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18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益云，女，1961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方明，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俞备，男，1969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涛，上海市勋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晟旻，上海市勋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益波，女，1960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益萍，女，1963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上诉人黄益云因与被上诉人黄俞备、黄益波、黄益萍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96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益云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黄俞备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本案当事人为姐弟关系，黄某、俞某为本案当事人的父母，两人共有三套房屋，在生前作了明确分配，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归上诉人所有，并在2001年出具申明予以确认，该份申请的签署表达的是两人一致同意将系争房屋出售给上诉人，即上诉人与父母在2001年就形成了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且为亲朋好友众所周知。此外，上诉人早在1994年装修系争房屋作为婚房使用，此后用于出租，已为系争房屋的实际使用人。上诉人与黄某于2011年9月30日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出于办理系争房屋产权过户之需要，且为2001年形成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延续，并不存在主观恶意，故2011年9月30日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应为有效合同。2.一审法院遗漏查明三名证人到庭作证的内容，导致作出错误认定。证人肖某、证人戴某为本案当事人的亲戚，证明上诉人父母告知证人系争房屋是给上诉人的；证人王某是上诉人委托装修系争房屋的装修人员，证明被上诉人黄俞备对系争房屋归上诉人所有知晓并认可，三名证人在庭审中的陈述与上诉人提交的证人肖某、戴某的书面证词以及律师向证人王某询问制作的调查笔录内容是一致的，据此，上诉人认为其已经充分举证证明上诉人父母将系争房屋出售给上诉人系上诉人父母的真实意思表示并在2001年通过签署《申明》的方式确认。3.被上诉人黄俞备2007年回国后为恢复户籍将户口迁入系争房屋，但在三天后将户口迁入黄某的户籍所在地，该行为表明被上诉人黄俞备对上诉人父母将系争房屋出售给上诉人已知晓且认可。4.黄某在《申明》中确认上诉人已付的款项金额为黄某出资购买系争房屋的款项金额，俞某在《申明》见证人处一并签名，因此应认定黄某、俞某将系争房屋出售给上诉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此外，上诉人提交2001年3月、2001年9月18日由黄某签名确认收到上诉人支付的购房款收条，进一步举证证明父母将系争房屋出售给上诉人系父母共同的真实的意愿。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上诉人与黄某2011年签署《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应认定仅为办理房产变更登记过户的需要，是房产交易过程中必备的形式要求。根据高院出台的规定，当事人之间就房屋买卖事宜达成的具体约定但未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示范文本，因示范文本为办理过户手续之需要，买卖合同是否成立、有效应根据双方合意情况予以区别对待。协议具备房屋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应视为买卖合同成立，并认定合同有效。之后上诉人与黄某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是以格式合同的形式对买卖合同或者协议进行确认。2.上诉人户籍迁入系争房屋以及黄某将其户籍迁出系争房屋均发生在2004年10月9日，黄某的行为显然是在履行2001年出售系争房屋给上诉人的合同附随义务。系争房屋的维护和保养也是上诉人负责和承担，上诉人不在国内时，被上诉人黄俞备打电话通知上诉人安排师傅维修及支付费用，说明被上诉人黄俞备知晓父母将系争房屋出售给了上诉人。至于系争房屋产权变更登记迟至2017年办理原因在于上诉人长期以来受不动产限购政策的影响。3.