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04民初7254号原告：浙江泰德光学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仙岩工业园沈东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00092807513G。法定代表人：黄家旭，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伟,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丹，女，1979年7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北省襄樊市樊城区，现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原告浙江泰德光学有限公司与被告郑丹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于2020年12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伟，被告郑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浙江泰德光学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原告无需支付被告赔偿金140542.40元；二、依法将原告需支付的未休年休假工资3801元调整为3020.3元；三、判令原告无需为被告补缴2020年1月的社会保险费；四、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被告双方第一份劳动合同建立时间为2014年5月2日，2017年4月6日，双方重新签订了一份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7年5月2日到2020年5月1日，被告岗位为文员（采购部助理）。2019年年底，由于被告岗位取消，公司拟对其予以调岗处理，即双方在签订劳动合同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在与被告进一步协商无果后，双方仍未能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在此情况下，原告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提前三十日于2019年12月3日向被告送达了《提前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告知其双方劳动合同将于2020年1月2日解除。前述解除通知书，被告已于2019年12月3日收到。被告2020年1月2日前的劳动待遇原告均已发放，且原告已于2020年3月13日向被告支付了经济补偿金52359元，故双方劳动合同已于2020年1月2日合法解除，原告无需支付任何赔偿金。2020年1月2日后被告拒不离职，仍然故意每天来公司，期间经公司人事部多次劝导仍无果，直至2020年1月16日公司春节放假，在此期间被告也未付出任何劳动。原告怕被告做出极端行为，才将工资结算至1月16日，但该多结算的工资是原告自愿赠与的，并非属于被告应得的劳动报酬，原劳动仲裁裁决将原告自愿赠与的部分，视为双方劳动关系的延续，以此认定双方劳动合同解除的时间为2020年1月16日，并因此要求原告继续补缴2020年1月的社会保险费显然错误。二、原告与浙江泰恒光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泰恒光学公司”）、温州泰恒光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泰恒光学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被告系自愿与原告重新建立新的劳动合同关系，并非属于从温州泰恒被安排到原告处工作，在浙江泰恒或温州泰恒的工作年限不应合并计算。1.三家公司的经营范围并不完全相同，，注册地址也都不相同原告与浙江泰恒光学公司或温州泰恒光学公司之间更不存在任何股权关系，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并非属于关联企业。2.被告的养老保险参保记录显示，2004年8月至2006年7月，其劳动关系在浙江泰恒光学公司；2006年8月至2014年4月，其劳动关系在温州泰恒光学公司，即在与原告建立劳动关系前，被告属于温州泰恒光学公司员工，原劳动仲裁裁决将被告在浙江泰恒光学公司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显然错误。2013年，浙江泰恒光学公司和温州泰恒光学公司因经营不善及对外担保的原因，导致公司资金链断裂，两家企业均濒临破产。在此背景下，原浙江泰恒光学公司的个别股东和部分员工重新创业，于2014年3月3日新注册成立了浙江泰德光学有限公司，由于公司刚成立，正需要大量招人，况且浙江泰恒光学公司和温州泰恒光学公司的老员工，对眼镜生产、销售已非常熟悉，双方自然都愿意重新建立劳动合同关系，而且双方都可以双向选择，被告此时选择主动离开温州泰恒光学公司，与原告重新建立了劳动关系，并不存在温州泰恒光学限公司将被告调入原告处的情形，故原劳动仲裁裁决认为被告系非其本人原因从温州泰恒光学公司被安排到原告处工作无任何事实依据。三、被告2019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应为3020.3元，原劳动仲裁裁决计算时平均工资基数错误，导致裁决时错误计算为3801元，应予以调整。