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浙0213行初37号 原告张华良，男，1958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浙江省宁波市人，住宁波市奉化区。 原告张慈良，男，1969年10月9日出生，汉族，浙江省宁波市人，住宁波市海曙区。 上述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贾志忠，北京盈科（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和济街**。 法定代表人孙义为，局长。 出庭应诉负责人梁国荣，奉化分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汪来德。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钱黎明，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张国华，男，1953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浙江省宁波市人，住宁波市奉化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张明，男，1987年2月23日出生，汉族，浙江省宁波市人，住宁波市奉化区，系第三人张国华儿子。 原告张华良、张慈良诉被告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第三人张国华林业行政登记一案，于2020年6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年7月3日引调立案，并于同年7月6日向被告及第三人邮寄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于2020年8月3日正式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慈良及两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贾志忠、被告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出庭应诉负责人梁国荣及其委托代理人汪来德、钱黎明、第三人张国华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奉化市人民政府于2006年9月20日作出编号为奉林证字（2006）第×××07830100622号林权证的登记行为。 原告张华良、张慈良起诉称：1982年底，根据浙江省委省政府及奉化县委县政府关于林业“三定”、建立健全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有关文件精神，奉化县畸山人民公社大张村第三生产队管理委员会组织研究落实了林地承包责任制相关事项。随后，大张村第三生产队管理委员会召开了全体村民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大张村第三生产队队长张松林、社员王建君、张高良、陆军国、张方平、徐春定、张根义（已去世）、张松（已去世）、张叶儿、柳国定等村民，会议通报了林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关政策，共同研究了集体林地发承包事宜，并根据大张村三组集体所属林地的实际情况以及当时各家庭户的实际人口，按照人口“定粮分配”的原则发包到户，二原告和第三人张国华之父张南成（1996年已去世）代表当时的张家大家庭户按照8人的标准承包到大平头山7亩经济林地以及石桥横山12亩柴林，1983年7月1日大张村三队按照公社的要求与各承包户补充签订了林地承包合同，张南成指派第三人张国华前往代理山林承包合同书的签订事宜。 1982年底林地实际发包到户后，案涉林地一直由二原告张华良、张慈良及第三人张国华共同经营管理，原告张慈良搬往宁波后则委托原告张华良、第三人张国华代为管理其经营管理的份额，原告张华良、第三人张国华实际经营管理的林地面积占案涉7亩大平头山林地面积各半，1996年张南成去世后，二原告及第三人也未提起家庭林地分配事宜。 2020年1月初，大张村下发大平头山林地征收补偿方案时，第三人张国华突然拿出已于2006年将属于原张南成承包户的7亩大平头山林地登记到其名下的林权证，提出大平头山7亩林地归他个人家庭所有，二原告对其主张不予认可。 二原告认为，1982年年底父亲张南成是按照当时包括父亲张南成、母亲杨彩娣、第三人张国华及妻女、二原告和姐姐张如飞的8人“人口定粮”标准承包7亩大平头山经济林的，1983年7月1日补充签订的承包合同书签章位置也是父亲张南成的印章，1982年林地发包到户后案涉林地也一直由原告张华良和第三人共同实际经营管理（含代管原告张慈良的部分），案涉林地承包经营权理应属于二原告以及第三人张国华，被告程序不合法，导致事实认定错误，并作出错误的登记行为，严重损害了二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向法院起诉，请求判决撤销被告于2006年9月20日颁发给第三人的奉林证字（2006）第×××07830100622号林权证中面积7亩的大平头山林地使用权登记内容。 