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82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女，1968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连银迪、夏巧雅，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聂某，男，1962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攀、郑丽娅，浙江雯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某、聂某离婚后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浙0191民初20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8日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法官一人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判。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某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并改判由聂某赔偿黄某精神损害抚慰金50万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聂某承担。事实和理由：聂某于婚内存在长期殴打、经常性谩骂等家庭暴力行为，与多名异性有不正当关系及婚外同居等婚姻过错行为且情节严重，并二次殴打黄某致手掌、胸肋骨骨折手术治疗及重度精神抑郁、恶性肿瘤的严重损害后果，一审法院仅认定2014年12月15日、2018年8月16日的家暴行为，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与聂某过错程度及损害后果明显不符的精神抚慰金赔偿金额，应予以纠正。一、一审法院遗漏聂某于婚姻存续期间殴打黄某50多次，对黄某长期地、经常性地谩骂等家庭暴力行为，以及与多名异性有不正当关系并婚外同居等事实。（1）2014年12月15日凌晨4时，聂某用嘴巴咬黄某左手拇指。（2）同日19时许，聂某殴打黄某，致左手第四掌骨骨折，构成轻伤二级。（3）2015年5月19日晚21时许，聂某与其母亲殴打黄某，致黄某手臂多处受伤，聂某于2015年5月19日出具道歉与承诺书。（4）2015年5月27日，聂某殴打黄某，并出具道歉与承诺书。（5）2018年8月16日12时许，聂会生采用拳打脚踢方式对黄某殴打，致右侧第四肋骨骨折，构成轻微伤。另外，婚后生活中，聂某以极其低俗、污秽不堪的言语长期地、经常性谩骂黄某，并包括到黄某单位等到处休止诋毁、损坏黄某名誉，给黄某精神造成极大的损害。同时，聂某于婚内通过百合网等多个婚恋平台以未婚的名义征婚，欺骗多位女性并与之发生婚外性关系，且于婚姻关系尚未解除之际与褚姓女子婚外同居。二、一审法院未根据聂某的过错程度、及给黄某造成的身体及精神损害后果认定精神抚慰金，从而导致精神损害抚慰金过低的错误判决。因为聂某的长期暴力、婚外同居导致黄某重度精神抑郁及恶性肿瘤的损害后果。黄某因为聂某暴力致伤、恶性肿瘤入院治疗及精神抑郁长期治疗，均造成医疗费、护理费、伙食费、误工费、交通费等直接经济损失，且黄某抑郁症同时引发其他病发症，为此黄某需永久性地承担治疗费、医药费等费用及因此减少的工作收入等损失。一审法院判决5万元精神抚慰金明显与聂某的过错程度及给黄某造成的上述损害后果不符。三、浙江工商大学因收到多名女性的举报，对聂某玩弄女性的事实进行了调查，并形成了处理文件。2017年初，学校打算处理聂某，在聂某去请求下，黄某陪同聂某到校说明情况，并请求学校给聂某机会。但从2018年的学校调查处理不难看出，聂某无任何改过自新的意识，而是因为逃脱了行政处理更肆无忌惮地伤害感情。四、2018年8月16日的肋骨骨折事件，是凶险至极的事件。1、发生在黄某住院的特级护理转一般护理的第一天。2、当着黄某时年82岁老母亲的面，不顾黄某老母亲的哀求打黄某。3、拿铁铲打人并去拿菜刀砍人。4、把劝架人的手臂咬得血肉模糊。5、保安呵止的情况下还不停手。6、反诬入室抢手机报假案，但连自己所谓被抢手机颜色都描述前后不一样。此外，聂某在婚内砸坏黄某婚前购买的6000元高品极的石榴石手串等，黄某因诉讼共花销律师费17.6万元，2018年7-8月在浙一医院因重度抑郁住院就被扣除了11517元工资与奖金。一审法院确定的赔偿不足以体现民事诉讼法纠正民法违法行为的宗旨，不足以告诚违法行为实施人，请求二审法院支持黄某一审诉讼请求。 聂某辩称：一、黄某所称的聂某长期殴打、经常性谩骂、与多名异性有不正当关系等说法是不真实的，黄某的身体状况与聂某无关。（一）聂某不存在长期殴打、经常性谩骂等行为，就黄某所称的50余次报警等内容，在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23日做出的聂某与黄某关于离婚纠纷一案（2015）金婺北民初字第480号判决书第5页第5至7行已经作出认定，而且聂某已经额外赔偿15万元，双方也已达成和解。鉴于以上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六款的规定，该事实已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聂某不存在家暴行为。