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602民初10120号原告：绍兴市方金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名都苑**。法定代表人：金志斌。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乐平、马健，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联邦快递（中国）有限公司绍兴分公司，住所地绍兴市越，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人民东路**百酷产业园**仓库**北侧d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负责人：陈嘉良。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吉荣，系公司员工。原告绍兴市方金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联邦快递（中国）有限公司绍兴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2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2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健，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吉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465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20年4月，原告委托被告以优先服务形式(InternationalPriority)快递口罩至美国指定地点。其中：主面单号770280264553项下委托出运口罩8箱共15000个(货物价值人民币22500元)，委托出运日期为2020年4月21日；主面单号770291297725项下委托出运口罩8箱共16000个(货物价值人民币24000元)，委托出运日期为2020年4月22日；主面单号770300669275项下委托出运口罩7箱共13000个(货物价值人民币19500元)，委托出运日期为2020年4月23日。上述面单号项下快递委托出运后，原告曾多次通过800881888服务热线以及邮件方式询问货物情况及是否需要补充材料，被告均无实质性答复。直至2020年5月2日，原告接到被告通知，需要原告出具《出口方和进口方共同声明》(该声明原不需要，系2020年4月26日新规)，原告于5月3日完成上述材料并于同日交付被告。但5月5日原告被口头告知上述三单货物中有两单被退回(主面单号770300669275顺利发出)。再三追问后，5月6日被告通过邮件告知原告退货系因“未能及时提供全部完整报关材料”。原告认为，被告作为专业的国际快递服务机构，在官网公示的《联邦快递标准货运条款》中明确“联邦快递国际优先快递服务为某些国际城市与美国或其它大城市之间的送递服务提供次日送递服务，时间为周一至周五早上8点前”。实际履行过程中，原告虽然选择了“优先服务”形式，但被告未能遵守承诺。同时，被告对于疫情特殊时期的政策告知过于迟延，4月26日的新政策直至5月2日才通知原告，直接导致原告的部分货物因迟延交货被外商取消订单。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三)》第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原告受到的全部损失应当由被告承担。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成讼。被告辩称：涉案货件770280264553及770291297725均已退回原告，货件本身没有损失；货件770300669275已经顺利出运并完成派件，原告也如期支付款项，不存在争议。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其“所谓的损失”既非法律规定，也非双方的协议约定。1、涉案快件系由中国绍兴发往美国的国际航空运输，依法应当优先适用《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2005年2月28日在我国生效，下称“公约”)、以及我国2018年新修订的民用航空法。公约及民用航空法规定，承运人在责任限额对货件承担的责任，应限于货物毁灭、遗失、损坏或者延误而产生的损失。公约第18.1条规定：“对于因货物毁灭、遗失或者损坏而产生的损失，只要造成损失的事件是在航空运输期间发生的，承运人就应当承担责任。”第19条规定：“货物在航空运输中因延误引起的损失，承运人应当承担责任”。民用航空法第125条也同样规定：“因发生在航空运输期间的事件，造成货物毁灭、遗失或者损坏的，承运人应当承担责任。”第126条“货物在航空运输中因延误造成的损失，承运人应当承担责任”。2、被告与原告就国际航空运输存在长期合作关系并签署了《联邦快递服务协议书》，其中《联邦快递标准货运条款》对双方均有约束力。