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1）浙0106民初130号 原告：罗雪峰，男，1968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被告：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环河北路与中心大道交口空港商务园**28-1-101。 法定代表人：苏宁。 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曙光路支行，营业场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保俶路137号。 负责人：王晓菲。 原告罗雪峰与被告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曙光路支行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8日立案。 原告罗雪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在被告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贵金属交易所）处的开户行为及在其交易平台上发生的所有交易均无效；2.被告天津贵金属交易所返还或赔偿原告资金2525055.98元，并赔偿原告资金占用利息，合计2985377.14元（自原告最后一次交易结束日2017年6月17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暂计算至2020年6月30日共1109天，460321.16元）；3.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曙光路支行（以下简称工行曙光路支行）对第1、2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4.两被告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被告天津贵金属交易所系天津市自贸区市场监督局于2008年12月30日批准成立，经营范围为贵金属（含黄金、白银）、有色金属、黑色金属、金属材料、钢材及其制品、矿产品及其原料（不含煤炭）、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农副产品现货批发、零售、延期交收，并为其提供电子交易平台；自有房屋租赁；以上相关的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不包括提供期货交易场所、设施和服务，设计期货合约、安排期货合约上市，组织、监督期货交易、结算和交割。2016年4月，原告因听信天津贵金属交易所的虚假宣传，在其处开户并获得了交易账号和密码，交易账号为1609××××2886，并下载安装了用于天津贵金属交易所交易的交易软件，然后原告用在被告工行曙光路支行处开户的银行账户6222××××6308和原告在天津贵金属交易所的账户进行了绑定。原告于2016年3月28日向天津贵金属交易所的银行账户内入金，开始进行以“白银、铜”等品种的交易。截至2017年6月16日，合计入金3571244元、出金752327.81元，返佣293860.21元，账户内实际损失金额为2525055.98元。从被告天津贵金属交易所的《天津贵金属交易所交易规则》、其官网刊载的上市产品信息表可以看出，原告在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提供的交易平台上所进行的所有交易，交易对象均是标准化合约，并且根据天津贵金属交易所的交易规则和会员名录可以看出，天津贵金属交易所采用了做市商交易或分散式柜台交易这种集中交易方式，该交易为保证金交易、收取投资者的持仓费，且允许投资者进行平仓，可以不进行交割。在涉案业务操作中，被告天津贵金属交易所作为交易平台，在组织标准化合约集中交易的非法期货活动中作用如下：提供交易标的物一一标准化合约；提供统一报价；制定会员单位入会规定、交易细则、交易参数；为交易活动提供入金、出金、财务结算、交易资料保存等服务。集中交易的形式体现为会员单位集中、客户集中、信息集中、客户交易资料和交易账号由平台统一管理、交易费用结算由平台统一进行，所有交易成员都要遵守平台的规章制度。后原告通过媒体、证监会及其他政府部门的宣传，发现原告在被告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提供的交易平台上所进行的、工商银行共同组织的所有的所谓现货交易，均系天津贵金属交易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组织的非法期货交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在天津贵金属交易所的开户行为及在其交易平台上所发生的所有交易应属无效，故原告提起诉讼。具体理由如下：一、天津贵金属交易所组织与工商银行参与组织的交易符合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特征。根据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中国证监会2013年12月31日《关于做好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认定有关工作的通知》（证监办发2013111号）及附件《关于认定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标准和程序》（以下简称111号文）的规定，认定商品现货市场非法组织期货交易活动应采取目的要件和形式要件相结合的方式。在本案中，不论是从目的要件还是从形式要件来看，天津贵金属交易所与工商银行共同组织的所谓现货交易，符合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特征。（一）关于目的要件。根据111号文，就目的要件而言，非法期货交易主要是以标准化合约为交易对象的，允许交易者以对冲平仓方式了结交易，而不以实物交收为目的或者不必交割实物。原告在天津贵金属交易所平台进行的所有交易，均是以保证金方式、以对冲平仓方式了结的交易，没有进行过一手交割。根据111号文的这一认定标准，天津贵金属交易所组织的交易活动符合111号文中认定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目的要件。（二）关于形式要件。根据111号文，形式要件包括两个内容：交易对象为标准化合约、交易方式为集中交易。所谓标准化合约是指除价格、交货地点、交货时间等条款外，其他条款相对固定的合约。交易者将此类合约作为交易对象，订立合约时，并非全额付款，而只缴纳商品价值的一定比率作为保证金，即可买入或者卖出；合约订立后，允许交易者不实际履行，而可通过反向操作、对冲平仓方式，了结自己的权利义务。集中交易是指由现货市场安排众多买方、卖方集中在一起进行交易（包括但不限于人员集中、信息集中、商品集中）并为促成交易提供各种设施及便利安排。集中交易又可细分为集合竞价、连续竞价、电子撮合、匿名交易、做市商机制等交易方式。从天津贵金属交易所给出的交易对象“现货白银”等产品的交易参数表来看，原告在交易时，除价格、交货地点、交货时间等条款外，其他条款均系相对固定，符合111号文关于标准化合约的定义。对照典型的标准化合约：“上海期货交易所白银期货合约”“上海黄金交易所白银Ｔ＋Ｄ合约”来看，天津贵金属交易所的交易对象完全符合标准化合约的特征，因此天津贵金属交易所的交易对象“现货白银”等属于标准化合约。再从天津贵金属交易所的经营模式可以看出，天津贵金属交易所聚集了大量综合类会员，进行的是典型的分散式柜台交易，根据中国证监会《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问答》第十四问，天津贵金属交易所的分散式柜台交易模式符合集中交易的定义。