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59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蔡曲波，男，1967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慈溪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良鸿，上海海华永泰（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爱衣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慈溪市新浦镇荣誉村经二路**。 法定代表人：戚孟珍。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专生，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强，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戚孟珍，女，1973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慈溪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专生，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强，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蔡曲波因与被上诉人浙江爱衣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依公司）及原审第三人戚孟珍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2019）浙0282民初135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蔡曲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并支持蔡曲波的一审全部诉请。事实与理由：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系针对公司设立行为，意在避免自然人利用设立一人有限公司权利，滥用公司有限责任制度。并不禁止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成为其他非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本案中，余伟杰和戚孟珍先后担任爱衣公司法定代表人和登记股东，蔡曲波为实际出资人（隐名股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中，已经明确规定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根据涉案公司股份比例协议书的约定和追认，爱衣公司自2016年10月31日成立时起，到提起诉讼（2019年11月25日）至今，形式上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而实质上是二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分别为蔡曲波和戚孟珍，蔡曲波所有股份由戚孟珍代持，将戚孟珍登记为100%股东（实际占有30%干股），蔡曲波为70%实际出资人（隐名股东）。蔡曲波以金可公司控股资产投资设立爱衣公司，一方面在实质要件上并非另外设立一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而是与戚孟珍共同设立二人有限责任公司，另一方面在形式要件上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均为戚孟珍，均不违反《公司法》第五十八条“一个自然人只能投资设立一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规定，因为此处的“设立”系指在公司登记层面的设立。所以，一审判决认为“蔡曲波不能取得爱衣公司的股东资格”，“蔡曲波诉请确认其为爱衣公司股东，悖于法律”，不符合客观事实和《公司法》第五十八条主旨及适用条件，认定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蔡曲波诉请实质为变更公司类型，即将爱衣公司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二人以上的有限责任公司。而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是确认是否享有股东资格以及配合变更股东名称登记，并不涉及公司类型的变更。一审的该观点错误：首先，该判决所称“蔡曲波诉请实质为变更公司类型”，认定错误。蔡曲波诉请的实质是确认其在爱衣公司中的股权，并非变更公司类型，因为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二人以上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前后公司仍属于有限责任公司，并未实质变更公司性质，仅是对公司股东等组织机构进行了变更。公司类型的变更，应当是指在性质上具有根本区别的不同种类公司之间的变更，局部调整不属于类型变更。其次，一个案由之下，可以有多个相关联的诉讼请求，“股东资格确认之诉”并不仅限于确认股东资格。在确认股东资格的同时，办理和协助办理相关手续，是公司和第三人的义务，《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第三，股东资格确认与公司类型是否变更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和冲突。退一步讲，如果由于股东资格依法得到确认而导致公司类型发生变化，亦系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必然结果，是对在纠纷中被破坏的民事权利义务的还原和维护，不违反法律规定。最后，《公司法》、《公司法解释三》，以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法律规范中，并无“涉及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资格确认即不予受理、不予审理、不予支持”之类的规定。确认股东资格不影响公司实体权利，形式方面，后续完全可由公司视情自治作出股东会决议进行变更，从而符合《公司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三、一审判决认定，“变更公司类型系公司自治行为，公司具有人合及资合性特征，变更公司类型需通过股东会会议、制订章程等公司行为来确定。