根据上海高院的审理房产纠纷诉讼纪要、民事法律适用问答等文件规定，售后公房登记的所有权人未经其他共同居住人同意将售后公房出售，因无违反国家禁止性法律法规情况的应确认协议有效。本案中，上诉人与黄某、俞某2001年签署《申明》，应认定父母表达的是系争房屋出售给上诉人的意思表示，上诉人与黄某2011年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应认定为完成过户必要的手续。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黄某2011年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构成恶意，据此认定无效，并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所作认定明显错误。据此，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作出公正判决，驳回被上诉人黄俞备一审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黄俞备辩称，不同意黄益云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2001年的《申明》未体现出房屋买卖的意思表示。虽然《申明》上的签名是黄某本人所签，但除了落款的签名，其他内容都由上诉人书写，如果双方存在房屋买卖的合意，就应该写入房屋交易的内容，以此证明双方之间形成房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2.关于两份收条，被上诉人不认可其真实性，收条的形式有重大瑕疵，因此不能认定上诉人出资购买系争房屋以及其与父母达成房屋买卖关系。3.关于户籍迁移，也不能就此推定黄某、俞某已将系争房屋出售给上诉人。4.被上诉人黄俞备的户口一直落在系争房屋中，其回国也是迁至系争房屋中，之后迁至父母处也是父母的要求，而且父母要求被上诉人黄俞备居住于系争房屋。被上诉人黄俞备对父母将系争房屋出售给上诉人一直处于不知晓状态，直至父亲去世，被上诉人发现系争房屋产权变更登记至上诉人名下后才知晓。一审法院认定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黄益波辩称，不同意黄益云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黄益萍辩称，同意黄益云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其上诉请求。黄俞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确认黄益云与黄某于2011年9月30日签署的关于系争房屋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并将系争房屋产权按照遗嘱继承登记在黄俞备、黄益云、黄益波、黄益萍名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某（1929年9月1日出生、2018年4月9日死亡）与俞某（1932年10月2日出生、2010年9月25日报死亡）系夫妻，二人生育黄益波、黄益云、黄益萍、黄俞备子女四人。1995年4月10日，黄某（购房人）与上海市浦东新区综合规划土地局（出售人）签订《公有住房买卖合同》，购买原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现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产权，该房屋建筑面积42.03平方米，购房价人民币9,589.42元（以下币种同）。该房屋的权利人登记为黄某。2001年9月29日，黄某出具《申明》一份，载明“关于于一九九五年四月十八日购买物业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弄XX号XX室之费用共人民币玖仟伍佰捌拾玖元肆角贰分是由黄益云支付”，落款处黄某作为申明人签名，俞某作为证明人签名。2011年9月30日，黄某（卖售人）与黄益云（买受人）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黄某将系争房屋出售给黄益云，房屋转让价为40万元，双方于2011年12月30日前办理转让过户手续等内容。后双方提交了《上海市不动产登记申请书》，2017年6月7日,系争房屋的权利人核准登记为黄益云。黄益云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交付了40万元。一审审理中，经黄俞备申请，法院依法委托上海市防伪技术产品测评中心司法鉴定所对以下笔迹进行鉴定：1.署期为2011年9月30日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第13页“本人签章”处的“黄某”签名字迹两个；2.《上海市不动产登记申请书》落款“转让人”处的“黄某”签名字迹一个；3.署期为2001年9月29日的《申明》落款“申明人”处的“黄某”签名字迹一个。对比样本为制表日期从2016年1月至2017年3月，每页均留有“黄某”签名字迹的《静安寺街道离休干部服务补贴支付凭证》扫描件一份共十二张。2019年8月30日，该所出具鉴定意见，明确前述四处被鉴定的“黄某”签名字迹与样本材料上“黄某”签名字迹是同一人所写。黄俞备支出鉴定费1万元。一审另查明，俞某生前未留遗嘱，其死亡后，其继承人未就遗产进行分割。