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1173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金来，男，1969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胶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山东海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瑜瑜，山东海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叶美花，女，1971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胶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山东海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瑜瑜，山东海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元东，男，1967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胶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立杰，上海段和段（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荣甜甜，上海段和段（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金来、叶美花因与被上诉人张元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法院（2019）鲁0281民初86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金来、叶美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郭瑜瑜，被上诉人张元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荣甜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金来、叶美花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所有诉讼请求；2.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一审法院据以判决的依据对账单，并非双方最终的对账结果，该单据上明确载明:“以后再对账，我出对账单，付款单都可以再重对账，多退少补”，这充分说明该对账单是双方对账中间的阶段性对账单，而并非最终结账单据，以阶段性对账单做最终裁判依据，显然错误。第二，历年来，双方发生了近50笔数额300多万元的现金交易，30多笔数额200多万的转账交易，一审法院仅以2012年8月8日、11月18日、2013年1月18日、2月3日、3月16日、2014年7月30日区区6笔仅仅31.4万元交易重合就武断地认为，现金收据所指的交易和转账是一致的，显然是不合适的。第三，一审法院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张金来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出具结算单时存在重大误解和遗漏，但是双方均认可双方发生交易520多万元，上诉人已经提交520万元左右的付款记录，这就是该阶段性对账单的重大遗漏，一审法院明明看着上诉人提交了520多万元交货单据、520万元左右的付款记录，已基本钱货两讫时，依然又没道理的增加2,096,500元，这怎么算是结算单金额基本符合事实？第四，一审法院说张金来已将送货单收回，已无法精确计算双方交易数额，但实际上诉人已经将单据提交法院，被上诉人也自述是74份，双方交易明细均在案备查，审判员如何不能查明双方交易明细？最后，从生活常理讲，上诉人是个体户，被上诉人怎么可能让上诉人拖欠到200多万元货款好几年不起诉？并且双方每月算账，收货、付款基本平衡，这才符合生活常理。另外，2017年1月9日的结账单不是双方真实的交易的反映，并且已经注明重新对账，多退少补。本案的事实应当查明当事人之间发生交易的总额，一审上诉人认可5270583元，被上诉人认为还有四笔需要加上，即：2012年2月29日75600元、2013年4月4日171837元、2014年7月8日144700元、2015年9月10日176000元。经过上诉人核实5270583元中有部分不实，需要减除。被上诉人反映的四笔中的2015年9月10日176000元货款确实存在，经过上诉人计算之后，双方的交易总额应为5415583元。另外三笔因为我们的送货单是连贯的，不存在断号，所以另外三笔是不存在的。应该查明付款总额，一共包括四类：第一类2017年10月22日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拿货155120元，第二类2012年5月15-17日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借款3万元，第三类上诉人为被上诉人付款的收款收据合计3459500元，第四类上诉人给被上诉人银行汇款2404790元，时间、金额和银行汇款相同的收据合计959200元。