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980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诸荣伟，男，1973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煜晖，浙江王建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颂美,女，1955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奇峰,男，1983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培敏、陶虹，浙江启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诸荣伟为与被上诉人李颂美、沈奇峰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9民初72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诸荣伟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驳回李颂美、沈奇峰的全部诉请。2.李颂美、沈奇峰承担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关于案涉欠条性质的认定错误。1、原审判决关于诸荣伟与沈志楠之间关系的认定错误。根据原审法院依法向公安机关调取的案卷材料显示，在案涉欠条出具前，沈志楠与诸荣伟确系“合作”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出借资金，但这种“合作”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平等合作,上下等级关系是比较明确的。（1）尽管沈志楠在公安询问笔录里一直称其与诸荣伟为合作关系，但事实上，他在报案一开始就认可了其与诸荣伟之间在放资生意上的从属关系。（2）放资“生意”、“合不合作”由沈志楠决定。无论双方对于放资问题的表述是合作还是从属关系，但对于放资“生意”做不做是由沈志楠决定的陈述是一致的。（3）放资的账与借款凭证由沈志楠一手掌握，且沈志楠对于借款金额、利息有最终的控制权。无论双方对于放资流程的陈述如何，对于借款数额、利息的最低限额以及账务、放资凭证的保管由沈志楠一手掌握的事实并无异议。按照双方陈述一致的操作模式，因为每笔款项出借都需要到沈志楠处交付借条，再由沈志楠交付款项，虽然形式上由诸荣伟或陈戎军去谈，但最终是否出借、出借利息多少以及诸荣伟能拿到多少好处，实际都是掌握在沈志楠手里。（4）周红虽然系诸荣伟配偶，但因为家庭问题分居多年，询问笔录中周红的陈述实际仅为听沈志楠电话里告知内容的转述，并不是客观情况，因此，周红在公安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不能作为认定诸荣伟与沈志楠关系的依据。综上，无论是对放资的掌控情况，还是从沈志楠的自认来看，诸荣伟与沈志楠之间并非平等的“合作”关系，尤其是沈志楠实际控制着诸荣伟可得的“收益”，因此，认定诸荣伟与沈志楠在放资生意上为从属关系更为合理。原审判决仅因为诸荣伟的部分陈述有矛盾及周红的转述性陈述，就认定沈志楠的单方陈述，忽视了双方关系的关键要素，属于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2、原审判决关于欠条出具原因认定错误。（1）诸荣伟关于欠条出具原因的陈述符合常理。如前所述，诸荣伟与沈志楠在放资生意上为从属关系，特别是帮沈志楠放资的“好处”也由沈志楠掌握和决定，而借款大量收不回来属于诸荣伟“工作”没有做好，在这样的情况下，诸荣伟听从沈志楠安排因“平账”而出具欠条也符合常理。从公安案卷中可以看出，沈志楠实际为职业放贷人，大量的资金系从第三方处汇入，在这样大额款项无法收回的情况下，沈志楠要求诸荣伟出具一张“空写写”的借条“平平账”也完全符合常理。（2）若双方之间真的存在“合作投资”的结算，沈志楠应当持欠条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支付结算款。而沈志楠却选择向公安机构控告诸荣伟诈骗，理由是诸荣伟伪造借条骗钱他的放资款，显然直至沈志楠报案时，沈志楠仍然认为放资出去的款项应当是由实际借款人返还的，而不是由出具欠条的诸荣伟承担。故沈志楠自身行为也证明了欠条并非借款凭证或债权债务结算凭证。