该认定亦属于错误：首先，一审判决所称的“公司具有人合及资合性特征”，在本案中体现得非常充分，蔡曲波和戚孟珍签署的公司股份比例协议书，对爱衣公司名称、股东、股份变更、股份比例、股份继承等，均进行了明确和具体的约定，而蔡曲波提供的其他一系列证据，也充分证明了蔡曲波与戚孟珍在爱衣公司中的地位和权利义务，且这些约定和权利义务与蔡曲波的诉请完全吻合，诉请理应得到支持。其次，一审判决中引用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第十条规定，当事人均应当遵守执行，同时，这些规定恰恰说明，在蔡曲波股东资格得到确认之后，本案中爱衣公司和第三人具有相应的义务，使蔡曲波股东资格通过登记真正得到确认。最后，本案依法确认蔡曲波在爱衣公司的70%股东资格，并未“径行”改变爱衣公司的组织形式，也没有“直接”设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确认”仅是前提和基础，无论改变公司组织形式还是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均需在纠纷解决后，当事人按照《公司法》和上述《公司登记条例》第三十三条、第十条规定，到工商部门登记来完成，法院通过案件审理和判决，给当事人提供主张成立或不成立的依据和结论，不等于改变和设立。况且，当事人合法设立公司，有益于地方经济，市场监管也应当支持和鼓励。原审判决关于“径行改变”和“直接设立”的认定，概念不清、逻辑错误。而况涉案公司股份比例协议书第一条已有明确约定——“如蔡曲波提出公司的70%股份要转时，戚孟珍应无条件的把公司的70%股份转让给蔡曲波”。这也是最明确有效的公司股东意思表示和公司自治。爱衣公司及戚孟珍在蔡曲波股东资格得到确认后，均有义务办理和协助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股东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并应当提交新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其中并未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作出特殊要求。《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九民纪要》）“二、关于公司纠纷案件的审理”第28.【实际出资人显名的条件】更是明确，“实际出资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有限责任公司过半数的其他股东知道其实际出资的事实，且对其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未曾提出异议的，对实际出资人提出的登记为公司股东的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公司以实际出资人的请求不符合《公司法解释（三）》第24条的规定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在签署涉案公司股份比例协议书时，第三人戚孟珍对“如蔡曲波提出公司的70%股份要转时，戚孟珍应无条件的把公司的70%股份转让给蔡曲波”的含义是知晓的。综上，蔡曲波要求爱衣公司及第三人协助完成股东登记的诉讼请求，具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四、关于出资。一方面，蔡曲波以控股的浙江金可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可公司）资产出资，金可公司出资视同于蔡曲波个人出资；另一方面，出资不是股东资格成立的必要条件，股东是否实际出资，并不影响其股东资格的确认，只是可能产生未实际出资的股东应当向公司补足出资款项以及向已经实际出资的股东承担未实际出资或者出资不足的违约责任的法律后果而已，而且爱衣公司采取的是注册资本认缴制（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于2026年10月13日前付清）。关于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问题。涉及对《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的理解。《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出现了三个主体：一是名义股东，二是实际出资人，三是其他股东。本案中，爱衣公司的名义股东是戚孟珍，实际股东是蔡曲波，不存在其他股东，而第三款规定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前提是有其他股东，所以，本案中不存在也不需要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至于是否需要戚孟珍同意，答案也是明确的，不需要，因为本案纠纷的起因，就是由于第三人独占公司，无需考察是否同意，仅应当考察是否违约。换言之，如果本案中还需要作为纠纷参与者的第三人同意，那么作为蔡曲波，根本不用打这个官司，因为根本不可能胜诉，如果这样就没有公平可言了，也没有维权一说了，但幸好法律规定是明确的，《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仅要求其他股东同意，而把股东之间的争议，交由双方之间的合同约定来解决，本案中的合同约定，就是公司股份比例协议书。 爱衣公司及戚孟珍共同答辩称：一、一审对蔡曲波不能取得股东资格的判决是正确的，爱衣公司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在本案当中蔡曲波主张以实际出资设立了爱衣公司为由公司，要求享有爱衣公司股东资格，而爱衣公司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故蔡曲波的主张违反法律规定，不应得到支持。一审判决后，蔡曲波将金可公司变更为二人有限责任公司，蔡曲波主张的是新发生的事实而不是新的证据，该新的事实是一审判决后新发生，不属于上诉审查的范围，对于一审起诉状中未主张的事实，蔡曲波无权要求二审法院审查，二审法院有权不予审查。蔡曲波如果有异议可以另行主张权利。二、一人公司变更为二人有限责任公司，实质上改变了公司的组织形式，一审判决的认定正确，一人公司的组织结构、财务制度及对公司外部第三人的债务承担规则等方面均不同与普通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之诉系确认是否享有股东资格，并不涉及变更公司形式，登记为二人股东必定涉及变更公司组织形式，司法不能干涉，原审认定是正确的。