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浙0421行赔初4号原告嘉兴市贝娃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平湖市乍浦镇亭子桥村。法定代表人屠明华。委托代理人刘成林，女，汉族，1971年12月9日生，住平湖市，系屠明华的妻子。被告平湖市乍浦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平湖市乍浦镇雅山中路**。法定代表人傅晓波，镇长。出庭负责人严良，副镇长。委托代理人俞国华，浙江东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朱肖辰，浙江泽大（平湖）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嘉兴市贝娃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娃公司”）诉与被告平湖市乍浦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乍浦镇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于2020年7月2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受理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贝娃公司法定代表人屠明华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成林，被告乍浦镇政府副镇长严良、委托代理人俞国华、朱肖辰到庭参加诉讼。诉讼过程中，原被告双方申请庭外和解一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贝娃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财产损失7642558.2元（详见清单）。事实和理由：原告公司于2007年7月初经工商部门名称核准，原名为“嘉兴市贝娃童车有限公司”。后于2007年7月4日与孙秀华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一份，由原告租赁孙秀华所有的位于××镇××村××房，租赁期限自2007年7月4日起至2017年7月3日止。《房屋租赁合同》签订后，原告公司在工商部门经正式注册成立，注，注册地址位于上述租赁场所017年1月13日，原告名称变更为现用名“嘉兴市贝娃贸易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签订后，原告一直在承租厂内从事童车及加工等生产经营，因生产经营需要，原告在承租厂内建设了钢结构房屋和钢棚。添加了相关的附属设施，并对租赁和建设的厂房进行了装饰、装潢，同时原告也购买了大量的机器、设备、模具、原材料等，用于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投入的固定资产及机器设备、模具、原材料等五百多万元。2017年2月初，原告接到村民委（亭子桥）通知，因港区开发需要，对辖区内企业实行“退散进集”，原告公司在该辖区内，要求原告到办公点进行登记，被告对原告企业登记造册。原告看到辖区内其他企业拆除、搬迁，遂找到被告，主张对原告建设的厂房、附属、装饰、装潢及机器设备的搬迁等进行补偿。被告在没有就补偿与原告进行任何形式商谈的情况下，于2017年3月10日到28日期间陆续对原告的厂房进行强制拆除，并将原告的机器设备、模具、原材料等全部损毁，原告多次报警（报警时间：2017年3月10日、3月12日、3月24日、3月26日、3月27日、3月28日），出警人员以该行为属于政府强制拆迁为由，不予处理。3月12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律师函，告之厂房内有大量财物，请求停止强拆，要求信息公开，并多次找到被告工作人员，告之强拆会造成五六百万财产损失，要求重视。被告工作人员称政府有的是钱，你去打官司。原告遂提起信息公开诉讼，诉讼中获知原告企业被赖成了“超同塑粉厂”，被告称拆除与补偿与原告无关，政府部门跟超同塑粉厂是“收购、买卖合同”，不予公开。被告此虚假信息被法院采信，导致原告败诉。2020年2月28日，平湖市人民法院（2019）浙0482行初13号判决，确认被告组织实施的强制拆除原告涉案房屋的行为违法。原告与被告均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20年6月30日，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浙04行终119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确认，原告主张的拆除厂房是对机器设备，原材料，半成品等合法财产造成损害，属于强制拆除厂房造成的损失范围，应当在后续的行政赔偿案件中解决。原告认为：①原告贝娃公司是工商登记注册地上合法经营的企业，更是被告“退散进集”的对象。