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3民终46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淄博淄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淄博市淄川区颐泽将军大道**。 法定代表人：张庆春，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红梅，山东建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正浩，山东建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勇，男，1977年2月6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市淄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光通，山东鲁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淄博淄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淄川农商行）因与被上诉人张勇名誉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2020)鲁0302民初47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淄川农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红梅、谢正浩，被上诉人张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光通到庭参加诉前调解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淄川农商行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淄川区人民法院(2020)鲁0302民初4721号民事判决书第一、二项判决；2、请求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2009年4月20日，张鹏从上诉人处借款20万元，借款期限自2009年4月20日至2010年4月19日，2010年4月2日，蒲利从上诉人处借款1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0年4月2日至2012年3月18日，被上诉人作为这两份借款合同的保证人之一在合同上签字，为该两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且在2010年4月1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个人信用报告查询授权书一份，有关内容为：“在个人贷款、各类信用卡和对外担保等信用活动中形成的交易记录等个人信贷交易信息，以及其他相关信用信息报送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该授权书内容明确规定被上诉人在对外担保等信用活动中形成的交易记录等个人信贷交易信息上诉人均有权查询和报送，这表明上诉人对案外人张鹏和蒲利借款合同中被上诉人的担保信息均有权查询和报送，即上诉人向一审法院出具的个人信用报告查询授权书符合《征信管理条例》第二十九规定的法定程序，一审法院关于张鹏借款案上诉人事先未征得被上诉人同意的认定明显错误。二、征信报告中所记载的个人不良信息是对客观事实的记载，不能以法院是否作出执行裁定书以及当事人是否承担法律责任作为个人不良信息消除的依据。《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规定：“本办法所称个人信用信息包括个人基本信息、个人信贷交易信息以及反映个人信用状况的其他信息。前款所称个人基本信息是指自然人身份识别信息、职业和居住地址等信息；个人信贷交易信息是指商业银行提供的自然人在个人贷款、贷记卡、准贷记卡、担保等信用活动中形成的交易记录；反映个人信用状况的其他信息是指除信贷交易信息之外的反映个人信用状况的相关信息”。该规定表明征信报告记载的内容是“个人基本信息、个人信贷交易信息”以及个人在经济生活中参与“信用活动中形成的交易记录”，上述信息均属于事实信息，这些信息的形成和记录与法院的执行裁定书以及当事人是否承担法律责任无任何关系，仅仅是对客观事实的记录。张鹏、蒲利两笔借款到期后被上诉人未主动履行保证责任，淄川区法院于2011年5月13日、2013年2月26日作出516号、159号民事判决书。516号判决张鹏偿还淄川农信社借款本金20万元以及自2009年4月20日按借款合同约定利率计算至付清借款本息为止的利息，并判决张勇承担连带责任。159号判决蒲利偿还淄川农信社借款本金10万元及自2011年9月21日起按借款合同约定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并判决张勇承担连带责任。516号判决、159号判决生效后被上诉人仍未履行保证责任，两案件进入执行程序。516号案件执行过程中，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借款本息合计116500元，2018年8月27日上诉人与案外人张鹏达成和解协议书，同意放弃对剩余款项的追索，8月30日上诉人向淄川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结案，事实与理由为：“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已经履行了绝大部分债务，其余部分债务申请人同意有条件减免。因此，特请求贵院依法予以执行结案”。159号案件执行过程中，被上诉人共向上诉人支付借款本息35000元。上述两份判决书内容与被上诉人的执行情况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均予以认可。而淄川区法院于2018年9月10日作出的(2018)鲁0302执恢665号执行裁定书和2016年8月17日作出的(2016)鲁0302执恢139号执行裁定书的裁定内容为：“516、159两份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内容全部执行完毕。”其裁定结果本身不准确，两份判决书的内容并未全部执行完毕。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执行情况，被上诉人在两个执行程序中只承担了部分保证责任，两份民事判决书的内容未全部执行，按照借款合同约定被上诉人仍有部分利息尚未结清。