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910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崔吉雷，男，1987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灌云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方旭明，男，1980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淳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甘志伟，浙江信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商圣焌，男，1986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淳安县。 上诉人崔吉雷因与被上诉人方旭明、商圣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淳安县人民法院（2020）浙0127民初25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3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夏文杰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崔吉雷一审起诉诉讼请求：1、判令方旭明、商圣焌归还崔吉雷借款440000并承担该款自2020年2月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LPR的4倍支付利息；2、判令方旭明、商圣焌支付保全保证金1000元；3、判令方旭明、商圣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庭审中，崔吉雷明确要求被告方旭明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崔吉雷与方旭明、商圣焌系朋友关系，商圣焌因经营所需向原告借款75万元，于2019年7月11日出具借条一份，约定借款期限12个月，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借款之日开始计算利息，直至本息还清为止。方旭明在借条的担保人处签字，自愿对该笔借款的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期限为2年。同时约定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费用（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由借款人和担保人共同承担。当日，商圣焌出具收到借款75万元的收条一张。 2019年7月12日，崔吉雷通过其妻子周江平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向商圣焌转账27万元；7月27日崔吉雷通过其民生银行账户分3次共向商圣焌转账20万元；7月28日转账20万元；7月29日转账6万元，共计73万元。2019年7月15日，崔吉雷因需归还其宝马5系车辆按揭款，以便后续用该车辆进行抵押贷款，商圣焌向崔吉雷转账192000元。因此，崔吉雷实际向商圣焌交付借款本金538000元。2019年9月10日，商圣焌归还借款本金10万元，并已支付2019年8月至2020年1月期间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共计91100元。 另查明，崔吉雷所出借款项均来源于其向银行借款，包含2019年7月10日，崔吉雷妻子周江平作为借款人，以房子作为抵押向浙江淳安农村商业银行借款75万元，借款用途为开店，年利率为7.029998%。淳安农商银行于2019年7月12日发放借款27万元，7月11日发放借款48万元。2019年7月15日崔吉雷作为借款人，其宝马5系小汽车作为抵押物，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抵押借款30万元，合同约定借款用途为消费性，借款利率为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278.9474%。7月25日平安银行向崔吉雷发放借款30万元。 另，崔吉雷为本案财产保全向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支付保险费1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首先要解决案涉民间借贷合同效力问题。方旭明主张因崔吉雷出借款项均来源于银行贷款，案涉民间借贷合同效力应属无效。该院认为，根据2015年9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根据该条款的规定，认定民间借贷行为无效需满足以下条件：1、出借人出借的资金来源于金融机构信贷资金；2、出借人将所取得的借贷资金高利转贷给借款人；3、借款人对出借资金来源于金融机构信贷资金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到本案中，从前述认定事实来看，崔吉雷出借给商圣焌的资金均来源于银行贷款，虽然系通过抵押获取的贷款，但是该贷款属于信贷资金，并不以是否通过抵押获取为条件，因此资金来源符合第一个条件。通过本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来看，崔吉雷出借给商圣焌的利率约定按照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而崔吉雷从银行贷款所支付利息低于该约定，应视为崔吉雷进行了高利转贷。商圣焌为了协助崔吉雷从银行用其宝马车贷款，在此之前借款给崔吉雷用于归还宝马车辆的按揭款，且崔吉雷与商圣焌为朋友关系，应认定商圣焌对于崔吉雷出借资金来源事先知道。综上，该院认为，崔吉雷与商圣焌之间的借款关系符合借贷行为无效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民间借贷行为无效后，借条中关于约定的利率条款当然无效，崔吉雷要求商圣焌支付利息的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关于崔吉雷在庭审中自认商圣焌已支付的91100元利息，应抵扣本金。借贷合同为主合同，主合同被认定无效，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本案中崔吉雷向方旭明主张连带保证责任，需证明方旭明对导致主合同无效存在过错，但崔吉雷并未就此进行举证，因此方旭明无需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崔吉雷要求方旭明、商圣焌承担其支付的保险费1000元无合同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该院于2020年9月8日作出如下判决：一、商圣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崔吉雷借款本金346900元；二、驳回崔吉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46元，减半收取4023元，财产保全申请费2769元，由崔吉雷负担920元，商圣焌负担5872元。 上诉人崔吉雷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予以改判支持崔吉雷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崔吉雷出借的资金均来源于银行贷款错误。崔吉雷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可以明确54万元借款中38万元来源于银行抵押贷款，另外16万元并非来自银行贷款。原审法院根据这一错误的认定确认借款合同无效不符合法律规定，损害了崔吉雷的合法权益。二、原审判决未认定和判决方旭明承担担保责任和连带赔偿责任错误。1、方旭明自愿为商圣焌的借款行为提供担保，理应承担担保责任，其向法庭陈述的签订借款合同的经过明显违背常理，也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2、方旭明、商圣焌对崔吉雷的借款来源均知情，且方旭明在知道商圣焌尚有巨额债务的情况下协助崔吉雷取得借款资金并提供担保，明显共同欺骗崔吉雷，固然借款合同和担保责任无效，也应承担赔偿责任。3、崔吉雷是基于方旭明的担保才冒巨大风险将巨额资金出借给商圣焌，因此其具有过错，应当承担过错责任。三、一审法院判决不支持崔吉雷要求支付利息和以收取的利息抵扣本金错误。1、合同无效还是部分无效崔吉雷有异议，因此对利息部分的判决崔吉雷有异议。2、借款协议的订立各方均有责任，且崔吉雷已造成巨大损失，因此，三者均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特向贵院提出上诉，望依法裁判。 被上诉人方旭明答辩称：一、原审查明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并无认定事实错误。崔吉雷辩称“另外16万元并非来自银行贷款”，既与崔吉雷代理人在原审开庭时的陈述不一致，也缺乏证据证明。本案中，方旭明已经举证证明出借期间崔吉雷先后向浙江淳安农村商业银行贷款75万元、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抵押贷款30万元，合计105万元。崔吉雷并没有证据证明其中出借的16万元系其自有资金。因此崔吉雷这一上诉理由缺乏证据证明，原审判决认定崔吉雷出借款项均来源于银行贷款，并无错误。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九民纪要第52条规定，“民间借贷中，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自有资金。出借人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的民间借贷行为，既增加了融资成本，又扰乱了信贷秩序，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4条第1项的规定，应当认定此类民间借贷行为无效。”结合本案，崔吉雷的全部出借资金均来自于银行贷款，虽然是抵押贷款而不是信用贷款，但本质上仍属于借贷资金。根据九民纪要规定及原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4条第1项规定，应当认定本案民间借贷行为无效。综上，崔吉雷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商圣焌未到庭发表意见。 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原审法院业已查明，崔吉雷出借给商圣焌的资金均来源于银行贷款，崔吉雷出借给商圣焌的借款利率约定按照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而崔吉雷从银行贷款所支付利息低于该约定，应视为崔吉雷进行了高利转贷，故原审法院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认定崔吉雷与商圣焌之间的借贷行为无效并无不当，对借款利息的处理亦不违反法律规定。崔吉雷关于部分借款并非来源于银行贷款的主张缺乏依据，且与其一审陈述不符，本院不予确认。崔吉雷未举证证明方旭明对导致主合同无效存在过错，其上诉主张方旭明承担担保责任或赔偿责任的依据不足，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53元，由上诉人崔吉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夏文杰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三日 书记员  张帅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