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40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隐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吴兴路**。法定代表人：张斌，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飞亚，男，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飚，女，1971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审被告：杭州沪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杭州市上满觉陇68、69号悦宽酒店204室。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隐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上海康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武康路****iv>法定代表人：郭恒，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家恺，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翼飞，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隐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隐居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飚、原审被告杭州沪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杭州沪隐）、原审第三人上海康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隐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4民初238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隐居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王飚一审诉请第一项内容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王飚一审诉请第一项内容为“判令隐居公司、杭州沪隐向王飚书面公布杭州沪隐成立以来的经营情况、财务情况以及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度审计报告等资料”，其自始至终均未明确或变更诉请为要求查阅会计账簿、合伙协议、合伙人会议记录、财务会计报告，但一审法院却在此情况下径行判决隐居公司提供上述材料供王飚查阅和复制，违反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因此，一审法院所作判决已明显超越王飚的诉请，违反民事诉讼法定程序，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王飚辩称，不同意隐居公司的上诉请求。作为杭州沪隐的合伙人，王飚有权对合伙企业相关材料进行查阅，合伙协议中亦对此予以明确。王飚一审诉请是明确的，诉请一中表述为“经营情况、财务情况……等资料”是因为隐居公司从未告知其合伙企业的经营情况，其亦无从知道合伙企业具体有什么材料。一审判决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康隐公司述称，一审诉请中“经营情况、财务情况”的具体内容应由王飚予以明确，一审法院不应超出其诉请范围予以判决。一审法院并未查明隐居公司是否有判决书主文部分所载材料，若无该些材料则判决对隐居公司、康隐公司不合理，判决内容亦无法执行。杭州沪隐未发表答辩意见。王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隐居公司、杭州沪隐向王飚书面公布杭州沪隐成立以来的经营情况、财务情况以及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度审计报告等资料；2.判令隐居公司、杭州沪隐及康隐公司向王飚书面公布隐居公司与康隐公司之间关于上海市徐汇区XX路XX号酒店项目经营管理的相关协议、合同等资料；3.本案诉讼费由隐居公司、杭州沪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根据杭州沪隐内档资料显示，《合伙企业变更登记审核表》中载明，杭州沪隐的执行人为隐居公司。《合伙企业变更登记（备案）申请书》中载明，2017年7月20日，杭州沪隐申请将合伙人由原先的隐居公司、浙江XX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隐居公司、浙江XX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王飚等；出资额由原先的300万元变更为1,900万元。《杭州沪隐合伙人名录及出资情况》中载明，王飚，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认缴出资额为100万元，缴付期限为2017年6月1日。2017年7月20日，《杭州沪隐入伙协议》中载明，杭州沪隐全体合伙人于2017年7月20日召开了合伙人会议，经全体合伙人一致通过作出如下协议：同意新增王飚等为杭州沪隐的有限合伙人；王飚的出资额为人民币100万元；等等。同日，《杭州沪隐全体合伙人决定书——关于同意修改合伙协议的决定》中载明，杭州沪隐全体合伙人于2017年7月20日召开了合伙人会议，经全体合伙人一致通过作出如下协议：同意修改合伙协议，具体修改内容见2017年7月20日修改后的新合伙协议；等等。