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1022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温景宜，女，1980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敏、项良杰，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雪晴，女，1986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龙游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永祥、谢陈海天，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温景宜因与被上诉人李雪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民初76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温景宜上诉请求：一、判令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二、依法改判驳回李雪晴的全部诉讼请求；三、本案诉讼费用由李雪晴负担。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以杭州市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撤销公司登记决定书》(杭西市管企撤字【2020】第01号)撤销了杭州原瑞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瑞诗公司)2019年10月31日的变更登记，认定原瑞诗公司增资未成功系事实认定错误。第一,原瑞诗公司已对《撤销公司登记决定书》提起了行政复议要求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因此该具体行政行为未被确定下来，该行政行为还有争议，有更改或撤销的可能，一审法院以未被最终确定效力的《撤销公司登记决定书》确认增资未成功其前提本身就是错误的。第二，工商变更登记并非股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即股权发生变动不必然等到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之时，工商登记真正的效力是针对善意第三人的对抗效力，其登记材料并没有创设股东资格的效果，工商登记并非设权程序，而是一个证权程序，工商登记材料是证明股东资格的表面证据，故当出现对股东资格发生争议时，股东的确定不能仅以工商登记为准，应优先根据股东的资格认定的实质特征来进行认定，即是否已实际出资、已行使股东权利、签署公司章程等进行综合认定。工商登记机关对股东、注册资本的登记，可以作为证明股东资格并对抗外部第三人的表面证据，对于温景宜和李雪晴股东内部二人之间，则应侧重审查是否已经实际投资，已就出资达成合意等进行综合认定。第三，公司完成增资扩股的必备前提条件是相关当事人之间存在增资合意的事实。一是公司或股东具有增资意愿及接纳或认可新股东的意思；二是投资人具有投资入股或认购股份的意思。只有当事人之间的表意、行为或相关事件能够体现这两方面的表意事实，才算完成了公司增资的必备前提，反之，即使当事人与公司存在支付相关款项，交付转移财产、变更名册或工商登记等行为，若没有以明示或默示等方式体现这两项表意事实，则不应当认定当事人的新股东资格。第四，本案李雪晴、盛玲、江帆和温景宜签订《股权代持协议》并且向原瑞诗公司认缴款物的行为，系同意成为原瑞诗公司增资后的股东或增持股东的意思表示，属于为原瑞诗增加注册资本和扩股而为的认缴出资的行为，原瑞诗公司同时在记账凭证在将上述投资款进行确认为公司的实收资本，同时从“原瑞诗股东群”微信聊天群看出本案原瑞诗公司的原始股东(周湘波、应晓强、金赟、温景宜)一致同意吸收李雪晴、盛玲、江帆等成为原瑞诗公司新的股东，且对李雪晴、盛玲、江帆等作为增资扩股的股东认缴投资款，亦未主张优先认股权。据此可以认定原瑞诗公司及原有股东包括应晓强就公司增资扩股及李雪晴、江帆、盛玲、郑小仙、姚兰琴增持股份事项已经达成了合意，因此，本案原瑞诗公司增资的实质条件已经具备，原瑞诗公司同意增资且没有损害其他股东的优先认股权，李雪晴、盛玲、江帆等的增加注册资本已到位，则即可确认所增资本所对应之股权。同时李雪晴、盛玲、江帆、姚兰琴作为股东，也是积极的参与到公司的经营管理中，积极参加股东会，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并且李雪晴积极给公司寻找客户，参与到公司的经营政策，并且享受了公司股东的优惠购买价。第五，2018年6月14日，原瑞诗公司全体股东召开了股东会，参加会议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了有效的《关于同意转让股权的决定》、《关于同意增加注册资本的决定》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股东会决议，原瑞诗公司增资成功。2017年底，为了扩大公司的经营、推动公司进行增资扩股，温景宜反复和应晓强、周湘波、金赟、俞宝泉等几位股东就增资扩股进行磋商，并积极寻找新的投资人合作。经过反复沟通，公司的原始股东一致同意增资扩股，并且表示同意增资扩股方案。