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110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怡乡春竹餐饮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表人：孙玉龙，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志峰，北京市炜衡(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丁金霞，女，1973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巢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为健，上海市华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孙玉龙，男，1988年3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辽宁省盘锦市。原审第三人：上海深海八百米长寿餐饮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诉讼代表人：上海深海八百米长寿餐饮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上海九威清算事务有限公司。负责人：黄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之超。上诉人上海怡乡春竹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乡春竹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丁金霞、原审被告孙玉龙、原审第三人上海深海八百米长寿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海八百米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3民初209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怡乡春竹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3民初20906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丁金霞的原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由丁金霞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1．对“怡乡康龙报单群”的内容认定错误。首先，一审判决没有查明“怡乡康龙报单群”中“原告员工和相对方人员的身份，丁金霞与报单群中的人员频繁进行交易，却向法庭表示无法确认这些人员的真实身份，显然不符合正常的生活经验法则。其次，“怡乡康龙报单群”中涉及的收货地点分别有“宝山”、“杨浦”“苏州”“石湖”“乐园”、“昆山”“杭州”“无锡”“江阴”等地，除怡乡春竹公司的经营地点在宝山外，其他地名均与怡乡春竹公司没有任何联系。最后，车牌尾号7788的机动车与怡乡春竹公司名下登记的LQ7788的机动车尾号虽然一样，但是不等于就是同一辆机动车，怡乡春竹公司对此并不认可，即便是一辆车也只能证明车牌7788的机动车在6月25日取货金响螺5只。不能证明“怡乡康龙报单群”中发生的所有交易均与怡乡春竹公司有关。2．关于2017年4月30日至2017年7月31日记账单内容的认定错误。记账单上记载的地名除宝山外均与怡乡春竹公司无关，且诸多地名下的项目没有怡乡春竹公司的人员签字，尽管梅林、王力楠确系怡乡春竹公司员工，但不能将二人的取货行为孤立地视为怡乡春竹公司的购买行为，二人取货的金额为33，994元，仅占丁金霞主张货款金额的2.8％，因此仅凭梅林、王力楠比例极小的取货金额就认定除此之外的交易也系怡乡春竹公司所为，缺乏说服力。3．一审判决对“怡乡春竹对账”聊天记录内容的认定错误。首先，微信号为“huihyu123”的对账人员与怡乡春竹公司无关，丁金霞没有证据证明该对账人员系怡乡春竹公司指派或者委托的人员，一审法院未查明该对账人员的身份及所代表的公司。经怡乡春竹公司查询，该微信号根本就不存在，更进一步说明该对账记录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存在严重问题。其次，在该聊天记录中微信号为“huihyu123”的对账人员并未确认其系代表怡乡春竹公司与丁金霞对账，也没有表明其代表的是哪家公司，唯一能够证明的是曾用孙玉龙卡支付过丁金霞货款。而事实上，孙玉龙系多家独立法人单位的股东和高管，使用孙玉龙卡的付款行为并不能推定出孙玉龙代表怡乡春竹公司向丁金霞付款这一结论。最后，尽管在该对账聊天记录中记载了付款的日期、金额、欠款金额等内容，但是上述对账人员的对账行为是代理孙玉龙个人，还是对账人员代理所在的单位进行对账，丁金霞并未说明，一审也未予以查明。4．孙玉龙的银行卡在一年内向丁金霞支付款项近500万元，说明丁金霞与某一交易主体之间长期存在巨额的交易量。