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24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陶永玲，女。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娟，北京市京师（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公园管理中心。法定代表人：何涛，系该中心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圣俊，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陶永玲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公园管理中心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48454号民事判决，上诉于本院。本院立案后，组成合议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陶永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赔偿医疗费【2940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00】元、护理费【42000】元、营养费【9000】元、残疾赔偿金【80561.04】元、误工费【183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交通费【900】元、鉴定费【4702】元，后续医疗费【70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99】元、其他损失【158】元；3、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律师费【10000】元；4、本案一审、二审受理费等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述金额合计为【213026.04】元。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上述费用共计29396.04元”错误。一审法院就医疗费用总额计算错误，事实认定错误。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医疗费用组成，医疗费用总额计算错误，医疗费用总额应为29406.04元。二、一审认定“第一，原告未能举证证明事故发生之时地面湿滑，则对于该项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错误。对于涉案地点“地面湿滑”，上诉人已提交证据“梅林公园视现场照片”以及“梅林公园视频及照片”(光盘)予以证明。故涉案地点地面湿滑被上诉人未及时清理、未设置警示标识，违反国家强制规定《公园设计规范(GB51192-2016)》3.5.8和善良管理人标准，属于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1、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补充证据2“梅林公园视频及照片”中的“1事发当晚”中第1个视频(拍摄时间为2019年2月10日晚9点)中可看出，涉案地面因手电筒及手机光线照射，地块局部反光。结合照片3(事发地点无照明、无警示标志、地面湿滑)，也可以清晰看出，水池三面台阶及周围有黑色斑块，即为水渍在光线照射下的图像。2、根据上诉人提交的“2白天补拍”中的视频1、2可以清晰看出，事发地点及周围区域地面均极其湿滑，且在该种情况下，被上诉人仍未设立警示标识。(根据一审法院在民事判决书第10页倒数第6行的逻辑，地面未有湿滑，无设置警示牌必要，反之则必要)，由此可看出，被上诉人在该区域没有设置警示标识的意识，即使地面极其湿滑，极易发生事故。而且该视频拍摄于事发之后，被上诉人在已经出现了上述不幸事件后，仍未尽到合理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三、一审判决认定“第二、......不存在必须看到警示标识方知该水池存在，故涉案地点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必须设置安全警示标识的情形”错误。一审法院错误理解“警示标识”设置的含义和目的，警示标识是为了强化、提醒公众注意潜在危害，而非提醒公众看到实物。在本案中，根据常理，无正常光照、且地面湿滑的水池周边，潜在危害明显很高，更应设置警示标识。故被上诉人未在水池周边设置警示标识，违反国家强制规定《公园设计规范(GB51192一2016)》3.5.8以及善良管理人标准，属于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根据《深圳经济特区城市园林条例》及《公园设计规范(GB51192-2016)》相关规定，公园的管理方应设置必要的安全和服务设施，对于可能对人身安全造成影响的区域，应设置醒目的安全警示标志。根据《公园标识系统建设规范(SZDB/Z77--2013)》“3.13警告标志提醒注意周围环境、事物，避免潜在危害的标志”，由此可知，“警告标志”的设置从来不是为了提醒公众看到“水池”等实实在在的实物(公众当然看得到客观存在的水体、边坡、变电站等一切危险事物)，而是为了提醒公众注意该事物，并强化避免潜在危害的意识。一审法院作出如此分析，违背了警示标识的本来含义和设置目的。