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5民终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盖利国，男，1962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东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春林，山东广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市分公司，住所地东营市东营区南一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500706160208。 负责人：徐金强，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以顺，北京市京师（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立伟。 上诉人盖利国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法院（2020）鲁0503民初4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盖利国、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春林、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以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盖利国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河口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鲁0503民初427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被上诉人核定并认可上诉人两个绝产地为480亩和533亩，损失率为100%，按每亩240元赔偿标准计算，并实际已经赔付上诉人243200元保险金。该部分保险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完毕，不应当再在判决金额中进行核减。该部分地块被上诉人核定为绝产地，而一审判决保险理赔的根据《河口区2019年受涝玉米产量调查评估报告》中明确注明不包括绝产地块与春玉米田。一审判决依据该评估报告计算被上诉人明确核定认可的绝产地进行赔偿确实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被上诉人涉案480亩和533亩绝产地向上诉人保险赔偿金额应为（480+533）×400×80%=324160元。减去已付243200元，被上诉人还应付80960元。上诉人在一审中主张4580亩玉米田全部为绝产地，其中被上诉人核定认可并赔付了480亩和533亩绝产地，在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均认可480亩和533亩为绝产地。一审法院认定该480亩和533亩绝产地为非绝产地既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违背了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实际履行完毕该部分绝产地赔付的事实，只是被上诉人认为应当按照幼苗期240元每亩进行绝产赔偿，上诉人认为应当按照小喇叭口到大喇叭口期每亩400元标准进行绝产赔付，一审法院也确认2019年8月11日涉案受灾期应当为玉米小喇叭口期到大喇叭口期。综上，被上诉人该480亩和533亩绝产地向上诉人保险赔偿金额应为（480+533）×400×80%=324160元，减去已付243200元，被上诉人还应付80960元。三、除去被上诉人已经赔偿的480亩和533亩绝产地保险赔偿款外，被上诉人还应当赔偿上诉人3567亩玉米地绝产的保险赔偿款。涉案保险合同玉米地为4580亩，对此一审法院也进行了确认，上诉人在一审中主张涉案保险合同玉米地均为巨额产地，被上诉人只是对480亩和533亩涉案玉米损失进行了定损，认定为绝产地，对其余3567亩同样的地块不进行定损是被上诉人违反了法定定损义务，导致3567亩涉案保险合同玉米受损情况无法进行确定，被上诉人对此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应当按照绝产地标准进行赔付。 被上诉人辩称，第一，上诉人上诉的“事实与理由”虽然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但其并没有提出明确清晰的、具有针对性的上诉理由。第二，本案的客观事实是，上诉人以政府补贴80%、个人承担20%保费的方式，对其4580亩承包土地购买了政策性农业保险。该土地本来为近海盐碱滩的不毛之地，2019年“利奇马”台风灾后，被上诉人派人通过航拍及现场勘查所见，盖利国投保的两处地块，普遍存在大面积无苗地和杂草丛生地，个别有苗地块也存在严重缺苗断垅现象，没有任何一亩地近乎100%有苗（直至2020年3月底小麦早已返青的季节，被上诉人拍摄照片显示，上诉人的该土地仍然杂草丛生，一片荒芜）。灾后，被上诉人以累计叠加的折算方式，高估虚拟，按照全部地块折合以1013亩100%有苗计算，进行了保险理赔，向上诉人支付了243200元保险金，上诉人当时并无异议。过一段时期后上诉人另生念头，提出新的理赔要求，要按全部地块“绝产”、全部地块100%有苗的计算方式向其增加赔偿。第三，上诉人提出的全部地块“绝产”的损失赔偿主张，是想要建立在100%土地100%苗全苗旺基础上的，这完全不符合客观实际。