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9032号上诉人一（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林少洪，男，1980年2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区西区***委东风车城东风本田宿舍，公民身份号码：440************01X。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燕珠，广东九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二（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程立和，男，1964年1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东省高州市**********，公民身份号码440************591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耀凤，广东百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和，广东百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一林少洪因与上诉人二程立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东县人民法院（2020）粤1323民初3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一林少洪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撤销（2020）粤1323民初385号民事判决书第一、第二、第三判项，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2.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已于2017年10月解除，原审法院以被上诉人出具《承诺书》的时间作为认定双方解除合同的时间，与事实不符。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2017年10月19日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即被上诉人提交的民事答辩状第二页第二段的内容）可知，上诉人在此期间已向被上诉人提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而从上诉人于2020年5月8日提交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通话录音可知，被上诉人在2017年12月17日已明确向上诉人表示在收到第三人的10万元或者1300万元后即向上诉人返还30万元。虽然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通话录音内容不予认可，但是上诉人提交的通话录音与被上诉人认可的事实高度吻合，原审法院对此未予以采纳，明显不当。事实上，因涉案土地上的建筑物未清理完毕，被上诉人一直未将涉案土地交付给上诉人，且因涉案土地临近加油站，无法开展KTV、餐饮等项目，导致上诉人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因此，双方于2017年10月协商解除《合作开发协议》。原审法院简单认定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未能直接作证其主张，忽略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之间的密切联系，认定被上诉人出具《承诺书》之日为双方解除合同之日，明显与事实相悖。二、被上诉人于《承诺书》出具之后向上诉人支付的13万元款项是其承诺的逾期还款的利息，原审认定该款项为被上诉人依据《承诺书》退还的款项，属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合作开发协议》解除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承诺于2017年春节前向上诉人返还30万元，逾期还款的同意每月向上诉人支付9000元的利息，以上事实有上诉人提交的通话录音予以证实。此外，被上诉人于2018年8月27日的通话中亦明确承诺向上诉人支付利息。因此，被上诉人于2018年11月1日、2018年11月7日、2019年2月3日支付给上诉人的款项应为其支付的利息，原审法院认定上述款项为被上诉人依据《承诺书》退还的款型明确不当。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作出不公正的判决。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法院的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程立和辩称，一、依据本案的基本事实，本案在第一次开庭庭审之日双方才正式解除了《合作开发协议》。被答辩人上诉称其在2017年10月19日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出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根本不是事实。理由如下：1.答辩人由始至终都只认可双方在本案第一次开庭庭审之日才正式解除了《合作开发协议》。被答辩人称其在2017年10月19日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出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根本不是事实。首先，被答辩人在2017年10月19日发给答辩人的微信内容为：“兄弟；不好意思了，我深圳朋友2个占大股的都放鸽子了。我跟麦镇绿在沟通，他说他惠东有朋友感兴趣，在等他朋友看资料后看看参不参与。