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9民终3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男,汉族,1946年1月9日出生,住泰安市岱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营，山东公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连甲重，山东公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2,男,汉族,1966年3月23日出生,住泰安市岱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岳仁常，宁阳磁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泰安市岱岳区粥店街道小辛庄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泰安市岱岳区粥店办事处小辛庄村。 法定代表人:刘汝义,村主任。 上诉人刘某1因与被上诉人刘某2及原审被告泰安市岱岳区粥店街道小辛庄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小辛庄村委会）拆迁补偿安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2020）鲁0911民初59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不清，判决驳回上诉人的合法诉请，明显错误。1.上诉人母亲邹某1在后院原有宅基地一处，并在该宅基地上建了三间草房，1955年，邹某1改嫁，将该房屋留给上诉人居住管理，邹某1去世后上诉人依法继承了上述财产。后该村对该宅基地上所建造的房屋确权至上诉人名下，根据小辛庄村摸底表说明，“涉案宅基地上即西大街后院所建房屋登记在上诉人名下，从而能够相互印证涉案房屋属于上诉人所有。而涉案房屋补偿系被上诉人所签，被上诉人在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时未得到上诉人的授权，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的规定，事后上诉人并未追认上述协议的效力，因此该协议无效。2.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及其他相关证据,不能够证明其为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人，从而不具备获得房屋拆迁补偿的主体资格，不能享有房屋所有权人应享受的安置政策。一审被告村委会，在拆迁时应当依法拆迁，更应当知道《拆迁补偿安置条例》规定的被拆迁人是指房屋所有权人，或所有继承人，一审被告明确知道本案房屋情况，在明知房屋为上诉人所有的情况下和被上诉人签订了上述协议，侵害了上诉人的利益，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涉案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亦为无效协议。3.退一步讲，根据民法原理，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在土地上建造建筑物须经一定程序批准，并以取得土地使用权为前提条件，所以土地使用权的取得是取得建筑物所有权的基础。在他人享有使用权的土地上建造房屋，建造人并不能取得建筑物的产权，而由土地使用权人取得房屋所有权。房屋与宅基地的使用权是不可分离的，只能为同一人所有。因物权取得或丧失的原因为引起物权取得或丧失的法律事实，而能够引起物权取得的法律事实主要是民事法律行为。具体到本案，上诉人从未将涉案宅基地转让给被上诉人使用，也从未将涉案房屋转让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从未取得涉案房产的所有权，在这种在他人宅基地上建房的情况，发生动产与不动产的添附，即被上诉人的建房材料附着于上诉人的宅基地上。由于动产与不动产发生添附，应由不动产的权利人取得所有权，因此，被上诉人在上诉人的宅基地范围内所建筑的房屋应由上诉人取得所有权。4.动产与不动产的附合，使一方所有权扩大，而另一方所有权丧失，这样显然对于丧失所有权的一方是不公平的。然而遗憾的是一审法院置上述客观事实于不顾，在土地使用权明确，被上诉人亦称涉案房屋系在拆除上诉人房屋原址上修建的的情况下，最后作出驳回上诉人的全部本诉请求的判决，这样的判决显失公平，上诉人无法接受，判决驳回上诉人的合法诉请，明显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被上诉人从未取得上诉人的涉案集体土地使用权。上诉人认为，无论宅基地使用权人和宅基地上修建房屋的出资人之间有没有约定拟在建房屋的所有权归属问题，以及通过赠与、附条件合同的方式变相实现宅基地使用权的处分，拟在建房屋的所有权都应归属于宅基地使用权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不论出资人与宅基地使用权人是否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都应按照上述观点予以处理。2.按照房屋拆迁法规规定的要求而实施的行为。被拆迁人签订协议时，应当出具产权证书、使用权证明等法律文件。