三、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蔡曲波主张协助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不具有请求权基础。四、蔡曲波从实际出资的角度其主张也不能成立。蔡曲波实际上并没有公司法意义上的出资行为，金可公司是一个主体，蔡曲波也是一个主体，不能因为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就可以将金可公司投入到其他公司的财产就视为蔡曲波的出资。五、至于涉案股权比例协议书，蔡曲波起诉的时候是以确认股东资格之诉提起的，在二审的时候如果其认为要确认代持关系中的份额的话，即要求确认蔡曲波享有第三人持有爱衣公司百分之百股权当中的比例的话，属于其他合同纠纷，其应该另案主张，二审过程中蔡曲波的主张和案由不能再发生变化。 蔡曲波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确认蔡曲波为爱衣公司股东,享有上述公司70%股权；2.爱衣公司及戚孟珍协助完成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外人慈溪市新浦镇新业电器厂（以下简称新业厂）于1995年5月24日登记设立，类型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蔡曲波，住所地慈溪市××镇××村，经营范围为家用电器、五金配件、塑料制品制造、加工，工商登记状态现为注销。案外人金可公司于1998年4月20日登记设立，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孙伟冬，股东为蔡曲波，住所地慈溪市××镇××村，经营范围为家用电器制造、加工、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工商登记状态现为存续。案外人宁波惠凯利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凯利公司）于2013年10月22日登记设立，于2017年6月15日核准注销，法定代表人戚孟珍，住所地慈溪市××镇××村，经营范围为家用电器、五金配件、橡胶制品的加工、制造、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工商登记显示：爱衣公司于2016年10月31日登记设立，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现法定代表人戚孟珍，自然人股东为戚孟珍，住所地慈溪市新浦镇荣誉村经二路**，经营范围为家用电器研究、开发、家用电器、电器配件、金属制品、塑料制品、电子元件制造、加工、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爱衣公司章程显示：第一条，依据《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余伟杰一人出资设立爱衣公司，特制定本章程；第四条，公司住所慈溪市××镇××村××路××号；第七条，股东余伟杰以货币认缴出资人民币1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0%，于2026年10月13日前付清；第十八条，本公司是股东余伟杰唯一投资设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且股东余伟杰不能再投资设立其他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不投资设立新的一人有限公司。章程有余伟杰签字。2018年1月2日，余伟杰与第三人戚孟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余伟杰愿意将占爱衣公司100%的股权（认缴出资额计人民币1000万元，尚未实际出资）出让给戚孟珍，戚孟珍愿意接受上述股权。同日，爱衣公司作出2018年第一次股东决定，同意余伟杰将在公司100%的股权（认缴出资额计人民币1000万元，尚未实际出资）出让给戚孟珍，股权转让后，公司的股权结构调整为，戚孟珍认缴出资1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0%。2018年第一次股东决定有余伟杰签字。同日，爱衣公司章程修正案显示：第一条修改为，依据《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戚孟珍一人出资设立爱衣公司，特制定本章程；第七条修改为，股东戚孟珍以货币认缴出资人民币1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0%，于2026年10月13日前付清；第十八条修改为，本公司是股东戚孟珍唯一投资设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且股东戚孟珍不能再投资设立其他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不投资设立新的一人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有法定代表人戚孟珍签字。同日，戚孟珍作为执行董事作出关于聘任总经理的决定，聘任戚孟珍为公司总经理，解聘余伟杰原总经理职务。同日，爱衣公司作出2018年第2次股东决定：一、同意修改公司章程；二、重新任命戚孟珍为执行董事，是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三年，任命余建浓为公司监事，任期三年，免去余伟杰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三、本人承诺，在国内只投资设立这家一人有限公司，本公司不投资设立新的一人有限公司。决定有股东戚孟珍签字。2018年3月20日，爱衣公司法定代表人由余伟杰变更为戚孟珍，投资人由余伟杰变更为戚孟珍。2018年6月1日，爱衣公司作出2018年第三次股东决定，公司住所变更为慈溪市××镇××村××路××号。决定有股东戚孟珍签字。2018年6月6日爱衣公司住所地由慈溪市××镇××村××路××号变更为慈溪市××镇××村××路××号。蔡曲波拥有多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2018年4月，金可公司与爱衣公司签订专利独家许可使用协议，约定金可公司及蔡曲波自愿将其持有的挂烫机专利独家许可给爱衣公司，若金可公司及蔡曲波违反协议，给爱衣公司造成的损失，由金可公司及蔡曲波负责。2018年4月20日，案外人新业厂名下位于新浦镇老浦村的房地产，通过司法拍卖由爱衣公司竞拍所得，在该地块上经营过的企业有新业厂、惠凯利公司、金可公司、爱衣公司。2018年6月，案外人金可公司内的设备搬至爱衣公司。