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09民终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女，1983年11月1日出生，汉族，山西省原平市人，住原平市，系死者杨军伟之妻。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1，男，2006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山西省原平市人，现住原平市。法定代理人：高某，基本情况同上，系杨某1之母。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某，原平市南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曹某，男，1981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山西省原平市人，住原平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2，男，1984年5月4日出生，汉族，山西省原平市人。上诉人高某、杨某1因与上诉人曹某、杨某2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原平市人民法院（2020）晋0981民初1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某、上诉人杨某1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某，上诉人曹某，上诉人杨某2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某、杨某1上诉请求：1、撤销原平市人民法院（2020）晋0981民初105号民事判决书；2、在原审判决死亡赔偿金496560元的基础上，判决由被上诉人增加赔偿上诉人35632元；3、在原判决精神抚慰金24000元的基础上，判决由被上诉人增加赔偿上诉人16000元；以上两项共计51632元，减去应当由上诉人负担而由被上诉人垫付的医疗费10094元、鉴定费6000元后，依法判决由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35538元；4、本案两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全部承担。事实和理由：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上诉人认为山西省原平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晋0981民初105号民事判决书虽然以城镇居民标准为杨军伟计算了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但是并没有按照法庭辩论终结前一年度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赔偿数额又明显偏低。现提出上诉，其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忽略了“上一年度”的时间节点，因适用了上上年度的标准，所以作出了对上诉人明显不利的判决。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本院受理起诉的日期为2019年5月29日，此案经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本院就发回案件重审立案日为2020年1月6日。故上诉人的损失应以2019年5月9日公布的山西省2018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标准计算。”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仅仅看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损解释）第29条中“受诉法院所在地上年度”，却忽略了《人损解释》第35条第二款对“上一年度”的解释。根据《人损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可见，原审法院的两个立案日期，并不是《人损解释》规定的“上一年度”。本案发回重审后，被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出事故原因鉴定申请。2020年9月14日，司法鉴定机构根据原审被告的申请作出鉴定意见。2020年10月12日，原审法院组织双方对鉴定意见进行了质证，双方就涉案当事人的责任划分再次发表了辩论意见，审判长根据诉讼法的规定履行完庭审程序，随后才作出本判决。上诉人认为，2020年10月12日，就是《人损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本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因为发回重审后的一审，仍然是第一审普通程序，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并没有因重审而受到影响，当事人仍然有上诉的权利。所以原审法院将一审法院两次的立案时间当作本案的“上一年度”，适用法律明显不当，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纠正。2020年4月24日，上诉人根据《人损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向原审法院提出增加死亡赔偿金的请求数额为665240元，原审法院以620700元的标准按80%计算仅支持496560元。按原审法院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确定的责任划分比例20%计算，实际减少赔偿额35632元。为此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根据2019年度的标准赔偿，依法改判由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死亡赔偿金532192元。二、原审判决认定精神抚慰金明显偏低，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予以调整。因本次事故已经导致杨军伟死亡，且长达两年之久的诉讼，给上诉人又造成了新的精神伤害，因此根据《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办案指引》第28条“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参照受害人的伤残等级并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侵权人承担责任的能力、当地的生活水平等具体案情确定。未构成伤残但符合本意见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或伤残十级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不超过5000元；伤残一级或死亡的，在45000元至50000元之间确定赔偿数额，最高不超过50000元”的规定，应当按精神抚慰金的最高额赔偿。上诉人提出按最高额赔偿的另一理由是，在原审法院的本次判决中已经为杨军伟分担了20%的责任，所以再降低精神抚慰金的赔偿额度，仅剩下24000元，因而与情、与理、与法都不通。