嘉港区〔2017〕24号文件规定的腾退对象为列入港区“退散进集”范围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个体工商户。而原告正是该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恰恰被告补偿对象超同塑粉厂并不是该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②原告建设的钢结构房屋，所有装饰、装潢等是原告投入，原告依法对此享有所有权，补偿谈判权，并应获得相应的安置补偿。③原告被强拆的房屋内放置大量的机器、设备、模具、原材料、半成品等，被告在强行拆除时，并没有将原告的上述财产搬离、转移，而是以占有补偿款为目的，故意换个企业名称，强行将其拆除掩埋、损毁，该行为不仅侵害了原告的合法财产权益，更构成刑事违法。原告将坚决要求公安部门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原告对上述财产依法享有所有权，被告对损坏上述财物应予补偿。④被告没有对原告依法搬迁，使原告三年来无法恢复生产，无经济来源，给原告造成巨大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该损失均由被告违法行为造成，对此被告应予赔偿。⑤被告采取极端的违法行为，对原告进行非法监视、跟踪、限制人身自由、关在宾馆，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对原告家人造成严重影响、伤害，也应赔偿精神损失。⑥因被告违法造成原告维权所产生一切费用被告应予赔偿。⑦附赔偿清单1份计19页。综上，被告在违法强拆过程中，实施强行拆除，损毁原告合法财产的行为，严重的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平湖市人民法院判决行政行为违法，被告应对其违法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原告贝娃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均系复印件）：1.原告营业执照一份，证明原告主体资格；2.行政判决书两份，证明被告行政行为违法，含强拆与补偿程序违法；3.租赁合同一份，证明租赁期未到的损失；4.港区“退散进集”文件一份，证明被告未依规定腾退企业，且有意要灭失原告企业；5.接警单一份，证明被告未补先拆，原告曾制止但未获得依法保护，被告强拆时未将财物搬离保管；6.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及回复函一份，证明被告明知强拆会损毁财物却编造虚假信息，隐瞒原告补偿款，有意要灭失原告企业；7.工作联系函一份，证明被告使用断电、逼迁等手段损害原告利益；8.律师函与告知书一份，证明被告与杨传胜、宣利平、孙秀华共同谋划、串供、作假证据，强拆企业，内有大量机器设备等财物未搬离被抛弃；9.拆迁事务所与超同塑粉厂签的补偿协议一组，证明被告侵权，未按港区文件，利用职务之便篡改原告企业名称，侵吞原告补偿款及其他补偿款；10.函与协议书一份，证明被告退回所侵吞的补偿款数额及侵权行为等；11.信访回复函一份，证明强拆后造成原告家庭生活困难，被告自愿补偿生活困难救济金五十万元；12.村民委清点部分财物单一份，证明被告对清点财物未搬离保管、移交，让其灭失；13.企业自拍强拆前后厂内部影像一份，证明原告企业强拆前后状态，被告未采取任何保护措施，应赔偿；14.财产保单一份，证明原告开办企业前期就达到固定资产约500万元；15.部分设备发票、合同等一组，证明财物价格与应赔偿价格；16.企业模具内部账目一份，证明被损毁、变卖等损失的价格应按市场价赔偿；17.企业图册及企业童车QQ截图一份，证明企业所生产的童车是由模具生产而成，与证据14、16相印证；18.淘宝相似产品截图，证明被损坐垫应赔偿价格参考；19.会计微信截图一份，证明强拆造成会计工资未付应赔偿；20.平湖法院封存财产清单及评估报告一份，证明原告保管的财物被灭失应赔偿的依据；21.周森森寄存货单一份，证明客户寄存的货物被灭失应赔偿的依据；22.对公账号缴费单一份，证明对公账号缴费的事实；23.银行交易凭证等一组，证明企业一直在扩大投资、进货等；24.贝娃公司提（送）货单一份，证明原告在强拆前还在生产，被告行为造成原告停工停产的损失；25.维权费用单一份，证明强拆造成的部分维权费用；26.被非法监视、控制人身自由、看病等图片一组，证明被告侵害人身权及精神损失，造成多病痛苦；27.强拆视频光盘一份，证明强拆时被告漠视生命权、财产权，最后强拆时原告企业财物被被告变卖、损毁，财物所剩无几，强拆时挖机直接损毁财物，把损坏的财物随意扔在外面，并未进行搬离保管，致原告在3月28日后仅剩企业空名；28.录音材料光盘一份，证明原告在维权中被告及港区政府对强拆造成原告企业灭失的事实供认不讳，称应赔尽赔，纪委已查明被政府强拆灭失的原告财物，灭失应由被告承担法律后果。被告乍浦镇政府辩称，一、原告系位于乍浦镇亭子桥村的企业，经营场所系从自然人孙秀华处承租的厂房（除原告外还有其他承租人也租赁了孙秀华的厂房），孙秀华丈夫宣利平投资开办了嘉兴市乍浦超同塑粉厂。