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946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东支行，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杭州超世界机动车市场**10-17。 负责人王成红，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飞舟、沈希，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绍兴永丰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滨海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劳关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权，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德忠，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东支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萧东支行）与被上诉人绍兴永丰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丰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9民初121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2年10月11日，平安银行萧东支行（甲方）与案外人浙江省布莱尼家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布莱尼公司）（乙方）签订合同编号为深发杭萧东综字第20121018001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一份，约定由平安银行萧东支行在2012年10月18日至2013年10月10日期间为布莱尼公司提供综合授信额度30000000元；在此期限内，综合授信额度可多次循环使用，每次使用的方式、金额、期限等由双方商定，但各种方式授信的使用余额之和不得超过综合授信额度金额；额度项下具体业务期限的起始日期须在额度期限内，终止日期是否在额度期限内以具体业务合同的约定为准；综合授信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贷款、拆借、票据承兑和贴现、透支、保理、担保等，具体授信方式以双方签订的具体业务合同为准。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12年10月18日，平安银行萧东支行（甲方）与永丰公司（乙方）签订合同编号为深发杭萧东额保字第20121018001-1号《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一份，约定担保范围为深发杭萧东综字第20121018001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债务人即布莱尼公司所应承担的债务中的10000000元及相应的利息、复利、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责任系永丰公司对保证范围内的全部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本金、利息、复利、罚息和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偿还责任。2013年10月8日，布莱尼公司作为申请人（乙方）与贴现人平安银行萧东支行（甲方）签订合同编号为平银杭萧东商字20131008第001号《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一份，约定平安银行萧东支行对布莱尼公司签发并承兑的商业承兑汇票按平安银行萧东支行规定审查后保证予以贴现，额度最高限额为5000000元，额度使用期限为从2013年10月8日起至2014年4月7日止，贴现申请人（商业承兑汇票持有人）为当布莱尼公司签发并承兑商业承兑汇票时，贴现申请人为布莱尼公司的直接客户，即是布莱尼公司签发并承兑的商业承兑汇票的“收款人”，且该商业承兑汇票未经背书转让。该合同首部载明“额度内额度合同名称：综合授信额度合同，深发杭萧东综字第20121018001号”。2013年10月8日，布莱尼公司作为贴现申请人（乙方）与贴现人平安银行萧东支行签订合同编号为平银杭萧东贴字20131008第001号《汇票贴现合同》一份，约定合同项下申请贴现的汇票为汇票号码×××09、付款人为绍兴县美盛家纺布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盛公司）、收款人为布莱尼公司的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利息由布莱尼公司支付。该合同附件一《贴现汇票清单》载明的出票人及承兑人均为美盛公司，汇票金额为5000000元，汇票到期日为2014年4月7日。该合同首部载明“额度内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编号：平银杭萧东商字20131008第001号”。当日，平安银行萧东支行为布莱尼公司贴现了前述汇票。