原告张华良、张慈良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1.张南成户林地承包合同书一份，用以证明1983年案涉大平头山林地承包合同由张南成签章的事实。2.张尧忠（张林祥）户林地承包合同书二份，用以证明大张村三组将张国华、张华良视为同一承包户内成员的事实。3.大张村三队1983年7月签订的山林承包合同书十四份、调查笔录（徐春定）一份，用以证明大张村三组1982年年底林地实际发包到户、1983年7月补签承包合同以及每个承包户都按照“人口定粮”分配原则承包到了相应份额的大平头山及石桥横山两种性质的林地的事实。4.关于大张村第三生活队1983年山林承包具体情况、张如飞书面证言各一份，用以证明1982年大张村三队根据人口“定量分配”原则按照张南成户8人标准进行案涉林地的发包以及张国华、张华良一直共同经营管理案涉林地的事实。5.张高良调查笔录一份，用以证明1982年林地发包到户后张国华、张华良一直共同经营管理案涉林地以及奉化区政府2006年林权证的办理程序违法的事实。6.张国华林权证一份，用以证明2006年被告将案涉大平头山7亩林地登记到第三人名下的事实。7.大张第三生产队第一期大平头征山分配清单一份，用以证明大张村三组也认为原告跟第三人共同承包案涉林地。征地补偿款张华良有0.67亩，张国华有4.12亩，但相应款项都由张国华一人领取的事实。 被告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答辩称：一、案件的基本情况。1982年底，奉化县畸山公社大张村第三生产队管理委员会召开全体村民会议，会议通报了林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关政策，根据大张村三组集体所属林地的实际情况以及当时各户的实际人口，按照人口“定粮分配”的原则发包到户。1983年7月1日，大张村三队按照原畸山公社的要求，与各承包户补充签订了《奉化县畸山公社山林生产承包合同书》。 1982年分山到户时，因二原告尚未婚娶，与其父亲张南成、母亲杨彩娣和姐姐张如飞共5人共同生活在一起，构成一个家庭独立户；第三人张国华及其妻女（其子尚未出生）生活在一起，构成单独农业家庭户，上述二家庭成员共计8人。按照当时第三生产队的林地分配标准，其中张国华户一家3口承包到大平头山7亩林地，张南成户一家5口承包到石桥横山12亩林地。1983年7月1日，第三人张国华与集体签订了大平头山7亩的山林承包合同书。另外，张南成户以一家5口之主的名义也签订了其家庭户的石桥横山12亩林地的承包合同。 2006年，根据政府有关部门的部署和文件规定，原奉化县农林局对原来承包的林地重新进行登记发证，以1983年林地承包合同及发证情况作为该次林地承包登记发证的基本依据，相关登记表经农户确认或异议后，重新颁发林权证。第三人于2006年9月取得了新颁发的奉林证字（2006）第×××07号林权证。虽然，张南成1996年去世，但本次承包林地重新发证时，石桥横山12亩林地仍登记在张南成名下，但其林地承包权人仍归张华良、张慈良等原来的5位承包权人，其山林权证号为奉林证字（2006）第Ａ17—03—23。 2019年，第三人承包的7亩案涉林地被依法征收。2020年1月，第三人张国华以承包林地的被征收人身份进行了登记。二原告认为，2006年颁发的山林权证记载错误，该证所记载的张国华户的7亩山地应为家庭共同承包，二原告也应当为林地承包权人，故二原告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二、原告张华良、张慈良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应予驳回。 （一）本案属于行政复议程序前置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已经依法取得的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林、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应当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被告认为，本案中，案涉林地属于自然资源的使用权，且已经依法进行了权属登记，如张华良、张慈良认为原奉化县农业农林局于2006年作出的对张国华户林权登记的行为，侵犯了二原告在1982年取得林地使用权的合法权益，依照法律规定，张华良、张慈良必须先行申请行政复议。现张华良、张慈良未向相关行政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显然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故本案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 （二）二原告与案涉林地无利害关系，故不具有原告的主体资格。第三人张国华于1978年结婚，两人于1979年育有一女张亚明，张国华夫妇在1981年补领结婚证，在1987年又育有一子张明。1982年分山到户时，张国华早已单独立户，一家三口承包了大平头山7亩林地，并非如二原告所述的张国华户与其父张南成户共8人共同承包案涉的林地。张国华于1983年7月1日签订的《奉化县畸山公社山林生产承包合同书》及《奉化市农村责任山自留山分户名册表》也证实了这一事实。