所以精神抚慰金总额应当增加至50000元，扣除杨军伟应分担部分，实际应由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40000元。本项，原审法院仅支持24000元，减少赔偿16000元，请求二审法院增加至40000元。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通过被上诉人申请的司法鉴定，已经满足了被上诉人诉讼的需要，同时为案涉各方确定了责任。原审法院根据鉴定意见和本案实际作出上诉人承担20%，被上诉人承担80%的责任划分比例较为客观。但原审法院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的适用标准明显不当，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为此提出上诉人，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以城镇居民标准确定赔偿，准予上诉人以上请求事项。曹某、杨某2的答辩意见同其上诉意见。曹某、杨某2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平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晋0981民初105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上诉人承担本案30%赔偿责任，即赔偿被上诉人因杨军伟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167226.01元[原审认定赔偿数额745180.5×30%）-（80468.77×70%）]；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存在错误，认定事实不清。1、受害人杨军伟于2019年1月18日，在未经上诉人指派其工作的情况下，私自将发生故障停运的、属于上诉人和杨某2共同共有的陕汽牌重型自卸货车开到“不具备维修开业条件的区域、没有安全生产管理保障的汽车修理厂、交给没有从业资格的王丽军”修理。该事实是否属于杨军伟是在“从事雇佣活动”，原判决没有认定。2、受害人杨军伟本身不具备汽车修理技能，处理车辆故障是汽车修理厂的职责，安全保障和车辆故障处理均由修理厂负担。“修车期间，杨军伟被落下的车箱砸伤后抢救无效死亡”。修理车辆不是受害人杨军伟的本职工作，其职责是将修理好的车辆开回工地。但是，受害人杨军伟参与修理车辆，并在修理期间受伤死亡，是否属于“从事雇佣活动”，原判决没有认定。3、经上诉人调查核实，被上诉人已经从孟永超及修理厂获得60多万元的赔偿。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曹某申请原平市人民法院对该车辆造成的事故原因进行了司法鉴定，经山西鼎峰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意见：“其一，无无号牌陕汽牌重型自卸货车（车辆识别代号为×××）的气路呈现漏损现象，致使车厢举升后长时间停放过程中，举升装置的工作气压泄露缺失，操纵系统失控是造成事故的一方面原因；其二、该车在不符合（GB/T16739）《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不具备维修开业条件的区域，且没有健全的维修管理制度，包括质量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场所，由不符合GB/T21338-2008《机动车维修从业人员从业资格条件》的王丽军进行维修作业，且维修作业完毕后未对该车进行必要的检验测试，使车辆恢复原貌交付，是造成事故的一方面原因；其三、驾驶员未按照车辆使用信息、安全要求和措施进行操作，在未打开安全支架的情况下就进入车箱底部是造成事故的另一方面原因。”上诉人根据鉴定结果为减轻当事人诉累，节省司法资源的考虑申请法院追加王丽军参与诉讼，但是法院未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应对该事实予以调查，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认为，受害人杨军伟私自将故障车辆开到没有修理资质的修理厂，将车辆交给没有从业资格的王丽军，并主动参与车辆的修理，其所受伤害不属于“从事雇佣活动”的范畴。原判决没有对该事实认定，属于认定基本事实存在错误。原判决未对被上诉人从孟永超及修理厂获得60多万元的赔偿事实予以核实调查，属于认定事实不清。4、在杨军伟住院期间，上诉人曹某分两次转账给杨军伟的哥哥1000元和2000元，作为做手术给医生的红包未予核减；鉴定费除支付30000元，另支付1500元的交通费未予核减；5、杨军伟系原平市段家堡乡漫坡村村民，2016年3月申请享受贫困户补助，其生活经济来源于农村，法院依据非居民标准计算过高，应依农民标准计算。二、原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显失公平，判决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上诉人与受害人杨军伟在事故前一天存在劳务（雇佣）关系，但是在事故发生当天，双方并不存在劳务（雇佣）关系。受害人杨军伟私自将故障车辆开到没有修理资质的修理厂，将车辆交给没有从业资格的王丽军，并主动参与故障车辆的修理，发生伤亡事故。受害人杨军伟应承担主要责任。本次事故中，上诉人没有任何过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受害人杨军伟因死亡发生的损失，应当共同分担。结合本案事实，原判决要求上诉人承担80%的赔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不当，显失公平，判决错误。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存在错误，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显失公平，判决错误。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高某、杨某1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认定由曹某、杨某2承担主要责任公平、公正，判决由曹某、杨某2承担主要责任合情合理。1、2019年1月18日，杨军伟将发生故障停运的，属于曹某、杨某2的重型自卸货车开到修理厂修理，是雇佣活动的延伸，与履行受雇佣职务行为存在内在联系。如果杨军伟不去修车，必然影响运输量，反而不是雇员应尽之责。杨军伟不具备汽车修理技能是事实，本人没有修理工具，也没有去修车。杨军伟进入车厢底部查看焊接部位选档片是验收工作成果，尽职尽责的具体表现，主观上不存在故意或过失。杨军伟的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损赔偿解释）第九条第二款，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的规定。杨军伟为雇主修车没有私心，纯属为了雇主的利益，因而并不存在私自或自私之说。曹某、杨某2也没有提供证据证实，杨军伟为雇主修车不是职务行为，因此原审法院判决该二人承担雇主责任正确。2、经曹某申请，由山西鼎峰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机动车鉴定评估报告书（以下简称该报告）客观地反映了案涉车辆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该报告首先认定案涉车辆气路呈漏损现象，致使车厢举升后长时间停放过程中，举升装置的工作气压泄露缺失，导致操纵系统失控。报告认为是造成事故的一方面原因。