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民终1030号上诉人（一审被告）：上海普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奉浦工业区环城北路168号，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法定代表人：秦刚，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鹏程，北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超超，北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浙江省仙居新区发展有限公司。注册地：浙江省仙居县福应街道环城东路48号，实际办公地点：浙江省仙居县福应街道永安公园2号楼，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法定代表人：吴耀先，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志强，浙江新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炜，浙江新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普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普天公司）与被上诉人浙江省仙居新区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仙居新区公司）因申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27日作出（2019）浙10民初230号民事判决，上海普天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案经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海普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仙居新区公司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本案诉讼费用由仙居新区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海普天公司对于诉讼保全行为已尽到合理谨慎义务，不存在过错，原审法院存在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及认定事实错误的情形。从案涉担保合同的形式来看，该担保合同不存在瑕疵。原审法院基于金额大、无签约时间、无负责人签字、无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等理由认为案涉担保合同形式上存有较大瑕疵，上海普天公司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在合同签订、诉讼保全时的司法审判尺度，该等情形并不会对于担保合同的担保效力产生影响。其次，担保合同上仙居新区公司的印章凭借肉眼无法分辨真伪，上海普天公司也不可能具备印章真假的审查能力。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合理常人而言，对于公章的信赖程度远远超过签名，足以使得上海普天公司信任为真实有效。最后，退一步讲，根据浙江高院在(2018)浙民初19号案件中的鉴定意见，其最多仅能证明担保合同上的公章与仙居新区公司在2003年至2008年期间工商档案上的公章不一致，但这不能排除该公章使用人具有代表或者代理权利、仙居新区公司曾经使用过或者承认过该公章的可能性，这些情形均可以认定该公章对仙居新区公司产生法律约束力，尤其是在担保合同签订时即2012年12月份期间。2.从担保合同协商签订过程来看，原审法院未查清相关事实，不应认定上海普天公司与仙居新区公司不存在协商签订的事实。首先，上海普天公司原总经理沈忠华、副总经理于业军系仙居项目具体经办人，基于对公章真实性的合理信赖，其未向公司明确交代案涉担保合同的协商签订过程，但这并不代表不存在协商签订的事实。在原审法院审理阶段，上海普天公司多次向原审法院提出取证申请，请求经办法官能够前往两人的羁押场所进行会见，但是均没有得到准许。同时两人现收监服刑，上海普天公司根据相关规定也并非合法的会见主体，无法对他们进行会见。故原审法院认为是上海普天公司故意不去会见，且故意不提交两人的初步证言以及初步线索，存在明显的逻辑错误。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原审法院经上海普天公司申请调取了于业军在上海市虹口区监察委员会讯问笔录，于业军在笔录中指出是沈忠华参与了与仙居新区公司的谈判，这也足以形成初步线索。其次，上海普天公司提交姜莹楠的笔录是在目前客观条件下最大程度对当时担保合同协商签订事实的一个还原，由于沈忠华、于业军等主要人员被刑事羁押等原因，上海普天公司暂无法更进一步地还原案件事实。况且，姜莹楠只是协助案涉担保合同及其他相关合同的签约盖章工作，最主要的协商谈判阶段并未全面参与。