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46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纪亚萍，女，1989年7月2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官宝安，广东仁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安信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航城街道三围社区航空路华丰工业园**701。法定代表人：付明钢，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盛敏琥，广东融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纪亚萍因与上诉人深圳市安信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可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6民初188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纪亚萍上诉请求：1.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2015年劳动报酬300000元；2.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工资600000元（600000÷12×20-20000×17-30000×2=600000元）；3.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奖金666666元（400000÷12×20=666666元）；4.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经济补偿金166666元（1000000÷12×2=166666）；5.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主张权利律师费5000元。以上共计1738332元。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上诉人的离职时间错误，上诉人辞去被上诉人总经理为2018年10月30日,但上诉人实际离职时间为2018年12月1日，故一审计算工资、奖金的数额有误，2015年被上诉人已明确欠上诉人300000元，被上诉人是因为欠薪而导致上诉人被迫离职，被上诉人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同时维权律师费也应当足额支付。安信可公司对纪亚萍的上诉答辩称，1.30万的劳动报酬没有依据，邮件里面就可以显示这30万不属于劳动报酬；2.少算了11月份的薪酬差额和经济补偿金的算法，这个实际上跟他的劳动日期结束是有关的，并不是他社保交纳到11月份他就工作到11月份，她劳动关系存续的最后截止时间为2018年10月30日，所以算到2018年11月份不认可；3.关于纪亚萍要求经济补偿金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纪亚萍的离职系其另外拍摄了深圳市矽速科技有限公司并在此公司担任法人及大股东，无心经营深圳市安信可科技有限公司所以提出了离职，并且双方有确认的董事会决议（见安信可诉纪亚萍等人的侵犯公司利益案，由纪亚萍提交，目前此案也在中级法院审理当中），所以纪亚萍要求经济补偿金被迫解除，其所谓的因安信可没有发放公司被迫解除的通知书系在劳动仲裁败诉后急匆匆的所补发的证据，并不是离职时的原因，经济补偿金理由不能成立，请求法庭予以驳回。上诉人安信可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9）粤0306民初18856号民事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予以依法改判；2.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及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被上诉人享有年终奖40万的标准，所依据的聘书具体费用说明、股权激励了奖金方案，系被上诉人利用职权私盖公章伪造，故对一审判决要求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年终奖金610727元不予认可。二、以上三份证据在表述年终奖的发放，年终奖的具体金额标准上面相互矛盾，形式上落款日期严重瑕疵，明显系个人利用职权伪造，真实性不能作为年终奖的标准采信。三、具体到股权奖励与奖金方案，完全修改了双方10月22日邮件内容中的第一次离职结算的方案，在此股权奖励与奖金方案中，增加了奖金40万的表述，删除了薪酬差异要扣减经营利润的要求，而时间又是在邮件之后的两天之内修改的，更说明个人系谋取私利而伪造。计提费用说明的证据内容纯系捏造，该说明里自身表述的年终奖发放的条件和金额就充满了矛盾，一方面在最后一段表述要参考公司净利润来发放员工年终奖，另一方面对她个人的2018年的年终奖又确定是由条件改为40万的定额发放，完全系利用职权谋私伪造。同时，一审判决里其薪酬差异支持的只有48万，而计提费用说明里面个人伪造的时候毫无依据的伪造出了62万的标的，被一审判决予以纠正过，最后2018年上诉人公司的净利润补充证据里面也已经显示，一共才只有10万多，不可能在其离职后的11月初给其承诺40万的年终奖，有悖常理。四、关于一审驳回我方对于以上三份证据形成时间的司法鉴定，超过举证期限予以驳回，但上诉人认为此三份证据直接关系其在职期间年终奖40万标准的真实性，民事诉讼阶段有权提出对这三份证据形成时间的鉴定。