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102民初3043号 原告：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丽水市上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007272035890。 法定代表人：何丽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光耀、黄琳，浙江晟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璐，女，汉族，1969年6月22日出生，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现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裴金霞、张双平，国浩律师（石家庄）事务所律师。 原告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为与被告王璐合同纠纷一案，于2020年7月10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9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光耀、黄琳、被告王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裴金霞、张双平到庭参加诉讼，后因案情复杂，本案转为普通程序，于2020年11月4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光耀、黄琳、被告王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裴金霞、张双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诉称，原告在销售线开展内部承包经营，并委托下属子公司纳爱斯丽水销售有限公司负责办理招投标及承包合同签订等相关事宜。被告于2010年至2019年期间担任原告鄂豫皖大区经理，并于2016年至2019年期间，连续参与原告内部销售承包，获得鄂豫皖大区的承包经营权。原、被告双方为此连续三年签订《承包合同》及附件。其中，2017年至2018年的《承包合同》及附件均约定，被告应向原告交纳65万元承包保证金，如被告违反不得参股经销商经营活动等廉洁承诺，保证金归原告所有；2019年的《承包合同》及附件约定，被告应向原告缴纳65万元保证金（包含保证金Ａ32.5万元、保证金Ｂ32.5万元）；如被告承包指标完成率＜120%的，则保证金Ａ按约定相应扣减，如被告违反不得参股经销商的经营活动等廉洁承诺，则保证金Ｂ归原告所有。同时，三年的承包合同及附件均约定，如被告违约行为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应赔偿原告损失。2019年度承包期结束后，被告仅完成109%指标，依约30%的保证金Ａ归原告所有，即9.75万元。2020年初，原告发现被告在承包经营鄂豫皖大区期间，违反不得参加经销商经营活动等廉洁承诺，自2016年6月27日起，以其丈夫杜某名义出资（占40%股权）入股郑州宝祺晟商贸有限公司（下称宝祺晟公司）。宝祺晟公司设立后，于2016年7月即成为原告经销商，并在被告承包经营该大区期间，享受到相比其他经销商更为优厚的政策待遇（包括优惠政策支持大，经销任务增长幅度小、违规违约处罚力度小），给原告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和商誉损失。根据三年承包合同及附件约定，被告存在参股经销商的违约行为，原告有权收取被告2017、2018两个承包年度保证金130万元、2019年度保证金Ｂ32.5万元，同时，有权要求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在原告调查过程中，被告自认经营宝祺晟公司获利180万元，并向原告检讨，承诺将上述180万元款项赔偿给原告。事实上，被告作为大区负责人参股经销商的行为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商誉损失远超180万元。考虑到被告系公司老员工，认错态度较好，原告同意没收保证金，并由被告赔偿180万元的处理方案。但被告作出承诺后未支付赔偿款，并开始转移作为其遵守原告相关规定的担保财产（绿谷庄园悦山居6幢1703室房产）。原告认为，原被告所签《承包合同》及其附件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被告承包经营鄂豫皖大区期间应当遵守《承包合同》及附件的约定。被告投资入股经销商、未完成销售指标的行为已属违约，根据2019年《承包合同》约定，2019年承包保证金Ａ中的9.75万元和保证金Ｂ32.5万元应归原告所有。且被告作为原告鄂豫皖大区的最高负责人，入股区域内经销商、给予自营经销商政策倾斜的行为，严重损害原告和该区域内其他经销商的合法权益，并给原告商誉造成重大不良影响，根据2017年至2019年承包合同约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原告损失。被告在调查中自愿赔偿原告180万元，其应当按照承诺履行赔偿义务。综上，被告总计应向原告支付222.25万元。为此，原告根据《民事诉讼法》《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恳请：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赔偿款180万元；2、依法判决被告缴纳的保证金42.25万元归原告所有；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王璐辩称，一、程序上，因被告是原告员工，双方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产生的争议系劳动争议，应适用劳动仲裁前置程序，原告以（承包）合同纠纷为名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应驳回原告的起诉。 