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1）鄂10行终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波尔，女，汉族，住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冲，北京市立方（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江大学，住所地：荆州市荆州区南环路**。法定代表人冯征，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爱军，湖北楚韵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邓波尔因与被上诉人长江大学教育行政管理一案，不服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法院（2020）鄂1003行初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合议庭认为上诉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和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决定不开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完毕。邓波尔向一审法院起诉称，长江大学作出的教育行政处罚决定存在两个主要问题：1.认定事实错误。事发时原告已经毕业离校，被告仍将其作为在校学生进行学籍处理是完全错误的。2.处罚程序不合法，处理结果畸重。被告未按规定听取原告的陈述及申辩，未区分情节轻重即按顶格处罚，违反了《行政处罚法》以及教育部第41号令规定的程序正当性原则和处罚适当性原则，也违背了被告自己颁布实施的《长江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办法》的相关规定。因此，其处罚结果显失公正，依法应予撤销。请求：1.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长大校发（2018）107号《关于给予邓波尔同学开除学籍处分的决定》和2019年第1号《长江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决定书》；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查明，原告邓波尔原系长江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2018年6月16日，在长江大学考点的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中，监考员发现邓波尔由他人冒名代替参加考试，长江大学教务处考试中心制作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湖北考区）违规处理报告单载明：违纪情况为“替考”，考点拟处理意见为“按学校相关文件处理”。2018年6月28日被告长江大学对原告邓波尔作出长大校发[2018]107号《关于给予邓波尔同学开除学籍处分的决定》，主要内容：“在2018年6月16日下午举行的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中，邓波尔同学被考生当场举报请人代替参加考试。经长江大学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考务工作领导小组查证，认定邓波尔同学请社会人员梁某（女）冒名代替参加考试属实。邓波尔同学无视国家法律和校纪校规，请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属于严重考试作弊行为。根据《长江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办法》（长大校发[2017]150号）第三章第十六条第三款之规定，经学校研究决定，给予邓波尔同学开除学籍处分。”，并于同年7月4日向邓波尔送达2018年第1号长江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告知书。邓波尔不服上述处分决定，向湖北省教育厅提出申诉，湖北省教育厅于2019年2月25日作出学生申诉处理决定书，主要内容：“经审查，被申诉人长江大学没有充分听取申诉人邓波尔的陈述和申辩，处理程序上存有瑕疵。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41号）第六十三条第（四）项之规定，责令被申诉人长江大学在收到本处理决定书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重新审理，并作出处理决定。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教育部或湖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长江大学于2019年3月16日对原告邓波尔进行谈话，告知重新审理及对其2018年6月16日违纪请人替考作出认定事实、理由及处理依据，并告知其享有陈述、申辩权，于2019年3月17日形成《学生违纪处理（党政联席会）会议记录》，此后长江大学于2019年3月23日对邓波尔谈话，听取其陈述、申辩意见，于同年3月27日召开会议，并形成《长江大学学生工作处处长办公会（扩大）会议记录》，及2019年第1号长江大学学生工作处处长办公会（扩大）会议纪要，表决建议给予邓波尔同学开除学籍处分。湖北楚韵律师事务所于2019年3月29日出具了鄂楚韵所合审字（2019）0001号合法性审查意见。经2019年4月1日长江大学校长办公会决定给予邓波尔开除学籍处分。长江大学于2019年4月2日对邓波尔作出（2019）年第1号《长江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决定书》，主要内容：“邓波尔2018年6月16日因在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中请人替考，构成违纪。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41号）第二条、第五十二条第（四）项之规定和《长江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办法》（长大校发[2017]150号）第二条、第十六条第（三）项之规定，经校长办公会讨论，认为邓波尔违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据明确，虽然其本人一贯表现较好，事后认错态度诚恳，有一定悔过表现，但不足以作为从轻处理之依据，为维护校纪校规严肃性，教育本人及全体学生，决定给予邓波尔开除学籍处分”，并于2019年4月5日邮寄送达给原告邓波尔。长江大学于2018年6月14日向原告邓波尔发放了《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硕士学位证书》，以上二证书载明日期均为二〇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原告认为，1、被告认定事实错误，原告事发时已经毕业离校，被告将原告作为在校生进行学籍处理是错误的；2、处罚程序不合法，被告未按规定听取原告的陈述及申辩。处罚结果畸重，未区分情节轻重即顶格处罚，处罚结果显失公正。原告诉至本院，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长大校发（2018）107号《关于给予邓波尔同学开除学籍处分的决定》和2019年第1号《长江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决定书》；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认为，关于被告作出的长大校发（2018）107号《关于给予邓波尔同学开除学籍处分的决定》，已经由申诉程序作出审查，本案不予审理。针对原告提出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2019年第1号《长江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决定书》，双方争议焦点为：1、被告长江大学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长江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办法》对原告邓波尔的违纪行为作出2019年第1号违纪处分决定书的适用问题；2、案涉决定是否明显不当；3、长江大学作出的2019年第1号《长江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决定书》程序是否合法。