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鹿邑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628民初5360号原告：杜世辉，男，1989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濮阳县，村民。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亚琼，系河南真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丁国玺，男，1992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江伟，系河南梓晅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杜世辉与被告丁国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20年12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杜世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亚琼，被告丁国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江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杜世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货款共计291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20年3月16日计算至清偿之日，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违约损害赔偿款20049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和被告均经营食品生意，二人经常有生意往来。2020年3月份，案外人马长伟向原告求购一批特仑苏牛奶。原告便向被告订购了该批货物，2020年3月14日原告向被告转账货款271000元，被告指示原告到供货商处提货。2020年3月14日当天，原告根据被告的指示去供货商处提货，却因为被告丁国玺违反合同约定，没有向供货商支付货款，导致无法提走货物。经原告和被告多次沟通，被告却要求原告再次支付20000元，才给解决问题。原告无奈，于2020年3月16日向被告转账20000元，但是被告仍然不履行货物交付义务。被告的违约行为导致原告无法向案外人马长伟交付货物，被告也拒绝退还货款。后来原告被案外人马长伟诉至法院，给原告造成严重损失。被告丁国玺辩称，原告诉请不成立，被告丁国玺不应当返还案涉货款291000元。事实上，原告在2020年2月27日，先后购买被告8400提、2400提、3000提，共计13800提，价值约450000元的蒙牛牌特仑苏牛奶，用于在河南地区进行销售。后原告违约将货物分别运至北京、上海、上高县、崇仁县、玉山县进行区域串货销售，因为该区域串货的销售行为严重违反公司规定，进而造成被告受到蒙牛公司罚款100000元，并解除对被告四家公司的授权，被告所运营的四个公司直接倒闭破产，同时蒙牛公司责令被告按照市场价58元价格进行回购串货，保护其他区域经销商。因此，被告处理因原告杜世辉串货行为造成的损失高达457075元。在被告向原告多次追责后，与朋友刘某驾车赶到商丘找到杜世辉，原告杜世辉才于2020年3月14日19时56分，分七笔转账给被告271000元，用于处理区域串货，并声称先处理串货，其他钱不够原告再想办法。因该款处理串货远远不够，故2020年3月16日16时54分原告杜世辉套取信用卡，再次转账给被告20000元，仍然用以处理区域串货。后被告无能力进行回购串货，故在经过原告同意之后将收回的6663提货物，以25元单价销售给郑州两家经销商，所得货款约为166575元，但仍然不够弥补串货损失。因此，案涉291000元款项并非原告向被告购买货物，而是支付给被告丁国玺，用于处理其违约串货款，故买卖货物的事实子虚乌有，双方自始没有谈过任何买卖货物的事情，更不存在买卖的合意，故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在庭审过程中，原告杜世辉提供证据如下：1.银行转账凭证一份，证明2020年3月14日原告通过银行给被告转账货款271000元，2020年3月16日原告通过银行给被告转账货款20000元，被告共计收到原告货款291000元，被告没有交付货物，也没有退还货款；2.原、被告微信聊天八份，两张（原告微信名称：I萌Y，被告微信名称：丁英俊），证明原、被告以前的合作方式和交易习惯是先付款后发货，在本案中被告收到原告的货款，没有发货，被告违约；3.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2020）豫0928民初4065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生效的判决书已经认定，被告收取原告的货款，没有交付货物的事实。因被告违约给原告造成诉讼费8049元（一审2683元，二审5366元）、律师代理费12000元等经济损失；4.拉货司机王广献的身份证、驾驶证、行车证复印件，证明原告将货款转给被告，原告先让王广献去被告指定的地点拉货，该批货物装完后，司机确认数量8400提，案外人马长伟将货款转给原告后，原告随机将货款转给被告，被告没有履行发货的义务。