（3）诸荣伟的款项支付及协商付款行为不构成欠条性质的自认。综上，原审判决错误认定了诸荣伟的付款行为的原因及诸荣伟陈述的合理性，导致对于欠条出具原因事实认定不清。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判决认为本案法律关系与李颂美、沈奇峰起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未依法予以释明，适用法律程序有误。2、原审判决对于证据规则的适用有误。公安笔录证据显示了案涉欠条并非借款，实际也并没有3200万元的交付，原审判决也认定诸荣伟与沈志楠对于出资金额问题各执一词，但也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作为本案的起诉方，李颂美、沈奇峰不仅应对欠款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还应对欠款的金额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但原审判决却未适用证据规则的规定，以酌情认定的方式直接认定了债权金额，违背了法律的公平原则，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同时，原审以酌情认定的方式作为判决，也与我国法律严格区分法律职业放贷人利益与其他合法债权的基本原则相违背。故此，诸荣伟认为，原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部分适用法律错误，对于相应部分应予以撤销并依法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李颂美、沈奇峰在二审期间辩称：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诸荣伟与沈志楠之间系合作出借资金的关系。1.沈志楠以事实为依据，自始至终陈述的是与诸荣伟之间系合作投资关系。诸荣伟陈述的2014年2月11日笔录不是沈志楠的第一次询问笔录。2014年1月16日系沈志楠的第一份询问笔录，陈述了与诸荣伟合作资金生意。依照诸荣伟在上诉状的陈述“报案的第一时间认可的关系是最为直观、无掩饰的情况下所作的表述，比其之后的陈述更具有可靠性。”沈志楠陈述与诸荣伟系合作出借资金的关系为事实，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正确。2.沈志楠与诸荣伟之间的合作出借资金关系，沈志楠提供资金，诸荣伟寻找需要资金的借款人，由诸荣伟确认利率，大于4分月息，大于部分由诸荣伟获得。对于诸荣伟来说，不花一分钱便可获得不菲的金钱，有利而无害，自然不会主动提出解除合作关系，况且诸荣伟没有将1537.57万元款项返还给沈志楠，沈志楠由此资金短缺提出无法继续与诸荣伟合作合情合理。沈志楠和诸荣伟系平等主体，作为合同相对方，均可协商决定做什么生意，做还是不做。3.诸荣伟在上诉状第2页第3小点中对沈志楠的笔录作了认可，那么在该笔录中，沈志楠和诸荣伟的合作方式为诸荣伟寻找需要资金的借款人，联系一笔钱，就派人到沈志楠公司取走一笔钱，同时给沈志楠一张借条，借条是借款人写的。再结合诸荣伟在公安阶段的笔录证明借款金额、借款利率、诸荣伟得到多少好处等实际由诸荣伟决定，不是沈志楠。4.周红系诸荣伟的妻子，利害关系毋庸置疑。对于周红是否知晓沈志楠与诸荣伟之间的资金投资关系，诸荣伟应当依据事实和证据陈述。从周红2014年2月24日的笔录中得出沈志楠与诸荣伟合作投资资金生意的意向是在周红、诸荣伟、沈志楠、“波波”在一起喝咖啡的时候已经建立。后“到了2013年4、5月份时候，沈志楠给我说，不要做了，要我老公把钱收一下。我就给我老公说了。”“沈志楠有时来我们家的，我说我们确实没有钱的。”“到了今年过年的时候，沈志楠给我打电话，叫我老公弄点钱过年，我就给我老公打电话了，我老公说他在外面，不在萧山，他说有钱会给沈志楠的。”根据诸荣伟对第一时间认可的事实是更具可靠性的理念，周红在第一次笔录中已经非常明确其知晓沈志楠与诸荣伟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并且证明诸荣伟一直在向沈志楠承诺归还案涉的1537.57万元款项，却未还的事实。5.诸荣伟具有高中学历，系长期从事资金出借人员，清楚欠条的法律后果为其认可向沈志楠支付3200万元的款项。诸荣伟欠沈志楠款项的事情其妻子周红也知晓，并且在沈志楠要求还款时，未提出异议，反而将沈志楠催款的事情告知诸荣伟，说明诸荣伟与沈志楠之间系合作关系，诸荣伟尚欠沈志楠款项。