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572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雯，女，1988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福特，浙江天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范荣春，男，1963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彩英，女，1964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洋、胡发扬，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范玉龙，男，1988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上诉人高雯因与被上诉人范荣春、张彩英、原审被告范玉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4民初87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韩圣超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判，于2020年7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福特、被上诉人范荣春、张彩英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洋到庭参加诉讼。后因案情疑难复杂，本院依法转为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范荣春与张彩英系夫妻，生育儿子范玉龙。2013年1月8日范玉龙与高雯登记结婚，于2014年5月1日生育一子范熠宸。2015年2月、2017年5月，范玉龙与高雯购买宝马ＢＭＷ118ｉ轿车登记在高雯名下、宝马297ＣＣ轿车未登记由范玉龙保管。宝马2979ＣＣ轿车于2017年5月10日开具购车发票，载明价税合计889380元，并加车辆修饰等费用共计100万元。张彩英于2017年5月15日转账范玉龙100万元。2016年至2017年期间，范玉龙经营位于杭州市江干区××街道××村××号××庄，该茶庄的租金88万元向范荣春、张彩英借款，通过范荣春、张彩英经营的杭州市江干区老范菜馆支付给出租人陈国勇，后因租赁期限未届满便歇业，陈国勇退还租金20万元，由范玉龙收取。经营期间由范玉龙负责联系业务、收银、缴纳税款等，进行全面管理，范荣春在前期有帮忙采购。2016年开始，范玉龙与高雯感情变差，因感情不和高雯于2018年带儿子与其父母居住至今。2015年6月至2017年10月期间，范玉龙通过银行转账累计为高雯偿还信用卡欠款20余万元。2019年1月28日，范玉龙向范荣春、张彩英出具借条，载明：2016年1月因租赁经营江干区陈国勇饭店，向爸妈（范荣春、张彩英）借款88万元支付租金，其中2万元是现金，86万元是爸妈通过杭州市江干区老范菜馆账号转账给陈国勇；2、2017年5月因购买宝马汽车，向爸妈借款100万元。以上两笔借款共188万元，会尽快归还。2019年10月28日，高雯起诉离婚，一审判决离婚，范玉龙不服上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年4月27日该离婚案件已经二审判决维持。范荣春、张彩英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范玉龙、高雯共同归还范荣春、张彩英借款1997505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息至款清止；2、范玉龙、高雯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虽以民间借贷为案由起诉，其基础法律关系为家庭析产。范荣春、张彩英诉称高雯名下的轿车由其出现金10万借款购买，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故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范荣春、张彩英提供保单原件欲证实借款高雯支付名下的轿车相关保险费，因家庭关系不同于市场经商关系，保单原件由家庭任何一员保管属于常情，故原审法院认为该证据不足以证实保费由范荣春、张彩英借款缴纳的事实。关于范荣春、张彩英诉称出借范玉龙承租茶庄的租金88万元、出借范玉龙购买宝马轿车100万元均属于范玉龙、高雯夫妻共同债务。高雯提出茶庄系由范荣春、张彩英经营，且100万元购车款可能系拆迁款及张彩英转账与发票时间相差5天，即使出资买车属实亦是张彩英对范玉龙的赠予，与高雯无关等抗辩。原审法院认为，综合本案案情应认定金门楷23号茶庄由范玉龙经营，高雯共享收益；登记在范玉龙名下的宝马车，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应属于范玉龙和高雯夫妻共同财产。