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6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富华，女，1947年2月18日出生。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富琴，女，1952年7月11日出生。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迎春，女，1958年1月24日出生。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大强，男，1955年3月14日出生。四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骋，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四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周伟，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蕾蕾，女，1977年11月19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大庚，男，1949年7月28日出生。二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立文，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贾丹琦，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富华、刘富琴、刘迎春、刘大强因与被上诉人刘蕾蕾、刘大庚赠与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47071号民事判决，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富华、刘富琴、刘迎春、刘大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蕾蕾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刘蕾蕾、刘大庚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北京市西城区菜园街24号院1号楼①-5-501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应视为宋桂英与刘德三的夫妻共同财产。宋桂英2000年3月10日购买涉案房屋的购房款来源是其和刘德三的夫妻共同财产，即宋桂英和刘德三夫妻共同财产的形式从存款等形式转化为涉案房屋。宋桂英购买涉案房屋使用了刘德三的工龄。2.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宋桂英和刘蕾蕾之间存在赠与合同法律关系。3.一审法院违反法律程序，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基本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我们与刘蕾蕾、刘大庚的争议归根到底是《买卖房协议书》，该争议已经法院判决结案。我们认为，本案与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件当事人相同，诉讼争议标的相同，刘蕾蕾与之前诉讼请求相同且刘蕾蕾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案裁判结果，故刘蕾蕾构成重复起诉。4.一审判决损害司法公信力，会激化双方矛盾。5.一审法院不能用推测的方式改变（2019）京0102民初431号民事判决。6.委托书是宋桂英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一审法院推定得出的，不是客观事实。7.结合刘大庚与刘富华的录音证据，刘大庚曾陈述老人的意思是把菜园的房屋给刘静。宋桂英没有将涉案将房屋赠与给刘蕾蕾的意思，仅是为了提取公积金才办理过户。刘蕾蕾、刘大庚辩称，不同意刘富华、刘富琴、刘迎春、刘大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1.一审法院对涉案房屋权属认定清楚，该房屋是刘德三去世后、刘大庚出资帮宋桂英购买，是宋桂英的个人财产，不是夫妻共同财产。2.刘蕾蕾与宋桂英之间存在包括赠与涉案房屋在内的多种合意的合同关系。第一，刘富华、刘富琴、刘迎春、刘大强2005年即知晓宋桂英将房屋过户给刘蕾蕾，其在宋桂英生前及去世2年长达11年的时间里，从未提出异议，直至2016年涉案房屋开始拆迁。第二，宋桂英将涉案房屋过户给刘蕾蕾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将涉案房屋赠与给刘蕾蕾，帮刘蕾蕾提取住房公积金、节省房屋过户税费，双方名为买卖，实为赠与。第三，刘富华、刘富琴、刘迎春、刘大强不是涉案房屋的产权人，宋桂英过户其个人房屋无需征得其同意。3.一审程序合法。第一，买卖和赠与是无法相容的两个法律关系，刘蕾蕾另案起诉具有法律依据。第二，刘蕾蕾另案起诉具有事实依据。第三，刘蕾蕾起诉、法院审理均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4.