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02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滁州明城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东门严圩组。法定代表人：李尾娇，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代瑞辉，安徽曙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鸿志，安徽曙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联境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目华北路**第****。法定代表人：项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仲其佳，上海昱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姜佳奇，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朱升进，男，1960年8月24日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上诉人滁州明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联境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境公司）及原审第三人朱升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2019）沪0120民初86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明城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联境公司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一审法院认为项目投资款与将部分款项作为借贷方式处理并不矛盾是混淆了投资款与借贷的含义。本案中，在数次投资约定中均为投资款且明确约定结算方式。相反联境公司一再请求将本案涉案款项作为注册资本，并且在（2017）皖1122民初1941号案件中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将本案的涉案款项作为股份款，并申请在工商管理机关办理股权登记，对此一审只字不提有失公正。二、联境公司避开明城公司最大股东王某，与朱升进及其他股东恶意串通，擅自将联境公司的投资款大部分作为借款，并且约定很高利息和极短的偿还期限，利息也回溯至数年前开始计息。调解协议并非明城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严重损害其合法利益。该协议达成前，明城公司的账户及绝大多数财产均被不同法院查封，联境公司完全知情，且其迄今为止依然是明城公司的股东之一，属于“内部”。三、现实中大量存在的方式并不能据此推导出“固定收益方式”就是本案投资方式。现实中把投资款在投资过程中变更为借款非常罕见。四、民事调解书已经被（2019）皖11民再3号民事裁定撤销，调解协议自然也不生效，而把投资款作为借款与生效判决互相矛盾，严重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和统一性。被上诉人联境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双方存在款项交付的事实，也存在借贷合意，应为借贷法律关系。联境公司曾向明城公司支付过大量款项，合计7,173,633元。2018年3月16日，双方及时任明城公司法定代表人朱升进于滁州中院签订调解协议。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只要是双方自愿达成，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即为合法有效的调解协议，双方均应恪守。该协议有双方盖章及代表签字，时任明城公司法定代表人朱升进签字，联境公司及滁州中院都有理由相信明城公司签订该协议是出于自愿。且明城公司在来安法院一审中是以双方是借贷关系来进行抗辩，在2018年1月15日提出的再审申请中，也认为联境公司转款行为在本质上属于投资、借贷行为。由此，双方在调解协议中将部分款项认定为借款的约定和明城公司之前的主张相符，并不存在违背其真实意思的情况。虽然在之前的诉讼中，双方对部分涉案款项性质有多次不同的认识，但该调解协议是双方最后一次达成合意，是对之前所有协议及争议的归纳总结。该协议也不符合合同法中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况，双方对于借贷部分的约定合法有效，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明城公司认为协议是联境公司和其他部分股东恶意串通所作，没有事实依据，其并未就此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即使存在该种情况，明城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也不能对抗联境公司，应由其对内部相关人员进行追责。明城公司多次陈述前后矛盾，违反诚信原则。二、虽然民事调解书被撤销，但理由仅是因为调解书的内容超出诉讼请求，基于“不告不理”的原则而撤销，并非因为调解协议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也未认定调解协议无效或可撤销。原审第三人朱升进陈述称，同意明城公司的意见。调解协议是小股东串通形成，是不合理和不合法的，应该无效。该协议没有经过股东决议，大股东、董事长并不知道，律师是小股东谢某请来的，然后让自己签字。