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32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荣成恒益水产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荣成市成山大道**。法定代表人：黄东洙，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成喜，山东齐鲁（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琴，山东齐鲁（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杨同发，男，1969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虹桥**。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芳，山东时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同发与上诉人荣成恒益水产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益水产）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6日作出（2018）鲁1082民初5574号民事判决，杨同发与恒益水产均不服该判决，分别提起上诉。本院以(2019)鲁10民终2957号民事裁定将案件发回重审。荣成市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于2020年9月27日作出（2020）鲁1082民初1733号民事判决，恒益水产与杨同发仍均不服该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恒益水产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支持恒益水产的相关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杨同发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驳回恒益水产要求杨同发支付退税款损失513659.99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杨同发已支付的18万元款项与弥补业务退税额减少的损失无关，涉案租赁合同中关于“每少一万美元增加租金2000元”的约定在固定租金65万元约定之后，是对固定租金的调整，而违约责任条款“工厂号停用或注销，乙方需要向甲方支付损失30万元”约定在合同最后的附则部分，故“每少一万美元增加租金2000元”并非违约责任条款，而是对65万元租金附条件的调整条款，并非弥补因违约造成的损失。其次，恒益水产的实际租金损失为512659.99元，该损失系由杨同发的违约行为造成的。2012年由于杨同发的食品生产产品问题，山东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下达暂停使用备案证明的通知书，导致产品无法出口，造成恒益水产512659.99元租金损失，杨同发应予赔偿。一审法院认为山东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下达的暂停通知书仅造成杨同发一定期限内生产经营出口额的亏损，未能造成恒益水产的损失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一审判决认定山东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下达的暂停使用通知书未造成恒益水产实际性损失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涉案租赁合同中约定，“若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注册的工厂号停用或注销，乙方需向甲方支付损失费30万元”，其中“停用”应推断为暂时性停用，因该条款约定“停用或注销”，“注销”属永久性的停用，以“注销”表示永久性停用，实践中不存在“未注销但不可再次使用”的情况，故该条款中的“停用”自然系暂时性停用。该条款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在杨同发行为造成合同约定的恒益水产工厂号停用的情况时，应按合同约定，由杨同发履行赔偿损失30万元的合同义务。杨同发辩称，一审判决驳回恒益水产要求杨同发支付513659.99元退税款损失和30万元损失费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涉案合同系恒益水产制定的格式合同，合同相关条款、内容均由恒益水产单方制作完成。2012年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对恒益水产下发的《出口食品生产企业限期整改和暂停使用备案证明通知书》，确定的是暂停使用恒益水产工厂号，且整改的期限是暂时的、短暂的，与涉案格式合同第十二条第二款约定的“停用”不属于同一概念。且根据相关规定，企业出口备案证明应限于本企业使用，不得出租、出借，恒益水产将出口备案号借给杨同发使用，违反法律规定；2.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对恒益水产下发的《出口食品生产企业限期整改和暂停使用备案证明通知书》未影响恒益水产的生产经营，2012年8月13日、2012年8月21日、2012年9月28日、2012年10月15日，恒益水产的对日出口仍在正常进行，依据免抵退税申报汇总表，2012年的货物出口额达到了一百多万美元。