一审法院判决具有实质意义，不仅充分体现司法公信力，而且维护了赠与安全和居民生活稳定。本案的实质意义在于审查“虚假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5.本案证据就是《买卖房协议书》，名为买卖实为赠与，赠与就应该按照事实依法进行判定。如果有赠与协议，本案诉讼就没有必要进行了。6.宋桂英的委托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系前案诉讼中认定的事实，非本案一审法院推定的事实。7.录音证据中多次提及涉案房屋赠与情况，且还可以证明2005年宋桂英已将涉案房屋赠与刘蕾蕾的事实。刘蕾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2005年7月5日刘蕾蕾与宋桂英就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菜园街24号1号楼1单元5层01号房屋签署的《买卖房协议书》所建立的法律关系实为赠与合同关系。2.请求判令刘富华、刘富琴、刘迎春、刘大强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德三与宋桂英系夫妻关系，二人婚后育有五名子女，分别是长女刘富华、次女刘富琴、三女刘迎春、长子刘大庚、次子刘大强。刘蕾蕾系刘大庚之女，系宋桂英的孙女。刘德三于1998年7月去世，宋桂英于2014年2月去世。宋桂英生前于2000年3月10日通过房改政策，与北京市半导体器件六厂签订《房屋买卖契约》，购买了涉案房屋，产权取得时间是2000年10月20日。2005年7月5日，刘大庚代理宋桂英与刘蕾蕾签订《买卖房协议》，约定宋桂英将涉案房屋以25万元的价格出售给刘蕾蕾。上述合同签订后，刘蕾蕾并未向宋桂英支付购房款。2005年7月29日，涉案房屋登记至刘蕾蕾名下。2019年年初，刘富华、刘富琴、刘迎春、刘大强以涉案房屋系刘德三、宋桂英夫妻与刘富华共同出资购买，且“刘蕾蕾为取出公积金理财，以买卖房屋的名义，在没有告知原告等人、也未经原告等人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将宋桂英名下的涉案房屋以买卖的形式过户到自己名下，被告并未支付任何购房款”为由要求确认宋桂英与刘蕾蕾就涉案房屋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法院于2019年6月17日作出（2019）京0102民初431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431号判决），判决“宋桂英与刘蕾蕾于2005年7月5日签订的《买卖房协议书》无效”，后刘蕾蕾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30日作出（2019）京02民终9461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9461号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中，431号判决查明及认定内容有如下记载：“……庭审中，刘富华、刘富琴、刘迎春、刘大强主张购买涉案房屋时使用了宋桂英与刘德三的工龄，购房款也是出自宋桂英与刘德三的夫妻共同财产，因此该房屋系宋桂英与刘德三的夫妻共同财产，涉案房屋买卖不是宋桂英的真实意思表示，宋桂英本人没有签字，即使宋桂英同意出售涉案房屋，但未征得其他共有人同意，属于无权处分，该房屋买卖合同应属无效。刘蕾蕾、刘大庚认可涉案房屋使用了宋桂英和刘德三的工龄，但认为该房屋是宋桂英的个人财产，其有权自行处分。宋桂英本人不会写字，其委托刘蕾蕾的父亲刘大庚代理其将涉案房屋出售给刘蕾蕾，并出具了委托书，宋桂英本人对涉案房屋买卖知晓且同意，宋桂英的真实意思是将该房屋赠与给其本人，为了避税才签订了买卖合同。刘富华、刘富琴、刘迎春、刘大强出示的2017年4月15日刘大庚与刘富华谈话中，刘大庚称宋桂英说这房子给刘蕾蕾，是其向宋桂英提出来把涉案房屋过户给刘蕾蕾，帮助刘蕾蕾提取住房公积金。刘大庚承认不是真的过户。……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之一是涉案房屋是否为宋桂英与刘德三的夫妻共同财产？对此争议，本院认为，对于在享受本人工龄和已死亡配偶生前工龄优惠后所购公房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目前尚无法律、法规对该问题予以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曾于2000年2月17日以（2000）法民字第4号复函对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指导司作出回复，其中涉及夫妻一方死亡后，如果遗产没有分割，应查明购房款是夫妻双方的共同积蓄，还是配偶一方的个人所得，以此确认所购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是个人财产；如果购房款是夫妻双方的共同积蓄，所购房屋应视为夫妻共同财产。但本院也注意到上述复函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1997年7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发布的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第十批）的决定》废止。