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6民终43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陶华，男，1967年7月26日出生，××族，住海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米晶晶，江苏秉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安阀门厂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安市曲塘镇人民中路**。诉讼代表人：江苏洲际英杰律师事务所，海安阀门厂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负责人：冒国才，管理人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宇轩，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陶华因与被上诉人海安阀门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安阀门厂）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海安市人民法院（2020）苏0621民初45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陶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海安阀门厂于2013年6月18日、2013年7月2日、2014年6月25日三次形成的股东会决议是否有效。（2019）苏0621民初3084号（以下简称3084号）和（2018）苏0621民初7136号（以下简称7136号）生效民事判决虽均涉及到本案的三份股东会决议，但均未直接判定决议有效。3084号民事判决仅确认三份决议的成立，决议成立和决议有效并非同一法律概念，成立不一定有效。7136号民事判决是要求三位股东按照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履行出资义务，虽然其定案的基础是以股东会决议的有效为前提，但在论证该股东会决议效力问题方面，采用的都是推测推理的方式方法，在没有客观事实的情况下，强行认定除吴国祥之外的其他股东应当知道在股东会决议中增加注册资本的事实，以推定的方式来确认股东真实意思表示。但事实上吴俊在三份股东会决议上均没有签字，陶华在两份股东会决议上没有签字。在前述两案中，法院的推论没有法律依据；针对前述两份判决，上诉人已经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目前已经进入复查审理程序。本案是独立的诉讼，应当单独细致地查明客观事实，对股东会决议应从内容的真实性及程序的完整性上进行审查，查明到底是否是股东本人的签字及其真实意思表示，而不是以前面相关判决的推理分析内容来认定事实，进行简单化的裁判。二、本案三份股东会决议的形成，均涉及到有关人员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包括吴国祥授意并由第三方马环宇参与虚增注册资本，以及吴国祥侵占公司财产等犯罪行为交织交错。上诉人实际也是受害人，三份股东会决议并非真正的为企业经营服务而形成，实际上是吴国祥犯罪行为的延伸或犯罪的手段之一。法院不能仅凭表面形式来判定内容的真实性和协议的有效性。实际上，三份股东会决议都是为了虚增注册资本的非法目的，相关的证据已提交法院，但一审法院视而不见，仅仅以与本案无关一句话来敷衍了事，完全没有查清事实。综上，三份股东会决议依法应为无效，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诉请。海安阀门厂辩称：一、从已生效裁判文书可知，案涉三份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6民终2702号（以下简称2702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且判令陶华等人按照2014年6月25日股东会决议履行出资义务，即生效判决已经认定2014年的增资决议合法有效，2013年6月18日、7月2日的股东会决议作为2014年增资决议的前提与基础，同样合法有效。二、案涉三份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案涉三份股东会决议的内容为增加公司注册资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一百七十八条的规定，海安阀门厂有权增加注册资本，其股东会也具有对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作出决议的职权。案涉三份股东会决议内容合法有效，三份股东会决议与吴国祥所从事的犯罪活动之间并无手段与目的、原因与结果的关系，7136号及2702号民事判决书对此已作出了认定。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陶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2013年6月18日、2013年7月2日、2014年6月25日三次有关增加注册资本的“海安阀门厂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6月，海安阀门厂经工商部门登记成立。陶华为发起人、原始股东，出资40万元。2010年12月1日，海安阀门厂工商登记记载的时任全体股东陶华、严建淮、贺平、贺增华、邵蓓玲形成股东会议决议，决定将注册资本由415万元增加至2000万元，其中陶华认缴新增注册资本168.01万元。此次增资后，陶华在海安阀门厂工商档案中登记的出资额为212万元。2011年3月17日，吴国祥、贺增华、贺平、邵蓓玲、倪国华、严建淮、陶华签订一份股权转让纪要，其中载明：海安阀门厂登记的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各股东的实际出资为1000万元（贺增华实际出资900万元、陶华实际出资100万元）；2011年3月15日，全体股东按实际出资1000万元进行股权转让，转让后股东为吴国祥（股权比例为47%）、贺增华（股权比例为40%）、陶华（股权比例为10%）、倪国华（股权比例为3%）；现股东会决定按2000万元的标准补齐注册资本，其中陶华的补资部分由吴国祥、贺增华各负担50%；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内容与本纪要内容不一致的，按本纪要为准等。