系争款项就是一个投资，自己作为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是知道的。联境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明城公司向联境公司支付欠款5,913,633元；二、判令明城公司向联境公司支付自出借之日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按年利率18%标准支付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明城公司为房地产开发公司，成立于2010年8月13日，工商登记股东有王某、倪某、谢某、朱升进、董某、李某，共六位自然人。2011年1月，明城公司（甲方）法定代表人朱升进与联境公司（乙方）签订《投资协议》，约定：“1、甲方为房地产公司，乙方为建筑设计公司，甲方准备进行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塔山东路南侧（宗地号：Y12020117140）’即原棉麻公司、电池厂及周边地块的房地产开发；2、经甲方原股东会一致同意，为鼓励乙方为甲方做贡献，提供良好的建筑设计产品，甲方同意乙方投资甲方，投资比例为3%，即乙方持有甲方3%股权……6、乙方首次出资为1,200,000元，为该项目土地竞买保证金比例出资部分，如甲方未取得该土地项目开发权，则甲方在政府退还该款项7日内，将投资款归还乙方；7、甲方取得土地后，即表明该项目成立，甲方即按照最终确定的投资比例变更工商注册登记，若股份小于等于3%，则不再变更。”2011年1月24日，联境公司通过案外人上海XX事务所向明城公司账户汇款1,200,000元。同日，朱升进向联境公司出具收条并加盖公司公章。2011年2月10日，由朱升进作为甲方，联境公司作为乙方，签订《投资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开发来安县实际广场开发的房地产项目达成如下协议：……二、乙方投资方式与计划：2.1乙方以现金方式向该项目投资，乙方投资比例为XX广场项目总投资的4%，即持有4%的股权，该股权从甲方在明城公司在XX广场项目总投资的股份中享有……三、项目的管理和财务制度：……3.2乙方有权获取甲方在来安县世纪广场项目的公司财务报表，了解甲方来安项目的经营状况，但仅限于XX广场项目公司各股东发送的相关财务报表或其他统计材料；3.3甲方应将乙方投入的资金全部用于该项目的开发建设，不得用于与本工程无关的其他工程，不得将本工程无关的开支在本工程列支；四、利润分配：乙方按投资比例享有分享该项目利润的权利，但须以公司向甲方分配利润为前提……”，朱升进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联境公司分别于2011年4月25日、2011年10月17日汇款2,600,000元、200,000元至明城公司账户。2012年1月24日朱升进向联境公司出具收条并加盖公司印章。2014年6月30日，明城公司（甲方）与联境公司（乙方）、明城公司全体股东（丙方）、朱升进（丁方）、王某（鉴证方，明城公司大股东）签订《股权及增持协议书》，约定：“甲方开发来安县世纪广场项目，项目股本金为人民币1亿元，实到资本9,770万元，因种种原因尚有股本金230万元未到位，乙方是甲方的股东，乙方已经投资400万元，原来占有甲方4%的股份（按照1亿元股本金计算）。根据全体股东丙方的意见，未到位股本金由乙方增持，乙方承担未到位股本金及按照出资延宕时间计算的股本金利息，甲方也有较大金额设计费支付延宕，因此，综合考虑二者因素股本金利息按照优惠年息12%计算。各方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1、乙方增持甲方股份：1.1乙方以现金的方式增持甲方股份2.3%，经双方确认，增持股份折合人民币317.3633万元，其中本金230万元，利息873,633元；1.2乙方原来持有明城公司4%股份，增持以后乙方持有股份变更为6.3%；……1.4乙方支付增持股份本息后，甲方应在10日内在股东名册中对乙方股份予以变更并载明；1.5经丁方同意，项目分红款由甲方直接支付乙方……1.7甲方分红后乙方回本以后拿到本金以外的分红款后十日内，乙方支付其增持2.3%股份对应分红款的15%（比例）给丁方，作为乙方对丁方工作支持的感谢……3、项目的财务制度：……3.5甲方应将乙方投入的资金全部用于给项目的开发建设，不得用于与本工程无关的其他工程，不得将于本工程无关的开支在本工程中列支；……5.3本协议签字盖章后即生效，一式五份，未尽事宜由五方另行协商。”联境公司、明城公司及朱升进在协议书上签章署名，股东倪某在鉴证方一栏签名。2014年7月1日，联境公司将3,173,633元汇入明城公司账户。2017年4月17日，朱升进向联境公司出具《确认承诺函》：“本人朱升进对下列事项予以确认，承诺并特此通知，一、确认联境公司通过现金出资拥有明城公司6.3%的股权，之前该股权由本人朱升进代持，本人承诺从本承诺作出之日，联境公司股权实名登记至明城公司股东名册，股权权利由联境公司直接享有；二、本人承诺在明城公司进行资产分配（包括但不限于现金、房产、债权等）及清算时，联境公司的权益实现，不得通过本人朱升进进行分配和享有，按照明城公司分配方案按照6.3%的比例直接向联境公司进行分配，未经联境公司授权，任何人不得代表联境公司参与该部分6.3%明城公司分配之权益”，明城公司及股东王某、谢某、董某签章确认。2017年7月21日，联境公司向安徽省来安县人民法院起诉明城公司及朱升进，要求：“1.确认其系明城公司的股东，持有明城公司6.3%的股权；2.判令明城公司按6.3%的持股比例，向其签发出资证明书、将其记载于明城公司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3.判令朱升进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明城公司在该案中辩称，“本案名为股权代持，实为借贷，本案中联境公司分三次向明城公司累计支付7,173,633元，而明城公司原始股东朱升进，已经自行完成了出资义务，在明城公司仅持股200万元，占股10%。联境公司将三次款项直接支付给了明城公司，且双方在协议中都表述为项目投资而非对明城公司的股权投资，因此本案中联境公司诉讼的款项应该是借贷。