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陕01民终157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段玉彬，男，汉族，1982年3月15日出生，住陕西省柞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柏斌，陕西哲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蝉鸣科技（西安）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法定代表人：张威，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小娟，陕西润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宏武，陕西润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段玉彬因与被上诉人蝉鸣科技（西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蝉鸣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20）陕0113民初151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段玉彬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柏斌，被上诉人蝉鸣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小娟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段玉彬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段玉彬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蝉鸣公司负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蝉鸣公司涉案合同业务中提供的是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须取得支付业务许某某证。结合蝉鸣公司的业务模式，蝉鸣公司的涉案业务行为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无证经营支付业务整治工作的通知》中关于无证经营支付业务的认定标准，蝉鸣公司涉嫌无证经营支付业务。2.一审法院认定蝉鸣公司不需要支付许某某证，适用法律错误。就蝉鸣公司是否需要支付业务许某某证，段玉彬提交书面说明请求一审法院向中国人民银行发函寻求解释或说明，但一审法院并未向中国人民银行发函，而该证据是本案纠纷至关重要的证据。3.蝉鸣公司在未取得支付业务许某某证的情况下提供支付服务，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认定其对后续交易没有影响及应由段玉彬对此承担风险错误。蝉鸣公司答辩称：1.蝉鸣公司涉案业务不需要办理《支付业务许某某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根据双方《合作协议》第1.6条对合作的校某某之约定，蝉鸣公司提供的是技术服务，而非中国人民银行规定需要取得许某某的支付业务。本案双方对校某某具体交易流程即业务模式理解一致：即收费学校向浙江网商银行发起交易指令，相关资金从浙江网商银行账户转出到学校指定的银行结算账户，该过程蝉鸣公司不能控制，也不需要蝉鸣公司同意，蝉鸣公司并不能对其在浙江网商银行上述资金办理任何支付及结算业务，无权决定货币的转移，具体支付业务由浙江网商银行和收费学校决定。《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出台的目的是为了防范支付风险，该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是指非金融机构在收付款人之间作为中介机构提供下列部分或全部货币资金转移服务：（一）网络支付；（二）预付卡的发行与受理；（三）银行卡收单；（四）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其他支付服务。只有非金融机构提供如上业务才需要办理《支付业务许某某证》，区别的实质在于是否接触或控制资金的问题。而涉案业务的支付是基于支付宝及浙江网商银行，蝉鸣公司并不提供任何支付或结算业务，货币转移不受蝉鸣公司控制，蝉鸣公司也无法控制货币资金，故蝉鸣公司上述业务不需要办理《支付业务许某某证》。2.即使蝉鸣公司经营中存在不规范行为，也仅属整改范畴，但不能据此认定蝉鸣公司的业务需要办理支付许某某证。现蝉鸣公司已整改完毕,一审法院认定蝉鸣公司涉案业务不符合无证经营支付业务的情形正确。3.涉案合同签订后，涉案业务依托支付宝及浙江网商银行，上述单位均有支付许某某证，涉案合同正常履行且已履行完毕，不存在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之情形。综上，段玉彬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段玉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段玉彬、蝉鸣公司签订的“校某某服务商合作协议”及“校某某服务商合作政策”；2.