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冀04民终49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家庄某一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 法定代表人：李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美涛，河北济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磁县XX煤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邯郸。 法定代表人：刘某，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芳，河北紫微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邯郸市峰峰某二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邯郸市。 法定代表人：许某，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新海，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石家庄某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一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磁县XX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原审被告邯郸市峰峰某二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二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磁县人民法院（2020）冀0427民初16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某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美涛、被上诉人XX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芳、原审被告某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新海、王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某一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XX公司的诉讼请求或改判某一公司不承担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XX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XX公司没有发货，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履行了发货义务。购销合同约定交货地点为需方煤场或需方指定的地点，XX公司从未告知某一公司发货情况，也未得到某一公司的发货指令，何谈履行了供货义务。2、关于某二公司与XX公司之间精煤买卖情况，某二公司账目上记载与XX公司交易结算了2,407,961元，共5400.42吨煤炭，系XX公司直接供给某二公司，与某一公司无关。3、在交易过程中，若通过某一公司向某二公司送煤，则在过磅单上予以记载，本案中无过磅单，更无记载某一公司的标注。通过某一公司供货的，都在过磅单上有记载，说明是通过某一公司向某二公司供的货。4、一审认定“因原告与某二公司均认可双方除了上述煤炭垫资协议外无任何其他煤炭买卖合同关系”严重失实，某二公司陈述的是XX公司直接送给某二公司的煤与某一没有任何的关系。5、一审法院对《往来账对账确认单》复印件的认定存在重大失实。原一审庭审时，XX公司的代理人声称是XX公司工作人员在2017年1月到某一公司处催要货款时，某一公司在《往来账对账确认单》复印件上加盖公章的。时隔多日，一审法院向该院执行局调取卷宗，并声称加盖某一公司公章的《往来账对账确认单》的复印件系某一公司在另案提出执行异议时邮寄给一审法院执行局的。6、《往来账对账确认单》所记载的金额，并非实际发货金额。XX公司先行开具了发票，但并未按照合同约定交付货物。某一公司确实收到了相应发票，但是对于货物的交付问题一直提出异议。在一审法院执行邯郸市XX典当行有限公司与XX公司民间借贷一案中，某一公司明确提出了异议，特别提出与XX公司之间不存在债务，一直在协商发票的处理事宜。二、一审法院对利息的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XX公司并未履行发货义务，不存在支付货款的前提，更不存在支付利息的可能性。另，购销合同中没有约定支付货款利息，一审判决某一公司支付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双方于2015年3月5日签订合同，XX公司何时发货无从得知。即便按照《往来账对账确认单》所记载的2015年6月30日，到XX公司2018年6月起诉，也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期间。一审法院认为诉讼时效权利可以是当事人本人提出，也可以经当事人同意，由他人代为提出，无任何法律依据。