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1民终28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范细女，女，1992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维，湖北多能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方超，湖北多能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育铖，男，1985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雯婵，湖北天崇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范细女因与被上诉人邓育铖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穴市人民法院（2020）鄂1182民初11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范细女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邓育铖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决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邓育铖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针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主要依据邓育铖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复印件，而并未对其证据的真实性进行核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第十五条第二项规定“以电子数据作为证据的，应当提供原件。”因此一审法院以微信聊天记录的复印件作为案件事实认定依据的做法是错误的。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范细女的代理人已明确对微信聊天记录的复印件这一证据的真实性、完整性提出合理的异议，而邓育铖的代理人并未提供原始载体予以佐证，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仍以聊天记录复印件等为依据，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邓育铖于2019年7月16日给范细女的3万元转账不应认定为附条件的赠予合同，而应认定有偿的服务合同，系对前期游戏平台陪玩服务合同的续约。根据当事人陈述与聊天记录中的表述，范细女与邓育铖在转账前二人并未确立恋爱关系，且二人相识系通过社交软件YY付费L0L(英雄联盟)陪玩服务平台，范细女作为提供游戏陪玩服务方，而邓育铖作为支付对价方，二人实际应为服务合同关系。在邓育铖主动转账3万元后，其主动提出“就当我预付之后玩的钱吧，我想了想，虽然你想当金牌，但这以后也OK，最近钱留给你去看姐姐会更重要些，就先不让公会拔毛了”的主张，意思应为要求范细女继续提供游戏陪玩服务的邀约请求，同时还表示了希望通过线下交易，避免让“公会”抽取中介费用的意思表示。至于钱的用途是否用于看姐姐，其决定权在于范细女，不能认定为获得范细女家人认可的一种方式，且2019年11月2日二人在微信聊天中，邓育铖明确提出“你陪我玩了多少时间的游戏，算一个费用，确定还剩多钱”，进一步证明该笔费用的实际作用并非用于得到范细女家人认可，而是针对二人订立的服务合同的预付款。事实是范细女在2019年7月16日接受邓育铖主动转账后，每天需要从晚上10点到早上8点-12点(对方周末都会玩到中午12点)，按照之前游戏平台上在线提供陪玩游戏的服务收费标准，价格是75-80元/小时(凌晨12点早上8点有额外5元加班费)，这样计算，每月陪玩的费用可达到24680元(周一至周五按12小时计算，周末按14小时计算)。实际范细女自转账3万以来，一直到2019年11月2日邓育铖提出结算游戏时间止，范细女提供的游戏陪玩时间所应支付的已经远远超过邓育铖支付的等价费用。3.一审法院认定的范细女向邓育铖主动索要的四笔款共计14500元属于恋爱期间的小额财物赠与或者日常消费支出，应当认为是维系感情的必要支出或系双方的共同消费，不应当要求返还。范细女在与邓育铖分手后，原始聊天记录已经删除，而事实上一审法院认定的范细女向邓育铖主动索要的四笔款共计14500元均属于二人在恋爱期间的必要开支。范细女在与邓育铖建立恋爱关系前，邓育铖就曾要求范细女只能专门陪其一人玩游戏，且每天游戏时长达12小时之久，有时甚至更多。而范细女以游戏主播和线上陪玩为主要职业，一旦专门为邓育铖一人提供服务会造成范细女损失原始积累客户甚至最终丧失工作，从而失去生活来源。邓育铖多次提出由其来承担范细女在于其恋爱期间的日常开支，包括还花呗和支付房租等。至于范细女主动索要，从聊天记录中就可证明，系因花呗还款到期和房租支付到期等，“主动索要”实际是要求邓育铖履行承诺的提示行为。4.即便认为二人属于附条件的赠予合同关系，邓育铖在恋爱期间存在严重的隐瞒与欺骗行为，应当承担必要的违约责任。在范细女与邓育铖恋爱期间，邓育铖多次向范细女表示自己经济条件优越，且通过不断向范细女发送红包等方式表现自身经济实力，而实际上，邓育铖经济情况堪忧，后期与范细女恋爱期间的开支甚至需要通过网贷来支付。同时，在二人恋爱后，范细女得知邓育铖隐瞒了其曾有过婚史的事实，造成范细女及家人极力反对，最终才导致二人结束恋爱关系。对于邓育铖严重的隐瞒与欺骗行为，其应当承担必要的责任。二、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一审法院认为:“邓育铖于2019年7月16日转账3万元给范细女是让范细女去看其姐姐，目的是获得范细女家人的认可，以确立原被告之间的婚恋关系，该笔大额的转账应为一种附条件的赠予合同范细女向邓育铖索要的四笔款共计14500元，属于较大额财物，系附条件赠予合同”属于法律适用错误。