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天长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1181民初3480号原告：天长市常青园公墓，住所地天长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41181731673049G。法定代表人:肖有连,该墓园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祝发平，安徽扬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冬梅，安徽扬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邵桂荣,女,1960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天长路**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磊，安徽知秋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邵桂珍，女，1963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住合肥市蜀山区/div>委托诉讼代理人：瞿康宁，安徽天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天长市常青园公墓与被告邵桂荣殡葬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2019）皖1181民初5776号民事判决。被告邵桂荣不服，提起上诉，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7日作出（2020）皖11民终899号民事裁定，撤销安徽省天长市人民法院（2019）皖1181民初5776号民事判决；本案发回安徽省天长市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于2020年8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天长市常青园公墓的法定代表人肖有连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冬梅，被告邵桂荣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磊到庭参加诉讼。为查清事实，合议庭通知邵桂珍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21年1月19日进行了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天长市常青园公墓的法定代表人肖有连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冬梅，被告邵桂荣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磊，第三人邵桂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瞿康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天长市常青园公墓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双方2018年3月25日签订的协议,邵桂荣退还天长市常青园公墓16400元,并自2018年3月25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给付利息至付清之日;2.判令邵桂荣承担诉讼费。事实与理由：1995年邵桂珍向天长市烈士陵园公墓预交1000元订两处墓穴,1996年4月去公墓缴纳了4200元,并办理了相关手续后,当时的烈士陵园管理所公墓根据陵园公墓排号顺序发放两本墓葬证,墓穴号分别是墓字新区六排二十八号和二十九号。该两处墓穴的序号在天长市常青园公墓重新排位后对应的编号分别为老一区六排五号和老一区六排四号。2009年天长市常青园公墓贴出通告要求所有墓园主人旧证换新证,因天长市常青园公墓工作人员的疏忽,给邵桂荣一本编号为老一区六排四号、安葬人为邵桂荣的墓葬证,2017年2月份邵桂荣和邵桂珍的父亲去世后,邵桂珍便将父亲安葬在编号为老一区六排四号的公墓内。后来邵桂荣便以其公墓被安葬了其他人为由,在天长市常青园公墓处大吵大闹,并且到处上访、信访,严重影响天长市常青园公墓正常工作的开展。由于邵桂珍又长期生活在合肥,天长市常青园公墓无法与其及时沟通,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在此情况下,天长市常青园公墓于2018年3月25日与邵桂荣签订了一份协议,并支付了邵桂荣16400元。2018年11月22日,邵桂珍提交《情况说明》要求撤销邵桂荣儿子陈海峰持有的墓葬证并提供了一本其所持有的编号为墓字新区六排二十九号的旧墓葬证,该证对应的墓穴即现在的老一区六排4号,天长市常青园公墓才得知事情真相。天长市常青园公墓因自己工作人员的疏忽,导致在给被告发放墓葬证和签订处理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9）皖11民终3133号民事裁定书中认定两处墓穴系邵桂珍订购，邵桂荣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持有的公墓安葬证办理经过邵桂珍的同意。