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18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菊英，女，1981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青浦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汇筠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负责人：陈永杰，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宁，上海汇筠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上海耀阳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iv>法定代表人：沈晓锋，执行董事。上诉人陈菊英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汇筠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汇筠律所）、原审第三人上海耀阳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阳公司）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4民初138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菊英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武宁律师在2016年8月16日与陈菊英签署《法律服务委托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之时已经知晓案涉《执行证书》中并未列明律师费以及记明逾期利息为年利率24%。武宁律师向陈菊英隐瞒上述事实，且一直口头承诺陈菊英无需支付任何律师费，使得陈菊英错误地认为律师费一定由被执行人许某承担。因此汇筠律所在签订“协议”的过程中实施了欺诈行为，“协议”第4条应予撤销。被上诉人汇筠律所辩称，首先，民间借贷中关于逾期利息上限为年利率24%的规定并不适用于律师费。其次，案涉《房地产借款抵押合同》明确约定了违约方需承担律师费，案涉《执行证书》第三项明确约定了执行标的包括实现债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因此律师费可作为执行标的。最后，陈菊英已解除了“协议”，不可再行提起撤销之诉。故原审判决正确，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耀阳公司未作陈述。陈菊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撤销陈菊英与汇筠律所之间的“协议”的第4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6年8月16日，陈菊英（“协议”中简称客户）与上海汇茂律师事务所（“协议”中简称律师事务所，该所于2017年8月21日经上海市司法局审批更名为上海汇筠律师事务所）签订“协议”，“协议”包含如下内容：1.法律服务范围：“律师事务所接受客户的委托指定经办律师，为客户所提供的法律服务为：代表客户就公证债权文书申请执行事宜，申请执行阶段提供专业的法律意见，并协助客户处理与该事宜相关的法律事务。”2.代理权限：“客户授权律师事务所的权限为特别授权（有权代为承认、放弃、变更执行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异议或申诉，代收执行款物，代收法律文书）”。3.律师：“律师事务所指派武宁律师作为本协议法律服务事项的经办律师。”4.律师费：“律师费实行风险代理，双方经协商后确定，客户委托律师事务所办理的案件实行风险代理，客户按该案实际收回资金或资产总额12%向律师事务所支付代理费。”……8.其他约定：“除有上述特别条款的约定和以下一般条款的约定外，律师事务所和客户就如下内容达成一致的约定：（1）在合同期间内，律师开展工作后，无论案件以何种方式结案（包括但不仅限于和解、撤诉、客户放弃权利、客户单方面撤销委托等）均视为律师事务所已完成本合同项下的服务事项，按约定的律师费全额收取”……上述“协议”的内容部分为打印，部分为手写，其中第4条“律师费”项下的“12%”为手写填入，其他内容为打印。陈菊英称，其在耀阳公司的通知下与其他投资人共同前去耀阳公司的办公场所办理法律服务委托事宜，耀阳公司事先告知其，其法律服务费用。“协议”签订当天，武宁律师向陈菊英等人出示事先准备好的“协议”，陈菊英随即提出为何“协议”中载明要求其支付律师费，武宁律师表示因相关“协议”系格式化合同，无法修改，虽存在相关条款，但实际不会向其三人收取律师费，律师费由被执行人承担。武宁律师称上述“协议”第4条中的“12%”系其事先填写好，签约时，其提示陈菊英对此进行了确认。同一日签约的几名委托人均对此未提出异议。其也向含陈菊英在内的几名委托人讲过律师费最终由被执行人许某承担一事。二、武宁作为汇筠律所指定的经办律师，在其代理陈菊英填写的相关执行案件《申请执行表》中填写如下内容：“申请执行人：陈菊英。委托代理人：武宁。被执行人：许某。申请执行文书：（2015）沪杨证执字第90号等。申请执行内容：1.借款本金30万元；2.逾期利息，自2016年3月23日起直至债务清偿之日止，以本金30万元计算，月利率为2%；3.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费用（含律师费、公证费）；4.可执行标的物：上海市青浦区XX镇XX路XX号XX幢全幢房地产。