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6民终423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戴亚辉，男，1990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峰，山东盛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卢琰（卢绍洲之女），女，1992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昌邑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成忠，山东远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潍坊潍东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潍坊市高新区清池街道办事处西宋庄。法定代表人：李东年，系该公司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临邑卓程运输队，住所地：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林子镇工业园。法定代表人：张晓杰，系该公司经理。上诉人戴亚辉因与被上诉人卢琰、被上诉人潍坊潍东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潍东公司）、临邑卓程运输队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邹平市人民法院（2020）鲁1626民初29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戴亚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卢琰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还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卢绍洲非本案合同相对方，不具备主体资格，不享有合同法规定的权利。卢绍洲未与上诉人签订过任何合同，与上诉人签订运输合同的是潍东公司，不论卢绍洲是否为实际货主，其均不享有合同相对方享有的财产损失赔偿请求权。在本案中，如卢琰能证明其父为实际货物所有权人，应基于物权法规定，向上诉人行使返还原物请求权。假如卢绍洲与施克安签订购销合同真实有效，则货物需要运输的，应在货交承运人时，标的物视为转移至买受人施克安所有，那么，施克安应为物权人，在卢绍洲未收到货款的情况下，其身份转变为买卖合同的债权人。无论如何，卢绍洲均不可能是冻鱼的物权人，不能以物权人身份成为原告。按合同相对性，订立运输合同时，卢绍洲非合同相对方，不能成为债权人。同时，涉案标的物一直存在，被上诉人卢琰不能证明其货物发出时与现储存于冷库的货物区别，在货物保存完整且物品特定化的情况下，本案即使卢琰请求成立，也应判决返还原物，而非赔偿损失。但卢琰却变更诉讼请求，不要求返还原物，故应依物权法驳回其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卢琰未完成货物价值的举证责任。一审中提交的所谓卢绍洲与施克安的购销合同系补签，且补签于2020年6月16日，而双方发生争议在6月9日，在争议发生之后补签合同的行为，内容极可能进行过变更，其中的交易单价直接影响到本案判决结果，故该证据不应被采信，应由原告继续补强。即便提出鉴定申请，也应由卢琰提出而不是上诉人。又因卢琰不能交付农业部要求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产品B），该货物不能上市流通，产品价值远低于正常商品，故必须以价格鉴定结论为准。3.本案争议的冻鱼未提交《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产品B），不能上市流通、运输，被上诉人卢琰及潍东公司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不利后果。按照《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出售或者运输的动物、动物产品经所在地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官方兽医检疫合格，并取得《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后，方可离开产地。第四十四条：经铁路、公路、水路、航空运输依法应当检疫的动物、动物产品的，托运人托运时应当提供《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没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的，承运人不得承运。按农业部《关于印发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等样式及填写应用规范的通知》规定，涉案的冻鱼应取得《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产品B）。