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54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石某1，女，1983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尤某1，女，1958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某，男，2017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法定代理人：石某1（系沈某之母），年籍、住址同上。以上三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德喜，上海才富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三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顾美玲，上海才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尤某2，男，1960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女，1975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尤某3，男，2014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法定代理人：杨某（系尤某3之母），年籍、住址同上。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诸某，女，1964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尤某4，男，1987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以上五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林，四川泰仁（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五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作君，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施某，男，1982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被上诉人尤某5，女，1956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某，系尤某5之子，年籍、住址同上。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尤某6，女，1963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某2，女，1983年8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长宁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某，男，2013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法定代理人：石某2（系姚某的母亲），年籍、住址同上。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某1，男，1964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某2，男，1990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石某2、姚某、邓某2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尤某6（系石某2的姨妈、姚某的姨外婆、邓某1的配偶、邓某2之母），年籍、住址同上。被上诉人尤某7，女，1950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尤某4，年籍、住址同上。原审第三人：上海市长宁第二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中山西路****。法定代表人：施敏，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系该公司员工），地址同上。，地址同上>上诉人石某1、尤某1、沈某因与被上诉人尤某2、杨某、尤某3、诸某、尤某4、尤某5、施某、尤某6、石某2、姚某、邓某1、邓某2、尤某7及原审第三人上海市长宁第二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简称长宁第二征房公司）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5民初129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院审理过程中，原审被告尤某8、黄某2死亡，本院依法追加两人的女儿尤某5、养女尤某7参与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石某1、尤某1、沈某（简称石某1等三人）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由于尤某8、黄某2于本案二审时去世，要求对两人所涉相应遗产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事实和理由：1.