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438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1，男，1952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傅某，女，1960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2，女，1986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2，男，1984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1，女，2014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上述五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锋标，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3，女，1967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越明,浙江朋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国,浙江朋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某1、傅某、陈某2、王某2、王某1因与被上诉人陈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2民初56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本院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某1、傅某、陈某2、王某2、王某1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锋标及陈某2、被上诉人陈某3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国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某1、傅某、陈某2、王某2、王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拆迁安置权益中陈某3享有金额为246895元；2.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依法改判陈某3、陈某1的继承份额分别为30%、70%。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陈某3在4972286元拆迁安置权益中享有17%份额计845288.62元，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及基本事实不清。一、一审判决对遗产的范围认定错误。1.拆迁编号为×××42、×××43的二间二层楼（确权面积149.40平方米，政策性确权面积41.04平方米，合计190.44平方米）的权属认定错误。1989年傅某审批建房占地面积68.40平方米的二间二层楼，一审法院认定为傅某、丁玉英、陈宝荣、陈某1、陈水根、陈某26人家庭共有，在拆迁确权面积190.44平方米中分别占22.5%、15%、15%、22.5%、15%、10%的份额。该房屋系以傅某为户主于1989年审批新建房屋，新建房屋出资全部由傅某、陈某1夫妇投入。1989年陈宝荣已经69岁，丁玉英57岁，陈水根无生活来源，陈某23岁，对新建该房屋基本上无出资能力。即使认定该房屋属于6人共有，也应当按照实际出资情况适当分配各人的份额，一审认定傅某、陈某1夫妇（包括女儿陈某2）共只有55%的份额，而未出资的陈宝荣、丁玉英、陈水根共享有45%的份额，实际上严重损害上诉人方的合法权益。该房屋建造及内部装修等均由傅某、陈某1夫妇出资，对应的该房屋及装修等评估补偿款属于上诉人方享有，不应纳入遗产范围。2.拆迁编号为Ａ046的一间楼房（占地面积36.56平方米，确权面积71.81平方米）的权属认定错误。一审认为1950年代登记的楼屋半间属于陈宝荣、丁玉英、陈某1（此时年幼）三人各享有三分之一的份额，而1982年陈某1出资购买另半间楼屋时，却认定系陈宝荣与丁玉英的夫妻共同财产，两人各享有一半份额，陈某1没有份额。1982年，陈某130岁（此时陈宝荣62岁，丁玉英50岁），因陈某1结婚需要增加住房而购买另一半楼房，该款项实际为陈某1出资。