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青01民终33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军，公民身份号码：×××，男，汉族，1968年2月14日出生，青海祥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住青海省西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磊，青海乾润（化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青海祥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0000679160843E，住所地：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关大街****楼****。法定代表人：徐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磊，青海乾润（化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永军，公民身份号码：×××，男，汉族，1962年11月14日出生，住河南省武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明骏，青海捷传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曹恒榕，公民身份号码：×××，男，汉族，1968年11月7日出生，住青海省西宁市。上诉人徐军、青海祥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永军、原审第三人曹恒榕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2020）青0104民初10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军及祥盛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磊，被上诉人张永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明骏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曹恒榕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军、祥盛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2020）青0104民初1004号民事判决，并驳回被上诉人的所有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并未认定曹恒榕系祥盛公司实际控股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在诉状中陈述公司经营至今其未参加或召开过股东会，也未分配过利润，公司是否亏损也是由曹恒榕告知被上诉人，显然，被上诉人对公司的经营及亏损并没有实际参与，而实际参与人一直是曹恒榕。上诉人与曹恒榕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实际控制人曹恒榕与自称是张永军的人签订的，并且在工商局做了正规登记，登记至起诉将近十年时间，被上诉人都未提出过异议，明显是该公司根本与其无关，故原审法院并未认定曹恒榕系祥盛公司实际控股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二、张永军并非是祥盛公司实际股东。在祥盛公司成立时，被上诉人并未出资，在该公司开始经营后，被上诉人并未参与过利润分红及承担亏损，且不论是上诉人还是被上诉人亦或是原审第三人都能明确一个事实，张永军在公司成立至今并未参与过任何的经营，故，张永军既未出资也未经营，更加确定其并非是祥盛公司实际股东。三、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张永军与曹恒榕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因曹恒榕是祥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徐军有理由相信签字的人系张永军本人，经过一系列合法的登记手续后，现张永军提出股权并非是其同意转让，明显是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徐军及祥盛公司的权益，原审法院的判决显失公平。综上，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之规定，提起上诉，请求判如所请。张永军辩称，一、第三人曹恒榕在一审答辩时明确表示祥盛公司是由曹恒榕与张永军现金或者实物出资设立，曹恒榕占比65%，张永军占比35%，曹恒榕与张永军均是祥盛公司的股东。徐军认为张永军没有出资，没有任何的证据，如果说张永军没有实际出资不是股东，徐军又何必多此一举与张永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要求行政部门做变更登记。一审法院调取的祥盛公司工商档案表明张永军是公司的股东，并进行了出资，祥盛公司否认自己在设立时张永军的股东身份更加无法让人理解。二、徐军在一审时陈述是拿着张永军身份证的人代张永军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了字，在上诉理由中陈述徐军有理由相信签字的是张永军本人，但曹恒榕在一审中明确表示股权转让协议中的张永军三个字是曹恒榕所签，曹恒榕不是张永军，曹恒榕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上诉人认为有理由相信是张永军本人所签，不是很可笑吗徐军明明知道，张永军的签字是曹恒榕所签，还反过来说曹恒榕与张永军串通损害了其合法权益，本案中真正恶意串通的是徐军与曹恒榕。在一审法院调取的公安档案中，曹恒榕陈述是徐军让曹恒榕模仿张永军的笔迹进行签名，更进一步说明，曹恒榕与徐军恶意串通损害了张永军的合法权益。鉴于上述事实和理由，本案当中徐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全部驳回。曹恒榕未发表答辩意见。张永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永军与徐军2011年11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2．判令徐军将其持有的第三人祥盛公司35％的股权变更登记到张永军名下；3．判令第三人祥盛公司配合张永军、徐军向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4．本案诉讼费由徐军承担。