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浙04行终2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玉军，男，1977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嘉兴市南湖区司法局，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凌公塘路**南湖区行政中心**。负责人马波，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凌巧荣，浙江红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邱铃铃，浙江红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周国平，男，1956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绩溪县上诉人徐玉军因司法行政管理行政监督一案，不服海宁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浙0481行初4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徐玉军于2018年12月分别向嘉兴市司法局和浙江省司法厅递交举报信，认为先后在嘉兴市嘉工法律服务所、嘉兴市南湖区湖滨法律服务所工作的法律工作者周国平受其委托，作为上海科领实业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代理该公司与昱林包装材料（上海）有限公司的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案件中，涉嫌腐败、没有职业道德、坑蒙拐骗，存在拒绝按照徐玉军要求将相关当事人列为案件共同被告，拒绝为徐玉军调取昱林包装材料（上海）有限公司向法院提交上诉状的期限已超过法定上诉期的证据等行为，故要求对周国平依法予以查处并给予登报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嘉兴市南湖区司法局于2019年1月3日、1月7日分别收到嘉兴市司法局和浙江省司法厅出具的投诉事项转办通知单，对徐玉军前述举报事项予以立案调查，经查实，周国平在案件代理中存在私自接受委托的违法行为，于2019年3月13日作出南司罚决字[2019]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周国平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2019年3月14日，嘉兴市南湖区司法局针对举报信的调查处理结果作出书面回复，并送达给徐玉军。徐玉军对前述书面回复不服，向海宁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海宁市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因徐玉军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等原因，海宁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5日作出（2019）浙0481行初33号行政裁定，裁定按撤诉处理。2019年12月，徐玉军以其本人为举报人，以上海科领实业有限公司为举报单位，再次向嘉兴市南湖区司法局递交举报信，认为周国平在代理上海科领实业有限公司与昱林包装材料（上海）有限公司的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案件中，存在严重过失，拒绝为徐玉军调取昱林包装材料（上海）有限公司向法院提交上诉状的期限已超过法定上诉期的证据，致使案件败诉，要求周国平赔偿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失费、误工费等。2019年12月24日，嘉兴市南湖区司法局作出《投诉举报事项回复函》，认为徐玉军本次举报内容，于前期2019年1月3日、1月7日嘉兴市司法局和浙江省司法厅两份投诉事项转办通知单的内容雷同，该局已于2019年3月14日作出书面答复，故对其本次投诉，不予受理。徐玉军对嘉兴市南湖区司法局于2019年12月24日作出的回复不服，提起本案诉讼。原判认为，根据《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38号）第五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条的规定，嘉兴市南湖区司法局具有受理针对其辖区内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投诉进行调查处理的法定职责。关于徐玉军是否构成重复起诉。原审认为，（2019）浙0481行初33号行政案件系徐玉军不服嘉兴市南湖区司法局于2019年3月14日针对其举报事项作出的答复所提起的诉讼，该案中徐玉军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等，原审依法作出“本案按撤诉处理”的行政裁定。本案中，徐玉军在庭审中明确，其本次诉讼系对嘉兴市南湖区司法局于2019年12月24日作出的《投诉举报事项回复函》不服所提起的诉讼，徐玉军认为嘉兴市南湖区司法局在该回复函中对徐玉军的本次投诉不予受理系行政不作为，故要求判决确认嘉兴市南湖区司法局行政不作为的行为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原告撤诉后，原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立案。徐玉军前后两次起诉系针对嘉兴市南湖区司法局在不同时间段作出的两份不同的书面回复而提起的诉讼，是对嘉兴市南湖区司法局的两次行政行为分别提起诉讼，并不符合“徐玉军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起诉”的情形，且行政诉讼法对于“原告撤诉”是否包括按撤诉处理的情形，亦未做出明确规定。综上，徐玉军不构成重复起诉，嘉兴市南湖区司法局认为徐玉军系重新起诉的抗辩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关于嘉兴市南湖区司法局是否系行政不作为。