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14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国兴，男，1944年11月3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三囡，男，1946年7月16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琴芳，女，1952年1月15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国良，男，1954年6月25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四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新奇，上海骥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汇县商业合作联合社，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文体路**。法定代表人：顾龙娟。上诉人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因与被上诉人南汇县商业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南汇合作联合社）所有权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747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上海市浦东新区XX镇XX村（XX组）XX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1951年7月，南汇县人民政府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编号为“南字第XXX号”。祖传私房的所有权人为刘国兴、刘三囡及父母刘某1、尹某。土地房产所有证上记载的房屋即是涉案房屋，证人丁某1、刘某3的证人证言亦可以证明上述事实，证人证言也不存在依法不能被采纳的情形。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提供的“南字第XXX号”《土地房产所有证》、浦东新区档案馆出具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刘某3提供的“南字第XXX号”《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刘某4提供的“南字第XXX号”《土地房产所有权证》、证人证言、涉案房屋拆迁前后的照片、政府拆迁时制作的《宗地图》、南汇合作联合社房屋产权申请资料等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证明涉案房屋系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的祖传房屋。XX合作社申请对涉案房屋进行产权登记，但其提供的《上海市单位自管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书》及《关于本单位所申报房屋资金来源和产证证件的具结说明》中就涉案房屋建造年代进行了涂改，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其取得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应认定为无效登记。南汇合作联合社无权取得涉案房屋产权。即便南汇合作联合社对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的祖传房屋进行了改扩建，但其并未提供相应的改扩建或者翻建手续，南汇合作联合社无权取得相应的产权权利。因此，南汇合作联合社仅是对祖传房屋进行了修缮行为，并不能改变涉案房屋的权利归属。即便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及其父母外出居住，户籍也变为城镇户口，但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及其父母对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及对相应宅基地的使用权，并不因此而丧失。至于南汇合作联合社提出的涉案房屋已经转让的问题。协议书并无原件，不具真实性与合法性。也没有证据证明该协议书实际履行，涉案房屋也未办理产权变更登记。南汇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案房屋已经交由XX村处理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综上所述，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依法应得到支持。被上诉人南汇合作联合社向本院提交书面情况说明称，涉案房屋已被拆迁，但无人告知南汇合作联合社，其不清楚房屋何时被拆迁，没有收到任何拆迁费用。该房屋已移交XX村，该房屋的处置与南汇合作联合社无关。南汇合作联合社已经于2004年转制为民营企业，对于转制前企业只负责留守管理原退休职工的有关事宜。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由南汇合作联合社支付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享有的上海市浦东新区XX镇XX村（XX组）XX号房屋市政动迁费197,895.1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系同胞兄弟姐妹，其父母为刘某1、尹某，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的另一同胞兄弟刘某4因病已去世。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提交的1951年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显示，苏南区南汇县XX乡户主刘某2（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认为刘某2即其父亲刘某1，该证写错名字）四人的可耕地面积为壹亩叁分伍厘，四至为东河南刘某4，西河北赵某；瓦房一间位于XX村XX宅，地基壹分玖厘。1985年10月10日，XX合作社经工商登记取得营业执照。1992年5月12日，XX合作社申报的《关于本单位所申报房屋资金来源和产权证件的具结说明》记载，涉案房屋座落在XX乡XX村XX组，房屋共壹幢，建筑面积77平方米，属本单位所有房屋，建造年份为1976年（字迹有涂改）。1992年5月22日，XX合作社申请对其单位自管房屋的产权进行登记，《上海市单位自管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书》记载，涉案房屋位于XX乡XX村XX组，房屋为2间，砖木结构，建筑面积77平方米，商业店铺，建造年份为1976年（字迹有涂改），房屋来源为自建。