然而，一审法院认为两个案件已经法院下达执行裁定书，案件已了结，上诉人所报送的信息客观上已经发生变化，上诉人应依据《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将两笔借款全部结清的信息及时报告征信机构。该认定显然违背客观事实且适用法律错误。执行裁定书中所裁定的判决书内容全部执行完毕与被上诉人的真实的还款记录并不相同，根据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两份判决书内容以及执行事实，被上诉人真实的还款金额明显少于判决书中所确定的还款金额，被上诉人截止目前仍有部分利息尚未结清，被上诉人欠息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且一直没有变化。《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发现其所报送的个人信用信息不准确时，应当及时报告征信服务中心，征信服务中心收到纠错报告应当立即进行更正。”上诉人报送的被上诉人所担保借款仍有部分利息尚未结清的担保信息是准确的，完全根据被上诉人的真实还款情况来确定，被上诉人所担保的借款利息仍未全部结清的客观事实仍然存在，上诉人将被上诉人所担保借款至今仍有部分利息未还清的事实报送至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符合《个人信用信息基础库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所以，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未及时、准确报送信息明显错误。法院的执行裁定书仅表明案件在法律程序上已了结，被上诉人的法律责任已免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不受国家强制力的保护，但民事责任的消灭不等同于客观民事行为的消灭。征信报告中的个人信贷交易信息仅是对客观事实的记载，上诉人将被上诉人所担保借款仍有部分利息尚未结清的事实记录报送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符合《征信业管理条例》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库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并且依据客观事实报送而并非捏造，不存在虚构事实或侮辱的行为，上诉人报送行为不构成侵害被上诉人名誉权的行为。同时，上诉人提请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对消除和纠正不良信用记录的前提须是被上诉人清偿全部借款利息，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提请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消除被上诉人的不良信用记录和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为被上诉人报送不良信用记录的纠错报告与被上诉人仍然欠息的客观事实相违背。所以，一审法院第一、二项判决明显错误且不具备实现的可能性。综上所述，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被上诉人未积极履行借款担保义务，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且在承担保证责任后由于未按照合同约定还款致法院判决到申请执行，均未能守信，已然形成不良征信。上诉人按照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将被上诉人失信的事实记录报送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是依据客观事实报送而并非捏造，不存在虚构事实或侮辱的行为。在执行阶段，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虽对如何还款进行过协商，被上诉人也已经按照协商的内容归还了部分利息，但并未付清借款的全部利息。法院虽下达了执行裁定书，但该裁定书并不能消除被上诉人未付清借款利息的事实，被上诉人在此过程仍然存在违背诚信的客观事实。作为一个守信的公民，仍可按原有约定承担还款的义务，被上诉人未能付清合同约定的全部借款利息系造成其不良征信记录的主要原因，与上诉人无关。所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望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张勇辩称，一、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1、上诉人一审提供的2010年4月1日由答辩人签字的个人信用报告查询授权书是在上诉人与借款人张鹏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和答辩人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之前，而且内容也仅是对借款人和保证人在借款合同之前对借款人和保证人个人信息的查询授权，以确定借款人和保证人是否符合借款人和保证人主体资格，此时，借款合同的权利义务双方尚未履行，借款人和保证人是否逾期偿还或者是否不予偿还借款并不确定，借款人和保证人也不存在违约行为，因此并不符合逾期偿还之后将答辩人个人信息提供给征信机构的授权这一结果，也不是借款人和保证人对上诉人采取任何行为查询、采集和报送相关个人信息的无限授权。《征信业管理条例》第13条规定，采集个人信息应当经信息主体本人同意，未经本人同意不得采集。《征信业管理条例》第15条、第29条明确规定，信息提供者向征信机构提供个人信息应当事先告知信息主体本人，并取得信息主体的书面同意，在张鹏的借款合同一案中，上诉人没有将经答辩人同意采集的个人信息在未告知和经过答辩人书面同意的情形下提供给征信机构，且答辩人在履行了还款义务并经法院依法作出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判决书内容执行完毕后，已经不再存在征信不良信息和违法、违约行为，因此上诉人以该份授权书证实已经事先告知并经过答辩人授权提供信息的主张不能成立。况且，该授权书对蒲利借款合同案件并不产生任何效力，上诉人的主张不能予以支持。2、上诉人从一审到二审一直强调个人不良信息是客观事实而不是法律事实，即使不承担法律责任，上诉人提供给征信机构的个人信息也是合法的，并且一再陈述认为答辩人没有偿还完毕借款义务。上诉人的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和本案事实。