2016年9月嘉兴港区管委会为进一步整治提升港区“低小散”企业（作坊）、优化工业空间布局，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印发了《嘉兴港区推进镇村工业“退散进集”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被告根据上述文件及相关政策规定依法履行职责。2017年2月6日，乍浦镇亭子桥村向包括原告在内企业发出腾退工作通知，于2月10日至（村部）登记，原告接到通知后主动至村里登记，接受腾退。2月12日，被告下属单位征迁事务所委托评估公司对包括原告承租的厂房在内的孙秀华的厂房进行了评估，评估时原告也对其租赁后添加的装修、附属物进行了指认。鉴于评估房屋内有多个承租人，为简化工作，加快腾退，被告与孙秀华、宣利平夫妻及原告等承租人商议，决定由超同塑粉厂出面统一签订腾退补偿协议。3月28日，亭子桥村对原告厂房内的剩余财物进行了清点并摄影。补偿协议签订后，因原告与宣利平夫妻就获得的补偿的分配未达成一致意见，双方产生纠纷，但被告认为该纠纷是其对补偿分配的内部纠纷，因此被告要求超同塑粉厂与原告按约配合腾退，后超同塑粉厂委托永胜劳务队对上述厂房进行拆除（正式委托合同于3月22日签订），拆除前永胜劳务队事先对原告进行了告知，在3月10日至28日期间进行了拆除作业。其后，被告就补偿事宜多次与原告、宣利平夫妻协调，但均与原告的诉求存在差异。2018年3月1日，平湖市人民法院受理原告与被告及港区管委会、征迁事务所、亭子桥村委会的确认强拆行为违法一案，平湖市人民法院于同年8月31日作出判决，原告不服向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于2019年1月16日发回平湖市人民法院重审，平湖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28日判决确认被告强拆违法，原告及被告均不服，分别上诉，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30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9月17日，被告鉴于此次腾退工作中的失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向原告先行支付了50万元的补偿款。2019年4月12日，本着实事求是和有错必纠的原则，被告与原告经充分协商，达成腾退补偿协议，支付了原告928384.13元。二、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相关规定，本案系行政赔偿案件，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贝娃公司作为本案行政赔偿案件的原告，应当对其主张的损失提供相应的事实凭证。相应的机器设备应当提供当时购买的凭证（包括机器设备购买合同、发票、付款凭证等），相应的库存商品、原材料应当提供相应的买入凭证（包括买卖合同、发票、付款凭证等）或向税务机关申报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等凭证。原告其他要求赔偿的损失，包括精神损失费、保管费、利息等均无相应的证据能够予以佐证且没有法律依据，被告根据从平湖市社保中心调取的原告职工参保记录显示，原告参保职工从2017年至今也只有屠明华、刘成林，并无原告诉称中的职工。三、事实情况。1.根据被告所知的事实，在强制拆除前，原告法定代表人屠明华及妻子刘成林经葛海华介绍已将厂内的主要机器设备、模具已搬离出售给了案外人，相应款项289300元已由案外买受人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了刘成林（2017年3月18日支付宝转账55800元，3月26日银行转账233500元），另有葛海华支付了原告1万余元，其余相应的装饰装修、附属物已在2019年4月12日签订的补偿协议中一次性支付给原告。其他厂房内剩余的财物在强制拆除时由乍浦镇亭子桥村组织人员对其进行了清点并拍摄了照片，该些剩余财物的价值不大，退一步讲，即使要赔偿也应当根据该些财物的实际价值合理赔偿。该事实原告在（2019）浙0482行初13号确认强拆行为违法一案中原告为证明自己的损失向人民法院提供了一份由村委会清点的“财产清单”可以佐证，该清单被告虽在质证时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原因是当时该案是“确认强拆行为违法”，与原告的损失赔偿无关。但在本案行政赔偿一案中，原告此前提供的该清单恰恰证明了其可能存在损失与原告诉称的损失严重不符。2.根据被告从嘉兴港区税务局调取2016年12月至2017年3月原告自己申报的纳税资料（资产负债表、利润表）来看，强拆前几个月及强拆当月，原告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均在516196.8元、存货价值为57034.71元，没有原材料，且原告在上述时间段内没有经营利润。