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皖民再165号 抗诉机关：安徽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士英，女，1957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颍上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兴，颍上县建颍乡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颍上县益民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颍上县二中路。 法定代表人：王文保，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宏飞，北京亿达（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周敬，女，1983年1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颍上县。系原被申诉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周某之女。 被申诉人：周亮，男，1984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颍上县。系原被申诉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周某之子。 以上二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照丹，颍上县红星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申诉人李士英因与被申诉人颍上县益民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民担保公司）、周某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12民终230号民事判决，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2020年4月7日，安徽省人民检察院以皖检民(行)监[2020]34000000020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20年5月9日作出（2020）皖民抗7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汪永印、检察官助理李莹出庭。申诉人李士英及委托代理人李兴、被申诉人益民担保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宏飞、原被申诉人周某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照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诉讼中，周某死亡，需要等待其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本院于2020年10月23日作出（2020）皖民再165号民事裁定，中止本案诉讼。周某的法定继承人周敬、周亮表明参加诉讼，并共同委托陈照丹为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本院恢复对本案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12民终230号民事判决认定李士英对涉案房屋不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一)李士英对涉案房屋享有请求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三十条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因此，房屋产权虽以登记为准，但登记并不是确定房屋产权的唯一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有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本案中，李士英、周某于1981年9月结婚。1992年5月4日涉案房屋经颍上县建设局批准建造，2005年11月9日该房屋房地产权证登记在周某个人名下，2009年10月9日李士英、周某协议离婚，双方约定涉案房屋归李士英所有。可见，涉案房屋在李士英、周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建造，在无“除外”规定情形的情况下，应属于李士英、周某共同财产，且双方在离婚协议中已明确涉案房屋归李士英所有。因此，涉案房屋虽登记在周某个人名下，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的规定，李士英对涉案房屋享有请求权。(二)李士英依据《离婚协议》对涉案房产享有的权利足以排除执行。李士英与周某于2009年10月9日签订《离婚协议》，约定家中一切住房和办好的房产证及家用电器、日用品归女方所有，该约定是就婚姻关系解除时财产分配的约定，且双方婚姻关系经行政职能部门批准已解除。因此，在涉案房屋过户登记之前，李士英享有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该请求权与益民担保公司的请求权存在不同,具有排除执行的效力。首先,从成立时间上看,该请求权早于益民担保公司对周某的代偿请求权。其次,从内容上看,李士英的请求权系针对涉案房屋的请求权，而益民担保公司的债权为金钱债权，并未指向特定的财产，涉案房屋只是作为周某的责任财产成为益民担保公司债权的一般担保。在李士英占有、使用涉案房屋的前提下,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的精神,其要求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变更登记到自己名下的请求权,也应当优先于益民担保公司的金钱债权。第三,从性质上看,益民担保公司与周某的金钱债权,系李士英与周某婚姻关系解除后发生的,属于周某的个人债务。在该债权债务发生之时,涉案房屋实质上已经因李士英与周某的离婚约定而不再成为周某的责任财产。因此,在周某与相关债权人、益民担保公司签订借款合同,最终形成金钱代偿请求权的过程中,涉案房屋都未影响到周某的个人责任财产。为此,李士英的请求权即使排除益民担保公司债权的执行,亦并未对益民担保公司债权的实现形成不利影响。第四,从发生的根源上看,涉案房屋系李士英与周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合法建造而产生的夫妻共同财产,在李士英与周某婚姻关系解除之时约定涉案房屋归李士英所有。从功能上看,李士英与周某协议离婚后,李士英一直占有、使用涉案房屋,该房屋为李士英提供生活保障的功能。可见,与益民担保公司的金钱债权相比,李士英享有的请求权在伦理上有一定的优先性。第五,涉案房屋未办理变更登记并非李士英怠于行使。经查,在本案涉案房屋被查封之前即2008年8月13日,经益民担保公司担保李士英、周某向出借人蔡某借款10万元,因李士英、周某未还,益民担保公司代其清偿了借款本金、利息及违约金合计223000元,在益民担保公司行使追偿权案中,颍上县人民法院根据益民担保公司对涉案房屋予以财产保全的申请,于2010年2月21日作出(2010)颍民一初字第17号民事裁定将涉案房屋予以查封。2011年4月25日颍上县人民法院以(2011)颍执字第373号执行通知书告之李士英、周某立即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全部义务。2013年6月8日,益民担保公司与周某、李士英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协议载明:1.