若一审认定前半间楼房属于陈宝荣、丁玉英、陈某1三人家庭共有，则后半间房屋更应当认定为三人共有。一审认定后半间只属于陈宝荣与丁玉英共有显然错误，严重损害陈某1的合法权益。2001年2月18日分家，陈某1分得Ａ046房屋，陈水根分得灶披一间（即1989年新建房屋时应拆除的占地面积13.25平方米的平房）。据此，Ａ046房屋权益应属于陈某1单独享有，不应再计入遗产范围。3.其他房屋不属于遗产范围及陈某3诉讼请求范围。拆迁编号为×××44、×××45房屋合计补偿款529693元，×××-1、Ａ048房屋合计补偿款10794元，均系傅某、陈某1出资建造，不在遗产范围内；×××47为1989年审批新建房屋时应拆除的房屋，补偿款仅为3046元。陈某3的诉讼请求以及一审提交的“遗产继承清单”只限于Ａ046、×××42、×××43房屋，没有对前述其他房屋主张权利。故拆迁编号为×××44、×××45、×××-1、×××47、Ａ048房屋的拆迁安置权益不应纳入遗产范围，而应属于上诉人家庭享有。一审法院将上述房屋一并作为遗产范围进行处分不仅不符合基本事实，也违反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4.搬家补助费、安置过渡补助费、提前腾空搬迁奖励不属于可分配范围。案涉被拆迁房屋由上诉人居住使用，对应的搬家补助费、安置过渡补助费、提前腾空搬迁奖励等合计45027元，是对被拆迁人即上诉人搬家、安置过渡及提前腾空搬迁的奖励，不属于遗产范围。陈某3不属于案涉被拆迁房屋的安置人口，对上述费用不享有权利，一审判决一并计入可分配范围错误。 二、一审判决对遗产分配比例的认定事实错误。《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陈宝荣、丁玉英自1984年以来一直与上诉人共同生活，并由傅某、陈某1夫妇赡养直至亡故，陈某3作为外嫁女，按照农村习俗，并未承担赡养义务。陈水根在2013年后逐渐生活无法自理，故由上诉人接来共同生活，由上诉人家庭照顾直至2019年亡故。根据以上基本事实，对于陈宝荣、丁玉英、陈水根的遗产，尽了主要扶养义务且共同生活的陈某1有权多分。陈某3未尽扶养义务且未共同生活，应少分遗产。一审按陈某1、陈某3各50%的比例分配遗产，违背基本事实，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公序良俗，与尊老爱弱的传统美德相悖。 三、一审对遗产的分割，严重损害了上诉人合法正当的拆迁安置权益，剥夺了继承人陈某1的继承权益。《灵芝街道前王、五峰两村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实施方案》规定，安置面积按征地房屋认定后的合法建筑面积结合可安置人口确定。住宅房屋安置面积低于人均建筑面积40平方米的，按人均40平方米的标准给予保底安置；超过人均建筑面积40平方米的，按被征收房屋安置面积安置。安置人口以在册人口为准，独生子女家庭可增加一个安置人口。上诉人家庭为5个人口，王某1为陈某2、王某2的独生女，上诉人家庭可安置人口为6人，可享受240平方米的保底安置面积。假设上诉人户内住宅房屋面积未超过240平方米的，则按240平方米标准保底安置，据此计算可得安置补偿款为：（1）货币安置补偿款：（13026元×240＋159557元）×120%＝3942956元（其中：房屋评估补偿款159557元）；（2）房屋装修附属物评估补偿款161320元；（3）搬家补助、安置过渡补助、提前腾空搬迁奖励等合计45027元，合计：4149303元。本案中，上诉人家庭实际安置补偿面积为292.65平方米，与240平方米相比，增加了52.65平方米。即因陈宝荣、丁玉英、陈水根的房屋份额一并挂靠在上诉人户内处理，上诉人家庭实际只增加了52.65平方米的拆迁安置权益。从公平角度讲，该增加的52.65平方米的拆迁安置权益作为遗产范围，由陈某1与陈某3继承更为公平合理。即上诉人家庭实际取得补偿款4972286元，减去保底安置补偿款4149303元的差额822983元，可作为遗产范围进行分配。一审支持陈某3在4972286元中享有845288.62元，而上诉人家庭仅享有4126997元，不仅低于上诉人家庭可享受的保底安置补偿款4149303元，实际上陈某1未分得一分遗产，这严重损害上诉人合法正当的拆迁安置权益，并剥夺了陈某1的继承权益。对上诉人而言，案涉房屋遗产对拆迁安置权益的贡献充其量是超过上诉人家庭保底安置补偿款的那部分金额。陈某3对未超过上诉人家庭保底安置的补偿款不享有利益。综上所述，陈某3在822983元的范围内分配遗产更为公允。陈某1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且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应多分配遗产，被上诉人陈某3未尽扶养义务且未共同生活，应少分遗产。