被告认为依法纳税是我国每个公民、单位应尽的法定义务，上述资产负债表、利润表是原告主动、自愿向课税机关申报，相应数据反映了原告的真实经营状况，原告诉称的损失与上述原告申报的数据完全不符，应当以原告的申报材料认定其资产及经营状况。综上，被告认为，原告没有就其诉请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且相关损失缺乏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乍浦镇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均系复印件）：1.清单及附属照片一组，证明原告在被强拆前，厂房内尚存的财物明细；2.转账记录及葛海华询问笔录一份，证明在强拆前，原告已将机器设备搬离转卖与他人，其并无机器设备损失；3.杨传胜询问笔录一份，证明劳务队在拆除房屋时，没有发现原告诉称的机器设备、原材料等财物；4.刘成林、宣利平笔录一份，证明根据刘成林的陈述，厂内机器设备原告存在变卖的事实，根据宣利平的陈述，房屋确属其委托永胜劳务队进行拆除；5.出警视听资料一份，证明3月10日至28日期间强拆过程中的事实情况，在3月27、28日的视频中能反映原告已将相应机器设备、模具变卖，厂房内并无大量机器设备、模具，村委会清点时的机器设备在房屋最后推倒前是被放置在一边，并未被掩埋；6.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一份，证明原告在被强拆前的真实固定资产为516196.8元、存货价值为57034.71元，没有原材料，且原告在该时间段内没有经营利润；7.企业职工社保缴费记录一份，证明原告此前的在职员工只有屠明华、刘成林，现只有刘成林，并没有原告诉称中的员工，无员工工资损失；8.评估报告书及腾退补偿协议一份，证明归原告享有部分的构筑物、附属物、装饰装修确已经过评估，且原被告双方己根据评估报告签订了腾退补偿协议，就原告享有的部分己补偿。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注册资本只有10万元，系低小散企业，属于嘉兴港区退散进集的对象；对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该判决仅确认被告强拆程序违法，并未确认补偿程序违法；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租赁合同仅能证明原告与孙秀华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并不能证明其已付租金，即使存在未到期租金，也是其彼此之间的民事纠纷，与本案无关，此外，被告于2019年4月12日支付给原告的92万元补偿款中已包含企业关停损失补助；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该文件是港区内企业退散进集的政策依据，并非本案赔偿依据；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具有证明力，不能证明原告尚有财物未搬离；对证据6、7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告知目的在于避免不必要的财物损失，不管被告当时的强拆行为是否违法，在拆房队告知后，原告执意要滞留财物，由此导致扩大的损失应自行承担，而且，在收到通知后，原告已将屋内一些主要的机器设备进行变卖折现；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双方已在2019年4月12日达成腾退补偿协议，款项亦在当天支付；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该组证据是被告对前期工作失误的纠正行为；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补偿对象是贝娃公司，并非个人，不存在对原告代理人家庭生活困难补助的说法，该款项应当在整个赔偿款中作为已付款进行扣除；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该清单能够反映出强拆时原告实际滞留的财物大致情形，原告的财物损失应以此为限；对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从该图片中可以看到强拆时原告的机器设备放置在一边，并非被掩埋，能够从双方提供的视频中得到印证；对证据14的真实性有异议，原告未提供原件，即使保单真实，其投保时间为2011年，投保范围包括存货及固定价值，距离2017年强拆，时间跨度非常大，存货有流动，固定资产有折旧损耗，以此作为主张赔偿的依据不具有参考性；对证据15的真实性有异议，①该组证据中的发票、合同等均为复印件，未提供原件核实，②相应机器设备配件大都在2007年至2009年左右购买，与强拆行为相距10年左右，机器设备会有损耗折旧，原告以购买时的价格主张损失没有依据，③不能证明此前购买的物品在强拆现场，④其中的相机、电磁炉、洗衣机、彩电等系生活物品，不应包含在损失赔偿范围内，证据显示机动车已经转让，⑤童车设计费、检