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31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大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某。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住广东省珠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山西晋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大潮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某，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山西晋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负责人：史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北京安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詹某，北京安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庄某，户籍地浙江省洞头县，现住山西省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山西德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潮公司”）、广东大潮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以下简称“大潮山西分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山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庄某因申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5民初89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大潮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郭某，大潮山西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平安保险山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詹某，被上诉人庄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庆铭全虽然递交上诉状，但未在规定的时间内缴纳诉讼费用，对其提出的上诉按照自动撤诉处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大潮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维持一审判决第二项;2、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3、请求依法变更一审判决第一项为:被上诉人庄某赔偿两上诉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2875758.31元;(比一审判决金额多11541594.14元)4、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本案,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庄某此次申请财产保全错误,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以及认定被上诉人平安山西分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认定处理是正确的。但是,一审判决对于赔偿数额的认定处理,又明显违背在案证据和案件客观事实,适用法律也明显错误,依法应当予以纠正。一、关于赔偿数额的认定,一审判决以所谓“原告诉请的三部分损失赔偿互相交叉、互相重叠”作为一方面理由,认定上诉人的证据不能客观反映其因诉中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该项认定明显违背在案证据和客观事实,属于对案件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应予纠正。1、从逻辑上看。本案,上诉人已经提供大量证据证明三部分损失的具体发生及其数额,足以认定。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即便其中部分损失赔偿互相交叉、互相重叠,也不等于上诉人主张的损失无法进行具体的查明和认定。赔偿数额的查明和认定,涉及和关系到案件的基本事实,应当予以查明认定,即便部分存在互相交叉、互相重叠,显然也不是对赔偿数额不再进行具体审查认定的理由。一审判决以所谓“三部分损失赔偿互相交叉、互相重叠”为由,不对具体赔偿数额进行具体审查认定,认定处理明显错误。2、从赔偿确定原则上看。关于财产保全错误的赔偿数额问题,依法应当按照损害赔偿的最高指导原则进行认定,即赔偿数额应当足以填补被侵权人因侵权行为所遭受的全部损失。这是侵权赔偿数额认定的最基本原则,一审判决在本案上诉人已经提供大量证据证明损失的具体发生及其数额的情况下,仍然不顾这些侵权赔偿数额认定的基本原则,贸然行使所谓自由裁量权,随意“酌定”按年利率6%计算赔偿数额,明显违背事实和法律,应予纠正。3、从法律规定上看。对于如何承担侵权责任及如何赔偿损失的问题,《侵权责任法》、《民事诉讼法》及其他有关法律实际上已经作出规定,应予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六)项规定: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包括“赔偿损失”。《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这里规定的“赔偿损失”及“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显然系指被侵权人因侵权行为所遭受的全部损失,而不是一审判决随意“酌定”的损失。《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这里明确规定了财产损失的确定方式,对于财产损失的确定有法律规定的,应从规定,法院不能随意行使所谓自由裁量权随意进行“酌定”。一审判决在认定赔偿数额时,应当适用上述规定而不适用,而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随意“酌定”按年利率6%计算赔偿数额,认定处理明显错误,适用法律也存在错误,依法应当予以纠正。4、从客观情况看。本案,上诉人作为资金和劳动密集型的施工承包企业,特别是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对资金的需求及资金流动性的要求本身就已非常之高,资金压力本身就已十分之大。被上诉人及其关联企业龙元公司却同时恶意申请财产保全,合计冻结上诉人高达3620万元银行存款长达一年四个月之久。根据常理,被上诉人恶意财产保全行为对上诉人的资金周转和正常生产经营所造成的阻碍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而且必然导致上诉人要另外筹措资金,以维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维持公司四百号员工及其家庭的生计。但由于账户被冻结,银行信誉严重受损,银行授信被降级甚至被取消,上诉人不仅无法继续向银行申请贷款,甚至被银行提前收贷(提前收贷本金3700万元),因此上诉人只能被迫向社会个人和企业进行融资借贷,该借款所产生的利息必然会高于银行贷款利息。这也符合当今向金融机构贷款难,而向社会个人和企业高额融资借贷的社会现状。此等情形下,在被上诉人没有反驳证据予以否定上诉人向社会个人和企业借款一节事实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上诉人已经提交大量借款合同、银行凭证等证据证明这些借款的实际发生及其数额的情况下,本案应当认定上诉人因被上诉人恶意保全行为而向社会个人和企业借款的事实以及因此所遭受的实际损失。一审判决无视上述客观事实和证据,随意“酌定”处理,该认定处理明显不当,处理结果也对上诉人不公平、不公正。5、从具体处理方式看。本案,被上诉人申请财产保全冻结的是被上诉人的银行存款。如前所述,在巨额资金和银行账户被冻结情况下,上诉人根本无法通过向银行贷款解决资金流动性问题,只能被迫向社会个人和企业借贷。在被上诉人已经提供证据证明因财产保全冻结存款后所需补充资金系向他人借贷的情况下,因该借贷所产生的利息损失应认定为上诉人的实际损失。但考虑到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已经对民间借贷利率作出限制性规定,因此,该利息损失加上被冻结资金的银行利息之和,对于已经支付利息的部分,不应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的年利率36%上限;对于尚未支付利息的部分,不应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的年利率24%上限。而本案中,上诉人主张的已支付利息的部分,在计算时均没有超过上述年利率36%上限;对于尚未支付利息的部分,在计算时也没有超过上述年利率24%上限,均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支持上诉人的主张,据此认定为上诉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6、从公平合理方面看。本案,被上诉人被冻结资金2300元元,实际被扣划资金15131283.97元,该款项自2018年4月11日开始冻结,2018年7月13日被扣划,至2019年8月9日才得以解冻返还。以实际被冻结银行存款金额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损失,就达到970293.59元。如果按照一审判决只赔偿上诉人1334164.17元,根本严重偏离上诉人的损失数额,远远不足以填补上诉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完全不符合本案实际,对上诉人也明显不公平、不合理,应予纠正。二、关于赔偿数额的认定,一审判决还以所谓“原告向第三方借款的利息损失所提供的证据均显示借款人不是二上诉人”作为一方面理由,认定上诉人的证据不能客观反映其因诉中财产保全遭受的损失,该项认定亦明显理据不足,认定错误,应予纠正。1、从客观事实和证据上看,上诉人提交的借款合同中,大部分显示的借款人就是上诉人,只有少部分显示的借款人不是上诉人,应当予以认定。本案,上诉人因财产保全而向社会个人和企业的借款,共向法院提交【23】份借款合同及相对于的银行凭证。