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13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鹰潭九鼎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胜利东路**。法定代表人：徐样东，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漫雪，上海市捷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崇芬，女，1983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沙佳伟，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梦哲，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鹰潭九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赵崇芬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5民初399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九鼎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赵崇芬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上海XX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股份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是错误的，XX股份公司对其仅享有担保追偿权。双方有真实的货物买卖合同关系，九鼎公司确实原本欠XX股份公司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50万元货款，根据XX股份公司当时的商业模式，由九鼎公司开具汇票，然后由XX股份公司向银行申请贴现。2013年10月22日系汇票到期日，XX股份公司对九鼎公司的转账行为属于单方行为，九鼎公司从未向其提出过借款请求，双方并不存在借款合意，资金融通不等于必然建立借款合同关系。二、XX股份公司实际是为九鼎公司的汇票兑付义务向银行提供了保证担保，如果该汇票不能兑付，则XX股份公司要对银行承担付款责任，这实质上就是保证担保。采取商业汇票贴现是XX股份公司当时的固定模式，用于增加销售额，其之所以主动向九鼎公司的账户汇入该笔资金，就是防止被银行追索，维护其在银行的商业信用，让其商业模式能够持续。三、追偿权的诉讼时效应当自承担担保责任之日起算，故从2013年10月22日起算，赵崇芬自XX股份公司受让的本案债权已经超出了诉讼时效，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被上诉人赵崇芬辩称：汇票到期日后，九鼎公司没有足够资金，存在向XX股份公司借款的需求，双方通过XX股份公司转账的方式完成了票据兑付，已经达成了借款合意。XX股份公司并不是承担担保义务，而且其转账行为是发生在银行扣款之前，其并没有收到银行的超期付款通知。双方当时达成了一致，是为了避免出现银行无法兑现票据的情况，而由九鼎公司向XX股份公司借款。XX股份公司还收取了九鼎公司的交易保证金，这实际上就是回收了部分借款。由于双方达成了借款合意而没有约定还款时间，虽然无法提供催款的书面证据，但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XX股份公司向赵崇芬转让债权，并通知到达九鼎公司之日起算。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赵崇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九鼎公司归还1,355,000元借款本金并自2020年4月18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至本息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九鼎公司（原名称为鹰潭九鼎服饰有限公司，2016年7月8日更名为鹰潭九鼎实业有限公司）系案外人XX股份公司经销商。2013年4月22日，九鼎公司向XX股份公司开具金额为150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用于支付货款，汇票到期日为2013年10月22日。2013年4月23日，XX股份公司向银行申请贴现，并按汇票金额于当日取得贴现款。至2013年10月22日即上述汇票到期日，因九鼎公司银行账户无足够余额可供扣划、兑付，XX股份公司遂向九鼎公司相应的银行账户转账150万元。为涉案商业承兑汇票事宜，九鼎公司曾向XX股份公司支付保证金145,000元。一审法院另查明，2013年4月23日，XX股份公司（甲方、贴现申请人）、中国XX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乙方、贴现人，以下简称XX银行）、九鼎公司（丙方、承兑人）共同签订《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协议》，约定：甲方因真实合法的交易关系而合法持有商业承兑汇票，并向乙方申请贴现；甲方向乙方单次申请的贴现业务，金额为150万元，该业务为一次性，不可周转使用；贴现利息由丙方支付，乙方在审核同意本协议约定办理贴现手续后，将从付息人结算账户直接扣收全额贴现利息，然后将贴现资金按票面金额全额支付至甲方的结算账户；汇票贴现后乙方即有权根据票据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行使票据项下的权利，如果已贴现的商业汇票遭拒付，甲方将按本协议的约定向乙方承担支付责任；若乙方收到商业汇票项下款项的时间超过协议约定期限，则乙方有权向甲方、丙方追索罚息等。一审法院还查明，2019年8月3日，赵崇芬与XX股份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XX股份公司将对九鼎公司的涉案债权1,355,000元转让给赵崇芬。