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浙0683行初54号 原告郝保禄，男，1955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禹州市。 原告李霞，女，1954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禹州市。 原告马某，女，1988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原告郝某，男，2014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法定代理人马某，女，1988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四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许来永、刘言，安徽金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绍兴市越城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服务中心，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北海街道马臻路**。 法定代表人陆成勇。 委托代理人张伟，浙江越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郝保禄、李霞、马某、郝某诉被告绍兴市越城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服务中心（以下简称：越城社保中心）工伤保险待遇核定一案，于2020年4月15日向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申请异地管辖。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7日裁定由本院管辖。本院于2020年6月2日受理后，于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文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霞、马某及四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刘言、被告越城社保中心的法定代表人陆成勇及委托代理人张伟到庭参加诉讼。原、被告分别于2020年11月27日、12月29日申请庭外和解两次，每次期限一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郝保禄、李霞、马某、郝某诉称，2018年3月8日17时5分，浙江新建纺织有限公司职工郝要倬在上班途中，因事故死亡，绍兴市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编号【2018】38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作出工亡的认定。浙江新建纺织有限公司依法在被告处为郝要倬缴纳工伤保险。原告郝保禄、李霞、马某、郝某系郝要倬的近亲属。四原告收到《认定工伤决定书》后，向被告申请工伤保险待遇，但被告不予按照法定待遇支付。第一，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一）丧葬补助金为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二）供养亲属抚恤金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给由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标准为：配偶每月40%，其他亲属每人每月30%，孤寡老人或者孤儿每人每月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增加10%。核定的各供养亲属的抚恤金之和不应高于因工死亡职工生前的工资。供养亲属的具体范围由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规定；（三）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2017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396元，2017年浙江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61099元，郝要倬年收入为92200元。四原告向被告主张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共计2408849.5元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第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规定明确了在工伤侵权与第三人侵权竞合的情况下，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可以同时主张工伤保险待遇和民事赔偿。第三，被告所出具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表》存在事实认定不清及法律适用错误的情形：1、《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浙江省财政厅关于落实国务院修改后若干问题的通知》第七条中明确的职工因劳动关系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人身损害，同时构成工伤的，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如职工获得侵权赔偿，其享受待遇的相对应项目中应当扣除第三人支付的下列五项费用：医疗费、残疾辅助器具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本案中原告所主张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不在应扣除范围。2、被告表述第三方已支付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703000元明显违背了法律规定，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发放主体是工伤保险基金或者没有给职工购买社会保险的用人单位。第三人因侵权赔偿的死亡赔偿金，赔偿主体是侵权人。死亡赔偿金与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不同性质的赔偿，不能混为一谈，被告直接扣除明显违法且严重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3、丧葬补助金核定错误，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丧葬补助金依法应为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2017年浙江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61099元，本案核定数额应为30549.5元。4、供养亲属抚恤金核定错误，本案中原告郝保禄、李霞年事已高，其生活主要依靠儿子郝要倬照顾。原告马某因郝要倬工亡需要照顾老人及孩子无法工作，没有收入来源，符合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条件。然被告仅仅支持了郝某一人，明显侵害了其他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一、请求法院依法撤销2019年9月5日出具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表》，判令被告履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法定职责；二、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及供养亲属抚恤金等费用合计2408849.5元〔详见赔偿清单〕；三、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提交的证据如下： 证据1、郝要倬工伤赔偿清单，证据2、道路交通事故死者及家庭情况登记表，证据3、禹州市文殊镇黄龙村村民委员会证明，证据4、结婚证，证据5、工伤保险待遇核定表，证据6、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据7、郝要倬的工资单，以上证据证明郝要倬的年收入除每月工资外还应当包括年终奖，在进行核定基数保险数额时应当包括全年的收入。 被告越城社保中心辩称，一、本案基本事实概述。2018年3月8日，浙江新建纺织有限公司职工郝要倬在上班途中因交通事故死亡，绍兴市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8年5月14日作出【2018】38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为工亡。