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05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敏，男，1956年5月3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坚，男，1963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青浦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幸群，女，1960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尔曼，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中国石化大厦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法定代表人：高耀廷，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旭华，北京市京师（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解则坤，北京市京师（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第三机床厂，住所地，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斜土路**iv>法定代表人：徐宏，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旭霞，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宏，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敏、吴坚、刘幸群、上诉人上海中国石化大厦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置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第三机床厂（以下简称第三机床厂）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5民初59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江敏、吴坚、刘幸群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陈尔曼，上诉人置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旭华、解则坤、被上诉人第三机床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旭霞、任宏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江敏、吴坚、刘幸群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第三机床厂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在2012年、2013年左右停止经营，因未及时披露相关信息，于2016年12月23日被吊销营业执照；1.江敏、吴坚、刘幸群并非主观上怠于履行清算义务，2005年之后，该三人对A公司并无实际控制权和经营管理权，公司印章合同等重要文件由案外人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控制，A公司于2016年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江敏等股东曾向B公司提出要交接相关资料以清算，但对方未同意，直至2018年A公司申请强制清算后，B公司才办理了相关资料移交手续，因此江敏、吴坚、刘幸群是因客观原因未能取得启动清算程序所需的相关财务资料，并非主观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并且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2.一审错误认定A公司的资产账册等重要文件灭失，实际上A公司2012年之前的主要资产、账册和重要文件并没有灭失，仅有部分账册遗失，A公司是可以正常清算的；3.一审错误认定江敏、吴坚、刘幸群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与账册遗失存在因果关系，实际上账册遗失是因2003年公司与商铺租赁户发生纠纷被抢夺，并非是该三人故意造成，与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并无关系；4.一审错误认定账册遗失与A公司无法清算存在因果关系，实际上A公司的主要账册和重要文件并未灭失，公司财务状况可以由会计账册、现金流、审计报告相互印证，公司可以正常清算。一审判决后，A公司委托具有司法审计资格的会计事务所出具了一份财产清算报告，表明以A公司现有财务资料可以正常清算；5.一审错误认定无法清算与债权人权益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实际上，A公司早在2012年已停止运营，债权人权益受损并非因A公司无法清算所致。而且，法院执行程序，强制清算的审计报告，二审提交的清算审计报告均可以证明A公司于2016年12月吊销营业执照后并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公司资产小于负债。即使因客观原因未能自行组织清算，也并不能导致公司资产贬值和损失，更谈不上对债权人利益造成损害；6.一审法院认定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但并未对各股东进行责任区分，错误认定由工商登记的所有股东作为责任主体统一认定承担连带责任。刘幸群从未参与公司运营，上海C有限公司（现更名为上海D有限公司，以下简称D公司）也表示从未见过此人；A公司有过多次股东变更，其中吴坚自2014年起才接收D公司所转让股份，代为持有，况且此时A公司已完全停止运营，认定吴坚承担连带责任，与相关司法解释相违背；7.一审错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53条的规定，判令股东连带清偿A公司逾期履行债务期间的双倍利息，明显过高，而且2016年之前的债务也由股东承担连带责任显失公平；8.一审判令股东在出资后仍然承担公司高额债务，显失公正。置业公司述称：同意江敏、吴坚、刘幸群的上诉请求和事实与理由。第三机床厂辩称：不同意江敏、吴坚、刘幸群的上诉请求。1.该三人明显存在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情形。A公司于2016年已被吊销营业执照，根据公司章程以及相关法律规定，A公司应于15日内成立清算组并启动相关的清算程序。然而直到本案一审涉讼，该三人才向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清算，逾期近两年；2.A公司与B公司之间的密切关联关系不构成阻却该三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理由。公司股东依法对公司享有管理治理取得相关收益的权利，A公司的实际控制权由B公司获得是股东实际经营的选择，但从法律角度而言，股东仍然享有控制权，负有相关义务，该三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仍然需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3.该三人一直是A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符合相关司法解释中规定的无过错和不参与经营的中小股东的认定。首先，江敏、刘幸群长期担任A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职务，且长期为公司最大股东，系争债权也正是发生在江敏、刘幸群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江敏、刘幸群应当是直接责任人。吴坚按照持股比例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且为公司董事，其有义务根据公司章程要求公司提供相关财务报表并及时履行清算义务。因此该三人均为公司的实际经营者，且不属于可以免责的小股东；4.该三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与公司不能清算之间具有明显因果关系。在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强制清算过程中，相关审计报告指出A公司存在严重的经营瑕疵、账册缺失瑕疵以及财务账册的记录报表不符等瑕疵，该等情况导致A公司不能进行清算；5.A公司无法清算与债权人遭受损失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无可供执行资产与通过公司清算程序来反映公司实际资产情况，并不相同。正是由于A公司存在账册灭失、做账不实等情形，无法查清公司实际财产状况，无法进行清算，导致债权人利益受损；6.对于股东之间是否应当区分过错责任，按照公司法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股东怠于履行清算责任，对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各股东承担的是连带责任，该连带责任并不区分内部过错，即使存在过错责任约定也应当由股东承担责任后，内部进行追偿；7.对于该三人提出的关于一审判决支付利息金额过高的问题，第三机床厂起诉依据的是生效法律文书，文书规定延迟履行滞纳金也有明确法律依据，本金及延迟履行滞纳金均构成合法债权。置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主文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第三机床厂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一审在认定本案“清算义务人”时，未考虑置业公司既未参与A公司经营且客观上已退出“XX苑”二期项目，仅为A公司名义登记股东的事实。