我建议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我继续找合作伙伴，但另一方面，为不耽误你，你也去问身边其他人有无感兴趣的，如果最终我找不到合作伙伴而别人有好的合作条件，就让出来给到别人做。我跟你交个底，我个人是有强烈意愿做，但就我个人自己能投入的资金只有200左右。如果你身边有其他合适的资源，也可介绍大家一起合作。不过前提是要由我做主导（设计和后期经营）同时占10%管理股。中途出变故，耽误这么多时间，不好意思”。依据该聊天内容，并未体现出被答辩人有提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反而在聊天内容中被答辩人还强调：“我个人是有强烈意愿做，但就我个人自己能投入的资金只有200左右。如果你身边有其他合适的资源，也可介绍大家一起合作。不过前提是要由我做主导（设计和后期经营）同时占10%管理股”。该事实足以证明在2017年10月19日当天，双方并未解除《合作开发协议》，反而双方为了能继续履行该《合作开发协议》还在想办法邀请他人继续投资。其次，被答辩人称：“从上诉人于2020年5月8日提交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通话录音可知，被上诉人在2017年12月17日已明确向上诉人表示在收到第三人的10万元或者1300万元后即向上诉人返还30万元”更不是事实。在原审中，答辩人对此录音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质证，该录音真伪不明，来源不明，明显经过剪辑，根本不能反映本案的基本事实，答辩人对此坚决不予认可。而依据被答辩人所称所谓的与“答辩人”之间的录音，被答辩人称“答辩人”表示在收到第三人的10万元或者1300万元后即向上诉人返还30万元，该表述本来就存在疑问及条件，前提是有第三人愿意投资且支付了10万元或1300万元，但是被答辩人自始至终未向原审法院及二审法院提交过任何证据证明答辩人有收到过第三人的10万元或1300万，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被答辩人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恰恰从该录音也足以证明双方的《合作开发协议》并未在2017年10月19日解除。2.原审法院以上诉人被迫所写的应属无效的《承诺书》作为认定双方解除《合作开发协议》的时间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理应予以撤销。答辩人在原审开庭时已经多次重申，答辩人所写的《承诺书》系在被答辩人逼迫的情况下所写，并且向原审法院提交了被答辩人威胁答辩人的录音及相关的证据材料予以证明。该《承诺书》根本就不是答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无效。原审法院怎么能仅凭一份无效的《承诺书》就认定：“该《承诺书》系双方对于解除《合作开发协议》并就被告的退款责任所达成的合意，应视为双方对此前就本案纠纷的款项进行结算”。在原审开庭时，答辩人已明确表示，答辩人认可的《合作开发协议》解除日期为本案第一次开庭审理之日。因此，答辩人认为，本案在第一次开庭庭审之日双方才正式解除了《合作开发协议》。而《承诺书》根本就不是答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无效。原审法院依《承诺书》签订日期即2018年10月12日认定系双方对于解除《合作开发协议》并就被告的退款责任所达成的合意，应视为双方对此前就本案纠纷的款项进行结算，明显属于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了答辩人的合法权益。有偏袒一方当事人的嫌疑，理应予以撤销。综上，被答辩人所称并非事实，双方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并非在2017年10月19日经协商解除，更不能依答辩人因被胁迫所出具的《承诺书》的签订日期即2018年10月12日认定系双方解除《合作开发协议》的日期。应认定为在本案在第一次开庭庭审之日即2020年4月29日为双方《合作开发协议》的解除日期，更为公正。二、答辩人并不欠付被答辩人任何款项。依据双方于2017年6月15日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的约定：“2、该项目合作开发经验的所有资金（包括项目地块租用费）全部由乙方负责，项目的建设经验管理由乙方全权负责。乙方必须在双方合作开发期间每年7月10日前支付甲方叁拾万元人民币作为甲方合作开发所得收益，如乙方每逾期一天需支付甲方应得款项百分之一的违约金”。依据该约定，被答辩人应在2017年7月10日向答辩人支付人民币30万元人民币作为甲方合作开发所得收益。因此，涉案的30万元本来就应属于答辩人的开发所得收益。是因为被答辩人单方违约，还起诉要求答辩人退回已支付的属于答辩人开发所得收益的30万元，才导致本案纠纷的产生。答辩人本来就不欠被答辩人任何款项。但依被答辩人向答辩人发送的微信证明，被答辩人因其其他合作伙伴放其鸽子，强行单方撕毁《合作开发协议》，要求答辩人返还30万元出资款，在遭到拒绝后经常在凌晨骚扰答辩人，有时是在凌晨唱完卡拉OK后打电话给答辩人，有时是直接到答辩人家中骚扰，并以言辞相威胁，答辩人迫于无奈被迫向被答辩人返还了部分投资款。依据答辩人在原审中向原审法院提交的答辩与被答辩人之间的银行流水记录，可以证明，从2018年5月至2019年2月之间，答辩人通过五次共向被答辩人卡偿还了人民币163000元，具体还款记录为：①2018年5月5日答辩人向被答辩人银行卡转入人民币10000元；②2018年6月4日答辩人向被答辩人银行卡转入人民币10000元；③2018年6月29日答辩人向被答辩人银行卡转入人民币13000元；④2018年11月1日答辩人向被答辩人银行卡转入人民币50000元；⑤2018年11月7日答辩人向被答辩人银行卡转入人民币50000元；⑥2019年2月3日答辩人向被答辩人银行卡转入人民币30000元。⑦加上答辩人垫付的2017年至2018年涉案土地的租金人民币40000元，合计答辩人已向被答辩人支付了人民币203000元。就算答辩人要向被答辩人退还款项，答辩人已支付给被答辩人203000元，与被答辩人诉请的借款本金230000元相抵扣，答辩人也只需支付97000元，而不是100000元。