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69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屈龙，男，1972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天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诗明，四川蜀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军，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夏永贵，男，1973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天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文利平，四川广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秋富，四川广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屈龙因与被上诉人夏永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法院（2020）川0192民初16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屈龙上诉请求：撤销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法院（2020）川0192民初1652号民事判决，改判为驳回夏永贵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屈龙提交的聊天记录虽为复印件，但不必然导致其无效，屈龙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能相互印证，证明案涉款项为代理投资款而非借款；2．屈龙与夏永贵建立了代理与被代理的关系，一审法院否认二者代理投资关系认定错误；3．原审法院认为屈龙向夏永贵支付的款项具有规律性、固定性的特点，进而认定双方是借款合同关系错误，投资理财中仍有此特点。二、一审对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夏永贵作为原告应对本案是借贷法律关系进行举证，而不应由屈龙承担案涉款项不是借款的证明责任。三、一审未对屈龙另支付给夏永贵的10万元进行统计。 夏永贵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屈龙的上诉请求。 夏永贵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屈龙归还借款本金70万元及支付利息，截至2020年4月30日暂计利息为273000元，利息以借款本金7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的标准，自2018年3月1日起计算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2．判令屈龙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夏永贵于2016年10月21日、2017年2月10日、2017年2月11日、2017年8月18日、2017年8月19日、2017年10月25日、2017年11月23日分别向屈龙转账支付了了40万元、5万元、5万元、5万元、5万元、3万元、75000元，其中2017年11月23日转账给屈龙的款项中包含了夏永贵返还的5000元。夏永贵共计向屈龙出借本金70万元。后屈龙分别于2016年12月17日、2017年1月18日以借款本金4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向夏永贵支付了利息8000元、8000元；于2017年2月18日以借款本金4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5%支付了利息6000元；后又分别于2017年3月18日、4月18日、5月22日、6月20日、7月17日、8月22日以借款本金5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5%的标准向夏永贵支付了利息7500元、7500元、7500元、7500元、7500元和7500元；后又分别于2017年9月21日、10月19日、11月19日以借款本金6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5%的标准向夏永贵支付了利息9000元、9000元和9000元；又分别于2017年12月19日、2018年1月21日和3月18日以借款本金7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5%的标准向夏永贵支付了利息10500元、10500元和10500元。屈龙尚欠夏永贵借款本金70万元未偿还。 一审法院认为，夏永贵提起诉讼要求屈龙还本付息，屈龙抗辩认为双方之间并非借款合同关系，其仅是代理夏永贵进行投资，故案涉争议焦点之一在于认定双方之间是否形成借款合同关系。夏永贵以转账形式向屈龙支付了资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故屈龙应对其抗辩主张举证予以证明，屈龙未提供充分的证据材料证明其主张；在案的证据材料证明了在夏永贵向屈龙陆续支付款项后，屈龙按月分15次向夏永贵进行了转账。对于该15次转账，屈龙认为是夏永贵投资所获的利润，但其亦陈述双方除利润分配外，并未约定包括风险承担等在内的其他投资细节，缺乏投资所必要的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等经营特征；另外，从15次转账付款的时间、数额来看，屈龙向夏永贵支付的款项具有规律性、固定性的特点，双方之间的交易特点符合借款合同中的权利与义务，故双方已形成借款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各方均应履行各自的义务。夏永贵已通过转账方式向屈龙出借了70万元，屈龙负有偿还该借款本金的义务。夏永贵有权要求屈龙偿还70万元借款本金，一审法院对夏永贵要求屈龙偿还本金70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在屈龙向夏永贵所付的15笔款项中，所付款项与已支付本金的之比，除前两笔为2%，其余十三笔均为1.5%，足以认定双方约定的月利率由最初的2%变更为1.5%。