2013年10月10日，布莱尼公司作为申请人（乙方）与贴现人平安银行萧东支行（甲方）签订合同编号为平银杭萧东商字20131010第001号《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一份，约定平安银行萧东支行对布莱尼公司签发并承兑的商业承兑汇票按平安银行萧东支行规定审查后保证予以贴现，额度最高限额为5000000元，额度使用期限为从2013年10月10日起至2014年4月9日止，贴现申请人（商业承兑汇票持有人）为当布莱尼公司签发并承兑商业承兑汇票时，贴现申请人为布莱尼公司的直接客户，即是布莱尼公司签发并承兑的商业承兑汇票的“收款人”，且该商业承兑汇票未经背书转让。该合同首部载明“额度内额度合同名称：综合授信额度合同，深发杭萧东综字第20121018001号”。2013年10月10日，布莱尼公司作为贴现申请人（乙方）与贴现人平安银行萧东支行（甲方）签订合同编号为平银杭萧东贴字20131010第001号《汇票贴现合同》一份，约定合同项下申请贴现的汇票为汇票号码×××30、付款人为美盛公司、收款人为布莱尼公司的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利息由布莱尼公司支付。该合同附件一《贴现汇票清单》载明的出票人及承兑人均为美盛公司，汇票金额为5000000元，汇票到期日为2014年4月9日。该合同首部载明“额度内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编号：平银杭萧东商字20131010第001号”。当日，平安银行萧东支行为布莱尼公司贴现了前述汇票。2014年7月24日，平安银行萧东支行（甲方）与永丰公司（乙方）签订合同编号为平银杭萧东综字20140722第001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一份，约定由平安银行萧东支行在2014年7月24日至2015年7月23日期间为永丰公司提供综合授信额度120000000元，其中平移敞口10000000元限用于归还布莱尼公司在该行的不良授信敞口本金，并同时结清对应的所有利息。同日，平安银行萧东支行（甲方）与布莱尼公司（乙方）签订《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一份，约定由布莱尼公司为永丰公司前述《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债务人即永丰公司所应承担的债务本金中的10000000元以及相应的利息、复利、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保证担保责任。在该合同“其他约定事项”中明确载明10000000元敞口用以偿还布莱尼公司在该行的10000000元借款，具体用于归还平银杭萧东贴字20131008第001号《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项下5000000元借款和平银杭萧东贴字20131010第001号《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项下5000000元借款。同年8月6日，平安银行萧东支行（甲方）与永丰公司（乙方）签订《贷款合同》一份，约定由永丰公司向平安银行萧东支行贷款10000000元，贷款用途为归还平银杭萧东贴字20131008第001号《汇票贴现合同》及平银杭萧东贴字20131010第001号《汇票贴现合同》项下授信，贷款期限为自2014年8月6日起至2015年8月1日止。该合同“其他约定事项”中明确载明10000000元贷款用以偿还布莱尼公司在该行的10000000元借款，具体用于归还平银杭萧东贴字20131008第001号《汇票贴现合同》项下5000000元借款和平银杭萧东贴字20131010第001号《汇票贴现合同》项下5000000元借款。2015年7月31日，永丰公司向平安银行萧东支行归还了贷款本金10000000元及利息67333.33元，合计10067333.33元。2016年6月1日，平安银行萧东支行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2012年10月11日布莱尼公司与平安银行萧东支行签订合同编号为深发杭萧东综字第20121018001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同年10月18日永丰公司与平安银行萧东支行签订合同编号为深发杭萧东额保字第20121018001-1号《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为布莱尼公司前述《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合同提供10000000元的最高额保证；到期后，由于布莱尼公司未能依约偿还贷款，故永丰公司于2014年8月6日平移代偿布莱尼公司本金10000000元，并于同年8月8日代偿利息111073元，合计本息10111073元。2016年8月2日，永丰公司以布莱尼公司为被告向柯桥法院提起追偿权纠纷诉讼［案号为（2016）浙0603民初7612号］，平安银行萧东支行经法院通知，作为第三人参加了该案诉讼，进行了庭审陈述并提交了相关证据。柯桥法院在该案中经审理查明，平安银行萧东支行对前述《情况说明》中记载“浙江布莱尼家私有限公司未能依约偿还贷款，绍兴永丰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在2014年8月6日平移代偿浙江布莱尼家私有限公司本金10000000元，2014年8月8日代偿利息111073元”予以阐述，“未能依约偿还的贷款”即指汇票号码×××09、汇票号码×××30的二张商业承兑汇票的贴现业务，“平移代偿”即指平安银行萧东支行将10000000元发放给永丰公司，再由永丰公司将该10000000元用于偿还布莱尼公司的上述债务，且与永丰公司提交的2014年8月7日《特种转账借方传票》记载的系同一笔偿还款项。