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0民终20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邹祖兰，女，1979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海涌，广东宝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令新，湖北楚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罗婷，女，1978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公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治炳，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丽娅，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邹祖兰因与被上诉人罗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公安县人民法院（2020）鄂1022民初4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邹祖兰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海涌、王令新，被上诉人罗婷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治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邹祖兰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撤销双方订立的两份口头买卖协议，被上诉人返还给上诉人文物款146.8元并赔偿鉴定费损失2万元，上诉人将文物返还给被上诉人;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事实不清、认定有误。1、原审判决第9页21行认定: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原告作为出卖人向被告出售古玩，此节事实不清，认定有误。我方从来没有认可买卖标的是古玩，被上诉人在庭审中多次强调，罗婷卖给被上诉人的是文物而不是古玩。并提交了罗婷微信语音文字记录佐证(见我方证据14)，罗婷的原话是:“我借给你钱快一年了，你现在告诉我，说是你要购买的那一批文物，是找徐总借的钱”，“你一次次威胁我，我会把我平时录的音都放给他们听，你哪里有钱来收藏文物?”被上诉人对证据12-14的真实性、合法性是确认的。既然确认了,那双方对买卖标的的定性应该是文物，而不是古玩。2、原判第9页还认定上诉人、被上诉人形成事实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合同合法有效，认定有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五十条规定，文物收藏单位以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收藏通过下列方式取得的文物:(一)依法继承或者接受赠与;(二)从文物商店购买;(三)从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购买;(四)公民个人合法所有的文物相互交换或者依法转让;(五)国家规定的其他合法方式。文物收藏单位以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收藏的前款文物可以依法流通。第五十一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买卖下列文物:(一)国有文物，但是国家允许的除外;(二)非国有馆藏珍贵文物;(三)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中的壁画、雕塑、建筑构件等，但是依法拆除的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中的壁画、雕塑、建筑构件等不属于本法第二十条第四款规定的应由文物收藏单位收藏的除外;(四)来源不符合本法第五十条规定的文物。由上述规定可知，被上诉人卖给上诉人的文物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五十条的规定，被上诉人有义务证明自己的文物取得合法，否则不能转让。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提供其文物取得证明，否则两份买卖协议无效。3、原审判决第10页第15行，原判认定:原告也没有向被告明确作出双方交易的400多件古玩均是真品或者有一定比例是真品的保真承诺，事实不清，认定有误。双方对于所买卖文物的真假确实没有做过明确约定，但这不代表上诉人是抱着赌博的心态去购买文物，或者对文物的真假不在意。在第一文物交易过程中，上诉人就明确提出不知道真假。罗婷说自己前夫陈锦枝在云南收藏家协会古陶瓷科学检测实验室检测过，建议上诉人去检测。被上诉人也是承认此节事实的，这说明双方对文物的真假是有沟通的，也是非常在意的。鉴定的结果是一半真品，一半存疑，在这种情况下，罗婷对第一批文物进行了报价，罗婷的报价也不是按照地摊货或者工艺品报价的，而是按照文物的价格报价，不然第一批文物价格不会确定为46.8万元。4、对于第二批文物，上诉人先付款100万，同时明确告知罗婷，要请专家鉴定后，再支付尾款200万，此节事实没有查清。罗婷提交了一张微信截图，但据不提供手机核实，也不敢提供整个的微信语音聊天记录。罗婷多次跟上诉人、跟公安称她全程录音，那双方对第二批文物是否需要鉴定，完全可以查清楚。上诉人庭前向法庭书面申请要求调取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要求罗婷提供录音，当庭也再次申请。