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皖0103民初332号 原告:赵金,女,1985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安徽和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媛媛，安徽和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分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寿春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848945642Q。 负责人:汪健,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君君，安徽善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昕，安徽善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赵金诉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合肥市分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被告人寿合肥市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君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解除赵金、人寿合肥市分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2.判决人寿合肥市分公司支付赵金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64541.63元、经济补偿金74791.65元、加班工资104110.56元、未休年假工资18390元,合计361833.84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人寿合肥市分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赵金、人寿合肥市分公司之间的纠纷已经安徽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0〕皖劳人仲裁字294号裁决。赵金认为该份裁决书存在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具体如下:一、赵金与人寿合肥市分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一)人寿合肥市分公司每月都支付给赵金相对稳定的工资,且绝大部分都标注的是工资或者代发工资。依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的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在本案中，赵金提出了长达5年的工资发放记录,其中大部分的备注都是代发工资和工资,而且赵金提供的银行流水是自从2015年9月4日入职的每一个月的工资流水,仲裁裁决书上陈述:“代发工资”在部分月份无转账记录是片面认定的。根据赵金提供的工资明细清单和广发银行个人活期对账单可以看出,2015年10月到2018年12月28日,人寿合肥市分公司每个月都转账给赵金,备注为工资;自2019年1月至2020年8月,人寿合肥市分公司每个月月底左右也都是定时转账给赵金,其中摘要为代发工资的有2019年2月、6月、7月、8月、9月、10月、11月、2020年2月、3月、4月,其余有11个月摘要为代发佣金,并不是中间有间断,后期标注代发佣金是因为规避内部稽查的原因,在这些月份里,赵金的工作岗位和工作内容也并没有变化,也没有从事保险销售,没有所谓的佣金,实际仍然是工资。关于仲裁裁决对于赵金每月到账金额均不同,变动较大,不符合劳动关系中较为稳定的薪酬特征的认定是片面的,不符合事实的。根据赵金提供的银行流水可以看出,每个月的工资支付时间是相对固定的,工资金额虽然不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赵金从事的岗位是销售支持岗,工资是和整个分公司的销售业绩挂钩,而且保险行业一般在每年的2月到5月的业绩比较好,所以赵金的工资除了这几个月,其他几个月的工资在2019年以前平均在5000元左右,2019年以后平均在7000元左右,还是相对稳定的。如果是保险代理人的话工资不可能这么相对稳定的。仲裁员没有根据每个岗位的特点来认定工资相对稳定,是不符合法律依据和事实的。(二)赵金举证的40多页包含其工作内容的微信聊天截图，仲裁委仅以微信昵称是“赵晶”与身份证上的赵金不一致，在没有核查的情况下就不予认可是属于严重错误的。首先,微信昵称很多都不是和本人身份证名字是一致的,但是微信是绑定手机号码的,且很多都是实名认证的,而且赵金开庭是带着手机过去的,聊天记录都在其手机里面,仲裁委是可以当庭核查认定的,且人寿合肥市分公司在仲裁开庭时也是认可是赵金本人发的只是反驳都是会议内容,不能证明是工作内容。由此可以看出，仲裁委在开庭时不查清事实真伪就不予认定微信聊天是极其草率和不负责任的。其次,赵金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有工作群的,领导布置会议安排,赵金的名字都是在其中的,并不是说通知赵金去开会,而是作为会务,去布置准备开会的,还有很多和下面销售人员的沟通,对接报表,从中很容易看出工作内容的性质。