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775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三林集体资产投资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凌兆路**。法定代表人：谢良，董事长。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杨思经济发展总公司，住，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杨新东路****/div>法定代表人：方维，总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浦东新区亨达建筑装潢工程部，住所地上，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杨新东路**v>法定代表人：方维，经理。上述三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南堂，上海市中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钱贵汀，男，1952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义礼，上海市民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三林集体资产投资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林公司）、上海杨思经济发展总公司（以下简称杨思公司）、上海浦东新区亨达建筑装潢工程部（以下简称亨达工程部）因与被上诉人钱贵汀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98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三林公司、杨思公司、亨达工程部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钱贵汀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依法将案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仅查明被承包企业在承包终止时净资产为31,703.5413万元，并认定钱贵汀可得部分为22,622.3013万元，三名上诉人可得9,081.24万元。然而一审法院忽略了上述资产究竟被谁占有的事实，在未经审查的情况下，草率认定除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处结余的财政扶持资金5,438.34万元、红木原材料及家具82,300,797元外的其余净资产均在三名上诉人处，从而错误认为钱贵汀诉请的财产小于其可得部分，最终作出错误判决。1.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承包终止时被承包企业的净资产为31,703.5413万元，没有扣除杨思公司长达14年的各类费用9,509.71万元。杨思公司收到的扶持资金中有9,509.71万元用于公司日常经营等费用，但一审法院没有扣除，承包开始之前收到的扶持资金403.27万元也不应当归钱贵汀所有。钱贵汀应得部分应当是13,112.6万元（未完税），一审认定钱贵汀应得22,622.3013万元-333.9万元是错误的，应当再减去9,509.71万元，此外，A公司留存的5,438.34万元和红木8,230万元均在钱贵汀处，合计13,668.34万元已经超过钱贵汀应得的13,112.6万元。故本案所涉的车子和房产都不应再给钱贵汀。2.钱贵汀将其承包的杨思公司、亨达工程部于一审审理期间交接给三名上诉人，合计留存存款4,538.66万元；上海市XX路XX号房屋及上海市XX街XX号房屋原本就包含在333.9万元承包净资产内，其余留存的上海市XX路XX弄XX号1201-1220室商品房、上海市XX路XX号、上海市XX路XX-XX（双）号商铺、奔驰S600l汽车均被判决移交给钱贵汀。三名上诉人实际分得的净资产仅为4,538.66万元，远少于应分得的9,081.24万元，直接造成集体资产流失约4,500万余元。若被承包企业尚有未了债务，则将造成集体资产的进一步流失。3.一审法院忽略了自2004年直至一审期间，被承包企业均掌控在钱贵汀处，被承包企业的现金资产完全由钱贵汀控制，现金资产也早被钱贵汀通过各种途径转走，因此，除最终留存账户返还三名上诉人的4,538.66万元存款外的绝大部分现金资产均实际由钱贵汀实际占有。4.一审认定杨思公司财政扶持资金结余26,532.15万元，除了5,438.34万元在A公司，剩余的2.1亿元巨额资金下落一审未查明。根据实际情况，16,555.15万元（26,532.15-5,438.34-4,538.66）应当认定由钱贵汀占有或使用。5.上海上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资产清查专项审计报告》中描述政府扶持资金结余12,034.568744万元，与一审法院认定结余26,532.15万元存在巨大差异，根本原因在于钱贵汀掌控杨思公司期间可能存在记账不规范、账外走账等情况，导致杨思公司账面数据与实际不符，相关的后果和举证责任应当由钱贵汀承担。