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2民终453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艳，女，1973年2月17日出生，汉族，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文晋，柳州市宏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某滨，男，1983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骆权，广西佑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毅，广西佑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莫某德，男，1952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 上诉人周某艳因与被上诉人蔡某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2020）桂0204民初27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周某艳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蔡某滨返还上诉人310000元整，并按6%的年利率计算占款期间的利息支付至偿清时止。（280000×6%÷365×230天=10586.3元(2019年9月1日-2020年4月20日共230天），20000×6%÷365×206天=677.26元（2019年9月24日-2020年4月20日共206天），10000×6%÷365×130天=213.70元（2019年9月24日-2020年4月20日共130天）至起诉时利息暂计为11477.26元（本利合计:321477.26元）；二、判令被上诉人蔡某滨承担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 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部分认定所依据的证据不符合法律要求,适用法律有错误。在一审判决对“周某艳虽认可周某艳、莫某德从蔡某滨处承租了某街路面停车场”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实际上周某艳从未与蔡某滨签订有承租某街路面停车场的协议，也不是其路面停车场的合同相对人。与蔡某滨发生某街路面停车场合同关系的是第三人莫某德。本案一审中蔡某滨不能出示任何一份有效的证据材料可以证实周某艳与其有承租某街路面停车场的协议。既便是莫某德也未与其签订有书面协议，因为蔡某滨根本就没有取得某街路面停车场与他人签订协议的授权。周某艳也从未认可自己是蔡某滨某街路面停车场的合同相对方，而法院却认定周某艳与莫某德从蔡某滨处承租了某街路面停车场与事实不符。 一审判决“2020年5月19日，柳州市柳南区某安停车场管理服务部出具证明，其中载明：......蔡某滨在承租某街路面停车场后，又将路面停车场全部转租给共同合作承租的莫某德、周某艳，而后由莫某德将承租的某街路面停车场分别出租他人，租金按季度付给蔡某滨;2019年12月31日租赁到期后,蔡某滨与莫某德等结清所有租金并进行清场。”上诉人认为此一部份认定事实不清，所依据的证据材料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且自相矛盾，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证据。在判决书的第5页第1段中法院己查明甲方柳州某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乙方柳州市柳南区某安停车场管理服务部所签订的《某街国际商城外围停车位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书》中约定柳州市柳南区某安停车场管理服务部不得将委托管理的周边外围停车位场地转租、转让或转借第三方。既然已查明不能转租，那么柳州市柳南区某安停车场管理服务部所出具的证明中有关又转租给蔡某滨，由蔡某滨又转租给莫某德、周某艳的陈述就因为与其所负的合同义务相违背且与事实不符合而不能做为本案定性的证据。既然《某街国际商城外围停车位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书》不允许柳州市柳南区某安停车场管理服务部转租，那就可以证实蔡某滨并未取得某街地面停车场的承租权，就根本不可能与他人签订某街地面停车场的承租权转让合同，既然被上诉人蔡某滨未取得授权，而柳南区某安停车场管理服务部为此出具的有关蔡某滨在承租某街路面停车场后，又全部转租给莫某德、周某艳的说话就自相矛盾了。而且也由于其与蔡某滨有利益输送关系，其所做的证明内容就不客观、不公正也不合法，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证据。更何况在证明里还写有2019年12月31日租赁到期后，蔡某滨与莫某德等结清所有租金并进行清场的描述，本来蔡某滨就没有授权，与莫某德也没有签订书面协议，当然也就没有将协议交给柳南区某安停车场管理服务部备案，柳南区某安停车场管理服务部又是如何得知租赁合同是2019年12月31日到期的？