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浙0105行初45号 原告胡浩，男，19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下城区，现住杭州市滨江区。 委托代理人邵蕙菁，浙江劳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吕，浙江劳动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麒麟街**。 法定代表人郑学龙，局长。 应诉负责人孔建铭，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边飞、杜帅栋，民警。 被告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文晖路** 法定代表人柴世民，区长。 委托代理人卢吴越。 委托代理人汪禹光，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胡浩不服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以下简称市公安局下城分局）于2020年3月30日作出的杭下公（潮）行罚决字[2020]0045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处罚决定书》)及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下城区政府）于2020年7月16日作出的杭下政复〔2020〕1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复议决定书》），于2020年8月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年8月12日受理后，依法向两被告邮寄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浩及其委托代理人邵蕙菁、王吕，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的副局长孔建铭及其委托代理人边飞、杜帅栋，被告下城区政府委托代理人卢吴越、汪禹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于2020年3月30日对原告胡浩作出并送达《处罚决定书》，主要载明：2020年3月29日20时许，市公安局下城分局长庆派出所工作人员苏仕恒、沈宏、张运飞在杭州市下城区林司后xx号小店门口处置醉酒人员闹事警情过程中，该醉酒男子胡浩以公然辱骂、踢打警车等方式阻碍执行职务。胡浩公然辱骂、使用轻微暴力等方式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属情节严重。经查证，胡浩属阻碍辱骂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对其从重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五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决定给予胡浩行政拘留七日的行政处罚。原告不服，向被告下城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下城区政府于2020年7月16日作出《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处罚决定书》。 原告胡浩诉称，一、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作出的行政行为无事实依据。2020年3月29日，原告因宴请朋友喝醉了酒,后路过林司后一小店门口，小店老板看到原告醉了，怕其跌倒出事，便报了警。从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提供的执法记录视频可见，起初原告情绪平稳，仅是说说酒话和吹吹牛，后来因围观者袁国强骂了原告一句“酒鬼”，才导致互相拉扯了一下，民警马上劝开，双方没有肢体冲突。但出勤民警即下令将原告用绳子捆绑，并强行拖向警车，原告对先骂他的路人袁国强有气无力地说了句“你妈的，你妈的……”，后来还自言自语说了一句“你妈是我木材厂同事”，苏仕恒警官将原告快速拖到警车门前时（20：43：12），突然大声喊叫着：“我妈是你骂的吗……我妈是你骂的吗”并对原告使用暴力。（后来听行政复议的人说：他妈妈不久前刚去逝，这原告表示同情，但这并不能成为身为人民警察暴力执法，借执行公务发泄个人情绪的理由）。另一民警手指挡着执法仪说：关掉、关掉，将原告拖上警车，带到了长庆派出所。执法过程中另一民警多次对苏仕恒警官说不要带去派出所了，让其家属接走算了，但苏仕恒警官仍以醒酒为名执意要带去派出所。在派出所里苏仕恒警官在众目睽睽下还要冲上来对原告动粗，是其他民警提醒他：这里有录像，原告家属已在派出所门口，他才没敢进一步施暴。原告被关押了二个多小时后移送潮鸣派出所，在这两个多小时里苏仕恒警官有没有对原告进一步施暴原告无从得知，让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提供当晚执法中的全部执法记录仪和派出所内录像，至今都未提供。从被告提供现有的行政执法记录仪显示，原告胡浩不存在“辱骂民警，踢打警车等方式阻碍执法职务的行为”。如果一定要说阻碍执行职务的话，那也是因民警捆绑、强行拉扯、使用暴力将原告拖上警车过程中本能的挣扎反应。阻碍执法，从主观方面，法律规定必须是故意，明知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而有意的进行阻碍。原告认为不存在主观故意。因当时原告已经处于醉酒状态。视频中多次显示了苏仕恒警官的暴力执法，而非原告阻碍执行职务，所以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控告原告“辱骂民警，踢打警车等方式阻碍执行职务的行为”是无事实依据、不符合逻辑的诬陷行为。二、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违反办案规则，用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原告认为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提供的笔录完全不可以采信。首先，被询问人都是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二个当事民警、一个当事协警，还有一个与醉酒的原告发生冲突的当事人。