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74民终10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建明，男，1959年8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诸暨市。上诉人(原审被告)：蒋春燕，女，1963年8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诸暨市。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俊，男，1987年5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虹口区。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褚文康，上海市功茂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锋，上海市恒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宝瑞通典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法定代表人：高扬，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莫庆斌，上海市万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厉辉，上海市万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建明、蒋春燕、陈俊与被上诉人上海宝瑞通典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瑞通典当”)典当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9民初58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陈建明、蒋春燕、陈俊诉称，请求二审法院中止本案审理或者是依职权查明案件事实予以改判。事实及理由：1.本案具有“套路贷”因素，因案外人吴某和相关公司人员处于被羁押状态，上诉人难以取得确切材料向公安机关报案。2.本案法律关系名为典当实质为借贷。该笔业务系案外人吴某和相关公司介绍，陈建明因需要资金向被上诉人借款偿还“套路贷”。本案典当程序违反《典当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先签订合同后进行房屋抵押登记。被上诉人另与叶某签订保证担保合同，将他人作连带担保系借贷关系的典型做法，与典当的规定相违背。本案中典当行出具了两张当票，但实际上是一笔业务，金额是930万元，与《典当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相违背。综合费是典当行向当户收取的各种服务及管理费用，房屋抵押后典当行没有提供任何服务，房屋也无需管理不应存在综合费。3.本案的实际借款人是陈建明。虽然蒋春燕、陈俊在典当合同上签名，但当票上账户名称只有陈建明一人，款项也放至陈建明账号，从当票来看，成立典当关系的就是宝瑞通典当和陈建明，蒋春燕和陈俊无义务偿还典当本金以及违约金。4.一审判决违约金过高，应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最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确定利息，按照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4倍计算违约金。被上诉人宝瑞通典当辩称：1.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最高额房地产抵押典当合同》(以下简称《典当合同》)，不存在“套路贷”的违法行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典当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于2017年7月5日分两次向上诉人指定账户发放了相应的典当本金。上诉人提及的案外相关公司行为系上诉人自身的行为，被上诉人并不知晓该项行为及相关公司存在。上诉人在一审开庭前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之后公安机关并未向被上诉人进行刑事侦查或询问，故被上诉人不存在参与“套路贷”的行为。2.后办理当物抵押登记不影响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典当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并未规定，后办理抵押登记将导致合同无效。存在保证担保是典当法律关系成立后的增信行为，不影响典当法律关系的真实有效。3.本案中典当行分两笔支付当金，并不存在违反注册资本以及违反《典当管理办法》的相应规定情形。4.《典当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典当行有权收取典当综合费，收取综合费也系根据典当合同的明确约定，本案中综合费以及典当息费之和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相应的标准。