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32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春松，男，汉族，1965年10月23日出生，住杭州市滨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郝碧佳，浙江光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星，浙江星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涛，女，汉族，1969年1月25日出生，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小伟，浙江德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春松与上诉人周涛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8民初57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春松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王春松的诉讼请求；2.周涛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关于双方委托合同关系的起止时间。一审判决“以证券账户资金净出为基数”作为双方委托起止时间错误，“资金净出为基数”体现的是更大时间跨度内的股票交易得失情况，一审判决认定委托理财开始时间为2012年5月14日正确，但认定截止时间为2015年12月28日错误，截止时间应为2015年6月30日。1.根据周涛在（2017）浙0106民初2547号案（以下简称前案）中关于“最早在港股1800万元，基本亏损，中间两年没有操作。2012年，他找我要点本金”的陈述，以及周涛在2012年5月14日将工商银行变更为招商银行可以得出，周涛是在2012年5月14日才正式将委托理财的1000万元交付给王春松操作。2.关于本案委托理财的期间，王春松在前案中称是2012年5月2日至2015年6月，周涛称是2012年之后至2015年6月停掉。由此可见，双方一致确认委托理财期间是2012年到2015年6月底。3.周涛在前案中明确陈述“后来2015年股灾，我担心风险就没有做下去。2015年5-6月份就没有叫他来做，当时就结掉了”。2015年股市最高点是6月15号，以后连续下跌，被确认股灾，周涛讲“五六月份股灾来了以后就不再让他做了”，也就是确定到时间是6月底，与王春松确认的6月30日相吻合，即双方结束委托理财合同的时间为2015年6月30日。4.周涛一审提交的证据显示证券账户转出时间到2015年12月28日，包含了2015年6月30日以后的炒股盈亏，不能真实反应6月30日之前的利润状况。二、关于委托理财总收益的基数。一审判决“以证券账户资金净出为基数”作为双方委托理财总收益错误。1.双方结束委托理财的时间为2015年6月30日，故在该时间节点的总资产才应作为总收益的计算基数；2.华泰证券杭州庆春路营业部，账号为×××18，委托期限：自2012年5月14日至2015年6月30日，周涛共提现至招商银行金额为1417.5万元，另有股票市值尚未计入（结束委托之前没有卖出去的股份），因此需要加入那些尚未卖出去的股票价值作为总收益的基数。准确计算如下：根据周涛一审提交的证据可以确认其账户尚有资金余额13005.82元，尚有未卖出的股票“辉丰股份”17100股，按6月30日收盘价26.85元／股计算，市值为459135元，加上证券账户转出资金1417.5万，减去原始投入1000万，合计盈利464.71万元。3.中融信托：中融-恒鹰1号第15期。委托期限：自2014年9月18日至2015年6月30日，盈利至少在1000万元，另有未卖出的股票，故需加入尚未卖出去的股票价值作为总收益的基数。4.中融信托：中融-恒鹰1号第24期。委托期限：自2014年12月17日至2015年6月30日，盈利9811107.26元（2015年4月7日提取分红200万元，2015年4月27日提取分红300万元，2015年6月19日提取分红4811107.26元），并且还有未卖出的股票康力电梯，故需加入该股票价值作为收益基数。根据操盘实况，有19.38万股康力电梯在2015年6月30日尚未卖出，按其之前最后交易价格28.49元计算，有552.13万元未被计入盈利。中融-恒鹰1号第24期合计盈利由上述两部分再去掉本金构成，计算为981.11万元＋552.13万元-300万元（本金）＝1233.24万元。综上4点，委托理财合计盈利不低于464.71＋1000＋1233.24＝2697.95万元。王春松基本可以接受以此为基数作为委托理财总收益，进行分成核算。三、关于双方约定的利润分配比例。一审判决认定“提成比例为15%”错误，应为30%。1.周涛在前案中陈述“当时他说了怎么分有行规，我尊重王春松意见（该句关键的话在庭审书面笔录上漏掉了文字记录，但庭审录音录像是有的，庭审结束后，王春松要求书记员回放录音录像，证明周涛确实是这样说的，但由于周涛已经走掉，在庭审笔录的文字上无法添加），但是前提是赚钱，你不赚钱怎么谈”，可以得出周涛对王春松主张利润分配比例为30%是认可的，强调没有分红是因为其认为王春松没有赚到钱。2.王春松在前案中明确“当有盈利了按盈利分成30%”，周涛也表述如盈利肯定会尊重王春松的意见按行规分，其异议在于赚钱与否。3.一审证人俞某、郭某进一步证实双方约定盈利分成比例是王春松得30%，周涛得70%，且证人俞某是中融信托公司的工作人员，负责王春松代理周涛炒股账号的全部工作，王春松与周涛的炒股手续、配资手续由证人俞某负责办理，其对双方委托理财三七分成的约定十分清楚，且王春松、周涛和俞某一起吃饭谈及双方分成事宜时，也一再明确“按照行业行规三七分成”。