2、即使本案属于股权纠纷，但所谓的股权代持，实际是因股权转让而产生的，即联境公司以7,173,633元购买了朱升进6.3%的股权。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明城公司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应当由联境公司或朱升进向享有优先购买权的股东履行法定通知义务，由股东行使相应的优先购买权，但是联境公司及朱升进至今没有履行相应的通知义务。故其认为本案的诉请没有相应的法律和事实依据，请求驳回联境公司的诉请。”朱升进在该案中述称，“联境公司是给明城公司做设计的，因为当时明城公司搞旧城改造，联境公司想要投资，其当时说可以投资一点。第一笔联境公司投资了好像300多万，当时联境公司投资也都是从其这里分出去的，后来干了一年多，其这边200多万没到位，联境公司知道之后，表示想要再投资，一共是投资了600多万左右，但是联境公司做事比较细致，认为向明城公司投资，应该享有股权，其表示投资是项目投资，公司后面还会有别的项目，不是股权转让。因为股东都在外地，而且还有别的原因，联境公司要求跟其签署一个协议，其当时也没有仔细看里面内容，就与联境公司签订了协议。联境公司又让其签一个承诺，承诺后期的分红，承诺书其签字了，但是内容并没有看，其确曾承诺联境公司，投资以后的分红归联境公司。”明城公司其余股东表示，如果系股权转让，他们享有优先购买权。一直认为联境公司是项目投资，并不是股权转让，故请求驳回联境公司的诉讼请求。经审理，安徽省来安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6日作出（2017）皖1122民初1941号民事判决，判决：“一、原告上海联境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系被告滁州明城置业有限公司的股东，持有被告滁州明城置业有限公司6.3%的股权；二、被告滁州明城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按6.3%的持股比例，向原告上海联境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签发出资证明书、将原告上海联境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记载于被告滁州明城置业有限公司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三、第三人朱升进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协助原告上海联境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案件受理费62,015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67,015元，由被告滁州明城置业有限公司、第三人朱升进负担。”2018年1月15日，明城公司提出再审申请，其在《民事再审申请书》中认为：“原审法院仅依据《投资协议书》中约定上海联境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向明城公司缴纳260万元，以及2011年1月24日其向明城公司付款120万元便推定上海联境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取得了明城公司的股份，此推定是不符合客观事实，也缺乏法律依据；事实上，该投资约定仅为对单独项目的投资，而非对法人股权的投资。上海联境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与明城公司存在项目合作关系，其转款行为在本质上属于投资借贷行为，不因此取得股权；……”。2018年3月16日，联境公司、明城公司及朱升进在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内签署《调解协议》，协议内容如下：“三方一致确认以下事实：一、明城公司于2010年8月13日成立。目前工商登记的股东为王某（占50%）、倪某（占10%）、谢某（占10%）、朱升进（占10%）、董某（占10%）、李某（占10%）六人。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二、2011年1月24日联境公司通过上海XX事务所银行账户向明城公司付款120万元；2011年4月25日联境公司向明城公司付款260万元。2011年10月17日联境公司向明城公司付款20万元。2014年7月1日联境公司向明城公司付款3,173,633元。联境公司共向明城公司付款7,173,633元。明城公司确认收到以上款项。三、联境公司诉明城公司、朱升进股东资格确认一案，安徽省来安县人民法院已经于2017年12月6日作出（2017）皖1122民初1941号民事判决。三方经充分协商，达成如下一致意见：一、根据三方所举证据，确定明城公司注册资本金为2,000万元。二、上述7,173,633元中的126万元（款项分别为2011年1月24日支付的120万元；2011年4月25日支付的260万元中的6万部分）作为联境公司应缴纳的注册资本。联境公司占股份比例为6.3%，一直由朱升进代持，朱升进实际持股比例为3.7%，本协议生效十天内明城公司为联境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明城公司按6.3%的持股比例，向联境公司签发出资证明书、将上海联境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记载于明城公司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机关登记。三、朱升进协助明城公司办理以上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四、上述7,173,633元中的5,913,633元（款项组成：2011年4月25日支付的260万元中的254万元部分；2011年10月17日支付的20万元，2014年7月1日支付的3,173,633元。）