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11民初4473号原告：嘉兴腾鸿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高照街道新农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11307610452D。法定代表人：魏振坤，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良华，浙江嘉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一智新制造（成都）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崇州经济开发区晨曦大道南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84MA63ANYJX7。法定代表人：黄友生，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邱鹏，上海徐伟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津精密工业（太仓）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江苏省太仓市双凤镇双湖路**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5MA1XUMYRXQ。法定代表人：黎硕甫，执行董事。被告：黎硕甫，男，1990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通城县。原告嘉兴腾鸿精密机械有限公司诉被告一智新制造（成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智新公司）、上津精密工业（太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津公司）、黎硕甫定作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2月29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良华、被告一智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邱鹏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上津公司、黎硕甫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109854元并支付逾期付款损失（自起诉之日按2020年10月20日公布的一年期LPR“3.85%”的1.5倍计算至款清之日）；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11月份至2020年4月份，被告多次向原告定制精密五金件（发票购买方抬头为一智新公司，实际收货为上津公司），产生货款共计122354元。原告早已履行全部交货义务，且向被告开具了全部增值税发票（原告将发票交付上津公司，上津公司再交付一智新公司），而被告仅支付了12500元货款（实际为一智新公司支付），尚欠109854元一直未付。上述款项原告经多次催讨无果，望判如诉请。原告在诉讼中将第一项诉讼请求明确为：判令被告一智新公司、上津公司立即支付原告货款109854元并支付逾期付款损失（自起诉之日按2020年10月20日公布的一年期LPR“3.85%”的1.5倍计算至款清之日），被告黎硕甫对被告上津公司承担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理由在于：被告黎硕甫是被告上津公司的投资人。被告上津公司是自然人独资的有限公司。按照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及其司法解释三第三条的规定，被告黎硕甫应对被告上津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上津公司的注册资本是500万元，成立时间是2019年1月25日，工商登记信息不能体现500万元是实际出资到位，基于其可能未出资到位，作为股东承担连带责任。被告一智新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因为一智新公司与原告无任何合同关系，双方此前也无任何贸易往来。一智新公司未与原告签订销售合同、签收送货单，原告未将主张的货物交付给一智新公司。原告主张的定作合同关系实际上是其与被告上津公司之间的贸易往来，与一智新公司无关，且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销售过程中的总金额为109854元，并非122354元。根据原告提供的发票统计金额为98460元。被告上津公司未作答辩。被告黎硕甫提交的书面答辩意见称，虽然是上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并未参与公司的管理、采购和运行，实际也是个打工人员；原告的货物都由鸿江智能数控机械（成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江公司）运到了四川成都，原告所开的发票也到了鸿江公司，上津公司在此事中只是个局外人；原告与鸿江公司的交易往来，幕后都是由胡伟在进行操作；上津公司原来的工作人员都是由鸿江公司发放工资，所有的采购业务都是走鸿江公司的帐。原告提交如下证据：一、送货单十三份，证明原告已履行交货义务；二、发票四份（复印件），2019年12月24日金额为12500元、2020年1月14日金额为37854元、2020年3月24日金额为27000元、2020年4月24日金额为45000元，合计122354元，购买方是一智新公司变更前的名称，证明原告所有的货款都向对方开具了发票，并因对方要求邮寄给上津公司，上津公司再邮寄给一智新公司，且对方在收到发票后对金额没有提出任何异议。