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浙行赔终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琳，男，1964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沈琳，女，1964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钱塘新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杭州钱塘新区江东一路7899号。法定代表人何美华，主任。出庭负责人陈炯林，副主任。委托代理人邵明。委托代理人丁兴，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陈琳、沈琳诉杭州钱塘新区管理委员会其他行政赔偿一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6日作出（2020）浙01行赔初3号行政赔偿判决。陈琳、沈琳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经阅卷，调查询问当事人，合议庭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本案报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2月25日，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沙湖中央商务区征地拆迁指挥部（甲方）、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农转居多层公寓建设管理中心（乙方）、沈琳（丙方）共同签订《房屋搬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约定丙方所属无产权证非居住××房座××街道××镇供销合作社钱江商场营业房东2间产权性质私有。根据开发区现行房屋搬迁补偿安置政策规定，经浙江省第一地质大队现场测绘并对测绘结果公示确认，丙方房屋可补偿建筑面积111.27平方米，其中非居住用房建筑面积111.27平方米。丙方确权可补偿房屋、装修、各种补贴等补偿费用合计人民币1081701元。乙方按规定发放的房屋搬迁补偿协议签约奖、房屋腾空（交房）奖、房屋租金补贴、房屋残值补贴及计发办法见《各项费用结算单》。搬迁期限，丙方须在2017年3月25日前将房屋腾空并交付甲方。丙方在规定时间签约的，自签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由乙方按房屋搬迁货币补偿协议书载明的补偿金额及各项补贴奖励先行支付50%，余款待丙方在规定时间内搬迁腾空交房，经甲方验收合格后，在腾空交房后七个工作日内由乙方一次性支付给丙方。2017年3月20日，在协议约定的腾房期限前，钱塘管委会下属金沙湖指挥部强制拆除了案涉房屋。陈琳、沈琳不服，先后对《房屋搬迁货币补偿协议书》及该强制拆除行为提起行政诉讼。2018年10月11日，本院作出（2018）浙01行初22号行政判决，驳回陈琳、沈琳要求撤销案涉房屋搬迁货币补偿协议的诉讼请求。陈琳、沈琳不服，提起上诉，2019年5月10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行终1510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5月23日，本院作出（2017）浙01行初379号行政判决，确认钱塘管委会于2017年3月20日强制拆除案涉房屋的行为违法。2019年8月，陈琳、沈琳向钱塘管委会提出国家赔偿申请。10月14日，钱塘管委会作出不予赔偿决定，对申请人提出的申请不予国家赔偿。陈琳、沈琳不服，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房屋搬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的附件《各项费用结算单》载明，沈琳户房屋拆迁补偿款总计人民币1205211元，其中房屋及附属设施等补偿1081701元，各项奖励及补贴合计123510元，包括签约奖励44508元、腾空奖励44508元、租金补贴26705元、残值补贴7789元。案涉《下沙集镇供销合作社地块无产权证房屋搬迁补偿评估表》载明，沈琳户《房屋评估清单》对房屋调整项目评估清单、附属物评估清单等进行了明确。再查明，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农居多层公寓建设管理中心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案涉协议签订后，该单位工作人员于2017年3月7日、3月9日、3月13日、5月10日多次通知沈琳及时领取搬迁补偿款，但其均未领取。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案中，钱塘管委会在2017年3月20日违法实施了案涉强制拆除行为，该拆除行为已经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违法。原告亦是据此提出本案赔偿申请，但纵观案件背景经过，原告所主张的案涉房屋及附属物价值，应当通过案涉《房屋搬迁货币补偿协议》的履行得到实现。经该协议附件《各项费用结算单》明确，协议涉及的各项补贴包括了签约奖励、腾空奖励、租金补贴、残值补贴等在内。故原告所提出的房屋价值损失、附属物损失、停产停业损失等赔偿申请，应当不予支持。但需注意的是，被告在实施强拆行为时，未就强拆过程中原告屋内物品腾空情况做好相关登记和交接工作，故原告所提屋内物品损失应予考虑。原告主张其屋内存在家具家电、鸡血石、田黄翡翠等物品，并在清单中列出了要求赔偿707000元的损失清单，但除了少量的床、桌子等家具外，原告并不能对其他物品损害进行有效证明。且结合本案案情和生活常理可以判断，原告将上述物品保管在此处亦缺乏合理性，故对此主张不予采纳。