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6民终45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住所地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新建路**。负责人：蔡扬，系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依，女。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江，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言信诚仓储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公元大厦****。法定代表人：沈建川，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炜，浙江铁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骆仕超，浙江铁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大道****div>法定代表人：孙建华，系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以下简称工行上虞支行）因与被上诉人浙江言信诚仓储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言信诚公司）、原审被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资产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4民初42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工行上虞支行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据实改判。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沿用《监管费支付协议》支付标准显失公平。《监管费支付协议》系言信诚公司与浙江金盾压力容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盾公司）之间的协议，工行上虞支行并未参与，（2019）浙0604民初2363号并未明确支付标准，该案系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与本案性质不同，不能作为本案的支付依据。二、原审判决中“言信诚公司与金盾公司之间就监管费的约定，工行上虞支行应是知晓且同意的”存在推定嫌疑。监管协议附件1仅能证明出质人支付质物的监管费等相关费用，具体收费及支付系言信诚公司与金盾公司另行签订的《监管费支付协议》，工行上虞支行从未参与。三、原审判决依据协议第8.5条判决“当金盾公司不支付监管费时，不足部分实际是由工行上虞支行支付”判决工行上虞支行承担部分监管费用不合理。该条款适用前提是若金盾公司未按照协议约定支付相关费用或者支付的费用低于实际发生的监管费用的，言信诚公司应立即通知质权人及金盾公司。但金盾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言信诚公司并未通知工行上虞支行。四、本案委托合同支付数额，应按言信诚公司实际支出、同业标准，言信诚公司履职情况综合考虑支付。我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就合同内容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协议，按照交易习惯确定；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价款、报酬不明确，按照订立履行地市场价格确定。鉴于工行上虞支行未参与监管费支付协议，支付数额没有合同依据，请求法院协助查明以下事项：1.质押物监管市场价格；2.言信诚公司在监管期间履行监管义务的证据材料、尽职履责情况；3.言信诚公司出具的质押物变化情况，确定工行上虞支行的支付数额。言信诚公司辩称,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准确，应依法驳回工行上虞支行的上诉请求。具体理由如下：一、工行上虞支行承担案涉监管费支付义务，系由案涉监管协议的委托合同性质决定的，工行上虞支行作为委托方，应当向言信诚公司承担监管费支付义务。而监管费支付协议只是对于工行上虞支行的支付义务作出了转移支付安排，根据监管协议附件1以及第8.3条的约定，工行上虞支行同意债务人（受监管方）直接与言信诚公司签订《监管费支付协议》。因此，工行上虞支行对于案涉监管费标准可以通过《监管费支付协议》予以明确和认可。二、根据监管协议第8.5条的约定，工行上虞支行同意监管费优先于工商银行的质押质权受偿，进一步印证了工行上虞支行已确认案涉监管费标准。三、案涉监管费标准已确定，本案不适用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和第六十二条之规定。浙商资产公司未作陈述。言信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工行上虞支行支付言信诚公司2018年4月12日至12月31日的监管费，共计33万元（9个月，44万元/年），浙商资产公司支付言信诚公司2019年1月1日至9月23日的监管费，共计33万元（9个月，44万元/年）。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7月，言信诚公司、金盾公司、工行上虞支行签订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协议约定因金盾公司与工行上虞支行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为保障质押合同及所担保主合同的履行，金盾公司同意将其享有所有权的货物质押给工行上虞支行；工行上虞支行和金盾公司均同意将质物交由言信诚公司监管，言信诚公司同意接受工行上虞支行的委托，并按照工行上虞支行的指示监管货物。协议第1.1条约定，在监管期间，工行上虞支行为质权人，金盾公司为出质人，言信诚公司代工行上虞支行占有质物、成立质权，并依据合同约定履行监管义务。协议第8.1条约定，三方一致同意协议项下对质物的监管费、仓储费、运杂费等因质物监管产生的相关费用由金盾公司承担。协议第8.5条约定，若金盾公司未按照协议约定支付相关费用或者支付的费用低于实际发生的监管费用的，言信诚公司应立即通知质权人及金盾公司。金盾公司未能按照言信诚公司通知按时补足费用的，言信诚公司有权对质押货物行使留置权，并拒绝办理质物的提货手续等。协议还约定金盾公司支付上述质物的监管费等费用，收费及支付方式见言信诚公司、金盾公司另行签订的监管费支付协议。