以上款项合计是6049410元，假设959200全部是银行汇款和付款重复，上诉人至少付款也是6049410减去959200为5090210元。 张元东答辩称：原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1、原审经对双方所提交证据载明的货款及已付款金额对比核实后，查明结算单所载对账结果符合客观事实。上诉人虽主张结算单并非双方最终结账单据，但结合结算单出具后上诉人继续付款63500元、在被上诉人电话催款时其对欠款事实及金额均不否认并在结算单载明可“再重对账”的情况下从未要求被上诉人对账的行为，足以证明上诉人早已认可结算的内容。2、被上诉人所开收条金额代表着上诉人实际付款金额，原审认定上诉人转账款项包含在收条中是正确的。首先，债权人收款后为债务人出具收条，符合常理；上诉人称“交付现金才开收条、转账付款不开收条”，违背交易习惯和生活常理，且无证据予以证明；对于被上诉人当庭指出的17笔转账与收条相对应的情形，上诉人始终无法进行合理解释，其陈述不攻自破。其次，在一审2019年12月24日开庭时（笔录第3页），上诉人的代理人称上诉人已付转账金额加上现金金额以及零星付款共计5668228元，远超送货金额；但在上诉人回答法庭（笔录第7页）“之前有没有对过账”时，明确回答“之前也对过。付款三百二十多万”。上诉人与其代理人陈述前后不一，且差额超过200万元，但上诉人作为当事人其对付款金额的陈述更具可信性，且其回答与结算单及录音内容相符，原审对此认定正确。3、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述“双方均认可发生交易520多万”、“被上诉人也自述单据是74份”不实。上诉人在一审第二次开庭时已当庭认可对账后其将送货单收回，被上诉人仅依据对账时手写的货款及已付款明细进行比较发现上诉人提交的送货单至少缺少4张，金额合计56万余元，加上上诉人自认的520万余元，送货金额已达580万余元，故结算单真实无误。 张元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金来、叶美花立即支付货款2096500元；2.判令张金来、叶美花赔偿自2017年1月1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以欠付货款20965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罚息利率计算，暂计算至起诉之日为240638元），以上诉求标的额共计2337138元；3.判令张金来、叶美花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等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张金来、叶美花系夫妻关系，长期从事发制品经营。2011年4月起，张元东为张金来、叶美花供应头发。2017年1月9日，张金来为张元东出具结欠货款216万元的欠条。其后，经张元东多次催要，张金来、叶美花陆续支付张元东合计63500元，剩余2096500元至今未付。 张金来、叶美花在一审共同答辩称：对二人系夫妻关系认可。张元东所述不实，对张元东起诉所依据的张金来所打结算单，首先，张金来书写时是张元东帮张金来搬家后双方饮酒所写，张元东利用张金来的会计练习法轮功无法正常处理账目并且隐瞒张金来称双方只有少部分银行汇款，张元东只有一个银行账户从而使张金来错误地出具该结算单。即便如此，张金来在结算单中亦明确，该数字仅是大约，以后再对账，张金来出对账单、付款单都可以重新对账，多退少补，该文字明确标明该对账单并非是双方对账目的确认，而仅是对部分账目加以处理。张金来、叶美花在诉讼后调取了自己公司、自己妹妹等所有账户向张元东的打款记录，证明款项肯定已付清，甚至因为公司管理混乱，付款有所超出，张金来、叶美花保留追索权利。 一审法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情况如下： 张元东提交的结款单一份、民事判决书一份、送货单及银行流水各一份，张金来、叶美花对真实性无异议，原审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张元东提交的录音证据一份，张金来、叶美花质证称：对录音真实性无异议，但录音中未认可欠张元东这么多钱；该录音不完整，在录音中各方均未明确标明身份，无指向性，不能证明录的谁的音，且张元东在录音中有诱导的嫌疑。原审认证意见：张金来对录音中是否其本人声音未予否认且对是否其本人声音亦不申请鉴定，且认可该段录音拨打的尾号5868的手机号是张金来的，故原审对该录音真实性予以确认； 张元东提交的收款收据与转账付款对应明细表及附件共39页，张金来、叶美花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张元东主张的收款收据与银行转账的对应关系。