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1民终11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男，1960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丽水市莲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珏，女，1987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系王某1女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叔伟，浙江天干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2，男，1965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丽水市莲都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3，男，1960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丽水市莲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琳，浙江元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世涛，浙江元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4，女，1950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丽水市莲都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5，女，1963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丽水市莲都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某，男，1985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丽水市莲都区。 上诉人王某1、王某2因与被上诉人王某3、王某4、王某5、赵某继承纠纷一案，不服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2020）浙1102民初31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某1上诉请求：一、撤销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2020）浙1102民初3121号民事判决，改判王连林遗留的被拆迁房屋129.9316平方米货币补偿款人民币2351407元中的54.7084平方米计补偿款人民币1008615元由王某1继承享有；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认定“2014年12月8日，王连林又出具一份《遗嘱》，再次确认把丽水市莲都区××村丽房权莲都区字第01057318号的房产，其中的30平方米分给王某5继承”的事实是错误的。该《遗嘱》系打印遗嘱，不符合现行《继承法》遗嘱的法定形式。其次，打印遗嘱上的证人非现场证人，系王某5在本案诉讼中再找人事后补签，存在伪造《遗嘱》的不法行为。王某5提供给岩泉街道第二拆迁组的《遗嘱》并没有证明人签字。一审中，王某1已当庭提交了由拆迁组组长毛朝华亲笔签字的证明来佐证《遗嘱》上原先没有证明人。再则，《遗嘱》所谓其中30平方米分给王某5继承不是王连林的真实意愿。王连林、傅爱凤的意愿是由儿子承担赡养义务，财产由儿子继承。王连林2014年6月20日亲笔《遗书》中明确写道：“三个女儿不参与房屋分享，也不承担赡养任务。”这才是父母生前的遗愿。涉案打印遗嘱是无效的。原审对《房屋修建协议》的事实认定错误，该《房屋修建协议》系王连林2014年6月20日立下亲笔《遗书》之前签订，王某3没有按照该协议报批修建，更不存在由王某3办理房产所有权登记的事实，涉案房屋拆迁时仍是父母亲的遗产。二、原审判决认为“王连林于2014年6月20日亲笔立下《遗书》因侵犯了其他合法继承人的相关权益归于无效”是错误的。王连林亲笔《遗书》处分自己的合法财产是法律赋予的权利，《继承析产协议》是对王连林亲笔《遗书》的补充和确认。