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民终76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保平，60岁，男，汉族，住址：惠州市大哑湾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学海，58岁，男，汉族，广东茂名人，住址：惠州市大亚湾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泽荣，男，52岁，汉族，广东惠东人，住址：惠州市火亚湾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广梅，女，53岁，汉族，东惠州人，住址：惠州市大亚湾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冯添德，男，48岁，汉族，广东惠州人，住址：惠州市大亚湾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琼兰，女，46岁，汉族，广东龙川人，住址：惠州市大亚湾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东英，女，58岁，汉族，广东连平人，住址：惠州市大亚湾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钟容佳，男，35岁，汉族，广东惠州人，住址：惠州市大亚湾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吴运玲，女，50岁，汉族，广东惠州人香港居民，惠州市大亚湾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小辉，男，61岁，汉族，广东梅州人，住址：惠州市大亚湾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彩虹，女，47岁，汉族，广东惠州人，住址：惠州市大亚湾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织女，女，47岁，汉族，广东惠州人，住址：惠州市大亚湾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朱运钦，男，60岁，汉族，广东博罗人，住址：惠州市大亚鸿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骆秋荣，男，58岁，汉族，广东龙川人，住址：惠州市大亚湾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谢明锋，男，37岁，汉族，广东连平人，住址：惠州市大亚湾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桂君，男，7l岁，汉族，广东龙川人，住址：惠州市大亚湾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蔡小民，男，32岁，汉族，广东陆丰人，住址：惠州市大亚湾区。上述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表人：王保平（本案上诉人之一）。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国京，男，60岁，广东连平人，工作单位：惠州大亚湾溢源净水有限公司，住址：惠州市大亚湾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龚利红（杨家伟妻），女，工作单位：淡水人民医院，住址：惠州市大亚湾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远辉，男，35岁，广东惠州人，住址：惠州市大亚湾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建波，男，53岁，广东惠州人，工作单位：惠州大弧湾溢源净水有限公司，住址：惠州市大亚湾区。上诉人王保平等因与上诉人杨国京、龚利红、陈远辉、黄建波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粤1391民初25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保平等请求：1、判决被上诉人赔偿原告因本案维权而付出的劳力与支出成本等合理费用3000元，由杨国京、龚利红、陈远辉、黄建波按比例相应分摊904.85元、645.48元、1002.11元、447.56元。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9月2日，上诉人根据（2017）粤民再204号民事裁定书代表本院全体业主起诉，针对庭审中的问题，上诉人向法院提交了意见陈述书，证明我方诉求有据。判决驳回上诉人第三项请求的说法是“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实际上是一审法官对证据的理解失之机械片面，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既是被告违约侵权的证据，也是我方证明为维权而付出的人力成本的部分证据，根据起诉书、先后提交的意见陈述书所引述的法律及陈述的事实，一审法官应当按照“代理件数”及取费水平这种公正合理的衡量方式审查本诉求。