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05民初1460号原告：李某1，女，1955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原告：白某，男，1981年2月24日出生，回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利蓉，系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某2，女，1965年11月4日出生，香港永久性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被告：陈某，男，1995年12月16日出生，香港永久性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策，系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某1、白某诉被告李某2、陈某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17日立案受理。本案适用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26日、2020年12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某1、白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利蓉，被告李某2、陈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策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某1、白某共同诉称，被继承人李某3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李某3与原告李某1于1989年10月26日在广州登记结婚。李某3与李某1均是再婚，李某1与前任丈夫曾生育儿子白某，白某在其未成年时即跟随李某3、李某1共同生活，与李某3形成继父子关系。李某4与前任妻子曾生育女儿即被告李某2。李某1和李某3未生育、收养其他子女。李某3于2014年11月22日死亡，其父母均早于其死亡。李某3死亡时，其遗有广州市××区××路××街××号××房的二分之一产权份额、广州市××区××路××号大院××栋××房的二分之一产权份额、以及其名下的银行存款。对于广州市××区××路××街××号××房，李某1、李某2与陈某已签署协议，约定该房屋全部产权归李某1所有。对于广州市××区××路××号大院××栋××房，该房屋应属李某1与李某3的夫妻共同财产，李某3享有的该房屋二分之一产权份额应由其法定继承人按份继承。对于李某3的银行存款，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认证其在香港的存款共计港币866553.43元，该存款应属李某1、李某3的夫妻共同财产，该法庭认证上述港币由李某2负责执行，故李某2应将其中一半存款返还给李某1。原、被告就李某3的遗产继承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故原告特起诉主张：1、登记在李某3名下的广州市××区××路××街××号××房的份额由李某1一人继承；2、登记在李某1名下的广州市××区××路××号大院××栋××房中属于李某3的份额由李某1一人继承；3、李某2履行遗嘱执行人的职责，向李某2支付李某3名下的银行存款人民币1046537.1元；4、本案诉讼费由法院判决在原、被告之间合理分摊。被告李某2、陈某共同辩称：2015年12月21日，被继承人李某3出具遗嘱，将其所有的广州市××区××路××街××号××房交其外孙陈某享有。因此原告对该房屋二分之一份额并无继承权，其主张该房屋由其继承没有事实依据。广州市××区××路××号大院××栋××房购于1999年6月，该房屋应属李某3与李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实际上该房屋是李某2一人出资购买的，李某1为了购买该房屋，唆使李某3向李某2索取了港币三十多万元，但李某2看到李某1提交的证据才得知购买该房屋仅用了50496.74元。李某3另有一子，故李某3享有的该房屋一半份额，李某1应仅分得三分之一。李某1主张该房屋由其一人继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李某3生前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在其原生法域即香港特别行政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其他法律规定，对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所有财产，即包括原告证据目录中所列的银行存款，以遗嘱的方式交由李某2继承，并经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出具《遗嘱认证》予以认证。李某2请求贵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条、第八条、第十九条、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原讼法庭出具的《遗嘱认证》予以承认。因此，原告对其证据目录中所列的银行存款主张权利没有依据。