柯桥法院经审理认为，前述二张商业承兑汇票均记载付款人为美盛公司，收款人为布莱尼公司，与永丰公司作为担保人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记载的“贴现汇票为布莱尼公司签发并承兑的商业承兑汇票，且贴现申请人为布莱尼公司的直接客户”的内容不符；永丰公司起诉布莱尼公司的法律基础是追偿权，虽然前述10000000元款项收款人为布莱尼公司，但《特种转账借方传票》“备注”栏明确备注款项性质为“用于归还绍兴县美盛家纺布业有限公司贷款”，平安银行萧东支行提交的证据并不能作为合理解释，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故永丰公司以其作为保证人承担了保证责任而要求布莱尼公司偿还代偿款项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于2017年1月22日判决驳回了永丰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019年1月21日，永丰公司通过ＥＭＳ国内标准快递向平安银行萧东支行发送《函》一份，要求平安银行萧东支行在接到该函后尽快将其于2014年8月6日及同年8月8日分别收取的该公司款项10000000元及111073元，合计10111073元，以及至今产生的利息归还给永丰公司，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诉讼。平安银行萧东支行于2019年1月23日签收了该函件。另查明，平安银行萧东支行于2014年8月7日出具的《特种转账借方传票》载明付款单位为永丰公司，收款单位为布莱尼公司，“备注”栏还载明“用于归还绍兴县美盛家纺布业有限公司贷款”。平安银行萧东支行于同年8月8日出具的《特种转账贷方传票》载明付款单位为永丰公司，收款单位为美盛公司。平安银行萧东支行于同年8月8日出具的《平安银行进账单》亦载明付款人为永丰公司，收款人为美盛公司。又查明，2012年9月14日，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东支行更名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东支行。案经调解无效。 2019年7月永丰公司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平安银行萧东支行返还永丰公司10111073元，并赔偿该款自2014年8月6日起至款项实际返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该利息损失暂计至起诉之日为2627910元，二项合计12738983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平安银行萧东支行承担。诉讼过程中，永丰公司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平安银行萧东支行返还永丰公司10111073元，并赔偿该款自2014年8月6日起至款项实际返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2019年8月19日之前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同年8月20日之后的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 原审法院认为，永丰公司、布莱尼公司与平安银行萧东支行等相互之间签订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汇票贴现合同》《贷款合同》等均系当事人自愿订立，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故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平安银行萧东支行取得永丰公司支付的案涉款项是否具有法律根据，该法律根据在本案中即指永丰公司向平安银行萧东支行为给付行为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原因。而对该法律上的原因即给付目的的认定，首先须对永丰公司向平安银行萧东支行支付案涉款项的行为进行剖析。一、对案涉二份《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及相应的《汇票贴现合同》所使用的是否为布莱尼公司与平安银行萧东支行之间签订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授信额度的认定。首先，从案涉二份《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首部分别勾选的内容“额度内额度合同名称：综合授信额度合同，深发杭萧东综字第20121018001号”来看，平安银行萧东支行与布莱尼公司签订该二份《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系将其作为前述《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具体业务合同，所使用的是前述《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30000000元授信的额度。