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6民终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爱青，女，1974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邹平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精跃，男，1972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邹平市。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玉林，山东励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邹平鲁牛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邹平市孙镇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李霞，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淑杰，山东天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邹平鲁杭天润实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邹平市韩店镇北。法定代表人：郭训功，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庆玉,山东年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山东辰坤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邹平市韩店镇驻地。法定代表人：王兆云，经理。上诉人郭爱青、孙精跃因与被上诉人邹平鲁牛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牛公司）及原审第三人邹平鲁杭天润实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杭公司）、山东辰坤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辰坤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山东省邹平市人民法院(2020)鲁1626民初38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爱青、孙精跃上诉请求：一、撤销山东省邹平市人民法院（2020）鲁1626民初3838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能够证实上诉人购买涉案房屋并合法取得房屋所有权的情况。1.上诉人与辰坤公司签订的购房合同、辰坤公司出具的承诺书、辰坤公司书面答辩意见以及鲁杭公司当庭答辩意见、鲁杭公司提交的其与辰坤公司签订的协议、单位三栏式帐等证据，完全能够证实鲁杭公司因拖欠辰坤公司74万余元债务，用从王超、孙蜜蜜处执行得到的房屋抵偿该公司所欠辰坤公司款项，辰坤公司由此取得涉案房屋的处分权，并将房屋出卖给上诉人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辰坤公司有权对涉案房屋进行处分，是将各方证据割裂开来定案，忽视了对全案证据的综合分析判断，因而是片面、错误的，上诉人与辰坤公司所签《购房合同》真实性已为在案证据所证实，毋庸置疑；2.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工商银行个人贷款提前归还查询结果凭证、收款收据、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不动产登记证书、夏某、付某的证人证言等证据，完全能够证实上诉人向辰坤公司支付了全部65万元购房款的事实。上诉人与辰坤公司签订的购房合同第四条规定：“乙方将购房款汇入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付某，农行滨州西王支行6228××××7373”，因此，上诉人将购房款50万元汇入付某银行账户是根据购房合同中辰坤公司的指定而履行合同义务，付某出庭作证的证言也证实了其将自己的银行卡出借给辰坤公司使用，而其将银行卡出借给辰坤公司是因自己有亲戚在辰坤公司等事实。上诉人的上述证据足以能够证实房款汇入付某名下及付某出借银行账户的合理、合法理由，一审法院置上述证据于不顾，要求上诉人进一步举证证明房款汇入付某名下及付某出借银行账户的合理、合法理由，对于上诉人这样一个普通的购房者来说，实在是强人所难。对于上诉人支付的王超名下房贷，证人夏某也已经出庭作证证实，因夏某系上诉人亲戚，在辰坤公司干过十几年的会计，经常跑银行，熟悉房贷还款业务，所以才由夏某代上诉人进行了还款操作，也因此付款凭证上才出现了夏某的名字，夏某的证言能够证实是上诉人代为偿还了王超名下房贷71246.79元。一审法院以署名夏某为付款人不符合常理而不予采纳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显然也是错误的；3.上诉人已提交证据证明自己已合法占有涉案房屋。一审中上诉人已经提交了自己与王超的房屋租赁合同，证人曲某也已出庭作证，共同证实了上诉人购买了涉案房屋后又将房屋出租给王超并收取租金的事实。上诉人将房屋出租给王超并向王超收取租金，是在购买并合法占有了房屋后才能享有的权利，所有权的四项权能之一即为收益权，房子的不动产权证都已经办理在了上诉人名下，上诉人买了房子后不自己住而出租给他人难道就不能证明已经合法占有？