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3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席素兰，女，1955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兆英，女，1977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小雷，男，1978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华，北京市京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中利业清洁服务（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法定代表人：袁素华，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福环，北京市双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负责人：郭少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一庆，北京市逢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嘉祺，北京市逢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席素兰、张兆英、张小雷因与被上诉人新中利业清洁服务（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洁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北京分公司）责任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4民初68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席素兰、张兆英、张小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席素兰、张兆英、张小雷一审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清洁公司、人保北京分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张某某在上下班途中属于从事雇佣活动的范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是否属于从事雇佣活动，是雇主赔付与否的关键因素。另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九条第二款规定，雇员从事的行为只要可认定与履行职务有关，即属职务行为。张某某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和地点是在完成工作后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下班途中所发生的；张某某在完成工作后下班回家，属于完成工作后的必然、正当且合理的行为，该行为与张某某提供劳务的行为在时间上紧密衔接，是从事雇佣劳务必不可少的过程，是与雇佣活动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与履行职务存在着密切关联性。张某某因下班途中的交通事故遭受损害，如作为接受劳务单位的清洁公司不予任何承担而让伤者自己全部承担，不符合公平原则，不利于对席素兰、张兆英、张小雷合法利益的保护。二、张某某符合雇主责任险的投保条件，交通事故也符合保险理赔的情形，应当按照雇主责任险予以赔偿。在雇主责任险保险单特别约定中，投保人员的范围为16-64岁，张某某符合该条件，雇主投保并非以建立劳动关系为前提，同时根据保险责任条款第三条约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的属于理赔的情形。由此，可知在投保雇主责任险过程中，不论是投保人清洁公司，还是人保北京分公司均明知张某某与清洁公司之间的雇佣合同关系性质，在明知情况下仍然对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形约定为保险赔偿的范围，在事实上清洁公司、人保北京分公司已经将雇佣关系期间上下班发生交通事务确定为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因此，清洁公司对张某某负有赔偿责任是有其根据的。三、本案不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适用于个人之间形成的劳务关系，本案属于用人单位与个人形成的劳务关系，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一条。清洁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一审判决是正确的。张某某所从事的岗位是保洁服务范围，保洁服务下班后，就意味着雇佣关系结束了，上下班途中与雇佣没有必然的联系。人保北京分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席素兰、张兆英、张小雷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第一，张某某与清洁公司之间是劳务关系，是一种临时雇佣的关系，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法作为其权利主张的依据。张某某下班后所发生的交通事故与清洁公司之间的工作性质、工作内容、工作地点是没有任何关联的，只有在劳动合同关系存在的情况下才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上下班途中。第二，本案中张某某意外事故的发生是与劳务没有关系的，特别是清洁公司在交通事故中没有任何的事故责任，清洁公司都不承担任何张某某意外事故责任，保险公司也不应该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席素兰、张兆英、张小雷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清洁公司向席素兰、张兆英、张小雷支付赔偿金55万元；2.人保北京分公司在雇主责任险55万元的赔偿责任限额内对清洁公司的赔偿责任承担保险金支付义务；3.诉讼费由清洁公司和人保北京分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洁公司向人保北京分公司投保了雇主责任保险，其中死亡赔偿限额为50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5万元，免赔额为100元/次。人保北京分公司签发了保险单和保险条款，保险单载明被保险人为清洁公司，保险单附的雇主责任保险人员清单中包含张某某，张某某的工种载明为保洁，保险期间自2017年12月8日零时起至2018年12月7日二十四时止。2017年12月8日17时30分，在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龙锦三街天龙苑小区北门处，王某某驾驶“北京”牌小型普通客车由东向西行驶，小型普通客车右前部与张某某驾驶的人力三轮车相撞，造成张某某受伤，两车损坏。张某某经抢救无效于2018年1月26日死亡。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昌平交通支队确定王某某与张某某承担事故同等责任。本案的席素兰与张某某系夫妻关系，张小雷、张兆英系张某某的子女。事故发生后，席素兰、张兆英、张小雷与王某某、田某某、人保北京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中。