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赣11民终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四花，女，1962年4月19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弋阳县人，住江西省弋阳县（系叶春根之妻）。上诉人（原审原告）：叶茂盛，男，1982年2月18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弋阳县人，住重庆市江**（系叶春根之子）。上诉人（原审原告）：叶慧辉，女，1984年8月3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弋阳县人，住安徽省定远县（系叶春根之女）。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良发，江西华箭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建华，男，1982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弋阳县人，个体户，住江西省弋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科标，江西华箭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弋阳县心诚装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弋阳县城南商业街旭日小区**店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1267419520419。法定代表人：钟文新，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基南，江西邦隆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绍章，江西邦隆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审被告：林建红，女，1971年4月14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弋阳县人，住江西省弋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少华，江西童少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陈四花、叶茂盛、叶慧辉与刘建华、弋阳县心诚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心诚公司）、原审被告林建红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弋阳县人民法院（2020）赣1126民初7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陈四花、叶茂盛、叶慧辉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书中判令上诉人一方自己承担30%责任之判决，并判决上诉人一方不承担责任；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上诉人亲人叶春根存在重大过错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一）叶春根没有木工上岗证，不应作为认定其存在过错的依据。木制品制造人员属于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中“水平评价类”，不是“准入类”，并且中央政策明确“目录之内除准入类职业资格外，一律不得与就业、创业挂钩。”所以，原审以叶春根没有上岗证为由，要求其自身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二）叶春根是否存在安全防范意识不强、存在不当操作问题。1.叶春根从事木工工作长达几十年，从未发生过受伤事故；2.被上诉人刘建华在公安笔录中陈述，叶春根很懂木工的事情；3.叶春根被电锯锯伤，导致最终死亡的结果是事实，但不能据此就认定叶春根存在过错。二、关于责任承担及合理损失认定的问题。1.原审认定上诉人一方自己需承担30%责任，上诉人持有异议，认为不应当承担责任。2.上诉人对赔偿项目合理损失认定有以下意见：（1）精神损害抚慰金认定为30000元偏低，恳请支持50000元的诉请；（2）对于租赁冰棺费用10000元，由于上诉人一方没有过错，恳请不予扣减；（3）办理丧事费用、冰冻费用均属于《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条第三款规定的其他合理费用，恳请法庭予以认定。刘建华答辩称：1.对上诉人第（一）项理由没有异议，是否有木工资格证，不影响其从事木工职业；2.上诉人认为不存在操作不当问题我们不予认可；3.叶春根本人承担30%责任过低。心诚公司答辩称，刘建华是有装修资格证的，而叶春根是没有资格证，叶春根没有从事木工的资格证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上诉人承担30%的责任过低，应承担50%以上的责任，从事实上看，叶春根本人将自己锯伤导致身亡按照社会常理来说要承担主要责任。