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0585民初7476号 原告：欧托凯勃汽车线束（太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太仓经济开发区太平北路16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56720447278。 法定代表人：JensSchumacher，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窦双喜，江苏名仁（太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向华，江苏名仁（太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束永晨，男，2000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舒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束海浪（被告父亲），男，1973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舒城县。 原告欧托凯勃汽车线束（太仓）有限公司与被告束永晨技术培训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2月01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于2020年12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欧托凯勃汽车线束（太仓）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向华、被告束永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束海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欧托凯勃汽车线束（太仓）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培训费27114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4月18日，原告、被告及被告就读的江苏省太仓市中等专业学校签订了《现代学徒制三方协议书》（以下简称《三方协议》），约定被告作为定向培养学生，在原告单位实习培训，培训期满被告经原告综合考评后，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被告须在原告单位服务5年，如被告违反服务期约定，则须返还培训费用。同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培训服务协议》，约定原告为被告进行机电方面的培训，并为被告提供良好的培训环境和培训条件，被告进入原告单位培训的时间为10个月，具体时间以实际培训时间为准，预计培训费用为22000元(以实际发生费用为准)，培训期间，原告根据被告在校成绩以及在企业培训期间的综合表现支付培训津贴，在培训结束后，被告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并在原告单位工作满5年，原告不再向被告收取培训费。合同订立后，原告按约对被告进行了培训，共为被告支付培训费用30927.7元，其中培训津贴发放总额为14356.27元，莱茵科斯特培训费为16571.43元。2019年8月5日，被告与原告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劳动期限为3年，自2019年8月5日起至2022年8月4日止，但被告自2020年3月6日起开始旷工，拒绝为原告继续提供劳动服务。原告于2020年3月17日向被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于2020年3月20日发出要求支付培训费的通知。按被告实际服务天数计算，被告尚应支付原告培训费27114元。为此，原告向太仓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员会以培训协议签订时双方并未建立劳动关系，不受劳动合同法调整为由不支持原告的仲裁请求。现原告诉于法院，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束永晨辩称：1.协议约定中我方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学校称如果不去原告处实习会影响毕业和分班，我是在受学校和原告的胁迫下签订的协议，并非真实意思表示。2.原告声称提供了培训，但我并未拿到原告所称的培训证书（现已过期），且我在培训期间学习的内容与工作后岗位内容并不一致。3.我在原告工作期间没有感受到企业的人文关怀和生命保障，且疫情期间小区封闭无法上班，因此才没有去工作，导致劳动合同解除。4.签订协议时我系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协议上我还代签了父亲的名字，协议没有得到家长的认可，因此本案原告起诉所依据的合同是没有法律效力的。综上，原告主张的费用不应当予以返还。 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 一、培训合同签订的事实。 2018年4月18日，原告作为甲方、被告束永晨作为乙方、江苏省太仓中等专业学校作为丙方，三方签订《三方协议》，约定甲方与丙方采取德国“双元制”教学模式，培训甲方所需要的专业技术人员。《三方协议》第一条“订单培训期限”约定：“实习培训时间不超过10个月(具体时间可在不违反国家规定的情况下，甲方和丙方共同协商决定)。乙方实习时间按照甲方单位规定执行。培训期满，乙方经甲方综合考核评估后，乙方可与甲方签订劳动合同，乙方需在甲方服务5年”。