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7民终37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恒，男，1978年5月13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平塘县金盆街道办事处中山路**。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开松，男，1975年6月26日生，布依族，住贵州省都匀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国先，男，1971年7月1日生，汉族，贵州省都匀市人，住贵州省都匀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芝坤，男，1964年9月18日生，布依族，住贵州省都匀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肖飞，男，1982年1月10日生，彝族，住贵州省都匀市。 原审被告：平塘县恒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平塘县金盆街道办事处中山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727MA6DJ43H29。 法定代表人：袁恒。 上诉人袁恒、王开松与被上诉人赵国先、罗芝坤、肖飞以及原审被告平塘县恒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都匀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4日作出（2019）黔2701民初328号民事判决后，原审被告恒源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作出（2019）黔27民终191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都匀市人民法院重审作出（2020）黔2701民初130号民事判决后，袁恒、王开松仍不服，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恒上诉请求：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主要事实与理由：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以被上诉人提供的2016年3月7日的《协议书》判决袁恒承担责任，没有事实依据，且明显偏袒被上诉人，侵害了袁恒的合法权益。1、2016年3月7日的《协议书》系虚假证据，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此协议上“袁恒”的签名及捺印非袁恒本人，袁恒未持有此协议，在本案诉讼前也不知此协议存在；原判所谓“据王开松所述该《协议书》上“袁恒”二字系袁恒委托赵庆签署”完全没有事实依据，这为一审法官的主观臆想与推断，无任何证据印证，赵庆不是当时恒源公司的员工，袁恒与赵庆不是恒源公司同事关系，袁恒也没有书面或口头委托，所谓委托赵庆签名系捏造；袁恒在2016年3月24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共同到平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相关转让手续和变更登记后，才成为恒源公司股东，此前不是恒源公司股东，3月7日的协议与袁恒无任何法律关系；根据恒源公司变更登记前后的公司章程记载及（2019）黔2701民初328号民事判决，3月7日协议中合同乙方之一肖飞，袁恒不认识，不知其存在，在2016年2月21日与赵国先、罗芝坤、王开松达成股权转让意向协议前，恒源公司未发现此人为股东，肖飞不是所谓隐名股东，故肖飞作为此协议载明的股东转让股权与事实不符，3月7日的协议明显缺乏真实性；即使恒源公司、王开松及“袁恒”作为3月7日《协议书》的合同甲方，三被上诉人为乙方，此协议书约定的交易不合法，一是合同主体买卖关系混乱，赵国先作为恒源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且保管公司印章，自己与自己管理的公司发生买卖交易，此交易违法；二是既然袁恒与三被上诉人发生股权交易合同关系，这证明此前“袁恒”不是公司股东，此前所有涉及袁恒参加的股东会议及作出的决议不合法；三是既然判决认定3月7日的《协议书》真实合法，则上诉人与被上诉人3月24日签订的协议及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公司变更登记手续是假的，而事实是现在的恒源公司是按照3月24日签订的协议办理的变更登记并营运，变更当天恒源公司新的法人章、公章、财务章重新雕刻并备案，与3月7日的《协议书》无关。2、原审判决将3月7日的《协议书》与袁恒与赵国先、罗芝坤、王开松之前达成的股权转让意向，2016年3月4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袁恒与皮达凯、王开松合作开发的平塘县邮政大楼建设项目联系在一起，以证明该《协议书》系被上诉人与袁恒、王开松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此认定故意偏袒被上诉人、无逻辑关系，袁恒取得公司85%股份的依据是3月24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因2月2日、3月7日协议书的签订袁恒未签字，不知晓其内容，袁恒不是此协议的当事人；2016年3月13日袁恒与皮达凯、王开松签订的《平塘县邮政综合楼项目合作协议》及3月20日的股东会决议约定内容与3月7日的《协议书》内容冲突，合作协议约定的三方均为公司股东，与3月7日的《协议书》的约定无关联；2016年8月25日中国邮政集团黔南分公司与变更登记后的恒源公司签订的《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书》与赵国先、罗芝坤、王开松2月2日、3月7日的协议无任何法律关系，不能证明3月7日的协议是袁恒的真实意思表示。