范荣春、张彩英在转账给范玉龙上述188万元款项前及当时，未明确为借贷或赠予，上述行为应视为婚姻家庭里的一个双务协议，父母给付价值较大的金钱或房车，儿子、媳妇履行相应的家庭义务作为对价，如持续婚姻、赡养父母、抚育子女等。范荣春、张彩英因范玉龙、高雯离婚而与范玉龙补签的借条，不符合事实，原审法院不予认定其借贷关系。现范玉龙与高雯因离婚而无法继续履行上述家庭义务，范荣春、张彩英请求解除协议返还财产，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并酌情按照范玉龙与高雯的婚姻时长及履行义务情况，对范荣春、张彩英诉请予以大部分返还，即返还180万元。范荣春、张彩英诉请范玉龙与高雯对上述应返还款项自起诉日开始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原审法院认为该利息计算应从范玉龙与高雯离婚判决确定之日开始。范玉龙与高雯离婚，关于该返还债务的分担，可视范玉龙与高雯离婚过错、贡献、财产分割等情况，由双方另行协商或法院另案判决承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一、范玉龙、高雯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归还范荣春、张彩英180万元及利息（自2020年4月27日起按年利率6%计息至款清止）；二、驳回范荣春、张彩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11389元，由范荣春、张彩英负担1126元，范玉龙、高雯负担10263元。 宣判后，高雯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存在错误。（一）一审判决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认定为家庭析产，系事实认定错误。分家析产是指将一个较大的家庭根据分家协议而分成几个较小的家庭，同时对共有的家庭财产进行分割，并确定各个成员的财产份额的行为。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分家协议。2、上诉人婚后一直有自己的工作，并未参与被上诉人和范玉龙的家庭经营。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共有的家庭财产。3、案涉88万元租金系茶庄的经营性支出，而非财产。4、案涉的100万元并非购车款。根据购车发票开具的时间显示，889380元的购车款的支付时间为2017年5月10日，而案涉100万元的转账时间为2017年5月15日，显然案涉100万元并未用于购车用途。且100万元款项已被范玉龙用于转账或消费等支出，也非财产。分家析产是以存在家庭共有财产为前提，在家庭关系解体以后，家庭共有财产进行分割。而案涉188万元属于已经支出的款项，因支出已不复存在，一审判决将已经支出的款项作为家庭财产进行分割，并以此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家庭析产，显然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宝马297ＣＣ轿车于2017年5月10日开具购车发票，载明价税合计889380元，并加车辆装饰等费用共计100万元”，系事实认定错误。宝马297ＣＣ轿车的购车发票仅载价为889380元，但并没有载明车辆装饰费用，且本案并没有证据证明车辆进行了装饰以及装饰所产生的费用，一审判决直接认定宝马297ＣＣ轿车购车价加车辆装饰等费用共计100万元整，没有事实依据。（三）一审判决认定“2016年至2017年期间，范玉龙经营位于杭州市江干区××街道××村××号××庄，该茶庄的租金88万元向范荣春、张彩英借款”，系事实认定错误。1、茶庄并非由范玉龙单独经营，而是由范玉龙和被上诉人范荣春、张彩英以及陈国勇共同经营，共同分配营业收入。首先，根据范玉龙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饭店租赁合同》显示，合同落款处“承租人（乙方）”不仅有范玉龙的签名，还盖有杭州市江干区老范菜馆的公章，由此可以证明茶庄系范玉龙与被上诉人范荣春和张彩英共同承租经营的事实，且一审判决也查明被上诉人范荣春负责茶庄的采购，说明被上诉人参与了茶庄的经营。其次，在茶庄经营过程中，其员工均为老范菜馆的员工；顾客消费后，均以杭州市江干区老范菜馆的名义向顾客开具发票，说明被上诉人参与茶庄的经营。再次，根据范玉龙的《支付宝交易记录明细查询》显示，范玉龙与老范菜馆进行频繁的资金往来，尤其在2016年10月5日至20日期间，范玉龙通过支付宝将11000元的营业收入款支付给老范菜馆，由此可以说明被上诉人参与茶庄的经营。同时，支付宝交易记录明细可以反映范玉龙与陈国勇进行频繁大额的资金往来，也说明陈国勇参与了茶庄的经营。再则，根据范玉龙的杭州联合银行的存款分户明细显示，杭州市江干区陈国勇饭店于2017年1月5日将7077元转入范玉龙的银行账户，备注“差旅费”，证明陈国勇参与茶庄的经营。