拆迁过程中拆迁工作组正是以王连林2014年6月20日自书《遗书》为依据，将《遗书》中的有效部分和无效部分进行了区分，制作了《继承析产协议》，并经6个子女签字确认，将《遗书》中坐落于××村××号××号两处房产227.38平方米，其中属于傅爱凤的房产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分配，同时将《遗书》中王连林享有两处房产的应有份额129.9316平方米进行了确认。王连林的亲笔《遗书》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亲笔《遗书》是早就写好，在其快离世时才交给三个儿子，理应受到尊重。此外，王连林亲笔《遗书》对其自己份额的财产处分系有效，且已经得到法院生效判决的确认。显然，原审判决以法定继承为宜为由，否认王连林亲笔《遗书》的效力，违反了《继承法》的规定。三、王某1尽心尽力赡养父母。傅爱凤在世时，王某1向傅爱凤支付赡养费，1995年至1997年，三个儿子每人每年给傅爱凤赡养费300元，1998年开始三个儿子给傅爱凤的赡养费调整为每人每年1200元，直至傅爱凤2013年去世。父母患病期间，由王某1牵头三个儿子轮流照顾，三个女儿从来没有承担过轮流值班义务。三个女儿认为王连林立下遗嘱，今后财产都归儿子，应由儿子照料。总之，王连林2014年6月20日亲笔立下《遗书》对其遗产进行处分是有效的。王某1依据王连林亲笔《遗书》主张涉案继承权益理应得到支持，请求判令支持王某1的诉讼请求。 针对上诉人王某1上诉请求，上诉人王某2辩称，无意见。 针对上诉人王某1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王某3辩称，一、关于2014年12月8日的《遗嘱》，属于代书遗嘱，王某3之前从未看过这份《遗嘱》，即使是王连林本人签字，代书遗嘱需要两个见证人来见证才有效。该《遗嘱》不符合法定形式，是无效的。二、关于《房屋修建协议》。这份协议虽然协议上面未写具体的时间，但从文中“如今本人已高达88岁高龄”，可以推算出写协议的时间是在2016年，晚于2014年6月20日的遗嘱。且王某3一直都对香火基泥木结构房屋进行修缮维护，也履行了相应的报批手续。后来是因为拆迁的客观原因，没办法进行修建和所有权的登记，这个事情就暂时中止。三、《继承析产协议》是在拆迁办所做的析产协议，析产协议是针对傅爱凤名下遗产的处分，根据继承法进行法定继承。四、2014年6月20日所出具的这份遗书，是王连林快离世的时候，才交给三个儿子的，一式三份，每个儿子一份。五、关于赡养的问题，王某3也是和其他兄弟一样，同样标准支付赡养费，且在王连林中风前傅爱凤去世之后，王连林一直是住在王某3家，吃住没有收取任何的费用，中风之后，王某3的妻子辞去工作，和王某3两个人是24小时轮流照顾两年多时间。六、关于遗产分配的问题，对于王某1所提的这个主张不予认可。首先，对于东首半幢，2020年浙11**民初05号的生效判决书已经进行处置，应按照这份判决书进行分配。其次，关于香火基部分应当由王某3所有，按照《分拍书》和《房屋修建协议》来执行。 针对上诉人王某1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王某5辩称，一、王连林于2014年6月20日起草了一份《遗书》，对本案争诉的位于青林村香火基泥木结构老房屋进行了处分，该房屋于2019年10月被拆迁并进行货币补偿，由于就补偿问题没有形成一致意见，王某1遂对包括王某5在内的所有继承人提起了诉讼。王某1基于《遗书》而提起诉讼并要求判决相应继承份额的依据和理由不充分，该《遗书》的效力存疑。首先，该房产属于父母共同所有，王连林无权处分属于傅爱凤的财产，《遗书》将该房屋整幢及另外一处房屋都进行处分，由两上诉人继承，该遗嘱行为本身就是无效的。其次，该房屋系由王连林从王某5爷爷奶奶手中继承而来，王连林虽然享有继承权，但由于王连林从事教师工作，身份为居民户口，不具有村民资格，王连林的继承权只及于建筑物，不及于宅基地，宅基地使用权全部应由傅爱凤享有，应作为傅爱凤的遗产由全体继承人均等继承，而不是《遗书》当中列明的由王某1继承。二、2012年6月6日，王连林与傅爱凤共同出具了《继承书》，明确本案争诉房屋当中的30平方米由王某5单独继承。傅爱凤去世后，王连林于2014年12月8日再次出具《遗嘱》，将争诉房屋当中的30平方米再次做出处分，由王某5继承。该《遗嘱》出具的时间晚于《遗书》出具时间，应以后面出具的《遗嘱》为准，且后出具的这份《遗嘱》特别注明“其他遗嘱或财产分配文书与本遗嘱内容有冲突的，以本遗嘱为准。”可见，哪怕就是属于王连林的财产，也明确其中的30平方米房屋由王某5继承。王某1仅以其提交的《遗书》来主张自己的权利，事实理由不充分。