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33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男，1966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旗，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女，1969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靓超，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某因与被上诉人刘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6民初90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如下：2001年4月，刘某通过向杭州市商业银行抵押贷款方式从案外人黄剑平处购得杭州市西湖区政新花园2幢2单元603室房屋（以下简称政新花园房屋），当年6月29日颁发所有权证，登记的所有权人为刘某，建筑面积77.25平方米。高某作为代理人参与购房及付款。××××年××月××日，双方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2006年3月10日，双方因感情破裂协议离婚并签订《离婚协议书》一份，约定：一、高某与刘某自愿离婚。二、政新花园房屋是婚前财产，离婚后归刘某所有，高某在10日内搬出。另，高某负责在最长不超过30日内还清该房产未还清之全部银行按揭余款。……五、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刘某在浙江远东光能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的股份投资75000元由高某在30日内负责完成股权转让合同并支付完毕全部股权转让金。六、高某负责支付给刘某金额为浙江国信求是科教实业有限公司20%股份的股份转让金。××××年3月，小和山教师经济适用房购房预报名工作开始，规定副高职称（含局级）可享受经济房价格的面积为90平方米。××××年11月起，高某、刘某所在工作单位浙江科技学院求是应用技术学院逐步开展此次分房工作，规定选购对象为该院××××年11月25日在岗且11月30日前与学校签订聘用合同，具有杭州市常住户口的正式教职工，夫妻双方均在本院工作的只能选购一套，选购者的条件确定截止时间为××××年11月30日。××××年12月16日，公示了选购排序。××××年12月23日，公示了选房结果。2006年4月6日，刘某以院长助理身份申购杭州市西湖区翰墨香林苑2幢3单元302室房屋（以下简称翰墨香林苑房屋），房号为2-3-302，预测建筑面积148.53平方米。2006年5月16日，刘某以处级职级申报，获批后于同年12月14日单独与浙江小和山高教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浙江省省直单位专项用房（经济适用住房）买卖协议书》，当月刘某与高某通过政新花园房屋转按揭方式共同向当时的深圳发展银行贷款52万元，用于支付翰墨香林苑房屋的部分房款。此后转按揭款由高某归还，2018年5月起刘某开始自行归还上述转按揭款。××××年2月，翰墨香林苑房屋登记于刘某名下。一审中高某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一份落款日期为2006年10月19日、签有高某、刘某姓名并加盖双方名章的《关于政新花园房产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其中载明：高某与刘某协议离婚后，根据新出现的情况，即先前（离婚前）以高某、刘某名义向学院申请购买浙江省教育系统的省直专用房（经济适用房）翰墨香林苑房屋，目前已取得了该经济适用房的购房资格和条件，按照每人一房的原则，故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如下：一、从刘某取得翰墨香林苑房屋所有权起，政新花园房屋即无偿归高某所有，刘某应协助高某办理房屋产权转移过户手续，过户相应税费均由高某承担。二、翰墨香林苑的房款也由高某负责安排筹集和支付。三、双方同意以刘某单独名义取得翰墨香林苑的房产所有权。四、政新花园房屋后续全部按揭款仍由高某自行负责支付，与刘某无涉。经对该《补充协议》的笔迹同一性鉴定、朱墨时序检验、形成时间检验，鉴定意见为：1、落款“立协议人”处“刘某”署名字迹与供检的刘某样本字迹是同一人笔迹。2、无法判断落款“立协议人”处“刘某”署名字迹、“劉倩”名章印文与正文印刷体文字的先后顺序。