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三门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022民初2025号 原告（反诉被告）：陈必形，男，1974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三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台敏，三门县海游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正，三门县海游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反诉原告）：王方满，男，1964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三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袆楠，浙江瑞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柳方省，浙江瑞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以下均称原告）陈必形与被告（反诉原告，以下均称被告）王方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依被告王方满申请，本院于2020年9月8日作出司法鉴定决定书，并委托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对2016年7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以下均简称讼争协议书）上王方满签名及捺印进行鉴定。本院于2020年11月26日收到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浙千麦中心【2020】文鉴字第192号及浙千麦中心【2020】痕鉴字第430号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被告王方满于2020年12月15日提出反诉请求，本院于同日受理后，原、被告均同意放弃反诉相应的答辩期限与举证期限，本院于2020年12月15日对本案本诉与反诉部分合并进行公开开庭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台敏与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袆楠均到庭参加诉讼。原、被告均申请七天庭外和解时间。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必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及时支付原告被追缴台州康波化工有限公司（以下均简称康波公司）出资款262136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19年3月6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到履行完毕时止（利息损失暂计算至起诉日为18350元）；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2018）浙10民初145号案律师代理费15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后，原告于2021年1月6日自愿变更利息部分的诉请，即诉请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事实和理由：2014-2015年期间，原、被告双方合伙共同借款给案外人林勇刚（台州天安砂石有限公司）2500万元。林勇刚因到期无法归还，于2015年12月14日将天安公司持有的康波公司50%的股权转让给原、被告双方，并商定登记到原告名下。2016年7月15日，原、被告双方达成一份书面协议书（以下均称讼争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一、康波公司50%的股份已转让到原告名下；二、康波公司50%的股份原、被告双方各占一半，即原、被告双方各占康波公司25%的股份；三、康波公司经营过程中的盈亏原、被告双方均按占股比例享有和承担等。该股权转让后，康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被告王方满，后因康波公司有诉讼案件，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被告亲戚麻万达，被告任监事。康波公司因经营不善致资不抵债，经债权人申请，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均简称台州中院）于2017年11月21日受理破产清算申请，并于2017年12月7日指定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管理人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发现公司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2018年1月29日，管理人以康波公司名义向台州中院起诉，要求原告补缴认缴300万元出资款。台州中院受理后经公开审理并于2018年9月20日作出（2018）浙10民初145号民事判决，判决原告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康波公司缴纳出资30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18年1月2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等。原、被告经协商，认为该判决上诉改判机率不大，且上诉成本较大，故放弃上诉。