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粤01民终1975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盟邮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越华路****号自编06A。 法定代表人：杨银华。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银华，女，1988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金萍，广东济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玲梓，广东济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史郭磊，男，1986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封丘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红宝，北京华泰（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海燕，北京华泰（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东盟邮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下称盟邮公司）、杨银华因与被上诉人史郭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2020）粤0104民初47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盟邮公司、杨银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史郭磊在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史郭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中史郭磊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被瑞丽海关收缴的368台红米NOTE4手机与盟邮公司向史郭磊出售的手机具有同一性。(一)案涉王永生于2018年11月27日出具《情况说明》不足以证明被收缴手机系盟邮公司向史郭磊出售的手机。首先，王永生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与盟邮公司与史郭磊交易事实不符。王永生在《情况说明》中载明史郭磊员工段传哲向王永生个人和盟邮公司购买红米NOTE4手机400台，买卖双方对其中有368台有报关记录均不知情。而事实上盟邮公司向史郭磊出售手机台数为1960台，《情况说明》内容明显与盟邮公司与史郭磊交易事实不符，无法证明盟邮公司向史郭磊出售的手机存在报关纪录。其二，王永生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及格式明显是用于向海关调查走私行为所需，其真实目的并非在于证明盟邮公司与史郭磊之间的交易事实。在一审通话记录中可以证明，盟邮公司已经明确告知其业务人员王文彬及史郭磊“盟邮公司会配合海关进行走私调查并向其上游了解相关情况或要求出具相关说明”同时“明确拒绝向史郭磊出具《情况说明》”，盟邮公司自始至终并未承认案涉被收缴手机包含于盟邮公司于2017年2月24日向史郭磊出售的手机，相反，盟邮公司认为应以海关调查的结果为准。其三，王永生超出盟邮公司授权，仍以个人名义向史郭磊出具的《情况说明》对盟邮公司亦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如上所述，盟邮公司业务员王文彬是明知盟邮公司同意配合海关调查但拒绝出具《情况说明》的情况下，仍以帮忙为由应史郭磊要求提供根本未参与本次交易的案外人王永生签名的《情况说明》，说明内容与盟邮公司、杨银华与史郭磊之间的真实交易内容明显不符，王文彬及王永生的行为已经明显超出的盟邮公司授权。史郭磊在知晓背景情况且明知王文彬及王永生未经授权仍要求出具与事实不符的《情况说明》，不构成善意。因此，王永生出具《情况说明》行为因没有代理权限而对盟邮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二)从手机批发交易习惯以及小米手机的营销模式，结合史郭磊买入、出售手机的时间跨度和事发后与盟邮公司沟通协商处理的时间可以看出，盟邮公司并非案涉被收缴手机的供应商，亦不可能是史郭磊采购红米NOTE4手机的唯一供应商。本案案涉交易的对象是一款于2016年8月25日上市的小米品牌的红米NOTE4手机。众所周知，手机上市后产品热销周期不长，加之小米手机惯用饥饿营销和网络营销相结合的营销模式，销售时间越早手机销量跟价格往往越好，反之销量及价格会急剧下降。因此，一般情况下，为抢占先机，各经销商会互通有无，从不同上游经销商处批量采购热销手机，在买入手机前后即会立即找好下游买家将手机转手售出。