因此该工厂号的暂时停用并未影响恒益水产的出口，没有造成实质性损失，故恒益水产无权要求杨同发支付因工厂号暂时停用产生的退税款损失。杨同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恒益水产要求杨同发支付50万元违约金的诉讼请求；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由恒益水产向杨同发支付违约金50万元，并支付拖欠杨同发的货款492510.39元，承担自2017年7月1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每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恒益水产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杨同发不构成违约。杨同发在承租涉案厂房过程中没有违约行为。在双方组织涉案厂房清算交接前，杨同发仍正常履行涉案租赁合同，通过恒益水产提交的水电费单据能够看出杨同发仍在涉案厂房内进行生产，且双方之间发生的最后三笔出口业务中的两笔KS13、KS14是在涉案厂房内组织生产的，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交接清点前，杨同发的生产已基本转入埠柳工厂是错误的，在双方交接清点前杨同发仍在正常生产，没有违约行为。涉案租赁合同既已解除，则对双方均已没有约束力，杨同发在合同解除后撤离涉案厂房不构成违约，一审判决以解除前的租赁合同中关于租赁期限和违约责任的约定来认定杨同发构成违约并确定违约责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涉案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恒益水产多次违约，依据涉案租赁合同应承担向杨同发支付50万元违约金的违约责任。（1）涉案租赁合同第五条约定，恒益水产除了将涉案厂房租赁给杨同发进行生产外，还允许杨同发使用恒益水产出口备案号进行对外经营（只限进、出口业务），该内容属于合同重要条款，如果杨同发无法使用恒益水产出口备案号进行出口，涉案租赁合同目的就无法实现。在2014年10月前杨同发一直使用恒益水产的出口备案号进行出口经营，自2014年10月起，恒益水产单方通知杨同发通过荣成康乐水产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乐水产）的备案号进行生产经营，恒益水产擅自使用康乐水产进行出口属于违反合同义务，构成违约；（2）根据涉案租赁合同约定，杨同发的每笔业务货款入账后，恒益水产应当在七个工作日内进行结算，扣除费用后支付给杨同发。而恒益水产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多次拖延结算货款，且拖欠杨同发KS14、KS15两笔货款共计40余万元未予结算，均构成违约。在原审的二审庭审以及重审后的一审庭审中，恒益水产和康乐水产的实际控制人卢叙刚均明确认可恒益水产拖欠杨同发货款未予结算，故恒益水产迟延结算货款及欠付货款的行为构成违约，应依据合同约定向杨同发支付50万元违约金；3.康乐水产、荣成康兴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兴公司）以及恒益水产均是卢叙刚实际控制的公司，公司的相关业务及财务、人员存在严重混同。杨同发与康乐水产、康兴公司的关系均是基于与恒益水产签订的合同产生，康乐水产欠付的货款应由恒益水产承担。杨同发的反诉请求应予支持，恒益水产应向杨同发支付KS14、KS15两批货物的货款共计69465.5美元（合人民币7.09*69465.5=492510.39元），并自2017年7月1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二、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判决杨同发支付违约金50万元，适用法律错误，杨同发与恒益水产之间是协议解除合同，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双方解除租赁合同是协商一致的结果。恒益水产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严重违约，应向杨同发承担违约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恒益水产辩称，杨同发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杨同发在涉案租赁合同未到期的情况下，将主要生产设备搬迁至其新成立的公司，以其自身行为表示不履行、不准备履行涉案租赁合同，应当认定杨同发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2.杨同发主张的货款与恒益水产无关，系其与康乐水产的业务往来。恒益水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双方的租赁合同；2、杨同发向恒益水产支付损失30万元（工厂号停用）；3、杨同发向恒益水产支付租期差额月份的违约金50万元；4.杨同发向恒益水产支付因杨同发造成工厂号停用造成的退税款损失513659.99元。杨同发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要求恒益水产支付50万元违约金，支付拖欠的货款492510.39元，并自2017年7月1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恒益水产与杨同发签订租赁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甲方荣成佳利水产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利水产公司），乙方杨同发，合同约定：一、甲方将自有水产加工场（（地址：荣成市成山大道东段**一座租赁给乙方生产经营（包括工厂现有设备及生产工具，具体按实际清点的明细表为准）。