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1175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天行达阵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法定代表人：彭弋川，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严珍蓉，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孺智童创(上海)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法定代表人：吴庚豪，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陆逸辰，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天行达阵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孺智童创(上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孺智实业)其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0民初60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天行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孺智实业一审全部诉请。事实与理由：一、孺智实业员工鲁某某之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涉案《品牌馆合作协议》签订、寄送，以及后续协议履行过程中的开票、付款等事宜，均由鲁某某代表孺智实业与天行公司进行协商，且均安排完成。在整个合作期间，孺智实业从未提出鲁某某并非其授权代表。天行公司有充分理由相信鲁某某系孺智实业的有权代理人，代表孺智实业与天行公司协商协议终止后的事项，天行公司善意且无过失。二、孺智实业具有一定过错，且在订立协议时隐瞒重要信息，致使协议目的不能实现，继续按约履行将违反协议订立初衷。依照协议约定，品牌进驻费人民币600，000元(以下币种相同)，其中67％(400，000元)以天行公司代售孺智实业通票的销售额、天行公司的商品贩卖提成、课程售卖提成抵扣，不足部分由天行公司补足。但在双方合作期间，孺智实业仅提供少量门票给天行公司销售，且价格明显高于线上销售价格，导致协议目的不能实现，如完全按照协议履行，对天行公司显失公平。三、双方已就协议善后处理达成一致意见且权利义务已经结清。双方已经达成一致意见，以销售额、售卖提成冲抵的400，000元费用，天行公司只需支付200，000元。天行公司已经实际将该200，000元款项打到孺智实业的账户，且注明了款项用途。孺智实业收取该笔款项且协助办理了撤场事宜，以实际行为表明其对双方协商善后处理事宜知情且同意。综上，请求二审判如所请。被上诉人孺智实业辩称，不同意天行公司的意见。鲁某某仅为孺智实业与天行公司接洽的人员之一，其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无权代表孺智实业与天行公司就后续款项支付作出意思表示，且从聊天记录看，鲁某某也未与天行公司达成一致意见。另外，天行公司所述孺智实业隐瞒重要信息，致使协议目的不能实现，与事实不符。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孺智实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天行公司向孺智实业支付剩余合同尾款200，000元；二、判令天行公司向孺智实业支付违约金27，000元；三、判令天行公司向孺智实业支付逾期利息(以4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8日起至2018年7月30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以2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3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以20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四、案件诉讼费由天行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品牌馆合作协议》约定：天行公司进驻孺智实业处设置品牌馆，合作期间自签字盖章日起生效至2018年4月30日止，共一年，在合同到期时，双方再在友好合作的基础上另行协商合作续约之事，2017年4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为预留装修施工期，如2017年4月30日前场馆未能如期开放，为保证品牌馆一年整的开放时间，合同有效期将顺延；天行公司需向孺智实业支付场地进驻费用600，000元，在协议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把品牌进驻费100，000元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汇至孺智实业指定银行账户，2017年9月30日或以前把品牌进驻费100，000元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汇至孺智实业指定银行账户，剩余400，000元按下述方法结算：1．