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7民终6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智嵘，男，汉族，1960年8月19日出生，住新乡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秦金传、胡玉旺，河南博苑（新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国成，男，汉族，1951年6月6日出生，住新乡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旺昌，河南精新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上诉人李智嵘因与被上诉人刘国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2020）豫0711民初41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智嵘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金传、胡玉旺，被上诉人刘国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旺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智嵘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2020）豫0711民初4166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刘国成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程序违法。《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本章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前款规定以外的民事案件，当事人双方也可以约定适用简易程序。”结合本案，双方当事人对案涉借款140万元是否出借、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是否系职务行为均有较大争议，标的额达到140万元，数额巨大，且当事人也没有约定适用简易程序，当事人之间还有多起类似的相互起诉的案件，本案并不是简单的民事案件，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程序错误，应当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二、一审判决“依据上诉人李智嵘起诉刘国成案件中刘国成陈述要求对账，彼此都主张过权利，不论借条上还款日期是否涂改或何时涂改，认定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断情形”，认定事实错误，未支持上诉人李智嵘的诉讼时效抗辩，适用法律错误。1、借条上的“五天还清”还款日期是否涂改是本案重要的法律事实，一审判决无视诉讼时效起算点的重要法律事实，在没有说明诉讼时效从何时起算、何时发生中断的情况下，直接认定存在诉讼时效中断情形是错误的。2、2018年刘国成第一次起诉李智嵘140万元时，李智嵘是从法院得到的没有涂改的借条复印件，债权人持有涂改的借条，证明怎样涂改、何时涂改的举证责任应由刘国成承担，刘国成在三次起诉李智嵘民间借贷案件中均未提供是李智嵘涂改的证据，结论只有一个，就是刘国成自己涂改的，刘国成自己涂改对债务人李智嵘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应按未涂改前的时间确定诉讼时效期间，借条是2005年6月24日出借，五天还清，诉讼时效期间是2005年6月30日-2007年6月29日。3、退一步讲，按刘国成在第一次诉讼庭审笔录第4页中的陈述“是2008年-2009年左右划掉的”，刘国成划掉前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4、李智嵘在催要刘国成借款100万元时，无论刘国成是否提出要求对账，均不会在2005年6月30日-2007年6月29日诉讼时效期间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一审判决以此理由推定诉讼时效中断，完全违背了客观事实，认定事实错误。刘国成是2008年5月9日给李智嵘出具的100万元借条，且借条上还款时间是2008年8月19日，逾期后李智嵘才可能向刘国成催要此借款，不管刘国成是否提出要求对账，此时已超过140万元借条的诉讼时效期间，根本不会发生2005年6月30日-2007年6月29日诉讼时效期间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三、一审判决第4页以“刘国成出具借条当天，确有140万元存入李智嵘银行账户，存款数额与借条数额一致”为理由，推定刘国成已将140万元支付给李智嵘，认定事实错误。1、牧野区人民法院（2020）豫0711民初223号案件庭审笔录第17页中刘国成肯定的说：“是先打条后给钱，并且是2005年6月25日给李智嵘的”，140万元借款并非小数目，虽然过去十年之久，一般人也应当是记得非常清楚的，借条是在2005年6月24日出具的，当天李智嵘银行卡存入140万元，此时刘国成自认当日并没有将140万元交付给李智嵘，那么李智嵘存入银行卡中的140万元肯定不是刘国成的出借款。一审中已提出此抗辩，一审判决始终没有针对性的批驳，说明一审判决没法驳倒此事实。2、此前诉讼中，宜海公司会计侯爱景是从李智嵘手中得到的140万元并存入李智嵘银行卡中，并非从刘国成手中取得，故李智嵘银行卡中存入的140万元并不是刘国成支付的款项。3、一审判决书第4页认为“李智嵘辩称该140万元不是刘国成的借款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辩解意见不予采信”，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事实认定错误。