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29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凯，男，1968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钧，上海市白玉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晔，上海市白玉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韵海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沪南公路****。法定代表人：张帆，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卫东，上海卓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上海虹桥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楼****v>法定代表人：张鹤松，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冰，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懿，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凯因与被上诉人上海韵海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韵海公司），原审第三人上海虹桥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虹桥发展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5民初144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韵海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韵海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重大错误。1.一审判决遗漏本案关键事实，王凯从韵海公司处收到的200万元是韵海公司代原审第三人虹桥发展公司向王凯支付的咨询费。一审中，王凯已提供了包括《承诺函》《确认书》、证人证言等八组证据，结合虹桥发展公司提供的“暂支单，”该些证据相互印证，得到了虹桥发展公司的认可，且与韵海公司尤某的部分自述内容相符，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充分证明案涉200万元系咨询费，而非借款。2.一审判决认定“韵海公司于2019年7月8日向法庭提交追加王凯申请书，要求追加王凯作为共同上诉人参与诉讼”的事实存在错误。首先，韵海公司在一审中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曾于2019年7月8日向法院提交追加王凯申请书。一审判决中的“追加王凯申请书”也从未在法庭上提供并质证；其次，即便韵海公司“申请追加王凯”，其所提出的主张与本案所涉债权并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并不能产生中断本案争议债权的诉讼时效的效果。根据韵海公司与案外人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法院2019年11月25日的庭审笔录显示，韵海公司曾向法院申请追加王凯为该案被告，申请理由为王凯与该案具有利害关系。但法院审查并当庭向韵海公司释明，法院追加王凯为第三人以查明事实。如韵海公司坚持认为该款项系出借给王凯的，可以另行起诉，韵海公司对此表示清楚了。由此可见，韵海公司向法院提出所谓的“追加王凯申请”，并非是与本案相同的单独向王凯主张偿还借款，而是认为王凯与A公司是共同借款人。共同借款与单独借款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因此一审法院直接驳回韵海公司该项申请，而要求韵海公司另行起诉。故而，即便韵海公司申请追加王凯，并不能产生中断本案争议债权诉讼时效的效果。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存在重大错误。1.韵海公司缺少证明其与王凯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证据。韵海公司提供的无记名支票仅是转账凭证，并不是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因此，韵海公司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双方之间达成了借款合意。所谓的“借贷关系”缺乏关于借款金额、借款期限、还款方式等借贷关系最基本的要素约定。而在王凯举证证明案涉款项为咨询费后，韵海公司并未就借贷关系的成立进一步提供新证据，故韵海公司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应当认定韵海公司与王凯间的借贷关系不成立。韵海公司仅提供一份支票，而王凯提供了八组证据，充分证明案涉款项为咨询费。2.