又因屈龙仅支付了15次利息，并未足额支付，夏永贵关于利息的主张具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其关于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即利息以7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夏永贵主张的2018年3月1日起按月利率1.5%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本案并未产生公告费，夏永贵要求屈龙承担该费用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对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一、屈龙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夏永贵偿还借款本金70万元和支付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7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8年3月1日起按月利率1.5%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夏永贵的其他诉讼请求。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765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11765元，由屈龙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屈龙提交以下证据：1．屈龙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2页（复印件），拟证明在一审认定的金额之外，屈龙还向夏永贵转款10万元，委托投资理财的款项实际只有60万元；2．屈龙银行明细5页，拟证明夏永贵委托屈龙投资理财的款项转给屈龙后，屈龙将投资理财款转给第三人周鸣会，周鸣会是湖南华强科技平台的联系人，投资利润的返回也是通过周鸣会转回（偶尔也有华强平台转回）；3．屈龙通过微信向夏永贵转款十笔，共计3.74万元，均系一审未统计。拟证明从屈龙向夏永贵转的款项来看，实际上并不是夏永贵向法庭所主张的有规律的转利息，而是屈龙收到投资平台利润回报的时候按照平台转的比例向夏永贵转的投资回报。4.夏永贵出具给程根全借条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夏永贵是有出具借条的意识，本案中没有借条不是借款。 夏永贵质证称：对证据1真实性予以认可，屈龙大概在2017年9月、10月份临时给夏永贵说需要10万元周转一下，大概一个多月就可以归还上，就不计算利息，夏永贵考虑到与屈龙的关系及前面有不错的利息就答应了屈龙的要求，临时凑了10万元给屈龙，但这属于非借贷，就是朋友之间的资金周转，屈龙比较守信在11中旬分两次将10万元归还给了夏永贵，故屈龙本次提交的对账单显示的两笔10万元与本案所涉的70万元无关。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与本案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金钱系种类物，屈龙收到夏永贵的出借款项交付给谁夏永贵无法掌控，屈龙也未告知过夏永贵，不能确认屈龙转给周鸣会的款项是屈龙代夏永贵的投资，同时从转款时间和金额看，也不能体现对应关系。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屈龙主张的2017年5月7日1000元、2017年5月27日400元、2017年7月2日500元、2017年10月27日500元，这几笔是大家一起打牌，屈龙没有现金，屈龙微信转给夏永贵，夏永贵拿现金给屈龙，还有屈龙给战友带的礼金，也是通过微信转给夏永贵；2017年11月5日的5000元在2017年11月23日夏永贵向屈龙所转7.5万元当中已回转5000元；2018年3月14日、2018年4月18日分别转的10500元钱和2018年5月26日9000元是利息，夏永贵一审中统计漏了。证据4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本案没有关联性，也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对屈龙向法庭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是否有关联在本院认为里予以阐述。 夏永贵向法庭提交：夏永贵尾号5498号银行卡2017年1月4号至2018年1月30日银行明细一份，拟证明屈龙于2017年10月向夏永贵临时拆借10万元现金，屈龙于2017年11月15日和16日分别向夏永贵转款8万元、2万元系归还临时拆借的10万元。屈龙质证称，对夏永贵主张的向屈龙临时出借10万元不予认可，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对夏永贵提交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 二审查明，1．屈龙在一审中提交了与夏永贵的微信聊天记录复印件，虽夏永贵代理人在一审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在二审中夏永贵本人在法庭询问微信聊天内容时未对聊天内容的真实性予以否认，只是认为屈龙投资什么夏永贵不知道，夏永贵只是将款项借给屈龙，同时夏永贵也没有提交自己的微信聊天记录对上述聊天记录予以反驳，故本院对屈龙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双方部分微信聊天内容如下： 屈龙：“你投资在我这边的钱左敏不知道”“你现在还是要喝酒”夏永贵：“是的，你不能漏风声哈龙哥只有你我知道的” 夏永贵：“我在你那投资有二十万是别个的” 屈龙：“你这边投资的利润我看周五能转过来啵，那边说交易平台整顿，最近太忙了，娃娃的事，单位的事，太多了”夏永贵：“理解你龙哥你忙也要注意身体哈” 屈龙：“老夏，这段时间交易平台在整顿，我忙也没有过多过问，这段时间投资的利润也会受影响，等娃娃中考完了，我再好好问问究竟是咋回事”夏永贵：“好的龙哥没事” 