3、“立协议人”处“劉倩”名章印文形成于同部位印刷体文字“（签名）”之后。4、暂未实施对落款处“高某”署名字迹形成时间的检验，原因是高某不同意对检材字迹笔画进行取样的有损检验。2018年4月至7月间，在双方微信聊天中高某未提及《补充协议》，仅是称正好有二套房，一人一套；刘某则明确表示政新花园房屋归属清楚，要求高某尽快腾空。而政新花园房屋现由高某居住，双方遂致成纠纷。高某于2018年10月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刘某按照离婚后夫妻财产分割的约定将杭州市西湖区政新花园2幢2单元603室房屋产权过户给高某，并协助高某办理上述房屋产权过户手续；2、刘某承担本案诉讼费。刘某提出，要求驳回高某的诉讼请求，并确认刘某对政新花园房屋享有所有权，高某立即无损腾退搬离政新花园房屋。另查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还共有富阳区受降镇华庭云顶1号501室房屋一套，2009年6月5日该房屋转让给他人。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主体适格，内容合法，意思表示真实，应确认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高某以《补充协议》为据主张其对政新花园房屋享有权利，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理由如下：首先，虽然该协议落款处“刘某”署名为真，但在刘某提出合理怀疑并对签名作出解释的情况下，应对其中的内容进一步鉴定以确认合意形成行为的真实性，在原审法院已充分向高某释明其不同意对检材字迹笔画进行取样的有损检验的法律后果之下，高某仍不予同意，导致案件主要事实无法通过对《补充协议》落款处“高某”署名字迹形成时间的检验加以确认，其应承担不利后果，即刘某对该证据的异议成立。其次，从《补充协议》的内容看，存在诸多不合理、不符合事实之处，比如其中所确定的“每人一房原则”与当时双方实际所有的房产数量不符；刘某在离婚七个多月后将本属于自己的且离婚时也明确归属于自己的婚前财产无偿赠与高某不合常理，更何况当时政新花园房屋价格高于翰墨香林苑房屋价格；其中有关“先前（离婚前）以双方名义向学院申请购买翰墨香林苑房屋”的表述也与实际申购经济适用房的资格条件不符，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刘某自始至终是以个人名义申购的经济适用房，高某并不具备申购资格。再次，高某举证证明其出资购买政新花园房屋并承担转按揭款以及与刘某共同申购翰墨香林苑房屋，目的是为说明《补充协议》存在的合理性，但是清偿政新花园房屋的转按揭款是《个人担保贷款合同》的义务，也是《离婚协议书》的约定，即使高某曾为购房而出资，也不影响相关房屋权属的认定，更不能以此推定无偿赠与房屋的客观真实性、合理性。最后，双方离婚时经济适用房选房结果已公示，但在《离婚协议书》中对此只字未提，说明双方均认为对翰墨香林苑房屋不存在争议，此后双方以政新花园房屋转按揭贷款方式支付翰墨香林苑房屋的部分房款，这与《补充协议》有关翰墨香林苑房屋的房款由高某负责安排筹集和支付的记载不符。综上，《补充协议》涉嫌伪造变造，不具有真实性及证明效力，高某的诉请应予驳回。鉴于政新花园房屋产权登记于刘某名下，离婚协议亦明确归刘某所有，高某在10日内搬出，且该房屋一直由高某居住，故高某理应履行协议约定将房屋交付给刘某。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驳回高某的诉讼请求。二、鉴定费5390元（刘某已预缴）由高某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径直支付给刘某。三、高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杭州市西湖区政新花园2幢2单元603室房屋腾退交付给刘某。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支付迟延履行金。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444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0444元，由高某负担。 宣判后，高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原审没有认定被上诉人2001年3月购买的政新花园房屋系为上诉人出资的事实。一审中上诉人提供了一系列书证用以政新花园房屋的购房定金、按揭贷款首付款和分期付款、房屋装修款等购房费用均由上诉人承担。