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783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财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法定代表人：郭方，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丽婧，女。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财经大学，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法定代表人：蒋传海，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燕，上海至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郭方，男，1957年11月5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原审第三人：曹致妹，女，1962年6月20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原审第三人：程少辉，女，1965年2月17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原审第三人：葛海燕，女，1962年8月29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原审第三人：洪伟娟，女，1953年7月25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原审第三人：金珠凤，女，1951年4月20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原审第三人：李秉心，男，1952年12月8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原审第三人：成靖，女，1977年11月18日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原审第三人：吴文杰，男，1968年7月8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原审第三人：夏军，男，1968年12月4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原审第三人：朱伟，男，1967年8月9日生，汉族，住上海市。上诉人上海财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财经大学(以下简称上海财大)以及原审第三人郭方、曹致妹、程少辉、葛海燕、洪伟娟、金珠凤、李秉心、成靖、吴文杰、夏军、朱伟等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0民初212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科发公司法定代表人郭方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丽婧、被上诉人上海财大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燕、原审第三人郭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科发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上海财大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程序违法，变更合议庭组成人员未作裁定。另，本案系重复起诉，且属同案不同判。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以下简称铁路法院)强制清算案件裁定书认为无法判断科发公司是否出现解散事由，表明已确认公司存档章程的有效性。而本案一审判决认可了2005年11月10日的工商备案章程，并判决解散科发公司。二、事实认定错误。首先，2005年11月10日工商备案章程系无效章程。科发公司股东在存档章程中已对公司经营期限约定为“不约定期限”，即应以存档章程的约定为准。备案章程仅有对外公示效力。其次，科发公司2018年3月22日回复函件虽提及知道工商备案章程的经营期限为二十年，但公司回复并不能代表股东意见。公司章程的修改须股东会讨论决定。再次，经营期限属公司营业执照必须载明的内容，但并非章程的生效要件。科发公司存档的章程合法有效。最后，股东会是否能够作出符合法定比例的决议应由股东会决定，而不是一审判决认为无法作出符合法定比例的决议就能成立。上海财大未按有效章程关于公司经营期为“不约定期限”进行工商变更，属违约。上海财大不应以经营期限到期为由解散科发公司，使得科发公司无法按时申请换发营业执照。此外，在所涉纪念路国有房产纠纷解决前，上海财大依法不得处置国有资产。三、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并不符合必须解散公司的规定。且公司解散将涉及到国有房产权属问题、公司职工就业以及客户软件维护等。公司一旦停业会造成巨大的经济和人力损失。请求二审公正判决，支持其上诉请求。上海财大答辩称，不同意科发公司上诉请求。第一，更换合议庭成员依法并不必须作出裁定，一审法院开庭前已经明确告知更换合议庭成员，程序合法。