立秀宝通票贩售，天行公司于其上海自有门店代售孺智实业的“立秀宝通票”，以全价售票，7折作为结算价，合作期间双方按季度进行结算，结算日分别为2017年6月30日、2017年9月30日、2017年12月31日、2018年3月31日；2．天行公司产品寄卖，孺智实业于其纪念品店提供指定位置予天行公司的产品作寄卖，单次交易完成相应发票由天行公司开具，孺智实业可获得天行公司产品寄卖总营业额的20％作为提成奖励，合作期间双方按季度进行结算，结算日分别为2017年6月30日、2017年9月30日、2017年12月31日、2018年3月31日；3．天行公司课程售卖提成，孺智实业通过各种的宣传方式向其会员及其他用户推荐“天行达阵橄榄球课程”，通过孺智实业达成的课程订单，天行公司须向孺智实业支付课程订单营销额的2％作为提成奖励，合作期间双方按季度进行结算，结算日分别为2017年6月30日、2017年9月30日、2017年12月31日、2018年3月31日；若在合作期间内，孺智实业通过上述三种方式所获总金额等于或大于400，000元，天行公司无须额外支付关于本条所涉及的金额予孺智实业，若在合作期间内，孺智实业通过上述三种方式所获总金额小于400，000元，在协议到期日前，天行公司须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差额予孺智实业；天行公司若无法按时完成合同义务的，每逾期1天，应向孺智实业支付违约金1，000元，若超过7天，天行公司仍未完成合同义务的，则孺智实业有权终止协议，天行公司应支付孺智实业违约金20，000元，违约金不足以赔偿孺智实业损失的，天行公司应补足等。协议尾部“乙方：上海天行达阵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处由天行公司代表金鉴签名并暑期2017年4月12日，“甲方：孺智童创(上海)实业有限公司”处孺智实业未签名盖章，但孺智实业的中心总监、财务经理、首席执行官办公室副总经理、副总经理、首席运营官、首席执行官分别于2017年3月28日、29日在协议第2页的“会签栏”里签名确认。合同签订后，天行公司分别于2017年4月28日、2017年12月1日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孺智实业支付100，000元、500，00元，并注明用途为“付立秀宝入驻费／上海天行达阵体育发展有限公司”；2018年5月23日，天行公司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孺智实业支付50，000元，并注明用途为“付立秀宝尾款／上海天行达阵体育发展有限公司”；2018年7月30日，天行公司员工金鉴向孺智实业银行转账150，000元，并注明用途为“天行立秀宝合作终止协商款15万(共20万)”；同日，天行公司员工陈倩向孺智实业银行转账50，000元，并注明用途为“立秀宝和天行结束合作”。一审审理中，孺智实业称截止2018年5月1日天行公司并未从合同约定的三种方式抵扣任何款项，天行公司亦表示合同履行期限内双方没有代售代卖，也没有进行过结算。孺智实业分别于2019年8月8日、16日向天行公司在其官网上公布的地址寄送律师函，言明：孺智实业从未授权任何员工与天行公司协商所谓的合同解除事宜，也未签署过《品牌馆解除合作协议》，天行公司员工金鉴、陈倩代天行公司支付的共计200，000元将抵销天行公司在《品牌馆合作协议》项下的欠款，孺智实业不再返还，同时要求天行公司于收到律师函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孺智实业支付场地进驻费用尾款200，000元及相应利息。天行公司分别于2019年8月10日、17日签收了上述两份律师函。一审审理中，天行公司提供其员工金鉴与微信名“立秀宝-鲁某某Steven”自2017年4月15日起至2018年12月30日止的微信聊天记录公证书，证明孺智实业、天行公司合作及《品牌馆合作协议》的善后处理一直由“立秀宝-鲁某某Steven”，即孺智实业前员工鲁某某与天行公司员工金鉴联系，孺智实业、天行公司已达成一致意见，且天行公司履行完毕。