即便法院认为王凯提供的证据无法足以证明代付的事实，相较于韵海公司仅提供用于证明借贷关系的一张支票，王凯八组能相互印证的证据，法院也应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以“高度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规则”认定王凯主张的事实存在高度可能性，并认定该代付事实存在。3.韵海公司所述事实自相矛盾，也能证明不存在本案借贷关系，而是代付关系。首先，韵海公司在“借款”发生之后很长时间内，从未向王凯催讨过还款，特别是尤某由于刑事犯罪被判刑，尤某处于非常困难时间，韵海公司都未向王凯主张过还款，这显然不符合常理；其次，在王凯提出韵海公司长期未主张还款的事实后，韵海公司意外提供了一份2016年9月26日的《接报回执函》，证明其曾于2016年9月22日向王凯催讨过借款。而尤某的自述更是称其在2014年就向王凯进行过催讨。但是，如果韵海公司两次催款真实，那其应清楚知晓案涉款项借款人是王凯，但韵海公司却在2019年起诉要求A公司偿还借款。且在A公司另案审理时否认与韵海公司存在借贷关系之后，韵海公司仍坚持认为其与A公司间存在借贷关系，否认与王凯之间有借贷关系。韵海公司上述行为自相矛盾，且不符合常理。再次，如前所述，如果法院坚持认为王凯与韵海公司之间确实存在借贷关系，则韵海公司在本案中要求王凯还款的诉请也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法院依法应予驳回。被上诉人韵海公司辩称：王凯的主要上诉主张与理由错误。一、王凯说200万元是虹桥发展公司给他的咨询费，与事实不符。该200万元是韵海公司借给王凯，王凯用该笔钱直接清偿其欠案外人龚某的债务。所谓的咨询事务，在（2015）沪一中刑初字第107号刑事判决书中已查明，另有案外人所为，非王凯所为。二、王凯一、二审中一方面否认韵海公司向其借款200万元的事实，进行所谓权利没有发生的抗辩，另一方面其又以韵海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超过诉讼时效，不应支持为由，进行所谓权利消灭的抗辩，这在逻辑上自相矛盾，更违反“禁反言”原则和诚信原则。三、王凯为支持其上诉主张，与虹桥发展公司编造证据，扰乱民事诉讼秩序，应当追究相应法律责任。综上，一审判决正确，应当予以维持。原审第三人虹桥发展公司陈述意见：案涉200万元确系虹桥发展公司支付给王凯的咨询费，因此虹桥发展公司有多起诉讼，账户被司法查封，故通过尤某将公司1千余万元转到尤某控制的韵海公司账户上，案涉200万元是韵海公司代虹桥发展公司向王凯支付的。虹桥发展公司一审中提供了由尤某手写的“暂支单”，体现的都是通过韵海公司帮虹桥发展公司支付款的往来，其中第14笔就注明了王凯200万元，可以印证韵海公司代付200万元款项的事实。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应予以纠正。韵海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王凯归还韵海公司借款本金200万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王凯承担。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王凯（此处一审判决笔误，应为韵海公司）成立于2007年1月5日，原股东为张帆及其丈夫尤某。2016年3月3日，本院认定尤某以XX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及Z公司总经理身份，采用虚假的工程批复，虚构“东方大厦”重建项目，诱骗他人签订合同，并收取他人巨额工程保证金，至案发造成他人巨额财产损失，其行为显已构成合同诈骗罪，故判处尤某有期徒刑十一年。2011年12月30日，韵海公司向王凯出具平安银行不记名支票一张，金额为200万元，用途载明为“借款”。支票存根载明收款人为“王凯”，用途为“借款”。王凯收到支票后将其转让给案外人A公司用于归还债务。2012年1月4日，A公司兑付了该支票。2016年9月26日，韵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帆向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中报案称，其于2016年9月22日向王凯商讨还款事宜，遭到李某的殴打。2019年5月6日，韵海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A公司，要求A公司归还借款200万元，并于2019年7月8日向法院提交追加王凯申请书，要求追加王凯作为共同被告参与诉讼。王凯提交的原审第三人于2011年11月18日出具给王凯的《承诺函》一份，载明：“本公司【上海B有限公司】特此确认已委托王凯先生办理原东供方大厦（注：此处一审法院笔误，应为东方大厦）改建的前期规划、设计等前期筹备工作。本公司同意为此向王凯先生支付咨询服务费人民币伍佰万元。本公司承诺在2011年底前向王凯先生支付第一笔咨询服务费人民币贰佰万元，剩余的咨询服务费人民币叁佰万元将在2012年年底前付清。本公司（或通过本公司的关联公司—上海韵海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将通过上述承诺的内容按时足额地向王凯先生支付所有的咨询服务费。特此承诺并保证。”王凯还提交了虹桥发展公司于2014年2月12日出具的《确认书》一份，载明“本公司【上海B有限公司】在2011年至2012年期间委托王凯先生办理原东方大厦改建的前期规划、设计等前期筹备工作，本公司同意支付王凯先生咨询服务费人民币伍佰万元（分两笔支付，2011年年底前第一笔贰佰万元，2012年年底前付清剩余的叁佰万元）。