其中,有【18】份借款合同显示的借款人就是上诉人大潮公司,只有另外【5】份借款合同显示的借款人不是上诉人大潮公司,而是上诉人的实际控制人和当时的法定代表人黄友江(黄友江系上诉人大潮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自2018年4月4日至2018年10月18日任上诉人大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审判决偏偏无视共计【23】份借款合同中,有多达【18】份显示的借款人本身就是上诉人大潮公司的事实和证据,却特别关注另外【5】份借款合同显示的借款人不是上诉人的问题;一审判决甚至不顾另外【5】份借款合同显示的借款人黄友江本身就是上诉人大潮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当时的法定代表人的客观事实,悍然认定上诉人的证据不能客观反映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这显然是以偏概全,认定处理不当。2、从常理上,因被上诉人及其关联企业龙元公司同时恶意申请财产保全,合计冻结上诉人高达3620万元银行存款,银行账户已被冻结,上诉人客观上根本无法继续使用已被冻结限额高达3620万元的账户进行正常收支。此种情形下,上诉人通过实际控制人和当时的法定代表人黄友江名义进行借款和还款付息,这既符合事实,也明显更符合常理。一审判决却偏偏以此为由认定不能客观反映上诉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明显认定错误。3、从法律和司法实践看,在企业银行账户被恶意冻结情况下,企业以法定代表人名义对外借款所产生的利息损失,也应当认定为企业所遭受的损失。众所周知,法定代表人是指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行使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的主要负责人,其行使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的后果归结于法人本身。本案中,因被上诉人及其关联企业龙元公司恶意申请财产保全,上诉人的银行账户被法院冻结,导致资金无法流动。迫不得已,上诉人以实际控制人和当时的法定代表人黄友江名义对外借款,并通过其账户完成部分借款的接收与还本付息,而所借到的款项也都用于上诉人的日常生产经营(包括支付员工工资、材料商的材料款、工程项目款等)。黄友江对外借款的行为完全是出于上诉人日常经营所需,充分体现了上诉人的意志。因此,该行为应视同上诉人所为,行为后果也依法应由上诉人承担。而该借款的利息损失即应认定为上诉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理应由被上诉人予以赔偿。而且实际上,最高人民法院及其他地方法院已经对此问题作出相关案例。一审判决却仍然据此认定上诉人的证据不能客观反映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明显认定错误。三、关于赔偿数额的认定,一审判决还以所谓“多笔借款期限均在保全行为之后产生”作为一方面理由,认定原告(即上诉人)的证据不能客观反映其因诉中财产保全遭受的损失,该项认定亦明显理据不足,认定错误，应予纠正。1、如前所述,本案,被上诉人申请财产保全冻结的是上诉人的银行存款。在巨额资金和银行账户被冻结情况下,上诉人根本无法通过向银行贷款解决资金流动性问题,只能被迫向社会个人和企业借贷。在被上诉人已经提供证据证明因财产保全冻结存款后所需补充资金系向他人借贷的情况下,因该借贷所产生的利息损失应认定为上诉人的实际损失。这些借款不论是发生在保全行为之前,还是发生在保全行为之后,都不影响损失的认定。2、对于保全行为之前发生的借款,自保全行为发生之日起,到保全行为解除之日止期间产生的利息损失,都应当认定为实际损失。对于保全行为之后产生的借款,自借款发生之日起,到保全行为解除之日止期间产生的利息损失,均应当认定为实际损失。一审判决却以所谓“多笔借款期限均在保全行为之后产生”为由,认定上诉人的证据不能客观反映其因诉中财产保全遭受的损失,明显理据不足,认定错误。四、关于损失赔偿的具体数额,上诉人提交的一系列证据已经足以证明损失的实际发生及其数额,一审判决随意行使自由裁量权,随意“酌定”按照年利率6%计算赔偿数额,明显违背事实和证据,也缺乏法律依据,应予纠正。1、关于银行存款被冻结及被扣划的利息损失970293.59元。该部分损失是显而易见且客观存在的,无需过多证明,通过计算即可证实。一审判决对此亦已进行查明。2、关于上诉人因巨额银行存款被冻结,导致无法及时缴纳税款,因此产生税款滞纳金损失196598.05元。该部分损失也是客观存在并已实际发生的。上诉人已经提供有关税务部门发出的《责令限期缴纳税款的通知书》及实际缴纳税款滞纳金的相关完税凭证等,足以证明。3、关于上诉人因巨额银行存款被冻结,为维持正常生产经营,迫不得已多次向社会个人和企业借款,因此产生借款利息损失11633266.67元。对此,上诉人已经提供【23】份借款合同及相对于的银行凭证、借据、还款凭证及付息凭证等一系列证据予以证明。其中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直接以上诉人大潮公司为借款人所签订的借款合同及办理的借还手续。该部分共有【18】份借款合同及相关凭证,通过计算,就能直接证实上诉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该部分利息损失的数额(详见相关汇总表)。第二部分:是以上诉人的实际控制人和当时的法定代表人黄友江名义作为借款人所签订的借款合同及办理的借还手续。该部分只有【5】份借款合同及相关凭证,通过计算,同样能够证实上诉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该部分利息损失的数额。如前所述,上诉人在银行账户被冻结情况下,迫不得已通过上诉人的实际控制人和当时的法定代表人黄友江名义对外借款,所生产的借款利息损失,同样应当认定为上诉人的实际损失,同样应当由被上诉人予以赔偿。以上证据之间都能--相互印证,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上诉人主张的事实及上诉人所遭受的该部分实际损失,应予认定和支持。这些借还款项的收付账户均为借款合同中约定的账户,收付主体都属于上诉人大潮公司、上诉人实际控制人及当时的法定代表人黄友江、和工程项目合作方、材料供应商等。这些借款本金并非在同一时间合计高达7000多万元,而是处于流动变化过程中,因为是有借有还,借新还旧,所以在统计时存在重复累计才会出现借款本金超过7000多万元,本身是合理的。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的答辩和辩论意见均不成立,均不足以否定上诉人因保全所遭受损失的事实和认定。4、一审判决在应当具体审查认定赔偿数额情况下不进行审查和认定,在上诉人实际遭受损失已经超过1000万元情况下只判令被上诉人赔偿100多万元,根本不足以弥补上诉人所遭受实际损失情况下,随意“酌定”按照年利率6%计算赔偿数额,明显违反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自由裁量权”的有关规定和原则,适用法律错误,认定处理结果不公,应予纠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判执行工作中切实规范自由裁量权行使保障法律统一适用的指导意见》第三条规定,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原则包括:(一)合法原则;(二)合理原则;(三)公正原则;(四)审慎原则。本案,一审判决在有关法律已经对“赔偿损失”和“赔偿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等赔偿数额的确定作出规定的情况下,在认定赔偿数额时应当适用这些规定而不适用,而在缺乏依据情况下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进行认定,明显违反上述《指导意见》关于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合法原则”。本案上诉人因被上诉人恶意保全行为已经产生超过1000万元的实际损失,一审判决却违背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定随意“酌定”按照年利率6%计算赔偿数额,最终判决赔偿金额只有100多万元,此举不仅不公平、不合理,也是非常简单粗暴的,显然也违背上述《指导意见》关于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合理原则”、“公平原则”和“审慎原则”,应予纠正。五、关于担保费14000元,该担保费系被上诉人恶意申请财产保全而给上诉人造成的实际损失,应当由被上诉人予以赔偿,一审判决对此认定处理也明显错误,应予纠正。如前所述,被上诉人恶意申请财产保全后,上诉人银行账户被冻结巨额资金,上诉人为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多次要求被上诉人解除担保和保全,多次向法院提出异议、复议和申请解除冻结,法院当时口头同意先提供银行或担保公司的担保函以供审查决定,上诉人因此发生担保费损失14000元。但由于被上诉人阻碍,法院最终没有同意解除冻结。该担保费明显属于上诉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如果被上诉人不恶意申请财产保全,上诉人根本不会也无需找相关担保公司出具担保函,根本不会发生该担保费损失。因此,该担保费损失已实际发生,并且与被上诉人错误保全行为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被上诉人应当予以赔偿。综上,一审判决认定部分案件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也有错误,依法应当予以纠正。为了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上诉人特向贵院提起上诉,恳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正确认定处理。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9)晋0105民初8931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大潮集团、大潮山西分公司对庄某、平安山西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由大潮集团、大潮山西分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09年11月24日,庄某与大潮集团签订《分公司承保协议书》,约定庄某于2009年11月10日至2012年11月9日承包大潮山西分公司,进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事实。2014年3月28日,庄某(移交方)与吴小瑞(接收方)、大潮集团(监督方)签订《交接备忘录》,并附附件“大潮山西分公司债权债务、证件及章的清单”,约定庄某向吴小瑞移交大潮山西分公司相关证照及公章,对于庄某担任大潮山西分公司负责人期间大潮山西分公司对外尚未收回的债权,大潮山西分公司应支持配合庄某采取各种合法途径实现债权。2015年8月27日,庄某向大潮山西分公司发出《履行协议催促函》,要求大潮山西分公司协助配合结算并收回工程款。2017年1月7日,大潮山西分公司向庄某出具《承诺书》,承诺于2017年10月1日前完成2300万元债权清收并足额支付给庄某,如未能完成上述承诺,则应当于2017年12月31日向庄某足额支付2300万元。2018年3月14日,庄某向小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8)晋0105民初2409号,下称“原案”),请求法院判令大潮集团、大潮山西分公司共同向其支付2300万元及利息。