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5711号上诉人（一审被告）：上海三港国际健康产品贸易中心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巴圣路****楼第****。法定代表人：吴国鑫，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於炯，上海市公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车圣婴，上海市公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普林斯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PrincetonIndustrialGroupLtd.）。住所地：UnitS,LyfordCayCenter,P.O.BOX64274NEWProvidence，Bahamas。法定代表人：李经黔，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施菊花，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立民，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上海海欣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住。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台桥路******，******/div>法定代表人：陶建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佩雯，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翔，该公司员工。上诉人上海三港国际健康产品贸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港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普林斯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林斯顿公司）、一审第三人上海海欣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欣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初900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三港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普林斯顿公司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裁定发回重审。上诉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台商李经黔在海外设立了两家公司，其中一家设立在巴哈马的名为普林斯顿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经黔，公司其他股东为他的妻儿。该公司并无实际工作人员和实际业务。另一家为设立在美国的XX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经黔，占股47%，另一股东为徐某，持股35%，以及谢某持股18%。两家公司李经黔均是实际控制人。美国XX公司在上海设立办事处，聘用翁某女士为公司员工，开展业务活动。先由XX公司与加拿大XX（药品）产品的生产商签订了独家代理协议，销售XX产品，然后由XX公司上海办事处委托国内机构申请了XX产品的国内药品销售许可证。自2011年，XX公司就与上诉人进行了XX产品的代理进口业务。2012年1月，上诉人就按照XX公司的指令将货款支付给了普林斯顿公司。2013年1月1日XX公司给第三人海欣公司出具经销商授权书，委托海欣公司将进口的XX产品向医院销售；又于2013年5月10日，XX公司上海代表处的翁某女士再次代表XX公司向上诉人和第三人海欣公司出具证明文件，告知所有进口的XX产品的销售货款应当支付给巴哈马的普林斯顿公司，由该公司代收代付。但是普林斯顿公司不参与国内的药品经营活动。2013年9月1日，翁某女士又代表XX公司与上诉人和第三人海欣公司签订了《代理分销合作协议书》一份，详细约定了具体进口销售XX药品的完整过程。前述三份文件签署后,XX公司与上诉人、第三人海欣公司全面履行了合同,仅在2013年就完成36余万美元、2014年95余万美元、2015年160余万美元,全部货款均按照前述文件汇入巴哈马的普林斯顿公司账户当中。业务一直持续经营至2016年年底,各方从未有任何矛盾。2015年,翁某女士将一份被上诉人普林斯顿公司与上诉人三港公司的《经销合约》书交给上诉人签字,理由是巴哈马银行审核需要有与款项来源公司有关的合同。但是,除了签署这份合同,上诉人与以往一样履行合同,并无任何改变。期间2016年6月,因为被上诉人普林斯顿公司在巴哈马的银行账户出现问题,导致三港公司始终汇款汇不出去。为此三港公司通过翁某女士与XX公司进行了联络。这时候,李经黔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以美国XX公司董事长的身份亲自出面向上诉人三港公司进行了澄清说明。他告知三港公司,因为巴哈马银行行员换人,导致新进人员对账户及账户人称谓不同产生异议,从而发生了问题,到2016年6月8号上午银行已经做了更正,过完节以后就可以正常汇款。