原告张华良于1987年结婚，原告张慈良由于年龄最小，结婚时间更是晚于1987年。故1982年分山到户时，张华良、张慈良二人尚与其父张南成、其母杨彩娣、其姐张如飞为假定户而未单独立户。当时，张南成户5人承包了石桥横山林地12亩，不存在张国华户与张南成户8人一起共同承包7亩大平头林地和12亩石桥横山林地的情况。换言之，大平头山的7亩林地是单独分给张国华3人承包的，原奉化市农林局2006年时将7亩大平头林地按1983年签订的《奉化县畸山公社山林生产承包合同书》的内容进行调查登记并颁证给张国华的行政行为，与原告张华良、张慈良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8〕1号）（以下简称《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项的规定，二原告张华良、张慈良并不具备本案的原告资格，其起诉不符合条件，应当驳回起诉。 本案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根据《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当事人必须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之日起的6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如果未告知诉权的，则应当在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行为的一年内提起诉讼。本案中，2006年的林地承包登记发证后，是由原告张华良领取了其父张南成的林权证，这一点原大张村第三生产队队长徐春定已经证明。同时，张南成的林权证上明确载明其所有的林地为12亩石桥横山林地，故二原告应当早已知道存在第三人案涉林地的颁证登记行为，但是二原告至2020年的7月才提起诉讼，早已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 三、被告对张国华户山林权登记行为程序合法 根据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延长山林承包期工作的通知》（浙委办〔2006〕5号）文件精神，原奉化市农林局、奉化市延长山林承包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作出《关于在延长山林承包期中做好林权证发放工作的通知》（奉农[2006]57号）并开展延长山林承包期工作。具体工作程序为：（一）填表。由村里对已签订承包合同农户填写《奉化市农村责任山自留山分户名册表》，经各户主签字或盖章后，由村里报镇政府或街道办；（二）初审。各镇政府或街道办对各村上报的材料进行初审，经审核属实后，在审批表上签署意见或盖章后，将相关材料统一上报原奉化市农林局；（三）审核发证。原奉化市农林局对镇政府或街道办报送材料进行审核且确认后，委托镇或街道填写林权证，再行复核后发放到农户。有关农户或单位对林地的面积、四至、权属等有异议的，各镇、街道要及时组织调查核实，做出处理后，再核发林权证。原奉化市农林局对大张村的林权发放程序是以村为单位，由村里统一按照上述流程办理的。同时，操作流程也符合《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五条、第九条、第十一条及第十四条的程序性规定。因此，被告对张国华户的山林权登记行为程序合法。 四、被告对张国华户山林权登记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依据正确。 原奉化市农林局对第三人张国华户的2006年山林权登记发证行为，系大张村根据张国华1983年7月1日签订的《奉化县畸山公社山林生产承包合同书》和《浙江省奉化县社员自留山使用证》［畸（補）字第55号］填报了《奉化市农村责任山自留山清册登记表》［山林权证号码：奉林证字（2006）第×××07、合同编号：×××07］后，按奉农［2006］57号文载明的流程依法办理的。张国华户的《奉化市农村责任山自留山清册登记表》分别由张国华、村里经办人徐春定和镇里审核人张忠良签字或盖章确认，最终由原奉化市农林局进行复核后向张国华户发证。在此过程中根据奉农［2006］57号文第三条第（三）项规定：有关农户或单位对林地的面积、四至、权属等有异议的，各镇、街道要及时组织调整核实，作出处理后，再核发林权证。但本案二原告此前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尤其是，二原告在明知自己所应分得林地已包括在分给其父张南成的12亩石桥横林地中，且二原告长期持有其父亲张南成的林权证［林权证号：奉林证字（2006）第Ａ17—03—23］的情况下，其再行向案涉林地主张权利，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据此，被告对张国华户山林权登记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依据正确。 五、原奉化市农林局对案涉的林权登记行为有法定职责，被告是承继该局林地登记法定职责的行政机关。 根据《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依法履行林权登记职责。在2006年时，山林权登记由原奉化市农林局负责。