林建红答辩称，同意心诚公司代理人的意见，死者本人不管有没有资格证，都是自己操作不当导致的事故，一审判决认定30%过低，赞同刘建华和心诚公司的答辩意见。上诉人刘建华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主文第二项，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没有异议；2.对一审判决书关于焦点一、二、三的观点没有异议；3.一审判决书认定“被告刘建华受心诚公司的委托安排人员拆衣柜，负有次要赔偿责任”的观点错误。（1）心诚公司与上诉人之间是委托性质的法律关系，因委托而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委托人心诚公司承担，受托人不承担；（2）关于“选任不当”。拆除旧衣柜工作并不要求木工资质，且心诚公司未要求上诉人必须寻一具有木工资质的工人，电锯的使用并非具有木工资质的工人才能使用，受害人叶春根死亡原因是电锯锯伤，是否具有木工资质不是致死原因。（3）一审判决书认为上诉人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失的观点错误。首先，上诉人只是替心诚公司叫一个工人拆衣柜，工人拆衣柜的过程上诉人不参与。其次，重大过错是指正常情况下责任人在法律行为内能够预见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但轻信事故不会发生而未采取措施所造成的事故及损失的过失。上诉人不属于这种情形，受害人发生事故实属意外。综上，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30%赔偿责任于法无据，应予纠正。陈四花、叶茂盛、叶慧辉答辩称，是刘建华带我们到林建红家做事的，刘建华与心诚公司的法律关系由法院认定。心诚公司答辩称，心诚公司与刘建华只是帮忙介绍业务的关系，心诚公司刚开始是介绍给刘建华做这个业务的，而后来刘建华自己不做木工了，所以叫了一直跟他做事的叶春根来。选人不当是刘建华的问题，跟心诚公司没有关系。本案的法律关系应该是原审原告起诉被告刘建华，他们是雇佣关系和承揽关系，刘建华如认为是受心诚公司委托或者是其他法律关系，也应当在刘建华承担责任之后另行再与心诚公司诉讼而不能在本案中一并审理。林建红答辩称，刘建华是受心诚公司的委托，与林建红无关，林建红并没有参与心诚公司委托拆衣柜的事情。上诉人心诚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林建红签订的《衣柜、书柜购货单》系买卖合同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承揽合同。首先，合同名称可以体现双方订立的合同法律关系为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其次，通过签订合同的目的不同来看，本案中，上诉人的主要义务是将出售的衣柜所有权转移给被上诉人林建红；再次，通过标的物是否具有特定性来看，本案中，林建红购买的衣柜虽然具有一定的特定性，但这种特定性是商品本身自带的属性，并非按照被上诉人林建红的要求而专门制作的；更次，承揽合同具有较强的人身性，而买卖合同无此要求，买受人主要关注的是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对标的物的制作人、制作条件、制作过程并不关心，本案中，被上诉人林建红是完全不关心衣柜的制作人、制作条件与制作过程的；另外，定作人对产品生产过程有一定的控制力。承揽人负有接受定作人监督检查的义务。本案被上诉人林建红从未派人参与监督检查，也不关心涉案衣柜制作过程和涉案衣柜从何而来，上诉人只需要在交付衣柜时为被上诉人林建红保证质量即可，至于生产制作过程如何，被上诉人林建红完全不在意也没有进行监督检查的权利。最后，通过合同价款的性质不同来看，本案中涉案衣柜本身的价值即已满足合同对价款25080元，该对价对等的是衣柜本身价值而非被上诉人林建红支付给上诉人的劳动报酬。2.涉案《衣柜、书柜购货单》约定说明的其他款项中总货款合计25080元当然不包括拆除旧柜子的费用。3.上诉人与叶春根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上诉人也无须对叶春根的意外事故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本案中，上诉人只与被上诉人林建红存在法律关系，而与被上诉人刘建华以及叶春根是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的。4.本案应由被上诉人刘建华与被上诉人林建红对叶春根的意外事故承担赔偿责任。5.叶春根对此次意外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失，一审酌定叶春根自行承担30%的责任过少，并且一审认定的赔偿数额不当。陈四花、叶茂盛、叶慧辉答辩称，对上诉理由中的第1、2点请求法院依法认定；对第3点我们认为心诚公司与叶春根是存在法律上的关系，叶春根虽然是刘建华叫去做事的，但原审也查明了，衣柜是心诚公司承接的，这一事实是有关联的；对第4点没有意见；第5点，虽然上诉人再三强调我方有过失，但是原审被告均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我方存在过失。刘建华答辩称，对上诉状中第1、2点意见应以一审判决为准；第3点上诉理由是错误的，一审庭审的时候心诚公司从来没有认为刘建华是雇主的观点，只是电话委托刘建华找个人；一审庭审已经查实叶春根出事以后衣柜没有拆除完成，心诚公司雇人把衣柜拆除，所以心诚公司认为刘建华是雇主既无法律基础也无事实基础，原审认定心诚公司是雇主是符合实际情况；对第5点意见没有异议，叶春根承担30%责任过低。