该判决生效后，康波公司向台州中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于2019年1月16日以（2019）浙10执2号立案受理。在执行过程中，台州中院轮侯查封了原告所有的坐落在三门县××街道××路××号××室的不动产。（2016）浙1022民初2692号民事判决生效后，天安公司被裁定破产，由被告王方满出面向三门县人民法院破产办申报债权（详见浙10**破1-17号民事裁定书），后审查确认为普通债权1700万元，原、被告在天安公司管理人处签字确定债权各占850万元。2018年6月15日，天安公司管理人分配给原、被告债权各170万元，并汇入三门县人民法院账号，其中被告的170万元款项被申请执行人王方岳案（案号为浙10**执1734号、浙10**执恢437号）划走，原告的170万元被（2018）浙1022执3514号等案分配（详见浙10**执3514号案分配方案）。2019年3月6日，康波公司从该170万元款项中分配到524272元。嗣后，原告要求被告按讼争协议书承担524272元的一半款项即262136元，被告却以无钱为由拒绝支付。被告的行为损害了原告的权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原告特具状诉至法院。 被告王方满答辩称，一、原、被告合伙经营借款给林勇刚事实。对原告诉称的事实部分除讼争协议书外，对其他基本事实无异议。二、讼争协议书系虚假协议，不存在以股抵债事实，该协议系原告骗取被告签署。理由如下：首先，根据台州中院（2018）浙10民初145号判决书显示，2015年12月即完成了林勇刚与原告间的股权转让，原、被告于2016年7月15日补签协议，该协议明确林勇刚欠原、被告的2500万元以康波公司50%股份抵债。协议真实的话，原、被告为何于2016年7月20日仍以2500万元金额向林勇刚提起诉讼。若真实存在林勇刚以股抵债事实，抵债后起诉金额应减少，不可能仍为2500万。其次，若真实存在林勇刚以股抵债事实，在原、被告2016年7月20日向林勇刚提起诉讼，林勇刚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必然会说到该事实，予以扣减借款金额。但根据（2016）浙1022民初2692号民事判决书和庭审笔录看，林勇刚根本未陈述过以股抵债事实。其三，该协议的目的是为了让被告承担损失。事实上，原告2015年已经是康波公司的大股东，应清楚公司经营状况，该公司于2016年11月便已破产，在2016年7月时公司经营已经困难的情况下，仍签订该以股抵债协议明显不符合常理。事实上，林勇刚将康波公司50%股权转让给原告不是股权转让而是让与担保行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以下均简称省高院）（2019）浙民申1667号裁定书，也可确认原告自认其与林勇刚转让股份系股权让与担保行为，林勇刚之前曾将该股权抵押给原告，后因债务清偿问题，二者达成合意，林勇刚先行转让康波公司50%股份作为担保。结合以上几点，虽然林勇刚确实转让了股份给原告，但无法认定为以股抵债，虽然讼争协议书签字经鉴定为被告本人签署，但结合以上明显疑点，若原告无法作出合理解释，被告认为原告举证未达到民事诉讼法108条规定的高度可能性标准。三、退一步说，即便确认讼争协议书真实性，也确认林勇刚以股抵债事实。在对康波公司主债务尚未清偿完毕时，原告无法根据该协议书行使追偿权。首先，根据讼争协议书和原告提供的（2018）浙10民初145号民事判决书，林勇刚转让了50%的股权给原告，原、被告各享有25%的股份，现尚未出资部分为300万，除本案起诉的52万余元外，对康波公司仍有240余万款项未支付。在主债务尚未清偿完毕的情况下，原、被告双方实际可能承担的债务数额尚不确定，双方分担责任份额的决算条件尚不具备，容易因之后新的代偿事实发生，影响既判的稳定性、造成循环诉讼。其次，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名义股东的追偿权，“名义股东承担前款出资义务后，向实际出资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名义股东行使追偿权必须完成出资义务后方可追偿。其三，依据讼争协议书，原、被告各占50%份额，那么原告自身出资份额为150万，现原告方出资份额尚未缴纳完毕，无权要求被告返还，即便认为主债务清偿完毕前原告即可向被告追偿，也至少应在已出资150万以上方可行使。其四，再退一步而言，即便认为原告现在有权向被告行使追偿权，根据原告提交的（2019）浙10执2号之三执行裁定书，原告主张的52万余元包含了原告作为被执行人所承担的诉讼费28080元、执行费31440元计59520元，作为康波公司出资款执行款的仅为464752元，前述诉讼费及执行费乃原告自身怠于支付出资款导致的损失，与被告无关，该部分原告无权向被告追偿。 被告王方满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讼争协议书；2.本案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庭审后，被告于2020年12月22日增加反诉请求，即要求原告向被告赔偿分配债权计471799元。后被告于2020年12月28日撤回增加的反诉请求。事实与理由：2014年11月21日至2016年2月20日，林勇刚陆续向原、被告借款共计2400万元，经双方于2016年2月20日结算，林勇刚共欠借款本息2757.96万元，林勇刚出具一份《关于林勇刚与王方满、陈必形借款结算情况的确认书》，由天安公司提供担保。后因到期未偿还本息，林勇刚与原告达成让与担保合意，以康波公司50%股份作为担保先行登记至原告名下。同时因被告不懂法律，原告欺骗被告林勇刚提供让与担保须出资200万元，故被告于2015年5月9日向康波公司汇款200万元。而后原告欺骗被告签署讼争协议书。被告认为讼争协议书所述的以股抵债事实明显存在疑点，与真实的让与担保事实不符。讼争协议书是原告在被告不明事实真相前提下，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被告签名的欺诈行为，并非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故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向贵院提起反诉，请求贵院依法支持被告的反诉请求。 