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凤冈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27民初3867号原告：文芳芳，女，1981年3月2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凤冈县人，住贵阳市小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廷玺，贵州顺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杨立，贵州顺世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郑杰，男，1978年11月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凤冈县人，住遵义市汇川区。被告：安高，男，1975年9月1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凤冈县人，住凤冈县。被告：黄彦，男，1975年7月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凤冈县人，住凤冈县。第三人：安云良，男，1981年7月22日出生，土家族，贵州省凤冈县人，住凤冈县。原告文芳芳与被告郑杰、安高、黄彦及第三人安云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2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文芳芳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廷玺、陈杨立，被告黄彦、第三人安云良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郑杰、安高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文芳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郑杰、安高、黄彦共同偿还原告借款人民币202,500元及利息（以借款本金202,500元为基数，从2018年8月11日起按全国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利息，计付至还清全部借款时止）；二、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郑杰、安高、黄彦承担。事实与理由：三被告与第三人系“贵州土牛”经营合伙人，各自享有该合伙事务25%的合伙份额。2015年年初，“贵州土牛”全体股东因合伙经营“贵州土牛”需资金周转，便商议向原告借款。自2015年3月起至2015年5月25日止，在原告处借款共计100,000元，并向原告出具了借条。2016年3月至8月期间，又相继在原告处借款共计190,000元。2017年6月15日，“贵州土牛”财务安林丽偿还了18,000元，第三人安云良偿还现金2,000元后，就余下的170,000元由三被告与第三人共同向原告出具了借条。对上述借款，“贵州土牛”的财务人员均向原告出具了收据。对两次结算的借款，被告郑杰都以个人名义进行承诺。但约定还款期限届满后，至今未偿还。鉴于安云良已就自己应承担的部分与原告达成和解协议，现就其余四分之三部分向三被告主张权利。为此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恳请法院支持原告的如前诉求。被告黄彦辩称：1、原告所说借款270,000元的事实不成立，我没有收到任何款项。2015年3月至5月25日期间，我还没有加入“贵州土牛”。“贵州土牛”是郑杰、安高、安云良在2014年组建，我是2015年8月份进入“贵州土牛”。虽然借款100,000元的借条上的字是我签的，但100,000元借款与我无关；2、2017年8月23日出具170,000元的借条上，我没有签字。我实际退伙是2017年3月，是在2017年5月8日签订的退伙协议,故170,000元的借款也与我无关。第三人安云良辩称：我是2015年2月进入“贵州土牛”，最初是郑杰、安高大约在2014年9月组建。由于我是原告的妹夫，当时“贵州土牛”需要发展，原告就从2015年起不断向“贵州土牛”出借款项。向原告借款270,000元的事实，我没有异议，原告是通过转账或现金的方式出借给我们的。被告郑杰、安高，经本院传票传唤，均未到庭应诉，也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及其他证据材料。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当庭举证、质证。对双方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确认如下：一、原告文芳芳所举证据：（一）1、《借条》一张：用于证明被告郑杰、安高、黄彦及第三人安云良于2015年5月25日向文芳芳借款100000元的事实；2、《收据》一张：用于证明原遵义县龙坑镇安氏土牛馆于2015年5月25日收到文芳芳出借人民币100000元的事实；3、文芳芳取款9900元记录一张、沈某取款40000元记录一张，文芳芳（2015年5月22日向郑杰转款5000元、2015年5月23日向郑杰转款25000元）转账记录二张，证人沈某出庭证言等：用于证明文芳芳出借100000元的资金来源及方式的事实。