故天长市常青园公墓提起诉讼。被告邵桂荣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1.原、被告于2018年3月25日达成的协议，原告并不存在重大误解。原告所称的自己工作人员的疏忽并不是重大误解，也不是法定的撤销事由。原告自2017年2月就知道或应当知道涉案公墓存在权属争议，原告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没有向被告主张撤销权，更没有积极主动的联系涉案墓地权属争议方解决涉案墓地权属问题，而在长达一年后与被告达成协议，很明显原告是明确认可编号为00023433的墓葬证持证人为陈海峰的。因此，才会主动确认原告的过错并与被告达成协议，赔偿被告损失并解决相关问题。2.从原、被告2018年3月25日签订的协议内容来看，原告明确知晓涉案墓地涉及到第三人，因此，在与被告签订协议时就不存在原告重大误解的情形。3.即使原告存在重大误解，原告的撤销权也已经消灭，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撤销权消灭。原告在诉状中明确其于2018年11月22日得知事情真相，但是原告是于2019年11月22日立案诉讼，已经长达一年之久，完全超出了法律规定的三个月，因此，原告针对原被告于2018年3月25日达成的《关于墓地被侵占的处理协议》的撤销权已经消灭，原告无权主张撤销此协议，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诉求。第三人邵桂珍述称，涉案的墓穴系第三人所有，与被告没有任何关系，涉案的墓穴安葬的系第三人的父亲邵琪，从公序良俗上讲，本案就不应该产生。原告天长市常青园公墓为支持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关于墓地被侵占的处理协议》一份、被告出具给原告工作人员周良的收条一份。证明：原、被告于2018年3月25日签订协议一份，原告支付被告16400元。2.邵桂珍向原告出具的《关于在天长市烈士陵园墓地购买两处墓穴的情况说明》一份、《撤销陈海峰持有的天长市烈士陵园公墓安葬证申请书》一份。证明：邵桂珍于2018年11月22日、2019年5月21日出具上述材料，原告在收到上述材料后知晓涉案两处墓穴均为邵桂珍购买，原告与被告签订处理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应当撤销。被告邵桂荣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三性无异议，但是从协议内容可以看出，原告在协议中明确了墓地被第三方侵占。因此，原告在协议签订前就已经知晓涉案墓地存在权属问题，而不是原告诉状中所称的2018年11月28日才知道事情真相，原告所述明显虚假。证据2三性不认可。《关于在天长市烈士陵园墓地购买两处墓穴的情况说明》、《撤销陈海峰持有的天长市烈士陵园公墓安葬证申请书》为涉案墓地权属争议方邵桂珍所写，邵桂珍一面之词不足以证实本案涉案墓地为其所有，该情况说明及该申请书内容不具有真实性。第三人邵桂珍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不发表质证意见，我方向原告出具的情况说明系我方真实意思表示，也是本案真实情况的反映。被告邵桂荣为支持其辩称，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于2017年5月22日出具给被告的处理协议。证明：原告于2017年5月22日就知晓涉案墓地存在权属纠纷，并与被告签订了相应的处理协议，主要内容也是明确了原告存在侵害被告权益的行为。2.谈话录音（2017年5月15日肖有连、周良、邵桂荣、陈树林（邵桂荣丈夫）谈话录音一份，2017年5月22日肖有连、周良、邵桂荣、邵胜利（邵桂荣哥哥）、陈辰谈话录音一份，2019年5月23日肖有连、周良、邵桂荣、陈树林、邵桂荣、民政局熊局长、民政局刘局长谈话录音一份）。证明：原告明知被告和第三人每人各买了一个墓地，且第三人在安葬其父亲时没有提供任何凭证原告即安葬在了被告的墓地中，明显原告自身存在过错，此过错并非原告的重大误解，此过错即为原告的侵权行为。原告天长市常青园公墓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原告于2018年11月28日收到邵桂珍出具的《关于在天长市烈士陵园墓地购买两处墓穴的情况说明》、《撤销陈海峰持有的天长市烈士陵园公墓安葬证申请书》之前，一直错误的认为安葬邵琪的墓穴为被告邵桂荣所有，故在被告邵桂荣以其墓穴安葬他人为由不断的纠缠原告且到处上访、信访的前提下，向被告出具了上述协议。双方最终于2018年3月25日达成了关于墓穴被侵占的协议。正是基于原告的错误认识、重大误解，才有了上述协议以及涉案的协议。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前两份录音发生在双方签订处理协议之前，从内容可以看出，原告在收到邵桂珍的材料之前，也一直认为涉案墓穴为被告邵桂荣所有。第三份录音发生在协议签订之后，此时原告收到了邵桂珍出具的情况说明和申请书，从其内容可以看到原告此时才知晓邵桂荣所持有的墓葬证对应的墓穴为邵桂珍所有，谈话中也多次谈到一墓两证的问题，涉案墓穴老一区六排四号对应的旧的墓葬证编号为墓字新区六排29号，而墓字新区六排29号的持有人为邵桂珍。三份录音说明原告与被告签订处理协议时是基于涉案墓穴为被告邵桂珍所有的重大误解。第三人邵桂珍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不发表质证意见。