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4民终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000104366517F。 法定代表人：李云霄，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执胜，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市骊钧金属门窗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九江街道大井东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225564047644。 法定代表人：李红，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强，四川纪明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 上诉人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建工）因与被上诉人成都市骊钧金属门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骊钧）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法院（2020）川0411民初14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河北建工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成都骊钧的全部诉讼请求；2.由成都骊钧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表见代理的法律适用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表见代理需要满足存在外表授权和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的构成要件。本案中，成都骊钧在明知“四川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工程项目部”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的情况下，不仅没有审查该项目部是否取得河北建工的授权，也没有尽到注意义务，具有主观过错，不属于善意且无过失的相对人。一审法院仅以加盖项目部印章为由，认为成都骊钧有理由相信江国强具有签订合同的权利外观，进而认定构成表见代理，忽略审查成都骊钧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的相对人，适用法律错误。二、河北建工不是本案适格当事人。2014年3月27日，河北建工与案外人攀枝花市吉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吉盛公司）签订《合同协议》，将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安装工程分包给吉盛公司，并明确由吉盛公司自行采购工程材料。江国强为吉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于2015年1月15日、2015年2月12日出具《委托书》和《分包单位工程款申请表》，委托河北建工向成都骊钧支付款项60万元。案涉《购销合同》的签订主体是江国强与成都骊钧，因此，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成都骊钧应当向江国强或吉盛公司主张合同权利。三、成都骊钧没有向河北建工交付并安装案涉产品，且双方没有签署结算文件，成都骊钧无权要求河北建工支付任何款项。一审法院认定产品交付以及结算的事实均是基于江国强与成都骊钧签署的文件，河北建工未加盖任何印章，且从未授权江国强签署收货、结算等文件。四、案涉《购销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4年12月30日，即使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该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明确各级法院应当参考类案裁判。（2019）川0115民初4887号民事判决认定江国强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其与本案为同一项目、当事人类似，应当作为本案的裁判参考。 成都骊钧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辩称，一、河北建工将“四川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项目部”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引申为成都骊钧有理由相信“江国强具有签订合同的权利外观”，逻辑不洽。“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项目部”与“江国强”不等同；江国强仅是买卖关系中的需方的委托代理人（经办人），不是合同签订的主体。二、《购销合同》载明需方为“四川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项目部”，而不是江国强或者吉盛公司；合同签订地点为河北建工挂牌标注的“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项目部”办公室内，且合同加盖该项目部印章；河北建工关于将案涉分项工程整体外包于他人的《合同协议》没有对外公示；河北建工是“四川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的施工承包人，“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项目部”是河北建工专为管理案涉项目工程设立的内部机构，其印章也是河北建工授权刻制；河北建工刻制印章及准许项目部使用该印章的行为表明认可该印章是其企业法人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因此，案涉《购销合同》签订主体为河北建工。三、成都骊钧已经提交双方所签署的收货单、结算单、销货发票以及河北建工的《工作联系函》等资料证明交付安装案涉产品，且“四川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已于2015年3月31日通过竣工验收并对外开馆，成都骊钧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四、2017年9月25日，双方当事人办结案涉《购销合同》的货款结算事务。双方当事人办结货款结算日应当为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日。成都骊钧于2019年10月29日诉讼时效届满前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 成都骊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河北建工向成都骊钧支付货款46.4万元，并按928元/天支付违约金（自2015年4月1日至欠付货款付清为止）；2.由河北建工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30日，成都骊钧与河北建工“四川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工程项目部”签订《购销合同》约定：成都骊钧为供方，河北建工“四川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工程项目部”为需方；需方向供方购买26樘共1400㎡的（垂直升降）钢质特级防火卷帘及（折叠提升）双轨双帘无布机特级防火卷帘，单价为760元/㎡（不含税金），总价为106.4万元；交货地点为攀枝花仁和区；付款方式为签订合同后需方预付合同总价20％，产品进场后需方支付合同总价60％，安装完毕后需方支付合同总价80％，验收完成10个工作日内需方支付合同总价95％，剩余5％作为质保金在质保期（1年）满后支付；若逾期付款，则需方每日按合同总价2‰支付违约金等。合同末尾需方处加盖了“四川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工程项目部”印章，并载明需方的委托代理（经办人）为“江国强”；合同附件记载了26樘门的详细清单。