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鲁0883行初93号原告孙后兰，女，汉族，1965年2月10日出生，住邹城市。委托代理人潘兴全（系原告之夫），男，汉族，1963年8月24日出生，住址同上。委托代理人宋光健，男，邹城凤凰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邹城市公安局，住所地邹城市普阳山路1100号。法定代表人刘书寅，男，该局局长。出庭负责人杨周，男，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周庆志，男，该局法制大队教导员。委托代理人董海典，男，该局石墙派出所办案人员。第三人张玉芳，女，汉族，1960年9月9日出生，住邹城市。委托代理人张坤，山东匡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孙后兰不服被告邹城市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于2020年8月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8月7日立案后，于2020年8月7日向被告邹城市公安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于2020年8月11日通知第三人张玉芳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孙后兰及委托代理人潘兴全、宋光健，被告邹城市公安局出庭负责人杨周、委托代理人周庆志、董海典，第三人张玉芳及委托代理人张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邹城市公安局于2020年6月28日作出邹公（石）行罚决字［2020］3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原告孙后兰故意伤害的违法行为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下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给予孙后兰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叁佰元的行政处罚。原告孙后兰对该处罚决定不服，于2020年8月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孙后兰诉称，2020年5月9日，村支书王某1报警，称我儿子潘某1移栽了我家门口的冬青苗，是破坏集体财产，把我叫到石墙派出所，后来潘某1赶到。我儿子诚恳多次承认错误，愿移回冬青苗，恢复原状，弥补因此造成的损失。王某1执意不接受，非要派出所对其拘留。当晚8点30分，潘某1从派出所骑电动三轮车回家，在路上发生车祸，经过医院检查，回到家已12点多。我十分担心害怕，就去找王某1再说说这个事，争取妥善处理。走到他家大门口，他妻子张玉芳对我辱骂、扔砖头，然后，忽然打开大门，手持木棍，向我打来，我毫无防备，木棍都打断，我全身是伤。在这过程中，我出于本能反应，不知什么时候无意识地咬了她一口，王某1也同时用脚猛踢我，我后背大腿全是脚印，他也用棍打我。在木根断了之后，张玉芳又摸起铁笆筢朝我砍来，幸亏孩子在场把我拉开，后退两步，才躲过一难。很明显，我在被两人持械围打时，无力反击，出于自我保护，不知所措时，咬了张玉芳一口，是为了避免更大伤害的防卫行为，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是合法、正当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但被告以故意伤害的违法行为成立为理由，给予我行政拘留十日罚款叁佰元的处罚，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故诉至贵院，请依法撤销邹城市公安局作出的邹公（石）行罚决字[2020]3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原告孙后兰向本院未提交证据、依据。被告邹城市公安局辩称，一、案件基本情况：2020年5月10日0时许，邹城市××镇乔庄村王某1110报警称：在邹城市××镇乔庄村有人砸其家中大门并对其辱骂，请求处理。石墙派出所及时出警到达现场并开展调查。经查：2020年5月9日孙后兰的儿子潘某1因破坏村内的冬青绿化带，村支部书记王某1报警后被我局石墙派出所依法行政拘留(因疫情未执行)。孙后兰从派出所回到家中后对王某1的报警行为讨要说法，孙后兰第三次到王某1家大门口辱骂，后与张玉芳发生冲突相互厮打，张玉芳用木棍将孙后兰的左肩部砸伤，孙后兰咬伤张玉芳的左前臂；经鉴定双方均构成轻微伤。