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民终6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法国达飞海运集团（CMACGMS.A.）。住所地：法兰西共和国马赛市帝埃润克街4号（4，Quaid'Arenc13002Marseille，FrenchRepublic）。代表人：马赛厄斯？贝斯那（ＭａｔｈｉａｓＢｅｓｎａｒ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军，广东敬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苗苗，广东敬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义乌市易霆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福田街道联平村87幢3单元。法定代表人：骆小宾，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文甲，浙江近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楼增渭，浙江近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义乌德兴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福田社区福田二区76幢1号401室。法定代表人：赵和平，该公司执行董事。原审被告：浙江简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月明路72号11-1。法定代表人：王琦，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应维，男，该公司员工。原审被告：浙江永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稠城街道诚信大道266号写字楼1520-1523。法定代表人：杨德时，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红阳，男，该公司员工。原审被告：浙江易舱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莫干山路333号802室。法定代表人：刘昌红，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鼎嵩，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法国达飞海运集团（CMACGMS.A.，以下简称达飞集团）因与被上诉人义乌市易霆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霆公司）、义乌德兴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兴公司）、原审被告浙江简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简达公司）、浙江永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达公司）、浙江易舱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舱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海事法院（2019）浙72民初11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并于同年9月8日召集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调查质证，上诉人达飞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苗苗，被上诉人易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文甲，被上诉人德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和平，原审被告简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应维，永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红阳，以及易舱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鼎嵩到庭参加。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达飞集团于2019年7月25日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易霆公司、简达公司、永达公司、易舱公司、德兴公司连带赔偿达飞集团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合计人民币120000元；2、判令易霆公司、简达公司、永达公司、易舱公司、德兴公司返还涉案4个40英尺集装箱，如不能返还，则赔偿涉案集装箱价值共计人民币120000元；3、判令易霆公司、简达公司、永达公司、易舱公司、德兴公司连带赔偿货物销毁费用1120500埃磅（按照达飞集团支付之日2020年2月6日汇率，折合人民币493020元）；4、判令易霆公司、简达公司、永达公司、易舱公司、德兴公司支付上述费用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人民币贷款利率计算的损失；5、判令易霆公司、简达公司、永达公司、易舱公司、德兴公司承担律师费和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8年5月，易霆公司通过简达公司、永达公司、易舱公司委托达飞集团从中国宁波港出运4个40英尺高柜货物至埃及亚历山大港，易霆公司等五公司声称该货物为聚氯乙烯松香粉。