根据协议约定，被告无需对原告提出的所谓损失承担任何赔偿责任：1)双方于2016年3月签署了《联邦快递服务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该协议长期有效。协议中第4条、第10条多处提及“联邦快递标准货运条款”及网页链接，并加粗字体着重说明，要求原告仔细阅读协议条款，从而充分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及风险利益。2)根据《联邦快递标准货运条款》(2020年3月版)，第11页“免责条款”章节中明确约定了“在任何情况下，联邦快递，包括但不限于其代理人、承包人、雇员及关联公司，不论是否已经知悉发生此种损失的可能性，都不对任何特别损害、附带损害或间接损害，包括但不限于利润或收入损失，承担任何责任。”3)原告也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所谓损失是由被告直接造成的，原告诉称的所谓“订单取消”，是第三方与原告之间的贸易行为直接导致的，并非由联邦快递的作为或不作为直接导致。订单取消并不必然导致货件损失，本案中原告当前的证据也未证明其“损失”的真实存在。“订单取消”为原告的预见情形。被告在原告寄件前已经明确告知“清关很慢”“不保证时效”，原告对清关的行业状态“很慢”有非常清晰的认识，且被告也最大范围内尽到告知义务，及时将海关公告、服务调整、及“临时暂停准时送达保证”发布于联邦快递官网上以供客户知悉。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35条规定“进口货物应当由收货人在货物的进境地海关办理海关手续，出口货物应当由发货人在货物的出境地海关办理海关手续”，由此，寄件人作为国际贸易的当事人应自担国际贸易的风险，在清关过程中也应积极了解海关的政策及公告。被告的主营业务为国际航空运输，清关服务为辅助服务，在清关过程中，作为原告的清关代理人，被告积极追踪海关政策的最新动态、及时调整服务，并及时发布在官网上，已经最大范围内尽到告知义务。另外，受疫情影响、清关时效不保证等因素，联邦快递也于3月24日期临时暂停了准时送达保证，并发布于官方网站上，以备客户寄件前查阅。2、本案中，被告员工与原告员工持续保持微信沟通，自4月13日前(早于涉案货件的委托日期)双方就沟通过“现在速度真的不能保证、清关反馈也很慢”，原告员工也承认“我老大问过了，这个情况大家都没办法，尽快的来呢”。这显然说明，原告对清关的行业状态“很慢”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及心理预期，也应预见到时效慢带来的商业风险。3、再者，在4月份航空运输主流杂志、网站上也均发布了航空货运业出现了需求远远大于运力供给的情况，舱位难求，导致大量货物积压。与此同时大量医疗物资出口需求激增。而4月10日生效的海关53号公告后，联邦快递为配合海关查验而调整服务，对于公告下对应的货件无论是否医用物资，均只提供正式报关服务。清关服务任务繁重导致单证及货件积压，又加上4月26日生效的2020年12号《关于进一步加强防疫物资出口质量监管的联合公告》，对清关任务又提出新的要求。因此，为缓解清关组压力，被告及时调整服务，对单证不符合海关最新要求的货件退回站点，从而要求客户及时提供。原告虽不满足再次正式报关的最低托运货件重量，被告特例满足原告发件要求，然原告迟迟未能发件。综上所述，航空业货物积压的状态、海关动态公告皆属于被告不可预见、不可控制因素，但被告时时关注海关政策，并及时通知客户该等公告内容并做出服务调整，已经尽到最大程度、最大范围内的通知义务。原告作为国际贸易的主体，对贸易风险、海关申报查验等均应十分熟悉，商业合作中本来就存在合作顺利或失败两种状态，原告将可预见的商业失败的风险转嫁给作为快递公司的被告，显然不公平也不合理，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况且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所谓损失”的真实发生，退一步即便存在订单取消的利润损失，从性质上也应属于间接损失，根据双方的协议约定被告不予承担任何间接损失。商业贸易订单与国际航空运输属于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毕竟如订单取消导致利润的增加，相信原告也不会要求原告接手其订单利润的增加。原告的诉讼请求严重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恳请贵院依法予以驳回，以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原告提交的《联邦快递服务协议书》及电子邮件一组，邮件往来记录及附件、微信聊天记录一组，口罩的进货价格发票，经被告质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原告提交的主面单号770280264553、770291297725、770300669275运单、出口方和进口方共同声明、非医疗物资申明、代理报关委托书、报关单、售货合同一组，被告虽认为其中部分材料真实性无法确认，但原告提交了相应原件或电子载体，故本院对其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原告提交的邮件记录一组，被告提出异议，本院认为首先该组证据为外文资料，原告未提交中文译本，其证据提交形式存在瑕疵；其次，对于邮件中对方的身份信息，运单