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7民终37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唐正权，男，1969年10月10日生，汉族，住贵州省榕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景成，贵州维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会琴，贵州维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博大西亚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惠水县经济开发区龙泉项目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7317753210531。 法定代表人：朱曦，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戢骁，贵州公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唐振，男，1993年5月3日生，汉族，住贵州省榕江县。 上诉人唐正权因与被上诉人贵州博大西亚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大公司）及原审被告唐振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惠水县人民法院（2019）黔2731民初21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唐正权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机械设备损失35.81万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7年12月5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于2019年7月2日解除错误。1、租赁合同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被上诉人送达相关材料时需向上诉人送达。一审法院以出具公证书之日2019年7月2日作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送达律师函之日以及解除合同之日明显不当。首先，该公证书公证的是该律师函是向唐振邮寄，而不是向上诉人邮寄。其次，该公证书的邮寄地址东莞市大朗镇犀牛陂第一工业园区不清楚是谁的地址。最后，该公证书只能证明邮寄律师函，不能证明上诉人是否已收到该律师函，且公证书上载明的邮寄单号在中国邮政快递的官方网站上查询，是查无此件。2、被上诉人没有对上诉人送达催告，也未给予上诉人合理期限支付租金。即便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进行催告，并给予其合理期限内支付租金，被上诉人欲解除租赁合同，应向上诉人送达解除租赁合同的通知，解除合同的通知送达到上诉人之时，双方的租赁合同解除。但被上诉人解除合同的律师函在2019年7月2日并未送达给上诉人，双方的合同未解除。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的一审起诉材料之时，才视为被上诉人的解除合同的通知送达给上诉人，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才解除。二、机械设备损失35.81万元，系被上诉人擅自拆除，将机械设备搬出厂房的行为导致，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仅承担10%的责任，显失公平。首先，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为五年，2019年7月尚在租赁期限内，被上诉人擅自将上诉人的机械设备拆除搬出厂房搁置在外，造成机械设备损坏。其次，在双方约定的租赁期限内，租金以及管理费一直计算，即便上诉人未按期支付租金，其应向被上诉人承担的是违约责任，被上诉人不能因此就将上诉人价值较高的机械设备拆除、搬出厂房。再次，被上诉人即便要上诉人腾空厂房，应给予上诉人合理期限将机械设备搬走，而不是在未通知到上诉人的情况下，擅自将设备拆除、搬出厂房。 被上诉人博大公司二审未作书面答辩。 原审被告唐振二审未作书面陈述。 博大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博大公司与被告唐振2017年12月5日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2、判令被告唐振从惠水县经济开发区长田工业园贵州博大西亚机械有限公司厂区内1296M2厂房腾房；3、判令被告唐振向原告贵州博大西亚机械有限公司支付租金人民币16万元；4、判令被告唐振向原告贵州博大西亚机械有限公司支付逾期支付租金的滞纳金（以欠付租金伟基数，按照千分之二每日的标准，从被告唐振应付租金之日起算止被告唐振完全偿清欠付租金之日止，截止起诉之日未人民币10.4万元）；5、判令被告唐振向原告贵州博大西亚机械有限公司支付贵州博大西亚机械有限公司管理费人民币3.6万元、转让装修费人民币2万元；6、判令被告唐振向原告贵州博大西亚机械有限公司赔偿违约金人民币16万元；7、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唐正权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博大公司赔偿唐正权机械设备损失35.8万元；2、案件反诉费由博大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唐正权与唐振系父子关系。2017年12月5日，唐正权以唐振名义与博大公司签订《厂房租赁合同》约定：唐振作为承租方向博大公司租赁其位于惠水县经济开发区内的部分厂房做生产塑料薄膜车间；租赁期间从2018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共五年；租赁厂房1296平方米，办公室1间，职工休息间3间；租金16万每年（不含税）；半年一付，先付租金后使用，拖欠租金按0.2%每日滞纳金计算；唐振每月向博大公司交纳2000元管理费（包括门卫、环境卫生、垃圾处理、水电维修费等），水电费按实际使用数量收取；违约方应支付16万元违约金；博大公司向唐振收取2万元保证金，待合同正常解除后如数退还唐振。合同签订后，唐正权向博大公司支付了2018年1月至6月半年的租金8万元及保证金2万元。随后唐正权将机械设备搬入厂房内。唐正权将机器设备搬入厂房内后仅进行调试，但因其他原因未进行生产。从2018年7月起，唐正权、唐振未按《厂房租赁合同》向博大公司支付租金。博大公司与唐正权（电话尾号为6353，系唐正权与博大公司签订《厂房租赁合同》时使用的电话号码）联系，但唐正权均不接电话。