另外，根据一审证据提交的情况，范玉龙的《支付宝交易记录明细查询》、《联合银行的存款分户明细》、《中国农业银行个人交易明细》均系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说明用于茶庄收款的范玉龙支付宝账户和银行卡均由被上诉人实际掌控，被上诉人为茶庄的实际经营管理人。2、一审法院认定茶庄的租金88万元为向被上诉人范荣春、张彩英借款没有事实依据。根据范玉龙提交的茶庄租赁合同来看，杭州市江干区老范菜馆和范玉龙均为茶庄的承租人。根据茶庄的营业款的流向来看，茶庄的营业款定期流向杭州市江干区老范菜馆和陈国勇的账户。根据借条的出具时间，86万元租金转账的时间发生在2016年1月14日和2月23日，而借条签订的时间为2019年1月28日，由此可以证明86万租金转账时范玉龙和被上诉人并没有达成借款的合意，且借条上也没有上诉人的签名，借条系事后补签，本身不具有真实性。况且一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和范玉龙补签的借条不符合事实，不予认定其借贷关系，却在事实认定部分认定茶庄的88万元租金系范玉龙向被上诉人的借款，显然一审判决对事实认定之间存在相互矛盾。因此，根据各种证据表明，被上诉人参与了茶庄的经营，88万元的租金并不属于借款。（四）一审判决认定“茶庄后因租赁期限未届满便歇业，陈国勇退还租金20万元，由范玉龙收取”，系事实认定错误。根据范玉龙的联合银行存款分户明细显示，范玉龙在2017年8月1日和2日分别收到陈国勇汇入的5万元，仅合计10万元，范玉龙并没有收取20万元。且该10万元款项性质不明，并不能因此认定为租金退款。范玉龙于2017年8月21日收到杭州市江干区陈国勇饭店汇入的13864元，备注为“归还借款”，由此说明范玉龙与陈国勇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并不能因此认定10万元为租金退款，且范玉龙的支付宝账户与陈国勇之间长期存在频繁的资金往来。因此，一审判决认定陈国勇退还租金20万元由范玉龙收取，没有事实依据。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名为分家析产，实为民间借贷。（一）一审判决将本案认定为分家析产纠纷，却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作出判决，显然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归还被上诉人180万元款项并支付利息，显然系依据民间借贷对本案作出判决。分家析产是对家庭共有财产的分割，而非债务的归还，也不会因此涉及利息。三、一审判决存在程序错误。分家析产纠纷和民间借贷纠纷属于两种不同类别的案由，分家析产纠纷为婚姻家庭纠纷的子案由，而民间借贷纠纷的为合同纠纷案由子案由。分家析产纠纷的诉讼请求系对家庭共同财产的分割，而民间借贷纠纷的诉讼请求系对债务的返还，属于物权和债权之分。被上诉人以民间借贷纠纷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依据民间借贷提出债务返还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将案由归结为分家析产纠纷，却未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并且在被上诉人没有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直接依据被上诉人提出的债务返还的诉讼请求作出分家析产的判决，存在程序错误。四、本案属于虚假诉讼案件。（一）本案的借条系事后伪造，被上诉人与范玉龙发生款项往来时，并没有达成借贷的合意，而是事后根据银行大额的交易流水伪造借条，虚构债务。（二）饭店租赁合同系事后伪造，被上诉人和范玉龙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两份不同的饭店租赁合同。1、两份正文的内容一致，签约时间一致，但排版不一致，落款签章人不一致，明显存在造假。2、饭店租赁合同第17条约定“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即除了出租方陈国勇持有一份合同外，承租方仅持有一份合同，不可能由被上诉人和范玉龙同时持有两份合同，而且该两份合同排版也不一样。也就是说两份饭店租赁合同必有一份是虚假的。3.50万元租金的支付时间发生饭店租赁合同的签订之前，有悖常理。租赁合同签约日期为2016年1月16日，而50万元款项的转账日期为2016年1月14日，在租赁合同都未签订的情况下，就将50万元的巨额款项支付出去，明显违背常理。4、饭店租赁合同约定三年租金一次性付清，有悖常理。根据商业惯例，租金的支付方式通常会采用季付、半年付或年付。而本案的饭店租赁合同的租金支付方式却采用三年一付，明显违背常理，不排除被上诉人根据银行的交易流水伪造饭店租赁合同。3、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范玉龙的《支付宝交易记录明细查询》、《联合银行的存款分户明细》和《中国农业银行个人交易明细》，没有范玉龙的配合，被上诉人是无法取得上述交易明细的。