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06行终4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彩娟，女，1937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嵊州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红琴，女，1966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嵊州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暨两上诉人委托代理人王晓良（系上诉人赵彩娟之子、上诉人王红琴之兄），男，1961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嵊州市三江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浙江省嵊州市三江街道杨港路**。 法定代表人章展波，主任。 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李俊洁，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裘沙泓，浙江三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嵊州市城镇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浙江省嵊州市三江街道圳塍村黄泥桥综合楼**/div>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永良，男，1957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嵊州市。 上诉人赵彩娟、王红琴、王晓良因诉被上诉人嵊州市三江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三江街道办”）行政协议一案，不服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4行初5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本院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红琴、上诉人暨上诉人赵彩娟的委托代理人王晓良，被上诉人三江街道办副主任李俊洁及该单位的委托代理人裘沙泓到庭应询。原审第三人嵊州市城镇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及王永良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询，依法不影响案件正常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赵彩娟、王红琴、王晓良于一审时起诉称：1.王永良所签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根据《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和土地使用证内注明7人，嵊州市城南新区管委会和房屋征收权属审核登记表等存在违法行为：一是房屋拥有权和土地使用权是7人，只补4人（余柯丽于2015年10月结婚，没有房屋产权份额和房屋上的土地使用权）；二是经联审确权共有合法房屋面积为499.1平方米，王永良己补偿420平米。另79.1平方米只给王永良双倍重置价，未补偿土地使用权的款项；三是经村公示无异议分别有房屋上的土地面积为20.33平方米和55.28平方米是1986年12月31日前建的住宅房，被告按用房补偿给王永良是侵权行为，住房证载剩余面积45.7平方米只给王永良按2500元／平方米未按合法房屋面积补偿安置都是侵权行为；四是被告在未明确7人各自房屋产权份额就签协议并强拆合法房屋是侵犯了原告合法房屋。原告在2015年10月知有房屋土地使用证做错后，去嵊州市人民法院要求立案对房屋确权，不准立案是违法行为，又违法实施“先拆后补”。同时，被告以嵊州市城南新区管理委员会为鉴定单位，该机构未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是违法机构，无权与王永良签协议，包括嵊州市城中村改造指挥部（临时机构）都是违法鉴定单位；嵊州市城镇房屋拆迁有限公司未经年检年审，是无效企业，也不能签该协议书，马永根不是法人代表无权签字。反之，王永良只限于他的家庭成员。2.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判嵊州市政府对笆弄村的所在房屋和原告赵彩娟的房屋征收行为违法，故，相关的协议和补偿安置也都依法为无效，二者有因果关系，征收行政行为包括双方签约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和补偿安置行政行为。违法的实质是未经省政府批准动用拆迁房屋、征收土地。因此，在未得到上级批准前所签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补偿安置行政行为都应依法为无效。3.原告都是成年人和合法公民，有合法房屋和房屋上的土地使用权等，没有授权和委托过王永良代签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王永良所签的协议是代表他家庭人员，不能代表原告三人。房屋在1992年嵊州市土管局人员重新普查登记时户主错写为王永良，原告在2015年10月拆除时才知，如写父母亲名下不会发生现状，登记时房屋拥有权也是7人，明确不是王永良一家人拥有（房屋分别是50年代建造由爷爷王伯财传下来，和父亲王传法在70年代建造的），是原告共有。经村公示无异议无土地使用证是1986年12月31日前建造的二套世居房，土地面积分别为20、33和55、28平方米，根据嵊政（2015）15号文件附件1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王永良签该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被告把该住宅房按用房补偿安置是侵权行为。母亲赵彩娟有单独户口和住房，理应单独签字和补偿安置。4.王永良拥有全部房屋明显违法。法律依据：王永良一家若有两房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第62条和《浙江省实施办法》第35条第二款规定，农户一户只有一处宅基地，宅基地面积最多不超过125平方米，王永良一户就有多处宅基地，又明显超过上述面积，而作为7人家庭成员加在一起就合法了。5.原告王晓良1961年11月出生在嵊州市××弄村，1978年12月参军入伍，参军前有上述房屋存在，被告明知原告房屋产权不明确就签该份协议并在协议书第五条第三款增加“被告和王永良对国土局发的土地使用证有争议，现影响到王晓良的房屋拆迁补偿，被告和王永良认可王晓良保留追补权利”，这一条明确违法，应先明确房屋产权份额后才能签约补偿、拆除。国发（2014）25号文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已经提出，户口管理登记的功能不应该作为能否获得房屋和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款的依据证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不能按照户口登记补偿，国土资发（2016）191号文件第5条、第7条也提到非农户口来源于合法房屋要保护宅基地等。6.王晓良父虽于1997年病故，但他的房屋产权份额和房屋的土地使用权没有因病故消亡，根据《物权法》《继承法》和嵊政（2015）15号文件第十二条规定，原告有继承权，理应给予继承。7.根据嵊城改组办（2015）1号文件第7条第二款规定，其分家析产取得住房……予以认定（有分家析产和父亲的遗嘱）。不能提供合法的分家析产依据或公证依据的，其所占面积按迁出当年该住房的确权建筑面积除以迁出当年该户家庭总人口数予以认定。当年原告王晓良于1978年12月参军入伍，合法房屋面积为801.81平方米／7人＝114.55平方米，是原告王晓良所有。