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118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大恒兴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市**。 法定代表人：郑月香，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保刚，山东齐鲁（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管雨桐，山东齐鲁（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宋德春，女。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正传，山东大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政航，山东大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曹铠铄，男。 原审第三人：傅秀萍，女。 上诉人青岛大恒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恒兴公司）与上诉人宋德春、原审第三人曹铠铄、原审第三人傅秀萍因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19）鲁0203民初11377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大恒兴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鲁0203民初11377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大恒兴公司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上诉费用由宋德春承担。其上诉的主要理由是：一、大恒兴公司与宋德春之间的合作开发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了长达近十年之久，中间也多次开庭审理，基本的案件事实已经明了。即合作各方系合资合作关系，宋德春一方基于债务分摊同意向大恒兴公司支付23179669.3元是明确而具体的，即便宋德春认为剩余面积数额存在争议，亦不影响该笔款项支付。但一审法院却错误分配举证原则，要求大恒兴公司一方举证该款项产生的计算方式和对价物，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证明各方系合资合作关系的证据并非孤证，而是有四方《确认书》、《工贸项目核算》、宋德春同意出售给市北区安居中心的《确认书》等一系列证据组成，这些证据之间意思连贯，相互印证，可以形成完善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各方之间的关系系合资合作关系而非房屋买卖关系。从上述证据中表述的具体内容来看，其体现的不是普通房屋买卖合同所必需的条款，比如房屋位置、房产证号、房屋面积、房屋单价和总价、房屋的交付和过户等内容，而是对案涉工程项目的各项成本费用的核算，包含了个人投资金额、利息计算标准、项目借款情况、购买房屋的成本情况、各项管理费用、项目整体销售情况、剩余成本、对剩余房屋面积的分配、对剩余债务的分配等等，这些内容均体现了投资人或是合作人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且各方也对以上内容予以认可。故，各方之间的合资合作关系应当予以认定。再看四方《确认书》的履行情况。通观四方《确认书》及《工程项目核算》等证据，宋德春、曹铠铄、傅秀萍三方参与了案涉项目开发、成本投入、至利润分配的全过程，而签署上述文件的根本目的在于分配房产并确认债务承担，即实际是三个人在承担和分派案涉项目的债务及风险。其中曹凯铄(周洁)3026.5平方米，傅秀萍607.67平方米，剩余房产为宋德春处理。实际的过户情况是周洁得到2921.21平方米(大恒兴公司过户给周洁2085.54平方米，宋德春过户给周洁835.67平方米)，傅秀萍得到607.67平方米，市北区民生安居中心得到2612.76平方米(基于宋德春的委托办理过户)。依照宋德春2009年3月12日出具的《确认书》中载明：“同意将华阳路xx号剩余面积以5500元每平方米的价格(卖方承担税费)卖给市北区政府。”，而实际签署的房屋面积即为2612.76平方米，其对于该合同的履行也未提任何异议。且在本案的原审过程中，宋德春一方曾认可剩余面积为2612.76平方米，依照禁止反言原则，应当依法认定剩余面积为2616.76平方米。