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93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贺琴芳,女,1990年7年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南省祁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志勇，上海志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宝妃，女,1980年10月15日出生，布依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琨，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鸣,男，1959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上诉人贺琴芳因与被上诉人刘宝妃、高鸣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2民初88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贺琴芳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刘宝妃原审诉请。事实和理由：讼争200余万元系设立运营上海A有限公司的出资行为，并非高鸣对贺琴芳的赠与。成立公司系由高鸣提起，初始投资人有贺琴芳、高鸣及案外人秦某，贺琴芳亦出资20万元，后秦某退资40万退出公司经营。上海A有限公司于2019年12月3日成立，贺琴芳、高鸣各自占51%、49%股权。高鸣确系公司的实际经营人，且高鸣经营公司情况不可能都需征得要刘宝妃同意。高鸣送礼物给贺琴芳，贺琴芳确有道德上的亏欠，对该部分财产可予以归还。各方发生矛盾后，2019年12月24日上午，高鸣及其律师、刘宝妃和其外甥女及贺琴芳一起商讨还款问题。无论是操作股权变更或协商签署还款计划书，都有高鸣聘请的律师参与，还款计划书是双方自愿情况下签署的，合法有效，最终明确还款计划承诺书融资按照191万元计。根据本案中公司的状态、股权变更等情况可以认定，双方是合法经营关系。因为是投资行为，高鸣去掉了租金担保人，不可能公司运营所有的风险均由贺琴芳一个人承担，故贺琴芳只能在能力范围内归还118万，其余部分如果有盈利的话双方可以再商讨。被上诉人刘宝妃辩称，不同意上诉人贺琴芳的上诉请求。高鸣和贺琴芳之间不存在投资和借贷关系，涉案款项系违反公序良俗的赠与，应当全部返还。房屋租赁合同担保人变更为12月24、25号左右。刘宝妃虽清楚变更股权之事，但并不了解还款计划承诺书。该承诺书系高鸣与贺琴芳隐瞒刘宝妃的私自作假行为，被发现后刘宝妃还与高鸣发生肢体冲突。原审查明事实清楚，请求二审维持原审判决。被上诉人高鸣辩称，不同意上诉人贺琴芳的上诉请求。高鸣自2019年7月以后通过办理孩子辅导教育与贺琴芳认识并发展成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贺琴芳伪造学历，隐瞒已婚状况，以此欺骗高鸣，致高受骗上当。高鸣与贺琴芳之间资金往来系赠与行为。筹备公司是为了博得贺琴芳好感，前期筹备中虽有案外人秦某参与，但之后秦某退出公司筹备。投资设立公司所需钱款均来源于高鸣一方。高鸣从事电子元器件贸易经营，系上海B有限公司总经理，法人为刘宝妃。签署还款计划书系遵从律师要求，并未仔细阅看。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请求二审维持原审判决。刘宝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确认高鸣对贺琴芳赠与2,248,013元的行为无效；2、判令贺琴芳向刘宝妃返还2,248,013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宝妃与高鸣于2006年11月22日结婚。高鸣自2019年10月10日起至2019年12月10日期间通过尾号为3572的银行账户合计向贺琴芳及贺琴芳指定的账户、上海C有限公司转账支付共计2,029,400元。2019年10月30日，高鸣通过尾号9223的银行账户刷卡支付上海C有限公司50,000元。高鸣自2019年8月23日起至2019年10月10日期间通过微信、支付宝转账给贺琴芳共计5,020元。另，根据刘宝妃与贺琴芳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贺琴芳确认高鸣为其购买衣服、项链、包等物品共计花费163,593元，刘宝妃确认贺琴芳已归还120,000元。另，刘宝妃与高鸣均确认双方在婚后未对财产处分有过约定。另查明，根据刘宝妃（以下内容中简称“刘”）与贺琴芳（以下内容中简称“贺”）之间的微信聊天内容，刘说：“说真的，很谢谢老天爷这样的安排，让我们昨天很平静，很淡定的谈论，我的心彻底的安静下来，得到了释放，所以我希望你和高鸣之间的事早点扯清，不要耽误我XX”，贺说：“嗯，好的....我会尽量早点扯清了断我和他之间的事，不耽误你XX。你是个很好的女人，妻子。其实内心你还是很善良的。至于你的性格通过昨天我和你的沟通，我相信也是他把你硬生生的逼成今天这样的。我相信你离开他你会过得更幸福.....”，刘说：“谢谢你的理解，我也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家丑不可外扬，事已经发生了，好好解决，好好照顾自己，你我都很年轻，不值得我们这样付出，相信我，离开这个男人……”，贺说：“无论之前因为我的出现或我的原因，让你们发生了些不愉快或造成的伤害我已也无法弥补，本人在此说声抱歉（虽然说这话已没用）……但结果已经是这样了，我会竭尽全力来解决此问题。该承担的责任也绝不逃避的。”