置业公司因与A公司合作参建二期项目需要而成为登记股东，并非真实参与公司整体经营和有意取得股东身份；置业公司早在2006年8月即退出了二期项目，并与江敏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将名下股权转让给江敏；置业公司于2014年在《股东会决议》上盖章，系因配合签署工商文件的需要，并不能说明其仍参与公司工经营，况且A公司在2012年之后已不实际经营，一审认定置业公司在2014年仍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经营不符合事实；2.退一步讲，即使置业公司被认定为“清算义务人”，一审认定其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存在错误。置业公司曾向股东江敏提出对A公司进行清算，属于为履行义务采取了积极措施；置业公司存在未实际参与A公司整体经营管理且已通过《股权转让协议》退出的客观情形，不应认定置业公司主观故意拖延拒绝履行清算义务；3.现有证据可以证明A公司账册灭失发生在2003年，并非发生在A公司于2016年被吊销营业执照之后，与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并无因果关系；4.一审判决未对股东责任进行区别论述。置业公司于2003年11月成为A公司股东，无论从入股时间看，还是从置业公司与A公司约定以及2006年客观已退股的情况看，A公司2002年前灭失的账册与置业公司是否履行清算义务不可能存在因果关系；5.江敏方提供证据已充分证明“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与“公司无法清算”并未形成因果关系，一审直接采信认定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强制清算一案中审计单位的意见，存在错误；6.从强制执行以及强制清算审计结果看，A公司已无可供执行财产，因此公司无法清算与债权人权益受严重损害并无因果关系。江敏、吴坚、刘幸群辩称：同意置业公司的上诉请求。第三机床厂辩称：1.置业公司既登记为公司股东，也实际委派了监事，同时参与公司日常运营管理并收取相关权益，是A公司的真正股东。其关于如何参与项目，如何参与管理等约定仅仅是股东之间的内部约定，不影响其基于股东身份而应承担全面的股东责任；2.置业公司作为A公司登记的最大股东，在A公司需要进行清算时，其怠于召开股东会会议要求公司履行清算责任，怠于收集提交相关材料，从而让公司顺利开展清算工作，怠于督促B公司移交公司资料，因此置业公司存在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重大过错。3.关于账册遗失的问题，从审计报告可以明显看出，账册遗失仅仅是导致A公司不能清算的原因之一，A公司治理还存在其他重大瑕疵，导致不能最终清算。第三机床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江敏、吴坚、刘幸群、置业公司连带清偿A公司所欠债务84,850,345.70元；2.判令江敏、吴坚、刘幸群、置业公司连带清偿对上述债务逾期履行债务期间的双倍利息损失（以91,270,345.7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双倍自2013年8月19日计算至2014年7月31日；以91,270,345.70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一点七五利率自2014年8月1日计算至2016年8月8日；以84,850,345.70元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一点七五利率自2016年8月9日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A公司设立于1994年9月22日，股东为Z公司（90%）及Y公司（10%），江敏为Z公司及A公司法定代表人。A公司董事会共五人，分别为江敏（董事长）、李某1（副董事长）、陈某1（董事）、陈某2（董事）、张某1（董事）。2002年6月20日A公司全体股东通过股东会决议，决定刘幸群担任执行董事及总经理，刘幸群为法定代表人，A公司注册资金500万元，刘幸群投入450万元。A公司股东即变更为刘幸群（90%）及李某2（10%），李某2为监事。2003年4月10日，A公司全体股东通过股东会决议，实收资本增资为800万元，新增300万元资本由置业公司出资，刘幸群转让300万元股权给江敏。A公司股东即变更为江敏（43.75%），刘幸群（18.75%）以及置业公司（37.5%）。法定代表人为江敏，公司不设董事会，江敏为执行董事，置业公司委派胡某为监事。A公司章程载明：股东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2005年7月3日，A公司全体股东通过股东会决议，股东江敏将37.5%股权（原出资额300万元）现作价1,000元转让给D公司，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同意江敏辞去执行董事职务，胡某辞去监事职务。同年7月8日，董事会决议，选举江敏为公司董事长。A公司股东即变更为D公司（37.5%，）、置业公司（37.5%）、刘幸群（18.75%）、江敏（6.25%），江敏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董事会五人，D公司委派三人，另两名董事为江敏、刘幸群。公司监事由胡某变更为D公司委派范某担任。2014年1月3日，A公司全体股东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吴坚受让D公司37.5%股权，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免去李某4、刘某、陆某、刘幸群的董事职务，免去范某的监事职务。同年1月17日，A公司全体股东通过股东会决议，选举江敏、吴坚股东为董事，聘任龚某为公司董事，聘任胡某为公司监事；由于工作中的严重失误，江敏提出辞去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务的请求，股东会决定免去江敏的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务，股东会任命龚某为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通过公司新的章程。A公司股东即变更为吴坚（37.5%），置业公司（37.5%），刘幸群（18.75%）、江敏（6.25%），董事会为三人，成员为龚某、江敏、吴坚，龚某为董事长，胡某为监事。公司章程载明，“第三十六条第一款：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解散：（四）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第三十八条：因本章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四）向规定解散时，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清算组成员及负责人备案，通知债权人，并于六十日内在报纸公告。清算结束后，清算组应当制作清算报告，报股东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并报送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登记，公告公司终止；第三十九条：清算组由股东组成，具体成员由股东会决议产生。”审理中，置业公司提供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及社保证明，2005年8月30日胡某已从置业公司办理退工离职及社保转出手续。第三机床厂诉A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案，2012年4月19日由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受理，案号为（2012）徐民四（民）初字第1404号。第三机床厂请求判令A公司赔偿其损失90,769,697.70元（涉案房屋拍卖成交价为153,000,000元，折合单价为每平方米14,688.20元，第三机床厂依法享有的6,179.77平方米物业相应价值为90,769,697.70元）。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在该案审理中查明：1995年3月28日，第三机床厂、A公司就XX路XX号基地进行联合开发建设达成合作意向。1995年7月14日，上海市计划委员会批复同意第三机床厂和A公司联合在XX路XX号地块（上海机床厂第三机床厂址）结合旧区改造，建造商品住宅和商业用房，总建筑面积80,000平方米（其中多、高层商品住宅60,000平方米，商业用房20,000平方米），总投资17,000万元，资金自筹。1996年1月，第三机床厂、A公司签订联建协议书，约定：甲方：上海第三机床厂；乙方：A公司。…四、分配：1、根据目前房地产市场销售情况预测，按厂区面积21,376万平方米计算，在确保甲方可获得2亿人民币的收益及补偿的前提下，双方商定得益比例：（1）建造多层商住楼，甲方得51%，乙方得49%。（2）建造高层商住楼，甲方得40%，乙方得60%。…4、建成的商业用房扣除公建配套面积后，沿街房屋按甲方得70%，乙方得30%的比例分配。甲方所得的商业用房超过(1)(2)条规定的部分，从甲方所得住宅中扣除。……6、建成后的房屋，产权归得房者所有，并办妥土地房屋使用证。办证所发生的有关税费由产权人各自承担。