四、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一审法院主动找到王某1进行调查，不属于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情形；两调查人并非本案合议庭成员，也不是本案书记员；证人未到庭接受询问，不具有法律效力；王某1系XX公司员工，其证言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调查笔录所载内容与王某12019年5月24日出具的证明存在冲突。五、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明确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事实的存在。一审法院置该规定于不顾，不审查标的物交付情况，且在某二公司明确表示所收精煤系XX公司单独供货的情况下，仅凭增值税专用发票判决某一公司支付货款，明显与该规定不符。六、本案涉嫌虚假诉讼，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XX公司多次阐述不一致，编造事实，谎称将供货凭证交给某一公司的工作人员，妄图通过虚假诉讼方式获得非法利益。 XX公司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1、某一公司确已收到了XX公司的货物，理由如下：首先，在原二审期间，XX公司申请当时送货的多名司机出庭作证，证明XX公司履行了交付货物的事实；其次，原二审期间，某一公司提交了与其他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若干份，与本案购销合同系同一版本，某二公司系其指定煤厂，证明其他的公司也是根据某一公司的指令将煤炭运至某二公司，同时证明了某一公司的煤炭交易习惯。再次，在合同签订后，XX公司开始履行购销合同，按照某一公司的指令将煤炭运至某二公司，2015年6月30日，某一公司找到XX公司进行对账，在原一审、二审，某一公司否认该对账确认单出自其公司，经一审法院委托鉴定，《往来对账确认单》、《购销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上均系某一公司单位的真实印章。确认单中写明“根据我单位的账簿记录”，显然，某一公司有此次合同交易的账簿记录，如某一公司未收到货物，为何主动找到XX公司进行对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本案《往来对账确认单》可以直接作为认定买卖合同成立的证据，《往来对账确认单》系债权凭证，XX公司持有该债权凭证，即完成享有合法债权的举证责任。第四、某一公司承认增值税专用发票已进行抵扣。税票是根据实际供货的数量开具的，合同约定的供货数量为10000吨，实际供货数量为6522.1吨，如果XX未履行供货义务，那么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供货数量如何确定？为什么开票的数量为6522.1吨而不是10000吨？根据煤炭买卖交易习惯，都是在需方在收到货物后，供货方按照实际供货数量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需方收到发票后，向供货方支付货款，并进行相应的税款抵扣。3391492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应向税务局交纳的税额为492,780.76元，如果XX公司未供货，岂不是自己交纳了很大的一笔税款，还要承担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罪名，同时某一公司也要承担抵扣税款发票罪的刑事责任。2、一审法院认定的供煤数额正确。发票显示实际供煤吨数为6522.1吨，含税价格是3,391,492元。3、某二公司与XX公司存在真实的垫资情况，某二公司购进的煤炭，由XX公司代某二公司向供煤方支付货款，某二公司向XX公司每吨支付15元的费用。该垫资是单纯的垫资，从双方的财务账簿可以证实垫资协议的履行事实。关于某二公司提供的载有XX公司的供货单，XX公司并不知情，该供货单王某1已承认系其个人行为，只是借用XX公司名义，系某二公司与王某1之间的买卖关系，与本案并无关联，也与垫资协议无关，某二公司也未提供向XX公司支付煤款的证据。二、关于利息认定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一审判决某一公司承担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三、本案并未超诉讼时效。《购销合同》中未约定货款支付的具体时间，XX公司可随时向某一公司主张权利。2017年1月XX公司向一审法院申报了该债权，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问题。只是某一公司不配合法院执行，XX公司才提起诉讼。四、一审法院程序合法。在一审庭审中，XX公司提供了王某1出具的证明，由于王某1在开庭时不能到庭，因此法院依职权在庭后向王某1核实该证明的真实性，系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属于法官的正常履行职责范围，并不违反法定程序。五、本案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中，XX公司除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外，还提供了《购销合同》及《往来对账确认单》，足以证实XX公司对某一公司具有合法的债权。六、本案不存在虚假诉讼的情形。XX公司起诉依据的系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对账确认单及增值税发票，合同及债权凭证均是真实的，何来虚假诉讼之说。