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16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石熙明，女，1945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慕时，上海市毅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敏，上海市毅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丁惠芳，女，1944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施立功，上海市申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冬辉，上海市诚至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石毅，男，1952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月琛，上海毅石（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索妮，上海市毅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昌润房产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新松江路********。诉讼代表人：杨文珺，上海昌润房产有限公司清算组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润泽，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上海楹和实业有限公司（原上海松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谷阳北路******>法定代表人：陈世超，执行董事。上诉人石熙明、丁惠芳、石毅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昌润房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润公司）、原审第三人上海楹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楹和公司）公司决议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5民初234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石熙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确认昌润公司记载会议时间为2007年6月5日、11月18日的两份《上海昌润房产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以下简称案涉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如法院不支持上诉诉请，则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事实和理由：一、石熙明、石毅从来没有认可过《询问笔录》涉及的相关事实，并坚决反对实际投资人转出资金或转出的资金分配给投资人等虚假事实。一审判决认定各方当事人对《询问笔录》均无异议，属于事实认定明显错误。从当事人的陈述内容、《询问笔录》的本身内容、《询问笔录》的证明内容来看，石熙明、石毅与王某自始至终没有认可过《询问笔录》的内容,也没有认可过一审判决依据《询问笔录》而错误认定的相关事实。二、一审判决遗漏认定案涉股东会会议根本没有召开的事实。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石熙明、昌润公司、丁惠芳与石毅均已确认2007年6月5日与11月18日昌润公司根本没有在其办公室召开案涉两次股东会会议。昌润公司与丁惠芳主张，股东以外的“案外人陈某、包某、王某、石毅召开所谓两次四人会议”，但石毅提供的《公证书》、王某的《询问笔录》及石毅的庭审陈述与《书面意见》均可反驳该虚构的事实主张。三、一审判决错误审核认定石熙明提交的案外人夏某1出具的《公章情况交接证明》与《询问笔录》,没有认定“夏某1保管A公司印章”等事实,也没有认定“石熙明从不保管A公司印章”这一客观事实。在（2016)沪0104民初34313号姓名权纠纷一案中,昌润公司与丁惠芳曾提供夏某1出具的《公章情况交接证明》作为该案证据；在(2012)浦民二(商)初字第1886号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中,昌润公司曾申请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向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调查收集案外人夏某1《询问笔录》作为证据,并在该案予以提供。根据民事诉讼的禁止反言原则,昌润公司与丁惠芳已无资格对上述证据提出异议,两人应被视为已经承认上述证据证明的事实。一审法院没有依法要求证人夏某1出庭,却判决石熙明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明显存在证据审核认定错误。依据在案的证据可知,昌润公司与丁惠芳已经“自认”，无论是夏某1保管,还是石毅保管(石熙明不认可),或是郑某与张某保管,自案外人上海A有限公司（已注销，以下简称A公司）成立至其清算注销，石熙明从不保管A公司印章。一审判决错误认定A公司在案涉股东会决议上盖章的行为,石熙明应是知情并认可的事实,根本没有任何合法有效的直接证据支持；相反,却有昌润公司与丁惠芳在另案中的“自认”能够予以充分反驳。