李经黔在这份手书的函上落款是美国XX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16年10月21日,因XX公司对三港公司新任总经理不满,XX公司董事徐某给董事长李经黔发了如下电子邮件:“因为原来的外贸公司三港换了新的总经理,今年6月屡屡发生奇异举动,好几次说我们欠钱拒绝汇款出境,搞得我们上海业务很难做……我完全同意立即开始进行将外贸公司改成XX。从上海回来后,有一天你来普城(李经黔的另一个公司)办公室,我当面跟你汇报了上述情况,你对我说尽快结束三港的事务,全部转去XX。所以,A请你将关税的钱汇去XX是正确的。”正因为XX公司承担两位董事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将在上海的外贸公司从三港公司换成XX公司,因而XX公司上海全权代表翁某女士在2016年11月7日与上诉人和第三人海欣公司三方签订了《协议终止书》,全面停止了三港公司与XX公司有关XX药品的贸易活动,尚未收回的货款也由第三人海欣公司根据XX公司的指示直接划拨给XX公司。至此业务彻底结束,各方均无争议。直到2018年5月,被上诉人突然委托律师发函给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将已经通过海欣公司支付给XX公司的货款重新支付给被上诉人,从而引起纠纷。二、上诉人三港公司参与交易的性质。中国外贸交易制度是外商想把药品销售到中国来,找到了国内的用户医院,达成了购买意向,然后又找到了海欣公司可以帮助销售这些产品到医院，并收取医院的货款,最后再联络安排三港公司作为外贸公司作进出口代理,从而产生了这么一个三方贸易形式。即表面上,外方供货给贸易进出口公司,两者是国际贸易关系,实际上进出口公司报关以后，将货物交给国内的销售公司即完成任务,销售是由国内的销售公司负责的,而贸易公司在当中起的作用仅仅是负责报关,办理进出口的代理。外贸公司赚取的是外贸进出口代理费,而不是正常的买卖贸易的利润。在这种贸易制度下,贸易的国外供货方和国内销售方实际上是双方自己联系确定的,上诉人三港公司作为一个贸易进出口代理公司而言,仅是中间起一个桥梁作用。厘清了贸易的性质,就可以理解贸易的外方仅凭一份与进出口公司的贸易协议是不可能完成从发货到国内销售、货款回笼这一系列工作的。上诉人三港公司仅是一个进口代理商,国内产品的销售还是需要卖方自己完成的。本案当中代表卖方完成国内销售的是XX公司上海代表处的翁某女士。三、关于上诉人到底是和哪一个公司在进行XX药品业务往来?从上述描述的交易过程来看,实际上从2011年贸易开始,上诉人三港公司对外就有两个交易体系同时存在,一个交易体系就是三港公司与XX公司所签订的一系列协议,另一个交易体系就是与被上诉人普林斯顿公司之间的付款行为。上诉人在收到货物以后,销售给第三人海欣公司,海欣公司销售给医院,最终收取的所有的货款都是按照XX公司上海办事处翁某女士的指示,支付给了被上诉人普林斯顿公司。只不过最初那时候三港公司与普林斯顿公司没有签署任何协议。到2015年(具体签署日期是有争议的),三港公司与普林斯顿公司签订《经销合约》的协议,各方的交易方式却依旧按原来的方式进行,没有发生改变。但是,这两个同时存在的交易系统所交易的货物是同一笔货物!这样,在一审中反复争论的问题就出现了:上诉人三港公司到底在与哪一个公司进行交易?是被上诉人普林斯顿公司,还是案外人XX公司?直到今天为止,上诉人三港公司从来没有见过被上诉人普林斯顿公司的任何人员,也没有他们的任何联系方式;同样,三港公司也只与翁某女士发生业务联络。更重要的是当时代表这两个国外交易方的都是实际控制人李经黔,是他同时运作着这两个公司:一个是他个人及家人的公司,即被上诉人,另一个是他47%的控股股东、任董事长的XX公司。在2016年10月,XX公司与三港公司结束协议,将资金全部转走以后,三港公司以为业务全部结束,资金结算清楚了。不料,李经黔却以被上诉人普利斯顿公司的名义对上诉人三港公司发难,从而使上诉人三港公司落入了陷阱之中。显然,这对三港公司明显不公平。按照一审判决书的逻辑,2011年开始三港公司就和XX公司建立了联系,开始进行国际贸易,而且,那时候所有的货款也都是付给普林斯顿公司的。但那时候上诉人与普林斯顿公司却没有任何合同,一直到2015年。难道2013年、2014年上诉人支付的货款普林斯顿公司应该还给三港公司吗?或者,XX公司可以起诉上诉人三港公司要求支付这些货款?李经黔本人掌控的两家公司普林斯顿和XX公司,虽然名义上是两家独立的法人,但他们很明显的在同一笔XX药品的进口业务当中同时在与三港公司发生着业务关系,且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被上诉人普林斯顿公司负责收款,XX公司负责订货发货,联系具体业务。他们两家互相都知道对方在这笔业务当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共同配合着完成了同样一笔业务,而他们的所有行为,国外由李经黔操控,国内通过唯一一个代理人,上海办事处的翁某女士与交易的对方上诉人三港公司沟通。由于李经黔在两家公司里面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所以一审判决机械地把XX公司和普林斯顿公司这两家公司理解为完全两家不相干的、相互独立的公司,这明显是不正确的。2013年,所有的业务关系都是美国XX公司与上诉人建立的,合约也是与上诉人所签订,李经黔同时作为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情况。那么李经黔为什么要三港公司把这些货款全部汇到普林斯顿公司去,而不是付给XX公司?假如现在XX公司也根据这些合约向法院起诉三港公司,要把已经付给普林斯顿公司的货款重新再付给XX公司,三港公司该不该支付?2015年普林斯顿公司和三港公司的合约签订以后,在2016年6月汇款发生障碍,李经黔本人以美国XX公司董事长的名义亲笔写信给上诉人表示抱歉,并说这个问题节后就会得到解决。