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103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应凤，女，1963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 委托代理人俞星红，浙江天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应洪，男，1945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 委托代理人吴岳，浙江浙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应凤因与被上诉人张应洪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2019）浙0185民初58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徐应凤系聋哑人，与张应洪系同母异父的兄妹关系。1951年6月，徐应凤父亲徐长春（土改时名为张长春）、徐应凤、张应洪母亲潘春富、张应洪（土改时名为张陆金），张应洪奶奶李水英四人经土改分得坐落于原杭州市临安县××镇××街××号房屋三间。1985年，该房屋拆旧建新重新建造房屋一幢（其中楼下四间，楼上三间，猪栏一间）。1989年3月，有甲方为张应洪、乙方为徐应凤，父亲徐长春、母亲潘春富、原於潜镇民幸村村民委员会参与签订《合约》1份，约定案涉房屋靠西面一间（包括楼上楼下）归乙方徐应凤使用居住，徐应凤不得出售和转让；其余楼下三间、楼上二间、猪栏一间归甲方张应洪。1990年3月，以徐长春为户主，潘春富、徐应凤三人的名义申请办理了案涉房屋的宅基地使用证，1990年11月以徐长春名义获取临集建（90）字第1607220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1991年9月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变更登记在张应洪名下。1996年1月徐应凤父亲徐长春病故。2002年6月徐应凤、张应洪母亲潘春富也因病去世。2002年5月张应洪对案涉房屋重新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人登记为张应洪。2003年5月张应洪重新办理了案涉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土地使用权人登记为张应洪。2003年10月31日原临安市於潜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召集徐应凤、张应洪双方进行调解，达成《人民调解协议》，约定对案涉房屋张应洪一次性补偿给徐应凤人民币壹万元；1989年3月28日双方签订的《合约》予以作废。案涉房屋徐应凤获得补偿款后没有使用权；案涉房屋补偿一事作一次性调解结束。2018年7月12日徐应凤就本案诉请向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於潜法庭提起诉讼，2019年7月24日徐应凤撤回起诉。徐应凤于2019年11月4日起诉请求判令确认坐落于杭州市临安区××镇××街××号××幢所有权（其中楼下四间，楼上三间，小屋一间）由徐应凤、张应洪共同共有。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根据案涉房屋的产权演变过程已明确案涉房屋建造后，通过家庭成员分家析产，徐应凤仅获得了案涉房屋的楼上楼下一间房屋的使用权，该使用权经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也已获得相应的补偿，并且双方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也明确案涉房屋补偿一事作一次性调解结束。作为共同建造案涉房屋的徐应凤、张应洪父母对案涉房屋的享有部分也已经通过1989年3月28日签订的《合约》做了处分。且徐应凤父亲徐长春、母亲潘春富及徐应凤、张应洪自愿达成的《合约》和徐应凤、张应洪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不违反法律相关规定，属于合法有效。故徐应凤再次主张案涉房屋系徐应凤、张应洪共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徐应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徐应凤负担。 宣判后，徐应凤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颠倒法律关系，导致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定“对徐应凤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而影响本案一审判决结果的最关键证据，就是上诉人提供的2003年10月31日由临安市於潜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制作的《人民调解协议书》。而该调解协议书第3条非常明确，上诉人徐应凤放弃的是共有房屋的使用权而非所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所有权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四个职能，使用权仅仅是所有权四个职能中的其中之一。无论是法律的规定或者司法的实践，应该是所有权包含使用权，而非使用权可以代替所有权。因此一审判决将使用权代替所有权的认定，明显有悖法律原则而错误。