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09民初13007号原告：杨青山，男，1982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霍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鲍传斌，江苏均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书婷，江苏均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李善飞，男，1986年12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固始县，暂住地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童，江苏万拓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杨军，男，1983年7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六安市叶集区，暂住地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原告杨青山与被告李善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杨青山于2020年10月27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8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金花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2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杨青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鲍传斌、孙书婷、被告李善飞到庭参加诉讼，后依原告杨青山的申请，本院依法追加杨军为第三人，并于2021年1月7日继续开庭审理本案，原告杨青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鲍传斌、被告李善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童、第三人杨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青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125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暂计7252元(以11250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自2019年10月1日起计算至2020年10月22日止的利息7252元)，并要求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预交的诉讼费由法院退回。事实和理由：自2019年8月起，原告与被告发生交易往来。在2019年8月至2019年12月期间，被告李善飞多次向原告杨青山批量采购商品共计418770元，被告通过微信、支付宝等方式多次支付货款后，仍欠付货款112500元。被告未履行付款义务，严重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现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望支持原告诉讼请求。被告李善飞辩称：不认可原告的诉请，对最后一张送货单上杨军的签字不予认可，杨军不是被告的工作人员，货也不是送给被告的，被告不欠原告货款。第三人杨军陈述称：被告不认可其在他那里上班，这不是事实，其从2019年8月份到12月份在被告处上班。原告提交的那一份送货单上是其签的名。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2019年8月开始，杨青山向李善飞供应羊毛衫的辅料，包括扣子、牛仔袖、拉链、花边等等，李善飞用于羊毛衫的生产。杨青山提交了21份送货单，其中20份送货单显示送货时间自2019年8月2日至2019年9月28日，除了一张送货单无收货人签名外，其余19份送货单分别有李善飞、李善良的签名，共计金额为279165元，李善飞对上述20份送货单均予以认可，确认收到了相应的货物及送货单上所载明的金额。上述21份送货单中有1份送货单写明“博牛仔袖”9307件，单价15元，金额为139605元，并写明“总欠119000元”，上述内容均系杨青山书写，杨军在收货人处签名。对于该份送货单的形成，原告杨青山陈述称：该款产品系薄牛仔袖，且用量较大，当时被告李善飞和其约定按照被告加工出来的羊毛衫的成品数量计算，次品不计算数量及价款；被告每次通过微信向其订该类薄牛仔袖，其大概分了20天送过去的，因为最终的数量和价款要根据被告生产出的成品羊毛衫数量来计算，故未让被告签送货单；因为之前出售给被告的薄牛仔袖生产出的羊毛衫没有次品，故都先在送货单上明确数量、价格，后面出现有次品了才约定根据羊毛衫成品数量计算薄牛仔袖的数量，这批薄牛仔袖生产的羊毛衫是由杨军负责的，杨军签送货单的时间是2019年12月底；其的加工厂生产了该款薄牛仔袖13000余件，都供应给了被告；2020年春节前，被告和第三人又一起到其的办公室口头对账。