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106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健，男，1968年10月15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嘉定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卫东，女，1968年10月7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嘉定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朱佳琦，女，1992年9月25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嘉定区。上列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兆冬，上海中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隆，上海中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丽珍，女，1946年11月24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嘉定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惠龙，男，1944年12月25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嘉定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萍，女，1972年1月31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嘉定区。原审第三人：上海嘉储拆迁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法定代理人：马伟东，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醉，上海嘉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汪一帆，上海嘉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健、高卫东、朱佳琦(以下简称朱健方)因与被上诉人王丽珍、朱惠龙、朱萍(以下简称王丽珍方)及原审第三人上海嘉储拆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储公司)共有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4民初155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9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由法官一人独任开庭审理。上诉人朱健、高卫东、朱佳琦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兆冬，被上诉人王丽珍、朱惠龙、朱萍，原审第三人嘉储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健方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三上诉人在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即判令上海市嘉定区徐行镇小庙村XXX号房屋(以下简称411号房屋)拆迁所得的上海市嘉定区徐行镇启源路XXX弄XXX号XXX室、启源路XXX弄XXX号XXX室、启源路XXX弄XXX号XXX室(以下分别简称401室、404室、501室)三套安置房屋由朱健方及王丽珍、朱萍按份共有，其中朱佳琦系独生子女，按增加一人计算，嘉储公司协助办理安置房屋产权证登记手续。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遗漏高卫东、朱佳琦在动迁安置中的被安置人地位，侵犯其合法权益。根据《上海市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暂行规定》，征地房屋补偿应当以合法有效的宅基地使用证、房地产权证或者建房批准文件计户，按户进行补偿。而宅基地使用证申请依照《上海市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执行，村民户申请个人建房用地的人数，按照该户在本村或者村民小组内的常住农业户口进行计算，其中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或者《独生子女证》)的独生子女，按2人计算。本案中，由于411号房屋宅基地使用证办理在1989年，而高卫东、朱佳琦在1992年和1993年因结婚和出生将户口迁入原宅基地户内，一审法院机械地认为1989年申请宅基地时无高卫东、朱佳琦，故高卫东、朱佳琦在2013年动迁时不是安置房屋的权利人错误。关于宅基地使用权的补偿，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具有无偿性、福利性及严格的人身依附性，并且按户计算，并非申请后就一成不变。