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民终776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魏某，女，1984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现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宏杰，福建志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秀玲，福建志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男，1955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正，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周某，男，1944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 原审被告：林某，女，1950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 上诉人魏某因与被上诉人黄某、原审被告周某、林某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20）闽0102民初35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魏某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请；二、判令被上诉人黄某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作出的周伟贤与被上诉人构成委托合同法律关系的认定明显是错误的，首先，一审法院以周伟贤发送的邮件具备要约的构成要件，属于要约，被上诉人转款属于承诺，以此为由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合同关系，这明显是严重违背《合同法》的规定的情形，也严重违背《民法总则》民事行为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也严重违背客观的事实。其次，一审法院作出认定双方存在委托合同法律关系还基于其在判决书认定的“结合双方在一个月前共同投资雪人股份的事实以及双方系多年师生关系的事实，可以推定在该特定环境下，黄某有理由相信其可通过合理的价格投资购买上述邮件所推荐的原始股及周伟贤有意愿让黄某通过其代持的方式投资南威软件”，但显然该论述的推断结果应当是黄某个人在转款的时候一厢情愿将所转款项认定为南威软件的投资款这一客观事实，而非推断成双方达成委托周伟贤投资南威软件。哪怕黄某在转账的时候心里面已经就代持股的股权数量、每股的股权价格、委托管理费、后期投资利润分配方案等事项、甚至是与他的投资人均达成了共识，也不能说明黄某与周伟贤就代持股的股权数量、每股的股权价格、委托管理费、后期投资利润分配方案达成任何的共识。所以该推论不能证明双方达成合同，因为合同成立的依据来源于双方的合意，在周伟贤并无合意的情况下，合同当然未达成。同时，委托关系作为一种法定的法律关系有其独特的法律形式与特征，但本案中，我们完全找不到任何一丝有形成委托法律关系的证据来加以佐证双方形成了委托关系，因此，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基本事实的审理完全错误。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8页所认定的“黄某于2010年11月26日向周伟贤汇款96万元的用途，现有证据亦无法直接予以证明，但根据该事实亦可推定黄某与周伟贤2010年11月18日至2010年11月26日期间内有通过电话或其他方式针对转账或投资股票事宜进行讨论；结合2010年11月23日至11月26日期间，黄某同事肖某、刘某、王某分别向黄某转账汇款192000元、288000元、192000元投资款的事实，与黄某主张的其与周伟贤已通过电话联系的方式确定了以9.6元／股委托周伟贤购买并代持10万元原始股的事实高度吻合；周伟贤于2010年12月29日通过其实控公司直接受让南威软件股权的每出资单位价格9.2247元，亦可印证黄某从周伟贤处受让原始股价格为9.6元的合理性；综上,黄某主张其所汇的96万元用于投资南威软件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认定”的结论是极其荒谬的，是无数个主观臆断累加得出的高度盖然性，根本无任何的靠的证据基石。一个可能跟着一个可能，随着可能堆积成的结果终究是泡沫，无法堆积成高度盖然性。二、一审法院在计算赔偿依据方面也可以体现完全一边倒的倾斜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在诉讼时主张按照96万元×10.33813倍＝9924605元，其依据是投资了96万元，所以应当按照套现后的价格与原价格之比10.33813的比例予以赔偿。但是被上诉人的主张极其明显是错误的，被上诉人的逻辑是被上诉人用9.6元的价格买了价格为9.2247元的股，显然不可能用9.6元作为计算依据。三、周伟贤与其他人达成的关于南威软件方面投资，在南威软件套现的情况下都予以了兑付，这从交易中可以看出，所以一审法院判决的代持投资法律关系背后的交易模式等都完全不符。且周伟贤在与他人签订其他公司的相关投资协议时，对于交易模式、如何分配利润、股数、是否代持等都有明确的约定。这些都是极其精细又有必要的商事操作必要条款，这样的投资协议根本不能通过黄某一厢情愿而订立。明显一审法院认定的委托合同也不符合周伟贤一贯的交易模式，显然被上诉人与周伟贤根本不存在委托协议。