若是因为从属关系，为平账而签欠条，这和诸荣伟和周红在后期沈志楠催款时系承诺支付款项的行为明显矛盾。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的决定》已于2019年10月1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77次会议通过，自2020年5月1日施行，因此诸荣伟适用的法律规定不再适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在本案中，法庭在释明案由问题后，归纳了庭审的争议焦点为沈志楠与诸荣伟之间的关系和欠款的金额，李颂美、沈奇峰与诸荣伟已经做了充分的辩论，保障了双方能够充分行使辩论权。2.李颂美、沈奇峰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证明诸荣伟拖欠沈志楠3200万元款项的证据，同时结合诸荣伟、周红的公安笔录，已经形成证据链证明诸荣伟认可由其向沈志楠支付款项，法庭确定1677.57万元款项合情合理。反而是诸荣伟在李颂美、沈奇峰出示3200万元欠条后没有证据支持其在一审的辩称，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请求法庭驳回上诉请求。 李颂美、沈奇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诸荣伟立即向李颂美、沈奇峰返还借款本金1677.57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7月4日，诸荣伟向沈志楠出具欠条1份，载明：“今有诸荣伟向沈志楠借人民币3200万元（叁仟贰佰万整），特立此据，以此为证。”2014年1月16日，沈志楠向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经侦大队报案称：2011年8月至2013年6月期间，诸荣伟以沈志楠出资、诸荣伟寻找借款人、利息分成的合作投资方式，先后从沈志楠处取走1677.57万元用于出借。后沈志楠发现诸荣伟所称的621笔投资的大部分借款人系虚构，诸荣伟除归还138万元外，余款以收不回投资为由拒不归还。沈志楠并向公安机关提交了欠条、转账凭证复印件、借款名单（含出借日期、姓名、金额、利率、利息、借期、到期日期），借款名单载明的借款金额共计3907万元。2014年2月11日，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对沈志楠被诈骗案立案侦查。 除报案当日外，公安机关另于2014年2月11日、2014年2月18日、2016年1月26日、2016年5月26日对沈志楠进行询问。 在2014年1月16日的询问笔录中，沈志楠陈述“2011年6月，诸荣伟、周红夫妻俩多次找我合作投资资金生意，称诸荣伟有很强的投资能力，我只要出资交给诸荣伟去投资，其他不用管，保证不用承担投资本息回收的任何风险，并承诺固定4分月息的回报。”“我们商量好的合作模式是我准备好资金，诸荣伟寻找需要资金的借款人，联系一笔借款，诸荣伟就派人到我公司取走一笔钱，同时给我一张借条，借条是借款人写的，未注明出资人及利息，借款期限一般是三四个月。自2011年8月9日至2013年6月30日，通过这种方式我一共借出633笔资金，借款金额共计3907万元，这些借款中实际我出资的本金是1677.57万元，其余2229.43万元是利息转借款。其中有12笔已经归还，但资金没有还回来，又转为新的借款。所以到现在还有621笔借款未还。”“2013年7月，我因为资金紧张，向诸荣伟提出停止合作的想法，并要求陆续归还前面的借款。诸荣伟答应了我的要求，于2013年7月4日与我对了账，以收回借款为由拿走了之前给我的621张借条，重新给我写了一张3200万元的欠条。按照之前我们的约定，诸荣伟可得949.12万元分成，减去诸荣伟本人向我的借款，综合后还欠我3200万元。至2013年10月，诸荣伟陆续归还我138万元，其余资金以收不回借款为由至今没有还我。”“除了合作投资我实际出资1677.57万元以外，诸荣伟本人还陆续向我借过169.6万元，减去诸荣伟还我138万元，实际损失1709.17万元。” 2014年2月18日，沈志楠在公安询问笔录中陈述其出借的资金均是向亲戚朋友借款。在2016年1月26日的公安询问笔录中，民警问“这期间，你实际出资有多少？”沈志楠回答“大概有2900多万元人民币，具体数额我说不出来了。加上之前诸荣伟个人向我多次借钱，明确的金额有123万元人民币，还有诸荣伟不定时向我借10万、20万不等，具体金额已经记不起来，所以最后诸荣伟拿走全部借条时，以他个人名义写了一张3200万人民币的借条给我。”