原审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张元东提交的其农业银行的账户流水一份，张金来、叶美花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原审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张金来、叶美花提交的双方自发生业务以来所有的送货单76张、张元东的收款条48张、收据明细一份，张元东对送货单无异议，但认为上述送货单不全，至少缺了四张；对结算前收款收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其中17笔的收据与转账可以一一对应，对结算后的收据中三张共63500元的收据无异议，但不认可2017.10.22日拿货155120元的收据，应当另案处理。原审认证意见：2017年10月22日的收据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原审不予认证，其他证据真实性原审予以确认。 张金来、叶美花提交的银行转账明细7份，张元东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张金来统计错误，其中包含了部分张元东给张金来的转款，以及2011.4.19日的3万元、2012.10.28和11.7的现货样品款项3200元和3300元不应包含在其中，张金来对张元东的上述异议予以认可，但坚持转账付款未包含在收款收据中。原审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如下：张金来与叶美花系夫妻关系，张元东与张金来、叶美花之间存在长期业务关系，前者自2011年4月开始长期向后者供应头发，每次送货张金来给张元东开具送货单，不同的送货人都有专门的一本送货单，送货单第二联客户联也即黄联给张元东，收款人收款时也在该本送货单上直接书写收款凭证，结算时双方根据送货单对账，货款或现结或月结，后因张金来、叶美花付款不及时，张元东停止供货。 2017年1月9日，张金来出具结算单一份，载明：今与张元东结货款，2017年1月9日结：大写：大约贰佰壹拾陆万元整（2160000元）以后再对账，我出对账单，付款单都可以再重对账！多退少补！2017.1.9日张金来（注：总货款￥5800000元，付货款3640000元结余欠约2160000元）。 关于上述结算单的形成过程，张元东称，2014年的时候张元东曾找张金来结账，但张金来结算到一半称有事就走了，张元东一直供货到2016年5、6月份左右，之后因为张金来、叶美花付款少了，张元东就不给其供货了，7月份的时候找张金来结账，张元东拿着手中的黄联找张金来、叶美花对账，对了好几个月，一直到2017年1月9日张金来才给张元东出的结算单，双方一直是在张元东公司对账的，张金来出具结算单的那天也是在其公司，结算单是当天下午五点多出具的，对完账之后张金来将张元东的黄联送货单收回才出具的结算单，出完条之后张元东还请张金来吃饭了，当时还请了一个叫贾焕祥的人；当时之所以出来个约数，是因为实际总货款是586万多，不是整数，后边零头就不要了，张金来结货款从来不写欠字，光写货款，这个案子的欠条张金来也打了四五张，张元东都说不行，最后给张元东出具了这张，张元东还是说不行，欠条连个欠字都没有，所以张金来又在最后括号里边又注明了具体欠款额，所以张元东就没让他再打了。张金来称：本案对账是张金来找张元东要求对账的，对账是在张金来公司进行的，对账的时候张金来拿送货单，张元东拿收据，就两个人，当时没有打印银行流水，从下午一直对到晚上，当时对完张金来觉得不对，张元东让张金来出具欠条，张元东说好不容易对出来，让张金来给他出个欠条，张金来不同意出欠条，就给他写了个结算单；之前双方也对过账，算的大概是五百一十多万，当天对的送货大概五百三四十万，付款三百二十多万，后来双方就没再对账；对完账之后张元东还请张金来吃饭，吃饭时还有案外人贾焕祥。 上述结算单出具后，双方再未对账。2019年4月19日，张元东电话向张金来催要货款，明确说“现在200多万，都三年了，怎么弄”，张金来从头至尾对欠款数额未提出异议，只是表明自己现在确实困难，手头无钱，并称“我能不知道欠你的钱？”“欠人钱我想快给你，不愿欠人的钱”，在张元东表示其贷款还不上了的时候，张金来称“可不是，我知道，叫我把你拖累我知道”。 截至2019年6月9日，张金来在结算单出具后共向张元东付款63500元。张金来另提交收货单一张，证明2017年10月22日张元东从张金来处拿货价值155120元，张元东认为该证据系张金来伪造，对该收据不予认可，要求另案处理。 一审法院认为，张元东与张金来、叶美花系买卖合同关系。在买卖合同中，出卖人的基本义务是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买受人的基本义务是按约支付价款，否则即构成违约，应承担继续支付货款并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张金来于2017年1月9日出具的结算单能否作为认定张金来所欠货款数额的依据。 庭审中，张元东要求以该结算单作为认定欠款数额的依据，但张金来认为该单据不能作为结算依据：首先，该结算单并不明确，对双方账目并未作出一个最终结论，而是明确载明重新对账，多退少补；其次，该结算单的结果与客观事实不符，双方是如何产生该结算单的亦混乱不清，因此该单据只能算是双方在结算过程中的一个结算性的记录，并非最终结果，最终结果应根据双方的全部账目由法庭依法作出裁决。 原审认为，首先，上述结算单的出具是张金来真实意思表示，张金来未举证证明存在被胁迫等情形，故依法应认定为有效；其次，关于张金来抗辩的结算单不明确且与客观事实不符的问题，原审认为：1.