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97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鸿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大成名座******。 法定代表人：王红兵，执行董事。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红兵，男，1981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钱玲玲，女，1990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霄飞，浙江展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三拓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通惠北路**iv> 法定代表人：沈国伟，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飞烽，系公司股东。 上诉人杭州鸿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迪公司）、王红兵、钱玲玲与被上诉人杭州三拓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拓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9民初29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9日立案受理，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由审判员张一文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于2021年1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鸿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红兵、上诉人王红兵及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霄飞，被上诉人三拓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飞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9年4月，三拓公司与鸿迪公司签订装饰工程施工合同，约定鸿迪公司为三拓公司进行钱江云谷基地8-2#楼装修施工，工期为100天，总价款750000元，分三次支付，第一次进场前支付总价30%即225000元，第二次木工完工之前支付总价50%即375000元，第三次验收合格支付总价20%即150000元；施工过程中，图纸、工程量需要变更的，三拓公司必须与鸿迪公司签订设计、工程量增减变更联系单，方可按照双方确认的变更项目进行施工；由于三拓公司导致延期开工或者中途停工，三拓公司应支付鸿迪公司500元/天损失，由于鸿迪公司原因逾期竣工，鸿迪公司应向三拓公司支付500元/天损失。2019年9月28日，三拓公司与鸿迪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因工程工期超出合同约定时间，双方现确保2019年9月30日完成主体工程，不能完成按照1000元/天补偿三拓公司，如2019年10月15日不能完工并达到入驻条件，延期时间按照2000元/天补偿，如2019年10月31日前不能完成达到入驻和终验收条件，延期时间按照5000元/天补偿，钱玲玲在担保人处签字。2019年10月23日，三拓公司与鸿迪公司再次签订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双方写明三拓公司已支付鸿迪公司工程款605000元；三拓公司代表高飞烽暂支借款给鸿迪公司合同履行担保人王红兵借款95000元，王红兵、钱玲玲承担借款归还及合同履行担保人。2020年1月20日，三拓公司与鸿迪公司签订施工工程进度说明，写明木工主体基本完工，三拓公司已经按约支付至工程款项的80%，截至2020年1月20日工程已经完成约工程量的60%，由于鸿迪公司经营资金紧张，已严重逾期竣工，故逾期未完成的施工项目，三拓公司可自行介入处理，工程预算书的预算价内三拓公司处理，超出工程预算价或者不在预算书内的项目需要双方代表协商确认。 另查明，三拓公司与鸿迪公司签订的工程预算书中确认物业装修押金应由三拓公司缴纳。2020年1月4日，王红兵出具收条，承认收到工程款26000元。后经查，三拓公司承认该款实际上支付给木工，故同意将该部分款项计入违约金，而非已付工程款。 