故购买诉争房屋是否使用夫妻双方共同积蓄以及是否使用已死亡配偶生前工龄，均不足以据此产生诉争房屋物权取得主体的认定基础。基于上述分析，涉案房屋应属于宋桂英的个人财产。争议焦点二，宋桂英是否委托刘大庚作为其代理人为刘蕾蕾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手续。对此争议，本院认为，在房地产登记部门留存的档案资料中有宋桂英的委托书，该委托书中虽然没有宋桂英的签字，但宋桂英的签名处摁有指印，刘富华、刘富琴、刘迎春、刘大强虽主张该捺印不是宋桂英本人的，但未提交证据予以反驳，本院认定该委托书是宋桂英的真实意思表示。争议焦点三、宋桂英委托刘大庚将涉案对房屋过户至刘蕾蕾名下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什么。根据刘富华、刘富琴、刘迎春、刘大强提交的录音证据可知，刘大庚在与刘富华的交谈中认可宋桂英将涉案房屋过户给刘蕾蕾是为了帮助刘蕾蕾取住房公积金，刘大庚、刘蕾蕾对此事实均认可，因此，宋桂英将涉案房屋过户给刘蕾蕾是以帮助刘蕾蕾获取住房公积金为目的的虚假买卖，买卖行为是通过虚伪表示而实施的行为，应属无效。刘大庚、刘蕾蕾主张宋桂英有将涉案房屋赠与其的意思表示，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9461号判决查明：“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宋桂英与刘蕾蕾签订的《买卖协议书》是否应确认无效。关于涉案房屋是否为刘德三与宋桂英的夫妻共同财产以及宋桂英是否委托刘大庚作为其代理人为刘蕾蕾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手续，一审法院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据此所作的结论，本院完全予以认同，不再赘述。刘蕾蕾上诉主张宋桂英与其之间名为房屋买卖实为房屋赠与，故此，本院将着重分析宋桂英与刘蕾蕾之意思表示的性质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法律行为的效力应当如何认定。关于宋桂英、刘蕾蕾之意思表示的性质。首先，刘蕾蕾与宋桂英签订《买卖协议书》表面存在买卖房屋的意思表示。其次，刘蕾蕾、宋桂英的该意思表示与真实意思并不一致。依常理，如果双方具有买卖房屋的意思，则当然有相应的履行行为，然双方之间的一系列外在行为与买卖房屋的意思表示相悖。例如：《买卖协议书》中对于交付时间、付款方式和期限等主要内容均未约定，不符合常理；宋桂英在未收到任何房款的前提下就将涉案房屋过户至刘蕾蕾名下，也与买卖交易习惯不符。考虑到刘蕾蕾与宋桂英之间的亲属关系以及宋桂英生前并无要求刘蕾蕾支付房款的意思表示，结合录音材料内容和刘蕾蕾上诉关于房屋过户的目的是为了提取住房公积金及房屋赠与的主张，本院有理由认为宋桂英的真实意思并非是将涉案房屋出售给刘蕾蕾。最后，刘蕾蕾陈述是为了避税才签订了买卖合同，可以认定刘蕾蕾与宋桂英具有意思表示不一致的通谋性，买卖行为是其通过虚伪表示故意实施的行为。关于宋桂英与刘蕾蕾签订《买卖协议书》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处理。本案中，宋桂英、刘蕾蕾的真实意思与其签订《买卖协议书》的表示行为并不一致，双方之间不存在真正的房屋买卖行为。根据法律规定，宋桂英与刘蕾蕾签订的《买卖协议书》应属无效。至于刘蕾蕾所主张的赠与行为的效力，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不作认定，当事人可另行解决。”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自2000年起，刘蕾蕾与宋桂英共同居住生活至2013年。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宋桂英将涉案房屋过户给刘蕾蕾行为的真实意思是本案的焦点问题。根据已生效的431号判决书认定内容可知，涉案房屋为宋桂英个人财产。法院对此认定结论仍予以确认，理由如下：首先，刘德三死亡后，其民事权利能力自然终止，且刘德三与宋桂英的夫妻关系亦处于终止状态。显然，宋桂英于2000年购房时，刘德三因死亡而不具有购买房屋的权利能力，也不具备获得房屋物权的权利能力，故宋桂英系在夫妻关系终止的情况下以个人名义购买并取得涉案房屋产权，不存在夫妻共同财产的法律基础。其次，关于工龄问题，虽然宋桂英使用了刘德三的工龄购买房屋，但该工龄利益并未被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规定为房屋所有权，任何法律层级以下的规范均不得创设物权种类，故该工龄利益应被认定为刘德三死亡后遗留的财产性利益，而并非房屋所有权。最后，购房款出资争议、债权争议、财产性利益的争议均不能单独作为确认所有权的依据。综上，涉案房屋在过户给刘蕾蕾之前属于宋桂英个人财产，宋桂英对涉案房屋享有完整的所有权，有权行使物权法规定的各项物权权能。宋桂英将房屋过户至刘蕾蕾的行为，系其在世期间行使物权所有权权能的表现，其他自然人在没有证据证明其利益受影响的情况下，无权干预宋桂英行使房屋物权权利。虽然法院通过一系列发生在宋桂英死后家属之间的录音等辅助证据以及各当事人自认的事实判定宋桂英存在帮助刘蕾蕾套取公积金的意愿，而据此认定虚假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但上述证据及自认均非来源于宋桂英本人，无法准确直接证明宋桂英本人的真实意思。