原判事实认定存在多项错误。一是尤某1作为1968年上海市长宁区XX村XX号乙XX、XX室房屋（简称被征收房屋）调配单中被安置人员之一，对被征收房屋取得是有贡献的且长期居住在该房，户籍亦在该房内，因居住困难而在外借房居住，理应属被安置人口。二是本市XX路XX弄XX号公有住房（简称北石路房屋）并非尤某1配偶石某3取得的福利性房屋，而是石某3母亲单位分配的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简称塔城路房屋）调换而来。2007年石某3因身患重病，为筹集治病费用不得已将本市XX村XX号XX室-XX室公有住房（简称曹杨五村房屋）出售给石某2，该节事实原判未予查明。三是尤某1单位于1987年5月分配的本市XX路XX弄XX号房屋（简称威海路房屋）面积只有15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只有3.75平方米，按照1991年4月29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的《上海市解决居住困难户住房暂行办法》所规定本世纪末解决4平方米以下困难户的标准，已属居住困难户。之后虽通过调换取得曹杨五村房屋，但居住人口远不止“两大两小”，原判仍按居住人口为四人来换算和认定人均面积已超15平方米是不合理的。对于曹杨五村房屋而言，即便原配房人石某3已过世，尤某1、石某1、石某2、沈某、姚某的人均居住面积也仅有12.57平方米，属于有关规定“虽有其他住房但居住困难的人”的情形，应该被视为同住人。2.原判对于杨某、尤某3居住状况的认定与对石某1、沈某的认定标准不一。石某1自1983年出生时即随父母在被征收房屋内居住，其户籍自1999年迁回被征收房屋后，也因该房面积小而无法居住；沈某出生后户口报在被征收房屋所在户，同样原因而无法实际居住，均应视为同住人，有权分得相应征收补偿利益。事实上被征收房屋面积过小，无法让所有户籍人员居住，故不能将“是否在被征收房屋内居住过”作为判断同住人的标准。3.依照相关规定，未成年人与父母共同受配公房时，未成年人并非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获得住房福利，而是附随于父母的居住利益，故原则上不属于他处有房，不影响其成年后所获得公房在征收时同住人的认定。尤某2、杨某、尤某3、诸某、尤某4（简称尤某2等五人）共同辩称，不同意石某1等三人的上诉请求，也不同意将尤某8、黄某2相应遗产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尤某8、黄某2所涉遗产问题应另案解决。其理由：一是本案系因动迁产生的分家析产纠纷，其基础事实和法律关系是本案诉讼参与人是否系承租人或同住人，而非尤某8、黄某2两人遗产的继承问题。二是尤某8、黄某2是本案一审被告，二审直接处理他们俩人的遗产，导致诉讼程序不完整，令当事人丧失完全的诉讼权利。三是本案动迁产生的财产权益，只是尤某8、黄某2财产的一部分，若二审法院将本案相关动迁利益作为遗产进行分割，仍然会遗漏其他部分遗产，在诉讼当事人无法协商的情况下，将影响当事人间的权益平衡并产生诉累。对于石某1等三人所述事实和理由，尤某2等五人认为：1.根据“上海市住房调配通知单”及“住房交换过户通知书”可知，1987年尤某1、石某3、石某2、石某1曾因居住困难获配威海路公有住房一套，后又调换至曹杨五村公有住房，建筑面积62.86平方米，并购下产权。故尤某1无论是何种原因出售曹杨五村房屋，都不能改变其已获福利性住房的事实。同时，尤吉等三人所称调配的威海路房屋一套面积过小也非如此，因为石某3另有一处北石路公租房居住面积达19.9平方米，经折算，石某3一家四口人均居住面积已超过9平方米。2.所谓“居住困难”的认定是以未获得福利性住房且在外借住房屋为前提的，尤某1、石某1均属于已获得福利性住房的情况，因而失去认定居住困难的条件。无论其因何种原因在外租房，均不应认定为居住困难。3.石某2、石某1于1999年户籍迁回被征收房屋后，均未在该房居住，且有福利分房，不具有被视为同住人的情形。沈某、姚某系未成年人，既然母亲不能被认定为同住人，其当然也不能被认定为同住人。4.杨某、尤某3未获得过福利分房，对被征收房屋的居住依赖很大，因该房面积过小而无法居住，只能申请廉租房，与尤某1、石某2的情况完全不同，两者不能相提并论。总之，原判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要求维持原判。尤某5、施某（简称尤某5等两人）辩称，同意石某1等三人的上诉请求，不认可尤某2等五人的答辩意见和事实陈述。尤某6、石某2、姚某、邓某2（简称尤某6等四人）辩称，同意石某1等三人的上诉请求，不认可尤某2等五人的答辩意见和事实陈述。尤某1、石某2和石某1未享受过福利分房，也未获得过动迁利益，尤某6的中江路房屋系以原福利分房加上自有资金和单位补贴购置的，并非动迁安置房。邓某1未作答辩。尤某7辩称，不同意尤吉等三人的上诉请求，认可尤某2等五人的答辩意见和事实陈述。原审第三人长宁第二征房公司述称，不同意石某1等三人的上诉请求，支持尤某2等五人的答辩意见和事实陈述。对于尤某8、黄某2所涉遗产分割是否在本案中一并审理，请法院依法裁决。石某1等三人所谓居住困难的说法不能成立，同住人的三项评定标准必须同时具备，不得拆开作任意解释。