2011年3月，海安阀门厂工商登记的股东变更为吴国祥（认缴出资额为940万元）、陶华（认缴出资额为200万元）、贺增华（认缴出资额为800万元）、倪国华（认缴出资额为60万元），法定代表人由贺增华变更为吴国祥。2012年9月13日，海安阀门厂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相关股权转让事宜，股权转让后，出资情况为吴国祥出资1400万元、吴俊出资400万元、陶华出资200万元。2013年6月18日，海安阀门厂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将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增加至2800万元，新增的800万元由吴国祥出资。2013年7月2日，海安阀门厂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将注册资本由2800万元增加至3600万元，吴国祥、吴俊、陶华分别出资320万元、320万元、160万元。2013年6月18日、2013年7月2日两次增资行为分别在2013年7月2日、7月3日完成，均系由他人（马某某）代办，但增资款在完成验资后即转出，转至海安阀门厂基本账户后又流向吴俊和王斌（海安阀门厂工作人员）账户。吴国祥、吴俊、陶华均于2013年6月25日在建设银行海安曲塘支行开户，开户手续由周军（海安阀门厂工作人员）代办。银行工作人员反映，存档无吴国祥、吴俊、陶华委托手续，但当时如由他人代理开户，应持委托人和受托人身份证原件方可开户。2014年6月25日，海安阀门厂形成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为：应到会股东3方，实际到会股东3方，代表100%股权，全体股东一致通过如下决议：一、因业务生产经营发展需要，决定增加注册资本2400万元。二、增资后的公司注册资本为6000万元，其中吴国祥认缴出资42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70%；吴俊认缴出资12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0%，陶华认缴出资6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0%。三、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同日的章程修正案载明，上述增资的认缴出资时间为2019年6月30日前。吴国祥在该章程修正案中签名，并加盖了海安阀门厂的公章。上述增资均已办理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另查明，2016年7月6日，吴俊向法院提起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诉讼，诉称：海安阀门厂的股东为吴国祥、吴俊和陶华，注册资本为3600万元，吴俊作为小股东，持有20%的股权，并未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2016年6月21日，吴俊经查询工商登记档案发现，海安阀门厂于2014年6月30日依据2014年6月25日的股东会决议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海安阀门厂的注册资本由3600万元变更为6000万元，吴俊认缴的出资变更为1200万元。吴俊对此次增资毫不知情，此次股东会的召开未通知吴俊，且股东会决议中的签名也非吴俊本人所签。为此，请求判决确认该股东会决议无效，判令海安阀门厂向工商部门办理撤销2014年6月30日的变更登记。2016年8月15日，吴俊申请撤回起诉，一审法院审查后作出（2016）苏0621民初3918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吴俊撤回起诉。2016年8月22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苏0621破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海安阀门厂的破产清算申请。同年9月6日，一审法院指定江苏洲际英杰律师事务所担任海安阀门厂管理人。2018年10月15日，一审法院立案受理海安阀门厂管理人起诉陶华、吴国祥、吴俊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海安阀门厂起诉要求判令吴国祥立即向海安阀门厂缴纳出资款1680万元、吴俊立即向海安阀门厂缴纳出资款480万元、陶华立即向海安阀门厂缴纳出资款24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以各被告应缴纳的出资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自2016年8月22日起计算至各被告实际付清该款之日止）。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作出7136号民事判决，判决认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根据该条规定，股东应当向公司按期足额缴纳其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未缴纳出资的，应当向公司继续履行缴纳出资的义务。海安阀门厂工商登记档案资料显示：2014年6月25日，海安阀门厂形成股东会决议，决定增加注册资本2400万元，增资后注册资本为6000万元，其中吴国祥认缴出资4200万元，吴俊认缴出资1200万元，陶华认缴出资600万元；同时通过章程修正案。该章程修正案显示，各股东认缴出资的时间为2019年6月30日前。现该出资时间虽未届满，但海安阀门厂已经进入破产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关于吴国祥是否应当履行缴纳出资义务的问题。