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146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士支，男，1972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于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田田，辽宁腾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枫，北京炜衡（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锡林，男，1947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于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兰，辽宁广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实，辽宁广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刘晴，女，1981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铁**。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强，辽宁名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士支因与被上诉认杨锡林、刘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辽0191民初9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士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1.如本案为合同纠纷，一审判决未对《以房抵债协议书》的订立前提、目的、协议内容、房屋的拍卖原因等进行全面审查，未对各方实际利益受损程度进行综合评价，通过恢复原始状态的做法判决支持杨锡林的全部诉讼主张，要求张士支承担还款义务，貌似双方利益平衡，但本质上侵害了张士支的合法权益。违背公平诚信的原则，存在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在2013年11月12日协议签订之初，杨锡林知道案涉房屋存在银行贷款，且需要按期还贷，也知道要按约定承担2013年4月之后的还贷义务。杨锡林在明知上述事实的情况下，依然拒绝还款，最终导致贷款银行行使抵押权，依据《以房抵债协议书》的违约条款及公平原则，均应由杨锡林承担房屋被拍卖的风险及责任。如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杨锡林仅提供《以房抵债协议书》未提供其他民间借贷的证据材料，不能完全确认借贷的事实及数额，未提供证据证明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支持杨锡林的全部诉请，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错误。作为杨锡林理应对借款原因、时间、数额、如何支付、还款期限等提供付款记录或其他证据，予以证明，但杨锡林除提供《以房抵债协议书》外，并未提供其他证据。张士支在一审过程中多次提到本次纠纷因双方合作退款引起，总计数额为80万元，并且提供了2011年12月20日与12月23日的《收条》。收条上明确记载：“今收到张士支现金贰拾伍万元整，此款系双方合作退款。今日收到账户转账贰拾伍万元整，此款为张士支退款。”在还款50万元的基础上，合作退款实际欠款数额应为30万元，而不是杨锡林主张的83万元。2.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杨锡林仅提供了2013年11月12日签订的《以房抵债协议书》。2014年1月银行起诉，2014年2月作出判决，2015年1月“浑南万科”被法院查封，2015年10月第一次拍卖，杨锡林是在2019年2月提起诉讼。在此期间杨锡林从未向张士支主张付款，显然已超过诉讼时效。3.一审判决对利息起算时间的论述与判决结果相互矛盾。裁判理由部分认定借款利息起算时间为2019年2月15日，而在判项中起算时间为2013年12月1日，存在矛盾。杨锡林辩称，本案系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以房抵债，杨锡林以以房抵债协议作为债权凭证向张士支及刘晴提起民间借贷之诉，一审法院认定案由为民间借贷并无错误。关于时效问题，三方签订以房抵债协议之后，涉案房屋被工商银行查封，该查封仅为对财产的保全，不是对财产的处分，其查封原因是张士支2013年2月、3月未进行还款而导致银行提起诉讼，杨锡林一直在与张士支交涉，由张士支向银行解决该房屋贷款及查封问题，以致2019年才提起诉讼，该房屋在查封状态时物权并没有发生变更，直至杨锡林提起诉讼时已确认张士支并无还款可能，该房屋在客观上也不能办理过户登记，双方的以房抵债协议客观上不能履行，因此提起本次诉讼，故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张士支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刘晴辩称，三方签订的以房抵债协议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对刘晴判决的部分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案杨锡林有部分债务未向刘晴履行。