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3民终27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执行案外人）：郭玉芬，女，1970年4月28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淄博市张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耿庆云，山东柳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执行人）：李精，女，1969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淄博市张店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张丽萍，女，1975年1月24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淄博市张店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康礼明（系张丽萍之夫），男，1960年6月1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淄博市张店区。 张丽萍、康礼明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汇新，山东扬帆盛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郭玉芬因与被上诉人李精、张丽萍、康礼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2020）鲁0303民初47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郭玉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耿庆云，被上诉人李精，被上诉人张丽萍、康礼明及其二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汇新到庭参加诉前调解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玉芬上诉请求：1、撤销张店区人民法院(2020)鲁0303民初4795号民事判决书；2、确认原告为位于淄博高新区产(房产证号：淄博市房权证淄博高新字第××号，土地证号：淄国用[2012]第010**)房产的实际所有人；3、停止对上述房产的强制执行，并解除查封；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一方面认为以物抵债协议属于诺成合同，一方面又以“原告郭玉芬、被告李精未与蒲忠鑫、王玉霞签订以房抵债协议，再结合蒲忠鑫的陈述，郭玉芬、李精均无直接证据证明其自身与王玉霞、蒲忠鑫达成了以房抵债合意、建立了以房抵债关系。”显然自相矛盾。法律上并未规定以房抵债必须签订书面协议，诺成合同的成立要件是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位于淄博高新区产(房产证号：淄博市房权证淄博高新字第××号，土土地证号：淄国用[2012]第01085号)房产(以下称&ldq**案涉房产”)，原是案外人蒲忠鑫、王玉霞夫妇所购买，因其向上诉人借款几千万元不能偿还，遂用案涉房产抵顶借款1100万元，双方达成以房抵账的合意后，合同即告成立。由于双方当时的关系较好，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这并不影响诺成合同的成立。合意达成后，双方即对案涉房产进行了更名过户，因案涉房产尚有130余万元尾款未交清，无法办理过户，是原告交清了尾款，并支付了过户费等费用，将房屋办理到李精名下。这一事实，从蒲忠鑫的陈述、郭玉芬的陈述中，可以充分证明以物抵债的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一审判决要求提供“直接证据”证明“与王玉霞、蒲忠鑫达成了以房抵债合意、建立了以房抵债关系”，属节外生枝，自相矛盾。2、一审判决认为，案涉房产即使确系抵顶给了郭玉芬用于抵偿债务，郭玉芬也仅享有普通债权请求权，即有权请求交付并转移房屋所有权，是在诱人犯法，教人背信。案涉房产是王玉霞、蒲忠鑫抵顶给上诉人郭玉芬用于抵偿债务，双方达成了以房抵债的合意，并实际交付了抵债物即案涉房产，而且，蒲忠鑫也明确陈述郭玉芬将抵账房产落在了被上诉人李精名下。在合同已履行完毕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却指引上诉人以普通债权请求权再向蒲忠鑫、王玉霞请求交付并转移房屋所有权。司法要引导人们诚信、守法，一审判决这样“教唆”上诉人违背诚信，在明知蒲忠鑫、王玉霞抵债房已经转给自己，自己同意把抵债房落在他人名下的事实面前，上诉人的良心尚在，不会“以普通债权请求权再向蒲忠鑫、王玉霞请求交付并转移房屋所有权”。一审判决无疑是在倡导失信、纵容违法。3、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无法证明以房抵债协议成立，无法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名落户的合意，进一步讲，假设存在此种合意，也系上诉人擅自处分自己对案涉房产享有的转移房屋所有权的权利，目的是为他人担保规避债务，自身存在过错。明显是罔顾事实的主观臆断。以房抵债的合意达成，以房抵债的协议即告成立，以房抵债之房已经从债务人蒲忠鑫、王玉霞名下转移给上诉人，上诉人将其落户到被上诉人李精名下，这都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对此无异议，一审判决却执拗地要求提供证据证明已经存在的事实，是在舍本逐末，无异于时下要求“证明我是我”的荒谬。