结合房屋由上诉人出资建造使用及分家取得的基本事实，陈某3、陈某1按30%、70%比例分配822983元较为合理，即陈某3可享有246895元。同理，丁玉英、陈水根持有的灵芝街道五峰村经济合作社股权利益，陈某3、陈某1按30%、70%的比例分配。 陈某3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关于拆迁编号为×××42、×××43的二间二层楼的认定问题。根据该处房屋土地使用权审批档案资料显示，该处土地使用权是在1989年审批，审批时傅某为户主，户内在册人员为傅某、丁玉英、陈宝荣、陈某1、陈水根、陈某26人，一审认定该房屋系6人的家庭共有财产依据充分。1989年，陈宝荣虽年龄69岁，但陈宝荣是退休职工，当时已可领取退休养老金。因此，1989年建造该处房屋时，陈宝荣、丁玉英夫妇有出资能力。同时，结合审批土地使用权的面积与家庭在册人口之间存在直接关系，一审对该处房屋的共有份额的认定是合法合情合理的。2.关于编号为Ａ046的楼房认定问题。根据1950年代陈宝荣、丁玉英的家庭情况，一审认定1950年代的半间楼房由陈宝荣、丁玉英、陈某1三人各享三分之一；同时，另外半间楼房根据1982年收据记载缴款人为陈宝荣等情况，一审认定该半间楼房为陈宝荣、丁玉英夫妻共同财产。一审对该处房屋的认定依据充分，事实清楚。陈某1主张该处房屋应当归其所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关于其他编号的房屋认定问题。一审在判决书中已经明确，在除去陈某3未享有共有权的被拆迁面积部分，即上诉人所称的其他房屋部分，最终才认定陈某3在被拆迁房屋面积292.65平方米中享有24.9%份额的房屋面积。因此，上诉人称一审违反不告不理的原则没有依据。4.关于搬家补助费等是否应当列入分配范围。首先，案涉房屋并非全部由上诉人居住使用，其中包括了陈宝荣、丁玉英夫妻的房产；其次，根据结算清单中相关费用的结算依据，是根据被征收房屋的面积进行结算的，并非根据被安置人口情况结算；第三，一审最终认定陈某3享有的份额为17%，低于房屋面积份额的百分比24.9%，因为已经综合考虑了房屋被征收前后对当事人生活影响程度、生活需要等具体情况。因此，一审判决并没有错误。5.关于遗产分配比例的问题。上诉人自述陈宝荣、丁玉英由陈某1夫妻赡养至亡故，陈水根由陈某1夫妻自2013年照顾至亡故，均没有事实依据。客观上，陈某1夫妻俩常年在外地工作，并没有生活居住在绍兴，根本无法照顾陈宝荣夫妻和陈水根。相反，陈某3对陈宝荣夫妻及陈水根的赡养和照顾要多于陈某1，但鉴于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一审认定遗产分配比例各50%相对合理。6.关于上诉人认为其家庭可安置人口为6人，可享受240平方米标准保底安置合计补偿款4149303元，故仅应当将实际安置面积292.65平方米与保底安置面积240平方米的差额部分52.65平方米作为遗产范围，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房屋征收实施方案的规定，安置面积超过人均建筑面积40平方米的，按被征收房屋安置面积安置。本案中，安置面积达292.65平方米，超过人均建筑面积40平方米，故最终安置面积是根据实际被征收房屋面积确定的。也就是说，即使上诉人家庭仅有一个可安置人口，也并不影响上诉人家庭实际可享有292.65平方米的安置权益，因此本案中上诉人家庭的可安置人口并不影响到实际安置面积的大小。而一审在认定陈某3享有17%的拆迁安置权益份额时，已经是综合考虑了房屋因素和人口因素在安置时的主次作用。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陈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陈某3享有座落于越城区灵芝街道五峰村房产拆迁安置补偿款70%的份额，并依法分割；2.五被告支付给陈某3上述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款1960720.90元；3.请求确认陈某3享有丁玉英遗产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五峰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股权中的4股，享有陈水根遗产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五峰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股权中的50股，陈某3对上述股权享有全部权益；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中，陈某3明确第3项诉讼请求中的股权权益系自2020年起。 