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3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登云，男，1950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立春，女，1952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松竹，济南历城鸿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市历城区种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段振国，济南市历城区农业农村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东站，山东泉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登云、徐立春因与被上诉人济南市历城区种子公司（以下简称历城区种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0112民初9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登云、徐立春因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历城区种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张登云、徐立春在庭审中提交的作为历城区种子公司领导班子成员的于某某的“情况说明”以证实历城区种子公司向张登云、徐立春借款后其一直不间断向历城区种子公司主张权利；2、在张登云、徐立春提交的其与原历城区种子公司负责人、现农业局员工及该案历城区种子公司代理人胡某某录音中，胡某某明确陈述：尚欠张登云、徐立春本金6万余元及多年来的利息，其仅是对张登云、徐立春起诉金额不认可；而且胡某某也明确陈述因为张登云、徐立春催要欠款的事曾经找过刘某某、孙某某等，也能证实张登云、徐立春一直不间断向历城区种子公司主张权利。3、退一步讲即使张登云、徐立春提交的“情况说明”属于证人证言，也没有法律明确规定，证人必须出庭作证，更没有法律规定，证明出庭作证必须由当事人申请。具体法律规定如下：民诉法第六十三条第六款规定证人证言属于证据的种类，同时也规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在本案中张登云、徐立春提交的于某某出具的情况说明，在证据质证过程中历城区种子公司予以否认，那么查证的义务也在法院，而不在案件的任何一方当事人，法院不能以本案张登云、徐立春没有申请出具“情况说明”的案外人于某某出庭为由，对张登云、徐立春提交的情况说明予以直接否认。民诉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不能正确表达意思的人，不能作证。第七十三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能通过书面证言、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等方式作证；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庭的；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不能出庭的；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不能出庭的；其他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的。该法律规定的前提条件是“经人民法院通知”，而非当事人向法院申请，结合本案来讲虽然于某某未出庭，但也是有客观原因的，于某某系原历城区种子公司领导班子成员，现农业局员工，作为历城区种子公司的领导班子成员，为张登云、徐立春出庭作证，其本身就有一定难度。上述不能出庭的原因基于的前提条件是“人民法院通知”，本案中法院并未通知于某某出庭，所以该条法律规定不适用于本案。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符合本解除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同时亦规定：未经人民法院同意，证人不得出庭作证，但双方当事人同意并经人民法院准许的除外。上述规定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同意，证人不得出庭作证”，本案中即使当事人向法院提交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也存在法院不予准许的情形。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如法院认为相关证据对案件认定有关键作用，法院应当依职权通知于某某出庭或在现在科技如此发达的情况下，以电话留痕等形式查证情况说明的真实性，而不能仅仅以历城区种子公司不认可就全面否定张登云、徐立春提交的证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六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要求证人出庭作证，接受审判人员和当事人的询问。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证言不能作为案件事实的依据的前置条件是“人民法院要求证人出庭作证而证人未出庭的”，而并非是当事人未向法院申请证人出庭而证人未出庭的。综上，张登云、徐立春提交的“情况说明”具有法律效力，法院应当予以采信；再结合张登云、徐立春提交的其与历城区种子公司代理人胡某某通话录音中“这个局长也找那个局长也找”、“杨传峰局长也找、孙某某也找，一直拖到鲁育种子公司撤销，才通过潘某某找到了这个账”，上述证据足以证实张登云、徐立春一直不间断向历城区种子公司主张权利，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裁判。