一审中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出资的事实予以认可，承认自己没有出资。由于被上诉人自认，所以上诉人提交房屋转让意向书、收据、收条等后没有提交银行转账记录等其他证据材料。上诉人对政新花园房屋系被上诉人婚前财产没有异议，但上诉人举证的目的是说明该房屋购置款项来源于上诉人。原审法院只认定上诉人“作为代理人参与购房及付款”，系属错误。2、××××年11月，二人共同工作单位在确定经济适用房选购的条件时明确规定：“1、本次经济适用房选购者的各种条件确定时间为××××年11月30日止；2、申请选购房的教职工应如实填写选购房申请表，应无一遗漏地填写本人和配偶己购各类房产的全部情况，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因填表不实，逾期不交有关证明材料所造成的后果，责任自负”。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当时系夫妻关系，所以被上诉人填写购房申请表时如实填写相关配偶信息并通过单位审查，于××××年12月23日通过单位公示。根据《浙江省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经济适用房属于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对申购人的条件规定非常严格。从翰墨香林房屋申购条件的截止时间与单位公示时间来看，基于当时上诉人和被上诉人还是夫妻关系，该经济适用房的申购过程中使用了双方的工龄、职务等，该房屋应当被认定为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申请的经济适用房。虽然被上诉人签订《浙江省省直单位专项用房（经济适用房）买卖协议书》之时为2006年12月14日，当时双方已经离婚，但根据经济适用房的特殊性质，被上诉人在申请过程中以夫妻名义进行申报的事实是明确的。原审法院没有按照翰墨香林房屋申购条件的截止时间来确定该房屋系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申请，反而认定系被上诉人单独申请并取得，系属错误。3、原审对补充协议不具有真实性的事实认定错误。一审中鉴定之前，原审法院征询上诉人对有损检验的意见，上诉人提交了《请求在本案鉴定过程中对案件证据暂缓采取有损检验》申请，认为目前尚无国家或行业内认可、统一的检验、鉴定方法，在不同鉴定机构采取的鉴定方法、鉴定程序、鉴定材料均可能不同、导致鉴定结论可能不同的情况下，同时在本案关键证据《补充协议》毁损后将无法进行重新鉴定的情况下，希望原审法院对该证据暂缓采取有损检验。原审法院指定的鉴定机构随后出具鉴定意见，明确《补充协议》中上诉人的签字是同一人笔迹，印章印文形成于同部位印刷体文字之后，这充分印证了《补充协议》系上诉人本人签署并盖章的事实。被上诉人提出的鉴定请求并非只有形成时间一项内容，在其他三项鉴定请求能够得出明确鉴定结论的前提下，该鉴定结论已经能够非常充分地反映证据本身和案件事实的真实情况。有损检验的检验方法当前没有国家认可且统一的鉴定方法，上诉人对形成时间的鉴定事项申请暂缓采取有损检验不至于影响原审法院对案件的审理，上诉人暂缓有损鉴定的请求完全正当。在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明显不利于被上诉人的情况下，原审法院无视鉴定结论，认定《补充协议》不具有真实性及证明效力，属于认定事实错误。4、《补充协议》签订后，政新花园房屋自××××年10月起至今一直由上诉人居住和使用。××××年12月双方协议离婚六个月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共同签订了深圳发展银行《个人担保贷款合同》，向深圳发展银行杭州湖墅支行贷款52万元用以支付翰墨香林房屋的购房款。该笔按揭贷款的分期还款自2006年1月起至2018年5月均由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2006年起到英国留学，经济不宽裕，其在××××年之后即与他人结婚，经常居住地也不在杭州。如果没有《补充协议》的约定，上诉人完全没有必要在离婚后与被上诉人共同签订《个人担保贷款合同》，并在被上诉人与他人结婚后，仍为其偿还按揭贷款。况且被上诉人在经济不宽裕、在其他城市已经另行购买房屋的情况下，长达12年的时间一直没有出售政新花园房屋。原审法院对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已按照《补充协议》实际履行长达12年的事实视而不见，认定事实错误。