5.本案所涉的典当合同是由三上诉人签字，典当合同中关于当户明确写明为三上诉人，且典当合同经过公证，陈建明之外的两上诉人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6.有关民间借贷的最新司法解释不应适用于本案，被上诉人一审中自行将违约金调整为24%，符合相应司法解释上限要求，本案不适用违约金上限为LPR4倍的限制。宝瑞通典当一审诉称：1、判令陈建明、蒋春燕、陈俊归还其典当本金9,278,400元；2、判令陈建明、蒋春燕、陈俊支付原告以典当本金9,278,400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化24%计算的违约金；3、判令陈建明、蒋春燕、陈俊支付其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5万元；4、若陈建明、蒋春燕、陈俊不履行上述第一至三项付款义务，其可与陈建明等三人就其所有的位于上海市虹口区广灵四路XX弄甲X号XXXX室的房屋折价或以拍卖、变卖的价款在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内优先受偿。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6月27日，宝瑞通典当与陈建明、蒋春燕、陈俊签订了(以下简称《典当合同》)，《典当合同》约定双方确认当物即位于上海市虹口区广灵四路XX弄甲X号XXXX室房屋的评估值为1,400万元，合同有效期内宝瑞通典当向陈建明三人发放的当金余额不超过评估值的66.4%即930万元；当期以当票及续当凭证记载信息为准，月利率为0，月典当综合费率为1.4%，陈建明、蒋春燕、陈俊应在领取当金之日缴纳典当综合费用。陈建明、蒋春燕、陈俊在本合同有效期限内及当金最高额度内以当物即其名下位于上海市虹口区广灵四路XX弄甲X号XXXX室的房屋为本合同项下典当债权提供担保，当物的担保范围包括当金余额、利息、典当综合费用、罚息、违约金、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必要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证费、执行费等)及其他应付款项，律师费不超过绝当时所欠当金本金及其他欠款总额的15%。抵押担保期限自抵押登记之日至宝瑞通典当债权全部清偿之日止；当期届满或续当期届满后的5天期间系宝瑞通典当给予被陈建明等理赎当或续当的宽限期，若陈建明等在宽限期届满之日止既不赎当也未办理续当的，视为绝当。绝当后，宝瑞通典当有权要求陈建明等偿还本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并按照约定对当物进行处置，处置所得款项依下列顺序清偿债务：(1)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必要费用；(2)罚息、违约金；(3)利息、典当综合费用；(4)当金。绝当后，陈建明等还应当自当期届满之日起以所欠当金余额为基数，按照每日0.5%的标准向宝瑞通典当支付违约金，直至宝瑞通典当全部债权获得清偿之日止。上述《典当合同》经过了上海市杨浦公证处的公证，杨浦公证处出具了编号为：(2017)沪杨证经字第6766号的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典当合同》签订后，宝瑞通典当于2017年7月10日登记为涉案房屋抵押权人，类型为最高额抵押，最高债权限额为930万元；宝瑞通典当于2017年7月5日分2次向被告陈建明、蒋春燕、陈俊指定账户发放当金500万元及430万元，共收取综合费用130,200元，并出具当票二份，当票载明：典当行“上海宝瑞通典当有限公司”，典户名称“陈建明”，典当金额分别为500万元和430万元，综合费用分别为70,000元和60,200元，典当期限：自2017年7月5日起至2017年8月3日止，其他约定以《典当合同》为准。2017年7月10日，宝瑞通典当与被告陈建明、蒋春燕、陈俊就当物办理了抵押登记。当期届满后，被告陈建明进行了多次续当，续当至2018年1月31日，后被告陈建明、蒋春燕、陈俊再未续当也未赎当。期间，2017年8月4日至2017年9月2日、2017年9月3日至2017年10月2日、2017年10月3日至2017年11月1日、2017年11月2日至2017年12月1日的续当综合费用均已结清，但2017年12月2日至2017年12月31日仅付了续当综合费用10万元，尚余30,200元未付、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月31日的续当综合费用130,200元均未支付。被告陈建明的还款情况为：2017年12月14日向宝瑞通典当支付32,000元，2017年12月27日向宝瑞通典当支付150,000元，扣除尚欠的两期综合费用30,200元、130,200元后，尚余21,600元用于冲抵本金；2018年4月28日向宝瑞通典当支付20,000元，其中2,520元用于冲抵被告陈建明与宝瑞通典当其他典当合同所产生的续当费用，剩余的17,480元用于归还本案典当钱款；2018年5月7日还款30,000元；2018年5月10日还款50,000元；2018年5月17日还款50,000元；2018年7月4日还款20,000元；2018年8月26日还款50,000元，上述合计还款217,480元。