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7民终32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韦德军，男，1975年4月14日生，布依族，住贵州省平塘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卢德兰，女，1978年8月1日生，布依族，住贵州省平塘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女，2009年3月13日生，布依族，住贵州省惠水县。 法定代理人：陈某，女，与赵某系母女关系，住贵州省惠水县。 原审被告：赵先智，男，1977年3月10日生，布依族，住贵州省惠水县。 原审被告：赵先艳，男，1989年1月2日生，布依族，住贵州省惠水县。 上诉人韦德军、卢德兰与被上诉人赵某及原审被告赵先智、赵先艳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贵州省惠水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4日作出（2020）黔2731民初80号民事判决后，韦德军、卢德兰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了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韦德军、卢德兰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协议书》第二条对上诉人如何承担责任作了约定，该约定未损害未成年的利益。该《协议书》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应为有效协议，双方应全面履行该约定。2.关于残疾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被上诉人赵某是农村农业户口，应按贵州省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3.关于残疾辅助器具费。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未提供残疾辅助器具生产厂家生产经营的任何资质证书，以及预算是否真实的凭据，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赵某二审未答辩。 赵先智、赵先艳二审未陈述意见。 赵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被告赵先智、赵先艳与被告韦德军于2018年8月3日签订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协议书》为无效合同；2.判令被告韦德军、卢德兰连带赔偿原告赵某因交通事故产生的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871419.60元（其中医疗费26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100元、营养费8100元、护理费9687.60元、交通费2000元、鉴定费700元、一次性残疾赔偿金27523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残疾器具辅助费540000元）；3.依法判令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南分公司在保险限额内就前款请求在其承保范围内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保险公司已对原告赵某赔付了122000元，故原告赵某一审庭审时当庭表示不再要求保险公司在本案中承担赔偿责任，撤回对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南分公司的起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8月3日，被告韦德军驾驶云Ｃ×××××号轻型自卸货车由惠水县岗度镇方向往平塘县掌布镇方向行驶。12时30分许，当车行至惠水县545村道（本底至柏栗，小地名：摆治）7ｋｍ＋600ｍ处时，该车右前轮碰撞在公路右侧行走的原告赵某，造成原告赵某受伤的伤人交通事故。原告受伤后被送到贵州省骨科医院住院治疗81天，期间，于2018年8月6日行“左足清创＋截肢术＋ＶＳＤ负压吸引术”。住院期间，原告住院费74900.98元，门诊治疗费136.20元，其中原告自行支付2600.98元。被告韦德军向原告支付了住院伙食补助费3100元。事故发生当日，被告韦德军与原告亲属赵先艳签订《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协议书》载明“一、双方一致向交警部门申请做简易程序处理；二、乙方赵某因交通事故受伤住院期间的住院治疗费由甲方（韦德军）凭票支付，乙方休养结束进行第二次手术（拆除内固定）期间的住院治疗费由甲方凭票支付；三、此协议为此次道路交通事故当事双方自愿达成的最终协议，当事双方及证人签字后生效，在此协议履行完毕后，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在要求甲方对此次交通事故的损害进行赔偿，同时不得再以任何理由要求相关部门再做处理”。2018年8月4日，原告法定代理人赵先智在外务工赶回后在前述协议上补签名字并捺印。2018年8月4日，惠水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出具第52273142018000129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认定“韦德军承担此次道路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赵某无责任”。2018年11月15日，经《贵中一司鉴［2018］临鉴字第444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赵某因交通事故致左足距舟关节以远端缺失，其伤残等级为七级伤残”。受原告法定代理人赵先智委托，2018年12月25日，德林义肢康复器材（成都）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向原告法定代理人出具《关于赵某残疾辅助器具配置意见》（编号为ＮＯ:2018-1201），对原告义肢配置情况作出配置评估意见，主要内容为“参照ＧＢ／天4432-2009假肢费用鉴定赔偿标准、中国假肢行业协会公布辅具费用标准指导目录，因患者年龄较小，为满足日后学习、工作及生活需求，需安装足部义肢，建议假肢更换年限至我国女性人口平均寿命年限”。