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1）湘06行终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姜桂兰，女，1934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岳阳市岳阳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作中，男，1963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岳阳市岳阳楼区，系上诉人姜桂兰之子。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志林，岳阳市岳阳楼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岳阳市洞庭新城项目建设岳阳楼区工作部，住所地岳阳市岳阳楼区竹荫街**。法定代表人：高本源，该工作部部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岳华，湖南湘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易国富，男，1962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岳阳市岳阳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助杰，岳阳市岳阳楼区中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姜桂兰因与被上诉人岳阳市洞庭新城项目建设岳阳楼区工作部（以下简称“洞庭新城楼区工作部”）、原审第三人易国富继续履行《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一案，不服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法院（2020）湘0611行初29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姜桂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姜桂兰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并由洞庭新城楼区工作部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姜桂兰2012年7月16日的公证委托书已明确，委托的事项是由易国富到市房产局协调落实姜桂兰之父姜祥林私房改造政策历史遗留问题，委托的权限是落实政策的协调。2013年6月28日洞庭新城楼区工作部、市房产局、易国富三方签订并公证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此时，易国富的代理权自行终止。而落实政策与门面回购是两回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在上述补偿协议签订的六年后，易国富还可凭2012年7月16日公证的委托书代表姜桂兰签订《货币回购协议》。此外，若易国富是代表姜桂兰签订《货币回购协议》，《货币回购协议》的一方当事人也应当是姜桂兰而不是易国富。2、洞庭新城楼区工作部与易国富在原审主张的也是房屋征收补偿与姜桂兰无关，三方自始至终都未争议过易国富的代理权限问题，不知原审判决将易国富的代理权限作为争议的焦点依据何在。3、洞庭新城楼区工作部未对姜桂兰履行《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姜桂兰诉请有理有据，原审判决却要姜桂兰提请民事诉讼，没有法律依据。洞庭新城楼区工作部辩称：原审驳回姜桂兰诉讼请求的判决结果正确，但判决的理由存在错误。事实上，姜桂兰就姜祥林私房改造政策历史遗留问题，在1987年便已处理完毕。姜桂兰当时通过领取返还房屋折价款的方式，继承了应当返还给姜祥林的房屋。案涉《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是对姜冬贵未能继承姜祥林返还房屋的50%而作出的安置补偿。即便工作部与易国富签订协议时存在瑕疵，但补偿协议与后续的产权回购协议均与姜桂兰无关，也不影响补偿的效力。易国富述称：同意洞庭新城工作部的答辩意见，《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实际是对易国富之母姜冬贵，未能继承姜祥林在私房改造历史遗留问题中所返还房屋的50%，而作出的安置补偿，此与姜桂兰无关。姜桂兰就姜祥林私房改造的历史遗留问题，已在1987年享有了法定继承补偿，其不再具有主张相关权利的资格。姜桂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洞庭新城楼区工作部按2013年6月28日公证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履行行政协议义务，即还建建筑面积23㎡的门面，支付非住宅面积6.7㎡平方米一半的补偿款;或一次性补偿598661元(门面23㎡回购款563638元+非住宅面积6.7㎡一半补偿款20766.5元+2019年5个月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款的一半14256.5元)；2、本案诉讼费由洞庭新城楼区工作部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2年6月6日，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政府发布《铁西旧城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工程）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岳楼政发〔2012〕9号），《铁西旧城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工程）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涉及姜桂兰与其姐姜冬贵的父亲姜祥林生前的一处私房属于上述征收补偿安置的范围。2012年7月16日、17日，姜桂兰、姜冬贵向岳阳市湘北公证处申请公证,该公证处作出了（2012）湘岳北字第3651号、3650号公证书，内容为：为落实父亲姜祥林、母亲付荣华生前遗留房屋历史遗留问题，特全权委托易国富为姜桂兰、姜冬贵的代理人到岳阳市公租房经营管理中心协商有关事项,委托期限自委托事项办结之日止。