……六、双方职责：甲方：1、负责XX、XX路XX号第三机床厂厂区土地的使用转性手续及费用……1996年4月8日，A公司取得XX路XX号XX苑项目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1998年1月15日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A公司建造商住楼（一期）工程划拨使用国有土地和收回土地使用权实施有偿使用的通知，A公司和上海市房屋土地管理局签订XX路XX号地块中的8,61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1998年9月3日，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斜土路派出所将建筑执照或建房许可证号码为沪建(98)031号的商品住宅门（弄）楼牌拟暂定编为XX路XX弄XX-XX号、XX号、XX号、XX号。2001年12月17日，XX路XX弄XX号XX苑取得新建住宅交付使用许可证。2002年6月3日，A公司取得沪房地市字(2002)第XXXXXX号上海市房地产权证，房地座落于XX路XX弄XX、XX-XX号等。权属性质国有，用途综合。房地产权证附记载明：XX-XX号，1层，建筑面积625.77平方米，房屋类型商场；XX-XX（单）号，1-4层，建筑面积8,636.05平方米，房屋类型商场；XX号，地下室，建筑，地下室780.48平方米，房屋类型其他。2003年5月21日，第三机床厂、A公司签订协议，约定：甲方：A公司；乙方：上海第三机床厂。双方经过协商就XX路XX弄XX号共有裙房出租后相关问题达成协议。一、双方租金分配按甲方拥有3,340.52平方米，乙方拥有3,029.21平方米，计算出各自应分得租金。扣除有关税费后甲方在收租金五个工作日内支付给乙方。2008年3月10日，第三机床厂、A公司签订《关于斜土路一期裙房分配情况》，内容为：二〇〇三年一期工程结束，根据协议上海第三机床厂分得XX路XX号4楼办公房2,260.32平方米，1至3楼裙房3,029.21平方米。共计5,289.53平方米。另查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8月4日对上海E有限公司诉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金山支行、上海F有限公司、A公司等委托贷款合同纠纷一案作出判决，确认如上海F有限公司届期不履行判决确定之义务，上海E有限公司可以与A公司协议，以登记证明号“徐200504019682”的房地产他项权利（抵押）证明记载的座落于上海市XX路XX弄XX号、XX-XX（单）号房地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后经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12月17日维持原判。在该案执行过程中，第三机床厂对法院查封的A公司名下的上海市XX路XX弄XX号、XX-XX（单）号房地产提出异议，认为该房地产系其与A公司联合开发建设，部分属其所有，要求解除查封。法院认为房地产作为不动产物权，其权利以登记为准，第三机床厂依据联建协议所产生的债权请求权提出的异议，其效力不足以对抗本案执行，遂裁定驳回第三机床厂提出的异议。2011年3月24日，第三机床厂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确认第三机床厂系本市XX路XX－XX（单）号1－4层和XX弄XX号地下室房屋（面积共计10,416.53平方米）的共有人，产权份额为70%（以上房产按照均价21,000元/平方米计算，第三机床厂请求的标的金额为15,312.30万元）。庭审中，第三机床厂出示出租方（甲方）A公司，承租方（乙方）上海XX集团置业有限公司于2003年5月20日订立的房屋租赁合同一份。合同载明：一、租赁房屋座落部位：徐汇区XX路XX-XX号（XX弄）。……甲方作为该房屋的房地产权利人（上海市第三机床厂为该产权的共有人）与乙方建立租赁关系。……十、其他条款。……3、该租赁房产的权利人除甲方外，上海第三机床厂也是该产权的共有人。庭审中，A公司自述裙房1-3层及地下室出租给上海XX集团置业有限公司。第三机床厂A公司双方还确认自2003年签订租赁合同至今，4层房屋由第三机床厂部分自用，部分出租他人，1-3层租金则由双方按比例分成。双方一致认可因联建时间较早，约定由A公司出面开发，待全部项目完成后分割产权，现仅完成第一期。2011年5月16日，A公司向上海XX集团总公司递交《紧急情况报告》，内容为：“我公司同上海第三机床厂合作开发斜土路XX苑项目，…项目第一期所建商业裙房（1-4层面积约8,600平方米，地下室约1,，地下室约1），根据合作开发协议约定，上海第三机床厂在商业裙房中可得建筑面积5,290平方米和一半面积的地下室。因面积部位无法分割，产权证暂列我公司名下，双方约定共同对外出租…由于我公司因其他原因，以上房产已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查封，并定于2011年5月26日拍卖，为避免国有资产免遭损失，恳请贵公司对涉诉房产申请保全措施。”，同日，第三机床厂与A公司自行达成调解协议，内容为：1、A公司确认第三机床厂是本市XX路XX－XX（单）号1－4层和XX弄XX号地下室房屋（面积共计10416.53平方米）的共有人，就上述房屋第三机床厂的产权份额为70%；2、A公司承诺配合第三机床厂办理房屋的产权变更事宜；3、本案诉讼费由A公司承担；4、双方同意将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的本协议文本交法院，请求法院出具调解书调解结案；5、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上述第三机床厂要求确权案件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第三机床厂要求确认其系涉讼房屋的共有人并享有的70%产权份额，涉及实体权利之争议，应当通过诉讼程序予以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此可见，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于案外人就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制度设计如下：即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基于执行效率等考虑，先由执行法院进行初步审查并作出相应的处理，通过相对简易的程序先行解决一部分异议；案外人、当事人对于执行法院初步审查作出的裁定不服的，可以再区分不同情况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或提起诉讼寻求救济。而本案各方争议的房屋系另案生效法律文书中已明确指定的执行财产，因此第三机床厂系基于其认为判决、裁定错误而提出主张，可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寻求救济。同时，本案中第三机床厂直接提起确权之诉以实现其权利。一旦人民法院对于某项财产进行了查封、扣押、冻结，就意味着该财产已处于非正常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就该项财产所发生的争议，亦应当通过特殊程序处理，即当事人应按民事诉讼法前述规定寻求法律救济。因此，本案第三机床厂的起诉，缺乏法律依据，依法予以驳回。据此裁定驳回第三机床厂的起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第三机床厂就其与A公司之间对系争房屋的权利提出确权之诉，符合起诉条件，但由于目前系争房屋已被拍卖至案外人上海G有限公司名下，第三机床厂诉请要求确权，已缺乏前提事实条件，其应当通过其他案由另行主张相关权利。又查明，系争房屋经司法拍卖，由上海G有限公司竞拍买受，拍卖成交确认书载明：拍卖标的上海市徐汇区XX路XX-XX号（单号）1-4层商场及XX路XX弄XX号地下室，1-4层商场建筑面积8,636.05平方米,地下室建筑面,地下室建筑面积1,780成交价格15,300万元。另查，关于XX路XX号二期开发联建，2005年12月8日，第三机床厂及上海B集团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作为甲方，A公司作为乙方，签订联合开发续建协议，根据该协议约定，“…上海第三机床厂位于XX路XX号，原有土地面积为21,376平方米，…其中一期开发用地13,665平方米，2005年5月区政府列入旧城改造用地1,326平方米，二期实际开发用地为6,383平方米。”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认为：当事人订立的以提供出让土地使用权、资金等作为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合作开发房地产为基本内容的协议为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当事人一方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本案中，第三机床厂、A公司之间关于本市XX路XX号基地改造联建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从当事人签约时的意思表示来看，其合作的意思表示是清楚而明确的，作为联建一方的A公司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且经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因此，无论从合同主体的真实意思表示，还是从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的联建协议、补充协议等均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三机床厂、A公司在签订联建协议书等一系列文件后，均按照协议约定的各自职责、义务向相关部门办理审批、办证等手续，联建项目也按计划建造完成并取得住宅交付使用许可证随后又由被告办理了权属登记。导致本案纠纷产生的原因，在于A公司在将涉案房产登记在其名下，尚未与第三机床厂进行分配时，擅自将双方涉案房产（其中包括应属于第三机床厂的部分）为案外人的借贷作抵押担保，随后又因案外人无法履行债务，债权人追究担保责任，行使抵押权，致联建房屋被法院依法拍卖后产权变更到买受人名下。第三机床厂已无法取得联建协议约定可得的房屋权利，只能诉至法院请求A公司予以赔偿。