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9066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浙江亿维竞合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现代国际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8341771946N。 法定代表人：张绿波，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天红，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张丽霞，女，1977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天红，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浙江珍琦护理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场口镇盘龙山路**用代码：913301005551720254。 法定代表人：俞飞英，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万兵，北京金诚同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子璐，北京金诚同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亿维竞合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维公司）、张丽霞为与被上诉人浙江珍琦护理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珍琦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20）浙0111民初19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院于2020年11月23日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庭询调查。上诉人亿维公司和张丽霞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天红、被上诉人珍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万兵和王子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亿维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改判珍琦公司赔偿亿维公司经济损失315万元。二、珍琦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应予纠正。（一）一审判决第二项要求亿维公司承担因逾期交货的违约金没有法律依据。根据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约定，“如无法调试合格并投入生产，甲方将9台设备退回给乙方，......”。按照该约定，双方对不能交付的情形下如何处理已经做出了约定，系对原合同下双方权利义务的变更。故在无法按约定交付的情形下，按该《补充协议书》约定处理即可，不存在需要解除合同的问题。同时按该约定，原先需要交货的义务也已经消除，亿维公司无须再承担不能按时交货的违约责任。换句话说，一审判决认为双方合同已于2020年3月27日解除，那么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合同解除意味着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消灭，违约金条款作为原合同的一部分，不具有独立性，因此违约金条款也应随之消灭。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表现为返还不当得利、赔偿损失等形式的民事责任，而不是违约责任。珍琦公司要求亿维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二）一审判决第三项没有法律依据。一审判决以违约方承担责任为由，并未阐明相关法律规定。双方对此也没有约定，故此项判决错误，应予撤销。二、一审判决对证据认定错误，导致对事实认定错误，应予纠正。（一）一审法院对亿维公司提供的销售合同（附发票复印件2份及转账凭证复印件3份、设备出库单1份）的真实性不予认定。该组证据主要证明案涉规格型号口罩机的市场价从55万元到20万元的下跌变化，有原件且合同、发票、转账凭证、出库单相互印证，但一审法院对真实性都没有进行认定，明显违背了证据规则的规定。在庭审中，珍琦公司对案涉口罩机市场价格的变化也予以确认，但认为是正常的市场行为。由此也可验证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另一审法院在（2020）浙0111民初2625号案件中对该组证据反映的销售价格予以了确认。（二）一审法院对张丽霞提供的审计报告仅认可形式真实性是错误的。在审理过程中，张丽霞也提供了亿维公司的交易流水记录，与审计报告可以相互验证，足以说明亿维公司与张丽霞不存在人格混同。亿维公司在2019年之前没有什么经营活动，在2019年经营活动增多之后也都是以公司账户对外经营，并未借用张丽霞个人账户。张丽霞已经尽到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对审计报告真实性不予认可，而简单以“一人公司”为由要求张丽霞承担连带责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张丽霞不应承担连带责任。三、一审判决对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导致对反诉请求中经济损失处理错误。（一）一审判决认为亿维公司违约导致合同解除，该认定显属错误。双方在《补充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在不能交付后，珍琦公司应退回9台口罩机，但珍琦公司一直未退回。此后，亿维公司考虑到新冠疫情变化，多次要求尽早退回口罩机，但珍琦公司拒不退还。过程中亿维公司为了避免损失的进一步扩大，提出可先将495万元货款先退还珍琦公司或进行提存，但珍琦公司坚持要先退495万元货款并支付40万元违约金后才同意退还口罩机，由此成诉，并导致口罩机贬值的重大损失。从目前来看，该9台口罩机市场价值仅剩数万元，是否退回已意义不大。