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4民初5492号原告：黄伟聪，男，1982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尽尧、杨兰萍，分别系黄伟聪的父、母。被告：广州万达文化旅游城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三东大道**花城街综合大楼307之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4304721157H。法定代表人：李志全。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邦伟、舒禹豪，均系该公司职员。原告黄伟聪与被告广州万达文化旅游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达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后，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5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李晓琳独任审理，于2020年11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伟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尽尧、杨兰萍，被告万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邦伟、舒禹豪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伟聪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黄伟聪与万达公司于2018年3月26日签订的《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总房款为3124878.9元；2.万达公司退还购房款3124878.9元，并支付由此产生的利息（从2018年3月1日按照银行利率5.88%计至万达公司退还款项之日）；3.本案诉讼费由万达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黄伟聪于2018年2月11日购买了广州万达文化旅游城C1区2栋XXX房，邮政地址为广州市花都区杜英一街1号雪域华庭(1区2栋)XXX房，并于2018年2月28日前交齐全部房款3061147元。加上未记入房款总额的50000元（此款由开发商收取，用于购买折扣）和房屋维修基金13731.9元，总共支付了3124878.9元。黄伟聪购房时，销售部门并未告知该房是非标房，黄伟聪签的是正常的标准房合同，并按标准房价付款。直到2019年12月1日收楼前的工地开放日，黄伟聪才发现购买的房子是非标房，即房子的厅门和房间窗户都是歪的，偏向一边；主人房窗户像监狱窗户那么小；小房间的地面鼓起一个十几公分的大包（底下可能是防污管）；说是四房两厅，但小房间只有2至3平方米，不知能做何用；煤气炉安放在北风窗边，冬天吹北风须关窗，空气不流通，极易造成煤气中毒；所有房间的房门都比正常商品房的门窄5-10公分，大门没有副门，搬家时大家具都无法搬进去；房子质量太差，连农民屋都不如。据此，黄伟聪要求万达公司的工程师帮改正，该工程师说三楼以下都是非标房，门窗的墙都是承重墙，不能改动。黄伟聪至此才知道受骗了，并投诉到广州市消委会。花都区住建局到场调查时，万达公司自知理亏，就伪造了一份非标合同，在这份合同里加上了《项目红线内及周边不利环境提示书》，在“提示书”第二点注明了各楼栋存在不标准的地方。花都区住建局认为黄伟聪签了这份伪合同，就等于接受了非标房。黄伟聪通过花都区的回复信息内容发现万达伪造了合同，黄伟聪原来签的合同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项目红线内及周边不利环境因素提示书》。因此，黄伟聪要求撤销原合同，退回购房款项。诉讼中，黄伟聪变更其诉讼请求中所要求万达公司退还的购房款金额为3125478.9元。万达公司辩称，一、万达公司销售的房屋已符合交付条件，且已视为完成交付。黄伟聪于2018年3月购买万达公司开发建设的广州万达文旅城C1区2栋XXX的房屋（以下简称“案涉房屋”），并与万达公司签订了《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以下简称“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委托装修协议》（以下简称“装修合同”）。