(三)关于人寿合肥市分公司提供的两份保险代理合同并不能证明赵金是保险代理人的身份。这两份保单的投保人是赵金爱人的母亲和舅母,赵金当时是为家人代买,这是保险公司内部的普遍操作。赵金在5年的任职期间,除了这两笔为家人代买的保单,再没有其他的销售保单,众所周知,如果是保险代理人的话,没有业务是不可能是有佣金的,而人寿合肥市分公司还一直支付给赵金工资,明显是不符合常理的。(四)仲裁委以双方签订的《保险营销员保险代理合同》来认定双方不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是错误的。人寿合肥市分公司作为保险业内的大公司,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当时人寿合肥市分公司口头承诺后期可以通过转编考试转正,但是需要签下这个《保险营销员保险代理合同》(合同内容也都是人寿合肥市分公司提供,是格式合同)和销售代理的工号，否则作为不在编员工，是没法发工资的。赵金作为劳动者,是弱势群体,也对后期转正抱有希望,所以才签订的,并不代表双方没有存在劳动关系的合意。而且劳动关系的存在是以实际标准来确认,赵金提供的证据足以能够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人寿合肥市分公司没有按照法律规定与赵金签订劳动合同,没有缴纳社会保险。赵金在职期间的周末和节假日一直没有休息,人寿合肥市分公司也没有支付相应的加班工资,赵金也没有享受带薪年休假。现在赵金以人寿合肥市分公司没有为其缴纳社保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理应获得经济补偿金、双倍工资补偿、未付加班工资以及未休年休假经济补偿。综上，赵金认为该份仲裁裁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法院依法支持赵金的诉讼请求。 人寿合肥市分公司辩称，赵金主张与人寿合肥市分公司之间系劳动合同关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理由如下：1、赵金提出的主张除其单方陈述外，仅有一些真伪不明且容易篡改的数据电文，未有任何合法有效的直接证据，也未形成足以证实其主张成立的证据链条。而人寿合肥市分公司认为关于其人事性质，应当依据法律及客观事实判断。首先，从法律上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代理人是根据保险人的委托，向保险人收取佣金，并在保险人授权的范围内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机构或者个人。”为此，仅能是保险代理人才能代表保险公司对外销售保单，收取佣金，保险公司的内勤人员是无权代理，否则违法，中国保监会对此亦严格限制，为此，人寿合肥市分公司提供一份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官网公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证实保险公司的内勤人员是无代理销售保单的资格，如违反则涉及违法应予以处罚。本案人寿合肥市分公司提供的两份保险单证实赵金身份系保险代理人，其有销售工号，事实上亦对外销售了保单，显然其身份不可能是内勤人员。至于赵金所述投保人是其亲戚等仅是其单方陈述，基于客户隐私及公司商业秘密的保密性，人寿合肥市分公司无需提供多份保单。退一万步说，即便赵金仅销售了2份保单，也不能否定其保险代理人身份，因为这个身份是保险法赋予的。另2006年10月9日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公示的《关于个人保险代理人法律地位的复函》亦明确个人保险代理人属于保险代理人的一种，其与保险公司之间属于委托代理关系。其次，从事实上分析：1、形式上，赵金向人寿合肥市分公司求职的系保险营销员。2015年9月12日，双方签订有《保险营销员保险代理合同》、《保险营销员保证合同》、《承诺书》等书面合同，保险代理合同抬头黑体加粗部分明确约定“乙方已知悉并了解本合同仅构成甲乙双方的保险代理关系，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甲乙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且该合同对受托事项、代理手续费（佣金）支付、管理方式、违约责任、争议管辖等方面与劳动合同均存在明显差异，不具备劳动合同的典型特征，是双方作为平等主体之间签订的民事代理合同，并非劳动合同。2、实质上：（1）上述已阐述其有销售代理人工号，对外有销售保单行为，其提供的人力资源经理管恒翠的工牌也证实内勤人员有专门工号；（2）赵金每月报酬并不固定，可见赵金本人提供的银行流水。