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20）内2921行初26号   原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   负责人：罗晓春，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绪怀，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一杰，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阿拉善左旗自然资源局，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   负责人：张永仁，该局局长。   参加诉讼行政机关负责人：李军善，男，该局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以军，该局法律顾问。   第三人：丁淑兰，女，1968年5月29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   第三人：俞亮，男，1989年10月24日，住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   以上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大民，男，1971年8月25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   原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诉被告阿拉善左旗自然资源局请求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一案，于2020年9月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绪怀、郭一杰，被告参加诉讼行政机关负责人李军善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以军，第三人丁淑兰、俞亮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大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颁发的阿左国用（2003）字第XXX号土地使用权证系违法错误登记，并将该证载面积265.15平方米变更为165.15平方米；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6月23日，原告与俞某签署《第三方续建“XXXX”项目产权调换面积确认及安置协议书》，并约定按照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载土地使用面积1:l的比例确认产权调换面积，最终确认产权调换最终建筑面积265.15平方米。2020年1月9日，第三人以原告为被告向阿左旗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确认上述协议有效并给付剩余146.76平方米房屋。原告收到法院传票后，向本案被告所属机构阿拉善左旗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涉案土地使用权证档案发现，涉案土地面积实际为165.15平方米，后在过户备案登记中错误地将大写壹佰陆拾伍点壹伍写成265.15平方米。2020年3月30日，原告向阿拉善左旗不动产登记中心致函要求就上述错误登记的土地面积予以变更登记，阿拉善左旗不动产登记中心回函并告知不予变更登记。原告认为，如被告继续坚持错误登记将导致国有资产凭白流失，为保护国有资产的无故流失，特依据《物权法》第十九条“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可以申请更正登记。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书面同意更正或者有证据证明登记确有错误的，登记机构应当予以更正”的规定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原告针对自己的主张提供以下证据，原告出示的证据和被告方关于不动产登记簿的内容以及证明目的完全一致。现就利害关系举证。第一个证据是《第三方续建XXXX项目产权调换面积确认及安置协议书》，这是盟住建局下属单位房屋征收办和俞某所签的。在这个协议中就确立了盟住建局的利害关系，因为依照这个协议，盟住建局要多支付100平米的相应补偿差价。第二个证据是（2020）2921民初199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确认了我们要多向丁淑兰、俞亮支付100平米相应的补偿金额。因此我们就成了错误登记遭受经济损失的其他利害关系人。   被告阿拉善左旗自然资源局辩称，第一、原告并非涉案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依法不具备行政诉讼原告的主体资格。理由如下：第一、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并没有授予行政机关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行政诉讼就是民告官的诉讼。《行政诉讼法》第一条、第二条、第二十五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均明确规定了行政诉讼的概念和受案范围。第二、本案原、被告均为行政机关，从行为的终极目的上具有一致性并不存在利益冲突，因此双方的争议应该是通过内部机制加以解决，否则违背我国宪法确立的各个机关职能职责的相约配置的原则。第三、从立法原则也能反映出行政诉讼就是民告官而非官告官或者是官告民，司法实践也是如此。第四、本案原告并非被告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因此不存在侵害原告合法权益的问题。综上，本案原告不具备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因此不适合提起行政诉讼。因本案涉案房屋已被拆除，物权即已消灭。