二、一审判决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结果中的放弃使用权视为所有权，明显违背法律的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法律设定的解决民间纠纷的专门机构，人民调解员是从事法律工作的专业人员，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区别是基本的常识问题，作为人民调解机构和主持调解的专业人员，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不会走入误区。同时从法律的规定，也证实调解协议的内容是不能曲解和更改的。如《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所以从法律规定可以看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03年10月31日达成的第3条关于“该房屋补偿后徐应凤没有使用权”的内容，证实上诉人放弃的仅仅是使用权，对该具有法律效力的约定内容，作为一审判决没有理由和依据予以擅自更改。三、一审判决违背当事人确认的事实，将废除的合约作为认定依据，违背程序法原则。一审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叙述“通过家庭成员分家析产，徐应凤仅获得案涉房屋的楼上楼下一间的使用权，该使用权经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也已获得相应的补偿，并且双方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也明确案涉房屋补偿一事作一次性调解结束。作为共同建造案涉房屋的徐应凤、张应洪父母对案涉房屋的享有部分也通过1989年3月28日签订的《合约》做了处分。且徐应凤父亲徐长春、母亲潘春富及徐应凤、张应洪自愿达成的《合约》和徐应凤、张应洪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不违背法律的相关规定，属于合法有效”。对一审判决的认为，上诉人认为至少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父母从没有对共有房屋进行分家析产；二是在《合约》中上诉人及父母从没有签字确认和同意，这一事实在（2018）浙0185民初4328号案的庭审笔录第6页被上诉人的陈述中得到充分证实；三是《合约》在2003年10月31日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第2条中，鉴于被上诉人单方制作而明确作废。一审判决将体现当事人真实意思且具有法律效力的认定为无效的《合约》内容仍作为判决依据，明显错误。四、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判决结果的必然错误。根据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案讼争的房屋，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父母于1951年6月土改分得的房屋，并在父母均健在时的1985年拆旧重建，当时的户主为父亲徐长春。所以该讼争的房屋，不仅仅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二人的份额，还应该包括父亲徐长春和母亲潘春富的份额。1996年和2002年父母相继去世后，父母的财产份额形成了继承财产。但事实证实，上诉人在父母去世后，从没有做出对父母的财产放弃继承的表示和承诺。关于这一点，在被上诉人伪造的“同意由哥哥继承”的2003年5月9日的证明中可以得到证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根据法律的规定，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必须是明示的。但如前所述，父母是分别在1996年和2002年去世的，在父母去世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形成的书面协议，只有2003年10月31日的《人民调解协议书》，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口头或书面的记载。但该《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并没有上诉人放弃遗产继承的意思表示。一审判决未对父母遗产部分的处理作出判定，明显遗漏了继承的法律事实，由此导致本案事实不清，结论错误。以事实为依据，始终是民事诉讼的重要原则。审判机关只能对当事人约定的内容的合法性作出评判，而不能对当事人约定的内容的客观性予以更改。因此一审判决将上诉人放弃使用权主观牵强认定为所有权，不仅偏离了以事实为依据的诉讼原则，而且使法律为准绳变为形同虚设的摆设。上诉人为聋哑人，没有生活来源，经济困难，无依无靠，自身的合法权益只能通过诉讼寻求法律保障，为此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补充：即使按照原审认定的合约，假定被上诉人在原一审中一直所主张的该合约仅仅是处于西边一间两层的房屋使用权，如果该事实假定成立，合约中对于该西边一间两层的房屋所有权并没有作出任何约定，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将包括该一间两层的房屋所有权通过伪造相应的文件形式办理了权属证书，这本身也是违法的。 被上诉人张应洪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其上诉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维持原判。