历城区种子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张登云、徐立春起诉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张登云、徐立春对其主张的债权已经丧失胜诉权，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根据《借款协议》约定的还款日期一年，即2004年8月30日起张登云、徐立春始终没有向历城区种子公司主张过该笔款项，2014年历城区种子公司撤销，清算小组于9月14日在《济南商报》公告了事业单位注销公告，要求债权人90天内登记债权，张登云、徐立春也没登记，张登云、徐立春在诉讼时效期限内始终没有向历城区种子公司主张权利，且没有任何诉讼时效中断情形，一审法院认定张登云、徐立春超出诉讼时效期限，丧失胜诉权，符合法律规定。2、张登云、徐立春提供的证据于某某出具的“情况说明”系证人证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于某某没有正当理由未出庭接受法庭询问，也没有经过双方当事人询问与质证，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上述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人民法院提交申请书。申请书应当载明证人的姓名、职业、住所、联系方式，作证的主要内容，作证内容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以及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本案一审中，张登云、徐立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并未向法院提交证人出庭申请书，张登云、徐立春应当承担逾期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关于证人于某某，自2004年2月以后不再担任历城区种子公司任何职务，不参与历城区种子公司所有事务，2014年历城区种子公司改制后被安排在政务大厅农业局窗口工作，因此，于某某不是历城区种子公司或农业农村局财务负责人或机关负责人，对于涉案借款并无相关岗位职权，不实际负责公司或农业农村局债权债务的接待与处理，其证言内容并无相关事实依据，不具有证明效力。其次，张登云、徐立春提供的《借款协议》仅证实了双方存在借款的合意，但张登云、徐立春并未提供相应的转款凭证，或经历城区种子公司签字盖章确认的收款收据等，且根据历城区种子公司相关财务账册，未查到涉案借款的账目记载，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本案借贷法律关系是否存在的证据，不充分、不完整，不能证明涉案借款真实合法。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登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110024.5元及利息135833.94元（截至2020年7月19日，2020年7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照以110024.5元为基数，按月息千分之6.6375农商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诉讼费、保全费等所有费用均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8月30日鲁育种子公司与济南历城区种子公司签订借款协议一份，协议内容为历城区种子公司，由于建筑工程资金紧张，公司领导成员研究同意，暂借鲁育种子公司现金肆拾万整（400000.00元）。利息按信用社贷款利息计算，并由公司办公楼南边一至二层计房8间，按每平方米贰仟元（2000.00元）作为抵押担保，借款时间一年，若到期不能归还，8间房屋归鲁育种子公司所有，并承担相应的经济损失。历城区种子公司加盖公章，并附带当时的领导成员（黄勇、于某某、潘某某等）签字，鲁育种子公司加盖公章。张登云、徐立春为济南鲁育种子公司的股东，张登云系历城区种子公司的法人。济南鲁育种子公司已经注销，原告提供清算报告一份、备案通知书、清税证明、营业执照，证明济南鲁育公司的股东决议第三条：按照清算结果，由股东分配净资产，公司注销后如出现新的债权债务，由公司股东按照出资比例承担责任。历城区种子公司工商档案中企业状态登记为吊销，没有注销，原因是当时清算方案没有通过，现在种子公司的人员都由历城区农业农村局管理工作，涉及种子公司的款项均被历城区人民法院冻结，当时种子公司属于差额事业单位，隶属于原历城农业局现名称为农业农村局，农业农村局是种子公司的清算主体。另，原告陈述：2000年案外人任维俊，为历城区种子公司修建了办公大楼，当时历城区种子公司无钱支付工程款，故向鲁育种子公司借款40万元，支付了工程款。到2004年8月份，该40万元借款到期后，历城区种子公司并未按借款协议偿还借款，鲁育种子公司自筹资金，以还旧贷新的形式又将该40万元贷出。原告提供2004年10月1日至11月30日鲁育种子公司原始账本一份，证明2003年8月28日鲁育种子公司贷款40万元后，将该款项借给了历城区种子公司，鲁育种子公司有记账凭证为证。原历城区种子公司会计于某某在2019年4月24日写的情况说明中也证实：鲁育种子公司所提供的证明均属事实。因当时历城区公司在建宿舍楼急需用钱，用鲁育种子公司贷款把楼建成，后因区公司改制，一拖再拖济南鲁育种子公司未间断到区公司和农业局讨要，一直拖到现在。2005年1月17日，鲁育种子公司出具收条一张：“今收到历城区种子公司欠鲁育种子有限公司现金支票1张，额度叁拾叁万壹仟壹佰贰拾捌元（331128.00元）（注明种子公司账面户是鲁育种子公司从王舍人信用社的贷款有协议）。