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04民终2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闫建波，男，1981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鸡泽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献平，河北睿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江申，男，1974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鸡泽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增，鸡泽县椒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闫建波因与被上诉人李江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鸡泽县人民法院（2020）冀0431民初8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闫建波上诉请求：1.撤销鸡泽县人民法院（2020）冀0431民初895号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中上诉人向法院提交了由李江申亲笔书写的借据证明借款事实，而一审判决认为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明显错误。二、李江申是分几次借款最后核实共借上诉人48361元。日常生活千差万别没有定式，民间借贷也不仅仅是数百、数千、数万的整数。三、李江申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与本案借款无任何关联性，且证据证明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更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一审判决以此否定借据的客观真实性违反法律对证据认定的规定。四、李江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借款后向上诉人出具借据，足以证明借款事实的存在及双方达成借款的合意，一审判决否认双方借款的合意是错误的。 李江申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理由不成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是合伙关系。 闫建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李江申偿还闫建波借款48361元并给付逾期给付利息直至给付完毕之日止（自借款之日至2020年7月22日止的利息为9672.20元）；2.诉讼费用由李江申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10月18日，李江申因做生意资金紧张向闫建波借款48361元，并出具证明一份，写明“证明，今借到闫建波款48361元，2019年10月18日，李江申”。后闫建波多次催要，李江申至今未给付。为此，闫建波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0月18日，李江申向闫建波出具一份证明，内容为：“证明，今借到闫建波款48361元，2019年10月18日，李江申”。2020年9月14日，闫建波以李江申未偿还借款为由诉至法院。庭审中，闫建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称，该证明系李江申从闫建波处多次借款后所打的总借条，具体的借款时间在2019年7、8月份，每次借款金额不等，但未向法院提供其他证据。李江申辩称，其并未提出从闫建波处借款，闫建波也未向李江申支付过借款，该证明系二人合伙经营五金配件时李江申所出具。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即出借人应对借款的合意和款项的交付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李江申虽在证明中书写借款48361元，但该借款金额明显与通常的民间借贷不同，且闫建波诉状上称的借款时间和庭审中陈述的借款时间不一致，而李江申否认借款事实的存在，并提交了双方合伙经营五金配件的相关证据，故闫建波应当就双方存在48361元借款的合意及其已向李江申交付48361元提交相关证据，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庭审中，闫建波坚持该48361元系借款，但未向法庭提供其他证据，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闫建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51元，减半收取计625.50元，由闫建波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闫建波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一张证明条和两张收据，证明被上诉人修车、租车向上诉人所借的钱，所以有零有整。2.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录音证据中体现的部分商户（王桂芹、崔玉国、杨洁）重新为上诉人提供书面证言三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以及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相关录音证据不属实。3.申请证人尹某出庭作证，其主要证实：我与闫建波是合伙关系，通过闫建波认识了李江申。李江申向闫建波借钱，闫建波没有钱，就从我这儿拿了45000元，说是借给李江申，开始我不愿意，经过闫建波的劝说，我才把现金给了闫建波。时间大概是2019年8、9月份，我给了闫建波后，李江申给闫建波打了条，闫建波给我拍了过来，闫建波没有给我打手续。 李江申对闫建波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1.对一张证明条和两份收据不予认可，从条上看日期都是新的，不像原来写的。上面也没有付款人名字，如果上诉人认为是上诉人付的款项，而被上诉人给打的借条的话，可以证明两人是合伙关系。如果不是合伙关系，被上诉人去修车，上诉人不可能同行，相关收据原件也不会在上诉人手中。对证明条真实性不予认可，当时是合伙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起去租车修车，也不是当时写的，是后补的。2.三份书面证明材料没有证人相关身份信息，证人没有到庭，对此不予认可，不符合证据规定，不能证明是证明人本人所写，不排除是上诉人自己写的，证明上的印章是先加盖，内容是后写的。 3.证人说门市是2019年11月11日开张，闫建波从证人处借钱是在8、9月份，也就是门市还没有开业，说从门市上借钱，显然不合常理。证人说闫建波从她那儿借钱，说是借给李江申，而后把李江申打的条拍给证人，也不符合常理，通过证人的手机聊天记录可以证实证人在说谎。 根据双方的举证质证情况，本院对闫建波提交的证据分析认证如下：1.关于闫建波提交的2019年10月12日租车证明，其性质属于证人证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的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据此，本院对该份书面证明材料不予采信。关于2019年10月14日武城县车水汽贸有限公司出具的道路应急救援服务费收据和2019年10月15日武城县新城鑫＊汽车维修部出具的收款收据，均为第二联，即为“交客户”和“交付款单位”的单据，但未注明客户名称及交款人，不能证明与被上诉人李江申有关，故本院不予采信。2.关于王桂芹、崔玉国、杨洁的书面证明材料，属于证人证言，相关证人未出庭作证，根据前述证据规则的规定，本院不予采信。3.关于证人尹某的证言，证人尹某与闫建波存在利害关系，且其证言内容与闫建波一方一审中的陈述相互矛盾，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故对证人尹某的证言，本院不予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闫建波与李江申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一般情况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需要两个基本要件：一是借贷双方达成借贷合意，二是出借人实际出借款项。本案中，虽然闫建波提交了李江申出具的借款证明条，但李江申在一审中的答辩和反证对于借款条的形成原因作出了相应的说明和证实，尤其是闫建波二审中提交的部分商户的书面证明材料中，均提到李江申违法录音一事，但未否认闫建波通过李江申向商户供货的事实及货款已结清的情况，进一步印证了李江申一审中提交的录音证据的客观真实性。在此情形下，闫建波应对案涉款项的交付和形成原因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关于款项的交付，闫建波一方一审庭审中陈述：“现金，一共借了两三次，最后打条的当天总算下来打的一个总条。”“大概是在两三个月的时间内借的钱，有一次是修车，有一次是买东西，条是在原告的门市上打的，原告是销售五金配件的。”而在二审期间，闫建波一方申请的证人尹某到庭作证称：“李江申向闫建波借钱，闫建波没有钱，就从我这儿拿了45000元。”闫建波与尹某的陈述相互矛盾，其一，借款的次数和用途描述不一致；其二，借款的数额不相同，证明条上写明借到48361元，证人陈述借款45000元；其三，按证人陈述2019年8、9月份出借45000元，闫建波未要求李江申当时出具整笔款额的借据，却在此后2019年10月零散出借给李江申修车及租车费用，之后再一起打总条不合常理；其四，证人陈述的门市开业时间为2019年11月11日，其与闫建波是合伙关系，若同时经营一家门市，则闫建波一方一审当庭陈述在门市上打条明显与借条出具的时间不符。另外关于款项的形成原因，闫建波二审中提交的一份租车证明条及两份修车收据的数额合计为3611元，与其申请出庭的证人尹某陈述的出借款项45000元，加总为48611元，与闫建波提交的借款证明条上书写的数额48361元并不一致。故闫建波上诉主张其与李江申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50元，由上诉人闫建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冯 雪 审判员 霍金喜 审判员 陈志明 二〇二一年元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常新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