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5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康佳环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MA0XU3XF1B。法定代表人：王治国，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江诗伟，北京乾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莉，北京乾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永红，女，1980年9月12日出生，住山东省济南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卫国，山东金聖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康佳环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佳环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赵永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钢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0117民初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3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康佳环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赵永红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申请费全部由赵永红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错误。1.一审中，康佳环嘉公司已经举证证明向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公司(以下简称山钢莱芜公司)、莱芜钢铁集团银山型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钢银山公司)出售的废钢，系从上游5家公司即大连信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信杰)、浙江智杰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智杰)、江西九恒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九恒)、河南利泰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利泰)、河南同音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同音)采购。同时，康佳环嘉公司已经向5家公司支付了相应货款，付款义务履行完毕。但是，一审判决对于上述事实及相关证据均不予认可，否认康佳环嘉公司货物来源于5家公司，直接导致基本事实认定错误。退一步讲，即便赵永红将货物送至钢厂，亦不能认定其与康佳环嘉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为典型的连环购销合同，不排除赵永红为最上游的散户供应商，钢厂为最下游需方，康佳环嘉公司和5家公司为中间环节，且地位相同，并以此获利。若仅从货物来源就认定赵永红与康佳环嘉公司存在合同关系明显错误。按照此逻辑，赵永红应该与钢厂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应向钢厂直接主张货物，而非康佳环嘉公司。一审判决严重违反合同相对性。2.一审判决对《供货协议书》予以采信并作为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定案依据错误。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供货协议书》是否真实，双方是否存在合同关系。鉴定结论显示《供货协议书》中印文系彩色复制件，印文出自同一枚印章，且《异议答复函》中再次明确：出自同一枚印章不等于“是同一枚印章盖印”，至于是否原件再彩色复制还是他人利用其它文件中真实印文电脑处理后彩色打印形成无法确认。因此，即便根据鉴定意见，《供货协议书》真实性仍无法确认。