原、被告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本案中，签订《承包合同》的主体，一方是原告，一方是像被告一样的员工。不论从双方签订承包合同内容及其附件的名称（附件一《销售区域》，附件二《承包保证金考核办法》，附件三《承包奖金计算办法》，附件四授权书，附件五廉洁承诺书）及内容，还是从《纳爱斯集团销售总公司文件》的第一部分第一条承包模式中载明的内容来看，双方约定的是，原告依据“承包合同”给被告计算的是奖金，也就是说，承包合同及其附件的内容都是对劳动者的奖励、激励措施。并没有真正承包合同应该约定的主要条款，如承包费金额及交纳方式等。被告也从来没有向原告交纳过承包费，被告也没有独立自主的向原告购买过货物而以自己的名义、自己的定价进行销售，双方不存在真正的承包合同关系。所以，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的是劳动关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承包合同关系，应受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的调整。 因此本案名为承包合同争议，实为劳动纠纷，应适用劳动争议前置程序，法院无权直接受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的规定，立案后发现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驳回原告起诉。 二、实体上，被告未向宝祺晟公司进行任何政策倾斜，其损失与被告没有因果关系，且原告主张180万损失没有证据支持，应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1、被告没有也没有能力向宝祺晟公司进行倾斜，原告所称的宝祺晟费率比平均费率高就是政策倾斜的说法不成立。包括宝祺晟公司在内的所有经销商的费率高低不是被告决定的，与被告无关。根据原告的《终端、流通支付结算手册》第二章终端费用支付，报销费用经总公司人事行政结算科经理审批后，报销通过，被告作为鄂豫皖大区经理并没有审批资格；根据上述文件第五章流通费用支付流程，费用结算流程涉及流通经理、分公司经理、人事行政结算科员、人事行政结算科经理、财务审核员、总裁授权人，最后费用的决定权在总裁授权人，而不在被告。另外，原告的《市场费用管理、控制规定》也规定了相同的内容。因此，被告无权审批经销商费用，也就是说被告无权参与原告公司的结算行为，其所谓的多支付或少支付都与被告无关。 2、原告主张的损失不存在，系假想的损失。宝祺晟公司政策倾斜相关情况是原告单方制作，没有被告认可，也没有宝祺晟公司认可，不是客观事实也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原告如果认为其多向宝祺晟公司支付了200万元，则原告应向宝祺晟公司追回，在未经生效判决确定且未穷尽法律手段前，其所诉称的损失是不成立的。另外，从被告提供的原告2018年郑州分公司审计报告来看，原告也没有多向经销商支付款项，不存在经济损失。 3、原告主张的损失与被告没有因果关系。本案中，原告未提供任何一份证据显示由被告王璐签字后经销商费用即由公司直接支付的，也就是说原告的所谓损失不是被告造成的。根据以上论述，被告没有经销商费用的审核权，也没有给予经销商所谓的倾斜政策。退一万步讲，如果原告确实有无法挽回的经济损失，也与被告无关。如果原告认为经销商申报费用不实或者认为其结算科、财务科、总裁授权人等为经销商多审批费用的，应当向相关民事主体主张权利，而不是向被告主张。 三、《承包合同》及附件为格式合同，明显加重被告责任的条款依法应认定为无效。 1、签订合同的双方不是平等主体。本案《承包合同》及其附件的签订都是原告打印好，在原告监督不让细看、不让拍照、不让复印，更不给被告一份的情况下签订的，被告根本不知道签字文件的具体内容。并且，原、被告双方不是平等主体关系，被告是原告的职工，相对原告来说是弱势，从原告单方擅自将2015年签订的三年期承包合同作废，重新责令与被告相同地位的员工每年签订承包合同，并且将2015年被告应得的65万元奖金作为后续合同保证金予以暂扣的情况来看，被告明显处于弱势，处于被动。试想，2017年，被告再有二年多就退休，就能获得奖励的130多平米房子的所有权，另外被扣65万元保证金的情况下，不得不选择继续与原告签订承包合同，这种合同的主体地位是不平等的。 2、双方签订的格式化合同。原告曾陈述：①原告公司找各下属公司签订合同，证实原告让其下属公司使用原告事先准备好的格式化合同与劳动者签订合同，②原告称65万元保证金是经过公司测算过的，是针对所有像被告一样级别的员工的。上述陈述可证实，原、被告并未就合同主要内容进行过协商，不是双方协商的结果，明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9、40条的规定的格式合同。另外，原告让被告签订格式化合同，并不能因为签订次数的多少（并且都是在不让细看，不让拍照，不让复印，更不给一份的情况下签订的）而改变承包合同及其附件系格式化合同的性质。 3、这些格式化条款规定的是像被告一样的职工不得参股经销商的经营活动，并不约束职工的家属，职工和职工家属是不同的自然人，是不同的法律主体。从这一方面来说，也不能认定被告违反廉洁承诺，进而适用廉洁承诺书对被告进行处罚或要求赔偿。 4、使用这些格式化条款的后果明显不公平。原告的主张对被告来说显失公平。