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94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智诚永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祁家豁子****1-28内**。 法定代表人万勇，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莹、孙凯，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鑫，女，1972年4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新蔡县，现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代理人贾雪瑞、袁娟娟，北京中伦文德（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春芳，女，1984年2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闵行区，现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代理人黄哲超，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慧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北京智诚永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赵鑫、张春芳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民初83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1日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孔文超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判，于2020年12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智诚公司委托代理人陈莹、孙凯，被上诉人赵鑫委托代理人贾雪瑞、袁娟娟，被上诉人张春芳委托代理人黄哲超、周慧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智诚公司成立于2013年7月10日，经营范围为：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ＰＵＥ值在1.5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计算机维修；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不含医用软件）；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厨房用具、卫生间用具（不从事实体店铺经营）、日用品、化妆品及卫生用品；家庭劳务服务；清洁服务（不含餐具消毒）；会议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阿姨帮手机ＡＰＰ是智诚公司开发并运营的一款预约日常保洁等家政服务的手机软件。张春芳注册成为该手机ＡＰＰ用户后，一直在该手机ＡＰＰ内以充值会员卡形式购买家庭保洁服务，每次充值金额不等，收款方均为智诚公司。每次保洁费用从张春芳会员账户充值余额中予以扣除支付。2018年11月11日，张春芳在阿姨帮手机ＡＰＰ上下单了“家庭保洁3”服务，下单数量为2小时，服务时间为2018年12月5日10点，订单金额为76元。赵鑫和另外一名阿姨刘贵梅经智诚公司指派按照订单要求到浙江大学港湾家园8号楼1601室为张春芳提供家庭保洁服务。2018年12月5日中午11点40分许，张春芳在赵鑫整理完书房后让赵鑫帮其去楼下遛一下狗（狗的品种为贵宾犬，系小型观赏犬），并表示遛狗回来后就可以下班。赵鑫一边牵着狗，一边拖着一大袋整理出来的旧书籍和一袋厨房垃圾走到电梯口。赵鑫先将一大袋旧书籍搬入电梯，狗也同时进入电梯，在赵鑫将另一袋厨房垃圾搬入电梯时，原先在电梯内的狗跑出了电梯，赵鑫背对电梯口未发现，在赵鑫刚转过身的时候电梯突然开始关门往下运行，此时狗还在电梯外，电梯门夹住狗绳往下运行拉扯中将赵鑫左手中指和环指两根手指绞断，电梯之后在14楼停住。事故发生后，赵鑫被送至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诊治，后转入杭州整形医院治疗，其中在杭州整形医院住院治疗12天。经医生诊断，赵鑫的伤情为左中环指远节完全离断伤。截止本案起诉之日，赵鑫共支出医疗费43687.2元，其中张春芳为赵鑫垫付医疗费、救护车费、急救费、门诊费共计10255元。2019年6月10日，赵鑫委托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对其伤残等级、误工期限、护理期限、营养期限进行鉴定。2019年6月26日，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浙江汉博（2019）临鉴字第79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赵鑫构成人体损伤十级伤残。