怡乡春竹公司作为一家普通酒店，不可能在一年内就单一品种发生如此高额的采购量。二、一审关于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尽管孙玉龙是怡乡春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孙玉龙毕竟是一个独立的法律主体，而且身兼多家独立法人的股东和高管，一审法院苛求怡乡春竹公司承担举证责任来证明孙玉龙转账行为与怡乡春竹公司无关，显然违背了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实属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同理，微信报单聊天记录、对账单、微信对账聊天记录中的有关主体和内容均不能证明货物的采购、金额的对账等行为系怡乡春竹公司所为，一审法院要求怡乡春竹公司举证证明报单人和对账人的行为与己无关，显然在不当加重怡乡春竹公司的举证负担。丁金霞在原审及重审程序中均坚持其与孙玉龙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突破丁金霞的诉请基础直接认定买卖合同关系主体存在错误。三、一审判决回避重要问题和事实，孙玉龙是多家单位的股东和高管，任职不具有唯一性，仅凭孙玉龙任怡乡春竹公司法定代表人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其向丁金霞的付款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怡乡春竹公司承担。丁金霞辩称，不同意怡乡春竹公司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一、丁金霞与怡乡春竹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1．怡乡春竹公司否认与丁金霞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却又承认具体的经办人梅林、王力楠是其公司的员工，二人在记账单上的签名怡乡春竹公司在审理中也多次确认。2．梅林、王亚楠取货前经过“怡乡康龙报单群”微信预定，事后又经过“怡乡春竹对账群”对取货的数量及价格予以确认。记账单、报单群、对账群之间都可以相互印证，并且双方之前交易的货款均由孙玉龙支付，因此丁金霞提供的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可见怡乡春竹公司称其不知晓报单群与对账群的陈述不实。3．公安交通系统提供证据证明LQ7788车辆系怡乡春竹公司所有，“怡乡康龙报单群”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6月25日及7月2日怡乡春竹公司发送的预定信息都确认由7788号车在停车场取货，6月26日编号是49566的记账单和7月3日编号是49596的记账单上面都有王力楠签名，购货内容与报单群一致，对账群又对该笔货款予以确认。4．丁金霞并不负责送货，全部货物均是由怡乡春竹公司派人至丁金霞店面取货，至于报单群中所称的地名是否涉及怡乡春竹公司内部店面之间关于货物分配的事宜，与丁金霞无关。双方交易期间，货物往来量一直较大，并无不合理的情况。综上所述，上述证据可以证明整个买卖合同关系的完整过程。二、丁金霞已经充分举证，怡乡春竹公司若要否认丁金霞的主张也应该提交相应证据证明。怡乡春竹公司一味地否认丁金霞的主张，却不提供丝毫的证据加以证明，故对其主张不应采信。一审法院对于本案举证责任的分配并无不当。三、孙玉龙是怡乡春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玉龙兼任其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高管并不能否定其代表怡乡春竹公司进行法律行为的效力。怡乡春竹公司主张孙玉龙支付货款的行为并非是代怡乡春竹公司进行，应该举证证明其所代表的主体。本案经历多次庭审，怡乡春竹公司始终不能对此加以说明，故对于怡乡春竹公司提出的孙玉龙的款项支付行为不能代表怡乡春竹公司的主张，不应得到采信。孙玉龙未到庭发表意见。深海八百米公司述称，本案诉请及所涉买卖合同的事实均与深海八百米公司无关，希望法庭能够维护深海八百米公司的合法权益。丁金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孙玉龙、怡乡春竹共同支付丁金霞货款1，195，443元及前述款项自2017年8月29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微信群“怡乡康龙报单群”的聊天记录，聊天双方分别为丁金霞员工和相对方人员，在微信报单记录中，相对方人员发送的信息中记载了“宝山”、“杨浦”、“苏州”、“石湖”、“乐园”、“昆山”、“杭州”、“江阴”等对应每日所需海鲜的名称、数量等，并记载了提货的司机、联系电话、车辆车牌及停车位置时间等信息，其中“6月25日晚上21：12宝山加货金响螺5只明天10点拿货p2停车场车牌7788”。审理中，丁金霞和怡乡春竹公司确认怡乡春竹公司名下登记有牌号为LQ7788的江铃全顺牌小型普通客车。