代理案件劳力成本与合理的支出是必不可少的；代理案件都是以件为单位的；王保平作为原告代理此案的事实有目共睹，当主张的诉求远低于市场标准时，已经表明主张的费用是合理的，已经不需要为此举证。维权费用所具有的特殊性注定只能按“市场交易习惯”即件数确定，用其他举证方式计算既不合理也不实际。首先,此案是否双方同意和解，是否需要上诉、再审起诉时无法确定，也就无法就付出的人力成本与相应开支完整举证，而当时的举证规则必须在开庭审理前完成，而诉讼程序决定了诉求是不能随意修改的；第二，复杂的脑力劳力成本社会并没有标准定价是客观现实，例如出一份告示、收集一次证据到底值多少钱？涉及诉讼的活动，例如收集法律、案例、撰写、取证、申请立案、开庭等涉及诉讼的大量活动，是已经发生的，而且是必不可少，工作量因人而异，即使举证了，如何确定人工数与相应价值？本案复杂的脑力劳动占了成本的绝大部分，在2019年10月24日提交给法院的意见陈述书上提到，仅撰写起诉书、收集证据、发出通知、短信、申请立案所花费的时间就超过了三个月，如果为举证添置一套录音录像装置作为证明王保平从事这些脑力活动时的证据，必然会增加不必要的诉讼成本，显然不会得到法院的认可，涉及诉讼活动，法院工作人员是见证者，作为审判机关，不可能作为见证人为你作证。即使按农民工的工薪计算，王保平代理此案所付出的人力成本也远远不止2000元。第三，当时小院面临财源枯竭的窘境，作为小院负责人，当时我与何学海合议这笔钱在胜诉后从这项诉求中得到，因此包括诉讼费在内的所有支出都是由王保平垫付，我方不可能虚拟付款作为证据向法院提交。聘请律师都是按案件数来计算，一审的这项判决不合理。本案的复杂性及难度，远高于一般案件。首先，当时小院自主管理的模式在社会上没有宣传，更没有成为案例，报纸对此肯定是之后才出现的事；用专门的法律来调整这种法律地位并非明确的法律关系把握还存在一定困难，代理本案不得不大面积阅读法律，从法律的源头找根据，反复推敲身份寻地位，寻索合理策略建立胜诉的逻辑，都花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进行推演。原一、二审法院的裁定被高院撤销，己经证明案件的复杂与艰难程度，继而又发生了上诉、申请再审、重审等大量用票据难以核定的脑力劳动与费用支出，这种维权成本的特殊性决定了只能按代理件数作为判断依据，仅用支出收据举证无法反映实际发生的劳力成本。而王保平作为维权活动的组织策划者，相关证明早已向法院提供，其从事的劳动有目共睹，属于按照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无需举证的情形，法官有理由确信上诉人的主张的费用无可非议。2016年广东省律师代理一审案件的最低收费是2000元，（2016）粤1391民初980号案，王保平代理案件经历了一审、二审、一、二审法官的答疑、到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应省高级法院法官的要求补充材料，撰写说明，耗费大量的精力与时间，打印文件，刻录光盘、邮寄文件，都需要支出，差旅费如果按政府或企业的标准，可占诉求一半，我方称2000元的维权费用是象征性的，无可置疑的充满诚信与宽宏大量。（2019）粤1391民初2596案件，我方考虑到（2017）粤民再204号民事裁定书己经解决了涉及法律方面的问题，难度大为降低，根本没有考虑广东省律师最低收费标准大幅提高的现状，仅按2016年最低收费的一半即1000元主张维权费，差不多相当于装修工的一天工钱，完全就是一种善良。司法实践通常衡量的就是你主张的这部分维权费是否高过律师收费标准，而我方不仅没有高出这个标准，即使按最低工资标准衡量都是不够的。举证的目的无非是利用证据的“三性”使得判决无可非议，而上诉人涉及本案诉讼活动所呈现的事实，不仅具各“三性”，与诉求相结合具有无可非议性，法官足以认定我方的这项请求合法合理充满善良。一审对于不证自明的诉求，本应直接支持，作出驳回诉求的判决，有失公正，亵渎正义与善良。综上所述，上诉人的诉求完全正当，请法院支持我的诉求。上诉人杨国京、龚利红、陈远辉、黄建波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粤1391民初2596号民事判决，并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被上诉人等人不具有适格的诉讼主体资格，大部分被上诉人不是涉案26号大楼的业主，被上诉人并没有向法院提供房产证等证明其是适格的诉讼主体，因此，被上诉人王保平更不具有诉讼代表人的资格。2、涉案停车的土地产权仍属于惠州市大亚湾自来水公司所有，一审法院错误认定该土地包含在涉案小区内。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证明涉案小区对该土地享有所有权、使用权和管理权。3、涉案土地上的车棚是部分业主（包括上诉人）经过惠州市大亚湾自来水公司的同意，自行出资搭建供出资业主停放小车使用的。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惠州市大亚湾自来水公司拆除废弃的水处理构筑物等，建成了自行车、摩托车车棚及篮球场”。4、上诉人杨国京、陈远辉、黄建波是惠州市大亚湾自来水公司的原职工，涉案停车的土地属于惠州市大亚湾自来水公司所有，上诉人在停车土地上搭棚停车的行为是经过公司同意的，并不需要经过小区同意，也不是小区业主组织将篮球场改建为停车场的，涉案停车土地与涉案小区是没有关系的。