因此，无论曲某证言能否采信都不能否定上诉人在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后即已经合法占有了涉案房产的事实；4.对于法院执行人员向上诉人郭爱青调查时，上诉人郭爱青说的“只是帮忙，房子还是鲁杭公司的”，当时说这话是在什么状态下说的，说这话的真实意思是什么，上诉人在一审开庭时已经做了充分阐述。退一步，即使上诉人郭爱青说了这话，因涉案房屋已经登记在上诉人郭爱青名下，上诉人对涉案房屋享有物权，而不动产物权是法定的，非依法定方式公示物权变动无效，因此，上诉人郭爱青所说“房子还是鲁杭公司的”并不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涉案房屋依法仍然属于上诉人所有。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适用的前提，是“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适用的情形之一是“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而本案中，上诉人是对登记在自己名下的不动产提出执行异议，故根本不存在“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的情形，也因此，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对本案作出判决是错误的。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对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的判断标准为：已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登记簿判断。又根据《物权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七条的规定，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2018年11月28日，上诉人即已经合法取得了涉案房产的不动产登记证书，被上诉人如果对上诉人取得该房产有异议，可以要求确认权利，在涉案房产未确权给他人之前，涉案房产权利人的认定即应以不动产登记证书为准，一审法院不顾不动产登记的物权效力，不顾上诉人与辰坤公司所签购房合同的合同效力，仅以上诉人取得该房产的过程存在所谓“不合常理”之处，即轻率认定上诉人的异议理由不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排除执行的情形，并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显属认定不当，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以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公正处理。鲁牛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上诉人所提上诉，没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鲁杭公司通过执行程序获得涉案房产的所有权，并且指定落户于郭爱青名下，一审证据可以证实，该房产的所有权人为鲁杭公司，这是不争的事实。其实辰坤公司鲁和鲁杭公司都是以郭训功为实际控制人的关联公司。而上诉人与郭训功之间是亲戚关系。其实三者之间是互相关联的利益共同体。上诉人所称的辰坤公司与鲁杭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辰坤公司与上诉人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都是为逃避债务而虚构的事实，均不能成立，且上诉人以及鲁杭公司在一审中所提交的证据之间互相矛盾，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诉讼请求，完全正确。鲁杭公司述称，第三人认为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是草率的，依据的法律是错误的，那么在此情况下，我方认为第三人单凭一个房屋产权证，就可以享有排除执行的效力。因为我们国家实行了房屋是不动产，是登记制度，那么在登记制度如果说存在问题的话，那么也得依照法律规定来变更或者撤销房产证。而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显而易见是根据了上诉人的一个询问笔录，而就推翻了上诉人的房屋产权证。我方认为一审法院判决没有法律依据。根据一审法院庭审，我方认为，上诉人所提交的多份证据，比如说房屋产权证、购买房屋的银行流水等均证明了涉案的房屋现在的所有权人是上诉人。那么被上诉人答辩的内容，我方认为不符合实际情况。所以我方因为已经和另外一个第三人辰坤集团将债权债务处理完毕，我方也希望法院能依照法律规定处理本案。辰坤公司未作陈述。郭爱青、孙精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中止并排除对郭爱青、孙精跃位于邹平市××街××宿舍××号楼××单元××室××室（不动产权证号：鲁（2018）邹平市不动产权第0××2号）的执行，并解除对该房屋的查封；2.诉讼费用由鲁牛公司、鲁杭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涉案房屋原系案外人王超、孙蜜蜜所有。2013年7月22日，鲁杭公司作为原告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王超、孙蜜蜜偿还其借款600000元及利息220000元。