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116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中得科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市**，实际经营地山东省青岛市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xxXT。 法定代表人：孙玉伟，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利，山东鹏程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长顺，山东鹏程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筑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xx73。 法定代表人：苏树军，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震，男，1963年6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现住上海市闵行区，系青岛筑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筑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xx4F。 法定代表人：于宏涛，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震，男，1963年6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现住上海市闵行区，系上海筑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上诉人青岛中得科技技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中得公司）与被上诉人青岛筑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筑能公司）、上海筑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筑能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20）鲁0202民初30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青岛中得公司上诉请求：1、请依法判令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解除借款协议并由二被上诉人连带偿还上诉人本金122万元及利息74.32万元共计196.32万元；2、本案上诉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存在主观臆断，未依据案件事实进行认定，属于认定错误，从而导致错误的判决结果，二审法院应予以纠正。一、上诉人与青岛筑能公司的借款合同中的第三条明确约定还款方式为：月利率为百分之五，六个月为一个周期计算利息，直至还清本金为止。违约责任在协议的第五条也明确约定了被上诉人未按时支付利息，超出约定时间按本金日百分之一计算违约金。2018年2月12日青岛筑能公司还款本金28万元，对于剩余的借款本金122万元，青岛筑能公司总是以资金紧张为由不予偿还利息及本金，无奈上诉人在法律规定的时效内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而原审法院却对借款协议未进行认真审查，又以出借方未向二被上诉人要求主张权利与常理不符为由不能支持上诉人的诉请，明显偏袒被上诉人一方，造成司法不公。二、借款协议明确约定青岛筑能公司借款用途为专项资金使用，为了该借款的安全使用及到期能及时偿还，双方在协议的第四条进行了详细约定，协议签订后青岛筑能公司的项目最终未能实施，致使上述约定无法履行。无论上诉人陈述专项资金项目与否，不影响本案借贷关系的成立，原审审理期间二被上诉人也未能举证双方合作关系，而原审法院混淆借贷和合作法律关系的概念，属于严重错误，应予以纠正。三、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孙玉伟与青岛筑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向阳系某公司的股东，基于双方有上述关系，上诉人才将150万元借给青岛筑能公司使用，但两方法定代表人之间的股东关系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上诉人起诉青岛筑能公司时，以青岛筑能公司的工商登记住所地信息为准，送达的其他地址上诉人的代理人不清楚，却被原审法院以未提供真实地址，从而认为上诉人没有如实陈述，任性的认定双方不是借贷而是合作关系让人贻笑大方，丧失了法律的尊严及严肃性。