蝉鸣公司退还段玉彬30000元及利息630元（自2019年3月18日至2019年7月22日期间的利息，利率按年息6%计算，主张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诉讼费用由蝉鸣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9年3月18日，段玉彬（甲方）与蝉鸣公司（乙方）签订《校某某服务商合作协议》、《校某某服务商合作政策》，合作协议约定“校某某是指基于互联网技术并与支付宝、网商银行等各方持牌机构合作，面向学校（亦称商户）和终端用户提供教育缴费解决方案和相关产品及服务的互联网服务平台，乙方授权甲方在广东省内非排他性推广校某某产品，合作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1年，甲方可在合作区域内为商户开通校某某，甲方须在乙方为甲方开通服务商后台之前一次性缴纳技术服务费30000元；乙方根据甲方在合作区域内使用校某某的情况按自然月给予甲方返佣收益，返佣收益计算标准为有效交易金额×佣金费率（佣金费率为有效交易金额的0.2%，以支付宝政策为准），乙方负责向甲方拓展的终端客户提供全局售后服务支持使用问题答疑服务，并根据合作情况向甲方派出销售人员，以支持其市场拓展；协议还对双方权利义务、违约条款及其他事宜进行了约定。”合作政策对服务商准入标准、销售支持、服务商权限、合作奖励、市场管理等进行了约定。2019年3月18日，蝉鸣公司向段玉彬出具《风险提示函》，段玉彬在风险提示函回执中予以签字确认，风险提示函载明“服务商所缴纳合作年度技术服务费，一经收取，概不退还；校某某业务合作期限、结算标准等，须遵守支付宝、网商银行、分期合作方等第三方合作伙伴政策，若此类机构有所调整变化时（尤其需要提示的是，校某某收缴费业务基于支付宝政策，支付宝政策存在随时变动、调整、终止等可能），校某某将同步进行调整并不视为违约；合作有风险，签约须谨慎，请审慎评估自身资源、条件及运营管理能力等，在理性权衡后再决定是否开展合作。”双方签署上述协议后，2019年3月，蝉鸣公司为段玉彬开通校某某服务商后台，段玉彬向蝉鸣公司支付技术服务费30000元，段玉彬未拓展学校使用校某某收缴学费。校某某业务流程为校某某在支付宝界面设立链接，收费学校同意使用通过校某某平台收缴学费，缴费家长通过校某某平台提交学费缴费订单并缴纳资金，支付宝公司完成收单并统一归集至蝉鸣公司在支付宝设立的余额账户，再将资金结算至蝉鸣公司在网商银行的同名银行结算账户，收费学校可向网商银行发起交易指令，相关资金从网商银行账户转出到收费学校指定的银行结算账户。另查明，2020年1月6日，案外人张某某向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举报浙江网商银行与蝉鸣公司涉嫌无证经营支付业务，2020年3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出具《举报答复意见书》，答复意见为“一、二清是无证经营支付业务的表现形式之一，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调查反馈意见，蝉鸣公司未取得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支付业务许某某证》，蝉鸣公司的具体业务模式为：家长提交学费缴费订单并缴纳资金，支付宝公司完成收单并统一归集至蝉鸣公司支付宝余额账户，再将资金结算至其在网商银行的同名银行结算账户，收费学校可向网商银行发起交易指令，相关资金从网商银行账户转出到学校指定的银行结算账户。目前，蝉鸣公司相关业务正在整改中，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将持续关注其整改情况。二、根据我行调查，网商银行2017年4月12日为蝉鸣公司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并为其提供支付结算服务，网商银行已于2020年2月底完成整改，我行将持续关注其业务合规情况。”2020年3月10日，蝉鸣公司向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出具《关于“蝉鸣”平台收缴费业务整改的报告》，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在该报告中盖章确认，该整改报告载明“一、业务模式：我司是一家支付宝开放平台服务商，为各学校提供符合其需求的课程设置、在线教育、教育信息管理及在线缴费系统功能。我司于2016年1月19日准入签约为“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特约收单商户，并在支付宝开立企业支付支付宝账号，设立的用于收付学费的结算账户限制蝉鸣公司使用，其企业网银、银行柜面等自主调配资金功能全部关闭，只能通过订单发起与确认指令收付资金。二、整改结果：本次改造涉及学校共12000多所，蝉鸣公司网商银行收单业务已全部迁移至支付宝侧（5640所），其余未能迁移的学校予以全部关闭并由其自主选择后续缴费收款方式（现金、POS收单等），网商银行侧不再新发生相关业务，目前支付宝侧收单业务模式为：收费学校的指定人员登录蝉鸣SaaS系统发送缴费账单，家长收到学费缴费订单并缴纳资金，支付宝完成收单统一结算到学校对应的支付宝账户（当天到账）或者银行账户（次日到账），并通过接口返回SaaS系统结算状态，收费学校可对账单的支付结果进行实时系统对账，家长与学校业务资金与蝉鸣公司账户相互独立，蝉鸣公司账户不触碰任何收缴资金。”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蝉鸣公司是否存在足以导致合同应当解除的情形。段玉彬提出应当解除合同的理由为蝉鸣公司存在无央行颁发的支付业务许某某证，无从事支付业务的资质。针对上述理由，一审法院分析如下：第一，无证据证明蝉鸣公司开展的校某某业务必须具备支付许某某证，或其行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从查明的现有证据显示，蝉鸣公司并非直接拥有第三方支付的相关资质，而是与具备相应支付资质的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向收费学校提供在线收缴学费，该种行为符合持证机构（支付宝公司）为无证机构（蝉鸣公司）违规提供支付服务的情形，即持证机构向无证机构开放支付接口，无证机构以平台对接或“大商户”模式接入持证机构，无证机构通过支付接口将其拓展的商户交易上送持证机构，由该持证机构为其商户结算资金。