达飞集团接受委托并根据易霆公司等五公司陈述签发了编号为NBJD050722的清洁提单，提单显示托运人为易霆公司，运送货物为聚氯乙烯松香粉。2018年5月19日，达飞集团将涉案4个集装箱装船出运，并于2018年6月26日运抵亚历山大港卸货。涉案货物被目的港海关查出实际为危险品烟花进而被海关扣押，并被当地行政机关下令销毁，产生销毁费用1120500埃磅（按照达飞集团支付之日2020年2月6日汇率，折合人民币493020元）。因易霆公司等五公司谎报货物导致涉案货物滞留目的港，产生了高额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且仍占用箱子。根据海商法、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易霆公司作为提单项下的托运人，因其过错致使货物在目的港被扣押及销毁，给承运人造成了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简达公司、永达公司、易舱公司、德兴公司等作为易霆公司或者托运人的货运代理人，应披露真实的托运人，如其不能披露，则应当被认定为托运人而承担相应责任，且其作为代理人在代理过程中谎报货物，确有过错，应与易霆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诉至法院。易霆公司在原审中答辩称，一、易霆公司并非本案托运人，被告主体不适格，易霆公司对于涉案货物出运事宜不知情；二、达飞集团主张的费用不合理，涉案4个集装箱并非均为烟花，对于普通货物的集装箱无权主张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且所涉集装箱均在达飞集团控制下，并无返还之说；三、关于销毁费、堆存费没有任何证据，且达飞集团亦有减损义务。简达公司在原审中答辩称，一、本案系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简达公司并不存在达飞集团所谓的瞒报行为，简达公司已经披露了托运人，达飞集团无权向简达公司主张损失；二、简达公司接受易舱公司委托，向达飞集团订舱，且易舱公司员工直接与达飞集团员工直接协商价格及舱位，与达飞集团发生订舱合同的相对方应当是易舱公司，并非简达公司，易舱公司借用了简达公司一代订舱的身份；三、简达公司负责宁波地区业务招揽，接受第三方委托向达飞集团订舱，该义务不应扩展至运输环节，双方无法预见目的港存在的商业风险，目的港产生的费用与简达公司无关；四、关于达飞集团主张的损失与涉案提单的关联性不足，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销毁费、堆存费等费用真实性、合理性均有异议，且涉案集装箱经查询已空箱返还堆场。永达公司在原审中答辩称，在整个货物出运过程中，永达公司只是其中的一个订舱代理公司，接受德兴公司委托为其订舱，拖车、报关等业务均由德兴公司自行安排，舱单信息也是依据德兴公司提供的内容填写，永达公司并不知晓集装箱内的货物信息。易舱公司在原审中答辩称，该票货物属于自拉自报货物，货物订舱信息也是依据永达公司提供的信息填写，至于集装箱内货物情况不了解；达飞集团主张的各项损失不合理，4个集装箱中，有1个属于普通货物，不应计算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等费用。德兴公司在原审中答辩称，该票货物系案外人余光梅委托德兴公司订舱，德兴公司对于货物为烟花的事实不清楚，达飞集团主张的各项费用不合理，对于普通货物不应主张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等损失。原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8年4月28日，德兴公司与永达公司签订货运代理协议，约定德兴公司委托永达公司从事订舱等运输事宜。同年5月4日，德兴公司通过ＱＱ联系永达公司，要求代为办理至埃及亚历山大新港的四个高柜的订舱业务，并以易霆公司作为托运人出运，货物为ＰＶＣ粉。永达公司接受委托后，先后转委托易舱公司、简达公司向达飞集团订舱。2018年5月19日，达飞集团出具编号ＮＢＪＤ050722提单，载明托运人为易霆公司，集装箱号为ＣＭＡＵ7217230、×××75、×××64、ＣＭＡＵ5855683，均为40英尺高柜，装货港为宁波，目的港为埃及亚历山大新港，货物品名为聚氯乙烯松香粉（ＰＶＣＲｅｓｉｎＰｏｗｄｅｒ）。2018年6月26日，涉案货物运抵目的港埃及亚历山大新港并卸货，经海关查验，编号×××64、×××75、ＣＭＡＵ7217230集装箱内货物为烟花爆竹，达飞集团知悉后通过邮件联系简达公司、易舱公司、永达公司，告知目的港海关查验发现烟花爆竹的事实，并要求各方联系发货人。简达公司与达飞集团之间存在订舱代理协议，简达公司作为达飞集团的代理，接受第三方订舱。达飞集团公布的40ＧＰ标准免箱期及收费标准为：1-8天，免费；9-14天，40美元／天；15-17天66美元／天；18-22天，112美元／天；23天以上，128美元／天。该院另查明，经达飞集团官网查询，涉案编号×××64、×××75、ＣＭＡＵ7217230集装箱已于2020年2月24日空箱返还堆场，编号ＣＭＡＵ5855683集装箱显示无结果。