而且，涉案水池本身属于易发生危险区域，其一、其距离洗手间仅有约O.5米；其二、水池边沿只有几公分；其三、颜色有很接近地面颜色；本身其设计存在着不合理性，即使符合设计标准，洗手间作为日常使用区域，人流不断，也存在潜在危险，应设置警示标识。在本案中，因当时涉案地点无正常照明，在看不清水池，地面湿滑的情况下，更易导致公众滑倒，或被水池边沿绊倒，较有正常照明时，危险明显增大数倍，更应设置警示标识。四、一审判决认定“第三、原告系用完洗手间后出来时发生涉案事故......系因其自身过错导致，不能因此要求被告承担相关的民事赔偿责任”错误。根据已提交视频和照明，涉案地点明显无照明。且保证夜间游人游园的基本照明需求是被上诉人的最低保障义务，而非要求公众用尽其他方法后才需承担的义务。故被上诉人未保证涉案地点正常照明，违反国家强制规定《公园设计规范(GB51192-2016)》10.2、《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2013)》1.0.2、3.1.2、5.1.3和善良管理人标准，属于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错误一:洗手间内部微弱灯光量进入洗手间是顺光，出来是背光，可以安全进入，不代表通行不存在障碍。而且，根据“1事发当晚”中第1个视频中可看出，保安在前往涉案地点时携带手电筒，更是说明涉案地点无法保障基本照明。错误二:公园保证基本照明，是其应尽基本义务，而不是要求公众用尽其他方法(手机照明、寻求帮助等)后才需承担的义务。错误三:一审法院一方面称原告作为正常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具有何种义务，另一方面又强调其家人不可推卸的监护义务，岂不是自相矛盾。根据《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只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才有监护人和监护义务的存在。本案中，上诉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是作为一名一般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参加游园活动的，无需家人全程陪同。而且，被上诉人应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不应以所谓的当事人家人的“监护义务”而减轻或免除。根据《公园设计规范(GB51192-2016)》10.2、《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2013)》1.0.2、3.1.2、5.1.3等国家强制性标准，公共建筑的房间和场所应当设置正常照明，照明照度均匀度符合国家标准。在本案中，公园既然夜间开放，理应保证夜间游人游园的照明需求。就案涉事故的原因，无正常照明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因素，因无正常照明，导致上诉人无法注意到地面湿滑和水池，并且水池台阶只有几公分的情况下，颜色有很是接近地面颜色，更是无法注意，加大了涉案地点湿滑和水池的危险因素。因此，根据上述国家强制标准和常理，被上诉人未尽到保障正常照明的义务，应负赔偿责任。五、一审认定“最后......其自身的自我保护安全注意义务标准应当更高”错误。在本案中，保证对外区域的正常照明、及时清理地面水渍、在高危险区域设置警示标识，是根据国家强制规定和常理下的最低保障义务，而非是上诉人强加给被上诉人超过“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公共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与收费标准的高低不应简单画等号，安全保障义务的限度是由场所性质、消费人员、服务性质、特殊地点等多因素决定。原审判决不应因被上诉人未直接向上诉人收费，就过分减轻被上诉人应尽的合理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降低公共场所管理人运营风险的途径有很多，如制定、完善、落实自身管理制度，购买保险(被上诉人也购买了保险)，加强巡查，改善设施，减少隐患，人尽其责等，但绝对不应包涵过分减轻公共场所管理人合理义务。如果连这种情况都可以不承担责任，试想被上诉人在公园管理时还有何种情况需要承担责任，原审判决岂不是在引导被上诉人走向另一个极端一一义务范围越来越小、园区管理越来越差、游客风险越来越高、社会公众正常享受公共场所服务权利受损。综上所述，从国家强制规定、基本常理均可知，保证对外公开场所的正常照明是夜间公园开放的最低保障义务，在水池旁设置警示标识是因水池本身存在的潜在危险以及困地面湿滑、无照明加大的风险，亦属于其应尽保障义务。被上诉人未尽到上述最基本的安全保障义务，明显属于“未尽到合理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与上诉人遭受的人身损害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应负赔偿责任。恳请二审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并依法改判，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六、1、一审判断是否尽到了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但并未明确阐述其认定的标准以及核心，即如何认定合理限度范围，导致后续的认定分析存在错误，现行的法律法规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公共场所管理人的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但是对于如何界定可以参照以下几个层次来进行判定，第一是否存在相关的强制性规定，如果相关的法律法规这一安全保障内容有了强制的明确规定，则应当以此判定是否尽到了法定的保障义务。