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113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嫄，女，1989年1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现住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申烨，江苏融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达佳，男，1980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现住湖南省长沙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汝超，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晓磊，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黄嫄因与被上诉人廖达佳保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法院（2020）湘0111民初5347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嫄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准确，也不全面。1、就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所举证据和陈述来看，目前双方已确认彼此之间就一圆一方两颗翡翠及三对手镯达成买卖合意，且上诉人足额支付了对价。不过，一审判决对事实的审査却仅限于此，被上诉人如何购得上述商品，包括诸如：其向上家付款、进货、验货，收到货物后出示给上诉人的商品是否为此前商定的原物，是否经双方共同查验，这些贯穿交易的细节都只字未提。2、对案涉诸多商品是否交付，一审判决的事实查明部分并未进行说明仅仅在适用法律部分一句：“根据原告陈述自认及其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表明原告已取得了所购的两颗翡翠及三对翡翠手镯，应当认定被告已向原告履行了交付案涉翡翠、手镯的义务……”，但纵贯庭审过程上诉人从未明确、正面的承认过被上诉人有过所谓的“交付行为”，且双方之间的聊天记录中也未曾有过对此的认可。3、2018年9月期间双方就蓝宝石、祖母绿宝石、红宝石的交易过程，虽上诉人将款项支付于案外人，但款结后货却是发送至被上诉人处的，该部分事实并未查清。4、案件所涉的第三部分款项，即2017年4月17日、2018年11月28日支付被上诉人的150万元，被上诉人抗辩称此为股份转让价款，那么所转让的股份源自哪个主体？是法人还是其他组织是否具备相应财产或权利？是否领取了营业执照？对外经营的事项为何？经营地点在哪？如何分红和弥补亏损？合作期间多久？合伙人之间的分工为何？基于股权/股份转让合同是一种较为复杂的法律关系，需要详细审查才可以得出结论，故一审判决对此部分认定并无足够依据。二、一审适用法律有误。1、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存在错误。就目前证据来看，难以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保管合同关系，但是通过这个保管合同关系起到了不小的效果，因为拟制出了这个所谓的“保管合同关系”直接将本应由被上诉人承担的举证责任推给上诉人，所以这一法律适用的错误对本案的审理产生了极为不公的效果。2、一审判决对双方之间就“一房宝石”股份转让一事的讨论对诉辩双方举证义务分配不正确。被上诉人主张双方之间就该款项的实体法律关系为股权转让关系，其所举证据仅为两份无法核实真实性的打印件，不过却以此证据证明了：（1）被上诉人拥有价值100万元的所谓股份（而该些股份的对象实体都难以言明）；（2）被上诉人将所谓股份折价150万元让与上诉人；（3）上诉人拿着这价值150万元的股份再与案外人王奔开展了一系列不过十来万买卖的项目；（4）最终，两人在半年内便将这价值数百万的生意做到关门歇业，很和谐的是，两人竟以钱款两清收尾。3、一审庭审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提供的证据审查错在诸多偏颇，其中多份证据需要对证据三性重新审查，对证明力也应重新看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廖达佳辩称：一、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清楚，被上诉人廖达佳已经将本案有争议的珠宝向上诉人黄嫄交付，完成了买卖合同中的交付义务。1、根据被上诉人廖达佳提交的上诉人黄嫄佩戴涉案珠宝的照片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廖达佳已将珠宝向上诉人黄嫄交付；2、被上诉人廖达佳提交的“翡翠手镯价值评估”证明其微信朋友圈所发珠宝照片并非涉案珠宝；3、上诉人黄嫄自购买珠宝后一直未向被上诉人廖达佳主张交付珠宝，此举违背生活常识。二、上诉人黄嫄向被上诉人廖达佳分两笔支付的150万元并非购买低端珠宝的货款，而是购买被上诉人廖达佳在“一房宝石”店铺合伙份额的款项。