五、被上诉人另有损害上诉人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的案件在诉，该两案的认定结果将跟对本案说明被上诉人离职前存在侵犯公司利益谋取个人薪酬额外利益的存在主观恶意，等另案我方的两个案件结果出来以后可以予以查明。纪亚萍对安信可公司的上诉答辩称，我方认可一审中对安信可的理由，安信可在中院提起的侵犯商业秘密纠纷，对方已经撤诉，但损害公司利益纠纷一审已经给法院驳回了，关于相关的（2019）粤03民终25081号案吴才泽也判决深圳市安信可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相应的劳动报酬以及年终奖。原审法院认定并认为：一、入职时间：原告主张其于2017年4月1日入职被告处，被告主张入职时间应以原告填写的入职登记表所署时间2017年4月20日为准。经查，原告提交的聘书没有落款时间，聘书载明被告任命原告为公司总经理，任命决定自2017年4月起开始执行；原告提交的社保记录载明被告为原告购买了2017年5月至2018年11月的社保；从原告提交的工资流水可知，被告按月发放原告工资，具体每月15日发放上月工资，其中2017年4月实发工资7921元，2017年5月实发工资16497元……；综上，一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认定原告入职时间为2017年4月20日。二、关于一审案件是否属于劳动争议的问题。经查，被告于2018年5月28日进行工商变更，原告成为被告公司股东。被告辩称原告系被告公司总经理及股东，不是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故一审案件争议不属于劳动争议范畴。一审法院认为，一审案件原、被告双方符合我国法律法规规定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主体资格；原告按照要求履行了总经理职务；被告按月发放原告劳动报酬并为原告购买了社保；综上，原告的总经理兼股东身份并不影响其享有劳动权益，双方基于劳动报酬、奖金、离职补偿等事由产生的纠纷属于劳动争议，被告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三、关于2017年4月至2018年10月工资争议：经查，被告按照20000元/月标准计发了原告2017年4月-2018年8月共计17个月的工资，按照30000元/月标准计发了原告2018年9月、10月工资，并于2018年7月31日发放一笔48555元的绩效奖，被告未向原告发放2017年度至2018年度的年终奖金。原告提交《聘书》、2018年10月25日“股权激励与奖金方案”、2018年11月5日“计提费用说明”及沟通邮件等，用于证明双方约定原告的工资待遇为年薪60万元，每年年终奖金40万元。其中，《聘书》载明被告聘请原告为总经理（CEO），基本年薪60万元，年终奖金不低于公司净利润的10%，具体发放额度由董事会同意讨论决定。聘书加盖被告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白皓”私章；“股权激励与奖金方案”载明，经公司管理层与董事会一致协商决定，纪亚萍于2018年10月30日离任安信可CEO职位，董事会承诺基本年薪60万元，奖金40万元，减去实际支取薪酬的差值，请安排在安信可尽快支取。该方案加盖了被告公章；“计提费用说明”载有“2018年纪总年终奖金应付40万元，未支取”等内容并加盖被告公章。被告不认可上述三份书证的真实性、合法性，辩称原告对公司印章的使用具有决定权和管理权，上述书证系原告自行制作，且没有公司其他董事和股东的签名。被告当庭提出对《聘书》形成时间及上述三份书证中被告印章真实性进行鉴定，并于庭后提交鉴定申请书。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对原告的提交《聘书》、“股权激励与奖金方案”及“计提费用说明”等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被告在仲裁阶段未提出鉴定申请，在诉讼阶段提出鉴定申请亦超出了举证期限，故一审法院不予准许，被告对此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被告辩称原告对公司印章的使用具有决定权和管理权，但被告并未提交公司印章管理的相关制度文件，原告虽然任被告公司总经理、董事成员及股东，但被告公司尚有董事长及其他董事成员，原告并不应然地独自掌控公司印章，被告辩称上述书证系原告自行非法制作，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至于被告辩称上述书证没有公司其他董事和股东的签名，此系被告公司内部管理问题，并不影响相关书证的对外效力。综上，根据《聘书》、“股权激励与奖金方案”及“计提费用说明”及一审案件中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尚需支付原告2017年4月20日至2018年10月30日期间的工资差额为481100.17元【600000元÷12个月×18个月-20000元×16个月-30000元×2个月-48555元+（600000元÷12个月-20000元）÷21.75天×7天）】，并依据上述约定支付原告2017年4月20日至2018年10月30日期间年终奖金610727.97元【400000元÷12个月×18个月+400000元÷12个月÷21.75天×7天】。四、关于2015年工资。虽然“股权激励与奖金方案”载明“安信可15年承诺纪亚萍税后30万劳动欠款……该欠款经公司董事会一致认可，请安排在安信可尽快支取该项欠款”等内容，但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2015年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对原告的该项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五、关于离职时间及劳动关系解除的争议：原告提交的“股权激励与奖金方案”明确载明“纪亚萍于2018年10月30日离任安信可CEO职位”“纪亚萍任职共18个月，未满两年”的事实，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原告离职时间为2018年10月30日。