二、2017年4月30日至2017年7月31日丁金霞的记账单，每页均记载了海鲜名称、单位、数量、单价、总额等，客户名称处标记为“宝山”、“杨浦”、“苏州”、“石湖”、“乐园”、“昆山”、“杭州”、“江阴”等，记账单上签有“梅林”、“李士贵”、“王力楠”等不同收货人的姓名、姓。前述期间内的记账单记载的海鲜货款总金额合计为1，198，930元。审理中，丁金霞和怡乡春竹公司确认2017年4月30日至2017年7月31日期间王力楠签署的记账单金额合计为5，858元，梅林签署的记账单金额合计为28，136元。三、微信群“怡乡春竹对账”的聊天记录，其中一方为丁金霞员工，另一方微信号为“huihyu123”。在微信对账记录中，对方于2017年7月22日发送一份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给丁金霞员工，该份回单中载明付款方为孙玉龙、收款方为丁金霞、金额为106，715元、交易用途为货款。在发送该份回单后，对方表示“货款支付到2017年4月29日，请核实，谢谢”，丁金霞员工回复“对的，谢谢”，对方表示“你好，截止7月31日我们公司还欠货款金额1，195，443元，核实后请回复，谢谢”，丁金霞员工回复“OK”，对方表示“你好，账有没有核实好？对不对”，丁金霞员工回复“对的”。对方表示“好的，谢谢，我以后会在每月初和你们对好截止上个月底我们公司还欠的总账。”。在微信对账记录中，对方向丁金霞员工发送了若干份表格，该些表格中详细记载了“购康龙海产雪蚌等货物”的具体日期及对应金额，并记载了怡乡春竹公司向丁金霞付款的具体日期和对应金额，其中记载“1.18孙玉龙卡支付丁金霞康龙海产货款XXXXXXX，000.00”“2.17孙玉龙卡支付丁金霞康龙海产货款XXXXXXX，000.00”。在微信对账记录中，对方表示“2016年年底我们还欠的总货款”“2017年1-6月我们支付了220万元对不对”，丁金霞员工回复“726，261”“总共汇了220万元”，对方表示“我们这边2016年年底记录的是726，255”，丁金霞员工回复“差几块钱没关系的”“重要的是今年的你再加加看”。四、孙玉龙于2016年7月25日向丁金霞转账693，658元、于2016年9月30日转账150，000元、于2016年10月21日转账400，000元、于2016年10月28日转账100，000元、于2016年11月24日转账500，000元、于2016年12月12日转账300，000元、于2016年12月26日转账400，000元、于2017年1月18日转账800，000元、于2017年2月17日转账500，000元、于2017年3月22日转账500，000元、于2017年6月6日转账400，000元、于2017年7月22日转账106，715元。当事人举证、对方质证及一审法院对证据的审核认定如下：1．丁金霞提交了微信群“怡乡康龙报单群”聊天记录截屏(采购单)20页；对账后经怡乡春竹公司财务确认欠款金额的微信群“怡乡春竹对账”聊天记录截屏11页；丁金霞尾号8417的农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及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前述三组证据互相印证，拟证明丁金霞与怡乡春竹公司存在较久的海鲜买卖关系，怡乡春竹公司结欠丁金霞海鲜货款1，195，443元的事实，丁金霞与怡乡春竹公司海鲜交易主要是通过微信联系，存在两个微信群，一个是对账群，一个是报单群，流程大概是怡乡春竹公司每天提前一天向丁金霞通过报单群报告需要购买的品种、数量及提货车辆，让丁金霞备货，且报单群所涉及的内容与对账群所涉及的内容互相印证一致；孙玉龙确认至2017年7月31日拖欠丁金霞海鲜货款1，195，443元，同时确认货款已支付到2017年4月29日(附支付凭证)，对账细目及付款数额与丁金霞提供的对账单，怡乡春竹公司微信订货单截屏互相印证一致；丁金霞与怡乡春竹公司以往买卖交易的货款均由孙玉龙个人名下账户支付，2017年7月22日孙玉龙个人名下账户最后一次付款106，715元，用途载明为货款。怡乡春竹公司仅对前述三组证据中的农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及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丁金霞没有提供完整的微信聊天记录，无法确认该组证据是否完整反映了聊天的内容；怡乡春竹公司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没有丁金霞的微信，也从来没有安排任何人员与丁金霞采购海鲜、进行对账，且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无法判断对账人员的身份、公司名称、交易内容、付款主体等，从聊天内容来看无法判断沟通及对账人员与怡乡春竹公司有关联；该微信聊天群名虽是“怡乡春竹对账”，但群名是可以任意设置的，且聊天内容根本无法体现出与怡乡春竹公司有关，以“怡乡春竹”为单位字号的企业多达71家，不能因为群名有“怡乡春竹”就推定怡乡春竹公司与本案有关；在聊天记录中多次出现了江阴、乐园、无锡一、无锡二、石湖、昆山、杭州等地名，说明丁金霞的送货区域至少覆盖上述地点，而怡乡春竹公司的经营地点仅在上海宝山，从未在上述地点设立经营场所或者分公司，所以前述地点发生的交易与怡乡春竹公司无关；银行交易明细等仅能证明某一个人或者某一家单位通过孙玉龙的银行卡向丁金霞转账的事实，但无法证明该转账行为与怡乡春竹公司有关，孙玉龙是一个独立的自然人，其虽是怡乡春竹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同时还兼任其他单位的股东和高管，其个人银行卡向丁金霞转账的行为无法判断是其个人行为还是单位行为，即便是单位行为，也不能明确是哪家单位的行为。