而能够公正客观全面反映事实经过，并且又是最初报警的当事人小店老板许某及其妻子，却未去做笔录，他们看到的经过与长庆派出所提供的笔录大相径庭。旁证袁国强作了假证，其笔录中说是他报警，与事实不符合。其次，潮鸣派出所让原告在笔录上签字均是通过诱骗的方式获得。2020年3月30日上午十点左右潮鸣派出所做笔录的警官对原告说：让原告不要紧张，看看你也不像不守法的人，只要好好配合做笔录，没事的，他们会从轻处理的。做完笔录，告知原告说可能要行政拘留，原告回答说自己真不是故意的，对昨天发生的事一点也不记得，请警官从轻处罚，原告一定会吸取教训，不再喝酒。大约半个多小时做完笔录，他们又让原告回到留置室，直到晚上快到19：00，才送来《处罚决定书》让原告签字，看了上面写着“公然辱骂，有轻微暴力方式……从重处罚”，原告认为这与事实不符，也与做笔录之初警官说从轻处理不符合，于是不愿意签字，但是警官说早点签了可以早点出去，而且因新冠疫情的原因，实际上不用执行。原告酒醉醒来后一点也不记得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想想人民警察总不会骗人，因已被关了近二十小时，原告心里已极其恐惧，又害怕不能出去，无奈之下签了字。直到行政复议看了视频录像才发现根本与事实不符，自己上当受骗了!三、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明显过重和不当，应予撤销。原告在此之前无任何违法行为，一直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大型外资企业的高管，又是高级会计师，多次受到单位、萧山区政府及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对其个人的表彰。从原告平时的经历及获奖情况可见，原告不可能会轻易辱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被告出勤人员在处理原告醉酒警情时，原告已经处于完全醉酒的状态，从被告提供的执法记录仪也可见原告即使在醉酒状态下也没有什么过分出格行为，既没有对公共安全造成危害也没有对任何个人的人身和财产造成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五条规定，醉酒的人在醉酒状态中，对本人有危险或者对他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公共安全有威胁的，应当对其采取保护性措施约束至酒醒。《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从上述规定可见，对醉酒的人在醉酒状态中，执法人员更多应该采用的是一种保护性行为，但事实是出警人员没有及时对酒醉的原告采取保护措施，送往医院醒酒，而是让原告在现场滞留时间过长，导致围观群众增加，导致最终围观人员与原告发生矛盾，起了小冲突，这些都是处警不当造成的。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在执法及作出行政处罚的时候忽略了原告醉酒的这一实际情况，不但没有给予更多的保护与包容，却对原告作出了从重处罚的行政处罚，这显然与原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不相当，且违反了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公安机关作为国家公权力机关不管是在作出行政处罚还是作出行政强制措施时不仅要遵循合法性原则还要遵循合理性原则，在同样条件下应该选择对公民人身和财产影响最小的方式作出处罚。本案中原告的酒醉行为既没有造成公共安全危害，也没有给任何个人的人身及财产造成损失，且酒醒后已表明好好吸取教训，再也不会喝酒了，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作出这样的处罚明显处罚过重和不当，且违反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特别是当时民警已通知原告家属赶来接人，原告家属已快到现场的情况下，还强制将原告带回派出所，人为地制造行政处罚，这明显违反了警务操作规范。综上，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对原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书》，无事实依据，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且采用暴力欺骗性方式执法。被告下城区政府在没有查清事实的情况下，不顾原告申请要求听证的程序，维持了《处罚决定书》，相关办事人员违反了法律法规，也违犯了党纪。现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1.撤销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作出的《处罚决定书》；2.撤销被告下城区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书》；3.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适用法律错误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2.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认定原告阻碍执法的记录，证明原告不存在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所述的违法行为。 3.情况说明及证人许某出庭证言，证明实际报警人是许某而不是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所提供的笔录中的袁国强，证明许某观看整个过程,原告不存在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认定的违法行为。 4.照片，证明在派出所期间原告头顶受伤的事实，并据此要求被公安提供扣押原告期间完整的执法记录。 5.执法记录仪视频截屏（008号视频20点43分57秒），证明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暴力执法。 6.执法记录仪视频截屏（008号视频20点44分01秒），证明原告头顶还未受伤的事实。 7.获奖证书，证明原告较为优秀，一直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8.