一审法院认定：陈宝荣（××××年××月××日去世）与丁玉英（2003年2月8日去世）身前共生育二子一女，分别为长子即陈某1、次子陈水根、女儿即陈某3，陈水根出生于1958年4月10日，于2019年10月31日去世，陈水根生前单身，无任何子女。陈某1、傅某系夫妻关系，生育一女即陈某2。陈某2与王某2系夫妻关系，生育一女即王某1。另查明，土改时期，陈宝荣分得房屋，后该户（人口三人）名下登记有位于斜江村楼屋半间，平屋一间；1989年11月20日，傅某作为申请人及户主申请审批建房，当时户内在册人口为傅某、丁玉英、陈宝荣、陈某1、陈水根、陈某2，申请新建二间二层楼房，占地面积68.40平方米，同时保留楼屋一间36.56平方米，拆除平屋一间13.25平方米，并获批准，后申领了相应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书。后因上述房屋涉及拆迁，2020年6月20日，傅某户（乙方）与绍兴市越城区灵芝镇街道办事处（甲方）签订了《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安置补偿协议书》1份，其中约定：一、征收房屋范围：乙方现有房屋丈量总建筑面积373.58平方米，认定为具有合法审批手续的住宅房屋确权面积251.61平方米，政策性确权面积41.04平方米；二、安置人口：认定乙方实际安置人口5人，可计入安置人口0人，合计可安置人口5人（陈某1、傅某、陈某2、王某2、王某1）；三、安置面积：乙方可安置补偿面积为292.65平方米；四、乙方拆迁房屋补偿情况：1.乙方确权房屋评估总补偿款：159557元；2.装修补偿款：113186元；3.附属物补偿款：20640元；4.其他补偿：27494元；6.上述各项评估补偿款小计161320元；五、各项补贴及奖励:1.搬家补助费1750元；2.安置过渡补助费18116元；3.提前腾空搬迁奖励25161元；4.上述各项补贴及奖励小计45027元；七、货币安置情况：1.乙方选择货币安置的面积为292.65平方米，货币安置补偿比准价为13026元／平方米；2.货币安置补偿款：3971616元；3.货币安置20%奖励款（不含附属物、装修）：794323元；4.上述款项小计：4765939元；八、乙方被征收房屋总补偿款合计4972286元。上述补偿款被告傅某已全部领取。另查明，1989年11月20日，傅某作为申请人及户主申请审批建房的占地面积68.40平方米的二间二层楼房在本次拆迁中被认定的确权面积为149.40平方米，相应的政策性确权面积为41.04平方米；上次批建中保留的楼屋一间36.56平方米在本次拆迁中被认定的确权面积为71.81平方米。又查明，社员丁玉英在越城区灵芝街道五峰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持有合法股权6股，股权证编号：××；社员陈水根持有合法股权73股，股权证编号：×××42。目前，2020年度的股权分红均未领取过。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该院查明事实，本案中所涉的安置补偿协议书确定的具有合法审批手续的住宅房屋确权面积为251.61平方米，政策性确权面积41.04平方米，可安置补偿面积为292.65平方米。上述认定面积中，1989年11月20日，傅某作为申请人及户主申请审批建房的占地面积68.40平方米的二间二层楼房在本次拆迁中被认定的确权面积为149.40平方米以及根据该房屋面积而认定的政策性确权面积41.04平方米，而上述房屋审批建造时户内在册人口为傅某、丁玉英、陈宝荣、陈某1、陈水根、陈某2，故应视为系该六人的家庭共有财产，考虑到傅某为户主，当时陈某2尚年幼，未有出资、出力可能，而丁玉英、陈宝荣年纪已较大，相较于他人来说，应认定傅某及陈某1对该房屋建造作出了较大贡献，故该院酌情确定傅某、丁玉英、陈宝荣、陈某1、陈水根、陈某2分别享有该部分房屋（确权面积149.40平方米以及相应的政策性确权面积41.04平方米总计190.44平方米）22.5%份额、15%份额、15%份额、22.5%份额、15%份额、10%份额。因陈宝荣、丁玉英、陈水根先后去世，而原、被告均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对于上述被继承人尽了主要的赡养、扶养义务，故均应按照法定继承平均确定继承份额；而陈水根无妻无子女，故其相应的财产权益应由第二顺位继承人即陈某3，陈某1平均继承享有，最终经计算，该房屋傅某、陈某1、陈某2、陈某3分别享有22.5%份额、45%份额、10%份额、22.5%份额。