同年8月5日，XX股份公司以邮政特快专递向九鼎公司法定代表人程多香发送债权转让通知书，要求九鼎公司自接到通知书后立即向赵崇芬履行全部还款义务，该通知于2019年8月8日由收件人收悉。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明确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本案中，XX股份公司将涉案债权转让给赵崇芬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涉案《债权转让协议》签订后，XX股份公司已向九鼎公司发送债权转让通知，该通知已由九鼎公司收悉，故对九鼎公司发生法律效力，赵崇芬可直接向九鼎公司主张权利。九鼎公司确认与XX股份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且确认其于2013年4月22日以商业承兑汇票方式支付的150万元为应付货款，但九鼎公司抗辩称：XX股份公司向九鼎公司转账150万元系履行担保义务，由于XX股份公司未及时行使追偿权，故赵崇芬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经审查，《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协议》约定：“如果已贴现的商业汇票遭拒付，甲方将按本协议的约定向乙方承担支付责任”，根据文意，在商业汇票遭拒付的情况下，XX股份公司将根据约定向付款行承担支付责任。而本案中，涉案汇票的到期日为2013年10月22日，XX股份公司为了防止拒付情形的出现，于当日向九鼎公司转账150万元，以确保九鼎公司账户有足够余额可供扣划、兑付。上述模式有两方面与协议约定情形不一致：一是拒付情况并未出现，二是XX股份公司并非向银行承担支付责任。因此，XX股份公司系通过向九鼎公司支付款项的方式达到与九鼎公司、银行三方之间利益的平衡，XX股份公司与九鼎公司之间存在资金融通法律关系，定性为民间借贷关系并无不当。该行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即便依据涉案贴现协议的约定，并无明确的“保证”意思表示，从该角度分析，XX股份公司的代偿行为不属于承担保证责任。根据协议，若其代偿后行使追偿权，须受诉讼时效限制毋庸置疑，但起算时间应根据法律规定确定，并非其承担代偿责任之日。综上，一方面，本案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在未约定还款期的情况下，债权人可随时主张权利，另一方面，九鼎公司对诉讼时效起算时间的确定无法律依据，故九鼎公司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现赵崇芬自认将保证金与涉案借款本金抵销，系对自身民事权利的处分，于法不悖。九鼎公司自2013年10月22日起即占用涉案资金，其于2019年8月8日收到债权转让通知，XX股份公司在通知中已告知九鼎公司立即向赵崇芬履行还款义务，但九鼎公司迄今未履行。现赵崇芬要求自2020年4月18日即其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之日、按年利率6%计算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可谓公允，且相应的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一审法院对赵崇芬的诉讼请求均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审理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于二○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作出判决：一、鹰潭九鼎实业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赵崇芬借款本金1,355,000元；二、鹰潭九鼎实业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赵崇芬利息（自2020年4月18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1,355,000元偿清之日）。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995元，减半收取计8,497.50元，由鹰潭九鼎实业有限公司负担。二审审理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先由购货方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再由XX股份公司向银行申请贴现，是XX股份公司当时的固定经营模式。XX股份公司确实了解九鼎公司账户的情况，由于该账户没有足够金额，才会发生XX股份公司在2013年10月22日的转账行为。XX股份公司针对九鼎公司此类业务纠纷仅有本案一笔金额。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XX股份公司于2013年10月22日对九鼎公司的150万元转账凭证中记载“摘要”为“美邦交易链融资”，九鼎公司收款账户为其在XX银行上海黄浦支行开立的账户XXXXXXXX********，收款后该账户余额为1,502,350.84元，XX银行随后在九鼎公司的该账户内扣款150万元，该账户于当日仅有上述两次交易记录。《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协议》5.1条约定，甲方和丙方、付息人（如需）已在中国XX银行开立结算账户，该账户用于甲方接受乙方向甲方支付的贴现款以及甲方和丙方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向乙方支付各种应付款项，以及办理其他结算。5.2条约定，甲方、丙方在此不可撤销地同意：在甲方根据本协议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义务向乙方支付任何应付款项时，乙方有权自行直接从甲方、丙方在中国XX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任何营业机构开立的账户中扣划相应款项，无须获得甲方、丙方的同意也无须事先给予通知，但乙方应在划扣后通知甲方、丙方。