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40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华晨实业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金桥出口加工区福乐路**。法定代表人：秦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斌，上海众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1，男，1974年12月20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雪芹，女，1979年3月30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2，男，2002年11月20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3，男，2016年10月26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法定代理人：王某1（系王某3父亲），年籍同王某1。上述四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司家龙，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华晨实业公司（以下简称华晨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某1、李雪芹、王某2、王某3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5民初217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晨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请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系根据被上诉人的陈述和叶某的证人证言为主,将华晨公司和XX控股公司,Z公司认定为关联公司,仰某被认定为3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仰某以XX控股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处分了华晨公司的房屋分配事项，该认定属于明显的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仰某是实际控制人，可以分配华晨公司的房屋，华晨公司提供了介绍信帮助王某1落户即可以视为承诺了王某1具有长期居住权，该逻辑也是错误的。华晨公司一审提供的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以支持华晨公司的请求。王某1、李雪芹、王某2、王某3在涉案房屋中实际居住的行为只能属于临时借用房屋的关系，此前同类案件均已支持了华晨公司的诉请，本案应当支持华晨公司的诉请。一、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向派出所提供了介绍信就是“可以表明原告当初已有将涉案房屋给被告长期居住的意思表示”这是错误的。因为华晨公司的介绍信是开具给公安派出所的,是办理户籍落户使用的附件,落户属于行政行为,分房是民事行为,不应当混淆或者推断。人事局的证明信明确了王某1调入上海的单位是上海XX有限公司，不是华晨公司，并且注明了仅供申报户口用。王某1的社保记录显示王某1在2001年-2003年是在上海XX控股公司工作,故上海华晨实业公司介绍信中记载“分配给公司员工王某1居住”不是事实,这份介绍信的作用是华晨公司帮助王某1落户使用,与人事局的证明信中的“仅供申报户口用”是一个意思。介绍信及证明信都是落户手续的附件，都是起到帮助王某1落户的用途，不能在其他场合使用，与分配房屋无关。根据提供的落户介绍信和房屋情况调查表无法得出将涉案房屋给王某1长期居住的意思表示，充其量属于无偿临时借用居住，华晨公司可以随时收回该房屋。二、一审判决认为叶某的证人证言“符合常理”也属错误。证人证言属于言辞证据、具有易变、不稳定,不可靠、甚至说谎的可能。本案中叶某的证人证言在6个案件中说法不一致,针对案件的审理进程证言在进行不停的修正,甚至自相矛盾,违反禁反言原则，不应当被采信。三、一审判决认为“被告居住在涉案房屋近20年，原告公司没有对被告提出诉讼”,一审据此作出了对王某1、李雪芹、王某2、王某3有利的判决也是错误的。在2005年以来,华晨公司都找过包括王某1在内的所有人,并且对其中一些人提起了诉讼,当时,因为有审判法官建议华晨公司给搬离有困难的人员一定的时间,让他们去申请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保障性用房,本案才会延迟到现在起诉,华晨公司已经给了近10年的时间让王某1去申请保障性房屋。一审法院据此认为华晨公司做好事就是放弃权利,推定王某1等可以长期居住是错误的。被上诉人王某1、李雪芹、王某2、王某3共同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要求维持原判。