2018年4月10日,庄某向小店区人民法院提交财产保全申请,请求小店区人民法院对大潮集团、大潮山西分公司银行账户内存款2300万元或查封相应价值的财产。2018年4月11日,小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晋0105民初240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大潮山西分公司、大潮集团银行账户内存款2300万元或查封相应价值的财产。2018年4月11日,小店区人民法院冻结了大潮集团银行存款。后,大潮集团向小店区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将已被冻结的银行存款15,131,283.97元划至法院作为保证金,由于庄某对大潮集团尚有被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且尚未履行的债务7,868,716.03元,对该确认的款项应予折抵或作为担保,故请求法院解除对其银行账户内其他款项的冻结。2018年7月11日,小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晋0105民初2409号之三民事裁定书,裁定划拨大潮集团银行账户内存款15,131,283.97元,解除对大潮集团在银行账户内存款2300万元的冻结。2018年7月13日,小店区人民法院将大潮集团银行账户内存款15,131,283.97元扣划至法院账户。2019年5月31日,小店区人民法院就原案作出(2018)晋0105民初240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庄某的诉讼请求。2019年6月27日,庄某就(2018)晋0105民初2409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2019年7月22日,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晋01民终469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庄某因未缴纳上诉费按撤回上诉处理。2019年8月9日,小店区人民法院将15,131,283.97元退回大潮集团账户。2019年10月15日,大潮集团、大潮山西分公司向小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即“本案”),请求法院判令庄某赔偿其因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给其造成的经济损失12,875,758.31元,判令平安山西分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019年12月16日,小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晋0105民初893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庄某赔偿大潮集团、大潮山西分公司经济损失1,334,164.17元,平安山西分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平安山西分公司认为,本案一审判决存在认定基本事实错误、法律程序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进而错误判决庄某赔偿大潮集团、大潮山西分公司经济损失1,334,164.17元,以及平安山西分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应当予以纠正。主要理由如下:第一,一审判决超出二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庄某赔偿其资金占用期间利息1,334,164.17元,严重违法了“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利息计算公式完全错误,应当予以纠正。第二,庄某在原案中对大潮集团、大潮山西分公司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不存在任何主观过错,其因申请财产保全造成损害的侵权责任不成立。具体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超出二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庄某赔偿其资金占用期间利息1,334,164.17元,严重违法了“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利息计算公式完全错误,应当予以纠正。大潮集团、大潮山西分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其诉讼请求一共有五项,分别是:1、因银行存款被冻结、扣划的利息损失970,293.59元;2、税款滞纳金损失196,598.05元;3、向第三方借款产生的利息损失11,633,266.67元;4、原案鉴定费损失61,600元;5、原案申请解除保全的担保费损失14,000元。对于上述五项诉讼请求,小店区人民法院未支持第4、5项诉讼请求,但对于第1-3项诉讼请求并未分别加以论述,而是合并到一起论述,“众所周知，巨额资金被冻结,因资金冻结而使得企业遭受到的损失广泛且深远,原告诉请的三部分损失赔偿互相交叉、互相重叠,且其向第三方借款的利息损失所提供的证据均显示借款人不是二原告,多笔借款期限均在保全行为之后产生,原告提出的赔偿数额所依据的证据不能客观反映其因诉中财产保全遭受的损失,但考虑到巨额资金冻结给企业造成损失的实际情况,本院酌情比照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计算方式,按照年利率6%以实际扣划款项为基数计算占用天数的利息。具体为:2018年4月11日至2018年7月13日以23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为93天为351616.44元;2018年7月14日至2019年8月9日以15131283.97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为391天为972547.73元,合计1334164.17元。”(见一审判决第17页)平安山西分公司认为,庄某在原案中对大潮集团、大潮山西分公司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不存在任何主观过错,其因申请财产保全对大潮集团、大潮山西分公司的侵权责任不成立,庄某不应对其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以下第二点详细论述)。对于一审判决将大潮集团、大潮山西分公司第1-3项诉讼请求合并论述,并酌定按照年利率6%计算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平安山西分公司认为,该等计算方式完全错误,具体分析如下:(一)税款滞纳金损失系完全由于大潮集团自身原因所致,与庄某申请对其的财产保全毫无关联,根本不应予以支持。1、增值税税款滞纳金大潮集团主张,因其银行资金被冻结及划扣,无力缴纳2018年12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增值税税款545,578.56元,进而产生了滞纳金损失。平安山西分公司认为,根据一般税法原理,增值税是以商品(含应税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即国家对商品生产、流通、劳务服务中多个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的附加值进行征税。企业缴纳增值税的计算方法为,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额。也就是说,企业只有在发生销售行为的时候,且销项税额大于进项税额,才应当向税务部门进行纳税。否则,如果企业没有销售收入,或者进项税额抵扣销项税额之后为负值的时候,则无需缴纳增值税。具体到本案,如果大潮集团在2018年12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产生了应缴增值税,其必然在此期间取得了销售收入。而且,小店区人民法院已于2018年7月11日裁定解除对其银行账户的冻结,大潮集团在2018年12月期间完全可以正常经营。因此,大潮集团在账户未被冻结、且可以正常经营并取得了销售收入的情况下,未按照法定期限缴纳增值税税款，完全系由于其自身原因所致,与庄某申请对其的财产保全毫无关联。2、企业所得税税款滞纳金大潮集团主张,因其银行资金被冻结及划扣,无力缴纳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增值税税款2,181,302.13元,进而产生了滞纳金损失。平安山西分公司认为,根据一般税法原理,企业所得税是对企业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收入所得征收的一个税种。既然大潮集团在2019年10月至12月期间进行了正常生产经营,并产生了应纳税所得额,且企业所得税高达218万余元(我国一般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按此推算,其应纳税所得额至少为872万元),则其不可能无力缴纳税款。而且,如前所述,小店区人民法院已于2018年7月11日裁定解除对其银行账户的冻结。因此,大潮集团在账户未被冻结、且可以正常经营并取得了生产经营所得的情况下,未按照法定期限缴纳企业所得税税款,完全系由于其自身原因所致,与庄某申请对其的财产保全毫无关联。3、大潮集团的正常生产经营并未因财产保全而受到任何影响经平安山西分公司检索发现,大潮集团在原案财产保全期间仍然正常经营,甚至中标多个工程项目,其中“横琴国际葡萄酒交易中心幕墙与钢结构工程”项目的金额更是高达5,000多万元(详见平安山西分公司那证据10、证据11),可见大潮集团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并未因财产保全而受到任何影响。因此,其所主张的因财产保全而导致无力支付税款进而导致税款滞纳金损失与事实严重不符,其该项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二)向第三方借款产生的利息损失与庄某申请对其的财产保全毫无关联,根本不应予以支持。在一审程序中,大潮公司提交了27份不同主体向第三方借款的《借款合同》及还款付息凭证。对于大潮公司主张的借款利息损失,平安山西分公司认为该等主张均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大潮公司主张的向第三方借款的本金高达7,751万元，远远超过大潮集团因财产保全被扣划的15,131,283.97元,臧与本案的诉讼请求不具有关联性。大潮集团主张,由于银行账户被冻结,导致交通银行宣布其银行贷款提前到期,并提交了交通银行向其出具的《告知函》(详见大潮公司证据第200页)。但是,上述《告知函》中并未载明银行宣布贷款提前到期的具体金额,不能证明由于银行提前收回贷款导致其第三方融资的因果关系,且大潮集团亦未能提供该《告知函》的原件以供核对。2、多笔《借款合同》中的借款人为自然人,而并非大潮集团或大潮山西分公司,该部分借款与大潮集团无关,亦与庄某申请财产保全无关。