另结合案涉二份《汇票贴现合同》首部分别勾选的内容“额度内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编号：平银杭萧东商字20131008第001号”“额度内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编号：平银杭萧东商字20131010第001号”，以及二份《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及《汇票贴现合同》分别于同一日签订的情况来看，该二份《汇票贴现合同》所使用的系对应的《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项下的贴现额度，且最终系作为平安银行萧东支行给予布莱尼公司前述《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授信的具体业务合同。再结合二份《汇票贴现合同》附件一《贴现汇票清单》载明的布莱尼公司申请贴现的汇票情况来看，虽然案涉二张商业承兑汇票的签发及承兑人均系案外人美盛公司，而非布莱尼公司，不符合《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关于平安银行萧东支行保证予以贴现的汇票限于“乙方签发并承兑的商业承兑汇票”及“当乙方签发并承兑商业承兑汇票时，贴现申请人是乙方的直接客户，即是乙方签发并承兑的商业承兑汇票的‘收款人’，且该商业承兑汇票未经背书转让”的约定，但结合前述分析可知，由平安银行萧东支行以对该二张商业承兑汇票进行贴现的方式，向布莱尼公司发放案涉《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合计10000000元授信，系平安银行萧东支行与布莱尼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平安银行萧东支行在柯桥法院（2016）浙0603民初7612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关于客户经理在签订《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过程中勾选错误导致前述情况发生，以及其系按照《汇票贴现合同》约定向布莱尼公司发放贴现融资款的陈述意见，符合前述书证可以印证的客观情况，亦符合常理。其次，虽然平安银行萧东支行与布莱尼公司的本意是由布莱尼公司以申请票据贴现的方式使用其《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授信额度，获得贷款10000000元。但由于《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的勾选问题，导致实际签订的业务合同与当事人的真意出现了背离。也就是说，严格按照《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关于汇票贴现种类的约定，平安银行萧东支行本不应对美盛公司作为签发及承兑人的案涉二张商业承兑汇票进行贴现，但其客观上已经进行了贴现。因此，若该二张商业承兑汇票不属于可贴现汇票范畴，其向布莱尼公司支付10000000元款项的行为，其实系向美盛公司发放贷款10000000元的行为，该10000000元款项的最终债务人为美盛公司。故平安银行萧东支行在永丰公司同意代偿本金10000000元后，在相关的《特种转账借方传票》“备注”栏载明“用于归还绍兴县美盛家纺布业有限公司贷款”，在《特种转账贷方传票》中载明收款单位为美盛公司，在《平安银行进账单》中载明收款人为美盛公司等，便有了合理解释，亦与柯桥法院（2016）浙0603民初7612号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综上，在案证据足以使人相信因平安银行萧东支行客户经理的操作失误，导致布莱尼公司客观上未实际使用案涉《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授信额度，而最终由平安银行萧东支行向美盛公司发放了10000000元贷款。然永丰公司所应承担的保证范围仅限于前述《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布莱尼公司所应承担的债务本金中的10000000元及相应的利息、复利、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具体授信方式又以案涉《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约定的为准，即仅限于布莱尼公司签发并承兑的由其直接客户作为贴现申请人的商业承兑汇票，而无须为美盛公司向平安银行萧东支行的贷款承担保证责任。二、对永丰公司向平安银行萧东支行所为给付行为的原因的认定。首先，结合平安银行萧东支行提交的永丰公司与其签订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贷款合同》及布莱尼公司与其签订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等三份合同关于“其他约定事项”的特别约定来看，永丰公司通过向平安银行萧东支行申请增加贷款额度并将其中10000000元定向用于平移代偿布莱尼公司在平安银行萧东支行的10000000元借款（具体用于偿还案涉二份《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对应的《汇票贴现合同》项下合计10000000元借款），系平安银行萧东支行、永丰公司与布莱尼公司协商一致后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前述约定明显系各方当事人关于贷款特定用途的约定。这从前述数份合同“其他约定事项”的文义及《贷款合同》第1.2条“贷款用途”的明确约定即可获得印证。故不能将贷款用途的约定与给付目的混为一谈，并据此否定永丰公司所为给付行为的目的在于承担布莱尼公司与平安银行萧东支行之间签订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下《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项下的连带保证责任。