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71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赵群翊，男，1971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光国，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晓涵，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世涛，男，1975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兰芳，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丽菲，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赵群翊因与被上诉人孙世涛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496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群翊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孙世涛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孙世涛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并未查明本案的事实情况，事实认定严重错误。1.赵群翔和孙世涛合作的经过。2.赵群翔向柴某推荐"风格×1号"的经过。3.2015年6月12日的50万元，是预先支付给赵群翔的半年保底工资。4.2015年10月20日的500万元，是支付给赵群翔的业绩提成。5.原审法院错误的认定孙世涛和赵群翔存在合同法律关系。6.原审法院错误的认定了550万元属于借款的性质。7.原审法院的事实认定，严重违背了常识。二、原审判决错误的分配了举证责任，严重违法。1.孙世涛应承担证明存在借贷合意的举证责任。2.赵群翔已经证明其和风格×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该550万元款项系保底工资和业绩提成。3.原审法院一方面认定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另一方面又认定550万元和保底工资和业绩提成无关，严重错误。4.原审法院以赵群翔未能证明550万元是其工资和提成为由，支持了孙世涛的请求，严重违反"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三、原审判决援引的法律条文和本案判决毫无关联。四、孙世涛在历次诉讼中的前后表述相互矛盾。综上所述，原审判决在事实认定、举证责任分配、证据认定及法律适用方面，存在严重的错误。原审判决援引的法律条文，更与本案的判决结果风牛马不相及。上诉人赵群翊依法上诉至贵院，请贵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孙世涛辩称，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合作关系，双方合作发行风格×一号产品，约定由上诉人以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名义投资200万元至风格×一号产品，产品清算前，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提前预支风格×一号产品收益共计550万元。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550万元后，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又以风格×公司及被上诉人为被告要求支付其投资的200万元及收益，被上诉人已依照法律程序向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支付了风格×一号产品本金及投资收益。因此，上诉人收取被上诉人上述550万元已无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对被上诉人亦有失公平，故上诉人依法应向被上诉人返还前述550万元并支付相应逾期利息。二、上诉人赵群翊主张其收取的550万元系劳动报酬，缺乏基本的事实根据和以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也有违常理。1.上诉人与风格×公司并不存在劳动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松散的合作关系。2.无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风格×公司之间法律关系任何，上诉人主张550万元系其薪资与提成奖励，违背客观事实。3.上诉人主张550万元系其在风格×公司3个月的薪资与提成奖励，不符合常理与客观实际。4.上诉人在另案陈述550万元为其管理的十支产品的分红，在本案中又主张50万元为底薪，500万元为风格×1号、××3号的提成分红，再扣除税款12%后，计算得出500万元。因此，关于550万元的款项性质上诉人主张存在虚假陈述，自相矛盾。上诉人对于产品管理与发行的事实陈述也存在前后矛盾或与事实不符的情况，因此，上诉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三、被上诉人并未主张双方存在借贷合同关系，原审法院也并未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四、从举证责任来看，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双方之间的合作事实以及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了产品分红款相关事实；但是，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完全不能证明涉案550万元为上诉人的劳动报酬和提成，根本无法动摇被上诉人诉讼主张的案件事实，并且被上诉人提交的反驳证据亦足以否定上诉人所称涉案550万元系其劳动报酬、提成的抗辩主张。依照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本案依法应当认定被上诉人诉讼主张的案件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及上诉人涉案550万元是劳动报酬和提成的抗辩主张完全不成立。孙世涛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550万元及利息（从原告首次起诉之日即2016年7月25日起至被告实际履行之日止，利息按照年利率6%标准）；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12日，原告向被告转账支付50万元。