买卖合同第十三条约定，案涉房屋应在2019年6月30日进行交付；而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第八条则明确约定，万达公司完成竣工验收备案，即为具备案涉房屋的交付条件，买受人（即黄伟聪）不得拒收。事实上，案涉房屋已经于2019年6月25日完成了竣工验收备案，即于此时已具备交付条件。又依据万达公司与黄伟聪签订的装修合同，黄伟聪已委托万达公司对案涉房屋进行收房并委托万达公司在收房后的180日内完成室内装修，即万达公司最迟可于2019年12月27日将装修完的案涉房屋交付给黄伟聪。为此，万达公司已于2019年12月15日向黄伟聪寄送了《入伙通知书》，通知黄伟聪于2019年12月22日至25日间办理案涉房屋的收楼手续，但黄伟聪并未按照装修合同及《入伙通知书》的约定对案涉房屋进行收楼。综上，按照装修合同第5.1条关于房屋验收、交付的约定，黄伟聪应视为已经对案涉房屋收楼。黄伟聪要求撤销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缺乏依据，不应被支持。二、针对黄伟聪主张的飘窗大小问题，黄伟聪在购买案涉房屋时已经签署了案涉房屋对应的《不利因素提示书》，其中第12、13条中已明确向黄伟聪告知：“6-27、29、31层为标准层，2-4层局部户型飘窗存在宽度差异”以及“由于主卧室的窗位置处有装饰柱，所以窗户大小、通风和采光与标准层存在差异”。即万达公司已经尽到相关提示义务，黄伟聪对相关情况也应是知情及认可的。三、在黄伟聪购买案涉房屋期间，万达公司售楼中心一直公开展示着案涉房屋对应小区楼栋的沙盘模型。按通常情况，客户购买房屋均会参观沙盘并对应了解所购房屋及户型图，黄伟聪通过肉眼观看沙盘模型便能轻易辨别其所购楼层的飘窗大小明显与其他楼层存在差异，且当时供购房者取阅的户型平层图上也有明确提示购房者“2-4层局部户型飘窗存在宽度差异”。故此，即便黄伟聪没有签署过《不利因素提示书》，万达公司已通过沙盘、户型图告知黄伟聪所购房屋的明显差异，黄伟聪应当对案涉房屋的飘窗差异情况知情。四、根据万达公司提供的案涉房屋现状视频影像可知，案涉房屋也完全不存在黄伟聪所主张的质量太差、连农民房都不如等情况。结合上述四点意见，案涉房屋现已符合交付条件，即便万达公司在销售过程中从未对黄伟聪主张的飘窗大小问题进行过提示，涉案房屋的飘窗比标准层的飘窗小并不导致房屋不能使用或难以使用，或导致房屋价值的重大贬损，并不足以解除买卖合同，故万达公司主张解除买卖合同也明显缺乏合同及法律依据，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由于万达公司不存在欺诈行为，涉案合同不应被撤销。五、黄伟聪主张的购房款金额有误，不应被法院认可。依据万达公司与黄伟聪签订的买卖合同、装修合同、《合同签订单》及黄伟聪出具的《承诺书》可知，案涉房屋的总购房价款为3061147元，而非黄伟聪所主张的3124878.9元。故此，黄伟聪所主张的购房价款金额不应被作为法院的查明事实所认可。综上，万达公司在黄伟聪购房过程中已尽相关提示义务，且案涉房屋也符合交付条件，而黄伟聪的诉讼请求则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故此，请法院依法驳回黄伟聪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供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认定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案涉房屋位于广州市花都区雪域华庭1区2-4栋杜英一街1号1区2栋3层XXX房，万达公司于2018年8月24日为黄伟聪办理了预告登记。一、案涉合同签订、约定及相关款项的支付情况。万达公司于2018年2月11日至2018年3月26日期间先后开具收据确认收取黄伟聪因案涉房屋支付的款项合计3075079元，其中定金及房款合计为3061147元，房屋维修基金为13732元，刷卡手续费为200元，具体为：2018年2月11日收取定金4万元；2月28日分别收取定金1万元、房款43万元；3月26日分别收取“收款”1078522元、房款1022625元、房款48万元、房屋维修基金13732元；万达公司另向黄伟聪开具收据确认收取了200元刷卡手续费。