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1）豫01行终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曰海，男，1967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委托代理人王建英（系上诉人刘曰海表弟），男，1971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乡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住所地郑州市晨旭路**。法定代表人秦汉锋，局长。委托代理人朱双阳，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丁俊丽，国浩律师（郑州）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曰海要求撤销被上诉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以下简称河南监管局）作出的豫银保银行消费投诉（2020）233号银行业保险业消费投诉转送告知书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20）豫0105行初12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审理查明：2015年9月5日原告挂失补办编号为6225…3519广发信用卡，并激活使用。2016年2月原告对信用卡消费记录中的3笔（时间分别为2015年9月10日5000元、2015年10月12日5050元、2015年10月16日5000元）提出异议，认为系盗刷并向公安机关报案，2016年4月14日新乡市公安局南环分局受案，该刑事案件一直未侦破。后广发银行将原告逾期记录提交征信系统，并委托律所向原告邮寄律师函等催收欠款，原告认为广发银行对原告威胁、恐吓，构成侵权并造成损害，于2018年4月原告提起民事诉讼，2019年11月18日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豫0702民初17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2020年4月29日原告又向被告邮寄反映材料，称红旗区法院法官告知其广发银行承诺消除征信记录，导致原告未上诉，后发现征信未消除，并又收到广发银行催款短信，认为广发银行属于利用征信敲诈违法行为。2020年5月6日被告将原告投诉件转送广发银行郑州分行办理，5月7日被告作出告知书，认为原告反映的信用卡盗刷纠纷属于原告与广发银行的民事争议，依法应当与广发银行协商解决，也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向仲裁机构提起仲裁。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与广发银行之间属于信用卡借贷民事法律关系，原告对广发银行提交征信系统的行为可以依照《征信业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提出异议和投诉，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原告于2018年4月向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该生效判决具有法律羁束力。原告认为广发银行利用征信敲诈，与生效民事判决的认定明显矛盾。被告收到原告反映材料，依照《银行业保险业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规定转交银行机构处理，并告知投诉人，符合规定。原告起诉请求撤销转办告知，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如果公安机关就原告报案盗刷有刑事侦查结论后，原告仍可依据新的事实另行主张撤销征信记录。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曰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上诉人刘曰海不服，上诉称：1.撤销原审法院作出的（2020）豫0105行初120号行政判决书；2.责令被上诉人依法对上诉人向其举报的关于“广州发展银行利用征信对上诉人实施敲诈”违法行为进行如实调查，或发回重审；3.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原审法院没有通知广州发展银行（本案第三人）出庭参与本案诉讼行为错误。根据本案实际情况，上诉人在诉讼中已将广州发展银行列为第三人，但原审法院以第三人与本案无关为由没有通知第三人出庭参加本案诉讼。事实证明，原审法院作出的这种决定是错误的。因为，第三人与本案中的涉案诉讼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从上诉人提交的诉讼材料可以看出，本案中有一个十分重要问题，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举报第三人在相关问题没有查清之前，利用其独有的权力以“征信”对上诉人实施敲诈。这说明第三人是本案中被举报违法行为的主体及该违法行为是否成立的关键，也是被上诉人在接到上诉人的举报后，履行法定职责，进行查处的关键。无论其结果如何，被上诉人作为第三人的监管部门，应该根据上诉人的要求，以书面的方式告知上诉人查处结果。而不是以告知的方式将该问题推给被举报的第三人。其次，关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举报的被敲诈行为是否成立，应该由第三人给予澄清，或被上诉人经调查作出是否成立的报告。而不是以告知的方式将上诉人的举报问题推给被举报者。这些事实说明第三人与本案诉讼事实以及被上诉人对涉案事实行为的确认存在利害关系。由于原审法院在上诉人将广发银行列为第三人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的情况下，没有通知第三人出庭参加本案诉讼，从而导致上诉人诉讼事实没有得到核实。这些情况充分说明了原审法院没有通知第三人出庭参与本案诉讼是错误的。二、原审法院隐瞒涉案重要事实。根据原审法院审理情况及其作出的判决书上载明的信息可见，原审法院隐瞒了两个涉案重要事实，从而导致其作出错误判决。1.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一份第三人向其作出的上诉人投诉查核情况报告，上诉人当庭指出该报告上载明的刘曰海的信息与本案中上诉人的相关信息严重不符（上诉人现年52岁，在家务农，而该报告上却载明刘曰海现年48岁，工作单位是河南省双赢文化传播公司）。这些事实说明第三人在涉案事实上捏造事实。其次，该报告中虽然陈述了因征信问题而引发的在新乡市红旗区法人民院的民事诉讼。但没有讲第三人是如何与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合谋对上诉人实施敲诈的。对此，上诉人当庭提出异议，并陈述了第三人与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合谋对上诉人实施敲诈的相关情况。这正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举报第三人违法之处，也是上诉人进行本案诉讼的原因。但原审法院对该事实在其作出的判决书中只字未提。2.在庭审过程中，原审法院向被上诉人提问了一个与本案涉案行为关联性极强的问题，即当前有很多类似本案银行卡被盗刷的行为，有些发生在境外的，在没有破案之前，该问题如何处理，但被上诉人没有作出明确回答。这说明第三人以“征信”为由要挟上诉人“还款”的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敲诈行为。该事实说明，原审法院问的该问题很具有针对性，该问题也是被上诉人对涉案问题查处的关键，但原审法院在作出的判决书中对该事实也是只字未提，其行为实际上是变相袒护或隐瞒被上诉人的行政不作为。三、原审法院对涉案事实认知错误。本案是一起发回重审案件，原审法院曾以被上诉人作出的转告告知书对申请人不产生实际影响为由不予受理本案。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豫01行终419号行政裁定，裁定撤销一审裁定，指令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给予立案。行政案件的受理是行政庭审查的，原审法院对本案的涉案事实认知出现了错误。其次，本案中上诉人举报第三人的违法行为是因为征信问题引发的被敲诈行为，而不是举报的征信纠纷问题。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举报让其查处的问题是第三人利用征信实施的敲诈行为，而不是让其处理征信纠纷问题。