中收件人信息为MANUELMARTINEZ,而邮件中发件人信息为ManloloMartinez，对于二者之间为何种关系，原告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对于被告提交的：1、原、被告于2016年签署的《联邦快递服务协议书》；2、联邦快递标准货运条款；3、涉案运费发票、账单；4、微信沟通截图一组；5、联邦快递临时暂停准时送达保证的公告；6、海关公告及联邦快递服务调整；7、国际航空货运运力市场情况、附载中国民航网发布的文章；8、货物重寄的后续沟通一组，经原告质证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均予以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为原告提供快递服务，双方签订的联邦快递服务协议书中约定原告对于被告提供服务的每票货件，都应受相关国际空运提单或国内货物托运单的条款和其中提及的被告标准运送条款所约束。在联邦快递标准货运条款中的免责条款中载明：在任何情况下，联邦快递，包括但不限于其代理人、承包人、雇员及关联公司，不论是否已经知悉发生此种损失的可能性，都不对任何特别损害、附带损害或间接损害，包括但不限于利润或收入损失，承担任何责任。2020年3月24日，被告在官网发布临时暂停准时送达保证，表示受新冠疫情影响，暂停所有联邦快递的准时送达保证。2020年4月13日，被告工作人员对原告工作人员在微信中表示“现在速度真的不能保证”“清关反馈也很慢”“这个礼拜的速度肯定更慢”，原告工作人员表示“我老大问过了，这个情况大家都没办法”“尽快的来呢”。2020年4月21日、22日、23日，原告分别委托原告出运主面单号为770280264553、770291297725、770300669275的货物至SANJUAN，原告陈述该批货物为一次性非医用口罩，根据原告提交的报关单载明的单价为0.23美元/个、0.15美元/个，0.15美元/个，根据原告提交的购买口罩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其从浙江聚成服饰有限公司购得的上述部分口罩购买价格为89100元，数量为59400个，折合税后单价为1.5元/个。2020年4月25日，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告2020年第12号，关于进一步加强防疫物资出口质量监管的公告中载明，非医用口罩出口企业报关时须提交电子或书面的出口方和进口方共同声明。其后原告工作人员多次通过邮件以及微信方式与被告工作人员联系催促尽快报关出运，并要求被告明确指出缺少哪些报关资料，期间被告工作人员SusanWang回复邮件表示部分防疫物资缺少必要资料，请备齐资料后再出，具体查看海关最新公告。双方工作人员在微信聊天中，被告工作人员表示“主要（原因）是新政出来那个环节，你们21号左右取的，如果按照平时4、5天的时间完成报关，刚好时间环节是在26号出新政，当时发下来的处理结果是暂不退回，等待确认，所以没有（和）你们说这些细节的事情。有些客人的处理结果是直接退回。我以为他们总会尽快联系你们的，谁知道拖这么久都没联系”，“你们老板列的取件时间是在新政出台前，但是原先也提醒你们了清关速度是很慢的，你也说你老板知道现在大家都是这样的。如果知道你们货期延误要索赔，肯定建议你们不要再发了。”其后，主面单号为770280264553、770291297725的货物被退回。本院认为，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首先应当举证证明其经济损失确实存在。根据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原告委托被告所运输的主面单号为770280264553、770291297725项下货物因故被退回，但该货物并未在运输过程中遗失或者毁损，故该批货物仍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以及使用价值，原告完全可以另行出售或者自行使用，至于价格浮动应当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现原告以整个货物价值来主张经济损失明显于理不合，亦于法无据。另根据原告进货价格以及出口价格，经汇率折算后可以看出如果加上国际运输费用，原告基本无法从案涉货物中获得利润，故原告所主张的经济损失亦不存在或者极其微薄。其次，根据双方工作人员的沟通记录，可以认定被告的工作人员在原告委托快递前已经告知原告彼时无法保证按照正常速度，原告也表示接受，其应当对货物运输延迟有所预期，此后因新冠疫情相关政策、规定调整所致的审批流程变更、清关速度下降也并不能归责于被告。综上，本院认为原告所主张的经济损失无可靠证据证实，即使经济损失存在也并非因被告过错所致，故对原告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绍兴市方金贸易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依法减半收取人民币481元，由原告绍兴市方金贸易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海峰二〇二一年一月七日书记员  陈 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