另查明，2019年5月12日，鸿迪公司支付上海锦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50000元押金。 2020年3月18日，三拓公司为维护自身权益，诉至法院。诉讼请求：1.解除三拓公司、鸿迪公司之间的《装饰工程施工合同》（已撤回）；2.鸿迪公司返还施工款155000元；3.鸿迪公司支付违约金435000元；4.鸿迪公司承担本次诉讼的律师费5000元（已撤回）；5.王红兵、钱玲玲对上述应付款项承担连带责任；6.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鸿迪公司、王红兵、钱玲玲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三拓公司、鸿迪公司建立有装饰装修合同关系。庭审中，双方确认2019年12月双方口头解除了上述合同。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三拓公司与鸿迪公司于2020年1月20日签订的施工工程进度说明已经确认三拓公司已经按约支付至工程款项的80%，截至2020年1月20日工程已经完成约工程量的60%。经查，三拓公司已经支付鸿迪公司工程款605000元，鸿迪公司已完成工程量折合价款450000元（750000元×60%），鸿迪公司应当返还三拓公司工程款155000元（605000元-450000元）。鸿迪公司、王红兵、钱玲玲主张合计完成工程量超出60%，该意见与施工工程进度说明约定的书面内容相左，且鸿迪公司、王红兵、钱玲玲也未提供相关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故该院不予采纳。鸿迪公司申请就案涉工程量进行鉴定，然案涉工程后续事项已经由三拓公司自行施工，且双方签订的施工工程进度说明中也约定：逾期未完成的施工项目，三拓公司可自行介入处理，故现案涉工程的原工程量客观上已经无法鉴定，且三拓公司自行施工符合约定，无法鉴定的责任不能归责于三拓公司。 关于50000元押金，鸿迪公司辩称在应返还工程款中予以抵扣，该院认为上述款项由鸿迪公司代为支付给第三方，故应由鸿迪公司向第三方另行主张，不应于本案中处理。 关于逾期完工的违约金，三拓公司主张435000元，虽三拓公司与鸿迪公司就逾期完工的违约金有所约定，且鸿迪公司也确存在逾期完工情形，然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适当减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本案中，鸿迪公司、王红兵、钱玲玲也主张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调整。故该院综合本案合同标的、违约时间、当事人的过错程度、预期利益等因素，酌情调整违约金为合同总标的的10%即75000元。 关于王红兵、钱玲玲的连带责任问题，王红兵、钱玲玲于2019年10月23日签订的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中承诺承担合同履行担保人，故王红兵、钱玲玲应对鸿迪公司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一百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杭州鸿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杭州三拓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工程款155000元；二、杭州鸿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杭州三拓精密机械有限公司违约金75000元；三、王红兵、钱玲玲对杭州鸿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杭州三拓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杭州鸿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王红兵、钱玲玲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700元，减半收取4850元，由杭州三拓精密机械有限公司负担2475元，由杭州鸿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王红兵、钱玲玲负担2375元。