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民终47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凯，男，1983年12月13日出生，满族，户籍地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现住浙江省杭州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波，男，1985年7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义乌市，现住浙江省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骆兴洪，浙江星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昕雨，浙江星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范亚强，男，1966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彤。 上诉人郭凯、上诉人刘波与原审第三人范亚强合同纠纷一案，因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20）浙0782民初3781号民事判决，均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刘波返还32.5万元及利息2.6万元，合计35.1万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刘波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40万元认定为共同收益是定性错误。（1）刘波在一审中的辩称40万元投资款中的10万元是日常运营费用，说明了这10万元并不是刘波的合法收入。在做朱竹娟项目以及买方后续服务中，产生的成本均由郭凯独立承担，刘波主张是双方共同收益，用于支付双方项目的共同成本，没有证据予以证明。（2）刘波提供的短信证明：郭凯与刘波在科发工作期间，刘波融资500万元，郭凯融资1000万元，共有15万元收入；依据科发公司规定，刘波获得5万元报酬（科发直接给刘波转账），郭凯获得10万元报酬（科发直接给郭凯转账）。实际情况是2018年1月23日转给郭凯6.6787万元为科发差旅补助款，刘波多次提出家庭压力大，当日郭凯在拿到科发的差旅补助后借给刘波2.945万元，等刘波赚钱之后再归还，而且该笔收益非项目收益，请求判决刘波偿还该笔借款。（3）刘波发短信给郭凯：“从范亚强处返还15万元的利润应全部归属于郭凯”。但一审法院依据双方五五分成原则判决不当，根据事实15万元利息应全部返还给郭凯。2、一审法院判定五五分配的惯例与事实不符，存在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1）刘波辩称“双方一致同意所有项目的收益各半享有”，但事实为双方除义乌市玖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玖玺公司）项目签署五五分成的合作协议外，没有签署任何协议或口头约定其他项目的收益各半享有。（2）2019年10月18日，刘波发微信给郭凯，内容是做区块链投资成本182万元，获取本金加利息210万元，即总收益28万元，该收入收款人为刘波。依据刘波的“所有项目的收益各半享有”的说法，应分给郭凯14万元的项目收益，但郭凯至今未收到这笔款项。（3）刘波发短信给郭凯，短信中提到：“毕竟做朱竹娟资产的事情，郭凯与叶龙操作为主”，刘波也在微信中多次提到不适合创业，专业能力不够。主要操作是郭凯与叶龙，刘波主张分配50%也完全不符合付出劳动与收益对等原则，更不符合平等原则。3、2018年6月28日郭凯收到报酬后转款5万元给刘波，是其他劳务费用，与共同收益分配比例没有关联性，不能印证40万元应该对半分配。刘波提供短信说明：2018年6月28日“剩余你收取了5万”，郭凯是考虑到玖玺公司直接投资了天润农业、中在医疗等企业，项目都没做成，玖玺公司准备逐步退出已投资企业，并考虑到刘波从科发离职创业的第一年，也因个人交情，所以郭凯转给刘波5万元，让刘波临时贴补家用，这5万元与朱竹娟的资产事宜没有任何关系，请求判决刘波偿还该笔借款。4、一审法院对相互矛盾的证人证言予以认证是错误的。