经本院审核上述证据后认为，《借条》与《收据》之间，可以相互印证，符合证据“三性”，本院予以确认。第3组证据可以证明原告部分出借款项的来源及方式，但达不到原告的全部证明目的。对于原告向郑杰转款30000元的转账记录，本院予以确认。（二）1、《借条》一张：用于证明郑杰、安云良、安高三人于2017年8月13日向文芳芳借款170,000元，用于“贵州土牛”经营的事实；2、《收据》四张、银行流水五张，用于证明原遵义县龙坑镇安氏土牛馆收到文芳芳借款共计190,000元[其中、⑴于2016年3月26日收到文芳芳的借款20,000元；⑵于2016年4月1日收到文芳芳的借款80,000元（2016年4月1日在银行取现金40,000元、2016年4月5日在银行取现金30,000元、2016年4月20日在银行取现金10,000元）；⑶于2016年5月27日收到文芳芳现金30,000元（2016年5月27日在银行取现金15,000元，另外15,000元是原告备用现金）；⑷于2016年8月25日收到文芳芳现金60,000元（文芳芳于2016年8月25日通过银行转账给第三人安云良）]，以及“贵州土牛”财务人员安林丽通过转账方式，向文芳芳偿还借款18,000元的事实。经本院审核上述证据后认为，《借条》与《收据》之间可以相互印证，符合证据“三性”，本院予以确认。文芳芳的银行流水记录，可以证明原告部分出借款项的资金来源及方式,以及文芳芳向安云良转款60,000元，“贵州土牛”财务人员安林丽通过转账方式，向文芳芳偿还借款18,000元的事实，但达不到原告的全部证明目的。（三）聊天记录截图两张：用于证明原告主张“贵州土牛”现尚欠其270,000元，以及该款项郑杰收到，郑杰也愿意承担偿还责任的事实。经本院审核后认为，该组证据可以佐证原告与被告郑杰之间的聊天记录情况，但该组证据达不到原告的全部证明目的。二、被告黄彦所举证据：《分伙协议》：用于证明黄彦与郑杰、安云良、安高协商后，2015年全体合伙人达成的口头合伙协议失效，黄彦于2017年5月8日退出“贵州土牛”合伙经营的事实。经本院审核后，对黄彦于2017年5月8日已退伙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至2017年5月8日期间，郑杰、安高、黄彦、安云良等四人在合伙经营“贵州土牛”餐馆期间，因经营所需资金周转，经安云良与文芳芳协商后，文芳芳向安云良、郑杰共计出借人民币100,000元。对上述借款100,000元，郑杰、安高、黄彦、安云良等四人于2015年5月25日共同签字向文芳芳出具了《借条》一张。该《借条》载明：“今借到文芳芳人民币现金壹拾万元整（￥100,000元）”。同日，以原“遵义县龙坑镇安氏土牛馆”之名，其出纳文艳向文芳芳出具了《收据》一张。该《收据》载明：“今收到文芳芳借给贵州土牛款项（收款方式：转款），金额：壹拾万元。”2017年8月23日，郑杰作为担保人在前述《借条》上注明：“此借款由郑杰承诺于2018年7月30日前归还。同时，郑杰承担偿还无限责任。”2016年3月26日至2016年5月17日期间，文芳芳通过转账或现金方式，向安云良共计出借人民币190,000元（其中，以原“遵义县龙坑镇安氏土牛馆”之名，其出纳万素英分别于：①2016年3月26日向文芳芳出具了《收据》一张。该《收据》载明：“今收到文芳芳交来借入竹梦系统，金额：贰万元，￥20,000元。”②2016年4月1日向文芳芳出具了《收据》一张。该《收据》载明：“今收到文芳芳交来借入竹梦系统，金额：捌万元，￥80,000元。”③2016年5月27日向文芳芳出具了《收据》一张。该《收据》载明：“今收到文芳芳交来投资款（打入1660账户上），金额：叁万元，￥30,000元。”④2016年8月25日向文芳芳出具了《收据》一张。该《收据》载明：“今收到文芳芳交来借入款项，金额：陆万元，￥60,000元。”）在合伙经营期间，郑杰、安高、安云良等三人与黄彦协商后，于2017年5月8日双方签订了《分伙协议》。黄彦退伙，由郑杰、安高、安云良等三人继续经营“贵州土牛”餐馆。文芳芳出借了上述款项后，文芳芳于2017年6月15日收到了“贵州土牛”财务人员安林丽通过转账偿还的借款18,000元；此外，安云良也偿还了文芳芳借款现金2,000元，文芳芳共计收到偿还的借款20,000元。之后，郑杰、安高、安云良等三人于2017年8月23日向文芳芳出具了《借条》一张。该《借条》载明：“今借到文芳芳人民币壹拾柒万（170,000.00）元整，用于贵州土牛经营。”同日，郑杰作为担保人在该《借条》上注明：“属实。郑杰自愿承担无限责任担保，于2018年8月30日前归还。”另查明，原“遵义县龙坑镇安氏土牛馆”，系郑杰、安高、安云良、黄彦合伙经营“贵州土牛”餐馆期间，以安云良为经营者于2015年6月16日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之一，现已注销登记。在安云良与文芳芳通过协商达成了在涉案借款270,000元中，由安云良负责偿还67,500元的和解协议后，文芳芳向法院提出了如前所诉。本院认为，该案系民间借贷纠纷。郑杰、安高、黄彦、安云良等四人在经营“贵州土牛”期间系合伙关系。