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87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清普印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北桥镇。法定代表人：沈献忠，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基祖，北京观韬中茂（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雪燕，女，1983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泉生，苏州市相城区北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袁忠妹，女，1968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上诉人苏州清普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普印染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郑雪燕、袁忠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7民初77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清普印染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根据查明结欠的本息进行改判，并驳回对清普印染公司的诉讼请求；2.依法裁判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第一，袁忠妹所负大量债务系因袁忠妹怀疑丈夫沈献忠离心，郑琴红与冯林珍作为保险代理人怂恿袁忠妹购买高额商业保险保护自己，并在袁忠妹无力缴纳保费时，通过他们及亲友向袁忠妹出借案涉款项放贷获利，甚至让袁忠妹将保单质押贷款支付利息及后续保费，袁忠妹缴纳数千万元的保险失效造成重大损失，多笔借款中袁忠妹与出借人未接触，无法认定达成借贷合意，因经手笔数多，时间长，袁忠妹系按照郑琴红、冯林珍的要求书写收条，存在重复出具收据情形。第二，袁忠妹与郑琴红的案涉六笔借款，2010年4月29日转账60万元，2011年7月9日转账50万元，2011年12月13日转账50万元，2013年5月22日转账100万元，2009年4月8日现金存入50万元，2008年3月1日现金转交的20万元，合计330万元，但郑琴红主张的2008年8月25日现金交付的30万元袁忠妹未收到，对于2009年4月8日现金存入的50万元确实收到，但2008年3月1日的20万元现金袁忠妹已记忆不清，请求法院依法认定。第三，根据双方利息是在一年一清，然后更换及收据的习惯，本案郑琴红转交的郑雪燕2016年的利息倒推来看，2016年转交了三笔利息，分别为2.4万元、12万元以及14万元，该利息系2015年度的利息，在郑雪燕与郑琴红未提交证据证明袁忠妹有支付案涉借款2015年度其他利息的前提下，2.4万元对应于2008年3月1日现金转交20万元的利息，12万元对应2013年5月22日转账100万元的利息，那么剩余14万元倒推对应的是本金116万元的利息，故2015年时袁忠妹仅结欠本金236万元，故袁忠妹一审主张的向案外人孙建英借到的70万元现金系用于向郑琴红还款，一审未予认定为本案还款是错误的。若根据2015年度利息倒推有异议，请求郑琴红提供2014年度付息情况，再次进行倒推本金，同时由郑雪燕提供所有银行卡信息，已查实其账户无孙建英出借70万元的入账。第四，根据目前系列案件审理调查的情况，涉案的收据和借条均没有当然的真实性可言，不同于普通的民间借贷案件项下的借款凭证能够倒推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本案中有中间人郑琴红操控出借资金款项收支，出借款凭证书写利息交付，中间人又与出借人属于密切关系的亲属，法院不能根据已经无法体现真实意思表示的借条以及借条上精心计算，在虚假收据基础上运算的结果来倒推认定借条的真实性，出借款项的真实性，是没有客观基础的，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第五，2017年1月20日，郑琴红支付郑雪燕56372元，结合郑琴红的谈话笔录，该笔系袁忠妹支付的6万元利息给郑雪燕，但该笔转账系陈霞母亲徐巧英支付给郑琴红的，并非袁忠妹支付给郑琴红，且郑琴红也在陈霞案件中陈述郑雪燕在2016年之后没有再收利息，亦将该笔利息排除在外，故一审遗漏该笔利息。