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82民初1893号原审原告：山西鑫隆源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忻州市岢岚县三井镇古河村。法定代表人：张更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向生，江苏和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亚峰，男，1977年12月17日生，汉族，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市。原审被告：邹红国，男，1972年1月11日生，汉族，住所地江苏省常熟市。原审被告：芮兴宝，男，1964年10月28日生，汉族，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市。原审被告：李松，男，1976年1月27日生，汉族，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市。原审被告：蔡红燕，女，1970年8月24日生，汉族，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炬波，张家港市暨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国柱，张家港市暨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原告山西鑫隆源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隆公司）与原审被告王亚峰、邹红国、芮兴宝、李松、蔡红燕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经审理作出（2017）苏0582民初11883号民事判决书，原审被告蔡红燕不服提起上诉，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本案发回重审，本院于2020年2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鑫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向生，被告王亚峰、邹红国，被告蔡红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炬波、葛国柱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芮兴宝、李松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鑫隆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五被告对张家港保税区登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登峰公司）不能清偿的贷款本金及利息等合计330万元连带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因案外人登峰公司结欠原告货款，原告于2016年5月24日向张家港市人民法院起诉，在诉讼过程中达成调解协议，登峰公司承诺分批偿还270万元，后登峰公司仅偿付了312800元。经查，案外人登峰公司由被告王亚峰与被告邹红国于2015年9月22日共同设立，注册资本为1800万元，其中被告王亚峰认缴1080万元，被告邹红国认缴720万元，出资时间为2040年12月31日。2016年7月1日被告王亚峰将其持有的全部股份转让给被告芮兴宝，被告邹红国将其持有的全部股份转让给了被告李松。被告蔡红燕系登峰公司的财务负责人，2015年12月14日被告蔡红燕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被告王亚峰500万元，转款用途为借款；同日被告王亚峰现金取款500万元并存入登峰公司账户，用途为投资款，当日登峰公司又将500万元汇给了被告蔡红燕。2017年3月28日原告向张家港法院提起债权人代位权纠纷诉讼，要求被告蔡红燕直接向原告支付应返还给登峰公司的不当得利330万元，法院经审理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认为，登峰公司系由被告王亚峰与被告邹红国共同设立的，两人认缴的出资额均没有实际足额缴付；被告芮兴宝和被告李松明知被告王亚峰和被告邹红国没有出资而受让股份，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被告蔡红燕作为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协助被告王亚峰抽逃出资，依法也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为此，起诉要求判如所请。被告王亚峰辩称，2015年12月登峰公司成立时，我向朋友也就是被告蔡红燕借款500万作为出资款，之后我又把该款还给了蔡红燕，蔡红燕无故受到牵连，在整个过程中其是作为朋友借钱给我使用，也没有什么好处，这笔债务与被告蔡红燕无关，并不存在被告蔡红燕协助我抽逃出资。另外我在2018年4月26日把之前没到位的500万注册资金汇给了登峰公司泰隆银行账上，故该笔债务应由公司承担，与我个人无关。被告邹红国辩称，我与原告并不认识，与原告的业务往来我完全不知情，原审判决也认为我不承担责任，现在登峰公司仍在经营，我的股份也已经转让，我不是股东了，所以说不应该由我来承担这个责任。被告蔡红燕辩称，我并不是登峰公司的股东，也不是该公司的职员，也不是公司的代理记账会计。我收取的登峰公司的500万元是被告王亚峰通过公司账户还给我的借款，并非恶意串通抽逃公司的注册资本。本案是被告王亚峰于2015年12月14日因需要验资而向我借款500万元，原告与登峰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则形成于2016年6月21日，被告王亚峰挪用公司款项用于归还借款，这是其个人行为，应由其个人承担责任，与我无关，且被告王亚峰已经于2018年4月26日补交了出资500万元。王亚峰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支配公司款项属于职务行为，因此我无需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被告李松、芮兴宝均未作答辩。