劳动合同解除前12个月被告的实发平均工资为3284.6元，其中养老保险和公积金均已缴纳至养老保险基金和个人公积金账户中，故在计算劳动合同解除前12个月平均工资时，不能将养老保险和公积金部分计算在内。因此，被告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应为3284.6元/月÷21.75天/月×10天×200%＝3020.3元。被告郑丹答辩称：一、答辩人的月平均工资为8070元，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赔偿金274380元（8070元/月×17个月×2倍）；二、原告支付答辩人未休年假工资11131元（8070元/月÷21.75天×10天×1年×300%）；三、原告支付答辩人降低养老金缴费指数档次的赔偿金10.08万元（600元×12个月×7年×2）；四、原告支付答辩人2020年1月至11月工资待遇失业误工费88770元（8070元/月×11个月）；五、原告为答辩人补缴2020年1月至11月计11个月的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并办理失业保险待遇等合计10万元。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郑丹原系浙江泰恒光学公司、温州泰恒光学公司的员工，浙江泰恒光学公司为被告郑丹缴纳2004年8月至2006年7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用；温州泰恒光学公司为被告郑丹缴纳2006年8月至2014年4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用。2014年5月2日，被告郑丹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书》，合同载明固定期限为2014年5月2日起至2017年5月1日；2017年4月6日，被告郑丹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书》，合同载明固定期限为2017年5月2日起至2020年5月1日，工作岗位为文员（采购部经理助理）。原告为被告郑丹缴纳了2014年5月至2019年12日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用。2019年12月3日下午，原告的人力资源部通过微信向被告郑丹发送《提前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通知书载明“由于出现《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公司决定从2020年1月2日起解除本劳动合同”。被告郑丹对原告发送的上述通知书存在异议并要求原告提供书面解除材料，之后被告郑丹仍在原告处继续上班。2020年1月8日，原告停止了被告郑丹的电脑考勤打卡，1月9日原告回收被告郑丹的电脑等办公用品；8号至16号被告郑丹仍按日常上班时间到原告处上班，后被告郑丹向公司提交补卡申请，申请上载明补卡时间为8号到16号。2020年1月19日原告开始放假（期间为19日至2月5日）。后被告郑丹回湖北老家过年，因疫情被告郑丹于5月底返温。2020年1月，原告停止为被告郑丹缴纳社会保险费用。2020年1月原告出具被告郑丹的工资结算记录，该记录载明“应发工资：2019年12月工资为5302元、2020年1月工资为2692元，扣减2019年12月社保费398元、公积金966元，实发工资6630元”。上述工资6630元（其中2020年1月工资计算至1月16日）已于2020年1月15日支付给被告郑丹。2020年3月13日，原告通过银行向被告支付19170元，付款回单载明用途为“经济补偿金”；同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给被告32649.1元，付款回单载明用途为“绩效工资余额”。2020年8月5日，被告郑丹为与原告浙江泰德光学有限公司确认劳动关系一案，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仲裁请求如下：1.被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18.19万元（5350元/月×17个月×2倍）；2.被申请人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13万元（5350元/月÷21.75天/月×15天×17年×200%）；3.被申请人支付降低养老金缴费指数赔偿金8万元；4.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20年1月至8月工资4.28万元（5350元/月×8个月）；5.被申请人为申请人补缴2020年1月到8月的社会保险费并办理失业保险待遇）。温州市瓯海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9月23日作出浙温劳人仲案〔2020〕58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被申请人浙江泰德光学有限公司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支付申请人郑丹赔偿金140542.4元、未休年休假工资3801元，合计144343.4元；二、被申请人浙江泰德光学有限公司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为申请人郑丹补缴2020年1月的社会保险费（具体险种和金额由社保经办部门核定为准，申请人负担个人承担部分）；三、被申请人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协助申请人办理失业保险待遇领取手续；四、驳回申请人郑丹的其他仲裁请求。”