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31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日，男，1991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依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令大，浙江一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娟利，浙江一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梅润，男，1979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付江**，男，1983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现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柏杨，浙江佳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兵海，男，1993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颍上县，现住浙江省宁波市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俭平，男，1990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开化县，现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权，男，1988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安乡县。 上诉人刘日因与被上诉人梅润、付江**、韩兵海、江俭平、王权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9）浙0205民初47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2日立案后，依法独任审理，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撤销涉案《宁波市二手车买卖中介合同》，并支持刘日一审全部诉请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付江**与刘日之间建立的是买卖关系，付江**对刘日而言，系车辆的出卖方。一审法院认为：“付江**履行了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等居间合同主要义务以及附随义务，刘日与付江**之间符合居间合同的法律特征”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相反，本案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为出卖方。1、居间合同中介方的身份特征及实质是向交易双方提供订立合同的机会或促成双方达成交易。但在本案中，上诉人从始至终均是在向付江**购买车辆，本案车辆买卖合同的订立、车款的支付、车辆的交付、按揭的办理、过户手续的办理，发生纠纷后维权的沟通等等，均是发生在刘日与付江**之间。在此过程中，付江**从未称自己系为他人介绍卖车，也从未表示为刘日去寻找合适车辆，刘日根本就没有和所谓的第三方（付江**或一审法院认为的出卖方）进行过任何与交易有关的磋商和沟通。2、在刘日一审提供的录音证据中，付江**明确表示自己是案涉车辆的出卖方。3、本案所涉的5000元并非中介费，该款项显然是付江**作为刘日的出卖方赚取的利润，这从款项的交易时间即可看出。在刘日表示要向付江**购买奥迪A5轿车后，付江**即在2018年12月13日下午3：30分向王权转账5000元作为定金，以确定其可向上诉人交付车辆的车源。嗣后，刘日在2018年12月13日晚23：35：29向付江**支付了10000元定金。所以，本案是付江**先行向第三方购买车辆，然后再收取刘日作为买方的定金，这显然符合连环买卖特征，即付江**是其上手卖方的买方，是刘日的卖方，其在确定上诉人购车意向后再去购买车辆，以便最大程度的降低交易风险和交易成本，这符合当下二手车商的交易惯例。且10000元与5000元金额不同，如是居间，不应出现差价。4、付江**作为二手车商，其赚取的利润远不止上述5000元差价。本案车价款230000元，按揭贷款208870元，故首付款仅为21130元，但刘日向付江**支付的前期款项达到了62780元（10000元+52780元）。这超出的3万余元即是付江**巧立名目向刘日收取的款项。5、基于付江**出卖方的身份，梅润作为原车主，在明知他人以自己名义出卖车辆的情况下，还配合付江**将车辆过户，应当认定是自愿加入到本案上诉人与付江**的车辆买卖交易中，构成债的加入。而佰车通公司在公司注销后仍提供账户给付江**使用，这种出借账号的行为亦构成债的加入，故该公司的两股东即韩兵海和江俭平亦需承担出卖方的责任。二、即使按照一审判决，认为付江**是案涉车辆交易的中介方，等于是认为王权才是本案车辆交易的出卖方。那么，一审法院也应向刘日释明是否要求王权在本案中承担“退一赔三”的法律责任。但一审却未做出释明，直接以“四被告并非涉案车辆的出卖人”为由驳回刘日的诉讼请求。对于本案谁才是刘日的出卖方，一审法院未对此作出确定性的认定。三、一审法院未涉及本案的实质问题，即对刘日而言，无论谁为出卖方，均涉及到出卖方是否应承担“退一赔三”责任的问题。刘日认为，本案各被上诉人应承担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退一赔三”责任。（一）案涉车辆存在公里数被调整4万余公里的事实已被一审法院所认定，而二手车的行驶里程属于车辆交易中的重要信息。