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939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星猴快修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新世纪市场园区杭州原野汽配五金市场**。 法定代表人：李震，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雪、贾昆，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章迪，女，1986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符太勇，男，1983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谷延飞，浙江裕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优丽，浙江裕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杭州星猴快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星猴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章迪、符太勇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浙0191民初12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1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指定审判员夏明贵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杭州星猴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杭州星猴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庭审时杭州星猴公司已提交合法、有效的证据证实符太勇实际行使高管职权，该证据已经庭审质证。根据最高院的审判案例，符太勇此种名义上没有髙管职务但实际行使髙管职权的主体，应被认定为具有关联交易的主体资格。原审判决认定“原告章程未规定被告符太勇系原告高级管理人员。原告主张被告符太勇实际与被告章迪共同行使高管职权，与被告章迪共同管理原告，但原告未能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系事实认定错误。1、杭州星猴公司已经当庭提交合法、有效的证据证实符太勇实际行使高管职权。原审判决混淆证据“证明效力”的概念，对证据的审核认定方式违法。原审庭审时，杭州星猴公司提交了《杭州星猴快修有限公司合同、用印审计情况说明》，该证据已经庭审质证，章迪、符太勇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杭州星猴快修有限公司合同、用印审计情况说明》显示符太勇在“总经理”签字处署名，证明符太勇在杭州星猴公司内部公开与章迪共同行使总经理职权，符太勇本人也已确实行使总经理职权。《经销协议》、《财务对账询证函》可以佐证以上内容，符太勇行使总经理职权对外开展业务、签署合同、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因此，符太勇虽名为杭州星猴公司客户经理，但实际与章迪共同行使高管职权。杭州星猴公司当庭提交的上述证据系原件且证据来源合法、证据形式合法，对于认定符太勇是否实际行使高管职权有重大影响，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存在问题，依法应予采纳。而原审判决在无任何说理、无任何法律依据及事实依据的情况下简单粗暴的认定该证据“缺乏证明效力，不予认定”，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关于证据的审核认定规定。2、章迪、符太勇在其书面答辩状中承认符太勇与台州市星猴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州星猴公司）进行了关联交易，仅辩解符太勇没有损害杭州星猴公司的利益。法律上，只有具备关联交易主体资格等构成要件才能称之为“关联交易”，所以章迪、符太勇对于符太勇关联交易的主体资格及关联交易的事实构成自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之规定，对于章迪、符太勇自认的事实，无需杭州星猴公司另行举证证实。该自认事实与杭州星猴公司提交的证据亦能相互佐证。原审法院无视上述双方当事人确认一致的事实和最高院的证据规定，径行裁判，严重损害了杭州星猴公司的合法权益，应依法纠正。3、根据最高院的审判案例，符太勇此种名义上没有高管职务但实际行使高管职权的主体，应被认定为具有关联交易的主体资格。原审庭审时，杭州星猴公司已向法庭提交最高院案例（2019)最高法民申2728号民事裁定书，该案例与本案案情基本一致，但原审判决并未采纳最高院观点，最高院裁判观点对全国各地法院审判有指导作用，根据“同案同判”原则，原审法院作出与最高院观点完全相反的裁判是错误的，应予纠正。二、根据杭州星猴公司的公司章程规定，章迪作为总经理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业务决策、业务执行等属于其正常工作范围。如章迪、符太勇主张章迪只是挂名总经理，未实际履行总经理的工作职责，则应当提供证据证实。原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违法、事实认定错误。原审判决认定“被告章迪系原告高级管理人员，但根据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章迪参与了案涉原告与台州星猴公司之间的交易。原告要求被告章迪赔偿货款损失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也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系事实认定错误，举证责任分配违法。章迪担任杭州星猴公司总经理一职，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设置由总经理负责制的经营管理机构，进行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业务”，所以杭州星猴公司与台州星猴公司之间的交易决策及业务执行属于章迪的正常工作范围。