本院根据被告违法情节、现场照片及本案综合情况，酌定被告赔偿原告屋内物品损失人民币150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六条第（三）项、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被告杭州钱塘新区管理委员会因2017年3月20日违法强制拆除案涉房屋行为赔偿原告陈琳、沈琳屋内物品损失15000元;驳回原告陈琳、沈琳的其他赔偿请求。陈琳、沈琳上诉提出：一、一审法院认定被强制拆除的案涉房屋的国家赔偿应通过《房屋搬迁货币补偿协议》的履行进行，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根据一审法院的认定，被上诉人强行拆除上诉人的位于杭州市江干区××街道××街××号的房屋，上诉人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但赔偿标准还是通过《房屋搬迁货币补偿协议》的履行得到实现，这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强行拆除案涉房屋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但凡有一点行政法基本常识的人都知道，行政补偿是指行政机关实施合法的行政行为，给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由国家依法予以补偿的制度。而行政赔偿是指行政机关实施违法的行政行为，侵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由国家依法予以赔偿的制度。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实施的强制拆除上诉人房屋的行政行为已经在（2017）浙01行初379号行政判决书中确认违法。因而显然，本案应当适用行政赔偿程序对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予以救济。（1）关于本案的赔偿标准、赔偿范围及赔偿方式问题：第一，关于本案的赔偿标准问题。在本案之诉中，上诉人提起的是行政赔偿。这是完全不同于行政补偿的救济程序。与行政补偿的适当补偿标准不同，行政赔偿采用的是据实、充分、全面的赔偿标准，即应当按照行政相对人遭受的实际损失予以充分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三）项、第（四）项规定:（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本案房屋已经灭失，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九条:“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上诉人已委托评估公司对位于金沙湖旁与案涉房屋相同地段的房屋在拆除时点的市场价进行评估（已作为证据提交）,2017年3月拆除时价格在3万／平方米左右，如果按照2020年的价格估计在4万／平方米左右;第二，关于本案的赔偿范围问题。上诉人认为，除了被违法拆除房屋的实际市场价值以外，被上诉人还应当赔偿上诉人的停产停业损失及屋内物品损失。上诉人被违法拆除的房屋属于营业用房，在被违法拆除之前一直享有经营收益，被上扩人应当参照《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对上诉人房屋的经营收益以不低于上诉人房屋实际市场价值百分之五的标准进行赔偿，大约15万左右。关于上诉人房屋内的物品损失。被上诉人在答辩状中提出:原告未提供证明房屋内的家具家电以及收藏品因强制拆除行为导致灭失毁损的证据，因而无需赔偿。上诉人认为，这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根据该条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是在《房屋搬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约定的腾空日期之前违法就拆除了上诉人房屋，被上诉人并未依法进行公证或者依法制作证据清单，进而给上诉人履行举证责任造成困难，且被上诉人也无法举证证明屋内物品的实际损失金额。因此，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三，关于本案的赔偿方式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据此，返还财产、恢复原状是国家赔偿首选的赔偿方式。在本案中，据上诉人了解，与上诉人同一批的被拆迁人有权选择异地安置或者产权调换，故上诉人也同意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房屋以异地安置或者产权调换的形式进行赔偿。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2017）最高法行再101号行政判决书当中明确表示:对于因违法强制拆除引发的赔偿，为体现对违法征收和违法拆除行为的惩戒，并有效维护公民合法权益，赔偿不应低于赔偿时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类似房屋的市场价值。据此，原告认为被告应当按照原告被违法拆除房屋的实际市场价值对原告损失进行足额赔偿。（2）行政赔偿制度是对违法行政行为的惩戒，司法应当对行政权的滥用予以充分的监督和制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一条对立法目的开宗明义: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可见，行政赔偿制度的建立一方面是为了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是为了监督行政权力的依法运行，因此行政赔偿制度具有补救与惩罚双重属性。行政赔偿究其根本，是因违法行政行为而引发的行政责任，是对赔偿义务机关实施违法行政行为的惩戒。如果行政机关实施违法行政行为所受到的惩戒与实施合法行政行为产生的效果一样，那么行政赔偿制度的立法目的及意义就荡然无存。在本案中亦是如此。按照被告的答辩观点，即使被告实施了违法强拆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也只需要根据双方签订的《房屋搬迁货币补偿协议书》对原告进行适当补偿，而不需要按照原告的实际损失进行充分赔偿，那么行政赔偿制度对违法行政行为的惩罚体现在何处？