（1）朱竹娟陈述都是听别人说的，其不知道、也没看到刘波在买卖资产过程中做哪些具体工作，利益分配也是朱竹娟听说的，朱竹娟应拿出直接证据证明郭凯确实表达了在做资产的利益分配中，与刘波各分配50%。（2）对叶龙证词合理性、真实性、关联性存在错误判定。叶龙与郭凯在案外有重大利益冲突，而该冲突关系也因朱竹娟资产收入而起，叶龙为了报复、借款不还等做出了损害郭凯的虚假证词。5、利息计算错误。由于一审法院把40万元认定为共同收益，以致本金数额及利息计算时间及利率计算都是错误的。 刘波辩称：应驳回郭凯的上诉请求。郭凯与刘波在2017年底离开原工作单位后一起注册了公司进行创业。共同创业期间，郭凯与刘波之间的合作项目及分配情况，一审中刘波已向法庭提供了双方的短信记录，里面提到的八笔收入是与双方有关联的经济往来及合作项目收入。郭凯在上诉状中提到的其他项目，并非郭凯与刘波的合作项目，不在本案的审查范围。涉及合作项目其实就是短信中所提到的第三笔（何平20万元）、第五笔和第六笔是同一笔（做资产赚了50万元，也就是朱竹娟的50万元收入）、第七笔（何巧琴处收入30万元，其中10万已转给刘波）。第三笔收入双方没有争议，每人10万元。第七笔收入10万元就是2018年8月9日郭凯转给刘波的10万元。目前争议的就是第五笔和第六笔的50万元。该50万元的收入来源：2018年郭凯、刘波、叶龙三人合作做朱竹娟项目，该项目收入100万元，其中叶龙50万元，郭凯应得25万元，刘波应得25万元；收入去向：50万元中的30万元在范亚强处（其中15万元为利息，另15万元尚未退回），5万元在刘波处（2018年6月28日收到），15万元在郭凯处；分配原则：郭凯与刘波对于该项目的分配比例为各半，该事实有叶龙、朱竹娟出庭作证证明，与其他项目的分配情况能够互相印证。基于上述事实，在范亚强没有归还15万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判令刘波返还郭凯12.5万元是错误的。 范亚强陈述，与郭凯、刘波系朋友关系，各方合作较愉快。范亚强曾出借200万元给其二人购买股权，后因款项无法归还，双方达成股权抵债协议，并收取了30万元的利息。该30万元当时说好是还给刘波个人的，因为刘波对范亚强的公司帮助更大，且刘波和范亚强的关系更好，但是在协议中没有写的很明确。一审判决实际上要求刘波基于其并未拿到的钱而应向郭凯计付利息，不符合实际情况。刘波和范亚强之间互相信任，春节前后范亚强会把钱付给刘波。对郭凯与刘波之间资金往来，范亚强不是很了解的，只是知道都是对半分，具体的明细不清楚。 刘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有误。一审判决认定2018年5月12日转账给刘波的40万元系郭凯与刘波的共同收益是正确的，但另有两个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刘波于2018年5月23日转账出借给郭凯10万元，郭凯于2018年8月9日将10万元转账归还给刘波是错误的。刘波于2018年5月23日转账给郭凯的10万元并非是借款，该10万元原为双方约定的刘波的报酬。因郭凯舅妈急需用钱，双方商量先把这10万元拿回出借给郭凯舅妈，所以刘波在2018年5月23日将10万元转给郭凯，也正因为该款项与郭凯舅妈有关联，在刘波一审提供的证据4短信中载明“第六笔，……其中5万借给我舅妈”。郭凯于2018年8月9日转账给刘波的10万元并非是还款，该笔款项对应的是短信截屏“第七笔，从何那做司法，收入30万，其中10万转你，你未做什么事情，整个事情现在没做成。”刘波与郭凯合伙在何巧英处做了一笔业务，收入30万元，由于项目还没有全部完成，郭凯收款30万元后先支付给刘波10万元。2018年8月9日刘波收到的10万元就是何巧英业务中收入的10万元，而非郭凯的还款。如果认定该款项系还款，那么，郭凯欠刘波10万元业务费。2、一审判决以“郭凯、刘波及第三人已明确约定该款项由范亚强退回给刘波，因此，刘波应返还给郭凯的款项为12.5万元”错误。按照原判的逻辑，范亚强应退回的15万元归刘波个人所有，在范亚强没有退回15万元之前，先由刘波为范亚强垫付款项给郭凯，这一处理方法是错误的。郭凯在一审庭审中强调，由于资金从刘波账户出，所以资金收入也只能从刘波账户入，故协议约定范亚强将15万元退还给刘波，只是一种资金收回的渠道，而非是资金归属的约定。范亚强退还15万元，该款项也是刘波、郭凯的共同收益，而不是刘波的个人收益。在没有收到范亚强还款之前，刘波没有义务先行垫付款项给郭凯。二、一审判决应当驳回郭凯的诉讼请求。