4.根据大量司法判例可知，委托他人代为炒股在获得利益的情况下，委托人支付利益的30%给受托人符合行业惯例。四、王春松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周涛名下华泰证券杭州庆春路营业部账号为×××18、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恒鹰1号第15期炒股账户、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恒鹰1第24期炒股账户、银行卡号4100××××9888账户往来明细和在2015年6月30日的股票价值，一审法院不予准许违反法定程序，导致在计算理财总收益数额上的减少、认定分成数额错误。另，前案庭审笔录存在一个关键句子漏记的问题，王春松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前案的录音录像，但一审法院没有调取。 针对王春松的上诉，周涛答辩称，一、Ａ股的委托起始时间是2008年12月，王春松在前案中提交的证据及当庭陈述表明其自认委托时间起始于2008年12月，本案一审法院亦查明Ａ股账户的入金时间开始于2008年12月。Ａ股的委托终止时间是2015年9月以后至双方操作期间买入的股票清仓为止，2015年6月结束的只是周涛名下在华泰证券杭州庆春路营业部的×××18账户，中融信托的中融-恒鹰1号第15期和中融-恒鹰1号第24期并未结束。首先，王春松在2015年8月24日发微信给周涛“如果没有意见，明天全部清仓，保留一点果实”，在2015年9月14日发送微信给周涛“到期了，一早出清了，担心后边有事没有时间跟上盘面”。其次，双方从未明确约定过委托结束，委托是在双方操作期间共同买入的股票出清后自然结束的，周涛曾在2015年8月24日回复王春松微信时说“到今天收盘为止，Ａ股毛利1300万（不含借你的545万），你想清仓，我同意，但希望能尽量选个高点卖掉，股指期货再也不敢做了”，足以证明委托期间结束于2015年9月以后至双方操作期间买入的股票清仓为止。二、一审判决对Ａ股盈利的计算正确。首先，双方从未对盈利分成有过约定，周涛在前案庭审中所述，只是周涛在港股亏损1762万余元得到Ａ股盈利弥补后愿意在盈利中给王春松分成的想法，且王春松并未明确答复分成比例，周涛和王春松未达成合意。其次，王春松所谓的证人俞某和郭某，在本案一审中明确不作为证人出庭，俞某、郭某和王春松存在特殊利害关系，俞某是王春松在任证券营业部负责人时招录并提拔的下属，郭某与王春松曾经是夫妻。且俞某和郭某所述与王春松所述自相矛盾，不符合生活常理。王春松自述在2008年就与周涛达成三七分成的约定，而俞某所述为王春松与周涛于2014年到中融信托开户并一起吃饭时听见王春松与周涛讨论分成并明确为三七分成，显然，在达成约定的时间点上是自相矛盾的，在开户前没有达成约定，在开户后再讨论并约定也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郭某所述在不同场合听见王春松与周涛讨论分成并明确为三七分成更不符生活常理，如果已经约定，怎么会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在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反复讨论并达成约定。最后，王春松所举案例恰恰证明其所主张的“不承担亏损，盈利三七分”不是行规。四、一审法院在审理程序中确实存在问题，周涛在上诉状中具体陈述。 周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王春松的全部诉讼请求；2.王春松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部分事实认定错误。（一）一审法院认为“王春松曾提及‘要把港股亏损的钱赚回来’等之类言语属朋友之间的鼓励和安慰，尚不能构成其自愿承担周涛港股投资亏损的正式承诺”错误。1.第三人许马丁就王春松操盘港股亏损一事，明确表述“直到目前为止，王春松仍然没有为本人和周涛将该等损失赚回来”，表明王春松有赚回港股损失的责任。2.王春松在前案庭审中曾明确表述“周涛所述亏损与事实不符，香港那部分确实亏损，但现在结合不完全统计，A股接近盈利2400万元，结合汇差应该是盈利的”，王春松对于港股和A股合并计算盈亏已经明确自认，理应在本案中予以采用。3.一审法院以王春松操盘港股和A股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为由，不顾事物的发展（不论什么法律关系，是王春松造成了周涛在港股上的巨额亏损，没有巨额亏损，就不会有赚回港股损失的允诺，就不会有王春松参与操作A股），不顾周涛与王春松当时的认知（王春松参与操作A股是为了赚回港股损失），片面割裂港股亏损和A股之间的联系，是在用孤立、静止的观点认识和处理本案，是机械唯物主义。（二）一审法院认为“由此说明，双方之间的合同系有偿合同，并按照盈利基数进行提成”错误。1.王春松2017年3月4日回复“周总，看到你的短信……”是在周涛追讨借款后单方有目的性的表述，与其先前言行没有一致性，也与其借款后的实际行为不符。2.周涛在前案庭审中提及“如果赚钱，依照做人的本分，你自己想我会不会分钱给他”，“当时他说了怎么分有行规的，但是前提赚钱，你不赚钱怎么谈”，结合现有证据，只能说明在港股损失有望赚回之时，周涛才有给王春松提成的想法，不能证明是有偿的，反而证明是无偿的。3.现有证据表明，在A股没有赚回港股损失的可能前，双方从未有过盈利分配的合意和讨论；在2017年3月周涛向王春松追讨借款前，王春松从未要求过盈利分配。