三、父母亲去世前，为了照顾王某1已经工作，需要在城里买房的实际需要，父母向全体继承人征求意见同意，已经将其他半幢房屋的出售款项全部交给了王某1，使王某1得以在城里买房，这是我们全体继承人基于亲情而做出的重大让步。现在，王某1在城里的房屋价值已经升值十多倍，享受着所有被继承人做出让步形成的巨额收益，却还以一份无效的《遗书》，再次争取超过全体继承人平均份额之外的份额，全体继承人难以接受。总之，该争诉房屋中30个平方米由王某5单独继承，其余部分上诉人应与全体继承人一样，享受均等的遗产继承份额，王某1基于《遗书》而提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支持，请二审维持原判，驳回王某1的上诉请求。 针对上诉人王某1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王某4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按照一审判决均分遗产，请驳回王某1的上诉请求。 针对上诉人王某1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赵某辩称，第一，王某1基于2014年6月20日的《遗书》而提起诉讼并要求判决相应继承份额的依据和理由是不充分的，该《遗书》的效力存疑。首先，该房产属于赵某外公王连林、外婆傅爱凤共同所有，王连林无权处分属于傅爱凤的财产，《遗书》将该房屋一幢都由王某1继承，该遗嘱行为无效。其次，该房屋系由王连林从赵某外曾祖父祖母继承而来，王连林虽然享有继承权，但由于王连林后来从事教师工作，身份变为居民户口，不再具有村民资格，王连林的权利只及于建筑物，不及于土地，宅基地使用权全部由傅爱凤享有，应作为遗产由全体继承人均等继承，而不是按《遗书》当中列明的由王某1单独继承。第二，赵某母亲王碧飞因为有精神残疾，本来就特别需要照顾，王连林、傅爱凤生前也都交代要照顾王碧飞。由于赵某父亲发生交通事故，王碧飞精神疾病越发严重而死亡，赵某父亲过半年之后亦去世，家境极度贫困，本应按公平原则，在财产分割中照顾赵某，但王某1非但不照顾，还强占本应属于赵某母亲的财产。第三，1990年为了照顾王某1已经工作，需要在城里买房的实际需要，王连林、傅爱凤征求全体继承人意见，已经将青林村供销社248号东首半幢房屋的出售款项全部交给了王某1，使其得以在城里买房，这是我们全体继承人基于亲情而做出的重大让步。现王某1在城里的房屋价值已经升值十多倍，享受着所有被继承人做出让步形成的巨额收益，却以一份大部分无效的《遗书》再次争取超过全体继承人平均份额之外的份额，实在不应该。总之，赵某应该与全体继承人一样，享受均等的遗产继承份额，王某1基于《遗书》而提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王某2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2020）浙1102民初3121号民事判决；二、依法改判王连林遗留的被拆迁房屋面积129.9316平方米中位于莲都区××村××号××平方米遗产按照王连林自书《遗书》继承，该房产所转化为拆迁补偿权益计货币补偿款人民币1345490元归王某2继承享有。三、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为应以法定继承分割为宜，这是错误认定，与法不符，也违背了王连林与傅爱凤的真实遗愿。1.原审法院认为：“王连林对财产以遗嘱方式作出处分，也侵犯了其他合法继承人的相关权益”，这一表述违反了《民法通则》相关规定，王连林对自己拥有财产以遗嘱方式作出处分合情、合理、合法。2.根据《继承法》的规定，王连林去世时继承开始，自书《遗书》生效，应当按照遗嘱继承办理。3.王连林于2014年6月20日亲笔自书《遗书》中无效部分已被法定继承并履行完毕，王连林对其自己享有的房产份额作出的处分有效，依法受到法律保护。4.（2020）浙1102民初5号民事判决书已明确认定：王连林于2014年6月20日立的《遗书》，对案涉房屋属于其自己享有的份额作出的处分有效，并不存在有侵犯了其他合法继承人的相关权益之情形。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在本案一审过程中，各被上诉人均没有对王某2所继承的房产部分提出异议和存在争议。二、原审法院存在自相矛盾，违背客观事实。1.对于王连林所立《遗书》，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王某5的《遗嘱》是一份打印且无效的遗嘱，故王连林于2014年6月20日亲笔自书《遗书》就是最后一份，应以此份《遗书》为准。2.