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浙04行赔终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郎加良，男，1961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南湖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富引娟，女，1964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南湖区,系郎加良之妻。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郎益立，女，1996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系两上诉人之女。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嘉兴市公安局秀洲区分局，住所地嘉兴市洪兴西路**。 法定代表人谢立中，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杰，该局民警。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文江，浙江子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郎加良、富引娟因诉嘉兴市公安局秀洲区分局（以下简称秀洲公安局）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平湖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1日作出（2020）浙0482行赔初1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郎加良、富引娟系夫妻关系，儿子郎益飞于1990年10月13日出生。1999年1月13日晚上20：30左右，七星派出所接到辖区湘店村书记的求助电话，称发现一个走失的小男孩，现已带至丁冬浜村部。民警处警至现场发现是一年龄在七、八岁的男孩，当场询问男孩的姓名、年龄、父母等基本情况，该男孩均未予回答。在暂时无法查清男孩身份的情况下，当晚21时30分左右，民警及联防队员二人驾车送男孩去嘉兴市福利院，途经勤俭东路人民公园时，民警及联防队员下车小便，等回到车内发现男孩已走失。1999年1月15日，七星乡村民富引娟到七星派出所反映，现年9岁的儿子郎益飞走失。根据富引娟提供的郎益飞照片及描述走失时的衣着外貌特征，民警确认在人民公园警车内走失的男孩就是郎益飞。2018年1月24日，郎加良以郎益飞走失一事向公安机关申请国家赔偿，嘉兴市公安局南湖区分局（以下简称南湖分局）于2018年4月4日作出嘉南公行赔字[2018]第00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认为赔偿请求人于2018年1月24日申请国家赔偿，已明显超过国家赔偿的法定二年时效，决定对赔偿请求人申请的国家赔偿不予赔偿。该决定书于当日送达原告。原告郎加良、富引娟对此不服向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湖法院）提起诉讼，南湖法院于2018年11月26日作出(2018)浙0402行赔初1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判决驳回郎加良、富引娟的诉讼请求。郎加良、富引娟提出上诉，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8日作出(2018)浙04行赔终6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期间，郎加良于2018年2月13日向南湖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宣告郎益飞死亡，2019年3月4日，南湖法院作出(2018)浙0402民特2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宣告郎益飞死亡。之后，郎加良、富引娟又申请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6日作出(2019)浙行申762号行政裁定书，认为国家赔偿贯彻法定赔偿原则，只有法律明确规定属于赔偿范围的行为才可以赔偿。本案郎益飞于1999年1月13日在公安机关送往福利院过程中再次走失，公安机关没有依法履行职责导致受害人走失不属于赔偿范围，只有导致受害人死亡才纳入赔偿范围。并且当时在没有宣告受害人郎益飞死亡的前提下，郎加良、富引娟于2018年1月24日申请南湖分局赔偿，显然已经超过两年的赔偿请求时效。郎加良、富引娟是请求撤销南湖分局的不予赔偿决定并要求作出赔偿判决，故法院只能围绕郎益飞走失是否应当赔偿和南湖分局的不予赔偿决定是否正确展开审查。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的规定，单独申请行政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南湖法院宣告郎益飞死亡后，郎加良、富引娟并未向南湖分局申请赔偿，南湖分局也未对南湖法院宣告郎益飞死亡后其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进行审查并作出赔偿决定，故一、二审法院在行政诉讼中仅审查郎益飞走失是否应当赔偿，并无不当。一、二审法院以1999年1月13日郎益飞走失为起算点，认为其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一审判决驳回赔偿请求，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均系正确。裁定驳回了郎加良、富引娟的再审申请。 原审另查明，1999年12月，郎加良以郎益飞走失及家庭困难为由，向原嘉兴市秀洲区七星乡人民政府提出补助申请，七星乡人民政府以经济补助形式支付郎加良4000元。原审再查明，2019年11月3日，郎加良、富引娟向南湖分局提出行政赔偿申请，2020年1月3日，南湖分局以不是赔偿义务机关为由驳回其赔偿申请。同日，郎加良、富引娟向秀洲公安局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要求秀洲公安局支付死亡赔偿金164922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600000元。2020年3月3日，秀洲公安局作出嘉秀洲公行赔决字〔2020〕00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决定以支付赔偿金的方式支付郎加良、富引娟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人民币20万元。 原判认为，《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第三十四条规定，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按照下列规定计算：……（三）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中，七星派出所行政区划已调整，现秀洲公安局系赔偿义务机关并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对此秀洲公安局亦不持异议。受害人郎益飞最终被宣告死亡，应当认定侵权行为致人精神损害并且造成严重后果，秀洲公安局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外还应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作出决定时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尚未公布的，以公布的最近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为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体数额，还应当注意体现法律规定的“抚慰”性质，原则上不超过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所确定的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五，最低不少于一千元。人民法院审理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涉及侵犯人身权的国家赔偿案件，以及人民法院办理涉及侵犯人身权的自赔案件，需要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条款的，参照本意见处理。具体到本案，郎益飞走失时未年满9周岁，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郎加良、富引娟作为其法定监护人，未尽监护职责导致郎益飞离家出走，而秀洲公安局民警在处警过程中因疏忽大意造成郎益飞再次走失，二者对郎益飞最终被宣告死亡均有责任。在郎加良、富引娟提出赔偿申请及秀洲公安局作出行政赔偿决定时，国家2019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尚未公布，秀洲公安局参照2018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作出前述行政赔偿决定，综合受害人实际走失时间、秀洲公安局的违法过错程度及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秀洲公安局作出的行政赔偿决定并无不妥且符合法定程序，鉴于秀洲公安局在庭审中已向郎加良、富引娟赔礼道歉，故郎加良、富引娟的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原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郎加良、富引娟的诉讼请求。 