二、根据我国民法总则第七条、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签订的《离婚协议书》没有对翰墨香林房屋进行分割和处理，双方通过签订《补充协议》的方式对未处理的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处理。且上诉人在《补充协议》签订后12年里一直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履行支付按揭贷款的义务，原审法院应当按照本案的事实和法律规定对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未处理的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存在适用法律不当。三、原审判决结果极不公正，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三项，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按照离婚后夫妻财产分割的约定将杭州市西湖区政新花园2幢2单元603室房屋产权过户给上诉人，并协助上诉人办理上述房屋产权过户手续，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刘某答辩称：上诉人高某的起诉和上诉均是建立在伪造证据、捏造事实的基础上。一、关于高某称原审判决未认定政新花园系高某出资。高某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政新花园房屋款项是由其全部出资，刘某在原审庭审中也未承认购房过程中没有出资。因此，原审判决将上诉人认定为代理人的认定准确。1、首付款93000元是2001年3月刘某介绍业务给高某的业绩提成转化而来，虽由高某作出支付行为，但款项性质为业绩提成，款项的主体是刘某，高某仅作代付工作。2、《离婚协议》中明确政新花园按揭款由高某支付，这是因为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高某另购置二套房屋。在2006年双方离婚时本应当包括此二套房的分割，但刘某当时心灰意冷、无意纠缠，故放弃此二套房屋的份额，要求高某支付政新花园后续按揭款作为补偿。3、依照《离婚协议》，高某纠缠房款来源毫无意义。协议第二条明确：“政新花园房产是婚前财产，离婚后归刘某所有。”说明双方就房屋归属作了明确认定。且《离婚协议》在2006年3月签订，当时求是学院有关翰墨香林苑房屋的学校内部申购工作已经启动，但协议未就翰墨香林苑房屋将来倘若申购成功后的产权归属以及当时夫妻共有的另二套房产的所有权归属作出约定。故，本质上就是因为双方对这三套房各自归属在意识中当然没有争议。4、关于证据。（1）高某原审证据《委托代理合同》中，其在抬头受托人、落款乙方栏签字，显而易见系事后加形成，这明显是在篡改证据。（2）证据《房屋转让意向书》抬头落款姓名错误，金额错误，上诉人唯一看中的就是乙方处是其签名。（3）证据杭州银行借款申请书，落款日期2001年4月，但上诉人竟然在借款申请人配偶栏事后添上名字，双方事实上是在××××年结婚，其目的就是改变其在政新花园房过程中的身份属性，捏造与刘某共同购房的事实。二、高某所述翰墨香林苑经济适用房系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申请所得，显然与客观事实相违背。1、真实情况是，2006年3月10日高某与刘某离婚，同年4月6日刘某才以个人名义正式提出申购翰墨香林苑房屋，12月14日以个人名义签订购房合同。分房资格适用的是刘某个人待遇，申请及产权登记也在刘某个人名下，与高某无关，以夫妻双方名义共同申购翰墨香林苑房屋不存在可能性。2、高某所谓经济适用房选购确定时间为××××年11月30日止，是针对第一轮教职工分房，但其提交的证据《关于征询我院经济适用房分配工作程序的意见通知》中明确房源只有50套。而其提交的选房结果公示中，房屋只有38套，剩余12套即此前所谓学院预留给引进人才后续分配使用。2006年3月21日刘某户籍迁入杭州，根据政策要求，刘某无法在××××年底申请翰墨香林房屋。同时，高某无论是户籍还是人事均未在求是学院，因此在××××年底前也没有申请购房资格。刘某申购房屋享受待遇是处级，上诉人所谓使用双方工龄，以夫妻名义申购经济适用房毫无依据。3、高某伪造证据目的在于想误导法庭认为翰墨香林苑房屋是夫妻共同申请所得。（1）证据《情况说明》是××××年12月29日出具的说明，但用到了2006年3月21日才出具的浙江省省直房函［2006］2号文件。该份说明明确高某、刘某系求是学院正式教职工，这与客观事实不符，也与高某自认相矛盾，事实上高某的人事档案一直在宁波，求是学院从未将其纳入正式教职工编制。说明中又称夫妻以刘某名义，出面申购经济适用房，并享受副厅级待遇。