本公司曾在2011年至2012年期间临时调拨给上海韵海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人民币壹仟柒佰余万元，故本公司指示上海韵海公司在2011年12月30日将第一笔的贰佰万元支付给王凯先生作为咨询服务费。王凯收到的该贰佰万元款项实际系本公司支付给王凯先生的咨询服务费。王凯先生无需偿还给上海韵海公司，该款由本公司与上海韵海公司在往来款中结算。特此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第一，本案系争款项是否为借款？第二，如果系争款项系借款，韵海公司的主张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对于争议焦点一，本案系争款项是否为借款？首先，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来看，本案系争的无记名支票系由尤某交付给王凯，该无记名支票在票面记载用途为“借款”，支票存根记载收款人为“王凯”，用途为“借款”。王凯在收到该支票后将支票交付给案外人A公司用于归还自己的债务，且案外人上海A公司已经完成兑付。现场交付的不记名支票不同于银行转账凭证，除记载了金额外还记载了用途信息，现王凯并未举证证明在接受支票时对支票载明的“借款”用途表示了异议，应视为韵海公司、王凯达成借贷的合意。在韵海公司已经完成借款交付的情况下，王凯理应归还借款；其次，从王凯的抗辩来看，王凯虽然主张系争款项为服务费，但并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其服务的内容以及是否完成了服务。即便王凯与虹桥发展公司之间确实存在服务关系，服务费的支付主体也应为虹桥发展公司而非韵海公司。如王凯认为自己已经完成服务内容，则理应收取500万元咨询费，其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曾向韵海公司或虹桥发展公司主张过剩余的300万元咨询费；最后，从一审法院查明的证据来看，王凯虽然提供了虹桥发展公司出具的《承诺函》和《确认书》，从该组证据的内容来看，也仅能证明虹桥发展公司自认应支付王凯500万元服务费，无法证明韵海公司亦认可交付给王凯的200万元即为服务费。证人李某出庭作证该费用属于服务费，但与尤某的陈述存在冲突，在无其他证据可以佐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无法将两人的证言作为定案依据。王凯还提供了钱某的证言，但钱某并未出庭接受询问，且从钱某的陈述来看，也仅能证明虹桥发展公司与韵海公司存在钱款往来以及尤某向王凯交付支票的事实，无法证明系争款项的性质，故一审法院对其证言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无记名支票作为直接证据，既能够证明韵海公司与王凯之间的借贷合意，也能证明韵海公司已经履行了付款义务，在未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该证据的证明事项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为韵海公司与王凯之间的借款关系成立。对于争议焦点二，韵海公司的主张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如上所述，韵海公司通过不记名支票形式出借王凯200万元，并未约定还款时间，因此韵海公司有权随时要求王凯归还。即便根据韵海公司提供的报警记录显示的韵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帆于2016年9月22日向王凯商讨还钱事宜作为诉讼时效的始期，韵海公司也曾于2019年7月8日在另案中向王凯主张权利，并提起本案诉讼，因此诉讼时效并未经过。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王凯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韵海公司借款200万元。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王凯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韵海公司与王凯之间是否存在本案借款合同关系，王凯应否向韵海公司归还案涉200万元款项。王凯主张案涉200万元是韵海公司代虹桥发展公司向其支付的咨询费；韵海公司则认为该200万元系其出借给王凯的借款。对此本院认为：民间借贷纠纷相关法律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韵海公司应提供借据、收据等债权凭证或能够证明其与王凯间借贷关系成立的其他证据。就韵海公司一审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1.韵海公司提供的平安银行支票、平安银行对公/个人账户交易明细，证明其向王凯出借款项200万元事实成立。本院注意到，上述平安银行支票的用途中载明“借款”，但该项记载事项为韵海公司单方所为，而支票并非借条、收条等直接债权凭证。虽然王凯收取支票后没有及时向韵海公司用途记载错误的异议，但韵海公司仍应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与王凯之间存在借款合意。2.韵海公司提供的王凯与案外人之间的《双方承诺书》、说明、《协议书》，证明王凯向其借款系用于归还其个人债务。