关于焦点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下列权利：（一）按照章程自主管理……（四）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二条规定“本规定适用于普通高等学校、承担研究生教育任务的科学研究机构对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研究生和本科、专职（高职）学生的管理。”，《长江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适用于我校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研究生和本科、专科学生。其他类型学生的违纪行为，可参照本办法处理。”,因此，长江大学作为高等学校有权根据教育法律法规制定本校的对学生实施管理与处分的相应实施细则，有权对在校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并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受教育者应当遵守法律、法规，遵守所在学校的管理规定。原告邓波尔原系长江大学艺术学院**班研究生，其在只有在校学生可报名参加的全国英语等级考试中违规，且邓波尔提交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及《硕士学位证书》载明日期均为二0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故长江大学适用《长江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办法》对邓波尔作出涉案处分决定，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对邓波尔主张“原告事发时已经毕业离校，被告将原告作为在校生进行学籍处理是错误的”不予支持。关于焦点2，《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学校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四）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长江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考试违规、作弊的，分别给予相应处分：（三）由他人代替自己考试、替他人参加考试、组织考试作弊、使用通讯设备作弊、向他人出售考试试题或答案谋取利益，被认定为严重考试作弊的，给予开除学籍处分。”，据此，对由他人代替考试的行为，长江大学在处理上是与上位法，即《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一致的，是“可以给予开除学籍的处分”，本案中，长江大学提交的违规处理报告单、代考人手书代考过程、邓波尔检讨书等相关证据证明邓波尔在参加全国英语四六级考试时由他人冒名代替考试的事实。从被告作出的2019年第1号《长江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决定书》可以看出，长江大学在作出上述决定时已认定邓波尔一贯表现良好及事后认错态度诚恳，但认为不足以作为从轻处理之依据，为了维护校纪校规严肃性，教育本人及全体学生，长江大学在管理职权范围内行使选择权不予从轻处理，决定对邓波尔予以开除学籍处分，没有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亦无明显不当，原告主张“处罚结果畸重，显失公正”，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3，本案中，长江大学作出2019年第1号《长江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决定书》，系根据湖北省教育厅作出的申诉处理决定，在重新审理邓波尔2018年6月16日违纪请人替考后作出的，长江大学作出上述决定前履行了调查、审查、告知、听取陈述申辩、进行合法性审查、决定、送达等程序，程序合法。被告主张“处罚程序不合法，被告未按规定听取原告的陈述及申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被告长江大学作出的长大校发（2018）107号《关于给予邓波尔同学开除学籍处分的决定》，已经由申诉程序作出审查，原告要求撤销上述决定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被告作出的2019年第1号《长江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并无明显不当，对原告邓波尔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邓波尔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邓波尔负担。上诉人邓波尔上诉称：一审判决采信证据错误，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显失公正，依法应予纠正。一、本案一审判决采信证据错误，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3、证据6、证据8、证据9“来源合法，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属明显的采信证据不合法。案发之时，上诉人是否具有研究生学籍，这是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绝非被上诉人下属学院可以通过一纸声明认定的。而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所在律所为被上诉人出具的合法性审查意见，争议极大，无论从主体身份上，还是极度缺乏合理要素的内容上，都不应当成为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被上诉人只有充分证明了上诉人的在校身份，才能适用教育部第41号令，该项部门规章显然不能够直接证明被上诉人行政行为引用的法律依据适当。而四六级考试资料汇编，更无法证明被上诉人的处罚依据合法。2.被上诉人已经承认公开发文要求全体毕业生在2018年6月15日前离校。一审判决虽然认定了上诉人提交的相关文件证据，但在认定的案件事实中并没有提及，显然在回避对上诉人不利的事实。3.一审判决认可了被上诉人主张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提前发放，学生提前离校，上诉人参加的是只有在校生才能参加的考试，证书载明的日期为毕业日期”之观点，却未能论证：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以毕业生身份离校、证书真实、公开发证、未告知毕业生其证书尚未生效、以在校生身份报名但不一定考试时仍为在校生……这一系列矛盾如何解决。4.被上诉人在学生学籍的内部管理工作上存在明显瑕疵，所造成的不利后果依法不应当由上诉人承担。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的过程中回避了上述矛盾，显属认定事实不清。现行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有权机关的规范性文件都没有关于学生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生效问题的直接、明确的规定。被上诉人所引用的教育部高教司《电子学历管理办法》的规定“发证日期应当与毕业日期一致，发证日期即为学生学历的网络查询日期”，完全不能支持其观点——所谓“两证上记载的日期即为毕业日期”。恰恰相反，上述规定进一步证明，被上诉人的发证日期2018年6月14日就是原告的毕业日期。还有，被上诉人当庭承认，其对毕业生学历进行电子注册（数据上传）的日期是不确定的，有的是在两证记载日期6月30日进行，有的则延后一段时间进行，并表示在两证记载日期6月30日完成所有毕业生的学历电子注册是做不到的。由此可见，被上诉人所称的应以两证记载日期6月30日为毕业日期的观点已经被其自己引用的法律依据所反驳。由于被上诉人的内部工作安排没有严格遵循相关规定，形成了证书打印日期、实际发证日期、毕业生离校日期、学历电子注册日期都不统一的矛盾，导致在上诉人的身份认识问题上存在合理争议。