结合现有证据，综合双方在整个过程（自港股亏损开始至本案审理）中的言行，一审法院认为王春松尚不能构成其自愿承担周涛港股投资亏损的正式承诺和双方之间的合同系有偿合同，并按照盈利基数进行提成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未在判决书中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三、一审法院没有依据周涛的申请对王春松提交的证据进行鉴定以辨别真实性，也未在判决书中阐述不予鉴定的理由。四、一审法院在查明港股亏损近1800万元，A股盈利1526万余元，周涛也共同参与A股操作，且盈利基数、提成比例双方未有合意的事实后，仍然不顾周涛的实际损失，参照定义不明的市场行规，酌情判定提成比例为A股盈利的15%，显失公平，也有违最高院关于审理委托理财案件的若干法律问题观点一文中提到的不超过收益部分10%的观点。 针对周涛的上诉，王春松答辩称，一、周涛主张港股和Ａ股合并计算盈亏错误。首先，香港的股票是由周涛、王春松和案外人许马丁三人分别出资1800万元、400万元和1800万元，共同委托王春松使用周涛的账户进行操作，属于合伙关系。其次，在2011年4月7日，周涛向王春松和许马丁发送邮件确认：该账户已有将近两年时间没有买卖委托，目前该账户总市值港币1345905元，建议将股票市值兑现，按当时的投资比例，将现金汇到许马丁和王春松港币账户上。最后，前案庭审中审判人员问周涛“委托炒股的几个账户从何时到何时”，周涛回答“2012年到2015年股灾，2015年5月－6月结束”。可见双方一致确认委托理财的时间是2012年到2015年6月底。综上，双方在港股属于合伙关系（三方均有投资），且该合伙关系已于2011年4月7日结束（已经对合作剩余的财产进行了盘点分配），而周涛与王春松在Ａ股是一种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周涛进行投资，王春松没有任何投资），因此港股和Ａ股的收益和亏损应当分别进行计算（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二、周涛主张双方未约定委托理财的盈利比例错误。首先，周涛在前案中明确陈述“当时他说了怎么分有行规，我尊重王春松意见，但是前提是赚钱，你不赚钱怎么谈”。而在审理过程中，王春松明确：委托理财分成的行规是三七分成，即王春松应得盈利的30%。其次，周涛在前案中当庭陈述，“被告陈述很明确，当有盈利了按盈利分成30%”，且审判人员问周涛，如盈利如何分，周涛表述“如盈利肯定会尊重王春松意见就这样按行规分”、“本案（借款纠纷）中不能忽略合作分成的问题，无非双方的分歧是有没有盈利，盈利如何计算，且有盈利这个提成30%，如果没有盈利推理起来这个钱（借款纠纷）还要还给你”。周涛尊重王春松意见，王春松一再阐明30%，周涛对此均无异议，异议在于赚钱与否。再次，证人俞某、郭某进一步证实双方约定盈利分成比例是王春松得30%，周涛得70%。证人俞某是中融信托公司的工作人员，负责王春松代理周涛炒股的账号的全部工作，双方的炒股手续、配资手续由证人俞某负责办理，其对双方委托理财三七分成的约定十分清楚，且周涛、王春松和俞某一起吃饭谈及双方分成事宜时也一再明确“按照行业行规三七分成”，足以证实。另，根据前案周涛诉称的事实和理由，其支付给王春松的费用符合双方之前达成的分成比例，否则周涛也不会不让王春松向其出具借条，也不会在时隔二年之后再向王春松进行追讨，王春松也不会在周涛催要借款时回复“周总，看到你的短信，还是很诧异。这些资金是您在我2014年－2015年为您理财投资证券取得巨大收益并有相应分成的背景下划给我的，2015年6月及以后，一直想请您坐坐，理理清爽，您都回避”。综上，周涛与王春松之间是有偿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并且双方约定的分成比例为30%。三、周涛认为一审判决其向王春松支付15%分成款太高，按最高院的相关观点只能分10%左右，但其上诉请求为要求驳回王春松的全部诉讼请求，自相矛盾，逻辑混乱。综上，周涛得上诉请求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 王春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周涛向王春松支付委托理财利润分成款5695832.18元（另有股票市值尚未计入，以法院调查取证的数额为依据增加计算利润分成款，另行增加利润分成款），以及支付该款自2017年3月29日开始至付清为止按年利率6%的利息；2.周涛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涛在国泰君安证券（香港）有限公司开设037517股票账户，该账户资金出入情况如下：2007年10月3日转入港币400万元和500万元；2007年10月4日转入港币500万元；2007年10月8日转入港币5699990元；2007年10月9日转入港币2299990元；2007年10月11日转入港币800万元；2007年10月12日转入港币1000万元，合计港币39999980元。由于股票市值急速亏损，该股票账户于2008年12月底弃盘操作。事后，2011年4月7日，周涛向王春松发送邮件确认：周涛出资港币1800万元、许马丁出资港币1800万元、王春松出资港币400万元，共计港币4000万元；全权委托王春松具体操作股票投资；该账户已有将近两年时间没有买卖委托，目前账户总市值港币1345905元；周涛建议将股票市值兑现，按当时的投资比例，将现金汇到许马丁、王春松港币账户上；王春松1345905×10%=134590.5元、许马丁1345905×45%=605657.25元、许马丁1345905×45%=605657.25元。截至目前，该股票账户净资产为826889.4元。 