本案原告已经不具有诉的利益，本案纠纷应当通过民事确认之诉而非行政诉讼的方式寻求解决。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一条、第二条之规定，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在于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有合法权益遭受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侵害，需要通过提起行政诉讼，使受损害的权益得到救济和恢复，即具有诉的利益。具体而言，一是原告要有可能受到行政行为侵害的合法权利，或者是利益。二是该权利或者是利益具有通过提起的诉讼予以救济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本案中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依法确认涉案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系违法错误登记，并将该证载面积进行变更登记。而根据案件事实，本案涉案房屋早在2011年9月28日，房屋所有权人俞某与河北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搬迁户回迁协议书后，就已经被开发商拆除。根据法律规定，房屋在被拆除时物权即消灭。针对房屋的不动产登记，包括变更登记和更正登记已失去载体。在此情况下，房屋不动产登记因房屋灭失而失去了执行的基础。当事人针对涉案房屋的不动产登记行为提起诉讼，已经无法实现其权益救济的目的。因此本案原告已经不具有诉的利益。同时，不动产登记仅是行政机关对不动产权属予以确认和记载的行为，本身并不直接创设物权。本案的起因是由于不动产登簿面积与证载面积不一致而引起的涉案房屋登记纠纷，实质上就是房屋拆迁款补偿纠纷，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应当属于民事争议。依据《物权法》第十七条之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据此，当事人可直接通过民事确认之诉的途径解决涉案房屋证载面积与登记面积相冲突而引发的民事争议，而非经行政诉讼保障相应权益。被告不予办理不动产变更、更正登记，于法有据，理由如下：一、依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七十九条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有错误可以申请更正登记。据此规定，不动产更正登记程序系申请人提出申请后方能启动受理的程序。本案中被告并未收到涉及该项不动产的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更正登记的书面申请，因此无法启动更正登记程序。二、依据《物权法》第三十条之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是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而本案中涉案房屋早在2011年因开发商与房屋所有权人签订搬迁户回迁协议而被合法拆除，房地一体的土地使用权，已收归国有。也就是说涉案房屋的物权早在2011年就因合法拆除而消灭。因此在涉案房屋物权已经灭失的情况下，无法再办理不动产变更、更正登记手续，因此，并非被告不作为，而是依法不能作为。四、不动产证载与登记面积不一致不是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根本原因。原告诉称，如被告继续坚持错误登记，将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对此结论被告不能认同。首先，本案并非被告不作为，不予办理变更登记，而是依法不能作为。在本案诉讼之前，盟住建局确实与阿拉善左旗自然资源局协商过，说这个案子正在阿拉善左旗人民法院进行民事诉讼，要求我们在民事诉讼的过程中进行变更登记。因为之前也确实在登记的过程中有问题，所以我们也想协调解决问题，但经实地考察这个房屋已经拆除，无法进行变更登记。其次，根据原告诉称，俞某之所以将本案原告诉至法院是源于2015年6月23日，原告下属的阿拉善盟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与之签订的《第三方续建XXXX项目产权调换面积确认及安置协议书》，根据该协议按照1:1的比例，最终确认调换建筑面积是265.15平方米，这份协议是由阿拉善盟房屋征收部门出面与拆迁户签订的征收安置协议。而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条明确规定，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对征收范围内的房屋的权属、位置、用途、建筑面积等情况，包括被征收房屋的影像资料，组织进行勘验测绘，要做入户实测的工作并确定房屋面积。据此，被告认为本案原告与俞某在签订安置协议的过程中，出现缔约过失的错误，把面积给多登了，其根本原因是征收房屋没有严格依据条例规定，对征收房屋进行现场实地调查登记，直接与拆迁户签安置协议，拿那个本子去签协议。如果房屋征收部门在征收前能够严格依照条例的规定，对征收房屋进行现场实地调查登记，就应该能够避免签订安置协议时的缔约过失错误发生，进而也就能够避免国有资产流失。以上答辩意见请予采纳。   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对作出的行政行为提供以下证据，关于法庭确定的第一个焦点，即原告作为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这个方面没有书面证据。我们主要是依据的是行政诉讼法第一条、第二条、第二十五条以及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的第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相关规定。结合行政诉讼法的立案的目的和原则，我们认为行政诉讼是民告官的诉讼，原告作为一个行政机关，不能在本案中提起官告官这样一个诉讼。共提交13份书证。