按照赵永红的逻辑，若双方存在真实合同关系，其理应留存协议书原件，然而，赵永红庭审中明确称其没有直接盖印形成的原件，仅有复制件。据此，无论客观上还是技术上均不能认定该份合同真实存在。康佳环嘉公司有充分理由推定该协议系PS处理后彩色打印形成，赵永红涉嫌伪造证据，该份协议应不予采信。对此，康佳环嘉公司专门提供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专家咨询意见书》，认为鉴定结论意见与鉴定委托事项不匹配，建议提供《供货协议书》原件后重新鉴定。一审判决不顾上述事实证据、专家意见，不仅对赵永红不能提供协议书原件的原因予以查明或追究其法律责任，反而直接认定该份协议书的真实，并作为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定案证据，导致基本事实认定错误。3.一审判决以赵永红提供的钢厂材料入库单、计量单等钢厂出具的材料作为认定双方存在事实买卖合同关系，属于对康佳环嘉公司和钢厂交易模式的错误认识。庭审中，赵永红多次自称与钢厂多次合作，并据此取得材料入库单、计量单，因此不排除其从钢厂处获取上述材料，而并非基于供货取得。实际上，康佳环嘉公司在钢厂的驻厂业务员办理结算时就将材料入库单交还给钢厂，计量单则自始至终由钢厂持有，康佳环嘉公司也只能拍照留存，从未持有原件。赵永红如何取得上述材料我们不得而知，但即便持有，亦不能证明是从康佳环嘉公司取得。一审判决对赵永红提供上述材料的来源未进行核实的情况下，仅以赵永红持有这些材料复印件为由，即认定赵永红系代康佳环嘉公司向钢厂送货后取得该材料，没有事实根据。如前所述，康佳环嘉公司作为钢厂的合同相对方，尚不能取得计量单、入库单等材料，退一步讲，即便赵永红存在供货行为，其亦不可能取得上述材料，基于此，一审判决以赵永红持有这些材料为由认定其和康佳环嘉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属对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判决违法采信证据，对于案件基本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判决违法采信《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书》检材《供货协议书》为彩色复制件，而非原件，样本不规范，不符合印章鉴定中要求检材为原件的要求，不符合对比基本条件。样本不应使用复制件，应为同时期直接盖印原件，因此，鉴定样本亦不符合鉴定要求。鉴定委托事项为对《供货协议书》中康佳环嘉公司印文与备案印文是否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然而鉴定结论显示，在确认样本并非“盖印”形成的条件下，却得出与样本中印文源于同一枚印章的结论，显然属于文不对题，鉴定结论与委托事项不符。可见，鉴定结论是检材印文与样本印文同源性，而非“同一性”，不能证明《供货协议书》中康佳环嘉公司印文与康佳环嘉公司备案印文一致。简言之，鉴于检材和样本都不具备同一性鉴定的比对要求，客观上无法产生鉴定结论，因此，《鉴定意见书》中结论应不予采信。鉴定意见刻意回避法院委托鉴定事项中提出的问题；在检材出现非原件，已不具备鉴定条件的情况下还依然不顾反对进行鉴定；复印件非直接盖印形成，真实性证明责任在于赵永红，因此，不应该做出对赵永红有利的推定。据此，《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程序违法、鉴定结论依据不足，鉴定结论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不应被采信。2.一审判决违法采信赵永红与案外人侯某某之间的转账凭证。赵永红提供其与侯某某之间的数份转账凭证用以证明康佳环嘉公司曾向其支付货款1500余万元。但是，数份回单均显示为赵永红与侯某某之间的个人转账，且没有任何备注，理应属于其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往来，与康佳环嘉公司没有任何关联性，不能证明康佳环嘉公司安排侯某某向其汇款。赵永红对于上述主张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系孤证。一审判决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的情况下，不仅没有进一步查明侯某某是否与康佳环嘉公司存在关联，是否系代康佳环嘉公司付款，直接采信该组证据，并据此认定康佳环嘉公司曾向赵永红付款，双方存在合同关系，没有事实根据。（三）一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错误。1.