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皖01民终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闫涛，男，1984年7月28日生，汉族，住安徽省长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磊，北京亿达（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恩里，男，1973年5月15日生，汉族，住安徽省无为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欣，安徽点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闫涛因与被上诉人郭恩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法院（2020）皖0121民初19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闫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驳回郭恩里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郭恩里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闫涛与郭恩里之间的买卖合同同其他正常买卖合同相比存在诸多疑点:1.郭恩里如何将货款打给案外人汤明明的?从郭恩里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闫涛是有要求过郭恩里将货款直接打给汤明明,但是郭恩里却仍然要求将钱直接打给闫涛,而且闫涛也从未将汤明明银行账户信息发给郭恩里,但最终郭恩里却将货款打到了汤明明的账户上。2.当发现存在质量问题后,郭恩里为何第一时间没有找闫涛要求解决质量问题，却在不停的找汤明明?其找闫涛也只是要求闫涛在中间进行协调。闫涛也答应从中进行协调,但声明只是帮忙,对他们之间的交易细节并不知情。汤明明也明确愿意和郭恩里就质量问题行协商解决。3.郭恩里一开始要求起诉的为何是汤明明,且要求闫涛为其出面作证，而并没有要起诉闫涛的意思。从以上郭恩里的种种反常行为和做法可以明显看出,郭恩里主张其是和闫涛之间存在稻谷买卖合同,汤明明不过是根据闫涛安排向其履行供货义务的人根本站不住脚。试想一下,如果真如郭恩里所述,其在发现收到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时,其正常反应应该第一时间找闫涛进行解决,要起诉的也应该是闫涛,不应该去找汤明明,可郭恩里却没有这么做,恰好说明本案并非表面看似的那样简单。实际情况是:闫涛长期从事粮食收购业务,汤明明告诉闫涛，其在宁夏有一批稻谷要出售,闫涛觉得有商机,就发微信朋友圈进行宣传说有稻谷出售。郭恩里看到之后,就通过微信和闫涛就稻谷买卖进行了协商,达成了初步的意向。闫涛的本意是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和渠道来赚取一定的差价,这在通常的商事交易中是很平常的。可是当郭恩里通过闫涛认识了汤明明之后,却背信弃义将闫涛撇在了一边,其和汤明明私下协商以闫涛和郭恩里当初约定好的协议为基础达成了新的稻谷买卖合同。而郭恩里和汤明明这样做无非就是想节省成本,将本该由闫涛赚取的差价,各自装进自己的腰包。所以表面看来履行的是闫涛和郭恩里当初初步达成的稻谷买卖协议,但其实真正实际履行的却是郭恩里和汤明明私下重新达成的买卖合同。闫涛由一开始的合同相对人转变成了合同的局外人,交易和闫涛没有任何关系了。对此闫涛一开始也是被蒙在鼓里的,交易时还为他们出了不少力,后来才发现根本没自己什么事了。出现质量问题后，闫涛在中间进行了必要的协调,完全是出于朋友之间的情谊。郭恩里之所以后来罔顾事实转而起诉闫涛,盖因其找不到汤明明,又不想白白遭受损失,就趁机利用原来和闫涛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作为所谓的“证据”,提起诉讼企图让闫涛来替他承担损失,其诉讼表面看来有理有据,其实无非是在利用“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但一审法院没有能够认真探究案件的真正事实,武断的凭借郭恩里提交的存在诸多疑点的“证据”,就判定闫涛对郭恩里的各项损失承担责任,完全不听取闫涛做出的合理解释和针对“证据”提出的质疑,这不但严重损害了闫涛的合法权益,也是对郭恩里不诚信诉讼行为的一种变相支持和鼓励。二、一审遗漏了最重要、最关键的人物汤明明。闫涛一开始联系的是汤明明,郭恩里经过闫涛的介绍认识汤明明之后也是和汤明明重新进行的洽谈联络,稻谷也是汤明明所发,郭恩里的货款也是直接打给汤明明。后来发现货物存在问题时,郭恩里也是在寻找汤明明以图解决问题,汤明明也承诺愿意进行解决。