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19民初10023号原告：王起顺农户。代表人：王起顺，男，1971年6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天津市蓟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立忠、郝长玲，天津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立生，男，1988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天津市蓟州区。被告：张瑞红，女，1965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天津市蓟州区。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雪，天津云诺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李亚静，女，1972年4月27日，汉族，农民，住天津市蓟州区。第三人：周英，男，1974年4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天津市蓟州区。二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金岭，天津云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起顺农户与被告李立生、张瑞红及第三人李亚静、周英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起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立忠、郝长玲，被告李立生、张瑞红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雪，二第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金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起顺农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订立的《农村土地经营权转让协议》及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天津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无效；2.判令被告及第三人将承包原告的3.89亩土地返还原告，并清除地上附着物，恢复土地原貌。事实和理由：2019年10月10日，原告与被告订立《农村土地经营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原告将位于天津市蓟州区××镇××村××道北自有的3.89亩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被告，期限为5年，自2019年10月10日起至2024年10月10日止。协议订立后，原告按约将土地交付被告经营。被告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又将该土地转包给第三人经营，第三人在该土地上修路、种植树苗。该3.89亩土地系基本农田，被告和第三人在使用土地过程中未对基本农田实施保护，违反了《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导致原、被告所签的经营权转让协议无效。李立生、张瑞红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法庭予以驳回。事实与理由：2014年原、被告签订合同时，该土地并不是基本农田。根据合同约定，原告允许被告在协议期内栽植、培育花卉苗木，被告有自主经营权并根据生产需要建设棚舍、打井、停车场等辅助设施。被告和第三人在承包土地上从事花卉苗木经营并没有改变约定的土地用途。在被告与第三人使用土地期间也没有土地管理部门要求被告和第三人恢复土地。故被告不认可承包土地系基本农田。李亚静、周英述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法庭予以驳回。事实与理由：1.周英系个体工商户“天津市蓟县京乐华花圃”的负责人，其系以花圃负责人身份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并进行经营，周英作为第三人主体不适格，应以“天津市蓟县京乐华花圃”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案涉土地性质不是基本农田，第三人已经委托律师向法院申请调查令进行调查；3.涉案土地已被列入京承铁路项目规划控制区范围，原告欲在承包地内抢栽、抢种骗取补偿款遭第三人拒绝并报警，原告为达获取补偿款目的提起诉讼，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双方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分析认定如下：原告主张涉案承包地为基本农田，并提交蓟州区洇溜镇小现渠村村民委员会证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土地现状及基本农田标志照片，用以证明涉案土地性质为基本农田、土地现状已经遭到破坏。被告和第三人均主张涉案承包地并非基本农田，第三人向本院申请律师调查令调取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蓟州分局（以下简称规自局）出具的律师调查令复函、天津市蓟州区农业农村委员会（以下简称蓟州农委）出具的情况说明，用以证明涉案承包地性质并非基本农田。规自局在2020年12月14日给本院的律师调查令复函中明确：蓟州区洇溜镇小现渠村四股道北承包地在《天津市蓟州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5—2020）》中规划地类为林地42.54亩、其他农用地0.1亩、一般耕地0.004亩。依据提供的测绘数据，在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中现状地类为沟渠、水浇地、坑塘水面、农村道路。复函所附规划图亦显示涉案地块绝大部分均为林地，没有基本农田。蓟州农委在2021年1月11日出具的“关于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为基本农田的情况说明”中阐明：蓟州区农业农村委员会作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的主管部门，在土地确权登记工作中，仅是将农户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进行了确认，不涉及土地性质的界定。证书上显示确权地块是基本农田，为系统默认自动生成，确权土地均显示为基本农田，具体确权地块的土地性质，由土地主管部门认定。本院认为，小现渠村民委员会并非土地管理职能部门，其无权对涉案土地性质进行认定，故此小现渠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不能作为确认涉案土地是否为基本农田的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系政府部门对原告承包经营权进行确权登记的凭证，仅能够证明原告对涉案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至于证书中“是否基本农田”栏显示为“是”，蓟州农委已经出具情况说明为系统自动生成，确权土地均显示为基本农田，具体确权地块土地性质由土地主管部门认定。因此确权证书和照片均不能作为认定涉案土地性质的依据。规自局出具的律师调查令复函和蓟州农委出具的情况说明，均是政府职能部门对本院律师调查令的正式回复，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据此可以认定涉案承包地并非基本农田。本院认定事实：原告系蓟州区洇溜镇小现渠村农户。二被告系合伙关系。二第三人系夫妻。原告拥有位于××村××道××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自2014年10月10日起，原告既与被告订立《农村土地经营权转让协议》，约定原告将该3.89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转让给被告，期限为10年，自2014年10月10日起至2024年10月10日止；原告允许被告在协议期内栽植培育苗木花卉，被告有自主经营权，并可根据需要建设棚舍、打井、停车场地等辅助设施；转让费分两次付清，第一次2014年10月10日至2019年10月10日，每亩1100元；第二次2019年10月10日至2024年10月10日，每亩1200元。协议订立后，二被告即在承包地经营花卉苗木。2017年，天津市蓟州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对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确认登记并发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书中“是否基本农田”栏显示为“是”。原告未将以上情况告知被告，亦未对被告在承包地经营苗木提出异议。2018年10月21日，二被告与第三人周英签订《天津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将该3.89亩及其周边其他农户的共计33.94亩承包地转包给第三人经营。第三人亦在承包地经营苗木。2019年10月10日第一期转让费到期后，原告又与被告重新签订转包协议，并收取第二期转让费，协议内容与原协议没有变更。2020年5月18日蓟州区人民政府发布“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政府关于严禁非法抢建、抢栽、抢种等行为通告”，公布洇溜镇等7镇共58个村部分区域已纳入重点项目规划控制区。涉案承包地在规划控制区范围内。2020年6月4日，原告代表人王起顺以个人名义提起诉讼，因主体不适格撤回起诉，后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承包地是否为基本农田，涉案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是否无效。其一、根据《基本农田保护条例》规定，基本农田，是指按照一定时期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不得占用的耕地。因此基本农田需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所确定。而根据规自局的复函，涉案承包地在《天津市蓟州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5—2020）》中并未被确定为基本农田。其二、原告与被告订立的《农村土地经营权转让协议》及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天津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因转让的承包地并非基本农田，因此合同约定被告和第三人可以在承包地种植花卉苗木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有效。综上，原告以被告和第三人在承包地上种植苗木违反《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为由主张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无效没有依据，且原告对被告和第三人在承包地种植苗木一直不提异议，却在明知涉案承包地已经被划入国家重点项目规划控制区范围,即便是基本农田也不可能再复耕的情况下，以保护基本农田为由主张合同无效并要求收回土地，有违诚实信用的民事法律原则，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本院不予支持。因《天津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系被告与周英所签，且合同中没有任何线索显示周英系代表“天津市蓟县京乐华花圃”行使权利，故第三人主张周英作为第三人主体不适格，应以“天津市蓟县京乐华花圃”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起顺农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40元，由王起顺农户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冯振疆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周 腾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