郎加良、富引娟上诉称，原判主要证据不足，法律适用错误，理由如下：一、原判认为双方对郎益飞最终被宣告死亡均有责任，但对被上诉人所应承担的责任大小未予确定，且判决结果也完全未能体现其违法过错程度，主要证据不足，法律适用错误。1.被上诉人负有将郎益飞安全护送到福利院的法定职责；2.因被上诉人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直接导致了郎益飞被宣告死亡的损害后果。民警吴建华及联防队员在驱车护送郎益飞去往嘉兴市福利院的路途中，俩人一同下车去小便而将郎益飞一人留置在警车内，以至于郎益飞再次走失，自此郎益飞一直未被找回，直至2019年3月4日郎益飞被南湖法院宣告死亡，属于《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五项规定的行政赔偿范围“（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3.被上诉人对郎益飞被宣告死亡的损害后果至少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被上诉人应该对郎益飞被宣告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主要的责任，并应当在赔偿金的数额上予以体现，支付相应的赔偿金。二、根据《国家赔偿法》，凡符合条件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单独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在郎益飞因被上诉人违法的行政职务行为（行政侵权行为）而再次走失、以至下落不明最终被宣告死亡的长时间内，两上诉人痛失亲人，日常生活与工作、家庭关系等长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身心遭受了巨大的难以弥补的痛苦与折磨，精神持续受到了巨大损害，完全符合《国家赔偿法》规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的条件。三、原判将当地平均生活水平作为确定本案国家赔偿金的主要因素，法律依据不足。四、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并未向两上诉人赔礼道歉。从2016年年底上诉人知晓被上诉人擅自违法将郎益飞的户籍注销后，被上诉人告知上诉人可以提起国家赔偿，上诉人即于2018年1月24日向公安机关申请国家赔偿。从2016年年底至今，将近4年时间，从1999年到2020年己有21年时间，郎益飞最终被宣告死亡一事没有得到合适的解决结果，这给两上诉人带来巨大的精神创伤。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对于被上诉人未依法履行其法定职责给上诉人所造成的巨大精神损害，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赔礼道歉。第一，当年护送民警吴建华必须当面向两上诉人赔礼道歉；第二，被上诉人必须在正规媒体上就郎益飞最终被宣告死亡一事承担责任并赔礼道歉。请求二审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秀洲公安局辩称，原审判决根据事实对双方责任已作评判。本案发生于1999年1月13日，上诉人以此后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关条款对本案进行适用，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有临时照看、管理的义务，因民警在此过程中的疏忽，直接造成朗益飞再次走失，并导致最终被宣告死亡有部分责任。二、行政赔偿中精神抚慰金赔偿已依法得到体现。被上诉人已在一审中向上诉人赔礼道歉，符合相关赔礼道歉形式。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1999年1月13日晚，郎益飞在七星派出所民警送其去社会福利院的过程中走失，造成郎益飞下落不明且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后果，对此，被上诉人应承担相应责任。《国家赔偿法》第六条规定，受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要求赔偿。受害的公民死亡，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有权要求赔偿。受害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的，其权利承受人有权要求赔偿。2019年3月4日，南湖法院作出(2018)浙0402民特2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宣告郎益飞死亡。郎加良、富引娟作为郎益飞的的父母，有权要求赔偿。《国家赔偿法》第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七星派出所在1999年时系秀洲公安局的派出机关，故由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具有法律依据。 《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按照下列规定计算：“…（三）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被上诉人作出的嘉秀洲公行赔决字〔2020〕00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以支付赔偿金的方式支付上诉人郎加良、富引娟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人民币20万元，明显不当。郎益飞被宣告死亡的时间为2019年3月，根据前述法律规定，赔偿金的总额应当为2018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根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公布的数据，2018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82461元，结合郎益飞实际走失时间、七星派出所民警对郎益飞走失导致被宣告死亡的过错程度，本院酌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郎加良、富引娟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116万元。《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七星派出所民警在护送未成年的郎益飞去福利院途中未尽照看职责，造成郎益飞被宣告死亡的严重后果，给二位上诉人造成了精神损害，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酌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郎加良、富引娟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但上诉人以其申请赔偿时间为2020年，请求以2019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90501元作为计算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依据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不予支持，《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对赔礼道歉的方式未作出限制性规定，被上诉人已在原审庭审时就案涉行为对两上诉人造成的影响进行了道歉，上诉人上诉要求涉案民警向其道歉并要求被上诉人在媒体上进行公开道歉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平湖市人民法院2020年9月21日作出（2020）浙0482行赔初1号行政赔偿判决; 二、撤销嘉兴市公安局秀洲区分局2020年3月3日作出的嘉秀洲公行赔决字〔2020〕001号行政赔偿决定； 三、被上诉人嘉兴市公安局秀洲区分局向上诉人郎加良、富引娟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人民币116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10万元，合计人民币126万元，该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内向郎加良、富引娟履行完毕。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许艳华 审判员  孙 军 审判员  李 平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九日 书记员  张琳嫣 书记员  俞连芳 8-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