被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收到转账291000元无异议，虽然被告收到该笔款项，但是并非买卖的货款，而是原告违约进行串货销售，对被告造成损失的赔偿；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八张记录证明了2020年2月27日、28日、29日原告向被告共购买牛奶13800提，在原告全部提货后，并非在河南境内销售，而直接将13800提牛奶运至北京、上海、上高县、崇仁县、玉山县进行区域串货销售，进而不能证明原来的交易来推断案涉291000元为买货款，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无关，被告对于原告与马长伟的买卖关系不知情，其是否应当偿还买货款，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王广献本人未到庭，其提供为复印件，被告并未给原告指定拉货地点，双方就原告诉称的购货行为不存在，原、被告事实上仅存在2020年2月份购买13800提牛奶的事实，而不存在本案291000元购买货物的事实。经审查，本院对上述四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结合被告丁国玺提供的证据及原、被告当庭陈述，上述四组证据无法达到原告杜世辉的证明目的。被告丁国玺提供证据如下：1.原、被告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12张（当庭出示原始载体）、转账记录8张，证明原告在2020年2月28日前后将13800提货物提走后，违约销售造成区域串货。对于串货造成的损失，双方多次商议，被告也多次向原告问责，并于2020年3月13日下午被告与其朋友刘某到达商丘金士顿酒店内，与被告在酒店处理串货事宜。晚上未达成一致，并且三人在一起吃饭。次日下午17时许，原告再次到达酒店，双方就处理串货达成协议，原告先行支付271000元，让被告先处理串货。原告于2020年3月14日17时55分支付271000元用于处理串货，后三人在一起点的外卖，吃饭后分别。2020年3月16日16时54分原告再次向被告支付20000元的串货处理款；在该聊天记录的第十页，2020年3月16日16时58分，原告向被告发送微信消息：“丁真对不起我杜世辉这次欠你的一定想办法弥补给你的”，能说明在原告向被告转账20000元之后，仅经过四分钟，便向被告表示愧疚和道歉，足以说明涉案291000元的款项是处理串货的费用。2020年3月17日9时40分，被告向原告发送信息：“上高县的货我要处理了，因为处理北京的货款不够”原告回复：“好”。被告说“上高县的货处理了因为处理北京的货款不够”，原告回复“好”，原告自始至终都说该涉案款项是串货处理费用，而非买货款，买卖的事实不存在。原告对于涉案的聊天记录和转款凭证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聊天记录明确显示，是被告将货物以表格的形式和发送图片向原告推销货物，结合原、被告之间的打款记录和原告向被告发送的司机的照片和聊天记录，能够证明涉案的款项系购买特仑苏牛奶的货款，而不是处理串货的款项。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实际串货损失，以及串货应当由谁负责。被告为获得高额利润，是否存在串货行为，均与原告无关，即使原告将货物经销到他地，被告提供的列表，能够证明被告是对串货明知的，被告应当对串货的后果承担责任。被告以串货为由对抗原告的主张，与本案的买卖合同不是同一法律关系。被告亦未提供公司的授权和任何处罚证明。经审查，结合2020年2月26日以来原、被告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原告杜世辉当庭陈述，可以看出，原告杜世辉当庭陈述自相矛盾，且与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明显不符，其异议不能成立，本院对该组证据及证明目的予以采信。2.2020年2月27日、28日、29日三天的原、被告微信聊天记录11张，证明原告向被告购买货物，分三次提货，被告完成了交付义务，且该三批货物外包装上有专用专销的批次和标记。原告指示三辆货车接收货物后，违反双方的约定进行区域串货销售，其行为构成严重违约。在认识到自己的违约行为后，原告向被告支付了涉案291000元的串货处理款。原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异议认为该组证据只能证明原、被告之间的交易习惯。发货明细表是被告自己制作的，拉货地点也是被告指定的，因此本案是否存在串货行为，均与原告无关。该组证据恰好印证了双方存在供货合同关系，和被告没有按期支付货物的违约责任。经审查，原告杜世辉异议不能成立，本院对该组证据及证明目的予以采信。3.证人刘某出庭作证，证明2020年3月13、14日，被告丁国玺去商丘找原告杜世辉商讨串货的事，证人在场。被告对该证言无异议。原告异议认为证人与被告有利害关系，其证言是虚假陈述，当初三人在酒店内，吃饭的时间，所讲的内容全部是马长伟进货的事情，而没有说串货的事。经审查，原告杜世辉在庭审陈述“当时在酒店说串货的事了，紧张没有想起来”，说明其认可证人证言，本院对该证人证言予以采信。本院依职权调取原、被告双方各自的自2020年2月26日至今的原、被告之间全部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并当庭出示。原、被告对对方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2月27日、28日、29日，原告先后购买被告8400提、2400提、3000提，共计13800提，价值约450000元的蒙牛牌特仑苏牛奶。