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05民终5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栗某，男，生于1964年10月15日，公民身份号码×××，汉族，现住阳城县。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朱某，男，生于1974年4月16日，公民身份号码×××，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山西析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栗某因与被上诉人朱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阳城县人民法院（2020）晋0522民初19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栗某、被上诉人朱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栗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双方全面履行共同签订的还款协议书，具体为：（1）判决被上诉人给上诉人提供锁体毛坯让其加工，双方共同履行第二种还款方式；（2）驳回被上诉人其他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被上诉人朱某的诉讼有违双方所签协议，协议已确定余存款按双方签订的协议履行。2017年初，被上诉人朱某知道上诉人经营的锁件厂生产的产品畅销且利润高，就通过付垒社引见与上诉人商定，由被上诉人投入合伙经营所需短缺资金，二人合伙经营生产锁件。后被上诉人分几次打款给上诉人几十万元，用于合伙经营需要投入的环保设备购置安装和其它经营支出，产出锁体后由被上诉人销售回款。截止2017年10月，共生产销售约600吨，被上诉人朱某共计投入60万元，同时也截留了20余万元毛利润。2017年10月起，因国家环保整治，合伙经营需要继续投入用于环保设备和改造，被上诉人朱某悲观失望，拒不守约补充投入合伙所需资金，还要抽资退出，上诉人不同意。至2019年4月，被上诉人朱某的投入已亏完，上诉人也赔了很多，后在付垒社调解下，为解决矛盾，双方搁置争议，在付垒社的见证下，双方于2019年4月22日、4月23日签订了《归还金额确认书》和《还款协议书》。以上事实说明，被上诉人朱某在一审起诉状中所写其累计支付上诉人300余万元预付锁体款、上诉人仍有60余万元预付款不能生产未予归还不是事实。事实上，被上诉人后来打给上诉人的款多是产品销售回款。双方签订的《归还金额确认书》和《还款协议书》确定双方应当严格按照《还款协议书》的约定各负其责，共同促成余存的57万元按约归还，而被上诉人不履行协议约定而提起诉讼有违双方所签协议，被上诉人不应当就双方共同商定的事提起诉讼。2.被上诉人和上诉人通过见证人写的《还款协议书》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判决履行协议中约定的第一种还款方式，不判决履行第二种还款方式存在错误。2019年4月，上诉人的锁件厂只是因为缺少流动资金而不能开炉，但锁件厂可以进行锁体机械加工和退火，一审判决认定自2019年4月上诉人经营的锁件厂停产后，第二种还款方式已经无法实际履行，故应以双方约定的第一种还款方式履行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在签订《还款协议书》后，没有按该协议约定向上诉人提供锁体毛坯进行加工导致第二种还款方式不能履行，因此，被上诉人朱某得不到钱完全是其违约行为造成。一审法院认定《还款协议书》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但又认为协议约定的第二种还款方式无法实际履行，不仅事实认定错误，而且适用法律存在错误，法院应当判决双方按第二种还款方式执行。3.一审判决没有考虑《还款协议书》中第三条和第四条的约定，是造成判决错误的根本原因。协议签订后，因环保政策和重污染预警，能够正常生产的企业每年也只能生产八个月左右，2020年采暖季更是从严整治，所有企业几乎全部禁止生产，这种情况应当认定为协议第三条约定的“特殊情况”，一审法院不应当不考虑第三条的约定进行判决，而且，法院应当在双方对第三条约定的“特殊情况”不能确定的情况下，判决双方协商解决争议。另外，被上诉人不与上诉人、见证人协商解决纠纷，违反了《还款协议书》第四条的约定，法院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被上诉人朱某辩称：双方之间签订的《还款协议书》合法有效，应当予以履行。《还款协议书》第二条约定提供毛坯并非是被上诉人朱某的义务，而是双方为促使上诉人栗某履行还款责任而作出的约定。在《还款协议书》签订后，栗某在长达18个月的时间内并未按约履行清偿义务，其以实际行动表示其不履行还款义务，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朱某才提起了诉讼，一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应当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原告朱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出资款567000元及自2019年4月23日起至2020年10月23日止的利息51030元；2.