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958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新农都宓氏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新街街道浙江新农都物流中心********。 诉讼代表人：沈燕平。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仁、李佳飞，浙江楷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倪勇,男，1982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蓉、孔燕,浙江王建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新农都宓氏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农都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倪勇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9民初104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30日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指定审判员张蕊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新农都公司上诉请求：1.撒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起诉或驳回倪勇原审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倪勇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诉请在程序上应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首先，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公司内部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根本不在“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案由的适用范围内。其次，倪勇先生原审变更后的诉请为新农都公司向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并不明确。而结合《公司登记管理条例(2014年修订)》第九条之规定，法定代表人姓名属于公司必要登记事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会或无法受理类似的登记事项，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倪勇变更后的诉请不够明确具体，并不符合法院受理起诉的条件，应驳回起诉。二、原审诉请在实体上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关于施军民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以浙江新农都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农都实业公司）党委会名义作出，是一种组织程序上的干部推荐与任免，原审法院错将上级党组织的干部任用行为与公司股东的委派行为混为一谈。而且通知明确了“请按规定办理任职手续，结果报总公司”。根据倪勇原审陈述，案涉“董事会”并未召开，系其先后与宓学范、单纯电话联系后形成“一致意见”。而根据《公司章程》第十八条之规定，董事会以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方式议事。因该次董事会并未召开，所谓的董事会决议也就不存在。原审法院未采信新农都公司对2020年4月8日“董事会决议”的质证和抗辩意见错误。原审法院以一份根本未召开过的“董事会”作出的“董事会决议”作为本案判决的依据，确属错误。更何况，倪勇庭审中自认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变更需要通过公司股东会决议，而“董事会决议”的召集股东会一事并未落实。即便是在前案诉讼期间，倪勇行使其董事长职权，亦获得新农都公司另两位董事之尊重。倪勇作为新农都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实际掌管公司的决策权利，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不能行使职权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草率地认定系新农都公司怠于召开股东会变更法定代表人而非倪勇自己不作为，确属错误。再次，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2019年7月7日起施行)第四条第三项之规定，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对象包括:(三)国有和国有资本占控股地位或者主导地位的企业(含金融机构，以下统称国有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不担任法定代表人但实际行使相应职权的主要领导人员。倪勇自公司成立以来一直任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其从未向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提出过辞职申请，亦未配合接受离任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故其所谓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变更事项，在组织程序上、经济责任审计程序上都没有真正启动。现时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宓学范因涉嫌严重违法接受监委调查，对于重大国有资产流失等违法违纪行为，倪勇作为董事长、法定代表人难辞其咎。无论是便于案件审理，抑或厘清各自权责，倪勇均应先配合公司内部审计和监委调查。最后，新农都公司作为国有企业，一直模范地遵纪守法，对于生效裁判文书认定应履行的义务，均积极履行，在法院系统并无失信案例。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及对外诉讼行为，并没有给倪勇的工作、生活造成任何不便。倪勇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新农都公司存在失信行为，及因新农都公司的失信行为给其工作、生活造成不便。三、原审判决所裁超出所请，判项并非倪勇变更后的诉讼请求范围。 倪勇答辩称：根据公司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属于公司变更登记的事项。本案倪勇对新农都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诉讼请求，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具有诉的利益。应当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其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代表公司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公司开展对外民事活动，主要通过法定代表人进行。这必然要求法定代表人与公司之间存在着实质关联性。倪勇并非新农都公司的股东，经新农都实业公司委派担任董事，经董事会决议担任董事长，并登记为法定代表人。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每届任期三年，任期届满，连选可连任。倪勇在2017年9月10日任期届满后，公司未召开股东会，选任其为董事，倪勇未获得连选连任，不再是公司董事。2018年2月24日，宁勇被调任从新农都公司离职。新农都实业公司委派施军民为公司董事长。此后，倪勇与新农都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职务关系或劳动关系，也未领取过劳动报酬。现倪勇从公司离职已经三年，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与公司之间已经不具有实质的关联性。经倪勇多次口头催促且于2020年1月向法院起诉要求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工商登记，公司均置之不理。后根据公司章程关于董事会会议第十八条的规定，2020年4月1日。倪勇通过新农都公司董事会的微信群发送了董事会的通知。其余董事均收到通知。2020年4月8日。考虑到疫情因素。另外两位董事没有到场参加董事会，但三位董事通过电话沟通一致同意了表决事项，并于当天通过书面传递董事会决议，全体董事签署通过了董事会决议，作出了免去倪勇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的决议。倪勇认为，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可以包括电话会议等多种形式。即使董事会召开的程序有瑕疵，但是该决议的内容是三位董事一致同意的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决议应当有效。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董事会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公司股东在60日内并未向法院请求撤销该决议，该董事会决议有效。现倪勇已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一职，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也不应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倪勇有权申请公司变更登记。