杭州三拓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杭州鸿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王红兵、钱玲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宣判后，鸿迪公司、王红兵、钱玲玲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王红兵、钱玲玲未按规定交纳二审诉讼费，不履行二审交纳诉讼费的义务，故本院对上诉人王红兵、钱玲玲按自行撤诉处理。 鸿迪公司上诉称：一、一审法院仅依据《施工工程进度说明》就直接认定实际施工工程量价款，过于片面且简单化，事实认定明显错误。（一）发生争议至今，双方从未正式确认过实际完成的工程量；双方虽然签订了《施工工程进度说明》，但该说明的背景是被上诉人经起诉且双方经调解不成的情况下，王红兵为了双方利益考虑，一方面自身尽早从该项目全面退出，另一方面可以让被上诉人一方尽快自行安排人员完成施工入驻新厂房，因此先行达成旨在确认双方施工合同已解除，上诉人鸿迪公司同意全面退出项目的简易协议，该协议并未正式确认工程量。如果双方能够就工程量的确认可以达成一致，也不可能有始至终未能达成调解协议，上诉人也不会一直在诉讼中主张增加项的工程量。（二）从《施工工程进度说明》和《未完工事项清单》的内容看，上诉人并没有对实际施工量进行确认。《进度说明》的原文是，“甲方也按合约定支付至工程款项的80%，截止2020年1月20日工程完成约总工程量的60%（工程尚未完工事项，由双方代表整理后签字确认）”。所谓“按合同约定支付至工程款项的80%”，是指被上诉人支付至合同价款的80%，而不是实际工程量的80%；而所谓“约总工程量的60%”，无论是从字面意思，还是双方真实意思均应是指合同约定工程量＋增加项＋变更项的总工程量的60%，而非仅仅合同约定部分的工程量。但一审法院未理睬上诉人的辩解，从而错误理解了该句所要表述的双方真实意思。1、在《进度说明》中，也只是说完成“约”总工程量的60%，而不是确定为60%，更没有说双方就按这60%来进行结算。2、从双方于同日签订的《未完工事项清单》来看，双方也并未将上述《施工进度说明》作为直接结算依据；且未完工事项还包括了预算外的新增项目。对比《未完工清单》与《工程预算书》，发现未完工清单中的“门槛石”、“室外下水管改进”等项目本不在工程预算的范围内，足以认定三拓公司确有要求鸿迪公司增加项目。3、事实上，如果双方就此确认了工程量，那么只要对照合同约定的金额就可以算出工程量价款，还有必要再“由双方代表整理工程尚未完工事项后，签字确认”吗？签订和确认《未完工事项清单》岂非多此一举？上诉人王红兵不可能愚蠢到，一方面不愿意调解，始终坚持诉讼，而另一方面不但确认对方的已付款，还确认自己只做了合同约定工程量的60%，那为什么不直接确认应付工程款呢？显然，双方作出这样的约定，是为将来进一步确认实际施工量为目的的，以便作出最终结算。4、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经对照《工程预算书》和《未完工事项清单》计算后发现，未完工事项的价款为111025.8元，按合同价75万元倒推计算，则等于已完工事项为64万元，相当于合同约定工程量的85%以上，明显超出《施工工程进度说明》所确认的“约总工程量的60%”，双方不可能在同一天的两份协议上作出差异如此之大的确认，因此应当将“约总工程量的60%”中的“总工程量”理解为“合同工程量＋增加项＋变更项”才是正确的。而一审法院将该处总工程量理解为合同工程量，不但字面意义的理解错误，实质也是错误的。5、在《施工工程进度说明》尾部还明确“工程预算书的预算价内甲方直接处理，由乙方承担各项费用，超过工程预算价的或不在预算书内的项目，需要双方代表协商确认”。该约定至少说明了两点：（1）双方并没有确定工程量，既然已经确定了还要协商确认什么？（2）确实存在超过工程预算价及未包含在预算书内的项目，只是双方要协商确认而已，否则双方没有必要在解除合同时还予以强调。综上所述，一审对上述明显可以证明双方并未确认实际施工量，以及存在增加项、变更项，需要双方进一步协商确定的约定，以及其他大量相关聊天记录、用于本项目的“借款”等情况视而不见，直接依据该份《进度说明》而认定实际施工量，太过片面，简单化处理，对上诉人极为不公。二、一审法院没有注意到被上诉人除以对公的方式支付合同约定的工程款外，还多次以微信等私人借款形式出借给上诉人王红兵共计147000元作为工程款，并在协议中明确表示是以“杭州三拓代表高飞烽暂支借款给鸿迪公司合同履行担保人王红兵作为项目工程款”，因此该项目完全可能存在增加、变更项，被上诉人对此一清二楚。之所以如此操作，被上诉人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对公支付”，是支付合同约定应付的工程款部分；而其实际控制人高飞烽以借款形式支付给王红兵的，则是增加项、变更项部分，但因合同约定该部分应与合同工程款一并结算，因此其担心若直接以对公形式支付，就表示其已经认可了上述工程款，不利于此后讨价还价，所以才用借款形式支付给王红兵。否则，高飞烽与王红兵素不相识，为何会借给其10多万元？而且上述出借金额，与上诉人主张的增加项直接价款所差无几，也印证了这点。