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82民初7638号 原告：宋长喜，男，1958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丰**。 委托诉讼代理人：虞超勇，慈溪市慈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孙开立，男，1970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慈溪市，法律文书送地址：慈溪市桥头镇吴山南路1177号32栋16号。 第三人：慈溪大桥高分子塑料科技有限公司。住所：浙江省慈溪市桥头镇浙江再生塑料产业基地**。 法定代表人：江慧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娜，浙江甬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宋长喜诉被告孙开立、第三人慈溪大桥高分子塑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桥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6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钟志平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8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案情复杂，本院于同年11月4日裁定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钟志平独任于同年11月23日、12月22日第二次、第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宋长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虞超勇及被告孙开立到庭参加三次庭审，第三人大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娜到庭参加第三次庭审。 原告诉请：1.被告即时偿付所欠货款101053元；2.被告赔偿原告自2019年6月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以所欠货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利息损失后变更为自法院立案受理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以所欠货款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9年6月4日，被告向原告购买ABS粉碎回料37530公斤（减去包装袋重132公斤，实际净重37398公斤），约定每公斤8.05元，价款合计301053元，被告收货后在单据上签字确认。2019年12月21日、2020年1月19日，被告妻子孙亚波给付原告金额为5万元的承兑汇票各1份，2020年4月27日、6月2日，被告妻子孙亚波通过银行转账给原告3万元、2万元，合计5万元，2020年6月7日，被告通过第三人余惠萍抵销5万元（原告与被告及第三人余惠萍在一起协商，因原告欠余惠萍钱，余惠萍欠被告钱，被告欠原告钱，三方协商各自抵销5万元）。上述付款情况及抵销情况原告后来在过磅单上有备注。2020年6月底，原告到被告位于塑料基地的办公室讨钱，被告说没有钱，原告说没钱的话账结一下，被告说找他老婆结账，原告遂到被告妻子孙亚波办公室，跟被告妻子孙亚波对了账。对账后，孙亚波在过磅单上原告备注的下方划了斜杠，并写了“20万元”、“剩欠101053元”这几个字。被告尚欠原告的货款101053元，后经催讨，被告拖欠未付。 被告答辩称：其本人与原告不存在经济纠纷，不欠原告货款，原告诉请应驳回。理由是：其是大桥公司员工，签有劳动合同，公司为其缴纳社保、、住房公积金其自2015年4月开始在该公司上班，至2019年12月31日劳动关系终止。该公司原先法定代表人是马季光，后来是周吉祥，现在是江慧君。其在该公司负责采购、生产管理、质量检验，其不负责付款，其也没有权限付款。原告所诉该笔业务是原告主动上门找到被告，在大桥公司的办公室面对面谈的，当时商谈是原告把货送到大桥公司，质量以大桥公司的采购质量标准验收为准。当时也说清楚的，是公司要货。然后原告货送到大桥公司仓库，大桥公司的车间主任杨彩义去称重过磅，过磅单杨彩义拿上来，到被告的办公室，被告在过磅单上签了字。被告签字时，原告在不在场其不记得了。过磅单一式二份，一份原告拿走，另一份被告交大桥公司财务。这笔业务是原告与大桥公司发生的业务，大桥公司有没有付款其不清楚。其对原告陈述的被告妻子孙亚波付款情况不清楚。原告陈述的三方协商抵销债务的事情是没有的，余惠萍并不欠被告钱。