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川01行终13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楚述，男，1953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池芳，女，1955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小霞，女，1980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 委托代理人黄楚述，系上诉人黄小霞之父。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柳林，男，1987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 委托代理人陈池芳，系上诉人黄柳林之母。 以上四位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何世方，四川志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大南街**。 法定代表人陈兴鹏，镇长。 委托代理人兰波，四川达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唐远雨，四川达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楚述、陈池芳、黄小霞、黄柳林（以下简称黄楚述等4人）因诉被上诉人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城厢镇政府）行政强制一案，不服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2020）川0121行初4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黄楚述和陈池芳系夫妻，黄小霞和黄柳林系二人子女。黄楚述等4人在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镇××组共同共有一座农村散居房屋（房屋产权证号：城青房权证监证字第××号，建筑面积842.66平方米）。该房屋的对应宅基地使用面积为472.12平方米，权证号为青白江集用（2009）第××号。黄楚述等4人的房屋权属证明及宅基地使用证明均载明土地及房屋所有权人为黄楚述（户），共同共有人：黄楚述、陈池芳、黄小霞、黄柳林。2019年8月8日，黄小霞、黄楚述作为被拆迁人分别与城厢镇政府签订了两份《模拟拆迁补偿协议书》，协议约定城厢镇政府按照黄小霞、黄楚述意愿和所在组的申请，拆除黄小霞、黄楚述在××镇××组的房屋，涉及拆迁房屋和地上附着物自愿参照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作出的青府办发〔2013〕23号《转发区国土局等部门〈关于成都市青白江区征地补偿安置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23号文）的相关标准，经现场勘查、核实、登记和丈量，黄小霞的房屋和地上附着物的拆迁补偿金额为347776元，黄楚述的房屋和地上附着物的拆迁补偿金额为546255元。两份协议同时约定黄小霞、黄楚述需在协议生效后的15日内交出拆除的全部房屋和清除地上附着物，如逾期未拆除，城厢镇政府有权全权处置。在本协议生效并交出房屋后的十五个工作日内，城厢镇政府一次性向黄小霞支付补偿费347776元，向黄楚述支付补偿费546755元。在签订协议当天，城厢镇政府工作人员对黄小霞、黄楚述家庭建筑物进行了丈量、登记，其中，黄小霞的建筑面积为556.48平方米，黄楚述的建筑物面积为519.83平方米。此外，黄楚述角房面积37.8平方米，彩钢棚面积187.32平方米。同时，城厢镇政府工作人员对黄楚述拟被拆迁房屋内的构筑物、附着物进行清点并登记，城厢镇政府与黄小霞、黄楚述明确了前述拆迁标的物的补偿标准，计算出了黄小霞、黄楚述分别应得补偿费347776元、546755元，黄小霞、黄楚述在丈量表、登记表和计算汇总表上签字，并向城厢镇政府预留了身份证和银行卡信息复印件。8月11日，城厢镇政府对前述房屋进行拆除，在房屋拆除当日，城厢镇政府工作人员及黄楚述均在场。9月25日，城厢镇政府向黄楚述转账支付273377.5元。9月26日，城厢镇政府向黄小霞转账支付173888元。10月24日，城厢镇政府向黄小霞转账支付173888元，10月25日，城厢镇政府向黄楚述转账支付273377.5元。双方一致确认，前述补偿款中包含对黄柳林流转龙潭3组土地上附着物的补偿。2019年7月12日，黄柳林出具委托书，委托黄楚述作为其代理人办理××镇××组拆迁所有事项。对黄楚述在办理前述事项过程中所签署的有关文件均认可。2020年6月黄楚述等4人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要求确认城厢镇政府暴力拆除其房屋的行为违法。 