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467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滨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北镇办事处黄河三路**。 法定代表人：赵德九。 上诉人（原审被告）：滨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五路支行，住，住所地山东省滨州市渤海五路**/div> 法定代表人：高元新。 以上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培奉,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全明,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兴祥，男，1968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边洪恩,浙江点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滨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州农商银行）、滨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五路支行（以下简称滨州××路支行）因与被上诉人杨兴祥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3民初10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决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滨州农商银行、滨州××路支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杨兴祥起诉或驳回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且程序不当。1.本案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讼争事实已经生效裁判认定，本案属于重复起诉。2.本案不存在1000万元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杨兴祥方始终没有办理过1000万元存款的银行手续，二上诉人未出具任何存款1000万元的票据或者文书。一审判决通过推定方式认定杨兴祥享有兑付1000万存款的权利，并无证据证明，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之规定认为，存单并非杨兴祥主张权利的必须凭证，其也可以通过进账单、对账单等证据予以证明。但本案中并无1000万元的存单进账单和1000万元的存款对账单等相关证据材料，杨兴祥享有的兑付权利内容、范围也无法核验。案发当日，杨兴祥曾签字办理1000元的存单手续，故可推定其知情办理个人存款业务的手续，印证杨兴祥自始至终未办理过1000万元存款业务。杨兴祥签字将1000万元账户资金转出，应当对其本人签字转账行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3.上诉人方原员工李勇、赵兰格的犯罪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第一，涉及的罪名为伪造金融票证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均不是基于职务行为的犯罪，也不是挪用公款罪或者挪用资金罪，说明案涉资金未进入银行账户。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29条的规定，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类犯罪的受害人应当通过刑事追赃的方式行使权利，不应通过民事诉讼起诉。第二，李勇、赵兰格利用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在营业场所、工作时间办理相关资金业务，只是为达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目的采取的途径及手段，不是出于为上诉人方的利益而实施，已超出民法上的职务行为范围限制。同时，杨兴祥存在明显的重大过错，知道且应当知道正常存款银行不会支付额外贴息、在个人转账业务凭证上签字、未审核存单上经办人与实际经办人不一致、没有查验业务回单等，也不符合认定表见代理成立的条件。4.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杨兴祥可能持有被盗“假存单”，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确认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一审判决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认定储蓄存款合同有效，属于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5.本案应属于侵权纠纷。根据公安机关委托中介机构做出的《专项审计报告》，本案中，资金使用方不仅向杨兴祥支付了60万元的贴息，还向引进资金的掮客支付了高达110万元好处费。包括资金介绍人、资金使用人、伪造（利用）存单人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各环节参与者，均属于民事意义上的、侵犯杨兴祥财产权的侵权人，均应承担赔偿责任而非合同违约责任。上诉人方作为参与犯罪的银行工作人员的管理者，即使存在监管不力的因素，依法也不应当承担合同违约责任。6.一审法院支持年3.3%的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该笔60万贴息非合法利息，但仅仅是冲抵了所谓“存款”到期后的利息金额，而非冲抵“存款”本金，变相保护杨兴祥提前获取的非法额外收入。同时，要求上诉人方按照年息3.3%的标准支付利息，不仅超出了杨兴祥的诉讼请求，也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7.本案裁判结果与上级法院生效判例相悖。