这与平安银行萧东支行于2016年6月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的内容，其在柯桥法院（2016）浙0603民初7612号案件中所作陈述“汇票到期后与原告协商还款事宜，在达成一致意见的前提下，原告作为担保单位进行平移代偿，被告也对该平移代偿进行担保”，以及其在本案中的答辩意见高度一致。因此，永丰公司向平安银行萧东支行支付案涉款项系基于履行《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项下的担保责任之目的，应无疑义。平安银行萧东支行关于永丰公司与其签订《贷款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支付相应款项用以平移代偿布莱尼公司借款的行为构成债务加入的相关辩论意见，与其前述多次陈述相矛盾，且有悖于客观事实，亦无相应证据予以印证（永丰公司并无关于债务加入的明确的意思表示），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其次，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致使对方受损的法律事实，其本质上不在于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意思表示。尽管不当得利的发生可能混合了当事人双方的诸多民事法律行为，但其最终结果是得利人不应当获得利益，这是一种法律评价，与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无关。因此，一方获益无法律根据，是指缺乏受益的法律上的原因，而不是指权利或者财产的取得没有法律上的直接原因。具体到本案中，其一，在签订《贷款合同》之前，永丰公司与平安银行萧东支行之间对于案涉10000000元款项不存在基础法律关系即借款合同关系，故其向平安银行萧东支行贷款10000000元用于平移代偿布莱尼公司在案涉二份《汇票贴现合同》项下的债务，显然属于贷款用途的约定。其向平安银行萧东支行支付案涉款项的行为，虽系按照《贷款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但仍系基于双方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关系这一基础法律关系，不单独构成法律上的给付原因。其二，如前所述，永丰公司向平安银行萧东支行支付案涉款项系基于承担保证责任的给付目的，而其所应承担的保证范围仅限于布莱尼公司与平安银行萧东支行之间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布莱尼公司所应承担的债务，无须为美盛公司向平安银行萧东支行的贷款承担保证责任。鉴于平安银行萧东支行经法院通知参加了柯桥法院（2016）浙0603民初7612号案件的诉讼，并陈述了意见及提交了证据，该案生效判决对平安银行萧东支行具有既判力。该案生效判决已认定永丰公司向平安银行萧东支行支付的案涉款项不属于其为布莱尼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范畴，故永丰公司向平安银行萧东支行支付案涉款项因自始欠缺给付目的而欠缺法律上的原因，其给付构成非债清偿，平安银行萧东支行的受领构成不当得利。其三，虽然永丰公司在向平安银行萧东支行清偿案涉款项时，系基于永丰公司、平安银行萧东支行与布莱尼公司三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亦系履行《贷款合同》的行为，但不能否认该行为的最终目的在于履行永丰公司应承担的保证责任，而非债务加入或新的举债合意。在其代偿相应款项之后，其当然地享有向布莱尼公司追偿的权利。而因柯桥法院的生效判决认定其所代偿的债务不属于其应承担保证责任的布莱尼公司在案涉《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债务，从而阻断了其向布莱尼公司追偿的救济途径。综上，平安银行萧东支行取得案涉款项无法律根据，这与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无关，系对法律事实的评价。为矫正原、被告之间的不当财产变动关系，对永丰公司要求平安银行萧东支行返还其所支付的款项10111073元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不当得利返还的标的，为受益人取得的利益，而非受损人的损失。本案中，平安银行萧东支行分别于2014年8月6日及同年8月8日收取了永丰公司代偿的本金10000000元及利息111073元，合计10111073元。故平安银行萧东支行所获利益，除前述10111073元款项外，还包括所生孳息。对永丰公司要求平安银行萧东支行分别支付以1000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8月6日起至款项实际返还之日止的利息及以111073元为基数自2014年8月8日起至款项实际返还之日止的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同年8月20日之后的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对永丰公司合理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对其诉讼请求中的不合理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东支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绍兴永丰纺织印染有限公司10111073元，并支付以1000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8月6日起至款项实际返还之日止的利息，以及以111073元为基数自2014年8月8日起至款项实际返还之日止的利息[2019年8月19日前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同年8月20日后的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二、驳回绍兴永丰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东支行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8234元，由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东支行负担。 