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涉外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涉案货物的起运港为宁波港，故该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庭审中，各方均选择适用中国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的规定，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托运人对承运人、实际承运人由于托运人或托运人的受雇人、代理人的过失而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涉案货物到达目的港后发现装有烟花爆竹，货物因此滞留目的港码头，承运人达飞集团据此遭受损失，托运人应承担赔偿责任。涉案提单虽载明托运人为易霆公司，但易霆公司庭审中表示并不知情，亦从未委托出运涉案货物，德兴公司确认系其借用易霆公司名义办理订舱业务，结合现有证据亦无法证明易霆公司为托运人的事实，故涉案提单的真实托运人难以确定。在此情形下，涉案业务的实际经手人均有义务向承运人披露其委托人。结合该院查明的事实，永达公司、易舱公司、简达公司均已披露其相应的委托人，且有相应证据及事实印证，已尽到代理人相应的披露义务，德兴公司虽辩称案外人余光梅委托其办理订舱出运业务，但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委托人或委托事实存在，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该院认定德兴公司作为涉案货物交付人，为本案托运人，德兴公司应向达飞集团承担涉案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下的义务。本案中无证据证明易霆公司系托运人，故达飞集团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达飞集团要求简达公司、易舱公司、永达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该三被告现均已披露了相应的委托人，且在涉案货物订舱事宜中，均依据委托人申报的货物情况进行订舱，达飞集团并无证据证明三被告存在谎报货物或有其他过错，且在本案审理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法律关系下，达飞集团亦无法依据其与简达公司之间的运输合同协议，向简达公司主张赔偿责任，故达飞集团要求该三被告承担目的港相关费用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关于达飞集团主张的各项损失。达飞集团主张涉案四个集装箱的超期使用费按照人民币30000元／个计算，计人民币120000元。各被告辩称涉案货物中的一个集装箱为普通货物，不应计算损失。达飞集团对此解释为涉案提单项下货物在目的港海关查验后均被扣留，无法处理。结合达飞集团提供的目的港海关函件，涉案提单项下货物查验出烟花爆竹后，所涉四个集装箱均被监管在目的港码头，且各被告亦未举证证明装载普通货物的集装箱被收货人提取的事实，故结合达飞集团在其官网公布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收费标准，综合考虑免箱期、涉案集装箱目的港滞留时间、同期同类集装箱价值等因素，该院认为达飞集团主张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人民币120000元基本合理，予以支持。关于达飞集团主张该项损失的利息，酌定按照起诉之日即2019年6月1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关于达飞集团主张返还所涉集装箱的诉请，经查询达飞集团官网集装箱流转记录，编号×××64、×××75、ＣＭＡＵ7217230集装箱已于2020年2月24日空箱返还堆场，编号ＣＭＡＵ5855683集装箱虽经查询显示无结果，但其所载货物为普通货物，经目的港正常流程处理后，达飞集团亦有条件及能力与目的港海关等部门协调取回该集装箱，故达飞集团的该项诉请证据及理由不足，不予支持。关于达飞集团主张的货物销毁费用，相关材料均为域外证据，至今未提交相应的公证认证件，各被告抗辩有理，不予支持。关于达飞集团主张的律师费损失，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且无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应由被告方承担，不予支持。综上，达飞集团诉请部分有理，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七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五十九条的规定，该院于2020年4月23日判决：一、德兴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达飞集团支付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人民币120000元及利息（以人民币12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1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达飞集团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689元，由达飞集团负担8827元，德兴公司负担1862元。达飞集团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二项和原判对案件受理费负担的认定，并改判：1.德兴公司、易霆公司连带赔偿货物销毁费用1120500埃磅或等额人民币493020元（按照达飞集团支付之日2020年2月6日汇率计算）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人民币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德兴公司、易霆公司连带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对部分证据认定不当，对销毁费事实查明偏颇。