证据一、土地登记申请表，原来的土地使用者是梁某，要求申请的涉案的房屋所占土地使用面积，住宅面积是165.15平方米，这是正确的面积。证据二、土地登记审批表，解释一下登簿面积和证载面积是两个概念。登簿面积是我们登簿不动产档案的面积，证载面积是根据登簿面积，核发权利证书上的面积。如果登簿面积和证载面积不一致的情况下，在物权没有消灭的情况下可以做更正登记和变更登记。物权法第十七条明确规定，两个面积不一致的时候，以登簿面积为准。在土地登记审批表上，土地使用者还是梁某，并且登簿面积、审批表的登记面积是165.15平方米，这是第二份证据，面积也是正确的，而且他的登簿的依据是以1992年12月28日第1889号，这是用地机关的批准日期，然后登簿的面积是165.15平方米。证据三到证据九、俞某的身份证复印件、梁某的军官证的复印件、俞某的变更申请、房屋平面示意图、房屋买卖协议、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复印件、土地登记卡。证据十、房屋所有权证，这是2003年办出来的俞某名下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上述证据是2003年梁某把房子卖给俞某，根据他们的买卖协议，时间是2003年4月13日，买卖合同上没有明确房屋的土地使用面积，在买卖协议成立以后，2003年12月2日俞某向国土资源局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申请上的房屋占地面积变成了265平方米。按照规定他还要写一个土地登记申请书等等，但这个申请书却是原来梁某在九几年办的土地申请，土地使用证登记申请书直接把梁某的名字改成俞某。当时在买卖房屋的时候梁某将该房屋的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证交付给了俞某，这样就出现国有土地使用证是1999年4月16日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当时俞某提交了一个复印件，复印件上就是又回到前面，就是当时九九年梁某在申请用地的时候是165平方米，土地登记审批的时候登簿面积也是165.15平方米，但是在1999年4月16日发证的时候，在用地面积这一块，大写是165.15平方米，后面多出来一个小写是265.15平方米。问题就出在这里，因为当时这个土地使用证发给梁某后，梁某又交给俞某了。俞某办证的时候拿的是这个大写是165.15平方米，但是出来小写265.15平方米，现在我们也没办法判断是工作人员的失误，还是持证人自己添上去的。证据九的土地登记卡上的面积是165.15平方米。证载面积和登簿面积以及土地登记卡都是165.15平方米，之后到了俞某的手里面。后来又出来一个土地登记卡，出现了265.15平方米，从梁某变更为俞某是2003年12月9日，变更以后这个土地面积就成了265.15平方米，从此以后土地登记卡就是261.15平方米。证据十一、面积为260.15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在2003年俞某换证的时候，从梁某变更到俞某名下时加了一个小写，大写的“165”成了“265”，这档案是原件。这个案件确确实实登记上不知道怎么在换证过程中出现问题，证载面积和登簿面积不一致。证据十二和证据十三，是阿拉善左旗自然资源局关于阿拉善盟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要求就俞某使用面积错误登记函情况的说明。2015年俞某和住建局签了一个合同，要求置换的面积是26平方米，是按照证载面积进行置换的，之外的面积现在人家要求补足置换面积的不足部分，因为这个问题和盟住建局打了一场民事官司，在诉讼中，盟住建局要求左旗自然资源局纠正这个问题。我们对这个问题也是以积极的态度进行应对。但是本案的关键不是说面积变不过来，而是这个房屋在2009年的时候已经被拆除了。物权灭失这种情况下没办法做更正登记。法律也有规定依职权主动变更的职能，但是这个前提必须物权存在，物权不存在没有变更基础。   第三人丁淑兰、俞亮陈述称，我方认为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没有权利更改我们的土地证，目前房屋已经拆除，拆迁协议应该如约履行。   第三人丁淑兰、俞亮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出示营业执照，证明其一直在经营，所以开发商才按照商用房给拆迁。证据二、拆迁协议书。   经庭审质证，原告就被告提出的行政机关能否成为行政诉讼原告的问题说明：首先，行政诉讼法确立的原则是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均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并没有明确排除行政机关的诉讼主体资格。其次，因为错误登记导致盟住建局向第三人多支付不应当支付的费用，造成国家损失。盟住建局属于利害关系人，依法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行政诉讼法所确立的所谓民告官原则，并不是说官不可以告官，关于是否具有诉的利益和对国家利益是否具有利益冲突的问题，因为被告的行政失职行为所导致的错误登记，经内部程序不予纠正，并非我们没有走内部程序，我们作为上级机关，已经向盟住建局的同级机关及盟自然资源局发函要求纠正，而被告出具了不予纠错的回复。因此内部程序走过，没有走通，不得已才作为利害关系人提起本次行政诉讼。第三，被告所举的案例，均是房屋灭失而导致的所谓不能变更无法变更。而本案的事实是房屋虽然拆迁，但土地还在。对于出具了错误的土地证的行政机关，对该项国有资产流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且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行政机关有依职权主动纠错的职责，发现行政行为具有错误的应当依职权予以撤销。第四，关于为什么要提起本次行政诉讼？民事审判庭早已告知并建议原告提起行政诉讼变更或者撤销该错误登记，否则原告也就是民事诉讼的被告将面临败诉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不利后果，因此必须提起本次行政诉讼。   