另，铁路法院裁定并未确认公司存档章程效力。不存在重复起诉及同案不同判的问题。第二，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关于两份章程的效力问题，科发公司原章程约定的营业期限一直都是二十年，2005年11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也并未修改营业期限，科发公司所谓该份章程中“不约定期限”的内容并未经股东会决议确认，系其钻了章程未加盖骑缝章的空子，更换了相应的内容。此外，即使公司股东曾经达成过“不约定期限”的章程，因在工商行政部门登记备案时进行了修改，且科发公司营业执照明确载明经营期限至2018年12月6日止，科发公司及其股东亦从未提出异议，故公司经营期限应受登记备案章程约束。第三，科发公司2018年3月22日回复系其对同意公司解散的确认。故本案公司章程营业期限应以二十年为准。对于职工的安置和公司现存业务的处理，系解散后清理阶段需要解决的问题，上海财大作为科发公司股东亦会积极配合，但此不能成为阻止公司解散的理由。关于所谓国有资产的界定，相关当事人已就纪念路房产向法院起诉，并经判决确认，并不影响公司解散。此外，本案实际情况已完全符合公司法关于解散的相关规定，一审判决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郭方述称，同意科发公司上诉意见。夏军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诉，其提供书面意见述称，科发公司连续多年未召开股东会，公司经营处于瘫痪状态，请求法院解散科发公司，以维护其小股东权益。曹致妹、程少辉、葛海燕、洪伟娟、金珠凤、李秉心、成靖、吴文杰、朱伟经本院传票传唤均未到庭应诉，亦未陈述意见。上海财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解散科发公司。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根据工商登记机关的公示信息，科发公司成立于1994年7月29日，现注册资本为3，300，000元，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期限为1998年12月7日至2018年12月6日，登记股东为上海财大(出资1，320，000元，持股40％)、郭方(出资1，694，880元，持股51.36％)、朱伟(出资82，500元，持股2.5％)、李秉心(出资66，000元，持股2％)、葛海燕(出资42，900元，持股1.3％)、吴文杰(出资34，320元，持股1.04％)、金珠凤(出资13，200元，持股0.4％)、洪伟娟(出资13，200元，持股0.4％)、程少辉(出资13，200元，持股0.4％)、夏军(出资8，250元，持股0.25％)、曹致妹(出资8，250元，持股0.25％)，成靖(出资3，300元，持股0.1％)。工商资料显示，科发公司1999年通过的公司章程第四十二条约定，公司规定的经营期限届满(现为二十年)或其他解散事由出现时公司可以解散。2005年11月10日修改的公司章程第二十六条约定，公司的营业期限为二十年，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算。该条“二十年”系将机打文字手动涂改形成。嗣后，科发公司章程经过多次修正，但并未涉及经营期限的变更。一审中，科发公司提供有全体股东签署的日期亦为2005年11月10日的公司章程，第二十六条机打文字为“公司的营业期限为不约定期限”。科发公司称该份章程由公司存档，工商备案的2005年11月10日修改的章程系按当时备案要求手动改为“公司的营业期限为二十年”。上海财大认为该份章程未盖骑缝章，是科发公司更换了相应的内容页。一审另查明，2016年至2018年，上海财大曾就通过股权转让从科发公司撤资等事项多次要求召开股东会。在2018年1月19日召开的临时股东会中，股东郭方和股东曹致妹明确反对上海财大进行股权转让。2018年3月22日，上海财大为进行股权转让所需，发函科发公司要求行使股东知情权。科发公司回函称：“……根据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本公司在2018年12月6日经营期限到期(附本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而且公司大多数股东提出了清算和撤资(包括财大股东)拿回投资的要求。所以，公司准备在2018年6月开始公司解散清算的准备工作。……由于本次上海财经大学股东提出转让的股份，系国有资产，而且，本次转让的国有产权不明晰，存在资产权属纠纷，根据国有资产转让的相关法律规定，在未处置完纠纷及明确产权权属之前，(属有争议的国有资产)国有产权不能转让。……公司不同意贵股东要求审计和查账的要求……。”嗣后，上海财大向一审法院提起知情权诉讼，但其拟通过股权转让方式退出科发公司的目的始终未能实现。2019年1月30日，科发公司发出于2019年2月25日召开临时股东会的通知，会议议题包括：“1．为保证公司股东会决议的合法性，本次会议应对股东资格进行确认：由于历史原因，有些股东已将股份转让给他人，原股东金珠凤、程少辉、成靖在本公司股份，分别于2006年、2007年、2009年转让给了郭方、圣美霞、许丽婧、张万林四位股东。转让款已结清，但工商未予以变更。现要求股东会予以表决，并进行工商变更；2．公司对外投资收回的决定：由于历史原因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对多家公司进行了投资，现对工商还未予注销的投资公司做出撤回投资决议；3．