四、青岛筑能公司对上诉人的诉请没有异议是表明青岛筑能公司认可借款事实，但青岛筑能公司未向法庭举证还款28万元的事实及将其中的105万元直接汇给了上海筑能公司，视为举证不能，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原审法院却依据上述原因，从而驳回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实属主观臆断，应当予以纠正。 青岛筑能公司辩称，一、郑向阳以及未经合法有效授权的其他被委托人不能参加本案诉讼活动。在一审开庭时，我们就已经向法庭释明了郑向阳的法定代表人身份已经依法被股东大会给剥夺了，其委托代理人资格也被公司股东大会撤销了。尽管郑向阳在一审时耍赖称没收到股东会决议，但至少我们在一审时当庭提交的证据材料包含了全部股东会决议；那么，郑向阳收到股东会决议的事实已不容分辨了。需要指出的是，股东会议依法拥有公司的最高权力。根据《公司法》第36条、第37条等规定，《股东会决议》自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该法律约束力不以工商行政机关的变更登记备案为前提。换言之，公司股东会议对郑向阳的罢免自2020年7月16日《股东会决议》发出起即生效，且是最终结果。青岛筑能公司已于2020年08月26日正式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重新办理了新的《营业执照》，并同时重新刻制了企业公章；郑向阳手里所持有并拒不交出的营业执照和公章已经依法失去法律效力。至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郑向阳在青岛筑能的权力已经是永远不复存在了。此前郑向阳伪造私刻股东上海筑能公司的公章，欺骗青岛市市南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办理工商变更行为，涉嫌构成伪造企业公章罪，我们正在整理相关报案材料向公安部门报案。综上，包括郑向阳在内的所有未经合法有效授权的所谓被委托人，依法不能出席和参加本案的诉讼活动，其所发表的各种言论均不能代表青岛筑能公司。二、原审法院不存在《上诉状》所谓“偏袒被上诉人一方，造成司法不公”情形。一审时，上诉人与郑向阳之间相互勾结，满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以为上海筑能公司无法获得相关证据就能够瞒天过海，就能够蒙骗法官，就能够以合法方式去实现非法目的。没想到一审法官有一双火眼金睛，根据大量地客观事实，以及上诉人和郑向阳在一审庭审时的“双簧”表演，敏锐地识破了青岛中得公司伙同郑向阳内外勾结伪造借款事实的猫腻。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是专业律师，应该非常清楚在二审中提出的这个所谓28万还款不属于“法定的新的证据”，且该证据完全是控制在上诉人自己手里的，也更应该知道在一审法庭上说谎是应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上诉人现在眼看自己与郑向阳勾结的事情已经彻底败露，在二审时不顾“自我打脸”地又临时抛出已经还了28万的说法，将一审的150万元的本金改为二审的122万元本金，这只能说明恰好是上诉人及上诉人的律师自己在恶意扰乱司法环境，伪造一个虚假诉讼来肆意破坏我国法制社会的公平正义。三、上诉人对所谓《借款协议》不能自圆其说，至少表现为：上诉人和郑向阳均无法说出“专项资金”中的“专项”到底是什么具体的项目？即便是到了二审也依然在回避这个问题。其原因就是这个所谓的“专项”原本就一个子虚乌有的事实，上诉人和郑向阳的本来目的就是为了骗钱。上诉人和郑向阳均拒绝提供“银行专用监管账户”；直到二审在其上诉状中也依然还是不肯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一旦涉及到银行的事实，上诉人和郑向阳就实在无法将故事继续编下去了。郑向阳拒绝提供青岛筑能公司支付给上海筑能公司的105万钱款的凭证。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既然是青岛中得与青岛筑能的“专项”合作项目，那为什么还要把钱转给没有参加该“专项”合作的上海筑能公司呢？为什么上海筑能公司自始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所谓的“专项”项目存在呢？根据公司章程，如此重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向股东进行报告呢？更为虚假的是，上诉人和郑向阳在回答上海筑能“签订该《借款协议》时，在‘代表人’位置上加盖‘孙波’私章的孙波其本人在场吗？”的发问时，均异口同声地回答称“不记得了”；尤其可笑的是，郑向阳还加了一句“反正我是在场的”。在上海筑能继续问“如果孙波在签字现场，为什么还要舍简求繁地不是用手写签字而是用盖章的方法来签合同呢？”时，上诉人的律师和郑向阳拒绝回答。