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讲，本案争议的基础证据是四方《确认书》，该确认书是对案涉项目债权债务的清算与确认，宋德春应当按照承诺将约定金额支付给大恒兴公司。至于剩余面积的争议，并不能影响该债权金额的给付。在给付款项具体而明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要求大恒兴公司一方予以举证计算方式和对价物，实属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虽认定各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合资合作关系，四方确认书是各方对共同开发的案涉项目的债权债务承担及所建设房屋面积分配所做出的约定，但在后续的表述中，却又认定确认书中的剩余房产与宋德春支付23179669.3元之间存在对价关系，这实质上是认定了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属于自相矛盾。前已述及，该四方《确认书》的形成，是各方在案涉项目基本完成后，就债权债务的承担以及房屋面积处理所做出的约定。而依照宋德春、曹铠铄、傅秀萍三人签署于2009年2月24日的《工贸项目核算》内容，其基本的逻辑包含以下三个方面：1、资金来源情况。见该证据中第一项。说明案涉项目的全部资金来源于三个人的个人投资、借国助典当行款项、借吉一典当行款项。2、各项成本情况。见该份证据中第二、三、四、五、六项。3、剩余面积分配及成本分摊情况。见该份证据中第七项。再结合四方《确认书》中的约定，即三个人向大恒兴公司缴纳的合计36679669.3元，全部归还给国助典当行，用于清偿所欠的本息，大恒兴公司一方并无留存。可见，宋德春、曹铠铄、傅秀萍三个人才是案涉项目的利益及风险承担主体。但一审法院对于《工贸项目核算》所确认的事实却只字未提。针对一审法院的错误：1、一审法院认为“大恒兴公司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23179669.3元是如何产生的以及该对价所对应的对价出处”。既然宋德春、曹铠铄、傅秀萍三个人是风险承担主体，其自然有权约定其在案涉项目中的分摊债务数额情况，大恒兴公司一方无权干涉。三人结合各自的出资比例，成本分摊，剩余面积的分配，综合计算并确认了1100万元、250万元，23179669.3元(欠国助典当总额减去1100万、250万元后的余数)，该笔数额大恒兴公司一方无需也无法举证，也并不需要给该笔数额找到对价物。2、一审法院认为“宋德春取得该剩余房产的单价为8871.72平方米，远远高于出售给市北区民生安居建设中心的5500元平方米，与常理不符”。首先，宋德春一方已经实际自该项目中得到了部分房屋面积，合计为447.2平方米证号为青房地权市字第××号号，位置市北区号甲，即为案涉项目所在地。其次，如果按照一审的逻辑，款项的支付和面积息息相关，那么，曹铠铄(周洁)的房屋单价为3634元/平方米，傅秀萍的房屋单价为4114元/平方米，这样的价格既不符合当时的市场实际，两人之间的价格亦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又如何解释。再者，四方签订《确认书》在先，与市北安居中心签署房屋买卖合同在后。而这个5500元/平方米价格，是各方根据当时受金融危机影响，房地产市场情况不好，只好整体卖给市北区政府作为廉租住房之用而最终确认的价格。该价格与一审法院根据自己的逻辑推算出的8871.72元/平方米没有任何关联。一审法院既已认定各方的合资合作关系，就应综合考量在合作过程中产生的债权债务状况，房屋售卖情况，责任及风险分担情况，特别是在《工贸项目核算》中三方对于成本及债务的分摊原则，以综合判定宋德春在《确认书》中同意支付案涉款项的原因。而不是盲目认同宋德春一方抗辩所称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从而去寻求价款和面积之间的对应关系。 宋德春辩称：一、大恒兴公司主张双方之间是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关系，并企图用（2016）鲁02民终8735号民事判决及（2018）鲁民申4018号民事裁定证明。但宋德春在本案重审一审中提交的2008年1月4日的《协议》及《补充合同》，足以证明双方之间是房屋买卖关系。本案所定案由为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是完全错误的。既无法律依据，又无事实根据。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是指当事人之间就达成的以提供土地使用权、资金的方式共同出资，并且共担风险、共享利润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合同产生的纠纷。