原判认为“证据十至十二未经公证认证，无法证明达飞集团向外支付销毁费的事实”，然而涉案货物的销毁费真实存在，且达飞集团已经实际向外支付。首先，销毁费产生的原因，是涉案货物为危险品烟花爆竹而被目的港海关扣留、监管并要求销毁。而达飞集团在接受货物出运时，因德兴公司、易霆公司及代理人瞒报货物信息，以为是普通货物而同意出运，达飞集团无辜遭受损失。其次，销毁费数额合理，达飞集团向外支付的销毁费为1102500埃镑，其依据为货物净重62.02吨，结合亚历山大港务局公函载明每吨收费17500埃镑。再次，销毁费已向外支付，达飞集团一审中提供了证据十至十二证明达飞集团确已向目的港武装部队财务局支付上述销毁费用，武装部队盖章确认已经收到，港口当局也盖章确认。原判已经认定涉案货物系烟花而被海关扣押并要求销毁，同时也认定称重吨数，故实际上已认定销毁费的产生及数额的合理性。向外支付是上述环节的自然延续，原判否定达飞集团向外支付销毁费的事实逻辑上难以自洽，属对本案证据认定不当，事实不清。二、原审法院就契约托运人事实查明不清。达飞集团认可原判对德兴公司的法律地位认定，其为涉案货物实际托运人。但是，原审法院对易霆公司的身份未查清。案涉提单列明易霆公司为提单项下托运人，与达飞集团成立海上运输合同关系。德兴公司提交的《货物运输条件鉴定书》记载，易霆公司为涉案货物申请鉴定的委托单位。易霆公司系涉案货物契约托运人，且真实知悉货物状态，而德兴公司出于实务贸易考虑，自认且声称涉案货物与易霆公司无关。三、原判适用法律不当。首先，达飞集团之所以未能在期限内提交公证认证文件系埃及海关及武装部队销毁流程缓慢、效率低下，而非达飞集团不作为导致。尽管达飞集团积极配合还是直至2020年2月6日才得以完成销毁费的支付。但此时由于新冠疫情大爆发，当地公证认证部门未能上班。而且，域外形成的证据并非非法证据，也并非一律不能采信。立法趋势是放宽对公证认证形式要求，由诉讼双方自行质证。其次，我国海商法第七十条规定，托运人应对承运人所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第四十二条规定托运人包括实际托运人及契约托运人。故易霆公司作为契约托运人，应与实际托运人连带承担承运人的损失。德兴公司答辩称：本案存在堆存费是事实，但对于达飞集团提出的销毁费，德兴公司不认可。达飞集团开发票给埃及国际粮食公司，按照行业规则可以认定达飞集团把货物处理给埃及国际粮食公司，因此不存在销毁费的问题。集装箱流程显示，2020年2月23日相关货物已交给收货人，之后空箱返回堆场，可见此票货物并非销毁。易霆公司并非本案托运人，且对货物出运不知情，原判认定无误。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易霆公司答辩称：一、易霆公司并非本案托运人，对于涉案货物出运的事实也不知情。二、达飞集团提出销毁费用证据不足，不能证明相关销毁事实。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简达公司答辩称：简达公司作为定舱代理，对货物真实状态不知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永达公司答辩意见与简达公司一致。易舱公司答辩称：易舱公司是货运代理公司，对本案货物情况不知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期间，达飞集团提交了四组新的证据材料：证据一，2017年12月18日港口当局发出的函件（含翻译件）原件，拟证明埃及港口当局规定危险货物集装箱的销毁费用为每吨17500埃镑，该费用由武装部队财务局收取。证据二，2020年2月13日达飞集团向港口当局提交的并经港口当局盖章确认的函件（含翻译件）原件，拟证明港口当局核对并盖章确认了达飞集团于2020年2月6日向埃及武装部队财务局支付涉案货物销毁费用，共1102500埃镑。证据三，埃及武装部队盖章确认的国际商业银行出具的支票（含翻译件）原件，拟证明达飞集团向埃及武装部队财务局支付涉案货物的销毁费用1102500埃镑，埃及武装部队财务局盖章确认收到。证据四，2020年2月13日达飞集团向武装部队秘书处提交的并经该处盖章的函件（含翻译件）原件，拟证明武装部队秘书处盖章确认了达飞集团已完成涉案货物销毁费的支付。上述四组证据中证据一为新的证据，证据二、三、四分别为一审证据十、十一、十二的原件，为补强证据。德兴公司向本院提交三份新的证据材料：证据一，达飞集团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增加诉讼请求申请及相关证据材料；证据二，原审法院当庭查询三个货柜的流转记录，上述两份证据拟证明达飞集团在原审中增加诉讼请求提出堆存费损失的主张，但证据材料显示达飞集团向埃及国际粮食公司收取堆存费，说明货物和柜子都已经处理，本案不存在销毁费。证据三，案涉四个货柜的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拟证明货物是经过我国海关检验的，不可能被销毁。易霆公司、简达公司、永达公司、易舱公司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对达飞集团提交的证据，德兴公司质证认为，对其真实性不认可，上述证据均系形成于国外，但未经我国驻当地的使领馆认证，形式上不符合证据要求。易霆公司质证认为，上述证据是否是原件无法核实，未经我国驻当地使领馆认证，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简达公司、永达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证据材料上没有我国使领馆印章，也没有经相关认证机构认证，而且材料中相关数据和提单上的毛重差异太大，误差超过5%港口当局是不允许进港的。