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11民初6406号 原告：李元洪，男，1964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卫平，杭州市富阳区新登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马弓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马弓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N23301110536974971。 法定代表人：王健鸿，社长。 被告：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马弓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马弓村。 法定代表人：王健鸿，主任。 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根强，杭州市富阳区新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李元洪与被告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马弓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下称马弓村经合社）、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马弓村村民委员会（下称马弓村村委会）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2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1月4日、1月22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李元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卫平，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根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元洪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赔偿因未经原告李元洪同意擅自将其承包山林列为生态公益林导致无法收益损失30万元；2、判令两被告归还承包款保证金2万元；3、判令两被告立即返还上级政府发放的生态公益林补助款6万元；4、本案受理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李元洪于2003年3月1日与被告马弓村经合社草签了《山林承包合同》。由原告李元洪实际承包了被告马弓村经合社位于富阳区××镇××村××村山林，原告李元洪按约定缴纳了承包款和承包保证金。此后，双方至2007年7月4日补签了《山林承包合同完善》一份，约定由原告李元洪承包位于××村××亩，承包期限为15年，即2003年3月1日起至2018年2月30日止。合同约定承包款投标时一次性交清10年即90600元，后五年于2007年7月4日付清，承包时缴承包款2万元等合同权利义务等内容。合同订立后，原告李元洪严格履约，按期缴纳承包款和押金。但自原告李元洪和被告马弓村经合社补签了《山林承包合同完善》后，两被告未经原告李元洪同意擅自将原告李元洪所有的山林承包范围全部申请列入了省级生态公益林，而被封山禁止砍伐，直接导致原告李元洪在缴纳了所有山林承包款和辛勤培育管理后，无法申请砍伐审批，由于山林承包合同尚在有效期内，原告李元洪自2003年3月1日开始承包至合同期满后至今，原告李元洪一直承担着管理培育和看山护林的责任，原告李元洪至今没有对承包山林获得任何收益。合同补签完善后，从2004年开始直到起诉前，省政府对国家级和省级公益林补偿规定向两被告发放了补偿资金，但由于该补偿资金在合同内没有约定，两被告一直对原告李元洪进行隐瞒，原告李元洪多次找到两被告要求处理，但两被告既不终止合同归还承包款，又不返还公益林补偿款，对于承包山林因列入生态公益林无法获得砍伐收益的损失亦不表态，一直拖延。期间，原告李元洪多次与两被告沟通，甚至向新登镇政府反映，后两被告仅仅返还了部分生态公益林补偿款，对其余补偿金至今由两被告占用。为维护原告李元洪的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 两被告庭审答辩称：对双方于2003年3月1日签订《山林承包合同》、2007年7月4日补签《山林承包合同完善》的事实没有异议。合同签订后，因省级、区级政府规划，原告李元洪承包经营的山林逐步纳入生态公益林，划入公益林部分由原告李元洪按公益林的相关规定经营，未纳入公益林部分则与原来一样经营。对纳入公益林的补助款在合同中已明确约定，被告方也已依合同约定如数将原告李元洪应得的补助款发放给了原告李元洪。另需说明承包款90600元是由一个叫周光荣缴纳的。原告李元洪的第一项、第三项诉请没有依据，公益林不是两被告申请的，而是上级部门根据规划而设立，不是两被告的违约行为。另外变为公益林后，山林是可以继续经营的，相关损失由国家补助，由补助款进行弥补，被告方也已将补助款根据合同约定如数全部发放给原告李元洪。关于保证金，应审查是否为原告李元洪所缴，再来确定是否应返还。 原告李元洪为证明其诉称事实，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山林承包合同、山林承包合同完善各1份，以证明原告李元洪承包山林约定合同权利义务的事实。 2、收款收据3份、情况说明1份，以证明原告李元洪向被告马弓村经合社缴纳承包款押金和承包款的事实。 3、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马弓村重点公益林分布图1份，以证明原告李元洪向两被告承包的所有山林被列入生态公益林的事实和列入生态公益林后封山育林和禁止砍伐的事实。 