XX合作社于1992年6月29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记载：我社原是惠南支农合作商店，属于惠南供销社，于1985年8月经县供销合作联社批准，成立XX合作社，现登记房屋归属于本社，如有不实，本单位愿承担法律责任。1992年7月10日，上海市房产管理局向XX合作社颁发房屋所有权证（沪房汇字第XXXXXX号），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为XX合作社，所有权性质为集体。1994年6月20日，XX联合社对XX公司作出的《关于XX公司等企业名称变更及撤销合并的批复》载明，撤销惠南第一商业合作社，撤销后其所属各商店均合并到XX公司统一管理，统一核算。1998年2月13日，XX公司经主管部门南汇县供销合作总社同意，申请企业法人变更登记，将“XX公司”变更登记为“南汇县商业合作联合社”。位于XX镇（原XX乡）**的涉案房屋，主要用于开设商店，为农民提供日用百货、副食品等生活生产需要的物品。因南汇合作联合社已不使用涉案房屋，加之XX村相关人员多次向南汇合作联合社催讨涉案房屋，故在2001年9月1日，南汇合作联合社员工严某出面将涉案房屋以1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了XX镇XX村XX组，双方签订了协议书。对严某与XX镇XX村XX组签订协议转让涉案房屋一事，南汇合作联合社表示事先是知悉的。一审法院还查明：2016年5月7日，上海XX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XX合作社签订《上海市城市非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位于XX村**的涉案房屋被拆除甲方补偿乙方拆迁费用197,895.16元，但乙方的签字不是南汇合作联合社，而是XX村**村民（村干部）袁某、丁某2。上述拆迁补偿费用197,895.16元的构成为：房屋评估款64,030.16元、土地租赁补贴12,725元、附属物63,500元、装饰补偿款16,190元、搬迁奖励费10,000元、物资搬迁费2,500元、执照补偿2,000元、停产停业补偿26,950元。上述补偿费用197,895.16元，由XX村XX组领取。2018年12月24日，刘国兴、刘国良、刘某4、刘琴芳、刘三囡向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上海XX有限公司与XX合作社（XX镇XX村XX组）签订的《上海市城市非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2019年2月28日，该院作出（2018）沪0106民初51943号民事裁定，以原告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为由，驳回刘国兴、刘国良、刘某4、刘琴芳、刘三囡的起诉。刘国兴、刘国良、刘某4、刘琴芳、刘三囡不服，提起上诉。2019年6月17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沪02民终5386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要求确认由南汇合作联合社支付涉案房屋被拆迁的费用197,895.16元，必须证明其祖传私房即为已被拆迁的涉案房屋；祖传私房未经任何翻建改建故其拆迁评估价格与被拆迁的涉案房屋的评估价格是等同的；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对涉案房屋的拆迁费用享有完全的权利；南汇合作联合社不当获取了涉案房屋的拆迁费用。综合本案案情，一审法院认为，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成立。对此，一审法院作如下阐述：第一，难以认定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的祖传私房即为涉案房屋。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认为其祖传私房即为涉案房屋，凭借的证据主要是1951年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存根、拍摄的照片、政府部门的宗地图及证人证言。根据1951年的土地房产所有权，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认为该证载明的其祖传私房的地址和面积与涉案房屋是一致的。一审法院认为，该证载明了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祖传私房的座落（XX村）、种类（瓦房）、地名（XX宅）、间数（壹间）、地基亩数（壹分玖厘）及地基四至，而涉案房屋位于XX村XX组，面积77平方米，两者进行比较，无法看出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所说的其祖传私房的地址和面积与涉案房屋是一致的。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提交的照片，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认为是涉案房屋被拆迁前的样貌，也是其祖传私房，因无对照样本，无法确认照片上的房屋即为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祖传私房，无法确认照片上的房屋是涉案房屋被拆迁前的样貌。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提交的政府部门的宗地图，上面房屋以数字标注，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认为从地理位置可以判断标注为“40”的房屋即为其祖传私房，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也无法予以判断。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申请证人刘某3、丁某1到庭作证，对两位证人的证言，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表示无异议，认为证人的陈述是真实的。两位证人均陈述，曾从证人的父亲言语中得知，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的祖传私房与证人家的老房子相邻。证人刘某3陈述，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的祖传私房曾经被维修过，后来外地人租在那里开超市；证人丁某1陈述，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的祖传私房曾被拆光后翻建，但谁翻建，其不清楚。一审法院认为，证人从其父辈那里得知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的祖传私房与其老房子相邻，但对照片上的房屋是否为涉案房屋，是否为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祖传私房，证人刘某3、丁某1的表述是有差异的，刘某3表示“应该是”，丁某1表示“是”。