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85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南湖劳保用品厂，住所地重庆市巴**南彭镇南湖车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203448171H。投资人：卢利，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兰兰，重庆中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荣易达铝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永川区星光大道****（重庆永川凤凰湖工业园区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688904154Y。法定代表人：荣贵学，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敏，女，系荣易达公司员工。上诉人重庆南湖劳保用品厂（以下简称南湖劳保厂）因与被上诉人重庆荣易达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易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20）渝0113民初67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南湖劳保厂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由荣易达公司向南湖劳保厂支付货款29150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荣易达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以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渝利劳保用品经营部（以下简称渝利经营部）向荣易达公司开具过发票为由，认定荣易达公司与渝利经营部具有买卖合同关系，认定事实不清。荣易达公司与南湖劳保厂系买卖合同关系，在交易过程中，南湖劳保厂应荣易达公司的要求向荣易达公司开具渝利经营部发票。南湖劳保厂与渝利经营部的实际经营人均系卢利一人。向荣易达公司供货的是南湖劳保厂，送货清单的抬头部分3张是南湖劳保厂，11张是南湖劳保厂（批发部）、渝利经营部，1张是渝利经营部，但以上送货清单的地址、库房地址、库房电话、联系手机号码均是相同的。《结算单》是经荣易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员工签字确认的，明确了南湖税票18732元，渝利发票22892元，荣易达公司对这种交易模式及结算方式均是认可。2.一审判决以南湖劳保厂、渝利经营部开具的发票区分各自负债，认定事实错误。南湖劳保厂、渝利经营部与荣易达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无法明确区分，送货清单与发票金额并不是一一对应的且无法分离。南湖劳保厂之所以用渝利经营部发票，是因为荣易达公司财务要求，不能以发票作为判决依据。3.一审判决认定荣易达公司向渝利经营部支付的货款属于南湖劳保厂，但同时认定荣易达公司与渝利经营部之间具有买卖合同关系，相互矛盾。荣易达公司二审答辩称，双方合作费用总金额是18732元，荣易达公司已经支付12474元，还欠6258元。南湖劳保厂提出的渝利经营部的费用无证据显示是和荣易达公司存在合作关系，对该金额不认可。南湖劳保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荣易达公司立即向南湖劳保厂支付货款29150元。事实及理由：南湖劳保厂、荣易达公司经口头协商一致约定荣易达公司向南湖劳保厂以门市价格购货，荣易达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或者微信转账方式付款。至2015年7月31日，南湖劳保厂已完成供货义务，经结算荣易达公司欠付南湖劳保厂货款41624元，其后荣易达公司偿还部分还款，但剩余29150元货款荣易达公司经南湖劳保厂催收拒不偿还，南湖劳保厂故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南湖劳保厂、荣易达公司经协商一致口头约定，由荣易达公司向南湖劳保厂、渝利经营部购买劳保用品。2014年4月15日-2014年9月21日期间及2014年10月26日、2014年11月7日、2014年11月25日的送货清单均载明：抬头为：“重庆市南湖劳保用品厂（批发部）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渝利劳保用品经营部”，收货单位为“荣易达”，并由荣易达公司员工荣兆在未付款人签字处签字（其中2014年8月8日送货单由田英签字）。2014年10月15日、2014年11月2日送货单载明：抬头为：“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渝利劳保用品经营部”，收货单位为“荣易达”，并分别由田英及荣易达公司员工荣兆在未付款人签字处签字。2014年11月16日、2014年11月22日、2014年12月1日送货单载明：抬头为：“重庆市南湖劳保用品厂（批发部）”，收货单位为“荣易达”，并由荣易达公司员工荣兆在未付款人签字处签字。其中，南湖劳保厂于2014年4月25日向荣易达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票面金额为18732元；渝利经营部自2014年10月14日至2015年1月28日期间向荣易达公司开具的机打发票4张，票面金额共计18896元，开具手写发票4张，票面金额共计3996元。2015年7月31日，南湖劳保厂前往荣易达公司处对账并共同制作了对账表载明：荣易达公司拖欠南湖劳保厂18732元，拖欠案外人渝利经营部22892元，承诺于2015年9月偿还。2015年10月29日，荣易达公司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银行账户（户名：荣易达公司，账户X）向南湖劳保厂指定还款账户（中国农业银行，户名：渝利经营部，账户x）汇款2474元，备注为“货款”。2016年11月18日，荣易达公司又通过上述途径向南湖劳保厂汇款10000元。2015年11月25日、2015年12月14日、2016年3月10日、2016年3月22日、2016年10月28日、2017年1月10日、2019年8月13日、2019年12月26日，南湖劳保厂投资人卢利通过自己的手机向荣易达公司法人荣贵学发送短信催收货款。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应受法律保护。合同订立可以书面形式，也可以以口头形式，本案中，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达成的口头买卖合同应当是合法有效的，南湖劳保厂依约向荣易达公司履行了供货义务后，荣易达公司应当及时按约向南湖劳保厂支付货款。