三、答辩人从未与被答辩人约定过支付利息，被答辩人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双方有对利息进行过约定，被答辩人称答辩人承诺每月向被上诉人支付9000元利息以及答辩人于2018年11月1日、2018年11月7日、2019年2月3日支付给被答辩人的款项应为其支付的利息更是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支持。理由如下：1.本案是被答辩人违约在先。涉案的30万元并非答辩人向被答辩人应支付的欠款。答辩人作为守约方，根本没有义务要向被答辩人支付利息；2.从原审庭审过程中及被答辩人原审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及所谓的《承诺书》等证据材料来看，被答辩人自始至终均未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双方有对利息的计算标准、利息的起算时间进行过约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11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故：答辩人不存在支付利息给被答辩人；3.纵观被答辩人向法院提交的所谓的通话记录，从内容上从未体现过“答辩人”有承诺过每月向被答辩人支付9000元利息，该9000元一直是被答辩人自说自话，“答辩人”对此坚决不予认可。根据被答辩人提交的2017年12月17日的电话录音：“林少洪：我做不到。如果这三十万元是我自己的呢，就可以搏一搏，如果我一个月就9000块钱息的话，即使你给我五年我100万来说…”、“林少洪：你这么说也好了，等于我全权退出，我也不想说我能赚钱了，没有的啦这个月亏了，一个月9000块，说真的不骗你…”、“林少洪：尽快啦，我这里被人家追到死，少十万的话就少十万的利息，3000元一个月…”。从被答辩人的自认的内容来看，该9000元应为反诉被告向他人借款应偿还给他人的利息，并非“答辩人”应偿还的利息。被答辩人向他人借款进行投资所要偿还的利息与本案无关，怎能将自己的债务恶意转嫁到答辩人身上？综上，答辩人根本不欠被答辩人任何款项，更从未向被答辩人承诺过每月支付9000元利息。被答辩人诉称：“被上诉人于《承诺书》出具之后向上诉人支付的13万元款项是其承诺的逾期还款利息”明显于法无据，理应予以驳回。综上所述，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无任何事实与法律的依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二程立和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惠东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粤1323民初385号民事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在原审的全部反诉请求，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上诉人收到惠东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粤1323民初385号民事判决书，上诉人不服惠东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粤1323民初385号民事判决书的判项，认为该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实体处理欠妥，依法应予改判，理由详述如下：一、上诉人并不拖欠被上诉人任何款项，反而被上诉人应赔偿上诉人损失人民币16万元及违约金10万元。原审法院判决：“被告程立和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林少洪退还100000元”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理应在二审中予以改判。l.被上诉人违约在先，给上诉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2017年6月，被上诉人找到上诉人希望能与反诉原告共同开发位于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山海加油站后草埔地（即原货柜车停车场）。后经被上诉人的不断要求，双方于2017年6月15日签订了《合作开发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协议》约定：“1、甲方负责提供双方合作开发项目所需地块租用权。甲、乙双方合作开发的地块位置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山海加油站后草埔地（即原货柜车停车场）。甲方提供合作项目地块租用期为2017年6月15日至2022年5月15日。2、该项目合作开发经验的所有资金（包括项目地块租用费）全部由己方负责，项目的建设经验管理由乙方全权负责。乙方必须在双方合作开发期间每年7月10日前支付甲方叁拾万元人民币作为甲方合作开发所得收益，如乙方每逾期一天需支付甲方应得款项百分之一的违约金”。《协议》签订后，上诉人花几万元平整了涉案场地，砌起了围墙，并按约定将上述土地交付给被上诉人使用。但被上诉人却拖至2017年8月30日才支付第一年租金给上诉人。上诉人的行为违反了《协议》第二条之规定，其行为属第一次违约。2017年10月19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发送微信，称：“兄弟；不好意思了，我深圳朋友2个占大股的都放鸽子了。我跟麦镇绿在沟通，他说他惠东有朋友感兴趣，在等他朋友看资料后看看参不参与。我建议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我继续找合作伙伴，但另一方面，为不耽误你，你也去问身边其他人有无感兴趣的，如果最终我找不到合作伙伴而别人有好的合作条件，就让出来给到别人做。我跟你交个底，我个人是有强烈意愿做，但就我个人自己能投入的资金只有200左右。如果你身边有其他合适的资源，也可介绍大家一起合作。不过前提是要由我做主导（设计和后期经营）同时占10%管理股。中途出变故，耽误这么多时间，不好意思”。