本案审理过程中，张永军增加诉讼请求：判令本案笔迹鉴定费30000元由徐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2月20日，曹恒榕与张永军成立祥盛公司，曹恒榕持股比例为65％、张永军持股比例为35％。2011年11月22日，曹恒榕将祥盛公司全部股份以其与徐军实际约定的总价款320000元转让给徐军、孙晓明，徐军将320000元全部支付给曹恒榕（2011年11月22日徐军以青海明峰地基基础工程施工有限公司的名义向曹恒榕转账100000元，向曹恒榕交付2张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共计200000元，现金支付20000元）。同日，曹恒榕与徐军向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股权转让协议书》，并将祥盛公司股东曹恒榕、张永军变更登记为徐军、孙晓明，徐军占股50％，孙晓明占股50％。2011年11月22日双方办理股权变更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转让方：张永军、受让方：徐军）载明，甲方（张永军）占有公司35％的股权，甲方应出资人民币700万元。实际出资人民币700万元。现甲方将其占公司35％的股权以人民币700万元转让给乙方（徐军）。现张永军以办理工商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并非其本人签字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致使本案纠纷产生。2020年4月28日，原审法院干警从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祥盛公司工商备案材料中2011年9月16日《关于变更公司实收资本、股东出资额及通过新章程的决议》、2011年11月21日的《股东决议》、2011年11月2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转让方：张永军、受让方：徐军）、2011年11月22日《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张永军对上述文件中的《关于变更公司实收资本、股东出资额及通过新章程的决议》《股东决议》《股权转让协议书》落款处的张永军签名笔迹是否为张永军本人所写申请鉴定。2020年6月12日青海警官职业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作出青警院司鉴中心（2020）文鉴字第05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上述3份材料落款处“张永军”签名笔迹均不是张永军本人所写。张永军垫付鉴定费3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股权转让协议书》（转让方：张永军、受让方：徐军）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二十五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所谓合同成立，是指当事人就合同的主要条款经过协商，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即通常所称的达成合意。本案中，徐军主张《股权转让协议书》落款处“张永军”签名虽并非张永军本人签名，但张永军实际为祥盛公司的挂名股东，曹恒榕作为实际股东有权转让股权。但徐军仅仅以张永军在庭审中自认公司备案的所有材料上签名均是委托他人代签，并不能认定张永军并非祥盛公司的实际股东，且徐军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张永军就《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的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合意，《股权转让协议书》为张永军的真实意思表示。徐军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有理由相信他人有权代理张永军出让股权，且结合案件事实，徐军将股权转让金全部支付给曹恒榕，并未由张永军占有使用。因合同的成立必须存在两个利益不同的订约主体，也就是说必须要有双方当事人，且张永军亦未履行该《股权转让协议书》，故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因欠缺另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尚未成立，更不涉及生效问题。基于此，徐军应将其基于未成立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取得的第三人祥盛公司35％的股权返还给张永军，徐军及第三人应协助张永军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综上所述，本案案涉的2011年11月2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转让方：张永军、受让方：徐军）不成立，徐军应将其持有的第三人祥盛公司35％股权返还给张永军，徐军、第三人祥盛公司协助张永军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遂判决：一、2011年11月2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转让方：张永军、受让方：徐军）不成立；二、徐军将其持有的第三人祥盛公司3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张永军名下，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三、第三人祥盛公司协助张永军及徐军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案件受理费50元、鉴定费30000元，由徐军负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支付迟延履行金。本院二审期间，徐军及祥盛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青01执307号《结案通知书》、2.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2019）青0104民初2178号《民事判决书》、3.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青01民初211号《民事判决书》、4.曹恒榕作为原告的民事起诉状、5.