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鲁01民终1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长顺，男，1975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平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凌辉，山东鲁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汇发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平阴县。法定代表人：尹贻发，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汇弘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平阴县。法定代表人：尹贻发，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广敏，山东光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长顺因与被上诉人济南汇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发公司）、济南汇弘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弘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平阴县人民法院（2020）鲁0124民初2086号之一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5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长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裁定，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本案的实际借款人系汇发公司。本案的借款事实是：上诉人系济南玫德铸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玫德公司)职工，自2005年起一直负责玫德公司的外协采购工作。玫德公司与汇发公司之间的业务合作关系始于2012年5月份。两公司之间的合同拟定、计划传递、财务核对、货款结算等，均由周长顺负责。与周长顺对接的系汇发公司的副总亓祥国，双方保持着比较好的合作关系。在此期间，汇发公司的亓祥国曾经向周长顺提起，汇发公司要扩建厂房、增添设备、拓展业务等，资金需求量大，如果有钱可以借与公司使用，并支付借款期间的利息。2015年初，因玫德公司股权调整，上诉人有40万元的资金。亓祥国来办理业务时提及公司需要资金，所借款项可以支付月息一分的利息，上诉人考虑到40万元暂时搁置无用就同意出借该笔款项，因此，由亓祥国提供汇发公司的账户，于2015年1月29日通过中国银行将涉案的款项转入汇发公司在齐鲁银行的对公账户。由此可见，汇发公司是借款人，借款是用于其公司的生产经营，上诉人的借款意愿也是将涉案款项借予汇发公司。因为汇发公司与周长顺公司之间的业务关系非常频繁，从而使上诉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将涉案款项借予汇发公司是安全可靠的。但是周长顺对汇弘公司根本不了解，不可能将涉案款项借予汇弘公司进行使用。二、原审法院认定周长顺与被上诉人汇弘公司系本案借贷关系的当事人系适用法律错误。从汇发公司与周长顺借款的整个过程来看，是周长顺与汇发公司之间存在着实际的借贷关系，而不是与汇弘公司存在借贷关系。正是因为周长顺与汇发公司之间存在着多年的业务关系，且汇发公司的账目结算等均是由周长顺来完成，所以周长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是汇发公司使用资金进行周转，也才放心的借与汇发公司所使用。周长顺公司与汇弘公司之间没有任何的业务往来，作为出借人的周长顺肯定不会将自己的大额现金出借给不了解的公司进行使用。借贷关系成立的条件有两个：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形式要件即达成合意的外在形式，如借条、借款合同、口头约定以及其他可以表明双方借款合意的形式；实质要件即款项的实际交付。因为借贷关系是具有实践的特性，那么在本案中，从形式要件来看，周长顺是基于与汇发公司与周长顺所在的玫德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关系，才对汇发公司产生了信任。基于这种信任，加上汇发公司的亓祥国对周长顺说，汇发公司需要扩大生产经营需要资金，才导致了周长顺有将涉案款项出借给汇发公司的意愿；从实质要件来看，汇发公司的亓祥国将汇发公司在齐鲁银行的账户提供给了周长顺，周长顺将涉案款项通过中国银行账户转入了被上诉人提供的齐鲁银行账户。因此，无论是从形式要件还是从实质要件来看，本案的涉案款项均是借予了汇发公司，汇发公司是本案涉案款项的实际借款人。汇发公司和汇弘公司共同辩称，1.周长顺和汇弘公司于2015年就建立民间借贷关系，不管周长顺将借款汇入哪个账户，一直是由汇弘公司出具借据。特别是案涉借条系2020年4月份重新更换，仍然是汇弘公司向周长顺出具借条，周长顺并无异议。2.上诉状中提及的亓祥国系济南汇弘公司的员工，有亓祥国的劳动合同和社保缴纳予以证明。周长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借款50万元及2019年的利息26240元（利息自2020年4月11日起以5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息一分二厘计算至借款还清为止）；2.