此后唐振通过该电话短信告知博大公司与其父（电话号码尾号为2997）联系。从2018年7月至2019年7月，博大公司多次发送向尾号为6353、2997及6091（博大公司查询得知机主系唐振使用）的电话发送信息，要求对方支付租金或搬出机器设备。2019年3月12日，博大公司向尾号2997的电话发送信息：“唐正权，你不租厂房，我先把设备拉出来放在院子里，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负责，给你三天时间”。同年6月25日，博大公司向尾号6353的电话发送信息：“唐正权，你已欠我司两个周期的租金，公司决定不再出租厂房，请你于本月底前搬出设备，付清欠款，否则公司将设备全部搬出厂房，放置露天，在这期间如有损失和遗失，公司概不负责”。信息发送后，博大公司亦未获唐正权的回复。同年7月2日，博大公司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贵州省贵阳市国盛公证处提出公证申请。同日，该公证处出具《（2019）黔贵阳国盛证民字第2342号公证书》，证明博大公司于2019年6月28日向唐振（尾号为6353及6091的号码均填写为收件人号码）邮寄送达了《关于厂房欠付租金律师函》一份。该《关于厂房欠付租金律师函》载明：从本律师函送达至对方收件地址之日起，双方于2017年12月5日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立即解除；对方应当支付租金、滞纳金、管理费、装修费、违约金，同时收取的保证金不予退还。同日，博大公司向尾号6353的电话微信发送该《关于厂房欠付租金律师函》。同年7月8日，博大公司将厂房内的机器设备拆卸搬出，放置于室外，在机器设备上加盖了塑料薄膜。本案审理过程中，2019年11月15日，被告唐正权以博大公司将机械设备搬出时未经专业人员的拆卸以及将机械设备放在室外，经日晒雨淋，导致唐正权的机械设备损坏为由向一审法院申请对造成的损失进行鉴定。经博大公司、唐正权、唐振同意，一审法院委托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机器设备拆卸及日晒雨淋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2020年5月1日，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该批设备搬出厂房室外前可正常使用为假设前提，出具《资产评估报告》评定：唐正权持有的机器设备损失价值为35.81万元。另查明：唐正权与博大公司签订《厂房租赁合同》时唐振未在场，唐振未参加租赁厂房事宜。博大公司也表示仅在催收租金时与唐振有过联系。博大公司出租给唐正权使用的厂房位于博大公司厂区内，保安、保洁等都由博大公司统一安排。 一审法院认为，博大公司与唐正权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一、关于支付租金的主体问题。《厂房租赁合同》虽承租方署名为唐振，但庭审中已查明该合同实为唐正权以其子唐振名义与原告接洽及签订，机器设备搬入事宜均由唐正权安排，在此过程中，唐振均未出面。博大公司对上述事实均予以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六条“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租金”的规定，唐正权作为实际承租人，应承担支付租金的义务。故对博大公司要求唐正权支付租金的诉请，予以支持。唐振不是承租人，对《厂房租赁合同》亦不予追认，博大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与唐振之间存在租赁关系，故对博大公司要求唐振与唐正权共同承担支付租金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二、关于《厂房租赁合同》是否解除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以及第二百二十七条“承租人无正当理由未支付或者迟延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承租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承租人逾期不支付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之规定，承租人未付租金，经出租人催告后承租人仍不支付的情况下，租赁合同的解除权是出租人的法定权利。本案中博大公司与唐正权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租金半年一付，先付租金后使用。唐正权签订合同后仅支付了半年即2018年1月至6月的租金，未按约定于2018年7月前支付7月后的租金，经博大公司多次以不同形式催告后至2019年7月仍不支付租金，博大公司当然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博大公司现诉请《厂房租赁合同》于2019年7月2日解除，即于二被告收到《关于厂房欠付租金律师函》之日解除，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三、关于唐正权是否应向博大公司支付租金、滞纳金、违约金、管理费、转让装修费的问题。唐正权与博大公司在《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租金16万每年(不含税)；拖欠租金按0.2%每日滞纳金计算；每月管理费2000元(包括门卫、环境卫生、垃圾处理、水电维修费等)，水电费按实际使用数量收取；违约方应支付16万元违约金。现唐正权未按约定向博大公司支付2018年7月至2019年7月的租金，故对博大公司要求唐正权支付16万元租金的诉请，予以支持。博大公司按约安排门卫，并安排人员对包含唐正权租赁的厂房在内的厂区提供保洁等服务，唐正权未按约定支付其应分摊的管理费，已构成违约，故对博大公司要求唐正权支付管理费的诉讼，予以支持。但2019年7月2日《厂房租赁合同》已解除，故唐正权应支付博大公司从2018年1月1日起至2019年7月1日止共17个月零一天的管理费2000×17个月+(2000元÷30╱月×1天)=3.4067万元。对博大公司诉请中的超出部分，不予支持。本案中，唐正权与博大公司在《厂房租赁合同》中约定如逾期支付租金，应以欠付的租金为基数，按0.2%╱日支付滞纳金及16万元违约金。滞纳金不是民事责任形式，综合合同内容来看，本院认为该滞纳金性质应为违约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虽然唐正权与博大公司在签订的合同中约定违约金(含滞纳金)的计算标准，但该约定的违约金显然过分高于唐正权违约所造成的损失。现唐正权请求对违约金予以调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之规定，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确定违约金由唐正权以16万元租金为基数，按照30%的标准支付，即唐正权向博大公司支付的违约金(含滞纳金)为16万元×30%=4.8万元。