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05民终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易堂军，男，1970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长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卫海，浙江兴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伍裕，男，1968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长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龙，长兴县金陵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祝晶，浙江六和（湖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曹水福，男，1959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长兴县。 上诉人易堂军为与被上诉人沈伍裕、第三人曹水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2020）浙0522民初13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经过阅卷、调查及询问当事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易堂军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沈伍裕返还71874.64元并支付利息（年息6%，2017年9月15日至2019年7月15日以179041.64元为本数计算，之后以71874.64元为本数计算直至本清）。事实与理由：一、易堂军从未授权曹水福同意涨价和代签合同性质的文件。无论是签署两份《补充协议》还是《水稳料结算单》，曹水福的行为均超越代理权限，系无权代理。1.同意涨价是对合同权利的重要实体处分，必须由本人实施，或者取得本人的明确授权。曹水福没有这方面的代理权限。2.曹水福的身份是工地现场施工管理人员，其职责只是“进料质量控制，场地指挥”，并无代签协议的权利，尤其是没有同意涨价这类变更合同条款、明显减损易堂军利益的实体处分权利。3.曹水福确实曾代易堂军向沈伍裕支付过货款，但这属于事务性工作，不涉及对合同的变更，也没有减损易堂军的合同权益。事实上，中远公司和陈平方代易堂军支付的货款更多。4.易堂军确实曾叫曹水福和杨老师两人去与沈伍裕对账（两个人互相监督），但根据生活常识可知，“对账”只是一种技术性工作，即对已经发生的交易账目进行分类汇总、核对和计算。对账本身不包括同意涨价的行为（包括代签包含涨价内容的合同性质文件），《水稳料计算单》属于对合同实体权利的损害，已经超出了“对账”的含义。5.曹水福也知道自己无权代签协议和同意涨价，只是性格软弱，怕工地被停供碎石而被迫签字，寄希望于事后说服易堂军，但未果。二、沈伍裕明知易堂军一直不同意涨价，也应当知道曹水福无权同意涨价和代签合同性质文件，并不具有获得易堂军授权的外观和表象，沈伍裕履行审查和注意义务，明显具有过错，并非善意。1.协议明确约定“综合单价在合同执行期间不得变动”，表明易堂军一开始就是拒绝涨价的。2.易堂军已经明确告诉沈伍裕，工地上其他人不管对外事宜，对外由易堂军自己负责。3.易堂军已经明确告诉沈伍裕，曹水福的职责只是“进料质量控制、场地指挥”。4.在整个合同履行过程中，沈伍裕反复提出要涨价，而易堂军始终明确拒绝，要求按合同办事。5.曹水福并未持有易堂军的授权委托书，并且当庭证实，曹水福知道易堂军一直不同意涨价，也跟沈伍裕说过这一点。6.委托代理的相对人负有注意义务，应做到善意、无过失。沈伍裕不仅应当审查曹水福是否有易堂军的委托，而且应当审查曹水福是否明确获得了同意涨价和代签合同文件的授权，尤其是沈伍裕知道易堂军始终表示不同意涨价，更应该严格审查曹水福是否具有相应权限。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曹水福的行为是否构成有效代理是本案的焦点，应根据《民法总则》、《合同法》等实体法进行判断，一审判决未引用任何一条实体法，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第1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一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颠倒，有关曹水福是否有效代理，应由沈伍裕举证证明曹水福有代理权且未超越，以及沈伍裕已尽审慎注意义务、善意无过失。3.退一步讲，即使曹水福的行为是有效代理，一审判决将利息请求全部驳回缺乏法律依据。鉴于2019年7月15日沈伍裕退还的107167元曾被其长期占有，获得了利息收益，而易堂军损失了利息，沈伍裕应支付该款的利息，从2017年9月15日合同终止之日起按年息6%计算至2019年7月15日退还之日止，共11788元。