原告陈述的对账的事情也没有，原告陈述的找其妻子对账的事其也不知道。其妻子孙亚波与原告没有发生买卖关系，也无其他经济关系。原告起诉被告后，被告了解到，大桥公司曾经委托第三方宁波上智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智公司）向河北定州市华航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航公司）付款8万元。华航公司曾开出增值税发票，卖给上智公司。被告还了解到，2019年9月5日，大桥公司通过施爱芬向原告付款8万元，该8万元是不是付本案原告过磅单下的货款，被告不清楚。 第三人大桥公司答辩称：其一，第三人与原告无买卖关系，第三人是与上智公司发生交易，双方自2018年就有交易记录，第三人向上智公司购买塑料。2019年6月10日的交易含税价是369866.22元，第三人已向上智公司付清了货款，付款时间、方式及金额如下：2019年7月4日银行转账给上智公司27478.48元，同年7月12日银行转账给上智公司10万元，同年7月25日、8月2日交付给上智公司10万元的承兑汇票各一张，同年8月12日银行转账给上智公司42387.74元。其二，原告所述交易发生时被告孙开立是第三人公司工作人员。大桥公司是在2019年年底、2020年年初被浙江再生天桥置业有限公司收购。第三人与自然人之间不存在交易，必须是与能开票的主体之间进行交易。其三，第三人与原告无交易，第三人也未曾向原告付过款，原告也未曾向第三人催讨过货款；第三人未委托上智公司向华航公司付款，也没有通过施爱芬向原告付款；至于上智公司与被告之间什么关系第三人不清楚，第三人认可的交易合同相对方是大桥公司与上智公司，其他不清楚。 原告为证明其诉请成立，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A1.过磅单1份。过磅单打印内容有：桥头大桥塑料地砖二称量单，客户栏空缺，日期为2019年6月4日，车号06688，毛重52670kg，皮重15140kg，净重37530kg；手写内容有：价8.05，大桥科技，孙开立，2019.6.4。过磅单右边空白处备注有5笔付款时间及付款金额，其下有一斜杠，斜杠右侧有文字“20万”，斜杠下有“剩欠101053元”文字内容。关于交易经过，原告在庭审中补充陈述：这笔业务是原告跟被告在慈溪市桥头镇塑料基地面对面谈的，当时谈的是被告要货，并没有提他是公司员工，也没有说是公司要货，当时被告说要原告送一车ABS粉碎回料，单价是8.05元，送到大桥他的仓库，钱一个月内付清。然后原告本人去送的货。过磅时原告在场，还有一个姓杨的在场，被告本人不在场。过磅单原告拿到被告办公室，被告在上面签的字，过磅单当时原告拿回一份，另一份的去向原告不清楚。 A2.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2份，拟证明被告妻子孙亚波分别于2020年4月27日、6月2日通过银行转账给原告3万元、2万元支付原告货款的事实。 被告为证明其答辩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B1.手机短信两组，内容为大桥公司在2019年2月、4月、6月、7月、8月、9月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杭州银行向被告发放工资、通讯费、年终奖等的信息。 B2.2019年9月5日施爱芬转账给原告8万元的转账记录一份（转账附言大桥科技）。 第三人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C1.时间为2016年6月10日、编号为HT2019-CG0602号的原料采购合同一份（买卖双方为第三人与上智公司）。 C2.时间为2019年6月20日的用款审批单一份（其中载明：收款单位为“宁波上智贸易有限公司”，用款金额为369866.22元，用款理由栏里记载有：购ABS-灰，37398kg，单价9.89元/kg，金额369866.22元，合同号：HT2019-CG0602，孙开立作为分管副总经理签名，签名时间为2019年6月24日，胡聪杰作为财务经理签名，签名时间为2019年6月24日，并备注“周总微信同意”，总经理周吉祥于2019年7月16日签字）。 C3.开票日期为2019年7月23日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四份（上智公司开具给大桥公司的增值税发票，价税总计金额为369866.22元，税额总计42550.97元，不含税金额总计为327315.25元）。 C4.背书日期分别为2019年7月25日、8月2日，金额均为10万元，由第三人背书给上智公司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各一份。 C5.转账时间分别为2019年7月4日、7月12日、8月12日，转账金额分别为20万元、10万元、42387.74元的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回单各一份（付款方均为大桥公司，收款方均为上智公司，附言均为货款，第三人陈述7月4日的20万元中有27478.48元是付6月10日的入库单项下的货款）。