经查，宋桂英生前与刘蕾蕾共同生活长达13年，且自房屋过户给刘蕾蕾起至宋桂英死亡止亦有9年之久，期间没有明确的证据能够证明宋桂英曾向刘蕾蕾主张过房屋返还，其行为明显不符合单纯以“帮助提取公积金”或者以买卖为目的房屋交易常理，法院有理由相信宋桂英不仅存在以房屋过户的形式帮助刘蕾蕾提取公积金的意思，亦存在将房屋赠与给刘蕾蕾的意愿，故宋桂英与刘蕾蕾就涉案房屋之间形成复合的合同关系，虽然形式上的房屋买卖合同被依法确认无效，但不影响合同中包含的赠与房屋合意的效力。刘蕾蕾诉讼请求存在法律依据，但表述并不准确，法院予以纠正。判决：确认2005年7月5日刘蕾蕾与宋桂英签署《买卖房协议书》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实为：宋桂英与刘蕾蕾之间存在有包括将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菜园街24号1号楼1单元5层01号房屋赠与给刘蕾蕾在内的多种合意的合同关系。本院二审期间，刘富华、刘富琴、刘迎春、刘大强称其不认可刘蕾蕾自2000年起与宋桂英共同居住生活至2013年。经查，2020年9月14日一审庭审笔录中记载：“？：生前谁照顾的老太太？原：2000年我一直跟奶奶居住到2013年，期间是我和我父亲照顾。四被：2000年原告一起居住认可，但是母亲有自理能力不需要照顾，刘大庚回去是给刘蕾蕾做饭。”刘富华、刘富琴、刘迎春、刘大强提交证人证言一份，证明宋桂英曾表示涉案房屋由几个子女分。刘蕾蕾、刘大庚质证称对该证人证言的关联性、合法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该份证据回忆的是20年之前2000年的事情，产权人宋桂英不可能刚刚购买涉案房屋就安排身后事，且宋桂英之后的赠与也可以看出其改变了当时的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本案是否属于重复诉讼；二是涉案房屋性质；三是在前述争议焦点认定的基础上宋桂英就涉案房屋是否有赠与给刘蕾蕾的意思表示。关于争议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就本案而言，刘富华、刘富琴、刘迎春、刘大强上诉称本案系重复诉讼，但本案案由系赠与合同纠纷，与前案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由不同，诉讼标的亦不同。同时，依据9461号判决，该案仅涉及对宋桂英、刘蕾蕾之间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作出认定，并不涉及宋桂英是否有将涉案房屋赠与刘蕾蕾的意思表示。且判决中亦明确载明“刘蕾蕾所主张的赠与行为的效力，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不作认定，当事人可另行解决”。综上，刘蕾蕾提起本案诉讼并不构成重复诉讼，刘富华、刘富琴、刘迎春、刘大强该项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具体到本案中，因431号判决和9461号判决生效文书已确认涉案房屋属于宋桂英之个人财产，刘富华、刘富琴、刘迎春、刘大强未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生效文书所作认定，故对其认为关于涉案房屋属刘德三、宋桂英夫妻共同财产之上诉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三，基于前述论证，首先，涉案房屋系宋桂英之个人财产，其有权在生前就涉案房屋做出符合其意思表示的物权处分行为。其次，前案所作认定并不及于宋桂英是否有将涉案房屋赠与刘蕾蕾的意思表示。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宋桂英生前与刘蕾蕾共同生活长达十余年，刘富华、刘富琴、刘迎春、刘大强二审庭审中虽对此不予认可，但其就此所作陈述与一审相悖，故本院对其该项陈述不予采信。同时，自2005年涉案房屋过户至宋桂英2014年去世近9年的时间内，未有证据证明宋桂英曾就涉案房屋产权或是售房款向刘蕾蕾主张权利。刘富华、刘富琴、刘迎春、刘大强虽在本院庭审过程中提交证人证言，但该证人未出庭作证，未有其他证据对证人证言内容予以佐证，且证人证言陈述的事实发生于涉案房屋过户登记前，即使该证言属实，也无法排除宋桂英在作出该项意思表示后以将涉案房屋过户登记等行为变更其相应意思表示之可能性，故本院对该证人证言难以采信。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涉案房屋性质、房屋过户情况、各方亲属关系，结合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等认定宋桂英就涉案房屋存在赠与给刘蕾蕾的意思表示，符合本案实际，本院予以确认。刘富华、刘富琴、刘迎春、刘大强主张宋桂英不存在赠与的意思表示之相应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刘富华、刘富琴、刘迎春、刘大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刘富华、刘富琴、刘迎春、刘大强负担（刘富琴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侯晨阳审 判 员 郭文彤审 判 员 张 鹏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杨 超书 记 员 刘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