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5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磊，男，1983年9月20日出生，汉族，现住现住济南市天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楠，山东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任翔，山东圣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强，男，1980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霄蒙，北京市惠诚（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宗森，北京市惠诚（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磊因与被上诉人谢强隐私权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5民初63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3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磊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张磊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谢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张磊以隐私权纠纷提起诉讼，属于侵权责任法律规范调整的范畴，显属对案件性质定性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补充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的规定及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隐私权纠纷应属于人格权法律调整的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明确规定：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利。第九百九十一条明确规定：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害。第九百九十五条规定：人格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有权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明确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第一千零三十三条明确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一)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二)进入、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三)拍摄、窥视、窃听、公开他人的私密活动；(四)拍摄、窥视他人身体的私密部位；(五)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六)以其他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由此看来，隐私权，主要属于民事权利中的人格权范畴。其具体属性应当是具体人格权而非一般人格权。隐私权主要包括：权利人的生活安宁和私人秘密不受侵犯两个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法律的不断健全和完善，隐私权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权利人保障自己私生活的独立性、保持私人生活自主性、私密性的重要权利。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个人意识越来越觉醒，每位公民个人对于自己生活信息的保密性、生活空间的私密性、私生活安宁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在这样大的背景下，隐私权保护已经提到了一个日益重要的位置。隐私权不仅在人格权体系中，甚至在整个民事权利体系中，地位都在不断地提升。张磊认为，本案的隐私权纠纷，不应属于侵权责任法律规范调整的范畴，亦不属于一般人格权，而应是具体人格权的范畴。理由如下：第一、《侵权责任法》第2条只是规定了隐私权的概念，其目的主要在于宣示隐私权应当受到侵权法的保护，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替代人格权法对其的规定。《侵权责任法》主要是救济法，其主要功能不是确认权利，而是保护权利。《侵权责任法》只能够在这些权利遭受损害以后对其提供救济，而无法就权利的确认与具体类型进行规定。就此而言，人格权法的功能是无法替代的。第二、《侵权责任法》毕竟只是简单承认了隐私权的概念，并没有完整的制度性规定，对于隐私权的内涵和外延、隐私权的分类、隐私权的行使和保护等，都缺乏明确的规定。例如，隐私权可以进一步类型化为独处的权利、个人生活秘密的权利、通信自由、私人生活安宁、住宅隐私等等。就私人生活秘密而言，又可以进一步分类为身体隐私、家庭隐私、个人信息隐私、健康隐私、基因隐私等。甚至根据不同的场所，又可以分为公共场所隐私和非公共场所隐私等。这些不同的隐私，因为类型上的差异，在权利的内容以及侵权的构成要件上都有所差异。