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苏0192行初520号原告江苏佳宇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栖霞区和燕路******。法定代表人贾宝琳，江苏佳宇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王佳佳、祁晓云，江苏蔚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南京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住所地南，住所地南京市水西门大街**v>法定代表人钱国荣，南京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主任。出庭负责人张贻乐。委托代理人王瑞波。委托代理人汪桂荣，江苏德序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王从玉，女，1964年1月2日生，汉族，住南京市栖霞区。委托代理人毛正美（系第三人王从玉丈夫），男，1963年6月7日生，汉族，住南京市栖霞区。原告江苏佳宇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宇公司）诉被告南京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市社保中心）、第三人王从玉征缴社会保险费一案，向原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南京铁路运输法院立案受理，案号为（2020）苏8602行初272号。原南京铁路运输法院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原南京铁路运输法院于2020年7月1日对外停止履职，根据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指定管辖批复，该案转移至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27日重新立案办理，案号为（2020）苏0192行初520号。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佳宇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佳佳、祁晓云，被告市社保中心的出庭负责人张贻乐及委托代理人王瑞波、汪桂荣，第三人王从玉的委托代理人毛正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佳宇公司诉称，2012年底，第三人王从玉入职原告单位，被派遣到案外人南京紫金表面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金公司）从事生产运输工作。2013年9月11日经南京市职业病防治院诊断为职业性肿瘤，2013年11月25日被南京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又于2013年12月30日经南京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致残等级二级。2013年4月，在南京市栖霞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主持的调解中，原告、案外人紫金公司承诺支付给第三人王从玉经济补偿金22758元，次月，原告解除与王从玉的劳动关系。2014年3月20日，经南京市栖霞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宁栖劳仲案［2014］241号仲裁裁决书（以下简称241号仲裁裁决书），认定恢复王从玉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并顺延至王从玉年满50周岁时自然终止。所以，2014年1月2日以后，原告与王从玉之间已无劳动关系。但原告多次前往被告处申请办理王从玉的退休手续均被拒绝，理由是王从玉社保缴费年限不足15年不能享受养老待遇。因王从玉系工伤二级，按照当时的政策，只需缴纳医疗保险即可享受伤残津贴。所以，王从玉自享受伤残津贴后一直按照当时的政策要求缴纳医疗保险。2019年10月，王从玉户籍所在地发生征地，相关部门对其进行征地代劳，一次性补足王从玉15年的养老保险。补缴期间，原告未收到被告任何通知，被告也未告知原告以佳宇公司第一分公司名义给王从玉补缴社保一事。王从玉的社保补缴期限从2001年11月补至2016年10月。2019年11月15日原告再次为王从玉办理退休手续，被告要求原告对王从玉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0月的养老保险按照单位和个人比例补交。但是自2017年1月1日至今并未有相关部门对原告进行书面告知，在社保缴费系统内也未显示欠费或者告知补缴。原告多次找被告沟通此事，被告没有给予合理解释，也没有作出书面征缴决定。2020年1月2日在原告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告强行将划扣明细报送至税务部门，2020年1月11日原告被强制征缴33207.8元。原告认为，被告单方征收原告社保账户资金的行为已经违法，已经侵害了原告权益，故请求法院判令：1.撤销被告于2020年1月11日作出的征收养老保险费用行为；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33207.8元；3.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原告佳宇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241号仲裁裁决书，证明2014年1月2日以后，第三人王从玉与原告佳宇公司不再有劳动关系；2.中国工商银行电子缴税付款凭证，证明2020年1月11日被告通过税务部门强行征收原告社保费用；3.“当月缴费补缴明细查询”截图4张，证明被告强行征收社保费用33207.8元明细，均是第三人王从玉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企业养老保险补缴费用。被告市社保中心辩称，一、原告主张“自2014年1月2日以后，原告与王从玉之间已无劳动关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保留劳动关系，退出工作岗位。工伤职工达到退休年龄并办理退休手续后，停发伤残津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低于伤残津贴的，由工伤保险基金补足差额。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以伤残津贴为基数，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本案中，王从玉被鉴定为工伤二级，原告直至王从玉办理退休时(2019年10月)，一直为王从玉缴纳医疗保险。2.《江苏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规定》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参保人员退休时，由用人单位、劳动保障代理机构或者参保人员本人，凭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审核的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证卡和有关材料，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办理退休手续。本案中，原告第一分公司于2019年10月为第三人王从玉办理退休手续。综合上述两点，直至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批准王从玉退休时，原告与王从玉之间一直存在劳动关系。二、原告作为工伤职工王从玉的用人单位，依法负有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劳务派遭单位是本法所称用人单位，应当履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实施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苏人社规[2016]3号)第十七条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以伤残津贴为基数，按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综上，请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被告市社保中心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王从玉社会保障信息截屏，证明第三人的基本情况；2.