法律效力，只有在因保证人下落不明的原因导致无法受领的情况下，才能以公告送达这一拟制受领方式主张权利。原告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司法解释有关问题的函》的答复精神，东方资产公司可以用公告的方式主张权利。本院认为，原告所述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和答复，是指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已承接的债权可以公告催收的方式取得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并不涉及保证合同和保证期间的问题。本案被告绿洲公司从设立至今一直存续且正常经营，并不存在下落不明或其他方法无法送达的情形，故东方资产公司在保证期间内未采用其他送达方式，而直接以刊登公告的方式向保证人绿洲公司主张权利，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不能产生主张权利的法律效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 综上所述，东方资产公司未在保证期间内依法向保证人绿洲公司主张权利，绿洲公司的保证责任已经消灭。原告泉兴公司要求被告绿洲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归还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山西泉兴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37364元，由原告山西泉兴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永红 审 判 员  张丽云 人民陪审员  苏**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法官 助理  康云菲 书 记 员  冯小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