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双方都是在和汤明明联系,汤明明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正是他的违约或者说欺诈行为,才有了本案纠纷的产生,让闫涛无端的成了一审被告，但汤明明却没有参加一审诉讼,这也直接导致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让本不该承担责任的闫涛承担了责任,让本该作为一审被告承担全部责任的汤明明置身事外,有违公平和正义。三、闫涛对于公证处公证的粮食与案涉粮食是否为同一批存在异议,因为郭恩里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二者系同一批,无法说明其因果关系。公证书的内容清晰记载:公证员是在厂区内看到一堆稻谷,然后进行取样封存,然而这却根本无法反映运输的粮食和取样的粮食是一批货。闫涛同样有理由怀疑有掉包的可能性,所以整个过程并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即公证处并没有从开始运输到封存地点做全程跟踪。四、证人证言问题。根据证据规则,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而一审庭审当中,证人并未出庭作证,导致事实无法调查清楚,一审却予以认可,明显有损闫涛的权益。五、即使存在运费,该损失也不应当由闫涛承担,且郭恩里将其中一笔“运费”16400元转至王晓芳名下,而与出具证人证言的张志林名称不一致,一审法院也未核实,请求二审予以扣减。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案件事实没有真正查明的情况下,就直接判决闫涛承担不应承担的责任,对闫涛是极大的不公,现闫涛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望依法支持闫涛的上诉请求。 郭恩里辩称，一、闫涛上诉理由称本案事实不清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正确，郭恩里与闫涛之间具有合法的买卖合同关系。双方通过微信订立了粮食买卖合同，微信聊天记录能够清楚的反映双方买卖合同的单价、数量、运费等，而双方之间关于粮食质量的约定是闫涛向郭恩里保证粮食无黄米、无去年陈稻、无杂交稻、净粮装车、烘干过筛等等。郭恩里按照约定和闫涛指示，支付了全部的货款176381元。故双方之间有合法买卖合同关系，且郭恩里已经完成了付款义务。1.郭恩里将货款汇给汤明明系闫涛要求。一审举证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郭恩里是要求将货款汇给闫涛，但是闫涛自己要求郭恩里将货款打给汤明明。随后的聊天记录还显示，闫涛多次向郭恩里催要货款。2.郭恩里发现质量问题后第一时间向闫涛要求处理，闫涛在得知质量存在问题后辩解自己只是协调是在推卸责任。双方之间电话录音显示，2018年12月26日9时26分，郭恩里收到货物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就给闫涛打了电话，闫涛也表示会安排人过去处理，并非闫涛所称的郭恩里发现问题后只联系汤明明。另外，郭恩里收到货物后已经联系不上汤明明，而闫涛却能与汤明明取得联系，结合一审举证的闫涛将汤明明称为其“小老弟”、要求郭恩里向汤明明支付货款等细节，证实闫涛和汤明明之间有较为亲密的关系，不是闫涛自称的只是在双方之间协调。3.闫涛称郭恩里为了节省成本，为不让闫涛赚取差价而与汤明明重新订立买卖合同，闫涛是没有关系的局外人与事实不符。一审举证显示，闫涛自一开始就与郭恩里在微信上商谈质量标准、稻谷单价等。随后又给交易安排运输车辆、给郭恩里发送微信定位、计算所发三车货物的重量和价款、指示郭恩里向汤明明支付货款并多次催要。在郭恩里告知发现质量问题后，承诺安排人过去解决。最为重要的是，本案交易过程中，闫涛在微信和电话中向郭恩里反复保证货物没有质量问题。故闫涛称郭恩里与汤明明定立了新的买卖合同没有任何事实依据，闫涛是本案适格被告。郭恩里一审提交的证据是与闫涛之间全部的微信聊天记录和通话录音，没有任何的截取和变造。一审中，闫涛也对聊天记录和通话录音的真实性予以了认可，还利用郭恩里所举的证据进行抗辩，这恰恰反映了郭恩里积极配合法院查清事实，没有任何隐瞒的依法进行举证，是诚信诉讼。反观闫涛，在郭恩里收货前多次承诺稻谷质量，在得知质量问题后先是承诺解决，随后改口称协调，最后还称郭恩里是“背信弃义”，其与本案无关，双方之间谁不诚信显而易见。二、汤明明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一审法院认定闫涛是本案的出卖人准确。在案证据显示交易全程都是闫涛安排，闫涛辩解汤明明是和郭恩里重新联络定立买卖合同不能成立。三、闫涛要求郭恩里在申请证据保全公证时应当从运输到封存地点做全程跟踪没有任何依据，客观上也不可能完成。