至于上诉人同意将案涉房产落在被上诉人李精名下，出于各种因素考虑，为他人担保是因素之一，但上诉人并未因为他人担保而背上债务，因此，一审判决认为是在规避债务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的做法，只能说是在动机上有想法，但不能认定上诉人有“为他人担保规避债务”的事实，无事实哪来过错!一审判决的“认为”，无异于认为“腹诽”有罪，不但超出了法律的范围，也是一种法制的倒退。4、一审判决认定案涉房产系王玉霞、蒲忠鑫顶账房，至于顶账给谁，各方各执一词，由此，一审判决在认定上诉人对案涉房产的权利时模棱两可，明显是对明确事实的模糊处理，有失公平与公正。一审判决所说的“各执一词”，实是利害关系人的“反言”陈述：2018年，蒲忠鑫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2012年我的资金链断了，郭玉芬跟我和王玉霞要钱，我和王玉霞把天府名城的沿街房抵账给郭玉芬了，郭玉芬把这套沿街房落户在李精名下了。”2020年9月16日，在(2020)鲁0303执异101号案件质证中，蒲忠鑫又称：“当时我也欠李精的钱，也欠郭玉芬的钱，房子顶了2000多万把她俩的账都顶完了。”李精陈述：“房子当时写我的名字是有原因的，王玉霞和蒲忠鑫也欠我的钱，也欠郭玉芬的钱，欠我的460万元，460万元的账用这套房子顶了。”这些陈述的背景是，蒲忠鑫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已经把事实表述得很清楚了，房子是顶给上诉人的。而蒲忠鑫在本案前程序执行异议审理中的陈述时，已经存在了另外的利益影响，这就是蒲忠鑫夫妇与李精等人与被上诉人张丽萍、康礼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被本执行案件依据的(2018)鲁0303民初5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蒲忠鑫、王玉霞、李精等人偿还张丽萍、康礼明3067981元，支付利息104311元，如果未按期还款，按年利息24%支付愈期利息。而李精涉入该案中，是张丽萍、康礼明与蒲忠鑫、王玉霞汇总借款后出具430万元借条时，在借条上签名担保导致，并没有蒲忠鑫、王玉霞欠李精460万元的事实，所有的证人证言均证明案涉房产是郭玉芬所有，落在李精名下。(2018)鲁03民终4033号民事判决书查明：“2016年7月7日，被告王玉霞就上述八笔借款向原告张丽萍、康礼明出具一份汇总后的借条，写明从2010年2月份至2011年10月17日总计借张丽萍、康礼明现金430万元，用途做生意，并由被告李精作为保证人、被告蒲秀云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名并捺印。同日，原告康礼明在该借条下方添写‘注以上两位担保人愿为借款人的借款承担连带责任，担保期为借款还清为止。’2016年7月26日，被告李精、蒲秀云在一份由原告康礼明写好以下内容‘本人愿意为王玉霞担保2010年至2011年10月期间向张丽萍、康礼明夫妇所借肆佰叁拾万元整人民币，从2016年7月还拾万，8月份开始每月伍万以上，到12月份共之前不低于80万元，从2017年正常还款不低于150万元。2018年之前还完。’的书面材料上方和下方分别作为保证人、担保人签名并捺印。”由此可以看出，自2010年起，王玉霞、蒲忠鑫与张丽萍、康礼明之间就发生了借贷关系，到2016年7月，王玉霞、蒲忠鑫已借款八笔，在王玉霞、蒲忠鑫给张丽萍、康礼明出具汇总借条时，李精才在借条上签字担保。因此，不排除三方有目的的预谋：因为案涉房产系王玉霞、蒲忠鑫抵账给上诉人，知道上诉人将案涉房产落在李精名下，王玉霞、蒲忠鑫与李精捏造他们之间的借贷关系，而让李精担保就能打案涉房产的主意，将案涉财产强制执行偿还张丽萍、康礼明的借款，无论是张丽萍、康礼明，还是蒲忠鑫、王玉霞、李精，都是受益者，唯独案涉房产的实际所有人成了唯一个受害者。一审判决仅以案涉房产登记在李精名下，就对案涉房的真正所有人情况模糊处理，“退一步讲”、“进一步讲”、“假设存在”、“即使存在”云云，闪烁其辞，在涉及近千万元财产的重大是非问题的模糊事非，使他人企图用上诉人的财产偿还其对外债务的目的得以实现，而且，即使用上诉人的财产还他人之债，一审判决的语焉不详，使上诉人难以再向他人追偿，甚至案涉房产还他人之债的剩余部分能否归上诉人所有也成了问题!况且，本案的被执行人并非李精一人，对李精还款后的权利救济途径，一审判决亦付缺如。于是，一审判决让被上诉人、案外人等皆大欢喜，而上诉人的财产却先是遭人背后算计，后是错误判决帮助，凭空被人抢去，坐成了以上诉人的财产替他人还债的奇冤!法律的公平何在，司法的公正又何在？!5、一审判决认定以房抵债协议不能产生期待物权并排除对案涉房产执行错误。以房抵债协议能不能产生期待物权是另一个问题，本案中的以房抵债协议已经履行完毕，根本不存在一审判决所称的“以房抵债协议不能产生期待物权并排除对案涉房产执行”的结果。且本案中并非因以房抵债协议产生的纠纷，而是以房抵债后将抵债房登记在他人名下导致的纠纷。一审判决再三以房抵债协议立论，属于倒果为因。问题的关键在于，案涉房屋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能否就因此确认该房产的所有权就归被上诉人所有，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不能因为上诉人将抵账房落户在被上诉人李精名下就因此确认案涉房产的所有权就该归被上诉人李精所有。房屋产权登记是登记机关对不动产权属关系及表现状态的认可和证明，其并不创设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被上诉人李精之所以不享有对案涉房产的权利，是由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李精之间不存在房屋转移占有的实体法律关系。