2、赵鑫的误工期限建议为90日，护理期限建议为90日，营养期限建议为60日。该鉴定意见书同时载明：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已于2019年6月10日电话通知张春芳、阿姨帮办公室，但检验时均未到场。赵鑫为此支出鉴定费1900元。另查明，2016年3月18日，智诚公司与赵鑫签订一份《阿姨帮网络服务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品牌管理费100元／月；智诚公司按照该合同代收向赵鑫支付的款项，自服务提供之日起，每25-30日智诚公司主动将代收净额中已消费但未结算的金额支付到赵鑫银行账户，赵鑫未授权委托智诚公司代收赵鑫订单款项的，赵鑫应在服务完成5日内，将网络服务费汇款至智诚公司指定账户等内容。根据智诚公司出具的证明及赵鑫提供的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招商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显示，2018年2月至12月期间，智诚公司固定于每月25日至27日间向赵鑫支付上个月的结算金额，款项备注为“代付第三方-（阿姨、技师）”，具体为：2月26日支付1月份收入7771.06元、3月26日支付2月份收入5439.87元、4月25日支付3月份收入8639.25元、5月25日支付4月份收入7656.38元、6月25日支付5月份收入7959.08元、7月25日支付6月份收入7562.09元、8月27日支付7月份收入8364.43元、9月25日支付8月份收入8663元、10月25日支付9月份收入8313.20元、11月26日支付10月份收入7656.36元、12月28日支付11月收入8203.90元。在日常的管理中，智诚公司要求赵鑫上门提供保洁服务时须穿着和使用统一的印有“阿姨帮”文字和标志的工作服、背包和抹布，对于表现出色的年份，会以阿姨帮名义向赵鑫颁发荣誉证书。另外，据智诚公司工作人员陈述，已为赵鑫交纳商业保险，意外险理赔金额约2万元。再查明，根据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分局钱江世纪城派出所2019年5月21日出具的（钱江世纪城派出所）2019年第00100号《流动人口居住登记信息证明》记载，赵鑫户籍地址为河南省新蔡县，2018年3月9日至2019年4月30日登记的居住地址为杭州市西湖区新紫金港湾区紫3幢1单元1502室，2019年4月30日至今登记的居住地址为杭州市西湖区××路××号××单元××室。赵鑫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智诚公司、张春芳共同赔偿赵鑫医疗费43687.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00元（12天×50元／天）、营养费3000元（60天×50元／天）、误工费23650.32元（赵鑫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3日期间总工资86717.89元，平均月工资86717.89／11＝7883.44元，3个月×7883.44元／月）、护理费16380元（按浙江省2018年度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66432元计，每日为182元，90天×182元／天）、残疾赔偿金111148元（按浙江省2018年度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5574元计，55574元／年×20年×10%）、鉴定费19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交通费2000元，共计207365.52元，后续治疗费、护理费等费用待实际发生后再主张；2、智诚公司、张春芳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张春芳在智诚公司运营的阿姨帮手机APP上预约了家庭保洁服务，服务的时间、地、地点等内容均是张春芳在阿姨帮APP上点击选择后予以确定鑫作为家政服务人员并不参与上述合同的协商订立，赵鑫系根据智诚公司的派单为客户上门提供家政服务，保洁费用是张春芳向智诚公司购买充值卡后用充值账户余额支付，赵鑫的报酬由智诚公司按月结算后支付至赵鑫银行账户，故智诚公司并非系向赵鑫和张春芳报告订立家政服务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智诚公司认为其系居间方的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智诚公司与张春芳之间形成家政服务合同关系。智诚公司为履行其与张春芳之间的家政服务合同指派赵鑫提供劳务，其与赵鑫之间构成雇佣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智诚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已明确告知张春芳和赵鑫，帮客户遛狗的行为不属于服务范围。遛狗与家庭保洁均属家政服务内容，工作上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赵鑫在服务时间内帮客户遛狗，也是为了得到客户更好的评价，让客户更加认可自己和平台的服务，赵鑫在带狗下楼过程中受伤，应认定赵鑫系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故智诚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查明的事实，案涉宠物狗系小型贵宾犬，赵鑫作为成年人足以胜任该遛狗任务，事故发生主要还是系赵鑫过于自信自己能一个人同时带着宠物狗和两袋垃圾(其中一大袋是沉重的旧书籍)坐电梯以及在坐电梯过程中疏忽大意所致，故赵鑫自身存在重大过失，可以减轻智诚公司的赔偿责任。