假肢配置“1.肖伯特塞姆式脚1具，价格18000元，使用年限3年；2.ＰＰ承筒1具，价格3000元，使用年限1年（18岁以前需每年更换一次）。维修费用按假肢产品价值的约10%计算”。综上，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一审另查明：原告赵某系农村户籍，事故发生时就读于惠水县岗度乡柏栗小学（位于惠水县）。被告韦德军与被告卢德兰系夫妻关系，被告卢德兰系云Ｃ×××××号轻型自卸货车所有人，该车在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南分公司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简称交强险），保险期间2018年6月25日至2019年6月25日。事故发生时，肇事车辆尚在交强险保险期内。又查明：保险公司在本案原一审判决后主动在交强险范围内赔付了原告赵某122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一、被告韦德军驾驶机动车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行驶，未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遇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之规定，造成本次交通事故，惠水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的被告韦德军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的规定，本案中，被告韦德军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依法应当赔偿原告因事故遭受的损失。保险公司在本案原一审判决后主动在交强险范围内赔付了原告赵某122000元，原告赵某当庭表示不再要求其在本案中承担赔偿责任，撤回对保险公司的起诉。原告的上述诉权处分，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予以准许。二、对于事故发生后双方签订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协议书》。本案发回重审后，向原告进行了释明，上述协议的效力认定，是其再请求赔偿的基础。原告遂变更诉讼请求，主张上述协议无效。监护权的行使必须以不损害未成年人的利益为前提。本案中，原告赵某在事故发生时受伤，事故发生当日，被告韦德军与原告父亲赵先艳等签订《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协议书》，原告受伤后被送到贵州省骨科医院住院治疗81天，期间于2018年8月6日行“左足清创＋截肢术＋ＶＳＤ负压吸引术”，无疑属于严重的人身损害。未成年人原告长大后可能承受的痛苦与支付的后续医疗费用，将远远超过当前《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协议书》约定的数额。原告的父亲代为签订和解协议，其出发点是为了迅速解决纠纷及时得到赔偿，但是从监护权行使的角度看，和解协议无疑侵犯了原告赵某的合法权益。且上述协议仅仅约定了“一、双方一致向交警部门申请做简易程序处理；二、乙方赵某因交通事故受伤住院期间的住院治疗费由甲方（韦德军）凭票支付，乙方休养结束进行第二次手术（拆除内固定）期间的住院治疗费由甲方凭票支付”等，案涉协议签订时并不知晓赵某医疗费、护理费、伙食补助费及出院后期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赔偿费用的具体数额。综上，协议约定依法未能生效。三、结合本案的有效证据以及庭审查明的事实，根据《贵州省户籍管理条例》关于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的规定，纳入赔偿的项目分析认定如下：1.残疾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的规定，本案原告于2009年3月13日出生，原告因伤构成七级伤残，该项损失确定为：上一年度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592元／年×20年×40%＝252736元。原告诉请超出部分不予支持。2.精神损害赔偿金。原告系未成年人，因本次事故的发生而受伤，受伤时未满十周岁，因伤行截肢手术并经治疗后构成七级伤残，在身心上受到了严重伤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予以确定”的规定，根据原告的受伤及伤残情况，原告该项请求为25000元，予以支持。3.住院伙食补助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的规定，贵州省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为：省内100元／天，原告住院81天，其提出住院伙食补助费为8100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认定。4.医疗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原告赵某住院治疗医疗费中部分已由被告韦德军支付，原告赵某自行支付2600.98元，被告对此予以认可，予以确认，现原告诉请2600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5.护理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的规定，原告受伤住院治疗81天，故该项损失为：上一年度贵州省居民服务及其他服务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35528元／年÷365天／年×81天＝7884.30元，原告诉请超出部分，不予支持。6.营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的规定，原告受伤住院81天，原告系未成年人，且行截肢手术，根据原告伤残情况，原告诉请营养费按100元／天计算，符合实际情况，予以支持，该项损失确定为100元／天×81天＝8100元。7.交通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时机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的规定，原告虽未提供相应票据予以证明，但该项费用实际发生客观存在，结合原告受伤后到省会城市治疗，且住院时间较长，亦进行伤残鉴定等情况，原告诉请2000元予以支持。