原告陈必形针对反诉请求答辩称，一、被告请求撤销讼争协议书时效已过，该协议书签订之日至今天已超过一年，请求法院予以驳回。二、讼争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被告要求撤销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三、原告欺骗被告因让与担保须出资200万元与事实不符。该200万元汇款属实，但该款项系借款给林勇刚，直接汇入林勇刚经营的公司内，该款项在（2016）浙1022民初2692号已计算在2500万元内。故被告诉请无法律和事实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被告反诉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陈必形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证据（一）协议书原件一份，拟证明：1.康波公司50%的股份己转让到原告名下；2.康波公司50%的股权原、被告各占一半即25%的股权；3.康波公司经营过程中的盈亏，原、被告均按占股比例享有和承担事实。 证据（二）（2018）浙10民初145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台州中院作出的该份民事判决书确定原告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康波公司缴纳出资款300万元的事实。 证据（三）代理费发票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原告在（2018）浙10民初145号案件中支出的30000元代理费用。 证据（四）（2019）浙10执2号之三执行裁定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康波公司于2019年3月6日在三门县人民法院分配到原告对天安公司到期债权524272元的事实。 证据（五）（2016）浙1022民初2692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原、被告合伙借款给林勇刚的事实。 证据（六）2015年5月9日汇款给康波公司的200万元的汇款凭证复印件（复印自浙10**民初2692号案件，当初系原、被告共同作为该案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份，拟证明该200万元系原、被告共同借款给林勇刚的事实，而非被告因让与担保再出资给康波公司。 证据（七）承诺书复印件一份（复印自浙10**民初2692号案件），拟证明林勇刚因向原、被告借款同意将康波公司的50%股权登记在原告名下作为担保，该期间原告不得参与公司经营，待借款还清后，股权归还至林勇刚名下。 被告王方满质证称，对证据（一）的协议书关联性无异议，对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该协议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系原告骗取被告签署，抵债也未明确抵多少金额，协议签订于股权变更登记之后，具体理由同答辩意见。对证据（二）的民事判决书三性无异议。对证据（三）的代理费发票关联性有异议，该费用与本案无关，系原告怠于支付出资款产生的费用。对证据（四）执行裁定书三性无异议，对证明力有异议。该执行裁定系针对（2016）浙1022民初2692号民事判决书执行作出的，原告陈述双方均分配到52万余元，据被告王方满陈述其未收到过该52万余款，具体以庭后核实为准，如果被告未收到该款项，那该52万余元本身即为双方共同的执行款，含有被告50%的份额，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承担一半的费用，且该裁定显示支出出资款仅仅为464752元，诉讼费28080元与执行费31440元共计59520元系原告怠于履行出资义务支出费用，与被告无关。对证据（五）民事判决书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六）的汇款凭证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原告曾有一次向被告提过林勇刚以康波公司50%的股权提供质押的情况。对证据（七）关联性无异议，对真实性由法庭核实，可以确定系让与担保非股权转让，被告王方满认可让与担保，不认可讼争协议书。 被告王方满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 证据（八）《关于林勇刚与原、被告借款结算情况一览表》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原、被告双方在2016年5月4日进行核算，向林勇刚提供借款结算至2015年12月20日合计2321.32万元，明确双方各自份额，该借款由天安公司担保事实的确认，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证据（九）（2016）浙1022民初2692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原、被告双方自2014年-2016年12月20日期间向林勇刚借款本息经三门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确认为25079600元，由天安公司负连带清偿责任等事实。 证据（十）（2019）浙民申1667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林勇刚将持有康波公司50%股权以股权变更形式为民间借贷作担保系让与担保行为，不存在股权转让关系的事实。 证据（十一）浙江三门银座村镇银行特种转账借方传票对账单一份、泰隆银行账户明细对账单一份，拟证明被告因原告欺骗向康波公司出资200万元的事实。 原告陈必形质证称，对证据（八）、（九）三性无异议，对证据（十）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对证据（十一）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浙江三门银座村镇银行特种转账借方传票对账单的款项系原、被告合伙借款给林勇刚，该款项已计算在（2016）浙1022民初2692号确定的借款总额中。