经审理，本院认定以下事实：一、登峰公司结欠原告货款及诉讼、执行的情况登峰公司结欠原告货款，原告于2016年5月24日向本院起诉，诉讼过程中，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确认登峰公司结欠原告2626827.64元及自2016年2月15日起以上述结欠货款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损失，双方同意按270万元计算，由登峰公司分期还款，自2016年8月起每月支付原告40万元直至还清，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由原告负担。如不能按期还款的，原告有权按原结欠货款加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损失及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一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调解后，登峰公司未按约还款，后该案进入执行程序，执行过程中，执行到位312800元，其余未能执行，本案因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本院作出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截至2017年9月30日，登峰公司结欠的未付货款及利息、诉讼费合计3307695.56元，原告主张取整330万元。因原告发现登峰公司在2015年12月14日将500万元转账给蔡红燕，原告于2017年3月28日起诉蔡红燕，认为蔡红燕以货款名义将登峰公司账户上的500万元占为已有，登峰公司怠于行使对蔡红燕的债权，使得原告的债权不能实现，故以债权人代位诉讼为由起诉，要求蔡红燕直接向其支付应返还登峰公司的不当得利330万元，本院作出《（2017）苏0582民初383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该500万元系蔡红燕出借给王亚峰用于向登峰公司出资，王亚峰将500万元汇入登记峰公司后又指示公司将该款归还给蔡红燕，故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请。之后，原告又向本院提起本案之诉。二、登峰公司的股权结构、出资及股权转让情况登峰公司于2015年9月22日登记设立，注册资本为1800万元，股东为王亚峰、邹红国，其中王亚峰占股比60%，认缴出资1080万元，邹红国占股比40%，认缴出资720万元，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时间为2040年12月31日。法定代表人为大股东王亚峰。工商登记记载的登峰公司财务人员信息为：财务负责人、办税人员均为蔡红燕。根据2015年度11月-12月登峰公司的总账、明细账、往来账记载内容，登峰公司实收资本660万元，凭证号为记10-16，应收票据明细账（凭证字号记-10）记载2015年12月31日收王亚峰投资款承兑25662920、金额为500万元（该款由原告作为货款收取），应收票据明细账（凭证字号记-16）记载2015年12月31日收邹红国投资款160万元（分别为承兑27147623、金额为100万元，承兑27163916、金额10万元，承兑27532630、金额10万元，承兑27260247、金额10万元，承兑27260246、金额10万元，承兑27260248、金额10万元，承兑27260244，金额10万元。因此，从登峰公司的账薄记载反映王亚峰实际出资500万元，邹红国实际出资160万元。2016年7月1日，王亚峰（出让方）与芮兴宝（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出让方将其持有的登峰公司的股权中的1080万元以人民币5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于2016年7月20日前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的方式一次性交付出让方。同日，邹红国（出让方）与李松（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出让方将其持有的登峰公司的股权中的720万元以人民币16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于2016年7月20日前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的方式一次性交付出让方。2016年8月2日，工商登记的股东变更为芮兴宝、李松，认缴出资额分别为1080万元、720万元。三、案涉500万元的资金往来情况登峰公司在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前溪分理处、账号为10×××27的账户明细对账单记载：2015年12月14日柜台存现500万元、附言为投资款，同日柜台转取500万元、附言为货款。对应的上述两笔交易的原始记账凭证为：2015年12月14日现金缴款单记载现金缴款人王亚峰，收款人登峰公司，金额500万元，交易附言为投资款；同日，登峰公司开具的票号为10303221/12394101l、金额为500万元的转账支票，收款人为蔡红燕。对上述从登峰公司账户同一天进出的500万元款项与王亚峰、蔡红燕之间的关系，本院（2017）苏0582民初383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2015年12月14日，蔡红燕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王亚峰500万元，转账用途为借款。同日，王亚峰现金取款500万元并存入登峰公司账户，用途为投资款。同日，登峰公司转账给蔡红燕500万元，用途为货款。上述事实，有《（2016）苏0528民初5691号民事调解书》、《（2016）苏0528执4106号之一执行裁定书》、《（2017）苏0582民初3836号民事判决书》、登峰公司工商登记信息、《登峰公司2015年度（11月-12月）总账、明细账、往来账》、登峰公司账号为10×××27的账户明细对账单、500万元的现金缴款单、500万元的转账支票等书证及庭审笔录在卷证实。