对该信息经营者如未告知消费者，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1、根据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以下简称浙版消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家用二手汽车销售经营者应当对二手汽车的来源是否合法、行驶里程、维修记录、交易记录、车辆存在问题等重要信息在出售前进行全面核查、检测，并将核查、检测的准确结果以书面或者其他可以确认的方式告知消费者。二手汽车的行驶里程、维修等情况无法核查的，应当将无法核查的事实和可能存在的隐患以书面或者其他可以核查的方式告知消费者。”、二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经营者未按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二手汽车进行核查、检测或者隐瞒、谎报核查、检测结果，造成消费者损失的，消费者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向经营者要求赔偿。”根据上述规定，在家用二手车领域，消费者如想主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三倍赔偿，需同时具备以下要件：（1）维权者首先必须是消费者；（2）被主张权利者须为经营者；（3）经营者未尽到核查、检测义务或隐瞒谎报了核查、检测结果，给消费者造成了损失。具体到本案，双方身份并无异议，而刘日以正常价格购买相差四万多公里的车辆，显然已存在重大损失。故本案完全可以适用该条文。在浙江省范围内，对于2017年5月1日后发生的交易行为，经营者如出现了上述违法行为，无论经营者主观上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经营者需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承担责任。（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将三倍赔偿适用的前提条件界定为经营者有欺诈行为，浙版消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解决的是在经营者违反了第一款规定的两种义务后，如何赔偿消费者的问题，而不是这两种行为到底是不是欺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是对欺诈行为这一概念和构成要件的解释，其将欺诈行为的主观构成要件界定为直接故意，故人民法院依据该解释处理一般的民商事案件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作为买卖合同纠纷，消费者保护法相比《民法通则》而言，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应当优先适用特别法。综上可知：1、民法一般意义上欺诈行为应为直接故意；2、在浙江省家用二手车销售领域，经营者对车辆未尽到核查、检测义务的，其行为视同欺诈行为，其法律后果与一般意义上的欺诈后果相同。请求二审法院能够依法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付江**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恰当，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一、刘日认为付江**是出卖方，无事实依据。付江**从事二手车中介，刘日通过朋友找到了付江**购买车辆，付江**多次带刘日看车，买车也并不是一次就看中。收吧二手车市场的车辆都是受车主委托，摆放在展厅供客户挑选，提供各种手续及一系列的服务，这是二手车市场的服务定位，收吧二手车市场对此也出具了证明。因刘日是通过朋友间的介绍，因此，付江**只收取了2000元的中介费，交易并没有赚钱，反而是亏钱的。二、付江**仅仅是车辆买卖的中介方。车辆里程数的问题，刘日提供的证据仅有一张修车检车过程的仪器上的里程数照片，对该证据三性都有异议，并不能证明里程数就是有变化的，而且车辆是出卖给刘日一段时间后，刘日才去检测里程数的。 梅润、韩兵海、江俭平、王权未予答辩。 刘日以其所购买二手车辆被隐瞒真实里程数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撤销编号为0007116《宁波市二手车买卖中介合同》（车辆发动机号码为×××01，车架号为ＷＡＵ8ＦＤ8Ｔ3ＥＡ035296，车牌号为浙Ｂ5××××的奥迪小型普通客车）；2.判令梅润、付江**、韩兵海、江俭平返还车辆转让款230000元以及利息损失8168.5元（利息损失以230000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暂自2018年12月22日计至2019年10月15日，此后计算至实际返还车辆转让款之日止）；3.判令梅润、付江**、韩兵海、江俭平返还超额收取的车辆首付款34160元（10000＋52780-21130-2000-5490），赔偿中介费损失2000元、车辆按揭手续费损失18798.3元，公证费损失1500元；4.判令梅润、付江**、韩兵海、江俭平支付赔偿金69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涉案奥迪Ａ5小型轿车（发动机号码为×××01，车架号为ＷＡＵ8ＦＤ8Ｔ3ＥＡ035296）原登记在梅润名下。2018年12月13日，刘日在收吧收吧名车广场选定涉案车辆后，由付江**的财务人员夏群策以梅润名义（甲方，出卖人）与刘日（乙方、买受人）签订填写编号为0007116的《宁波市二手车买卖中介合同》，合同具体内容亦由夏群策填写，合同约定：甲方应向乙方如实提供二手车所有合法证件，不得隐瞒车辆状态，必须符合过户手续要求方可进行交易，并承担车辆转让日前的所有费用和责任。交易车辆基本情况：品牌型号奥迪Ａ5、车架号后六位为035296、初次上牌日期为2014年3月、发动机号后六位为032001、车辆强制险至2019年3月、车牌号为浙Ｂ8××××、表征里程80000公里。车辆成交价为230000元，合同签订之日，乙方向甲方支付定金10000元，定金可抵作车辆价款，车辆交付时间2018年12月20日，交付地点：收吧收吧名车广场。