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第十一条第(六)项规定，允许携带小型观赏犬出户的时间为19时至次日7时。张春芳在规定时间外让赵鑫遛狗存在定作、指示过错，也应承担一定责任。综上，原审法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酌情确定由赵鑫承担50%的责任，智诚公司承担35%的责任，张春芳承担15%的责任。此外，关于智诚公司要求重新鉴定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对于一方当事人就专门性问题自行委托有关机构或者人员出具的意见，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或者理由足以反驳并申请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案涉鉴定意见虽系赵鑫自行委托鉴定机构出具，但智诚公司未能提交足以反驳案涉鉴定意见的证据，故对其提出的要求重新鉴定的申请，原审法院不予准许。《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对赵鑫的损失，确定如下：1、医疗费43687.2元，根据赵鑫提供的医疗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门诊病历、住院病历、医疗证明书等证据予以确定。2、误工费16380.5元(66432元/年/365天×90天)，误工期限参照鉴定意见确定为90日，误工损失因赵鑫未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情况，故参照2018年度浙江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予以确定。3、护理费16380.5元(66432元/年/365天×90天)，护理期限参照鉴定意见确定为90日，护理费用参照2018年度浙江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予以确定。4、交通费300元，根据赵鑫的就医次数、就医地点等情况酌情确定。5、住院伙食补助费600元，赵鑫住院12天，按照每天50元标准计算。6、营养费1800元，参照鉴定意见建议的营养期60天，按照每天30元标准计算。7、残疾赔偿金111148元(55574元/年×20年×10%)，赵鑫系进城务工人员，以非农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其残疾赔偿金参照2018年度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予以确定。8、鉴定费1900元，根据发票确定。上述损失合计192196.2元，由张春芳承担15%计28829.43元，由智诚公司承担35%计67268.67元。另外，赵鑫构成十级伤残，势必造成一定的精神痛苦，原审法院酌情确定由智诚公司赔偿赵鑫精神抚慰金1750元，张春芳赔偿赵鑫精神抚慰金750元。综上，智诚公司应赔偿赵鑫各项损失合计69018.67元；张春芳应赔偿赵鑫各项损失合计29579.43元，扣除其已垫付的10255元，张春芳尚需赔偿给赵鑫19324.43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张春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赵鑫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鉴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19324.43元。二、北京智诚永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赵鑫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鉴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合计69018.67元。三、驳回赵鑫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203元，由赵鑫承担1264.5元，北京智诚永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担733元，张春芳承担205.5元。 宣判后，智诚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赵鑫与上诉人构成雇佣关系，事实认定错误。赵鑫并非为智诚公司提供劳务，与智诚公司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智诚公司提供的是居间服务，为两被上诉人订立合同提供机会，与赵鑫之间成立的是居间关系。具体理由如下：1、智诚公司与赵鑫于2016年3月18日签署《阿姨帮网络服务合同》，合同第一条第二款明确“您已充分知悉并确认，阿姨帮服务平台仅为您与利用阿姨帮平台寻求服务的具体用户(以下简称“阿姨帮用户”)之间提供信息披露和信息匹配等服务。