李经黔明知2015年与三港公司签订了经销合约,他为什么还要在2016年再以美国XX公司董事长的名义写这封信呢?他写这封信不就是确认交易是在XX公司与上诉人三港公司之间进行吗?显然,对三港公司的国外贸易方而言,XX公司和普林斯顿公司两者根本就是一体的。特别是2016年10月21日,XX公司董事长李经黔与XX公司另一位董事徐某通过电子邮件讨论,决定更换在上海的外贸公司,将所有业务全部换到案外人XX公司处,并且随后指令翁某女士与上诉人以及海欣公司签订了《协议终止书》。协议书里明确规定,海欣公司尚未支付给上诉人的货款(也就是被上诉人这次起诉的货款)全部按照XX公司的指令汇到XX公司指定的账户,XX公司与三港公司不再存在账目问题。须知,此时李经黔既是普林斯顿公司董事长,又是XX公司的董事长,他当然完全清楚这笔钱的归属,应该付到哪里去,他为什么不指令翁某将这笔钱汇到普林斯顿公司去,反而要翁某与上诉人签订《协议终止书》,把钱汇到XX公司的账户去?李经黔先以XX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同意和指示将这笔钱划到XX公司,然后,再以普林斯顿公司的名义起诉三港公司,要求三港公司将已经被XX公司划走的钱再付给普林斯顿公司是刑事诈骗。上述种种奇怪的迹象,根据最高法院有关公司法中有关揭破公司面纱的司法解释理解：在2011年至2016年年底三港公司从事XX药品贸易期间,XX公司与普林斯顿公司领导层高度混合、人员高度混合、业务高度混合、资金高度混合,两者实际上是一体的,根本不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至于2017年李经黔不再担任XX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后,他与XX公司其他股东董事发生严重分歧,以致双方在台湾对簿公堂,那是与本案无关的另外一回事情,但却是引起本案的导火索。本案明为被上诉人普林斯顿公司告上诉人三港公司,实际上是XX公司内部股东纠纷。综合上述意见,上诉人认为在2011年至2016年业务结束时,上诉人三港公司的贸易对象是XX公司和普林斯顿公司的混合体,他们的共同业务代表就是翁某,翁某女士是他们的共同代理人。至于他们两家公司内部谁收款谁发货,只是内部分工不同,对三港公司而言并无差别。一审判决仅以两家公司各自有营业执照为由,无视两家公司在XX药品经营中实际上是不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的,是混同经营的事实,判决上诉人付款给被上诉人,造成上诉人为同一笔货物支付了两次货款,显然属于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明显不公平的判决结果。四、李经黔有虚假诉讼、刑事诈骗的嫌疑由于一审时既没有追加XX公司参加诉讼,又没有传唤李经黔本人到庭陈述事实,导致一审中重大事实无法查清:被上诉人据以起诉的《经销合约》到底是何人经手、如何签订的?如此复杂的国际贸易,被上诉人普林斯顿公司又是究竟由何人与上诉人进行具体的业务联系,如何洽谈的?因为仅凭一份合约是不足以自动进行国际贸易的。如李经黔所代表的被上诉人普林斯顿公司坚持认为这所有的货物的货款都应该是被上诉人普林斯顿公司的,与XX公司没有关系,XX公司无权收取这些款项。那么同样作为XX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董事长李经黔就有必要回答下列问题:1、上诉人代理进口XX药品贸易从2011年就开始了,2013年还与XX公司签订过《经销商授权书》、《证明文件》、《代理分销合作协议书》,特别是在《证明文件》中明确写明普林斯顿公司是代收代付性质,不参与加拿大产品（即XX）在中国的任何经营活动。李经黔身为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如何解释这三个文件?2、既然李经黔明知XX公司从来没有履行过合同,所有的货物都是被上诉人交付的,与XX公司也毫无关系,那么李经黔为什么要在付款遇到阻碍时以XX公司董事长的名义向上诉人表示歉意并写亲笔信。这是长达4年业务当中,李经黔唯一的一次写信。3、既然所有的业务都是上诉人普林斯顿公司的,与XX公司没有关系,那么,李经黔把上海的外贸公司给换掉为什么要与XX公司董事徐某商量,而不是与普林斯顿公司的其他董事和股东商量。4、既然上诉人三港公司要支付的货款都是应该支付给被上诉人普林斯顿公司的,而不是应该支付给XX公司,那么翁某以XX公司的名义与上诉人三港公司、第三人海欣公司签订终止协议书,把所有的货款转到XX公司去,这显然是严重侵害了被上诉人普林斯顿公司的权利,李经黔为什么不制止、不反对?5、付款给XX公司和付款给普林斯顿公司,这两个指令是完全矛盾的,但前者是李经黔通过翁某与上诉人三港公司以签订协议方式实施,后者又是李经黔以受害者身份用被上诉人名义向法院起诉。作为两个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李经黔的这种行为,不但不应该予以支持,而是应该移送法办!上诉人坚决要求二审时传唤李经黔本人到庭陈述,如查明确实虚假诉讼,可即时移交公安侦查。五、翁某女士是什么身份?她到底是谁的代理人?从文件记载上来看,她是XX公司上海办事处的代表,这不会有任何争议。但问题在于上诉人三港公司从2011年接触XX药品业务,到2016年11月份结束这项业务,从头至尾只联系翁某一人。而在此期间,翁某女士既代表美国XX公司与三港公司联络,落实有关货物的联系、进口报关、销售,货款回收等业务,同时又代表普林斯顿公司联系有关收取货款,签订经销合约等事务。所以事实上她是普林斯顿公司和XX公司两家公司的共同代理人。上诉人三港公司对翁某女士的代理人身份是确信无疑的,XX公司和普林斯顿公司应该也不会有异议,毕竟2012年至2015年这么多年的货款都是经翁女士联系安排才收到的。2016年11月7日,三方签订《协议终止书》后,翁女士指令上诉人三港公司将货款全部支付给XX公司,上诉人遵从了交易对方代理人的付款指示,有什么过错吗?