民警问“那你实际出资的本金有多少？”沈志楠回答“上述的2900多万元中，我实际出资的本金有1680多万元人民币，剩余的全部是利息。”民警问“那期间，你有无收到自己应得的那份收益？”沈志楠回答“我一分利息都没有拿到过。比如，本来到期该拿利息时，诸荣伟又会叫我出资，加上那利息凑个整数继续出借，这样反反复复。”民警问“后来诸荣伟有无还钱给你？”沈志楠回答“2013年7月4日至2013年底，诸荣伟分多次还给我人民币140万元整。”民警问“这140万元是什么钱？”沈志楠回答“当时他自称是借款人还的钱，是本金还是利息他也没有说，我认为这是本金，因为按之前的习惯，本金拿回来，利息继续出借。”民警问“你与诸荣伟合作做资金生意期间，总共有多少借款人？”沈志楠回答“总共有633个借款人，其中12个人在2012年下半年以前诸荣伟把本金全部收回来了，称产生的利息继续出借。”民警问“那还有多少借款人没有还钱？”沈志楠回答“还有621个借款人没有还钱。”民警问“那12个人总共有多少金额？”沈志楠回答“有40-50万本金，具体金额我忘记了。”民警问“这40-50万元是否包括在你实际出资的2900多万元金额中？”沈志楠回答“这是不包括的。”民警问“综上所述，你实际和诸荣伟做资金生意，且未收回的金额有多少？”沈志楠回答“除去诸荣伟个人借款以及诸荣伟归还的140万（按本金算），实际我未收回的本金有1540多万，利息1300万左右。” 在2016年5月26日的公安询问笔录中，民警问“沈志楠，你在报案前有无与诸荣伟商量过还钱的事情？”沈志楠回答“我没有与诸荣伟当面商量过还钱的事情，电话我好多次叫他还钱，他一直找借口说自己在讨钱。我叫他当面商量还钱的事情，他就推脱说自己忙，没有空和我碰面。当时因为诸荣伟一直不肯还钱给我，我就找了一个讨债的公司，跟公司的人说，要诸荣伟先还600万人民币给我，剩下的两年之内还给我，但最后这事情没有结果。” 2016年5月5日，诸荣伟被刑事拘留。公安机关分别于2016年5月5日、2016年5月6日、2016年5月10日、2016年5月25日、2016年5月27日、2016年6月8日、2016年7月31日、2016年8月9日、2016年9月30日、2017年1月20日、2017年2月9日、2017年3月28日对诸荣伟进行讯问。 在2016年5月5日的公安讯问笔录中，民警问“你和沈志楠是什么关系？”诸荣伟回答“他是我的大哥，我是帮他放高利贷的。”民警问“你把具体经过讲一下？”诸荣伟回答“2009年前后的时候，我是通过我老婆周红认识沈志楠的。到了2010年的时候，沈志楠就找到我，说叫我帮他放高利贷，帮他赚钱，我同意的，我就找陈勇君（实际应为陈戎军）帮找人放高利贷，就这样一直到2012年，通过我总共放出去本金五六百万的高利贷，加上利息总计1000多万，后来陆陆续续要回来五六百万，还有四五百万的利息没有要回来。到了2012年的时候，沈志楠说不放了，叫我把钱讨回来，我就叫陈勇君去讨了，最后剩下400多万没有讨回来。在放高利贷的过程中，沈志楠叫我给他写一张3200万的欠条，他说他的账做不平，要我给他写一个借条，我就帮他写了。”民警问“沈志楠总共通过你放出去多少钱？”诸荣伟回答“本金五六百万吧。”民警问“这些钱你拿去干什么了？”诸荣伟回答“主要是陈勇君在放，陈勇君放给谁我不知道。我也在放的，放给谁我记不清楚了。”民警问“你高利贷是怎么放的？”诸荣伟回答“假如有人要借钱，我看这个人还可以，谈好利息，我就让他写好借条，借条上有这个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住址、手机号码，然后让那个人签字，按手印，我把借条拿给沈志楠，沈志楠把利息扣掉，把钱给我，我就把这些钱拿给要借钱的人。”民警问“你从中能得到什么好处？”诸荣伟回答“我没有好处的，就是有的时候，我手头紧张了，我就给沈志楠说，沈志楠就会给我钱的。这个过程中他大概给了我几十万，具体多少我记不清了。”民警问“除了你还有谁去沈志楠那里拿过钱？”诸荣伟回答“诸狄伟去拿过几次，另外还有几个外地人帮我拿过几次，一个叫‘小匡’的安徽人，一个叫‘小飞’的河南人，他们的真实姓名叫什么我不知道，现在手机号码也没有了。”民警问“沈志楠为什么要你给他写3200万的欠条？”诸荣伟回答“他说他账做不平，要我给他写一张3200万的欠条，还可以拿给其他人看。”民警问“你有没有向沈志楠借3200万？”诸荣伟回答“没有。”民警问“你为什么要写3200万的欠条？”诸荣伟回答“他叫写我就写了，空写写的，他让我写1亿的欠条我也会写的。”民警问“后来沈志楠有没有找你要过钱？”诸荣伟回答“有的，后来他说高利贷不放了，叫我去讨钱回来，我就叫陈勇君去讨，当时钱讨不进来，沈志楠说话很难听的。