如当事人的资格，社会组织作为房屋拆迁协议当事人要有法人资格;承办人签订协议要有法人或法人代表的授权证明;委托代理订立协议的要有合法手续;凡违反法规规定，采取欺诈手段等所订立的协议都是无效协议。也就是说不具备拆迁民事权利能力(或主体资格)的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订立的拆迁补偿协议、拆迁人与非安置房屋所有权人或权利人订立的拆迁补偿协议、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均应认定为无效协议。3.一审判决在适用法律上存在错误，司法的目的之一就是使不确定的法律关系明确化，法律的目的在于定纷止争，并且根据法律的公平原则要兼顾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尽最大努力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具体到本案中，被上诉人与一审被告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时存在恶意串通且有损害上诉人利益的事实，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的规定，应认定是无效的。但一审法院未对被上诉人与一审被告签订的涉案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对无效合同主动干预是人民法院的职权所在，合同效力的判断乃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而非事实判断问题，对价值的判断，无需由当事人举证证明，也不以当事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易言之，对合同价值判断的依据是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非民事证据。当事人也不负有举证证明合同无效的证明义务。因此，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特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贵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 刘某2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公正，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刘某1的上诉请求。上诉人刘某1上诉称：涉案争议的拆迁房屋及宅基地均属上诉人母亲所有且是合法继承的观点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刘某2有充分的证据证实对涉及拆迁的房屋享有所有权。第一：上诉人刘某1的母亲邹某1于刘某4老人结婚后，来到岱岳区于刘某4老人共同居住生活，居住的前院，刘某4老人是土生土长的小辛庄村人，他拥有该处宅基地的使用权是合理合法的。1952年刘某4老人与邹某1离婚后，约定离婚不离门，上诉人刘某1随邹某1老人生活，刘某4老人就在西街后院给上诉人母子建草房三间供他们居住。1955年邹某1老人再婚后，是刘某4夫妇把上诉人刘某1养大成人，结婚生子。且在上诉人刘某1提供的1955年8月15日，邹某1老人书写的字句第二条可看出：房子堂屋三间邹某1有管理的权,也就是说，上诉人刘某1母子仅有居住的权利。所以上诉人刘某1称其母亲在小辛庄村有宅基地一处是错误的。刘盛江夫妇在东北退休后回到原籍前院与弟弟刘某4老人共同居住。1970上诉人刘某1按农村风俗过继给刘盛江老人，搬到西街前院与老人居住共同生活。刘某4老人带家人5口搬到西街后院的三间房屋居住生活，为居住方便，刘某4老人在三间草房东边建造瓦房两间。被上诉人刘某1继承了刘盛江老人的房产，且在2017小辛庄村拆迁时，上诉人刘某1继承的西街前院也获得了相应的拆迁安置房及相应利益。上诉人刘某1出继后，身份是刘某4老人的侄子，这件事在刘氏家族，当地群众中间，及所属村委会都已得到公认。上诉人刘某1原居住的西街后院的三间草房，也因上诉人刘某1在104国道旁建饭店时拆走了上面的建筑材料。一审庭审中证人王某出庭证实当时建房时的宅基地的现状已成一片废墟。第二:被上诉人刘某2合法取得了西街后院的所有权。1981年刘某4老人给被上诉人刘某2和刘某3兄弟俩分家时，明确把西街后院及地上附属物分配给上诉人刘某2所有。2000年春，上诉人刘某2出资36000元，在西街后院老宅基地上由王某建瓦房五间及院落一处。1997年4月15日，上诉人刘某1给两个儿子分家时，分单中“将家产搭配均匀，分配其子名下”，上面就没有拆迁协议中涉及的西街后院。上诉人刘某1一直居住在小辛庄村，且其也获得了拆迁西街前院的安置利益。在西街后院拆迁公示时，如果上诉人刘某1对拆迁房产享有所有权，上诉人刘某1不可能坐视不管，这就足以说明其主张的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从而也证实原告对西街后院的房屋不享有所有权。三：上诉人刘某1主张权利已超出《民法总则》第188条的规定，已丧失法律保护的权利。退一步讲，上诉人刘某1长期在小辛庄村居住，即便对拆迁的房屋享有所有权，在2000年3月26日被上诉人刘某2在老宅基地上建房时就应该主张权利，上诉人刘某1在2020年8月份主张权利，已超出保护民事权利20年的最长时效的规定；另外，被上诉人刘某1和被告小辛庄村委会在2017年2月27日签订拆迁协议前，进行了公示，且泰安高铁拆迁办的工作人员在丈量拆迁房屋收取被上诉人刘某2的房屋钥匙时，上诉人刘某1也在现场，经过工作人员询问上诉人刘某1后现场确权，上诉人刘某1认可该拆迁房屋是被上诉人刘某2的。