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川01行终14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胥玉芬，女，1943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俊英，女，1970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鹭，女，1992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 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涛，男，1992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系上诉人周鹭之夫。 共同委托代理人吴永忠，四川发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崇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住所地：四川省崇州市崇阳街道西河大道**。 负责人王某，大队长。 上诉人胥玉芬、余俊英、周鹭因诉被上诉人崇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以下简称崇州交警大队）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行为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2020）川0115行初4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10月11日13时许，周某（系胥玉芬之子、余俊英之夫、周鹭之父）驾驶悬挂号牌为川ＡＢ××××的普通二轮摩托车经崇州市川西旅游环线左侧往崇州市街子镇方向行驶至“水岸人家”门口处，遇崇州交警大队街子中队辅警王某、李某、舒某驾驶的警用摩托车以及随后民警周某驾驶的警用金杯车。周某未戴头盔，开启左转向灯行驶在其左侧车道外，其中1名辅警用手示意周某停车，周某未停车，3名辅警驾驶警用摩托车和民警周某驾驶警用金杯车先后试图拦截周某，周某转向其右侧车道外逃离，3名辅警驾驶警用摩托车和民警周某驾驶警用金杯车便调头追周某。在追周某的过程中，辅警王某伸出右手准备去抓周某，但是周某用左手将王某的右手打开，接着各自把摩托车把手扶好继续行驶。后周某离开主路坠入观音沟内，3名辅警继续驾驶警用摩托车回崇州交警大队街子中队。民警周某驾驶警用金杯车随后路过观音沟时，听见附近群众在喊有人掉沟里了，便调头查看，见坠入观音沟内的周某伤势严重，便进行简单施救并拨打110报警，告知110需救护车救援。同日13时22分，崇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医生确认周某现场死亡。 2019年10月12日，成都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关于崇州市“10.11”交通事故案件指定交警十一分局处理的通知》，通知中指定的“交警十一分局”即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以下简称温江交警大队）处理此案。同日，温江交警大队委托成都市公安局道路交通事故物证鉴定所对标记有“周某”字样的真空抗凝采血管封装血液样品一份进行乙醇含量鉴定。2019年10月21日，该鉴定所作出成公交鉴（醇）字〔2019〕0110323号《血液乙醇浓度检验报告》，检验结果为：所送血液样品中检出乙醇，其浓度为（81.6±3.5）mg/100mL（相对扩展不确定度为4.3%，包含因子k=2，置信水平约为95%）。 2019年10月18日，温江交警大队委托四川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对尸体解剖明确周某的死亡原因。2019年11月22日，该鉴定中心作出法解2019-208《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根据法医病理检验，结合送检材料，周某死亡原因符合因交通事故造成前部胸廓广泛多发骨折合并心脏破裂出血致心肺功能障碍死亡。 2019年10月13日，温江交警大队委托四川华大科技司法鉴定所对送检车辆（悬挂号牌为川ＡＢ××××的普通二轮摩托车）的转向系、行车制动系及驶出路面时的瞬时速度进行鉴定，对送检车辆（悬挂号牌为川ＡＢ××××的普通二轮摩托车）事发时是否与其他车辆有接触进行鉴定，并对送检车辆（悬挂号牌为川ＡＢ××××的普通二轮摩托车）车辆金属号码显现和悬挂的川ＡＢ××××号牌是否本车进行鉴定。2019年11月12日，该鉴定所作出华科所〔2019〕机鉴字成都温江1001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悬挂号牌为川ＡＢ××××的普通二轮摩托车转向系除事故中受撞损坏外，其余所检项目符合ＧＢ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之第6条相关要求；2．悬挂号牌为川ＡＢ××××的普通二轮摩托车行车制动系除事故中受撞损坏外，其余所检项目符合ＧＢ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之第7条相关要求；3．悬挂号牌为川ＡＢ××××的普通二轮摩托车驶出路面时的瞬时速度无法计算。同日，该鉴定所作出华科所〔2019〕机鉴字成都温江1001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在现有条件下，未发现悬挂号牌为川ＡＢ××××的普通二轮摩托车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接触所形成的痕迹。同日，该鉴定所作出华科所〔2019〕机鉴字成都温江1001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悬挂号牌为川ＡＢ××××的普通二轮摩托车的车辆识别代号、发动机号码有改动痕迹，未检见出原始号码；2．“川ＡＢ××××”号牌不是悬挂号牌为川ＡＢ××××的普通二轮摩托车本车的。 2020年1月7日，温江交警大队委托四川神琥司法鉴定所对三个执法记录仪进行电子数据恢复及痕迹分析：1．获取执法记录仪2019年10月11日前后三天的执法视频数据；2．查明2019年10月11日的执法视频数据是否存在删除，若有，予以恢复。2020年1月7日，该鉴定所作出川神鉴〔2020〕电鉴字第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三台检材设备中不包含2019年10月11日前后三天的视频记录数据；2．对检材的设备进行数据恢复，恢复出视频记录经分析确认，视频记录时间均不在2019年10月11日前后三天范围之内。3．三台检材设备中未发现有对2019年10月11日的执法视频数据进行删除的情形。 温江交警大队将上述检验报告、鉴定意见书送达周某的亲属，周某的亲属除对《血液乙醇浓度检验报告》申请重新检验后又撤回申请外，对其他鉴定意见书均未申请重新鉴定。 2020年3月6日，温江交警大队作出第51011512019000101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在“当事人责任或者意外原因”栏载明：“周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第四项‘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使用其他机动车的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第二十二条第二款‘饮酒、……不得驾驶机动车’和第五十一条‘机动车行驶时……，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戴安全头盔’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之规定，确定：周某承担本次道路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周鹭不服该认定书，向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申请复核。