公司继续经营的问题：公司章程第九章第二十六条规定，公司的经营期限为不约定期限。现指的经营到期是营业执照上的经营期限到期，按照当时的工商规定，营业执照经营期限只能是20年，没有‘不约定期限’的，故在2018年12月6日已到期。故公司是否继续经营需股东会予以表决。其中股东上海财经大学已提出书面要求：要求对公司进行清算。”2019年2月25日，科发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但未能形成决议。2019年7月11日，上海财大以科发公司营业期限至2018年12月6日已经届满，科发公司无法形成股东会决议以延长其经营期限为由，向铁路法院申请强制清算。在该案审理中，科发公司提供了上述载有“公司的营业期限为不约定期限”的公司章程。铁路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材料看，双方对公司营业期限是否届满存有较大争议，无法判断是否出现解散事由，故裁定对上海财大提出的清算申请不予受理。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公司因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被吊销营业执照等事由而解散。本案中，因登记机关备案的章程与科发公司提交的章程对公司经营期限存在不同约定，需要通过审理予以判定解散事由是否成立，故铁路法院对于上海财大的清算申请未予受理，但并不意味着对于科发公司的营业期限为“不约定期限”做出确认。从科发公司陈述的两份章程形成的过程来看，登记备案的章程系在后修改并经登记机关确认，科发公司的营业执照上亦明确载明经营期限至2018年12月6日，科发公司及其全体股东对于备案时已对经营期限予以修改明确知晓且未提出异议，视为已予以认可。并且，科发公司在2018年3月22日回复上海财大拒绝其行使知情权的函件中，亦确认经营期限至2018年12月6日止，并称将开始解散清算的准备工作，因此，即便2005年11月10日科发公司股东曾达成过经营期限为“不约定期限”的章程，科发公司及全体股东现亦应受登记备案的章程约束。此外，公司的经营期限系公司营业执照必须载明的内容，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在营业执照载明的期限届满后，科发公司即应当停止经营，或者通过股东会决议变更经营期限并申请换发营业执照，现各方股东无法作出符合法定比例的决议以修改备案章程并延长经营期限，故科发公司无法再申请换发营业执照，客观上亦不再具有继续合法经营的可能性。从双方提供的证据来看，上海财大曾试图通过股权转让退出公司，但因股东矛盾始终无法实现。一审法院主持调解，各方亦无法达成其他解决方案。因此，上海财大提出解散科发公司的主张，依法应予支持。关于科发公司提出的职工安置、现存经营业务的处理以及国有资产界定的问题，属于在清算阶段需要解决的问题，上海财大在清算阶段亦应当予以配合处理，但并不影响上海财大提出依法解散科发公司的主张。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项、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解散上海财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一审案件受理费33，240元，由上海财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另，本院审理期间，科发公司提供2017年1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公司全部软件销售和维护发票、销售合同和协议、应收款、全国高校软件使用单位等材料供本院参考，以说明科发公司仍正常经营以及如若停业、软件停用会造成相关客户的重大影响。上海财大提供上海伦伟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登记信息、(2010)杨民二(商)初字第718号民事判决书等材料供本院参考，以说明科发公司股东之间存在严重冲突、经营和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纪念路房产已经生效判决处理等情况，并表明除了解散公司双方已无法通过其他途径妥善解决问题。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科发公司于1994年7月29日成立，营业期限为1998年12月7日至2018年12月6日。1999年，科发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修改章程部分内容，但明确公司的营业期限仍为二十年。2005年11月10日，科发公司再次形成股东会决议修改章程部分内容，但决议中并未涉及营业期限变更的内容。之后，科发公司又多次修改公司章程，但均未涉及营业期限变更。科发公司内部存档的2005年11月10日章程第三十一条约定“公司登记事项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定的为准”。此外，一审庭审中已明确宣布变更后的合议庭组成人员并告知各方当事人享有申请回避的权利。本案主要争议焦点：科发公司认为其营业期限应为“不约定期限”，从而否认其工商登记的营业期限已经届满的事实，并认为公司仍然符合正常经营的条件，并不具备解散事由的主张是否成立。