范细女在庭后补充的情况说明已明确说明，支付3万元与后来看望范细女姐姐没有任何联系。仅凭借二人聊天记录中提及婚恋观就认定此笔款项系附条件的赠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实际合同关系应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而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综上，一审法院的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审理，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邓育铖的全部诉讼请求。邓育铖辩称，1.一审中我方提供了双方全部聊天记录符合证据规定，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2.3万元是邓育铖以婚恋为目的的赠与行为，从聊天记录可以看出邓育铖没有要求范细女陪玩，并且关心对方，让她不要熬夜。3.范细女向邓育铖索要的14500元不是恋爱关系支出，是其个人开支。综上，请求驳回上诉。邓育铖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范细女返还邓育铖赠与款83967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贷款利率承担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范细女于2017年5月18日在社交软件YY平台注册职业陪玩账号7790660，昵称为：598病态，从事YY付费LOL游戏陪玩服务工作。2019年7月5日，范细女通过游戏陪玩认识了邓育铖，后双方通过微信聊天进一步熟悉，邓育铖有与范细女确立恋爱关系的打算，2019年7月16日，邓育铖得知范细女要回家见其姐姐，其姐姐作主范细女的婚恋问题，邓育铖于该日凌晨3时52分给范细女发起了3万元转账，随后又发起微信语言聊天32分45秒，后范细女发微信文字表示：“等会，我缓缓”，“你现在还可以改变主意，我还没有领”，邓育铖发微信文字表示“就当我预付之后玩的钱吧，我想了想，虽然你想当金牌，但这以后也OK，最近钱留给你去看姐姐会更重要些，就先不让公会拔毛了”，范细女后便领取了该三万元的转账，当日晚双方通过微信聊了一些关于范细女姐姐对范细女婚恋问题的要求及双方对婚恋问题的想法。之后，邓育铖给范细女支付的项目有：1、邓育铖每天给范细女发188元微信红包作为范细女的生活费，2019年7月8日至2019年10月12日共计97个红包计款18236元；2、自2019年7月5日起邓育铖给范细女发小额红包和特殊意义数字红包（520、1314）共计9090元；3、邓育铖为范细女支付在淘宝、京东上购物货款9笔共计款为6353.67元；4、邓育铖支付广州华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作为陪玩充值9笔计款5787元；5、范细女以欠花呗和房租向邓育铖索要款四笔共计14500元：①、2019年8月13日，范细女以欠花呗和房租要求邓育铖帮其解决,邓育铖微信转账4800元给范细女;②、2019年8月25日,范细女称要换租房屋,向邓育铖索要房租,邓育铖微信转账3600元给范细女;③、2019年10月7日，范细女称其花呗借款逾期，要求邓育铖为其偿还，邓育铖微信转账1800元给范细女；④、2019年10月9日，范细女称花呗借呗又要逾期了，要求邓育铖为其偿还，邓育铖微信转账4800元给范细女。2019年10月底，双方微信聊天语言发生分歧，后未再联系。2020年1月13日，邓育铖委托其律师向范细女下达《律师函》，要求范细女退还支付的所有款项，范细女未作回复，邓育铖遂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一、邓育铖每天给范细女发188元微信红包作为范细女的生活费计款18236元、邓育铖给范细女发小额红包和特殊意义数字红包（520、1314）共计9090元、邓育铖为范细女支付在淘宝、京东上购物货款9笔共计款为6353.67元，均是邓育铖为增进与范细女之间的感情，使范细女得益的情谊行为，是一种好意施惠行为，好意施惠不属于法律调整范围，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不产生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对邓育铖要求范细女返还上述款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二、邓育铖支付给广州华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作为陪玩充值9笔计款5787元，该款是邓育铖作为陪玩充值，收款方是广州华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范细女不承担返还责任，对邓育铖要求返还陪玩充值款5787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三、邓育铖于2019年7月16日转账3万元给范细女是让范细女去看其姐姐，目的是获得范细女家人的认可，以确立双方之间的婚恋关系，该笔大额的转账应为一种附条件的赠与合同，该赠与合同有别于一般民事主体之间订立的赠与合同，此类赠与合同蕴含着促成男女双方确立婚姻关系的目的，当确立婚姻关系目的不能实现时，赠与款应当返还。因此对邓育铖要求范细女返还该3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四、范细女向邓育铖索要的四笔款共计14500元，属于较大额财物，系附条件赠与合同，范细女应返还给邓育铖，理由同第三款。