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923民初5301号原告：滕增国，男，1975年3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阜宁县。被告：仇祥生，男，1990年8月2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阜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锋芒，江苏阜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滕增国与被告仇祥生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滕增国，被告仇祥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锋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滕增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75000元购车款；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我和被告仇祥生是朋友关系。2019年2月10日，我和仇祥生各出资75000元和52600元，合伙购买苏Ｊ×××**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含苏Ｊ×××**重型普通半挂车），用于从事物流运输。但受响水爆炸及疫情影响，运输没有挣到钱，仇祥生遂将我诉至法院，要求归还其投资款52600元。后在法院主持下，我们达成调解协议，约定车辆交给仇祥生变卖，变卖款按照3:2分配。现仇祥生违反约定，擅自将车辆切割后当作废铁处理，只给我1800元，这严重侵害了我的合法权益，故我特具诉状，恳判所请。被告仇祥生辩称，一方面，我与原告之间的合伙协议纠纷已由法院调解结案，原告再次起诉构成重复诉讼；另一方面，我是按照调解协议约定依法处置案涉车辆，原告要求我赔偿75000元缺乏法律依据。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因合伙协议纠纷，被告仇祥生于2020年6月1日将原告滕增国诉至本院，要求滕增国返还投资款52600元，并诉称“我要求双方必须签订合伙协议并要求购车时本人在场，但滕增国一直找借口未同我签订书面合伙协议，滕增国是否购车、购买何种车辆，直至目前为止，我均不知情”。2020年6月18日，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本院于2020年6月28日作出（2020）苏0923民初2856号（以下简称2856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一、原告仇祥生与被告滕增国终止车辆运输合伙关系，滕增国在双方签字确认本调解协议后的当日将苏Ｊ×××**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含挂车）及车辆行驶证、登记证书等交付仇祥生，由仇祥生负责变卖；车辆变卖所得价款，滕增国、仇祥生按照3：2的投资比例进行分配；车辆变卖时，仇祥生必须通知滕增国到场见证变卖过程。二、苏Ｊ×××**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含挂车）由被告滕增国交付原告仇祥生前，因该车辆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均归滕增国享有和负担；车辆交付后至变卖前，仇祥生不得作任何有损车辆价值或者为车辆设立权利负担的行为，同时在该期间内因车辆产生的一切债务均由仇祥生负担。三、双方余无纠纷。四、案件受理费1115元，减半收取计558元，由原告仇祥生负担。”2020年8月21日，仇祥生与案外人罗某签订《报废车辆买卖协议》一份，将苏Ｊ×××**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含挂车）以5000元的价格出售给罗某拆解当废钢处理。2020年8月31日，罗某通过微信向仇祥生支付5000元，车辆被拖走。2020年9月1日，仇祥生通过微信向滕增国转账1800元，注明“车钱一共5000按法院的调解书上你拿3000，由于21号你阻止我卖，清障车、叉车合计1200元由你出，现在给你1800”。现滕增国认为仇祥生擅自将车辆切割后予以低价出售，严重侵害了其合法权益，诉至本院。另查明，苏Ｊ×××**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含挂车）的实际车主为案外人韩某。2020年6月18日，韩某将牵引车及钥匙、行驶证、登记证等手续交给仇祥生，次日又将挂车交给仇祥生。据滕增国陈述，该车是其在2019年2月10日与韩某签订《车辆买卖合同》一份，以125000元的价格从韩某手中购得，用于与仇祥生合伙经营物流运输。但2020年11月2日，韩某却将滕增国诉至本院[案号（2020）苏0923民初5869号，以下简称5869号]，要求滕增国支付车辆转让费125000元，并诉称“2020年6月18日，我以125000元的价格将车辆卖给滕增国并且交付了车辆，车牌号是苏Ｊ×××**号和挂车苏Ｊ×××**号，车辆的手续、证件都交给被告了，我们约定30日内付款，被告没有按期付款，我多次催被告，被告以资金周转困难为借口拖延未付，后来我找不到被告……”。在该案中，滕增国出示了一份落款日期为2020年9月18日其与韩某签订的《车辆买卖合同》。在该合同中，滕增国手写注明“双方于2020年9月18日将现金尾款5千元全部付清（过户压金）”。但韩某不认可该份合同，仅承认其与滕增国签订的前一份合同的真实性，并声明前一份合同的落款日期应当为2020年6月18日而非2019年2月10日。2021年1月13日，本院作出裁定，以“原告韩某和被告滕增国订立的车辆买卖合同中约定的车辆价款为125000元，而原告韩某在与案外人仇祥生的通话过程中认可车辆售价仅为40000元。该份合同订立的目的有侵害仇祥生合法权益之嫌，原、被告的行为有伪造证据，妨害司法秩序的嫌疑”为由，裁定驳回韩某的起诉，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还查明，仇祥生与韩某之间确有一份发生于2020年10月17日的通话录音（时长11分17秒）。