综上，钱贵汀已实际控制21,993.49万元结余资金（26,532.15-4,538.66，含XX5,438.34万元），并实际占有价值82,300,797元的各类红木原料及红木家具，其实得部分已经超过其应得部分，一审法院又判令三名上诉人交付相关房屋、汽车显失公平。更何况，由于杨思公司账目混乱，关于政府扶持资金的收入与使用在账面反映的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三名上诉人也没有另行向钱贵汀主张权利的救济途径。考虑到被承包企业是由钱贵汀返还给三名上诉人，承包期间钱贵汀已经拿走多少财产难以准确查明，因此本案以钱贵汀留给三名上诉人多少财产作为衡量依据才是准确可行的逻辑。因被承包企业由钱贵汀承包经营14年，应当审核钱贵汀返还承包企业时的账面金额。一审法院将亨达工程部收到的动迁补偿款4,500万元、动迁款综合结余款537.8万元、结余财政扶持资金4,043.44万元判定给三名上诉人，故钱贵汀应将该些款项留在承包企业账户，交付给三名上诉人。但实际上，钱贵汀交给三名上诉人时，亨达工程部和杨思公司账户上一共只有4,541.57万元。因钱贵汀未将该留给被承包企业的资金留足，钱贵汀诉请的房地产权和车子不能移交给钱贵汀，否则造成集体资产流失。二、一审法院判决三林公司向钱贵汀支付2003年度干部经营管理报酬40万元是错误的，该40万元已经包含在被承包企业333.9万元的净资产中，一审法院判决时发生疏漏，又重复判决，显属错误。三、承包协议约定，钱贵汀经营的成本应由钱贵汀承担。一审判决移交房产，该过户房产的行为理应也认定为钱贵汀的经营行为，由此产生的税收即为经营成本。因此，过户所产生的税收应由钱贵汀承担。四、钱贵汀共承包了6家企业，但钱贵汀仅在一审期间交接了杨思公司和亨达工程部，其余4家均由钱贵汀转发包给案外人经营。在钱贵汀未返还被承包企业的情况下，尚未到三名上诉人向钱贵汀移交资产的时间节点。五、钱贵汀承包时，被承包企业账户合计存款75.06万元，钱贵汀应当返还给三名上诉人。2007年度的承包费26.7万元，钱贵汀也应向三名上诉人支付。该两笔费用应在三名上诉人可得部分9,081.24万元基础上再予增加。六、一审法院遗漏分配利润前应先完税的情况。扶持资金目前还挂在杨思公司“其他应付款”项目，没有结转为企业利润，没有完税。七、一审法院对一审判决第一项所述的房产权属未查明清楚，造成重大事实错误。判决所涉长清路的房地产权尚在开发商名下，没有过户给亨达工程部。亨达工程部是钱贵汀在一审期间返还给三林资产公司，所以一审期间不清楚房地产的权属问题。被上诉人钱贵汀辩称：一、钱贵汀一审诉请是确认涉案房屋和车辆归钱贵汀所有，根据承包协议约定，新增资产归承包人钱贵汀所有。三名上诉人上诉认为资产被钱贵汀侵占以及税收和房屋权属等问题，与本案争议无关。本案是确认案涉资产是否为新增资产，应当根据承包时间前后区分新增资产和旧资产。二、2019年9月15日一审庭审中，钱贵汀认为应当从净资产中扣除某些项目，依据的数据来源材料是三名上诉人提供的007号审计报告以及两份补充审计报告。三林公司在2020年4月4日向一审法院提供了情况说明，附表显示2004年至2008年间财政收入与支出表，一审法院根据三林公司提供的材料进行数字计算，得出了钱贵汀应得净资产的数额。三、三名上诉人补充上诉意见认为应当扣除9,509.71万元，没有来源，是错误的。三名上诉人一审期间提交了四次数据，一审法院也要求上诉人予以确认具体使用哪一份数据，最终根据上诉人提供的数据得出相应结论。四、系争长清路房地产权问题。一审期间钱贵汀已经提交了买卖合同以及房款支出证据，房地产权已经备案，房地产权没过户给亨达工程部是因为当时产生了本案的诉讼，房产开发商说如果诉讼后将房屋判给钱贵汀，就直接过户给钱贵汀。五、针对扶持资金完税问题。扶持资金是招商的奖励资金，在税法上找不到纳税依据，钱贵汀认为不需要纳税。六、房地产权过户涉及到的费用，由钱贵汀承担。七、钱贵汀认为六家企业都移交给三名上诉人，承包已经结束。八、一审判决第三项涉及的2003年度干部经营管理报酬40万元，是承包之前镇政府承诺的，然后从杨思公司账面垫付给了钱贵汀，系钱贵汀承包之后的所得，本来就应当属于钱贵汀。所以，40万元另行要求三林公司支付。九、承包之前杨思公司账户上的75.06万元，钱贵汀应当返还给杨思公司。钱贵汀认为承包前后都是根据净资产来操作的，75.06万元已经包含在承包时的333.9万元内，承包之后也是按净资产操作，不应当将75.06万元放在存款中去计算。十、2017年钱贵汀尚未支付的承包费26.7万元，当时在诉讼中，三名上诉人不愿意收取，一审法院已经在承包后的净资产中进行了扣除。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三名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钱贵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确认钱贵汀在承包期间新增的资产归钱贵汀所有，新增资产包括：现在亨达工程部名下的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号、上海市XX路XX-XX（双）号和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弄XX号1201-1220室的房屋；杨思公司名下的牌号为沪MXXX**奔驰牌小汽车1辆，并判令亨达工程部协助钱贵汀办理上述相应房屋的过户手续和杨思公司协助钱贵汀办理上述车辆的过户手续；2.