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尽管该不动产登记在被上诉人李精的名下，但结合房款支付、原购房人在公安机关陈述、抵账房屋交付、占有使用、租金收益归属等情况综合分析，完全能够确定案涉房产的权利归属实际为上诉人所有。退(进)一步讲，即使案涉房屋有被上诉人李精的460万元份额，案涉房的大部分仍然属于上诉人所有，本案的执行与一审判决也均构成对上诉人合法财产的严重侵犯。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庭审过程中，出庭的证人均证明案涉房产的实际所有人是上诉人，而被上诉人李精也在与证人的通话录音中明确表明房子是上诉人的。退一步讲，即使被上诉人李精所称的她在案涉房产中有份额，那么超出其份额的部分仍应归上诉人所有。原告判决对上诉人提出的确认上诉人对案涉房产有所有权的诉求不加详查，粗暴地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完全剥夺了上诉人对案涉房产的合法权益。原审判决机械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证人证言未进行综合认定，而认为上诉人不能证明以房抵债协议，是对客观事的否认，也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曲解和主观适法。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损害了司法的公正与权威。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请求贵院依法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对本案作出公正裁判。 李精辩称，我认可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 张丽萍、康礼明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人理由缺乏依据，不能成立，应当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郭玉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停止对位于淄博高新区产(房产证号：淄博市房权证淄博高新字第××号，土土地证号：淄国用[2012]第010**的执行，并解除查封；2.确认原告对上述房产有所有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张丽萍、康礼明与被告王玉霞、蒲忠鑫、李精、蒲秀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8年7月12日作出（2018）鲁0303民初5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王玉霞、蒲忠鑫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张丽萍、康礼明借款本金3067981元；二、被告王玉霞、蒲忠鑫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张丽萍、康礼明逾期利息104311元（自2017年11月24日至2018年1月15日）及自2018年1月16日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的逾期利息（以借款本金3067981元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三、被告李精、蒲秀云对被告王玉霞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履行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王玉霞追偿；四、驳回原告张丽萍、康礼明的其他诉讼请求。”王玉霞、蒲忠鑫不服一审判决上诉，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12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各被告未按期履行义务，张丽萍、康礼明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号为（2019）鲁0303执1368号。一审法院于2018年1月18日查封了李精名下位于淄博高新区产[产权证号：淄博市房权证淄博高新字第××号]。2019年12月9日，一审法院作出关于拍卖案涉房产的公告。异议人郭玉芬就案涉房产提出执行异议，认为其为案涉房产的实际所有人。经审查，一审法院于2020年8月7日作出（2020）鲁0303执异101号执行异议裁定，驳回异议人郭玉芬所提的执行异议。郭玉芬对该裁定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另查明，综合审查案涉房产淄博高新区万杰路79号天府名城小区21号楼甲1号利害关系人蒲忠鑫、郭玉芬、李精的相关陈述和主张，可以认定案涉房产系王玉霞、蒲忠鑫的顶账房，至于顶账给谁，各方各执一词。关于蒲忠鑫的陈述：2018年，在淄博市高新区分局科技园派出所询问笔录中蒲忠鑫陈述“2012年我的资金链断了，郭玉芬跟我和王玉霞要钱，我和王玉霞把天府名城的沿街房抵账给郭玉芬了，郭玉芬把这套沿街房落户在李精名下了”。在（2020）鲁0303执异101号案件质证中，蒲忠鑫陈述称“当时我也欠李精的钱，也欠郭玉芬的钱，房子顶了2000多万把她们俩的账都顶完了。”