针对2018年8月16日所谓的聂某对黄某的拳打脚踢完全是断章取义，与事实不符。首先，案件发生的时间是在杭州经济开发区××审判决离婚前，在聂某吃中饭的时候（根据黄某提交的证据，该事件恰好是黄某住院的期间）。其次，案件发生的地点是在聂某自己的家中（此时双方已经长期分居）。再则，案件发生时，聂某面对的是两个完全陌生的男子和长期没有见面的妻子。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发生的争执，且不论黄某受伤的真实原因，聂某在自己的家中实施适当的防卫行为并不违法。公安机关据以认定所谓事实的证言是黄某的至亲家属，黄某等人的陈述前后矛盾，明显串供，在这样的情况下，聂某的陈述没有被采纳，以上种种的不合理足以说明所谓的拳打脚踢是不属实的。（二）聂某没有与多名异性有不正当关系及婚外同居等行为。聂某与黄某于2012年3月通过网络相识，××××年××月××日登记结婚，2014年5月23日，双方签订离婚协议（因黄某反悔未登记离婚），2015年7月，聂某首次提出离婚诉讼，2019年6月判决离婚。整理以上时间节点，不难发现，聂某与黄某婚姻存续期间一共为6年6个月左右，但其中有近4年半的时间是在协商或离婚诉讼中度过的，事实上，自双方开始漫长的离婚诉讼前就已经分居。在此前提下，结合黄某一方提交的所有证据，聂某仅有与案外人一人发生关系。此时双方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聂某一再要求离婚，双方也已经分居。不存在黄某所称的与多名异性有不正当关系及婚外同居等行为。（三）黄某的身体状况与聂某无关。如前所述，聂某与黄某首次协商离婚（协商一致）的时间是在2014年5月23日，但因黄某不同意离婚而未能登记，此后，聂某开始漫长的离婚诉讼，每一次，黄某均坚定的不离婚，每一次，黄某都有代理人。而根据黄某提交的证据显示，其在2018年开始出现抑郁症状况，在此之前的任何一次，黄某若能同意离婚，对双方均能释怀，因此，黄某自己本身是造成其目前身体状况的核心。二、一审法院判决聂某向黄某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是不正确的，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鉴于前述内容，根据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聂某不存在婚姻法中规定的重婚、家庭暴力、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长期稳定）、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等行为，故没有向黄某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事实基础和法定理由。退一万步说，即便按照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根据过往判例，判令聂某支付5万元的抚慰金也已经属于畸高，二审法院应当予以调整。三、黄某应当向聂某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按照一审法院以及聂某与黄某过往的判决认定，聂某与黄某离婚的事实均对双方造成了损害，那么，黄某也应当向聂某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 聂某补充答辩：黄某所提交的所谓身体损害及物质损失的材料，与聂某没有关联性。 聂某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黄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聂某不存在家庭暴力，不存在婚姻法规定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的情形，双方离婚的原因也并非是因为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一、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离婚损害赔偿有如下前提：1、要求损害的主体必须是婚姻关系中的无过错方。2、过错方必须具备上述法定过错情形。3、双方离婚的原因必须是因为过错方具有上述过错情形。在本案中，首先，聂某并不存在上述四种过错情形。聂某并无重婚及与他人同居的行为。关于2014年12月15日黄某左手骨折事件，系因双方在互相争执、扭打过程中发生的，（2015）金婺北民初宇第480号判决书对该情况亦作出了认定，认为能证明双方发生吵架的事实，但并不构成家暴（判决书第五页第6-7行）。在此过程中，聂诉生也被黄某打伤，且聂某也因此支付了15万元款项，获得了黄某的谅解。其次，关于2018年8月16日双方发生争执事件，虽有杭州市公安局钱塘新区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但聂某已经就该行政处罚提起行政诉讼，目前该案尚未审结（未生效），因此聂某认为该决定书目前并不能作为认定本案案件事实的证据，且2014年12月黄某就已经独自在外租房，事发当日又是黄某带着两个身强力壮的男性亲属前往聂某家中，在这种情况下，认定是聂某家庭暴力黄某是不妥的。真正遭遇家庭暴力的受害者逃离还来不及，怎么会坚决不肯离婚且还自己上门主动生事。