浙江新建纺织有限公司依法在被告处为郝要倬缴纳工伤保险，前12个月平均月工资缴纳基数为4601.75元。被告于2019年8月27日受理原告工伤待遇支付申请，于2019年9月5日核定郝要倬工伤保险待遇包括：一次性工亡补助金36396×20＝727920元，丧葬补助金4791×6＝28746元，供养亲属郝某抚恤金每月按死者工资比例30%发放至18岁（另根据《浙江省关于调整企业职工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等标准的通知》（浙人社发［2019］42号），自2019年1月1日起，供养亲属抚恤金每人每月增加110元），故为4601.75＊30%＋110＝1490.53元／月（并补发从2018年4月起计算至2019年9月的供养亲属抚恤金）。根据原告提交的（2018）浙0602刑初56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阳中心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内赔付原告62万元，程战岗、阜阳市四方物流有限公司连带赔偿原告921681.8元，其中程战岗已支付人民币83000元”，综上，被告根据《浙江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在工伤保险待遇核定时扣除了第三方及保险公司已支付金额703000元，最终被告核定待遇支付金额为756666-703000＝53666元以及按月发放供养亲属郝某抚恤金。二、被告出具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表》所依据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待遇核定金额准确。1、被告已依法对原告作出工伤保险待遇进行核定。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一）丧葬补助金为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二）供养亲属抚恤金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给由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标准为：配偶每月40%，其他亲属每人每月30%，孤寡老人或者孤儿每人每月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增加10%。核定的各供养亲属的抚恤金之和不应高于因工死亡职工生前的工资。供养亲属的具体范围由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规定；（三）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另根据《浙江省关于调整企业职工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等标准的通知》（浙人社发［2019］42号），自2019年1月1日起，供养亲属抚恤金每人每月增加110元。本案中，郝要倬于2018年3月8日因工死亡，被告依照上述规定，以2017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396元以及2017年度绍兴市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57492元（4791元／月）作出涉案《工伤保险待遇核定表》：核定丧葬补助金为4791×6＝28746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为36396×20＝727920元，对郝要倬未成年子女按其月工资30%、2019年之后每月增加110元核定供养亲属抚恤金，依据充分，待遇核定金额准确。2、关于赫保禄、李霞、马某供养亲属抚恤金应否计发。劳动和社会保障令第18号《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第三条规定：依靠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按规定申请供养亲属抚恤金：（一）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二）工亡职工配偶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三）工亡职工父母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本案中，原告赫保禄（工亡职工之父）原为文殊高级中学职工，现已退休领取养老金，应视为具有收入来源；原告马某（工亡职工配偶）年龄不满55周岁，亦无证据显示其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不符合供养亲属条件；原告（工亡职工之母）李霞虽然已年满55周岁，但附带民事判决书中法院查明赫保禄、李霞育有一子一女，待遇核定过程中原告亦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依靠郝要倬生前工资作为其主要生活来源；故被告对赫保禄、李霞、马某供养亲属抚恤金未予支持。3、关于是否应当扣减第三方已支付费用。根据《浙江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工伤职工可以先向第三人要求赔偿；工伤职工先向第三人要求赔偿后，赔偿数额低于其依法应当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的，可以就差额部分要求工伤保险基金或者用人单位支付。《浙江省工伤保险条例》2018年实施以来，原浙人社发［2011］253号文件即原告起诉状中提及的《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浙江省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修改后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通知》第七条已不再适用。《浙江省工伤保险条例》作为我省地方性法规，该条例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的工伤适用“总额补差单赔”的方式，原告主张《浙江省工伤保险条例》不适用于本案进而主张其可以同时获得民事赔偿金和工伤保险待遇，理由不能成立。综上，被告作出《工伤保险待遇核定表》所依据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待遇核定金额准确，故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提交的证据如下： 证据1、工伤保险待遇申请表、认定工伤决定书、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死亡证明、户口薄、结婚证、出生证、黄龙村村委会证明、人民调解协议书、身份证、银行卡，证明原告提交工伤保险时的资料，被告依据其提供的证据认定郝某为抚恤对象。 证据2、《工伤保险待遇核定表》，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 被告明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浙江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二条、《关于调整企业职工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等标准的通知》（浙人社发[2019]42号）、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8号《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浙人社发【2011】253号文件《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浙江省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修改后若干问题的通知》为其作出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 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证据1中李霞身份证复印件可以看出其已经年满五十周岁，符合抚养条件。证据2核定表中丧葬补助金及供养抚恤金对于郝某部分是不认可的，应当包括郝要倬的年终工资；对于马某、李霞不作为供养对象不予以认可。