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民终31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洪法，男，1954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丁阆，浙江雷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女，1969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建强，浙江纬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吕某，男，1965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 上诉人朱洪法因与被上诉人李某、原审被告吕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2020）浙0784民初8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因案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一个月，本案依法扣除审限一个月。本院于2020年8月27日进行了庭审询问，因当事人提供新证据，于2020年12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朱洪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丁阆、被上诉人李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建强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吕某经依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朱洪法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支持朱洪法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李某和吕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在对法院认定的事实论述之前，有以下事实是本案双方当事人能够明确的。1.在双方签订协议书和借条的时候，永康市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是名义上的集体，实质上是属于吕某经营的私营企业，至于李某，不论其在公司担任什么职务，其也是在经营公司，公司是两人实际经营、管理和控制。2.李某、吕某和朱洪法都一致认可，在2002年的时候，李某和吕某是事实婚姻，并且育有一个儿子现已四五岁。两人在2003年4月8日登记结婚，2008年12月30日登记离婚。3.李某为初中文化，且自认是公司的出纳，比一般人更具有财务方面的经验，更知晓借条、收条等书面凭证的区别。两张涉案借条都是李某出具的，并且李某在2008年10月找朱洪法，想要收回但被拒绝。4.李某、吕某已经收到包括朱洪法款项在内的200万元款项，这是客观事实。（二）判决书第5页，直到2008年双方才确定买卖合同不能履行，属事实认定错误。2002年12月9日，房屋已经确定买卖合同无法履行。从朱洪法向吕某催讨的通话录音以及庭审上的陈述来看，在出具条子的时候，朱洪法是明确要求出具借条，将款交付李某和吕某的初衷，也是因为李某、吕某当时拿地缺钱，需要资金来拿地。因此，朱洪法在交付款项后，就很明确要求李某、吕某出具借条，在这个时候，其实不论是否有房屋买卖协议书的存在，双方借款的合意在后，本案款项在2002年12月9日之后，就显然是属于借款性质，一审法院认定2008年才知道买卖合同不能履行，是断章取义违背事实。综合协议书、庭审内容和催讨经过，本案款项从李某出具借条之时就是借款，是再明确不过的事实。从朱洪法角度来说，李某、吕某借款后，如果能够提供房屋抵债，那么也未尝不可，2008年的时候，即使知晓房屋可能无法交付，那么也纯粹是不能用房屋来抵借款而已，而不是说此时才知道房屋不能交付，款项才转为借款。（三）判决书第5页认定李某作为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公司职工，虽然出具了借据“欠条”，但当时双方并无民间借贷合意，也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吕某和李某是公司的实际经营者和控制人，并且两人有一个家庭，育有一个四五岁的儿子，只是当时没有领取结婚证，属于社会公众认知范畴上的事实的夫妻关系，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案借款实际上是由二人收取和支配，也由李某出具了借条载明借款的事实。2.李某自认是出纳，而出纳在财务知晓上是当然的比一般公众更知晓借条、欠条等凭证的法律含义，清楚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而借条是社会公众都知晓是什么含义的书面凭证，这些都是一个成年人知晓的基本常识，作为出纳的李某更不会不知道。因为本案是借款，所以李某在2002年12月9日，出具借条的时候，就没有代公司收款的意思表示，而是清楚明确的借款意思表示。李某抗辩说是代公司出具借条之时为了说明公司收到该款项，但结合其初中文化和出纳的事实。该抗辩理由显然违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与常识相悖，不足为信。一审法院的“朱洪法主张2002年12月9日李某出具欠条时候双方已协商一致将购房款转为借款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与一般公众认知”的认定，才是违背日常生活经验，远远超出普通大众的认知范围。出具借条后，款项就属于借款才是符合日常生活经验与一般公众认知。3.2008年是李某和吕某离婚，并不是才确定买卖合同不能履行。李某和吕某要离婚，找到朱洪法想拿回借条，但却又不重新出具，一直由朱洪法留存至今，如果说李某如同其庭审陈述，是代公司出具确认收到款项的凭证，那么在2008年，李某在主观上就不可能会找朱洪法要回借条，因为在她的意识上，根本就没有把这个借条当作是自己的事情。但事实却并不是如此，李某对本案的借条是心心念念的，借条的存在对她来说就是负担，她很清楚自己当年出具的借条法律后果，所以李某2008年要和吕某离婚的时候，才会想方设法处理借条这颗定时炸弹，只是最终没有得到朱洪法的同意。综上，李某一直都很清楚自己借款后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其在庭审陈述是代公司出具确认公司收款的主张属于虚假陈述，毫无逻辑可言。二、李某和吕某作为共同借款人，应承担共同归还责任。1.李某和吕某已经收取200万元款项（朱洪法和李加法合计200万元）。2.李某收到款项后，于2002年12月9日出具了借条载明的借款事实。3.吕某虽然没有签字，但已认可借款的事实，并且一审法院也已对该事实进行了认定。基于以上事实，李某和吕某作为本案款项的共同借款人，应当承担共同归还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 被上诉人李某辩称，一、坚持一审答辩意见，补充：1.