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012民初245号原告：周乾芳，男，1962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委托代理人：徐飞，宁波市鄞州区恒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于秀华，女，1965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被告：仇兆霞，男，1965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忠，江苏江淮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周乾芳与被告于秀华、仇兆霞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因案件复杂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乾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飞，被告仇兆霞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乾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贵院判令两被告返还不当得利款80万元；2、判令两被告赔偿原告的利息（以本金80万元为本金，期限自2013年10月23至实际履行返还款项之日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事实和理由：2013年4月19日，被告于秀华弟弟于士山因涉嫌盗窃罪被唐山市曹妃甸区公安局刑事拘留，隶属于江苏省宝江运贸有限公司的船舶“宝江158号”作为涉案犯罪工具被予以没收。2013年10月1日，两被告找到原告，希望其为被告弟弟提供帮助，被告于当日给付原告5万元，原告向被告出具《收条说明》一份。2013年10月10日，原告与被告仇兆霞签订《款项使用协议书》，约定被告支付原告80万元。后，被告仇兆霞用原告身份证在农业银行天津新天地支行开办一账户，并于2013年10月24日汇入该卡80万元。此后，原告依据款项使用说明完成协议约定事宜，前后支出40万元。直到2016年，原告经向开户行查询，才得知被告已在2013年10月24日将80万元转入被告于秀华账户。原告多次向被告追要该款，均未果。庭审中，原告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提供如下证据：1、2013年10月10日原告及被告仇兆霞及案外人徐枝峰（是原被告的朋友）签订的款项使用协议书，证明在2013年10月10日双方协议约定由被告让原告为被告的亲戚朋友提供帮助，并且要求原告放下自己的工作。被告同意各付原告80万元的劳务报酬的事实。本案中涉及的80万元除了本案的原告的劳务报酬外还有原告的交通费、住宿费、餐费等，也包括人的保证金、罚款等，并约定以原告的名义办卡，卡由徐枝峰保管；2、2013年10月23日被告仇兆霞用原告的身份证开具的账户及交易明细清单，证明原告于2013年10月23日以原告名义开设账户，并汇入80万元的事实。2016年6月23日原告方去银行查询该账户，才知道80万元早已在2013年10月23日转出的事实，银行交易明细上有加盖银行的受理凭证章；3、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唐刑终字第474号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原告已履行了双方约定的劳务。补充说明，原告为办理被告所委托事宜，前后花费近40万元；4、江苏省宝江运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申请书、营业执照、于士永的身份证复印件、船舶登记证明各一份，证明双方在签订款项协议书之后依然存在委托事宜；5、案外人徐枝峰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原告一直履行协议并自2015年起要求徐枝峰帮其一起向被告追讨80万元的事实；6、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2019）浙0212民初4976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原告曾经于2019年在浙江宁波起诉过原告，要求原告给付款项的事实；7、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会客证一份、原告的转账凭条、存款业务回单、律师出具的收条各一份，证明履行款项协议书中的费用都是原告先行垫付的事实。被告辩称，原告诉称与事实不符，两被告是夫妻关系，被告的三名亲戚朋友张文斌、于士山、乔转香因涉及刑事犯罪，人和船舶分别被司法机关羁押和扣押，被告通过他人介绍认识原告，原告声称其关系多，人脉广，打点打点就能在一个月之内将人判缓刑和船舶放出来之事搞定，被告听信于原告的承诺，委托原告办理上述两项事务，并当场给付原告5万元，约定刑事案件的结果不能完成，原告要将已收的5万元退还给被告。双方为此签订了收条说明、款项使用协议书等协议。被告以原告名义办卡，密码由被告设置，卡实际是由被告保管，而汇入的80万元是为了保证刑事案件中保证金、罚款等相关款项的及时支付而设置。此款项在被告的控制之下，所有权仍然属于被告，此款项并非给付原告的劳务费，被告之所以当天汇，当天转走，是因为经咨询预判了案件的法律后果，认为原告在欺骗，原告采取提供法律服务的方法手段不合法，存在法律风险，这也正是被告行使款项所有权的体现，况且，刑事案件的结果也是法院经过审判活动，根据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作出的判决，并非原告所为。原告也没有完成委托事项。这笔款项对被告来说不属于不当得利。况且原告的请求早已超过了诉讼时效，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1、对款项协议书真实性没有异议，之所以徐枝峰要签订三方协议，因为徐枝峰不但是介绍人，而且徐枝峰和周乾芳有利益分配，证明协议签订履行的原因、条件是原告要完成收条中说明中的内容并具备一定的条件，要将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判缓刑以及被司法机关扣押的船舶被放行，款项协议和收条具有关联性，实际上是一个整体，款项协议书不能作为一个单独证据使用，涉案的80万元属于刑事案件中保证金、罚款等专款，以及办案过程中打点所产生的费用。原告所主张的所谓不当得利的款项，对被告来说不是不当得利，此款本身就是属于被告所有，也一直由被告控制，所有权并没有改变。从协议中第四条约定可以看出，本案的诉讼时效应该是从甲方汇款之日开始计算，而被告汇款之日为2013年10月23日，则应从该日计算诉讼时效。