原审法院认为，案件争议焦点一是黄楚述等4人的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二是城厢镇政府拆除案涉房屋的行为是否合法。对第一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黄楚述等4人于2019年8月11日城厢镇政府实施拆除房屋的当天便知晓该拆除行为，因城厢镇政府未告知黄楚述等4人诉权，黄楚述等4人于2020年6月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未超过1年，故黄楚述等4人起诉未超过起诉期限。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第一，本案黄楚述等4人为近亲属关系，且居住在一起，并未分户。案涉房屋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权利证书、农村住宅的房产证书证实土地使用权人为黄楚述（户），共同共有人为黄楚述、陈池芳、黄小霞、黄柳林。城厢镇政府与黄楚述等4人的家庭代表黄楚述、黄小霞签订案涉拆迁补偿协议符合拆迁工作中的惯常做法。第二，案涉房屋产权面积为842.66平方米，城厢镇政府据实对案涉房屋建筑物进行测量（共计1301.43平方米），并对构筑物、附着物一并进行了清点，补偿，已经保障了黄楚述等4人的合法权益。第三，案涉《模拟拆迁协议》系黄小霞、黄楚述与城厢镇政府自愿签订，双方约定了城厢镇政府按照黄楚述等4人意愿和所在组的申请，拆除其在××镇××组的房屋，……黄楚述等4人需在协议生效后的15日内交出拆除的全部房屋和清除地上附着物，城厢镇政府需在协议生效并交出房屋后的15个工作日内，城厢镇政府向黄楚述等4人支付补偿款。从协议内容看，该次拆迁工作系城厢镇政府公开开展的行为，且在房屋拆除当天，黄楚述亦在现场，从拆除当天直到提起本案诉讼接近一年的时间内，黄楚述等4人亦未提出任何异议，故可推定本次拆除系黄楚述等4人自愿交出房屋后城厢镇政府实施的拆除，该拆除行为符合双方协议的约定，并不违法。针对黄楚述等4人请求附带对23号文合法性审查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前款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含规章。”也就是说，附带审查的规范性文件必须是行政机关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依据，不属于被诉行政行为作出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当事人不能在行政诉讼中要求附带审查。本案中，因黄楚述等4人与城厢镇政府仅在《模拟拆迁协议》中参照适用23号文作为补偿标准实施补偿，而本案黄楚述等4人诉请的行政行为系城厢镇政府强制拆迁，23号文并不是城厢镇政府作出拆除行为的依据，故不属于法院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的范围，黄楚述等4人要求对23号文进行附带审查，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黄楚述等4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黄楚述等4人负担。 宣判后，黄楚述等4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2019年8月8日，只有黄楚述和黄小霞在家，被上诉人城厢镇政府拆迁办工作人员在对案涉房屋进行勘验丈量后，黄楚述和黄小霞按工作人员的要求在尚未计算出面积、数量，更没有列明补偿标准和金额的《建筑物丈量登记表》《构筑物登记表》《地面附着物补偿表》上签字，所签的《模拟拆迁补偿协议书》的金额也是空白的，黄楚述和黄小霞轻信了工作人员说的签该协议只是“摸底”调查，只有百分之百的村民都同意征地拆迁，才能签订正式的拆迁协议或转为正式协议，以及陈池芳和黄柳林也要分别签协议的说法。谁知2019年8月10日，黄小霞打电话告诉黄楚述，说拆迁办主任已与她联系了，拆迁办2019年8月11日上午就来拆房屋。黄楚述及其他人得知该消息后甚是吃惊和气愤，因为陈池芳和黄柳林尚未签订拆迁补偿协议，补偿标准和金额也不清楚，更没有进行补偿和安置，怎么说拆就拆了呢，由于意识到城厢镇政府可能采取强拆行为，故黄楚述准备了摄影器材，从而对2019年8月11日城厢镇政府的拆除行为进行了全程摄像。由于对城厢镇政府不合法的拆迁程序和强拆行为以及低廉的补偿金额不服，上诉人多次找拆迁办理论，拆迁办让上诉人相信政府会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安置为由而搪塞和拖延，加之受疫情影响，故上诉人在2020年6月才提起本案诉讼。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自愿将案涉房屋交由城厢镇政府处置，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城厢镇政府二审中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上诉人黄楚述和上诉人黄小霞与被上诉人城厢镇政府分别签订的两份《模拟拆迁补偿协议书》中，打印的字体部分载明：“涉及乙方需拆迁的房屋和地上附着物自愿参照23号文的相关标准，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2019年8月9日，被上诉人城厢镇政府工作人员蒋某与上诉人黄小霞互发短信，内容是“黄总（指黄小霞），请确认一下黄老师（指黄楚述）搬家完成没有？