我局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20年8月4日以故意伤害分别对孙后兰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叁佰元的行政处罚(因疫情未执行)；对张玉芳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因疫情未执行)。二、原告诉讼请求：原告提出：一、撤销邹城市公安局邹公(石)行罚决字[2020]第313号行政处罚。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三、我局认定的违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报案人王某12020年5月10日报案后，我局于5月11日受理为行政案件，我局办案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等执法依据对本案展开调查，对当事人张玉芳、孙后兰及有关证人王某1、潘某1、王某2、潘某2、杨某等进行了询问查证，委托法医对孙后兰、张玉芳的伤情进行了鉴定，还审阅了案发现场视频及音频。认定孙后兰违法事实的主要证据如下：1、关于孙后兰的询问笔录：(1)孙后兰2020年5月12日询问笔录：第2页下方及第3页上方陈述：“我刚往他家大门里走了一步，王某1的媳妇拿着一根棍子砸在我左肩膀上，当时棍子就被砸断了，我和王某1的媳妇两个人就厮打起来了，在厮打过程中我咬了王某1的媳妇一口”。该笔录陈述了事情经过，陈述事发时就其本人与王风龙的妻子张玉芳实施了相互辱骂和殴打行为。(2)孙后兰2020年6月24日询问笔录：陈述事发当天是王某1用棍子殴打了孙后兰，之后孙后兰与王某1的妻子张玉芳打到了一块，在殴打中孙后兰咬了张玉芳。陈述其在第1次笔录中，因自己的头脑没清醒，才说的是被张凤龙的妻子张玉芳用棍子殴打的。(3)孙后兰2020年8月4日的询问笔录：陈述的打架过程与2020年6月24日询问笔录中陈述的打架过程相符。2.关于张玉芳的询问笔录：(1)张玉芳2020年5月11日询问笔录：陈述了事发当晚孙后兰到其家大门口闹了三次，孙后兰把张玉芳的左胳膊给咬破了；(2)张玉芳2020年8月4日询问笔录：陈述5月9日晚21时许，孙后兰手持镢头砸了张玉芳家的大门，两人相互辱骂。5月10日0时30分许，张玉芳用木棍砸了孙后兰，然后两人相互厮打，孙后兰咬了张玉芳的左胳膊一口，孙后兰又拿起棍子殴打了张玉芳的左大腿和头。陈述事发现场就孙后兰与张玉芳实施了殴打行为。3、关于现场证人的询问笔录：(1)村书记王某1询问笔录：陈述孙后兰砸了其家庭的大门，并辱骂，当晚0时许，听到自己家大门被砸后当即报警，当自己走到大门口时看见张玉芳拿起农具乱甩，孙后兰拿着棍子离开了现场；(2)孙后兰儿子潘某1询问笔录：证实事发当晚孙后兰与张玉芳实施了相互辱骂，孙后兰踹了张玉芳家的大门，看见张玉芳手持木棍殴打了孙后兰，孙后兰在抢木棍的时候咬了张玉芳身体一口，之后两人相互厮打在一起了，张玉芳拿起农具要殴打孙后兰时，孙后兰离开现场就回家了。陈述现场就孙后兰与张玉芳实施了殴打行为，其他人没有动手；(3)孙后兰儿子潘矗询问笔录：证实事发当晚孙后兰与张玉芳厮打在一起了，孙后兰咬了张玉芳；(4)证人潘某2、杨某、王某2询问笔录：证实事发当晚孙后兰拿着镢头在张玉芳家门口，张玉芳在自己家房顶上，两人相互辱骂。4.邹城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人体损失程度告知书》：证实孙后兰身体有三处伤情，张玉芳身体有四处伤情。两人伤情均构成轻微伤。5.案发现场监控录像及录音文件：证实孙后兰与张玉芳实施了相互辱骂及打架行为。6.办案说明及接警登记单：证实2020年5月9日晚王某1多次报警；证实事发数日后，王某1遭到了孙后兰数次辱骂并报警处理。以上证据充分证实，原告孙后兰在其子潘某1被依法行政拘留处罚后，事发当晚三次去王某1家理论且有辱骂、手持镢头砸大门行为，第三次并与王某1妻子张玉芳相互辱骂、厮打。据此，原告孙后兰对事发当晚多次发生的辱骂及后期的相互伤害行为，具有过错在先，自己实施的手持镢头、砸大门、辱骂行为对整个故意伤害事件起到了极大的激化作用，且对事发当晚21时许出警民警的劝阻行为不听从，不能理性处理矛盾。孙后兰的行为还具有事先挑拨的故意，其在矛盾激化后实施的互相斗殴行为属于违反治安管理，不属于正当防卫的范畴，对其处罚合法公正。2007年1月8日公通字2007-1号《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规定：对事先挑拨、故意挑逗他人对自己进行侵害，然后以制止违法侵害为名对他人加以侵害的行为，以及互相斗殴的行为，应当予以治安管理处罚。四、没有证据证实王某1对原告实施了殴打伤害行为。经查证：(1)2020年5月12日原告孙后兰询问笔录陈述，孙后兰和王某1的媳妇厮打起来，“当时就我和王某1的媳妇动的手”。(2)5月11日原告长子潘某1陈述：“现场王某1的媳妇和我母亲两个人都动手了。其他人都没动手”。(3)王某1询问笔录中也陈述没有对原告实施殴打伤害行为。原告孙后兰在2020年6月24日、8月4日的询问笔录及原告次子潘矗5月25日的询问笔录，陈述王某1对孙后兰拿木棍殴打伤害原告的行为，没有其他证据支持，现有证据能够证明仅原告及张玉芳实施了故意伤害行为，且现有证据能够互相形成证据链足以证实。