原告浙江泰德光学公司不服上述裁决，诉至本院，提出本案诉讼请求。2018年度被告郑丹的实发工资39444元（月平均工资为3287元），其中每月实发工资中已扣除养老保险339元及公积金（被告郑丹系个人申请缴纳公积金，故公积金部分832元直接从其工资中扣减）；2018年度原告未向被告支付过绩效工资。2019年度被告郑丹的实发工资39415元（月平均工资为3285元），其中每月实发工资中已扣除养老保险366元及公积金（被告郑丹系个人申请缴纳公积金，故公积金部分966元直接从其工资中扣减）。另认定，浙江泰恒光学公司于1996年7月18日登记成立，登记股东为浙江信泰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市鹿城新兴实业有限公司、郑爱萍、唐仲平、唐天日、丁志祥。2003年7月15日，被告郑丹作为浙江泰恒光学公司的员工进行献血，献血证编号为×××28；2004年3月被告郑丹加入温州市泰恒眼镜城集团工会委员会；2004年9月，浙江泰恒光学公司开始为被告郑丹缴纳社会保险费用。2008年1月间，被告郑丹与浙江泰恒光学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该合同书首页载明公司联系电话为“0577-8673****”，期限为2008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止。2013年10月1日，浙江泰恒光学公司向被告郑丹颁发荣誉证书，证书载明被告郑丹为该公司的“功勋员工”。2014年4月4日，本院受理浙江泰恒光学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案号为（2014）温瓯破（预）字第9号；同年7月2日，本院受理浙江泰恒光学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案号为（2014）温瓯商破字第9号，该案目前仍在审理中。温州泰恒光学公司于2005年12月26日登记成立，登记股东为浙江泰恒光学有限公司、唐仲平、唐天日、丁志祥。登记状态为存续。浙江泰德光学公司于2014年3月3日登记成立，登记原股东为周晓春、彭彪志，股权占比分别为10%、90%，2015年1月4日变更登记股东为周晓春、黄家旭。2014年12月31日，浙江泰德光学公司向工商部门提交变更申请，申请书载明“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彭彪志拟变更为唐天日”；2015年1月8日申请书手写将“唐天日”变更为“黄家旭”。经查询原告公司网站，原告名下的四项专利证书的持有人为唐天日、五项专利证书的持有人为唐天瑞。2020年1月2日，原告登记股东周晓春及人力资源部员工与郑丹进行沟通，沟通中周晓春谈及12月份已发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并明确让被告自2020年1月2日开始不要从事采购部工作，对话中周晓春多次提及会向唐总或唐总老板汇报。以上事实由原、被告的陈述及原告提供的工资汇总表及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仲裁裁决书、2020年1月2日的录音资料、劳动合同书浙江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历年参保记录、员工交结单、2018年-2019年度被告郑丹的养老保险、公积金缴纳记录；及被告郑丹提供的2020年1月间电子信箱工作内容截图、工作的部分内容记录QQ及微信截图、工作票据调帐接收经办签字记录、打卡补卡单、劳动合同书、荣誉证书、职工养老保险手册、无偿献血证、工会会员证、2020年1月间微信聊天记录、工商登记申请材料等证据予以证实。上述证据均经庭审出示，经本院审核认为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存在关联，本院依法均予以认定。对于原告提供的情况说明，经审查，因被告郑丹于2014年5月2日已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而浙江泰恒光学公司破产时间是在2014年9月，该说明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本院不作认定。被告郑丹提供的员工信息上报、公司员工信息登记表系原告公司统发，无法直接证明被告仍属于公司员工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定；被告提供郑丹的养老保险缴费指数信息表、2020年6月浙江泰德公司上班办公现场及办公场所，无法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作认定；被告郑丹主张浙江泰德光学公司眼镜品牌视频、网站宣传资料与浙江泰恒光学公司存在关联，考虑两公司经营范围类似，且被告也未提供辅助证据对其主张进行证实，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定；被告郑丹提供浙江泰恒光学公司破产管理人的通话记录、浙江泰恒光学公司破产管理人拨付给原告办公用品、设备等，无法确认上述材料的真实性，本院不作认定；被告郑丹提供的入股浙江泰恒光学公司的股本资金收据与本案劳动争议无关，本院不作认定。本院认为，一、关于劳动合同解除问题。