2016年10月11日，黄某立自书遗嘱一份，内容为：“遗嘱我黄某在我离世之后将属于我的财产转让给儿子黄俞备”，黄某在遗嘱上签字，落款时间为“2016.十.11.”，遗嘱尾部黄某书写了“愚园路541.12.307.”。一审法院认为，2001年9月29日，黄某的《申明》中明确购买系争房屋产权的9,589.42元由黄益云出资，俞某也予以了证明，但该《申明》不能证明黄某、俞某将系争房屋出售给了黄益云。系争房屋虽原登记在黄某一人名下，但系黄某与俞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应为夫妻共同财产。基于黄俞备、黄益云、黄益波、黄益萍之间的近亲属关系，对该事实均应明知。俞某去世后，其继承人对系争房屋中俞某的权利未进行分割，故系争房屋应由黄某与黄俞备、黄益云、黄益波、黄益萍共有。黄益云与黄某未征得黄俞备等同意，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系争房屋过户至黄益云名下，黄某与黄益云的签约行为明显存在恶意，故系争房屋买卖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被确认无效后，系争房屋的房地产权利应当恢复登记至黄某名下。由于黄某已经去世，故系争房屋依法按照继承处理。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黄某于2016年10月11日立下自书遗嘱，但在立遗嘱前已与黄益云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提交了《上海市不动产登记申请书》，且在去世前将其名下的系争房屋过户至黄益云名下。从上述黄某的一系列行为可以看出黄某的遗嘱不包括系争房屋。俞某生前未立遗嘱，故系争房屋中属其所有的二分之一产权由其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黄某、黄益波、黄益云、黄益萍、黄俞备继承所有，每人各继承十分之一产权份额。考虑到黄益云在公房购买产权时出资了9,589.42元及黄某生前将自己在系争房屋中的权利赠与黄益云的事实，黄某的二分之一产权份额及其继承俞某的十分之一产权份额归黄益云所有。黄益萍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2020年4月28日的诉讼，视为其放弃了抗辩应诉的权利，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自负。一审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一、黄益云与黄某于2011年9月30日就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二、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由黄益波、黄益云、黄益萍、黄俞备按份共有，其中黄俞备、黄益波、黄益萍各占十分之一产权份额，黄益云占十分之七产权份额；三、黄益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配合黄俞备、黄益波、黄益萍办理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权利人变更登记手续，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依照相关规定由黄俞备、黄益波、黄益萍、黄益云各自承担。一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2,300元，由黄俞备负担615元，黄益云负担10,455元，黄益波负担615元，黄益萍负担615元。鉴定费10,000元，由黄俞备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黄益云上诉提出的一审法院遗漏查明三名证人到庭作证的内容，对此本院予以补充查明：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2019年3月21日）时上诉人黄益云申请三名证人到庭作证。证人肖某系本案当事人的表嫂，其陈述的内容是：黄益云结婚后一直居住于系争房屋；黄某、俞某生前（1994年至2000年期间）与证人夫妇及家人聚会时表述过系争房屋给了黄益云，当时除了证人还有证人的丈夫以及丈夫的兄弟姐妹等多人在场；至于黄益云何时获得系争房屋产权不清楚，也没有看到过相关材料。证人戴某系本案当事人的表哥，肖某是其嫂子，其陈述的内容是：其与黄某、俞某夫妇关系较近，逢年过节都会聚餐，黄某夫妇曾告诉其系争房屋给了黄益云，还说过系争房屋是由黄益云购买；证人戴某还陈述：黄益云19**年结婚时已经居住于系争房屋大家都是知道的；至于黄益云何时获得系争房屋产权不清楚，也没有看到过相关材料。证人王某为系争房屋的装修人员，其陈述的内容是：系争房屋是由黄益云委托其进行装修，由黄益云支付装修款，其中一笔尾款1,550元是其到系争房屋由黄俞备给证人的，当时黄益云急于离开上海，黄益云告诉证人该笔款其已给了黄俞备，让证人去系争房屋找黄俞备取钱，证人在取钱时问过黄俞备为何居住在系争房屋中，黄俞备说是其姐黄益云借给其居住的。经质证，黄俞备对三名证人陈述的事实均不予认可，并且认为不具有证明效力。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焦点在于被上诉人黄俞备主张上诉人黄益云与其父黄某于2011年9月30日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是否成立，一审法院认定合同无效并对系争房屋进行的析产分割处理是否合理正确。