（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在2020年3月底，双方都可以预见到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口罩机的价格将逐渐下降，双方在协商过程中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但珍琦公司在认识到存在该风险的前提下，仍然没有及时退回口罩机，属于“没有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应当承担由此给亿维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三）一审法院认为口罩机价格属于正常市场变动，该认定割裂了整个案件事实。口罩机作为疫情时期的疫情物资，具有应急属性。在该特定时期，口罩机的零配件、人工成本都是远远高于正常时期的价格，其价格变化不属于正常的市场变动，是应疫情变化而变化。双方对原合同是否继续履行和终止后处理已经做出了约定，故无须区分合同不能履行的责任问题，按约定处理即可。对于口罩机贬值的损失，亿维公司已经进行了举证证明，合同约定为55万元每台，开庭时在20万元左右，并且珍琦公司在庭审中也认可诉讼期间口罩机的价格，故实际损失金额足以确定。一审法院对经济赔偿的责任认定，损失金额认定均系错误，由此作出错误判决。 珍琦公司二审答辩称：一、一审关于本诉和反诉部分的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一审判决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应当驳回。二、重申一审中几个重点问题的意见。（一）一审法院支持珍琦公司违约金请求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1.合同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合同权利义务的终止，不影响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买卖合同因违约而解除后，守约人主张继续适用违约金条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珍琦公司要求亿维公司支付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有理有据，应当支持。2.珍琦公司接受一审法院关于违约金过高后的调整意见。（二）一审法院关于张丽霞承担连带责任的判决不存在错误。1.张丽霞为案涉争议发生时亿维公司的唯一股东及实际唯一投资人。2020年4月22日，亿维公司将股东方由张丽霞一人变为张丽霞、刘绍峰两人，不能改变股东变更前已经发生且应承担的法律责任。2.张丽霞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亿维公司存在大量关联交易，证明了张丽霞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符合公司法关于一人有限公司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上诉人补充提交银行流水前，珍琦公司已经向法庭说明了与张丽霞、亿维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几种情形。上诉人提交的流水单真实印证了珍琦公司的预测。亿维公司与杭州设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浙江亿维孪生科技有限公司、张丽霞、严莉婷、李碧云等人有多笔款项往来，大部分款项金额高达数万或数十万，其中交易对手方杭州设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占96%的股权的股东为张绿波，系张丽霞的兄弟，张丽霞在该公司担任监事。交易对手方浙江亿维孪生科技有限公司唯一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为汪哲为，实际上是亿维公司员工，是接受张丽霞的委托代持亿维孪生公司的股权。交易对方严莉婷、李碧云分别为亿维公司的高管及员工。3.《审计报告》缺乏实质真实性。首先，《审计报告（2015-2019）》中四年报告的出具时间均为2020年5月9日，《审计报告（2020年1-4月）》的出具时间为2020年5月25日。均为后补材料，晚于珍琦公司起诉日期。2020年临时作出的《审计报告》无法准确查明并反映2015年至今亿维公司的财务情况。其次，《审计报告》中存在抬头处公司的主体名称写错、多笔大额交易款项遗漏等明显错误。比如亿维公司证明其收取第三方货款就没有显示在公司账册中。鉴于张丽霞未能证明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独立，珍琦公司要求张丽霞承担连带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三）一审驳回亿维公司反诉请求315万元经济损失正确。1.亿维公司在一审中主张315万元损失的证据不成立。（1）亿维公司提出口罩机市场价现为20万元的证据不成立。亿维公司提交了与案外第三人范定销签订的《平面口罩机定制购销合同》。该合同约定亿维公司交付口罩机型号为YK-20-02，并约定了出片大小、生产速度等具体要求。而珍琦公司和亿维公司之间签订的《销售合同》未约定口罩机型号且约定口罩机设备应符合国家标准及双方协商达成的《技术规格说明书》。根据珍琦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设备验收报告》。双方验收内容中提到的技术标准也与亿维公司与案外人范定销约定的标准不一致，因此亿维公司不能证明其与案外人约定交付的口罩机与涉案争议的口罩机为同款机器。（2）亿维公司未证明案涉口罩机存在官方定价或市场指导价。亿维公司单凭一份亿维公司与案外人签订的《购销合同》，无法证明案涉口罩机现市场价值为20万元每台。（3）开具发票不代表已经履行了合同。亿维公司提供了约定金额为20万元的购销合同，但合同只是证明交易存在的初步证据。亿维公司现并未提供其他证据以证明上述交易是否已经实际履行完毕。其提交的《审计报告》中也对该交易未能体现，并无交易对方支付的货款。另外，本案开庭前张丽霞还要求一名与亿维公司存在买卖关系的当事人出庭作证，该当事人收到张丽霞的请求后当即予以拒绝，并电话提示珍琦公司当心亿维公司提交虚假证据。2.亿维公司所谓的“可期待利益”不等于实际损失，亿维公司不得依据可期待利益主张实际损失。口罩机不是疫情物资，而是生产经营活动中常见的、日常需要的生产工具。2020年3月上旬，亿维公司趁疫情影响及政府出台口罩补贴政策之际，利用销售者信息优势地位及购买者迫切希望交易的心理哄抬口罩机价格，55万元每台的价格是亿维公司投机的产物，远远高于市场价和成本价，而当时亿维公司采购口罩机零配件的价格也仅为十几万元一台。