如果章迪、符太勇主张章迪只是挂名总经理、未实际履行总经理职责，则应当提供证据证实，但章迪、符太勇只是口头辩解并未提供任何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杭州星猴公司已经举证证实章迪的职务及工作范围，已经完成相应举证义务。原审法院不能将章迪、符太勇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强加给杭州星猴公司，原审法院更不能无视杭州星猴公司提交的证据，主观臆断本案事实。三、章迪、符太勇利用其与台州星猴公司的关联关系进行关联交易，给杭州星猴公司造成巨额损失。原审判决认定该笔交易没有给杭州星猴公司造成损失，系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原审判决认定：杭州星猴公司有权要求台州星猴公司继续履行债务，所以该笔款项不属于此笔交易所造成的损失，该认定与事实不符、与全国法院审判观点相悖。杭州星猴公司检索了全国各地法院案例，未发现任何案例与本案裁判观点一致。所有案例观点均统一为：关联交易未按时回款，则该款项即可认定为“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中的损失。此种观点也得到最高院支持，可详见（2019)最商法民申2728号民事裁定书。试想，如果此种未能收回款项不能被认定为损失，那么公司高管即可以肆无忌惮的利用关联关系进行关联交易掏空公司，公司只有对外应收款项，无实际回款，高管却不需要对此承担任何责任，这显然违背法律规定，更违背法律常识。所以，该笔未能收回的款项应当认定为关联交易所产生的损失。更何况杭州星猴公司已经穷尽所有措施试图挽回损失，包括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因台州星猴公司名下无任何财产且己不实际经营，执行法院最终裁定终本执行，显然杭州星猴公司债权已经不可能实现。从实际情况判断，也应认定为此笔交易给杭州星猴公司造成了损失。四、原审判决内容自相矛盾，严重背离事实，应予纠正。符太勇担任杭州星猴公司的客户经理，无权进行业务决策及实施，其代表杭州星猴公司与台州星猴公司进行交易的权利来源只能是总经理授权或者实际行使高管职权。所以，如果章迪未参与此笔交易，那么即应当是符太勇实际行使了高管职权。但原审判决一方面认定章迪未履行总经理职责、未实际参与该笔业务的决策及实施，另一方面又认定符太勇未实际行使高管职权，判决内容前后矛盾，逻辑不通，应当予以纠正。五、章迪、符太勇的行为系违法行为，法院不应支持此种违法行为，否则会被视为法律对其违法行为的背书，将会破坏《公司法》下企业的健康发展。章迪、符太勇无视公司章程规定，在未经董事会同意的情况下擅自进行关联交易，此种行为违反了《公司法》第21条规定及第148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如果最终法院支持章迪、符太勇的此种违法行为，则将是对违法行为的保护，对公司、股东、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剥夺，不符合《公司法》的立法目的。综上，杭州星猴公司原审庭审时已经提交证据证实符太勇实际行使高管职权，根据最高院审判观点，其应当被认定为具备关联交易的主体资格。章迪、符太勇利用关联关系进行关联交易给杭州星猴公司造成了巨额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请求。 章迪、符太勇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杭州星猴公司的章程未规定符太勇系杭州星猴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杭州星猴公司的上诉回避一个问题，即杭州星猴公司及台州星猴公司均由双星集团控制的，杭州星猴公司企图让章迪、符太勇承担不应承担的责任。我国法律未禁止关联交易，况且本案即使存在关联交易，也是按照杭州星猴公司的上级公司青岛双星集团的决策并授意下进行的，而且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决策者来自双星集团，符太勇只是客户经理，不存在由章迪或符太勇决定开展关联交易的情形。符太勇担任杭州星猴公司客户经理，章迪在星猴快修只是挂名的，并不参与实际经营管理，星猴快修并未给章迪交纳社保，星猴快修是青岛双星集团的子公司，杭州星猴公司及台州星猴公司均是星猴快修的分支机构，星猴快修没有实质上的董事会，因此，开展业务谈不上报董事会批准一说，况且，星猴快修当年开展业务，直接由双星集团决定，林永贵、赵俊翔、陈涛等人是青岛双星集团派到杭州开展业务的负责人，其中林永贵是当年星猴快修的副总，赵俊翔是星猴快修总部的负责人，陈涛是云网的负责人，2015年12月5日合同与台州星猴的交易谈判是经过双星集团的批准，林永贵、赵俊翔、陈涛与符太勇共同参与台州星猴的业务谈判，并且，共同参加在台州开展业务的活动。因此，当年的合同并非是符太勇、章迪擅自作为，其也没有这个权力。当年，双方的合同是按照集团的决定，经双方平等协商的结果，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法或违反星猴快修的公司章程，关联交易是符合交易双方的经营需要，不损害杭州星猴公司的利益，是合法有效的合同，而且台州星猴愿意支付尾款。当年，双方合同确定的价格是公允合理的，平等有偿的，星猴快修的供货价格在同等条件下不高于市场通行价格，程序合法，不存在输送公司利益、抽逃出资等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本案当年进行关联交易时符太勇并未牟取私利损害公司利益，也没有利用掌握公司信息的便利、便捷促成公司交易，该交易实现了杭州星猴公司与台州星猴公司的利益双赢。交易行为属于常规交易行为，符太勇没有滥用权利，没有从事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从当年交易结算看，符太勇的行为没有结公司带来现实或明显可能发生的损失，杭州星猴公司要求符太勇、章迪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原审判决合法有据。杭州星猴公司章程第四十九规定，任何一方与公司的关联交易都应该按照互利互惠的原则进行，确保公司利益不受损失。符太勇在双星集团决策之后代表杭州星猴公司与台州星猴公司开展的相应工作，公开透明，符合公司流程，不存在放任、不作为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星猴快修在经营期间是否有固定利润收入与关联交易是否对星猴快修公司造成损失之间并不存在对应的因果关系。杭州星猴公司所主张损失不存在，如果存在损失，也是由于杭州星猴公司内部管理和自身客观原因所导致的，与符太勇的行为不具有因果关系。