虽然结算单载明“以后再对账，我出对账单，付款单都可以再重对账！多退少补”，但该内容应理解为是赋予了张元东重新对账的权利，而不应成为张金来否认该结算单结论的理由，因为对账单是张金来出的，而且张金来在对账后已将张元东手中的送货单原件收回，张元东要求重新对账根本就不具备相应的条件，故而该部分内容应更多理解为是对张元东权利的保护；2.张金来称一开始是张金来先要求对账的，既然如此，双方对了半天账就得出了一个不能以此为准的结算单不符合其要求对账的初衷；3.虽然结算单的数额采用的大约数，但结合双方业务往来时间较长，货款金额较大且双方关系较好等情况，在出具结算单时删去零头也符合常理；4.从送货单上所划的对号及张金来在庭审中所称的当天对账的送货金额大概五百三四十万，付款大约320多万来看，双方确实是经过逐笔核对账目后得出的结算数额；5.张金来称对账时张元东没有提供银行交易流水，但张元东当庭提交的2016年11月份打印的农行银行卡交易明细足以反驳张金来的该主张，张金来称收条中的款项均是现金支付，不包含转账，但该主张无法解释2012年8月8日转账10万元、11月18日转账4万元、2013年1月18日转账5万元、2月3日转账1万元、3月16日转账8万元、2014年7月30日转账3.4万元与当天出具的收条金额均一致的情形，而且若真如张金来所述收条金额不包含转账金额的话，单转账金额就达200多万元，按常理即使当时不确定转账金额张金来也不可能不在结算单中予以标注要求予以扣减，因此原审认定张金来转账支付的款项已包含在张元东出具的收条中；6.最重要的一点，张金来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双方出具结算单时存在重大误解或遗漏，相反，从原审对双方提交送货单、收条和银行转账记录进行对账的情况看，结算单的金额基本符合客观事实；7.由于张金来已将送货单收回，而双方之间除本案业务之外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因此银行转账无法认定为全部系本案货款，故张金来实际的欠款金额不具备重新精确计算的可能；8.从另一方面讲，张金来在2017年1月份出具结算单之后至张元东起诉长达两三年的时间内均未要求重新对账，反而陆续支付了张元东部分款项，而且在张元东向张金来电话催要货款时张金来对欠款事实和金额均未予以否认，也从侧面证实了结算单金额的可信性。综上，原审认为，张金来于2017年1月9日出具的结算单可以作为认定张金来所欠货款数额的依据，即截至2017年1月9日张金来尚欠张元东货款金额为216万元。 由于张金来在结算单出具后又向张元东付款63500元，因此张金来尚欠货款金额应为2096500元（216万-63500）。关于张金来抗辩的张元东于2017年10月22日从张金来处拿货155120元的事实，因张元东不认可，认为证据存在伪造，故所涉货款不宜在本案中予以抵销，张金来可以另案主张。 关于张元东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因双方在出具结算单后未约定付款时间，故原审支持自张元东向张金来主张权利之日即自2019年4月19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 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一、张金来、叶美花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张元东货款2096500元；二、张金来、叶美花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张元东利息损失（以2096500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19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张元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497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30497元，由张金来、叶美花负担。 二审期间，两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1、2015年12月4日、2016年2月2日、2016年4月2日的收据三份，以证明被上诉人在此期间收到上诉人支付的款项12万元并出具收据，该款项应从总款项中予以扣除；2、借条两份，以证明2012年5月15日、5月17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3万元（2万元+1万元），该款项应从总款项中予以扣除；3、12笔银行交易明细：2016.4.2张金来付款2万元、2011.8.6叶美花付款1万元、2015.3.16叶美花付款6万元、2012.12.11张金玲付款3万元和3.02万元、2013.2.1张金玲付款5万元、2013.2.4张金玲付款4万元和3万元、2013.3.16张金玲付款0.5万元和2.5万元、2019.2.4张金玲付款0.1万元、2012.5.11豪鑫公司付款2.4451万元，以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付款的情况；4、2018年1月26日张金来与被上诉人之间的通话录音证据（出示手机原始载体），以证明张金来在出具结算单后曾经要求与被上诉人进行对账；5、公安机关出具的报警记录（其中载明：2018年9月18日张金来报警称：该存放在胶州市李哥庄镇青岛昱冠发制品有限公司办公室的青岛昱冠发制品有限公司税务开票盘、CA证书、青岛豪馨发制品有限公司税务开票盘、CA证书、青岛福和祥工艺品有限公司工商营业执照被盗，以证明其会计资料被盗情况。 