因此其笔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原审法院据此认定上海普天公司只与浙江大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人员进行过接触，并未与仙居新区公司进行过会面、协商、确认，属于认定基本事实错误。最后，在浙江大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违约后，上海普天公司向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之前，上海普天公司就与仙居新区公司和仙居政府多次沟通协商，二者均未直接否认《担保合同》所盖公章的真实性。且仙居新区公司未积极推进公章鉴定和公安侦查，其模棱两可的行为使得上海普天公司产生合理信赖。3.从原审判决提及的王石平调查笔录证据来看，原审法院不应采信，应当进一步查明相关事实。首先，王石平并非案涉担保合同主债务人浙江大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时任法定代表人，其调查笔录内容真实性存有较大疑问。其次，姜莹楠的笔录表明其从大卫公司接收加盖仙居新区公司公章的担保合同，其上面加盖有大卫公司的公章，同时有时任法定代表人叶广燕的签名，此外大卫公司时任财务负责人薛兴华负责进行对接。另外，大卫公司于2016年4月18日在《能源中心项目履行合同之补充协议》确认该《担保合同》的有效性。综合上述，王石平一方面表明自己是大卫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另一方面对于上述大卫公司一再确认担保合同效力的情况却作不出合理解释，否认仙居新区公司担保事宜的存在，当中必定有隐情。对于王石平明显自相矛盾的笔录，原审法院却据此认定仙居新区公司不曾参与担保合同的协商、签订过程，明显存在认定事实错误。最后，根据王石平在2018年7月26日的仙居县监察委员会询问笔录内容，王石平主动交代了其与仙居新区开发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徐海遨的利益输送，结合上述自相矛盾的情形，足以使得原审法院产生较大程度的合理怀疑，但原审法院并未进一步查明相关事实，反而根据他案审理情况认定上述事实，存在明显的错误。4.从签约背景来看，足以使得上海普天公司产生合理信赖，且上海普天公司尽到了合理谨慎义务，不存在恶意诉讼保全的情形。首先，根据上海普天公司提供的证据即(2019)浙温东南证内字第19747号公证书，2012年12月17日下午，各方代表在签约仪式上签署《能源中心项目能源管理建设合同》，该签约仪式由仙居政府主导，且仙居新区开发管委会也参加该签约仪式并且与大卫公司签订协议。上述《能源中心项目能源管理建设合同》中2.1条第7项明确约定“甲方按乙方要求为本项目提供政府担保并另行签订担保合同”、6.3条明确指出《担保合同》系其附件，对此仙居新区开发管委会应当知晓。其次，仙居新区公司系仙居新区管委会下属单位，负责仙居新区的基础设施开发、建设和项目的招商引资工作，大卫世纪城正是其全权负责的项目，需要指出的是，原审庭审中仙居新区公司也明确仙居新区管委会系仙居新区公司的管理指导单位，不仅仙居新区公司在业务上接受管理指导，而且仙居新区公司的人事变动亦由其进行决定。同时仙居新区公司管理层中有多位核心成员委派自县政府、管委会、县财政局、县建设规划局、县水利局、县国土局、县监察局、县审计局等单位，对新区项目(重点项目即浙江大卫世纪城项目)的审批、规划、建设应当知晓，同时对于招商引资过程中债权的担保即本案中的担保也应当是非常清楚的。再次，仙居新区大卫世纪城能源中心项目系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的重点扶持项目，上海普天公司在与大卫公司建立合作、签订《能源管理建设合同》等一系列合同前，曾在仙居县的领导陪同下多次考察本项目，并得到仙居县领导们的强烈推荐和支持。此外，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仙居新区公司方面却从未提出过异议。最后，上海普天公司对大卫公司和仙居新区公司提起诉讼，要求大卫公司和仙居新区公司承担相关法律责任，是具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而上海普天公司选择撤诉是因为案件当事人对于主合同性质有异议、管辖法院对于案件审理有影响等合理考虑因素，并非虚假恶意诉讼。同时上海普天公司申请保全是为了保证判决得以执行，系行使法律赋予的正当诉讼权利。此外，上海普天公司就该纠纷后续在浙江高院提起诉讼的(2018)浙民初19号案件虽然没有支持上海普天公司的诉讼请求，但也未认定上海普天公司有伪造印章证据的行为，更没有认定上海普天公司系虚假诉讼，仙居新区公司应当进一步证明上海普天公司的主观过错。二、退一步讲，对上海普天公司过错暂且不论，原审法院认定的仙居新区公司损失过高，适用法律错误，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1.原审法院在确定计算损失的依据和标准上存在明显不当，没有相关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仙居新区公司没有举证明确证明其受到的损失，原审法院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贷款利率认定为其的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这和上海普天公司的保全行为不具有因果关系。