关于A公司的辩称意见中其认为第三机床厂仅议取固定收益的说法，法院认为，无论从双方联建协议、补充协议及一系列约定包括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案件审理中查明的事实、第三机床厂、A公司曾自行达成的调解协议、A公司自己出具的紧急情况报告等来看，对于第三机床厂、A公司联建开发房产，建成后对商业用房、住宅、地下室等按协、地下室等按协议约定比例进行分配并办理权证等，相关协议约定内容是非常明确的。所以，A公司认为第三机床厂仅议取固定收益不承担风险，否认第三机床厂是联建房屋权利人，不符合客观事实亦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信。关于A公司的辩称意见中要求和开发中的二期一并处理的问题，法院认为，涉案基地一期、二期的土地、面积划分是相当清晰的，联建协议各自约定的权利义务、分配比例也是明确的；实际履行中，亦是在一期开发完成交付使用并办理了产权登记之后，在2005年开始进行二期开发，二期开发中联建的主体也发生了变化，甲方变更为上海B集团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和第三机床厂，目前尚在开发过程中。所以涉案基地一期、二期联建开发是各自独立进行的，A公司要求追加上海B集团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一并结算处理的意见本院无法采纳。综上，法院认为，A公司上述行为确已侵犯第三机床厂合法权益，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第三机床厂现依据双方约定明确且被告确认的联建房屋分配比例，第三机床厂应得4层办公房2,260.32平方米，1至3层裙房3,029.21平方米，地下室178，地下室1780一半即890.24平方米，共计6,179.77平方米，要求A公司按司法拍卖的成交价计算的单位面积价格予以赔偿，合法有据，应予以支持。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4月11日作出一审判决：A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第三机床厂90,769,697.7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5,648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500,648元，由A公司负担。A公司不服该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13年8月8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1396号民事裁定：本案按上诉人A公司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双方当事人按原审判决执行。第三机床厂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该院于2018年8月10日作出（2014）徐执字第479号执行裁定书，载明：“本案在执行过程中查明，被执行人A公司已停业，因未履行义务，本院依法扣划被执行人名下银行存款124,294.49元并优先支付案件执行费。另本院已评估拍卖A公司名下在上海市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不动产，成交价658万元。扣除相关费用，实际发还申请执行人642万元，此外本院冻结被执行人持有的上海H有限公司3.81%股权，但目前不具备处理的条件。另经本院通过相关银行、证券、车联等部门查询，被执行人名下无其他可执行的财产。”该院裁定：（2014）徐执字第479号执行案件的本次执行程序终结。置业公司与A公司于2003年5月签订联建协议，并与江敏、刘幸群签订增加注册资本的协议，协议约定增资后置业公司占A公司37.5%股权，投入资金全部用于XX苑二期项目的开发，不得另作他用；另约定置业公司不参与除XX苑二期项目以外的公司决策和经营活动事务，也不承担相应责任；一旦XX苑二期项目竣工，销售全部结束后，置业公司收回投入公司的注册资本金，退出公司。2006年8月，置业公司（甲方）与江敏（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甲方于A公司中占37.5%股份转让给乙方，并将经确认的13,722,542.16元尚欠甲方投入资金全部返还甲方，自2006年5月1日起至还清本金之日的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乙方同意在股权转让后一次性补偿给甲方50万元。协议以乙方支付上述投资资金及利息为生效必要条件。2006年置业公司与A公司签订XX苑二期项目资金确认单，载明至2006年4月30日，置业公司投入资金余额13,722,542.16元（包括注册资本300万元）。A公司因“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六个月以上”，于2016年12月23日被上海市金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江敏、刘幸群于2018年11月16日向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对A公司强制清算，该院于2019年1月14日作出裁定：受理申请人江敏、刘幸群提出对被申请人A公司强制清算的申请。并于2019年3月4日指定上海市经纬律师事务所徐某等人组成上海市I有限公司清算组，并由徐某担任清算组组长。期间委托上海申洲大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申洲大通（2020）专字第083号关于A公司清算申请受理日财务状况审计报告。该报告记载有：一、基本情况，2003年前A公司主要开发、销售斜土路第一期商品房，2003至2012年，公司主要为一期商品房销售收尾和动迁房的买卖。斜土路第二期商品房的开发已转让给上海J有限公司（原系A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现A公司占其3.81%的股权比例）。2012年前后A公司已停止经营，因未及时在网上公示年报等信息，上海市金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6年10月17日作出行政处罚：吊销营业执照。二、（一）审计情况审计发现，A公司未提供以下重要的会计基础资料和其他会计资料：1、未提供1994年至2002年公司本部的财务会计报表、会计账册（除1998-2002年总分类、1995-2002年现金日记账）、凭证和发票存根等其他会计资料；2003年银行日记账也未提供。2、未提供1994年至2002年公司税务申报资料；3、未提供一期项目土地增值税清算报告；4、未提供各期财务会计年报审计报告原件。提供了1997年、2001年、2002年三年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正文及报表复印件，审计报告后缺少财务报表附注，均为保留意见审计报告。1994年至2002年公司财务会计报表、账册、凭证和其他会计基础资料，涵盖了公司第一期房地产项目的开发、销售等经济业务的信息，2003年年初主要资产负债如下：应收账款926.50万元，其他应收款473.95万元，开发成本11,593.07万元，合计12,993.52万元，短期借款92.23万元，应付账款73.4万元，预收账款12,555.82万元，其他应付款138.82万元，合计12,860.33万元。（二）审计发现的问题：1、前期部分重大资金使用、重大对外担保及销售动迁房业务管理失控，相关资产、负债余额长期挂账延续至受理日。2、前期未按企业会计制度处理有关账务、编制财务会计报表。3、A公司申明2004年左右因与承租户纠纷过程中遗失1994年至2002年会计资料的缺失，报警后最终不了了之。由于上述资料缺失，应收账款全部及部分其他应收款、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没有查见原始证据。4、存在销售动迁房业务未开票收入、安置费、劳务费等没有申报纳税的情形。（三）、审计意见：我们认为，本次审计虽根据取得的资料，实施了部分审计调整，但上述审计发现的前期问题影响重大，广泛和相关资产负债余额延续至受理日、内部控制缺失等，我们无法判断上述事项对资产、负债的重大影响，故无法对A公司清算受理日财务状况发表意见。另于清算审计报告附件四，审计情况说明记载有：公司本部未按项目开发周期（一、二期）单独作为成本核算对象分别核算开发成本，未分别设置有关成本核算会计科目，核算和轨迹开发成本费用，审计同时发现开发成本中有无发票、员工龚某购房列入开发成本等情况，现有余额应结合与解放置业结余款、新融债务核实。无法确认存货账面余额。另记载有：被投资单位，上海H有限公司股权比例3.81%，，A公司对该项股权投资用成本法核算，本次审计没有提供上海H有限公司2018年12月31日的财务报告。按照2018年8月21日上海XX评估有限公司预测该股权价值为-2,552,500元，徐汇法院委托拍卖流拍，上海XX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文件披露，该企业政务处理非常不规范，财务人员更换频繁，A公司没有结合投资合作协议实施清理以及已收回的款项中是否含长期投资款800万元等情况不明，无法确认该股权投资价值。2020年3月25日，A公司清算组向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提交《清算组执行职务的后期工作报告》，《关于提请终结A公司强制清算程序的报告》，提请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报告称：清算组成立后，经过一系列工作，同时根据审计意见得出：A公司财务管理及核算不规范、债权债务账实不符，部分会计基础业务资料和会计原始凭证不完整、公司内部控制缺失、前期部分重大资金使用、重大对外担保及销售动迁房业务管理失控、1994年至2002年会计资料的缺失等因素对A公司的资产负债状况有重大影响而无法查清。审计意见的结论为“无法发表意见”。审计意见的附件一资产负债表系会计师事务所在A公司提供的最后一期报表基础上，基于现有的材料进行了部分调整，但是基于前述重大影响因素，公司最后一期报表无法在重大方面公允反映A公司资产负债状况。因此，附件一资产负债表不具备进行清算的基础条件。因此，清算组认为无法对A公司进行全面清算。