4、《浙江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办法》（浙财建【2019】10号）1份，以证明被列入生态公益林的补助资金发放管理办法对依法签订了承包、租赁等流转合同的公益林的补偿资金的收益办法的事实。 5、马弓村现金、银行存款收支逐笔公开表，以证明两被告仅返还原告李元洪部分生态公益林补助金的事实。 6、补助资金-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网络截图1份，以证明原告李元洪通过查询获知的部分公益林数额的事实。 7、函告、信函收据、邮件交寄单各1份，以证明原告李元洪通过书面方式向被告方交涉并由被告法定代表人实际签收的事实。 8、收条4份，以证明原告李元洪在承包期内培育毛竹，雇工开挖承包山花费工资342300元的事实。 9、收款收据、收款单、修路清单等18份，以证明原告李元洪在承包期内雇佣挖机施工修建林道花费159900元的事实。 10、林道照片，以证明原告李元洪在承包期内修建林道的事实。 11、周志田出具的情况说明1份，以证明山林承包合同完善中第六条第7款存在打印错误，实际应为“合同期满，双方共同抽样选择地点调查核实，按合同超出无偿归承包方所有，承包方少于合同数，押金扣除，并补足合同数量，如少于合同留山基数由承包方最高赔偿2万元”。 两被告为支持其抗辩，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李元洪生态公益林补助计算清单、转账存根1份，以证明原告李元洪承包山林公益林及补助明细以及被告方已经支付公益林补助款123464.6元的事实。 2、公章使用情况登记表1份，以证明在2017年和2018年原告李元洪申请审批进行木采伐的事实。 3、公益林亩数登记情况1份，以证明被划入生态公益林的具体亩数情况。 本院依职权调取证据：对周光荣所作询问笔录各1份。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认证如下： 原告李元洪提交的证据1、4、5、7，两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证据2，两被告对收款收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周光荣缴纳款项的关联性认为需进一步核实，对情况说明认为由法庭核实。对证据3，两被告对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是被告方将原告李元洪承包山林列入生态公益林，以及列入生态公益林后禁止砍伐的事实。对证据6，两被告认为截图的原始载体及网络，即便真实，关联性也有异议，认为马弓村被列入生态公益林的不仅仅是案涉山林。对证据8，两被告认为证据形式属证人证人，对真实性存疑，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9，两被告认为证据属证人证言，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10，两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林道并不完全是由原告李元洪修建。对证据11，两被告认为属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签订合同被告方的经办人是徐丽亚，周志田没有出具情况说明的资格，本案中山林承包合同与山林承包合同完善相关内容是一致的，不存在打印笔误。经审核，本院认为：证据2中收款收据具真实性，经本院对周光荣核实，其确认由其缴纳的承包款90600元及押金20000元系代原告李元洪所缴，故对证据2本院予以认定。证据3，系有关浙江省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与本案具关联性，本案中予采用。对证据6，系截图，其内容与本案是否关联性，本院无法确定，故该证据不予认定。证据8、9、10，本院无法确认真实性及关联性，故不予认定。证据11，“周志田”出具的情况说明系证人证言，证人未到庭作证，即便证人所述与情况说明内容一致，亦不足证明“合同期满，双方共同抽样选择地点调查核实，按合同超出无偿归发包方所有……”中“发包方”应为“承包方”系笔误的事实。 两被告提交的证据1，原告李元洪对真实性没有异议，收到123464.6元款项无异议，但对补助原告李元洪的数额有异议，认为所有补助款都应有原告李元洪享有。对证据2，原告李元洪认为需核实。对证据3，原告李元洪认为需核实。经审核，本院认为证据1具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证据2，无法确定其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定。证据3，该证据系划入生态公益林的具体亩数情况记载，另根据原告李元洪庭审中陈述另有80多亩山林2013年调出用来造地，因此可确定证据3具真实性，可确定原告李元洪承包的山林中有1283亩已划为生态公益林的事实。 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原、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用。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法庭调查，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1、2003年3月，原告李元洪向被告马弓村经合社承包了1370亩山林。2003年3月3日原告李元洪向被告马弓村经合社缴纳了10年承包款计90600元和承包押金20000元。2003年4月21日，双方就相关底数共同进行了测量和确认。