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1）湘05行终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旭，男，1983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邵阳市双清区。 委托代理人唐军松，湖南东放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阳市大祥区蔡锷乡人民政府，住所地邵阳市大祥区蔡锷乡陈桥村。 法定代表人王武，该乡乡长。 委托代理人邹国华，湖南森力（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邵阳市大祥区民政局，住所地邵阳市敏州西路大祥区政府内。 法定代表人贺兼勇，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赵更发，男，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邹国华，湖南森力（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沈阳梅，女，1982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邵阳市大祥区。 上诉人曾旭诉被上诉人邵阳市大祥区蔡锷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蔡锷乡政府）、邵阳市大祥区民政局（以下简称大祥区民政局）及原审第三人沈阳梅婚姻登记一案，不服湖南省邵阳市北塔区人民法院（2020）湘0511行初26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03年7月28日，第三人沈阳梅与身份证号为430502198011××××的“曾旭”到蔡锷乡政府办理婚姻登记。蔡锷乡政府根据申请人提交的《结婚登记申请书》、《婚姻状况证明》等证据为双方颁发了结婚证。此后，第三人生育了三个小孩，在以第三人为户主的户口信息中显示，三个小孩的父亲为“曾旭”。另查明，原告曾旭系1983年11月2日出生，其常住人口登记卡显示原告目前婚姻状况为未婚。另外，2020年7月14日曾旭就大祥区民政局、沈阳梅婚姻行政登记一案曾经向该院提起诉讼，其起诉的事实和本案诉讼的事实基本一致，该次起诉曾旭请求判决确认被告大祥区民政局于2003年7月28日办理第三人沈阳梅与“曾旭”的婚姻登记行为无效及出具的湘邵大蔡字第××号《结婚证》无效。2020年8月19日，该院作出（2020）湘0511行初190号行政裁定书，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本案给第三人沈阳梅及“曾旭”办理婚姻登记的行政机关虽然是蔡锷乡政府，但该政府办理婚姻登记的职权已变更至被告大祥区民政局，由大祥区民政局继续行使该政府办理婚姻登记的职权，且第三人及“曾旭”的婚姻登记档案材料均已移送至大祥区民政局保管，故大祥区民政局系本案适格被告。结婚是男女双方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建立夫妻关系的民事法律行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八条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但该规定旨在通过行政权的介入对男女双方是否具备结婚的真实意愿及是否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进行确认和公示，以贯彻我国的婚姻政策，其基础仍是双方建立夫妻关系的意思表示。也正是基于此，法律给予在结婚登记程序中存在瑕疵引发争议的，除非婚姻双方不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进而应予确认婚姻无效或撤销婚姻外，一般结婚登记瑕疵并不当然导致婚姻关系的自始无效，而应当视情形采取补正等措施予以解决。本案原告虽然诉称其与第三人仅是男女朋友关系，无缔结婚姻的意思表示，也不肯定是否为第三人三个小孩的父亲。但可以看出，原告与第三人的关系，第三人户口登记信息上三个小孩的父亲为“曾旭”，在人民法院执行其财产时才提出本案诉讼，难免让人产生合理怀疑，且原告于1983年出生，户籍信息中婚姻状态为未婚，其在起诉时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就是与第三人沈阳梅缔结婚姻的“曾旭”（身份证号为430502198011××××），即其提交的证据尚不能达到起诉的初步证明标准，缺少基本的事实根据，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2015年5月1日之前作出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立案。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作出之日为2003年7月28日，人民法院对原告请求确认该行政行为无效应不予立案，已经立案的应裁定驳回起诉”，据此，（2020）湘0511行初190号行政裁定书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曾旭的起诉。现在，该行政裁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曾旭就被告大祥区民政局、第三人沈阳梅婚姻行政登记一案已经向该院提起过行政诉讼。虽然本次起诉原告曾旭增加了蔡锷乡政府作为被告，但是，（2020）湘0511行初190号行政裁定书已经明确大祥区民政局系湘邵大蔡字第××号《结婚证》适格被告，故本次起诉原告曾旭增加了蔡锷乡政府作为被告无实质意义；另外，本案中原告曾旭虽然诉称经向公安机关查询并不存在身份证号为430502198011××××的“曾旭”，但是，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2020）湘0511行初190号行政裁定书已经明确原告曾旭在起诉时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就是与第三人沈阳梅缔结婚姻的“曾旭”（身份证号为430502198011××××），即其提交的证据尚不能达到起诉的初步证明标准，缺少基本的事实根据。因此，原告曾旭的本次起诉仍然属于“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另外，原告本次提起的是撤销之诉。参照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再9号判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了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的四项条件，即具有原告资格、明确的被告、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但是，根据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行政诉讼中的起诉条件还应包括起诉期限在内。行政诉讼中的起诉期限不同于民事诉讼中的诉讼时效，是法律设定的起诉条件之一，解决的是行政起诉能否进入司法实体审查的问题。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行政行为作出后除了关系到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还影响到社会公众对行政机关的信赖利益。如果允许当事人超过起诉期限提起行政诉讼，则会使行政行为一直处于效力不明的状态，面临随时可能被撤销或变更的可能。一旦行政行为被撤销或变更，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相关行政机关的权利义务都随之发生变化不确定，导致社会成本提高，行政机关的社会公信力降低。法律规定起诉期限的目的，就是督促当事人及时提起诉讼，尽早解决行政纠纷，使社会关系达到稳定的状态。因此，即使当事人未提出有关起诉期限问题的抗辩，人民法院也应主动进行审查，并据以判断是否立案或继续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之规定，本案中，湘邵大蔡字第××号《结婚证》于2003年7月28日作出，原告于2020年10月14日才向本院提起诉讼，已经远远超出起诉期限。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九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曾旭的起诉。 上诉人曾旭上诉称：其起诉时提交了四份裁判文书，该四份文书均认定2003年7月28日其与原审第三人沈阳梅在蔡锷乡登记结婚，二人是夫妻关系，故其具有原告资格；其在（2019）湘0503民初2435号民事案件开庭后才知道本案被诉婚姻登记行为，随即向法院提起确认婚姻登记无效之诉，故其起诉未超法定期限；对于认定其与沈阳梅系夫妻关系的生效判决，其已提起再审申请，法院如对同一事实作出两种不同的判决，有违立法本意。综上，请求撤销原审裁定，依法支持其原审全部诉请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蔡锷乡政府辩称：上诉人曾旭本次起诉属重复起诉，曾旭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婚姻登记存在程序瑕疵，不会导致登记无效；曾旭提出撤销婚姻登记之诉，目的是逃避债务；登记部门对提供虚假证据的登记行为不能依法予以撤销。故请求二审维持一审裁判结果。 被上诉人大祥区民政局同意被上诉人蔡锷乡政府的答辩意见。 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经核对原审开庭笔录，上诉人曾旭在原审庭审中并未提交认定其与原审第三人沈阳梅登记结婚的生效裁判文书，故原审认定曾旭无证据证明其原告资格，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曾旭起诉的是2003年7月28日作出的婚姻登记行为，距今已过17年之久，明显超过五年的最长法定起诉期限，依法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依法驳回起诉。综上，原审法院立案后裁定驳回其起诉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案不收取诉讼费。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肖   竹   梅 审 判 员 段嫦娥审判员黄毅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刘文彬 代理书记员 肖   裕   玲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