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129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鑫立旺工业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刘玉保，经理。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玉保，男，1970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培刚，济南长清诚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福明，男，1972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立国，山东灵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东鑫立旺工业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立旺公司）、刘玉保因与被上诉人董福明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2020)鲁0113民初26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3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鑫立旺公司、刘玉保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董福明的起诉或驳回董福明一审中提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董福明承担。事实和理由：董福明一审诉称：“自公司成立至今，原告从未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一直由第三人实际控制管理经营公司。鑫立旺公司及刘玉保从未召开过股东会，从未做出过任何股东会决议；从未向原告提供过财务会计报告，从未分配过公司利润；鑫立旺公司经营管理混乱；公司经营困难；公司继续存在会使原告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我们认为，董福明一审诉状中所陈述的内容，即不符合基本事实，又不符合法律规定。程序上不符合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基本条件，实体上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公司解散条件。董福明提出的诉讼及其诉讼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人民法院支持。一审法院判决支持董福明关于解散公司请求之主张，显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严重违法，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理应予以撤销。一、程序上，一审法院不应受理董福明的起诉。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福明作为公司股东，虽然其持有公司50%的股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单就股份表决权来看，董福明似乎享有通过诉讼方式要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的程序权利。但是，为防止个别股东滥用该条规定不当行使诉权并借此危害公司存在，法律规定了通过诉讼方式行使解散权的前提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一条第一项，对部分股东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行使诉权要求解散公司的条件予以明确：即“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合计持有10%以上股份表决权的股东，起诉要求解散公司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对照本案，根据该条规定，假若董福明诉称的“自公司设立以来从未召开股东会”的事实能够存在。但鑫立旺公司自2019年3月8日初始设立至董福明起诉之日，尚不足两年时间。显然未达到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时限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一审法院对于董福明起诉本应裁定不予受理。即使已经受理，审理中发现不应受理的，应当依法裁定驳回董福明起诉。可见，董福明连起码的起诉条件尚不具备，更遑论解散公司的诉讼请求被法院支持。一审人民法院本应裁定驳回董福明的起诉。遗憾的是，一审法院对此明确无误的规定故意弃之不用。不但径行受理、并审理了董福明的起诉，且在实体上进一步支持了董福明的诉讼请求。显然既属于适用法律不当，又有违法裁判之嫌。由于一审法院对于本案受理程序存在上述严重错误，且该程序错误直接导致判决结果违法。二、实体上，一审法院认定鑫立旺公司已达解散条件，缺乏事实依据，且证据严重不足，完全是主观臆断。董福明一审诉称，“鑫立旺公司经营管理混乱”、“经营严重困难”且“继续存在会使原告利益严重受损”。我们认为，根本不符合客观事实，完全是董福明为实现恶意解散公司目的而凭空臆想、杜撰的，没有证据可以支持。事实上，鑫立旺公司自2019年3月8日设立至今，始终经营正常，生产和管理亦无异样，并不存在董福明诉称“严重困难”情况。目前，鑫立旺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完善，公司内设机构运转正常，财务制度健全。依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关于“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在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的规定，虽然赋予了10%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的权利，并不意味着只要要求解散，就会无条件得到法院支持。我们认为，人民法院判决解散公司，应当审查是否具备法律规定的上述三个实体条件。《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一条，做了基本相同规定。第一，一审法院没有证据证明鑫立旺公司经营困难，更谈不上经营“严重困难”。第二，一审法院没有证据证明鑫立旺公司继续存在会使股东利益受损。更没有证据证明股东利益会遭受“严重”损失。（第三人刘玉保也是公司持股50%，刘玉保并不认为公司继续存在股东利益会受损失）。第三，本案诉讼中，根据一审法院建议，公司于2020年8月22日上午10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股东会议，针对董福明提起的本案诉讼，形成了公平可行解决方案（并非没有召开股东会议）。方案中，刘玉保同意收购董福明所认购股份全部数额，由公司退还董福明实际投资款，只等董福明认可。鑫立旺公司存续完全具备可操作条件，本案纠纷足以通过其他途径予以解决。一审法院实体审理过程中，对于《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解散的三个法定实体条件视而不见。仅以第三人夫妻设立鑫囤工业设备公司（以下简称鑫囤公司）的案件受理后，刘玉保按照合议庭建议召开的董事会未形成有效协议（实际是两股东未达成一致，并非没有形成有效协议），两个与公司解散不相关的事实，便主观认定“公司经营严重困难，继续存在会使股东利益受损，该公司已经达到解散条件”，明显缺乏事实，并且证据严重不足，显属有法不依。三、一审判决结果严重不公，社会效果不良。董福明诉称，“自公司设立以来，董福明未参与公司管理，一直由刘玉保实际控制公司”。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刘玉保作为公司执行董事，行使公司管理经营权。