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07民初8229号原告：汪丹，女，汉族，1982年5月12日出生，住重庆市九龙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传波，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叶继英，女，1949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军，重庆盈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肖莉，女，1982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兴胜路。第三人：肖萍，女，1855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原告汪丹诉被告叶继英、肖莉，第三人肖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9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6月12日、2020年7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由审判员郑曼曼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任贵英、何代芳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23日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汪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传波，被告肖莉、被告叶继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军，第三人肖萍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汪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叶继英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118378.84元；2.请求判令被告叶继英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以本金118378.84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至借款付清之日止；3.判令被告肖莉在其继承肖德陶遗产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4.本案案件受理费、公告费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肖莉的母亲肖萍（第三人）与被告叶继英的丈夫肖德陶系亲生兄妹关系，被告叶继英与肖德陶系重组家庭，被告肖莉系肖德陶的养女。平时因被告叶继英与肖德陶不爱与亲戚来往，所以鲜少联系走动。后因肖德陶患癌症需要治病，叶继英向原告母亲及原告借款。自2019年2月起至2019年9月止，原告共计向叶继英出借118378.84元，包括医药费共计57890.49元，护理费12600元，伙食费7000元，银行转账6000元，殡仪馆丧葬费18000元，公墓费11020元，自费药5868.35元。以上费用全部用于肖德陶的治病以及办理后事的费用。肖德陶的后事办完后，原告要求被告归还借款，但被告一直以各种理由拖延，至今未向原告偿还。原告遂起诉至本院。庭审中，原告变更陈述事实为，除去丧葬费18000元外，其于款项均为肖德陶向原告的借款。被告叶继英辩称，一、被告叶继英与肖德陶结婚十几年，生活一直不宽裕，靠退休金维持生计。期间肖德陶的父母先后去世，肖德陶未分得任何遗产，而肖德陶每次去找肖萍要钱（遗产）的时候肖萍总是以“你无儿无女要钱干什么，你要什么我给你买”为由拒绝肖德陶。二、原告汪丹系第三人肖萍的女儿，肖德陶并未生育子女，被告肖莉实为肖德陶的侄女；叶继英不认可肖莉系肖德陶养女的身份，肖莉的亲生父亲健在，在没有相关的证据证明肖莉与其亲生父亲脱离了父女关系的情况下，无法与死者肖德陶建立养父女的关系；肖莉也从未赡养过肖德陶。