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74民终12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法定代表人：吴瑞忠，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迈，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琴，女，1963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周，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和鸽，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澳公司)为与被上诉人徐琴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589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华澳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徐琴原审全部诉请。事实与理由：1.徐琴在投资期限届满未收到投资收益与本金、作为被害人参与和了解刑事案件侦查情况、向主管机关举报华澳公司管理案涉信托的行为，足以表明徐琴于2015年已经知晓自身权利受到侵害并且认为华澳公司属于侵权人，本案诉讼时效应当从案涉信托项目投资期限到期日2015年6月24日起算，原审法院一方面认定徐琴等投资者有理由充分信赖华澳公司作为专业信托机构而作出的投资决定，一方面认定诉讼时效从行政复议决定书生效之日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徐琴将资金投向上海寅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寅浔)，上海寅浔即获得该笔资金的所有权，上海寅浔才是案涉信托计划的委托人和信托财产的所有人，徐琴与华澳公司之间也不存在合同关系，徐琴无权向华澳公司主张侵权及违约责任；3.徐琴的财产损失并未最终确定，华澳公司已经根据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忠诚履行了信托管理义务，不存在过错，华澳公司的行为与徐琴等投资者的损失之间亦无因果关系，华澳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徐琴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徐琴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华澳公司赔偿损失人民币60万元(以下币种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6月，上海寅浔作为委托人与华澳公司作为受托人签订《华澳·浙江联众贷款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其中第一条“释义”约定：“……3、指定管理资金信托：指委托人向受托人交付资金设立信托时，在信托文件中就信托财产的运用方式、运用期限等进行明确指定，由受托人根据信托文件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财产的资金信托业务。”第二条“信托目的”约定：“委托人上海寅浔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合法所有的自有资金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本着‘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理念，将信托资金以向浙江联众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众公司)发放流动资金贷款方式进行运用，以获取收益。”第三条“信托类别”约定：“本信托为指定管理单一资金信托。委托人指定将信托资金由受托人管理，用于向联众公司发放贷款。”第五条“信托资金及其交付”约定：“1、本信托项下信托资金金额为人民币(大写)贰亿捌仟万元……”。徐琴提供的《浙江联众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募集文件》载明产品类型为“华澳信托联众单一资金信托贷款有限合伙基金”，募集资金不超过2.8亿元。徐琴在募集文件中的《上海寅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书》上签名，该协议书载明普通合伙人是杭州中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楚公司)。徐琴又在《上海寅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入伙协议书》上填写了“新有限合伙人(投资人)基本信息”，该协议书载明“合伙企业确认投资人之出资款应在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缴纳至合伙企业以下募集账户：户名：上海寅浔，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上海真新支行，账号：XXXXXXXXX********……”2013年6月17日，徐琴向前述收款人户名为上海寅浔的账户汇款300万元，后该300万元被陈成志等人用于归还辽阳红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美公司)股东的对外债务。2013年6月26日，“浙江联众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以下简称“杭州保障房项目”)与杭州中楚公司共同向徐琴发布《浙江联众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成立公告》，载明：“尊敬的徐琴女士/先生/公司：感谢您投资由杭州中楚实业有限公司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发起设立的‘浙江联众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本项目对接《华澳信托浙江联众贷款项目单一资金信托计划》，本期募集资金于2013年6月25日正式成立并起息。我公司已确认您认购的金额：叁佰万元正。本项目期限为24个月(可提前12个月结束)，自成立之日起计算，每半年分配投资收益，项目结束返还本金。根据合伙文件的约定本项目可提前终止，具体以本项目的公告为准……”。根据工商登记信息记载，上海寅浔的成立日期是2013年5月30日，合伙类型是有限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是中楚公司(委派代表：陈成志)。徐琴并未被登记为上海寅浔的有限合伙人。在涉案信托项目进行期间，华澳公司内部曾于2013年12月出具过《项目风险排查报告》，载明：“……六、项目风险判断：浙江联众财务状况良好，由建设的多项目保障营收稳定；保证人辽阳红美的现金流充足，项目去化速度令人满意，担保意愿正常，担保实力佳。该项目为单一被动管理类信托项目，项目风险可控，本次检查未发现重大风险事项。”2017年11月8日，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监会)出具银监行复决字〔2017〕18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内容包括：“……2.被申请人(即上海银监局)已对华澳信托违规问题依法作出处理：被申请人于2015年收到过其他信访人关于‘华澳信托·浙江联众单一信托计划’的举报，并在当年对该公司的现场检查中对该信托计划进行了检查。经检查，被申请人已查实华澳信托在管理上述信托计划时存在对机构委托人未作充分调查，对其委托资金来源的调查流于形式，对该信托计划的委托资金来源未尽到合规审查义务，违反审慎经营规则……”。2016年7月16日，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陈成志、林小陈涉嫌犯集资诈骗罪、被告人王霞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向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于同月21日立案，经审查后以该院不具有管辖权为由，于2017年4月11日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报请移送管辖。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后，同意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移送管辖。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遂退回起诉，并将案件移送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2017年5月22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沪检一分诉刑诉〔2017〕4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成志、林小陈、王霞犯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查明：“联众公司系被告人陈成志于2007年通过变更注册方式成立，陈成志系实际控制人，被告人林小陈担任挂名的法定代表人。红美公司成立于2011年9月，法定代表人胡国华，被告人陈成志系股东之一。