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182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田帆，男，1989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委托代理人卢静，河南天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梁二培，河南天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闫超，男，1989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委托代理人张才战，河南德施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田帆因与被上诉人闫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2020）豫0108民初53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田帆及其委托代理人卢静、被上诉人闫超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才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田帆的一审诉讼请求为：闫超向田帆返还借款本金50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暂计1245元（利息自2020年5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田帆与闫超及案外人李某系朋友关系。2016年5月份，三人协商合伙投资做粉碎石砂场生意，每人投资50万元。2016年5月16日由田帆母亲史桂仙贷款500000元，将该款转入田帆妻子王倩银行账户，王倩再转入田帆银行账户，田帆将该款项转入案外人李某名下，由其统一管理。后因粉碎石砂场环保手续不能办理，投资生意未能继续经营，三人所投入的款项统一在李某处管理支配。因田帆母亲史桂仙2018年5月2日需还贷款500000元，2018年4月30日，闫超通过朋友焦亮亮、贾豫借款250000元，由二人将款项转入闫超姐姐闫章华银行账户，闫章华取出后由闫超交付田帆；2018年5月1日，闫超又向田帆支付宝转账8万元，以上总计340000元。2018年5月2日，田帆母亲史桂仙还贷500000元后，第二天又贷款500000元，并转入田帆妻子王倩银行账户名下，王倩当日向闫超银行转账340000元，闫超收到该款后，将款项偿还其朋友贾豫和焦亮亮。2020年9月10日，案外人李某给田帆出具证明一份，载明：“2016闫超、李某、田帆达成口头协议，每人出资50万元，用于扩大洗车行业务规模。2016年5月20日，田帆将50万元转入我银行卡。2017年5月份，田帆要做别的生意，提出退出合伙，我们三人达成口头一致意见，同意田帆退伙，不承担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由闫超负责把50万元退给田帆。”2020年1月4日，闫超给田帆出具借条一份，载明“本人闫超，身份证：，因生意周转，借田帆人民币伍拾万元（500000元）整，于2020年4月底还清本金，借款人：闫超，2020年1月4日。”后田帆以闫超未按期偿还上述款项，诉至原审法院。另查明，闫超妻子薛晓梅于2015年8月6日在工商部门个人独资登记成立河南博斯卡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批发零售：汽车配件、汽车饰品、汽车消毒、汽车美容、汽车保养、汽车装饰、汽车租赁服务及汽车信息服务咨询。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一）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三）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四）当事人双方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参加民间借贷诉讼；（五）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委托代理人对借贷事实陈述不清或者陈述前后矛盾；（六）当事人双方对借贷事实的发生没有任何争议或者诉辩明显不符合常理；（七）借款人的配偶或合伙人、案外人的其他债权人提出有事实依据的异议；（八）当事人在其他纠纷中存在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形；（九）当事人不正当放弃权利；（十）其他可能存在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情形。”本案中，田帆以民间借贷纠纷对闫超提起诉讼，但本案实际为田帆、闫超及案外人李某之间的合伙协议纠纷。从田帆、闫超的陈述和提供的证据及李某出具的证明，可以证实三人均认可合伙投资做生意，每人出资50万元，款项由李某统一管理，三人合伙生意未能继续履行。既然合伙生意未达成，三方应对已投入的资金进行盈亏核算，对债权债务的处理协商并出具书面协议签字认可，仅凭田帆及李某的口头证明证实田帆退伙且其投入的资金50万元由闫超来偿还有悖常理。李某出具的证明和田帆起诉状中陈述的退伙时间相差一年，二者所述自相矛盾。