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482民初2869号 原告：上海绍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洞泾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7MA1J14WQ9M。 执行事务合伙人：林萍。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长春，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平湖市龙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浙江省平湖市新仓镇平廊线中华南段****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2MA28AA245A。 执行事务合伙人：黄龙杰。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超鹏，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绍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与被告平湖市龙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于2020年7月29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2020年9月28日，本案转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于2020年9月1日、10月16日在本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执行事务合伙人林萍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孟长春及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超鹏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起诉称，根据原、被告于2016年11月27日和2016年12月1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被告将其持有浙江平湖华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龙公司）400万股以3.2元/股转让给原告。2016年12月14日、15日，原告分两次将1000万元转让款汇入被告指定银行账户，被告也于2016年12月16日出具收条，证实收到上述1000万元。但被告收到转让款后一直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故诉请本院判令：1.被告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将400万股份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被告答辩称，1、原告只片面提交部分证据，请求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无事实、法律依据。原告于2016年11月27日、12月12日确与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认购华龙公司400万股股份，但原告未向法院递交后续相关协议。事实上，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12月22日签订了《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二）》，该协议中说明因原告没有按照之前的协议在约定时间内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故经各方友好协商，约定原由被告转让给原告的华龙公司400万股份，其中未支付转让款的200万股份仍由被告所有，原告出面替被告代持200万股份，但该200万股份的股东权利和义务归被告所有，原告只是名义股东，不能在该股份之上设置任何权利限制，否则将承担违约责任。故实际上，原告只支付并持有目标公司200万的股份（3.2元/股，即支付价款为200万股*3.2元/股=640万元）。此外，原告提交的付款回单及收条，并未披露与被告相关的所有银行流水。事实上，原告于2016年12月14日汇入被告账户的500万元，被告已于2016年12月15日汇回至原告账户，此笔款项并非用于支付股权转让款，另外类似性质款项还有原告于2016年12月15日汇入被告账户的740万元，被告同样于当日汇回至原告账户。原告于2016年12月15日汇至被告账户的477万元以及500万元两笔汇款系用于支付股权转让款，此支付对应《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二）》的约定，因为原告未按期支付400万股的股份转让款（400万股*3.2元/股=1280万元）。被告已于《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二）》签订后，即2016年12月23日，将原告于2016年12月15日多支付的款项分两笔187万元和150万元退还至原告账户。最终被告接收原告支付的股份转让款为200万股的支付款640万元（447+500-150-187=640万元）。根据法律规定，经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明确的，以变更后的内容为准，故原告仅依据所递交的两份协议及单方付款凭证片面地提出相关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2、被告已经按照约定完全履行合同义务，不存在违约。黄龙杰与被告存在股权转让委托关系并签订了《股权转让委托协议》，被告与原告签订相关股权转让协议并接收股权转让款，黄龙杰按照被告与原告签订的相关股权转让协议将代为被告持有的华龙公司200万股转让给原告，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原告也以实际行为（接受200万股的股份）予以认可。鉴此，被告已经履行完毕与原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义务。2017年8月6日，华龙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并作出会议决议，将公司注册资本由3700万元通过资本公积转增的方式增加到7400万元，原告作为股东之一，资本公积转增部分享有200万股权权益，即原告持有华龙公司的股份由200万股增加到400万股，并于2017年8月22日完成了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2019年12月12日，双方另行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原告将其持有的华龙公司2.353%的股权即200万股以每股3.925元的价格，合计785万元，转让给被告。被告于当日将转让款全部汇至原告账户。同日，原告与沈志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所持有的华龙公司2.353%的股权即200万股以56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沈志根。至此，原告持有的华龙公司股份通过转让交易全部退出。原告却于该股权投资全部退出并获得可观利益之后，将被告诉至贵院，有违民法的基本原则，且诉求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系恶意诉讼，被告保留追究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的权利。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请。 原告提供的证据和所需证明的事实内容如下： 证据一、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各1份。 