2018年2月24日，黄伟聪委托杨兰萍作为其合法代理人就案涉房屋的合同签订、交易登记、收楼手续等事宜代为执行和处理，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起至2019年2月24日。黄伟聪对此办理了公证手续，后由杨兰萍持该公证书办理相关事宜。2018年3月26日，黄伟聪（委托人、甲方）与广州锦年广告有限公司（服务机构、乙方）签订《购房者服务合同》，约定因甲方欲购买新建商品房，委托乙方提供发展商的信息，为甲方与发展商签订商品房销售合同提供服务，乙方的权利义务包括根据甲方要求代为寻找发展商并挑选合适的房屋，提前通知并带领甲方参观房屋，审查房源基本情况及提供订约的媒介服务、撮合甲方与开发商签订商品房销售合同。双方约定在合同签订时甲方在第三方支付平台开立的预存账户预付5万元作为预存的服务费，享5万抵97折优惠。未能签订商品房销售合同的，甲方可书面申请退款，服务机构与购房者签订结算确认书之日起，超过三个月将不再接受退款申请。同日，黄伟聪及其父母黄尽尧、杨兰萍合计向该公司刷卡支付50180元，该公司向黄伟聪开具了5万元“广州万达城5万抵97折”收据，该收据上空白处记载了付款银行卡号及相应金额。黄伟聪主张该款在万达公司售楼部刷卡支付，系由万达公司收取，用于购买购房折扣，故应属于购房款。万达公司确认其委托广州锦年广告有限公司销售案涉房屋，但否认系由其收取该笔款项。同日，广东智洋律师事务所向黄伟聪开具收款凭条确认收取案涉房屋的律师服务费600元。同日，黄伟聪（乙方、买方）与万达公司（甲方、卖方）签订《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补充协议，约定乙方向甲方购买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杜英一街1号雪域华庭（1区2栋）XXX房，用途为住宅，户型结构为3房2厅1厨2卫，建筑面积130.78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105.28平方米，该房按套出售，按套内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8831.92元计价，总房价1982625元，于2018年3月26日前一次性付款。合同对双方之间的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合同附件一为《房地产平面层图》，并注明该《房地产平面层图》中未标明门窗大小及开启方式、内隔墙位置及类型，具体以该房屋实际交付时现状为准。合同附件三为针对该商品房所作具体的说明（含广告），载明目前甲方就本项目所发布、制作及陈列的所有有关本项目、该商品房的说明或者广告，诸如售楼广告、楼书、折页、展板、销售模型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宣传广告等售楼资料、样板房、临时建筑物、装饰物以及样板房内的装修、装饰、改造以及所陈列的家具均为要约邀请，不具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的要约条件，不作为买卖双方确定权利义务的依据。合同附件七为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第十五条为“合同第十九条‘规划、设计’的变更”的补充及修改”，约定对于重大不利于买受人的规划、设计变更，出卖人按照变更确立后30日内以口头、书面或现场公示、网络公示、登报公告的方式通知买受人，买受人应当在通知之日起30日内做出是否解除合同的书面答复，买受人逾期未予以书面答复的，视同接受变更。如出卖人没有通知，买受人应在指导或者应当知道该变更之日起30天内行使解除权，否则解除权灭失，合同继续履行。如买受人已接收该商品房（包括视为交付）或实际使用该商品房，视为买受人已接受该商品房的规划变更，出卖人无需承担违约责任。如规划、设计变更不影响买受人所购该商品房的正常使用或变更范围及买受人所购该商品房的，出卖人可以在不通知买受人的情况下自行变更，买受人物无权要求解除合同，也无权要求赔偿。如出卖人在变更前已征得买受人同意的，变更后，出卖人无需再通知买受人，亦无需对买受人作任何补偿或赔偿。补充协议第十九条为“合同第二十五条‘工程质量保修’补充及修改”，约定除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外，该商品房交付存在的其他质量问题均属于出卖人质量保修范围，买受人不能以此为由拒绝办理该商品房的收房手续，双方一致同意由出卖人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及时更换或维修。