对泰隆银行账户明细对账单中款项往来系原、被告合伙作借款生意的资金往来，与本案无关联。 原告陈必形庭后又补充提交下列证据： 证据（十二）(2018）浙1022执3514号分配方案复印件（加盖三门县人民法院档案专用章）一份，拟证明原告分得170万元债权，被划走524272元的事实。 证据（十三）康波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情况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原、被告都持有该公司50%的股份，被告王方满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原告陈述原告担任康波公司股东、被告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事实符合。 被告王方满质证称，对证据（十二）三性均无异议，据了解，被告也确实分配到了170万元。对证据（十三）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被告确实于2016年挂过该公司法定代表人。 原、被告对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浙千麦中心【2020】文鉴字第192号及浙千麦中心【2020】痕鉴字第430号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均无异议。原、被告对本院向相关案件复印的下列材料即（2016）浙1022民初2692号案卷的2016年7月27日庭审笔录、承诺书、2016年7月29日询问笔录、（2016）浙1022破1-17号民事裁定书、（2018）浙1022执1734号的通知书、执行通知书、执行调解款票据、履行债务证明书、和解协议的三性均无异议。 对于原、被告提交的证据，经双方质证，本院认证如下： 被告虽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但经鉴定该协议书上的签名及捺印均系被告所为，被告亦承认系认识字，故本院对该份协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是否系虚假协议及被欺骗所签订，本院将在论理中一并阐述。对证据（二）、（四）、（五）均系生效法律文书，被告对其三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些证据均予以确认。对证据（三），被告未对真实性提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即能证明原告因（2018）浙10民初145号案件支出律师费30000元。对证据（六）、（七），经本院核实，本院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予以认定。对证据（十二）、（十三），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均予以确认。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八）-（十一）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些证据的形式真实性均予以确认。证据（十一）的浙江三门银座村镇银行特种转账借方传票对账单的汇款200万元与原告提交的证据（六）系同一日期发生的汇款，在被告未进一步举证的情况下，本院确定即为证据（六）的汇款，即该款项已计入出借给林勇刚的借款中。至于证据（十一）的泰隆银行账户明细对账单能证明原、被告间存在往来款关系，但与本案无关，且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八）显示，双方对相关款项有过结算，即便被告认为双方有债权债务关系，被告可另行主张。 对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浙千麦中心【2020】文鉴字第192号及浙千麦中心【2020】痕鉴字第430号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及本院复印的相关材料，原、被告均无异议，本院均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林勇刚由天安公司担保于2014年11月21日至2016年2月20日期间向原告陈必形、被告王方满多次借款，原、被告通过转账、汇款等方式向被告林勇刚交付借款（包含被告王方满于2015年5月9日汇款给康波公司的200万元）。作为担保，林勇刚将其持有的康波公司的相应股权于2015年8月19日出质给原告陈必形，后又商定将林勇刚持有的康波公司50%股权变更登记在原告陈必形名下，原告于2015年12月13日出具一份承诺书，承诺书相关内容为：林勇刚再将康波公司50%的股份暂时转入陈必形名下，以作抵押，在此期间陈必形不得参与公司经营，不得参与公司盈利的分配，直到借款还清，陈必形将无条件把康波公司的股份归还至林勇刚名下。后于2015年12月23日，变更工商登记，林勇刚原持有康波公司的60%股权变更登记为林勇刚和原告陈必形分别持有10%和50%股权；2016年4月8日，被告王方满登记为康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至2016年6月6日。 2016年2月20日经结算，林勇刚、天安公司出具一份《关于林勇刚与王方满、陈必形借款结算情况的确认单》，载明前期利息已结算至2016年2月20日，借款本金27579600元未还，借款利息从2016年2月20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后经原、被告催讨，天安公司归还借款本金2500000元。 2016年5月4日，原、被告形成《关于林勇刚与原、被告借款结算情况一览表》，对借款事项及相关份额作过约定。 