其次，如果仙居新区公司在查封之后继续使用账户接收款项，根据《侵权责任法》第26条的规定，应当认定为仙居新区公司对该部分扩大损失承担过错责任，不应当列为损失计算基数。其中还需要指出的是，2016年6月21日和2016年9月22日新增的两笔款项系入账利息，原审判决将这两笔利息重新计算复利，有失公平，这也和浙江高院(2019)浙民初35号的判决观点也存在矛盾。再次，对于款项被保全冻结期间活期存款利息收入标准，从公允角度考虑，上海普天公司认为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活期存款利率即年化0.35%进行扣除。另外，根据原审法院(2016)浙10民初735号之一民事裁定书，上海普天公司已于2016年11月28日向原审法院提出保全措施的解除申请，上海普天公司认为应当以上海普天公司提出解封申请的时间作为损失时间区间结束日，仙居新区公司应当对上海普天公司提出解除申请到账户实际解封期间的损失承担责任。最后，原审判决中出现了多处笔误，具体如下：原审判决P19中表述2016年5月4日冻结账号尾号为2315的账户余额应当为109，065.53元(账号反了)，尾号为3088的账户余额应当为25，887，276.22元(小数点之后数字错了)；19，863.84元的利息入账时间应当为2016年9月22日(而非21日)；3，052元保全冻结期间银行活期存款利息按照原审判决的标准应当计算为5.37元(而非5.39元).2.上海普天公司对于仙居新区公司过错导致的扩大损失不应当承担责任.第一，仙居新区公司作为台州仙居地区国企，在上海普天公司进行诉讼保全后，完全可以与上级沟通，由其他主体提供闲置不动产进行反担保等方式来避免损失。但是事实上，仙居新区公司并没有积极去设法减损，应当自行承担不利后果。第二，仙居新区公司并未向法院就保全行为提出异议并申请予以撤销或纠正，更加没有积极与法院沟通推进公章鉴定程序，同时也没有作为刑事控告人启动刑事案件程序，上述行为表明仙居新区公司对于扩大损失具有重大过错。因此，上海普天公司认为就(2018)浙民初19号案件及原审案件而言，浙江高院及原审法院均没有向相关人员进行核实，没有查明《担保合同》所盖公章的来由。在签订合同过程中，上海普天公司仅具有与普通民事主体相当的注意义务，并不因其自身的实力和地位而承担更多的注意义务，即其并没有对《担保合同》公章真实性进行审查的义务和能力。基于本项目由仙居县政府主导的特性、仙居新区发展委员会参与签约仪式、仙居新区公司负责仙居新区的基础设施开发、建设和项目的招商引资工作等实际情况，上海普天公司足以信赖《担保合同》上加盖印章的行为能代表仙居新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退一步讲，原审法院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确认仙居新区公司的损失情况，同时仙居新区公司基于自身过错导致的扩大损失不应得到支持。综合上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及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仙居新区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海普天公司要求仙居新区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基础是担保合同，但担保合同除骑缝处盖章外，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字，也没有董事会或股东会同意担保的附件，形式上存在瑕疵。上海普天公司对此应引起足够重视，应尽谨慎合理的注意义务，应对签约情况核实了解，上海普天公司贸然起诉和保全存在过错。原判对损失所作认定也是正确的。仙居新区公司诉讼请求：1.判令上海普天公司支付仙居新区公司利息损失合计762,163.72元（按年化4.75%利率暂从2016年5月4日计算至2016年12月12日止，实际计算至被采取保全措施的款项解除保全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上海普天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20日，上海普天公司向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浙江大卫公司、仙居新区公司，同时申请保全浙江大卫公司、仙居新区公司155718663元银行存款或查封、扣押相当价值的财产，并提供其位于上海市奉贤区××路××号××幢的房地产作为担保。上海一中院于2016年4月22日作出（2016）沪01民初10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冻结浙江大卫公司、仙居新区公司银行存款人民币155718663元或其他等值财产；同时查封上海普天公司位于上海市奉贤区××路××号××幢的房地产。