二、租赁期限：自2009年2月10日起，到2019年2月9日止。三、租金总额：1、年租金总额陆拾伍万元整（含工厂折旧）2、附则：乙方租赁甲方工厂保证年加工一般贸易货款额出口超过一百二十万美元。否则需要上调租金额，按差额部分每少一万美元增加租金贰千元。乙方租赁甲方工厂经营期间产生的出口业务退税款全额归甲方所有属租金补充部分。四、租金的交付方式：本合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第一年乙方于2008年11月1日前交付2009年租金的贰拾伍万元，余下部分于2009年1月份开始每月5日前交付伍万元，至当年8月5日前付清当年全额租金。2010年租金需于租赁期的上一年即2009年8月份开始每月的5日前预交2010年租金伍万元至2009年12月份计交贰拾伍万元整。差额部分肆拾万元于2010年的一月十日前付清。以后每年租金交付方式以此类推，均按2010年的租金交付方式执行。凡拖期交付租金，甲方有权随时终止或废止租赁合同。五、甲方除将工厂租赁给乙方生产、经营外并允许乙方使用甲方公司：佳利水产公司进行对外经营（只限进、出口业务）。生产、经营中产生的进口业务费、出口业务费所有费用（包括：水、电、业务往来、职工工资、生产管理费及生产设备、工具不足部分的添置及维修费用等等），除国税、地、地税所收税金甲方从租金中支付外统由乙方自行承担。……十一、乙方责任和义务1、乙方必须按国家法律、法规合法生产、经营。2、承担生产、经营中除国税、地、地税上缴税金以外所产生的所有费用并无条件支付、自觉按期上缴租金款。……6、合同期满乙方自行购置的设备、工具归乙方所有。7、乙方租赁期内产生的债权、债务，租赁期满后归乙方承担和负责。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所造成的库存产品和物资归乙方所有。需于合同期满而搬出，届时若逾期存放需支付库租费，标准按市场标准执行。十二、附则：……2、乙方在租赁期内如因管理不善而产生产品质量问题造成退货、索赔等事宜，均由乙方自行承担和负责。甲方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若致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注册的工厂号停用或注销，乙方需向甲方支付损失费30万元，从乙方发出产品货款中扣除或以库存产品抵顶。……佳利水产公司在合同上加盖公司公章予以确认，杨同发在合同上签字捺印予以确认。租赁合同签订后，杨同发即进行产品加工生产并使用恒益水产的工厂备案号出口，双方履行合同至2016年12月20日。2012年8月9日，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向杨同发租赁的水产加工厂下达2012年第15号出口食品生产企业限期整改和暂停使用备案证明通知书，通知书载明企业名称恒益水产，产品名称冻醋渍鲐鱼段，备案编号3700/02A72，限期整改/暂停使用备案证明原因为该企业出口1批冻醋渍鲐鱼段被日本主管当局通报大肠菌群阳性。因存在《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管理规定》第二十二条所列问题，决定自2012年8月9日起整改，整改期间暂停使用企业备案证明。2016年12月20日，杨同发与于平进行了蜊江工厂车间内、车间外及化验室的物资交接。双方对此前的租金均已结算，由杨同发公司职工王佳业作为移交人与接收人于平进行了物资清点交接。2018年5月8日，恒益水产向杨同发发出催告函一份，要求杨同发支付2017年的租金65万元与工厂号停用的损失30万元，催告函同时载明杨同发务必于收到催告函之日起两日内向该公司交付欠付租金、损失、垫付的赔偿款，逾期恒益水产将依据合同解除双方租赁合同。后杨同发未向恒益水产支付租金。后恒益水产多次与杨同发沟通未果，遂成诉。2008年12月17日，佳利水产公司变更为恒益水产。杨同发于2016年4月份在荣成市驻地购买旧工厂进行改造，并成立荣成东之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冷冻食品加工与出口，于当年10月底开始生产。该公司经营范围与恒益水产大致相同。在双方交接清点前，杨同发在恒益水产处的生产已基本转入埠柳工厂。在杨同发搬走前，双方的货款及租金已结清，不存在拖欠问题。恒益水产称双方交接时的接收人于平系其员工，交接后没有对外出租，进行整修改造。杨同发反诉所主张的货款系其在2016年12月18日后，通过康乐水产工厂备案号出口，与恒益水产不存在关联性。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恒益水产与杨同发签订的租赁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本案争议焦点之一为该租赁合同是否在2016年12月20日解除。本案中，恒益水产与杨同发自签订租赁合同之后，双方履行合同至2016年12月，双方进行了蜊江工厂车间内、车间外及化验室的物资交接，虽然杨同发未与恒益水产对解除租赁合同形成书面协议，但是通过庭审调查，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及当事人的物资清点交接情况，及租金给付情况，可以认定双方于2016年12月20日口头协商终止履行租赁合同，双方的租赁合同已解除。现恒益水产要求解除双方的租赁合同已无事实依据，其请求不予支持。但双方租赁合同的解除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合同中约定的一方的违约责任，对于约定的违约责任仍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由违约方承担。