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某一公司的上诉请求。 某二公司答辩称：一、某二公司与XX公司在2015年4月3日签订《煤款垫资协议》后，当时由王某1负责安排送煤的具体业务，至于王某1与XX公司是什么内部关系，某二公司不知道。2015年4月、5月份，某二公司共收到王某1安排上的煤5878吨，结算吨数为5400.42吨，结算金额2,407,961元。某二公司出具的《过磅单》上写明的供货单位名称为“磁县XX”，价格为不开票的价格，不用给某二公司开发票。二、某二公司经过查账，确实没有收到经某一公司安排由XX公司送来的煤。某二公司与某一公司有煤炭供应合作关系，某一公司安排给送来的煤，某二公司在《过磅单》上写明供货单位为“石家庄某一”和具体的煤炭企业名称，比如，经某一公司安排由某三煤化有限公司给送来的煤，某二公司在《过磅单》上写明供货单位名称为“石家庄某一、某三煤化有限公司”。这样记载就是为了便于对账。某二公司2015年3月处于焖炉状态，没有进煤，从4月份开始进煤生产，某二公司查遍了公司账簿，没有找到同时写有石家庄某一和XX公司名称的《过磅单》，所以没有收到某一公司安排XX公司送来的煤。三、某二公司注意到本案《购销合同》没有写明具体的交货地点，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部分没有认定煤炭的具体交易经过和交货地点，一审判决在“关于涉案购销合同是否履行的问题”部分，只有XX公司称签订涉案购销合同后，XX公司按照某一公司的指示将约定的精煤送到某二公司处。某二公司对此坚决不予认可，XX公司所称不属实，某一公司指示XX公司把煤送到某二公司的证据是什么？XX公司又称所有供货单都已交给某一公司，故不能出示供货单证据，纯属虚假陈述。根据最基本的认识，XX公司进行如此大额的交易应当建账、开票、交税，XX公司与某一公司凭各自的账簿对账，XX公司怎能在对账时把本公司的记账凭证原件（过磅单）交给某一公司，连一张复印件也没有留存，根本不符合公司财务制度的基本要求，XX公司的述称显然不符合常理。综上，某二公司请求二审法院对是否存在某一公司指示XX公司把煤送到某二公司、XX公司是否持有同时写着供货单位为某一公司和XX公司的《过磅单》、XX公司所供煤炭的来源、开具增值税发票所需税款的来源等问题进行调查，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公正判决。 XX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某一公司支付XX公司精煤款3,391,492元，并自2015年7月1日起按照银行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20万元（其中自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利息利率按全国银行同期拆借中心计算），直至付清精煤款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某一公司承担。后XX公司申请追加某二公司为本案被告并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XX公司在开庭时将利息部分变更为自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利率按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利率计算。事实和理由：2015年3月5日，XX公司与某一公司签订了《购销合同》，合同约定XX公司向某一公司销售精煤1万吨，每吨520元。合同签订后，XX公司按照某一公司指定的地点运送精煤。2015年6月30日双方对账，某一公司拖欠XX公司精煤款3,391,492元。经XX公司每年多次催要，某一公司以种种理由推拖，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支持XX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3月5日，XX公司（供方）与某一公司（需方）签订了《购销合同》，约定XX公司向某一公司销售精煤1万吨，520元/吨（含税）。2015年4月28日至29日，XX公司（销售方）向某一公司（购买方）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二十九张。2015年6月30日，某一公司向XX公司出具了《往来账对账确认单》，该确认单载明：“磁县XX煤业有限公司：下列金额是我单位截至2015年6月30日的账簿记载，请贵单位核对后在下面数据核对相符处盖章确认；如有不符，请在数据不符需加说明处祥为指正，石家庄某一有限公司欠贵单位3,391,492元”XX公司在该确认单数据核对相符处盖章确认。该货款未清偿。 在一审法院审理申请执行人邯郸市XX典当行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刘某1、王某1、XX公司、河北某四特种陶瓷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XX公司向一审法院申报其在某一公司有到期债权3,391,492元。一审法院相关工作人员于2017年1月9日到某一公司调查核实并送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某一公司于2017年1月10日向一审法院邮寄了盖有该公司公章的《协助执行异议书》和《往来账对账确认单》等相关材料，一审法院相关工作人员于2018年12月18日针对上述事实出具情况说明一份。 