吴国祥作为海安阀门厂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又是海安阀门厂的股东，其对增资是明知的，其作为海安阀门厂的股东应当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其辩称的增资只需要办个手续，不需要交钱等意见，与法相悖，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吴俊是否应当履行缴纳出资义务的问题。吴俊虽然辩称2014年6月25日的股东会决议中“吴俊”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其对增资事宜不知情。但是，吴国祥系其父亲，其陈述曾与父母同住，并将身份证交给吴国祥，曾带客户参观海安阀门厂，并认可其在海安阀门厂的股东身份，且其虽曾提起公司决议效力确认之诉，但起诉时间是在该决议作出后近两年、法院受理海安阀门厂破产清算一案前两个多月，且其已自愿向法院申请撤诉。因此，即便该股东会决议中的签名非吴俊本人所签，也可以认定吴俊对该决议的内容是知晓和认可的。因此，吴俊应当依法承担出资义务。关于陶华是否应当履行缴纳出资义务的问题。陶华辩称其在2014年6月25日股东会决议中签字系受吴国祥欺骗所为，该股东会决议属于可撤销的决议，但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陶华这一抗辩主张。陶华辩称此前两次增资其均不知情，其仅享有海安阀门厂1.11%的股权，仅应按该比例承担缴纳出资款义务等。但是，其对2014年6月25日股东会决议中签名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而该股东会决议已明确载明“增加注册资本2400万元，增资后注册资本为6000万元，陶华认缴6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等内容，故即便此前陶华此前对前两次确实不知情，但其在2014年6月25日股东会决议中签字的行为亦属于对海安阀门厂此次增资内容的认可，至于其在2014年6月25日前的实际出资是否与工商登记的一致，并不影响其在此次增资中应承担的出资责任。此外，吴国祥涉嫌刑事犯罪，但吴国祥所涉的罪名与本案并无必然关联，本案的审理并不以该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陶华申请本案中止审理，法院不予准许。综上，海安阀门厂要求陶华、吴国祥、吴俊立即缴纳相应出资，合法有据，法院应予支持。关于海安阀门厂主张的三被告应给付自法院受理海安阀门厂破产清算案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因海安阀门厂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提起本案诉讼之前曾通知各被告缴纳相应的出资款，故海安阀门厂主张的利息起算时间依据不足，该起算日期应调整为本院受理本案之日即2018年10月15日。判决：一、吴国祥向海安阀门厂缴纳认缴的增资款168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以168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年利率标准，自2018年10月15日起算至实际给付出资款之日止）；二、吴俊向海安阀门厂缴纳认缴的增资款48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以48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年利率标准，自2018年10月15日起算至实际给付出资款之日止）；三、陶华向海安阀门厂缴纳认缴的增资款24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以168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年利率标准，自2018年10月15日起算至实际给付出资款之日止）；四、驳回海安阀门厂的其他诉讼请求等。后陶华、吴俊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述上诉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17日立案受理陶华起诉海安阀门厂、吴国祥、吴俊公司决议不成立纠纷一案，陶华起诉要求确认海安阀门厂2013年6月18日、2013年7月2日、2014年6月25日三次有关增加注册资本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作出3084号民事判决，认定案涉三份股东会决议依法成立。陶华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20）苏06民终1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0年8月14日，在（2020）苏06民终14号民事判决书作出后，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就7136号的上诉案件作出270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吴国祥所涉刑事犯罪与案涉股东会决议的成立与否无关，并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庭审中，陶华向法院提供海安市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对马环宇的询问笔录（该笔录系复印件，未有任何单位加盖印章），以证明海安阀门厂注册资金从2000万元增到3600万元均是借助第三方提供的800万元款项，以体外循环虚假验资的方式完成，属于非法目的且非陶华等股东真实意思表示。并提供吴国祥的刑事判决书复印件，以证明吴国祥自2012年6月至2015年11月间非法侵吞海安阀门厂资金三千余万元，已将厂掏空，而形成三份股东会决议的时间均处于其大肆犯罪的过程中。企业并没有增加注册资金的客观需要，此举是为其犯罪行为的表现和犯罪活动的一部分，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另提供海安阀门厂付款明细，证明因海安阀门厂拆迁，当地政府于2013年11月起至2014年9月共计发放拆迁补偿款3670万元，但该款均被吴国祥侵吞转移不知去向。