同时上述房屋审批建造时保留楼屋一间36.56平方米，该楼屋其中半间原系土改时陈宝荣分得的房屋，根据土改时1950年代登记的信息，该房屋登记时陈宝荣为户主，而家庭人口为三人，根据陈宝荣三个子女的出生年月，该院认为该家庭人口三人应为陈宝荣、丁玉英、陈某1，故三人对该半间楼房各享有三分之一份额；而另外半间，虽然被告方提供了1982年买房收款凭单，但上面记载的交款人为陈宝荣，证人娄某出庭作证时陈述系陈某1来交钱，但具体谁购买房屋其并不清楚，且房屋修缮与房屋所有权确认并无直接联系性，故被告方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半间楼房系由陈某1出资购买，则应按照收款凭单中的交款人为准，则该半间楼房应认定系陈宝荣与丁玉英的夫妻共同财产，两人各享有一半份额。该楼屋一间36.56平方米在本次拆迁中被认定的确权面积为71.81平方米，故该院酌情确认陈宝荣、丁玉英、陈某1分别对该楼屋享有十二分之五份额、十二分之五份额、六分之一份额。根据前述继承原则，最终经计算，该部分71.81平方米房屋陈某1、陈某3分别享有十二分之七份额、十二分之五份额。综上，除去陈某3未享有共有权的被拆迁面积部分，陈某3在被拆迁房屋面积292.65平方米中享有24.9%份额的房屋面积。本次拆迁中，陈某1、傅某、陈某2、王某2、王某1系安置人口，可见拆迁包含了被征收房屋与安置人口两方面因素，故应认定房屋征收安置权益系原、被告的共同财产，现陈某3要求确认其份额并依法分割，该院依法予以支持，因陈某3并非拆迁安置人口，故仅就拆迁安置权益中其享有的被拆迁房屋份额因素形成的部分享有相应的权益。关于陈某3在拆迁安置权益中的具体份额。因本案可安置补偿面积292.65平方米主要系按照被拆迁房屋面积确定，故房屋因素相较于人口因素而言占主要因素，根据相关拆迁安置政策的规定，同时考虑到陈某3在被拆迁房屋中享有的份额，综合本案被拆迁房屋面积及安置人口因素的作用力、房屋被征收前后对本案当事人生活影响程度、生活需要等案件具体情况，该院酌情认定陈某3在4972286元拆迁安置权益中享有17%份额，计845288.62元，应由五被告支付给陈某3。此外，经查明，社员丁玉英在越城区灵芝街道五峰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持有合法股权6股（股权证编号：××）；社员陈水根持有合法股权73股（股权证编号：×××42）。上述被继承人股权利益应系遗产，且2020年度未曾领取，故该院确定自2020年起的股权利益应按照法定继承由陈某3、陈某1分别继承享有50%份额。被告方辩称该部分应另案处理，因在本案拆迁安置权益处分中，既涉及继承又涉及分家析产，而该部分股权利益系继承纠纷，故可在本案中一并处理，该院对被告方的上述辩称意见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五条、第九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傅某户（乙方）与绍兴市越城区灵芝镇街道办事处（甲方）于2020年6月20日签订的《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安置补偿协议书》项下的拆迁安置权益中，陈某3享有845288.62元；二、陈某1、傅某、陈某2、王某2、王某1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上述款项支付给陈某3；三、丁玉英在越城区灵芝街道五峰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持有股权6股（股权证编号：××）以及陈水根持有股权73股（股权证编号：×××42），自2020年起的上述股权利益应由陈某3、陈某1分别继承享有50%份额；四、驳回陈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1223元，由陈某3负担6385元，陈某1、傅某、陈某2、王某2、王某1负担4838元。五被告负担的部分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该院付清。 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证据1.灵芝街道前王、五峰两村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实施方案，以证明货币补偿比准价为13026元／平方米，安置人口按在册人口为准，独生子女家庭可增加一个安置人口。安置面积按征地房屋认定后的合法建筑面积结合可安置人口确定，保底安置标准为人均40平方米。