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02民初7707号原告：张嘉懿，女，2002年8月1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法定代理人：万翠红（系原告张嘉懿母亲），女，1979年6月10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席凉冰，江苏天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苏优可思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南京市玄武区珠江路**珠江大厦****。法定代表人：刘加中，江苏优可思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岚。原告张嘉懿与被告江苏优可思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可思公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嘉懿的法定代理人万翠红、委托诉讼代理人席凉冰，被告优可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嘉懿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优可思国际教育英美名校冲刺申请服务》及《单项服务协议》，并退还原告支付的服务费79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因出国留学需要，2018年7月27日，由其母亲万翠红与江苏优客斯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英国名师规划服务》，后原被告经协商，于2019年10月21日将上述协议变更为《优可思国际教育英美名校冲刺申请服务》，并另行签订了一份《优可思国际教育单项服务协议》。协议约定：被告协助原告向双方认可的院校递交入学申请2020年入学英国及美国本科课程，包括撰写、修改符合原告自身条件的申请文书样本、协助填写申请表、跟进原告意向院校、校对补充材料、面试辅导等具体服务，另外被告向甲方提供一份个人陈述单项服务。原告在合同签订后及时缴纳全部服务费79000元人民币。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被告要求向其提供了个人信息，但是被告在合同履行期间一直推脱，甚至连最基本的申请规则也不清楚，申请院校的截止日期为2019年11月1日，虽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仍怠于履行，并最终导致原告错过了学校的申请期限。根据《合同法》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债务或者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综上，由于被告多次严重过错和违约行为，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特诉至贵院，望判如诉请！被告优可思公司辩称，在价格未变的情况下，服务不断变更，从英国增加到英美混申，从建筑专业更改为电影专业，我司的人员成本和服务成本也随之增加。之后我们也积极为原告服务，中途原告对我们工作人员出言不逊，我们也给予了巨大理解和包容，原告在服务正常进行中的情况下提出退款，我司无法接受原告的诉求，请求驳回原告诉请。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2018年7月27日，原告张嘉懿（乙方）与江苏优客斯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甲方）业务代表孙天姿签订《UKCN教育集团英国名师规划服务》合同，因彼时原告未成年，故原告张嘉懿及其法定代理人万翠红共同完成了合同乙方部分的签字。该合同约定，UKCN教育集团协助原告向双方认可的英国院校递交入学申请，申请2020年入学英国本科课程，UKCN教育集团为原告提供相应的服务，服务费用为人民币75000元。此后，根据江苏优客斯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10日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记载，原告方完成了该项费用的支付。2019年10月21日，原被告双方协商对教育信息咨询服务合同的内容进行了更改，其中，合同的主要目的更改为“决定申请2020年入学英国及美国本科课程”，合同的价格未做变更。同日，原被告签订了一份《优可思国际教育单项服务协议》，该单项服务的内容是由被告协助原告完成一份“个人陈述”材料的样本，用于申请2020年入学英国本科课程，价格为4000元。