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7民终40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潘婧，女，1982年8月20日生，汉族，贵州省独山县人，住。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疆，贵州疆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育鑫，男，1995年1月12日生，汉族，贵州省独山县人，住。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敏，女，系被上诉人杨育鑫的母亲。 上诉人潘婧因与被上诉人杨育鑫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独山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3日作出（2020）黔2726民初14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潘婧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独山县人民法院（2020）黔2726民初1467号民事判决；2、依法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在审理过程中查明的事实不清，导致认定错误。1、一审认定该案的10万元借条落款时间为2019年4月20日，从而导致将2019年4月20日至2020年4月期间被上诉人通过微信向上诉人转款1000元以上共11笔43748元予以抵扣。上诉人认为一审未查明本案两份借条形成的时间，导致错误认定，属于事实不清。理由如下：首先，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转款凭证可以看出，第一份7万元的借条系2019年4月20日出具的，对应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款的记录来看，正好是7万元，因此，不能得出第二份10万元的借条是在2019年4月20日同时出具。按常理来看同一天不可能出现金额不同，还款时间不同的两份借条，而根据转款凭证来看，第一份7万元的借条形成时间与转款凭证记载的时间能相互印证。其次，第二份10万元的借条，上诉人已经在一审起诉状中有陈述，该10万元的借条系2020年2月以后才形成的，因为被上诉人至2019年4月20日之后并未有任何还款的行为，而在此之后截止2020年2月11日，被上诉人又向上诉人借款3万元，才形成了第二份借条，根据上诉人向一审提交的转款凭证来看，也能相互印证该事实。最后，虽然因当事人的原因将第二份10万元的借条书写时也落款为2019年4月20日，但是该落款失误系当事人笔误，从转款凭证来看，也可以看出第二份借条的落款时间绝不可能是2019年4月20日，因为在这个时间来讲，确实只有7万元的转账记录。2、一审认定与客观事实不符。理由如下：一审将两份借条的时间认定为同一天，违反客观原则，在上述第1点已经阐述，从转款凭证来看，2019年4月20日以前只有7万元的借款，不能认定为同一天。3、客观事实是，2019年4月20日之前，只形成了7万元的借款，而2019年4月20日至2020年2月11日又增加了3万元的借款，才形成了10万元的借款。那么一审将2019年4月20日至2020年4月的被上诉人通过微信向上诉人转款1000元以上共11笔计43748元予以抵扣，和常理自相矛盾。如果确认这段期间被上诉人转账是还借款的话，那么会出现的问题是原来借款只有7万元，假设截止到2020年2月11日，被上诉人还款是4万元，那么第二份借条的出具金额则应当是7万元-4万元+3万元=6万元，不可能是10万元，而现实情况是被上诉人出具10万元的借条，只能说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是认可有10万元借款的，而在借款之后到新借款产生之间的这段时间，双方的其他经济往来双方就没有一致认定为系还款，而是双方基于恋爱关系期间，一些表示赠与、爱意、关心或其他一起生活的开支等等。第二，一审认定将2019年4月20日至2020年4月期间被上诉人通过微信向上诉人转款1000元以上共11笔计43748元予以抵扣无法律依据。主要理由如下：l、一审尚未查明被上诉人上述11笔还款的性质是什么，被上诉人只有转款记录，无法证明系还上诉人的借款。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此期间系恋爱关系，相互转账的行为可能系表示赠与、爱意、关心或其他的一起生活开支行为，在没有证据排除上述可能的情况下，不能视为偿还借款。3、一审认定抵扣的该11笔借款中就包含有2019年5月20日被上诉人转款给上诉人的5200元，这个时间系当前社会一种青年男女所追崇的所谓节日，“520”数字谐音就是“我爱你”，这天在当前社会，已经出现的恋爱男女之间可能转款5.20、52.0、520、5200，甚至有52000等等，因此，在这种特殊日子里的转款，不能简单的视为偿还借款行为。第三，一审以在出具借条后，双方经济往来数额超过一般微信赠与红包、日常开支的应酌情以1000元以上予以抵扣，上诉人认为无任何法律依据。