被上诉人青岛筑能公司认为，上诉人律师和郑向阳利令智昏，不顾最简单的逻辑道理，简直是把法庭上的其他人全部都当成傻子了。上诉人和郑向阳以为有了编造的“借款协议”和“银行转账”这个所谓的“铁证”，就能够以合法手段去实现非法利益了，殊不知这是机关算尽太聪明，上诉人与郑向阳制造的虚假诉讼的企图当然是不能得逞的，假的就是假的。四、上诉人与上海筑能公司之间签订有书面合同，当然存在“合作关系”，具体如下：青岛中得与上海筑能之间签订有《蓄能罐设备采购合同》（见一审补充证据）；上海筑能因上述合同向青岛中得开具了400余万元的增值税发票（见一审补充证据），青岛筑能已经将该增值税发票全部进行了税务抵扣；青岛中得拖欠上海筑能400余万元的合同款；青岛中得公司与上海筑能公司存在“合作关系毋庸置疑”。在这种前提下，青岛筑能作为上海筑能的全资子公司，怎么可能还需要向青岛中得去借钱呢？这显然是不合逻辑和情理的。上海筑能已经将上述合同和发票等证据，通过补充证据的方式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也就是说上海筑能通过当庭陈述和提供客观证据的方式，充分证明了上海筑能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且上诉人迄今拖欠合同款没有结清的事实。尽管一审法院后来没有组织第二次开庭，但是一审法官已经对本案的客观事实查得非常清楚了。本案的判决结果完全符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足以认定”的全部条件。一审庭审时，上海筑能也明白无误地当庭陈述了上海筑能与青岛中得另外存在合同关系，而上诉人当时的回答是“与本案无关”。换言之，上诉人的回答是当庭承认了双方存在该合同关系的真实性的。更何况，上海筑能在庭后向法院提交了涉及《蓄能罐设备采购合同》和发票等补充证据。五、原审判决丝毫不存在所谓“丧失了法律的尊严及严肃性”。上诉人与郑向阳之间相互勾结，欺瞒并侵犯上海筑能的合法权益；郑向阳利用手里控制青岛筑能的营业执照和公章等便利条件，伪造虚假借款事实，制造虚假诉讼，编造谎言欺骗法官，倘若法律对他们这样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也要支持的话，那才是真正地“丧失了法律的尊严及严肃性”。作为与上诉人相互勾结的郑向阳，在法庭上以被告一的名义发言称“对上诉人的诉请没有异议”，只能更加证明了郑向阳的吃里扒外和与上诉人之间的狼狈为奸这一事实是成立的。上诉人所谓“还款28万的事实”，其称郑向阳在一审时“没有异议”。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上诉人在二审时要主动坦白上海筑能并不知情的该28万的情节呢？难道是害怕被追究制造虚假诉讼的法律责任吗？上诉人与郑向阳之间相互勾结，郑向阳这种全然不顾吃相地吃里扒外行为表现；难道郑向阳的言论还值得法院去采信吗？上海筑能的确没有收到青岛筑能的这笔所谓的“105万元”借款。况且，这些钱都是上诉人与青岛筑能在《借款协议》上称为了实现“专项”业务的“专项资金”，岂能毫无理由地将这笔钱转给上海筑能呢？上诉人在《借款协议》上不是还特别规定要“专款专用、相互监督”吗？不是还设立了“银行专用监管账户”吗？难道说上诉人主动放弃“监管”了吗？ 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法官反复要求上诉人陈述并说明该所谓借款的形成过程和相关问题时，上诉人和郑向阳均表现为张嘴结舌，以及顾左右而言他的狼狈相。一审在判决书的第6页第3段中仅仅只是以“其他均回答不清楚”做了一个客观中立地表述，算是给了上诉人和郑向阳充分地人格尊重了，法院并没有用文字去刻画上诉人和郑向阳当时的傲慢和窘态。综上所述，上诉人伙同郑向阳制造虚假借款合同，不择手段地以貌似合法的套路去实现非法的利益，其所作所为严重地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一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请二审人民法院继续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上海筑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辩称，一、郑向阳在青岛筑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身份均被免除，相关权力亦被依法剥夺。具体如下：郑向阳的法定代表人身份和总经理职务，已经被股东大会给依法免去和剥夺（详见一审提交的证据《股东会决议》）。青岛筑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已于2020年8月26日正式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重新办理了新的《营业执照》，并同时重新刻制了企业公章；郑向阳手里所持有和拒不交出的营业执照和公章已经依法失去法律效力。