遗憾的是，罗婷不敢到庭，一审法院也不去查明此节事实。代理人当庭要求询问罗婷几个问题，请对方律师找罗婷电话核实，原审也不予准许。庭后，我们再次申请法院对此节补充调取，法院依然没有任何回应。原审法院不去查双方对于第二批是否约定了鉴定，在没有查清的情况下，怎么就知道双方对文物的真假没有约定呢?如果第二笔文物款的支付是附条件的，那付款条件是否成就，法院有必要去查明。当然举证责任在上诉人，但法律规定，被告在无法收集证据情况下，可以申请法院调查，遗憾的是，上诉人多次申请，一审法院对足以影响案件结果的事实不去查，置之不理。5、原判第10页认为:根据古玩行业交易习惯，货品出手不退不换，买家购买到赝品属“打眼”，以低价购得真品属“捡漏”。我们认为原判认知有误。法院审理案件应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法律没有规定的才依照交易习惯，难道我国法律规定了买卖文物无需考虑真假，不退不换吗?上诉人是没有看到这样的规定。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有明确规定，出卖人有义务证明文物取得合法。法律还规定，有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情形的，合同是可以撤销的。文物交易不像赌石，再高科技的手段，也无法看清石头内部的构造，而文物是可以通过专业知识进行鉴定的。“打眼”、“捡漏”是旧社会的说法，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不应该作为今天司法审判的依据。二、两份口头协议应当被撤销。1、符合重大误解。罗婷一直跟邹祖兰讲陈锦枝是她前夫，是佛山文物协会会长，多年从事文物收藏。罗婷本人跟邹祖兰是初中同学，又是老乡，其现任男友陈仁华当时在邹祖兰处打工。种种原因让邹祖兰非常信任罗婷，信任到连文物数量都没有清点。再加上罗婷推荐了云南检测实验室，检测的结果差不多一半的东西为真品。基于上述原因，邹祖兰认为罗婷的文物大部分都是真品，所以才愿意花346.8万元购买。2、符合显失公平。通过公安机关对罗婷的询问笔录可知，罗婷讲第一批文物花费十四万元，第二批文物花费十多万元，假设罗婷陈述属实，两批文物不过花费三十万左右。吴建庭老师鉴定后，认为该批文物总价值最多二、三万元。不论价值二、三万元还是三十万，以346.8万元的价格卖给邹祖兰都是显失公平的。3、构成欺诈。(1)罗婷对邹祖兰讲陈锦枝是她老公，对陈菊梅讲陈锦枝是她男朋友，对公安机关讲陈锦枝是她普通朋友。(2)在微信语音中(第3.4页)讲自己是为徐总收文物，在微信聊天记录中(17页)又要求我们把返还的古玩列好清单。(3)罗婷讲自己跟邹祖兰的聊天过程全程有录音，不仅仅在微信语音中说自己有，跟公安机关工作人员也反复说自己有，但至今既不敢向公安机关提交也不敢向法院提交，甚至本人都不敢到庭。(4)罗婷代理人讲手机丢了，但却提交了一张微信截图。既然丢了，还单单保留一张图片，其他都不保留。公安机关2019年7月份询问的时候，手机都还在，本次开庭却丢了。(5)罗婷讲第-次到北京购买文物花费十四万，随身带十五万现金，完全经不起推敲。罗婷辩称，一、(一)被答辩人主张双方买卖的标的物系“文物”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首先，“文物”的定义很广，不同人群对“文物”的称谓也不一致，其所指涵义和范围也不尽相同，在《涉案文物鉴定评估管理办法》中“文物”专指文物犯罪刑事案件涉及的文物或者疑似文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仅仅指明了“文物”的保护范围，并没有指明哪些可以称为“文物”哪些不能称为“文物”，在民间有的称“古玩”有的称“文物”，在被答辩人提交的证据中，答辩人称“文物”仅是对交付给被答辩人古玩的另一个代称;其次，被答辩人混淆了民间所称“文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的“文物”的概念，民间的“文物”就是指“古玩”，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的“文物”仅仅明确了需要进行保护的文物的范围，主要指“珍贵文物”，对珍贵文物国家要采取保护措施进行特殊保护。民间所称的“文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的“文物”所表达的意思显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被答辩人将两者进行等同，完全是混淆概念。另外，被答辩人是在收到答辩人交付的“古玩”以后给出的报价，说明被答辩人是认可了答辩人交付货物的价值，至于被答辩人将答辩人交付的货物理解成“古玩”还是“文物”，交付的货物是固定的，均为相同的货物，被答辩人经过验货后给出的购买价格，根本不影响双方合同的成立与履行。综上，被答辩人故意混淆民间“文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的“文物”的概念，主张答辩人交付的“古玩”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的“文物”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二)原审判决认定双方的合同合法有效，适用法律准确，认定事实准确无误，理由如下:首先，双方买卖的货物没有经过国家文物行政部门认定为“文物”，就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所称“文物”的范围，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而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普通货物买卖的相关规定;其次，答辩人提交的证据中已经证明出售给被答辩人的古玩有合法的来源，答辩人具有出售所涉古玩的权利；另外，双方的交易数量及价格是双方自愿达成的，答辩人没有采取欺诈、胁迫及乘人之危的行为。因此，双方的合同合法有效，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准确无误。