请求拍卖清偿债务、利息及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费用。”（2016）沪杨证执字第90号《执行证书》载明申请执行人陈菊英对被执行人许某的执行标的为：1.借款本金人民币叁拾万元；2.逾期利息。自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起直至债务清偿之日止，以未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叁拾万元计，月利率为2%；3.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含公证费人民币叁佰元）。三、2017年3月31日，上海汇茂律师事务所向耀阳公司发出告知函，包含内容如下：上海耀阳投资管理公司负责同志：我所武宁律师于2016年4月-2017年2月通过贵公司对接《房地产借款抵押合同》《公证债权文书》申请执行代理案25件，25位当事人都与我所签订了《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关于律师风险代理费的问题特作说明如下：1.本次代理为风险代理，由本所武宁律师依照杨浦公证处的《执行证书》中的执行列项向管辖法院申请由被执行人承担申请执行人（资方）的律师费。按申请执行额的12%计算，不向申请人（资方）收取。2.申请执行人（资方）在申请执行过程中应积极配合协助武宁律师工作，擅自辞去委托，终止《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的，给我律师事务所造成收费损失的，依照《法律委托协议》的约定承担给付律师收费的责任……汇筠律所确认上述告知函中所提及的25件申请执行代理案，包含本案中的“协议”所涉的以陈菊英为申请执行人的执行案件。四、武宁律师与陈菊英及其他投资人之间的微信聊天包含如下内容：2019年（以下同）4月19日，武宁律师：“你的百分之十二的律师费，在此次申请执行立案时，就已经列为执行许某支付的，许某对你要支付你的本金，利息，公证费，律师费的。法院执行律师费你必须提供实际支付的发票，关于你担心的事情办好！”“这样本金，利息，公证费，律师费都让许某支付啊！这是代理你向法院提出的请求，律师费，公证费属于你发生的实际费用，需要有发票才可以执行！不然法院是不执行的啊”“也就是说你为实现债权实际发生的费用必须要有实际支出的发票才可以证明你有实际支出的费用，法院才可执行的啊。”4月20日，陈菊英：“公证书都写明了律师费是问债务方许某拿到，当初你也一直讲律师费是问许某拿的，这律师费与我们没有关系。我说你这律师委托服务协议上怎么有8.其他约定，就是上面我发过来二张用红色划的二段文字？你不能拿二笔律师费的？你说跟我签的不存在其他约定的，这是公司格式化统一的合同不能改的，律师费就是问许某拿的，你放心吧！那你现在汇茂的变为汇筠的也在这个协议上说明，那我也要在这协议上说明不存在第8条（1）的约定。这一直是我质疑纠结点？另外你把单位变更证明发给我看。谢谢！”4月24日，武宁律师：“如果愿意让许某给你承担律师费，你就来签订变更手续，如果你不来签订协议，12%的律师费就由你自己承担，选择哪个你自己尽快决定，限你二日内答复。”4月27日，武宁律师：“律所告知函已经给你发去了！关于律师费的问题进行了书面答复。”陈菊英：“你要我们来签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就要在这协议上写明律事（师）费完全有（由）债务人许某承担，与我们债权人无关，也不存在其他约定。”武宁律师：“你只要授权律师为你申请执行许某承担实际支出的律师费债权就可以了。”五、汇筠律所致陈菊英的落款日期为2019年4月26日的《告知函》载明：“陈菊英女士，你方于2016年8月16日与上海汇茂律师事务所签订《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由于上海汇茂律师事务所现已更名为：上海汇筠律师事务所，我方已经按原《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约定服务条款由上海汇筠律师事务所接替履行至今，为便于我方继续履行代理你方申请执行义务，特向你方告知如下：1.于2019年5月10日前来上海汇筠律师事务所办理《法律服务委托协议》更名，授权事宜。2.我方于2016年8月26日向上海市青浦区法院申请立案，其案号（2016）沪0118执5821号，依照你方的《公证合同》和《执行证书》已为你方向青浦法院申请下列执行款项：（即前述《申请执行表》所载申请执行内容，此处略）。3.《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第三条：律师费的两种支付方式作以说明如下：（1）本协议为风险代理委托协议，‘客户按该案实际收回资金或资产总额12%向上海汇筠律师事务所交纳代理费。’（2）《公证执行证书》所列执行事项第三项：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包括律师费和公证费，也就是说公证费和律师费已定为你方申请执行债权之一，由被执行人许某承担支付，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但你方必须提供具体数额的票据，法院才可执行，否则，法院没有执行依据是不能执行的，诚望你方配合我方顺利完成该执行款项变现工作，前来上海汇筠律师事务所办理授权手续，否则，出现任何法律后果由你方自行承担……”六、陈菊英曾向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提交落款日期为2019年4月29日的《终止授权委托书》，言明：“本人陈菊英与许某的强制执行一案，案号为（2016）沪0118执5808号，本人自即日起解除与上海汇茂律师事务所武宁律师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终止对上海汇茂律师事务所武宁律师的授权。”