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06民初4162号 原告：吴鹏飞。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琳、朱文文，上海市中信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永大联合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赵一同，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慧，陈罡，浙江永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吴鹏飞为与被告浙江永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10月24日诉至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该院报请指定管辖，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查后于2020年5月9日将本案指定本院审理。本院于2020年6月2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8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琳，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一个月的普通程序审理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990万元（其中欠款本金1490万元，利息1500万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8月8日原告给被告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被告的律师赵一同为执行申请人即原告与被执行人诸建忠、陈明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6）浙0109执7446号]原告的代理人。委托书中载明赵一同的代理权限：“乙：特别授权代理，即代为起诉，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者上诉，代为签收法律文书等。丙：代为申请执行，进行执行和解，代收执行款项和相关诉讼退款等。”由此可见，在执行阶段赵一同具体权限为代为申请执行，进行执行和解，代收执行款项和相关诉讼退款等，并无代为承认、变更、放弃执行请求的特别授权。在执行案件中，赵一同律师未征得原告同意，与被执行人诸建忠签署了《执行和解协议》，将本应执行的2000余万元大幅减少到550万元。此后，被执行人诸建忠仅向原告支付《执行和解协议》中的第一笔款项200万元和第二笔款项中的310万元，共计510万元，还有40万元未履行。根据《执行和解协议》第二条，“若诸建忠未能按时支付本协议的第二笔款项350万元，则原告有权立即申请法院恢复执行”。但2018年1月3日赵一同未经原告同意，向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出具了《结案报告》，表明被执行人诸建忠、陈明亚已履行完毕案款，剩余款项与利息自愿放弃，（2015）杭萧商初字第3148号法律文书的全部义务执行完毕。该《结案报告》中涉及到了赵一同代为承认、放弃执行请求的内容，属于超越代理权的无权代理行为。2018年3月16日，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据此做出《结案通知书》，表明本案已全部执行完毕。被告的赵一同律师未征求原告意见及超越代理权的无权代理行为，均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给原告造成财产损失，导致原告本可恢复的执行利益灭失。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 被告辩称，原告与诸建忠、陈明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实际权利人是原告的母亲汪丽娟。2011年出借款项只是借用原告的名义，后续均是以原告名义起诉执行的，包括催款、和解、授权等事项，实际有决定权的均是汪丽娟。本案起诉也是汪丽娟的意思，汪丽娟曾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后被撤销。另外，此前民间借贷案件款项关联到杭州澳门豆捞食品有限公司以及当时的老总汪尧松，汪尧松实际上是原告的岳父，与汪丽娟是欠债关系，相关的和解内容是他们亲属之间直接协商确定的。关于被告的代理权限，首先授权委托书明确委托被告律师赵一同、孔海涛为执行阶段的代理人，代理权限为两项，明确执行阶段是特别授权代理，代理人有代为承认、变更、放弃执行请求的特别授权权限。其次，该案执行从2016年8月持续到2018年1月，经历了申请执行、追加被执行人杭州澳门豆捞食品有限公司，后面他们又协商撤回了该被执行人，也经历了恢复执行、执行终结等多重程序。期间，赵一同前后代为签订过多份和解协议，多次代为参加执行法官傅嘉琦组织的调解，并在笔录上签字，执行法官也多次电话或当面与汪丽娟沟通。原告从始至终明知被告的所有代理行为，从未对被告的代理权限提出任何异议，并且实际接受了被告代理行为所产生的权利，即始终认可被告的特别授权代理权限。另外，原告与诸建忠、陈明亚民间借贷执行一案中，所有赵一同代为签字的和解协议，均是与汪丽娟确认后或者是在汪丽娟要求下代为签字的。