(三)整个交易过程中，答辩人没有就双方买卖的货物的年代、特征、价值等事项向被答辩人作出过承诺和保证，一审庭审时，被答辩人也明确表示双方没有对买卖货物的保真进行过明确的约定，原审判决根据被答辩人一审庭审时的陈述认定事实是准确无误的。(四)答辩人在2018年9月15日就将全部货物交付给被答辩人，被答辩人是在2018年9月27日才向答辩人报价的，被答辩人的报价时也没有提出任何附带条件，被答辩人主张当时双方有约定附加条件就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五)古玩交易行业本身就是风险较大的行业，被答辩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进行古玩的买卖理应知道相应的风险，国家法律没有对古玩的交易做出具体的规定，对于没有明确法律规定的，就应依据古玩的交易习惯来认定事实，原审法院依据交易习惯认定本案的事实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认为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规定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认定事实准确无误，适用法律正确，作出的判决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双方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应依法履行，被答辩人请求撒销根本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一)双方根本不是同学关系，仅是老乡关系，双方的交易过程是答辩人先交货给被答辩人，被答辩人收货后十多天才给出的报价，答辩人根据被答辩人的报价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交易价格，整个交易过程不存在交付的货物与约定的货物不相同的情形，根本不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二)双方交易的货物是古玩，对于古玩相对于不同的消费人群，价值会差别较大，根据被答辩人提交的委托第三方拍卖合同，可以证实被答辩人请了多个第三方进行鉴定，认定10份货物价值就高达三千多万元，而答辩人第二次出售给被答辩人的货物有四百六十多件，按双方的交易价格，平均每件仅六千元左右，远低于被答辩人认定的价值，所以双方的交易对于被答辩人而言，是交易价格明显偏低，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三)庭审已经查明，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对古玩的真假根本没有任何约定，答辩人也没有向被答辩人对古玩的真假作出过保证和承诺，对于答辩人与陈锦枝的私人关系，这属于答辩人的个人隐私，且陈锦枝已经去世多年，任何关系均不影响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的合同成立和履行，答辩人在双方的交易过程中不存在欺诈的行为。(四)古玩的买卖系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业，被答辩人作为成年人，对于古玩的买卖高风险理应有预估，因此而带来的结果就由其自行承担。(五)双方的交易到被答辩人提交撤销之诉已经长达两年之久，从双方的聊天记录可以证实，被答辩人在2018年10月即请专家对古玩进行了专业鉴定，从被答辩人请专业人员进行鉴定之日起至被答辩人提起反诉之日，也长达一年十个月之久，已经超过了《合同法》规中的可撤销合同的诉讼时效。(六)从被答辩人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被答辩人于2019年8月已经向公安机关报了案，但公安机关一直没有刑事立案，说明答辩人在双方的买卖合同之中没有欺诈的行为和事实。(七)关于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双方各自都有，被答辩人自己也可以提交相应的记录，被答辩人对于自己的主张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有举证证明主张的义务，被答辩人如无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八)合同系双方自愿成立，合同的内容没有违反法律的限制性规定，双方均应按合同的约定履行。综上，双方的合同系自愿成立，合同的内容不违反法律的限制性规定，双方的合同不存在重大误解、欺诈等可撤销的情形，被答辩人主张撤销双方买卖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罗婷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200万元；2.判令被告以所欠货款200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10月1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直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判决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邹祖兰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法院撤销反诉人与被反诉人于2018年8月6日达成的46.8万元文物购买协议；2.请求法院撤销反诉人与被反诉人于2018年9月27日达成的300万文物购买协议；3.责令被反诉人向反诉人返还已收取的文物款146.8万元并取回文物；4.责令被反诉人赔偿反诉人鉴定费2万元；5.