但这与省直房改办调取文件内容相悖。后刘某特意去学院档案室以及省直房改办核实，发现并不存在高某所谓的情况说明。（2）证据《经济适用住房申请表》于××××年12月29日签订。从申请人刘某的“刘”、审核人章简的章字，起笔习惯与高某的高字一致。显而易见，高某在这份申请表中，伪造了刘某及求是学院人事处主任章简的签字。该文档也不是政府机关正式发布的格式文本。另，该申请表中，高某在配偶栏处签字与《情况说明》和高某另行举证的远东联合公司出具《证明》中以刘某名义申购房屋的表示自相矛盾。（3）证据［2005］10号《会议纪要》：该份会议纪要与此前求是学院正式的会议纪要格式完全不同，其首字无缩写，落款无时间，不符合学校正式存档公文样式。刘某向学院档案室查询，发现××××年学院最后一期纪要的编号是到8号，从未出现过［2005］10号文。（4）高某出具落款时间为2018年8月30日，由宁波保税区远东联合发展公司盖章的《证明》，高某本身即为该公司法人代表，而公司早在6月11日就已经处于吊销状态。从内容来看，其不符合《购房事实细则》中第六条第2点“应如实填写本人和配偶已购各类房产的全部情况，提交有关证明材料”的要求以及《申购附送材料》中的第6条规定。三、对《补充协议》真实性质疑。《补充协议》并非刘某的真实意思表示，怀疑系高某在本案起诉前伪造形成。1、《补充协议》系高某伪造存在可能性。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二人曾共同创办公司，又一同在学校工作，而刘某经常外出，预留落款签名的空白纸，方便公司或学校处理紧急事务也符合常理。2、高某微信聊天记录内容证明双方根本没签过补充协议。在双方2018年4月18日至7月2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刘某多次提出“政新花园房产的归属是很清楚的、没有任何疑义的”、要求高某“尽快把房子腾出来还给我”。而高某在刘某要求他归还房屋长达3个月的微信通信中从未提过双方签订过这份所谓的《补充协议》。在过去长达8年多的时间里，高某从未向刘某提出过要求其履行《补充协议》办理过户手续，说明该协议根本不存在。按照常理高某应以自身副厅级待遇名正言顺获得更好的房屋。3、《补充协议》内容不符合常理。《补充协议》明显对刘某不利，其约定将更高价值、地段更好、升值空间更大（估值79万）的房子政新花园违背《离婚协议》约定转让给高某，而自己却拿价值低得多的翰墨香林苑房屋，这有悖于常理。除此之外，2006年10月1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记录了2006年10月23日才确切获悉申购审批通过的消息。原审判决已查明高某在富阳区××镇××房屋，且该房屋直到2009年才转让。但《补充协议》中双方均是“每人一房”。《补充协议》转按揭有其合理原因。首付款14.7万是刘某对外出借所得，若《补充协议》约定正新花园房屋归属于高某，2006年12月房屋转按揭过程中刘某没有必要冒着失信风险加入贷款。4、《补充协议》落款用了签字加盖章，对比《离婚协议》签字加捺印，说明不符合常理，且该名章与其他证据中刘某名章不一致。四、针对高某所称《补充协议》已实际履行，因其认为一直居住在政新花园，并和刘某共同办理政新花园房屋转按揭。但上述事实并不能得出《补充协议》在实际履行的结论。高某在离婚后一直未依照《离婚协议》支付款项，包括以各种理由拒不支付《离婚协议》中第二条规定的政新花园的按揭余款约18万元和第五条和第六条规定的合计总额为307.5万元的两个公司的股份转让金，当时又涉及翰墨香林苑尾款亟待支付，刘某向高某多次催款后，高某提出通过政新花园房屋转按揭进来资金掉头，刘某迫于无奈才接受这个方案。刘某一审证据《签约通知》显示，2006年10月23日，经济适用房建设单位正式向刘某发送签约通知，并注明交纳328722.9元尾款。刘某接到上述通知后，在此催促高某履行《离婚协议》的支付义务。2006年12月14日刘某签订《买卖协议书》，而高某找中介机构过桥资金归还政新花园原来杭州银行贷款，又转按揭去找深圳发展银行贷款，刘某支付翰墨香林苑房屋尾款，也在当月完成。由此可见，转按揭的目的和关联性，并非为了履行《补充协议》，而是高某无力履行《离婚协议》款项支付义务。2018年5月后，政新花园房屋按揭也一直由刘某支付。这与高某所称政府花园房屋属于其的陈述相矛盾。五、如二审认定《补充协议》有效，那么在政新花园房屋系刘某婚前个人所有的背景下，刘某通过《补充协议》将房屋所有权给予高某的行为也应当在法律上认定为赠与行为。据此，刘某依法对上述房屋的赠与享有撤销的权利。另，关于鉴定，上诉人一二审态度反复，属于不诚信诉讼，目的是为了拖延时间，使《补充协议》丧失行程时间鉴定的可能性。