上诉人家庭安置人口为6人，保底安置面积为240平方米。证据2.一孩生育证明、证据3.王某1的出生医学证明，以证明王某1为陈某2、王某2的独生女。证据4.分书一份，以证明2001年2月18日分家，陈某1分得二层砖木结构楼屋一间（即拆迁编号Ａ046房屋），陈水根分得灶披一间（即1989年新建房屋时应拆除的占地面积13.25平方米的平房）。证据5.绍兴市柯桥区马鞍街道寺桥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以证明陈水根自2015年初至死亡，与陈某1夫妇一起生活并养老送终。 经质证，陈某3认为上述证据均不是二审中新的证据，均不予认可。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根据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案实际按被征收房屋面积安置，与安置人口没有关联，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证据2、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4不认可，分书从形式上由陈某1书写，分书人丁玉英、陈水根均没有签字，丁玉英没有兄弟，也就是说陈某1与陈某3没有娘舅。但分书内容与陈某1在一审中的陈述不同，一审中陈某1称1982年的半间由陈某1购买，分书则称是丁玉英的，陈某1的两次陈述都是虚假的。陈水根自幼因高烧导致智力障碍，在分书上盖章不可能是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盖章行为无效。陈水根没有生活来源，也无法独立正常生活，分书居然把房屋一间留给了陈某1，把将应拆除的灶披留给了陈水根，既与常理不符，也违反了法律规定，对于没有生活来源、不能生活自理的人，应予以照顾。俞某的签字墨水明显与分书墨水不一致，分书是陈某1自己书写形成。对于证据5，村委无权出具生活以及养老送终的证明，陈水根的户籍在灵芝街道五峰村，不是寺桥村的村民，生活或者死亡事宜不应由寺桥村进行管辖。上诉人是否实际生活在寺桥村无法证明。证明载明从2015年初陈水根与陈某1一起生活，与上诉人在上诉状中陈述2013年就接来一起生活相互矛盾。实际上是2016年左右，陈某3儿媳将要生产了，没有精力照顾陈水根，陈某3与陈某1商量，将陈水根送到了养老院，陈某1不同意就接走了，被陈某1接走后陈水根就住在钢棚里，陈某1并没有给陈水根提供舒适的居住环境。后来陈某3和陈某1一起料理了陈水根的后事，不能证明上诉人对陈水根尽了主要的照顾义务。 上诉人还向本院申请证人王某3出庭作证，本院予以准许。证人陈某4陈述，分书是证人书写，是正月里在丁玉英家里写的，关于房屋，小儿子分一间，大儿子分楼房一间。1989年造房子的事情有些知道，还向证人借了500元。丁玉英、陈宝荣与陈某1一起生活的，但因工作关系，不是长期在一起的。老房子是两老的，新房子是媳妇造的。分书没有一起写，应该分开写，俞某在场签字的。丁玉英、陈水根的印章谁盖的不清楚，陈水根智力有问题，当时丁玉英身体尚可。 经质证，上诉人认为陈庆泉关于分书的陈述是真实的，至少从丁玉英而言，将讼争楼房分给了陈某1。1989年审批新建房的情况，陈某1向王某3借款的事实，说明房屋是陈某1夫妇建造的。陈某3认为证人的身份是自己说的，证人与上诉人关系亲密，与陈某3疏远，可信度有异议。陈水根智力有障碍，陈水根是不可能进行沟通协商的。证人既然是代笔书写分书，但没有署名，形式上也有异议。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分书，一审中自始至终没有提到过分书，陈某3怀疑是事后补的。退一步讲，即使分书属实，也只是丁玉英对自己的份额进行了处分。 经审查，本院认为，陈某3对证据1、2、3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4以及证人证言，本院将结合在案证据综合予以评判，具体在说理部分阐述。对于证据5，未有其他证据佐证陈水根自2015年年初开始实际居住在寺桥村，且证明内容与上诉人陈述2013年将陈水根接去一起生活矛盾，故本院不予认定。 陈某3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一是拆迁安置权益所涉遗产的范围应当如何认定；二是遗产分配比例应当如何确定。 关于拆迁安置权益所涉的遗产范围问题。首先，关于拆迁编号×××42、×××43的二间二层楼，该房屋以家庭人口傅某、丁玉英、陈宝荣、陈某1、陈水根、陈某2六人审批所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以户为单位申报，故该房屋应属家庭共有财产，一审已经结合家庭成员的实际情况考虑各自可能的贡献程度酌情确定房屋份额，已属合理，在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实陈某1、傅某的具体出资的情况下，本院对一审酌情确定的房屋份额不予调整。