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9民终3026号上诉人（一审原告）：王绍魁，男，汉族，1986年3月19日出生，住址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建峰，上海融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刘忠林，男，汉族，1963年12月30日出生，住址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彦瑞，濮阳市清丰县为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王绍魁因与被上诉人刘忠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2020）豫0902民初101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绍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建峰、被上诉人刘忠林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彦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绍魁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支持王绍魁的诉讼请求。2、本案发生的一切诉讼费用均由刘忠林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王绍魁与刘忠林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与刘忠林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双发公司存在借贷关系属于事实错误，不符合实际情况，也没证据证明。2017年10月，刘忠林通过熟人介绍，以资金周转为由向王绍魁借款。王绍魁基于对熟人的信任，没有让刘忠林写借条，就将141,002元通过银行转账借给刘忠林，打到刘忠林的账户。一审时王绍魁提交了银行转账凭证、录音等证据，完成了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却采信了刘忠林提交的单方证据被告所谓的借款协议、案外人张英丽的借款合同，对所谓的借款协议王绍魁不知情，也没有签字；对案外人张英丽的借款合同王绍魁不知情，庭后询问张英丽，张英丽称，该借款合同是刘忠林在2020年5月30日指使该公司会计韩平和为虚假申报双发公司债权诱骗其签字的，其目的是逃避法律责任，将债务推给已接近破产的双发公司，而当时双发公司已被濮阳市中院于2020年4月8日破产重整，刘忠林已没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权，其公章也被收走，上面的签字和公章都是无效的。王绍魁提交了张英丽与韩平和、双发公司破产管理人王阳律师的录音，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上一字不提，却采纳刘忠林的不实言辞，属于偏袒刘忠林，二审法院应该纠正。二、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错误认定王绍魁与刘忠林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与刘忠林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双发公司存在借贷关系，从而判决驳回王绍魁的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王绍魁将借款打到了刘忠林的账户，刘忠林也承认收到了借款，却提供假证据推给双发公司，而一审法院居然采信。退一步讲，就算是借款用到了双发公司，刘忠林作为双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也应判决由刘忠林与双发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而不是判决驳回王绍魁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程序存在瑕疵。1、遗漏共同被告。既然一审法院认定，王绍魁与双发公司之间有借贷关系，就应该追加双发公司为被告，从而查清事实，解决纠纷，而不是为了追求速裁速调，草率结案，只追求效率而忽视公正，让应该承担法律责任的老赖逃脱法律责任，让守法者付出惨痛的代价。2、没有传唤刘忠林到庭。一审法院让远在数百里之外的王绍魁不顾工作繁忙从山东聊城到濮阳接受调查，却不让近在咫尺的刘忠林到庭接受调查，一是违反了当事人不到庭就难以查清事实的就应该出庭的规定，二是存在偏袒刘忠林的故意，三是对王绍魁不公平。3、不移交犯罪线索。本案中，从双发公司债权人会议资料中显示刘忠林、刘健健等人及双发公司已涉嫌非法集资，其非法集资金额达1.1亿元，人数达85人之多，已达到非法集资犯罪立案标准；除此外还涉嫌伪造公章、伪造证据、诈骗等犯罪，应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一审法院应移交犯罪线索而没有移交。刘忠林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刘忠林与王绍魁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是完全正确的，2017年6月22日因河南双发石油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金不足，王绍魁与河南双发石油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协议约定，王绍魁出借给河南双发石油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现金290,000元，借款人以收到之日起享受公司年回报12%，同时约定借款期限从2017年6月22日至2018年6月21日一年期限。期间王绍魁通过银行转账汇到河南双发石油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148,988元，汇入刘忠林银行卡上141,002元，也就是王绍魁所诉求的141,002元，涉案的141,002元刘忠林已经用到河南双发石油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日常业务当中，并非用于刘忠林家庭或者个人的消费，且刘忠林将涉案款项已转到河南双发石油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刘忠林接受王绍魁现金的行为是职务行为，所以说刘忠林与王绍魁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l、王绍魁以其向刘忠林转账141,002元的转账凭证为证据，主张其就上述款项与刘忠林之间形成借款合同关系，而刘忠林对此不予认可，刘忠林在一审时提交了双发公司出具的借款协议、案外人张英丽与双发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等证据用于证实涉案借款的借款人系双发公司，而非其个人。同时，刘忠林在一审庭审时还提交了收到王绍魁转账后将涉案借款交付给了双发公司，依据上述证据，王绍魁主张其与刘忠林之间形成借款合同关系，但王绍魁并不能证明刘忠林与被王绍魁就本案款项存在借贷合意。相反，依据刘忠林所提交的相关证据所形成的证据链条，足以印证了涉案款项系产生于王绍魁与双发公司之间。2、一审法院未追加双发公司为本案的被告是正确的，本案王绍魁在起诉时把刘忠林列为本案的被告，其请求让刘忠林偿还借款141,002元。按照王绍魁所诉的事实与理由，依据合同的相对性，本案不应把双发公司追加为本案的被告。况且双发公司于2020年4月8日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三、本案一审程序合法。1、《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二十一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双发公司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法院无法在一审法院追加双发公司为被告；2、没有传唤答辩人刘忠林到庭不存在程序瑕疵问题，因为刘忠林委托了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参加了本案的诉讼，不存在当事人应该出庭的规定，也不存在偏袒答辩人的故意，更不存在对王绍魁的不公平。3、本案根本不存在“不移交犯罪线索”问题。