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179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生茂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冬音街**。法定代表人：李永水，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辉，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清，北京天驰君泰（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xx。委托诉讼代理人：蓝澜，金博大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登封市融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登封市阳城路中凯龙城北侧法定代表人：崔国杰，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屈梦雨，河南群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生茂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茂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xx等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2020）豫0185民初30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4日立案后，依法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生茂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我方原审诉讼请求；2、或者发回重审。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拿学理解释,直接作为判决的依据不当。法律没有规定,给付型、非给付型这样的概念,属学理解释。学习、研究可以,但直接用作判决的依据,不当,况且,这两个概念与本案无关,不能牵强套用。二、原审判决,要求不当得利的原告,当时为什么付款,要有理由、有证据。要证明自己当时为什么会错误支付。这要求本身,就与法律上不当得利的规定,是完全相反。法律只规定了,没有法律依据,没有约定,即为不当得利。这种加重当事人责任的随意解释,是不严肃的。不当得利就是支付错误,如果原告当时的理由充分、正确,明明白白,就不可能有此纠纷,就不会形成不当得利。三、原审判决颠倒了举证责任。原告只要举证,错误支付,只要对方收到即可。其他证据,都应当有对方举证,原审把举证责任颠倒,分配给原告错误。每个案件的举证责任都不一样,不当得利举证责任和其他纠纷不同,原审判决混淆了各类纠纷,不同的举证责任原则。这里,不像民间借贷那样的证据要求,需要证明资金来源等等。应该理解的法律规定是,没有理由,没有约定,没有依据,我方错误转款,对方收到。就足以构成不当得利。四、原审判决,仅凭对严峰的一份询间笔录,况且该笔录里记载,严峰也是听别人说的。就凭这样一份证据,原审判决把与我方毫无关系的,没有证据证明的嘉润公司的其他债权债务,生拉硬拽进入本案,并认定了本案事实。并由此产生了更加荒谬的认定,本案收款是合法的,并非不当得利。五、原审判决张冠李戴,混淆责任主体。不当得利的责任主体,绝对不是时万超,时万超并未收到转款。我方错误转款,即便是受他错误影响,但收到我方款的是被告,该还款的当然是被告。六、无论转账凭证底单与记账如何记载,都改变不了对方收到我方错误支付的款项的事实和本案不当得利的和性质。原审判决这种错误解释、错误认定,严重损害了原告利益,必须予以纠正。王xx辩称，2012年11月1日，王xx与真正用款人嘉润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时万超和嘉润公司实际控制人严峰作为担保人，上诉人的该笔汇款系替时万超偿还上述借款，并在（2016）豫01民初946号判决中，已将该500万元予以扣除。且王xx已与时万超电话确认。上诉人上诉请求不能成立。登封市融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述称，本案与其无关。生茂集团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王xx返还原告不当得利500万元及利息141.5万元，合计641.5万元（利息以500万元款项为本金，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2年7月20日起暂计算至2018年3月23日止。此后利息，要求按照上述计算方法归还至实际返还之日）；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7月20日，原告生茂公司受案外人时万超（时任第三人总经理）指示向被告王xx账户转款500万元，原告提供的资金汇划补充凭证显示“付款人：生茂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王xx金额：500万元，用途：还本金”。2009年至2010年间原告及生茂固态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茂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生茂饭店有限公司多次向第三人融通公司借款，后双方发生纠纷，2015年融通公司分别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生茂公司等被告偿还借款本息，生茂公司等被告提交了包括案涉500万元在内的相关付款凭证，辩称已不欠融通公司借款本息。原审法院审理后于2016年9月29日作出一审判决，判令生茂公司等被告偿还融通公司借款本息。