第六，清普印染公司在2016年已经更换公章，案涉借条系2019年出具，借条加盖公章系2016年前的旧公章，公司及法法定代表人沈献忠对袁忠妹的案涉借款及在案涉借条上加盖公章的行为均不知情；且公司提供担保时，郑雪燕未就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是否经有权机关决议并通过进行审查；而案涉借条系遭围堵情况下打印好签署，债权人表示数字填错可以修改，但对该结算对账未披露告知公司，故案涉担保无效。此外，一审列明的郑琴红收到袁忠妹2014年12月10日的216400元，12月30日85000元系用于归还郑雪燕，但对郑琴红账户至尾号0312账户的5万元未查清去向及用途。综上，根据2016年结算2015年度利息的情况，截至2015年本案尚结欠本金236万元，目前剩余本息请求法院依法核定，但清普印染公司担保责任不成立。郑雪燕二审辩称，第一，借条和收据的形成是在双方当事人正确结算的情况下，由袁忠妹签字形成，真实合法，特别是历年来在支付利息的同时，有袁忠妹出具的按照出借金额具体日期书写的收据，可以真实反映袁忠妹与其之间的借贷关系。第二，关于清普印染公司认为已经归还的70万元，没有任何事实证据的。第三，袁忠妹和清普印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沈献忠系夫妻关系，袁忠妹系清普印染公司的股东，在夫妻二人经营该公司期间，袁忠妹借款用于公司，公司进行担保合情合理。综上，一审是在查明大量事实以及充分说理的情况下，作出的客观公正判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袁忠妹二审述称，同意清普印染公司的上诉，当时挪用公司的钱买保险，然后郑琴红、冯林珍等人借钱给其都是用来买保险的，但买了什么保险，其没有看内容；款项并未用于清普印染公司，故清普印染公司无需承担担保责任。郑雪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袁忠妹、清普印染公司立即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330万元，利息121万元，合计本息451万元；2.诉讼费、保函费、律师费由袁忠妹、清普印染公司承担。一审审理中，郑雪燕明确保函费、律师费不再主张。要求清普印染公司对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郑雪燕、袁忠妹共同确认：郑雪燕以转账方式分别向袁忠妹交付的借款，包括：2010年4月29日转账60万元、2011年7月9日50万元、2011年12月13日50万元、2013年5月22日转账100万元（该笔转账给袁忠妹的女儿沈秋虹）。郑雪燕向一审法院举证《借条》一份，内容为：“为苏州清普印染有限公司扩大经营，购买机器设备需要，共收到郑雪燕（居民身份证号码：），以现金/转账出借的人民币￥4510000元（大写:肆佰伍壹拾万元）借期3个月，月利率1%（百分之壹），2019年8月16日到期时本息一并还清，由苏州清普印染有限公司对上述借款进行担保，并自愿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到期未还清，愿承担出借方通过诉讼等方式追讨借款所支付的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公告费、保函费、保全费等其他费用。若因本借款发生争议，由出借方所在地法院即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管辖。立此为据。”袁忠妹在借款人处签名。担保人处加盖了“苏州清普印染有限公司”的印章。另查，清普印染公司成立于2003年7月25日，2014年7月25日，沈献忠、袁忠妹受让了该公司的股权成为股东。沈献忠与袁忠妹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9年11月5日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再查，一审法院另受理了郑琴红、郑宇婷、尤晓琴、冯林珍、郑琴芬等人起诉袁忠妹、清普印染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在郑宇婷起诉袁忠妹、清普印染公司民间借贷案件中，对于2019年7月31日转账给郑雪燕的5万元，郑宇婷及袁忠妹均认可其中2.5万元系用于归还郑宇婷。