四、本案的证人证言都是闫涛自己安排运输本案稻谷的车辆驾驶员所出具的，三名驾驶员都是宁夏籍，虽然没有出庭作证但证言和本案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而且留下了联系方式以供核实。驾驶员张志林在证言中已经说明应付给他的运费是他指定由“王晓芳”账户收款，故一审认定运费事实正确。 郭恩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闫涛向郭恩里返还货款142091元；2.判令闫涛向郭恩里赔偿因其违约造成的全部损失计65290元（以上两项合计207381元）；3.判令闫涛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8年12月19日郭恩里、闫涛通过微信联系沟通，达成买卖稻谷的一致意见：由闫涛向郭恩里提供单价为0.92元/斤的稻谷，闫涛提供的稻谷质量应符合以下要求：保证无黄米、无去年的陈稻、无杂交稻、水分14、净粮装车（单价）0.92、无气味、烘干、过筛、无沙土等，运费由郭恩里负担。闫涛与案外人汤明明亦达成买卖协议，由汤明明向其提供稻谷，供其出售给郭恩里，以从中赚取差价。闫涛出售给郭恩里的稻谷由汤明明直接向郭恩里发货。协议达成后，2018年12月23日郭恩里依闫涛指示，向案外人汤明明账户支付货款176381元，汤明明遂向郭恩里发货195360斤。郭恩里于2018年12月26日收到货后，经验收发现，稻谷含有大量泥土等杂质，不符合净粮标准，遂多次与闫涛就退货、减少价款等事宜进行协商。另查明，郭恩里支出运费49690元。2019年1月14日郭恩里向安徽省无为县公证处申请证据保全，该处对稻谷样品进行了取样保存，郭恩里支出公证费2000元。因争议事宜一直协商未果，粮食不宜存放，郭恩里以单价0.3元/斤低价出售稻谷60吨。郭恩里提交的马斌、高建军、张志林证人证言，虽证人未能出庭作证，但该证明所涉事实有郭恩里、闫涛聊天记录和运费的银行转账记录截屏打印件相互印证，能够证实郭恩里支出运费49690元，对与该事实相关内容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郭恩里提交的其处理涉案粮食支出仓储、运费、加工等费用收据、凭证、收条，不能证明其主张及相关损失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郭恩里提交的与案外人签订的《协议》和案外人支付稻谷款的收据证实了郭恩里以0.3元/斤价格出售稻谷60吨，对与该事实相关内容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郭恩里、闫涛于2018年12月19日达成的稻谷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等强制性规定等无效情形，应为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闫涛主张涉案买卖合同主体应为郭恩里和案外人汤明明，该院认为，郭恩里、闫涛通过微信联系成立稻谷买卖合同关系，闫涛对该事实无异议，仅辩称后期其退出合同关系，郭恩里与案外人成立新的合同关系，该主张意味着双方合同关系已解除或有所变更，对此郭恩里不予认可，闫涛亦无证据证实，闫涛依据郭恩里将货款支付给汤明明等事实主张其不是买卖合同相对方即出卖人，理由不能成立，不予确认。郭恩里以闫涛为合同相对方即出卖人提起诉讼，主体适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质量要求交付标的物。出卖人提供有关标的物质量说明的，交付的标的物应当符合该说明的质量要求。郭恩里所举证据初步证实稻谷存在质量问题，就相关问题多次与闫涛交涉，并申请了证据保全，闫涛负有对已按约定的质量要求交付货物这一事实的举证责任，其未能举证证实货物质量符合约定标准，也未申请对保全样品进行检验评估，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应当认定货物不符合约定质量标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根据双方约定，闫涛应提供的稻谷为净粮，过筛烘干、不含黄米、泥土等杂质，在本案双方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中,约定由第三人向郭恩里交付的稻谷存在质量问题，债务人即闫涛应当向郭恩里承担违约责任。故对郭恩里请求闫涛返还货款、赔偿损失的请求予以支持。其中为减少损失，郭恩里将60吨（120000斤）稻谷以0.3元/斤出售，郭恩里未能举证证明该低价系合理止损价格，主张扣除该部分所得后的款项予以返还，依据不足，对该部分所涉货款本案中不作处理。其余部分69331.2元【（195360斤-120000斤）×0.92元】，闫涛应予以返还。闫涛的违约行为影响郭恩里合同目的实现，对郭恩里支出的运费损失49690元和为保全证据支出的公证费2000元等合理损失，闫涛应予以赔偿。