易舱公司质证认为，只认可其提交的证据二、三、四与复印件相符，但不认可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德兴公司提交的证据，达飞集团质证认为：关于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德兴公司证明目的。达飞集团起诉时尚未向港口当局支付堆存费，但该费用会产生，最终应当由收货人承担，达飞集团在没有收到最终发票的情况下先向收货人开具形式发票。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德兴公司证明目的。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首先该报关单是打印件，没有提单号等与本案有关的信息，吨位也不同。此外，德兴公司未提出上诉，应视为认同原判认定的事实。易霆公司、简达公司、永达公司、易舱公司对德兴公司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对达飞集团提交的证据经审核认证如下：根据达飞集团的陈述以及其提交的翻译件，其提交的四组证据均形成于埃及。由于德兴公司、易霆公司、简达公司、永达公司、易舱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而达飞集团的上述证据未履行公证认证手续，本院无法确认证据的真实性，故对达飞集团二审提交的证据不予认定。本院对德兴公司提交的证据经审核认证如下：德兴公司提交的证据所待证的事实均已在原审中作出相关认定，其提交的证据三不足以推翻原判关于目的港经查验发现案涉货物为烟花爆竹的事实，而且德兴公司并未对原判提出上诉，故本院认为德兴公司提交的证据不予采信。经二审审理，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达飞集团注册地在法兰西共和国，本案属于涉外海事纠纷。因各方当事人均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本案纠纷，故原审法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审理本案的准据法正确。根据达飞集团的上诉请求以及德兴公司、易霆公司的答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原判对达飞集团主张的货物销毁费未予认定是否正确；易霆公司是否应对达飞集团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各方当事人对本院归纳的争议焦点均无异议。本院分析如下：一、原判对达飞集团主张的货物销毁费未予认定是否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七十条第一款规定，托运人对承运人、实际承运人所遭受的损失或者船舶所遭受的损坏，不负赔偿责任；但是，此种损失或者损坏是由于托运人或托运人的受雇人、代理人的过失造成的除外。本案中，货物到达目的港后，被发现集装箱内货物并非提单记载的PVC粉，而是烟花爆竹，随后案涉货物被扣留，承运人达飞集团因此遭受相应损失。因集装箱内货物品名系根据托运人或其代理人申报记载，故托运人应对承运人达飞集团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原判查明各代理人已披露其委托人，故原判认定相关代理人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有相应依据。达飞集团上诉主张其损失应包含货物销毁费用，但是，达飞集团提交的相关证据均为域外证据，易霆公司、德兴公司等当事人均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持有异议的情况下，因达飞集团未能提交相应的公证认证件，本院亦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故对达飞集团主张的货物销毁费在本案中不予认定。如果达飞集团能够提供本案货物销毁费的充分有效证据，可依法通过相应程序处理。二、易霆公司是否应对达飞集团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涉提单虽记载托运人为易霆公司，但易霆公司明确表示其从未委托出运涉案货物，而德兴公司在诉讼中确认系其借用易霆公司名义办理订舱业务，故原判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易霆公司为托运人，有相应依据。至于达飞集团上诉提出根据德兴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货物运输条件鉴定书》载明委托单位为易霆公司，在德兴公司确认系其借用易霆公司办理委托鉴定，易霆公司亦否认其曾向上海天科化工检测有限公司委托鉴定时，本案中亦无其他证据印证该委托行为系易霆公司所为的情况下，仅凭上述鉴定书记载的委托单位尚难以认定易霆公司为本案托运人。此外，我国海商法并无契约托运人与实际托运人应连带承担责任的规定。因此，达飞集团主张易霆公司应与德兴公司连带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不足，不予采信。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达飞集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695元，由上诉人法国达飞海运集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向红审判员  姜裕峰审判员  孔繁鸿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徐一菁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