3、3月7日的《协议书》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被上诉人、王开松假借项目开发买空卖空，捏造事实，盗用他人姓名权，企图谋取非法利益。3月7日的《协议书》产生时，原恒源公司及被上诉人并未取得项目的开发权，无权就尚未取得开发权的项目进行转让并获利，这实为买空卖空；虽然邮政大楼在2015年底已立项，但此立项并不意味是被上诉人的功劳或取得开发权，此协议将此项目的开发权作为期待的收入进行转让无法律依据；此项目是变更登记后的恒源公司于2016年8月25日与中国邮政集团黔南分公司签订协议后取得的开发权，与被上诉人无因果关系。4、原审判决采取先入为主的思维认定其他合同、证据及事实的出现均围绕赵国先、罗芝坤、王开松2月2日、3月7日的协议而产生，但此逻辑混乱，反而证明3月7日《协议书》的虚假。3月7日的《协议书》是上诉人与王开松未经他人同意，私下合谋借用他人名义炮制的，非袁恒真实意愿的虚假合同，目的是利用其注册的公司借用所谓的项目开发权买空卖空，企图通过合法途径损害他人、谋取非法利益。 王开松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2016年3月7日的《协议书》中，虽然王开松与袁恒作为协议的甲方，但根据一审查明及认定，此协议实为恒源公司的内部股东之间的股权及预期利益转让。工商变更显示，原审原告的股权是转让给袁恒，并且王开松的部分股份也是转让给袁恒，王开松并未因持有股份比例的降低而获利补偿，并未因此协议获利，但却要承担获利利益一方袁恒的责任，有失公平，与约定的初衷不符。请求：由袁恒承担原审原告提出的诉请。 被上诉人赵国先、罗芝坤、肖飞二审辩称：1、一审认定事实清楚。2016年3月7日的《协议书》依法有效，被上诉人已按约履行义务，现约定的付款条件已成就，上诉人应条件履行付款义务；此项目开始，被上诉人与王开松合作时，项目的谈判、立项到公司的注册成立，均系被上诉人出资，后王开松拉袁恒加入，双方在筹备开发方案、措施过程中，所产生费用也是被上诉人垫付，上诉人完全知晓；现袁恒将责任推给王开松，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如无袁恒的加入，王开松不可能驾驭此项目。此外3月7日的协议有恒源公司公章，是经王开松同意，王开松的行为代表公司，恒源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曲解约定的违约金，被上诉人不服，但因诉讼成本高、周期问题，故放弃上诉。2、一审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恒源公司二审未作答辩。 原审原告赵国先、罗芝坤、肖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被告连带支付原告的项目转让款30万元；2、判令三被告按约定从2017年3月1日起，以30万元为基数按照国家人民银行规定的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2倍连带支付原告违约金至付清转让款止；3、判令三被告承担涉案诉讼的全部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为建设平塘县邮政综合楼项目，原告赵国先、罗芝坤、被告王开松于2015年10月15日登记设立了被告恒源公司，三人各占该公司股份的1/3，由原告赵国先担任恒源公司法定代表人、经理及执行董事，被告王开松担任公司监事。 2015年12月25日，平塘县发展和改革局向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贵州省平塘县分公司和被告恒源公司发出平发改投资通［2015］210号《平塘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邮政综合楼联建项目立项通知书》，同意以上两家公司对邮政局综合楼联建项目的立项。 2016年2月2日，原告赵国先、罗芝坤作为合同乙方与被告王开松作为甲方签订《协议书》，协议如下：1、乙方自愿退出平塘县邮政局综合大楼开发项目的股份，由甲方付给乙方30万元，但必须在项目成功的前提下支付；2、预付该款前乙方的义务：⑴保守该项目的秘密，维护甲方利益，⑵不能代表甲方表态任何事项，⑶不参与和经手甲方经济事项，⑷申请退出平塘县恒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及在工商办理退出股份手续，⑸积极配合促成甲方承接该项目；3、付款方式为：在该项目土地出让权证办到甲方的名下和甲方与平塘邮政局合作建房协议签订好后10日内，甲方付给乙方10万元，甲方在项目得到房屋预售许可证及邮政局职工购房有一户办理按揭手续后的第二个月内由甲方一次性付给乙方尾款20万元；4.如甲方未按时支付乙方款项，逾期按照银行的两倍利息进行计算支付给甲方，逾期一年后乙方有权向法院申诉执行本金和利息，乙方如有违约串通与他人争夺本项目或在平塘县制造事端，造成甲方项目不能继续而导致中途流失，经甲方知晓，乙方反之要支付30万元给甲方以及赔偿甲方的全部损失。在该协议洽谈签订期间，被告王开松与被告袁恒达成共同对案涉工程进行开发的合作意向。 