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宁波市部分行政区划的通知》（浙政发〔2016〕36号），原奉化市撤市改区。同时，根据《关于印发宁波市国土资源局有关市辖区分局“三定”调整通知》（甬土资发〔2017〕4号），奉化区范围内的不动产登记，由宁波市国土资源局奉化分局负责，具体由奉化区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办理。根据中共宁波市委和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波市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甬党发〔2019〕2号），原宁波市国土资源局奉化分局改革后为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奉化分局。现张华良、张慈良要求撤销原奉化市农林局2006年对张国华户山林权登记，原奉化市农林局相关职权已由被告承继，故被告系本案适格被告。 六、关于张国华户的《奉化县畸山公社承包合同书》（以下简称《张国华户合同书》）签字盖章处为张南成印章的问题以及数位大张村村民均表示案涉土地系张南成、张国华8人户大家庭共同所有的问题。 被告认为，即使《张国华户合同书》所签印章系张南成的，该代签行为依法仍构成代理关系，且符合表见代理的特征 1983年7月1日签署的《张国华户合同书》列名合同主体中，权利主体（发包主体、甲方）是大张村第叁生产队，承包单位（承包权人、乙方）为大张村第叁生产队张国华，（家庭）人口为3人；合同尾部的乙方签名盖章处加盖的印章并不清晰，不能确认无疑地判定系张南成的印章。退一步说，就算系张南成的印章加盖在《张国华户合同书》上，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该行为仍构成无权代理或有权代理关系，但绝不可能成立张南成夫妇与其他子女共5人成为合同的承包主体。尤其是，在农村中基于父子关系而产生的代理行为普遍存在，且也被公众和集体组织所认可，故基于该特殊关系，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张南成在《张国华户合同书》上加盖印章签署合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代理行为有效，合同有效。再退一步来说，就算其父张南成在没有授权委托手续的情况下无权代张国华签订该合同，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由于张南成系无权代理，故该合同成立但未生效。但是，合同甲方从未催告张国华对该合同进行追认，张国华也从未进行过否定，且在2006年按照1983年原存合同书，张国华签署了《奉化市农村责任山自留山清册登记表》，该行为是对1983年张南成代签合同书的行为的追认。另一方面，张国华户对合同所涉山林地的实际占有使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规定，也视为对合同的追认。因此，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该合同自始有效，合同涉及的7亩大平头山林地归张国华所有系合法有效且无异议的。认定案涉7亩山林地使用权归属于张南成户及张国华户8口人共有所有，显然不具有法律依据。 另外，张南成同一日还签署了另一份《奉化县山林生产承包合同书》（以下简称《张南成户合同书》），该份合同书列明合同主体中，权利主体（发包主体、甲方）是大张村第叁生产队，承包单位（承包权人、乙方）为大张村第叁生产队张南成，（家庭）人口为5人；合同尾部的乙方签名盖章处加盖的印章相对较为清晰，为张南成的印章。由此不难推断，在1983年7月1日，张南成作为户主为其生活的家庭户签署了一份合同书，又为其长子代签了一份合同。 七、1983年山林地分配系以家庭户为单位进行的，张国华当时已独立成户且已生育，与其父张南成户分别按各自人口签订承包合同符合政策规定和实践。 根据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稳定山权林权和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若干问题的规定》（省委〔1981〕64号）“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部分第三条规定，大张村1983年分配林地是以家庭户为单位，分配到户，并据此签订《奉化县畸山公社山林生产承包合同书》。另一方面，张国华于1978年结婚，于1979年生育一女，随即与父母亲等原有家庭分家，1983年承包山林地时已结婚5年。在农村中，男性结婚成家后与其妻及女儿独立组成家庭户本就符合民间习俗。换言之，在第三人张国华已独立成户的情况下，其与父亲张南成分别签订山林承包合同书，分别承包山林地既符合政策规定的，也符合该生产队的操作实际。 八、从1983年的相关山林权承包合同来看，案涉7亩山林地归张国华所有与事实相符。 一是，从《张国华户合同书》和《张南成户合同书》记载的内容来看，案涉7亩山林地应当归张国华户3人所有。如前所述，《张国华户合同书》记载的承包户家庭为3人（即张国华夫妇和张亚明），且承包的山林地为一处，其面积为7亩，即人均约2.33亩；《张南成户合同书》记载的承包户家庭人口为5人（即张南成夫妇及其二子张华良、张慈良和女儿张如飞），其承包的山林地为二处，合计12亩，即人均为2.4亩。