2014年4月，红美公司股权变更后，陈成志成为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2015年9月，红美公司又变更法定代表人为于建洪。2013年初，被告人陈成志因红美公司有融资需求，遂通过他人介绍认识了被告人王霞等人，在王霞等人的帮助下确定了以联众公司为融资主体的信托融资方案。其间，陈成志自行伪造联众公司承建杭州保障房项目的合同，指使被告人林小陈伪造联众公司的虚假财务报告，授权王霞成立并控制了上海寅浔等7家有限合伙企业(均由陈成志控制的中楚实业有限公司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王霞控制银行账户和网银)。嗣后，陈成志、林小陈等人与华澳公司在2013年6月签订了《华澳·浙江联众贷款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以及相关《贷款合同》《保证合同》，约定上海寅浔作为委托人，将资金交付受托人华澳公司，华澳公司再作为贷款人将资金贷款给借款人联众公司，红美公司作为保证人为联众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3年6月至8月间，被告人王霞使用上海寅浔等有限合伙企业的名义，以年化利率9.5-12.5%的高额利息为诱，向社会不特定公众销售‘浙江联众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非法集资2.8亿余元。嗣后，王霞依照上述合同约定划款2.8亿元至华澳公司，华澳公司再贷款给联众公司。联众公司收到后，划款2.53亿余元至红美公司，划款558万余元至被告人陈成志银行账户，上述钱款主要用于归还红美公司股东的对外债务。至案发，各投资人共计收到5,308万余元，尚有2.3亿余元经济损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9日作出(2017)沪01刑初50号刑事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分别判处被告人陈成志“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三千万元”；判处被告人林小陈“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被告人王霞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同时判决“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二亿三千一百八十七万五千二百元，发还被害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4日作出(2018)沪刑终65号刑事裁定，认为：“原判认定被告人陈成志、林小陈、王霞犯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准许上诉人林小陈撤回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1刑初50号刑事判决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2018年9月13日，徐琴委托律师向原审法院立案庭邮寄其起诉华澳公司的立案材料。2019年1月30日，徐琴委托律师向华澳公司发出律师函，地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花园石桥路**花旗集团大厦**，要求华澳公司就上述徐琴之投资，赔偿认购本金及相应的利息损失。原审另查明，原审法院于2019年10月31日作出(2018)沪0115民初80151号民事判决书，对吴曼诉华澳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判决华澳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对吴曼根据(2017)沪01刑初50号刑事判决通过追赃程序追索不成的损失在2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吴曼与华澳公司均不服该判决，上诉于本院。本院于2020年6月5日作出(2020)沪74民终2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吴曼与华澳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华澳公司应否对徐琴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及华澳公司的侵权行为对徐琴造成损失的范围问题，(2018)沪0115民初80151号民事判决书和(2020)沪74民终29号民事判决书已做充分阐述，予以认同，不再赘述。华澳公司应对徐琴的涉案损失承担20%的补充责任，即徐琴应自行根据前述生效刑事判决通过追赃程序向犯罪分子追索其全部损失，但对其损失中不超过60万元的部分，在徐琴追索不成的情况下，应由华澳公司向徐琴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关于诉讼时效，2017年11月8日，中国银监会出具银监行复决字〔2017〕18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华澳公司在管理“华澳信托·浙江联众单一信托计划”时存在对机构委托人未作充分调查，对其委托资金来源的调查流于形式，对该信托计划的委托资金来源未尽到合规审查义务，违反审慎经营规则。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9日作出(2017)沪01刑初50号刑事判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4日作出(2018)沪刑终65号刑事裁定，确定(2017)沪01刑初50号刑事判决自(2018)沪刑终65号刑事裁定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故对于华澳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徐琴系在上述机关出具法律文书并生效后才能明确知晓，故诉讼时效最早也应从2017年11月8日起算。徐琴又曾于2018年9月13日向原审法院立案庭邮寄其起诉华澳公司要求赔偿的立案材料，于2019年1月30日直接发函给华澳公司要求赔偿。据此，徐琴之诉请未过诉讼时效。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对徐琴根据(2017)沪01刑初50号刑事判决通过追赃程序追索不成的损失在6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徐琴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徐琴能否以侵权为请求权基础向华澳公司主张赔偿责任；三、华澳公司应否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算。也就是说，只有在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谁实施了何种侵权行为时，方能行使诉讼权利、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本案根据查明的事实，徐琴作为投资者在购买案涉基金产品时通过宣传、电话求证知晓其与华澳公司的信托产品有关，也曾就案涉信托项目向相关主管机关举报、向公安机关报案，但华澳公司是否存在违法违规的侵权行为、是否可以向其主张侵权损害赔偿，均有赖于相关机关的调查。原审法院认定本案诉讼时效从中国银监会出具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算，并无不当。华澳公司主张从案涉信托项目投资期限到期日2015年6月24日起算本案诉讼时效，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本案中徐琴将资金投向上海寅浔，上海寅浔作为委托人将募集资金投向华澳公司管理的案涉信托计划，徐琴与华澳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合同关系。然华澳公司作为案涉信托计划的受托管理人，知晓信托资金来源于私募募集资金，投资者还就案涉信托产品专门向华澳公司客服人员进行求证。也就是说，华澳公司知道、至少是应当知道徐琴等投资者与上海寅浔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在此情形下，如果华澳公司存在违法违规的行为造成徐琴的债权受到损害，徐琴有权主张适用侵权责任作为其债权保护的救济手段。关于争议焦点三，本案与业已生效的(2020)沪74民终29号案件均系投资者基于相同事实与理由要求华澳公司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案件，生效判决阐明的华澳公司承担侵权责任及赔偿范围的判决理由，本院认同并不再赘述。华澳公司以同样理由主张不承担赔偿责任，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华澳公司的上诉请求，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800元，由上诉人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崔 婕审 判 员  周 欣审 判 员  朱 瑞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刘凌钒书 记 员  谢呈明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