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1民终108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施天红，男，1973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娟利，浙江一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东方众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创苑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3168802004。 法定代表人：卢时众。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益光，浙江民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卢时众，男，1971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普国良，男，1971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应城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晓峰，男，1970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原审第三人：丁炜，男，1973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上诉人施天红、宁波东方众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众国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卢时众、普国良、吕晓峰、原审第三人丁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法院（2020）浙1122民初20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施天红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施天红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东方众国公司、卢时众、普国良、吕晓峰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的部分证据及事实认定与事实情况不符。1.（2019）浙1122民初3503号民事判决虽被二审法院撤销，但二审裁定书载明“本院除对原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外……”，由此可知，一审判决当中所认定的事实是确认的，结合二审裁定本院认为部分，实际上采纳了一审判决的基本观点。因此，一审法院对（2019）浙1122民初3503号民事判决全盘否定不予采纳，系对事实的错误认定。2.对于东方众国公司提交的首次发货签收单、丁炜的说明、丁炜有关货物情况的说明等证据，一审法院认为“能证明丁炜收到3035316元铺货额度商品的事实”，该认定与事实情况存在出入。丁炜的表达应当是份额，而非铺货额度商品，两者有区别。二、对于一审判决第一判项当中确认的东方众国公司应支付货款50万元一节，施天红无异议。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要求参照罚息（加付50%）计算，故而在该判项当中仅仅支持了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系适用法律错误。三、施天红起诉时要求作为股东的卢时众、普国良、吕晓峰对东方众国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阐述“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施天红诉请要求卢时众、普国良、吕晓峰承担的是连带清偿责任，而非补充赔偿责任。连带清偿责任与补充赔偿责任的事实基础、法律基础完全不一致，但一审法院以不满足补充赔偿责任承担条件来驳回施天红的诉请系错误认定。其一，要求卢时众、普国良、吕晓峰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事实基础是各股东在减资时向公司登记机关出具减资担保说明/承诺，内容表述为“承诺对公司减资前的所有债务及隐性债务以减资前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因此，施天红认为虽然接收主体是公司登记机关，但所面向的对象为所有债权人，公司登记机关只是向所有债权人出具担保承诺的平台。根据卢时众、普国良、吕晓峰的担保承诺来看，其承诺对公司减资前的所有债务及隐性债务以减资前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符合债的加入的构成要件，同时也符合连带担保的构成要件。债的加入所构成的债的本质是不分份额的，施天红可任意要求任意一方债务人承担全部的还款责任，因此施天红要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具有相应事实依据。虽然卢时众、普国良、吕晓峰自行设定了承担债务的最高额度范围，但并不影响承担相应责任。其二，一审法院按照公司存在不当减资行为时，是否需要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来判决，并非施天红的诉讼请求，是一审法院自己创设了一项诉讼请求，并作出了判决。实质上，就是没有对诉讼请求作出回应。其三，退一步来说，即使是存在不当减资行为的情况下，虽然法律没有规定具体的责任承担，股东是否需要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实际上是参照了股东抽逃出资的规定（因为本质上都是资本充实义务的违反）。因此，与各股东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是否享有期限利益是无关的。施天红也没有在此项诉讼请求当中要求加速到期。法律依据也并非是一审法院认为的“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恳请贵院支持施天红的上诉请求。 东方众国公司答辩称，第一，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根据证据能够证明的客观事实，认定与已生效的(2020)浙11民终27号民事裁定和（2019）浙1122民初3503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不一致是正确的。