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民终26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献存，男，1970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德海，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琦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海盐县大桥新区西塘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246605818833。法定代表人：包哲莹，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赛赛，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玉领，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献存与上诉人琦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琦洲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海盐县人民法院（2019）浙0424民初44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2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宁建龙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黄阁、王浩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1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陈献存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德海、琦洲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赛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诉讼过程中，经双方当事人申请，本院给予双方当事人庭外和解期限两个月。陈献存上诉请求：查明事实后改判支持陈献存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第一部分、本案采用抵销结算未确定抵销时间导致判决显失公平。其一，错误结果导致应当收款的陈献存反而需要支付琦洲公司利息300多万元。依照本案判决确认琦洲公司应当支付陈献存挂靠收益735万元及2017年6月1日之后的利息。但根据已经生效的3个判决，陈献存应当支付琦洲公司货款633万元及6-8年的利息、延期履行罚息，仅利息就400多万元。本来琦洲公司欠陈献存挂靠收益100多万元，最后陈献存反而欠琦洲公司利息300多万元。其二，导致判决显失公平的原因是一审判决在《双方款项计算清单》中采用抵销方式结算时没有确定抵销的具体时间，导致3份已经生效的判决中的利息在抵销后连续计算至今。其三，一审判决按照外部合同款-内部合同款-其他费用=琦洲公司应付款的抵销结算方式，但是没有确定抵销的具体时间。同时3份已生效判决确定了利息支付时间，这必然导致陈献存已经实际支付的款项因为生效判决仍然在支付利息的错误结果。本案的核心问题是双方约定通过抵销方式结算是否有效、一定时间后总结算的结算方式是否有效。陈献存认为，该结算方式应属抵销约定，从双方交易习惯及对账单来看，双方均认可该抵销方式。一审法院不予认可抵销方式，是导致案件显失公平的根本原因。第二部分、一审认定利息计算时间不当。双方没有约定结算时间，琦洲公司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支付陈献存挂靠收益。将2011-2014年的合同欠款利息结算时间确定在2017年6月1日作为利息起算点，没有依据。第三部分、关于一审逾期利息损失足以弥补陈献存的损失，是错误的。前面的三案中，也判决陈献存需要支付利息，从三案情况来看，如果按照一审判决，陈献存损失1193961元。第四部分、本案认定事实部分错误。其一，本案认定琦洲公司支付陈献存10万元承兑汇票错误。双方接收承兑汇票，付款等都有收据和承兑汇票复印件签收作为凭证。现在琦洲公司仅拿出承兑汇票签收凭证作为依据显然会导致双方承兑汇票不能一一对应。何况在《2011.1.1-2014.3.31》对账单中并没有该笔收款。一审判决仅凭承兑汇票签收情况进行认定显然不当。经陈献存确认，该笔款项是琦洲公司支付西门代购的10万元货款。其二，一审认定15.75万元现金陈献存收到，是错误的。本案15.75万元现金系双方为规避刑事责任做的虚假收据，该事实已经被（2019)浙04民再10号判决认定。同时，陈献存提供的证据也证明陈献存当时不在琦洲公司，不可能收取该笔现金。而且该收据在2013年9月13日仍然在陈献存手上，2013年3月13日支付现金显然与事实不符。更重要的是，琦洲公司不能提供支付现金的财务凭证。其三，一审认定东光公司扣除的19.2247万元应当由陈献存承担，是错误的。陈献存与琦洲公司内部合同《产品购销合同》第7条约定，电流互感器应当使用的是“大连一互”，与外部技术合同一致，是琦洲公司未经陈献存同意和知晓，将互感器更换为上海泰成。也即内部合同琦洲公司欺骗陈献存更换互感器厂家，其内部合同也应当扣除差价192247元。东光发现后，扣减192247元，是琦洲公司欺诈行为造成，不应在陈献存收益中扣除该款。该笔扣款其实是琦洲公司通过欺诈手段获得的合同之外的不当利益。其四，一审未认定铜排采购款、套管采购款，系错误的。陈献存已经提供证据证明琦洲公司所发铜排数量不足，所以发生铜排采购；套管采购是因为琦洲公司发货错误，有双方函件证明；所以一审就该问题不予认定显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其五，一审未认定邦力公司合同19.39万元优惠款不当。由于双方分处两地，来往都是靠邮件和传真，陈献存已经提供传真件作为证据，一审法院不予认定显然不当。在开庭过程中，陈献存认为利息起算点应该定在2014年4月14日，当时琦洲公司向陈献存发送了对账单。琦洲公司辩称：首先，针对利息计算问题。本案琦洲公司和陈献存不存在内外合同差价的结算。在2014年4月双方并没有进行对账和结算。琦洲公司起诉陈献存，总共有三个案件，也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但至今三个案件高达八百多万元的货款本金以及相应的利息都没有执行到位。