深海八百米公司对前述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且认为与深海八百米公司无关。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怡乡春竹公司、深海八百米公司对前述证据中的两个微信群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前述两组微信群聊天记录内容结合孙玉龙的付款记录，三者可以互相印证，由此可见微信群的聊天内容的真实性，其证明力应予确认，内容已在事实查明部分作具体叙述，此处不展开；而前述三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将在后文中结合其他证据及事实进行综合审查判断。2．丁金霞提交了宝山区社保中心查询单及对应怡乡春竹公司采购人员签名的记账单15页，梅林是怡乡春竹公司的工作人员，其到丁金霞处采购并签名，其签署记账单的日期和报单群中宝山店报单的信息相吻合，至丁金霞处采购的人员系受孙玉龙委派，且货款由孙玉龙支付；微信对账群，微信报单群的截屏内容和丁金霞提供的记账单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双方存在海鲜买卖关系，亦可证明两怡乡春竹公司财产、人员混同。怡乡春竹公司对前述证据中社保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有梅林签字的记账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记账单并不能证明梅林是代表怡乡春竹公司或孙玉龙与丁金霞建立买卖关系，怡乡春竹公司仅是怡乡春竹餐饮品牌下面的一家经营场所，其采购均是通过集中统一的采购平台对外进行采购，由集中统一采购平台与终端供货商对接，丁金霞是供货商之一，双方就供货的品种、数量、价款等达成一致后，由集中统一采购平台通知具体的需货单位(包括本案怡乡春竹公司)到指定地点收取货物，之后再由集中采购平台公司与供货商(包括丁金霞)进行结算，与实际的需货单位无关；梅林之所以在记账单上签字，就是根据上面的模式，到丁金霞处提货，但实际怡乡春竹公司与丁金霞之间是没有买卖关系的，丁金霞是根据案外人的某某向怡乡春竹公司供货；经怡乡春竹公司统计，从丁金霞提供的2016年7月25日至2017年7月22日的银行流水来看，孙玉龙的银行卡总共向丁金霞转款高达455万余元，怡乡春竹公司一家店是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进货量的，也进一步证明孙玉龙的付款行为和怡乡春竹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深海八百米公司对前述证据中社保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均不予确认，并认为前述证据均与深海八百米公司无关。一审法院认为，鉴于怡乡春竹公司及深海八百米公司对社保证明真实性没有异议，并确认了梅林是怡乡春竹公司员工及其签署的记账单的真实性，故前述证据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至于丁金霞与怡乡春竹公司持有争议的待证内容将在后文作具体论述，此处不再展开。3．丁金霞提交了机动车信息查询单及对应的微信群“怡乡康龙报单群”截屏、记账单，牌号沪LQXX**是怡乡春竹公司名下的车辆，该车辆在报单群里已经披露且同日有怡乡春竹公司财务人员王力楠签名对应的记账单；至丁金霞处采购的车辆、人员均系受怡乡春竹公司委派；微信对账群、微信报单群的截屏内容和丁金霞提供的记账单、车辆信息、孙玉龙的付款记录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双方存在海鲜买卖关系，亦可证明两怡乡春竹公司财产、人员混同。怡乡春竹公司对前述证据中机动车信息查询单和王力楠签字的记账单真实性无异议，牌号沪LQXX**的车辆虽确实登记在怡乡春竹公司名下，但并不能证明怡乡春竹公司与丁金霞存在买卖关系，具体理由同前述证据2的质证意见，且尾号为7788的车辆很多，故无法确定微信群聊天记录里的7788就是指怡乡春竹公司所有的牌号沪LQXX**的车辆。深海八百米公司对前述证据中机动车信息的真实性无异议，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均不予确认，并认为前述证据均与深海八百米公司无关。一审法院认为，鉴于前述证据的真实性怡乡春竹公司及深海八百米公司均不持异议，其真实性应予确认，关于待证内容的争议部分将在后文中结合其他证据及事实进行综合审查判断。4．怡乡春竹公司提交的公司员工花名册，拟证明怡乡春竹公司没有任何工作人员是丁金霞所陈述的微信对账群和微信报单群里的人员。