2017年12月20日这份《执行和解协议》，也是汪丽娟与诸建忠协商好后，通知赵一同律师与诸建忠签订的，且此后汪丽娟亦是按照该份《执行和解协议》的约定向诸建忠催款的。被告在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后曾提交过一份汪丽娟与诸建忠的微信语音聊天记录，其中可以看出在2017年12月30日，也就是《执行和解协议》签订后，汪丽娟在微信中提到“说难听点500来万钱结结掉，你也给的高兴”，其明确认可双方已经协商确定以500多万元结掉本案。2018年1月2日，汪丽娟与诸建忠微信语音聊天称“我答应你的事情从来没改变过”。而且此时汪丽娟已经和执行法官协商，要求将原先冻结的诸建忠太太陈明亚的账户及对其实行的布控都撤掉。双方在说这个事情，从始至终汪丽娟对《执行和解协议》是明知的。2018年1月3日，赵一同在《结案报告》上签字，实际上也是汪丽娟和诸建忠事先协商确定过的。2018年1月2日13时，汪丽娟与诸建忠聊天时曾称，“傅嘉琪问我他说那个350万你拿到手了，那个260万就算了。我说那你就把它弄掉再说吧”。汪丽娟当时同意执行法官将该案处理掉，事后要求赵一同去执行法官处将该案结掉。所以赵一同的每一个代理行为，汪丽娟均明确知晓并同意，被告的代理行为无任何瑕疵。执行法官在接收代理手续时，势必审核被告的代理权限，整个执行过程长达近两年的时间，执行法官均认可原告对被告的特别授权代理。综上，被告的代理权限是合法有效的特别授权代理，每次签字均是经实际债权人汪丽娟的授意，基于被告代理行为产生的任何法律后果均应由原告承担。关于原告诉称的损失，从其提供的银行流水看，2017年12月20日《执行和解协议》签署后，原告收到诸建忠510万元款项，但实际在（2015）杭萧商初字第3148号判决后，汪丽娟已经收到诸建忠各种形式的偿付金额将近2000万元。被告明确知道的就有一次是承兑汇票支付700万元左右，还有2016年9月付款50万元，另有一辆凌志车抵债50万元，一块伯爵手表抵债50万元，及债权300万元。诸建忠当时还向汪丽娟支付过按每月五分计算的七、八个月的高额利息。综合计算，（2015）杭萧商初字第3148号判决所确定的债权实际履行的差不多了。否则，汪丽娟也不会最终与诸建忠协商以550万元的金额了结本案。所以原告诉称的损失不实。 原告举证如下： 1、（2015）杭萧商初字第3148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执行依据。 2、授权委托书。证明原被告委托关系。 3、《执行和解协议》。证明赵一同没有和原告确认，直接与诸建忠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将执行金额降低为550万元，该协议的有效性确认，赵一同对外有执行和解的权限。 4、个人交易明细2张。证明被执行人诸建忠支付了510万元，距离执行和解确认的金额还差40万元。 5、《结案报告》。证明是被告律师赵一同向法院提交的，其中的内容称“被执行人已履行完毕案款”，实际还差40万元没有履行完毕。 6、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结案通知书。证明原告的执行利益灭失。 7、银行交易明细3张。证明双方约定风险代理，收到510万元后，原告于2018年5月25日向赵一同支付过律师费3万元，备注“恢复法院执行费”，赵一同是否交到律所不清楚；2018年6月28日原告通过支付宝转账5万元给赵一同；2018年6月4日案外人夏琴代原告支付律师费5万元。 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6，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因为后面的《执行和解协议》及《结案报告》均是在汪丽娟授权之下被告才签字的。证据7，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向赵一同律师支付的时间是2018年5月25日及6月28日，是在原告和诸建忠的执行案件结案后才支付，说明认可执行结果，不然不可能支付。2018年6月4日的明细需庭后核实。2018年夏琴也有委托被告做过案件，不确定是否为夏琴的案件支付。即使附言代原告支付律师费，汪丽娟在本所的案件也很多，均是以原告的名义，不确定支付的是哪一笔，需要核实是否是与本案相关的执行案件费用，如果是也说明其对当时的执行结果是认可的。 被告举证如下： 1、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调取的立案审查、笔录、申请书、裁定书等相关材料。证明被告从2015年开始代理原告与诸建忠、陈明亚之间的纠纷案件，代理权限均为特别授权，案件执行、恢复执行申请书、笔录、和解均是向原告确认后签字，代理权限均经法院审查确认。 2、诸建忠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原告并非诸建忠、陈亚明借款的实际债权人，实际债权人是原告母亲汪丽娟，借款纠纷中所有合意均是原告及汪丽娟与诸建忠、陈明亚达成。 3、汪丽娟和诸建忠微信聊天语音。证明赵一同律师代为签字的执行和解包括结案，汪丽娟均知晓，也是汪丽娟和诸建忠协商后代为签字的。 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因为是从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调取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证明其待证目的，仅能反映该案件的执行过程及所形成的文字资料。