2019年8月2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0114民初117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赔偿席素兰、张兆英、张小雷10000元，在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席素兰、张兆英、张小雷110000元，在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赔偿席素兰、张兆英、张小雷1500元，共计1215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履行；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席素兰、张兆英、张小雷764875.78元，其中634785.78元实际支付给席素兰、张兆英、张小雷，剩余款项实际支付给田某某，均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履行；三、驳回席素兰、张兆英、张小雷其他诉讼请求。雇主责任保险投保单“特别约定”载明：仅限16-64周岁员工投保，65岁（含65岁）以上人员投保，无论是否支付保险费，保险公司均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如有员工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不需要提供与出险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或其他具有相同效力的相关材料。雇主责任保险条款第3条载明：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的雇员因从事保险单载明的业务工作而遭受意外，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情形，导致负伤、残疾或死亡，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五）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一审法院另查明，张某某与清洁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记载，双方劳动合同有效期限自2017年3月1日到2018年2月28日，张某某担任清洁公司的保洁岗位。签订上述劳动合同时，张某某已年满61周岁。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有当事人当庭陈述及证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2019）京0114民初11752号民事判决书、劳动合同、保险单、保险条款等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清洁公司与人保北京分公司签订的责任保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本案中，虽然张某某与清洁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但是张某某已年满60周岁，因此双方之间成立的应为劳务合同关系，不能类推适用《工伤保险条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张某某从事的是保洁工作，其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不属于因劳务受到损害。因此清洁公司无需承担侵权责任。根据雇主责任保险（2015版）保险条例的约定，人保北京分公司承担的保险责任以清洁公司的雇主责任为前提。因此，人保北京分公司无需承担保险责任。对于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席素兰、张兆英、张小雷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上述事实，还有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席素兰、张兆英、张小雷在已经获得交通事故赔偿的情况下，可否向清洁公司请求赔偿，可否基于雇主责任险请求人保北京分公司承担保险金支付义务。关于可否向清洁公司请求赔偿的问题。引起本案纠纷的法律事实构成为：一是清洁公司与人保北京分公司之间签订雇主责任保险合同。该合同签订于2017年，保险期间为2017年12月8日0时起至2018年12月7日24时止；二是张某某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后死亡，受伤事实发生在2017年12月8日17时30分，死亡事实发生在2018年1月26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的前述法律事实均发生在2021年1月1日民法典实施前，故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规定。根据当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规定，“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本案中，张某某虽然因达到退休年龄，与清洁公司不存在劳动合同，但其与清洁公司存在雇佣关系，其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应当认定属于“从事雇佣活动”受到损害，一审法院对法律理解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上述规定表明，在雇员因第三人造成人身损害的情况下，赔偿权利人可以选择请求第三人或雇主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席素兰、张兆英、张小雷作为赔偿权利人已经行使了选择权，即通过起诉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选择由造成损害的第三人承担责任，并且通过生效判决已经得到相应的赔偿。因此，席素兰、张兆英、张小雷已不能再向雇主主张赔偿。同时，从一般法理上看，本案中席素兰、张兆英、张小雷对造成张某某损害之第三人的债权，和对张某某雇主的债权，一是基于侵权，一是基于雇佣关系，二者发生原因不同，但给付对象和给付内容一致，构成不真正连带之债。根据不真正连带之债的法理，其中一个责任人承担责任后，受害人的请求权即获满足，实体权利即已得到保护，受害人不能再行就同一损害向另一责任人主张赔偿，即不能获得双重赔偿。综上，不论从法律依据上，还是一般的法理上，席素兰、张兆英、张小雷都不能再向雇主清洁公司主张赔偿权利。关于可否基于雇主责任险请求人保北京分公司承担保险金支付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四款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据此，责任保险的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的前提是被保险人对第三人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清洁公司作为其投保的雇主责任险的被保险人，在席素兰、张兆英、张小雷已经选择通过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向造成损害的第三人主张权利的情况下，不负有向席素兰、张兆英、张小雷的赔偿责任，给付保险金的前提条件不具备。因此，一审判决驳回席素兰、张兆英、张小雷全部诉讼请求的结果正确。综上所述，席素兰、张兆英、张小雷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存在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第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300元，由席素兰、张兆英、张小雷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丁宇翔审 判 员 阴 虹审 判 员 邵 普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曹明哲书 记 员 康 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