宝瑞通典当于2019年6月27日向上海市杨浦公证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上海市杨浦公证处在受理后，经审查不符合出具执行证书的条件，故于2019年8月19日向宝瑞通典当出具了不予出具执行证书的决定书。原审另查明：陈建明于2018年4月13日将其IWC万国牌手表一只典当至宝瑞通典当处，典当金额为70,000元，综合费用月费率为3.6%即每月2,520元，典当期限自2018年4月13日起至2018年5月12日止，续当期限自2018年5月13日起至2018年6月12日止。宝瑞通典当为追索涉案债权，与上海市万众律师事务所签订《专项法律服务委托合同》，由该所指派律师进行诉讼，律师费收取标准为诉讼阶段固定律师费金额5万元，且宝瑞通典当向律师事务所实际支付了5万元。原审认为，鉴于陈建明等对《典当合同》无异议，故对于合同载明内容依法予以确认。宝瑞通典当提交的公证书足以证明委托陈建明、蒋春燕签署涉案《典当合同》系陈俊的真实意思表示，涉案《典当合同》对陈俊依法发生法律效力；对于陈建明等提出的典当手续程序问题，《典当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先进行当物登记，其目的在于使得当物特定化，且有对外公示供第三人知晓之作用，防止《典当合同》先签而抵押手续后办，会导致当物被第三人先行抵押而无法履行《典当合同》之情形，而该规定对合同成立及效力本身并无影响。涉案《典当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应予恪守。《典当管理办法》第三条将典当定义为“用户将其动产、财产权利作为当物质押或者将其房地产作为当物抵押给典当行，交付一定比例费用，取得当金，并在约定期限内支付当金利息、偿还当金、赎回当物的行为。”陈建明等因资金需求向宝瑞通典当融资，并以名下房屋作为抵押担保，宝瑞通典当出具当票、发放当金，故双方之间构成典当法律关系。关于当金本金金额，《典当合同》约定合同期限内宝瑞通典当向被告累计发放当金不超过930万元，陈建明等应在领取当金之日按月1.4%的标准缴纳典当综合费用，两张当票亦分别记载为500万元、430万元，并记载提前扣收综合费用分别为70,000元、60,200元，陈建明于当票签字确认，故宝瑞通典当提前扣收当期综合费用并无不当，陈建明等提出本案宝瑞通典当扣除了费用系“套路贷”的意见，不予采信。陈建明亦实际收到宝瑞通典当发放的当金500万元及430万元，故确认当金本金为930万元。关于截止绝当日即2018年2月1日陈建明等尚欠的当金本金数额。陈建明分别于2017年12月14日、2017年12月27日向宝瑞通典当支付32,000元、150,000元，扣除尚欠的两期综合费用30,200元、130,200元后，尚余21,600元用于冲抵本金，故尚欠的当金本金为9,278,400元(9,300,000元-21,600元)。典当期满后，陈建明等未按时足额偿还当金，宝瑞通典当有权自2018年2月1日起收取违约金，宝瑞通典当因《典当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标准过高，自动调整为以当金余额9,278,4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与法不悖。截止2019年6月6日共产生的违约金为3,394,232.53元。对于2018年4月28日的20,000元，宝瑞通典当已提供证据证明其与陈建明尚存名表典当合同，且约定了月综合费用为2,520元，宝瑞通典当述称陈建明等支付的20,000元中有2,520元系偿还名表典当合同中的月综合费用具有合理性，且对此陈建明又无相反证据加以推翻，故依法认定其中的2,520元系用于冲抵陈建明与宝瑞通典当名表典当合同所产生的月综合费用，剩余的17,480元用于归还本案典当钱款；再加之2018年5月7日还款30,000元、2018年5月10日还款50,000元、2018年5月17日还款50,000元、2018年7月4日还款20,000元、2018年8月26日还款50,000元，则绝当日后即2018年2月1日后，陈建明向宝瑞通典当共偿还钱款217,480元(20,000元-2,520元+30,000元+50,000元+50,000元+20,000元+50,000元)。根据《典当合同》中清偿债务顺序的约定，并结合融资业务中债务清偿的一贯顺序，宝瑞通典当有权将该款项先行抵扣违约金，故截止2019年6月6日陈建明等尚应支付的违约金为3,176,752.53元(3,394,232.53元-217,480元)。关于律师费，双方当事人在《典当合同》中有所约定，且宝瑞通典当已经实际支付了相关费用，结合案件难易程度及律师工作量大小，对宝瑞通典当诉请的5万元律师费予以支持。