周伟贤的遗产案件已发生多起，但无一例外其他案件的原告均持有书面委托协议，因此从这一事实来看，被上诉人的主张显然不符合周伟贤一贯的交易模式，从这一点来看，双方之间不可能存在关于南威软件的委托投资关系，且从被上诉人与周伟贤曾就雪人公司达成的书面投资协议，也能证明周伟贤在达成委托投资的情况下是会签订书面合同的，同时周伟贤签订的委托投资协议的条款都是较为复杂的，对于股权的价格、数量均在委托投资协议中有相关约定，显然，委托投资协议根本不可能通过简单的建议投一些和转款而达成。因此，周伟贤与被上诉人就南威软件根本不存在委托协议。四、因案外人周伟贤去世引发了大量的同类型的投资款纠纷，从2017年周伟贤死亡至今已3年多，也有众多的投资者向上诉人等起诉要求返还相应的投资款，无一例外，均持有由周伟贤签署的投资协议，包括被上诉人本人在另外一起案件起诉时也提交了相关的投资协议，这些协议多数明确了投资回报的幅度，因为，在周伟贤完成投资时，也必需利用其可以拿到原始股的身份来进行获利，这种投资关系与方式才是社会通常的情况，才是合理的，而不是以被上诉人主张的天价回报来计算，而在南威软件交易完成后，其他投资南威软件的投资人均大部分得到清偿，这一点在周伟贤的银行流水上也都能进行印证，这些事实一审法院都未进行评价，在所有的投资中，没有投资协议并按如此高的投资回报算账的仅有被上诉人一个人，这明显与真实的客观情况不符合，一审法院没有全面考虑本案的特殊性，因此，请二审法院全面审查。 黄某辩称，一、黄某与周伟贤委托合同法律关系成立，符合《合同法》订立形式采取书面、口头或者其他形式；订立方式采取要约、承诺的方式，双方已就合同当事人、标的、数量达成合意，因此，黄某2010年11月26日汇款96万元给周伟贤，并备注“投资”，是以行为的方式向要约人周伟贤做出承诺。邮件中周伟贤并未要求黄某以书面形式做出承诺，而是希望黄某以“投一些”资金购买南威软件的默示积极行为作为承诺方式回应要约。周伟贤收到黄某电汇的96万元“投资”款后，不仅没有表示任何异议，而且还按照要约邮件的附件《投资价值简析》中的南威上市筹备进程，部分履行了委托合同的受托人“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的主要义务，因此，应认定委托合同法律关系成立。退一步讲，即便按上诉人所称周伟贤邮件内容是要约邀请，委托合同依然已成立。因为，黄某在收到邮件的第8天，将其与三位同事共同投资款96万元一并汇入周伟贤收取雪人股投资款相同的个人账户的行为，就应视为黄某根据周伟贤的邮件内容向周伟贤发出的要约，而周伟贤收到款后既未表示异议，也未退回96万元或者明示拒绝接受委托事务，而是将96万元投入德弘嘉业注册资本金，作为德弘嘉业购买南威软件原股东吴来法出让4%出资额的对价款项1980万元的其中一部分。后来，周伟贤又亲自参与南威软件股份化、首招股上市、解禁后套现，周伟贤处理委托事务的行为，足以构成其以口头、书面形式以外的“其他方式”对黄某的要约，做出特殊的承诺形式—意思实现。据此，黄某与周伟贤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可推定成立。况且，黄某已完全履行付款义务；周伟贤也履行了购买、代持、套现股票的受托义务。基于此事实和证据，也足以认定委托合同成立，且周伟贤已处理大部分委托事务。二、黄某与周伟贤除了委托投资雪人股份和南威软件两只股票以外，再无任何其他经济往来。周伟贤收取黄某96万元投资款的建行账户，与一个月前的10月19日收取黄某购买雪人股份投资款83.3万元是同一建行账户。因此，周伟贤在发给黄某邮件的第8日收到黄某电汇到他个人账户内的96万元“投资”款，绝无可能误认为他人所汇或者非购买南威软件的款项。三、根据九民会纪要精神，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商事审判的基本原则，应贯穿整个民商事交易的始终。审理合同纠纷案件时，要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以及鼓励交易原则，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不宜轻易否定已生效甚至已经作出大部分履行的合同，以促进诚信社会构建。 周某、林某未发表意见。 黄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魏某、周某、林某向黄某偿还南威软件投资收益9924605元，并以9924605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6年4月1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利息和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暂计至2020年3月31日止为1862651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1月18日，周伟贤向黄某发送电子邮件，邮件内容为“黄老师，现将南威软件的资料发给你，供参考。以目前的情况，南威软件已有和潜在的订单可确保未来三年的业绩，其未来的核心增长点来自军队信息化产品，公司军队信息化软件去年仅为55万元，但今年达到1000万，明年也确保可以拿到3000万软件和硬件的规模。我在这几天和该项目保荐人充分探讨，他们认为总体看机会远大于风险，建议投一些，当然，要做好大股东的业绩承诺及回购条款。由于大股东有房地产及制衣厂，还款能力还是可以得到保证的”。电子邮件附件为南威软件初步尽职调查报告等。前述邮件所附的《投资价值简析》载明：1.对南威软件的估值＝南威软件2010年度税后利润4500万×11（市盈率估值）＝4.95亿元（为方便估值，折合为5亿元）。2.投资收益：对比投资人购买南威软件股份时对该企业的估值（5亿），可知投资人对南威软件的投资收益税前净收益倍率为6.3倍。