显然，从上述两个合同内容来看，不论是家庭人口数，还是各户的人均林地数，或者合同当事人情况，张国华户3口人承包了案涉7亩山林地，张南成户5口人承包了另二处共计12亩的山林地，才是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合同要件的，才使得合同具有合理性。 二是，从其他承包户的山林地承包合同的情况来看，可以佐证案涉山林地归张国华所有。如前所述，当时的承包合同是按户签署的，即使某一户分配有二处以上的山林地，仍记载在同一份合同中。这一点不光可以从张国华户（仅一处山林地）和张南成户（有二处山林地）各自只有一份承包合同可以印证，我们还可以从其他同一生产队的村民家庭的承包合同加以印证：具体见下表 大张村第叁生产队农户山林地承包合同情况对照表 序号 承包户名 家庭人口数 林地宗数 林地总面积（亩） 人均林地（亩） 签订合同书 1 张国华 3 1 7 2.33 1 2 张南成 5 2 12 2.4 3 张尧忠 2 3 5 2.5 1 4 张林祥 7 3 17 2.43 1 5 张松 6 2 15 2.5 1 6 王建君 2 3 5 2.5 1 7 王建尧 3 3 7 2.33 1 8 陈嫩恩 3 3 7 2.33 1 9 张仁义 6 3 15 2.5 1 10 张怡然 3 3 7 2.33 1 11 张贵宝 6 6 15 2.5 1 12 徐春定 3 3 7 2.33 1 13 徐孟根 5 3 12 2.4 1 14 王丁康 6 3 15 2.5 1 15 张和定 6 3 15 2.5 1 16 张国锋 5 2 12 2.4 1 从上表可知，该生产队的人均林地亩数在2.33亩至2.5亩之间，且不论每户分有几宗林地，均是以户为单位签订在同一张承包合同中。因此，张国华户本身有自己单独的承包合同，而其父张南成也签订有单独的承包合同，人均林地亩数也符合当时该生产队人均承包平均数，可以佐证证明案涉7亩林地应当为张国华户独有。 九、被调查村民虽经历过1983年合同签订以及2006年林权的重新登记，但前述两件事发生时间距今时间较为久远，且其所述内容与相关书证记载内容相悖，故可信度不高。 1983年，原畸山公社要求大张村第三生产队与各承包户补充签订了《奉化县畸山公社山林生产承包合同书》，至今已历经37年。经历了如此大的时间跨度，被调查村民能清晰记得当年张国华户、张南成户签订合同的具体情况的可能性较低，故其证言的可信度并不高。而且，被调查村民的证言均系传来证据，而《张国华户合同书》系书证，属于原始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二条第（六）项规定，证明同一事实的数个证据，在证明效力上原始证据优于传来证据，故在《张国华户合同书》与被调查村民的证言相左时，应以《张国华户合同书》为准。 综上所述，张南成代第三人张国华签订的《奉化县畸山公社山林生产承包合同书》符合农村习惯，以构成表见代理，且张国华户已予以追认，故《张国华户合同书》合法有效，第三人承包大平头山7亩山林地，原奉化市农林局于2006年根据此承包合同进行林地权属登记的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内容适当。本案属于复议前置案件，原告张华良、张慈良的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据此，恳请法院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或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于2020年7月21日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1.张国华户的《奉化县畸山公社承包合同书》、张国华户《浙江省奉化县社员自留山使用证》［畸（補）字第55号］、张国华户《奉化市农村责任山自留山清册登记表》（山林权证号码：×××07、合同编号：×××07）、张国华、孙英娣夫妇的《结婚证》、张南成户《奉化县畸山公社承包合同书》、溪口镇大张村第三生产队《奉化市农村责任山自留山分户名册表》、张南成户《奉化市农村责任山自留山清册登记表》（山林权证号码：Ａ17—03—23、合同编号：Ａ17—03—23）、张国华的《林权证》各一份，用以证明案涉林地与原告张华良、张慈良并无利害关系，其主张原奉化市农林局于2006年将案涉林地错误登记在第三人张国华名下的主张不能成立，对第三人张国华的山林权登记系按照1983年时原存资料进行登记并发证的事实。2.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切实做好延长山林承包期工作的通知》［浙委办（2006）5号］、奉化市农林局和原奉化市延长山林承包期工作领导小区办公室作出《关于在延长山林承包期中做好林权证发放工作的通知》［奉农（2006）57号］各一份，用以证明原奉化市农林局在2006年对张国华户山林权的登记行为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且于法有据的事实。3.于2021年1月4日提供了《证明》一份，用以证明被诉林权证较《奉化县畸山公社承包合同书》中“南至”发生变化，系2006年山林延包时，工作人员误记造成的事实。4.