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7民再7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侯桂萍，女，1974年2月10日生，布依族，住贵州省福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轶南，贵州仁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毅，男，汉族，1972年11月21日生，住贵州省福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柏刚成，福泉市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再审申请人侯桂萍因与被申请人刘毅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黔27民终1328号民事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黔民申4654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侯桂萍及其委托代理人刘轶南，被申请人刘毅及其委托代理人柏刚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再审申请人侯桂萍再审请求：1、撤销本院（2019）黔27民初1328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被申请人刘毅的全部诉讼请求。3、请求判决被申请人返还申请人被强制执行的50万元。4、一、二审的案件受理费、执行费共计20600元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案件焦点归纳错误。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申请人主张刘毅支付的50万元是刘毅归还申请人的借款，而非归还陈春霞的借款，因此二审判决要求申请人证明申请人与刘毅之间民间借贷的事实，从而把案件的焦点定性为，申请人与刘毅之间是否存在过民间借贷。申请人认为，二审判决案件焦点的归纳存在明显错误，进而错误地将民间借贷的举证责任强加给申请人。既然二审判决将案件焦点定性为“民间借贷”，那么就应当适用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规定。一是申请人主张刘毅支付给申请人的50万元是还款，即民间借贷早在2016年2月初就已结束，并非正在发生尚未处理完毕的纠纷；二是按照生活常理，一旦债务人刘毅归还了欠款，作为债权人的申请人当然而且必须将借条或者欠条返还刘毅，双方的债权债务归于消灭。借条或者欠条一旦返还刘毅，那么申请人又有何证据去证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呢。如果申请人继续保留借条或者欠条，刘毅会归还欠款吗。如果刘毅没有归还欠款，就根本没有其起诉所谓“不当得利”的机会，而是应该由申请人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起诉其归还欠款。三是申请人长期从事建筑施工行业，银行对取款有限额规定，为了处理紧急事务需要现金，随身携带或者家中存放大量现金（二三十万）这是非常正常的情况。被申请人刘毅经常零星向申请人现金借款，因此也就产生了分批还款的情况（即2015年6月1日、2015年11月17日、2016年2月5日分别归还申请人15万元、30万元、5万元），刘毅向申请人支付款项的金额分散、时间跨度大，完全符合申请人主张的零星借款、分批还款的交易模式。而且根据申请人的银行流水记录可见，申请人经常有大额取款的记录，这些大额取款一部分就是借给刘毅的钱，另外一部分就是申请人平时现金使用，充分证明了申请人的现金使用习惯。四是申请人提交了申请人与刘毅之间资金往来的全部银行流水信息，除了本案争议的三笔记录外，还有2016年5月16日，刘毅再次向申请人支付了31.5万元，该款同样是刘毅平时零星借款，之后一次性归还。刘毅在本案的庭审中一直坚持这样的说法，就是在本案纠纷之前从不认识申请人，除了这三次银行转账之外，再也没有与申请人有过任何经济往来。然而根据客观证据，明显证明其在撒谎，之前的三笔转账，最高30万元，最低5万元，刘毅记得清清楚楚，反而是之后不久（三个月前才转账5万元）的31.5万元，是在刻意回避事实，而刘毅从未对该款向申请人提出任何诉求。结合前三次支付记录充分证明，申请人与刘毅之间确实形成了零星现金或者代为支付形成借贷关系，然后一段时间后刘毅统一转账还款的交易习惯，刘毅分三次转账50万元，并非用于归还陈春霞的欠款。因此，本案的焦点是：是否确实存在造成刘毅作出不当得利行为的误解的事实。如果确实存在，则本案的焦点才能转化为：申请人与刘毅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刘毅应当证明存在“转账给侯桂萍视同归还给陈春霞”的“交易习惯”或者“合理解释”的事实。如果刘毅对该事实举证证明，则申请人才应当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民间借贷纠纷并非本案的焦点，二审判决将民间借贷归纳成本案的焦点，明显是对事实的错误认定。二、举证责任分配错误。首先，申请人辩解2015年6月1日、2015年11月17日、2016年2月5日分别归还申请人15万元（其中有12万元系刘毅归还借来支付钢材款）、30万元、5万元系还款，并对每笔款项的出借原因进行说明。但刘毅均不认可，同时提交其2016年1月30日转账123998元给杨金妹用于支付钢材款。二审判决由此认为刘毅已完成举证责任。刘毅长期从事经营行为，其购买钢材的行为并不一定全部与杨金妹发生，完全有可能是在2015年6月1日之前的其他购买行为。刘毅购买钢材的钱并非一定要从申请人处借款。根据刘毅向陈春霞其中一笔借款的时间和金额，不排除2016年初支付的钢材款就是2015年底向陈春霞的借款的一部分。而且还不排除2016年1月30日前刘毅向其他人借款的可能性。刘毅向杨金妹购买钢材，是其二人之间的交易行为，而且还有可能与其他人发生交易行为。这些行为的证据全部掌握在刘毅手上，申请人没有可能掌握相关事实，没有举证证明的条件和法定义务。三、二审判决在事实认定上发生错误，被申请人主张的事实是自2015年5月14日至2016年2月6日，被申请人刘毅共计欠陈春霞95万元，其于2015年6月1日，2015年11月17日、2016年2月5日分别将15万元、30万元、5万元，共计还款50万元给申请人。于2016年2月6日还款49万元给陈春霞。因此，其欠款已经还清。但是，刘毅的上述说法存在逻辑矛盾。