在公司的所有原始股东一致同意后，周湘波和温景宜通过股份转让的方式吸收郑小仙、姚兰琴、林家洋成为原瑞诗公司股东；温景宜同时吸收了李雪晴、盛玲、江帆三位新股东，并分别于三位股东签订了《股权代持协议》，为此，原瑞诗公司提前15天分别通知了其他股东，并定于2018年6月14日，主持召开了《关于同意转让股权的决定》、《关于同意增加注册资本的决定》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股东会，并通过了增资扩股、股份转让、修改公司章程的股东会决议。2018年6月14日，股东会开好后，股东就开始聚餐，当时温景宜找应晓强签字的时候，应晓强说吃饭结束再单独进行签字，至聚餐结束，温景宜忘记了找应晓强签字，当天晚上应晓强就没有签字，后来应晓强反悔未签字。 二、一审认定增资系代持协议签订之前提，温景宜未及时、依法履行召集和主持股东会对公司增加注册资本进行决议，致使李雪晴持有增资后的原瑞诗公司股份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错误。第一，本案《股权代持协议》约定的股权代持期间的合同目的是温景宜代李雪晴持股，享有并行使原瑞诗公司股东的权利。在本案中，在合同约定的股权代持期间，25万元投资款登记在温景宜名下，温景宜实际履行了代持股权的合同义务。温景宜参加股东会并署名的行为足以表明行使了股东表决权，符合股权代持期间温景宜出席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之约定，因此该协议合同的目的已经实现。25万投资款已转化为股权、公司资本，李雪晴作为实际股东享有的是相应的股权收益，故代持合同已经履行，不可恢复原状，即李雪晴行使合同解除权只能向后发生效力，而不能溯及已经过的代持期间，25万元投资款无法直接返还李雪晴，只能按公司法规定的方式来处理。在温景宜代李雪晴持有的股权经原瑞诗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或依法转让其他人之前，不存在返还股权或投资款的现实可能性。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8年6月1日、6月2日李雪晴分别转账给温景宜20万、5万元出资款，合计25万元。2018年5月24日、6月4日温景宜分别转账原瑞诗公司5万元、20万元，原瑞诗公司2018年5月31日、6月30日记账凭证上载明温景宜代持李雪晴投资款到位，并开具了25万元投资款的收据，并且出具的《出资证明书》特意注明代持的25万元投资款已全部到位。因此，本案中，25万股权登记在温景宜名下，温景宜实际履行了代持股权的合同义务；另从“原瑞诗股东群”和原瑞诗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可以看出，温景宜已作为股东出席股东会并作为股东署名的行为足以证明其实际行使了股东表决权，符合股权代持期间温景宜出席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之约定。本案是显名股东和隐名股东股东资格之争，并非是返还股权认购款之争，25万元投资款已实际注资到原瑞诗公司，该投资款已在原瑞诗公司日常的经营活动中支出，隐名股东要求显名股东返还，无法律依据。第二，《股权代持协议》是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的法律关系，即委托持股的法律关系，属于委托合同。从原瑞诗公司2018年5月31日、6月30日的记账凭证可以看出上述凭证的附件就有《股权代持协议》，同时记账凭证载明温景宜代持的投资款到位，显然《股权代持协议》所涉原瑞诗公司知道温景宜是李雪晴的代理人，根据《合同法》第402条的规定，温景宜实施的法律行为效果全部归属被代理人李雪晴，该法律行为直接约束李雪晴和原瑞诗公司。因此，即使原瑞诗公司增资未完成，李雪晴也只能向原瑞诗公司要求返还，而不是向温景宜主张。第三，本案《股权代持协议》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约定，本协议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合法有效，因此增资并非代持协议签订之前提。实践中公司、股东、投资人可能在相关增资变更程序或公司内部治理过程中，体现出投资人意在出资入股、公司意在接纳新股东的默示表意即在相关当事人之间形成了增资的合意，默示的表意也是公司增资完成的一种方式之一。本案原瑞诗公司股东在支付款项时明确表达出资入股的用途、新的股东李雪晴即投资人参与公司股东会决议并行使了股东权利，本案原瑞诗公司增资是否成功并不影响《股权代持协议》的法律效力，即使没有增资成功，也不影响下次的增资，《股权代持协议》没有约定增资的时间，增资并不是《股权代持协议》生效的要件，股权代持行为已经发生，对双方均有约束力，本案代持协议合法有效。原瑞诗公司原始股东已就增资形成了默示表意，原瑞诗公司增资完成。第四，《股权代持协议》是隐名股东李雪晴和显名股东温景宜的代持的股权的权利、义务的约定，该约定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的法律关系、权利义务应以协议的约定为准。本案协议未约定增资的具体时间，同时代持协议也没有约定温景宜对公司增资负有义务，原瑞诗公司的增资是原瑞诗股东会集体表决的事项，并不是温景宜作为执行董事一人可以决定的事情，温景宜签订代持协议之后就多次召集和主持股东会对公司增加注册资本进行决议，并最终形成了2018年6月14日的股东会增资决议，一审法院撇开股权代持协议的内容，单方面认定温景宜没有及时、依法履行这一职责显然错误。第五，依据代持协议的约定，25万元出资款占注册资本2000万的1.25%，如果2000万注册资本被撤销，注册资本恢复到500万，25万出资占注册资本金的5%，本案隐名股东可主张5%的股权，但并非是返还股权出资款。股权代持协议未约定增资的具体时间，增资也不是温景宜必须履行的合同义务，也不影响代持协议的效力。本案应当是股东资格与股权比例纠纷，而非是返还股权投资款纠纷。