居住困难应以动迁时的居住状况来评定，征收被征收房屋时石某1等三人不属居住困难，且因尤某1、石某3均享受过福利分房待遇，之后又按优惠政策将公租房转售为私有，故无论从何种角度而言，石某1等三人均不符合被征收房屋同住人的条件，不应享有被征收房屋补偿利益。此外，原审依规判定各当事人是否可享有补偿利益，尤某3、杨某等未享受过社会性分房福利，符合同住人条件，故原判对各当事人是否系被征收房屋同住人的认定标准是一致的。石某1、尤某1、沈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分割上海市长宁区XX村XX号乙XX、XX室房屋的征收补偿款人民币6,230,288元（以下币种同），要求取得上述被征收补偿款的十一分之三，即1,699,169.4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尤某8、黄某2系原配夫妻，育有尤某1、尤某2、尤某6及施某之母尤某5。尤某1与其配偶石某3生育两女，即石某2、石某1，石某1生育沈某，石某2生育姚某。尤某6、邓某1系夫妻，生育邓某2。尤某2于1986年12月26日与诸某登记结婚，婚内生育一子，即尤某4。2010年2月22日，尤某2、诸某在民政部门协议离婚，后尤某2与杨某登记结婚，并生育尤某3。二、被征收房屋坐落于上海市长宁区XX村XX号乙XX、XX室，系尤某81968年受配的公有住房，居住面积26.1㎡，换算建筑面积50.63㎡，承租人为尤某8。2018年12月18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作出长府房征[2018]10号房屋征收决定，该房屋被纳入征收范围，作出征收决定时，被征收房屋内户籍在册人员共16人，即原审的原、被告，实际居住人为尤某8、黄某2。2019年4月14日，尤某8以公有住房承租人身份，与上海市长宁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上海市长宁第二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签订《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根据该协议，尤某8选择货币补偿，按照协议第七、八、九条约定，共计可取得6,230,288元，具体项目如下：房屋价值补偿款4,461,727.82元、装潢补偿款50,000元、签约奖1为253,150元、签约奖2为101,260元、搬迁奖励455,670元，未见证面积补贴100,000元、借房补贴15,000元、搬迁费1,200元、家用设施移装费2,200元、均衡实物安置补贴790,080元，上述款项合计6,230,288元，均已由尤某8领取。三、本案当事人的户籍情况、居住情况和福利性住房取得情况如下：（一）尤某8、黄某2的户籍于1977年1月10日迁入被征收房屋，此后两人一直居住在被征收房屋内。（二）尤某11987年自其工作单位分得本市XX路XX弄XX号房屋后，其与石某1、石某2的户籍于同年11月20日自被征收房屋内迁出，此后上述当事人亦未在被征收房屋内居住，直至1999年7月5日户籍迁回被征收房屋内。1989年12月，尤某1与其配偶石某3以各自承租的本市XX路XX弄XX号公有住房和本市XX路XX弄XX号公有住房交换取得本市XX村XX号XX-XX室公有住房，该房屋建筑面积62.86㎡，后石某3又于2003年12月17日买下该房屋产权，并于2007年1月11日将其出售给石某2。沈某和姚某出生时户籍报在被征收房屋内，一直随各自的母亲石某1、石某2共同生活，未居住于被征收房屋内。（三）尤某2的户籍自迁入被征收房屋后、尤某4自出生时户籍报在被征收房屋内后，户籍未曾迁出，2000年12月11日，上述两人作为本市普陀区XX路XX桥东XX号私房的被征收人之一，与上海XX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房屋拆迁保留私房产权安置协议》，受配取得本市普陀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该房屋建筑面积62.55㎡。诸某1987年11月10日户籍迁入被征收房屋后，与尤某2共同居住在内，其与尤某2离婚后，于2014年搬离被征收房屋，户籍仍未迁出；杨某与尤某2结婚后，于2014年10月31日生育尤某3并将其户籍报在被征收房屋内，同年11月25日杨某的户籍亦迁入被征收房屋内，后因居住困难，尤某2、杨某、尤某3于2017年6月19日申请廉租住房，同年12月26日正式配租，现三人仍在外租住。（四）施某于1982年6月30日在被征收房屋内报出生后，户籍未曾迁出，2000年12月3日，施某和其母尤某5作为本市普陀区XX路XX桥东XX号私房的被征收人之一，与上海XX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房屋拆迁保留私房产权安置协议》，受配取得本市普陀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该房屋建筑面积72.27㎡。（五）邓某1于1991年受配取得本市普陀区XX路XX村XX号公房，受配时尤某6、邓某2亦列于住房调配单内。2000年12月10日，上述三人作为本市XX路XX桥东XX号房屋私房的被征收人之一，与上海XX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房屋拆迁保留私房产权安置协议》，受配取得本市普陀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邓某2的户籍于2006年自本市普陀区XX路******迁入被征收房屋内，其本人未在被征收房屋内居住过。