一审法院认为，鲁育种子公司与济南历城区种子有限公司的借贷行为是出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争议焦点是原告主张权利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根据历城区种子公司与鲁育种子公司的借款协议约定借款期限为一年，借款到期日为2004年8月30日止。债权人应在诉讼时效届满前即2006年8月30日前向历城区种子公司主张权利，鲁育种子公司提供的在2005年1月17日出具的已收到历城区种子公司现金支票331128元的收条，应视为鲁育种子公司向历城区种子公司主张权利且历城区种子公司支付部分款项，诉讼时效中断，应自2005年1月17日重新计算2年的诉讼时效。本案中虽然原告提供了于某某提供的《情况说明》，但该项说明从证据形式上来讲属证人证言，依据法律规定非法定事由证人需出庭作证。但证人于某某无法定事由未出庭作证，其证言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原告除于某某的书面证言外，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及延长的情形，自历城区种子公司于2005年1月17日偿还部分借款至原告立案之日已经15年，且张登云曾担任过历城区种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4年历城区种子公司撤销，清算小组于9月14日在《济南商报》公告了事业单位注销公告，要求债权人于90天内登记债权，原告也未及时登记。因此原告起诉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限，原告对其主张的债权已经丧失胜诉权，对原告主张历城区种子公司偿还借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登云、徐立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60元，由原告张登云、徐立春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张登云、徐立春在二审中提交以下证据：2020年10月23日于某某、潘某某出具的证明原件一份，证明张登云、徐立春一直向历城区种子公司催要欠款，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历城区种子公司质证称，该证据是原件，对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明系证人证言，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六十八条的规定，证明人于某某、潘某某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未出庭作证，无法经过历城区种子公司的询问与质证，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另外仅通过该证明无法证实其二人的身份，两证人不是历城区种子公司或农业局的财务负责人或机关负责人，对于涉案借款没有相关岗位职权，不负责公司的债权债务处理，该证言的内容无事实依据，不具有证明效力。以上事实由张登云、徐立春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及二审庭审笔录等在案为凭。本案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焦点为张登云、徐立春主张的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中，历城区种子公司与鲁育种子公司的借款协议约定借款期限为一年，借款到期日为2004年8月30日止。债权人应在诉讼时效届满前即2006年8月30日前向历城区种子公司主张权利，鲁育种子公司提供的在2005年1月17日出具的已收到历城区种子公司现金支票331128元的收条，应视为鲁育种子公司向历城区种子公司主张权利且历城区种子公司支付部分款项，诉讼时效中断，应自2005年1月17日重新计算两年的诉讼时效。自历城区种子公司于2005年1月17日偿还部分借款至本案一审立案之日已逾15年，且张登云曾担任过历城区种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4年历城区种子公司撤销，清算小组于9月14日登报发布事业单位注销公告，要求债权人于90天内登记债权，张登云亦未及时登记。虽然张登云、徐立春提供了于某某的《情况说明》，但该说明从证据种类上看属证人证言，通过张登云、徐立春一审、二审中的陈述，于某某无法出庭作证，对于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一审法院对该证言不予采信并无不当。张登云、徐立春主张其与历城区种子公司一审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某某的通话录音可以证实其一直向历城区种子公司催要涉案款项的过程，经审查，该通话记录发生在2020年4月，距离借款协议中约定的还款日期已超过16年，通话记录中胡某某未认可张登云一直在向历城区种子公司主张权利，且胡某某明确指出涉案款项在公司账上没有记载，故该通话记录从内容上亦无法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综上所述，张登云、徐立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719元，由上诉人张登云、徐立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闫振华审 判 员 亓雪飞审 判 员 尹逊航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姜 晓书 记 员 张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