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从事铸造业销售业务，被告个人独资经营阳城县力新锁件厂。2017年原被告经人介绍相识后，一起合作生产、销售锁体，由原告预付被告锁体款，被告生产锁件后交付原告销售，然后以锁体销售款折抵原告的预付款。2017年间，原被告业务往来频繁，原告支付被告数笔锁体预付款。2019年4月，被告经营的阳城县力新锁件厂因环保整治等原因停产。2019年4月22日，原被告签订《归还金额确认书》，确认被告应退还原告570000元，该确认书载明：今双方协商一致，朱某和栗某合作生产销售锁体壹事，因政策市场等各种因素，现终止合作，双方确认栗某仍余存朱某所出资金570000元，经双方商定款项由被告逐步退还原告，具体还款方式另行签订还款协议，严格按照双方签订的还款协议执行。2019年4月23日，原被告在见证人付垒善的见证下，签订了《还款协议书》，协议约定：双方确认截止2019年4月23日止，被告应归还原告人民币570000元（伍拾柒万元整）；双方商定按以下方式偿还：（1）被告承诺于2019年6月30日起，每月的30日前归还原告伍仟元整（可由被告在付垒社厂工资直接由付垒社支付原告）；（2）双方商定原告给被告提供锁体加工所用毛胚由被告加工，所产生利润三分之二继续用于归还原告，三分之一归被告所有，每年无特殊情况按12月执行。还款协议书签订后，被告支付原告3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曾合作生产、销售锁体，后双方协议终止合作并签订了《归还金额确认书》、《还款协议书》。该确认书及协议书明确了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该两份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双方均应按协议履行。协议约定了两种偿还方式，但自2019年4月被告经营的锁件厂停产后，第二种方式已无法实际履行，故应以双方约定的第一种方式予以履行。协议签订后，被告未按约定归还款项构成违约，现原告主张一次性归还截止2020年11月30日的款项87000元（2019.6-2020.11每月5000元，已归还3000元），予以支持。原告主张一次性返还剩余款项480000元，因双方约定的还款期限尚未届满，原告主张违反双方约定，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被告支付逾期利息因双方未约定，不予支持。被告辩称原被告系合伙关系，但未能向法庭举证证实双方之间存在投资、分红、合伙协议等合伙的事实，其主张的事实证据不足。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栗某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朱某87000元；二、被告栗某应支付原告朱某的剩余款项480000元，被告栗某应按约定自2020年12月起每月30日前支付原告朱某5000元直至付清之日止。本案受理费9980元，减半收取4990元，由被告栗某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栗某对于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中确认朱某所付款项系“预付款”持异议，认为朱某所付款项应当认定为“投资款”，被上诉人朱某则认为双方并不存在合伙关系，所付款项不是“投资款”性质。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且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针对上诉人认为朱某所付款项应当认定为“投资款”的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栗某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合伙关系，故上诉人栗某的该项主张因缺乏充分证据支持而不能成立。另查，2019年4月22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归还金额确认书》中明确载明“双方确认栗某仍余存朱某所出资金570000元”，另外，被上诉人朱某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述称“原告预付的是出资款”，故本院遵照双方当事人在《归还金额确认书》所载相关内容并结合朱某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就款项性质所作陈述，确认被上诉人朱某向上诉人所付款项系朱某所出资金款。本院还查明，被上诉人朱某在签订《归还金额确认书》及《还款协议书》后，没有向栗某提供过锁体加工所用毛胚。基于如上事实的认定，本院认为，案涉2019年4月22日的《归还金额确认书》、2019年4月23日的《还款协议书》有各方当事人签字确认，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有效协议，两份协议对协议相关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本案当事人应当按照如上两份协议的约定履行。《归还金额确认书》约定，双方协商一致终止二人合作生产、销售锁体事项，确认栗某余存朱某所出资金共计57万元，该款项由栗某逐步退还给朱某，并约定双方另行签订还款协议，双方严格按照还款协议执行。