夏永贵：“我从头到尾没有说过龙哥欺骗我还一直梦想你龙哥给兄弟带来经济上的改观从没有问过你投资多少钱在另外地方也从没有要求你把投资转款凭条拿给我看一看因为那些都与我这个第三方无关我只认的你你不能以别人不给你解决而一直拖欠我甚至一直这样下去了”“你摸着良心想一想我们换位思考凭你的德行才都给我翻脸来起了”屈龙：“夏老师，我和这边只有打了官司，也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因为这件事不是我一个人，一共有2、30个人” 夏永贵：“你当初没有把这个投资情况给我说明你给我承诺只认你我们两兄弟感情我是很信任你的所以拿出自己二三十年的积蓄和外加40万借款投资的”屈龙：“对的，因为你信任我”夏永贵：“不管现金和转款我都交给你的当初如果你给我说明是投资湖南华强科技平台我肯定是不会投资的你说是赵总解决内部员工福利我才信你的哦”屈龙：“这个投资不是小数额，不可能藏到掖捣，必须要有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当时之所以这样，是把她的借条和还款承诺太信了，不过这些都有法律效力的！” 2．屈龙在一审中提交的与夏永贵通话录音内容如下：屈龙：这段时间的利润肯定要晚段时间给你。夏永贵：没得事。屈龙：这段时间在整顿。 3.屈龙于2017年11月15日和16日分别向夏永贵转款8万元、2万元。 4.2017年5月7日屈龙向夏永贵通过微信转款1000元； 2017年5月27日屈龙向夏永贵通过微信转账400元；2017年7月2日屈龙向现在夏永贵微信转账500元；2017年10月27日通过微信向夏永贵转款500元；2017年11月5日屈龙通过微信向夏永贵转款5000元；2018年3月14日屈龙向夏永贵微信转款10000和500元；2018年4月18日屈龙又通过微信向夏永贵转款10000和500元；2018年5月26日屈龙向夏永贵微信转款9000元。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夏永贵与屈龙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2．如果双方借贷关系成立，屈龙向夏永贵的转款应如何确定。本院综合评述如下： 本案中，双方均认可夏永贵向屈龙转款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屈龙收到款项应当首先对收到的款项作出合理解释，并提交证据证明。对此，屈龙称案涉转款系夏永贵委托其投资的款项，屈龙将案涉款项通过周鸣会投资到湖南华强科技平台，将从周鸣会和湖南华强科技平台收到的回报已经全部转给夏永贵，故双方之间没有借贷关系。并提交了屈龙与夏永贵的微信聊天记录、电话录音等证据以证明。本院认为，首先，从屈龙与夏永贵的微信聊天记录、电话录音内容看，对于案涉双方之间的转款，双方在聊天中均表述为“投资”和“利润”，虽然仅从文意看夏永贵将款项出借给屈龙也可以理解为夏永贵在屈龙处的投资，但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对“借款”和“投资”、“利息”和“利润”的表述还是有所区别的，故本案中双方所谈及的“投资”与“借款”能否等同是存在争议的；其次，从双方聊天中谈及利润的情况看，屈龙两次谈到利润来源于平台，因平台整顿利润可能受影响，夏永贵均表示理解，证明夏永贵对款项用于了平台投资是知晓的，故案涉转款是夏永贵出借给屈龙用于投资还是夏永贵委托屈龙投资同样可能因对谈话的不同理解产生争议；再者，夏永贵虽然在聊天中也谈到“从没有问过你投资多少钱在另外地方也从没有要求你把投资转款凭条拿给我看一看因为那些都与我这个第三方无关我只认的你”“你当初没有把这个投资情况给我说明你给我承诺只认你我们两兄弟感情我是很信任你的所以拿出自己二三十年的积蓄和外加40万借款投资的”屈龙“对的，因为你信任我”等内容，但从内容也可以看出夏永贵对屈龙将款项转给第三方投资是知晓的，且这部分聊天系发生于屈龙告知夏永贵平台出现问题，且已经不能正常支付利润的情况下，从普通人趋利避害的反应来讲，夏永贵微信聊天内容更有利于自己是合乎情理的，夏永贵表示只找屈龙，屈龙回答“对的，因为你信任我”，表明屈龙愿意承担相应责任，但并不能由此证明屈龙承认案涉款项是借款，也不能据此看出双方之间对案涉款项有达成借贷合意的意思表示。第四，关于屈龙向夏永贵的转款，虽然存在一定的规律性，但不论系夏永贵主张的借款利息，还是系屈龙主张的投资利润返还，在双方之间案涉款项法律关系未能确定的情况下，双方主张的转款性质均具有一定的可能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之规定，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进行的本证，需使法官内心确信达到高度可能性程度才能被视为完成证明责任；反证则只需使本证待证事实证明陷于真伪不明状态即可。因此，屈龙辩称的理由及证据能使案涉款项是借款还是委托投资款项陷入真伪不明的状况，此时，夏永贵应对双方具有借贷的合意继续承担举证责任，但夏永贵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不足以认定案涉转款系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夏永贵应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 因夏永贵所举证据不足以认定案涉款项系借款，故本院对屈龙向夏永贵所转款项的性质在本案中不作认定。 综上所述，屈龙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法院（2020）川0192民初165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夏永贵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6765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1176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530元，均由夏永贵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姚兰 审判员  马雯 审判员  莫雪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八日 书记员  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