三、原告在民事起诉状的事实理由中陈述是被告叶继英向原告及其母亲借款，但所有证据均没有证明被告叶继英向原告及其母亲借款的事实；民事起诉状中原告称：“肖德陶不爱与亲戚来往，所以鲜少联系走动”，故叶继英作为肖德陶的再婚妻子，本就与原告及其母亲没有往来，双方毫无亲情，如原告借钱给被告，应要求被告出具借款凭证才符合常理；原告及其母亲自愿支付医疗费系赠与行为，肖德陶及叶继英从未向原告提出借钱治病的意思表示，原告应举证证明双方借贷关系存在，并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四、原告起诉的护理费、伙食费、自费药无法证明是被告向原告的借款，原告所谓的护理费是原告母亲的租客在肖德陶住院期间为包括原告母女在内的人做饭送饭，没有对病人进行任何的护理；伙食费就是有时买了只鸡或鸽子之类做给包括原告母女在内的人食用；自费药说是药材市场买了天麻来炖鸡，这些费用原告从未告知被告负担，被告也从来没有向原告借款要求原告垫付，之前还认为是原告对肖德陶这个舅舅尽的孝心。五、原告连续四个月向肖德陶账户转账共计六千元，被告对此毫不知情。肖德陶的治疗费都是原告在支付，被告根本没必要向原告借钱而要其将钱转入肖德陶账户；所谓的公墓费收据竟然是四年之前开出的，而且死者名字也是最近才填上去的，相互没有往来少有联系走动生疏的亲戚，会向外甥女借钱为自己买墓还不能保留收据？六、肖德陶住院治疗后，原告及其第三人在被告和肖德陶没有表示向其借钱的情况下，为肖德陶支付治疗费用，控制了肖德陶包括工资卡在内的私人物品，包括包办肖德陶的后事，完全无视被告作为肖德陶配偶的权利；更为甚者还伙同所谓的养女肖莉强迫叶继英签下将被告所住公管房转至养女名下的协议，非法获取属于被告的死亡抚慰金，以各种卑劣手段对付叶继英这样一位七旬老人，毫无人性。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肖莉辩称，我9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我母亲与肖德陶系兄妹关系。在我母亲去世之前，我母亲与父亲就已经离婚。母亲去世后，我外婆、外公把我过继到肖德陶的名下，所以我的户籍跟肖德陶在一起，且注明是父女关系。我所有的亲戚都对我进行过抚养，因为我们没有分家，包括我外婆、二舅肖德陶、五嬢肖萍一直住在一起。大学毕业后，我要去外面上班，就把户口迁出去了。我是在2019年8月才知晓肖德陶住院的事实，之所以那个时间知晓是因为我才离婚孩子还小，我自己一人带孩子，家里面不想给我增添其他负担。在2019年8月肖德陶重病后家人才告知我，我马上赶到医院与主治医生积极沟通治疗方案。我并没有不承担赡养的义务，是因为我在两年前才离婚，为了获得孩子的抚养权，我没有要任何的财产，且已经辞职，那时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本案是否存在借款的事实不清楚，肖德陶住院期间的费用是谁支付也不清楚。如果肖德陶有遗产，我不愿意放弃，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承担相关的责任。第三人肖萍称，肖德陶在2020年8月20日后几日其住院的时候让叶继英把他的银行存折（中国工商银行活期一本通）拿给肖萍保存。该银行存折上的余款及之后的入账金额均由肖萍支取，肖德陶去世后的社保手续是肖萍去办理的，社保支付了大概10几个月的工资和二、三千元的丧葬费，共计49387.57元。第三人已将肖德陶存折中的钱全部取出，同意该款在本案中进行抵扣，第三人已在2020年7月22日庭审后将49387.57元转给原告汪丹。本案中肖萍经手支付的现金等款项均是来源于原告汪丹，并非第三人肖萍出借的款项。原告汪丹，被告叶继英、肖莉，第三人肖萍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肖德陶与被告叶继英于2007年10月23日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原告汪丹系第三人肖萍的女儿，肖德陶与第三人肖萍系兄妹关系。肖德陶因病多次入院治疗，最后一次入院时间为2019年8月19日，于2019年9月11日死亡。原告汪丹于2019年5月25日向肖德陶名下账号为310号的账户内转入1500元，后继续于2019年6月24日转入1500元，于2019年7月23日转入1500元，于2019年8月23日转入1500元；原告汪丹于2019年5月25日POS交易向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医院支付医疗费1000元，于2019年6月12日POS交易向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医院支付医疗费15000元，于2019年7月1日POS交易向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医院支付医疗费4366.45元，于2019年8月21日POS交易向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医院支付医疗费10000元，于2019年8月28日POS交易向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医院支付医疗费10000元，于2019年9月9日POS交易向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医院支付医疗费10000元，2019年9月11月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医院向原告汪丹退还POS机刷卡金17004.59元，以上款项系支付肖德陶住院治疗的医疗费。