如原告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认证的《遗嘱认证》有异议，建议贵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告知其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另，被继承人李某3出具的并经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认证的《遗嘱》中有“本人现撤销本人此前所订立所有遗嘱性质的处置，并宣布此一遗嘱为本人之最后遗嘱。”的字样，但其又有本人声明“此遗嘱仅适用于本人在香港之所有财产不论任何种类，而不包括本人在其他地方之财产。”的表述，可见，2015年12月21日李某3出具的将其所有的广州市××区××路××街××号××房的二分之一份额留给陈某的遗嘱合法有效，相关各方应当遵照执行。白某并非本案李某3的继承人，其无权主张任何遗产。原告提交的李某2与白某2的《离婚证》载明：“子女处理：独生子白某（4岁半）由男方抚养，男方自愿承担小孩的抚养费”其证明事项载明：“证明白某的父母都是××厂的职工，白某自幼生活在××厂大院内；”根据白某的居住信息××其至今在该××号大院居住。根据该《离婚证》载明的内容，白某是由其同在××厂职工的生父白某2抚养成人并支付抚养费的，即李某1也没有行使抚养权并支付抚养费，因此，白某的法定被继承人应为已经承担抚养义务并应由白某承担赡养义务的其生父白某2以及李某1。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形成扶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他们之间产生如同婚生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另一种是没有形成扶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他们之没有权利义务关系，只是姻亲关系。在形成扶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中，继子女在未成年时有受继父母抚养教育的权利，继子女在成年后有赡养扶助继父母的义务，当继父母留有遗产时，没有丧失继承权的继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继承权。但在本案中，白某既没有在未成年时受到李某3的抚养教育，也没有在成年后对李某3进行赡养扶助，所以他们之间没有形成法律上的扶养关系，故白某无权继承李某3的遗产。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规定可知，扶养关系采广义理解是我国立法通例。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从文义理解的角度解释，就是对继父母尽到了赡养义务的继子女。从立法宗旨来理解，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的权利来源只能是其对继父母尽到赡养义务的先期行为。如果理解成继父母和继子女有抚养与被养关系是继子女获得法定继承权的前提，就变成了“有被扶养关系的继子女”，这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的规定不相符的，是完全错误的，并且本案中李某3也非白某的抚养权人，也从未抚养白某。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贵院依法予以驳回，以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经审理查明：被继承人李某3生前与李某1为夫妻关系，两人未生育、收养子女。李某3与李某1均为再婚，李某3与前任妻子生育女儿李某2，陈某为李某2的儿子。李某1与前任丈夫白某2生育儿子白某。李某3于2014年11月22日在广州死亡，其父母均早于其死亡。李某3生前曾遗下房产份额和存款等，原、被告因继承李某3的遗产产生纠纷，两原告遂提起本案诉讼。李某1与白某2于1985年12月3日办理离婚登记，其《离婚证》中记载“子女处理独生子白某（4岁半）由男方抚养，男方自愿承担小孩的抚养费”。李某1又申请其原同事李某5、何某出庭作证。李某5作证称其于九十年代开始与李某1相熟，有时去李某1家中吃饭，多次目睹及听说白某在李某1和李某3的家中居住及吃饭；其听李某1称白某在美院上学学费很高，其无力承担，由李某3帮忙支付学费；其知道李某1与白某2离婚的事情，但不记得该两人如何约定白某的抚养问题，其只知道李某1经常给白某钱。证人何某作证称其与李某1是二十多年的同事，其与李某1一家很熟悉；其知道李某1与白某2离婚时曾约定白某由白某2抚养，但之后白某2另外结婚生子，白某就经常回李某1和李某3家中吃饭和居住；有一次在白某读大学时，李某3让其把钱转交给白某，且其经常看到李某1、李某3、白某一家三口出外吃饭，所以其认为李某3与白某关系很好。两原告主张白某与李某3构成继父子关系，白某亦为李某3的继承人之一。两被告则主张白某与李某3未形成扶养关系，白某并非李某3的继承人。李某2在本案2018年3月26日的庭审中称，李某3除李某2外还在香港生育一名子女，但其身份情况不明，对此两原告表示不予确认。原、被告在法庭要求的期限内未能提供李某3生育子女情况的证据，两原告提供的李某1在工作单位的职工档案亦未记载李某3、李某2等人。本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达提取证据的安排》的规定，通过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委托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办公室辖下行政署向香港生死注册处调查李某3生育子女的记录，但至今无回复。本院于2020年10月20日发出公告，寻找除本案原、被告外的其他李某3的继承人及其他有继承权的利害关系人，但直至公告期满后仍无人向本院主张权利。李某1、李某3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得广州市××区××路××号大院××栋××房（以下简称××房），该房登记在李某1一人名下。