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2民初20511号原告：傅宗超，男，1990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万通升，上海融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伟英，女，1968年6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静安区王家码头路，现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新培，男。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洁，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傅宗超与被告李伟英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7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20年7月13日第一次开庭，原告傅宗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万通升，被告李伟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新培、张洁到庭参加诉讼。2021年1月12日第二次开庭，原告傅宗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万通升，被告李伟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新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傅宗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继续履行合同，将上海市罗秀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交付原告并协助原告办理转让过户手续；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理由：2016年9月18日，经德佑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居间，原告与被告达成买卖房屋的合意并签署了《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编号：CXXXXXXXXXXX)。2016年9月2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旧合同，合同编号：XXXXXXX)，被告将位于上海市闵行区罗秀路XXX弄XXX号XXX室的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出售给原告，建筑面积156.96平方米，房屋转让款玖佰壹拾万元整，该合同同日进行了网签。2016年9月27日，原告通过网银转账的方式向被告支付了30万元的预付款。因原告支付能力有限，原告父亲是做工程的，所以鉴于此种情况。该合同签订后，因双方就首付款时间进行了变更，双方在2017年3月25日协商一致通过签署《协议书(变更网签)》的形式撤销了旧合同，并于当日重新签署了关于该房屋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新合同)，除首付款支付时间变更外，新合同其余交易条件与旧合同及相关协议保持一致。新合同签订后，原告当天即通过网银转账向被告支付了购房款人民币100万元整。2018年1月24日，被告通过其丈夫阮新培的账户向原告母亲范金秀的账户汇款5万元，但是对剩余的145万元款项未予归还原告。原、被告涉案房屋买卖金额高达910万元，其中原告亦已支付150万元，原、被告间达成买卖合同的意愿是明确的，原告因故就支付时间上发生点意外亦属正常。本案有很多办法妥善解决，期间中介也一直在协商，但被告无妥善解决问题的诚意，只想侵吞原告支付的150万元巨款，其行为于法有悖、于情不合。万般无奈之下，原告已向周边亲友筹措相关资金以继续购买房屋，故起诉。被告李伟英辩称，2018年12月31日双方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原告父亲被抓进去后要请律师，原告当时要借10万元，被告没有借，就借了5万元，5万元是通过中介协商借给原告方的，不是退还的房款。原告诉状上根本不是原告签字，要求驳回原告诉请。买卖补充协议是被告和原告方关于履行合同的协议，也写明了原告愿意承担违约金，原告向法庭隐瞒了事实，诉状上根本不是原告本人签字。房屋买卖合同是固定格式合同，房款总价的20%，910万元应该违约金180多万元，原被告约定150万元作为违约金已经低于约定的了，且买卖房屋是大事情。被告不接原告电话，是因为原告说被告串通中介骗钱，原告说要去报案。涉案房屋已经在2019年出售。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2016年9月18日，经德佑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居间，原告与范金秀达成买卖房屋的合意并签署了《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编号：CXXXXXXXXXXX)。2016年9月2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合同编号：XXXXXXX)，被告将涉案房屋出售给原告，建筑面积156.96平方米，房屋转让款玖佰壹拾万元整，第一期房款50万元，第二期房款通过贷款方式支付620万元，第三期房款应于2016年11月30日前支付230万元，尾款10万元。