2019年3月28日，蔡曲波与戚孟珍签订公司股份比例书一份，内容为：公司名称浙江爱衣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公司股东戚孟珍、蔡曲波；公司成立时，股东戚孟珍出资30%，股东蔡曲波出资70%，共同成立公司，因其他原因现在的股份都有戚孟珍持有，以便以后公司股份分割及继承达成如下协议；一、如果蔡曲波提出公司的70%股份要转时，戚孟珍应无条件的把公司的70%股份转给蔡曲波；二、如蔡曲波有什么不测公司的70%应由他女儿蔡梦佳继承；三、如戚孟珍有什么不测公司的30%应由她女儿黄思佳继承；本协议一式二份，公司股东各持一份，本协议双方签字后生效。协议有戚孟珍及蔡曲波签字捺印。 金可公司于2020年1月14日诉爱衣公司、戚孟珍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浙0282民初846号，金可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爱衣公司支付金可公司投资收益款1200万元；2.判令戚孟珍对以上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金可公司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诉讼主张，判决驳回金可公司的诉讼请求。 2020年4月29日，一审法院作出（2020）浙0282刑初41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蔡曲波系爱衣公司经理，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戚孟珍存在股权纠纷。2019年7月15日、7月18日蔡曲波为阻止戚孟珍经营公司业务，先后两次将该公司内的正泰动力柜设备、玛莎拉蒂轿车毁坏。经鉴定，上述被损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72759元。案发后，蔡曲波赔偿了被害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72759元”，判决“蔡曲波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一审法院认为，蔡曲波以实际出资设立及经营管理爱衣公司为由，诉请确认其为爱衣公司股东，故本案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因蔡曲波在爱衣公司设立前，已作为一个自然人股东设立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即金可公司，而爱衣公司设立的公司类型亦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一个自然人只能投资设立一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该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不能投资设立新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因而蔡曲波不能取得爱衣公司的股东资格。蔡曲波诉请确认其为爱衣公司股东，悖于法律，该院不予支持。蔡曲波以其与戚孟珍于2019年3月28日订立的公司股份比例书为依据，诉请确认其在爱衣公司享有70%股权，并要求爱衣及戚孟珍协助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蔡曲波诉请实质为变更公司类型，即将爱衣公司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两人以上的有限责任公司。而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是确认是否享有股东资格以及配合变更股东名称登记，并不涉及公司类型的变更。变更公司类型系公司自治行为，公司具有人合及资合性特征，变更公司类型需通过股东会会议、制订章程等公司行为来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公司变更类型的，应当按照拟变更的公司类型的设立条件，在规定的期限内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并提交有关文件”，第十条规定：“公司的登记事项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公司登记机关不予登记”。法院的判决不能径行改变一个公司的组织形式，更不能直接设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自治问题，司法不能直接干预。故蔡曲波该项诉请，该院难以支持。至于蔡曲波与戚孟珍对爱衣公司的出资及股份比例协议书效力等问题，不影响本案实体处理，不予理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蔡曲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蔡曲波负担。 二审期间，蔡曲波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金可公司工商登记变更资料一组、金可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资料一组，拟证明金可公司因业务需要由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二人有限责任公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二位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法律障碍。 2.《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商事卷1），拟证明当事人对股权创设和转让的约定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信守执行。 爱衣公司及戚孟珍对证据1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也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恰恰说明变更公司责任形式具有人合性，需提供股东会决议和修改章程。对证据2只是编写的书本，不能作为证据。 本院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2不属于证据，本院不予认定。