由此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和范玉龙串通进行虚假诉讼的事实。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时，上诉人与范玉龙的感情已经破裂，两人处于分居状态，离婚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被上诉人和范玉龙串通，不惜伪造借条、饭店租赁合同等一系列材料，通过被上诉人来起诉上诉人，无非是想通过虚构债务来帮助范玉龙在离婚后能够获取更多或全部的夫妻共同财产，甚至不惜让上诉人背负高额债务。被上诉人与范玉龙的行为己经明显构成虚假诉讼，严重干扰了司法秩序。综上，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错误，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范荣春、张彩英辩称：认可一审判决。 原审被告范玉龙辩称：一、范玉龙与上诉人读书就认识，2013年结婚，2014年5月生育小孩。最开始上诉人在社区工作，双方收入都不高，范玉龙的收入1800多元，上诉人的收入2600多元，小孩的抚养费大部分都是范玉龙父母支出的，上诉人的父母都是下岗工人。二、2015年年底范玉龙辞职，向父母借款经营农庄。饭店租赁合同是范玉龙与陈国勇签订的，当时范玉龙年轻，父母给范玉龙把关，陈国勇不放心，要求在合同落款处加盖老范菜馆的公章，陈国勇自己也加盖了饭店的公章。一审中之所以有过两份合同，是因为在被上诉人起诉时，未找原始合同，故让陈国勇补签了一份内容一样的合同，范玉龙在找到原始合同后就向一审法院补交，原始合同加盖了老范菜馆和陈国勇饭店的公章，补签这份是没有的。平时茶庄是范玉龙自己在经营，收入、支出都是通过范玉龙支付宝账户进行。茶庄刚开始经营时使用了陈国勇的营业执照，饭店经营需要开票的税款也是通过陈国勇缴纳的，故范玉龙需要向陈国勇打钱，并持续到2016年6、7月。之后因为陈国勇的营业执照过期去工商部门续签，工商不予变更营业执照，所以把税收的银行卡账户变更成为范玉龙的银行账户，员工工资也是通过范玉龙支付宝账户完成。上诉人提到10月5日-20日范玉龙将11000元支付给老范菜馆，是范玉龙与被上诉人张彩英之间的资金往来，张彩英的支付宝用户名备注为老范菜馆，具体用途记不清。范玉龙经营茶庄时，上诉人及其父母会来店里帮忙，最开始经营茶庄收入可观，每月有2万元的盈利，家里开支都是范玉龙支付的。2016年开始，范玉龙承担上诉人的高额信用卡还款，多的时候需要还款2万元，上诉人陈述用于小孩的开销，但实际上是小孩没有这么高，而且期间被上诉人帮助带小孩。到2017年8、9月份，茶庄生意每况愈下，已经入不敷出，为了止损，范玉龙就与陈国勇商量退租，陈国勇同意退还20万元，该款项由陈国勇的个人账户分2次打给范玉龙，第一次是5万元、5万元同一天打给范玉龙，第二次是2018年过年前后现金给范玉龙。上诉人提到茶庄员工是被上诉人店里的，是因为周末农庄比较忙，被上诉人会让2、3个店里员工到范玉龙茶庄帮忙。有时候因为开票系统问题，范玉龙会通过别人的店包括老范菜馆向客人开发票。有时候客人会通过公账进行消费，但是因为对公账户是陈国勇的，客人把钱打给陈国勇账户，陈国勇再转给范玉龙，故备注为差旅费。另外一笔备注为归还借款的款项，也是相同情况。三、2017年5月向父母借款100万元购买宝马297CC轿车，是因为被上诉人张彩英存单的定期存款快到期，但范玉龙想在5月13日生日之前提车，与上诉人商量后决定先向朋友借款买车，等张彩英存款到期，再向范玉龙母亲借款归还。上诉人对此是知情的，其在提起离婚诉讼之前就要求分割宝马297CC轿车。该车辆的开票金额90万元不到，购置税8万元，保险是2万多元，贴膜2万元。四、2018年1月上诉人父母提出由于孩子在幼儿园上学，为了接送孩子方便，想在孩子附近租房子住，搬家也是范玉龙带着员工一起搬的，上诉人提出因分居在外面租房不是事实。2018年年中上诉人把家里保险柜的夫妻共同存款、金银首饰、孩子的红包、压岁钱等带走，这些钱款都是上诉人收取并且是存到其名下。 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证意见为：对上诉人高雯提交的劳动合同、提前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以及原审被告范玉龙提交的支付宝转账凭证、现金存款流水、银联卡刷卡凭证、中国农业银行个人交易明细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对其证明力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以及相关事实予以综合评判。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一、宝马297CC轿车于2017年5月购买，截至本案一审诉讼时该车辆未登记由范玉龙保管。2017年5月10日开具的购车发票载明宝马2979CC轿车价税合计889380元。