郑杰、安高、黄彦、安云良等四人向文芳芳出具的《借条》具有合同的性质，从文芳芳所举的《借条》、《收据》、部分银行转账记录、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可以证明文芳芳履行了出借款项的义务，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成立并生效。合同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双方应按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依据双方庭审中的陈述及抗辩意见，本案争执焦点主要有以下几点：一、黄彦是否应当与郑杰、安高、安云良等三人共同偿还借款270,000元的问题。经过庭审查明的事实,郑杰、安高、黄彦、安云良等四人于2015年5月25日共同签字向文芳芳出具了《借条》。该《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为100,000元，同时，原告举出的以原“遵义县龙坑镇安氏土牛馆”之名，由其出纳文艳出具的收到100,000元款项的《收据》一张，可以证明文芳芳履行了出借人民币100,000元的义务。文芳芳在2015年5月22日向郑杰转款5,000元、2015年5月23日向郑杰转款25,000元的转账记录，可以证明部分款项是在黄彦作为合伙人之一期间的借款。即便100,000元的借款是黄彦入伙前郑杰、安高、安云良等三人的借款，但在黄彦入伙后，黄彦作为合伙人，在借款100,000元的《借条》上作为共同借款人签字，也是对前期合伙债务自愿承担共同偿还义务的认可。因此，对黄彦辩称，其没有收到借款100,000元，不应承担偿还该笔借款的抗辩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纳。郑杰、安高、黄彦、安云良等四人在合伙经营“贵州土牛”餐馆期间，以原“遵义县龙坑镇安氏土牛馆”之名，由其出纳万素英向文芳芳出具了共计190,000元的《收据》四张，可以证明文芳芳履行了出借人民币190,000元的义务。黄彦于2017年5月8日退伙，文芳芳于2017年6月15日收到偿还的借款20,000元后，对于尚欠的合伙债务170,000元（190,000元-20,000元），由郑杰、安高、安云良等三人于2017年8月23日向文芳芳出具了《借条》。该《借条》上黄彦没有作为共同借款人签字，是郑杰、安高、安云良等三人放弃合伙债务由黄彦共同偿还的意思表示，也是文芳芳作为债权人认可尚欠的借款170,000元由郑杰、安高、安云良等三人负责偿还的约定，是文芳芳对其民事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因此，文芳芳以及郑杰、安高、安云良等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故对黄彦辩称，对借款170,000元不承担共同偿还的抗辩意见，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纳。虽然上述款项均是以原“遵义县龙坑镇安氏土牛馆”之名，并由其出纳文艳、万素英等人出具的《收据》，并注明了款项不同性质的用途（如：交来借入竹梦系统、交来投资款、借入款项等注明）。但是，原合伙人郑杰、安高、黄彦、安云良等人签字出具《借条》的行为，是原合伙人郑杰、安高、黄彦、安云良等四人向文芳芳借款金额的确认。综上，对于郑杰、安高、黄彦、安云良等四人向文芳芳的借款100,000元，如合伙人无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合伙人应平均分摊债务，并互负连带清偿责任。即郑杰、安高、黄彦、安云良等四人，每人偿还借款25,000元（100,000元÷4），并互负连带清偿责任。此外，对于合伙借款170,000元，是在黄彦退伙后，且由郑杰、安高、安云良等三人向文芳芳出具了《借条》。因此，对于合伙借款170,000元,如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无明确约定，也应由出具《借条》的郑杰、安高、安云良等三个合伙人平均分摊，并互负连带清偿责任。即由郑杰、安高、安云良等三人，每人负责偿还借款56,666.67元（170,000元÷3）,并互负连带清偿责任。至于郑杰、安高、黄彦、安云良等四人合伙期间涉案的共同债务，对于安云良、郑杰收到（现金及转账方式）的涉案借款，是否用于合伙经营，以及涉案合伙债务最终如何分摊、由谁负责的问题，属于合伙纠纷，不属本案的审理范围，故在本案中本院依法不予审理。二、文芳芳与安云良和解协议的问题。由于文芳芳与第三人安云良认为，郑杰、安高、黄彦、安云良等四人，应对尚欠的270,000元的合伙借款承担共同偿还的前提下,达成了由第三人安云良只负责偿还借款67,500元（270,000元÷4）的和解协议后，向法院诉请判令郑杰、安高、黄彦共同偿还其余借款202,500元（270,000元-67,500元）等的主张。依据本院查明的事实，郑杰、安高、黄彦、安云良等四人，对合伙借款100,000元承担共同偿还的责任，而郑杰、安高、安云良等三人，对剩余的合伙借款170,000元承担共同偿还的责任。因此,文芳芳与第三人安云良达成的和解协议存在瑕疵。