经质证，被上诉人称：1、对证据1，（1）对于2016年2月2日收款4万元、2016年4月2日收款2万元的收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该6万元在上诉人的已付款中并未漏记，被上诉人一审中向法院提交的双方对账时由被上诉人手写的“供货及付款明细单”第5页“2014-2015”年份中，右下角已列明2016年收到的该两笔款项，即该付款包含在结算单所载结算结果中；（2）对于2015年12月4日收款6万元的收据真实性不予认可，该部分内容为上诉人后期自行添加，将收款6万元部分的“张元东”签名与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收据对比，经肉眼即可清晰辨认出：该“张元东”签名明显为上诉人张金来的笔迹，与张元东的亲笔签名差异巨大，实为伪造，但被上诉人并不对此申请司法鉴定；2、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1）经肉眼比对即可确认，该证据上所写“张元东”为上诉人张金来的笔迹，并非张元东的亲笔签名，张元东并未向张金来借款；（2）在上诉人张金来拖欠张元东巨额货款的情况下，张金来借给张元东款项不合常理；3、对证据3中12笔收款真实性无异议，其中11笔款项为货款，上诉人付款当月，被上诉人均为其开具收条，亦如数记载于被上诉人手写的“供货与付款明细单”中，并已统计在结算结果中，且付款与收款条的对应关系如下：2016.4.2张金来付款2万元对应2016.4.2张元东开具2万元收条（即二审中张金来的证据1）、2011.8.6叶美花付款1万元对应2011.8.12张元东开具15万元收条、2015.3.16叶美花付款6万对应2015.3.16张元东开具8万元收条、2012.12.11张金玲付款3万元和3.02万元对应2012.12.11张元东开具5万元及3万元收条、2013.2.1张金玲付款5万元对应2013.2.1张元东开具5万元收条、2013.2.4张金玲付款4万元和3万元对应2013.2.4张元东开具7万元收条、2013.3.16张金玲付款0.5万元和2.5万元对应2013.3.16张元东开具8万元收条、2019.2.4张金玲付款0.1万元系结算单出具后付款并已记入6.35万元中、2012.5.11豪鑫公司付款2.4451万元系双方其他法律关系往来而非本案货款；上诉人当庭主张“扣除转账与收条完全对应一致”的款项，违反禁止反言原则；4、对证据4，该证据若如上诉人所说形成于2018年，则并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一审中上诉人从未提交，二审依法不应采信，且录音模糊杂音不清，需要上诉人提供书面文件与录音进行比对，方能确定双方沟通内容；5、对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完全看不出与本案相关，根据该报警记录内容所言，2018年9月份青岛豪馨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馨公司）的资料才被盗，双方系2017年1月份对账，故豪馨公司的资料是否被盗与本案也无关联性。 根据上述证据及其质证意见，本院认为，1、对于两上诉人所提交证据1，因被上诉人对载明2016年2月2日收款4万元、2016年4月2日收款2万元的两份收据之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两份收款收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被上诉人虽对2015年12月4日收款6万元的收据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其既未举证推翻该收据的真实性，也未对此申请司法鉴定，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该收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2、两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系借条，因与本案当事人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且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故本案对此不予处理。3、因被上诉人对证据3即12笔收款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釆信。4、虽然被上诉人对两上诉人所提交证据4即录音证据的真实性未举证予以反驳，且其对证据5的真实性明确表示认可，故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可以采信，但是，（1）从证据4录音内容看，上诉人张金来虽在通话中要求与被上诉人张元东对账，而其同时表示“我这不也有本账本找不着了，我再找找看看，咱在对对，没有账本光凭着说也不行。”