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A1即过磅单的真实性无异议。过磅单上“价8.05，大桥科技，孙开立，2019.6.4”是其本人书写，但其系代表公司签署的，是代表公司核对数量、检验货物质量，是履行职务行为。对过磅单上原告备注的付款情况不清楚，对原告关于其妻子书写“剩欠101053元”等文字的陈述予以否认。对证据A2即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被告质证认为与本案无关，其原先对该款项不知情，对其性质也不清楚。关于该两笔银行转账款，被告是在其妻子被法院叫去制作谈话笔录后，其才知道是原告要交房租向被告妻子借款。 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原告的证据的三性无法确认，第三人没有看到过原告的这些材料。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B1即手机短信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该组证据并不能证明与原告做生意的是大桥公司而非被告本人。对证据B2即施爱芬8万元转账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该8万元的经过是：原告介绍其老乡郑进良在2019年5月份供货到大桥公司处（接洽人也是孙开立），过磅是38吨左右。郑进良的货款部分打给了郑进良，剩下的打给了原告。打给原告的部分，包括了被告讲的施爱芬汇的这个8万元，除了这个8万元，施爱芬还有68340元的款项汇给原告。之所以打给原告，是原告代郑进良向孙开立催款时，孙开立说的，说郑进良这个交易是原告介绍的，剩下的款项就打给原告好了。另郑进良的款项已经结清了。为证明原告关于该节事实的陈述属实，原告在第三次庭审中补充提交证据A3，即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一份，清单显示，施爱芬于2019年9月5日转账给原告8万元，于2019年9月30日转账给原告68340元。 第三人对被告的证据B1的证据三性无异议，认可当时被告是其公司员工，对证据B2不知情，第三人与施爱芬之间无交易。 对原告补充证据即A3及相关陈述，被告不认可，被告认为郑进良与第三人无采购合同，原告无证据证明郑进良与第三人有交易。第三人对此表示不知情，第三人与原告所称的郑进良也无交易。 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原告质证意见如下：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本案交易是原告与被告之间发生的交易，至于被告与第三人之间是如何操作原告不知情。被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的无异议，对第三人的答辩意见也无异议。关于合同及交易，被告陈述，2018年开始大桥公司与上智公司发生交易，其负责所有采购；上智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廷国找到被告，商谈送样、检测、价格等宜；每一笔交易都有合同，合同是大桥公司财务起草，被告代表大桥公司接洽，大桥公司入库后出的这个合同，合同上的大桥公司的公章是财务盖上去的，然后财务邮寄给上智公司，上智公司盖好章后寄回，被告对合同上上智公司的公章是谁加盖的不清楚。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进行了调查。 一，向大桥公司法定代表人江慧君制作了谈话笔录。江慧君陈述：孙开立在2019年6月份的时候是其公司员工，在2019年11月终止了劳动合同，不再聘用；2019年6月4日孙开立签名的过磅单没有入该公司的财务账，该公司财务账上有2019年6月10日的物料入库单及2019年6月27日的记账凭证，该2张单据上记载的送货单位是宁波上智（即上智公司），可以理解为该批货是上智公司提供给大桥公司的。 二，调取了第三人的相关财务资料，包括2019年6月10日（10由4改成）的物料入库单一份（入库单显示：送货单位为“宁波上智”，联系人宋长喜，货物名称ABS，入库数量37398，单价9.89，金额369866.22，备注327315.24，仓库处杨彩义签名，合计金额为369866.22元），2019年6月20日的用款审批单一份（即第三人证据C2），2019年6月27日的记账凭证一份（显示：卖方宁波上智，数量37398kg，合计327315.24元），2019年7月23日的增值税专用发票4份（即第三人证据C3），2019年7月4日的农业银行20万元的转账回单一份（即第三人证据C5中的第一份转账回单）。 三，网上查询调取了上智公司的相关工商登记信息。