丽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涉案房屋产权人、面积等情况进行公示无异议后，拆迁相关单位以王连林2014年6月20日《遗书》为准来认定事实，将《遗书》中的有效部分和无效部分进行了区分。因此，各方当事人先后在拆迁相关单位制作的《继承析产协议》《丽水市市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货币补偿）》上签字。事后，对于《遗书》中的有效部分，各被上诉人以“对《遗书》存有质疑”为由，导致王连林享有的房产份额所转化的拆迁补偿权益（拆迁款）无法领取。原审法院以签了《继承析产协议》一个独立文本来否认《遗书》中的有效部分，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继承析产协议》文本是拆迁单位制作的，王某2在《继承析产协议》上也并没有同意将王连林的遗产进行法定继承。王连林立有《遗书》，应当按《遗书》办理，合法合理。三、退一万步讲，假设没有《遗书》，王连林的遗产也不能按均等分配。1.王某2对父母亲尽了主要抚养义务，应当多分。2.对于王连林《遗书》中将××村××号东首半幢房屋分归给王某2继承享有，这是父母生前遗愿。王连林曾在五位子女共同在场时当面口头嘱咐：一定要按傅爱凤的遗愿照办。请二审依法支持王某2的上诉请求。 针对上诉人王某2的上诉请求，上诉人王某1辩称，赞同王某2的意见。一、王连林亲笔《遗书》，涉及对自己份额财产处分有效，符合法律规定。二、按照《遗书》，份额75.23平方米补偿款134.5490万元，由王某2继承，符合该《遗书》内容。 针对上诉人王某2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王某3辩称，一、东首半幢房产所有权，在2020年浙11**民初5号判决已经明确，按照判决执行。二、《继承析产协议》是依据法定继承相关规定，对傅爱凤的份额做出的处分。三、王某2指出各被上诉人均没有对其所继承的房产部分提出异议和存在争议，与事实不符，王某2主张是按照2020年浙11**民初5号判决进行分配。请求驳回王某3的上诉请求。 针对上诉人王某2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王某5、王某4、赵某的答辩意见与针对上诉人王某1上诉请求的答辩意见一致，均请求驳回其上诉请求。 上诉人王某1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一、判令王连林遗留的被拆迁房屋129.9316平方米货币补偿款人民币2354107元中的54.7084平方米计补偿款1008615元由原告继承享有；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王某1、被告王某2、被告王某3、被告王某4、被告王某5系兄弟姐妹关系，被告赵某系原告姐妹王碧飞（××××年××月××日死亡）的独生子。原告王连林（1929年10月21日出生，2019年6月8日死亡），傅爱凤（于2013年6月20日死亡）。王连林、傅爱凤生前在丽水市莲都区××村有两处房产：分别是坐落于丽水市莲都区××村××号房屋，权利人登记为傅爱凤，土地证编号为丽市集建（90）字第00775号，建筑面积为131.64平方米；坐落于丽水市莲都区××村××号的土名叫香火基泥木结构房屋，权利人登记为王连林，登记证号为丽房权证莲都区字第0××8号、丽水市集建（91）字第04918号，建筑面积为95.74平方米。该两处房产，王连林、傅爱凤及该案的原、被告先后订立过下列相关协议：1.2002年9月8日，王连林、傅爱凤与王某1、王某2、王某3三兄弟签订一份《分拍书》，约定将坐落于××村××号的房屋和香火基的房屋，分给王某1、王某2、王某3三人，其中王某1分得××村××号房屋东首半幢二分之一及现金，王某3分得××村××号房屋西首半幢及香火基房屋泥木结构房屋一幢（包括附猪栏宅基），王某2分得××村××号房屋东首半幢二分之一及现金，并要求三兄弟承担赡养义务，否则，父母有权将分配财产收回。2.2002年6月6日，王连林与傅爱凤向被告王某5出具一份《继承书》，具体内容为：本人王连林与傅爱凤属夫妻关系。王连林、傅爱凤与王某5属父女，母女关系。现本人王连林妻傅爱凤年龄已大，故在此立下此份财产继承书。今将本人王连林与爱妻傅爱凤夫妻俩名下，位于丽水市莲都区××村，丽房权莲都区字第0××8号的房产，其中的30平方米，分给王某5继承。该继承部分不受其它财产分配书或遗嘱影响。我夫妻俩签字盖章确认。3.2014年6月20日，王连林亲笔书写了一份《遗书》，又将坐落于××村××号的房屋和香火基的房屋重新作了分配，其中王某1分得香火基泥木结构老屋一幢，王某3分得××村××号房屋西首半幢及香火基猪栏基一块、猪栏北首空地一块，王某2分得××村××号房屋东首半幢；同时明确三个女儿王某4、王碧飞、王某5不参与房屋分享，也不承担赡养义务。