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鲁16民初247号之一原告：黄蓝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黄河五路**国际金融中心**。法定代表人：张洪欣，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杰，北京市道可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佳雪，北京市道可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1901Adiv>法定代表人：邵根伙。被告：邵根伙，男，1965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吴文，男，1966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怀柔区。以上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贺伟平，嘉源萧一峰（广州）联营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鹏，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薛玉辉，男，1978年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无棣县国土资源大厦**。被告：杜长龙，男，1987年出生，汉族，住山，住山东省无棣县国土资源大厦**div>被告：李庆举，男，1973年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无，住山东省无棣县国土资源大厦**>被告：刘彩霞，女，1980年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无棣县国，住山东省无棣县国土资源大厦**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被告：张志海，男，1987年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无棣县国土资源，住山东省无棣县国土资源大厦**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被告：张掖平，女，1980年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无棣县国土资源大厦8，住山东省无棣县国土资源大厦**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第三人：山东荣昌育种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山东省无棣县国土资源大厦**v>法定代表人：吴文，经理。原告黄蓝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蓝创业公司）与被告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北农公司）、邵根伙、吴文、薛玉辉、杜长龙、李庆举、刘彩霞、张志海、张掖平、第三人山东荣昌育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昌育种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后，被告大北农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20年9月21日作出（2020）鲁16民初247号民事裁定，驳回被告大北农公司的管辖权异议申请，并于2020年12月16日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蓝创业公司诉讼请求：1.判令大北农公司、邵根伙、吴文、薛玉辉、杜长龙、李庆举、刘彩霞、张志海、张掖平对山东荣昌育种股份有限公司的侵权行为成立，并连带赔偿山东荣昌育种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53279800元；2.判令大北农公司、邵根伙、吴文、薛玉辉、杜长龙、李庆举、刘彩霞、张志海、张掖平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9年8月16日，山东荣昌育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曾作出《关于半年报荣昌部分财务问题的反馈》以及2019年9月10日董事会披露的《荣昌育种2019年半年度报告》显示：2019年1月-6月荣昌育种及其全资子公司因疫情影响导致猪群死亡14500元，死亡成本2250万元。2020年4月27日，荣昌育种披露的《荣昌育种2019年年度报告》，2020年4月28日，荣昌育种董事会作出《荣昌育种2019年绩效说明》：2019年上半年受重大疫情影响，死亡猪只62313头，全年死亡猪只69963头，导致全年非正常损失53279800元。上述文件死亡猪只数量差异巨大，且依据上述文件计算出的每头猪死亡成本相差一倍多，并与原告从其他渠道调查的死亡猪只数量相差巨大，公司报告存在伪造虚假披露病死猪数量的情形。另根据山东荣昌育种股份有限公司《荣昌育种2019年年度报告》《荣昌育种2019年绩效说明》：公司2019年管理费用为4581万元，较2018年管理费用766万元，增加了3815万元，增长率为498.29%，但荣昌育种在2019年并不存在重大的业务调整，增加的巨额管理费用不具有合理性。大北农公司直接加间接合计持有荣昌育种88.07%的股份，荣昌育种共5名董事，大北农通过其控股地位委派吴文、薛玉辉、杜长龙3名董事。邵根伙为大北农公司实际控制人，通过大北农对荣昌育种股权控制及委派董事、高管，对荣昌育种享有实际控制权。大北农、邵根伙、吴文、薛玉辉、杜长龙3名董事以及时任荣昌育种财务总监的刘彩霞、现任总经理李庆举、财务负责人张志海、董事会秘书长张掖平，伪造死亡猪只数量，虚增巨额管理费用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公司法》《证券法》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相关规定，亦严重侵害了荣昌育种公司、黄蓝创业公司以及荣昌育种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被告大北农公司、邵根伙、吴文辩称，黄蓝创业公司的起诉不符合起诉的条件，应予以驳回。1.黄蓝创业公司的起诉缺乏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黄蓝创业公司以“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为由，将包括三位答辩人在内的九位主体列为共同被告,认为九被告共同对荣昌育种公司构成侵权，要求九位被告对荣昌育种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其诉讼请求并无法律依据，缺乏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不符合起诉的条件，应驳回其诉讼请求。2.黄蓝创业公司未穷尽公司内部救济，不符合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黄蓝创业公司作为荣昌育种公司的股东，以“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为由起诉荣昌育种公司的董事、高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之规定，股东必须书面请求公司监事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会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的，股东才能以自己名义提起代表诉讼。荣昌育种公司章程第三十六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连续180日以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书面请求监事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会、董事会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30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前款规定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股东可以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公司法》及荣昌育种公司章程规定，股东提起代表诉讼之前，必须履行内部前置程序。