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依法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科发公司主张应以公司存档的2005年11月10日公司章程中记载的“不约定期限”作为科发公司的营业期限，相当于“无固定期限”或“永久期限”，而不应以2005年11月10日工商登记备案的章程中记载的“二十年”作为营业期限。对此，本院认为，科发公司该项主张缺乏充分依据，本院难以认同。理由如下：首先，一审业已查明，科发公司成立于1994年，营业期限为1998年12月7日至2018年12月6日。1999年修改的公司章程亦明确营业期限为“二十年”，即至2018年12月6日止。虽然科发公司主张其内部存档的2005年11月10日公司章程中记载的营业期限为“不约定期限”，且该章程尾页有所有股东签章，但同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并未涉及公司营业期限修改的内容，该份存档章程中记载营业期限为“不约定期限”的页面亦无各股东签章确认或加盖骑缝章，真实性难以完全确定。且“不约定期限”本身存在文字表达歧义，并不完全等同于“无固定期限”或“永久期限”。故科发公司认为其营业期限应以该份存档章程为准系无固定期限或永久期限的主张，缺乏充分依据，依法难以成立。其次，退而言之，即便科发公司各股东对于上述内部存档章程中“不约定期限”一节曾作过确认，但因科发公司嗣后提交工商部门登记备案的章程中依然明确公司营业期限是“二十年”，而公司依法应当向工商部门提交经各股东确认的章程以作备案，且科发公司内部存档的2005年11月10日章程第三十一条亦约定“公司登记事项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定的为准”，由此可见，截至工商登记备案时，各股东对于公司章程中营业期限约定为二十年的意思表示真实明确。科发公司章程最终确认的营业期限即为“二十年”，此亦为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且记载延续至今，对科发公司及其股东均具有拘束力。此外，科发公司营业执照明确记载营业期限届满日为2018年12月6日，科发公司于2018年所发函件中亦自认“根据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本公司在2018年12月6日经营期限到期，而且公司大多数股东提出了清算和撤资拿回投资的要求，所以公司准备在2018年6月开始公司解散清算的准备工作……”，故可表明，科发公司及其股东对此营业期限届满日均应明知及认可。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规定：经营期限为企业章程所确定的经营时限；营业期限自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登记之日起计算；超出经营期限从事经营活动的，视为无照经营，依法责令终止经营活动，并进行处罚。故此，经工商登记备案的公司章程，对外具有公示效力。鉴于上海财大自2016年始即寻求通过股权转让、知情权诉讼、强制清算申请等诸多方式退出科发公司而无果，股东间矛盾激烈，上海财大亦明确表示不同意延长科发公司营业期限，加之科发公司各股东的实际持股比例情况(上海财大持有科发公司40％股权，而修改公司章程须经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股东通过，现其他股东已无法形成延长公司营业期限的有效决议)，科发公司在客观上已不具备延长营业期限继续合法经营的可能性。至于科发公司提供给本院参考的软件销售、维护发票等资料，仅能表明科发公司尚有部分业务运作，但无法回避科发公司股东间矛盾激烈已引发公司内部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事实。而其公司内部的纷争不断与管理无序，又势必导致其公司日常经营发生严重困难。对此，一审亦已作详细阐述。另，一审及本院均多次主持调解，寻求其他方式解决本案纠纷，但均未果。综上，因科发公司营业期限已经届满，股东间存在巨大分歧，公司经营、管理已发生严重困难，且经一审法院及本院主持调解均无法达成其他有效解决途径。故此，上海财大作为科发公司股东主张解散公司，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至于科发公司提及的职工安置、现存业务处理以及国有资产界定等问题，均系公司解散后清算阶段解决的问题，不构成阻却公司解散的法定事由，上海财大亦明确表示予以配合，各方可于清算过程中另行处理。此外，根据法律规定，变更案件合议庭组成人员并不必须以裁定方式作出，且一审已于庭审中明确告知变更后的合议庭组成人员以及当事人享有申请回避的权利，故科发公司提出一审程序违法的主张不能成立。至于铁路法院不予受理上海财大清算申请一案，该案裁定并未确认科发公司关于营业期限永久的主张成立，仅认为因当事人对科发公司营业期限是否届满存在较大争议，尚无法判断是否出现解散事由，故裁定对清算申请不予受理。故此，科发公司提出本案系重复起诉以及同案不同判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科发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3，240元，由上诉人上海财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新审 判 员  张晓菁审 判 员  杨怡鸣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李 超书 记 员  李佳纯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