宣判后，平安银行萧东支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错误地认定永丰公司向平安银行萧东支行支付案涉款项的行为的性质构成非债清偿，并据此认定平安银行萧东支行的受领构成不当得利，明显错误。永丰公司向平安银行萧东支行支付案涉款项行为本身的目的非常清楚，包括原审法院在其本院认定部分，也多处提及“平安银行萧东支行在永丰公司同意代偿本金10000000元后”，“永丰公司通过向平安银行萧东支行申请增加贷款额度并将其中10000000元定向用于平移代偿布莱尼公司在平安银行萧东支行的10000000元借款，系平安银行萧东支行、永丰公司与布莱尼公司协商一致后的真实意思表示”、“永丰公司向平安银行萧东支行支付案涉款项系基于履行《高额保证担保合同》项下的担保责任之目的”、“永丰公司向平安银行萧东支行支付案涉款项系基于承担保证责任的给付目的”等等。据此，我们可以明显得出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永丰公司向平安银行萧东支行支付案涉款项当时，就其主观上是代布莱尼公司偿付相应债务的目的是明确的，而从平安银行萧东支行的角度，对于其收取或者说如原审判决所述“受领”永丰公司该笔款项的目的也是十分明确的，即认为系永丰公司代布莱尼公司代偿债务的款项，在这一点上双方的意思表示均为一致且确认无误的，在原审过程中也并无争议。双方的争议无非是永丰公司认为当时其并不清楚其自身其实不需要为布莱尼公司的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因此构成了理论上的“非债清偿”，其“不存在明知没有担保责任而自愿承担保证责任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要求返还。对此，平安银行萧东支行认为，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并没有“非债清偿”的明确规定，非债清偿仅仅只是理论上的概念。在永丰公司与平安银行萧东支行之间就款项的支付主观上达成一致，并且事实上已实际履行的情况下，双方之间己经产生了一种新的法律关系。如果永丰公司认为系因其重大误解导致的话，完全可以依据我国《合同法》第54条关于“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的明文规定来对自己的权利进行救济。在本案中，根据永丰公司自述，其系在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下达（2016)浙0603民初7612号《民事判决书》后知晓自身并无为布莱尼公司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义务，那么永丰公司理应在该民事判决书生效后的法定期间内行使自己的权利，而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的明确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显然，永丰公司己明显超过了前述法定的一年除斥期间，其撤销权应依法消灭，其要求平安银行萧东支行返还相应该款项的诉请理应被依法驳回。即便根据非债清偿的理论学说，参照世界上其他国家或地区就非债清偿己有明确立法的法律规定，永丰公司的相应诉请亦不应得到支持。本案中永丰公司的情形，即便按其所述，应属于误认自己应履行他人之债务而为履行，包括《澳门民法典》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相关法典均明确对债权人不享有返还请求权。二、原审判决以“柯桥法院的生效判决认定其（永丰公司）所代偿的债务不于其应承担保证责任的布莱尼公司在案涉《综合授权额度合同》项下的债务，从而阻断了其向布莱尼公司追偿的救济途径”作为认定“平安银行萧东支行取得案涉款项无法律依据”的其中之一理由，明显错误。1、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浙06**民初7612号《民事判决书》只是驳回了“原告（即永丰公司）以其作为保证人承担了保证责任而要求布莱尼公司偿还代偿款项的诉讼请求”，并没有否定永丰公司实际对布莱尼公司所享有的追偿权。特别是在己查清“永丰公司在向平安银行萧东支行清偿案涉款项时，系基于永丰公司、平安银行萧东支行与布莱尼公司三方协商一致的结果”这一事实的基础上，永丰公司完全有权取得相应的代偿权。故永丰公司应就其自身所采取的错误诉讼策略承担相应的后果。2、平安银行萧东支行取得案涉款项的行为，并没有获得额外的利益。在永丰公司支付案涉款项的同时，平安银行萧东支行与布莱尼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即己归于消灭。因此，平安银行萧东支行取得案涉款项明显具有法律上的依据。相反，如按原审判决所认定平安银行萧东支行需返还永丰公司相应款项的话，则平安银行萧东支行后续极有可能因诉讼时效、债权凭证原件保管与销毁等等的原因无法再就此债权向原债务人布莱尼公司有效地进行追偿，这对平安银行萧东支行而言是极其不公平的。