第二，关于逾期违约金问题。东方众国公司认为货款本身是不存在的，一审不应对支付货款的诉请予以支持，也不存在逾期付款违约金之说。退一步讲，本案即使存在逾期付款违约金，关于违约金的计算标准，从2019年8月20日开始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报价利率形成机制已经开始执行，当然要按照新的规定，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对逾期付款违约金的适用是正确的，施天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 普国良、吕晓峰答辩称，第一，丁炜及施天红向法院提交的合同是残缺的，未提交《三淘网配货政策》。第二，关于录音证据问题。本案总共有两份录音，一份形成时间为2018年4月份，另一份形成时间为2018年5月份。2018年4月份的录音中第一次讨价还价是卢时众陈述“你的意思是给你131万”；第二次讨价还价为80万；第三次卢时众说“那这样80万肯定不行，先给你60万”。所以说，从130万到80万到60万，是讨价还价的结果，而不是双方协商计算的结果。该份录音中卢时众陈述“100万元，我是给你发了200万元的货，这样减掉40万元，这样剩下60万元钱”，前面还有“打个比方就你的我这样想”这几个字录音文字中是没有的，卢时众这么说就是打个比方，不是真的只发了200万元的货。第三，关于发货数额的问题。在本案中，丁炜已经承认收了300多万元的货，并不是录音中说的发了200万元的货。丁炜既然收了300万元的货，应该还欠东方众国公司40万元，东方众国公司不可能向丁炜出具欠条。第四，关于欠条的问题。欠条是卢时众受到丁炜威胁后才出具的，跟货款根本没有关系。根据两份录音，丁炜总共有28条威胁卢时众的话语，与微信截图能对应。施天红第一次向法院起诉的时候，没有拿出合同，卢时众提出与其丁炜不存在货款纠纷，欠条的内容不真实，丁炜才把合同拿出来。但是按照合同约定，丁炜还欠东方众国公司货款，因此东方众国公司向丁炜出具欠条与常理不符。丁炜对卢时众的威胁有税务威胁，还有丁炜组织一帮人在十九大期间到公司大楼跳楼，导致卢时众和普国良被宁波公安抓进去关了两天。在录音谈话里，丁炜也承认了，他说那些人都听他的话。所以说，卢时众在录音中让丁炜摆平事情才同意出具案涉欠条。一审判决书中说即使受到胁迫，撤销权是一年，但是东方众国公司从头到尾主张的是欠条无效，因为欠条是在受丁炜胁迫的情况形成的。在2018年5月份的录音中，也能够看出卢时众把60万元给丁炜是摆平事实的。根据民法通则民事行为无效的规定，欠条是无效的。第五，东方众国公司的减资行为是合法有效的，而且提供了减资时公告的证据，丁炜在三淘网的后台也能看到该公告。欠条是在减资之后出具的，股东不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卢时众未作书面答辩。 丁炜陈述，其与施天红之间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并且施天红在（2019）浙1122民初3503号案件起诉时提交了银行转账记录。案涉欠条是其代表白城三淘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东方众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卢时众就双方联营合作的结算协商后，卢时众同意并出具的，是卢时众和东方众国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 东方众国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法院（2020）浙1122民初2032号民事判决，查清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施天红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没有查清本案基本事实，作出判决。依据法律规定，应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二、（2020）浙11民终27号民事裁定书中认定事实明显错误，未能正确识别本案诉请法律关系，错误的将本案法律关系认定成了买卖合同“货物欠款”，而一审判决引用认定事实证据严重暇疵。（2020）浙11民终27号民事裁定书裁判依据引用文字原话，系掐头去尾之作，选择性引用，断章取义。（二）施天红从敲诈“欠条”扯到合同纠纷，拿出的合同是缺乏附件的残缺合同，一审法院未要求施天红拿出含计价附件的完整合同。原一审、二审均没有弄清合同计价方式，从而没有弄清基本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而在本案中，原二审一直要求东方众国公司举证发货单，但是判决和丁炜自认不一致。原二审裁定错误认定发货数额，而在一审中，同样证据又认定了丁炜收到3035316元的货物，等于否定了原二审裁定书的认定。三、欠条内容不实。施天红从未给东方众国公司供过货，丁炜从未给东方众国公司供过货，相反丁炜还欠东方众国公司40万元。所以欠条内容不真实且无效。四、从合同不欠款到录音最后卢时众对丁炜说60万元的用途都可以看出是摆平费。摆平法官，税费以及挑唆的闹事人。案涉欠条符合《合同法》无效情形：(一)恶意串通，并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合同，丁炜欠条出卖其他合作人，税务，法官。(二)恶意串通，并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合同。(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五、该欠条无论从妥协前的录音，同时间的微信截图，能看出近二十处威胁，税收威胁只是其一，唆使第三人施压导致卢时众、普国良被抓进派出所，有此先例足已让卢时众心理恐惧；再加上卢时众妥协后录音中丁炜说摆平过法官等，也足以让卢时众造成恐惧心理，另外加上丁炜经常以小孩作为威胁。所以该欠条是胁迫的产物，和事实不符，并非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意思表示真实；(二)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共利益……。以及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四)恶意串通，串通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本案中，丁炜系恶意串通损害笫三人利益，属于合同无效的情形。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存在错误，东方众国公司欠被丁炜货款不实，该欠条系胁迫出具的，非真实意思表示。