此前郑向阳伪造私刻股东上海筑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公章，欺骗青岛市市南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办理工商变更行为，涉嫌构成伪造企业公章罪，我们正在整理相关材料向公安部门报案。二、郑向阳利用职务之便，非法与上诉人内外勾结所签订的《借款协议》当然归于无效，理由如下：郑向阳与上诉人签订的所谓《借款协议》上海筑能自始都不知情。该所谓《借款协议》所涉内容均是虚假的。在上诉人尚欠上海筑能公司400余万合同款的前提下，上海筑能还要向上诉人去借款的说法不合逻辑和常理（详见一审提交的补充证据《蓄能罐设备采购合同》和发票）。上诉人与郑向阳之间狼狈为奸相互勾结的事实毋容置疑。综上所述，上诉人伙同郑向阳制造虚假借款合同，不择手段地以貌似合法的套路去实现非法的利益，其所作所为严重地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本案一审的判决结果完全符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足以认定”的全部条件。请二审人民法院继续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青岛中得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确认于本民事起诉状送达青岛筑能公司之日解除青岛中得公司与青岛筑能公司于2017年12月7日签订的《借款协议》；2.依法判决青岛筑能公司、上海筑能公司连带向青岛中得公司偿还150万元本金，并支付自2017年12月8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2020年6月8日止的30个月的利息90万元，本息合计24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青岛筑能公司、上海筑能公司连带承担。庭审中青岛中得公司明确第一项诉讼请求为：依法判决确认解除青岛中得公司与青岛筑能公司于2017年12月7日签订的《借款协议》；明确第二项诉讼请求：本次诉讼利息只主张至2020年6月8日，但是2020年6月9日之后的利息并未放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青岛筑能公司的类型是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郑向阳，成立日期2017年2月27日，股东为上海筑能公司。 二、青岛中得公司与青岛筑能公司的实际经营地均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xx路xx号xx，分别是x号楼x楼xx室和x楼xx室，双方的法定代表人分别是孙玉伟、郑向阳。 青岛中启公司的类型是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王世国，成立日期2016年4月7日，股东为孙玉伟、郑向阳、王世国，郑向阳为总经理，住所地为山东省青岛市市**xx路**xx集团**楼**，即青岛筑能公司的实际经营地。 也即，青岛中得公司与青岛筑能公司的实际经营地在同一楼内，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为青岛中启公司的股东。 三、2017年12月7日，甲方（出借方）青岛中得公司与乙方（借款方）青岛筑能公司签订《借款协议》，记载的主要内容是：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就甲方借款给乙方作专项资金使用一事，达成如下协议：第一条甲方分三期出借给乙方500万元，第一、二期均为150万元，第三期为200万元；第二条借款期限：每一期借款期限的计算，是以乙方银行到账单据的时间算起，还款时间是以甲方实际到账时间为准；第三条借款月利率为5%，每一期借款利息的计算以6个月为一个计算周期，乙方应在每一期借款6个月后一周内向甲方支付当期利息，直至还清本金为止等；第四条甲乙双方的权益：甲方应分三期出借给乙方500万元整，乙方应在约定的时间内按时支付利息，为了达到专款专用、相互监督的目的，甲乙双方共同建立该项目的银行专用监管账户，在银行印鉴中加上甲方人员印鉴等。合同上加盖了甲乙双方的印章，乙方栏盖有孙波的个人印章。2017年12月8日的《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记载:出票人为青岛中得公司，收款人为青岛筑能公司，金额为150万元。 庭审中要求甲方（出借方）青岛中得公司解释说明上述《借款协议》的几个问题：一是还款时间、违约责任的约定情况，二是该款项系“甲方借款给乙方作专项资金使用”的“专项资金”情况，三是第四条“专款专用、相互监督”中的专款专用情况，四是第四条“甲乙双方共同建立该项目的银行专用监管账户”，其中“甲乙双方共同建立该项目”的具体内容及银行专用监管账户设立情况。对此青岛中得公司除解释未约定还款期限是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返还外，其他均回答不清楚。 