合同签订后，成都骊钧依约提供了全部约定的产品并安装完成。2017年9月25日，江国强签署“工程竣工决算单”，载明：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防火卷帘项目于2015年2月10日竣工；竣工结算内容为三线建设博物馆防火卷帘工程制作、供货、安装、调试；工程总造价106.4万元，已支付60万元，应付46.4万元；决算单下方江国强在“现场负责人签字”处签字。2014年3月27日，河北建工与吉盛公司签订《合同协议》，合同载明：河北建工将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安装工程发包给吉盛公司，承包项目总负责人为江国强；合同价为按投标单价及总结算下浮8%；工程所使用的材料由承包人自行采购；对材料设备供应商，承包人未按材料设备供货合同支付相应款项的，影响工程进度和结算的，发包人有权从工程款中直接支付相应价款给材料设备供应商（承包人必须出具付款委托给发包人）。合同尾部由吉盛公司加盖合同专用章，江国强在委托代表人处签字。2015年1月16日，江国强向河北建工出具委托书，载明委托河北建工将机电设备综合部计量款进行分配，其中载明防火卷帘门30万元。2015年2月9日，江国强向河北建工出具《分包单位工程款申请表》，并要求河北建工将卷帘门款项30万元直接转账支付给成都骊钧，河北建工于2015年2月12日向成都骊钧转账支付30万元。2019年8月5日，江国强向成都骊钧提供了工作联系函复印件、工程竣工结算单，载明了未付成都骊钧货款金额为46.4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河北建工四川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项目部系河北建工的内部机构，其对外签署与案涉项目建设相关文书的法律责任应由河北建工承担。案涉《购销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受法律保护，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享受权利。成都骊钧与河北建工项目部签订的《购销合同》尾部“需方”处盖有河北建工“四川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工程项目部”印章，江国强在《购销合同》的委托代理人处签字。成都骊钧基于河北建工系四川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总承包方的身份，以及其在江国强以委托代理人的身份签署的《购销合同》上加盖印章的行为，有理由相信江国强具有代表河北建工处理《购销合同》所涉事务的代理权。江国强与河北建工之间形成了表见代理，故江国强签署的决算单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成都骊钧已按约制作、供货、安装、调试防火卷帘门、并经双方结算，河北建工应当按约及时、足额向成都骊钧支付防火卷帘门货款等款项。河北建工尚欠成都骊钧余款46.4万元，成都骊钧诉请河北建工支付剩余货款46.4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违约金的问题。虽然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货款支付方式，即验收完成10个工作日内需方支付合同总价95％，剩余5％作为质保金在1年质保期满后支付。但双方未对款项进行结算，未能确定款项的支付金额。双方于2017年9月25日进行结算，故支付款项时间及诉讼时效应从结算之日起算，河北建工认为成都骊钧的主张超过了诉讼时效的反驳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河北建工至今未支付剩余货款，明显构成违约，应当按约承担违约责任。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但约定较高，一审法院综合本案实际情况等因素，并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酌情按未付金额的每月1％计算。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成都市骊钧金属门窗有限公司货款464000元，并以464000元为基数，按每月1％的标准向原告支付2017年9月26日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期间的违约金。二、驳回原告成都市骊钧金属门窗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260元，由被告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本案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江国强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二、案涉《购销合同》是否实际履行；三、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证据，对上述焦点问题分析评判如下： 一、关于江国强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河北建工成立四川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项目部，亦未对《购销合同》上盖章的四川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项目部印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江国强以四川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项目部的名义与成都骊钧签订购销合同，成都骊钧有理由相信江国强能够代表河北建工，并与其签订《购销合同》，江国强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河北建工关于成都骊钧不是善意第三人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因四川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项目部属于河北建工的内设机构，不具备独立的法人主体资格，其对外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河北建工负担。 二、关于案涉《购销合同》是否实际履行的问题。2017年9月25日，江国强在工程竣工决算单上签字确认四川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防火卷帘项目决算造价106.4万元，其中决算内容为四川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防火卷帘工程制作、供货、安装、调试。江国强作为委托代理（经办人）和现场负责人已经签字认可《购销合同》实际履行，河北建工关于成都骊钧没有交付安装案涉产品的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案涉《购销合同》虽然签订于2014年12月30日，但是办理案涉防火卷帘项目决算的时间为2017年9月25日，故本案诉讼时效期间自2017年9月25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百零六条规定：“本法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本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二年，故本案应当适用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日为2020年9月24日。河北建工关于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河北建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260元，由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饶庆华 审 判 员 胥 军 审 判 员 李 涛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鲁 艳 书 记 员 刘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