经过更换、维修仍无法解决，且给买受人造成损失的，出卖人应当承担合理补偿责任，合同继续履行。补充协议第二十三条为“关于‘销售和使用承诺’补充”，约定：1.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合同、本补充协议及附件为准。2.买卖双方一致确认，楼书、折页、沙盘、模型、示范区、样板房、电子资料、报刊、广播、网络讯息等广告宣传资料均属于要约邀请，系提前制作且内容未及时更新，不构成要约。本合同及本补充协议取代前述广告宣传资料，广告宣传资料中就合同项下该商品房及相关设备、外部环境所作的表述与合同及其附件不一致的，均以后者为准。对合同订立以及该商品房价格有重大影响的要约邀请等因素，必须纳入合同及本补充协议内容进行最终确认。3.买受人参观的项目示范区、产品体验区、装修样板房、装修体验馆以及室内软装等，仅为功能布局导向、生活场景模拟、装修改造建议或装饰陈设的渲染，并非买受人所购该商品房的交付标准或买卖样品，且相似户型因所在楼栋、单元、楼层等不同，局部结构、面积、管线位置等有所不同，买受人应特别注意并非所见即所得，买受人所购该商品房的交付标准应以合同及本补充协议为准。……5.如买受人拟将本条第3款约定的展示界面作为交付样品的，须经出卖人同意，买卖双方应专门签署该套商品房交付的补充约定，并明确样板与实际交付的全部差异。补充协议第二十五条为“其他约定”，其中第5.1条约定，买受人对所购买该商品房的重要建筑信息，包括房屋具体位置、朝向、阳台、空调机位、梁柱、外立面等自行做了调查了解，并且根据需要自行咨询了专业人士或机构，出卖人对买受人所购该商品房内部以及周边可能存在的相关不利因素予以了必要提示，买受人已阅知售楼处公示牌标注的开关站、公共变电所、垃圾房、煤气调压站、车行及人行出入口、车站车场、通讯基站或中转站、化粪池、泳池、水泵房、风机房、消防水箱、人群聚集或运动休闲场地等区内配套设施的位置及可能的调整等信息，该商品房的定价已经考虑了前述因素，现买受人认可前述情形因素可能对该商品房使用产生的视野、采光、通风、污染以及其他不利影响。同日，黄伟聪与万达公司签订《委托装修协议》，委托万达公司在买卖合同约定的毛坯房交付条件成就时，由万达公司代为收房并由万达公司对案涉商品房进行室内装修，装修款为1078522元。合同另附《收房及钥匙代管委托书》及室内装修标准清单等。同日，黄伟聪向万达公司作出《承诺书》，承诺按可网签价格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对认购协议确定的价款超出该房屋网签价格的部分调整至装修价款合同中，并承诺如签订预售合同及补充协议时因政府原因导致房屋备案价下调的，认购协议及《房屋装修协议》确定的总价款3061147元不变。上述合同、书面材料中，代表黄伟聪一方签名的字样均为“黄伟聪”。黄伟聪提交其护照照片及酒店订单邮件称，其于2018年3月1日离境，其仅在支付5万元那天去过万达城，其他后续事宜均由其家人代办。黄伟聪要求万达公司返还的购房款3125478.9元包含上述定金及房款、服务费、房屋维修基金、律师费。二、案涉房屋的宣传、建成及看房情况。关于案涉房屋的销售宣传情况。黄伟聪称，购房时并无其购买户型的样板房，仅有沙盘模型，其系通过宣传资料中《广州万达城四期C1区户型品鉴》手册了解所购买的户型，且该手册中亦无其购买的户型，销售人员以该手册中的C1户型向其宣传介绍称其购买的房屋比该户型多一个房间，其他均一致。该宣传资料记载：①外围墙体类型可能会根据实际建筑要求进行调整，本图仅为示意；……③本宣传资料所涉及的户型仅供示意参考，其装修、家具、陈设等非交付标准，不属于交付范围。不同户型的面积尺寸，功能布局，空间分割、门窗/管井形态位置等均有不同，相同户型因楼栋、楼层、单元等差别，局部结构、面积等也可能不同，具体以政府部门最终审定的图纸和《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附件为准。万达公司称，由于当时的销售人员已离职，无法准确核实销售时的邀约邀请细节，但在黄伟聪认购案涉房屋过程中，万达公司的楼盘展示中心已展示有相应的房屋销售楼型沙盘模型、项目重要提示、客户可公开楼层平层图宣传页，提示案涉楼栋2至4层存在飘窗差异，万达公司提供了模型制作合同及营销工作成果审批表（2017年12月21日验收）、模型照片和视频与案涉楼栋外立面现场照片、项目重要信息提示照片、C1区2号楼平层图（标准层）作为证据。上述证据中，项目重要信息提示记载：雪域华庭属于广州万达城项目建设第四期，为了帮助买受人慎重选择房屋，现提示买受人在签署法律文件前特别注意以下事项：1.