关于上诉人黄益云认为2001年9月29日《申明》系其父母表达的将系争房屋出售给上诉人的意思表示，以此主张其与父母在2001年9月29日形成房屋买卖关系，对此，本院认为，在2019年9月29日《申明》中，表述的是黄某出资购买系争房屋现由黄益云支付，并无上诉人黄益云主张的父母将系争房屋出售给上诉人的内容，故不能认定上诉人父母签署《申明》表达的是对系争房屋出售给上诉人的意思表示；此外，《申明》的内容是由上诉人书写，如果此时其父母还表达有将系争房屋出售给上诉人的意思表示，则上诉人完全可以在《申明》中对父母还表达的将系争房屋出售给上诉人的意思及内容一并写明，然《申明》中除了对黄益云支付系争房屋的购房款作出表述，并无其余内容，故该份《申明》中的内容只能认定其父母只是对黄益云支付系争房屋购房款的确认，并无包含其父母将系争房屋出售给上诉人的意思表示。上诉人黄益云以此为由主张2001年9月29日双方形成了房屋买卖关系，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上诉人黄益云提出的一审法院遗漏查明三名证人到庭陈述的内容，未对三名证人到庭陈述是否采信以及是否具有证明效力等作出认定，经查明，上诉人在一审审理中确实申请三名证人到庭作证，一审法院也准许上诉人的申请，上诉人申请三名证人到庭作证，证明的是其父母向证人表达过将系争房屋出售给上诉人以及证明被上诉人黄俞备对系争房屋为上诉人所有知晓并认可，因此二审对三名证人到庭陈述内容已作为补充事实查明。至于三名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问题，本院认为，证人肖某、证人戴某与本案当事人之间为亲戚关系，两人到庭陈述确认听到黄某、俞某向其表达了系争房屋给黄益云，但对黄某、俞某是否已将系争房屋出售给了上诉人等情况均称不清楚，故两名证人的证词对系争房屋归属上诉人的事实并不具有证明效力；证人王某到庭所作的陈述也只能证明黄益云委托其对系争房屋进行装修以及装修款由黄益云出资等事实，证人王某对系争房屋产权状况并不清楚，且被上诉人黄俞备对其陈述的事实也不确认，故该名证人的证词对系争房屋权利人是黄益云的事实也不具有证明效力。据此，一审法院对三名证人到庭陈述不予采信以及不作为本案事实认定，并无不妥。上诉人黄益云认为一审法院遗漏事实，异议不成立。至于上诉人黄益云以黄某在2004年10月9日将其户籍迁出并同时将上诉人户籍迁入、系争房屋的维护和保养费用一直由上诉人黄益云承担等事实主张双方是在履行2001年形成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中的附随义务，此属于上诉人黄益云的单方面意见，因无其他证据加以佐证，且未得到被上诉人黄俞备的认可，故上诉人黄益云以此主张其与黄某、俞某在2001年已形成房屋买卖关系，本院亦不予采信。关于上诉人与黄某在2011年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黄某于1995年与产权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出资购买系争房屋的售后产权，产权虽登记在黄某一人名下，但发生在黄某与俞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故系争房屋应为夫妻共同财产。鉴于俞某于2010年9月25日报死亡，而《申明》的签署未被认定双方之间形成房屋买卖关系，且俞某去世前未留有遗嘱，继承应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故俞某在系争房屋中的共有部分需根据继承法律关系进行析产处理。黄某明知系争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其在未通知继承人情况下与上诉人黄益云于2011年签署《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构成对继承人权利的侵犯，故上诉人黄益云与黄某于2011年签署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应认定为无效。一审法院所作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黄益云主张2011年签署《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仅为办理过户手续之需要，因与查明认定的事实不符，故本院不予采信。鉴于黄某已经去世，因此2011年由黄某与上诉人签署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被认定无效后，系争房屋的原有产权登记状态已无法恢复，故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基础上根据继承法的相关规定进行析产分割处理，就各继承人应得的产权份额所作的认定，尚无不妥，故本院予以认同。综上所述，黄益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300元，由上诉人黄益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斯空审判员  郑卫青审判员  毛慧芬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张冰玢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