第三条“甲方权利与义务”约定：“甲方对丙方推荐的学生进行面试，择优确定订单培养人数……甲方负责乙方实习岗位的落实；指派培训师负责乙方学习和实训课程的实践教学工作，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做好乙方实习中的劳动安全保障等工作，同时按在职员工的管理规范对乙方进行管理……甲方免费为乙方提供工作餐及必要的学习资料。在工厂实习期间，甲方提供一定的培训津贴（按照实际实习天数进行支付）。……甲方在‘双元制’教学模式中以借贷方式为乙方支付相关‘培训费用’(以实际发生为准)。乙方在毕业后如被经甲方正式录用，乙方必须在甲方至少工作五年，则此‘培训费用’无须返还（五年工作期间乙方享受甲方正式员工的劳资待遇，如：工资、奖金等）。如乙方提前解除服务合同，则乙方按实际服务期计算，同比例返还培训费用。” 同日，原告作为甲方、被告作为乙方还签订了《培训服务协议》一份，约定由甲方为乙方进行机电方面的培训，培训时间为期10个月，培训方式为乙方在甲方规定的时间、地点接受甲方安排的定向培训课程，并依据甲方规定进行考核。《培训服务协议》第四条“培训费用”约定：“预计培训费用为22000元(以实际发生费用为准)。”第五条“培训津贴”约定：“1.培训期间，甲方每月向乙方支付培训津贴人民币1200元，包含交通、住宿等，按照乙方在企业实际出勤时间支付相应培训津贴。甲方会定期对乙方进行考评，并根据乙方的考评结果调整培训津贴。2.甲方发放给乙方的实习津贴，乙方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缴纳个人所得税。”第八条“服务期及培训费用支付”约定：“1.乙方在培训结束后，与甲方签订劳动合同确立劳动关系，并在甲方工作满5年，甲方不再向乙方收取培训费。2.乙方在培训结束后，无论以任何理由拒与甲方签订劳动合同的，乙方应全额向甲方支付全额培训费。3.若乙方在培训结束期间或者结束后，考核不合格，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全额培训费。4.若乙方在培训中途擅自终止培训的，乙方向甲方支付全额培训费。”第十条“违约责任”约定：“发生下列情况之一，乙方须承担违约责任；1.乙方在培训期内违反了甲方和培训单位的管理和规定，甲方有权取消或中止乙方继续参加培训的权利，并退还甲方已支付的全部培训费用；2.乙方在培训期内如损害甲方形象和利益，甲方有权取消或中止乙方继续培训，并有权要求乙方退还甲方已支付的全部培训费用，依据损害的后果作出相应处理，并追究乙方相应的赔偿责任；3.培训结束后如乙方未履行服务期约定，乙方应按照未履行的服务期限计算违约金，计算公式如下：违约金=未履行的服务期限/约定服务期限×培训费用×100%。” 庭审中，原、被告一致确认《三方协议》和《培训服务协议》中的乙方家长签名栏处实为被告束永晨代签；全班有部分同学和原告签订协议，有部分与其他企业签订协议，还有部分同学未签订协议。被告同时向本院提交录音视频一组，用以证明被告是受胁迫签订协议，并非自愿。原告则对该组录音视频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录音视频所显示的内容属于证人证言，应当庭作证，且原告并不存在胁迫签订的行为。 二、培训合同履行的事实。 订立协议后，被告束永晨仍在江苏省太仓中等专业学校继续完成学业。2018年7月开始，被告按照《三方协议》约定的内容进入原告处实习，原告按月向被告发放培训津贴。庭审中原、被告一致确认原告共计向被告发放培训津贴14356.27元。 2018年8月14日，原告委托案外人山东莱茵科技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公司”）对包括被告在内的多名学生进行机电一体化培训服务。被告束永晨参加了此次培训并通过考试。原告向莱茵公司共支付了包含被告在内的7人的培训费共116000元。 2019年7月，被告从江苏省太仓中等专业学校毕业。2019年8月5日，原、被告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2019年8月5日起至2022年8月4日止。2020年3月11日，原告因被告自2020年3月6日起连续旷工3天，向被告发出上班通知，要求被告接到通知两个工作日内来原告处上班并说明情况，逾期未出勤，公司将根据《员工手册》随时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同年3月17日，原告因被告连续旷工7天，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向被告发出《劳动关系解除通知》，决定于2020年3月17日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同年3月20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培训服务违约金支付通知》，要求被告按照《培训服务协议》的约定支付违约金27114元。 此后，双方因该违约金支付问题发生争议，原告向太仓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该委经审查后认为，《三方协议》和《培训服务协议》订立时被告身份并非劳动者，不受劳动合同法调整，故原告的请求不符合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据此驳回了原告的申请。后原告基于技术培训合同关系向本院提起诉讼。 三、其他相关事实。 本案审理中，被告陈述：企业实践是占据一定的学分，但是不应当附加5年的服务期；被告毕业后考虑如果不签订劳动合同就要立即赔钱，就想着入职看看，说不定有好的发展，但是进企业后发现只是从事打包的工作，没有发展空间，因此不愿意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现在被告已经另行入学就读。其2020年3月未上班是因为系受疫情影响，小区封闭。