地块所有户型内部阳台不允许以任何形式封闭；相同户型在同一楼层、同一栋楼、不同楼层、不同楼栋的层高、墙体（位置）结构、外立面或外部线条遮挡、门窗大小及形状构造、连廊设计、窗台高度、使用功能、阳露台的大小及栏杆材质等，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购买时请注意；……14.本地块1-5栋的2-4层局部户型飘窗存在宽度差异，2-5、25、27、29、30层外立面装饰线与标准层存在差异，所有楼栋顶层层高为3.5米，局部门窗高度存在差异。该提示落款的制作时间为2018年5月。C1区2号楼平层图（标准层）上显示了案涉楼栋的户型平面图，下方记载的①、⑥点内容与前述《广州万达城四期C1区户型品鉴》记载的①、③点一致，另注明③6-27、29、31层为标准层；④2-5、28、30、32、33层外立面装饰线与标准层存在差异；⑤2-4层局部户型飘窗存在差异。沙盘显示楼栋的2至4层外立面与其他层不同，飘窗较小。黄伟聪称其对此不清楚，并主张样板房、公示牌在其购买案涉房屋后半年才做好。2019年6月25日，案涉房屋所在楼栋取得了《广州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验收意见书》。2019年12月1日，黄伟聪的代理人在收楼前的工地开放日到场查看案涉房屋的情况，发现房屋存在以下问题：电梯门、房门都很小，且房门没有侧门，不能满足正常的轮椅进出、搬放家具的需求；客厅阳台的门太小，且和各个房间的窗户均存在偏向一边的情况，并非位于墙面的中间，而是歪的；主卧的窗户非常小，像监狱窗户；进门右侧小房间面积约3平方米，不具备实用性，当时未装修、、地面鼓起一块厨房的窗户距离设计不合理，无法伸手推开；厨房的燃气炉安装在窗边，冬天吹北风必须关窗，空气不流通极易造成煤气中毒；卫生间太小，且水管外露。黄伟聪称，其曾要求万达公司的工程师修正，工程师表示三楼以下均为非标准房，门窗的墙均为承重墙，无法改动。黄伟聪认为其购买案涉房屋质量差，遭受了万达公司的欺骗，遂向有关部门投诉。广州市花都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20年3月17日向黄伟聪的代理人杨兰萍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该告知书记载，杨兰萍所申请公开的信息无需书面答复，相关处理结果已短信回复，内容如下：“一、穗12345转字第0819122515245490601号处理结果：……您反映购买房屋门窗开发公司没有按标准位置安装，我局不存在不履行行政监督的问题。经核查，开发公司与诉求人双方已签订《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和《项目红线内及周边不利环境因素提示书》。其中：第一点《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七补充协议第二十三条‘3、买受人参观的项目示范区、产品体验区、装修样板房、装修体验馆以及室内装修等，仅为功能布局向导、生活场景模拟、装修改造建议或装饰陈设的渲染，并非买受人所购该商品房的交付标准或买卖样品，且相似户型因所在楼栋、单元、楼层等不同，局部结构、面积、管线位置等有所不同，买受人应特别注意并非所见即所得，买受人所购该商品房的交付标准应以合同及本补充协议为准。5、如买受人拟将本条第3款约定的展示界面作为交付样品的，须经出卖人同意，买卖双方应专门签署该套商品房交付的补充约定，并明确样板与实际交付的全部差异。’”第二点《不利环境因素提示书》的项目重要信息提示‘12、本地块1栋、2栋、3栋、4栋6-27、29、31为标准层；2-5、28、30、32、33层外立面装饰线与标准层存在差异；2-4层局部户型飘窗存在宽度差异。5栋6-24、26、28为标准层；2-5、25、27、29、30层外立面装饰线与标准层存在差异；2-4层局部户型飘窗存在宽度差异。13、由于主卧室的窗位置处有装饰柱，所以窗户大小、通风和采光与标准层存在差异’。合同中已明确说明不利因素相关事项，我局工作人员已将相关情况告诉诉求人该事项属于合同约定的民事纠纷，建议您与开发公司协商或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我局已依职能处理相关问题，不存在不作为情况。……关于诉求人反映合同属于伪造的问题，建议购房人向公安机关报案。”诉讼中，万达公司提交了该告知书所提及的《不利环境因素提示书》作为证据，该提示书中记载的内容包括上述广州市花都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告知书中所摘录的内容，该提示书首部记载：出卖人对广州万达城四期项目雪域华庭的购房不利因素特作如下提示，请买受人在认购前详细阅读和了解本项目的以下相关公示，并签名确认已知晓以下全部内容、且无异议。