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民终10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叶亚珍，女，1964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一文，浙江清收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温岭市石塘洁立渔机修理部。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经营人：郭海中，男，1972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石塘镇上箬路208号。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辉滨，浙江皓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洁，浙江天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吴庆顺，男，1961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原审第三人：施永存，男，1973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奉化市。上诉人叶亚珍因与被上诉人温岭市石塘洁立渔机修理部（以下简称洁立修理部）、原审第三人吴庆顺、施永存船舶修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海事法院（2020）浙72民初2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同年12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叶亚珍的委托代理人冯一文、被上诉人洁立修理部的委托代理人史洁、原审第三人施永存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吴庆顺经本院合法送达传票，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完毕。洁立修理部一审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叶亚珍支付洁立修理部为修理“浙鄞渔8××××”轮产生的修理费计232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生效判决指定履行日为止）。事实和理由：“浙鄞渔8××××”轮登记在叶亚珍名下。2018年禁渔期时，叶亚珍因为需要修理该渔船，由洁立修理部于2018年6月29日、2018年7月2日、2018年7月6日、2018年7月9日安排工人为叶亚珍修理主机1台，发电机组3台，合计产生修理费23200元，但叶亚珍至今拖欠未付。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叶亚珍一审答辩称：一、叶亚珍并非本案适格被告。“浙鄞渔8××××”轮自2018年5月底开始由吴庆顺等人承包，叶亚珍与洁立修理部既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也未要求其对渔船进行修理，且叶亚珍与其并不相识，截至起诉前洁立修理部亦未向叶亚珍主张过任何款项。二、洁立修理部未收到任何款项不合常理。依照惯例，修船或供应设备会支付预付款，且在船开走前会支付大部分或结清款项。三、叶亚珍的渔船多年以来在休渔期间一直在奉化码头修理，是在被吴庆顺等人承包之后才会开到温岭修理。四、洁立修理部证据无法反映客观事实。首先，本案中洁立修理部用以支持其诉讼请求的证据是吴庆顺找来的人签字，这几个人也是另外几个案件的原告，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他们的签字不能反映客观事实；其次，根据行业惯例，修理渔船主机、发电机的金额不可能按日计算，而应该是按修理每台机器所需费用计算；最后，据叶亚珍事后查看，其中一条船上的一台淄博6210柴油发电机未经修理，剩余几台机器即使保养也不需要这么多钱。五、洁立修理部所提供的证据是虚假的。六、包括本案在内的系列案件都是吴庆顺制造的虚假诉讼案件，应对吴庆顺予以处罚。系列案件中吴庆顺均作为证人出面说自己只是作为介绍人，若其不是承包人，不可能这么积极参与，且对于修理过程了如指掌。叶亚珍所提供的证据可以明确看出，包括已经生效的（2019）浙72民初570号判决以及（2019）浙72民初574号判决，当事人都已经表示他们认为付款的主体应该是吴庆顺。对目前已经生效的系列案件判决，叶亚珍都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并要求提起再审。故本案系虚假诉讼，要求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第三人吴庆顺述称：其做鱼货加工生意，有时候也出海，涉案相关证据材料中提到的“牛皮”是其绰号。2017年期间，叶亚珍和施永存向其借过钱，至“浙鄞渔8××××”轮在温岭维修之前，还欠其100多万元。其不是“浙鄞渔8××××”轮合伙人，对该船没有股份，因为船长严夏道是其介绍的，所以帮忙处理一些事务。