原、被告均确认该房屋属李某1、李某3的夫妻共同财产，由该两人各占一半产权份额。原、被告均确认李某3并未就该房屋立下遗嘱，该房屋中李某3享有的一半产权份额应作为李某3的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平均继承。李某1、李某3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得广州市××区××路××街××号××房（以下简称×××房），该房登记在李某1、李某3两人名下，各占二分之一产权份额。两被告提供《声明》载明，何庆聪于2015年12月21日在香港周启邦律师事务所作出该声明称，其于2012年6月14日起成为何和礼律师行的独资东主；2013年5月，李某3来到何和礼律师行由其本人接见，李某3要求其代办遗嘱事宜，欲安排其名下财产的分配方式；李某3在一张白色A4纸写下其财产分配意愿：香港的银行（包括汇丰银行、交通银行股票、基金储蓄等及中国银行）账户存款留交女儿（即李某2），在广州与李某1各占一半的×××房的物业给外孙陈某。该《声明》亦附有李某3书写的遗产分配意愿的字据，如下图所示：两被告提供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出具的《遗嘱认证》（授予书编号：HCAG0××××/2015）。该文件的中文译本载明李某3于2014年11月22日去世（去世时以香港为居籍），其最后一份遗嘱已于2015年8月12日在香港高等法院遗嘱认证司法管辖权下获得认证及予以登记，而上述法院已将上述死者的全部及个别遗产和财务的管理授予上述遗嘱内指明的唯一遗嘱执行人李某2，该人在获授予上述遗产和财务的管理前已妥善秉承宣誓会以支付上述死者正当地欠下的债项和支付上述遗嘱内载述的遗赠的方式管理该等遗产和财务，并会在法律有所要求时，展示一份上述全部及个别遗产和财务的真确及完整的财产清单及提交一份关于该等遗产和财务的确当真实的账目（仅限于在香港之所有资产）。另该文件的英文原文载明“……andthatadministrationofallandsingulartheestateandeffectsofthesaiddeceasedwasgrantedbytheaforesaidCourttoLEEMIULING（李某2）……”该《遗嘱认证》后附有李某3于2013年6月25日签署的遗嘱。该遗嘱以英文撰写，其中文译本载明：1、本人声明以香港为本人居籍并希望本人之遗嘱须据香港法例解释；2、本人现撤销本人此前所订立所有遗嘱性质的处置，并宣布此一遗嘱为本人之最后遗嘱；3、本人声明此遗嘱仅适用于本人在香港之所有财产不论任何种类，而不包括本人在其他地方之财产；4、本人将本人之所有动产与所有不动产及遗赠本人的土地财产及个人财产不论任何种类及在任何地方全部授予本人之女儿李某2，并委托其作为此遗嘱之唯一执行人与信托人。该遗嘱载明李某3是在何和礼律师行的一名律师及一名法律行政人员的见证下签署，该两名见证人亦在该份遗嘱上签名。另该遗嘱第4条的原文为“IGIVEallmyrealandpersonalpropertywhatsoverandwheresovertomydaughterLEEMIULING（李某2），forherownuseandbenefitabsolutelyandappointhertheSoleExecutrixandTrusteeofthismyWill”。该《遗嘱认证》后附有李某3死亡当日在香港的资产及负债清单，如下表所示：李某1主张上述在香港的银行存款应属其与李某3的夫妻共同财产，李某2仅为上述财产的遗嘱执行人，故李某2应将上述存款的一半返还给其。李某2则主张上述存款已经香港法院认定归其所有，故李某1无权主张上述存款。李某2确认其已取得上述存款。2016年7月1日，李某1、李某2、陈某签订《房屋所有权份额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鉴于李某3于2013年5月在香港何和礼律师行的律师何庆聪的见证下亲笔书写其财产分配的意愿即×××房留给陈某、李某3与李某2对×××房各占50%产权份额，各方同意李某2和陈某将其对该房产所有的份额转让予李某1，转让后李某1享有该房产的100%产权，李某2和陈某不再就该房屋的权属主张任何权利；李某1须向李某2支付转让价款1392612.5元，其中2016年6月15日前支付200000元，剩余1192612.5元在2016年9月14日前支付；若李某1未按期付款，每逾期一日应按成交价格的千分之三计付逾期违约金；如李某1须将上述房产份额转自其名下，所产生的所有费用由其自行承担，李某2和陈某应积极配合办理手续，但李某1不能以办理手续为由延迟转让款的支付。上述协议签订后，李某1于2016年6月15日向李某2支付200000元，于2016年12月20日向李某2支付300000元，于2017年5月3日向李某2支付260000元，于2017年5月4日向李某2支付290000元，于2017年6月24日向李某2支付342612.5元。两被告确认李某2已收到上述协议约定的全部转让价款。原、被告均同意×××房的继承可按上述协议执行。关于法律适用问题，两原告主张本案应适用我国大陆地区的法律规定，而两被告则主张本案应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规定。两原告主张李某3生前与李某1共同居住在×××房，而两被告主张李某3生前的经常居住地是两被告的住所地；两被告确认李某1没有香港居留权，故李某1与李某3并未在香港共同居住。另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遗嘱认证及遗产管理条例》第2条“释义”载明“‘遗产管理’、‘管理’(administration)包括死者遗产的遗产管理书，不论其是否附有遗嘱，亦不论其是为一般、特别或有限制的目的而授予”；“‘遗嘱认证’(probate)指以法院印章作出的授予书，授权其内指名的遗嘱执行人管理立遗嘱人的遗产”。