合计闫涛应支付郭恩里价款121021.2元。郭恩里、闫涛的其他主张和辩解，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五条、第七十七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闫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郭恩里价款121021.2元。二、驳回郭恩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20元，减半收取计1360元，由闫涛负担。 二审期间，闫涛提交汤明明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及汤明明签字时的视频一份，证明在上诉期间，闫涛找到了汤明明，把一审判决的情况告诉了汤明明，要求其说明情况。故其出具了情况说明一份，证明案涉粮食买卖的基本事实。郭恩里直接绕过闫涛联系了汤明明进行粮食交易，闫涛并非实际的卖方，不应承担责任。 郭恩里质证认为，1.对情况说明的三性均持有异议。刚刚在答辩的时候郭恩里已经说到，汤明明和闫涛之间是有一种特殊关系。该情况说明载明的内容有很多与实际情况不符的细节。第一，粮食款是闫涛指示郭恩里支付给汤明明。第二，本案的运输车辆并不是郭恩里安排，而是汤明明或者闫涛安排，这个具体是谁安排不是很清楚。第三，关于本案稻谷的质量和价格，在闫涛和郭恩里的聊天记录中已经谈妥，并且闫涛还多次向郭恩里进行了质量方面的保证，该情况说明不能达到闫涛的证明目的。2.对证据二，签字视频我们不需要观看，因为本案闫涛和郭恩里、汤明明根本就没有见过面，都是一直通过微信联系，所以该组签字视频我们对其三性均持有异议。 对上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汤明明陈述的上述内容系证人证言，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且无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 对一审法院查明而为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郭恩里主张闫涛系案涉买卖合同相对人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此，本院结合现有证据分析如下：1.从合同前期磋商看，系闫涛与郭恩里通过微信沟通确认了货物质量标准、单价、运费等一系列买卖合同的细节；2.从发货当天的具体情况看，案涉货物系2018年12月23日装车，装车当天闫涛与郭恩里持续沟通，包括向郭恩里发送货车司机、照片，确认两车合计130080*0.92，合计货款119673元及三车斤数195360*0.92，合计货款179731元，向郭恩里催促货款等，足以说明在发货当天，闫涛始终与郭恩里在沟通合同事宜，并非如其上诉状中陈述的被撇开交易，被蒙在鼓里，对交易并不知情；3.从货款支付情况看，案涉货款虽系支付给案外人汤明明，但此系闫涛主动向郭恩里提出，向汤明明支付货款系经过闫涛认可；4.从郭恩里支付的货款数额来看，系由闫涛计算确定，且货款单价和闫涛最初商定的完全一致，闫涛上诉主张的郭恩里跳过他而直接与汤明明联系以节省成本与事实不符；5.从收货后的反馈来看，郭恩里在收货后第一时间向闫涛告知了货物质量问题，而闫涛亦表示安排人过去处理。如按闫涛陈述其被排除在交易之外，本该由其赚的差价被郭恩里和汤明明私吞，此时还愿意出面解决纠纷显然有违常理。由上述分析可知，无论是从业务洽谈，还是合同履行抑或是售后处理，闫涛始终参与其中，郭恩里提供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闫涛系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闫涛主张自己被郭恩里和汤明明从交易中撇开，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另关于货物质量问题。郭恩里在收货后第一时间即向闫涛反映了质量问题，但时至今日，闫涛也未实际查看案涉货物的具体情况，存在明显不当，现其虽不认可公证货物系其交付的货物，但亦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交付的货物质量符合合同约定标准，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20元，由闫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朱斌斌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张明武 书记员刁春晖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