涉案维修是其介绍的，因施永存要求其帮忙找船员，故叫了大副陈锦云上船干活，月工资1万元，陈清洁是其通过中介介绍来船上干活，施永存同意的。船舶维修是施永存交待做的，让其参照当地的船来维修；同时期其自己的船也在维修，但修理的内容与“浙鄞渔8××××”轮不同。“浙鄞渔8××××”轮当时是施永存在经营，船是在2018年8月3日开出去的。自己有与洁立修理部说过，向施永存和叶亚珍要修理费用。第三人施永存述称：其以前是捕鱼的，现在做些小生意。2018年5月底这段时间，“浙鄞渔8××××”轮由其先向叶亚珍以租金50万租用，再与吴庆顺合作，柴油款归叶亚珍。其与吴庆顺之间合伙经营期限为2018年5月至2019年5月，各50%股份（庭审中又改称其自己占50%股份，吴庆顺、严夏道各25%股份），租金、费用支出和收入分配有口头讲过，但未签订过书面协议，吴庆顺也没实际出过钱。该船在吴庆顺那里维修，自己一共去过两次，但人没在船上；修船的人员和单位都是吴庆顺找的，陈清洁是吴庆顺叫的，怎么修也是吴庆顺定的，只有其姐夫王培军是自己叫过来的。修理费是跟吴庆顺谈的，洁立修理部也没有向自己要过钱。“浙鄞渔8××××”轮2018年8月3日出海后，自己在船上，吴庆顺拿走了5300担鱼货，价值约100来万元，没付过钱，因自己还欠吴庆顺钱，故也没有向吴庆顺要过鱼货款；鱼货款付了叶亚珍50万元租金后，就没剩下多少钱了，因吴庆顺不承认合作关系，故未再将收入分配给吴庆顺。渔船出海作业的油、水、冰等费用都是自己支出的。船舶修理期间，其姐夫王培军签过字的都确认，陈清洁签字的不予确认，是否修理过也不清楚。其于2018年8月6日上船，陈清洁与其一同出海作业，其于2018年12月21日即陈清洁下船之日向陈清洁支付工资75000元；另付了3万元给一个小工，这名小工不是其叫来的。船舶维修费用，应由其与吴庆顺两个人支付。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浙鄞渔8××××”轮登记为叶亚珍所有，所占股份100%。2018年6月至8月初期间，“浙鄞渔8××××”轮在温岭维修，陈清洁、陈锦云分别担任该轮的轮机长和大副。维修期间，陈清洁于2018年6月份要求洁立修理部为该轮4台柴油机（“淄博8170”和“淄博6170”各2台）做保养维修，并填写了4份销货清单，保养维修按工时计算，分别为4000元、5600元、7200元、6400元，共计23200元，但未签订书面合同，也未谈过具体价格。因保养维修费用未付，2019年上半年，由陈清洁作为证明人在洁立修理部出具的销货清单上签字。洁立修理部至今未收到上述保养维修费用，故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浙鄞渔8××××”轮在温岭修理期间，叶亚珍因办理渔船年检事务曾去过一次现场，施永存去过两次，施永存姐夫王培军和其侄子时有在船上。2018年8月3日该船修理完毕，后出海生产，施永存随船出海作业。渔船维修和出海生产期间，叶亚珍与施永存以及吴庆顺相互之间未签订过渔船租用或承包或者合伙、合作等书面协议，吴庆顺也未向该渔船或者叶亚珍或施永存投资，未承担过该船维修费用或生产成本支出，也未取得过利润分配。吴庆顺曾向施永存收取鱼货5300担，用于冲抵施永存此前欠吴庆顺的借款，而未实际支付鱼货款。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系船舶修理合同纠纷，各方当事人主要争议在于：一是柴油机保养维修的事实是否客观存在以及费用是否合理；二是船舶修理合同相对人的识别以及修理费用支付义务人的确定。一、关于柴油机保养维修的事实是否客观存在以及费用是否合理的问题洁立修理部认为，销货清单已经船员签字，船员的签字行为应当视为代表船东对保养维修事实及费用的确认；叶亚珍对费用的合理性有异议，但未提出任何有效的证据予以反证，或者证明保养维修费用超出了市场价格正常的范围。叶亚珍和第三人施永存认为，销货清单是陈清洁根据吴庆顺的要求事后补签的，签字人对具体项目、数量、金额都无法确认，也未经任何人授权；根据行业惯例，修理渔船主机、发电机不可能按日计算；据叶亚珍事后查看，其中一台淄博6210柴油电机未经修理，剩余几台机器即使保养也不需要这么多钱；销货清单系伪造的，本案系虚假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浙鄞渔8××××”轮为叶亚珍所有，该船在温岭维修期间，叶亚珍曾去过现场，显然知道渔船维修的事实。渔船维修完毕后出海生产，第三人施永存一直在船上负责该船的经营，该船维修期间也曾去过，且其姐夫王培军及其侄子时有在船，可见其一直在参与该船的维修及其此后的出海作业，且已经支付过陈清洁75000元的工资，也显然清楚陈清洁和陈锦云系该轮轮机长和大副的事实。洁立修理部对“浙鄞渔8××××”轮柴油机进行保养维修，按工时计费，形成保养维修费用清单，并在未取得保养维修费用的情况下，找陈清洁补签销货清单予以证明确认，进而提起诉讼主张保养维修费用，符合通常的生活经验，并不违背常理。陈清洁作为该渔船的轮机长，已当庭确认销货清单上的保养维修项目已经其核对，至于具体金额，经一审法院审查和咨询，尚在合理范围。综此，应对洁立修理部为“浙鄞渔8××××”轮保养维修柴油机的事实以及费用的合理性予以确认。叶亚珍和第三人施永存否认洁立修理部对该船柴油机保养维修的事实，并认为费用不存在、不合理，但未提供相应的有效证据，抗辩不予采信。二、船舶修理合同相对人的识别以及修理费用支付义务人的确定洁立修理部认为，叶亚珍系“浙鄞渔8××××”轮的船东，应对渔船修理发生的费用承担支付义务，至于其主张的已将渔船出租给了第三人施永存和吴庆顺，没有任何客观证据。