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1）鲁07行终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汝森，男，1956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委托代理人张猛、王葆兵，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城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潍坊市高新区健康东街**。 法定代表人刘成瑞，主任。 委托代理人马恒明、刘东，山东求是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城街道山后郑经济股份合作社，住所，住所地高新区新城街道山后郑居委会**div> 法定代表人郑树合，主任。 委托代理人王玉新，山东担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永振，山东担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郑汝森因与被上诉人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城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新城街办）、原审第三人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城街道山后郑经济股份合作社（以下简称山后郑经济合作社）行政强制一案，不服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2019)鲁0705行初12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1994年12月2日，郑汝森申请建设用地，经原潍坊市坊子区沟西镇山后郑家村村民委员会、原坊子区沟西乡土地管理所、原潍坊市坊子区规划国土矿产分局审批同意，用地面积为2667平方米合4亩，非耕地，补偿总额40000元。1994年12月15日，原潍坊市坊子区规划国土矿产分局作出批复，同意郑汝森因建翻砂厂使用本村非耕地2667平方米。2000年7月6日，原潍坊市房产管理局为郑汝森颁发产权证号为潍房权证坊集私字第3××8号的所有权证书，载明：房屋坐落于潍坊市坊子区××街××村，东：邻村耕地，南：自山自墙邻村耕地，北：自山自墙邻村耕地，建成年代1996年。设计用途为住宅，建筑面积1142.35ｍ²。 2005年，案外人郑树豪、唐旭东与山后郑家村委签订租赁合同一份，约定郑树豪、唐旭东租赁山后郑家村工业园区土地，南至金山街、北至开发区华富经贸有限公司地块约10亩租期为30年，租金每亩每年贰仟元。2006年9月2日，郑树豪、唐旭东与郑汝森签订转让协议一份，约定郑树豪、唐旭东将租赁的山后郑家村工业园内的约十亩土地使用权一并转让给郑汝森。后郑汝森陆续向山后郑家村委缴纳租赁费至2018年4月。 2018年4月16日，山后郑经济合作社作出《山后郑社区三委关于铁路南工业园地段拆迁方案》，载明：按照市委、市政府、高新区工委、管委会关于铁路南工业园拆旧改丑、提高城市形象、造福于民的文件要求，制定拆迁方案；一、拆迁范围：胶济铁路以南，北海路以东，白沙河以西地块均属本次拆迁范围。二、拆迁原则：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房产由山东华明土地房产评估公司按照省市文件依法评估。三、清空时间：2018年4月18日至2018年5月12日止，共25天时间。四、拆迁时间：2018年5月13日至2018年5月15日止，共三天时间。为保障安全，5月13日早七点断水、断电。五、付款方式：拆倒后验收合格，一次性付清。六、超出5月15日未拆除的罚款20%。超出5月18日未拆除的，按违法建设强行拆除，无任何补偿。后，山东华明土地房产评估公司对本案涉案地块(其一约四亩，其二约十亩)的地上附着物进行了清点、登记和评估。2018年5月，涉案地块上的附着物被拆除。 2019年5月28日，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政办公室向郑汝森出具(2019)3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告知：1.山后郑社区工业园项目的拆迁补偿资金来源为财政基金预算资金，该资金高新区财政局已于2018年4月9日拨付，具体分配情况请咨询山后郑社区。涉及郑汝森(含地上物)的评估情况详见《山后郑工业园拆迁改建项目(郑汝森1)附属物价值情况明细表25》和《山后郑工业园拆迁改建项目(郑汝森2)附属物价值情况明细表26》。2.高新区管委会及相关部门未制作或保存该项目的拆迁公告、拆迁实施方案、拆迁安置补偿方案、拆迁补偿登记材料信息。3.山后郑工业园项目地块尚未征收，该项目拆迁后土地收储、出让情况信息不存在。 2018年8月3日，潍坊高新区新城街办向郑汝森作出关于《关于杨南南等信访事项处理情况答复意见书》，告知：1.胶济铁路以南、北海路以东属于山后郑社区工业园项目，该工业园占地150亩，为集体建设用地，共涉及120户，已全部拆迁完毕。潍坊市房产管理局于2000年7月6日颁发的房产证，该房屋用地系集体土地，属于山后郑家社区集体所有。2018年3月按照市、区关于铁路南工业园拆旧改丑，提升城市形象的要求，该地块由第三方山东华明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2.山后郑社区为按时完成胶济铁路沿线环境整治工作，经民主程序制定了工业园拆迁方案，连同评估明细一并发到每户手中。经户同意，在郑汝森及其妻子监督下，社区帮助将所有物品搬出，将所有厂房予以拆除。 2018年11月13日，郑汝森就强制拆除房屋行为向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案不予立案后，郑汝森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案件由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该案移交一审法院审理，即本案。 另查，2017年11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铁路局、中国铁路总公司联合下发《关于建立高速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整治长效机制的意见》，要求加强高速铁路沿线环境整治管理，1.落实铁路两侧100米控制区范围内秩序管控措施，依法拆除违法搭建的建(构)筑物，拆除或整葺影响观瞻的临时建(构)筑物、残缺建筑、破旧建筑、残墙断壁等，依法取缔违规加工作坊和占道经营，取缔或规范废品收购站等。2.加强铁路两侧500米可视区范围内环境卫生整治。