青岛筑能公司质证称当时三方在运作一个项目，青岛中得公司提供资金，青岛筑能公司具体实施，上海筑能公司提供设备，但对项目的具体内容不予作答。同时青岛筑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向阳又称三方之间的项目是青岛市东海路9号生活热水供应工程，该项目是青岛中得公司的一个子公司主持，青岛筑能公司没有参与，但是郑向阳个人参与了，属于中间牵线搭桥的，买了上海筑能公司的设备。 由此可见，青岛中得公司与青岛筑能公司签订《借款协议》后，将150万元转入青岛筑能公司账户，但该原、被告均不予解释上述《借款协议》未约定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借款协议的一般条款和内容，对《借款协议》中涉及的“专项资金”、“双方共同建立该项目的银行专用监管账户”、“专款专用、相互监督”等内容不能作出说明，对该款项涉及的项目情况不予解释。 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遵循诚信原则，但青岛中得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有违诚信原则，其诉讼请求依法不能予以支持，理由如下： 1、青岛中得公司与青岛筑能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其中缺乏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条款，与借款协议的通常形式和内容要求等不相符合，作为《借款协议》出借方的青岛中得公司，从未向借款方或其控股公司要求支付利息、偿还本金，也与常理不符； 2、《借款协议》提到该款项是为某个项目的专用资金，青岛中得公司作为出借方应该是明知项目情况的，有义务如实陈述相关事实，但庭审中青岛中得公司对项目及“专项资金”、“双方共同建立该项目的银行专用监管账户”、“专款专用、相互监督”等内容不予解释说明，致使无法确定本案涉及款项系基于借款关系还是合作关系； 3、青岛中得公司与青岛筑能公司的实际经营地在同一楼内，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为青岛中启公司的股东，但青岛中得公司在民事起诉状上并未如实记载相关信息，在本案送达过程中也未予提供。因此，青岛中得公司与青岛筑能公司对所谓《借款协议》涉及的真实情形没有如实陈述，存在以下合理怀疑:该协议只是借用了借款协议名称，双方并不是真正的借贷关系,而是某项目的合作关系； 4、作为《借款协议》另一方的青岛筑能公司，虽然对青岛中得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异议，但从来没有向其偿付过本息，青岛中得公司起诉后仍然没有还款的方案计划或行为，亦未对其抗辩的“其中的105万元直接汇给了上海筑能公司”举证证明。 因此，青岛中得公司要求根据《借款协议》判令青岛筑能公司、上海筑能公司向其支付借款本息举证不足，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规定，判决：驳回青岛中得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青岛中得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青岛中得公司提交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拟证明2018年2月12日，青岛筑能环境公司偿还了上诉人借款150万元中的28万元，所以上诉人在上诉状诉请中将28万元扣除了。二被上诉人质证称，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应作为证据使用，与本案无关联性。上诉人的诉状中已经否定该28万，一审法官反复询问过上诉人和郑向阳，他们都没提及该28万。入帐通知没载明与本案借款有关联。 本院依法调取了青岛筑能公司的银行交易流水，该流水显示2017年12月8日青岛中得公司向青岛筑能公司支付款项150万元（用途摘要为货款），2017年12月13日青岛筑能公司向上海筑能公司支付100万元（用途摘要为定金）。 上诉人青岛中得公司对银行交易流水真实性没有异议，因青岛筑能公司的项目最终没有实施，双方未按照借款协议建立专用的监管账户，对于青岛筑能公司将借款挪用，不影响本案借贷关系成立。该证据可以充分证明上海筑能公司刻意隐瞒的青岛筑能公司将借款150万中的100万转入上海筑能公司的账户的事实，同时充分证明两个被上诉人的资金是混同的，应连带偿还上诉人的借款及利息。 被上诉人青岛筑能公司、上海筑能公司对银行交易流水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一、中得公司在该150万元的汇款用途中，自己明确标注为"货款"，证明该款项不是"借款"性质。这与青岛中得同上海筑能签订的424.8万元的合同应付款项基本对应。二、青岛筑能在4天后汇给上海筑能的100万元的用途为"定金"，结合2017年12月26日郑向阳以个人名义汇给上海筑能的5万元，合计105万与424.8万元的合同中的约定105万的预付款是吻合的。