林建红答辩称：1.对上诉理由第一点不认可，我们认为上诉人心诚公司和林建红是承揽关系而不是买卖关系；2.案涉的心诚公司和林建红支付的25080元费用中，明确约定包含了拆装费用，是指拆旧装新；3.叶春根是心诚公司为完成自己的承揽事务而雇请的，一审认定心诚公司与叶春根是雇佣关系是正确的；4.要求刘建华与林建红承担连带责任理由不成立，本案林建红只是和心诚公司存在法律关系；5.叶春根存在重大过错。陈四花、叶茂盛、叶慧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三被告支付死亡赔偿金730920元、丧葬费3153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交通费5000元等共计820455元。除去已支付的150000元，合计670455元。2.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增加诉请殡仪馆冰冻费用10000元，变更丧葬费为38065.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林建红于2020年3月底因儿子婚房装修需将家里衣柜拆旧换新，便联系被告心诚公司的老板钟文新，钟文新带了一名设计师到了被告林建红家对衣柜进行了测量。被告林建红从被告心诚公司提供的多款图纸中选定一款衣柜，并于4月1日与心诚公司签订《衣柜、书柜购货单》，该购货单说明条款：其他款项（运输费、帮运费、拆装费等）总货款合计25080元，被告林建红通过银行卡一次性向被告心诚公司支付25080元。之后，钟文新电话告知被告刘建华叫工人到被告林建红家拆除旧衣柜，并提供被告林建红电话号码。2020年4月15日被告刘建华到被告林建红家查看欲装修的房间，尔后打电话给叶春根叫其第二天来拆衣柜，4月16日上午9时，被告刘建华将叶春根带到被告林建红家中做事，被告刘建华坐了一会就走了，叶春根留下拆衣柜。下午叶春根在被告林建红家拆柜体，叶春根提出衣柜上面的板材要用电锯锯，说要回去拿电锯来。14时许，叶春根拿来电锯施工，后在使用电锯锯板材过程中，叶春根自己不慎被电锯锯伤并跑出房门求救，因失血过多倒在地上，并在120送医途中死亡，被告林建红清洗了地上血迹。事故发生后，被告心诚公司派人拆除了被告林建红旧衣柜。三被告经相关公安派出所及乡镇政府调处，各先行支付给原告方50000元。另查明，被告心诚公司成立于2002年8月9日，于2003年5月21日取得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企业资质证书，2004年3月2日被告刘建华取得被告心诚公司木工岗位证，其在2003年作为被告心诚公司木工装修过被告林建红家房间。2006年以后，被告刘建华离开被告心诚公司另行开店，但双方仍有装修业务往来。被告刘建华与叶春根认识十余年，叶春根从事安装背景墙和木工两项工作，但未有木工资质证，被告刘建华有时会叫叶春根做事，原告提供的叶春根的记账本上记录了部分为被告刘建华做事的情况。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归纳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一、被告林建红与被告心诚公司签订的《衣柜、书柜购货单》是承揽合同还是买卖合同；二、《衣柜、书柜购货单》约定说明的其他款项中（运输费、帮运费、拆装费等）总货款合计25080元，是否包括拆除旧柜子费用；三、叶春根与各被告之间以及各被告相互之间的法律关系及责任划分；四、原告的损失如何计算。关于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由此可知，承揽合同中是定作人提出一定的标准和要求来约定承揽工作的具体事项，由承揽人完成工作并向定作人交付工作成果。定作物具有特殊性，定作人托付由承揽人完成工作时会对定作物提出具体的标准和要求，承揽人完成工作必须符合定作人的要求。本案中，被告林建红为准备儿子新房想把家里衣柜拆旧换新，于2020年3月底联系被告心诚公司老板钟文新，钟文新与设计师到了被告林建红家并对衣柜量了尺寸，尔后提供了多款衣柜图纸供被告林建红选择。在被告林建红选定一款衣柜款式后，便与被告心诚公司签订了衣柜、书柜购货单，并付清价款。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被告心诚公司是按照被告林建红家衣柜实际尺寸定作新的衣柜，该定作物具有特殊性，是被告心诚公司按照被告林建红选定的衣柜款式完成新的衣柜安装，并交付工作成果，符合承揽合同的特征，是承揽合同中的定作合同。被告心诚公司抗辩双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理由是双方签订了《衣柜、书柜购货单》，名称符合买卖合同。本院认为，该购货单名称看似具有买卖合同性质，但实质为定作合同。因为购货单中所记载的衣柜规格数据是被告心诚公司到被告林建红家中实际测量所得，并依据测量数据完成定作工作。该标的物具有特定性，不具有流通性，因而不符合买卖合同的特征。故被告心诚公司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被告林建红与被告心诚公司对签订的总货款25080元《衣柜、书柜购货单》的其他条款中含有拆装费，但双方对拆装费是否包括拆除旧柜子费用产生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格式条款中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内容，在合同订立时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格式条款予以说明，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符合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所称“采取合理的方式”。