《复议决定书》，证明复议机关维持原决定。 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辩称，2020年3月29日20时许，被告所属长庆派出所接杭州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指令，称下城区林司后xx号有醉酒人员在店门口闹事。长庆派出所立即指派民警前往现场处置，在现场发现醉酒人员，即为本案原告。民警在处置警情过程中，原告以辱骂、踢踹警车等方式阻碍民警依法执行公务，民警随即将原告带至派出所醒酒，并向潮鸣派出所报案。潮鸣派出所接报后受理案件，于当日23时10分将原告传唤到所询问调查。经询问原告、报案人和证人，接受报案人提供的有关证据后，被告于3月30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之规定，以阻碍执行职务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决定，因重大疫情影响，至今未对其执行行政拘留。被告认为本案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办案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保障了原告合法权利。一、本案认定事实清楚。经被告查证，原告于2020年3月29日20时许醉酒后在下城区林司后xx号与他人发生纠纷。长庆派出所民警沈宏等人接110指挥中心指令后前往现场处置，后民警苏仕恒及辅警张运飞又往现场支援。因原告醉酒，与民警、辅警以及现场其他人员发生争执，在此过程中原告公然侮辱民警，又在民警、辅警将其带上警车回所醒酒时，踢踹警车车门，阻碍民警依法执行职务。证明上述事实由原告的陈述和申辩，苏仕恒、沈宏及张运飞等人证言、现场执法音视频等证据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二)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以及第二款规定：“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从重处罚”。被告认为长庆派出所民警接110指挥中心指令前往现场进行处置原告醉酒的警情，为依法履行《人民警察法》规定的职务行为。原告在民警履职过程中不听民警多次劝阻，采取辱骂、踢踹警车等轻微暴力行为，阻碍民警正常履行职务活动，符合违法情节严重的情形，应当予以治安管理处罚，且其阻碍人民警察执行职务应当从重处罚。虽然原告在实施违法过程中处于醉酒状态，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五条规定，醉酒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应当给予处罚。原告提出本案无违法事实、处罚明显过重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二、关于本案办案程序。被告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已依法履行醒酒、受案、调查、接受证据、告知、决定等法定程序，同时保障了原告的合法权利。原告提出办案民警违反办案规则，采取欺骗手段非法获取证据。被告认为民警在办理案件时已向原告告知其享有的权利义务，并充分听取了原告的陈述和申辩，原告作为成年人应知晓法律后果，并为此负法律责任。综上所述，本案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办案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处罚裁量适当，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由其承担诉讼费用。 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 1.受案登记表，证明受理案件的时间及事实。 2.受案回执，证明受案已通知报案人。 3.传唤审批表及传唤证，证明传唤经合法审批及原告到案、离开的时间。 4.延长询问查证时间审批表，证明延长询问查证经合法审批。 5.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行政处罚告知的内容及原告陈述和申辩的情况。 6.行政处罚审批表，证明行政处罚经被告负责人审批。 7.《处罚决定书》，证明《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和法律依据。 8.送达回执，证明《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9.行政拘留通知家属通知书，证明行政拘留通知家属情况。 10.暂缓执行行政拘留情况说明，证明原告未执行行政拘留。 11.胡浩询问笔录，证明原告对违法事实的陈述。 12.张运飞询问笔录； 13.苏仕恒询问笔录； 14.沈宏询问笔录； 15.袁国强询问笔录，证据12-15共同证明原告实施阻碍执行职务的违法行为。 16.接受证据清单及证据材料，证明原告实施阻碍执行职务的违法行为及执法人员资格。 17.视听资料文字说明，证明原告实施阻碍执行职务的违法行为。 18.接警单详情，证明民警依法执行职务行为。 19.查获经过及情况说明，证明原告到案、醒酒情况。 20.饮食和必要休息时间权利保障告知书，证明保障原告合法权利。 21.人口信息，证明案涉人员身份信息。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十五条、第五十条、第八十二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第六十四条。 被告下城区政府辩称，一、被告下城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于法有据。被告下城区政府查明以下事实：2020年3月29日，长庆派出所接到杭州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指令，报警人称有醉酒人员在其店门口闹事。长庆派出所指派民警前往现场处置，随后将原告带至派出所醒酒。当晚22时，长庆派出所向潮鸣派出所报警，称原告在民警处警过程中阻碍执行职务，潮鸣派出所于当日受理该案件并将原告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询问。经查明，2020年3月29日20时许，长庆派出所工作人员在下城区林司后46号小店门口处置原告醉酒过程中，原告以辱骂民警、踢打警车等方式阻碍执行公务。