综上，曹水福的行为明显超越权限，沈伍裕具有过错，曹水福与沈伍裕签署的《补充协议》和《水稳料结算单》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沈伍裕辩称，一、双方交易的过程中是易堂军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预付款，导致合同履行期限拖长、材料涨价。合同中约定的总量是2400吨，合同约定每日最少的供货量是2000吨，按照合同约定只需要10多天就能履行完毕，但易堂军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预付款，导致合同期延长。合同第7条第3款约定预付款不足的情况下，沈伍裕有权停止发货。每次涨价前双方都微信联系且面谈进行协商，2017年9月3日、9月7日易堂军均就涨价的事情到沈伍裕的矿上进行协商，然后由曹水福与沈伍裕签订涨价协议，9月9日由曹水福与沈伍裕签订了涨价的补充协议。2份补充协议均是得到易堂军的授权且基于曹水福特定的合伙人的身份与沈伍裕签订的，沈伍裕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曹水福有权代表易堂军来签订协议。二、易堂军与曹水福的合伙关系及曹水福现场施工管理人员的身份在一审中已查明。经过协商，易堂军与沈伍裕加上中远公司三方，由裕兴公司退还75万给中远公司，中远公司又将75万支付给易堂军，然后当天易堂军支付剩余的货款642833.04元。易堂军主张的利息没有依据，沈伍裕不存在应返还货款，反而是易堂军还拖欠沈伍裕货款。易堂军作为曹水福的合伙人，其认为曹水福在他不同意涨价的情况下与沈伍裕签订涨价协议，违背常理。作为合伙人之一的曹水福不可能损害自己的利益。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曹水福未作答辩。 易堂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沈伍裕返还易堂军货款71874.64元及利息22389.88元（按年利率6%从2017年9月15日起分段暂计算至2020年2月29日，之后利息继续计算至款清为止），合计94264.52元；2.本案诉讼费由沈伍裕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2017年6月，易堂军因承建道路工程所需，欲向沈伍裕购买碎石，自2017年7月17日开始，沈伍裕向易堂军实际供货。至7月底，双方一直就碎石价格、是否扣除含水量、扣税比例等问题进行协商。经协商，易堂军作为协议甲方、沈伍裕作为协议乙方签订《协议》一份，该协议落款为“2017年7月8日”，但双方均认可该协议实际签订时间为2017年7月底8月初。该《协议》约定：“二、……1.供货总量24000吨（按甲方的实际需要进料），以甲乙双方共同签认的过磅单为准；……3.综合单价不含税为46.5元/吨，含税价为52.5元/吨，甲方提供的生产比例不变的情况下，该综合单价在合同执行期间不得变动；三、供货时间：从甲方通知进货的时间开始至甲方生产结束；四、供货及接货程序：1.乙方供应能力确保不少于2000吨/天；……3.碎石数量以双方共同过磅的水稳料数量扣除水泥含量（4%，以实际过磅、实际用量为准）后的数量（不扣含水量）为准；……六、款项结算1.根据甲方生产要求必须保证场地存放4000吨石子，交保证金200000元”。该协议在履行过程中，易堂军指派第三人曹水福负责拌料场现场管理。2017年9月4日，第三人曹水福与沈伍裕签订《补充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甲方为易堂军（曹水福）、乙方为沈伍裕。还载明：“由于环保督察原因，导致石子紧张，石子价格大幅涨价，因甲方工程施工的需要，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如下补充协议：一、碎石价格。原协议综合单价46.5元/吨（不含税价），从9月5日起调整综合单价为52.5元/吨（不含税）……”2017年9月9日，第三人曹水福又与沈伍裕签订《补充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从9月10日起，水稳料综合单价为52.5元/吨（不含税）不变，各种石子价格另外补贴石子涨价14.00元/吨，以地磅过磅数量为准。特别约定：本工程结束核算时，甲方自备石子数量、水泥用量全部核算在9月4日前的水稳料数量中（按46.5元/吨价格核算的水稳料数量中扣除）”。沈伍裕持续向易堂军供应水稳料至2017年9月14日止。在双方业务往来期间，易堂军11次通过双方议定的方式向沈伍裕预付货款，共计1376000元，具体为：2017年7月21日，易堂军转账支付沈新裕100000元；2017年7月23日，易堂军转账支付沈新裕100000元；2017年7月24日，中远公司转账支付给裕兴公司150000元；2017年7月27日，中远公司转账支付给裕兴公司200000元；2017年8月15日，中远公司转账支付给裕兴公司200000元；2017年8月21日，中远公司转账支付给裕兴公司200000元；2017年8月26日，曹水福现金支付李金50000元；2017年8月27日，曹水福现金支付李金20000元；2017年8月27日，易堂军转账支付沈新裕50000元；2017年8月30日，易堂军现金支付沈伍裕会计46000元；2017年9月9日，陈平方转账支付沈新裕260000元。双方对上述款项性质为易堂军向沈伍裕交付的预付货款均无异议。