案外人王奔于2016年始与被上诉人廖达佳共同经营“一房宝石”店铺，后上诉人黄嫄购买了被上诉人廖达佳在“一房宝石”店铺的合伙份额之后，由王奔与上诉人黄嫄一起经营“一房宝石”店铺。在上诉人黄嫄受让合伙份额之前，王奔与上诉人黄嫄并没有经济往来。根据王奔提供的证据“货款结清凭证”与“王奔及其妻子与上诉人黄嫄之间的转账记录”可以佐证这一事实。另外，从上诉人黄嫄提交的录音证据中了解到，因廖达佳需要购买车辆，要求黄嫄支付剩余50万元合伙份额转让款项给廖达佳。三、上诉人黄嫄诉请的三个宝石与被上诉人廖达佳无关，此次交易并未与被上诉人廖达佳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四、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保管合同纠纷，系法律适用正确。上诉人有义务承担举证责任证明保管合同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全部上诉请求。上诉人黄嫄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廖达佳赔偿黄嫄损失649.2万元；2、判令廖达佳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廖达佳从事珠宝玉石经营，黄嫄系廖达佳的客户。2016年5月16日，黄嫄通过微信聊天向廖达佳购买两颗翡翠（一方一圆），双方就翡翠品相、价格达成一致后，黄嫄于2016年5月17日向廖达佳转款69万元，继而就翡翠镶嵌款式及费用进行协商，黄嫄为此于2016年5月26日向廖达佳支付镶嵌费用1.2万元。2017年3月26日，黄嫄通过微信聊天向廖达佳购买三对翡翠手镯，双方就翡翠手镯品相、价格达成一致后，上诉人于2017年3月27日向被上诉人转款270万元。2017年4月17日，黄嫄向廖达佳转款100万元；2018年11月28日，黄嫄向廖达佳转款50万元。2018年9月18日，黄嫄通过微信聊天向廖达佳咨询了解蓝宝石的品相、价格、佩戴使用情况等，经廖达佳联系，黄嫄相中一颗蓝宝石，以48万元成交，黄嫄于2018年9月19日向案外人刘丹转账支付48万元。2018年9月23日，黄嫄通过微信聊天向廖达佳咨询了解祖母绿宝石的品相、价格等、经廖达佳联系，黄嫄相中一颗祖母绿宝石，以57万元成交，黄嫄于2018年9月25日向案外人谭露转账付款57万元。2018年9月27日，黄嫄通过微信聊天向廖达佳咨询了解红宝石的品相、价格等，经廖达佳联系，黄嫄相中一颗红宝石，以54万元成交，黄嫄于2018年9月29日向案外人景艳山转账付款54万元。另查明，案外人王奔与湖南国际珠宝城有限公司签订《商铺租赁合同》，案外人王奔向湖南国际珠宝城有限公司承租一层A31商铺，廖达佳与案外人王奔合伙经营“一房宝石”店铺，后黄嫄受让廖达佳在该店铺的股份，由黄嫄与王奔继续合伙经营“一房宝石”店铺。2019年5月17日，黄嫄与王奔协商终止合伙经营并清算，双方签字确认“一房宝石”店铺货、钱款已清。案外人张国芳与湖南国际珠宝城有限公司签订《商铺租赁合同》，案外人张国芳向湖南国际珠宝城有限公司承租一层A49、A50、A51商铺，经营“一房翡翠”店铺。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依法向黄嫄释明后，黄嫄明确诉讼请求为：判令廖达佳赔偿黄嫄损失649.2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黄嫄通过微信聊天分别向廖达佳购买两颗翡翠、三对翡翠手镯，并分别支付翡翠及镶嵌费用70.2万元、270万元，根据黄嫄陈述自认及其与廖达佳的微信聊天记录，表明黄嫄已取得了所购的两颗翡翠及三对翡翠手镯，应当认定廖达佳已向黄嫄履行了交付案涉翡翠、手镯的义务，双方的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黄嫄在诉状中称，“经廖达佳多次恳请，黄嫄才同意将上述珠宝存放在被上诉人位于雨花区××路××楼××房翡翠”的店铺之中，并特意购买了保险柜进行存储，在2019年初，黄嫄多次向廖达佳要求归还存放的珠宝。”表明黄嫄在取得案涉翡翠、手镯后，经廖达佳恳请又将案涉翡翠、手镯存放在廖达佳“一房翡翠”店铺之中，因此黄嫄与廖达佳形成了保管合同关系。而保管合同系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寄存人向保管人交付保管物的，保管人应当给付保管凭证。黄嫄自述及其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黄嫄已将案涉翡翠、手镯交付廖达佳，且“一房翡翠”店铺的经营者并非廖达佳；黄嫄与案外人王奔协商终止合伙经营时，黄嫄尚且知道要签订书面清算协议，而对保管价值巨大的案涉翡翠、手镯，双方却不签订书面保管合同，也没有交付、保管凭证，与经营、生活常理相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黄嫄要求廖达佳赔偿损失340.2万元，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黄嫄分别于2017年4月17日、2018年11月28日向廖达佳转账支付150万元的性质问题。黄嫄自述是原本打算用于从廖达佳处购进低端货物自己做店铺经营而付给廖达佳的进货款，廖达佳则认为是黄嫄受让其在“一房宝石”店铺的股份而支付的转让对价，并非其购买珠宝的货款。