（1）、出借人朱晓丽，借款人黄友江，时间2018.03.16，金额500万元；（2）、出借欠朱晓丽，借款人黄友江，时间2018.04.01，金额500万元；（3）、出借人朱晓丽，借款人黄友江，时间2018.04.21，金额500万元；（4）、出借人白广材，借款人黄友江，时间2018.06.28，金额1000万元；（5）、出借人李瑞清，借款人黄友江，时间2018.11.16，金额1000万元；（6）、出借人李瑞清，借款人黄友江，时间2019.01.03，金额200万元；（7）、出借人陈仲群，借款人黄友江，时间2019.06.03，金额150万元。经平安山西分公司查询,大潮集团在全国各地的下属分公司大约有十几家,大潮集团当庭也确认了该事实。即便如大潮集团所言,其实际控制人黄友江对外借款系用于大潮集团的日常经营,也无法证明该等借款是用于哪一个分公司,或者说是否系因原案财产保全而导致大潮集团缺乏流动资金而借款。3、多笔《借款合同》中的借款时间早于大潮集团银行存款2,300万元被冻结的时间(2018年4月11日),显然此部分借款并非大潮公司所主张的因银行存款被冻结而无奈向第三方借款用于生产经营,此部分借款与庄某申请财产保全无关。（1）、出借人黄子明，借款人大潮集团，时间2018.03.14，金额100万元；（2）、出借人黄子明，借款人大潮集团，时间2018.03.28，金额100万元；（3）、出借人珠海市新景顺建材有限，借款人大潮集团，时间2017.10.12，金额300万元；（4）、出借人徐章琦，借款人大潮集团，时间2018.01.18，金额800万元。合计1300万元。综上所述,大潮集团所主张的税款滞纳金损失、向第三方借款产生的利息损失与庄某的财产保全行为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即使认为庄某保全错误且应当对大潮集团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该等损失赔偿也不应当包括上述两项。因此,一审判决对大潮集团所主张的税款滞纳金损失、向第三方借款产生的利息损不加以详细论述,而将大潮集团第1-3项诉讼请求笼统地表述为“巨额资金被冻结、因资金冻结而使得企业遭受到的损失广泛且深远,......考虑到巨额资金冻结给企业造成损失的实际情况,本院酌情比照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计算方式,按照年利率6%以实际扣划款项为基数计算占用天数的利息。”(详见一审判决第17页),显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三)一审判决酌定按照6%计算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1,334,164.17元,超出了大潮集团的诉讼请求中关于利息损失的970,293.59元,严重违反“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计算方式完全错误,应当予以纠正。大潮集团的第1项诉讼请求为,银行存款15,131,283.97元被冻结和被划款的利息损失970,293.59元。其计算方式为:15,131,283.97元×4.75%×486天÷360天=970,293.59元其中,486天为自2018年4月11日其银行账户被冻结至2019年8月9日款项被退回至其账户期间的实际天数;4.75%为人民银行公布的一至五年期人民币贷款利率。但是,一审判决中关于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1,334,164.17元的计算方式却为:(1)2018年4月11日至2018年7月13日期间:2300万元×6%×93天:360天=351,616.44元，(2)2018年7月14日至2019年8月9日期间:15,131,283.97元×6%×391天∶360天=972,547.73元上述(1)、(2)两项利息损失合计金额为1,334,164.17元。平安山西分公司认为,一审判决上述计算方式存在如下五处严重错误,进而导致判超所请,大大加重了庄某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第一,利息计算的本金基数错误。在原案中,小店区人民法院虽然作出(2018)晋0105民初240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大潮山西分公司、大潮集团银行账户内存款2300万元，但是,2018年4月11日至2018年7月13日期间,大潮集团银行账户中具体存有多少资金,一审法院并未查清。如果这段期间大潮集团银行账户中的现金根本不足2300万元,则一审判决以2300万元作为基数计算利息损失则完全错误。同时，大潮公司的诉讼请求计算本金基数为15,131,283.97元,而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2300万元。第二,利率适用错误。即使计算大潮集团资金被冻结或划款期间的利息损失,也应当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一至五年期人民币贷款利率为年化4.75%(上述利率也是大潮公司自己的主张),对于清晰的规定,法院没有酌定的余地,按照所谓的“酌定年化6%”来计算利息明显错误。第三,严重违反“不告不理”的诉讼程序原则。大潮集团计算其第1项诉讼请求时,并未分段计算,而是本金基数统一按照15,131,283.97元、利息按照年化4.75%计算。然而,一审判决擅自变更原告主张利息的计算方式,将大潮公司自己主张的本金基数与利率擅自进行了变更,判决金额远远超出其诉请金额,严重违反了“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大大加重了庄某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第四,忽略了2018年4月11日至2018年7月12日大潮集团资金在其账户被冻结期间的存款利息所得。平安山西分公司还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按照大潮集团所主张的970,293.59元利息损失,也不应当忽略2018年4月11日至2018年7月12日大潮集团资金在其账户被冻结期间产生的存款利息所得。换句话说,2018年4月11日至2018年7月12日期间,大潮集团银行账户虽然被冻结,但其资金仍存放于其账户中并相应产生存款利息。如果支持了大潮集团资金在该期间以贷款利率计算得出的利息损失,还应当扣除掉该期间其已经取得的存款利息收入,因为同一笔款项不可能同时产生两个用途。第五,2018年7月13日至2019年8月8日,大潮集团15,131,283.97元被划至法院账户,在此期间产生的存款利息,如果法院没有退还大潮集团相应利息,大潮集团应当向法院申请退还或另行主张,而非要求庄某向其赔偿。综上,平安山西分公司认为,一审判决酌定按照6%计算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1,334,164.17元,计算方式严重错误,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基本诉讼原则。即便支持大潮集团所主张的银行存款被冻结和划扣期间的利息损失,也应当在其诉讼请求970,293.59元的基础上扣除2018年4月11日至2018年7月12日期间其资金被冻结在其银行账户所产生的的存款利息收入。同时,大潮公司应该获得诉讼保全期间的利息并向法院申请退还,而不应当向被告主张上述利息损失。二、庄某在原案中对大潮集团、大潮山西分公司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不存在任何主观过错,其因申请财产保全造成损害的侵权责任不成立。在财产保全损害赔偿责任案件中,保全错误赔偿责任案件的主观过错仅包括故意或重大过失,不包括一般过失和轻微过失。所谓“故意”,应指保全申请人蓄意申请保全,目的是为了妨碍被申请人的正常经营等,而非为了获得赔偿。所谓“重大过失”,应指保全申请人欠缺一般人最起码的注意义务,在极不合理、超出一般人想象的程度上疏忽了应有的谨慎,不仅没有采取一般人都会采取的措施,也没有施加一个漫不经心的人会施加的注意义务。“故意或重大过失责任要件”已经成为法院审理保全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普遍适用的规则。结合(2018)最高法民申2027号、(2015)民申字第2136号等最高院案例(附相关裁判文书供法庭参考)的认定,保全错误的主观过错范围仅限于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原因主要在于:第一,当事人的法律知识、举证证明能力及对法律关系的分析判断有限,对结果的预见能力受限,不能按照司法审判者的专业注意义务来要求当事人;第二,申请保全本身就是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如果主观过错的范围过于宽泛,反而妨碍了当事人行使维权的手段;第三,保全是为了方便执行,本身就具有估算的特点和预防的性质,不能苛求保全申请人以专业人士的标准准确预测出案件处理结果并以此金额进行保全,否则将妨碍保全制度发挥作用。对于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判断标准,应采取一般人的合理注意义务标准,同时考查保全申请和诉讼请求没有显而易见的不法性;判断要素包括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依据、保全金额、保全程序、保全标的物的选择等方面。在(2018)最高法民终81号等最高院判例中,最高院认为,“关于申请人过错的认定,应从当事人的主观过错、行为客观不法性等方面,结合案件事实综合判断。从主观因素来看,申请人一般应尽到合理、谨慎的注意义务,达到一般合理人标准,无故意或重大过失。从客观方面看,申请人的财产保全申请应有基本的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对其诉讼请求有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不能有显而易见的不法性。”(附相关裁判文书供法庭参考)由此可见,保全故意或重大过失从主观状态上来看,主要表现为在财产保全申请和诉讼请求中,保全申请人主观上没有尽到一般人的合理注意义务。此处的“合理注意义务”既不是善良管理人的合理注意义务,也不是具有专业知识的人的注意义务,而仅达到普通人的注意标准即可。客观行为上来看,故意或重大过失主要表现为保全申请人的财产保全申请和诉讼请求具有显而易见的不法性。这种不法性非常明显,一般人不需要依托专业分析便可直接作出判断,比如反复缠诉、超标的保全、违反法定程序保全等等。在司法实践中,财产保全申请人保全时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主要根据如下几方面要素进行判断:1、保全申请人在原案诉讼请求上是否具有基本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2、保全申请人在保全金额上是否已尽合理注意义务,不存在显而易见的不当申请;3、保全申请人在保全程序上是否存在显而易见的不法性;4、保全申请人在保全标的物的选择上是否已尽合理注意义务,不存在显而易见的违法性。综上,提起民事诉讼以及申请财产保全是《民事诉讼法》赋予民事当事人的重要权利。正常情况下,原告起诉是为了主张权利,申请财产保全是为了保证执行程序的顺利进行。许多案件都存在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者部分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的可能性。诉讼请求未全部获得支持既不是判断申请人主观过错的必要条件,更非充分条件。