4.2014年12月8日，王连林又出具一份《遗嘱》，再次确认把丽水市莲都区××村丽房权莲都区字第0××8号的房产，其中的30平方米分给王某5继承。5.之后，王连林又在一份《房屋修建协议》上签字，该协议载明，约定人系王连林，如今已达88岁高龄，因青林村香火基泥木结构房屋随时有倒塌危险，约三个儿子王某1、王某3、王某2共同协商，将香火基用地面积为151.44平方米的房屋报相关部门修复批准后，由次子王某3自行筹资修建，修建完成后，房屋产权直接归王某3所有，并由王某3办理房产所有权登记。该协议没有署名时间，王连林及王某1、王某3在上面签了名字并摁了指印。6.2019年10月8日，该案的原、被告在丽水市丽泰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签订一份《继承析产协议》，该协议的具体内容为坐落于青林村的房屋总建筑面积为227.38平方米，现因青林村项目拆迁，根据继承法的有关规定，结合配偶、子女户数状况，达成继承面积如下：王连林129.9316平方米、王某116.2414平方米、王某216.2414平方米、王某316.2414平方米、赵某16.2414平方米、王某416.2414平方米、王某516.2414平方米（计算公式为227.38＊2＝113.69平方米系王连林、傅爱凤的个人财产，113.69＊7＝16.2414平方米系傅爱凤遗产各继承人的继承份额），原、被告各自领取相应面积的房屋拆迁补偿款；同日，原、被告在丽水市市区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货币安置）上签字，确认王连林户征迁面积为129.9316平方米，被征收房屋价值及其他各项补偿共计人民币2354107元。 一审法院认为，王连林、傅爱凤生前订立了形式、内容各异的多份遗嘱、继承书等，对自己名下的房产在不同时间作出不同处置的意思表示，但在该两处房产因被征用拆迁时，原、被告均于2019年10月8日在《继承析产协议》上签字确认同意将青林村的两处房产共计227.38平方米作为原告父母的共同财产，并按照法定继承的相关规定，对属于傅爱凤的份额按法定继承作了遗产分割，每人16.2414平方米，同时也确定了属于王连林的份额。因协议对属于王连林和傅爱凤的财产具体坐落未作出明确，致使王连林、傅爱凤生前先后订立的其他遗嘱类协议无法实际履行。且在傅爱凤去世后，王连林对财产以遗嘱方式作出处分，也侵犯了其他合法继承人的相关权益，故对于被继承人王连林的遗产，应以法定继承分割为宜，傅爱凤、王碧飞先于被继承人王先林死亡，王碧飞所继承的份额由被告赵某代位继承。经计算，原、被告每人继承的份额为21.6553平方米，折合为拆迁款每人继承的份额为人民币392351.16元。故对原告王某1、被告王某3以王连林2014年12月8日出具的《遗嘱》来主张继承份额，被告王某2以有王连林签字《房屋修建协议》来主张继承份额，证据和理由不足，该院不予支持。依照《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一、原告王某1、被告王某2、被告王某3、被告王某4、被告王某5、被告赵某对被继承人王连林的遗产各享有的拆迁份额为人民币392351.16元；二、驳回原告王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78元，减半收取6939元，由原告王某1负担5204元，五被告各负担347元。 二审中，上诉人王某1提交如下证据：1.潘丽仙书写的《证明》，待证：2012年6月6日《继承书》系伪造，傅爱凤三个字是潘丽仙代签，指印也是潘丽仙所按。2.拆迁工作人员出具的《证明》，待证：王某5提供的2014年12月8日打印《遗嘱》上的证明人是非现场证人，证明人是在事后补签的。3.电话录音一份，待证2014年12月8日王某1的姨妈傅爱仙，事后在打印《遗嘱》上签字。4.照片一组，待证香火基的房子非常破，没有经过任何的维修。王某2对王某1的证据质证认为无意见。王某3对王某1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属于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询，真实性存疑。证据2真实性存疑。证据3无法判断真实性。证据4没有原件，真实性无法判断，事实上是由王某3对香火基进行修缮的。王某5质证认为，打印《遗嘱》上的证明人是当时签的。王某4和赵某质证认为，不认可上述证据。经审查，本院认为，上诉人王某1提供的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内容与形式均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形式要件，其待证事实，本院不予认定。 