3.投资机构已与南威软件控制人进行接触，南威软件将出让3%左右的股份给予周伟贤指定的投资机构（南威软件已聘任经周伟贤为公司引进私募投资及上市顾问）；2010年11月13日，投资机构与南威软件的商务谈判已完成，将于11月20日签署投资协议，11月30日投资款划转到位。2010年11月23日，肖某向黄某转账汇款192000元。2010年11月24日，刘某向黄某转账汇款288000元。2010年11月26日，王某向黄某转账汇款192000元。2010年11月26日，黄某向周伟贤转账汇款96万元，转账用途为投资。 另查，周伟贤于2009年至2010年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并在福建社会科学院担任副研究员。黄某是周伟贤从事博士后研究项目的合作导师。 2010年10月19日，黄某向周伟贤转账汇款83.3万元用于投资购买雪人股份原始股10万股，并由第三方代持。2010年11月26日，福州市晋安区德弘嘉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后更名为萍乡市德弘嘉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德弘嘉业”］成立，周伟贤为执行事务合伙人，认缴出资495万元，认缴出资占比33%。后周伟贤于2011年12月19日认缴出资比例增至990万元，认缴比例占比50%。2010年12月29日，南威软件股东吴来法将其所持有的4%股权（出资额214.64万元）以9.2247元／出资单位的价格转让给德弘嘉业，转让价款1980万元。南威软件的注册资本已于2007年4月29日变更为5366元。2011年3月10日，南威软件改制设立股份公司，德弘嘉业持有的南威软件股权折合为300万股股份。2014年12月22日，南威软件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并于当年12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603636）。2016年第一季度，德弘嘉业出售其所持有的南威软件股票，获得价款204695089元。 又查，周某、林某系周伟贤的父母。周伟贤、魏某于××××年××月××日登记结婚。2017年12月8日，周伟贤去世。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黄某与周伟贤是否构成委托合同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本案中，首先，周伟贤于2010年11月18日向黄某发送的邮件内容，分析了南威软件的投资价值，以此建议黄某酌量投资，并附有尽职调查报告等文件，结合双方在一个月前共同投资雪人股份的事实以及双方系多年师生关系的事实，可以推定在该特定环境下，黄某有理由相信其可通过合理的价格投资购买上述邮件所推荐的原始股及周伟贤有意愿让黄某通过其代持的方式投资南威软件。其次，虽然对于黄某可受让该原始股的价格与数量，前述邮件中未见明确记载，现有证据亦无法予以直接证明，但黄某通过前述邮件中所附的尽职调查报告内容可以得到的信息是：基于南威软件属于高科技行业，市场给予其合理的11倍市盈率计算得出南威软件的估值为5亿元，结合南威软件5366万元的注册资本，可以估算每出资单位的价格为9.3179元，黄某与周伟贤作为具有经济学专业背景的理性投资人，黄某以前述价格为参考值作适当上浮的价格购买适量该原始股，在双方之间应不致有过大的分歧。故，该邮件在该特定的双方之间具备要约的构成要件。第三，黄某于2010年11月26日向周伟贤汇款96万元投资款的投资对象，现有证据亦无法直接予以证明，但根据该事实亦可推定黄某与周伟贤2010年11月18日至2010年11月26日期间内有通过电话或其它方式针对转账或投资股票事宜进行交流；结合2010年11月23日至11月26日期间，黄某同事肖某、刘某、王某分别向黄某转账汇款192000元、288000元、192000元投资款的事实，与黄某主张的其与周伟贤已通过电话联系的方式确定了以9.6元／股委托周伟贤购买并代持10万元原始股［肖某、刘某、王某通过黄某向周伟贤受让2万股（192000元÷9.6元／股）、3万股（288000元÷9.6元／股）、2万股（192000元÷9.6元／股）及黄某自身投资3万股（288000元÷9.6元／股）］的事实高度吻合；周伟贤于2010年12月29日通过其实控公司直接受让南威软件股权的每出资单位价格9.2247元，亦可以印证黄某从周伟贤处受让原始股价格为9.6元的合理性；综上，黄某主张其所汇的96万元用于投资南威软件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予以认定。黄某针对周伟贤的要约所作出的汇款行为可视为针对前述要约所做出的承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周伟贤自收取黄某款项之日起，双方成立由周伟贤代持黄某投资股权的委托合同法律关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周伟贤接受黄某委托代持南威软件股票，并通过其实控的德弘嘉业代持南威软件股票，现德弘嘉业已于2016年1月至3月间将代持的南威软件股票全部予以套现并获得变现款204695089元，该款项包含黄某的投资收益，周伟贤继续占有该款项，已无合同以及法律依据，其应将黄某的投资收益予以返还。根据前文认定，黄某与周伟贤已约定由黄某以9.6元／股的价格受让周伟贤的10万单位原始股，德弘嘉业通过出资1980万元获得南威软件300万股股份并在上市套现后获得税后价款204695089元可推算该原始股税后净收益倍率为10.33813，故黄某投资的10万单位原始股收益额为96万元×10.33813倍＝9924605元，周伟贤应将该款项予以返还。