本案中，嘉兴市南湖区司法局于2019年1月3日、1月7日分别收到嘉兴市司法局和浙江省司法厅的两份投诉事项转办通知单，内容均为徐玉军举报周国平受其委托，作为上海科领实业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代理该公司与昱林包装材料（上海）有限公司的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案件中，涉嫌腐败、没有职业道德、坑蒙拐骗，存在拒绝按照徐玉军要求将相关当事人列为案件共同被告，拒绝为徐玉军调取昱林包装材料（上海）有限公司向法院提交上诉状的期限已超过法定上诉期的证据等行为，嘉兴市南湖区司法局及时受理，并联系徐玉军了解案情，通过依法调查核实，对周国平在案件代理中存在的私自接受委托违法行为，责令其改正，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并在2019年3月14日对徐玉军举报所涉事项作出书面答复且送达徐玉军。答复内容除向徐玉军反馈已对周国平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外，对徐玉军举报的共同被告、上诉期等问题一并作出了回复。其中关于上诉期问题，当事人因对一审裁判不服，向上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的上诉期是否超过法定期限，系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予以审查的范畴，不属于需当事人向法院举证证明的事实内容。因此，上述回复内容并无不当，嘉兴市南湖区司法局已依法履行了其法定职责。2019年12月，徐玉军以其本人为举报人，以上海科领实业有限公司为举报单位，再次向嘉兴市南湖区司法局提交举报信，对周国平进行投诉，虽然举报信的抬头同时注明了个人和公司，但投诉的仍系周国平在前述民事案件中拒绝为徐玉军调取昱林包装材料（上海）有限公司提交上诉状的期限已超过法定期限的证据这一事项，相关事实和理由、投诉请求等方面实质上已全部涵盖在2018年12月的投诉内容中，并无实质差异。嘉兴市南湖区司法局于2019年12月24日作出《投诉举报事项回复函》，决定不予受理，上述回复内容亦无不当，嘉兴市南湖区司法局已依法履行答复职责，并不存在因渎职、包庇周国平而行政不作为的违法情形。综上，徐玉军要求确认嘉兴市南湖区司法局行政不作为违法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判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徐玉军的诉讼请求。徐玉军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投诉周国平，被上诉人于2019年3月14日作出答复，但答复中仅对周国平私自收费的违法行为进行了查处，对其怠于履行代理人职责的事实并未查明。上诉人认为，在周国平作为委托代理人的上海科领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系上诉人）与昱林包装材料（上海）有限公司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案件中，周国平在二审开庭五个月前应当已知晓对方当事人昱林包装材料（上海）有限公司递交上诉状的时间已超过上诉期限，上诉人亦多次要求周国平调取相关证据，但周国平始终未予调取，导致上海科领实业有限公司在二审中败诉。正是由于周国平怠于履行委托代理人的职责，才导致上诉人败诉。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投诉，被上诉人既未查明相关事实，也未作出处罚，仅处理了周国平私自收费的问题，被上诉人的处理结果导致上诉人无法通过诉讼途径维权。上诉人请求撤销原判，支持上诉人原审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嘉兴市南湖区司法局辩称，被上诉人已履行法定职责。2019年12月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投诉周国平，投诉内容与2019年1月3日、1月7日嘉兴市司法局和浙江省司法厅转交的两份投诉事项转办通知单的内容雷同，针对上述投诉事项，被上诉人经调查发现，周国平确实存在私自接受委托承办法律事务并私自收费行为，被上诉人已于2019年3月13日对周国平依法作出南司罚决字[2019]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并于同年3月14日将调查结果书面告知上诉人。但上诉人于2019年12月再次就相同事由进行投诉，被上诉人于2019年12月24日就此作出对上诉人的投诉事项不予受理的《投诉举报事项回复函》，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和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于2019年1月3日、1月7日分别收到嘉兴市司法局和浙江省司法厅的两份投诉事项转办通知单，内容均为周国平在代理案件过程中，涉嫌腐败、没有职业道德等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被上诉人受理以上投诉后，对周国平在案件代理中存在的违法行为，责令其改正，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被上诉人已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2019年12月，上诉人又再次向被上诉人提交举报信，对周国平进行投诉，但内容与其2019年1月的投诉无异。对此，被上诉人于2019年12月24日作出《投诉举报事项回复函》，决定不予受理，被上诉人已履行答复职责，上诉人称被上诉人行政不作为与事实不符，原审据此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徐玉军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许艳华审 判 员 孙 军审 判 员 李 平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吴 伟书 记 员 张琳嫣书 记 员 俞连芳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