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青01民终2795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刘军章，公民身份号码：×××，男，1977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上诉人（一审原告）：桓芳，公民身份号码：×××，女，1977年9月2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涛，青海鑫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克锋，河南宇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大通水利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63012101501953X6，住所：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桥头镇人民路**。负责人：张玉仓，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延辉、赵文庆，北京市盈科（西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军章、桓芳因与上诉人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大通水利局（以下简称大通水利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青0121民初25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军章、桓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涛、段克锋，上诉人大通水利局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军章、桓芳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改判支持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大通水利局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020年5月30日，刘军章、桓芳之子刘元与同村伙伴田生旺（另案死者）、姜占磊（另案死者）去大通水利局管辖的中咀山骨干坝游玩，三人不慎陷入该坝水中因不会游泳被淹亡故。从事发情况来看，大通水利局存在管理上的重大疏忽。表现为：一是警示石碑年久失修，石碑字体模糊不清，且石碑距离事发水面有几十米远，同时从坝体方向有多条小路可以通向事发水面，警示石壁所在位置并不是通往水面的唯一道路，所以一审法院认定的警示石碑其实形同虚设，根本无法发挥其警示的作用。同时在坝体上方有监控设施，通过监控设施能够完整看到事故发生的经过，但是从事故发生后至今多次要求调取监控设备的视频资料，均遭到大通水利局的拒绝，一审法院也没有调取相关资料，导致事故发生时的经过无法查清。二是事发现场虽然用铁丝连接，但是铁丝并没有全部覆盖，留有了很大的进出入空间，从地面小道痕迹以及提供的视频资料显示，应该是村民经常下塘在周围放牧的情况，现场存在安全隐患。所以一审法院认定现场有防护措施，认为大通水利局已经尽到防护措施与事实不符。三是一审法院认为水坝有专人进行巡查，事实是在刘军章、桓芳寻找受害人无果后，于2020年5月30日向公安机关报案，直到2020年5月31日早晨，由田忠仑、刘军章等人寻找至事故现场，告知公安机关后，大通水利局才得知溺水的事故发生。从事发时到发现受害人已经经过漫长的两天时间，如果存在大通水利局所述的巡查工作，那么可能在事故发生时第一时间就对受害人下河的危险行为进行了制止，又或是第一时间发现后受害人也可以得到及时抢救。所以一审法院认定大通水利局做了相应巡查工作也是与事实不符。大通水利局辩称，第一，大通水利局不是本案适格当事人，与案涉案件没有任何关联性，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第二，刘军章、桓芳认为警示石碑年久失修、字体模糊不清，请举证说明案涉石碑年久失修、字体模糊不清，而实际上案涉多处警示石碑（落款为大通县人民政府）位于案涉淤地坝坝体之上，而事故发生地在淤地坝之中，警示石碑距案涉事故发生地当然有十几米远，警示石碑不可能立于淤地坝水体之中。第三，刘军章、桓芳应举证说明其多次要求调取案涉淤地坝视频资料和多次被拒绝的证据。案涉淤地坝安装的监控设备由省水利工程建设相关部门于2019年安装管理，该设备的主要目的用于监控坝体工程是否安全，该摄像头根本拍不到坝中水体的视频。再者大通水利局无权查看该摄像头的视频，更无权提供给刘军章、桓芳。第四，刘军章、桓芳称事发现场的铁丝并没有全面覆盖且周围放牧的情况，请举证说明。案涉淤地坝是一个三角形状的水坝，其中两面是高达3-6米不等的峭壁陡坡，另一面用铁丝围栏呈广字形予以防护。截至目前，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法规要求在淤地坝周围设置防护栏，即该防护栏设置与否不是案涉淤地坝所有权主体的法定义务，其设置警示标志就已经尽到了合理限度范围内的警示提醒义务。第五，案发时间为2020年5月底，该时间段并非黄河中上游汛期，并没有强制性的要求案涉巡查员必须24小时在岗，只需要案涉巡查员（该巡查员是中咀山村招聘的，与大通水利局无任何关系）每天巡查1-2次即可，故刘军章、桓芳所称的巡查人员在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就应该对受害人下河的危险行为进行制止的说法毫无事实根据。第六，案涉淤地坝是水土保持工程，并非水库大坝，一个是水土保持工程，一个是蓄水工程，两者之间具有本质的区别。刘军章、桓芳称淤地坝属于公共场所，该观点完全不符合我国侵权责任法关于公共场所的规定。案涉淤地坝位置偏僻，不会发生大规模人员聚集的情况，无论从性质上还是功能上来讲，都不属于公共场所，既然不是公共场所，那么刘军章、桓芳主张的安全保障义务就没有任何法律请求权基础。