根据被告郑丹提供的补卡申请单、微信聊天记录，结合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提前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录音资料及双方庭审中的陈述内容可知，2019年12月3日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发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决定自2020年1月2日起解除双方劳动合同，虽然以微信方式发送解除通知在形式上不是很正式，但通知中载明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非常明确，被告也确认收到上述微信，说明被告已于12月3日知晓原告要求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一事；后，2020年1月2日原告股东周晓春及人力资源部再次与被告郑丹就劳动合同解除进行沟通，从双方的对话可知原告再次明确了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虽然被告在沟通中未明确表示同意解除合同，但也未提出要求原告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谈话中被告也曾提及费用结算事项；考虑到2020年1月7-16日原告已不让被告进行正常考勤并在9日收回被告的办公用品如电脑，结合原告已向被告发放至2020年1月16日工资并停止为被告缴纳1月社会保险的事实，案涉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也无法继续履行。原告基于《劳动合同法》第40条第3款的规定作为解除劳动合同的依据，第3款明确“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原告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情形；同时，原告虽有与被告进行协商，但协商内容为解除劳动合同的相关事宜，原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就岗位调整及变更劳动合同内容等事项与被告进行过协商并达成协议；故原告主张系合法解除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可以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于2020年1月16日被违法解除。二、关于2020年3月13日原告所支付的两笔款项的性质。2020年3月13日原告向被告支付了两笔款项，一笔计19710元，转账备注为“经济补偿金”，另一笔计32649.1元，转账备注为“绩效工资余额”（原告陈述计算方式如下：按2019年度被告郑丹12个月平均工资3285元计算10年为32850元，因郑丹12月迟到折算工作时间为0.36个小时，2020年1月实际工作13天，工资计算了14天，即需扣除1.36天的工资，日工资按5000元一个月计算扣除200元左右后金额为32649.1元），原告主张该笔款项为解除合同的补偿金，系针对被告在浙江泰恒光学公司、温州泰恒光学公司工作期间10年而计算的经济补偿金。关于第一笔款项19710元，考虑该笔款项在转账已备注为经济补偿金，从数额来看，19710元为被告郑丹2019年度月平均工资3285元乘以被告在原告处工作年限6年所得，被告郑丹对该笔款项性质也未提出异议，可以确认该笔费用为原告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合同所支付的6年年限的补偿金。关于第二笔款项即32649.1元的性质。首先，关于备注为绩效工资余额，原告陈述公司同意按被告在浙江泰恒光学公司、温州泰恒光学公司的工作年限计算补偿金作为解除劳动合同条件，因公司有之前浙江泰恒光学公司、温州泰恒光学公司工作过的员工，为避免其他员工以此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支付补偿金的风险，而在转账时以绩效工资余额进行备注；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原告关于该笔款项的数额如何计算所得及备注为绩效工资余额具有合理性；其次，根据原告提供的2018-2019年度被告郑丹的工资收入来看，上述期间除了每月发放的工资外，工资收入中已包含总绩效工资（2018年1-6月每月为800元，2018年7-12月每月为900元，2019年度每月为1000元），被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在其他时间段向其发放过年度绩效工资，可以反映被告在2018年-2019年间除工资收入外并无年度绩效工资或资金；第三，庭审中原告陈述被告郑丹在2019年度工作仍为采购部助理，工作内容与2018年度相同；被告郑丹陈述其在2019年度工作内容有较大的调整，公司因此给其增加工资福利，但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纳。综合以上因素，可以确认第二笔款项32649.1元系原告基于解除劳动合同而支付给被告其在浙江泰恒光学公司、温州泰恒光学公司工作年限的补偿金。三、关于经济赔偿金的问题。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应支付被告经济赔偿金。庭审中郑丹陈述其于2003年3月11日进入浙江泰恒光学公司工作，结合被告郑丹于2013年7月15日作为泰恒员工去献血的事实，被告郑丹陈述其自2003年3月11日开始在浙江泰恒光学公司工作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原告与浙江泰恒光学公司、温州泰恒光学公司是否存在关联的问题。首先，根据浙江泰恒光学公司、温州泰恒光学公司的登记信息可知，两个公司存在部分股东重合，如唐天日、唐仲平，其中浙江泰恒光学公司系温州泰恒光学公司的股东，故温州泰恒光学公司与浙江泰恒光学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其次，浙江泰恒光学公司、原告分别与被告郑丹签订劳动合同时，劳动合同封面上载明的电话号码相同，均为0577-8673××××。