刘波与郭凯共同收益50万元，其中30万元在范亚强处(其中应退15万元)，郭凯占有15万元(刘波于2018年5月23日汇入的10万元，2018年6月28日朱竹娟汇入后的5万元)，刘波占有5万元(2018年6月28日朱竹娟汇入后的5万元)。按照上述计算，50万元扣除15万元应当支付给范亚强的利息，剩余35万元由刘波与郭凯各得17.5万元。郭凯已经获得15万元，尚欠2.5万元。该2.5万元在双方共同向范亚强追偿后再行支付。 郭凯辩称：第一，郭凯是朱竹娟项目收益100万元的收款人，按约定将其中的50万元给了叶龙，叶龙在一审中对此也认可，另外的50万元资金，双方产生纠纷，该50万元都应当归郭凯所有。第二，另30万元的10万元与刘波没有关系，也应当归郭凯所有，一审中郭凯提供证据进行了证明。第三，根据一审中刘波的陈述，2017年7月刘波和郭凯以各自亲属的名义成立玖玺公司，且各自持股50%，这是正确的。一审中刘波认为基于以上关系，双方对于所有收益各半享有，郭凯可以提供证据证明刘波收到210万元的收入没有分配，朱竹娟的100万元收益和另外的30万元（郭凯与叶龙做司法拍卖的收益）均与刘波无关。第四，刘波、郭凯之间存在五五分成仅针对玖玺公司，并非针对个人的资产，并且郭凯没有跟刘波签订任何其他收入50%分配的分配协议。 范亚强陈述：本案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但实际发生的是刘波和郭凯之间的利益关系，与股权转让没有关联。 郭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刘波返还32.5万元，利息2.6万元（按本金17万元从2018年5月13日起按年利率15%计算到起诉之日止，之后的利息按总金额32.5万元按年利率15%计算至清偿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7月20日，郭凯、刘波共同投资成立玖玺公司，各享有50%的股权，相应的股权由案外人于**、王能宇代持。2018年1月，郭凯、刘波与范亚强签订《借款协议》一份，约定：郭凯、刘波向范亚强借款200万元，借款年利率8.4%，款项汇入刘波账户。范亚强于2018年1月26日及1月29日分两次将200万元借款汇入刘波账户内。上述借款用于玖玺公司向案外人冯志英受让景德镇百特威尔新材料有限公司1%的股权。后郭凯、刘波双方共同合作了几个项目，所得收入双方各半分配。其中一个项目系郭凯、刘波及叶龙三人与朱竹娟合作，合作事项完成后，朱竹娟支付给三人报酬共计100万元，分别于2018年5月11日及6月28日转账80万元、20万元至郭凯账户。郭凯在收到上述款项的当日就将应分配给叶龙的一半支付给叶龙；2018年5月11日，郭凯还将其中的40万元转账给刘波；2018年6月28日将其中的5万元转账支付给刘波。刘波于2018年5月12日将其中的30万元支付给范亚强。另，刘波于2018年5月23日转账出借给郭凯10万元，郭凯于2018年8月9日将10万元转账归还给刘波。2019年12月13日，刘波、郭凯及范亚强签订《玖玺公司股权转让及债务抵销协议》一份，约定：鉴于1、刘波、郭凯于2018年1月26日向范亚强借款人民币200万元（详见范亚强与郭凯、刘波签订的《借款协议》）；2、刘波、郭凯将这200万元的借款，借给玖玺公司用于购买冯志英所持有的景德镇百特威尔新材料有限公司1%的股权，并已完成股权变更及交割手续；3、玖玺公司由王能兴、于**认缴出资成立（未实际出资），实际控制人为郭凯、刘波，详见《股权代持协议》作为本协议的附件，郭凯、刘波有权签署有关文件。……4、经范亚强、郭凯、刘波三方协商一致，同意将玖玺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范亚强，范亚强应付股权转让款（债务）以其应收郭凯、刘波200万元借款（债权）抵销；……关于刘波于2018年5月12日向范亚强支付了人民币30万元的借款利息，在玖玺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后15日内，退还刘波人民币15万元的借款利息。股权变更登记至范亚强名下后，郭凯、刘波欠范亚强的200万元债务归于消灭。玖玺公司欠郭凯、刘波的200万元债务向范亚强即归还。另查明，2019年12月27日，玖玺公司完成上述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一审法院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郭凯于2018年5月12日转账支付给刘波的40万元款项的归属问题。