判令三林公司支付承包前钱贵汀为其垫付的款项3,563,866元，其中包括垫付天花庵工业园区项目工程款174万元、2003年奖金40万元、杨新路办公大楼装修费50万元、杨思公司承包前的担保债务款923,866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三林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杨思公司成立于1994年6月1日，集体所有制企业，出资人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人民政府，原法定代表人为钱贵汀。2020年2月21日，杨思公司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方维。亨达工程部成立于1993年9月10日，集体所有制企业，出资人为杨思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钱贵汀。2018年3月6日，亨达工程部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潘某。Z公司（以下简称Z公司）成立于1993年8月21日，集体所有制企业，出资人为杨思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徐某。上海B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成立于1996年11月15日，集体所有制企业，出资人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为蔡某。B公司下属企业上海C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成立于1993年9月30日，上海浦东新区XX苗圃（以下简称“XX苗圃”）成立于1996年11月14日，该两家企业均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出资人均为杨思公司。2004年6月，上海信光会计师事务所对杨思公司、亨达工程部、Z公司、B公司等四家企业进行净资产审计并分别出具沪信光会审（2004）第0795号、0796号、0794号、0797号《净资产审计报告》，该些审计报告的审计结果为：截止2003年12月31日，杨思公司的净资产为17,128,203.53元、待处理流动资产净损失为9,552,317.50元、待处理固定资产净损失为30,335.10元；亨达工程部的净资产为-4,801,826.43元、待处理流动资产净损失为234,789.99元、待处理固定资产净损失为172,287.50元；Z公司的净资产为1,514,764.95元、待处理流动资产净损失为1,161,736.16元、待处理固定资产净损失为450,007.10元；B公司的净资产为953,606.36元、待处理流动资产净损失为774,036.17元、待处理固定资产净损失为538,769.39元，上述四家企业的净资产合计14,794,748.41元、待处理流动资产净损失合计11,722,879.82元、待处理固定资产净损失合计1,191,399.09元。沪信光会审（2004）第0795号审计报告中在“重点关注事项”中注明了以下几点：“截止2003年12月31日杨思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应收Y公司（以下简称“Y公司”）7,208,340.48元，其中6月、9月偿付利息90,472.11元。据介绍，Y公司的法人代表已逃避，并于1995年由上海公信审计师事务所浦东所进行审计。上述款项能否收回，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杨思公司与上海D公司（以下简称“D公司”）于2002年3月6日对杨思公司及下属企业位于XX路XX号、XX号厂房达成《动迁补偿协议书》，协议约定由申丰动产公司对杨思公司及所辖Z公司、亨达工程部、C公司等公司所有有证、无证房产进行有偿动迁。截止审计截止日（2003年12月31日）杨思公司已收到的动迁补偿费980万元，其中杨思公司已使用2,547,183.67元，用于设备搬迁、员工安置、房屋补偿、停工损失等项目，尚余7,252,816.33元暂定于‘其他应付款’，企业估算将支付3,063,788.98元，对于余额4,189,027.35元是否尚需支付，由于我们未取得补偿款分配方案，无法作出判断。在资产处置时，我们提请杨思公司和其他有关部门关注上述事项”；“根据浦三府（2003）56号《关于经济工作实行考核奖励的若干意见》，以及三林镇人民政府确认财经管理科2004年1月18日下发给杨思公司的《关于兑现2003年度党政正职干部报酬的通知》：分管经济工作党政正职干部2003年度为40万元。上述报酬的支付将会影响杨思公司2003年度的净资产。”沪信光会审（2004）第0797号审计报告中注明“B公司根据上级主管单位杨思公司沪杨经字（2003）第008号同意C公司、XX苗圃、B公司合并的批复精神，将C公司、XX苗圃二个公司的财务数据予以汇总并入B公司。本次审计上述三个公司的汇总财务报表。”2004年12月28日，钱贵汀与三林公司（其前身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签订《资产承包经营协议》（以下简称“2004年承包协议”），双方约定：三林公司将杨思公司及其下属的亨达工程部、Z公司、B公司的总资产6,216.7万元（该数据为2003年12月份报表数，不是评估值）交给钱贵汀进行生产经营。