2016年2月21日，原告赵国先、罗芝坤与被告王开松、袁恒按照前述2016年2月2日达成的协议内容，制作了《平塘县恒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第二次股东会决议》及《平塘县恒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修正案》，约定如下：将公司法人由赵国先变更为袁恒，同时免除赵国先在公司的职务，赵国先将在公司持有的33.34%股份转让给袁恒，罗芝坤将持有的33.33%股份转让给袁恒，赵国先、罗芝坤退出公司股东，王开松将持有的18.33%股份转让给袁恒，公司股东变更为袁恒（出资比例85%）及王开松（出资比例15%），袁恒担任公司经理及执行董事。赵国先、罗芝坤、王开松、袁恒同时在以上股东会决议以及章程修正案签字确认。 2016年3月7日，基于前述转让合意，原告赵国先、罗芝坤、肖飞作为合同乙方，与被告恒源公司、袁恒、王开松签订《协议书》，约定：乙方退出项目股份，折合人民币30万元，由甲方付给乙方，但必须在项目成功的前提下支付；预付该款前乙方的义务：⑴保守该项目的秘密，维护甲方利益，⑵不能代表甲方表态任何事项，⑶不参与和经手甲方经济事项，⑷申请退出平塘县恒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及在工商办理退出股份手续，⑸积极配合促成甲方承接该项目；付款方式为：在该项目土地出让权证办到甲方的名下和甲方与平塘邮政局合作建房协议签订好后10日内，甲方付给乙方10万元，甲方在项目得到房屋预售许可证及邮政局职工购房有一户办理按揭手续后的第二个月内由甲方一次性付给乙方尾款20万元；如甲方未按时支付乙方款项，逾期按照银行的两倍利息进行计算支付给甲方，逾期一年后乙方有权向法院申诉执行本金和利息，乙方如有违约串通与他人争夺本项目或在平塘县制造事端，造成甲方项目不能继续而导致中途流失，经甲方知晓，乙方反之要支付30万元给甲方以及赔偿甲方的全部损失；本协议2016年2月2日签字失效（指2016年2月2日赵国先、罗芝坤、王开松签订的《协议书》）。经查，签订该《协议书》时，原、被告双方未同时到场，在原告三人及被告王开松签字后，由被告王开松持《协议书》找到袁恒，但据被告王开松所述该《协议书》上“袁恒”二字系袁恒委托“赵庆”签署。后，被告王开松又将《协议书》带回，经被告王开松同意，原告将其保管的恒源公司印章加盖在《协议书》上，王开松又再次在《协议书》甲方位置签字。 2016年3月8日，被告王开松向原告出具收条，收到恒源公司公章及财务章等。 2016年3月13日，被告袁恒、王开松以及案外人皮达凯签订《“平塘·邮政综合楼”项目合作协议》，约定共同开发邮政综合楼项目，三方均为恒源公司股东，袁恒持股35%、王开松持股30%、皮达凯持股35%，该协议同时对合作的其他具体事宜进行了约定，并注明原法人赵国先及股东等第三人已转让给甲、乙方（甲方袁恒、乙方王开松），代清算完税务后，及丙方入股后一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 2016年3月20日，袁恒、王开松、皮达凯签订《股东会决议》，载明“为合作开发平塘县邮政综合楼项目，2016年3月邀请皮达凯进入项目参股合作，经三方协商，于2016年3月签订《合作协议》，项目股权分别为袁恒30%、皮达凯35%、王开松30%（其中5%为代持），本合作于2016年3月15日正式启动，公司及项目以此时间点划断。由于前期工作事宜由王开松牵头并以恒源公司名义推进，公司原法人赵国先占股33.34%，股东罗芝坤占股33.33%，股东王开松占股33.33%。现公司变更过户工商注册为袁恒占股85%任法人，王开松占股15%，但实际股权以袁恒、皮达凯、王开松三人的《合作协议》为准。现决议如下：1.从2016年3月15日起，公司过户后，公章由袁恒管理并承担相关责任（已更换新公章）；2.2016年3月15日前，如有以公司及项目名义的承诺、债权、债务、纠纷等事宜，以《合作协议》为准”。 2016年3月24日，原告赵国先、罗芝坤、被告王开松、袁恒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三份，并至平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将罗芝坤持有被告恒源公司33.33%的股份、赵国先持有被告恒源公司33.34%的股份、被告王开松持有的被告恒源公司33.33%的股份中的18.33%部分，分别转让并变更登记至被告袁恒名下。至此，被告袁恒持有被告恒源公司85%的股份，被告王开松持有被告恒源公司15%的股份，恒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为被告袁恒。 2019年1月8日，原告赵国先、罗芝坤、肖飞向本院提出诉讼财产保全，请求冻结被告恒源公司在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塘县支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塘县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塘县支行的银行存款35万元。本院经审查后于2019年1月10日作出（2019）黔2701民初328-1号民事裁定书，采取了保全措施，原告预交保全申请费2270元。 另查明：2016年8月25日，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分公司授权玉圣达与被告恒源公司签订《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书》，双方合作联建开发平塘县邮政综合大楼。被告恒源公司于2018年1月19日取得案涉项目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并销售房屋，销售的房屋已于2018年2月9日在平塘县房产管理局进行预售登记。 