车辆成交中介费2000元，应在本合同签订后7日内付清。其他约定注明：甲方保证该车无重大事故、无泡水、无火烧、无修复发动机、变速箱、大梁无修复（如有上述问题，甲方无条件退款乙方）。合同另行约定了双方其他权利义务。合同签订后，付江**于2018年12月13日下午3时30分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王权支付5000元，并以微信聊天方式告知王权该笔款项为Ａ5定金。刘日于2018年12月13日23时35分通过微信转账方式支付定金10000元。2018年12月21日，刘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汇入佰车通公司名下银行账号52780元（刘日陈述该笔款项包含了中介费2000元，车辆按揭押金5490元和部分购车款），夏群策又通过该上述账号向自己名下银行账号汇入52733.61元。后刘日又以抵押按揭贷款方式向银行申请贷款208870元并支付了手续费18798.3元，该笔贷款经过流转后最终经案外人张鹏亮银行账号转账汇入夏群策银行账号合计183000元。同日，夏群策通过其银行账号转账汇入王权银行账号220000元，付江**凭借梅润的身份证、照片等资料委托他人代办了车辆过户手续并将涉案车辆交付给刘日使用。2019年7月20日，刘日对涉案车辆进行保养过程中得知车辆实际里程数143750元并非里程表显示的101664公里。2019年8月5日，刘日以涉案车辆里程数篡改为由到收吧收吧名车广场市场管理方与付江**协商退款退车以及赔偿事宜，付江**认可车辆里程数篡改事实但认为其只是中介方并非车辆出卖方，且其未篡改车辆里程数亦不知晓车辆里程数篡改的事实，双方协商未果，致纠纷发生。案经该院组织调解未果。 另查明：1.佰车通公司于2017年3月3日登记成立，注册资本100万元，由股东韩兵海、江俭平各自以货币方式出资50万元，各占注册资本的50%。佰车通公司于2018年9月18日注销。韩兵海、江俭平认可付江**系佰车通公司注销前该公司的业务员；2.刘日为提起本案诉讼对证据保全事项进行了公证，据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公证处于2019年8月14日出具的（2019）浙杭西证民字第6897号公证书显示，付江**微信号备注了“二手车买卖、二手车收购、置换”，2016年8月至2019年8月期间发布了大量二手车买卖信息。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刘日基于买卖合同关系诉请梅润、付江**、韩兵海、江俭平承担民事责任，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 1.涉案车辆登记在梅润名下不能认定梅润系涉案车辆出卖人。根据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物权法上述条文系针对动产物权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的规定，并非针对合同法律效力和合同相对方的规定。公安机关办理的机动车登记，系准予或者不准予机动车上路行使的登记，并非确认机动车所有权的证据。就机动车等特殊动产交易而言，机动车只要满足权利转移合意及交付的构成要件，即产生所有权变动的法律效果，登记仅具有对抗效力。就本案而言，涉案车辆虽然登记在梅润名下，但实际由付江**订立车辆买卖合同、收取购车款、交付涉案车辆，而梅润既未签订合同，也未收取购车款项，梅润提供身份证、照片等资料系协助付江**办理车辆过户手续，梅润与付江**之间亦不成立委托合同关系，因此，刘日以涉案车辆登记在梅润名下为由主张梅润系车辆出卖人进而诉请梅润承担法律责任，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2.付江**系中介方而非出卖人。结合案件的事实以及付江**提供的其与王权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付江**参与了车辆买卖协商过程并且通过微信与王权联系，随后又指定财务人员代签二手车买卖中介合同，接收定金、购车款后又转付给王权，代为办理车辆按揭贷款手续，代为办理车辆登记过户手续，代为交付车辆，并收取了中介费。涉案二手车买卖合同约定的车辆成交价格为23万元，付江**支付王权22.5万元，王权并未提出异议，差额0.5万元应当认定为王权支付付江**的报酬。上述事实表明付江**履行了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等居间合同主要义务以及附随义务，刘日与付江**之间符合居间合同的法律特征，并不符合买卖合同的法律特征。刘日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车辆里程数系付江**所篡改或者付江**明知涉案车辆里程数篡改的事实而未告知刘日，因此，该院不能认定付江**作为居间方存在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刘日的事实，刘日主张撤销双方之间的合同并诉请付江**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3.佰车通公司并非车辆出卖人。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佰车通公司于2018年9月18日注销，涉案的《宁波市二手车买卖中介合同》于2018年12月13日签订，刘日根据付江**的指示汇入佰车通公司银行账号52780元，但随后付江**的财务人员夏群策又将该笔款项汇入自己银行账号，表明佰车通公司注销后该公司名下银行账号实际由付江**控制使用，因此，刘日以佰车通公司系车辆出卖人，该公司已经注销为由诉请该公司股东韩兵海、江俭平承担法律责任，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梅润、付江**、韩兵海、江俭平并非涉案车辆的出卖人，刘日以梅润、付江**、韩兵海、江俭平存在销售欺诈行为为由主张撤销涉案的二手车买卖合同并诉请梅润、付江**、韩兵海、江俭平承担退一赔三等民事责任，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第三人王权经该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二百四十条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10日作出判决如下：驳回刘日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646元，减半收取计6823元，由刘日负担。 