该条例第3条第I部第（2）点载明“即使死者并无遗下任何遗产，法院亦有司法管辖权就死者而作出遗嘱认证或遗产管理的授予”。该条例第54条第（4）点载明“遗产代理人可按其认为适当者而将归属予他的任何财产作押记或按揭，或以其他方式处置，但须受死者遗嘱就此方面而施加的任何限制及本条条文规限；但如遗嘱执行人是按照法院命令而处置任何财产，则即使有如此施加的限制，该遗嘱执行人仍可处置该财产”。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遗嘱条例》第13条第（1）点载明“任何遗嘱的全部或任何部分，均不得撤销，除非——（a）根据第14条的规定因缔结婚姻而撤销；（b）藉另一有效的遗嘱而撤销；（c）藉立遗嘱人可有效地签立遗嘱的方式签立的遗嘱撤销书而撤销；或（d）由立遗嘱人，或由其他人在立遗嘱人面前并依其指示，在立意撤销该遗嘱的情况下将该遗嘱烧毁、撕毁或以其他方法毁灭而撤销”。本院认为：本案是原、被告因继承李某3的遗产而产生的继承纠纷。两被告提供了李某3生前立下的遗嘱，故本案首先应就李某3的遗嘱效力进行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本规定”的规定，本案属涉外民事关系纠纷，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认定法律适用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三条“遗嘱效力，适用遗嘱人立遗嘱时或者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规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出具的《遗嘱认证》中所附的2013年6月25日的遗嘱是李某3在香港所立，李某3在该遗嘱中明确其居籍为香港且希望该遗嘱按香港法律解释，且该《遗嘱认证》亦载明李某3死亡时居籍为香港，故本院认定该份遗嘱的效力应适用香港法律。经审查，该份遗嘱符合香港法律关于遗嘱的规定，且该份遗嘱亦经香港地区法院认证，故本院认定该份遗嘱已产生遗嘱效力。再根据上述本院援引的《遗嘱条例》第13条第（1）点的规定，李某3在该份遗嘱中已明确撤销其之前所订立的所有遗嘱，故两被告提供的李某3于2013年5月在香港何和礼律师行写下的字据即使发生遗嘱效力，亦已被上述2013年6月25日的遗嘱所撤销。鉴于原、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李某3除上述遗嘱外还另立有遗嘱，故本院认定李某3死亡时生效的遗嘱为2013年6月25日的遗嘱。李某3在2013年6月25日的遗嘱中声明该遗嘱仅适用于其在香港的财产，即对于本案诉争的××房和×××房，李某3并未立下遗嘱。因此该两套房屋的继承应适用法定继承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一条“法定继承，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但不动产法定继承，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的规定，上述两套房屋的继承应当适用我国继承法的规定处理。××房的继承应按我国继承法的规定法定继承，则应首先认定李某3死亡时的法定继承人范围。两原告主张白某与李某3构成继父子关系，白某亦为李某3的法定继承人之一。但根据李某1与白某2的《离婚证》记载，李某1与白某2离婚后其婚生儿子白某是由白某2携带抚养并由白某2承担其抚养费用，故在无证据证明李某1与白某2有协议变更抚养关系或有生效法律文书认定变更抚养关系的情况下，应当认定白某由白某2抚养。李某1虽申请其同事出庭作证，但其同事仅证实白某曾与李某1、李某3一同吃饭、在其处短暂居住，但该情形应宜定性为白某与李某1维系母子感情、白某与李某3培养继父子感情的行为；两名证人陈述的李某3承担白某的抚养义务亦仅是听李某1陈述，即其证言仅为传来证据而非直接证据，其证明力较弱；证人关于其代李某3转交款项给白某的陈述，亦未能充分证明款项的来源及用途，且当时白某已成年。另外，在白某成人多年的情况下，其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有赡养、照顾李某3。因此本院综合认定白某与李某3不构成具有扶养关系的继父子关系，白某并非李某3的法定继承人。两被告主张李某3除生育李某2外还生育一名子女，但其未能举证予以证实。在经本院通过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委托香港地区政府部门调查未果，本院公告寻找李某3的其他继承人未果，本院要求原、被告提供证据未果的情况下，本院依据现有证据认定李某3仅生育李某2一名子女。故本院对两被告该陈述不予认可。因此本院根据已查明的李某3的亲属关系，认定李某3死亡时其法定继承人为李某1与李某2两人。××房房屋产权是在李某3与李某1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故该房产应根据我国婚姻法律的规定认定为属于李某3与李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在原、被告未能举证证明李某3与李某1曾就该财产如何分配作出约定的情况下，本院认定××房应由李某3与李某1各分得二分之一产权份额。故李某3死亡时，其享有的××房的二分之一产权份额应作为李某3的遗产由其继承人即李某1、李某2两人按法定继承平均继承。因此继承后，李某1应享有××房的四分之三产权份额，李某2应享有××房的四分之一产权份额。关于×××房，李某1、李某2、陈某在李某3死亡后已就该房产签署《房屋所有权份额转让协议》。虽然该协议是基于签署李某3于2013年5月在香港何和礼律师行写下的字据而签订，而李某3在其后又另立遗嘱撤销了该份字据。但在本案庭审中，在原、被告均已明知李某3已另立遗嘱撤销该份字据的情况下，仍然同意按该协议履行。