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1）黔03行终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贺其碧，男，汉族，生于1952年8月18日，贵州省桐梓县人，住桐梓县。委托代理人：刘兆全，男，汉族，生于1945年12月15日，贵州省桐梓县人，住桐梓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桐梓县房地产服务中心。法定代表人：赵文林，该单位主任。委托代理人：令狐昕，贵州名城（桐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谢雨洁，贵州名城（桐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桐梓县燎原镇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胡静，该镇镇长。委托代理人：田金露。委托代理人：廖珲，贵州名城（桐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贺其碧与被上诉人桐梓县房地产服务中心、桐梓县燎原镇人民政府行政强制一案，不服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2020)黔0330行初216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被告在土地征收工作中，于2018年9月24日强制将原告位于桐梓县及附属设施予以拆除。原告于2018年10月28日知晓房屋被拆后，于次日报警，报警当日派出所工作人员即将其带到镇里，告知其是被告燎原镇的指挥部拆的，燎原镇工作人员也认可该事实。2020年5月19日，原告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被告桐梓县燎原镇人民政府于2018年9月24日强制将原告的水泥制品生产厂房及附属设施予以拆除，原告于2018年10月29日即知晓被告实施了拆除行为，但原告直到2020年5月19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超过了上述规定的一年的期限，因此原告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本案应不予受理，但本案已经受理，故应裁定驳回原告起诉。为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贺其碧的起诉。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向原审法院申请退回。原审宣判后，原告贺其碧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贺其碧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裁定，并依法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裁定驳回起诉依据的事实理由错误。（一）2018年9月24日上诉人获悉被上诉人的行政强制行为后，就无数次找被上诉人及其下属《蟠龙片区棚户区(花园片)改造项目指挥部》要求解决并公开征收集体土地的批文及申报材料，直至2019年9月10日，上诉人及其指挥部始终拒绝公开该信息，仅由指挥部向上诉人提供《蟠龙新区河道治理燎原镇花园村一组(龙口河)土地征收补偿款发放表(一)》，上诉人方才醒悟其承包土地及其上面的附属设施遭受被上诉人行政强制行为的原因。为了核实该征收行为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以确认其合法权益是否遭受侵害，便于2019年9月12日特向贵州省人民政府和自然资源厅书面申请公开该区域集体土地征收为国有土地的批文及申报材料信息。上诉人分别于2019年10月10日、11日收到回复，上诉人才得知其承包土地未经呈报批转，对其承包土地及其地上的附属设施享有的合法权益遭到被上诉人的侵害。（二）原审裁定认定上诉人的起诉“超过起诉期是严重错误。上诉人得知其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时间应是2019年10月11日，即贵州省人民政府信息公开回复时间。遵照此规定测算:2019年10月11日收到信息公开回复后，上诉人得知其合法权益遭到侵害，便于2020年1月7日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起诉，因起诉请求不当经该法院释明后，于同年4月14日撤回起诉，同年5月19日以同一事实向习水县人民法院提起起诉，全程期间不达6个月，距“一年的期限”更是遥不可及，何从谈起“超过上述规定一年的期限”，据此，超过起诉期限的认定严重失实。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上诉人起诉前长期寻求被上诉人解决遭拒绝，被迫申请信息公开所耽误的时间应在起诉期间内扣除，上诉人的起诉也未超期限。二、原审裁定违法剥夺上诉人的起诉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假使上诉人具有该法条第一款第(二)项内容的原因丧失起诉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向上诉人释明并给予该补救措施，但原审法院既不释明，也不适用这一规定，导致上诉人因不懂法而被原审裁定剥夺了起诉权利，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三、原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上述事实和理由，上诉人的起诉时间在期间之内，并未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起诉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的规定。因此，原审裁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其起诉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桐梓县房地产服务中心答辩称,原审裁定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维持。首先，本案中原审法院已经审理查明，上诉人于2018年9月24日便知悉了答辩人拆除其位于桐梓县及附属设施的行为，并于次日报警。另在上诉人的上诉状中也写明“2018年9月24日上诉人获悉被上诉人的行政强制行为后……”而上诉人直至2020年5月19日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显然已经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其次，行政诉讼法的起诉期限，是法定起诉条件之一。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立案，已经立案的，裁定驳回起诉。即超过起诉期限的，将丧失进入实体审理的程序权利。由于行政案件属于公法诉讼，涉及公共利益和社会管理秩序的稳定性，所以对起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包括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进行审查。本案中上诉人的起诉并不符合法定条件，且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依法应当驳回其起诉。被上诉人桐梓县燎原镇人民政府答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根据被答辩人原审起诉状事实和理由以及二审上诉状上诉理由中，均载明被答辩人于2018年9月24日得知承包地及房屋掩埋一事，且于2018年10月29日通过报警以及联系到指挥部工作人员并得到告知时，已经知晓涉案房屋的拆除行为属于行政行为。原审法院认定被答辩人于2019年10月29日即知晓被上诉人实施了拆除行为认定事实清楚。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被答辩人的诉讼期限是以其知道或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其上诉理由以2019年10月11日贵州省人民政府信息公开回复时间作为其知道，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的起算时间并不符合法律规定。因答辩人作出行政行为中未告知被答辩人起诉期限，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款之规定，原审法院应当制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的前提条件是本案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本案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明确，并不存在诉讼请求不明确等情形，并不需要补正或更正，被答辩人的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事实亦无法通过补正或更正后达到继续依法审理的条件。原审法院裁定驳回被答辩人起诉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被答辩人的上诉事实及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基础，恳请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本案原审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原审卷宗）。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本案是否超过起诉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桐梓县燎原镇人民政府于2018年9月24日强制将位于桐梓县及附属设施予以拆除，贺其碧于2018年10月29日报警，故其至迟于2018年10月29日即知晓该拆除行为。又因无证据证明桐梓县燎原镇人民政府作出该拆除行为时告知了贺其碧起诉期限，所以本案应适用一年的起诉期限，贺其碧于2020年5月19提起本案的诉讼明显已超过起诉期限，故原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对于贺其碧称应以其收到信息公开回复，知晓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时间为起点计算起诉期限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的起诉期限的计算起点为“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而非知晓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之日，故贺其碧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于贺其碧称原审裁定违法剥夺上诉人的起诉权利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二款虽然规定了：“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但是，本案不存在可以补正或更正的情形，故贺其碧的该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综上，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结果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唐永群审判员  方 兵审判员  冯再军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张萍萍书记员张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