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浙0213行赔初10号 原告汪某2，男，1966年4月28日出生，汉族，浙江省宁波市人，住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 原告汪某1，女，2004年8月3日出生，汉族，浙江省宁波市人，住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 法定代理人汪某2，男，1966年4月28日出生，汉族，浙江省宁波市人，住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系原告汪某1的父亲。 二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陈飞彪，宁波市奉化区灵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宁波市东部新城和济街**。 法定代表人孙义为，局长。 出庭应诉负责人梁国荣，该局奉化分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周波。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钱黎明，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董雪芬，女，1965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浙江省宁波市人，住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 原告汪某2、汪某1与被告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宁波市资规局”）、第三人董雪芬其他行政赔偿一案，于2020年7月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引调立案受理后，向被告邮寄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于2020年8月5日正式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22日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暨原告汪某1的法定代理人汪某2、二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飞彪、被告宁波市资规局的出庭应诉负责人梁国荣及其委托代理人周波、钱黎明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董雪芬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汪某2、汪某1起诉称：原告汪某2与第三人董雪芬协议离婚时，汪某2将属于自己名下的位于方新碶路1-12一套街面房屋，在离婚协议第二条中约定归女方董雪芬和女儿汪某1所有，房屋的按揭贷款由女方承担，2007年6月14日被告在未经原告汪某2在申请表上签名的情况下，凭董雪芬提交的虚假离婚协议（复印件）未经审核核实，将该房屋的权属变更给董雪芬一人所有，严重侵犯了原告汪某1的权益，造成原告汪某1对该房屋一半产权的损失，为此，经奉化区人民法院（2018）浙0213行初40号、（2018）浙0213行初41号行政判决，判决被告作出的（2007）年6月29日国有使用证号为奉国用（2007）第0××0号及（2007）6月13日作出的房权证号为奉化字0××2号的房屋转移登记行政行为违法，由于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造成了原告汪某1对位于方新碶路1-12街面房屋一半实际可得权益的损失，原告汪某2作为汪某1的监护人，曾向被告提出赔偿请求，但未能如愿。 综上所述，由于被告的行政违法行为，侵害了原告汪某1的权益，造成原告汪某1对位于奉化区锦屏街道方新碶路1-12房屋的一半权益的损失，也造成了原告汪某2因被告的违法行为产生的误工费、诉讼代理费的损失，二原告的这些损失是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造成的，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向法院起诉，请求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汪某1因被告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失约60万元、赔偿原告汪某2因被告的违法行为造成的误工费、诉讼代理费等损失合计2万元。 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1.〔2020〕甬自然资规行赔6号不予赔偿决定书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向被告提出赔偿申请的事实。2.原告汪某1户口簿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户籍情况的事实。3.赔偿清单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原告损失内容的事实。4.误工天数的说明一份，用以证明原告汪某2误工的事实。5.民政局存档的离婚协议书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汪某2与第三人董雪芬离婚，协议约定房产归女方和女儿的事实。6.董雪芬提交的离婚协议书、土地使用权申请表复印件，用以证明第三人董雪芬使用假的离婚协议书未经原告汪某2同意变更登记，造成原告汪某1损失的事实。7.土地使用权申请表、奉化市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核准书、房权证的复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房权登记情况及原告损失的事实。8.（2018）浙0213行初40号行政判决书、（2018）浙0213行初41号行政判决书（2019）浙02行终389号、390号行政判决书、（2018）浙0213民初6466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原告汪某1的监护人是汪某2，案涉行政登记行为已被判决确认违法的事实。9.关于要求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请求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的事实。10.支付灵峰法律服务所诉讼代理费发票复印件三份，用以证明原告汪某2因与被告发生的行政纠纷，造成实际损失的事实。 被告宁波市的资规局答辩称：一、案件基本情况如下：2002年9月24日，原告汪某2和第三人董雪芬结婚，并于2004年8月3日生育女儿原告汪某1。2005年10月13日，汪某2和董雪芬离婚。汪某2有登记于其名下的原奉化市××路××号房屋，房权证号为奉化市字第0××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号为奉国用（2004）第1-31187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奉化市字第01-56528号房权证等材料向原奉化市房地产管理中心申请房屋转移登记。