所以起算时间自2014年4月是错误的，双方经过对账结算也是完全违背事实的。具体按照琦洲公司的计算来看，根本不欠陈献存相应的内部差价款，所以不存在利息一说。其次，关于事实认定错误。第一笔15.75万元，琦洲公司认为结合陈献存在公安的笔录，结合生效判决，可以认定陈献存是琦洲公司业务员，其可以取得内部5%的业务提成。故该笔费用应当是计算在琦洲公司支付给陈献存的款项当中。第二笔10万元也属于琦洲公司支付给陈献存的费用。第三笔东光公司扣除的费用，至于与该笔费用有关的风险承担问题，琦洲公司在上诉事实和理由里进行了详细阐述。所有合同对外所承担的风险，全部都是由琦洲公司承担，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发生了更换一些主要的元器件所引起的客户索赔，也是由琦洲公司承担，那么相应整个合同履行当中所获得的收益也应由琦洲公司享有。琦洲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陈献存的诉讼请求，并重新确定诉讼费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陈献存与琦洲公司签订过加工定作合同、产品购销合同，是错误的。一审判决没有认定涉及邦力、永顺、红旗、国义公司业务项下的合同，就不存在所谓的合同编号。己有的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琦洲公司依据其分别与永顺、红旗、邦力公司的合同向永顺、红旗、邦力公司交货，不是向陈献存履行交货义务。陈献存在合同、发货清单中载明的身份是代理人或联系人而不是定作方或买受人。陈献存与琦洲公司之间是业务或代理关系。一审判决认定陈献存与琦洲公司签订涉及弘也、国义、境界、东光公司业务项下的合同的事实，没有真实合法的证据支持。庭审中，陈献存提供的涉及弘也、国义、境界、东光公司业务项下的合同均是复印件且证据来源不明。陈献存提供的通过电子邮件签订的涉及国义公司业务项下的合同，合同中的需方不是陈献存签名，而是由他人伪造，合同上的供方琦洲公司公章来源不清。合同虽通过×××＠163.ｃｏｍ邮箱发送，但该邮箱并非琦洲公司专用注册邮箱。陈献存提供的涉及永顺、红旗、邦力、弘也、国义、境界、东光公司业务项下的合同不具有真实性。发货清单和陈献存2011.1.1-2014.3.1对账单无法印证陈献存与琦洲公司存在内部合同的事实。二、一审判决依据（2019）浙04民再10号案件认定双方之间签订过加工定作合同、产品购销合同，是错误。（2019）浙04民再10号民事判决违反证据规则认定陈献存与琦洲公司签订涉及弘也、国义、境界、东光公司业务项下的合同。该案中，陈献存提供的涉及弘也、国义、境界公司业务项下合同均为复印件，琦洲公司对证据三性提出异议。该案不按照证据规则认定事实，而是依照法官主观分析与阐述意见认定事实。其一，陈献存与琦洲公司在2010年12月31日前存在何种交易模式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琦洲公司在庭审中向法庭提供陈献存2011年1月1日之后在古冶公安的询问笔录。陈献存确认与琦洲公司的关系是按业务交易金额提取5%的业务费。琦洲公司提供陈献存的业务费收据，证明永顺公司业务按5%提取业务费。琦洲公司提供陈献存在河北省玉田法院的庭审证言，确认陈献存与琦洲公司之间是提取业务费的关系。琦洲公司提供海盐县人民法院（2017）浙0424民初601号判决。该判决认定陈献存在外推销琦洲公司产品，和客户联系好后，由客户与琦洲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做成买卖后，琦洲公司按5%的销售额给付业务费，该案上诉后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4民终1600号民事判决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该案再审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民再106号民事判决对一审、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其二，2010年12月31日以前加工定作合同使用的合同章与2011年1月1日以后的加工定作合同、产品购销合同的合同章未经司法鉴定，无法确认合同章相一致。陈献存提供的合同均为复印件，在技术上没有鉴定价值。庭审中，琦洲公司提供了陈献存在上海浦东法院、河北玉田法院的庭审笔录。陈献存在上海浦东法院的庭审笔录中陈述2014年4月己将一套公章归还琦洲公司。陈献存在河北玉田法院的庭审笔录中确认2015年还持有一套琦洲公司公章，并提供了情况证明和持有的一套公章印模。陈献存持有至少二套以上琦洲公司公章的事实一清二楚。其三，琦洲公司支付给陈献存的部分运费属于垫付性质。双方没有就运费进行结算，陈献存未提供运费发票无法进入财务做账。其四，陈献存在古冶公安有五份笔录。陈献存作为证人在询问笔录中承认向张合营行贿10万元，而作为犯罪嫌疑人在讯问笔录中供述给付张合营10万元借款，否认行贿10万元。陈献存在讯问中不承认涉嫌犯罪，所谓的规避刑事责任没有任何合理性。三、既有生效法律文书己经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作出认定，两者之间认定事实存在抵触和冲突，应以既有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为准。2018年4月11日，东光法院作出（2017）冀0923民初1714号民事判决，认定陈献存持有琦洲公司合同章，故该合同的盖章不能证明是琦洲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该合同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并驳回了陈献存要求确认与琦洲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诉讼请求。该案二审驳回陈献存的上诉请求。2017年7月10日海盐县人民法院（2017）浙0424民初601号民事判决对邦力公司业务项下的加工定作合同、配置清单、运费收据、承诺书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该案的二审、再审均确认了相关事实。四、即使一审判决认定陈献存主张的加工定作合同事实成立，陈献存主张的所谓差价由其获取也不具备合理性、合法性。本案涉及东光公司合同所附技术协议要求7台断路器为施耐德宝光牌、电流互感器为大连第一互感器品牌，而实际配置的断路器为陕西宝鼎牌、实际配置的互感器为上海泰成品牌。涉及邦力公司合同所附技术协议要求的电流互感器为大连第一互感器品牌，实际配置的互感器为上海泰成品牌。