证明：原、被告间存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的事实。 证据二、付款回单2份。 证明：原告向被告支付10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事实。 证据三、收条1份。 证明：被告收到原告支付的10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事实。 证据四、原告与黄龙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1份。 证明：2016年11月25日，原告与黄龙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黄龙杰将其持有的华龙公司400万股股份以每股2元的价格转让给原告。同日被告召开了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修改了公司章程。原告与黄龙杰的股权转让与本案无关，但鉴于被告提出其转给原告的200万股是通过黄龙杰转让，该陈述与事实不符。 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四的关联性有异议，协议载明用于工商变更登记，对原告欲证明的内容也有异议。 被告提供的证据和所需证明的事实内容如下： 证据一、2016年11月25日、2017年1月3日华龙公司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各1份、2016年11月25日华龙公司章程修正案1份。 证明：华龙公司作出股东大会决议和公司章程的修改，对原告股东身份及持股比例进行了合法确认，并及时完成了股份过户交割及工商备案。 证据二、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二）各1份。 证明：被告最终将华龙公司200万股股份转让给原告，每股价格3.2元的事实。 证据三、2017年8月6日华龙公司股东大会会议记录、2017年8月6日修订的公司章程各1份。 证明：华龙公司通过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至7400万元，原告享有了资本公积转增股本200万股股东权益的事实。 证据四、2019年12月1日华龙公司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公司章程修正案各1份及2019年12月12日股权转让协议2份。 证明：原告持有华龙公司400万股股份，分别转让给被告及沈志根各200万股，其不再持有华龙公司股份。 证据五、股权转让委托协议1份。 证明：黄龙杰受被告委托，将其代被告持有的华龙公司200万股转让给原告，完成被告与原告签署的相应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过户完成的事实。 证据六、被告2016年12月至2019年12月银行流水账单1份。 证明：被告2016年实收原告支付的200万股股权转让款640万元，2019年支付原告200万股股权转让款785万元的事实。 证据七、公司变更登记情况1份。 证明：华龙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登记情况。 证据八、律师函1份。 证明：该函确认股权数额为200万股，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数量为200万股，之后被告已经回购的事实。 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反证了被告并没有履行与原告之间的协议，案外人黄龙杰将200万股转让给原告，而不是被告转让，故证明了被告没有履行合同的事实。对证据二中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没有异议，但对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二）各方清晰表明，甲方转让乙方持有的华龙公司400万股，其中未支付的200万股由被告持有，只是原告出面代持，按照合同约定，被告应将400万股均转给原告，华龙公司第一轮融资结束时或申报新三板十五日内原告将200万股转让款交付给被告，但是到现在条件未成就，原告未支付款项是有合法依据的。对证据三、四、六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五的三性均有异议，原、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被告未经原告同意，将原告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转给黄龙杰，违反了法律规定，该协议真实性存疑，对原告不发生法律效力。对证据七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不是被告将股权转让给原告进行变更登记。对证据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系，也不能证明被告所要证明的事实，这是给黄龙杰的不是给被告的，原告提供的与黄龙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标的为400万股，该协议明确已经转让200万股，价格为400万元，原告实际支付了1000万元，被告出具了收据，剩余的款项在股权转让协议2中约定于新三板上市15日前支付，已经支付给被告200万股640万元，中间有退款，不能证明被告已经向原告转让200万股、价值640万元的股份，不能证明被告所要证明的目的及事实。 本院认证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一至四、六至八，原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五，系被告与案外人签订，对该份证据有无证明力及证明力大小在判决理由中予以阐述。 基于原、被告的举证、质证、陈述及本院的认证，本院认定法律事实如下： 华龙公司于1994年12月5日注册成立，公司发起人为黄振其、金秀珠。落款时间为2016年11月25日的华龙公司股东会会议记录载明：同意增加注册资本400万元，公司注册资本由3300万元增加至3700万元，股东黄龙杰（系黄振其之子）将其所持公司股份200万股转让给原告，公司股本结构为黄振其、浙江景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平湖博远机电科技有限公司、黄龙杰、上海绍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湖市龙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认购股份2300万股、350万股、300万股、200万股、200万股、350万股，持股比例为62.16%、9.46%、8.11%、5.41%、5.41%、9.45%等。华龙公司据此修改公司章程，落款时间仍为2016年11月25日。2016年12月30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公司注册资本由3400万元增至3700万元。2017年1月3日，包括原、被告在内的所有股东对上述股权结构予以确认，并达成2016年度公司权益分派方案即以现有总股本37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的决议。 2016年11月27日，原、被告及华龙公司实际控制人黄振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1份，约定：原告以5.6元/股的价格认购被告持有的华龙公司400万股股份，本次转让完成后，华龙公司的注册资本为3700万股，被告将持有华龙公司10.81%的股权等。2016年12月12日，原告、被告、华龙公司及林萍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1份，约定：《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5.6元/股，各方一致同意5.6元减去3.2元的每股差价2.4元作为林萍的服务费，由被告及华龙公司支付给林萍合计960万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时按照3.2元/股登记办理等。