永康市房产开发公司是属于古丽镇政府集体企业，2005年转为有限公司，李某2002年是永康市房产开发公司的出纳，李某未经营控制公司。2.李某从未认可2002年与吕某构成事实婚姻，只是认可与吕某是男女朋友关系。3.本案的借条应属于李某公司职工的职务行为，永康市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收到朱洪法的款项是作为收到购买店面款的事实。4.李某从未收到过200万款项，朱洪法在起诉状中明确是款项是转入到古丽房产开发公司账户。二、一审认定2002年12月9日缴足店面款项，当时并未确定买卖合同不能履行，到2008年才确定买卖合同不能履行，基本正确。本案事实一审第二次开庭各方当事人都陈述，朱洪法自认的。合同是2002年11月29日签订买卖店面合同，12月9日朱洪法打足款项，两者相差10天，显然这个款项是为了履行买卖合同，朱洪法认为12月9日房产公司不能履行合同，但是其也没有举证证明这十天内发生了什么重大事项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我方认为房产公司在11月29日到12月9日并没有什么情况发生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朱洪法也没有证据证明和合理解释，不能履行合同是不存在的。朱洪法认为转化为借款也没有证据证明，也不符合逻辑。三、朱洪法提供的2019年12月15日与吕某的通话录音中明确没有提到任何转化为借款的事实，200万是作为投资买6间店面，一人四间、另一人两间等买卖过程都说的非常清楚，由此可见是店面买卖的合同关系，不存在借贷关系。四、借条是出于公司的职务行为由李某出具，如果李某个人借款，不会不还款就去要回借条。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吕某未到庭亦未进行陈述。 朱洪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吕某、李某共同归还朱洪法借款本金125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清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11月29日，朱洪法与案外人李加法共同向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公司购买坐落于永康市××街××＃地块店面用地，双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乙方（朱洪法与李加法）向甲方（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公司）购买店面用地六间，长14米、宽3.8米，价格为7000元／平方米；乙方在七天内交足200万元；甲方负责土地出让金、三通及设计费用，其余由乙方负责；违约责任等等。协议书签订后，朱洪法于2002年12月9日缴足价款135万元，并由李某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向洪法借款135万元正”。此后，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公司未能履行该购买店面用地协议，也未将朱洪法支付的款项退还。吕某同意将朱洪法交纳的135万元转为借款，已归还朱洪法10万元，其余款项至今未还。查明：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公司成立于1992年，系集体企业，现已注销登记，吕某系原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本案发生时，吕某、李某系男女朋友关系，李某在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公司担任财务，两人于2003年4月结婚，2008年12月离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朱洪法与吕某、李某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首先，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买卖关系，朱洪法主张“因买卖合同不能履行，2002年12月9日，双方协商一致，将朱洪法出资的135万元款项转为借款，并由李某出具欠条一份载明借款事实”，李某认为与事实不符，虽然吕某在第一次庭审中当庭表示对朱洪法主张的事实无异议，但根据第二次庭审当事人陈述，可以确定：2002年12月9日是朱洪法缴足价款之日，当时双方并未确定买卖合同已不能履行，直至2008年双方才确定买卖合同不能履行，一审法院认为，朱洪法的起诉事实存在不实之处。其次，关于李某出具“欠条”的性质问题，朱洪法与原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公司成立买卖合同在先，李某在朱洪法支付价款后出具了“欠条”一份，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与民间借贷分属二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同一笔交易不可能既作为买卖合同价款，又同时成为民间借贷的出借款，李某作为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公司职工，虽然出具了借据“欠条”，但当时双方并无民间借贷的合意，该“欠条”所载明的135万元应当确认为买卖合同价款，朱洪法主张“2002年12月9日李某出具欠条时双方已协商一致将购房款转为借款”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与一般公众认知，不能成立。再次，朱洪法与吕某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一审法院认为，吕某承认自己与朱洪法协商一致，将朱洪法支付的买卖合同价款转为借款，双方已成立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朱洪法与吕某之间可按民间借贷关系处理。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公司收取朱洪法购买店面用地价款135万元，事实清楚，因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吕某作为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公司实际控制人，与朱洪法协商后，将该价款转为其个人借款，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吕某对朱洪法要求归还借款125万元并从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李某作为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公司员工，虽然出具了“欠条”，但名为“借款”，实为收取朱洪法履行买卖合同支付的价款，李某主张出具借条系职务行为、与朱洪法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抗辩意见，予以采纳。