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粤04行初115号原告：余元心，女，1985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公民身份号码：440××××××××××××107。原告：邓涛，男，2004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公民身份号码：440××××××××××××091。法定代理人：余琼爱（原告邓涛的母亲），女，1978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三里中和里新区25号。公民身份号码：440××××××××××××823。两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志坚，广东迎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法定代表人：马洪胜，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振华，珠海市斗门区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敏婷，珠海市斗门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原告余元心、邓涛诉被告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斗门区政府）不履行更正登记法定职责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邓涛的法定代理人余琼爱及二原告的委托代理人韩志坚，被告斗门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黄振华、梁敏婷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余元心、邓涛的诉请、理由及证据原告余元心、邓涛的诉讼请求为：判决被告斗门区政府限期为原告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斗府农地承包权[2017]第440××××××××7020003J号）变更登记。其起诉事实和理由如下：原告于2020年上半年发现自己家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承包方家庭持股总数”等栏目与《珠海市农村股份合作制股权证书》相应栏目所记载的内容不一致，遂多次到被告有关部门要求变更登记，被告工作人员多次以各种理由称不能办理或者没有必要办理，拒不出具任何受理手续，直至2020年7月23日才出具受理手续并承诺尽快办理。然而被告受理后却“受而不理”，长时间搁置原告的变更登记申请，至今没有作出任何回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六）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原告认为，被告对于原告提出的请求其通过变更登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部分内容的方式履行保护原告财产权的法定职责的申请拒绝履行、不予答复的行为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判如所请。原告余元心、邓涛在法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供了如下证据：1.证明；2.受理回执；3.户口簿；4.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5.珠海市农村股份合作制股权证书；6.出生医学证明；7.民事判决书。被告斗门区政府的答辩意见及证据一、原告错误将斗门区政府列为本诉的被告。2020年7月23日，与原告一起的还有其他几位莲洲镇石龙村三湾经济合作联社外嫁女到莲洲镇信访大厅反映他们手中的2017年发放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的承包方家庭持股总数与家庭股东成员人数不相符，要求更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登记的承包方家庭持股份额。在接访过程中，经管站的工作人员杨发能收下其中余淑芬所持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承诺向上反映问题，尽快答复，并添加余淑芬与另外一位三湾经联社外嫁女的微信方便联系。余淑芬本人在现场还手写了一份《证明》，要求工作人员签名证明他们来反映过情况，经管站工作人员代西容用自己的私章在《证明》上盖上了自己的名字。2020年7月31日上午，经管站工作人员通过微信语音联系余淑芬，告知其土地确权方案是经三湾村全体户主表决同意，若更改登记事项需要重新走表决程序，在2019年三湾经联社集体产权股份制改革之后，其权益已得到保障。2020年8月6日，余淑芬要求拿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杨发能告知其直接到经管站办公室找工作人员领回。2020年8月6日9时许余淑芬取走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杨发能给余淑芬书写的“受理回执”未收回。原告提交证据显示，其反映诉求接待单位为“莲洲镇经管站”及其工作人员，莲洲镇经管站是莲洲镇政府下属单位，主要任务为“负责镇农村集体经济经营及财务管理、土地发包监督、经济合同鉴证、仲裁等”，其所作行为的法律责任应由莲洲镇政府承担，而不是镇政府的上级政府斗门区政府承担。原告错误将斗门区政府列为本案被告，更不应向珠海中院提起本案之诉。莲洲镇经管站已经将办理结果口头告诉相关原告。原告在莲洲镇政府所反映问题，经管站工作人员已口头向其回复，并不是原告所述的未作任何回复；斗门区政府不是原告反映问题的接访主体，不应成为本案的被告。二、关于莲洲镇石龙村三湾经联社几次改革的简要经过。莲洲镇石龙村三湾村经济合作联社（下称三湾经联社）自2005年至2019年经历三次改革。（一）2005年改革。原告提交的珠海市农业局印制，2005年9月30日签发的《珠海市农村股份合作制股权证书》（证书编号为：001001220242）即为此次改革所发。此时，原告还未出嫁，享有股份。（二）2017年土地确权制度改革。