购车款的支付情况为：2017年5月10日中信银行账户支付8040元、广东发展银行账户支付11340元、工商银行账户支付140000元、尾号为3976的农业银行账户支付270000元、尾号为8677的农业银行账户支付460000元。2017年8月16日，范玉龙向杭州市余杭区国家税务局支付车辆购置税891600元、滞纳金1509.60元共计83109.60元。同时，范玉龙名下尾号为3976农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2017年5月8日账户余额为42692.20元；2017年5月9日分别收到银联代付18000元，杭州市江干区老范菜馆工资/奖金47000元，范玉龙支付宝转账50000元，现存30000元；2017年5月15日收到张彩英的转账1000000元后，同日向林国良转账460000元，向微粒贷支付18054元，2017年5月16日向吕峰转账190000元；2017年5月24日、6月14日、6月15日、6月22日，分别向高雯支付宝转账7000元、10000元、10000元、7400元。2017年7月21日账户余额为23.72元。2017年5月9日支付宝账户“爱娟”向范玉龙的支付宝账户转账50000元。 二、落款时间为2016年1月16日的《饭店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杭州市江干区丁兰街道皋城村金门楷23号杭州××庄××方经营餐厅使用，租期为2016年1月16日至2019年1月15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乙方向甲方支付履约保证金20000元，三年租金为860000元，一次性交清。抬头处未记载甲方、乙方的名称，仅记载身份证号码，其中乙方处为范玉龙身份证号码；尾部出租人（甲方）处由陈国勇签字并加盖杭州市江干区陈国勇饭店公章；承租人（乙方）处由范玉龙签字并加盖杭州市江干区老范饭店公章。范荣春、张彩英经营的杭州市江干区老范菜馆分别于2016年1月14日、2月23日向陈国勇转账500000元、360000元，备注为“房租、“租金”。范荣春、张彩英称其于2017年1月6日向陈国勇交付20000元定金，并提供一张加盖杭州市江干区陈国勇饭店公章的收款收据。茶庄经营期间，范玉龙负责联系业务、收银、缴纳税款等事项，范荣春在前期参与采购，范玉龙自认在周末较忙时老范菜馆的员工会到茶庄帮忙。后因租赁期限未届满该茶庄歇业，陈国勇退还租金200000元，其中100000元转账给范玉龙，另100000元范玉龙称陈国勇系以现金形式向其交付。范玉龙的支付宝账户明细显示其2016年至2017年收取茶庄的经营收入，同时也有多笔与老范菜馆、陈国勇之间的款项往来，范玉龙表示其支付宝账户中茶庄款项与个人款项混同。 三、高雯自2013年2月至2017年2月期间在上城区紫阳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工作，2017年3月至2019年1月期间在杭州中国社区建设展示中心工作。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除宝马297CC轿车购买情况、茶庄签约及经营情况外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范荣春、张彩英系依据借贷关系主张权利，其提供的基础证据借条等均属于民间借贷纠纷的审查范畴，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为家庭析产并变更本案案由为分家析产纠纷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本案中，案涉1880000元款项分两次发生，其中880000元发生于2016年，系支付给案外人，另1000000元发生于2017年，系汇入范玉龙的账户。案涉借条系范玉龙事后于2019年1月28日单方向范荣春、张彩英出具，鉴于此时高雯与范玉龙夫妻关系处于不安宁状态，仅凭该借条难以证明范荣春、张彩英汇款时，高雯有共同举债的合意。从本案所涉的两笔款项的数额看，亦已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故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该两笔款项是否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的夫妻共同债务。本院评析如下： 一、关于第一笔款项880000元。范荣春、张彩英主张该款项系借款给范玉龙、高雯夫妻用于经营杭州友怡晨茶庄，高雯则不予认可，认为系范荣春、张彩英、范玉龙共同承租经营该茶庄。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从打款形式看，该款项中的860000元系由范荣春、张彩英经营的杭州市江干区老范菜馆账户支付给案外人陈国勇，另20000元范荣春、张彩英主张系其通过现金方式交付给陈国勇。其次，从租赁合同的签订情况看，合同文本在承租人处除范玉龙的签名外同时加盖了杭州市江干区老范菜馆的公章，而在签约前的磋商阶段，根据陈国勇出具的相关情况说明，亦是由范荣春与其接洽。再次，从茶庄的经营情况看，虽然范玉龙主要负责茶庄的相关事务，但过程中范荣春有参与采购、老范菜馆的员工亦有到茶庄帮忙。