被告李善飞陈述称：其与杨军是协作关系，其提供资金让杨军去做民间借贷，杨军没有正经的工作，就在其的羊毛衫厂打杂，帮其跑腿办事情；其未授权杨军与杨青山进行对账。第三人杨军陈述称：2019年8月至12月，其在被告开在的羊毛衫厂打工，做厂长，帮他管理外发羊毛衫的织片、打样等，工资是计件制，口头约定0.5元/件；使用原告供应的薄牛仔袖生产出的羊毛衫有次品之后，就没有再让原告在每次送这类货时开送货单了，被告交代其按照他们生产的羊毛衫成品数量计算这批薄牛仔袖的数量，这批羊毛衫由其发包给下家进行加工，发包出去是有单据的，下家加工好之后也会开送货单给被告，相关的送货单在被告处；其是根据加工好羊毛衫的下家的送货单及被告老婆统计的数字确认了原告供应的该批薄牛仔袖的数量，当时其和原告面对面，其告诉原告数量，由原告在送货单上写明，当时被告及其妻子都不在，其是被告的厂长，确认数量的事情其也当面告诉了被告，关于单价15元是之前原、被告聊天的时候确认的，该份送货单其大概是在2020年元月份签的；在其签过该份送货单后，其和被告又到原告厂里再次谈过结欠的金额，其交代了件数，价钱是原、被告自己谈的；2019年其的计件制工资有10多万元，其向被告借支了30000元工资，当时双方关系较好，没有具体算账，被告年底没钱也没有付清其的工资。杨军提交了其与李善飞从2019年8月至12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了李善飞安排杨军就不同规格型号的羊毛衫的生产加工工作。杨青山与杨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10月14日、10月15日、11月1日、11月5日，杨军多次向杨青山订购羊毛衫辅料。杨青山确认李善飞通过微信、支付宝大概付款21万元，另外通过现金付款约95000元。李善飞确认通过现金支付给杨青山95000元，对于微信、支付宝的转账情况需要庭后统计。本院要求李善飞在庭后七日内向本院提交相关的付款记录，但被告李善飞至今无故未提交。杨青山与李善飞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8月29日，李善飞问杨青山“袖子晚上能给我多少”，杨青山问他要多少，李善飞回复“240”，并称衣服只有那么多，杨青山回复“好”，李善飞又称“明天要400”，杨青山回复“好”（上述李善飞所认可的20份送货单中，并无2019年8月29日的送货单，但有2019年8月30日的送货单，显示杨青山向李善飞送了牛仔袖、白布，其中牛仔袖的数量为538件，单价为15元）。2019年9月7日，杨青山发微信给李善飞，称“今天有1200多件，有95%。一样色，订扣在点数，马上送去400件”，后又称“直接二楼，反正又不签字”（上述李善飞所认可的20份送货单中，2019年9月7日的送货单显示，杨青山向李善飞送了大牛仔袖、小牛仔袖，其中小牛仔袖分别送货300件、500件，单价均为14.5元）。2020年6月16日，杨青山向李善飞催款，李善飞回复“我没说你找他要，至少等着用转了，手里有了安排吧……”，杨青山回复“你答应到年给我七万，到现在一毛没给我，讲我逼你”，李善飞回复“我哥没有给我”、“本来答应的”、“我能怎么办”，杨青山回复“你是不是欠我12万”，李善飞回复“为什么12万了……”、“我记忆没那么多吧”、“杨军这两天老家来了”、“见个面”、“账弄好，月底有多少弄多少给你”，杨青山回复“119000，车子扣9分，算1000块钱”，李善飞回复“我小飞少你，不会拖太久，10月基本上不会少你的”、“我不是说了吗？月底多少安排一下”，杨青山回复“欠12万对不对”、“账要搞清楚”、“12万的帐对不对”，李善飞回复“12万肯定没有那么多”、“两天杨军来，我到你店里”、“账会给你弄好”，并称“我把少你的，10月安排掉”，杨青山回复“过年算好的，欠119000元，现在又不对了”，李善飞回复“至少不少你的”、“欠你的还你，没说的”。庭审中，原告杨青山确认诉请金额112500元的计算过程为：杨军签字的送货单确认被告最终结欠原告货款119000元，2020年9月26日、2020年7月7日被告分别通过微信转账给其4000元、5000元，被告还通过微信转账给原告的妻子1000元，共计10000元，扣除被告使用原告的车子造成的违章罚款1000元，以及2020年又向原告购买了价值2555元的布料，剩余金额为112555元，现原告主张112500元。被告李善飞除对最终结欠原告货款119000元不予认可外，对原告所主张的其余事实均予以认可。庭审中，被告李善飞提交了两份微信聊天记录：1、李善飞与杨军在2020年1月14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李善飞让杨军算下二人的账，杨军让李善飞承担案外四人的共计58000元，并称这样还欠李善飞42000元，李善飞称那些都是死账，杨军回复“我头上也还有三万”。被告李善飞称第三人杨军在外放高利贷的资金由被告提供，其中有部分款项未能收回，杨军提出由被告承担58000元的放贷损失。2、4人群的微信聊天记录，2020年12月9日刘超发了一张清单，显示杨军毛纱、辅料、烫费、借支等共计290518元，卖出的总金额加上处理的总金额为280312元，杨军回复“这个，你要算的话，不是还相差1万块钱了吗？”