综上，希望二审维持一审判决，同时鉴于高某伪造证据，捏造事实的行为，要求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上诉人高某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浙江省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书一份，拟证明高某自2002年9月起在浙江科技学院求是应用技术学院担任副校长职务，系在编人员，因是院长级别，故当时组织关系可以不在杭州。关于合同没有日期的问题，因为人事合同是统一格式。关于抬头的问题，因为求是学校成立，所有的聘用合同都进行更改，即按照新的名称且时间点相同。 经质证，被上诉人刘某认为：对该份证据的三性及待证事实均有异议。关于真实性，聘用合同期限未填写完整不符合常理，落款处盖章应当是人事处的章，但该材料盖的是公章。高某至今极有可能留存一枚公章对外使用，且落款处没有时间，也不符合聘用合同格式。关于合法性，该份证据不是新证据，不具有合法效力，即使属实，因高某户籍从未迁入杭州，不符合翰墨香林苑分房所设“杭州户籍”的条件，另浙江科技求是学院是2003年3月由求是学院挂靠到科技学院成立的，2002年9月不可能存在这个抬头聘用上诉人作为员工。对该证据，本院将结合其他在案证据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评述。 被上诉人刘某在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二审期间，上诉人高某提出司法鉴定申请，经双方确认及本院依法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补充协议》上落款“立协议人”左侧“高某”署名字迹与右侧“刘某”署名字迹是否为同一时间形成的签字文件同时形成进行鉴定，出具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20］鉴字第163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无法判断送检的标称时间为‘2006年10月19日’的关于《关于政新花园房产的补充协议》原件落款‘立协议人’左侧‘高某’署名字迹以及右侧‘刘某’署名字迹的形成时间异同。”对该份司法鉴定意见书，上诉人高某认为：该次鉴定程序合法，该鉴定意见书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可以作为本案证据。关于客观性。鉴定检材均为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由法院收集、保管并向鉴定中心提供，材料送检过程客观合法。鉴定人员具有专业技术资质并在鉴定中心职业，具有相应鉴定资格。鉴定人员出具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的过程中，使用文书检验基本原理和相应的技术规范，鉴定方法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关于关联性。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科学严谨，符合本案实际。双方经过协商讨论，在最终形成《补充协议》过程中，文本有两份，并由双方分别签字盖章确认。双方使用不同黑色墨水笔是符合民事活动签字盖章的现实情况。关于合法性。鉴定人员出具了承诺书，程序合法，严格按照法定规范进行。该份鉴定意见书虽未能对检材字迹形成时间作出明确判断，但出具过程科学严谨，进一步证明现有科技手段对文书进行鉴定存在局限性。高某一审中对刘某提出检材形成时间的鉴定申请，提出暂缓鉴定请求，亦主要是考虑到这一点，原审据此判令高某承担不利后果是不公正的。若国内其他鉴定机构能够对本案检材签字是否同时形成进行鉴定，上诉人愿意继续承担鉴定费用对上述事项进行鉴定。被上诉人刘某认为：对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确认。该鉴定意见书不能佐证高某所诉称《补充协议》系高某和刘某在2006年10月19日共签形成的事实。高某申请鉴定却无法证明其诉称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足的不利后果。其中鉴定意见无法排除高某利用留有刘某签字的空白纸上套打协议主文，伪造《补充协议》的可能性，不应单凭《补充协议》判定政新花园房屋权属，应结合双方所提证据综合判定。一审中高某在刘某主动提出鉴定且原审法院明确释明的情况下仍拒绝进行鉴定，二审中又主动提出申请鉴定，实属不诚信诉讼，目的就是通过拖延时间，使得《补充协议》丧失形成时间鉴定的可能性。该份司法鉴定意见书中“鉴定过程及分析说明”中载明“高某及刘某字迹墨迹中检出成分存在差异”，说明两人签字系不同水笔签署形成，显然与高某对于两人共签形成的陈述相矛盾，也与签协议时为求方便，共用一支水笔先后签字的常态不符。