郭凯主张该40万元款项系其所有，其交付给刘波是让刘波归还其二人向范亚强的借款；刘波主张该40万元系双方共同的收益，用于支付其二人合作项目的共同成本（其中30万元作为支付范亚强的利息、10万元系刘波的报酬）。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该40万元系朱竹娟支付给郭凯、刘波及叶龙的第一笔报酬款的一半，根据双方各占50%股份合作投资设立玖玺公司及合作项目利润五五分成的惯例（从郭凯发送给刘波的短信可以认定）等法庭调查的事实，可以认定该40万元的款项为双方共同收益且郭凯、刘波各享有20万元；郭凯在2018年6月28日第二次收到朱竹娟支付的报酬款后当即转账给刘波5万元也可以印证该事实；郭凯将该40万元转给刘波系为了归还两人所欠范亚强的借款；另外，范亚强交付借款的时间是2018年1月26日及1月29日，年利率为8.4%，一整年的利息也仅为168000元，因此，刘波主张其在2018年5月12日支付给范亚强的30万元为利息、余下10万元为刘波本人报酬的说法，不予认可。综上，一审法院认为，该40万元款项应由郭凯、刘波各半享有，但因其中的30万元已支付给范亚强，但范亚强同意退还15万元，故该笔款项中剩下25万元由郭凯、刘波各半享有；虽刘波及范亚强均陈述该15万元目前尚未退还，但郭凯、刘波及范亚强已明确约定该款项由范亚强退回给刘波，因此，刘波应返还给郭凯的款项为12.5万元。关于郭凯所主张的利息，一审法院认为，40万元中的10万元郭凯交付给刘波后，刘波没有用于还款，因此，其中5万元款项的利息可从2018年5月13日开始计算，其余7.5万元因范亚强尚未退还，但刘波也未及时向范亚强主张，故从范亚强应退还的次日（即2020年1月12日）起开始计算；郭凯主张按年利率15%计算利息缺乏依据，一审法院按市场贷款利率予以计算。范亚强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依法可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刘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郭凯12.5万元及利息（其中5万元从2018年5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2019年8月19日止，之后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其中7.5万元从2020年1月12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郭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83元，由郭凯负担2038元，由刘波负担1245元。 二审中，郭凯提交证据如下（经补充提交）： 证据一、案件详情打印件四页、昆山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一份（1801号），证明叶龙跟郭凯存有经济纠纷，故叶龙在一审中所作的证言不应当被采信。证据二、手机短信聊天记录打印件17页，证明从2020年1月20日始至2020年4月29日，刘波多次确认，在朱竹娟资产交易完成产生的佣金50万元中的5万元为刘波收益。证据三、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7页（刘波发给郭凯），证明2018年8月9日刘波收到10万元款项，刘波错误地认为该10万元与朱竹娟资产收购相关；刘波也非常清楚地表示，对何巧英司法拍卖的事不知情，未参与。证据四、买方书面证明一份，证明买方公司只委托郭凯操作朱竹娟资产代购事宜，整个收购过程没让刘波参与，前期谈判完成后的工商、税务、会计事务所对接等工作由何巧英与郑利利完成，没有允许刘波参与。证据五、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1页，证明2019年10月18日，刘波提到区块链项目收入210万元，另外留有90台服务器。 刘波质证：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案中郭凯起诉的是叶军，叶龙作为共同参与项目的人员，知道三人合作项目过程中的相关事宜，具有证人的资格，且长期合作使叶龙知道郭凯与刘波之间收益对半分成的事实。