因此，即便按照亿维公司现主张的市场价20万元每台计算，其实际损失也未达到其主张。现口罩机价格逐渐回归理性，亿维公司所主张的35万元每台的差价是其投机不当造成的投机利益的减少，并非实际损失的增加。珍琦公司不对亿维公司自身商业风险承担责任。3.即便亿维公司存在损失，也不是珍琦公司坚持“先退款后退货”造成的。一审法院关于亿维公司退款在先，珍琦公司退款退货在后的履行顺序认定正确。（1）《补充协议》第八条并未规定先退货后退款。该条表述为“乙方承诺在2020年3月27日将已交付的9台口罩机调试合格，能够正常生产。如无法调试合格并投入生产。甲方将把9台设备退回给乙方，并且甲方将根据原合同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此处甲方将把9台设备退回给乙方，表达的是珍琦公司要解除合同的意思，并非履行先后顺序的意思。（2）根据2020年3月27日设备验收时的录音。亿维公司当场同意在两三天内退还货款。（3）亿维公司拟定并提交法庭的《协议书》载明亿维公司认可“先退款后退货”的履行顺序。亿维公司在（2020）浙0111民初2625号案件中向法庭提交了1份《协议书》，第三条提到“甲方将在收到乙方首笔退款……后，立即对上述属于乙方的首批货物予以放行”、“甲方在收到乙方第二笔退款……后，立即对上述属于乙方的剩余物资予以放行”。可见，“先退款后退货”的履行顺序是亿维公司的本意。（4）珍琦公司一直积极协商要求解决双方之间争议，不存在不适当行为导致亿维公司损失扩大的情形。2020年3月27日调试验收不合格后，珍琦公司多次要求亿维公司及其股东张丽霞出面解决此事，并表示只要亿维公司支付完费用就可以立即拉走机器。但亿维公司一直不配合解决，其股东张丽霞也一直不愿出面，只是安排下属员工与珍琦公司对接，或者是通过其他关系方与珍琦公司法定代表人沟通，故双方矛盾一直无法解决。珍琦公司在与亿维公司沟通无果后，于2020年4月17日诉诸法院，此后案件进展珍琦公司无法控制，比如亿维公司的起诉案由、举证等都存在问题，导致两个案件经历四次开庭，耗时长达4个月，该等时间成本均应由亿维公司自行承担。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珍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解除珍琦公司与亿维公司于2020年3月2日签署的《销售合同》以及2020年3月21日签署的《补充协议》；二、亿维公司向珍琦公司退还货款4950000元，并支付违约金400950元（暂计2020年3月11日至2020年4月6日，合计27天，此后以4950000元为基数，按每日0.3%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张丽霞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亿维公司、张丽霞共同承担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及保全担保费等。 亿维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判令：一、珍琦公司退还9台口罩机设备（一次性口罩生产线）；二、珍琦公司赔偿亿维公司经济损失3150000元；三、珍琦公司承担诉讼费、保全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20年3月2日，珍琦公司（甲方）与亿维公司（乙方）签订《销售合同》一份，约定由亿维公司供应一拖二平面一次性口罩生产线15台，单价55万元，总金额525万元；交货期为3月10日；送货地点：珍琦公司；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甲方支付60%货款495000元给乙方；……；设备安装由乙方承担，甲方协助，乙方调试后由甲方签收；违约责任：1、乙方未按照合同约定时间交货，每延迟一天按总合同金额的千分之三支付违约金……合同还就其他双方权利义务作出了约定。合同签订后，珍琦公司于次日按约支付了货款4950000元。2020年3月21日，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书》一份，就上述销售合同达成补充协议：变更买卖口罩机数量为9台，单价不变，用甲方在原合同项下已经支付的4950000元冲抵；乙方即日结清甲方场地租赁期间产生的相关费用，合计28000元（已实际支付）；乙方需向甲方支付3月11日至3月20日期间因设备延期交付产生的违约金人民币100000元（已实际支付），该费用需在补充合同签订之日支付完成；乙方承诺在2020年3月27日将已交付的9台口罩机调试合格，能够正常生产。如无法调试合格并投入生产，甲方将9台设备退回给乙方，并且甲方将根据原合同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 2020年3月27日，双方对一号机进行验收，设备验收报告显示总结：“耳带点焊设备不稳定，停机次数较多，合计开机12min总共停机9次，约1.3min停机一次。设备调试不合格，不符合交付条件。”珍琦公司制造中心副总森欣也备注：设备调试不合格，不符合交付条件。设备供方确认上述验收过程，并由亿维公司外聘人员何伟民签字确认。当日调试不合格后，双方谈话录音显示：……珍琦代表陈玲：反正那个退款的时间确认一下，然后我和俞总他们反馈一下，就说最快你们得两天才能撤场。亿维竞合代表汪喆：对，两三天才能完成。……珍琦代表陈玲：对，还是之前说的嘛。退款没有问题的话，场地撤退还需要给你们一点时间，再全力支持你们退场，这三点嘛？亿维竞合代表汪喆：对对。…… 3月28日起，珍琦公司拒绝亿维公司及相关人员进入该公司内案涉机器设备及零部件的所在仓库及办公室。因双方对后续清理事宜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故而成讼。珍琦公司在本案起诉时一并申请了财产保全，并向担保公司即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支付了保费5350.95元。 一审法院另查明：亿维公司原系一人有限公司，张丽霞为唯一股东，于2020年2月26日由杭州中顶科技有限公司名称变更而来。2020年4月22日，亿维公司经工商登记新增股东刘绍峰，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一审法院认为：珍琦公司与亿维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及《补充协议书》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合同项下义务。