现范玉龙的支付宝账户存在茶庄款项与其个人款项的混同，并与老范菜馆或张彩英之间存在多笔资金往来情况，仅以该支付宝账户尚无法完整反映茶庄的经营收支情况。此外，据范玉龙陈述，其在茶庄经营过程中扣除相关开支后盈余300000元左右，加上嗣后陈国勇返还的200000元，其在明知与范荣春、张彩英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情况下，未将该些款项及时归还父母而作其他用途，也有悖常理。因此，鉴于范荣春、张彩英与范玉龙的特殊亲属关系，不排除880000元系借款以外的其他法律关系性质。范玉龙在事后追认该笔款项为借款不对配偶另一方高雯具有约束力。另，高雯本身具有稳定的工作，从目前的证据看并不足以证明其共同参与茶庄的经营。至于范玉龙曾为高雯的信用卡偿还欠款，亦不当然等同于高雯共同分享了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据此，上述880000元不宜认定为范玉龙、高雯的夫妻共同债务。 二、关于第二笔款项1000000元。范玉龙购买宝马297CC轿车是在2017年5月10日，而张彩英的汇款是在2017年5月15日，对此，范玉龙解释其系先向朋友借款购车，而后以从张彩英处取得的款项归还给朋友。本院认为，根据范玉龙的陈述，其在购车前一日农业银行账户收到的18000元为微粒贷贷款、支付宝账户收到的50000元为案外人吕锋妻子借款，购车当日刷卡支付的460000元、140000元分别为案外人杨晨和吕锋的借款，而后收到张彩英汇款后，其农业银行账户当日即归还杨晨指定的收款账户460000元、归还微粒贷18054元，次日归还吕锋190000元。虽然目前范玉龙仅提供了支付凭据、账户明细而无反映借贷合意的凭证，但从款项流转时间、金额等要素分析，上述款项用于归还之前购车的借款符合证据的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采纳。基于车辆购置后属于家庭资产，应当认定由此产生的债务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范玉龙主张用于支付车辆保险、归还购车其他借款等而支出的款项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在归还前述几笔款项后，范玉龙的农业银行账户尚有30余万元，除2017年5月-6月期间向高雯支付宝数次转账合计34400元外，难以确定其余款项的具体使用情况，亦无法认定该些款项最终用于夫妻共同经营或共同生活所需。至于范玉龙在2017年8月16日支付的车辆购置税款83109.60元，因其农业银行账户2017年7月21日账户余额即为23.72元，故该款项难以反映来源于张彩英所汇的1000000元。因此，结合现有证据和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上述1000000元中的702454元属范玉龙、高雯的夫妻共同债务。 综上，范玉龙一审认可范荣春、张彩英的全部诉讼请求，由范玉龙对借款1880000元承担还款责任，高雯对其中702454元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但基于范荣春、张彩英对一审判决确定的返还金额为1800000元以及利息起算时间为2020年4月27日、计算标准为年利率6%未提起上诉，本院对该部分予以维持。据此，高雯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对相应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4民初8765号民事判决； 二、范玉龙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归还范荣春、张彩英借款本金1800000元，并以未付本金为基数支付自2020年4月27日起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 三、高雯对上述第二项中的702454元借款本金及相应的利息损失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四、驳回范荣春、张彩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11389元，由范荣春、张彩英负担1126元，范玉龙负担10263元（其中4005元由高雯共同负担）。 二审案件受理费21000元，由高雯负担8195元，范荣春、张彩英负担12805元。高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范荣春、张彩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韩圣超 审判员  李国标 审判员  韦 薇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三日 书记员  姚亦驰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