本院对该份鉴定意见书所作意见予以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2006年3月，高某、刘某签订《离婚协议书》对财产处分事宜作出约定，该协议出于二人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其中，双方明确政新花园房屋属于刘某婚前财产归刘某所有，结合该房屋于二人婚前办至刘某一人名下的情节，本院对该房屋为刘某个人财产的事实予以确认。一审中，高某提供了收据收条等对其参与购房及付款的情况进行证明，但仅据此尚不足以认定房款出资即来源于其，且该情节并不对政新花园房屋权属的认定产生影响。现高某依据其一审提供的《补充协议》，要求刘某协助办理政新花园房屋过户。虽然一审中经过司法鉴定，该份《补充协议》上“立协议人”处“刘某”署名真实，且经一二审两次鉴定，均未能就该《补充协议》落款处“高某”、“刘某”署名形成时间得出相关结论，然而根据双方所作陈述以及各自举证情况来看，本院有合理理由认定该份《补充协议》内容的真实性存疑，具体分析如下：一、从翰墨香林苑房屋的申购情况来看，根据当时的房屋申购文件、刘某经原审法院开具调查令向有关部门调取的房屋存档材料以及最终购得房屋的实际情况，刘某主张该房屋为其一人申购所有合理有据，高某虽提出房屋为二人以刘某名义共同申购，但其二审提供的聘用合同书无法直接证明其观点，且高某一审中为证明该主张所举证的情况说明、购房申请表、会议纪要等关键材料存在诸多疑点与漏洞：1、关于高某提供的落款时间为××××年12月29日的情况说明，其中引用了浙江省省直房函［2006］2号《“翰墨香林”苑省直教师专用房售房办法》，对于落款时间与引用文件出台时间上的先后出入，高某解释为出具情况说明之时，已经提前了解到该份文件将出台的信息，但该解释显然存在逻辑与常理悖论。且该份情况说明中提及高某、刘某二人参与申购房屋享受院长级（副厅级）的购房标准和条件，但根据当时的房屋申购文件中对不同级别可享受经济房价格的面积所作规定，本案最终购得的翰墨香林房屋享有的经济房价面积为90平方米，与刘某享受的副处级别对应的待遇相符，并未体现出高某“厅局级”在分房政策上的面积福利，故对该份情况说明本院不予采信。2、关于高某提供的购房申请表，该份表格与刘某从有关部门调取的存档材料存在出入，且高某二审中明确该申请表内容系高某自行填写，刘某与审核人签字也为高某代签，故在高某未能就该申请表的来源及真实性提供其他有效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该份申请表不予采信。3、关于高某提供的［2005］10号会议纪要，该文件文号与刘某查询档案所调取的××××年会议纪要文号名录仅至8号的情况不符，高某对此亦未能作出合理性解释，故该份会议纪要的来源与真实性存疑。故根据以上分析，《补充协议》中关于离婚前以高某、刘某名义申购翰墨香林苑房屋的记载与申请购房的实际资格条件并不相符，高某主张房屋系二人共同申购缺乏依据，不能成立。二、从《补充协议》的签订原因来看，翰墨香林苑房屋的选房结果在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已作公示，且房屋系刘某一人申购，二人离婚之时对此未作约定，而刘某在离婚七个月后另签《补充协议》，将本属个人所有的婚前财产政新花园房屋无偿赠与高某，有悖常理。另，根据2018年4月至7月期间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高某在刘某要求其腾空政新花园房屋之时，未提及该份《补充协议》，不符合常情。三、此外，从翰墨香林苑房屋的付款情况来看，《补充协议》明确该房屋款项应由高某负责安排筹集和支付，然而其中部分房款系刘某、高某通过政新花园房屋转按揭办理贷款得以支付，二者存在一定出入。故根据双方就本案的举证情况以及事实高度盖然性角度进行分析，原审对高某依据《补充协议》要求刘某将政新花园房屋过户于其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高某应当按照《离婚协议》约定从该房屋处腾退。综上，上诉人高某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888元，二审鉴定费6600元，均由高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巧薇 审 判 员 姚炜强 审 判 员 石清荣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翟羽佳 书 记 员 楼 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