……该提示书落款处显示有“黄伟聪”字样的签名及捺印，另书写了黄伟聪的身份证号码，并无日期。第一次庭审中，黄伟聪以“黄伟聪”字样系由万达公司伪造为由申请笔迹鉴定，后又表示不申请笔迹鉴定。黄伟聪称，《不利环境因素提示书》并非由黄伟聪或其代理人签订，由于该提示书并不能代替非标准房告知书，也并非购房合同的附件，因此无论该提示书由谁签订并无意义，故不申请对提示书上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黄伟聪主张，万达公司应当专门向其出示非标准房告知书，并将非标准房的差异数据记载于购房合同中，但万达公司并未以该方式履行告知义务，存在欺诈行为。2019年12月15日，万达公司向黄伟聪邮寄收房通知书，黄伟聪拒收。诉讼中，万达公司提交了案涉房屋的现状视频，黄伟聪否认该视频反映的房屋为其购买的房屋。2020年12月25日，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案涉房屋进行勘察，并现场比对了案涉房屋上方的703房。勘察过程中，黄伟聪表示，案涉房屋的现场状况与2019年12月1日时不一致，其认为是由于万达公司在其起诉后进行过装修和修整，其起诉时反映的小房间未装修且地面鼓起、厨房窗户距离设计不合理的问题已被整改，但其他问题仍然存在。围绕黄伟聪所反映的前述问题，本院现场勘查查得：案涉房屋所在楼栋外立面显示1至4层的装饰存在差异，2至4层的主卧飘窗明显小于其他可见楼层；房屋内部结构为四房两厅两卫一厨，轮廓基本与《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附件一的《房地产平面层图》所示一致；房屋内已基本完成《委托装修协议》附件二所列室内装修标准；面积较大的三间房的窗户、客厅的落地拉门均不位于墙面的正中；面积最小的一间房地面平整，厨房窗户朝北，窗户内墙面西侧预留了燃气接口。703房除主卧飘窗大于案涉房屋外，其他情况基本一致。万达公司称，案涉楼栋03房型的户型、面积均一致，第2至4层为非标准层，与其他楼层存在飘窗差异，第2层的阳台因外立面装饰线设计的原因导致局部为墙体。万达公司称，案涉房屋售价与案涉房屋相近，因不同时期房屋销售活动存在差异，而黄伟聪购房较早，故总房价略高于大部分楼层几万元不等。黄伟聪认为其购买非标准房价格高于标准房并不合理。本院认为，本案为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系由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所引起，故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双方的诉、辩论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黄伟聪向万达公司支付的购房款数额及案涉合同的效力。本院对此评析如下：关于黄伟聪向万达公司支付的购房款数额。黄伟聪与万达公司于2018年3月26日签订的《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补充协议、《委托装修协议》、《承诺书》，其中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总房价为1982625元，委托装修协议约定的装修款为1078522元，合计3061147元，但结合承诺书记载的内容可知，双方同时约定承诺书记载认购协议确定的价款超出该房屋网签价格的部分调整至装修价款合同中、认购协议及《房屋装修协议》确定的总价款3061147元不变，由此可见，案涉精装修房的总房价应为3061147元。黄伟聪主张其向广州锦年广告有限公司支付的5万元服务费、向万达公司支付的13732元住房维修基金及向广东智洋律师事务所支付的600元律师费均属于因购买案涉房屋产生的费用，故属于购房款，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结合黄伟聪的陈述及5万元收据记载的内容，该款系向广州锦年广告有限公司支付的用于购买购房优惠，后也依据该购房优惠购买了案涉房屋，其主张该款为购房款，理据不足。其次，律师服务费600元系向广东智洋律师事务支付，黄伟聪主张该款为购房款，缺乏理据。最后，万达公司出具收据确认收取的住房维修基金为13732元，且未提出证据予以反驳，而该款双方均明确系由万达公司代收取缴交住房维修基金，黄伟聪主张因购房产生的款项均为购房款，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案涉合同的效力。