一开始上诉人等人是不存在说交费的情况的，当时公司有人在看管该停车地块（该地块也停放有公司车辆），公司改制后没有安排人看管，涉案的小区才找人负责搞卫生和看管下。当时居住在涉案宿舍的职工吴伟明才找到停车的业主说少抽一包烟适当给予看管人员适当的补贴，让他也更加尽职管理，所以上诉人等人就同意每月给30元的补贴。一审法院认定停车费40元每月是没有任何依据，该40元每月的停车费究竟是何人决定的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难道是王保平说收多少就收多少吗？所以也更说明了上诉人原来支付30元每月是纯属自愿的。因此，上诉人等人从来没有支付过什么停车费，支付的30元是补贴给看管人员的，不是给小区的，自始自终停车的地方都不是涉案小区的，停车棚也不是涉案小区搭建的，涉案小区从来都不具有收取停车费的权利。二、暂且不论涉案小区是否具有权利收取停车费，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也错误，被上诉人王保平等十七户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无权提起诉讼。1、一审法院适用《物业管理条例》第十条的规定“同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业主,应当在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的指导下成立业主大会，并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但是，只有一个业主的，或者业主人数较少且经全体业主一致同意,决定不成立业主大会的，由业主共同履行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职责。”但却错误的认为“双方以诉讼的行为表明无法共同作出一致决定，所以大多数的业主可以履行业主大会的职责”，这是完全错误的逻辑关系，该条应理解为，只要有一个业主未同意不成立业主大会，那么该小区就应当成立业主大会。该条的立法目的也是为了防止出现多数人侵害少数人利益的情况。澳头粮所背26号院业主总数24户，被上诉人为十七户，成立业主委员会管理小区是原则，该小区并没有经过决议一致同意不成立业主大会，并且王保平等17人也未提交相应取得全体业主授权的证据，因此王保平等17人并不能作为全体业主的代表提起诉讼。2、小区未成立业主大会，即便成立业主大会或经过全体同意自行管理，业主仍不具各经营资格。收费必须具各《收费许可证》，此类资料王保平等17人没有提供相应证明，也无法提供，收费标准也应由当地物价局审批确定，未经过审批，业主有权拒付。原审原告王保平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杨国京、龚丽红、陈耀忠、黄建波支付的停车场地使用费，其数额分别为1375元、1375元、1560元及700元。2、因被告杨国京、龚利红、陈远辉、黄建波长期欠缴停车场地使用费造成维修基金被挪用，造成全体业主不得不自掏腰包支付维修费用的被侵害的后果，应分别赔偿全体业主因此造成的包括利息在内的经济损失440元、440元、499.2元、224元。3、判决上述被告赔偿原告因为本案维权而付出的劳力成本与合理费用3000元（象征性收取），按比例分摊，杨国京、龚丽红、陈远辉、黄建波相应分别承担823.35元，823.35元，934.13元，419.16元。4、判决被告按比例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惠州市大亚湾区澳头粮所背26号院原属惠州市大亚湾自来水公司的干部职工家属楼，该院内包括一栋楼房、一个300多立方米的蓄水池、一块空地、一个值班室和一个泵房,值班室的保安人员是上述自来水公司聘请并由其支付工资。1997年间，澳头粮所背26号院房屋进行了“房改房”，分配给符合条件的自来水厂干部职工并分户办理房屋权属证书，澳头粮所背26号院合计业主24户，原告王保平等17人均为该楼房的业主。1999年左右，惠州市大亚湾自来水公司拆除废弃的水处理构筑物等，建成了自行车、摩托车车棚及篮球场。此后，该公司停发澳头粮所背26号院值班室保安人员的工资，至此，澳头粮所背26号院实际交由24户业主自发管理。在此过程中，26号院形成了《总公司宿舍楼管理员工作职责》，该公约一直沿续至今，得到了大多数业主的遵守，业主按月缴纳一定物业费用并由业主何学海统一收取，用于支付聘用保安人员工资及上述26号院的基本维护费用，同时，为满足26号院业主的停车需求，该院内的篮球场被改建为停车场供业主停车，2012年9月至2014年6月，车位使用费业主按每车50元/月收取。2014年7月开始，车位使用费业主按每车40元/月收取。院内聘用的一名管理员，按月发工资，按《总公司宿舍楼管理员工作职责》的规定负责院区的卫生打扫及绿化、看护车辆、每天早上开门、晚上关门等。基于上述物业费及车位使用费的收缴情况，负责人形成了流水账本及缴纳物业费在户登记簿，以便查阅。被告杨国京是26号院业主，其名下车辆牌号为LMD230号。被告龚利红与被告杨国京为翁媳关系，被告龚利红与被告杨国京的儿子结婚后即居住在26号院的被告杨国京家中，自2014年开始，其名下牌号为LMJ035号的车辆停放在26号院的停车场内。根据流水账本及缴纳物业费在户登记簿可见，上述两被告名下的车辆停车费用、物业管理费均由被告杨国京的妻子曾小艳缴纳。