杭州星猴公司称根据最高院的审判案例（2019）最高法民申2728号民事裁定，应认定符太勇、章迪具有关联交易的主体资格，是完全错误的。审判案例与本案情况存在本质差异，无法进行类案参考。三、原审判决程序合法。本次起诉是杭州星猴公司滥用诉权的行为，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杭州星猴公司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判令章迪、符太勇共同赔偿杭州星猴公司货款损失538552元；2.判令章迪、符太勇向杭州星猴公司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以538552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由章迪、符太勇负担。 一审法院查明：杭州星猴公司于2015年6月4日成立，注册资本5000000元，股东为微云国际（青岛）数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云公司）、杭州骏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骏固公司），认缴出资分别为2550000元、2450000元，分别占注册资本的51%、49%，法定代表人为李震，职务为董事长。章迪任杭州星猴公司董事兼总经理，符太勇任该公司客户经理。章迪与符太勇系夫妻。2015年12月5日，杭州星猴公司与台州星猴公司签订《经销协议》，约定台州星猴公司向杭州星猴公司采购产品，台州星猴公司每月20日向杭州星猴公司下达次月准确采购订单，在全国范围内杭州星猴公司免费将产品运至双方书面确认的交货地点或仓库，货到付款。杭州星猴公司可随时与台州星猴公司对账，台州星猴公司应在收到对账单之日起三日内将加盖公章的对账单原件发至杭州星猴公司，逾期视为杭州星猴公司对账单记载内容的确认，台州星猴公司应在确认对账单后按照双方书面确认的还款时间付清全部款项。杭州星猴公司未按订单约定时间交付产品的，逾期超七日，按应付订单额的3%/天支付违约金。台州星猴公司未按约付款的，逾期超七日，按应付额的3%/天支付违约金。该《经销协议》由符太勇代表杭州星猴公司签订。2017年3月30日，经对账，台州星猴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王锋确认截至2017年3月25日，实际欠款719998元，同时备注要求杭州星猴公司解决货源供应不上的问题。2017年7月30日，台州星猴公司退还部分轮胎给杭州星猴公司，杭州星猴公司接收退货并向台州星猴公司发送退货价格表，表格载明货物原值191446元，退胎可抵货款为181446元。2018年12月4日，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杭州星猴公司诉台州星猴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杭州星猴公司起诉要求台州星猴公司支付货款719998元，并支付该款自2017年3月30日起按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至2018年10月15日的违约金214319.40元。该院于2019年3月4日做出（2018）浙0109民初23053号民事判决：一、台州星猴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杭州星猴公司价款538552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159456元；二、驳回杭州星猴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该民事判决生效后，杭州星猴公司于2019年4月18日向该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标的为698008元。执行过程中，台州星猴公司仍未履行。截止2019年9月4日，该案执行标的全部未履行。因该案已符合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条件，该院于2019年9月4日做出（2019）浙0109执304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2019）浙0109执3048号案本次执行程序。申请执行人有权要求被执行人继续履行债务，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的，可以申请恢复执行。被执行人负有继续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的义务。 另查明：杭州星猴公司章程第三十条规定，公司的总经理由杭州骏固公司委派，副总经理由微云公司委派，如果各方无法委派或被委派者不称职的，可由公司公开招聘。该章程第四十九条规定，不经董事会同意，公司不得与杭州骏固公司或杭州骏固公司的附属机构或与杭州骏固公司在其中有经济利益或为其董事、高管的其他人产生任何的交易（包括但不限于合同、业务及资金往来），任何一方与公司的关联交易都应该按照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并确保公司利益不受损失。 再查明：杭州骏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符太勇，职务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符太勇系该公司的股东之一。符太勇还系台州星猴公司的股东之一，在该公司任监事。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一项和第四项规定，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本案中，一方面，符太勇系杭州星猴公司客户经理，杭州星猴公司章程未规定符太勇系杭州星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杭州星猴公司主张符太勇实际与章迪共同行使高管职权，与章迪共同管理杭州星猴公司，但杭州星猴公司未能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该院不予采信。因此，杭州星猴公司主张符太勇系杭州星猴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缺乏依据，该院不予采信。