您与阿姨帮用户之间的约定，受其签订的相关协议约束，阿姨帮服务平台不是此类协议中的主体。您与阿姨帮服务平台之间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以上条款明确了双方不存在雇佣关系的事实。2、《阿姨帮网络服务合同》签署页中“付款方式”，赵鑫是可以自由选择的，非上诉人强制性规定。赵鑫可以选择A方式按“日”结算或者若干“日”结算，也可以选择选项B方式，选择一个日期“将代收净额中已消费但未结算的金额支付到甲方银行账户。”本案中，赵鑫选择B方式作为结算付款方式，其选择客观上造成按月结算的事实，但这是其自主选择并确定的，并非上诉人强制按月结算支付至赵鑫银行账户。且支付款项性质备注为“代付第三方”，并非“劳务费/工资、报酬”，足以说明上诉人仅按照两被上诉人的约定日期代为支付报酬，与赵鑫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3、《阿姨帮网络服务合同》签署页中“补充约定”可以选择是否勾选，赵鑫没有选择勾选“不与其他任何家政服务网站合作、其他任何主体合作本合同下的服务产品”。所以，智诚公司根本没有要求赵鑫能且只能在本平台选择服务，不具有排他性要求。上诉人在《阿姨帮网络服务合同》已经完全尽到提示提醒义务，赵鑫也在合同上亲笔签名并印上手指模。4、赵鑫对接单时间有完全的自主权，可以自由选择在阿姨帮服务平台的服务时间。阿姨帮服务平台也有大量的服务提供者只周末接单，或者每天只在孩子上学的三五个小时接单。根据后台记录显示，赵鑫于2017年更改过三次服务时间(2017-11-5修改时间7：00-20：30，2017-11-22修改时间6：30-20：30，2017-11-22修改时间6：30-21：00)。这也足以说明赵鑫对于自己的服务时间是可以自主决定的，完全不受上诉人的管理及约束。5、“张春芳注册成为该手机APP用户”并长期使用阿姨帮手机APP。成功登录阿姨帮手机APP，需要“阅读并同意”《阿姨帮用户服务协议》以及《法律声明及隐私权政策》，并有红色字体标识，不勾选无法同意登入。其中《阿姨帮用户服务协议》第1.1条《审慎阅读》中明确说明“如您不同意本协议或部分条款，您应立即停止注册程序或停止使用阿姨帮服务平台所提供的服务”。第1.2条《使用须知》中明确说明“阿姨帮服务平台仅为您与具体的商品/服务供应商之间提供服务平台，该所对应的商品/服务均由具体的供应商提供而非由阿姨帮服务平台提供”。“供应商利用阿姨帮服务平台开展经营活动，依法自负盈亏，独立承担相关法律责任。为您提供商品/服务的供应商与阿姨帮服务平台并非任何法律上及事实上的劳动关系、雇佣关系。如因供应商原因导致相关财产损失及人身损害的，阿姨帮服务平台免于承担您与供应商之间所导致的任何纠纷的赔偿责任”再次明确了上诉人与赵鑫之间的关系性质根本不是劳动关系，也不是雇佣关系。6、一审认定张春芳“一直在该手机APP内以充值会员卡形式购买家庭保洁服务，每次充值金额不等，收款方均为智诚公司。每次保洁费用从张春芳会员账户充值余额中予以扣除”也不符合事实。根据智诚公司核查，张春芳2018年9月10日起用支付宝方式直接预付保洁劳务费，而不是一审判决所称“一直以充值会员卡形式购买家庭服务”。判决书载明“2018年11月11日张春芳在阿姨帮手机APP上下单“家庭保洁3”服务，并不是用会员卡账户充值余额的形式予以扣除，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张春芳于一审中提供了赵鑫发生伤害案时订单的预支付款项信息，预付劳务费608元金额对应的分别为不同时间的8笔订单，金额均为76元每笔。在阿姨帮服务平台中，为了保障用户和服务提供者双方利益，用户下单前把款项支付给平台，订单完成无纠纷后，平台结算给服务提供方，款项只是代收代付性质。所谓“阿姨帮充值”并不意味“阿姨帮充值会员卡”，且金额是根据客户需要的服务计算出来预先支付的保洁劳务费。7、以上几点可以说明，上诉人与赵鑫之间签订的网络服务合同已经明确了非劳动非雇佣关系，且款项的代收代付、服务时间的自由选择、款项结算的方式等，均能说明赵鑫是自由选择服务的内容、服务的时间、结算的周期及方式等，根本不受上诉人的指示和管理，不受上诉人的指挥、控制、支配及监督。阿姨帮手机APP是智诚公司开发并运营的一款预约日常保洁等家政服务的手机软件，利用云计算数据处理等技术手段，根据服务提供商所在定位，接单率等参数派发相应订单给系统设定范围内的服务提供者，服务提供者可以选择接单，也可以选择屏蔽客户。公司位于北京，服务提供方所在的位置是异地的、动态的，从一家阿姨帮用户到另一家阿姨帮用户，无法通过人为派单给服务提供方。通常情况下，服务提供者一般来自社会的中下层，没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为了生计多赚钱，多接单。上诉人也是为了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为需要服务及能提供服务的提供一个平台。上诉人也与贫困县合作，一方面精准扶贫，一方面解决城市家庭家务没人干、孩子没人带，老人无人管等难题。本着对品牌负责任的态度，以及为用户和服务提供者提供更有品质的保洁用具的角度，上诉人仅仅是鼓励、推荐服务提供人员购买印有“阿姨帮”文字或logo的衣服、保洁工具等。阿姨帮平台同时也会向阿姨帮用户推荐并出售这些具有logo标识的工具。这并不代表上诉人对赵鑫进行了强制性的管理及并提出了硬性要求，纯粹是为了替服务提供人员进行更好的宣传。