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85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秋月，女，1994年7月2日出生，住重庆市江津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肖仁梅，女，1972年1月13日出生，住重庆市江津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生全，男，1971年2月1日出生，住重庆市江津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运明，重庆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雷凤财，男，1978年6月2日出生，住重庆市永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世驹，重庆市永川区昌州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永川区玉屏路渔蛙坊美蛙鱼火锅店，经营场所重庆市永川区玉屏路**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8MA60ALT8X6。经营者：杨秋月，女，1994年7月2日出生，住重庆市江津区。原审被告：永川区渔蛙坊美蛙鱼火锅店，，经营场所重庆市永川区人民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8MA606AH1Q。经营者：杨秋月，女，1994年7月2日出生，住重庆市江津区。上诉人杨秋月、肖仁梅、杨生全因与被上诉人雷凤财，原审被告永川区玉屏路渔蛙坊美蛙鱼火锅店(以下简称永川玉屏渔蛙坊)、永川区渔蛙坊美蛙鱼火锅店（以下简称永川渔蛙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2020)渝0118民初74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秋月、肖仁梅、杨生全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上诉人支付货款24212元。事实及理由：上诉人在出具欠条、借条后支付的45608元应当扣除，上诉人实际尚欠的货款为24212元。被上诉人主张45608元系支付欠条出具后的货款，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雷凤财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上诉人支付了45608元属实，但是不应在欠条金额中扣除。第二张欠条的金额是扣除了前述已经支付的款项后尚欠的货款。2020年1月23日支付的8000元是支付2020年1月的货款，2020年7月1日支付的3000元，被上诉人已经进行了抵扣。原审被告永川玉屏渔蛙坊、永川渔蛙坊未发表答辩意见。雷凤财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由杨秋月、肖仁梅、杨生全、永川玉屏渔蛙坊、永川渔蛙坊支付雷凤财货款70766元；2.由杨秋月、肖仁梅、杨生全、永川玉屏渔蛙坊、永川渔蛙坊赔偿雷凤财逾期付款损失(以70766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1月19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3.由杨秋月、肖仁梅、杨生全、永川玉屏渔蛙坊、永川渔蛙坊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秋月是永川玉屏渔蛙坊、永川渔蛙坊的经营者。2019年4月27日至2020年1月19日，雷凤财向永川玉屏渔蛙坊供应酒水；并于2019年1月17日至2020年1月11日期间向永川渔蛙坊供应酒水。2019年8月15日，经结算，杨生全向雷凤财出具借条1张，载明：今借雷凤财43600元，此借款于2019年年底全部结清。此借款原因为打渔坊水晶城店和五板桥店4月至7月份的酒水货款。即日起4月至7月份的酒水单据全部作废。2020年1月16日，经结算，杨生全向雷凤财出具欠条1张，载明：今欠雷凤财酒水饮料款30166元，此款为2019年8月份至2019年12月份酒水款，此款于2020年8月份全部结清。2020年1月16日之后，雷凤财仍继续供货。审理中，雷凤财称2020年1月16日之后的货款已经结清。同时查明，肖仁梅通过微信多次与雷凤财联系送货事宜，并多次向雷凤财支付货款，支付时间贯穿整个送货期间。审理中，杨生全举示了文德兰的银行流水，拟证明2019年9月25日向雷凤财转账的8490元、2019年10月2日向雷凤财转账的3314元、2019年11月24日向雷凤财转账的10624元、2019年12月2日向雷凤财转账的7180元、2020年1月7日向雷凤财转账的5000元、2020年1月23日向雷凤财转账的8000元、2020年7月1日向雷凤财转账的3000元，是用于支付借条和欠条中载明的欠款。雷凤财对于转账事实无异议，但认为在结算时已经品迭了这些已付款项，不应再作为其支付借条和欠条中载明的欠款的依据；并且2020年1月23日转账8000元是2020年1月21日供货的货款。经一审法院释明，杨生全在指定期限内未申请进行审计。雷凤财举示了原始的送货单据，因部分没有接收人签字，故双方共同确认在起诉金额中扣除846元。一审法院认为，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登记的经营者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本案中，雷凤财向永川玉屏渔蛙坊、永川渔蛙坊送货，故雷凤财与永川玉屏渔蛙坊、永川渔蛙坊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永川玉屏渔蛙坊、永川渔蛙坊登记的经营者为杨秋月，但在实际经营中，由肖仁梅通过微信多次与雷凤财联系送货事宜，并多次向雷凤财支付货款，而杨秋月、肖仁梅、杨生全、永川玉屏渔蛙坊、永川渔蛙坊辩称实际经营者为杨生全，杨生全也向雷凤财出具了欠条，故肖仁梅、杨生全是永川玉屏渔蛙坊、永川渔蛙坊的实际经营者，应当与杨秋月共同就本案的买卖合同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杨生全出具的借条和欠条，能够确定在结算后杨秋月、肖仁梅、杨生全所欠的货款金额为73766元，雷凤财确定杨秋月、肖仁梅、杨生全其后支付了3000元欠款，并在审理中确认在起诉金额中扣除846元，故现杨秋月、肖仁梅、杨生全所欠的货款金额为69920元，杨秋月、肖仁梅、杨生全未按照借条和欠条中载明的付款时间支付货款，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一审法院对于雷凤财要求由杨秋月、肖仁梅、杨生全共同支付货款6992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损失(以39754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1月1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另以30166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9月1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于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对于杨秋月、肖仁梅不承担责任及不支付逾期付款损失的辩称意见不予采纳。