被告向原告出具了20万元的定金收款收据。2017年2月16日之前办理交房手续。该合同同日进行了网签，网签合同约定：涉案房屋过户时间为2017年1月31日前，首期房款270万元，第二期房款通过贷款方式支付630万元，尾款10万元。2016年9月27日，原告通过转账的方式向被告支付了30万元的首付款，被告向原告出具了30万元的收款收据。原被告在2017年3月25日协商一致通过签署了《协议书(变更网签)》的形式撤销了旧合同，并于当日重新签署了关于该房屋的新的网签合同(合同编号与原编号一致)，新网签合同约定：涉案房屋过户时间为2017年7月15日前，首期房款319万元，二期房款通过贷款方式支付584万元，尾款7万元，新合同其余交易条件与旧合同及相关协议保持一致。新合同签订后，原告当天通过网银转账向被告支付了购房款人民币100万元，被告向原告出具了100万元收款收据一张。被告于2020年7月13日开庭时提供了一份签署日期为2018年6月3日的《买卖补充协议书》，原被告约定：“原买卖合同编号XXXXXXX。若原告在2018年12月31日前，未能将首付款剩余部分169万元一次性支付给被告，则视为原告违约，原告自愿将原支付给被告的部分首付款150万元作为购买该房屋的违约金，双方确认该笔款视为一次性赔偿，原买卖合同自动解除。”原被告分别在协议书上签名及身份证号码。被告还提供了一份由范金秀出具给被告丈夫阮新培的借条，借条内容为：“今借到阮新培五万元。收款账号622********,农行凌云路支行。借款日期2018年1月24日。”阮新培于当日转账给范金秀5万元。原告称对两份证据不清楚，需要庭后核实。第二日，即2020年7月14日，经本院传唤原告本人，原告本人到庭称《买卖补充协议书》中的“傅宗超”并非原告本人所签，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向本院申请对该份证据中“傅宗超”三个字进行笔迹鉴定。对被告提供了范金秀的借条，原告称与本案无关。对于诉状上的名字，原告表示是其所签。因原告提出笔迹鉴定，本院于2020年8月5日召集原被告双方询问意见。被告获知原告不认可补充协议，表示同意笔迹鉴定。原告却当场向本院递交撤诉申请书一份，称需要继续收集证据，先撤诉。被告对于原告申请撤诉不同意，被告表示原告庭审中欺骗法庭，要求法庭把此事弄清楚，再考虑是否撤诉。本院询问原告《买卖补充协议书》是否见过，原告明确表示没有见过。被告除不同意原告的撤诉申请，还坚持提出鉴定意见，要求对诉状上的签字和原告诉讼委托书上的签字进行鉴定，并表示可负担鉴定费用。经本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于2020年10月28日出具鉴定意见一份，认为诉讼委托书上及诉状上的“傅宗超”签名字迹是原告本人所签。《买卖补充协议书》上“傅宗超”的字迹原告本人所写。2021年1月12日庭审中，原被告对此份鉴定意见无异议。原被告均表示此案应移送公安处理。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协议书(变更网签)》、网签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两份、转账记录两份、收款收据三份(20万元、30万元、100万元)，被告提供的《买卖补充协议书》《借条》，笔迹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等证据所证实。本院认为，原被告订立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原被告在履行涉案房屋买卖过程中，因原告支付房款能力不足，双方变更了付款时间，该变更对原被告同样具有效力，原被告应依据变更后的协议履行。本院认为，1.无论是根据原被告签订第一份网签合同，还是根据第二份网签合同，原告均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向被告付足房款。2.在被告提供了《买卖补充协议书》后，原告始终否认签过该份补充协议书，并向本院申请笔迹鉴定，而后又申请撤回起诉，即便经本院多次传唤、询问、释明，原告依然如此表态，并一再坚称撤诉是其权利，法院应依法准许其撤诉。被告明确表示不同意原告的撤诉请求，坚持要求进行笔迹鉴定。本院认为，《买卖补充协议书》是本案关键的证据，既关系到原告的诉讼基础，也关系到被告抗辩是否成立。除此之外，还涉及当事人是否依照民事诉讼法诚信诉讼的基本原则，甚至涉及本案是否存在虚假诉讼的嫌疑。因此，本院有必要予以查实，故对于原告的撤诉申请，本院不予准许。3.经过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对《买卖补充协议书》上“傅宗超”签名字迹为原告本人所签，原被告对此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这说明原告清楚双方签有补充协议的情况下，原告多次向法庭虚假陈述称没有见过、没有签过。并于补充协议签订两年后通过诉讼主张履行合同，导致不得不进行笔迹鉴定，浪费司法资源，增加了额外的成本。4.对于2018年1月24日阮新培支付给范金秀的5万元，原告也向法庭虚假陈述，原告称是返还房款，而实际上是阮新培持有范金秀出具的借条。原告的诉讼请求，显然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傅宗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37,750元，由原告傅宗超负担。鉴定费17,300元，由原告傅宗超负担12,000元，被告李伟英负担5,300元。如不服本判决，原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恩健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高 燕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