对原告诉请中的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对于转让装修费，《厂房租赁合同》并未约定此项费用，博大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实唐正权租赁的厂房系博大公司转让且对博大公司对厂房进行了装修，唐正权对此亦不予认可，故对博大公司要求唐正权支付转让装修费2万元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唐正权应向博大公司支付租金、管理费、违约金共计24.2067万元，扣减其在签订《厂房租赁合同》后支付的2万元保证金，唐正权应向博大公司支付租金、管理费、违约金22.2067万元。四、关于博大公司是否应赔偿机械设备损失的问题。博大公司从2018年7月至2019年7月2日期间多次通过不同方式联系唐正权、唐振，要求对方支付租金或搬出厂房内的机器设备，唐正权均不予理会。在此情况下，博大公司完全可以通过诉讼等途径维权。但博大公司于2019年7月8日自行拆卸的机器设备并搬到室外，虽在机器上加盖了塑料薄膜，尽到一定的处置义务。但博大公司安排的拆卸人员并非专业人员，机器设备搬出后博大公司也仅在机器设备上加盖塑料薄膜，而塑料薄膜耐久性较差，难以抵御风吹日晒的侵蚀，现塑料薄膜已大面积毁坏，故博大公司在处置机器设备时的不当行为，也给机器设备造成一定损失。唐正权在得知博大公司要将机器设备搬出前及搬出后均未回复博大公司如何处置该机器设备，至今也未采取任何措施安置机器设备，放任损失的进一步扩大，故针对机器设备产生的损失，唐正权应承担的责任显然远远大于博大公司。综合损失产生的原因，确定博大公司及唐正权按1：9的比例承担责任。《资产评估报告》确定案涉的机器设备损失价值为35.81万元，故博大公司应赔偿唐正权的损失为35.81万元×10%=3.581万元。对唐正权要求博大公司赔偿35.81万元的主张，不予支持。至于博大公司要求唐正权腾出厂房的诉请，因博大公司已将厂房内放置的机器设备悉数搬出，即博大公司要求唐正权腾出厂房的诉讼请求已实现。现《厂房租赁合同》已解除，唐正权仍占用博大公司厂区放置案涉机器设备显然于法无据，故唐正权也应将该批机器设备迅速搬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唐正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性向原告(反诉被告)贵州博大西亚机械有限公司支付租赁费、管理费、违约金共计人民币222067元；二、原告(反诉被告)贵州博大西亚机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性向被告(反诉原告)唐正权赔偿机器设备损失人民币35810元；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贵州博大西亚机械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唐正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850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贵州博大西亚机械有限公司承担3840元，被告（反诉原告）唐正权承担466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336元，由原告（反诉被告）贵州博大西亚机械有限公司承担336元，被告（反诉原告）唐正权承担3000元。 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一审认定的案涉租赁合同的解除时间为2019年7月2日，是否正确；2、被上诉人搬出上诉人的设备，是否有过错及应否承担责任。 针对焦点1，双方对解除合同没有争议，本院予以确认，只是对解除合同的时间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当事人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之规定，被上诉人已于2019年6月25日向上诉人在案涉的《租赁合同》中记录的尾号为6353的上诉人方的联系电话发送了内容为“唐正权，你已欠我司两个周期的租金，公司决定不再出租厂房，请你于本月底前搬出设备，付清欠款，否则公司将设备全部搬出厂房，放置露天，在这期间如损失或遗失，公司概不负责”的信息，并且被上诉人又于2019年6月28日再次向《租赁合同》中记录的尾号为6353的上诉人方的联系电话邮寄送达了《关于厂房欠付租金律师函》，该律师函中明确了律师函送达到对方后租赁合同立即解除，再加上被上诉人于2019年7月2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贵州省贵阳市国盛公证处提出公证申请，当日，该公证处出具《(2019)黔贵阳国盛证民字第2342号公证书》证实被上诉人已经将律师函的内容送达给了《租赁合同》中的承租人，联系电话为租赁合同中上诉人载明的号码，故在2019年7月2日被上诉人解除租赁合同的通知已经送达给了上诉人，因此一审认定2019年7月2日为双方的合同解除之日，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针对焦点2，被上诉人在2019年6月25日短信告知上诉人应于本月底搬出设备，否则被上诉人将会把设备搬出厂房放置露天，在这期间如有损失或遗失与被上诉人无关；之后又于2019年6月28日向上诉人邮寄送达了律师函再次告知要解除合同，并且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多次与上诉人之子唐振联系告知被上诉人要与上诉人解除合同并将案涉设备搬出厂房，但上诉人不仅不交纳租金，也拒不与被上诉人商谈解除租赁合同一事，被上诉人在多次与上诉人本人及其子联系无果的情况下，并且已经告知上诉人方在规定时间内搬出设备，逾期自己会将上诉人的设备搬出厂房的情况下才将上诉人在本案中的设备搬出厂房，故被上诉人将上诉人的设备搬出厂房并没有过错，不应承担上诉人的设备被搬出厂房的损失，但一审判决其承担10%的责任，其并没有提出上诉，是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上诉人唐正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31元，由上诉人唐正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白桂刚 审判员  陈福江 审判员  朱代昀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黄诗泽 书记员陈彦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