最高法院（2013）民提字第95号、（2004）民二终字第34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浙民再45号。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生效判例，是各级人民法院认定案件事实及适用法律的参照，一审法院认定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审判观点明显相悖。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杨兴祥辩称，1.本案不属于重复起诉。杨兴祥曾于2018年3月7日以储蓄合同纠纷为由向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滨城法院）起诉，该院裁定不予受理，二审维持原裁定，后经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山东高院）再审，撤销一、二审裁定，并指令滨城法院立案受理。2018年10月19日，杨兴祥就案涉存款向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柯桥法院）起诉，因该次起诉在山东高院作出上述裁定之前，柯桥法院以案涉纠纷已由滨城法院及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滨州中院）作出生效法律文书为由，认定属于重复起诉，故驳回杨兴祥起诉。在山东高院作出上述裁定之后，2019年11月27日，滨城法院立案受理该案，后因杨兴祥未缴纳案件受理费，滨城法院裁定按杨兴祥撤回起诉处理。后2020年1月17日，杨兴祥就案涉存款向柯桥法院起诉，故本案不属于重复起诉，柯桥法院受理并作出判决，程序合法。2.双方之间系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且合法有效，上诉人方理应兑付存款本金并支付相应利息。储蓄存款合同是存款人与储蓄机构之间订立的客户将资金存入储蓄机构，储蓄机构开具存单或存折给存款人，存入资金由储蓄机构支配，存款人按约定到储蓄机构支取本息，储蓄机构有义务按照约定无条件支付本息给存款人的协议。储蓄合同作为实践合同，自存款人将货币交付金融机构之时合同成立。本案中，虽然杨兴祥的存单被盗，但根据生效刑事判决认定，杨兴祥确有与滨州农商行五路支行进行相应存款业务，可知其意思表示系办理储蓄存款业务。且办理存款业务是在滨州农商行五路支行的营业场所、营业时间，业务窗口的经办人李勇、赵兰格均系滨州农商行五路支行的工作人员，杨兴祥有理由相信李勇、赵兰格的行为代表了滨州农商行五路支行。杨兴祥在业务窗口，从工作人员手中取得存单，存单符合形式要件，作为普通储户无法判断存单系伪造的，杨兴祥取得存单后，有理由相信款项已存入银行，双方之间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杨兴祥的资金未按定期存款操作流程存入定期账户，系李勇、赵兰格利用职务之便，违反操作流程，将款项转账至杨肖账户。转账凭证上虽然有杨兴祥签名，但是根据相关刑事判决的认定事实，结合李勇、赵兰格在公安询问笔录所作陈述，系在李勇、赵兰格要求在空白凭证上签字后交由其处理。故杨兴祥签名，系李勇、赵兰格通过犯罪手段取得，杨兴祥对资金已经转至他人账户并不知情，非杨兴祥的真实意思表示，该转账后果不应由杨兴祥承担。导致上述问题的产生，与滨州农商行五路支行和滨州农商行内部管理不当有关，银行方不能以此否认储蓄存款合同的效力。3.关于刑民交叉问题。存单涉及的段振峰、李勇、赵兰格等人的犯罪行为已由生效裁判文书确认并处理，刑事追赃没有终结，并不影响杨兴祥基于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向银行方主张权利。银行方在承担本案责任后，即取得相应的刑事追赃受偿的权利。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作出判决，并无错误。4.关于利息、贴息问题。案涉存单已于2015年10月26日到期，银行方应当按约支付杨兴祥本息。存单到期后，银行方以其工作人员存在犯罪行为由未兑付，系银行方违约，并非因为杨兴祥过失导致，因此可以继续按照存单约定的年利率3.3%继续计算存款利息。至于杨兴祥已经收取的贴息，系案外人支付，与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无关，应与本案无关，不应在本案中作为已付利息扣除。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杨兴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滨州××路支行、滨州农商银行立即返还杨兴祥存款本金1000万元，并支付自2014年10月27日起至2015年10月26日止按年利率3.3%计算的利息，以及自2015年10月27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鲁1625刑初12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如下事实：2014年10月27日，段振峰等人通过刘园园、许卓霖等人联系杨兴祥至滨州××路支行办理“存款”1000万元，段爱莲、王继祥、杨肖等人伪造假存单后交于时任滨州××路支行的会计主管李勇，时任滨州××路支行柜员的赵兰格在李勇的指使下将杨兴祥的1000万元转入段爱莲指定的户名杨肖尾号4885账户，将假存单从柜台窗口递给杨兴祥；段振峰、杨肖等人将好处费支付给刘园园及许卓霖、李国强等人，剩余资金用于创能科技公司的资金周转。 李勇、周晓栋、赵兰格经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滨州市博兴县法院）（2016）鲁1625刑初12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如下犯罪事实：李勇参与伪造金融票证17张、金额7244万元，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6笔，吸收资金共计7223万元；周晓栋参与伪造金融票证1张、金额260万元，非法吸收公众存款7笔，吸收资金共计1257万元；赵兰格参与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16笔，共计7223万元（其中包括上述杨兴祥所转1000万元），判决：一、李勇犯伪造金融票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十万元，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20万元，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30万元；二、赵兰格犯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20万元；三、周晓栋犯伪造金融票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10万元，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10万元，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20万元。