诉讼请求不能得到全部支持有可能是因为举证不足,也有可能是法律依据不充分,或者是当事人对于法律的理解与裁判者的理解存在差距不能因为原告诉讼请求未获全部支持而否认其合法行使诉权,否则将对当事人的权利主张造成阻碍,影响诉讼保全制度功能的发挥。具体到本案,一审判决认为,“庄某申请财产保全时,其所依据的《承诺书》虽不能认定系伪造变造,但庄某本人对《承诺书》的来源是明知的,对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也应有基本的判断,庄某及庄某原任法定代表人的龙元公司同时诉至法院,同时请求财产保全,保全金额总计3620万元,其未尽到一般人应尽到的合理谨慎的注意义务,主观上对于此次诉中财产保全损害的发生具有显而易见的不正当性。”(详见一审判决第16页)平安山西分公司认为,一审判决上述认定完全错误,庄某在原案中对大潮集团、大潮山西分公司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不存在任何主观过错,分析如下:(一)在原案中,庄某的诉讼请求具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认为合理的诉讼请求未能得到法院支持,不等同于其主观上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其已尽到一般人的谨慎注意义务。在原案中,庄某起诉大潮集团、大潮山西分公司的主要事实理由及相关证据为:2009年11月24日,庄某与大潮集团签订《分公司承保协议书》(庄某证据4),约定庄某于2009年11月10日至2012年11月9日承包大潮山西分公司,进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事实。2014年3月28日,庄某(移交方)与吴小瑞(接收方)、大潮集团(监督方)签订《交接备忘录》,并附附件“大潮山西分公司债权债务、证件及章的清单”(庄某证据5),约定庄某向吴小瑞移交大潮山西分公司相关证照及公章,对于庄某担任大潮山西分公司负责人期间大潮山西分公司对外尚未收回的债权,大潮山西分公司应支持配合庄某采取各种合法途径实现债权。2015年8月27日,庄某向大潮山西分公司发出《履行协议催促函》(庄某证据6、7、8),要求大潮山西分公司协助配合结算并收回工程款。2017年1月7日,大潮山西××庄某证据10),鍩于2017年10月1日前完成2300万元债权清收并足额支付给庄某,如未能完成上述承诺,则应当于2017年12月31日向庄某足额支付2300万元。原案法院未能支持庄某的诉讼请求,其主要理由为:1、《承诺书》中大潮山西分公司的印章形成时间与落款时间矛盾，不能以该《承诺书》证明其为大潮山西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2、对于庄某承包大潮山西分公司期间尚未收回的债权金额,以及2300万元的由来、计算方式,庄某未能举证证明。根据上述案件事实及法院裁判文书,平安山西分公司认为,庄某起诉大潮山西分公司、大潮集团具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法院判决庄某败诉的主要原因为,其未能完成自身的举证责任,就其提供的相关证据而言尚未能充分证明2300万元债权的由来以及大潮山西分公司承诺向其足额支付的意思表示。但是,庄某已尽到一般人合理、谨慎的注意义务,对其主张的诉讼请求亦提供了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其财产保全申请亦具有基本的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关于《承诺书》中的印章形成时间与落款日期的先后顺序存在矛盾的问题,一审判决同样认为“《承诺书》不能认定系伪造变造”形成,但是却以“庄某本人对《承诺书》的来源是明知的,对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也应有基本的判断”,以及庄某同时以其个人名义及龙元公司名义对大潮公司提起两个诉讼为由,认为庄某未尽到一般人应尽到的合理谨慎注意义务,该等论述属于严重的前后矛盾。本案中,庄某当庭已经陈述，该《承诺书》系大潮集团交给他的,对于盖印时间为何存在矛盾,其也不清楚原委,其在原案中对于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提交了证据予以证明,只是因为《承诺书》盖印时间矛盾的问题,其未能完成自身的举证责任,进而其诉讼请求未能获得支持。因此,平安山西分公司认为,一审判决关于庄某未尽到一般人的合理谨慎注意义务的论述缺乏逻辑、前后矛盾,属于严重的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二)庄某申请财产保全的行为以及人民法院的财产保全措施不存在任何过错。庄某在原案中的诉请金额为2300万元,并在财产保全申请中请求人民法院冻结大潮山西分公司、大潮集团银行账户内存款2300万元或查封相应价值的财产。根据庄某提交给原案法院的《财产保全申请书》,其在申请书中提供的财产线索为大潮集团的四个银行账户。2018年4月11日,小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晋0105民初240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大潮山西分公司、大潮集团银行账户内存款2300万元或查封相应价值的财产。小店区人民法院冻结了大潮集团银行存款后,大潮集团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将已被冻结的银行存款15,131,283.97元划至法院作为保证金,由于庄某对大潮集团尚有被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且尚未履行的债务7,868,716.03元,对该确认的款项应予折抵或作为担保,故请求法院解除对其银行账户内其他款项的冻结。2018年7月11日,小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晋0105民初2409号之三民事裁定书,裁定划拨大潮集团银行账户内存款15,131,283.97元，解除对大潮集团在银行账户内存款2300万元的冻结。2018年7月13日,小店区人民法院将大潮集团银行账户内存款15,131,283.97元扣划至法院账户。2019年5月31日,小店区人民法院就原案作出(2018)晋0105民初2409号民事判决书。2019年6月27日,庄某就(2018)晋0105民初2409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2019年7月22日,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晋01民终469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庄某因未缴纳上诉费按撤回上诉处理。2019年8月9日,小店区人民法院将15,131,283.97元退回大潮集团账户。根据上述事实,平安山西分公司认为,庄某申请财产保全的行为以及人民法院的财产保全措施不存在任何过错。第一,庄某在起诉立案后向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并且保全金额并未超出诉请金额,保全标的物的选择上(银行账户)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因此，庄某申请财产保全的行为不存在任何主观过错。第二,小店区人民法院依据大潮集团的申请,结合庄某欠付大潮集团债务7,868,716.03元的情况,2300万元与7,868,716.03元之间的差额15,131,283.97元,并同时解除对大潮集团银行账户2300万元的冻结。对此,庄某并未进行恶意阻挠.同时,上述保全行为体现了小店区人民法院听取大潮集团的相关意见并结合双方债权债务的实际情况实施保全措施,实际上维护了大潮集团作为财产保全被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第三,在原案判决生效后,人民法院及时退还了大潮集团被扣划的相关款项,也没有给大潮集团造成实际损失。综上,庄某起诉大潮集团、大潮山西分公司具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认为合理的诉讼请求未能得到法院支持,不等同于其主观上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且庄某申请财产保全的行为以及人民法院的财产保全措施不存在任何过错。因此,原案中既不存在错误保全行为，财产保全申请人也没有任何主观过错,因申请财产保全造成损害的侵权责任不成立,庄某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平安山西公司亦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小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晋0105民初8931号民事判决书在事实查明、法律程序及法律适用方面均存在重大错误。平安山西分公司恳请贵院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撤销(2019)晋0105民初8931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大潮集团、大潮山西分公司对庄某、平安山西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庄某针对大潮公司、大潮山西分公司的上诉请求辩称，一、被答辩人大潮公司、大潮山西分公司二审诉请答辩人庄某、平安山西分公司向其赔偿经济损12875758.31元，不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大潮公司、大潮山西分公司所诉请的经济损失共由五项构成，分别为：1、因银行存款被冻结、划转的贷款利息损失970293.59元；2、税款滞纳金损196598.05元；3、向第三方借款产生的借款利息损失11633266.67元；4、鉴定费损失61600元；5、保全担保费用损失14000元。针对“因银行存款被冻结、划转的贷款利息损970293.59元”。首先，大潮公司无权就该银行存款按照贷款利息进行计算并向庄某主张。因就该被冻结的银行存款1500多万，大潮公司与庄某之间并不存在占有使用或借贷关系，1500多万的实际控制权及收益权从未转移给庄某，事实上1500多万一直在大潮公司自己的账户上，后经大潮公司申请划拨到法院账户上，故大潮公司无权向庄某索要贷款利息。其次，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查询、冻结、扣划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银行存款的通知》之规定：“被冻结的款项，不属于脏款的，冻结期间应给付利息，在扣划时其利息应付给债权人。”也就是说，即使该银行存款产生了利息也应是自然孳息存款利息，就该存款利息，法院划转之前存在于大潮公司自己的账户上，划转之后存在于法院的账户上，大潮公司无权向庄某主张。针对“税款滞纳金损失196598.05元”该部分损失完全是由大潮公司自身原因形成的，与庄某申请保全的行为毫无关联。根据大潮公司提交的证据，该税款滞纳金由两部分构成：增值税税款滞纳金、企业所得税税款滞纳金。其中，就增值税税款滞纳金：根据一般税法原理，增值税是以商品（含应税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即国家对商品生产、流通、劳务服务中多个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的附加值进行征税。