工商登记信息显示，上智公司于2017年9月20日成立，2020年6月28日注销，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孙廷国，股东为孙廷国（持股95%）、孙定朝（持股5%），登记联系电话为138××××0190。另查询，孙廷国于1969年3月21日出生，孙定朝于1947年3月16日出生。 四，向被告孙开立妻子孙亚波制作了谈话笔录。孙亚波陈述：其个人及孙开立个人与宋长喜之间没有生意往来，孙开立是大桥公司员工。本案原告提供的过磅单上的斜杠及“20万”以及“剩欠101053元”不是其书写，宋长喜没有找其对过账，宋长喜也没有向其讨货款。其于2020年4月27日、6月2日通过银行转账给宋长喜3万元、2万元属实，但这是宋长喜在桥头镇塑料市场租赁经营场地交房租需要向其借的。宋长喜陈述的其在2019年12月21日、2020年1月19日交给宋长喜2张金额均为5万元的承兑汇票的事情是没有的，其没有给过宋长喜两张5万元的承兑汇票。上智公司其是知道的，但其及孙开立与这家公司没有关系，这家公司不是其老公开的，公司的法人是谁就是谁开的。孙定朝是孙开立的父亲，孙廷国估计是与孙开立同村的；138××××0190这个手机号码是其一直在使用，用了大概六七年、七八年了。对“为什么上智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里有孙亚波的手机号码”这一问题，其回答：那个时候其办理过一些东西，当时他们开公司的时候要办一些手续什么的。对华航公司好像是上次说开发票提到过，具体开什么发票其不清楚，应该是开进货的发票，华航公司进大桥公司的货。上智公司与大桥公司是有买卖关系，这个是其听老公经常在说的，具体情况不清楚。 五，向案外人杨彩义电话询问调查，制作了录音资料。杨彩义陈述：其在大桥公司管仓库，宋长喜拉了好几车料过来，基本都是30吨、35吨一车，半个月、一个月、一两个月会有一车拉过来。2019年6月4日宋长喜的这笔货是孙开立采购的，从采购员处入库，是以上智公司的名义入库的，大桥公司的入库单上送货单位是上智公司。入库单上送货单位之所以写上智公司，是因为宋长喜没有票，只有入到上智公司，以上智公司的名义入库及开票，才可以从大桥公司拿钱拿出来。这个操作从2015年开始就是这样的。2019年6月4日宋长喜的这笔交易，货款大桥公司已经付清了，是付给谁其不清楚，按以前的操作是大桥公司付给上智公司，至于上智公司还是孙开立付给宋长喜，其不清楚。上智公司与孙开立之间是什么关系其不清楚。关于过磅单与入库单的价格差及总差额不清楚，其是按采购员说的价格入库的，一般都含税。宋长喜讨要货款，照理是他也可以问孙开立向公司财务要。 六，向案外人余惠萍制作了谈话笔录。余惠萍陈述：其与孙开立及宋长喜均认识。孙开立承包大桥公司的粉碎厂，其从孙开立手上租粉碎厂；其以前在河北唐山做生意时，租住在宋长喜家里；宋长喜在2019年6月、9月共向其借了10万元做生意，钱还不出，而其欠孙开立8万元的租费，付给了孙开立老婆3万元，还要付5万元，这5万元其付不出，然后在2020年6月份的时候，其、宋长喜还有孙开立在孙开立的办公室协商，确定从孙开立欠宋长喜的货款中扣5万元下来，这样其欠孙开立的5万元就不用付了，而宋长喜应还给其的10万元中5万元也不用付了。 七，向案外人孙廷国电话询问调查，制作了录音资料。对话主要内容如下：问其听说过宁波上智公司贸易有限公司吗，其答知道的；问其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对吧？其答：是的；问该公司注销了，对吧？其答：是的，后面注销了；问该公司的工商登记是谁去办的，其答：是大桥公司去办的，本人去签字的，具体经办人不知道；问大桥公司那边谁去的，其答：我反正料子卖给大桥公司的；问你们之间有没有签合同？其答：合同我也不知道，可能签的，也可能没签的，反正就是其料子卖给公司；问上智公司公章有没有，其答：不知道，其就是其进的货卖给大桥公司；问其有没有出面跟大桥公司签订合同，其答：别的没什么的，反正就是料子卖给大桥公司的；问料款大桥公司付给谁，其答：不知道，孙开立知道的；问公司财务有没有，其答：其人没去过的，不知道，其就是货卖给他；问这个公司究竟是孙廷国的公司还是孙开立的公司，其答：他的公司，这个公司是孙开立的公司；问这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谁，是孙廷国还是孙开立？其答：反正就是货卖给他，别的东西没有；问其手上有没有拿到钱，其称不知道，其老婆在管的，这个东西其不管的，反正就是其卖货给他，其他不管的；我人在外面，其他不知道；问上智公司在哪里，其答：可能在塑料城大桥公司里，这个不清楚的；问其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什么这个不知道那个不清楚，其答：其就是货卖给他，别的不知道。问其卖了多少货给大桥公司，做了几次交易，其答：做了六、七十次；问上智公司还在不在，其答：没有了，问什么时候注销的，其答：我也不知道，去年上半年注销的吧；问是不是其去办理的注销手续，其答：我人在外面，他给我注销掉的，其要等一下问一下；问其有没有去过工商那边？其答记不得了，去办好的，去去过的；后其称因为有事情要去忙，暂不便接听与回答问题，遂结束通话。 