其一，李智嵘没有提供证明存入的140万元不是刘国成的140万元的举证义务，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证明存入的140万元是借条中的140万元是刘国成的举证责任；其二，李智嵘已提供了存款人会计是从自己手中得到的140万元的证据；其三、一审中李智嵘已提供证人马某出庭证实140万元存款资金的来源，一审法官未让出庭。4、刘国成没有提供充分的140万元资金来源的证据材料；5、刘国成自认出具借条时未交付款项，就有义务证明实际交付。三次起诉中刘国成始终没有提供出具借条第二天即25日将140万元交付给李智嵘的证据材料，没有证据支持不能认定已交付140万元。四、一审判决第4页以“借条中未加盖宜海公司公章、又存入李智嵘个人账户”为由，未认定李智嵘出具借条系职务行为，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李智嵘是宜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对外出具借条可能是职务行为，也可能是个人行为，应当综合进行判断，以下情况足以认定李智嵘向刘国成出具借条是直接的职务行为，并不是法定代表人以自己名义借款用于公司经营，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1、李智嵘现在早已不是宜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现在宜海公司出具证明，明确认可给刘国成出具的140万元借条是李智嵘当时任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这是直接证据，应当予以认可。2、刘国成与宜海公司合作，也是宜海公司的工作人员，担任有职务，借条是在宜海公司出具，用的是宜海公司的信纸，刘国成也知道是宜海公司承接工程用款，故刘国成对李智嵘是宜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出具借条是为公司借款是明知的，在特定环境下形成借条，应当认定是职务行为。3、刘国成没有交付借条中的140万元，上诉状已有论述，一审判决用错误的存入李智嵘个人账户推断不是职务行为是错误的。4、宜海公司证明中已说明，李智嵘的银行卡为公司经营长期使用，即李智嵘个人银行卡就等于是公司的银行卡，存入李智嵘的任何款项均应当认定为存入公司账户，此方面刘国成应当是明知的，在前期诉讼中公司会计对此也作出了客观陈述。5、李智嵘自己让会计存入的140万元也是用于宜海公司的经营支出。6、刘国成没有出借款项，就没有权利取得利息，即使没有得到过此借款的利息，但刘国成自认利息是宜海公司支付的，进一步说明李智嵘出具借条是职务行为。五、当庭补充上诉理由：被上诉人在之前诉讼中自认归还了借款30万元，按被上诉人的陈述应当从140万元中减去30万元，一审判决未减去30万元，认定事实错误，该上诉理由不等于上诉人认可了借款140万元。刘国成辩称：一、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程序合法。本案中，李智嵘个人向刘国成借款140万元，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若有争议只能说明李智嵘企图赖账。二、李智嵘在一审的诉讼时效抗辩依法不能成立。1、李智嵘和刘国成双方互相出具的债权凭证时间均集中在2005年至2008年期间，双方经济交往复杂需要对账，彼此都长期未提起诉讼，但彼此都曾主张过自己的权利，彼此最终债权债务关系并未清晰明确。2、2017年刘国成第一次起诉李智嵘165万元（其中包含140万元）时，当时没有提出诉讼时效抗辩；3、原卷宗中因李智嵘与刘国成提供的借条复印件不一致，李智嵘未能证明其借条复印件的来源，不能证明是谁涂改的，故不论案涉借条上还款日期是否涂改或何时涂改，根据相关法律、司法解释和本案实际情况，理应认定诉讼时效具有中断情形。三、李智嵘确向刘国成借款140万元，事实清楚足以认定。1、2005年6月24日李智嵘在刘国成家亲笔向刘国成出具了140万元的借条。清楚明白地载明“今借到”；且是李智嵘先数过140万元后才写的借条，这一借据作为债权凭证可以证实李智嵘确实收到了刘国成的140万元。2、刘国成向法院提供了借条，已经完成了法定的举证责任，且刘国成能够说明此140万元之来源。3、刘国成申请一审法院调取了李智嵘在邮政银行新乡市饮马口支行在借到刘国成140万元的当日即2015年6月24日一笔存入本人银行账户内140万元，存款数额与借条中的数额一致。4、若借条不实，试问李智嵘为何对此如何重要的民事法律行为——“借条”不在法定期间内依法申请撤销呢。四、案涉140万元借款，一审判决李智嵘向刘国成偿还本息正确。1、借条确系李智嵘本人所写，以个人名义所借。2、无证据证明此140万元借款确实用于了李智嵘开办的河南省宜海建设有限公司。3、此140万元确实存入了李智嵘个人账户，河南省宜海建设有限公司没有见到此款，否认公司与刘国成具有借款关系。刘国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智嵘偿还刘国成借款本金14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照月息2分，从借款之日起计算至借款还清为止）；2、诉讼费用由李智嵘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国成与李智嵘因业务往来相识，李智嵘2011年以前担任宜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国成挂靠宜海公司承包工程，刘国成与李智嵘及宜海公司彼此存在多笔经济往来。2005年6月24日，李智嵘为刘国成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刘国成壹佰肆拾万元整〈1400000元整〉，〈五天还清〉，李智荣，2005年6月24日”。借条上“五天还清”这几个字已被涂抹。依刘国成申请，一审本院调取的李智嵘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存款凭单及交易明细显示，2005年6月24日当天，李智嵘（李智荣）的账户上存款140万元整。