一审庭审中，郑雪燕另明确，关于本案借款的利息请求，主张50万元自2016年4月8日起算，60万元自2016年4月29日起算，50万元自2016年7月9日起算，50万元自2016年12月13日起算，100万元自2016年5月22日起算，20万元自2016年3月1日起算，均按照年利率12%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以上事实，有当事人举证的身份证复印件、常住人口信息、银行流水、借条、离婚证，一审法院查询的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及关联案件卷宗材料，以及当事人陈述，一审法院调取的关联案件卷宗材料等附卷佐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审理中，郑雪燕陈述，袁忠妹出具的借条中借款451万元包含借款本金330万元，利息121.3万元。其中借款本金330万元的出借情况如下：2009年4月8日转账50万元、2010年4月29日转账60万元、2011年7月9日50万元、2011年12月13日50万元、2013年5月22日转账100万元（该笔转账至袁忠妹的女儿沈秋虹账户）以及2008年3月1日现金交付借款20万元。最初，每笔借款以收据方式确认，每一年到期后由袁忠妹付息并更换收据，收据中抬头的入账日期是指利息起算日，右下角的日期是还款日。上述六笔借款利息均支付至2016年，故在2019年8月中旬出具借条时计算了3年的利息121.3万元，与本金330万元加在一起出具了451万元借条。为此，郑雪燕举证了：证据1.五笔转账交付借款的银行流水，以及收据照片打印件6张，该6张收据显示的交款单位均为郑雪燕，具体日期及金额（收款方式）、利息分别为：1.2016年4月8日50万元（现金）12%，2.2016年4月29日60万元（现金）12%，3.2016年7月8日50万元（现金）15%，4.2016年12月13日50万元（现金（转））13%，5.2016年5月22日100万元（转账）13%，6.2016年3月1日20万元（现金）12%。2016年4月8日收据右下角处有苏州市金星服饰印花有限公司（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沈献忠）盖章，其余五份收据除该公司盖章外，均有袁忠妹签名，签名的落款时间均为对应的入账日期的后一年。郑雪燕另明确收据都是在还款后才重新出具的，实际出具时间可能会晚于写明的到账时间。证据2.银行流水一页，证明2008年8月25日郑雪燕银行卡有一笔30万元取现，郑雪燕主张该笔30万元给袁忠妹的现金借款，但认可该笔袁忠妹已于2017年7月7日清偿完毕，该笔亦不包含在本案诉请范围内。针对20万元现金借款的交付，郑雪燕申请冯林珍、郑琴红出庭作证。冯林珍述称，我记得郑雪燕有一笔10万还是20万的现金借款，是由我和郑琴红转交给袁忠妹的，时间大概是2008年2、3月左右。郑琴红述称，2008年3月1日，我和冯林珍将郑雪燕的20万元现金借款交付给袁忠妹，关于郑雪燕的利息前期是袁忠妹转给我，我再转账给郑雪燕，后期袁忠妹直接转账给郑雪燕了。2016年起郑雪燕没有再收到利息了，有几笔2016年通过我转交的利息都是2014年或2015年的利息（具体为：2016年3月1日24000元，2016年5月27日14万元、2016年9月7日12万元）。郑雪燕对于证人证言均认可。对于郑琴红称的几笔还款，其认为都是归还2015年的利息，也就是截至收据出具时的前一年利息，其中24000元是归还20万元利息，12万元是归还100万元借款利息，14万元利息也收到的。袁忠妹质证后认为：1.对于郑雪燕主张的五笔转账部分的借款，除了2009年4月8日50万元不认可外，其余四笔转账认可收到，并确认为郑雪燕向其出借的借款。2.对于现金方式交付的20万元借款不予认可。3.对于郑雪燕称2008年8月25日现金借款30万元不予认可。4.关于收据，认可由其出具及盖章，但存在对已结清借款重复出具收据的情况，是受到郑雪燕逼迫的。5.对于两名证人的证言不予认可，两名证人与袁忠妹也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与郑雪燕都存在密切关系。