朱洪法要求李某共同偿还借款的诉讼主张，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由吕某归还朱洪法借款125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2020年1月17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限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朱洪法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25元（已减半收取），由吕某负担。 本院二审中，朱洪法提供如下证据：一、永政办抄（2001）252号文件，用以证明：1.本案借款发生时，原永康市古丽镇政府和吕某签订有《古丽房屋开发公司承包合同书》，公司由吕某实际承包和控制，实际为吕某的私营企业。2.古丽房屋开发公司所有的债权债务和遗留问题由吕某负责。二、古丽房屋开发公司承包合同书，用以证明：1.承包期为1998年6月30日至2003年6月30日。2.吕某有独立法人资格，自负盈亏，自行聘用人员。三、古丽房屋开发公司注销材料，用以证明古丽房屋开发公司于2005年8月11日注销，具体承办人为李某。四、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设立材料，证明公司设立时间为2005年8月29日，股东为吕某和李某。其中《证明》、《土地使用权证》，用以证明该公司为古丽房屋开发公司的承继者，概括承担了古丽房屋开发公司的全部债权债务；而李某为新公司股东，并且新公司承担了原债务，证明了李某实际收取了本案借款的事实。五、吕楷博户籍证明、离婚协书，证明1996年12月17日，李某和吕某生育一子，双方在2003年4月8日登记结婚。李某为特盛镁业科技公司和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并非纯粹的员工，鉴于李某、吕某长期共同生活的事实，以及共同成立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来承担古丽房屋开发公司债务的情况，在借款发生时，两人就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实际具借和控制使用了借款。结合李某出具的欠条，证明李某也是实际借款人的事实。李某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上述五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庭后核实后若未提出异议则视为真实。对证据一，抄告单可以证明古丽房屋开发公司是集体所有制企业，由吕某个人进行承包，承包期从1998年到2003年。抄告单是2001年出具的，还在吕某承包期内，该抄告单只不过永康市人民政府有该意向把古丽房屋开发公司进行转制，但实际上双方债权债务等其他问题还是没有进行处理。根据其他的证据表明，古丽房屋开发公司是在2005年7、8月份的时候才正式办理了注销登记，2002年到2005年期间古丽房屋开发公司作为集体企业的经营主体都是合法存续的。2005年古丽房屋开发公司注销前，其行为都是以古丽房屋开发公司的名义实施的，应由古丽房屋开发公司来承担责任。对证据二，承包合同能够证明古丽房屋开发公司是属于集体所有制企业，从承包合同中可以看出公司是吕某个人承包的，与李某在经营上没有任何关系，李某只不过是公司聘用的一名工作人员。对证据三，可以证明古丽房屋开发公司作为经营主体消灭的时间是2005年8月11日，李某作为公司职工，受委托去办理注销手续很正常，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四，古丽房屋开发公司已经办理注销手续，经营主体在2005年8月11日已经不存在。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是在2005年8月29日新设立的公司，股东是吕某和李某。该公司与古丽房屋开发公司没有任何关联，是新的独立公司。古丽房屋开发公司注销时债权债务如何处理在工商登记中非常清楚。由吕某个人承担责任，严格地说古丽房屋开发公司主办单位也应对公司注销后的债权债务承担责任，吕某作为承包人承担责任，与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是完全两回事，两个是不同的主体。从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成立的情况推导出与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公司同一是不对的。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公司的债权债务与李某没有关联性，李某作为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承担股东责任是可以的，但两者间是不同的法律关系。对证据五，吕某和李某在2003年4月8日登记结婚，之前吕某和李某存在非法同居关系，吕某和李某两者年龄相差很大，吕楷博确是他们的儿子。从离婚协议可以看出2008年11月份吕某和李某就离婚了。李某已经将公司转让给吕某，吕某补偿给李某部分款项，债权债务都是由吕某及其公司承担，李某当时已经退出。离婚协议中吕某应支付李某160万元现金，吕某至今分文未付。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的目。吕某未进行质证。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均是公文证据或是行政机关备案材料，且能够相互印证，庭后法定期限内李某对证据真实性也未提出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的证明力在说理部分一并认证。 李某提供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情况一份，证明该公司现已经不由吕某、李某经营。吕某未进行质证。朱洪法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也已经注销。本院认为，该证据真实有效，对真实性予以确认。 吕某未提供新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00年11月27日，古丽镇人民政府与吕某签订《古丽房屋开发公司承包合同书》，约定由吕某承包古丽房屋开发公司，每年缴纳承包款壹拾伍万元等内容。2001年12月11日，永康市人民政府发布永政办抄（2001）252号抄告单，内容为：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公司作为转制处理，即公司与原古丽镇政府脱钩，由集体企业转为私营企业。考虑到该公司与承包者吕某的实际情况，吕某在一次交清转制成本款30万元后，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公司转给吕某个人，由吕某向市工商部门办理变更注册登记手续。由原古丽镇政府与吕某签订的《古丽房屋开发公司承包合同书》自行终止。（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公司转制前的所有债权债务和所有其他遗留问题由承接者（吕某）负责。