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99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某1，女，1970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边晓燕，浙江承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某2，女，1933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男，1956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上诉人徐某1与被上诉人徐某2、周某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3民初30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5日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韦薇独任审判，于2021年1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边晓燕，被上诉人周某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徐某2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曹毛毛与徐某2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婚后领养一女，取名为徐某1，并于1971年1月办理户口登记。周某出生于1956年5月18日。1977年6月15日，周某更名为曹国华，并将户口迁入徐某2家庭户，公安机关出具的《常住人口登记表》记载其与户主关系为领子。1985年7月18日，曹国华将户口迁出至小庙巷**（其生父母住址）居民户，后登记为户主。××××年××月××日，曹国华与妻子邵苏琴生育一对双胞胎儿子，分别取名曹晨、周笛。2017年12月29日，曹国华复更名为周某。坐落于杭州市下城区房屋系1997年至1998年期间以徐某2的名义参加房改购得，2000年初，该房屋产权登记于徐某2一人名下。2010年2月12日，曹毛毛因病去世。 徐某1、徐某2与周某因上述房屋的继承问题发生争议，2020年5月徐某1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徐某1享有继承对杭州市下城区房屋产权的四分之一份额；2.判决周某对上述房屋不具有继承权。 原审法院认为，案涉房屋虽以徐某2的名义参加房改，并登记于徐某2一人名下，但是自申请购房至办理产权登记均发生于徐某2与曹毛毛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故该房屋依法应属徐某2与曹毛毛的夫妻共同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就讼争房屋而言，曹毛毛去世后，应先分出该房屋的二分之一归徐某2所有，剩余二分之一作为曹毛毛的遗产。因曹毛毛生前未订立遗嘱，故对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周某对于曹毛毛的遗产是否享有继承权，其实质是周某与曹毛毛之间的收养关系是否成立。原审法院认为，双方之间虽未办理合法的收养手续，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施行前，并不否认事实收养关系的法律效力。事实收养关系当事人之间以父母子女的身份长期发生抚养或赡养的生活关系，应按照收养关系对待。具体可表现为当事人相互间公开承认养父母子女关系，相互使用父母子女的称谓，或子女随父母姓氏，或有收养文书，或申报户口登记等。本案中，周某于1977年更名为曹国华，经公安机关办理户口登记迁入徐某2家庭户，且记载其与户主的身份关系为领子，此后沿用曹毛毛姓氏直至2017年；徐某2的陈述以及证人曹某、胡某的证言均提及周某曾过继给曹毛毛家庭的事实，徐某1亦称在其印象中周某与曹毛毛、徐某2之间的领子关系是商量好的，其父曹毛毛对此一直予以认可；徐某2虽曾就周某的年龄提出过质疑，但事后仍同意过继，并确认双方起初关系较好，其不仅提前退休由周某抵职，还帮助周某将两个小孩带大。由此可见，周某于1977年改姓过继给曹毛毛作为养子一事，不仅经由公安机关办理了户口登记，徐某1和徐水军对此也并无异议。同时，周某结婚时曾在曹毛毛家里办酒宴，并邀请曹毛毛的亲朋好友参加，曹毛毛的葬礼由周某致辞，周某提交的照片亦显示其与徐某2、曹毛毛、徐某1一直有往来。综上情形，原审法院认为周某与曹毛毛之间的事实收养关系成立。周某与徐某1、徐某2均为曹毛毛第一顺序继承人，对曹毛毛的遗产均等享有继承权，即周某、徐某1、徐某2各享有三分之一的继承权份额。据此，徐某1、周某各享有案涉房屋六分之一的产权份额，徐某2享有案涉房屋三分之二的产权份额。