2018年7月29日，“立秀宝-鲁某某Steven”发微信称：“协议模板做好了，老板答应款入公司账户立马走流程”，金鉴询问账号是什么，“立秀宝-鲁某某Steven”表示公司的银行账号和原合同一样，次日，金鉴将其转账给孺智实业150，000元和天行公司员工陈倩转账给孺智实业50，000元的转账记录截屏发给“立秀宝-鲁某某Steven”，“立秀宝-鲁某某Steven”表示立即去告诉财务；2018年8月8日，“立秀宝-鲁某某Steven”问金鉴：“你们的东西有时间来拿吗”，金鉴误以为是协议，“立秀宝-鲁某某Steven”表示“东西可以先拿，协议我盯着”，金鉴询问是不是撤场的东西，“立秀宝-鲁某某Steven”称：“是的”，双方约定2018年8月15日15时天行公司撤场，“立秀宝-鲁某某Steven”告知金鉴撤场的孺智实业联系人及其手机号；期间，金鉴一直向“立秀宝-鲁某某Steven”询问协议进展情况，2018年8月20日，“立秀宝-鲁某某Steven”将《品牌馆解除合作协议》电子版发送给金鉴，并表示“现在就等最后老板签字，其他人都搞完了”，并要求天行公司盖章后将合同交还给他，金鉴提出孺智实业盖章后天行公司来取合同，“立秀宝-鲁某某Steven”说：“我老板意思是，你这边确认盖章拿过来，他这边就盖”，并将自己的姓名和邮寄地址告知金鉴，2018年8月30日，“立秀宝-鲁某某Steven”表示收到天行公司盖章后寄回的合同，之后，金鉴多次通过微信询问“立秀宝-鲁某某Steven”孺智实业签约情况，“立秀宝-鲁某某Steven”始终没有回应。2020年6月11日，案外人鲁某某来院谈话，作如下陈述：我之前是孺智实业员工，2016年9月入职，2019年11月申请离职，天行公司是我在孺智实业处任职时维护的客户。“立秀宝-鲁某某Steven”是我的微信名，确认天行公司提供的金鉴与“立秀宝-鲁某某Steven”自2017年4月15日起至2018年12月30日止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当初孺智实业、天行公司合作我是代表孺智实业与天行公司联系过，但不只我一个人负责与天行公司联系，我只是对接人之一。孺智实业、天行公司合同期满后，因之前合作不是很顺利，孺智实业CEO吴坚让我去问天行公司收取余款，口头表示能收多少是多少，收回来后合同就可以解除，当时我和另一个同事吴文杰一起去天行公司处要钱，结果天行公司工作人员金鉴和陈倩个人代天行公司支付了200，000元给孺智实业，后续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微信聊天记录中我发送给金鉴的《品牌馆解除合作协议》是应天行公司要求制作的，制作完成后交给了金鉴，天行公司盖章后交还给我，我给了孺智实业公司，至于后来公司是否盖章同意我就不清楚了。孺智实业提供的谈话录音中是我的声音，是我从孺智实业处离职时孺智实业法务陆律师与我做的离职审计谈话，其实录音内容与我向法院陈述的内容是一致的。以上事实有孺智实业提供的《品牌馆合作协议》、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执5份、律师函2份及物流跟踪信息，天行公司提供的天行公司员工金鉴与案外人鲁某某自2017年4月15日起至2018年12月30日止的微信聊天记录公证书，2020年6月11日一审法院与案外人鲁某某的谈话笔录等证据以及孺智实业、天行公司陈述为证，并经双方当事人质证及一审法院审核，应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孺智实业、天行公司签订的《品牌馆合作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应当遵照执行。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鲁某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首先，孺智实业、天行公司合作期间，鲁某某虽为孺智实业员工，代表孺智实业与天行公司接洽合作事宜，但天行公司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天行公司有理由相信孺智实业授权鲁某某就解除合作协议与天行公司达成一致意见，即将进驻费用600，000元变更为400，000元，从而结束合作，故双方仍应按《品牌馆合作协议》之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其次，《品牌馆合作协议》约定合作期限自签字盖章日起生效至2018年4月30日止，2018年7月合同履行期限已经届满，故无需解除合作协议。最后，2018年7月30日，天行公司员工金鉴、陈倩分别向孺智实业银行转账150，000元和50，000元，并注明用途为“天行立秀宝合作终止协商款15万(共20万)”、“立秀宝和天行结束合作”，系天行公司单方行为，孺智实业未在《品牌馆解除合作协议》上加盖公章，表明天行公司的上述行为未得到孺智实业认可，即使孺智实业于天行公司员工代天行公司付款后一年才委托律师向天行公司寄送律师函，也不会改变孺智实业的意思表示。至于天行公司辩称未收到孺智实业寄送的律师函，一审法院认为，孺智实业寄送地址系天行公司在其官网上公布的地址，具有公示效力，且天行公司自认于2020年4月才搬离该处，而孺智实业早在此前就向天行公司寄送了律师函，物流跟踪信息也显示签收，故一审法院对天行公司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鲁某某之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孺智实业、天行公司未达成新的合意，天行公司仍应按《品牌馆合作协议》的约定，向孺智实业支付协议尾款200，000元。