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2020）青0104民初4119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无论在祥盛公司最原始的出资设立还是事后的公司运营过程中，张永军并未实际参与，其现起诉返还公司股份真实意图就是意欲以返还公司股权的名义，达到第三人曹恒榕拒不返还欠款目的。同时，多份法律文书及诉讼材料证明，徐军与第三人曹恒榕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且判决结果皆不利于第三人曹恒榕，为逃避债务，第三人曹恒榕与张永军恶意串通，制造虚假诉讼来达到非法目的。由于第三人曹恒榕拒不返还祥盛公司及徐军的代偿款，故曹恒榕试图多方面阻挠祥盛公司及徐军实现自己的合法权利。而本案张永军在时隔九年之后突然起诉，显然是在关键时刻帮助第三人曹恒榕逃避债务。张永军质证认为，除了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2020）青0104民初4119号民事判决尚未生效外，对上述判决书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证明方向有异议，实际上这些纠纷仅仅是曹恒榕和徐军之间在转让祥盛公司过程当中所产生的纠纷，与本案当中张永军与徐军之间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生效没有任何的牵连关系。本院经审查认为，徐军与祥盛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对其证明方向本院不予采信。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股权转让协议书》效力的认定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看,合同的成立以诺成性合同为原则,实践性合同为例外。股权转让协议属于诺成性合同。只要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同即为有效。本案中,《股权转让协议书》载明,张永军将祥盛公司35%的股权转让给徐军。该协议有张永军、徐军签字,并加盖祥盛公司公章。虽然，经张永军申请司法鉴定，该协议上张永军的签字并非其本人签署，但并不能因此否认张永军具有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理由如下：首先，祥盛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系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核后作出，具有公示公信效力。祥盛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祥盛公司股东为徐军和孙晓明，各持有50%的股份。现张永军提起本案诉讼以对《股权转让协议书》不知情、工商变更登记签名并非本人所签为由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须证明其在祥盛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时身份被冒用，但张永军未提交证据证实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之时其身份证、户口簿等相关身份资料遗失、被盗或者用以登记的身份证明中有明确用途备注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案涉股权转让事宜实际由曹恒榕和徐军共同办理，根据2020年9月25日西宁市城西公安分局对曹恒榕做的《询问笔录》的内容，曹恒榕认可祥盛公司自成立至2011年11月22日转让之前的实际控制人是曹恒榕，2011年4月份以后公司具体事宜由曹恒榕全权负责，转让之时祥盛公司因经营亏损已无任何资产，故曹恒榕将祥盛公司100%股权作价32万元转让给徐军，徐军支付的32万元股权转让款全部用于偿还公司转让之前的债务，《股权转让协议书》上张永军的签字实际由曹恒榕代签，祥盛公司转让之前向张永军进行了告知，张永军对祥盛公司经营亏损及2011年11月22日股权转让的事情都是知情和同意的，2014年以后其与张永军失去了联系；再次，根据2020年9月3日西宁市城西公安分局对张永军做的《询问笔录》的内容，张永军认可2011年4月以后祥盛公司的具体业务和其他事情都交给曹恒榕去办理，其与曹恒榕在2011年至2016年一直保持联系，期间曹恒榕断断续续以现金方式向其进行过分红，2011年9月16日《关于变更公司实收资本、股东出资额及通过新章程的决议》上的签字虽然并非其本人签署，但其是知情和认可的，即张永军并不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不排除张永军委托曹恒榕办理；第四，张永军在上述《询问笔录》中对《关于变更公司实收资本、股东出资额及通过新章程的决议》的认可及曹恒榕陆续以现金方式向其进行分红的陈述，与其在起诉状中自认“该公司成立后，一直没有召开过股东会，经原告多次向曹恒榕询问，得到的答复均是公司经营困难，没有利润供股东分配”的事实相矛盾，亦无书面证据相印证，不排除张永军与曹恒榕恶意串通损害徐军利益的可能；最后，祥盛公司从2011年至今存在数十起涉诉案件，祥盛公司与曹恒榕之间亦存在多起纠纷，张永军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对股权转让事宜不知情不符合常理。综上所述，案涉股权转让行为已由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核确认，同时，民事行为亦可委托代理，故仅凭签名并非本人所签不足以证明张永军对股权转让事宜不知情，张永军关于股权转让协议因意思表示不真实而无效的主张缺乏充足的事实依据，不能成立。张永军与徐军于2011年11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徐军、祥盛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2020）青0104民初100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张永军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鉴定费30000元，由张永军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张永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 婷审判员 黄存智审判员 马春梅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李增霞书记员 车振纪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第二十五条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