杨同发在履行租赁合同未到期情况下，将主要生产搬迁到其新成立的公司，其以自身的行为表明不准备履行与恒益水产的租赁合同，故应当认定其存在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根据租赁合同第十二条第四款约定任何一方违约，需向对方支付违约金按租期差额月份×2万元支付，故恒益水产主张杨同发向其支付自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9日，共计25个月，每月2万元的违约金，共计50万元，符合合同约定，予以支持。杨同发辩称其没有违约行为的答辩主张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本案争议焦点之二，2012年8月9日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下达的2012年第15号出口食品生产企业限期整改和暂停使用备案证明通知书中要求整改期间暂停使用企业备案证明，是否等同于恒益水产与杨同发合同约定的工厂号停用。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若杨同发经营致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注册的工厂号停用或注销，乙方需向甲方支付损失费30万元，双方约定的工厂号停用应为杨同发生产经营活动导致该工厂号违法，虽未被注销，但不可再次使用，为恒益水产实际性损失，故应当由杨同发根据合同约定赔偿恒益水产损失30万元。但本案中，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下达的暂停使用通知书，目的在于敦促杨同发进行合法达标的生产经营，该通知书仅造成杨同发一定期限内生产经营出口额的亏损，但未给恒益水产造成实际性的损失，杨同发已按合同约定按照每少一万美金增加两千元租金支付给恒益水产，以弥补业务退税额减少的损失，故恒益水产诉请杨同发支付损失费30万元，与合同约定不符。另外，根据相关规定，企业出口备案证明应限于本企业使用，不得出租、出借，而本案中杨同发系租用恒益水产厂房设备进行生产，恒益水产允许杨同发使用其备案证明出口产品，亦违反有关规定，其所主张的损失不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故对恒益水产的该请求不予支持。本案争议焦点三，恒益水产要求杨同发支付因工厂号停用产生的退税款损失513659.55元是否合理，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口头解除租赁合同，且杨同发依据合同约定承担了违约责任，恒益水产已知晓杨同发在撤出工厂后不能继续履行该合同，故杨同发在承担了违约责任之后，恒益水产再无理由要求杨同发继续履行合同并缴纳相应租金，而恒益水产上述主张损失，为杨同发在正常履行合同中按合同约定应当缴纳的部分租金（用出口退税额抵顶），而现在双方已经解除了租赁合同，杨同发在承担相应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之后，无需再继续按照合同约定缴纳租金，故恒益水产诉请杨同发支付因工厂号停用减少的退税款损失，不予支持。本案争议焦点四，杨同发反诉的违约金，没有事实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对于杨同发主张的货款，经查与恒益水产无关，系其与康乐水产之间的业务往来，应由杨同发与该公司另行解决，故对杨同发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之规定，判决：一、杨同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荣成恒益水产食品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50万元（自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9日止25个月×2万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荣成恒益水产食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杨同发的反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623元，荣成恒益水产食品有限公司负担6327元，杨同发负担10296元；反诉费14328元，由杨同发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涉案租赁合同第八条约定，“乙方每笔发出业务货款入账后甲方需在七个工作日内结算人民币，扣除费用后支付给乙方。延期支付需承担滞纳金，按货款额的10%给付给乙方，每笔货款的结转人民币汇率按银行可结转当日汇率为准”；第十二条第四款约定，“此合同书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具法律效力。任何一方违约，需向对方支付违约金按租期差额月份×2万元支付”。一审期间杨同发提交了相关发货结算明细表，拟以证明恒益水产多次延期付款构成违约，恒益水产质证时称，“该证据是由于恒益水产按照杨同发的要求根据汇率变动进行结账，且杨同发主张的相关的费用金额均产生于2012年至2016年已经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恒益水产并未主张该付款明细单系杨同发与康乐水产之间的货款往来；二审期间，恒益水产则称，恒益水产与杨同发之间不存在货物或货款往来，所有货物、货款往来均与恒益水产无关，之前庭审中关于恒益水产欠付杨同发货款的陈述均系恒益水产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叙刚因其本人系康乐水产的法定代表人，故将两个公司的业务混淆所致，杨同发所提交的发货结算明细表均系与康乐水产之间的往来。