其它项目合同也均有此类降低品牌配置的情况。因陈献存本身也从事上海泰成互感器、陕西宝鼎断路器的销售，这样的更改是陈献存向琦洲公司提出，也是为了陈献存自身获得更多利益。本案涉及的项目成交价均通过招投标方式产生，如果按东光、邦力公司等客户技术协议要求的配置履行合同不会存在较大差价，只有通过优化设计和降低元器件品牌配置才可能产生巨额差价（或利润）。这本是行业公开的秘密，关键是降低了品牌配置要能够通过验收并承担因此发生事故后对方的追责和赔偿要求。2010年12月之前的上海琦洲公司和琦洲公司是与河北四通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通公司）履行加工合同，四通公司实际履行最终客户的合同，四通公司承担降低品牌配置所发生的包括验收、售后服务、被索赔等所有风险和责任。本案涉及的项目均由琦洲公司对技术方案进行优化，琦洲公司承担降低品牌配置后的验收、售后服务、被索赔等所有风险和责任。本案涉及的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供给东光公司的设备验收几次通不过，进而发生索赔和艰苦谈判形成会议纪要、诉讼，供给国义公司的设备发生爆炸产生部分设备重新制造、国义公司拒付尾款、诉讼、索赔等事项。这些足以说明琦洲公司为搏取合同差价承担了更改合同技术协议带来的所有风险。五、陈献存自2011年开始以代理人身份截取琦洲公司应收弘也公司全部货款，邦力公司、东光公司、永顺公司、国义公司、境界公司部分货款，迄今总计截取货款756.287万元拒绝返还。而一审判决琦洲公司向陈献存支付差价利息损失，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在诉讼中，琦洲公司补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一审错误认定了陈献存与琦洲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与结算方式。本案所涉阶段，陈献存与琦洲公司系委托销售关系，双方不存在一审认定的交易模式。其一，内部合同并不符合交易实际，存在履行不能。内部合同约定了技术要求，图纸由需方陈献存提供，但本案中所有的技术要求、图纸都是外部购销合同的客户提供。如果按照陈献存所谓的技术要求和图纸，交付的产品是不一样的。琦洲公司的货物直接交付外部客户，陈献存支付的是外部客户的货款，其仅仅作为代理人转交。加工定作合同的形成及内容均存在很多疑点。其二，内外合同差价由谁享有，实质是销售利润由谁享有的问题。本案中货物是琦洲公司提供，售后维保是琦洲公司做的，产品质量风险是琦洲公司承担的，如果认为陈献存享有差价，那么巨大的风险应由陈献存承担。按照一审法院认定，内外合同差额为1173.6万元，该价格包括了增值税纳税项目等各种税费，占差额部分的37%，陈献存所谓的合同约定的10%、12%的税费，与实际情况不符。案涉货物为电力设备，需要相应的生产销售资源，项目需要进行招投标，陈献存仅仅提供了销售渠道、增加了销售机会，琦洲公司不可能倒亏25%-27%的税费让陈献存挂靠，还不收取管理费。其三，陈献存自认系琦洲公司的销售员、业务员、经销商，拿业务提成。古冶公安局的讯问笔录、玉田法院的判决都可以证明此点。其四，已有多个生效判决认定双方系委托关系。二、一审存在计算错误。其一，东光公司所涉部分款项已由东光法院、沧州法院审理，生效判决认定陈献存与琦洲公司之间不存在加工定作合同关系，陈献存主张的该部分差价211.7223元应予剔除。其二，邦力公司所涉部分款项，加工定作合同已被玉田法院否定，该部分差价368.188万元应予剔除。其三，琦洲公司起诉陈献存返还对外销售款的3个案件，琦洲公司并未实际拿到货款，该部分款项，也应扣除。其四，一审法院未认定陈献存已收取款项50万元，但陈献存在另案中自认40万元是结算款，在已付款金额中应当予以认定。其五，由于陈献存的阻挠，琦洲公司实际取得货款的金额远远少于合同约定，时间远远晚于一审起算时间，故一审认定的利息也存在错误。在开庭过程中，琦洲公司补充意见如下：其一，陈献存主张的交易及结算模式严重违背经济规律，也有违客观常理。若按照陈献存的陈述，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与税务有关的审计报告，琦洲公司不仅没有盈利，还要亏本运营。其二，陈献存的举证无法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其提交的所谓内部合同均为传真件，而该传真件形式存有很大疑点。其三，陈献存本案陈述与在前案陈述相矛盾。陈献存辩称：一、关于双方之间有没有内部加工合同，是否是业务员提成问题，在前案中已有认定。本案是（2016）浙04民终1330号案件的延续。在该案中，琦洲公司自认双方是加工定作合同关系。在整个交易过程中，所有的内部合同、加工定作合同的编号与产品购销合同的编号是不一致的，但是与发货清单载明的合同编号是一致的，而且陈献存支付了运费，这些都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加工定作关系。同时陈献存在本案中向法庭提供了证据，其中四份公证书可以说明2011年到2014年的对账单是琦洲公司的副总孙国强发给陈献存的，孙国强是琦洲公司与外部公司对接的负责人。而且孙国强在公安机关承认他是副总，负责这方面的业务，同时孙国强参加了所有的谈判和后来的诉讼。相应的邮箱在再审案件中，经到腾讯公司调查，邮箱和孙国强的手机号码是绑定的。第二个邮箱是琦洲公司的企业邮箱，也向陈献存发了相关的东西，有企业员工洪正权签的协议。内部加工合同协议上面盖有琦洲公司红章。上述这些都能证明加工合同是客观存在的。前案生效判决明确陈献存挂靠经营这方面的差价款可以另案处理，故生效判决并没有否认这个问题。二、关于琦洲公司提到的印章问题，在前案中提过，授权章和琦洲公司的章是完全不一样的。三、2012年的邦力公司补充合同，是加工定作合同在前补充合同在后。补充合同事实上都是陈献存拿授权章或帮琦洲公司签字。当时外部合同已经包括了内部合同的内容，外部合同只是增加一部分内容。琦洲公司按内部合同供货，补充合同涉及的东西是后来陈献存补签的。四、关于产品风险。所有的售后服务发生在2014年的3月11日之后，由琦洲公司去承担售后服务。因为在此之前，琦洲公司于2014年3月11日发函给外部公司，说所有以后的事情由琦洲公司承担，把陈献存的授权解除了。五、关于税收。内部合同约定了陈献存对差价部分只承担10%的税收。根据温州的交易习惯都是这么操作的，他们事实都知道税率是10%、17%，但是可以开很低的税票。陈献存和琦洲公司签的加工定作合同上面双方都约定差价部分由陈献存承担17%、10%或者12%的税费。六、关于成本问题。陈献存认为这个问题是款没有收到。外部合同款琦洲公司没有收到。在一审的时候法官和琦洲公司确认了相应的收款，琦洲公司没有收到款项与本案事实上无关。