不管是李某证明中退伙时间，还是田帆起诉状中写明的退伙时间，从闫超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在2018年5月初，闫超已经向其交付了34万元，田帆完全有理由直接抵扣其投资款，但其之后又将34万元退还闫超，田帆对此并不能自圆其说。现闫超对三方已口头达成退伙意见并独自承担退还田帆50万元的责任并不认可，闫超与田帆之间并不存在借款的合意，且田帆也未申请李某出庭就其退伙事宜接受双方的质询，综合上述情况，不能排除田帆为迎合其母亲让闫超出具借条的合理怀疑，田帆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闫超向其借款的事实，故田帆要求闫超偿还上述款项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田帆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8812元，减半收取计4406元，由田帆承担。田帆上诉称：一、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并非合伙协议纠纷。（一）本案的基本事实为，2016年5月份田帆、闫超和李某三方准备合伙做生意，约定由田帆出资50万元，但不参与具体经营，由闫超和李某管理和经营。2017年5月份，因田帆既无经营权又无监督权，虽闫超和李某都表示该合伙一直在盈利，但田帆还是决定退出合伙，三人协商一致后均同意田帆退伙。因田帆、闫超和李某是一个村的，又是同学，故三方合伙、退伙均没有签订任何书面手续。之后田帆一直找二人要求偿还50万元，因该50万元实际使用人为闫超，2020年1月4日闫超向田帆出具《借条》并承诺在2020年4月底还清。从2020年1月4日起，原出资款已经转化为借款，故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合伙协议纠纷。（二）由于没有书面协议和田帆自己的疏忽，在诉状中将合伙时间写为“2017年5月”，退伙时间写为“2018年5月”。这是疏忽和记忆问题，并非田帆有意隐瞒事实情况，且该情况在庭审中已经陈述清楚，不应成为一审法院不支持田帆诉讼请求的理由。二、涉案的民间借贷有流水有借条，应当予以支持。（一）有证据证明及闫超原审庭审中亦已经自认，收到田帆50万元的事实。1、闫超答辩状中陈述“田帆、闫超与案外人李某合伙投资做粉碎石砂场生意，因办不下来环保手续而无法经营，剩余投资款约90万元因都放在李某手里”、“案涉款项系田帆与闫超和李某合伙投资期间田帆向银行贷款50万元并交给李某统一管理”的陈述，属于闫超的自认，是对三人合伙、田帆出资50万元及合伙由李某管理的事实的确认。2、有证据证明田帆确已支付50万的投资款。根据银行流水显示，2016年5月16日转给李某20万元、5月20日转给李某206000元、2016年6月8日给李某转了157500元；根据以上流水信息，减去李某转给田帆51800元，三方退伙时均已经清算完毕，三方均确认同意：应退还田帆的投资款为50万元，因该投资款暂由闫超使用，故由闫超之后出具借条，自愿承诺该50万由其进行偿还。（二）闫超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己出具《借条》的行为，承担归还借款的责任。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田帆及闫超前期确有合伙行为，但从闫超出具借条之日起，该投资款已经转化为借款，该借条的签字是真实有效的，该借款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闫超应当对涉案的50万元承担还款责任。三、一审认定事实已经超过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对没有证据予以证明的事实，进行不符合日常生活判断的推定，显失公平。（一）一审法院仅凭闫超的陈述，在没有任何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就推定由闫超本人书写的借条为“应付田帆母亲”而出具，于法无据，显失公平。该推定违反了双方签订借条目的，亦违背了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二）闫超的母亲并未到庭，也未出具任何证人证言。法院直接推断“不能排除田帆为迎合其母亲让闫超出具借条的合理怀疑”，该合理怀疑从何而来、无凭无据。该推断已经超过法官裁量权的范围。（三）如果该判决生效，即代表：民间借贷案件中即便闫超本人出具了自己签字的借条且双方有真实的流水，但只要法院合理怀疑“是为迎合其母亲”才出具的借条，就可以不承担还款责任。该判决结果既不符合常理，亦违反法律规定。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闫超答辩称：一、田帆与闫超以及案外人李某合伙投资做生意，因办不下环保手续而无法经营，其后发生纠纷，田帆一审中明确承认该事实，因此田帆与闫超合伙做生意产生纠纷本质上就是合伙协议纠纷，不是民间借贷，一审定性完全正确。二、一审法院已经查明田帆并没有向闫超出借款项并认定双方不存在借款合意以及借贷事实，完全符合客观事实。一审庭审中，田帆明确承认合伙期间的投资款都交给了合伙人李某，但该款并未转交给闫超，也就是闫超没有占有该款，更不可能向其借款，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不仅如此，田帆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闫超收到其投资款，应承担举证不利后果。三、田帆与闫超和李某合伙期间共同出借的合伙投资款至今没收回，也未就退伙进行算账，根本不存在将投资款转化为借款的说法。