2016年5月4日，工行仙居支行根据上海一中院出具的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冻结了仙居新区公司在该行账号为1207××××3088的账户存款25887276.22元、账号为1207××××2315的账户存款109065.53元。后上海一中院将该案移送台州中院管辖，台州中院于2016年11月9日立案后，该案上海普天公司于2016年11月10日提出撤诉申请，台州中院于2016年12月7日作出（2016）浙10民初73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上海普天公司撤诉。同月12日，台州中院作出（2016）浙10民初735号之一解除保全民事裁定书，工行仙居支行根据台州中院（2016）浙10执保15号解除冻结存款通知书，解除了该两个账户的冻结措施，解冻时该两个账户的余额分别为：25930612.76元和109065.53元。另查明，2016年5月24日，仙居新区公司曾在（2016）沪01民初105号民事诉讼中就案涉担保合同上担保人印章真实性问题向上海一中院申请司法鉴定。2016年12月26日，仙居新区公司因该公司印章被伪造事宜向浙江省仙居县公安局报案，该局于同日作出调取证据通知书向上海普天公司调取案涉担保合同。上海普天公司于2017年1月17日在通知书副本上签署意见“在仙居新区‘大卫世纪城’项目纪检调查过程中，《仙居新区‘大卫世纪城’能源中心项目建设担保合同》（合同编号：×××09）等相关资料，已由中国普天集团收集统一保管”。2016年5月12日、5月23日、6月21日、9月7日、9月21日仙居新区公司账号为1207××××3088的账户新增被冻结款项分别为3052元、0.14元、18770.56元、1650元、19863.84元。两账号为1207××××3088、1207××××2315的账户在被冻结期间的活期存款利息的计息标准均为0.3%。本案申请及实施保全措施时，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基准贷款利率为：一年以内（含一年）4.35%，一至五年（含五年）4.75%。一审法院认为，上海普天公司曾提起前案诉讼要求仙居新区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并在诉讼过程中申请对仙居新区公司银行存款合计155718663元或其他等值财产进行保全。该案经一审法院裁定准许上海普天公司撤诉。现仙居新区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要求上海普天公司承担申请财产保全错误的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保全措施。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可见，财产保全制度是为了保障债权人在将来生效的民事裁判中所确认的权利能够获得实现而依法设立的临时救济制度，财产保全的申请人应当结合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理由以及持有的证据，合理运用该救济措施，如果申请人在保全过程中存在过错损害被申请人利益的，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故本案审理的重点在于，上海普天公司在前案中申请保全仙居新区公司财产是否存在过错，如有过错，则仙居新区公司的损失金额如何确定。一、关于上海普天公司申请保全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本案中，上海普天公司要求仙居新区公司承担保证义务的主要依据是案涉担保合同。经审查，该合同载明的标的额高达9.7256亿元，但无签约日期，除丙方（即担保方）栏及骑缝处加盖有“浙江省仙居新区发展有限公司”字样的印文外，无仙居新区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确认，更无仙居新区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同意担保的决议作为附件，形式上存有较大瑕疵，上海普天公司应当引起足够重视，在申请财产保全时对担保人的签约情况作初步了解，以尽到合理、谨慎的注意义务。根据现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一审法院认为上海普天公司未对担保人的签约情况作初步了解即贸然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存在重大过失。理由如下：1.上海普天公司认为该公司原总经理沈忠华、副总经理于业军系担保合同经办人，现因两人被刑事羁押，其无法向两人了解合同的协商、签订情况，故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多次申请一审法院向两人调查取证。但上海普天公司早在2016年5月即起诉仙居新区公司承担担保责任，而根据其自认，沈忠华、于业军两人系2019年1月被采取刑事羁押措施，该公司在双方纠纷发生后、诉讼过程中直至两人因涉嫌刑事犯罪被羁押前从未向两人核实了解仙居新区公司系何时、何地、何人参与担保合同的谈判、签约与盖章。