在涉及被告杨国京的缴纳物业费在户登记簿中，曾小艳于2013年8月6日缴纳了一辆车的车位使用费与物业管理费768元，标记为“012年7月-013年6月（30+34）×12”，备注为“按调前交”；2014年5月29日，缴纳12个月的物业管理费，标记为“44×12”；2014年6月30日，注明“上期欠（834）+14年1-6月（50+50+44）×6-528”,备注“还欠1170”；2014年12月9日，缴纳264元，记载为“交来44×6”，备注“还欠1710”；2015年1月19日、3月11日、4月6日，分别缴纳当年1-3月的物业管理费及两个车位费，均为114元；2015年9月19日，交纳“4-9月34×6=204元”；2015年12月21日，交纳“10-12月34×3=102元”，“2015年4月至12月共欠停车费720元”，备注栏内记“欠停车费6个月×80=480元、欠停车费3个月240元”；2016年，缴纳全年物业管理费，但注明两辆车“欠1-4停车费320”。即至2015年12月份，被告杨国京欠“物业管理费”234元、“车辆管理费”1176元，被告龚利红欠“车辆管理费”900元。被告陈远辉不是26号院业主，但其“车辆管理费”比照业主标准为40元/月，其名下车辆牌号为LY2321号，根据流水账本记载及缴纳物业费在户登记簿可见，案外人“陈耀忠交停车费2011年至2012年12月：360+420，收1000”；“2013年50×12=600”；“2014年1-6月50×6=300，7-12月40×6=240”；“2015年车辆管理费每月40元”，备注栏内记“欠480元”。即至2015年12月份，被告陈远辉欠“车辆管理费”1400元。被告黄建波不是26号院业主，但其“车辆管理费”比照业主标准为40元/月，其名下车辆牌号为LY4257号，根据流水账本记载及缴纳物业费在户登记簿可见，被告黄建波“012年-013年1-6月720-180，收540；013年7-12月50×6=300”；欠“014年1-6月50×6=300,7-12月40×6=240”，备注栏内记“欠540”；“2015年车辆管理费每月40元，黄建波交1-12月40×12=480”，备注栏内记“欠2014年540元”。即至2015年12月份，被告黄建波欠“车辆管理费”540元。2016年1月-4月，四被告均未缴纳“车辆管理费”，均为按40元/月计算该四个月的“车辆管理费”为160元。至此，至2016年4月止，被告杨国京拖欠的“物业管理费”为234元；被告杨国京、龚利红、陈远辉、黄建波拖欠的“车辆管理费”分别为1336元(1176元+160元)、1060元(900元+160元)、1560元（1400元+160元）、700元（540元+160元）。2016年5月至2018年12月，因未派人管理停车场，26号院暂停收取“车辆管理费”。2019年1月1日起，26号院恢复收取“车俩管理费”，收费标准为40元/月。以上事实，根据原、被告的庭审陈述，原告提交的光盘、流水账本记载及缴纳物业费在户登记簿等证据，经庭审质证核实，在卷证实，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八十一条规定：“业主可以自行管理建筑物及附属设施。”第七十六条规定：“下列事项由业主共同决定：……（七）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力的其他重大事项……决定欠款其他事项，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本案中，原告王保平等17户业主所在的小区澳头粮所背26号院业主共计24户，且户型面积相差不大，原告王保平等17户业主的住房面积和业主人数已经满足“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的法定条件，故原告王保平等17户业主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是本案适格的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业管理条例》第十条“同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业主，应当在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的指导下成立业主大会，并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但是，只有一个业主的，或者业主人数较少且经全体业主一致同意，决定不成立业主大会的，由业主共同履行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职责”的规定，本案中澳头粮所背26号院的业主人数较少，且因部分业主在本案为被告，双方的诉讼行为已经表明无法共同作出一致的决定。因此，在上述26号院未成立业主大会且未委托物业服务企业或其他管理人管理小区的情形下，小区业主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自行管理小区，占建筑面积过半且人数占总人数过半的原告王保平等17户业主可共同履行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职责，可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全体业主提起诉讼，其所主张的权利归属于全体业主。