唯一的可能就是蔡某滨告诉他的。对于柳南区某安停车场管理服务部来说这个说法本身就是听蔡某滨说的，却出证明来证实并不客观，如果上诉人真的是某街路面停车场的承租人，为什么不是她与蔡某滨共同结清，而是由莫某德与蔡某滨结清，说明柳南区某安停车场管理服务部很清楚上诉人不是某街路面停车场合同中的权利义务相对人，却仍然做了失实的证明，这样的材料早就丧失了客观性与合法性，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证据。可一审法官却据此判决。 一审判决第6页第2段的认定“周某艳、莫某德于2019年8月5日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其中约定周某艳、莫某德合作共同出资经营、管理某街路面停车场，进出账款及记账都由周某艳负责，停车场租金为每月111000元。”与事实不符合,且证据不足。在《合作经营协议书》第1条中就说得很清楚了，协议人莫某德承包了柳州市某街周围停车场地点，这份合同里只是说莫某德是承包人，可没说是从蔡某滨手里获得的。协议第2条能证实是莫某德进场某街前期投资25万元好处费。第3条才说周某艳从2019年10月1日起出资12万元做为进场投资长期好处费，这钱可没说是给蔡某滨，这份合同里也没蔡某滨什么事。这份协议是2019年8月5日签订的，租金是每月111000元，且与蔡某滨无关。而本案上诉人是2019年8月31日、9月24日、10月20日分别转了28万、2万、1万给蔡某滨。从《合作经营协议书》的内容可知莫某德是2019年4月1日进场，月租是111000元，按季交纳，换名话说莫某德进场时就已交了钱，按季是33万3千元整，与上诉人转给他钱的时间和金额也不相符合啊。 一审判决第7页第7行“本院认为，综合全案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来看，蔡某滨将某街路面停车场出租给莫某德、周某艳，并为此收取租金的事实存在，而按照周某艳、莫某德在《合作经营协议书》中的约定可知，涉及某路面停车场的进出账款由周某艳负责,故蔡某滨关于该310000元是周某艳向蔡某滨支付的关于某街路面停车场的租金的主张，有事实依据”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从法官对莫某德做的笔录来看，莫某德说周某艳转的28万元款是转的周围停车场的租金，但却不能说明周某艳转的另三万元的性质是什么。不管说28万元是租金还是31万元是租金都与《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三个月租金333000整对不上号，但却不能解释怎么就少了53000元租金，而一审法院对此并没有查实，判决中也只字未提。这不是证据存疑且遗漏重要事实未查清吗？依法对于存疑的证据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证据，那么一审法院又是依据什么证据来认定上诉人周某艳交的310000元是某街路面停车场的租金呢？在周某艳与莫某德的《合作协议书》中虽约定是周某艳管账、管钱。但实际上还是莫某德管，协议书虽有约定，但实际操作却变更了协议约定。其实在柳南区某安停车场管理服务部的证明里可窥见一斑，如果周某艳真的是《某街路面承包合同》的相对人，如果这个合同真的存在，又真的是周某艳管钱管账，那结算时为何只是莫某德与之结算？而实际上上诉人周某艳转的310000元就是为了拿下某街地下负二层停车场的合同才给蔡某滨支付的好处费（居间费用），因为上诉人与莫某德签订合作协议后，才知道这个行业挣钱，也知道被上诉人有点能量，想自己从被上诉人手里拿到负二层停车场的承包协议，才背着莫某德悄悄的与蔡某滨联系，因为蔡某滨与莫某德就某街路面停车场的承包都没有签订书面合同，自然也不肯与上诉人签订任何书面的东西。而上诉人交钱后被上诉人没有促成合同，那就要退还，当初上诉人为了保密，也出于对被上诉人的信任，没有与其签订书面合同，这也是被上诉人的交易习惯，因为他与柳南区某安停车场管理服务部就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就是怕被某和物业知道而致柳南区某安停车场管理服务部与某和物业的合同违约被追责，所以是没有合同的。但被上诉人收到310000元是事实，被上诉人力图将上诉人支付的居间费用与第三人莫某德与其实际承包的某街路面停车场承包合同的支付的租金相混同，以图达到私吞居间费的目的。而莫某德本身因为知晓上诉人背着其与蔡某滨接触且还有利益纠葛而怀恨在心，故意做了对上诉人不利的陈述。也与其它证据不相印证，不能作证。被上诉人蔡某滨既然否认所收的31万元是居间费用,但其不能证实所收的款项是上诉人根据与其签订的合同所支付的相关费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第5条的规定、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就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22条的规定以不当得利判令其返还。而一审以上诉人举证不能驳回诉请，这是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蔡某滨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另，被上诉人提请二审合议庭注意上诉人本案提起的诉讼系恶意虚假诉讼，恳请合议庭在查清事实基础上依法追究上诉人的法律责任。 