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92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良义，男，1982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前锦网络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乐凯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韬，董事长。 上诉人张良义因与被上诉人前锦网络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锦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1民初50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3日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金瑞芳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于2021年1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张良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张良义于2018年4月1日与前锦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中载有“本合同一式两份，甲方、乙方各执一份”，前锦公司称合同中虽写明是两份，但因为用工单位的要求，其实签的是三份。张良义出具了一份落款时间为2018年4月18日的《入职材料签收单-1511》，其中载明“本人张良义身份证号421022198211××××于2018年4月18日收到《劳动合同》一份……”对此张良义解释称2018年4月18日在锦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以下简称锦创杭州分公司）处签订劳动合同，仓促间签了很多材料，其没有看清楚，合同签了之后工作人员以需上交总公司审定等理由收走了合同且之后未发还。 张良义收到了用工单位锦创杭州分公司支付的2018年4月2日至2018年8月2日的工资。张良义认为其同时与锦创杭州分公司、前锦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故其在本案中向前锦公司主张该时段的损失。 张良义陈述称其于2018年8月3日在锦创杭州分公司的工作群中提出离职。前锦公司称曾于2018年9月向张良义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被张良义拒收。张良义对此予以认可，但称其不知前锦公司的存在故拒收了。张良义还曾于2019年7月19日向前锦公司邮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载明“鉴于贵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本人张良义工作期间、及其待岗期间2018年4月2日-2019年7月19日的工资、待岗工资、未及时、足额为本人张良义缴纳各项社会保险等原因，现在本人张良义解除与贵公司前锦网络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的劳动合同关系。”该邮件于2019年7月26日退回。 张良义曾申请劳动仲裁，仲裁请求与本案诉请一致，杭州市江干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5月15日作出浙杭江干劳人仲案（2020）38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张良义的全部仲裁请求。 另查明，一、前锦公司在浙杭江干劳人仲案（2020）383号劳动仲裁案中，将案涉劳动合同作为证据提交；在张良义作为申请人，锦创杭州分公司作为被申请人的浙杭江干劳人仲案字（2018）1073号劳动仲裁案中，被申请人亦将案涉劳动合同作为证据提交。 二、张良义还曾申请劳动仲裁，请求为：1、要求前锦公司支付2018年4月2日至2019年7月19日期间的工资40648.68元，2、要求前锦公司为其补缴2018年9月至2019年7月期间的社会保险，3、要求前锦公司支付经济补偿3908.52元。2019年10月18日，杭州市江干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浙杭江干劳人仲案（2019）091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1、被申请人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为申请人补缴2018年9月至2019年7月期间的社会保险，其中个人缴费部分由申请人自行承担（具体补缴险种、补缴标准由社保经办机构核定）。2、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后张良义不服裁决，向该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9）浙0104民初9683号，诉讼请求为：1、前锦公司支付张良义2018年4月2日至2018年8月2日有工作期间的工资12289.16元；2、前锦公司支付张良义2018年8月3日到2019年3月31日待岗期间工工资19126.75元；3、前锦公司支付张良义2019年4月1日到2019年7月19日待岗期间工资9232.77元；4、前锦公司支付张良义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3908.52元，上述4项合计44557.20元；5、前锦公司为张良义补缴2018年9月到2019年7月的各类社会保险。该案庭审中，张良义陈述其认为前锦公司未交付合同文本导致不能正常履行合同，目前该案尚未审结。 三、张良义曾以浙江观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被告起诉至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案号为（2019）浙0110民初3648号，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8年8月7日至2018年8月23日工资2891.57元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000元，法院经审理认定：张良义系浙江观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员工，从事的岗位为恒指期货员，约定的工资为5000元/月，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为2018年8月7日至2018年8月23日上午，双方并未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判决结果为：一、被告浙江观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张良义2018年8月7日至2018年8月23日期间的工资2873.56元。