庭审中原告汪丹陈述：肖德陶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汇总的医疗费20931.75元系汪丹多次现金缴纳；肖德陶于2019年2月10日在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医院住院费用的现金2000元是汪丹把钱给第三人肖萍，由第三人肖萍缴纳的，POS刷卡支付的596.88元记不清楚是由谁刷卡；肖德陶2019年5月25日至2019年7月1日住院期间医疗费收据载明的现金1000元是汪丹把钱给第三人肖萍，由第三人肖萍缴纳的；原告POS刷卡向重庆医药和平医药批发有限公司诚信大药房为肖德陶购买自费药5868.35元，但没有具体购买药品清单的依据；肖德陶住院期间的护理费12600元、营养伙食费7000元共计19600元由原告汪丹向赵霞支付；原告汪丹共计支付殡葬费18000元，其中现金支付1000元系丹把钱给第三人肖萍，由第三人肖萍缴纳的，另汪丹向刘显会转账支付17000元，但殡仪馆出具的收据只有14741元，且收据原件已遗失，后殡仪馆打印了一份消费列表，列表中只有14611元，收款人刘显会系中介，转款备注为殡仪馆费用；原告为肖德陶购买公墓的费用11020元，系汪丹现金支付；2020年7月23日，重庆市巴南区龙凤山陵园出具证明载明：“逝者肖德陶，于2016年10月19日在我重庆市巴南区龙凤山陵园购买墓地，墓位是后山三区4-27，合同人汪丹，合同号708949，购买金额11020元（壹万壹千零贰拾元正）。由于没有发票，因此只开具收据”。原告称，如原告的行为构成无因管理或被告构成不当得利，原告将另案起诉。庭审中，原告的证人赵霞出庭作证，证人赵霞陈述：我租赁第三人肖萍房屋居住，系第三人肖萍的租客，由于我没有职业，是吃低保的，故第三人就请我在肖德陶住院期间给肖德陶煮饭、送饭到医院；从2019年3月到9月，肖德陶基本上都在住院，没住院的时候我就送饭到肖德陶家里；护理费的明细为2019年3月至5月每月给我2000元，6月至7月每月给我2500元，2019年8月给我1600元，进了重症监护室那几天我就没有送饭了，钱都是现金支付的；我送饭打车的费用都是在汪丹在给我的费用中扣；除外还有营养费，我在药材道门口买的天麻，买了一次，具体花了多少钱记不清楚了，后来汪丹就把钱给我了，没有票据；营养费、伙食费7000元即是我购买食材和营养品的费用；我一共从汪丹处拿了19600元（包含护理费12600元、营养伙食费7000元），此款汪丹没有提前给我，而是最后一次给我的，是在肖德陶死后一次性给我的，是在我租的屋里拿现金给我的；我只煮饭、送饭，其他的事情我没有做，未对肖德陶进行护理，我并非只给肖德陶一人煮饭，送去的饭也不是肖德陶一个人吃的。庭审中被告叶继英陈述：肖德陶住院是肖萍付的款，据肖德陶生前所说，肖萍欠他一百万元左右，故不存在肖德陶向肖萍借钱治病的情况，原告所称的治病费用全是肖萍应当支付的，而不是由原告汪丹支付的；肖德陶火化之后，肖萍告诉被告叶继英所有的花费只有5万元；在住院期间肖萍要求叶继英把肖德陶的银行存折以及户口、结婚证拿给肖萍，肖德陶的银行存折于2019年8月21日交给第三人肖萍保管；肖德陶的工资全是由肖萍在取，肖德陶死后有15个月的工资以及丧葬费都是肖萍取走了，并没有通过叶继英，也没有归还给叶继英；肖德陶的墓之前在老家水土复兴镇就已经修好了，他们一家人都修在一起，不存在买公墓的问题，原告举示的公墓费收据是四年之前开出的，死者肖德陶的名字是最近才填上去的。另查明，肖德陶名下账号为310的中国工商银行活期一本通系肖德陶的社保工资账户，第三人肖萍保管该存折前后，该账户的明细为：2019年8月20日ATM取款2900元后余款为86.92元、2019年8月23日原告汪丹汇款存入1500元、2019年9月19日养老金存入2985.61元、2019年9月21日利息存入0.86元、2019年9月23日ATM取款支出2000元、2019年9月25日工资存入30元、2019年10月18日养老存入2985.61元、2019年11月19日养老存入43798.57元、2019年11月21日ATM取款支出5000元、2019年11月22日钞支取9000元、2019年11月24日钞支取10000元、2019年12月21日利息存入7.43元、2020年1月8日钞支取16395元，至此，该账户余额为0，再无流水信息。2020年6月10日，重庆市石桥铺殡仪馆出具《消费记录列表》，记载：逝者姓名肖德陶，委托人肖萍，收费人袁治淑，应收14611元，实收14611元；经办人钟玉惠在该列表上签字确认，并书写了：“原件丢失，消费属实”，加盖了重庆市石桥铺殡仪馆殡仪服务收费专用章（1）。原告出具的重庆市巴南区骨灰公墓收据载明：“丧属姓名汪丹，墓位编号后山三区，墓位费10000元，护墓管理费1000元，安葬证费200元，合计11020元，经手人龙，2016年10月19日”，该收据上死者姓名“肖德陶”以及“4排27号”的字样并非拓印形成，“肖德陶”的字样用黑色签字笔直接书写，“4排27号”的字样有黑色签字笔在原拓印处涂改的痕迹，该收据加盖了重庆市巴南区龙凤山陵园财务专用章。