第三人丁淑兰、俞亮对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认为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没有诉讼资格，其他意见和被告的举证意见一致。   原告对被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主要目的也无异议。和我们要举证的在变更登记过程中错误的小写进行了证明。在不动产登记簿的历史沿革中，正确面积始终是165.15平方米，且有宗地图佐证。在2003年以前的所有登记和簿载面积中都是正确的165.15平方米。只有在2003年的那一次变更登记过户中错误地加了一个括号，小写265.15平方米，而大写仍然是165.15平方米，大小写不一致的，应以大写以及宗地图为准。所以说实际上被告并不是不知道错误，对错误是明知的。关于被告陈述的因为房屋已经灭失无法变更的主张，房子虽然不在了，但土地和四至仍然存在，我们需要被告确认存在登记和实际不一致的情况，就已经足够了。因此我们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的规定，也可以实现我们的诉讼目的。也就是说即使合议庭最后判决驳回我们的起诉或者驳回我们的诉讼请求，但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确认违法，但不撤销即可，我们仍然能够达到我们的诉讼目的，避免国有资产流失。行政机关告行政机关并不是我们的初衷所在，我们之所以提起本诉，是为了在诉讼中维护国有资产权益不要流失，只要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都可以。   第三人丁淑兰、俞亮对于被告的证据质证意见是，对提供的买卖协议，我们有原件，原件上清楚地显示我们买房的时候就是265.15平方米，梁某因为是军官，已经调到呼市去了，他委托他的小舅子办理的房屋买卖，我们当时之所以买这个房子，是想经营搞干洗店，当时拆迁时，就因为是商业房，已经拆了一年了，到现在还一直在租房子，而且没有工作单位，现在一个月只拿着1000多元。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就是不动产登记方面，对证据三性和举证目的均予以认可。对第二组利害关系的证据，对证据三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原告出示的第一份证据征收办和俞某的安置协议书就能够证明，安置协议涉及的是一个基础法律关系，是一个民事争议，即使在签订安置协议时对俞某的房屋面积认定错误，没有按照实际的面积进行现场调查入户登记，这个问题仍然能够通过民事法律关系的相关规定，予以纠正或者得到救济。这个协议是按照证载面积的265.15平方米进行确认以后，进行置换的面积，也是按照265.15平方米证载面积进行的置换。后来发现证载面积与登记面积不一致的错误，可直接依据物权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证载面积和登簿面积不一致的情况下，以登簿面积为准。本案中登簿面积是165.15平方米，证载面积是265.15平方米，证载面积出现错误，我们认为法院依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直接进行认定就可以了。从协议书的内容上讲，它是一个基础法律关系，是一个民事争议，应该通过民事途径进行认定。从这个角度上讲，原告不能成为行政诉讼案件的利害关系人。行政诉讼的利害关系人，行政诉讼法规定是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即便将来盟住建局在民事官司中败诉了，要承担责任，向阿拉善左旗自然资源局追责也应该是通过民事诉讼的程序要求承担赔偿责任，不应该是以行政诉讼的方式进行。所以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而民事判决书也是一样，这个判决书对方已经提起上诉，所以判决书不具有法律效力，原告方应该补强证据，通过民事基础法律关系解决。   第三人丁淑兰、俞亮对原告提供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拆迁协议是双方自愿的情况下签署的，我们买房子只是想经营干洗店，养家糊口。   原告对第三人丁淑兰、俞亮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是，首先，拆迁户回迁协议书是俞某和某公司在之前所签，已经废止了，与本案无关。其次，营业执照也与本案无关。这套房子是民宅，而且是消防队的家属楼，怎么可以用于商业，即便是用于商业而取得了营业执照，也是第三人的单方行为，国家并没有认可这套房子是商业房，更不可能依照商业房的标准予以补偿。   被告对第三人丁淑兰、俞亮提供的营业执照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营业执照上反映的经营场所，是某中学路口，并没有具体的门牌号和具体的位置。而根据我们前面出示的梁某的土地使用权证，土地用途是住宅，所以营业执照表面上看不出它的关联性。即便是自己开了一个小干洗店，与本案也没有任何关系。对于搬迁户回迁协议书，对它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关于这个协议的内容，根据前面相关证据能够证明证载面积和登簿面积不一致。当时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搬迁户的回迁协议书上面的占地面积是420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是300平方米，附属房的面积是80平方米，和本案前面所查明的梁某或者是俞某的房屋的登记的面积，无论是265.15平方米也好，还是165.15平方米也好，和420平方米不是一回事情。最初上面是一个虚假的或者和我们本案诉争的房屋没有任何关联，因为它的占地面积420平方米，房屋面积大于265平方米的使用面积，所以不是一回事。