为此，原告向本院补充提交了《太仓高新区企业复工备案表》和《企业复工备案通知书》，证明其已于2020年2月9日向太仓高新区提交复工备案，太仓高新区招商局于同日通知其企业复工备案已通过，原告复工符合相关政策规定；被告就该主张未予举证。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三方协议》、《培训服务协议》、劳动合同书、上班通知、劳动关系解除通知、培训服务违约金支付通知及邮寄凭证、培训协议、培训费发票、培训津贴发放记录、AHK证书、《员工手册》及签收记录、新员工入职培训计划、仲裁裁决书及送达回证、企业复工备案表、企业复工备案通知书，被告提交的录音视频资料、学生证复印件，当事人的陈述等在卷佐证，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束永晨在签订《三方协议》和《培训服务协议》时系在校学生，其不具有劳动法意义上劳动者的主体身份，故上述协议不是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合同，而是一种民事性质的合同。故原告基于技术培训合同关系提出主张，具有相应的法律依据。 就《三方协议》和《培训服务协议》的效力，本院认为，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被告束永晨签订上述协议时已超17周岁，协议所约定的内容符合被告年龄、智力水平所对应的判断能力，且协议事关被告职业选择，被告事后亦遵循上述协议约定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也未提出撤销《三方协议》和《培训服务协议》，系对此前协议的确认。故上述协议的订立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合法有效，被告作为签约主体应受协议内容的约束。被告束永晨虽称签订协议系受胁迫所订立，但其所提交的录音视频证据不足以成为否定合同效力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就被告是否构成违约的问题，本院认为，依据《三方协议》和《培训服务协议》约定，原告在“双元制”教学模式中以借贷方式为被告支付相关培训费用；被告毕业后如被原告录用，则服务期为5年，未履行相应服务期的，同比例返还培训费用。本案中，被告在培训结束后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确立劳动关系，原告于2020年3月17日因被告连续旷工、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而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被告则提出系受疫情影响而未上班，本院认为，现有证据表明原告系在获得主管部门许可的情况下复工，符合相关政策要求，被告所称因不可抗力未上班的理由不能成立，故原告以被告无故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关系并无不当；现原告也已另行入学，劳动合同也没有履行的客观基础，故未履行服务期约定的责任应归咎于被告。故被告作为违约方，应按照《三方协议》和《培训服务协议》的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即按照未履行的期限向原告支付相应的培训费用。 就被告应负担的费用金额，原告主张包括其支付给莱茵公司的培训费用及支付给被告的培训津贴，本院认为，原告为被告培训事项所支付给案外人莱茵公司的培训费16571.43元（116000÷7），系实际发生的培训支出，被告应按照未履行服务期的比例（1601÷1826）予以返还。关于支付给被告的培训津贴14356.27元，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依据不足，理由为：1、《培训服务协议》明确将“培训费用”和“培训津贴”分列为第四条和第五条，应当认为该两项费用系独立存在，不能混同，就违约情况下被告是否应返还培训津贴双方在协议中并未约定；2、《培训服务协议》载明培训津贴系包含交通、住宿所发生的费用，且被告应按照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从该内容可以看出，被告参加培训期间确有发生上述支出的需要，其在培训同时也有劳务的付出，该培训津贴性质上应属于被告的劳务报酬及交通、住宿补助，原告要求返还缺乏事实和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确定被告应返还原告的培训费用为14529.5元（16571.43×1601÷1826），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束永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欧托凯勃汽车线束（太仓）有限公司培训费14529.5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78元、减半收取计239元，由原告欧托凯勃汽车线束（太仓）有限公司负担111元，被告束永晨负担128元。案件受理费原告已预交并同意本院不再退还，被告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由其在履行本判决时一并直接支付给原告。 原告确认如下银行账户作为款项接收账户：户名欧托凯勃汽车线束（太仓）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太仓支行，账号10×××00。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刘晓敏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钱凤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