《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条规定，房地产开发是指在依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房屋建设的行为。而非建成后的房屋的行为。房地产开发经营是狭义的，仅指建设前期的经营活动，与已经竣工已办理了房地产权证的房屋毫无关系。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当事人，至少有一方必须具有房地产开发资格。但经查询，合同双方都只具有销售房屋的资质，而无开发房地产的资质。如果双方进行房地产开发，必然违法。本案所涉及的协议、合同包括《确认书》并非只有《确认书》这一份。2008年1月4日，二十二世纪公司与宋德春名下的大恒兴公司签订的“协议”；2008年1月4日，二十二世纪公司负责人与宋德春名下的大恒兴公司代表的“补充合同”；2008年1月15日，由宋德春实际控制的大恒兴公司与二十二世纪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008年12月23日，二十二世纪公司控制的大恒兴公司与宋德春、曹铠铄、傅秀萍四方签订的“确认书”。以上协议、合同的标的物均一致，地理位置相同，均与涉案房屋买卖有关。2008年1月4日签订的协议以及补充合同明确约定是宋德春控制的大恒兴公司将案涉房屋以7916万元转让给二十二世纪公司，所以本案应当适用“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这一案由；二、大恒兴公司一再提及的《工贸项目核算》是宋德春等三人内部形成的文件，大恒兴公司却莫名其妙地将其作为证明“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的证据，其内容全部是宋德春等三人关于案涉项目开发、成本投入、至利润分配，与大恒兴公司无关。该《工贸项目核算》上根本没有出现大恒兴公司的名称，也没有任何与大恒兴公司有关的债权债务，如此一份与大恒兴公司毫无关系的文件，怎么能够成为双方合资合作的证据。相反，宋德春提交的2008年1月4日的《协议》及《补充合同》，能够清楚且合理的证明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三、根据《确认书》第四项，过户给曹铠铄、傅秀萍和由宋德春处理的剩余房产，及由此支付的过户款和由宋德春处理的剩余房产的3667余万元，是约定在一起的，不可分割的。宋德春认为就是购房款。那么就应当明确剩余房产的面积；如果是偿还国助典当行的欠款，那么该笔欠款是由吉一典当行的欠款转化而来，而依据2008年1月4日的《补充合同》，吉一典当行的欠款均应由大恒兴公司偿还。另外，在《确认书》中并未约定履行义务的顺序。那么在大恒兴公司已经将属于宋德春处理的剩余房产全部出售的情况下，仍然要求宋德春支付款项毫无道理；四、大恒兴公司主张《确认书》的形成是各方在案涉项目基本完成后，就债权债务的承担以及房屋面积处理所作的约定。事实并非如此。案涉项目在2008年12月6日，连销售1/2的面积都未达到，何来基本完成。该《确认书》中，根本没有确定所欠吉一和国助典当行债务的承担，具体的剩余房屋面积也未确定。大恒兴公司将宋德春等三人列为“风险承担主体”并无任何依据。宋德春等三人作为大恒兴公司的合同相对方，在大恒兴公司、二十二世纪公司无法履行合同的艰难时刻，同意出手相助，以双方同意的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其无力销售的房屋，也在情理之中。 宋德春上诉请求：1、依法认定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为房屋买卖关系；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评估费由大恒兴公司承担。其上诉的主要理由是：一、一审法院依据大恒兴公司提交的(2016)鲁02民终8735号民事判决及(2018)鲁民申4018号民事裁定书认定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合资合作关系是完全错误的。一审中宋德春提交的“协议”及“补充合同”，能够证明(2016)鲁02民终8735号民事判决及(2018)鲁民申4018号民事裁定书认定的合资合作关系是完全错误的。以上判决及裁定，是在没有上述两份证据的情况下作出的认定。然而在本案中，宋德春已在庭审中提交该两份证据，足以证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为房屋买卖关系，更足以推翻上述判决及裁定的错误认定。