后被上诉人多次与上诉人联系，并表示仍想继续做。在此情况下，上诉人为了遵守双方的《协议》约定，只好与惠东县*******委会签订《协议书》，继续租用涉案停车场。并按协议约定每年缴交租金及管理费人民币4万元。但是，被上诉人却不顾双方签订的《协议》的约定，突然撕毁协议并强行要求上诉人退回理应由上诉人获得的开发所得收益30万元。被上诉人的行为构成第二次违约。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已按《合作开发协议》的约定向被上诉人提供了双方合作开发项目所需地块的租用权，并且已经实际交付给了被上诉人，由于被上诉人单方违约导致合同不能履行，被上诉人理应承担违约责任即赔偿上诉人损失人民币16万元及违约金10万元。但是原审判决对被上诉人的多次违约行为视而不见，还判决：“被告程立和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林少洪退还100000元”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理应予以改判。2、上诉人并不欠被上诉人的任何款项。依据双方于2017年6月15日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的约定：“2、该项目合作开发经验的所有资金（包括项目地块租用费）全部由乙方负责，项目的建设经验管理由乙方全权负责。乙方必须在双方合作开发期间每年7月10日前支付甲方叁拾万元人民币作为甲方合作开发所得收益，如乙方每逾期一天需支付甲方应得款项百分之一的违约金”。依据该约定，被上诉人应在2017年7月1O日向被上诉人支付人民币30万元人民币作为甲方合作开发所得收益。因此，涉案的30万元本来就应属于上诉人的开发所得收益。是因为被上诉人单方违约，还起诉要求答辩人退回已支付的属于被答辩人开发所得收益的30万元，才导致本案纠纷的产生。上诉人本来就不欠被上诉人任何款项。上诉人在原审中已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银行流水记录，根据该银行流水记录，可以证明，从2018年5月至2019年2月之间，上诉人通过五次共向被上诉人卡偿还了人民币163000元，具体还款记录为：①2018年5月5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银行卡转入人民币10000元；②2018年6月4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银行卡转入人民币10000元；③2018年6月29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银行卡转入人民币13000元；④2018年11月1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银行卡转入人民币50000元；⑤2018年11月7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银行卡转入人民币50000元；⑥2019年2月3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银行卡转入人民币30000元。⑦加上上诉人垫付的2017年至2018年涉案土地的租金人民币40000元，合计上诉人已向被上诉人支付了人民币203000元。就算上诉人要向被上诉人退还款项，上诉人已支付给被上诉人203000元，与被上诉人诉请的借款本金230000元相抵扣，上诉人也只需支付97000元，但是原审法院却认定上诉人要向被上诉人退还100000元。明显属于本案基本事实的计算错误，理应在二审中予以纠正。一、被上诉人提交的《承诺书》系被上诉人逼迫上诉人写的，并非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审法院依据上诉人被迫所写的《承诺书》认定：“该《承诺书》系双方对于解除《合作开发协议》并就被告的退款责任所达成的合意，应视为双方对此前就本案纠纷的款项进行结算”是对本案事实的重大误解。1.被上诉人提交的《承诺书》并非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被上诉人逼迫上诉人书写的。被上诉人单方撕毁《合作开发协议后》，经常在凌晨骚扰上诉人，并以言辞相威胁要求退还本应属于上诉人的合作开发所得收益30万元。更令人发指的是，被上诉人借双方商讨如何开发涉案土地的名义，将上诉人诱骗至其所开的大排档内，伙同其姐夫等三人强行要求上诉人签署事先拟好的《承诺书》，并威胁上诉人如果不签就不放其离开。由于当时已是凌晨一点半了，上诉人身处暴力威胁及四周都是被上诉人的帮凶，上诉人只能被迫照抄被上诉人及其姐夫草拟好众所周知，承诺书是承诺人对要约人的要约完全同意的意思表示。有效的承诺书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①是当事人真实意愿的反映。承诺书的内容应当是当事人内心真实意思的表达，不能被强迫或威胁或利诱、欺骗等；②没有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承诺书的内容必须合乎法律的规定，不能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否则可能导致承诺书无效；③没有侵犯他人利益。承诺人只能基于自己有权处分的物进行处分，而不能因此侵犯到了他人的合法利益。而本案被上诉人以限制上诉人人身自由的方式，强迫上诉人签订所谓的《承诺书》，且该《承诺书》并非答辩人的真实意思反映，严重损害了答辩人的合法利益，更不符合我国法律的基本规定，理应属无效承诺。2.该《承诺书》内容与本案事实不相符。从双方提交的流水可看出，2018年5月5日至6月29日，答辩人共向被答辩人转款人民币叁万叁仟元整（￥：33000元）。加上答辩人垫付的土地租金人民币肆万元整（￥：40000元），答辩人共向被答辩人支付款项柒万叁仟元整（￥：73000元）。但《承诺书》却陈述“现已还叁万，交一年场租肆万元，现余款贰拾叁万”显然与事实不符。也就是说，在被答辩人逼迫答辩人照抄的“承诺书”中，已还款金额与本案事实根本不相符合，少计算人民币3000元整。3.原审法院以上诉人被迫所写的应属无效的《承诺书》作为认定双方解除《合作开发协议》的时间，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理应予以撤销。