有效管控环境卫生，对露天堆放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废品废料、河塘漂浮物、露天粪坑、污水坑及“白色污染”等轻飘物品及时清理到位。……。后山东省、潍坊市相关部门先后转发该文件并出台措施进行落实。 诉讼过程中，经一审法院到现场实地查看，涉案房屋所在位置远远超出铁路沿线两侧100米范围。 再查，2013年12月13日，经潍坊高新区管委会批复同意，原山后郑村村民委员会撤销，设立山后郑社区居民委员会。2014年5月21日，经潍坊高新区管委会批复，同意山后郑家社区成立潍坊高新区新城街道山后郑股份经济合作社。 在诉讼过程中，经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现有的证据仍不能认定涉案房屋强制拆除行为系潍坊高新区新城街办实施，一审法院行使释明权，书面通知郑汝森应申请变更本案被告，如逾期不提交书面变更被告说明，将视为不变更被告。在法庭规定的期限内，郑汝森未提交书面变更被告说明。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各方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1.郑汝森是否是本案的适格主体；2.郑汝森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3.新城街办是否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即新城街办是否实施了郑汝森所诉称的强制拆除房屋的行为。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本案涉及两处地块上的房屋，均位于山后郑经济合作社所属的工业园区内，一是1994年郑汝森申请使用的约四亩地上的房屋，二是2006年原告自案外人处受让而来的约十亩地上的房屋。该两处地块上的房屋，根据郑汝森提供的1号证据建设用地申请书、2号证据使用土地批复、3号证据房产证、4号证据合同书、5号证据转让协议、6号证据收款凭证，以及7号证据评估报告明细、证人证言，可以认定该两处地块郑汝森均享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益，该两处地块上的房屋，均系郑汝森建造，部分房屋具有产权证书。故郑汝森与本案所诉的强制拆除房屋行为，具有行政诉讼法上的利害关系，是本案的适格原告。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涉案房屋于2018年5月拆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根据郑汝森提供的21号证据起诉状等诉讼材料，郑汝森于2018年11月13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未超过起诉期限。 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关于涉案房屋的强制拆除主体问题。第一，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诉讼适格被告应当根据“谁行为，谁被告；行为者，能处分”的原则确定。通常情况下，行政行为一经作出，该行为的主体就已确定。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行政行为的适格主体在起诉时难以确定，只能通过审理过程中审查证据并运用举证责任规则作出判断。具体到本案，郑汝森最初系以潍坊高新区管委会作为被告提起诉讼，但经过一审法院开庭审理，郑汝森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是潍坊高新区管委会或潍坊高新区新城街办具体实施了拆除行为，相反，根据郑汝森提供的13号-20号证据关于潍坊高新区管委会推进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治理活动的各项新闻报道，如“我区召开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治理调度会，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要迅速行动、攻坚克难、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治理任务”等，可以看出潍坊高新区管委会在此次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治理活动中，仅仅是提出工作要求，领导、督促推进进度。根据郑汝森提供的22号证据看，潍坊高新区新城街办公众号文章中载明的内容，亦是对相关整治工作的部署、督促和要求。第二，从行为的目的看，本案所涉拆除房屋行为并不具有土地征收或房屋征收背景，而是在铁路沿线环境整治过程中发生的拆除行为，且涉案房屋所在地块现仍为集体土地，至今亦未有土地征收行为的发生。第三，山后郑经济合作社自认系以村民自治的名义拆除了涉案房屋，郑汝森亦未有证据证明潍坊高新区管委会或新城街办具体实施了拆除行为。综合以上三点，在本案所诉房屋拆除行为并不具有土地征收或房屋征收背景的情况下，本案不宜推定拆除房屋行为系潍坊高新区管委会或新城街办具体实施或委托实施。 第四，关于居民委员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承载着社区公共事务管理、居民财产保护等自治职能，在特定情形下协助政府开展具有管理和服务性质的相关工作。居民委员会基于管理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目标的实现，主动响应政府号召，在推进公共事务管理中可以开展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的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亦明确规定，当事人对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为被告。居民委员会在开展法律、法规、规章授权、政府委托的行政事项时应当在授权、委托的范围内依法进行，在日常管理和服务中开展具有行政管理属性的工作时，如果产生行政法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结果，就应承担行政法上的责任。本案中，因当地政府撤村改居，撤销原潍坊高新区山后郑村村民委员会，设立潍坊高新区山后郑社区居民委员会，山后郑经济合作社系山后郑家社区成立的经济组织，该山后郑家社区居民委员会支部书记、支部委员和居委会委员、监委会主任、监委会成员，分别系山后郑经济股份合作社的董事长、董事会成员、监委会主任和监委会成员，系一套班子两个牌子。