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452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明理，男，1956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豪，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艳，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滨海海上客运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民德街**。 法定代表人：宋良忠，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洁，浙江天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婷婷，浙江天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明理因与被上诉人大连滨海海上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海客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20）浙0212民初27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2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明理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滨海客运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且存在严重错误。一审法院没有查清滨海客运公司从宁波花港高速客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港公司）购买的船舶价款究竟是900000元还是1080000元。所谓900000元是案涉船舶因顾华安挂靠于花港公司，顾华安与花港公司双方进行的内部结算价；所谓1080000元是花港公司与滨海客运公司之间的买卖价格，这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滨海客运公司故意不提供1080000元的船舶买卖合同，且按起诉状的说法，是滨海客运公司向顾华安购买船舶，显然没有事实依据。顾华安向一审法院所作的证言清楚表明，是滨海客运公司与花港公司发生船舶买卖。虽然该船舶是顾华安挂靠于花港公司，但花港公司对船舶买卖有决定权，且将留下的180000元款项用于挂靠期间由顾华安支付给花港公司的管理费用也是应该的，过去顾华安挂靠于花港公司的另一艘船舶买卖也是采取这种做法的。一审法院对该证据材料不予采信，造成本案对事实认定的错误。二、案涉船舶买卖是滨海客运公司与花港公司两个公司之间发生的，滨海客运公司将购船款直接汇付给花港公司，花港公司也是将相关款项直接支付给滨海客运公司。没有证据表明，王明理获取了滨海客运公司的款项，也没有证据证明王明理占用了花港公司的资金，因而也不存在由王明理向滨海客运公司返还155000元船舶款的基础性事实。从滨海客运公司在一审时提供的证据来看，当时滨海客运公司是以1080000元买入船舶且做账的，并认可1080000元的购船价格，过了几年以后又认为不应以1080000元做账，滨海客运公司违反“禁止反言”的基本原则，既不诚信，也违反客观事实。三、滨海客运公司要求王明理支付193146元不符合证据材料的基本逻辑。在滨海客运公司第二次提交的补充证据3，其盖章确认300000元费用明细，300000元还剩下86927元。这份证据所有的款项明细（包括船检费29219元）与108000元的购船价格滨海客运公司都是认可的。300000元也是2000000元扣除1080000元购船款与620000元退款后计算出来的。后花港公司于2014年8月4日支付50000元，9月23日支付45000元，已经全部支付完毕，故王明理无须再行支付任何款项。四、滨海客运公司在起诉时否定船检费29219元从购船款中扣除，这不符合本案事实。29219元船检费滨海客运公司已经入账扣款，且船检时间为2014年6月，发生于船舶已出卖之后，当时出卖后船舶所有权已经归滨海客运公司所有，因在驶离宁波之前需要进行船检，故委托花港公司进行，属于花港公司垫付性费用，这笔费用由王明理承担没有任何依据。五、本案涉及的基础性法律关系是船舶买卖，只有在基础法律关系中已查明船舶买卖价为900000元后，才需要进一步查明另行180000元是否被王明理所占有。现有证据表明，滨海客运公司的船舶买卖均与花港公司进行，故只能按船舶买卖合同纠纷为案由进行处理。在基础法律关系并非由本案当事人之间发生的情形下，一审法院既不追加花港公司为诉讼当事人，也不追加顾华安为涉案当事人，且在顾华安明确表明花港公司有权收取180000元为管理费的情形下，仍将本案案由确定为劳务合同纠纷案，存在明显错误。六、滨海客运公司与花港公司船舶买卖行为发生在2014年3-4月期间，在此期间已经完成了交易双方踏勘船舶现状，购船款的确定等一系列交易行为。2014年5月18日系完成船舶变更登记的日期，系船舶交割日，但是船舶变更登记的时间并不是船舶交易的时间，而王明理到滨海客运公司任总经理职务发生于2014年6月之后，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王明理与滨海客运公司在5月就存在委托劳务行为的事实。一审法院将王明理到滨海客运公司任职的时间界定为2014年5月开始，是主观臆断，无事实佐证。滨海客运公司提供的工资单上记载的是2014年6月10日开始发放工资，而所谓的封面《职工工资发放表2014年5月-8月》是事后编上去的。