A公司清算组称A公司清算组提交的会计材料不完整、部分重要文件缺失，无法进行全面清算，故请求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终结A公司强制清算程序，该院于2020年3月30日出具（2019）沪0116强清2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并裁定：终结A公司强制清算程序。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根据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及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一审法院确认第三机床厂对A公司具有债权人资格。另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30日出具（2019）沪0116强清2号之一民事裁定书，称A公司提交的会计材料不完整、部分重要文件缺失，无法进行全面清算，裁定终结A公司强制清算程序。故一审法院对第三机床厂就其对A公司的债权利益严重受损的事实主张依法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清算义务人是基于其与公司间的特定法律关系而在公司解散时对公司负有依法组织清算义务，并在公司未及时清算给相关权利人造成损害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的民事主体，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及A公司现有章程约定，A公司现登记股东应作为清算义务人，即江敏、吴坚、刘幸群、置业公司。关于置业公司提出，其于2006年8月与江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退出了XX苑二期开发建设，不参与A公司的经营，一审法院认为该股权转让并未对外公示并履行变更登记，且置业公司于2014年仍参加A公司股东会议，以股东身份行使表决权等股东权利，故应确认其为A公司清算义务人。审理中，本案一审重大争议之一系江敏、吴坚、刘幸群、置业公司是否存在“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行为。第三机床厂主张，A公司因“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六个月以上”，于2016年12月23日被上海市金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公司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但至第三机床厂起诉本案时，江敏、吴坚、刘幸群、置业公司并未实施清算义务，在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强制清算案受理时，亦怠于履行清理公司主要财产以及管理好公司账册的义务。江敏、吴坚、刘幸群、置业公司均不同意第三机床厂的上述主张，认为A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及时清算，因江敏、吴坚、刘幸群、置业公司均非A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江敏、吴坚、刘幸群提供的证据证明A公司自2007年起至今形成的绝大部分账册，重要文件当时留存在B公司处，A公司相关经营权均由该公司行使；清算审计报告中反映缺失的1994年至2002年财务账册、重要文件，其已提供证据证明系2004年左右A公司部分商铺租赁户发生纠纷，账册被抢夺失窃，并非A公司人员隐匿、损毁。刘幸群、吴坚提出，其从未实际参与A公司实际经营管理；置业公司提出，认定“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认为第三机床厂并未完成初步举证义务，置业公司依据与A公司及江敏的协议约定，仅参与XX苑二期项目，且于2006年8月约定转让股权，并未参与A公司经营管理，故江敏、吴坚、刘幸群、置业公司认为其均不构成“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一审法院认为，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怠于履行义务”，是指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在法定清算事由出现后，在能够履行清算义务的情况下，故意拖延、拒绝履行清算义务，或者因过失导致无法进行清算的消极行为，股东举证证明其已经为履行清算义务采取了积极措施，或者小股东举证证明其既不是公司董事会或者监事会成员，也没有选派人员担任该机关成员，且从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以不构成“怠于履行义务”为由，主张其不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依法予以支持。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行为的归责原则依法适用过错推定原则，本案中第三机床厂已初步举证A公司股东逾期不成立清算组清算，且在强制清算程序中未能提供公司账册及重要文件等，故应审查考量江敏、吴坚、刘幸群、置业公司是否有义务且为履行清算采取措施达到积极程度。刘幸群、吴坚、置业公司均称其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但刘幸群2002年于A公司就一期房产开发期间受让股权时占比达90%，且担任执行董事，至清算事由发生时持有股权占比18.75%，并参与历次股东会及董事会决议；吴坚至清算事由发生时持有股权占比37.5%，且担任A公司董事；置业公司至清算事由发生时持有股权占比37.5%，其于2003年受让股权时曾委派人员担任A公司监事，虽置业公司提供了与A公司的联建协议，与江敏、刘幸群的增加注册资本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等，但上述协议系置业公司与A公司相对方之间的约定，均未经企业公示信息对外公示，不能对抗善意相对方，且置业公司于2014年依然实际行使股东表决权利，故刘幸群、吴坚、置业公司均不符合“持股少，不参与公司实际经营管理”的不具有采取措施义务的情况。关于江敏、吴坚、刘幸群、置业公司辩称均已就履行清算义务采取积极措施，现江敏、刘幸群于2018年11月16日向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对A公司强制清算，明显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期间，但江敏、吴坚、刘幸群、置业公司共同辩称，未能及时清算系存在客观原因。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执行案件中，B公司负责人王某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在2007年左右，我们解放置业与A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协议，共同开发斜土路上海第三机床厂地块，由A公司负责前期动迁，我们负责后期开发，在我们投资动迁资金时，为保障我方利益，我们控制了A公司的公章、执照、财务专用章等关键环节，目的是为了对A公司的资金往来进行全面控制。”。2019年6月，A公司向清算组移交了2003年-2009年财务账册、凭证、税务相关文件，各类证书及B公司财务总监吴建基移交情况说明；吴建基曾于2018年10月出具文件确认单，确认A公司的XX苑二期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所涉及移交、留存在B公司的文件及清单；审理中江敏、吴坚、刘幸群还提供了A公司二期房产相关资金的转账凭证及财务凭证，证明其中大部分资金均通过A公司转账至B公司一方。一审法院认为，江敏、吴坚、刘幸群、置业公司虽举证证明A公司于经营期间，就经营管理权与B公司具有密切关联关系，但2014年D公司已将股权转让与吴坚，A公司亦变更了董事会成员及法定代表人，且清算审计报告反映A公司于2012年后并无实际经营行为，故B公司对A公司就经营管理存在的密切关联关系的客观因素应已消除，江敏、吴坚、刘幸群、置业公司关于清算事由发生时系因A公司部分财务账册、重要文件等依然因B公司控制导致清算障碍的辩解理由并不充分；另外，置业公司称清算条件成就时曾向江敏等提出要求清算，但根据A公司章程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规定，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清算组成员及负责人备案，通知债权人，并于六十日内在报纸公告；清算组由股东组成，具体成员由股东会决议产生，现本案并未有证据证明A公司股东在清算条件成就时有履行上述章程的积极清算行为；此外，清算审计报告证明，除江敏、吴坚、刘幸群、置业公司所述的由解放置业移交的部分账册、文件外，A公司仍有其他大量账册及重要文件未能提供；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就江敏、吴坚、刘幸群、置业公司所作的陈述及提供的相关证据，均不能充分证明其已积极采取相应措施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就第三机床厂主张的上述基本事实初步举证予以确认后，应由清算义务人即江敏、吴坚、刘幸群、置业公司就其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结合本案，具体分述如下：因果关系之一，“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与“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审理中，第三机床厂提供了清算审计报告、清算组执行职务的后期工作报告、关于提请终结A公司强制清算程序的报告，民事裁定书等，其中载明了A公司2002年前财务账册、重要文件在清算程序中未能提供的事实。