丁金霞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但是怡乡春竹公司提交的花名册上有梅林，且审理中怡乡春竹公司认可梅林、王力楠是其员工，但怡乡春竹公司提交的花名册上却没有王力楠，故丁金霞对花名册真实性存疑；此外，怡乡春竹公司提供的花名册和丁金霞所举的部分证据能互相印证，可见丁金霞的证据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亦可以印证孙玉龙、怡乡春竹公司存在财产混同，人员混同。深海八百米公司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虽无法确认，但丁金霞提供的微信群聊天记录并不能证明是谁与丁金霞联系涉案买卖业务，故深海八百米公司认为怡乡春竹公司的前述证据还是可以证明其证明目的的。一审法院认为，鉴于丁金霞及深海八百米公司对前述证据真实性均表示无法确认，且前述证据系怡乡春竹公司单方制作，故一审法院对前述证据真实性不予确认，但怡乡春竹公司自认梅林、王力楠系其员工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5．怡乡春竹公司提交了深海八百米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孙玉龙是代表深海八百米公司向丁金霞付款。丁金霞对前述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深海八百米公司因欠房东房租及客户多笔款项而已关门，孙玉龙是深海八百米公司的股东及监事，有牵连关系下出具的说明缺乏真实性，如果有真实发生，需提供相对应的记账单或者该单位的记账凭证，但前述证据印证了孙玉龙控制着怡乡春竹公司、深海八百米公司等家族企业；据丁金霞了解深海八百米公司是自助餐形式的经营模式且消费不高，一般情况下不会采购昂贵的海鲜产品供应客户；怡乡春竹公司认可丁金霞是其终端供货商之一，并且也承认款项是孙玉龙向丁金霞支付的，怡乡春竹公司用法律上的事实否认了前述证据记载的内容。深海八百米公司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破产管理人接受指定后并未接收到深海八百米公司的公章，故对怡乡春竹公司提交的前述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深海八百米公司早在2017年就因拖欠房屋租金及其他诉讼案件而不再经营，深海八百米公司原经营场地是在普陀区长寿路，丁金霞与怡乡春竹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没有一个是深海八百米公司的地址，前述证据中所述的支付的货款或者说是买卖合同是与深海八百米公司有关均不具有合理性的，故前述证据与深海八百米公司无关。一审法院认为，鉴于前述证据出具单位深海八百米公司的破产管理人均无法确认前述证据的真实性，一审法院对前述证据不予采信。6．丁金霞补充提交了2017年4月30日至2017年7月31日丁金霞的记账单，拟证明怡乡春竹公司到丁金霞处购买海鲜产品，并在当日记账联上确认无误后签字，签字的内容、金额与微信中怡乡春竹公司财务对账金额相符；记账单上的签收经办人员，系两怡乡春竹公司的员工，“怡乡春竹对账”群内提交的1-4月的月报表上的金额是由记账单统计对账后得出的，1-4月份记账单上的签收人与4-7月份的签收人部分是一致的，部分因为调离故不一致。怡乡春竹公司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丁金霞与怡乡春竹公司之间没有建立任何买卖关系，怡乡春竹公司从未直接向丁金霞采购过任何海鲜，也没有持有过丁金霞提供的记账单，故怡乡春竹公司无法辨别前述记账单的真实性、合法性；鉴于前述记账单所体现的地名与相关的所谓签收人员的签字，不是怡乡春竹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故前述记账单与怡乡春竹公司没有关联性；丁金霞提及怡乡春竹公司安排财务人员与丁金霞进行对账是丁金霞的虚假陈述，怡乡春竹公司从未安排任何财务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与丁金霞进行任何对账，怡乡春竹公司并不认识丁金霞提供的微信群聊天记录中的对账人员。深海八百米公司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丁金霞与深海八百米公司没有任何合同关系，丁金霞补充提供的记账联上没有任何信息反映出与深海八百米公司有关，签字及客户名称也与深海八百米公司无关。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怡乡春竹公司及深海八百米公司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均不予认可，但鉴于其中由梅林、王力楠签署的记账单的真实性得到了怡乡春竹公司的确认，故一审法院认为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可予确认，而关于其拟证的事实和本案关联性的争议将在后文中结合其他证据及事实进行综合审查判断。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结合当事人的诉称、辩称意见及举证、质证情况进行综合审查判断，认定如下：首先，根据丁金霞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清单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可以证明孙玉龙有向丁金霞支付海鲜货款的事实。