其中，加盖婚姻登记专用章的《离婚协议书》第2条载明：“位于方新碶路（**）一套街面房子归女方所有，房子的按揭贷款由女方承担”。原奉化市房地产管理中心于2007年6月13日作出房权证号为奉化市字第0××2号的房产转移登记行政行为。后董雪芬持加盖婚姻登记专用章的《离婚协议书》、离婚证、奉国用（2004）第1-3118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奉化市字第0××2号房权证等材料向原奉化市国土资源局申请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原奉化市国土资源局经审核，报原奉化市人民政府批准后，于2007年6月19日准予将土地使用权变更至董雪芬名下，并颁发奉国用（2007）第0××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2018年7月2日，汪某2向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上述房权证号为奉化市字第0××2号、土地证号为奉国用（2007）第0&tim**;×0号的登记行为，同时提交了加盖宁波市奉化区档案馆查询专用章的《离婚协议书》作为证据。该份《离婚协议书》第2条载明：“位于××路××号××一套街面房子归女方和女儿所有，房子的按揭贷款由女方承担”。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5日作出（2018）浙0213行初40号、（2018）浙0213行初41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被诉行政登记行为违法。被告对该判决有异议，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9日作出（2019）浙02行终389号、（2019）浙02行终390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认为登记机构已经尽到审慎审查之义务。 2020年4月27日，被告收到原告的行政赔偿申请。原告认为根据生效判决，房权证号为奉化市01-84172号、土地证号为奉国用（2007）第0&tim**;×0号的登记行为违法，侵犯了原告汪某1房屋的一半权益的损失，价值约60万元，也造成了原告汪某2的误工费、交通费、诉讼代理费的损失2万元，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2020年6月18日，被告作出〔2020〕甬自然资规行赔6号《不予赔偿决定书》，决定对两原告不予赔偿。原告遂向贵院提起本行政赔偿诉讼。 二、原告汪某1尚未取得相应的物权，不存在其所述的直接损失。一是，即使原告汪某2所述的离婚协议中约定案涉房屋归原告汪某1和董雪芬共同所有，此约定属于财产赠与行为，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显然，二原告并未办理房产登记手续，即赠与行为并未实际完成。《物权法》第9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登记生效，即原告汪某1主张的损失是基于案涉房屋的“共同共有”的物权基础上所产生的损失，由于原告汪某1并未成为物权权利人，其所谓的物权损失就不存在，故原告汪某1主张的行政赔偿请求不成立。三是，即使二原告认定的该份“离婚协议书”真实合法，且原告汪某2作为法定代理人已代原告汪某1作出了接受原告汪某2的赠与案涉共有房屋产权的意思表示，也只能证明原告汪某1与本案第三人之间存在着债权。根据债权的相对性原则，其应向债务人即本案第三人主张权利，而不应当向被告主张行政赔偿。况且，原告汪某1完全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现行确定房屋产权，如获得法院支持，原告汪某1再以生效裁判文书作为依据，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登记确权，从而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四是，原告汪某2所主张的损失赔偿请求不成立。由于原告汪某1的行政赔偿基础不成立，即被告的不动产登记行为因原告汪某1并未拥有相应的物权而不存在损害性，故原告汪某2主张的行政赔偿诉讼请求更是无从谈起。况且，原告汪某2主张的行政赔偿请求中的赔偿项目自身也并非直接损失。 三、被告不存在违法行使职权情形，且没有对原告造成任何的财产直接损失，原告的行政赔偿请求于法无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和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因违法行政行为对公民的财产权造成损害，应予赔偿。行政赔偿的前提是存在违法实施的行政行为，且该违法行为对公民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有因果关系。（一）被告不存在违法行使职权情形。根据生效行政判决书认定，原登记机关及工作人员已经尽到审慎审查义务，且也未认定登记时由董雪芬提供的离婚协议书为虚假的协议，即不存在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的情形。被告行政登记行为被确认违法系为了保护善意取得人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抵押权。（二）原告请求的行政赔偿不属于违法行政行为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目前，案涉房产仍客观存在，即案涉不动产登记行为并未造成任何实质性的经济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二十八条及第三十一条等有关规定，不动产物权需经依法登记或者根据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等方式取得物权，原告汪某1一直未实际取得过案涉不动产物权。即便汪某1可享有案涉不动产一半不动产权益，但案涉不动产并未灭失，其仍可向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以确定其是否有共有房产，且还可以在该不动产可处分时实现相应份额的合法权益。即至今为止案涉不动产登记行为并未对汪某1造成任何直接损失。原告汪某2已经在离婚时处分了其案涉不动产的物权，故其对案涉不动产已经不享有任何物权权益，不存在因案涉登记行为造成汪某2财产权直接损失的可能性，更不存在现实的直接损失。故汪某2主张的误工费、诉讼代理费等损失，并非直接损失。故原告的行政赔偿请求于法无据，其赔偿请求应予以驳回。 四、原告汪某2未尽到妥善保管土地和房屋权证的义务，是案涉不动产登记行为能够完成的关键因素。如前所述，第三人董雪芬在2007年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时，其是按规定提供相应的申请材料的，这些材料中，原告汪某2除了对董雪芬所提供的《离婚协议书》有异议外，对于离婚证、奉国用（2004）第1-31187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奉化市字第01-56528号房权证等材料并未提出异议，而上述土地权证和房权证的权利人是原告汪某2，在原告汪某2与第三人离婚后应当进行妥善保管，并在进行登记时再向登记机构提交。