恒益水产就涉案合同第八条的约定解释称，“可能是之前杨同发想和恒益（水产）进行合作，但是最后其实双方对这个是没有合作的，没有实际产生合同约定的情形”。恒益水产一审期间称，“于平作为康乐职工但同时其也是一个独立主体，恒益委托其进行物资盘点接收工厂，不违反法律规定”；二审期间恒益水产就于平的身份问题，称于平系恒益水产的员工。在(2019)鲁10民终2957号案件调查期间，恒益水产对杨同发主张的恒益水产欠付货款一事，称“不是扣留，是没有结清，数额大概30多万”；本案经发回重审后，在一审第一次庭审时恒益水产称，“在杨同发撤离之前的货款已经结清，杨同发撤离恒益工厂以后，为杨同发经营发货的货款未结算。2016年12月18日发的第一笔货，2017年1月13日回收的货款53598美元。第二笔2017年3月10日发货，4月7日收货款10476.3美元，实际结算扣除各种费用后折合人民币368066.96元的货款现在还没有给被告（杨同发）。因为涉及到合同违约的费用所以没有结算”；一审第二次庭审中恒益水产则称，由于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叙刚系康乐水产的法定代表人，在法庭询问是否欠付杨同发货款时，其混淆了概念，误以为是恒益水产欠付货款，实际该货款是基于杨同发与康乐水产之间的业务产生，与恒益水产无关。杨同发一审所提交的发货结算明细表中，2016年之前的发货及结算明细表未有标注“康乐水产”字样，2016年之后的发货及结算明细中有部分标注“康乐水产”。对此，杨同发主张，其与康乐水产之间未签订相关合作协议，其于2014年10月之前一直沿用恒益水产工厂号对外办理出口业务，2015年起恒益水产为杨同发出具的结算明细表中标注“康乐水产”，但结算明细表中签字人员与2012年至2014年结算表中的签字人员一致，可证实恒益公司与康乐公司的工作人员及业务混同。恒益水产则主张，2012年至2016年间所发生的业务均是康乐水产与杨同发之间的业务；杨同发同时使用过恒益水产和康乐水产两个工厂号发不同的货物，杨同发使用恒益水产工厂号发货，不是与恒益水产合作，系其个人业务；杨同发使用康乐水产工厂号发货，系与康乐水产合作的业务，使用期间自2014年12月13日至2017年3月10日。关于以康乐水产工厂号进行的出口业务所欠付杨同发的货款数额。恒益水产一审期间提交2016年12月18日、2017年3月10日康乐水产装卸箱记录单及中国银行交易凭证原件，以证实杨同发该两次发货订单货款分别是53598美元和10476.3美元，并主张该两笔款项扣除相关管理费用之后折合人民币共计368066.96元；杨同发一审庭审中对上述货款中第一笔53598美元予以认可，并对应扣除的管理费用亦予以认可，但对第二笔货款数额不予认可，认为装卸货数量与其出货数量不符，杨同发所提交的经恒益水产工作人员签字确认的出货单，并依据该出货单所记载的数量，结合之前货物结算单确定的货物单价主张第二笔货款应为15806美元。经审查，本院对双方均认可的第一笔货款53598美元予以确认；对第二笔货款，则应以杨同发实际出货数量作为计算依据，故杨同发按之前订单所确认的货物单价与实际出货数量计算货款，理由正当，本院对杨同发主张的第二笔货款数额15806美元予以确认。恒益水产所提交的中国银行交易凭证显示，第一笔货款的入账时间是2017年1月13日，第二笔货款的入账时间是2017年4月7日，根据合同第八条关于付款时间的约定，该两笔货款约定的付款时间至迟分别是在2017年1月24日、2017年4月18日。另查明，2017年1月24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1美元=6.7923人民币；2017年4月18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1美元=6.688人民币。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本院认为,涉案租赁合同除关于工厂号的部分约定外，均系恒益水产与杨同发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信守履行。一审法院依据双方当事人陈述、物资清点交接情况及租金给付情况认定涉案租赁合同于2016年12月20日解除，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涉案租赁合同的解除并不意味着双方权利义务的自然终止，义务方仍应依法承担其相应责任。杨同发在涉案租赁合同未到期的情况下，将主要生产业务搬迁到其新成立的公司，以自身行为表明其不再继续履行租赁合同，构成违约，一审就此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杨同发关于其在涉案租赁合同解除之前已结清租金并未撤离厂房，其在合同解除后撤离厂房不构成违约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恒益水产在涉案合同履行期间存在多次逾期支付货款的情形，且涉案合同解除前的2016年12月18日发货的货款至今拖欠，亦构成违约。恒益水产辩称其系按杨同发主张的日期结算货款，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杨同发亦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鉴于杨同发与恒益水产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双方均有违约行为，其所诉请的50万元违约金均系依据涉案租赁合同第十二条第四款的约定，结合双方已实际上解除合同并完成交接的情节，故其双方所主张的前述违约责任可予相互抵消，本院对恒益水产、杨同发分别要求对方支付50万元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关于恒益水产是否欠付杨同发货款的问题，恒益水产二审主张其与杨同发之间未有货物及货款往来，既与涉案合同第八条约定相悖，又与恒益水产在诉讼期间的陈述相悖。