2015年10月20日，原告向被告转账支付500万元。2016年7月25日，原告以民间借贷为由，以民间借贷为由，将被告诉至海曙法院，认为被告分两次向原告借款550万元，要求被告应向原告偿还两次借款合计550万元。2017年1月26日，原告出具撤诉申请书，称，被告主张双方经济往来并非借款，是基于双方的合作，故原告申请撤诉，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纠纷。当日，海曙法院作出（2016）浙0203民初3083号口头民事裁定，准许原告撤回起诉。2017年7月5日，原告以合同为由，将被告诉至原审法院。后原告在法定期限内没有预交诉讼费用。2017年7月28日，原审法院作出（2017）粤0304民初28037号民事裁定，裁定本案按撤诉处理。2017年8月15日，原告出具民事起诉状，以合同为由，将被告诉至原审法院。原告在起诉状中主张，被告认识原告后，希望借助风格×公司平台开展业务。后被告拟入职风格××公司，双方口头就后续合作达成部分意向，被告从原告处预借了550万元。之后双方就合作条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故被告应向原告偿还550万元。2018年6月13日，原审法院作出（2017）粤0304民初39391号民事裁定，准许原告撤回起诉。该案件开庭笔录内容显示，被告提交的名片载明其工作单位及职位为“深圳风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原告当庭确认，被告上述工作名片系经过其本人及风格×公司同意后印发的；除涉案550万元外，原告未向被告支付其他资金。2017年12月15日，原审法院作出（2017）粤0304民初4314号民事判决，载明，原告安××公司与被告风格×公司、被告孙世涛委托理财合同纠纷，风格×公司和孙世涛在该案中主张双方存在合作关系，赵群翊以安××名义投入200万元，后向孙世涛预借550万元。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主张其与案外人赵群翊之间存在合作关系，但未能举证证明，故被告风格×公司应向原告安××公司支付投资款及收益4229400元，被告孙世涛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判决生效后，涉案款项已执行完毕。诉讼中，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风格×公司2015年8月、9月的工资表，以及被告2015年8-9月的工资条，用以主张被告在风格×公司任职期间每月工资为6000元。原告提交的工资表由财务总监熊某英制表，董事长（原告）批准，被告基本工资一栏显示为每月6000元，扣除个人所得税145元，实发工资为5855元。但被告未在工资表签名栏处签名确认，工资条也没有被告签收确认的信息。被告主张上述证据系原告单方制作而非实际工资收据，且原告未提供银行转账记录予以佐证，因此不予确认。2.案外人××创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营业部与风格×公司于2015年7月13日签订的风格×天工1号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合同显示被告任职该基金投资经理。3.案外人××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用以主张风格×天工1号证券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后未实际投入资金运作，上述基金合同未实际履行。4.深圳永信瑞和会计师事务所2016年2月24日出具的审计报告（深永信审字[2016]第045号），其中利润表载明风格×公司2015年度投资收益为26478277.48元，净利润为2098991.52元。被告对上述审计报告不予确认。被告为了证明其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1.案外人××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录用通知书、离职证明及收入证明信，用以主张其2013年11月7日至2015年6月4日期间收入为：税前年目标收入80万元，其中固定年薪为税前64万元，年度目标业绩奖金的年目标收入所占比例为20%，即年度绩效工资基数为税前16万元，个人所得奖金根据公司相关制度确定。2.长安国际信托—风格×1号收入、开票明细表，以及中融国际信托—××3号收入、开票明细表，主张风格×公司是依据上述两表的数据计算公司季度收益，并向被告支付了提成款500万元。两表没有风格×公司的确认信息，原告对此亦不予确认。同时，被告主张业绩提成的计算依据为，前述明细表中××1号2015年8月28日、2015年9月24日收款，××3号2015年6月30日至2015年9月25日收款（不含9月25日赎回款栏收款数额）总额8143409.22元×70%（双方口头约定分配比例）×88%（扣除12%的税费）=501万元，双方协商一致，被告只收取500万元。原告对此不予认可，原告主张双方约定的分成方式是投资团队60%，资金募集30%，市场开拓人员10%，以公司的收入为前提按比例分成。另查，风格×公司于2010年12月3日成立，为企业法人，原告原为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于2019年3月26日注销。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原告向被告转账支付550万元，后起诉要求被告返还。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条件，为本案适格主体。被告关于原告不是本案适格主体的抗辩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采纳。被告确认已收到原告转账支付的款项550万元，故本案争议焦点为涉案款项550万元的性质。原告主张涉案合同为被告投资风格×1号产品，原告提前向被告支付尚未到期的收益款。原审法院（2017）粤0304民初4314号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曾以上述理由，对安××公司主张的“风格×1号产品”收益分成诉求进行抗辩，但原审法院对此不予采纳并判决风格×公司和原告连带向安××公司支付投资款及收益4229400元。该判决生效后，安××公司已收到上述款项。原告认为涉案550万元与风格×公司和原告连带向安××公司支付投资款及收益4229400元为同一性质款项，而再次起诉要求被告返还。虽然原告之前因为涉案款项多次向海曙法院和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向被告主张权利，但之后均撤诉，法院并没有对涉案款项性质作出生效认定。故原告再次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被告确认收到上述550万元，但主张涉案款项系原告向其支付的工资以及业绩提成。风格×公司和被告之间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但原告提交的风格×公司2015年8月、9月的工资表，以及被告2015年8-9月的工资条，均显示了被告的工资收入信息。