企业缴纳增值税的计算方法为，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额。也就是说，企业只有在发生销售行为的时候，且销项税额大于进项税额，才应当向税务部门进行纳税。否则，如果企业没有销售收入，或者进项税额抵扣销项税额之后为负值的时候，则无需缴纳增值税。具体到本案，如果被告在2018年12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产生了应缴增值税，其必然在此期间取得了销售收入。而且，小店区人民法院已于2018年7月11日裁定解除对其银行账户的冻结，被告在2018年12月期间完全可以正常经营。就企业所得税税款滞纳金：根据一般税法原理，企业所得税是对企业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收入所得征收的一个税种。既然被告在2019年10月至12月期间进行了正常生产经营，并产生了应纳税所得额，且企业所得税高达218万余元（我国一般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按此推算，其应纳税所得额至少为872万元），则其不可能无力缴纳税款。而且，如前所述，小店区人民法院已于2018年7月11日裁定解除对其银行账户的冻结。因此，被告在账户未被冻结且可以正常经营并取得了生产经营所得的情况下，未按照法定期限缴纳企业所得税税款，完全系由于其自身原因所致，与被告申请对其的财产保全毫无关联。针对“向第三方借款产生的借款利息损失11633266.67元”：首先，在大潮公司提交的多份借款协议中，借款方即债务人均非大潮公司公司而是个人，故，不能认定该大额对外借款是大潮公司公司为维持正常生产经营，迫不得已向第三方的借款。其次，原告主张的向第三方借款的本金高达7751万元，远远超出原告因财产保全被扣划的1500多万元，且该多笔借款中存在借款时间早于财产被保全时间、借款利息高于法律保护利息的情形，故，不能说明原告向第三方大额借款与财产被保全之间具有关联性。针对“鉴定费损失、保全担保费损失”均与本案无关联，大潮集团无权向庄某主张。二、庄某依法行使诉中财产保全行为，不具有侵权的主观故意，未实施侵权行为，依法其不应当向大潮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首先，庄某针对大潮公司提起合同纠纷之诉即（2018)晋0105民初2409号是具有事实依据的，非“恶意”、“虚假民事诉讼”。其次，虽（2018)晋0105民初2409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庄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但驳回的理由是证据不足，庄某未能举证证明承包大潮山西分公司期间尚未收回的债权金额，以及2300万元的由来、计算方式，不能以此认定被告存在侵权的主观故意。最后，诉中财产保全是庄某依法行使的诉讼权利，具有法律依据，且庄某申请所采取的保全方式、被保全的对方、被保全的标的额均符合法律规定。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证据规则，大潮公司、大潮山西分公司应当就其遭受损失的具体范围举证证明，如其无法举证证明，应依法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大潮公司所主张的损失范围不具有明确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故恳请法庭依法驳回大潮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平安保险山西公司针对大潮公司、大潮山西分公司上诉请求辩称，1、对于上诉人主张的相应的实际损失没有证据支持，查封损失按照实际损失计算，一审法院是酌定没有事实依据，违反不诉不理原则。原告请求是按照4.76%计算利息，法院按照自己酌情6%。严重违反不诉不理原则。利息损失计算方式人民法院严重违法有程序问题。人民法院冻结期间，利息在相应返还时候也应当返还。利息损失计算方式我们认为是完全违法的；2、损失方面税款损失一审讲的很清楚不再追诉。需要补交的税款是企业所得税。因为查封无理支付是相互矛盾的。存款冻结迫不得向第三方借款。借款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足证明，对新证据不予质证，和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是因为本案查封而向第三方借款；3、我们认为这一案件是属于诉讼保全，对于诉讼保全一定要求是重大的错误，如果一般错误是不予支持的。一审大潮明确说是恶意诉讼。大潮没有证据证明庄某存在所谓欺诈行为。综上请求二审依法改判驳回大潮上诉请求。大潮公司、大潮山西分公司针对平安保险山西分公司的上诉辩称，大潮公司是因为法院冻结财产才导致工人无法发放工资，向外借款。大潮公司在一审提交的借款中有五笔是黄友江个人名义借款的。大潮公司作为资金和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资金流动非常高，在本案与另案公司账户冻结3千多万，除支付工资外还需支付法院冻结签的材料款项，所以借款数额必然高于冻结数额，19年8月31日总共借款本金是7751万元，产生的利息损失为11784033.33元，2020年8月大潮公司已实际支付利息10824900元，造成的损失现在仍然在，远比上诉人上述金额多，上诉人主张的全部借款都是形成于被上诉人在原案中保全之后。不存在借款时间形成早于保全时间的情形。有一笔珠海市300万借款是在2018年3月在归还时账户被冻结没有归还，所以没有冻结之前产生的借款。上诉人在原案审理的过程中多次解除财产保全或者是反担保形式解除质保金和解除查封，被上诉人均不同意，所以上诉人才申请法院划转该资金是无奈之下的被动行为，并不是主动行为。如果不是被上诉人的保全行为就不会产生上诉人主张的很多费用损失。所以各项损失与被上诉人的行为是有因果关系的。被上诉人龙元公司在原案中申请财产保全是存在过错的，在原案中提交的承诺书与另案是一致的都是关键性证据，当时都被原案判决认定待定时间和记载时间不一致，原案判决认定承诺书不真实落款时间不客观可见被上诉人起诉存在恶意，其实际控制人庄明全在同时期以自己身份和实际龙元公司一起去起诉，用及小的费用达到总共保全3600万元的目的明显缺乏合理性和适当性。平安公司所说期间有盈利足以支付欠款，工程类的公司日常都是先垫付，大潮是先有借款才能维持经营，并不是本身就能维持所有。关于新证据依据《最高院民诉法司法解释》第102条民事证据规定第43条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是与基本事实有关的，可以视为新证据应当予以采纳。庄某的保全行为过错庄在原案起诉之前已经欠大潮公司786万之多而且均被列为失信人员。在保全期间没有扣除786万，缺乏合理性大潮公司、大潮山西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庄某赔偿因财产保全错误给大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大潮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所造成的经济损失12875758.31元;2.判令平安保险山西公司对庄某的上述债务向大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大潮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用由庄某、平安保险山西公司承担。大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大潮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当庭将第2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平安保险山西公司对庄某的上述债务在保险责任限额内向大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大潮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14日庄某向我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8）晋0105民初2409号），要求原告向其支付2300万元款项及利息，我院立案受理后，庄某于2018年4月10日申请诉中财产保全，被告平安山西分公司出具保单号为13376003900407589957的《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单保函》作为担保。我院于2018年4月11日作出（2018）晋0105民初2409号《民事裁定书》，冻结了大潮公司分别在交通银行珠海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康怡支行账户内存款2300万元。2018年7月13日我院作出（2018）晋0105民初2409之三号《民事裁定书》，载明：“大潮公司向本院提出解除财产保全申请书，请求将已被冻结的银行账户内存款15131283.97元划拨至本院作为保证金，确认庄某欠付大潮公司本息合计7868716.03元，解除对被申请人大潮公司在银行账户内存款2300万元的冻结”。裁定作出后，我院于当日将账户内银行存款15131283.97元划拨我院。我院于2019年5月31日作出（2018）晋0105民初240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了庄某对大潮公司、大潮山西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后庄某上诉至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因未在规定期限内缴纳上诉费，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2日作出（2019）晋01民终469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按庄某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原案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大潮山西分公司系大潮公司设立的分公司。2009年11月24日，庄某与广东大潮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现为大潮公司）签订《分公司承保协议书》，约定：庄某承保大潮山西分公司三年，自2009年11月10日至2012年11月9日，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等。2014年3月28日庄某作为移交方与吴小瑞作为接收方及监督方广东大潮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交接备忘录》，约定：承包期间的债权债务均由庄某负担等。庭审中，庄某提交一份盖有大潮山西分公司公章、落款日期为2017年1月7日的《承诺书》，内容为：“2014年3月28日大潮公司与庄某、吴小瑞签订了交接备忘录，同日庄某已依约向大潮公司移交了大潮山西分公司（以下简称“承诺人”）的所有资料并不再担任承诺人的负责人。庄某随后再次向承诺人移交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资料：交接备忘录中所涉四项债权（即债务人大连世纪南娄、东辉煤焦化、澳林置业、企业孵化器公司）的工程合同、施工记录、签证资料、预结算审核等全部资料原件。