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111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振斌，男，1978年1月27日生，汉族，户籍地福建省福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小均，上海市李国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民康**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表人：屠传亮，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杰，上海申渝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振斌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民康**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康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3民初141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振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民康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徐振斌在2018年9月后未为民康公司工作有误。民康公司2014年1月开始为徐振斌连续缴纳社保至2019年3月底，同时民康公司承认“量恒”商标为其所有，“量恒通讯录”记载屠传亮为总经理，曾开明为副总经理，王亭为出纳，王瑞是人事经理，黄春根为长义平台经理。结合“钉钉”考勤信息和财务信息认定，曾开明、王亭、王瑞均为民康公司员工。徐振斌与王瑞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王瑞和曾开明签字的工资表等证据可以证明徐振斌一直为民康公司提供长期稳定的劳务。同时民康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钉钉”考勤表被修改过，不能真实反映徐振斌的实际出勤情况。因此一审认定徐振斌在2018年9月后未为民康公司工作有误，实际上徐振斌为民康公司工作至2019年3月。2．一审对系争报销费用的认定有误。根据民康公司“钉钉”中相应文件显示的报销流程，只要财务经理签名后，出纳就应当拨款。本案中，徐振斌提供的报销单上有民康公司财务曾开明和出纳王亭的签名，符合公司报销流程，而一审以徐振斌提供的报销凭证未经屠传亮审核为由，对其主某不予支持的认定存在错误，民康公司应向徐振斌支付系争报销款项。民康公司辩称：不同意徐振斌的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1．民康公司无需支付徐振斌2018年3月至2018年8月期间工资差额8，543元。一审法院采信民康公司提供的考核表，这说明徐振斌在劳动合同到期后并未提供长期稳定的劳动。此外，一审认定民康公司于2018年11月21日和2018年12月23日支付的7，500元系民康公司支付给徐某某的利息有误。一审中徐振斌主某2018年11月21日的7，500元通过支付宝支付，而民康公司提交证据为微信支付，二者主某支付工具不同。徐振斌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2018年11月21日屠传亮用支付宝支向其付2笔7，500元，这印证民康公司通过微信支付的款项与徐某某无关。2018年12月23日支付的7，500元，一审中民康公司提交证据证明系屠传亮微信支付，而徐振斌提交的徐某某案件中为财务支付，二者系属不同事件。2．徐振斌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徐振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民康公司向徐振斌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拖欠的工资差额173，313.40元；2．判令民康公司向徐振斌支付报销费用43，919.1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民康公司于2011年11月经工商登记注册成立。徐振斌系民康公司的股东，在民康公司处担任副总经理职务。徐振斌、民康公司双方签有期限至2015年10月16日止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约定徐振斌基本工资6，000元／月、绩效工资4，000元／月。民康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发放徐振斌劳动报酬。根据徐振斌2017年至2018年期间的银行转账明细显示：账户尾号为2262／屠传亮的账户发放徐振斌2017年度工资共计23，128.90元，2018年度工资共计8，457元。2018年9月至12月期间，账户尾号为3279／黄春根的账户按月发放徐振斌工资。民康公司在2017年至2018年期间对徐振斌实行“钉钉”打卡考勤。按照民康公司处报销流程，徐振斌报销费用需经法定代表人屠传亮审核。一审又查明，徐振斌于2020年3月19日向上海市宝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宝山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民康公司支付：1.