作为联境公司出借给明城公司的款项。利息以每笔借款金额为基数，按年利率18%标准，自每笔款项实际出借之日起算，分段累计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明城公司应该于2018年4月5日前归还上述欠款及利息。五、此前各方口头或者书面约定与本协议不一致的，均以本协议为准。非经书面约定，不得变更本协议内容。六、除本协议约定内容外，三方无其他争议。七、本协议经各方签字或盖章后成立并生效。一式四份，三方各持一份，另一份交人民法院备案。”2018年3月27日，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皖11民再11号民事调解书，内容记载如下：“本案审理过程中，当事人自行调解达成如下协议，请求人民法院确认：根据三方所举证据，确定明城公司注册资本金为2,000万元。二、上述7,173,633元中的126万元（款项分别为2011年1月24日支付的120万元；2011年4月25日支付的260万元中的6万部分）作为联境公司应缴纳的注册资本。联境公司占股份比例为6.3%，一直由朱升进代持，朱升进实际持股比例为3.7%，本协议生效十天内明城公司为联境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明城公司按6.3%的持股比例，向联境公司签发出资证明书、将上海联境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记载于明城公司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机关登记。三、朱升进协助明城公司办理以上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四、上述7,173,633元中的5,913,633元（款项组成：2011年4月25日支付的260万元中的254万元部分；2011年10月17日支付的20万元，2014年7月1日支付的3,173,633元。）作为联境公司出借给明城公司的款项。利息以每笔借款金额为基数，按年利率18%标准，自每笔款项实际出借之日起算，分段累计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明城公司应该于2018年4月5日前归还上述欠款及利息。五、此前各方口头或者书面约定与本协议不一致的，均以本协议为准。非经书面约定，不得变更本协议内容。六、除本协议约定内容外，三方无其他争议。七、本协议经各方签字或盖章后成立并生效。上述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2018年11月27日，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皖11民监2号民事裁定，认为该调解书确有错误，应予再审。2019年4月23日，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皖11民再3号民事裁定：“一、撤销本院（2018）皖11民再11号民事调解书及安徽省来安县人民法院（2017）皖1122民初194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上海联境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的起诉。……本裁定为终审裁定。”（2019）皖11民再3号民事裁定书中，该院再审认为：“联境公司与明城公司、朱升进签订的《投资协议》、《投资协议书》、《股权及增持协议书》约定：联境公司以现金方式对明城公司来安县世纪广场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若明城公司未取得该项目开发权则在政府退款7日内返还投资款；明城公司开发XX广场项目实行独立的财产核算及管理，不得将联境公司投入的资金用于工程无关的其他项目；联境公司自来安县实际广场项目分红，按投资比例分配项目利润；名为股东‘出资’，实为项目投资。联境公司原审主张由第三人朱升进代持明城公司6.3%股权，诉请确认股东资格，没有事实依据，联境公司因此不具有所主张法律关系之权利。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而再审程序是针对既判力案件而事后适用的复核审理程序。当事人超出原审范围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的，不属于再审审理范围，故在再审程序无法通过法院释明、原审原告变更诉讼请求方式予以处理。综上，该院认为，原审判决及再审调解书确认朱升进代持股权无事实基础，应予纠正。联境公司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与本院根据案件事实认定不一致，根据‘不告不理’民事诉讼原则，对联境公司未予主张的法律关系本院不予作出实体判决。”后明城公司拒绝按照《调解协议》履行，致涉讼。一审法院认为，涉案《调解协议》是联境公司、明城公司及朱升进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中借贷部分的约定内容合法，联境公司、明城公司仍应恪守。明城公司辩称调解协议无效，其理由有两点：第一，认为争议款项的性质属于项目投资款，在（2019）皖11民再3号民事裁定书中也确认为项目投资款，故按照借贷方式处理明显错误；第二，《调解协议》是联境公司及朱升进与明城公司其他小股东之间恶意串通所形成，违背明城公司意志，损害明城公司的利益，当属无效。对于上述两项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依次阐释如下：关于款项性质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款项属于项目投资款与将部分款项作为借贷方式处理并不矛盾，首先，明城公司及朱升进在（2019）皖1122民初1941号案件审理中及该案第一次再审过程中，均认为涉案款项是投资借贷行为，应当按照借贷关系处理；其次，项目投资款的结算方式存在多样性，现实中大量存在按照固定收益的方式获得投资回报的投资方式，且明城公司于本次诉讼中亦自述联境公司、明城公司之间未约定结算方式。