其中2015年10月26日至2018年12月28日，未显示转款人为人寿合肥市分公司，且每一笔数额均不相同，较高额包括11691.96元、11157.72元、11253.95元，较低额包括1796.52元、1865.25元等；而2019年2月28日、2019年6月28日、2019年7月30日、2019年8月28日、2019年9月26日、2019年10月28日、2019年11月29日、2020年2月26日、2020年3月27日、2020年4月28日，银行流水转账摘要虽然显示为“代发工资”，但最低额为6920元，最高额为34931.12元；另2019年1月28日、2019年3月18日、2019年3月28日、2019年4月29日、2019年5月28日、2019年12月26日、2020年1月22日、2020年5月28日、2020年6月24日、2020年7月27日、2020年8月27日，银行流水转账摘要明确显示为“代发佣金”，金额最低额为387.68元，最高额为40887.46元，以上证实赵金每月报酬存在明显差距，既不固定也不受最低工资限制；最重要的是2019年8月28日转账的6920元银行流水显示是“代发工资”，但人寿合肥市分公司提供的银行底联显示是“个险收展佣金”，由此印证银行流水备注仅是银行工作人员在处理批量业务时的操作，不代表人寿合肥市分公司立场也不能以此决定收入性质。重要的是赵金与人寿合肥市分公司解除代理关系前12个月收入总额是179500.06元，月平均报酬是14958元，上述数额显然不可能是作为内勤人员能够获得的报酬。由此印证其获得报酬依据的是业务量，而非固定数额。退一步说，即便赵金陈述其从事的岗位是销售支持岗，收入是与整个分公司的销售业绩挂钩，那么代表其收入来源于销售业绩，而不是人寿合肥市分公司向其发放固定工资。好比公司销售经理或销售管理类职务，也许其本人无需从事具体销售工作，但其职务不可否认属于销售岗而非行政岗。另真如其所述其收入是与整个分公司的销售业绩挂钩，根据常理判断也不可信，人寿合肥市分公司所辖四县四区及巢湖市均属于合肥市分公司，如果挂靠，其月收入不可能有千元存在。二、针对赵金在诉状中所列有关事实部分回应如下：1、人寿合肥市分公司提供了营销员登记表及书面保险代理合同等系列文件，佐证双方之间系保险代理关系，为此人寿合肥市分公司当然无需为其缴纳社保，也无需按照劳动关系对其进行考勤。人寿合肥市分公司仅需依照《保险营销员保险代理合同》第六条第1、3、4款约定，对赵金实行参会制度，以会议（含晨会、夕会）、培训等方式，要求其在人寿合肥市分公司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向人寿合肥市分公司汇报并沟通委托代理业务进展情况。为此，赵金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恰恰证明其工作方式系通过微信及参会沟通，且会议内容证实与销售有关，比如组织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进行体检、活动量的统计、业务策划、激励活动、分析销售目标达成差距、销售规划汇报等。这些依据《区域收展人员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约定均在赵金职责范围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关于“保险公司应当建立保险代理人登记管理制度，加强对保险代理人的培训和管理”的规定，人寿合肥市分公司当然有权对其进行培训和管理，这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也不能仅凭微信聊天记录就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从属性。另人寿合肥市分公司提供的《关于进一步明确员工管理相关事宜的通知》证实对于公司员工，人寿合肥市分公司系通过钉钉系统进行严格考勤，赵金并未提供钉钉考勤记录也未如该通知要求提交书面离职申请并办理离职交接手续，显然其不受人寿合肥市分公司的劳动管理。2、赵金主张其与人寿合肥市分公司所签保险代理合同并不是其真实合意，人寿合肥市分公司认为毫无根据。因为双方不仅签订有保险代理合同，还有需要其提供近亲属作为担保人的保证合同，如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人寿合肥市分公司不可能收到其近亲属签字的保证合同及相应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另其也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上述文件系被告强迫其签订，赵金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晓其签订合同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并为之负责。而且双方签订的保险代理人合同并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全面履行合同义务。三、关于赵金所列诉请是否合理及合法的问题，回应如下：1、其主张的第一项确认解除劳动关系因双方未建立劳动关系而不应予以支持。2、其主张的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亦因前述理由而不成立，且已超过一年仲裁时效；经济补偿金、加班工资及未休年休假工资均因双方之间是民事委托代理的法律关系，即保险代理关系，而不属于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调整的范畴而无法律依据，甚至其主张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在仲裁阶段并未提起。综上所述，赵金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支持，依法应当予以驳回。