一审另查明，XX公司申请追加某二公司为本案被告，要求某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XX公司作为乙方（供方）与作为甲方的某二公司（需方）于2015年4月3日签订了煤款垫资协议，双方在该协议中约定：“由于甲方生产资金不足，造成生产困难，为了正常生产，经甲乙双方协商由乙方垫付精煤生产资金。……1、乙方以甲方出具财务结算单为准支付供货方精煤款，每天进出货物日报表双方签字，各持一份。2、所有进场的精煤甲方以财物结算单为准支付给乙方每吨壹拾元整的垫资提成款，另付每吨伍元整（包含乙方工人工资、差旅补助费用等）。3、为确保乙方垫付精煤资金安全，某二公司所有产品收入由乙方财务人员全权负责收款。未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的产品不得出厂。……”该协议签订后，王某1作为当时XX公司员工，在某二公司处负责垫资协议的业务。 在一审审理期间，某一公司提交了鉴定申请书，申请对《往来账对账确认单》复印件中加盖的某一公司公章、两份协助执行异议书中加盖的某一公司公章、《购销合同》复印件加盖的某一公司公章以及其中一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加盖的某一公司公章的真伪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委托天津迪安司法鉴定有限公司对上述申请项目进行了鉴定，天津迪安司法鉴定中心于2020年6月28日作出了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五份检材与六份样本上的“石家庄某一有限公司”印文都是同一枚印章盖印的。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XX公司与某一公司于2015年6月30日对账的《往来账对账确认单》是否真实有效的问题。首先，该对账单系某一公司出具，且该对账单上记载的内容与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以及某一公司下账的29张增值税发票等相关情况相符，某一公司在一审法院执行邯郸市XX典当行有限公司与XX公司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时向一审法院提供的相关材料中也包含该加盖有某一公司公章的《往来账对账确认单》，表明某一公司对该确认单上的内容进行了再次确认，且依某一公司申请，一审法院对该确认单上加盖的某一公司的公章进行了真伪鉴定，鉴定结论为该公章与鉴定样本即某一公司提交的其他相关文书上加盖的公章（包含石家庄市公安局桥西分局出具的印章销毁证明上的旧章印模）均为一枚印章盖印，故该确认单系经某一公司加盖公司印章确认的真实有效的确认单，对该确认单的法律效力予以认定。 关于XX公司与某二公司签订的煤炭垫资协议的问题。XX公司虽与某二公司签订了煤炭垫资协议，某二公司提交了记载XX公司名称的供货单，根据该协议的内容以及XX公司实际负责该协议的员工王某1的陈述，该协议中涉及的煤炭货物交易系王某1的个人行为，其只是借用了XX公司的名义向某二公司出售部分煤炭，XX公司与某二公司之间不存在实际的货物交易，双方只有该协议中约定的资金上的交易。某二公司称其公司账目上记载与XX公司交易结算的2,407,961元共5400.42吨煤，某二公司已将上述款项支付给了XX公司，但某二公司未提交其向XX公司支付上述款项的付款凭证，因此，对某二公司主张与XX公司在该协议中存在实际货物交易的辩称不予采纳。因XX公司与某二公司均认可双方除了上述煤炭垫资协议外无任何其他煤炭买卖合同关系。因此，XX公司与某二公司签订的煤炭垫资协议只存在资金上的交易，不存在实际货物的交易，且该煤炭垫资协议系双方之间的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联。 关于涉案购销合同是否履行的问题。XX公司与某一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在该合同中约定XX公司向某一公司销售精煤1万吨，520元/吨，实际销售共计6522.1吨精煤，且以444.44元/吨的单价进行了结算，后XX公司依据实际供煤数量及单价开具了金额共计3,391,492元、数量共计29张的增值税发票，某一公司接受后将相关税票进行了抵扣并下账。某一公司辩称XX公司并未向某一公司交付货物，经开庭审理以及向XX公司员工王某1所作询问笔录，XX公司实际开具了增值税发票，某一公司将增值税发票进行了抵扣和下账，且某一公司向XX公司出具了《往来账对账确认单》将所欠货款予以了确认，上述事实与某一公司的辩称相互矛盾，故对该辩称不予采纳。XX公司称签订涉案购销合同后，按照某一公司指示将涉案合同约定的精煤送到某二公司处，并随后按照实际送货的数量及单价开具了增值税发票，后在某一公司向其出具《往来账对账确认单》时将所有涉案合同的供货单交付给某一公司，即XX公司虽未提交涉案购销合同的相关供货单等凭证，但综合XX公司向某一公司出具增值税发票、某一公司予以抵扣、下账和出具并确认《往来账对账确认单》，涉案购销合同已予实际履行，对某一公司欠XX公司3,391,492元煤款的事实予以确认。 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可以是当事人本人提出，也可以是经当事人同意，由他人代为提出。经XX公司向一审法院申报债权，一审法院于2017年1月9日向某一公司下达法律文书，要求某一公司协助执行XX公司对某一公司享有的债权，系代XX公司向某一公司要求履行义务，诉讼时效中断，从2017年1月9日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2017年10月1日生效的《民法总则》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XX公司于2018年6月22日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因此，某一公司辩称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关于欠款数额及逾期付款利息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本案中，根据XX公司与某一公司之间的《往来账对账确认单》以及增值税发票，某一公司欠XX公司精煤款3,391,492元未支付。