故本院认定该协议符合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的内容为对李某3遗下的×××房如何分配进行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九条“遗产分割应当有利于生产和生活需要，不损害遗产的效用。不宜分割的遗产，可以采取折价、适当补偿或者共有等方法处理”的规定，该协议应属遗产分割协议。该协议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故本院认定该协议已合法生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李某1已按协议约定向李某2支付完毕全部转让款，故根据协议约定×××房的全部产权应归李某1所有。因此本院对两原告主张×××房由李某1一人继承的请求予以支持。作为房产继承的附随义务，原、被告应当互相协助办理××房、×××房的变更登记手续，所产生的费用应按原、被告所占房产比例分担。关于李某3在香港的存款。根据上述《遗嘱认证》中所附的资产及负债清单，本院认定李某3死亡时在香港遗有上述表格内的存款。根据上述《遗嘱认证》的内容，结合前述本院援引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遗嘱认证及遗产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可以认定该《遗嘱认证》的效力为对2013年6月25日的遗嘱的确认以及将李某3的遗产授予李某2管理，并无直接认定上述存款归李某2所有的法律效力。根据《遗嘱认证及遗产管理条例》的规定，李某2作为李某3的遗产管理人可对李某3的遗产进行任何处置，但该处置应当遵循遗嘱及法律的规定。亦即对于上述存款应当有谁继承的问题，香港地区的法院并未作出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予以明确。另外，即使按照两被告的意见认定香港地区法院已通过《遗嘱认证》将上述存款的所有权授予李某2，但该《遗嘱认证》作为法律文书未经我国司法确认，本院不应认可其产生确认遗产继承的法律效力。李某1作为李某3的配偶，应属上述存款的利害关系人，故本院认定李某1有权对上述存款主张权利，本院应当对上述存款如何继承的问题进行实体审理。因此本院对两被告主张李某1无权对上述存款主张权利的意见不予采纳。如前所述，本院认定李某3死亡时生效的遗嘱为2013年6月25日的遗嘱，该遗嘱效力应当适用香港法律规定。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四条“遗产管理等事项，适用遗产所在地法律”的规定，对于涉案存款如何管理的问题，亦应适用香港法律规定处理。根据上述遗嘱，李某3已明确将其在香港的所有财产均全部授予李某2，其原文更是用了“GIVE”这一明确表示“给予”的动词，可以认定李某3是明确其在香港的遗产是由李某2一人继承的。对于李某3的遗产范围，香港地区的法院已通过《遗嘱认证》认定李某3在香港的遗产包括涉案的全部存款。而根据香港地区的法律，并无在死者的财产中剔除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香港地区亦无夫妻共同财产的明确规定）。因此依据香港地区的法律，认定涉案存款均属李某3的遗产，均应由李某2一人继承。因此本院对李某2主张分得一半存款的请求不予支持。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因本案的李某3订立遗嘱、死亡以及原、被告之间签订遗产分割协议的时间均在民法典施行前，故本案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而不应适用我国民法典的规定。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五）项、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继承人李某3遗下的登记在原告李某1名下的广州市××区××路××号大院××栋××房的一半房屋产权由原告李某1、被告李某2共同继承，继承后原告李某1享有该房屋的四分之三产权份额，被告李某2享有该房屋的四分之一产权份额。二、被继承人李某3遗下的登记在其名下的广州市××区××路××街××号××房的一半房屋产权由原告李某1继承，继承后原告李某1享有该房屋的全部产权份额。三、原告李某1、被告李某2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互相协助对方按本判决主文第一项、第二项的内容办理房产变更登记手续，所产生的费用由原告李某1、被告李某2按其所占房产份额比例分担。四、被继承人李某3遗下的登记在其名下的下列财产由被告李某2一人继承，继承后被告李某2享有下列财产的所有权：五、驳回原告李某1、原告白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8200元，由原告李某1负担10428元，被告李某2负担37772元。被告李某2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将其应负担的受理费交纳至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原告李某1、原告白某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李某2、被告陈某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曹子彦人民陪审员  周碧婷人民陪审员  周泽峰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杨晓燕付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