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69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城阳支公司，住所地青岛市城阳区长城路**青岛国家广告产业园。负责人：苏栋超，任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刁焕洲，山东德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国友，男，1950年7月21日出生，住栖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厚稳，山东三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武云，男，1962年9月12日出生，住栖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春香，女，1958年3月16日出生，住烟台市芝罘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春英，女，1955年7月21日出生，住栖霞市。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磊，上海市德尚（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郭贤，男，1965年8月10日出生，住栖霞市。原审被告：烟台吉友货运有限公司，，住所地烟台市福山区高疃镇屯里负责人：谷克凤，任总经理。一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市分公司，，住所地烟台市莱山区观海路**观海大厦负责人：陈同富，任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昀霞，山东一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城阳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武云、刘春香、刘春英、刘国友，一审被告郭贤、烟台吉友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友货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民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栖霞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6民初19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平安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不服金额为411771.71元；2.一切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被上诉人411771.71元是错误的。本次事故经栖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刘国友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郭贤、刘某对此事故不负责任。由此也可以得出，刘国友应当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其应当赔偿被上诉人的全部经济损失。一审法院在没有证据推翻栖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情况下，更改该事故责任认定，无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所以，上诉人仅应当在交强险无责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被上诉人411771.71元是错误的一审原告刘春英、刘春香、刘武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各被告支付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80883.1元，被告平安保险公司、人民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郭贤、刘国友、吉友货运对原告损失承担连带责任。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0月31日17时30分许，被告郭贤驾驶被告吉友货运的超载鲁Ｆ×××**号/鲁Ｙ×××**重型半挂牵引车，沿省道210线由北向南行驶至省道210线31km+334m雀刘家村处驶入路东，与前方刘国友无证驾驶的无牌三轮汽车相刮后，又将路东行人刘某碾压，致刘某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刘国友驾驶三轮汽车离开现场，次日归案。栖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为刘国友因无证驾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因驾驶无牌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规定；因肇事后逃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规定，确定刘国友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郭贤、刘某对此事不负责任。2018年11月5日经栖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委托栖霞市公安刑事科学技术室对刘某死因进行鉴定，并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刘某符合车祸致颅脑损伤死亡。2018年11月02日栖霞市殡仪馆出具证明，证明刘某于2018年11月02日火化。原告提交栖霞市桃村镇振兴路新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明刘某生前无配偶、子女，其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早年已去世，刘某共有兄弟姊妹4人，大姐刘春英，二姐刘春香，弟弟刘武云。原告提交栖霞市桃村派出所出具的常住人口登记表，证明死者刘某为非农业家庭户，生前居住在栖霞市。原告主张刘某为城镇居民，伤残赔偿金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主张交通费2000元。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3250.6元。另查明，郭贤所驾驶的鲁Ｆ×××**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系被告吉友货运所有，该车在被告平安财险城阳支公司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简称交强险)和不计免赔限额为200万元商业三者险，鲁Ｙ×××**车在被告人民财险烟台市分公司投保不计免赔限额为5万元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本案原告提交栖霞市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事故认定书，认定书中分析被告刘国友因无证驾驶无牌车辆肇事后逃逸，过错严重，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应当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被告郭贤和受害人刘某均不承担事故责任。双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和被告刘国友均对事故认定书中所述内容有异议，原告认为本次事故系被告刘国友及被告郭贤驾驶车辆共同造成刘某死亡的事实，被告刘国友及被告郭贤的行为构成共同侵权，应当对死者死亡的相关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的相关意见，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只是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中违法行为等情况做出的判断，其并不等同于民事法律责任，对于原告方的相关损失，应当综合考虑事发经过以及肇事方的行为共同对原告方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刘国友认为事故认定书认定此次事故为同一事故不当，而应当是两起事故，第一起事故系由本案第一被告为肇事方，被告刘国友为受害方，第二起事故系本案第一被告系肇事方，死者刘某为受害方。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向本院递交申请书，请求调取栖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关于本次事故的全部卷宗，本院依法调取《刘国友交通肇事逃逸案》全部刑事侦查卷宗，并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双方当事人对询问笔录、现场录像、勘查笔录并未提出异议。本案争议焦点为：1、被告刘国友于事故发生后离开现场的行为是否为逃逸。2、被告郭贤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在本次事故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应当承担责任份额如何确定。一审法院认为，1、交通肇事逃逸是指机动车驾驶员在发生交通事故的同时，擅自逃离事故现场，使交通事故责任无法确定，其主要目的在于推卸、逃脱责任。本案中通过栖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调查笔录得知被告刘国友的家离事故发生现场仅几米，其驾驶三轮汽车从胡同口出来并上道，目的是将该三轮车从儿子家门口挪动到其弟家的三轮车停放处，在与郭贤驾驶的鲁Ｆ×××**号/鲁Ｙ×××**重型半挂牵引车相刮后，其认为自己的车辆损失不严重，并未要求被告郭贤赔偿其损失。