然而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对宋德春提交的该两份重要证据只字不提，不置可否，仍然坚持上述判决及裁定的错误认定。如果没有宋德春与二十二世纪公司在2008年1月4日签订的上述两份协议，将自己名下的大恒兴公司转给二十二世纪公司，那么2008年12月23日签订“确认书”的基础又是什么。大恒兴公司提交的《工贸项目核算》，是宋德春、曹铠铄、傅秀萍三人之间的约定，完全与大恒兴公司无关，以此为依据认定宋德春、曹铠铄、傅秀萍与大恒兴公司之间有合资合作关系，毫无道理；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有误，宋德春将大恒兴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案外人张林后，张林已经将该公司的全部股权转回给宋德春。宋德春一审提交的“协议”及“补充合同”，正是在张林将该公司的全部股权转回给宋德春后，宋德春与二十二世纪公司签订的，二十二世纪公司通过购买宋德春的大恒兴公司的形式，向宋德春购买案涉房屋的两份房屋买卖合同，与宋德春将大恒兴公司转让给案外人张林的过程毫无关联性。 大恒兴公司辩称：一、关于宋德春提及的两份证据，一审法院已于庭审过程中组织双方质证，该两份协议系与案外人签订，与本案中宋德春应按《确认书》所承担的债务没有直接关联，因此不应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二、涉案双方系合资合作关系而非房屋买卖关系。宋德春所提交的两份协议签订时，大恒兴公司股权在其名下，两份协议由其本人签订。也就是说两份协议中“甲方”的权利义务实际体现的是宋德春的意志，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参考。该两份协议中的“乙方”二十二世纪公司系国助典当行的关联方，之所以同意从宋德春手中接受大恒兴公司加入项目运作，是因为宋德春三人从国助典当行借了大量借款，但因经验不足运作不顺利。也就是说，二十二世纪公司参与该项目实际是为了保障国助典当行的借款安全，而非进行合作开发。也正是因此，《补充合同》第一段明确合同签订目的是为了规避二十二世纪公司的风险，第一、二条又进一步约定：售房款优先支付税费、宋德春之前的借款和利息等各项费用，若不足以支付，缺额也就是亏损风险由宋德春承担。以上均能够佐证大恒兴公司关于宋德春三人系涉案项目风险承担方这一观点。且从《补充合同》签订时间来看，双方在项目合作之初即对该问题达成了合意。因此，从这一层面看，在各方结算并最终就债权债务分配问题签订四方《确认书》时，宋德春作为风险承担方分配的房产价值与所承担债务不存在对价关系也是符合常理的；三、涉案项目涉及的是投资、建设、开发、销售，而且在宋德春三人的工贸项目核算中也明确出现了投资情况、成本分摊情况、债务承担情况等各项记录。所以综合一审证据来看，宋德春以各方没有合资合作协议为由否认各方之间的合资合作关系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四、宋德春主张其处于好意从我方接手了该项目，是不符合事实的。双方实际的合作事实是二十二世纪公司中途接手了大恒兴公司，原因是宋德春三人因为缺乏经验导致项目运作不顺利，因为前期向国助典当行借了大量款项，而二十二世纪公司作为国助的关联方有房地产处置的经验，因此三方协商将项目交由二十二世纪公司接管并负责后期改造和销售，但是相关成本经营风险仍由三人负责。也就是说二十二世纪公司接手大恒兴公司和涉案项目的目的其实是为了保障国助的借款安全，正是因此二十二世纪公司与宋德春签订的补充合同中明确了要规避二十二世纪公司的风险，亏损由宋德春承担。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四方形成了合作关系，并且基于前述情况最终就债权债务的分担问题签订了确认书。对此三方自行结算形成的工贸项目核算，虽然未经过大恒兴公司确认，但是其中三人关于成本和债务承担比例的记录能够佐证项目风险由三人承担的事实。 原审第三人曹铠铄、傅秀萍未陈述意见。 大恒兴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宋德春偿还合作经营款项800万元及利息；2、诉讼费由宋德春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青岛市华阳路假日公寓（青岛市华阳路xx号）房产是2007年由宋德春通过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而竞拍购买。宋德春购买青岛市华阳路假日公寓房屋后，其作为发起人成立了一人公司，即为大恒兴公司。公司成立后，宋德春将竞拍购买的青岛市华阳路假日公寓的部分房产作为出资过户给了公司名下。后宋德春将其在大恒兴公司的全部股权以人民币2308万元全部转让给了案外人张林，宋德春在大恒兴公司的权利义务均由张林承担。 