答辩人在给张鹏和蒲利承担保证责任的借款合同案件执行过程中，答辩人依法履行了保证人的保证义务，由淄川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了生效的民事裁定书确定上诉人起诉借款人张鹏、蒲利及答辩人的案件判决书内容已经全部执行完毕，截至此时，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已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答辩人没有法定和约定义务再行偿还上诉人的任何款项，根据民事法律关系权利义务一致性的原则，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那么上诉人就没有权利主张和限制答辩人的民事行为。作为客观事实是指在时间和空间中存在的事物、现象和过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上诉人向征信机构提供答辩人个人信息的行为所构成的事实，是基于上诉人的民事法律行为而产生的以上诉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答辩人在没有履行偿还借款的义务时答辩人存在违约事实，此时上诉人将答辩人的信息提供给征信机构应当告知答辩人，并经答辩人书面同意。在答辩人将款项偿还完毕后，上诉人提供给征信机构的答辩人的个人信息产生的事实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也就是上诉人提供给征信机构的答辩人的个人信息已经不准确，上诉人应当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第11条的规定及报告征信机构予以立即更正。但上诉人单方认为答辩人没有还清借款利息，至今还有利息欠款存在，这与淄川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经生效的(2016)鲁0302执恢139号民事裁定书、(2018)鲁0302执恢665号民事裁定书确定的事项和上诉人在两个案件的执行过程中作出的行为相悖。上诉人的主张不能成立。二、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名誉权包括个人信息的保护，是公民依法享有的对自己所获得的客观社会评价，并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并不是上诉人所主张的只有捏造、虚构事实或者侮辱的行为才能构成名誉权侵权，根据《民法总则》第111条、《民法典》第3条、第7条、第1034条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和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民事主体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自然人可以依法向信息处理者查阅或者复制其个人信息；发现信息有错误的，有权提出异议并请求及时采取更正等必要措施。201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第2条也明确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在业务活动中收集、使用公民个人电子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信息。既然上诉人在两个借款案件中其债权已经实现，而且生效的法律文书已经确定答辩人不再具有任何法律义务，双方之间没有任何债权债务关系，那么上诉人就应当及时将答辩人的个人信息予以更正。答辩人在征信机构的个人信息存在明显的错误，该信息的错误是由于上诉人没有及时报告征信机构更正所致，上诉人存在侵权行为，上诉人在没有告知和经过答辩人书面同意的前提下，将答辩人的个人信息错误的向征信机构报送，导致答辩人的个人信息受到损害，客观上对答辩人的工作、生活造成障碍，产生了负面影响，答辩人的社会评价降低，这一损害事实客观存在，故上诉人违法收集答辩人个人信息并错误报送征信机构的行为与答辩人个人信息受到损害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上诉人采集答辩人个人信息和将信息报送征信机构的行为违反了《民法总则》、《民法典》、《征信业管理条例》、《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在明知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已经没有债权债务关系的权利义务消灭的前提下，将答辩人的信息列为不良信息并报送征信机构，主观上存在明显过错。应当依法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张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停止侵害、消除原告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淄博淄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良信息记录，恢复原告的征信；2.判令被告在淄博市范围内的报刊上刊登文章向原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精神及经济损失1000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4月20日，案外人张鹏从淄博市淄川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淄川农信社）借款20万元，借款期限自2009年4月20日至2010年4月19日，由原告张勇及案外人陈庆军、刘元胜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010年4月2日，案外人蒲利从淄川农信社借款10万元，合同约定借款期限自2010年4月2日至2012年3月18日，实际借款期限自2011年4月2日至2012年3月18日。由原告张勇及案外人王峰、彭绍淳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该笔借款贷出前一日即2010年4月1日，蒲利、张勇、王峰、彭绍淳共同向淄川农信社出具个人信用报告查询授权书一份，内容为：本人授权淄川农信社在本次业务过程中（从业务申请至业务终止），可以通过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查询本人信用报告，并将本人身份识别、职业和居住地址等个人基本信息，在个人贷款、各类信用卡和对外担保等信用活动中形成的交易记录等个人信贷交易信息，以及其他相关信用信息报送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上述两笔借款到期后，借款人均未按约还款，保证人亦均未履行保证责任。