结合本案情况，从案涉的经销商盟邮公司、史郭磊(郑州汇金通讯商行)与下游丁帅兵、刘梅、世纪天翼公司以及时好公司的买入及出售时间可以看出，史郭磊向盟邮公司买入手机时间为2017年2月24日，史郭磊出售给其下游丁帅兵的时间为3月14日，中间长达半个多月；而丁帅兵向下游刘梅，刘梅向下游世纪天翼公司，再转手出售到时好公司，时好公司对外出售乃至加上报关时间总共合计不足7天。史郭磊在市场供销需求量大的情况下，长达半个多月时间里不对外出售其向盟邮公司购买的手机，明显不合常理。因此，从交易习惯看，史郭磊出售给下游丁帅兵的手机与盟邮公司出售给史郭磊的手机同一可能性不大。再者，史郭磊最迟应于2017年7月28日既已知晓案涉手机被收缴，但过后并未第一时间，直到2018年才与盟邮公司沟通协商处理事宜，亦明显与常理不符。史郭磊不及时通报，与盟邮公司协商处理，恰恰证明盟邮公司并非史郭磊就案涉被收缴手机的供应商，史郭磊向其他供应商采购同型号手机的可能性极大。 二、杨银华作为盟邮公司法定代表人收取货款行为是职务行为，一审仅凭杨银华账户收取货款事实认定杨银华与史郭磊间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史郭磊在一审民事起诉状中明确诉称其向盟邮公司购买一批红米NOTE4手机，杨银华作为盟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交易过程中存在“隐瞒”“欺骗”行为。足可见，史郭磊的真实意思是认为其买卖合同关系订立的对象是盟邮公司，而非杨银华。合同履行中，史郭磊对杨银华作为盟邮公司法定代表人收取货款的职务行为认可，同时，亦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该行为是杨银华的个人行为。根据法律规定，本案中，杨银华以法定代表人身份收取货款的行为，其法律后果由盟邮公司承受。因此，一审法院判定杨银华个人承担赔偿责任，不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综上所述，本案虽存在盟邮公司向史郭磊出售手机的事实，但这并不必然证明案涉被瑞丽海关收缴的手机即为盟邮公司所出售范围。相反，从手机交易习惯以及案涉被瑞丽海关收缴的手机经过史郭磊与其下游经销商多次流转的时间及争议通告处理方式表明，史郭磊长达半个多月时问才转售盟邮公司向其出售手机且在知晓部分手机被收缴后未第一时间与盟邮公司沟通协商处理事宜，极不合常理和手机交易习惯。同时，史郭磊利用与盟邮公司曾经存在买卖关系且合作关系友好，在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以涉嫌走私犯罪为由诱导盟邮公司员工出具对公司不利且不实的情况说明，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希望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改判。 史郭磊辩称：一、王文彬系本案证人，也系盟邮公司的员工，与盟邮公司有密切关系，根据证据证明力相关规则，其作出的对盟邮公司不利的证言的证明力高于其他证人证言，因此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也即其证言真实可信，无须盟邮公司的授权，更无盟邮公司所谓的超出授权之说，该《情况说明》足以证明案涉被瑞丽海关收缴的368台红米NOTE4手机系盟邮公司出售给史郭磊的手机。(一)盟邮公司自认王文彬系其公司员工，且盟邮公司与史郭磊的手机买卖行为基本都是由王文彬和史郭磊的员工段传哲实际沟通进行的，所以王文彬是最了解本案案件事实的人，也是本案主要证人。每个证人都有如实陈述自己所知道的事实的义务，王文彬出具的《情况说明》也即其真实证言，不需要盟邮公司的授权，从盟邮公司大股东王宏伟的通话录音可知，盟邮公司明知货物是自己提供的，故意推脱不想让王文彬说明事实，明显妨害作证。(二)通过段传哲与王文彬2018年11月21日的通话录音可知，段传哲明确告知王文彬该《情况说明》是准备向法院提交的证据，王文彬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确知道自己行为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如果案涉手机并非其公司出售，其出具这样的《情况说明》涉嫌伪证罪而且还会导致其公司财产损失，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这种做法明显不合常理，因此，其出具的《情况说明》只可能是对事实情况的陈述。 二、结合史郭磊从盟邮公司购买案涉手机及其将案涉手机转售给下游丁帅兵的时间期间，刚好能说明案涉手机系盟邮公司出售。一审提供的采购单、货款统计表及银行流水等证据可知，史郭磊系2017年3月1日向盟邮公司及杨银华转的购机款，据段传哲陈述，史郭磊和盟邮公司的交易习惯一般是史郭磊先向盟邮公司转购机款，盟邮公司核实后会调配对应手机向史郭磊发物流，众所周知，核对货款、调配货物、物流都需要时间，加上史郭磊向其下游出售货物一般也是批量的，整个交易过程也需要时间，所以其从盟邮公司购机再向其下游转售手机期间总计13天完全是这样一种交易的合理期间。再者，根据手机的一般交易习惯，中间商一般会提前库存一定量的商品，然后根据市场行情来选择出售时间以期能赚取部分差价，所以，史郭磊即使收到货物后囤几天再出售也属正常。 