于2021年1月4日提供了《告知书》、邮寄凭证、《公告》、《公告》公示现场照片各一份，用以证明被告发现张国华林权证“南至”变化应为误记，而向张国华送达了《告知书》，并告知其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且又对此情况在该村村委会的公示栏中进行了公告的事实。5.于2021年1月4日提供了《决定书》、邮寄凭证各一份，用以证明被告在查明事实、进行告知和公告后依法作出决定，对第三人张国华林权证“南至”一栏在不动产登记资料中备注变更为“张林祥”，并向其送达《决定书》的事实。 第三人张国华答辩称，其同意被告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答辩意见。第三人表示已记不清1983年签合同时是张南成去签的还是张国华去签的事实。 第三人张国华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出示依职权制作的调查笔录四份，用以证明当初林权承包的相关政策、事实及经过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认定：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林权证登记日期在前是9月20日，清册登记表日期在后是9月30日，承包合同书虽然抬头姓名是张国华，但落款乙方盖章是张南成的章，当时情况是张国华带着张南成的章过去签合同的，因为当时张南成已67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年龄偏大，就这个问题张南成的女儿张如飞也能证明，认为被告颁证给第三人的行为违反法定程序，没有进行公告。对证据3、4、5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且提交证据超过举证期限。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对被告提供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证据3、4、5系被告在本案审理期间针对案涉行政行为作出的更正登记相关材料，不存在超过举证期限问题，对被告就案涉行政行为作了更正登记的事实予以确认。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第三人对证据1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没有异议，但该证据原告主张是由张国华持张南成章去签署这一事实认为与客观事实不同。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两份合同恰恰证明张林祥和张尧忠两父子是分别签订承包合同，分别承包山林地的，正好证明张国华户和张南成户也应当分别签订承包合同，分别进行承包。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首先人口定粮分配原则，是指承包都是按户为单位，而合同也是按户进行签订，从来没有出现一户人家签两户合同的事实，以及对应的人口、山林地、面积都能进行对应，徐春定的笔录跟村经济合作社盖章的责任山自留山清册登记表以及两份承包合同内容相违背，而清册登记表及承包合同是被告做证的基础材料，因此，其所说的是证人个人客观认知，与相关书证均不相符。对证据4有异议，其证明内容完全和村经济合作社提交给农林局、镇、街道的相关登记材料相违背，证明力也没有村经济合作社上报的材料效力高，并且只签了名，没有按手印，也没有身份证复印件，谁签的都不知道；张如飞的书面证言，她作为大家庭成员之一，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不具有太高的证明力。对证据5即张高良的证言，认为和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登记是正确的。被告认为证据7已过举证期限，且该证据与承包合同、清册登记表等相违背，应以权属登记为准，第三人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经核对，本案对证据1、2、3、6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其中徐春定的调查笔录以本院所作调查笔录内容为准，证据4中的山林承包具体情况以本院所作调查笔录内容为准，张如飞为张南成大家庭户成员之一，且其未出庭作证，故对张如飞证言不予确认，证据5张高良笔录以本院所作调查笔录内容为准，证据7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 对本院依职权制作的调查笔录，原告无异议，被告对被调查人员所说的内容有异议，认为权属登记就是看权属来源，也就是看承包合同，且原告对被告登记给第三人的自留山并无异议，只对责任山有异议，当时的政策是先分承包田再按承包田的原则承包林权，被告的登记是符合当时的政策规定的，第三人无异议，认为同一生产队也有好几户父子是分开做两本证，并不是原告及被调查人所说的一大家子就做一本证，而且第三人与父亲张南成的承包田也是分开两本证的。本院对该组调查笔录中有关案涉林地承包的政策、事实等结合其他证据在后文中予以详细阐述。 