根据代理的性质,代理人的行为代表被代理人,其行为的后果由委托人承担。无论是XX公司，还是被上诉人普林斯顿公司,他们在上海的业务都是委托翁某女士作为代理人进行的。在一审开庭时,翁某女士本人出庭,明确表示上诉人是根据她发出来的付款指令,通过第三人海欣公司将货款付给了XX公司。这样被上诉人普林斯顿公司索取的这笔货款上诉人自己也没有拿到,由第三人海欣公司直接支付给了XX公司。对此后果,被上诉人作为委托人应该承担其后果。综合上述,上诉人认为一审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认定了李经黔的主张,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据实改判。被上诉人普林斯顿公司辩称：XX公司及其代表处翁某的行为不能代表普林斯顿公司的意思表示。普林斯顿公司与三港公司存在《经销合约》及其经销事实，三港公司理应支付货款。《协议终止书》同样欠缺普林斯顿公司的确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应予驳回。一审第三人海欣公司陈述：海欣公司只是听令XX公司，负责药品配送。一审中，普林斯顿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如下：1、三港公司立即偿还货款1,461,086美元，即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0,125,325.98元（以起诉之日2018年12月3日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6.93标准计算）及逾期付款利息（以10,125,325.98元为本金，自2018年6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被告实际支付之日止）；2、承担本案诉讼费。起诉事实和理由：双方于2015年1月1日签订《经销合约》一份，约定三港公司向普林斯顿公司购买药品XX-50MG、XX-75MG等。该协议签订后，普林斯顿公司依约向三港公司履行了供货义务，有货运单据为证。后经结算，三港公司仍欠普林斯顿公司货款1,461,086美元。一审审理中，普林斯顿公司于2020年3月12日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要求三港公司承担逾期付款利息（以10,125,325.98元为本金，自2018年6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三港公司实际支付之日止）。一审中，三港公司辩称：首先，普林斯顿公司、三港公司主体均不适格。普林斯顿公司没有涉及药品在中国境内的经销权，且普林斯顿公司仅为XX公司在境外的合作公司，负责为美国XX公司代收、代付货款，而三港公司为XX公司的进口代理商，本案的一切行为均受XX公司的指令。其次，普林斯顿公司并无证据证明普林斯顿公司、三港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一，三港公司没有药品的经销资质，普林斯顿公司亦没有药品的经销权，双方不可能签订药品买卖内容的经销合同。其二，本案涉及的药品的收货、配送、付款行为，均是基于三港公司与XX公司及第三人海欣公司之间签订的三方合作协议。其三，三港公司从未与普林斯顿公司接触，如要签订文件，也是由XX公司通过邮件的方式送达给三港公司。其四，普林斯顿公司并未就涉案合同的签订过程等细节向法庭作出详细说明。其五，涉案合同制作时间为2015年10月30日，但英文合同签订日期则显示为1月1日，中文翻译件显示又是1月18日，说明合同制作本身存疑。其六，按三港公司签订合同的惯例，三港公司在与其他外商签订进出口代理协议等文件时，为避免中英文翻译上的差异，协议均有中英文对照版本，不可能签订仅有英文内容的合同，且该合同又约定受巴拿马法律管辖。第三，普林斯顿公司提交的发票是形式发票，不是药品的销售发票。普林斯顿公司提供的发票金额无论哪个时间、哪个货品均为11美元，不符合药品市场价值规律。对于提单上显示加拿大公司出货，委托方是三港公司，通知方是XX公司，三港公司收货行为仅仅是完成进口代理任务。第四，根据涉案三方协议以及XX公司向三港公司出具的《证明文件》，明确普林斯顿公司为XX公司的代收代付公司。基于此，三港公司从2013年开始向普林斯顿公司回款，三港公司向普林斯顿公司回款绝非是履行《经销合同》。第五，涉案货物及货款的实际情况。三港公司按XX公司的指令，于2016年9月21日将最后一批货物XX运送至第三人海欣公司处，于同年11月1日向普林斯顿公司汇出最后一笔款项。此后，三港公司再无任何遗留货款、货物。第六，普林斯顿公司属于恶意诉讼。普林斯顿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经黔系XX公司的股东之一，同时也是XX公司的董事。其在1997年9月至2017年10月，担任XX公司的董事长，公司一切事务均听令于他。在2016年6月8日，李经黔曾作为XX公司上海代表处董事长签发文件给三港公司，普林斯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明知本案的所有情节。本案纠纷形成的最大原因是因XX公司董事之间的内部矛盾所致。综上，应驳回普林斯顿公司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海欣公司述称：首先，从行业和法律规定来看，普林斯顿公司、三港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因涉案买卖物品为XX药品，第三人海欣公司是XX药品在中国唯一授权的销售单位，三港公司没有药品经销的资质。其次，涉案相关产品进关、报检都需要使用第三人海欣公司的资质和名义，接收方是第三人海欣公司，不可能是三港公司。