徐某1主张其享有案涉房屋四分之一产权份额、周某不享有房屋产权份额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徐某2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坐落于杭州市下城区房屋由徐某1享有六分之一的所有权份额，由徐某2享有三分之二的所有权份额，由周某享有六分之一的所有权份额；二、驳回徐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7400元，减半收取8700元，由徐某1负担1450元，由徐某2负担5800元，由周某负担1450元。 宣判后，徐某1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上诉人一审当庭并没有承认其实知晓周某是作为领子的身份被收养的。上诉人当庭的表述比较长，意思表示应该根据整段文字的内容综合得出，一审法院断章取义认为上诉人是认可收养关系的，这明显与事实有出入。2、徐某2原文的意思是自己不同意落户，但之后曹毛毛还是同意了给周某办理挂靠落户，名为领子。且其并没有把周某的两个孩子带大，只是当时照顾了小孩一个月时间，之后也无往来。3、一审法院无视证人证词所表达的核心内容，即周某没有跟上诉人一家有共同生活的经历，也没有尽到任何赡养和照顾的义务，这样的事实认定无疑是罔顾事实。4、关于周某所说的办酒席及双方有来往的一些照片，上诉人在庭审时都一一予以了质证和反驳，这些都是周某的一面之词，证明不了任何事实。上诉人从来也没有否认过自己一家和周某认识的事实。如果互相不认识，谈何帮助挂靠落户呢？更何况，对于靠周某来说，不管其承不承认，曹毛毛一家对其是有恩的，周某这么多年来，和上诉人一家偶尔吃个饭，不能说明周某作为领子和曹毛毛家一直有来往，顶多只是一种朋友间的来往。而且关于吃饭的具体由来，上诉人也一一解释了。5、事实认定中最关键的核心部分，周某自认其从1985年7月23日起，就已经以其亲生父母第三子的身份将户口迁回至其亲生父母家，1985年12月31日登记为户主。事实上，周某在××××年结婚时，新房就在其亲生父母家（小庙巷8号），与他们共同生活，从未离开过其父母家。目前，周某一家居住的（下城区××坊××幢××单元××室××庙巷××号拆迁所分，这表明其至少从1985年之后就一直和亲生父母长期共同生活并有密切联系。既然如此，其未消除和亲生父母间的关系，又怎么能同时和曹毛毛夫妻建立事实收养关系。二、周某并没有与曹毛毛、徐某2夫妻建立事实收养关系，本案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实施前，对于周某和徐某2夫妻是否能成立事实收养关系，从司法实践中应具体考量如下几个方面：事实收养应当符合以下几个条件：（一）双方是否长期共同生活。注意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否解除，同时养父母与养子女是否共同生活以实现父母子女间的主要权利义务；（二）实际履行了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表现为父母对子女的抚养、照顾、保护、教育，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扶助。相互之间的继承等；（三）亲友或群众的一致认可。与当事人关系密切的亲戚朋友对收养事实无争议、一致认可等。具体到本案中，周某和徐某2夫妻之间均不成立事实收养关系，理由如下：（1）1977年6月15日，周某因为当时的政策原因，想逃避去偏远地方劳作才将户口落户在曹毛毛家庭户中，彼时周某已经成年，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而且周某和曹毛毛也不具有亲戚关系，就事实程度而言，其已经能够独立生活、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不需要由他人收养。因此，周某当时的落户，只是挂靠关系，并不是双方成立收养关系，至于户口登记簿上的称呼“领子”只是由于当时的政策原因下的一个称呼，并不能说明双方已经具备完成的收养关系的手续。（2）周某挂靠落户后，并没有与曹毛毛一家共同生活，并不与上诉人一家来往。上诉人自小就随父母在一起生活，对于家庭成员及日常生活都一清二楚。从平日里目之所及和耳濡目染的一些情况，上诉人得到的信息均为周某与曹毛毛一家并无共同生活及密切往来。（3）周某和上诉人父母之间也不存在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上诉人父母对于周某没有实际的抚养和教育的行为存在，双方之间的经济都是独立的，也没有任何的往来。周某不论是落户前还是落户后，都一直和亲生父母共同生活，其对上诉人父母没有尽到过任何的赡养和照顾义务。上诉人父母年老多病时，都是上诉人在忙前忙后送医院、陪床照顾，住院的全部费用也都是上诉人在承担，包送括为改善老人生活环境，对老房子进行全屋装修，费用也由上诉人一人承担，周某并没有承担任何费用，平日里也没有支付过任何赡养费。一审时，上诉人也提问过相关情况，周某也未能举证证明自己有承担过相应的费用。上诉人认为，如果周某真的如其所说的，与曹毛毛一家有来往，也尽过为人子女的义务，那这么多年来，都没有提供任何的经济上的来往证据，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4）周某与自己亲生父母既然一直有往来，也就没有实际上消除与亲生父母间的关系，一审法院已经认定了周某于1985年7月23日将户口迁回到自己亲生父母家，后登记为户主。