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民终4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某，女，2010年6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新津县，现住四川省彭州市。 法定代理人：欧某（系林某之母），女，1989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彭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贵林，四川广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水秀，女，1965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新津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嗣翠，四川正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林某因与被上诉人何水秀共有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新津区人民法院（2020）川0132民初16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6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何春梅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林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林某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1.何水秀在一审中提交的津房权证监证字第0××1号房屋产权证所载房屋与《新津县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拆迁协议》）所涉拆迁房屋的面积不同，不应认定为同一房屋，一审依据林某不是津房权证监证字第0××1号房屋产权证载明的共有人推断其非《拆迁协议》拆迁房屋的共有人，显属错误，本案根据《拆迁协议》即可认定林某是协议所涉款项的共有权人，可以参与房屋补偿款237762元及搬迁奖励227000元的分配并分得其中七分之一；2.成都市新津区人民政府花桥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情况说明》来源非法，其本质应属证人证言，未经完整质证程序，不应被采信，且其内容与《拆迁协议》中“其他约定”相悖，“其他约定”为手写非格式条款，明确记载227000元是“搬迁奖励”，是对搬迁人的奖励，非房屋补偿款或房屋综合情况奖励款，不能以《情况说明》否定林某系该款项共有人的身份与资格。 何水秀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1.何水秀及家人在拆迁所在地只有唯一的该套农村散居房，《拆迁协议》载明的位于黄桷树社区七组的房屋包括房屋面积以及其他附属设施，拆迁范围所包含的农村自建设施不一定能在产权证上全部反映，故林某的第一个上诉理由不成立；2.林某认为其是拆迁房屋的共有人，但林某没有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且林某在《拆迁协议》签订时年仅6岁，拆迁的该套房屋在2009年进行不动产登记时林某并未出生，所以林某不可能为该套房屋的共有人；3.《拆迁协议》中针对7人的补偿款项在《分项协议》中已载明单独的计算方式，没有分项的款项是针对该套房屋及房屋附着土地的补偿，《情况说明》真实有效，已对搬迁奖励227000元的性质作出说明，林某不应参与房屋补偿款237762元、搬迁奖励227000元的分配。 林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何水秀向林某返还各项拆迁安置补偿款共计72494.58元（其中拆迁补偿款33966元、拆迁搬迁奖励2100元、拆迁综合补贴4000元、其他费用32428.58元）；2.何水秀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1月10日，何水秀作为户主代表与新津县花桥镇人民政府（现更名为成都市新津区花桥街道办事处）签订《拆迁协议》，约定新津县花桥镇人民政府补偿何水秀、林某在内的七人拆迁补偿款共计525000元,其中，房屋拆迁补偿费237762.00元、地上附着物补偿费1018元、搬家补助费共2800元（200元／人×7人×2次）、搬迁奖励共14700元（2100元／人×7人）、综合补贴共28000元（4000元／人×7人）、过渡费共13720元（140元／人／月×7人×14月）、搬迁奖励227000元。拆迁补偿协议签订后，何水秀领取了全部拆迁安置补偿款。 一审法院另查明，林某，女，2010年6月22日出生，林某父母离婚，林某在2019年4月9日后随母亲欧某生活，现居住于四川省彭州市。位于××镇××社区××组的农村散居房屋（津房权证监证字第0××1号）房屋共同共有人为何水秀、蒋志清、林其新、蒋冰四人。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所采信的证据有：当事人提交的身份信息、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民事调解书、房屋产权证、成都市新津区花桥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各方当事人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等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何水秀领取的拆迁安置补偿款中属于林某个人所有的补偿款项金额的问题。根据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确认的补偿项目、金额及成都市新津区花桥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情况说明》，结合本案案情综合判断，属于林某个人的拆迁安置补偿款为8460元（包括搬家补助400元、搬迁奖励2100元、综合补贴4000元、过渡费1960元），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的其他补偿款属于对拆迁房屋及地上附着物价值等方面的补偿或奖励，林某非拆迁房屋及地上附着物的所有人或投资人，该部分款项不属于林某个人的拆迁安置补偿款。林某父母现已离婚，林某在2019年4月9日后，随母亲欧某生活，林某有理由要求何水秀返还领取的属于自己个人所有部分的拆迁安置补偿款。本案中林某未主张搬家补助和过渡费，其主张的属于林某个人所有的拆迁安置补偿款为6100元，该款应当由领款人何水秀返还林某。林某请求何水秀返还的其他款项，因不属于林某个人所有，故林某的该部分请求，一审法院不予以支持。何水秀抗辩领取的属于林某个人部分的补偿款已花费在林某的生活、学习、教育、房租等支出当中，但未提供证据证明相关支出花费在林某个人身上，且应由林某个人负担，故何水秀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以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六条、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何水秀在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返还林某拆迁安置补偿款共计6100元；二、驳回林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806元，由林某负担506元，何水秀负担300元。 本院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且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依法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主要争议焦点为：林某是否对房屋拆迁补偿费237762元及搬迁奖励227000元享有七分之一的份额。围绕此焦点问题，林某的主要上诉理由是案涉津房权证监证字第0××1号房屋产权证所涉房屋与《拆迁协议》所涉房屋不同、成都市新津区人民政府花桥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情况说明》不应被采信，依据《拆迁协议》载明其为住房安置人员之一的事实即可认定其享有所有款项的七分之一份额；何水秀的主要答辩意见是针对七人享有的款项在《拆迁协议》中有明确约定，房屋拆迁补偿费237762元及搬迁奖励227000元并未明确林某享有份额故其不应享有七分之一份额。对此，本院评析如下： 一、关于案涉房屋产权证和《情况说明》的采信问题。本院经审查认为，案涉房屋产权证所载房屋产权面积确与《拆迁协议》所载拆迁房屋及附属设施面积不同；《情况说明》虽加盖了成都市新津区人民政府花桥街道办事处的公章，但无该单位负责人及制作人员的签名或盖章，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之规定，因此，本院对案涉房屋产权证和《情况说明》均不予采信。 二、关于案涉款项的分割问题。本院认为，就本案现有证据来看，本案分割案涉款项的唯一依据是《拆迁协议》。经审查《拆迁协议》，该协议对“按人头”给付款项均有明确约定，从协议来看，明确“按人头”给付的，属于林某个人的拆迁安置补偿款为8460元（包括搬家补助400元、搬迁奖励2100元、综合补贴4000元、过渡费1960元），其他补偿款如房屋补偿款237762元、地上附着物补偿费1018元、搬迁奖励227000元等，并未明确是“按人头”给付，则不能当然认定上述款项应“按人头”分割。林某上诉所称其为被安置人员之一的事实，仅载明于该协议“住房安置人员”清单中，该部分内容并未与相关拆迁补偿款项发生直接关联，不足以证明所有拆迁补偿款均与该清单中的七人有关或者均是“按人头”确定，林某以其为被安置的七人之一即应享有所有款项七分之一份额的理由，还需要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才能成立，但林某在本案中并未提交其他证据以支持其主张。鉴于林某未在本案中举证证明其应“按人头”享有房屋补偿款237762元、搬迁奖励227000元等款项的七分之一份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本院对林某要求享有该两项款项七分之一份额的上诉请求因其证据不足而不予支持。 综上，林某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12元，由上诉人林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员  何春梅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龙怡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