陈春霞的银行流水记录，2016年2月6日，刘毅向陈春霞借款20万元，是发生其还给陈春霞49万元之后，故而刘毅2015年5月14日至2016年2月6日之前（不含2月6日），陈春霞总计借给刘毅75万元。按刘毅分三次向申请人转账50万元，用于偿还陈春霞的借款，就意味着此时刘毅尚欠陈春霞25万元。但是，刘毅在次日即2018年2月6日直接归还陈春霞49万元，差额高达24万元。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 被申请人刘毅再审辩称：再审申请人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撑再审申请人的请求，请求法院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 刘毅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侯桂萍返还不当得利50万元给原告；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刘毅与被告侯桂萍及案外人陈春霞均认识。原告刘毅于2015年6月1日、2015年11月17日、2016年2月5日分别向被告侯桂萍账户转账15万元、30万元、5万元，共计50万元。一审另查明，2015年5月14日，原告刘毅及案外人郑良象向案外人陈春霞借款30万元，约定利息为2%，案外人陈春霞通过其账户向刘毅提供了该30万元借款，刘毅向陈春霞出具借条为凭。原告刘毅又分别于2015年11月9日向案外人陈春霞借款20万元、2015年11月11日借款5万元、2015年11月12日借款5万元、2015年11月27日借款15万元、2015年12月15日借款25万元，原告刘毅并向案外人陈春霞出具借条为凭。2016年2月6日刘毅通过转账向陈春霞还款49万元，陈春霞将刘毅2015年11月12日出具的30万元借条归还刘毅后，刘毅又向陈春霞借款20万元，并向陈春霞出具20万元借条。2017年10月，案外人陈春霞凭刘毅2016年2月6日向其出具的20万元借条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作出（2017）黔2702民初1940号民事判决，判决刘毅归还陈春霞借款20万元。2018年1月，案外人陈春霞又凭刘毅、郑良象2015年5月14日出具的30万元借条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刘毅在该案中抗辩已通过银行转账还款99万元给陈春霞，其中50万元是转账给陈春霞合伙人侯桂萍，已清偿陈春霞所有债务，陈春霞主张转账给侯桂萍50万元系刘毅与侯桂萍之间的事情，与其无关，一审法院作出（2018）黔2702民初36号民事判决，判决刘毅、郑良象偿还陈春霞借款30万元。因原告刘毅认为该两案的借款已通过转账归还给陈春霞的合伙人侯桂萍，现该两案已生效，原告刘毅故诉至人民法院请求被告侯桂萍返还不当得利50万元。一审同时查明，2013年10月23日，被告侯桂萍与陈春霞设立了福泉市嘉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对公账户体现无公司业务交易记录，该公司2018年5月已被注销。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原告刘毅主张被告侯桂萍行为系民法上的不当得利，应对被告所获利益与己方所受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即应对转款50万元给被告侯桂萍是基于己方误解案外人陈春霞的意思表示，从而将应归还案外人的借款错误支付给被告侯桂萍予以举证证明，但本案中原告刘毅提供的（2017）黔2702民初1940号、（2018）黔2702民初36号判决书，仅是对原告刘毅与案外人陈春霞之间的借贷关系进行了认定，未能证明原告刘毅转账50万元给被告侯桂萍系受案外人陈春霞同意后所为，即该证据不能当然证明被告侯桂萍收取原告刘毅转款没有法律依据。而原告刘毅所提供的企业信息证明被告侯桂萍与案外人陈春霞合伙成立有福泉市嘉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但刘毅与陈春霞之间的借贷关系属于自然人之间的借贷，与被告侯桂萍及该公司并没有法律上的关系。其次，原告刘毅与案外人陈春霞之间的资金流水表明双方之间资金往来频繁，刘毅与侯桂萍、陈春霞三人之间的资金转账记录显示三方之间的资金往来时间最短相隔一天，即2016年2月5日和次日刘毅就向侯桂萍和案外人陈春霞分别转款5万元和49万元，刘毅在明知借款人的银行账户情况下，仍然三次向侯桂萍大额转款，既没有向案外人索回借款依据，也没有要求侯桂萍出具收款说明，其行为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而刘毅所提供的（2017）黔2702民初1940号民事判决书所明确其向陈春霞的20万元借款，从其与陈春霞的资金流水显示，该借贷关系发生在被告侯桂萍最后一次收到原告刘毅转账之后，即存在先还款后借款的情形，原告刘毅的主张与所提供的证据之间存在逻辑矛盾。综上，原告刘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收取50万元的款项系不当得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故原告刘毅主张被告侯桂萍返还不当得利50万元的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原告刘毅承担。 刘毅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款50万元给上诉人;2、一、二审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二审认为，从生效的(2017)黔2702民初1940号民事判决书及(2018)黔2702民初36号民事判决书来看，案外人陈春霞与上诉人刘毅产生民间借贷关系涉及的金额达95万元，在该二案中，上诉人刘毅抗辩已偿还99万元，但其中的50万元即本案涉案的款项未被人民法院认定为偿还案外人陈春霞的借款，而判决由上诉人刘毅分别偿还案外人陈春霞的50万元借款，导致本案上诉人刘毅与被上诉人侯桂萍产生纠纷，故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之间是否产生过民间借贷关系。二审对此认为，首先，本案争议的三笔款项即刘毅于2015年6月1日、2015年11月17日、2016年2月5日分别向侯桂萍账户转账15万元、30万元、5万元，共计50万元。被上诉人侯桂萍对于收到50万元的事实不持异议。