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173，313.40元；2.2015年10月16日至2019年3月3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期间二倍工资差额305，935.20元；3.2017年11月至2018年8月期间的报销款43，919.10元。宝山仲裁委于2020年5月9日作出裁决：一、民康公司支付徐振斌2017年1月至2018年8月期间的工资差额3，543元；二、对徐振斌其他申诉请求不予支持。徐振斌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一审审理中，徐振斌为证明其主某，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下列证据，民康公司进行了质证：(1)商标注册证、量恒通讯录，证明“量恒”注册商标为民康公司所有，杜聪利是仁和平台的平台经理，黄春根是长义平台的平台经理，赵安楠是长义平台大华店的员工，李艳是汇礼平台的平台经理，田艳艳是云信平台的平台经理，屠传亮是董事长，赵严严是总经理，曾开明是副总经理，王亭是出纳，王瑞是人事经理。民康公司对商标注册证无异议，通迅录真实性无法确认，通讯录上的王瑞不是人事经理，曾开明不是副总经理而是股东，不认识王亭，赵严严也是股东。(2)工资表，人事部王瑞和财务部曾开明均签字确认，证明民康公司应支付徐振斌2017年及2018年的工资情况。民康公司对该证据不认可，王瑞和曾开明不是民康公司员工，曾开明曾系上海古懿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古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瑞与徐振斌都是这家公司股东，王瑞在该公司任职，故王瑞和曾开明签字的工资表民康公司不认可。(3)微信聊天截屏，证明2017年至2019年3月期间，徐振斌为民康公司工作的情况。民康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徐振斌系作为股东对员工进行管理。(4)报销凭证，证明徐振斌共计为民康公司垫付的款项。民康公司对该证据不认可，没有民康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字确认，不符合报销规则。(5)劳动合同和社保缴费情况，证明徐振斌、民康公司劳动关系情况。民康公司对劳动合同真实性和合法性不认可，徐振斌诉状中进入公司时间和劳动合同期限不一致，当时公章掌握在徐振斌手里；关于社保缴纳记录真实性没有异议，民康公司为徐振斌代缴社会保险，民康公司为徐振斌缴纳社保起止时间是2017年12月至2019年3月，2019年5月至2019年8月是上海益仁堂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仁堂公司”)缴纳的，2019年9月以后是徐振斌和案外人曾开明合作的公司缴纳。(6)钉钉管理权限，证明民康公司公司钉钉考勤管理员为王瑞。民康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王瑞是古懿公司的员工，与民康公司无关。(7)上海量恒会计岗位职责复印件，证明王亭是民康公司公司的会计。民康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系复印件，无法看出民康公司公司信息。(8)(2018)沪0113民初21700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谈话笔录、庭审笔录，证明民康公司在该案中承认2018年12月23日转账给徐振斌的7，500元款项为支付给案外人徐某某的借款利息。民康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认可徐振斌的证明目的，认为并非支付给徐某某的利息，哪怕民康公司向徐某某的利息少付了，也应该由案外人主某，和本案没有关系。(9)益仁堂公司企业信息、销售回款管理规定，证明益仁堂公司为民康公司的关联公司。民康公司对企业信用信息真实性没有异议，益仁堂公司原来的股东和法人均是徐振斌，由徐振斌控制，徐振斌自己经营。对销售回款管理规定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10)仲裁询问笔录，证明徐振斌虽承认微信转账款已收到，但未认可系2017年的工资。民康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11)银行流水，证明民康公司法人于2018年1月4日向徐振斌转账10万元系归还徐振斌的借款。民康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且该证据显示徐振斌与王亭有多次金钱往来，两人存在利害关系。(12)支付宝账单详情、微信聊天记录，证明2018年11月21日民康公司支付宝转账的7，500元以及2018年12月23日通过微信转账的7，500元均系支付给徐某某的利息。民康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两笔7，500元款项均是支付徐振斌的工资，并非给徐某某的利息。(12)报销凭证，证明徐振斌的报销情况。民康公司对该证据不认可，认为报销款已经支付，其中很多与报销无关。(13)尾号为2262／屠传亮的账户流水，证明民康公司公司各项支出均使用该账户，该账户为民康公司公司实际的基本账户。民康公司对该证据不予认为，认为并非原件。(14)照片、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徐振斌至2019年5月24日还在为民康公司关联企业工作。民康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15)古懿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证明古懿公司与民康公司是关联公司。