事实上，上诉人认为的“绝产”与暴雨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一因一果”的因果关系，上诉人也不可能证明该事实。一审时上诉人的几位证人出庭作证自相矛盾、相互矛盾，前言不搭后语，而且有的是被拖欠工资的利害关系人，反而证明上诉人的主张不实在。一审判决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及理赔计算，实际上已经偏向于上诉人，但被上诉人为了维护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生命力及避免讼累，决定放弃了上诉，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基本正确。综上，一审法院严肃把关，由审委会决定审判结论，足见其对政策性农业保险案件的高度重视。一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基本正确，计算赔偿有理有据，适用法律正确无误，希望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盖利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决保险公司赔偿盖利国财产损失1,222,40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7月24日盖利国作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为其自济南军区黄河三角洲综合训练基地十三分场处承包的2080亩土地上种植的玉米在保险公司投保了玉米种植保险，保险标的为玉米，保险数量为2080亩，单位保险金额为400元，保险金额为704,000元，保险期间为自2019年7月30日0时起至2019年12月31日24时止.该保险保险费为37,440元，盖利国支付了其中的7488元，其余保险费由政府补贴。同日，盖利国作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为其自济南军区黄河三角洲综合训练基地四团处承包的2500亩土地上种植的玉米在保险公司投保了玉米种植保险，保险标的为玉米，保险数量为2500亩，单位保险金额为400元，保险金额为884,800元，保险期间为自2019年7月30日0时起至2019年12月31日24时止.该保险保险费为45,000元，盖利国支付了其中的9,000元，其余保险费由政府补贴。2019年8月10日至13日，河口区受台风“利奇马”影响，盖利国种植的上述土地上的玉米受灾。2019年10月9日至12日，河口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抽点取样调查，对受涝玉米产量进行测产评估，并出具了《河口区2019年受涝玉米产量调查评估报告》，该评估报告采取的调查评估方法为调查人员在各镇街道夏玉米田内（不包括绝产地块与春玉米田），随机取样17块地，每地块取2至3个样点，每个样点量取11行计算平均行距，量取21株，计算平均株距；测量10米双行，计穗数和株数，折算亩穗数，各样点选取有代表性的地段连续取10穗，带回经风干后脱粒，实测10穗重量，计算平均穗重和亩产.调查评估结果为共调查地块17块，全区受涝玉米平均亩产276.33公斤，比当地前三年玉米平均亩产359.62公斤，减产83.29公斤，平均减产率23.16%。该报告中注明绝产地块为损失超过80%的地块。涉案玉米田受灾后，保险公司向盖利国赔付了243,200元。另查，山东省玉米种植保险条款包含下列内容：第三条在保险期间内，由于下列原因造成保险玉米损失的、且损失率达到约定比例的，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一）暴雨、洪涝（政府行蓄洪除外）、风灾、雹灾、低温冻害、热害等直接造成损失率达到20%（含）以上的；……第五条保险玉米保费18元/亩，保险金额400元/亩，费率为4.5%……第六条保险合同保险责任期间由保险玉米出苗时起，至成熟收获完毕时止，具体保险责任期限以保险合同签订的期限为准。……第十八条保险人接到报案后，应及时聘请农业等核损专家组成勘查定损小组，到受灾现场实地查勘定损，出具定损报告并尽快做好理赔工作。第十九条保险玉米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保险人按以下方式计算赔偿：赔偿金额=不同生长期的最高赔偿标准×损失率×受损面积损失率=因保险责任造成的产量损失/前三年本县平均产量（统计部门公布）×100%玉米不同生育期每亩最高赔偿标准为幼苗期-每亩保险金额×60%，小喇叭口至大喇叭口期-每亩保险金额×80%，灌浆期至成熟期-每亩保险金额×100%，在同一灾害发生损失后难以立即确定损失率的情况下，实行两次定损，第一次定损先将灾情和初步定损结果记录在案，经一定时间观察期后二次定损，以确定损失程度，投保农作物损失率在80%（含）……。第二十三条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的赔偿请求后，应及时组织核定灾情，并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按照与被保险人达成有关赔偿的协议，履行赔偿义务。一审法院认为，盖利国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成立且有效，涉案保险标的物因遭受涝灾给盖利国造成损失，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保险公司应当对盖利国的损失作出合理的赔偿。涉案保险应适用《山东省玉米种植保险条款》，该条款第十八条规定：“保险人接到报案后，应及时聘请农业等核损专家组成勘查定损小组，到受灾现场实地查勘定损，出具定损报告并尽快做好理赔工作.”