后来他又托人过来给我说要我给他600万，我说没有这么多钱，我说分开给他，他不同意，我就随他去了。”民警问“你为什么要给他600万？”诸荣伟回答“我想钱是通过我放出去的，钱没有要回来我也有责任的。”民警问“没有讨进的钱，这些钱的借条在哪里？”诸荣伟回答“在沈志楠那里。” 在2016年5月6日的公安讯问笔录中，民警问“你们是如何商量的？”诸荣伟回答“沈志楠不出面，他出钱，利息由我们去谈，月利息由6分到1毛5都有的，我找到陈勇君，让他帮我找人把钱放出去，也有一部分是通过我放出去的，放出去的钱大部分是陈勇君放出去的。”民警问“沈志楠和陈勇君是否认识？”诸荣伟回答“我想叫沈志楠认识陈勇君，沈志楠说不用认识的，他们两个应该没有见过，私下有没有见过我不知道。”民警问“沈志楠给你和陈勇君什么好处？”诸荣伟回答“没有具体说多少好处，就是我缺钱的时候我去找他拿，陈勇君也是的，缺钱的时候找我拿，也没有具体说怎么给他好处。”民警问“你们是怎么把钱放出去的？”诸荣伟回答“放高利贷的钱是沈志楠出的，叫我找人放出去或者我就找陈勇君，叫陈勇君给我找人放出去，陈勇君找到人后，谈好利息，问我一下，我说可以的，然后陈勇君就把借条拿给我，我就拿着借条到沈志楠那里去拿钱，我把借条给他，沈志楠先扣除一个月的利息把钱放到信封或者放在档案袋里拿给我，我拿到钱后给借高利贷的人。假如借三个月，借高利贷的人后面会把每个月的利息拿给我，我把利息钱再给沈志楠，有的时候本金收回来后也有直接放出去的。”民警问“沈志楠通过你总共放出去多少高利贷？”诸荣伟回答“本金总共放出去五百多万，加上利息有一千多万，讨回来五百万，还剩下四五百万没有要回来。”民警问“你为什么要还600万元钱给沈志楠？”诸荣伟回答“因为陈勇君的账弄的比较乱的，我就给沈志楠说还有400多万的高利贷没有要回来，再加上我以前向他借的100多万，我说由我来承担，总共给沈志楠600万，因为我没有这么多钱，想分期给他，他不同意。”民警问“沈志楠有没有当面来找你要过钱？”诸荣伟回答“没有，开始的电话打来找我要钱，后来沈志楠报案了，公安局的找到我老婆，我就生气了，他这种做法不对的，我就把手机号码换掉了。再后来他托人来给我说的叫我给他钱的。” 在2016年5月25日的公安讯问笔录中，民警问“通过你向沈志楠借钱的那些借条在什么地方？”诸荣伟回答“都在沈志楠那里。”民警问“沈志楠终止放高利贷后，你有没有钱给他？”诸荣伟回答“有的，在沈志楠不放高利贷后，我也在陆陆续续还钱给他的，大概给了他200多万吧，后来沈志楠找人来给我谈，叫我再给他600万，这件事情就了掉了，并且叫我一次性拿出来，我说分期给他，他不同意，后来我就没有钱，就不来管了。”民警问“借款人的电话我们全部打过，有的不接，有的关机，接通的也都是和借款人的名字对不上，是怎么回事？”诸荣伟回答“这是他的事情，和我没有关系。”民警问“如果通过你向沈志楠借钱，你是否要核实借款人的身份和电话？”诸荣伟回答“我都会核实的。” 在2016年5月27日的公安讯问笔录中，民警问“你具体如何给他放资？”诸荣伟回答“我答应沈志楠之后，就找到陈勇军（实际应为陈戎军），当面跟他说我跟了一个新的大哥要放高利贷，我们去帮帮他。他当时也同意了，然后我们约定由陈勇军负责找人借贷，然后陈勇军把借条拿给我，我再拿着借条找沈志楠拿钱，沈志楠会扣除第一个月的利息后将借款装进档案袋里给我，我再交给陈勇军，陈勇军再给借款人，利息的话沈志楠要求不低于5、6分，一般都是我们定的，得到沈志楠同意后就可以了。有时候也有人直接向我借钱，具体的方式也是一样的。”民警问“你们一共借出去多少钱？”诸荣伟回答“直至2013年左右，我们一共借出去五六百万元的样子，利息借出去也有五六百万元的样子，现在本金已经全部收回来了，总的还有五六百万元没有收进来。”民警问“这期间，沈志楠给你多少钱过？”诸荣伟回答“七八十万元总有的，我给陈勇君二三十万元也是有的。”民警问“你们经济上有无纠葛？”诸荣伟回答“我想就是还有五六百万元没有收进来，我自己还欠他100多万元，沈志楠要我一次性还给他，我提出要分期还，他一定不同意，然后我们就闹僵了，我也就不还他钱了。” 在2016年8月9日的公安讯问笔录中，民警问“你和沈志楠的经济往来讲一下？”诸荣伟回答“沈志楠找我，叫我帮他放高利贷，2012年至2013年间总共放出去1000多万本金，本金也收回来1000多万，还差600多万的利息，没有收回来，后来沈志楠叫我一次性给他600万，我说没有这么多钱，要分期给他，他不肯，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在2017年1月20日的公安讯问笔录中，民警问“你帮他放的高利贷的利息是多少？”诸荣伟回答“一般是月息6分，也有7分、8分、1毛的，利息都是沈志楠自己定的。” 