再查明：庭审中，原告代理人陈述，原告肖飞系隐名股东，被告王开松对此述称，可能因资金不足需要肖飞参加，但实际是否参与其并不清楚。被告袁恒、恒源公司对肖飞是否系隐名股东均不清楚。被告王开松于2020年3月10日向本院提出追加第三人申请，请求追加赵庆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但其未提供赵庆的相关信息，本院经释明后其仍未能提供相关信息，导致本院不能追加赵庆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被告恒源公司于原一审的庭审后申请对原告赵国先、罗芝坤、肖飞提供的2016年3月24日签订《协议书》形成时间及其中“2016年3月24日”等字样签字时间进行司法鉴定。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分别于2016年2月2日、3月7日签订的两份《协议书》，除合同主体有变更外，其余内容均基本相同，应系出现新的受让主体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对合同进行的变更，故双方应按照变更后的3月7日的《协议书》履行。该协议主要内容为原告赵国先、罗芝坤、肖飞退出案涉项目开发经营，将其各自持有的股份及预期利益转让给被告，实质系股东内部的股权及预期利益的转让，被告袁恒虽否认3月7日《协议书》中的签名，但从此前被告袁恒加入案涉项目并与原告赵国先、罗芝坤、被告王开松于2016年2月21日签订并制作《平塘县恒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第二次股东会决议》及《平塘县恒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修正案》，约定赵国先、罗芝坤将其各自持有的股份以及王开松将其持有的部分股份转让给袁恒，由袁恒持有恒源公司85%的股份，王开松持有15%的股份，以及嗣后袁恒、王开松以恒源公司名义对外经营，与皮达凯于2016年3月20日签订合作协议、召开股东会议，并于2016年3月24日与三原告至平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股权转让与法人变更登记的行为综合认定，被告袁恒对3月7日《协议书》应系明知且基于该协议的意思表示受让股份成为恒源公司股东参加经营，即被告袁恒以后续的受让和参与公司经营的行为对3月7日《协议书》的约定进行了确认，故该《协议书》应系三原告与被告袁恒、王开松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合法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各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现三原告已按协议的约定退出了案涉项目，并配合被告办理了案涉项目开发公司的工商登记变更相关手续，案涉项目已取得预售许可并已实际销售，协议书约定的付款条件已成就，被告王开松、袁恒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付款义务。 关于被告恒源公司在本案的民事责任。2016年3月7日《协议书》中虽将被告恒源公司列为甲方，并在该协议首页甲方、尾页甲方处盖印恒源公司公章，但该协议实质系被告恒源公司的内部股东之间的股权及预期利益转让协议，不能与恒源公司独立的法律人格进行混同，而由恒源公司负担应由受让股东负担的价款，故该协议对被告恒源公司不产生法律约束力，对原告主张被告恒源公司承担本案支付义务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违约金。案涉合同对违约金约定为：“在该项目土地出让权证办到甲方的名下和甲方与平塘邮政局合作建房协议签订好后10日内，甲方付给乙方10万元，甲方在项目得到房屋预售许可证及邮政局职工购房有一户办理按揭手续后的第二个月内由甲方一次性付给乙方尾款20万元；如甲方未按时支付乙方款项，逾期按照银行的两倍利息进行计算支付给甲方……”，因在案涉协议中各方对违约金的给付约定为“按照银行利息两倍进行计算”，但并未约定该利息的具体标准，属约定不明，且按照合同约定转让款的支付时间节点不同，对此本院依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综合考量，酌定将违约金标准调整为按照年利率6%计算，并依照合同予以分段计算；首先对于10万元部分的支付，因原告举证证实被告恒源公司已于2016年8月25日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分公司签订《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书》取得案涉项目开发权，依据协议约定，应当在10日内支付10万元转让款，故对此部分违约金应当自2016年9月5日起算；对于20万元部分违约金的支付，原告虽未举证证明所约定的第一笔“按揭手续”系何时办理，但举证证实了案涉项目已于2018年1月19日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进行销售，并于2018年2月9日进行预售登记，故本院酌定以房屋登记时间的次月最后一日（即2018年3月31日）作为付款节点，开始计算该违约金。 对于被告恒源公司于原一审的庭审后申请对原告赵国先、罗芝坤、肖飞提供的2016年3月24日签订《协议书》形成时间及其中“2016年3月24日”等字样签字时间进行司法鉴定，因该申请与本案待证事实并无关联，故本院不予准许。