但涉案货物的上游是怎样的，第三人海欣公司并不知情。从第三人海欣公司角度看，可能是普林斯顿公司和XX公司之间的纠纷引起的。综上，本案合同是无效的，违反国家的强制性规定，应驳回普林斯顿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的法律事实如下：一、关于《经销合约》及其履行事实2015年1月18日，普林斯顿公司（甲方）与三港公司（乙方、经销商）签订《经销合约》一份，内容为“1、甲方特此任命经销商作为用于检测幽门螺杆菌的碳13尿素呼气试验设备的独家批发商，该设备由XXLABS开发并冠以商标XX营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营销、销售和分销上述产品。2、甲方授予经销商使用XX商标在区域内进行营销、销售和分销上述产品，该买断式授权许可是有限制的，可撤销的、非排他性的且不可转让的，经销商在此将XX商标中的所有权和商誉交予甲方代理。3、经销期限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共计60个月，除非双方提前按下文规定终止或以书面形式续签，则期限有变动。甲方和经销商在合约期内就合约产品在协议区域内的所有合同和交易均受本合约的约束。5、甲方与经销商的关系为卖方与买方的关系。经销商、其代理人和雇员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被视为甲方的代理人或代表。分销商无权以甲方的名义或代表甲方签订任何合同或承诺，也无权在任何方面约束甲方。7、甲方将：（a）在本合约期内，将产品出售给经销商，供其自行使用或在经销商约定时间和数量内转售。10、甲方将在收到9,500件的订单后60天内发货，超过9,500件的订单在90天内发货，但经销商必须遵守附表A中的支付条款和第9条的规定。经销商应负责从甲方地点发货的所有运输成本和风险。另，附表A中约定的支付条款为：货运前付清全部货款（美元支付）。价格：11美元/件。”此后，普林斯顿公司向三港公司发出《付款通知》、订单、供货发票、装箱单、提单等。关于普林斯顿公司涉案主张的201504、201507、201601三批形式发票项下的产品进口报关情况如下：针对201504形式发票项下批号为15159的XX药品，三港公司分2次报关送检，时间分别为2016年3月11日19,000盒、2016年4月19日29,700盒，总盒数为48,700盒。上述两批次产品《进口药品通关单》上明确显示，报验单位是第三人海欣公司，收货单位为三港公司。该批次《上海海关进口关税专用缴款书》及《上海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显示缴款单位为三港公司及第三人海欣公司，系双抬头发票。同时，三港公司在报关中，出具了由三港公司及第三人海欣公司共同签订的《进口代理协议》，明确第三人海欣公司委托三港公司从事涉案产品的保税区代理报关、报检业务。针对201504形式发票项下批号为15158的XX药品，三港公司分2次报关送检，时间分别为2016年5月18日10,000盒、2016年7月8日12,000盒，总盒数为22,000盒。上述两批次产品《进口药品通关单》上明确显示，报验单位是第三人海欣公司，收货单位为三港公司。该批次《上海海关进口关税专用缴款书》及《上海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显示缴款单位为三港公司及第三人海欣公司，系双抬头发票。同时，三港公司在报关中，出具了由三港公司及第三人海欣公司共同签订的《进口代理协议》，明确第三人海欣公司委托三港公司从事涉案产品的保税区代理报关、报检业务。针对201601形式发票项下批号为15150的XX药品，三港公司分2次报关送检，时间分别为2016年6月20日20,000盒、2016年7月8日20,000盒，总盒数为40,000盒。上述两批次产品《进口药品通关单》上明确显示，报验单位是第三人海欣公司，收货单位为三港公司。该批次《上海海关进口关税专用缴款书》及《上海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显示缴款单位为三港公司及第三人海欣公司，系双抬头发票。同时，三港公司在报关中，出具了由三港公司及第三人海欣公司共同签订的《进口代理协议》，明确第三人海欣公司委托三港公司从事涉案产品的保税区代理报关、报检业务。针对201507形式发票项下批号为16037的XX药品，三港公司于2016年8月11日报关送检，总盒数为37,300盒。该批次产品《进口药品通关单》上明确显示，报验单位是第三人海欣公司，收货单位为三港公司。三港公司在报关中，出具了由三港公司及第三人海欣公司共同签订的《进口代理协议》，明确第三人海欣公司委托三港公司从事涉案产品的保税区代理报关、报检业务。针对形式发票为201504项下，三港公司共计申报进口XX产品为70,700盒，总重量为3,243.50KG。针对形式发票为201507项下，三港公司共计申报进口XX产品为37,300盒，总重量为1,340KG。针对形式发票为201601项下，三港公司共计申报进口XX产品为40,000盒，总重量为1,815KG。2018年5月14日，普林斯顿公司委托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通过邮寄的方式向三港公司发送《律师函》一份，内容为“受普林斯顿公司的委托，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柯一嘉律师特此致函。贵方与委托人签有合同，向委托人购买XX-50MG、XX-75MG等货物。经查核单据文件确认，贵方仍有美金1,461,086元尚未清偿。请贵方在收到本律师函后的三十日内付清美金1,461,086元。若逾期未付，委托人将依据所受相关损害，加计延迟利息与违约金提起诉讼，以维护自身权益。”2016年11月2日，三港公司向普林斯顿公司支付货款166,914美元。