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浙11行终1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奇峰，男，汉族，1982年12月3日出生，住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现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代理人范家华，北京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丽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北苑路**。 法定代表人张颖洁，局长。 委托代理人朱威，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徐梦影，浙江泽大（丽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刘兴奎，男，汉族，1953年10月5日出生，住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 刘奇峰与丽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刘兴奎行政协议一案，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27日作出（2020）浙1102行初36号行政判决。刘奇峰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刘奇峰系第三人刘兴奎之子，坐落于丽水市莲都区××西巴岗的案涉房屋系第三人刘兴奎于1986年所建，未进行产权登记。2010年3月22日，原丽水市国土资源局发布［2010］第3号《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对征收土地范围、安置补偿方案等进行公示，案涉房屋属征收土地范围。2010年5月经丽水市城建测量队测绘，测绘报告载明，刘兴奎混合砖木结构、建筑面积246.99㎡。刘奇峰混合砖木结构、建筑面积452.06㎡。2015年9月27日，丽水市区××组专题会议纪要认定：刘兴奎混合砖木结构、建筑面积246.99㎡，按地形图58㎡认定为生产用房；刘奇峰混合砖木结构、建筑面积452.06㎡，按地形图48㎡认定为生产用房。2015年10月8日，丽水市土地储备中心与刘兴奎就案涉房屋签订《征收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载明用地面积、建筑面积为58㎡、48㎡，房屋性质为农业生产用房，按每平方米1600元计补偿169600元，附属物补偿42732.5元，其他补偿148359.54元，合计补偿安置金额为人民币360692.04元。补偿安置款已交付，案涉房屋已拆除。 该院认为，原告诉请系基于其为案涉拆迁房屋权利人，被告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与第三人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主张该协议涉及其所有房屋部分的协议内容应属无效。根据第三人刘兴奎陈述，案涉房屋系其在1986年至1990年间所建，当时原告刘奇峰尚未成年，现有材料不能反映建房当时办理过相应的审批手序，至拆迁时也未办理产权登记，故尚不能认定原告刘奇峰对案涉房屋享有权利,丽水市土地储备中心与第三人刘兴奎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并不存在签约主体错误。另，依据《丽水市市区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丽政令（2009）63号）第三十一条第四款：拆迁农业生产用房的，给予适当补偿，不予安置。丽水市土地储备中心与刘兴奎按该拆迁管理办法规定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并无不当，凭本案有效证据不能认定被诉协议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原告诉请不能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奇峰的诉讼请求。 刘奇峰不服，上诉称：一审法院审理本案，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一审判决认为尚不能认定上诉人对涉案房屋享有权利，属于对基本事实的不尊重，依法应予撤销。一、对于农村集体土地上没有办理产权手续的村民自建房屋的产权归属，应尊重村民家庭成员的意思自治。涉案房屋虽然整体由原审第三人所建，但这并不影响原审第三人与上诉人父子二人就部分房屋产权归属进行约定的效力。按照一审法院的判案逻辑，没有产权手续的房屋只能归属于建设者，那中国的小产权房岂不是都属于施工方所建所有？这显然是非常荒唐的；二、涉案452.06㎡的房屋，经过了丽水市城建测量队的建筑面积测绘，也经过了丽水市区××组专题会议纪要的确权。一审法院也对此予以了采信。在丽水的房屋拆迁工作中，对于没有产权手续的房屋面积、性质及产权归属的认定权归属于丽水市区××组。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一审法院不可能不清楚；三、一审庭审时，被上诉人也当庭承认涉案协议没有经过上诉人签字确实存在问题。虽然被上诉人认为原审第三人私下签订涉案协议，上诉人事前有授权，事后有追认，但却拿不出任何证据。一审判决对此也只字未提，没有进行任何的分析和评判，选择了规避；四、本案在立案审查时经过了一审法院的严格审查。如果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对涉案房屋享有权利，则上诉人是不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的。即便立案，最终也应当是由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而不是作出实体上的判决。故一审判决前后矛盾。综上，请贵院依法改判。 丽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答辩称：一、关于签订协议被征收主体确定问题。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一般将产权证书中明确记载的权利人确定为被征收人，并签订补偿协议。而本案所涉房屋为集体土地上房屋，房屋性质为农业生产用房，未进行产权登记。同时，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农村集体土地上房屋安置补偿一般以一处宅基地作为确定一户的基础，原审第三人刘兴奎户于2003年灯塔居住区块安置时已获住宅安置审批（2003丽城规证[农]0028号）。本案中，从上诉人一审提交的《房屋来源证明》证据显示，位于城西巴岗的生产用房系刘兴奎于1986年12月27日申请建造，因上诉人刘奇峰出生于1982年12月3日，当时其尚未成年，现有材料不能反映建房当时办理过相应的审批手续；在签订协议时，刘兴奎与刘奇峰就家庭内部财物并未进行分家析产，案涉房屋实际未予以分割，且刘奇峰常年居住杭州市，该房屋实际也由刘兴奎进行管理。在征收工作人员多次与其沟通中，其亦明确表示由其父刘兴奎进行处理。集体土地上无证房屋，确定家庭成员中一人作为户主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主体并无不当；二、从现行政策角度，上诉人刘奇峰签字与否不影响安置结果。依据《丽水市市区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丽政令（2009）63号）第三十一条第四款：拆迁农业生产用房的，给予适当补偿，不予安置。安置标准由拆迁主管部门另行制定。原丽水市国土资源局（2007）3号《局长办公会议纪要》第8条关于农业生产用地的补偿标准问题：会议议定，对农业生产用房的补偿标准，根据区位、现状不同，有产权证或产权证明并在市区范围内的农业生产用房，拆迁补偿的指导价按1300-1600元／平方米。