对于此款其在一审中陈述：15万元其中有12万元系借给刘毅付钢材款，1.5万元系刘毅借款打麻将，余款为利息。30万元系三张借条组成，其中有7万元及6万元的二张借条，其余的零星借款组成。5万元系借给刘毅开具税票。对于被上诉人侯桂萍的陈述，上诉人均不予认可，并在一审中举证证实钢材款于2016年1月30日由其转账123998元给出售钢材的杨金妹。因此，在本案中上诉人已完成了举证的证明责任，其反驳的证据足以证明自己的主张；其次，从案外人陈春霞与上诉人刘毅有交易习惯来看，均是通过转账进行交易，而被上诉人侯桂萍主张与上诉人刘毅的交易均是现金交易，且其陈述的零星交易后合计50万元的整数等理由有违常理,也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第三，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被上诉人与案外人陈春霞合伙开办福泉市嘉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事实不持异议，上诉人与案外人陈春霞产生借贷关系后，上诉人主张在陈春霞的授意下将涉案的50万元打入被上诉人的账户作为偿还陈春霞的借款，该解释符合情理。被上诉人主张与上诉人曾经产生借贷关系，但本案现有证据均未反映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打款或是交付现金的事实，由此说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未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被上诉人主张与上诉人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理由，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对其抗辩不予采纳。综上，一审以上诉人举证不能等为由，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请不当，二审予以纠正。本案被上诉人收取上诉人的50万元款项没有合法依据，应当予以返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的规定，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返还50万元的理由，于法有据，二审对此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福泉市人民法院（2018）黔2702民初2560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侯桂萍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上诉人刘毅50万元；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被上诉人侯桂萍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被上诉人侯桂萍负担。 再审中，被申请人刘毅提交了银行流水2份；证明目的：2015年12月15日案外人陈春霞通过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泉支行转账到被申请人刘毅的账户，金额为25万元，被申请人刘毅于2016年5月16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泉支行通过转账31.5万元至再审申请人的账户上，该转账金额系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及案外人陈春霞结算后所产生的金额。 再审申请人侯桂萍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2015年12月15日陈春霞转账给刘毅的25万元，系双方的借贷关系，与再审申请人无关，并且该25万元在原审当中已经得到认定，关于2016年5月16日刘毅转账给再审申请人的31.5万元，系刘毅归还再审申请人的借款，再审申请人总计收到刘毅的款项金额为81.5万元，大大的超过了刘毅应当归还陈春霞的借款，因此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与事实矛盾。 被申请人提交的上述二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申请人刘毅支付给再审申请人侯桂萍50万元的款项性质？刘毅是否有权请求侯桂萍返还该50万元。 被申请人刘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侯桂萍返还不当得利50万元，理由是因向侯桂萍及案外人陈春霞二人借款（借条打给陈春霞一人），刘毅向陈春霞还款时，陈春霞授意刘毅将还款支付至侯桂萍账户，刘毅将该50万元向侯桂萍支付完毕后，案外人陈春霞对授意刘毅向侯桂萍账户还款的事实不予认可，刘毅在本案中提供了(2017)黔2702民初1940号民事判决及(2018)黔2702民初36号民事判决以证实，其中的50万元即本案案涉款项，未被上述二份民事判决认定为偿还案外人陈春霞的借款。侯桂萍对于收到50万元的事实不持异议，但侯桂萍对此抗辩认为，该笔50万元款项，其中的15万元有12万元系借给刘毅付钢材款，1.5万元系刘毅借款打麻将，余款为利息；30万元系三张借条组成，其中有7万元及6万元的二张借条，其余的为零星借款组成；5万元系借给刘毅开具税票。对于侯桂萍的抗辩主张，刘毅均不予认可，侯桂萍应当对收到该笔50万元款项的性质承担举证责任。再审申请人侯桂萍主张该50万元系双方之间民间借贷的还款，但其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该笔款项的性质系双方之间民间借贷的还款，其抗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刘毅有权请求侯桂萍返还50万元，二审判决侯桂萍向刘毅返还50万元并无不当。 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9）黔27民终1328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曾令志 审判员  林 玲 审判员  李永进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詹 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