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因为证人要出庭作证，原告没有办法确认诸建忠的签字是不是其本人所签，也不确认其内容。证据3，语音聊天的真实性需找汪丽娟及原告核实，听声音代理人觉得有可能是汪丽娟的声音。第二，内容并不能明确反映汪丽娟和诸建忠已经达成了非常明确的约定，比如说在多少金额上改变原来的《执行和解协议》可以结案，包括文字整理版也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三，汪丽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提交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不作为证据直接向法院陈述该事实。被告与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确认这么大的金额，而不向原告即委托人进行确认，是重大的过错和失误。庭审后原告以被告提供的光盘无法读取为由不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 本院确认案件事实如下： 2015年12月15日，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杭萧商初字第3148号民事判决：一、诸建忠、陈明亚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借款2000万元并支付该款从2011年7月6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的利息（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标准计算，并扣除已支付的16万元利息）；二、诸建忠、陈明亚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律师代理费40万元；三、驳回原告的其余诉讼请求。赵一同、孔海涛律师系该案原告的诉讼代理人。诸建忠、陈明亚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后因未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而按照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2016年8月8日，原告作为委托人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委托被告律师赵一同、孔海涛为上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执行代理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即代为起诉，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者上诉，代为签收法律文书等，以及代为申请执行，进行执行和解，代收执行款项和相关诉讼退款等。同日，原告向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上述生效判决。 2016年9月24日，原告与诸建忠、陈明亚达成《和解协议》，被执行人于2016年9月30日前支付100万元，10月8日前支付100万元，10月15日前支付100万元，剩余1700万元在2017年6月底前支付。该和解协议由赵一同代表原告签署。且杭州澳门豆捞食品有限公司出具担保书自愿为前面300万元案款的履行提供担保。因被执行人未履行上述付款义务，2017年1月20日原告申请追加杭州澳门豆捞食品有限公司为被执行人。2017年1月25日，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根据原告的申请裁定终结本次执行，并告知如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可以请求继续执行。2017年3月6日，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裁定追加杭州澳门豆捞食品有限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要求其限期清偿案款300万元。2017年10月12日，赵一同作为代理人申请暂缓执行该公司，并于次日申请撤回对该公司的执行，同时明确“经法院执行，视为已执行300万元，继续申请执行扣除300万元的执行本金及利息”。 2017年12月20日，赵一同作为原告代理人与诸建忠签订《执行和解协议》，约定：一、经双方协商确认，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前，诸建忠应付原告案款合计550万元，该款诸建忠承诺于本协议签订之日支付200万元，剩余350万元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5日内付清。二、如诸建忠在本协议签订之日支付第一笔款项200万元，原告同意申请解除对诸建忠的强制执行措施；若未能按时支付第二笔款项350万元，则原告有权立即申请法院恢复执行；如按照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时间付清案款550万元，则本案即全部履行完毕，双方关于本案再无任何争议及纠纷。双方在法院所作执行调查笔录中均明确逾期未付则按原生效法律文书执行。当日，诸建忠即通过案外人账户向原告支付了200万元。 