同日，《杭州沪隐全体合伙人决定书——关于同意王飚等入伙的决定》中载明，杭州沪隐全体合伙人于2017年7月20日召开了合伙人会议，经全体合伙人一致通过作出如下协议：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王飚等成为杭州沪隐的有限合伙人；普通合伙人为隐居公司，有限合伙人为王飚等；王飚为新的有限合伙人，出资额为100万元；等等。同日，浙江省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载明：杭州沪隐，经审查，我局决定准予变更登记；等等。时间为2017年7月20日的《杭州沪隐合伙协议》载明，隐居公司为普通合伙人；王飚等为有限合伙人；全体合伙人共同委托隐居公司为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其他合伙人不再执行合伙企业事务；执行事务合伙人对外代表企业，其他合伙人不得对外代表合伙企业；不参与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有权监督执行事务合伙人，检查其执行合伙事务的情况；根据合伙人要求，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向其他合伙人报告事务执行情况以及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及财务状况；在每年的第一季度由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合伙企业上一年度的财务情况进行审计，并出具相应的审计报告，再由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将审计报告提交所有合伙人；等等。召开时间为2019年5月9日、召开地点为上海市XX路XX号的杭州沪隐合伙人会议形成《会议纪要》载明：出席人员包括隐居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斌、副总裁周某、发展总监郭恒；会议主要内容为，隐居公司的发展总监郭恒代表杭州沪隐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隐居公司向全体合伙人汇报了上海市徐汇区XX路XX号酒店项目（指由隐居公司全资控股的子公司康隐公司经营的上海市徐汇区XX路XX号公馆酒店项目）目前的工程情况、资金流转情况、开销情况，并确认其中约1,700万元投资款项是由杭州沪隐支付给Z公司用于前述酒店项目的装修、改造、运营工作；合伙人诉求为，提供杭州沪隐自成立以来至今的全部银行流水及对应财务凭证、合同，尤其是用于上海市徐汇区XX路XX号酒店项目的全部相关财务资料（包括但不限于银行流水、合同文件等）；隐居公司承诺于2019年5月9日向合伙人提供上述全部资料（包括杭州沪隐自成立至今电子版及纸质版的银行流水、对外合同文件等）；合伙人诉求为，隐居公司向合伙人提供隐居公司与康隐公司之间关于上海市徐汇区XX路XX号酒店项目经营管理的相关协议等约定的合同资料，隐居公司承诺于2019年5月9日提供；隐居公司承诺，配合合伙人进行上海市徐汇区XX路XX号酒店项目的审计工作，配合提供审计所需的全部资料；合伙人诉求，要求上海市徐汇区XX路XX号酒店项目确定之前酒店先歇业……隐居公司表示同意；等等。周某、张斌、郭恒、王飚等在“合伙人”处签字，隐居公司在该会议纪要的“出席人员”处以及尾部的“隐居公司签署”处盖章。一审庭审中王飚表示，郭恒原为隐居公司的发展总监，后为康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恒在前述《会议纪要》上的签字即代表康隐公司同意公布相关信息；但康隐公司称，郭恒于2019年11月12日方才变更为康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此之前其作出的行为不能代表康隐公司，且康隐公司表示其未曾参加过召开时间为2019年5月9日、召开地点为上海市XX路XX号的杭州沪隐合伙人会议。一审审理中，王飚表示其无法明确第2项诉讼请求中要求书面公布的隐居公司与康隐公司之间关于上海市徐汇区XX路XX号酒店项目经营管理的相关协议、合同等资料的名称、份数或其他具体信息，其要求公布前述资料的依据是隐居公司在2019年5月9日的杭州沪隐合伙人会议上所作出的同意的意思表示。一审另查明，杭州沪隐成立日期为2016年10月14日。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由一个或者数个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当定期向其他合伙人报告事务执行情况以及合伙企业的经营和财务状况，其执行合伙事务所产生的收益归合伙企业，所产生的费用和亏损由合伙企业承担”；《杭州沪隐合伙协议》中约定，“根据合伙人要求，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向其他合伙人报告事务执行情况以及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及财务状况；在每年的第一季度由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合伙企业上一年度的财务情况进行审计，并出具相应的审计报告，再由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将审计报告提交所有合伙人”。根据前述法律规定以及合伙协议约定，作为杭州沪隐执行事务合伙人的隐居公司应当代表合伙企业杭州沪隐向作为有限合伙人的王飚报告杭州沪隐成立以来的经营情况、财务情况以及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度审计报告等资料（杭州沪隐成立日期为2016年10月14日）。