结合收条及款项使用协议书，双方是对刑事案件涉及审判的内容进行约定，损害了司法公正及权威性，侵犯了社会公共利益，并且违反了刑事诉讼法中为犯罪人提供司法服务的相关规定；2、对于银行账户及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以原告名义办的卡，卡的密码由被告设置，卡也由被告保管，卡内的钱也属于被告汇入的，所以款项所有权属于被告，原告不能据此认定款项为原告所有，被告之所以转走，是因为经过咨询认识到原告提供法律服务的方法不合法，存在法律风险，也预知到法律后果，认为是原告欺骗他；3、对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份判决是法院依法审理的结果，与原告的行为无关，况且人也没有被判缓刑，也没有达到双方约定的判缓刑的目的；4、对授权委托书、申请书等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该对授权委托书只能证明宝江公司委托原告办理船舶的发还事宜，该委托书并非被告出具，而且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委托事项是由原告完成，况且原告并非是宝江公司的员工，也非法律专业人士，他担任代理人的身份不符合刑诉法中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服务的规定，因此该授权委托书是无效的，公民代理是无效的，根据法律规定，公民代理不能收取法律报酬；5、对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有异议，周乾芳与徐枝峰就被告委托的事宜有利益关系，情况说明内容是打印的，打印的日期为2019年3月28日，徐枝峰自己书写的日期是2019年4月2日，可以证明情况说明是原告事先打印好的，然后叫证人在上面签名，并且此事间隔时间长达6年之久，有人为因素影响，情况说明不是真实意思表示。况且证人也没有出庭接受质证，要求证人出庭接受质证。另外从情况说明中可以看出原告从未向被告主张权利。6、原告提供的收条是复印件，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此收条中的费用系原告所支付，原告应当提供其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协议，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银行转账凭条、业务回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会客证被告认为不能证明原告为办理委托事务而所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被告提供以下证据：1、2013年10月1日原被告签订的收条说明，证明被告将刑事案件的结果委托原告办理，并支付原告5万元，若原告不能完成委托事务，达到委托的目的，5万元还应该退还给被告。从收条说明，该约定是将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为代表的刑事司法制度作为收条约定的事实内容和实现的前提条件，将刑事审判结果作为收取相应委托报酬的条件，实际上损害了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共利益，也违反了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害人等提供刑事辩护代理法律服务的规定。该收条说明约定无效；2、原告于2019年3月在浙江宁波起诉的诉状、两份裁定书，证明原告是认可与被告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并且因同一事实向法院提起诉讼，现原告又以不当得利为由诉至法院，应该说该法律关系不成立；3、和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委托协议三份及收条两份，证明被告聘请律师为其刑事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原告并未向被告提供法律服务。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1、对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5万元的收条，收条上记载的内容并不违法，因为原告从来没有作为辩护人的身份参与案件，原告自己在上海开公司，从事进出口贸易，原告是浙江宁波人，他自己和北京、河北等周边的几个律所关系比较好，认识的人比较广，而且本案中所涉及的没收船只的同类型的案件，原告之前是办理成功过，但不是原告自己办理，是委托律师办理。我方认为收条是有效的，如果被告认为有刑事违法，完全可以举报处理，或者先诉确认无效。在没有这些行为之前我方认为有效；2、关于被告陈述我方以同一事实再次起诉，这不属于一案再审，之前是撤诉。理由是，我方认为委托合同法律关系错误，从款项使用协议书上可以显示出来，费用支付是概括性支付，我方认为委托仅限于放船事项，其他方面主要包括劳务的费用以及放下工作的补偿；3、我方不否认被告单独请其他律师，但该委托协议与本案无关，我方请的律师在2013年10月23日介入，在11月份就取保候审出来。结合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和原、被告的陈述，本院对以下事实予以认定：2013年4月19日，被告于秀华弟弟于士山因涉嫌盗窃罪被唐山市曹妃甸区公安局刑事拘留，隶属于江苏省宝江运贸有限公司的船舶“宝江158号”作为涉案犯罪工具被予以没收。2013年10月1日，两被告找到原告，希望其为被告弟弟提供帮助，被告于当日给付原告5万元，原告向被告出具《收条说明》一份。2013年10月10日，原告与被告仇兆霞签订《款项使用协议书》，约定被告支付原告80万元，原告办妥于士山盗窃一案，达到缓刑、放船目的。后被告仇兆霞用原告身份证在农业银行天津新天地支行开办一账户，并于2013年10月24日汇入该卡80万元，同日，被告仇兆霞又将该款转入被告于秀华账户。本院认为，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依据,有损他人而取得的利益。因此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包括,一方取得利益,另一方受有损失,取得利益与所受损失间有因果关系,没有法律上的根据。主张不当得利的原告周乾芳对不当得利要件的成就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私自转走存于被告农业银行卡内的80万元违反了双方签订的《款项使用协议书》相关约定，系对原告财产权益的侵害。原告出具的《收条说明》载明收款条件需办妥被告于秀华弟弟刑事案件，达到缓期、放船之目的。后签订的《款项使用协议书》，再次对上述委托事项进行约定。原、被告约定的内容系以国家司法审判结果为依据，危害了国家利益，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应属无效。被告仇兆霞用原告身份证办理农业银行卡一张，并向其汇入80万元，同日被告又将该款转出。因合同无效，被告无义务向原告支付款项，被告的行为事实上未对原告造成损失。综上，原告主张被告存在不当得利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周乾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次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周 红人民陪审员  李景春人民陪审员  王永祥二〇二一年一月五日法官 助理  姚 欢书 记 员  倪雨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