综上，温景宜认为，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并依法改判。 李雪晴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至李雪晴一审起诉之前，温景宜并未按照双方协议约定将原瑞诗公司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增资到2000万元。虽然在一审诉讼过程中温景宜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但是因相关股东会决议上股东的签字系代签，经原瑞诗公司股东向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撤销工商变更登记申请后，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做出了撤销工商变更登记的决定，原瑞诗公司的增资目的无法完成，李雪晴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综上，李雪晴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雪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双方当事人之间于2018年5月17日签署的《股权代持协议》；2.温景宜向李雪晴返还股权投资款250000元、利息损失12883.6元（自2018年6月2日起以股权投资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即4.75%的标准暂计至2019年7月2日，2019年7月3日至温景宜实际返还之日止另计）；3.温景宜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一、2017年5月12日，原瑞诗公司成立，注册资本500万元，股东为温景宜、应晓强、周湘波、金赟，分别认缴出资275万元、125万元、50万元、50万元，持股比例55%、25%、10%、10%。温景宜为原瑞诗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2018年5月17日，双方签订《股权代持协议》，约定：李雪晴委托温景宜作为李雪晴对原瑞诗公司25万元出资（占原瑞诗公司2000万元注册资本的1.25%）的名义持有人，并代为行使相关股东权利，包括温景宜以自己的名义将受托行使的代表股份作为出资在原瑞诗公司股东登记名册上具名、代为收取股息或红利、出席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等。协议签订后，李雪晴于2018年6月1日、6月2日分别转给温景宜20万元、5万元出资款，合计25万元。 2018年5月、6月期间，温景宜陆续向原瑞诗公司转账95万元。其中2018年5月24日、2018年6月4日，温景宜分别转账5万元、20万元。温景宜提供的原瑞诗公司2018年5月31日、6月30日记账凭证上载明该5万元、20万元系温景宜代持李雪晴投资款出资到位。 审理中，温景宜提供了一份加盖原瑞诗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其上载明收到投资款25万元，客户名称温景宜（代持李雪晴投资款），落款日期为2018年6月2日。温景宜还提供了一份加盖原瑞诗公司公章的《出资证明书》，其上载明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股东名称温景宜、认缴出资1100万元、已累计出资177.4万元（其中代持李雪晴25万已全部到位）、核发日期为2018年8月31日。审理中，温景宜自认因李雪晴起诉温景宜之故，《出资证明书》特意注明温景宜代持李雪晴25万已全部到位。 二、原瑞诗公司成立后，温景宜、应晓强、周湘波、金赟于2017年分别实缴出资81.4万元、65万元、25万元、40万元。2018年6月4日，温景宜再次实缴出资96万元，合计实缴出资177.4万元。原瑞诗公司章程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股东会对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等作出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2019年10月31日，原瑞诗公司根据2019年10月30日股东会决议将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变更为2000万元，温景宜、应晓强、周湘波、金赟四位股东的持股比例不变。 2019年11月5日，应晓强向杭州市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关于撤销工商变更登记的申请》，陈述其从未接到过原瑞诗公司发来的关于2019年10月30日召开股东会的通知，并未出席参加此次股东会议，股东会决议尾部股东应晓强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本人也未授权其他股东参加此次股东会并代为签字，故请求撤销2019年10月31日原瑞诗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2020年8月6日，杭州市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撤销公司登记决定书》（杭西市管企撤字[2020]第01号），决定撤销原瑞诗公司2019年10月31日的变更登记。