一审法院认为，黄嫄、廖达佳双方设立买卖合同关系均是先通过微信聊天确认成交后，黄嫄再向廖达佳支付相应款项，黄嫄此两次向廖达佳转账付款，其与廖达佳的微信聊天内容没有涉及进货，更不能形成一一对应关系，亦与前两次的交易习惯不符，且黄嫄有受让廖达佳在“一房宝石”店铺的股份的事实，故黄嫄主张该150万元是其向廖达佳支付的进货款，证据不足，黄嫄要求廖达佳赔偿损失150万元，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三、关于黄嫄向案外人刘丹、谭露、景艳山转账支付159万元的问题。根据黄嫄、廖达佳双方前两次的交易习惯，即双方先通过微信聊天确认成交后，黄嫄再向廖达佳支付相应款项。黄嫄通过微信聊天向廖达佳咨询了解后，黄嫄分别向案外人刘丹、谭露、景艳山购买宝石，并分如向其支付相应款项，共计159万元，廖达佳并未收取黄嫄支付的款项，黄嫄与案外人刘丹、谭露、景艳山的买卖行为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不予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七条、第三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黄嫄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7244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62244元，由黄嫄负担。在本院二审审理过程中，黄嫄向本庭提交了三份证据。一、证据名称为录音证据，拟证明1、廖达佳与王奔之间并没有发生《合伙协议约定》的合伙事宜；2、《合伙协议》涉嫌伪造。二、证据名称为关于廖时亮百度百科等王爷截图、湖南国际矿物宝石检测评估有限公司工商信息、公司注册网站中对编号：GJA200400008鉴定书的查询结果，拟证明1、《评估报告》涉嫌伪造；2、交付（交还）货物的事实不属实。三、证据名称为双方之间自2018年9月25日至2018年10月2日之间的聊天记录，拟证明委托廖达佳购买的三枚宝石已到廖达佳处。廖达佳质证称：证据一：三份录音证据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首先，不管本案合伙协议于何时签订都并不能否定廖达佳与案外人王奔之间存在合伙这一客观事实。案外人王奔在录音中讲到其与廖达佳合伙系以同等价值的货物出资，因此不能因王奔没有以现金交付而认为双方之间的合伙是虚构伪造。其次，纵贯三份录音证据可知，王奔一直表示签订协议的时间并不是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大概时间是2018年。合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最后，这份录音证据违反法律规定，第一，黄嫄与其代理律师在与案外人王奔打电话时偷偷录音，并没有获得案外人王奔的同意，证据形成方式违法。第二，此份录音证据是黄嫄以及代理律师与案外人王奔的通话记录，目的是以这份通话内容中案外人王奔的表述作为证据证明其想要达到的证明目的，因此这份证据严格来说应是证人证言，但是根据民事诉诉讼法规定，证人除非具有法律规定的特殊事由，否则都应该出庭作证，而黄嫄仅是提供了偷偷录取的录音作为证人证言，此份证据不具有证明力与证据能力。证据二：廖时亮的相关信息与本案鉴定书的查询结果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合法性无异议。首先，黄嫄所提供的证据中有一份与本案鉴定文书基本一样编号的鉴定文书，但是仔细看，黄嫄所提供的鉴定文书与本案鉴定文书所出具的机构并不是同一机构，出具主体不同。其次，本案案外人廖时亮的身份信息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出具《评估报告》的机构本质上是珠宝行业的协会，从事珠宝行业的人员基本都属于此协会成员，不能因为廖时亮系此行业成员之一而认为《评估报告》是伪造的，《评估报告》的真伪与廖时亮身份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黄嫄所提供的这份证据不具有关联性与真实性，与本案无关，并不能证明本案的鉴定文书《评估报告》涉嫌伪造。证据三、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黄嫄自原一审至现二审，经历了四次庭审，一直未提供其与廖达佳之间的微信聊天截图的载体，一直未能核实原件，因此该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在微信聊天截图中，廖达佳从未承认三颗宝石由发货人邮寄到了廖达佳处。廖达佳仅是中间人，并不是三颗珠宝买卖的当事人。且廖达佳曾经营珠宝买卖，其与朋友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到珠宝也是人之常情，因此微信聊天截图中所讲到的宝石难以认定就是本案的宝石。本院认质认为，黄嫄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一、关于一圆一方两颗翡翠及三对手镯的法律关系如何确定。被上诉人廖达佳主张一圆一方两颗翡翠及三对手镯已经完成交付，而上诉人黄嫄也在起诉状以及两次庭审中自认一圆一方两颗翡翠及三对手镯交付的事实。