三、杨银华用其私人账户收取购机款，其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及股东有限责任造成公私财产混同，且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将该部分款项支付给公司，其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杨银华应当在其收取的款项范围内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王文彬出具的《情况说明》足以证明案涉手机系盟邮公司出售给史郭磊，案涉手机被海关认定为涉嫌走私进口而被收缴，从而导致手机买卖行为无效，盟邮公司应当向史郭磊返还购机款，杨银华滥用公司独立地位侵犯债权人利益，应当对案涉手机款承担连带责任，一审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 史郭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史郭磊与盟邮公司、杨银华之间关于368台红米NOTE4移动高配金手机的买卖合同无效；2.盟邮公司、杨银华返还史郭磊368台红米NOTE4移动高配金手机的购机款388240元；3.盟邮公司、杨银华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根据史郭磊提供自制的采购单记载，2017年3月1日，史郭磊向盟邮公司购买1960台红米NOTE4移动高配版金色手机，单价1055元，合计2067800元。同日，史郭磊向盟邮公司法定代表人杨银华的账户转款2100000元。史郭磊收到盟邮公司上述手机。同年3月14日，丁帅兵向史郭磊购得400台红米NOTE4移动高配版金色手机。同日，刘梅向丁帅兵购得400台红米NOTE4移动高配版金色手机。 2017年9月22日，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受理世纪天翼公司诉刘梅、王永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世纪天翼公司诉请要求撤销与刘梅、王永清的买卖合同，刘梅、王永清返还购买红米NOTE4移动高配金手机的购机款397440元和赔偿其他损失。该院于2018年3月23日作出（2017）鲁0105民初4309号民事判决书查明，刘梅分别于2017年3月15日、16日向世纪天翼公司交付红米NOTE4手机388台、52台，刘梅出具两份出库单，其中打印时间为2015年3月15日出库单上商品名称为红米NOTE4移动高配金，单价1065元，数量400并手写“-12”。世纪天翼公司于2017年3月15日、16日向王永清账户支付货款共468960元，刘梅退还了100元。2017年3月15日，世纪天翼公司与时好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其中购买红米NOTE4手机460台共计496800元。世纪天翼公司于次日交货。同年3月21日，瑞丽海关对时好公司报关的手机进行查验时，发现其申报的460台小米手机中有388台手机与同年2月23日另一瑞丽市的企业所申报的手机串号冲突，将该460台手机扣留，并于同年8月18日将其中368台收缴，于同年8月21日解除对其它被扣手机的扣留。2017年4月1日，刘梅向丁帅兵出具《情况说明》，载明该388台红米NOTE4移动高配金手机进货单价1065元，其中有368台有报关记录被瑞丽海关查封，双方对该批手机已有报关记录不知情。该院认为刘梅出具上述《情况说明》认可被海关查封的上述手机系在其处购买，刘梅出售给世纪天翼公司的368台手机系走私货物，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该部分无效；标的物被海关收缴致返还不能，按世纪天翼公司购买手机单价计算368台手机货款为391920元，判决刘梅、王永清向世纪天翼公司返还货款391920元，驳回世纪天翼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2018年1月10日，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受理刘梅诉丁帅兵、苏彩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刘梅要求撤销与丁帅兵、苏彩杰的买卖合同，丁帅兵、苏彩杰返还购买红米NOTE4移动高配金手机的购机款411656元和赔偿其他损失。该院于同年9月12日作出（2018）豫0104民初259号民事判决书查明，2017年3月14日，丁帅兵向刘梅邮寄交付388台红米NOTE4移动高配金手机，刘梅通过王永清账户向丁帅兵转账支付货款411656元。2017年4月1日，丁帅兵向刘梅出具《情况说明》，载明该388台红米NOTE4移动高配金手机进货单价1061元，其中有368台有报关记录被瑞丽海关查封，双方对该批手机已有报关记录不知情。