虽然案涉车辆的气路漏损现象没有被雇主曹某、杨某2和驾驶员杨军伟在使用中发现，但这个缺陷已经客观存在。而缺乏安全性的车辆随时都有可能造成伤害，所以该车辆潜在的危险是发生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答辩人认为，气路漏损是发生事故的直接原因，也是主要原因，应当承担主要以上责任。通过该报告得知，王丽军所在的修车铺是一个“三不”（即不符合《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不具备维修业开业区域、王丽军不具备机动车维修人员从业资格条件），“三没有”（即没有健全的维修管理制度、质量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而且王丽军在维修作业完毕后并未对该车进行必要的检验测试，也没有将车辆恢复原貌交付于杨军伟。该报告认定这是造成本次事故的又一原因，既然双方在原审质证期间都认为责任比例不低于40%，那么判决由雇主承担50%也不无道理。如果王丽军修好车、检测没有异常，再将车厢复位交付杨军伟，那么绝对不会发生杨军伟再次进入车厢底部查看修理情况的事，那么本次事故完全能够避免。固然杨军伟没有按照车辆使用信息、安全要求操纵，在未打开安全支架的情况下进入车厢底部，是造成事故的又一原因，但是该原因与以上两种原因相比，程度明显较轻，且发生概率又小，又不是发生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且杨军伟查看修理情况是为了雇主的利益而为，虽然原审法院判决杨军伟承担20%的责任，但仍在答辩人可接受范围内，因此对原审法院对事故责任划分比例服判，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予以维持。3、根据《人损赔偿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的规定，答辩人仅向雇主主张权利并无不当，雇主曹某、杨某2赔偿后，完全能够根据该条的规定，向王丽军及其雇主行使追偿权。该报告已经为曹某、杨某2行使追偿权提供了依据。因此原审法院不追加王丽军为本案当事人符合法律规定，也没有限制曹某、杨某2依法可以行使的权利，判决并无不当。4、曹某、杨某2继续在答辩人已经从孟永超及修理厂获得60多万元的赔偿问题上喋喋不休，却没有证据予以支持。谁人相信其“调查核实“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如果曹某、杨某2能够拿出调查核实的证据，答辩人十分愿意另行接受60多万元赔偿款，只可惜孟永超及修理厂都没有给过。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杨军伟受曹某、杨某2雇佣从事运输活动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杨军伟为曹某维修故障车辆，是雇佣行为的延伸，履行的仍然是职务行为。原审法院判决曹某、杨某2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但是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给予赔偿。为此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1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的规定，作出驳回曹某、杨某2全部上诉请求，支持答辩人上诉请求的判决。高某、杨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住院期间的误工费、护理费、伙食费、营养费等共计704003元（详见杨军伟赔偿项目计算表)；2、本案案件受理费、诉讼保全费、保险费等由被告全部承担。后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二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住院期间的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805026元。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高某系杨军伟之妻，杨某1系杨军伟之子。2017年曹某与杨某2合伙花费20多万元购买黄色德龙陕西重汽自卸货车一辆（发动机号：DZ61109010247、车架号为×××）。曹某与杨军伟为同村村民，从2018年10月开始，曹某雇佣杨军伟驾驶自卸车在轩岗镇黄甲堡从事短途运输工作。曹某于2018年10月23日、11月15日、12月28日分3次支付杨军伟工资2600元、6000元和6000元。2019年1月18日中午11时20分左右，杨军伟发现该自卸货车选档片需要焊接，遂驾车前往作业区域的修理铺由王丽军焊接，焊接期间，王丽军将车上气管烧断又接好，维修完毕，杨军伟在操作液压支柱降落下车查看过程中，被落下的车斗砸伤头部。杨军伟当即被他人送往轩煤医院救治，后又转入山西省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重症医学科救治，诊断为脑干损伤、颅骨骨折、额骨粉碎性凹陷性骨折、额部挫裂伤等，同年1月24日，杨军伟病情严重，办理了出院手续，住院6天。当日杨军伟死亡。曹某支付了杨军伟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用及其他费用共计50468.77元。因杨军伟死亡，高某向原平市公安局报案。2019年5月9日，原平市公安局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2019年6月6日，高某、杨某1提出诉讼保全申请，原平市人民法院作出（2019）晋0981民初11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冻结曹某在金融机构的账户存款704003元。二、查封原平市京原北路益嘉大厦1号楼2单元602号的住房一套。查封陕西重汽无号牌（发动机号：DZ61109010247、车架号为：×××)自卸货车一辆，查封猎豹牌×××轿车一辆。经曹某、杨某2申请，原平市人民法院委托，2020年9月14日山西鼎峰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针对委托的事项：对死者杨军伟因车辆机械故障还是因修理工修理不当还是因杨军伟自身操作不当造成其死亡的事故原因，作出机动车司法鉴定意见书：无号牌陕汽牌重型自卸货车（车辆识别代号为×××）的气路呈现漏损现象，致使车厢举升后长时间停放过程中，举升装置的工作气压泄露缺失，操纵系统失控，是造成事故的一方面原因；其二、该车在不符合（GB/T16739）《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不具备维修开业条件的区域，且没有健全的维修管理制度，包括质量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场所，由不符合GB/T21338-2008《机动车维修从业人员从业资格条件》的王丽军进行维修作业，且维修作业完毕后未对该车进行必要的检验测试，使车辆恢复原貌交付，是造成事故的一方面原因；其三、驾驶员未按照车辆使用信息、安全要求和措施进行操作，在未打开安全支架的情况下就进入车箱底部是造成事故的另一方面原因。曹某支付鉴定费3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曹某与死者杨军伟是否形成劳务关系。杨军伟受曹某雇佣，从事汽车运输，双方形成劳务关系。杨军伟在修理汽车过程中死亡，系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曹某应承担赔偿责任。