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0民终1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国军，男，1973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玉巧，女，1982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镇江，山东剑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作奎，男，1974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上诉人郭国军、李玉巧因与被上诉人孙作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2020)鲁1082民初62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国军、李玉巧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或查清事实后改判驳回孙作奎的诉讼请求，郭国军、李玉巧无需向孙作奎支付货款。2.孙作奎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诉讼程序错误。本案所涉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不同，合同相对方不同，不应在同一案件中处理。郭国军、李玉巧分别从孙作奎处购买不同的“保健品”(经互联网部分网站确定为涉嫌传销)，也分别向孙作奎支付货款，是不同的买卖合同关系。二、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1.自2017年至起诉前，孙作奎从未分别向郭国军、李玉巧要求支付货款，依据双方的交易习惯，郭国军、李玉巧在购买“保健品”时已现金支付了货款。在一审法庭调查时，孙作奎明确了郭国军、李玉巧曾向其现金支付货款。2.孙作奎原一审时陈述与事实不符，通过孙作奎曾经写给郭国军的纸条，能够体现郭国军曾经向孙作奎现金支付部分货款31000元。3.从孙作奎一审时提交的其与李玉巧间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孙作奎有意与李玉巧恶意串通，但李玉巧并未接受，说明本次诉讼是孙作奎提起的恶意诉讼，应依法追究其恶意诉讼的法律责任。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裁判，以维护郭国军、李玉巧的合法权益。孙作奎辩称，郭国军、李玉巧的上诉请求与事实不符，请求维持原判。孙作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郭国军、李玉巧向孙作奎支付59803元货款；2.郭国军、李玉巧承担所有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作奎对外销售保健食品，2017年6月至2017年11月，郭国军、李玉巧多次从孙作奎处领取其销售的保健品，其中李玉巧签名领取的保健品价款是24314元，郭国军签名领取的保健品价款是19238元。孙作奎对无签字价值16251元的保健食品由郭国军、李玉巧领取未提交充足证据。郭国军、李玉巧对其领取的保健食品货款已经付清的主张未提交证据。一审法院认为，郭国军、李玉巧分别签字确认从孙作奎处领取价值19238元与24314元的保健品事实清楚，应予认定。郭国军、李玉巧虽辩称已付清货款但未提交证据证实，其辩称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孙作奎无证据证明郭国军、李玉巧对其签名之外的货物承担付款责任，孙作奎要求郭国军、李玉巧共同承担付款责任亦缺乏证据证明。对于郭国军、李玉巧未签名的价值16251元销货清单，孙作奎无证据证明郭国军、李玉巧领取上述物品，该部分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郭国军要求损害赔偿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可另行主张权利。同理，李玉巧要求孙作奎返利，亦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规定，判决：一、被告郭国军于判决生效后十日支付原告孙作奎货款19238元。二、被告李玉巧于判决生效后十日支付原告孙作奎货款24314元。三、驳回原告孙作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48元（系减半收取），由原告孙作奎负担204元，被告郭国军负担196元，被告李玉巧负担248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郭国军、李玉巧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字条一张，载明“8.2837517.ˉ付31000.ˉ7.8排毒（叶黄素1果蔬2泡腾2）”，主张该字条系孙作奎于2017年8月28日向郭国军出具，证明郭国军曾向孙作奎支付过货款31000元，孙作奎陈述的向郭国军及李玉巧销售的货款价值总额存在虚假；证据2、关于孙作奎销售的维亿阳光相关产品网络文章打印件，证实案涉维亿阳光产品及宣传均不符合法律规定，涉嫌传销，双方之间买卖合同关系不具有合法性，孙作奎应返还二人已支付的货款。孙作奎质证认为，证据1字条并非其本人出具，其未向郭国军、李玉巧支付过返利，也未以货款抵顶过返利。对证据2认为不能作为认定传销的依据。针对孙作奎对证据1的异议，郭国军称该单据形成过程为，因购买商品数额越大，返利越多，所以郭国军与李玉巧两人购买的货物是放在一起计算返利，37000元是取得返利的最低购买数额，应返利6000元左右。在2017年8月28日前郭国军、李玉巧一共购买了37517元货物，31000元是支付2017年8月28日之前货物的货款，但是和孙作奎提交的单据无法对应起来。同时表示，郭国军、李玉巧是各自支付各自购买货物的货款，计算返利是将两人购物总数额合在一起支付返利，之所以在一审未提交该证据，是因为当时没有找到。因孙作奎不认可该证据由其出具，向法庭申请对该证据进行笔迹鉴定。李玉巧对于该单据的形成过程表示，证据1字条系孙作奎向郭国军和李玉巧二人出具，能够证明货款已经收到。孙作奎向法庭提交其与郭国军、李玉巧微信聊天记录一宗，证实其已多次向郭国军、李玉巧索要货款，李玉巧也知晓郭国军欠付货款，并协助孙作奎索要货款，只是因当时录制的与郭国军间通话录音丢失，才和郭国军一起拒付货款。郭国军、李玉巧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事项有异议。孙作奎提交的第一页微信聊天形成于2018年7月20日前，孙作奎在该打印件上标注的“李玉巧提供账单证明郭、李二人骗走的产品”与事实不符。通过本次二上诉人提交的字条看，2017年8月28日之前货款均已结清，之后的微信聊天记录从未提及未付款问题。孙作奎与李玉巧的其他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可以充分体现李玉巧实际不拖欠孙作奎任何款项。