对本院调取的相关证据材料，原告质证意见如下：对法院制作的江慧君的谈话笔录及法院调取的大桥公司的相关财务资料以及上智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的真实性无异议，本案交易是原告与被告孙开立个人之间的买卖，至于孙开立与大桥公司之间怎么操作原告不清楚，原告与上智公司也没有关系，上智公司未向原告支付过货款。对本院制作的孙亚波的谈话笔录，原告认为孙亚波的相关陈述不实，过磅单上的斜杠及“20万”以及“剩欠101053元”确实都是孙亚波所写；孙亚波的两笔银行转账是付本案过磅单项下的货款，不是借款，原告与孙亚波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孙亚波确实交给过原告两张5万元的承兑汇票。对法院向杨彩义制作的电话调查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杨彩义陈述的交易模式之前也有的，但货款都是被告付给原告，上智公司没有付给过原告货款。而且，从杨彩义在电话中的陈述看，其一，杨彩义不能明确阐述宋长喜、孙开立、大桥公司、上智公司这四方的关系；其二，杨彩义亦陈述单价是采购人员说多少就多少，杨彩义对孙开立是否从中赚取差价不清楚。事实上，大桥公司的入库单是被告操作，价格变动也是被告操作，原告对此不知情。被告如此操作（以上智公司的名义入库）不排除被告另行营利的情形。而且，通过原告介绍的别人的交易也有，但钱都是孙开立个人支付。因此，从整个交易环节来看，是被告的个人经营行为。对法院向余惠萍制作的谈话笔录的真实性及余惠萍陈述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法院向孙廷国制作的电话调查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从电话调查情况看，上智公司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是孙廷国，但孙廷国对公司情况很不了解，实际背后是孙开立在操作。 对本院调取的相关证据材料，被告质意见如下：对江慧君的谈话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其陈述的内容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大桥公司的物料入库单、用款审批单、记账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农业银行转账回单的真实性无异议，其中物料入库单、用款审批单、记账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所记载的就是原告的这笔这交易，是同一笔货款，其中入库单上的手写内容是杨彩义写的。采购合同、入库单上显示的是宋长喜与大桥公司发生的交易。之所以以上智公司的名义入库，是大桥公司委托上智公司在做这个交易，货是宋长喜的货，通过上智公司与大桥公司订立合同，操作模式是这样的。大桥公司货款全部付清了，是付给了上智公司，上智公司有没有给原告其不清楚。至于大桥公司的财务账反映出的与原告过磅单的价格差（大桥公司的财务账上单价为9.89元/公斤，原告过磅单上单价为8.05元/公斤），被告解释：大桥公司的财务账上的价格是含税价，原告过磅单上的价格是不含税价。关于扣除税额之外的差额26262元，被告表示其不清楚。对本院调取的上智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无异议，该公司股东之一孙定朝系其父亲，另一股东孙廷国与被告是同村村民，被告与该公司没有关系。上智公司工商登记时材料谁提交的其不清楚，其理解公司的法人必须到场的。其对上智公司工商登记信息里为什么会有其妻子的手机号码不清楚。对本院制作的其妻子孙亚波的谈话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宋长喜在法院制作的谈话笔录中亦陈述，其未向被告妻子讨钱，印证了被告妻子与本案无关。对杨彩义的电话调查录音及杨彩义陈述的内容的真实性无异议。杨彩义讲的这个操作从2015年至2019年年底一直是这样的，本案交易前的交易也有的，大桥公司货款付给上智公司，上智公司付给宋长喜。上智公司作为发票的开具方及货款接收方也是大桥公司找的。对法院向余惠萍制作的谈话笔录质证认为：被告与余惠萍之间不存在租金纠纷，这个粉碎厂不是被告个人租的，余惠萍没有向被告妻子付过钱，余惠萍与宋长喜之间的纠纷与被告无关；关于抵债的事情宋长喜与余惠萍有来商量的，但被告并没有答应他们之间的这个抵债的事情。