怡乡春竹公司虽辩称孙玉龙是代深海八百米公司向丁金霞付款，但为此仅举证了一份落款为深海八百米公司的情况说明，而深海八百米公司的破产管理人到庭后，并未认可该份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亦未提交任何证据材料，且怡乡春竹公司也未提交其他证据材料对前述情况说明予以佐证，因此一审法院对怡乡春竹公司的前述辩称不予采信。其次，怡乡春竹公司及深海八百米公司虽对丁金霞举证的微信报单聊天记录、记账单、微信对账聊天记录均不予认可，但对微信对账聊天记录中与丁金霞对账一方所发送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予以确认，而该份回单作为孙玉龙向丁金霞付款的凭证，按常理应由付款人即孙玉龙持有。同时，微信对账聊天记录中该对账人员所发送的若干表格中记载的每日采购海鲜的日期、金额，与微信报单聊天记录中的每日报单记录及记账单中的每日采购情况均能高度吻合，该对账人员所发送的孙玉龙的付款情况，亦与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中的转账记录完全一致。此外，2017年4月30日至7月31日期间记账单的合计金额与微信对账聊天记录中对账人员认可的同年4月29日之后至7月31日止的欠款总金额相差极小，亦可互相佐证。结合孙玉龙系怡乡春竹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事实，因此，虽然丁金霞无法明确该对账人员的具体身份信息，但在怡乡春竹公司未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可以推定该对账人员应与孙玉龙或怡乡春竹公司有关，系代表孙玉龙或怡乡春竹公司与丁金霞进行对账。再次，丁金霞虽然主张其系与孙玉龙存在海鲜买卖关系，怡乡春竹公司和孙玉龙存在混同，故应承担共同付款责任。然而，根据各方提交的证据可以反映出丁金霞应是与怡乡春竹公司之间存在海鲜买卖关系，具体分析如下：丁金霞提交的记账单中部分记账单签收人王力楠、梅林经丁金霞和怡乡春竹公司确认系怡乡春竹公司的员工；微信报单聊天记录中披露的提货车辆为“7788”，而怡乡春竹公司名下恰登记有牌号为LQ7788的江铃全顺牌小型普通客车；孙玉龙系怡乡春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结合微信对账记录中丁金霞相对方人员多次表述“你好，截止7月31日我们公司还欠货款金额1，195，443元，核实后请回复，谢谢”、“好的，谢谢，我以后会在每月初和你们对好截止上个月底我们公司还欠的总账。”等等，可见孙玉龙的付款行为应系职务行为；怡乡春竹公司系餐饮企业，其经营范围明确为大型饭店，其日常经营极有可能需要使用海鲜等食材。鉴于上述种种事实，怡乡春竹公司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反驳，亦未作出合理解释，怡乡春竹公司现仅以孙玉龙付款未必代表其公司、梅林等人的收货行为未必代表其公司作为抗辩理由，一审法院实难采信。一审法院认为以高度盖然性来论，涉案海鲜买卖关系应发生于丁金霞和怡乡春竹公司之间。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丁金霞举证的微信报单聊天记录、微信对账聊天记录、记账单、银行付款记录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环环相扣的证据链，相较怡乡春竹公司的抗辩更具有证据优势，因此对丁金霞和怡乡春竹公司之间存在海鲜买卖的客观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虽然微信对账聊天记录中的对账金额和其对应期间内的记账单合计金额存在数千元的小差距，但丁金霞审理中明确表示因海鲜供货途中可能存在货损，其认可微信对账聊天记录中的对账金额，即双方确认的截止2017年7月31日欠付丁金霞货款1，195，443元。怡乡春竹公司向丁金霞购买海鲜后，理应按约或于合理期限内付款，逾期应偿付丁金霞相应的利息损失，怡乡春竹公司久欠不付，显属不当，因此丁金霞主张怡乡春竹公司支付货款1，195，443元及相应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怡乡春竹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丁金霞货款1，195，443元及前述款项自2017年8月29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二、驳回丁金霞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5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1，500元(丁金霞已预缴)，由怡乡春竹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怡乡春竹公司向本院提交：1．