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浙0602行初208号原告张雅利，女，1980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金宇星，浙江中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洋江西路**。法定代表人胡博，主任。出庭应诉行政负责人寿越强，政法委员。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诸秦刚、宋佳婧，浙江金道（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何茶美，女，1955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现住地绍兴市越城区。原告张雅利诉被告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履行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法定职责一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与被诉行政行为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本院通知何茶美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雅利及其委托代理人金宇星，被告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行政负责人寿越强及委托代理人诸秦刚、宋佳婧，第三人何茶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争的行政行为：2020年8月，被告在履行本院作出的（2019）浙0602行初254号判决书（以下简称254号判决书）过程中，制作了编号为069-1的《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安置补偿协议书》（以下简称69号《补偿协议》）及《关于张生法（何茶美）户整改的情况说明》（以下简称《整改说明》），并提交给法院。69号《补偿协议》中第十三条载明：“其他约定事项：须在母亲何茶美户069中扣除安置面积68.02m2。”《整改说明》也载明了上述内容。原告张雅利诉称，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白鱼潭村宗地号为1××7、图号为区-5-11、使用权面积为66.1平方米的宅基地上房屋（以下简称1××7号房屋）系原告父亲张生法从爷爷张锦昌处分家所得，并于1993年5月6日依法确权登记，领取了土地使用权证，登记在张生法名下。后张生法于1998年9月27日死亡，其全部合法继承人为妻子何茶美、女儿张雅利、儿子张列永。2010年5月17日，原告与母亲及弟弟订立《分书》一份，约定1××7号房屋归原告所有。原告凭此《分书》取得了1××7号房屋，并因此分户自立。现1××7号房屋因被告的征收行为而拆除，但被告并未依法对原告进行相应的安置补偿，原告因此多次向被告提出要求以独立户享受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被告均置之不理。2019年9月9日，原告向法院起诉要求判令被告限期履行对原告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经法院审理认定原告拥有1××7号房屋的单独合法权证、原告符合分户条件，并依法作出254号判决书，判决责令被告在一个月内对原告履行拆迁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被告提起上诉，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亦认定原告具有白鱼潭村常住户口和独立合法产权房屋，并据此作出浙06行终143号判决书（以下简称143号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被告未按时履职，原告遂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被告作出69号《补偿协议》及《整改说明》，并提交给了法院。原告收悉后认为，原告具有独立的产权，并且分户自立，根据拆迁政策规定，应被独立进行安置，与第三人何茶美户没有任何关系，被告作出的补偿协议书中不应约定须在母亲何茶美户069中扣除安置面积68.02平方米，与此相应的也不应作出整改的情况说明。因此，原告拒绝在安置补偿协议书上签字。综上，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补偿协议部分内容及情况说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补偿决定明显不当，侵害了原告及第三人合法权益。为此，原告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之相关规定，诉诸法院，请求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69号《补偿协议》中第十三条其他约定事项：须在何茶美户069中扣除安置面积68.02平方米及《整改说明》；判令被告限期与原告重新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对原告进行独立安置；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张雅利向法院提交并在庭审中出示的证据有：1、254号判决书、143号判决书，证明原告方享有合法产权，具备独立安置的资格。2、69号《补偿协议》，《整改说明》、（2020）浙0602执3258号执行裁定书，证明经原告申请，被告出具对原告的补偿决定，其内容侵犯了原告的独立安置的权利，也侵犯了第三人的合法权利。3、绍市土资越城（高）（2018）56号文件，证明根据该政策文件的第三条安置人口认定、第四条安置户口的认定，原告拥有独立合法产权的房屋，且早已独立分户，与第三人属于不同的被征收人，原告具备独立安置的资格。被告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辩称，一、张雅利并非本案适格原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被告向张生法(何茶美)户作出的扣除68.02m?的决定，与原告并不存在利害关系。而《关于张生法(何茶美)户整改的情况说明》，仅仅是为了张雅利家庭和睦并能更好的履行安置补偿协议进行的释明，与张雅利的权利义务并不产生实际利害关系。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的规定，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起诉。二、关于张生法(何茶美)户扣除68.02平方米的情况说明。被告依据254号判决书、143号判决书，并根据相关法律、政策规定，向原告作出69号《补偿协议》。但对于张生法(何茶美)户的整改问题，农村拆迁安置补偿中“人口保底安置”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弥补那些原来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而未申请的家庭的机会利益而设置的一种安置方法，为的是在拆迁中尽可能地体现公平、公正。但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规定，赠与农村房屋之后，赠与人不得再申请宅基地。何茶美将老房子以分家析产的方式给了张雅利后，意味着何茶美将该68.02平方米的宅基地审批权赠与给了他人。因此，在采用人口保底安置的张生法(何茶美)户的安置面积200平方米中，应扣除68.02平方米，实际可安置131.98平方米。综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向法院提交并在庭审中出示的证据有：1、绍兴市越城区土地登记申请表（编号188、1××7），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明案涉房屋登记在张生法名下。