在得知有人受伤后，主观认为人不是他所伤，且担心因发生事故而被扣留车辆，故而离开现场，将三轮车放置家门口固定地点，自己回到家中。从上述行为可以看出被告刘国友驾车客观上虽有驾车离开现场的行为，但主观上不存在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故对刘国友的行为不应认为逃逸。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依此可知交通事故认定书本身并非行政决定，而是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做出行政决定的主要证据，其责任认定依据的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区别于民事审判中分析判断侵权案件适用的全部民事法规。且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的归责原则与民事诉讼中侵权案件的归责原则不完全相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人民法院认定事故责任的重要证据，但并非唯一依据。人民法院应当全面审查分析交通事故认定书、交通事故发生过程、司法鉴定结论、现场勘验笔录以及其他证据，综合判断交通事故发生的事实、过程及原因力并确定当事人的相应责任。本案中系瞬间发生两起交通事故引起的损害赔偿之诉，两起交事故有紧密的关联性，被告郭贤驾车与被告刘国友之间发生的车辆刮擦行为系造成被告郭贤与受害人刘某之间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即被告刘国友在其交通事故中的过错行为，与郭贤和刘某交通事故的发生具有因果关系，被告郭贤、被告刘国友对刘某的死亡均具有原因力，且被告郭贤、刘国友均不能举证证实刘某的死亡与其无关。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十条：“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其中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第十四条：“连带责任人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相应的赔偿数额；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郭贤与被告刘国友对受害人刘某的死亡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行为人在侵权行为中的过错程度，应当结合案件实际情况，根据司法诉讼的归责原则进行综合认定，本案被告郭贤、刘国友对刘某的死亡的发生均有过错，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本院认定被告郭贤对刘某的死亡连带承担50%的赔偿责任，被告刘国友在事故承担50%的责任为宜。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及财产损失的，应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先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过错方按照各自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的受害人刘某的损害系两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所致，其中被告郭贤驾驶的鲁Ｆ×××**号/鲁Ｙ×××**重型半挂牵引车在被告平安财险城阳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不计免赔限额为200万商业三者险，在被告人民财险烟台市分公司投保不计免赔限额为5万元商业三者险，被告平安财险城阳支公司应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再有不足应由被告平安财险城阳支公司和被告人民财险烟台市分公司按保险金额比例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刘国友驾驶的三轮车未投保交强险。据我国交强险的立法目的是保障受害人损失得到及时补偿，只要是已投保机动车是造成交通事故或者是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保险公司就应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被告刘国友未投保交强险不能免除其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故由被告刘国友在相当于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再有不足由被告郭贤、刘国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原告提交栖霞市公安局桃村派出所出具的常住人口登记表，载明刘某系庙后供销社职工，为非农业家庭户，死亡赔偿金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被告虽有异议但未提交相反证据证明其异议主张，故对原告主张本院予以认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本次事故给受害人造成严重的伤残致死亡的严重后果，造成其家人极大的精神痛苦，本案被告郭贤、刘国友连带承担10000元精神抚慰金，该款在交强险限额内优先支付。综合原告居住情况及来往公安、殡仪馆等地处理丧葬事宜，本院酌情认定交通费和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两项以3000元为宜。综上，本次交通事故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为死亡赔偿金790980元(39549元/年×20年×100%)，丧葬费34652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交通费和误工费3000元，共计838632元，被告平安财险城阳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原告伤残赔偿金项下105000元，精神抚慰金5000元，共计110000元，在商业三者险200万限额内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1771.71元[(838632元-220000元)×50%×200/(200万+5万)]，共计411771.71元；被告人民财险烟台市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5万限额内赔偿原告经济损失7544.29元[(838632元-220000元)×50%×5/(200万+5万)]。被告刘国友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伤残赔偿金105000元，精神抚慰金5000元，计110000元，按照责任比例承担原告经济损失309316元，合计419316元。对于原告其余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九条、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十九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5月21日判决：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城阳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刘春英、刘春香、刘武云经济损失411771.71元;二、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市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刘春英、刘春香、刘武云经济损失7544.29元;三、被告刘国友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刘春英、刘春香、刘武云经济损失419316元;四、驳回原告刘春英、刘春香、刘武云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608.83元，由原告刘春英、刘春香、刘武云承担604.78元，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城阳支公司承担5894.03元，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市分公司承担107.99元，被告刘国友承担6002.03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执的焦点问题是平安财险城阳支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系瞬间发生的两起交通事故，栖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仅出具一份交通事故认定书，即以刘国友无证驾驶无牌车且肇事后逃逸为由，确定刘国友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而从两起交通事故的发生来看，刘国友应对与郭贤驾驶的车辆发生刮擦的第一起交通事故承担全部责任。第二起事故致刘某死亡，该损害后果的发生与刘国友的驾驶行为和郭贤的驾驶行为均有因果关系，且刘国友和郭贤均存在过失，符合侵权的构成要件，故一审认定郭贤应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城阳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94.03元，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城阳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腾审判员 陈 勇审判员 李 安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杨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