被告在2017、2018、2019三年来总的承包收入为20多万元，原告主张180万元损失外加42.5万保证金共计222.5万元，对于被告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9、40条的规定，提供格式化合同条款的一方未履行相应的提醒、注意、解释义务的，明显严重加重对方责任的格式化条款无效。本案中，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履行了法律上规定的提醒、注意、解释义务。所以，被告恳请法庭依法确认这些加重被告责任的格式化条款无效。故原告无权依据无效的格式化条款要求被告赔偿损失或没收被告的保证金。 四、原告称被告同意没收保证金并赔偿180万元处理方案的主张没有证据，且显失公平，依法应不予支持。 1、被告没有承诺赔偿180万元。民事法律行为需要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原告提交的被告签字的“检讨书”保证的仅为“1、在职期间，再无其他违纪行为，请集团核查，我愿意承担后果。2、虽然我不能继续在一线为纳爱斯服务，但我时刻铭记领导的教诲，做一名永远的纳爱斯人，绝不做任何损害纳爱斯利益和形象的事情”；原告提交的录音也没有被告明确承诺赔偿原告180万元损失的意思表示，仅是双方协商、沟通，最后确定书写一个书面文件（你要本人申请啊，我没办法给你申请的）过程。原告认为被告作出承诺后未支付赔偿款的诉称无作出承诺的证据支持。且被告提交的第二天的录音，可以证实双方仍在协商，是在原告各种利诱、条件、威胁下的协商过程，最终未形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 2、杜某投资300万元三年获得的170余万元利息和分红，其所得金额只与投资金额有关，是其投资所得的合法收入，请依法予以保护。 3、退一万步讲，原告在庭后提供了所谓的被告承诺赔偿180万元的证据，法院也不应认定这么显失公平的事实，也不应支持原告的主张。 五、原告主张42.25万元保证金归其所有的理由无证据支持，依法不成立。 同上论述，原告主张因被告造成其损失的理由不成立，原告无权依据格式化条款没收被告的保证金（实为被告2015年的奖金结转）。综上所述，原告的主张应首先经劳动仲裁程序，劳动仲裁不予受理方可进行诉讼，其在没有进行劳动仲裁的情形下直接提起诉讼，法院应驳回原告起诉。原告主张的损失（原告假想的损失）证据不足，且被告认为本人未入股宝祺晟公司，作为鄂豫皖大区经理无权参与经销商费用审核，根本不可能向宝祺晟公司倾斜政策，与原告所谓倾斜政策造成损失没有因果关系。原告依据的承包合同及附件系格式化合同，明显加重被告责任的条款无效。原告要求被告赔偿180万元损失并没收42.25万元保证金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显失公平。原告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无法律依据，请贵院依法予以驳回。 经审理查明，被告王璐系原告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的员工，被告于2010年至2019年期间担任原告鄂豫皖大区经理，2017年至2019年期间，被告连续参与原告内部销售承包，获得鄂豫皖大区的承包经营权（目前已退休），每年的承包期限为当年的1月1日至12月31日止。三年的《承包合同》均约定由被告自愿承包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鄂豫皖大区的承包经营权，负责该承包责任区域内的经营管理工作，合同还就承包资格及承包人员、承包区域、承包保证金、承包指标、承包收益、双方权利义务、合同解除及违约责任等相关承包事项进行了约定，除主合同外，双方还就相关事项签署了相应的附件。其中2017年和2018年的承包合同就保证金的约定为被告应向原告交纳65万元承包保证金；2019年的《承包合同》中就承包保证金约定为：乙方（被告）在本合同签署后需向甲方（原告）交纳承包保证金，保证金分A、B两部分，每个成员各自缴纳，各成员保证金具体金额见附件一。合同第八条第一项约定乙方成员在承包期间出现以下情形的，甲方有权与该成员终止承包关系且其个人交纳的承包保证金按照本合同附件一的约定处理，该项第五小点约定“乙方成员违反廉洁承诺的”；第二项约定“承诺期满，乙方成员未完成约定的承包指标，按附件一相关约定对保证金进行处理，扣除部分作为违约金归甲方所有”。附件一对被告承包保证金的约定为：保证金A32.5万元，保证金B32.5万元。保证金A的约定为：各承包人员年度指标完成率≧120%的，保证金全额退还；年度指标完成率≧110%而﹤120%的，保证金扣除15%；年度指标完成率≧100%而﹤110%的，保证金扣除30%；年度指标完成率≧85%而﹤100%的，保证金扣除50%；年度指标完成率﹤85%的，保证金扣除100%；大区、分公司整体未完成相应坎级承包指标，若个护指标达成承包指标的120%及以上（承包资源考核后），承包指标考核整体大区、分公司达成类人员的保证金A扣除部分按上述标准的2/3执行。保证金B的约定为：承包期内，因出现主合同第八条之情形，甲方与乙方成员解除承包合同的，该成员其个人缴纳保证金B归甲方所有，乙方成员2019年未出现违约情形且2020年延续承包的，保证金B延续至2020年。