该种行为虽存在违规但不符合无证经营支付业务的情形，且无证据证明蝉鸣公司开展校某某须取得支付业务许某某证，蝉鸣公司的该种违规行为现已进行整改并得到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确认。第二，无证据证明蝉鸣公司本身不具备第三方支付许某某证实质影响到段玉彬签订或履行双方之间的合同。段玉彬在诉讼中强调蝉鸣公司不具备第三方支付许某某证，属于违规。段玉彬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与蝉鸣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系用以赚取利润的商业合同，理应对商业运作模式、相应商业风险及具体合同条款充分了解后审慎订立合同，且蝉鸣公司已通过风险提示函的形式明确告知其风险，段玉彬开通并使用校某某时亦未受到不利影响，因此，对段玉彬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300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段玉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66元，由段玉彬自行负担。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供新证据。双方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涉案合作协议及合作政策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蝉鸣公司的业务是否须取得支付业务许某某证，段玉彬本案诉请应否支持。首先，判断一种业务是否需要取得支付业务许某某证是基于该业务的商业模式。结合本案双方对蝉鸣公司的业务描述，蝉鸣公司系与具备相应支付资质的支付宝（中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向收费学校提供在线收缴学费的技术服务。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之规定，某项业务是否需要办理支付业务许某某证的实质是该项业务能否实际控制及支配资金，而蝉鸣公司业务是和有资质的网商银行合作提供技术服务，资金实际是网商银行控制，蝉鸣公司并不直接控制及支配资金，故一审法院认定蝉鸣公司的业务不需要办理支付业务许某某证，并无不妥。蝉鸣公司在从事业务过程中虽存在违规行为，但并不能以此认定蝉鸣公司的涉案业务必须取得支付业务许某某证。其次，段玉彬称其提起本案之诉，基于蝉鸣公司未取得支付业务许某某证而从事支付业务，蝉鸣公司违反中国人民银行《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之规定，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行使法定解除权主张解除涉案合作协议及合作政策。《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属于部门规章，蝉鸣公司涉案业务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之情形，且段玉彬所称的该理由属于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与其诉请主张合同解除存在矛盾。段玉彬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符合法定解除之情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三，段玉彬与蝉鸣公司在签订涉案合作协议时，双方同时签订有风险提示函，蝉鸣公司对双方合作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商业风险予以提示，段玉彬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与蝉鸣公司签订协议书系用以赚取利润的商业合同，理应对商业运作模式、相应商业风险及具体合同条款充分了解后审慎订立合同。段玉彬二审主张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作为专家辅助人出庭，因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不属于专家辅助人，且中国人民银行杭州分行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已在答复意见书中对蝉鸣公司交易模式予以说明，无需重复说明，故本院对段玉彬该申请不予准许。结合蝉鸣公司已经整改完毕，并得到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确认，以及涉案《合作协议》《合作政策》已履行完毕之事实，一审法院驳回段玉彬主张合同解除、返还30000元及利息之诉请，并无不妥。综上所述，上诉人段玉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处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66元，由上诉人段玉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雪 晴审 判 员  姬   钊审 判 员  蒋   瑜  二〇二一年一月八日 书 记 员  潘 丽 娜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