依照《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41条确立的“看人不看章”的审判原则,石熙明没有加盖A公司的印章，也没有授权他人盖章,那么盖章之人明显没有代表权或代理权,该盖章行为无效。四、案涉股东会决议明显缺乏成立要件，第一，案涉股东会决议欠缺成立的形式要件。昌润公司的所有股东石熙明、丁惠芳与第三人上海松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贸公司）均已确认案涉股东会会议没有实际召开,上述股东不仅没有参会或进行表决,而且没有“书面一致同意不开会直接决定”的任何文件资料。所以，案涉股东会决议的作出程序明显违反《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明确规定，不能错误认定上述股东就两次会议内容已表决通过并形成了真实的股东会决议。第二，案涉股东会决议欠缺成立的基本要件。石熙明对案涉股东会决议根本毫不知情，根本没有加盖或授权他人加盖A公司的印章。更没有对他人的盖章行为进行追认。因此。案涉股东会决议不能认定为A公司或石熙明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能认定就决议事项上述股东达成合意。第三，案涉股东会会议、决议及其内容是虚构和捏造的。案涉股东会决议未经依法实际召开会议并作出会议决议,其实是由股东丁惠芳及其子总经理包某虚构捏造公司股东会会议及其会议决议。案涉股东会决议载明的内容是虚假的,且均违背客观事实。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不仅认定事实错误,而且适用法律错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的规定及最高法相关公报案例的法律适用原则,案涉股东会决议不成立。昌润公司辩称，案涉股东会决议上股东签章是真实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不管是从决议本身的签章还是通过其他案件中的陈述等来看，案涉股东会决议都是经过股东决议的，应认定决议是成立的。至于案涉股东会决议是否有效，由法院依法裁判。丁惠芳述称，案涉股东会决议合法成立并生效。理由如下：案涉股东会决议是经过昌润公司的四位实际投资人一致决议通过并经过两名工商登记股东签字生效的，案涉股东会决议所涉事项已履行完毕。案涉股东会决议经过多份生效判决确认系各方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故石熙明认为案涉股东会决议不成立没有依据。石熙明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故法院应据此驳回石熙明的诉请。另外，石熙明应对其上诉主张是案涉股东会决议不成立还是无效予以明确，主张案涉股东会决议无效是以决议成立为前提的，石熙明关于案涉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诉请与案涉股东会决议无效的备位诉请自相矛盾。石毅述称，同意石熙明的上诉请求，案涉股东会决议不成立。楹和公司未进行答辩。丁惠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石熙明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案涉股东会决议内容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而无效,依据不足,系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案涉股东会决议所涉行为并非“公司利润分配”,并不适用《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关于公司税后利润分配的规定。其次,《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是程序性、管理性规范,即使股东会决议违反该条规定,也并不必然导致无效。《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立法本意是为贯彻公司资本维持原则和保护公司债权人权益原则,其规定进行税后利润分配前要先弥补亏损和按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该规定是对公司税后利润的分配设置的程序性规范及管理性要求,程序性主要体现在税后利润的分配要先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管理性要求是法定公积金为利润的10%和公司不亏损。另外,《公司法》第二百零三条规定,公司不依照本法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责令如数补足应当提取的金额。根据该条规定,法定公积金的提取是可以嗣后补充提取的。故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先提取法定公积金后分配利润的程序性规范并非必然导致无效,如公司虽然没有提取,但是预留了相应比例的法定公积金、亏损填补款,或者嗣后按照法律规定补足了法定公积金,则应当认定之前作出公司税后利润分配的股东会决议为有效。本案中，昌润公司截止2010年12月31日的未分配利润为366,321,671.23元，截止2020年3月31日的未分配利润为147,517,175.66元，即使案涉股东会决议所涉走账款项认定为“公司利润分配款”，昌润公司也完全有足够资金于事后按照法律规定补足法定公积金，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其他债权人利益的情形。