淄川农信社分别于2011年2月21日、2013年1月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分别于2011年5月13日、2013年2月26日作出516号、159号民事判决。516号判决张鹏偿还淄川农信社借款本金20万元及自2009年4月20日按借款合同约定利率计算至付清借款本息为止的利息，并判决张勇、陈庆军、刘元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张鹏、张勇、陈庆军、刘元胜负担。159号判决蒲利偿还淄川农信社借款本金10万元及自2011年9月21起按借款合同约定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并判决张勇、王峰、彭绍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蒲利、张勇、王峰、彭绍淳负担。该两份判决生效后，借款人及保证人均未按照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淄川农信社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516号案件在执行过程中，原告于2015年2月4日、2015年7月1日支付淄川农信社借款本息合计116500元。2015年7月1日，淄川农信社向一审法院承诺516号案件不再申请执行张勇，该案件与张勇无关。2018年8月27日，516号案件借款人张鹏与淄川农信社达成和解协议书，淄川农信社同意放弃对剩余款项的追索，一审法院于2018年9月10日作出（2018）鲁0302执恢665号执行裁定书，以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执行事项已经全部执行完毕为由，裁定516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内容全部执行完毕。159号案件在执行过程中，原告于2015年1月10日、2016年6月12日支付淄川农信社借款本息合计35000元。一审法院于2016年8月17日作出（2016）鲁0302执恢139号执行裁定书，以本院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冻结、划拨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至此，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执行事项已经全部执行完毕为由，裁定159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内容全部执行完毕。原告于2020年8月17日打印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个人信用报告，该报告“（三）相关还款责任信息”部分记载：贷款人为淄川农商行，借款人为张鹏，开立日期为2009年4月20日，还款责任金额为200000元，张勇作为保证人，该笔担保贷款五级分类为“损失”；贷款人为淄川农商行，借款人为蒲利，开立日期为2011年4月2日，还款责任金额为100000元，张勇作为保证人，该笔担保贷款五级分类为“可疑”。张勇于2020年9月18日就该两项不良信用记录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提出异议，该行回复“经淄博淄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核查，数据无误”。 另查明，2016年2月2日，淄川农信社改制为淄川农商行，淄川农商行承继淄川农信社所有资产、经营业务、债权债务。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名誉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对自己所获得的客观社会评价，并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原告主张被告侵害其名誉权，应当根据原告是否确有名誉权被损害的事实、被告的行为是否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及被告主观上是否有过错来认定。通过庭审查明，原告为借款人张鹏、蒲利在被告处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在借款到期后及516、159两案判决生效后均未主动履行保证责任，被告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及监管要求向征信机构报送张鹏、蒲利两笔借款真实欠款记录，并非捏造，不存在虚构事实和侮辱、诽谤等情形。但国务院《征信业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从事信贷业务的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提供信贷信息。从事信贷业务的机构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或者其他主体提供信贷信息，应当事先取得信息主体的书面同意，并适用本条例关于信息提供者的规定。”据此，即使报送的是真实信息，被告也应在向征信机构报送与原告相关的信贷信息时，事先征得原告的书面同意。本案中，被告仅提交了蒲利借款案中有原告签名的个人信用报告查询授权书，证实其履行了该项程序；但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在张鹏借款案中亦事先征得了原告的同意，故被告在未征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向征信机构报送记载原告担保贷款五级分类为“损失”的不良记录的行为构成违法。况且，该两笔借款进入执行程序后，原告承担了部分保证责任，在张鹏借款案中，被告明确承诺不再向原告主张权利。一审法院于2018年9月10日作出的（2018）鲁0302执恢665号执行裁定书及于2016年8月17日作出的（2016）鲁0302执恢139号执行裁定书已裁定516、159两份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内容全部执行完毕，被告以原告保证责任虽已免除但其所担保的借款仍未结清为由，继续计算和主张该两笔借款的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原先报送的信息客观上已经发生了变化,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商业银行发现其所报送的个人信用信息不准确时，应当及时报告征信服务中心，征信服务中心收到纠错报告应当立即进行更正。”