双方对山西鼎峰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机动车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的事故原因均无异议，对此鉴定结论予以认可。因杨军伟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具有过错，应减轻曹某的赔偿责任。曹某与杨某2合伙经营车辆，二人对合伙事务中造成杨军伟的死亡后果，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高某、杨某1的合理损失为：死亡赔偿金31035元×20年=620700元，丧葬费33834.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杨某1）19790×（5年10个月）÷2=57721元，精神抚慰金30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00元、营养费300元、护理费768元、误工费1257元等共计745180.5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判决：一、被告曹某、杨某2在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赔偿原告高某、杨某1因杨军伟死亡造成的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等共计745180.5元的80%为596144元，核减被告曹某已支付的(50468.77元+30000元)80468.77元×20%为16094元，被告曹某、杨某2再给付原告高某、杨某1赔偿款580050元；二、驳回原告高某、杨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850元，由原告高某、杨某1负担2250元，被告曹某、杨某2负担9600元。保全费4040元，由被告曹某、杨某2负担。二审期间，曹某、杨某2提交：1、高某、杨军伟、杨某1基本信息打印件1份，拟证明原平市段家堡乡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高某、杨军伟、杨某1户口信息记载为农业户口，住址在漫坡村，本案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山西省2018年度农村居民标准计算；2、山西增值税普通发票1支，拟证明曹某申请鉴定人出庭支付交通费1500元，应当在赔偿款中予以核减；3、曹某与杨军伟哥微信聊天记录1份，拟证明曹某支付杨军伟哥哥红包款3000元，应当在赔偿款中予以核减。经庭审质证，高某、杨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该信息系杨某1出生时采集，登记的是2006年的信息情况，2017年开始高某、杨军伟、杨某1已经到原平市区居住；曹某未申请重新鉴定，鉴定报告也未被推翻，鉴定人出庭交通费应当由曹某自行承担；3000元红包费同意按比例承担600元。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高某、杨某1请求赔偿的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应当如何认定；曹某请求核减鉴定费人出庭的交通费1500元以及看病支付的红包费3000元的主张能否成立；二、杨军伟是否系从事雇佣活动期间受损，本案赔偿责任应当如何划分。关于焦点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本解释所称“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案涉事故发生于2019年1月18日，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间为2019年7月19日。本案二审发回重审后，一审人民法院按照第一审程序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重审。故一审法院以第一次审理法庭辩论终结时间2019年7月19日为据，按照2018年度山西省有关统计数据标准计算高某、杨某1请求赔偿的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符合法律规定。杨军伟、高某、杨某1的户别为家庭户口，且曹某、杨某2也认可杨军伟、高某、杨某1从2017年开始就在山西省原平市市区居住生活的事实，故一审法院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符合法律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等因素确定，本案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审法院根据案件实际情况，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并无不当。关于鉴定人出庭费用问题，曹某对案涉机动车司法鉴定意见持有异议，申请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经审理质证，法庭最终采信了该鉴定意见，故曹某预交的鉴定人出庭交通费1500元应当由其自行承担。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医生给患者看病是其工作职责和义务，国家明令禁止医生收取患者财物。故曹某主张的红包费3000元，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杨军伟受曹某雇佣，从事汽车运输业，双方形成劳务关系。运输过程中车辆出现故障，杨军伟将车开到修理铺修理，与其从事的运输行为有内在联系，属于从事雇佣活动的范围。曹某、杨某2以杨军伟修车未经雇主授权否认杨军伟系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杨军伟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曹某作为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山西鼎峰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机动车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的事故原因，杨军伟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自身具有过错，应减轻曹某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曹某承担80%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曹某与杨某2合伙经营车辆，二人对合伙事务中造成杨军伟的死亡后果，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高某、杨某1，以及曹某、杨某2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182元，由上诉人高某、杨某1负担689元，由上诉人曹某、杨某2负担749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连林梅审判员 王婵英审判员 聂瑞婷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焦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