,据此可以认定，张金来在为张元东出具货款结算单后虽于2018年1月份要求重新对账，但其该对账要求并不符合结算单载明的“以后再对账，我出对账单，付款单都可以再重对账”条件，结合张元东于2019年4月19日通过电话向张金来催要货款而张金来从头至尾对欠款数额未提出异议的事实，本院认为，该录音证据不能推翻张金来所出具结算单的内容。（2）从证据5报警记录所记载时间及内容看，张金来系在其于2017年1月9日出具结算单后于2018年9月18日报警称其存放的公司税务开票盘、CA证书、营业执照被盗，故应认定该证据与本案当事人争议事项并无关联性。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根据原审卷宗材料及一审开庭笔录，在2019年12月24日进行的庭审中，（一）双方一致确认：送货单是张金来、叶美花提供的，张元东送货后，张金来、叶美花交给张元东送货单黄联，张金来、叶美花持有白联；双方出本案对账单的时候，张金来、叶美花从张元东处把送货单收回了。（二）张元东提交《收款收据与转账付款对应明细表及附件》（共39页），主张：张金来、叶美花向张元东转账支付的17笔货款与收据系一一对应关系（金额共计126.5万元）；张金来、叶美花所称收据所载款项均系其现金支付与事实不符，事实是在张金来、叶美花通过转账、现金、支票等各种方式向张元东付款前后，张元东应其要求对每一笔款项均开具收据。（三）张元东提交其中国农业银行（尾号6619、9515）账户交易明细，以证明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除涉案货款外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该银行交易明细显示，在2012年2月13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张元东向张金来、叶美花及其所开办豪馨公司、案外人叶美香银行账户转款15134959元；其中，张元东向张金来、叶美花及其所开办豪馨公司银行账户转款13134959元，向案外人叶美香银行账户转款200万元。张金来、叶美花质证称：认可双方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但与本案无关。 二、本案二审期间，上诉人张金来、叶美花就其在一、二审期间所提交相关证据进行汇总并为此提交《送货明细统计表》、《支付现金、张元东出具的收据统计表》及《银行转账明细表》，欲分别证明：1、张元东的76份送货单载明其送货总金额为5415583元；2、张金来、叶美花以现金、借款及以货抵款的方式向张元东支付货款3614620元；3、张金来、叶美花、豪馨公司、张金玲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张元东货款2404790元。上述三份表格内容如下：（一）《送货明细统计表》载明：张元东76份送货单合计货款5415583元，张元东主张还包含：2012年2月29日的75600元、2013年4月4日的171837元、2014年7月8日的144700元，以上共计5807720元。（二）《支付现金、张元东出具的收据统计表》载明：第1-51号收款收据合计款项3459500元，另有：2017.10.22“拿货抵账”155120元、2012.05.15“张元东借款”2万元、2012.05.17“张元东借款”1万元，以上款项共计3614620元。（三）《银行转账明细表》载明：在2011年5月29日至2019年2月4日期间，张金来、叶美花、豪馨公司、张金玲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张元东银行账户转入61笔款项合计2404790元，该61笔款项的“交易摘要”中分别注明“行内转账”、“跨行电汇”、“货款”、“网银转账”、“转支”、“转取”及“网银电汇汇出”字样。 对此，张元东在本案一、二审均认为：1、双方发生的货款总额为580万元至590万元，张金来、叶美花在诉讼中提供的送货单不全面、有遗漏；2、在张金来、叶美花一方通过现金、银行转账以及支票方式支付货款后，张元东均为其出具收款收据，不存在张金来、叶美花所主张的张元东仅对现金付款出具收据而对其以银行转账以及支票方式支付货款后不出具收据的情况，张金来、叶美花一方以银行转账、支票方式支付的货款已包含在张元东为此出具的收款收据之中；而且，张元东对上述《支付现金、张元东出具的收据统计表》中第47号收据2011.05.18的4万元、第48号收据2011.06.30的2万元、第49号收据2015.12.04的6万元不予认可，该3份收据均非张元东出具，所涉及的12万元应予扣除，张元东收款以第1-46号及第50、51号收条中记载为准总额为330.6万元；另外，张金来、叶美花一方向张元东转账支付的货款与张元东所出具部分收据存在一一对应关系的款项如下：（1）2011.05.12收据中的5万元与2011.05.29叶美花转账支付的2万元、（2）2011.12.20收据中的3万元与2011.12.23豪馨公司转账支付的5万元、（3）2012.01.12收据中的15万元与2012.01.02和2012.01.16豪馨公司分别转账支付的5万元和10万元、（4）2012.3.13收据中的10万元与2012.3.14豪馨公司转账支付的15万元、（5）2012.07