董福明除了公司股东身份外，公司章程中并没有规定具体职务，其不参与公司管理属于正常。依法不构成董福明要求解散公司的理由。再说，公司设立之后，经营过程中需要较多流动资金方可维持基本运转。但董福明实际投入少量资金后，拒绝履行继续实缴所认缴投资的股东义务，造成公司资金周转困难。公司设立不满一年，经营业务刚刚起步，便闹着要求股东“分红”，一旦达不到目的，就向法院起诉要求解散公司，实属不可理喻。一审判决书认为公司股东之间缺乏相互信赖关系，其责任在于董福明。董福明退出股份，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判决解散公司绝非最好的解决矛盾办法。一审法院草率判决解散公司，单方面迎合了董福明无理诉求。完全不顾及公司整体利益、其他股东利益。更是对与公司发生往来业务的其他债权人利益的损害。不利于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社会效果极其消极。补充上诉理由：一、一审法院存在判非所诉的情形，违背“不告不理”原则，超越当事人诉求，作出了错误判决，应予改判。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不能超越当事人诉求范围的诉讼原则，一审判决与董福明在民事起诉状请求事项存在巨大差异，其请求为依法判令鑫立旺公司解散，而判项却为鑫立旺公司解散后应在十五日内组成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存在判非所诉，违反了民事诉讼“不诉不理”的基本诉讼原则，程序明显违法。即使董福明存在一审增加诉讼请求，一审亦应当保障鑫立旺公司的诉讼权利；二、鑫立旺公司经营管理没有出现严重困难，从公司现有组织机构各组成部分及相互之间运不具有经营性亏损或其他困难。鑫立旺公司成立于2019年3月8日，董福明起诉时，鑫立旺公司成立尚不足两年，故不符合《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中规定的“两年”期限条件。第二，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定期会议一年召开一次，股东会有权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做出决议。鑫立旺公司于2020年8月向董福明发出《关于召开股东会议通知》，并召开股东会。可见，鑫立旺公司并非不召开股东会、无法形成有效的股东会决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鑫立旺公司股东会决策机制已经失灵，无法得出鑫立旺公司无法通过参加股东会来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结论。故本案不符合《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二项规定的情形。第三，即便股东之间对公司发展前景存在分歧，但鑫立旺公司成立至今期限尚短，股东会正常召开，亦难以得出股东长期存在冲突，不能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的结论，故本案不符合《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情形。即使执行董事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的职责，董福明作为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完全有权依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自行召集股东会会议，但其并未履行召集职责，无法证明公司股东会无法召开，也无法证明不能做出有效股东会决议。另，董福明提起本次诉讼的时间距离鑫立公司成立尚不足两年，以鑫立旺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为由请求解散公司，理据不足。三、董福明之诉求缺乏“通过其他方式不能解决”的公司解散前置条件，起诉不当。司法解散公司是在用尽其他救济方式后的终极处理方式，是不得已为之的办法，故“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是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的必要前置性条件，只有在穷尽一切可能的救济手段仍不能化解公司僵局以及解决经营管理出现的严重困难时，股东才能通过司法程序强制解散公司。结合鑫立旺公司目前的公司状况来看，公司成立尚不足两年，仍处于起步阶段，公司正常经营，完全可以通过调整公司经营范围、经营方向等方式解决面临的问题，同时也没有证据表明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鑫立旺公司目前不存在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而导致必须予以解散的情形，也不符合法定的解散条件。公司解散涉及各股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以及公司存续的社会公共利益，故法院应最大限度地尊重公司通过自治方式解决公司僵局。由于公司解散在结果上的终局性和不可逆转性，故法院应坚持全面审查和严格审查标准。关于公司经营困难《公司法司法解释二》对此做了细化。“通过其他方式不能解决”，其他途径一般有内部途径和外部途径。内部途径一般包括：协商内部股权转让、请求公司收购股权等方式。外部途径如通过行业协会或行政部门、或第三方调解等。本案中截止起诉时止公司成立不满两年，且公司具有部分公益性，公司股东之间应协商通过其他方式进行解决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且公司有意收购董福明股权，故对鑫立旺公司暂不宜解散。其次，关于鑫立旺公司是否存在经营困难的问题。董福明虽主张鑫立旺公司不在注册地经营，但并未举证证明鑫立旺公司存在严重经营困难，且亦未举证证明鑫立旺公司的继续存续会让其受到重大损失。另外，从维护公司经营稳定的角度看，公司解散作为股东矛盾无法解决的最后手段，非必要不得轻易采取，更不应在尚有救济途径未穷尽之前迳行适用。董福明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鑫立旺公司、刘玉保的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董福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鑫立旺公司解散；2.本案诉讼费由鑫立旺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鑫立旺公司是于2019年3月8日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股东董福明、刘玉保各持股50%，认缴出资额500万元。公司经营范围：环保节能科技设备开发、销售；供水设备、换热设备、消防设备、锅炉、锅炉辅机设备、电蓄热设备、水处理设备、环保设备、节能设备、化工设备、水箱、配电柜及成套设备的设计、制造、销售；机械零部件加工；金属压力容器、B级锅炉的制造、销售；水电暖安装；设备清洗；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管道工程、环保工程、拆除工程（不含爆破）、园林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的设计、施工；锅炉安装及其他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未禁止和不需要经营许可的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公司章程第十六条规定：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定期会议应每年召开一次。临时会议可由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或者执行董事、监事提议召开。