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甘10民终165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韩某，男，1971年4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安徽省临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陕西金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男，1974年1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户籍地甘肃省环县，租住环县甜水堡南街。上诉人韩某因与被上诉人张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环县人民法院（2020）甘1022民初25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韩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与被上诉人张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韩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甘肃省环县人民法院（2020）甘1022民初第2549号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民间借贷纠纷与合同承包纠纷是两个法律关系，不能混合一体。一审时上诉人诉被上诉人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属工地认识关系，2017年被上诉人称资金周转困难。于2017年1月9日向上诉人借40000元、6月15日向上诉人借1000元、6月27日借1000元、7月5日借2000元、7月11日借11000元、11月8日借6000元，共计向上诉人借人民币61000元。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关系融洽，没有利息形成。后上诉人没有想到被上诉人不但不还钱，反而连上诉人的电话也不接，逼迫无奈，只好起诉。上诉人与赵某、张旭于2017年6月5日签订了《分项（外墙保温）工程合同劳务合同》，该合同表明上诉人与张旭、赵某有合同关系，而被上诉人只是该工程的一位劳务人员，曾六次向上诉人借款属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个人关系，与赵某、张旭形成的劳务合同没有任何关联关系，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判决错误。被上诉人辩称向上诉人六次借款的款项都用于工程之中，但在一审庭审举证质证时未向法庭举出任何证据证明该借款用于工程之中。被上诉人在一审时向法庭提交三组证据。其中，证人均是被上诉人的近亲属，在法律角度证人证言应不予采信。定边县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足以说明上诉人与赵某、张旭形成的劳务关系，拖欠费用均是上诉人与赵某之间的关系，与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故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民间借贷纠纷与上诉人与赵某、张旭的劳务合同没有任何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判决错误。二、一审法院论理自相矛盾。上诉人在一审时向法庭提供了6支借据，被上诉人只是对2017年1月9日的借据提出了异议，而对另5组证据未提出异议，说明另外5组证据是真实的，而一审法院以韩某未提交转账凭证为由对40000元的借条不予认定，而对另外5张借条只字未提，充分说明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有明显的袒护行为。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从未有过工程转包关系，且承揽人赵某与被上诉人也没有转包关系，定边县人民法院判决书中至始至终也未显示出被上诉人系本案的转包承包人，然而，一审法院却在判决论理部分载明“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向发包人预借工程款符合常理”显然错误。定边县人民法院判决书中第3页第18行认定：“原被告就涉案工程进行了结算，被告共计欠原告工程款74000元，被告并于当日向原告出具借据1支，约定于2018年6月26日付清全部款项。欠款后，被告分三次向原告支付了26500元工程款，剩余47500元未付。”这就说明被上诉人借上诉人61000元并未用于工程，如果该61000元用于工程，就应该在74000元工程欠款中扣除，这样既符合情理又符合逻辑，故一审认定被上诉人系案涉工程承包人错误。张某辩称，1.拿钱属实，但是拿的都是工程上的钱。2017年6月5日签的合同，合同签订后开始干活，干到七月份，拿了40000元，被上诉人给上诉人打了条子。2017年8月中旬停工，之后又给赵某给了几万元。2017年9月28日开工，干到2017年11月中旬，分几次共给了6000元，被上诉人给上诉人打了条子共计6000元。2.2018年6月24日向上诉人要钱算账时，把被上诉人和赵某拿的钱都算过扣除后，还下剩74000元，上诉人给被上诉人打了条子。2017年6月26日上诉人向赵某支付20000元，2018年7月27日，给被上诉人银行卡转账5000元，2018年10月13日微信给被上诉人转账1000元，2019年2月4日微信给被上诉人转账500元。从开始干活一直是被上诉人跟着干的，算账的时候被上诉人要过条子，也打电话要了两次，韩某说见面给，但是一直没有给。韩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张某立即偿还借韩某人民币61000元；2.判由张某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6月5日，韩某与本案证人赵某签订了《分项（外墙外保温）工程劳务合同》，合同签订后，张某负责该工程的施工活动，至2018年6月完工。2018年6月24日，韩某与赵某就工程款进行结算，韩某共欠工程款74000元。后韩某先后向赵某、张某共支付26500元。另查明，自2017年6月15日至2017年11月8日，张某向韩某出具借据六张，借款金额共计61000元（含张某出具借款40000元的借据，落款时间写为“2017.19”）。一审法院认为，韩某所主张的借款均发生在张某负责韩某与赵某签订《分项（外墙外保温）工程劳务合同》的施工期间，按照施工习惯，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向发包人预借工程款符合常理，韩某称其与张某属认识关系，却多次给张某借款，既没有约定利息，又没有约定还款时间，且借款发生后在张某向其索要工程款时未提及前述借款，继续向张某支付了部分工程款，该行为有驳常理。