再者，按照项目投资的路径，《调解协议》中的按借款并加算利息的方式给付联境公司，也可视为撤资的一种表现形式。关于联境公司与朱升进是否存在恶意串通，违背明城公司意志，损害明城公司利益的问题？经审查，一审法院认为联境公司与朱升进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明城公司利益的情况，理由如下：首先，明城公司对于上述抗辩意见没有提供有证明力的证据；其次，朱升进虽当庭承认与联境公司及其他明城公司的小股东存在合谋的事实，但其认为合谋的目的是为了保障自己及其他明城公司小股东的利益，一审法院未见两者有何关联性。如朱升进于审理中陈述，“《调解协议》将投资款转化为借款，目的是让联境公司能够更快的拿到钱”，但按明城公司及朱升进的陈述，在调解协议达成之后到该案第二次再审程序启动之前，明城公司系由朱升进及其他小股东实际控制。但在此期间，未见朱升进有任何配合联境公司的行为，相反，联境公司在民事调解书的执行过程中，仍是一无所获。再者，如前所述，明城公司及朱升进在（2019）皖1122民初1941号审理过程中及该案第一次再审过程中始终坚持涉案款项是投资借贷行为，而《调解协议》正是按照明城公司及朱升进的观点所达成的方案，未见有何违背明城公司意志的情况，亦无法理解明城公司所称的恶意串通之所在？最后，明城公司于审理中辩称，公司的大股东对于朱升进及时任明城公司代理人的行为均不了解，但明城公司在自己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答辩意见》中明确写到：“联境公司起诉至安徽省来安县人民法院后，公司（即明城公司）决定由朱升进与联境公司协商处理是借款还是投资购房款事宜……”。综上，明城公司认为《调解协议》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明城公司利益的意见，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认可。一审法院须指出的是，法律行为有内外之分，内部行为的瑕疵一般不影响外部行为的效力，因此，倘若明城公司认为朱升进及时任明城公司代理人在行使代表及代理行为过程中存在违反公司意志的行为，可启动相关追责机制，但不应影响与联境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一审法院在审理中注意到其他可能影响调解协议效力的因素，明城公司虽未以此提出抗辩，但一审法院认为有必要对此作进一步的阐释：第一，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9）皖11民再3号民事裁定中对撤销民事调解书所给出理由是“……联境公司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与该院根据案件事实认定不一致，根据‘不告不理’民事诉讼原则，对联境公司未予主张的法律关系本院不予作出实体判决”（详见前述事实认定部分）。但该理由不是调解协议无效或可撤销的理由。并且在法理上，倘若调解协议存在可撤销事由，法院同样可以撤销该调解协议，但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未撤销调解协议。第二，调解协议与民事调解书不具有同一性，调解协议是民事主体对自身权利义务磋商一致的合意结果，而民事调解书是对调解协议赋予强制执行力的司法确认，两者具有显著的区别。正如涉案民事调解书中载明：“本案审理过程中，当事人自行调解达成如下协议，请求人民法院确认……”。现实中亦大量存在调解协议的内容因可执行性等问题不能写入民事调解书的情况，因此两者显然不具有同一性。另涉案调解协议亦非法律规定签字即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协议，原因是：首先，审理中联境公司、明城公司及朱升进均确认，该调解协议的内容为联境公司、明城公司自行协商完成；其次，该调解协议未约定签署即发生法律效力，其仅约定“签字即生效”；最后，调解协议中没有法官和书记员的签名。第三，本案之所以会引起一些错误认知，是因为绝大多数民事调解书的撤销是因为违反了调解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规定，即调解协议本身的效力瑕疵影响调解书的效力，而本案恰恰不属于此种情况。第四、《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上）》中阐述调解与判决的区别时认为：“……人民法院的判决是围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而作出，不允许超出或者遗漏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而和解、调解中，当事人之间可能会有多个纠纷，在协商解决其中一个纠纷时，他们也会对各项法律关系的解决一并予以考虑和协商而超出原告的诉讼请求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调解协议内容超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综上，一审法院认可《调解协议》中借贷部分相关约定的效力，对于联境公司基于上述约定提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现明城公司提出该利率标准过高，但未提供任何证据，故一审法院不予认可。