上述情形已经表明上海普天公司未向合同经办人或知情人了解案件的基本情况即盲目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更何况，本案审理过程中，沈忠华、于业军两人已收监服刑，不存在无法会见之情形，但上海普天公司仍未提交两人的初步证言或其他初步线索证明两人曾与仙居新区公司就案涉担保合同进行过协商、签订，或担保合同上印文系仙居新区公司自己加盖，或仙居新区公司曾在其他业务活动中使用了与案涉担保合同所盖印文一致的印章，或仙居新区公司明知该担保合同的存在而在履行过程中未作否认表示。故上海普天公司主张沈忠华、于业军两人曾与仙居新区公司就担保合同的签订有过接触与协商，对担保合同上的印章有合理信赖，不予采信。2.本案诉讼过程中，上海普天公司自行向担保合同盖章经办人姜莹楠（其公司原副总经理）调查取证。当姜莹楠被问及“当时就我们一方（能源公司）盖章？”其回答：“……17号和于业军和浙江大卫公司的小薛在浙江大卫公司会议室事先把合同的电子版已经过了一遍。18号去的时候他们的章已经盖好了，只要盖我们的章就行了”，当被问及“仙居和天元盖好章的合同文本是谁提供的？”其回答：“18号我去的时候其他方盖好章的合同都在浙江大卫公司的会议室，大卫的小薛提供的”。可见，上海普天公司盖章经办人姜莹楠在前期审核担保合同电子稿以及正式在书面合同上加盖公章时只与浙江大卫公司有过接触，并未与仙居新区公司人员进行会面、协商、确认，即上海普天公司在签订担保合同时即疏忽大意未就担保人的意思表示进行过确认。对于上述情况，上海普天公司在提起前案诉讼以及申请财产保全时只需稍加注意就能掌握。3.案涉担保合同的主债务人浙江大卫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王石平在接受浙江省仙居县监察委员会调查时陈述：“2007年左右，我经过仙居县政府招商引资看中了仙居东区开发的项目，于是我和我老婆叶广燕就注册成立的浙江大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打算投资仙居新区开发一期项目……叶广燕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并任董事长，我任总经理，公司的日常管理经营都是我在负责……”当被问及“浙江大卫公司、上海普天公司以及新区发展公司三方有无就仙居新区开发有限公司为该能源中心项目提供担保的事进行商讨过”时，王石平回答“浙江大卫公司、上海普天公司、新区发展公司从来没有就有关担保的事情一起商讨过”，当被问及“浙江大卫公司、上海普天公司有无就能源中心项目担保事项进行商讨过”时，其回答“有的，在谈能源中心项目的过程中，上海普天公司方面向我提出来需要国有企业对项目进行担保，我当时听了之后当场就拒绝了，明确告诉对方做不到”。当被问及“上海普天公司和新区发展公司或者仙居新区开发管委会达成上述担保合同的可能性是否存在”时，其回答“据我所知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上海普天公司和新区发展公司或者仙居新区开发管委会就能源中心项目的担保事项进行商讨过”。可见，案涉担保合同的主债务人浙江大卫公司的实际负责人王石平确认仙居新区公司不曾参与担保合同的协商、签订过程。综上，根据民事诉讼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认定案涉担保合同中债权人上海普天公司与主债务人浙江大卫公司的经办人均不曾与名义担保人仙居新区公司有过接触、谈判并确认担保事项，仙居新区公司对案涉担保合同不知情也不存在过错。据此，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当事人在诉讼前没有过实质性接触，且双方对于是否存在基础法律关系存有争议的案件，申请财产保全的一方应尽到合理的谨慎、注意义务，以避免滥用诉讼权利对无辜的他人造成诉讼负担和财产损害。本案上海普天公司在未向合同经办人了解案件情况，没有初步线索表明双方当事人曾就担保事宜进行过接触、谈判、确认的情况下，以一份形式上存有较大瑕疵且担保人印章来源不明的担保合同为据向名义担保人主张权利并申请巨额财产保全，导致担保合同上的名义担保人仙居新区公司财产损害，应当认定其未尽合理的谨慎、注意义务，主观上具有重大过失，存在过错。上海普天公司认为，案涉担保合同的主合同能源管理建设合同的签约仪式由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政府主导，新区管委会参与，而仙居新区公司管理层中多位核心成员委派自政府各部门，故其对担保合同系仙居新区公司的意思表示有合理信赖，不存在过错。经审查，能源管理建设合同中并未明确担保合同的担保方系仙居新区公司；根据姜莹楠陈述，担保合同签订时间在能源管理建设合同签约仪式的次日，但目前并无证据表明该担保合同的内容在前述签约仪式中进行过披露；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政府、新区管委会非能源管理建设合同的当事人，并无对合同条款进行审查确认的资格和义务。故即使仙居新区公司管理层中多位核心成员委派自政府各部门，亦难以认定仙居新区公司有条件通过签约仪式了解或知悉案涉担保合同的存在而不作否认表示。上海普天公司主张签约仪式令其产生担保合同系仙居新区公司意思表示的合理信赖，不予采信。