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刘波在短信中并未确认应得收益只有5万元，相反，刘波在短信中主张的是一半的收益，只是刘波在当时的短信中确认实际获得的收益只有5万元。对证据三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无法达到郭凯的证明目的。2018年8月9日的10万元，是郭凯发给刘波短信提及的2018年收入的第七笔，属于双方共同从何巧英处获得的30万元中的10万元，刘波自始至终参与了何巧英项目。证据四的三性均有异议，证据形式上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询，该证据不符合形式要求。证据五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郭凯与刘波的合作项目在短信中已经提到，总共只有八笔，区块链是刘波个人项目，与郭凯无关。 范亚强与刘波质证意见一致。 刘波提供证据如下： 证据一、电子银行回单一页。证明何巧琴的财务人员楼敏将30万元业务费支付给叶龙的朋友华美萍的事实。证据二、汇款回单、账单详情共6页。证明黄美萍将30万元业务费分6笔支付给郭凯的事实，该30万元为短信截屏第7笔的“收入30万”，也就是郭凯提及叶龙30万元给郭凯，2018年7月19日叶龙转给郭凯，2018年8月9日郭凯将其中的10万元转给刘波的事实。 郭凯质证：对证据一、二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30万元与刘波无关。 范亚强质证：没有意见。 本院认证意见：对于郭凯提交的证据一、二、三，刘波、范亚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郭凯提交的证据四属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不符合证据要件，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郭凯提交的证据五，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其证明力不予以确认。刘波提交的证据，郭凯、范亚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除“另，刘波于2018年5月23日转账出借给郭凯10万元，郭凯于2018年8月9日将10万元转账归还给刘波”外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8年5月23日刘波向郭凯转账10万元。2018年8月9日郭凯向刘波转账10万元。2020年1月20日，郭凯向刘波发送手机短信“2018年收入：第一笔……第三笔，何平收入20万，每人10万，你接的业务，一起洽谈，我主做。第四笔……第五笔，做资产赚了50万，你没做什么事情（除了倒数第二次我带你去一起吃晚饭）第六笔，50万中，30万你多次向我提出转给范，现预计收回15万，损失的钱我认栽，剩余你收取了5万，我拿15万，其中5万借给我舅妈。第七笔，从何那做司法，收入30万，其中10万赚（转）你，你未做什么事情，整个事情现在没做成。第八笔……，每笔账目你都可以查，也可以对账目。……”，郭凯明确其于2018年8月9日向刘波转账的10万元即是向刘波支付第七笔收入中款项。2021年1月18日，范亚强向刘波转账汇付了《玖玺公司股权转让及债务抵销协议》中约定的应退还的借款利息15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系郭凯与刘波之间关于收益如何分配问题产生的纠纷，本院依法将案由变更为合同纠纷。郭凯针对其于2018年5月11日转账给刘波的40万元款项向刘波主张权利，双方实质系对于朱竹娟项目收益在其与刘波之间应如何分配的问题发生争议。郭凯主张其与叶龙完成朱竹娟项目后共计获得收益100万元，叶龙50万元，其50万元，刘波未参与朱竹娟项目，不应取得相关收益；而刘波主张其与郭凯对于朱竹娟项目所获收益应五五分成。针对双方诉辩主张，本院评析如下： 一、郭凯与刘波对于朱竹娟项目收益是否应按五五比例分成。首先，从郭凯收到朱竹娟项目收益后款项汇付情况分析：2018年5月11日，郭凯收到80万元后即向叶龙汇款40万元，向刘波汇款40万元，刘波在收到款项后向范亚强汇款30万元用于归还其与郭凯共同向范亚强的部分借款本息；2018年6月28日，郭凯收到剩余20万元后，扣除应由叶龙收取的10万元，即向刘波汇付5万元。