另查明，宜海公司成立于2005年3月，自2005年至2008年期间，刘国成与李智嵘相互之间出具有借条，刘国成与宜海公司之间也出具有借条、欠条、收条等债权债务凭证。刘国成自2018年起，就包括本案争议的140万元借款在内及其他债权，多次向本院起诉李智嵘或宜海公司，因诉讼主体名字有误或主张的债权不属同一法律关系等理由均被裁定驳回起诉。李智嵘及宜海公司也自2020年以来向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起诉刘国成主张债权，部分案件正在审理中。一审法院认为，140万元借条系李智嵘向刘国成出具，李智嵘认可借条系其所写并签字，能够证明其与刘国成有借款合意，刘国成申请一审法院调取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存款凭证可以证明，在出具借条当天，确有140万元款项存入李智嵘名下，存款数额与借条中的数额一致，借条与存款凭证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刘国成已将借款支付给李智嵘，双方借款合同成立。李智嵘辩称该140万元不是刘国成的借款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李智嵘的辩解理由证据不足，对其辩解意见不予采信，对刘国成主张的借款关系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双方之间借款关系成立并生效，刘国成已按约支付借款，李智嵘未偿还借款本金的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继续履行合同的义务，偿还借款本金140万元。关于李智嵘辩称该140万元借条系为公司工程业务出具，系职务行为，因借条上只有李智嵘本人签字未加盖宜海公司公章，且涉案款项存入李智嵘个人账户，即便款项实际用于宜海公司的生产经营或刘国成自认过利息由宜海公司支付过一个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刘国成仍有权主张由李智嵘承担还款责任，故对李智嵘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刘国成主张自2005年6月24日起按照月息2分计算利息，因李智嵘向其出具的借条上对利息未作约定，刘国成也未能举证证明双方口头约定有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故刘国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其主张起诉前的利息不予支持。但李智嵘借款后长期未偿还，应自刘国成起诉之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关于李智嵘辩称该案已经超出诉讼时效，刘国成提供的借条上原有“五日还清”的约定，后该几个字被涂抹，因原卷宗中刘国成与李智嵘提供的借条复印件不一致，李智嵘未能证明其借条复印件的来源，不能证明是谁涂改的。且从李智嵘提供的刘国成为李智嵘及宜海公司出具的借条复印件等证据可以看出，双方相互出具债权凭证时间均集中在2005年至2008年期间，在李智嵘起诉刘国成110万元借款案件中，李智嵘及其代理人在抗辩诉讼时效时陈述说因为刘国成认为李智嵘和宜海公司也欠他钱，在李智嵘催债过程中，刘国成也一直要求对账。从以上陈述内容看，双方因经济往来复杂需要对账，彼此都长期未提起诉讼，但彼此都曾主张过自己的权利，故一审法院认为，不论涉案借条上还款日期是否涂改或何时涂改，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存在诉讼时效中断情形，李智嵘认为刘国成的主张超出诉讼时效的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李智嵘辩称刘国成在之前的诉讼中曾自认与其在工程中的账目都是转账，因不能证明本案所涉借款系工程中的账目，故对李智嵘的辩解意见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李智嵘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刘国成借款140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14000000元为计算基数，自2020年10月14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二、驳回刘国成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李智嵘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7400元，减半收取8700元，由李智嵘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上诉人李智嵘提交的证据有：1、宜海公司证明：上诉人当天存入银行的140万元用于了宜海公司的经营，上诉人系职务行为。2、马某的出庭证言，证明：2005年6月24日李智嵘邮储银行存入的140万元中的50万元是马某出借给李智嵘的。经质证，被上诉人刘国成对证据1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证人作虚假陈述。本院认为，证据1系公司证明，为间接证据，李智嵘曾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其证明效力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评判；证据2马某的证言系孤证，且其证言存在多处不合理之处，难以自圆其说，可靠性不大，亦无其他证据予以印证，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1、本案审理中李智嵘一审提交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因刘国成介绍工程，该工程需300万元保证金，因宜海公司资金不足，刘国成承诺借给宜海公司140万元，为承接该工程，其向刘国成出具140万元借条。后实地考核后发现此工程不真实，宜海公司放弃此工程，其向刘国成索要借条，刘国成称借条丢了，因没有实际交付140万元，时间长就忘了，2018年前刘国成从未提及此事”。