二、关于仙居新区公司因保全错误造成的损失数额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2016年5月4日，仙居新区公司在工行仙居支行账号为1207××××3088、1207××××2315（该处记载顺序存在错误）两个账户被查封时的余额分别为：25887276.76元（该处存在笔误应为25887276.22元）和109065.53元；2016年5月12日、5月23日、6月21日、9月7日、9月21日（该处存在笔误应为9月22日）账号为1207××××3088的账户新增被冻结款项分别为3052元、0.14元、18770.56元、1650元、19863.84元；2016年12月12日，上述款项被解除冻结。即25996341.75元款项被冻结期间为2016年5月4日至2016年12月12日（222天），18770.56元款项被冻结期间为2016年6月21日至2016年12月12日（174天），19863.84元款项被冻结期间为2016年9月21日（该处存在笔误应为9月22日）至2016年12月12日（82天），3052元款项被冻结期间为2016年5月12日至2016年12月12日（214天），1650元款项被冻结期间为2016年9月7日至2016年12月12日（96天）。上海普天公司申请财产保全冻结仙居新区公司的银行账户主要资金长达七个多月，该保全行为影响仙居新区公司的资金周转和资金使用收益，必然造成仙居新区公司资金损失。仙居新区公司向其主张财产损害赔偿，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上述款项被冻结期间的损失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一年以内（含一年）4.35%］扣减查封期间的活期存款利息收入进行计算。对于款项被冻结期间产生的活期存款利息收入标准问题，上海普天公司认为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活期存款利率即0.35%计息，但经查明，仙居新区公司在工行仙居支行的银行账户实际按0.3%计取活期存款利息，故一审法院确定仙居新区公司款项冻结时的利息收入按0.3%计取。经核算，仙居新区公司款项被冻结期间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损失为688479.16（687799.08＋389.24＋194.12＋77.84＋18.88）元，银行活期存款利息为47481.34（47434.42＋26.84＋13.39＋5.39＋1.30）元，一审法院认定仙居新区公司的实际损失为640997.82元。综上所述，仙居新区公司的诉讼请求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对其诉请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上海普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赔偿浙江省仙居新区发展有限公司损失640997.82元；二、驳回浙江省仙居新区发展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211元，由上海普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3542元，浙江省仙居新区发展有限公司负担669元。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保全措施。”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据此，财产保全制度的目的在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将来生效判决得以执行。申请财产保全是当事人的一项诉讼权利，对财产保全引发的损害赔偿责任纠纷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财产保全的申请人应当结合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理由以及持有的证据，合理运用该救济措施，如果申请人在保全过程中存在过错损害被申请人利益的，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故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上海普天公司在前案中申请保全仙居新区公司财产是否存在过错，如有过错，则仙居新区公司的损失金额如何确定。本案中，上海普天公司要求仙居新区公司承担保证义务的主要依据是案涉担保合同。经审查，该合同载明的标的额高达9.7256亿元，但无签约日期，除丙方（即担保方）栏及骑缝处加盖有“浙江省仙居新区发展有限公司”字样的印文外，无仙居新区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确认，也无仙居新区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同意担保的决议作为附件，形式上存有较大瑕疵，上海普天公司应当引起足够重视，在申请财产保全时对担保人的签约情况作初步了解，以尽到合理、谨慎的注意义务。上海普天公司未对担保人的签约情况作初步了解即贸然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存在重大过错。