再查明，上海A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12月3日，法定代表人为贺琴芳，注册资金人民币10万元。2020年1月10日，该公司的投资人（股权）由贺琴芳、高鸣变更为贺琴芳一人。另，贺琴芳作为乙方（承租人）、高鸣作为丙方（担保人）与上海C有限公司作为甲方（出租方）于2019年11月2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XX路XX号-4，XX路XX号-4房屋用于教育培训等。2019年12月24日，贺琴芳作为担保方、上海A有限公司作为新承租方与上海C有限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变更协议书，对原合同的部分相关权利义务等进行变更。原审庭审中，贺琴芳表示本案系争款项系其与高鸣及案外人秦某三人投资设立教育培训机构的投资款，其中案外人秦某出资40万元，后案外人秦某在公司筹备阶段于2019年11月18日退出，贺琴芳表示秦某的出资款已退还。公司设立后，高鸣又退出。再之后，贺琴芳向高鸣出具还款承诺书，明确将投资款转化为借款。高鸣则表示其转账秦某的24,000元系其代贺琴芳退还秦某的部分投资款。高鸣将股权转让给贺琴芳时并未获得股权转让款，且三方并未签订书面合作协议，其确认上述所有赠与款项均系为博取贺琴芳的好感，从而维持和发展与贺琴芳之间的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财产属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双方未选择其他财产制的情形下，夫妻对共同财产形成共同共有。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具有平等的权利，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的，夫妻双方应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刘宝妃与高鸣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没有特别约定婚后分别财产制，故高鸣名下的钱款应当属于夫妻共有财产。现根据在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可以确认高鸣自认其与贺琴芳之间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高鸣陆续向贺琴芳赠与钱款用于筹备设立公司、租赁房屋、购买物品等，并非系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现刘宝妃对此赠与行为不予追认。另外，高鸣的上述赠与行为明显有悖于社会公序良俗，损害了刘宝妃的财产权益，为法律所禁止。故刘宝妃将涉案款项赠与贺琴芳的行为应属无效，贺琴芳所获得的受赠款应予以全部返还。至于贺琴芳所称系双方合伙投资设立公司之抗辩意见，原审法院注意到以下细节：首先，虽高鸣作为原登记股东，但无法反映高鸣实际参与了公司的经营，且双方亦未签订书面投资协议；其次，在公司设立后不久高鸣在并未获得任何对价的情况下退股，公司变更登记为贺琴芳占股100%；最后，贺琴芳将设立公司的投资款转化为双方之间的借款。综合分析上述情况，原审法院认为，有理由相信该公司系高鸣在婚内为维持和发展与贺琴芳之间的不正当男女朋友关系的背景下设立，且为筹备设立公司的钱款大部分来源于高鸣，虽高鸣曾登记为公司原股东，但实际也未参与公司经营，故对贺琴芳所称本案所涉款项系合作投资之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就贺琴芳所获得的赠与总金额，其中对无争议的部分，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对有争议的转款，关于高鸣转账秦某的24,000元，该付款时间系秦某退出共同投资的时间点，另依上述公司设立的分析情况，该部分款项有理由相信应与贺琴芳相关，高鸣所称系代贺琴芳支付秦某的退款，具有高度盖然性，故该部分费用应计入贺琴芳的受赠款项。对于高鸣所支付的租金，依上述公司设立的分析情况，再结合相关的租赁合同等证据，明显高鸣所付租金情况与筹备设立公司相关，故该部分费用应计入贺琴芳的受赠款项。对于高鸣通过微信、支付宝转账的金额，贺琴芳表示系代高鸣所支付的应酬费用，对此并未提供足够依据，原审法院亦不予采信，故该部分费用应计入贺琴芳的受赠款项。故高鸣向贺琴芳赠与款项共计2,248,013元。综上所述，鉴于高鸣向贺琴芳赠与行为发生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该行为有违公序良俗，故高鸣向贺琴芳赠与款项共计2,248,013元的行为无效。此款贺琴芳应予以返还，但鉴于刘宝妃当庭确认贺琴芳已返回款项120,000元，且刘宝妃与高鸣尚处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故贺琴芳应返还刘宝妃2,128,013元。原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之规定，于二○二○年七月十日作出如下判决：一、确认高鸣向贺琴芳赠与2,248,013元的行为无效；二、贺琴芳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刘宝妃赠与款2,128,013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2,392.05元，由高鸣、贺琴芳共同负担。二审审理中，当事人未提供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本案讼争钱款性质认定问题，当事人各方对本案中涉及的资金总额为2,248,013元并无异议，且亦认可上述钱款系从高鸣处转出。