反诉费用由被反诉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7月，被告邹祖兰委托原告罗婷帮忙购买古玩，原告筹集到一批古玩交给被告鉴赏，被告表示愿意以打包价格46.8万元购买，原告罗婷向被告邹祖兰交付货物，被告邹祖兰支付了全部货款。2018年9月中旬，被告邹祖兰又找原告罗婷购买古玩，因原告有一好友系古玩爱好者，该好友家里收藏了较多古玩，原告电话联系其朋友，朋友表示愿意将四百多件古玩全部处理给原告。原告告诉被告有四百多件古玩后，被告表示愿意全部购买，并要求原告将古玩运送至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地王美食广场交付给被告。2018年9月13日原告罗婷请老乡王先楚一起前往广东省佛山市好朋友的家中，与朋友一起清点古玩共有四百六十多件，并共同将其打包便于运输，于当晚请货车运至被告邹祖兰指定的地点东莞市长安镇，被告指示原告将全部古玩存放在被告承租的地王美食广场南门1002号铺内，让原告联系美食广场工作人员陈仁华将1002号铺门打开，原告联系陈仁华开门后，原告与陈仁华、王先楚和货车司机一起将全部货物存放在1002号店铺内，存放好后由陈仁华将店铺门锁好并保管钥匙。2018年9月14日下午6点左右，被告到1002号店铺验完货，于当晚由原被告双方、陈仁华、王先楚、高贻发共5人将全部货物转移至被告管理的美食广场3号空铺内。被告收到全部古玩后，于2018年9月26日承诺该批四百多件古玩将按打包价300万元给付原告，先支付100万元，剩余200万元于20天内支付给原告，原告表示同意。被告于9月27日支付了第一笔货款100万元，但剩余200万元货款被告至今未予给付。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原、被告双方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原告作为出卖人向被告出售古玩、被告作为买受人向原告支付了部分款项,双方形成事实买卖合同关系,该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也不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从双方履行的实际情况来看,对第一份价款为46.8万元的买卖合同，原告向被告提供了古玩，被告付清了货款，原、被告双方均履行了各自的义务,该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对第二份价款为300万元的买卖合同，原告向被告提供了古玩，被告仅支付了100万元的货款，构成违约，现原告起诉要求被告立即付清余款并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诉请，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被告要求撤销两份买卖合同的反诉请求,本院认为，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据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根据收藏界的交易习惯，古玩交易是个人古玩知识、审美、经验及个人智慧的较量,是否能够购得真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买家的鉴赏能力，对古玩的识别也是买受人凭借自己的知识水平、主观感受去判断真伪。在古玩交易时，对交易物品的真伪出卖人并不保真,如若存在保真的承诺,需要买卖双方明确将保真的承诺作为合同内容进行约定,并对合同的订立产生实质的影响。本案中,双方的古玩买卖并未签订书面合同，原告也没有向被告明确作出双方交易的400多件古玩均是真品或者有一定比例是真品的保真承诺,被告也无其他证据证明原告针对涉案物品作过保真的承诺，根据古玩业内的交易习惯,货品出手不退不换,买家购买到赝品属“打眼”,以低价购得真品属“捡漏”。其次,从双方实际交易的价格来看,根据一般市场交易行情,本案交易的标的物数量达400多件，被告在交易时应当尽到充分的了解和注意义务,且被告对在购买古玩这一特殊物品的过程中，对隐含的利益与风险也应进行充分的预估和评判。因原告对案涉标的物没有作出过保真的承诺,故被告主张案涉古玩系赝品的鉴定意见并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对交易的古玩是否为赝品，本院不予审理确认。因此,不能以无法实现被告购买真品的目的就否定双方之间买卖合同的效力,从双方交易过程及实际情况,结合古玩交易的惯例,该买卖合同不属于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合同可以撤销的法定情形，故被告诉请撤销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并要求原告返还货款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反诉原告）邹祖兰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罗婷货款200万元，并从2018年10月1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邹祖兰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23801元，减半收取11900.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9096元，共计20996.5元，由被告（反诉原告）邹祖兰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下列证据：吴建庭鉴定资质的网上查询结果，拟证明吴建庭具备鉴定资质。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该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该证据是复印件，即便是真实的，个人也不具备出具鉴定意见的资格，应当由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文书为准，况且本案中双方的交易标的并没有附条件，被上诉人没有向上诉人保证出售古玩的年代、真假。