本案中山后郑经济合作社虽自称系其拆除郑汝森房屋，但从本案审查行政行为的角度分析，山后郑社区居民委员会更适宜作为本案行政诉讼的被告。山后郑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集体财产的管理者，协助政府整治铁路沿线环境，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已经远远超出了政府整治铁路沿线的100米控制线，其在政府要求的铁路沿线100米控制线之外的本村集体土地上的工业园内实施强制拆除行为，该拆除行为系经过村三委，以集体经济组织自治决定的名义强行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超越了作为自治组织的职能范围，也已经超出了政府工作要求的范围，明显产生了行政法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结果，直接对外发生了行政法上的法律效果，具有“对外性”和“法效性”，应当承担行政法上的责任。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为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化解矛盾，一审法院曾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协商和解纠纷，因双方意见分歧较大，未能达成和解。 综上所述，综合整个案件的情况和各方提供的证据，郑汝森起诉潍坊高新区管委会或新城街办实施拆除行为违法，证据不足，经法院释明，郑汝森拒绝变更被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六条之规定，裁定：驳回郑汝森的起诉。 上诉人郑汝森上诉请求：1、撤销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2019)鲁0705行初125号行政裁定书，指令人民法院继续审理；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推定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为拆除主体不是仅限于土地或房屋征收，同样适用于其他原因导致的强制拆除，一审判决故意曲解法律，适用法律明显错误。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和山东省各级法院对在征收拆迁中行政机关否认实施拆除行为的情形，统一裁判意见为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以下简称“行政机关”)具有征收房屋、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强制拆除建筑的职权，民事主体或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并无实施强制拆除权力，如行政机关不能举证证明确系其他主体依法实施的强制拆除，将被推定为实施强制拆除的主体，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首先，因强制拆除多发于土地、房屋征收中，行政机关否认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故现有相关案件较多地体现在土地、房屋征收中，但是不能由此否定可以适用于其他强制拆除行为中，如在城中村改造、新农村建设、违法建筑拆除、环境整治等也完全可以适用。其次，推定行政机关为拆除主体的原因是行政机关负有相关行政管理职责，民事主体或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并无实施强制拆除权力，法院推定强制拆除行为系行政机关实施，而不是区分导致强制拆除的原因进行推定，在其他原因导致的强制拆除中，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负有相关管理职责的，也同样适用于该类裁判精神。再次，做出该种推定目的是界定强制拆除主体，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该种裁判精神也同样适用于其他行政管理活动导致的强制拆除。本案属于铁路沿线环境整治过程中发生的拆除行为，只要铁路沿线环境整治属于被上诉人的职责，也应适用拆除主体推定原则。一审判决长篇大论了三点，最后归结为“综合以上三点，在本案所诉房屋拆除行为并不具有土地征收或房屋征收背景的情况下，本案不宜推定拆除房屋行为系潍坊高新区管委会或新城街办具体实施或委托实施”，显然是故意曲解理解法律，适用法律错误，不能以理服人。并且，一审判决在做出该种认定时未用一词一句说明为何推定仅适用于土地征收或房屋征收背景，应是自知无法自圆其说而不能解释。二、铁路沿线环境整治属于政府职责，在被上诉人职责范围内，即使是山后郑经济合作社实施了环境整治，也应推定被上诉人为拆除主体，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行政机关拥有行政管理职权和职责，强制拆除首先应推定为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强制行为，除非有证据证明行政机关未参与该项行政管理活动，对拆除行为毫不知情。民事主体或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并无实施强制拆除权力，行政机关如不能举证证明确系其他主体违法实施的强制拆除，将被认定为民事主体或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接受行政机关委托，推定行政机关是实施强制拆除的主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可以实际从事并分担行政主管部门的部分具体事务，但并不能认为此类主体因此即取得了独立地实施行政管理职责的行政主体资格，更不能认为此类主体因此还取得了以自己名义实施拆除的法定职权；而是应遵循职权法定原则，将此类主体视为接受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作为行政管理过程中的行政助手与行政辅助者，犹如其“延长之手”。铁路沿线环境整治活动的直接依据为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铁路局、中国铁路总公司联合下发的《关于建立高速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整治长效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是向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等政府职能部门及各铁路局集团公司、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责任单位是政府职能部门及铁路公司。