测费、重机安装检测费用与强拆行为无关，⑥变压器安装费用已经在腾退补偿中支付，不能重复主张；对证据16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该账目系原告自行制作，不具有证明力，而且账目是企业纳税的依据，和被告向税务机关调取的原告财务报表明显不符，应当以原告向税务机关纳税申报的财务报表为准；对证据17、18的关联性有异议，其产品主要是学步车，价值不高，而且淘宝上一般同类型产品的价格差距非常大，不具有可比性；对证据19的真实性有异议，根据被告向社保部门查询的原告员工社保记录显示，其公司内并无这份微信截图上的员工，而且被告按照企业腾退补偿协议已经支付了原告相关停产停业损失；对证据20的关联性有异议，该查封财产清单及评估报告是2009年平湖淘气宝贝儿童用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屠明华和另外一名股东之间的一个纠纷，与本案原告贝娃公司无关，而且根据当时的评估报告，由刘成林、屠明华保管的财物价值大概是14万余元，不能证明到2017年强拆时仍然存在保管关系；对证据21的真实性有异议，该存货单系原告自行制作，无其他人签字，也无其他证据印证；对证据22的关联性有异议，而且此前的补偿协议对其关停损失已有补偿；对证据23的真实性及关联性有异议，相反能够证明原告公司经营不善，没有盈利；对证据24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25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维权费用中较大部分是律师费，但付款记录显示收款人为自然人，而律师费的收款人应当是律师事务所的账户，而且费用都是发生在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中，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6的真实性与关联性均有异议，本案系贝娃公司被强拆引发的财物损失，与自然人的损失无关；对证据2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力有异议，视频显示强拆时的施工车辆拆除墙体时系由里往外作业，避开原告的机器设备，并非原告所称的将其机器设备掩埋；对证据28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原告录音资料的取得方式非法，不应作为证据使用，此外，被告针对腾退工作中的失误，愿意通过行政赔偿诉讼途径来处理。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中照片的真实性与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有异议，且不具有证明力，被告未提供完整的视频资料，被告恶意抛弃原告的财物事实成立；对证据2、3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不清楚，如果是被告制作的证据则不符合法律规定，对其关联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证人也没有出庭作证，整个强拆行为持续了好几天的时间，当时屋内是有许多机器设备等财物的，被告没有对原告的财物进行保管，被人捡去卖掉的部分财物价款确实给了一小部分给原告代理人，但大部分都是由被告和村里处理掉了；对证据4中刘成林的笔录真实性无异议，但其表明的是要求查明事实，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对宣利平的笔录真实性与合法性不清楚，原告不在场，其也未到庭作证；对证据5的三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力有异议，该组证据恰恰能够证明被告强拆时未对原告财物进行保管，而是抛弃损毁；对证据6的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及证明力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企业被强拆时的情况；对证据7的三性无异议，但不具有证明力，会计的社保是由会计师事务所交的，原告每年给他8000元的开票代理费；对证据8中的评估报告真实性与合法性不予认可，没有原告方的签字，原告和超同塑粉厂没有关系，厂房是向孙秀华租赁的，对于腾退补偿协议的三性无异议，但并非补偿款，而是被告侵吞原告财产后的返还款。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1-3、8-15、20，以及被告提交的证据1-6、8，因其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且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亦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将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其证明力将在事实认定部分及本院认为部分直接认定或予以分析。