2017年被告签署的附件五《廉洁承诺书》共九条，其中第一条承诺“不参股经销商的经营活动”，对违反承诺事项后的处理承诺是：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任何一条，公司有权按以下方式（择一或合并）对本人处理：1、通报、降薪、降级、解除劳动合同、解除承包合同关系；2、按案涉价值5倍及以上的金额向公司支付违反上述承诺的形象损失赔偿；3、如因本人违反上述承诺给公司造成实际损失，也负责赔偿；情节严重，触犯相关法律、法规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018年被告签署的附件五《廉洁承诺书》共九条，其中第一条承诺“不参股经销商的经营活动”，对违反承诺事项后的处理承诺是：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任何一条，公司有权按以下方式（择一或合并）对本人处理：1、解除承包合同关系；2、按案涉价值5倍及以上的金额向公司支付违反上述承诺的形象损失赔偿；3、如因本人违反上述承诺给公司造成实际损失，也负责赔偿；情节严重，触犯相关法律、法规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019年被告签署的附件五《廉洁承诺书》共九条，其中第一条承诺“不参股经销商的经营活动”，对违反承诺事项后的处理承诺是：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任何一条，公司有权按以下方式（择一或合并）对本人处理：1、解除承包合同关系；2、按案涉价值5倍及以上的金额向公司支付违反上述承诺的形象损失赔偿；3、如因本人违反上述承诺给公司造成实际损失，也负责赔偿；4、情节严重，触犯相关法律、法规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签署相应的《承包合同》及附件后，被告按约定对鄂豫皖大区的销售工作进行了承包经营。 在案涉的承包经营之前，被告也对鄂豫皖大区的销售工作进行了承包经营。2015年原告在郑州的一家区域销售代理商因资金链断裂未能正常经营，对鄂豫皖大区的销售工作造成了影响，经被告联系，案外人郑伟光、李某与被告丈夫杜某于2016年7月6日前达成《公司股东利润分红协议》，约定由三人等额出资300万元成立注册资金为900万元的郑州宝祺晟商贸有限公司，经营事项为纳爱斯公司产品，于2016年9月22日前出资完毕；公司由郑伟光负责经营管理，会计、出纳由李某与杜某指定人员担任，郑伟光向李某与杜某承诺年净利润不低于162万元，李某与杜某每年分红不低于54万元，低于54万元的，郑伟光予以补足；协议还就其他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协议签订后，郑州宝祺晟商贸有限公司于2016年6月27日登记设立，并开展原告产品在郑州市场的销售工作。公司成立后，各投资方在经营过程中，杜某自认公司共向其支付利息和分红共约180万元左右，其已在2019年撤资。 另查明，根据公司结算，被告承包的鄂豫皖大区2019年的销售工作指标完成率为109%。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原告提供的原、被告身份信息材料、被告王璐与杜某的结婚证复印件、2017年、2018年、2019年的《承包合同》及《廉洁承诺书》等附件、2017年、2018年、2019年的《销售合同》、郑州宝祺晟商贸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郑州宝祺晟商贸有限公司相关销售政策材料、郑州分公司订货会政策材料、2019年承包任务完成率表格、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检讨书、被告与公司领导的通话录音材料、被告提供的本人工作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2019年承包奖金方案、集团费用管理项目终端、流通支付结算手册、公证书、公司股东利润分红协议书、银行转账受理单、被告与公司领导的通话录音材料、证人杜某、李某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 本院围绕原、被告的争议焦点，论证如下： 一、本案是否适用劳动仲裁程序前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适用本法：（一）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二）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三）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四）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五）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争议。本案中，原、被告之间虽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但案涉的企业内部《承包合同》均不涉及劳动争议所涉及的内容，明显具有合同属性,充分体现了合同特有的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原则。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劳动隶属关系已不能直接左右合同的整体内容,双方通过签订合同,已质变为“发包方”与“承包方”身份,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合同的内容体现了等价有偿原则和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双方之间存在着对价关系,该对价性同时也体现出双方权利、义务的一致性。双方因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未能实现而引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作为合同纠纷立案审理,在双方约定未与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冲突的情况下,依据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来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故本案不适用劳动仲裁前置程序。 