此外，阿姨帮平台会联系第三方对服务提供者提供休息、喝水、洗澡的场所，有纠纷或者刑事、民事案件给予配合，也会对辛苦服务的服务提供者提供并不强制要求必须接受的精神或物质上的奖励，譬如送大米、送洗衣液，送奖状、送保洁工具，来总部参观，双旦节茶话会等服务，这些本质都是为了体现平台的人文关怀，尽可能让外来务工人员安心提供服务，而非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对服务提供者进行约束。二、一审判决认定“遛狗与家庭保洁均属家政服务，工作上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原告在带狗下楼过程中受伤，应认定原告系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故智诚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是不正确的。“本案中，被告智诚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已明确告知张春芳和原告，帮客户遛狗的行为不属于服务范围”也是不合理的。一审法院将家庭保洁服务延伸至家政服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载明“2018年11月11日张春芳在阿姨帮APP上下单了“家庭保洁3”服务。”众所周知，下单服务要与实际服务相匹配。家政服务是家庭相关服务的大集合，涵盖的范围非常广，包含但不限于：保洁服务，月嫂，育儿嫂，宠物服务，老人看护，管道疏通，空调加氟，维修家电，擦玻璃，跑腿服务等等。家庭保洁服务是其中价格最便宜、服务技术素养要求最低的一项入门级服务。阿姨帮APP服务说明页，明确说明“家庭保洁”仅适用于家庭日常的室内保洁。2、根据“被告张春芳在规定时间外让原告遛狗存在定作、指示过错”显示，张春芳以“家庭日常保洁”的价格预约保洁服务，却私自要求服务提供者在服务时间提供服务难度系数更高，操作更复杂，风险性更高的遛狗服务，而遛狗有专门的“宠物服务”，与家庭日常保洁服务完全不同，结果酿成惨剧。上诉人作为平台，对于服务提供者没有管理的权限，服务提供者没有义务主动汇报做了什么，也从未告知智诚公司她遛狗了，还可能不止一次遛狗了。上诉人无从得知服务提供者提供超出服务范围内的服务，如何向赵鑫、张春芳主动告知，不能遛狗。对于APP的服务说明页，上诉人只能说明能做什么，不能每一样不能做的服务都标明在说明页，这是无法穷尽的。另外“家庭保洁”这项服务的“常见问题”中已明确说明，家庭保洁不可以照顾老人，接送小孩，遛狗换猫砂，擦外层玻璃，清洗油烟机服务。3、如果按照原审判决“遛狗和家庭保洁均属于家政服务内容，工作上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原告在服务时间内帮客户遛狗，也是为了得到客户更好的评价，让客户更加认可自己和平台的服务，原告在带狗下楼的过程中受伤，应认定为原告系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所言，服务提供者可以以“为了得到客户更好的评价，让客户更加认可自己和平台的服务”，私自同意从事任何家政服务范围内的事情，譬如擦外层玻璃，可能从楼上掉下去；客户拉肚子去洗手间，帮助临时照顾小孩子，或者帮小孩换尿不湿，小孩子刚好从沙发摔下来摔到茶几角，头部受伤；或者下楼倒垃圾回来的路上顺便从小区幼儿园接下孩子，被车撞了。虽然看似同属家政服务，但每个服务都有着不同的风险点，需要不同的服务提供商具备相应的技能、资质方能提供服务。很明显，遛狗不属于家庭保洁范围内，只是被一审“延伸”至服务范围家庭保洁中来。如可以这样延伸，也应该由“定作”该要求这项服务的雇主张春芳承担。客户预定的是“家庭保洁”服务，而不是“家政”服务，在判决中扩大服务范围，是对事实认定的极大错误，对上诉方显失公平。三、原审判决“案涉鉴定意见虽系原告自行委托鉴定机构出具，但被告智诚公司未能提交足以反驳案涉鉴定意见的证据，故对其提出的要求重新鉴定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是极其不合理的。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载明“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已于2019年6月10日电话通知张春芳、阿姨帮办公室，但检验时均未到场”，但上诉人没有接到任何电话要求上诉人到场。赵鑫自行寻找这家司法鉴定中心，上诉方完全不知情，对于鉴定结果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完全不能认可。四、上诉人与赵鑫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因提供劳务所受损失的赔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对赔偿责任、赔偿金额及赔偿计算方式均不认可。1、案发当天，张春芳没有及时将赵鑫送至正规公立医院进行救治，反而送至自己熟悉的杭州整形医院。该整形医院并非公立医院，相对公立医院费用昂贵，不在社保范围内，关键在没有医治好赵鑫的情况下又送至公立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救治，延误了最佳救治时间。选择非公立整形医院医疗并非上诉人选择，也未经上诉人同意，但巨额花费却算在诉讼请求金额内，完全不合理。