被告应当承担的违法行政责任又体现在何处？这完全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立法目的的误解和无视。如果本案最终的判决结果是，违法强拆与依法强制搬迁对上诉人而言得到的救济结果是一样的，对被上诉人而言承担的行政责任是一样的，那么在本案之后，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行政机关实施违法强拆，而不通过合法的征收、搬迁程序。因而，恳请法庭慎重考虑本案审理结果的既判力、影响力和社会效果，在本案之诉中对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及时予以纠正，判决被上诉人依法承担全面、充分的赔偿责任，发挥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制约作用。（3）被上诉人未按案涉协议履行，且以其实际行为单方解除协议，本案之诉不应当适用协议内容。被上诉人在其答辩状当中反复强调，上诉人的合法利益可依据双方签订的《房屋搬迁货币补偿协议书》予以实现，而不需要另行通过行政赔偿程序。上诉人对此完全不认可。关于案涉《房屋搬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经审理后确认不存在法定可撤销的事由，上诉人对该判决结果虽不予认可，但尊重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并已为此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在前案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只是围绕案涉协议是否具有法定可撤销事由进行审查，其审查的实质上是案涉协议的效力及合法性问题。而对于案涉协议的履行及解除问题，人民法院从未进行审查。故而，原告在此想要说明的是关于案涉协议的履行及解除问题，从而进一步论证为什么本案之诉不能适用案涉协议内容。根据案涉协议约定，上诉人须在2017年3月25日前将房屋腾空并交付被上诉人（对此被告在其答辩状当中刻意写成2月25日，企图掩盖过错）;被上诉人应当在案涉协议签订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原告先行支付补偿款项的50%（即60万元），余款在房屋腾空交房后七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给原告。然而实际上，上诉人至今未领取到被上诉人的一分钱补偿款，被上诉人所说的“多次通知原告领取补偿款项”更是空穴来风、子虚乌有。且被上诉人是在2017年3月20日就对上诉人的房屋实施了违法强拆，根本没有等到案涉协议约定的房屋腾空时间到期之后。更重要的是，根据案涉协议内容，应当是上诉人全额获得补偿款之后被上诉人才可实施强制拆除行为，但被上诉人却强势的无视协议约定。因此，上诉人认为，从被上诉人不支付一分钱补偿款、提前违法拆除上诉人房屋这一系列连续的实际行为判断，被上诉人事实上已经以其在案涉行政协议中作为行政机关的强势地位，滥用行政优益权单方解除了案涉协议。故，案涉协议已经解除，被上诉人主张本案之诉适用案涉协议内容的观点不能成立。二、判决书没有体现上诉人的庭审辩论意见，更没有对其意见进行回应，属于程序错误。上诉人在庭审时发表了精心准备的辩论意见，在庭审结束后交给法官,但在判决书中没有体现，也没有对我们的意见进行回应，在庭审中，原告认为，本案案审的焦点是房屋赔偿是否应该按照协议赔偿，我们认为（2017）浙01行初379判决被告拆除案涉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就应该承担由此造成的恢复被拆除房屋的义务。从（2017）浙01行初379判决书看，拆迁行为是否违法跟这个协议根本没有关系，由于在（2017）浙01行初379号庭审结束时被法官诱导（可以听庭审录音最后的一段），让我们去诉案涉协议，害得我们把大量的精力和物力都用在撤销这个案涉协议的案子上，我们这个案子从2017年8月到现在2020年已经整整经历了快三年多了，中间所经历的辛酸苦辣都可以写成一本书，我们认为拆除案涉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跟案涉协议无关，行政赔偿跟案涉协议也是无关的。案涉协议是根据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文件（杭经开管［2015］318号）关于印发的通知《下沙集镇供销社地块无产权证房屋搬迁补偿方案》，根据我们的政府信息公开的答复看，当时赔偿价格没有经过评估公司评估，是区政府办公会议确定的，是拍脑袋定的，没有依据，很不合理，我们一起拍卖的同一幢楼的住宅可以易地置换，而非住宅在我同一幢楼一层的供销合作社非住宅用房都可以置换，而且置换价不超过一万元，唯独就是我们这一户不能安置，我拿了这个108万元当时市场价只能买到30多方左右的房子，我们本以为下沙管委会的拆迁补偿方案是经过法定程序确定的，而且拆之前都作为保密文件不给我们看，而且在拆迁协议上拆迁方上落款没有时间,什么时候签都不知道，协议原件到现在都没拿到。三、一审法院判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第一，补偿协议已经被上诉人单方的行为已经解除了，他没有按照协议履行，凭什么要我们履行？第二，我们签的是一个补偿协议，补偿协议补偿跟赔偿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补偿协议是按照补偿的标准来签的，是适当补偿的原则，不是足额充分的赔偿，他跟赔偿是有区别的。但现在被上诉人违法强拆行为在先，就应该按照行政赔偿程序对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予以救济，按照赔偿的标准来赔的话就不是按照补偿协议的标准赔偿，按照赔偿的标准，赔偿不应低于赔偿时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类似房屋的市场价值，所以说，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充分保障，这份协议不足以保障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如果要求现在被上诉人恢复被拆房屋的原状，100万够吗？