澳头粮所背26号院为了满足居住业主的停车需要，将原有的篮球场改建为停车场，有停车需求的业主包括被告杨国京、龚利红在内均向业主负责人缴纳过停车场车辆管理费。被告陈远辉、黄建波虽不是业主，但因为有停车的需求，也按26号院业主的标准向该院业主负责人缴纳过停车场车辆管理费。可见，26号院虽未成立业主大会或委托物业服务企业或其他管理人管理小区，但26号院属于全体居住业主自主管理状态，其在自主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决议得到了大多数业主的遵守和执行。四被告既然已经使用了停车场停放车辆，即应当遵守按时交纳车辆管理费的决议，但至本案审理终结前，被告杨国京、龚丽红、陈耀忠、黄建波尚欠26号院的停车场车辆管理费分别为1336元、1060元、1560元、700元，上述款项四被告应立即支付给原告王保平等17户业主并由26号院24户业主共同享有。故各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杨国京尚欠26号院的物业管理费234元，不在原告的诉讼请求范围内，本院对此不做处理。四被告逾期未向原告支付停车场车辆管理费，必然给26号院全体业主造成相应的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车辆管理费的性质，原告请求参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年利率的标准，自四被告逾期付款六个月后计算四被告应向26号院全体业主赔偿各自逾期付款额的利息损失，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根据原告核算，截止2019年9月，四被告应向原告分别支付的利息损失为518.79元、263.12元、494.15元、217.41元。综合各被告拖欠停车场车辆管理费的数额和时间，原告核算出的上述利息额未超出法律法规的限制项规定，四被告应按此标准各自向原告支付利息损失。庭审中，原告认为被告杨国京和龚利红是翁婿关系，故该两人的利息损失应合并计算后各自承担50%为440元，本院认为，被告杨国京和龚利红各自名下的车辆使用26号院内停车场的时间段各不相同，两被告拖欠的停车场车辆管理费也各不相同，故该两被告应按其拖欠的停车场车辆管理费分别向原告赔偿利息损失为518.79元、263.12元，合计为781.91元，该数额并未超出原告请求的880元（440元+440元）。原告请求四被告赔偿因维权而付出的劳力成本与合理费用3000元（象征性收取），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判决：一、被告杨国京、龚丽红、陈耀忠、黄建波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保平等17人支付澳头粮所背26号院的停车场车辆管理费分别为1336元、1060元、1560元、700元。该款项归属于上述26号院的24户全体业主。二、被告杨国京、龚丽红、陈耀忠、黄建波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保平等17人分别支付利息为518.79元、263.12元、494.15元、217.41元（计算至2019年9月份止）。该款项归属于澳头粮所背26号院的24户全体业主。三、驳回原告王保平等17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杨国京、龚丽红、陈耀忠、黄建波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原告是否适格的问题，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民再204号已明确释明：本案澳头粮所背26号院的业主人数较少，且因部分业主在本案中作为被告，双方的诉讼行为已表明无法共同作出一致决定。因此，在澳头粮所背26号院未成立业主大会且未委托物业服务企业或管理人管理小区的情形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认定王保平等17人具有适格原告的资格。原审法院依据上述裁判文书认定原告具有适格主体资格合法合理，本院予以维持。二、上诉人王保平既是本案诉讼代表人，也是本案当事人之一，其作为诉讼代表人并未与其他原告约定代理的相关费用，也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所诉请的支出，故其主张的因本案维权而付出的劳力成本与合理费用，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王保平等、上诉人杨国京、龚利红、陈远辉、黄建波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200元，由上诉人王保平等负担50元，由上诉人杨国京、龚利红、陈远辉、黄建波各自负担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邹 戈审 判 员  沈 巍审 判 员  张佳誉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法官助理  韦翠玲书 记 员  肖静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