上诉人在原审开庭时已经多次重申，上诉人所写的《承诺书》系在被被上诉人逼迫的情况下所写，并且向原审法院提交了被上诉人威胁上诉人的录音及相关的证据材料予以证明。该《承诺书》根本就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无效。原审法院怎么能仅凭一份无效的《承诺书》就认定：“该《承诺书》系双方对于解除《合作开发协议》并就被告的退款责任所达成的合意，应视为双方对此前就本案纠纷的款项进行结算”。在原审开庭时，上诉人已明确表示，上诉人认可的《合作开发协议》解除日期为本案第一次开庭审理之日。因此，上诉人认为，本案在第一次开庭庭审之日双方才正式解除了《合作开发协议》。而《承诺书》根本就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无效。原审法院依《承诺书》签订日期即2018年10月12日认定系双方对于解除《合作开发协议》并就被告的退款责任所达成的合意，应视为双方对此前就本案纠纷的款项进行结算，明显属于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有偏袒一方当事人的嫌疑，理应予以撤销。三、原判决判令：“被告程立和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林少洪支付利息2416元及以100000元为基数计算从2019年8月19日起至还清款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明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上诉人在上诉理由一与上诉理由二中已经明确阐明，上诉人并不欠付被上诉人任何款项。首先，系被上诉人多次违约再先，强行要求上诉人退还本应属于上诉人的开发所得收益款30万元，并以此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被上诉人的行为已构成滥用诉权，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其次，原审法院多次存在事实认定不清，计算金额错误的情况，导致上诉人已支付的款项无故未被依法扣减，使得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再一次收到了侵害。再次，原审法院以上诉人被迫所写的应属无效的《承诺书》作为认定双方解除《合作开发协议》的时间，并以此时间来计算上诉人应承担的利息，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枉法裁判。对于上诉人是极其不公平的。上诉人一直以来都不认可签订《承诺书》之日系双方解除《合作开发协议》的时间，并且在庭审中明确表示，上诉人认可的《合作开发协议》解除日期为本案第一次开庭审理之日。既然《合作开发协议》在庭审时才解除，又何来要支付利息一说？2.原审法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判决上诉人要支付利息属于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本案实际为合伙协议合同纠纷，并非买卖合同纠纷，原审法院却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来判决认定上诉人要承担利息，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其次，从庭审过程中及被上诉人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及所谓的《承诺书》等证据材料来看，被上诉人自始至终均未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双方有对利息的计算标准、利息的起算时间进行过约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11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故：上诉人不应支付利息给被上诉人。再次，在原判决本院认为部分：“关于第三个焦点，原告主张双方就退款口头约定了利息，提交了通话录音予以佐证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该通话录音中确有提及利息部分，但该利息约定并不明确，且在被告所出具的《承诺书》中并未就利息进行约定。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的规定，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据原审法院对该部分的认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可以认定原审法院对于原告诉请利息部分是驳回的。但是在“关于原告诉请的利息问题”，又主动对利息问题进行了阐述，并在判决部分判处上诉人要向被上诉人支付利息。原审法院的判决明显属于前后矛盾，而且还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原则。四、在原审中，上诉人提交了众多证据证明因被上诉人的多次违约行为导致上诉人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并且上诉人也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了反诉，但是在原审判决中，对上诉人提出的反诉请求根本未与审查，仅由一句话予以带过，显然对上诉人是极不公平的。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上诉人根本不欠被上诉任何款项，所谓的《承诺书》也是被上诉人逼迫上诉人所签，根本就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无效。原审法院以无效的《承诺书》为依据判决上诉人要承担退款及支付利息的责任，明显对上诉人不公平。上诉人不服该判决，特依法提出上诉。