扣收不足时甲方、丙方仍应清偿。又查明，XX股份公司曾于2019年11月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查某向其归还306,000元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案号为（2019）沪0115民初91408号。该案中，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查明，查某经营的XX服装店曾于2014年12月3日向XX股份公司开具金额为34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到期日为2015年6月3日。XX服装店于2014月12月4日向XX股份公司支付了34,000元保证金。2014年12月10日，XX股份公司获得银行的票据贴现款34万元。2015年6月3日，XX股份公司将34万元汇入XX服装店账户。2016年9月9日，查某在XX股份公司提供的《债务确认书》上签字确认，双方约定贴现贷款支付期限已经届满，但查某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并确认截止2016年8月31日止共欠本金306,000元。该案中，查某未到庭答辩，法院依法缺席审理。再查明，一审审理中，赵崇芬向一审法院发表书面意见称，关于本次债权转让的背景，由于XX股份公司在前几年的交易过程中与部分合作方之间发生借贷关系，但款项始终未能追回。原本公司准备做坏账处理，而赵崇芬作为XX股份公司的其中一名员工知晓了该情况，表示有意向收购公司的这部分债权并自称有自身渠道可以帮助追回款项，于是与公司达成了协议，约定如追讨成功后对于追回款项的分成再做约定，因此在债权转让时并未约定对价。本院认为，XX股份公司与九鼎公司存在真实有效的货物买卖合同关系，九鼎公司亦确认其曾对XX股份公司负有150万元货款的债务。现XX股份公司称其对九鼎公司享有1,355,000元的借款债权，并向赵崇芬转让该债权，而九鼎公司则主张其与XX股份公司之间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XX股份公司所转让的债权已经超出了诉讼时效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系争债权转让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九鼎公司作为债务人对债权受让人主张诉讼时效抗辩，而不同性质的债权适用不同的时效期间起算方式。因此，本案争议焦点在于：XX股份公司对九鼎公司享有的债权性质应如何认定，本院结合案情与双方主张，对该问题分三个层次阐述如下：第一，关于XX股份公司是否与XX银行构成保证合同关系的问题。系争转账行为发生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规定，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保证合同的本质属性在于对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属性。本案中，系争汇票的出票人、承兑人、付款人均为九鼎公司，XX股份公司作为收款人取得该汇票后，向XX银行申请贴现，XX银行根据申请将票面金额全额支付给XX股份公司，并因此取得对九鼎公司的票据权利。在此前提下，《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协议》约定，如果已贴现的商业汇票遭拒付，XX股份公司将向XX银行承担支付责任。该约定系XX股份公司为获得贴现款项而承诺的附条件对待给付义务，实际上是XX银行保留了对贴现申请人的追索权，该权利根据贴现合同的约定独立产生，而XX银行对九鼎公司的票据权利则是贴现合同履行的后果，二者并不构成从属关系。因此，《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协议》中关于XX股份公司付款义务之约定不符合保证合同的本质属性，XX股份公司与XX银行之间并不存在针对九鼎公司票据债务的保证合同关系，亦不会发生XX股份公司对九鼎公司的保证追偿权。九鼎公司主张本案系争债权的性质属于保证追偿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第二，关于XX股份公司对九鼎公司转账行为的法律性质认定问题。系争汇票的付款到期日为2013年10月22日，根据《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协议》的约定，XX银行会在当日对九鼎公司的指定账户直接扣款150万元，而XX股份公司在银行扣款前向该账户汇入了150万元。赵崇芬主张系九鼎公司主动提出了该笔金额的借款申请，但九鼎公司对此予以否认，并称XX股份公司系为自身利益而主动支付。从现有证据事实看，九鼎公司在收款前并没有发出过借款申请，XX股份公司的转账事项记载中也没有出现借款的表述。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一致陈述，XX股份公司对于九鼎公司的扣款账户余额是知晓的，向XX银行申请远期汇票贴现是XX股份公司当时的固定商业模式，XX银行也享有对XX股份公司的债务追索权。由此可见，XX股份公司对九鼎公司的票据债务清偿存在明显的利益关联，在九鼎公司已经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况下，XX股份公司主动代为履行债务，不仅能够避免承担后续违约责任，也有利于维护其在金融机构的商业信誉，保障该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五百二十四条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第三人对履行该债务具有合法利益的，第三人有权向债权人代为履行；但是，根据债务性质、按照当事人约定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只能由债务人履行的除外。