2007年7月4日，原告李元洪与被告马弓村经合社签订《山林承包合同完善》，约定原告李元洪向被告马弓村经合社承包甘坎坞山林，面积1370亩；承包期限15年，自2003年3月1日起至2018年2月30日止；现有树材积80立方米，其中：杉树50立方米，松树20立方米，其它杂树10立方米，合同终止时材积按比例翻一倍；毛竹面积946.5亩，每亩45支，计42593支,平均每支24市斤，计1022232斤，合同期满提升至8寸，每支33斤，合计1405569斤；投标时一次性交清10年承包款90600元，后5年承包款经协商于2007年7月4日支付；承包时交押金20000元，15年承包期满，根据山林情况，达到合同标准，归还押金，少于合同数押金归发包方所有，并且补足合同数；承包期内，上级有关部门按政策规定列入项目，补助款一年内1万元归承包方，超1万元双方各得50%;山脚现有茶园承包方管理、采收、保护原有面积；树、竹、杂树承包方必须申请，村及上级有关部门批准采伐以后，方可采伐，一切税金等费用由承包方负担；合同期满，双方共同抽样选择地点调查核实，按合同超出无偿归发包方所有，承包方少于合同数，押金扣除，并补足合同数量。如超出归不基数最高赔偿2万元。2007年12月4日，原告李元洪向被告马弓村经合社缴纳了2014年2月至2018年2月止承包款50000元。 2、庭审中，原告李元洪陈述其在2013年审批砍伐时被告知承包山林已划为生态公益林，不能审批。经了解，其承包的山林于2004年8、9月份划为生态公益林，最初并不是被告方划入的，而是由“甘坎村”划入的，2007年前的生态公益林补助由“甘坎村”拿走了。2007年“甘坎村”并入马弓村，123464.6元补助款是被告方支付的。 3、根据两被告提供的李元洪生态公益林补助计算清单显示，2007年至2015年原告李元洪承包山林中有790亩列入生态公益林，2016年又新增生态公益林493亩，至2016年原告李元洪承包山林中共有1283亩被列入生态公益林。2007年至2017年期间，被告方收到案涉生态公益林补助款分别为5254元、6025元、7605元、7605元、8119元、8119元、9661元、11774元、12545元、33358元、33358元，2018年1至2月，对应补助款为5558.6元。被告方已支付原告李元洪补助款为123464.6元。另庭审中，两被告表示愿意退还原告李元洪承包押金20000元。 本院认为，原告李元洪与被告马弓村经合社签订《山林承包合同完善》，意思表示真实，内容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根据《浙江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补偿性支出是指用于对因认定为公益林，禁止商业性采伐而造成公益林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收益损失的经济补偿。其补偿对象分别为：……（三）依法签订了承包、租赁等流转合同（或协议）的公益林，在合同（或协议）有效期内，合同（或协议）中已明确约定补偿受益人的，补偿对象为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益人；合同（或协议）中没有明确约定补偿受益人的，合同双方应协商确定补偿对象及相应份额，并签订补充合同（或协议）。《浙江省公益林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分别对公益林林木的抚育和更新性质采伐作了相关规定。原告李元洪承包的山林包括木材林、毛竹林、茶园，根据现有证据表明，原告李元洪承包的山林2007年至2015年列入生态公益林为790亩，2016年增至1283亩，期间造成原告李元洪在承包期内列入公益林部分限制采伐强度的损失，对此被告方已按《山林承包合同完善》第五条第一款“承包期内，上级有关部门按政策规定列入项目，补助款一年内1万元归承包方，超1万元双方各得50%”的约定向原告李元洪支付了123464.6元补助款作为补偿，故因禁止商业性采伐而造成的损失已经得到了补偿，其要求赔偿无法收益损失的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原告李元洪认为其承包山林被列入公益林的时间为2004年，2007年之前公益林补助款由“甘坎村”领取，两被告表示2007年之前情况不清楚，亦无法查找到相关材料。故2007年之前原告李元洪承包山林是否列入公益林以及公益林补助款发放、领取情况本案中无法予以查清，对此原告李元洪可另行主张权利。其要求两被告返还生态公益林补助款6万元的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庭审中，两被告表示愿意返还原告李元洪缴纳的承包押金2万元，本院予以认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马弓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马弓村村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李元洪押金20000元。 二、驳回原告李元洪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7000元，减半收取计3500元，由原告李元洪负担3316元，被告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马弓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马弓村村民委员会负担184元。 原告李元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两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韩 辉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代书记员  周伶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