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7民终366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海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东方社区华美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81369758H。 法定代表人：李刚，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恒绵科技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贵州省惠水县濛江街道经济开发区龙泉项目区产业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731MA6DM43W1H。 法定代表人：陈伟斌，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君英，浙江诚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婷婷，浙江诚如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深圳市海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海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贵州恒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恒绵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惠水县人民法院（2020）黔2731民初15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深圳海牛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深圳海牛公司欠款金额为40467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销售合同》适用于本案不当。《销售合同》仅是销售2018年12月16日该批次的合同，此后双方就购买的价格进行了调整，而且该销售合同显示的价格为税后价格，不是税前价格，与双方实际交易的价格不一致。一审庭审中，贵州恒绵公司也阐明货物的价格根据订单的数量存在调整。从2019年4、5月份的“往来对账”看，同一种货物的价格不固定，是变动的。而且《销售合同》约定款到发货，但双方的交易均是先发货，双方对账后，深圳海牛公司按照对账的金额，陆续支付货款。故《销售合同》的内容并不适用于本案的交易。二、一审法院认定“截止2019年7月20日，贵州恒绵公司共计向深圳海牛公司供货477058元（不含税），深圳海牛公司支付了货款266600元，至今尚欠货款210458元（不含税）”，系错误的。首先，依据双方的交易习惯，深圳海牛公司依据双方的对账结果，支付相应的货款。本案中，双方对账的结果显示交易的金额仅为307123元，并没有477058元。其次，贵州恒绵公司提交的送货单与深圳海牛公司提交的“往来对账”显示的价格不一致，送货单真伪存疑，不足以采信。（一）贵州恒绵公司在庭审中认可深圳海牛公司提交的2019年4月、5月份的“往来对账”。但是，贵州恒绵公司提交的送货单中显示的部分单价、数量与“往来对账”中显示的单价、数量不一致存在12处不一致。（二）贵州恒绵公司提交的送货单编号均是连续的，编号从0004935--0004944，0001257-0001273，足以证明贵州恒绵公司是为了起诉本案而单方制作，且没有深圳海牛公司相关人员签字或盖章，依法应当不具有法律效力。（三）贵州恒绵公司当庭陈述，送货的司机是贵州恒绵公司找的，费用由深圳海牛公司支付。故司机签字只能证明司机向贵州恒绵公司提货，不能证明贵州恒绵公司已经将货物送达到深圳海牛公司约定的送货地点，并且深圳海牛公司已经接收货物。且司机与贵州恒绵公司存在利害关系，故司机的签字行为依法对深圳海牛公司不产生法律效力。三、双方一直以来均是通过谈价、下单，贵州恒绵公司叫司机送货，深圳海牛公司签收送货单给司机，后双方口头对账，深圳海牛公司再依据对账结果，支付相应的货款的方式进行交易。所以深圳海牛公司支付的货款与“往来对账”均能一一对应。足以证明深圳海牛公司与贵州恒绵公司已经进行了口头对账，深圳海牛公司按照“往来对账”支付货款，贵州恒绵公司也是认可。贵州恒绵公司故意隐瞒深圳海牛公司签收送货单给司机后，双方口头对账，深圳海牛公司再依据对账结果支付相应货款的真相，故贵州恒绵公司的陈述不能认定为本案的交易习惯。四、一审法院认定“2019年6月及7月期间，深圳海牛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刚多次通过微信与钱宇联系要求贵州恒绵公司发货并代为寻找运输车辆，且在2019年6月27日还微信发送视频给钱宇，在视频中指责贵州恒绵公司于同月25日交运的货物存在破损要求后补，深圳海牛公司的辩称意见与庭审查明的事实不符，故对深圳海牛公司的该意见，不予采纳”，系错误的。一审法院所述的贵州恒绵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没有送达到深圳海牛公司，也没有让深圳海牛公司对该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因此，一审法院将上述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系错误的。