二、一审判决认定案涉股东会决议系变相将公司财产分配给股东,将其性质认定为“公司利润分配”,依据不足,系事实认定错误。首先,昌润公司通过与相关单位签署“走账合同”,套取公司资金后,昌润公司的财务记载均为“其他应收款”,其他应收款属于公司债权；昌润公司股东会通过签署“走账合同”套取公司资金的行为,虽然使得昌润公司的账面资金减少了,但相对应的是昌润公司应收债权增加了,昌润公司资产总额没有减少,昌润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和未分配利润也并未减少；而公司进行利润分配，公司的账面资金、未分配利润和资产总额均会相应减少，二者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案涉股东会决议所涉行为在法律认定上和财务处理上显然都不是公司利润分配。其次，石熙明就案涉股东会决议所涉“走账合同”,在一审法院提起系列股东代位诉讼,要求“走账合同”相对方以及时任昌润公司总经理包某向昌润公司返还和赔偿“走账合同”款项,说明石熙明也不认可昌润公司股东会通过与相关单位签署“走账合同”套取公司资金为“公司利润分配”,否则就不存在相关款项需要返还和赔偿的问题。三、石熙明在本案中提出“备位诉请”没有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超出石熙明的诉讼请求范围,系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明确规定原告起诉必须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本案中石熙明在诉请确认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情况下,同时又备位诉请股东会决议无效,显然石熙明在本案中的诉请是模棱两可和不明确的,本案应当以石熙明的“决议不成立”诉请为审理范围而不应以“决议无效”的备位诉请为审理范围,一审判决超出石熙明的诉请范围,系适用法律错误。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的相关规定,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与股东会决议无效系两个完全独立的诉,相关法律适用的条件、考量因素及处理后果均不同。股东会决议成立是判断该决议是否生效的前提条件,如石熙明对案涉股东会决议的成立没有异议,则应直接诉请确认该决议无效,如石熙明对案涉股东会的成立持有异议,则应直接诉请该决议不成立,并在法院对该决议成立与否作出生效判决后再行诉请确认该决议是否有效。本案中,石熙明在对案涉股东会决议成立持有异议的情况下,直接备位诉请确认案涉股东会决议无效,意图将“两诉并一诉”,显然违反《民事诉讼法》的相关程序性规范，一审判决案涉股东会决议无效已超出石熙明的诉请范围。昌润公司辩称，案涉股东会决议是由股东意思表示一致而形成的，但有关内容确实存在违反国家税收制度和相关法律规定的嫌疑。关于丁惠芳所称有关走账资金均记载为“其他应收款”，与事实不符。昌润公司清算组在接管昌润公司后，经委托审计对昌润公司的财务情况进行核查，并非如丁惠芳所称的走账资金全部记载为“其他应收款”。案涉股东会决议是否有效的认定，请法院依法进行裁判。石熙明辩称，不认可丁惠芳的上诉请求。案涉股东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决议无效是正确的。丁惠芳所提及的一审法院程序错误，根本不成立。石毅述称，丁惠芳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不同意丁惠芳的上诉请求，其他意见与石熙明的意见相同。楹和公司未进行答辩。石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确认案涉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一、一审判决认定“各方当事人对《询问笔录》均无异议”,属于事实认定明显严重错误。从《询问笔录》中当事人的陈述内容来看，石毅与石熙明从来没有(包括在本案庭审过程中)认可过《询问笔录》涉及的相关事实。恰恰相反,两人均坚决反对实际投资人转出资金或转出的资金分配给投资人等虚假事实。对于昌润公司总经理包某利用虚假合同非法转出昌润公司资金的行为,石熙明也已提起相关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股东代表诉讼,正在积极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挽回相关重大损失。由此可知,石毅、王某、石熙明自始至终没有认可过《询问笔录》的内容，并且坚决反对《询问笔录》涉及的相关事实。二、一审判决遗漏认定“案涉两次股东会会议根本没有召开”这一事实,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严重错误。石熙明、石毅、昌润公司与丁惠芳均已确认2007年6月5日与2007年11月18日没有在昌润公司办公室召开过案涉股东会会议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对此没有任何争议。尽管得以确认且无争议，一审判决却没有依法认定“案涉两次股东会会议根本没有召开”这一客观事实。除此以外,针对昌润公司及丁惠芳关于“由陈某、包某、王某、石毅召开所谓两次四人会议”的主张,石毅与石熙明为反驳该虚假陈述,已经提交了充分证据证明石毅、王某、陈某三人均已明确否认参加过所谓“两次四人会议”，一审法院明显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严重错误。综上,石毅认为,案涉股东会决议是伪造的,其内容是虚构的。