孙作奎从未向李玉巧主张过货款，而是诱导李玉巧向郭国军进行违法取证，恶意诉讼，但没有达到其目的。通过孙作奎与郭国军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孙作奎向郭国军进行虚假宣传，也从未发生过货款催收的任何记录，孙作奎声称通过微信聊天记录向郭国军、李玉巧主张过货款，没有任何依据。本院经审查认为，郭国军、李玉巧提交的证据2仅为网络文章，不足以证实孙作奎涉嫌非法传销，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对孙作奎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郭国军、李玉巧对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郭国军、李玉巧提交的证据1字条，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在本院说理部分予以阐明分析。本院二审审理查明，孙作奎于2018年11月14日8时31分两次微信语音呼叫郭国军，均显示呼叫失败。孙作奎又于8时55分向郭国军（151××××****）发送短信“国军大哥，关于你久欠我的货款的事，你抽个时间咱俩再谈谈吧？不管是我去你那，或是你来我这”，郭国军未予答复。2019年9月12日孙作奎通过微信联系郭国军时，显示孙作奎不是郭国军微信好友。二审中，孙作奎称，当场支付货款时无须签字。二上诉人未支付货款，所以在销货清单中签字，其提交的其他单据虽然无二上诉人签字，但其一审时已申请证人出庭证实二上诉人在领取货物后既未签字也未支付货款。郭国军称时间太久，不记得销售清单一式几联，但记得付款之后会给计算返利的单据，现单据只能找到二审提交的字条，系双方最后计算的总账。李玉巧称销售清单共两联，第二联写有返利内容，货物拿回家吃完后，单据就扔了，现在手中没有单据。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一审法院对诉的主体合并审理，程序是否正当；二、郭国军、李玉巧是否付清货款，孙作奎要求二人支付货款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三、郭国军、李玉巧主张孙作奎虚假诉讼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对诉的主体合并审理，程序是否正当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诉讼标的是指当事人在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或者法律关系。本案中，孙作奎与郭国军、李玉巧分别成立两个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虽然两个买合同关系主体不尽相同，但均为同一种类，一审中郭国军、李玉巧并未对合并审理提出异议，现郭国军、李玉巧二审中以此为由主张一审程序违法，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郭国军、李玉巧是否付清货款，孙作奎要求二人支付货款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二）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郭国军、李玉巧对其提出的已付清货款负有举证责任。对于郭国军、李玉巧二审提交的字条，从出具对象看，郭国军称该字条系孙作奎向其出具，李玉巧称该字条系向郭国军、李玉巧二人出具，存在矛盾；从字条内容看，二人称2017年8月28日，在抵扣6000余元返利后支付货款31000元。郭国军、李玉巧一审时主张每次取货“当场付款”“现金付款一次一付”，但从郭国军、李玉巧认可的销货清单看，2017年8月28日销货清单载明李玉巧购买货物1739元，该字条与二上诉人认可的销售清单内容不符；郭国军、李玉巧二审时主张在2017年8月28日前二人一共购买了37517元货物，31000元是支付2017年8月28日之前货物的货款，既与一审时所称每次取货当场付款矛盾，也与二人认可的销售清单载明货物总额不符。同时，一审时孙作奎表示二上诉人手中持有收据和账单应当提交法庭，郭国军称“当场付款没要付款凭证”，李玉巧称“当场现金付款也没有要凭证”，现又提交收款字条，前后陈述矛盾。综上，郭国军、李玉巧提交的字条与其认可的销货清单相矛盾，也与其一审陈述相矛盾，故本院该证据的效力不予确认。因该字条与孙作奎提交的销售清单数额无法对应，即便系孙作奎出具，亦无法证实与本案诉争款项具有关联性，故对孙作奎的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相反，孙作奎提交的销售清单中有郭国军、李玉巧签字，郭国军、李玉巧虽否认签字代表欠付货款，但在已付清货款的情况下，在未备注已付款的清单中签字，与常理不符。李玉巧主张销售清单一式二联，其持有的一联记载有返利情况，因购买的保健品已消费，就扔掉其持有的单据，但其在一审答辩时称孙作奎欠付其返利款，其既主张欠付返利款又主张将记载返利情况的单据扔掉，亦存在矛盾。郭国军认可151××××****系其手机号码，在收到孙作奎催要货款的短信后并未否认欠付货款，亦与常理不符。综上，孙作奎提交证据的证明力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对孙作奎主张的事实予以确认，应认定郭国军、李玉巧分别欠付孙作奎货款19238元、24314元。至于孙作奎认可曾有一次收取现金的问题，孙作奎主张对于已付款的货物不再出具销货清单，其解释符合日常逻辑，郭国军、李玉巧相关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郭国军、李玉巧主张孙作奎虚假诉讼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问题。虚假诉讼，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虚构事实或者伪造证据，捏造民事法律关系，恶意提起民事诉讼的行为。本案中，郭国军、李玉巧认可从孙作奎处购买货物，对孙作奎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微信聊天记录中也无孙作奎要求李玉巧虚构事实或伪造证据，且经本院审理查明，郭国军、李玉巧确系欠付孙作奎款项，故郭国军、李玉巧相关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玉巧、郭国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9元，由上诉人李玉巧、郭国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英秋审判员  马树芳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刘颖霞书记员邹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