《意见》要求高速铁路沿线省、市、县与铁路有关部门、单位强化铁路沿线环境整治统筹协调机制，将高速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整治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制定相关规划或实施方案，统筹部署重点工作，建立工作检查与考核机制，定期对高速铁路沿线安全环境情况开展检查，并纳入政府环境建设综合评价考核体系。山东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于2016年6月发布《关于开展全省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规定“铁路沿线各县(市、区)政府负责铁路栅栏(或隔离网)外的环境治理工作。设区市政府负责对所辖县(市、区)治理工作的指导、协调、工作调度、督促检查”，“各市、县(市、区)政府要明确铁路沿线相关市政设施管理、绿化养护、环卫保洁的管理部门，落实管理责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强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行为，防止铁路沿线脏乱差问题反弹”。潍坊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刊登新闻《全市高速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推进会议召开》，称“沿线各县市区、镇街是铁路沿线环境整治的责任主体，要加强领导，明确责任，建立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联动、责任到镇(街办)、任务到村(社区)、责任到人、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体系”。由以上可知，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责任主体是政府职能部门，综合治理工作属于政府职能部门的职责，而非村民自治的范围，即使群众性自治组织实施了环境治理行为，也应推定受政府职能部门委托而实施，法律责任应由高新区管委会和被上诉人承担。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高新区管委会)及被上诉人在其官网发布政策文件，报道其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治理措施和成果，说明高新区管委会和被上诉人领导、组织和实施了铁路沿线整治活动，涉案房屋在铁路沿线整治范围内。并且，拆迁补偿资金来源为财政基金预算资金，由高新区财政局拨付。以上充分证明铁路沿线整治是政府行为，属于潍坊高新区管委会和被上诉人的法定职权和职责。即使山后郑经济合作社进行了强制拆除，也应当推定为接受潍坊高新区管委会和被上诉人委托而实施，法律责任应由高新区管委会和被上诉人承担。一审判决完全无视《意见》《实施意见》规定的政府职能部门在铁路沿线环境整治中的职责，未能认定铁路沿线环境整治属于政府职能部门的职责。同时，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对相关整治工作是“部署、督促和要求”，山后郑经济合作社自认拆除了涉案房屋，从而认定被上诉人没有实施拆除行为。如前文所述，推定拆除主体是考虑相关行政管理行为是否属于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如果是，即使由民事主体或村民自治组织实施，应认定为系接受行政机关委托，推定该行政机关为拆除主体。一审判决未能正确认定推定的内涵，错误地割裂被上诉人的职责与山后郑经济合作社拆除涉案房屋之间的关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三、群众性自治组织只有依据法律、法规、规章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贵方可成为被告，山后郑经济合作社和潍坊高新区山后郑社区居民委员会实施拆除，不是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能，不能成为被告，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极其明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为被告。”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对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受行政机关委托作出的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委托的行政机关为被告。”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不是行政机关，在法律、法规、规章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情况下，承担部分行政管理职能，属于行政法上的“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本案中，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章授权山后郑经济合作社和山后郑社区居委会履行环境整治行政管理职责，一审判决更未指出哪部法律、法规、规章授予群众性自治组织环境整治行政管理职责，显然在铁路沿线环境整治中，群众性自治组织不是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因此，山后郑社区居委会没有得到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没有履行环境整治行政管理的法定职责，不能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实际上是受高新管委会和被上诉人委托，实施的拆除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当以高新管委会和被上诉人为被告。