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1315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卓美化妆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法定代表人：代为艳，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庆祝，山东垠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丁邦平，男，1978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孟金海，北京市齐致（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东卓美化妆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丁邦平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4民初25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5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卓美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卓美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由丁邦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存在事实认定错误及法律适用错误。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错误的分配了举证责任，导致判决不公。一审法院认定，卓美公司需对培训是否为专项培训进行举证，卓美公司认为，该举证责任分配不当。首先，此纠纷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双方之间因履行劳动合同而引起的相关纠纷，已经经人民法院另案审理，并做出了生效判决。本案中，双方仅仅是因培训协议而引起的服务期限纠纷，并不牵扯到上述规定所涉及的举证责任倒置，故本案适用一般举证规则，即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丁邦平对其提出的抗辩应当提供证据予以支持，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中，丁邦平主张涉案培训并非专项培训，但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支持，相反，卓美公司提交的培训协议中，双方均已约定了服务期限，并明确约定了该培训为专项培训，双方应当受到协议的约束。故卓美公司认为，丁邦平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从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来讲，双方之间签订的培训协议不存在违法情形，应属合法有效。双方之间就每次培训均签订了培训协议，培训协议中对培训的课程、时间、地点、费用等事项均作了明确的约定，且在培训协议中也明确了此次培训为“专项培训”，并因此约定了服务期限及违约责任。在订立该份协议之时，丁邦平是在认可了协议的内容之后双方签字确认的，可以认定丁邦平已经认可培训的性质。现丁邦平在诉讼过程中，否认该培训为专项培训，应当由丁邦平提供证据，证明该培训为非专项培训，而非由卓美公司证明该培训为专项培训。如举证不能，则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卓美公司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导致举证责任分配不公，进而影响了判决结果。二、一审法院存在事实认定不清之处，导致判决错误。首先，卓美公司认为丁邦平所参加的两个培训均为专项培训。分析专项培训与职业培训的区别可以得知：职业培训具有普遍性即培训的对象为公司的全体员工，依据《企业职工培训规定》第一条之规定：“以培训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掌握职业技能的职工队伍为目标，促进企业职工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由此可见，职业培训具有普遍性，其针对的对象为企业的全体职工，目的是提成员工的职业道德、文化素质、纪律观念等多个方面。而专项培训一般是针对特定人员提升特定技能所进行的培训，其面向的人群具有特定性。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分析，丁邦平所参加的两次培训均是面对公司的几名高层管理人员，培训对象具有特定性，后期公司也未对其他员工进行普遍性的培训。而且，卓美公司系一家贸易型销售公司，公司的核心是对公司人员管理能力的加强和货物销售技巧的提升，而丁邦平所参加的两次培训均是对该部分管理及销售能力的提升，其在培训机构所获得的知识符合公司培养特定岗位及人才的目的，可以认定其所参加之培训为专项培训。其次，一审法院对专项培训的理解过于片面，仅从表面特征对专项培训进行分析，未能准确理解专项培训的目的。第一，培训时间的长短以及是否为脱产学习与是否为专项培训无任何关系。卓美公司为一家销售型公司，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技术岗位，更多的是如何提升公司管理上的软性要求，提升特定岗位管理能力和管理模式是公司发展的方向，而商业模式的学习与培训，与所需培训的时间长短没有任何的关联性，而重点在于被培训人是否了解并掌握了这种新的商业模式，进而在实践中进行实施，至于其是否已经掌握，则是对被培训人员的要求，如果仅仅以培训时间较短为由，就认定被培训人员无法掌握培训技能，那纯粹是一审法院的主观臆断、闭门造车的认定。