当天，被告公司开具了上述项目对应的4000元增值税发票，同时，另外出具了一份《附加说明》，即，“由于公司名称变更，原2018年7月27日江苏优客斯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代表孙天姿与万翠红签订的《UKCN教育集团英国名师规划服务》协议变更为《优可思国际教育英美名校冲刺申请服务》协议。2018年8月10日由江苏优客斯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开具的编号为40157905的发票系万翠红为张嘉懿缴纳《优可思国际教育英美名校冲刺申请服务》协议的咨询服务费”。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产生争执，原告对被告产生了不信赖情绪。之后，原告另外寻求第三方帮助以完善本科入学申请材料，最终于2020年3月17日收到美国艾默生学院的附奖学金的录取通知书，“本科生入学奖学金委员会愿意认可你的成绩，并为你提供我们最负盛名之一的优异奖，一笔6000美元的聚光灯奖学金（在八个学期内价值最高达24000美元）”。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被告是否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或者说，在原告申请目标院校的过程中，被告提供的咨询服务能否认定为实质、有效的帮助？因上述争议焦点所涉案件事实主要为被告的义务内容及履行状况，而被告（即合同甲方）义务部分主要集中规定在合同的第三条以及单项服务协议，就此，双方展开了充分的争辩，这里将合同第三条以及单项服务协议之内容及双方争辩情况分述如下：关于该条a项，“乙方根据自身的学术背景及个人条件向甲方提交个人信息表单，甲方对乙方的学术背景及个人条件作出全面的评估，并建议可申请的院校及排名范围。”被告称，我方认为该项已经完成，已向原告提供了可申请院校及排名。其中，已于2019年9月25日、26日发送学校推荐名单，10月8日、18日、21日、22日、23日根据学生要求不断变化和修改，6次发送英美两国学校名单和专业，最后一次的名单包括17所美国大学，17所英国大学共计34所大学推荐名单。原告则指出，被告应参考原告所提供的个人各项背景参数，例如平时成绩、年级排名、就读院校、社会实践、作品集(艺术类)等来为原告制定一个书面评估报告，并根据原告各项综合情况，来帮学生挑选目标院校以及专业，并作相应调整。而该项服务履行的实际状况是，被告仅仅在网上将英美排名前20的院校名单给到原告，未能做到按照原告个人情况做书面评估，也未能按照原告个人将来规划为原告挑选目标院校及专业。关于该条b项，“如申请院校需要，甲方将根据乙方提交的表单撰写符合乙方自身条件的申请文书样本，并与乙方协定修改，该申请文书包含个人简历(如有充分的工作或实习经历)，职业规划和个人陈述，但不包含研究计划书，研究总结和研究意向。”原告称，被告应为原告提供具体的留学所需申请文书样本，包含个人简历、职业规划、个人陈述，并为原告的文书进行修改。而该项服务履行的实际状况是，被告仅为原告提供了简历、个人陈述的简单翻译工作，该项工作并不需要专业老师进行服务，网络上众多翻译软件都能完成，也没有提供职业规划材料，没有对原告的简历、个人陈述进行修改。被告辩称，此项已完成。2019年11月12日15时55分，发送过申请英国学校的申请文书样本其中包括个人陈述给原告。原告是申请本科，不需要职业规划的材料。个人简历在2019年10月18日发送给原告。此外，2019年10月29日9时18分被告的工作人员发送给原告的CA-PS开头的文档，就是美国学校申请文书样本。至于个人陈述、个人简历，英美通用。原告指出，首先，CA-PS开头的文档无法看出是英国还是美国的申请文书样本，即便按照被告所说是美国文书，此时截止EA（“提前行动非限制提前录取阶段”）和ED（“提前决定阶段”）的申请截止时间仅剩2天，而原告之前多次催促对文书仍需修改，这反而证实被告一直延误工作，导致原告无法按时申请；其次，每个学校需要提交的材料是不一样的，原告需要针对每个学校进行准备。关于该条c项，“申请所需导师推荐信需由乙方提供，甲方将根据乙方提供的推荐信内容和样式提出修改建议和更改方案，该修改建议和方案包括针对符合推荐信要求的内容的翻译。”原告称，该项工作系原告自行完成，被告未能提供任何服务。该条规定实际上是没有异议（本院注：结合上下文及事件经过，此处应为“意义”）的，导师的推荐信是不能修改的,该条被告没有履行的东西。被告无异议。关于该条d项，“甲方根据乙方选择申请的专业方向，为乙方推荐该专业方向可以申请的院校/课程(最多20所/个)的名单，并建立预申请意向表。”原告称，被告应根据原告专业方向，为原告推荐相应院校，并形成书面的预申请意向表，且该表格应综合评估所选院校相对原告的优缺点，而不仅仅只是一个学校排名名单。被告辩称，该项完成了，我方给了原告34所推荐学校名单。预申请意向表与学校名单是同一个东西。关于该条e项，“根据预申请的结果，甲方将协助乙方向20所可申请的院校或20个课程填写在线申请表格，并最终由乙方确认提交。”原告称，被告应协助原告完成20所院校或课程的在线申请，但事实上，被告仅为原告提供了美国查普曼、艾默生两所院校，以及英国五所院校的申请。