对法院向孙廷国制作的电话调查录音的真实性及孙廷国陈述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不是上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第三人对本院调查的证据材料质证意见如下：对法院制作的江慧君的谈话笔录及法院调取的第三人的相关财务账册以及上智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法院制作的孙亚波的谈话笔录，第三人无法确定孙亚波陈述的内容的真实性，第三人对其陈述的内容不知情，该陈述内容与第三人无关；关于杨彩义的录音，第三人认可杨彩义曾是大桥公司员工，杨彩义陈述的情形仅系其个人观点；对法院制作的余惠萍的谈话笔录，第三人不清楚他们之间的事情；对法院向孙廷国制作的电话调查录音中孙廷国陈述的内容不清楚。 对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结合双方质证情况，本院认证如下： 原告证据A1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原告证据A2具有真实性，原、被告双方对转账款项的性质有明显分歧，本院将在下文结合其他证据对此进行分析认定。原告补充证据A3具有真实性，其中2019年9月5日施爱芬转账给原告的8万元与被告提供的证据B2系同一笔款项，被告认为该8万元系第三人付给原告的货款，而第三人对此不予确认，故本院无法认定该8万元系第三人支付给原告的货款。被告证据B1具有真实性，结合第三人陈述，本院对被告在本案交易中系第三人的员工（采购员）的身份予以认定。第三人提供的证据C1、C2、C3、C4、C5具有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 关于本案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即原告提供的2019年6月4日的过磅单所承载的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谁？根据各方陈述、举证质证情况及本院调查情况，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首先，原告并非与第三人建立的买卖关系。理由如下：根据本院调取及第三人提供的财务资料以及被告陈述，本案所涉交易，原告过磅单上所记载的货物与第三人物料入库单上所记载的货物是同一批货物，而且第三人已支付给了上智公司该批货物的货款。被告孙开立认为该笔业务是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发生，但原告对此予以否认，第三人亦对此予以否认。第三人认为其是与上智公司建立的买卖关系，并提供了相应的买卖合同、物料入库单及付款财务资料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就同一批货物，第三人不可能同时与原告、上智公司存在独立的买卖关系。而第三人的证据亦表明，第三人系基于其与上智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取得该批货物，其系与上智公司发生交易关系。被告认为原告的该笔业务是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发生，并无证据证明，也无事实依据。综上，本院可以排除原告与第三人建立买卖关系。 其次，从上智公司在本案买卖关系中的身份及被告孙开立与上智公司的关系上分析。一，从本院向孙廷国所作的调查情况看，孙廷国作为上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对该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注销情况、财务情况、公章情况、、经营地点以及对该公司与大桥公司之间的交易情况、合同签订情况、付款情况等均不知情或不甚知情，对有些与上智公司有关问题的回答与已有的书面证据材料反映出的情况（如公司地址、合同等）完全不符，而且孙廷国明确陈述上智公司是孙开立开的公司，对孙开立是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不否认。而上智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里，所留联系电话为孙开立妻子手机号码，股东之一为孙开立年逾七旬的父亲。虽然被告孙开立否认其系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极力撇清与该公司的关系，但本院根据向孙廷国的调查情况及查询到的上智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以及被告妻子陈述的上智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可基本判断被告孙开立系上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二，被告称原告的过磅单其已交第三人财务，但第三人并不保有该过磅单，相反，第三人保有的是以上智公司名义入库的物料入库单，而据杨彩义陈述，第三人的采购员孙开立从宋长喜处采购塑料，并以上智公司的名义入库，入库价格是按采购员说的价格入库，据此，本院可初步判断，大桥公司的物料入库单系由被告孙开立个人操作。