供养抚恤金等没有按规定进行计算；原告主张的赔偿数额远高于第三人的赔偿数额，即使由工伤保险进行支付，被告支付的金额也不符合条文的规定；现郝某的供养金也没有每个月进行调整；郝保禄不符合，但马某和李霞应当是符合的领取供养金的条件的；《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浙江省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修改后若干问题的通知》无异议，但原告依据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 对证据1-6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7真实性有异议，这个工资单只有原单位的盖章，其只有在备注中写明工资单，另在明细中无盖章，被告是根据其缴纳基数来核定待遇的；在当时提出申请时未提供该证据，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 本院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的认证意见为： 一、原告提供的证据1-6，被告经质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7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 二、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经质证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被告提供的法律依据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郝保禄、李霞系郝要倬的父母，原告马某系郝要倬的妻子，郝某系郝要倬、马某的儿子。2018年3月8日，浙江新建纺织有限公司职工郝要倬在上班途中因交通事故死亡，绍兴市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8年5月14日作出【2018】38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为工亡。浙江新建纺织有限公司依法在被告处为郝要倬缴纳工伤保险，前12个月平均月工资缴纳基数为4601.75元。被告于2019年8月27日受理原告工伤待遇支付申请，于2019年9月5日核定郝要倬工伤保险待遇，包括：一次性工亡补助金36396×20＝727920元，丧葬补助金4791×6＝28746元（丧葬补助金为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供养亲属郝某抚恤金每月按死者工资比例30%发放至18岁，另根据《浙江省关于调整企业职工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等标准的通知》，自2019年1月1日起，供养亲属抚恤金每人每月增加110元），故为4601.75＊30%＋110＝1490.53元／月（并补发从2018年4月起计算至2019年9月的供养亲属抚恤金）。被告根据（2018）浙0602刑初56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查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阳中心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内赔付原告62万元，程战岗、阜阳市四方物流有限公司连带赔偿原告921681.8元，其中程战岗已支付人民币83000元，故根据《浙江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在工伤保险待遇核定时扣除了第三方及保险公司已支付金额703000元，最终被告核定待遇支付金额为756666-703000＝53666元以及按月发放供养亲属郝某抚恤金。原告不服，遂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原告赫保禄原为文殊高级中学教职工，现已退休并按月领取养老金；原告马某年龄不满55周岁，身体健康；原告李霞已年满55周岁，其与赫保禄育有一子（即郝要倬）一女。 本院认为，被告具有核定工伤保险待遇的法定职责，故其作为本案被告的主体适格。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是否应当撤销被告于2019年9月5日出具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表》并判令其重新核定；2、是否应当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及供养亲属抚恤金等费用合计2408849.5元。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一）丧葬补助金为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二）供养亲属抚恤金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给由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其标准为：配偶每月40%，其他亲属每人每月30%，孤寡老人或者孤儿每人每月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增加10%。核定的各供养亲属的抚恤金之和不应高于因工死亡职工生前的工资。供养亲属的具体范围由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规定；（三）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另根据《浙江省关于调整企业职工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等标准的通知》，自2019年1月1日起，供养亲属抚恤金每人每月增加110元。本案中，郝要倬于2018年3月8日因工死亡，以2017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396元以及2017年度绍兴市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57492元（4791元／月）作出涉案《工伤保险待遇核定表》：核定丧葬补助金为4791×6＝28746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为36396×20＝727920元，对郝要倬未成年儿子郝某按其月工资30%、2019年之后每月增加110元核定供养亲属抚恤金即4601.75＊30%＋110＝1490.53元／月。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令第18号《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第三条规定：依靠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按规定申请供养亲属抚恤金：（一）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二）工亡职工配偶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三）工亡职工父母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本案中，原告赫保禄原为文殊高级中学职工，现已退休领取养老金，应视为具有收入来源；原告马某年龄不满55周岁，具有完全的劳动能力，不符合供养亲属条件。原告李霞虽已年满55周岁，除生育一子郝保禄外，另外有一个女儿；自始至终未提供证明其无养老金可领取、在工亡发生前一直需要郝要倬的赡养；庭审中陈述从未工作，可推断配偶郝保禄的收入来源一直是其主要生活来源。根据2018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浙江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工伤职工可以先向第三人要求赔偿；工伤职工先向第三人要求赔偿后，赔偿数额低于其依法应当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的，可以就差额部分要求工伤保险基金或者用人单位支付。被告在工伤保险待遇核定时扣除了第三方及保险公司已支付金额703000元，最终核定待遇支付金额为756666-703000＝53666元。故被告在核定上述工伤保险待遇时适用法律正确，待遇金额准确。 原告主张按照郝要倬年收入92200元的标准来计算供养亲属抚恤金，其依据不足。即使其依据充分，被告根据《浙江省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按照用人单位提供的郝要倬平均月工资缴纳基数及缴纳的工伤保险费核定供养亲属抚恤金并无不当。综上，四原告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郝保禄、李霞、马某、郝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郝保禄、李霞、马某、郝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健民 人民陪审员  姚火根 人民陪审员  马仁良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刘丹凤 附相关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