事实理由如下，首先，从讼争标的产权依法确权看，上诉人在一审时没有向人民法院提供自己依法拥有案涉房屋有共同共有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因为从本案事实看，案涉房屋的土地改革确权，案涉房屋政府职能部门的土地和房屋使用权，所有权的确权都是张应洪，和上诉人没有关系。其次，从讼争标的产权的权属演变过程看，讼争标的产权1951年由被上诉人和父母、奶奶依法原始取得，产权形式为共同共有。而当时上诉人还没有出生，1985年讼争房屋是共同共有人拆旧建新，和上诉人也毫无关系。1989年3月讼争标的共同共有人就讼争标的产权进行分家析产，也就是《合约》，而就是通过这个分家析产处分的《合约》，上诉人只得到了讼争标的部分居住使用权，但就这个上诉人取得的部分居住使用权也是有条件的。即上诉人只有居住权，没有处分权，故《合约》明确：1）上诉人居住使用的房屋不能转让和出售，这里的转让明确上诉人只有自己居住使用权，这里的出售是不能出让居住使用权的房屋。2）子女招亲可以居住，不招亲该居住权的房屋归被上诉人。分家析产规定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2003年因为上诉人早就在南京成家立业，不想要房屋的使用权，要求对居住使用权放弃取得对价，案经於潜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依法调解，以上诉人取得被上诉人的1万元对价放弃居住权，调解结案。调解书明确两个事实，1）上诉人获得补偿款以后放弃对案涉房屋的使用权。被上诉人支付对价，取得上诉人根据《合约》取得的部分房屋的居住使用权。2）1989年3月29日《合约》规定的上诉人对案涉房屋的使用权约定予以作废。至此，上诉人对案涉房屋就是部分居住权也没有了，根本不存在什么共同共有。最后，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的几点答辩意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主要是，1）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及父母从没有对共有房屋进行分家析产。2）《合约》中上诉人及父母从没有签字确认和同意。3）人民调解协议第二条予以作废是因为单方起草《合约》而作废。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的上述理由毫无道理，不能成立。一、关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及父母从没有对共有房屋进行分家析产理由。讼争土地和房屋1951年土地改革确权给被上诉人的父母、奶奶和被上诉人，而上诉人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上诉人不存在共问共有问题，1989年拆旧建新，上诉人同样不存在共同共有问题，父母对自己的财产进行分家析产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仅仅是分家析产受益人。这一点一定要明确。对共有房屋进行分家析是产权人对权利的分配。上诉人没有共同共有的权利，如何对被上诉人和父母共有房屋进行分家析产，父母财产不是子女财产。在《合约》上，上诉人签字因为上诉人有部分的居住使用权，不是共同共有权人。二、关于《合约》中上诉人及父母从没有签字确认和同意的理由。上诉人这样理由毫无道理，《合约》是1985年签，用历史眼光看历史，1985年人们习惯使用个人盖章签订文件，而且《合约》有代笔人，有鉴证单位当地的村民委员会盖章，事实是清楚的，上诉人提出上诉人及父母从没有签字确认和同意没有相应证据支持。还有一点要说明，2003年的人民调解协议也明确把《合约》作为调解依据，上诉人也按照协议取得1万元，现在又说“《合约》中上诉人及父母从没有签字确认和同意。”毫无道理。三、关于人民调解协议第二条予以作废是因为单方起草《合约》而作废的理由。上诉人这样理解也是不对的，上诉人当时为什么拿到一万元，当时为什么要调解，这一点当时上诉人应该很清楚，调解协议也写了很明确，居住权放弃取得一万元对价。而这个居住权来源于《合约》对上诉人只有居住使用权约定。居住权放弃了，当然《合约》规定的上诉人居住权约定就无效了。而上诉人说作废是因为“单方起草《合约》而作废”是在玩文字游戏，毫无道理。案涉的房屋上诉人只有居住权，没有所有权，而居住权上诉人也通过对价方式放弃了，上诉人认为其对涉案房屋是共同共有人，没有提供相应的事实证据或者法律依据支持，本案也不存在继承问题，因为双方的父母在生前1985年已经通过分家析产依法处分了自己的案涉的房屋，所以不存在继承问题，同时被上诉人张应洪也根据分家析产的《合约》依法办理了土地和房屋的使用权和所有权的登记证书。房屋产权以登记为准，这是物权法的规定，本案也不存在再次确权问题，如果上诉人一定毫无道理认为存在登记问题，或者存在继承问题，应该依法采取其他办法解决。但是必须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不然同样也是会被依法驳回。 双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供。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张应洪系持有该房屋的权属证书的所有权人，其对该房屋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徐应凤主张其系案涉房屋的共有权人，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徐应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国标 审判员  韩圣超 审判员  周志军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八日 书记员  徐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