坏账待处理1,291.42万元，另外担保贷款连带责任本金64万元，加利息总计120万元，该笔坏账不包括在净资产中，如需支付应自净资产中扣除。截止2003年12月31日，四家企业评估净资产557.9万元。天花庵工业园区面积1.6万元平方米，工程决算1,100万元，其中计算在评估内926万元，另有174万元的工程款未支付，且不在评估报告内，需从净资产中减除；2004年5月对杨新路办公大楼装修费50万元，应从净资产中调减50万元。二项调整后实有净资产为333.9万元。承包形式采用资产承包经营方式，承包费基数每年按评估净资产额8%计算，即26.7万元，承包期为五年，自2004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三林公司将上述四家企业总净资产333.9万元交给钱贵汀承包经营，并将上述四家企业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法人代码证、生产许可证及用于经营的其他证件、厂房、商业用房、经营场地等交给钱贵汀使用和管理。三林公司监督钱贵汀经营的集体资产不受损失，对钱贵汀财务状况进行监督、检查，每年由镇审计所审计并清算一次，钱贵汀在当年度经营期间内所发生的新的债权、债务由钱贵汀负责处理，新增加的资产归钱贵汀所有，并做好年度审计报告及年度的承包结算，如有违法违纪的经济法律责任，由钱贵汀自负。因钱贵汀生产经营不善，连续两年经营亏损，三林公司有权提前终止本协议，并有权向钱贵汀提出对其亏损部分进行索赔。钱贵汀对承包经营的上述四家企业，享有生产自主权、经营管理权、人事任免权、劳动用工权、效益分配权等权利，并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钱贵汀享有承包经营的四家企业原资产的使用权，但没有处置权，对上述企业的原资产进行维修、费用由钱贵汀负担，大结构装修必须经三林公司同意。钱贵汀每年分2次上缴承包费，分别为每年6月和12月底前，每次上缴承包费的50%即13.35万元；在十五期间财政扶持政策下，镇党委、政府指定的谁招商谁得益的原则，按新区财政财力结算实得部分，本部企业按50%扶持，招商引进企业按合同兑现，再提取20%招商经费，余额部分，镇与企业各得50%，结算按照财政相关规定执行，如果上级财政政策发生变化，另外协商解决。承包期满，经审计评估后将承包净资产333.9万元归还三林资产公司，如钱贵汀要继续承包，应提前三个月提出书面申请，经三林公司同意后另签承包协议。审理中，钱贵汀与三林公司均确认钱贵汀承包的上述四家企业截止2003年12月31日经评估调整后的净资产为333.9万元（评估净资产合计14,794,748.41元-评估待处理流动资产净损失合计11,722,879.82元-评估待处理固定资产净损失合计1,191,399.09元-报酬400,000元-兰宝2003年6月-9月的利息90,472.11元+动迁补偿款余额4,189,027.35元-天花庵园区工程款1,740,000元-XX路XX号办公楼项目装修款500,000元）。2009年1月1日，杨思公司与上海浦东新区三林镇人民政府招商办公室签订《享受“扶持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协议书》（以下简称“专项扶持资金协议”），协议约定：杨思公司利用企业自身的信息平台，本部企业和开展招商引资引进落户三林镇且税收归口纳入三林镇的企业所产生的增加值，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所形成的镇财政实得财力部分进行专项扶持。从2005年杨思公司的本部企业与招商企业所产生的增加值，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所形成的三林镇财政实得财力合计作为基数：基数内按“十五”期间的财政分配比例所形成的镇财政实得财力的90%的专项扶持；基数外按“十一五”的财政分配比例所形成的镇财政实得财力的90%的专项扶持；特殊企业扶持采取“一事一议”，由镇招商领导小组讨论决定。扶持奖励专项资金每会计年度结算兑现一次，于次年五月份分配兑现扶持奖励专项资金。扶持奖励专项资金以转账方式结算。本专项扶持由2009年1月至2013年12月底止。2010年6月22日，钱贵汀与三林公司又签订《资产承包经营协议》（以下简称“2010年承包协议”），双方约定：三林公司将杨思公司及其下属亨达工程部、Z公司、B公司的净资产333.9万元继续交给钱贵汀承包从事生产经营。原92年遗留担保贷款连带责任本金64万元和利息总计120万元，现法院中止执行，如需支付应在净资产中扣除，但不扣除承包费基数。承包期限为五年，自2009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止。如遇到征地时，原资产补偿及增值部分归三林公司所有。除了在该份协议中未约定“在十五期间财政扶持政策下，镇党委、政府指定的谁招商谁得益的原则，按新区财政财力结算实得部分，本部企业按50%扶持，招商引进企业按合同兑现，再提取20%招商经费，余额部分，镇与企业各得50%，结算按照财政关规定执行，如果上级财政政策发生变化，另外协商解决。”内容外，其余约定的内容与2004年承包协议的约定一致。上述协议签订后，钱贵汀自2004年1月1日开始承包经营杨思公司及其下属的亨达工程部、Z公司、B公司及其下属企业C公司和XX苗圃，直至2017年12月31日结束承包经营。