同时，国务院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清整联办201731号文，也将分散式柜台交易定性为集中交易方式，并且涉嫌非法期货交易。因此，天津贵金属交易所以集中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并且允许交易商进行对冲平仓，按照《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和111号文的认定标准，天津贵金属交易所的这一行为属于非法组织期货交易活动，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六条的规定，应当认定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二、被告违反《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强制性规定的行为应依法确认无效。如前所述，天津贵金属交易所的交易行为属于“以集中交易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的交易”的行为，根据国务院法制办、中国证监会对《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修订后的法规解读及清整联办201731号文件的规定，天津贵金属交易所的行为属于非法组织期货交易活动，违反了《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六条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原告在天津贵金属交易所的开户行为及在天津贵金属交易所交易平台上发生的所有交易因具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应依法确认为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亦明确指出，对地方交易场所未经许可或者超越经营许可范围开展的违法违规交易行为，要严格依照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否定其法律效力，明确交易场所的民事责任。三、工商银行违反银监会的规定，共同参与了天津贵金属交易所组织的非法期货交易活动。根据银监会银监发20125号文《中国银监会关于做好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相关工作的通知》第五条，对于被纳入清理整顿范围的交易场所，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停止对该类交易场所的信贷、托管、清箅等金融服务。而根据国发（2011）38号、国办发〔2012〕37号文，天津贵金属交易所属于被纳入清理整顿范围内的交易场所的范围，工商银行理应不得为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提供金融服务。而且，根据《关于商请督促商业银行期限停止为违规交易场所提供金融服务的函》（清整联办〔2017〕29号）、中国证监会政府信息告知书（证件信息公开〔2019〕324号）的相关内容，天津贵金属交易所自2013年至今，一直未通过证监会的清理整顿的验收，但工商银行在原告交易期间，持续的为天津贵金属交易所组织的非法交易提供了各种金融服务。天津贵金属交易所一直宣称由银行提供第三方托管，但工商银行作为天津贵金属交易所的合作方，工商银行并未为原告提供资金托管服务，反而同天津贵金属交易所建立了资金结算业务，原告的所有交易资金都是通过天津贵金属交易所的交易软件中的入金、出金功能模块转入转出（而不是通过银行汇款完成的），通过天津贵金属交易所和工商银行搭建的通道汇入到天津贵金属交易所的账户而非第三方账户，其资金安全完全被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所掌控。因此，原告、天津贵金属交易所、工商银行三方在天津贵金属交易所组织的交易活动中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三方合同关系。正是因为工商银行没有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执行，为组织非法交易活动的天津贵金属交易所开设账户提供结算服务，并协助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收取、划拨和分配原告的资金等，同天津贵金属交易所一起，共同组织了非法交易活动，故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责任。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条法199537号《关于对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民事责任的复函》，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在总行授权范围内开展业务时，与其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生纠纷引起民事诉讼的，应以分支机构作为诉讼主体，而不应以其总行作为诉讼主体，故与原告最紧密的开户经办银行被告工行曙光路支行应作为诉讼主体成为本案当事人。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天津贵金属交易所组织期货交易，该等行为违反了行政法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请求法院确认原告在被告天津贵金属交易所处的开户行为及在天津贵金属交易所交易平台上发生的所有交易无效，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由被告天津贵金属交易所返还或赔偿原告的资金，并承担资金占用利息及本案诉讼费用，被告工行曙光路支行对此承担连带责任。 本院经审查认为，第一，根据在案证据材料，原告以天津贵金属交易所、工行曙光路支行为共同被告，并以其开户行工行曙光路支行营业场所为管辖连接点提起期货交易纠纷诉讼，因原告与被告工行曙光路支行不存在期货交易法律关系，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开户银行即工行曙光路支行参与期货交易或存在与期货交易所共同侵权行为，故本案不宜以开户银行即工行曙光路支行的营业场所为管辖连接点确定管辖法院。第二，本案系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原告起诉被告天津贵金属交易所要求其返还或赔偿其财产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因被告天津贵金属交易所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环河北路与中心大道交口空港商务园西区28-1-101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辖区内，故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本案应依法移送至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审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三十六条规定，裁定如下： 本案移送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处理。 本裁定一经做出即生效。 审判员  吕后旺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冯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