大通水利局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青0121民初2569号民事判决书，并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为驳回刘军章、桓芳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刘军章、桓芳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大通水利局在本案中不是适格主体，与案件没有任何关联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2019（109）号《水利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黄土高原地区淤地坝工程安全运用管理的意见》第一条第三项，第二条第一项防汛“三个责任人”的规定、《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淤地坝工程建设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水利部关于黄土高原地区淤地坝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第七条第二项、青海省水利厅《青海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做好2020年全省淤地坝安全运用和监管工作的通知》第二条第一部分之规定，均明确了骨干坝的安全运行管理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各级水利水保部门只负责淤地坝防汛期间工作的技术指导。涉案淤地坝管护合同中也明确大通水利局对该堤坝只具有防汛期间技术指导的责任，并不是该堤坝的管理主体。案涉中咀山淤地坝的所有权主体是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长宁镇镇政府和村委会是案涉淤地坝的经营使用主体，那么相应的管理和安全职责义务应当由大通县人民政府负责。一审法院认定大通水利局主体适格存在严重错误，属于严重程序违法。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作出错误判决。案涉淤地坝系水土保持工程，并非公共场所，且淤地坝地处偏僻，长宁镇人民政府在出事地点设置了多处警示标识且警示标识完好无损，已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警示提醒义务，并且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并非所有人和管理人的法定义务，其所有人和管理人的职责也仅限于确保水利工程正常运行和安全度汛。截止目前并没有任何法律法规、管理办法等规定要求管护员在非汛期必须24小时在岗，案涉管护员王双耀作为中咀山淤地坝的巡查责任人，一直在履行自己的巡查义务，事故发生时，管护员王双耀第一时间得知后立即通知了相关部门，已经尽到了相应合理的巡查义务。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上诉人设置多处警示标志和已经尽到了相应的巡查责任，且原告无证据证实警示照片中的标示牌系被告事发后放置，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巡查员王双耀未尽到相应的责任的证据”，大通水利局对此实在不解，一方面一审法院认定大通水利局设置警示标语的石碑和相应的防护栏，尽到了巡查的责任；另一方面却要证明未尽到相应的巡查责任，和事发后放置警示标志的证据，让大通水利局证明一个本来就没有发生或不存在的事实，属于前后矛盾，对案件事实认定主观推断，与基本案涉事实严重不符。另外，一审法院认定“被告提供的安全警示照片落款为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水利局，不予认可”的事实，大通水利局提供的安全警示照片显示的石碑上，落款为长宁镇人民政府，在“三个责任人”公示栏照片中落款才是大通水利局，一审法院错误的将安全警示照片和“三个责任人”公示栏照片混淆，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作出错误判决。一审法院判决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认定大通水利局“侵害他人具有过错，适当承担赔偿责任”。大通水利局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案涉事实行为并非是法律规定的推定过错行为，故应当举证证明大通水利局对其进行的“侵权行为”、案涉受害人因大通水利局“侵权行为”产生的损害后果及“侵权行为”具有过错。综合一审庭审及刘军章、桓芳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根本无法证明上述“侵权行为”承担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一审法官违反公平公正原则，突破审案规则和法律规定，没有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主观臆断大通水利局存在过错，判决大通水利局承担“侵权责任”错误。另外，案涉受害人虽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其智力正常，具备一定的分辨是非、保护自身安全的能力，在明知自己不熟水性，对进入淤地坝游泳可能产生的后果有预见的情况下，仍进入淤地坝游玩。其父母作为法定监护人，明知受害人是在周末放假期间，仍然对其外出游玩持放任态度，故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责任，对受害人溺水死亡的后果存在重大过错。受害人溺水死亡属意外事件，其自身因素及其父母监护不力是导致其溺水身亡的根本原因，其监护人应自行承担全部责任。再者受害人溺亡与中咀山骨干坝的设施及技术问题没有任何关联，该事件也并未发生在防汛期间，故大通水利局与案涉受害人的溺亡结果之间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应当依法驳回刘军章、桓芳的诉讼请求。刘军章、桓芳辩称，关于大通水利局称主体不适格问题。第一，大通水利局将所有权及经营使用权与管理的主体责任进行了偷换概念。