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黔27行赔终44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贵阳金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遵义路**。 法定代表人陈双全，系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瓮安县公安局,住,住所地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雍阳办事处平安中路**楼/div> 法定代表人郑凯，系该局局长。 上诉人贵阳金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瓮安县公安局行政赔偿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都匀市人民法院（2020）黔2701行赔初8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原告贵阳金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称，原告系依法设立的区属房地产开发企业。2007年3月13日，原告在瓮安县注册成立贵阳金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瓮安分公司。2011年5月6日，原告聘请案外人周锡方为瓮安分公司的经理。2013年5月至2015年12月间，周锡方利用为原告办理有关事务之便利，通过伪造失效过期的“情况说明”，向被告申请重新刻制贵阳金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瓮安分公司行政公章及财务专用章各一枚，被告接到申请后作出行政许可。瓮安分公司原公章经过特殊处理，并作了声明，但被告未审查案外人周锡方的身份证明，依据其提供的虚假过期文件为其办理了印章刻制许可及备案，且未将原公章收回。2016年原告向都匀市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准制公章行政许可，被告于2017年1月12日作出瓮公（行）撤字〔2017〕第1号《公安行政许可撤销决定书》，撤销了瓮公（治）特工字2014第1082号《公章准制证》。 在此期间，案外人周锡方利用前述印章大肆行骗，于2015年2月5日将瓮安县国土资源储备中心奖补原告的625528元转入其个人账户，给原告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原告认为,该损失系被告未依法审查、草率作出行政许可导致，被告应予赔偿。原告于2019年7月16日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但被告一直未予回复也不赔偿。同年12月12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催告函，请求被告依法处理，但被告仍不作答复。被告一直不作答复已经超过法定期限，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起诉至人民法院，请求被告赔偿原告625528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贵阳金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开发瓮安县雍阳街道办事处文峰北路的“金达世纪星城”项目需要，于2007年3月13日注册成立“贵阳金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瓮安分公司”。2014年11月5日，原告与案外人周锡方签订《贵阳金达房开公司瓮安分公司工作协议书》，约定瓮安分公司的工作一切由周锡方全权处理，重大事项须报告原告后方可实施；以及补交土地出让金由分公司自行解决，可通过借款或售车位款中交纳支付，财政奖补款先支付借款后，余款退回给原告等事项。同年11月27日，原告将原“贵阳金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瓮安分公司”的公章切角处理后交给案外人周锡方。2014年12月1日，案外人周锡方持原告盖章的《刻公章申请书》、原告及贵阳金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瓮安分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等材料，以“贵阳金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瓮安分公司”的公章损坏及业务需要为由，向被告瓮安县公安局申请重新刻制该分公司的公章及财务专用章。当日，被告瓮安县公安局作出瓮公（治）特工字2014第1082号《瓮安县公安局公章准制证》，准许刻制“贵阳金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瓮安分公司5227252930147”和“贵阳金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瓮安分公司财务专用章”各一枚。2016年9月23日，原告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得知案外人周锡方利用被告准许刻制的上述印章，将瓮安县国土资源储备中心奖补金625528元转入其个人账户。同年10月13日，原告以被告未尽到审查义务，准许案外人周锡方持虚假的证明文件刻制上述印章，侵害其合法权益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瓮安县公安局作出的上述《瓮安县公安局公章准制证》。2017年1月20日，被告瓮安县公安局作出瓮公（行）撤字〔2017〕第1号《公安行政许可撤销决定书》，决定撤销瓮公（治）特工字2014第1082号公章准制证。原告于当日申请撤回起诉，一审法院于当日作出（2016）黔2701行初112号《行政裁定书》，准许原告撤回起诉。原告于2019年7月16日通过邮寄方式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请求被告赔偿其损失625528元。因被告一直未作出答复，原告又于2019年12月20日通过邮寄方式向被告发出催告函、行政赔偿申请书等材料，后被告也一直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原告遂于2020年3月12日向一审法院邮寄行政赔偿起诉状等诉讼材料，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请求判决被告赔偿其损失625528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贵阳金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主张因被告瓮安县公安局准制公章的行政许可行为，使案外人周锡方得以将瓮安县国土资源储备中心奖补原告的625528元占为己有，侵害其合法权益给其造成财产损失，故而提出赔偿请求。因案外人周锡方系原告瓮安分公司职工，原告与案外人周锡方签订的《贵阳金达房开公司瓮安分公司工作协议书》也明确约定了奖补款项的使用、退回等事宜，案外人周锡方是否超越权限或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公司财物，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且与被告瓮安县公安局准制公章的行政许可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同时，原告于2019年7月16日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被告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被告一直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原告可以在递交申请后两个月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原告2020年3月12日才向一审法院寄交行政赔偿起诉状等诉讼材料，已经超过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期限。