从查明的事实看，3月27日双方人员对一号机调试验收不合格的事实清楚，而《补充协议书》约定的：“如无法调试合格并投入生产，甲方将把9台设备退回给乙方，并且甲方将根据原合同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该情形已符合珍琦公司行使解除权的条件，且当天后续双方录音谈话及微信协商过程看，亿维公司也同意解除合同，故一审法院确认双方合同已于2020年3月27日解除，对珍琦公司请求判令解除案涉合同的诉请一审法院据此予以驳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故珍琦公司要求亿维公司退还已付货款4950000元的本诉请求，及亿维公司要求退还案涉9台口罩机设备的反诉请求，均有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均予以支持。另，因案涉买卖合同项下的9台口罩机，双方未在珍琦公司现实际占有的11台中予以明确区分，结合一审法院现场勘察注意到每台机器均有各自编号的实际，一审法院将1号-9号机器列入本案项下。 关于珍琦公司主张的按照销售合同约定计算的违约金，一审法院认为，珍琦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足以显示亿维公司未能按约交付调试合格的口罩机，已经构成违约，故珍琦公司可以请求违约方即亿维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就起算时间，珍琦公司主张从2020年3月11日开始起算，但根据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约定的应调试合格日期为3月27日，故就调试不合格导致未能如约继续履行合同的违约责任，珍琦公司有权从逾期之日即2020年3月28日起算，一审法院对此予以调整。就违约金计算标准，亿维公司抗辩约定过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本案中，以实际损失为基础，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合同履行情况，结合可预见规则、及时减损措施以及非违约方至今未按约退还货物的实际，一审法院对珍琦公司主张的违约金酌情调整为按日万分之一点五标准计算。故本诉中违约金部分一审法院调整为以货款4950000元为基数从2020年3月28日起按日万分之一点五标准计算后予以支持，暂计算至2020年4月6日为6682.5元，此后继续按该标准计算，超过部分予以驳回。 关于珍琦公司缴纳的保全担保费，一审法院认为，珍琦公司提起诉讼主张权利并申请财产保全，与亿维公司的违约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可认定为珍琦公司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合理必要费用，该费用应由违约方即亿维公司负担，故对该项诉请，予以支持。 关于珍琦公司主张的由张丽霞对亿维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现亿维公司提交证据材料尚不足以证明公司与个人间分别列支列收，单独核算，利润分别分配和保管，风险分别承担等情形，即财产相互独立，故珍琦公司对张丽霞的诉讼请求，有相应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亿维公司现已变更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性质，但张丽霞作为案涉业务发生时的实际唯一投资人，应当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张丽霞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关于亿维公司反诉主张的经济损失，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从庭审查明事实，亿维公司未能按约交付调试合格的口罩机的违约行为致使双方买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而合同解除。案涉买卖合同不能继续履行主要责任并不在珍琦公司。其次，口罩机价格实际波动属于正常市场风险，且根据其庭审陈述看亿维公司在与珍琦公司进行买卖交易的同时，也另辟地址继续经营口罩机的生产及销售，且其自行举证欲证明此后多份合同已实际履行，一审法院对其主张的实际损失难以认同。再次，对其主张应由珍琦公司承担留置机器而实际造成的贬值损失，因其举证不足以证明损失实际发生额，或系由珍琦公司造成的事实成立，故对该项诉讼请求，并无明确事实或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对本诉请求及反诉请求中，合理合法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其余部分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8月21日作出如下判决：一、亿维公司退还珍琦公司货款4950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亿维公司支付珍琦公司自2020年3月28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以4950000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一点五计算，暂计算至2020年4月6日为6682.5元，此后继续按该标准计付），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亿维公司支付珍琦公司保费损失5350.95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四、张丽霞对上述第一、二、三项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珍琦公司返还亿维公司上述第一项《补充协议书》项下的9台口罩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六、驳回珍琦公司的其他本诉请求；七、驳回亿维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49294元，由珍琦公司负担2798元，亿维公司、张丽霞负担46496元；本诉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亿维公司、张丽霞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6000元，由亿维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根据亿维公司的上诉请求以及相应的事实和理由，本院分述如下：一、关于亿维公司的违约责任。