清普印染公司认为，其并非这些款项的借款人或使用人，也不清楚这些款项的性质以及袁忠妹是否存在这些借款，对这些证据情况均不清楚，真实性无法确认。袁忠妹认为其已归还了部分借款，为反驳郑雪燕的主张，举证银行流水一组，向郑雪燕转账情况如下：2013年1月1日转账5万元，2013年1月2日转账1.5万元；2017年7月7日转账35.1万元，2019年7月31日转账5万元，2019年9月9日微信转账1.2万元。其中对于上述还款情况，其仅能举证流水，无法明确其中任何一笔对应的借款及付息期间。袁忠妹另认为其通过郑琴红向郑雪燕归还了一部分借款，为此举证孙建英的书面证言一份，内容为“顾钰明于2012年2月26日借给袁忠妹二十五万现金，顾菊泉于2012年2月25日借给袁忠妹五十万现金，均由孙建英交给袁忠妹。”袁忠妹认为，其收到该两笔款项后分别交给郑琴红20万、50万，均用于归还郑雪燕，20万元是归还2011年12月13日50万元，50万元用于归还2011年7月9日的50万元借款。此外，袁忠妹认为其于2014年12月10日、2014年12月30日分别归还郑琴红216400元、85000元，这两笔都是用于归还2011年12月13日50万元借款的，故该两笔50万元借款均已还清。郑雪燕质证后认为，其中2013年1月1日及2日两笔合计6.5万元是支付2011年12月13日50万元借款的利息，该笔借款年利率13%，每年利息6.5万元。35.1万元结清了2008年8月25日30万元借款，5.1万元包含该笔借款一年利息以及20万元现金借款的部分利息，还有一部分利息是袁忠妹通过现金付给郑琴红再转交给我，否则利息5.1万元是不足额的。2019年7月31日5万元我只拿到2.5万元，还有2.5万元是归还给郑宇婷的。这几笔都是出具借条之前的还款。1.2万元微信转账收到的，具体对应哪一笔说不清了，同意在本案中抵扣利息。针对2019年7月31日的2.5万元还款，郑雪燕另明确：在结算出具本案《借条》时是2019年8月16日，当时考虑到2011年12月13日50万元借款2019年的利息还没有届满，就将2019年7月31日的还款2.5万元算作是支付了该笔50万元第三年部分利息，所以该50万元只算了2年的利息，其他五笔借款都分别算了3年的利息，加起来正好是121.3万元。关于孙建英的证人证言，郑雪燕不予认可，认为没有收到过郑琴红转交的50万元、20万元还款。郑雪燕认可于2014年12月30日收到一笔郑琴红转账的6.4万元，该款系2011年12月13日50万元借款（年利率13%）的利息，差额1000元是我让郑琴红买东西所以扣掉了。关于袁忠妹主张2014年12月10日、2014年12月30日转账给郑琴红的216400元、85000元。根据郑琴红在其起诉袁忠妹、清普印染公司民间借贷案件中举证的其名下流水，一审法院核查后发现郑琴红在收到216400元后于同日向冯林珍转账132000元、郑琴芬转账30000元，另有6400元为“支票户转”交易，次日向尾号0312账户转账50000元。郑琴红在收到85000元后同日向郑雪燕转账64000元，另于次日及2015年1月3日进行数笔取现、“支票户转”交易。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债务应当清偿。本案中，郑雪燕主张袁忠妹结欠其借款本金330万元及相应利息，举证了借条、收据照片、银行流水等证据。借条作为借款的重要结算凭证，对其效力应予认定，在此基础上，郑雪燕也解释了借条中451万元的构成。按照郑雪燕所解释的计算方式，经一审法院核算，根据6份收据照片中的本金及利率情况，本金之和为330万元，3年利息合计127.8万元，127.8万元减去其中12月11日50万元一年利息（13%）6.5万元恰好为121.3万元，本息相加后取整确为451万元。因此，一审法院认为郑雪燕所陈述的计算方式较为合理，也与其举证证据相互印证。袁忠妹辩称对6笔借款中郑雪燕主张现金交付的20万元以及2009年4月8日30万元不予认可，但袁忠妹针对其出具的20万元收据无法作出合理解释，2009年4月8日的30万元经一审法院调取银行交易流水信息，已显示系该款进入袁忠妹账户，交易时间及金额恰与2016年4月8日50万元收据相互对应，故对袁忠妹的上述辩解不予采信。袁忠妹另辩称直接转账及通过郑琴红转账归还了郑雪燕216400元、85000元，与郑琴红收款后该账户的实际付款情况无法对应，考虑到一审法院关联案件中已认定袁忠妹长期通过郑琴红向其他出借人归还借款本息的情况，一审法院对于袁忠妹的上述辩解不予采信。