华晨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王某1、李雪芹、王某2、王某3迁出上海市长宁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2.王某1、李雪芹、王某2、王某3支付2019年7月17日起至实际迁离之日止的房屋占有使用费，按每月7,000元标准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相关公司设立、更名、注销以及人事变动情况1992年6月20日，XX基金会出具《关于的批复》，其中载明：同意上海B公司组建“上海华晨实业公司”。1992年7月2日，上海市川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华晨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载明华晨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仰某。根据档案机读材料显示，华晨公司于1993年12月27日成立，出资人为XX基金会。1994年1月20日，华晨公司法定代表人由仰某变更为唐某。2004年10月23日，华晨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唐某变更为许某。一审另查明，1986年7月1日，上海C公司成立。1992年3月10日，上海C公司更名为上海XX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11月12日，上海XX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上海XX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3月12日，上海XX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XX控股公司。1999年5月12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瞿某变更为为仰某。2002年11月18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仰某变更为吴某。一审再查明，1994年7月20日，Z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仰某。2002年7月25日，该公司注销。二、涉案房屋购买、登记情况1991年10月19日，华晨公司（买受方，甲方）与案外人上海D公司（出卖方，乙方）签订《房屋买卖契约》，其中载明，乙方将涉案房屋出售与甲方，全部价款为345,041.50元。甲方于本契约签立时，应将以上全部价款支付给乙方。为此，XX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上海证券业务部（以下简称XX公司）向上海D公司支付了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购房款共计1,437,964.63元，上海D公司出具相应收款收据。1993年9月1日至今，涉案房屋产权登记在华晨公司名下。三、涉案房屋内户籍、居住情况2002年3月20日，华晨公司向上海市公安局虹桥警署出具《介绍信》，其中载明：经我公司领导批准，同意将XX路XX弄XX号XX室（XX公寓）的产权房分配给公司员工王某1、李雪芹夫妇居住。请贵署户籍科协助办理其户籍迁入事宜。《介绍信》落款处由华晨公司加盖公章。2002年3月27日，上海市人事局向上海市长宁区公安局出具《申报户口证明信》，其中载明：兹有王某1同志，因外商推荐经批准同意，从江苏宿州调来Z公司工作，并随带家属壹人（妻子李雪芹），请准予报入户口为荷。2002年4月22日，王某1及妻子李雪芹的户口从江苏省铜山县迁入涉案房屋。2002年12月2日，王某2的户口在涉案房屋内报出生，现为在校高中生。2016年11月2日王某3的户口在涉案房屋内报出生，现为学龄前儿童。一审另查明，2000年9月开始，王某1及李雪芹在涉案房屋内居住，后生育王某2、王某3，二人随父母共同居住生活在涉案房屋内至今。王某1、李雪芹、王某2、王某3居住期间，涉案房屋的物业费、水、电、燃气费等均由其自行缴纳，且相关凭证载明的户名均为王某1。2019年7月10日，华晨公司向王某1、李雪芹、王某2、王某3发送《通知》，要求其于2019年7月14日前将涉案房屋腾空，将房屋钥匙交还。王某1、李雪芹、王某2、王某3虽确认收到《通知》，但以享有居住权之由拒绝搬离，故涉讼。四、王某1社保缴纳情况2001年11月至2003年7月，王某1由XX控股公司缴纳社保。2003年8月至2008年8月，王某1由上海A有限公司缴纳社保。2008年9月至2014年12月，王某1由上海B有限公司缴纳社保。2015年1月至今，王某1由宁波C有限公司缴纳社保。五、证人证言一审审理中，王某1、李雪芹、王某2、王某3申请证人叶某到庭作证，叶某作如下陈述：其曾系XX控股公司董事长办公室副主任。1999年，华晨公司与公安部有一个关于驯养警犬的合作项目，叶某受董事长仰某的指派，与在外地工作的王某1沟通，承诺为其安排住房，并落实上海户口。华晨公司、XX控股、XX集团公司等当时均由仰某实际控制，属“华晨系”公司。“华晨系”公司需要处理事务时，仰某大多要求叶某办理或安排。房屋分配事宜由叶某操办，其接受仰某的指示购买了24套房屋，并分配给各当事人。涉案房屋属侨汇房，美金结算，人民币支付。由于买房时华晨公司尚未成立，故叶某拿着XX公司的支票进行付款，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亦为仰某。