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15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永，男，1967年7月5日出生，汉族，北京树林鑫达商贸中心总经理，住北京市丰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茂长，男，1960年1月2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江苏省阜宁县。原审第三人：戴茂春，男，1964年8月17日出生，汉族，北京天邦中发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住北京市丰台区。原审第三人：陈兵，男，1965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天津市武清区。上诉人陈永因与被上诉人戴茂长，原审第三人戴茂春、陈兵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6民初239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0日立案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独任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戴茂长归还50000元及利息（以5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自2017年11月17日至还清之日止）。事实和理由：1.本案不能以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苏0923民初1551号民事判决书作为定案依据，该案涉及虚假诉讼，已进入信访申诉开庭排期状态。2.戴茂春的证明上最后一次借据协议上有陈兵，戴茂春作为证人，原件由戴茂长持有，同第三人陈兵一审陈述一致。戴茂长发送给陈永的短信内容至少证明协议原件内容戴茂长是知晓且清楚的。如果戴茂长拿出的原件没有戴茂长签字，陈永可以撤诉。一审法院在最后一次谈话中未向陈永释明调取相应证据，导致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3.陈永与戴茂长存在诸多矛盾，不可能放弃25万本金中的6.7万元。4.第三人戴茂春对本案协议签订前戴茂长应还多少、签订后还多少的事实是明知的，但戴茂春为了保护戴茂长不被虚假诉讼追责，不敢实事求是讲。5.戴茂长另案两次陈述4.8万元是陈永所付，但本案中又改口说是陈建所付，目的是规避戴茂长用妻子朱秀芹卡取款还款的事实。戴茂春在另案承认戴茂长2015年10月向陈永归还5万元或5.1万元，本案中戴茂春却说不知情。陈永上诉的目的，就是想让戴茂长承认协议书的真实存在，钱可以不要，戴茂长涉嫌虚假诉讼的事情陈永也可以不追究，但戴茂长应在家庭微信群中向陈永道歉。戴茂长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不同意陈永的上诉主张，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永并无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其证据是伪造的。陈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戴茂长归还50000元及利息（以5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自2017年11月17日至还清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戴茂长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3月30日，陈永向戴茂长出具借款金额为250000元的借条，载明：今借到戴茂长现金人民币贰拾伍万元正，款已收到，月息2分。借款人：陈永，2013.3.30。借款后，陈永于2014年6月通过银行转账给戴茂长48000元，陈建代陈永通过银行转账汇给戴茂长35000元，合计83000元。后戴茂长多次向陈永索要剩余借款本息未果，遂向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6年9月9日，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苏0923民初15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陈永于一审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戴茂长借款167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自2013年3月3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计算）。该判决生效后，戴茂长申请强制执行。后，陈永向该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7年10月30日作出（2017）苏0923民申2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陈永的再审申请。2017年11月17日，戴茂长出具收条一份，其上载明：今收到陈永偿还借款拾万元整（??100000）（包含戴茂春代偿的30000元），剩余借款利息全部放弃，本案全部执行完毕，我们之间的债权债务全部结清，在2017年11月17日之前所有陈永在我身边的条据全部作废。