在2017年3月28日的公安讯问笔录中，民警问“沈志楠通过你总共放出去多少钱？”诸荣伟回答“总共有1000多万吧，本金基本上都收回来了，最后还有四五百万的钱没有收回来，他就叫我还，我不还，他就说我诈骗他3200万，他后来又托人来说，叫我还他600万，我说你把借条给我拿过来，我去讨，讨回来多少就是多少，他也没有把借条给我，后来又不了了之。”民警问“沈志楠是通过什么方式把钱讨回来的？”诸荣伟回答“有的是我帮他讨回来的，他也会叫他下面的人去讨钱的，讨钱并不一定要通过我。并且，在借条上没有沈志楠的名字的，出借钱人的名字是空的，如果这笔钱讨不回，他会把他小弟的名字填上然后去法院起诉。” 另外，公安机关于2014年2月24日对诸荣伟的配偶周红进行了询问。周红陈述“诸荣伟和沈志楠在做投资生意。”“……我们劝他（沈志楠）……还是如果有钱的话可以拿出去放贷，利息比银行高一点，这样稳一点。后来我老公诸荣伟说，如果有这种想法就给他打电话，我老公就走了。后来沈志楠就给我联系，给我说他在和我老公一起做生意，就是做投资生意，还说他四分，诸荣伟两分。在后面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沈志楠也一直在给我打电话，说他和诸荣伟之间的事情。到了2013年4、5月份的时候，沈志楠给我说，不要做了，要我老公把钱收一下。我就给我老公说了。我老公这边钱收不上来了，沈志楠逼得急，也没有把钱还给沈志楠。沈志楠有时候来我们家的，我说我们确实没有钱的。到了今年过年的时候，沈志楠给我打电话，叫我老公弄点钱过年，我就给我老公打电话了，我老公说他在外面，不在萧山，他说有钱会给沈志楠的。后来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了。”民警问“他们是以什么方式做生意？”周红回答“就是沈志楠提供资金，我老公找借款人把钱放出去，每次沈志楠把钱直接打给借款人，或者我老公派马仔到沈志楠这里拿钱，然后把钱直接拿给借款人，马仔把欠条给沈志楠。平时是沈志楠在管账的。具体事情我不参与的，都是沈志楠和诸荣伟操作的。只是有的时候，沈志楠会给我讲放出去多少。”民警问“他们的收益是怎么分的？”周红回答“开始说好的，沈志楠要四分的利息，其他多出来的给诸荣伟。”民警问“沈志楠放出去的钱有没有收回来的？”周红回答“在刚开始的时候还有钱要回来，要回来的钱都是诸荣伟的马仔直接把钱给沈志楠的。”对于出借的金额，周红表示不清楚。 2016年1月4日，公安机关对滕峰进行询问，滕峰陈述其与沈志楠系亲戚，并陈述“2011年，沈志楠和一个叫诸荣伟的萧山籍男子因为借钱给同一个人，但钱要不回来，他们两个人就商量赚钱的渠道。后来诸荣伟提议，由沈志楠出资，诸荣伟将资金放出去（放高利贷），沈志楠拿4分月息，其余利息归诸荣伟所有，沈志楠不与借款人见面的，诸荣伟当时还称收不回来的钱他会承担的。当时沈志楠一般会把现金准备好（金额基本上在10万以内），在商业城的公司等，然后诸荣伟会叫人过来，那人把现金拿走，然后给沈志楠一张借条的。沈志楠与诸荣伟合作了大概2年左右时间，期间我多次劝沈志楠把之前出借的钱要回来，他口头上是同意我的想法的，但具体有无向诸荣伟说过我不清楚，直到2013年6月份左右，诸荣伟称要去讨出借的钱，将原先在沈志楠手上的全部借条拿走，自己写了一张3200万元的欠条给沈志楠，之后沈志楠一直向诸荣伟催钱，诸荣伟一直推脱，后来就电话也联系不上了，人也找不到了。”民警问“他们合作赚钱的方式是怎样的？”滕峰回答“资金全部由沈志楠出，诸荣伟将资金放出去（放高利贷），沈志楠拿4分月息，其余利息归诸荣伟所有。” 2016年5月5日，公安机关对诸狄炜进行讯问，诸狄炜称与诸荣伟系堂兄弟关系。民警问“诸荣伟以前做过什么工作或生意？”诸狄炜回答“2013年12月以前，诸荣伟在做资金生意的（放高利贷）。”民警问“这个生意是怎么操作的？”诸狄炜回答“当时诸荣伟与一个叫陈勇军的宁围男子一起合作放资金的（放高利贷），放高利贷的资金是一个叫沈志楠的萧山商业城老板出的。”民警问“你有无参与放高利贷的事情？”诸狄炜回答“我当时一方面帮诸荣伟开车，一方面到了萧山商业城那里，我会从诸荣伟那拿一只密封的档案袋给沈志楠，沈志楠同时也会给我一只密封的档案袋。”民警问“这档案袋里是什么东西？”诸狄炜回答“我自己没有看见过，但我知道他们在做资金生意，里面应该是借条和现金。”民警问“诸荣伟给你的档案袋里是什么？”诸狄炜回答“有借条和现金，但以借条为主。”民警问“沈志楠给你的档案袋里是什么？”诸狄炜回答“基本上是现金，因为沈志楠是出资的人。”民警问“你有无看过档案袋里面的具体情况？”诸狄炜回答“没有的，档案袋都是用订书机订的、密封的。”民警问“诸荣伟和陈勇军是如何一起操作放高利贷这件事情的？”