2020年4月8日，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作出成公交复字结论〔2020〕第20116号《道路交通事故复核结论》，复核结论为第51011512019000101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责任划分公正、程序合法，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七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维持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 胥玉芬、余俊英、周鹭认为在周某的行为没有达到可能对公共安全和他人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崇州交警大队辅警的追缉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周某死亡的严重后果与违法追缉行为具有直接因果关系。请求确认崇州交警大队追缉周某的行为违法，崇州交警大队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崇州交警大队作为崇州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具有作出处理的行政职权。 关于崇州交警大队工作人员追周某的行为是追随还是追缉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追缉即追逐并缉拿，具有强制性，追随仅为跟随，不具有强制性。本案中，在追周某的过程中，辅警王某伸出右手准备去抓周某，即有强制周某停车的行为，故属于追缉。虽然辅警王某在原审庭审中说明其仅向周某招手示意周某停车，但在路人赵某的询问笔录中，赵某称“事发前，靠周的摩托车最近的警摩上的警察伸出右手准备去抓周，但是周用左手将警察的右手打开了，接着两人又把个人的摩托车把手扶好继续往前开，可能又行驶了几秒钟，周就开进了路边的沟儿里去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七项“其他证人证言优于与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提供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的规定，辅警王某系本案执法人员，赵某的证言优于王某的说明，故对崇州交警大队称其行为为追随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第七十三条第三项规定：“除机动车驾驶人驾车逃跑后可能对公共安全和他人生命安全有严重威胁以外，交通警察不得驾驶机动车追缉，可采取通知前方执勤交通警察堵截，或者记下车号，事后追究法律责任等方法进行处理。”本案中，周某未戴头盔，驾驶摩托车在左侧车道外行驶，拒不停车接受检查，被3名辅警及民警拦截，其转向右侧车道外逃离后左转向灯仍开启。周某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车道行驶，不按规定使用转向灯，本身对公共安全和他人生命安全有严重威胁，民警周某基于当时的判断挥手示意3名辅警对周某实施追缉，符合上述规定。且从事后相关检验、鉴定结果看，周某涉嫌酒驾［乙醇浓度为（81.6±3.5）mg/100mL］、使用非法车辆（车辆识别代号、发动机号码有改动痕迹；悬挂号牌不是其所驾普通二轮摩托车本车的），均对公共安全和他人生命安全具有严重威胁。经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复核，维持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即周某承担本次道路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故崇州交警大队执法人员对周某进行的追缉行为并无不当。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胥玉芬、余俊英、周鹭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胥玉芬、余俊英、周鹭承担。 宣判后，上诉人胥玉芬、余俊英、周鹭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辅警的追缉行为与周某冲下河沟的后果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周某在被围追堵截的情况下精神高度紧张，进而冲下河沟摔死；辅警对于直接冲下河沟的周某未立即实施救助，明显不当；根据《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的规定，逃跑后的行为可能对公共安全和他人生命安全有严重威胁时，交通警察方可追缉，本案不属于有严重威胁的情形；本案系典型的交警执法职务侵权事件，不能以《交通事故认定书》为依据对案件进行判断；本案还存在执法主体不合法、执法程序违法、证据存疑等问题。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崇州交警大队在二审程序中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及采信的证据与原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被上诉人崇州交警大队作为崇州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其辖区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对其辖区内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具有作出处理的行政职权。 根据本案查明的情况，被上诉人崇州交警大队民警执法时，发现周某具有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示意其停车接受检查，但周某拒绝停车，民警及辅警试图拦截对其进行检查，周某仍驾车逃离，民警及辅警追缉周某，后周某离开主路驶入沟内，被确认现场死亡。事故发生后，受指定处理该案的温江交警大队委托鉴定机构对周某血液样品乙醇含量，周某死亡原因，车辆接触情况，车辆转向系、行车制动系及驶出路面瞬时速度情况、车辆号牌情况进行鉴定，经调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认为周某饮酒后驾驶悬挂其他号牌的普通二轮摩托车，且未戴安全头盔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第四项、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和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之规定，确定周某承担本次道路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经复核后，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维持了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据此，本案所涉交通事故发生并导致周某死亡，系周某饮酒后驾驶悬挂其他号牌的普通二轮摩托车，且未戴安全头盔所致，上诉人胥玉芬、余俊英、周鹭认为周某的死亡系追缉行为造成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上诉人崇州交警大队民警追缉周某的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第七十三条第三项的规定，机动车驾驶人驾车逃跑后可能对公共安全和他人生命安全有严重威胁时，交通警察可以驾驶机动车追缉。该项规范要求交通执法中应当遵循比例原则，作出的即时判断应当适当。本案中，周某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车道行驶，不按规定使用转向灯，其违法行为本身可能威胁到公共安全和他人生命安全，民警要求其停车接受检查系正当执法行为，周某拒绝停车且驾车逃离并非日常交通管理中所遇正常情况，鉴于情况的突发性、紧迫性，民警基于当时的情势判断，而对周某进行追缉，并无不当。并且，结合周某系酒驾的情节，放任其继续驾车逃跑可能对公共安全和他人生命安全具有严重威胁，上诉人胥玉芬、余俊英、周鹭认为周某逃跑后的行为未对公共安全和他人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不应予以追缉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胥玉芬、余俊英、周鹭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胥玉芬、余俊英、周鹭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蒋娜娜 审判员  雍卫红 审判员  刘 静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刘织玮 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