2017年12月27日，汪丽娟在与诸建忠的微信语音聊天时称“70不行，上次你说150,70那不行的，这个东西我现在缺钱，没到200、280我不会那个的，我这样已经蛮好了”；2017年12月30日其又称“法院我问过了，多多少少你要打点钱进来的，不是要这个350一起打到的，哪怕50、100万你也要打的，不打的话全部要，反正按照原来的3000多万执行的……说难听点500来万钱结结掉了，你也给的高兴”“等下我儿子的卡号发给你，反正你打进去以后打完以后我们说好多少就多少，少一点无所谓的”；2018年1月2日其还称“就是这个案子我马上给他弄掉，反正大家说话算数的话我绝对没问题”“傅嘉琦问我他说那个350万你拿到手了，那个260万就算了（被告理解为拿到260万元就算了），我说那你把它弄掉再说吧，我说我知道的”。 2018年1月2日、1月3日，诸建忠又支付了260万元和50万元，合计支付510万元。《执行和解协议》中尚有40万元未支付。2018年1月3日，赵一同作为原告代理人向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出具《结案报告》一份，载明：现被执行人诸建忠、陈明亚已履行完毕案款，剩余案款及利息申请执行人自愿放弃，（2015）杭萧商初字第3148号法律文书确定的全部义务执行完毕，请法院结案。2018年3月16日，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以本案已全部执行完毕为由通知结案。2018年5月25日、6月28日原告分别向赵一同支付律师费3万元和5万元，其中前者附言“恢复法院执行费”；另有案外人夏琴于2018年6月4日代原告向赵一同支付律师费5万元。现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 另查明，2020年3月31日该案执行法官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的傅嘉琦接受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询问，当被问及“执行过程中，拘留了诸建忠，他们自己谈妥以后才来签署和解协议的是吗？”，答“是的”；问“和解协议是原告母亲谈的还是原告谈的？”，答“他妈妈谈的”；问“他们是否当你的面打过电话给原告问是否同意？”，答“汪丽娟本人在，都一起谈的，也不存在咨询原告的意思”；问“该案当时实际履行了510万元就申请结案了，是什么原因？”，答“当事人自己谈妥，说是大头还清了，剩一些双方已经谈妥了，律师打电话给汪丽娟告知他签署结案，双方是同意的”，最后傅嘉琦又补充道“签结案报告时，代理人赵一同打过电话确认过，但具体打给谁不清楚，然后再签的”；问“原告有无来提过异议说自己只拿到了510万元？”，答“来是来过的，大概是诉讼前来过一次。中间还有提过委托手续无效的插曲。他是结案之后才来过，打官司之前”。 2020年4月1日，原告因本案接受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询问，问“所有签字，代理人有和你都沟通过吗？”，答“那没有。一般都是他去办理的”；问“双方的和解协议是谁去谈的？”，答“赵一同实际上是和我母亲联系的，我都是事后才知道的。事前都是我母亲在谈”；问“借款案件中，2000万元是你的，还是你母亲的？”，答“我当时还小，一家人，妈妈在用我的卡在操作，我不了解情况”；问“钱从3000万元变成550万元，是怎么回事？”，答“我不清楚。是我妈妈在操作”；问“约定好的550万元，最后只收到510万元，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答“我妈妈说没有打足，我只是配合”；问“最后只收取510万元，放弃其他权利这个事，你知道吗？”，答“我不知道。律师不会通知我，都和我母亲联系的”；问“律师提交结案报告，你是什么看法？”，答“谈的内容我不清楚。但是550万元没有还清，正常逻辑我们应该不会放弃权利的”。 再查明，汪丽娟于2009年2月11日因精神分裂症（偏执型）在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08）萧民特字第4号一案中被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陈惠立为其监护人。2008年至2011年，汪丽娟先后在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出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2012年12月13日，经浙江省精神病鉴定委员会鉴定，汪丽娟患有精神分裂症，目前处于发病期，无民事行为能力。2017年1月5日，申请人杭州市萧山区环亚航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向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申请撤销（2008）萧民特字第4号民事判决书，宣告汪丽娟目前恢复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审理期间，该院依法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汪丽娟目前精神状况及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2017年11月14日该中心进行了鉴定，并于2018年1月2日出具法医精神病鉴定意见书，认为汪丽娟目前符合“精神分裂症缓解期”诊断。