.26收据中的10万元与2012.07.26/27豪馨公司分别转账支付的8.6万元和1.4万元、（6）2012.08.08收据中的10万元与2012.08.08豪馨公司转账支付的10万元、（7）2012.11.18收据中的4万元与2012.11.18张金玲转账支付的4万元、（8）2012.12.11收据中的5万元与2012.12.10张金玲转账支付的2.005万元、（9）2013.01.18收据中的5万元与2013.01.18张金玲转账支付的5万元、（10）2013.02.03收据中的1万元与2013.02.03张金玲转账支付的1万元、（11）2013.03.16收据中的8万元与2013.03.16张金玲转账支付的8万元（5万元+0.5万元+2.5万元）、（12）2013.12.26收据中的18万元与2013.12.26张金来转账支付的2万元和张金玲转账支付的16.8万元、（13）2014.05.12收据中的5万元与2014.05.13豪馨公司转账支付的5万元、（14）2014.07.30收据中的3.4万元与2014.07.30豪馨公司转账支付的3.4万元、(15)2014.09.03收据中的6万元与2014.09.04叶美花转账支付的4万元和2014.09.05张金来转账支付的2万元、（16）2015.03.16收据中的8万元与2015.03.16叶美花转账支付的6万元、（17）2015.05.16收据中的2万元与2015.05.18叶美花转账支付的2万元、（18）2015.07.11收据中的4万元与2015.07.12叶美花转账支付的4万元、（19）2017.03.13收据中的4万元与2017.03.14张金来转账支付的1.7万元、（20）2019.06.09收据中的0.6万元与2018.09.23叶美花转账支付的0.6万元、（21）2016.4.2收据中的2万元与2016.4.2张金来转账支付的2万元、（22）2011.8.12收据中的15万元与2011.8.6叶美花转账支付的1万元、（23）2015.3.16收据中的8万元与2015.3.16叶美花转账支付的6万、（24）2012.12.11收据中的5万元及3万元与2012.12.11张金玲转账支付的3万元和3.02万元、（25）2013.2.1收据中的5万元与2013.2.1张金玲转账支付的5万元、（26）2013.2.4收据中的7万元与2013.2.4张金玲转账支付的4万元和3万元、（27）2019.2.4张金玲转账支付的0.1万元系结算单出具后付款并已记入6.35万元中，以上转账支付金额共计151.625万元。 二审中，张金来、叶美花称：经过对账，收款收据中载明的款项与银行转账的款项在时间、金额方面重复的有21笔，合计959200元。 三、二审中，张金来、叶美花认可豪馨公司系其开办的公司。 四、张金来、叶美花在二审提交的收款收据载明其于2015年12月4日支付张元东货款6万元，张元东为此于同日出具收款收据。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一致。 本案经调解，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 本院认为，张元东与张金来、叶美花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张元东向张金来、叶美花交付货物，张金来、叶美花应按照双方约定及时支付相应的价款。2017年1月9日，双方结算后，张金来为此向张元东出具的结算单载明：“今与张元东结货款，2017年1月9日结：大写：大约贰佰壹拾陆万元整（2160000元）以后再对账，我出对账单，付款单都可以再重对账！多退少补！2017.1.9日张金来（注：总货款￥5800000元，付货款3640000元结余欠约2160000元）。”综合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的焦点问题是上述结算单能否作为认定张金来、叶美花欠付货款数额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根据已经查明的案件事实并结合双方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现对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评判如下： 一、关于双方所交易货款的总额。张金来为张元东出具的结算单载明双方交易的总货款为580万元，且双方确认在涉案结算单出具后张金来、叶美花已将张元东持有的货款凭证即送货单收回。在此情况下，张金来、叶美花在本案诉讼中对其出具的结算单中载明的总货款数额580万元提出异议，依法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张金来、叶美花无相应证据证明上述货款总额不真实，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应确认双方交易的货款总额为580万元。张金来、叶美花上诉称双方均认可其间发生交易520多万元、双方的交易总额应为5415583元，既与事实不符，也无有效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张金来、叶美花已付货款及欠付货款数额的认定。