钱贵汀已向三林公司支付了2004年度至2016年度的承包费，但至今未支付2017年度的承包费26.7万元。2018年5月，上海上咨会计师事务所对截止2017年12月31日杨思公司及其下属的亨达工程部、Z公司、C公司、XX苗圃等企业进行资产清查专项审计，并分别出具上咨资产清查专项1（2018）第006号、005号、002号、004号、003号《资产清查专项审计报告》。同时该事务所对上述企业合并审计并出具了上咨资产清查专项1（2018）第007号《资产清查专项审计报告》（以下简称“007号审计报告”），在该报告中注明“本次审计期间，因B公司财务资料被法院查封，未能审计。”007号审计报告中审计结果为：钱贵汀承包前的审计报告中2003年底承包单位净资产总额为333.9万元，本次审计调整后，净资产总额为17,205.96万元；在审计的资产中包括：亨达工程部于2014年购入的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弄XX号1201室-1220室商品房20套（含装修），价值共计32,735,494元；亨达工程部于2004年6月30日购入的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号、XX路XX-XX（双）号商铺，价值共计18,792,283.25元（净值12,193,148.96元）；亨达工程部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共收到“XX大厦”动迁补偿款共计4,500万元；亨达工程部的天花庵拆迁款、迁违款、佳木斯拆迁款、Z公司的拆迁补偿款、川杨河综合整治款、XX苗圃的XX路XX号综合整治款等款项的结余款共计5,378,000元；亨达工程部于2001年购入的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号房屋，价值714,708.20元；Z公司于2000年购入的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XX街XX号房屋，价值718,043.04元；杨思公司于2011年至2017年间购入的各类红木原料及红木家具价值共计82,300,797元；杨思公司于2012年10月购入的梅赛德斯-奔驰牌S600L汽车1辆（牌号为沪MXXX**/车辆识别代号WDDNG7GB6CA449706），价值2,824,652元；杨思公司2004年初账面有扶持资金挂账款4,032,692.53元，2004年至2017年期间共计收到财政扶持、奖励资金324,526,200元，已使用208,213,205.09元，截止2017年12月31日账面尚结余120,345,687.44元；杨思公司根据2007年5月6日（2003）浦执字2932号民事裁定书向中国农业银行上海杨思支行偿还债务及利息共计923,866.36元。2018年11月15日，上海上咨会计师事务所对007号审计报告出具《报告书（补充材料一）》，该报告书对2004年至2017年杨思公司收到和支付使用财政扶持资金的情况作了进一步细化整理：2004年至2017年期间，杨思公司账面反映共计收到扶持资金32,453.94万元，其中收到浦东新区财政拨款4,714.48万元，收到三林镇财政拨款27,739.46万元；2007年至2009年期间，杨思公司账面反映未收到财政拨付的扶持资金。2019年7月29日，上海上咨会计师事务所再次对007号审计报告出具《报告书（补充材料二）》，该报告书中载明2003年至2017年间，财政实际拨付杨思公司财政扶持资金共计61,202.36万元，其中三林镇财政拨付44,168.76万元、浦东新区财政拨付17,033.60万元，具体拨付情况如下：1.2003年4月、8月、12月间，三林镇财政分3次向杨思公司拨付2004年度扶持奖励资金1,400万元。2.2004年至2017年间，三林镇财政共拨付杨思公司扶持资金42,768.76万元，其中拨款至杨思公司账户27480.82万元，拨款至A公司账户15,173.94万元，拨款至杨思公司招商引资单位-XX网络信息公司账户114万元。3.2011年至2017年间，浦东新区财政拨付杨思公司扶持资金17,033.60万元，其中拨款至杨思公司账户4714.48万元，拨款至杨思公司招商引资单位账户12,319.12万元。杨思公司于2007年6月8日向三林镇财政所递交报告，因其下属分公司兴业物资供应站与农行杨思支行在1993年发生投贷纠纷（总公司承担担保之责）尚未解决，杨思公司的农业银行账户被法院查封，为不影响正常工作和形象，要求将财政扶持资金划拨进入A公司。2007年至2009年间，三林镇财政所划拨A公司共计15,423.94万元，其中财政扶持资金15,173.94万元，招商引资项目补贴250万元。2004年至2017年间（不含2007年至2009年），杨思公司向招商引资单位支付扶持资金共计125,023,826.37元。由于钱贵汀无法提供A公司2007年至2009年财政扶持资金的相关财务账册，故在庭审中，钱贵汀与三林公司根据承包期间的平均支出占比64.16%计算出A公司在2007年至2009年期间支出的财政扶持资金共计9,735.60万元。另查明，A公司于2005年成立，系一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钱贵汀为该公司唯一股东，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审理中，钱贵汀与三林公司均确认根据三林镇人民政府的相关规定，应由三林公司支付给钱贵汀2003年度经营管理报酬40万元，但该款由杨思公司于2004年7月8日支付给钱贵汀。