债权人接受第三人履行后，其对债务人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但是债务人和第三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XX股份公司的转账对象是九鼎公司的指定还款账户，转账金额与银行的扣款需求一致，该笔款项虽然进入了九鼎公司的账户，但转账后即被银行扣划，而且由该账户直接扣款也是银行完成票据收款的唯一正常途径。因此，XX股份公司转账行为的真实目的与实际效果并非是使九鼎公司自由支配该笔款项，而是使XX银行获得到期票据债务清偿，该行为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属于有合法利益的第三人代为履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而民法典有规定的，可以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明显减损当事人合法权益、增加当事人法定义务或者背离当事人合理预期的除外。系争转账行为发生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当时的法律并没有关于代为履行的一般性规定，但代为履行作为现实交易中常见的行为，从来不被法律所禁止，司法解释中也有关于特定领域的具体规定，其法律属性亦与无因管理的基础原理相通。因此，在本案中适用《民法典》之规定，不会破坏当事人的交易信赖，也不会减损其合法权益，增加其法定义务。XX银行完成扣款即代表接受了第三人履行，系争汇票的票据权利义务也因此消灭，故XX股份公司通过代为履行所取得的债权应为非票据属性的150万元普通民事债权，该债权的行使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第三，关于XX股份公司与九鼎公司是否存在借款合同关系的问题。借款合同关系应以双方合意为基础，本案中，XX股份公司与九鼎公司之间没有签订书面的借款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该规定是针对借款合同纠纷中基础法律关系认定的举证规则问题，而被告抗辩的其他债务也应当包括代为履行。XX股份公司在2013年10月22日的转账行为属于第三人代为履行，而银行扣款后，XX股份公司亦可以与九鼎公司进行后续协商，重新确认该债务的性质与履行期限。在另案中，XX股份公司对其他经销商也进行了类似的转账行为，并在转账后与其达成了借款债务确认合意，并就债务金额、履行期限进行了约定。由此可见，XX股份公司作为成熟专业的商事主体，有能力对自身商业模式中的常态化债务进行有效管理。但在本案中，赵崇芬没有提供任何证明借款合意、债务确认、权利主张的证据，不能证明XX股份公司曾与九鼎公司达成了后续借款合意，双方就此类情况只存在一次转账，并不存在借款交易惯例，故其主张XX股份公司与九鼎公司存在无具体履行期的借款合同关系，其受让的债权不受诉讼时效期间限制，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结合以上三点分析，XX股份公司的转账行为系代为履行，其与九鼎公司并未达成后续借款合意，其对九鼎公司的债权来自于XX银行的原票据权利，票据权利的履行期为2013年10月22日，故XX股份公司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亦应自2013年10月22日起算。系争债权产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前，根据九鼎公司主张抗辩时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系争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已于2015年10月22日届满。XX股份公司在缺乏借款合意的情况下，长期怠于主张权利，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赵崇芬作为债权受让人，经一审、二审法院反复释明，也不能提供任何XX股份公司在2019年8月前向九鼎公司主张权利的证据。因此，赵崇芬受让系争债权时，该权利已经超出了诉讼时效期间，九鼎公司对赵崇芬主张诉讼时效抗辩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九鼎公司的上诉请求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以及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5民初3992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赵崇芬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6,995元，减半收取计人民币8,497.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6,995元，均由赵崇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兴审判员 许 军审判员 陈蓓蓉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丁杏文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三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而民法典有规定的，可以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明显减损当事人合法权益、增加当事人法定义务或者背离当事人合理预期的除外。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二十四条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第三人对履行该债务具有合法利益的，第三人有权向债权人代为履行；但是，根据债务性质、按照当事人约定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只能由债务人履行的除外。债权人接受第三人履行后，其对债务人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但是债务人和第三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