2018年4月18日，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依据该鉴定意见作出（2017）浙0109民特2号民事判决书，撤销（2008）萧民特字第4号民事判决，宣告汪丽娟目前恢复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2015）杭萧商初字第3148号民事判决书、授权委托书、《执行和解协议》、个人交易明细、《结案报告》、结案通知书、银行交易明细，被告提供的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调取的立案审查、笔录、申请书、裁定书等相关材料、汪丽娟和诸建忠微信聊天语音结合当事人陈述、询问笔录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本案中，原告出具授权委托书，被告接受原告委托，并指派律师赵一同、孔海涛代理原告与诸建忠、陈明亚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和执行。故本院对原被告之间的诉讼代理合同关系予以认定。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被告在履行代理职责时是否存在过错，有无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是否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庭审中，原告对2017年12月20日的《执行和解协议》予以认可，仅对赵一同律师没有核实550万元是否全部到位就出具《结案报告》导致原告无法就原生效判决恢复执行提出异议。被告则辩称原告的授权范围为特别授权，代理人在执行过程中放弃剩余债权没有超出原告的授权范围。本院认为，代理人的代理行为系代委托人作出，理应以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不损害委托人根本利益为基本前提。本案中，原告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载明委托权限为针对执行阶段的特别授权代理，即有权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等。从现有证据看赵一同律师本人至少签订过两份和解协议及相应执行调查笔录，有关当事人也是按照和解协议履行的，包括追加被执行人及付款。此外，执行法官傅嘉琦也确认2017年12月20日的《执行和解协议》是汪丽娟在场参与商谈的。因此，被告签署和解协议未超越代理权限，和解协议是委托人真实意思表示。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被执行人未足额支付《执行和解协议》所确认款项的情况下代理人向法院出具《结案报告》放弃剩余债权或者说放弃可恢复的执行利益的行为是否经过了委托人同意。这就要从汪丽娟的行为能力以及汪丽娟是否有权代表委托人作出意思表示两方面进行分析。首先，2017年11月14日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就对汪丽娟的精神状况及民事行为能力进行了鉴定，评定其目前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2017年12月底及2018年1月初汪丽娟与诸建忠微信聊天时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作出真实的意思表示。其次，原告本人在接受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询问时认可执行相关事宜均系赵一同事先与其母亲汪丽娟联系确认的，且汪丽娟实际上也参与了执行和解等执行过程，因此汪丽娟有权代表委托人作出意思表示。再次，执行法官傅嘉琦确认《结案报告》是代理人赵一同打电话确认过才签的，支付大部分和解款项后执行结案也符合汪丽娟在与诸建忠微信聊天中所表达的意思。因此，代理人受委托人的母亲汪丽娟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是得到委托人认可的，并无过错。此外，庭审中原告陈述称双方系风险代理，即根据执行到位的金额按照相应比例支付律师费。故赵一同律师在执行过程中代表申请执行人签署《结案报告》，自愿放弃对剩余债权的执行，显然也会影响其自身利益，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代理人的该行为是经过委托人同意的，否则将变得不合常理，也不符合律师的执业规范。至于执行结案后原告向赵一同支付律师费，并不足以说明其不同意放弃债权。综上，被告及其律师在诉讼代理过程中已履行代理职责，并不存在违反合同约定或者负有过错之情形，现原告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代理人违背其委托指示擅自放弃债权并结案，故其要求被告赔偿相关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吴鹏飞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91300元，由吴鹏飞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 判 长  吴 凯 人民陪审员  姜克宁 人民陪审员  胡雄伟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赖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