根据双方约定，超过内部合同款的部分，所有的钱本身就应该给陈献存。七、陈献存提交的传真件客观真实，关于内部合同的签署，陈献存做了合理的解释和说明。所谓模拟传真过程，因为时间相隔较久，传真机设置也不同，所以没有参考性。八、琦洲公司所称的交易利润以及亏损问题是不正确的。陈献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琦洲公司支付陈献存挂靠期间的收益共计268.2030万元（含己经执行的100万元）并按照同期同类贷款为基准6%计算支付陈献存利息损失，自2014年4月14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双方之间（2019）浙民再106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陈献存支付琦洲公司的货款及其利息与琦洲公司应当支付陈献存的挂靠经营收益及其利息互相抵销；3、琦洲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及保全费用。后将第1、2项诉讼请求变更为：1、琦洲公司支付陈献存挂靠期间的收益款共计1144.6835万元并按照年息6%支付陈献存利息，利息自各项目付款超过《加工定做合同》金额之日起至琦洲公司实际付清之日止；2、赔偿陈献存经济损失，损失按照633.287万元为基数，根据判决书确定的双倍利息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0年11月15日，琦洲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林赞品将琦洲公司的公司公章、合同章、财务章、法人章授权陈献存在河北省地区使用，授权期限为2010年11月15日至2015年12月15日，陈献存有权以琦洲公司名义参加项目的投标报价、收取合同货款、以及处理与合同有关的事项。（二）2010年12月19日、2011年3月25日（变更合同）、2011年6月15日，陈献存以琦洲公司的名义与永顺公司签订3份《产品购销合同》，交易标的物为52台高压开关柜、2套高压桥架、6台穿墙套管、2套高压封闭式母线槽等，合计交易金额343万元。2011年4月27日，陈献存以琦洲公司的名义与红旗公司签订1份《产品购销合同》，交易标的物为4套高压电容柜，交易金额140万元。2011年6月10日、6月12日，琦洲公司向永顺公司交付了52台高压开关柜、16台高压电容柜、2套母线桥架等物，其发货单上记载的合同编号为×××-1，与陈献存提供的《加工定做合同书》的编号相同。《产品购销合同》项下的货款，琦洲公司实际收取的金额为370万元，陈献存收取的金额为113万元。另，陈献存对账单2011.1.1—2014.3.31中载明：2011.4高压柜发货金额230万元、2011.6母线桥发货金额3.5万元（发货金额与陈献存提供的《加工定做合同书》金额相同）；2011.8管理费11.3万元、13.65万元（管理费与陈献存计算的应支付给琦洲公司的税款金额相同，按照《产品购销合同》与《加工定做合同书》差额的10%计算）；2011.7维修费-8800元。（三）2011年7月1日、2012年1月17日、2012年10月9日、2013年1月15日，陈献存以琦洲公司的名义与邦力公司签订3份《工业产品供货合同》、1份《补充协议》，交易标的物为139台高压开关柜、7套高压封闭式母线桥、1台高压开关启动柜、18台高压电流互感器、3台低压开关柜，合计交易金额1037.60万元。2011年12月1日至2012年2月18日，琦洲公司向邦力公司交付了139台高压启动柜、7套母线桥等物，其发货单上记载的合同编号为×××-3。另，陈献存对账单2011.1.1—2014.3.31中载明：2011.7高压柜发货金额625万元、2013.1低压柜发货金额17.5万元、2011.8希门代购-8000元，且陈献存为琦洲公司垫付泰成互感器的货款19.7万元；陈献存提交的结算清单中，陈献存自认应付琦洲公司税款47.412万元。×××＠163.ｃｏｍ邮箱与陈献存×××＠163.ｃｏｍ邮箱之间发送的邦力公司的报价单载明的报价金额与陈献存对账单2011.1.1—2014.3.31的金额基本吻合。（四）2011年7月12日、7月15日、7月28日、8月6日，陈献存以琦洲公司的名义与弘也公司签订4份《产品购销合同》，交易标的物为12台高压开关柜、26台低压开关柜，母线桥2套等，合计交易金额247万元。2011年7月15日、8月3日、8月8日陈献存通过传真的形式与琦洲公司签订《加工定作合同书》4份，合同编号分别为×××04、×××05、×××06、×××39，交易标的物为12台高压开关柜、23台低压开关柜，母线桥1套等，合计交易金额115.3万元，并约定了税款及运费的承担、结算方式、验收标准、交货日期等。2011年9月9日，琦洲公司向弘也公司交付了高压开关柜12台、低压开关柜23台、低压母线桥1套等物，其发货单上记载的合同编号与《加工定作合同书》的合同编号一致。（五）2013年4月15日，陈献存以琦洲公司的名义与国义公司签订1份《工业品买卖合同》，交易标的物为25台高压开关柜、26台低压开关柜、18台机旁箱、2台控制台、2套直流屏，交易金额为188万元。2013年4月29日，双方通过电子邮箱发送《产品购销合同书》1份，合同编号为×××-2，交易标的物为25台高压开关柜、26台低压开关柜、18台机旁箱、2台控制台、2套直流屏，交易金额为130.70万元，并约定了税款及运费的承担、结算方式、验收标准、交货日期等。2013年7月29日，琦洲公司向国义公司交付了货物，其发货单记载的合同编号为×××-2，与《产品购销合同书》的合同编号一致。（六）2013年8月4日，陈献存以琦洲公司的名义与境界公司签订1份《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编号为×××04，交易标的物为54台各类型号的高压开关柜，交易金额为315万元。2013年8月15日，陈献存通过传真的形式与琦洲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书》1份，合同编号为×××15，交易标的物为54台各类型号的高压开关柜，交易金额为228万元，并约定了税款及运费的承担、结算方式、验收标准、交货日期等内容。2013年12月14日、23日，琦洲公司向境界公司交付了货物，其发货单记载的合同编号为×××15，与《产品购销合同书》的编号一致。（七）2013年8月5日、10月5日，陈献存以琦洲公司的名义与东光公司签订2份《产品购销合同》，交易标的物为高压开关柜115台、清弧柜2台、母线设备柜2台、发电机小室1套、母线桥19700米等，合计交易金额965万元。