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9月12日，赵金（乙方）与人寿合肥市分公司（甲方）签订《保险营销员保险代理合同（Ｂ类）》，合同的第一页以加粗加黑字体载明“乙方已知悉并了解本合同仅构成甲、乙双方的保险代理关系，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甲、乙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第七条约定“乙方义务：……8.按甲方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参加会议（含晨会，夕会等）培训等活动，向甲方汇报并沟通委托代理业务进展情况。”第十四条约定“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章之日起开始生效，有效期限为三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三年后的年生数对应日零时止），合同期限届满前30天内，如甲乙双方均无异议，本合同有期限自动延展三年。”同时，赵金还填写了《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营销员登记表》，签订了《安徽省人身保险销售从业人员个人承诺书》、《销售人员杜绝销售误导承诺书》。此外，赵剑、金全华与人寿合肥市分公司签订《保险销售员保证合同》，为赵金的《保险营销员保险代理合同（Ｂ类）》提供担保，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2018年6月，程某、邓某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投保，电子投保单显示销售人员为赵金，销售人员代码60000798。 2015年10月26日至2018年12月28日，赵金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有多笔转账交易摘要为“工资”，未显示转入户名，转账金额从1796.52元到11691.96元不等；2019年2月28日至2020年4月28日，人寿合肥市分公司通过广发银行向赵金转账的交易摘要为“代发工资”，转账金额从6920元到34931.12元不等；2019年1月28日至2020年8月27日，人寿合肥市分公司通过广发银行向赵金转账的交易摘要为“代发佣金”，转账金额从387.68元到40887.46元不等。其中，2019年8月28日通过广发银行转账交易摘要为“代发工资”的6920元，人寿合肥市分公司提供的会计凭证显示系“个险收展佣金”。 另查明，人寿合肥市分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等。人寿合肥市分公司《关于进一步明确员工管理相关事宜的通知》载明的适用范围为合肥市分公司全辖股份公司员工、劳务派遣人员；“二、（一）1.每个工作日员工到岗与离岗时，应按规定使用钉钉系统进行上、下班打卡”；“三、1.辞职人员需由本人提前30天向所在部门或单位提交书面辞职申请，申请应写明辞职原因……辞职人员在辞职申请审批通过后，填写《离职人员流转单》、《岗位交接表》，办理工作移交手续…”。《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区域收展人员管理办法（B版）》载明，“本办法中所称的“收展人员”是符合保险监管部门制定的《保险销售从业人员监管办法》，具有保险销售从业人员资格，与公司签订《保险营销员保险代理合同》（B类），向公司收取佣金，并在公司授权范围内代为办理个人人身保险业务的个人”；各级收展人员的职责包括“行销系列人员的职责：……依照公司周经营工作要求，拟定工作计划，填写线上活动量管理工具，进行活动量管理；……各档收展组经理的职责：……对直辖团队人员进行辅导、面谈、培训、训练、陪同展业等活动；依照公司要求参加职场日常事务管理，积极参加标准化职场建设、周经营工作；依照公司周经营工作要求对直辖业务人员进行日常管理，包括但不限于业务策划、激励活动、活动量管理、早夕会管理、组织召开二次早会等；依照公司要求参与职场日常行政事务管理…”。 就双方之间的争议，赵金向安徽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该委于2020年11月2日作出〔2020〕皖劳人仲裁案字29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赵金的仲裁请求。赵金对该仲裁裁决不服，诉至本院。 以上事实，有赵金提供的仲裁裁决书、工作证、微信聊天记录、首卖周目标绩效解读、企业信息查询单、银行交易明细，人寿合肥市分公司提供的保险营销员登记表、保险营销员保险代理合同、保险营销员保证合同、安徽省人身保险销售从业人员个人承诺书、销售人员杜绝销售误导承诺书、会计凭证、内部代付报单、银行交易明细、报销封面、电子投保单、电子投保确认单、关于进一步明确员工管理相关事宜的通知、区域收展人员管理办法等证据，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赵金与人寿合肥市分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分析如下：首先，根据查明的事实，赵金与人寿合肥市分公司签订了《保险营销员保险代理合同（Ｂ类）》，该合同的签订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该合同的第一页以加粗加黑字体载明:“乙方已知悉并了解本合同仅构成甲、乙双方的保险代理关系，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甲、乙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