一审判决认定“该拆除行为系经村三委，以集体经济组织自治决定的名义强行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明显产生了行政法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结果”，极其荒谬，完全不知行政法上的授权和委托的含义及区别，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四、如果认定山后郑经济合作社为拆除责任主体，则将助长非法强制行为，纵容行政机关违法行政，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白强制拆除房屋行为对公民的重大则产权利造成严重影响，故无论从法律上、政策上或是法律精神上，都应当由行政机关组织实施。从实施情况看，土地征收房屋征收、城中村改造、新农村建设、环境整治等，都在法律上和政策上由行政机关组织进行，而村民自治组织在实施过程中的行为，都是行政机关统一组织指挥下进行的，这些行为从法律上应当视为委托，由行政机关承担责任。如果不这样认定，将会助长非法强制行为，纵容行政机关肆意行使权力，造成公民维权困难，影响到社会管理秩序和社会稳定，影响到行政诉讼法立法宗旨的实现。因此，让行政机关承担责任，既是法律要求，也是社会要求，同时也是人权及社会权发展的趋势所在。现在各级、各地区法院已开始较为普追的适用“推定”强拆实施主体，一审判决“特立独行”地认定是;地认定是群众自治组织为强拆实施主体ldquo;污染水源”，破坏已经达成的司法裁判共识，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五、一审审限严重超期，久拖不决，违反法律规定，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20日立案受理本案，直至2020年11月10日方做出判决，审理期限高达14个月之久。《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作出第一审判决。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案件需要延长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本案没有需要延长的特殊情况，也未经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延长。一审法院审理期限超过法定期限8个多月，久拖不决，置人民群众权益于不顾，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和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要求。 综上，一审判决错误地将推定拆除主体仅限于土地和房屋征收，错误地理解推定拆除主体的准确含义，错误地认定山后郑社区居委会可以作为本案行政诉讼的被告，该判决可能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审理期限亦严重超期，认定事实严重不清，适用法律严重错误，判决结果严重不当。恳请二审法院能够坚守法律对法律人的基本立场和要求，秉承法律人对正义使命的不懈追求，维护法律的神圣尊严，保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做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公正判决。 被上诉人新城街办二审中未答辩。 原审第三人山后郑经济合作社二审中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各方当事人在原审提交的证据和依据已制作电子卷宗移送本院，上述证据在原审庭审中已经质证。经审理，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对当事人提交证据的分析认定及对事实的确认正确，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被上诉人新城街办作为被告是否适格。首先，“谁行为谁被告”是确定行政诉讼被告的基本原则。行政强制拆除属于事实行为，在强制拆除实施主体不明的情况下，依据相关法律和事实，对强制实施者进行推定，是使合法权益受损的行政相对人避免处于“无人可告”僵局的有效手段。而本案中，山后郑经济合作社自认是按照当地市委、市政府、高新区工委、管委会关于铁路南工业园拆旧改丑、提高城市形象、造福于民的文件要求，于2018年4月16日制定了《山后郑社区三委关于铁路南工业园地段拆迁方案》，并依据该方案对上诉人的房屋实施了拆除。实施主体明确。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因此，村民委员会依法具有保护和改善集体土地上生态环境的职责。2017年11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铁路局、中国铁路总公司联合下发《关于建立高速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整治长效机制的意见》，开展铁路沿线环境整治工作。之后，山东省、潍坊市相关部门先后转发，并依据该文件制定出台了相应的文件。相关文件显示政府对环境整治工作进行指导、协调、工作调度、督促检查。上诉人以高新管委会、新城街办发布相关政策文件或报道来推定政府系强拆的实施主体，依据不足。最后，2017年11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铁路局、中国铁路总公司联合下发的《关于建立高速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整治长效机制的意见》要求对铁路两侧100米控制区范围内违法搭建的建(构)筑物等依法进行拆除。经一审法院实地勘查，上诉人房屋所在位置远远超出铁路沿线两侧100米范围，山后郑经济合作社在执行政府文件时扩大了拆除范围，由此产生的责任也应由山后郑经济合作社承担。综上，本案新城街办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经一审法院释明，上诉人拒绝变更被告为集体财产管理者山后郑社区居委会，故依法应裁定驳回起诉。 关于上诉人提出的一审超过审理期限办案的问题。经本院核实，一审法院收案至结案送达，已经超过法定办案期限，程序违法。但因未影响各方当事人实体权利的行使，故不予发回重审。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采信。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虽程序违法，但结果正确，本院对其结果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周建明 审判员  李长明 审判员  郭明明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三日 书记员  王巧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