亿维公司未能如期提供符合合同约定的设备，经补充协商后仍未能交付调试合格并能投入生产的设备，一审法院结合《补充协议》的约定和后续磋商中双方同意解除合同的实际，确认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已经解除并无不当。本案买卖合同是由于亿维公司违约而解除，珍琦公司作为守约方主张继续适用违约金条款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调整违约金的起算时间及计算标准，该违约金处理并无不当。二、关于珍琦公司的保全保险费损失。该损失是珍琦公司为实现债权而实际发生的合理费用，与亿维公司违约行为存在因果关系，珍琦公司向违约方主张赔偿，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处理正确。三、关于张丽霞的连带责任。张丽霞作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应就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负有举证责任。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财产独立性。一审法院以案涉业务发生时张丽霞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实际情况，判决张丽霞承担连带责任，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四、关于亿维公司赔偿损失的反诉请求。案涉买卖合同被解除的责任在于亿维公司。《补充协议》中的退货条款是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而非约定退货在先，且磋商情况已反映出事后双方已达成先退款后退场（退货）的一致意见。合同解除后，亿维公司至今未向珍琦公司退款，其未能取得退货可能产生的价值贬损损失不应由珍琦公司承担。亿维公司不履行在先义务以避免损失产生，却主张珍琦公司未能退货属于没有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该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驳回亿维公司该反诉请求，实体处理正确。 综上所述，上诉人亿维公司、张丽霞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496元，由浙江亿维竞合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张丽霞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章保军 审判员  沈 斐 审判员  谢银芝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书记员  潘丽妍 附：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动履行指引及拒不履行后果预告书 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当事人自动履行的，人民法院将对其予以正向激励；一方当事人未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依法向第一审人民法院或与该院同级的被执行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将依法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和间接执行措施。 一、自动履行可获得正向激励 法律文书生效后，一方当事人自动履行的，可直接向对方当事人履行，也可联系审理法官履行。一方当事人要求履行的，审理法官应及时告知收款账号，并在收款后及时发还对方当事人。 对自动履行完毕、不需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当事人，人民法院可通过出具自动履行证明、发布诚信履行名单等方式进行正向激励。 二、拒不履行的将依法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当事人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对于符合执前督促条件的，人民法院可先行执前督促其履行，通过自动发送短信、语音智能外呼、人工干预介入等方式执前督促履行。执前督促不履行的，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将采取以下措施： （一）要求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 （二）查封、扣押、冻结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 （三）根据情节轻重，实施拘传、罚款、拘留措施； （四）联合信用惩戒。包括纳入失信名单、限制消费、限制出境等，不得乘坐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不得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不得参团旅游，子女不得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不得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作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述行为。 人民法院可以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还可以将被执行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义务的信息向其所在单位、征信机构以及其他相关机构通报。 （五）对构成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妨害公务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诚实守信是最好的通行证，失信违法者将寸步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