2、赵鑫是一名非浙江籍农村户籍进城灵活用工人员，对一审按照2018年度浙江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作为计算误工费、护理费，按照2018年度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确定残疾赔偿金均不予认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赵鑫对智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赵鑫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一、赵鑫与智诚公司之间构成事实上的雇佣关系。根据一审赵鑫提供的证据及法庭调查可知，阿姨帮网络服务平台是智诚公司开发和运营，赵鑫系智诚公司的家政人员，客户通过智诚公司开发并运营的阿姨帮网络服务平台下订单，赵鑫根据智诚公司的派单为客户提供家庭保洁服务。根据智诚公司要求，赵鑫在提供保洁服务时必须穿着智诚公司提供的统一印有“阿姨帮”文字和标准工作服，使用其配备的背包、毛巾、脸盆等保洁工具，以其名义为客户提供保洁服务。赵鑫平时要接受智诚公司管理，参加其安排的培训，表现优异时还能获得智诚公司颁发的荣誉证书，智诚公司还为赵鑫投保了家政服务责任险，按月向赵鑫发放劳动报酬，故双方之间存在事实上的雇佣关系。智诚公司在上诉中称其与赵鑫不存在劳动雇佣关系，仅成立居间关系，无法成立。首先，双方之间签订《阿姨帮网络服务合同》系格式合同，该合同条款页的内容是智诚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被上诉人协商的条款。根据《合同法》第39条、第40条，该格式条款系智诚公司制定的，为免除自身责任而单方声明与赵鑫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加重了赵鑫的责任，该条款应当无效。即使该条款有效，因被上诉人并未对该条款页相关内容进行签字确认，即智诚公司并未尽到就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向赵鑫进行明确说明的义务，故该条款依旧不能对赵鑫产生法律效力，智诚公司无权以该条款页中的相关条款否认其与赵鑫间存在雇佣关系的事实。其次，客户下载阿姨帮APP后，须同意《阿姨帮用户服务协议》才能注册并登录成功。本案中，张春芳作为阿姨帮APP的用户，与智诚公司之间形成了家政服务合同关系，其通过APP自助下单或者智诚公司工作人员代下单的行为，实际上是双方在订立家政服务合同。智诚公司随后根据双方确定的服务时间和内容，安排赵鑫上门为张春芳提供服务，故智诚公司关于其系居间方、与赵鑫之间成立的是居间关系的抗辩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不应采信。智诚公司与张春芳系家政服务合同关系，与赵鑫系雇佣关系毋容置疑。最后，赵鑫本身文化程度不高，好不容易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作为提供劳务一方只能被动接受智诚公司制定的苛刻的合同条件，按照智诚公司的要求签订《阿姨帮网络服务合同》。根据一审时提供的《情况说明》，与赵鑫当天一起上门为张春芳提供保洁服务的刘贵梅阿姨，也坚持认为其系智诚公司的家政人员。事实上也是如此，这些家政人员与都需要接受智诚公司管理，服从其安排，在收到客户不好的评价时，阿姨帮平台还会克扣阿姨们的工资，表现优异时会颁发证书予以奖励，以上种种均表明赵鑫要接受智诚公司的管理、支配和监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赵鑫在以智诚公司名义为张春芳提供服务过程中遭受人身损害，智诚公司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责任。张春芳在其过错范围内承相应的赔偿责任。二、赵鑫在下楼丢垃圾的同时遛狗并未超出服务范围。首先，事故发生在张春芳与智诚公司约定的保洁服务时间内，即赵鑫提供的本次家庭保洁服务尚未完成，在这个过程中赵鑫向张春芳提供的服务均应视为在服务范围。其次，因赵鑫已多次为张春芳提供家庭保洁服务，在本次服务过程中，张春芳提出让赵鑫丢垃圾的同时帮忙遛狗，实际上扩大了本次保洁服务的范围。最后，智诚公司在上诉中称其作为平台，对服务提供者没有管理的权限，无从得知服务提供者提供超出范围内的服务，无法向两被上诉人主动告知不能遛狗。但赵鑫在一审庭审中已经说过，此前因张春芳有事保洁服务不能如期提供，但其并未取消订单，而是给智诚公司打电话让赵鑫如期上门，帮其遛狗。也就是说至少从那时起，智诚公司就知道并允许赵鑫在为张春芳提供保洁服务的同时也帮张春芳遛狗。即使赵鑫提供保洁服务与遛狗这两件事可以分开来看，因赵鑫受伤发生在约定的服务时间内，且是在下楼丢垃圾的过程中发生的，因本次垃圾比较多且较重，受伤跟这一特定事实和场景脱不开关系，被上诉人也是因本次提供服务受的伤，智诚公司和张春芳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三、赵鑫主张的赔偿项目合法合情合理，且有证据支撑，理应获得支持。1.误工费。一审法院参照2018年度浙江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66432元/年标准确定被上诉人的误工费，实际上根据赵鑫一审时提供的证明和银行交易明细，被上诉人在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的工资总计86717.89元，即平均每月工资为783.44元，被上诉人实际工资标准还要高于平均工资，故一审法院依照平均工资标准予以认定并进行裁判并无不当。