杨锡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士支、刘晴给付杨锡林借款本金83万元；2.张士支、刘晴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诉讼过程中，杨锡林变更增加诉讼请求第1项为：判令张士支、刘晴给付杨锡林借款本金83万元及利息（自2013年12月1日起至张士支、刘晴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锡林与张士支系朋友关系，张士支、刘晴原系同事关系。杨锡林与张士支之间曾是合作关系，后双方终止合作关系，由张士支返还杨锡林款项。张士支分别于2011年12月20日和2011年12月23日各返还杨锡林25万元。2013年11月12日，杨锡林（甲方）、刘晴（乙方）、张士支（丙方）三方就剩余的83万元欠款签订《以房抵债协议书》。协议书约定：关于丙方所欠甲方83万元的债务，乙方自愿以位于沈阳市浑南新区房屋（建筑面积259.25平方米）清偿丙方所欠甲方该项债务。合同第一条第一项约定:乙方于2010年4月25日购买座落于沈阳市湖南新区产，该房产已付清首付人民币958170元。并同时在中国工商银行沈阳和平支行（合同编号（科）字工行合同支行（2010）年第万133贷款共计：222万元。截至2013年3月，该房屋贷款全部由乙方交付，自2013年4月起，该房屋贷款转由甲方负责向该银行交付。合同第五条约定：如甲方不偿还银行贷款，则所有的责任和损失均由甲方自行承担，与乙方无关。刘晴当时为购买涉案房屋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和平支行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222万元，期限30年。截至2013年8月14日，刘晴已经累计逾期还款6期。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和平支行遂于2014年1月21日将刘晴起诉至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和平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2月25日作出判决，判令：一、刘晴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偿还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和平支行借款本金2,111,538.29元，利息16,602.07元（截至2013年8月14日）；并自2013年8月15日按借款合同的约定给付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和平支行逾期利息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二、上述款项到期未清偿时，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和平支行可依法对刘晴抵押的沈阳市浑南新区房屋（建筑面积259.25平方米）行使抵押权优先受偿。该判决生效后，因刘晴未能履行该判决，该房屋被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拍卖。后杨锡林因无法实现其以房抵债的目的，遂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以房抵债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守。现因抵债房屋被和平区人民法院拍卖，已偿还欠付的银行贷款，致使杨锡林的债权无法实现，故杨锡林要求张士支偿还欠款本金83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刘晴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双方当事人三方签订的《以房抵债协议书》约定了自2013年4月起，由杨锡林开始负责偿还涉案房屋的贷款及杨锡林不偿还贷款，则所有责任和损失由杨锡林自行承担，与对方无关等内容。截至2013年8月14日，涉案房屋已经逾期还款6期，故刘晴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关于杨锡林主张借款利息的起算点及计息标准问题，《以房抵债协议书》中未约定对张士支的违约责任问题，故一审法院酌定利息起算点以主张权利之日，即2019年2月15日，计息标准按照年利率6%计算。关于张士支提出的不存在欠款83万元的事实，只欠30万元合作退款，且已超过诉讼时效，杨锡林主张债务不应得到支持等抗辩主张，证据不足且于法律规定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对杨锡林的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张士支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杨锡林借款83万元；二、张士支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杨锡林借款83万元的利息（自2019年2月1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息6%计付）；三、驳回杨锡林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100元，由张士支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自然人合法的财产权益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双方之间存在经济往来的事实并无异议，双方当事人签订《以房抵债协议书》，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对该协议的效力予以认定，并无不妥。