并且上诉人刘某1主张的三间草房也早已不存在。综合以上事实及当事人双方的举证，上诉人刘某1主张“涉案的宅基地和三间草房”是其母亲建造属其合法继承的观点是错误的。所以小辛庄村委会与被上诉人刘某1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没有侵犯上诉人刘某1的利益。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公正。 小辛庄村委会未做陈述。 刘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两被告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无效，并判令两被告向原告返还拆迁安置的房产及拆迁补偿费用；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刘某1与被告刘某2系同父异母的兄弟，其父亲为刘某4。1952年，刘某4与原告母亲邹某1经法院判决离婚，确定原告由邹某1抚养。因邹某1抚养原告，暂未改嫁，刘某4在后院建草房三间由原告母子等居住。1955年，邹某1改嫁，同年8月15日，在相关人员主持下，形成字据一份，该字据第二条载明：房子堂屋三间邹某1有管理的权利，此宅如刘继秀（即刘某1）住无意见并许可，如别人住，邹某1有管理的权利。1970年，原告出继给其伯父刘盛江，并形成字据一份，载明刘盛江所有房产等由刘某1继承。原告出继给刘盛江后，其搬到刘盛江前院与刘盛江共同居住生活，刘某4一家搬到间草房居住，后因居住需要，刘某4在该三间草房东边建房屋两间。1981年2月6日，刘某4为其子刘某3和刘某2分家，约定其居住的上述宅院归刘某2所有，但东边北屋其留用至年终。1997年4月，原告刘某1为其两个儿子分家，并形成分单一份，该分单载明刘某1因年老不愿再支撑家业，特邀小辛庄村委、亲友、族人将家产搭配均匀，分配至其子名下，其将小辛庄西街前院分给了两个儿子，在该分单中没有关于西街后院三间草房的记载。后西街后院的三间草房坍塌仅剩石头，东边两间亦不具备居住条件。2000年春天，被告刘某2委托其哥刘某3找王某将西街后院残留建筑物拆除清理，建成带五间瓦房、厕所、饭屋等宅院一处，刘某2支付王某建房费用36000元。后刘某2将该宅院出租给他人居住。2012年，刘某4原工作单位为落实离退休人员的居住问题，2012年8月30日，小辛庄村委会为刘某4出具证明一份，载明该村原村民刘某4在该村有房屋一处，院落面积246平方米，北屋5间，西邻施水亭、南邻刘某1、东邻刘德新、北邻刘德河，该院落即为刘某4于1981年2月6日分家分给刘某2的院落。2017年，小辛庄村进行旧村改造，该村就拆迁范围内的房屋所有权人、面积等进行了公示。公示完毕后，2017年2月27日，就上述房屋，小辛庄村委会作为拆迁人、被告刘某2作为被拆迁人，双方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一份，约定上述房屋的拆迁利益归刘某2所有。2020年，刘某2安置取得相应的回迁楼房。同时，就刘某1继承取得的刘盛江的宅院，小辛庄村委会与相关权利人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两被告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无效，拆迁利益归其所有，不属于土地使用权争议，系拆迁补偿安置合同纠纷，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故被告关于本案争议应由人民政府处理，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原告主张拆迁前位于间草房归其所有且仍存在能否成立。从原告提供的证据看，该三间草房系刘某4所建，其建成之后由原告母子居住使用，在原告母亲改嫁时形成的字据，仅是载明原告具有居住使用的权利，并没有明确该房屋归原告所有。原告提交的小辛庄村摸底表，系小辛庄村为旧村改造拆迁进行摸底形成的内部资料，不能对外产生法律效力，且被告小辛庄村委会经公示后就涉案院落与被告刘某2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行为，在事实上已经否定了该摸底表，故本案原告的主张明显证据不足。从被告提供的证据看，后院三间草房系由刘某4所建，后刘某4在该三间草房东面又加盖了两间。1981年刘某4在分家时将该宅院分给了被告刘某2。1997年原告为两个儿子分家形成的分单明确载明，刘某1因年老不愿再支撑家业，将家产搭配均匀分配至其子名下，从该句话文义及分单内容上可以看出，原告刘某1对其个人财产进行了详细的处分，但该分单中并没有本案中原告主张的三间草房，如该三间草房确归原告所有，这明显不符合常理；2000年之前，在该三间草房已经坍塌、东边两间草房不具备使用条件的情况下，刘某2支付费用将原有建筑物拆除清理重新建成了带五间瓦房的宅院，原告作为小辛庄村村民一直在小辛庄村居住，其对被告刘某2在西街后院重新建房的行为不可能不知情，但其一直未提出异议，如果该三间草房确归原告所有，这明显不符合常理；2017年，小辛庄村委会为进行旧村改造，就被拆迁范围内房屋所有权人、面积等进行了公示，旧村拆迁安置，涉及利益重大，原告作为小辛庄村村民一直在小辛庄村居住，其对小辛庄村委会的公示不可能不关注，不可能不知情，本案争议的院落公示在刘某2名下，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在公示期内向小辛庄村委提出过异议，如果三间草房确归原告所有且拆迁前仍然存在的话，这明显不符合常理。