另外，根据聊天记录显示，被告为原告提交的申请材料是错误的，且原告发现时距离申请截止日期(2019年11月1日晚上12点)已不足20分钟，无法进行修改。且因为被告一再拖延修改文书，导致原告的留学申请一直拖到截止日才开始提交，根本没有为还要应付学业、考试的原告留足检查申请内容的时间。而被告作为留学机构，理应对留学申请的流程非常熟悉，提前规划好时间，而不是一直让原告去催促被告完成工作，且被告对于美国留学申请流程完全不熟悉，直至截止日才紧张忙乱地开始进行留学预申请，并造成原告根本没有时间去检查申请内容，并最终导致原告的预申请全部被拒。被告辩称，我方至少完成了十所院校的申请。包括，2019年10月29日19时33分将美国及英国的学校的信息已经发送给原告，2019年11月1日递交的五所美国的大学和英国的五所大学的申请信息。关于该条f项，“根据正式申请的名单，甲方将协助乙方跟进有意向的院校，直至获得该校面试邀约、‘有条件’或者‘无条件’录取通知书为止。”原告称，被告未能为原告的早期申请拿到任何面试邀约。被告无异议。关于该条g项，“如在正式申请过程中，乙方需向所申请院校递交补充材料，如书面作业等，甲方将针对该补充材料提供总计不超过3000个英文单词的校对工作。”被告称，2019年10月31日14时9分，我方将学校需要的书面作业发送给原告。原告则指出，被告为原告提交的早期申请时间是2019年11月1日，那么院校要求补充递交材料必然是院校收到申请后才会根据申请材料决定是否需要申请者补充材料。但是2019年11月1日后被告并未为原告提供任何书面作业的校对工作。被告所说的10月31日的文章（本院注：原告使用的是“essay”，本院译作文章）属于申请文书里面的工作，并不是本项工作内容。关于该条h项，“如乙方收到任何已申请院校的面试邀约，甲方将针对该专业方向为乙方提供一次面试辅导，但该辅导内容不包含学术性内容”；该条i项，“在乙方获得任何一所已申请院校的‘有条件’或‘无条件’本科录取通知书后，针对该院校如有乙方可以申请的任何奖学金或宿舍的申请途径，甲方将提供乙方申请的建议并告知乙方可申请奖学金或宿舍的具体信息，如金额、截止时间和申请条件等”；该条j项，“如乙方确认将进行奖学金申请，则甲方赠送乙方一所院校的奖学金申请服务。该附赠服务包括提供申请该奖学金所需的材料清单，协助乙方填写奖学金的申请表格并最终由乙方确认提交;但该附赠服务不包括CSC(ChinaScholarshipCouncil)申请表格的填写以及英译中相关文件;该附赠服务并非必选项”；该条k项，“在乙方获得任何一所已申请院校的‘有条件’或‘无条件’本科录取通知书后，甲方将赠送乙方签证申请服务。该附赠服务包括提供申请英国签证所需的材料清单并协助乙方完成英国签证申请表格填写;该附赠签证申请服务并非必选项”。原告称，被告未能为原告的早期申请拿到任何面试邀约，原告未能在被告帮助下拿到任何录取通知书，上述合同项目被告完全未履行。被告辩称，2019年11月18日之后双方再没有联系了，所以我们认为是原告提前终止。故h、i、j、k项条款均没有履行，系原告提前终止与我方合作所致。原告则指出，我们没有提前终止，一直在协商，后期我方与被告公司的顾问谈过，但是没有证据，本次合同终止系因被告没有完全履行合同义务，耽误原告预申请的时间，被告已构成根本违约。关于单项服务协议，“被告协助原告完成一份‘个人陈述’材料的样本，用于申请2020年入学英国本科课程。”被告称，个人陈述在申请美国和英国学校的时候都已经提供过了。至于为何在《优可思国际教育英美名校冲刺申请服务》第三条b项中已经包含了被告需要根据原告提供的表单撰写个人陈述的情况下，双方仍然就撰写个人陈述另外签订一份单项服务合同的问题，被告解释称“申请美国和英国的学校需要两份个人陈述，一个合同中只提供一份个人陈述文书，因为原告申请英国和美国，所以要再提供一份个人陈述。”原告则指出，这份单独的个人陈述是原告自己完成的，被告并未制作。事实上，是原告自己撰写的材料发到群里，由被告进行修改，而根据单项服务协议，应当是被告提供一份完整的个人陈述，而并非由原告自行提供被告仅负责修改内容。另外，关于原告最终获得美国艾默生学院录取通知，是否属于被告工作的成果，双方意见分歧。被告认为此系其工作成果。原告则指出，原告拿到的艾默生学校录取通知书系第三方为原告重新申请拿到的，与被告无关联性。这表现在，首先，被告仅仅在初期为原告在“早申”期间填写了艾默生的基本信息，但并未告知原告申请的每所院校应该准备什么材料、文书以及作品集(主要服务内容)。其次，被告为原告申请的艾默生专业是电影艺术专业，而原告在常规申请过程中，将艾默生学校申请专业变更为媒体艺术制作项目专业，原告拿到的也是该专业的录取通知书。根据法律规定，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但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致调解无效。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同时，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当事人一方出现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情形的，合同相对人可以要求解除合同。