二审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2002年6月6日王连林与傅爱凤向王某5出具一份《继承书》”有误，本院予以纠正，该《继承书》出具的时间为2012年6月6日。二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2020年12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三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而民法典有规定的，可以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对打印遗嘱没有规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打印遗嘱有了明确规定，故对本案所涉打印遗嘱的认定应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六条规定，打印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本案中2002年9月8日《分拍书》、2012年6月6日《继承书》、2014年12月8日《遗嘱》、《房屋修建协议》，正文内容系打印形式，落款处签字为手签，故四份材料均属于打印遗嘱。其中2002年9月8日《分拍书》、《房屋修建协议》均没有见证人签字，按照遗嘱形式法定的原则，两份遗嘱形式均不合法，应属无效。2012年6月6日《继承书》、2014年12月8日《遗嘱》虽然有见证人签字，但王某1、王某2均不认可见证人的签字，见证人签字处也没有注明落款时间，且故无法确定《遗嘱》、《继承书》出具时有见证人签字，且向拆迁办前后提供的两次《遗嘱》，一次有见证人签字，一次没有见证人签字，故《遗嘱》形式不合法，也应认定无效。2014年6月20日《遗书》，系自书遗嘱，形式合法，但内容上王连林无权处分了傅爱凤的遗产，故该遗嘱中关于傅爱凤的遗产处分无效，对于王连林自有份额的遗产处分有效。傅爱凤的遗产于2018年10月8日，按照各方当事人签订的《继承析产协议》进行法定继承，剩余的被拆迁房屋129.9316平方米货币补偿款人民币2354107元系王连林的遗产，包括青林村XX号香火基泥木结构老屋剩余的54.7084平方米计953895元，××村××号房屋东首半幢剩余的75.2232平方米计1345492元，农业生产用房（香火基猪栏）计54720元，应按照2014年6月20日《遗书》处理。即王某1享有的拆迁份额为953895元人民币，王某2享有的拆迁份额为人民币1345492元，王某3享有的拆迁份额为人民币54720元，被上诉人王某4、王某5、赵某对被继承人王连林的遗产不享有拆迁份额。一审法院按照法定继承对案涉遗产进行分配，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上诉人王某1、王某2的上诉请求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2020）浙1102民初3121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王某1对被继承人王连林的遗产享有的拆迁份额为人民币953895元，上诉人王某2对被继承人王连林的遗产享有的拆迁份额为人民币1345492，被上诉人王某3对被继承人王连林的遗产享有的拆迁份额为人民币54720元； 三、驳回上诉人王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3878元，减半收取6939元，由被上诉人王某3负担1500元，被上诉人王某5负担1813元，被上诉人王某4负担1813元，被上诉人赵某负担181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878元，由被上诉人王某3负担3000元，被上诉人王某5负担3626元，被上诉人王某4负担3626元，被上诉人赵某负担362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江云 审 判 员 汤丽军 审 判 员 金红萍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李雪吟 代书记员 徐基恒 代书记员 刘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