8.鉴定费。关于该项损失，原告提供了的鉴定费发票显示数额为700元，予以支持。9.残疾辅助器具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残疾辅助器具费按照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相应的合理费用标准。辅助器具的更换周期和赔偿期限参照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的规定，本案中，根据德林义肢康复器材（成都）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出具的配置意见：原告现年10周岁，至18岁ＰＰ承筒需更换8次，费用为3000×9（含首次安装）＝27000元；至79岁肖伯特塞姆式脚每三年更换一次，需更换23次，费用为18000×24（含首次安装）＝432000元；假肢维护费（安装、更换器具当年不需要维护）为18000×10%×（79-10-24）＝81000元，合计540000元。上述损失共计人民币847120.30元，扣除被告韦德军已经支付的3100元，扣除保险公司在较强项范围内已支付的122000元，合计722020.30元，原告诉请871419.60元，原告诉请超出部分不予支持。被告韦德军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上述赔偿金额应当由被告韦德军承担。庭审中，被告韦德军与被告卢德兰均认可双方系夫妻关系，被告卢德兰系云Ｃ×××××号轻型自卸货车登记所有人，云Ｃ×××××号轻型自卸货车实为被告韦德军、卢德兰夫妻共同购置并经营、管理，该车辆运营收益亦为被告韦德军、卢德兰夫妻家庭收益，因此，云Ｃ×××××号轻型自卸货车运营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所产生之债务，应视为被告韦德军、卢德兰夫妻共同债务，故被告卢德兰对被告韦德军驾驶云Ｃ×××××号轻型自卸货车产生的侵权之债，应承担连带责任。综前述，被告韦德军、卢德兰应当连带赔偿原告赵某除交强险外的经济损失人民币722020.30元。被告韦德军认为原告的残疾辅助器具费系假想预算，只能按实际发生的合理费用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残疾辅助器具费按照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相应的合理费用标准。辅助器具的更换周期和赔偿期限参照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本案中，为原告出具残疾辅助器具配置意见的德林义肢康复器材（成都）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假肢、矫形器等康复器材的设计、生产、销售、装配及售后服务，其出具的配置意见认定原告赵某适合装配肖伯特塞姆式脚及ＰＰ承筒，并确定了假肢的更换周期和使用期限，该意见客观合理，予以采信。被告韦德军虽认为原告的残疾辅助器具费系德林义肢康复器材（成都）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假想预算，但未对该部分费用是否过高申请重新鉴定，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的“实际发生的合理费用”，故其对该部分损失的辩解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2018年8月3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协议》无效；二、被告韦德军、卢德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连带赔偿原告赵某经济损失人民币722020.30元；三、驳回原告赵某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50元，被告韦德军、卢德兰承担7050元，原告赵某承担1000元。 经本院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监护人的职责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的规定，原审被告赵先智作为被上诉人赵某的监护人之一，在签订上述赔偿协议时应当维护赵某的合法权益，但赵先智却在赵某发生事故次日且对赵某应获得赔偿项目及金额不清楚的情况下在赔偿协议书上签字确认，严重损害了赵某的合法权益，故该赔偿协议违反了上述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情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协议，一审法院认定正确，应予以确认。 关于本案伤残赔偿金应否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的问题。当前，我国户籍制度已经改革，城乡统一了户口登记制度，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故一审法院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本案残疾赔偿金并无不当，上诉人韦德军、卢德兰主张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的理由不成立，应不予支持。 另外，上诉人韦德军、卢德兰还提出赵某的残疾辅助器具费计算机构没有相关资质。经审查，德林义肢康复器材（成都）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在一审时已提交营业执照等相关材料，证实了其属于辅助器具配制机构，具备出具相关意见的资质，故一审法院将该机构出具的意见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并无不当，上诉人韦德军、卢德兰的该项主张与事实不符，应不予支持。 据此，上诉人韦德军、卢德兰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091元，由上诉人韦德军、卢德兰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蔡云飞 审判员  朱代昀 审判员  郑 晔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 法官助理兰丽辽 书记员蒋岸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