但是，上述权证却早早掌握在第三人名下。因此，假如案涉登记行为确有错误，原告汪某2的重大过错是客观存在的。 五、原告提供的证据不充分，不能证明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发〔1997〕10号）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原告汪某1主张房屋损失60万元，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对房屋拥有所有权，也没有对房屋的价值究竟是多少加以证明。原告汪某2主张诉讼代理费、误工费2万元，其既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且诉讼代理费、误工费也不属于违法行政行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综上，被告认为，本案不存在原告财产权被违法行政行为侵害且造成直接损失的情形，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行政赔偿的诉讼请求。 被告宁波市资规局于2020年8月6日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1.宁波市奉化区不动产登记查询证明编号：Ｇ20200731-0121357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至原告提起本行政赔偿诉讼时，案涉房地产权利人仍为第三人董雪芬，案涉房产仍客观存在，案涉登记行为没有对原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事实。2.离婚协议书（房产2人共有）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仅有该离婚协议书不能证明原告汪某1已接受了房屋的共有产权，同时，该离婚协议书也仅能对原告汪某1产生一个债权，结合案涉房产的行政登记情况可知，原告汪某1并不享有案涉房屋的共有权的事实。 第三人董雪芬未提出答辩，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定：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第三人董雪芬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到庭质证的权利。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房产转移登记没有经原告汪某2签字，是被告违规登记；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应当给予原告汪某1一半的房屋产权。本院对被告提供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第三人董雪芬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到庭质证的权利。被告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对证据1、2予以确认。原告对证据3有异议，被告提供的赔偿清单不具有证明损失的效力，且房子还在，没有造成实际损失，相关费用票据加起来一万九千元，与清单写的两万元不符，而且不是直接损失；对证据4有异议，信访开庭这些误工损失都不属于直接损失，且部分内容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认为，证据3、4只是原告单方制作的清单，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被告对证据5的形式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和董雪芬提交的不同，不能证明房产的一半归女儿；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这个离婚协议有公章，不能说明这份离婚协议书是假的。本院认为，证据5、6经本院（2018）浙0213行初40号、41号行政判决书认证，已对加盖查档专用章《离婚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即对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6仅能证明该份离婚协议系董雪芬办理转移登记时所提交的事实。被告对证据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损失；对证据8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行政判决书载明被告已经尽到审慎审查义务；对证据9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三份证据都写着代理费，但没有写对应的案号，根据充分的证据证明原告汪某2提起的诉讼不仅仅这几个，还有民事的，不能跟本案的行政赔偿对应起来，诉讼费时间与案件发生时间有前后矛盾，且律师费不是直接损失。本院对证据7-10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02年9月24日，汪某2和董雪芬登记结婚，并于2004年8月3日生育女儿汪某1。2005年10月13日，汪某2和董雪芬离婚。离婚前，座落于原奉化市××路××号房屋的房权证及国有土地使用证均登记于汪某2名下，房权证号为奉化市字第0××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号为奉国用（2004）第1-31187号。2005年10月13日，汪某2和董雪芬在原奉化市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时，双方向原奉化市民政局提交的《离婚协议书》第二条载明：“位于××路××一套街面房子归女方和女儿所有，房子的按揭贷款由女方承担。”该《离婚协议书》经原奉化市民政局归档，现存放于宁波市奉化区档案馆。2007年6月12日，董雪芬持加盖婚姻登记专用章的《离婚协议书》、离婚证、其本人身份证、奉国用（2004）第1-3118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奉化市字第01-56528号房权证向原奉化市房地产管理中心申请房屋转移登记。其中，加盖婚姻登记专用章的《离婚协议书》第二条载明：“位于;位于方新碶路（**街面房子归女方所有，房子的按揭贷款由女方承担”。原奉化市房地产管理中心于当日作出房权证号为奉化市字第0××2号的房产转移登记行政行为，将案涉房产由汪某2名下过户至董雪芬名下。 2010年8月30日，原奉化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奉城信用社与董雪芬签订《最高额抵押借款合同》一份，确定自2010年8月30日至2012年8月29日期间内，董雪芬可在450000元限额内向原奉化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奉城信用社借款，董雪芬以位于原奉化市××路××号（房屋所有权证号为奉化市字第0××2号）房屋为上述借款本息设定了抵押。