而张某辩称向韩某出具的借条均为了支付工人生活费、系工程款的辩解理由有其提交的证据及证人证言相互印证，应予采信。韩某虽提交了借据，但其与张某非亲非故，既没有明确的出借目的，又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其所称的借贷关系存疑。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韩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63元，由韩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韩某提交赵某的民事起诉状一份，用以证明韩某与赵某形成了承包合同关系，赵某在起诉中称自己承包韩某位于××县外墙保温工程，定边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认定赵某承包本案韩某外墙保温工程，将下欠工程款判决给韩某，均未涉及到被上诉人，所以承包外墙保温工程与被上诉人无关。张某质证认为，起诉状中的钱数合适，欠款合适，其他内容无法确认，被上诉人和赵某是合伙关系，活也是被上诉人干的。本院审查认为，韩某提供的民事起诉状所载内容与陕西省定边县人民法院（2019）陕0825民初6937号民事判决书所载赵某的诉称内容基本一致，张某对起诉状中的款项数额亦认可，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仅证实赵某与韩某的关系，并不必然排除赵某与张某在案涉工程中的关系，也无法必然得出张某与案涉工程无关，故对韩某主张的案涉工程与张某无关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二审中，张某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韩某与张某之间是否成立真实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和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可知，在诉讼活动的证明过程中，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所进行的证明活动为本证，不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供证据对本证进行反驳的证明活动为反证。本证证明应当满足证明评价的最低要求即法定的证明标准。而反证的证明仅需使本证达不到证明评价的最低要求即可。因此，对于反证而言，其证明的程度要求相比本证要低，只需要使待证事实陷于真伪不明即可。具体到本案中，韩某主张其与张某之间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其所进行的证明活动为本证，其所举证据须达到前述司法解释所规定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而张某否认二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张某所进行的证明活动则为反证，张某所举证据仅需达到使韩某所主张的待证事实真伪不明即可。韩某认可其与张某于2017年因工程通过赵某相识，但其在起诉状及上诉状中均称2017年1月9日，张某向其借款40000元，而案涉工程合同签订于2017年6月5日，显然韩某主张的张某于2017年1月9日向其借款40000元的事实不但缺乏合理性且有悖常理；结合双方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来看，张某称该40000元款项发生于案涉工程施工期间更具合理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规定可知，民间借贷系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的资金融通行为。韩某主张的款项均发生在其与赵某于2017年6月5日签订《分项（外墙保温）工程合同劳务合同》，将案涉工程即陕西省××县外墙保温工程发包给赵某而后由张某负责施工期间。韩某虽否认张某与案涉工程有关，但其在出具案涉工程款的欠条后却向张某三次支付工程款6500元，其支付工程款的行为与其主张的事实存在矛盾，且在法庭询问工程款总数、已支付的工程款系向何人支付以及如何支付时，韩某仅称已付工程款全部支付给赵某而不陈述详情亦未提供支付证据；而按照张某的陈述，韩某出具74000元工程款欠条后，向赵某支付20000元、向张某三次支付6500元并提供了支付凭证，二者相抵扣，剩余工程款恰为47500元，该欠款金额与生效的陕西省定边县人民法院（2019）陕0825民初6937号民事判决所确认的工程欠款金额相吻合，韩某对该欠款数额不持异议，由此并结合张某提供的证据，足以认定韩某向张某转账支付的款项系案涉工程欠款。然而，韩某诉讼主张的借款形成时间均早于韩某向张某转账支付工程欠款的时间，在张某索要工程欠款时，韩某并未扣除其所主张的借款而继续向张某支付部分工程款，该行为明显有违一般理性人的认知，显然缺乏合理性。相反，张某的反驳意见与其提供的书证、证人证言所证实的借条形成原由能够相互印证。据上述分析，张某陈述的其出具借条收取的款项系工程款的理由更符合逻辑及客观事实，也符合建筑工程领域施工人向发包方出具借据预支工程款的习惯。张某出具借条系预支工程款，而非用于其个人资金融通，不符合民间借贷的实质要件，故韩某提供的证据未能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所规定的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不能确信其与张某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应由主张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韩某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一审判决驳回韩某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韩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26元，由韩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小栋审判员 王 军审判员 杨立锋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赵娟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