这从事实上口已经能够反映出周某至少从1985年7月23日之后，是一直居住在其父母家中的，和亲生父母也一直没有断绝联系，有着密切的往来。而且周某××××年××月××日生育二子，其中一个就取名为周笛。这也表明周某和亲生父母一家从来没有消除。（5）周某不仅和亲生父母之间有长期共同生活的经历，也事实上从亲生父母处享受到了各种利益。在一审审理中，周某当庭承认继承了亲生父母的财产，并且据上诉人所知，其亲生父母一家此前还因拆迁获得相应的赔偿，周某作为其家庭成员也获得了赔偿，上诉人认为，国家的拆迁赔偿政策是严肃的，具有证明效力。周某必须是作为其亲生父母的子女的前提下才能有相应的赔偿，否则不可能享有拆迁赔偿的。既然如此，周某都以实际的行为证实了其和亲生父母间的权利义务并没有消除，其也就无权再来主张作为曹毛毛的养子的身份。（6）至于周围亲戚、邻居对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收养关系，也是有争议的，并未取得一致的意见。和曹毛毛、徐某2关系比较密切的邻居和亲戚，从这两夫妻口中是知道当中的内情的，即周某名为领子，实为挂靠落户。上诉人认为，必须是联系密切的邻居和亲戚的证言才可以作为证据参考，不具有密切联系的亲戚和邻居，并不知晓内情，且有时候道听途说，不足以采信。上诉人包括上诉人的母亲，从来没有否认过与周某是认识的，但是这种熟悉的程度并不是将周某作为领子来对待，只是作为一个曾经挂靠在家庭户中的人员来看待。同意挂靠是因为曹毛毛和周某的哥哥关系好，才会同意帮忙。因此，上诉人的父母对于周某后来的一些行为，比如让他抵职、帮助照顾了一个月孩子的情况，都免不了是受了周某哥哥的拜托，人情往来而已，并不是养父母和养子之间的权利义务的体现。上诉人认为要结合那个年代的特殊情形以及老一辈人的特殊的、朴素的感情来看待这些情形，并不能以现在人的眼光去审视这些情况。但是有一点，上诉人还是确认的，周某从来没有和上诉人的父母在一起共同生活，彼此之间也没有任何来往，周某没有尽过任何照顾、赡养的义务，上诉人的父母也从来没有提过周某是她的哥哥，从根本上来说，双方都没有认可收养关系的存在。至于周某后来的偶尔到访，只是作为人情的偶尔走动，不能称之为是养父母和养子之间的来往。上诉人认为要想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必须要具备稳定的、长期的联系，但在本案中，种种证据都没有显示双方之间具有长期的、互相来往、互相渗透的关系。因此，周某和上诉人父母之间的偶尔来往，并不能充分说明有事实的收养关系。综上，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请请求。 被上诉人周某答辩称：一、上诉人在一审当庭承认周某的领养关系是大人们商量好的。事实当时徐某1只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孩，这种事她根本不懂。二、“挂靠”这个词是徐某1凭空想象的，徐某2当时不仅同意领子，而且还承诺2年后愿提前退休让周某顶职，周某生子后徐某2经常帮着带管双胞胎孙子。周某夫妻俩休息日也常带双胞胎去探望徐某2、曹毛毛。甚至在双胞胎儿子进大学时，徐某2、曹毛毛还出资7000元给大孙子曹晨买电脑，父亲去世前大家一直和睦相处，两位母亲之间也以姐妹相称常来常往，父亲曹毛毛去世时周某亲生母亲和哥哥姐姐也都送了花圈，参与丧礼。三、周某自从成为曹毛毛领子后，即住到曹毛毛家至结婚，当时的老邻居均可证明。至于赡养与照顾，当时父亲曹毛毛跟周某讲：“你们生了双胞胎儿子，经济不宽裕，周某一家也有退休工资，不要你们的钱，逢年过节带点礼品意思意思就行了”。所以被上诉人周某在春节、中秋等节日的保健礼品从来都没落下过，作为爷爷奶奶过年也都给双胞胎孙子红包。平常为家里办事任何花费周某从来没有向父母算过钱。周某30多年前就为家中装修，家里拆迁过渡、回迁装修周某都参与。父亲生肠癌，周某托同事施长友请红会医院王平副院长开刀。父亲从医院回家周某向同事吴杭生家借医疗铁床一张给父亲睡，至今都未归还。周某1979年进单位，1989年开始做单位驾驶员。上诉人正如母亲说的，把家当旅馆，碗不洗一次，地不扫**，被子不折一床，之后一次又一次结婚，一次又一次离婚，给父母带来了多少忧虑与不安。四、父母在家中为周某办领子酒席和结婚喜酒都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周某高中同学平国民参加了两次酒席并参与了结婚喜酒的厨师工作，上诉人当时还未成年。母亲徐某2近年来多次住院，基督教艮山教会的姐妹常去看望她，聊天中母亲也希望周某一家去看望她。周国妻子也是基督徒，平常在思澄堂做礼拜，偶尔也去艮山教会，故教会主持王荣兰传话给周某一家。周某一家去看望过四次，其中两次因信息滞后，母亲已经出院，未见着。当上诉人得知王荣兰帮母亲传话后当面指责王荣兰等人，并在半夜两点电话警告王荣兰。教会姐妹看徐某2这么希望和好，就对她说：儿子家不远，没生病时可以去儿子家消除误会。母亲徐某2说：若去儿子家被女儿知道了会被骂的。2019年秋天，周某与夫人去市红会医院看望住院母亲时，母亲对周某说：“国华，我的现金比房子还要多喽，你就把房子让给阿军吧。她身体也不好，让给她算了”。周某对母亲说：“周某不要您名下的一分钱”。五、周某于××××年××月结婚，因受限于曹毛毛家房屋是开间3米的弄堂型结构，楼梯又在后间，楼上住父母、妹妹，无法隔出间婚房。经两边父母商量决定，在××庙巷××号××楼××房。