赵永红主张代康佳环嘉公司向钢厂供货，供货数量为8660.89吨，供货金额为25401687.7元，康佳环嘉公司每吨扣取8.6%费用后，剩余款项为应付款项。即便暂且不问供货数量、供货金额是否真实、是否准确，至少关于每吨扣取8.6%费用的主张，赵永红理应负有举证责任，用以证明应付款的具体数额。但是，关于上述扣除费用比例的主张，赵永红仅在起诉状中予以陈述，并未提供任何证据。按照基本法律逻辑，既然赵永红无法证明双方对于应支付货款计算方式的约定，则无法得出应付货款的具体数额，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在明知赵永红对上述扣除费用比例及应付款数额并未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错误地将举证责任倒置，判定康佳环嘉公司对此承担法律责任，属于典型的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此外，一审判决计算扣除费用仍存在错误。即便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其认定供货总值为25401687.7元，若按照每吨扣除8.2%费用计算，扣除费用应为2082938.39元，若按照每吨扣除8.6%费用计算，扣除费用应为2184545.14元。一审判决却认定扣除费用为2043969.82元，显然该数字与其计算方式相矛盾，应予以纠正。2.一审判决没有考虑康佳环嘉公司与钢厂之间的13%含税结算单价和税费成本，错误地认定康佳环嘉公司对向赵永红应付货款承担举证责任。根据康佳环嘉公司与钢厂之间的合同显示，钢厂向康佳环嘉公司付款为13%含税价格，因此，即便按照赵永红计算的货款总值为25401687.7元，康佳环嘉公司承担税费应为3302219.401元，实际收款为22099468.299元。而赵永红主张应付货款为23357717.88元，赵永红主张货款比康佳环嘉公司实际收款高出1258249.581元。退一万步讲，即便法庭认为赵永红以康佳环嘉公司名义向钢厂供货，那么钢厂给予康佳环嘉公司的结算价格与赵永红最终能够获得的价格之间必然存在差距，这其中就是康佳环嘉公司的中间利润。按照赵永红的逻辑，康佳环嘉公司应向其支付的采购价比康佳环嘉公司出售给钢厂的销售价还高出1258249.581元，即康佳环嘉公司亏损1258249.581元，与常理相悖。据此，康佳环嘉公司作为普通市场经营主体，从事废钢回收业务的目的是获取利润，赚取差价，显然不可能自愿亏损向赵永红采购，得不偿失。一审判决完全不顾上述客观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违法将举证责任倒置，将赵永红的单方陈述予以采信，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四）一审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康佳环嘉公司系向大连信杰、浙江智杰、江西九恒、河南利泰、河南同音5家公司采购废钢，相关购货款也已由康佳环嘉公司支付给上述5家公司，如认定康佳环嘉公司须再向赵永红支付货款，则势必影响到其与大连信杰、浙江智杰、江西九恒、河南利泰、河南同音之间的合同关系及履行情况，大连信杰、浙江智杰、江西九恒、河南利泰、河南同音已经正常完成的业务要被推翻并面临向康佳环嘉公司退款的可能。因此，本案的审理结果与大连信杰、浙江智杰、江西九恒、河南利泰、河南同音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当追加大连信杰、浙江智杰、江西九恒、河南利泰、河南同音参加诉讼。否则在其未到庭参加诉讼的情况下，本案直接对其权利义务做出决定，属于损害第三方利益的情形，程序违法。赵永红未作答辩。赵永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康佳环嘉公司向赵永红支付拖欠的货款9137821.43元；2.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由康佳环嘉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赵永红为证明经其协调，康佳环嘉公司与山钢莱芜公司、莱钢银山公司签订《原燃炉料采购合同》，其以康佳环嘉公司的名义直接向山钢莱芜公司、莱钢银山公司供应废钢的主张，提交以下证据。（一）2019年9月20日康佳环嘉公司与赵永红签订的《供货协议书》一份及《司法鉴定意见书》、异议答复函，欲证明双方就供货品种、供货数量及质量、价格进行了约定。交货方式约定由赵永红将货物送至山钢莱芜公司、莱钢银山公司指定地点，运费、装运等风险由赵永红承担。结算方式由康佳环嘉公司将货款汇入赵永红指定账户。康佳环嘉公司在该协议上盖章，赵永红签字捺印；该协议书是康佳环嘉公司业务人员加盖后邮寄给赵永红的，康佳环嘉公司的印章一直由康佳环嘉公司控制，至于康佳环嘉公司以何种形式加盖到《供货协议书》上，这是康佳环嘉公司业务人员的行为，其应受此行为约束。