对于如此纷繁复杂的权利类型，《侵权责任法》作为救济法的特点决定其不能规定，也无法规定。更何况，隐私权作为一种开放的权利，其内容也会随着社会生活、科学进步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例如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促进基因隐私的产生，这些都需要在法律上予以确认。而新产生的隐私权内容无法在侵权责任法中得到规定。本案中，一审判决认定：谢强对张磊实施其所主张的侵权行为证据不足，同时认定谢强不存在侵犯张磊的主观故意。一审法院的此种认定显属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为：“张磊作为主张权利的一方，其提交的《接处警登记表》仅表明了其报警时所陈述的内容，未有公安机关对报警所称违法事实的认定，张磊亦未能提交其他能够证明谢强有上述违法行为的证据。”但是在《接处警登记表》处警结果一栏内显示：民警已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对谢强以及另外两名员工(李维东、高文学)进行了口头警告，谢强也在电话中表示不再到张磊住处去找张磊。民警的口头警告和谢强的口头保证已经是对谢强违法行为的一种认定，在民警见证下双方达成调解，张磊不再追究谢强的行政违法行为，但并不代表张磊放弃追究谢强的民事侵权责任。故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明显错误。一审法院认为“谢强三人，通过张磊入职时填写的《扬帆酒店管理公司职位申请表》中的地址和其填写的通讯方式以及打听旁人等方式得知张磊的具体位置和住处，之后闯入张磊住处商讨劳动纠纷事宜，不具有侵权的主观故意”。根据黄台派出所出具的《接处警登记表》的时间显示，案发时间为：2020年8月27日晚21：30许，是在张磊因与谢强的扬帆酒店产生劳动纠纷商讨未果，向历下区劳动仲裁投诉以后，且存在疑点：谢强三人明明有张磊的通讯方式，却又为何要采取打听旁人或者跟踪张磊的方式到张磊家中去商讨问题，且又为何需要组织三个人一同前往?如果仅仅是商讨劳动纠纷相关事宜，张磊事后又为何选择报警，从出警民警当晚跟谢强通话内容来看，谢强对“到张磊住处骚扰”一事没有异议，并亲口承诺以后不再去张磊住处进行骚扰。故一审法院对谢强不具有侵权主观故意这一事实的认定显属错误。此外，一审法院还认为，此次纠纷仅涉及谢强三人以及张磊一人，总共四人的影响范围，其不良影响未达到登报道歉的程度，对此张磊认为：此次由于谢强三人闯入其私宅、发生争执、并发展到报警的结果，完全可能会被左右四邻听到，可能涉及大多数人，所以此事件对张磊本人的影响层面很大。并且一审判决最后认定：谢强不存在侵犯张磊隐私权的主观故意，对此谢强及其代理人并未向法庭提交相关证据。因此，一审法院系在缺少相关证据证实的情况下，作出谢强不存在侵犯张磊隐私权的事实认定。此外，本案一审时，张磊并非未向法庭提交证据。张磊当庭提交了如下证据：1.身份证复印件、2.谢强的身份证复印件、3.谢强的户籍信息、4.天桥区黄台派出所接处警登记表(原件)、5.天桥区黄台派出所接处警登记表(彩色打印件)、6.天桥区黄台派出所开具的《证明》。然而，上述6项证据在一审判决中一项也没有体现出来，一项也未写进一审判决，不知是何缘故。就算根据证据规则“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但是，也并不代表谢强可以任何证据都不提供，谢强也有责任有义务向法庭提供其未侵犯隐私权的相反证据。本案在一审法院开庭审理时，当时张磊向一审法庭提交了六项证据，均经庭审和对方当事人质证并附卷佐证，但一审判决却未将张磊提交的六项写进判决书。对此问题，张磊在此请求二审法院在二审程序中予以纠正。根据2019年10月14日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第九十七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因此，一审法院应当对各方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详尽罗列、并且写明各方对证据的质证意见以及阐明法院证据采纳与否的理由。民事裁判文书是指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为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争议，就案件的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依法制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在民事判决书中，诉讼证据展示部分是事实论证的过程，法律事实叙述部分是事实论证的结果；法律依据引用部分是裁判说理的前提，判决理由阐明部分是裁判说理的过程，判决主文表达部分是裁判说理的结果。因此，民事判决书是衡量人民法院民事审判质量高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篇优秀的民事判决书不仅需要承办法官坚持依法办案的原则，达到正确解决民事权益争议的效果，而且要条理清晰地进行事实认定和裁判说理，方能让当事人和社会大众信服。裁判说理部分是民事判决的核心和灵魂。所以，民事判决书为使当事人服判息诉，就应当具备很强的说理性。说理最主要的方法就是以证据为基础，通过罗列证据、分析证据、采纳某些证据继而认定案件事实。此外，判决主文是判决书论证说理的最后归宿，是对诉讼请求的最终回应。一份优秀的判决书，不仅应辨法析理、处断是非，还应逻辑论证严密，结构条理清晰，论证推理充分，而且还应起到规范行业行为的作用。古往今来，公正是人类的永恒追求和司法的永恒主题。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我国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与权威，为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努力，是新时期人民法院神圣而光荣的职责。