所谓脱产学习的模式也与培训性质的认定无关。本案中，丁邦平所参加的培训是为了加强公司人员管理和销售能力的提升。第二、卓美公司对丁邦平参加的培训支付的费用较为昂贵。丁邦平参加的培训均为三至四天，但培训费用却达到了1.5万余元每人。卓美公司作为公司已经为丁邦平向培训机构缴纳了培训费用，丁邦平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履行服务义务，否则承担违约责任。故卓美公司认为，认定专项培训应当更注重培训的内容与目的，而不应当局限于培训的形式上。第三、双方之间的服务合同不符合认定合同无效的情形。首先，卓美公司并未限制丁邦平劳动择业权。培训协议与劳动合同的性质、目的及违约后果均不相同。丁邦平在劳动合同期满或劳动期内均可提出离职，并不受服务期限约定的限制，服务合同不具有限制劳动择业权的属性。其在主张服务期内解除劳动合同的同时，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解除，服务协议也自然解除，而丁邦平需要承担的是服务协议后的违约责任，这与限制劳动的择业权系根本不同的两个概念。其次，在双方签订服务合同时，丁邦平已经明确知晓培训的费用及服务的期限，不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显失公平等《合同法》所规定的认定合同无效的法定理由。合同是整个民事法律关系的根基，合同无效的认定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不能进行任意自行的扩大理解与适用。故卓美公司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培训1.5万元与丁邦平之间的自由择业权之间权利义务失衡，无任何的法律依据，应当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卓美公司认为，依据现有的案件情况来看，卓美公司与丁邦平之间已经签订了明确的专项培训服务协议，丁邦平也已经至第三方培训机构参加了培训，卓美公司已经为其支付了相对应的培训费用，双方之间就应当受协议的约定，丁邦平因个人原因自卓美公司处离职，其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向卓美公司支付违约金。故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依法改判，支持卓美公司的上诉请求。丁邦平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卓美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卓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丁邦平支付卓美公司违约金275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3日，丁邦平应聘到卓美公司担任行政人力总监，2019年2月28日丁邦平因个人原因离职，双方劳动关系解除。2018年5月17日，卓美公司作为甲方，山东泰山管理研修院（以下简称研修院）作为乙方，双方签订《泰山股权激励方案班培训合同》一份，约定由研修院为卓美公司张秀等五名员工提供《泰山股权激励方案班》课程培训，培训地点泰山管理学院，课程时间2018年5月17日-20日，培训费用共计79000元。2018年12月10日双方又签订《泰山股权激励方案班培训补充协议》一份，约定因卓美公司希望部分人员再次参加上述股权激励方案班的培训，双方签订该补充协议。培训课程仍为上述合同的培训内容，时间为2018年12月20日-23日，培训地点为南京，参加培训人员为刘某伟（复训）、丁邦平（新增初次学习）。费用标准为12000元，其中复训费2000元，新增学员费用为10000元。2019年5月17日，研修院为卓美公司开具了91000元的培训费发票。2018年11月16日，卓美公司作为甲方，深圳市逸马商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逸马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中国连锁联盟汇会员协议》，约定卓美公司通过签订该合同并在交纳一定费用的前提下成为“中国连锁联盟汇会员”。成为会员后，卓美公司享受逸马公司提供的《连锁模式复制系统》落地班、《连锁品牌营销系统》落地班、《连锁招商模式系统》落地班、《新连锁新零售系统》落地班、《连锁金融资本系统》落地班、《连锁股权激励系统》落地班在内的六大系统落地班现场课程培训服务。会员期限为2018年11月16日至2019年11月15日。会员服务定价标准为：1.会员管理基础服务单项定价30000元；2.连锁专家辅导（线上）10000元/次；3.连锁专家辅导（线下）50000元/次；4.连锁招商路演30000元/次；5.连锁标杆参访30000元/次；6.《连锁模式复制系统》落地班、《连锁品牌营销系统》落地班、《连锁招商模式系统》落地班、《新连锁新零售系统》落地班、《连锁金融资本系统》落地班、《连锁股权激励系统》落地班均为50000元/人。该合同附件1为《中联汇会员入会确认单“会费31.8万元/年”》，卓美公司享受优惠后全额应支付会费138000元。上述协议还约定了其他内容。签订上述协议后卓美公司于2018年11月16日及11月30日分两次共计向深圳逸马公司转账138000元。2018年12月2日，卓美公司作为甲方，丁邦平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员工培训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出资为乙方在北京市参加“连锁模式复制系统”培训，培训时间为2018年12月3日至12月5日，培训费用为15000元。