，李善飞回复“对，这个是差不多了，那去年那个账怎么弄？你给我怎么安排？”被告李善飞以上述证据来主张被告与第三人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原告杨青山主张：通过当庭播放的微信语音，第三人向被告说了他是被告的工人，要求被告支付工资，也证明了两人的关系；退一步按照被告的陈述，被告与第三人之间是协作关系，被告也未解释是如何协作的，第三人也是代表被告的，是受被告的委托。第三人杨军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主张其在2019年给被告打工，原告与被告的债务也是2019年的；2020年其与被告合作生产销售羊毛衫。庭后，原告杨青山向本院提交书面情况说明，确认原告杨青山的妻子收到的1000元系被告李善飞借用原告车子后处理交通违章所用，与买卖合同中的货款无关；将诉请中的利息的起算时间变更为自起诉之日开始计算；并称被告李善飞又于2021年1月9日左右支付给原告杨青山货款20000元，故现未支付货款金额为92500元。上述事实，由原告杨青山提交的送货单、微信聊天记录及光盘、情况说明，被告李善飞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第三人杨军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原告、被告、第三人的当庭陈述予以证实。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第三人杨军能否代表被告李善飞与原告杨青山进行结算。原告杨青山主张：第一，第三人在被告李善飞处帮忙并受被告的指派帮助被告干很多事情，与第三人在当庭的陈述相互印证，第三人是被告的雇员。第二，根据原、被告之间的交易习惯，由被告的人员在本次送货单上签字，并对欠款的数额进行结算确认，被告并非对于送货确认的唯一人，第三人作为被告的雇员及生产厂长，对于情况是知情的，也有相应的职权，原告有理由相信第三人具有表见代理的权利；结合原告与被告的微信记录提到结算时需要厂长杨军到场，这也可以说明具体计算都是由杨军来行使的，杨军的结算行为视为被告的结算行为。第三，被告在答辩时虽然否认其与杨军存在雇佣关系，但在庭审中又确认第三人是为其做事情，并指派第三人完成相关的事务，故被告的陈述前后矛盾且没有提供证据否认第三人是其雇员的事实，故通过原告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第三人的签字行为是受被告雇佣指派的即系职务行为。原告有理由认为第三人作为被告的雇员及生产厂长有结算签字确认的权利。被告李善飞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39605元这张送货单上签署人杨军的身份。第一，被告不认可本案中第三人系被告的雇佣人员。从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第三人从事发放高利贷以及与被告协作羊毛衫的生产，并且双方之间并无明确的发放工资，故第三人杨军并非被告的雇佣人员。第二，关于第三人杨军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首先从前面20张的送货单的交易习惯看，均是由被告及其家人签署，家族以外人员签字并不存在，但是最后一张如此数额巨大的送货单居然是由杨军来签署，不符合常理；并且从交易习惯看，被告与原告对于送货单上面都是进行了累计统计，便于进行结算，但是最后一张送货单并没有以这种形式出现；杨军作为被告的朋友，杨军并不清楚被告与原告的资金往来，杨军也不可能去确认总欠这一个数字，并且杨军也没有被授权对单价进行确认，被告也不予认可杨军对数量的确认。综上，对于最后一张送货单的真实性，被告方不予认可。第三，原、被告之间总结算并没有完成，从原告提交的2020年6月16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显示被告并没有确认总欠数字，并且由于第三人杨军与被告之间有相关的债务纠纷，对于由杨军来出具最后一份数额巨大的送货单，他的动机也存疑。本案具体的薄牛仔袖数量需要由原、被告之间重新进行对账确认。第三人杨军主张：其是被告的厂长，确认数量的事情其也当面告诉了被告，关于单价15元是之前原、被告聊天的时候确认的。本院认为：第一，关于第三人杨军与被告李善飞的关系，在庭审中，被告李善飞承认杨军在其的羊毛衫厂打杂，帮其跑腿办事情，李善飞与杨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了李善飞安排杨军具体的羊毛衫的生产加工工作，且杨军与杨青山的微信聊天记录亦显示杨军向杨青山订购羊毛衫辅料的事实，即存在第三人杨军为被告李善飞提供相关的羊毛衫生产加工劳务的事实。第二，关于杨军签字的送货单上所载的薄牛仔袖，在原告杨青山提交的相关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被告李善飞通过微信向原告杨青山订购袖子，原告杨青山明确同意送货并确定了送货的时间及数量，而相应的送货单上未显示相应数量的货物，且原告杨青山在微信聊天记录中亦明确“反正又不签字”，与原告杨青山、第三人杨军所陈述的该类薄牛仔袖在送货时被告方并未签署送货单，结算数量并非按照送货数量，而是按照被告李善飞最终生产出的成品羊毛衫数量计算相吻合。