王从玉《南京市社会保险缴费清单》，证明王从玉从2014年1月2日达到退休年龄到办理退休时，医疗保险等缴费都是原告缴纳的，双方劳动关系并不是原告所称的达到50周岁就终止，实际上没有终止；3.《南京市参保人员申请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报审表》，证明2019年10月王从玉办理退休时，为王从玉办理相关退休手续的用人单位是本案原告，在审核其退休手续时，发现王从玉2017-2019年有一段时间养老保险费是应缴未缴，如果不缴纳，是不能办理退休的，所以当时直接告知了用人单位需要补缴这一期间的养老保险；4.王从玉工伤津贴领取记录，证明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以伤残津贴为基数，按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被告市社保中心向本院提交的法律依据有：《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五条、《江苏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规定》第十八条、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实施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苏人社规[2016]3号)。第三人王从玉述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处理。第三人王从玉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收据6张，证明第三人王从玉社保费用向单位一年一交，原告佳宇公司已经收到了第三人王从玉的社保钱。经庭审质证，原告佳宇公司对被告市社保中心提交的证据1-2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超过50岁后只是一种代缴行为，双方不成立劳动关系；对证据3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只能证明第三人王从玉享受养老待遇的时间是2019年，不能直接证明王从玉和原告之间劳动关系的截止时间；对证据4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王从玉每个月的津贴都是正常在发放，没有任何的欠付提示。第三人王从玉对被告市社保中心提交的所有证据均无异议。被告市社保中心对原告佳宇公司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不认可，根据王从玉的社保记录，2014年1月2日后直至王从玉办理退休之前，医疗保险费用一直是原告在缴纳，双方事实上社会保险关系一直延续；对证据2-3真实性认可，征收行为并不是本案被告作出的。第三人王从玉对原告佳宇公司提交的证据1、2真实性认可；对证据3真实性认可，钱已经补交过了。原告佳宇公司对第三人王从玉提交的证据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原告只是帮王从玉代缴保险费用，都是王从玉把钱给原告，然后原告帮其代缴，一年结一次，其中尾号为4819的收据涉及到2018年11月至2019年11月的退费及退休补缴相应的费用，也是原告帮第三人代付了相应的补缴费用，再结合退费做的结算。被告市社保中心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并认为从收据可以看出，本来应当由个人和用人单位共同缴纳的医疗保险费，原告全部转嫁给了劳动者。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被告及第三人的证据均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且与本案存在关联，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关于王从玉与佳宇公司第一分公司、紫金公司工资、工伤待遇争议，南京市栖霞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4年3月20日作出241号仲裁裁决书，查明：王从玉与佳宇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并被派遣至紫金公司工作；2013年5月23日佳宇公司以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为由，与王从玉解除劳动合同，佳宇公司为王从玉缴纳了2008年8月至2013年5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王从玉在紫金公司电镀车间工作期间，接触重铬酸钾、硫酸，2013年9月11日经南京市职业病防治院诊断为职业性肿瘤；11月25日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认定工伤决定书》（宁人社工认字[2013]6292号），对王从玉患职业性肿瘤认定为工伤；12月30日，南京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对王从玉致残程度评定为贰级。该裁决书第一项、第二项裁决内容为：“一、撤销佳宇公司于2013年5月23日做出的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恢复王从玉与佳宇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并顺延至王从玉年满50周岁（即2014年1月2日）时自然终止。二、佳宇公司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按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的缴费标准为王从玉补缴2013年6月至2014年1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其中劳动者应缴纳的部分由王从玉承担。王从玉在佳宇公司为其办理社会保险过程中予以协助”。2019年10月，王从玉因征地代劳，一次性补足15年的养老保险。2019年11月，原告佳宇公司为王从玉办理退休手续，王从玉的《南京市参保人员申请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报审表》载明：王从玉系1964年1月2日出生，工伤鉴定时间为2013年9月11日，劳动能力鉴定时间为2013年12月，累计缴费年限15年。报审表中注意事项载明：“参保人员所在单位或档案托管部门负责报送本表，并将审核意见告知参保人员”。被告要求原告对王从玉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0月的养老保险按照单位和个人比例补交。2020年1月11日，佳宇公司被国家税务总局南京市栖霞区税务局征收税费合计332014.1元，具体包括：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31日期间的工伤保险费4223.86元、基本医疗保险费89167.46元、生育保险费6282.64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224519.36元、失业保险费7820.78元。原告认为被征收的费用中包含王从玉补缴的企业养老保险33207.8元，对被告核定征缴行为不服，向本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要求判如所请。另查明，被告市社保中心经庭后核实，于2020年10月15日出具《关于王从玉2017年1月至2019年10月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核定金额的说明》，载明：“社保经办机构于2019年12月5日对王从玉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补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进行核定，涉及金额36012.56元。后于2020年1月3日对王从玉退休时间（2019年10月）后多收取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部分进行退费核定，退费金额为1869.84元。综上，2017年1月至2019年10月期间，江苏佳宇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补缴王从玉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为34142.72元（其中单位应缴23818.64元，个人应缴10324.08元）”。又查明，王从玉的社会保险缴费清单显示，佳宇公司第一分公司缴费的时间为“2008年8月-2010年7月、2010年9月-2015年7月、2015年9月-2019年10月”；征地转缴虚拟单位代缴费的时间为“2001年11月-2008年7月、2010年8月、2014年7月-2016年10月”；灵活就业参保缴费的时间为“2013年6月-2014年3月”。