承诺人已接收上述资料并同意以承诺人名义代庄某继续进行清收。截至2017年1月7日，庄某多次敦促承诺人尽快向相关债务人清收债权，仍未有效地进行清收。承诺人应清收的债权总金额为：交接备忘录中列明的工程发包方（即债务人）的工程决算价格，扣除发包方已经支付的款项：截止本承诺书出具之日，承诺人应清收的债权总金额具体为2300万元（不含税）。现承诺人向庄某承诺：一、承诺人负责在2017年10月1日之前完成相关债权清收，并承担交接备忘录中工程税务申报工作及税收；二、承诺人负责按照交接备忘录中的相关条款将清收回的款项，于2017年10月1日之前，足额支付给庄某，同时服从庄某对该款项的安排；三、如到期承诺人未能完成上述两项承诺，承诺人同意于2017年12月31日向庄某足额支付交接备忘录中约定的应请收的债权总金额2300万元及相应的财务成本。四、如上述承诺未能兑现，承诺人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2018年6月29日，大潮公司提交司法鉴定申请书，请求对原告提交的《承诺书》进行鉴定。2019年3月3日，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出具司鉴院（2019）技鉴字第10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一）检材承诺书上落款“落款承诺人（盖章）”处的“大潮山西分公司”印文与样本1上的“大潮山西分公司”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二）样本1、样本17、样本26上的“大潮山西分公司”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三）检材承诺书上落款“承诺人（盖章）”处的“大潮山西分公司”印文不是在标称的2017年1月7日盖印形成，而是在2012年（2011年度工商年检时间）至2015年2月6日之间盖印形成；（四）无法判断检材承诺上落款“承诺人（盖章）”处“大潮山西分公司”印文与打印体字迹的形成先后顺序。被告大潮公司支付鉴定费61600元。另查明，庄某于2009年11月10日至2012年11月9日承包大潮山西分公司，进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承包经营期间，产生金额不等的债务，大潮公司代庄某履行垫付款及利息合计7868716.03元，大潮公司已向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庄某至今未向大潮公司履行偿还代偿款及利息的义务。判决书中还认定：在承诺书出现印章真实，文字形成时间与印章加盖时间不一致的情况下，庄某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交接备忘录中的债权数额及承诺书中债权2300万元的由来、计算方式，对其承包大潮山西分公司期间的债权数额未举证证明。大潮山西分公司向庄某作出加重其自身风险负担，在收回庄某承包期间债权不能的情况下，向庄某支付2300万元的承诺，不符合常理。不能证明承诺书是在2017年1月7日由大潮山西分公司向庄某出具的，也不能证明承诺书中记载“于2017年10月1日之前收回交接备忘录中约定的相关债权并向其足额支付，否则大潮山西分公司于2017年12月31日前向其支付债权2300万元”是被告大潮山西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庄某也无其他证据证明承诺书系大潮山西分公司负责人林某向其交付，故对承诺书的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故对庄某主张大潮公司、大潮山西分公司向其支付2300万元的诉讼请求，理由和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另查明：2018年1月12日，山西龙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元公司）提出诉前财产保全，我院作出（2018）晋0105财保5号民事裁定书，冻结了二原告存款1320万元。2018年2月5日庄某诉至我院，请求判令二原告支付借款本息共计13090780.9元。2018年7月13日，该款项扣划至我院账户。2019年6月22日解冻。本院于2018年12月17日作出（2018）晋0105民初125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庄某的诉讼请求，庄某上诉至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中院作出（2019）晋01民终26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驳回的理由为：“山西龙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未能提供产生欠款的基础法律关系与双方往来款项转化为《借款协议》中的借款已达成合意的证据。同时，山西龙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对《承诺书》中印文形成时间鉴定为2015年6月30日前表示认可，而《承诺书》的落款时间为2015年10月9日，不能排除对《承诺书》的合理怀疑，山西龙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证明欠款事实的证据之间不能相互印证，不能证明借款已经实际交付。”另原案查明：“庄某2010年至2014年间既是大潮山西分公司的承包人、经理，也担任龙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龙元公司主张产生欠款期间，龙元公司与大潮山西分公司存在关联性。”庄某在庭审中认可其现为龙元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一审法院认为，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5条的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该申请保全错误赔偿责任为一般侵权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行为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在构成要件上要符合：当事人是否存在主观过错、行为是否存在客观不法性、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从主观因素来看，行为人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是否达到一般人应尽到的合理谨慎的注意义务，应当根据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着重审查其提起的诉讼是否合理，根据其申请保全的金额与其掌握的证据是否基本相当、是否是为了保证裁判的执行等因素着重审查其申请财产保全是否适当。此外，由于财产保全是一个持续性的行为，因此，对于申请人是否有过错的审查，还应着眼于整个财产保全期间，对其中的重要时间节点予以关注，既要审查申请人在申请财产保全时是否具有正当的权利基础以及是否已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也要审查在财产保全期间申请人是否审慎对待保全行为，不能有显而易见的不法性是认定其主观过错要审查的内容。本案中，庄某在原案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大潮山西分公司、大潮公司共同向原告支付2300万元；2、判令大潮山西分公司、大潮公司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共同向原告支付自2018年1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完毕前项诉求款项期间的利息（暂计至2018年3月14日为218500元）。其事实依据为：庄某2009年11月至2014年3月承包大潮山西分公司期间产生了债权债务，公司承包经营权交接后，因承包期间的债权清收，庄某认为二原告欠付其应得的债权清收款。其提供的主要证据为2017年1月7日大潮山西分公司出具的《承诺书》，根据原案判决结果可知，“对承诺书的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对庄某主张大潮公司、大潮山西分公司向其支付2300万元的诉讼请求，理由和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由此可以认定原案中庄某申请的财产保全没有基本的事实及法律依据。那么庄某申请财产保全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是否存在显而易见的不法性。结合同一时间庄某原任法定代表人的龙元公司起诉大潮公司、大潮山西分公司借款纠纷案件来看，龙元公司案同样认定：“《承诺书》落款时间不客观，大潮公司、大潮山西分公司欠付庄某欠款无证据佐证。驳回庄某的诉讼请求”。两案的主要证据均为《承诺书》，两案均对承诺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两案的诉讼请求均缺乏事实依据，两案均作了财产保全。另诉讼中还查出庄某系龙元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现仍欠大潮公司、大潮山西分公司垫付款7868716.03元至今未付。综合以上事实，可以认定，庄某申请财产保全时，其所依据的《承诺书》虽不能认定系伪造变造，但庄某本人对《承诺书》的来源是明知的，对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也应有基本的判断，庄某及庄某原任法定代表人的龙元公司同时诉至法院，同时请求财产保全，保全金额总计3620万元，其未尽到一般人应尽到的合理谨慎的注意义务，主观上对于此次诉中财产保全损害的发生具有显而易见的不正当性。庄某及庄某的关联公司龙元公司同时提出诉讼保全，冻结了二原告高达3620万元的银行存款长达一年四个月之久，大潮公司注册资本仅8000万元，根据常理推断，该保全行为对公司经营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信誉受损、资金周转受限，正常经营管理行为遭受阻碍。故二原告主张的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赔偿与庄某的保全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关于赔偿数额，原告主张财产损害赔偿包括：一、银行存款被冻结和被扣划的利息损失970293.59元。二、原告因巨额银行存款被冻结导致无法及时缴纳税款，因此产生税款滞纳金损失196598.05元。三、原告因巨额银行存款被冻结，向第三方借款，产生借款利息11633266.67元。本院认为，众所周知，巨额资金被冻结，因资金冻结而使得企业遭受到的损失广泛且深远，原告诉请的三部分损失赔偿互相交叉、互相重叠，且其向第三方借款的利息损失所提供的证据均显示借款人不是二原告，多笔借款期限均在保全行为之后产生，原告提出的赔偿数额所依据的证据不能客观反映其因诉中财产保全遭受的损失，但考虑到巨额资金冻结给企业造成损失的实际情况，本院酌情比照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计算方式，按照年利率6%以实际扣划款项为基数计算占用天数的利息。