第三，从被告郑丹的参保记录来看，浙江泰恒光学公司、温州泰恒光学公司与原告各自缴纳的时间上存在延续性。第四，被告郑丹陈述原告股东周晓春原系泰恒光学公司的人事经理，原告也确认公司现股东及人事经理周晓春原系温州泰恒光学公司的人事经理；而在2020年1月2日周晓春与被告郑丹就劳动合同一事沟通时多次提及“唐总”或“唐老板”，经本院谈话原告陈述该人可能系原告的隐名股东；另，根据被告提供的工商变更申请材料，原告在该材料上加盖印章，落款时间为2014年12月31日，该材料载明的打印体股东为唐天日，后又手写修改为黄家旭。结合工商登记信息，2015年1月4日原告公司股东确实存在由原股东彭彪志变更为黄家旭的登记信息，故上述材料可以反映原告曾计划将唐天日作为公司股东；从登记信息可知，黄家旭股份占比为90%，投资额达900万元，说明原定唐天日的股份占比也应是90%；从2014年12月31日至2015年1月8日短短的期间就如此高投资额股东进行调整也不合理。再，经查询原告网站信息，原告拥有的九项专利，其中有四项系唐天日，经本院谈话原告确认唐天日系原告的隐名股东，而唐天日原系浙江泰恒光学公司及温州泰恒光学公司的股东。综上，可以反映原告的登记股东与公司实际投资人严重不符，实际投资人或隐名股东与浙江泰恒光学公司及温州泰恒光学公司的部分股东存在重合。第五，原告登记成立的时间为2014年3月3日，而浙江泰恒光学公司于2014年4月4日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虽然温州泰恒光学公司没有申请清算，但被告郑丹陈述当时温州泰恒光学公司经营状况非常不好，且浙江泰恒光学公司又是温州泰恒光学公司的股东，其破产对温州泰恒光学公司的经营必然存在重大影响，同时浙江泰恒光学公司拥有多项知识产权及专利，故无法排除浙江泰恒光学公司、温州泰恒光学公司的实际投资人或股东将其部分员工及优质资源通过成立原告而进行保留的可能性。第六，原告于2020年3月13日向被告郑丹支付两笔款项，其中32649.1元系原告基于解除劳动合同而支付给被告其在浙江泰恒光学公司、温州泰恒光学公司工作年限的补偿金，原告支付补偿金的行为也可以反映原告、浙江泰恒光学公司、温州泰恒光学公司三个单位内部存在关联；最后，原告主张系被告郑丹自己要求与原告签订新的劳动合同，但原告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实被告郑丹确系因本人原因从温州泰恒光学公司被安排到原告处工作。综合以上因素，原告与浙江泰恒光学公司、温州泰恒光学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盖然性很高，被告郑丹从温州泰恒光学公司被安排到原告处工作具有合理原因，原告主张被告郑丹在浙江泰恒光学公司、温州泰恒光学公司的工作年限不应合并计算为原告单位的工作年限依据尚不充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赔偿金数额问题。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未依本法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因被告自2003年3月起在浙江泰恒光学公司工作至2006年7月，2006年8月起在温州泰恒光学公司务工作至2014年4月，2014年5月起在原告处工作至2020年1月16日，工作年限已超过十六年十个月，原告浙江泰德光学公司应支付被告十七个月工资标准的经济赔偿金。《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的“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因被告郑丹2019年度每月实发工资数额不一致，按劳动合同终止前12个月即2019年度被告郑丹的实发工资计算月平均工资为3284.6元，养老保险个人缴纳部分为366元，因原告确认2019年度工资单中其他扣款系被告郑丹个人申请缴纳公积金而从其工资中扣除的部分，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合计为966元，故被告郑丹的月平均工资应为4616.6元（3284.6元+养老保险个人缴纳部分366元+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966元），故赔偿金为156964.4元（4616.60元/月×17个月×200%＝156964.4元）。另，被告郑丹在收到仲裁裁决书后未向本院提起诉讼，视为对仲裁裁决结果予以认同，即对仲裁裁决确定的月平均工资标准没有异议；因2020年3月13日原告支付的32649.1元系解除合同的补偿金，现被告郑丹该32649.1元纳入其2019年度工资而主张其月工资标准为8070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扣除原告基于解除劳动合同而支付的补偿金52359.1元，原告仍应支付被告郑丹经济赔偿金104605.3元。三、关于未休年假工资。国家实行带薪休假制度，劳动者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对于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用人单位就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未休年假工资报酬，其中包含用人单位支付职工正常工作期间的工作收入。被告累计工作已满10年未满20年，每年年休假为10天，2019年被告未享受年休假，因2020年1月16日案涉劳动合同关系已被违法解除，考虑到被告在2020年的年休假时间尚不足半天，应视为0天（16天/365天×10天＝0.43天），故原告应当支付被告2019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4245元（4616.6元/月÷21.75天/月×10天×200%＝4245元）。