袁忠妹还辩称其于2012年2月向孙建英借款后通过郑琴红向郑雪燕转交20万元、50万元的还款，但所举证的书面证词中仅陈述了借款的情况，并无法证明其收款后的用途；郑雪燕亦不认可收到该两笔还款，无法采信。针对袁忠妹举证的其余几笔直接转账给郑雪燕的还款，袁忠妹无法对还款金额的对应关系一一明确，但郑雪燕对该部分转账以及通过郑琴红转付的多笔还款基本能够说明清楚其对应关系，所陈述的金额、还款的时间点等与本案借贷的基础事实基本符合。更为重要的是，除了2019年的两笔还款外，袁忠妹主张的多笔还款均发生2018年以前，远早于本案借条出具时间，其以早于借条的还款作为抗辩证据明显依据不足。综合上述分析，郑雪燕主张袁忠妹结欠其借款本金33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郑雪燕在本案中的举证及其相关主张已达到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故对其该项主张予以认定，该330万元借款还款期限已经届满，应予归还。关于郑雪燕主张的利息。郑雪燕主张本案6笔借款自对应的收据显示的入账之日起未付利息，一审法院认为，考虑到前述对于借条结算确认的451万元的分析及认定，结合郑雪燕的相关陈述意见，袁忠妹2019年7月30日转账归还的2.5万元（另2.5万元为向郑宇婷的还款）以及2019年9月19日微信支付的1.2万元，应当在本案借款利息中抵扣。由于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双方约定了还款的清偿顺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的规定，并结合本案中借款到期日、担保情况、利息约定均一致的情况，该两笔还款应当按比例抵充。根据330万元借款年利率12%计算，每天的利息为1100元，故3.7万元约为34天的利息。因此，该笔还款应用于抵扣6笔借款各34天的利息。综上，袁忠妹应归还郑雪燕借款330万元，并支付其中50万元自2016年5月12日起算，60万元自2016年6月2日起算，50万元自2016年8月12日起算，50万元自2017年1月16日起算，100万元自2016年6月25日起算，20万元自2016年4月4日起算，均按照年利率12%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关于清普印染公司的责任。本案中，郑雪燕举证的借条中显示担保人处加盖了“苏州清普印染有限公司”的印章，虽然清普印染公司及袁忠妹均否认该公章的效力，但袁忠妹已确认系其使用清普印染公司在“三证合一”之前的旧公章，袁忠妹作为清普印染公司的股东之一，其加盖公章时与公司法定代表人沈献忠为夫妻关系，故其有权代表清普印染公司在借条中盖章，即使该公章系旧章，并不影响其对外效力，故清普印染公司的担保行为有效，其应作为担保人对袁忠妹的还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清普印染公司另辩称借款未实际用于公司经营，一审法院认为，即使借款的实际用途亦不影响本案中对其应承担担保责任的认定。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袁忠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郑雪燕借款330万元，并支付该款的利息（其中50万元自2016年5月12日起算，60万元自2016年6月2日起算，50万元自2016年8月12日起算，50万元自2017年1月16日起算，100万元自2016年6月25日起算，20万元自2016年4月4日起算，均按照年利率12%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二、苏州清普印染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案件受理费收取为4788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52880元，由袁忠妹、苏州清普印染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二审经关联案件查询，袁忠妹作为被告的民间借贷案件共计34件，其中2019年7件，2020年27件，其中袁忠妹与清普印染公司共同作为被告的有25件，该25件案件或由袁忠妹在收据右下角签字后加盖公司公章，或由袁忠妹在借条右下角签字后加盖公司公章，或由袁忠妹在借条右下角签字后，在担保人处加盖公司公章，上述案件所涉收据、借条出具时间集中在2016年至2020年期间。