就此，江敏、吴坚、刘幸群、置业公司均称对上述账册文件并不负有保管义务，且灭失责任与其无关；江敏、吴坚、刘幸群称2002年前会计账册凭证，系因2003年7月部分租赁户纠集多人冲击A公司办公场所，导致上述文件遗失，江敏、吴坚、刘幸群就此提供了上海L有限公司2019年6月情况证明，张某2（自述2004年上海金山区枫泾商城管委会负责人）的2019年11月8日情况说明，邵某（自述系2004年斜土街道信访负责人）2019年11月20日的情况说明(加盖徐汇区政府斜土路街道办事处信访专用章)，上海邮电医院医疗记录及凭证等；第三机床厂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提出异议，并对在上述纠纷中租赁户抢夺A公司全部账册、文件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张某2、邵某的书面说明只能反映A公司工作人员曾向有关部门作陈述，且如该证据以个人名义作出，两名证人均应到庭进行质证，否则依法不具有证明效力，物业公司的情况证明形式上缺少负责人或者制作人员的签名，内容上表述为听说A公司人员向警方反映，故上述三份证据形式上均欠缺合法性，就证明内容而言均为传来证据；另诊疗记录及凭证只能证明事发时人员受伤事实，亦不能直接证明账册、文件遗失事实，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江敏、吴坚、刘幸群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能充分证明2003年7月A公司因租赁户纠纷中导致1994年至2002年公司财务账册及重要文件基本灭失的事实。江敏、吴坚、刘幸群另提出，根据《会计档案管理办法》财会字（1998）32号规定，会计档案保管期限表中对会计账册、凭证的保存期限均为15年；该三人提供了金山区税务局2002年7月23日出具的税务检查通知书、2004年税务约谈建议书、2005年税务检查通知书、2006年税务约谈建议书、2010年税务检查通知书等税务部门历年核查记录均并未列举A公司具有较大财务问题，对此第三机床厂表示异议，不认可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一审法院认为，结合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1994年至2002年系A公司进行一期房产开发主要开发经营、销售期间，清算审计报告表明，上述资料缺失，应收账款全部及部分其他应收款、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没有查见原始证据，且该三人提供的税务部门记录中并未有客观反映该三人所称A公司2003年7月账册、文件灭失后向有关部门报备及采取补救措施的事实，故江敏、吴坚、刘幸群提供上述证据及引用会计档案保存期限规定，不能当然免除清算义务人对公司账册及重要文件的保管及提供义务。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江敏、吴坚、刘幸群、置业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项因果关系阻却的事实。因果关系之二，“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与“公司无法清算”。第三机床厂举证证明，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根据A公司清算组提交的报告，裁定终结强制清算程序，清算审计报告亦记载了A公司1994年至2002年账册、重要文件未能提供的事实。江敏、吴坚、刘幸群、置业公司均在答辩意见中提出，清算审计报告认定A公司无法清算的依据不足，江敏、吴坚、刘幸群提出，在清算及审计过程中，A公司向清算组及审计公司提供了2002年1月4日上海汶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汶审财【2002】第488号）审计报告，该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A公司2001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及2001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况，会计处理方法的选用遵循了一贯性原则。所谓保留意见，是指：（1）报废固定资产核算时，使用科目有误；（2）短期借款已逾期。2003年4月10日上海汶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汶审财【2003】第0474号）审计报告，该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A公司2002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及2002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况，会计处理方法的选用遵循了一贯性原则。所谓保留意见，是指：（1）固定资产未计提折旧；（2）短期借款已逾期；（3）银行存款中包含保证金。2004年3月28日上海汶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汶审检【2004】第118号）工商年检审核报告：经审核，截止2003年12月31日，A公司实收资本与注册资本一致；该三人还认为，清算审计报告中，已确认A公司2003年初主要资产负债合计12,860.33万元，审计公司及清算组明知2002年以前的账册、文件在2004年左右被人抢夺失窃，根据第三机床厂与A公司的联建协议，双方有书面的确认和分配约定，第三机床厂对A公司对2002年前反映的第一期房地产项目财务状况已经审查认可，完全可以2003年的账面期初为准确数进行清算。一审法院认为，审理中江敏对一审法院的调查笔录中，亦陈述开发期间第三机床厂没有参与A公司经营，自第三机床厂更换领导后，江敏即寻找其他投资方继续开发，故该三人关于2002年前财务状况已经第三机床厂审查认可的事实主张，并无其他相应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江敏、吴坚、刘幸群在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清算程序中及本案一审中提供的上述上海汶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工商年检审核报告及附件，形式上均为复印件，第三机床厂对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该三人又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其内容及附件的真实性，故一审法院难以采信；即使上述报告内容真实，根据清算审计报告所述，应收账款全部及部分其他应收款、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没有查见原始证据，故该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亦不能替代实际账册、凭证及其他重要文件。此外根据上述因果关系之一部分的认定，江敏、吴坚、刘幸群、置业公司提供的证据并不能充分证明A公司1994年至2002年间账册、重要文件于2003年左右因不可归责于A公司及股东的原因基本灭失，另江敏、吴坚、刘幸群所引用的清算审计报告中关于2003年初主要资产负债合计12,860.33元的数据，并不能完整客观反映期间A公司财务状况，故该三人关于审计公司明知2002年前A公司账册、重要文件灭失，并可以依据现有证据材料进行审计清算的主张，缺乏基本事实及充分证据支持，一审法院认为清算审计报告及清算组报告制作程序合法，内容真实有效，据此一审法院对江敏、吴坚、刘幸群及置业公司关于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终结强制清算程序裁定依据不足的辩解意见，均不予采纳。因果关系之三，“公司无法清算”与“债权人权益受严重损害”。第三机床厂认为，A公司就斜土路地块一期、二期开发已获得巨额收益，但此次审计，却无法查明相关情况，也无法查明具体用途，更加印证了A公司藏匿、转移利润及资产的行为，该行为直接导致第三机床厂损失；再者，清算审计报告中反映出A公司存在大量人格混同、损害公司利益情况，如江敏随意支配公司资产，挪用公司资金用于炒房，甚至直接放弃1.45亿元的担保债权，第三机床厂认为相关资产的处置及挪用，直接影响到债权人债权无法得以清偿；第三机床厂还指出，A公司于2011年至2012年期间，前后共向B公司支付款项3.03亿元，相应款项支付没有任何明确约定的支付协议，故第三机床厂作为债权人有理由认为，A公司存在转移利润、转移资产的行为，故目前清算不能的结论，与债权人损失具有直接因果关系。第三机床厂另补充提出，根据第三机床厂与A公司于1996年签订的《斜土路1171号基地改造联建协议书》约定，A公司有权分得相关物业建筑面积共计约37,840平方米，按照协议约定比例计算，A公司获得的一期物业总面积约25,227平方米（由于原联建协议并未区分一期、二期具体面积，目前仅按照一期土地面积与二期土地面积相应比例进行估算），另依据（2012）徐民四（民）初字第1404号判决书所确认事实以及判决内容，经司法拍卖的房屋仅仅是一期沿街商业用房即XX路XX号地下室、XX-XX号（单）1-4层及地下部分，面积为10,416.53平方米，而斜土路XX苑一期其他应由A公司分得部分早已销售完毕，扣除被法院拍卖的物业面积，A公司实现一期销售面积实现的销售款均未在清算审计报告中体现。江敏、吴坚、刘幸群辩称：2011年3月份，收购人上海M有限公司通过增资并受托经营剩余股权的形式收购了项目公司，项目转让的总价为3.55亿元，其中包括预留1,500万元作为XX苑二期红线外动迁户的动迁款。至2012年8月份，项目公司已经陆续向A公司及其指定的债权人支付了项目转让款3.4亿元，这部分包括20,240.22万元的成本及13,759.78万元的转让收益。上述20,240.22万元成本的资金来源实际均由B公司前期提供，因此项目转让后虽支付至A公司账户，但实际归属B公司，故A公司收到后直接支付至B公司账户。13,759.78万元转让收益中，由于XX苑二期实际动迁成本中包含大量与二期无关（与一期相关）的动迁支出以及在初始合作开发协议中A公司一方对动迁成本的包干承诺，虽经B公司适当让步，A公司仍要自行承担约3,930.85万元的动迁成本及三通一平支出，因此按照合同约定分配B公司可得项目收益8,695.31万元，A公司房产可得收益5,064.47万元。