综上所述，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定性准确，程序合法，量裁适当。特请求邹城市人民法院维持邹城市公安局邹公(石)行罚决字[2020]第313号公安行政处罚，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邹城市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依据：实体方面：1、孙后兰户籍信息，证明当事人的身份证号码、住址等信息。2、孙后兰第一次询问笔录，证明2020年5月12日我局对孙后兰进行了第1次询问调查，证实孙后兰陈述事发时其本人与王风龙的妻子张玉芳实施了相互辱骂和殴打行为。3、孙后兰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明我局已告知了孙后兰在案件中的权利义务。4、孙后兰、第二次询问笔录，证明2020年6月24日我局对孙后兰进行了第2次询问调查。孙后兰陈述事发当天是王某1用棍子殴打了孙后兰，之后孙后兰与王某1的妻子张玉芳打到了一块，在殴打中孙后兰咬了张玉芳。陈述其在第1次笔录中，因自己头脑没清醒，才说的是被王某1的妻子张玉芳用棍子殴打的。5、孙后兰第3次询问笔录，证明2020年8月4日我局对孙后兰进行了第3次询问调查，该笔录孙后兰陈述的事发过程与其第2次询问笔录记录的过程相符。6、张玉芳户籍信息，证明张玉芳的身份证号码、住址等信息。7、张玉芳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明我局已告知了当事人在案件中的权利义务。8、张玉芳第1次询问笔录，证明2020年5月11日我局对张玉芳进行了第1次询问调查，其陈述事发当晚孙后兰到其家大门口闹了三次，孙后兰把张玉芳的左胳膊给咬破了。9、张玉芳第2次询问笔录，证明2020年8月4日我局对张玉芳进行了第2次询问调查，其陈述：5月9日晚21时许，孙后兰手持镢头砸了张玉芳家的大门，两人互相辱骂。5月10日0时30分许，张玉芳用木棍砸了孙后兰，然后两人互相厮打，孙后兰咬了张玉芳左胳膊一口，孙后兰又拿起棍子殴打了张玉芳的左大腿和头。陈述事发现场就孙后兰与张玉芳实施了殴打行为。10、王某1（系村书记、张玉芳的丈夫）询问笔录，证明孙后兰砸了其家庭的大门，并辱骂，当晚0时许，听到自己家大门被砸后当即报警，当自己走到大门口时看见张玉芳拿起农具乱甩，孙后兰拿着棍子离开了现场。11、潘某1（系孙后兰长子）询问笔录，证明事发当晚孙后兰与张玉芳实施了相互辱骂，孙后兰踹了张玉芳家的大门，看见张玉芳手持木棍殴打了孙后兰，孙后兰咬了张玉芳身体一口，之后两人相互厮打，张玉芳拿起农具要殴打孙后兰时，孙后兰离开了现场就回家了。陈述其现场就孙后兰与张玉芳实施了殴打行为，其他人没有动手；证实其因故意毁财已被邹城市公安局宣布行政处罚。12、潘矗（系孙后兰次子）询问笔录，证明事发当晚孙后兰与张玉芳厮打在一起了，孙后兰咬了张玉芳。13、潘某2（系张玉芳对门邻居）询问笔录，证明孙后兰在张玉芳家门口，与张玉芳发生了对骂。14、杨某询问笔录，证明孙后兰拿着镢头在张玉芳家门口与张玉芳发生了对骂，孙后兰还用镢头砸了张玉芳家的大门。15、王某2（系孙后兰嫂子）询问笔录，证明在事发当日天黑了一会时，看见孙后兰拿着镢头在张玉芳家门口，与张玉芳对骂，其将孙后兰劝回家了。16、孙后兰人体损伤程度告知书，证明孙后兰伤情构成轻微伤，证实办案人员已将鉴定意见告知了当事人。17、张玉芳人体损伤程度告知书，证明张玉芳伤情构成轻微伤，证实办案人员已将鉴定意见告知了当事人。18、案发现场方位图，证明案发现场的方位情况。19、接受证据清单及音视频说明，证明王某1向我局提交了案发现场的监控录像及录音文件，证明我局阅读音视频后对重点内容进行了书面标注。20、办案说明及接警登记单，证明案发当日我局接到了王某1的三次报警。21、办案说明及接警登记单，证明案发数日后，我局接到了王风龙五次关于遭到孙后兰辱骂或闹事的报警。22、办案说明，证明未找到涉案的木棍。23、音视频光盘，证明案发现场孙后兰拿着镢头砸大门，并与张玉芳实施相互辱骂、以及案发现场的有关时间段。程序方面：1、受案登记表，证明案件来源、报案时间，本案的报案简要案情，证明本案由古塔派出所依法受理登记。2、受案回执，证明我局依法受理案件后已向报案人履行了受案告知程序。3、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证明我局因本案复杂而依法延长了办案期限。4、孙后兰传唤证，证明我局于受案后依法传唤当事人到案接受调查，证明传唤程序合法。5、孙后兰被传唤家属通知书，证明已履行了告知被传唤人家属的程序，因当事人不提供家属联系方式无法告知家属。6、张玉芳传唤证，证明我局于受案后依法传唤当事人到案接受调查，证明传唤程序合法。7、张玉芳被传唤家属通知书，证明已履行了告知被传唤人家属的程序，因当事人不提供家属的联系方式无法告知家属。8、孙后兰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前，履行了告知义务，当事人对告知的违法事实不提出陈述申辩，行政处罚程序合法。