虽然张金来为张元东出具的结算单载明其已付货款为364万元，但其在二审诉讼中主张其实际支付货款如下：2017年10月22日张元东从其处拿货155120元、2012年5月15日至17日张元东从其处借款3万元、其为张元东付款的收款收据合计3459500元及其给张元东银行汇款2404790元，以上款项合计6049410元，因在时间、金额方面与银行汇款相同的收据所载金额合计959200元，若该959200全部是银行汇款和付款重复，张金来、叶美花至少已付款5090210元（6049410元-959200元）。但张元东对张金来、叶美花的上述主张不予认可并诉请按照结算单认定其已付货款数额为364万元。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张金来、叶美花称其以现金方式支付货款时由张元东开具收条、其以银行转账方式付款则张元东不开具收条，无证据证明，而且其该项主张也与张元东所出具的部分收款收据在时间、金额方面与张金来、叶美花一方相应银行转账付款明细一一对应的事实相矛盾，故本院对此不予采纳。其次，张元东在一审提交的其中国农业银行（尾号6619、9515）账户交易明细显示其在2012年2月13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向张金来、叶美花及其所开办豪馨公司等银行账户转款15134959元，该事实可以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关系，且张金来、叶美花也认可双方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关系。在此情况下，对于张元东未出具收款收据且不认可系货款的部分银行转账款项，张金来、叶美花主张均为其向张元东支付的货款，依法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张金来、叶美花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该项主张成立，故本院不予采纳。第三，从张金来、叶美花在二审期间提交的收款收据统计明细看，因该明细所载“2017.10.22拿货款”155120元、“2012.05.15借款”2万元及“2012.05.17借款”1万元均与本案买卖合同纠纷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且张元东对此也不予认可，故本案不予处理。该收款收据统计明细所载51份收款收据载明：包括张元东有异议的两笔款项6万元（2011.5.18收据4万元+2011.6.30收据2万元）在内的全部51份收款收据中载明的已付货款金额合计为3459500元，即该付款数额小于张金来出具的结算单中所载其已付货款金额364万元。因此，张元东主张张金来、叶美花在双方结算前的已付货款数额按照364万元计算，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应予支持。第四，张元东于2019年4月19日通过电话向张金来催要200多万元供货欠款时，张金来自始至终对欠款数额未提出异议仅表示其自身现在确实困难、无力偿还欠款。该事实结合前述情况，可以证明张金来在双方结算时对其与叶美花欠付张元东216万元货款（总货款580万元-已付款364万元）的事实是认可的。 三、张金来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应当知道就双方买卖合同交易向相对人张元东出具货款结算单的法律后果，在现无证据证明其出具该结算单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出具该结算单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其应受到该意思表示的约束。因张元东也认可张金来出具的涉案货款结算单，应当认定该结算单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鉴于双方货款结算单亦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基于张金来在结算单出具后又向张元东付款63500元的事实，原审判决张金来、叶美花向张元东支付尚欠货款2096500元（216万元-63500元）以及该款项自张元东主张权利之日即自2019年4月19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事实清楚，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张金来、叶美花上诉称其出具的结算单并非最终对账单据，既与事实不符，也无证据证明；其主张不应向张元东支付货款2096500元及利息，亦无合法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张金来、叶美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572元，由上诉人张金来、叶美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唐明光 审判员  安太欣 审判员  卞冬冬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赵洪发 书记员 隋欣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