第三款和第四款相加，范细女共计应返还邓育铖赠与款44500元；五、邓育铖要求范细女承担利息，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对合同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的规定，判决：一、限范细女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返还邓育铖赠与款44500元；二、驳回邓育铖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99元，减半收取949.50元，由范细女负担500元，由邓育铖负担449.5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范细女提交证据一组：2019年11月2日微信聊天记录复印件，拟证明3万元是预付陪玩费用，分手后双方均同意据实结算。另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调查在英雄联盟游戏陪玩时间）。经当庭质证，邓育铖发表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邓育铖微信聊天意思是总结算，并不是对3万元进行结算，虽然范细女讲是3万元欠单的费用，这只是她的意见，我方不认可。此后双方是恋爱期间的聊天，很少陪玩游戏，甚至没有陪玩游戏。线上陪玩游戏，邓育铖已通过线上支付陪玩费用，实际上陪玩时间未超过陪玩费用。本院认为，范细女提供的一组证据具有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其证明目的后续予以综合评判。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另查，2019年11月2日凌晨4时26分邓育铖向范细女发微信讲“想了很久，我已经分不清你说的哪句话是真的了，我放弃了，好聚好散吧，既然你也说做人留一线，那就留吧，你可以算一下我给了你多钱，你陪我玩了多少时间的游戏，算一个费用，确定还剩多钱，然后把剩下的都退给我，然后两不相欠，各自安好，其他的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一审中，范细女当庭陈述“……188元是邓育铖要求范细女陪他一个人玩，每天固定发188元是作为每天陪玩费用……”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以下三点：一、关于微信转款3万元的问题。范细女上诉主张该3万元系预付游戏陪玩费用，其已提供3万元的游戏陪玩。邓育铖主张3万元是邓育铖以婚恋为目的的赠与行为。对此，本院认为，1.邓育铖与范细女于2019年7月5日才相识，邓育铖就于2019年7月16日凌晨3时52分向范细女发起了3万元转账，并称“就当我预付之后玩的钱吧”，说明邓育铖为了尽快确定恋爱关系向范细女赠送3万元，为了让对方接收才讲“就当我预付之后玩的钱吧”；2.当天晚上双方微信聊天就聊到“姐姐催婚、彩礼、确认关系”等内容，进一步说明该3万元是邓育铖以婚恋为目的的赠与行为；3.从邓育铖于2019年11月2日向范细女的微信聊天文字内容可见邓育铖只是要求对其赠与款项总结算，并未明确是对该3万元游戏陪玩费用结算，说明双方未明确该3万元为游戏陪玩费用；4.邓育铖向广州华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支付了陪玩充值款5787元，及一审中范细女陈述“……188元是邓育铖要求范细女陪他一个人玩，每天固定发188元是作为每天陪玩费用……”，进一步说明双方对恋爱期间游戏陪玩费用有约定，不是该3万元。5.邓育铖与范细女并未明确线下陪玩的收费标准、陪玩时间等内容。综合上述事实，本院认定该3万元为预付游戏陪玩费用不成立，系邓育铖以婚恋为目的的赠与行为。范细女申请调查游戏陪玩时间已无必要，本院不予准许。范细女的该项上诉主张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范细女向邓育铖索要款14500元的问题。范细女上诉主张该四笔索要款属于恋爱期间的小额财物赠与或者日常消费支出。对此，本院认为，该四笔索要款14500元是范细女以偿还花呗和支付房租为由向邓育铖索要，不是双方共同生活支出费用。范细女该项上诉主张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范细女是否应当返还款项的问题。范细女上诉主张其不应当返还。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邓育铖与范细女双方确定恋爱关系后，邓育铖向范细女给付现金均是以缔结婚姻关系共同生活为目的，附有未缔结婚姻关系即解除赠与合同的条件。现双方分手未缔结婚姻关系，范细女应当向邓育铖返还上述赠与款项。范细女该项上诉主张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范细女应当向邓育铖返还44500元。范细女主张一审以微信聊天记录认定事实错误。对此，本院认为，一审中对该微信聊天记录质证时范细女表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一审据此认定事实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范细女该项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范细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12元，由范细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扬洲审判员  易树龙审判员  姚 彬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严锦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