后李勇、赵兰格不服一审判决，向滨州中院提起上诉，后该院作出（2017）鲁16刑终203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6年5月17日，绍兴市柯桥区公安局兰亭派出所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2015年10月15日13时09分接陈丽云报案称：2015年10月13日16时00分至2015年10月15日13时00分之间，位于绍兴市柯桥区兰亭镇栅溪村481号的绍兴县××楼房××内的一台保险箱被盗，目前柯桥区公安局已立案侦查。柯桥区兰亭镇栅溪村的绍兴县雄祥纺织有限公司被盗案的事主为张月琴、杨兴祥二夫妇，陈丽云系杨兴祥家中的保姆。特此说明。”现杨兴祥称其存单即存放于上述被盗保险箱中，无法提供存单，要求滨州农商银行、滨州××路支行支付相应存款本金及利息，遂成讼。另查明，滨州××路支行系滨州农商银行的分支机构。再查明，本次存款业务项下，杨兴祥从许卓霖处取得额外6%的贴息6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存在以下争议焦点：一、杨兴祥与滨州××路支行之间是否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二、在遗失案涉存单的情况下，杨兴祥能否向滨州××路支行主张其支付责任。三、滨州农商银行、滨州××路支行具体的责任范围。 关于争议焦点一，滨州农商银行、滨州××路支行认为本案系侵权责任，即犯罪分子侵犯了杨兴祥的财产权，该院认为案件基础法律关系应由杨兴祥进行主张，现其主张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为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故该院仅在杨兴祥的主张范围内进行审理，对于滨州农商银行、滨州××路支行的该项抗辩不予采纳。 滨州农商银行、滨州××路支行认为杨兴祥前往滨州××路支行系办理转账业务，并向该院提供了个人业务转账凭证一份用以证明案涉存款系杨兴祥转账给案外人。但根据滨州农商银行提供的定期存款所应办理的手续，无论是现金类定期存款业务，还是非现金类定期存款业务，其均存在打印个人业务存款凭证并交由存款人签字确认后收回的环节，因此在杨兴祥未注意的情况下签署了个人业务转账凭证亦属正常，且（2016）鲁1625刑初124号刑事判决书、（2017）鲁16刑终203号刑事裁定书均认定杨兴祥前往滨州××路支行系办理存款，故该院认定杨兴祥在滨州××路支行办理的业务是储蓄业务。 根据1992年12月11日国务院发布的《储蓄管理条例》第三条的规定，储蓄是指个人将属于其所有的人民币或者外币存入储蓄机构，储蓄机构开具存折或者存单作为凭证，个人凭存折或者存单可以支取存款本金和利息，储蓄机构依照规定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活动。而根据滨州市博兴县法院、滨州中院认定，2014年10月27日，段振峰等人通过刘园园、许卓霖等人联系杨兴祥至滨州××路支行办理“存款”1000万元，段爱莲、王继祥、杨肖等人伪造假存单后交于李勇，赵兰格在李勇的指使下将杨兴祥的1000万元转入段爱莲指定的户名杨肖尾号4885账户，将假存单从柜台窗口递给杨兴祥；段振峰、杨肖等人将好处费支付给刘园园及许卓霖、李国强等人，剩余资金用于创能科技公司的资金周转。虽然杨兴祥并未提供其收到的存单，但是根据滨州市博兴县法院、滨州中院认定的事实，杨兴祥系前往滨州××路支行办理存款1000万元，犯罪分子伪造存单后将假存单从窗口递给杨兴祥，现并未有证据显示杨兴祥对犯罪分子伪造存单并交付给杨兴祥的事实知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之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故该院认为讼争储蓄存款合同成立并生效，杨兴祥有权要求合同相对人滨州××路支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滨州××路支行工作人员是否违法、犯罪及杨兴祥所存资金去向均不影响滨州××路支行应当承担的储蓄存款合同项下义务。至于滨州农商银行、滨州××路支行提出的杨兴祥实际持有存单，其故意藏匿不向法院出示，滨州农商银行、滨州××路支行所依据的证据即为杨兴祥在滨州市公安局滨城区分局所作笔录，即杨兴祥于2015年10月15日即已向公安机关报案称案涉存单丢失，而杨兴祥于2015年10月27日在滨州市公安局滨城区分局所作询问笔录中也并没有说明其存单已经被盗，仍认为其正常持有存单，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杨兴祥的存单并未丢失，但杨兴祥庭审中陈述因为当时存单只是新近丢失，其认为可以通过公安机关找回，因此没有陈述，亦符合正常人的心理，因此仅凭上述证据无法证明杨兴祥故意隐匿证据，该院对滨州农商银行、滨州××路支行的上述抗辩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二，虽然杨兴祥已无法提供由犯罪分子伪造的存单，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之规定，存单并非杨兴祥向滨州××路支行主张权利的必须凭证，其也可以通过进账单、对账单等证据予以证明，故杨兴祥是否持有案涉存单不影响其向滨州××路支行要求兑付之权利。但因杨兴祥无法提供案涉存单，导致该院对于案涉存款的期限、利率等均无法予以核实，但根据杨兴祥的自述以及许卓霖的讯问笔录，可以确认杨兴祥在案涉存款中收取额外贴息金额为60万元，结合杨兴祥提供的检验鉴定书，滨州农商银行、滨州××路支行提供的专项审计报告，其中陈建琳存入1300万元，贴息金额为78万元，其存款时间、金额均与本案存款相近，贴息利率也与本案存款一致，而陈建琳案所涉存单的存期为一年，利率为年利率3.3%，故该院确认本案存款为一年期存款，利率为年利率3.3%。 