上诉人强调此点，在于证明本案确实存在增加项、变更项，而非上诉人编造。三、一审法院未结合各方面证据，既不综合认定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有效，也不将上诉人作为存在增加、变更项的初步证据从而启动鉴定程序，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在诉讼中就存在增加、变更工程量的事实进行了举证，包括但不限于高飞烽多次表示要增加、变更项目的微信聊天记录等。完全可以结合现场情况予以认定，但是一审错误地将王红兵与廖丽雅（设计师）、胡鹏飞（石材商），夏曼娜（瓷砖商）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施工图、已完成项目确认单、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关某均一概不予认可，仅因被上诉人有异议，而对其真实性、关某均不予确认。比如瓷砖，其明明自己去店里挑选磁砖，也承认知道这些磁砖的价格远超预算，但其竟然还对磁砖店老板表示，是全部包出去的，只是因为参与选砖和价格才给店主和鸿迪公司进行协调。一方面，上诉人王红兵与廖丽雅、胡鹏飞，夏曼娜聊天的记录，以及项目协调群等微信群的聊天，均有王红兵手机原始载体为证，还可以要求被上诉人提供高飞烽的手机验证，同时结合相关语音、内容、时间，完全可以认定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关某；退一万步讲，即便法官觉得一一认定其效力麻烦，那么上述证据也应当足以使法官产生自由心证，从而启动鉴定程序。但一审完全无视上述证据的客观存在及其反映的客观事实，竟然否定增加项、变更项的存在，上诉人完全不能服判。四、一审法院无视本案的其他诸多证据，在否认有增加项的错误前提下，既不调查实际施工情况，也不同意进行鉴定并将所有不利后果归由上诉人承担，理由不成立，导致本案事实不清，理应发回重审。一审以“工程后续事项已经由原告自行施工”，且“双方约定三拓公司可自行介入未完成的施工项目”为由，认为案涉项目的原工程量，因不能归责于上诉人的原因，客观上已无法鉴定，故不准予鉴定，且由被上诉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述理由完全不能成立。1、上诉人退场时，项目已进入扫尾部分，并不涉及安装、铺贴等较大的事项。因此，至今后期该项目并没有其他装修队伍入驻，事实上仍是上诉人介绍和协调的人员，按原计划为被上诉人完成了施工的。上诉人只是直接付款给他们而已，并没有安排其他施工队伍进场，故不存在原项目现场遭到破坏，工程量不明确的问题。2、双方已经书面明确“未完工项目”，因此只要在现场察看后，除去未完成项目后，其余装修项目理应推定由上诉人鸿迪公司施工，完全可以鉴定。若被上诉人主张是由第三方施工的情况下，那么应当由其承担举证责任。3、上诉人所主张的鉴定项目有《预算书》和《增加变更项联系单》（因被上诉人拒不签字确认，全盘否定，实际只能作为清单使用）为据，鉴定标的明确，且装修施工客观上工序有先后顺序，被上诉人也不可能在多次表示工期延误导致其重大损失的情况下，还要说自己返工，回过头去做了第一、二道工序吧？如电缆安装、铺贴地砖等等。4、上诉人对增加、变更项有十分具体明确的说明，包括增加的项目，建材的规格型号等等，如电缆线、瓷砖、地砖等我方、地砖等我方均有具体数据印证隐蔽或固化的情况，证人喻某的证人证言，足以证明增加或变更的项目，因为这些细节在上诉人已经退场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编造出来的，若被上诉人认为系其自行施工，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5、除非《施工工程进度说明》可以被认定为双方的最终结算，否则双方在协议中协商确定被上诉人可以自行介入后续处理，但并不代表已当然免除了被上诉人仍应就其“自行介入前的现场状况”或“介入后的施工情况”负有保留证据的举证责任；在其不能举证证明其从事了何种施工的情况下，仍应以现场结合双方已经确定的“未完工项目”来认定“已完工项目”。6、无论如何，被上诉人可以自行介入处理导致无法鉴定的，不利后果也不应全部由上诉人承担。这是一份双向协议，被上诉人作为积极的行为方，若因其造成现场破坏且无法鉴定，即便真的不可归责于被上诉人，但就可以全部归责于上诉人了吗？综上所述，本案完全具备鉴定条件，并不存在无法鉴定的情况，且被上诉人作为积极行为的一方无需承担任何不利后果，却由无行为的上诉人承担全部后果，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认为，鉴定条件仍然存在，应当予以鉴定。五、一审法院错误认定装修工期延误的原因，即违约责任主体认定错误；被上诉人拖延支付工程款，才是导致工期延误的首要原因，应自行承担工期延误的后果，无权向上诉人主张违约金。1、被上诉人增加、变更15万余元的项目，自然会引起工期的延长。