三、郑向阳从所谓150万借款到账后，到2018年12月份止，个人直接从公司账户合计提走了159.325万元。郑向阳一直担任青岛筑能的总经理，实际控制着青岛筑能的全部运营和管理，尤其是郑向阳在2018年5月份担任青岛筑能法定代表人之后，又以公司名义"借款"25万，郑向阳把青岛筑能的账户当成了自己的"私人提款机"，其行为涉嫌构成"职务侵占罪"，公司股东保留追诉权。四、从该银行对账单中不见有任何所谓"专项"投资，即可证明真实的资金流向与《借款协议》约定不符。 青岛筑能公司、上海筑能公司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苏树强博士的身份"，拟证明：1、上海筑能与江苏蓄能谷两家公司的大股东都是苏树强博士，二者属于关联公司。2、江苏蓄能谷系生产研发基地，为上海筑能的销售活动供应产品。故出现江苏蓄能谷直接给项目地点发货的情况。3、上海筑能早于江苏蓄能谷成立，从江苏蓄能谷成立时起，两家公司即属于"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用工模式。 证据二、苗芳与于宏涛的微信聊天，拟证明：1、青岛筑能实际办公地址系市南区xx路xx号xx集团x楼xx室（见一审判决书）。2、苗芳即上述办公室上班。3、苗芳系郑向阳手下的员工。4、苗芳替青岛中得与上海筑能沟通项目（见《用户使用报告》）。5、苗芳将相关合同和确认书通过邮件发给于宏涛。 证据三、苗芳发给青岛筑能监事和上海筑能法定代表人于宏涛的三封邮件，苗芳与于宏涛的三封电子邮件的附件涉及青岛中得与上海筑能之间的424.8万的《蓄能谷设备采购合同》、200万的《产品销售合同》、《蓄能谷设备价格确认书》，证明青岛中得与上海筑能存在多个项目的合作关系。 证据四、涉及424.8万元的合同和发票，拟证明：1、上海筑能根据424.8万元的合同内容向青岛中得开具了等额增值税发票。2、青岛中得将上述全部发票均在当年进行了税务抵扣。3、合同约定青岛中得应当预付105万元的"货款"。4、青岛中得给青岛筑能的转账150万元时，在"用途"一栏中载明的是"货款"。该"货款"的表述与合同约定相吻合。5、青岛筑能代中得公司转账100万时，在"用途"一栏中载明为"定金"。6、通过电话沟通，上海筑能确认收到该预付款105万，并及时计入财务账簿。该金额与合同约定的预付款数额吻合。7、上海筑能向青岛中得发运了相关样品和设备等货物。证据四中的合同因双方签订时是以电子形式并送达盖章，因此只有复印件，发票是原件而且上诉人也进行税务抵扣。 证据五、涉及200万元的合同和发票，拟证明：1、上海筑能根据200万元的合同内容向青岛中得开具了等额增值税发票。2、青岛中得将上述全部发票均在当年进行了税务抵扣。3、上海筑能基于郑向阳的口头保证，向青岛中得的项目所在地发出了相关设备等货物。4、青岛中得未支付货款。400多万的合同只发了一些样本和少量的货物，后又重新签订200万的合同将100万定金转到200万的合同项下，发了200万的货，对方还欠95万的货款。 证据六、给上海筑能公司105万的转账凭证，拟证明：1、青岛筑能（郑向阳操办）代青岛中得转账100万（定金），"定金"的表述与"预付款"意思相近。2、因合同约定的预付款应为105万，而在上海筑能催促补齐5万元差额款时，郑向阳即从私人账上补齐了该5万元。上海筑能收到该两笔合计105万元后，即均以"预收青岛中得科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货款"作为"摘要"载入《记账凭证》，并及时入账计入会计账簿。3、特别要强调的是：上海筑能在收到本案起诉状之前，一直都不知道有《借款协议》这件事，也不知道青岛筑能收到了青岛中得的150万元的"货款"。 证据七、《物流合同》、《发票》、《销货单》，拟证明：给青岛中得项目发货情况。 证据八、郑向阳私人向上海筑能和于宏涛借款情况，拟证明：1、基于对郑向阳假设人品的极大信任，分别由上海筑能借款给郑向阳私人90万和于宏涛借给其10万巨款，帮其解决被高利贷逼债困境。2、郑向阳因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问题，即存在侵占公司财产的动机，若加上其拥有独立掌控青岛筑能运营和财务管理权力这种职务侵占的便利条件；因此，郑向阳吃里扒外地勾结外部人员设计坑骗上海筑能公司的财产的企图，一旦遇到合适地机会或者条件成熟，即定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蒙骗或侵占情形。3、郑向阳的该100万元的借款与其参与策划的虚假《借款协议》发生日期相隔仅4天时间，足以证明郑向阳的人品之低劣。4、纵观全案情况，郑向阳与青岛中得合谋策划并虚构所谓的"借款"事实，且以"虚假诉讼"方式"实现非法目的"的做法，依法应予严惩。 上诉人经质证认为，证据一真实性及证明事项均不认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二、三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四真实性及证明事项不予认可，通过财务查询，青岛中得公司从未向上海筑能公司根据该合同预付105万货款，因此公司未查询到该合同，也从未收到该合同采购的货物。