杨生全举示的文德兰的银行流水，拟证明文德兰向雷凤财的转账系用于支付借条和欠条中的欠款；但因双方之间系连续的买卖合同，期间不间断的供货和支付货款，杨生全举示的付款时间基本在出具欠条之前，无法证明在出具欠条时是否对这些付款进行了结算，不能直接证明这些付款是用于支付借条和欠条中的欠款；2020年1月23日的转账8000元虽在出具欠条之后，但出具欠条之后双方仍然继续发生买卖合同关系，故也不能直接证明该笔转账是用于支付借条和欠条中的欠款；因付款的义务在买方，故应由买方对付款的事实进行举证，现杨生全仅举示了部分付款依据，且不能证明是否用于支付借条和欠条中的欠款，现借条和欠条可以证明欠款的金额，该金额系双方结算后所产生，杨生全不认可该金额，就应当对双方整个买卖合同期间供货和付款的情况进行审计，确定尚欠货款的金额，而杨生全在一审法院释明后，在指定期限内未申请进行审计，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对于杨生全的举示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由杨秋月、肖仁梅、杨生全于判决生效后5日内共同支付雷凤财货款6992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损失(以39754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1月1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另以30166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9月1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雷凤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42元，减半收取计821元，由杨秋月、肖仁梅、杨生全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被上诉人雷凤财举证如下：1.双方供货往来明细一份，证明双方交易金额共计为117460元，扣除已付款45608元、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店内吃饭消费1067元以及送货单未签字的846元，上诉人尚欠的货款为69939元。2.送货单11张和微信聊天记录。证明2020年1月23日的8000元是用来支付2020年1月1日至12日之间的货款。上诉人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是对方单方制作的，没有上诉人签字，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据二的真实性认可，认可2020年1月23日的8000元是用来支付2020年1月1日至12日之间的货款。本院二审中查明，雷凤财一审中举示了双方交易的部分送货单据，其中2019年8月、9月、11月（2张送货单）、12月的部分送货单载明的货款金额共计为40194元，该部分送货单载明的金额与雷凤财二审中提交的双方交易往来明细能够对应。杨生全亦陈述2020年1月16日出具的欠条中载明的欠款30166元不是2019年8月到12月的全部货款，是扣除了其付款后的尚欠货款。双方均认可2020年1月23日转款的8000元是用来支付2020年1月1日至12日之间的货款。另外，雷凤财与肖仁梅2020年1月23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肖仁梅：9000减去挂账1067，转了8000过来”，2019年12月2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肖仁梅：雷总转了7180元，因昨晚只卖了一万元，我把十一月的3874给你转了，另外五板桥8月转了3005元，还欠五板桥8月份6千”，随后肖仁梅在语音中将3005元更正为3305元。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为：杨秋月、肖仁梅、杨生全尚欠的货款金额为多少。案涉双方在2019年8月15日结算确认上诉人尚欠2019年4月至7月的货款金额为43600元，并由上诉人杨生全出具借条确认。此后，双方在2020年1月16日第二次结算确认上诉人尚欠2019年8月至2019年12月的货款为30166元，由杨生全出具欠条确认。上诉人主张其在2019年8月15日第一次结算后向被上诉人转款的45608元，均系用于归还结算的货款，因此应当在欠条、借条载明的金额中进行抵扣。被上诉人则认为2020年7月1日的3000元系归还第一张借条的货款，2020年1月23日的8000元系用于支付2020年1月的货款，2019年9月25日至2020年1月7日期间的34608元转款均系支付该期间的货款，2020年1月16日的第二张欠条即是在品迭了前述的34608元付款后出具，故34608元和8000元均不应在借条和欠条中的货款中进行抵扣。本院对被上诉人的陈述予以采信，理由如下：首先，2020年1月16日的欠条载明2019年8月至2019年12月上诉人尚欠的货款为30166元，从被上诉人一审举示的部分送货单来看，2019年8月、9月、11月（2张送货单）、12月的送货单载明货款金额共计为40194元，上诉人亦认可30166元不是2019年8月到12月的全部货款，是扣除了其付款后的尚欠货款。因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所称的2019年9月25日至2020年1月7日之间的转款是用于支付2019年8月至2019年12月之间的货款可以支持。其次，根据查明的事实，双方在2020年1月16日第二次结算之后继续进行交易，且此后的货款已经结清，由此可见，双方的交易模式并非是将付款用于冲抵在先的债务，而是在之前的交易已经办理结算的情况下，对结算后产生的新交易优先进行付款。肖仁梅在2019年12月2日的微信聊天中明确提到7180元（2019年12月2日转款）系用于支付11月的3874元和8月的3305元货款，该7180元转款发生在第一张借条出具之后，并未用于支付第一张借条载明的欠款，而是用于支付2019年8月至2019年12月期间的货款，由此可以印证前述论证。同理，在2019年8月15日第一次结算之后，双方也是继续进行交易，在2019年4月至7月之间的货款已经办理结算的情况下，上诉人对双方在第一次结算后新产生的交易进行付款也就更符合双方的交易模式。第三，关于2020年1月23日支付的8000元，双方均认可该8000元是用来支付2020年1月1日至12日之间的货款，因此与案涉借条和欠条载明的货款均无关。第四，诚如一审所述，在一审法院释明要求上诉人对双方交易总金额进行审计的情况下，上诉人在指定的期限内未申请审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上诉人关于应将付款予以抵扣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秋月、肖仁梅、杨生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42元，由杨秋月、肖仁梅、杨生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 瑾审 判 员  柳光洪审 判 员  黄 淳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李明霞书 记 员  赵光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