综上所述，原告主张拆迁前位于间草房归其所有且仍然存在，证据不足，依法不能成立，在此情况下原告要求确认两被告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无效，拆迁利益归其所有，没有事实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25，由原告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某1提交证据一：皮家店村村民委员会证明一份，拟证明：上诉人长期在我村居住，从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小辛庄村的居住是错误的，另外上诉人对本村的相关拆迁补偿事宜是不清楚的；提交证据二：小辛庄村出具的说明一份，拟证明：涉案的宅基地院落是属于上诉人的母亲邹某1所有，后邹某1把涉案房屋给予了上诉人。刘某2质证称，对证据一有异议，该证明与上诉人在原审中陈述的相互矛盾，上诉人在原审中陈述其一直在小辛庄村居住，所以该证明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二有异议，该份证据是一个证明材料，谁出具的无法查实，在原审法院中被上诉人和上诉人均向法庭提交了证据，证明涉案房屋的宅基地所有权都归刘某4所有，另外该处宅基地是刘某4生前占有使用，其户籍是小辛庄村户籍，邹某1只是在与刘某4结婚后到小辛庄村居住生活，后两位老人离婚，原审中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该宅基地的使用权归刘某4所有，所以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两份证据不能证明其目的。刘某2提交小辛庄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该份证明由施春来、刘汝义出具，拟证明：施春来在丈量涉案宅基地时，上诉人也在现场，施春来现场询问上诉人涉案房屋是谁的，上诉人明确答复是被上诉人刘某2的，所以施春来就安排被上诉人拿出钥匙打开房屋门进行了现场确权；刘某2提交电话录音一份，电话录音是施春来的，内容证实当时测量现场的事实情况，与上述证明内容基本一致。均证明涉案房屋宅基地是被上诉人所有。刘某1质证称，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与证明目的均有异议，首先该证据无法核实出具证明人员的真实身份以及通话录音的身份信息，而且上述内容都是虚假的，因此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假设村委会与被上诉人都认为涉案院落属于被上诉人，为何还要双方互相询问该房屋是谁的，从而该证明也与事实自相矛盾。本院认为,刘某1提交的皮家店村村民委员会证明一份从证据内容来看系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刘某1提交的说明与2012年8月30日小辛庄村委会为刘某4出具的证明相冲突，本院不予采信；刘某2提交的证明、通话录音，从证据内容来看系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刘某1是否为拆迁前位于间草房所有权人。本院认为，刘某1关于涉案三间草房归其所有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第一，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上述三间草房系刘某4所建，其建成之后由刘某1母子居住使用，在刘某1母亲改嫁时形成的字据，仅载明刘某1具有居住使用的权利，并没有明确该房屋归刘某1所有；第二，1981年刘某4在分家时将该宅院分给了刘某2；第三，1997年刘某1为两个儿子分家形成的分单对其个人财产进行了详细的处分，但该分单中并没有本案中刘某1主张的三间草房；第四，2000年之前，在该三间草房已经坍塌、东边两间草房不具备使用条件的情况下，刘某2支付费用将原有建筑物拆除清理重新建成了带五间瓦房的宅院，以上事实刘某1不可能不知情，但其一直未提出异议，如果该三间草房确归刘某1所有，这明显不符合常理；第五，2017年，小辛庄村委会为进行旧村改造，就被拆迁范围内房屋所有权人、面积等进行了公示，旧村拆迁安置，涉及利益重大，刘某1作为小辛庄村村民，其对小辛庄村委会的公示不可能不关注，本案争议的院落公示在刘某2名下，没有证据证明刘某1在公示期内向小辛庄村委提出过异议，如果三间草房确归刘某1所有且拆迁前仍然存在的话，这明显不符合常理。小辛庄村委会与刘某2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亦无不当。 关于刘某1提出的调取证据的申请。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刘某1负有举证义务，刘某1申请调取的证据并非其本人无法调取的证据，且一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已经就相关事项提交了证据，因此，本院对刘某1该调取证据的申请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刘某1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阎 鹏 审判员 井 慧 审判员 于永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左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