2017年斗门区政府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省、市关于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仅指土地确权）工作的要求，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三湾经联社根据《莲洲镇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证工作方案》制定了《莲洲镇石龙村（三湾经联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实施方案》。三湾经联社多次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进行表决，村民代表表决通过，户代表表决也通过，其中2017年8月21日召开的三湾村民代表会议会议记录显示，会议内容第4项“出嫁女和外孙子女不能享受本村的福利分配。但纯女户保留一个名额分配资格，并且其政策内出生入户的子女属本村股民，享受集体的福利分配”。原告的户主也签名同意。按照方案及三湾村民会议记录的内容要求，原告作为出嫁女不再享受土地承包股份。即原告所提交证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书编号：斗府农地承包权[2017]第440××××××××7020003J号）即为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该证书仅登记为3股，即其父母和其兄弟的股份，原告本人不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股份。但其作为三湾经联社的户籍人口，其享有每人0.3亩的口粮田，其面积也计算在原告所属户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的面积范围内。（三）2019年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2018年8月斗门区委、区政府发布了《关于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意见》（珠斗委办[2018]39号）,2019年6月6日斗门区政府发布了《珠海市斗门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指导意见》（下称《2019年成员资格认定指导意见》）和《珠海市斗门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份制改革指导意见》（下称《2019股份改革指导意见》）。按照《关于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意见》（珠斗委办[2018]39号）、《2019年成员资格认定指导意见》和《2019股份改革指导意见》）规定，三湾经联社在莲洲镇政府指导下制定了《莲洲镇三湾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下称《2019年三湾改革实施方案》）、修订了《广东省珠海市莲洲镇三湾村经济合作联社章程》（下称《2019年三湾经联社章程》），并按照法定程序对上述《2019年三湾改革实施方案》《2019年三湾经联社章程》进行表决通过，原告所属的户代表也签字同意，对于户分配的持股份额，原告也已签字确认。2019年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范围不仅包括农村集体土地（属于资源类），还包括货币、固定资产类。2019年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后，实际按《2019年三湾经联社章程》和《2019年三湾改革实施方案》确定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和股权分配数额，并按股权分配数额分配三湾经联社的集体资产福利分红。原告均按照《2019年三湾改革实施方案》确定股权数额享有股份分配分红，其权益已得到保障。2019年年底三湾经联社分配福利分红已经按照此方案执行到位，原告也已经签领相应分红。因此，原告现再要求对2017年改革后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事项进行变更并无现实意义。另：2017年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事项仅为农村集体土地，而2019年依照《2019年三湾改革实施方案》和《2019年三湾经联社章程》确定的股份数额的份数指向的是三湾经联社所有资产，两次改革指向内容不同，股份份额配置不同，不具有等同关系。莲洲镇经管站工作人员在接待原告反映情况时已经将上述关系讲明清楚，其仍坚持提起本诉，是在浪费司法资源。被告斗门区政府在法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了如下证据：1.《莲洲镇石龙村（三湾经联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证实施方案（2017）》及《实施方案户代表表决》；2.2017年8月21日三湾村民代表会议《会议记录》及涉及三湾村农用土地确权经济成员资格界定的表决签名；3.2017年9月15日三湾村民代表会议《会议记录》及参加人员签名及表决签名；4.2017年9月21日三湾经联社村“两委”会议《会议记录》；5.莲洲镇三湾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2019年6月10日）；6.《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莲洲镇三湾村经济合作联社章程》（2019年8月9日）；7.三湾村经济合作联社成员大会（户代表）表决记录表及方案、成员股公示名单表决情况、章程表决情况；8.三湾村股份合作社（经济社）成员清册（涉原告部分）（2019.8）；9.经济合作联社成员经两次确认公示及公示说明（2019年8月9日、8月16日、8月21日）；10.三湾村股份经济合作（联）社成员股权（户内）登记表股权分配户代表签名确认；11.三湾经联社2019年年底福利分配的签领表（涉原告部分）；12.证人证言。本院查明的事实2017年9月15日，莲洲镇石龙村村民委员会制定了《莲洲镇石龙村（三湾经联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实施方案》，《方案》载明，在本次确权时间（2014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内施行固化管理，所颁发的承办经营权证书不以任何理由进行调整，但不能凭证书作为固化期内收益分配依据。