诸狄炜回答“我知道那时候他们把钱放资给熟悉的人月息8分，不认识的人月息1角，其他我不清楚的。” 2017年4月26日，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出具《起诉意见书》1份，载明：经依法侦查查明，犯罪嫌疑人诸荣伟涉嫌下列犯罪事实：2011年8月，犯罪嫌疑人诸荣伟与被害人沈志楠约定，由被害人沈志楠出资，犯罪嫌疑人诸荣伟出面向社会上不特定人群以高利息欠款，从中获利。至2013年6月，犯罪嫌疑人诸荣伟通过伪造借条向被害人骗取1680余万元。犯罪嫌疑人诸荣伟的行为涉嫌诈骗罪，将本案移送审查，依法起诉。 2018年6月8日，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作出杭萧检公诉刑不诉（2018）149号的不起诉决定书，认为该案经审查并退回补充侦查二次，检察机关仍然认为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故决定对诸荣伟不起诉。 沈志楠于2016年8月6日因病死亡，其父亲为沈长渭，于2012年11月22日死亡；母亲为高冬春，因病死亡，于2018年10月1日火化，于2018年10月31日注销户口；配偶为李颂美；儿子为沈奇峰。高冬春育有四个子女，分别为沈志楠、沈玖林、沈志昌、沈彩凤，沈玖林、沈志昌、沈彩凤均表示放弃继承高冬春自沈志楠处继承的财产。 2019年5月5日，李颂美、沈奇峰向该院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诸荣伟向沈志楠出具欠条的事实明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沈志楠与诸荣伟之间的关系及欠款的金额。 关于沈志楠与诸荣伟之间的关系问题，该院从双方在出借资金时的关系及案涉欠条出具的原因两方面进行分析。首先，应当认定，在案涉欠条出具前，沈志楠与诸荣伟系合作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出借资金的关系。虽然诸荣伟否认与沈志楠存在合作关系，认为其仅系沈志楠的下属，但周红系诸荣伟配偶，其在公安询问笔录中关于沈志楠与诸荣伟之间关系的陈述包括双方合作的起因、合作的方式、收益的分配等与沈志楠的陈述基本一致，而诸荣伟就相关内容的陈述包括利息的确定、陈戎军的身份等前后不一，具体表现为诸荣伟在2016年5月5日、2016年5月6日、2016年5月27日的公安讯问笔录中陈述利息由其与陈戎军确定，而在2017年1月20日的公安讯问笔录中又改称利息由沈志楠确定；诸荣伟在2016年5月5日、2016年5月6日、2016年5月27日的公安讯问笔录中陈述其找陈戎军帮助其放贷、收回借款并向陈戎军支付费用，而在庭审中则陈述其未经手陈戎军出借的款项，但诸荣伟在2016年5月5日、2016年5月6日、2016年5月27日的公安讯问笔录中关于放贷过程的陈述更符合合作形式，因此，该院对诸荣伟关于其系沈志楠下属的陈述不予采信，并认定沈志楠与诸荣伟之间系合作出借资金的关系。其次，关于案涉欠条出具的原因。沈志楠与诸荣伟关于案涉欠条出具的原因存在争议。诸荣伟主张案涉欠条系沈志楠为自己平账要求诸荣伟出具，不代表其与沈志楠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而沈志楠则主张系双方结算（包括对双方合作出借资金期间未收回的款项、利益分成、诸荣伟本人与沈志楠之间的借款进行结算）后，诸荣伟以个人出具欠条的形式换取对外出借款项形成的借条。对此，该院认为，诸荣伟系长期从事资金出借的人员，其理应知晓出具欠条的法律后果，其关于因沈志楠系其“大哥”，无论沈志楠要求出具何种金额的欠条其均会出具的主张，难以令人信服。而结合诸荣伟关于其在沈志楠停止放贷后向沈志楠陆续还款的自认、沈志楠在报案后要求其返还600万元，其同意分期支付的自认以及周红关于沈志楠要求诸荣伟收回款项，诸荣伟表示款项收不回但如果有钱会给沈志楠的陈述，可以认定在欠条出具后，诸荣伟认可应当支付沈志楠款项。综上，该院认为沈志楠关于欠条出具原因的陈述更为可信，对其陈述予以采信。进而认定案涉欠条系诸荣伟与沈志楠之间通过结算形成的债权债务协议。根据沈志楠的自认，案涉欠条包含双方对合作出借资金期间未收回款项、利益分成及诸荣伟本人向沈志楠所借款项的结算，因此，双方之间成立无名合同关系，故本案案由定为合同纠纷为宜。 关于欠款金额。就沈志楠的实际出资金额，鉴于双方在放贷过程中均以现金形式交付款项，而诸荣伟与沈志楠关于沈志楠的出资金额各执一词，但也均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结合案涉欠条金额，该院酌情以沈志楠在公安询问笔录中的自认即1677.57万元确定。