本案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六条法律规定的情形，王绍魁也无确凿证据证明本案涉嫌非法集资，况且本案也不存在非法集资的情节，一审法院不移交是完全正确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王绍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忠林偿还借款141,002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刘忠林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王绍魁为证实其将涉案款项出借给刘忠林，向法院提交银行转账凭证为证，显示2017年6月20日，王绍魁向刘忠林银行转账4,999元、45,000元，6月21日转账49,999元，6月22日转账41,004元。除此之外，该转账凭证还显示，2017年6月17日、19日、20日，王绍魁还向双发公司分别转账49,000元、49,999元、49,999元。另查明，为证实王绍魁向刘忠林转账的涉案款项141,002元的借款人系双发公司而非刘忠林个人，刘忠林向法院提交借款协议一份，显示双发公司曾于2017年6月22日就王绍魁向双发公司和刘忠林转账的290,000元出具借款协议一份，上述290,000元款项的借款人系双发公司。王绍魁对此不予认可，称借款协议系双发公司单方出具，并未显示王绍魁签字。刘忠林另提交转账凭证一份用于证实其收到王绍魁转款后，于2017年6月28日将上述款项转账给了双发公司。王绍魁对此不予认可，称刘忠林如何使用上述借款与其无关。刘忠林还提交借款合同副本复印件一份，显示案外人张英丽曾于2018年11月1日代表王绍魁就其向双发公司和刘忠林转账的290,000元及2018年9月1日、11月1日另行出借的200,000元、20,000元（共计510,000元）与双发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用于证明涉案款项的借款人系双发公司。王绍魁对此不予认可，称张英丽签订上述借款合同，其本人不知情。为反驳刘忠林主张，王绍魁提交张英丽于2018年11月1日与双发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正本一份，内容除与刘忠林提交的上述合同副本一致的内容外，另外标记有“此合同是后补合同，其中第二条无抵押手续，合同作废（主本与副本一同作废）韩平和代办”字样。刘忠林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辩称韩平和宣布合同作废未经过双发公司同意。又查明，刘忠林系双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绍魁自称涉案借款系经其亲戚张英丽介绍出借的，转账给双发公司的款项系出借给双发公司的，该款项已经通过张英丽向其偿还，具体谁偿还给张英丽的，王绍魁不清楚；转账给刘忠林的款项系出借给刘忠林个人的，尚未偿还。一审法院认为，王绍魁以其向刘忠林转款141,002元的转账凭证为证据，主张其就上述款项与刘忠林之间形成借款合同关系，而刘忠林对此不予认可，且其提交了双发公司出具的借款协议、案外人张英丽与双发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等证据用于证实涉案借款的借款人系双发公司，而非其个人。同时，刘忠林还提交转账凭证，可以证明其收到王绍魁转账后将涉案借款交付给了双发公司。综合全案证据及庭审情况分析，王绍魁主张其与刘忠林之间形成借款合同关系，但其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就本案款项存在借贷合意。反之，刘忠林提交的相关证据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印证涉案款项系产生于王绍魁与双发公司之间。因此，王绍魁主张被告刘忠林向其借款141,002元，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主张刘忠林向其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请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王绍魁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60元，由原告王绍魁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刘忠林未提交新证据。王绍魁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证据一，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双发公司破产重整的决定书。证明目的，2020年4月8日后，双发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刘忠林已无权行使公司签字权、使用印章权。证据二，录音光盘一份，内容案外人张英丽与双发公司会计韩和平和双发公司破产管理人代表王阳律师通话记录。证明目的，韩平和代表刘忠林及双发公司欺骗张英丽为申报双发公司债权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在双发公司被法院决定破产重整后补签的（2020年5月31日），没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三，华龙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及微信转账凭证，内容：案外人张英丽借给刘健健的2万元，刘健健已偿还。证明目的，刘忠林在一审中提交的双发公司借款合同虚假，其中包括的2万元是刘健健个人借款，而不是双发公司借款。同理，刘忠林的个人借款不能算作双发公司借款。刘忠林质证称：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有异议，王绍魁提供的是复印件，按照法律规定复印件不能作为本案王绍魁主张的依据。对第二份证据在一审庭审时已经进行了质证，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对证据审核认定：证据一经核实，该复印件内容属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使用。证据二需要补强，不可单独作为定案依据使用。证据三，刘忠林对真实性无异议，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使用。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二审的争议焦点首先是，王绍魁与刘忠林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王绍魁以其向刘忠林转款141,002元的转账凭证为证据，主张其就上述款项与刘忠林之间形成借款合同关系，而刘忠林对此不予认可，且其提交了双发公司出具的借款协议、案外人张英丽与双发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等证据用于证实涉案借款的借款人系双发公司，而非其个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刘忠林举证完成后，王绍魁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王绍魁提交的其他证据为张英丽的证言或来自张英丽，因张英丽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故王绍魁提交的其他证据同样不足以印证位于刘忠林个人之见具有利害关系，王绍魁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一审判决对王绍魁与刘忠林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认定所适用的法律并无不当。另，一审中王绍魁并未申请追加被告，一审法院就王绍魁的诉请，在刘忠林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参加诉讼的情况下进行审理，作出判决，并不违反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双方公司已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破产重整，不能仅就本案中出现的债权人会议资料认定本案存在涉嫌违法犯罪行为。一审程序并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综上所述，王绍魁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20元，由上诉人王绍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兵审判员 贺艳丽审判员 魏献忠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郭琳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