公司应当于会议召开15日前将会议议题通知全体股东（含报纸公告送达）；第十九条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第二十一条规定：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人，由股东会选举产生；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设经理一人，由股东会选举或聘任产生；第二十五条规定：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一人，由股东会聘任产生；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公司监事；第二十八条规定：执行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第三十一条规定：公司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建立本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并应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制作财务会计报告，并应于次年一月三十一日前送交各股东。2019年3月8日鑫立旺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一、通过鑫立旺公司章程，由全体股东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二、选举刘玉保为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三、聘任邵华为公司监事。公司财务由邵华负责管理。董福明委托北京市盈科（济南）律师事务所张长河律师于2020年5月16日向刘玉保发送律师函要求参与公司经营，于2020年5月26日向鑫立旺公司并刘玉保发送申请书，要求依法行使对公司的知情权。董福明提起公司解散诉讼后，一审法院通知股东限期召开股东会，能否通过其他方式解决股东间矛盾，未能形成有效的股东决议。另查，刘玉保与邵华是夫妻关系，刘玉保与邵华于2020年3月13日在济南市市中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注册了鑫囤公司，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邵华，注册资金1000万元，刘玉保与邵华各认缴出资500万元，为公司股东。住所地为山东省济南市。生产经营地济南市。该公司经营范围：环保节能科技设备研发、销售；电力设备、变电设备、供电设备、换热设备、消防设备、锅炉辅机设备、电蓄热设备、水处理设备、环保设备、节能设备、化工设备、水箱、劳保用品、配电柜及成套设备的设计、制造、销售；机械零部件加工；金属压力容器、B级锅炉的制造、销售；水电暖安装；设备清洗；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管道工程、环保工程、建筑物拆除工程（不含爆破）、园林绿化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的设计、施工；锅炉安装及其他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未禁止和不需要经营许可的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五）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董福明与刘玉保为鑫立旺公司的股东，聘请刘玉保妻子邵华为公司监事，企业经营期间刘玉保与邵华另行成立鑫囤公司，经营范围与鑫立旺公司属于同类。法院受理董福明要求解散公司后，不能通过调解等其他方式解决董福明和刘玉保之间的矛盾，因此，鑫立旺公司股东之间信赖关系已不复存在，不能正常召开股东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该公司已达到公司法规定的公司解散条件，对董福明要求解散鑫立旺公司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十一条第四款、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五项、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之规定，判决：一、山东鑫立旺工业设备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解散；二、山东鑫立旺工业设备有限公司解散后股东应在十五日内组成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山东鑫立旺工业设备有限公司承担。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一条的规定，判断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出现严重困难，应从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或执行董事及监事的运行状况进行综合分析。公司虽处于盈利状态，但其股东会机制长期失灵，内部管理有严重障碍，已陷入僵局状态，可以认定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如股东会机制失灵、无法就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决策等。本案中，鑫立旺公司仅有董福明、刘玉保两名股东,两人各持股50%，两股东互不配合，存在严重对抗,已经丧失了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基础，导致鑫立旺公司股东会无法形成过半数意见从而达成决议，股东会决议机制失灵，不能对公司经营管理事项形成有效表决。因此，鑫立旺公司已陷入公司僵局，经营管理确实发生严重困难，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刘玉保作为鑫立旺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未经鑫立旺公司股东会同意，与其妻邵华另出资设立鑫囤公司，鑫屯公司与鑫立旺公司经营范围基本相同，该行为损害了鑫立旺公司合法权益，违反了《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公司高级职员禁止行为的法律规定。鑫屯公司的成立，进一步说明刘玉保、董福明之间已丧失了合作基础，鑫立旺公司经营已陷入严重困难。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解散公司诉讼案件，应当注重调解。当事人协商同意由公司或者股东收购股份，或者以减资等方式使公司存续，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当事人不能协商一致使公司存续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一审过程中，一审法院通知限期召开股东会，欲通过其他方式解决股东间矛盾，但双方未能形成有效的股东决议，亦未能妥善解决两股东之间的矛盾，鑫立旺公司的僵局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解散鑫立旺公司合法有据，本院应予维持。一审判决主文第二项“山东鑫立旺工业设备有限公司解散后股东应在十五日内组成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系法律规定的判决公司解散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在判决主文中做出表述，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未超出当事人诉讼请求范围。鑫立旺公司、刘玉保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山东鑫立旺工业设备有限公司、刘玉保各负担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刘培森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胡晓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