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均认可中远公司与裕兴公司间的款项往来仅系借用账户用于双方个人间的货款交付，所涉碎石买卖业务往来的双方为易堂军、沈伍裕个人，两公司间不存在碎石买卖业务往来。2017年9月16日后，双方通过微信就结算及退款事宜进行沟通，沈伍裕要求易堂军进行结算，易堂军则要求沈伍裕按照“合同”结算后直接将余款予以退还。2017年9月30日，沈伍裕要求易堂军“下午来一下，把账结一下，马上把钱给你”，易堂军在微信中称“老曹和杨老师过来，我下午开发区开会”。2017年10月1日，沈伍裕与曹水福进行对账。沈伍裕按照《协议》及两份《补充协议》约定的计价方式出具《水稳料结算单》一份，该《水稳料结算单》对双方业务往来期间发生的水稳料、水泥、自备石子、加价石子、运出石子数量，结算吨位、单价、金额以及已支付金额等予以列明，并载明余额107166.96元应退回。曹水福在该《水稳料结算单》上签名确认。2017年10月3日开始，易堂军多次向沈伍裕催讨多余货款，并向沈伍裕提供其个人的银行账户信息。沈伍裕以双方业务往来期间，存在中远公司向裕兴公司转账支付750000元的情况，余款仍需通过两公司走账方式退回为由，未进行退款。而后，易堂军要求沈伍裕退款或开具发票，沈伍裕仍未予以履行。易堂军遂于2018年9月向长兴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沈伍裕及裕兴公司向易堂军返还返还货款93327.15元并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利息，并要求裕兴公司开具相应货物的增值税发票。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易堂军、沈伍裕于2019年7月15日经自行协商达成和解，即：1.易堂军、沈伍裕一致同意不再开具发票；2.裕兴公司退还中远公司750000元，中远公司退还易堂军750000元，易堂军支付沈伍裕642833元。为确保上述退款及支付过程不再产生新的争议，易堂军、沈伍裕通过中远公司、易堂军、沈绮雯间转账方式予以实现。具体为：中远公司向易堂军转账200000元，易堂军将该200000元转入沈绮雯账户；中远公司再向易堂军转账200000元，易堂军将该200000元转入沈绮雯账户；中远公司再向易堂军转账350000元，易堂军向沈绮雯转账242833元。操作完成后，沈伍裕向易堂军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易堂军货款（2017年7月8日签订的供货协议）计人民币陆拾肆万贰仟捌佰叁拾叁元整（642833），若有误差，以双方结算为准”。此后，易堂军认为上述和解只是就双方无争议部分先行达成合意，但就提价部分双方仍存在争议，易堂军支付的642833元系根据沈伍裕认可的应退款107167元倒算而成，易堂军不予认可的提价部分沈伍裕仍应予以返还，故于2019年7月26日就本案提出变更诉讼请求，要求判令沈伍裕及裕兴公司返还易堂军货款71874.64元并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利息。2019年12月17日，易堂军向长兴县人民法院申请撤诉。长兴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9日作出（2018）浙0522民初737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准许易堂军撤诉。2020年3月17日，易堂军再次向长兴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沈伍裕返还多余货款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在于沈伍裕处是否还存在易堂军多付的货款应予退还。对此，易堂军认为，根据双方间签订的《协议》约定的计价方式，沈伍裕处尚有余款未退还；沈伍裕认为，根据沈伍裕与第三人曹水福签订的两份《补充协议》及曹水福签字确认的《水稳料结算单》，沈伍裕应退款项已在（2018）浙0522民初7370号案件审理过程中经双方和解而退还完毕，不存在尚余款项；第三人曹水福认为，两份《补充协议》系在沈伍裕胁迫的情况下考虑整体工程利益由其自行决定与沈伍裕签订，并未得到易堂军的认可，沈伍裕还应当按照原《协议》约定的计价方式退还易堂军多余货款。一审法院认为，《水稳料结算单》明确载明沈伍裕应向易堂军退款的具体金额及具体计算过程，系本案关键书证。《水稳料结算单》对易堂军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是判定易堂军主张能够得到支持的必要条件。而要否定《水稳料结算单》及于易堂军的法律效力要满足两个条件：1.曹水福超越代理权；2.沈伍裕非善意第三人。且该两个条件均须易堂军举证予以证实。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其一，微信聊天记录已证实曹水福系受易堂军指派与沈伍裕对账，曹水福虽在庭审过程中称指派其进行对账时易堂军并未同意过提价或授权其认可提价部分，但该陈述与沈伍裕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且仅有易堂军与曹水福的陈述，不足以认定在对账时曹水福事实上超越代理权；其二，就对账这一交易往来的结算过程而言，沈伍裕之注意义务，应为审查对账行为人是否为原告委托，在确信曹水福系受易堂军委托前来对账的情况下，其已尽到合理审查义务。