其他证据因其来源或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或者与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经审理查明，原告贝娃公司诉被告乍浦镇政府等确认强拆行为违法一案，平湖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28日作出（2019）浙0482行初13号行政判决。该判决查明的事实包括：2007年7月13日，原告注册成立，曾用名为嘉兴市贝娃童车有限公司，并租赁孙秀华的厂房从事生产经营，2017年1月13日，原告公司名称变更为嘉兴市贝娃贸易有限公司。2016年9月26日，嘉兴港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为了进一步整治提升港区“低小散”企业（作坊）、优化工业空间布局、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印发了《嘉兴港区推进镇村工业“退散进集”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年）》，重点整治落后产能生产企业、违法违规生产经营的企业（作坊）及未在港区注册租用厂房生产经营的问题企业等。2017年2月6日，平湖市乍浦镇亭子桥村村民委员会向包括原告在内的企业发出通知，称因港区开发建设需要对亭子桥村集镇进行房屋清退工作，要求涉及企业、个体工商户等于2月10日前到现场办公点（村部）进行登记，并配合做好房屋评估、确认、签约工作等，原告也列入“退散进集”第一批腾退企业名单，但原告未能就补偿事项与被告乍浦镇政府达成一致意见。2017年2月，嘉兴港区乍浦征地拆迁事务所受被告乍浦镇政府委托与孙秀华的丈夫宣利平为投资人的企业即嘉兴市乍浦超同塑粉厂签订《嘉兴港区低小散企业及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用房腾空（关停）补偿协议》，协议约定嘉兴市乍浦超同塑粉厂应在2017年3月完成腾空搬迁义务。由于原告未得到补偿，故原告拒绝腾退房屋。在2017年3月10日至28日期间，原告向孙秀华租赁的房屋及原告在租赁后自行搭建的建筑均被拆除。该判决还查明，由于嘉兴港区乍浦征地拆迁事务所承认在“退散进集”中与嘉兴市乍浦超同塑粉厂签订了补偿协议，将原告建造的厂房、装修等项目补偿给了嘉兴市乍浦超同塑粉厂，经原告与嘉兴港区乍浦征地拆迁事务所协商，于2019年4月12日签订协议书1份，约定嘉兴港区乍浦征地拆迁事务所自愿补偿原告建筑物、附属物、装修、签约奖、搬迁补偿费、企业关停损失补助、变压器等共计928384.13元，嘉兴港区乍浦征地拆迁事务所于签约当日一次性支付至原告指定的账户；如原告认为上述补偿标准不符，双方可另行主张；原告对其经营厂房被拆除时损毁的机器、原材料、办公家具等财物的损坏应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双方签订的本协议与原告提起的行政诉讼等案件无关，原告因厂房被拆提起的诉讼由法院依法裁决，等等。该判决认为，在嘉兴港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发布《嘉兴港区推进镇村工业“退散进集”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年）》后，原告被列入第一批腾退企业名单，按照《嘉兴港区村镇低小散企业腾退若干政策意见（试行）》的规定，对列入港区“退散进集”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企业的土地、房屋等建筑物及附属物经评估后给予补偿，并给予搬迁补偿、关停损失补助等。虽然原告主张被强制拆除的涉案厂房部分系原告向孙秀华租赁取得，部分系原告在承租过程中自行搭建，但按照政策规定，归原告所有的建筑物、装修及附属物补偿、搬迁补偿、关停损失补助属于原告因腾退而依法享有的合法利益。但被告乍浦镇政府授权的委托人即嘉兴港区乍浦征地拆迁事务所明知原告享有上述权益，在未能与原告达成一致的补偿方案的情况下，直接与嘉兴市乍浦超同塑粉厂签订了腾退补偿协议，将属于原告应该享有的腾退搬迁补偿权益擅自处分给了嘉兴市乍浦超同塑粉厂，最终导致涉案厂房被强制拆除，嘉兴港区乍浦征地拆迁事务所的行为明显违法，相应法律后果应由被告镇政府承担。由于被告乍浦镇政府的行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应当确认其违法。该判决主文如下：一、确认被告平湖市乍浦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强制拆除原告嘉兴市贝娃贸易有限公司涉案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二、驳回原告嘉兴市贝娃贸易有限公司本案其他诉讼请求。