民康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民康公司为证明其主某，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下列证据，徐振斌进行了质证：(1)合作协议，证明徐振斌、曾开明和赵严严均为“量恒”事业的合作方。徐振斌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不是公司注册的相关的证据，事实上该公司并没有注册成功。(2)王瑞、王亭两人的劳动合同和住房公积金支付记录，证明王瑞、王亭、黄春根均非民康公司公司员工。徐振斌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古懿公司与民康公司是关联公司，员工工资、客户业务款等都通过民康公司法人屠传亮个人账户支付的，不能证明王瑞和王亭是古懿公司员工。(3)微信转账记录，证明民康公司于2018年11月21日通过支付宝账户支付徐振斌7，500元、2018年12月23日通过微信转账支付徐振斌7，500元、2019年1月12日通过微信转账支付徐振斌6，000元、2019年1月22日通过微信转账支付徐振斌10，000元、2019年1月29日通过微信转账支付徐振斌10，000元、2019年1月29日通过微信转账7，000元。徐振斌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但认为2018年11月21日、2018年12月23日的两笔款项系民康公司通过其支付给徐某某的借款利息(借款本金100万，每月归还利息7，500元，借款已归还70万)，2019年1月12日款项支付的是徐振斌2016年4月18日、2016年7月30日、2016年8月8日、2016年6月22日、2016年4月18日、2016年6月30日、2016年4月18日、2016年7月3日的报销款，2019年1月22日款项支付的是徐振斌2016年6月22日、2016年7月3日、2016年7月30日、2016年4月18日、2016年7月30日、2016年4月18日的报销款，2019年1月29日的10，000元支付的是徐振斌2016年5月15日、2016年5月15日、2016年6月11日的报销款，2019年1月29日7，000元支付的是2016年5月15日、3次2016年6月11日、2016年7月30日、2016年6月16日、2016年5月15日的报销款。(4)光盘，证明徐振斌的考勤情况。徐振斌对该证据不予认可。(5)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申请书，证明徐振斌在两次仲裁时，对工资部分数额是不一致的，民康公司认为徐振斌存在虚假陈述的情况。徐振斌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不一致系因为增加了部分新的申诉请求。(6)建设银行交易明细，证明徐振斌2016年的报销费用均已支付完毕，不可能如徐振斌所说2019年的转账系报销2016年的费用。徐振斌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认为银行明细中的报销费用并非本案主某的报销费用。(7)工资收入明细，是黄春根支付给徐振斌2018年9月至2018年12月期间的工资，证明徐振斌从2018年9月起和黄春根合作经营公司。徐振斌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但认为黄春根是民康公司员工，徐振斌协助黄春根工作，相关工资便由黄春根的部门发放，实际出账的还是民康公司。(8)微信转账记录，证明2019年1月29日民康公司实际上向徐振斌支付过两笔10，000元的费用，仲裁时有遗漏，故除了仲裁中徐振斌认可收到的48，000元外，应再加上该笔10，000元，共计向徐振斌支付58，000元。徐振斌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2019年1月29日确实收到屠传亮向徐振斌转账各10，000元的两笔款项，但该两笔10，000元款项并非支付民康公司拖欠徐振斌的工资，其中10，000元是支付徐振斌2016年的部分报销费用，另外10，000元是屠传亮归还徐振斌代为垫付的费用和民康公司的拓展费用。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某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首先，徐振斌、民康公司双方对2017年1月起徐振斌是否在民康公司处工作存在争议。徐振斌为此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劳动合同、社保缴费情况，证明其于2017年1月1日起仍然为民康公司工作。民康公司则辩称与徐振斌的劳动合同到期后未再续签，徐振斌于2017年1月1日起仅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经营，间断性提供劳务，并提交了考勤表、工资收入明细予以证明。对于考勤表徐振斌虽不认可，然其仲裁时自述民康公司对其进行考勤，且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反驳，一审法院对该考勤表予以采信。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徐振斌、民康公司自2015年10月16日劳动合同终止后未再签订劳动合同，徐振斌系民康公司公司股东，相较于一般劳动者其举证能力更强，现其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双方劳动合同到期后仍作为劳动者为民康公司提供长期稳定的劳动，根据考勤表，徐振斌于2017年1月、2月，2018年3月、4月、5月、6月、7月、8月期间有考勤记录，2018年9月起不再有考勤记录，根据工资收入明细黄春根亦从2018年9月开始按月支付徐振斌工资，故一审法院对徐振斌于2018年9月后仍为民康公司工作不予采信，对徐振斌于2017年1月、2月，2018年3月、4月、5月、6月、7月、8月期间为民康公司工作予以采信。