A公司在项目合作前期从解放置业借得另作他用（未用于项目）的款项为1,406.15万元，按照双方协议应承担借款利息696.07万元，本息合计2,102.22万元。在优先归还这些债务后，自2011年5月份项目转让至2016年2月份，B公司直接或通过斜土路项目部先后支付到A公司本部的项目收益为2,962.25万元，至此A公司实际获得的项目收益合计5,064.47万元。其余项目收益均归属B公司所有。其中2,962.25万元于2013年之前主要用于归还置业公司股权转让欠款，豪海项目支出、证大执行还款等。江敏、吴坚、刘幸群就此提供了上述3.4亿元资金转账流水记录及财务凭证予以证明。江敏、吴坚、刘幸群还在审理中提供了清算审计报告涉及的34套房产销售合同。江敏、吴坚、刘幸群、置业公司另提出，徐汇区人民法院在（2014）徐执字479号执行中已查明A公司没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故A公司至清算事由发生时实际已无财产。一审法院认为，审理中，江敏、吴坚、刘幸群虽就A公司二期开发资金流向提供资金流水及财务凭证予以举证说明，另提供了清算审计报告涉及34套房产销售的合同等以证明A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具有合法合理性，但上述证据并不能涵盖A公司的主要经营时间及行为；第三机床厂另提出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中查明的一期房产开发事实认定，第三机床厂方就A公司除已被拍卖房产外，按照其应得分配面积还应有销售收入的主张，亦具有合理性；依据清算审计报告记载，虽然本次审计根据取得的资料，实施了部分审计调整，但在审计过程中发现的A公司前期问题影响重大、广泛和相关资产负债余额延续至受理日、内部控制缺失等，审计部门无法判断上述事项对资产、负债的重大影响，故无法对A公司清算受理日财务状况发表意见；此外，法律规定的清算审计与执行程序中法院查询资产不同，法院执行程序中所作查询，仅限于通过政府部门查询被执行人对外投资权益、房产、土地、车辆及银行存款等，这种查询与根据被执行人会计账簿所进行的全面清算相比较，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也难以体现A公司真实财产情况，且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作出的本次执行终结裁定，只能表明在该执行程序中未查到A公司的财产，不能证明A公司清算条件成就前财产已全部灭失等状况，江敏、吴坚、刘幸群、置业公司关于在执行程序中人民法院已查明A公司无财产的辩解意见，一审法院均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江敏、吴坚、刘幸群、置业公司作为清算义务人，未能充分举证证明A公司于清算条件成就时已无财产的事实。综上，一审法院依法认定，江敏、吴坚、刘幸群、置业公司作为A公司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且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得以阻却上述三项因果关系能成立的相关事实，应当对A公司就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的对第三机床厂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一审法院对于第三机床厂诉讼请求中主张的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判决由A公司承担的案件受理费495,648元、保全费5,000元，认为并非属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承担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范围，故在相应延迟履行利息计算基数中予以调整。一审法院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一、江敏、吴坚、刘幸群、置业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清偿A公司对第三机床厂所欠债务84,850,345.70元；二、江敏、吴坚、刘幸群、置业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清偿A公司对第三机床厂上述债务逾期履行债务期间的双倍利息损失（以90,769,697.70为基数，按照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双倍自2013年8月19日计算至2014年7月31日；以90,769,697.70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一点七五利率自2014年8月1日计算至2016年8月8日；以84,349,697.70元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一点七五利率自2016年8月9日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三、驳回第三机床厂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65,951.73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江敏、吴坚、刘幸群、置业公司共同负担。二审中，江敏、吴坚、刘幸群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五组证据。第一组证据包括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南京西路派出所《南西警署民间纠纷调解协议书》、夏某出具的《情况说明》、张某2出具的《情况说明》、邵某出具的《情况说明》、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询问笔录》，证明A公司2002年前财务原始凭证的丢失系发生在2003年7月，即2016年12月清算事由发生之前，且客观上无法获取清算程序所需的相关财务资料，在取得材料后积极申请强制清算；第二组证据包括1998年-2003年A公司会计总账、年检报告、审计报告、《上海A有限公司清理财产报告》等，以证明A公司主要的财务账册、重要文件等均未灭失，可以正常清算；第三组证据包括法院裁判文书、情况汇报、《关于上海A有限公司控告案件的核查情况》、法院执行裁定书，以证明A公司客观上并无盈利，且第三机床厂也知晓该事实，A公司已于2012年前后停止经营，债权人的权益受损并非由于无法清算所致；第四组证据包括《股权转让协议书》、《上海A有限公司股东合作协议书补充一》、B公司出具的《公函》、王某出具的《情况说明》，以证明未能及时清算是因为客观上无法获取公司账册、合同、执照、印章等相关材料；第五组证据包括《XX苑二期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以证明吴坚仅为A公司名义股东，并未参与公司实际经营。置业公司对第二组证据中的1998年-2003年A公司会计总账、第四组证据中B公司出具的《公函》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第五组证据中的《XX苑二期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认为其未见过也未签署过该协议书，反而更证明置业公司于2006年8月将股权转让后，实际上已不再参与A公司的任何经营行为。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与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第三机床厂发表质证意见认为：该些证据材料均非一审判决后形成的新证据，且部分证据一审已经提交并质证。对于第一组证据，派出所材料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从调解书内容来看，并没有提到相关账册被抢夺的事实；三份《情况说明》均为传来证据，出具人身份不能确认，也不是事件的目击者及现场参与者，所陈述内容不能作为事实认定；对于第二组、第三组证据，会计总账及年检报告、审计报告等材料在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强制清算期间已经提供，但清算组认定无法进行清算，相关生效裁定书已对此予以认定，因此该些证据均不能够证明A公司存在清算的可能性；对于法院裁判文书，认为与本案无关，且无法证明A公司不存在营业收入；对情况汇报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第三机床厂未出具该份情况汇报；对于第四组、第五组证据，不认可其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认为，该五组证据均无法证明江敏、吴坚、刘幸群的证明目的，因此均不予以采信。具体理由在本院认为部分将详述。置业公司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三组新证据。第一组证据包括XX（集团）有限公司批复、XX（上海）投资有限公司批复，以证明置业公司转让股权已由上级主管单位审批，迟迟未能完成系受制于A公司无法提供财务账册导致不能完成国有资产审计评估等原因；第二组证据包括证人证言、公证书，以证明置业公司在得知A公司于2016年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曾通知股东江敏进行清算，置业公司的股东方在会议上也曾要求置业公司主动联系A公司其他股东进行清算；第三组证据为工商资料一套，以证明D公司当初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比较容易是因为该公司转制为民营企业，也印证置业公司于2014年在A公司股东会决议上盖章实为配合D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需要。