2007年10月16日，大恒兴公司与青岛吉一典当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典当合同，由大恒兴公司以位市北区号的房地产（房地产权证书编号为：市字第xxxx号）作为向大恒兴公司典当的当物，面积11627.64平方米，典当金额为4000万元人民币，典当期6个月，即自2007年10月15日至2008年4月15日止。后因大恒兴公司未能按约定及时赎当，只是偿还部分典当款，双方于2008年8月2日协商将位市北区号的房地产（房地产权证书编号为：市字第xxxx号）给予解押，双方再次签订抵押合同36份。约定大恒兴公司市北区号的房地产分割后已具有独立产权的36套房屋，面积11627.64平方米（原抵押物），作为大恒兴公司尚欠青岛吉一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典当金额的抵押担保，担保金额为9940000元。 2007年6、7月份，宋德春向国助典当行贷款500万元，与大恒兴公司向青岛吉一典当有限责任公司所借的典当款4000万元一并用于华阳路假日公寓项目的改建。 2008年12月23日，大恒兴公司与宋德春、曹铠铄、傅秀萍四方签订确认书（以下简称四方确认书）一份，内容为：“市北区华阳路假日公寓项目青岛二十二世纪担保有限公司自2008年元月4日接管以来至2008年12月6日，售房收入及费用支出，经青岛大恒兴投资有限公司审计，对以下数据进行确认：一、销售收入34860495元，费用支出23389589元，欠装修费1630000元，应收房款9187883.3元；二、欠吉一典当行11799195元；三、欠国助典当行36679669.3元；四、2楼3026.5平方米过户给周洁（曹凯铄母亲），8楼607.67平方米过户给付秀萍；剩余房产为宋德春处理。曹凯铄付给青岛大恒兴投资有限公司11000000元；付秀萍付给青岛大恒兴投资有限公司2500000元；宋德春付给青岛大恒兴投资有限公司23179669.3元；由青岛大恒兴投资有限公司还给国助典当行36679669.3元，结清所欠国助典当行借款本金及利息。五、2008年12月6日后所发生费用和利息，待以后再另行审计和决算。六、以上所有数额均根据最后审计核算多退少补”。 2009年2月24日，宋德春与曹铠铄、傅秀萍签订工贸项目核算一份，该工贸项目核算表中，宋德春与曹铠铄、傅秀萍之间就青岛市华阳路假日公寓房产的资金成本组成、购买三楼成本分析、宋德春个人成本及其个人房产销售、项目整体销售情况、剩余成本、剩余面积分配、成本概算进行了核算。 2009年3月12日，宋德春向大恒兴公司出具确认书一份，内容为：“同意将华阳路xx号剩余面积以5500元每平方的价格（卖方承担税费）卖给市北区政府”。后大恒兴公司与傅秀萍作为甲方，青岛市市北区民生安居建设中心作为乙方，签订购房协议，该协议约定：“乙方向甲方购买的房屋为青岛市北区号（假日公寓），共74套，总建筑面积3220.43平方米，其中青岛大恒兴投资有限公司60套，建筑面积2612.76平方米，傅秀萍名下14套，建筑面积607.67平方米。房屋单价为人民币5500元/平方米”。本次庭审中，大恒兴公司确认已经取得上述卖房款。 本案在原审庭审过程中，大恒兴公司申请法院委托相关机构对华阳路假日公寓项目投资情况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山东大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审计核算。该所出具鲁大明财字（2011）第486号司法会计鉴定报告书及补充报告，该报告显示：“假日公寓项目证载面积16225.13平方米，使用权面积81.57平方米，减去分配给曹凯铄2924.64平方米，分配给宋德春448.71平方米，分配给傅秀萍607.67平方米，不可售设备层546.08平方米，可售面积为11779.6平方米。至2008年12月6日已售出面积为7758.27平方米，剩余面积4021.33平方米（含三部分：抵给吉一1138.01平方米，未抵给吉一270.56平方米，售给市北安居中心2612.76平方米）。在2008年12月7日至2010年4月20日售出面积3384.33平方米（含三部分：抵给吉一646.2平方米，未抵给吉一125.37平方米，售给市北安居中心2612.76平方米）。至2010年4月20日剩余面积637平方米（含两部分：抵给吉一491.81平方米，未抵给吉一145.19平方米”。大恒兴公司对该审计报告的结果无异议，认为该报告确认了大恒兴公司所提交的2008年12月23日四方确认书中所列销售收入、费用支出等数据是真实的，确认书第四条剩余房产给宋德春的面积应为2612.76平方米。2008年12月6日之后涉案整个项目剩余房产面积为6517.49平方米，2008年12月6日之前涉案整个项目已经出售的面积为7758.07平方米。大恒兴公司为此审计预交审计费86000元。宋德春及曹铠铄、傅秀萍对该审计报告不予认可。