本案存在如下争议焦点：一、蔡红燕是否为登峰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原告认为，1、登峰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载明蔡红燕是财务负责人；2、在本案原审的判决中，蔡红燕在调查笔录中承认其是登峰公司的财务负责人；3、2018年11月22日蔡红燕出具给苏州中院的本人陈述及2019年4月18日中院第二次调查时蔡红燕当庭陈述也认可，其对登峰公司将其任命并登记为登峰公司财务负责人是明知的，并提供了身份证和会计证，蔡红燕作为多年的财会人员，对作为登峰公司财务负责人的权利义务以及相应法律后果应该是知晓的；4、2015年12月14日将500万元从登峰公司转到蔡红燕的账户也是蔡红燕和王亚峰一起在柜台办理的，且登峰公司也认可蔡红燕是他们的会计，另外在该案蔡红燕本人出具情况说明中也确认其是登峰公司的会计，都否定了其自称的挂名会计的说法；5、虽然蔡红燕提供了证据证明其是其他单位的财务会计，但即使蔡红燕确系其他单位的财务人员也不影响其同时成为登峰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因为法律对此并无禁止性规定；6、被告提供的登峰公司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上虽然有孙丽花在声明人处签名但并不能证明蔡红燕在2015年12月14日王亚峰进行抽逃时不是登峰公司财务负责人。另外，公司法仅仅规定财务负责人为公司高管，但并没有任何法律规定财务负责人一定要在本公司任专职或领取一定金额的报酬。综上，原告认为，蔡红燕不但是登峰公司的财务负责人，而且是王亚峰出资的垫资人，也是王亚峰抽逃出资的实施者，股东抽回出资属于侵犯公司财产权的行为，第三人协助股东完成上述行为构成共同侵权，故蔡红燕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蔡红燕认为，其不是登峰公司财务会计，其一直是苏州东方龙进出口有限公司的会计，并提供如下主要证据：1、王亚峰以及登峰公司外聘的会计孙丽花的证明，证明登峰公司只是借用了蔡红燕的会计证进行公司注册，登峰公司的相关会计事务均由孙丽花负责；2、部分登峰公司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可以证明孙丽花为登峰公司的会计，从事该公司的会计工作；3、登峰公司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证明蔡红燕并不是登峰公司员工，不在缴税人员之列；4、员工劳动合同书、个人社会保险参保证明，证明蔡红燕自2010年8月至2018年均在苏州东方龙进出口有限公司工作，是公司的财务主管。原告对上述证据的主要质证意见为，孙丽花的证明属于证人证言，孙丽花没有出庭作证，其证言不能作为证据采纳；对证据2、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并不能否认蔡红燕财务负责人的身份；对证据4中的劳动合同无法确认，对参保证明无异议，但法律并未禁止一个人在多个单位任职。在（2017）苏0582民初11883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本院于2018年4月12日对蔡红燕作了调查，调查笔录记载内容为：问：“你在登峰公司担任什么职务？”答：“兼职会计，登峰公司开具支票和填写单据，做账是代理公司做的”问：“你是否是登峰公司的财务负责人？”答：“是的，登峰公司在税务机关登记的财务负责人是我”。本案重审时，本院将上述笔录的内容交给蔡红燕查看，其认为记录的内容与其表达的真实意思有出入，当时其还说了其他的话，笔录上没有记载，其当时说登峰公司是有会计的，开具支票、填写单据都是他们财务做的，在不当得利那个案件中有好多材料，都是王亚峰找的律师和其讲只要签字，其是不承担责任的，因此，好多材料都是错误的，不当得利的案件驳回的结果其没有说它对错，但案子的过程是不对的，其和王亚峰之间只是一个借款关系，没有其他任何关系。本院认为，被告蔡红燕提供的证据2、3、4，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认定其证据效力。证据1中孙丽花的证明，结合证据2，也可认定孙丽花的证言的真实性。蔡红燕在2018年4月12日的调查笔录中，也仅认为其是兼职会计，且不参与登峰公司的会计工作，对于其是否是财务责任人，其也只认为是税务机关登记的财务负责人，加之其在本案重审时陈述的内容，并结合上述证据，可以认定，被告蔡红燕系苏州东方龙进出口有限公司的财务主管，其并不领取登峰公司的报酬，也不参与登峰公司的管理、决策，其仅仅是工商登记所记载的财务负责人，并非实质意义上的财务负责人，故其也不是公司法规定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二、王亚峰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被告王亚峰作为登峰公司的股东，在向被告蔡红燕借款500万元之后，以该500万元作为出资款汇入登峰公司账户，又于同日指令登峰公司将该500万元汇给蔡红燕，以归还其个人所欠蔡红燕的500万元债务，该行为构成抽逃出资。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王亚峰提供了其在2018年4月26日汇入登峰公司开户在浙江泰隆银行账号为32×××31的账户500万元的转账回单及账户明细对账单，以证明其补交了出资500万元。该账户明细还显示，登峰公司在收到500万元的当日，分二次将500万元汇入鄂尔多斯市友泰煤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泰公司），庭审中，王亚峰认为这500万元是向其朋友朱军借的，将500万元汇给友泰公司的目的是用来采购煤炭，但友泰公司未供煤炭，所以已经起诉了。庭审后，王亚峰补充提交了登峰公司与友泰公司的煤炭采购合同的复印件，但一直未能提供登峰公司起诉友泰公司的依据。2020年12月28日，王亚峰在本院对其的调查笔录中承认，对汇给友泰公司的500万元实际已经要回来了，且已归还给了500万元的出借人朱军。本院认为，王亚峰在抽逃出资500万元后，于2018年4月26日的所谓补交出资，资金已流回王亚峰，故不能认定其已补交出资500万元，王亚峰仍抽逃出资500万元。三、蔡红燕在王亚峰抽逃出资的过程中是否提供协助行为？