在整个项目过程中，被上诉人不断增加、变更项目，直到2019年11月中下旬，被上诉人还在要求变更方案，导致上诉人不断返工。如被上诉人举证的工地现场照片，事实上正是上诉人已经完工的董事长办公室门，被其要求拆除后移到外面，导致看上去场面狼藉不堪。2、被上诉人不及时确认、支付增加项工程款，拖欠工程款达24万余元，占合同价款的比例很大，是工期延误的最主要原因。（1）根据合同第六条规定，甲方提出设计修改意见及增减工程项目时，须提前与乙方联系，在签订工程项目变更单后方能进行该项目的施工，由此造成费用增加或工期改变的由双方协商解决，但甲方拒绝履行该项义务，导致工期延误，应当由其自行承担责任。因此，上诉人有权顺延施工至其确认增加项为止，不应承担延误责任。（2）上诉人统计，增加和补差价的工程价款达152596.2元，双方解除合同后减少价款111025.8元，再加上合同余款15万（因为计算减少项是在收取合同全部价款的基础上进行的）和鸿迪公司代交的5万元（押金），被上诉人至少应再支付上诉人24万余元（尚不计开发票税点差额）。（3）上述欠款导致实力不强的上诉人拖欠人工、材料费用，客观上导致工期延误。3、扣除被上诉人按约应当支付的装修押金5万元，被上诉人实际仅支付了55.5万元工程款，因此，上诉人不但无需承担违约责任，还有权追究被上诉不按约付款的违约责任。4、上诉人在支付第二笔款项计375000元时，截至今日也仅支付31万元，再加上一开始支付的定金2万元，那也就是仅支付了330000元，且分多次支付拖延数月，导致上诉人完全无法正常安排款项支出；且工程款中还有21万元承兑汇票，而合同并未约定可以使用承兑汇票，这明显是克刻上诉人权益的行为，但被上诉人强行以承兑支付，被上诉人只能被迫接受，但该部分贴息损失也应视为未支付金额。5、结合前述各种可以延长工期的因素，以及被上诉人有多项违约行为在先，以及合同原约定于2019年10月30日完工，但双方于2019年12月初即已解除装修协议的实际情况，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75000元违约金仍然远远偏高，完全不符合比例原则。六、一审认定被上诉人支付了工程款605000元，也就是说，认为其中5万元押金也是已付工程款，从而错误认定违约责任主体，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虽然《装饰工程施工合同》未对装修押金作出约定，但作为合同附件的《工程预算书》之《装饰清单一览表》第七项“工程预算编制说明”第3条明确约定：“物业装修押金由甲方交纳。（如因装饰公司原因扣除押金由装饰公司承担）”，因此，上诉人作为合同甲方所支付的605000元中，5万元是押金性质，而非工程款！首先，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不按约支付工程款的违约责任；至少在其违约在先的情况下，上诉人无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其次，该押金正常情况下，应当待工程竣工，由物业公司查验后交还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再支付给上诉人；若因上诉人原因造成被扣押，由上诉人予以赔偿。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是否该由上诉人向第三人主张该5万元押金，是另一层法律关系，与本案无直接关系。但因被上诉人欠付上诉人24万元，故上诉人主张扣留该5万元押金，有理有据。因此，一审判决直接将5万元押金当作已经支付的工程款，严重违背双方合同约定，从而错误认定上诉人单方面违约，其不公平的倾向性过于明显。上诉人由此承担不应承担的75000元违约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要求驳回一审判决第一、二项。 被上诉人三拓公司答辩称：关于60%的问题，为什么后面又有个未完成清单的这个问题。因为当时双方认定工程量，不可能就是百分之百准确。所以说约60%。为了进一步确认才有后面哪些没完成，因为只有双方确认过之后，被上诉人才可以找第三方接手。上诉人提交的一些聊天记录，只是局部的。针对付款问题，作为三拓公司来讲，既然要搞装修，资金肯定都是准备好的，三拓公司付款都是按合同进行的。5万元押金，上诉人的资质是不能进入三拓公司的园区装修，然后当时物业要求是最好由装修公司来付5万元押金。但是因为当时三拓公司不清楚这个情况，所以合同跟鸿迪公司签的是由三拓公司来支付，然后和上诉人说，那合同约定是由三拓公司来支付的。鸿迪公司资金又紧张，那三拓公司表示这5万元由三拓公司先把工程款付给鸿迪公司，由鸿迪公司去交5万元押金。关于增项的问题。在聊天记录里也多次提出设计与施工工艺的错误。这个设计跟施工工艺的错误导致的返工跟增项由谁来承担损失。关于工程的结算问题，后期的结算也只是其中一部分。而且其中一部分不锈钢门的结算，其他的还有包括油漆水电泥工这种全部不是在这张结算单里面。