根据2001年修正的婚姻法相关规定，在高鸣、刘宝妃婚姻存续期间，一般而言无论哪方存储的钱款资金，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夫妻一方未征得另一方同意或无正当理由，不得将共同财产擅自处分、赠与他人。但如夫妻一方对外正常合法投资经营，当然属于法律允许的范畴。对此，本院对上述资金情况结合案件其他事实逐一分析论证如下：首先，高鸣、贺琴芳投资成立有限责任公司，与之相关的资金往来是否可认定为一方对另一方的赠与行为。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具备符合法定股东人数、有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股东共同制定公司章程、有公司名称、建立符合有限责任公司要求的组织机构、有公司住所等要求。经申请设立登记后，上海A有限公司于2019年12月3日成立。根据工商登记资料，公司初始登记投资人（股权）为贺琴芳、高鸣，故无论贺琴芳或高鸣对公司的投资，都转化为公司的资产，自然高鸣对公司的出资对应成为公司的股东。此时，作为股东贺琴芳、高鸣对该公司享有财产权及成员权等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高鸣、贺琴芳之间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与上述公司依法设立并作为独立法人在市场经济中经营，无直接利害关系。高鸣、贺琴芳之间涉及公司设立运营资金争议处理，因双方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以违法公序良俗的规定评判，显然依据不足。即便股东一方不参与公司实际经营，亦不妨碍其作为股东享有的股东权益。其次，从刘宝妃发现高鸣、贺琴芳之间不正当关系后，各方共同将高鸣从原房屋租赁合同的担保人去除，于2019年12月24日重新签署房屋租赁合同，担保人变更为贺琴芳。高鸣也从公司退股，并与贺琴芳签署协议，由贺琴芳归还高鸣涉及公司设立运营投入资金款（2019年12月26日贺琴芳、高鸣签署还款计划承诺书）。高鸣具备长期从事经营营利性法人组织的丰富经历，对公司的筹备设立及运营具备相当的能力。上述一系列事实可印证，高鸣、刘宝妃夫妻与贺琴芳之间实际就公司经营及退股等问题作出明确约定，即高鸣退出上海A有限公司，由贺琴芳支付对应价款。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涉及该部分资金往来不宜认定为高鸣对贺琴芳一方的赠与行为。对于所涉具体数额，各方一度陈述不一，但认为还款已包含于本案资金总额为2,248,013元以内，且贺琴芳也确认还款计划承诺书向高鸣融资191万元。对此，本院结合在案还款计划承诺及各方陈述等在案证据，确认本案涉及争议资金总额2,248,013元中的191万元涉及公司设立及运营。该191万元争议资金，还涉及具体归还数额及期限等问题，与刘宝妃在本案中确认赠与合同无效诉讼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显然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权利人可依法另案再行主张。至于涉及当事人之间其他争议钱款，如上所述，高鸣作为夫妻一方，擅自将共有财产给付与其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婚外女性贺琴芳，该赠与行为显然有违善良风俗，刘宝妃作为夫妻一方有权提起确认赠与合同无效之诉。因违背公序良俗的赠与行为自始无效，贺琴芳应予以返还。经核算，涉及该部分338,013元（2,248,013元-1,910,000元）扣除已归还部分12万元后，贺琴芳尚需返还刘宝妃钱款218，013元。综上所述，本院对原判予以变更。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以及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2018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二十三条、2001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2民初8834号民事判决；二、确认高鸣向贺琴芳赠与钱款合同行为无效；三、贺琴芳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刘宝妃人民币218,013元；四、驳回刘宝妃原审其他诉请。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人民币12,392.05元，由刘宝妃负担人民币11,190.27元，由贺琴芳负担人民币1,201.7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收取计人民币24,784.1元，由刘宝妃负担人民币22,380.6元，由贺琴芳负担人民币2,403.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列宾审判员  单文林审判员  朱雁军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俞俊俊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三条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股东符合法定人数；（二）有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三）股东共同制定公司章程；（四）有公司名称，建立符合有限责任公司要求的组织机构；（五）有公司住所。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