9、张玉芳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前，履行了告知义务，当事人对告知的违法事实不提出陈述申辩，行政处罚程序合法。10、行政处理审批表，证明对涉案当事人故意伤害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的审批程序合法。11、孙后兰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孙后兰被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法律依据、处罚内容、执行方式及救济途径，证明已把该文书送达了被侵害人家属。12、张玉芳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孙后兰被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法律依据、处罚内容、执行方式及救济途径，证明已把该文书送达了被侵害人家属。13、办案说明，证明我局对被处罚当事人暂未执行行政拘留。本院依法调取以下证据：1、《关于孙后兰伤情告知情况说明》；2、编号“0209”孙后兰伤情鉴定委托登记。第三人张玉芳述称，一、原告孙后兰所述与事实不符。2020年5月9日晚，原告三次无端到答辩人家门口辱骂答辩人全家，并于5月10日零时20分强行闯入答辩人家中与答辩人发生冲突，致答辩人轻微伤，理应受到法律制裁。二、邹城市公安局作出的邹公（石）行罚决字[2020]3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定性准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请求人民法院予以维持。综上，原告所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张玉芳向本院未提交证据、依据。经庭审质证，被告提交的23组实体方面的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为：1、各询问笔录，刘、董二警官，签名是一人所为，不合程序。原告的询问笔录中，原告的签名和最后陈述内容，均由民警代签，无利害关系人证明，不能作为“违法嫌疑人供述”证据使用。2、60页证人潘某2笔录最后陈述内容由民警签署，不合规定。63页证人杨某笔录最后内容由民警代签不合适。65-67页证人王某2签名和最后内容由民警代签不合适。并且，三证人均不能证实案件中的伤害情况和处罚的伤害行为无关，不能作为行为处罚的证据。3、治安处罚期限不超过30日，经上级公安机关批准后可延长三十日，但5月10日案发到8月4日按天计算为86天，显然超过期限。4、68页孙后兰损伤告知书是5月27日，69页鉴定意见通知书却是5月15日，这根本不可能，没有鉴定意见不可能提前告知。5、制作询问笔录时，没有按规定，记载被询问人身份信息，《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首次询问违法嫌疑人时应当问明违法嫌疑人姓名，出生日期，户籍所在地，现住址，身份证件种类及号码，是否为各级人民大会代表，是否受过刑事处罚或行政拘留，劳动教养，收容教育，强制隔离戒毒社区戒毒，收容教养等情况。必要时，还应当问明家庭主要成员，工作单位，文化程度，民族，身体状况等情况。6、纵观整个案件材料，在对违法嫌疑人询问时，首次询问均没有涉及以上信息，对所有证人进行调查时，均没有涉及以上信息，均没有备留证人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的规定，提供证人证言应该附有相关证人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明证人身份的文件，但卷宗中没有相关证人身份证复印件，故证人证言不能佐证本案事实。被告举证实体部分的证据达不到证明目的，反而能够证明原告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第三人对实体部分证据无异议。被告提交的13组程序方面的证据，原告质证意见为：1、第一页受案登记表报案时间：5月9日22时22分记录的案情却是5月10日0点20分，前后矛盾，报案内容不可能先发生，显然是事后补写的内容，并与实际报案情况不一致。2、第4、6页，延期审批表审核部门意见空白程序不规范。3、第3、5页，延期审批表，伤害事件的发案时间是5月10日凌晨不是5月9日，记载不实。4、第7页传唤证原告签名不应由民警代签，原告会签字。5、第8页家属告知书原告会签名，不应由办案人员代签，且原告的家在附近，家人当时都在派出所，可及时通知，或采取其他方式通知家人，该内容不实。6、第9页传唤证、第10页家属告知书第三人无签字，不应由办案人员代签。7、第11页、12页，处罚告知笔录，原告及第三人签名不应代签。8、第13页审批表填写案发时间不实，应为5月10日凌晨。9、第14页领导审核及上报审批意见，均在8月4日一天签署，不合常规，笔录29页，原告8月4日最后做笔录结束时间为8月4日12时38分，7页9页传唤证显示原告和张玉芳离开派出所的时间分别为16时52分和17时35分。