田帆与闫超和李某合伙投资做生意未果，但投资款都交于李某手里，李某分别借给张秦21万、借给薛帅30万、借给王清泉20万、借给李某哥哥5万。因款项均未收回，三名合伙人从未算过账，更没有商定散伙之事，根本不可能出现田帆所称的闫超同意退还田帆50万元投资款以及将该投资款当作借款出借给闫超使用。因此，田帆所谓闫超将其50万元投资款转化为借款明显不合常理，根本不属实，田帆的说法根本不成立。四、田帆关于其出资资金来源以及是否散伙等关键事实作虚假陈述，违背民法诚实信用原则，企图误导法庭。其一，田帆当庭表示其投资款来源于其本人，但经法庭查明案涉款项系2016年5月16日田帆母亲史桂仙贷款50万元后将该款转入田帆妻子王倩银行账户，王倩再转入田帆账户，田帆随后将该款部分转入李某名下，该事实说明田帆投资款来源于其母亲银行贷款并非本人自有，田帆明显撒谎。其二，田帆诉状中称2017年5月合伙做生意，2018年5月退伙，明显与李某“2016年5月合伙，2017年5月退伙”证言不符，其上诉状中称系自身疏忽，明显不合常理，加上李某并未出庭接受质询，田帆在案件关键事实上多处撒谎，明显背离民法诚信原则，企图误导法庭。五、田帆诉称2018年5月退伙以及李某所称2017年5月散伙，田帆都无法说清三人商谈散伙具体地方、具体亏损、出借款如何追回和分配等详细事宜，无法证明散伙。由于经李某的手将合伙投资款出借给多人一直未收回，那么散伙属实的话必定商量合伙具体亏损金额，出借款如何收回，收回后如何分配，未收回如何分担以及在何时何处商谈。但奇怪的是田帆对如此重大事项不仅记错时间，并且一个具体问题也说不清、记不住，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根本没有就散伙具体协商，田帆就是在撒谎。六、不管是2017年5月还是2018年5月所谓散伙，田帆均不要求当场出字据，却在2年后的2020年1月要求闫超补借条，均不合常理。一审中田帆明确承认其投资款都交给李某，但并未证明该款实际上由李某转给闫超，那么不管是2017年5月还是2018年5月所谓散伙，闫超都不可能退投资款或者向田帆借款。鉴于本案并不存在借贷关系和借贷事实，田帆恶意捏造借贷事实关系起诉，原审法院认定借贷关系不成立完全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1、证人李某在二审中出庭作证称，其和田帆、闫超大概在2016年3、4月份合伙做生意，其和田帆各投了50万元、闫超投了10万元；大概在2017年5、6月份，田帆经三人达成口头协议退出合伙，田帆投入的款项由闫超承担等。2、2018年4月30日闫超向朋友借款25万元付给田帆，5月1日闫超向田帆转款9万元，合计34万元。3、自2017年5月至2019年1月期间，李某或者闫超有一定规律性的每月向田帆支付1000元至5600元的款项，多为5500元。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中，田帆、闫超及案外人李某三人约定各出资50万元合伙做生意。对于田帆、李某已经各出资50万元、闫超在之后实际出资10万元，三人均予认可，并认可由李某管理资金。田帆称其经闫超、李某三人协商退出了合伙关系，其50万元投资作为借款出借给闫超使用，提供有闫超出具的50万元借条。合伙人李某亦作为证人在一审中出具书面证言并在二审中出庭作证，证明内容与田帆所称相符。田帆称自其退伙并将50万元出资款借给闫超使用后，闫超每月自己或指定李某向其支付归还贷款的利息，并提供了自2017年5月至2019年1月期间李某或闫超有一定规律性的向田帆转款的凭证。闫超称系因李某将款项借给了他人、其收到他人支付的利息后转给了田帆或李某，但其行为与合伙资金由李某管理的情况并不相符。综合上述情况、闫超向他人借款帮助田帆之母偿还银行银行贷款、田帆之母向银行贷款后又由田帆将款项给付闫超、李某的证言以及闫超向田帆出具的借条，田帆主张其合伙出资款已转化为与闫超的借贷关系，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闫超称其向田帆出具借条是为田帆应付其母亲，没有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田帆的款项系来自银行贷款，故其向闫超主张的借款利息应按银行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过高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田帆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2020）豫0108民初5399号民事判决；二、闫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田帆借款本金5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5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5月1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不超过年利率6%为限）；三、驳回田帆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812元，减半收取4406元及二审案件受理费8812元，由闫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张永军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侯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