2002年出台房改政策，当时公司决定将涉案房屋产权变更登记为王某1。后因公司变故，2002年4月，所有“华晨系”资产根据财政部5号函的要求全部转给辽宁省国资委，所有资产不可随意处置，所以产权变更手续停止。但华晨公司从未要求收房，仍承诺让王某1一家享有永久居住权。对此，华晨公司表示，仅认可叶某为XX控股的员工，不确认其职责范围。因叶某非华晨公司的员工，故对其有关分配房屋的一系列陈述均不予认可王某1、李雪芹、王某2、王某3认为，证人证言客观真实的反映了仰某及“华晨系”公司与华晨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仰某作为上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确定人才引进条件，作出分房决定符合逻辑、合情合理。另，针对华晨公司的诉请，王某1、李雪芹、王某2、王某3曾辩称，若华晨公司坚持要求收回房屋，应以房屋市场价值为依据向其支付补偿款。后，经一审法院释明，王某1、李雪芹、王某2、王某3明确表示不就补偿款事宜在本案中提起反诉，仅要求享有涉案房屋的永久居住权。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本案中，华晨公司基于产权人身份要求王某1、李雪芹、王某2、王某3返还房屋且表示前案生效判决均支持其诉请，应当保持一致；王某1、李雪芹、王某2、王某3则以华晨公司承诺给予其永久居住权，本案不属于与前案基本事实一致即不属于同案应同判情形之由进行抗辩。对此，一审法院结合在案证据以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作如下分析：第一，本案经审理与之前华晨公司起诉要求使用人搬离的案件在证据与事实上均有实质区别。根据王某1的落户材料及社保缴纳记录反映，其原在外省市工作、生活，后因外商推荐，举家迁徙至上海，进入华晨公司的关联公司工作，并基于此将相应户口迁入涉案房屋。同时，华晨公司盖章向公安机关出具的落户介绍信明确载明，同意将名下产权房分配给王某1夫妇居住，即华晨公司自认系基于将涉案房屋分配给王某1夫妇而同意其将户口落户于涉案房屋内，此与之后王某1一家的实际居住情况相一致，可以表明华晨公司当初已有将涉案房屋给王某1长期居住的意思表示。第二，证人叶某有关公司设立、购房、选房、分房的一系列陈述与相关的房屋买卖契约、收款收据等证据相互印证，其作为参与分房事宜的经办人，就王某1等原在外地工作并从事特殊职业的人员为何可享有入沪待遇以及长期居住使用涉案房屋的缘由做出了详细的阐述，由此可知，王某1入住涉案房屋的条件、背景以及对房屋的使用权限大小均有别于前案生效判决中的实际使用人情况。华晨公司虽予以否认，但未给出合理解释，其有关为其他公司提供帮助的意见亦无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于华晨公司的该理由，一审法院难以采信。同时，从涉案房屋购买资金来源并非华晨公司，华晨公司在签订涉案房屋时并未正式成立，王某12002年并不在华晨公司工作但落户介绍信却实际由华晨公司盖章出具等一系列事实，均表明王某1、李雪芹、王某2、王某3及证人陈述的当时华晨公司的系列决策行为均由关联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控制并安排决定的事实属实。王某1、李雪芹、王某2、王某3及证人陈述的涉案房屋作为将王某1从外地引进，其放弃原工作岗位的对价之事实有介绍信、XX控股公司缴纳社保记录等证据为证，该事实应予认定，且亦符合常理。第三，从王某1、李雪芹、王某2、王某3实际使用房屋的情况来看，王某1一家在涉案房屋内居住至今已近二十年，相关的物业费、公用事业费均由其缴纳，房屋的日常管理亦由其负责。在王某1、李雪芹、王某2、王某3居住期间，华晨公司从未对此提出异议或主张房屋租金。即便王某12003年时已不在华晨公司关联公司工作，华晨公司也未以双方不存在员工关系，无需继续提供住房帮助之由要求对方搬离。华晨公司亦无证据证明王某1不在其关联公司工作系王某1原因所致，故其在当初将王某1从外地引进上海时承诺的解决王某1居住问题的对价仍应履行。同时，一审法院注意到，在十几年来华晨公司起诉的一系列相关房屋排除妨害纠纷案件中，华晨公司亦从未将王某1一家作为被告提起诉讼。据此，根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一审法院认定王某1、李雪芹、王某2、王某3所提供的上述证据已形成证据链，一审法院有理由相信王某1受华晨公司或关联公司之邀，放弃原有稳定的工作岗位及已有的居住条件，举家迁至上海，华晨公司则通过人才引进方式提供本地落户及涉案房屋的居住权利作为引进其来沪的合理对价，双方之后长达二十年的持续履行行为亦足以反映双方已就此达成一致合意，理应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各自义务。现华晨公司虽为涉案房屋的产权人，但基于王某1享有合法占有房屋的正当理由，故华晨公司要求其搬离房屋并支付占有使用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李雪芹系王某1的配偶；王某2系王某1的成年子女，但目前尚在读书，无独立经济、生活能力；王某3系王某1的未成年子女，上述三人作为王某1的亲属，有权基于婚姻或无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关系与王某1共同居住生活。