按常规，下午将案件送给一级一级领导审批，审阅全部案卷，每个领导也要2个小时左右，在极短时间内审批完毕可能性很小，所以处罚审批表有不实之处，应是补签或先签的。10、第15页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拒签，不应由办案人员代签，直接说明拒签事实，然后由送达人签字即可，但办案人员签字也是一个人签的两个人的名字。第三人对程序部分证据无异议。本院依法调取的两份证据，原告对“0209”委托登记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孙后兰伤情告知情况说明有异议，认为“鉴定意见告知书”的开具时间、签名日期，不是笔误造成，而是办案人员草率行事，敷衍塞责造成的，这种态度必然影响办案质量，也必然造成处罚不公平，引起本案处罚错误。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邹城市公安局提交的23组实体方面的证据和13组程序方面的证据及本院依法调取的两份证据，均系被告在行政程序中取得，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亦符合法律规定，虽然原告孙后兰对部分证据提出了异议，但无充分证据予以反驳推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本院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原告孙后兰系邹城市××镇乔庄村村民，2020年5月9日，原告之子潘某1因破坏原告家门口的村内公共绿化带时被该村书记王某1发现并向被告邹城市公安局所辖石墙派出所报警，石墙派出所当日以故意损毁财物为由对潘某1实施了拘留（因疫情未执行）。2020年5月9日晚8时许至5月10日凌晨，原告孙后兰因其子潘某1被行政处罚一事先后三次到该村书记王某1家大门口找其进行理论，前二次手持撅头砸王某1家的大门，并与王某1之妻张玉芳相互辱骂，王某1均进行了报警；5月10日凌晨左右，原告孙后兰第三次到王某1家门口进行辱骂，后与第三人张玉芳互相厮打、辱骂，导致原告孙后兰左肩部被木棍砸伤，第三人张玉芳左前臂被原告咬伤，后第三人张玉芳之夫王某1向被告所辖石墙派出所报警，被告出警到达现场并展开调查，并分别对原告孙后兰及其两子潘某1、潘矗、第三人张玉芳及其丈夫王某1、三名证人潘某2、杨某、王某2进行了询问。2020年5月27日、6月24日，被告邹城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分别对原告孙后兰及第三人张玉芳的伤情作出2020209号、2020285号《人体损伤程度告知书》，经鉴定，原告孙后兰及第三人张玉芳的损伤程度均构成轻微伤。后经被告邹城市公安局调解，双方未形成一致调解意见。2020年8月4日，被告邹城市公安局对原告孙后兰、第三人张玉芳分别作出邹公（石）行罚决字[2020]313号、3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原告孙后兰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叁佰元、第三人张玉芳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因疫情原因，原告孙后兰和第三人张玉芳的拘留处罚均未实际执行。原告孙后兰对被告邹城市公安局作出的邹公（石）行罚决字[2020]313号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告孙后兰作为邹公（石）行罚决字[2020]313号行政处罚决定的直接相对人，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邹城市公安局作为本案被告主体适格。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九十一条之规定，被告邹城市公安局有权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2020年8月4日，被告邹城市公安局作出了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孙后兰于8月4日收到后，于2020年8月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其起诉未超过《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六个月的起诉期限。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告邹城市公安局对原告孙后兰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事实证据是否充分、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关于事实证据是否充分的问题。