2020年3月30日，市公安局下城分局对原告作出《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行政拘留7日，并于当日送达原告。原告对该处罚决定不服向被告申请行政复议。被告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二)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从重处罚”。本案中，原告醉酒后在民警处置警情过程中不听劝阻，以辱骂民警、踢踹警车等方式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属于情节严重，应从重处罚。虽然原告提出其当时处于醉酒状态，属于事出有因，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五条规定：“醉酒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应当给予处罚”。原告的上述辩解并不成立。故被告下城区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对市公安局下城分局作出的处罚决定予以维持，完全正确。二、被告下城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并无不当。原告于2020年5月21日向被告下城区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被告下城区政府于2020年5月27日作出《行政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经审查，2020年7月16日，被告下城区政府作出《复议决定书》。以上法律文书依法送达复议各方当事人。综上，被告下城区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法律依据充分。原告提起诉讼的理由不成立，恳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下城区政府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 1.《复议决定书》及邮寄凭证，证明被告下城区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具体内容及送达情况。 2.原告胡浩申请行政复议时提交的复议申请书等相关复议申请材料，证明原告申请行政复议情况。 3.市公安局下城分局提交的答复书及证据清单，证明行政复议过程中市公安局下城分局进行答复并提出了相关证据材料。 4.《行政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凭证等程序性材料，证明被告下城区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五十条第二款。 原告向本院申请证人许某出庭作证，证明报案人是许某，其观看整个过程，能够证明原告不存在两被告认定的违法行为。本院予以准许，并传证人许某出庭作证。 庭审质证时，各方对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原告对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提供的证据意见：对证据1受案登记表，报案人是苏仕恒个人，而不是单位。作为一个民警，自己以个人的名义报案，然后进行受理处理作出决定，程序违法。对证据2受案回执，送达人也是苏仕恒个人，程序违法。对证据3传唤审批表真实性无异议，对传唤证，是第二天原告醒酒后补签的，不具有真实性，而且程序违法。因为作为醉酒的人，应先醒酒才可传唤，现被告直接传唤不符合办案规则。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传唤理由不对，本案本不存在案情复杂，是被告的违法行为使案子变复杂。审批表制作随意，原告的文化程度应是大学本科，审批表里填的是初中毕业，体现了被告对公民权利不够尊重。且在延长审批表当中，承办人应当由两人组成，表上只有一位承办人马俊，且后面实际承办人也均不是马俊。对证据5，原告是按照公安机关要求签字的，从后续原告提起申诉的情况来看，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中“我不提出陈述和申辩”是被迫之下签的，故不具有真实性。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第一违法证据一栏中的被侵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三名民警又是行政执法人员，又是作为证人出具证人证言，违反了法律规定。第二，承办人的意见里的承办人又变成了郑鸿涛一人，办案承办人应当有两人，反复变更证明被告办理案子的随意性。按照法定程序，实际上应当有法制员的意见。本案当中正因为缺乏法制员的意见，所以导致本案法律的适用错误。法制员意见一栏空缺也违反了公安机关内部审批程序。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但作出行政行为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更是违法的，原告不存在公然辱骂民警、踢打警车阻碍执法的行为。对证据8送达回执第二页，苏仕恒与受送达人的关系是本人，证明苏仕恒是以个人名义进行报案，并且本案是作为苏仕恒个人案子进行处理。对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做完笔录告知家属已经是3月30日19时。对证据10无异议。对证据11原告的询问笔录，笔录中原告表示“我酒喝的太多了，实在是记不得了。如果我发生了什么不当的行为，我真的深深的向你们歉意，并且我也愿意。如果有什么损失，我也愿意赔”，无法证明原告有阻碍执法的行为，且该份笔录是在民警多种诱导之下完成。对证据12-14，张运飞、苏仕恒、沈宏的询问笔录。该三人均是当时的执法者，不能作为证人证言，无效力，也不能作为证据来证明原告发生了阻碍执法行为。另外，整个执法过程有执法记录仪进行记录，应以执法记录仪的视频为准。对证据15，首先询问过程一共用了23分钟，可能是事先已经打好。第二，袁国强陈述是他报警，与事实不符。袁国强出现时，警察已经在现场半个多小时了。第三，笔录中只有第三页第13行“我在旁边听到这个酒鬼一直在车厢里砸车”涉及到事实方面，且他不是看到而是听到，发出的声音也是推断说是砸的，这个声音是谁发出的，也是他推断。所以袁国强的证言没有任何眼见的事实，而仅是他推断发出的声音是原告砸车发出的。