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3民初357号原告：黄嘉杰，男，汉族，1990年6月16日出生，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新华，广东南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泽鸿，男，汉族，1987年5月3日出生，住广东省中山市**。被告：刘国创，男，汉族，1987年8月7日出生，住广东省中山市**。原告黄嘉杰与被告王泽鸿、刘国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嘉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新华，被告王泽鸿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刘国创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嘉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15万元，并以月利率2分计息到偿清完毕之日止，暂从借款之日起至2019年12月7日止计付利息9000元（15万元×2%/月×3个月）；2.保全费1370元、保险费1000元、律师费7000元由两被告承担；3.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以家庭生活需要经济周转为由，于2019年9月7日向原告借款15万元，并签订了《借款合同》、《借据》和《借款收据》，约定：借款利息按银行借款利率的四倍计算，于2019年12月7日前归还。如违约，需支付原告实现维权的一切费用，包括律师费、诉讼保全费用等。原告按约定当场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了借款给被告。被告收到款项后，给原告出具了收款收据。事后，被告没有按约定及时还本付息，经原告多次追讨，无果。《借款合同》、《借据》、《借款收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已实际交付了借款，合同成立生效。被告拒不还本付息，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两被告均在上述文书上签名确认，应连带偿还原告借款。被告王泽鸿辩称，其于当日中午到达签订合同地址，对方要求其多列一位借款人，其回复列其父母或兄妹，对方在当日下午回复不同意，并要求其提供有房产的担保人，后其找到其高中同学兼好朋友刘国创，刘国创表示愿意提供房产作担保。因刘国创在中山的房产价值200多万元，对方称可以提供15万元的贷款给其，其便答应由刘国创提供担保。合同签订当天对方汇了10万元给刘国创，因刘国创个人其他原因（与本案出借人无关）导致刘国创的银行卡被冻结，该10万元其至今未能使用。对方包括原告称要到刘国创的家里考察，当日晚上8时左右对方到了刘国创中山房子，并在那里汇了50000元给其，并以风险过高且要上门费等为由扣除了其37250元，由其当天转给了陈某，其还以微信方式支付了上门费，故对方实际出借款项为112750元。2019年10月7日，对方收取第一期利息7185元，还各种威胁说其迟一天还款就要支付1500元的违约金及打电话给其妻子，这些其都有记录。2019年11月7日对方上门催收，还到刘国创的公司催收，导致其父亲心脏病发，其母亲抑郁，并扰乱了其工厂正常经营。刘国创支付了4000元利息，其支付了3185元利息，还支付了1000多元的上门费。之后对方向其索还15万元，其认为不合理，故拒绝还款。对方就到刘国创家里和到其在广州的家里和其厂里，这些都有监控，之后其没有还过款项。本案款项其可以归还，但其要求追究对方公司的刑事责任，并要求对方赔偿其及其父母、家庭和刘国创及其公司的损失。其留意了对方的朋友圈，对方发了虚假广告，以违法形式贷款，对此其可以提交证据，以防还有其他受害人。被告刘国创未作答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黄嘉杰提交的《借款合同》显示为填空式文本，合同首部内容为甲乙双方及其身份证号码，其中甲方（贷款人）空白，乙方（借款人）有刘国创、王泽鸿签名并按捺指模及写有各自身份证号码。合同主要内容为：乙方因资金周转，需要向甲方借款，甲方在乙方或第三人提供资产担保的条件下同意出借；借款总额15万元。借款期限90天，即2019年9月7日至2019年12月6日止。借款期限满，乙方应以现金方式全额归还甲方；甲方检查、监督借款的使用情况，乙方应当定期（每月6号）向甲方提供与借款有关的财务资料和报告财务状况的真实使用情况；若乙方不按时还款，如未曾申请延期还款，甲方将派有关工作人员上门进行追讨，上门追讨每人每次将收取500元的手续费；乙方未经甲方书面同意延期还款而不按期还款的，乙方应承担以下违约责任：1.乙方需向甲方按每日1%支付违约金，直至还清全部借款、利息给甲方为止。2.承担甲方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诉讼保全费、执行费、交通费、相关手续费、人员工本费、文件处理费等）。上述内容中除借款金额、借款期限、提供与借款有关的财务资料的日期、手续费金额和违约金标准为手写字体并按捺指模外，其余内容均为打印字体。合同尾部落款内容为双方签名、指模、住址、宅电、手机、合同签订地、日期，其中甲方处均空白，乙方处有刘国创、王泽鸿签名并按捺指模，并填写各自住址、手机号码、合同签订地广州番禺、日期2019年9月7日。