从被告邹城市公安局提供的在案证据可以看出，原告孙后兰因其子潘某1破坏村内绿化带被拘留之事，于5月9日晚至10日凌晨，先后三次到第三人张玉芳家门口找其夫王某1进行理论，前二次手持撅头故意砸第三人家大门，并与第三人互相辱骂，第三次到第三人张玉芳家门口时与第三人了发生肢体冲突，并将第三人的左前臂咬伤。原告孙后兰在被告所作的询问笔录中对上述事实予以承认，第三人张玉芳、张玉芳之夫王某1及原告之子潘某1、潘矗对孙后兰与张玉芳厮打在一起并咬伤张玉芳的事实亦予以承认，且有被告提供的案发现场监控视频予以佐证。从监控视频可以看出，原告孙后兰在案发现场与第三人进行了对骂，并先用撅头砸第三人家的大门，还时不时向第三人家的房顶挥舞撅头（此时第三人站在房顶），后又有踹门行为，且动作幅度较大，原告称只是到第三人家中询问情况的说法与其实际行为并不相符。故原告到第三人家中进行“理论”的一系列过激行为是导致其与第三人互相厮打并受伤的起因，原告对与第三人发生肢体冲突存在故意和过错，且实施了对第三人身体损害的行为并造成了第三人轻微伤的后果。因此，被告认定原告孙后兰存在故意伤害他人的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告称其行为系正当防卫缺乏相应的事实和证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称其询问笔录中的签字并非本人所签，而是民警代签，不应作为证据使用的问题，被告在庭审时回应称该签字系原告让民警进行代签，手印系原告本人所按，原告对此并未提出反驳意见，应视为原告对被告意见的默认，参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询问笔录应当交被询问人核对，对没有阅读能力的，应当向其宣读。记录有误或者遗漏的，应当允许被询问人更正或者补充，并要求其在修改处捺指印。被询问人确认笔录无误后，应当在询问笔录上逐页签名或者捺指印。”之规定，原告的询问笔录中有其本人捺印，并未违反上述规定，故对原告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被告邹城市公安局对原告孙后兰作出治安行政处罚决定时，先后履行了受案登记、传唤、通知被传唤人家属、调查询问、鉴定意见通知、损伤程度告知、行政处理审批、行政处罚告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送达等程序，并告知了原告孙后兰违法行为的基本事实及依法享有的权利，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询问笔录、被传唤人家属通知等文书上均有原告本人的捺印。关于原告诉称传唤证、询问笔录等文书签字非本人所签的问题，在事实证据方面已进行了论述，此处不再赘述。原告认为被告办理案件超期的问题，参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办理其他行政案件，有法定办案期限的，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办理。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案期限。”之规定，被告于2020年5月11日对该案件予以受案登记，于2020年6月9日办理了延长审批，于2020年8月4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其中自5月13日至6月24日为伤情鉴定期间，不计入办案期限。从上可知，被告的办案期限并未超过60日，未违反公安机关关于办案期限的相关规定。关于原告主张的原告鉴定意见通知书落款日期在人体损伤告知书之前的问题，从本院调取的被告对原告孙后兰的伤情鉴定委托登记及情况说明可以看出，被告刑事科学技术室于2020年5月27日作出《人体损伤程度告知书》，被告所辖石墙派出所于6月1日领取该告知书，后向原告进行告知送达。被告提交的《鉴定意见通知书》中的落款日期虽为5月15日，但在案证据证实该日期鉴定结论并未作出，被告亦承认邹公（石）行鉴通字[2020]828号《鉴定意见通知书》的落款日期系笔误。被告所制作的该通知书虽存在不严谨之处，但被告已按照有关规定将人体损伤程度结论告知了原告及第三人，原告及第三人亦未对伤情鉴定结论提出异议或申请重新鉴定。因此，被告的该笔误并未对原告的实体权益造成影响，为节约资源、提高效率，本案不宜以此为由撤销重作。但被告亦应以此为戒，严格办案程序和细节，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角度，本院对被告的该行为予以指正。原告称被告未对原告的全部信息进行询问、存在询问不全的问题，参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首次询问违法嫌疑人时，应当问明违法嫌疑人的姓名、出生日期、户籍所在地、现住址、身份证件种类及号码，是否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否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拘留、强制隔离戒毒、社区戒毒、收容教养等情况。