第二是通行的行业标准，如无强制性规定则应当尽到同类经营或者是其他公共场所管理者应当尽到的通常注意义务。第三是当事人的约定标准。第四理性人和善良管理人的标准，若无上述的相关规定或当事人的具体约定，则安全保障义务人应当承担一个理性人或者是一个善良的管理人应当具有的注意义务，以保护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人身以及财产权益不受侵害。上述陈述参照案例为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3民终19809号。2、关于设置警示标识的问题，案涉事故发生的场所是对外公开的场所，这一点在一审判决书已予以认定，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综合公园管养维护技术规范SZDB/Z812013第7.2.4条以及公园安全管理规范SZDB/Z299/2018第7.2.2条已明确规定水域周边属于应当设置警示标识的区域。3、关于案涉场所为保证正常照明的问题，公园安全管理规范中第6.3条已明确照明问题为基础设施保障，照明的设置应当符合相关安全法规和标准的要求，根据公园设计规范10.2条，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2013也已明确公园照明应当满足功能性照明，作为适用于公共建筑的照明设计，上述国家强制性国家标准已经明确规定了对于公共建筑的照明要求，包括照明方式以及种类，体现在3.2.2-1条，照明标准值的要求5.5.1，以及照明力度、照明控制的要求，在综合公园建设规范SZDB/Z81-2013第6.5.3条，第11.1.2条已明确规定圆灯照明应该根据闭园的时间分区段逐步熄灯，保证夜间游人游园的照明需求，上述国家强制性标准和深圳标准均是为了规范照明这一基础设施的相关要求，对于公园保障其基本的照明义务，满足白天和夜间游人游玩的需求，这是最基本的安全保障义务，更是合理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被上诉人在游园开放期间未能妥善的管理开放场所的照明设施直接导致上诉人发生案涉的事故，明显是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给上诉人造成人身伤害应当承担相应责任。陶永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向原告赔偿医疗费2940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00元、护理费42000元、营养费9000元、残疾赔偿金80561.04元、误工费183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交通费900元、鉴定费4702元、后续医疗费70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99元、其他损失158元；2、向原告支付律师费10000元；3、承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于事故发生经过，原告陈述，2019年2月10日晚上8点40左右，原告和儿子前往深圳梅林公园散步，途中按照公园指示牌（应急厕所）指示前往洗手间，该洗手间位于一栋两层建筑物内，原告走上台阶进入该建筑物，穿过大厅和走廊后，才能到达洗手间，距离该洗手间门口约半米左右有一水池，边缘高于地面，该水池周围无照明且未设置警示标志，原告上完洗手间出来的时候，因地面湿滑，导致原告被该水池边缘绊倒并跌入水池中受伤。原告随后前往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和深圳平乐骨伤科医院进行治疗，产生各项损失。被告陈述，原告所称洗手间位于梅林公园管理处办公楼内，该办公楼属于围合结构，上下两层，内庭院上方镂空设计，办公室内设有办公室、厨房、厕所等，系提供予工作人员日常使用，并非对外开放的公共设施。厕所门前水池为办公室内庭所设景观水池，在建园之初就存在，其规格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深圳市城市管理局的通知，2019年2月4日至10日期间为春节假期，故本案事故发生时为春节假期期间，并非公园员工上班时间，只有值班人员在，该洗手间内一直有亮灯，照明足够充足，走廊亮灯时间为晚上18点前，原告有其家属陪同，不应将监护义务转嫁被告。事故发生后，被告工作人员积极询问、配合救助，根据巡逻记录记载，“事发当晚8时55分，有两位游客是母子，到管理处上洗手间，他的母亲不小心掉到水池里，脚扭伤。已报彭队……借走轮椅一步，唐部长同意。”故被告已尽到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原告对被告陈述不予认可，并提交张贴在被告园区内的《游园规则》称，其中写明公园开放时间为每天的6时至23时，故事故发生之时，系被告正常开放时间，且原告前往事故发生地点上洗手间，并未有任何标志显示该区域为非对外开放区域，也未有任何工作人员予以阻止。事故发生当晚，原告前往北京大学深圳医院门诊治疗，共发生医疗费用314.5元（49.8元+244.7元+20元）。次日，原告前往深圳平乐骨伤科医院（深圳市坪山区中医院）住院治疗，于2019年2月19日出院，住院8天，出院诊断：骨折病；跟骨骨折（左跟骨粉碎性骨折）；肋骨骨折（右侧第9肋骨骨折）。