然而直至今日，新农都公司仍未召开股东会。而倪勇并非新农都公司的股东，无法提议召开股东会，这将损害倪勇的民事权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倪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新农都公司向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8月28日，新农都公司形成选举倪勇等三人为公司董事的股东会决议以及选举倪勇担任公司董事长的董事会决议。2014年9月10日，新农都实业公司向新农都公司发送《关于倪勇等同志任职的通知》，通知委派倪勇至新农都公司处担任董事长并登记为公司法定代表人。2018年2月24日，省农发集团人力资源部向新农都实业公司发函称：经浙江农发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发公司）筹备委员会工作小组申请，同意你公司倪勇等三人调到农发公司工作。2018年3月9日，新农都实业公司向新农都公司发出《关于施军民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委派施军民到新农都公司处担任董事长，不再委派倪勇为董事长。此后，因新农都公司未对法定代表人进行变更，倪勇委托律师事务所于2019年12月24日发送律师函催告新农都公司完成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2020年4月1日，倪勇通过微信群向公司另两名董事宓学范、单纯发送董事会会议通知。新农都实业公司于同年4月3日向新农都公司发送督办通知书称：总公司已于2018年3月9日下发《关于施军民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但你公司至今尚未完成董事长变更事宜，现要求你公司根据《通知》，按公司章程规定程序，及时办理变更。同年4月8日，新农都宓氏公司形成董事会决议，决议内容为：1.免去倪勇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职务；2.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决议，根据新农都实业公司（农实业发[2018]24号）文件，就免除倪勇董事职务作出股东会决议。同年4月28日，倪勇向新农都公司发出催告函催告完成法定代表人变更程序。根据企业公示信息，截至目前，新农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仍为倪勇。另查明，新农都公司于2014年9月2日经工商登记成立，股东为新农都实业公司，出资比例60%；宓学范，出资比例40%。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设董事会三人，由股东会选举产生；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有权选举和更换董事长；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担任。倪勇、新农都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倪勇在2012年4月至2018年3月期间与新农都实业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自2018年4月起与农发公司建立劳动合同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故而法定代表人的变更亦应属公司变更登记事项，新农都公司有关倪勇诉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的抗辩缺乏依据。首先，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是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的章程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法人性质上属于法律拟制人格，其对外开展民事活动主要是通过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这就要求法定代表人与其所代表的法人之间存在实质关联性。具体到本案中，倪勇与新农都公司之间并无劳动合同关系或投资关系，系受与其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的新农都公司股东新农都实业公司的指派，在2014年9月至2018年3月期间到新农都公司处担任董事长一职，自2018年3月9日起其被委派到农发公司任职并与农发公司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其与新农都实业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则相应终止，自此，倪勇、新农都公司之间已不具备实质关联性，因而实际也已不具备对外代表新农都公司的基本条件。其次，按照新农都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有权选举和更换董事长，现公司董事会已形成免除倪勇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之决议，董事会召开的形式并不能影响各董事一致作出的董事会决议的效力，故倪勇实际已不再担任新农都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新农都公司应及时确定新的法定代表人并向公司登记部门申请办理相应变更登记手续。虽新农都公司抗辩认为倪勇可通过内部决策程序实现其完成变更登记的目的，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确定及变更也确系公司自治范畴，但倪勇既非公司股东，也非公司员工，现与公司已缺乏实际关联，除召集董事会作出免除其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决议外，并无其他途径督促公司通过内部决策程序完成变更登记，自倪勇发函催告至今，新农都公司仍未完成变更登记亦为新农都公司及其现任股东怠于召开股东会变更法定代表人之印证。而同时，新农都公司的继续经营行为则可能导致倪勇承担拒不履行生效判决中关于法定代表人的法律责任等后果，倪勇因此提起诉讼并无不当。至于新农都公司提出的公司内部审计和监委调查的问题，与法定代表人变更并无必然联系，对其该项抗辩不予采信。综上，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该院对倪勇要求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新农都公司的抗辩均不予采信。需说明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公司的登记事项包括：（一）名称；（二）住所；（三）法定代表人姓名……”可见，法定代表人属于公司法定登记事项之一，确定公司法定代表人系公司内部治理事项，该院不宜干预。若新农都公司在本案判决后仍未能确定新的法定代表人，公司登记机关客观上将无法办理相应变更登记，否则将置该公司于法定代表人空缺状态。故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若新农都公司在判决指定的期间内未能及时确定新的法定代表人并向原登记机关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应视为倪勇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不再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浙江新农都宓氏贸易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解除倪勇法定代表人身份的变更登记；若逾期未变更，视为倪勇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不再担任浙江新农都宓氏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浙江新农都宓氏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中，倪勇起诉要求新农都公司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案涉纠纷系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属于人民法院依法受理的民事诉讼范围。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倪勇系受新农都实业公司指派，到新农都公司处任职董事长。自2018年3月9日起，倪勇被新农都实业公司委派到案外人农发公司处任职，新农都实业公司亦另行委派他人担任新农都公司董事长。此后倪勇与新农都公司之间已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或者其他实质性关联，新农都公司董事会已形成免除倪勇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的董事会决议。而经倪勇多次催促，并经新农都实业公司督促，新农都公司仍未依法进行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且未有证据表明新农都公司曾以公司决议机关合法决议的形式否定相关法定代表人变更事项，其拒不进行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无正当理由，公司内部审计和监委调查也非其迟迟不进行相应变更登记的合理抗辩事由，原审法院以民事判决形式对案涉纠纷所作处理，于法有据，实体处理得当，新农都公司对此所提上诉异议均不能成立。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新农都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浙江新农都宓氏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张 蕊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章宗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