叶亚珍认为：“浙鄞渔8××××”轮自2018年5月底起由施永存、吴庆顺等人承包，叶亚珍与洁立修理部并不认识，也未委托其对渔船进行维修，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第三人吴庆顺当时系“浙鄞渔8××××”轮的共同承包人之一，且渔船修理、备品供应单位均系吴庆顺找来的，付款义务人应当是吴庆顺。第三人吴庆顺认为：其不是“浙鄞渔8××××”轮的合伙人，不承担渔船修理费用。第三人施永存认为，渔船修理费用应由其与吴庆顺两人承担。一案法院认为，叶亚珍系“浙鄞渔8××××”轮船舶所有人，该船于2018年6月至8月初在温岭进行过修理，陈清洁系该轮的轮机长，此为本案的基本事实。陈清洁要求洁立修理部为“浙鄞渔8××××”轮柴油机进行保养维修，应视为代表船东与洁立修理部订立渔船柴油机保养维修合同的行为。此处的“船东”包括船舶所有人、光租承租人或者其他应对保养维修费用承担支付义务的实际使用、管理船舶的人，叶亚珍作为“浙鄞渔8××××”轮的船舶登记所有人，认为其无需对船舶相关修理费用承担支付义务的，须对船舶已经光租出租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叶亚珍既未与施永存、吴庆顺等人签订过船舶租用合同，两第三人之间也未签订过任何协议，不足以认定叶亚珍与本案两第三人之间构成船舶光租合同关系，何况施永存庭审中也确认，吴庆顺既未向渔船或者向其出资，也未为渔船维修和出海生产承担过成本支出以及取得生产利润分配收入。至于叶亚珍与第三人施永存之间，以及施永存与吴庆顺之间是否存在其他法律关系，既不能对抗洁立修理部，也不影响其向船舶所有人主张船舶修理费用，叶亚珍与两第三人之间或者两第三人之间有纠纷的，可以另行解决。叶亚珍和第三人施永存抗辩缺乏证据和理由，不予采纳。综上，洁立修理部与叶亚珍之间成立船舶修理合同关系，并应确认有效。洁立修理部已对“浙鄞渔8××××”轮进行维修，其要求叶亚珍偿付该轮修理费23200元及其自起诉之日即2020年2月24日起计付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有理，予以支持。叶亚珍和第三人施永存认为本案存在虚假诉讼应当移送公安侦查的抗辩，证据和理由均不足，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8月28日判决：叶亚珍应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付温岭市石塘洁立渔机修理部渔船修理费用23200元及其利息（以23200元为基数，自2020年2月24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0元，由叶亚珍负担。叶亚珍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洁立修理部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将举证责任倒置给叶亚珍错误。叶亚珍已证明将船舶租赁给施永存，至于施永存是否与吴庆顺等构成合伙关系，不应由叶亚珍举证证明。且施永存已认可其承租人身份，吴庆顺也认可是根据施永存的指令联系维修事宜。二、原判认定案涉销货清单上船员的签字代表船舶所有人对维修保养事实和费用的确认，与事实不符。叶亚珍并不认识签字的陈清洁，也未授权其维修保养船舶。三、原判认为叶亚珍与施永存的关系不能对抗洁立修理部，于法无据。洁立修理部答辩称：一、各方当事人对案涉船舶在2018年休渔期间进行维修保养的事实没有争议，叶亚珍称已将案涉船舶出租给施永存及吴庆顺，但没有提供租赁协议及吴庆顺、施永存之间关于合伙经营的证据，故原判认定叶亚珍是相关付款主体并无不当。二、对于叶亚珍主张的虚假诉讼问题，经公安机关审查不予立案，其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施永存述称：一、其与吴庆顺存在合伙关系。二、吴庆顺伙同陈清洁共同造假，虚报维修保养费用。三、原判认定“吴庆顺曾向施永存收取鱼货5300担，用于冲抵施永存此前欠吴庆顺的借款”不当，其在原审庭审中并未承认欠吴庆顺钱。吴庆顺未陈述意见。二审中，叶亚珍提供了十份新的证据材料：证据一为2016年、2017年、2018年、2020年的船员工资记录，拟证明叶亚珍一直雇佣林某为船长至2018年4月船舶出租给施永存，2019年收回船舶后又重新雇佣林某。证据二为2016年至2020年叶亚珍的农业银行流水记录，拟证明叶亚珍发放工资及报销都是发放给林某。证据三为2016年至2017年船上维修费用及杂费部分清单，拟证明经营期间维修费用都是由船长或船员现付现结，再由船长拿清单找叶亚珍核销。证据四为经公证的林某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其一直为叶亚珍管理船舶事务，2018年8月期间不是由叶亚珍经营船舶。证据五为经公证的船员舒建设、艾祖科出具的情况说明及船员证等，拟印证林某陈述的事实。证据六为经公证的宁波市奉化区海港船舶修造厂总经理邬道渊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据七为邬道渊证言录音录像文字翻译，证据八为2017年、2019年、2020年案涉船舶在该公司的修理费账单，证据九为该公司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等，拟共同证明案涉船舶在该公司修理的的事实。