对于逾期付款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某一公司已于2015年6月30日的《往来账对账确认单》中确定欠XX公司精煤款3,391,492元且至今未支付，双方购销合同中并未对逾期付款利息进行约定，故XX公司要求某一公司支付自2015年7月1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自2019年8月20日起每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不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予以支持。 关于XX公司要求某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某二公司并不是涉案购销合同的合同相对人，故XX公司要求某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石家庄某一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磁县XX煤业有限公司欠款3,391,492元，并自2015年7月1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向磁县XX煤业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自2019年8月20日起每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向磁县XX煤业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二、驳回磁县XX煤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35,532元，由某一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某二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某二公司2015年4至7月份全部记账凭证。证明该期间某二公司没有收到过某一公司与XX公司所签买卖合同涉及的精煤。 2、两份过磅单样本，一份是某二公司收取某一公司与某三煤化公司所签买卖合同供应的精煤，一份是某二公司收取某一公司与硕行公司所签买卖合同供应的精煤。证明没有收到XX公司以某一公司名义上的煤。 3、某二公司办公室人员柴国帅出庭作证称，2015年3月份某二公司处于焖炉状态，没有生产，更没有收到案涉精煤，大概是4月份恢复生产。 某一公司质证称：对于某二公司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证人证言没有异议。 XX公司质证称：1、对于记账凭证，某二公司没有找到供货凭证并不能证明XX公司就没有供货。如果没有供货事实，某一公司不可能主动找到XX公司进行对账。某二公司之所以称没有收到货物，是基于其与某一之间存在合作关系，若某二公司认可收到涉案煤炭，意味着某二公司应向某一公司支付相应的合作价款。2、对过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过磅单即使是真实的，也只是某二公司内部针对这两笔业务的记账，不能反映出对XX公司也是这样记账。3、证人是某二公司的员工，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证人对上煤情况并不清楚，对恢复生产时间也只能说出大概时间，但对3月份停产记忆清楚，不符合逻辑。 原二审期间，某一公司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1，2018年12月22日某二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某二公司并未收到本案争议合同项下的货物。 证据2，某一公司与某二公司收货确认单一份。证明2015年3月至2015年8月期间，某二公司通过某一公司户头收到煤炭情况，没有XX公司的上煤记录。 证据3，某一公司与供煤户签订的买卖合同八份。证明供煤户的供货情况与某二公司收货情况相吻合，XX公司并未通过某一公司向某二公司上煤。 某一公司的证人某二公司法定代表人许某出庭作证称：我公司和XX公司是合作关系，有一段时间合作经营，大概是2015到2016年，XX公司给我们公司出过资金，上煤也有过。某一公司给我公司供过煤，但某一公司和XX公司买卖合同所定的煤炭我公司没有收到。某一公司提交的证明、对账单是我公司出具的。现在公司正常经营，对某一公司有欠款，大概有几千万元，具体不清楚。现在执行我公司的案子有几笔，大概有一千多万元。2015年我公司进过XX公司的煤，大概是3月份，没有合同，我公司和XX公司还有合作协议，XX公司垫资给我公司，最后都结算了。 XX公司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某二公司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没有出具单位负责人的签字盖章，《购销合同》是某一公司与XX公司签订的，某二公司如何对合同内容知情？