该5万元郭凯虽主张系对于刘波的友情资助，但缺乏事实依据，刘波亦未予认可，刘波主张系郭凯支付其朱竹娟项目的收益款更具可能性，即郭凯在收到20万元后按其与叶龙、刘波之间的分成比例进行处置，叶龙10万元，其本人5万元，刘波5万元。其次，朱竹娟系项目当事人，其对项目运营人员应是清楚的，其在一审中陈述涉案项目系由叶龙、郭凯、刘波三人一起做的。叶龙虽与郭凯存在经济纠纷，但其作为项目的实际参与者之一，对郭凯、刘波之间就涉案项目的操作应是知晓的，而且结合朱竹娟的证言及郭凯收到款项向刘波的转账行为，一审法院对叶龙的证言予以采信，并无不当。根据朱竹娟、叶龙的证言，亦能证明刘波参与了该项目的操作，郭凯主张朱竹娟项目与刘波无关，不能成立。再次，2020年1月20日，郭凯向刘波发送短信就2018年的收入进行陈述，将朱竹娟项目的收益在第五笔、第六笔进行明确，并在最后郭凯说“每笔账目你都可以查，也可以对账目”，若朱竹娟项目与刘波无关，郭凯亦无必要与刘波算账。综上分析，郭凯主张刘波不应享有朱竹娟项目的收益，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因郭凯与刘波未就朱竹娟项目收益的分成形成书面依据，结合双方系共同参与，且郭凯向刘波汇付收益的情况，对于刘波主张双方系按五五比例分成，予以采信。 二、郭凯或刘波从朱竹娟项目中所获收益50万元持有现状应如何认定及如何处理。首先应明确2018年5月23日刘波向郭凯转账10万元与2018年8月9日郭凯向刘波转账10万元款项的性质。郭凯主张两笔款项系借款与还款的关系，二者已相互抵销；刘波主张2018年5月12日其收到郭凯的40万元后向范亚强支付了30万元，剩余10万元在郭凯的请求下于5月23日转回给郭凯，而8月9日的10万元系郭凯向其支付短信中第七笔收益，并非借款与还款。二审审理过程中，郭凯也明确2018年8月9日的10万元系用于支付短信中提到的第七笔收益，即该笔10万元并非归还借款，亦与本案处理的款项无关。2018年5月23日的10万元已由郭凯持有，刘波亦明确其不再就其中应属于其收益的5万元主张权利，故应认定刘波收到的40万元中30万元已支付给范亚强，10万元返回给郭凯。结合郭凯、刘波、范亚强签订的《玖玺公司股权转让及债务抵销协议》约定，刘波已于2021年1月18日收到范亚强退还的借款利息15万元。则朱竹娟处的收益50万元，在扣除支付的利息15万元后，持有现状为郭凯持有15万元、刘波持有20万元。根据五五分成比例，刘波应向郭凯支付2.5万元。 另，因范亚强处的借款系郭凯与刘波二人共同所借，实际支付的利息15万元亦来源于郭凯与刘波的共同收益，郭凯关于应由刘波向其支付其中7.5万元的主张，不能成立。刘波与郭凯均系15万元借款利息退还的债权人，仅约定收款人为刘波，刘波与郭凯均有权向范亚强主张，郭凯要求刘波承担因范亚强逾期付款产生的利息损失，有违公平原则。但刘波在收到范亚强的款项后应及时向郭凯返还，逾期则应向郭凯承担资金占用损失。综上，郭凯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刘波的上诉主张部分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对相应的上诉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20）浙0782民初3781号民事判决； 二、刘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郭凯款项25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损失（自2021年1月19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 三、驳回郭凯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283元（已减半收取），由郭凯负担3049元，刘波负担23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599元，由郭凯负担4076元，刘波负担52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楼 俊 审 判 员  胡 照 审 判 员  周俊梅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代书记员  徐锴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