黄嘉杰提交的《借据》显示为填空式文本，首部甲方空白，乙方有刘国创、王泽鸿签名并按捺指模。内容为：现乙方向甲方借款15万元，借款期为90天，在2019年12月6日前归还全部款项；该借款仅限于家庭生活所需；借款利息按银行同类借款利率（应为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从借款之日起计算到清偿之日）；如乙方需逾期还款，必须经甲方同意并重新订立借据，如乙方逾期不还清借款，甲方每天按借款金额的1%收取乙方滞纳金。甲方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一切费用（包括律师费、诉讼费、交通费、执行费及诉讼保全费用等）由乙方承担，借款转入刘国创和王泽鸿的银行账户。上述内容中除借款金额、借款期限、滞纳金标准、银行账户为手写字体并按捺指模外，其余内容均为打印字体。尾部落款处甲方空白，乙方有刘国创、王泽鸿签名及手写有其身份证号码、电话、签订地点广州番禺、签订日期2019年9月7日，均按捺有指模。黄嘉杰提交的《借款收据》显示为填空式文本，内容为刘国创、王泽鸿收到15万元，收款人刘国创、王泽鸿，2019年9月7日。其中刘国创、王泽鸿、款项金额和日期为手写字体并按捺指模，其余内容为打印字体。经庭审质证，王泽鸿对上述《借款合同》、《借据》和《借款收据》均无异议，王泽鸿确认上述手写内容由其和刘国创书写后按捺指模。王泽鸿称，其因经营的服装公司需要资金周转而借款。诉讼中，黄嘉杰、王泽鸿和刘国创确认，王泽鸿是借款人，刘国创是担保人。黄嘉杰提交的转账交易详情显示，2019年9月7日16时12分，黄嘉杰的平安银行账户分别向上述《借据》载明的刘国创银行账户转账支出50000元、50000元；同日20时18分，黄嘉杰的同一平安银行账户向上述《借据》载明的王泽鸿银行账户转账支出50000元。经庭审质证，王泽鸿对转账交易详情无异议，王泽鸿确认上述15万元到达了上述银行账户。王泽鸿称，其是在“鼎泰公司”（具体名称其不清楚，其只知道地址）同时签订的上述《借款合同》、《借据》和《借款收据》，当时“鼎泰公司”告知会后补充填写借款人信息，签订后“鼎泰公司”告知将有人向其转账支付借款，之后“鼎泰公司”询问其借款是否到账，其确认已经到账，其不清楚为何由黄嘉杰转账支付借款。黄嘉杰称，只要其持有《借款合同》、《借据》和《借款收据》的原件和转账记录，即可证明其是出借人，故《借款合同》、《借据》和《借款收据》没有记载借款人信息。黄嘉杰主张其出借款项为其自有资金。黄嘉杰提交的转账记录查询和银行卡信息显示，2019年9月3日从其招商银行储蓄卡账户转账15万元到其平安银行储蓄卡账户（为上述转账支付借款的平安银行账户），转账渠道为手机银行。黄嘉杰提交的《民事代理合同》和律师费发票显示，黄嘉杰因本案诉讼于2019年12月15日签订《民事代理合同》聘请其本案委托诉讼代理人代为诉讼，合同约定：签约时黄嘉杰一次性支付法律服务费7000元（双方在此处手写备注“签约时4000元”）；差旅费用于合同委托权限内的委托事务包干使用，不多退少补；特别约定中双方手写备注“签约时交4000元，开庭前交清，如果不开庭调解，则再交1000元”。广东南冠律师事务所于2019年12月16日向黄嘉杰出具律师费4000元的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王泽鸿主张，律师费不属于其需要支付的费用。王泽鸿提交照片5张，用于证明2019年9月7日晚“鼎泰公司”的4名人员到刘国创家里考查和之后进行催款。黄嘉杰对照片不予认可，认为不清楚拍摄时间和地点。诉讼中，黄嘉杰于2020年5月13日接受本院询问称，其从事销售酒品的贸易工作，最近注册成立了广州X贸易有限公司，其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唯一股东；2019年王泽鸿因经营制衣厂急需资金周转，通过黄嘉杰朋友周某联系上黄嘉杰，王泽鸿向黄嘉杰提出借款15万元的要求，黄嘉杰出于帮助王泽鸿同意出借，黄嘉杰要求王泽鸿父亲作为担保人签名，主要目的是让王泽鸿父亲知道该笔借款，王泽鸿也称可让其父亲作为担保人签名，款项出借前一天，黄嘉杰到王泽鸿在中山的制衣厂（具体地址和名称不记得）见到王泽鸿的父亲，当时王泽鸿父亲称不再经营该厂并表示不借款故不同意担保，但王泽鸿坚持继续经营，黄嘉杰提出需要有人担保，要求王泽鸿另行提供担保人，王泽鸿找到刘国创做担保，次日黄嘉杰和王泽鸿一起到刘国创在中山的家里由王泽鸿和刘国创签订上述《借款合同》、《借据》和《借款收据》，当时陪同黄嘉杰前往的有周某，至于有无其他人陪同前往由于时间太久不记得了，因为需要筹足15万元，签完上述资料后黄嘉杰将资料带回番禺，上述资料只有一份由黄嘉杰持有，王泽鸿和刘国创没有持有上述资料，当日黄嘉杰在家里转款，由于银行卡内款项余额不足，需从其他银行卡先转款筹足，黄嘉杰先转10万元到刘国创银行账户，再由刘国创转给王泽鸿，黄嘉杰转完10万元后，刘国创和王泽鸿发现刘国创的银行账户被冻结，刘国创无法将10万元转给王泽鸿，王泽鸿和刘国创要求黄嘉杰将剩余50000元直接转给王泽鸿；款项出借后，黄嘉杰和其朋友梁某（之前从事快递工作）在2019年到上述制衣厂找到王泽鸿，询问王泽鸿为何不接听电话，王泽鸿称经济困难会尽快筹款，当时双方只是谈话，黄嘉杰方没有对王泽鸿做什么，当时黄嘉杰方见到王泽鸿父母在制衣厂门口售卖工厂生产的毛衣，2020年春节前，黄嘉杰和梁某前往王泽鸿在广州的房子找王泽鸿，到达时见到房子正在装修，这次没有找到王泽鸿，也没有见到王泽鸿家人，2019年黄嘉杰和梁某前后两次到刘国创在中山的家中找到刘国创，告知刘国创不要将10万元支付给王泽鸿而直接归还给黄嘉杰，刘国创称王泽鸿告知已经还清借款，王泽鸿让刘国创不要将10万元还给黄嘉杰，除上述四次上门外，黄嘉杰没有上门找过王泽鸿和刘国创，但黄嘉杰有通过电话、微信向王泽鸿、刘国创催收款项，黄嘉杰还委托其朋友李某（李某夫妻二人开办教育机构）打电话向王泽鸿、刘国创催款，李某没有上门找过王泽鸿和刘国创，此外黄嘉杰没有找过其他人向王泽鸿和刘国创催款；黄嘉杰与“鼎泰公司”无关，也不认识陈某；款项出借后至今，黄嘉杰一共收取了三笔利息，其中一笔是黄嘉杰向刘国创发去收款码，由刘国创通过支付宝支付了4000元，另外两笔是王泽鸿支付的，具体支付方式和金额不记得，此外黄嘉杰没有收到借款本金和其他费用，黄嘉杰没有收过《借款合同》约定的上门追讨的手续费，黄嘉杰不记得有无委托其他人收过手续费。