本案中，被告并未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身义务，致使原告合同目的难以实现，据此，原告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尽管原告最终被美国艾默生学院媒体艺术制作项目专业录取，但这并不意味着豁免了被告的合同责任，或者说，这并不意味这原被告之间的合同目的已经得以实现。无论是从最终的录取专业上，还是从录取所需的材料的准备上，还是从录取的阶段上来看，原告最终被美国艾默生学院媒体艺术制作项目专业录取，与被告的工作无实质、有效的关联，或者说，即便有，也只是初步的、简单的关联。因此，就原被告之间的合同而言，原告之合同目的并未在与被告的合作中得以实现；其次，被告的履约行为存在过错。以原告申请美国查普曼大学、艾默生学院、波士顿大学为例，从原告与上述院校往来沟通信件的信息，以及原告及其家长与被告工作人员的聊天情况来看，原告递交给查普曼大学的申请材料错过了EA（“提前行动非限制提前录取”阶段）的最后期限且递交的申请材料不完整，原告递交至波士顿大学的入学申请缺乏该大学完成审查所需要的材料，原告递交至艾默生学院的入学申请亦缺少数码作品集、艺术论文等申请必备材料。由此可见，作为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及申请辅助工作的被告，并未严格、审慎地按照合同要求履行其约定的义务，被告未能充分辅助、配合原告在目标院校的相应申请阶段提交对应的、合格的申请材料；再者，就合同本身而言，合同中部分项目无履行之可能性。譬如，合同中约定的帮助修改、翻译导师推荐信一项，原告提出推荐信不可修改，因此此项约定无意义，对此，被告在庭审中也予以认可。同时，合同中诸如提供面试辅导、提供奖学金咨询、宿舍信息咨询等诸多被告义务的实现有赖于原告取得目标院校的面试邀约或录取通知书，然而，在原被告合作阶段，被告的工作并未帮助原告获得面试邀约或录取通知书，因此，被告上述义务并未实际履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留学咨询消费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消费，其特殊性在于，其有严格的时间性要求，正如原告所陈述，美国本科留学申请有提前决定、提前行动非限制提前录取、滚动申请、正常申请四个阶段，每一阶段有其对应的要求及时间限制，这些都关乎学生的入学机会。因此，作为留学咨询服务的提供者，被告应清楚地知悉相应院校的录取流程，并以具体院校的录取流程为指导，合理、及时地向原告提供申请所需材料。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学生向目标院校提交“申请材料”，本质上是“申请——考核”形式的考试，其目的是为了升学，这一目的的特殊性决定了学生的每一项申请行为，包括为申请所做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具有机会成本，而留学咨询合同的本质目的是通过索取一定的对价，从而利用经验及专业知识等优势，帮助原告在内的留学申请生获取有效、及时，或者一己之力难以获得的留学信息，从而降低留学申请人的机会成本，显然，综观原被告合作之全过程，被告提供的服务显然无法满足原告的上述目的。综上，原告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咨询费用，于法有据，应于支持。鉴于被告在履约过程中部分履行了合同义务，且存在相应的合理性支出，因此，就《优可思国际教育英美名校冲刺申请服务》部分的75000元合同费用，本院酌定被告返还原告52500元。就《优可思国际教育单项服务协议》部分的合同费用4000元，因被告未能举证证明，该单项服务协议所涉及的“个人陈述”与上述“冲刺申请服务”合同中涉及的“个人陈述”部分有何本质不同，故原告要求被告全部返还该部分费用，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被告签订的《优可思国际教育英美名校冲刺申请服务》及《单项服务协议》；二、被告江苏优可思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张嘉懿合同款项56500元。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775元，由原告张嘉懿负担506元，由被告江苏优可思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负担1269元(该款被告江苏优可思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付至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何 俊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鲁 威书 记 员  朱礼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