而恒益水产关于之前的陈述是委托诉讼代理人混淆了两个公司的业务、涉案合同是原计划合作、后实际未有合作的解释，既与常理不符，又与在案证据相悖，本院对恒益水产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举证质证情况，综合分析全案证据，恒益水产在关于与杨同发之间是否有货款及货物往来、是否欠付杨同发货款以及于平的身份等相关案件事实的陈述上均前后不一，根据法律规定的“禁反言”原则，结合涉案租赁合同内容，杨同发与恒益水产签订合同并以恒益水产出口备案号进行对外出口业务，而杨同发与康乐水产之间并无书面合同关系，康乐水产的法定代表人卢叙刚同时系恒益水产监事等情节，本院对恒益水产在本案一审期间及(2019)鲁10民终2957号案中关于与杨同发之间货物及货款往来的陈述予以采信，即对恒益水产与杨同发之间存在货款及货物往来、恒益水产欠付杨同发相应货款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恒益水产具体欠付杨同发货款的数额，根据已查明的杨同发2016年12月18日、2017年3月10日两笔货物发货订单分别价值53598美元和15806美元。按合同约定的至迟付款日的汇率计算，该两笔货款折合人民币为364053.70元（=53598*6.7923）、105710.53元（=15806*6.688），共计469764.23元。关于应扣除的相关管理费用，杨同发同意按恒益水产的主张予以扣付，按恒益水产主张的货款总价53598美元和10476美元，按其所依据的结算汇率6.2837计算折合人民币402621.79元（=53598*6.2837+10476*6.2837），恒益水产主张扣除相关管理费用之后共计368066.96元，即扣除相关管理费用34554.83元（=402621.79-368066.96）。杨同发认可恒益水产扣除的相关管理费用，按恒益水产该管理费用所占货款总价值的比例计算，涉案两笔货款应扣除的管理费用应为40317.3元（=34554.83/402621.79*469764.23）。综上，恒益水产应支付杨同发该两笔货款扣除相关费用之后折合人民币共计429446.93元（469764.23-40317.3）。恒益水产对因其拖欠货款给杨同发造成的利息损失，亦应予以赔偿。涉案租赁合同约定若杨同发经营致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注册的工厂号停用或注销，需向恒益水产支付损失费30万元。2012年8月9日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下达的企业限期整改和暂停使用备案证明通知书，是否符合上述约定的“工厂号停用”的情形从而适用上述合同条款，如一审法院所述，因本案工厂号暂停使用并未给恒益水产造成实际性的损失，且恒益水产外借其备案证明的事实违反相关规定，故对恒益水产要求杨同发支付30万元损失费的主张不应予以支持，于法有据，亦符合本案实际情况，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关于恒益水产要求杨同发支付因工厂号停用产生的退税款损失513659.55元。首先对于恒益水产主张的该损失，杨同发不予认可，恒益水产所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实其该主张。其次，根据合同约定，恒益水产主张的上述退税款损失系杨同发在正常履行合同中按合同约定应当缴纳的补充租金（用出口退税额抵顶），而本案租赁合同已确定解除，杨同发无需再继续缴纳该部分补充租金，故恒益水产的该项诉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亦不应支持。综上，恒益水产之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杨同发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六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2018）鲁1082民初5574号民事判决；二、荣成恒益水产食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同发支付货款429446.93元，并自2017年7月1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每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三、驳回荣成恒益水产食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四、驳回杨同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623元，由荣成恒益水产食品有限公司负担；反诉费14328元，由荣成恒益水产食品有限公司负担6200元，杨同发负担812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265元，由荣成恒益水产食品有限公司负担18137元，杨同发负担812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董光成审判员  郑华章审判员  潘 慧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八日法官助理安姣姣书记员刘珍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