《品牌馆合作协议》约定，天行公司若无法按时完成合同义务的，每逾期1天，应向孺智实业支付违约金1，000元，若超过7天，天行公司仍未完成合同义务的，则孺智实业有权终止协议，天行公司应支付孺智实业违约金20，000元，违约金不足以赔偿孺智实业损失的，天行公司应补足。现天行公司逾期付款超过七天，孺智实业主张前七天天行公司每逾期一天应支付孺智实业违约金1，000元，共计7，000元，超过七天天行公司仍逾期付款，应再支付孺智实业违约金20，000元，合计27，000元，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上述违约金足以弥补孺智实业的利息损失，且孺智实业未举证证明其尚有其他损失，故对孺智实业要求天行公司另行支付逾期利息，即天行公司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之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上海天行达阵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孺智童创(上海)实业有限公司剩余合同尾款200，000元；二、上海天行达阵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孺智童创(上海)实业有限公司违约金27，000元；三、驳回孺智童创(上海)实业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990元，减半收取计2，495元，由孺智童创(上海)实业有限公司负担142.50元，上海天行达阵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负担2，352.50元。本院审理中，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无误，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天行公司与孺智实业是否已就涉案协议终止后的结算达成一致意见并履行完毕。首先，关于鲁某某行为效力的认定，本案中，孺智实业确认鲁某某系其就涉案协议与天行公司接洽的工作人员之一，涉案协议于2018年4月30日期满后，鲁某某就尾款支付事宜与天行公司进行协商沟通，故即便孺智实业未就涉案协议终止后的事项具体授权由鲁某某处理，在孺智实业未指派其他工作人员与天行公司进行接洽的情形下，天行公司作为协议相对方，有理由相信鲁某某系代表孺智实业就协议终止后事项作出协商的意思表示。其次，天行公司于2018年7月30日向孺智实业转账200，000元，虽由其员工支付，但转账备注明确款项用途为“天行立秀宝合作终止协商款15万(共20万)”、“立秀宝和天行结束合作”，且其中一笔款项由天行公司员工金鉴支付，而金鉴亦代表天行公司在本案所涉合作协议中签章。由此，结合转账备注及支付主体，孺智实业可以判断200，000元款项的来源和用途。孺智实业在收取款项后直至2019年8月发送律师函的一年多时间里，没有提出异议且协助天行公司办理了撤场，应当认定其知晓鲁某某与天行公司接洽协商事宜并以实际行为对协商结果表示认同。孺智实业所述陈其因不知道款项来源用途而无法提出异议的抗辩，有违常理，本院不予采信。最后，双方当事人确认在合同履行期间，双方没有代售代卖，协议原先约定可以代售代卖抵扣的400，000元款项，没有产生任何抵扣的情况。由此，从涉案协议前述实际履行情况看，双方在整个合作期间的合作情况并不理想，基于此，在协议终止后天行公司与孺智实业协商，双方达成减少收取部分进驻费用的合意，有其合理性。综上所述，天行公司所述其已经通过与鲁某某沟通协商与孺智实业就尾款支付达成了合意，并实际完成支付，本院予以采信。一审法院就本案处理有所不当，本院予以纠正。鉴于双方当事人就涉案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天行公司无需再支付尾款及违约金，天行公司的上诉主张，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0民初605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孺智童创(上海)实业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990元，减半收取计2，49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705元，由孺智童创(上海)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晓菁审 判 员 王 曦审 判 员 高中伟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沈 洁书 记 员 韩燕萍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