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钱贵汀与三林公司签订的涉案2004年承包协议和2010年承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虽然该两份涉案协议约定，钱贵汀承包经营三林公司下属的杨思公司、亨达工程部、Z公司、B公司，但在审理中，钱贵汀与三林公司一致确认，在签订和履行上述协议过程中，钱贵汀还承包经营了B公司下属的C公司和XX苗圃，且在承包前后均对该两家企业一并做了资产审计，故一审法院认定钱贵汀在2004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承包期间钱贵汀承包经营了杨思公司、亨达工程部、Z公司、B公司、C公司和XX苗圃等六家企业。根据涉案两份承包协议的约定，钱贵汀在承包经营企业期间自负盈亏，产生的新增资产归钱贵汀所有。由于钱贵汀在承包经营企业期间，根据企业在实际经营中的需要，企业资产变动较为频繁，故一审法院将根据承包前后对被承包企业所做的审计报告以及双方提供的涉案承包协议等相关证据，对被承包企业在承包期间的净资产进行审核，从而判断钱贵汀在本案中主张的财产是否可归属于承包期间可得的新增资产。首先，根据2004年6月《净资产审计报告》及涉案承包协议，钱贵汀在承包前即2003年12月31日，被承包企业的净资产为333.9万元。其次，根据2018年5月007号审计报告，钱贵汀在承包终止时即2017年12月31日，被承包企业的净资产为17,205.96万元（其中杨思公司的财政扶持资金账面结余120,345,687.44元）。但审计机构在审计财政扶持资金项时遗漏必要的审计数据，故该审计机构又于2018年11月和2019年7月分别出具《报告书（补充材料一）》《报告书（补充材料二）》对财政扶持资金项进行了数据修正。根据该两份报告书，钱贵汀承包企业期间均由杨思公司收取财政拨付的扶持资金，财政实际拨付杨思公司财政扶持资金共计61,202.36万元，其中杨思公司账面收到三林镇财政拨付的扶持资金1,400万元、27,480.82万元、杨思公司委托A公司收取的三林镇财政拨付的扶持资金15,173.94万元，杨思公司账面收到浦东新区财政拨付的扶持资金4,714.48万元，合计杨思公司账面收到财政拨付的扶持资金合计48,769.24万元（1,400万元+27,480.82万元+15,173.94万元+4,714.48万元），剩余扶持资金有三林镇财政直接拨付给招商引资单位114万元以及浦东新区财政直接拨付给招商引资单位12,319.12万元。钱贵汀承包企业期间由杨思公司向招商引资单位支出扶持资金合计12,501.49万元，杨思公司另委托A公司向招商引资单位支出扶持资金，但由于钱贵汀无法提供A公司相关财务账目，在庭审中，钱贵汀与三林公司一致确认按照承包期间的平均支出占比64.16%计算出A公司支出的财政扶持资金合计9,735.60万元。钱贵汀在承包期间由杨思公司支出财政扶持资金共计22,237.09万元（12,501.49万元+9,735.60万元），此外由浦东新区财政直接向招商单位支出扶持资金合计17,033.60元。钱贵汀在承包企业期间，杨思公司的财政扶持资金结余26，532.15万元（48,769.24万元-22,237.09万元）。综上，截止钱贵汀承包终止时，被承包企业的净资产应为31,703.5413万元（17,205.96万元-120,345,687.44元+26,532.15万元）钱贵汀诉称，虽然2004年承包协议约定，杨思公司实得财政扶持资金结余部分40%归三林镇财政，但钱贵汀与三林镇政府于2009年1月1日签订了专项扶持资金协议中已经变更了该约定，自2005年起杨思公司实得财政扶持资金结余部分不再按比例分配给三林镇财政。三林公司则辩称，其与钱贵汀仅签订了涉案两份承包协议，虽然在2010年承包协议中并未约定扶持资金结余部分40%归三林镇财政，但截止钱贵汀承包终止时仍应按照上述约定的分配比例执行。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合同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关于在承包期间的财产分配应以钱贵汀与三林公司签订的涉案承包协议为依据。涉案的专项扶持资金协议的签订主体为钱贵汀和上海浦东新区三林镇人民政府招商办公室，该协议对钱贵汀与三林公司不具有约束力。双方签订的2004年承包协议中明确约定了财政扶持资金的分配比例，故双方均应遵照履行。而双方签订的2010年承包协议并未对财政扶持资金的分配比例进行约定，且虽然双方自2014年起至承包终止时未确定书面承包协议，但双方仍按照2010年承包协议继续履行，三林公司从未向钱贵汀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认定钱贵汀与三林公司自2004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承包期间应按2004年承包协议的约定履行权利义务，自2009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承包期间应按2010年承包协议的约定履行权利义务。