2013年8月18日、10月5日陈献存通过传真的形式与琦洲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书》2份，合同编号分别为×××01、×××02，交易标的物为高压开关柜119台、发电机小室1套，交易金额总计712万元，约定“需方指定元器件的质量由需方承担责任”、“电流、电压互感器选用大连一互，质量由需方承担”，并约定了税款及运费的承担、结算方式、验收标准、交货日期等内容。2013年11月23日、12月30日、2014年1月1日、1月7日，琦洲公司向东光公司交付了货物。其发货单记载的合同编号与《产品购销合同书》的合同编号一致。另，因电流互感器等不符合合同约定，东光公司扣除了货款19.2247万元，并由琦洲公司免费提供相关部件的技术支持与服务，质保期及质保金支付时间顺延。（八）2016年12月12日、2017年1月19日、2017年10月13日，琦洲公司先后3次提起诉讼，诉请陈献存返还其货款633.287万元及相应利息，上述货款本金及大部分利息得到支持，且琦洲公司已经申请强制执行。对于陈献存提出的结算或者抵销货款的主张，上述案件判决陈献存可以另行主张结算。（九）2016年2月至2018年5月，陈献存在河北、浙江及上海等地法院多次提起诉讼，诉请琦洲公司或林献品等单位或者个人支付货款或差价利润等，后大多数案件陈献存撤回起诉。（十）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陈献存出具了四份公证书，（2016）浙乐证内经字第477号公证书的主要内容为琦洲公司的工商登记及年检信息，琦洲公司的工商信息中载明了邮箱号码为×××＠163.ｃｏｍ；（2016）浙乐证内经字第533号公证书的主要内容为×××＠163.ｃｏｍ邮箱与陈献存×××＠163.ｃｏｍ邮箱于2013年4月29日相互发送《产品购销合同书》，涉及国义公司的项目；（2018）浙乐证内经字第2407号公证书的主要内容为2011年4月至7月，×××＠163.ｃｏｍ邮箱与陈献存×××＠163.ｃｏｍ邮箱之间发送邦力公司的报价情况；（2019）浙乐证内经字第441号公证书的主要内容为，与×××92手机号码（该号码实际使用人为琦洲公司副总孙国强）绑定的85073××××ＱＱ邮箱于2014年4月14日向陈献存×××＠163.ｃｏｍ邮箱发送了《陈献存对账单2011.1.1—2014.3.31》一份。（十一）2011年6月27日至2013年11月13日，琦洲公司通过转账等方式支付陈献存249.75万元。其中，2013年3月11日，陈献存向琦洲公司出具收据一份，载明其收到琦洲公司现金15.75万元，收款事由为河北永顺、业务费。2013年2月8日，琦洲公司交付陈献存一张10万元的承兑汇票。（十二）2019年6月6日，腾讯公司向浙江高院回函，载明：ＱＱ号85073××××的注册时间为2007年12月21日，绑定手机号码为×××92，该号码并未处于注销流程。（十三）2019年6月10日，琦洲电气有限公司更名为琦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十四）浙江高院（2019）浙民再106号民事判决，认为“陈献存是否有权要求合同差价款与本案审理的法律关系不一致，即使涉案合同差价应由陈献存取得，也应由陈献存与琦洲公司另行结算支付”。嘉兴中院（2019）浙04民再10号民事判决，认为“陈献存以琦洲公司的名义与弘也公司、东光公司、境界三家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后，与琦洲公司再签订《加工定做合同》，琦洲公司按照《加工定做合同》向客户单位交付货物。双方之间应按《加工定做合同书》的约定进行结算。”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之间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法律关系的认定及案由。鉴于本案起诉前，双方当事人提起了多起诉讼，案由分别为买卖合同纠纷、定作合同纠纷、合同纠纷等，陈献存向琦洲公司主张权利的依据是《工业产品供货合同》与《加工定做合同》等，可见，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比较复杂，存在多种法律关系，相应的民事案由应为一级案由即合同纠纷，故本案案由应为合同纠纷。2、双方之间的结算方式。在本案中，陈献存主张的陈献存先以琦洲公司代理人的名义对外承接业务，并先后与永顺公司、红旗公司、弘也公司、邦力公司、国义公司、境界公司、东光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再与琦洲公司就同一合同标的物签订《加工定作合同书》,陈献存与琦洲公司之间按照《加工定作合同书》进行结算的交易模式，已经为生效的（2016）浙04民终1330号以及（2019）浙04民再10号判决所确认，从陈献存提供的公证书可以看出，85073××××ＱＱ邮箱向陈献存×××＠163.ｃｏｍ邮箱发送陈献存对账单2011.1.1—2014.3.31一份，载明了琦洲公司向陈献存发货的时间、货物的名称、发货金额、收款金额、应收余款等内容，其中货物名称与发货金额，与陈献存提供的《加工定作合同书》及《产品购销合同书》的内容、×××＠163.ｃｏｍ邮箱与陈献存×××＠163.ｃｏｍ邮箱之间发送的邦力公司的报价单基本吻合。另，（2019）浙04民再10号案件判决琦洲公司按照《加工定作合同书》交付陈献存货物，陈献存按照《加工定作合同书》支付琦洲公司货款。故，陈献存在本案中主张《产品购销合同》（即外部合同）与《加工定作合同书》（即内部合同）之间的差价款，具有事实依据，予以采信，但金额应以认定的金额为准。至于陈献存认为双方之间的结算方式系跨合同抵销方式结算，因双方没有明确约定结算方式及结算时间，故不予采信。琦洲公司认为陈献存系外聘业务员，应按照业务量计算提成的主张，因生效裁判文书对于陈献存领取业务提成的陈述没有予以认定，故亦不予认定。3、琦洲公司已经支付陈献存的款项金额。2011年6月27日至2013年11月13日，琦洲公司通过张雪妹、林献品、林献荷、林献娜、包哲莹累计转账给陈献存224万元、支付现金15.75万元、以及交付承兑汇票10万元，合计249.75万元。其中，2011年6月27日张雪妹转账的10万元载明为“购买材料”、2011年9月24日林献品转账的20万元载明为“还款付承”、2012年3月9日林献娜转账的20万元载明为“货款”，可见，上述50万元明确载明了款项的用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认定为结算款，故琦洲公司在本案中支付陈献存的结算款为199.75万元。至于陈献存认为其没有收到现金15.75万元，并对承兑汇票10万元提出异议，但没有足够的证据予以反驳，不予采信。4、琦洲公司应支付陈献存的款项金额。