综上，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改判驳回永丰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永丰公司答辩称：一、布莱尼公司向平安银行萧东支行的汇票贴现行为所产生的相关债务,不属于永丰公司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1、布莱尼公司并非涉案两张商业汇票承兑人或者付款人，汇票到期后，平安银行萧东支行应当向承兑人提示付款，涉案两张汇票的付款人和承兑人均为美盛公司。在布莱尼公司申请贴现后，该两张汇票的票据权利就依法转让给了平安银行萧东支行。汇票到期后，其也自然应当依法向美盛公司提示付款。这就说明布莱尼公司在申请贴现汇票到期后，对平安银行支行萧山萧东支行负有债务的是美盛公司，而非布莱尼公司。2、布莱尼公司与平安银行萧东支行签订的涉案两份《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合同》关于银行保证予以贴现的汇票仅限于“乙方（布莱尼公司）签发并承兑的商业汇票”及“当乙方签发并承兑商业承兑汇票时，贴现申请人是乙方的直接客户，即是乙方签发并承兑的商业汇票的收款人，且该商业承兑汇票未经背书转让”。然而，布莱尼公司实际申请贴现的两张汇票均是美盛公司签发和承兑的，与额度合同约定的授信情形不同。布莱尼公司客观上没有使用案涉《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授信额度，这就意味着主债权债务都不存在，又何来的保证担保责任。二、永丰公司向平安银行萧东支行平移支付涉案款项，主观上系基于承担担保责任的给付目的，构成非债清偿。关于永丰公司向平安银行萧东支行支付案涉款项不属于其为布莱尼公司承担保证担保责任的范畴，已有（2016）浙0603民初7612号生效判决的认定。由于主债权自始不存在，所以该保证担保行为从一开始就因欠缺给付目的，而欠缺法律上的原因，该给付构成了非债清偿，非债清偿是指清偿了本不应该清偿的债务，属于不当得利的情形之一。司法实践当中也较为常见，如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最高法民申2681号案件中，就多次提到了非债清偿，并认为应在清偿受有损失的一方可以向获益一方主张不当得利。因此，平安银行萧东支行在上诉状中关于非债清偿仅仅是理论的观点是偏颇的，非债清偿契合了不当得利制度的基本原理，是司法实践对不当得利类型的归纳和总结。三、永丰公司与平安银行萧东支行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和《贷款合同》及支付款项的行为，均是为了履行保证责任，不应作为单独的法律行为进行评价。也不能作为平安银行萧东支行受领和继续保有案涉款项的法律原因。1、永丰公司与平安银行萧东支行先前签订有《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后来由于平安银行萧东支行在案涉两张汇票到期后未获清偿，遂要求原告承担保证责任。所以永丰公司在不知主债权未发生、自身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的情况下，与银行签订了前述授信和贷款合同，并将贷款平移支付给银行。也就是说，永丰公司本身是不存在向银行举债的意思表示，双方也未形成新的举债合意，授信与贷款合同的签订完全是承担《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合意的延续和落实。对此，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和贷款合同的文本中多处均有体现。对此，《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和《贷款合同》文本中多出均有体现。如《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第八条其他约定事项“……其中平移敞口1000万限用于归还浙江布莱尼家私有限公司在我行的不良授信敞口本金，并同时结清对应的所有利息……”。再如《贷款合同》第1.2条约定1000万贷款用途用于“归还平安银行萧东贴字20131008号第001号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合同和平银杭萧东贴字20131010第001号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合同”；第八条其他约定事项“用于归还浙江布莱尼家私有限公司在我行的壹仟万元借款，具体用于归还平安银行萧东贴字2013008第001号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合同项500万借款和平安银行萧东贴字20131010号第001号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合同项下500万元借款”。2、平安银行萧东支行在上诉状中关于“在永丰公司与平安银行萧东支行之间就款项的支付主观上达成一致，并且事实上已实际履行的情况下，双方之间已经产生了一种新的法律关系的”主张是错误的。如前所述，双方之间达成一致的仅仅是永丰公司同意履行保证担保责任，后续签订授信合同、贷款合同以及平移支付款项的行为，是不能与承担保证责任的事实割裂开来单独评价的。所以，双方之间实际上没有形成新的法律关系，贷款合同、贷款用途也不能单独构成法律上的给付原因。四、平安银行萧东支行在上诉状中关于永丰公司不应以不当得利主张权利，而应一重大误解来撤销合同的观点也是错误的。1、重大误解撤销合同得先有合同合意的形成。