该院认为丁帅兵出具情况说明认可被收缴手机系刘梅从其处购入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可以证明丁帅兵向刘梅出售的388台手机包含被海关收缴的368台；368台手机系走私货物，双方买卖合同的该部分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标的物被海关收缴致返还不能，按单价1061元计算，判决丁帅兵向刘梅返还购机款390448元，驳回刘梅的其他诉讼请求。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受理丁帅兵诉史郭磊、段传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丁帅兵诉请要求确认与史郭磊、段传哲的368台红米NOTE4移动高配金手机买卖合同无效，史郭磊、段传哲返还购买购机款389344元和赔偿其他损失。该院2019年4月25日作出（2019）豫0104民初4858号民事判决书查明，2017年3月14日，丁帅兵通过微信自段传哲处购买单价1058元的400台红米NOTE4移动高配版金色手机，向史郭磊转账支付423200元。同日，刘梅通过微信向丁帅兵采购400台红米NOTE4移动高配版金色手机，约定“200*1062原封货到打款”、“200*1060原封包邮现款”。丁帅兵通过物流公司向刘梅交付388台红米NOTE4手机。刘梅通过其丈夫王永清账户向丁帅兵转账支付411656元。判决书再引述已发生法律效力的签署民事判决书中认定丁帅兵、刘梅、世纪天翼公司、时好公司因相互买卖的红米NOTE4移动高配金手机最终有368台被海关收缴的上述事实和判决结果，并查明世纪天翼公司与时好公司订立《和解协议书》，世纪天翼公司向时好公司赔偿了528000元。史郭磊、段传哲2017年7月28日出具《情况说明》称丁帅兵向其购买红米NOTE4移动高配金手机，单价1058元，其中有368台有报关记录被瑞丽海关查封，双方对该批手机已有报关记录不知情。该院认为上述《情况说明》直接证明被瑞丽海关收缴368台红米NOTE4移动高配金手机是丁帅兵、段传哲出售；368台手机因涉嫌走私进口被瑞丽海关收缴，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关于该部分手机的买卖无效；标的物被海关收缴致返还不能，按单价1058元计算，判决丁帅兵向史郭磊之间该部分手机的买卖无效；史郭磊向丁帅兵返还手机款389344元。史郭磊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2日作出（2019）豫01民终139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20年1月13日，史郭磊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盟邮公司于2014年6月12日成立，股东为王宏伟、杨银华。 一审法院认为，史郭磊举证证明向杨银华支付购机款2100000元，主张盟邮公司向史郭磊交付1960台红米NOTE4移动高配版金色手机，史郭磊将其中400台转售给丁帅兵。根据已发生的上述民事判决查证的事实，丁帅兵又向刘梅转售其中388台，最终买受人时好公司将该388台手机报关出口时，被瑞丽海关查验发现有368台串码冲突，即显示有过出口记录，涉嫌走私进口而予以收缴，从而产生了买受人依次向相对方索赔。史郭磊向丁帅兵售出该部分手机的买卖行为被认定无效，并被判令向丁帅兵返还购机款。杨银华以个人账户收取史郭磊用于向盟邮公司购买1960台红米NOTE4移动高配版金色手机的购机款2100000元，可以认定就上述手机购销产生的买卖合同关系产生于史郭磊和盟邮公司、杨银华之间。因盟邮公司、杨银华交付的其中368台红米NOTE4移动高配版金色手机被海关认定为涉嫌走私进口而被收缴，故史郭磊和盟邮公司、杨银华就368台红米NOTE4移动高配版金色手机的买卖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无效。民事行为无效的，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手机既被海关收缴无法返还，盟邮公司、杨银华应当按照当时售货单价1055元赔偿368台手机的价款388240元给史郭磊。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百五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判决：一、史郭磊与盟邮公司、杨银华买卖368台红米NOTE4移动高配版金色手机的行为无效；二、盟邮公司、杨银华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史郭磊手机价款388240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124元由盟邮公司、杨银华共同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二审期间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史郭磊一审提交王永生2018年11月27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为“2017年2月26日段传哲从我处购买红米NOTE4移动高配版手机（金色）400台，单价为1055元，金额422000元，其中368台有报关记录，该批手机被云南瑞丽海关查封，段传哲与王永生对该批手机已有报关记录均不知情。”