无论是决议上记载的两次股东会会议，还是昌润公司、丁惠芳主张所谓“由陈某、包某、王某以及石毅参加的四人会议”都是子虚乌有的事实,案涉股东会会议根本就没有召开过。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的明确规定,案涉股东会决议显然不成立。石熙明辩称，认可石毅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昌润公司坚持其前述答辩意见。丁惠芳述称，不同意石毅的上诉请求。答辩意见与其针对石熙明的答辩意见一致。楹和公司未进行答辩。石熙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昌润公司记载会议时间为2007年6月5日、11月18日的两份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并备位请求确认昌润公司上述两份股东会决议无效。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昌润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3年7月25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股东为案外人A公司、丁惠芳，分别占股比90%、10%，法定代表人为石熙明。2003年9月25日，昌润公司增资至9,000万元，股权比例变更为A公司占股比10%、丁惠芳占股比90%。2005年12月15日，昌润公司股东及股权比例变更为A公司占股比10%、丁惠芳占股比60%、第三人楹和公司（原为上海松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即松贸公司）占股比30%。2007年10月18日，昌润公司股东及股权比例变更为A公司占股比10%、丁惠芳占股比90%。2009年1月18日，昌润公司股东及股权比例变更为石熙明占股比75%、丁惠芳占股比25%。2010年6月1日，昌润公司股东及股权比例变更为案外人梁某占股比75%、丁惠芳占股比25%，法定代表人由石熙明变更为梁某。后昌润公司股东、持股比例或法定代表人几经变更，现昌润公司股东及股权比例为石熙明占股比50%、案外人上海XX会务服务所（普通合伙）占股比50%。昌润公司成立后设立董事会，成员为石熙明、丁惠芳、案外人夏某2，石熙明为董事长。2009年1月9日，昌润公司董事会成员变更为石熙明、丁惠芳、案外人郑某，石熙明仍为董事长。2010年6月1日，时任昌润公司股东的丁惠芳与案外人梁某签订新的《上海昌润房产有限公司章程》约定，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人，执行董事为公司法定代表人。2004年9月29日，石熙明以昌润公司董事长身份向石毅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兹因上海市松江新城区祥和路一号地块房地产项目，本人上海昌润房产有限公司董事长石熙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五条之规定，特委托上海市毅石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石毅先生作为本人的代理人。代理权限包括：代为参加与上述房地产项目相关的交涉、谈判等活动；代为参加本公司董事会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代为行使公司经营活动中董事长的其他相关权利；在代理人的代理权限内，以书面形式进行转委托；代为确认和签署与上述事宜相关的所有文件，并代为处理与上述事宜相关的所有手续。”2005年12月14日，昌润公司、丁惠芳及楹和公司（原松贸公司）签订《备忘协议》约定：2005年12月昌润公司进行了股权变更，丁惠芳原持有90%股权，转让30%股权给松贸公司后，松贸公司占昌润公司股比30%；松贸公司无任何出资，实际上丁惠芳仍持有90%的股权，松贸公司不享有股东权利、不承担股东义务；昌润公司进行的资金运作为昌润公司独立之行为，与松贸公司无涉，松贸公司不承担任何法律后果；三方同意，待昌润公司资金运作完成后，及时将昌润公司的股权变更回原结构（即A公司占10%、丁惠芳占90%）。2007年6月5日《股东会决议》载明：“本次会议由石熙明提议召开，应到会股东2人，实际到会股东2人，代表股份9,000万股，占100%股权。会议由石熙明主持，形成决议如下：同意石毅董事长提议，由公司与上海B有限公司签订《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总金额约1,000万元人民币，相关款项返还后分配给股东或作为董事会使用资金。但操作过程中涉及的财税和法律事项，要注意规避或事后弥补，相关法律风险控制由石毅董事长负责。以上事项表决结果：同意9,000万股，占总股数100%。”决议落款“股东（签字/盖章）”处有A公司、丁惠芳的盖章或签名。决议未有落款时间。2007年11月18日《股东会决议》载明：“本次会议由石熙明提议召开，应到会股东2人，实际到会股东2人，代表股份9,000万股，占100%股权。会议由石熙明主持，形成决议如下：同意石毅董事长的提议，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可根据实际经营需要，与相关协作单位签署一些走帐合同，转出的资金作为股东分配资金或作为董事会使用资金。但操作过程中涉及的财税和法律事项，要注意规避或事后弥补，相关法律风险控制由石毅董事长负责。以上事项表决结果：同意9,000万股，占总股数100%。”决议落款“股东（签字/盖章）”处有A公司、丁惠芳的盖章或签名。决议未有落款时间。