出院医嘱：1、住院期间留陪护一人，伤肢避免异常受力，在医师指导下逐渐加强功能锻炼；2、扶拐适当下地行走，防止骨折移位；3、出院后注意伤口情况，定期换药，术后2周拆线；4、休息1个月，定期复查，不适随诊；5、骨折愈合后取出内固定物。原告住院期间共发生医疗费用28711.14元，原告申请医保核报，其中符合基本医疗费用19086.37元、扣除金额9624.73元、基本段报销金额5395.91元、实际报销5395.93元。原告分别于2019年2月11日、3月1日、6月9日、6月19日在深圳平乐骨伤科医院进行诊治，发生医疗费用316元（45元+25元+55元+25元+25元+141元），于2019年2月22日在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诊治，发生医疗费用64.4元（原告主张系换药费用），上述费用共计29396.04元。原告提交三亚京东佳禹贸易有限公司于2019年2月20日出具的发票，主张其因本案事故购买“铝合金腋下拐杖可伸缩防滑老人助行器助步器双拐”，发生费用99元（原告主张系残疾辅助器具）。经原告委托，广东财安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5月21日出具粤财司【2019】临鉴字第7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对原告的伤残等级、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后续医疗费进行检验鉴定，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陶永玲的伤残等级为十级；误工期为180日、护理期为60日、营养期为90日；后续医疗费为7000元。原告为此支付鉴定费4692元、复印费10元。原告提交康宁护理服务有限公司于2019年2月19日出具的《陪人床收费单》，主张其在住院期间（自2019年2月13日至2月18日，共计6天）租用陪人床，发生费用120元；原告提交深圳平乐骨伤科医院出具的《收款收据》，主张其因本案纠纷支付病案复印费38元。原告提交部分交通费发票，主张其因本案纠纷发生交通费用900元。原告提交2019年3月25日、4月29日、5月27日、6月25日、7月26日、8月30日通过微信转账给“黎姐”各2100元的微信转账记录及案外人黎某于2019年9月11日出具的《个人声明》，称黎某自2019年2月25日起受雇做钟点工照顾杨某的父亲饮食起居，每月工资2100元；原告提交于2019年2月17日、4月11日、4月19日通过微信转账给“江某（午托班）”1328元、950元、1900元的微信转账记录及深圳市小博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5日出具的《说明》，称符某自2019年2月17日至7月5日期间在该公司午托，其家长杨某共支付费用4178元，主张其因本案事故支出的误工费（即聘请护工费用和孙子午托班费用）18300元【（2100元/月+950元/月）*6个月】。原告提交案外人杨某的社保缴费明细、工资收入账户明细、与深圳市XX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及该公司于2019年3月5日出具的《收入证明》、请假单，主张原告的女儿系该公司部门经理，月收入为21000元，其于2019年2月11日至4月10日期间因母亲生病，需要照顾为由请假，产生护理费42000元（21000元*2个月）。原告提交《诉讼（仲裁）代理合同》、支付凭证及律师费发票，主张其因本案纠纷支出律师费1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本案事故发生的场所是否属于公共场所；2、被告是否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向原告承担公共场所管理人因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而产生的法律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事故发生地点位于园区内，被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有提示该场所属被告办公场所，游客不应进入，在原告欲进入该区域使用洗手间时，被告有对原告进行告知或提示，则基于游客理解，该区域即使系被告做办公之用，仍属于开放或半开放区域，属于游客可以在合理限度内使用的空间和设施。故被告就该区域并非公共场所的抗辩，理据不足，法院不予采信。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而根据颁布在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公共场所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是否具有“合理限度范围内”的限制条件，是本案需要明确的第一个问题。法院认为，公共场所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本身即包含“合理限度范围内”的限制条件，不能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在文字上没有“合理限度范围内”的表述，即将相关法律规定理解为要求公共场所管理人尽到超过合理限度范围的安全保障义务。另一方面，从社会利益平衡的角度考虑，将超过合理限度范围的安全保障义务加予公共场所管理人身上，必将使公共场所管理人因安全保障义务过于沉重，导致其主动限制社会公众在公共场所的活动，甚至不提供正常的公共场所服务或不组织群众性活动，这将会损害不特定社会公众正常享受公共场所服务的权利。