最后，法院判令聂某与黄某离婚的原因，系因双方感情确已破裂，而非是聂某存在过错，因此，本案并不适用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情形。二、黄某患抑郁症与聂某的行为无因果关系，聂某不应承担损害赔偿。聂某与黄某于××××年××月××日登记结婚，2013年开始双方发生矛盾，2014年双方矛盾彻底激化，多次发生争执并由派出所多次调解双方感情毫无缓和，2014年12月，黄某独自在外居住，双方就此开始分居，2015年7月至2019年，聂某开始了漫长的离婚诉讼。黄某提供的证据也无法证明其抑郁症与聂某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且聂某2015年7月便因不堪忍受提起离婚诉讼开始，但黄某始终坚决不肯离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同理，聂某认为黄某在明知双方婚姻痛苦的情况下，却不愿意与聂某解除婚姻关系以便寻求解脱，而是采取纠缠、不断上门骚扰等方式欲与聂某死磕到底，由此可见该病情也是黄某自身造成的，与聂某无关。三、黄某并非婚姻关系中的无过错方。离婚损害赔偿的赔偿对象应当是无过错方，在这段婚姻关系当中，黄某显然不是无过错方。首先，黄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聂某实施严密监控，例如在家里放置录音笔、以丢东西为由要求聂某所在小区的物业查看监控以掌握聂某进出小区的信息、跟踪拍摄聂某行踪等等行为不胜枚举。其次，从聂某提交的录音证据来看，可以听出，即使是有外人在场的情况下，黄某依然一言不合就动手打聂某，让聂某毫无尊严。且每次双方发生争执时，聂某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受伤情况。最后，黄某存在虐待聂某母亲的行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黄某多次辱骂聂某母亲甚至扬言要杀死聂某母亲。2015年4月8日，黄某因聂某未接听电话在聂某家中大发脾气，并将聂某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反锁在门外。当时已经是晚上九、十点钟（有白杨派出所的报警记录为证），黄某在家中大肆砸东西，并与八十多岁的老人发生争吵，甚至将老人赶出家中反锁家门，并在电话中威胁聂某“你不会回来我就把你妈妈杀死”（聂某已向一审法院提交录音证据），黄某的行为存在过错。综上，聂某无须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一审判决未采纳聂某上述证据，导致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有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 黄某辩称：一、聂某对黄某长期殴打、经常性谩骂等家庭暴力行为、及长期婚外同居等婚姻过错行为导致双方夫妻感情彻底破裂并离婚之事实，已由公安部门的鉴定意见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及法院生效判决书、浙江工商大学证明等证据予以证实聂某虽拒不承认其对黄某实施家庭暴力，但双方于婚姻存续期间报警多达50多次，聂某亦承认报警30多次。且结合（2018）浙0191民初1312号、（2019）浙01民终501号民事判决书，公安部门的鉴定意见通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及聂某三次向黄某出具《道歉、承诺书》已明确证明聂某2014年至2018年的五次暴力行为及致黄某身体伤害之事实，具体分别为：（1）2014年12月15日凌晨4时许，聂某用嘴巴咬黄某左手拇指；（2）同日19时许，聂某殴打黄某，致左手第四掌骨骨折，构成轻伤二级；（3）2015年5月19日晚21时许，聂某与其母亲殴打黄某，致黄某手臂多处受伤，聂某于2015年5月19日出具道歉与承诺书；（4）2015年5月27日，聂某殴打黄某，并出具道歉与承诺书；（5）2018年8月16日12时许，聂某采用拳打脚踢方式对黄某殴打，致右侧第四肋骨骨折，构成轻微伤。因此，聂某虽自始至终否认自己的暴力行为，但结合法院、公安部门查明的事实及聂某亲笔书写的《道歉、承诺书》，已足以达到黄某50多次报警均因聂某对其实施家庭暴力的盖然性。另外，聂某稍有不满，便以“你又在外找鸭呀”等极其低俗、污秽不堪的言语长期地、经常性谩骂黄某，并到处诋毁、损坏黄某名誉；以及聂某于婚姻存续期间通过百合网等多个婚恋平台以未婚名义征婚，与多位女性发生性行为，与褚姓女子婚外同居等过错行为，均对黄某的精神造成持续不断地损害。综上，聂某对黄某长期殴打、经常性谩骂等家庭暴力行为、及长期婚外同居等婚姻过错行为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两项情形，应承担损害赔偿的法律后果。二、聂某的家庭暴力、婚外同居等过错行为致黄某身体伤害、重度精神抑郁、淋巴肿瘤等严重损害后果，聂某的过错行为与黄某的损害结果之间具有直接的、明显的因果关系。家庭本应是舒缓压力、放松身心的港湾。然聂某经常性的暴力行为致黄某的身体经常性地遭受伤害且二次住院手术治疗。且聂某性格狂躁、易怒，常因黄某稍晚几分钟到家，稍晚片刻接电话，或与异性处理工作，均遭到聂某极为污秽、低俗的言语谩骂，甚至殴打。黄某因无法割舍对聂某的感情，也因顾及再次离婚带给父母的压力，黄某与聂某是二婚，聂某与黄某是三婚。