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宅基地房屋纠纷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三条中“当一户出现人口减少时，宅基地仍是由一户中剩余的成员共同使用，宅基地使用权的补偿款则由该户剩余的成员共同共有”，人口减少应指宅基地人员的减少，包括死亡。同样，如果有新增人口，《上海市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暂行规定》中明确，符合本市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申请条件的村民家庭，因建设规划控制等原因未新建、扩建住房的，现住房建筑面积以征地公告时符合农村村民建房申请条件的人数计算；低于现行农村村民住房可建面积标准的部分，可给予土地使用权基价补偿和价格补贴，但他处有经批准建造的农村住宅、已享受过福利分房或已享受过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的人数除外。每户可建建筑面积与原建筑面积总和，不得高于当地现行农村村民住房建设标准，且不作分户计算。事实上，在动迁前高卫东、朱佳琦一直实际生活在原宅基地房屋内，动迁后，当地政府确认高卫东、朱佳琦宅基地使用权属于原宅基地房屋户内，且已经协议动迁。如果高卫东、朱佳琦不是安置房屋的权利人，那么就会侵犯他们的合法权利。王丽珍方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坚持在一审的答辩意见，王丽珍1989年建造411号房屋的时候，朱健和高卫东还没结婚，只有朱健、朱萍和王丽珍、朱惠龙。诉讼费也不应由王丽珍方承担。按照拿安置房屋的比例出的补差款也是王丽珍方缴纳的。嘉储公司述称：坚持一审的陈述意见，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处理。嘉储公司认为411号房屋拆迁是按照1989年的建房申请表来确认的。也不涉及上诉人所说的存在应建未建的情况，因为拆迁人并没有确认高卫东和朱佳琦应该享受应建未建面积的相关政策。本次动迁的方案是数砖头，家庭内部每个成员的分割与拆迁人无关，嘉储公司在本次拆迁时不考虑户口因素。朱健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401室、404室、501室三套安置房屋由朱健方及王丽珍、朱萍按份共有，其中朱佳琦系独生子女，按增加一人计算；2．判令嘉储公司协助办理安置房屋产权证登记手续。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朱健、高卫东系夫妻，生育一女即朱佳琦。王丽珍、朱惠龙系夫妻，生育子女二人即原告朱健、朱萍。411号房屋系1989年3月获批后建造的农村宅基地房屋，立基人口4.5人，其中农业3.5人，非农业1人，0.5人为朱惠龙的母亲高月秀，非农业1人为朱惠龙，其余人口为朱健、王丽珍、朱萍。房屋建成后由王丽珍、朱惠龙、朱健、朱萍居住，四人户口均在**内，户主为王丽珍。朱萍出嫁后将户口户口迁出，07年9月因离婚将户口户口迁回，2011年9月同号分户。高卫东、朱佳琦分别于1992年、1993年因结婚、出生而将户口户口迁入。div>2013年1月，411号房屋因市政工程建设纳入征收范围。同年2月25日，王丽珍作为被拆迁人(乙方)与拆迁人徐行镇房屋土地征收工作指挥部办公室(甲方)、房屋拆迁实施单位第三人嘉储公司(甲方代理人)签订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拆迁房屋补偿安置协议。协议约定：乙方的房屋坐落于411号，建筑面积273.71平方米；乙方选择按货币补偿金额同等价值的产权房屋调换的补偿安置方式，并同意与甲方按房地产市场价结算调换房屋的差价；被拆除房屋同区域新建多层商品住房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土地使用权基价为874元，价格补贴为219元；被拆除房屋经评估，其房屋建安重置结合成新评估总价为283，728元，零星补偿为30，000元；甲方应补偿乙方612，893元；甲方安置乙方的房屋坐落在绿洲香润苑XXX号东单元1504室80.8平方米，绿洲香润苑XXX号西单元1501室80.8平方米，汇丰颐苑XXX号XXX室(即401室)125.98平方米，共计房价739，946元；甲方按规定付给乙方搬家补助费2，737元，以期房调换的另增发搬家补助费2，737元，设备迁移费1，260元，特殊奖励费45，000元，合计补偿总额664，627元；乙方应付甲方差额75，319元等。同年5月23日，王丽珍作为被拆迁人代表签订401室购房确认单，确认401室房屋产权人为朱健、高卫东、朱佳琦，房屋测量面积125.98平方米，房屋销售总价339，986元，购房人无需支付差价。同年5月24日，401室房屋交付，由朱健、高卫东、朱佳琦居住使用。2013年11月5日，朱萍以离婚无房为由申请住房获得批准。同年11月6日，其作为被置换人(乙方)与置换人徐行镇房屋土地征收工作指挥部办公室(甲方)、置换实施单位第三人嘉储公司签订徐行镇宅基地置换补偿安置协议。协议约定：乙方的房屋坐落于411-1号；乙方选择按货币补偿金额同等价值的产权房屋调换的补偿安置方式，并同意与甲方按房地产市场价结算调换房屋的差价；乙方安置房屋坐落在绿洲香润苑XXX号东1602室52.63平方米，房价共计213，677.8元，乙方应支付甲方差额213，677元等。2015年1月27日，王丽珍出具同意书，同意将朱萍的动迁安置房列入王丽珍的土地拆迁房屋补偿协议内。同年11月8日，王丽珍、朱萍在原安置协议上书明协议作废。同日，王丽珍作为被置换人(乙方)与置换人徐行镇房屋土地征收工作指挥部办公室(甲方)、置换实施单位第三人嘉储公司重新签订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拆迁房屋补偿安置协议。