故如上所述，一审法院原告工资及奖金均计算至2018年10月30日，对原告主张的2018年11月份工资及奖金，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同时，原告提交的《被迫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系于2019年3月5日发出，明显不符合常理，一审法院对原告关于被迫解除劳动关系的主张不予采信。六、关于律师费。原告因劳动仲裁及诉讼，花费律师费5000元，根据《深圳经济特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条例》第五十八条之规定，被告应按原告胜诉比例支付律师费3140.45元【（481100.17元+610727.97元）÷1738332元×5000元）】。七、申请仲裁时间：2019年3月15日。八、仲裁请求：申请人纪亚萍申请被申请人深圳市安信可科技有限公司支付：1、2015年1月至10月劳动报酬300000元；2、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工资600000元；3、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年终奖金666666元；4、经济补偿金166666元；5、律师费5000元。九、仲裁结果：一、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如下款项：1.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10月30日期间工资差额501445元；2.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10月30日期间年终奖金633333.33元；3.律师费3273.4元。二、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十、原告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2015年劳动报酬300000元；2.被告支付原告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工资600000元；3.被告支付原告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年终奖金666666元；4.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166666元；5.被告支付原告律师费5000元。十一、被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无需支付原告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10月30日期间工资差额501445元，年终奖金633333.33元；2.判令被告无需支付原告律师费3273.4元；3.判令一审案件诉讼费、保全费由原告承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以及《深圳经济特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条例》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深圳市安信可科技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纪亚萍如下款项：1.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10月30日期间工资差额481100.17元；2.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10月30日期间年终奖金610727.97元；3.律师费3140.45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被告负担。经二审审理查明，“股权激励与奖金方案”载明：“2.安信可15年承诺支付纪亚萍税后30万劳动欠款，由于公司前期发展困难，一直未支取该项费用，该欠款经公司董事会一致认可，请安排在安信可尽快支取该项欠款。”“计提费用说明”载明：“纪总需计提税后30万（此为15年纪总薪水）因企业需要发展一直未支取，应尽快支取”。安信可公司法定代表人付明钢于2018年10月23日向纪亚萍发送的电子邮件载明“4.你本人在安信可总经理任职期间，我承诺给你的年薪税前60万，以及之前赵某承诺支付给你的酬金，30万，减去你实际支取的薪酬的差值，请安排在安信可支取。年薪差异部分，会扣减经营利润。”安信可公司对该邮件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安信可公司提交的纪亚萍《个人信息登记表》载明其2014年-2015年期间有在本公司任职，任职部门为研发。原审查明的事实其他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劳动争议纠纷，二审争议的焦点为安信可公司应否向纪亚萍支付2015年劳动报酬、2017年-2018年工资差额及年终奖金、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纪亚萍诉请安信可公司支付2015年劳动报酬、2017年-2018年工资差额及年终奖金，有安信可公司出具的《聘书》、“股权激励与奖金方案”、“计提费用说明”和安信可公司法定代表人付明钢2018年10月23日向纪亚萍发送的电子邮件为证。安信可公司对前三份文书均不予认可，主张为纪亚萍利用职务便利自行制作。