但荣易达公司抗辩称其交易相对方应当是南湖劳保厂和渝利经营部两家，2015年南湖劳保厂及荣易达公司财务部算账单上载明的欠款内容应当是荣易达公司分别拖欠南湖劳保厂18732元和案外人渝利经营部22892元。南湖劳保厂虽发表意见称案外人渝利经营部系其投资人全资投资的另一家公司，南湖劳保厂仅系因方便办理各样手续才将案涉送货单及结算款项分为两家公司，实际执行买卖合同的仅有南湖劳保厂一家公司。但南湖劳保厂未举示证据证明其观点。根据南湖劳保厂举示证据中送货单抬头内容和算账单收款主体的记载内容以及短信催款内容来看，虽然南湖劳保厂及渝利经营部系同一投资人投资设立，但两家公司在法律上仍具有独立性，不产生必然的关联性，因此荣易达公司交易相对方确系南湖劳保厂及渝利经营部两个主体。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南湖劳保厂仅能主张其自身买卖合同产生的货款债务。关于拖欠货款金额的认定，根据南湖劳保厂举示的由荣易达公司财务部确认的算账单显示，截止至2015年，荣易达公司拖欠南湖劳保厂货款18732元。根据南湖劳保厂自认2015年10月29日、2016年11月18日案外人渝利经营部代南湖劳保厂收取荣易达公司支付的货款2474元、10000元，剩余6258元货款荣易达公司未举示证据证明其已偿还，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关于荣易达公司对诉讼时效已过的抗辩，诉讼时效是公民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期间，诉讼时效自公民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损之日起开始计算，至诉讼时效期限届满未向人民法院主张权利，且义务人对此提出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对该部分受损民事权利不再予以司法保护，但公民向义务人主张权利的行为视为对诉讼时效的中断，诉讼时效自权利人主张权利之日重新计算。南湖劳保厂举示证据证明其于2015年-2019年间多次向荣易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荣贵学通过短信催收欠款，在每次催款后均应重新计算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的规定，南湖劳保厂于2015年至2017年向荣易达公司主张权利的期间均未超过诉讼时效，明细如下：约定还款日2015年9月至2015年11月25日催款日期间3个月、2015年11月25日催款日至2015年12月14日催款日期间19天、2015年11月25日催款日至2016年3月10日催款日期间3个月13天、2016年3月10日催款日至2016年3月22日催款日期间2个月12天、2016年3月22日催款日至2016年10月28日催款日期间7个月6天、2016年10月28日催款日至2017年1月10日催款日期间2个月13天；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自2017年10月1日起生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生效后诉讼时效的计算应当遵其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之规定，南湖劳保厂于2017年至2020年向荣易达公司主张权利的期间均未超过该时效，期间明细如下：2017年1月10日催款日至2019年8月13日催款日期间2年7个月零3天（该期间结束时民法总则已生效，应当适用民法总则之规定）、2019年8月13日催款日至2019年12月26日催款日期间4个月13天。荣易达公司虽抗辩称因荣易达公司法人未回复所以无法确定是否收到催款短信，但一审法院认为南湖劳保厂的催款行为自通过合理方式发送至荣贵学手机后即成立并生效，不以荣贵学是否回复而阻却催款行为的效力。综上，南湖劳保厂要求荣易达公司支付拖欠货款29150元的请求，一审法院仅支持6258元（18732元-12474元），对超出该诉讼请求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荣易达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南湖劳保厂支付拖欠货款6258元；二、驳回南湖劳保厂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4元，由南湖劳保厂负担207元，由荣易达公司负担57元（此款南湖劳保厂已垫付，荣易达公司于履行上述给付内容时一并向南湖劳保厂支付）。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南湖劳保厂在二审中陈述，渝利经营部的性质是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是卢利。荣易达公司在二审中陈述，其欠付南湖劳保厂的货款已经按照南湖劳保厂的要求支付了12474元至渝利经营部的账户。南湖劳保厂在二审中对此予以认可。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荣易达公司欠付南湖劳保厂货款的金额。南湖劳保厂上诉称，南湖劳保厂和渝利经营部的实际经营者均系卢利，向荣易达公司供货的是南湖劳保厂，向荣易达公司开具渝利经营部的发票是应荣易达公司的要求开具的，荣易达公司欠付南湖劳保厂的货款金额为29150元。本院认为，南湖劳保厂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首先，在南湖劳保厂一审中举示的送货清单中，部分载明为渝利经营部送货清单，部分载明为南湖劳保厂送货清单，部分载明为渝利经营部、南湖劳保厂送货清单，且渝利经营部和南湖劳保厂分别向荣易达公司开具过发票。同时，在南湖劳保厂举示的对账表中也分别载明了欠付南湖劳保厂和渝利经营部的货款金额。因南湖劳保厂与渝利经营部系不同的民事主体，其实际经营者是否为同一人，并不能改变各自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其次，在南湖劳保厂举示的对账表中载明，荣易达公司欠付南湖劳保厂货款的金额为18732元。南湖劳保厂在二审中认可，荣易达公司向渝利经营部支付的12474元款项是按南湖劳保厂的要求支付的欠付南湖劳保厂的货款，故一审法院认定荣易达公司欠付南湖劳保厂的货款金额为6258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南湖劳保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28元，由上诉人重庆南湖劳保用品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成 瑛审 判 员  沈 娟审 判 员  郝绍彬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程 婷书 记 员  母雪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