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3民初16659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证明丁金霞在本案第一次审理时曾经撤回对怡乡春竹公司的起诉，丁金霞一直主张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是孙玉龙而非怡乡春竹公司，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一审法院不应认定由怡乡春竹公司承担责任。对此丁金霞认为，对于裁定书的真实性认可，但是不认可其证明目的，丁金霞主张买卖合同关系建立在丁金霞与怡乡春竹公司之间，孙玉龙作为股东存在滥用股东权利的行为，其与怡乡春竹公司之间存在人格混同，应共同对涉案款项承担付款义务。2．孙玉龙任职企业的工商登记信息资料。具体如下：上海深海八百米长寿餐饮有限公司，孙玉龙担任股东、监事；上海海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孙玉龙担任股东；苏州深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玉龙担任法定代表人；昆山深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孙玉龙担任董事。以此证明孙玉龙除了在怡乡春竹公司任职以外，还担任其他公司的股东高管以及法定代表人，孙玉龙的付款行为，不是代表怡乡春竹公司向丁金霞付款的。对此丁金霞认为，上述资料不属于新证据，怡乡春竹公司在重审的二审阶段才提交，违反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丁金霞与怡乡春竹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时，上述公司从来没出现过，报单群、对账群中孙玉龙均是作为怡乡春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丁金霞交易，与其他公司无关。深海八百米公司认为上述材料均与其无关。根据一、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结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怡乡春竹公司是否应作为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承担付款责任。本院认为，首先，为证明丁金霞与怡乡春竹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证明怡乡春竹公司欠付款项的金额，丁金霞提交了“怡乡康龙报单群”“怡乡春竹对账”微信聊天记录、丁金霞银行卡交易明细、梅林、王力楠等人签字的记账单、尾号7788的机动车查询单、宝山社保中心查询单等证据。其中，“怡乡春竹对账”群中确认的已付款情况及付款凭证与孙玉龙已付款的情况一致，“怡乡春竹对账”群中的对账表格与“怡乡康龙报单群”中的报单记录及记账单的记载也相吻合，双方均确认梅林、王力楠系怡乡春竹公司员工，其在部分记账单上签字，微信记录中提到的7788号车辆也与怡乡春竹公司所有的机动车号牌尾号一致，上述证据对于双方交易的产品种类、数量和金额等均能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闭环，对此一审法院已作详尽阐述，本院予以认可。其次，对于欠付款项的金额，双方已经在“怡乡春竹对账”群中进行确认，货款支付至2017年4月29日，截止2017年7月31日，欠付货款1，195，443元，该金额与2017年4月30日至2017年7月31日期间，丁金霞记账单合计金额1，198，930元相近，丁金霞主张海鲜运输中存在一定的货损，现其按照对账群中确认的金额主张欠付货款，本院对此予以认可。最后，怡乡春竹公司主张孙玉龙在多家公司任职，故其付款的行为不能代表怡乡春竹公司。但是，怡乡春竹公司却从未说明，孙玉龙的付款行为若非代表怡乡春竹公司则应代表哪一主体。在丁金霞已经充分举证的情况下，怡乡春竹公司也未提供证据对其反驳对方的主张加以举证，孙玉龙作为怡乡春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怡乡春竹公司应举证对其付款行为的性质加以说明，举证不能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对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同。怡乡春竹公司应作为涉案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承担相应的付款责任。综上所述，怡乡春竹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559元，由上诉人上海怡乡春竹餐饮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晓宇审 判 员 高增军审 判 员 赵 炜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贾妍彦书 记 员 慎哲仁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