已采取合理方式提示对方注意与其有重大利益的条款，根据该合同约定，双方之间不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一十七条“保险代理人是根据保险人的委托，向保险人收取佣金，并在保险人授权的范围内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机构或者个人”，第一百二十六条“保险人委托保险代理人代为办理保险业务，应当与保险代理人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依法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并参照《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个人保险代理人法律地位的复函》第二条“在具体案件中，保险公司的业务人员是否属于个人保险代理人，保险公司与该业务人员之间是否属于委托代理关系，应当依据二者间订立的具体协议的法律性质确定”。本案中，赵金申请了证人刘某、曹某、程某、邓某出庭作证。证人刘某陈述，其于2018年通过考试后成为人寿合肥市分公司员工并签订了劳动合同，之前签订的系保险代理人合同，而赵金一直是保险代理人身份。赵金提供的工作证亦显示，其与作为保险代理人的证人曹某的工号前几位均为3401。刘某、曹某陈述的赵金的日常工作内容，以及赵金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所反映的其日常工作内容包含根据领导安排布置会议、早夕会汇报、培训、参加项目会、对接报表、业务策划激励活动、活动量管理、销售业务量沟通与汇报等，亦符合《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区域收展人员管理办法（Ｂ版）》中“收展人员”的工作职责范围，该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收展人员”与公司签订《保险营销员保险代理合同》（Ｂ类），向公司收取佣金，并在公司授权范围内代为办理个人人身保险业务的个人。赵金述称，证人程某、邓某与其具有亲属关系，故二人的保单由其签署，但电子保单载明的销售人员明确为赵金且有销售人员代码，如按赵金所述其系与人寿合肥市分公司具有劳动关系的内勤人员，则其显然不具有签署保单的权限，无论程某、邓某与赵金是否具有亲属关系，都不能否认赵金具有保险代理人的身份。 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保险佣金只限于向保险代理人、保险经纪人支付，不得向其他人支付”。赵金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每月及每笔收入金额均不相同且变动较大、无规律性，最高额和最低额差距达3万余元。虽然转账交易摘要存在“代发工资”、“代发佣金”两种备注，但人寿合肥市分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有转账交易摘要为“代发工资”的款项，而人寿合肥市分公司实际付款项目为“个险收展佣金”。以上均可佐证赵金系人寿合肥市分公司的保险代理人。 再次，人寿合肥市分公司《关于进一步明确员工管理相关事宜的通知》载明公司员工、劳务派遣人员应按规定适用钉钉系统进行上、下班打卡，辞职人员需由本人提前30天向所在部门或单位提交书面辞职申请，经审批通过后，填写《离职人员流转单》《岗位交接表》，办理工作移交手续。证人刘某陈述其本人和赵金使用纸质考勤签到，但人寿合肥市分公司陈述未要求赵金考勤，赵金在仲裁阶段亦称“不需要申请人上班打卡”，故不能证明赵金受到人寿合肥市分公司各项劳动规章制度的约束和管理。 综上，赵金与人寿合肥市分公司之间不具备劳动关系的实质标准和形式标准，赵金基于劳动关系而主张的各项诉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赵金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5元，由原告赵金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蒋子钰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八日 书记员  宁娇娇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 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保险代理人是根据保险人的委托，向保险人收取佣金，并在保险人授权的范围内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机构或者个人。 第一百二十六条保险人委托保险代理人代为办理保险业务，应当与保险代理人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依法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保险佣金只限于向保险代理人、保险经纪人支付，不得向其他人支付。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交相应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为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