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惠东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粤1323民初385号民事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在原审的全部反诉请求。上诉人一林少洪辩称，我方认为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向其支付损失16万元及违约金10万元的反诉请求，证据明显不足。原审法院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反诉请求，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第二，被上诉人主张其受上诉人逼迫出具的承诺书，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认定承诺书合法有效、正确。一审原告林少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被告向原告返还款项人民币23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1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8年10月30日起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利息以13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9年2月4日起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被告程立和（反诉原告）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一、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支付损失人民币16万元及违约金10万元元；二、反诉被告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第一次庭审中增加反诉请求三、请求法院依法确认案涉承诺书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6月15日，被告程立和作为甲方与原告林少洪作为乙方签订一份《合作开发协议》，约定“一、甲方负责提供双方合作开发项目所需地块租用权。甲、乙双方合作开发的地块位置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山海加油站后草埔地（即原货柜车停车场）。甲方提供合作项目地块租用期为2017年6月15日至2022年5月15日。二、该项目合作开发经营的所有资金（包括项目地块租用费）全部由乙方负责，项目的建设经营管理由乙方全权负责。乙方必须在双方合作开发期间每年7月10日前支付甲方叁拾万元人民币作为甲方合作开发所得收益，如乙方每逾期一天需支付甲方应得款项百分之一的违约金。三、未经乙方允许，甲方不得参与项目的建设经营管理。项目在乙方建设、经营当中所产生的责任，或遇到某种政府和地方的阻止或某种原因，均与甲方无关。”2017年8月30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一份收据，确认收到原告支付的30万元。双方确认原告分别于2017年7月10日、2017年7月12日向被告转账19万元、6万元合计25万元；对于剩余5万元，原告主张系于2017年7月底现金支付，被告在第一次庭审时无法确认系通过什么方式支付，但确认已收取该笔5万元，被告在第二次庭审时辩称实际未收取该笔款项。2018年10月12日，被告出具一份《承诺书》，内容为“本人收到林少洪蔡家村停车场合作款叁拾万，现已还叁万，交一年场租肆万元，现余款贰拾叁万。本人承诺2018年10月30日前付给林少洪壹拾万，余款拾叁万2018年春节前付清，若违约可以法律手段告我。被告辩称该《承诺书》系因受原告等人逼迫按照原告所草拟好的内容进行照抄，并提交了一份内容与上述《承诺书》相同但落款未有签名的的另一份《承诺书》，原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另，被告提交通话录音及微信聊天记录，主张其系在原告的骚扰及言辞暴力相威胁的情况下才出具的案涉《承诺书》。被告主张其与蔡家村签订协议并支付了租金，提交了：1.落款时间为2016年7月15日的《协议书》，记载的发包方（甲方）为蔡家村村委会，承包方（乙方）为被告，内容为“甲方将位于蔡家村东沙埔草埔地即《原货柜车停车场》续租给乙方使用,租用期限从2016年7月16日起至2022年5月16日止；每年租金款肆万元；如未满租期，乙方将该地转租他人，应尊重甲方的同意方可转租”，在落款处加盖有“惠东县*******民委员会”的公章。2.惠东县*******民委员会于2020年4月8日盖章出具的《证明》，内容为“兹我村委会集体于2017年至2018年度有收到程立和，货柜车停车场租金合共捌万元。其中3.6万元为地租金4.4万元是捐款。特此证明。”；3.惠东县*******民委员会盖章出具的收据三份；4.惠东县*******民委员会作为发包方（甲方）与案外人惠州市和君投资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程立和作为承包方（乙方）于2018年7月15日签订的《续租协议书》，内容为“甲方将蔡家村昆仑加油站后东沙埔草埔地即《原货柜车停车场》续租给乙方使用，租用期限从2018年7月16日起至2028年5月15日止；每年租金款人民币肆万元；如未满租期，允许乙方和第三方合租，乙方将该地转租他人，应尊重甲方的同意方可转租”。另，惠州市和君投资有限公司系经工商登记于2018年3月7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为程立和。被告主张在与原告签订案涉《合作开发协议》后积极履行合同义务，提交了：1.惠东县环境保护局于2018年6月20日盖章出具的《关于惠州市和君投资有限公司绿化美化蔡家村东沙海埔草埔地及临时搭建简易轻钢房子使用的申请的回复》，内容为“建设项目开工建设前，应依法组织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报环保部门审批。”；2.