在第三人广发银行没有参与庭审澄清该行为是否属于敲诈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却以上诉人举报的问题属于民事纠纷，并以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说明原审法院对涉案事实认定是错误的。综上，原审法院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错误，望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河南监管局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具体理由如下：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不存在认定事实错误或遗漏隐瞒案件事实的情形。（一）河南监管局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将上诉人投诉事项转交广发银行处理符合规定。根据《银行业保险业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第二条、第十一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银行业保险业消费投诉是指消费者因购买银行、保险产品或者接受银行、保险相关服务，与银行业保险业机构或者其从业人员产生消费纠纷。该消费投诉由银行保险机构负责处理。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收到消费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应将消费投诉转送被投诉银行保险机构并告知投诉人。上诉人向河南监管局投诉的主要事项是上诉人信用卡被盗刷而逾期还款，广发银行将上诉人逾期还款记录提交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并通过征信对其实施侵权行为。上诉人投诉的信用卡逾期还款属于广发银行与上诉人之间的借贷民事法律纠纷，是上诉人接受广发银行提供的服务而产生的民事纠纷，河南监管局接到上诉人投诉后将该投诉事项转交广发银行处理并告知上诉人，符合《银行业保险业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因此，上诉人在法定期限内按照法定程序对上诉人投诉事项进行了处理，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请求撤销河南监管局作出的《银行业保险业消费投诉转送告知书》没有事实和依据是正确的。（二）上诉人反映的广发银行征信敲诈问题不在河南监管局监管权限范围之内，并且与已生效的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不符。《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及其派出机构依法对征信业进行监督管理。”第二十六条规定：“信息主体认为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者、信息使用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所在地的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派出机构投诉。”上诉人反映广发银行通过征信实施敲诈而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属于征信监管活动的范畴。依据上述规定，该投诉事项不在河南监管局的监管权限范围内，而应当由上诉人向中国人民银行派出机构反映。既然河南监管局无权处理上诉人反映的征信问题，便不存在行政不作为之说。对于上诉人反映的征信敲诈问题，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已经作出如下认定：“由于原告刘曰海并没有提供基本或初步证据来证实案涉三笔消费非其本人刷卡消费，或者案涉消费存在疑点，仅凭其时隔几个月之后向银行提出异议及报案行为，结合银行对账单，尚不足以证实广发银行将其相应的逾期还款情况计入征信存在过错，故原告刘曰海要求被告广发银行撤销其征信中逾期还款记录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从该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看，广发银行不存在通过征信敲诈上诉人的情形。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反映的广发银行利用征信敲诈与生效民事判决的认定明显矛盾，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上诉人提及的广发银行提供的其个人信息有误及广发银行与法院合谋诈骗的相关事项，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提出广发银行的投诉查核情况的报告中载明的其个人信息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但上诉人在向河南监管局投诉时并没有反映该问题。上诉人反映的广发银行与法院合谋诈骗事项，不在河南监管局的监管权限范围之内。上述两事项均与本案审理的河南监管局行政行为无关。原审判决没有涉及上述事项，不属于隐瞒或遗漏涉案重要事实，上诉人的上诉观点不能成立。二、原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起诉讼，或者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可见，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参加行政诉讼有两种形式，即第三人主动申请参加诉讼或人民法院依职权通知参加诉讼。除此之外，行政诉讼中再无其他第三人参加诉讼的合法依据。行政诉讼中的原告并不享有在起诉时直接加列第三人的权利。本案是上诉人因河南监管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法院审理的是河南监管局作出的行政行为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而非上诉人反映的广发银行利用征信敲诈的行为是否违法违规。因此，广发银行没有参加本案诉讼的必要。原审法院没有通知广发银行参加诉讼，不违反法定程序。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1.原审法院依法有权审查上诉人起诉的第三人是否适当。依据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广州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没有参加本案诉讼的必要，原审法院没有通知其参加诉讼，不违反法定程序。2.对于上诉人与广州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广州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分行之间的信用卡借贷民事纠纷，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已经作出生效判决，该判决确认由于刘曰海并没有提供基本或初步证据来证实案涉三笔消费非其本人刷卡消费，或者案涉消费存在疑点，仅凭其时隔几个月之后向银行提出异议及报案行为，结合银行对账单，尚不足以证实广发银行将其相应的逾期还款情况计入征信，存在过错，故刘曰海要求广发银行撤销其征信中逾期还款记录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刘曰海的诉讼请求。上诉人认为广发银行利用征信敲诈，与该生效判决的认定明显不符，本院不予支持。3.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的投诉，依照《银行业保险业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的规定转交银行机构处理，并告知上诉人，并无不当。4.征信监管及敲诈、诈骗等事项不属于河南监管局职权范围。5.相关的刑事案件查明事实后，上诉人可另行主张撤销征信记录。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曰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吕家祥审判员  董正方审判员  郭凤彩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乔梦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