周涛在华泰证券杭州解放东路证券营业部开设19×××18账户，该账户资金出入情况如下：2008年12月19日转入30万元；2009年4月28日转入220万元；2012年4月20日和5月2日转入450万元和300万元，共计750万元；2013年度净转出80万元；2014年度净转出1007万元；2015年度，截至5月22日前净转出3305000元，尚存“辉丰股份”股票，之后卖出价格为510625.32元。上述股票账户的开户银行，周涛于2012年5月14日将工商银行变更为招商银行，由王春松进行操作。期间，周涛也参与部分股票交易。 周涛在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开立子单元账户，分别为中融-恒鹰1号第15期和中融-恒鹰1号第24期。2014年9月16日、2014年12月16日和2015年1月20日，周涛分别转入保证金200万元、300万元和15万元，共计515万元。上述两个账户，截至2016年4月1日清算完毕，转出资金15726234.04元。该账户由王春松进行操作。期间，周涛也参与部分股票交易。 另查，在2014年12月15日至2015年3月25日期间，王春松向周涛借款545万元。双方对借款和利润分成款发生争议，周涛遂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8年3月22日作出（2017）浙0106民初2547号民事判决，“由王春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周涛借款本金545万元，并支付利息（从2017年3月29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按照年利率4.35%计算）”。王春松不服提出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8日作出（2018）浙01民终428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两份判决，均指出委托炒股利润分成问题可另案处理。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港股交易问题。2007年10月份，王春松、许马丁、周涛分别出资港币400万元、港币1800万元、港币1800万元，共计4000万元。上述资金，通过周涛的港股证券账户进入股票市场，具体委托王春松操盘。从法律关系上讲，属于合伙关系，并非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正因如此，时隔多年，周涛依然发邮件，要求王春松提供银行账户，按照其投资10%比例退回剩余市值。因此，周涛投资港币1800万元，所产生的损失，应由其自行负担。该院认为需要指出的是，王春松曾提及“要把港股亏损的钱赚回来”等之类言语，系属朋友之间的鼓励和安慰，尚不能构成其自愿承担周涛港股投资亏损的正式承诺。因此，对周涛提出以此损失抵扣后续盈利的抗辩，该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委托理财合同成立问题。周涛提供华泰证券杭州解放东路证券营业部开设的19×××18账户以及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开立子单元账户中融-恒鹰1号第15期和中融-恒鹰1号第24期，王春松对此进行股票操盘，双方之间已经通过实际交易行为形成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双方争议的提成基数和提成比例，不影响上述合同关系之成立。 三、关于盈利分成问题。在周涛向王春松催讨借款过程中，王春松在2017年3月4日回复称：“周总，看到你的短信，还是很诧异。这些资金是您在我2014年-2015年为您理财投资证券取得巨大收益并有相应分成的背景下划给我的，2015年6月及以后，一直想请您坐坐，理理清爽，您都回避。”在西湖法院（2017）浙0106民初2547号案件庭审中，周涛提及“如果赚取，依照做人的本分，你自己想我会不会分钱给他。”“当时他说了怎么分有行规的，但是前提是赚取，你不赚取怎么谈。”由此说明，双方之间的合同系有偿合同，并按照盈利基数进行提成。从现有证据看，盈利基数如何确定，提成比例如何确定，双方尚未形成合意。实际上，盈利基数尚要考虑委托理财期间以及资金成本等因素；提成比例尚应考虑独自完成还是共同完成等因素。鉴于此，该院结合市场行规酌情处理，以证券账户资金净出为基数，提成比例为15%。经核算，华泰证券账户转出净资金4175000元（14175000元-1000万元）+“辉丰股份”股票兑现510625.32元=4685625.32元；中融-恒鹰1号第15期和中融-恒鹰1号第24期配资账户转出净资金15726234.04元-515万元=10576234.04元，上述合计15261859.36元。按照15%比例提成，共计提成款2289279元。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从2019年10月9日起诉之日开始，可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王春松要求按照年利率6%计算，该院不予支持。该院认为需要指出的是，“中纺投资”股票盈利5657271.44元，发生于双方合作期间，周涛要求单独从盈利基数中扣除，该院不予采纳。当然，王春松要求按照30%比例予以提成，依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周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王春松款提成款项2289279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2289279元为基数，从2019年10月9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二、驳回王春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671元，王春松负担26557元，周涛负担25114元。 