证据十为宁波奉化双山成品油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沈松位出具的情况说明及企业信息查询记录等，拟证明案涉船舶一直在该公司购买机油和液压油，一般每年用量为机油6-7桶，液压油2-3桶，叶亚珍从不积欠款项。证据十一为叶亚珍与严夏道之妻的电话录音记录，拟证明严夏道、吴庆顺、施永存三人共同合伙承包“浙鄞渔8××××”轮。叶亚珍还申请证人林某出庭作证，林某的证言与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一致，并确认证据一的真实性。洁立修理部质证认为：证据一船员工资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且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证据二银行流水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上述证据均与本案无关。证据四到十，对公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相关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林某及相关船员于2018年4月离职后对本案争议事实均系推断；以往修理、供油单位的证言均不能推翻本案相关事实。证据十一叶亚珍在原审法院（2019）浙72民初743号案中已经提交，该院向严夏道核实后对该证据未予认定。施永存对叶亚珍提交的证据及待证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审核认为，对于叶亚珍二审提交的证据，其中相关情况说明经公证机关公证，工资记录等有船长船员证言予以证实，录音资料有原始载体，故对其真实性和证据资格均予以认定；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因相关证据证明的内容是叶亚珍在案涉纠纷发生前和发生之后的经营方式，不能直接证明叶亚珍与施永存之间存在船舶租赁关系。对于证据十一即电话录音，叶亚珍在原审法院（2019）浙72民初743号案中提供过该证据，仅凭该录音不足以认定严夏道、吴庆顺、施永存三人存在合伙关系。经二审审理，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除“吴庆顺曾向施永存收取鱼货5300担，用于冲抵施永存此前欠吴庆顺的借款，而未实际支付鱼货款”该节事实，经查阅原审庭审笔录，应纠正为“吴庆顺曾向施永存收取鱼货5300担，而未实际支付鱼货款”。其余事实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叶亚珍的主体是否适格；二、本案实体债务是否成立。各方对本院归纳的争议焦点均无异议。对此分析如下：关于争议焦点一，洁立修理部向“浙鄞渔8××××”轮提供保养维修服务，并制作了销售清单。陈清洁作为该渔船的轮机长，在销售清单签字并在一审庭审中予以确认。故本案应审查陈清洁代表谁签名以及责任由谁承担。因相关民事判决均认定案涉船舶的船长严夏道、轮机长陈清洁、大副陈锦云均受雇于叶亚珍，与叶亚珍成立船员劳务合同关系，故陈清洁的签名应认定为职务代理，即代表叶亚珍签字确认相关保养维修服务。叶亚珍虽然上诉认为其已将船舶出租给施永存，应由施永存承担相应责任，施永存对此亦予以认可，但双方并未提供书面证据。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登记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以光船条件出租渔业船舶，或者以光船条件租进境外渔业船舶的，出租人和承租人应当依照本办法进行光船租赁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故洁立修理部根据单据上职务船员的签名，向其雇主即该船所有人叶亚珍主张相关费用，有相应依据。关于争议焦点二，“浙鄞渔8××××”轮于2018年6月至8月初在温岭进行保养维修。该轮轮机长陈清洁在记载保养维修服务及价款的销售清单上签字确认。叶亚珍和第三人施永存否认洁立修理部对该轮提供服务的事实，并认为费用不存在、不合理，但未提供相应的有效证据予以反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叶亚珍认为本案存在虚假诉讼以及应当移送公安机关的理由，鉴于当事人已经报案但公安机关并未立案，故其该项理由亦不能成立。综上，洁立修理部与叶亚珍之间成立船舶修理合同关系，叶亚珍应当支付相应费用。叶亚珍关于其与洁立修理部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以及本案涉及虚假诉讼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0元，由上诉人叶亚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苗 青审 判 员  翟寅生审 判 员  黄 青审 判 员  裘剑锋审 判 员  吴云辉二〇二一年一月七日法官助理  涂诗雨书 记 员  游利平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