生茂公司等被告不服一审判决，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7年2月15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生茂公司以上述生效判决未认定其向被告王xx转账500万元为偿还第三人融通公司借款，被告王xx占有50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2010年1月18日及同年7月21日，时万超两次分别向王xx借款5000万、4000万，共计9000万元，9000万元均通过王xx岳母秦兰英的银行账户分别转至时万超指定的收款人银行账户。2011年11月份，时万超将该款转借给嘉润公司。2012年11月1日，王xx与实际用款人嘉润公司直接签订了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7000万元，时万超、严峰、河南兴港正和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港公司）为该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014年7月30日，王xx与嘉润公司、严峰、时万超、兴港公司又签订一份《借款合同》，三方确认，嘉润公司尚欠王xx借款8000万元，仍由严峰、时万超、兴港公司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6年6月16日，王xx以借款到期后，时万超仅偿还本金1000万元及部分利息，剩余8000万元本金及利息未偿还为由，把嘉润公司、严峰、时万超、兴港公司诉至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嘉润公司返还王xx借款本金8000万元整，并支付王xx利息3680万元（按照月息2％计算至2016年6月30日，应计算至被告实际偿还之日）；2、依法判令时万超、严峰、兴港公司对第1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3、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2016年9月18日，王xx以时万超已于2016年8月因病去世为由，申请撤回对时万超的起诉。2016年12月7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做出（2016）豫01民初946号民事判决：一、郑州嘉润置业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王xx支付借款本金人民币800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月息2％计算，自2014年7月31日起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二、严峰、河南兴港正和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严峰、河南兴港正和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后，有权向郑州嘉润置业有限公司追偿。目前，该判决已生效进入执行程序。再查明，融通公司于2009年9月1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10000万元，其中王xx认缴出资1000万元，持股比例10％。融通公司成立后，董事会聘请时万超为公司总经理。严峰为嘉润公司实际控制人。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不当得利法律关系应同时具备四个构成要件：一、一方获得利益；二、他方利益受损；三、获益与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四、利益的获得无合法根据。不当得利依其内在根据，可分为给付型不当得利和非给付型不当得利两个基本类型。给付型不当得利是指受益人受领他人基于给付行为而转移的利益，因欠缺给付目的而发生的不当得利。本案中，原告受时万超的指示将案涉500万元付给被告，故本案应属于给付型不当得利。“谁主张、谁举证”系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因现行法律并未对不当得利诉讼规定除外的举证规则，故仍应将该原则视为分配举证责任的基础性因素，由不当得利的请求人对受益人的得利无法律上的原因承担举证责任。因为，请求人作为财产的控制者，其给付行为是造成财产利益发生变动的根本原因。任何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对自身财产均负有合理谨慎注意之义务，以确保给付行为合乎特定目的，由请求人承担举证责任符合行为人需对自己行为负责的法理，更有利于促使行为人谨慎地处分财产；其次，“无合法根据”虽从文意上来讲属于消极事实，但不能将“无合法根据”一概视为消极事实。无合法根据既有自始的无合法根据，亦有嗣后的无合法根据。在基于嗣后无合法根据而产生的不当得利诉讼中，因为请求人先前的给付行为系基于特定目的、有意识的，亦即存在给付的法律原因，请求人可通过证明其给付时存在法律原因以及之后因该原因关系不成立、无效、被撤销的事实，来证明其给付因缺乏法律原因而构成不当得利。此时“无合法根据”即“失去合法根据”，实际上是积极的事实；再者，出于对交易安全、稳定性的维护，对于受益人既有财产占有状态，应首先推定为合法占有，请求人要推翻受益人占有状态，当然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如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受益人，不当得利之诉可能被滥用。综上，对于给付型不当得利，应由请求人对受益人的得利无合法根据承担举证责任，受益人仅需对自己获利的原因作出合理的说明或解释即可。若请求人主张的事实成立，举证责任才发生转移，由受益人举证证明其占有钱款的合法性。在请求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未达到证明标准的情形下，即使受益人对其获利不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导致案件事实真伪不明，亦应由请求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从本案查明事实来看，原告系受时万超的指示向被告转款500万元，因此，三方之间构成指示付款关系。