经审理查明，1982年底，奉化县畸山公社大张村第三生产队管理委员会召开全体村民会议，会议通报了林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关政策，根据大张村三组集体所属林地的实际情况以及当时各户的实际人口，按照人口“定粮分配”的原则发包到户。1983年7月1日，大张村第三生产队按照原畸山公社的要求，与各承包户补充签订了《奉化县畸山公社山林生产承包合同书》，其中张国华户的承包合同书,载明：……承包单位（乙方）大张大队第叁生产队，姓名张国华人口3……承包内容：山名大平头，类别蔬山，面积7亩，四址东岗路，南张林祥，西大路，北张松……落款乙方（签名盖章）处的印章较为模糊，据各方陈述该印章为张南成。张南成户的承包合同书，载明：……承包单位（乙方）大张大队第叁生产队，姓名张南成人口5……承包内容：山名石桥横，类别蔬山，面积12亩……落款乙方（签名盖章）处的印章较为模糊，据各方陈述该印章为张南成。 1982年分山到户时，因二原告尚未婚娶，与其父亲张南成、母亲杨彩娣和姐姐张如飞共5人共同生活在一起，第三人张国华及其妻女（其子尚未出生）共3人生活在一起，上述家庭成员共计8人。 2006年，原奉化县农林局对原来承包的林地重新进行登记发证。张国华户的《奉化市农村责任山自留山清册登记表》载明：承包方户主张国华，人口3，责任山大平头，面积7亩，树种杂树，林种用材林，四址东岗路，南张贵宝，西大路，北张松，自留山金干厂1亩、排鱼头登1亩，承包方签字或自留山户主处落款为：原存张国华，落款时间为2006年9月30日，山林权证号码：×××07，合同编号：×××07，经办人处落款为徐春定，审核人处落款为印章“张忠良印”。张南成户的《奉化市农村责任山自留山清册登记表》载明：承包方户主张南成，人口5，责任山石桥横，面积12亩，树种杂树，林种用材林，自留山金干厂1亩、排鱼头登1亩，承包方签字或自留山户主处落款为：张国华原存，落款时间为2006年9月30日，山林权证号码：×××23，合同编号：×××23，经办人处落款为徐春定，审核人处落款为印章“张忠良印”。《奉化市农村责任山自留山分户名册表》载明：溪口镇大张村叁队……7.户主张国华，人口3，责任山面积7亩，自留山面积1亩，合同号×××07，权证号×××07……23.户主张南成，人口5，责任山面积12亩，自留山面积2亩，合同号×××23,权证号×××23……。原奉化市农林局于2006年9月20日作出案涉林权证，林权证编号为奉林证字（2006）第×××07830100622号，ＮＯ1载明：林地所有权权利人大张村叁队，林地使用权权利人张国华，坐落大张村，小地名大平头，面积7亩，主要树种杂，林种用材林，终止日期2055／12／31，四至：东岗路，南张贵宝，西大路，北张松。2021年1月4日，被告作出《决定书》，认为在2006年填写“奉化市农村责任山自留山清册登记表”和上述林权证中，将南至由原来的张林祥误写为张贵宝，其余三个界至未变化，面积也仍为7亩，因该宗林地已于2019年12月被依法征收补偿，故决定如下：依法在不动产登记簿中该误记的“南至”情况予以记载，备注为正确的“张林祥”。被告作出《决定书》后，因案涉林权证编号未变更，经本院释明，原告明确诉讼请求仍为要求撤销奉林证字（2006）第×××07830100622号林权证，但要求撤销的内容是被告变更登记内容后的新行政行为。 另查明，大张村第三生产队1983年签订的《奉化县畸山公社山林生产承包合同书》中，除案涉承包合同外，还存在与案涉承包合同相类似情况，如承包单位分别为张林祥和张尧忠，落款盖章均为张尧忠，双方为父子关系，分别作为承包人承包了合同载明的承包内容。承包单位分别为徐苗根和徐春定，落款盖章均为徐春定，双方为父子关系，分别作为承包人承包了合同载明的承包内容等。 还查明，2016年9月28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调整宁波市部分行政区划的通知》，通知撤销县级奉化市，设立宁波市奉化区。2017年1月12日，宁波市国土资源局印发《有关市辖区分局“三定”调整的通知》，规定宁波市国土资源局奉化分局主要职责包含负责本区域内房屋、土地、林地、农地、海域（海岛）等不动产登记工作等。2019年1月3日，中共宁波市委、宁波市人民政府印发《宁波市机构改革方案》，规定组建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市国土资源局的职责、市林业局的职责划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再保留市国土资源局、不再保留单设的市林业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市辖区设立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作为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派出机构。 本院认为：一、关于被告主体资格问题。本案为林业行政登记行政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现奉化区范围内的不动产登记职责由被告承担，故被告主体资格适格。 二、关于本案是否属于复议程序前置案件。案涉林地已进行了权属登记，使用权归属已明确，本案审查的实体内容是案涉林权证的登记行为是否合法，而并非权属争议，故本案并不属于复议程序前置案件。 三、关于本案原告是否具有主体资格问题。