《关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的公示》，内容为对惠东县******经济联合社农民集体宗地号为JA00006的集体土地所有权进行公示，落款处为打印字体“惠东县国土资源局”，未加盖公章，落款日期为2018年8月16日；3.农村集体土地权属调查表，记载的土地所有者为“惠东县平海镇蔡家经济联合社农民集体”，村委会意见处加盖有“惠东县*******民委员会”的公章，申请人处加盖有“惠东县******经济联合社”的公章；4.惠东县******民委员会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公示图。另，被告提交一组其主张于2020年4月15日拍摄的案涉土地现场照片，并主张被告已就履行案涉《合作开发协议》已花费十几万用于平整土地及砌挡土墙。被告主张原告一直均要求要开发案涉土地，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内容详见被告反诉诉请的事实与理由部分），原告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主张案涉《合作开发协议》于2017年10月份即已解除，且约定退还款项是被告应按月支付9000元的利息，提交了通话录音予以佐证；被告主张该通话录音不能证明双方的《合作开发协议》于2017年10月份解除，实际案涉《合作开发协议》至今仍未解除，并主张该通话录音不能证明利息的约定。被告主张分别于2018年5月5日归还10000元、2018年6月4日归还10000元、2018年6月29日归还13000元、2018年11月1日归还50000元、2018年11月7日归还50000元、2019年2月3日归还30000元、以及扣除其所垫付的土地租金40000元，实际已支付203000元；原告确认除被告上述主张所垫付的租金外，其余款项已收取，但主张该款项系被告向其所支付的利息。另查明，2019年的农历新年即春节为2019年2月5日。一审法院认为，被告程立和将案涉土地出租给原告林少洪，双方由此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主张由此形成的系租赁关系，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合作开发协议》是否已于2017年10月解除；二、案涉《承诺书》是否有效；三、所应退还的款项是否约定了利息；四、被告反诉要求原告支付损失及违约金依据是否充足？关于第一个焦点，原告主张案涉《合作开发协议》实际已于2017年10月份已解除，提交了通话录音予以佐证，但综观该通话录音并未能直接佐证原告上述主张，且被告对原告的上述主张不予确认，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第二个焦点，被告辩称案涉《承诺书》系在受原告逼迫下所出具的，但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该项辩称，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故对被告的该项辩称，不予采信，故该《承诺书》合法有效，可作为认定原、被告双方就案涉《合作开发协议》的解除所达成的合意，且在未有其他有效证据证明案涉《合作开发协议》的解除日期的情况下，可认定该《承诺书》的出具日期即2018年10月12日为案涉《合作开发协议》的解除日期。另外，关于被告抗辩实际所收取的租金为25万元的主张，虽被告在第二次开庭时提出该项抗辩，但被告在2017年8月30日所出具的《收据》、2018年10月12日所出具的《承诺书》均确认所收取的租金金额为30万元，且结合被告在第一次庭审时并未提出异议的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撤销自认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一）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的；（二）自认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的。人民法院准许当事人撤销自认的，应当作出口头或者书面裁定。”的规定，一审法院对被告的该项辩称，不予采信。关于第三个焦点，原告主张双方就退款口头约定了利息，提交了通话录音予以佐证，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该通话录音中确有提及利息部分，但该利息约定并不明确，且在被告所出具的《承诺书》中并未就利息进行约定，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的规定，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被告在出具《承诺书》后已向原告归还三笔合计130000元，被告仍应向原告退还100000元。关于被告主张在出具《承诺书》时实际已归还33000元，并非系《承诺书》所记载的30000元，因该《承诺书》系双方对于解除《合作开发协议》并就被告的退款责任所达成的合意，应视为双方对此前就本案纠纷的款项进行结算，故对被告主张应在未退还的款项中扣减该部分金额，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诉请的利息问题，虽《承诺书》未约定利息，但被告未能在《承诺书》所约定的期限内归还该期款项，即于2018年10月30日前归还100000元、于春节前（2019年2月5日）归还130000元，属占用原告资金，给原告造成了利息损失，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原告诉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逾期还款的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从2019年8月20日起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结合被告在出具《承诺书》后归还的三笔款项的金额及日期，被告应向原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的利息为：①以100000元为基数计算2018年10月31日至2018年11月1日的利息为24元，②以50000元为基数计算从2018