二、驳回原告张良义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张良义不服该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审查后依法驳回了张良义的再审申请。另经原审法院电话核实，张良义对其在2018年8月7日左右入职浙江观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事实予以确认。 原审法院认为：张良义的主张为前锦公司未交付劳动合同导致其不清楚前锦公司系用人单位造成其损失，要求前锦公司赔偿根据相关工资标准计算的损失。关于是否交付劳动合同文本，综合本案证据以及双方庭审中的陈述，前锦公司和锦创杭州分公司各持有一份劳动合同原件，劳动合同中又明确载明合同一式两份，在没有证据证明存在三份原件的情况下，该院对前锦公司未将劳动合同文本原件交付给张良义的事实予以确认。关于张良义称其因此不清楚用人单位是前锦公司，该院认为在劳动合同中明确载明了用人单位为前锦公司、用工单位为锦创杭州分公司，且前锦公司也曾于2018年9月向张良义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被张良义拒收，故张良义应当清楚用人单位为前锦公司，张良义该事实主张与实际不符。因此，张良义的主张缺乏事实前提依据。另外，张良义所主张的损失包括2018年4月2日至2018年8月2日工作期间工资以及2018年8月3日至2019年7月19日在劳务派遣无工作期间工资。首先，对该两段时间的工资张良义已在（2019）浙0104民初9683号案件中主张，而张良义在本案中提出的系根据相关工资标准计算的损失，但其并未举证证明存在除（2019）浙0104民初9683号案件已主张工资以外的损失。其次，其中2018年4月2日至2018年8月2日的工资已由锦创杭州分公司支付，张良义在本案中再行主张除工资以外的损失，显然缺乏事实根据。最后，张良义已于2018年8月7日即入职新的用人单位浙江观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应当视为以自己的行为表明解除了与前锦公司的劳动合同。因此，张良义主张的工资外损失缺乏事实依据。同理，张良义主张的加付赔偿金亦无事实依据。综上，该院对张良义的诉请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张良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减半收取人民币5元，由张良义负担。 宣判后，张良义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淸、法律概念混淆不清、原审判决认定的解除劳动关系没有法律依据等等。 原审判决认为：“本院认为，……要求前锦公司赔偿根据相关工资标准计算的损失。……关于张良义称其因此不清楚用人单位是前锦公司，本院认为在劳动合同中明确载明了用人单位为前锦公司、用工单位为锦创杭州分公司，且前锦公司也曾于2018年9月向张良义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被张良义拒收，故张良义应当清楚用人单位为前锦公司，张良义该事实主张与实际不符。” 首先，原审判决并未明确双方的主体身份，张良义清楚记得在（2019）浙0104民初9683号庭审中前锦公司提交的解除通知书连前锦公司的名称都没有，原审庭审中前锦公司未提交，但同意庭后向法庭提交。2018年9月的确有邮政快递员电话口头通知张良义有一个广告邮件快递，问寄件人是谁，也说的不清不楚，但是没有提及前锦公司的名称。再加上张良义从来没有收陌生邮件的习惯，张良义觉得太莫名其妙了，所以遭张良义拒收。后来2020年前锦公司在9683号当庭提交的解除通知书也没有明确邮件是前锦公司作为主体邮递的，也未明确解除事由。 其次，这显然没有充分参照查明事实部分“……张良义出具了一份落款时间为2018年4月18日的《入职材料签收单-1511》，……对此张良义解释称2018年4月18日在锦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以下简称锦创杭州分公司）处签订劳动合同，仓促间签了很多材料，其没有看清楚，合同签了之后工作人员以需上交总公司审定等理由收走了合同且之后未发还”。 《入职材料签收单-1511》只显示张良义的主体身份，没有显示前锦公司的主体身份。2018.4.18张良义是在第三人处由第三人的工作人员办理的签收手续，张良义在正常情况下无法得知另一方是第三人锦创杭州分公司之外的公司作为主体身份。 而且原审庭审中张良义已经在法庭允许下向前锦公司提问，前锦公司当庭认可张良义与前锦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和《入职材料签收单-1511》都是张良义在第三人锦创杭州分公司处由第三人公司代签订的，而且前锦公司当庭连执行签署合同的具体负责人员的名字和职位都不清楚，前锦公司只是认可劳动合同和签收单都是与第三人锦创杭州分公司商量好了让第三人代办的，但是代办手续期间前锦公司与第三人都并未向张良义具体说明。直到2019年第一次仲裁开庭之前张良义与前锦公司的任何员工任何办公地址都没有任何接触。张良义在2019年7月19日以前锦公司提交的劳动合同复印件上的地址给前锦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韬邮递挂号信解除张良义与前锦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但是投送结果显示查无此人，这也证明张良义无法履行与前锦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的责任都在是前锦公司。 劳务派遣关系是在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和被派遣劳动者三方之间形成的三个双边法律关系。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之规定，劳务派遣单位应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载明劳务派遣情况的劳动合同，并将与用工单位订立的劳务派遗协议内容告知被派遣劳动者。本案中，前锦公司和第三人都未举证证明己将前锦公司与第三人订立的劳务派遣协议内容告知张良义。