本案中，永丰公司与平安银行萧东支行除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合意以外，并未就自愿为不属于担保责任的债务清偿形成新的合意。即便后来签署额度合同和贷款合同等，也只是先前保证担保合同合意的延续和落实，并非是可以独立进行法律评价的举债合意。所以，永丰公司所做的清偿并非一项民事法律行为，而是一个事实行为，不存在以重大误解来撤销合同的基础。2、平安银行萧东支行错误地理解了合同法规定的重大误解制度。重大误解是指误解人作出意思表示时，对合同成立要素的误解，以及合同内容的误解。一般认为重大误解包括：对合同性质的误解、对相对人的误解、对标的物品种的误解、对标的物质量的误解、对标的物规格标的物数量、包装、履行方式、履行地点等的误解。本案永丰公司根本无须承担保证担保责任，所以永丰公司与平安银行签订额度合同和贷款合同的行为基础就是不存在的，换言之，双方根本没有一丝合意的基础，而非对合同内容的误解，如此导致的财产变动并非是重大误解制度可以解决的，只能依靠不当得利制度来实现权利救济。3、重大误解制度与不当得利制度的法律评价基础和救济途径有本质的区别，重大误解制度设置了撤销权的行使期限，目的在于防止合同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当事人不行权的，则应受合同约束，即当事人因合同产生的相互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将受法律保护。而不当得利制度在于纠正当事人之间的财产不当变动，在财产不当变动被纠正前，财产变动自始就需要被法律作否定评价，不当得利请求权则受诉讼时效制度的约束，当事人未在诉讼时效期限内行使权利，得利人仍然负有自然债务。结合以上两种制度的区别，具体在本案中，平安银行萧东支行主张适用重大误解制度来调整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显然是错误的，根本达不到当得利制度所能起到的否定评价的法律效果。五、平安银行萧东支行在上诉状中关于若向永丰公司返还案涉款项，则其可能因诉讼时效、原件毁损等原因无法向布莱尼公司追偿的主张与本案本身无关。在（2016）浙0603民初7612号案判决之后，平安银行萧东支行应及时采取措施向美盛公司主张权利。即便在永丰公司数次函告平安银行萧东支行后，其仍没有向真正的债务人请求付款，可见其自身存在严重的过失和过错。另外，本案相关合同文本，均系由平安银行萧东支行提供的格式文本，其对合同内容应当十分清楚，其作为专业的银行金融机构对金融法律关系的把握也应当比普通市场主体有更高、更严格的要求。其在永丰公司无需承担保证责任的情况下，要求永丰公司错误的支付了相应的清偿款项，现永丰公司要求其返还不当得利，平安银行萧东支行应当对其自身的过失和过错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综上，布莱尼公司向平安银行萧东支行申请贴现案涉的两张汇票并未使用综合授信额度下的授信额度，永丰公司无需承担保证担保责任。永丰公司向平安银行萧东支行平移支付案涉款项，构成非债清偿。平安银行萧东支行受领和继续保有案涉款项，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构成不当得利，应当予以返还。请求驳回平安银行萧东支行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于2014年7月24日签订的平银杭萧东综字20140722第001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以及双方于2014年8月6日签订的《贷款合同》内容，上诉人授信并放贷给永丰公司款项的用途限用于归还布莱尼公司在上诉人处不良授信敞口本金及对应利息。永丰公司签订上述两份合同以及其后的平移代偿行为主观目的是承担深发杭萧东额保字第20121018001-1号《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项下的担保责任。上述两份合同及其后的平移代偿行为应结合双方当事人及关联案外人的前因行为一并评价，而不应割裂前因，孤立评价上述行为。根据（2016）浙0603民初7612号生效民事判决及本案一、二审调查，平银杭萧东贴字20131008第001号和平银杭萧东贴字20131010第001号的《汇票贴现合同》中汇票的出票人及承兑人均为美盛公司，布莱尼公司为收款人。故布莱尼公司实际未使用其案涉《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授信额度，上诉人在案涉《汇票贴现合同》中实际是为美盛公司付款。因此，永丰公司根据深发杭萧东额保字第20121018001-1号《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需承担的担保责任的主债务并不存在。故永丰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系列行为自始即欠缺给付目的，构成非债清偿。上诉人取得案涉款项缺乏法律根据，永丰公司因此受到损伤，故其有权请求上诉人返还案涉款项及相应利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实体处理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8234元，由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东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韦 薇 审判员 周志军 审判员 韩 昱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苏彧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