综合上诉人、被上诉人的举证、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审查认定如下:该证据为网上信息截图，显示为职业培训CETTIC证书查询结果，该证书的具体内容及效力不明，不能达到证明吴建庭具备鉴定资质的目的，本院不予采信。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双方的争议焦点是：一、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人是否为邹祖兰与罗婷；二、案涉买卖合同的效力；三、案涉买卖合同剩余货款200万元的支付是否附条件。关于焦点一，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人是否为邹祖兰与罗婷。上诉人称案外人徐尉辅系案涉合同的买受人，但其在一审中未以此理由进行抗辩，并以罗婷用欺骗的手段与其订立买卖合同为由提起反诉主张撤销买卖合同。且结合两次买卖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均是罗婷向邹祖兰交付货物，邹祖兰收货确认后通过其本人账户向罗婷付款，没有充足证据证明资金来源案外人或是邹祖兰接受案外人委托，一审认定本案合同当事人为邹祖兰与罗婷符合本案事实。关于焦点二，案涉买卖合同的效力。上诉人称案涉买卖标的系文物，被上诉人称案涉买卖标的为古玩。本案中，双方并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两次买卖均为口头协议，但双方对于2018年7月、2018年9月存在两次买卖合同关系、合同总价款及货物已交付并无异议。上诉人称被上诉人有义务证明自己的文物取得合法，否则合同无效。案涉买卖标的物为古玩还是文物，因双方没有明确约定，上诉人主张是文物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且其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案涉标的物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不得买卖的文物，其主张合同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上诉人称第一批买卖合同价款为46.8万元，货物40件左右，第二次买卖合同价款为300万元，具体数量未清点，被上诉人称共计460多件。案涉交易标的数量较多，且双方并未对交易标的的年代、真假、价值等做出具体约定，根据古玩市场的交易习惯，一审认定案涉交易标的为普通古玩、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有效并无不当。案涉合同是否应予撤销。上诉人主张撤销的事由为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其一，上诉人称其2019年8月19日报案，2019年9月22日委托吴建庭做鉴定后知道文物是赝品。重大误解的当事人应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行使撤销权，其在一审中以重大误解为由提起反诉行使撤销权已超出法律规定的期间；其二，上诉人称案涉合同具有显失公平的撤销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认定是否属于显失公平，既要考虑行为结果，亦要考虑行为性质。本案中，双方在订立合同时，没有相应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利用上诉人处于危困状态或利用其缺乏判断能力。上诉人称案涉古玩的实际价值与交易价值相差很大，但本案交易标的物为古玩物品，相比一般商品具有特殊性，其交易价格与买方鉴赏能力、个人喜爱等因素相关。且上诉人对案涉古玩先后委托了云南省收藏家协会古陶瓷科学检测实验室及吴建庭作出的结果不一致，案涉古玩的实际价值亦不确定。其向一审法院提出鉴定申请，但因双方未对交易标的的数量、品种、规格等进行确认清点，重新鉴定亦不具备条件，故上诉人主张显失公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三，上诉人还主张其因欺诈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达成了口头买卖合同，但并未提交充足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存在欺诈行为，其提交的微信语音聊天记录等证据均不能认定双方在买卖古玩时构成欺诈，该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关于焦点三，案涉买卖合同剩余货款200万元的支付是否附条件。双方之间存在案涉两次买卖合同，第一次买卖合同已履行完毕，第二次买卖合同在确认收货后支付了部分货款。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不能看出双方对支付货款附加了条件，而被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上诉人陈述：“等下先转一百，其它二百的慢慢，也就二十天内……”，也没有对剩余货款的支付附加条件。上诉人对其主张有责任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邹祖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897元，由邹祖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静审判员 陶齐学审判员 全 华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四日法官助理江媛书记员刘霜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