另外，双方之间的款项结算还涉及诸荣伟已收回部分的本金及诸荣伟本人与沈志楠之间的借款。就诸荣伟已收回部分的本金，诸荣伟主张有五六百万元，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沈志楠认为有四五十万元，但未包括在其自认的1677.57万元内。但沈志楠在第一次公安询问（即2014年1月16日）时陈述一共出借633笔资金，出资本金是1677.57万元，并未排除已收回的12笔借款本金且其在当天陈述已经归还的12笔借款本金并未收回，而是转为新的借款，这与其在2014年2月18日的陈述自相矛盾。因此，对沈志楠关于已收回部分本金不在1677.57万元内的主张，不予采信。至于诸荣伟本人与沈志楠之间的借款，双方对实际借款本金各执一词，沈志楠主张诸荣伟向其借款169.60万元，但未有证据予以证明，而诸荣伟自认向沈志楠借款50万元，已归还10万元，又因高额利息向沈志楠出具了金额为123万元的欠条，按照诸荣伟的自认，其本人尚欠的借款本金为40万元，这与前述沈志楠自认的已收回借款本金相当，加之，沈志楠自认其与诸荣伟本人之间的借款在出具案涉欠条时一并予以结算，故该院酌情认定上述已收回的借款本金与诸荣伟本人尚欠的借款抵销。综上，结合沈志楠关于案涉欠条出具后，诸荣伟返还140万元的自认，该院酌情确定诸荣伟应返还沈志楠1537.57万元。因沈志楠、高冬春已死亡，李颂美、沈奇峰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有权向诸荣伟主张债权。综上，对李颂美、沈奇峰合理部分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一、二款、第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诸荣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李颂美、沈奇峰1537.57万元；二、驳回李颂美、沈奇峰的其余诉讼请求。如诸荣伟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2454元，由李颂美、沈奇峰负担8400元，诸荣伟负担114054元。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在案涉欠条出具前，沈志楠和诸荣伟系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出借资金的合作关系。诸荣伟上诉认为该合作系从属关系，对此，经审查，沈志楠与诸荣伟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诸荣伟以出具欠条的方式予以确认。虽然诸荣伟主张该欠条系沈志楠为平账而要求其出具的，但诸荣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系长期从事资金出借的人员，对出具欠条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理应明知，故其关于案涉欠条出具原因的说法，难以采信。另外，诸荣伟在公安讯问笔录中多次提到沈志楠报案后要求其返还款项，但因为没有这么多钱故要求分期支付，且诸荣伟自认在沈志楠停止放贷后亦有陆续还款的行为以及周红在公安询问笔录中关于沈志楠要求收回款项后诸荣伟亦表示若有钱会给沈志楠的陈述，均与诸荣伟陈述仅是因为沈志楠平账要求而出具欠条的主张相悖。关于案涉欠款金额的问题。虽然李颂美、沈奇峰举证诸荣伟出具的欠条载明金额为3200万元，但结合沈志楠在公安询问笔录中自认出资本金为1677.57万元的陈述，一审法院以此该自认金额为基础，将沈志楠自认已收回的借款本金金额与诸荣伟自认其个人尚欠的借款金额相互抵销，并扣除沈志楠在公安询问笔录中自认案涉欠条出具后诸荣伟已陆续归还的140万元，最终酌情确定诸荣伟应返还沈志楠1537.57万元，并无不当。经审查，一审审理程序合法，证据采信并无不当，诸荣伟对此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4054元，由诸荣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蕊 审 判 员 王杨沁如 审 判 员 张 茂 鑫 二〇二一年一月五日 法官助理 林 叶 红 书 记 员 刘 沁 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