周伟贤受托取得投资收益后，未告知黄某，亦未将投资收益予以返还，具有主观上的恶意，黄某主张自其取得收益之时即2016年4月1日起计收逾期还款利息，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周伟贤死亡后，周某、林某、魏某作为其法定继承人，对周伟贤的遗产具有继承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本案中，周某、林某、魏某未放弃继承权，应在继承周伟贤遗产范围内对诉争债务承担偿还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如下：魏某、周某、林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继承周伟贤遗产的范围内向黄某返还9924605元及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自2016年4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上诉人魏某对一审法院认定“2010年11月18日，周伟贤向黄某发送电子邮件，邮件内容为‘黄老师......由于大股东有房地产及制衣厂，还款能力还是可以得到保证的’有异议，认为一审法院遗漏了“以上意见供参考”七个字，被上诉人黄某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议。被上诉人黄某申请证人王某、刘某、肖某，证明黄某与周伟贤投资关系的事实。 根据各方当事人在一审诉讼过程中的举证、质证和原审法院的认证及二审的审理情况，本院确认一审认定的事实及上诉人魏某的异议均属实。 本院认为，本案系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系黄某与周伟贤之间是否构成委托合同法律关系。第一、关于黄某向周伟贤转账汇款96万元的性质。黄某与周伟贤系师生关系，2010年10月份，黄某向周伟贤转账汇款83.3万元用于投资购买雪人股份原始股10万股，并由第三方代持，2010年11月18日，周伟贤向黄某发送邮件，分析了南威软件的投资价值，并建议黄某酌量投资，2010年11月23日至11月26日期间，黄某同事肖某、刘某、王某分别向黄某转账192000元、288000元、192000元投资款，2010年11月26日，黄某向周伟贤转账汇款96万元，转账用途为投资，黄某主张该钱款用于委托周伟贤购买并代持10万股南威软件原始股（包含3、4个点的手续费），首先，黄某与周伟贤之间除了两次投资转账汇款外，无其他经济往来，可以排除借贷可能性；其次，黄某的同事肖某、刘某、王某分别向黄某转账192000元、288000元、192000元投资款，肖某、刘某、王某出庭证明黄某与其学生周伟贤商定以9.6元／股投资购买南威软件股份，三人可分别投资2万股（192000元÷9.6元／股）、3万股（288000元÷9.6元／股）、2万股（192000元÷9.6元／股），黄某自身投资3万股（288000元÷9.6元／股），总计10万股96万元，结合周伟贤给黄某发送的尽职调查报告内容估算出的南威软件每股价格为9.3179元以及周伟贤在2010年12月29日以9.2247元／股受让南威软件股权的事实，可以印证黄某从周伟贤处受让南威软件原始股价格为9.6元／股的合理性［9.3179元／股×（1＋3个点手续费）＝9.5974、9.2247元／股×（1＋4个点手续费）＝9.5937］。综上，黄某主张其向周伟贤转账汇款的96万元用于投资南威软件原始股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认定。第二，关于黄某与周伟贤之间的委托投资合同是否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本案中，黄某委托周伟贤以9.6元／股投资购买南威软件原始股10万股，并向周伟贤汇款96万元，周伟贤通过其实际控制的德弘嘉业出资1980万元，获得南威软件300万股股份，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通过其他形式及行为就合同的标的和数量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符合合同成立的要件，故一审法院认定黄某与周伟贤的委托投资合同成立，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黄某与周伟贤之间构成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周伟贤接受黄某委托，通过其实际控制的德弘嘉业投资并代持南威软件股票，德弘嘉业已于2016年1月至3月间将持有的南威软件股票全部予以套现并获得变现款204695089元，该款项包含黄某的投资及收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的规定，周伟贤应将黄某的投资及收益予以返还，因周伟贤已经死亡，魏某、周某、林某作为周伟贤的法定继承人，并未表示放弃继承,故魏某、周某、林某应在其继承周伟贤遗产实际价值范围内对被继承人周伟贤依法应当返还给黄某的上述投资及收益承担清偿责任。 综上所述，魏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1272元，由魏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池开通 审 判 员 纪得军 审 判 员 刘茂元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陈 露 书 记 员 马洁琳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