目前，虽然三拓公司已经在装修的地方办公，但是还有一些扫尾工作，实际上还没有完全，因为三拓公司不想让损失扩大。工程预算书里面超过预算的，由双方代表协商处理。因为第一，三拓公司当时支付的款项本身就是已经付过头了，那这里面牵扯到退款的问题。因为牵扯到三拓公司当时签过两次还是三次的补充协议，中间一再拖延。三拓公司也不断地跟鸿迪公司去做沟通交流。从合同的约定的500元/天的延期损失，最后谈到5000元/天的延期损失，其实作为三拓公司来讲，不想要违约损失延期交付。只是希望早点要用这个房子，三拓公司是用来经营，不是用来投资的。所以说，最后三拓公司签的违约金是5000元/天。但是在一审的时候，鸿迪公司就是认为违约金太高了。所以一审法院也根据实际情况只认定10%。最后借款的问题，借款本身就不是一次性借的，有生活的也有经营的，有聊天记录，包括王红兵的老婆生孩子什么，家里要用钱什么，这种都有聊天记录，不是一次性借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庭审中，上诉人鸿迪公司提交如下证据： 1、收尾工程结算单与证据； 2、聊天记录截图。 证明目的：后期工程款6万元左右，所谓的完成工程量60%不是合同的60%，而是合同加增项的60%。不然后期不可能只有6万元。 被上诉人三拓公司没有新证据。对上诉人迪鸿公司提交的证据认为，证据1-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关某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这只是后期部分的款项，三拓公司后续还支付了很多款项。 上诉人鸿迪公司提交的证据，经被上诉人三拓公司质证后，本院认证如下：对上诉人鸿迪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对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2020年1月20日，三拓公司与鸿迪公司签订施工工程进度说明，写明木工主体基本完工，三拓公司已经按约支付至工程款项的80%，截止2020年1月20日工程已经完成约总工程量的60%，由于鸿迪公司经营资金紧张，已严重逾期竣工，故逾期未完成的施工项目，三拓公司可自行介入处理，工程预算书的预算价内三拓公司处理，超出工程预算价或者不在预算书内的项目需要双方代表协商确认。 本院认为，鸿迪公司与三拓公司对解除装饰装修合同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2019年4月三拓公司与鸿迪公司签订装饰工程施工合同，双方约定鸿迪公司全包案涉装饰工程，工程总价75万元。根据双方于2019年10月23日签订的施工合同补充协议，鸿迪公司确认三拓公司已支付工程款605000元，现鸿迪公司上诉主张三拓公司实际支付工程款为555000元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2020年1月20日双方签订的施工工程进度说明，写明木工主体基本完工，三拓公司已经按约支付至工程款项的80%，截至2020年1月20日工程已经完成约总工程量的60%。鉴于案涉工程系鸿迪公司全包，工程总价为75万元，故原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确认鸿迪公司已完成工程量价款450000元，三拓公司已经支付鸿迪公司工程款605000元，鸿迪公司应当返还三拓公司工程款155000元并无不当。双方签订的施工工程进度说明中明确约定：逾期未完成的施工项目，三拓公司可自行介入处理。鸿迪公司申请就案涉工程量进行鉴定，因案涉工程后续事项已经由三拓公司自行施工，客观上对案涉工程的原工程量已经无法鉴定，原审法院对鸿迪公司的申请鉴定请求不予准许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鸿迪公司上诉主张无需支付被上诉人三拓公司逾期完工的违约金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本案中，鸿迪公司于2020年1月20日的施工工程进度说明中自认由于经营资金紧张，已严重逾期竣工。故鸿迪公司应承担逾期完工的违约责任，原审法院综合考虑本案合同标的、违约时间、当事人的过错程度、预期利益等因素，酌情调整违约金为合同总标的的10%即75000元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鸿迪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50元，由上诉人杭州鸿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张一文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何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