其次，对于拆迁编号Ａ046房屋，从时间看，其中半间系土改时陈宝荣分得，结合该处房屋取得的时间及当时的家庭三个人口的实际，该半间房屋应为陈宝荣、丁玉英、陈某1三人共有；另外半间，陈某1主张由其购买取得，但其提交的1982年买房收款凭证及一审申请出庭的证人证言，尚不足以证实由陈某1购买，该半间房屋应当认定为陈宝荣、丁玉英夫妻的共同财产，因陈某1未能举证出资，一审未认定陈某1享有该半间房屋的份额并无不当。对于2001年2月18日的分书，陈某1在一审中未提交，也未提及存在分家的事实，而是坚持认为该处房屋的半间由其出资购买，现二审中提交该份分书，合理性存疑；王某3并非见证人，且仅其一人证言尚不足以证实该分书的实际形成时间，见证人俞某上诉人又明确目前已经死亡，难以向其核实；从分书的形式看，分书人丁玉英仅加盖印章，而陈水根双方均确认存在智力障碍，显然无法实际参与协商，且陈水根分得的灶披一间在当时已经属于应当拆除的房屋，并非可以分配的合法家庭财产。据此，综合分析该份分书提交的时间以及形式、内容存在的疑点，本院对其真实性难以确认，故陈某1主张该处房屋已经通过分家取得，本院不予采纳。最后，陈某3的诉讼请求限于拆迁编号为×××42、×××43、Ａ046的房屋，上诉人主张拆迁编号为×××44、×××45、×××-1、×××47、Ａ048房屋的拆迁安置权益不应纳入遗产范围分割，对此，一审仅确定了陈某3对拆迁编号为×××42、×××43房屋面积190.44平方米以及拆迁编号为Ａ046房屋面积71.81平方米所享有的份额，并未将拆迁编号为×××44、×××45、×××-1、×××47、Ａ048房屋纳入遗产范围，上诉人主张一审违反不告不理原则，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遗产的分配比例问题。首先，上诉人主张陈宝荣、丁玉英自1984年一直与其共同生活，由上诉人赡养直至亡故，但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向父母尽了主要扶养义务，而结合陈某1异地工作、陈某3在本地生活的事实，一审认定陈某1、陈某3共同赡养父母、平均分配父母遗产并无不当。上诉人又主张对陈水根尽了主要照顾义务，也未提交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即使按上诉人的主张，也是从2013年开始将陈水根接到家里共同生活，而双方均确认陈水根存在智力障碍，也不能完全否认陈某3在这之前对陈水根的照顾，故一审确定由陈某1、陈某3平均继承陈水根的财产权益较为合理，本院予以认同。据此计算，陈某3对拆迁编号为×××42、×××43的房屋190.44平方米享有22.5%的份额，对拆迁编号为Ａ046的房屋71.81平方米享有十二分之五的份额，陈某3在被拆迁房屋面积292.65平方米享有24.9%的房屋面积份额正确。其次，上诉人提出陈某3在本案中主张分配遗产不应当损害其保底安置利益，但上诉人不能将已经既得的拆迁利益予以推翻，陈某3依法要求分割上诉人既得拆迁利益中应当由其继承的份额，合法有据。再次，上诉人提出搬家补助费、安置过渡补助费、提前腾空搬迁奖励合计45027元不属于可分配范围，一审已经综合考虑了房屋拆迁对当事人生活影响程度、生活需要等具体情况，酌情确定陈某3享有拆迁安置权益17%的份额，已经在陈某3所享有的24.9%房屋份额以外考量了上述因素，一审同时考虑房屋面积与安置人口因素的作用力等，最终确定陈某3享有拆迁权益845288.62元尚属合理，本院不予调整。最后，关于丁玉英、陈水根持有的灵芝街道五峰村经济合作社的股权利益，陈某1和陈某3同理也应平均分配，陈某1主张其享有70%的比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上诉人陈某1、傅某、陈某2、王某2、王某1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实体处理正确，可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784元，由上诉人陈某1、傅某、陈某2、王某2、王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瑜 审判员 梅 云 审判员 姚 瑶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钟利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