二、与XX公司相关事实美国XX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为XX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的常驻代表机构，该公司董事为F和W，中文名分别为徐某、李经黔。美国XX股份有限公司为涉案XX碳13幽门螺杆菌呼气试剂（XX样本分析仪）在中国境内的独家经销商。2013年1月1日，XX公司向第三人海欣公司出具《经销商授权书》，内容为“我司现在授权位于上海市XX路XX号XX大厦XX楼之海欣公司为碳13C尿素呼气试验诊断试剂（XX）在中国境内的指定经销商。本委托书自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生效，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终止。”2013年5月10日，XX公司向三港公司及海欣公司出具《证明文件》一份，内容为“普林斯顿公司为美国XX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办事处在美国境外的合作公司，该公司为美国XX股份有限公司向加拿大实际工厂支付订购碳13尿素呼气试剂所需要的货款。海欣公司为美国XX股份有限公司的国内总经销商，海欣公司收到各医院及医药公司的货款后将货款汇入三港公司的账户中，美国XX股份有限公司再指定三港公司将收到的货款汇到普林斯顿公司的账户中，普林斯顿公司仅为美国XX股份有限公司代付货款和代收货款的公司，不参与加拿大产品在中国的任何经营活动，特此说明。”2013年9月1日，XX公司上海代表处（甲方）与三港公司（乙方）、第三人海欣公司（丙方）共同签订《代理、分销合作协议》一份，内容为“1、甲乙丙三方根据国家《药品管理法》规定和要求。甲方为产品的国内总代理商，乙方为进口代理商，丙方为产品分销商。2、甲方委托乙方对其产品进行国际贸易和保税仓储。3、甲方产品进入保税区后，乙方根据甲方的委托指令，以国际贸易形式销售给丙方，并进行清关操作，待清关完成并获药检通过后，送货至丙方的仓库。7、丙方应甲方要求开具增值税发票或普通发票，关税增值税在清关时先由甲方作为押金支付给乙方，待丙方应收账款回笼时作为代收代付支付给乙方，然后乙方把甲方代付的关税、增值税原路返回至甲方指定账号。丙方开具增值税发票及普通发票后，同时将药检报告与发货清单随发票及货物一并送往甲方指定处。并由甲方收取收货回执。市内五个工作日、市外十个工作日收回。12、费用的结算的方法为：（a）丙方负责应收账款和货款回笼登记事宜。并于每月初将上个自然月的应收账款和货款回笼报表交由甲方。丙方于每月6日划账至乙方，乙方于每月10日汇款至国外供应商。”2016年11月7日，美国XX股份有限公司（甲方）、三港公司（乙方）及第三人海欣公司共同签订《协议终止书》一份，内容为“甲方与乙方、丙方原于2013年9月1日签订的《代理、分销合作协议》，合同项下甲方由于整体业务发生变化，故公司决定货物不走外高桥保税区通道，甲方特通知乙方、丙方不再续约，该协议于2016年12月1日予以终止，乙方不再履行代收代付职责。合同项下甲方遗留在丙方的货款，由丙方汇到甲方指定的账户，甲方和乙方没有遗留账目问题。”一审审理中，第三人海欣公司申请美国XX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员工翁某作为证人出庭，翁某陈述内容如下：普林斯顿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经黔是美国XX股份有限公司前任董事长，现为董事身份。XX公司在1999年至今都是涉案XX试剂在中国境内的唯一总代理。涉案的货款已经流转回到XX公司。在2015年4月、6月，因XX公司在巴哈马的银行账户出现问题，因此草拟了案涉合同，该合同是倒签的，落款时间为10月31日。仅因避税需要而由普林斯顿公司代收货款，代付加拿大的货款，不介入任何业务，所以联系人都是XX公司上海代表处。涉案货款与普林斯顿公司无关。因李经黔在涉案时同时担任普林斯顿公司以及XX公司董事长，因此我是接受李经黔的指令经手涉案业务。对于涉案合同的签订是我经手的，我是根据李经黔的指令，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给三港公司，三港公司打印加盖签章后邮寄给我，我再邮寄给台湾的普荣公司（是李经黔所有的公司），由台湾C公司的刘美凤签收的。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系涉外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当事人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协议选择或者变更选择适用的法律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本案中，虽在《经销合约》中约定纠纷适用巴哈马法律，但一审庭审中，当事人合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本案纷争。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普林斯顿公司主张三港公司曾于2015年至2016年期间向其购买涉案XX产品，合计货款为1,628,000美元。因涉案纠纷系平等主体之间因买卖合同而引发的涉外商事合同纠纷，故应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制。一审法院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普林斯顿公司、三港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二、三港公司是否负有归还货款的义务？