王春松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1.工商注册登记信息1份，用以证明王春松为杭州玄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王春松是在2014年11月份注册该合伙企业。 2.资产管理委托协议1份，用以证明王春松成立的合伙企业在2014年时帮他人做有偿的委托理财，约定分成比例按照行规为30%。 3.证券账号截图1份，用以证明资产管理委托协议是真实的，王春松实际帮陈强进行委托理财。 4.证人徐某的证言，用以证明按照行规都是收取30%的佣金作为委托理财的报酬。 5.申请本院向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调取周涛在该公司中融-恒鹰1号第15期自2014年9月18日至2015年6月19日期间的资金存取记录及2015年6月30日股市收盘时该账户的总资产、中融-恒鹰1号第24期自2014年12月17日至2015年6月19日期间的资金存取记录及2015年6月30日股市收盘时该账户的总资产，用以证明在委托理财合同期间，王春松在中融-恒鹰1号第15期、第24期共盈利24717510.65元。 周涛在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依职权向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调取周涛在该公司中融-恒鹰1号第15期、第24期的全部资金存取记录。 对王春松提交的证据材料，经质证，周涛认为证据1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证据2、3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证据4，证人徐某与王春松有利害关系，且其陈述与相关合同自相矛盾，该证人证言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双方并未约定在2015年6月30日结束两个信托账户的委托，相关证据反映王春松此后仍在具体操作这两个账户。 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经质证，王春松对真实性无异议；周涛对真实性无异议，并认为资金进出金额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一致。 本院对王春松提交的证据1之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2、3涉及案外人，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在本案中不予认定；证据4，证人证言在无其他有效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单独作为认定相关事实的依据，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对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之真实性予以认定。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王春松主张双方之间的委托理财关系于2015年6月30日结束，应将周涛在华泰证券及中融信托账户截至2015年6月30日的资金进出情况及资金余额、股票市值作为计算收益的依据，对此，周涛不予认可，王春松亦未提交双方就此作出过明确约定的依据。结合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一审法院以周涛在华泰证券及中融信托账户截至王春松操作期间买入的股票清仓时的资金进出情况作为认定收益的依据并无不当。双方对周涛应否向王春松支付收益提成及收益提成的比例存在争议，周涛认为无需支付，王春松则主张周涛应按三七分成的行规支付30%的收益提成，但双方均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主张成立。根据周涛在双方委托理财关系存续期间亦参与部分股票交易操作的事实，一审法院结合市场行规等因素，酌情按照15%计算收益提成亦无不当。对于周涛关于港股亏损应抵冲后续A股收益的主张，本院认为，根据周涛于2011年4月7日向王春松发送的邮件内容，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当时就港股存在合伙关系，而非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有事实依据，故对周涛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综上，王春松、周涛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1671元，由王春松负担30899元，由周涛负担20772元。王春松、周涛各预交了51671元，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敏 审判员 程雪原 审判员 夏明贵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郑纤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