证据五真实性需庭后落实，对证明事项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证据六真实性及证明事项不予认可，上海筑能公司武断认为100万是青岛筑能公司代青岛中得公司向其支付的，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及证明支持。对于郑向阳向上海筑能公司支付5万无法充分证明与其所称105万预付款存在关联性。证据七真实性及证明事项不予认可。因为江苏蓄能谷发货，不是本案当事人，因此与本案无关。证据八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二审调查中，本院要求青岛中得公司对于200万合同真实性、400余万元发票是否进行税务抵扣庭后予以落实，逾期未向法庭回复视为对合同的真实性及发票已进行抵扣予以认可。青岛中得公司庭后未对上述问题向法庭回复。 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青岛中得公司向青岛筑能公司主张借贷关系是否成立。青岛中得公司持《借款协议》起诉主张青岛筑能公司应偿还借款本金150万元及相应利息，上诉时其上诉请求变更为青岛筑能公司应偿还借款本金122万元及相应利息。青岛筑能公司在一审中认可青岛中得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青岛筑能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后，与上海筑能公司共同抗辩本案《借款协议》系青岛中得公司与郑向阳制造虚假借款合同，青岛中得公司与上海筑能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涉案150万元款项系预付货款。对该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一、《借款协议》记载涉案款项是为项目作专项资金使用，双方还约定共同建立该项目的银行专用监管账户，青岛中得公司作为出借方对项目情况应是明知的，有义务如实陈述相关事实，但庭审中青岛中得公司对相关项目及“专项资金”、“专款专用、相互监督”等内容未作出合理的解释说明，青岛中得公司对借款基本事实陈述不清； 二、《借款协议》加盖了青岛筑能公司公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孙波的印章，青岛中得公司称签订《借款协议》时青岛中得公司法定代表人孙玉伟和郑向阳在场，郑向阳对孙波是否在场表示“记不清楚”，郑向阳签订《借款协议》时并非青岛筑能公司的股东或法定代表人，故该《借款协议》是否代表青岛筑能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存疑； 三、青岛中得公司于2017年12月8日向青岛筑能公司支付的150万元款项，用途摘要注明“货款”，青岛中得公司对涉案款项性质的记载与其主张该款项系借款相矛盾； 四、上海筑能公司提交的其与青岛中得公司于2017年12月6日签订的《蓄能罐设备采购合同》显示，合同签订后青岛中得公司预付105万元的货款。2017年12月8日，青岛中得公司向青岛筑能公司支付150万元款项，用途摘要注明为“货款”，2017年12月13日，青岛筑能公司向上海筑能公司支付100万元，用途摘要注明为“定金”。2017年12月26日，郑向阳向上海筑能公司支付5万元，上海筑能公司在其财务记账凭证中载明预收青岛中得公司货款105万元。郑向阳在一审庭审中也称“三方在运作一个项目，原告提供资金，被一具体实施，被二提供设备，后来其中的105万元直接汇给了被二”。在上海筑能公司与青岛中得公司于2017年12月6日签订《蓄能罐设备采购合同》，青岛中得公司应向上海筑能公司支付货款的情形下，青岛筑能公司作为上海筑能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于2017年12月7日向青岛中得公司借款，明显不符合常理； 五、青岛中得公司持《借款协议》在起诉时主张青岛筑能公司应偿还借款本金150万元及相应利息，二审中又提交青岛筑能环境公司偿还青岛中得公司借款28万元的证据，主张青岛筑能公司应偿还借款本金122万元，青岛中得公司对欠款数额的基本事实陈述前后矛盾。 因此，青岛中得公司要求根据《借款协议》主张青岛筑能公司偿还借款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青岛中得公司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469元，由青岛中得科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姜 涛 审判员 汪青松 审判员 张馨月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冯耀辉 书记员 姜青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