一审法院认为，基于证人证言是传来证据，且证人与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存在亲戚或邻居的关系，一审法院认为难以认定涉案房屋即为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祖传私房。第二，如果证人陈述真实，照片上的房屋即为涉案房屋，照片上的房屋是在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祖传私房的基础上改建、翻建的，那么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也无权对涉案房屋被拆迁的补偿费用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为，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的祖传私房，系农村宅基地房屋，虽经土改登记，但在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前后进行了新建、翻建或改扩建，应以农村建房用地审批文件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证核定的人员为权利人。1992年7月，XX合作社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涉案房屋的权利人是XX合作社。如涉案房屋是对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的祖传私房进行拆除翻建而形成，而拆除翻建时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已移居城市且均系城镇居民，只能认定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的祖传私房已灭失，宅基地使用权已丧失，宅基地收归集体所有。在此情况下，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主张涉案房屋被拆迁的补偿费用归其所有，缺乏事实依据。第三，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无证据证明南汇合作联合社获取了涉案房屋被拆迁的补偿费用，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要求南汇合作联合社支付涉案房屋拆迁费用，没有法律依据。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认为XX合作社与上海XX有限公司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但实际与上海XX有限公司签订协议的是案外人袁某、丁某2，而袁某、、丁某2系系XX村**村民（干部），在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没有证据证明南汇合作联合社收取了涉案房屋拆迁费用的情况下，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要求南汇合作联合社支付涉案房屋的拆迁费用，同样没有法律依据。另外，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指出XX合作社在对涉案房屋进行权属登记的申请资料中，对涉案房屋建造年份的填写字迹有涂改，据此认为涉案房屋并非XX合作社自建。一审法院认为，对涉案房屋的建造年份字迹存在涂改，并不必然表明涉案房屋即为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祖传私房，在XX合作社成立之前，属于惠南供销社的惠南支农合作商店已经存在。综上，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要求确认南汇合作联合社向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支付涉案房屋被拆迁的补偿费用197,895.16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审理后于2020年7月23日作出判决：驳回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提出的确认由南汇县商业合作联合社支付原告享有的上海市浦东新区XX镇XX村（XX组）XX号房屋市政动迁费197,895.16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58元，由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负担。二审中，双方均未向本院递交新证据。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涉案房屋的权利归属。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依据。涉案房屋被拆除前，产权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即便XX合作社申报的《关于本单位所申报房屋资金来源和产权证件的具结说明》及《上海市单位自管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书》上记载的建造年份有涂改，但仅凭此不足以推翻涉案房屋产权登记的效力。上诉人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存根》、照片、宗地图等，均无法证明其祖传房屋与涉案房屋的坐落、面积一致。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均系传来证据，也无其他证据可以佐证，本院亦不予采信。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上诉人的祖传房屋与涉案房屋的坐落、面积一致，也无法认定涉案房屋系经由上诉人祖传房屋改扩建而来。故本院认为，上诉人无权主张涉案房屋产权应归其所有，亦无权要求被上诉人支付涉案的市政动迁费。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所作的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58元，由上诉人刘国兴、刘三囡、刘琴芳、刘国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毛 焱审判员 蒋庆琨审判员 钱文珍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许 晶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可以在本院进行，也可以到案件发生地或者原审人民法院所在地进行。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