很明显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作为原告的请求是有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支持原告的赔偿请求。综上，请求:1.判令撤销（2020）浙01行赔初3号行政判决书，或发回一审法院重审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次诉讼费。杭州钱塘新区管理委员会答辩称：一、一审判决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清楚。上诉人沈琳于2007年9月通过拍卖方式取得下沙街道中心横大街27号一楼营业用房（钱江商场宿舍东单元101室），2017年2月25日，原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后其行政职能由杭州钱塘新区管理委员会承继）组建的金沙湖指挥部与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农居多层公寓建设管理中心和沈琳签订《房屋搬迁货币补偿协议书》，协议书约定上述房屋坐落于××街道××镇供销合作社钱江商场，根据开发区房屋搬迁安置补偿政策规定，经测绘确认可补偿建筑面积111.27平方米，补偿费用合计1081701元，被补偿人须在2017年2月25日前将房屋腾空并交付金沙湖管委会。协议签订后，管委会工作人员多次通知上诉人领取补偿款项，但上诉人至今未予领取，并拒绝在约定时间内将房屋腾空并交付。2017年3月20日，金沙湖指挥部对上述房屋组织实施了强制拆除。上诉人对拆除行为不服，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期间另行提起了针对《房屋搬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的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该份协议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6日作出（2018）浙行终1510号生效行终判决书，认定案涉协议书合法有效，驳回了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五月二十三日作出（2017）浙01行初379号生效行终判决书，确认杭州钱塘新区管理委员会强制拆除行政行为违法。上述事实系各方当事人基于房屋搬迁补偿、强制拆除等相关行政行为产生争议的完整过程，一审判决书在查明事实部分已作出了充分详细的记载，对争议事实的认定与客观事实相-致。二、一审判决对上诉人实体权利的处理符合法律规定，亦充分考虑到了本案的客观情况。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主张案涉房屋及附属物价值应当通过《房屋搬迁货币补偿协议》的履行得到实现，该协议附件已明确各项补贴包含签约奖励、腾空奖励、租金补贴等内容。同时，在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明房屋内家具家电以及收藏品因强制拆除行为导致灭失毁损的证据的情形下，一审判决根据现场照片及本案综合情况，酌定由答辩人赔偿上诉人屋内物品损失15000元，该金额已经充分考虑到了本案客观情形，足以覆盖上诉人屋内全部物品的实际损失。一审判决对上诉人实体权利的处理符合法律规定和立法精神，应予维持。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对上诉人实体权利的处理符合法律规定，亦充分考虑到了本案的客观情况。据此，答辩人依照《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本案事实，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原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均由原审法院移送至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案中，已经生效的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浙01行初379号判决书确认被上诉人强制拆除上诉人案涉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上诉人以案涉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导致其合法权益遭受损失为由提起本案赔偿诉讼，依法应予受理。本案应通过国家赔偿程序解决，并遵循赔偿不低补偿的原则。因此，上诉人在搬迁过程中享有的合法权益，在赔偿案件中也应一并享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本案中，上诉人陈琳、沈琳主张的赔偿共有四项:一是案涉被强拆房屋的损失300万元，或者在被拆除附近安置相同面积的房屋；二是赔偿因案涉房屋被强制拆除而造成的屋内物品损失707000元；三是屋内金库一座被拆除损失40万元；四是营业用房停产停业损失15万元；五是未及时领到搬迁补偿款。现逐项分析如下：第一，关于赔偿案涉房屋损失300万元的问题。根据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印发下沙集镇供销合作社地块无产权证房屋搬迁补偿方案的通知》（杭经开管发［2015］318号文件）第六条规定：“非居住用房补偿方式与结算办法：1.非居住用房实行货币补偿，结合开发区实际，以8542元／平方米为比准价，结合被搬迁房屋结构、楼层等因素（调整范围0—490元／平方米），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评估机构评估确定补偿单价。……”案涉房屋坐落于××街道××镇供销合作××房××室，属无产权证书的非居住用房，建筑面积111.27平方米。