该证明显然系虚假证明。证明称从未收到过此合同约定的各种炼焦煤，但某二公司并未否定收到过XX公司运过去的煤。 对证据2《收货确认单》关联性有异议，证明某一公司与某二公司有业务往来，双方存在利害关系。 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八份供货合同与XX公司和某一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出自同一版本，内容基本一致，恰恰证明在签订购销合同后，由供货方按照某一公司的指示直接将煤炭运至某二公司这一事实。 对许某证言的真实性、合理性不予认可，对部分事实认可，其陈述2015年3月份供货的事实，能证明XX公司对某二公司供货的事实，某二公司与某一公司存在合作关系，尚欠某一公司货款几千万元，因其不能给付某一公司，所以某一公司不能给付我公司。 原二审期间，XX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复印件29张、《购销合同》1份，加盖了某一公司的公章，证明某一公司已收到货，并已抵扣税款。发票抵扣联、对账确认单及购销合同复印件均系某一公司加盖了公章后邮寄至磁县人民法院的。 证据2，磁县人民法院法官袁玉平及王洪超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加盖某一公司公章的专发票抵扣联、对账确认单、购销合同系某一公司向磁县法院执行庭提供的。 证据3，执行裁定书两份，证明磁县人民法院在执行申请人执行人邯郸市XX典当行有限公司的案件时，XX公司向磁县人民法院申报了债权，磁县人民法院在得知XX公司在某一有债权后才到某一公司进行调查核实。 证据4，2015年4月份XX公司会计记账凭证2份，证明3,391,492元为XX公司应收账款。 某一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2是复印件的，没有法院印章，不予认可。证据3和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4是XX公司单方的记账的行为，不予认可，不能证明供货和欠款的事实。增值税发票的抵扣联某一公司收到了，发票入账了，也进行了抵扣，但加盖公章的抵扣联不是我公司邮寄给磁县人民法院的，我们只邮寄了执行异议书。 原二审期间，XX公司申请的证人付某、艾某、刘某1、刘某2出庭称，2015年4月，XX公司的刘某联系付某，付某联系司机艾某、刘某1、刘某2，从XX公司往某二公司拉煤，刘某给付某结算运费，付某给司机结算运费，司机对具体拉货情况和运费结算情况记不清了，某二公司有过磅单，拿回来和付某算账用。 某一公司质证意见为：付某不具有证人身份，不是实际运货当事人。其他三个证人的证言不具有可信性，证言相互矛盾，刘某1称没有过磅单，是自己手记发运的数量，艾某和刘某2称把过磅单给了付某；证人对运货的数量和运费均称记不清了，但对2015年4月拉货却没有任何犹豫，显然有违常理。三个司机证言所称的运煤情况和某一公司没有直接联系，不能证明是履行本案购销合同，XX公司与某二公司之间也有直接的业务联系。 二审另查明，XX公司与某一公司均不能提交2015年6月30日盖有双方财务章的《往来账对账确认单》原件。关于某二公司收取XX公司5400.42吨煤炭问题，某二公司主张是履行双方的垫资协议，而XX公司主张是该公司工作人员王某1的个人行为，只是借用XX公司名义，与本案XX公司履行与某一公司的买卖合同另行向某二公司供煤6522.1吨没有关联，也与垫资协议无关，双方之间垫资协议的履行情况，因没有对账，某二公司拖欠XX公司的垫资款数额尚不清楚。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XX公司是否履行了与某一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的供货义务。XX公司和某一公司均未提交盖有双方公司财务章的《往来账对账确认单》原件，一审卷宗中作为证据的对账单，系加盖了某一公司公章的复印件，且该复印件是某一公司在另一执行案件中邮寄给一审法院执行庭的，某一公司同时还提出了执行异议，理由是XX公司没有履行发货义务，只是预开具了发票，双方正在协商发票的处理事宜。XX公司不能提供因履行与某一公司的买卖合同而向某二公司供煤6522.1吨的上货单或过磅单等供货凭证，其主张已将供货凭证给付某一公司，自己没有留存底联或复印件进行财务记账，明显不合常理，也不符合正常财务制度。同时，某二公司亦不认可收到XX公司履行与某一公司买卖合同所供精煤，XX公司的证人并未明确证明运送的精煤是履行本案买卖合同的煤炭，故现有证据难以认定XX公司已履行了案涉购销合同的供货义务。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假抵扣税款的嫌疑，应当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磁县人民法院（2020）冀0427民初161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磁县XX煤业有限公司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35,532元，退还磁县XX煤业有限公司；上诉人石家庄某一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3,930元予以退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梁国华审判员李忠军 审判员 武   运   红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高       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