后原奉化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奉城信用社于2010年9月7日向董雪芬发放了贷款450000元,借据载明还款日期为2011年8月25日，贷款月利率为6.6375‰，董雪芬借款后未能按期归还借款利息,原奉化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奉城信用社诉至本院，本院经审理于2011年7月4日作出（2011）甬奉商初字第299号民事判决，判决内容为：“一、被告董雪芬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后归还原告奉化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奉城信用社借款本金450000元，支付2011年3月7日之前的利息16590.24元，并支付按月利率6.6375‰按本金450000元自2011年3月8日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的借款利息；二、如被告董雪芬逾期还款，则原告奉化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奉城信用社有权以奉化市方新碶路1-12号（房屋所有权证号为奉化市01-84172）房屋折价或者以变卖、拍卖该房屋的价款项优先受偿。”该判决于2011年9月20日生效。因董雪芬未履行该生效判决确定的法律义务，原奉化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奉城信用社于2011年10月12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同日立案执行，执行案号为（2011）甬奉执民字第1767号。本院在执行过程中查明，被执行人董雪芬去向不明。本院依法查封了登记在董雪芬名下的案涉房产。因汪某1尚未成年，且居住于案涉房屋内，暂时不宜处理，该执行案件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申请执行人原奉化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奉城信用社也不能提供董雪芬的下落和其他可供执行财产的线索，并同意该案终结执行，本院于2014年9月24日裁定（2011）甬奉执民字第1767号案终结执行。 案涉行政登记行为经本院（2018）浙0213行初40号、41号行政判决确认违法。被告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9日作出（2019）浙02行终389号、（2019）浙02行终390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认为登记机构已经尽到审慎审查之义务。 另查明，2002年1月8日，原奉化市编制委员会发布《关于明确市体育管理中心等单位级别和隶属关系的通知》（奉编[2002]3号），明确原奉化市房地产管理局更名为原奉化市房地产管理中心，为副科级事业单位，隶属于规划与建设局管理。2003年6月3日，原奉化市编制委员会发布《关于同意房屋权属证书继续使用房地产管理局印章的批复》（奉编[2003]2号），同意保留原奉化市房地产管理局牌子和在房屋权属证书上继续使用房地产管理局印章（此章仅用于房产证、他项权证的发放和更改），并确认2002年1月8日以后发放的所有房地产管理局印章的房屋权属证书继续有效。2015年11月12日，原奉化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发布《关于整合不动产登记职责的通知》（奉编[2015]13号），规定原属于奉化市人民政府职责的奉化市范围内的土地登记核准等事项归于原奉化市国土资源局承担。2016年9月28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关于同意浙江省调整宁波市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国函[2016]158号）发布通知，撤销县级奉化市，设立宁波市奉化区。原奉化市国土资源局变更为宁波市国土资源局奉化分局，属宁波市国土资源局的派出机构。2019年1月3日，根据中共宁波市委、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波市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甬党发〔2019〕2号），将宁波市国土资源局的职责并入到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中，不再保留宁波市国土资源局。 2013年10月24日，原奉化市农村信用合作社奉城信用社名称变更为原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奉城支行。2017年9月28日，原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奉城支行名称变更为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屏支行奉城分理处。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问题是原告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是否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照本法及时履行赔偿义务。本院（2018）浙0213行初40号、（2018）浙0213行初41号行政判决书虽确认案涉行政登记行为违法。被告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9日作出（2019）浙02行终389号、（2019）浙02行终390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认为登记机构已经尽到审慎审查之义务。原告述称的相关损失即使存在，也系由董雪芬将案涉房产进行抵押、使案涉行政登记行为无法被撤销所致，由此产生的相关损失不应由行政机关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可通过民事诉讼途径寻求相应救济。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汪某2、汪某1的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倩倩 人民陪审员  葛武山 人民陪审员  胡国宝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吴珂芹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第七十九条第二款第三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发生阻止案件审理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