对被告辩称原告起诉超过期限的意见，予以采纳。综上，原告提出行政赔偿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因行政赔偿诉讼案件不收取诉讼费，对原告请求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的诉讼请求，亦应一并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贵阳金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赔偿请求。 上诉人贵阳金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服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依法将贵州省都匀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黔2701行赔初8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为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其主要理由为：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起诉超过期限系认定事实错误。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之规定，本案上诉人于2019年7月向被上诉人邮寄赔偿申请及相关材料，一直在积极维护自身权益。并且该规定并未表述赔偿请求人“一定、应该或必须”在期限内向法院起诉，即便未在该期限内起诉也不代表赔偿请求人即丧失该请求权或不受到法律保护。二、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瓮安县公安局准制公章的行政许可行为与上诉人的损失没有因果关系错误。上诉人聘请的案外人周锡方利用为上诉人办理有关事务之便，通过伪造失效的“情况说明”获得向被上诉人准许重新刻制“贵阳金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瓮安分公司行政公章”与“贵阳金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瓮安分公司财物专用章”的行政许可。瓮安分公司的原公章经过特殊处理，并作了声明，但被上诉人瓮安县公安局依据案外人的虚假过期文件在并未审查案外人的身份证明的情况下，就为其办理了印章许可刻制及备案，且未将原有的公章予以收回。案外人利用伪造私刻的印章从上诉人账户上将625528元转入自己个人账户，给上诉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另，上诉人于2016年向都匀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被上诉人撤销准制公章行政许可的请求得到支持，这也证实了被上诉人的准制公章行政许可行为系错误的。因此，上诉人的损失与被上诉人的行政许可行为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特此上诉，恳请法院依法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贵阳金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刻公章申请书；2.瓮安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出具的《说明》1份；3.上诉人于2017年11月27日出具的《声明》1份；4.案外人周锡方于2014年11月27日出具的《承诺书》1份；5.上诉人于2020年12月11日出具的《证明》1份；6.上诉人于2013年2月29日出具的《证明》1份。 经审查：因上诉人在二审审理期间提交的第2、3、4、6号证据，系其在一审审理中提交的证据；其提交的1号证据，系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其提交的5号证据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新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均不予接纳。 被上诉人瓮安县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依据案外人周锡方提交的虚假过期文件，同时未经审查周锡方的身份证明即向其作出了印章许可刻制及备案的行政许可行为，致使案外人周锡方将上诉人账户内的625528元转出，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故请求予以赔偿625528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国家机关工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的规定，受害人有权取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是损害结果与行政机关的行为具有因果关系。本案中，上诉人诉称其银行账户内的款项被案外人周锡方转走，造成其损失。该损失不属于被上诉人的行为所致，与被上诉人作出的准制公章的政许可行为也不具有因果关系，其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关于有权取得国家赔偿的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向赔偿义务机关申请行政赔偿，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义务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自述于2019年7月16日向被上诉人邮寄《行政赔偿申请书》，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落款时间为2019年5月26日的《行政赔偿申请书》，收文时间为2019年7月25日《瓮安县公安局指挥中心收文处理笺》予以证实。虽上诉人于2019年12月再次向被上诉人提出行政赔偿申请，但不影响认定上诉人于2019年7月便向被上诉人申请行政赔偿的事实。故，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在法定期限两个月内未作出是否赔偿决定的情况下，迟于2020年3月12日才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其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被上诉人于2017年1月20日作出瓮公（行）撤字〔2017〕第1号《公安行政许可撤销决定书》，决定撤销瓮公（治）特工字2014第1082号公章准制证后，上诉人于同日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请求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瓮安县公安局公章准制证》的诉讼，故上诉人的赔偿请求时效应当从2017年1月20日起计算，且无时效中止的正当理由，其于2019年7月向被上诉人提出行政赔偿申请亦超过请求时效。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夏 永 审判员 刘玉冰 审判员 冉 玲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蒲兴余 书记员张迪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