2、护理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一审法院参照2018年度浙江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66432元/年标准确定符合法律规定。3.残疾赔偿金。智诚公司虽然不认可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但并未向一审法院提起重新鉴定的申请，也未提交足以推翻该鉴定意见的相关证据，该鉴定机构具有鉴定资质，鉴定程序合法，鉴定结果合理，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被上诉人构成十级伤残并无不妥。同时，赵鑫自2016年起即在杭州工作生活，系进城务工人员，以非农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并提供了证明、银行流水、租房合同、流动人口居住登记信息证明等，足以认定被上诉人的残疾赔偿金应当适用城镇标准。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张春芳答辩称：认可一审判决，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1、根据上诉人官网的介绍，上诉人是为保洁人员购买了保险的，这也是张春芳选择智诚公司的原因。2、智诚公司主张提供的是居间服务，一审判决认定智诚公司和赵鑫构成雇佣关系，张春芳认为是准确的，智诚公司收取了高额的费用。赵鑫和张春芳没有支付过一次性居间报酬，而是每次都通过软件支付。3、智诚公司主张杭州整形医院延误了救治，事实是当时张春芳第一时间联系了智诚公司，但是智诚公司不予理会。张春芳先送赵鑫去浙一医院，浙一医院认为杭州整形医院较为合适，才去的该院，上诉人不予理会的情形是比较寒心的。 二审中，被上诉人张春芳向本院提交：1、阿姨帮APP“日常保洁”服务页面截图，证明阿姨帮平台会员价格与非会员价格不一致，阿姨帮招募阿姨承诺月入4000-5000元；2、阿姨帮APP“黄金会员”的六大特权页面截图，证明黄金会员享受六大特权，包括享有优选阿姨服务，可以固定专属家洁师，并非由上诉人根据距离随机派单，而系上诉人指派，享受服务人员代下单服务，提前14天预约服务；3、保洁服务相关问答截图，证明上诉人承诺阿姨会参加专业的理论和实操培训，考核通过后才可上岗，上岗后培训老师会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其定期参加复训保证服务质量；4、阿姨帮APP预约保洁服务下单流程截图，证明预约保洁服务的流程不可选择阿姨，仅能预约时间，由上诉人指派阿姨，保洁服务价格为48.6元每小时，高于市场平均水平。下单时使用会员余额享有优惠价格，会员余额大于200元或黄金会员，可享受优选阿姨特权，可享有股东专属家洁师，服务全程上家政险，客户管家1对1服务等。 上诉人智诚公司质证称：对证据1，会员与非会员价格不一，系指充值与不充值客户下单价格不一致，没有等级之分，月入情况只是根据平台阿姨收入情况客观阐述，不构成承诺；对证据2，“黄金会员”的优选阿姨服务是指客户可以看到附近有多少个阿姨，选择自己中意的阿姨；对证据3，并未承诺培训是平台提供，也未承诺日常保洁服务需要经过培训，无证据表明智诚公司对案涉人员进行过培训；对证据4，该截图是普通会员下单截图，只能根据系统智能派单，并非指派人员服务，“黄金会员”是在此基础上可以看到附近的阿姨，从而优先选择。市场价格是由供需双方决定的，会员优惠价格是公司营销手段。关于“可享有股东专属家洁师，服务全程上家政险，客户管家1对1服务等”是入驻平台商家提供的“套餐服务”权益，与“黄金会员”权益无关。 被上诉人赵鑫质证称：对上述证据三性予以认可，上述证据均系智诚公司自有APP上载明的内容，目前仍处于对外展示状态，客观属实，可以证明智诚公司自认其对阿姨进行管理和培训，且阿姨需要接受上诉人指派才能工作。 本院认为，因智诚公司、赵鑫对于张春芳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未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智诚公司和赵鑫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阿姨帮网站的宣传包含如下内容：“我们的追求，专业、便捷、安全并驾齐驱，口碑是阿姨帮的立身之本。专业服务人员严格筛选、择优录取；系统培训、专业工具、标准化流程……安全服务人员实名认证；上门服务家政险保驾护航。”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一、智诚公司与赵鑫之间是否构成雇佣关系？二、赵鑫是否属于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受伤？三、一审法院认定的各赔偿项目金额是否合理。 对于争议焦点一，智诚公司认为其仅为赵鑫与张春芳订立合同提供机会，与赵鑫之间成立的是居间合同关系，并非雇佣关系，主要理由包括：双方之间的协议明确约定不构成劳动或劳务关系，赵鑫可以自主选择提供服务内容、服务时间、结算周期，平台收取服务费用为代收代付等。本院认为，首先，智诚公司主张其与赵鑫签订的《阿姨帮网络服务合同》中明确约定彼此之间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但该合同系智诚公司拟定的格式合同，上述条款属于格式条款，且相应内容属于与赵鑫有重大利害关系，但智诚公司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已就上述条款向赵鑫履行了提示说明的义务，现赵鑫主张该条款对其不产生法律效力，理由成立，赵鑫与智诚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仍需结合案件事实加以评判。