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金可公司于1998年4月20日登记设立，股东为蔡品桥、蔡曲波。2005年11月17日股东变更为蔡曲波、徐秋珍；2014年10月16日股东变更为蔡曲波一人，该公司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12月4日，公司股东又变更为蔡曲波、孙伟冬二位，公司由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有二位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认为，双方二审争议焦点为：一、蔡曲波能否确认为爱衣公司的股东及其所享有该公司70%的股权份额；二、爱衣公司及戚孟珍是否应当协助完成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的变更登记。 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新业厂名下位于新浦镇老浦村的房地产，在该地块上经营过的企业先后有新业厂、金可公司、惠凯利公司、爱衣公司。新业厂、金可公司、惠凯利公司、爱衣公司属于先后成立一脉相承的四家企业，蔡曲波均自始实际经营管理上述四家企业，上述四家企业与蔡曲波存在密切的关联关系。其次，从爱衣公司2016年10月成立时情况看，系蔡曲波与戚孟珍二人共同找到余伟杰，让余伟杰代持爱衣公司100%股份，爱衣公司并在属于新业厂名下的地块上实际经营，可见经营场地由蔡曲波提供。第三，从爱衣公司实际出资看，爱衣公司注册资本虽有1000万元，但属于认缴制，并无证明戚孟珍曾实际缴纳注册资金。但爱衣公司因实际经营所需，除一审查明的2018年6月金可公司内的设备搬至爱衣公司外，惠凯利公司注销后的设备亦交付给爱衣公司，此时金可公司属于蔡曲波独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结合涉案股份比例协议书的约定，可以认定爱衣公司在实际经营使用蔡曲波提供的设备。相反，针对戚孟珍而言，除了惠凯利公司注销后的设备交付给爱衣公司与戚孟珍有关联外（戚孟珍占惠凯利公司30%股份），戚孟珍一审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还实际投入爱衣公司其他资产。至于爱衣公司拍卖取得新业厂厂房资金来源问题，蔡曲波已提供证据证明款项来源其女儿蔡梦佳。最后，结合涉案股份比例协议书的约定，印证了蔡曲波对爱衣公司的实际出资。该约定系戚孟珍、蔡曲波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相关法律以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在该协议书中，戚孟珍明确认可爱衣公司70%出资属于蔡曲波，明确认可蔡曲波系爱衣公司股东。可见，根据蔡曲波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其已实际向爱衣公司出资、并实际经营管理爱衣公司的事实，且其股东身份及出资事实得到戚孟珍事后确认，故应当认定其为爱衣公司股东，并享有爱衣公司70%股份。出资属于事实判断，《公司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并不能因此否认蔡曲波的出资事实，同时，金可公司的公司类型已由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二位自然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故本院确认蔡曲波为爱衣公司股东不违反公司法的上述规定。 关于争议焦点二，涉案股份比例协议书除了明确约定蔡曲波的股东资格、出资及持股比例外，还明确约定蔡曲波所有的70%的股份只是由戚孟珍代持，如蔡曲波提出将公司70%股份转给蔡曲波时，戚孟珍应无条件转让。该协议书系爱衣公司仅有的名义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不存在其他股东权益，无害于公司人合性问题，作为爱衣公司及戚孟珍应无条件予以执行。而根据上述协议的约定，戚孟珍无条件将其名下70%股份转给蔡曲波，就是应当无条件将爱衣公司70%股份工商变更登记至蔡曲波名下，戚孟珍与蔡曲波均明知爱衣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将爱衣公司70%股份工商变更登记至蔡曲波名下其应有之义当然就是必须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普通有限责任公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普通有限责任公司均系有限责任公司，并未实质变更公司性质，这种变更已由爱衣公司的登记股东戚孟珍事先予以协议安排的情况下，并不存在法律障碍，爱衣公司登记股东的意思表示就是真实反映了公司自治行为，亦无害于公司的人合性及资合性。在爱衣公司、戚孟珍拒不履行协议约定的协助配合变更登记义务情况下，人民法院根据双方协议约定内容判决爱衣公司及戚孟珍履行协助工商变更登记义务，不属于径行改变公司组织形式。 综上，蔡曲波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事实认定清楚，但未注意到爱衣公司登记股东对股权变更事项已事先予以协议安排，未注意到爱衣公司作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自治行为与公司登记股东意思表示的不可分性，导致法律适用失当，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2019）浙0282民初13582号民事判决； 二、确认上诉人蔡曲波为被上诉人浙江爱衣电器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并享有被上诉人浙江爱衣电器科技有限公司70%的股权； 三、被上诉人浙江爱衣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将登记在原审第三人戚孟珍名下的股权按第二项判决确定的比例变更登记到上诉人蔡曲波名下，原审第三人戚孟珍予以协助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均由被上诉人浙江爱衣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及原审第三人戚孟珍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魏金汉 审判员  叶剑萍 审判员  杜海平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王沂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