虽上诉人在未得到托运人《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的情况下违规收货，但其并未从中取得利益，更不能因该收货行为，便将违规运输的货物变为合规，不论上诉人收货时持何种心态，都不能掩盖卢绍洲及托运人自始违规的行为。在托运人拒不出示检疫证明情况下，上诉人拒绝运输合法合理。被上诉人卢琰辩称，1.卢琰具备主体资格，属于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的托运方，具有合同相应的法律权利。卢琰的父亲卢绍洲系公路运输合同所涉运输货物冻鱼头、尾的实际货主。卢绍洲常年经营海产品冷冻、加工生意，而且在邹平市明集镇长期租用大型冷库和加工车间。涉案冻品（冻鱼头、尾）系卢绍洲在邹平明集冷库深加工的下脚料，以每吨4000元的价格出卖给莱州三山岛的施克安用作加工鱼饲料的原料。卢绍洲与施克安签订《购销合同》约定，由卢绍洲负责运输，承担运费和装卸费，而且是送货至莱州市××处，并且承担运输风险。根据该合同的上述约定，涉案冻品交付给买主施克安之前，其所有权仍归卢绍洲。故上诉人戴亚辉上诉所称的货交第一承运人即发生所有权的转移的观点，违背了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约定，该上诉理由不成立。卢绍洲通过潍东公司寻找合适的运输车辆，潍东公司接受委托后在运满满平台发布运输信息，由上诉人戴亚辉确认承运。故涉案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的实际托运方为卢绍洲，承运方为戴亚辉。2.一审判决认定运输货物重量为19.043吨，并判令上诉人戴亚辉赔偿给被上诉人卢琰损失76172元正确。一审法院根据上诉人戴亚辉在经货物运至临邑后，发给潍东公司业务员李振廷的微信中记载的19.043吨位认定实际运输货物的重量。一审法院询问上诉人戴亚辉是否对涉案货物价值进行鉴定，但上诉人戴亚辉明确表示放弃。3.上诉人戴亚辉上诉主张没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其没有过错，纯属推卸责任。山东省委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于2020年8月1日下发鲁指办发18号文件，于2020年8月9日下发鲁指办发〔2020〕28号文件。要求对于进口水产品必须具有《检疫合格证明》。上述两份文件也仅要求对进口的水产品进行检疫。本案涉案运输的冻鱼头、冻鱼尾不是进口水产品，而且该运输合同发生在2020年6月9日，在上述文件实施之前，因此运输时不需要检疫合格证明。若卢绍洲不提供检疫手续而导致无法运输，上诉人戴亚辉可以在装车之前拒绝运输。上诉人戴亚辉并未向卢绍洲索要所谓检疫证明，而且在将货物运至临邑后发给潍东公司的函件中也未提及检疫手续事宜，说明根本不需要检疫证明，否则戴亚辉不可能将涉案冻品从邹平市明集镇行程150公里有余拉至临邑。被上诉人潍东公司、临邑卓程运输队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卢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价值80000元的冻鱼，并赔偿损失2400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第一项为被告立即赔偿原告货物损失80000元，并赔偿其他经济损失24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卢琰之父卢绍洲有一批冷冻货物需运往莱州三山岛施克安处，2020年6月6日，卢绍洲将货物照片通过微信发给了施克安，后将该货源信息告知经营货运代理业务的被告维东公司找车。维东公司将该信息通过运满满平台发布，经被告戴亚辉确认后，戴亚辉与维东公司工作人员李振廷互加了微信。2020年6月9日18时46分潍东公司工作人员李振廷确认并明确装货时间为2020年6月9日12点前，地点为山东省滨州市明集镇，卸货时间为2020年6月10日12点前，卸货地为山东省烟台市三山岛；重量体积18-20吨，车型车长9.6米保温棉被车冷藏；定金100元，运费2200元。之后，被告维东公司将被告戴亚辉的驾驶证、行驶证及联系电话告知了原告卢琰之父卢绍洲，卢绍洲与戴亚辉互加了微信。2020年6月9日12点左右，被告戴亚辉驾驶鲁ＮＣ××**车辆达到明集镇装货地点，将19.043吨鱼冻品装车。装车后，被告戴亚辉以限高绕路、冻品腥味大、高速路限重等理由将货物运到临邑县。被告维东公司于6月9日18时44分在运满满平台对戴亚辉及临邑运输队进行了投诉，被告戴亚辉于6月10日通过微信给维东公司发函称已把货物存放在临邑县冷库，要求增加运费，包括冷库保管费、车辆停运费损失6000元。后卢绍洲与维东公司为索要货物到临邑县与戴亚辉交涉并通过当地警方处理，一直没有结果。2020年6月16日，卢绍洲与施克安补签了购销合同。约定施克安购买卢绍洲生产原料（冻鱼头、尾）20吨，价格为4000元／吨；到货时间2020年6月17日17点前；单方违约，赔偿对方总货款30%违约金。后卢绍洲起诉到法院，要求被告返还80000元货物并赔偿损失24000元，诉讼过程中卢绍洲死亡，卢绍洲的家人去临邑冷库查看涉案货物后发现货物失去合同价值而变更诉讼请求为赔偿货物损失80000元，其他经济损失24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卢琰之父卢绍洲生前为运输涉案货物通过被告维东公司找寻车辆，被告维东公司通过运满满平台发布消息，被告戴亚辉确认承运。