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各方无异议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内容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1998年7月30日，梁某对划拨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申请设定登记，面积为165.15平方米，用途为住宅，经审批，原阿拉善左旗国土资源局于1999年4月16日向其核发阿左国用（99）字第X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该证用地面积一栏内写“壹佰陆拾伍点壹伍（265.15）”，附录十《土地登记卡》内仍载土地面积165.15平方米。另一《土地登记卡续表》中载明权利人梁某，日期2003年3月11日，地号X-XXX，用途-住宅，面积265.15。2003年4月13日，梁某与第三人丁淑兰的丈夫、俞亮的父亲俞某，签订书面《房屋买卖协议》，梁某以50000元的价格将该土地上的房屋出售给俞某，协议载明“房屋建筑面积121.24平方米，使用面积265.15平方米，凉房9.6平方米”，梁某委托张某1、张某2在买卖协议上签字。2003年12月2日，俞某向原阿拉善左旗国土资源局书面申请就该房屋办理过户手续，申请书称“现有俞某购买梁某房屋一套（265平方米），现需办理过户手续，请贵局予以办理”。2003年12月16日，原阿拉善左旗房产管理局向俞某颁发房权证巴字第X**《房屋所有权证》，使用面积载265.15平方米，发证机关加盖阿拉善左旗人民政府公章。而土地使用者为俞某的阿左国用（2003）字第X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填发时间却为2003年3月11日，颁证日期在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之前。   2015年6月23日，原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设立的事业单位法人，阿拉善盟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与俞某签订《第三方续建“XXXX”项目产权调换面积确认及安置协议书》，载明“受乙方（俞某）委托，甲方协助乙方解决回迁安置问题”，协议约定“产权调换面积按土地使用权证载土地使用面积1:1比例确认。证载土地面积贰佰陆拾伍点壹伍平方米（265.15㎡），此面积全部计入产权调换房屋面积”。2015年，阿拉善盟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向俞某交付了面积为118.39平方米的楼房一套，后原告认为被拆迁房屋占地面积计算错误，一直未向俞某交付剩余146.76平方米的房屋。俞某于2019年1月16日因意外去世，俞某妻子丁淑兰、儿子俞亮于2020年1月9日向本院起诉，请求：1、确认双方签订的《第三方续建“XXXX”项目产权调换面积确认及安置协议书》有效；2、请求法院判令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按《第三方续建XXXX项目产权调换面积确认及安置协议书》给付146.76平方米的房屋并办理相关产权手续。本院于2020年7月8日作出（2020）内2921民初19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支持了丁淑兰、俞亮的诉讼请求，并告知原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认为证载面积错误，应当向确认该面积的权利部门寻求救济，依照法定程序予以办理，其主张不属于本民事案件中能够处理范围”。现此民事案件正在上诉中。   2020年3月30日，在上述民事案件审理中，原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被告发出《关于纠正“俞某”土地使用面积函》，被告下设阿拉善不动产登记中心于2020年4月3日回函称“被征收人俞某的不动产权利因征收拆除已灭失，根据不动产权登记规则，权属已灭失的除不动产注销登记外，不能做其他任何登记”。现原告认为，被告坚持错误登记将导致国有资产凭白流失，诉至法院请求依法确认被告颁发的阿左国用（2003）字第XXX号土地使用权证系违法错误登记,并将该证载面积265.15平方米变更为165.15平方米。   本院认为，本案有四个争议焦点，一是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二是原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三是被告阿拉善左旗自然资源局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四是原阿拉善左旗国土资源局进行变更登记，并由阿拉善左旗人民政府向俞某颁发的阿左国用（2003）字第X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程序是否违法，原告诉请“将该证载面积265.15平方米变更为165.15平方米”的主张能否成立。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是发生在2018年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施行之前的行政行为，故应适用2000年3月1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原告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已超过2年，故原告的起诉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被告阿拉善左旗自然资源局主张“原告并非被告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不存在侵害其合法权益的问题，且现行法律法规没有授予行政机关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行政诉讼是‘民告官’的诉讼”，认为原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不具有行政诉讼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法人分为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四类。