上述两份决议记载召开会议之时点至2010年6月1日，昌润公司章程约定的股东会议事规则及程序为：股东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依《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每年召开一次股东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全体股东参加，讨论决定公司一切重大问题，代表四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参加，三分之一以上董事、监事可以提议临时召开会议；每次股东会会议须作详细书面记录，并由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签名。股东本人因故不能出席，可以委托代理人参加，代理人出席时由代理人签名，会议记录由公司存档。一审法院另查明，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理（2013）闵民一（民）初字第12371号案件过程中，委托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就2007年6月5日、11月18日两份《股东会决议》中（1）A公司印章印文与A公司留存于工商登记机关材料中的印章印文的一致性；（2）A公司的印章印文、丁惠芳签名笔记的形成时间；（3）A公司的印章印文、印刷文字、丁惠芳签名笔记的形成先后顺序进行司法鉴定，并形成华政[2014]物鉴字第14015-1号、14015-2号、14015-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其中华政[2014]物鉴字第14015-1号司法鉴定意见认为，系争的两份《股东会决议》上的A公司印章印文与当事人提供的调取自工商登记材料中的印章印文一致。华政[2014]物鉴字第14015-2号司法鉴定意见认为，2007年6月5月《股东会决议》中A公司印章印文形成时间应为2009年4月至7月，2007年11月18日《股东会决议》中A公司印章印文形成时间应为2009年1月。华政[2014]物鉴字第14015-3号司法鉴定意见认为,案涉股东会决议股东签字盖章处“上海A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与印刷文字的形成先后顺序均为先字后印。自2001年7月24日A公司成立至2019年5月18日，石熙明为A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2009年5月19日，A公司成立清算组，石熙明为清算组负责人；A公司于2009年7月20日注销。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石熙明表示就案涉股东会决议不成立或无效的后果不在本案中主张，仅就股东会决议的成立与效力提出确认主张。石熙明、昌润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了案外人陈某、包某、王某、郑某、石毅接受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侦查员询问时的《询问笔录》。相关《询问笔录》中涉及2006年至2009年期间，昌润公司与案外人上海C有限公司、上海B有限公司等8家单位签署了13份合同，系实际投资人准备将昌润公司的经营利润通过一定方法提前进行分配。具体操作方法是昌润公司以支付合同款为由将公司资金转到关联单位，后通过关联单位将转出的资金分配于投资人。各方当事人对《询问笔录》均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辨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第一，案涉股东会决议是否存在法定不成立的情形；第二，如果案涉股东会决议成立，是否有效。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基于双方或多方的意思表示一致成立，也可以基于单方的意思表示成立。法人依照法律或者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出决议的，该决议行为成立。同时，根据《公司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的规范含义，召开股东会应为公司议事的重要方式，否则法律有关公司权利机关及权利机关职权规定的立法目的将会落空。然《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亦同时规定，对于股东会职权内的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这种原则与例外相结合的规定，本质上仍是认可公司决议作为一种法律行为，在各股东对决议事项意思表示一致的情况下，仍应认定决议成立。此与《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的意旨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是故，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规定中对于未召开股东会议导致决议不成立的，特别规定了符合《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除外情形。因此，判断本案系争的两份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仍应以判断是否系有权股东一致的意思表示作为根本出发点，而不应过分拘泥于是否确实召开了决议载明的股东会议。根据查明的事实，虽然有证据表明，系争两份决议的实际形成时间晚于决议载明的会议时间，但决议上作为昌润公司股东A公司的盖章及丁惠芳的签字均是真实的，楹和公司（原松贸公司）的股东表决权由丁惠芳行使的事实亦得到了在案证据的证明。