2013年6月26日，岳阳市岳阳楼区拆迁安置服务中心为甲方（原岳阳市岳阳楼区征收安置工作局）与乙方易国富，签订了《岳阳市铁西旧城棚户区改造项目征收房屋产权调换（门面）安置意向协议书》，第二条约定调换后的新门面面积为46㎡，第七条约定调换面积待规划方案出台2个月后,另行签订正式协议。2013年6月28日，洞庭新城楼区工作部（甲方）、岳阳市房地产管理局（乙方）、易国富（丙方）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并经岳阳市岳阳楼公证处公证。协议内容为“……二、鉴于该栋房屋牵涉姜祥林（已故）落实私房社会主义改造历史遗留问题，经岳阳市湘北公证处，编号3650、3651号公证书公证，姜祥林合法第一顺位继承人姜冬贵、姜桂兰及姜冬贵、姜桂兰所有子女共同委托丙方全权处理姜祥林落实私房社会主义改造历史遗留问题和该栋房屋征收补偿问题，代表签署本协议。三、本着尊重历史、妥善处置的原则，为解决姜祥林落实私房社会主义改造历史遗留问题，对于该栋房屋的拆迁补偿，三方明确：1、由甲方还建丙方门面一间，建筑面积46平方米；并以非住宅评估价6199元/平方米补偿丙方6.7平方米，计41533.00元。2、乙方该栋房屋剩余部分补偿问题，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3、姜祥林合法第一顺位继承人姜冬贵、姜桂兰及姜冬贵、姜桂兰所有子女必须书面进行承诺，不再就姜祥林落实私房社会主义改造历史遗留问题进行上访，不再就该栋房屋私房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进行任何形式的权利主张。该书面承诺经公证生效后，甲方方可按本条第1点明确的条件对丙方进行补偿”。2018年8月26日,岳阳市岳阳楼区历史文化片区开发建设指导小组《会议备忘录》中载明“二、32户征拆门面安置遗留问题处理采取实物安置和货币回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积极稳妥安置”。2019年12月27日,洞庭新城楼区工作组作为见证方，岳阳市城市旧改投资有限公司为甲方,易国富为乙方,签订了《岳阳市铁西旧城棚户区改造项目征收房屋产权调换（门面）货币回购协议》（以下简称“《货币回购协议》”），约定“一、乙方自愿放弃《征收安置协议》中约定的产权调换门面，将《征收安置协议》原件移交给甲方。二、甲方以24506元／㎡的价格回购乙方产权调换门面,面积46㎡,一次性支付乙方1127276元。三、甲方支付乙方自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止停产停业损失补偿28513元”。现易国富已经依据《货币回购协议》获得了全部门面回购款和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款。姜桂兰于2020年4月中旬得知易国富签订了《货币回购协议》并已领取全部门面回购款和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款。姜桂兰认为自己享有还建的46㎡门面50%的继承权，洞庭新城楼区工作部在易国富没有代理权限的情况下解除了经公证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与易国富签订《货币回购协议》并将门面回购款和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款全部支付给易国富，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遂诉至人民法院。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姜桂兰的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或诉讼时效。2、姜桂兰是否具有适格主体资格。3、易国富是否有签订《货币补偿协议》和领取补偿款的代理权限。焦点一、姜桂兰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或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提起诉讼的，参照民事法律规范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对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等行为提起诉讼的，适用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本案系姜桂兰要求洞庭新城楼区工作部履行经公证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而提起的行政诉讼，应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姜桂兰直至2019年12月27日，岳阳市城市旧改投资有限公司与易国富签订《货币回购协议》后,2020年4月中旬才得知其权利受到损害，诉讼时效方从此时起算。故洞庭新城楼区工作部、易国富关于姜桂兰起诉超过起诉期限与诉讼时效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焦点二、姜桂兰是否具有适格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2013年6月28日,洞庭新城楼区工作部、岳阳市房地产管理局、第三人在岳阳市岳阳楼公证处签署了（2013）湘岳楼证字第0342号公证书，公证事项《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中载明第二条“鉴于该栋房屋牵涉姜祥林（已故）落实私房社会主义改造历史遗问题,经岳阳市湘北公证处,编号3650、3651号公证书公证,姜祥林合法第一顺位继承人姜冬贵、姜桂兰及姜冬贵、姜桂兰所有子女共同委托丙方全权处理姜祥林落实私房社会主义改造历史遗问题和该栋房屋征收补偿问题,代表签署本协议。第三条……对于该栋房屋的拆迁补偿,三方明确：1、由甲方还建丙方门面一间,建筑面积46㎡并以非住宅评估价6199元／㎡补偿丙方6.7㎡,计41533元”。（2013）湘岳楼证字第0342号公证书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易国富受姜桂兰、姜冬贵委托签订上述协议，姜桂兰是《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的行政协议相对人,且姜桂兰、姜冬贵都是姜祥林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故姜桂兰具有适格主体资格。