原告认为砸车不可能成立，因为当时原告的手是反绑着。故袁国强的推断错误，其证人证言不是客观事实。对证据16-17执法记录仪视频中并没有发生《处罚决定书》当中所陈述原告阻碍和打砸警车的行为，并且根据公安部相关规定，警车在执法过程中也应有执法记录，原告一再要求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提交警车里的执法记录仪视频，但目前仍未提交。苏仕恒作为受害人，应提交苏仕恒的执法记录仪。如果不能提交，原告认为本案的处置违法。这段视频中有一段镜头模糊，是有人挡住镜头，那段时间就是原告被虐待。对警车照片，并不能看出被踢的印记，原告签字表示是看过并不代表原告存在阻碍执法的行为。对民警身份证明无异议，但作为执法人员又作为证人不符合规定。对证据18-19归案经过，与事实不符。对证据20，作为一个醉酒的人，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首先应该醒酒，而不是询问，询问查证开始时间为2020年3月29号23点，不符合法律规定。对证据21无异议。 被告下城区政府对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提供的证据无意见。 原告对被告下城区政府提供的证据意见：对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原告认为被告下城区政府是利用职务之便维护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行为。《复议决定书》认定的事实与事实不符，原告申请听证程序，但被告并没有进行客观真实的调查和核实，直接作出决定。 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对被告下城区政府提供的证据无意见。 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原告想要通过《处罚决定书》来证明被告适用法律错误，无法达到该证明目的。对证据2的证明对象有异议。该组证据来源于现场的执法记录仪，只能证明原告实施了阻碍执行职务的违法行为。对证据3无出具的时间和地点，合法性有异议。结合许某当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并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对象，证人在法庭上也明确表示原告有爆粗口，具体的阻碍执法行为没有听见。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5-6，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制作时间、、地点制作人均没有。也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在公安机关接受询问期间，公安机关已经明确告知原告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对证据7，与本案无关。对证据8三性无异议。 被告下城区政府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意见：对证据1三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该视频是以沈宏视角拍摄的，是一个比较完整过程。可以听到原告在被带上警车之后有踢车的动作，也听到车门的各种巨响，可以证明原告有踢踹警车的举动。另外，在沈宏到派出所后马上就把案件经过向同事讲述，有辱骂苏仕恒和踢踹警车的情形。作为现场当事人来说，沈宏在没有和其他任何人商议的情况下，到派出所之后立马就表述之前事发的过程，是真实情况的反馈。对证据3及证人证言，证人也表示原告在醉酒过程中及民警到现场过程中，有爆粗口的情形，但没有说原告当时对谁爆粗口。因为当时人员较多，证人没有发现原告对谁爆粗口。被告认为作为民警来说，他是离原告最近的人，原告到底辱骂谁，民警非常清楚。对证据4三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遭受暴力的证据。对证据5-6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对证据7，与本案无关联。对证据8三性无异议。 原告对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意见：被告未完整提交法律依据。第一，潮鸣派出所并不是本案行政治安行为的发生地，行为的发生地是长庆派出所辖区内的小店门口，因此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管辖规定。第二，如果需要回避，根据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也应当报请上级部门决定。本案中，潮鸣派出所管理了不属于管辖范围的行政治安案件，而未提供相应的法律依据。该行政行为错误。另外，原告未醒酒就被询问、家属已经到场的情况下仍将原告带回派出所、苏仕恒个人报警、执法全过程未进行全程不间断视频记录等均属于程序违法。 原告对被告下城区政府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无异议，但认定事实错误。 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获奖证书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定，对各方提供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事实综合认定。 经审理查明，2020年3月29日20时许，被告所属长庆派出所接杭州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指令，称下城区林司后xx号有醉酒人员在店门口闹事。长庆派出所立即指派民警沈宏等人前往现场处置，在现场发现醉酒人员系原告。在民警处置警情过程中，原告与围观群众袁国强发生拉扯，民警苏仕恒及辅警张运飞前来支援。在民警沈宏明确警告原告“不要碰我”“你再这样，要对你进行人身控制”的情况下，原告行为举止仍不受控，在场民警及辅警遂使用绳索对其进行约束，并将其带上警车。在该过程中，原告频繁使用“关你屁事”“你算什么东西，包括你，你算什么东西”“你也不要给我……你妈妈是我……帮我个屁”“他妈的……他妈的是我同事”“你妈的，你妈的……”等辱骂性的语言，并以踢打辅警、警车等方式作出抗拒性行为以阻碍民警依法执行职务。当日22时30分，被告所属潮鸣派出所接到长庆派出所(具体报案人为民警苏仕恒)报警称原告在民警处警过程中阻碍执行职务。