由于法律及合伙协议均未明确执行事务合伙人向其他合伙人报告前述内容的形式必须为“书面”，故王飚要求隐居公司、杭州沪隐“书面报告”相关内容的请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认定隐居公司应代表杭州沪隐向王飚报告杭州沪隐自2016年10月14日成立以来的经营情况、财务情况，其中包括提供杭州沪隐自2016年10月14日成立以来的会计账簿供王飚查阅，以及提供上述期间的合伙协议、合伙人会议记录、财务会计报告、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年度审计报告（如有）供王飚查阅和复制。至于王飚要求隐居公司、杭州沪隐及康隐公司向王飚书面公布隐居公司与康隐公司之间关于上海市徐汇区XX路XX号酒店项目经营管理的相关协议、合同等资料的诉讼请求，首先，虽然隐居公司在时间为2019年5月9日合伙人会议所形成的《会议纪要》中承诺提供“杭州沪隐用于上海市徐汇区XX路XX号酒店项目的相关财务资料（包括但不限于银行流水、合同文件等）”，并承诺提供“隐居公司与康隐公司之间关于上海市徐汇区XX路XX号经营管理的相关协议等约定的合同资料”，但该《会议纪要》并未载明王飚在诉请中要求公布的有关协议、合同等资料的具体信息，且王飚在本案诉讼中亦未明确其要求公布的隐居公司与康隐公司之间关于上海市徐汇区XX路XX号酒店经营项目的协议、合同等资料的具体信息（包括合同签订时间、名称、份数、内容等），故一审法院认为王飚诉请中要求公布的合同、协议等资料的指向并不明确，应属诉请不明。其次，郭恒于2019年1月12日方才变更为康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其在前述《会议纪要》中的签名并不能代表康隐公司，因而康隐公司并未在《会议纪要》中就公布相关资料作出承诺。再者，由于康隐公司并非杭州沪隐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王飚亦未举证证明其与康隐公司之间存在其他任何法律关系，故王飚要求康隐公司履行公布相关资料的义务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一审法院对于王飚要求隐居公司、杭州沪隐及康隐公司向王飚书面公布隐居公司与康隐公司之间关于上海市徐汇区XX路XX号酒店项目经营管理的相关协议、合同等资料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隐居公司、杭州沪隐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诉讼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隐居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代表杭州沪隐向王飚报告杭州沪隐自2016年10月14日成立以来的经营情况、财务情况，其中包括提供杭州沪隐自2016年10月14日成立以来的会计账簿供王飚查阅，以及提供上述期间的合伙协议、合伙人会议记录、财务会计报告（如有）供王飚查阅和复制；二、隐居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代表杭州沪隐向王飚提供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年度审计报告供王飚查阅和复制；三、驳回王飚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公告费600元，由隐居公司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材料。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审判决是否存在超越诉请范围的违法裁判情形。对此隐居公司称，王飚在一审中从未明确其第一项诉请的具体内容，一审法院径行判决隐居公司提供会计账簿、合伙协议、合伙人会议记录、财务会计报告供王飚查阅和复制，已明显超越王飚的诉请，违反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对此本院认为，王飚作为杭州沪隐的合伙人对合伙企业事务依法享有知情权，2017年7月20日的《杭州沪隐合伙协议》中亦明确隐居公司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向王飚等其他合伙人报告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及财务状况，因此王飚一审中诉请要求提供自杭州沪隐成立以来的经营情况、财务情况等资料有相应的合同依据。对于第一项诉请中“经营情况、财务情况”的具体内容，本院认为，王飚作为有限合伙人并不执行合伙企业事务，实际无法获知杭州沪隐在经营过程中产生何种具体资料。案件审理过程中，沪隐公司亦未向法庭明确哪些材料可以反映杭州沪隐的经营情况和财务情况，更未能举证证明其曾提供何种材料向王飚报告杭州沪隐的经营情况和财务情况。在此基础上，一审法院结合《公司法》的规定对王飚一审中第一项诉请的内容予以明确和限定，并无不当。与此同时，本院注意到，隐居公司二审所提供的情况说明中明确其可以代表合伙企业提供会计账簿、合伙协议，由此可知杭州沪隐实际存在一审判决主文第一项中所列的会计账簿和合伙协议。隐居公司虽称其余材料未找到，但结合2019年5月9日杭州沪隐合伙人会议召开并形成《会议纪要》及其他一审查明事实亦可认定，杭州沪隐自2016年10月14日成立以来亦应留存有相应合伙人会议记录。至于财务会计报告，一审判决主文第一项中已注明“如有”供王飚查阅和复制，因此亦不存在康隐公司所称材料不存在导致判决无法执行的情形。综上，本院认为，隐居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上海隐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陆文芳审判员  王 敬审判员  敖颖婕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杨 莹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