关于争议焦点三，现案涉存款已到期，滨州××路支行理应支付到期本息。至于存款期限届满后的利息，杨兴祥主张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赔付，正常情况下，存款期限届满后的利率应当以活期存款利率计算；但本案系因李勇等人犯罪的原因，导致杨兴祥的存款未能及时兑付，故该院认为，可以继续按照该院认定的年利率3.3%继续计算存款利息。杨兴祥自认存单项下已经收到额外贴息60万元，该笔贴息并非合法利息，且实际系李勇等人因集资诈骗犯罪所需而支付，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该院认为从公平角度看，滨州××路支行应付利息中应扣除该60万元贴息。另，讼争储蓄存款合同虽然发生于杨兴祥与滨州××路支行之间，但滨州××路支行属金融机构且系滨州农商银行依法设立的单独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故滨州农商银行亦应承担相应责任。 综上所述，该院对于杨兴祥要求滨州农商银行、滨州××路支行共同支付存款本金1000万元，并支付上述存款本金自2014年10月27日起至实际款清之日止按年利率3.3%计算的利息（应当扣除收取的贴息60万元）的请求予以支持，对于杨兴祥主张超出部分，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之规定，判决：一、滨州××路支行、滨州农商银行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兑付给杨兴祥存款1000万元、截至2019年12月23日止的存款利息1126083.33元（已扣除贴息60万元），合计11126083.33元，并支付上述存款自2019年12月24日起至实际款清之日止按年利率3.3%计算的存款利息；二、驳回杨兴祥的其余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方提交了两组证据材料，分别是：1.杨兴祥的个人业务存款凭证一份，形成时间为2014年10月27日，凭证的正反面均有杨兴祥签字确认，拟证明杨兴祥明知正常存款业务如何办理，其配合了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存在重大过错，且本案不存在1000万元的存款手续。2.山东省农村信用社个人业务存款凭证、取款凭证及转账凭证空白样式各一份，拟证明相应存款业务需要填写的单据，相应回单由客户本人保存。 杨兴祥质证认为，证据1中仅有“杨兴祥”签名以及背面的基本信息（身份证号码、电话）是本人所写，其余信息均不知情，系犯罪分子让客户在空白单据上填写后打印，无法达到其举证目的，在赵兰格的询问笔录中，可以明确该存单是做给客户看的，误以为是打印大额的存单，是为了掩饰行为，后续大额存单事先准备好的。将伪造的存单交给存款人。证据2的三性均有异议。 本院认证认为，是否存在1000万元的存单已由相应刑事判决认定，相应的存单操作经过也已在公安讯问笔录中有所记载，据此，不足以否定案涉存单的事实，也不足以确认杨兴祥存在配合犯罪分子的行为，对该两份证据材料的证明力，均不予采纳。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有三，一是本诉是否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二是案涉1000万元存单是否存在;三是案涉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是否成立，相应利息是否应予支持。 关于第一项争议焦点，一事不再理原则，指的是基于同一个案件或者双方当事人之间所讼争的是同一个法律关系，已经作出生效判决的，当事人不得就同样问题提起两次诉讼，法院也不能重复作出判决。本案中，柯桥法院首次驳回起诉的缘由系因杨兴祥已在滨城法院起诉，后因未交诉讼费，该案已按自动撤回起诉处理，故所讼争的法律关系并未有生效判决，杨兴祥再次向柯桥法院起诉，不违反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 关于第二项争议焦点，上诉人方始终坚持以杨兴祥未持有存单为由，否定案涉1000万元存款事实的存在，但杨兴祥是否在上诉人处办理了1000万元存单业务已有相应的刑事判决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故杨兴祥虽不持有存单原件，但曾办理1000万元存单的事实应予确认。且上诉人方一审举证的转账凭证亦显示杨兴祥名下1000万元于2014年10月27日转出记录，亦可印证前述事实。 关于第三项争议焦点，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4年10月27日，杨兴祥至滨州××路支行办理定期存款业务，该支行原工作人员赵兰格将杨兴祥的1000万元转入户名杨肖尾号4885的账户。后，杨兴祥因失窃丢失案涉存单。后，该存单经刑事判决认定系伪造，但系犯罪分子所为，杨兴祥在滨州××路支行的营业场所、营业时间、业务窗口，以及经办人员均系该支行工作人员的情况下办理存单业务，其有理由相信案涉存单的真实性，相信其已将款项存入银行账户中。上诉人方工作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以及储户资金去向，不影响其向储户承担储蓄存款合同项下的义务，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之间形成了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并无不当。上诉人方所提交的公报案例，与本案案情明显不同，不宜直接参照适用。关于利息问题，一审法院已将杨兴祥存款当日获取的额外贴息，从上诉人方应付利息中予以扣除，已充分考虑了各方利益平衡，且未超出杨兴祥的诉讼请求，裁判结果客观公正，本院照准。 综上所述，滨州农商银行、滨州××路支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滨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五路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单卫东 审 判 员 孙世光 审 判 员 王晗莉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孙禾允 书 记 员 虞悦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