卢绍洲与被告戴亚辉形成事实上的运输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戴亚辉在装货后，并没有按照双方约定路线将涉案货物运往合同约定地点烟台莱州三山岛，而是将货物私自运至临邑县存放，致使卢绍洲与施克安签订的购销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涉案货物因季节因素失去其利用价值，给原告造成了损失，应该予以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因被告不申请对涉案货物的合同价值进行鉴定，故该损失应按照卢绍洲与施克安签订的购销合同以实际货物重量计算。即19.043吨*4000元/吨＝76172元。被告戴亚辉辩称原告未提供货物检验手续和检疫证明，但在货物装车前，如原告不提供检验手续将导致货物无法运输，被告戴亚辉可拒绝运输，且其将货物运至临邑县后在其给维东公司所发函中也未提及检验手续的事情。至于其在2020年8月21日、9月15日分别向原告寄送冷冻水产品检疫合格证明催要通知是在山东省委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于2020年8月1日下发鲁指办发18号文件，于2020年8月9日下发鲁指办发〔2020〕28号文件之后，距离戴亚辉将货物运输至临邑县的行为发生后已经过去二个多月的时间。此时涉案货物由戴亚辉控制，原告无法办理检疫证明，也无必要办理检疫证明。对于被告戴亚辉车辆挂靠于被告临邑运输队，一审法院认为，该车辆实际由被告戴亚辉控制，自主经营，戴亚辉与卢绍洲形成事实上的运输合同关系，车辆虽然登记在临邑运输队名下，但并不影响实际车主戴亚辉是本案运输合同当事人这一性质。原告要求被告临邑运输队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被告维东公司在本案中只是利用运满满平台促成戴亚辉与卢绍洲运输合同成立的中介，不是实际托运人，也不是实际承运人，承担法律责任也没有法律依据。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他损失24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卢绍洲与施克安虽然在双方所签购销合同中约定违约金，但原告并未提交该违约金损失已经支付的相关证据，原告可在证据充分时另行主张权利。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戴亚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卢琰76172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190元，由被告戴亚辉负担902元，原告卢琰负担288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被上诉人卢琰原告主体是否适格；2.上诉人戴亚辉是否应当承担涉案货物损失。关于焦点1，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卢琰之父卢绍洲系涉案货物的实际货主，卢绍洲生前将货源信息告知经营货运代理业务的维东公司寻找车辆。维东公司将该信息通过运满满平台发布，上诉人戴亚辉确认承运。维东公司将戴亚辉的驾驶证、行驶证及联系电话告知了卢绍洲，卢绍洲与戴亚辉互加微信，双方达成运输合同的合意，卢绍洲与被告戴亚辉形成事实上的运输合同关系，卢绍洲有权向戴亚辉主张权利，因卢绍洲已去世，其他继承人放弃本案诉讼权利，被上诉人卢琰作为卢绍洲继承人参加诉讼原告主体适格。关于焦点2，本院认为，上诉人戴亚辉与卢绍洲形成运输合同关系，上诉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承运人职责。上诉人未将货物送达指定目的地而是私自送至临邑县，违反合同约定，应当向被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上诉人主张因卢绍洲未能提供《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故违约责任在卢绍洲一方，本院认为，农业部发布的《动物检疫管理办法》属于行政管理性规定，如卢绍洲一方存在违反该规定的情形，应由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处罚，但不能成为上诉人违约的理由。上诉人的违约行为致使卢绍洲与施克安签订的购销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涉案货物失去其原有价值，给卢绍洲一方造成了损失，经一审法院释明，上诉人对涉案货物的价值不申请鉴定，一审判决按照卢绍洲与施克安签订的购销合同约定的单价计算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戴亚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04元，由上诉人戴亚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金花审 判 员 王忠民审 判 员 高立俊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宋蕾蕾书 记 员 宋廷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