二审庭审中，盟邮公司确认王永生为其公司销售员。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盟邮公司、杨银华是否应向史郭磊赔偿368台手机的价款388240元。对此，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首先，双方对于盟邮公司与史郭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并无异议，盟邮公司、杨银华主张向史郭磊出售的手机并非被瑞丽海关收缴的手机，对此盟邮公司亦明确无法提供其向史郭磊出售的手机串号。其次，史郭磊提交的采购单、货款统计表、银行账户流水，结合史郭磊员工段传哲与盟邮员工、股东的微信聊天记录、通话记录，可以证实盟邮公司向史郭磊交付1960台红米NOTE4移动高配版金色手机，再结合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证实此后的销售过程为史郭磊将其中400台转售给丁帅兵，丁帅兵又向刘梅转售其中388台，最终买受人时好公司将该388台手机报关出口时因涉嫌走私进口被瑞丽海关收缴，此后买受人依次向相对方索赔，上述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条，证实盟邮公司向史郭磊出售的1960台红米NOTE4手机包括被海关收缴的368台。第三，盟邮公司确认王永生是其销售员，王永生就其自身所知销售情况出具说明，并无需盟邮公司的授权，而王永生出具的《情况说明》亦证明盟邮公司出售的手机包括被瑞丽海关收缴的368台，与上述史郭磊提交的证据以及生效判决可以互相印证，盟邮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亦无相反证据予以反驳，该《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可以采信。综合以上分析，盟邮公司向史郭磊交付的1960台红米NOTE4移动高配版金色手机包括被瑞丽海关收缴的368台，而368台红米NOTE4移动高配版金色手机被海关认定为涉嫌走私进口而被收缴，故盟邮公司和史郭磊就368台红米NOTE4移动高配版金色手机形成的买卖合同，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认定无效。盟邮公司因该买卖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一审法院认定盟邮公司应按照当时售货单价1055元赔偿368台手机的价款388240元给史郭磊，并无不当。至于杨银华是否应与盟邮公司共同承责的问题，史郭磊起诉主张杨银华与盟邮公司共同承责，理由在于本案购机款转至杨银华的账户，杨银华隐瞒手机涉嫌走私进口，欺骗史郭磊签订合同，但史郭磊起诉时亦称涉案手机系其经营的郑州汇金通讯商行员工段传哲与盟邮公司业务员王文彬联系购买，其称杨银华欺骗史郭磊订立合同，并无证据证实，杨银华虽然收取手机款，但其作为盟邮公司法定代表人，收取货款亦可视为代表盟邮公司收款，而除本案收款记录之外，现无证据证实杨银华作为公司股东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史郭磊要求杨银华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证据不足，不足以采纳。史郭磊起诉时明确主张系盟邮公司向其出售手机，仅有杨银华收取货款的行为，不足以认定史郭磊与盟邮公司、杨银华共同达成买卖合意并实际履行，一审认定买卖合同关系产生于史郭磊和盟邮公司、杨银华之间，理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盟邮公司、杨银华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2020）粤0104民初478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史郭磊与广东盟邮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买卖368台红米NOTE4移动高配版金色手机的行为无效； 二、变更（2020）粤0104民初478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广东盟邮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史郭磊返还手机价款388240元。 三、驳回史郭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7124元,由广东盟邮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124元,由广东盟邮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庄晓峰 审判员  李 琦 审判员  刘 欢 二〇二一年一月八日 书记员  胡 涛 肖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