五、一审法院认定“贵州恒绵公司最后一次向深圳海牛公司供货时间为2019年7月20日，故对贵州恒绵公司要求深圳海牛公司以213922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支付从2019年9月25日起至上述货款实际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的诉请，予以支持。”不当。贵州恒绵公司并没有提交任何证据显示最后一次供货时间为2019年7月20日，深圳海牛公司也没有认可最后一次供货时间为2019年7月20日。由于双方没有约定明确的付款时间，故一审法院判令深圳海牛公司从2019年9月25日起支付违约金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支持深圳海牛公司的上诉请求。 贵州恒绵公司二审未作答辩。 贵州恒绵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深圳海牛公司立即支付贵州恒绵公司货款213922元，支付逾期利息5483元（以213922元为本金，自2019年9月25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暂计算至2020年5月25日，后续以同样标准计算至实际支付日止）；2.诉讼费用由深圳海牛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2月18日，贵州恒绵公司、深圳海牛公司签订《销售合同》约定：深圳海牛公司向贵州恒绵公司购买双璧波纹管、胶圈等建筑管材；其中双璧波纹管矮波型号200S1单价12.1元／米，300S1单价19.8元／米，400S1单价34.8元／米，500S1单价52.7元／米，600S1单价77元／米，胶圈型号200单价1.8元／个，300单价3元／个，400单价9元／个，500单价11元／个，600单价16元／个；具体数量以实际发货为准，上述价格均含税不含运费；深圳海牛公司指定位置交货，联系人李总（即李刚）；含增值税专用发票，款到发货；合同有效期处空白；违约责任标注为：双方协商。合同签订后，贵州恒绵公司与深圳海牛公司开始合作，深圳海牛公司付款后贵州恒绵公司发货，至2019年3月双方均未产生争议。从2019年4月9日起，深圳海牛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刚微信联系贵州恒绵公司员工钱宇，李刚通过语音发送订货单，要求贵州恒绵公司发货并代为寻找运输车辆（运费由深圳海牛公司支付），同时指定收货地点。贵州恒绵公司根据李刚发送的订货单制作《送货单》、寻找运输车辆、安排装车后，再将《送货单》拍照微信告知李刚，同时告知运输车辆的车号及驾驶员电话号码。因深圳海牛公司提出不需要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故贵州恒绵公司向深圳海牛公司供货时均在单价上扣减了8%（增值税税率）。截至2019年7月20日，贵州恒绵公司共计向深圳海牛公司供货477058元（不含税），深圳海牛公司支付了货款266600元，至今尚欠贵州恒绵公司货款210458元（不含税）。贵州恒绵公司多次找深圳海牛公司索要货款未果，为此诉至一审法院，诉请如前。一审另查明：2019年5月22日，深圳海牛公司要求贵州恒绵公司出具44003元增值税专用发票，贵州恒绵公司为此要求深圳海牛公司支付44003×8%＝3520元税款。贵州恒绵公司诉请中的货款金额中包含该3520元税款。 一审法院认为：虽贵州恒绵公司、深圳海牛公司于2018年12月18日签订《销售合同》未约定有效期，但从贵州恒绵公司、深圳海牛公司从合同签订后一直按合同约定的单价（扣减增值税款）计算货款至2019年7月这一事实来看，贵州恒绵公司、深圳海牛公司均同意按合同约定长期合作。故《销售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故贵州恒绵公司、深圳海牛公司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2019年4月至5月贵州恒绵公司向深圳海牛公司供货价款为307123元（不含税），贵州恒绵公司、深圳海牛公司对此均予以认可，故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2019年6月及7月贵州恒绵公司向深圳海牛公司供货169935元，即从2019年4月至7月，贵州恒绵公司共计向深圳海牛公司供货价款477058元。深圳海牛公司辩称从2019年6月及7月未向贵州恒绵公司购买货物，不应承担付款责任的意见，庭审中已查明，2019年6月及7月期间，深圳海牛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刚均多次通过微信与钱宇联系要求贵州恒绵公司发货并代为寻找运输车辆，且在2019年6月27日还微信发送视频给钱宇，在视频中指责贵州恒绵公司于同月25日交运的货物存在破损要求后补。深圳海牛公司的辩称意见与庭审查明的事实不符，故对深圳海牛公司的该意见，不予采纳。贵州恒绵公司向深圳海牛公司供货477058元，深圳海牛公司仅支付了266600元，尚欠210458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的规定，深圳海牛公司未支付全部货款，已构成违约。《销售合同》中约定的价格包含增值税，即增值税由深圳海牛公司支付。后因深圳海牛公司不需要贵州恒绵公司提供增值税发票，故贵州恒绵公司销售给深圳海牛公司的货物单价中均扣减8%的增值税。