黄蓝创业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荣昌育种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其向人民法院提起股东代表之诉，违反了《公司法》及荣昌育种公司章程规定，应依法予以驳回。3.荣昌育种公司的所谓损失根本不存在。荣昌育种公司董事会《关于半年报荣昌部分财务问题的反馈》及《荣昌育种2019年绩效说明》中披露的猪只死亡数据及2019年度管理费用变化情况均为真实，不存在虚假披露问题。黄蓝创业公司所谓的“伪造”“虚增”，实质是对公司统计口径和财务核算口径的不理解和歪曲。荣昌育种公司2019年度全年死亡猪只69963头，该项成本系荣昌育种公司经营中实际发生的，不会因为信息披露瑕疵发生任何变化，荣昌育种公司的所谓损失根本不存在。综上，黄蓝创业公司的起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起诉的要求，不符合《公司法》及荣昌育种公司章程关于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规定。且原告以“损害公司利益”为由要求包括三答辩人在内的荣昌育种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对根本不存在的所谓“损失”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应予驳回。被告薛玉辉、杜长龙、李庆举、刘彩霞、张志海、张掖平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第三人荣昌育种公司未到庭陈述。原告黄蓝创业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关于半年报荣昌部分财务问题的反馈》，证据二《山东荣昌育种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拟证明：2019年1-6月份荣昌育种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因疫情影响导致猪群死亡14500头，死亡成本2250万元。证据三《荣昌育种2019年绩效说明》、证据四《山东荣昌育种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拟证明：1.2019年上半年受重大疫情影响，死亡猪只62313头，全年死亡猪只69963头，导致的全年非正常损失5327.98万元。此数值与证据一和证据二中的数值相差巨大。2.荣昌育种公司大股东大北农公司及委派董事吴文、薛玉辉、杜长龙，以及时任荣昌育种公司财务总监刘彩霞、现任荣昌育种公司总经理李庆举、财务负责人张志海、董事会秘书张掖平虚增死亡猪只数量，伪造损失。3.公司对外披露2019年管理费用为4581万元，较2018年管理费用766万元，增加了3815万元，增长率为498.29%。4.大北农公司及吴文、薛玉辉、杜长龙、刘彩霞、李庆举、张志海、张掖平虚增管理费用。证据五、荣昌育种公司股东名册（2020年6月30日），拟证明：大北农公司为荣昌育种公司大股东，直接持有荣昌育种公司83.6537%的股份。证据六、滨州市农业农村局开具的证明及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数量情况表，证明：荣昌育种公司在半年报及年报中披露的死亡猪只数量与实际严重不符。经质证，被告大北农公司、邵根伙、吴文对原告黄蓝创业公司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关联性和证明的事实有异议，该证据是原告就半年报财务所提问题的反馈，不是主动披露给原告的，其中原告关注的问题2250万元要求说明具体问题和原因，针对该提问，是荣昌公司反馈给原告，不是2019年上半年全部猪只死亡的数量，其他死亡的猪只记到了主营业务成本和管理费用。对证据三、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都是财务核算问题，和公司资产损失没有关系。两份报告没有差距，只是说明方式不一致。到2020年披露的数量既包括了主营业务成本和管理费用，以及营业外支出的数量。针对管理费用大幅度增加的问题，是不明疫情的影响，要对猪场进行净化和改造，发生巨额管理费用支出。对证据五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六，我方提交的《山东省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可以反驳，荣昌育种公司可以自己处理病死猪只，不需要委托无害化处理厂进行处理。附件的处理数量情况表并没有统计养殖场自己处理病死猪数据。被告大北农公司、邵根伙、吴文提交证据一、《山东省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监督管理办法（试行）》，拟证明：1.根据该管理办法，养殖企业对病死畜禽既可自行处理，也可委托无害化处理厂进行处理。实践中，荣昌育种公司均自行处理死亡猪只，未委托无害化处理厂处理；2.2019年无棣县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厂处理的猪只与荣昌育种公司无关，无法证明2019年荣昌育种公司死亡猪只数量。证据二、《山东荣昌育种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证明：1.根据章程第三十六条规定，股东提起代表之诉前，必须履行内部前置程序。该章程对包括原告在内全体股东均具有约束力；2.原告未经履行前置程序即提起股东代表之诉，违反了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的规定，应依法予以驳回。经质证，原告黄蓝创业公司对三被告提交的证据一认为不属于新证据，属于地方性法规，且2019年8月31日该法规就失效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14）47号第二项表明从事畜禽饲养、屠宰、经营、运输的单位和个人是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第一责任人，负有对病死畜禽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并向当地畜牧兽医部门报告畜禽死亡及处理情况的义务。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对于三被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原告黄蓝创业公司提交的证据一至证据五，被告大北农公司、邵根伙、吴文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六该份证据仅加盖了滨州市农业农村局印章，但没有出具人或单位负责人签字，不符合民诉法规定的证据形式要件，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被告大北农公司、邵根伙、吴文提交的证据一不属于证据不能达到三被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对证据二《山东荣昌育种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案由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该案由是指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或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定义务，损害公司利益而引发的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前述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前款规定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股东可以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荣昌育种公司设有监事会，而原告黄蓝创业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已书面向监事会提出请求，监事会在收到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情形，因此，原告没有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前置程序，其提起本案诉讼应予驳回。综上所述，原告黄蓝创业公司的本案诉讼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黄蓝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审 判 长  吴 琦审 判 员  邵佳宁审 判 员  张 雷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宋蕾蕾书 记 员  韩昊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