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甘01民终42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焕佳（曾用名：高淮清），男，1956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兰州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熊亚男，甘肃旭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钱运达，男，1959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兰州新区。上诉人高焕佳因与被上诉人钱运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兰州新区人民法院（2020）甘0191民初17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焕佳上诉请求：1.撤销兰州新区人民法院(2020)甘0191民初1759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钱运达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2009年8月1日，钱运达与高淮清《承包土地协议书》，由钱运达长期承包高淮清农耕地1.3亩和沙坑地1.4亩，钱运达向高淮清支付租赁费13300元，并由高淮清出具收条(事实是高焕佳的曾用名为高淮清，在签订协议时使用高淮清)。钱运达在承包高淮清的沙坑地上修建了两院房子，又和高焕佳合伙共同修建了养殖场。2015年政府拆迁期间钱运达私自领走了两院房子的补偿款，并隐瞒事实真相与高焕佳补签《协议》，双方约定:由钱运达负责修建运营管理养殖场，政府拆迁时由高焕佳负责征用。拆迁后由高焕佳向钱运达返还60000元。高焕佳认为，虽然高焕佳与钱运达达成了协议，但钱运达隐瞒事实真相，以欺诈的手段，使高焕佳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协议与相关法律规定相悖。这份协议应当属于无效合同，而一审法院对此没有审查。二、钱运达承包高焕佳的土地是在2009年8月1日，而签订协议确在2009年1月16日，那么后面签订的合同为原合同的变更，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合同签订后，后签订的合同优于前签订的合同，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合同交更的内容约定明确的，以变更后的内容为准;另一方面，钱运达是否确实在承包的土地上投资，投资了多少，并没有经过双方核对确认，因此，前述《协议》依法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钱运达提出诉讼请求的法律依据。三、钱运达提起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钱运达应就其第一项诉请(高焕佳返还投资款60000元)提供合法有效的投资账目来证明，而从其向法院提供的现有证据来看，并非合法有效的经双方核对确认的记账账目。因此，钱运达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至于事实与理由中所述“高焕佳取得补偿款后”更是没有证据可以证明高焕佳已经实际取得的事实依据。四、本案钱运达所主张的权利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本案中钱运达提交的《协议》是在2009年1月16日签订，而兰州新区秦川镇政府是在2015年7月出具的，至今已有近5年时间，钱运达对其所主张的权利也未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故该主张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的规定，一审判决对此没有予以认定是错误的。另，拆迁后的100多万元拆迁款全部由钱运达领取，按照双方2009年2月8日签订的《合同协议书》及2009年1月16日签订的《协议》，均能证明双方的投资比例，足以证实双方是合伙关系，并非简单的租赁关系等其他关系。钱运达在获得100万元补偿款后，还要求返还60000元，明显有悖于公平合理，显失公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驳回钱运达的诉讼请求。钱运达辩称，被拆迁房屋全部是由其个人出资修建的，其领取房屋拆迁款并无不当。高焕佳每次签协议都要按照其要求写，养殖场也是钱运达个人投资，高焕佳并没有投资，如果高焕佳投资了，应当有手续不能凭空陈述。事实上养殖场的拆迁款13万余元已经全部被高焕佳领取，一审中提交的录音内容能证实要去返还的事实。对高焕佳的上诉请求不予认可。钱运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高焕佳返还投资款6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高焕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焕佳的曾用名为高淮清，在签订协议时使用高淮清。2009年8月1日，钱运达与高淮清签订《承包土地协议书》，由钱运达长期承包高淮清农耕地1.3亩和沙坑地1.4亩，钱运达向高淮清支付租赁费13300元，并由高淮清出具收条。钱运达在承包高淮清的沙坑地上修建了养殖场。2015年7月28日，钱运达经营养殖场，兰州新区向其发出了《责令改正通知书》。2015年政府拆迁期间，钱运达与高焕佳补签《协议》，双方约定：由钱运达负责修建运营管理养殖场，政府拆迁时由高焕佳负责征用。拆迁后由高焕佳向钱运达返还60000元。秦川镇政府征地拆迁了该养殖场，高焕佳负责征用，拆迁款由高焕佳领取。钱运达向高焕佳一直追要拆迁款，高焕佳承诺该养殖场拆迁款领取10万多元，因自身购房等原因暂时不能返还该6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之间达成合法有效的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双方应按约定的内容履行义务。