根据三林公司提供的财政扶持资金收支表，2004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间，杨思公司结余财政扶持资金共计10,108.60万元，其中归属于杨思公司的结余财政扶持资金为6,065.16万元（10,108.60万元×60%），归属于三林镇政府的结余财政扶持资金为4,043.44万元（10,108.60万元×40%），该款应在前述净资产中予以扣除。此外，根据2010年承包协议的约定，钱贵汀在承包期间，企业如遇到动拆迁，原资产补偿及增值部分归三林公司所有。在007号审计报告中，截止2017年12月31日，钱贵汀承包的亨达工程部收到“XX大厦”动迁补偿款合计4,500万元；天花庵拆迁款、迁违款、佳木斯拆迁款、Z公司的拆迁补偿款、川杨河综合整治款、XX苗圃的XX路XX号综合整治款等款项的结余款合计537.8万元，该两笔动迁补偿款亦应前述净资产中予以扣除。即钱贵汀在承包期间，被承包企业在承包终止时的可得净资产为22,622.3013万元（31,703.5413万元-4,043.44万元-4,500万元-537.8万元）再次，根据007号审计报告，亨达工程部于2014年购入的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弄XX号1201室-1220室商品房20套（含装修），价值合计32,735,494元；亨达工程部于2004年6月30日购入的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号、XX路XX-XX（双）号商铺，价值合计18,792,283.25元；杨思公司于2011年至2017年间购入的各类红木原料及红木家具价值合计82,300,797元；杨思公司于2012年10月购入的梅赛德斯-奔驰牌S600L汽车1辆（牌号为沪MXXX**/车辆识别代号WDDNG7GB6CA449706），价值2,824,652元，上述财产价值共计13,665.3226万元。此外，A公司处尚有结余的财政扶持资金5,438.34万元（15,173.94万元-9,735.60万元）。该些财产的价值已完全包含于钱贵汀在承包期间被承包企业的新增净资产中（13,665.3226万元+5,438.34万元22,622.3013万元-333.9万元），均属于钱贵汀在承包期间使用新增资产取得的财产，故应归钱贵汀所有。现除红木原料及红木家具和A公司的结余财政扶持资金均在钱贵汀处外，其余财产均分别在被告亨达工程部和杨思公司名下，钱贵汀现主张该些财产归钱贵汀所有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还注意到，2017年钱贵汀尚未向三林公司支付承包费26.7万元，该款应在钱贵汀可得新增资产中予以扣除，但扣除后并不影响钱贵汀取得其主张财产的所有权。三林公司辩称由于“XX大厦”及天花庵等六个动迁项目补偿款、XX路XX号房屋和XX街XX号房屋归其所有，故补偿款的利息和房屋应归其所有。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财产均已在007号审计报告中被承包企业资产中予以体现，钱贵汀与三林公司在承包期终止后就承包企业的交接事宜已经履行完毕，钱贵汀已将被承包企业的经营管理权、资产使用和处置权等全部移交三林公司，上述财产均在相应被承包企业名下，三林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钱贵汀实际占有上述财产的事实，故钱贵汀无需再向三林公司交付上述财产。关于钱贵汀主张三林公司返还天花庵工业园区项目垫付工程款174万元、杨新路办公大楼装修款50万元、2003年度奖金40万元、杨思公司承包前担保债务款92.3866万元，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2004年承包协议的约定，截止2003年12月31日被承包企业经评估的净资产合计557.9万元，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将天花庵工业园区项目垫付工程款174万元、杨新路办公大楼装修款50万元在净资产中予以扣除，调整后的净资产合计为333.9万元，故钱贵汀无权再主张该两笔款项。其次，根据沪信光会审（2004）第0795号审计报告，在承包前，应支付给钱贵汀干部经营管理报酬40万元以及杨思公司对外担保产生的担保债务款92.3866万元均未计算入杨思公司在承包前的净资产中。在承包后，杨思公司支付上述两笔款项的行为，可视为钱贵汀在承包杨思公司期间将归属于其的新增资产代三林公司垫付了上述两笔款项，现钱贵汀主张要求三林公司返还该些款项，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还需说明，根据007号审计报告中载明“本次审计期间，因B公司财务资料被法院查封，未能审计。”即该报告中并未将钱贵汀承包的B公司资产计算入净资产中。双方当事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B公司的净资产，故一审法院无法查明该公司在承包期届满时的净资产数额。