原告贝娃公司及被告乍浦镇政府均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30日作出（2020）浙04行终119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查明，原告主张的损害赔偿项目为：（一）机器设备、家具家电、办公用品类计1301383.21元，含注塑机、弯管机、行车、电机、小冲床、铣床、变压器、空调、冰箱、洗衣机、相机、豆浆机、电饭锅、太阳能、床、办公桌等110项；（二）模具计280万元，含推车、音响、上下盘模具等；（三）原材料、半成品类计1336910元，含学步车坐垫、贴纸、钢管、布、童车、弹簧、铆钉、音乐线头+音乐板+喇叭、颜料粉等35项；（四）周森森寄存物品（铆钉5.2吨、钢管3吨）5万元；（五）平湖法院查封由刘成林、屠明华保管的财产计282600元，含注塑机、粉碎机、储气罐等14项；（六）建筑物、附属物、装修、搬迁奖励、关停损失、变压器等计928384.13元（已领取）；（七）利息损失100万元；（八）其他计1371665元，含停业损失30万元、因拆迁造成屠明华生活困难救济金50万元（已领取）、精神损失费10万元、自建房补差20万元、会计陶连平工资26665元、租金损失及押金28000元、律师费等维权费用13万元、公账户经常性费用损失9万元。以上费用合计9070942.34元，扣除已付款，尚应支付7642558.21元。2018年8月27日，刘成林来平湖市公安局乍浦派出所报案，称2017年3月10日至3月28日期间，贝娃公司被杨传胜等人拆除，公司部分财物陆续被抢走、拆掉、压掉、损坏掉。其中被损毁不知去向的物品有：童车组装流水线一条，2007年时估价3万多元；气泵配套的钢罐等，整套气泵2004年购置时大概9万元；开模具用的铁块、铁板，数量及价格说不上来；包装纸箱，约1万元；包装油纸袋，约2万元；注塑机用的扳手、开刀，约3000元；其他没有统计。其中被砸损当废品变卖的物品：模具60多吨，估价约300万元，卖给了收购二手货的葛海华，价款5万来元；注塑机4台，估价约80万元；行车2台（3吨、1吨各1台），总价约20万元；钢管毛坯、切割机，约6吨重，价值约4万元。刘成林还称，在2017年2月，收到亭子桥村的通知，称集体土地征收已经开始，原告去村里进行了登记。3月26日，杨传胜告知其将机器设备搬离，否则将视为抛弃物处置。3月10日前贝娃公司还在发货，水电也正常，但当天就停水停电。3月10日后，杨传胜他们已经开始拆了，门窗被砸掉，原告没有派人看护，也没有其他人管，任人进出。2018年9月8日，杨传胜在乍浦派出所做笔录时称，贝娃公司厂房是其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嘉兴市港区永胜劳务队由乍浦镇拆迁办通知于2017年3月10日开始去拆除的，到3月28日拆除完毕。民警问及厂内物品时，杨传胜称，2017年3月10日，厂里物品还没有搬，有很多机器设备，拆迁人员只是拆了部分门窗，之后厂里的东西陆续搬走了，应该是屠明华、刘成林处理的，3月28日厂里只有些童车垫子之类的杂物，没有机器设备。上述期间，没有人看护，任人进出，也有拾垃圾的人，没有人会去管。2019年3月1日，葛海华在乍浦派出所做笔录时称，2017年3月16日，屠明华说要处理厂里一些做童车的模具，葛海华便联系了安徽人小胡，按每吨1700元左右卖掉的，一共30多吨，货款55800元小胡当即转给了刘成林。3月26日，屠明华说有两台大型注塑机要处理，葛海华便联系了台州一位姓郑的人，按233500元的价格卖给了他。当天一些零散的铁制小冲床以1万多元的价格卖给了葛海华。2017年3月28日，亭子桥村民委工作人员等制作了一份贝娃公司车间产品登记表，记载：1.童车坐垫（大）200个/袋，共79袋（因屋面拆除淋湿）；2.童车坐垫（小）500个/袋，共16袋（因屋面拆除淋湿）；3.贴纸（大小共计）110000张；4.童车方架20根/把，共148把；5.童车半成品100个；6.大弹簧4000个/袋，共4袋；7.小弹簧10000个/袋，共2袋；8.钻床1台；9.弯管机1台，10.冲床2台；11.拌料机1台；12.铆钉机5台；13.烘干机1台；14.粉碎机3台；15.打包机1台；16.台钻1台；17.润滑油2桶；18.太阳能1个；19.铁皮柜1个；20.气泵1个。另查明，为化解双方之间的纠纷，被告分别于2018年9月17日向原告支付了50万元，于2019年4月12日向原告支付了928384.13元。本院认为，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国家赔偿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国家赔偿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被告乍浦镇政府组织实施的强制拆除原告贝娃公司涉案房屋的行政行为业经生效裁判文书确认违法，贝娃公司据此遭受的损害，乍浦镇政府应当依法赔偿。本案中，原告主张的损害包括八大类，本院逐一分析如下：关于第（一）至（三）类，即机器设备、家具家电、办公用品类，模具类及原材料、半成品类。首先，关于被告组织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是否造成原告的上述损害。