如果第三人安云良在合伙借款100,000元中，四人平均分摊的份额，为每人偿还借款25,000元，那么第三人安云良在与郑杰、安高等人的合伙借款170,000元中，三人平均分摊的份额，为每人偿还借款56,666.67元（170,000元÷3），第三人安云良共计分摊的份额，就应为偿还借款81,666.67元（25,000元+56,666.67元），而不是只偿还借款67,500元（270,000元÷4）。因此，如按文芳芳与第三人安云良只负责偿还借款67,500元的和解协议来计算，第三人安云良在合伙借款170,000元中，实际只分摊了42,500元（67,500元-25,000元）。第三人安云良还应分摊偿还的借款14,166.67元（56,666.67元-42,500元）的份额，就未包含在其和解协议内。因此，第三人安云良与文芳芳之间的和解协议的部分内容，加重了合伙人郑杰、安高等二人对合伙借款127,500元（170,000元-42,500元）债务的负担，损害了其他合伙人的合法权益，不符合法律规定，故该部分约定无效。综上，第三人安云良除应按其与文芳芳达成的和解协议自动履行还款67,500元的义务外，还应对郑杰、安高、安云良等三人的合伙借款127,500元与郑杰、安高承担共同偿还的义务，并互负连带清偿责任。三、文芳芳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以支持的问题。经庭审查明的事实，虽然文芳芳出借的款项共计290,000元，是以原“遵义县龙坑镇安氏土牛馆”之名，由其出纳文艳、万素英等人出具的《收据》，但后来郑杰、安高、黄彦、安云良等四人出具了《借条》，以及郑杰、安高、安云良等三人向文芳芳出具了《借条》。这是郑杰、安高、黄彦、安云良等四人对合伙债务的确认，依法应由合伙人按约定承担偿还借款的义务，并互负连带清偿责任。因此，对文芳芳诉请由郑杰、安高、黄彦共同偿还原告借款人民币202,500元及利息（以借款本金202,500元为基数，从2018年8月11日起按全国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利息，计付至还清全部借款时止）的主张，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一致，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此外，由于双方在二张《借条》中，均没有约定支付利息以及利率的计算标准，庭审中文芳芳也未提供其诉称的双方口头约定支付利息或按口头约定已支付利息的相关证据。对此,文芳芳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被告郑杰、安高经本院传票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是对自己诉讼权利的放弃，将承担由此带来的不利后果。综上，对于郑杰、安高、黄彦、安云良等四人在合伙经营“贵州土牛”餐馆期间的剩余借款202,500元[（100,000元+170,000元）-67,500元]的偿还责任，本院依法确认如下：对于合伙借款75,000元（100,000元-25,000元）,由合伙人郑杰、安高、黄彦共同偿还，并互负连带清偿责任；对于合伙借款127,500元（170,000元-42,500元），由合伙人郑杰、安高、安云良共同偿还，并互负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百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条、第九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八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郑杰、安高、黄彦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共同偿还文芳芳人民币75,000元，并互负连带清偿责任；二、限郑杰、安高、安云良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共同偿还文芳芳人民币127,500元，并互负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文芳芳其余诉讼请求。如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38元，减半收取2,169元，由郑杰、安高、黄彦及安云良共同负担，并互负连带责任。该款文芳芳已预交，郑杰、安高、黄彦及安云良在兑现本案时一并支付给文芳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本判决生效后，权利人可在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内向本院或与本院同级的被执行人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审判员  黄万铁二〇二一年一月五日法官助理何凤仪书记员刘志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