2、房屋测量简图，证明案涉房屋的测量面积。3、拆迁房屋评估表，证明案涉房屋的评估价格。4、何茶美户口本、张雅利户口本、确权确户表、协议书、腾空单、结算单，证明案涉房屋已确权给何茶美，房屋已腾空拆除，且被告已经履行了全部补偿义务。5、69号《补偿协议》、《整改说明》，证明被告已依据判决书履行法定职责，并对张生法（何茶美）户做了相应情况说明。被告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同时确认其实施安置补偿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第二条第五点、《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产权及安置人口认定办法（试行）》、《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补偿实施办法（试行）》、《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产权及安置人口操作细则（试行）》、《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相关补偿费标准》。第三人何茶美述称，案涉房屋虽然没有过户，但就是原告的，原告父亲过世之前曾留下话，说这个房子是给原告的。我和我儿子一家是按照人口安置的，和原告的房子没有关系。我和原告的户口本也分开的，被告不应该扣除我们的面积。第三人何茶美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原告证据1，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判决书仅仅能够证明原告享有独立于张生法户安置的权利，并未确定该项权利对张生法户没有影响。原告证据2，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认为该协议书只注明应该从何茶美户扣除相应面积，不影响原告的权利，所以本案的适格原告应该是何茶美户，并非本案原告；原告证据3，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的举证目的有异议，虽然相关判决已经认定原告符合分户条件，但是该文件的第三款明确载明，符合分户条件且满足分户前后安置且总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分户。本案原告虽然符合分户安置条件，但分户后可安置的总面积应该保持不变，原告和第三人户加起来的总面积不得高于其产权证可以安置的总面积200平方米。第三人对原告的证据和证明目的均无异议。被告证据1-3，原告及第三人无异议；被告证据4，原告及第三人对户口本没有意见，对其余证据有异议，254号行政判决书已认定原告对案涉房屋享有产权，因此将该房屋确权给第三人户是错误的，违法的；被告证据5，原告认为该证据是违法的，侵害了原告独立安置的权利。本院对上述证据综合认定如下：原告证据1，系生效判决，无需认证；原告证据2，系被诉行政行为及本院的执行裁定，真实性可以确认；原告证据3，系拆迁安置文件，可以证明原告符合独立安置资格，本院予以确认。被告证据1-3，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证据4，本身真实性可以确认，可以证明被告在拆迁安置过程作出的确权确户情况；证据5系被诉行政行为，在判决理由中予以评述。经审理查明，原告张雅利系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白鱼潭村村民。2010年5月，原告母亲何茶美立下分书，将登记在原告父亲张生法（已故）名下的1××7号房屋分归原告所有。2011年3月，原告与其女儿凭该分书由绍兴市公安局灵芝派出所登记单独立户。2019年，原告所在灵芝街道白鱼潭村因城中村改造被列入征收范围。2019年5月13日，被告与何茶美户签订了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丈量确权房屋包含1××7号房屋），以可安置人口5人（不包括原告），每人享40平方米的保底，进行了200平方米的安置补偿。2019年5月23日，原告向被告下属信访办要求安置补偿。被告于2019年6月20日回复原告，因原告没有独立合法房产，不能享受安置权利。同年6月18日，原告向本院起诉，要求确认1××7号房屋的拆迁安置权益归其所有。同年8月1日，本院作出（2019）浙0602民初6132号民事判决，确认1××7号房屋的拆迁安置权益（不包括人口因素）归原告所有。该民事判决生效后，经原告申请，被告未对原告进行安置。2019年9月9日，原告诉至本院，要求被告履行对原告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2020年2月25日，本院作出254号判决，判决认为原告符合分户安置条件，责令被告对原告履行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被告不服，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2020年6月12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43号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因被告未按判决履行，原告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被告单方制作了案涉69号《补偿协议》及《整改说明》），并提交给法院。69号《补偿协议》中第十三条载明：“其他约定事项：须在母亲何茶美户069中扣除安置面积68.02m2。”《整改说明》也载明了上述内容。原告未在协议上签字认可。2020年9月2日，本院作出（2020）浙0602执3258号执行裁定，终结该案件的执行。原告认为，原告具有独立产权，并且分户自立，原告的安置与第三人何茶美户没有关系，被告作出以上条款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补偿决定明显不当。为此，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生效的254号行政判决责令被告履行拆迁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故被告负有按照拆迁政策对于原告进行全面安置补偿的义务。被告因履行判决单方作出的69号《补偿协议》，实际已具有行政决定的性质，应当按照行政行为的审查标准对其合法性作出评判。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案涉协议第十三条的规定及整改说明是否具有可撤销情形。协议第十三条规定：“须在母亲何茶美户069中扣除安置面积68.02m2。”该条款内容已涉及案外人的利益，而协议的相对方为原告，被告未经案外人同意，径行将与案外人的协议争议规定在其单方制作的与原告的安置协议中，显然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理，故不具有合法性，被告应通过其他救济途径解决。综上，69号《补偿协议》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于2020年8月单方对原告张雅利作出的《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安置补偿协议书》第十三条的规定；二、责令被告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在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与原告张雅利重新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或重新作出安置补偿决定；三、驳回原告张雅利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新辉人民陪审员  江 琴人民陪审员  丁美珍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一日书 记 员  周晓庆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