在现有情况下，华晨公司要求上述三人搬离房屋并支付占有使用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海华晨实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海华晨实业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审理过程中，华晨公司提供了上海市居民燃气供用气合同一份，以证明燃气户名与王某1等在涉案房屋是否有居住权是无关的。王某1、李雪芹、王某2、王某3对此的质证意见为：落款乙方（华晨公司）处没有盖章，故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也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由于房屋产权人是华晨公司，故华晨公司能够办理变更燃气户名。本案一审法院系综合一系列事实认定王某1、李雪芹、王某2、王某3在涉案房屋中有居住权，而不是仅根据燃气户名认定。本院认为，燃气户名与在涉案房屋是否有居住权确无直接关联，认定当事人在涉案房屋中是否具有居住权还应当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某1、李雪芹、王某2、王某3在涉案房屋中是否具有居住权，华晨公司是否有权以房屋所有权人的名义主张排除妨害，要求王某1、李雪芹、王某2、王某3迁出房屋；本案与此前法院业已生效的其他几起华晨公司主张排除妨害纠纷的案件事实是否基本相同，从而应当同案同判，支持华晨公司的诉请。对此，本院认为，在案的事实显示，王某1原在外省市工作、生活，后因外商推荐，举家迁徙至上海，进入华晨公司的关联公司工作，并基于此将相应户口迁入涉案房屋。华晨公司盖章向公安机关出具的落户介绍信明确载明其同意将名下产权房分配给王某1夫妇举证，也印证华晨公司当时的确应系基于将涉案房屋分配给王某1而同意其将户口落户于涉案房屋内，王某1一家此后也长期居住于该房屋中，亦可以表明华晨公司当初已有将涉案房屋给王某1长期居住的意思表示。一审审理过程中，证人叶某作为参与分房事宜的经办人也出庭作证，其有关公司设立、购房、选房、分房的证言与相关的房屋买卖契约、收款收据等证据相互印证。王某1一家入住涉案房屋至今已近二十年，现也无充分证据佐证华晨公司至本案诉讼前对此曾提出异议或要求支付房屋租金。因此，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王某1受华晨公司或其关联公司之邀，放弃原有稳定的工作岗位及已有的居住条件，迁至上海，华晨公司则通过人才引进方式提供本地落户及涉案房屋的居住权利作为引进其来沪的合理对价，双方之后长达近二十年的持续履行行为亦足以反映双方已就此达成一致合意，故理应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各自义务，该认定并无不当之处。华晨公司现虽为涉案房屋的产权人，但基于王某1享有合法占有房屋的正当理由，故其要求王某1搬离房屋并支付占有使用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亦无不当之处。李雪芹、王某2、王某3系基于婚姻或无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关系而与王某1共同居住生活，故一审法院对华晨公司要求上述两人搬离房屋并支付占有使用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具有相应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华晨公司上诉在未提供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否认在案证据所显示的华晨公司和XX控股公司,Z公司为关联公司,仰某为3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仰某以XX控股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处分了华晨公司的涉案房屋分配事项等事实，故本院对其相关的上诉意见不予采纳。一审法院系综合在案的介绍信、证明、分房经办人的证言及诸多书面材料并结合王某1、李雪芹、王某2、王某3一家长期居住等事实，认定王某1、李雪芹、王某2、王某3所提供的证据已形成证据链，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据此认定王某1、李雪芹、王某2、王某3在涉案房屋中具有居住权。故华晨公司有关王某1、李雪芹、王某2、王某3在涉案房屋中实际居住的行为只能属于临时借用房屋的关系，本案与此前支持华晨公司排除妨害纠纷案件的案情相同，从而应当支持其诉请的相应上诉理由，本院难以支持。综上，上诉人华晨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充分的依据，本院难以支持。一审驳回其诉请并无不当，一审判决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元，由上诉人上海华晨实业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凌 捷审判员 翟从海审判员 蒋辉霞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周 益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