现提起上诉，望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施天红答辩称，第一，关于双方合作的协议。事实上，在第一次诉讼时，答辩人就提交了完整的联营协议作为证据，东方众国公司认为合同是不完整的，但答辩人已提交了联营协议及补充协议。两份协议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是有骑缝章和订书钉痕迹。而东方众国公司所提交的《三淘网配货政策》，没有骑缝章，也没有订书的痕迹。《三淘网配货政策》根本就不是联营协议的组成部分。答辩人在第一次诉讼中所提供的合同是完整的。第二，关于录音问题，答辩人多次陈述过卢时众提交了两份录音，但答辩人只听到过一份，2018年5月8日的录音是自始至终都没有见过。2018年4月23日的录音内容文字稿的内容是进行过添加和修改的，和录音原件并不完全一致。事实上，双方对于60万元的来源在录音过程当中有完整的体现。所说的摆平事情是卢时众将10万元现金给丁炜时，给丁炜提的条件是说服那些准备诉讼的人去撤诉。其实是作为支付的条件，并不是说摆平费用。实际上，所谓的灭掉证据等等，在录音当中，根本就没有任何体现，完全是捏造的。第三，普国良是东方众国公司的股东，但录音是卢时众录的，如果说仅仅是个人的行为，东方众国公司是不可能不知晓的。实际上，原一审和原二审中答辩人也多次陈述，卢时众代表的是公司不是代表个人。第四，关于东方众国公司向丁炜发了200万元货，还是300万元货的问题。丁炜自始至终没有自认过收到过300万元货，一直说收到的是200万元货，标价200万元的货。而且200万元货的组成，100万元货是丁炜自行购买，另外100万元货，是东方众国公司或者卢时众赠送的，但在最后结算的时候，卢时众要求把赠送的100万元货用相应的计价规则进行计算。显然，结合现有证据来看，东方众国公司向丁炜发货的标价总额仅仅只有200万元，不可能存在300万元的货物的事实。从东方众国提交的卢时众与丁炜微信聊天记录及录音来看，形成时间均是在2018年4月份。其中微信聊天记录的时间是在2018年4月25日。录音当中卢时众提及100万元时陈述给丁炜发了200万元的货，这样减掉40万元，这样剩下60万钱。多项证据证明，两方之间只有200万元的货物往来，不可能有东方众国公司所说的300万元货物一事。而且所有的这些记录形成时间都是晚于300万元货物首次发货签收单的时间。倘若两方之间真实的货物往来，不是标价200万元，为何东方众国公司提交的录音和微信证据均没有提及过这一点。答辩人的上诉状事实与理由当中对是否存在300万元货物也提出了异议。事实上，东方众国公司提交的首次发货签收单并非是原件，仅仅是一份模糊不清的复印件，事实真假难辨，对此，原二审生效判决认定两方之间不存在300万元货物是正确的。但本案的一审法院却含糊不清的表述丁炜确认收到了3035316元的铺货额度商品，与原生效二审裁判相悖离，除非此前二审裁判被撤销，否则一审法院无权进行更改，作出不一致的认定。即便要作出不一致的认定，也要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应当有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东方众国公司提供的证据完全是此前的案件当中进行过审查，并未提交新的证据或者说相反的证据。答辩人无法确认东方众国公司提交的丁炜在微法院中的发言以及有关情货物情况说明的真假，且根据丁炜的陈述来看，也从来没有认可收到300万元的货物，显然是东方众国公司的虚假表达。第五，关于减资通知的问题。减资并没有通知到位，东方众国公司从来没有通知过丁炜，因为三淘网平台都是在公司的掌控之中，而且在庭审当中，也没有出示任何的原始载体予以证明。第六，关于案涉欠条效力的问题。答辩人认为欠条是有效的。首先，东方众国公司称欠条内容不真实所以无效，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无效的情形也应当由法院进行审查，如认定认定后驳回主张权利者的诉讼请求。其次，答辩人一审中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已经说得非常明白，是基于丁炜或者白城三淘网预付的100万元货款。但东方众国公司至今只发了标价200万元的货物，实际价值40万元。最终经过两方的结算，尚有60万元的货款需要返还，其中的10万元是现金支付，50万元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转给答辩人。再次，东方众国公司提交的录音和微信记录已经充分说明了欠条的真实形成过程。此前，东方众国公司也一直主张的是受到胁迫威胁后出具的。而经过三次的审理之后，现在提出来构成串通，损害国家或者第三人的利益，故而欠条无效。东方众国公司所称的完全是背离了证据所体现的真实情况，两方首先是确认了双方之间真实的货物款项往来得出还有60万元货款，既未发货也未返还的事实。现因无法发货，故而应返还60万元，这是基础的事实情况。而后卢时众提出要求，丁炜说服其他合作商撤诉。但是，这并不影响双方此前形成的关于货款返还的真实意思，表示只是卢时众单方面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而且根据录音内容来看，根本没有其所说的摆平法官税费的问题。这些问题完全系其臆造的。即便最终丁炜应如实中要求，说服了其他合作商撤诉，但也没有损害任何人的利益，也更不存在偷证据等等。第七、是否存在胁迫的问题。丁炜并未胁迫卢时众，相反，所有证据都说明了双方确定返还款项时，完全处于自愿的。如果说存在胁迫，那也是卢时众胁迫丁炜，要求其帮助说服其他合作商撤诉，才会返还这60万元货款。而且东方众国公司主张民法通则的条文，一则是新法与旧法如果说有相同的规定，应当适用新法。后续出台的合同法已经将民法通则的相应条文进行了更改。二则是民法总则出来之后，事实上，民法通则与民法总则相违背的条款早就已经废除了。所以根本就不存在无效的问题，只涉及撤销权的问题。 普国良、吕晓峰对东方众国公司的上诉并无异议。 卢时众未作书面答辩。 丁炜陈述，3035316元的货物确实收到了，但这是东方众国公司给丁炜的配货额度。本案的欠条是卢时众自愿出具的，在欠条出具之前双方进行过协商，卢时众提交的录音就是证据。协商的结果是卢时众答应给丁炜60万元，其中10万元是现金交付给丁炜的债权人，案涉50万元通过出具欠条的形式将债权转让给施天红。同时，卢时众也提出条件，一是要说服其他合作商撤诉；二是要把有利于东方众国公司的证据交给卢时众。 施天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东方众国公司向原告返还货款500000元，赔偿逾期利息49847.92元，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并参照罚息（加付50%）计算，自2018年12月31日起暂计至2020年7月1日，此后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详见逾期利息计算清单；2.