其次，徐振斌主某其享有2017年1月起的工资，且民康公司未足额支付其工资，为此提交了落款有“王瑞”“曾开明”签字的工资表、(2018)沪0113民初21700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及庭审和询问笔录、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民康公司则辩称相应报酬已支付完毕，并提交了建设银行交易明细、微信和支付宝的转账记录予以反驳。对于徐振斌提交的工资表，除有王瑞和曾开明的签字外，无民康公司公司信息，落款总经理处无签名记录，且徐振斌亦未能证明王瑞和曾开明有权代表公司进行确认，故一审法院对该工资表难以采信。对于民康公司提交的转账记录，徐振斌确认收到民康公司款项共计58，000元，但主某其中2018年11月21日、2018年12月23日支付的两笔7，500元款项系民康公司支付给徐某某的借款利息，其余款项均为2016年期间的报销费用。结合(2018)沪0113民初21700号民事判决书及庭审和询问笔录、微信聊天记录、建行交易明细，一审法院对民康公司于2018年11月21日、2018年12月23日支付的两笔7，500元款项系支付给徐某某的借款利息予以采信。民康公司主某其余款项系2016年期间的报销费用，但徐振斌所支付的每笔费用所对应报销凭证金额无法吻合，时间亦有穿插，故对徐振斌的主某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对民康公司向徐振斌支付的43，000元系劳动报酬予以确认。参照徐振斌10，000元／月的工资标准，根据考勤月份及徐振斌、民康公司双方已确认的工资金额，2017年民康公司已足额支付徐振斌工资，2018年还应补足徐振斌3月至8月期间的工资差额8，543元。关于报销费用。本案中，按照民康公司处的报销流程，徐振斌的报销费用需经法定代表人屠传亮审核。现徐振斌提交的报销凭证未经审核，亦未能充分证明该报销款项系为民康公司工作产生，故对徐振斌主某的报销费用，一审法院难以支持。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期间二倍工资差额305，935.20元，因仲裁裁决书对此项申诉请求未予支持，而双方均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对该项仲裁裁决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判决：一、民康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徐振斌2018年3月至2018年8月期间工资差额8，543元；二、民康公司无需支付徐振斌2015年10月16日至2019年3月3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期间二倍工资差额305，935.20元；三、驳回振斌的其余诉讼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民康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徐振斌在民康公司工作的时间及系争报销费用是否应由民康公司承担。关于徐振斌在民康公司工作时间的问题，徐振斌主某2017年1月至2019年3月一直为民康公司提供稳定的劳务，但其提交的“量恒通讯录”、微信聊天记录截屏、社保缴费情况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在此期间其为民康公司持续、稳定地提供劳务，尤其是在2018年9月之前民康公司对徐振斌进行考勤，并形成相应的考勤记录，而2018年9月之后并无考勤记录，对此徐振斌主某民康公司修改过考勤记录，但未能举证证明修改事实的发生，亦不能举证证明其实际出勤情况，因此一审法院以徐振斌举证不足为由认定其2018年9月后不再为民康公司工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在对徐振斌工作时间进行认定后，一审法院参照10，000元／月的工资标准，根据徐振斌与民康公司确认的工资金额和具体的考勤月份，认定民康公司应补足徐振斌2018年3月至8月的工资差额8，543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系争报销费用是否应由民康公司承担的问题，徐振斌主某案涉报销费单上由财务经理曾开明和出纳王亭的签名，符合民康公司“钉钉”中的“量恒费用审核报销规定2015”规定的费用报销流程，因此民康公司应当支付其系争报销费用。至于徐振斌向本院提交原民康公司员工赵安楠、李志远、冯晓龙、曾开明等人的证人证言，意在证明系争报销费用符合民康公司报销流程。但在本案一审审理中，徐振斌自认称在2017年后，其报销单在王亭签字后不予报销，需征得屠传亮同意后才能支付报销款项，因此徐振斌的报销费用与民康公司普通员工并不一致，其报销费用需经民康公司法定代表人屠传亮审核。对于本案系争的报销款项，徐振斌不能证明已经征得屠传亮的同意，亦不能举证证明系履行民康公司工作所产生的费用，故对徐振斌要求民康公司支付其报销费用的主某，本院难以支持。综上，徐振斌提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徐振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安审 判 员  易苏苏审 判 员  章晓琳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蔺皓然书 记 员  胡峻峰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