黄伟聪以在购房时万达公司未书面告知案涉房屋为非标准房构成欺诈为由，主张案涉商品房预售合同为可撤销合同，要求法院予以撤销。对此本院认为，首先，黄伟聪与万达公司之间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关系已成立并生效。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本案中，黄伟聪所购买的房屋属于非标准层，经比对与其他楼层主要存在主卧飘窗大小的差异。关于该差异，黄伟聪称其从未收到万达公司的书面告知，购房现场也仅有《广州万达城四期C1区户型品鉴》手册、模型供其了解案涉房屋的情况。万达公司辩称其已在向黄伟聪销售案涉房屋时通过口头告知、沙盘展示、提供不利因素告知书等方式进行了披露。据黄伟聪提交的《广州万达城四期C1区户型品鉴》手册备注处记载“①外围墙体类型可能会根据实际建筑要求进行调整，本图仅为示意；……③本宣传资料所涉及的户型仅供示意参考，其装修、家具、陈设等非交付标准，不属于交付范围。不同户型的面积尺寸，功能布局，空间分割、门窗/管井形态位置等均有不同，相同户型因楼栋、楼层、单元等差别，局部结构、面积等也可能不同，具体以政府部门最终审定的图纸和《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附件为准。”而据万达公司提交的案涉房屋所在的C1区沙盘模型的相关证据显示，该模型于2017年12月21日通过验收，在黄伟聪2019年2月11日看房认购时已存在，而该沙盘模型已反映出2-4层的外立面设计及窗户大小与其他楼层存在差异，万达公司不存在隐瞒该事实的故意。黄伟聪主张万达公司对其实施了欺诈行为，理据不足。第三，黄伟聪主张案涉房屋布局结构不合理、门窗不居正，门窗太小且墙面属于承重墙无法改造，而据其提交的《广州万达城四期C1区户型品鉴》手册显示，厨、卫的装修装饰与图示布局近似，门、飘窗均非位于墙面的正中，且门、窗等也并非万达公司宣传构成要约的内容，未有证据显示万达公司存在欺诈的故意。第四，黄伟聪主张其购买案涉房屋时并无样板房，所获得的《广州万达城四期C1区户型品鉴》手册也并无房屋的户型图，但案涉《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已附《房地产平面层图》，销售现场已有沙盘，未有证据显示黄伟聪在购买案涉房屋前后曾向万达公司主张过相关权利。即使本案存在可撤销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黄伟聪也应当至迟在签订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一年内即在2018年3月26日后至2019年3月25日前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申请变更或者撤销合同。黄伟聪在上述期限内没有行使撤销权，因此，即使案涉合同存在可撤销事由，其撤销权已经消灭。综上，黄伟聪要求撤销《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黄伟聪要求万达公司返还的款项3125478.9元包含购房款、服务费、房屋维修基金、律师费，其中，黄伟聪向万达公司支付3061147元以购买案涉房屋，因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并有效，黄伟聪要求撤销合同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故本院对其要求万达公司返还3061147元购房款并支付利息的主张亦不予支持。至于黄伟聪要求万达公司返还购房优惠服务费5万元、律师费600元并支付利息的主张，因万达公司并非该款项的收取方，故对该主张不予支持。关于住房维修基金，虽万达公司向黄伟聪收取了13732元住房维修基金，但该款系双方约定由万达公司代为收取，黄伟聪以该款属购房款为由要求万达公司返还并支付利息，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伟聪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694.1元，由原告黄伟聪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晓琳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陈晓敏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