被告提交的名片也注明其为风格×公司总经理。原告为风格×公司法定代表人，原告将风格×公司2015年8月、9月的工资表作为证据提交，可见其确认被告与风格×公司于2015年8至9月期间之间存在合法的劳动合同关系。《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规定，实行年薪制或按考核周期支付工资的，用人单位应按约定每月支付工资，年终或考核周期届满时应结算并付清工资。被告于2015年6月4日从案外人××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处离职，2015年6月12日即收到原告转账支付的50万元。被告主张该50万元为风格×公司提前支付的半年基本工资，但其证据不足以证明，且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告与风格×公司的劳动关系从2015年6月5日起，存续时间达半年。因此被告关于该50万元为风格×公司提前支付的半年工资的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此外，被告也未就业绩提成方面的约定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仅凭被告提交的风格×1号收入、开票明细表以及××3号收入、开票明细表，不足以证明被告对上述两个基金存在管理和分红的权利。故被告关于500万元为业绩提成的抗辩意见，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亦不予采信。综上，被告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550万元为其应得的工资和提成，应返还原告，并应支付利息（自原告首次起诉之日即2016年7月25日起至被告付清款项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原告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赵群翊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孙世涛返还款项550万元；二、被告赵群翊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孙世涛支付上述款项利息（自2016年7月25日起至被告赵群翊还清款项之日止，以550万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57325元（已由原告孙世涛预交），由被告赵群翊负担。本院二审查明，孙世涛表示“赵群翊之所以以安××公司的名义投资，是基于赵群翊当时在别的基金公司上班，是不能投的，这违背基金业管理协会的规定。所以赵群翊以200万元投到安××公司里，以安××公司的名义投到风格×公司，合作发行产品。”本院对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各自主张的案涉550万元款项性质和缘由，有责任提供证据。孙世涛主张双方存在合作关系，案涉款项系因双方合作发行风格×1号产品时，约定由赵群翊以安××公司名义投资200万元至风格×1号产品，产品清算前，赵群翊请求孙世涛提前预支风格×1号产品收益共计550万元。对此陈述，孙世涛表示各方并未签订书面协议，意即缺乏载明双方存在合作意向、赵群翊以他人名义投资以及赵群翊作出垫付收益的请求的直接有效证据。在另案中，孙世涛和风格×公司提出上述主张，生效判决未予采信，而是认定风格×公司和孙世涛向安××公司支付投资款及收益4229400元。相反，赵群翊则主张其与风格×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50万元是预先支付给其的保底工资，500万元是其负责管理的风格×1号和风格×3号的业绩提成。然而，从本案证据和各方陈述可知，赵群翊并未与风格×公司签订劳动合同，风格×公司也未为其办理社保，二审中其自述以个人名义缴纳社保，该等事实和陈述足以动摇其主张的劳动关系的真实性。关于风格×公司2015年8月、9月的工资表以及赵群翊的工资条、名片，孙世涛回应称双方是松散的合作关系，赵群翊提出以风格×公司名义发行风格×天工1号产品，由于监管部门的要求，为了让赵群翊成为该产品基金投资经理而印制上述资料，双方并不存在真实劳动关系。另查，对于赵群翊所指的风格×1号和风格×3号产品，该两项产品的发行时间均在赵群翊在他公司任职期间，基金经理均不是赵群翊，赵群翊称其于2015年6月至12月实际管理该两项基金产品，缺乏有效证据佐证，其以当年使用的电子邮箱被入侵并被删除邮件为由，主张其无法提供任职管理相关产品证据，难以让人信服。同时，赵群翊主张计算业绩提成的基数、分配比例以及税率，均不能证明系双方约定的分配方案。赵群翊二审提交其与案外人曾维江、彭聪的通话录音和与蔡典典、鲁静怡的微信聊天记录，孙世涛均不予认可，上述案外人亦未提交书面证言和到庭作证，对于该等存有疑点的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由于当事人双方对于各自主张款项流转原因只是口头约定，对于协议内容是否有具体约定均已无法查明，双方各自对案涉550万元款项性质和缘由也均未能形成优势证据，未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根据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有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的原则中，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孙世涛诉请赵群翊返还向其转账的550万元及利息，因孙世涛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由孙世涛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孙世涛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审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4968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孙世涛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57325元（已由被上诉人孙世涛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57325元（已由上诉人赵群翊预交），均由被上诉人孙世涛负担（迳付上诉人赵群翊573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 炬审判员 易 静审判员 郑寒江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赵怡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