（二）《原燃炉料采购合同》十二份及相应的材料入库单、莱钢废钢验收单、物资计量单，欲证明出卖人康佳环嘉公司向山钢莱芜公司、莱钢银山公司供应废钢共计8660.89吨，供货总金额为25401687.7元。（三）赵永红持有的2019年12月31日康佳环嘉公司向山钢莱芜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两份共计1691867.7元）及发票回执、十份物资计量，预证明赵永红持有上述材料的原件并送交莱钢集团公司进行结算。（四）赵永红持有的康佳环嘉公司出具的往来及交易询证函及客户访谈记录，欲证明康佳环嘉公司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向山钢莱芜公司核对往来账，显示截止2019年12月31日，山钢莱芜公司尚欠康佳环嘉公司应收账款8057375.3元。（五）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一宗，预证明由于赵永红与康佳环嘉公司之间是不含税的价格计算，康佳环嘉公司不能从其公户内付款给赵永红，康佳环嘉公司通过其业务员侯某某共向赵永红支付货款15300342.58元。（六）山钢莱芜公司供应部生铁废钢室盖章的《业务确认函》一份（经办人刘汉东），欲证明自2019年8月开始，该单位与康佳环嘉公司开展废钢购销业务，自业务开展以来，所有废钢业务的招投标、供应、合同的签订、废钢验级、货款结算都是由时某与废钢科进行业务对接，废钢业务的货款结算也是由时某现场具体办理。对于赵永红提交的上述证据，康佳环嘉公司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鉴定意见不予认可，鉴定依据明显不足，且鉴定结论与委托事项不符。法院委托事项为：对《供货协议书》中康佳环嘉公司印文与备案印文是否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进行鉴定，但该鉴定意见有两项，一项是确认检材中印文系彩色复制形成，另一项是与样本中印文出自同一枚印章，故鉴定结论并未对委托事项进行回应，与委托事项不符。此外，鉴定机构异议答复函中认可其所称的出自同一枚印章，不等同于是同一枚印章盖印，且无法确定检材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且在确定检材为彩色复制形成而非直接盖印形成，未告知双方是否同意对复制件继续进行鉴定仍自行鉴定，鉴定结论依据不足。我方从未与赵永红签订《供货协议书》，若赵永红认为有合作关系，应提供原件。对证据二不予认可，12份材料均显示我公司为合同相对方，与赵永红无关，不能够证明赵永红基于该合同向我方主张货款，相应的材料入库单、物资计量单和验收单也不能证明赵永红代替我公司向山钢莱芜公司供应废钢。对证据三、山钢莱芜公司的发票回执，是山钢莱芜公司单方出具，不能证明赵永红所称其代我方送货。至于赵永红为何取得上述资料我方不得而知，更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对于入库单及发票申请法庭庭后调取原件。对证据四征询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赵永红称上述资料由其转交不符合客观事实。快递单信息明确显示收件人为山钢莱芜公司，即便赵永红持有上述资料，也不能证明其与我公司存在直接合同关系或者代我公司向钢厂送货。对证据五，经核实，我公司没有侯某某这个人。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生铁废钢科及其工作人员没有权利代表莱钢公司对与康佳环嘉公司的业务进行确认。据向公司了解，材料入库单、计量单均是由我公司业务员签字后由莱钢直接收回，我公司本身就不持有上述材料，至于赵永红为何取得这些材料，不排除莱钢公司配合提供。康佳环嘉公司为反驳赵永红主张，提交如下反驳证据。（一）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载明2019年9月5日康佳环嘉公司由原名称“康佳环嘉（大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现名称“康佳环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二）《原燃炉料采购合同》11份，欲证明康佳环嘉公司与山钢莱芜公司签订采购合同，由康佳环嘉公司供应废钢，山钢莱芜公司支付货款。康佳环嘉公司自2019年1月开始与山钢莱芜公司合作，赵永红诉称康佳环嘉公司因其协助于2019年8月才与山钢莱芜公司签订采购合同，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三）《原燃炉料采购合同》2份，欲证明2019年9月，康佳环嘉公司与莱芜银山公司签订采购合同，由康佳环嘉公司向莱芜银山公司供应废钢，莱芜银山公司向康佳环嘉公司支付货款。