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黔03民终2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魏星，男，1951年3月17日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人，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清琼，女，1959年1月30日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人，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喻克美，男，1952年3月16日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人，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滋本，男，1954年7月19日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人，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瑞其，男，1951年4月9日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人，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邱峻梅，女，1970年12月9日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人，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华武，男，1966年3月25日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人，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梅正萍，女，1955年10月28日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人，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喻随彬，贵州尊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遵义市制帽厂，住所地遵义市红花岗区中华路**。负责人：刘应国，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剑波，贵州桓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锋，贵州桓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遵义市红花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住所遵义市红花岗区海尔大道区政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025650238247。负责人：葛斌，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剑波，贵州桓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锋，贵州桓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桓文律师事务所，住所遵义市红花岗区海尔大道城市广场**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520000MD01278429。法定代表人：韩剑波，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剑波，贵州桓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锋，贵州桓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魏星、杨清琼、喻克美、陈滋本、何瑞其、邱峻梅、赵华武、梅正萍因与被上诉人遵义市制帽厂、遵义市红花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贵州桓文律师事务所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20）黔0302民初719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魏星、杨清琼、喻克美、陈滋本、何瑞其、邱峻梅、赵华武、梅正萍上诉请求：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查清本案事实，撤销一审错误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审理。事实及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作化运动中的遗留问题不应由人民法院作为民事案件受理的函复》，认为本案原审上诉人主张入股的事实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集体经济的股份合作制改革阶段，与老股金退还和资本量化有关，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应由政府部门处理，上诉人认为该理由不能成立。（一）、1、上诉人认为该《函复》，是1991年最高院对江西省就处理上饶县缪定海诉东山村委会油榨水碓产权纠纷案，水碓油榨房屋入社的产权及补偿问题处理的请示，可见针对的是在上世纪50年代以“房产”入社进行合作化运动产生的纠纷，该《函复》中的房屋是合作化运动前就有的，且是以“此房产”入社的合作化运动，而反观本案是合作化运动后形成的房屋，显然不是“房屋产权入社”，该《函复》无论是字面本身来理解还是从文字内容来看，都与本案上诉人起诉所涉及的房屋不一样，故该《函复》所指的房屋入社问题并非与上诉人起诉涉及的房屋为同一性质的纠纷。2、另外，通过一审时的庭审，制帽厂声称1000多平米的厂房建筑，有一部分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形成，更进一步的印证了，本案诉争的房产不是合作化运动时的入社房屋，也反证了本案房屋问题与该《函复》所指“入社”的“房屋”性质不一样。如果与合作化运动但凡沾上一点边，就被冠之以历史遗留问题的名号，则现有中国一切问题，均与之有关，那岂不是所有纠纷均成为了历史遗留问题。3、再者，本案所涉房产是因为遇到2015年凤新快线拆迁而在2019年产生分割1000多万的拆迁款，试想，如非遇此百年不遇的拆迁，如果是再过50年才拆迁，则这个早已停产几十年的厂房又该归谁呢?假设，尚仅有该厂职工一人存世，难道这1000多万的拆迁款仅归其一人享有吗?又或者所有该厂职工都也不在世，那这1000多万又当归谁?显然按一审法院的这一逻辑推理，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的话，则变成了无人享有的财产了。4、在本案诉讼之前，上诉人多次逐级的信访资料均被政府相关部门告知，通过法院诉讼解决，由政府部门的信访回复文件可知，政府已经将该房产的拆迁款分配问题定性为“非合作化运动的历史遗留问题”。（二）、就本案而言，上诉人在《起诉状》中的第1诉讼请求，是要求“确认2019年1月10日形成的《遵义市制帽厂改制方案无效”，但本案一审却回避这一请求的审理，审非所求，上诉人已经在一审开庭中用法律的规定论证了该改制方案形成不论在程序上还是实体上都是无效的，本案的核心是解决——《改制方案》的是否有效，与上世纪解放初50年代的合作化运动，显属风马牛不相干的问题，2019年1月形成的《改制方案》与70多年前的合作化运动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因为70多年前，沒有改制一说，更别说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可见，上诉人是针对制帽厂依照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法律法规及政策进行改制这一行为是否合法，而请求法院审查的，而非以合作化运动的政策请求评判。综上两大方面的事实和理由可见，一审认定属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本案至为关键的是该拆迁财产的属性认定，既然政府部门已经认定该厂为集体企业，则该财产为集体财产，在上诉人已提交的证据中，已经证明了上诉人已过世之父、母为制帽厂之职工，均工作至退休之时，完全证明了上诉人之父、母为该集体企业之一员，则为该集体财产所有者之一，当然享有集体财产所有者的相应权利，更何况，这一财产权益是依法可以继承享有的，这并非合作化运动的问题，这些事实有制帽厂的企业年检登记表和政府文件可以证明。