此外，通过被上诉人廖达佳提供的上诉人黄嫄曾在不同场合多次佩戴涉案珠宝图片可以证实被上诉人廖达佳已将本案珠宝交付上诉人黄嫄，故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上诉人黄嫄在起诉状以及庭审中均称经廖达佳多次恳求，黄嫄才将珠宝存于“一房翡翠”店铺中，之后廖达佳拒绝返还。上诉人黄嫄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寄存珠宝的事实，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上诉人黄嫄上诉提出将一圆一方两颗翡翠及三对手镯寄存在被上诉人廖达佳处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如上诉人黄嫄有证据证明廖达佳存在侵犯其案涉珠宝权利的行为，或者本诉争应属于其他法律关系，黄嫄可以另行主张权利。二、上诉人黄嫄向被上诉人廖达佳支付150万元如何认定。根据上诉人黄嫄与被上诉人廖达佳一般交易习惯，双方应就货物品质、交易金额、交易时间等细节通过微信进行磋商，之后再支付款项，但两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没有对150万元珠宝交易的交谈记录，与交易习惯不符。从上诉人黄嫄提供的录音证据来看，被上诉人廖达佳与案外人王奔签订《合伙协议》的时间在本案立案以前，案外人王奔对于其与被上诉人廖达佳合伙经营“一房宝石”事实予以认可。上诉人黄嫄针对其主张150万系购买普通珠宝货款提供了转账凭证、上诉人黄嫄与王奔、张美的转账记录等证据，但不足以证实购买150万元珠宝的事实。被上诉人廖达佳针对其主张150万系合伙份额转让款提供了被上诉人廖达佳与案外人王奔之间的《合伙协议》、案外人王奔与上诉人黄嫄之间的转账记录、王奔与黄嫄之间清算说明、王奔的证人证言等证据，这些证据可以证实被上诉人与案外人王奔合伙经营“一房宝石”店铺，后上诉人黄嫄受让被上诉人廖达佳在该店铺的股份，由上诉人黄嫄与案外人王奔继续合伙经营“一房宝石”店铺。2019年5月17日，上诉人黄嫄与王奔协商终止合伙经营并清算，双方签字确认“一房宝石”店铺货、钱款已清。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上诉人黄嫄对其主张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因此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并无不当。故此，一审判决不支持黄嫄的赔偿150万元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如黄嫄有证据证明本诉争的150万元属于其他法律关系，其可以另行主张权利。三、三颗宝石与本案是否为同一法律关系。上诉人黄嫄通过微信聊天从被上诉人廖达佳处了解到，案外人处有其心仪的珠宝，随即让被上诉人廖达佳将案外人的联系方式告知上诉人黄嫄。被上诉人廖达佳在上诉人黄嫄购买三颗宝石的过程中仅提供了珠宝来源信息，并非三颗宝石买卖合同的一方主体。上诉人黄嫄经被上诉人廖达佳介绍，直接与案外人联系购买事宜，并向案外人转账共计159万元，被上诉人廖达佳未接收货款。况且，上诉人黄嫄曾多次佩戴过宝石，证明上诉人黄嫄已收到三颗宝石。上诉人黄嫄与案外人三颗宝石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其可以另行主张权利。四、关于《评估报告》是否真实。中国国际商会湖南商会矿物宝石专业委员会是一家依法成立的评估机构，具备珠宝市场价值评估资质，其鉴定人员的也具备相应资质。被上诉人黄嫄提出该《评估报告》官网查询的结果存在矛盾系伪造。经过比对，上诉人黄嫄所提供的鉴定文书与被上诉人廖达佳提供的鉴定文书所出具的机构并不是同一机构。上诉人黄嫄查询机构错误，也没有申请重新鉴定。《评估报告》的出具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可以作为参考。五、关于买卖合同交易细节是否已调查清楚。根据上诉人黄嫄在原一审提供的聊天截图证据可知，购买翡翠戒指与手镯均是廖达佳向黄嫄提供银行账户，由黄嫄直接转钱至指定银行账户。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被上诉人廖达佳每次均是在店铺前台将珠宝交付于上诉人黄嫄，且上诉人黄嫄也多次在不同场合佩戴了珠宝，这完全可以说明珠宝已经完成交付。根据争议双方提供的证据以及多次庭审法院调查，黄嫄所说的事实已经调查清楚明确。关于上诉人黄嫄上诉提出《合伙协议》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问题。在二审阶段，廖达佳委托诉讼代理人已陈述《合伙协议》形成时间不是“2016年9月1日”，故其申请司法鉴定已无必要。综上所述，上诉人黄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7244元，由上诉人黄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柳江**审判员  符建华审判员  刘 刚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范璐书记员叶慧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