首先，上海普天公司认为该公司原总经理沈忠华、副总经理于业军系担保合同经办人，其在2016年5月起诉仙居新区公司承担担保责任时，并未履行其审慎注意义务，向该二人了解签订担保合同的具体情形。其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以该二人现在监狱服刑为由申请本院向两人调查取证。本院认为，上海普天公司在上海一中院起诉仙居新区公司承担担保责任案件审理过程中，仙居新区公司即已明确表示未签订过担保合同并申请对担保合同所加盖印章真实性进行鉴定，对此上海普天公司本应引起足够重视，但其在沈忠华、于业军两人于2019年1月被采取刑事羁押措施前从未向两人核实了解仙居新区公司系何时、何地、何人参与担保合同的谈判、签约与盖章。同时，一审法院依法调取的沈忠华、于业军在上海市虹口区监察委员会所作讯问笔录中也未能证明就担保合同的签订该二人与仙居新区公司曾经有过接触与协商。因此，本案并无向该二人进行调查取证之必要。故上海普天公司主张沈忠华、于业军两人曾与仙居新区公司就担保合同的签订有过接触与协商，对担保合同上的印章有合理信赖，本院不予采信。其次，本案诉讼过程中，上海普天公司自行向担保合同盖章经办人姜莹楠（其公司原副总经理）调查取证的证言显示，上海普天公司盖章经办人姜莹楠在前期审核担保合同电子稿以及正式在书面合同上加盖公章时只与浙江大卫公司有过接触，并未与仙居新区公司人员进行会面、协商、确认，即上海普天公司在签订担保合同时即疏忽大意未就担保人的意思表示进行过确认。再次，案涉担保合同的主债务人浙江大卫公司实际负责人王石平在接受浙江省仙居县监察委员会调查时陈述也确认仙居新区公司不曾参与担保合同的协商、签订过程。综上，在案涉担保合同中债权人上海普天公司与主债务人浙江大卫公司的经办人均不曾与名义担保人仙居新区公司有过接触、谈判并确认担保事项，且仙居新区公司对于是否存在基础法律关系明确表示异议的情况下，本案上海普天公司在未向合同经办人了解案件情况，没有证据表明双方当事人曾就担保事宜进行过接触、谈判、确认的情况下，以一份形式上存有较大瑕疵且担保人印章来源不明的担保合同为据向名义担保人主张权利并申请财产保全，导致担保合同上的名义担保人仙居新区公司财产损害，应认定其申请财产时未尽到合理的谨慎、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错。上海普天公司认为，案涉担保合同的主合同能源管理建设合同的签约仪式由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政府主导，新区管委会参与，而仙居新区公司管理层中多位核心成员委派自政府各部门，故其对担保合同系仙居新区公司的意思表示有合理信赖，不存在过错。且案涉担保合同的主合同能源管理建设合同中2.1条第7项明确约定“甲方按乙方要求为本项目提供政府担保并另行签订担保合同”、6.3条明确指出《担保合同》系其附件，对此仙居新区开发管委会应当知晓。经查，能源管理建设合同中并未明确担保合同的担保方系仙居新区公司，也无证据表明该担保合同在签约仪式中进行过披露；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政府、新区管委会非能源管理建设合同的当事人，并无对合同条款进行审查确认的资格和义务。故即使仙居新区公司管理层中多位核心成员委派自政府各部门，亦难以认定仙居新区公司有条件通过签约仪式了解或知悉案涉担保合同的存在而不作否认表示。上海普天公司主张签约仪式令其产生担保合同系仙居新区公司意思表示的合理信赖，本院不予采信。至于仙居新区公司因上海普天公司的错误保全行为所遭受的损失认定问题，本院认为，仙居新区公司是否提出异议或申请复议、申请替代查封等不能免除上海普天公司申请财产保全时应尽的谨慎注意义务及因保全错误所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上海普天公司虽然向台州中院申请撤回起诉及解除查封，但是否准许撤诉，应由台州中院依法作出裁定。本案中台州中院作出准许上海普天公司撤诉裁定后在合理期间内作出解除查封裁定书，在该期间仙居新区公司的损失依法应由上海普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原判认定仙居新区公司款项被冻结期间的损失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一年以内（含一年）4.35%]扣减冻结期间仙居新区公司实际取得的活期存款利息收入进行计算，并无不当。至于2016年6月21日和2016年9月22日新增的两笔款项系入账利息，并不影响仙居新区公司因不能使用该两笔款项在资金周转和资金使用收益方面受有损失。上海普天公司虽对原判部分笔误提出异议，但并未对原判计算结果提出实质性异议，本院对原判认定损失数额予以确认。综上，上海普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11元，由上海普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案件保全费3205元，由浙江省仙居新区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田建萍审判员  卢世昌审判员  吴飞明二〇二一年一月八日书记员  周颖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