2016年7月15日，原、被告签订一份协议书，协议书的相关内容为：原、被告共同借款给天安公司（林勇刚）2500万元，林勇刚将康波公司50%股权抵押给原、被告双方后，后因天安公司（林勇刚）到期无法归还借款，故林勇刚将康波公司的50%股权转让至原告名下，现原、被告就持有康波公司50%股权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康波公司50%股权已转至原告名下；二、康波公司50%股权原、被告各占一半，即各占25%股权；三、康波公司在经营过程中的盈亏原、被告双方均按占股比例享有和承担等。 因林勇刚未归还剩余借款本息，天安公司也未全部履行担保责任。原、被告共同于2016年7月2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以（2016）浙1022民初2692号受理，并于2016年7月27日进行公开开庭审理，原、被告在庭审中均有陈述到：当时借款以康波公司的股份作为担保，借款是同一笔借款，康波公司股份作为担保，我们虽取得股份，但没有实际参与管理，也没有取得分红，康波公司实际控制人仍是林勇刚，我们没有支付投资款的，只是把股权登记我们名下作为担保。我们出具承诺书给林勇刚，不会主张康波公司股份的权利等，庭后林勇刚向法院提交过原告于2015年12月13日出具的承诺书。经审理，本院于2016年8月3日作出（2016）浙1022民初2692号民事判决，判决确定：林勇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归还给原、被告借款本金250796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2月20日按月利率2%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天安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等。该民事判决已生效。 天安公司因债权人申请，本院于2016年8月17日裁定受理天安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债权人申报债权，经依法审查，本院作出（2016）浙1022破1-17号民事裁定，裁定确定各债权人的份额，其中王方满申报（2016）浙1022民初2692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债权，被裁定确定为普通债权1700万元。后原、被告均分配得天安公司债权分配款170万元，原告分配得的170万元款项直接划入本院账号，经本院于2019年分配给原告的相应债权人，其中康波公司因（2019）浙10执2号案件于2019年3月6日分配得执行款464752元，另有该案件的诉讼费208080元、执行费31440元共计524272元亦从该170万元支出；被告分配得的170万元直接划入本院账号于2018年6月左右用于支付（2018）浙1022执1734号案件的执行款（债权人为王方岳）。 经查明，2017年11月21日，经债权人申请，台州中院受理康波公司破产清算案，并于2017年12月7日指定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管理人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发现公司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康波公司也未在合理的时间内向管理人提交任何财务账册，导致管理人对康波公司的财务状况无法核实，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故康波公司于2018年1月29日向台州中院提起康波公司与台州市泰宝投资有限公司、陈必形、林勇刚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该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7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必形委托律师出庭应诉），并于2018年9月20日作出（2018）浙10民初145号民事判决，与本案相关的判决事项有：陈必形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康波公司缴纳出资30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自2018年1月29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陈必形负担诉讼费28080元等。原告陈必形未提出上诉，该民事判决已生效。原告陈必形未按期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康波公司申请强制执行，台州中院以（2019）浙10执2号立案受理，并轮侯查封登记在原告陈必形等名下的坐落在三门县××街道××路××号××室的不动产。后经康波公司申请，台州中院于2019年5月16日作出（2019）浙10执2号之三执行裁定，裁定终结该院（2019）浙10执2号案件的执行。原告陈必形就（2018）浙10民初145号民事判决向省高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9年7月23日作出（2019）浙民申1667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原告陈必形的再审申请。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申请对讼争协议书王方满的签名及捺印进行鉴定，本院依法委托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于2020年11月23日出具浙千麦中心【2020】文鉴字第192号及浙千麦中心【2020】痕鉴字第430号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分别认定讼争协议书甲方处的“王方满”系被告所签、该签名字迹处的捺印系被告右手食指所留。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为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对本案的法律争点，本院分论如下： 讼争协议书是否存在可撤销的情形及行使撤销权的期间 是否已届满。