故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依据《物权法》和《土地管理法》等规定，依法确定由被告和王永良所签的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编号为32号）为无效并由原告分别按1／7拥有的房屋产权份额和房屋上的土地使用权分别签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备注：要求把79.1平方米合法房屋面积被侵犯＋45.7平方米住房证载剩余面积被侵犯和20.33平方米＋55.28平方米被侵犯的房屋都是1986年12月31日前建造的合法房屋经村证明公示无异议＝200.1平方米归原告分别签协议和补偿安置）；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经（2017）浙06行初132号行政判决、（2017）浙行终1526号行政判决、（2018）最高法行申4372号行政裁定确认，2013年5月10日，嵊州市三江街道桥南村向嵊州市城南新区管委会（三江街道办）提出《关于桥南村实施城中村改造的申请报告》，2013年5月20日嵊州市城南新区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城南新区(三江街道)合新等村(社区)要求实施城中村改造的请示》，并报嵊州市人民政府审批，嵊州市人民政府于2013年7月29日作出同意批复。嵊州市城南新区管理委员会发布了房屋征收公告，明确征收范围、政策依据、评估机构、拆迁服务机构等事项，并就相关内容进行了公示。2015年3月12日，嵊州市人民政府颁布嵊政（2015）15号文件《嵊州市城中村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试行)》。2015年9月12日，以嵊州市城南新区管理委员会、嵊州市城中村改造指挥部为鉴证单位，嵊州市城镇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为甲方、王永良为乙方，签订《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赵彩娟作为王永良户内人口安置。后，涉案房屋被拆除。涉案房屋所在的集体土地已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征收。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王晓良经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申4372号行政裁定书确定，其对案涉房屋不享有合法权利，其与被诉行政行为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备原告资格。而原告王红琴，同样既非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也无证据证明是案涉房屋的产权人，与被诉行政行为无利害关系，亦非本案适格原告。原告赵彩娟于2018年3月31日已被诊断为阿尔兹海默症，2020年已基本不能讲话，根本不能作出委托诉讼的意思表示。且王晓良自认本案的诉状及委托书上王红琴、赵彩娟的签字均为（2020）浙0604行初18号案件中取回原件继续使用，而非重新办理，虽陈述已告知母亲、妹妹，但亦未提供相应证据，故王晓良并无证据证明王红琴、赵彩娟有起诉并委托其为代理人的意思表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上诉人赵彩娟、王红琴、王晓良上诉称：1.上诉人在2018年见到嵊州市原土地管理局1992年重新办理的《土地使用申请书》《土地使用审批表》内都注明7人。2.一审称赵彩娟在2018年患阿尔滋海默症，但其并非永远不会讲话。赵彩娟曾在2016年9月提起民事诉讼，2020年7月份起有时也会讲话。一审相关认定没有依据。3.上诉人从未授权或委托王永良代签补偿协议，相关安置补偿款应得到追补。4.征收拆除行为违法，故案涉协议签订行为无效。5.案涉协议存在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无效情形。6.从（2020）浙0604行初18号案件中取回委托书原件继续使用是有合法办理手续的。因疫情影响无法到嵊州重新办理手续，经当时法官同意，先用微信对话告知王红琴并转告母亲，因协议撤销之诉有期限限制，故把诉讼请求改为确认协议无效。王晓良在回嵊州时把这事告知了另两位上诉人，赵彩娟还说“你如果身体不行就不要起诉了太累，我说吃得消等”，改了委托书时间并按指纹。王红琴可对此证明。7.（2018）最高法行申4372号案件是征收违法案件，和本案无关联，嵊政（2015）15号文件因违反上位法，在2016年上半年被绍兴市人民政府废除，不能作为法律依据。8.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35条规定，被告不得向原告、第三人和证人收集证据。被告违法向第三人王永良收集证据。9.被上诉人不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上级文件规定。10.王传法虽于1997年11月病故，但其房屋未因病故而消失，上诉人有继承权。11.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伪造证据，王红琴的迁移证没有加盖公章，是违法行为。12.王永良如有两处房屋，违反了一户一宅的规定，房屋应为7人所有。综上，请求撤销一审裁定，确定由被上诉人和第三人王永良所签订的《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无效，并由上诉人分别按土地使用证内7人拥有的房屋产权份额和房屋上的土地使用权分别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书。 被上诉人三江街道办答辩称：1.本案王晓良、王红琴非适格原告，且一审法院已查明赵彩娟、王红琴并未授权王晓良代为提起诉讼。王晓良、王红琴非芭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王永良户内人口，在案涉土地上无合法产权证房屋，均非协议相对人，与协议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且王晓良无证据证明王红琴、赵彩娟有起诉并委托其为代理人的意思表示。故应驳回起诉。2.案涉协议合法有效。三江街道办根据嵊州市人民政府制定的《嵊州市城中村房屋补偿安置实施办法》发布了房屋征收公告。合法产权房屋经确权评估，相关补偿事项在协议中予以明确约定，王永良作为该户代表签字确认，协议已履行完毕，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无效情形。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原审第三人嵊州市城镇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王永良未到庭应询，也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裁定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王晓良、王红琴的原告主体资格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该法第四十九条同时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案中，关于王晓良的原告主体资格，在（2017）浙行终1526号生效行政判决及（2018）最高法行申4372号行政裁定书已有相关认定，即“本案所涉征收补偿安置之时，王晓良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王永良户内人口，王晓良亦承认未进行过分家析产；同时，王晓良也非《王永良户补偿安置协议》的当事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王晓良对于案涉土地、房屋享有合法权利”，同理，王红琴主张其为本案适格原告亦缺乏证据支持。关于赵彩娟本人是否具有起诉真实意思表示问题，王晓良一审中自述本案诉状及委托书上王红琴、赵彩娟的签字实签署于另案（2020）浙0604行初18号案件相关诉讼材料上，系取回再用而非重新办理，结合一审关于赵彩娟本人于2018年3月已患阿尔滋海默症及2020年已基本不能言语的调查情况，王晓良关于本案起诉及委托系赵彩娟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亦缺乏基本证据支持。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王 建 审判员 蒋 瑛 审判员 范卓娅 二〇二一年一月七日 书记员 王 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