潮鸣派出所接报后予以受理，于当日23时10分将原告传唤到所询问调查。因原告涉嫌阻碍执行职务的行为可能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经审批，对原告延长传唤至24小时。当日晚上，潮鸣派出所民警向苏仕恒、沈宏、张运飞、袁国强询问调查并制作笔录。因原告处于醉酒状态，潮鸣派出所民警于3月30日9时58分至同日10时36分向原告询问调查并制作笔录，于同日18时03分向原告告知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其享有陈述、申辩权利并制作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原告未提出陈述和申辩。同日，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作出《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的行为构成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之规定，给予原告行政拘留七日的行政处罚，并于当日直接送达给原告。原告不服，于2020年5月21日向被告下城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下城区政府于2020年7月16日作出《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处罚决定书》。原告于2020年7月22日收到《复议决定书》后不服，诉至本院。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影响，案涉行政拘留尚未执行。 另查明，被告所属潮鸣派出所于2020年3月29日作出杭下公（潮）行传字〔2020〕00123号《传唤证》，载明因胡浩涉嫌阻碍执行职务，传唤其于2020年3月29日23时30分前到潮鸣派出所接受询问。该《传唤证》附卷联载明原告到达时间2020年3月29日23时10分，离开时间2020年3月30日18时55分，原告对此签字并捺印。案涉《违法嫌疑人饮食和必要休息时间权利保障告知书》载明询问查证开始时间为2020年3月29日23时10分，询问查证结束时间为2020年3月30日18时55分，在该期间保障了原告的饮食和必要休息的权利。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本案中，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作为本行政区域内的公安机关，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案件是其法定职责。被告下城区政府对原告不服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作出行政行为的复议申请具有复议审查的职责。关于原告主张本案由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所属潮鸣派出所受案不符合管辖规定，程序违法。对此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解释因本案属于长庆派出所应当回避情形，根据内部工作安排，由交叉管辖对应的潮鸣派出所管辖符合规定，且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主体是被告市公安局下城分局，并非潮鸣派出所。本院认为被告已作出合理解释，对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之规定，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从重处罚。本案中，原告不听民警劝阻，行为举止不受控制，期间以公然辱骂民警、踢打警车等方式阻碍人民警察执行职务的事实，有执法记录仪视频、苏仕恒、沈宏、张运飞、袁国强的陈述等证据相互印证，依法可以认定，原告主张未阻碍民警执行职务的理由不成立。原告主张苏仕恒个人报案、传唤原告时间不符合规定，本院结合证据及被告当庭作出的解释，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原告主张其被带入派出所时处于醉酒状态，被告办案过程存在诱导原告的情形，民警用欺骗等非法手段让其在《处罚决定书》上签字，且其离开派出所时头部有伤口，并申请调取其被带入执法办案场所办案区后的全部视频记录。本院认为，胡浩的询问笔录显示，被告在询问前告知了原告享有的权利义务，包括申请回避、如实陈述案件事实、陈述和申辩、核对询问笔录及补充或者更正、保障饮食和必要休息时间、对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违法违纪行为的检举和控告权等，相应的处罚告知笔录、《违法嫌疑人饮食和必要休息时间权利保障告知书》等均可印证，案件发生后，市公安局下城分局履行了受理、询问、调查、告知、审批等法定程序，保障了原告的相关权利，程序合法，故对原告的该申请不予准许，对其主张不予支持。需要强调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醉酒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应当给予处罚。”本案原告不应以其醉酒作为免除行政处罚的抗辩理由。另，本院注意到被告在对苏仕恒、袁国强、张运飞的询问笔录中记载的询问时间均在《受案登记表》中的接报时间之前，在此予以指正。 行政复议方面，被告下城区政府作为复议机关，受理复议申请后，经审理，作出《复议决定书》并送达原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综上，案涉《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复议决定书》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胡浩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胡浩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沈 晟 审 判 员  邓 瑶 人民陪审员  李勇明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法官 助理  章文洁 代书 记员  钱舒颖 1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