二、案涉的《承包合同》及附件是否存在明显加重被告责任的情形，是否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案涉的《承包合同》虽系由原告方事先拟定，但合同及附件相关约定均不存在符合上述规定的情形，且被告所举证据也不能证明存在着其辩称的“原告与被告签订合同时不让细看，不让拍照，不让复印，不给副本”，以及强制要求被告必须与原告签订《承包协议》等情形，故案涉合同及附件不存在合同无效之情形，系合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相对人应按合同及附件约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 三、被告丈夫杜某入股郑州宝祺晟商贸有限公司的行为是否等同被告王璐违反了《廉洁承诺书》的规定，原告是否有权要求被告赔偿180万元损失？ 《廉洁承诺书》第一条规定“不得参股经销商的经营活动”；《廉洁承诺书》对违反廉洁承诺处理方式的约定为：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任何一条，公司有权按以下方式（择一或合并）对本人处理：1、解除承包合同关系；2、按案涉价值5倍及以上的金额向公司支付违反上述承诺的形象损失赔偿；3、如因本人违反上述承诺给公司造成实际损失，也负责赔偿；4、情节严重，触犯相关法律、法规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本案中，原告在郑州片区的一个经销商由于资金短缺问题歇业，影响到鄂豫皖大区的销售业绩，被告既是鄂豫皖大区的负责人，又系该片区的承包人，对在郑州片区代理原告产品经销可得利益心中是有数的，在此情形下，被告王璐在明知自己不得参股经销商的经营活动的情形下，为获得承包利益和经营利益，被告王璐主动出面联络案外人郑伟光和李某协商成立公司代理经销原告产品，为规避公司规定，由其丈夫杜某出面与郑伟光、李某入股设立宝祺晟公司，纵观该公司的设立整个过程，被告是公司设立最重要的发起者，起到主导作用。其次，设立公司所投入的款项系被告与杜某夫妻共同财产，所获得的收益也归家庭所有，故，杜某入股宝祺晟公司行为，系被告家庭入股，属家庭经营。第三、杜某虽不参与宝祺晟公司的经营活动，但宝祺晟公司在经营过程中获得了比其他公司更高的经销商优惠政策倾斜，在被告未举证证明宝祺晟公司获得较多优惠政策系符合原告销售优惠政策的情形下，可认定该公司所取得更高优惠政策系被告作为大区经理违规给予，该利益系违规获得，也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综上，被告让其丈夫入股宝祺晟公司行为显然违反了《廉洁承诺书》的承诺，且给原告造成了损失，理应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原告的损失问题，原告系国内洗涤行业知名龙头企业，企业规模大，经销商遍布全国各地，被告作为大区经理入股经销商经营行为，给原告的商业声誉以及在经销商队伍中造成了极大影响，损害了各经销商的利益，所造成的损失是不可单凭金钱所能衡量的。在此次入股经销商经营过程中，被告丈夫杜某自认本次入股所得收益为180万元左右，结合被告在《廉洁承诺书》所承诺的“按案涉价值5倍及以上的金额向公司支付违反上述承诺的形象损失赔偿”的承诺，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180万元，既未超出合同的约定范围，也未加重原告的赔偿责任，本院予以支持。 四、原告是否有权没收被告部分承包保证金？ 被告在2019年完成年度指标为109%，按照2019年《承包合同》附件一第二条对保证金A对年度指标完成率≧100%而﹤110%的扣除保证金30%的约定，所需扣除的保证金为32.5万元×30%计人民币9.75万元。对于保证金B，设立保证金B的目的是能对违反廉洁承诺的承包人的经济处罚能得到及时实现，根据《承包合同》附件一第二条第二项保证金B条款“承包期内，因出现主合同第八条之情形，甲方与乙方成员解除承包合同的，该成员其个人缴纳保证金B归甲方所有”的约定，被告在承包期内参股经销商的经营活动违反了廉洁承诺，原告有权没收其保证金。本案中，由于被告违反了“不参股经销商的经营活动”的承诺，原告已选择按被告违反廉洁承诺行为所获取的收益金额180万元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且本院已予以支持，该赔偿金额明显高于违约保证金B，其损失已得到赔偿，故无需再行没收保证金B。 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人民币180万元； 二、被告王璐缴纳的保证金A中的9.75万元由原告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收取无需返还； 三、驳回原告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458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29580元，由原告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负担4580元，由被告王璐负担25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蒋俊伶 人民陪审员  周余婕 人民陪审员  黄激芬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代书 记员  莫一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