第三，关于被告李善飞向原告的付款情况，双方确认，无争议的20份送货单总的货款金额为279165元，2020年被告又向原告购买价值2555元的布料，以及被告向原告支付车辆违章罚款1000元，即被告应付原告282720元，但根据原告自认的被告的付款情况，被告共计向原告付款约305000元，且其中1万元系在2020年所支付，即如被告所述，被告已不欠付原告款项的情况下，被告仍继续向原告付款，原告自认在本案闭庭后被告又向原告付款20000元，显然有违常理。第四，根据原告杨青山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所示，2020年6月16日，原告杨青山向被告李善飞催讨欠款，并提到被告曾承诺年底付给原告70000元，被告对此未予否认，如被告所述，被告已不欠付原告款项的情况下，被告仍承诺向原告付款，显然有违常理；且在该次微信聊天记录中，被告提及杨军回老家了，等杨军回来之后，被告和杨军至原告处进行对账，故被告结欠原告的货款应需要杨军对相关的事实进行确认，即与原告和第三人杨军所述的该类薄牛仔袖生产的羊毛衫由杨军负责，由杨军统计合格的羊毛衫数量，作为与原告结算薄牛仔袖数量的依据相吻合。综上，本院认为，第三人杨军所述的其得到被告李善飞的授权与原告杨青山核对薄牛仔袖的数量的可能性更大，故本院认定被告李善飞已收到第三人杨军签字确认的送货单上的薄牛仔袖9307件。关于薄牛仔袖的单价，根据前述原告方认可的20份送货单，除了2019年9月3日、9月7日送货单上写明小牛仔袖的单价为14.5元以外，其余送货单上所涉的大牛仔袖或牛仔袖的单价均为15元，考虑到该类薄牛仔袖的计价数量系根据被告生产出的合格成品羊毛衫数量计算，存在损耗问题，故本院认为单价15元并不过高；被告李善飞未在法庭规定的时间内提交证据证明其向原告杨青山的付款情况，应承担对其的不利后果，结合原告杨青山自认的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李善飞又向其付款20000元，本院确认被告李善飞结欠原告杨青山货款92500元。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原告杨青山向被告李善飞交付了货物，被告李善飞应向原告杨青山支付货款。拖欠不付，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因双方未约定货款的支付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原告杨青山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的起算时间和计算标准不违反法律的规定，本院予以确认。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李善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杨青山货款925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92500元为基数，自2020年10月2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348元、保全费1119元，共计2467元，由被告李善飞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纳（支付至户名：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诉讼费专户，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吴江支行营业部，账号：62284004061********），原告杨青山预交的诉讼费用2467元由本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退还。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判员  张金花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徐一鸣附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对付款期限作出的变更，不影响当事人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约定，但该违约金的起算点应当随之变更。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买受人以出卖人接受价款时未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为由拒绝支付该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未涉及逾期付款责任，出卖人根据对账单、还款协议等主张欠款时请求买受人依约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明确载有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数额或者已经变更买卖合同中关于本金、利息等约定内容的除外。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