关于还款及支付费用。王泽鸿主张，2019年9月7日晚其根据“鼎泰公司”人员的指示转账支付37250元作为上门费和风险费给陈某，2019年10月、11月其向“鼎泰公司”指定人员转账支付三次利息和上门费，2019年11月8日刘国创转账支付2019年10月利息4000元，此外其和刘国创没有通过其他方式付过款。对此，王泽鸿提交了以下证据加以证明：1.转账明细1份。显示2019年9月7日20时25分38秒从尾号1374的银行账户（未显示户名信息）转账支付37250元到陈某的银行账户。2.刘国创与微信账户昵称“@阿勇@”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刘国创到庭并出示手机展示了双方的微信账户信息和该聊天记录的原件）。显示2019年11月8日，“@阿勇@”发“今个月7125”和微信支付二维码图片一张，刘国创复“我微信用不了，你发下卡号，或者支付宝。我先转4000元给你，剩下的阿鸿会补”，“@阿勇@”复“好”并提供支付宝二维码，刘国创通过支付宝转账支付了4000元。3.王泽鸿与微信账户昵称“@阿勇@”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王泽鸿称，由于其存放该聊天记录的手机遗失，无法出示原件）。显示2019年11月7日，“@阿勇@”发“7125元，中国银行，李某6216……4971（银行账户）。再加1500逾期费。8650元。18时不转我们上门找你，因为你次次都拖”，王泽鸿复“收到，我明天会安排”；2019年11月8日，“@阿勇@”发“12000全部清这两个月的费用，上门车费”，王泽鸿复“这么多。不行，太夸张了。你再考虑一下吧。我实在拿不出那么多了”，“@阿勇@”发“你下来和你计清楚”，王泽鸿复“等等”并微信转账支付2800元，“@阿勇@”收取该转款；2020年1月15日，“@阿勇@”发去装修视频称“你真的厉害，有钱装修不还我们钱”，王泽鸿复“别着急，法庭见就好了。你们上门催收的视频和监控截图我已经交给公安了，不要急，法院会找你们的”，“@阿勇@”发去本案诉前财产保全案的受理案件通知书图片，王泽鸿复“法庭见”。4.备注为“鼎泰阿勇”（手机号码后四位数8858）与王泽鸿的短信记录截图打印件（王泽鸿称，由于其存放该记录的手机遗失，无法出示原件））。显示“鼎泰阿勇”分别于2019年10月9日、同年10月10日、同年10月11日、同年11月7日向王泽鸿催款，并称逾期不付则公司会通知王泽鸿妻子及家里人和派员到王泽鸿工厂，王泽鸿表示无力付款，其中2019年10月9日“鼎泰阿勇”要求王泽鸿当日下午6点前转账7125元和3日逾期费4500元（每日1500元）合计11625元到李某银行账户（同上述微信聊天记录载明的李某银行账户），王泽鸿回复其会支付7500元，其中4000元由其朋友帮存，剩下其再想办法，并要求免收或减少逾期费，“鼎泰阿勇”回复利息必须当日支付，逾期费可以迟两日。经质证，黄嘉杰发表意见如下：证据1不予认可。黄嘉杰称其不认识陈某，该笔款项与其无关；证据2和证据3，确认“@阿勇@”是黄嘉杰朋友王某，其中证据2聊天内容打印件与手机展示的原件一致，确认收到刘国创支付的4000元利息，证据3无原件，无法确认打印件是否与原件一致，不予认可；证据4，确认“鼎泰阿勇”手机号码为王某使用，但无原件，无法确认打印件是否与原件一致，不予认可。黄嘉杰称，除2019年11月8日收到刘国创支付利息4000元外，其还于2019年10月7日收到王泽鸿支付的2019年10月利息3540元（具体收款人其不记得）、2019年11月收到2800元（具体付款方式其不记得），除上述三笔款外，其没有收到王泽鸿和刘国创支付的其他款项；其委托王某向王泽鸿、刘国创催款和收款，催款时王某为保证其人身安全应该有带其他人一同前往，由于时间太久其上述陈述委托催款人员遗漏了王某。刘国创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刘国创称，除上述4000元外，其没有支付过其他款项。除上述证据外，王泽鸿在其申请延长举证期限届满至今仍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其余还款事实。黄嘉杰因本案诉讼于2019年12月16日向本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请求冻结、查封刘国创名下价值17万元的财产。本院以（2019）粤0113财保739号案受理后，裁定准予保全，并根据黄嘉杰提供的刘国创银行账户冻结了刘国创的银行存款17万元（实际冻结可用金额0元），冻结期限自2019年12月9日至2020年12月19日。为此，黄嘉杰向出具保单保函的担保人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支付了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1000元，黄嘉杰向本院交纳了案件申请费（财产保全费）1370元。