2019年12月24日发票对应的金额已经支付，从发票的收票人和付款关系看，原告与一智新公司构成合同关系的可能性是极大的；三、银行业务回单一份（复印件），2020年1月21日，一智新公司向原告支付款项12500元，证明一智新公司已经支付了款项12500元；四、销售合同四份（打印件），证明拟定合同时均以一智新公司为买方，通过微信将合同发送给上津公司的工作人员，对方盖章回传过来，买方是一智新公司，虽然被告没有盖章回传，但原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的内容履行完毕；五、微信截屏以及与上津公司费红的聊天记录二页，从2019年4月11日加了微信，给原告法定代表人发过定位要求联系，在2019年12月19日是确认价格、合同，费红特意说不用上津公司的名字，就是发票抬头不要开给上津公司，并在2019年12月24日原告法定代表人问付款方式时，告知发票开给哪个公司就由哪个公司付款。证明上津公司的费红要求把发票开给一智新公司，一智新公司付款的凭证也给了费红，然后费红再把凭证发给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微信截屏是与鸿江公司的，证明一智新公司已经收到全部发票。被告一智新公司提交如下证据：一、立案告知单一份（复印件），证明2020年11月23日太仓市公安局受理一智新公司的报案，上津公司还有胡伟等合同诈骗一案，太仓市公安局已立案受理，证明上津公司及胡伟冒充一智新公司，在外下订单诈骗，一智新公司代为支付货款的事实；二、陈景燊与原告法定代表人的聊天记录，意思是一智新公司向原告明确了合同相关货物的签收都是上津公司，与一智新公司无关，一智新公司只是代为支付12500元的事实，要求原告找上津公司，与一智新公司无关。质证及本院认证意见：被告一智新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认为该送货单是原告与上津公司之间的，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合法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且该证据也恰恰证明原告主张的定作合同关系系原告与上津公司之间，与一智新公司无关；证据二，真实性由法庭核实，虽然抬头是一智新公司，但根据原告诉称与原告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是上津公司要求以一智新公司的名义开具发票，并非一智新公司要求原告开具发票，且根据原告与一智新公司的聊天记录显示，一智新公司在收到发票后与原告法定代表人联系，并将收到的发票退回给原告；证据三，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并非一智新公司支付原告主张的本案货款，是一智新公司应上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胡伟的要求而代为支付，相当于是被骗去支付的12500元。一智新公司在事后查明此情况，是由于一智新公司工作人员的疏忽，之后也向原告进行了说明，并要求其退还货款，且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也已受理；证据四，三性不予认可，合同上的买方虽然是一智新公司，但这是原告与上津公司工作人员通过微信达成的冒充一智新公司的名义写入的买方为一智新公司的合同。如果一智新公司与原告存在合同关系，为何原告不要求一智新公司盖章，为何原告联系的是上津公司的人员，这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包括原告是经营公司，应有法律意识，但没有核实双方代理关系，没有要求一智新公司进行确认或追认，也没有要求一智新公司加盖公章。据原告方的陈述，这些合同、发票、送货单都是其与上津公司之间的交易；证据五，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的内容是原告法定代表人与上津公司工作人员的交流，签订下单包括付款，原告法定代表人已经注意到上津公司工作人员要求的《销售合同》中买方是一智新公司，与上津公司的名称不同，也注意到了开的发票是一智新公司，并非上津公司，且向上津公司工作人员进行提问，说明原告法定代表人包括原告在整个过程中的过失比较明显，下单售货都是上津公司，与一智新公司无关。关于微信截屏，真实性予以认可，一方是一智新公司管帐的，其在注意到一智新公司代为支付的12500元及收到27000元的发票发现了此事，但没有收到四张发票，之后也弄清此是胡伟诈骗的事实，并报案且公安机关已立案。一智新公司已将发票退回给原告，且就原告主张的款项也明确了是上津公司的事情，原告应找上津公司索要货款。原告对被告一智新公司提交的证据一，认为无法核实公安机关是否立案，且该证据所涉及的人员并非本案当事人，与本案没有直接的联系；证据二，认为双方有过微信聊天，但原告法定代表人是在2020年10月19日问对方后面开的发票是否收到，对方告知退回。被告上津公司、黎硕甫未提交证据，也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举证、质证权利。本院经审核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一，系根据约定将货物送达至指定地点并被签收的送货单，证据二为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据三为银行出具的业务回单，均客观、真实并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均予采纳；证据四，虽然合同载明的卖方未盖章或签字，但载明的货物及其数量等内容，与证据一、二能够相互印证，予以采纳；证据五，其中微信聊天记录的双方为魏振坤与费红，微信截屏则为魏振坤与鸿江公司财务人员的微信聊天内容，均予采纳。被告一智新公司提交的证据一，虽由公安机关出具，但并不能证明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不予采纳；证据二，为魏振坤与鸿江公司财务人员的微信聊天内容，包括原告提交的证据五中微信截屏的内容，予以采纳。