1985年7月23日户口从东园巷**迁出是因为当时**被拆迁的协议已签订，而周某妻子的双胞胎儿子即将出生，当地派出所要求申报户口必须户口必须以实际居住地申报，户口。小庙巷3号是1994年拆迁的，是周某父母的祖传私房，按政策拆一还一，根本不存在周某名下分到房子的事。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徐某2未向本院进行书面或口头答辩。 二审期间，上诉人徐某1申请证人陈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多年以来被上诉人周某与曹毛毛夫妻俩不存在事实收养关系。经质证，被上诉人周某认为：证人做伪证，当时的左右邻居是顾师母家，还有艳萍和其外婆。证人是拆迁以后才嫁过来的，不了解情况。曹毛毛生病从确诊到去世只有一年半的时间。周某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邻居且不认识。葬礼是母亲徐某2办的，其安排分配任务。周某当时负责借车。被上诉人徐某2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该证人证言是其个人听闻、见闻，本院将结合一、二审其他证据一并认证。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周某向本院提交照片打印件一份，拟证明周某是曹毛毛的儿子。经质证，上诉人徐某1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被上诉人徐某2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徐某2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系周某是否为曹毛毛、徐某2的养子。因本案收养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实施之前，故周某与曹毛毛、徐某2是否存在事实上的收养关系是认定收养关系是否成立的重要依据。周某是以“领子”身份将户口迁入户口迁入徐某2家庭户，曹国华。周某的双胞胎儿子亦有一人姓曹。上述事实说明公安部门认可周某与曹毛毛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根据一审中徐某1提交的徐某2的录音，徐某2虽对周某将名字由曹国华再次变更为周某、曹毛毛去世后周某不与其来往以及领养后周某未尽什么赡养义务等多有不满，但亦确认了收养周某的事实并提及周某顶替了其职位，其照顾周某儿子成人。此录音内容证明了双方当时的领养意愿以及其后的生活往来。周某称呼徐某2为妈妈，其系曹毛毛葬礼上唯一的致辞人以及其作为曹毛毛儿子，其双胞胎儿子作为曹毛毛孙子的身份将名字刻在曹毛毛的墓碑上。上述事实说明亲友、群众亦公认周某为曹毛毛的儿子，故一审认定周某为曹毛毛养子正确。上诉人称周某只是其家庭的普通朋友，并二审中申请证人出庭接受质询。本院认为，上述系列行为及事实均不可能是普通朋友之间的交往行为，尤其葬礼是人生最后一程，有广大亲友的参与，致辞人身份应是得到亲友的认可。个别证人的证言只是其个人的听闻、见闻，不能证明亲友的普遍认可，故本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周某是否继承亲生父母的遗产不是判断其与曹毛毛是否构成收养关系或解除收养关系的依据，上诉人以周某继承了其亲生父母遗产为由主张其与曹毛毛非收养关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徐某2录音中提到领养后，周某未尽什么赡养义务；周某庭审中亦自认其对曹毛毛所尽的赡养义务较少，故一审完全均分曹毛毛遗产不妥。本院酌情确定曹毛毛的遗产，周某继承四分之一，徐某1、徐某2各继承八分之三。即对案涉房产，周某享有八分之一份额，徐某1享有十六分之三份额，徐某2享有十六分之十一份额。综上，一审判决实体处理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3民初3002号民事判决。 二、坐落于杭州市下城区房屋由徐某1享有十六分之三的所有权份额，由徐某2享有十六分之十一的所有权份额，由周某享有八分之一的所有权份额。 三、驳回徐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7400元，减半收取8700元，由徐某1负担1631元，由徐某2负担5981元，由周某负担108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徐某1负担967元，由徐某2负担967元，由周某负担966元。徐某2、周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徐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办理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韦 薇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苏彧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