该协议书载明：张士支欠杨锡林83万元债务，并自愿以案涉房屋抵偿债务。该协议内容表明该协议确定的金额系双方当事人对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的结算。即使双方当事人之间原为合作等其他法律关系，则至双方当事人签订《以房抵债协议书》时，双方当事人已对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进行结算，已转化为借款关系。杨锡林陈述双方欠款133万元，归还50万元后仍欠83万元。张士支主张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结算数额应为30万元，并陈述其在一审过程中多次提到：“本案系因双方合作退款引起，总计数额为80万元，2011年12月20日与12月23日的《收条》明确记载：今收到张士支现金贰拾伍万元整，此款系双方合作退款。今日收到账户转账贰拾伍万元整，此款为张士支退款。在还款50万元后双方之间实际欠款数额为30万元。”并申请查证张士支涉嫌职务犯罪的卷宗。在本案的民事诉讼中，不仅有当事人陈述，亦有双方当事人提供的书证查实本案。本案各方当事人签订的《以房抵债协议书》的时间为2013年11月12日，张士支主张的金额为25万元的两张《收条》的时间分别为2011年12月20日、2011年12月23日。由此可见两笔25万元还款的时间均发生于《以房抵债协议书》签订的近两年前，即上诉人主张的50万元还款并非系在双方当事人签订的《以房抵债协议书》之后，张士支对其主张双方之间欠款数额为30万元却签订83万元的《以房抵债协议书》未能作出合理说明，《以房抵债协议书》亦未标明上诉人两年前归还的50万元视为对83万元欠款的归还，上诉人亦未提供其他证据对其该项主张的成立予以证明，其该主张与案涉书证不符，故一审法院对双方当事人之间债权债务的数额认定为83万元，符合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情况，并无不当。《以房抵债协议书》约定：至2013年3月的房屋贷款全部由刘晴交付，自2013年4月起，房屋贷款转由杨锡林交付，并约定：如杨锡林不偿还银行贷款，则所有的责任和损失均由杨锡林自行承担，与刘晴无关。对于银行向刘晴提起诉讼拍卖案涉房屋的缘由，各方当事人各执己见。张士支及刘晴主张系因杨锡林未缴纳银行贷款；杨锡林主张协议虽约定2013年4月份之后贷款由其偿还，但双方协议是在2013年11月12日签订的，协议签订后张士支及刘晴将贷款手续交给杨锡林后，杨锡林到银行补交4月份后的贷款，但被银行告知因贷款已超6期未还，银行已经不同意按原分期形式偿还，已将该事宜移送总行诉讼解决。对此，对于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及能力应考虑当事人距离证据的远近，接近证据一方当事人具有举证方面的优势，其举证能力、收集证据能力更强。本案中，刘晴购买涉案房屋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和平支行签订借款合同，截至双方当事人于2013年11月12日签订《以房抵债协议书》之前的2013年8月14日，刘晴已经累计逾期还款6期。银行贷款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系贷款银行与刘晴，银行催收、提示、告知等通知均应由银行送达给刘晴，故刘晴被银行提起诉讼、案涉房屋被银行申请拍卖的相关联的证据等应由刘晴持有掌握，该相关证据距离刘晴更近，刘晴及上诉人一方对案涉房屋被拍卖的缘由更具有举证能力。上诉人及刘晴主张房屋被拍卖的过错在于杨锡林，但其并未能提供任何相关证据证明，故对上诉人主张其因案涉房屋被拍卖而不再承担还款责任的主张不能支持。关于张士支提出的诉讼时效问题。各方当事人对《以房抵债协议书》签订时间是2013年11月12日，案涉房屋第一次拍卖时间是2015年11月27日，最后拍卖成功时间是2017年11月10日的事实均无异议。发放贷款的银行因贷款人逾期还款而提起还款的诉讼，在诉讼及执行过程中并不必然产生房屋被拍卖等处置结果，在此过程中亦可能因借款人的其他偿付行为而使房屋不产生被拍卖等后果，故在被房屋拍卖前，其他各方当事人均无法必然确定案涉房屋物权变动情况。案涉房屋系在银行提起的诉讼案件的执行过程中，因刘晴未能以其他方式偿付银行贷款而最终被拍卖，故至案涉房屋被拍卖成交后，案涉房屋物权发生变动，才致案涉《以房抵债协议书》在客观上不可能履行，故案涉房屋被拍卖成交的时间应视为杨锡林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益受到损害，本案诉讼时效应从2017年11月10日起算，故一审法院对张士支提出的诉讼时效的抗辩未予支持，并无不当。上诉人提出的其他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故对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部分，不再审理。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100元，由张士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小丹审判员  陈兴田审判员  任 江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九日法官助理韩雪书记员薛萍本案裁判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一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