洞庭新城楼区工作部和易国富主张，姜桂兰早在1987年2月4日已签字领取姜祥林私房折价款1506.05元，后姜祥林私房因此转移登记于岳阳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中心，姜桂兰在1987年2月4日以姜祥林继承人的身份处分了姜祥林的私房，不存在历史遗留问题，也不再享有征收补偿的权利，没有相关职能部门认定原告属于征收补偿对象，姜桂兰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因上述事实洞庭新城楼区工作部和易国富仅提供复印件证明，未提供原件进行核对，且姜桂兰对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故对相关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信。焦点三、易国富是否有签订《货币补偿协议》和领取补偿款的代理权限。姜桂兰全权委托易国富到岳阳市公租房经营管理中心协商有关事项（落实房屋历史遗留问题），代理权限为全权委托，即概括委托代理人处理一切事物，应当包含代为签订补偿协议、变更协议和领取补偿款的权限，故第三人代为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变更签订《货币回购协议》、代为领取补偿款的行为均为有权代理，其代理行为对被代理人姜桂兰发生效力。综上所述，洞庭新城楼区工作部已经履行了征收补偿义务，对姜桂兰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姜桂兰与第三人之间的委托代理纠纷应当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姜桂兰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姜桂兰负担。二审期间，姜桂兰与洞庭新城楼区工作部围绕上诉主张提交了新证据：姜桂兰提交岳阳楼区征收安置工作局与彭淑珍签订的《征收房屋产权调换安置意向协议》，拟证明该协议虽是彭淑珍的代理人戴旭波签名，但协议明确的被征收人（乙方）是彭淑珍；而与易国富签订的《征收房屋产权调换安置意向协议》和《货币回购协议》，载明的被征收人均是易国富，并未注明易国富是姜桂兰的代理人，因此与易国富签订的《征收房屋产权调换安置意向协议》和《货币回购协议》均与姜桂兰无关，洞庭新城楼区工作部尚未对姜桂兰履行补偿安置义务。洞庭新城楼区工作部认为，与易国富签订安置意向协议与回购协议，恰恰证明安置补偿与姜桂兰无关。易国富认为，自己母亲姜冬贵才是案涉安置补偿的相对人，安置补偿与姜冬贵无关。洞庭新城楼区工作部提交《岳阳市房地产管理局会议纪要》（[2013]第3次）复印件一份，再结合原审已提交的《关于姜祥林房屋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及情况说明》、有姜桂兰签名领款的《关于撤销私改房的通知》（岳房落字[1987]号）等，拟证明洞庭新城工作部是因姜祥林私房改造历史遗留问题中姜冬贵应继承但未继承的50%产权而作出的补偿，姜桂兰继承的50%的产权已在1987年领取了折价款。易国富对该证据表示认可。姜桂兰认为，在该会议纪要之后签订并公证的案涉《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已明确，姜祥林历史遗留的私房改造问题姜冬贵、姜桂兰是共同继承人，故该会议纪要达不到洞庭新城楼区工作部的证明目的。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二审补充查明，易国富系姜桂兰的姐姐姜冬贵之子。本院认为，姜桂兰认可案涉《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并据此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洞庭新城楼区工作部履行该协议，故本案审查的重点便是洞庭新城楼区工作部是否依约履行：案涉《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载明的甲、乙、丙三方分别是洞庭新城楼区工作部、岳阳市房地产管理局、易国富，在协议落款处印章和签名的也是上述三方，即案涉《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载明的当事人是易国富，洞庭新城楼区工作部自然可向易国富履行。从姜冬贵、姜桂兰的《委托书》载明的易国富受托权限和事项（“全权委托”、“落实该房屋历史遗留问题”），以及案涉《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第二条载明的内容来看，即便认定易国富是案涉《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的委托代理人而非当事人，在姜桂兰又认可该协议的前提下，洞庭新城楼区工作部也可向姜桂兰的“全权委托”代理人易国富履行。至于易国富后续签订的案涉《货币回购协议》，实质是案涉《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履行方式的变更，即将案涉《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给与还建的门面变更为货币补偿，此仍属于姜桂兰“全权委托”易国富“落实该房屋历史遗留问题”的范畴。原审判决对易国富是否具备签订相关协议并领取补偿款项代理权限的论述，就是对洞庭新城楼区工作部能否向易国富履行案涉《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的反向论断，并未超出本案的审理范围。故在易国富已领取相关补偿款项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认定洞庭新城楼区工作部已履行案涉《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并驳回姜桂兰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应予维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姜桂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许震鹏审判员  刘景镔审判员  王延红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王泊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