三湾经联社召开村民代表会议由村民代表及户代表表决通过。其中2017年8月21日召开的三湾村民代表会议会议记录显示，会议内容第4项“出嫁女和外孙子女不能享受本村的福利分配。但纯女户保留一个名额分配资格，并且其政策内出生入户的子女属本村股民，享受集体的福利分配”。2017年11月13日，被告斗门区政府核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书编号：斗府农地承包权[2017]第440××××××××7020003J号），该证记载承包方家庭持股总数为5份。原告认为上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持股总数有误，于2020年7月23日向珠海市斗门区莲洲镇经管站提出更正申请（原告余元心未签名）。珠海市斗门区莲洲镇经管站2020年7月23日出具受理回执，称将以最快速度积极为上述村民反映事项作出解决。原告认为被告斗门区政府受理后未予答复，于2020年10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三湾经联社于2019年6月10日制定了《莲洲镇三湾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于2019年8月9日修订了《广东省珠海市莲洲镇三湾村经济合作联社章程》，并由户代表表决通过。根据《莲洲镇三湾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2019年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任务是把农村集体统一经营管理的资产以股份量化到集体成员，确权到户；资产包括货币、固定资产及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土地；外孙子女统一配为一档次配3股，出嫁女户籍在本村的享受档次配股。改革后，三湾经联社按《莲洲镇三湾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和《广东省珠海市莲洲镇三湾村经济合作联社章程》确定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和股权分配数额，并按股权分配数额分配三湾经联社的集体资产福利分红。原告的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及股权数已经确认，2019年年底三湾经联社分配福利分红已经按照方案执行，原告签领了相应分红。开庭审理过程中，原告称2019年改革后，村集体确实给外嫁女及其子女确认了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及股权，也收到了分红。原告担心今后还是按照涉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的记载内容分配权益，故提起本案诉讼。被告斗门区政府当庭称即将发放的股权证可以保障其将来的权益分配问题。本院裁判理由及结果本院认为，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应予驳回。其一，原告未向被告提出更正登记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在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向被告提出申请的证据。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二）原告因正当理由不能提供证据的。”《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七十九条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有错误，可以申请更正登记。权利人申请更正登记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不动产权属证书；（二）证实登记确有错误的材料；（三）其他必要材料。利害关系人申请更正登记的，应当提交利害关系材料、证实不动产登记簿记载错误的材料以及其他必要材料。”第八十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更正登记，不动产登记机构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确有错误的，应当予以更正；但在错误登记之后已经办理了涉及不动产权利处分的登记、预告登记和查封登记的除外。”由上述规定可见，更正登记需要向不动产登记机构提出申请，不动产登记机构核准更正登记的标准是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本案中，原告并未向被告斗门区政府提出更正登记申请，亦未提交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确有错误的证据材料，原告是向珠海市斗门区莲洲镇经管站提出诉求，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其二，原告无诉的利益。2019年莲洲镇三湾村已实行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农村集体统一经营管理的货币、固定资产及土地等资产均以股份形式量化到集体成员，原告的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及股权数已经确认。换言之，涉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非收益分配依据，未损害原告合法权益。原告提起的本案诉讼对其并无实益，故原告不具有本案诉的利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八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余元心、邓涛的起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退回原告余元心、邓涛。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唐 文审判员 陈 伟审判员 黄莎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许倩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