只能一直忍受，但聂某长期婚外性行为、婚外同居、经常性的暴力与谩骂，致黄某长期处于极度恐惧与压抑之中，2016年被诊抑郁症，2017年被诊重度抑郁，2018年7月抑郁进一步加重而住院治疗，2020年8月被诊为淋巴肿瘤等病症并辗转多家医院治疗，至今不能治愈。因此，聂某的过错行为与黄某的身体伤害、重度精神抑郁、淋巴瘤等具有直接的、明显的因果关系。三、黄某不存在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过错行为，系婚姻关系中的无过错方与聂某登记结婚后为了与聂某共同生活，黄某辞去工作只身来到杭州，全身心地投入婚姻生活，悉心照顾聂某及聂某母亲。聂某却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与多名女性发生婚外性行为，与褚性女子婚外同居，黄某即使因此责问聂某，也是作为妻子对待丈夫不忠行为的正常反映。黄某作为一名传统女性，因为爱而与聂某结婚，因为与聂某共同生活而放弃稳定工作来到杭州，也因为曾经承受过一次离婚的伤痛与周遭的压力，才不愿意也不敢再次离婚。而聂某至今不思悔改，以黄某不同意离婚为由掩盖自己的种种过错行为。因此，黄某作为无过错方、弱势方长期承受聂某殴打、语言谩骂、侮辱等暴力行为与损害后果，要求聂某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完全符合婚姻法及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综上，聂某对黄某长期殴打、经常性谩骂等家庭暴力行为、及长期婚外同居等婚姻过错行为导致夫妻感情彻底破裂并离婚，给无过错方黄某造成了严重的身体及精神损害后果，以及长期治疗带来的物质损失，聂某应承担与其过错程度、造成的损失后果相符的赔偿责任。 黄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聂某赔偿黄某精神损害抚慰金50万元；2、诉讼费用由聂某承担。 聂某提起反诉请求：1、黄某赔偿聂某精神损失5万元；2、诉讼费用由黄某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3月，黄某与聂某在网上相识并自由恋爱，于××××年××月××日在杭州市拱墅区民政局登记结婚。聂某系第三次结婚，黄某系第二次结婚。婚后双方未生育子女。聂某曾于2015年7月、2016年8月两次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均被驳回诉请。2018年5月，聂某再次起诉要求离婚，一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准予聂某与黄某离婚。黄某不服判决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后于2019年6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4年12月15日凌晨4时许，聂某与黄某因家庭琐事发生争执，聂某用嘴巴咬了黄某左手拇指。同日19时许，双方又发生争执，聂某殴打黄某，致使黄某左手第4掌骨骨折，经伤势鉴定构成轻伤二级，涉嫌刑事犯罪。后黄某在聂某向其出具书面道歉承诺书后向公安机关出具和解申请书，聂某未被追究责任。2015年5月27日，聂某又向黄某出具承诺书，承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文明用语，不能再出现任何暴力行为。同时做好家属的工作，不能再有暴力行为和侮辱性语言出现。2020年2月21日，杭州市公安局钱塘新区分局向聂某作出杭公（钱塘）行罚决字［2020］0033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聂某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该决定书载明，2018年8月16日12时许，在杭州市江干区××幢××单元××室，聂某与黄某等人因琐事发生争执进而发生冲突，期间聂某采用拳打脚踢的方式对黄某进行殴打，且冲突造成黄某右侧第四肋骨骨折，聂某的行为已构成殴打他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聂某曾与其他异性有不正当关系。黄某因患抑郁症多次进行门诊治疗、住院治疗。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诉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八条规定；“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本案中，黄某主张聂某长期存在家庭暴力、与其他异性有不正当关系，对其身体及精神造成严重伤害，要求聂某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万元。根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聂某曾于2014年12月15日咬伤黄某左手拇指，又于同日殴打黄某致其左手第4掌骨骨折，经伤势鉴定构成轻伤二级，涉嫌刑事犯罪。杭州市公安局钱塘新区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2018年8月16日聂某采用拳打脚踢的方式对黄某进行殴打，且冲突造成黄某右侧第四肋骨骨折，聂某的行为已构成殴打他人。