2、本案审理中河南省宜海建设有限公司出具证明一份，证明的主要内容为“李智嵘从2005年3月自公司成立至2011年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智嵘的邮储银行账户是该公司使用，李志嵘任法定代表人期间于2005年6月24日向刘国成出具的140万元借条是李智嵘以公司名义为公司的工程业务而出具的，但刘国成未实际交付此借条中的140万元。”3、刘国成于2018年4月8日以“李智荣”为被告向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李智嵘向其偿还借款165万元及利息，其主张的主要事实有“2005年6月24日李智荣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向其借款140万元……”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5日作出（2018）豫0711民初867号民事裁定书以“李智荣”在公安机关备案的身份证登记信息为“李智嵘”、李智荣作为该案被告主体不适格为由，裁定驳回刘国成的起诉。4、刘国成于2020年1月14日向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起诉李智嵘、宜海公司、侯爱景，主张要求李智嵘、宜海公司连带偿还借款本金165万元及利息，其主张的主要事实有“2005年6月24日到2006年4月8日，李智嵘、宜海公司以资金困难为由分四次向其借款165万元，其中第一次2005年6月24日借款140万元……其将其中的140万元交给了时任宜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智嵘……”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9日作出（2020）豫0711民初223-1号民事裁定书以刘国成的起诉没有明确被告为由，裁定驳回刘国成的起诉。5、在（2020）豫0711民初223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刘国成提交了其与宜海公司会计侯爱景于2020年3月18日的电话录音，显示的内容有“刘：140万那个事你说一下吧。侯：140万那个，我没有看，这顶上没有啊，140万那个是李智嵘给你打的。刘：对，是李智嵘打的条，但是不是你和老三、老三开车你们不是一块去了吗？侯：那是一块去的，但是那不是他，那是老三开的车……刘：140万那个呢？侯：140万那就是在工行了，但是我觉得存的都是李智嵘的名，那可不是说宜海公司的名，都是他的存折。”在该案件庭审中，侯爱景对录音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李智嵘本人到庭参加诉讼陈述称“我没有借过原告钱，当时原告说让我打条是共同做生意了，打过条后没有见过钱，打电话后来不接，条要好多次没有要回来……说是接工程需要交300万元保证金，我公司没有钱，原告说让他战友先垫回来，我打个借条，共打两回条，原告找的人，钱没有给成，也没干这个活”。刘国成申请证人沈某出庭作证刘国成自2009年至2017年持续向李智嵘打电话催要借款、李智嵘在电话中说让刘国成再等等；申请证人陈某出庭作证刘国成和陈某从2009年开始不间断的找李智嵘要钱、陈某要的是工资、刘国成要的是165万元钱和部分工程款，李智嵘总以工程款没到账为由拖着不给。6、李智嵘于2020年4月14日向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起诉刘国成，主张要求刘国成偿还借款110万元及利息，其主张的主要事实有“2008年5月9日刘国成向其借现金100万元，2008年5月23日刘国成向其借现金10万元……”，刘国成在该案中辩称“100万元借款是假的”，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豫0702民初19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刘国成偿还李智嵘借款10万元及利息。7、宜海公司于2020年4月14日向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起诉刘国成，主张要求刘国成偿还借款2392755.72元及利息，其主张的主要事实有“刘国成于2008年4月19日书写欠条确认因鑫隆工地欠宜海公司机械、材料款等费用共计1657755.72元……”，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豫0702民初19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刘国成支付宜海公司借款1654755.72元及利息。8、二审庭审中，刘国成“宜海公司是李智嵘成立的公司”“自2003年、2004年盛润公司盖楼时认识李智嵘，李智嵘提供材料、负责供水泥，我承包楼房施工，双方经济交往自2005年，李智嵘从盛润退出来，自己成立公司，……李智嵘找我借款，2005年借款240万元，一次140万元、一次100万元，2006年3、4月份找我借款两个10万元、一个5万元，一共25万元，2007年分三次借了24万元，2008年之后双方再没有借贷关系……”。经法庭询问是‘是否向李智嵘或宜海公司借款’，刘国成称“借款30万元，还清了”；经法庭询问‘140万元的来源’，刘国成称“从别人处借了40万元，剩下100万元是工程结余款”。9、二审庭审中，马某出庭作证称“大概在2005年6月23日下午，大概4点，我准备了50万元，李智嵘拿走了”。经法庭询问‘交款地点’、‘交款方式’、‘李智嵘借款用途’、‘款项来源’、‘是否偿还’、‘和李智嵘的关系’、‘在李智嵘借款之前双方知道李智嵘的职业’、‘双方是否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为何不通过银行转款’、‘当时保险柜共放多少钱’，其答：“（交款地点）在我家，辉县市大官庄”、“（交款方式为）现金，家里有保险柜，从保险柜里拿的”、“（借款用途为）李智嵘投标用款”、“（款项来源为）做生意赚的钱”、“款已经还了，没有约定利息，李智嵘拿着现金到家还给我，然后我就把条撕了”、“（关系为）当时李智嵘和我表叔关系好，他和李智嵘一起从事建筑行业”、“（借款之前）不清楚李智嵘是做什么的”、“除了本次借款，没有其他经济往来”、“（不通过银行转款是因为）李智嵘提前四五天就给我打招呼让我准备的”、“当时保险柜就这50万元，全给他了”。