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601民初4838号原告：文山市华正货架经营部，经营场所文山市银都佳园西（1-6）。经营者：谭兴林，男，1982年4月21日生，汉族，贵州省桐梓县人，现住文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兴伦，男，1980年8月20日生，汉族，贵州省桐梓县人，现住文山市，系谭兴林同胞兄弟（特别授权）。被告：文山市芝里便利店丽水龙庭店，经营场所文山市卧龙办事处丽水龙庭53-11号商铺。经营者：常艳东，男，1995年7月5日生，汉族，云南省丘北县人，现住西双版纳景洪市。原告文山市华正货架经营部（以下简称“华正货架经营部”）与被告文山市芝里便利店丽水龙庭店（以下简称“芝里便利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华正货架经营部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兴伦，被告芝里便利店经营者常艳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正货架经营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芝里便利店支付货架款4344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按照年利率9%自起诉日算至实际付清货架款日）；2.本案诉讼费由芝里便利店承担。事实和理由：华正货架经营部与芝里便利店素有业务往来。2020年3月21日，经华正货架经营部与芝里便利店结算，芝里便利店共欠华正货架经营部货款共计43440元。华正货架经营部同时为芝里便利店出具销货清单发票，约定以上货款支付时间为2020年4月30日之前，欠款期限届满后，华正货架经营部多次督促芝里便利店支付货款，但是芝里便利店均以各种理由推脱，拒绝付款，共计安装便利店三个，现便利店已转让两个。现华正货架经营部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本院，提出如上诉请。芝里便利店辩称，华正货架经营部起诉的是买卖合同，但芝里便利店并没有与华正货架经营部签订过书面的买卖合同，所以华正货架经营部的起诉不成立。从华正货架经营部提交的证据来看，常艳东只是文山市芝里便利店丽水龙庭店的一个员工，华正货架经营部应该起诉实际经营者的“李总”，而不应是常艳东，真名叫什么常艳东也不清楚，常艳东可以配合华正货架经营部去找到实际经营者。芝里便利店从2019年5月份叫华正货架经营部来结账，因为华正经营部一直拖到2020年，并且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过了疫情老板就将店转给其他人了，老板因为是武汉人所以也就没回来，常艳东也没有实际经营；货款并没有经过双方结算，没有常艳东及其他员工的签字。综上，华正货架经营部起诉的主体不对，并且货款也不对，不应得到法院支持。华正货架经营部针对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一、营业执照，证明华正货架经营部和芝里便利店的身份信息；二、《客户信息表》、《发票》、《收据》两份、《销售清单》三份、《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经双方认可，芝里便利店尚欠华正货架经营部货款43444元；三、《转让合同》,证明常艳东是芝里便利店的经营者，常艳东已经将店转给了他人。经质证，芝里便利店对华正货架经营部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营业执照的真实性不清楚，只知道老板姓谭，对芝里便利店营业执照的真实性无异议，营业执照虽然登记在常艳东的名下，实际经营的是一位姓李的老板，不应常艳东来承担责任；对第二组证据《客户信息表》真实性并不清楚，没有见过，对《发票》、《收据》两份、《销售清单》三份均是华正货架经营部单方面制作，上面没有芝里便利店或者常艳东的签字，并且收据上没有日期，所以不认可金额，所以无法证明华正货架经营部的证明观点，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的确是常艳东与谭兴伦的聊天记录；对《转让合同》上的字是否是常艳东签的记不清楚了，并且转让的店面是文山市芝里便利店绿树店，该转让店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芝里便利店提交的证据一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二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华正货架经营部与芝里便利店之间成立买卖合同，芝里便利店尚欠华正货架经营部货款43440元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三因系复印件，无原件核对，无法核实该证据的真实性，并且华正货架经营部也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其证明观点，本院不予采信。芝里便利店针对其主张，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经审理，本院查明的法律事实如下：华正货架经营部注册于2011年10月21日，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为货架销售，经营者为谭兴林，实际经营者为谭兴伦。芝里便利店注册于2019年5月24日，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常艳东，经营范围为食品、日常百货、水果、蔬菜销售、卷烟零售等。2019年5月4日，芝里便利店的经营者常艳东通过微信向华正货架经营部定制货架，并将货架的规格、数量、大小等要求告知华正货架经营部，后华正货架经营部将芝里便利店定制的货架送至芝里便利店指定的店面。2019年12月28日，经常艳东与华正货架经营部实际经营者谭兴伦通过微信确认了华正货架经营部开具发票抬头的名称为“芝里便利店”，及货款金额。2020年3月31日，华正货架经营部实际经营者谭兴伦将付款方为“文山市芝里便利店”，收款方为“文山市华正货架经营部”，金额为43440元的机打发票通过微信发送给常艳东，常艳东并回复“好的，谭哥，我这边问一下，行不行，还有谭哥，今年现在这几个月对账，下款很难，去年我让你对的时候，你对了就好了，今年过年来疫情影响，我们这几天开会，公司每天都是亏本的，兄弟尽量帮你报，也请谭哥体谅。”华正货架经营部出具发票后，芝里便利店至今未支付货款43440元。另查明，华正货架经营部出具的发票中的货架金额包括芝里便利店一店、二店、三店，以上店面的经营者均为常艳东，三个店面仅仅是经营场所不同，其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信息均一致。