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2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案外人）：党海彬，男，1981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祥楠，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王桂廷，女，1977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宝侠，北京市京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执行人）：袁冠师，男，1960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执行人）：刘秀英，女，1963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执行人）：袁兵（兼被上诉人袁冠师、刘秀英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男，1985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内**。上诉人党海彬因与被上诉人王桂廷、袁冠师、刘秀英、袁兵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1民初97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党海彬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停止对位于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中滩村三套70平方米的回迁安置房（以下简称案涉房屋）的执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王桂廷、袁冠师、刘秀英、袁兵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导致我权益受损。我于2015年在昌平区东小口镇中滩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中滩村委会）主持下与袁冠师、刘秀英、袁兵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我当日一次性向袁冠师、刘秀英、袁兵分别支付80万元。案涉房屋虽系回迁安置房，但性质上不属于保障性住房，相应政策法规中对该类房屋的转让没有上市交易的限制。在合同属于三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无证据证明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背社会公众利益的情况下，案涉房屋买卖合同应属合法有效，三方应按照合同履行义务。而一审法院对于上述合同效力没有审查，直接笼统概括我对房屋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二、一审法院对于执行行为违法未予以考察，存在法律适用错误。在（2020）京0111执3538号执行案件中，执行法官在执行阶段就以物抵债内容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并且对于协助执行通知书内容和事实均未审查，其协助执行通知书中部分内容根本不存在，在协助执行通知书中提及的房屋没有房号，房屋并未成为特定物的情况下，就强行出具了协助执行通知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我在一审中提出执行行为存在违法，且提供了证据证明执行行为涉及的房屋袁冠师、刘秀英、袁兵属于无权处分，中滩村委会亦出具书面材料告知不具备执行可行性，但一审法院未予审查，仅以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28条的规定强行予以驳回，适用法律错误。第三，案涉房屋未下发房本，并非登记在袁冠师、刘秀英、袁兵名下，本案不应适用《规定》第28条，即使适用该条，本案案涉房屋买卖合同内容合法有效，我已经支付了合理对价，未取得房屋产权证非我原因导致，且系因未选房号我无法实现占有，亦符合该条的规定。袁冠师、刘秀英、袁兵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党海彬的上诉意见。我们与党海彬之间并非房屋买卖，而系借款，双方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党海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停止对位于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中滩村三套70平方米的回迁安置房的执行；诉讼费由王桂廷、袁冠师、刘秀英、袁兵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桂廷诉袁冠师等3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件在登记立案期间，经法院另案主持调解，双方于2020年7月2日自愿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袁兵于2020年7月9日前偿还王桂廷借款本金1258万元；二、袁冠师、刘秀英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袁冠师、刘秀英在承担责任后，可在承担责任范围内向袁兵追偿；三、双方其他无争议。法院依法对此调解协议出具了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已经生效）。因袁冠师等3人未能履行上述调解协议，为此王桂廷申请强制执行，在（2020）京0111执3538号执行案件中，袁冠师等3人与王桂廷自愿达成和解协议，由袁冠师等3人以其名下三套70平方米和一套120平方米的回迁房作价抵偿欠王桂廷的借款本金1258万元。法院遂向中滩村委会及北京百邑纪元房地产开发公司送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协助执行项目均为：一、王桂廷与刘秀英、袁兵、袁冠师（系中滩村村民）在执行过程中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刘秀英、袁兵、袁冠师自愿以其名下三套70m2和一套120m2的回迁房作价抵偿欠王桂廷的本金1258万元。二、请协助王桂廷实现该和解协议内容。庭审中党海彬提交了买卖合同三份（出卖人分别为袁冠师、刘秀英、袁兵；买受人均为党海彬；丙方均为中滩村委会），主要内容均为：出卖人为中滩村村民，因在该村宅基地拆迁获得“回迁房屋面积”70平方米，出卖人自愿将该面积出售给买受人；该70平方米“回迁房屋面积”出售价款为人民币80万元；目前该购房面积未明确具体位置，但是本合同签订后，该部分“回迁房屋房面积”转归买受人所有，买受人作为权利人有权挑选相应面积的房屋并享受村民优惠价格，出卖人、丙方应予以配合。提交买卖合同的同时党海彬还提交了袁冠师等3人分别出具的收条3份（分别标注收到党海彬购房费80万元）等材料。诉讼中经本案各方当事人确认，上述三套房屋中滩村委会尚未分房号及交付。党海彬曾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请求立即中止对异议人党海彬房产，位于中滩村**70平方米的回迁安置房的执行，包括强制进行评估和拍卖等，法院于2020年8月21日作出（2020）京0111执异286号执行裁定书，驳回案外人党海彬的异议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本案系党海彬对法院在（2020）京0111执3538号执行案件中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不服而提起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党海彬提出的基础权利系案涉三套回迁房的实际所有权权属，其提出异议的目的是请求法院停止对特定物的执行，其理由包括实际权属来源合法及执行行为违法。本案争议焦点是案外人党海彬对（2020）京0111民初6619号生效民事调解书执行过程中，法院执行部门制发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中所涉及的三套回迁房党海彬是否享有所有权、是否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具体到本案的实际案情，案涉回迁房尚未挑选房号及交付，本案中党海彬并不存在实际占有案涉房屋的事实存在。党海彬主张案涉房屋在袁冠师等3人与王桂廷处分之前就已签订了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付清全部房款，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真实有效，请求停止对案涉房屋执行的诉讼请求缺乏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难以支持。综上，党海彬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其要求停止案涉房屋的执行缺乏合法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党海彬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期间，党海彬称其已就案涉房屋买卖合同诉至法院，要求袁冠师、刘秀英、袁兵履行合同，交付案涉房屋，本案应中止审理。本院认为，本案的审理并非以党海彬所提房屋买卖合同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无中止审理的必要。本院认为，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该类案件的审查重点是案外人就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本案中，党海彬虽提供了其与袁冠师、刘秀英、袁兵签订的买卖合同，但合同中载明“双方就甲方拆迁获得的“回迁房屋房面积”买卖事宜”签订协议，双方亦签订有补充协议增加购房款。现双方对双方之间是房屋买卖还是民间借贷关系存在争议，且案涉回迁房尚未挑选房号，不论袁冠师、刘秀英、袁兵，还是党海彬均未实际占有案涉房屋，故难以认定党海彬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党海彬要求停止案涉房屋执行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党海彬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党海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党海彬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艳芳审 判 员 李蔚林审 判 员 王 元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姬 雷书 记 员 梁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