被告抗辩称该协议书系虚假协议，不存在以股抵债事实，实际系股权让与担保，系原告骗取被告签署。本院认为，原、被告共同合伙借巨款给林勇刚、天安公司作担保属实，原、被告均承认在未支付对价情况下，林勇刚将康波公司50%股权转让登记在原告陈必形名下，且原、被告不参与管理、分配盈利，借款还清，将该股权重新归还至林勇刚名下，且各方于2015年12月23日变更工商登记，该股权变更行为属于典型的股权让与担保行为。后原、被告双方基于该前提签订讼争协议书，该协议书并未明确载明股权系支付对价取得，仅是载明“转入”原告名下，结合当时的法律规定、各方的法律知识水平及双方知晓的实际情况，该表述并不会引起股权系支付对价受让取得的理解，该协议书明显系双方内部对股权让与担保相关权利义务的约定，且结合被告提供的2016年5月4日《关于林勇刚与原、被告借款结算情况一览表》的份额约定，对50%的股权各占25%并按该份额享有并承担盈亏，基本公平。现被告称讼争协议书系虚假协议且系被骗取签订，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故本院对被告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亦未证明该协议书存在其他可撤销的情形，故本院对被告要求撤销讼争协议书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对于被告增加的反诉请求，其已自行撤回，故本院予以准许。故对原、被告基于该部分提交的证据均不作认定。基于讼争协议书不存在可撤销情形，故本院对行使撤销权期间是否已届满的争点不作赘述。 二、被告是否应按讼争协议书承担责任及承担责任的具体金额。本院认为，后因康波公司资不抵债进入破产程序，经康波公司管理人审查登记在原告陈必形名下的股权存在未按期缴纳出资的情况并提起诉讼，经台州中院审理并作出（2018）浙10民初145号民事判决，判决确定原告陈必形需缴纳出资300万元等，康波公司已申请强制执行。该债务的形成系基于原、被告共同借款给林勇刚并办理股权让与担保事宜所致，基于利润共享、风险共担精神，双方应共担该笔债务。讼争协议书明确约定对50%的股权各占25%并按该份额享有并承担盈亏，虽上述300万元出资的债务并非经营亏损产生，但根据原、被告签订讼争协议书的本意，该300万出资债务可以参照该讼争协议书约定的份额由原、被告各半负担。至于被告抗辩称原告尚未出资至150万，故本案结算条件不具备。本院认为，原、被告自天安公司分配得的债权仅是1700万元中340万元，也不是全部债权，双方已按各得一半的170万元分配，现在因该1700万元债权支出的实际费用明确的情况下，参照讼争协议书约定，先行分担费用，符合情理，也不违反法律规定。至于以后支出的费用可再行主张。被告抗辩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名义股东追偿权，“名义股东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后，向实际出资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院认为，本案原告陈必形取得康波公司的股权，系基于让与担保行为，与原告这一“名义股东”相对应的实际出资人并非被告王方满，故原、被告的情形不适用该法律规定。至于被告抗辩称该300万出资债务产生，有基于原告未及时提出上诉的原因，本院认为，被告并未举证证明基于当时法律规定，（2018）浙10民初145号民事判决存在被推翻的情形，且原告在2019年就该案件向省高院申请再审，虽最终被驳回，但反过来可以证明原告为该300万元的出资债务也尽了维权的义务，再退一步讲，即便省高院受理，被告也未举证证明（2018）浙10民初145号民事判决存在被推翻的可能。至于被告抗辩称原告170万元分配款实际用于支付300万出资债务的仅为464752元，其余费用均系原告怠于支付出资产生的损失或系无关费用，原告无权向被告追偿。本院认为，被告并未举证证明被告有积极支付款项的行为；原告在（2018）浙10民初145号诉讼案件中委托了律师出庭应诉，律师代理费应属于在（2018）浙10民初145号支出的合理费用，被告也未举证反驳，故相关诉讼费、执行费及律师费均应纳入本案一并计算。综上，本院对被告的上述抗辩意见均不予采纳。庭后，原告自愿变更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计算，系其自由处分权利行为，于法不悖，本院予以准许。综上，原告变更后的本诉请求合法合理，本院均予以支持。原告就（2018）浙10民初145号民事判决支出的其余费用，待实际发生后，原告可另行主张。被告的反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予以驳回。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本诉被告王方满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诉原告陈必形支付款项262136元及利息损失，该利息损失按同期全国银行业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7月30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二、由本诉被告王方满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诉原告陈必形支付（2018）浙10民初145号案件的律师代理费15000元； 三、驳回反诉原告王方满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5457元（按变更后的诉讼标的额计算），减半收取2728.50元，由本诉被告王方满负担；鉴定费5442元，由本诉被告王方满负担（被告已支付）。反诉案件受理费2866元，由反诉原告王方满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案申请执行期限为二年 审 判 员 楼呈飞 二〇二一年一月七日 法官助理 俞 瑜 代书记员 郑 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