司法公正应该是程序公正、实体公正、形象公正的有机统一，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裁判文书是人民法院通过依法审判，彰显司法公正、弘扬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载体，也是法官法律思维和司法智慧的结晶。裁判文书的制作过程，是法官将其司法经验和理性思考，通过特定载体完整记录下来的过程，凝聚了法官在整个办案过程中的创造性劳动。因此，制作出一份文笔顺畅、事实清楚、说理充分、精准适用法律、判决公正的裁判文书展示在公众面前，这是每一位法官的职责所在。裁判文书是依据法定的诉讼活动而产生的法律文书，因此其制作必须合乎法律规定，必须按照不同的文种、要求和时限来制作，裁判文书的制作不具有随意性。因裁判文书是一种法律文书，所以每一类裁判文书的制作都必须要有法律依据，这是裁判文书存在的前提。同时，裁判文书又是十分庄重严肃的法律文书，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上，要求极为严格。裁判文书也是适用法律的公文，它所反映出的内容是审判机关的执法活动。因此，裁判文书既要反映对案件实体问题的处理决定，也要反映对案件处理程序决定。裁判文书应被视为人民法院的“产品”。此“产品”是指经过法官精心加工、制作，用于向当事人、向社会大众展示的产品。法律文书是法官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的法律回答，是当事人诉讼目的的书面结论，亦是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判断的书面确认。因此，作为人民法院“产品”的民事判决书，应当坚决杜绝承办法官遗漏当事人证据的情况发生。民事判决是人民法院阐释法律、宣传法治最直接的窗口。一份优秀的民事判决书就是一篇非常好的法治宣传材料，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社会功能和作用，一篇好的民事判决书就如同法官站在大众面前，教育公民遵守宪法和法律，规范和引导社会公众的行为。同时裁判文书也是法院的“产品”，是向社会公众展示法官形象的载体，是进行法制教育的生动教材。裁判文书最精彩的莫过于理由部分，最能体现一名法官的职业水平。一篇优秀的民事判决书要达到简明扼要，论述严谨、说理透彻，语言流畅、文字通顺，做到“辨法析理，输赢皆明”。综上，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为维护张磊的合法权益，为了正确适用法律、坚持法律的正义、捍卫法律的尊严，让冤屈得以倾诉，让正义得到伸张，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条、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条、第九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百六十五条、第一百六十六条之规定，依法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充分考虑、并支持张磊的全部上诉请求，为民司法、公正司法、严格司法，对本案依法作出公正合理的判决。谢强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其不存在任何侵权的事实，张磊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张磊的上诉请求。张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谢强在《齐鲁晚报》显著位置刊登致歉信，郑重向张磊赔礼道歉（道歉内容须经法院审核）。2.本案诉讼费用由谢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磊原系谢强任经理的济南扬帆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帆酒店公司）的员工，张磊与扬帆酒店公司之间存在劳动争议的纠纷。2020年8月27日21时30分许，谢强与扬帆酒店公司的另两名工作人员李维东、高文学来至张磊住处，在双方进行交涉后，张磊报警称有三个男子跟踪报警人，并到报警人住处辱骂威胁报警人。民警到达张磊住处之前，谢强三人离开。在张磊与谢强三人交涉时，无其他人在场，双方之间无暴力行为。根据公安机关的接处警登记表记载，处警结果为：已电话联系谢强，并对谢强提出口头警告，谢强称双方纠纷通过仲裁解决，保证不再私下到张磊住处找张磊。2020年10月14日，济南市公安局天桥区分局黄台派出所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证明张磊于2020年8月27日21时30分许报警，经调查，张磊所提到的到其暂住处与其交涉的三名男子分别叫谢强、李维东、高文学，三人自称系扬帆酒店公司的工作人员。关于事发当时的具体情况，双方各执一词。张磊主张谢强等三人系跟踪找到张磊住所，由李维东敲门并表明身份，并说仅有其一人来谈工作的情况下，张磊怕影响四邻而打开门，随后三人进入屋内。工作的事情未谈几句，因谢强有辱骂恐吓的言语，张磊即进行了报警；谢强主张其系通过张磊入职时填写的住所，加上打听和电话联系找到张磊住处，找张磊的目的一是欲和张磊沟通工作的事情，二是出于对张磊的关心。张磊系自愿、主动开门，但三人均未进门，谢强站在门口，另两人在走廊。一审诉讼中，谢强表明不同意张磊诉讼主张的登报道歉方式，但当庭提交情况说明1份，其上载明“我从未跟踪、私闯张磊的住宅，我去的本意并不是想要威胁、恐吓他，完全是出于对张磊的关心，如果因此让张磊误解了，让他心里感到不舒服，我可以向张磊道歉”。对此张磊表示不接受，仅同意接受登报道歉的方式或由谢强向其支付登报的费用。