本院认为，买卖合同纠纷是指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一）关于芝里便利店与华正货架经营部之间是否成立买卖合同的问题。首先，芝里便利店和华正货架经营部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的规定，首先，芝里便利店的经营者常艳东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实施行为所造成的法律后果应当具备相应的预见,应当知道或者明知其被登记为芝里便利店经营者及与华正货架经营部经营者通过微信聊天确认店面货架的规格、数量的法律约束力，且常艳东对微信聊天记录中的文字、语音均系本人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四条“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受该意思表示约束。”的规定，结合微信聊天记录的时间跨度、内容来看，从2019年5月4日，芝里便利店通过微信向华正货架经营部发出订购货架的要约，并且要约的内容具体明确了订购货架的数量、规格等要素，及2019年6月和2020年3月经双方对开具发票的抬头、名称和货款金额的确认，应当视为华正货架已经接受芝里便利店的要约并作出承诺，和芝里便利店已经收到华正货架经营部的货架，并且双方的交易方式也符合市场的交易习惯。综上，华正货架经营部提交的证据对能够证明其与芝里便利店之间的买卖合同成立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确认，该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违背公序良俗，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二）关于芝里便利店应当向华正货架经营部支付多少货款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华正货架经营部与芝里便利店之间的买卖合同成立并生效，华正货架经营部按照合同约定向芝里便利店交付了货架，芝里便利店应履行合同义务，应当向华正货架经营支付货架货款。本案中，虽然芝里便利店认为华正货架经营部开具的发票系单方制作，但是根据双方的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在华正货架经营部通过微信发送发票金额为43440元发送给芝里便利店经营者常艳东后，常艳东作为芝里便利店营业执照上的登记经营者，也是案涉货架的定制、联系人，并未对金额提出异议并且表示会帮华正货架经营部报销该笔货款，应当视为芝里便利店对货款43440元的认可，故本院对双方之间的之间的货款未43440元予以确认。虽然双方未约定支付货款的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华正货架经营部自2020年3月要求芝里便利店支付货款，芝里便利店至今未支付货款43440元，故华正货架经营部现要求芝里便利店支付货款43440元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三）关于华正货架经营部要求芝里便利店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因在本案中，双方未约定逾期还款违约金，自2020年3月起，经华正货架经营部多次催要仍不履行支付货款义务，现华正货架经营部要求芝里便利店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华正货架经营部主张芝里便利店从起诉之日（2020年9月11日）起的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但华正货架经营部主张按照年利率9%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不符合法律规定，予以部分支持。综上，芝里便利店支付华正货架经营部以应付货款43440元为基数，自2020年9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货款偿清之日止逾期付款违约金。常艳东主张芝里便利店实际经营者不是本人，常艳东仅是芝里便利店的工作人员，不应当承担本案赔偿责任的抗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九条“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登记的经营者和时间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的规定,首先，芝里便利店系有字号的个体工商户，常艳东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或者明知其被登记为芝里便利店经营者的法律约束力和应当承担的风险。根据前述，因华正货架经营部与芝里便利店之间的买卖合同成立并有效，在芝里便利店未按时履行还款义务的情况下，华正货架经营部起诉芝里便利店，并且列明登记经营者常艳东并无不当，且常艳东也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芝里便利店还有其他的实际经营者，常艳东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次，常艳东在庭审中自认收取芝里便利店10%的提成，也应当视为常艳东对芝里便利店在运营过程中对利益、风险享受、承担的认可，故对于常艳东的该抗辩，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华正货架经营部的诉讼请求部分有事实合法依据，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五十九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文山市芝里便利店丽水龙庭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文山市华正货架经营部货款43440元；二、文山市芝里便利店丽水龙庭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文山市华正货架经营部逾期付款违约金（以货款43440元为基数，自2020年9月1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货款还清之日止）；三、驳回文山市华正货架经营部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90元，由文山市芝里便利店丽水龙庭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周宏浴审判员  马彦红审判员  何秋杰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四日书记员  盘诗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