上述冻结期限届满至今，黄嘉杰未向本院提出续行冻结申请。本院认为，本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本案适用当时的法律的规定。同时，本案是于2020年1月3日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6号）第三十二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17号）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案纠纷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进行处理。关于黄嘉杰与王泽鸿之间是否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的问题。借贷合同为实践性合同，合同的成立需要当事人达成借贷合意，且款项已经实际交付两个要件。本案中，黄嘉杰持有《借款合同》、《借据》和《借款收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虽然该三份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但是，黄嘉杰持有凭证的原件并提供了交付借款的转账交易详情，该转账凭证显示收款账户与王泽鸿和刘国创在《借据》中提供的收款账户一致，王泽鸿和刘国创也确认借款到达了其提供的收款账户，据此可认定借款由黄嘉杰交付，且王泽鸿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和照片等证据虽显示由其他人催款并提及公司名义，但并不足以否定黄嘉杰的债权人身份，故王泽鸿对黄嘉杰的债权人资格提出的抗辩，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因此，在无证据推翻的情况下，黄嘉杰主张其与王泽鸿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本院予以采信，认定黄嘉杰向王泽鸿提供了借款15万元。现无证据证明双方借贷合同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或者本案属于虚假诉讼的情形，本院认定双方借贷合同合法有效。关于王泽鸿应否还款付息的问题。王泽鸿主张黄嘉杰提供借款后当日其支付了37250元作为上门费和风险费，实际出借金额为112750元。对此，黄嘉杰予以否认。王泽鸿提供的转账明细显示收款人是陈某，黄嘉杰称其不认识陈某也没有委托陈某收款，王泽鸿未能举证证明该笔转款为其支付的涉案借款费用，应由王泽鸿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王泽鸿主张的该笔支付费用，证据不足，本院不予确认。对于该笔转款，王泽鸿可另循其他途径解决。双方对刘国创于2019年11月8日支付利息4000元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王泽鸿主张其于2019年10月和11月转账支付了三次利息和上门费，对此，王泽鸿提供的其与王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反映王泽鸿于2019年11月8日微信转账支付2800元，黄嘉杰确认其委托王某向王泽鸿收款及王泽鸿于2019年11月支付了2800元，二者相互印证，故本院确认王泽鸿于2019年11月8日支付黄嘉杰2800元。黄嘉杰自认2019年10月7日收到王泽鸿支付利息3540元，本院予以确认。此外，王泽鸿在其申请延长举证期限届满后至今仍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其存在其他还款的事实，应由王泽鸿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本院确认王泽鸿和刘国创还款包括上述三笔，分别为2019年10月7日3540元、2019年11月8日两笔合计6800元，属于支付利息。根据《借据》内容，双方约定借期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按照上述利息的支付时间核算，支付时支付的利息均超过约定的利率，但第一笔利息3540元支付时未超过按照法律保护已付利息利率上限即年利率36%计算的2019年9月7日至2019年10月7日期间的利息4650元，故该次已付利息不予扣减本金；第二笔利息6800元支付时已经超过按照法律保护已付利息利率上限即年利率36%计算的2019年10月8日至2019年11月8日期间的利息4650元，超出的部分2150元（6800元-4650元）应在本金中予以扣减，故15万元借款王泽鸿尚欠的借款本金为147850元（15万元-2150元）。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届满，王泽鸿未按约定偿还全部借款，王泽鸿构成违约，王泽鸿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院确认王泽鸿应向黄嘉杰偿还借款本金为147850元。