（四）《采购合同》5份，欲证明康佳环嘉公司为向山钢莱芜公司、莱芜银山公司供货，分别与大连信杰、浙江智杰、江西九恒、河南同音、河南利泰5家公司签订框架采购合同，约定5家公司按照康佳环嘉公司发送的订购单向康佳环嘉公司指定地点送货，康佳环嘉公司根据实际磅单数量向5家公司支付货款。（五）银行账户交易明细5份，欲证明2019年3月12日山钢莱芜公司向康佳环嘉公司支付货款9574720.2元；2019年3月26日山钢莱芜公司实际向康佳环嘉公司支付货款152592元，由此可以看出康佳环嘉公司与山钢莱芜公司并非从2019年8月开始，赵永红所述与事实不符。（六）银行账户交易明细2份，欲证明2019年11月至12月，莱芜银山公司向康佳环嘉公司支付货款3510725元。（七）银行账户交易明细19份，欲证明康佳环嘉公司向山钢莱芜公司、莱芜银山公司供货，向河南利泰采购废钢并支付12140150.06元货款。（八）银行账户交易明细5份，欲证明康佳环嘉公司为向山钢莱芜公司、莱芜银山公司供货，向河南同音采购废钢并支付7652650.85元货款。（九）银行账户交易明细2份，欲证明康佳环嘉公司为向山钢莱芜公司、莱芜银山公司供货，向江西九恒采购废钢并支付3132872.48元货款。（十）银行账户交易明细4份，欲证明康佳环嘉公司为向山钢莱芜公司、莱芜银山公司供货，向浙江智杰采购废钢并支付8341197.68元货款。（十一）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专家咨询意见书》，欲证明该鉴定中心从专业层面认为《司法鉴定意见书》不宜作为鉴定证据使用；检材和样本均为复制件，不具备同一性鉴定的比对要求，不应该也无法产生与委托事项相匹配的鉴定结论，鉴定意见为检材印文与样本印文同源性的鉴定结论，而非委托事项要求的检材印文与样本印文同一性的鉴定结论。建议检材提供方提供直接盖章形成的《供货协议书》原件后重新鉴定，若无法提供原件，检材可能涉及虚假证据、虚假诉讼。（十二）《采购合同》，欲证明康佳环嘉公司的上游供货方河南同音与侯某某签订《采购合同》，合同中侯某某账号、姓名与赵永红主张与其存在财物往来的侯某某一致，证明侯某某与河南同音存在合同，而非康佳环嘉公司，赵永红主张侯某某代康佳环嘉公司向其支付货款没有事实根据。（十三）《废旧物资购销明细表》及相应发票，欲证明康佳环嘉公司根据与钢厂签订的合同，分别从河南同音、河南利泰、浙江智杰、江西九恒购买货品并支付了全部货款。（十四）《采购合同》《补充协议》订购单，欲证明康佳环嘉公司为向山钢莱芜公司、莱芜银山公司供货，分别与浙江智杰、江西九恒、河南利泰、河南同音签订采购合同、补充协议、订购单等，上述4家公司按康佳环嘉公司要求向钢厂送货，送货数量以计量单、供货明细表予以确认。对康佳环嘉公司提交的证据，赵永红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二、三真实性无异议，但康佳环嘉公司提交的13份合同除了2019年1月份这一份外其他12份合同与我方提交的12份合同内容一致，康佳环嘉公司除了在2019年1月同山钢莱芜公司签订过一笔1000000余万元的废钢买卖合同外，再也没有同山钢莱芜公司建立过废钢业务，直到2019年8月才经我方协调同山钢莱芜分公司签订新的废钢买卖合同。对证据四，康佳环嘉公司与5家单位签订的废钢采购合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看不出其所采购的废钢是用于供应其同山钢莱芜分公司等单位所签订的废钢合同，而且两份合同签订的时间是2019年6月和7月，康佳环嘉公司同莱钢签订的我方协调的合同时间是2019年8月份，康佳环嘉公司不可能在2019年6、7月份就知道其与山钢莱芜分公司要签订废钢合同，上述证据不具有证明力。对证据五真实性无异议，恰恰证实康佳环嘉公司在2019年1月份同莱钢签订1000000元废钢的事实。对证据六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七、八、九、十是康佳环嘉公司履行与案外人的合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康佳环嘉公司也无法证实上述采购的废钢是全部供应给了山钢莱芜公司。对证据十一，该司法鉴定意见系康佳环嘉公司单方委托，不能对本案争议的事实起到有效证实作用。对证据十二、十三、十四均有异议，经向公安机关了解情况证实河南同音等5家公司均系康佳环嘉公司设立的子公司，与康佳环嘉公司之间并不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废钢买卖合同，康佳环嘉公司提供的上述虚假合同、发票、订购单等均是康佳环嘉公司为设立财物凭证所使用，目的是骗取国家税收。