针对焦点一：首先，普林斯顿公司为证明其与三港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提交了《经销合约》、供货发票、装箱单、提单等证据。根据《经销合约》第4条显示，合同约定普林斯顿公司、三港公司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普林斯顿公司的义务是向三港公司提供涉案XX药品，三港公司的义务系向普林斯顿公司支付货款。根据供货发票、装箱单、提单显示，药品发送的对象、收货人均为三港公司。另，根据三港公司提交的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据显示三港公司为涉案产品的收货单位，且三港公司也当庭认可已办理报关单项下货物报关手续，实际接收XX药品数量为148,000件，也与普林斯顿公司所陈述的XX药品发货数量相一致。故根据上述证据可以证明，普林斯顿公司已按约履行了合同项下的发货义务，三港公司已实际接收涉案药品。其次，虽三港公司提交的XX公司于2013年5月10日出具的《证明文件》显示“普林斯顿公司为美国XX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办事处在美国境外的合作公司，普林斯顿公司仅为美国XX股份有限公司代付货款和代收货款的公司。”但该《证明文件》仅为XX公司单方制作，并无普林斯顿公司认可的相关证据予以印证。虽XX公司上海办事处委派工作人员翁某亦出庭予以说明相关事实，但也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其观点。同时，三港公司曾于2016年11月2日向普林斯顿公司支付涉案货物的部分货款166,914美元。该行为可以证明三港公司已依照《经销合约》履行了部分支付义务。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本案中，李经黔虽然曾经同时担任普林斯顿公司与美国XX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根据法律规定，公司法人的独立性，普林斯顿公司与三港公司签订的《经销合约》并不能被XX公司与三港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所取代。三港公司作为公司法人，其在签订《经销合约》时，理应明知且预见到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故对于三港公司所签订《经销合约》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自行承担。第四，本案中，对于三港公司一再陈述系接受XX公司指令所从事的交易行为，但因其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所陈述的事实，故一审法院对三港公司的抗辩观点不予采纳。针对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出卖人应当履行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普林斯顿公司作为卖方，其义务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三港公司作为买方，其义务是向卖方支付相应的价款。现普林斯顿公司已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已履行了交付货物的相关义务，故三港公司作为买受人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本案中，普林斯顿公司实际发出XX药品数量为148,000件，根据《经销合约》约定，每件药品价格为11美元，故涉案项下普林斯顿公司共计发出XX药品的总货款为1,628,000美元（148,000件×11美元/件）。因三港公司已于2016年11月2日向普林斯顿公司支付货款166,914美元，故三港公司尚欠货款为1,461,086美元（1,628,000美元﹣166,914美元）。一审法院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三港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普林斯顿公司货款1,461,086美元（以2018年12月3日当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6.9274为标准计算）。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2,552元，由三港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1.李经黔系XX公司、普林斯顿公司股东，于1997年9月至2017年10月任XX公司董事长职务，于2017年始任普林斯顿公司执行董事职务。2.2013年9月始，三港公司即依据《代理、分销合作协议》与XX公司、海欣公司合作开展案涉XX药品的代理进口业务，普林斯顿公司作为代收代付货款方参与案涉业务，三港公司接受XX公司的指示付款至普林斯顿公司的巴哈马银行账户。3.XX公司、三港公司、海欣公司一致确认三港公司账面上不存在代收代付截留货款未对外支付。前述事实由三港公司、海欣公司当庭陈述、《代理、分销合作协议》、公证书、电子邮件、证人翁某当庭提供证言等证据证实。本案争议焦点：三港公司是否应依据《购销合同》向普林斯顿公司付款？