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王超、孙蜜蜜于2013年11月30日前偿还鲁杭公司借款本金600000元及利息146400元。一审法院于2013年10月28日作出（2013）邹民初字第1540号民事调解书，对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予以确认。后鲁杭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案执行过程中，鲁杭公司同意以第二次拍卖保留价接受王超、孙蜜蜜位于邹平县三八街工商局宿舍区2号楼2单元401室住宅一套及附属储藏室（产权证号：0×**）抵偿相应借款本息，鲁杭公司指定将该套楼房过户登记在郭爱青名下。一审法院于2018年11月7日作出（2018）鲁1626执恢81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将登记在王超名下的上述房屋转移过户给郭爱青。2018年11月28日，涉案房屋变更登记权利人为郭爱青，不动产权证号为（2018）邹平市不动产权第0××2号，不动产权证书中载明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另查明，鲁牛公司与鲁杭公司、郭训功（鲁杭公司法定代表人）、辰坤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8年10月26日立案受理，于2019年1月4日作出（2018）鲁1626民初4163号民事判决，判决：一、鲁杭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鲁牛公司本息10000000元；二、驳回鲁牛公司对郭训功、辰坤公司的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鲁牛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件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于2020年4月30日依据（2020）鲁1626执恢20号执行裁定书查封了登记在郭爱青名下的涉案房产。郭爱青、孙精跃系夫妻关系，其二人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请求一审法院解除对涉案房屋及附属储藏室的查封，中止并排除对该房产的执行，一审法院于2020年7月21日作出（2020）鲁1626执异6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异议人郭爱青、孙精跃的执行异议请求。再查明，2020年5月6日，一审法院（2020）鲁1626执恢20号案件执行人员向郭爱青进行了调查，并制作书面笔录一份。郭爱青在调查时陈述涉案房产登记在其名下“只是帮忙而已，房子还是鲁杭公司的”。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郭爱青、孙精跃能否排除一审法院对涉案房屋的强制执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中，涉案房屋虽然登记在郭爱青名下，但郭爱青取得该房屋的过程存在以下不合常理之处：一、涉案《购房合同》真实性存疑，鲁杭公司在（2013）邹民初字第1540号民事案件执行过程中，同意用被执行人王超、孙蜜蜜的房产即涉案房屋抵偿被执行人所欠的相应借款本息，并申请将涉案房屋过户登记在案外人郭爱青名下，但依据郭爱青的主张实际与其签订《购房合同》的为辰坤公司，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辰坤公司有权对涉案房屋进行处分；二、郭爱青、孙精跃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支付了涉案房屋的购房款，郭爱青主张其与辰坤公司约定将购房款汇入付某的银行账户，付某自述自2018年12月3日起其银行卡借给辰坤公司使用，但郭爱青、孙精跃未举证证明房款汇入付某名下及付某出借银行账户的合理、合法理由，另外涉案房屋房贷银行还款付款凭证中记载付款人为夏某，虽然郭爱青、孙精跃主张系因其不熟悉还款程序才由夏某帮忙办理，但署名夏某为付款人不符合常理；三、郭爱青、孙精跃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合法占有该房产，郭爱青主张涉案房屋一直由其原房主王超租住，但与王超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系曲某，庭审中曲某作证时自述“因孙精跃上班没时间，自己和王超联系的，王超认为涉案房屋是曲某的，所以和曲某签的合同”，但王超作为被执行人对涉案房屋所有权人应是明知的，郭爱青、孙精跃主张及曲某证言均不符合常理，不能证实郭爱青、孙精跃已合法占有涉案房产；四、一审法院执行工作人员向郭爱青调查时，郭爱青明确表示其只是帮忙，房子还是鲁杭公司的。综上所述，郭爱青、孙精跃的异议理由不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排除执行的情形，一审法院（2020）鲁1626执恢20号案件查封涉案房屋的执行措施并无不当，故对郭爱青、孙精跃提出的中止并排除对其位于邹平市××街××宿舍××号楼××单元××室××室（不动产权证号：鲁（2018）邹平市不动产权第0××2号）的执行，并解除对该房屋查封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郭爱青、孙精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三百零五条、第三百零七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郭爱青、孙精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150元，由郭爱青、孙精跃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上诉人提交辰坤公司企业工商登记信息、企业变更情况信息以及鲁杭公司工商登记基本信息以及企业变更情况信息，证实：鲁杭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可以显示郭训功直到现在还是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而辰坤公司信息显示从2010年12月9日股东由胥永学变更为郭训功和郭飞，郭飞是郭训功的儿子。