在指示给付的三人关系中，被指示人之所以对受益人进行给付，其原因可能为向指示人履行债务或代为支付等，而其与受益人之间，原无给付目的的存在。被指示人直接向受益人付款属缩短给付，效力上等同于被指示人将款项支付给指示人，指示人再将该款项支付给受益人。因而，真正的给付人实际上是指示人，给付关系仅存在于指示人与受益人之间，而非被指示人与受益人之间。因此，当被指示人完成给付后，如果因为其与指示人之间的原因关系出现瑕疵（不成立、无效、被撤销等）而发生纠纷，被指示人不能直接以“不当得利”为由向受益人主张返还，而应向其债务关系的相对方—指示人主张权利。如果允许被指示人以“不当得利”突破既有的债务关系的相对性，必然引起法律关系和交易秩序的混乱。就本案而言，原告诉称因其与第三人融通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时万超又时任该公司总经理，其受时万超的指示将500万元付给该公司股东王xx，当然应视为偿还其所欠第三人的借款。但从其所提供的证据来看，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资金往来基本上都采用银行转账方式，虽然部分现金付给了第三人的财务人员，但均给原告出具了收据。原告通过银行转账付给第三人财务人员张某某1000万元，第三人为此向原告出具了转款委托书。再者，原告提供的案涉500万元转账凭证上备注用途为“还本金”，而其在本案及其他关联案件中所制作的资金明细中，该500万元却列为“已付利息”，且多付利息竟高达“19355745.63元”，自相矛盾，也有违常理。本案所涉金额巨大，被告王xx虽为第三人的股东之一，但并不参与该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原告称为偿还所欠第三人借款将500万元付给被告，但却提供不出委托付款的书面证据，且对转款过程细节以经办人离职为由，不能作出明确说明，既不符合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同时，也有违商事活动的交易规则。在被告与时万超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下，虽然被告的举证在本案中尚不能直接得出待证事实，但从被告所提供其银行交易流水来看，在原告500万元转账前后，还存在时万超及其他单位和个人（时某亮、王某某、河南某贸易公司等）的多笔付款，根据法庭对嘉润公司实际控制人严峰的调查询问，结合被告的陈述，时万超及其他单位和个人的付款均为偿还嘉润公司所欠被告借款。因此，被告辩称时万超通过原告代偿款500万元合乎常理。在此情况下，被告收取500万元，是基于嘉润公司、时万超等的借款关系，有合法的原因，并非不当得利。果如原告所述，其所付500万元有正当合理的理由，确为偿还所欠第三人借款，则时万超的行为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处分第三人的财产，显然与原告无关，因为此时受损的是第三人而非原告。尽管原告诉称的还款行为未被生效判决予以确认，但因原、被告之间系指示付款关系，并不存在法律上的给付关系，故即使存在不当得利，也只存在于被指示人与指示人（原告与时万超）之间，原告作为受指示的付款人对作为收款人的被告并无不当得利请求权，除非存在被告与时万超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利益的情形，但原告并无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生茂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6706元，由原告生茂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王xx收到的500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生茂公司上诉称其错误支付，王xx已收到该笔款项，且无法律依据，应当予以返还。王xx对此不予认可。根据查明的事实，2012年7月20日，生茂公司受案外人时万超（时任第三人总经理）指示向王xx账户转款500万元，生茂公司提供的资金汇划补充凭证显示“付款人：生茂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王xx金额：500万元，用途：还本金”。王xx对收到上述款项不持异议，但辩称该笔款项系时万超作为担保人偿还嘉润公司的借款，并在起诉嘉润公司偿还借款的（2016）豫01民初946号民事判决书中已予以扣除。生茂公司自认受第三人登封市融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时任总经理时万超指示向王xx转账500万元用于偿还登封市融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欠款。但第三人登封市融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对此亦不予认可。生茂公司并未提交有力证据证明其在转款后对该笔款项提出明确异议,生茂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应当具备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其在大额转款后应当及时履行完备的手续，其对于自身怠于行使相关权利应承担不利的后果。王xx亦表示其收到的该笔汇款系时万超偿还嘉润公司借款，且其与时万超已予以确认，并在起诉嘉润公司偿还借款一案中已予以扣除。故生茂公司请求王xx返还占有500万元不当得利的上诉请求证据不力，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生茂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6706元，由生茂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泽军审判员  贾建新审判员  邵晓斐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展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