另一方面，关于符太勇参与的案涉杭州星猴公司与台州星猴公司之间的交易，虽台州星猴公司现因该笔交易对杭州星猴公司负有债务，且法院已裁定终结相应执行案的执行程序，但杭州星猴公司因该笔交易对台州星猴公司享有的债权已经生效民事判决确认，杭州星猴公司仍有权要求台州星猴公司继续履行债务，发现台州星猴公司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的，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台州星猴公司仍负有继续向杭州星猴公司履行债务的义务。杭州星猴公司也未能举证证明存在其因该笔交易而利益受损的其他情形。因此，杭州星猴公司主张该笔交易给其造成损失，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采纳。综上，杭州星猴公司要求符太勇赔偿货款损失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缺乏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另外，章迪系杭州星猴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但根据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章迪参与了案涉杭州星猴公司与台州星猴公司之间的交易。杭州星猴公司要求章迪赔偿货款损失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也缺乏依据，该院不予支持。该院对杭州星猴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第二百一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杭州星猴快修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93元，由杭州星猴快修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杭州星猴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新的证据：1、杭州星猴公司费用报销单，拟证明章迪在杭州星猴公司任职总经理期间实际享有总经理职权、负责并实际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章迪实际参与了杭州星猴公司与台州星猴公司的交易，且与台州星猴公司业务人员及法定代表人均有密切往来，原审法院认定章迪未实际参与杭州星猴公司与台州星猴公司的交易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杭州星猴公司人员处理详细方案，拟证明符太勇对于杭州星猴公司的重大事项享有与章迪同等的决策权，结合杭州星猴公司提交的《杭州星猴快修有限公司合同、用印审计情况说明》、《经销协议》、《财务对账询证函》，可以印证符太勇实际行使高管职权。以上证据经质证，章迪、符太勇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从证据内容来看，杭州星猴公司销售活动产生的所有费用报销都有集团副总签字，杭州星猴公司总经理大多在集团副总的后面签字，杭州星猴公司不是由章迪决定，而是由双星集团和星猴快修决定的。本院认为，经审查，上述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不予确认。 章迪、符太勇向本院提交如下新的证据：1、双星轮胎宣传单；2、活动照片，证据1、2拟证明双星集团决定台州星猴公司进行轮胎销售活动，杭州星猴公司的控制权在双星集团而非章迪、符太勇。以上证据经质证，杭州星猴公司对证据1、2真实性不予认可，无法确认微信的使用主体，双星集团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双星集团在杭州星猴公司业务决策上有控制权。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真实性难以认定，不予采纳。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章迪、符太勇在杭州星猴公司任职期间，杭州星猴公司与台州星猴公司于2015年12月5日签订的《经销协议》是否属于关联交易，章迪、符太勇应否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一项和第四项规定，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本案中，符太勇系杭州星猴公司客户经理，杭州星猴公司章程未规定符太勇系杭州星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虽然符太勇代表杭州星猴公司签订《经销协议》，但本案并无证据证明符太勇系实际控制人，难以认定《经销协议》系在符太勇的决策下签订。杭州星猴公司章程第四十九条规定，不经董事会同意，公司不得与杭州骏固公司或杭州骏固公司的附属机构或与杭州骏固公司在其中有经济利益或为其董事、高管的其他人产生任何的交易。经查，案涉《经销协议》并非杭州星猴公司与杭州骏固公司或其董事、高管之间的交易，故杭州星猴公司主张符太勇违反公司章程中关于关联交易的规定，理由不能成立。虽然章迪系杭州星猴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但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认定章迪参与了案涉杭州星猴公司与台州星猴公司之间的交易。综上，杭州星猴公司主张章迪、符太勇利用其与台州星猴公司的关联关系进行关联交易，依据不足。退一步说，即使杭州星猴公司与台州星猴公司签订的《经销协议》属于关联交易，但从交易本身来看，《经销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交易动机合理，交易价格公允，至于台州星猴公司未能支付杭州星猴公司所欠货款，此系市场交易风险所致，没有证据证明章迪、符太勇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损害或转移杭州星猴公司财产的情形，故杭州星猴公司要求章迪、符太勇赔偿所谓案涉损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杭州星猴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186元，由上诉人杭州星猴快修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夏明贵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八日 书记员  边佳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