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安信可公司对三份文书上的公章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仅主张为纪亚萍私自加盖，但未提交公司规章制度或其他证据证明公司印章的保管使用情况，其该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第二，《聘书》上除了公司印章尚加盖了法定代表人的私章，安信可公司主张该私章亦为纪亚萍私自加盖既缺乏事实依据，亦不符合常理，难以令人信服。第三，安信可公司对其法定代表人付明钢2018年10月23日向纪亚萍发送的电子邮件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邮件载明纪亚萍“在安信可总经理任职期间，我承诺给你的年薪税前60万，以及之前赵某承诺支付给你的酬金，30万，减去你实际支取的薪酬的差值，请安排在安信可支取。”该内容与前述三份文件的内容相互对应，增强了三份文件的可信度。综合上述理由，结合纪亚萍本人出庭接受询问的相关情况，本院对上述三份文件予以采信，对安信可公司关于纪亚萍伪造证据的主张不予采纳。安信可公司请求对该三份文书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理据不足，原审未予准许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述三份文书显示安信可公司承诺按年薪60万，奖金40万标准向纪亚萍支付报酬，原审据此扣减纪亚萍已领取的款项核算出安信可公司尚需补足的金额，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纪亚萍主张原审认定的工作月数有误，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2015年劳动报酬，纪亚萍主张其任职总经理之前即2015年曾在公司任职，公司承诺支付其30万元报酬亦应支付。对此本院认为，纪亚萍任职总经理的时间虽然是2017年，但安信可公司提交的纪亚萍《个人信息登记表》载明其2014年-2015年期间在本公司任职，任职部门为研发，该内容与纪亚萍在诉讼中的陈述一致。同时，安信可公司出具的“股权激励与奖金方案”载明：“安信可15年承诺支付纪亚萍税后30万劳动欠款，由于公司前期发展困难，一直未支取该项费用，该欠款经公司董事会一致认可，请安排在安信可尽快支取该项欠款。”“计提费用说明”载明：“纪总需计提税后30万（此为15年纪总薪水）因企业需要发展一直未支取，应尽快支取”。安信可公司法定代表人付明钢向纪亚萍发送的电子邮件载明“你本人在安信可总经理任职期间，我承诺给你的年薪税前60万，以及之前赵某承诺支付给你的酬金，30万，减去你实际支取的薪酬的差值，请安排在安信可支取。”根据上述证据，纪亚萍向安信可公司主张2015年劳动报酬30万元，依据充分，原审未予支持有失妥当，本院予以纠正。纪亚萍还主张其因公司欠薪被迫解除劳动合同，公司应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对此本院认为，“股权激励与奖金方案”载明“经公司管理层与董事会一致协商决定，纪亚萍于2018年10月30日离任安信可CEO职位”，该方案作出时纪亚萍尚属公司管理层，结合付明钢数日前向纪亚萍发送的电子邮件的内容，可以认定双方协商一致已于2018年10月30日解除劳动关系。此后，纪亚萍在劳动仲裁过程中又发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不能证明双方劳动关系解除的原因，本院对纪亚萍关于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主张不予采纳。纪亚萍并未主张并提交证据证明系安信可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故其经济补偿金的请求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纪亚萍起诉请求的胜诉比例，安信可公司应向其支付的律师费为4003元。综上所述，上诉人安信可公司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上诉人纪亚萍的上诉主张部分成立，本院对其部分上诉请求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处理结果部分不当，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6民初1885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深圳市安信可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上诉人纪亚萍如下款项：1.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10月30日期间工资差额481100.17元；2.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10月30日期间年终奖金610727.97元；3.2015年劳动报酬300000元；4.律师费4003元；二、驳回上诉人纪亚萍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上诉人深圳市安信可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均由上诉人深圳市安信可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上诉人纪亚萍已预交一、二审案件受理费15元，由上诉人深圳市安信可科技有限公司向其迳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 炬审判员 郑寒江审判员 易 静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彭镘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