庭审中，经赵永红申请，证人时某出庭作证，证言总结如下：我是赵永红的员工，2019年8月我负责莱钢业务，网上招投标、合同传递、进货送货、资金结算。莱钢每次招标的时候会把他们需要废钢型号标书发到平台，我通过康佳环嘉公司的账号密码登录后，看到标书后报价，如果中标就出具合同，康佳环嘉公司的密码是赵永红告诉我的，至于她和康佳环嘉公司怎么谈的我不知道，康佳环嘉公司的员工也不知道登录密码。莱钢招投标中心每次中标联系康佳环嘉公司时会联系我，通话过程莱钢招投标平台会有录音。康嘉环嘉公司中标后，莱钢会出具中标合同，就是采购合同，开始时是出具的纸质合同，我会寄给康佳环嘉公司，当时在合同上签名的是赵洪文，后来为了节省时间由莱钢出具电子版合同，我发给曾宪辉，曾宪辉再把盖好章的合同邮寄给我，我再给莱钢，莱钢盖章之后我把合同寄给曾宪辉。合同有我替赵洪文签字的几份，因为有时寄回来的合同中赵洪文没签字。2019年8月15日、9月30日、10月24日、11月6日、11月26日这五份《原燃炉料采购合同》中其替赵洪文签的字。合同签完后，我和公司同事进货（废钢），然后送到莱钢厂里，厂里出具结算单、过磅单，我把单据带回再通知康佳环嘉公司，由康佳环嘉公司出具发票邮寄过来，我把发票、结算单、过磅单再一起交给莱钢结算处，每次结算的数额发给我，我和曾宪辉联系，康佳环嘉公司派人带着授权委托书和收据过来，我领着他们到莱钢废钢科和财务科签字，再交到莱钢资金结算中心。第一次来的是康佳环嘉公司的刘民田，他来了几次之后换成了李博洋，后来康佳环嘉公司出了事情，李博洋就走了。康佳环嘉公司到莱钢办理结算的时候由我和康佳环嘉公司人员去办手续。涉案12份《原燃炉料采购合同》我全程参与，除此之外没再参与赵永红在莱钢的其他废钢业务，赵永红是上述合同的实际供货人。庭后，经康佳环嘉公司申请，法庭对赵永红提交的12份《原燃炉料采购合同》及数份废钢验收单、物资计量单，票面金额总计为1691857.7元康佳环嘉公司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547.53吨材料入库单及10份物资计量单到山钢集团进行了核对，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同时对山钢莱芜公司供应部生铁废钢室职工刘汉东核实赵永红提交的《业务确认函》的真实性并制作询问笔录，刘汉东确认了业务确认函是其签字，其工作职责是从事废钢采购，主要是山钢莱芜公司、莱钢银山公司这两个公司的废钢采购、招标、合同签订、制作。认识时某，他主要是代表康佳环嘉公司和莱芜分公司及集团公司联系业务，时某不是康佳环嘉公司的职工，是业务员，给康佳环嘉公司跑的业务。除了时某，没有接触过康佳环嘉公司的其他业务员。其公司对外招标时，康佳环嘉公司的联系人是时某，由于是现场招标，其给康佳环嘉公司打电话询问价格、数量，都是和时某联系的，而且对这一过程公司也有录音。对于赵永红、康佳环嘉公司提交的证据，一审法院综合认证意见如下。对于赵永红提供的证据，首先《供货协议书》中有赵永红与康佳环嘉公司的盖章，本案审理过程中，经康佳环嘉公司申请，对《供货协议书》中“康佳环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印文与备案印文是否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委托山东浩德物证司法鉴定所于2020年8月26日作出文书鉴定意见书，结论为：送检的标称时间“2019年9月20日”的《供货协议书》中落款处“康佳环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印文系彩色复制形成，非直接盖印形成，与样本中“康佳环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印文是出自同一枚印章。后康佳环嘉公司对该意见书提出异议，山东浩德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答复函：“1.按照国家标准《印章印文鉴定技术规范》GB/T37231-2018，复制件可以作为检材使用，本案经检验检材印文系复制件，该检材印文与样本印文比对可以做出鉴定意见。2.检材《供货协议书》中需检“康佳环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印文，经检验是彩色复制印文，按照国家标准《印章印文鉴定技术规范》GB/T37231-20188.2.2要求，检材印文不是盖印或状态存疑的，鉴定意见用“出自”表述，我所鉴定意见按照上述标准要求阐明了检材印文与样本印文是出自同一枚印章的印文，但系彩色复制形成。“是出自同一枚印章”不等同于“是同一枚印章盖印”，是说明检材印文来源于真实的印章印文复制形成，至于是否原件再彩色复制还是他人利用其它文件中真实印文电脑处理后彩色打印形成无法给予确认。”