钱运达与高焕佳达成土地承包协议，高焕佳将其承包地与沙坑地承租给钱运达，钱运达按照协议支付租赁费用。钱运达在租赁高焕佳的沙坑地上修建养殖场由其经营，该养殖场在拆迁期间，双方补签协议，高焕佳作为该沙坑地的承包经营者，在政府拆迁时由其负责拆迁及款项领取。在政府拆迁时，钱运达建设的养殖场，该部分为地上附着物，拆迁时均进行补偿。高焕佳领取拆迁款后秉持诚信、恪守承诺，按协议约定的内容退还钱运达拆迁补偿款60000元。高焕佳辩称，两份协议内容时间不同，以最后一份协议为主，高焕佳与钱运达为防止拆迁发生争议补签协议，自行将签订协议时间，该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高焕佳辩解钱运达的该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因双方签订协议，养殖场实际由钱运达建设与运营，拆迁款由高焕佳领取，故该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高焕佳辩解该案过了诉讼时效，因钱运达一直追要，2020年期间，高焕佳承诺会返还60000元，故该辩解理由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判决：高焕佳在判决生效后15日内返还钱运达投资款6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则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已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650元，由高焕佳负担。二审中，高焕佳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以下两组证据：1.高焕佳与钱运达于2009年2月8日签订的《合同协议书》一份，证明高焕佳与钱运达之间是合伙关系，养殖场建设的资金钱运达出资70%，高焕佳出资30%。2.永登县秦川镇保家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没有具体落款时间）一份，证明钱运达在高焕佳的承包地上加盖房屋后的拆迁款应该退还高焕佳30%，但被钱运达全部领取。钱运达二审中没有提交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钱运达质证意见为，高焕佳于2009年将土地出租给钱运达，2010年又出租给他人，看着要拆迁了，高焕佳拿着《合同协议书》找钱运达签字，虽然签了字，但高焕佳没有实际出资。其与高焕佳不属于同一个村集体，对永登县秦川镇保家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不认可。本院经审核认为，前述《合同协议书》虽然系高焕佳与钱运达于2009年2月8日签订，但仅凭该协议书并不能证实双方存在真实的合伙关系，且该协议书与双方于2009年8月1日签订的《承租土地协议书》内容也相互矛盾，故对高焕佳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而永登县秦川镇保家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既没有实际出具的时间，又不能确证本案争议的60000元案款项事实，该《证明》所载内容与本案争议的60000元款项返还事宜无关，本院亦不予采信。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就高焕佳向钱运达应否返还案涉60000元款项的问题。虽然钱运达提交的《协议》尾部落款日期是“09.1.16日”，但结合在卷证据佐证的事实及当事人庭审陈述内容，能证实高焕佳与钱运达系在征迁完毕后就案涉养殖场被征迁的补偿款数额分配达成了一致意见，且高焕佳也在其上诉状中陈述“2015年政府拆迁期间钱运达私自领走了两院房子的补偿款，并隐瞒事实真相与上高焕佳补签《协议》”的内容也能证实该分配协议就是在2015年签订的，因此，不存在双方于2009年8月1日变更合同内容的事实，故高焕佳以合同内容变更为由认为双方补签的《协议》无效的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且高焕佳也没有证据证实双方签订的案涉前述《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的情形，故对其以案涉《协议》因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应当属于无效的意见同样不予采纳。鉴于钱运达提交的录音内容能证实其向高焕佳追要60000元的事实，且高焕佳在本案庭审中也陈述其事实上领取了案涉养殖场的补偿款，因此，高焕佳以没有证据证实其实际领取补偿款及钱运达的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不应支付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基于前述事实和理由，高焕佳在协议达成后，又以各种理由拒不履行协议的内容，有悖于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的诚信原则，其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由高焕佳向钱运达支付案涉60000元款项的裁判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高焕佳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上诉人高焕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宝成审 判 员 张海军审 判 员 杨 清二〇二一年一月八日法官助理 张亚东书 记 员 杨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