根据刘兴奎与丽水市土地储备中心签订的《征收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货币安置）》，以1600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偿，并无不当。就协议签订的内容而言，并未违反丽水市有关政策的规定，对于无产权登记的房屋，尤其是被认定为生产用房的房屋，根据客观实际选择与刘兴奎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不存在签约主体错误，并未损害上诉人的权益；三、关于被诉协议是否存在其他无效情形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明显违法的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通过判决确认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一）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二）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规范依据；（三）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施；（四）其他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行政主体具有相应的法定职权，该协议亦未损害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同时该协议签订后客观上可以实施，本案有效证据难以证明被诉协议存在上述法律规定的无效的情形，也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合同无效的情形。综上，被诉协议系根据原有农业生产用房进行补偿。该协议由被征收户户主刘兴奎进行签订，对该户整体进行补偿安置。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的实质是家庭内部财产分配纠纷，其可通过家庭内部协商、人民调解或者民事诉讼分家析产等途径主张其财产权利。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望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兴奎未作答辩。 原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均由原审法院移送至本院。经审理，本院对原审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8年7月10日刘兴奎、刘奇峰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政府白云街道办事处及第三人丽水市丽泰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29日强制拆除原告的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松阳县人民法院以（2018）浙1124行初48号判决确认被告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政府白云街道办事处于2018年6月29日组织对原告刘兴奎、刘奇峰涉案房屋实施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违法。刘兴奎、刘奇峰于2019年4月22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松阳县人民法院以（2019）浙1124行赔初2号判决，驳回刘兴奎、刘奇峰的诉讼请求，本院以（2019）浙11行赔终11号判决书维持原判。 再查明，2010年9月14日，原审第三人刘兴奎于2003年因其父刘振清房屋被拆迁，其户获得迁建安置地块，并办理住宅安置审批（2003丽城规证[农]0028号）规划许可证，原审第三人刘兴奎将该土地出卖给案外人耿军锋，案外人耿军锋在该土地上建造房屋并居住使用至今。 本院认为，一、对案涉房屋产权问题，松阳县人民法院（2018）浙1124行初48号判决、（2019）浙1124行赔初2号判决，均确认案涉房屋产权属于刘兴奎、刘奇峰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刘奇峰不能对案涉房屋享有权利不当，应当予以指正；二、对于签订案涉《征收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货币安置）》主体问题，上诉人在经过上述两次的诉讼过程中，对其父亲刘兴奎签订的案涉《征收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货币安置）》一直未提出异议，且征迁部门通过电话的方式征求上诉人意见，上诉人表示其父刘兴奎代表签字就可以的意思表示清楚，故原审第三人刘兴奎作为户主代表签订案涉《征收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货币安置）》，应当予以认定；三、原审第三人刘兴奎在2003年将其获得的二间地基出卖给案外人耿军锋建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规定，上诉人与其父亲不再享有迁建安置建房的资格。案涉房屋未经过审批，根据1982年2月13日国务院发布的《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第五条“在村镇内，个人建房和社队企业、事业单位建设用地，都应按照本条例的规定，办理申请、审查、批准的手续。任何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不准擅自占地建房、进行建设或越权批准暂用土地”规定，案涉房屋系违法建筑。被上诉人在征收上诉人房屋时已经考虑上诉人房屋被征迁，无房居住的情况下，根据案涉房屋1994年的测绘地形图，确认上诉人有48㎡为生产用房，符合拆迁政策规定，原审第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征收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货币安置）》没有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现上诉人提出《征收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货币安置）》，既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一）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二）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规范依据；（三）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施；（四）其他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合同无效的情形。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虽然认为上诉人不能享有案涉房屋权利不当，但判决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奇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邹一峻 审 判 员 李月群 审 判 员 吴金花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一日 代书记员 王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