故，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在一审中举证不足的理由不能成立。三、1、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已经长达二十余年没有实际经营行为，既无设备也无工作人员、营业执照被处罚吊销、企业代码证被吊销，连银行账户都被注销。可见上诉人父母的财产权益依旧存续在被上诉人的该财产中。因为是财产权益故其子女享有财产应予以参与分配。在前述情况下仍制定《改制方案》，其程序和内容均违背法律规定，应认定为无效。被上诉人土地和房屋，上诉人父母作为集体资产所有者应当享有相关权益，上诉人作为法定继承该权益，对补偿款享有分配资格。上诉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被上诉人的做出的改制方案违背相关的法律规定故无效。鉴于被上诉人的特殊情况，上诉人认为它适用的是《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第四条规定，集体财产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上诉人认为该法令构成要件中的劳动人民群众应结合被上诉人的特殊情况进行理解，被上诉人在90年代就已经停产停业没有实际生产，期间根本没有人实际在厂参与生产经营、管理，对厂有所贡献，更谈不上创造财富。且上诉人主要生活来源及生活保障也并未由被上诉人支付，而生活保障全依靠上诉人家庭的退休职工，部分人因人生无常离世而去。如果被上诉人一直在持续经营，如改制方案所述职工的生活保障与被上诉人经营相关，那么无可厚非，作为企业的实际劳动，符合法条中对劳动群体的界定。从本案被上诉人分配资产的人员名单及条件来看，已经退休的，只要活起的都是参加分配了的，所以按被上诉人的逻辑和条件：就是只要活起，只要在制帽厂工作过，就能分钱，这显然，是不公平的。2、差欠离退休职工的退休工资待遇和死亡时的待遇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劳动合同的终止（二）款劳动者井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退休）则劳动合同终止。该厂停产后靠出租厂房发退休人员工资，其它下岗未安置人员出厂自谋生路。已故退休职从退休直至死亡，几十年工资未加，每月就是30元不等发放。全靠各自的家庭子女帮衬，这其中的不稳定，不和谐因素全是每个家庭自己在负担，自己在默默的消化。四、本案一审驳回上诉人起诉的理由都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以历史遗留问题非受案范围为由，可是这一点只能是驳回起诉，另一方面以上诉人证据不足以证明入股，而这一点只能是驳回诉讼请求，所以，一审驳回起诉裁定于法于理皆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故应撤销一审裁定，依法审理本案，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遵义市制帽厂、遵义市红花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贵州桓文律师事务所二审未答辩。魏星、杨清琼、喻克美、陈滋本、何瑞其、邱峻梅、赵华武、梅正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2019年1月10日决议形成的《遵义市制帽厂改制方案》无效；2、请求确认原告依法享有遵义市制帽厂1176.63平方米的集体资产厂房拆迁后的补偿款12414615元的相应的8/39的份额；3、判决被告补齐各原告父母退休直至去世时的退休工资并依照黔劳厅发{1996}165号文件的规定补齐职工待遇标准；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作化运动中的遗留问题不应由人民法院作为民事案件受理的函复》，本案原告主张入股的事实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集体经济的股份合作制改革阶段，与老股金退还和资本量化有关，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应由政府部门处理。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对其所主张的事实具有提供证据进行证明的义务，原告魏星、杨清琼、喻克美、陈滋本、何瑞其、邱峻梅、赵华武、梅正萍以其父母辈在被告遵义市制帽厂企业成立之时，对该企业进行了出资、出力，以及其父母辈是遵义市制帽厂股东为由，要求在遵义制帽厂改制活动中进行分配有关利益，但八原告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另遵义市红花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遵义市人民政府所出具的有关文书中也不能证明八原告主张的事实。据此，对八原告主张其父母辈对遵义市制帽厂进行了出资，系遵义市制帽厂股东的事实不予采信。因此，八原告对其提出的诉讼请求不具有利害关系，其主体资格不适格。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作化运动中的遗留问题不应由人民法院作为民事案件受理的函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魏星、杨清琼、喻克美、陈滋本、何瑞其、邱峻梅、赵华武、梅正萍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150元（已减半收取），一审法院予以退还原告魏星、杨清琼、喻克美、陈滋本、何瑞其、邱峻梅、赵华武、梅正萍。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魏星、杨清琼、喻克美、陈滋本、何瑞其、邱峻梅、赵华武、梅正萍以其父母辈在遵义市制帽厂企业成立之时，对该企业进行了出资、出力，以及其父母辈是遵义市制帽厂股东为由，要求在遵义制帽厂改制活动中进行分配有关利益，但魏星、杨清琼、喻克美、陈滋本、何瑞其、邱峻梅、赵华武、梅正萍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另遵义市红花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遵义市人民政府所出具的有关文书中也不能证明魏星、杨清琼、喻克美、陈滋本、何瑞其、邱峻梅、赵华武、梅正萍主张的事实。魏星、杨清琼、喻克美、陈滋本、何瑞其、邱峻梅、赵华武、梅正萍作为原告，与本案不具有利害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二十四条关于“凡本人提出申请，承认并遵守集体企业章程，被企业招收，即可成为该集体企业的职工”、第二十五条职工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在集体企业内享有下列权利：（一）企业各级管理职务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二）参加企业民主管理，监督企业各项活动和管理人员的工作；（三）参加劳动并享受劳动报酬、劳动保护、劳动保险、医疗保健和休息、休假的权利；（四）接受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按照国家规定评定业务技术职称；（五）辞职；（六）享受退休养老待遇；（七）其他权利”的规定，魏星、杨清琼、喻克美、陈滋本、何瑞其、邱峻梅、赵华武、梅正萍并非遵义市制帽厂的职工，不享有相关职工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四条规定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是财产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实行共同劳动、在分配方式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第二十一条规定集体企业对其全部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拒绝任何形式的平调。遵义市制帽厂对其全部财产享有相应权利，魏星、杨清琼、喻克美、陈滋本、何瑞其、邱峻梅、赵华武、梅正萍与所主张的财产不存在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综上所述，魏星、杨清琼、喻克美、陈滋本、何瑞其、邱峻梅、赵华武、梅正萍作为原告起诉，显属主体资格不符，一审法院驳回魏星、杨清琼、喻克美、陈滋本、何瑞其、邱峻梅、赵华武、梅正萍的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贺灿灿审判员  施正高审判员  娄 强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三日法官助理杨颜竹书记员郑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