后原告将货物分别运至北京、上海、上高县、崇仁县、玉山县进行区域串货销售，因为该区域串货的销售行为严重违反有关规定，给被告造成损失，且需要被告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回购串货，保护其他区域经销商。2020年3月13日，被告通过微信把原告串货的有关情况通知原告，原告收到并回复信息。被告同其朋友刘某一起到商丘找到原告，在商丘金士顿国际假日酒店2005房间与原告商讨解决串货损失事宜。3月14日，原、被告继续在该酒店商讨解决串货损失事宜。同日19时56分时，原告分七笔转账给被告共计271000元，用于处理区域串货。2020年3月16日16时54分原告杜世辉转账给被告20000元，用以处理区域串货。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2020）豫0928民初4065号（原告马长伟与被告杜世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判决书（该判决已生效）认定，2020年3月13日，经马长伟与杜世辉协商，马长伟向杜世辉购买特仑苏牛奶8400箱，货款27300元，马长伟通过微信向杜世辉转账2000元。此后，杜世辉向丁国玺联系，订货特仑苏牛奶8400箱，指示马长伟到天津宏明食品配料有限公司取货。2020年3月14日马长伟委派的司机到达天津宏明食品配料有限公司，货物装车后，马长伟向杜世辉转账支付货款271000元，杜世辉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丁国玺271000元，马长伟委派的司机将货物运走时遭到杜世辉指示的交货人拒绝，随即报警，经马长伟、杜世辉与丁国玺联系后未果，马长伟未能将货物取走。2020年3月15日自13时11分至21时18分，原、被告通过微信谈论的全部是处理串货的事，被告表示已经将上高县的串货处理好了，支出69600元，上海的串货明天就处理了，原告均表示认可。原、被告聊天内容未涉及2020年3月14日在天津宏明食品配料有限公司马长伟的司机将货物运走时遭到杜世辉指示的交货人拒绝，随即报警等事宜。2020年3月16日原告在微信中向被告说“丁真对不起我杜世辉这次欠你的一定想办法弥补给你的”。2020年3月17日，被告说：“上高县的货我要处理了，因为处理北京的货款不够”，原告回答：“好”。被告：“上高县的货处理了都不够处理北京的”，原告：“上海那个回来没”，被告：“应该今天到郑州”，原告：“能不能也处理掉”。2020年5月13日22时01分，被告通过微信向原告发送两张处理串货的花费清单，共计花费357662元，一直到2020年7月1日，原告对该两份清单未予否认。本院认为，本案争执焦点为涉案291000元是不是货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事实主张的，承担不利后果。原告主张涉案291000元系货款，举证责任应当由原告承担。1.本案证人刘某证明2020年3月13日、14日原、被告在商丘金士顿国际假日酒店2005房间商讨解决串货损失事宜。原告质证意见是：“证人与被告有利害关系，其证言是虚假陈述，当初三人在酒店内，吃饭的时间，所讲的内容全部是马长伟进货的事情，而没有说串货的事”。后来原告在庭审中陈述：“当时在酒店说串货的事了，紧张没有想起来”。2.原告在起诉状中称：“原告无奈，于2020年3月16日向被告转账20000元，但是被告仍然不履行货物交付义务”。后来原告在庭审中陈述：“这20000元中2000元是货款，18000元是处理串货的事情”。3.2020年3月14日马长伟委派的司机到达天津宏明食品配料有限公司，货物装车后，马长伟向杜世辉转账支付货款271000元，杜世辉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丁国玺271000元，马长伟委派的司机将货物运走时遭到杜世辉指示的交货人拒绝，随即报警，经马长伟、杜世辉与丁国玺联系后未果，马长伟未能将货物取走。发生如此重大的事情后的第二天即2020年3月15日自13时11分至21时18分，原、被告通过微信谈论的均是处理串货的事，被告表示已经将上高县的串货处理好了，支出69600元，上海的串货明天就处理了，原告均表示认可。2020年3月16日原告在微信中向被告说“丁真对不起我杜世辉这次欠你的一定想办法弥补给你的”。原、被告聊天内容均未涉及2020年3月14日在天津宏明食品配料有限公司马长伟的司机将货物运走时遭到杜世辉指示的交货人拒绝，随即报警等事宜，显然与常理不符。综上，根据本院采信的证据及原、被告当庭陈述，涉案291000元并非货款，而是被告丁国玺处理串货的费用。原告陈述自相矛盾，其主张涉案291000元是货款不符合正常逻辑，且证据不足。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货款共计291000元及利息，并由被告赔偿原告违约损害赔偿款20049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丁国玺关于原告诉请不成立，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辩解，因原告证据不足，本院予以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杜世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965.73元，减半收取计2982.87元，由原告杜世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侯俊涛二〇二一年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李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