四、关于补缴2020年1月的社会保险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原告作为被告的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为被告缴纳社会保险费。原告已为被告缴纳社保费用至2019年12月，因双方劳动合同关系存续至2020年1月16日，故原告仍负有为被告缴纳2020年1月社会保险手续并补缴社会保险费，但原告应自行承担个人应交部分的社会保险费。五、关于被告提出的失业保险待遇，仲裁裁决明确原告应协助被告办理失业保险待遇，原告对此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六、关于被告提出的支付降低养老金缴费指数赔偿金及补发工资，仲裁裁决作出驳回其请求后，被告未就上述事项的仲裁裁决结果向本院提起诉讼，应视为被告认可仲裁结果。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浙江省失业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十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浙江泰德光学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郑丹经济赔偿金104605.3元、未休年休假工资4245元，以上合计108850.3元；二、原告浙江泰德光学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为被告郑丹补缴2020年1月的社会保险费（具体险种及金额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为准，被告郑丹自行承担个人应缴部分）三、原告浙江泰德光学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被告郑丹办理失业保险待遇领取手续；四、驳回原告浙江泰德光学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浙江泰德光学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蒋玲玉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代书记员 赵志豪?附告：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及当事人应知的相关事项一、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社会保险基金按照保险类型确定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第四十八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用人单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一)劳动者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劳动合同主体由原用人单位变更为新用人单位;(二)用人单位以组织委派或任命形式对劳动者进行工作调动;(三)因用人单位合并、分立等原因导致劳动者工作调动;(四)用人单位及其关联企业与劳动者轮流订立劳动合同;(五)其他合理情形。《浙江省失业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失业人员，按照本条例规定领取失业保险金，并享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一)用人单位和本人已按照规定履行缴费义务满一年的；(二)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三)已依法定程序办理失业登记的；(四)有求职要求，愿意接受职业培训、职业介绍的。第三十条失业人员应当自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六十日内，持用人单位出具的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到当地经办机构办理失业登记，经办机构应当在七日内予以审核，并从核准的次月起开始发放失业保险金。失业人员办理失业登记后，应当参加职业培训，开展求职活动，并按月到经办机构接受失业状态确认和就业指导。《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国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第五条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年休假在1个年度内可以集中安排，也可以分段安排，一般不跨年度安排。单位因生产、工作特点确有必要跨年度安排职工年休假的，可以跨1个年度安排。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经职工本人同意，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二、当事人应知的相关事项上诉人应按一审案件受理费标准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案件受理费），在向人民法院提交上诉状时预交到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