该些证据虽然能够证明王凯与案外人之间有债权债务关系，但尚不能证明王凯为归还其个人债务而向韵海公司借款的事实成立。3.韵海公司二审中称，其与王凯之间并不熟悉，其通过李某的介绍向王凯出借200万元。但韵海公司在与王凯协商借款事宜时，既没有约定借款利息，也没有约定还款时间，显然不符合常理。4.韵海公司提供了一审法院（2019）沪0115民初39332号案件（以下简称39332号案件）的庭审笔录及民事裁定书，证明其与案外人A公司之间不存在经济往来、案涉200万元已由A公司进行承兑。本院注意到，韵海公司在39332号案件的庭审中，将其主张本案借款事实成立的平安银行支票作为A公司向其借款的证据提交法院。韵海公司在A公司否认双方间存在借款关系的情况下，仍坚称A公司向其借款200万元，后将王凯追加为该案被告，认为王凯与A公司为共同借款人。由此本院认为，韵海公司在2011年12月30日向王凯交付案涉平安银行支票时，并未确定王凯为借款人，故案涉平安银行支票不能证明韵海公司与王凯之间达成借款合意。5.韵海公司提供上海市公安局《接报回执单》，证明其曾于2016年9月22日向王凯催讨案涉200万元。韵海公司该催款行为与其起诉要求A公司向其归还200万元借款以及将王凯作为共同借款人的行为相矛盾。韵海公司此项行为亦表明，案涉平安银行支票不能作为认定其与王凯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的直接证据。综上，本院认为，韵海公司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不能证明其与王凯之间达成借款合意，其向王凯出借200万元的事实成立。反观王凯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1.王凯提供虹桥发展公司于2011年11月18日、2014年2月12日出具的《承诺函》和《确认书》，该两份书证载明，虹桥发展公司通过韵海公司向王凯先行支付咨询费500万元中的200万元等事实。本院注意到，《承诺函》载明200万元的付款时间与韵海公司向王凯交付案涉平安银行支票的时间相吻合，两份书证上均加盖了虹桥发展公司的公章，且得到虹桥发展公司的认可。韵海公司辩称两份书证系由虹桥发展公司与王凯编造，但其未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故本院认为《承诺函》和《确认书》具有证明力，能够证明虹桥发展公司承诺向王凯支付500万元咨询费。2.王凯提供的虹桥发展公司与韵海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凭证和银行流水单、票据等证据，韵海公司对真实性均无异议，该些证据证明虹桥发展公司于2011年至2012年期间向韵海公司转款1千余万元，与上述《承诺函》和《确认书》相印证。3.王凯提供的本院（2015）沪一中刑初字第170号刑事判决书中所列证据显示，韵海公司2010年至2012年均为亏损状态。而韵海公司主张本案借款事实发生于2011年12月30日，韵海公司在处于亏损状态的情况下，既未与王凯约定借款利息，也未约定还款时间，就向其并不熟悉的王凯出借200万元，且事隔近五年后才向王凯催讨借款，韵海公司的上述行为显然有违常理，也不符合正常的商业经营活动惯例。因此，本院有理由认为韵海公司交付给王凯的本案系争200万元来自于虹桥发展公司向韵海公司所转款项，韵海公司当时并无借款能力。4.本案当事人均认可虹桥发展公司有“东方大厦重建”这一项目，该项目于2011年下半年启动。刑事判决书所列证据显示，项目的受托方于2012年7月20日才接受委托，该受托方也并非王凯一审中提供的“东方大厦拆除重建项目试点的可行性论证报告”的报告人，因此不能排除存在王凯从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7月20日期间为“东方大厦重建”项目提供咨询服务的可能性。韵海公司辩称刑事判决书已确认“东方大厦重建”项目另行委托他人，与王凯无关，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院认为，王凯一审中提供的上述证据已形成证据链，能够证明本案系争200万元并非韵海公司向其交付的出借款。综上所述，韵海公司提供的证据尚不能证明其与王凯之间存在本案200万元借款合同关系，其要求王凯向其归还本案系争200万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鉴于此，本院对于韵海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不再作评判。一审判决有所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5民初1444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上海韵海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一审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被上诉人上海韵海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被上诉人上海韵海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清审判员  王峥审判员  桂佳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张庆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