聂某在向黄某出具的承诺书中也曾明确承诺不再出现任何暴力行为，同时做好家属的工作，不再有暴力行为和侮辱性语言出现。此外，聂某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曾与其他异性有不正当关系。因此，黄某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综合上述相关事实，结合聂某的过错程度以及黄某的精神状况等因素，一审法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万元。关于反诉部分。聂某并未举证证明黄某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情形，其反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聂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黄某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二、驳回黄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聂某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4400元，由黄某负担3960元，聂某负担44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525元，由聂某负担。 二审期间，黄某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证据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门诊病历；证据2，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入院单及医疗门（急）诊收费票据；证据3，中山医院庆春路院区中药处方留底；证据4，浙江省医疗收费票据，欲证明聂某暴力，长期言语暴力及婚外不正当关系行为导致黄某抑郁症、淋巴瘤的严重损害后果，及造成黄某治疗费新增36643.82元之事实，从而证明一审法院判决聂某赔偿5万元与聂某实际给黄某造成的损害后果不符。经质证，聂某对黄某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不能聂某存在暴力，或者是长期语言暴力之事实，也不能证明黄某的病症与聂某有关系。本院认为，黄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 二审期间，黄某申请调取2017年和2018年期间，浙江工商大学因聂某不正当男女关系作出处分，包括相应笔录、处罚决定等，欲证明聂某长期与其他女性婚外性行为以及婚外同居的事实，聂某的过错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有直接的关联。本院认为，根据黄某申请，一审法院已经开具调查令，同意黄某提出的调取“聂某2017年、2018年两次因婚外不正当关系被举报处分相关材料”之申请，浙江工商大学也已经出具“关于聂某有关情况的说明”。该份说明内容除聂某身份信息等内容外，还载明：2017年5月28日，校纪委接到匿名反映信，反映聂某的有关问题。经审查，聂某存在婚姻存续期间在婚恋网发布征婚信息、婚姻存续期间与他人存在不正当性关系等违反生活纪律的问题。2018年5月21日，经校纪委会议研究，决定给予聂某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一审法院已据此认定了相关事实，故本院二审对于黄某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不予准许。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和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聂某曾于2014年12月殴打黄某，致使黄某左手第4掌骨骨折，经伤势鉴定构成轻伤二级；于2018年8月殴打黄某，造成黄某右侧第四肋骨骨折。根据聂某出具的道歉以及承诺书，还存在其他暴力行为。聂某在婚内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实施家庭暴力”，对黄某的身体以及精神造成严重伤害。故黄某要求聂某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至于赔偿数额，考虑到家庭纠纷发生的原因，聂某实施家庭暴力次数多且时间长等情节，以及结合聂某的经济能力等，一审法院酌情确定本案精神抚慰金为5万元并无不妥。聂某要求黄某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黄某、聂某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50元，由黄某负担5750元，由聂某负担2300元。黄某、聂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黄江平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郭泽夏 书 记 员 王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