三，从被告陈述的第三人与上智公司之间的合同的出具经过看，合同是在被告向原告采购货物后再行制作的，并非在交易前或交易同时形成。被告关于合同形成时间的陈述与实际情况相符，实际情况即是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9年6月10日，落后于过磅单上的时间2019年6月4日，而大桥公司的物料入库单记载的入库时间为2019年6月10日，也晚于过磅单上的时间。结合一、二点分析，本院可以认定，大桥公司的物料入库单及合同系由被告孙开立个人操作。综上，孙廷国的陈述、杨彩义的陈述、被告关于合同形成经过的陈述，以及物料入库单、合同等书证，综合印证了被告作为第三人的采购员及上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双重身份。 再次，从付款情况看。其一，第三人未向原告支付过货款，也未委托第三方向原告支付货款，原告也未向第三人催讨过货款。其二，上智公司未向原告支付过货款，原告甚至对上智公司如何介入交易关系不清楚。其三，本院在被告否认原告、余惠萍、被告三人之间存在协商抵债一事后，对余惠萍制作了谈话笔录，被告在此之下，确认存在三方协商抵债的事情，只是辩称被告没有答应他们之间的这个抵债的事情。本院认为，被告在本院向其出示余惠萍的谈话笔录前，明显隐瞒了案件相关事实。余惠萍的陈述也从侧面印证了原告与被告之间确实存在买卖关系的事实。其四，被告妻子孙亚波陈述其转账给原告的两笔款项系借款，而原告对此予以否认，认为系支付的货款，被告对借款未进一步举证证明，故原告关于该两笔银行转账款系支付货款的陈述更具合理性，由此更进一步印证了原、被告双方存在买卖关系的事实。其五，原告自认被告通过其妻子向原告交付了两张承兑汇票以支付货款，被告及其妻子对此予以否认，本院认为，原告虽未能提供该两张承兑汇票，但原告的该陈述属于对被告付款的自认，该自认明显减轻了被告的债务负担，若原告与被告不存在买卖关系的情况下，原告自认被告已付货款，明显不合常理。其六，关于施爱芬银行转账给原告的8万元款项，被告并不确定是第三人支付给原告的货款，而第三人也未对此进行确认，相比较而言，原告关于款项性质的解释更具有合理性。综合以上情况，本院认为，被告已实际支付了原告部分货款的事实可以认定。 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定以下事实及法律关系：2019年6月4日，被告孙开立以第三人大桥公司采购员的身份向原告宋长喜采购ABS粉碎回料（毛重52670公斤，皮重15140公斤，净重37530公斤，包装袋重132公斤，实际净重37398公斤，单价8.05元），价款计301053元（不含税），被告签收上述货物后，转手以其实际控制的上智公司的名义出卖给第三人大桥公司（净重37398公斤，单价9.89元），价款计369866.22元（其中税额合计42550.97元），并从中赚取了扣除税额之外的差价。本案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原告与被告孙开立之间成立，并非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建立，也非原告与上智公司之间建立。原告的货款应当由被告孙开立支付，而非由第三人或上智公司支付。原告自认的被告已付货款20万元（包括承兑汇票及银行转账付款以及债务抵销）亦可以认定，被告尚应支付原告的货款为101053元。因被告逾期支付原告货款，被告应支付原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原告变更后的诉请（即利息损失起算时间变更）未损害被告合法权益，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关于其并非买卖合同相对方的辩称，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8号）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孙开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原告宋长喜货款101053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101053元为基数、自2020年8月6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321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025元，均由被告孙开立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钟志平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代书记员 黄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