故相关股东在案涉股东会决议上盖章、签字的行为，应为对决议事项意思表示一致的追认，仅就股东会决议这一法律行为成立的角度而言，追认本身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注意到，根据华政[2014]物鉴字第14015-2号司法鉴定意见，2007年6月5日《股东会决议》实际形成时，A公司已将其持有的昌润公司股权转让给了石熙明；2007年11月18日《股东会决议》实际形成时，A公司亦已可能并非昌润公司股东。A公司将持有的昌润公司股权转让给石熙明后，包括追认权在内的有关股东的实体性及程序性的权利均应一并转移给石熙明，A公司应已无权独立行使上述追认的权利。然而，承继A公司作为昌润公司股东的石熙明系A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在A公司于2009年5月成立清算组后，石熙明亦为清算组负责人。对A公司在案涉股东会决议上盖章的行为，石熙明应是知情并认可的，故在石熙明未能充分举证证明相关加盖印章行为非有效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应可视为决议实际形成时的有权股东对决议内容进行了追认。据此，石熙明有关要求确认案涉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诉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公司股东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从本案案涉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并结合各方当事人均实际认可的公安机关相关《询问笔录》来看，均系通过虚假的交易或签订所谓“走帐合同”变相将公司财产分配给股东，该财产分配的决议显然违反了《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有关在分配公司利润前提取法定公积金或清偿公司往年债务的强制性规定。对于《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是否系效力性规定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从第一百六十六条第五款的规定内容来看，股东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如果认为有关分配利润的股东会决议有效，则相应股东应可就该决议取得合法的债权，《公司法》此处要求股东将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则将明显有违“生效之法律行为应受法律保护”的基本法律原则。《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股东将分配所得返还公司的正当性基础，必然需以对应的股东会决议无效为前提。是故，《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应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案涉股东会决议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应为无效。同时，案涉股东会决议所变相分配的财产极可能超出了公司利润的范围，将直接导致公司财产的不当贬损，亦存在《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并可能有损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据此，石熙明有关确认案涉股东会决议无效的诉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此外，石熙明明确表示仅于本案中提出确认系争两份决议不成立或无效的主张，并不要求对无效的后果进行处理。一审法院考虑到其他当事人也未提出处理相应后果的请求，且石熙明亦已向一审法院提起了其他相关诉讼等因素，于本案中仅就案涉股东会决议的效力问题作出判定。综上，为保障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记载会议时间为“2007年6月5日”，内容为“由公司与上海B有限公司签订《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总金额约1,000万元人民币，相关款项返还后分配给股东或作为董事会使用资金”等的《上海昌润房产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无效；二、确认记载会议时间为“2007年11月18日”，内容为“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可根据实际经营需要，与相关协作单位签署一些走帐合同，转出的资金作为股东分配资金或作为董事会使用资金”等的《上海昌润房产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无效；三、驳回石熙明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昌润公司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就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分别于2019年12月6日、2020年1月14日进行两次证据交换，石熙明为证明昌润公司没有召开过案涉股东会在一审中提交2011年8月10日包某的《询问笔录》、2011年8月16日郑某的《询问笔录》及2011年8月15日王某的《询问笔录》，昌润公司、丁惠芳质证认可《询问笔录》的真实性，但对证明内容提出异议。