机关法人是指依法成立，有独立经费的各级国家机关，这些机关从依法成立时起就取得法人资格，其职能主要是从事国家管理活动，一般不得从事经营性的业务。本案原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机关法人，当一个行政机关成为其他行政机关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相对人，并认为其他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时，可以作为机关法人以原告的身份提起诉讼。同时，所谓“利害关系”，应当是指被诉行政行为有可能对起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特别的损害或者不利影响。本案中，因原告下设的阿拉善盟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与俞某签订《第三方续建“XXXX”项目产权调换面积确认及安置协议书》，该协议书上产权调换面积是依据被告填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而确定，故其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可以原告的身份提起本次行政诉讼。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确定一个部门为本行政区域的不动产登记机构，负责不动产登记工作，并接受上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主管部门的指导、监督”，被告阿拉善左旗自然资源局为阿拉善左旗人民政府确定的本行政区域的不动产登记机构，负责不动产登记工作。关于本案中所涉国有土地使用证加盖有阿拉善左旗人民政府公章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规定：“行政机关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现因不动产登记职权已变更由被告阿拉善左旗自然资源局行使，不再由阿拉善左旗人民政府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故被告阿拉善左旗自然资源局是本案适格被告。   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本案中，关于向第三人丁淑兰的丈夫、俞亮的父亲俞某颁发的阿左国用（2003）字第X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是否合法的问题。本案梁某所持阿左国用（99）字第X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中用地面积记载为“壹佰陆拾伍点壹伍（265.15）”，出现面积大写与小写不一致的情况，应当以大写记载为准，且在该登记簿附录十《土地登记卡》内仍载明土地面积为165.15平方米，但原阿拉善左旗国土资源局在为俞某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时，却将使用权面积变为265.15平方米，属事实不清。《土地登记规则》（2007年失效）第十四条规定：“土地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地籍调查和土地定级估价成果，对土地权属、面积、用途、等级、价格等逐宗进行全面审核，填写土地登记审批表”，第十五条规定：“经土地管理部门审核，对认为符合登记要求的宗地予以公告”。本案中，在进行俞某与梁某土地使用权转移登记时，没有登记审核的相关证据，且未进行公告。其次，俞某与梁某《房屋买卖协议》签订时间为2003年4月13日，向俞某核发阿左国用（2003）字第X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时间却为2003年3月11日。故该登记行为属事实不清，程序违法。   被告阿拉善左旗自然资源局认可向俞某颁发的阿左国用（2003）字第X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中，确将面积错误登记为265.15平方米，但认为“物权因被拆除而消灭，原告已不具有诉的利益，且亦无法进行更正登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房屋登记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不受下列情形的影响：（一）房屋灭失”，本案中虽然登记的房屋已被拆除，但土地的登记行为依然存在，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可确认违法，故本案不受房屋灭失的影响。被告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对于原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诉请“并将该证载面积265.15平方米变更为165.15平方米”的主张，属于行政机关依照确认违法事项履行具体职责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直接裁判事项。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阿左国用（2003）字第X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程序违法，被告阿拉善左旗自然资源局对此登记行为予以纠正；   二、驳回原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阿拉善左旗自然资源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阿拉善盟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冯华   人民陪审员 李乾   人民陪审员 张璐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吕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