根据《产品购销合同》、陈献存对账单2011.1.1—2014.3.31、双方之间邮件往来及民事判决书等，除陈献存收取的113万元及东光公司扣除的19.2247万元，案涉的永顺公司等项目实际可以收取货款3103.3753万元，陈献存按照《加工定做合同》应支付琦洲公司2062万元及税款133.535万元，加上陈献存为琦洲公司垫付的费用21.38万元，琦洲公司应支付陈献存929.2203万元。陈献存认为东光公司扣除的19.2247万元应当由琦洲公司承担并向琦洲公司主张该笔款项，因双方均存在过错，故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及公平原则，结合琦洲公司为东光公司免费提供售后服务、质保金付款时间延长等因素，酌情确定琦洲公司支付陈献存6万元。综上，琦洲公司合计应付陈献存935.2203万元，扣除琦洲公司已经支付的199.75万元，琦洲公司尚应支付陈献存735.4703万元（详见双方款项计算清单）。至于陈献存认为其于2011年8月为琦洲公司垫付希门代购10万、维修费0.6万元（二笔），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陈献存认为琦洲公司于2013年12月2日承诺优惠19.39万元，因承诺书系传真件，琦洲公司有异议，且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不予支持；陈献存认为其为琦洲公司垫付了东光公司项目项下的铜排、套管、绝缘材料及运费、车旅费、人工费等合计32.562万元，因（2019）浙04民再10号判决认定琦洲公司已履行了交货义务并判决陈献存支付相应货款，且陈献存提供的内部报价系打印件、承诺函、回复函系传真件，琦洲公司对真实性有异议，陈献存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予以印证，故亦不予支持。双方款项计算清单（单位：万元）项目名称产品购销合同（陈献存以琦洲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金额加工定做合同（陈献存与琦洲公司签订的合同）金额合同差额（实际收款差额）陈献存应付琦洲公司的税款（按差额的10%或12%计算）陈献存为琦洲公司垫付费用或其他款项琦洲公司应付陈献存永顺及红旗公司483（琦洲公司实际收取370）233.5249.5（实际收款差额为136.5）24.95（以249.5为基数）0.88112.43（已经扣除陈献存收取的113）邦力公司1037.6642.5395.147.41219.7+0.8368.188弘也公司247115.3131.715.804115.896国义公司188130.757.36.87650.424境界公司3152288710.4476.56东光公司965（扣除19.2247，余款945.7753）712253（实际收款差额为233.7753）28.053（以233.7753为基数）6211.7223合计3235.60（实际可以收取3103.3753）20621173.60（实际收款差额为1041.3753）133.53527.38935.2203扣除琦洲公司支付陈献存的199.75万元，琦洲公司应付陈献存（935.2203-199.75=735.4703万元）。4、利息损失的计算。在本案中，虽然双方当事人对于结算款项没有约定支付时间，但2016年2月至2018年5月，陈献存在河北、浙江及上海等地法院多次提起诉讼，诉请琦洲公司支付货款或者差价利润等，琦洲公司在2016年12月12日、2017年1月19日、2017年10月13日先后3次提起诉讼，诉请陈献存返还其货款633.287万元及相应利息，陈献存在诉讼中提出了结算或者抵销的主张，可见，陈献存已经向琦洲公司主张了权利，故，根据双方之间的诉讼情况及陈献存提出请求的时间，依据公平及诚实信用原则，酌情确定利息自2017年6月1日开始计算，对于超出部分不予支持。至于陈献存主张琦洲公司另行赔偿其经济损失，“损失按照633.287万元为基数，根据判决书确定的双倍利息计算”，与逾期付款利息属于同一性质，均具有补偿性，因逾期利息已经足以弥补陈献存的损失，故不予支持。综上，陈献存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琦洲公司应付陈献存735.4703万元，并支付利息（计算方式：以尚欠款项本金为基数，自2017年6月1日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款项结清之日止），对于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陈献存提出的抵销主张，因抵销的条件没有成就，故双方之间的款项暂不宜进行抵销。至于琦洲公司认为陈献存对于东光公司项目存在重复诉讼，因东光法院的判决处理的是陈献存与东光公司及琦洲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案系陈献存向琦洲公司主张结算款，故陈献存不构成重复诉讼。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琦洲公司支付陈献存7354703元，并支付利息（计算方式：以尚欠款项本金为基数，自2017年6月1日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款项结清之日止），由陈献存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清结；二、驳回陈献存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048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95481元，由陈献存负担34134元，琦洲公司负担61347元。本院二审期间，陈献存提交证据如下：1、弘也公司技术协议书，用以证明设计图和生产图不是同一种图纸，设计图已经交付琦洲公司；2、弘也公司发给陈献存的邮件，用以证明陈献存对产品要求修改的事实；3、琦洲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用以证明琦洲公司按照外部合同收款，外部合同未变更；4、琦洲公司提供的生产图，用以证明琦洲公司提供的是设备生产图纸，不是设计图纸和原理图；5、洪正权图纸收据、承兑汇票收据、国义公司内部合同，用以证明琦洲公司给陈献存邮箱发送的国义公司内部合同显示，陈献存依据内部合同约定提供图纸。琦洲公司质证认为：陈献存提交的证据超过了最后举证期限，且无法证明陈献存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但是该证据恰恰证明陈献存是琦洲公司的代理人，故外部客户提交的技术协议书，即使通过陈献存，也仅是因为陈献存是琦洲公司的代理人。弘也公司没有设计院设计的图纸，并未直接或者间接通过陈献存向琦洲公司提交过设计院的设计图。