协议签订后，原告于2016年12月14日、15日分别向被告付款500万元、740万元，被告于同日将500万元、740万元汇回至原告账户；之后原告又于2016年12月15日支付被告977万元。2016年12月15日，被告出具收条1份，确认：收到原告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尚欠280万元。2016年12月22日，原告、被告、华龙公司及林萍又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二）》1份，约定：截止本补充协议签订之日前原告尚余200万股份转让价款未予支付，各方约定，原由被告转让给原告的华龙公司400万股份，其中未支付转让价款的200万股份仍由被告所有，只是原告出面替被告代持200万股份，在华龙公司的B轮融资结束时，或者最迟在券商向股转中心申报“新三板”材料之日前15日内，原告股份转让款未到位的，该200万股份将由被告收回并更名到黄龙杰名下，或者由黄龙杰自行全权处置等。次日，被告向原告汇款150万元、187万元，并备注为“股权退回款”。 2017年8月6日，华龙公司召开股东会，通过公司注册资本由3700万元增加到7400万元、原告以200万元资本公积转增实收资本认购增资部分的200万元、被告以350万元资本公积转增实收资本认购增资部分的350万元等决议。同日，华龙公司修改公司章程，载明：公司注册资本7400万元，股本结构为黄振其、浙江景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平湖博远机电科技有限公司、黄龙杰、上海绍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湖市龙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认购股份4600万股、700万股、600万股、400万股、400万股、700万股，持股比例为62.16%、9.46%、8.11%、5.41%、5.41%、9.46%等，包括原告在内的所有股东均在该份公司章程中签字。2017年12月1日华龙公司增资为7900万元、2018年5月29日增资为8500万元。 2019年12月12日，原告分别与沈志根、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原告将持有的华龙公司200万股、200万股分别转让给沈志根、被告，转让价格分别为580万元、785万元等。同日，被告支付原告785万元。落款日期为2019年12月1日的华龙公司股东会决议载明：同意原告将持有的华龙公司2.353%股权计200万股以785万元转让给被告、2.353%股权计200万股以560万元转让给沈志根。落款日期同为2019年12月1日的华龙公司公司章程修正案对股本结构进行了修正，原告不再持有华龙公司股份。 2019年12月14日，原告委托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孟长春律师向黄龙杰致函，载明：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已接受原告的委托，准备作为原告有关股份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的代理人，根据原告与被告执行事务合伙人黄龙杰2016年11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原告以2元/股价格受让黄龙杰持有的华龙公司200万股合计400万元，并在工商部门办理股份变更登记，但原告向黄龙杰指定银行账户实际支付股份转让款640万元，黄龙杰应向原告返还多付的240万元，为减少原告的损失，在本案起诉之前，本着协商原则致函黄龙杰，请黄龙杰接函后于2019年12月31日前退还上述转让款。 另查明，原告与黄龙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黄龙杰持有华龙公司18.24%计602万股股权，黄龙杰同意将其在华龙公司所持股份的400万股转让给原告，每股协议价2元，合计800万元等，该份协议由黄振其代签并在协议落款处注明“此股权转让协议供工商变更登记使用”，协议打印时间为2016年11月25日，林萍签署时间为2016年12月31日。 本院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至今未按约将400万股华龙公司股份过户至其名下，被告抗辩认为黄龙杰过户至原告名下的200万股华龙公司股份即为履行原、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首先，原告认为其既与被告存在标的为400万股、单价为3.2元/股的股权转让关系，又与黄龙杰存在标的为400万股、单价为2元/股的股权转让关系，但其与黄龙杰的协议中明确“此股权转让协议供工商变更登记使用”，原告亦未支付黄龙杰任何股权转让款，可见其与黄龙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意图确为用于工商变更登记。其次，原、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后不久，原告作为股东参加华龙公司股东会，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对股权架构有明确记载，并作出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的决议，若被告未履行过户义务，原告必然在此时主张。再次，华龙公司在原告参股后多次增资，尤其是2017年8月，华龙公司增资至7400万元，各股东均以资本公积转增实收资本认购增资部分，此项增资对原告影响重大，若被告尚有400万股未过户至原告名下，原告必然在该次增资前要求被告履行协议，但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催促被告履约。最后，本案诉讼前，原告委托律师向黄龙杰发函，其仅提出黄龙杰应返还多付的股权转让款240万元，却未要求黄龙杰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被告将价值超千万元的400万股股份过户，况且原、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至本案起诉已超过三年半之久，在此期间原告并未要求被告过户，反而在将持有的全部股份转让给被告及案外人后向被告主张权利，明显不符合常理。故即使原告对被告与黄龙杰签订的《股权转让委托协议》具体内容不知情，原告亦已实际受让黄龙杰代被告持有的华龙公司股份，本院认定黄龙杰过户至原告名下的200万股华龙公司股份即为履行原、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此外，根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二）》的约定，“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的200万股份仍由被告所有，由原告代持”，但被告实际并未将股份交原告代持，原告亦未提出异议，且被告作为委托方对此享有任意解除权，无需将此200万股份过户至原告名下。综上，原告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上海绍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案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98600元，由原告上海绍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次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何丹萍 人民陪审员  李凤琴 人民陪审员  沈芳根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法官 助理  张华斌 书 记 员  陈清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