本案中，《衣柜、书柜购货单》有关条款是被告心诚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适用于不特定的相对人，属于格式条款。现双方对格式条款中拆装费有两种不同解释，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同时，被告心诚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就《衣柜、书柜购货单》拆装费适用的范围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并对该条款予以说明。结合本案叶春根发生事故以后尚未完成的拆旧衣柜工作仍由被告心诚公司叫人完成的事实，本院据此认定《衣柜、书柜购货单》总货款25080元包括拆除旧柜费用。关于焦点三，本案被告心诚公司作为承揽人让被告刘建华叫工人过来替其完成拆除衣柜，被告心诚公司不能因此改变其作为雇主的地位。被告刘建华叫来的叶春根，侧重的是劳务的提供，其具体拆衣柜工资收入未定，但按一定的劳动时间计酬则较为明确，应认定被告心诚公司与叶春根存在雇佣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被告心诚公司作为雇主在本案中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被告刘建华受被告心诚公司的委托安排人员拆衣柜，却安排不具备木工资质的叶春根到被告林建红家拆衣柜，被告刘建华作为受托人，选任不当，且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失，在本案中负有次要赔偿责任。叶春根从事雇佣活动中，明知自己没有取得木工资质证，在使用电锯作业时，安全防范意识不强，存在不当操作，造成自身损害后果的发生，其具有重大过失，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被告林建红与被告心诚公司系承揽合同关系，被告林建红选任的承揽人被告心诚公司具有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企业资质证书，承揽人在交付工作成果前发生风险，定作人被告林建红不承担责任。因此，被告林建红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综合上述情况，本院酌情认定被告心诚公司承担40%的赔偿责任，被告刘建华承担30%的赔偿责任，死者叶春根自行承担30%的赔偿责任，原告要求被告林建红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关于焦点四，1、死亡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叶春根的出生年月是1958年1月6日，发生事故时是2020年4月16日，在发生事故时，叶春根年满62周岁，叶春根的死亡赔偿金的赔偿年限应是十八年，即死亡赔偿金18年×36546元/年=657828元；2.丧葬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即丧葬费（6个月）38065.5元；3.精神损害抚慰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慰问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本院依据该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精神损害慰问金酌定30000元；4.交通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原告未提供相关交通票据证实，本院酌定交通费3000元；5.原告诉请办理丧事费用3000元，在丧葬费已包括在内，不再重复计算，本院不予支持。增加诉请殡仪馆冰冻费用10000元，根据实际，酌定5000元。以上原告合理损失总计733893.5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第三款、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第二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弋阳县心诚装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陈四花、叶茂盛、叶慧辉各项损失的40%，计款243557.4元（已扣除被告弋阳县心诚装饰有限公司垫付的50000元）；二、被告刘建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陈四花、叶茂盛、叶慧辉各项损失的30%，计款170168.05元（已扣除被告刘建华垫付的50000元）；三、驳回原告陈四花、叶茂盛、叶慧辉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期间，上诉人陈四花、叶茂盛、叶慧辉、刘建华、心诚公司与原审被告林建红均未提交新证据。