对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但是该证据是弘也公司发给陈献存的邮件，附件为技术参数，是低压柜合同技术协议的补充，不是陈献存发邮件提供技术参数。弘也公司发给陈献存仅是因为陈献存是琦洲公司代理人。对证据3的三性无异议，但是琦洲公司履行的是2011年8月6日与弘也公司签订的供货合同，虽然因为弘也公司配电房位置放不下12台低压柜进行了柜体数量上的变更，但内部配置的元器件并未减少，功能也与原来要求一致，工艺更为复杂。琦洲公司一方涉及的一次系统图经过弘也公司确认，按惯例不存在调整总价的情形，财务上按原合同开具发票是正常行为，这也进一步说明不存在所谓的内部加工合同。对证据4的三性无异议。该证据充分说明琦洲公司的薛工将一次系统图和二次原理图发给陈献存，陈献存转给弘也公司进行确认。陈献存的行为是职务行为。由于弘也公司没有提供KYN28高压柜的图纸，仅提供了技术协议，故琦洲公司根据技术协议设计了图纸并经过弘也公司确认。图纸确认是琦洲公司与外部客户的行为，陈献存仅是代理人。证据5不是新证据，陈献存即使存在代为转交客户图纸、代为转交客户承兑汇票的行为，也仅是职务行为。琦洲公司提供证据如下：1、会议纪要、传真，用以证明本案所涉对外销售的售后、质保以及由此引起的质量索赔、部件更换索赔等经营风险均由琦洲公司承担，因此销售利润也应全部归琦洲公司享有；2、审计报告，用以证明按照一审法院认定的内外合同差额为1173.6万元，按照当时法定纳税项目包括17%的增值税、5%的城市维护建设税、3%的教育附加税、2%的地方教育附加税、万分之三的印花税、25%企业所得税，总税额为434.2392万元，占差额的37%；3、玉田法院（2015）玉民初字第413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生效判决认定琦洲公司与邦力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陈献存是琦洲公司代理人，琦洲公司支付业务提成，一审判决金额中至少应剔除涉及邦力公司的差价368.188万元；4、执行裁定书、情况说明、案件执行情况说明，用以证明琦洲公司起诉陈献存返还货款的三个案件，实际未执行到款项金额高达8216682.62元，即使一审判决思路正确，上述款项琦洲公司并未收到，在计算利润时应当扣除该部分金额；5、陈献存实际收款情况汇总表，用以证明陈献存在前案中自认收到琦洲公司214万元，包括2011年9月24日的20万元和2012年3月9日的20万元，一审未认定该两笔款项属于事实认定错误；6、陈献存对账单2011.1.1-2014.3.31，用以证明陈献存在东光法院的案件中手写只认可第59、61项，本案中又认可该证据，前后矛盾，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7、技术协议、图纸，用以证明本案的技术协议、图纸均是外部客户直接提供，与琦洲公司直接交接，陈献存作为琦洲公司代理人交接材料；部分合同一开始的产品数量、要求在后续履行时发生了变更，系琦洲公司与客户协商一致，并非按照内部合同履行；部分合同因后续图纸变化，琦洲公司按照后续图纸履行；所谓的内部合同形成时尚未形成变更的图纸或要求，不可能预知将来要发生的变更，因此内部合同是事后伪造的。陈献存质证认为：对证据1中会议纪要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能够证明琦洲公司违反与陈献存签订的内部合同，擅自将内部合同约定的设备更换后获得了设备差价超过20万元，通过协议返还外部公司，符合公平原则。延长质保期是琦洲公司实施欺诈的过错行为所致，其应对外部公司承担责任。一审认定琦洲公司与陈献存均存在过错，因而需要分担责任，显然是错误的。对证据1中的传真，琦洲公司作为产品的加工生产者是产品责任的最终承担者，根据内部合同约定，应当在质保期内对产品质量承担质保责任。原来系由陈献存承担质保责任后，根据内部合同约定向琦洲公司索赔。后因琦洲公司发函，导致陈献存不能获得质保信息，由琦洲公司直接承担质保责任，没有加重琦洲公司负担。该结果是琦洲公司造成的，陈献存没有过错。对证据2的三性均有异议。税额、税率、税基、征税方式等由税务机关依法认定，不能由会计师事务所认定。双方已经在内部合同中约定税费分担方式。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证据应当结合（2019）浙民再106号判决释明陈献存依法享有该份合同项下的诉权。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双方结算方式是先抵销内部合同款项，超过内外部合同差价部分，由琦洲公司支付给陈献存。证据5系琦洲公司自行制作，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琦洲公司支付给陈献存214万元没有异议，但对款项用途有异议。其中174万元是用于支付差价款，其余40万元中20万元系陈献存代琦洲公司支付的购货款，还有20万元系支付承兑汇票款。一审认定陈献存收到的10万元承兑汇票是支付希门代购的货款。该证据并无琦洲公司支付陈献存15.75万元的记录。至于琦洲公司的陈献存实际收款情况汇总中的客户支付款项部分，除2019年18.15万元无法核对外，其他均属实。该证据也可以证明外部合同履行风险由陈献存承担。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其手写部分内容非常明确，是琦洲公司发送给陈献存对账使用的，部分款项存在错误。对证据7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相关事实已有生效判决认定。除了上述书面证据外，陈献存在微法院提交视频证据一份，用以证明涉案15.75万元收据系事后形成，在电脑上有形成时间。琦洲公司一方就此提供对应的视频资料反驳，认为文件形成时间可以修改。本院认证认为：对陈献存提交的证据1-4以及琦洲公司提交的1、3、4、6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其与本案的关系，本院将于说理部分予以论述。陈献存提交的证据5并非二审新证据。琦洲公司提交的证据2系单方委托审计，证据5、7系一方制作，需要结合其他在案证据综合判断对案件的影响。微法院上陈献存提交的视频证据，因琦洲公司提交了反驳材料，使本院对陈献存的相关陈述产生合理怀疑，故对陈献存的视频证据，本院不予认定。本院经审理，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核心争议焦点为交易模式的确定。陈献存认为，其挂靠在琦洲公司，以琦洲公司名义在河北地区出售琦洲公司设备并与客户订立买卖合同，而陈献存与琦洲公司订立内部合同，内外部合同的差价，扣除相应费用后即为陈献存的收益。琦洲公司否认该说法，认为根本不存在内外部合同，陈献存是琦洲公司的业务员，其以琦洲公司名义在河北地区拉业务，琦洲公司给予其销售金额5%的报酬。