本案庭审中，宋德春认为该审计过程宋德春没有参与，审计过程中所有数据均为大恒兴公司提供，报告书中所述“剩余房产给宋德春的面积应为2612.76平方米”的内容错误，主张该2612.76平方米仅为四方确认书中所述“剩余房产”的一部分，另外报告中审计的工程欠款与利息，均与宋德春无关，华阳路xx号的房产在大恒兴公司名下，大恒兴公司经营该项目独自出售，发生的费用亦与宋德春无关。本案庭审中，一审法院询问大恒兴公司、宋德春是否同意重新启动审计，大恒兴公司、宋德春均表示不同意。 本案庭审中，大恒兴公司提交（2016）鲁02民终8735号民事判决及（2018）鲁民申4018号民事裁定认定，四方确认书中的曹铠铄与大恒兴公司间系合资合作关系。 一审法院询问大恒兴公司、宋德春2008年12月23日四方确认书中，宋德春付给大恒兴公司的23179669.3元是如何计算的，大恒兴公司表示该款项是根据大恒兴公司、宋德春及曹铠铄、傅秀萍约定，宋德春及曹铠铄、傅秀萍应向大恒兴公司支付36679669.3元，以归还所欠国助典当行本息，最终如何分配大恒兴公司并不清楚，是由宋德春及曹铠铄、傅秀萍三人自行协商确定的，宋德春占比约57%、曹铠铄占比约33%、傅秀萍占比约定10%。宋德春对此不予认可，主张该确认书是由大恒兴公司起草，宋德春签字，数据如何计算并不清楚，宋德春主张23179669.3元即为剩余房产所对应的房款。 一审法院询问大恒兴公司四方确认书中所述“剩余房产”面积是多少，有无相关证据，大恒兴公司表示依据宋德春出具的同意出售的确认书、大恒兴公司与青岛市市北区民生安居建设中心签订的购房协议以及大明会计事务所出具的鉴定报告确认四方确认书中所述的剩余房产为2612.72平方米。 一审法院询问大恒兴公司、宋德春抵押给青岛吉一典当行的1138.01平方米是否包含在“剩余房产”范围内，大恒兴公司表示不包含，宋德春表示包含，双方均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 一审法院询问大恒兴公司主张的800万元是如何计算的，大恒兴公司表示，依四方确认书宋德春欠付大恒兴公司23179669.3元，减去出售给市北安居中心的2612.72平方米的房款，剩余本金为10130097元，大恒兴公司仅主张其中的800万元，剩余部分保留诉讼权利。 目前，青岛市华阳路假日公寓（青岛市华阳路xx号）房产已经全部销售完毕。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2008年12月23日大恒兴公司与宋德春、曹铠铄、傅秀萍签订的四方确认书是各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依据大恒兴公司提交的已生效的（2016）鲁02民终8735号民事判决及（2018）鲁民申4018号民事裁定认定事实，本案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合资合作关系，四方确认书是各方对共同开发的案涉项目的债权债务承担及所建设房屋面积分配所做出的约定，各方应按照四方确认书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根据四方确认书中载明：“以上所有数额均根据最后审计核算多退少补”的约定，该确认书只是一个阶段性协议，应当依据最后审计结果进行核算。根据查明事实，四方确认书签订后，各方并未进行最后的审计核算。案件原审期间，大恒兴公司申请委托进行的审计，宋德春及曹铠铄、傅秀萍均不认可。本次庭审中，大恒兴公司、宋德春对于四方确认书中载明的“剩余房产”等争议条款仍然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且均不同意重新审计。据此，一审法院依据有关法律规定结合四方确认书中关于确认书中的数据是经大恒兴公司审计并进行确认的事实，一审法院对确认书中的争议条款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有关条款存在两种以上解释的，作出不利于大恒兴公司一方的解释。根据大恒兴公司提交的四方确认书第四条的记载，剩余房产为宋德春处理，…宋德春付给青岛大恒兴投资有限公司23179669.3元的表述，结合大恒兴公司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23179669.3元是如何产生的以及该款所对应的对价出处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确认书中的“剩余房产”与宋德春支付给大恒兴公司的23179669.3元存在对价关系。大恒兴公司向宋德春主张四方确认书中记载款项，应当提交证据证明大恒兴公司已经履行了向宋德春交付全部剩余房产的义务。