水保部门只负责与堤坝防汛期间的工作指导，该管理的范围仅限水坝的安全运行管理，不能够排除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且在一审中有大通水利局提供的安全警示牌、照片、落款显示为大通水利局，主体适格。第二，一审程序没有违法。大通水利局只是将工程的资产和管护签订合同，并未证明其人员事故安全责任予以明确的归属，且该证据无法客观有效地证明骨干坝的管理和安全运行责任与其没有关系。对此亦能够通过大通水利局所提供的警示牌标志标识落款证实其主体身份。第三，关于大通水利局提出已安排责任人进行巡护等等。实际上，他们没有尽到安全的巡护义务。需要说明的问题是2019年在该水坝同样有一个溺亡事件，大通水利局跟当事人进行了调解，达成了一个调解意见。在已有事故发生进行了赔偿，大通水利局未引起重视，直至2020年5月份又发生了更加恶劣溺水事故，大通水利局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四，大通水利局称其职责与事件没有因果关系。正是因为大通水利局没有进行安全的管护职责，没有任何的禁行标志或限制标志，是导致此次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大通水利局应当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针对大通水利局称设置了多处的警示标志并且有专人进行巡查，但经核实管护员王双耀在事故发生时并不在事故发生的现场，甚至并不在大通县，而是长期在外打工。刘军章、桓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大通水利局赔偿死亡赔偿金630300元、丧葬费42689.5元，共计672989.5元；2、本案诉讼费由大通水利局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5月30日，刘军章、桓芳之子刘元与田生旺（另案死者）、姜占磊（另案死者）三人离家出去玩耍，2020年5月30日23时01分大通县长宁镇上孙家寨村村民姜有明（死者姜占磊父亲）向长宁镇派出所报案，称其三孩子于2020年5月30日上午11时从家中出走，一直未归。2020年5月31日早上，发现本案死者刘元及田生旺（另案死者）、姜占磊（另案死者）在长宁镇中咀山骨干坝溺水身亡，当日被打捞上岸。经大通县长宁镇后子河卫生院和大通县公安局长宁镇派出所居民死亡医学证明和居民死亡殡葬证明，田生旺、姜占磊、刘元系溺水死亡，刘军章、桓芳对受害人刘元系溺水死亡没有异议，但认为大通水利局作为中咀山骨干坝的建设管理者，对骨干坝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标示和装置，以及认为其防护栏（铁丝网）年久失修，损坏严重导致其子溺亡，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另查明，中咀山骨干坝是大通水利局水保站于2007年6月承建，大通水利局具有事业单位法人资格。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大通水利局是否是本案适格被告的问题。因大通水利局所提交的证据一方面证实相关部门内部对于水利工作管理的有关规定，另一方面证明大通水利局只是将工程资产和管护签订了合同，并未证明将其人员事故安全责任予以明确归属，且该组证据无法客观有效的证明中咀山骨干坝的管理与安全职责义务与被告没有任何关系，同时本案大通水利局提供的安全警示牌照片落款显示为大通水利局，且法庭当庭释明后，双方均表示不愿追加其他被告，同时大通水利局具有独立事业单位法人资格，能够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大通水利局辩称自己系不适格当事人的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刘元在中咀山骨干坝溺水死亡的事实清楚，大通水利局虽然在事发现场周围设置了警示标志的石碑，并设置了相应的防护栏，并由专人做了相应的骨干坝巡查工作，但这并不能有效防止人身危险性的发生，因刘元是年仅11周岁的孩子，其理解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均有限，不能以成年人的保护意识和思想标准对等11周岁的孩子，对刘元的溺亡大通水利局存在一定的过错，应适当承担赔偿责任。本院酌情确定大通水利局承担15%的赔偿责任。受害人刘元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自行到坝区玩耍致事故发生，刘军章、桓芳作为法定监护人，未能充分履行对受害人的安全教育、保护等监护职责，对事故的发生应承担主要责任。对刘军章、桓芳主张的因受害人死亡而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及相关法律规定，确认如下：1、关于死亡赔偿金，其赔偿标准应按照青海省2019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515元计算20年，计630300元；2、关于丧葬费，按照青海省2019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标准计算6个月计42684元；以上合计672984元，大通水利局应承担100947.6元（672984元×15%）。判决：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水利局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刘军章、桓芳之子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共计100947.6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应予确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田生旺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数额没有异议。本案争议焦点为损害责任的主体问题。公民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公共场所工程建设项目的承建者或管理者,对造成有潜在危险或有可能发生伤亡事故的区域,负有安全保障责任义务,应当设置阻挡设施或警示标志,以防止民众造成无辜伤害。