其次，居间关系中居间人仅负责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机会或提供订立合同媒介服务，而不作为合同当事人参与合同主要内容的商议。但本案中，张春芳与赵鑫之间并未签署协议，智诚公司与张春芳之间则签订有《阿姨帮用户服务协议》，张春芳在签署该协议注册成为阿姨帮APP用户后可选择相应的服务内容、价格下单。智诚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APP上的服务价格由张春芳与赵鑫商定，故服务价格亦由智诚公司通过阿姨帮APP确定，且张春芳享受服务系直接向智诚公司支付费用，智诚公司也认可张春芳作为平台黄金会员享受过年期间阿姨服务费用不涨价等特权，进一步证明智诚公司系与张春芳之间的家政服务合同的当事人，其对于服务价格存有控制权。再者，一审中赵鑫提供了照片等证据证明其应智诚公司要求在服务时穿着和使用印有“阿姨帮”标志的工作服、背包及抹布，智诚公司虽主张上述物品系赵鑫主动购买，但本院认为，智诚公司作为阿姨帮APP的运营者和平台信息的掌控者，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物品系赵鑫主动购买且赵鑫可以选择不予购买，故赵鑫身着印有“阿姨帮”标志的服装，使用带有“阿姨帮”标志的清洁用具等行为表明其系受智诚公司指派提供服务。智诚公司另于一审庭审中陈述有“第三方公司对赵鑫进行监控”，反映其对于赵鑫提供服务的过程存在相应监管。阿姨帮网站宣传中也表明智诚公司对服务人员的录用有审查机制并进行系统培训，同时存在为服务人员购买家政险的情形，本院认为，智诚公司购买保险的目的仍在于分散经营风险，如依智诚公司所言其仅为居间人，则并无购买上述保险的相应必要。故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赵鑫通过阿姨帮APP提供服务受到智诚公司的管理和支配，关于服务时间、结算方式等是否可以自主选择并不影响双方之间的雇佣关系的认定，原审法院认定赵鑫与智诚公司之间构成雇佣关系，具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 对于争议焦点二，智诚公司主张遛狗并不包含在张春芳选择的家庭保洁服务的范围内，但智诚公司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在张春芳就案涉服务于阿姨帮APP下单时，平台已对上述服务项目不包含遛狗做出了明确说明，并向赵鑫进行了明确的告知。且赵鑫为张春芳遛狗系在服务时间内，其受伤发生于下楼处理保洁垃圾并遛狗的过程中，与其进行的保洁服务存有关联，故原审法院认定赵鑫受伤系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并无不当。 对于争议焦点三，原审法院结合智诚公司、赵鑫、张春芳的过错程度及各自行为对事故发生的原因力大小确定各方应承担的责任比例，应为合理，赵鑫与张春芳也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赔偿项目的认定，智诚公司主张原审未予重新鉴定并采信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有误，本院认为，智诚公司未提供有效反驳证据推翻上述鉴定意见，故其重新鉴定申请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相应规定，原审法院采信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认定赵鑫相关赔偿项目，应属妥当。赵鑫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其居住在城镇并以家政服务等城镇工作作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原审法院据此按照2018年浙江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其误工费、护理费正确。就残疾赔偿金的计算，原审法院实际适用的计算标准为2018年度浙江省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其表述为“2018年度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存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但不影响对赵鑫残疾赔偿金数额的认定。智诚公司另主张杭州整形医院的医疗费用不合理及张春芳延误了赵鑫的治疗，但未提供相应依据证实，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智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25元，由北京智诚永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补缴应负担的诉讼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孔文超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毛胜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