一审法院认为，张磊以隐私权纠纷提起诉讼，属于侵权责任法律规范调整的范畴。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违法行为、损害事实、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以及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本案中，首先，根据在案证据能够确认的事实为谢强曾至张磊住处与张磊就工作事宜进行交涉，在交涉过程中张磊报警。但就谢强有无跟踪张磊、双方交涉时谢强有无进入到张磊私域内以及是否有辱骂、恐吓的言行，双方各执一词，张磊作为主张权利的一方，其提交的接处警登记表仅表明了其报警时的陈述内容，未有公安机关对报警所称违法事实的认定，张磊亦未提交其他能够证实谢强有上述违法行为的证据，故仅以在案证据不足以认定谢强实施了张磊所主张的违法行为。其次，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双方本次交涉的主要目的系解决工作中的事宜，谢强不存在有欲刺探、侵扰、窥视等侵犯张磊隐私的主观故意。再次，谢强于本案诉讼中出具书面材料表明如该次交涉引起张磊误解并让其感到不舒服，谢强可以进行道歉。谢强如此表明态度亦是纠纷解决的方式。双方交涉时仅有交涉人员张磊、谢强、李维东、高文学在场，现张磊表示仅接受登报道歉的方式或由谢强支付登报费用，显然超出该次纠纷所产生的影响范围。综上，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谢强具有侵犯张磊隐私权的主观过错和违法行为，张磊要求谢强登报道歉，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张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0元，由张磊负担。二审中，本院依据张磊的申请，依法向公安机关调取了张磊、谢强、高文学、李维东的询问笔录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并组织双方进行了质证。张磊质证称，该证据属于一审判决之后形成的新证据，结合一审中的接处警登记表，可以证实谢强、高文学、李维东在2020年8月27日到张磊家中，侵犯了张磊的住宅安宁权，并且使用侮辱、威胁的语言侵犯张磊的权利。谢强的陈述与客观事实不符，不符合逻辑，谢强应就其陈述的获知张磊住处信息一事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谢强在进入张磊房间之后，采取了语言威胁方式，对张磊进行语言恐吓，侵犯了张磊的隐私权。谢强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其自己的陈述符合客观事实，并不违反逻辑。根据公安局出具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足以证明谢强并不存在张磊所主张的侵权事实，张磊的主张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更不符合逻辑。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隐私权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属于侵权责任法律规范调整的范畴并无不当。认定是否构成侵犯隐私权，应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重点考虑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加害行为、损害结果、损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四个要件。本案中，在谢强等三人因劳动争议至张磊住处，与张磊就工作事宜进行交涉时，张磊选择了报警，派出所接警赶到时，谢强等三人已经离开，根据张磊的个人陈述，派出所民警电话联系谢强等三人，提出口头警告。2020年12月25日、28日，派出所分别对张磊、谢强等三人进行询问，经过调查，2021年1月10日，济南市公安局天桥区分局对谢强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因此，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现有证据来看，并不能证实谢强实施了侵犯张磊隐私权的行为，不符合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不能认定谢强构成了对于张磊隐私权的侵犯。人民法院作为司法裁判机关，裁判的依据为事实和法律。我国民法典虽然已经在人格权编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部分规定了生活安宁权，但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在谢强和张磊因劳动争议发生纠纷后，谢强前去张磊住处协商解决本无可厚非，此行为并不当然构成对张磊隐私权的侵犯，如张磊认为谢强构成对其隐私权的侵犯，其仍要就谢强行为的违法性承担进一步举证证明责任。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张磊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张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张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陈勇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乔斌书 记 员 李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