宝瑞通典当依据与陈建明等签订的《典当合同》，主张就抵押房屋实现抵押权，符合合同约定，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陈建明、蒋春燕、陈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宝瑞通典当上海宝瑞通典当有限公司当金9,278,400元及截至2019年6月6日的违约金3,176,752.53元；二、陈建明、蒋春燕、陈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宝瑞通典当以当金9,278,400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7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按照年利率24%计算的违约金；三、陈建明、蒋春燕、陈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宝瑞通典当律师费损失5万元；四、若陈建明、蒋春燕、陈俊未按期履行上述第一至三项付款义务，宝瑞通典当有权与陈建明等协议，以其名下位于上海市虹口区广灵四路XX弄甲X号XXXX室的房屋折价，或者向法院申请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价款在最高额抵押范围内优先受偿；上述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其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房屋权利人所有，不足部分由陈建明、蒋春燕、陈俊继续清偿。二审中，三上诉人提交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2张，欲证明本案已涉嫌“套路贷”。被上诉人宝瑞通典当质证认为，该材料不属于新证据，对交易流水明细真实性合法性无法核实。另因本案中案外人吴某所述与陈建明之间的关于借款或者还款的事宜，被上诉人不清楚，公安机关也没有向被上诉人核实过相关情况，故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参与“套路贷”，上述补充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二审中提供的交易流水清单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不作为证据采纳。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签订了《典当合同》。该合同名称已经表明为典当合同，其中约定了当物的坐落地址、当金金额、当期、月典当综合费率，以及缴纳典当综合费的时间点等内容。同时约定了当物为本合同项下典当债权提供担保，当物的担保范围，抵押担保期限，赎当或续当的宽限期，以及若绝当后偿还债务处置价款的清偿顺序，违约金支付标准等具体合同内容，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均应当按照合同内容予以遵行。根据典当合同约定，三上诉人在最后一次续当到期后，未向被上诉人申请续当也未申请赎当，已构成绝当，故被上诉人起诉要求三上诉人偿还典当本金及相应的违约金，具有相应的合同依据。《典当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并未规定在合同签订后办理抵押的情况下，典当合同系无效，故上诉人以上述规定否认典当合同效力，依据不足。本案典当合同经公证，其中的签约人为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故签订涉案典当合同应当视为三上诉人共同的意思表示。上诉人以当票中仅有一人姓名为由，认为仅应由上诉人陈建明承担合同义务及还款责任，理由难以成立。根据典当合同约定，被上诉人有权收取综合费，上诉人称因被上诉人在房屋登记后并未提供相关服务，故不应当收取综合费的主张难以成立。同时，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被上诉人收取综合费并未超过法定的标准且计算方式正确，本院予以认可。上诉人二审中称被上诉人典当行与其进行交易具有“套路贷”违法行为，但根据法发[2019]11号《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规定，“套路贷”是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诉讼、仲裁、公证或者采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的概括性称谓。本案中上诉人并未充分举证证明，被上诉人典当行不具有上述规定中所界定和描述的“套路贷”违法行为，也并无公安机关对被上诉人涉嫌“套路贷”采取刑事立案或侦查行为的相关证据，故三上诉人称本案典当法律关系涉及“套路贷”，该主张难以成立。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典当合同中已经约定了违约金的计算比例，一审审理中被上诉人根据上述合同约定，将违约金自愿调整为按年利率24%计算，可予支持。综上，上诉人陈建明、蒋春燕、陈俊的上诉请求难以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无误，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7,098.80元，由上诉人陈建明、蒋春燕、陈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任静远审判员  贾沁鸥审判员  范德鸿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薛 恺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