王明理领取异地工作补贴也是从2014年6月13日开始的，现有证据也不能认定王明理在2014年5月就已任职于滨海客运公司这一事实。七、滨海客运公司提供的录像材料不能作为认定王明理付款义务的事实依据。任何民事主体是否需要承担支付（赔偿）义务，应以违约或侵权事实的存在为基础，如前所述，如船舶买卖合同行为只能认定发生于双方公司之间，并没有证据证明王明理获得了额外的180000元款项，那么在基础性债务并不存在的情形下，单凭录像资料不足以认定债务事实。视频材料中没有明确支付义务主体就是王明理自己。如果法庭认定船舶买卖合同行为只能发生于双方公司之间，那么支付义务人也不应是王明理个人。视频材料是经拼凑而成的，所谓支付200000元的口头说辞，只是在当时滨海客运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压的询问下，仅仅是出于安抚滨海客运公司法定代表人或为了尽快结束对话，该视频至多能证明王明理或花港公司的好意施惠行为，不能在当事人之间产生合同关系的约定或承诺，不构成法律意义上有约束的行为。此外，该视频是偷录，未经过王明理允许与知晓，事后也没有经过王明理书面确认，其取得方式并不合法。王明理当时有严重便秘便血症状，急于回宁波医治，在视频的10时06分40秒开始，王明理也出现严重呕吐现象，身体状况明显不适，在此情况与环境下，王明理所作出的意思表示并不真实。 滨海客运公司辩称，要求维持原判。 滨海客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王明理返还193146元，并支付逾期还款利息（自2014年12月1日至2019年8月20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1日起至款清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明理于2014年5月到滨海客运公司处工作，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系雇佣关系。2014年5月8日，滨海客运公司发文滨海经字（2014）第1号关于公司机构设置及人员任命决定，认定王明理为总经理、负责公司全面工作（除财务部）等决定。根据滨海客运公司2014年5月至8月职工工资发放表显示，王明理2014年6月至9月每月工资6000元，另外6月至8月每月有异地工作补助3000元。2014年7月16日，王明理代表滨海客运公司与大连老虎滩海上游艇旅游公司就“中山旅游1”号轮从事旅游载客运营事宜签订《合作协议》，于同年8月1日代表滨海客运公司在大港海事处签订安全管理责任书。2014年5月至9月，王明理同时担任花港公司法定代表人。 涉案船舶原登记在花港公司名下，名为“北仑之星”号，该船舶实际所有人系顾华安，由顾华安向花港公司支付管理费。后顾华安欲转让“北仑之星”号船舶，由花港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明理联系办理，顾华安仅明确其船舶到手价。滨海客运公司欲受让该船舶，同时也将船舶买卖事宜交由王明理办理。2014年5月9日，滨海客运公司法定代表人宋良忠根据王明理指示汇付花港公司2000000元。2014年5月14日，滨海客运公司副总经理袁少华通过EMS将滨海客运公司公章邮寄王明理。后滨海客运公司于2014年5月18日取得涉案船舶所有权，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连海事局登记所有权，登记船名为“中山旅游1”，该局于2014年7月14日发放《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2014年6月30日，辽宁省船舶检验局大连检验处出具《海上船舶检验证书簿》，确认船舶具体情况。2014年6月6日，王明理以花港公司名义支付船舶检验费及差旅费29219元。滨海客运公司购买涉案船舶后，王明理对涉案船舶进行了装修，连同其他费用等（含上述29219元）合计支出213073元，滨海客运公司予以确认。 花港公司于2014年5月16日退还滨海客运公司310000元、6月7日退还滨海客运公司310000元、8月4日退还滨海客运公司50000元，合计670000元。2014年9月2日，王明理向滨海客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载明购买北仑之星船合同款合计人民币壹佰零捌元整（双方确认该处为壹佰零捌万元）。后滨海客运公司得知船舶实际所有人顾华安收取的船舶价款非1080000元，故于2014年9月21日，滨海客运公司与王明理就2000000元款项去向、船舶实际购买价格及王明理返还问题进行沟通，王明理同意返还滨海客运公司200000元，先支付50000元，余款两个月内付清。2014年9月23日，王明理通过花港公司支付滨海客运公司45000元。后未支付其余款项。 2015年5月6日，滨海客运公司向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分局控告王明理涉嫌职务侵占，2016年5月20日，该分局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并送达滨海客运公司。滨海客运公司不服该决定，向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检察院申诉，中山区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8月21日出具《不立案案由审查意见通知书》，认为中山分局不予立案理由成立。后滨海客运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王明理还款。 一审法院认为，滨海客运公司与王明理之间的劳务关系依法成立。