从行政机关必须依法行政——“法无明文授权即不可为”的角度来说，基于本案证书生效时间问题缺乏明确和直接法律依据的实际情况，人民法院应当作出对行政相对人有利的解释。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上诉人败诉，缺乏充分的证据支持。如前所述，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的身份错误，直接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作出案涉处罚决定书过程中忽视必要程序，被省教育厅责令重新处理，却又在事后补救时走过场。认真审查被上诉人一审时提交的证据，结合行政诉讼证据规定，并不难得出这一结论。被上诉人如此的行政行为，失去了行政机关应有的纠错勇气和纠错能力，其结果必然不能服人，而且损害了行政机关的权威。综上所述，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承担严格举证责任。被上诉人没有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反而引导一审法院将注意力集中在否定上诉人违规行为上，对上诉人进行道德批判。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采信证据不严，对被上诉人的证据粗放式审查，导致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显失公正，依法应予纠正。上诉人请求：1.撤销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法院（2020）鄂1003行初5号行政判决书；2.撤销被上诉人所作的2019年第1号《长江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决定书》；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长江大学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关于邓波尔的违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邓波尔在违纪时仍具有长江大学学籍。邓波尔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所载的毕业时间为2018年6月30日。其在违纪时并没有毕业，仍具有学籍。且其参加的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是针对在校大学生的考试，符合其在校生身份。其次，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六节第三十二条规定了在学生离校前发给毕业证书。因此，预发毕业证并不意味着学生提前毕业。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2019年第1号《长江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决定书》是否合法。鉴于诉辩双方对于邓波尔在参加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时请人替考这一事实没有争议，本院仅对双方争议的下列问题进行审查：一、邓波尔在替考事件事发时是否具有在校生的身份；二、如果邓波尔具有在校生身份，则涉案处分决定作出的依据是否充分、程序是否合法。一、关于邓波尔在替考事件事发时是否具有在校生身份的问题。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学生学籍学历电子注册办法》的通知（教学[2014]11号）第十八条的规定：“学历证书发证日期应与学生毕业日期一致，发证日期即是学历注册提供网上查询的有效日期。”本案中，毕业证书发放时间（即2018年6月14日）与毕业证书证载时间（即2018年6月30日）不一致，且邓波尔的学历信息尚未进行注册，导致诉辩双方在毕业时间认定上存在分歧。本院认为，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发的《学位证书和学位授予信息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学位证书是学位获得者达到相应学术水平的证明，由授予学位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简称“学位授予单位”）制作并颁发给学位获得者。本办法所指学位证书为博士学位证书、硕士学位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第五条规定：“学位证书应包括以下内容：……（六）发证日期（填写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授予学位的日期）。”由此可知，邓波尔硕士学位证书及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上的日期（均为2018年6月30日）即为发证日期，也就是其获得硕士学位以及毕业的日期为2018年6月30日。上诉人诉称其发证日期和毕业日期应为2018年6月14日，与上述规定不符。之所以出现此种情形，根据长江大学的解释，是学校为了便于学生办理离校及就业报到等手续而将硕士学位证书及硕士毕业证书提前予以发放。该解释具有合理性，且符合我国大学对毕业证发放的惯常做法，但并不因此改变根据上述规定对学位证书发证日期和学生毕业时间的认定。对于该问题反映出的学校在毕业证书管理上的不严谨，本院予以指出。综上，上诉人邓波尔的毕业时间为2018年6月30日，其于2018年6月16日参加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时仍为在校生身份。二、关于涉案处分决定作出依据是否充分、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二条以及《长江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被上诉人长江大学作为普通高等学校，其有权对其在校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并实施奖励或者处分。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让他人替代自己参加考试的，学校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该法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规定了对学生作出处分决定应当履行的相关程序。本案中，被上诉人针对邓波尔请人替考的违纪行为，组织邓波尔进行谈话，告知其陈述、申辩权利，听取其陈述和申辩意见，被上诉人的学生工作处召开会议形成《关于给予邓波尔同学开除学籍处分的建议》，并委托湖北楚韵律师事务所出具合法性审查意见后报该校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最后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二条第（四）项、《长江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办法》第十六条第（三）项的规定，作出涉案处分决定，符合上述部门规章的程序性规定且依据充分，并无不当之处。关于上诉人诉称由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所在律师事务所出具合法性审查意见不合理的问题。经审查，被上诉人此举是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六条“对学生作出取消入学资格、取消学籍、退学、开除学籍或者其他涉及学生重大利益的处理或者处分决定的，应当提交校长办公会或者校长授权的专门会议研究决定，并应当事先进行合法性审查。”之规定作出。湖北楚韵律师事务所是具有执业资质、提供法律服务的专门机构。在我国法律法规对如何进行合法性审查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长江大学委托该所进行合法性审查，并无不妥。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邓波尔负担。审判长  何炳松审判员  齐彬彬审判员  孙开炎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王文娟书记员王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