申请执行人只要求被执行人给付120000元,该款包括诉讼费、执行费等,其余利息申请人自愿放弃,该款于本协议签定之日给付6万元,余款于2014年阳历2月15日前付清,若不付清,按判决书内容算本息,拍卖房屋。2.该12万元按上述日期付清后,申请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王文保负责把他项产权证撤销,并把他项产权证交于李士英,王文保负责协助。协议签订当日,李士英付给王文保6万元。2014年2月24日王文保收到法院转来周某、李士英执款56900元。2014年3月19日颍上县人民法院出具说明:(2011)颍执字第373号执行案件,被执行人给付执行款116900元,申请执行人对余款自愿放弃,全案已执行完毕,全案为清,该案涉及的他项产权证已交于被执行人李士英,特此说明。但2014年2月26日颍上县人民法院依据(2012)颍民二初字第21号民事判决书又作出(2013)颍执字第00296号执行裁定书查封了涉案房屋。可见,涉案房屋自2010年2月21日至本案发生均一直处于被查封状态,故李士英亦无法对涉案房屋行使登记权利。综上,基于李士英、益民担保公司各自债权产生的时间、内容、性质、根源以及涉案房屋未登记原因等方面来看,李士英对涉案房产所享有的权利应当能够阻却对本案涉案房产的执行,李士英提起执行异议请求停止对涉案房产执行的理由成立。综上所述,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12民终230号民事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提出抗诉。 李士英再审请求：一、依法撤销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12民终230号民事判决和安徽省颍上县人民法院（2017）皖1226民初3619号民事判决；二、依法撤销安徽省颍上县人民法院（2013）颍执字第00296-1号执行裁定书；三、依法撤销安徽省颍上县人民法院（2017）皖1226执恢字第111号执行裁定书；四、依法判令停止强制执行李士英位于颍上县户房屋（登记证号颍房字第××号）；五、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颍上县益民担保有限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涉案被执行房屋是李士英原夫妻共同财产，李士英个人物权具有排他的优先权，依法不能强制执行。李士英与周某于1981年9月20日登记结婚，1992年5月4日经颍上县建设部门批准，李士英与周某共同建造了涉案房屋，并于2005年10月9日办理房产证，涉案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2009年李士英与周某协议离婚，约定涉案房屋归李士英所有，李士英一直居住、占有和使用该房屋。二、周某与益民担保公司之间的债务系周某离婚后产生的个人债务，与李士英无关，无权强制执行李士英的个人财物。原判决认定周某与益民担保公司债务发生在2010年8月至2012年1月，此时李士英与周某已经离婚，该债务与李士英无关，李士英也不知道该借贷和用途。三、李士英没有办理房产过户并非是怠于行使权利。涉案房屋从2010年至本案再审期间，一直处于查封状态，李士英多次向房产登记部门申请办理过户手续，因该房产处于查封状态，无法办理过户手续。四、本案中涉案的贷款人员蔡某系益民担保公司法人王文保的干亲戚，王某系王文保的女儿，并且颍上县人民法院受理益民担保公司的担保债权及其他债权纠纷多达百起，该公司法人王文保有可能涉嫌套路贷。综上，李士英对案涉房屋享有排除执行的权利，请求再审支持李士英的诉讼请求。 益民担保公司辩称，李士英的的权利来源违法，离婚协议中关于债权债务分割的条款无效。被执行人周某的债务并非全部发生于离婚之后，其中婚前发生的债务本金为321500元，该部分是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为执行异议之诉，执行对应的生效判决为颍上县人民法院（2012）颍民二初字第21号民事判决书。根据该判决，周某分别于2010年8月16日向蔡某借款222300元、2010年10月1日向王某借款11万元、2011年5月16日向胡某借款35万元。借款到期后，周某违约未归还借款，益民担保公司作为担保人承担了担保责任后，向周某追偿。该三笔借款的借款合同和借据形式上虽然均发生于李士英与周某离婚之后，但该三份借款合同对应的借款实际发生于2008年10月15日（李士英与周某离婚前）至2010年12月16日之间，共26笔借款，该三份借款合同是对前述26笔借款的确认，只是债权凭证形式上的变更，不是周某新产生的债务。前述26份借条中，有18笔均发生于2009年10月9日李士英与周某离婚之前，金额合计321500元，该部分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周某与李士英离婚时，除了本案涉及的债务，还有其他债务。在此情形下，周某与李士英协议离婚，将包括房屋和公司股权在内的全部财产分给李士英，由周某承担全部债务，明显是互相串通，通过离婚恶意逃避债务，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根据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该行为系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依法自始无效。李士英不能依据该离婚协议的约定取得案涉房屋的全部所有权及相应的请求权。在李士英的权利基础明显违法的前提下，应认定案涉房屋为夫妻共同所有，对于夫妻共同的债务，应以夫妻共同财产偿还。同时，也应维护物权的公示效力，现在房产仍登记在周某名下。在李士英的离婚协议无效的情况下，李士英的请求权已没有权利的基础，争议的房产为李士英与周某共同所有，对于婚前的共同债务，应以夫妻共同财产偿还，法院查封和执行该房产于法有据，请求维持二审法院判决。 周敬、周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辩称，案涉周某借款均是利滚利产生的。益民担保公司包括蔡某、王某、胡某等人并没有将这些借款交付给周某，仅交付一部分，实际借款并没有这么多。周某与李士英离婚时，周某一直在经营颍上县现代建设有限公司，双方离婚时约定将颍上县现代建设有限公司股份归周某所有，房屋归李士英所有，不存在所谓的恶意串通，也并不是把全部财产归于李士英。 本院认为，李士英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请求撤销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停止对案涉房屋强制执行。原审人民法院应审查李士英对执行标的即案涉房屋是否享有民事权益，享有什么样的民事权益，享有的民事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原判认为李士英对案涉房屋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驳回李士英诉讼请求。但李士英在一审庭审中提出，房屋办证是在其与周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是夫妻共同财产，周某的个人债务不能用夫妻共同财产偿还。即使房产不应全部给李士英，也应有李士英一半的房产。本案需对案涉房产是否属于李士英、周某夫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李士英对该房屋是否享有相应的民事权益进行审查，依法作出处理。原判决对该部分事实没有进行审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12民终230号民事判决和安徽省颍上县人民法院（2017）皖1226民初3619号民事判决； 二、本案发回安徽省颍上县人民法院重审。 审判长  朱道林 审判员  曹化元 审判员  宋 一 二〇二一年一月七日 法官助理赵梅 书记员胡玲玲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