协议约定：乙方的房屋坐落于411号，有证有效建筑面积273.71平方米；乙方选择按货币补偿金额同等价值的产权房屋调换的补偿安置方式，并同意与甲方按房地产市场价结算调换房屋的差价；被拆除房屋同区域新建多层商品住房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土地使用权基价为874元，价格补贴为219元；被拆除房屋经评估，其房屋建安重置结合成新评估总价为283，728元，零星补偿为30，000元；甲方应补偿乙方612，893元；乙方安置房屋坐落在绿洲香润苑XXX号西单元404室(即404室)113.7平方米，绿洲香润苑XXX号东单元501室(即501室)113.7平方米，汇丰颐苑XXX号XXX室125.98平方米，房价共计1，001，387元；甲方按规定付给乙方搬家补助费2，737元，以期房调换的另增发搬家补助费2，737元，设备迁移费1，260元，奖励费45，000元，合计补偿总额664，627元；乙方应支付甲方差额336，760元等。王丽珍作为被置换人代表并签订购房确认单，确认404室房屋产权人为朱萍、501室产权人为王丽珍、朱惠龙。2015年11月11日，404室、501室房屋交付，建筑面积均为116.99平方米，三被告分别补差价88，483元和269，085元，404室由朱萍居住使用，501室由王丽珍、朱惠龙居住使用。高月秀与丈夫生育子女三人，儿子朱惠龙、朱惠新，女儿自小被他人收养。双方并领养一女朱林娟。高月秀丈夫于1978年去世，高月秀于1999年去世。高月秀生前未留有遗嘱。2019年8月，朱健方曾提起过本案系争之诉。该案审理过程中，经调查，朱惠新、朱林娟均表示放弃继承高月秀的遗产。该案宣判前，朱健方撤回起诉。2020年5月12日，朱健方向上海市嘉定区徐行镇人民政府咨询朱惠龙、高卫东、朱佳琦是否享有宅基地使用权事项，徐行镇人民政府于2020年5月22日出具告知书，告知根据《上海市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的规定，农村村民是指具有本市农业户口户口的本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规定标准。经核实，上述人员属于小庙村XXX号王丽珍户，该户农村宅基地已协议动迁。朱健方提供嘉定区集体土地居民动迁安置结果确认单，认为确认单上列明了本次动迁应当安置的“列计人口”即王丽珍、朱健、高卫东、朱佳琦、朱惠龙，上述人口与宅基地申请表上的人口不是对应关系，证明本次动迁不以宅基地申请表的立基人口为依据，且朱健方均是本次动迁的被安置人口。王丽珍方对此有异议，认为房屋动迁是根据宅基证，按户计算的。法院曾为此向拆迁人徐行镇房屋土地征收工作指挥部办公室作调查，拆迁人表示动迁按《徐行镇嘉盛东路区区对接项目地块征收与补偿工作实施方案》进行，被征收人以合法有效的农村宅基地使用证或建房批准文件计户，征收补偿按户进行；因农村宅基地使用证户主为王丽珍，故与王丽珍签订的动迁补偿安置协议；至于王丽珍拿了房屋如何分配由其内部协商，拆迁人不参与其内部房屋分配；嘉定区集体土地居民动迁安置结果确认单主要确认411号房屋有证面积，列计人口只代表户口户口在**房屋中，1号房屋动迁未考虑户口因素户口因素。v>一审法院认为，411号房屋系农村宅基地房屋，根据有关规定，农村宅基地房屋的权利人按照建房用地申请表、宅基地使用证核定的人员予以确定，王丽珍、朱惠龙、朱健、朱萍、高月秀均系房屋立基人，故该房屋属上述人员共同所有。高月秀去世后，其房屋权利因朱惠新、朱林娟放弃继承而由朱惠龙继承。因高月秀在房屋动迁前去世，故朱惠龙仅能就房屋补偿款享有继承的权利。根据动迁政策，411号房屋动迁按户进行，以合法有效的农村宅基地使用证或建房批准文件计户，拆迁人不参与其内部房屋分配，除了朱萍离婚政策外未考虑户口等其户口等其他因素，诉称本次动迁不以宅基地申请表的立基人口为依据，高卫东、朱佳琦户口都在户口都在**房屋内，动迁的被安置人口与事实不符，法院不予采信。动迁安置房屋系被动迁房屋物权的转化，故411号房屋动迁获得的三套安置房屋权利人亦为王丽珍、朱惠龙、朱健、朱萍。王丽珍作为被拆迁人代表对三套安置房屋所有权均作了确认，可视为家庭成员之间对于共有财产分割已达成协议，朱健、朱萍所得的房屋面积均已超过其应得的份额，考虑上述共有财产分割内含家庭成员对家事问题、财产问题等的妥协和让步，故法院予以照准。一审法院判决：一、坐落于上海市嘉定区徐行镇启源路******房屋归朱健、高卫东、朱佳琦所有；二、坐落于上海、坐落于上海市嘉定区徐行镇启源路******房屋归朱萍所有上海市嘉定区徐行、坐落于上海市嘉定区徐行镇启源路******房屋归王丽珍司协助办理上述房屋产权登记手续。二审中，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411号房屋宅基地使用证办理在1989年，当时高卫东尚未与朱健结婚，朱佳琦也未出生，故两人并非411号房屋立基人员。虽然两人户籍之后迁入户籍之后迁入**房屋，未重新申请建房，且拆迁人按照1989年农村宅基地使用证确定王丽珍户所享有住房建筑面积给予安置，并未确认高卫东、朱佳琦有应该享受的应建未建面积。朱健方认为高卫东、朱佳琦也应按份共有安置房屋，且朱佳琦系独生子女可以增加一人计算份额均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朱健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446.27元，由上诉人朱健、高卫东、朱佳琦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刘建颖二〇二一年一月四日法官助理 揭 扬书 记 员 王一飞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