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鄂0102行初291号原告武汉阿耐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12C2地块武汉经开万达广场B区第S5-3栋22层B3-23室。法定代表人周良文，系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陈浪（一般授权代理），武汉阿耐斯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工作人员。被告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金桥大道111号凯旋名苑3栋。法定代表人孙志军，系局长。出庭的行政负责人常亮，系副职负责人。委托代理人陈隽（一般授权代理），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监察四科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金文俊（一般授权代理），湖北中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武汉阿耐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耐斯公司）诉被告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行政赔偿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11月17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市人社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并组成由审判员张薇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徐穗、王薇参加的合议庭，于2020年12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阿耐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浪，被告市人社局的行政负责人常亮及委托代理人陈隽、金文俊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阿耐斯公司诉称，2015年，我公司解聘单位职工朱明斌，被告市人社局下属武汉市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以下简称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受理了朱明斌的投诉。1、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工作人员自始至终要求我公司向朱明斌补偿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2015年3月23日，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工作人员向我公司发出调查询问通知书，要求提供朱明斌劳动合同原件、朱明斌入职第2-12月工资表；同年4月8日，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工作人员在我公司代理人陈浪的笔记本上亲笔手书“补偿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2013.3.16-2014.2.17）”;同年5月29日，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工作人员电话告知陈浪，需要补偿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同年6月5日，由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工作人员主持调解，签下双倍工资补偿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之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自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朱明斌请求我公司支付两倍工资补偿，超过法定期限。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工作人员要求我公司补偿双倍工资，是利用了我公司代理人陈浪对职能部门的信任，以及在法律制度上的认知缺陷，故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工作人员的调解行为系欺诈行为，对于我公司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我公司的经济损失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涉及两倍工资补偿。我公司的损失包括朱明斌拉电损失赔偿1万元、履行法院（2018）鄂01民终4200号民事判决损失3.3万元。2015年春节前，朱明斌拉下我公司的电闸，导致公司停产，朱明斌至少应赔偿1万元。因两倍工资补偿的理论值是6.6万元，该赔偿被冲抵。我公司原本可以通过扣除未支付的朱明斌工资1万元追偿拉电损失，未能实现的追偿，应由被告市人社局负责。涉及两倍工资补偿，我公司损失合计4.3万元。其二，因为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的介入，我公司经历了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调解、劳动仲裁委员会仲裁、人民法院一审、发回重审、终审、行政赔偿申请等七个轮次，我公司遭受额外的诉讼之累，损失不低于1万元。为维护自身利益，我公司特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决：1、责令被告市人社局赔偿因为违法调解未签订劳动合同两倍工资补偿造成原告阿耐斯公司经济损失5.3万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市人社局承担。被告市人社局辩称，原告阿耐斯公司认为我局劳动保障监察支队主持调解行为是造成其财产损失原因，故申请国家赔偿。但根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原告阿耐斯公司系因未与朱明斌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未参加社会保险、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等违法行为与朱明斌发生劳动争议，进而经过仲裁、诉讼。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原告阿耐斯公司承担相应责任。虽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系我局下属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在处理劳动保障监察投诉案件过程中主持调解达成的《劳动争议调解协议》为依据，但调解只是民事争议解决的一种方式，主持调解不属于行政行为，且该行为本身并不对调解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质影响，能否达成调解以及调解协议的内容完全取决于调解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人民法院根据《劳动争议调解协议》依法判决原告阿耐斯公司承担民事责任系原告阿耐斯公司与朱明斌协商并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明确规定，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必须是针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而主持调解不属于行政行为，也没有直接侵犯赔偿请求人的财产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原告具有请求资格；（2）有明确的被告；（3）有具体的赔偿请求和受损害的事实根据；（4）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5）赔偿义务机关已先行处理或超过法定期限不予处理；（6）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赔偿诉讼的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7）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故当事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不具备上述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立案；已经立案的，裁定驳回起诉。原告阿耐斯公司针对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的主持调解行为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既没有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违法实施行政行为导致其财产受损的事实根据，也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其虽先行向我局提出了国家赔偿申请，但其先向行政机关提出国家赔偿申请的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原告阿耐斯公司据此符合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起诉条件。综上，请求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原告阿耐斯公司的起诉。