根据上述采纳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确认本案事实如下：2019年4月11日，上津公司员工费红与原告员工沈炜、法定代表人魏振坤分别添加微信后，了解内防服等产品的型号、价格等情况，并要求定制内防服等产品。原告根据费红的具体要求，进行设计并将设计图提供给费红修正确定。原告生产完成费红定制的1件内防服后，于2019年11月20日告知费红，并索要送达地址与开票资料。费红通过微信回复“不用上津”、“我没付款都是成都那边总公司走账的”，并告知开票资料为鸿江公司及其相关信息，指定的送达地址为上津公司住所地。当天，原告将机型为MC50－Z轴的1件内防服送达于费红指定地点。该件内防服包含Z轴伸缩护罩1件、Z轴支架1件。之后，费红经与沈炜微信联系，原告又根据费红要求生产完成内防服、护罩一批，并于2019年12月12日送达于指定地点。该批内防服、护罩包含机型为MC1160B的X.L轴、X.R轴、Y.F轴、Y.B轴、Z轴护罩各1件和工作台前后盖板各1件以及X轴支架4件与Y前支架、Y轴连接板、Z轴支架各2件，机型为V8的X.L轴、X.R轴、Y.F轴、Y.B轴、Z轴护罩各1件和工作台前后盖板各1件以及Y轴连接板2件、X轴支架4件、Y前支架2件，机型为MC－850的X.L轴、X.R轴、Y.F轴、Y.B轴、Z轴护罩各1件和工作台前后盖板各1件以及Y轴连接板2件、X轴支架4件、Y前支架2件、Z轴支架1件，机型为CP35的Z左防护罩、Z右防护罩、Z左刮刷板、Z轴下连接板、X向前护罩、X向前护罩支架、X向托板刮板、X向托板各1件和Z右支架、Z左假导轨、Z向后防屑板各2件。费红通过沈炜、魏振坤微信联系，继续要求定制护罩等产品。魏振坤根据与费红商定事宜，于2019年12月19日制作编号为ＴＨ2019××××号《销售合同》一份，又对之前所提供的货物补充了编号为ＴＨ2019××××号《销售合同》一份，并在两份合同下端买方一栏盖章后通过微信方式发给对方。ＴＨ2019××××号《销售合同》载明的货物为ＭＣ1160Ｂ护罩4套、ＭＣ－850护罩5套、ＭＣ1160护罩1套，金额（含税）分别为14400元、16000元、3600元，合计34000元，交货时间为合同签订后两周。ＴＨ2019××××号《销售合同》载明的货物为ＭＣ50－Ｚ轴护罩、支架各1件，金额（含税）分别450元、50元，ＭＣ1160Ｂ、Ｖ8、ＭＣ－850护罩及ＣＰ35内防服各1套，金额（含税）分别为3600元、3000元、3200元及2200元，合计12500元，并在备注栏中注明已交货，交货时间则为已交货，补合同。原告于2019年12月24日、26日先后将ＴＨ2019××××号《销售合同》载明的ＭＣ1160护罩1套、ＭＣ－850护罩5套和ＭＣ1160Ｂ护罩4套送达于费红指定地点。之后，费红又多次与魏振坤微信联系，定制护罩等产品。魏振坤根据与费红商定事宜，分别于2019年12月30日制作ＴＨ2019××××号《销售合同》、2020年3月10日制作ＴＨ2020××××号《销售合同》、2020年4月18日制作ＴＨ2020××××号《销售合同》。ＴＨ2019××××号《销售合同》载明的货物为ＭＣ1160护罩1套，金额（含税）为3600元，交货时间为2019年12月31日。2019年12月31日，魏振坤将合同下端买方一栏盖章后的该《销售合同》通过微信方式发给费红。当天，原告将ＭＣ1160护罩1套送达于费红指定地点。ＴＨ2020××××号《销售合同》载明的货物为Ｖ8护罩9套与ＭＣ1160Ｘ轴支架4件、Ｙ轴支架2件、Ｚ轴支架2件，金额（含税）为27000元与152元、44元、58元，合计27254元，交货时间为合同确定后10天。该《销售合同》中的ＭＣ1160Ｘ轴支架4件、Ｙ轴支架2件、Ｚ轴支架2件，原告已于2019年12月26日送达于费红指定地点，Ｖ8护罩3套原告已于2020年1月16日送达于费红指定的地点，2020年3月24日原告将Ｖ8护罩6套送达于费红指定地点。ＴＨ2020××××号《销售合同》载明的货物为Ｖ8护罩15套，金额（含税）为45000元，交货时间为合同确定后10天。2020年4月19日，原告将该合同约定的Ｖ8护罩15套送达于指定地点。费红离职后，魏振坤与上津公司黎霜联系，并于2020年4月20日、5月19日分别将ＴＨ2020××××号、ＴＨ2020××××号《销售合同》通过微信发给黎霜，告知是之前与费红联系时签订的合同。《销售合同》载明的买方均为鸿江公司；交货方式及地点均为由卖方负责将货物运送至买方指定地点，并负责办理货物运送至买方指定地点的一切费用；付款方式均为票到30天付清。《销售合同》载明的卖方均为原告，并均加盖原告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其间，原告于2019年12月24日、2020年1月14日、2020年3月24日、2020年4月24日，就所供货物先后开具价税合计分别为12500元、37854元、27000元、45000元的四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载明的购买方均为鸿江公司，并均通过交付上津公司业务人员后转交至鸿江公司。2020年1月21日，鸿江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原告12500元，并在转账凭证的摘要、附言中均中载明“加工中心所用内防支架”。2020年10月19日，魏振坤与一智新公司财务人员陈景燊联系，要求支付余款，并将案涉合同、送货单以及尚未付款的三份发票通过微信发送给对方。陈景燊索要采购订单，认为并非鸿江公司采购，鸿江公司也未在合同上盖章，已付的12500元也不应该支付，是与上津公司的业务关系，应找上津公司，并告知安排退回发票。之后，原告因催款未果而提起诉讼。另查明，鸿江公司成立于2018年7月17日，股东为米克郎数控智能机床（太仓）有限公司、美家美科技（成都）有限公司，2020年9月27日变更为一智新公司。米克郎数控智能机床（太仓）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8月21日，股东为徐武、胡伟。