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能否认定李智嵘与刘国成存在案涉140万元款项交付事实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刘国成持载明借款人为李智荣、借款金额为140万元、借款日期为2005年6月24日的借据，向李智嵘主张偿还该140万元借款及相应利息。经一审法院查询，2005年6月24日李智嵘个人银行账户存入140万元现金。李智嵘认可该借据系其本人向刘国成出具，其辩称刘国成未向其实际出借该140万元，其因须交工程保证金而向刘国成出具140万元借条，因未做该工程而未实际借款，但未收回借条。根据本案查明事实，结合二人的诉辩及陈述意见，本院认为刘国成向李智嵘交付案涉140万元款项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借条上的“五天还清”的内容被拉掉，不足以影响该借据的效力，李智嵘以此认为该借据无效的意见，不能成立。刘国成在（2020）豫0711民初223号案件审理中对于具体哪一天实际交付140万元现金的陈述与调取的银行存款记录仅相距一天，在刘国成仍持有借据原件、出具借据当天李智嵘账户内就存入140万元现金的情形下，李智嵘以刘国成的此陈述内容为依据抗辩借款未实际交付的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在（2020）豫0711民初223号案件审理中，刘国成提交的其与宜海公司会计侯爱景的电话录音，可以印证案涉借款的存在；本案一审中刘国成申请出庭作证的两名证人所作证言亦可对李智嵘拖欠刘国成欠款未还的事实予以印证；李智嵘于二审申请的证人出庭所作证言存在多处不合理之处，如：证人马某作证称其出借款项之前并不清楚李智嵘是做什么的，其与李智嵘除了该50万元之外，再无其他经济交往，其借钱与李智嵘还钱均是通过现金交易，也没有约定利息。由其证言推知，二人关系一般、并无信任基础，但出借大额款项给他人做生意使用而不约定利息，出借与还款均为现金，亦无其他证据佐证其证言，难以证明李智嵘当天由会计侯爱景存入的140万元中有证人马某的50万元，也无其他证据证明其余90万元系其本人现有资金；李智嵘所称未实际收到140万元借款而未向刘国成收回借据的理由亦有违常理。综上，本案可以认定刘国成向李智嵘交付了案涉140万元款项的事实。二、李智嵘出具案涉借据的行为系个人借款行为还是职务行为的问题。李智嵘是以个人名义向刘国成出具借据，该借据并未加盖宜海公司印章，李智嵘也未注明宜海公司为借款人或其注明其任宜海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李智嵘的借款理由和用途不能对抗出借人刘国成，宜海公司、李智嵘与刘国成互为被告有多起诉讼，李智嵘又系宜海公司前法定代表人，故宜海公司所出具证明的效力较低、难以认定。李智嵘以将借款用于公司经营或因公司工程而借款为由，认为其系职务行为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即便该款项真实用于了宜海公司的经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订立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单位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单位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案涉140万元款项，作为时任宜海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李智嵘仍然需要承担偿还责任。三、关于刘国成对案涉债权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判断案涉款项诉讼时效问题，并非仅凭案涉借条上“五天还清”字样被涂掉系刘国成亦或李智嵘所为的相关判断来认定，还要结合刘国成与李智嵘、宜海公司之间相关其他经济纠纷的关联性来综合性判断，李智嵘及其代理人在另案中陈述，在李智嵘催债过程中，刘国成也一直要求对账，一审对案涉140万元借款诉讼时效中断的认定更为符合本案实际情形；同时，因双方相互之间未能通过对账解决纠纷，而选择分别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主张权利，故对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客观认定并评价，也更符合公平及诚信的价值取向。四、一审适用简易程序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案涉纠纷主要争点为案涉140万元款项交付的真实性的认定，以及案涉借款关系是否构成职务行为的问题，案涉借条中所记载的内容与出具借条当天同等数额款存入借条上载明的借款人李智嵘银行账户的银行存款记录等两份重要书证，对本案事实的查明和借贷关系的成立具有基础认定的重要作用。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并不存在损害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情形，李智嵘以此为由要求将本案发回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智嵘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400元，由李智嵘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冯卓群审判员  浮代飞审判员  冯艳婷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张永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