因此，应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所规定的公共场所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理解为“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第二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判断被告是否尽到了“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存在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的理由主要为，洗手间外水池旁未设置警示标示、地面湿滑、水池区域未照明。对此，法院认为，第一，原告未能举证证明事故发生之时地面湿滑，则对于该项主张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二，根据《深圳经济特区城市园林条例》第十三条以及《公园设计规范（GB51192-2016）》3.5.8条的规定，公园的管理方应当设置必要的安全和服务设施，对于可能对人身安全造成影响的区域，应设置醒目的安全警示标志。在地面未有湿滑的情况下，要求被告放置警示牌并无必要，如原告仅仅因为该区域存在水池而要求被告放置警示牌，则原告作为正常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存在必须看到警示标识方知该水池存在。故涉案地点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必须设置安全警示标识的情形。第三，原告系用完洗手间后出来时发生涉案事故，既然原告可以正常进入洗手间，则说明在同等条件下，该区域对于正常的通行不存在障碍，且原告作为正常民事行为能力人，如其确觉得当时光线太暗，无法看清地面，其亦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例如手机照明等轻易解决视线问题，再退一步说，原告当时有家人陪同，其家人对原告而言具有不可推卸的监护义务，原告可及时向其家人寻求帮助。综上，原告未尽注意义务，导致滑倒，系因其自身过错导致，不能因此要求被告承担相关的民事赔偿责任。最后，涉案的梅林公园为市政免费开放的公园，公园管理方的安全保障义务标准应较收费的公共场所管理人更低。相应的，社会公众在免费的公共场所活动时，其自身的自我保护安全注意义务标准应当更高。综合以上几点，法院认为，被告已经尽到了“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对于本案事故的发生并无过错，无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陶永玲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565元（原告已预交），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依法减半收取782.5元，由原告负担。本院查明，医疗费用总额应为29406.04元，除此外，本院确认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认为，本案为健康权纠纷，二审主要争议焦点是公园管理中心是否具有过错。事故发生在深圳市公园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管理中心）办公楼内的洗手间门口，并非公园内的供游人使用的公共洗手间，管理中心对于办公室内洗手间的安全保障义务与对于专供游人使用的公共洗手间的安全保障义务有区别。公共洗手间是为各种不同游人如厕设计和管理，管理中心应当保障如厕人的合理安全，不仅仅要让游客知晓危险，还要采取措施消除危险。办公楼内的洗手间主要是针对员工设计和管理，对于外来的人员，根据其与管理中心的关系以及进入该办公楼的目的的不同，管理中心有不同的安全保障责任。该办公楼外门没有关闭,未标识游人免进，陶永玲进入时，也没有人阻拦，故可以认定管理中心默示许可陶永玲进入。但陶永玲进入办公室是基于其个人如厕目的，与管理中心没有共同目的。管理中心对于实际知道和应当知道洗手间潜在的危险，有义务采取合理措施使陶永玲知晓该危险，但办公楼洗手间不是为没有共同目的的未受邀请的外人设计和管理，管理中心没有责任改变洗手间的设计和管理去为外人消除该危险。陶永玲主张的危险有三方面，一是走廊没有亮灯，二是洗水间门口有水渍，三是洗手间门口有四边缘凸起小水池。走廊没有亮灯，陶永玲可以看到和认识到该危险的存在，管理中心无须再另行警告。而洗水间门口的地上是否有水渍，并无证据证明。洗手间门口有四边缘凸起小水池，使陶永玲摔倒后跌入水池，扩大了损失的范围，但该四边缘凸起小水池也是可以看得见，为陶永玲所知晓。故对于陶永玲摔倒受伤，管理中心没有过错。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缺乏证据和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的主要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65元，由上诉人陶永玲负担，上诉人已预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康养审判员  李东慧审判员  陈俊松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三日书记员  陈 嘉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