依法判令被告卢时众、普国良、吕晓峰对被告东方众国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依法判令被告卢时众、普国良、吕晓峰在未出资范围内对被告东方众国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4.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四被告承担。以上合计549847.92元。后原告施天红申请撤回第3项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第三人丁炜系白城三淘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实际经营者，被告卢时众系浙江东方众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016年5月19日，东方公司（甲方）与联营公司代表陈干宝（乙方）签订《三淘运营中心合作联营协议》，双方约定：甲方以“三淘网”技术平台作为与乙方合作的条件。联营公司成立后，甲方提供给联营公司平台一定限额的“零付宝”，联营公司的“零付宝”销售给联盟商家按照10—20个百分点，“零付宝”销售收入、消费者的手续费、“现金宝”引流收入，联营公司应当天划入东方公司指定账户；乙方支付联营区域代理进货货款100万元（按零付宝价格配货，超出部分按零付宝货款的20%价格进货）；2016年7月8日，白城三淘公司形成股东会议纪要，决议涉及白城三淘公司资产及债权债务均由丁炜享有和承担，名义股东陈干宝、刘于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2016年5月17日至2016年12月26日期间，丁炜及白城三淘公司累计向东方公司汇款100万元。丁炜确认收到3035316元铺货额度商品。2018年5月8日，丁炜收到卢时众10万元。同日，丁炜与原告施天红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将债务人卢时众欠丁炜货款50万元全部转让给施天红，同时被告卢时众向原告出具欠条一张，欠条载明：今欠施天红货款伍拾万元正，于2018年12月30日前归还。2017年8月21日，东方众国公司召开股东会，公司注册资本减少1800万元，股东承诺对公司减资前的所有的债务及隐性债务以其减资前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减资前卢时众、普国良、吕晓峰认缴的出资时间均为2035年2月1日前。2017年9月7日，东方众国公司在报刊上发布减资公告。2019年10月8日，施天红诉至该院请求卢时众支付货款及相应逾期付款违约金，该院作出（2019）浙1122民初3503号民事判决，支持了施天红诉请的50万元货款并调整了相应逾期付款违约金。卢时众上诉后，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浙11民终27号民事裁定，以起诉被告主体不适格为由撤销了（2019）浙1122民初3503号民事判决，驳回施天红的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立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经审理查明，本案第三人与被告东方众国公司之间系因联营产生的合同纠纷，原告系受让第三人对被告东方众国公司的债权，故本案法律关系应为合同纠纷，该院予以变更。本案争议焦点如下：1.被告卢时众出具的欠条是否合法有效；2.若欠条有效，应由谁承担责任，承担何种责任。关于争议焦点1，各被告认为欠条并不是真实意思表示，是受胁迫形成的。该院认为，根据本案认定的有效证据，该欠条系第三人丁炜受白城三淘公司授权，代表白城三淘公司与东方众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卢时众就白城三淘公司与东方众国公司因联营产生的纠纷进行协商结算后，通过债权转让形式，由卢时众向原告出具而形成，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退一步而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亦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案涉欠条形成于2018年5月8日，被告从始至终未以诉讼或仲裁方式行使过撤销权。故该欠条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全面依约履行义务。关于争议焦点2，根据案涉欠条的记载，欠条中载明欠施天红货款伍拾万元，署名卢时众。但卢时众个人并未拖欠丁炜、施天红任何货款，在卢时众作为东方众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具备双重身份的情况下，从欠条的文义解释来看，并不能当然得出卢时众出具欠条的行为即代表其以个人名义承担公司债务。综合考虑东方众国公司与白城三淘公司之间的联营合作纠纷、卢时众与丁炜的协商过程以及欠条载明的内容，可以认定卢时众出具欠条的行为系代表东方众国公司对债务进行确认的行为，故东方众国公司应对原告承担付款义务。原告主张卢时众、普国良、吕晓峰对东方众国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对此，该院认为，原告的主张涉及股东出资应否加速到期问题，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下列情形除外：（1）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2）在公司债务产生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或以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而原告提交的证据未能证明案涉债务具备上述两种符合股东出资加速到期情形。同时，若公司存在不当减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司债权人可以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可见，公司债权人要求股东为公司减资行为承担责任时需同时受到以下严格限制：一是公司存在不当减资行为；二是承担责任的股东仅为公司减资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三是股东承担责任的范围为仅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结合本案，即便东方众国公司存在不当减资的行为，原告也只能要求东方众国公司减资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且本案中，卢时众、普国良、吕晓峰承担的认缴出资义务，认缴期限至2035年2月1日，2017年8月21日东方众国公司作出减资决议的减资部分实为原认缴的2000万元的部分。