第四，被上诉人从2019年4月20日至2020年4月期间的一些通过微信的往来转款，属于表示赠与、爱意、关心或其他一起生活开支的费用，如果被上诉人认为应当返还，也应当是恋爱期间或同居期间析产纠纷的法律关系，而非民间借贷关系，除此以外，一审认定的11笔款项中还包含有本案以外的第三方委托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归还借款的情况，而一审并未查明就将该款作为还款直接认定与客观事实不符。第五，本案中，虽然在借条中并未约定利息，按照法律规定，上诉人认为可以不计算借款期间产生的利息，但是因为按照借条约定的借款期限，被上诉人已经超过还款期限未按时还款，已经给上诉人造成了经济损失，而上诉人主张自还款之日起开始按年6%支付逾期利息应当予以支持，一审对此诉讼请求直接驳回于法无据。 被上诉人杨育鑫二审答辩称：第一，针对上诉人提出事实不清的答辩。1、答辩人认为对借条时间认定不会造成错误认定的结果，事实上一审在上诉人没有转账记录的情况下，也支持了上诉人的10万元诉求，可见，对于一审对上诉人所主张的基本事实是支持的，不存在事实不清之说。2、答辩人出具借条之时，其和上诉人正处于恋爱期，不排除上诉人利用恋爱关系迫使答辩人写下与事实不符的借条这一情况，事实上是答辩人在写下借条时处于醉酒状态，这才是真正的事实。第二，针对转账记录、红包不构成借款，属于赠与、爱意、关心等，尤其是在特殊日子里的答辩。1、上诉人可以按照微信转账要求答辩人写下借条，反之，答辩人却没有权利要求所支付的款项构成还款，这其中明显存在两个标准。中国所有的男人是否要在恋爱中无条件付出，把所有给女方的转账视为赠与。2、包括在所谓的520、特殊纪念日、生日、节日等特殊日子中，答辩人并没有在转账记录中作出较为明确的赠与说明。3、恋爱是婚姻的基础，当婚姻的目的实现不了，付出较多的一方自然有要求对方返还的权利。一审中，双方均没有明确证据表明答辩人的转账不属于或属于还款。但是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的规定，上诉人没有法律根据获得款项，属于不当得利，答辩人受到损失，有权请求上诉人返还，其享有法律规定的债权，该债权属于金钱债权，可以和上诉人所主张的借款相抵销。4、在微信红包系统中，红包支付不能超过200元，答辩人认为所有的红包付出均是源于双方的恋爱关系。事实情况是：答辩人转账系统出了问题才以多个红包形式付款，故此，人民法院要酌情对答辩人的红包支付情况进行甄别，不应该只是机械支持一部分，不过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也是有一定自由裁量权的。第三，针对上诉人利息诉求的答辩。1、《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2、《民间借贷新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3、基于答辩人和上诉人之间的恋爱关系，答辩人在恋爱之中的付出远没有获得补偿，比如双方之间外出旅游、购物等，答辩人均没有和上诉人去斤斤计较，仅提出借款的抵扣，如果判决要求支付利息，对答辩人明显不公。综上，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正确，法律适用正确，应予以维持。 原审原告潘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借款本金10万元并按年利率6%支付逾期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原系朋友关系，后转为恋爱关系，从2019年1月开始，双方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等方式，互有经济往来，被告曾于2019年4月20日向原告出具借条，借款7万元。之后，在此基础上仍然以2019年4月20日落款，向原告出具借条，写明：借款人杨育鑫于2019年4月20日向出借人潘婧借款人民币100000元，于2020年3月31日还清，2019年12月31日前先支付20000元。之后，双方仍有经济往来，被告在2019年4月20日至2020年4月，曾通过微信向原告转款1000元以上11笔共43748元（其中2020年4月13日，因无法转账，故用红包方式发送30笔200元，共6000元）。现因关系紧张，原告遂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系从朋友转为恋爱关系，双方在此期间，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或现金支付等方式，发生多次经济往来，被告既然出具了借条，就应遵守约定按时还款；出具借条后，双方又有经济往来，被告要求全部抵扣理由虽不成立，但在出具借条后，双方经济往来数额超过一般微信赠与红包、日常开支的应酌情以1000元以上予以抵扣，被告在2019年4月20日至2020年4月，通过微信向原告转款1000元以上的11笔共43748元，应予以抵扣借款，尚欠借款本金56252元；合同法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故对原告关于利息的诉请，不予支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杨育鑫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潘婧56252元；二、驳回原告潘婧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150元，由被告杨育鑫负担650元，原告潘婧负担500元。 