就双方争议的交易模式，本院认为，其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民再106号案件中，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6日向该院回函，称85073××××ＱＱ邮箱绑定手机号为×××92。在2014年3月，琦洲公司发送给河北客户的关于货款支付的函中，标注联系人为孙国强、联系电话为×****。孙国强也是此前多次双方诉讼琦洲公司一方的代理人。二审中，在法院要求琦洲公司核实孙国强身份时，其提交了孙国强的参保记录、劳动合同，称2015年2月1日孙国强才进入琦洲公司，但是这明显与琦洲公司发送给河北客户的函件中所载内容相矛盾。故陈献存称，2014年4月14日，孙国强代表琦洲公司向陈献存×××＠163.ｃｏｍ邮箱发送2011.1.1-2014.3.31的对账单，本院予以认定。该对账单中，载明了不同月份的发货金额，相应金额能与陈献存主张的内部合同金额基本对应。向河北客户送货的发货单中，标注的合同编号与陈献存主张的内部合同的编号基本吻合。琦洲公司企业邮箱×××＠163.ｃｏｍ与陈献存×××＠163.ｃｏｍ邮箱之间发送的涉国义公司的合同以及涉邦力公司业务报价过程，能够与陈献存主张的内外部合同情况相印证。其二，（2019）浙04民再10号案件，涉及到与本案有关的弘也公司、东光公司、境界公司三家公司，在该案判决中，认定“陈献存以琦洲公司的名义与弘也公司、东光公司、境界三家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后，与琦洲公司再签订《加工定做合同》，琦洲公司按照《加工定做合同》向客户单位交付货物。双方之间应按《加工定做合同书》的约定进行结算。”综合以上几点，陈献存主张的交易模式，有充分证据证明，琦洲公司欲否认，需提供充足的反证。从琦洲公司提供的证据来看，其一，琦洲公司主张陈献存系外聘业务员，但是并未提交有效合同等证据证明双方有此约定。况且其主张的报酬金额也与其主张的已经支付给陈献存的款项金额相矛盾。其二，琦洲公司认为陈献存提交的作为内部合同的传真件的形式不完整，存在缺乏传真机号码等问题，并且出具了情况说明并辅以视频演示。但是并不能排除传真机类型、机器设置等原因导致形制不完整的可能性。其三，单凭产品质量责任的负担、图纸的交付等，并不能否定双方交易模式。河北地区法院处理的案件，处理的是河北地区客户与琦洲公司之间的交易关系，对于河北地区客户而言，其交易对象是琦洲公司，琦洲公司与陈献存之间的内部关系，与河北地区客户无关。因此，依据现有证据能够反映的案件事实，一审法院对陈献存主张的交易模式予以确认，并无不当。确定了双方的交易模式后，需判断陈献存的诉讼主张是否可以得到支持。从双方上诉来看，对于一审认定的金额，双方均有异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为双方对琦洲公司已经向陈献存支付的款项金额有异议，其二为陈献存认为一审认定利息不当，其三为琦洲公司认为外部合同部分款项仍被陈献存控制，故其不需要向陈献存支付款项。就上述争议，本院认为：首先，就琦洲公司应当就本案支付给陈献存的本金部分。其一，2011年6月27日至2013年11月13日，琦洲公司通过转账等方式累计支付陈献存249.75万元，扣除载明为购买材料、还款付承、货款的部分，尚余199.75万元。陈献存认为收据载明的15.75万元现金没有收到，且10万元承兑汇票系代为购买货物，但是均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琦洲公司认为一审扣除50万元款项是错误的，但其主张与汇款所载用途相矛盾。故而一审认定琦洲公司在本案中已经支付陈献存结算款为199.75万元，并无不当。其二，东光公司扣除的19.2247万元，该款项的扣除，双方均存在过错，一审依据琦洲公司免费为东光公司提供售后服务、质保金付款时间延长等因素，酌情确定琦洲公司向陈献存支付6万元，并无不当。其三，陈献存主张的希门代购10万元、维修费0.6万元系其为琦洲公司垫付，但是证据不足。其四，陈献存主张的2013年12月2日承诺优惠19.39万元，因仅有传真件，而无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支持。其五，陈献存主张其为琦洲公司垫付东光公司项目下的各项费用32.562万元，该部分款项真实性存疑，也无法排除该部分金额本就应由陈献存自担的可能性，故本院对该部分款项不予支持。其五，琦洲公司主张的税款问题，因双方内部合同有约定，故而一审依据双方合同约定进行判断，本身并无不当。综上，一审认定的琦洲公司需支付陈献存的本金数额，本院予以确认。其次，陈献存以琦洲公司名义与河北客户签订的外部合同，并未明确约定款项交付陈献存，一般而言，客户付款应该支付给琦洲公司，即使客户把款项支付给陈献存，也是因为其认为陈献存对其而言代表琦洲公司收款。在陈献存与琦洲公司的内部合同并未明确约定内外部合同差价是直接从陈献存收取的款项中扣除还是后续再行结算的情况下，陈献存、琦洲公司可以协商如何分配款项，或者外部合同款项先向琦洲公司回笼，再按照内外部合同差额结算。琦洲公司虽然在2014年4月向陈献存发送了对账单，但是并未得到陈献存的确认，所以双方实际并未结算。此后双方纠纷不断，一审法院综合考虑陈献存在各地法院的多次诉讼中要求琦洲公司支付款项或者要求结算、抵销款项的情况，酌情确定本案利息起算日为2017年6月1日，本身并无不当。至于陈献存所称的与前案相比，在利息上陈献存需要多付出，这其中也有陈献存怠于履行前案生效判决导致数额扩大的情况。最后，在之前双方纠纷案件中，琦洲公司已经通过生效判决获得了基于外部合同对陈献存的债权，陈献存也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内外部合同差价，双方自行结算已经不可能，此时在前案判决已经生效的情况下，琦洲公司仍旧以前案生效判决项下的款项未实际收回为由，认为陈献存提起本案诉讼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陈献存、琦洲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0481元，由陈献存负担32347元、琦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负担5813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宁建龙审判员  黄 阁审判员  王 浩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吴跇帆书记员  高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