该录音显示韩某在通话中明确表示以40000元的价格将案涉车辆转让给滕增国，至于滕增国卖多少钱与其无关。本院认为，诚信诉讼是法律规定当事人必须遵守的一项法定义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在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同时，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供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除非对方当事人予以认可。本案中，且不论被告仇祥生是否低价处置案涉车辆而损害了原告滕增国的利益，单就滕增国的诉讼请求而言，滕曾国首先应当秉持诚信，实事求是地举证证明案涉车辆的购置价格，以供本院衡量仇祥生的处置行为是否得当，以及倘若认定处置不得当，得以购置价格为参考，综合折旧等因素确定该处置行为给滕增国所造成的损失大小，但是直至一审下判前，滕增国都未能举证证明购置价格，反而通过数次庭审比对发现，滕增国前后陈述严重不一致，致使购车价格及其到底有无实际支付购车价款等基本事实扑朔迷离，无法确定。滕增国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相比之下，仇祥生的前后陈述则相对稳定，具有一定可采性。比如：在本案中，针对仇祥生有关“车辆向谁购买，有无购车协议，购车款是否交付”的发问，滕增国回答“向韩某购买。有购车协议，大体时间是2019年2月1日左右，现金交付5.6万元给韩某，剩余6.9万元是吃过饭也是现金给韩某的，共计12.5万元”，但在5869号案件中，面对同样或类似的问题，滕增国却回答“2019年2月10日我又与仇祥生合伙将569号车辆购买，当日向韩某付款75000元，又于同年3月12日向韩某付款30000元，其余款项由569车辆营业所得款，包括苏J3**车辆交由韩某负责管理，所得款项扣除20000元，直至2020年9月18日，付清最后5000元，是车辆过户款项，要求韩某配合仇祥生办理过户手续”“75000元里面有大概20000元是仇祥生给我的，其余款项是我车辆经营款”。再比如：在本案中，针对仇祥生有关“当时车辆交付有谁在场”的发问，滕增国回答“没有，就我和韩某在场”，但在5869号案件中，面对相同的问题，滕增国却回答“交付款项时间2月10日当天，地点是在郭墅鑫帝酒店，有其他人在场，仇祥生在场，还有澳洋几个人”“名字不知道”，同时在答辩阶段，滕增国还辩称“我们在2019年2月10日签订的车辆买卖合同，双方签字，当时仇祥生与我在郭墅鑫帝酒店，买车当天大约有十几个人在场，原告也在场，车辆是韩某开过去的，然后交给我本人的，还有就是车辆手续，包括车辆行驶证、车辆登记证书一并交给我的”。由此结合韩某与仇祥生的通话录音及滕曾国持有的另一份落款日期为2020年9月18日的《车辆买卖合同》进行综合考量，滕增国诉称的案件基本事实着实令人生疑：1.车辆购置价到底是125000元还是40000元，为何滕增国在不同的案件中就购车款的组成、支付时间、支付方式、在场人员等基本事实会作出完全不同的陈述；2.为何韩某会向仇祥生承认其向滕增国转让车辆的价格只有40000元；3.按照滕增国的说法，既然2019年2月10日仇祥生也在购车现场，且韩某将车和车辆行驶证、登记等手续一并交付给了滕增国本人，为何仇祥生不一同在车辆买卖合同上签字，又为何直至2020年6月18日，韩某才将车辆及钥匙、行驶证、登记证等手续交付仇祥生，再反观仇祥生诉滕增国返还合伙投资款的2856号案件，为何仇祥生会诉称自己对购车对象以及购车价格一无所知，是确实不知还是在作虚假陈述，以及到底谁在作虚假陈述，是仇祥生还是滕增国；4.车辆于2020年8月31日即已被仇祥生按照废钢处理完毕，为何在2019年2月10日早已签订《车辆买卖合同》的情况下，滕增国还于2020年9月18日同韩某再签订一份《车辆买卖合同》，并且要求韩某配合仇祥生办理车辆过户手续，此时到底还有无必要，而韩某对后一份合同又予以否认；同时，倘若后一份合同为真，在已付清车款的情况下，为何韩某又起诉滕增国支付125000元，这明显不合情理；再者，按照滕增国的庭审解释，当时其与韩某在车里商量签订后一份合同，“准备打个合同，没有找到复印店，后来几个复印店都说这个文本不能随便打印，我说要有打印的才行，后来我们就用车上现成的车辆买卖合同，是我们商议以后，把下面的条款裁掉，双方签字”，为何几家复印店都会拒绝滕增国的打印请求，为何合同文本不能打印，到底是什么不能打印，这是否正常，同时滕增国既然知道“打印的才行”，为何自己又手写“双方于2020年9月18日将现金尾款5千元全部付清”的字样，而手写部分并无韩某的签字或捺印确认；最后，若仅是为了固定结清价款的相关事实，为何滕增国宁愿多处问询打印未果而不直接采取让韩某出具诸如收条之类的更为常见、更为便捷也更为一般人所能想到或接受的证据保全措施，此亦明显违背常理。综上，滕增国提起本案诉讼，是基于其与仇祥生在履行案涉调解协议过程中新发生的事实而生新的争议，不属于重复起诉。对于仇祥生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但是滕增国有悖诚信诉讼原则，庭审陈述前后严重不一致，致使案件基本事实陷入真伪不明状态，同时鉴于5869号案件已被裁定驳回起诉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故在彻底查清滕增国的购车价格以及到底有无实际支付购车款前，为避免滕增国通过调解、判决等“合法形式”获得不当利益，只能根据证据规则先驳回其诉讼请求。在证据充分时，滕增国可依法再行诉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滕增国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76元，减半收取计838元，由原告滕增国负担。（原告已预交）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刘 干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张旖旎书 记 员  曹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