审理中，尤某6称上述中江路房屋并非动迁安置房，而是以原承租的金沙新村公房作价4万、工作单位补贴7万、自付3万的方式购置取得，不属于福利性住房，石某1等三人对此予以认可，尤某8、黄某2、尤某2、杨某、尤某3、诸某、尤某4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有住房征收补偿款，房屋的承租人和对该公有住房享有同住人资格的成员均享有分割该补偿款的权利。拆迁许可证核发之日在被征收公有住房处具有本市常住户口、已实际居住一年以上、在本市无其他福利性房屋的人，若无不得被视为同住人的情形，对该公有住房享有同住人资格；在被拆迁公有住房处具有本市常住户口但户口但因家庭矛盾、难等原因在外居住、他处也未取得福利性房屋的人员，应视为对该公有住房享有同住人资格。其中“取得福利性房屋”是指原承租的公有住房、计划经济下分配的福利房、自己部分出资的福利房、半数以上购房款源自单位补贴的商品房、公房被拆迁后所得的安置房、按公房出售政策购买的产权房等。本案中，尤某8系承租人，理应分得被征收房屋的征收补偿利益，其余当事人均在被征收房屋内具有本市常住户口，就他们是否享有同住人资格或应视为享有同住人资格，分析如下：1、黄某2自户籍迁户籍迁入该址起一直居住在被征收房屋内，屋被拆迁之日，且无证据证明其在他处取得过福利性质住房或具有不得视为同住人的情形，应认定为同住人。2、诸某自1987户籍迁户籍迁入之日起，2014年才离开被征收房屋，且无证据证明其在他处取得过福利性质住房或具有不得视为同住人的情形，应认定为同住人。3、杨某、尤某3虽未在被征收房屋内居住，但其原因是被征收房屋面积过小、存在居住困难，且无证据证明其在他处取得过福利性质住房或具有不得视为同住人的情形，依法应视为同住人。4、尤某2、尤某4在本市曾接受过动迁安置，且尤某4不存在居住困难，尤某2在其分得的福利性住房并无人均居住面积过小等困难的情况下在外居住，不属于“存在居住困难”，上述两人亦不具有其他应被视为同住人的情形，均不符合被认定为同住人的条件。5、尤某1在本市取得过福利性住房，且其所取得的本市XX村XX号XX-XX室公房的居住面积达62.86㎡，人均居住面积近15.72㎡，不符合“居住困难”的认定条件，亦不具有其他应被视为同住人的情形，且其在购买曹杨五村房屋产权后又将其出售给石某2，故不符合被认定为同住人的条件。6、石某1、石某21999年户籍迁户籍迁回被征收房屋后，征收房屋内居住过，且不具有应被视为同住人的情形，不符合被认定为同住人的条件；沈某、姚某系未成年人，随各自母亲生活，未曾在被征收房屋内实际居住过，亦不具有应被视为同住人的情形，也不符合被认定为同住人的条件。7、施某曾在本市接受过动迁安置，又不存在应视为同住人的情形，不符合被认定为同住人的条件。8、尤某6、邓某1曾在本市取得过福利性住房，又因接受动迁安置取得本市普陀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且不具有应被视为同住人的情形，不符合被认定为同住人的条件。尤某6主张上述中江路房屋系以其户原承租的金沙新村公房作价后再加上单位补贴和自有资金所购，并非接受动迁安置取得，但该主张与在案证据所证明的事实相悖，本院不予采信，即使尤某6所述属实，按其自述，该中江路房屋的购房款中半数以上源自福利性补贴，仍应被认定为福利性住房。邓某2的户籍虽户籍虽在被征收房屋内，在被征收房屋内居住过，也不存在应被视为同住人的情形，不符合被认定为同住人的条件。综上所述，被征收房屋的征收补偿款应归尤某8、黄某2、诸某、杨某和尤某3所有，石某1、尤某1、沈某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尤某6、石某2、姚某、邓某1、邓某2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上海市长宁区XX村XX号乙XX、XX室房屋的房屋价值补偿款、装潢补偿款、签约奖1、签约奖2、搬迁奖励、未见证面积补贴、借房补贴、搬迁费、家用设施移装费与均衡实物安置补贴合计6,230,288元，归尤某8、黄某2、诸某、杨某和尤某3所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7,706元，由石某1、尤某1、沈某共同负担。本院二审中，被上诉人尤某2等五人提交了尤某8、黄某2的《居民死亡推断书》等证据，并提出尤某8曾领养过一女儿，名叫尤某7，由上诉人尤某1的职工档案表予以证明。该表记载，尤某1的亲属关系中有一姐姐尤某7。经本院传唤，尤某7参与诉讼。尤某7声称其在约17个月大的时候被尤某8收养，并提交了上海市公安局仙霞派出所出具的《户籍事户籍事项证明》以及尤某8“全家福”照片，某7与尤某8系父女关系。对此，石某1等三人认可《居民死亡推断书》等证据，但对于《户籍事户籍事项证明》表示不认可，某7其实是已故“好婆”（奶奶）陆某领养的，并提供丁某的视频证言，还申请证人黄某1到场作证。黄某1到场证明，其系黄某2之兄，陆某、尤某8来沪将户口报户口报入尤某**时，7是陆某领养的，无亲属投靠依据，故户口登户口登记为尤某8的女儿。等两人、尤某6等四人认同石某1等三人的质证意见及黄某1的证言。尤某2等五人对于《户籍事户籍事项证明》无异议，人黄某1及未受质证的丁某的证言均不认可。尤某7亦不认可黄某1的证言。长宁第二征房公司对上述事实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尤某7与尤某8的身份关系早经公安机关审核确定为父女关系，并由尤某1的职工档案表、尤某8“全家福”照片等予以佐证，数十年来没有证据证明有人（包括尤某8、黄某2）对此提出过异议，且尤某7姓名中的“惠”字亦符合其与尤某2、尤某1等人的平辈关系。