根据《借据》内容，双方约定借期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该借期利率未超过法律保护的未付利息的利率上限即年利率24%，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予以确认，故王泽鸿应向黄嘉杰支付2019年11月9日至2019年12月6日期间的利息，但鉴于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本院对借期利息的计算标准予以调整，认定王泽鸿应以借款本金14785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标准，向黄嘉杰支付2019年11月9日至2019年12月6日止的利息。关于逾期利息，双方在《借款合同》和《借据》中约定逾期还款则按每日1%支付违约金（滞纳金），该约定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范围，黄嘉杰自行调整按法律规定的上限月利率2%计算，本院予以支持，故王泽鸿应以借款本金14785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标准，向黄嘉杰支付自2019年12月7日起至该借款实际清偿日止的利息。关于律师费、诉前财产保全费及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承担的问题。根据《借款合同》和《借据》约定，王泽鸿逾期还款，应承担黄嘉杰实现债权的律师费、诉讼保全费等费用，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本案是因王泽鸿逾期还款引致的纠纷，黄嘉杰聘请律师代为诉讼及因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提供担保支出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属实，黄嘉杰主张王泽鸿支付律师费和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本院予以支持，但是费用应以实际支出为准。其中律师费，根据《民事代理合同》手写内容约定和发票，律师费应确定为4000元；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为1000元。诉前财产保全费为案件申请费，属于诉讼费范围，应根据胜败诉比例，由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当事人双方分担。关于刘国创应否对本案债务承担责任的问题。虽然《借款合同》等债权凭证显示刘国创为借款人，但是双方确认刘国创实为担保人，该自认事实不违反法律规定，故本院认定刘国创为本案债务提供了担保，担保方式为保证。因双方对保证方式和范围没有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和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刘国创应按连带责任保证对全部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故本院认定刘国创对王泽鸿上述应付借款本息、律师费和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刘国创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王泽鸿追偿。刘国创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相关诉讼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九条第二项、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泽鸿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黄嘉杰偿还借款147850元及利息（利息分别以14785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标准，自2019年11月9日起计至2019年12月6日止；按月利率2%的标准，自2019年12月7日起计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二、被告王泽鸿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黄嘉杰支付律师费4000元和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1000元；三、被告刘国创对上述第一、第二项判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被告刘国创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王泽鸿追偿；五、驳回原告黄嘉杰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申请费（诉前财产保全费）1370元（原告黄嘉杰已预交），由原告黄嘉杰负担119元，被告刘国创负担1251元。案件受理费3667元，由原告黄嘉杰负担287元，被告王泽鸿、刘国创共同负担338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审 判 长  吴春燕人民陪审员  梁少玲人民陪审员  彭凤霜二〇二一年一月四日书 记 员  何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