关于劳务关系的建立时间，综合滨海客运公司提供的任命决定、职工工资发放表及滨海客运公司向王明理邮寄公章的时间，可以认定王明理在2014年5月与滨海客运公司已建立劳务关系，王明理抗辩其是2014年6月8日左右到滨海客运公司处任职，但未提交反驳证据，而且从工资发放时间来看不符合企业工资发放惯例，也与滨海客运公司2014年5月向王明理寄送公章的事实相矛盾，故对王明理的意见，不予采信。滨海客运公司指派王明理购买涉案船舶并办理船舶装修等事宜，王明理应尽勤勉义务，并如实向滨海客运公司告知具体情况。王明理告知滨海客运公司涉案船舶购买价款为1080000元，滨海客运公司得知船舶实际所有人顾华安仅取得90余万元价款后，于2014年9月21日与王明理确认，并协调款项差额事宜，王明理也明确顾华安实际收款908000元，协商后王明理同意返还滨海客运公司200000元，并表明在两个月内归还。事后，王明理通过花港公司汇付滨海客运公司45000元，余款一直未付。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王明理承诺返还滨海客运公司200000元，滨海客运公司亦表示同意，虽未形成书面合意，但口头约定对双方亦具有约束力，滨海客运公司确认王明理已返还45000元，故王明理尚需返还滨海客运公司155000元。现滨海客运公司要求王明理返还193146元，有违其承诺，不予支持。涉案款项虽支付至花港公司，但王明理系花港公司法定代表人，且花港公司亦是船舶名义上的出让人，在王明理承诺付款后，亦通过花港公司支付滨海客运公司45000元，王明理与花港公司之间的关系及资金流转关系，不影响王明理向滨海客运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王明理与花港公司之间的关系由其另行理直。关于诉讼时效问题，王明理于2014年9月21日承诺还款，滨海客运公司于2015年5月、2017年先后向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分局、中山区人民检察院主张权利，控告内容为王明理涉嫌职务侵占，虽最终公安机关未予立案，但滨海客运公司一直在积极主张涉案权利，属于合法阻却诉讼时效完成的中断事由，该诉讼时效应从检察院出具的不立案理由审查处理意见书之日起重新计算，即2017年8月21日，至民法总则施行日，该案诉讼时效尚未届满，本案应适用三年诉讼时效的规定，故至滨海客运公司起诉之日，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滨海客运公司主张的逾期利息实际为利息损失，因王明理于2014年9月21日承诺于两个月支付款项，届期未履行，滨海客运公司自2014年12月1日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十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作出判决：一、王明理返还大连滨海海上客运有限公司价款155000元，并支付自2014年12月1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以及自2019年8月21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大连滨海海上客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一审案件受理费4163元，减半收取2081.50元，由大连滨海海上客运有限公司负担411.50元，由王明理负担1670元，王明理负担的案件受理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至法院。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诉辩意见，结合滨海客运公司提供的任命决定、职工工资发放表及滨海客运公司向王明理邮寄公章的时间等因素，可以认定滨海客运公司曾指派王明理负责购买涉案船舶并办理船舶装修等事宜，因此王明理上诉主张其与滨海客运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务合同关系，显然与事实不符。从现有的证据来看，2014年9月21日滨海客运公司与王明理确认，并协调款项差额事宜，王明理同意返还滨海客运公司200000元，并表明在两个月内归还。且事后，王明理也确实通过花港公司汇付滨海客运公司45000元，由此可见，双方已就此事达成口头协议，王明理并已实际履行部分约定付款义务。因王明理也并未举证证明滨海客运公司存在以欺诈、胁迫手段胁迫其在违背其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付款的民事法律行为，故可以认定此系王明理的真实意思表示。王明理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对自身所作出的承诺应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现因王明理违背承诺届期未付清余款，因此一审法院据此判决由王明理返还余款155000元，并无不当。因王明理向滨海客运公司承诺付款后，系通过花港公司向滨海客运公司支付45000元，鉴于王明理系花港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明理在承担向滨海客运公司付清余款义务后可另行理直其与花港公司之间的关系。至于船检费问题，因与本案非属同一法律关系，王明理可另行理直。 综上所述，上诉人王明理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63元，由上诉人王明理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周 娜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二日 代书记员  贺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