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判决：一、明城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联境公司欠款5,913,633元；二、明城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联境公司借款利息（以2,540,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18%计算自2011年4月26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200,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18%计算自2011年10月18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3,173,633元为本金，按年利率18%计算自2014年7月2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6,941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明城公司负担。二审中，明城公司提出一审遗漏认定《股权及增持协议书》第2.1条约定“按照股东会决议及与乙方协商结果进行表决按需借款、增资或不增资”。经审查，一审并未遗漏记载相关事实，且不影响本案争议的认定，故本院对该异议不予采纳。明城公司在本院二审中提交安徽省来安县人民法院（2020）皖1122民初1111号民事裁定书作为新的证据材料，证明联境公司在本案的核心证据调解协议可能涉嫌犯罪被人民法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本案依法应中止审理。联境公司经质证，认可其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也不同意中止审理。该案系王某在本案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后，单方提起的一个确认合同无效之诉，联境公司完全不同意王某的诉讼请求，不存在配合虚假诉讼的可能。联境公司既非明城公司的股东，在双方合作多年期间内，在明城公司也没有任何职务，不存在职务侵占的可能。虚假诉讼和职务侵占应当是针对王某，因此联境公司没有上诉，该案的处理与本案没有关联。朱升进经质证，认可其真实性。本院经审核认为，该民事裁定书与本案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联境公司、朱升进在本院二审中并未提供新的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明城公司股东王某曾经向安徽省来安县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明城公司、联境公司、朱升进签订的《调解协议》无效。安徽省来安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8日作出（2020）皖1122民初11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王某的起诉。在该裁定书中该院认为“因本案可能涉嫌虚假诉讼、职务侵占犯罪，故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如经相关职能部门认定，不能确定本案属犯罪性质的，当事人仍可依法另行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民事权益争议。”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调解协议》的效力应如何认定？明城公司是否应当返还欠款并支付借款利息？本院认为，联境公司主张涉案款项为借款的主要依据为各方于2018年3月16日签署的《调解协议》。而根据已查明的事实，首先，相关民事调解书已被（2019）皖11民再3号民事裁定书撤销。虽然该裁定书中并未对《调解协议》的效力作出认定，但该《调解协议》系再审诉讼过程中各方对自身利益进行综合判断和协商所形成，是民事调解书作出的基础，而民事调解书也是对其效力的确认，故在法院所作调解书被撤销的前提下，难以认定《调解协议》或其中部分约定具有独立于该调解书的效力。其次，（2019）皖11民再3号生效民事裁定书已经认定联境公司与明城公司、朱升进之间“名为股东‘出资’，实为项目投资”，各方之前协议书也有相关约定如“明城公司未取得该土地项目开发权则在政府退还该款项7日内将投资款归还联境公司”、“联境公司按投资比例享有先回本再分配该项目利润的权利”等，联境公司可以根据生效民事裁定书的意见及各方协议书的约定主张有关项目投资的法律关系，进行结算。且明城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朱升进表示，《调解协议》的签订存在与联境公司及明城公司其他小股东恶意串通将大部分投资款作为借款的情况，另案也因可能涉嫌犯罪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因此，联境公司要求将本案所涉款项单独作为借款处理与各方之前达成的合意并不相符，也缺乏除《调解协议》外的其他证据进行佐证。故联境公司诉请明城公司支付欠款和利息并无充分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一审认定存在不当之处，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明城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2019）沪0120民初869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上海联境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6,941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6,941元，均由被上诉人上海联境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 英审判员 杨 苏审判员 顾恩廉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胡 骞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