经浙江众诚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评估，房屋主房及装修补偿金额为1053796元。2017年2月25日，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沙湖中央商务区征地拆迁指挥部、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农转居多层公寓建设管理中心和沈琳签订了《房屋搬迁货币补偿协议书》（档案编号：×××07），约定案涉被强制拆除房屋及附属设施等补偿1081701元。该协议书已经被生效的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浙01行初22号行政判决书确认合法有效。生效判决确认的补偿协议书约定的主房及装修补偿价格超过了评估公司对案涉房屋的主房及装修的评估价格，足以弥补因违法拆除造成上诉人主房及装修部分的损失，原审以案涉补偿协议书确定的金额判决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因违法拆除造成的主房及装修的损失，并无不当。故上诉人请求赔偿案涉房屋的损失300万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第二，关于赔偿房屋内物品损失707000元的问题。上诉人主张案涉房屋被拆除造成其屋内一木箱中存放的翡翠、鸡血石、田黄原石等灭失，损失共计707000元。根据上诉人陈述及其在一审时提供的照片证实，被拆除房屋在被拆前系先后租给银行和做窗帘商户使用，拆除前屋内一片狼籍，也没有人居住和使用，且上诉人已经与被上诉人签订了搬迁协议，临近搬迁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上诉人把翡翠、鸡血石等贵重物品放置在案涉被拆除的房屋里，有悖常理。且上诉人在一审法院诉请的屋内物品损失数额和上诉时主张的赔偿屋内物品损失的数额不一致，二审期间增加屋内物品损失赔偿数额，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考虑到被上诉人在补偿协议约定的腾空搬迁日期未到时便采取强制搬迁拆除，且在拆除案涉房屋时对屋内物品未制作清单登记造册及公证，拆除程序存在瑕疵，对被上诉人拆除上诉人房屋造成其屋内物品的损失，酌情判赔15000元，具有一定合理性，依法可予支持。上诉人主张赔偿屋内物品损失707000元，证据不足，不予采纳。第三，关于赔偿屋内建造金库一座被拆除损失40万元的问题。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屋内建造金库时已经经过职能部门的审批，在案涉的《下沙集镇供销合作社地块无产权证房屋搬迁补偿评估表》（编号：×××07）也未记载案涉被拆房屋内具有价值高达40余万元的金库，上诉人主张该项损失赔偿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第四，关于赔偿营业用房停产停业损失15万元的问题。根据《关于印发下沙集镇供销合作社地块无产权证房屋搬迁补偿方案的通知》（杭经开管发［2015］318号文件）第十条规定，房屋搬迁奖励政策包括：1.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签订奖，2.房屋腾空（交房）奖，3.房屋租金（停业）补贴，4.房屋残值补贴。其中，房屋租金（停业）补贴是指在规定时间内签约的，按搬迁房屋建筑面积，以240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一次性补贴。凡超出规定时间签约的均不享受补贴。案涉被拆除房屋建筑面积111.27平方米，根据搬迁政策应得奖励26704.8元。2017年2月25日，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沙湖中央商务区征地拆迁指挥部、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农转居多层公寓建设管理中心和沈琳签订了《房屋搬迁代币补偿协议书》（档案编号：×××07）约定，案涉房屋拆迁各项奖励及补贴有（1）签约奖励44508元，（2）腾空奖励44508元，（3）租金补贴6705元，（4）残值补贴7789元，合计123510元。原审判决按照搬迁补偿协议约定金额给予赔偿，有效保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提出赔偿营业用房停产停业损失15万元，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第五，关于未及时领取搬迁补偿款的问题。上诉人提出根据搬迁补偿协议第六条约定，被上诉人应在签订协议先支付补偿金额50%，在腾空交房后七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余款。但上诉人至今未收到搬迁补偿款。根据原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情况说明）证实，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公寓建设管理中心先后于2017年3月7日、3月9日、3月13日、5月10日共五次通知沈琳及时领取搬迁补偿款，但上诉人均没有去领取。上诉人主张由被上诉人承担未领取拆迁补偿款的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原审审判程序合法性的问题。上诉人上诉称原审审判程序违法，但不能具体提出原审审判程序违法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只是笼统地认为原审审判程序违法。经查，原审给予当事人申请回避权利，法庭陈述、举证、质证、辩论的权利，最后陈述权利，在一审判决后告知了上诉权利，原审不存在审判程序违法情形。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玉岳审判员  唐维琳审判员  楼缙东二〇二一年一月八日书记员  张 莹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