2015年7月20日，言信诚公司、金盾公司签订《监管费支付协议》，协议约定计费期限自言信诚公司监管人员进场之日起至质权人或抵押权人通知解除监管或监管货物提货完毕之日止，计费标准按44万元/年核定，支付时间为计费期限开始后七个工作日内按季度费用预付给言信诚公司，以后每一季度一预付。实际监管期限不足3个月的，按3个月收费，超过3个月的非整月部分，不足15天按半个月收费，超过15天（含）按1个月收费。2016年8月24日、2017年9月13日，言信诚公司、金盾公司、工行上虞支行再次签订编号（2016）年上虞（质）字0151号-1、编号（2017）年上虞（质）字0184号-1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协议内容同2015年的动产质押监管协议。上述协议签订后，言信诚公司一直按照协议约定监管质押物。2018年4月12日，上虞法院裁定受理金盾公司破产重整，并指定破产管理人。此后，言信诚公司按照工行上虞支行的发函要求继续对质押物进行监管。2019年3月6日，言信诚公司因不服金盾公司管理人复核所确认的债权金额及债权性质，向上虞法院提出诉讼,案号：（2019）浙0604民初2363号。法院经审理认为，金盾公司按支付协议约定标准支付监管费截至法院裁定受理其破产重整之日，此后的监管费应由工行上虞支行支付。言信诚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言信诚公司按工行上虞支行的指示和要求一直监管至2019年9月23日。因工行上虞支行未向言信诚公司支付2018年4月12日之后的监管费，故诉至法院。另查明，2019年3月18日，工行上虞支行与浙商资产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协议，约定工行上虞支行将本案言信诚公司监管的质押物对应债权转让给浙商资产公司，并由浙商资产公司承担2018年12月31日（转让基准日）之后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和义务。诉讼过程中，工行上虞支行提出，依据其与浙商资产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2019年1月1日之后的监管费应由浙商资产公司承担。言信诚公司对该抗辩意见予以认可，遂变更诉讼请求为：工行上虞支行支付言信诚公司2018年4月12日至12月31日的监管费，共计33万元（9个月，44万元/年），浙商资产公司支付言信诚公司2019年1月1日至9月23日的监管费，共计33万元（9个月，44万元/年），并放弃违约金的诉请。后经该院调解，言信诚公司与浙商资产公司就2019年1月1日至9月23日监管费达成一致，约定：一、浙商资产公司支付言信诚公司6个月监管费22万元（6个月*44万元/年÷12），此款于2020年11月30日前付清；二、剩下三个月的监管费言信诚公司予以放弃；三、浙商资产公司应承担的受理费由言信诚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为，言信诚公司与浙商资产公司就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9月23日的监管费支付金额达成一致，调解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且不损害工行上虞支行的合法权益，该院予以确认。同时，工行上虞支行对于应支付言信诚公司9个月（2018年4月12日至12月31日期间）的监管费也并无异议，双方争议焦点在于监管费是否应按言信诚公司与金盾公司之间监管费支付协议约定的标准支付。经审查，该院评析如下：言信诚公司与工行上虞支行之间虽未就监管费支付签署协议，但言信诚公司系受工行上虞支行委托，代为占有质押物，并对质押物进行监管，故监管费的支付主体系工行上虞支行，金盾公司只是代替其向言信诚公司进行支付。生效的（2019）浙0604民初2363号民事判决书也已认定，金盾公司破产重整后，监管费应由工行上虞支行自行支付。依据言信诚公司、工行上虞支行与金盾公司三方于2017年10月12日签订的编号（2017）年上虞（质）字0184号-1动产质押监管协议附件1载明“根据三方约定，出质人支付质物的监管费、仓储费、装卸费、印花税等因仓储监管产生的相关费用，收费及支付见乙、丙（言信诚公司与金盾公司）另行签订的《监管费支付协议》”。因此，言信诚公司与金盾公司之间就监管费的约定，工行上虞支行应是知晓且同意的。协议第8.5条约定，若金盾公司未按照协议约定支付相关费用或者支付的费用低于实际发生的监管费用的，言信诚公司应立即通知质权人工行上虞支行及金盾公司。金盾公司未能按照言信诚公司通知按时补足费用的，言信诚公司有权对质押货物行使留置权。而言信诚公司享有的留置权是建立在工行上虞支行享有的质押权上，言信诚公司因留置权获得的优先受偿款客观上导致了质权人工行上虞支行优先受偿款项的减少。故依据协议第8.5条可知，当金盾公司不支付监管费时，不足部分实际是由工行上虞支行支付。综上所述，言信诚公司要求工行上虞支行按44万元/年支付监管费，合情合理，该院予以支持。对工行上虞支行提出的按言信诚公司实际支出支付监管费的辩称意见，该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三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工行上虞支行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言信诚公司监管费33万元；二、浙商资产公司应于2020年11月30日前支付言信诚公司监管费22万元。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本院认为，工行上虞支行对需要向言信诚公司支付监管费并无异议，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工行上虞支行向言信诚公司支付监管费的数额是否确定。纵观本案证据，言信诚公司与工行上虞支行之间虽未签订监管费支付协议，但三方签订的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已明确出质人支付质物的监管费、仓储费、装卸费、印花税等因仓储监管产生的相关费用由言信诚公司与金盾公司另行签订《监管费支付协议》，据此可以认定工行上虞支行认可金盾公司直接与言信诚公司签订《监管费支付协议》。因案涉监管费标准已确定，本案不适用我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和第六十二条之规定。综上，工行上虞支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据实调整为6250元，由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柳雪松审判员  彭丽莉审判员  杨 华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冯 莹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