一审法院认为，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未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现3084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可以确认案涉2013年6月18日、2013年7月2日、2014年6月25日三份股东会决议依法成立。在此基础上，结合已经生效的7136号民事判决书的内容可以确认，7136号民事判决已依法判令吴国祥、吴俊、陶华三人须按照2014年6月25日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履行出资义务，若不生效则不存在所谓的协议履行问题，故由此可认定案涉2014年6月25日股东会决议是依法成立并有效的。而2014年6月25日股东会决议中所涉相关内容是以2013年6月18日、2013年7月2日的股东会决议的内容为基础变更而来，三份股东会决议之间是紧密联系的承继关系，既然2014年6月25日股东会决议依法成立并有效，那么2013年6月18日、2013年7月2日的股东会决议当然成立并生效。同时，结合上述生效判决可以认定，案涉三次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并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等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亦未有证据证明案涉股东会决议违背了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案涉股东会已被认定为合法成立，陶华所提供的证据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另陶华提供的询问笔录、刑事判决书、付款明细等证据与本案无关，不影响本案审理。综上，陶华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陶华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海安阀门厂2013年6月18日、2013年7月2日、2014年6月25日的三份股东会决议是否有效。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案涉三份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均为海安阀门厂增加注册资本，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对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作出决议是股东会的职权之一，因此案涉三份股东会决议的内容本身并不违反法律规定。陶华主张，案涉三份股东会决议是以合法形式掩盖虚增注册资本的非法目的，并非为企业经营服务而形成。对此，本院认为，三份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就是增加注册资本，并无证据证明各股东约定该注册资本的增加仅是形式而无需实际增资。陶华称2014年6月25日其系受到吴国祥的欺骗而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吴国祥当时明确表示无需其出钱。陶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对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应该清楚，也应知晓注册资本的增加必然涉及股东出资的增加，其称吴国祥表示无需其实际出资，首先其该主张无任何证据证明，其次，即使吴国祥有此表态，则其也能判断出该表态因与公司法相悖而无效。但陶华不仅未持异议，相反其在决议上签字，对此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亦无异议，可见，陶华对2014年6月25日股东会决议是认可并同意的，不存在虚增注册资本的问题，其主张2014年6月25日股东会决议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不能成立。既然2014年6月25日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则作为该股东会决议基础的2013年6月18日、2013年7月2日的股东会决议亦有效。即便陶华提交的海安市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对马环宇的询问笔录能证明海安阀门厂注册资金从2000万元增到3600万元均是借助第三方提供的800万元款项，以体外循环虚假验资的方式完成，也只能说明海安阀门厂的股东在增资过程中存在不当或非法行为，而不能据此认定2013年6月18日、2013年7月2日的股东会决议本身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更不能据此认定其无效。至于陶华上诉提出的召开股东会程序不合法问题，则非本案审查的范畴，而应在陶华起诉海安阀门厂、吴国祥、吴俊公司决议不成立纠纷中进行审查。事实上，在公司决议不成立纠纷一案中，生效判决已对此进行了审查，并认为公司不召开股东会会议，股东采取书面方式对股东会议案明确表示一致意见，同样系法律所认可的决议形成方式；在海安阀门厂已举证三份存在股东签名的股东会决议时，有无正式召开股东会，或者召集程序是否存在瑕疵，并不是判定决议能否成立的决定因素，重点仍应考察决议是否为股东作出的一致意思表示。该份生效判决已认定吴俊知晓且认可讼争股东会决议，而陶华在2014年6月25日股东会决议上签字的行为，应视为其对海安阀门厂三次增资作出肯定意思表示。综上所述，陶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陶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锦明审判员  戴志霞审判员  陈 卓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陆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