再查明，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杨家坪派出所于2019年4月25日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肖莉，女，身份证号码510，户口住址：重庆市九龙坡区。经民警查阅档案，肖德陶（身份证号码510）与肖莉系父女关系。特此说明！”。该《情况说明》加盖了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杨家坪派出所档案查询专用章，但未列明出具该情况说明的人员身份及联系方式。在被告肖莉的《常住人口登记表》中记载:“肖莉原名董莉，户主姓名肖德陶，董莉与户主关系为侄女，1990年4月24日登记事项变更、更正记要记载现名肖莉”。该《常住人口登记表》“侄女”的字样上有将“侄”字涂划的痕迹，现显示与户主关系为“女”，该将“侄”字涂划的痕迹处未加盖该派出所的校对章。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原告在民事起诉状中称被告叶继英向其借款，后又在庭审中变更陈述除丧葬费18000元系被告叶继英向原告借款外，其他为肖德陶向其借款，原告主张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应提供能够证明叶继英、肖德陶与原告之间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在原告主张的借款金额中，肖德陶生前原告帮肖德陶支付的医疗费57890.49元、原告为肖德陶购买的自费药5868.35元、原告为肖德陶支付的护理费12600元、营养费及伙食费7000元、原告给肖德陶购买公墓的费用11020元，以及肖德陶死亡后原告支付的丧葬费用18000元，即便以上费用均实际产生且由原告实际支付，原告也需对以上款项系叶继英或肖德陶向其借款，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举示证据。现原告未举示任何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且基于原告及其母亲与死者肖德陶的特殊身份，本院难以认定以上款项系叶继英、肖德陶向原告借款的事实，原告应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中原告举示转账凭证证明其向肖德陶个人账户的转款6000元（于2019年5月25日转入1500元，于2019年6月24日转入1500元，于2019年7月23日转入1500元，于2019年8月23日转入1500元），现死者肖德陶已无法进行抗辩，本案被告叶继英也未能就该笔款项的情况作出说明，故本院认定该6000元系原告出借给肖德陶的借款。原告的母亲肖萍自认2019年8月20日后几日取得了肖德陶的银行存折，该银行存折上的余款及之后的入账金额均由肖萍支取。虽被告叶继英陈述2019年8月21日将肖德陶的银行存折交给肖萍，但无相关证据佐证，故本院以肖萍自认为准。通过肖德陶账户明细：“2019年8月20日ATM取款2900元后余款为86.92元、2019年8月23日原告汪丹汇款存入1500元、2019年9月19日养老金存入2985.61元、2019年9月21日利息存入0.86元、2019年9月23日ATM取款支出2000元……”可以看出，虽汪丹于2019年8月23日向肖德陶账户内转入1500元，但该账户在此之后的第一次取款记录在2019年9月23日，此时该账户的实际控制人已是原告汪丹的母亲肖萍。现肖萍自称已将肖德陶名下账户内款项49387.57元转给了汪丹，汪丹对此未予否定，肖萍认可该款抵扣肖德陶向汪丹的借款，即便汪丹不同意抵扣，其也实际取得了该款。现该款项金额已远远超过借款本金及利息，视为借款人已履行了还款义务。原告在庭审中作出如原告的行为构成无因管理或被告构成不当得利，原告将另案起诉的表示。即便原告未作该意思表示，被告也未抗辩本案属于不当得利或无因管理纠纷，故不属于本案的争议焦点，本院仅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进行审查。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汪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68元，由原告汪丹负担，此款原告已预交1260元，余款1408元由原告汪丹收到本判决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郑曼曼人民陪审员  任贵英人民陪审员  何代芳二〇二一年一月四日书 记 员  曾源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