具体为：2018年4月11日至2018年7月13日以23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为93天为351616.44元；2018年7月14日至2019年8月9日以15131283.97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为391天为972547.73元，合计1334164.17元。庄某在申请财产保全时在平安山西分公司投保了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险累计赔偿限额为2300万元，尚在投保期内，原告请求平安山西分公司对庄某的上述债务在保险责任限额内向原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符合双方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其承担责任后有权向被保险人追偿。二原告主张的鉴定费及担保费14000元不属于因诉讼保全产生的损失，本院不予支持。判决：一、被告庄某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大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告广东大潮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经济损失1334164.17元；二、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承担责任后，可向被告庄某追偿；三、驳回原告大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告广东大潮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9528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庄某负担8403元，由原告大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告广东大潮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负担41125元。本院二审期间，大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大潮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1.向黄子明借款100万明细表、资金用途材料；2.向黄子明借款100万明细表、资金用途材料；3.向黄子明借款80万明细表、资金用途材料；4.向黄子明借款80万明细表、资金用途材料；5.向黄子明借款100万明细表、资金用途材料；6.向黄子明借款100万明细表、资金用途材料；7.向珠海市新景顺检材有限公司借款300万明细表、资金用途材料；8.向珠海市新景顺检材有限公司借款300万明细表、资金用途材料；9.向珠海市新景顺检材有限公司借款200万明细表、资金用途材料；10.向珠海市新景顺检材有限公司借款200万明细表、资金用途材料；11.向徐章琦借款400万明细表、资金用途材料；12.向徐章琦借款400万明细表、资金用途材料；13.向珠海市香洲宏华源建材有限公司借款350万明细表、资金用途材料；14.向珠海市香洲宏华源建材有限公司借款350万明细表、资金用途材料；15.向广东柔乐电气有限公司借款400万明细表、资金用途材料；16.向广东柔乐电气有限公司借款400万明细表、资金用途材料；17.向李瑞清借款200万明细表、资金用途材料；18.向李瑞清借款200万明细表、资金用途材料；19.向陈婵辉借款300万明细表、资金用途材料；20.向陈婵辉借款300万明细表、资金用途材料；21.向陈伟强借款300万明细表、资金用途材料；22.向陈伟强借款500万明细表、资金用途材料；23.向陈伟强借款500万明细表、资金用途材料；24.员工社保缴费单（2018.1-2019.8）。庄某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从收款账户上看，借款人是黄子明，这一些收款账户直接多次打到黄友江账户，虽然说是用于大潮集团，在保全期间企业是正常运转的，是企业运转用，还是什么用于其他，关联性不能直接证明。部分证据中高于百分之二，超出民间借贷利息范围不予法律支持。22到23的证据显示，借款日期在钱退还到大潮账户，他还在借款，不合理。有几笔不能证明是用于大潮。利息高于民间借贷。平安保险山西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税款滞纳金主要来源增值税，为什么有欠款税款。有营利为什么不履行合理义务，和查封没有关系。第三方借款产生的证据很多借款本身介入人根本不是本案大潮公司。实际控制人借款人有十三个之多，并不能证明用于大潮，很多借款形成时间在查封之前。上述证据显示的借款数额远远超出我方查封数额。本院对上述证据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述。庄某、平安保险山西公司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一审判决确定的赔偿数额是否合理；2.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是否应当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系诉讼保全损害赔偿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实际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的规定，此类诉讼应适用一般的侵权责任构成。一审判决分析了被上诉人庄某在基础诉讼中存在相应过错的情况下，确定其构成侵权行为，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大潮公司诉讼主张的向第三方借款的利息损失问题，根据现实情况，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个人之间进行资金拆借实属正常现象，结合本案在卷证据大潮公司自2018年1月18日至2019年8月15日通过多种渠道拆借资金共计7751万元，月利率均在2%以上，其中用于还款4200万元，欠付3515万元，按照大潮公司所称，上述借款属于借旧还新，而涉案保全时间为2018年7月13日。由此可见，在涉案保全之前，大潮公司就存在资金拆借行为，因此大潮公司主张的此类拆借损失并不能直接归结于诉讼保全所造成的直接损失。按照上述法律规定，侵害他人财产，侵权人在因侵权行为所造成得实际损失范围内承担责任。上诉人大潮公司、大潮山西分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相关证据与一审提交的借款合同之间无法一一对应，不能相互佐证，无法证明上述的借款及利息与保全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且每笔实际借款的用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无法确切证明大潮公司对外借款的必要性及产生利息支出的合理性。故上诉人主张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在本案中，庄某申请保全大潮公司、大潮山西分公司财产，并实际扣划大潮公司银行账户2300万元，必然会对大潮公司经营造成一定的影响。一审判决酌情按照年利率6%计算资金占用损失，于法有据，数额计算合理准确，并无明显不当之处，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保险人以其与申请保全人签订财产保全责任险合同的方式为财产保全提供担保的，应当向人民法院出具担保书。担保书应当载明，因申请财产保全错误，由保险人赔偿被保全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等内容，并附相关证据材料。即在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的投保过程中，除申请保全人与保险人订立的责任险合同之外，保险人还应当向人民法院出具具有司法保全担保性质的担保书。就本案而言，同时存在庄某与平安保险山西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及平安保险山西公司向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担保函两份法律文件。即案涉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合同中，存在对内对外两重法律关系。对内，由保险合同规范庄某与平安保险山西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该重法律关系对于双方权利义务的安排应当符合《保险法》等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外，即由平安保险山西公司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以诉讼财产保全责任担保函的形式向法院提供司法保全担保。只要发生保全错误、保全申请人需要向被申请人承担赔偿责任时，作为担保函出具人的平安保险山西分公司即应对被申请人的损失承担理赔责任。关于上诉人平安保险山西公司提出的一审判决超出原告诉讼请求，违反“不告不理”原则的问题，本院认为，一审判决支持的损失并非针对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而言，而是确定整体损失的赔偿，因此并不存在违反“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的情形。故平安保险山西公司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广东大潮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大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不得有转移、隐匿财产等逃避执行行为，并不得有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须的消费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人民法院在受理执行申请后，依法可以立即对违反本条款规定内容的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审案件受理费按照一审判决负担。大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大潮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的二审案件受理费91050元，由大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大潮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的二审案件受理费99056元，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冯云昌审判员 张俊红审判员 赵 鹏 二O二一年一月十四日书记员 贾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