被告理应将该两笔借款全部结清的信息及时报告征信机构，但截至2020年8月17日原告查询其个人征信报告时，该两笔借款并未记载结清，原告的担保贷款五级分类亦因此仍记载为“损失”“可疑”，被告该行为亦属违法。综上所述，因被告向征信机构报送原告为张鹏借款担保的相关信息时，未事先征得原告的同意，被告应当停止侵害，协助消除原告在征信机构个人信用报告中该项不良信用记录。至于原告为蒲利借款担保的相关个人信用信息，虽然事先征得了原告的书面同意且自该笔借款全部结清至今尚未满征信机构保存不良记录的五年期限，但被告仍应纠正其未及时、准确报送信息的违法行为，将借款结清的信息报送征信机构，征信机构收到纠错报告后应当立即进行更正。因被告未事先征得原告同意报送个人信息以及未按规定及时、准确的向征信机构报送信息，致使原告的担保贷款五级分类记载为“损失”“可疑”，客观上确实为原告的生活和工作造成了相应的阻碍，但由于银行征信系统相对封闭，相关信用记录并未在不特定的人群中传播，未造成原告的社会评价降低，原告亦未提交证据证实此节，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在淄博市范围内的报刊上刊登文章向原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赔偿原告精神及经济损失10000元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淄博淄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请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消除张勇的不良信用记录（2009年4月20日为张鹏借款200000元担保）；二、淄博淄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为张勇报送不良信用记录的纠错报告（2011年4月2日为蒲利借款100000元担保）；以上两项，淄博淄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三、驳回张勇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元，减半收取250元，由淄博淄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淄川农商行提交证据：淄川区人民法院执行卷宗中复印的淄川农商行的执行结案申请书一份。证明农商行当时同意该案执行结案，指的是被执行人履行了绝大部分债务，其余债务是有条件的减免，而不是一审判决认为的被执行人全部案件执行终结。张勇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均有异议。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上诉人能够在一审中通过调取的方式予以取得，但是上诉人没有调取。该证据没有淄川区人民法院档案室的印章，不能证明其来源于淄川区人民法院审理或者执行卷宗。该份证据系上诉人单方作出的意思表示，不能对抗人民法院已经作出的且在一审时被上诉人已经提交的民事裁定书，在被上诉人一审时提交的两份民事裁定书裁定主文中已经明确张鹏案件和蒲利案件判决书内容已经全部执行完毕，并不是上诉人所提交的该申请中的事实理由和期待作出的结论，因此，该份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淄川农商行提交的执行结案申请书与一审张勇提交的（2018）鲁0302执恢665号民事裁定书相比，民事裁定书证明效力更高。（2018）鲁0302执恢665号民事裁定书明确记载“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2011）川商初字第516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内容全部执行完毕”情况下，淄川农商行提交的执行结案申请书不能推翻该裁定书，因此对于该证据在本案中的证明力，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淄川农商行是否应当对被上诉人张勇的征信报告予以提请消除不良信用记录，报送提请纠错信用报告。征信系统的功能是惩戒失信、保护守信。民事主体的个人信用记录是全面记录个人信用活动,反映个人信用状况的凭证,体现了社会经济主体在社会活动中的信用程度,属于公民人格利益的一部分,依法应受到法律保护。《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商业银行发现其所报送的个人信用信息不准确时，应当及时报告征信服务中心，征信服务中心收到纠错报告应当立即进行更正。”本案中，（2016）鲁0302执恢139号、（2018）鲁0302执恢665号两份执行裁定书明确记载516、159两份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内容全部执行完毕的情况下，淄川农商行应当将该两笔借款全部执行完毕（结清）的信息及时报告征信机构，因此一审法院判决淄川农商行提请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消除张勇的不良信用记录、为张勇报送不良信用记录的纠错报告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至于淄川农商行上诉主张“征信报告中所记载的个人不良信息是对客观事实的记载，不能以法院是否作出执行裁定书以及当事人是否承担法律责任作为个人不良信息消除的依据”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五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六项、第七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为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当然能成为个人信用记录数据和信息来源，淄川农商行的该项主张于法无据。淄川农商行上诉主张“裁定结果本身不准确”，本院认为有关人民法院执行案件在有人民法院生效裁定书的情况下，淄川农商行认为裁定结果不准确，其该“认为”与执行案件已经执结的事实不符，没有法律依据，不应成为其对张勇的征信报告不予以提请消除不良信用记录、不报送提请纠错信用报告的理由。 综上所述，上诉人淄博淄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上诉人淄博淄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连宏 审 判 员 马士军 审 判 员 杨继生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杨晓宇 书 记 员 白杉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