结合上述鉴定意见及异议答复，对于该供货协议书及文书鉴定意见书，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其次根据《原燃炉料采购合同》及相对应的物资计量单、废钢验收单，真实性予以认定，可以认定合同中显示康佳环嘉公司向山钢莱芜公司、莱钢银山公司供应8660.89吨，总计合同价款为25401687.7元，其中赵永红持有康佳环嘉公司向山钢莱芜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两份共计1691867.7元）物资计量，该宗证据由赵永红在案件审理中提交法庭核对原件后，赵永红将上述原件交由莱钢集团进行结算，庭后法庭应康佳环嘉公司申请再次到莱钢集团进行了比对，结合证人时某的证言、废钢科出具的业务确认函以及刘汉东的询问笔录，可以认定时某代表赵永红以康佳环嘉公司名义向山钢莱芜公司、莱钢银山公司根据在案12份《原燃炉料采购合同》的要求供应废钢的事实，同时废钢验收单中显示送货车辆多为山东号牌的车辆，且有很多莱芜的运输车，能够印证赵永红供应废钢的事实。证据四往来及交易询证函中有康佳环嘉公司的盖章以及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印章，能够证实赵永红持有上述证据，且截止2019年12月31日，康佳环嘉公司自认山钢莱芜公司尚欠其8057375.3元。故对赵永红提交的上述证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对于康佳环嘉公司提交的证据，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及与赵永红一致的《原燃炉料采购合同》复印件，赵永红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所证实的事项并不能反驳赵永红的主张。康佳环嘉公司提交的其与大连信杰、浙江智杰、江西九恒、河南同音、河南利泰5家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及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经一审法院审查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认定。关于康佳环嘉公司出具《专家咨询意见书》，欲证明《司法鉴定意见书》不宜作为鉴定证据使用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该鉴定意见书系经法院委托且针对康佳环嘉公司的异议，鉴定所已出具相关的回复意见，对该鉴定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纳，退一步讲，即使没有案涉《供货协议书》，康佳环嘉公司虽不认可与赵永红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其提出的抗辩事实不能成立。根据赵永红提供的其他证据，也足以证实其是实际供货人的事实，故对于康佳环嘉公司申请重新鉴定的要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康佳环嘉公司主张其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立案侦查，本案的业务也属于侦查范围，应采取先刑后民原则的意见，经查，赵永红与康佳环嘉公司之间具有真实业务关系，与刑事案件所涉及的也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应予作为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结合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事实如下:赵永红从事废钢买卖业务，2019年8月赵永红与康佳环嘉公司就废钢合作业务进行协商，赵永红指派其业务员时某以康佳环嘉公司的名义参与山钢莱芜公司、莱钢银山公司废钢买卖的招标，经赵永红协调，2019年8月3日至2019年12月25日期间，康佳环嘉公司分别与山钢莱芜公司、莱钢银山公司签订12份《原燃炉料采购合同》。2019年9月20日，康佳环嘉公司与赵永红签订《供货协议书》，双方就废旧钢铁买卖事宜，订立如下协议：1.供货品种：各种废旧钢铁，品种、规格根据康佳环嘉公司和山钢莱芜公司、莱钢银山公司签订的合同品种规格为准。2.地点：山钢莱芜公司、莱钢银山公司。3.供货数量、质量：数量以山钢莱芜公司、莱钢银山公司实际过磅为准，发货要求按照莱钢通知，质量等级以山钢莱芜公司、莱钢银山公司检验结果为准。5.交货方式：乙方将货物送至山钢莱芜公司、莱钢银山公司指定地点，运费、装运等风险由乙方承担。