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之间的诉辩主张，本案存在以下争议焦点： 一、原瑞诗公司的注册资本是否已增资至2000万元。原瑞诗公司的原注册资本为500万元，为扩大生产欲增资至2000万元，双方就此签订《股权代持协议》，由温景宜代持李雪晴25万元出资。合同签订后，原瑞诗公司注册资本一直未变更登记，李雪晴因此于2019年8月7日诉至法院。后原瑞诗公司依据2019年10月30日股东会决议于次日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登记为2000万元。因股东会决议上的股东“应晓强”签名不实，2020年8月6日，该变更登记被杭州市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决定撤销，并送达了原瑞诗公司。据此，原瑞诗公司的注册资本并未成功增资。 二、李雪晴是否有权解除合同。《股权代持协议》虽未明确约定原瑞诗公司的注册资本增资时间，但该增资系代持协议签订之前提，温景宜作为原瑞诗公司的执行董事，理应及时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会议对公司增加注册资本进行决议。本案中，温景宜并未及时、依法履行这一职责，致使李雪晴持有增资后的原瑞诗公司股份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李雪晴主张解除《股权代持协议》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合同法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据此，李雪晴主张温景宜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请，该院亦予以支持，但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利息损失应当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李雪晴与温景宜于2018年5月17日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于判决生效之日解除；二、温景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李雪晴投资款250000元、支付利息损失12883.6元（暂计至2019年7月2日），自2019年7月3日至投资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以未还投资款数额为基数另行计付，其中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三、驳回李雪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244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834元，合计7078元，由温景宜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温景宜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四组证据：1.《业务委托书》及扣款业务自助回单；2.（2020）浙0106民初6793号传票、江帆诉温景宜民事起诉状；3.应晓强诉原瑞诗公司公司解散纠纷（2020）浙0106民初4736号传票；4.原瑞诗股东群成员名单。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查认为，温景宜提交的上述四组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温景宜上诉所称，李雪晴等人通过与其签订《股权代持协议》及认缴款项的行为表示同意成为原瑞诗公司增资后的股东，结合《股权代持协议》关于“李雪晴委托温景宜作为李雪晴对原瑞诗公司25万元出资（占原瑞诗公司2000万元注册资本的1.25%）的名义持有人”的约定，应认定李雪晴与温景宜签订《股权代持协议》并向温景宜支付25万元出资款是建立在原瑞诗公司注册资本会达到2000万元的基础上。现李雪晴已依约完成款项交付义务，但原瑞诗公司至今未完成增资。温景宜与李雪晴签订《股权代持协议》并收取李雪晴25万元出资款，其作为原瑞诗公司执行董事及持股55%的股东，对原瑞诗公司增资至2000万元负有主要义务。双方虽未约定完成增资的期限，但在签订案涉协议至李雪晴提起本案诉讼（2019年8月7日）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原瑞诗公司仍未完成增资，温景宜亦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原瑞诗公司已就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根据现有证据，一审法院认定李雪晴无法实现持有增资后的原瑞诗公司股份的合同目的，并据此判决解除《股权代持协议》，由温景宜向李雪晴返还出资款并赔偿损失并无不当。温景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244元，由温景宜负担。温景宜已预交5276元，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敏 审 判 员  程雪原 审 判 员  夏明贵 二〇二一年一月八日 法官助理  周治平 书 记 员  沈冰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