江敏、吴坚、刘幸群对该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第三机床厂经质证认为：该三组证据均非新证据。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在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之前，置业公司仍然是A公司的股东；对第二组证据，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公证书也不能证明置业公司实质推动清算程序，存在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情形；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与本案不具备关联性。本院经审查认为，该三组证据并不能证明置业公司的证明目的，因此均不予以采信。具体理由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详述。二审中，江敏、吴坚、刘幸群申请三位证人出庭。证人夏某陈述其曾任上海市税务局金山区分局XX商城税务所所长，2003年至2004年期间，税务专管员以及XX商城管理人员曾向其反映，A公司办公室受到租户冲击造成财务账册丢失。证人张某2陈述其曾任枫泾商城负责园区招商的总经理，江敏曾向其反映财务账册被租户抢夺一事。证人邵某陈述其曾做过信访工作，其曾到现场处理A公司出租商铺与租户矛盾冲突。置业公司亦申请两位证人出庭。证人陈某3陈述其系XX（上海）投资有限公司（置业公司的股东）员工，在2017年，置业公司从网上查询到A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上级公司要求置业公司立即组织清算。置业公司指定专人跟江敏当面沟通清算事宜，江敏表示同意，但因账册不全及有案件在执行等原因，不能立即清算。证人李某3陈述其为置业公司副总经理，置业公司于2017年6月在网上查询到A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即向上级公司汇报，并按上级公司指示与江敏沟通。江敏表示同意清算，但因账册不全及有案件在执行等原因，不能清算。第三机床厂对上述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证人夏某其身份不予确认，证言为其他办事人员向其报告所得，其本人没有亲历。对于证人张某2，其在一审已出具情况说明，但未出庭作证，因此其不具备证人资格。根据其陈述，其曾向A公司表明如果账册灭失需要重新补办。对于证人邵某，其同样未在一审出庭作证，不具备证人资格。根据其陈述内容，其只是去商铺现场，未亲历财务账册灭失的现场情形。对于置业公司申请出庭的陈某3、李某3两位证人，因该二人均与置业公司有工作关联，其陈述应视为当事人陈述。就其陈述内容而言，置业公司在应当清算的情况下，并未积极履行股东责任，仅仅沟通之后并未有实质推动。且该二人所陈述内容与江敏、刘幸群在一审中的答辩相冲突。江敏、吴坚、刘幸群对于陈某3、李某3证人证言的证明内容予以认可。置业公司对于夏某、张某2、邵某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与证明内容予以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夏某、张某2、邵某三位证人的证言并不能直接证明A公司财务账册灭失的具体情况，因此不予采信。陈某3、李某3两位证人与置业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且两人的证言并不能证明置业公司曾积极履行清算义务，因此不予采信。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一）在于江敏、吴坚、刘幸群与置业公司是否为A公司的清算义务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根据上述规定，A公司股东负有启动清算程序，组织清算的义务，即江敏、吴坚、刘幸群与置业公司作为股东即为A公司清算义务人。刘幸群主张其从未参与经营，吴坚主张其自2014年起才接收转让股份，代为持有，因此不应作为清算义务人。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查明事实，刘幸群作为股东，长期担任A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职务，其辩称未参与公司经营，本院无法采信；吴坚持有A公司37.5%股权，并担任公司董事，其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且代为持有的说法并无依据，因此，本院对其未参与经营的主张亦无法采信。置业公司主张，其与A公司合作参建二期项目需要而成为登记股东，并非真实参与公司整体经营，且其早在2006年8月即退出了二期项目，并与江敏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将名下股权转让给江敏，因此不应作为清算义务人。对此，本院认为，置业公司与其他股东间的约定，即其是否参与公司全面经营，属于内部约定，并不能作为其对外承担责任时的免责理由。对于其股权已转让的主张，本院认为，置业公司虽与江敏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但并无证据表明该协议已实质履行，并且也未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因此其仍为A公司股东，应承担相应责任。综上所述，江敏、吴坚、刘幸群与置业公司作为A公司股东，均为公司清算义务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二）在于江敏、吴坚、刘幸群与置业公司是否存在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公司因被吊销营业执照而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在案事实表明，A公司于2016年12月被吊销营业执照，直至2018年11月，江敏、刘幸群方始申请对A公司强制清算，时间间隔远超法律规定的十五日期限。江敏、吴坚、刘幸群主张2005年之后，其对A公司并无实际控制权和经营管理权，公司印章合同等重要文件由B公司控制，因客观原因未能取得启动清算程序所需的相关财务资料，并非主观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对此，本院认为，账册文件保管方式为股东内部约定，属于公司内部治理范畴，而组织启动清算程序为法定义务，内部约定并不能作为当事人不履行法定清算义务的理由，因此江敏、吴坚、刘幸群该主张并不成为其未履行清算义务的免责事由。置业公司主张其在A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即与江敏联系沟通清算事宜，因此不存在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情形。对此，本院认为，启动清算程序作为法定义务，有其明确时间要求与程序方式之规定，有赖于清算义务人的积极作为才能实现，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置业公司已积极推进启动清算程序，且从结果而言，清算程序也未按期启动，因此置业公司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三）在于江敏、吴坚、刘幸群与置业公司是否应当就A公司对第三机床厂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江敏、吴坚、刘幸群与置业公司主张公司主要资产、账册和重要文件并没有灭失，可以正常清算，即使遗失的部分也是因为与商铺租户纠纷被抢夺所致，并非股东故意。对此，本院认为，在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组织的强制清算过程中，审计意见认为，A公司财务管理及核算不规范、债权债务账实不符，部分会计基础业务资料和会计原始凭证不完整、公司内部控制缺失、前期部分重大资金使用、重大对外担保及销售动迁房业务管理失控、1994年至2002年会计资料的缺失等因素对A公司的资产负债状况有重大影响而无法查清，因此无法进行全面清算。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出具民事裁定书，终结A公司强制清算程序。据此可知，A公司未能清算，不仅是因为缺少1994年至2002年间的会计资料，其他会计基础材料不完整、内部控制缺失也是无法清算的重要原因。江敏、吴坚、刘幸群与置业公司虽然主张可以进行清算，但其所提交证据并不足以推翻生效判决的认定，因此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江敏、吴坚、刘幸群与置业公司另主张，A公司早于2012年已停止运营，从另案执行程序中也可以证明公司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对此，本院认为，执行程序与清算程序性质不同，江敏、吴坚、刘幸群与置业公司作为清算义务人未能充分举证证明A公司于清算条件成就时已无财产的事实，本院对该主张亦不予采信。对于江敏、吴坚、刘幸群认为一审判决其连带清偿A公司逾期履行债务期间双倍利息，明显过高的主张，本院认为，该部分利息系生效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应规定而做出的判决，具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江敏、吴坚、刘幸群及置业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31,903.46元，由上诉人江敏、上诉人吴坚、上诉人刘幸群、上诉人上海中国石化大厦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施 杨审判员 严耿斌审判员 卢 颖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张 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