双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已全部向本院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核实，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双方的争议焦点有三：一是上诉人林建红与心诚公司签订的《衣柜、书柜购货单》是承揽合同还是买卖合同？涉案《衣柜、书柜购货单》约定说明的其他款项中总货款合计25080元是否包括拆除旧柜子费用？二是本案各上诉人之间法律关系如何认定？各上诉人责任划分是否恰当？三是原审对本案损失计算是否恰当。分述如下：关于第一项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本案中，原审被告林建红为准备儿子新房想把家里衣柜拆旧换新，于2020年3月底联系上诉人心诚公司老板钟文新，钟文新与设计师到了林建红家并对衣柜量了尺寸，尔后提供了多款衣柜图纸供林建红选择。在林建红选定一款衣柜款式后，便与心诚公司签订了衣柜、书柜购货单，并付清价款。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心诚公司是按照林建红家衣柜实际尺寸定作新的衣柜，该定作物具有特殊性，是心诚公司按照林建红选定的衣柜款式完成新的衣柜安装，并交付工作成果，符合承揽合同的特征，是承揽合同中的定作合同，林建红是定作人，心诚公司是承揽人；林建红与心诚公司签订《衣柜、书柜购货单》，该购货单说明条款写明：其他款项（运输费、帮运费、拆装费等）总货款合计25080元。双方约定的货款中明确包含有拆装费，正常理解即为“拆旧装新”，并不存在心诚公司认为的存在歧义，且结合本案叶春根发生事故以后尚未完成的拆旧衣柜工作仍由心诚公司叫人完成的事实，本院据此认定《衣柜、书柜购货单》总货款25080元包括拆除旧柜费用。关于第二项争议焦点：如前所述，心诚公司与林建红形成承揽合同法律关系；心诚公司承揽了衣柜定作工作后，将衣柜的拆装工作转包给上诉人刘建华，刘建华与心诚公司形成承揽合同关系；叶春根事实上受刘建华的雇佣拆装衣柜，叶春根与刘建华形成劳务关系，叶春根是提供劳务一方，刘建华是接受劳务一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上诉人心诚公司将应当由其完成的衣柜拆装工作转包给上诉人刘建华，将合同的义务转交刘建华，也未派人在场对衣柜拆装事宜进行技术指导，存在过错，且其系衣柜拆装工作转包的最终获益方，故应对叶春根的损害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刘建华作为定作工作的最终承包方，也是叶春根的接受劳务一方，负有安全教育、现场安全保障、统筹管理监督的职责，其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及监管责任最终导致事故发生，应对叶春根的损害承担相应责任；叶春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从事过相关木工工作，在使用电锯作业时，安全防范意识不强，存在不当操作，造成自身损害后果的发生，其具有重大过失，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原审法院综合全案具体情况，酌情认定心诚公司承担40%的赔偿责任，刘建华承担30%的赔偿责任，死者叶春根自行承担3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第三项争议焦点：上诉人陈四花、叶茂盛、叶慧辉提出精神损害赔偿金认定偏低、冰棺租赁费不应扣减、办理丧事费用应予支持的上诉理由；上诉人心诚公司则提出交通费及殡仪馆冰冻费用不应支持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应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确定；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原审法院根据受害人叶春根在本案中的过错程度酌定精神损害赔偿金30000元并无不当；鉴于交通费及冰棺租赁费系因受害人受到损害而实际发生，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且原审法院根据实际情况酌定冰棺租赁费5000元亦无不当；原审原告主张的办理丧事费用在丧葬费中已包括，原审法院未重复计算亦无不当。综上，上诉人陈四花、叶茂盛、叶慧辉、刘建华、心诚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陈四花、叶茂盛、叶慧辉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284元，由上诉人陈四花、叶茂盛、叶慧辉负担；上诉人刘建华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101元，由上诉人刘建华负担；上诉人心诚公司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467元，由上诉人心诚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虹审判员 徐迎风审判员 余林娣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程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