因此，卢时众、普国良、吕晓峰在其认缴注册资本未至原认缴期限的情况下，仍有期限利益，未违反法律规定，不属于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情形。原告请求卢时众、普国良、吕晓峰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关于违约金的计算标准，2019年8月20日起，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形成机制已经开始执行，故该院对原告主张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分段计算，2018年12月3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以50万为基数计算利息为13956.25元，2019年8月20日起至2019年9月19日为1770.83元，2019年9月20日至2019年11月19日为3500元，2019年11月20日至2020年2月19日为5245.14元，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4月19日为3318.75元，2020年4月20日至2020年7月1日为3850元，共计31640.97元，2020年7月2日起至款付清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以500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原告主张参照罚息（加付50%）计算，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合法有据部分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宁波东方众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即支付原告施天红货款500000元、逾期付款违约金31640.97元，并支付从2020年7月2日起以500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付清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二、驳回原告施天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298元，减半收取4649元，由被告宁波东方众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担4495元，由原告施天红负担154元。被告负担的费用于判决生效之日向该院缴纳，逾期该院将强制执行。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经查明，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主要是：一、案涉欠条是否合法有效；二、东方众国公司的股东是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逾期付款违约金如何认定。 关于争议焦点一，东方众国公司法定代表人卢时众对案涉欠条由其出具并无异议，但辩称该欠条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系受丁炜的胁迫所出具。根据本案两份录音证据来看，首先，卢时众与丁炜在录音中多次谈到东方众国公司与丁炜所实际经营的白城三淘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之间合作的联营项目纠纷问题，双方就案涉款项存在协商的过程；其次，虽然录音中确实存在卢时众要求丁炜摆平事情的内容，但案涉两份录音证据，表明卢时众与丁炜在协商过程中，确实认可欠付60万元（实际已支付10万元），继而通过债权转让形式向施天红出具50万元的欠条；最后，东方众国公司在本案中也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受胁迫后采取了相应的救济措施。综上，一审判决认定案涉欠条合法有效，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二，施天红主张股东卢时众、普国良、吕晓峰承诺对东方众国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认为，双方就债权债务进行结算并出具欠条发生在减资之后，减资时双方并没有明确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且本案并无证据证明东方众国公司的减资违反相关法律的规定。而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对债权人承担的是补充责任，赔偿以损失的存在为前提，本案中，无证据证明东方众国公司不能清偿债务，亦即债权人利益损失尚未实际发生。因此，一审判决驳回施天红要求股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三，东方众国公司未依约履行付款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根据案涉欠条约定，东方众国公司于2018年12月30日前归还款项。一审判决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对逾期付款违约金分段计算并驳回施天红主张参照罚息计算，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施天红、东方众国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596元，由上诉人施天红负担9298元，上诉人宁波东方众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担929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梅剑文 审 判 员 陈俊明 审 判 员 吴黄影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九日 代书记员 李 倩 代书记员 王华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