原审第三人莫某德未提出陈述意见。 周某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蔡某滨返还周某艳人民币310000元整，并按6%的年利率计算占款期间的利息支付至偿清时止【280000元×6%÷365天×230天=10586.3元（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4月20日共230天）；20000元×6%÷365天×206天=677.26元（2019年9月24日至2020年4月20日共206天）；10000元×6%÷365天×130天=213.70元（2019年9月24日至2020年4月20共130天），至起诉时利息暂计为11477.26元】；2．判令蔡某滨承担本案的诉讼费。诉讼过程中，周某艳主张本案应当系合同纠纷，并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确认周某艳、蔡某滨之间合同关系不成立；2.判令蔡某滨返还原告310000元，并按年利率6%计算占款期间的利息支付至偿清时止【280000元×6%÷365天×230天=10586.3元（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4月20日共230天）；20000元×6%÷365天×206天=677.26元（2019年9月24日至2020年4月20共206天）；10000元×6%÷365天×130天=213.70元（2019年9月24日至2020年4月20共130天），至起诉时利息暂计为11477.26元】；3.判令蔡某滨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8月31日、2019年9月24日、2019年10月20日，周某艳通过其名下的账号为62×××79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分别向蔡某滨名下账号为62×××53的银行账户内转入280000元、20000元、10000元，共计310000元。周某艳主张该310000元是蔡某滨承诺帮周某艳拿下柳州市某街国际商城地下负二层的停车场（以下简称“某街负二层停车场”）的承包协议，而从周某艳处收取的好处费，现蔡某滨并未促成该地下停车场承包管理协议的签订，应当向周某艳返还该310000元及相关利息，遂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诉于该院。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周某艳主张周某艳、蔡某滨是基于合同关系产生的纠纷，遂要求将案由变更为合同纠纷。蔡某滨主张周某艳、蔡某滨对于某街负二层停车场并不存在合同关系，表示蔡某滨承租了柳州市某街国际商城中庭及周边外围地面的路面停车场（以下简称“某街路面停车场”）后，将该路面停车场转租给周某艳及莫某德，该310000元是周某艳向蔡某滨支付的某街路面停车场租金。莫某德在谈话笔录中表示，周某艳于2019年8月31日向蔡某滨转入的280000元是用于支付某街路面停车场的租金。周某艳虽认可周某艳、莫某德从蔡某滨处承租了某街路面停车场，但表示某街路面停车场的租金并非由周某艳支付，而是已由莫某德向蔡某滨支付完毕，但对于具体的租金数额，周某艳表示不清楚。周某艳提供收条、欠条一张，拟证明莫某德分别对周某艳和蔡某滨存在尚未清偿的债务，主张莫某德关于280000元的陈述是恶意曲解事实，意图使周某艳在本案中受到经济损失。 另查明，2017年12月8日，案外人柳州某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柳州市柳南区某安停车场管理服务部分别作为甲方、乙方，共同签订《某街国际商城外围停车位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书》，约定：甲方将柳州某街国际商城中庭某路及周边外围机动车辆停车位含电摩车停车位委托给乙方经营管理，期限从2018年1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约定在委托管理期限内，乙方根据双方的约定和政府法规对外围车位实施自主管理，取得停车费收入，并自行向国家缴纳各项税款，同时按100000元/年（分二次缴纳，即上半年和下半年向甲方缴纳外围车位维护费，首笔费用50000元在签约后7个工作日内缴纳，甲方对乙方不再收取其他费用；甲方有义务对乙方的车位管理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在本协议约定的经营期限内乙方投资的固定资产和停车配套设施产权归乙方所有；约定乙方不得将委托管理的周边外围停车位场地转租、转让或转借第三方。 2020年5月19日，柳州市柳南区某安停车场管理服务部出具证明，其中载明：蔡某滨于2018年起至2019年底承租该服务部管理的某街路面停车场，租金每半年支付一次，现租金已付清；蔡某滨在承租某街路面停车场后，又将路面停车场全部转租给共同合作承租的莫某德、周某艳，而后由莫某德将承租的某街路面停车场分别出租给他人，租金按季度支付给蔡某滨；2019年12月31日租赁到期后，蔡某滨与莫某德等结清所有租金并进行清场。 