本案原告与案涉林权证的使用权人张国华系兄弟关系，其提起本案诉讼的理由为案涉林地应属于原告等人与第三人共有，单独登记在第三人户名下的行政行为应予撤销，且提供了初步证据证明原告与本案林权登记行为存在利害关系，故本案原告主体资格适格。 四、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起诉期限问题。原告张华良自述于2018年农历10月知晓案涉林权证，原告张慈良自述于2020年1月知晓案涉林权证，第三人张国华对上述情况无异议，被告无相反证据证明两原告起诉均已超过起诉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故两原告于2020年6月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原告张华良已超过一年起诉期限，原告张慈良并未超过起诉期限，对原告张华良的起诉应予驳回。 五、关于本案林权登记是否需撤销问题。针对原告认为案涉林权证承包主体登记错误的主张是否成立问题，本院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综合考量：首先，关于1983年《奉化县畸山公社山林生产承包合同书》抬头处承包单位为张国华，落款处为“张南成”印章如何定性问题，根据审理查明，大张村第三生产大队1983年签订的承包合同，多户存在落款签章名字与抬头处承包单位名字不一致情况，符合当时背景下的实际情况，不管落款处印章为谁，最后林权证的承包权人名称均与承包合同抬头处承包单位一致，且大张村当时已成家立户的儿子单独领取林权证（不与父亲为一大户）情况也均存在，故本案第三人张国华因当时已成家立户，单独领取林权证，且人均承包林地面积符合生产队人均承包面积的情况，符合当时大张村第三生产队按照“人口定粮”发包到户的承包原则。几位证人的调查笔录，并不能很客观的反映1983年的实际情况，如徐春定，其自身当时也属于已成家立户的情况，与其父亲徐苗根也分别签订了两份承包合同，分别承包了林地，且其在张国华的《奉化市农村责任山自留山清册登记表》中还作为经办人签字，其在笔录中却认为张国华不能单独承包林地的陈述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其次，关于原告张华良一并参与打理案涉林地的情况，并不能直接证明案涉林地即属原告共有的事实。最后，根据浙委办〔2006〕5号《关于切实做好延长山林承包期工作的通知》规定，已承包到户的责任山继续由原承包户承包。奉农[2006]57号《关于在延长山林承包期中做好林权证发放工作的通知》规定，林权证以村、户为单位发放。家庭主要成员具有社员资格并依法取得本村集体山林经营权的农户是林权证的发放对象。农户要获得责任山林权证，必须与集体林地发包方签订山林承包合同，明确落实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应承担的义务。林权证发放的基本工作程序是：（一）填表。由村经济合作社组织对已签订承包合同农户填写《奉化市农村责任山自留山分户名册表》，经各户主签字或盖章确认后，由村统一报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二）初审。各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对上报的各种材料初审后，在审批表上签署意见或盖章后，将相关材料统一上报市农林局。（三）审核发证。市农林局对各镇（街道）报送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予以确认，并委托镇、街道填写林权证，待市农林局复核统一后发放到农户。本案中，案涉林权证的发放符合上述程序，至于原告认为林权证填发日期为2006年9月20日，《奉化市农村责任山自留山清册登记表》签字日期为2006年9月30日违反程序规定的意见，应属于当时大批量填发林权证背景下出现的程序瑕疵，本院对此予以指正。综上，原告张慈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张慈良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原告张华良的起诉。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张慈良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珂斐 人民陪审员  葛雪娟 人民陪审员  蒋金流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葛华娟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特殊情况耽误起诉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十日内，可以申请延长期限，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 ……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一条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 …… （二）驳回起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