根据如上约定可知，本案双方当事人已就合作期间的业务往来进行了结算，栗某负有逐步退还朱某57万元且严格按照《还款协议书》的约定进行还款的合同义务，而根据双方确认的《还款协议书》第二条的约定，双方一致商定有两种还款方式，其中第一种还款方式为：乙方（栗某）承诺于2019年6月30日起，每月30日前归还甲方（朱某）5000元（可由乙方在付垒社厂工资直接由付垒社给付朱某）。该种付款方式附有履行义务的起始期限，并未附加任何履行条件，因此，一审法院根据该项约定判决上诉人栗某向朱某一次性支付2019年6月至2020年11月期间应退款项87000元（应付90000元-已付3000元）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上诉人栗某主张，履行第一种还款方式应当以上诉人在付垒社工厂工作并在该厂取得年收入20万元作为前置条件，本院认为，从《还款协议书》对第一种还款方式所作文字表述可知，括号内所注明的“可由乙方（指栗某）在付垒社厂工资直接由付垒社给付朱某”内容，只是对上诉人栗某向朱某承担每月5000元还款责任资金来源及直接付款人的可选项约定，并非上诉人栗某向被上诉人承担该项合同义务的必须性选择或者前置性条件，故上诉人栗某所述相关意见及理由明显欠缺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诉讼中，被上诉人朱某要求判决上诉人栗某将余存的出资款项567000元一次性向其偿还。本院认为，截止于一审法院判决日（即2020年12月2日），被上诉人朱某所主张的567000元债权中除有87000元债权（2019年6月至2020年11月期间的应退款项）的履行期限届满外，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另480000元债权未届《还款协议书》中第一种还款方式约定的履行期限，因此，对于被上诉人朱某所提由上诉人一次性归还该480000元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不应当予以支持。虽然，一审法院在判决主文第二项中仅是要求上诉人栗某在第一种还款方式所约定的履行期限逐月届满后再按该方式向被上诉人予以偿还，但本院认为，《还款协议书》第二条项下约定的两种还款方式系并联关系，在本案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第二种还款方式确定在将来处于完全不能履行状态，且该协议约定的第二种还款方式未经当事人申请而依法予以变更或解除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忽视协议中第二种还款方式约定的有效性，直接判令上诉人按照第一种还款方式在将来履行期限届满后向被上诉人偿还48000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存在不当。《还款协议书》第三条约定，“每年无特殊情况按12月执行”。诉讼中，上诉人栗某以该条约定为据，述称锁件厂因环保原因在秋冬季发生停工，该种情形应认定为发生了如上约定所规定的“特殊情况”，不应当判令上诉人按每年12个月向被上诉人承担还款义务。本院认为，《还款协议书》所列具的第一种还款方式并没有将锁件厂的正常生产经营作为上诉人承担还款义务的必要条件，故上诉人的此项主张因事实依据不足，不应当予以支持。另外，《还款协议书》第四条虽然约定双方在履行合同发生争议时要尽量协商解决，但诉讼权是法定权利，不因当事人约定而排除，因此，上诉人根据该条约定要求驳回被上诉人起诉的请求不具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栗某在二审中要求判决被上诉人朱某按照《还款协议书》的约定承担向上诉人提供锁体毛坯的合同义务，但其未在一审期间就此请求提出反诉，故本院在二审中对其此项请求不作审理认定，上诉人栗某可以通过另诉解决。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但一审法院在《还款协议书》所约定的第二种还款方式未经当事人申请依法予以解除或变更的情况下，直接判决上诉人按第一种还款方式偿还未届履行期限的480000元款项，存在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阳城县人民法院（2020）晋0522民初195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阳城县人民法院（2020）晋0522民初195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驳回朱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980元，减半收取4990元，由上诉人栗某负担748.5元，由被上诉人朱某负担4241.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980元，由上诉人栗某负担1497元，由被上诉人朱某负担848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艳丽审 判 员 王天明审 判 员 焦瑛琴 二○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苏瑞庭书 记 员 张智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