经审理查明，案外人朱明斌于2013年2月17日至2015年3月8日期间在原告阿耐斯公司工作，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未缴纳社会保险，以现金形式发放工资。2015年5月14日，原告阿耐斯公司以朱明斌2015年春节前拉电行为致使公司损失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后朱明斌到市人社局下属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投诉，处理投诉期间，原告阿耐斯公司（甲方）与朱明斌（乙方）于2015年6月5日达成并签订《劳动争议调解协议》，约定：1、甲方支付乙方包括工资、社会保险、及未签订劳动合同应支付二倍工资补偿共计人民币肆万贰仟元整（￥42,000）。2、甲方在签订调解协议前，先支付乙方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剩余叁万贰仟元（￥32,000），甲方在2015年12月31日前付给乙方壹万元（￥10,000），2016年3月31日前付给乙方五仟元（￥5,000），2016年6月30日前付给乙方五仟元（￥5,000），2016年9月30日前付给乙方五仟元（￥5,000），2016年12月31日前付给乙方柒仟元（￥7,000），甲方全部付清给乙方。双方签订上述调解协议后，朱明斌向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撤回投诉。后原告阿耐斯公司仅按照协议内容向朱明斌支付人民币一万元，剩余款项未如期支付。2016年2月29日，朱明斌向武汉市汉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令：阿耐斯公司支付二倍工资人民币33,000元整、违法解聘的4个月工资人民币12,000元、无理辞退的失业金人民币15,000元。该委经审理后于2016年6月14日作出汉劳人仲裁字（2016）第14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阿耐斯公司支付朱明斌经济赔偿金人民币15,000元，驳回朱明斌其他仲裁请求。朱明斌和阿耐斯公司均不服，向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朱明斌请求法院判决：阿耐斯公司支付工资、社会保险、2013年2月至2015年3月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人民币32,000元；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赔偿金人民币15,000元；支付失业金人民币15,000元。阿耐斯公司请求法院判决：阿耐斯公司不支付违法解聘赔偿金人民币15,000元；朱明斌赔偿阿耐斯公司损失11,000元，退还932元，接受处罚800元，共计12,732元；对劳动争议调解单位在调解中的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处置；本案诉讼费由朱明斌承担。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双方于2015年6月5日经过协商并自愿签订劳动争议调解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有效，应作为案件审理的依据。故于2017年12月25日作出（2017）鄂0191民初299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阿耐斯公司应支付朱明斌工资、社会保险、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等款项共计人民币32,000元；驳回朱明斌和阿耐斯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经阿耐斯公司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12日作出（2018）鄂01民终4200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因认为市人社局下属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在办理朱明斌投诉事宜时违法进行调解，对公司造成了损失，原告阿耐斯公司向被告市人社局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请求赔偿该公司财产损失5.3万元。被告市人社局受理原告阿耐斯公司的赔偿申请后经审查认为，该局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未对阿耐斯公司造成财产损害，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具体为：朱明斌于2015年3月10日向支队投诉，其反应的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问题在2年劳动保障监察查处时效之内，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应依法受理并查处；阿耐斯公司对未签订劳动合同、未缴纳社会保险等违法行为供认不讳，故阿耐斯公司依法应当支付朱明斌双倍工资，阿耐斯公司提出赔偿双倍工资3.3万元是该公司依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不是监察支队执法人员行使职权造成的财产损失，不应由市人社局承担，其违法行为引发的劳动争议仲裁诉讼费用等人力耗费也不应由市人社局承担；关于《劳动争议调解协议》系朱明斌与用人单位自行协商达成调解协议，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未就二倍工资问题对阿耐斯公司下达责令整改文书，双方自行协商于2015年6月5日签订了调解协议，并提交监察支队备查，朱明斌遂撤销投诉；监察支队在案件调查过程中，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理，不存在行为违法的问题。故于2020年8月7日作出《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之规定，决定不予赔偿，并依法向原告阿耐斯公司送达。因对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赔偿的决定不服，原告阿耐斯公司诉至本院，诉请如前。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之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根据上述规定，行政机关承担赔偿义务应当有以下几个条件：1、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违法。2、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3、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与行政相对人的损害后果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原告具有请求资格；（2）有明确的被告；（3）有具体的赔偿请求和受损害的事实根据；（4）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5）赔偿义务机关已先行处理或超过法定期限不予处理；（6）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赔偿诉讼的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7）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本案中，原告阿耐斯公司主张市人社局下属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在处理朱明斌投诉事宜时违法进行调解，给该公司造成损失，故主张赔偿。本院认为，首先，市人社局下属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在处理朱明斌投诉事宜时组织调解的行为系化解民事争议的一种工作方式，并非实施行政管理职权的行政行为；其次，原告阿耐斯公司与朱明斌之间签订《劳动争议调解协议》系双方自愿协商且达成一致意见的结果，其内容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已由法院生效判决对其内容和效力加以认定；第三，被告市人社局下属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在依职权处理朱明斌投诉事宜时的有关行为并未被相关生效法律文书确认违法；第四，原告阿耐斯公司主张的5.3万元的损失，其中3.2万元系原告阿耐斯公司依据法院生效判决应当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并非有关行政行为对其造成的损失；原告阿耐斯公司主张1万元的拉电损失系由有关侵权人造成，其应当依法向侵权人主张相应的赔偿；原告阿耐斯公司主张的诉讼费用及仲裁费用损失系其在处理劳动争议过程中应当依法承担的费用，且其主张1万元的损失无事实依据。综上，原告阿耐斯公司向本院起诉要求被告市人社局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无事实依据，其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起诉条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武汉阿耐斯科技有限公司的起诉。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第（二）项之规定，本案不交纳案件受理费。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薇人民陪审员  徐穗人民陪审员  王薇二〇二一年一月四日书 记 员  胡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