诉讼费、保全费、诉讼担保保险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本院在审理过程中查明，涉案借款转入汇发公司银行账户后由汇弘公司向周长顺出具《收据》并约定定期支付利息，第一次利息由汇弘支付，之后汇弘公司、汇发公司均支付过利息，周长顺与汇弘公司系本案借贷关系当事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结合一审法院同期审理涉及汇弘公司的二十余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其数额总计已达到1800万元以上。关于汇发公司出借银行账户的行为，应视为周长顺根据汇弘公司的指示将涉案借款转入汇发公司银行账户，汇发公司出借银行账户违反金融管理法规，负有一定的法律责任。但是，因汇弘公司上述借贷行为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吸收社会不特定人员的资金并约定定期支付利息，涉嫌经济犯罪，应当裁定驳回起诉。裁定如下：驳回周长顺的起诉。财产保全费3270元，由周长顺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一、劳动合同三份，拟证明上诉人系玫德公司的员工，负责外协工作。二、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一份（2012年7月1日）、球灰铁毛坯承揽定做协议四份、借款合同三份，拟证明自2012年以来，均是汇发公司与玫德公司发生的业务关系以及资金往来，且在此期间，周长顺也是代表玫德公司与汇发公司的代表亓祥国进行洽谈业务。因此，周长顺知道只是汇发公司与玫德公司发生的业务和资金往来，且也只相信汇发公司，因此才将涉案的款项借给汇发公司。三、玫德公司向汇发公司支付汇款的台账一份，拟证明与玫德公司实际发生业务关系和资金往来的系汇发公司。四、网银转账截图一份，拟证明在2015年1月29日，上诉人周长顺将40万元转账至汇发公司账户，同时在转账时留有汇发公司亓祥国的电话。五、2020年12月4日周长顺与汇发公司亓祥国的电话录音一份及通话详单一份，拟证明周长顺与亓祥国协商40万元借款如何偿还的事宜，从该录音内容可看出亓祥国在电话中曾经明确表述，汇发公司不涉及其他人的借款，只有周长顺的借款，同时亓祥国曾经与公司的法人之间进行协商，将该借款直接落实到汇发公司。同时也能够证实亓祥国与上诉人最初商量借款时，借款的初衷就是借给汇发公司，亓祥国也明确表示认同。六、汇发公司给玫德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宗，发票中记载收款人是赵长霞，拟证明基于周长顺与汇发公司的熟知程度，周长顺才将40万元借给汇发公司。七、2014年9月1日人员流转相关约定一份，拟证明在该约定的签约方当中有汇发公司，但其加盖的是汇弘公司公章，汇发公司有借用汇弘公司公章的嫌疑。经质证，汇发公司和汇弘公司认为证据一、二、三不属于新证据，且上述证据主要证实玫德公司与汇发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与本案周长顺与汇弘公司的民间借贷关系无关。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该证据所证实的事实是在借款过程中如何收款的事实，应当结合书面借据才能证实借贷合意的双方。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也不是在亓祥国同意的前提下进行的录音，亓祥国在与周长顺的谈话过程中其身份仅代表个人的观点，汇弘公司不予追认。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及合法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仅能证实玫德公司与汇发公司的经济往来，周长顺称是基于与汇发公司的熟悉才将借款借给汇发公司，是其本人的想法，与借贷合意的产生无关。对证据七的真实性及合法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协议主体的确认不应以打印名称为判断依据，而应以盖章或签字的主体作为判断依据，更不能因打印名称与盖章名称不一致作出借用公章的判断。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周长顺主张涉案借款的联系人、《收据》中显示的财务人员均系汇发公司的员工，涉案款项亦是转账至汇发公司账户，让其以为涉案的款项系向汇发公司出借。经审查，涉案借款出借后，由汇弘公司向周长顺出具《收据》，且从2016年到2020年期间，汇弘公司每年在其公司住所地向周长顺更换一次《收据》，《收据》中均加盖汇弘公司的公章，汇弘公司亦向周长顺支付利息，故周长顺与汇弘公司系本案借款关系的当事人。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同期审理涉及汇弘公司的二十余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其数额总计已达1800万元以上，故一审法院认定汇弘公司涉嫌经济犯罪，并裁定驳回周长顺的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周长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员 闵 雯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薛嘉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