该条款明确了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有义务在收到被保险人的报案后，及时聘请农业等核损专家查勘定损。保险公司提交的查勘报告中载明：“2019年8月11日受'利其马'台风影响，保户所投保的玉米受灾造成损失。人保财险河口支公司组织农险查勘组并请济军基地团领导于发启一起对盖利国投保的玉米种植地块进行实地查勘。经过现场查勘发现，该地块整体出苗率极低，通过观察农作物的长势情况及出险后查勘的情况，出险时种植物处于幼苗期，结合现场勘查情况，测定其受损面积为1013亩.”，该报告由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签字。庭审中一审法院向保险公司询问该1013亩受损面积如何得出，保险公司回答系现场查勘高估叠加计算的受损亩数，但保险公司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其核定受损亩数的相关证据，且依据该定损亩数及保险公司陈述的计算方式无法得出其已向盖利国支付保险赔偿款的数额。如果不对农作物及时核定损失情况，将导致涉案农作物因丧失核定条件而无法定损。本案中，保险条款规定保险公司负有核定损失的义务，但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依照保险条款的规定履行了核损的义务，对于涉案玉米损失情况无法确定，保险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关于赔偿处理，由于保险公司未提供其核定损失亩数的有力证据，故应认定保险玉米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亩数为投保面积。根据《山东省玉米种植保险条款》第三十条规定：“保险玉米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保险人按以下方式计算赔偿：赔偿金额-不同生长期的最高赔偿标准×损失率×受损面积损失率=因保险责任造成的产量损失/前三年本县平均产量（统计部门公布）×100%玉米不同生育期每亩最高赔偿标准为幼苗期-每亩保险金额×60%，小喇叭口至大喇叭口期-每亩保险金额×80%，灌浆期至成熟期-每亩保险金额×100%”本案中，保险单约定的保险期间为2019年7月30日零时至2019年12月31日二十四时止，综合考虑河口区的地域情况以及出险时间为2019年8月中旬，确定保险公司按照小喇叭口至大喇叭口期-每亩保险金额×80%向盖利国进行赔偿，损失率按《河口区2019年受涝玉米产量调查评估报告》确定的每亩平均减产率23.16%计算，保险公司应向盖利国赔偿339,432.96元（4580亩×320元/亩×23.16%），保险公司已向盖利国支付赔偿款243,200元，保险公司还需向盖利国支付96,232.96元。保险公司承保涉案土地时系2019年7月24日，按夏玉米播种出苗规律，承保时涉案土地上种植的夏玉米已经出苗，如果当时出苗率低，保险公司应当按照实际出苗地块面积进行承保，或者降低保险金额进行承保，但保险公司按照实际种植面积、正常保险金额进行承保，就应将涉案土地作为正常的种植农作物的地块来处理，且保险公司也未提交相关证据，所以对保险公司对于涉案地块系盐碱地，出苗率低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合同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盖利国支付保险赔偿金96,232.96元；二、驳回原告盖利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802元，由原告盖利国负担14,557.99元，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市分公司负担1244.01元。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 本案的焦点问题为：一审判决的保险赔偿金数额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保险合同关系合法有效的认定正确，被上诉人应当对于上诉人发生的财产损失作出合理的赔偿，本院予以确认。 上诉人主张一审中被上诉人认定的1013亩（480亩+533亩）绝产地赔偿金额应为324,160元（1013亩×400元×80%），且除去该1013亩外，剩余的3567亩（4580亩-1013亩）也应由于被上诉人法定核损义务的违反而认定为绝产地，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保险公司在二审中仍未提交其核定绝产地1013亩具体计算方式的相关证据，故涉案赔偿金额应以投保总面积即4580亩为标准进行计算。根据《山东省玉米种植保险条款》，涉案受灾期为小喇叭口期至大喇叭口期，以此确认赔偿金额应为每亩保险金额×80%即400元×80%。根据《河口区2019年受涝玉米产量调查评估报告》认定涉案受灾地每亩平均减产率为23.16%。因此，涉案保险赔偿金额应为339,432.96元（4580亩×400元×80%×23.16%），除去保险公司已赔付的243,200元，被上诉人还应向上诉人支付赔偿金96,232.96元。 综上所述，盖利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802元，由上诉人盖利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秀梅 审 判 员魏金吉 审 判 员  晋军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谭玉伟 书 记 员 马亚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