那么张良义、前锦公司、第三人锦创杭州分公司三方之间只形成了两个双边关系，张良义与前锦公司未形成劳务派遗关系所必须的第三个双边关系——即将前锦公司与第三人的劳务派遣协议内容告知张良义，所以前锦公司、张良义、第三人锦创杭州分公司无劳务派遣关系。张良义与前锦公司形成的是一个独立的双边劳动关系。以前锦公司提交的劳动合同为准。 从实际工作情况来看，张良义因看到以第三人锦创杭州分公司的名义发布的招聘广告而决定申请应聘，面试地点为第三人办公地点，由第三人决定录取，在第三人办理入职手续，工作中接受第三人管理。其次，张良义的工资并非前锦公司发放，而且前锦公司每月未向张良义提供工资清单，也未举证证明将工资发放主体告知张良义，张良义在正常情况下无法得知是由第三人锦创杭州分公司之外的公司发放。实际上在2018.4月份第三人负责人荆斌华支付张良义工资120元，之后又在2019.4月份以第三人的名义支付张良义工资412元。 综上，张良义在招聘和日常工作中无法得知自己是被前锦公司派遣至第三人的劳动者，没有与前锦公司形成劳务派遗关系的合意。再加上原审判决已经确认前锦公司2018.4.18仓促间未将劳动合同文本交付张良义，那么张良义在2019年之前首次仲裁开庭前无法得知前锦公司的存在，张良义只可能知道与第三人直接建立了劳动关系。 关于张良义与第三人锦创杭州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参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之规定。从张良义与第三人锦创杭州分公司双方主体资格上看，锦创杭州分公司、张良义均符合法律规定的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从劳动管理过程来看，张良义工作参加锦创杭州分公司安排的面试，由锦创杭州分公司判断其是否符合录取条件，工作中接受锦创杭州分公司管理，从事锦创杭州分公司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从劳动成果与单位业务的联系来看，张良义完成的劳动成果是锦创杭州分公司的业务相关联。综上，以上事实足以认定张良义受锦创杭州分公司管理的从属性，双方存在明显的劳动关系特征。 后面2018.4.18张良义与前锦公司倒签了期限三年的2018.4.1~2021.3.31的劳动合同，至于2018.4.1的落款日期是张良义受第三人工作人员的要求，把这一落款日期空着，后由第三人工作人员自行填写的。合同约定张良义被前锦公司派遣至第三人锦创杭州分公司工作。所以自2018.4.2的用工之日起，张良义又与前锦公司建立起了一个新的独立的劳动关系。 张良义在2018.8.3之后不能正常履行与前锦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约定岗位的责任都在前锦公司，前锦公司应当承担由其不诚信和违法操作而导致的所有法律风险。 张良义与第三人锦创杭州分公司先在2018.3.31建立事实劳动关系，约定月薪3000元，实际发放工资人是第三人负责人荆斌华，有银行流水2018.4.16支付120元作为2018年3月份一天的工资为证。还有2019.4月份以第三人的名义支付张良义工资412元为证。 随后，张良义与前锦公司在实际用工之日2018.4.2开始又建立起了另外一个独立劳动关系，书面约定月薪为2010元，即前锦公司提交的劳动合同第二页第十六条第6款的约定： “乙方的工资为每月人民币2010元，试用期的工资为每月2010元，……”。 原审判决认为“最后，张良义已于2018年8月7日即入职新的用人单位浙江观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应当视为以自己的行为表明解除了与前锦公司的劳动合同。” 原审判决同时认为“……前锦公司也曾于2018年9月向张良义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被张良义拒收……” 原审判决并未明确张良义与前锦公司之间劳动关系解除的具体时间点。 其次，这一解除认定没有法律依据，没有法定的解除事由出现，法律未否认劳动者可以与多家用人单位同时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款，“第三十九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 这一条款也认可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关系。张良义在与其他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同时并未因为这一事由被前锦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张良义的行为也未构成法定解除的事由。所以原审判决认定的张良义与前锦公司的解除劳动关系没有法律依据。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二)》浙高法民—（2014）7号第二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保留劳动关系的同时，又到其他用人单位工作的，应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劳动者向后一个用人单位主张劳动报酬、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赔偿金及休息休假权的，依法应予支持。”明确了一个劳动者可以同时与多家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张良义与后一个用人单位即前锦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张良义可以向前锦公司主张劳动关系项下所有合法权益。 劳动者履行劳动合同的权利受法律保护，劳动关系的解除必须严格依法进行。因为解除劳动合同是对劳动者最严厉的惩罚措施之一，关系到劳动者切身利益，用人单位在解除劳动合同时应明确告知劳动者解除事由，以给劳动者申辩的机会。 同时，劳动者主动或被动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到劳动者切身利益，也必然是非常慎重考虑的事情，不可能随便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 原审判决认定张良义已于2018年8月7日即入职新的用人单位浙江观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而张良义2018.8.3~2019.7.19属于与前锦公司劳动合同的“被派遣劳动者在无工作期间”。解除只能在双方之间进行，其中一方让对方充分知晓其解除行为和事由。不可能在一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对空”解除，这样没有具体的解除对象。请求认定张良义与前锦公司之间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以张良义2019.7.19的书面解除通知为准。 “本院认为，张良义的主张为前锦公司未交付劳动合同导致其不淸楚前锦公司系用人单位造成其损失，要求前锦公司赔偿根据相关工资标准计算的损失。” 这明显将前锦公司应支付给张良义的工资或差额、与前锦公司因为严重拖欠工资导致张良义的合法劳动权益受到严重损害而应由前锦公司承担的各项赔偿的法律概念混为一谈，原审判决认为张良义主张的赔偿和加付额外赔偿就是工资或差额。 而张良义在原审中主张的诉请是根据劳动部1995年具体量化的赔偿标准，这与前锦公司拖欠张良义工资的行为而导致张良义追讨工资或差额的诉求是完全不一样的法律概念。 劳动部关于发布《违反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的通知即劳部发（1995）223号“第二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赔偿劳动者损失：(一）用人单位故意拖延不订立劳动合同，即招用后故意不按规定订立劳动合同……__第三条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赔偿，按下列规定执行：(―)造成劳动者工资收入损失的，按劳动者本人应得工资收入支付给劳动者，并加付应得工资收入25%的赔偿费用； 用人单位拖欠劳动者工资而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同时，完成了“按规定订立劳动合同”的完整过程，将劳动合同文本实际交付给了劳动者。那么，用人单位只需要支付劳动者工资或差额即可完成企业的法定责任。 前锦公司在拖欠张良义的工资而对张良义的合法劳动权益造成严重损害的同时，“未按规定订立劳动合同”，在订立劳动合同的完整法定过程中，最后未将劳动合同文本实际交付给张良义。这明显比前者更严重，除了需要支付张良义工资或差额这一法定则任之外。还必须承担前锦公司主观故意利用其强势地位违背诚信原则和违法操作带来的更多的法律风险，即本案中需要按照前述通知的赔偿和加付赔偿对张良义进行赔偿。 根据浙江省劳动仲裁院印发《关于劳动争议案件处理若干问题的解答》的通知浙劳仲院（2012)3号第四条即“四、二倍工资的仲裁时效应该如何理解？《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所称的‘二倍工资’中加付的一倍工资并不属于劳动报酬，……”可以得知，《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关于不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其中一倍就是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收入，另外一倍工资就属于不签订的赔偿款项。 用人单位利用其强势地位违法不按规定订立劳动合同，签订了合同又不给劳动者，这一行为严重违反诚信原则，比不签订劳动合同对劳动者造成的危軎更大。直接不签合同劳动者可以得到二倍工资即从第二个月开始有一倍工资的赔偿款项。签合同又不给劳动者，那么前锦公司不仅有效规避了不签合同导致的二倍工资的风险一一因为两份合同都在前锦公司手上可以随时拿出来抗辩二倍工资，而且前锦公司这样做严重损害了张良义的举证能力和其他各项合法劳动权益及其与之相关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必须受到更严厉的法律惩处，这才是法律的立法本意。而劳动部1995年具体量化的赔偿标准就是在一倍工资赔偿的基础上，再加付额外赔偿25%。 否则的话，其他用人单位都可以纷纷仿效前锦公司而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风险，这样扰乱了劳动力市场的正常秩序。破坏整个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侵害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合法劳动权益。 综上，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二、判令前锦公司支付张良义：1，未将劳动合同文本交付张良义的赔偿36328元。2,未将劳动合同文本交付张良义的加付额外赔偿9082元。上述两项合计45410元。 被上诉人前锦公司未出庭应诉，书面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张良义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前锦公司已将劳动合同交付给张良义，并且未对张良义造成任何损失，张良义要求前锦公司支付损失的请求应不予支持。基于张良义这种多次申请劳动仲裁后，向法院进行一审、二审的行为，存在恶意占用公共诉讼司法资源，对于这种行为，前锦公司认为应进行训诫。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一致。本院另查明，（2020）浙01民终6182号生效判决已确认“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8月3日期间，前锦公司系张良义的用人单位，锦创杭州分公司系用工单位，张良义认可与前锦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2018年8月3日，张良义提出离职申请。张良义亦向锦创杭州分公司出具了收条，载明2018年4月至8月的工资已结清，杭州前锦众程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为张良义缴纳2018年4月-7月期间社会保险。” 本院认为：首先，张良义上诉主张其在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8月3日期间与前锦公司、锦创杭州分公司同时存在劳动关系，该主张已经被另案生效判决予以否认，本院不再赘述。其次，张良义与前锦公司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前锦公司已与张良义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即便前锦公司未将劳动合同文本交付张良义，张良义亦未举证证明其因此受到了损失，张良义要求前锦公司向其支付相应赔偿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张良义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张良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金瑞芳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三日 书记员  张诗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