2005年8月11日李某办理了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公司注销手续。吕某、李某于1996年12月17日共同生育一子吕楷博。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约定“由吕某支付李某叁佰捌拾万元。其中，在本协议生效前已支付现金壹佰伍拾万元，宝马车壹辆、按揭商品房壹套（两项折价柒拾万元……余额壹佰陆拾万元，由吕某另行支付给李某”）。二审中，李某提供吕某2008年12月30日出具的欠条一份，载明“据离婚协议中规定吕某应付李某现金壹佰陆拾万元”。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于2005年9月9日成立，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实缴日期为2010年1月26日，公司原股东为李某40%，吕某60%。公司设立登记手续由李某办理，相关材料中明确“原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公司的××街××号土地无偿提供给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使用。”2003年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显示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公司座落于××街××号。2010年1月28日，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变更为陈新杰30%、徐有林40%、王兴传30%，并于2016年注销。现未有证据显示李某有实缴出资。李某与吕某在2008年的离婚协议中曾约定“永康市特盛镁业科技有限公司”、“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中持有的全部股权无偿转让给吕某，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李某是否应承担归还本案款项的责任。从以下几点分析：1、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朱洪法与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公司确系存在购买店面房的意向，本案款项不排除是用于支付购房款。但同时，在房产尚未开发的情况下，作为买卖合同的保障，购买人要求出卖人以出具“欠条”的方式收取购房款也符合理性经济人防范风险的思维特征和行为表现，并不违背常理。因此，双方当事人对案涉款项的性质为购房款还是借款未进行清晰界定亦或存在模糊认识均具有可能性。但是，不论是作为购房款还是借款，李某于2002年12月9日出具的《欠条》中载明是“具借人”身份，内容显示“今向洪法借人民币壹佰叁拾伍万元正”，都明确清晰地表明了李某作为责任主体的意思表示。李某称其系履行职务行为，与该欠条内容所载明的文义内容不相符。2、根据二审朱洪法提供的证据，2001年12月11日，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公司由集体企业转制为私营企业，吕某为负责人。而与此同时，李某与吕某于1996年即共同生育一子，并一直同居生活，且李某自认2002年至2006年在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公司从事财务工作，结合李某2002年以“具借人”身份出具欠条，由李某办理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公司注销手续等行为，认定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公司由吕某、李某实际经营、实际控制存在极大可能性。即使朱洪法与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公司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现李某、吕某作为实际经营者，在未通知债权人，也未进行清算的情况下即予以注销，实际经营者承担相应责任于法有据。3、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公司注销后，李某办理了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的设立手续，李某和吕某是股东。从在卷证据显示，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注册登记及实际坐落的地址××街××号的原所有权人即为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公司，认定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是永康市古丽开发公司承继者，符合案件实际。吕某与李某通过离婚协议书约定有关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内容，是双方内部约定不能对抗第三人，且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结合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股东、资产情况，亦能进一步证明吕某、李某共同经营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公司的事实。即使吕某、李某的股权于2010年1月28日转让给案外人，并不影响上述事实的认定。4、李某与吕某离婚后，双方约定吕某支付李某叁佰捌拾万元，且李某实际获取壹佰伍拾万元现金及宝马车壹辆、按揭房屋一套，另壹佰陆拾万元亦由吕某出具欠条。即使双方离婚协议中约定李某不再承担永康市古丽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任何责任，该约定对第三人不产生效力。李某获取共同财产中的大额现金及房产、车辆后，却不承担任何债务，于法无据，亦显失公允。综合以上分析，李某承担案涉款项的偿还责任合法、合情、合理。朱洪法的上诉请求，合法有据，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2020）浙0784民初806号民事判决； 二、由吕某、李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偿还朱洪法125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2020年1月17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8025（已减半），二审案件受理费16050元，均由李某、吕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青蓝 审 判 员 金佳卉 审 判 员 覃仕辉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三日 代书记员 徐云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