双方为此约定了三年服务期。2018年12月，双方还签订另一份《员工培训协议》，培训地点在南京，培训时间为2018年12月，无具体培训期间，课程名称为“股权”，培训费用为15000元。双方为此亦约定了三年服务期。该协议无具体落款日期。卓美公司称，丁邦平参加的12月2日的培训为深圳逸马公司提供，另一个培训为研修院提供。相应的培训课程均为专项培训，其与丁邦平约定的服务期合法，丁邦平因个人原因离职应当依法向其承担未履行服务期部分的违约金。丁邦平则称上述培训均系正常的岗位培训并非专项培训，且因卓美公司要求其本人垫付培训费，故其拒绝了参加上述培训项目，实际也未参加上述两次培训。因此，其没有向卓美公司支付违约金的义务。2020年2月26日，卓美公司以本案诉讼请求为仲裁申请请求向济南市槐荫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申请，该委审查后作出济槐劳人仲案字【2020】第197号《仲裁决定书》，以卓美公司的请求事项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范围为由，决定对其申请不予受理。卓美公司不服该决定，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次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业培训制度，按照国家规定提取和使用职业培训经费，根据本单位实际，有计划地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培训。从事技术工种的劳动者，上岗前必须经过培训。”该法律规定明确了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培训的法定义务，而此处的培训义务指岗位培训。岗位培训是用人单位依法应当为劳动者提供的，以提高劳动者劳动技能和工作效率为目的的培训。对于该岗位培训，用人单位无权以其为劳动者提供了相关的培训为由，与劳动者约定服务期及相应的违约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项技术培训的，可以与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按照该法律规定，只有在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了专项培训费用的情况下，用人单位才能与劳动者之间约定服务期及违约金。而所谓专项培训，是指用人单位为了提供劳动者特定的职业技能、获得额外的高水平的专业知识，通过专业权威的培训机构为特定劳动者提供的培训。此种培训一般培训费用高昂、培训周期较长且多以脱产培训为主。立法之所以规定用人单位可以在提供了专项培训的情况下与劳动者约定服务期及违约金，就在于专项培训相对于岗位培训而言，其培训成本较高，培训一般针对特定岗位的特定劳动者，而接受该专项培训的劳动者培训后所获得的专项技能对用人单位而言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故基于公平考虑，赋予了用人单位在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情况下主张不超过法定标准的违约金的权利。鉴于培训存在着岗位培训与专项培训的区分，而不同的培训对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权利义务的分配也各不相同，故本案中，要认定双方对于服务期的约定是否有效，应当首先对卓美公司与丁邦平两次培训是否为专项培训进行认定。而作为用人单位，卓美公司负有相应的举证责任，以防止用人单位滥用约定服务期的权利，限制劳动者的自由择业权。卓美公司称其为丁邦平提供的两次培训分别为“连锁模式复制系统”培训及“股权激励方案”的培训。为此，其提交了其与相关培训机构所签订的合同。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上述合同并无培训课程的具体内容，无法通过课程的实质性内容为培训进行定性；其次，上述培训均为短期培训，通过短期内的培训，根本无法使得劳动者获得其之前所不具备的专项技能；再次，约定的两次培训费分别仅为15000元，但卓美公司却为丁邦平限定了三年的服务期，即使存在实际费用的支出，该费用标准与丁邦平三年的自由择业权之间权利义务失衡。基于上述理由，卓美公司与丁邦平约定的培训并不构成专项培训，双方约定的服务期无效。无论丁邦平是否实际参加了上述培训，卓美公司均无权基于上述合同约定的服务期要求丁邦平向其支付违约金。卓美公司要求丁邦平向其支付27500元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山东卓美化妆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山东卓美化妆品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根据卓美公司提交的2018年11月16日卓美公司与深圳逸马公司签订的《中国连锁联盟汇会员协议》、《中联汇会员入会确认单》、转账凭证，能够证实卓美公司购买了“中联汇”会员服务（现场优惠方案“A”），共计13.8万元，其中包含服务费4.8万元、课程费9万元（6人次课程/年，每位学员仅可选择一门学习），其中可选课程包含《连锁模式复制系统》落地班。2018年12月2日，丁邦平与卓美公司签订《员工培训协议书》，培训时间为2018年12月3日-2018年12月5日，培训地点北京，课程名称连锁模式复制系统，培训费用人民币15000元。根据卓美公司提交的共同参训人员的微信朋友圈截图、照片等能够证实卓美公司共六人（含丁邦平）参加了上述培训班。