至于曹水福是否得到对提价部分认可的授权，不应苛责其进行审查，也不应成为判断其是否善意的标准。基于以上理由，一审法院认为易堂军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曹水福签订《水稳料结算单》系超越代理权的行为，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沈伍裕非善意，故其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需要说明的是，双方对两份《补充协议》是否对易堂军具有法律约束力存在争议，一审法院认为在不能否定《水稳料结算单》对易堂军法律约束力的情况下，易堂军之主张已然不能得到支持，故对《补充协议》之法律拘束力本无需评判。但为充分释明判决观点，阐明判决理由，一审法院对此分析回应如下：首先、易堂军虽在微信聊天时多次对沈伍裕表达了“按合同办”的意愿，但事实上双方签订《协议》以及而后沈伍裕与曹水福签订两份《补充协议》之前，双方均进行过会面，故微信并非双方业务往来过程中进行谈判沟通的唯一途径；其次、曹水福除了聊天记录中显示的“进料质量、场地指挥”授权以外，事实上也曾代易堂军支付过货款，并也被指派与沈伍裕进行对账，故易堂军对曹水福的授权范围并不清晰明确。且经查曹水福与易堂军间确非单纯的雇佣关系，易堂军口头承诺给予曹水福部分利润，虽沈伍裕对易堂军与曹水福的内部关系并不确知，但上述情况，均有可能使曹水福具有得到易堂军授权的外观和表象，能够使第三人产生曹水福具有代理权的认知，除非有确切证据证实沈伍裕不可能陷于此种认知或对陷于该种认知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故现有证据尚不足以充分证实沈伍裕与曹水福签订《补充协议》系在明知曹水福无代理权或超越代理权的情况下签具，即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实沈伍裕确系非善意。综上，易堂军对其主张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易堂军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157元，由易堂军承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已作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在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是《水稳料结算单》能否作为易堂军、沈伍裕结算依据，关键在于认定曹水福的代理行为是否对易堂军发生效力。经审查，一方面，曹水福的行为外观存在使沈伍裕相信其具有代理权的理由。易堂军虽对曹水福的职责授权为“进料质量控制，场地指挥”，但在实际施工过程中，曹水福的工作职责明显超出了授权范围，不仅曾代易堂军向沈伍裕支付货款，而且曹水福系经易堂军指派代其与沈伍裕对账，易堂军本人并未前往，可以认定曹水福存在外表授权，并使沈伍裕对曹水福具有代理权形成了合理信赖。另一方面，沈伍裕应属善意且无过失。易堂军知晓沈伍裕要求涨价，否则将停止供货，虽其称不同意涨价，但结合一审庭审，曹水福陈述在结账前就已告知易堂军其与沈伍裕签订了《补充协议》，易堂军也认可在对账前已经知晓《补充协议》，在此情形下，易堂军仍指派曹水福与沈伍裕对账，其本人存在过失，使得沈伍裕有理由相信曹水福具有代理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曹水福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对易堂军发生效力。结合《水稳料结算单》及双方2019年7月15日达成的和解协议，沈伍裕不再结欠易堂军货款。 另对易堂军上诉主张一审举证责任分配的问题，在表见代理的法律适用上，通常以本人有过失或本人与无权代理人之间存在特殊关系作为判断第三人是否有理由相信的基本事实依据。一审综合易堂军与沈伍裕的沟通方式、曹水福职责及代付货款行为、易堂军指派曹水福对账以及易堂军与曹水福的内部合伙关系等进行分析判断，无明显不当。 至于易堂军上诉主张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根据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易堂军曾向沈伍裕催讨退款，沈伍裕告知易堂军“老板娘要求钱退公帐”，易堂军回复“好的”。后易堂军又要求沈伍裕将货款退至其个人账户或开具发票，双方就退款方式、是否开具发票等问题发生争议，直至2019年7月15日达成和解协议，通过公司退款、扣减沈伍裕应退款金额后由易堂军另行支付货款的方式，沈伍裕实际已不再负有退款义务。易堂军主张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损失，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57元，由易堂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蒋 敏 审判员 江啸啸 审判员 郑 扬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盛同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