关于李精的陈述，在（2020）鲁0303执异101号案件质证中，李精陈述称“房子当时写我的名字是有原因的，王玉霞和蒲忠鑫也欠我的钱，也欠郭玉芬的钱，欠我460万元，460万元的账用这套房子顶了”，并在最后陈述时称“房子虽然写的我的名字，但是是我和郭玉芬的，为什么收房子是因为房子之前有欠款，郭玉芬出资130万元，所以由郭玉芬出租收到130万元。”郭玉芬主张，案涉房产系王玉霞、蒲忠鑫欠款无力偿还，将涉案房产抵顶部分借款(1100万元)，缴纳尾款130万元左右后，在办理过户时，因“我名下给他人担保，不能名下有东西，当时和李精关系很好”，便将案涉房产落在了李精名下，同时郭玉芬申请证人证明其系房产实际所有人，并一直将案涉房产对外出租收取租金。被告李精对原告郭玉芬缴纳案涉房产尾款、对外出租案涉房产并收取租金的事实均无异议。还查明，2012年2月29日，被告李精与淄博天府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了案涉房产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于2012年3月22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淄博市房权证淄博高新字第××号，不动产权证书载明该房产为李精单独所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是原告郭玉芬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原告郭玉芬的主张涉及以房抵债和借名落户两个基础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一、关于以房抵债的事实，原告郭玉芬、被告李精均主张与王玉霞、蒲忠鑫就案涉房产存在以房抵债关系,应当提供证据能够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真实债权债务关系、抵债数额和抵债房屋已经确定且双方签订书面以房抵债协议。以物抵债协议属于诺成合同，自双方达成合意时成立。原告郭玉芬、被告李精均未与蒲忠鑫、王玉霞签订以房抵债协议，再结合蒲忠鑫的陈述，郭玉芬、李精均无直接证据证明其自身与王玉霞、蒲忠鑫达成了以房抵债合意、建立了以房抵债关系。第二、关于以房抵债能否产生不动产期待物权并足以排除对案涉房产执行的效果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故以房抵债协议成立后，未实际受领的，不能作为对抗强制执行的正当理由，何况本案原告无法证明以房抵债协议成立。退一步讲，即使确系王玉霞、蒲忠鑫与郭玉芬协商一致将本案案涉房产抵顶给了郭玉芬用于抵偿债务，郭玉芬也仅享有普通债权请求权，即有权请求交付并转移房屋所有权，该债权请求权不能满足法定物权变动的要求，因而不能直接取得案涉房产的所有权，不得对抗强制执行。第三、关于原告主张的借名落户问题。原告郭玉芬称因“我名下给他人担保，不能名下有东西，当时和李精关系很好”，便将案涉房产落在了李精名下。原告郭玉芬主张案涉房产系借李精之名落户，首先，应建立在以房抵债协议成立的情况下，但原告无法证明该协议成立。其次，原告郭玉芬不能直接证明与被告李精之间存在借名落户的合意，进一步讲，假设存在此种合意，也系原告郭玉芬擅自处分自己对案涉房产享有的转移房屋所有权的权利，目的是为他人担保规避债务，自身存在过错，理应自行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无权就案涉房产主张所有权并以此对抗法院强制执行。综上所述，首先，原告郭玉芬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以房抵债的事实；其次，即使存在以房抵债的事实，也不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最后，案涉房产现登记在被告李精名下，即使存在原告郭玉芬主张的借名落户的情形，郭玉芬与李精之间也只能在其内部产生债权债务关系,亦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因其自身存在过错，应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其不能阻却执行。故对于原告要求停止执行案涉房产并解除查封的诉讼请求，以及确认其对案涉房产享有所有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零七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郭玉芬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原告郭玉芬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郭玉芬提交房屋交付前上诉人与另案当事人王玉霞、蒲忠鑫、蒲秀云之间的银行流水12组。该证据是由郭玉芬用本人的卡及所掌握的刘永军（郭玉芬的司机）、郭川（郭玉芬的侄子）、高玉芝（郭玉芬的嫂子）的卡用于提款和转账。证明在涉案房屋抵账给上诉人之前，原涉案房产的购买人王玉霞、蒲忠鑫总共向被申请人借款达5095万元，当时涉案房产抵顶1280万元，王玉霞、蒲忠鑫将该房产抵顶给上诉人后，到开发商办理了合同变更，合同变更时上诉人将该房产落户在本案被上诉人李精名下，蒲忠鑫在公安局所作的笔录第9页、第11页中明确陈述了该房产抵账给上诉人郭玉芬及郭玉芬将该房产落户在李精名下的事实。被上诉人李精与王玉霞、蒲忠鑫之间没有就该房产抵顶的事实，被上诉人李精所称的王玉霞、蒲忠鑫对其借款没有事实依据。 李精质证认为，证据不是原件，王玉霞和蒲忠鑫欠我钱，把涉案房子抵顶给我的，且落户，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 郭丽萍、康礼明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系复印件，应当提供加盖银行印章的原件。