2.2018年5月17日，卓美公司作为甲方，山东泰山管理研修院（以下简称研修院）作为乙方，双方签订《泰山股权激励方案班培训合同》一份，约定由研修院为卓美公司张秀等五名员工提供《泰山股权激励方案班》课程培训，培训地点泰山管理学院，课程时间2018年5月17日-20日，培训费用共计79000元。2018年12月10日双方又签订《泰山股权激励方案班培训补充协议》一份，约定因卓美公司希望部分人员再次参加上述股权激励方案班的培训，双方签订该补充协议。培训课程仍为上述合同的培训内容，时间为2018年12月20日-23日，培训地点为南京，参加培训人员为刘某伟（复训）、丁邦平（新增初次学习）。费用标准为12000元，其中复训费2000元，新增学员费用为10000元。2018年12月，卓美公司与丁邦平签订《员工培训协议》，培训时间为2018年12月，培训地点南京，课程名称为“股权”，培训费用为15000元。双方为此约定三年服务期。该协议无具体落款日期。2019年5月17日，研修院为卓美公司开具了91000元的培训费发票。泰山管理学院股权激励方案班·22期，纪念照片显示：中国南京·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至二十三日，丁邦平参加纪念照片拍摄。一审认定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业培训制度，按照国家规定提取和使用职业培训经费，根据本单位实际，有计划地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培训。《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服务期的，不影响按照正常的工资调整机制提高劳动者在服务期期间的劳动报酬。《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培训费用，包括用人单位为了对劳动者进行专业技术培训而支付的有凭证的培训费用、培训期间的差旅费用以及因培训产生的用于该劳动者的其他直接费用。根据上述规定，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行必要的职业培训不可以约定服务期；用人单位因为某个项目或者某种技术革新，给员工提供费用较大的定向专业培训，可以与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关于专项培训的形式，可以是脱产的，半脱产的，也可以是不脱产的，但脱产时间一般不会很长，因为对于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或特殊岗位人员，单位一般不会使其脱产培训很长时间。法律之所以规定服务期，是因为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有投入并导致劳动者获得利益。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培训费用，使劳动者学到了专业知识或技能。同时，用人单位使劳动者接受培训的目的，在于劳动者回来后运用学到的专业知识或技能为本单位提供约定服务期期间的劳动，通过约定服务期可以大体平衡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法律虽然没有对服务期的年限作出具体规定，应当理解为服务期的长短可以由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协议确定。本案中，丁邦平与卓美公司签订《员工培训协议书》约定服务期限三年，应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约定予以履行。本案中，关于2018年12月2日丁邦平与卓美公司签订的《员工培训协议书》，丁邦平作为卓美公司原行政人力总监，与单位签订员工培训协议书，参加《连锁模式复制系统》专项培训，且根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20）鲁01民终476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丁邦平离职的原因系因其自身原因，故丁邦平应向卓美公司支付违约金13750元（33/36×15000）。关于2018年12月丁邦平与卓美公司签订的《员工培训协议书》，参加股权激励专项培训，虽然培训协议书载明的培训费用为15000元，但根据卓美公司提交的证据，仅能够证实单位支付的费用为1万元，故丁邦平应向卓美公司支付违约金9167元（33/36×10000）。丁邦平虽抗辩未参加两次培训，但卓美公司提交的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丁邦平未提交足以反驳的其他证据，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卓美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4民初2544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丁邦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山东卓美化妆品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22917元；三、驳回上诉人山东卓美化妆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丁邦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尹伊君二〇二一年一月七日书记员  徐 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