年11月2日起至2018年11月7日止的利息为60元，③以100000元为基数计算从2019年2月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利息为2332元，及以100000元为基数计算从2019年8月19日起至还清款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对原告诉请超过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第四个焦点，如前所述，原、被告双方已就《合开发协议》的解除以及解除后双方的权利义务达成了合意，并由被告出具《承诺书》予以确认，被告反诉要求原告支付损失及违约金，未有证据予以佐证，且不符合双方的约定，故对被告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对当事人的主张，有理部分予以支持，无理部分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林少洪与被告程立和于2017年6月15日所签订的《合开发协议》已于2018年10月12日解除；二、被告程立和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林少洪退还100000元；三、被告程立和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林少洪支付利息2416元及以100000元为基数计算从2019年8月19日起至还清款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四、驳回原告林少洪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被告（反诉原告）程立和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4750元，由原告林少洪负担2685元，由被告程立和负担206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600元，由被告程立和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本案上诉人的上诉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双方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是否解除，于何时解除？2、双方是否就退款约定利息？具体判析如下：关于双方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于何时解除的问题。程立和主张涉案合同解除日期为本案第一次开庭审理之日，涉案《承诺书》是在受林少洪的逼迫下所出具，《承诺书》出具的时间并非合同解除的时间，但无报警记录证明其是被胁迫后作出的非真实意思表示。结合本案现有证据，本院认为，程立和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自己出具《承诺书》确认收到林少洪蔡家村停车场合作款30万元后尚欠林少洪23万元所意味的法律责任与后果，理应能作出合理预测。结合程立和所出具的《收据》和《承诺书》，应认定林少洪对其已实际支付30万元已经完成初步举证责任。程立和对此不认可，但程立和没有提交充足的反驳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依据《承诺书》的具体内容，一审认定双方就涉案《合作开发协议》的解除达成合意，《承诺书》的出具日期即2018年10月12日为涉案《合作开发协议》的解除日期，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故此，上诉人程立和应当承担相应还款责任，扣除林少洪已确认收取除程立和主张所垫付的土地租金4万元以外的款项，一审认定程立和尚欠林少洪10万元，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双方是否就退款约定利息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八十条第二款规定：“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的，视为没有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参照当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承担逾期还款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上述法条，程立和在所出具的《承诺书》中没有约定支付利息，且林少洪提交的通话录音中关于利息的约定并不明确，视为不支付借期内利息。故此，依法应从程立和逾期还款之日（10万元的逾期还款之日为2018年10月30日、13万元的逾期还款之日为2019年2月5日）起参照当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资金占用利息。结合程立和在出具《承诺书》后归还的三笔款项的金额和日期，一审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018年10月31日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为2416元，并以10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8月19日起至还清款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用11537元（上诉人林少洪已预交4750元，上诉人程立和已预交6737元），由上诉人林少洪、上诉人程立和各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冯积赋审判员  蓝惠兰审判员  黄宇乐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刘惠芳书记员  彭科梅附：相关裁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