证据2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涉案墓穴系第三人所有，第三人安葬自己的父亲没有任何过错，原告也没有任何过错。第三人邵桂珍为支持其述称，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1.墓葬证及其管理费收据各一张。证明：涉案墓穴系第三人所有，并且第三人向原告交纳管理费至2016年4月29日。2.墓穴重新编排的平面图一份（原告经办人张勇出具的）。证明：涉案墓穴系第三人所有，墓字新区6排29号对应的就是涉案的老一区6排4号。原告天长市常青园公墓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三性无异议，第三人所有的墓葬证是原来的旧证，墓穴区号是墓字新6排29号，按照现在的墓穴的编号对应的是本案的涉案墓穴老一区6排4号。原告确实于2005年收到了2006年至2016年的管理费。对证据2，张勇原来是烈士陵园工作人员，对其证明目的认可。被告邵桂荣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真实性无法核实，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墓葬证墓穴号为墓字新区6排29号，涉案墓穴墓位编号是老一区6排4号，此墓葬证不能证明为涉案墓穴的墓葬证。同时，管理费收据只为一处墓穴的管理费，无法证实第三人购买了两处墓穴，即不能证明涉案墓穴为第三人所有。墓穴的使用有严格规定，逝者的姓名为使用人。证据2三性不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是自行制作，且在28（5）位置为空白、29(4)位置处名称为“邵琪”，足以证明该证据是在邵琪安葬后形成。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4月7日，天长市常青园公墓向邵桂荣颁发一本编号为00023433公墓安葬证，该证载明持证人为陈海峰，逝者姓名邵桂荣，陈海峰之母，墓位编号老一区6排4号，邵桂荣于2011年4月7日向天长市常青园公墓缴纳管理费290元，于2017年5月16日向天长市常青园公墓缴纳管理费300元。因邵桂荣认为其子陈海峰持有的老一区6排4号墓穴被侵占，故其与天长市常青园产生纠纷。后邵桂荣与天长市常青园公墓于2018年3月25日签订了一份《关于墓地被侵占的处理协议》，天长市常青园公墓支付了邵桂荣16400元。2018年11月22日，邵桂珍向天长市常青园公墓出具《关于在天长市烈士陵园墓地购买两处墓穴的情况说明》一份。2019年5月21日，邵桂珍向天长市常青园公墓出具书面申请，要求撤销陈海峰持有的天长市烈士陵园公墓安葬证。天长市常青园公墓认为，2019年11月27日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皖11民终3133号民事裁定书已确定“邵桂荣虽持有墓位编号为老一区6排4号的《公墓安葬证》，但结合双方当事人在庭审时的陈述以及二审时邵桂荣提供1995年4月9日、1996年4月29日经费收据，该两张经费收据明确载明缴费人系‘土产公司邵桂珍’，事由载明‘预定第六排28号、29号两穴’、‘墓地证书管理栏杆保护箱石狮石碑刻字’，而不是邵桂荣自己缴纳，因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案涉《公墓安葬证》办理经过邵桂珍同意，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工作人员疏忽,导致在发放墓葬证和签订处理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陈述、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本院依法予以认定。本院认为，原告提起诉讼，行使撤销权，虽然在审理中撤回了请求法院撤销陈海峰持有的安葬人为邵桂荣的老一区六排四号,编号为00023433的墓葬证的诉讼请求，但仍请求撤销双方2018年3月25日签订的协议,邵桂荣退还天长市常青园公墓16400元,并自2018年3月25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给付利息至付清之日止。原告天长市常青园公墓认为其在发放墓葬证和签订处理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但其在第三人邵桂珍于2019年5月21日书面向其提出撤销陈海峰持有的天长市烈士陵园公墓安葬证申请后，其既未作出撤销处理，也未能协调已产生的纠纷。然其在2019年11月22日才向法院提起诉讼，已超过撤销权行使期限。综上，原告天长市常青园公墓之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天长市常青园公墓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0元，由原告天长市常青园公墓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正国人民陪审员  庞文义人民陪审员  赵永鼎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徐冬梅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三）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