2011年7月8日股东变更为张保明和郭飞。2012年11月15日股东变更为张保明和王兆云。2013年9月4日股东变更为刘敬路和王兆云。2014年8月28日股东变更为王兆云一人。王兆云、刘敬路、张保明都是鲁杭公司的员工。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被上诉人证明的内容有异议。郭训功早就不是辰坤公司的股东，股东已经变更为他人，变更后的股东与鲁杭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实变更后的股东是鲁杭公司的员工，因此该证据不能证实鲁杭公司和辰坤公司都是郭训功实际控制人的关联公司。鲁杭公司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的观点，从证据可以看出，辰坤公司从成立开始以及到2018年涉案房屋拍卖时均和鲁杭公司无关联情况。本院经审查认为，对被上诉人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郭爱青是否是涉案不动产的真正权利人，上诉人郭爱青、孙精跃能否排除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郭爱青、孙精跃以郭爱青为涉案房产登记簿登记权利人为由主张排除法院强制执行，但根据邹平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鲁1626执恢81号之二执行裁定书，鲁杭公司作为申请执行人同意将从案外人处执行来的案涉房屋指定登记在郭爱青名下，加之郭爱青于2020年5月6日在执行调查笔录中所做的证人证言，可以充分证实涉案房屋是基于鲁杭公司的委托登记在郭爱青名下，实际权利人为鲁杭公司。郭爱青主张其为案涉房屋的实际权利人，应当提交证据推翻上述事实，其一审提供的证据有不动产权利证书、购房合同、承诺书、收款收据及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租赁合同、以及夏某、付某、曲某等证言，而这些证据，从时间、主体、以及郭爱青本人陈述等都有矛盾或不合理之处，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能证实其为案涉房屋的涉及权利人，理由为：1.郭爱青提交的购房合同，出卖方为辰坤公司，但其未提交证据证实辰坤公司是如何从鲁杭公司处得到案涉房屋的所有权,现本案中无证据证明辰坤公司有权对涉案房屋进行处分，且辰坤公司出具的承诺书时间系2018年11月4日，而此时（2018）鲁1626执恢81号之二执行裁定书尚未作出，即使是鲁杭公司是否享有权利也未最终确定，辰坤公司在裁定书尚未作出时即出具承诺书不符合常理;2.从购房款的流向看，付款人与收款人均不是购房合同当事人，作为大宗商品买卖，上述操作不合常理更不符合交易习惯，郭爱青、孙精跃对此作出的辩解不足以信服,第三人鲁杭公司主张辰坤公司为其偿还银行贷款及利息742474.13元，所以把涉案房屋抵给辰坤公司，其一审提供的单位三栏账系其单方汇总制作，所附证明及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并不相符，不能印证辰坤公司为其偿还银行贷款及利息742474.13元及把涉案房屋抵给辰坤公司的主张。3.上诉人主张其偿还了涉案房屋银行贷款，但还款付款凭证中记载付款人并不是上诉人，而是夏某，虽然原告主张系因其不熟悉还款程序才由夏某帮忙办理，夏某一审也出庭作证，但夏某与上诉人有亲戚关系，其作为证人证言的效力较低，且帮忙办理署名应署上诉人的姓名，而付款人署名为夏某也不符合常理；4.从涉案房产占有上看，郭爱青、孙精跃虽主张由其作为出租人将涉案房产租赁给王超使用，但与王超建立房屋租赁合同的出租人系案外人曲某，郭爱青、孙精跃虽辩称因工作忙没时间而委托曲键处理，但未提交证据证实存在委托事实，且即使存在委托事实，根据交易习惯及常理，租赁合同上的出租方亦应是委托人郭爱青、孙精跃，而非受托人。综合上述因素，郭爱青仅系案涉房屋的登记权利人，虽然其作为案涉房屋的登记权利人系因鲁杭公司指定且有法院生效裁定确认，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其是案涉房屋的实际权利人，郭爱青、孙精跃针对购房合同、购房款支付及房屋占有情况等提交的证据亦均不能证实其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故，对其排除强制执行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郭爱青、孙精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300元，由上诉人郭爱青、孙精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秀峰审 判 员 吴金魁审 判 员 王 琳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刘德霞书 记 员 盛 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