各方二审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认定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车辆所有人是谁；二、付江**及韩兵海、江俭平在本案中的身份问题；三、关于合同撤销及各项赔偿问题。 关于争议焦点一，梅润为涉案车辆的登记人，涉案《宁波市二手车买卖中介合同》亦是以梅润的名义签订，梅润提供身份证、照片等资料协助付江**办理车辆过户手续，因此，梅润应为涉案车辆的所有人。退一步讲，即使如梅润一审所称，其仅为名义登记人，但梅润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亦从事二手车辆买卖，对于车辆登记在其个人名下的法律后果理应知晓，但在此情况下梅润依然同意挂靠，表明其愿意承担车辆挂靠后果。 关于争议焦点二，一、付江**并非车辆登记车主，亦非合同相对方，付江**在涉案车辆买卖过程中参与协商、指定财务人员代签二手车买卖中介合同、接收款项转付他人等行为属于履行中介服务。至于刘日所称的“录音证据18分40秒”中付江**表示“……毕竟这车是我卖给你的，我肯定有责任”，该表述并不能认定为系付江**自认为出卖人的意思表示。二、佰车通公司已于2018年9月18日注销，刘日虽然在2018年12月21日按照付江**的指示将52780元汇入佰车通公司银行账号，但随后即被付江**的财务人员夏群策汇入自己银行账号，刘日以部分款项通过佰车通公司银行账户过账即认为出卖人为佰车通公司与事实不符，亦与其前述认为付江**为出卖人相悖。因此，刘日称佰车通公司为车辆出卖人，并以该公司已注销为由而要求该公司股东韩兵海、江俭平承担法律责任，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三，一、关于合同撤销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撤销。可见，合同的撤销以合同相对人构成欺诈为要件。民法上的欺诈，应为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案涉车辆表征里程数虽然与实际里程数不符，但现有证据尚不能证明里程篡改发生在梅润购买车辆之后或梅润对于篡改里程知情，故意告知里程虚假情况，故梅润行为尚不能认定为欺诈。同时，刘日所购车辆为二手车，案涉车辆里程数虽与合同载明不符，但该情节并不会影响合同目的之实现，且双方对此亦无特别约定，因此，刘日以欺诈为由主张撤销案涉《二手车买卖中介合同》，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赔偿问题。第一，刘日为购买案涉车辆申请银行按揭贷款而支付的车辆按揭手续费，属于刘日为购买车辆的必要支出；车辆首付款属于车辆价款中的组成部分，在合同不予解除的情况下，该费用不予支持；刘日主张的购车款利息，亦不予支持；本案公证费并非必需产生之费用，故对刘日主张的该费用，本院不予支持。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的三倍。梅润虽系二手车交易的经营者，但如前所述，现有证据尚不能认定梅润出卖车辆行为构成欺诈。故对于刘日诉请三倍赔偿购车款，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刘日上诉称适用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问题，该条款亦指向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适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时，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鉴于刘日在本次民事交易中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为维护其合法权益也支出了相应的诉讼费用，综合本案具体情节，本院酌情确定梅润赔偿刘日经济损失60000元。第三，付江**作为中介方，履职未尽职，提供车辆存在瑕疵，所收取的2000元中介费用应予退还。 综上所述，刘日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9）浙0205民初4714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梅润赔偿上诉人刘日经济损失60000元； 三、被上诉人付江**退还上诉人刘日中介费2000元； 上述第二、三项款项的交付，于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四、驳回上诉人刘日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3646元，减半收取6823元，由被上诉人付江**承担25元，由被上诉人梅润承担650元，由上诉人刘日承担614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646元，由被上诉人梅润承担1300元，由被上诉人付江**承担50元，由上诉人刘日承担1229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杜海平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三日 书记员  董佳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