2019年5月22日深圳海牛公司又要求贵州恒绵公司提供44003元增值税专用发票，故因此产生的3520元税款，应由深圳海牛公司支付给贵州恒绵公司。综上，深圳海牛公司应支付的货款及税款共计213978元，贵州恒绵公司要求深圳海牛公司支付213922元货款的诉请，系贵州恒绵公司自行处分自己诉讼权利的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此表示尊重并予以支持。因贵州恒绵公司、深圳海牛公司双方未在《销售合同》中约定违约金的计算标准，贵州恒绵公司亦未提交双方存在违约金约定的相关证据，但深圳海牛公司逾期支付货款，客观上给贵州恒绵公司造成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之规定，贵州恒绵公司要求深圳海牛公司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违约金的意见，予以采纳。贵州恒绵公司最后一次向深圳海牛公司供货时间为2019年7月20日，故对贵州恒绵公司要求深圳海牛公司以213922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支付从2019年9月25日起至上述货款实际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的诉请，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限深圳海牛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所欠贵州恒绵公司货款人民币213922元，并以213922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支付从2019年9月25日起至上述货款实际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92元，减半收取2296元，由深圳海牛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本院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深圳海牛公司欠付的货款、税款的金额应当如何认定；一审法院认定的违约金起算时间是否正确。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双方自2018年12月16日以来，长期存在双璧波纹管、胶圈等建筑管材买卖的事实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从贵州恒绵公司在一审中的诉讼主张以及向一审法院提供的供货单看，本案争议的款项主要是2019年4月至2019年7月期间产生的货款。其中，2019年4、5两个月的货款，已经双方对账明确贵州恒绵公司向深圳海牛公司供货的价款为307123元（不含税）。而2019年6、7两个月的货款，深圳海牛公司虽否认贵州恒绵公司曾向其供货，但是从贵州恒绵公司提交的微信截屏记录、微信视频、《送货单》等证据材料看，6、7两个月的货物均是采取深圳海牛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刚通过微信联系贵州恒绵公司员工钱宇，李刚通过微信发送订货单，之后贵州恒绵公司根据李刚发送的订货单制作《送货单》、并代为寻找运输车辆，安排装车后，再将《送货单》拍照微信告知李刚，同时告知运输车辆的车号及驾驶员的电话号码的方式进行交易，且经本院核实，上述证据均已组织深圳海牛公司进行质证。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贵州恒绵公司在2019年6、7两个月期间共向深圳海牛公司供应了价值169935元的货物，并无不当。综上，贵州恒绵公司在2019年4月至7月期间，共计向深圳海牛公司供货477058元，而深圳海牛公司仅向贵州恒绵公司支付了266600元货款，尚欠210458元未付，加上2019年5月22日深圳海牛公司要求贵州恒绵公司提供44003元增值税专用发票所产生的3520元税款，一审法院认定深圳海牛公司应支付的货款及税款为213978元，并根据贵州恒绵公司的诉讼请求支持其213922元货款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另外，关于违约金的起算时间问题。从贵州恒绵公司提交的微信截屏记录、《送货单》看，双方最后一次交易的时间为2019年7月20日。双方虽未对收货后的付款时间作明确的约定，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之规定，深圳海牛公司亦应当在收到货物后即向贵州恒绵公司支付货款。而贵州恒绵公司主张从2019年9月25日起支付尚欠货款的违约金，亦并无不当。深圳海牛公司上诉请求改判其欠付贵州恒绵公司的货款金额为40467元的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深圳市海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69元，由上诉人深圳市海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唐新春 审判员  蔡云飞 审判员  郑 晔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陈 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