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民终10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金莹，住址：辽宁省绥中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曹阳，住址:辽宁省绥中县。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松涛，系辽宁普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亦夫，系辽宁普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洪丽，住址：沈阳市大**。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系辽宁锦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金莹、曹阳因与被上诉人王洪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2020）辽0104民初77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关宇宁担任审判长并主审，与审判员李妍、审判员林红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莹、曹阳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驳回原告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对被告尚欠货款数额认定错误。一方面，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载明：“本案中，被告收货后与原告微信结算，由被告通过微信转账进行付款。”表明原审法院认可在原、被告交易关系存续期间，被告向原告支付过货款；另一方面，法院又全额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被告支付货款41650元，表明法院认为被告在双方交易关系存续期间并未支付过任何货款，这与之前法院认定的事实自相矛盾。此外，原告在庭审过程中自述被告金莹通过转账方式向其支付过货款10000元，但被原告退回。就其退回货款的主张，应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确实退还给被告金莹10000元货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原审法院对该10000元应在被告欠付的货款中予以扣除。综上，原审法院对被告欠付货款的数额认定错误，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二、原审法院对违约金的认定存在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根据本条，违约金的适用是以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为前提的，属于合同应该约定的事项，合同中没有约定违约金条款的，出现违约情形时，不能要求支付违约金。本案中，原、被告间并未约定违约金以及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因此被告不应支付违约金。即使被告应当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起算点也并非原告主张的2018年1月1日。由于双方并未对付款时间进行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一百六十一条，应当由双方达成补充协议确定。在本案中，2019年10月26日，原告第一次向被告主张货款并向被告金莹出具发货单，与金莹对账，金莹对此并未提出异议，此时应视为双方对于付款时间进行了协商并达成一致；2020年4月7日，被告金莹向原告表示“这周一定给你”，原告对此表示认可，此时，应当视为双方对付款时间进行了变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违约金的起算点应随之变更。原审法院关于“买卖双方未明确约定支付价款的时间且依照《合同法》第61条仍不能确定支付价款的时间，故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最后一笔货物时支付价款”的论述与事实不符，在原、被告间已经对于付款时间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后半段即“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在本案中并无适用的余地。因此，原审法院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三、原审法院未对原告主体资格进行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一款：“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本案中，原告向被告出具的发货单记载的店铺为“五爱服装城二楼北双扶梯2016F精品店”，店铺名称为“波点”，原告在起诉状中亦自述其为“五爱服装城从事服装零售和批发生意的个体业者”，理应办理了营业执照。根据该条，原告主张货款应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作为当事人，而并非以原告自身作为主体起诉，否则，人民法院应以原告主体不适格为由裁定驳回起诉。对此重要的程序性问题，在被告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却并未予以审查。王洪丽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王洪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给付拖欠的货款人民币41650元及违约金（延迟履行金按照银行同期利息给付，从2018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被告金莹连续多年在原告处购买服装，双方形成了固定的交易习惯，即每次被告金莹通过微信要货，原告通过快递公司邮寄方式送货，被告金莹在收到货后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原告付款。2015年至2017年，被告金莹在原告王洪丽处购买服装，最后一笔交易时间为2017年9月5日，交易金额合计41650元。2015年11月11日，被告金莹通过微信向原告发送信件。信件载明：欠款人金莹因家庭原因无法还钱，但承诺尽快将钱给付原告；2017年6月15日，被告金莹再次通过微信向原告发送信件。信件载明：欠款人金莹会尽快将钱还给原告；2019年10月26日，被告金莹通过微信向原告表明：会亲自把钱送过去，但一直未履行承诺支付货款。另查明，被告金莹与被告曹阳于2006年4月5日登记结婚，婚姻关系存续至今。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微信交易记录、对账单12份以及被告金莹写给原告的3封信件等证据证明，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合同可以口头、书面或者其他形式订立，其自依法成立时生效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买卖合同就是指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被告收货后与原告微信结算，由被告通过微信转账进行付款。上述交易习惯源自双方多年合作产生的互信（无确认收货及签字）,应得到法律保护,原告主体适格。虽然被告辩称，即便承认欠款事实是存在的，但是无法确认货物价格。每次要货前，原告会通过微信的形式告知被告送货的种类、数量和价格，被告并未提过异议且继续从原告处赊购货物，因此原告主张被告认可货物价格，予以支持。原、被告事实上形成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已按照约定向被告金莹交付货物，现原告要求被告给付2015年至2017年期间所欠货款4165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被告辩称其曾于2016年2月至2017年2月期间分九次向原告微信转款，共计15931元，此部分应在原告主张的金额中予以扣除。因被告提供的微信记录截图中显示收款人为大码·猴，且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大码·猴是原告王洪丽，因此被告的此项抗辩不予支持。关于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本案中，被告曹阳需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与被告金莹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且原告知道该约定；或被告曹阳与被告金莹对案涉债务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案涉债务系被告金莹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且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庭审中，被告曹阳没有完成上述相应的举证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原告主张上述债务为两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由两被告共同偿还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违约金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61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价款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依照本法第61条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的规定，本案中，买卖双方未明确约定支付价款的时间，且依照《合同法》第61条仍不能确定支付价款的时间，故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最后一笔货物时支付价款。现原告诉请自2018年1月1日起支付违约金，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案件中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被告金莹、曹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支付王洪丽货款41650元，并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以41650元为基数，第一部分违约损失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从2018年1月1日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第二部分违约损失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从2019年8月20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案件受理费842元，减半收取费用421元，由被告金莹、曹阳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三：一、被上诉人主体是否适格；二、上诉人欠付货款数额；三、上诉人应否支付违约金，如若应当给付违约金，则起算日期如何确定。关于被上诉人主张适格与否问题，上诉人主张真正的出卖人主体为有店铺地点为“五爱服装城二楼北双扶梯2016F精品店”，名称为“波点”特征的个体工商户，但其并未举证证明其所主张的交易对象为个体工商户的确切证据；相反从双方交易过程中的微信聊天记录和金莹多次给被上诉人的寄送的信件中，可以看出王洪丽为出卖人主体，一审此认定并无不妥。关于上诉人欠付货款的数额，王洪丽已经提交了双方历次交易过程中的单据予以证明，一审据此认定没有不妥。对于金莹主张的应扣减10000元货款的问题，首先应当由其证明曾经给付货10000元或更多的货款，但从其一、二审陈述来看，其一审中主张通过微信给款15,931元，二审中则改称通过POS机刷卡及委托货站付款的形式给付过货款，但具体的给款数额又“无法确定”，上诉人对自己亲历的事项不能自圆其说，反而自相矛盾，于此，本院无法认定二上诉人曾经给付过货款，自不存在扣减的理由。关于应否支付违约金及其起算问题，按照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王洪丽有权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至于违约金的起算时间问题，双方没有约定付款日期，金莹应当在收到货物的同时即2017年9月5日支付付款，但其未予自始未付货款，构成违约，一审确定自2018年1月1日起支付违约金没有不妥。同时，王洪丽对二上诉人给付货款的宽限不是二上诉人主张免除自己违约责任的理由。综上所述，金莹、曹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41元，由金莹、曹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关宇宁审判员  李 妍审判员  林 红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强文清书记员钟雨含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