第三人王从玉自2015年至2020年每年向佳宇公司交纳社保费用。王从玉当庭提交收据六张，以证明其向佳宇公司每年缴纳社会保险费情况，其中2015年1月15日的收据载明佳宇公司收取王从玉医保费（2014年3月至2015年6月）合计4066元；2016年7月16日收据载明佳宇公司收取王从玉一年社保（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合计4245.3元；2017年6月24日收据载明佳宇公司收取王从玉医保（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合计4513.8元；2018年7月10日收据载明佳宇公司收取王从玉社保费（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4888.56元；2019年7月27日收据载明佳宇公司收取王从玉保险（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5262元；2020年收据载明佳宇公司收取王从玉15230.4元。王从玉称2015年7月至2016年6月的社保费也已缴纳，因是其儿子交费收据空缺。本院认为，根据《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规定》第三条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社会保险缴费申报、核定等工作。《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六条规定，“社会保险费实行三项社会保险费集中、统一征收。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机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可以由税务机关征收，也可以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下简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征收”。《江苏省社会保险费征缴条例》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社会保险费征缴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下简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具体承办社会保险事务。县级以上税务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社会保险费的征收工作”。结合原告的诉求内容看，原告对被告市社保中心征缴行为不服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根据上述规定，市社保中心作为南京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核定第三人社会保险费缴费数额，并通过向税务机关提供应征缴社会保险费数额予以扣缴，具有相应的法定职权。关于原告是否应当补交王从玉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0月的基本养老保险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保留劳动关系，退出工作岗位，享受待遇包括工伤职工达到退休年龄并办理退休手续后，停发伤残津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等。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实施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苏人社规[2016]3号)第十七条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以伤残津贴为基数，按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缴费单位、缴费个人应当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缴费单位必须按月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数额，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后，在规定的期限内缴纳社会保险费”；第十二条规定，“缴费单位和缴费个人应当以货币形式全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缴费个人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由所在单位从其本人工资中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不得减免”。本案中，第三人王从玉与原告佳宇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王从玉因工伤鉴定为伤残贰级，原告佳宇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在保留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应当履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包括负有为王从玉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法定义务。仲裁裁决中虽有恢复王从玉与佳宇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并顺延至王从玉年满50周岁（即2014年1月2日）时自然终止的内容，但在2014年1月2日以后，王从玉并未办理退休手续，即王从玉系达到退休年龄但并未办理退休手续的情形，实际仍由佳宇公司为王从玉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履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在佳宇公司为王从玉办理退休时，被告市社保中心核定第三人王从玉应补缴的社会保险费数额并予以扣缴，符合上述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告要求市社保中心向其返还已征缴的王从玉养老保险费，无事实和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佳宇公司提出市社保中心没有责令限期缴纳或补足就予以征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足”。根据《江苏省社会保险费征缴条例》，江苏省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征收机构的职能已作规定。被告市社保中心系社会保险费经办机构，并非南京市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了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即税务机关在征收过程中对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形如何处理，而本案系市社保中心通过正常征缴流程核定数额并予以扣缴，并不适用该条款规定。根据原告起诉时陈述，2019年11月15日原告为王从玉办理退休手续时，被告即要求原告对王从玉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0月的养老保险按照单位和个人比例补交，故不存在未告知原告的情形。在佳宇公司不予补交的情况下，被告市社保中心核定数额后报征收部门予以扣缴，并无不当。综上，被告市社保中心核定王从玉应补缴的社会保险费并予以扣缴，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原告佳宇公司诉请撤销上述行为并予以返还，理由不能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江苏佳宇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江苏佳宇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程 媛人民陪审员  朱良霞人民陪审员  孔祥美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四日法官 助理  万炳青书 记 员  魏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