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11民终9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某，女，1986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四川省犍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德益，四川英华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鹏，四川英华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许某，女，1968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四川省合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梅，四川烨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牟某，男，1966年1月24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四川省合江县。 上诉人于某因与被上诉人许某、原审第三人牟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犍为县人民法院（2020）川1123民初19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于2021年1月22日进行了询问。上诉人于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鹏、被上诉人许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梅、原审第三人牟某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于某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犍为县人民法院（2020）川1123民初1914号民事判决，依法查明事实并改判驳回许某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许某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致作出错误判决。理由如下：一、于某系经他人介绍与牟某相识，并发展形成恋爱关系，交往过程中，牟某声称自己已离异，于某在得知牟某系有妇之夫未离婚后，已与其划清界限，于某与牟某交往不存在恶意。牟某先后以盗窃、借款、赠与主张案涉款项，其严重丧失诚信，人民法院不能因于某与牟某交往，在交往的过程中收取了牟某转账的案涉款项，就认定于某收取案涉款项没有合法依据，属于不当得利。二、案涉款项全部是通过转账方式支付，法理上，应当认定在没有证据证明发生错误给付或违法给付的情形下，皆为合法给付。一审法院的认定没有考虑转款发生的原因，未对给付原因和性质予以确定，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并且对于某极其不公平。三、从举证责任分配上看，在不当得利纠纷案件中，作为主张返还不当得利的一方，应当首先就给付事实和发生错误给付的原因进行举证，再由相对方举证证明受领给付有合法依据。本案中，许某仅就给付事实进行了举证，无任何证据证明发生错误给付的原因，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更何况，于某提供了牟某在向公安机关以于某涉嫌盗窃为由报案后与其通话的录音证据，证明了于某收取的案涉款项包括于某与牟某恋爱期间的生活开支、牟某雇佣于某开车的用车费用和油费及过路费用、牟某雇佣于某煮饭支付的工资和买菜费用等以及牟某从于某处支取的现金21,000元、牟某交给于某用于开办民宿租房但未使用的38,000多元，已高度概然地证明了于某受领案涉款项有合法依据。在此情形下，应当由许某就案涉款项均为不当给付承担对应的举证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二审中，于某对一审法院认定2019年8月至2020年7月期间牟某通过支付宝账户向于某转款287,000元的事实及认定于某在共同消费中支出45,000元予以认可，并认为若本院认定本案构成不当得利，则返还金额应为38，000元。 被上诉人许某辩称，一、2019年许某因病住院需用钱发现牟某银行卡里的钱所剩无几，牟某才说出其与于某交往一事，许某才发现2019年8月至2020年7月，牟某的银行卡通过绑定支付宝给于某转账高达307,000元，牟某陈述是于某帮助其下载支付宝并且绑定了银行卡，用牟某的手机通过支付宝向于某的银行卡里转钱。牟某除了转账还拿了现金给于某。牟某和于某系通过工地上的杨姓女工友介绍认识，该杨姓女工友知道许某与牟某系夫妻关系，于某与牟某在一起就是为了钱。二、于某主张转款系其工资及油费、过路费等，其唯一的证据就只有牟某报警后其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对牟某进行的录音。（一）牟某对于某有感情，且牟某本人不善言辞，两人在交往期间，于某处于主动和强势地位，整个电话录音里陈述的工资及生活费等均是于某单方陈述，牟某未作回应。（二）双方交往发生在2019年4月至2020年7月，事发不久，于某应可以找到其买菜、买肉、支付住宿等花费的相关票据及支出明细，但其未向法庭提供。其陈述是杨姓工友介绍其到工地上做饭，但其与牟某之前并不认识，也不了解，如果真是去工地做饭，双方必然会对做饭事宜进行商量并确认，其未与牟某签订相关字据，未提供工资支付依据，也未提供其做饭购买物品的证据。（三）从2019年8月至2020年6月，牟某支付宝转给于某的钱共计307,000元，但无论是于某主张的工资、两人生活所花费、还是其替牟某支付人工工资等，其均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转账最频繁是在2020年2月至2020年5月，这正是疫情结束后牟某与于某频繁见面期间，足以说明于某擅自转钱的事实。 综上，牟某与许某系夫妻关系，牟某与于某交往并多次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已经损害了许某的合法权益，许某已经举证证明牟某没有合法的事实与理由向于某转款307,000元，加上于某在笔录中认可的3,000元，合计310,000元，一审判决扣除相关费用后认定231,501元，该款项系许某与牟某多年在工地劳动得来，系夫妻共同财产，于某基于与牟某的不正当男女关系取得此款，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导致许某受损失，二者具有因果关系，故应当予以返还。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牟某述称，于某与牟某系经人介绍认识，牟某支付宝上的转账都是于某直接转的，牟某卡上转走了34万多，还拿了7、8万现金给于某。牟某和于某在一起期间花费的钱都是牟某出的。 许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于某与牟某事实上形成的赠与合同无效；2．判令于某返还许某由于牟某的无效赠与行为所受赠的307,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20年8月10日起以307,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算至还清之日止；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于某承担。庭审中许某变更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于某返还不当得利所获得的307,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20年8月10日起以307,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算至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于某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9年3月5日，许某与牟某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 2019年4月起，牟某经工友介绍与于某相识并以离异身份与于某恋爱，直到2020年7月。2019年8月至2020年7月期间，牟某通过支付宝账户向于某转款287,000元、给付于某现金3,000元。前述期间，于某通过微信账户向牟某转款6,200元，为牟某购买手机一部（价值1,799元），给付牟某现金1,500元。 庭审中，许某明确表示仅要求于某返还2019年8月至2020年7月期间通过支付宝转账的款项。 