上述协议签订后，时某具体负责相关事宜，依照《原燃炉料采购合同》的要求以康佳环嘉的名义分别向山钢莱芜公司、莱钢银山公司供应废钢，总计货款金额为25401687.7元，扣除康佳环嘉公司应得的管理费2043969.82元（按照山钢莱芜公司、莱钢银山公司接收价格每吨扣取8.2%）后，康佳环嘉公司应当向赵永红支付货款23357717.88元。截止2019年12月30日，康佳环嘉公司已向赵永红支付15300342.58元，尚欠8057375.3元未支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应予以认定赵永红主张的事实存在，康佳环嘉公司出售给山钢莱芜公司、莱钢银山公司的8660.89吨总价为25401687.7元的废钢系由赵永红供应，因此赵永红与康佳环嘉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于货款付款情况的举证责任应由康佳环嘉公司承担，因康佳环嘉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赵永红自认应支付康佳环嘉公司管理费2043969.82元在货款中予以扣减以及康佳环嘉公司已通过侯某某支付货款15300342.58元，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于当事人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故赵永红主张康佳环嘉公司尚欠货款8057375.3元，康佳环嘉公司应予支付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康佳环嘉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赵永红货款8057375.3元；二、驳回赵永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5766元，减半收取计37883元，申请费4500元，由康佳环嘉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经鉴定，落款时间为2019年9月20日的《供货协议书》落款处康佳环嘉公司印文系彩色复制形成，非直接盖印形成，故该供货协议的真实性不能确认。一审判决认定该协议书由康佳环嘉公司签订，与鉴定结论相悖，应予纠正。赵永红提交的12份《原燃炉料采购合同》、相应废钢验收单、物资计量单，票面金额总计为1691857.7元康佳环嘉公司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547.53吨材料入库单及10份物资计量单，以及山钢莱芜公司供应部生铁废钢室职工刘汉东出具的《业务确认函》，业经一审法院调查核实，真实性可以确认。且入库单中载明的采购员均为刘汉东，刘汉东确认自2019年8月开始，山钢莱芜公司、莱钢银山公司与康佳环嘉公司开展废钢购销业务，所有废钢业务的招投标、供应、合同的签订、废钢验级、货款结算都是通知赵永红的雇员时某与废钢科进行业务对接，货款结算也是由时某现场具体办理。上述证据的时间、内容可以相互印证，结合时某的证言，足以证实康佳环嘉公司与赵永红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供货关系，总计货款金额为25401687.7元。康佳环嘉公司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已向赵永红支付货款的金额及尚欠货款金额，赵永红自认在应付货款中扣减康佳环嘉公司管理费2043969.82元和通过侯某某已支付的货款15300342.58元，并不损害康佳环嘉公司的利益，故一审判决确认康佳环嘉公司尚欠货款8057375.3元并无不当。根据上述分析，大连信杰、浙江智杰、江西九恒、河南同音、河南利泰5家公司非本案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一审法院未予通知其参加诉讼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康佳环嘉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对2019年9月20日《供货协议书》的签订事实认定有误，其他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5766元，由上诉人康佳环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孙 潇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孙红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