明天或者后天将进行房屋拆除。谢谢支持。”“将主任（指蒋主任），后天一早行吗？”“要得，请黄老师明天务必清理完毕并搬离。”“没有太多东西要清理，今天已经收拾完毕，只是老人家觉得后天早上一早日子好一点。后天一早老母亲要出门，拆的人早点吧。8、9点都好，谢谢！”“要得，就九点钟吧。”“好的，辛苦了！谢谢！” 本院认为，上诉人黄楚述等4人诉称黄楚述和黄小霞与被上诉人城厢镇政府签订两份《模拟拆迁补偿协议书》及《建筑物丈量登记表》等有关内容时，协议和表格中的内容是空白的，黄楚述和黄小霞出于对被上诉人的信任才签名捺印，对此主张上诉人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在本院组织双方谈话时，上诉人表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建筑物丈量登记表》《构筑物登记表》《地面附着物补偿表》《拆迁补偿费计算汇总表》中记载的上诉人共同拥有的关于建（构）筑物、地面附着物的总面积为1301.43平方米，以及上述表格中相关分项的数量、规格无异议，只是对房屋补偿的单价即对补偿标准有异议，对黄楚述的银行账户共收到了拆迁补偿款546755元和黄小霞的银行账户共收到了拆迁补偿款347776元无异议。对于上诉人称被上诉人还应与陈池芳和黄柳林签订协议，认为黄楚述签订的协议不能代表陈池芳和黄柳林的主张，因上诉人房屋产权面积为842.66平方米，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相关表格中确认的房屋及附着物各分项的数量、规格、总面积合计1301.43平方米无异议，上诉人未举证证明陈池芳和黄柳林另有房屋权属部分未包括在前述面积之内，而被上诉人经过现场测量、计算，对案涉房屋及附着物总面积共1301.43平方米予以补偿，并未侵犯陈池芳及黄柳林的合法权益，故对上诉人提出的还应当另行与陈池芳和黄柳林签订补偿协议予以补偿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2019年8月9日，黄小霞短信回复被上诉人工作人员询问其黄楚述搬家完成及拆除时间的短信时，黄小霞向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发的短信内容是“将主任（指蒋主任），后天一早行吗？……没有太多东西要清理，今天已经收拾完毕，只是老人家觉得后天早上一早日子好一点。后天一早老母亲要出门，拆的人早点吧。”可认定黄小霞与被上诉人约定了拆除房屋的时间是2019年8月11日。上诉人向本院提交的上诉状中载明2019年8月10日，黄小霞打电话告诉黄楚述次日被上诉人来拆除房屋，其他上诉人得知此消息的反应是“黄楚述及其他上诉人得知该消息后甚是吃惊和气愤”，上诉人既然提前知道次日被上诉人要来拆除房屋，若上诉人不愿意次日房屋被拆除，或是认为相关补偿内容没有协商好，对协议的履行有异议，可以让黄小霞再次短信联系被上诉人，或通过其他方式主动联系被上诉人表达其异议，上诉人采取的行为却是提前准备摄影器材对次日的拆除行为予以摄像，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拆除行为在拆除前提出异议。拆除当天黄楚述在现场，其清楚自己早已安置了摄像装备，在举证上处于有利地位，但上诉人提交的现有证据却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是通过强制拆除的方式拆除了上诉人的房屋。就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上诉人是通过与被上诉人工作人员短信确认的方式，变更了协议的生效要件及履行时间，可以推定本次拆除系上诉人自愿交出房屋后被上诉人实施的拆除，此后被上诉人支付了协议约定的补偿款，对案涉协议履行完毕，故对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暴力拆除其房屋的行为违法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请求附带审查23号文合法性的主张，因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黄楚述等4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黄楚述、陈池芳、黄小霞、黄柳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亚 审判员 陈  楠 审判员 李  衡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吉克佳敏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