对于大恒兴公司主张剩余房产面积为出售给青岛市市北区民生安居建设中心的2612.76平方米的意见，经查，若该主张成立，则宋德春取得该剩余房产的单价为8871.72元/平方米，远远高于出售给青岛市市北区民生安居建设中心的5500元/平方米，与常理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一审法院认为剩余房产面积应大于2612.76平方米，大恒兴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已经全部履行了交付剩余房产义务，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大恒兴公司向宋德春主张800万元及利息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青岛大恒兴投资有限公司对宋德春的诉讼请求。二、本案审计费86000元，由大恒兴公司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67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大恒兴公司承担。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1、宋德春与大恒兴公司之间是否系房屋买卖合同关系；2、宋德春应否向大恒兴公司支付800万元。 关于第一个诉争焦点，本院认为，根据已生效的（2016）鲁02民终8735号民事判决及（2018）鲁民申4018号民事裁定认定的事实，案涉《四方确认书》及宋德春与曹铠铄、傅秀萍之间签订的《工贸项目核算》可以看出，宋德春参与了涉案项目从成本投入至利润分配的全过程，其与大恒兴公司之间就案涉项目应系合资合作关系。宋德春主张其与大恒兴公司之间系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但其所提交的2008年1月4日的《协议》及《补充合同》反映的是大恒兴公司与二十二世纪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即便如宋德春所述其仅系通过大恒兴公司将案涉房屋以7916万元转让给二十二世纪公司，但此后宋德春签订的《四方确认书》中关于宋德春分担债务、分得“剩余房产”的约定及《工贸项目核算》则显示宋德春仍然参与了涉案项目的整个合作过程。因此，宋德春主张其与大恒兴公司之间系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不能成立，本院对此不予采信。 关于第二个诉争焦点，大恒兴公司主张依据《四方确认书》宋德春欠付大恒兴公司23179669.3元，减去出售给市北安居中心的2612.72平方米（由宋德春处理的剩余房产）的房款，剩余本金为10130097元，其仅主张其中的800万元。宋德春对此不予认可，其主张其应得的“剩余面积”为4555.79平方米，扣除已出售给市北安居中心的2612.72平方米，剩余1943.03平方米也已被大恒兴公司出售，但款项并未返还。本院认为，如前所述，宋德春与大恒兴公司之间就涉案项目系合资合作关系。从大恒兴公司的诉讼请求来看，其应系在项目合作结束后，对彼此间债权债务进行的清理。依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大恒兴公司应当举证证明各方对于项目合作收益如何分配或亏损如何分担，但大恒兴公司对此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案涉《四方确认书》在同一条中约定“剩余房产为宋德春处理”及“宋德春付给青岛大恒兴投资有限公司23179669.3元”，原审据此认定“剩余房产”与“23179669.3元”间存在对价关系，并无不当。而双方对于宋德春应得“剩余房产”的面积各执一词。大恒兴公司作为案涉项目的实际运作方，应对宋德春应得“剩余房产”的面积负有举证责任，但对此大恒兴公司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应由大恒兴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据此判决驳回大恒兴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宋德春与上诉人大恒兴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8300元，由上诉人宋德春负担500元，由上诉人青岛大恒兴投资有限公司负担678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 喆 审判员 齐 新 审判员 孙向东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一日 书记员 王冉冉 书记员 于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