同时，该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上诉人所陈述的相关内容是案件执行依据判决所涉及的范围，根据最高院相关规定，执行异议之诉不涉及执行依据判决的审查，所以本组证据不属于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新证据。同时，上诉人所陈述的内容与本案在执行阶段执行听证、执行异议之诉一审所查明的内容不符，截止现在为止，上诉人没有提供相应的合法的证据证实案外人王玉霞、蒲忠鑫将案涉房屋抵顶给上诉人，其陈述的以房抵债缺乏依据，在案件一审及今天的庭审中，被上诉人李精也不认可相应案涉房屋是借名落户，李精认可案涉房屋是王玉霞、蒲忠鑫欠其借款，最终将房屋抵顶给李精，且经不动产登记部门登记落户在李精名下，在一审过程中也已经提交了不动产登记部门房屋买卖登记落户的相应证据，物权法规定物权具有优先性、排他性，但是房屋已经登记在被上诉人李精名下，该房屋以登记部门记载所有权人为准，上诉人主张其享有案涉房屋的所有权益，无任何事实证据。同时，上诉人在其上诉状第4项理由所陈述和预设的多项内容缺乏依据。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于郭玉芬提供的刘永军、郭川、高玉芝的提款记录，以及郭玉芬与王玉霞、蒲忠鑫、蒲秀云之间的银行流水等证据，均在一审诉讼前即已存在，其未在一审诉讼中提出，依法不属于新证据；同时，与本案郭玉芬是否系案涉房屋的真正权利人、是否对涉案房屋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并无直接关联，对于该组证据在本案的证明效力，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郭玉芬向本院提交了鉴定申请书，请求本院委托鉴定机构对李精提交的《借条》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本院经审查认为，李精提交的《借条》形成时间是否在涉案房屋落户之前与郭玉芬是否系涉案房屋的真正权利人并无直接关联，该借条形成时间的鉴定对于本案事实的查清没有影响，因此对于该鉴定申请本院依法予以驳回。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郭玉芬对涉案房产是否享有阻却执行的民事实体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郭玉芬以其与王玉霞和蒲忠鑫已经以涉案房屋抵顶债务为理由，请求人民法院排除对涉案房屋的强制执行，应当对其就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法院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根据上述规定，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认为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需提供已满足以上法条四方面的证据。本案中，郭玉芬与案外人王玉霞、蒲忠鑫不是房屋买卖关系；郭玉芬主张其与王玉霞、蒲忠鑫以房抵债，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亦需满足前述法律规定的四个方面。事实上，对于郭玉芬与王玉霞、蒲忠鑫以房抵债，郭玉芬、李精、王玉霞、蒲忠鑫各自说法并不一致，出入较大；郭玉芬并未提供直接证据（比如各方均签名的以房抵账协议或类似协议）证明其与王玉霞、蒲忠鑫确实达成了以房抵债合意、确实建立了以房抵债关系，因此对于郭玉芬主张的其与王玉霞、蒲忠鑫就涉案房屋形成了以房抵债关系，本院无法确认。另外，郭玉芬也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合法占有涉案房屋；再之，郭玉芬陈述“我名下给他人担保，不能名下有东西，当时和李精关系很好”，便将案涉房产落在了李精名下，本院认为，即使客观上郭玉芬系涉案房屋的实际权利人，但涉案房屋未登记在郭玉芬名下，也并非是“非因自身原因”造成的，其自身存在明显过错，由此带来的风险,应由自己承担。因此，就郭玉芬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系涉案房屋的真实权利人，其并未完成对涉案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举证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我国物权法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案房屋现在已经登记在李精名下，在没有确实有效的证据证明该登记确实存在错误的情况下，李精系该房屋的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人。在李精不认可该房屋属于顶名登记、权属归郭玉芬所有的情况下，根据本案现有证据，郭玉芬要求将现在登记在他人名下的房屋，认定为郭玉芬享有所有权，其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亦没有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上诉人郭玉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上诉人郭玉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连宏 审 判 员 王欣欣 审 判 员 侯 康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杨晓宇 书 记 员 白杉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