七、一审庭审中，陈菊英最终确认其主张撤销“协议”第4条的依据为：武宁对其存在欺诈。武宁律师则称，签订“协议”时其向含陈菊英在内的等几名委托人讲过律师费最终由相关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许某承担。其本欲打算以申请执行债权的本息合计的金额为基数计算律师费数额后开具律师费发票。因上海汇茂律师事务所之后更名为汇筠律所，要开具汇筠律所的律师费发票，需要重新签订法律服务协议、变更相关委托手续。若陈菊英配合其开具了律师费发票，则汇筠律所不会向陈菊英收取律师费，而是向被执行人许某执行，即“协议”中约定的律师费将由许某“转付”。但陈菊英不配合办理上述变更委托等事宜，不配合开具律师费发票（具体为不愿支付律师费发票相应税点），甚至最终撤销了对其的授权，导致其遭受了律师费损失。一审法院认为，陈菊英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知晓在相关“协议”上亲笔签名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其与上海汇茂律师事务所（现名为汇筠律所）签订“协议”，旨在从后者处获取法律服务，“协议”的第4条涉及律师费的收取方式及数额，系“协议”中极为重要的条款，作为协议当事人理应审慎对之。陈菊英一审当庭也陈述其签约时对“协议”中有关向其收费的条款提出过异议，说明相关条款引起了陈菊英的足够重视。条款中的风险代理费数额（占与实际收回资金或资产总额的比例）系手写内容，留有协商空间，最终确定为12%应认定为系“协议”双方的共同意思，该条款难以定性为格式条款。只是，陈菊英坚持称经办律师武宁对其明示过律师费并不要求其支付而是由被执行人承担。结合武宁律师的一审当庭陈述及上海汇茂律师事务所向耀阳公司出具的告知函、汇筠律师向陈菊英出具的告知函、武宁律师与陈菊英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均能看出作为“协议”相对方的上海汇茂律师事务所（及此后的汇筠律所）也确认：若其依“协议”及相关授权委托书，正常代理陈菊英的相关执行案件直至执行终结，则其不会向陈菊英收取律师费，而是向相关执行案件中的被执行人执行取得。综上，“协议”双方的真实意思均为：“正常情况下”律师费不向陈菊英收取，而向被执行人收取。该意思变更了“协议”第4条的约定。但是，此变更的意思不构成撤销该条款的理由。当然，在陈菊英向相关执行法院提交《终止授权委托书》，改变了这种“正常情况”后，汇筠律所能否依据“协议”的其他条款约定向陈菊英主张律师费，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相关《执行证书》中明确了陈菊英“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属于可申请执行的内容，通常情况下，律师费属于（债权人）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代理律师武宁代陈菊英填写的《申请执行表》中也确实将律师费一项列入了申请执行的内容。至于申请执行的律师费（计算方式及数额）能否得到相关执行法院的认可，系未可知之事，实际上陈菊英的公证债权在相关执行案件中能够最终实现几何亦非定数，此即所谓“执行风险”，只是各人对于执行风险高低的评估结果因人而异而已。陈菊英以自身判断的其债权无法实现的风险极低为由，主张不存在风险代理的条件，无法律依据，不予采纳。陈菊英主张的在年化24%的利率之外，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律师费定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系其对相关司法解释理解的偏差，此处不多赘述。至于陈菊英主张的签订“协议”过程中律师对于选择风险代理的原因和后果、律师费收费标准未进行充分告知、未制作办案笔录等，即使属实，亦非欺诈属性，不能作为支持陈菊英诉请的理由。综上，陈菊英以存在欺诈为由，要求撤销“协议”第4条，事实依据不足，难以支持。判决：驳回陈菊英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陈菊英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对本案事实认定属实。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在案涉“协议”订立过程中被上诉人是否存在欺诈行为。武宁律师告知上诉人律师费能被执行法院支持系其对于执行案件之结果做出的判断，至于律师费最终能否被执行法院认可属于案件的执行风险。根据《申请执行表》、上海汇茂律师事务所向原审第三人出具的告知函、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的告知函、武宁律师与上诉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署“协议”之后，武宁律师始终将律师费作为案件执行标的之一。针对上诉人因《执行证书》中未记载而导致律师费定不会得到法院支持之主张，系其自身在案件执行过程中对执行风险的评估，并不能以此断定签订“协议”之时，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作出“正常情况下”律师费由被执行人承担的意思表示系具有欺诈的故意。综上所述，陈菊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陈菊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春蓉审判员  王韶婧审判员  岑佳欣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孙凯茜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