关于一年一结利息问题，袁忠妹陈述，双方存在一年一结习惯，收据都是其出具，对方要求其加盖公司公章后由其加盖，前一年结清后，收据由其收回，其出具新的收据。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供新证据。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一致。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第一，袁忠妹结欠郑雪燕本息金额如何认定。第二，清普印染公司应否就案涉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认为，关于案涉借款结欠本息金额问题。上诉人清普印染公司认为，结合郑雪燕认可的袁忠妹归还案涉借款2015年的利息情况，可以倒推2015年时尚结欠郑雪燕本金236万元，袁忠妹亦未收到2008年8月25日现金转交的30万元，故孙建英的70万元现金系归还2011年12月13日的50万元以及另一笔20万元，2017年7月7日归还的35.1万元、2019年7月31日归还的2.5万元以及2019年9月19日归还的1.2万元应从2015年尚结欠本金236万元及相应利息中扣除，具体金额待核算。对此，本院认为，第一，清普印染公司认可袁忠妹收到郑雪燕主张的310万元，对2008年3月1日的20万元现金因袁忠妹已记忆不清，请求法院依法认定，故一审法院结合郑雪燕对案涉451万元借条金额组成、就该20万元现金出具过收据以及证人证言等证据，认定袁忠妹收到郑雪燕330万元借款并无不当。第二，关于孙建英的70万元，根据袁忠妹提交的证据，在郑雪燕、郑琴红否认收到该笔70万元款项的前提下，袁忠妹、清普印染公司未进一步举证将该70万元已交付给郑雪燕的情况下，一审未认定该笔70万元系对本案还款并无不当。第三，关于2017年7月7日归还的35.1万元以及出具案涉借条前的还款，袁忠妹虽否认收到2008年8月25日的30万元，在郑雪燕当天确有30万元取现记录的前提下，袁忠妹在其认为已经通过孙建英的70万元、2017年7月7日归还的35.1万元以及其他案涉借条出具前的还款，已经归还郑雪燕案涉借款的情况下，仍然在此后的案涉451万元借条上签字确认，与常理不符，又未提供证据证明在案涉借条出具时就借条载明金额提出过异议，亦未就借条签订后要求郑雪燕就借条金额进行对账并重新结算或收回进行举证证明。综上，结合双方借款、还款过程中存在现金交付的情形，清普印染公司与袁忠妹关于根据2015年利息倒推结欠本金，并应将孙建英的70万元、2017年7月7日的35.1万元以及其他借条出具前的还款在本案中进行抵扣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清普印染公司的担保责任问题。本院认为，双方一致确认，此前一年一结利息更换收据时，基本均由既非金星公司股东亦非法定代表人的袁忠妹在收据右下角签名后加盖金星公司公章，且袁忠妹与清普印染公司作为共同被告所涉25件民间借贷纠纷中，均提供了袁忠妹签字后由袁忠妹加盖金星公司或清普印染公司公章的借条或收据；结合案涉借条加盖清普印染公司公章时，袁忠妹系该公司股东，并任监事；同时，2019年七八月份在案涉借条加盖清普印染公司公章时，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占股80%的股东沈献忠与袁忠妹系夫妻关系，故袁忠妹在案涉借条担保人处加盖清普印染公司公章的行为，足以使债权人产生信赖利益，债权人有理由相信袁忠妹有权代表公司加盖公章并提供担保。据此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担保对清普印染公司发生效力，亦未超过担保期限于法有据。综上，清普印染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880元，由上诉人苏州清普印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庄敬重审 判 员 赵丽丹审 判 员 韩 军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王 媚书 记 员 王健罡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