周某艳、莫某德于2019年8月5日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其中约定周某艳、莫某德合作共同出资经营、管理某街路面停车场，进出账款及记账都由周某艳负责，停车场租金为每月111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周某艳于2019年8月31日、2019年9月24日、2019年10月20日向蔡某滨的银行账户内分别转入的280000元、20000元、10000元。周某艳主张上述310000元款项是周某艳为了从蔡某滨处承包某街负二层停车场而支付给蔡某滨的好处费，称蔡某滨未能促成该协议的签订，因而要求蔡某滨向周某艳返还310000元，但是从周某艳为证明其主张而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上看，仅能证实周某艳存在向蔡某滨转账的事实，并不能证明该款项的用途和性质。蔡某滨否认周某艳的主张，表示其将某街路面停车场转租给周某艳、莫某德经营，该310000元是周某艳向蔡某滨支付的关于某街路面停车场的租金，并提交了莫某德、周某艳签订的关于某街路面停车场的《合作经营协议书》。该院认为，综合本案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来看，蔡某滨将某街路面停车场出租给莫某德、周某艳，并为此收取租金的事实存在，而按照周某艳、莫某德在《合作经营协议书》中的约定可知，涉及某街路面停车场的进出账款由周某艳负责，故蔡某滨关于该310000元是周某艳向蔡某滨支付的关于某街路面停车场的租金的主张，有事实依据。虽然周某艳表示某街路面停车场的租金并非由周某艳支付，而是由莫某德直接支付给蔡某滨，但该主张与《合作经营协议书》中的约定并不相符。因此，在周某艳未能对其主张进一步提交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则依法应当由周某艳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周某艳的各项诉讼主张，并无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周某艳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122元（周某艳已预交），由周某艳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上诉人提出的事实异议，本院认定如下：一、上诉人对一审查明“周某艳虽认可周某艳、莫某德从蔡某滨处承租了某街路面停车场”有异议，上诉人提出其并未从蔡某滨处承租了某街路面停车场，本院认为，上诉人对蔡某滨将某街路面停车场转租给莫某德经营以及上诉人与莫某德共同出资经营，管理某街路面停车场的事实予以认可，且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对其与莫某德、蔡某滨之间存在某街路面停车场的合同关系亦予认可，因此，上诉人提出的该异议缺乏事实依据，故一审查明的上述事实并无不当。二、关于上诉人对柳州市柳南区闵安停车场管理服务部出具的《证明》有异议，认为该《证明》与事实不符，但上诉人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支持。经审查，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返还310000元并按6%年利率计算利息，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上诉人主张其分别于2019年8月31日、2019年9月24日、2019年10月20日向被上诉人转入共计310000元系为了从被上诉人处承包某街负二层停车场而支付给被上诉人的好处费，因该310000元与一个季度的租金数额333000不相符，故该笔款项不是租金。被上诉人辩称该款系上诉人向其支付的某街路面停车场的租金，因上诉人资金困难，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交纳的租金进行了减免。本院认为，上诉人并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其主张，而被上诉人提交了莫某德、周某艳签订的关于某街路面停车场的《合作经营协议书》，从该协议书可知周某艳、莫某德合作共同出资经营、管理某街路面停车场，进出账款由周某艳负责，因此被上诉人的辩解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被上诉人对租金减免的辩解亦符合常理，本院予以采信。因此，上诉人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周某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122元（上诉人周某艳已预交），由上诉人周某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谭皓匀 审 判 员 龙 昀 审 判 员 曾庆斌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代书记员 覃宝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