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开松、袁恒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赵国先、罗芝坤、肖飞支付转让款300000元，并自2016年9月5日起，以1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至该款付清之日止，及自2018年3月31日起，以2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至该款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赵国先、罗芝坤、肖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2270元，共计8070元，由原告赵国先、罗芝坤、肖飞负担170元，由被告袁恒、王开松负担7900元。 经本院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针对上诉人袁恒所提一审法院以2016年3月7日的《协议书》判决其承担责任没有事实依据的上诉理由，从查明的事实看，被上诉人赵国先、罗芝坤以及上诉人王开松于2015年10月15日注册成立原审被告恒源公司，三人各占该公司股份的1/3；此公司成立后，为平塘县邮政综合楼项目开展经营，并于2015年12月25日取得邮政综合楼联建项目立项。在此期间，各股东间因资金等问题进行协商，进而形成2016年2月2日的协议，赵国先、罗芝坤等退出该项目的开发经营，并将持有的公司股份（包含项目权益）转让给王开松，但赵国先、罗芝坤应确保项目成功，王开松为此付30万转让款。这实为附条件的股份转让协议。在此过程中，因袁恒加入此项目，赵国先、罗芝坤、王开松、袁恒为此于2016年2月21日以《公司第二次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的形式形成，赵国先、罗芝坤、王开松将其所有股份转让袁恒后，袁恒占85%、王开松占15%，袁恒在此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上签名确认。这表明袁恒已通过实际行为介入此股份转让，参与公司的项目经营。此后，被上诉人与袁恒、王开松、原审被告恒源公司形成了3月7日的《协议书》，此协议内容与2月2日的协议内容基本相同，主要是受让主体不同。此协议签订后，袁恒、王开松对外经营，并与皮达凯在2016年3月13日签订了合作协议、同年3月20日袁恒、王开松、皮达凯形成股东会决议，以及袁恒、王开松与被上诉人赵国先、罗芝坤于2016年3月24日形成股权转让协议并随即在市场监督局办理了股权转让与法人变更手续；此后，袁恒作为恒源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实际参与恒源公司合作开发的平塘县邮政综合大楼建设。现袁恒以其在上述协议与股份变更过程中提出因其在2016年2月2日以及3月7日的《协议书》未签名，对其无约束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因被上诉人所举证据已能证明袁恒以实际行为通过与被上诉人的股份转让成为恒源公司股东与法定代表人，享有恒源公司股权与权益，并实际参与平塘县邮政综合大楼的联建，其在此过程中知晓2016年3月7日《协议书》的约定并对此约定予以认可，且被上诉人已对此协议予在实际履行的主张成立，现袁恒仅提出3月7日协议书中袁恒签名非本人签署的意见外，并无证据证明其不受此协议约定的约束；同时，从社会常理分析，被上诉人作为恒源公司股东，享有公司权益，在转让公司股份及权益时一般会要求受让方支付相应对价，如是零转让价，一般会有特别约定，现袁恒从赵国先、罗芝坤处获利恒源公司股份、享有联建的平塘县邮政综合大楼权益，并无证据其支付相应对价或双方约定为无偿取得，故一审综合全案认定此协议对袁恒有约束力，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因此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被上诉人已实际履行此协议，故此协议依法有效，对袁恒具有约束力；袁恒的上诉理由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采信。 对于上诉人王开松所提其不应承担本案责任的上诉理由，因其、袁恒与被上诉人于2016年3月7日所签《协议书》依法成立有效，其与袁恒作为股份及项目预期利益的受让方应对转让方的被上诉人承担支付转让款的义务；至于其与袁恒所涉内部关系系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理处。故王开松的上诉理由无法律依据，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上诉人袁恒、王开松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均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袁恒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袁恒自行承担；上诉人王开松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王开松自行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军 审判员  彭浩 审判员  王锦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吴奕 书记员肖淑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