石毅质证认可上述《询问笔录》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昌润公司为证明陈某、石毅、包某、王某为昌润公司实际股东、石毅为昌润公司董事长及实际控制人在一审中提交2011年8月11日陈某的《询问笔录》、2011年8月10日及8月31日石毅的《询问笔录》、2011年8月8日梁某的《询问笔录》、2011年8月24日陈**霞的《询问笔录》，石熙明、石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丁惠芳质证认可昌润公司的举证。包某在2011年8月10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2006年6月和11月，石毅向我们其他三个投资人（即包某、陈某、王某）提出，要先将昌润公司的利润进行分配。后我们四个投资人通过共同商量决定，通过昌润公司与其他单位签订合同，并支付合同款项的方式，将昌润公司现有的利润转至其他关联公司，我们四个投资人对转出的利润部分进行提前分配或进行其他再投资。当时四人商量后，形成两份股东会决议……形成股东会决议时除了我们四个投资人参与商量决定外，办公室主任郑某也一起参与，会后也是由郑某起草了股东会决议，股东会决议上股东丁惠芳的签名是郑某让我母亲签名的，另一股东A公司的盖章也是由郑某找石毅盖章的（该司的公章是由石毅保管的）。从2006年至2009年，我和石毅陆续找了些单位，并与那些单位谈妥借用这些单位名义与昌润公司签署相关工程合同，并将昌润公司的部分利润以支付合同款项的名义支付到有关单位后，部分资金被转出后用于我们四个投资人在其他公司项目上的共同投资，部分资金转出后是按我们四个人的投资比例进行了分配，还有部分尚在那些单位账上未实际转出……”。郑某在2011年8月16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是于2003年9月至今，由上海毅石律师事务所指派我至昌润公司担任办公室主任……公司如有重大事项，基本上都是召开股东会的，是由四个投资人参加的，会后会有书面的会议纪要和股东会决议，基本上我都是参加股东会，并对会议讨论事项进行记录，同时对股东会的决议由我形成书面的股东会决议，并让相关股东签名或盖章……当时房产项目开始启动了，四个投资人经商议决定将昌润公司账上产生的利润通过支付合同款项的方式转至与四个投资人相关联的其他公司，后四个投资人提前按个人的投资比例进行分配……召开过股东会讨论过上述事项，而且这两份书面的股东会决议也是我根据股东会商议的内容制作的，制作后由我找石毅加盖A公司的公章，找丁惠芳签名的……”。王某在2011年8月15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未参加过这两次股东会，也从未看到过这两次股东会决议的书面记录……”。陈某在2011年8月11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当时我们四个投资人商量过，准备将昌润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已产生的经营利润通过一定的方法提前进行投资人的投资利润分配。具体的操作方法是昌润公司以支付相关合同款项的理由将公司已产生的利润向有关关联单位支付，后通过关联单位将转出的资金按照我们的实际出资比例进行分配……，在2007年，当时我们四个投资人是为了此事召开过两次股东会进行讨论，讨论的结果是一致通过的，……当时除了我们四个投资人参加会议外，还有办公室主任郑某参加，会后是郑某起草书面的股东会决议，并让相关的股东（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股东）A公司和丁惠芳盖章、签名的……当时昌润公司在向银行贷款时得知，昌润公司的股东中必须有持有两级房开发资质的股东才能从银行申请到贷款。因此我找到了松贸公司作为股东之一在工商部门进行登记，实际情况是该公司是在昌润公司并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实际经营。当昌润公司获得银行贷款后，便立即将该公司在昌润公司的股权进行了变更，恢复为原来状态。所以我们在出台股东会决议时，并未邀请该司参加，而是四个实际出资人进行了商谈，股东会决议上盖章、签名的股东A公司实际上是代表石毅的投资利益，而另一股东丁惠芳是代表我和包某、王某的投资利益……”。石毅在2011年8月10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该两份股东会决议是虚假的，这两份股东会决议我一直没有看见过……A公司是不对外经营的，昌润公司成立后，A公司的公章就一直放在昌润公司，也就是一直是昌润公司办公室主任郑某手中保管，包某是可以控制使用的……”。夏某1曾在2013年4月29日出具过一份《公章交接情况证明》，载明其于2007年4月19日至2009年3月保管过上海A有限公司公司印鉴。夏某1在2011年8月29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毅石所将我和郑某派到昌润公司工作……公司股东召开股东会或董事会时，我是不参加的。办公室主任郑某是参加会议的……公司如有重大事项，应该是召开股东会的，应该是由四个投资人参加的。至于开会的内容和方，由于我不参加，我并不清楚……我从未看到过公司的其他股东会决议，再说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是不需要我看的……”。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余事实均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案涉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二、石熙明提出的备位诉请是否应予审查；三、如审查备位诉请，那么案涉股东会效力如何认定。