本院认为，XX公司持有案涉XX药品的独家经销商证明、XX公司上海代表处自2013年1月1日始授权海欣公司为其在中国境内的指定经销商、XX公司上海代表处、三港公司、海欣公司为此签订有《代理、分销合作协议》、三港公司与海欣公司为此签署了《进口代理协议》等一系列文件中的证明内容，以及XX公司上海代表处、经办人翁某的证人证言陈述，能够直接证明案涉XX药品在中国实现经销的主体资质及其进口渠道，即三港公司负责代理进口XX公司与海欣公司之间的案涉XX药品买卖业务，XX公司拥有经销权，海欣公司具有XX公司的经销授权。将前述书证结合以下合同履行实际：普林斯顿公司在《经销合约》中主张的案涉药品与三港公司代理进口的、由海欣公司销售的药品系同一标的。XX公司、三港公司、海欣公司之间的往来电子邮件及以上各方在诉讼中的一致陈述、海欣公司作为报验单位的《进口药品通关单》、关税、增值税缴款书的双抬头开票形式、出库单、三港公司不具备案涉药品的经销资质、无权单独进口药品、其仅在代理进口业务中收取固定比例的进口代理费、2013年5月10日XX公司向三港公司、海欣公司出具的代收代付证明文件、2016年6月8日李经黔以XX公司上海代表处董事长名义向三港公司发出的有关境外巴哈马银行汇款账号的澄清说明等事实能够证明在具体经销案涉药品业务中，海欣公司作为被XX公司授权的经销商实现案涉药品在国内医院的销售、三港公司仅为药品的代理进口商、XX公司指示三港公司将从海欣公司回流的货款向普林斯顿公司的巴哈马银行账户汇出。另，从李经黔的双重股东身份及其职务分析，李经黔既是普林斯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是XX公司的董事、前法定代表人，其在整个药品经销业务中不但应系经销业务的知情人，而且其有参与到对具体付款环节的指示，李经黔对于通过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普林斯顿公司在巴哈马的银行账户对经销货款进行代收代付以实现XX公司案涉XX药品经销业务利益最大化的付款安排应系明知。三港公司在明知自身不具备药品经销资质的情况下仍与普林斯顿公司签署形式上的《经销合约》，也是为了配合XX公司的付款安排，实现由普林斯顿公司在巴哈马银行收款的目的，以实现XX公司经销利益的最大化。虽然普林斯顿公司关于其与XX公司系不同独立法人的主张成立，但仍无法当然排除在具体案涉XX药物进口和经销过程中，XX公司与普林斯顿公司之间基于利益及关联关系一致对三港公司作出了付款指示。故综合全案证据，三港公司主张普林斯顿公司系XX公司经销XX药品的货款代收代付方的身份、三港公司仅系代理进口商的身份能够被认定。正是基于XX公司与普林斯顿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以及多年的交易惯例，XX公司与普林斯顿公司作为利益共同体，任何一方对三港公司的指示行为，对三港公司而言，并无本质不同和区别对待。因此，三港公司遵从任何一方的指令均可视为依据《代理、分销合作协议》的履约行为。基于此，在2016年11月7日《协议终止书》中，XX公司确定三港公司不再履行代收代付职责，合同项下遗留在海欣公司的货款，由海欣公司汇到XX公司指定的账户，XX公司与三港公司无遗留账目问题。三港公司依据该《协议终止书》履行，并无违约之处。而由于普林斯顿公司只是作为代收货款的一方，故其与三港公司签署的《经销合约》仅为履行代收代付行为而制作的形式合同，并非普林斯顿公司与三港公司之间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明。关于此，从普林斯顿公司无药品经销权资质证明、海欣公司关于案涉药品经销业务的陈述、经销业务的履行实际均可得到证明。并且，普林斯顿公司主张三港公司是直接买受人，但其亦知晓三港公司并无药品经销资质，而且普林斯顿公司对有经销资质的海欣公司的下游实际经销行为、海欣公司向三港公司的回款行为、两者之间存在的《进口代理协议》等亦不能作出与其主张的单一《购销合同》关系逻辑一致的合理解释。据此，三港公司作为XX药品进口的代理人，仅履行代理进口手续，接受XX公司、普林斯顿公司任何一方的指示完成货物进口、代收代付货款即为履行了其合同义务，作为回报收取的也仅为一定比例的代理费。现三港公司系依据XX公司的指令终止了代理进口业务，该行为对三港公司而言，依据以往的交易惯例，等同于XX公司或者普林斯顿公司任何一方有权向其作出的有效指示，三港公司已经实际遵照XX公司的指示执行。故即便XX公司与普林斯顿公司为XX公司签署指示付款行为的效力发生分歧，也与仅为代理进口的三港公司一方无涉，除非普林斯顿公司能够举证证明三港公司账上截留了海欣公司已经支付的货款，未进行对外实际支付和结算。最后，三港公司的进口代理义务履行完毕，普林斯顿公司与XX公司之间如就货款的控制权及其结算引发争议，明显与代理进口人三港公司的代理义务无涉。综上所述，上诉人三港公司的上诉成立，本院应予支持。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有误，本院应予纠正。被上诉人普林斯顿公司的举证不足以否定上诉人三港公司举证的证明力，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据此，本院对一审判决予以撤销并改判驳回普林斯顿公司的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初9007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普林斯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2,55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2,529元，均由被上诉人普林斯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 英审判员 杨 苏审判员 顾恩廉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胡 骞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