上述事实有许某、于某、牟某身份证复印件、许某与牟某的结婚证复印件、牟某农业银行交易明细以及许某、于某、牟某在庭审中的陈述等为据。 一审法院认为，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牟某与许某系合法夫妻关系，未经许某同意，牟某基于与于某之间的婚外男女关系，将夫妻共同财产处分给于某，该行为违反社会公序良俗，损害了财产共有人许某的利益，虽许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于某在交往期间对牟某婚姻状况为明知及其取得财产时存在主观恶意，但嗣后未取得许某的同意或追认，于某在明知牟某已婚后继续占有相关财产的行为丧失法律上的原因，许某要求于某返还其从牟某处取得的财产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通过许某提供的证据，能够确定2019年8月至2020年7月期间牟某通过支付宝转账方式给付于某287,000元。于某在2019年8月至2020年7月期间通过微信向牟某转款6,200元，为牟某购买手机一部（价值1,799元），给付牟某现金1,500元，共计9,499元。牟某自认于某为其购买衣服、鞋等花费约1000元，该院酌定该项支出为1,000元，前述款项共计10,499元，应予以扣除。于某陈述与牟某因开房、饮食等共同消费支付5万多元，许某认为于某陈述的共同消费支出四五万元，扣除牟某支付部分后应予以返还，因双方均未提交证据证明支付明细，该院结合许某、于某、牟某在庭审中的陈述确认于某与牟某交往期间共同消费支出为45,000元，因前述款项均用于了于某与牟某的共同消费且牟某隐瞒了其与许某存在婚姻关系的事实，故于某在用牟某转款用于其与牟某共同消费支出时不具有主观恶意，该院对于某主张扣除于某与牟某共同消费支出的主张予以支持。于某陈述牟某向其转账款项包括车辆租金300元／日，工资10,000元／月，为此提交录音证据拟证明租金和工资收入为其合法收入，该院认为在许某提交的录音证据中牟某均未对工资与租金予以承认，于某也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辅证，对于某关于工资和租金的陈述，该院不予采信。许某在庭审中明确表示仅要求于某返还2019年8月至2020年7月期间通过支付宝转账的款项，对于某自认牟某给付3,000元现金，该院不予处理。综上，于某在知道牟某与许某夫妻关系后仍继续占用的款项为231,501元（287,000元-10,499元-45,000元＝231,501元）。关于许某主张于某从2020年8月10日起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该院认为，因于某在明知取得的财产来源于牟某与许某夫妻共同财产后拒绝返还，许某主张于某支付利息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 牟某明知自己为有妇之夫而隐瞒婚姻状况与于某“耍朋友”并发生婚外男女关系，该行为有违公序良俗，该院对其行为予以谴责。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一、于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许某人民币231,501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20年8月10日起以231,501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二、驳回许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55元（已减半），保全费2,120元，共计4,175元（许某已预缴），由于某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于某提交了两组证据：1.于某本人的机动车行驶证和其作为所有权人的房屋信息查询记录、网签合同信息查询记录，拟证明于某的财产状况，于某不是因为金钱与牟某发生性关系。2.“好人一生平安”（微信名）与于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好人一生平安”冒充司法人员对于某进行恐吓，许某、牟某意图串通侵害于某的财产权益。 被上诉人许某质证认为，对第1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对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 原审第三人牟某质证认为，对第1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不清楚，认为上述两组证据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本院认证：第1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第2组证据“好人一生平安”的真实身份无法确认，且该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达到于某的待证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已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于某取得牟某通过支付宝向其转账的287,000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二、若构成不当得利应返还的金额是多少？ 关于焦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三：一是一方获得利益，二是该获益无法律根据，三是该获利致使对方遭受损失，获利与损失间具有因果关系。第一，本案中，许某与牟某为合法夫妻关系，牟某隐瞒其婚姻状况与于某“耍朋友”，并未经许某同意将夫妻共同财产287,000元处分给于某，于某因此获得利益；第二，在不当得利中，许某关于于某获利无合法根据的主张属于对消极事实的主张，通常不能直接证明，需根据相关事实及对方的抗辩进行判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于某主张牟某向其转款是基于二人恋爱期间的生活开支、牟某雇佣其开车的用车费用、油费、过路费用、雇佣其煮饭支付的工资和买菜费用以及牟某从于某处支取的现金21,000元、牟某交给于某用于开办民宿租房但未使用的38,000多元，应当对上述法律关系存在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于某提交的电话录音中牟某对上述款项的产生、金额等均未予以确认，且该证据系孤证，不能达到于某的待证目的，于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不能证明取得案涉转款有合法根据，无法推翻许某的主张；第三，牟某与许某系夫妻关系，二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共同财产均享有所有权。牟某未经许某同意向于某转款287,000元的行为损害了许某的财产权益，于某无法律根据的获利与许某的财产权益受损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综上，于某取得287,000元构成不当得利，应予返还。 关于焦点二，如前所述，于某关于案涉转款为牟某向其租车、为牟某煮饭、用于给付牟某现金，若二审认定转款为不当得利只应返还未使用的38,000元的主张不能成立。二审中于某对一审认定其在与牟某共同消费中支出45,000元予以认可，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予以确认。故于某应返还金额为231,501元（287,000元-10,499元-45,000元）。许某发现自己利益受损后,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返还,于某应返还不当得利而不返还。据此,一审法院认定于某自许某起诉之日（2020年8月10日）起以231,501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向许某支付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上诉人于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906元，由于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傅晓兰 审 判 员 杨梅娜 审 判 员 余 遥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童渝婷 书 记 员 刘佳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