关于案涉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的认定。石熙明、石毅主张案涉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理由为两次股东会会议未召开过，石熙明亦未授权在决议上加盖A公司公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规定，公司未召开会议而形成股东会决议的，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本案中，根据现有证据可以确定的是，昌润公司就案涉股东会会议的召开缺乏相应的召集程序，亦无相应的会议记录能全面反映案涉股东会会议召集及召开的相关情形。不管是公司的注册股东或是实际的投资人对股东会召开的具体细节亦存在不同的陈述，故本院亦难以认定案涉股东会的实际召开情况。但由于案涉股东会决议上有丁惠芳的签名及A公司加盖的印章，因石熙明、石毅现对于A公司加盖的印章提出质疑，故本案现主要针对该决议上加盖的A公司印章进行审查。本院注意到，根据鉴定结果表明案涉股东会决议载明的时间与A公司印章的形成时间存在时间差，但股东对于决议事项在事后形成统一意见而倒签或追认，均非法律禁止的行为，故石熙明据此否定股东会决议真实性的理由并不充分。至于石熙明、石毅主张丁惠芳、昌润公司在另案中曾自认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的规定，自认须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本案中，丁惠芳、昌润公司并未对案涉股东会决议作出于己不利的确认，故石熙明、石毅仍应承担举证责任。石熙明、石毅虽主张加盖A公司印章的行为是丁惠芳及包某虚构捏造形成的，但石熙明、石毅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结合《询问笔录》、司法鉴定意见等未予支持石熙明关于案涉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诉请，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石熙明在一审中提出备位诉请的认定。丁惠芳主张，石熙明在诉请确认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情况下，同时备位诉请股东会决议无效属于诉请不明确。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诉讼请求必须明确，但未规定两个以上的诉请不能相互排斥对立，且石熙明现提出的两个诉请均为当事人的诉请，而非人民法院依职权替代当事人行使的诉讼权利，一审法院对于当事人基于同一事实而存在的两个诉请合并审查，符合诉讼便利和经济的原则。石熙明提出备位诉请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此处理不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关于案涉股东会决议的效力问题。从案涉股东会决议的内容、《询问笔录》及昌润公司实际的经营情况来看，在实际经营过程中，昌润公司实际已与案外公司签订所谓“走账合同”，该操作显然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的规定，并不因昌润公司已经实际按此操作而肯定决议的效力。丁惠芳主张昌润公司财务记载均为“其他应收款”,应属于公司债权，故公司资产并未减少，案涉股东会决议所涉行为并非公司利润分配。然而根据案涉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及《询问笔录》等可见，昌润公司与案外公司签订“走账合同”转出资金的目的就是作为股东分配资金或作为董事会而使用的，故一审认定案涉股东会决议中所涉的行为为变相分配利润的认定，并无不当。至于丁惠芳主张《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的规定是管理性规范并非必然导致无效。本院认为，《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对于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分配有明确规定，而案涉股东会决议在未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的情况下，直接约定通过所谓“走账合同”将公司财产分配给股东，明显有违公司法的上述规定，存在危及公司资本充实以及侵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可能性，案涉股东会决议内容应认定为无效。丁惠芳关于石熙明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主张，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认为，石熙明、丁惠芳及石毅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0元，由上诉人石熙明负担80元，上诉人丁惠芳负担80元，上诉人石毅负担8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陆文芳审判员  王 敬审判员  敖颖婕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程勇跃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