上津公司成立于2019年1月25日，注册资本500万元，股东为黎硕甫，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本院认为，案涉业务虽然由上津公司员工费红与原告一方的法定代表人或业务人员联系，指定的货物送达地点也为上津公司住所地，但费红的行为系基于上津公司的授权，而上津公司系受鸿江公司的委托而开展的业务，因此，案涉业务发生于原告与鸿江公司之间。理由在于：一、虽然鸿江公司在案涉合同上均未盖章或签字，但费红在与原告业务联系时明确告知鸿江公司为上津公司的总公司，走的是鸿江公司的帐。原告根据费红的要求及其提供的鸿江公司的税号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制作卖方为鸿江公司的《销售合同》，并将定制的货物送达于指定地点。这也表明，原告也同意与鸿江公司发生业务关系。二、原告在2019年12月24日开具第一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交付给上津公司业务人员后，鸿江公司于2020年1月21日转账支付了该笔价款12500元。由此，原告有理由相信，费红告知的内容应为真实，是与鸿江公司发生的业务关系。三、鸿江公司转账支付12500元的凭证上载明“加工中心所用内防支架”，印证了费红告知的上津公司与鸿江公司之间的关系，原告更有理由相信业务关系的对方为鸿江公司。四、鸿江公司至迟在收到原告开具的第一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时，就已知道上津公司费红在为鸿江公司与原告开展业务，如并未委托上津公司与原告开展业务，应及时告知原告，且不应支付价款12500元，即使该笔价款所涉业务为事后追认，则也应及时通知上津公司停止与原告的业务关系，但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况且之后发生业务的相关《销售合同》及其发票，在收到后也未及时提出异议，直到2020年10月才告知魏振坤安排退回发票。五、黎硕甫辩称案涉货物都由鸿江公司运到成都，原告与鸿江公司的交易往来，所有的采购业务都是走鸿江公司的帐，也印证了案涉业务关系发生于原告与鸿江公司之间。综上，被告一智新公司有关未签订合同、签收送货单、系原告与上津公司之间的贸易往来等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因案涉业务关系发生于原告与鸿江公司之间，原告根据鸿江公司的要求，生产内防服等定作的货物并已交付，鸿江公司应支付价款，并应按合同约定的期限支付。原告共计交付122354元的货物，鸿江公司已支付12500元。鸿江公司已变更为一智新公司，其义务由一智新公司承担。本院对原告诉请中由一智新公司支付货款109854元并支付逾期付款损失，予以支持。上津公司并未和鸿江公司共同与原告发生业务关系，原告诉请由上津公司承担共同付款、黎硕甫承担连带责任之理由并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上津公司、黎硕甫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可缺席判决。因原告与鸿江公司之间的定作关系发生于2021年1月1日之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百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20年修正前）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一智新制造（成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嘉兴腾鸿精密机械有限公司货款109854元，并支付逾期付款损失（以109854元为基数，自2020年10月29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付款之日）；二、驳回原告嘉兴腾鸿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98元，减半收取1249元，财产保全费1095元，合计2344元，由被告一智新制造（成都）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本案生效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以上诉法院生效判决为准），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未履行的，应在逾期后三日内向本院报告财产状况。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进入执行程序后，人民法院可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高消费、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后附页）审判员  沈宝庆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莫梦琪1、如当事人不服本院判决提起上诉的，需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向人民法院提交上诉状时预交。逾期不交纳诉讼费用又未提出司法救助申请，或申请司法救助未获批准，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未交纳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诉处理。2、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规定的义务，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上述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