庭审中，陈永主张其与戴茂长于2015年4月4日已达成协议，其与戴茂长之间的债权债务只需再付50000元，现陈兵、戴茂春未经其同意已给付戴茂长100000元，故要求戴茂长返还50000元，陈永提交2015年4月4日的《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为复印件，其上载明：甲方戴茂长乙方陈永甲乙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同意乙方在达成协议后每月支付甲方壹万元，累计5万元后不再支付任何费用及利息，并归还乙方借条，此借条由甲方交戴茂春，由戴茂春归还陈永。二、乙方认可2013年3月30日以前支付的利息并在甲方有难度的情况下不出具借款及还款明细。三、甲乙双方有言语冲突，乙方已向甲方赔礼道歉，甲乙双方互不宣扬。尾部甲方处未签字，乙方处有陈永签字。经质证，戴茂长不认可该《协议书》的真实性，没有其签字，是陈永伪造的；陈兵表示《协议书》签订时，其与陈永、戴茂春、戴茂长夫妻都在场，陈永签完后给了戴茂长，原件在戴茂长处；戴茂春表示当时有这个事，时间长了，记不清楚，《协议书》也未交给其。对此，陈永表示当时其签完《协议书》后，就到其他房间睡觉了，原件就在戴茂长处。陈永还提交了戴茂春于2017年4月30日出具的《证明》，载明：我是戴茂春，同戴茂长是亲兄弟，陈永是我亲外甥，现做如下证明：一、最后一次借据是陈永所写陈永签字，我和陈兵是证明人，借据戴茂长持有；二、我受陈永委托账款到账后，代扣或现金交给陈永，给戴茂长5万元，情况属实；三、平时结账陈永有还钱给戴茂长，我戴茂春在场，具体数目和次数他们自行确认。经质证，戴茂长与陈兵表示不清楚该《证明》，戴茂春表示尾部是其签字，但《证明》的内容是陈永打印的，“最后一次借据”应该指的是《协议书》，当时签《协议书》时其在场，但不清楚《协议书》的内容，也不清楚陈永与戴茂长之间的债务，且与其无关。另查，陈永于2019年以借款合同纠纷为案由将戴茂长作为被告、陈建作为第三人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戴茂长返还借款128000元及利息，一审法院于2020年3月27日作出（2019）京0106民初21323号民事判决书，载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陈永与戴茂长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已由生效判决确定，且已通过执行程序执行，现陈永主张执行过程中双方已达成和解，其还款数额已超过该和解数额，但陈永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达成的最终和解方案，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还款的具体记录，故一审法院对其要求戴茂长返还借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如下：驳回陈永的全部诉讼请求。…”。后，陈永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30日作出（2020）京02民终5134号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陈永依据2015年4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认为其与戴茂长达成协议，其与戴茂长二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只需再付5万元，现陈兵、戴茂春未经其同意已给付戴茂长10万元，故要求戴茂长返还5万元，对此，陈永提交的《协议书》为复印件，其未能提交充足的证据证明该《协议书》原件由戴茂长持有；且《协议书》中甲方处并未有戴茂长签字，现戴茂长不认可《协议书》的存在及内容，不能视为双方对此《协议书》的内容达成了一致意见，故对陈永主张要求戴茂长返还500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陈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陈永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协议书》复印件以及再审申请书、通知书、公司证明、调解谈话笔录和情况说明等材料的复印件以及陈永与法院工作人员录音、微信截屏、陈永与戴茂春电话录音等材料。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证据应当提供原件。在本案中，陈永主张其只需再向戴茂长支付50000元，其与戴茂长之间的债权债务即告消灭。为此，陈永在一审中提交了落款为2015年4月4日的《协议书》复印件作为证据，但由于陈永并未能提供该份《协议书》原件，且该份《协议书》并没有戴茂长的签字确认，加之陈永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戴茂长持有该《协议书》原件，故一审法院对该份《协议书》复印件的效力不予确认，并无不当。在二审中，陈永又提交一份《协议书》复印件作为证据，并主张该份《协议书》原件由戴茂长持有，但陈永仍未能提交该份《协议书》原件由戴茂长持有的相应证据。加之戴茂长亦主张陈永提交的证据系伪造，其从未与陈永签订过《协议书》。本院认为，由于陈永在二审中仍未能提交案涉《协议书》的原件，此不符合关于证据形式的相关法律规定，加之戴茂长亦不予认可，故对于陈永依据其提交的《协议书》复印件所主张的事实，本院难以采信。陈永在二审中提交的其他材料，由于与其二审中的主张关联性不足，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陈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陈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王 朔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张 翼书 记 员  王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