必要时，还应当问明其家庭主要成员、工作单位、文化程度、民族、身体状况等情况。”从被告对原告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出，被告在对原告进行询问时仅对原告的姓名、民族、年龄、文化程度、户籍所在地、现住址、身份证号码等信息进行了询问，对于其他相关信息确实未记录是否已按照上述规定进行了询问，但该询问信息是否进行了记录或是否进行了询问，对原告孙后兰的合法权益并未造成损害，本案亦不宜以此为由撤销重作。但从规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障行政相对人权益的角度，本院对被告的该行为亦予以指正。原告认为《行政处理审批表》中承办单位意见、审核部门意见、领导审批意见落款时间为同一天，在极短的时间内审批完毕的可能性很小，存在不实之处的问题，参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对于案件在各个环节办理时间的顺序上，并没有详细规定谁先谁后，也没有规定不能在同一天作出上述审批程序，故原告的该主张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受案登记表、延期审批表等程序性文书中案发时间的问题，原告主张案发时间系2020年5月10日凌晨而非表中记载的5月9日的问题，在案证据证实，原告于2020年5月9日晚至10日凌晨先后三次到第三人家门口的起因相同，属于同一事件，公安机关将案发时间记载为5月9日并无不当。原告主张其对处罚决定书拒签不应由办案人员代签的问题，参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当事人拒绝签收法律文书时，由送达人在法律文书上注明拒绝的事由、送达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捺指印，即视为送达。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虽无原告本人签名或捺印，但送达人员已注明了“当事人拒绝签字捺手印”字样，原告收到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送达人未进行签名及代原告进行签字虽不完全符合上述规定，但原告在庭审中承认其已于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当日收到了该行政处罚决定书，该签字并未对原告的实体权益产生影响。因此，被告邹城市公安局对原告孙后兰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在程序上虽有瑕疵，但并未对原告的实体权益造成影响，原告以此为由主张被告行政行为程序违法并应予撤销的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问题。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之规定，原告孙后兰在5月9日晚8时许至10日凌晨时先后三次到第三人家门口进行辱骂，且前二次手持撅头砸第三人家的大门、并与第三人进行对骂，并在第三次与第三人张玉芳发生了肢体冲突，导致了第三人轻微伤的后果，原告的上述行为属于殴打他人或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该行为已违反了治安管理秩序，依法应给予治安行政处罚。原告主张其行为属正当防卫无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邹城市公安局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给予原告孙后兰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叁佰元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被告邹城市公安局作出的邹公（石）行罚决字［2020］313号行政处罚决定事实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上亦无不当，程序上虽有瑕疵，但对实体认定并未造成影响，原告孙后兰请求撤销被告邹城市公安局对其作出的邹公（石）行罚决字［2020］313号行政处罚决定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孙后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孙后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孔凡静人民陪审员  张 兵人民陪审员  王计亮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马远芳书记员田尚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