本案中，刘军章、桓芳因其子在淤地坝内溺水身亡,与淤地坝的承建方大通水利局发生纠纷,事故的发生地在××县范围内,中咀山骨干坝的建设单位为大通水利局,工程竣工后,大通水利局对骨干坝的运行管理和使用管理与中咀山行政村进行了移接交,并签订移接交书,但移接交书的××县，根据水利部《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淤地坝工程建设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黄土高原地区淤地坝工程安全运用管理的意见》，骨干坝的运行管理原则上由县或乡人民政府负责,中、小型淤地坝由乡(镇)人民政府或村民委员会负责,各级水利水保部门负责淤地坝运行管护的监督检查工作,而中咀山骨干坝的实际运行管理却是通过与中咀山行政村签订管护合同管护的。因此大通水利局将中咀山骨干坝移交给中咀山村民委员会是不符合水利部的相关规定的。刘元溺亡于中咀山骨干坝,该骨干坝虽地处偏僻,但一审、二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在骨干坝周围依然有附近村落务农人员从事种植、放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之规定,本案中中咀山骨干坝不是天然形成的湖泊，是经过建设、能够在库区内进行经营活动的场所。虽然不属于类似宾馆、商场等普遍意义上的公共场所，但该场所具备经营性功能，应当同时负担社会一般价值判断所认同的安全保障义务。大通水利局对该场所具有监管职责，应承担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其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导致他人损害，是由于没有履行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而实施的侵权行为，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一审中大通水利局提供的《水利部部署北方地区防汛工作》、《水利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黄土高原地区淤地坝工程安全运用管理的意见》、《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淤地坝工程建设管理暂行办法》、《水利部关于黄土高原地区淤地坝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青海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做好2020年全省淤地坝安全运用和监管工作的通知》、《关于青海省深化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指导意见的通知》等文件，证明骨干坝的运行管理主体单位及职责，但本案淤地坝运用管理中存在管理责任主体不明确，“三个责任人”落实不到位。大通水利局作为中咀山骨干坝的建设单位和水行政主管部门,在移接交及行使技术主管、跟踪监督检查等行政行为上存在过失。虽然大通水利局在骨干坝周体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也安装了必要的防护设施,但从《工程资产交付合同》、《水土保持沟骨干工程管护合同书》中可以看出淤地坝管护责任主体不明确,客观上致淤地坝管护工作混杂,加大淤地坝周围活动人群生命财产安全危险程度,故大通水利局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刘元溺亡事故发生具有过错,其作为专门水管部门应当承担次要的侵权责任。刘军章、桓芳之子刘元发生溺水事故时仅有十一岁，属限制行为能力人，虽然具有一定的识别能力，但其毕竟处于生长发育的初级阶段，认知能力有限，不能理性、全面地对其行为的后果有预见性。刘军章、桓芳作为其监护人，疏于管教被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责任,致未成年人在危险区域发生溺水事故,应承担主要责任。一审中，双方当事人明确表示不追加被告，并不影响查明本案基本事实。关于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问题大通水利局主张一审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本院认为，大通水利局对该中咀山淤地坝具有监管职责，应承担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其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导致他人损害，是由于没有履行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而实施的侵权行为，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承担相应的责任。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在适用法律上有瑕疵，应予纠正。综上，大通水利局及刘军章、桓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有瑕疵,纠正后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65元，由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大通水利局及刘军章、桓芳各负担1732.5元。余款3465元退还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大通水利局及刘军章、桓芳各173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付元泰审判员 马秀芬审判员 刘 红二〇二一年一月六日法官助理 葛 琦书记员 李申年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第三十七条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出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