原告认为，2015年12月14日将500万元从登峰公司转到蔡红燕的账户是蔡红燕和王亚峰一起在柜台办理的，也是王亚峰抽逃出资的实施者，与王亚峰构成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蔡红燕认为，其并未与王亚峰一起去银行柜台办理过该500万元的转账手续，其在2015年12月14日上午通过网银将500万元找给王亚峰，其将银行卡给了王亚峰，王亚峰在下午将500万元还到其银行卡上。被告王亚峰在本院2020年12月28日的调查笔录中陈述，办理该500万元的转账手续均由其一个人完成，因为办理转账手续需要的银行U盾、印章、公章、财务章均在其身边。本院于2020年12月15日，对登峰公司账号为10×××27的账户中于2015年12月14日转出的500万元款项进行查询，银行出具的个人业务凭证载明：业务类型：银行卡转账存款，存款户名：蔡红燕，存款金额：伍佰万元整，客户或代理人签名为王亚峰。本院认为，从上述证据可以看出，在500万元资金转账时蔡红燕并无协助行为，故不能认定被告蔡红燕存在协助被告王亚峰抽逃出资的行为。四、股权受让人芮兴宝、李松是否明知王亚峰存在抽逃出资情形而受让股权？芮兴宝、李松在（2017）苏0582民初11883号案件（即本案原审）庭审中陈述，王亚峰向芮兴宝陈述其出资500万元，邹红国向李松陈述其出资160万元，王亚峰、邹红国认可上述陈述。王亚峰在2020年12月28日的调查笔录中陈述，芮兴宝、李松只是名义上的受让人，没有出过转让款，李松应付邹红国的转让款实际是王亚峰支付的。本院认为，工商登记的记载的登峰公司章程中约定的出资为认缴制，出资时间为2040年12月31日，且芮兴宝、李松分别与王亚峰、邹红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芮兴宝、李松未实际支付转让款。因此，在此种情形下，芮兴宝、李松不可能知道股权的出让方王亚峰、邹红国的实际出资情况，也不可能明知王亚峰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况，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而本案中芮兴宝、李松并不符合上述情形，因此，原告主张被告芮兴宝、李松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本院认为，原告对登峰公司享有债权330万元，有本院生效法律文书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中，登峰公司章程虽约定注册资本认缴制，且出资时间尚未届满，但被告王亚峰作为股东于2015年12月14日作为出资款投入登峰公司之后，该资金即为登峰公司的资产，股东不得随意取回，被告王亚峰抽回出资的行为侵犯了公司的财产权，也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原告鑫隆公司作为登峰公司债权人有权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即被告王亚峰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在原告与登峰公司货款纠纷的执行案中，因登峰公司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而被本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据此，本院认定不能清偿的部分即为330万元，被告王亚峰抽逃出资的本金为500万元，500万元出资本息远超不能清偿的债务330万元，故被告王亚峰应直接赔偿原告鑫隆公司330万元。被告蔡红燕并非实质意义上的财务负责人，也非公司法认定的高级管理人员，且其不存在协助被告王亚峰抽逃出资的行为，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告鑫隆公司要求被告蔡红燕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另，原告主张被告芮兴宝、李松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前所述。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亚峰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山西鑫隆源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330万元；二、驳回原告山西鑫隆源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对被告邹红国、芮兴宝、李松、蔡红燕的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2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8200元，由被告王亚峰负担。被告王亚峰负担部分由其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汇入本院诉讼费账户（账户详情见本院判决所附《当事人须知》中诉讼费用之账户）。逾期不交，本院将移交执行部门强制执行。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上诉人最迟应在上述法律规定的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户名：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逾期未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肖建峰人民陪审员  焦 实人民陪审员  耿永红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三日书 记 员  刘 晓本判决所依据的实体法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股东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抽逃出资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八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