证人黄某1的证言不能否定上述户籍登户籍登记机关已经确定的事实。可以认定尤某7是尤某8的养女，系本案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应当享有与尤某1、尤某2、尤某6、尤某5等人同样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对于尤某7的诉讼地位，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追加为被上诉人。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石某1等三人为证明北石路房屋由石某3母亲徐某单位所配塔城路房屋调换而来的事实，提供了上海市嘉定区中医医院出具的《证明》以及由塔城路房屋调换北石路房屋的《上海市住房调配通知单》。尤某5等两人、尤某6等四人均认同上述证据及所证明的事实。尤某2等五人提出，上述《证明》中已经表明上海市嘉定区中医医院自1984年起才保存档案，对于徐某于1981年享受医院福利分房“未有相关记录”，故仅凭院方退休职工回忆证明徐某获配塔城路房屋，依据不足。同时，尤某2等五人认可《上海市住房调配通知单》的真实性，但认为该通知单不能实现石某1一方的证明目的。尤某7同意石某1等五人的质证意见。长宁第二征房公司则认为上述《证明》不是当时的分房凭证，不足以证明徐某获配塔城路房屋。对此，本院认为《上海市住房调配通知单》上明确记载“原住房情况”栏中塔城路房屋的“租赁户名”为石某3。该通知单经当时的调配单位、原住房管所、新配房管所联合盖章确认，是目前能够查到的原始证据，应以该通知单确认的事实为准，故石某1等三人上述提交的证据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此外，尤某2等五人亦提交黄某2的遗嘱、赠与合同及相关视频等，并表示有关尤某8、黄某2相关遗产不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若存在纠纷应另案解决。石某1等三人、尤某5等两人、尤某6等四人亦不认可尤某2等五人提供的上述证据。经查，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审理期间，被上诉人尤某2等五人表示不愿意接受调解。本院认为，公有住房被征收后，房屋同住人可以分得房屋征收补偿利益。本案中，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对于尤某8、黄某2被征收房屋遗产份额是否一并处理的问题。对此，由于诉讼各方存在较大争议，尤某2等五人已就相关事实作了部分举证，还曾申请众多证人作证，而利益相对方均提出对抗性答辩。经初步审查，所涉案件情况复杂，尤某2一方亦提出尤某8、黄某2作为被征收房屋的被补偿人，除补偿利益外还可能涉及其他遗产须处理以平衡各方利益，同时也为了保障各方当事人能够获得完整的诉讼权益，本案审理范围仍应以石某1等三人原审诉请为宜。涉及尤某8、黄某2遗产问题，若相关当事人之间存在争议，可另行主张。综合上诉人的诉请、被上诉人的陈述和原审第三人长宁第二征房公司的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石某1等三人是否符合被征收房屋“同住人”的条件并可分得相应补偿利益。对此，原判已阐明，拆迁许可证核发之日在被征收公有住房处具有本市常住户口、已实际居住一年以上、在本市无其他福利性房屋的人，若无不得被视为同住人的情形，对该公有住房享有同住人资格。即对于同住人判断以拆迁许可证核发之日的居住状况而定，且上述判断标准须同时具备。经查，尤某1及其配偶均享受过社会福利分房待遇，后两人将各自所承租的公房交换取得面积更大的曹杨五村房屋。虽然，尤某1、石某3将上述房屋购下产权后再转售给石某2，但因曹杨五村房屋本是原有两套公有住房交换而来，享有公有住房的事实没有改变，故在本次被征收项目发布之时当然仍应以该居住状况作为其是否系被征收房屋同住人的评定依据。其中，按当时售后公房政策将曹杨五村公有房屋购为私有，亦属享受社会福利性质。对于是否属居住困难的问题，须明确的是，除尤某2、杨某、尤某3于本案所涉征收通知发布之前因居住困难，经申请而获批准配租廉租住房外，其余当事人均未曾向有关征收管理机构提出居住困难的申请。此外，对于沈某、姚某而言，本案所涉房屋被征收时系未成年人，其“居住利益”仍属“附随于父母”之情形，“其成年后所获得公房在征收时同住人的认定”之情况尚未发生，故不能以此否定其已附随父母共同享受社会分房福利之事实。且两人未在被征收房屋实际居住，依规不符合同住人资格，与尤某3因居住困难而获配廉租房的情形当然不同。原判依照相关法律及规定，并结合本案当事人的实际情况，确定被征收房屋的货币补偿利益归尤某8、黄某2、诸某、杨某和尤某3所有，依法有据，本院予以认同。石某1等三人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石某1、尤某1、沈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5,412元，由上诉人石某1、尤某1、沈某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列宾审判员  单文林审判员  朱雁军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俞俊俊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