但在审理中，钱贵汀与三林公司均表示若日后B公司得以完成资产审计工作，双方将就该公司净资产另行处理解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现在亨达工程部名下的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弄XX号1201室-1220室商品房20套（含装修）以及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号、XX路XX-XX（双）号商铺归钱贵汀所有，亨达工程部协助钱贵汀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二、现在杨思公司名下的梅赛德斯-奔驰牌S600L汽车1辆（车辆识别代号WDDNG7GB6CA449706）归钱贵汀所有，杨思公司协助钱贵汀办理车辆过户手续；三、三林公司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钱贵汀支付2003年度干部经营管理报酬40万元、担保债务款92.3866万元。一审案件受理费331,381元，由钱贵汀负担12,817元，三林公司负担318,564元。三名上诉人在本院二审期间提交下列证据：证据一，1.自行制作的截止至2017年12月31日的货币资金组成明细表和附件，证明杨思公司5个银行账户与亨达工程部2个银行账户存款余额以及借条，证明承包结束时钱贵汀留存给三名上诉人的所有现金资产共计4,776.28万元，其中包含了339.08万元钱贵汀的欠条。2.截止至2019年9月30日的货币资金组成明细及附件，杨思公司6个银行账户与亨达工程部2个银行账户存款余额以及借条，证明钱贵汀实际移交时两公司账户银行存款余额共计4,541.57万元，包含了339.08万元钱贵汀的欠条。在钱贵汀办理交接时，三名上诉人账户上应当有结余的扶持资金4,043.44万元+动迁补偿款4,500万元+动迁款综合结余款537.8万元+承包时承包企业的账户存款75.06万元，共计9,156.3万元，但账户中钱贵汀实际只交付了4,541.57万元（包含了欠条339.08万元），所以不能将案涉资产交给钱贵汀。证据二，上海市不动产登记簿，证明系争上海市XX路XX弄XX号1201-1220室房产的登记情况，产权人为上海B有限公司。证据三，杨思公司2020年6月30日的资产负债表，证明杨思公司目前账面资产只有1,600余万元，1.23亿余元的账面扶持资金余额仍然在其他应付款科目中，尚未完税。钱贵汀在本院二审期间未提交证据。经质证，钱贵汀对三名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一，钱贵汀承包六家企业，三名上诉人仅提供杨思公司和亨达工程部两家企业的资金情况，无法判断是否为全部的账户情况。三名上诉人单方统计的不予认可，应以审计报告为准。银行流水的真实性认可，但无法实现证明目的。证据二，真实性认可，但无法实现证明目的。这些房产已经审计到案涉的资产中了，不能因为产权没有转移就认为所有权是开发商的。证据三，没有公章、财务章，真实性不认可，而且时间截止至2020年6月30日，承包已经结束，如何做账与钱贵汀无关。对三名上诉人提交的证据除证据二系证明系争房地产的权属，本院予以采信外，其他证据均是三名上诉人自行制作，钱贵汀不予认可，本院不予认定为二审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以亨达工程部名义购买的系争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弄XX号1201室-1220室商品房20套（含装修）尚未登记至亨达工程部名下，仍在上海B有限公司名下。一审查明其余事实属实。本院认为：2004年至2017年钱贵汀依据其与三林公司签订的两份承包协议承包经营六家企业。根据承包协议约定，钱贵汀承包期间自负盈亏，承包结束时承包企业的实际资产扣除承包开始时的净资产333.9万元、承包过程中承包企业应得的动拆迁款、承包企业应得政府扶持资金等款项后的资产属于承包企业的新增加资产，归钱贵汀所有。故钱贵汀应当将承包企业应得的款项交给承包企业后，才能取得新增资产即承包收益。现钱贵汀在承包企业未取得应得款项的情况下，以承包期间承包企业购买的房产、车子等财物作为承包后的新增资产提起本案诉讼主张该些财物归其所有，不符合承包协议约定，也不符合承包经营合同的结算原则。况且，钱贵汀主张的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弄XX号1201室-1220室商品房目前并非在承包企业名下，钱贵汀直接主张归其所有明显不当。在本院二审期间，经本院释明，钱贵汀坚持其一审诉请，故本院难以支持。如果钱贵汀要求分配承包收益，可以另行提起诉讼。另外，钱贵汀在本案中主张的2003年度干部经营管理报酬40万元，在承包开始的净资产中已经计算，钱贵汀不应再主张。钱贵汀主张的担保债务款92.3866万元，可以在承包收益中一并结算。综上，钱贵汀的一审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三名上诉人的上诉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981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钱贵汀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31,38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31,381元，均由被上诉人钱贵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 清审判员 桂 佳审判员 王 峥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闫伟伟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