二审中，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为：1、租房合同及收条，拟证实双方同居期间租房居住产生的租金7200元，应从被上诉人的转款中抵扣；2、微信截图，拟证实一审认定6000元作为还款扣抵，但该微信截图中注明有“爱你”，说明不是还款；3、聊天记录，拟证实上诉人出借给陆硕的3万元已还给了被上诉人，但被上诉人没有支付给上诉人。经组织双方质证，对于第2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予采信；对于第1、3组证据，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不作认定。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经主持双方调解未果。 综合本案双方诉辩请求及理由，归纳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1、上诉人出借借款本金是多少；2、被上诉人的还款是多少；3、上诉人主张的逾期利息是否应当支持。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本院予以确认。第一，对于借款本金问题。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向其借款10万元，并提供有借条和转帐记录予以证明，虽然转帐记录只有9万元，但是上诉人对另1万元的交付作出了合理说明，一审认定本案的借款金额为10万元并无不当，应予确认。第二，对于被上诉人已还款问题。上诉人主张10万元的借条落款时间有误，实际是2020年2月被上诉人出具，并且从出具借条后被上诉人并未还款，一审认定用被上诉人转款给上诉人单笔大于1000元的进行抵扣错误。首先，借条中明确的借款10万元是2019年4月20日前的7万元加上后来的3万元组成，从10万元借条约定的还款时间来看，于2019年12月31日前先支付2万元，于2020年3月31日前还清，按照常理不可能约定还款时间早于借条的形成时间，故说明该借条的形成时间在2019年12月31日之前。其次，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来看，其与上诉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一直持续到2020年4月。同时，对于上诉人主张一审抵扣的11笔还款中，包含有2019年5月20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款5200元，系恋爱期间特殊日子赠与，不属于还款，经审查该笔5200元的转款时间为2019年8月10日，并非2019年5月20日。另外，上诉人提出2020年4月13日，被上诉人用红包方式发送30笔，每笔200元，共计6000元给上诉人，并注明有“爱你”两字，不属于还款，因上诉人对该笔6000元不能作出有赠与等意思表示的合理说明，故一审基于双方之间存在恋爱男女朋友关系，双方之间又互有经济往来，酌情以单笔超过日常开支1000元以上予以抵扣11笔共43748元并无不当，应予确认。第三，对于逾期利息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承担逾期还款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虽然双方的借条中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但因被上诉人未按约定偿还借款，已构成违约，现上诉人主张由被上诉人从逾期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逾期利息，在法律保护范围内，应予支持。一审以双方借款对利息没有约定不予支持不当，应予纠正。即由被上诉人以尚欠借款本金56252元，按照年利率6%从2020年4月1日起计付利息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 综上所述，上诉人潘婧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应予部分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独山县人民法院（2020）黔2726民初1467号民事判决； 二、由被上诉人杨育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上诉人潘婧借款本金56252元，并以尚欠借款本金56252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从2020年4月1日起计付逾期利息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 三、驳回上诉人潘婧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150元，由被上诉人杨育鑫负担650元，上诉人潘婧负担5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被上诉人杨育鑫负担1300元，上诉人潘婧负担1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白桂刚 审判员  陈福江 审判员  朱代昀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刘 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