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拆除行为自2017年3月10日一直持续到3月28日，况且将厂房等建筑物推倒时间发生在强拆的最后几天，在此期间，原告完全具有能力将财产情况通过制作视听资料等方式加以固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告应当就其主张的损害提供证据。原告提交的由刘成林拍摄的照片经其辨认包含如下物品：弯管机、注塑机、行车、横梁、小冲床、铣床、打包机、拌料机、流水线、铆钉机、台钻、大冲床、缝纫机、粉碎机、磅秤、切管机、配电箱、工作台子、凳子、铁架子、货架、铁棒、铁板、钢制房梁、柜子、灭火器、变压器、电饭锅、热水瓶、灯、塑料筐、太阳能热水器、空调、自行车、落地扇、吊扇、改装电扇、电风扇、蒸饭机；模具；坐垫、贴纸、彩盒、纸箱、塑料配件、塑料粒子、钢管、布、童车上下盘、童车方架、半成品、弹簧、塑料管、珍珠棉、海绵、油桶、音乐板、音乐板塑件、颜料粉、音乐线头+音乐板+喇叭等。因被告对该组照片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上述物品中，模具、注塑机、行车、钢管、切割机、小冲床，已由屠明华卖掉，应予剔除；其他物品被告虽然要么辩称不存在、要么辩称由原告自行搬离、要么辩称由原告卖掉，要么废弃，但其辩解意见中除废弃外，要么与其他质证意见相互矛盾、要么无证据证明、要么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除已由屠明华卖掉应予剔除的物品外，其他作为原告的损害予以确认。至于原告主张的其他损害，登记表及照片中并无反映，被告提交的公安机关5次处警时执法记录仪拍摄的视频中亦无反映，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上述损失的价值如何确定。原告主张损失的价值主要取决于损害物品的数量和单价，其提交的证据包括照片、财产保单、部分设备发票、合同、内部账目、图册、童车QQ截图、淘宝网截图等，然而以上证据并不具有相应的证明力，损失的价值无法认定，且上述物品已灭失，客观上无法对其价值进行鉴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本院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为75万元。关于第（四）类，即周森森寄存物品（铆钉5.2吨、钢管3吨）5万元。因原告提交的存货单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且照片中并无铆钉，钢管亦与前述（一）至（三）类主张的损害项目存在混同，不予支持。关于第（五）类，即平湖法院查封由刘成林、屠明华保管的财产计282600元，含注塑机、粉碎机、储气罐等14项。该项下的损害要么在照片中未见，要么与（一）至（三）类主张的损害项目存在混同，不予支持。关于第（六）类，即建筑物、附属物、装修、搬迁奖励、关停损失、变压器等计928384.13元，因双方已就该部分损失赔偿达成协议，且款项亦由原告方领取，不作重复处理。关于第（七）类，即利息损失100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不予支持。关于第（八）类，对于停业损失30万元，因双方于2019年4月12日签订的协议已包含对企业关停损失补助，不作重复处理；对于因拆迁造成屠明华生活困难救济金50万元，并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已领取的款项应在本案中一并结算；对于精神损失费10万元，因案涉强拆行为并非侵犯人身权，其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对于自建房补差20万元，应视为在2019年4月12日签订的协议中已一并解决，不作重复处理；对于会计陶连平工资26665元、租金损失及押金28000元、公账户经常性费用损失9万元，因其举证不充分，且与强拆行为不具有关联性，不予支持；对于律师费等维权费用13万元，因其举证不充分，且法律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扣除已付款后，被告乍浦镇政府尚应支付原告贝娃公司赔偿款25万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九条、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平湖市乍浦镇人民政府赔偿原告嘉兴市贝娃贸易有限公司各项损失合计250000元，本判决生效后，原告凭生效的判决书向被告申请支付赔偿金；二、驳回原告嘉兴市贝娃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江万景审 判 员 胡锦明审 判 员 钱 骏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曹倩云书 记 员 周 丹2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