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4民终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女，1973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米易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德森，四川互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律师执业证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男，1964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攀枝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周**，四川明俐律师事务所律师，律师执业证号：××。 上诉人杨某因与被上诉人刘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2020）川0402民初30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1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德森、被上诉人刘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某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刘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判令被上诉人刘某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本案案由确定错误，进一步导致本案的法律关系和法律适用错误，本案案由应当是同居关系析产纠纷。1.本案中杨某与刘某是合法同居关系，无婚约关系。婚约是指确立婚姻关系的约定。双方2018年10月认识，2-3月后自愿同居生活至2020年7月7日。杨某并未对刘某作出过办理结婚证的承诺，更没有以结婚为条件，向其提出过金钱和物质的要求，刘某也未举证证明双方有婚约的约定。若有以结婚为条件的约定，杨某也不会同意与刘某在其租赁的房屋里连续同居生活近两年。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可知，本案案由应当是同居关系析产纠纷。二、一审法院对“婚约”、“彩礼”的定义和理解错误，且被上诉人刘某未举证证明双方对确立婚姻关系进行过约定,亦没有证据证明其给上诉人家送过彩礼。相关法律法规均未对“婚约”、“彩礼”进行明确的规范定义。事实上，杨某47岁、刘某56岁，均离异，且各自有子女，已成年，双方都不具备再结婚生育子女的最佳年龄条件。双方经人介绍认识后，只是以找个伴同居生活为目的，从同居期间双方银行卡混同使用以及一起居住两年左右均可以证明这一事实。彩礼是男方给女方家的钱物，这里的“女方家”是指女方的家人，主要是指女方的父母。刘某从来没有为了确立婚姻关系给杨某的家人送过大额财物。三、一审法院仅以上诉人在微信、短信中的聊天中，称呼过被上诉人刘某为“老公”，就判定双方存在婚约关系是明显错误的。法律未禁止同居双方在同居生活期间，互称“老公”、“老婆”及其他昵称，也未禁止男女双方自愿同居生活，当然不能用昵称来判定法律关系。四、双方在近两年的同居生活期间，双方的财产混同，银行卡在相互使用。杨某不差刘某的钱，一审法院仅以银行卡一天有多次交易，六次等额转回其转出账户，就判定交通银行尾号为0533、0059信用卡由上诉人独自支配，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刘某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本案系婚约财产纠纷，刘某给付了杨某大额的财物，现请求予以返还，明显属于婚约财产纠纷。2.因为在2019年4月5日，刘某为杨某购买了金手镯，根据中国传统习俗，这实际上就是订婚。如果按照杨某所说，其对刘某没有办理结婚的承诺，那其就是以耍朋友为名骗取钱财。3.按照传统的风俗习惯，送给上诉人本人也可以叫彩礼，不是一定要送给家人。4.虽然微信上称呼“老公”不能来判定法律关系，但是通过双方称呼“老公和老婆”的行为上看，可以反映出双方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5.刘某名下的信用卡一直都是由杨某在使用，从信用卡的消费明细看，均是健身、加油等项目，且该信用卡是由杨某绑定其银行账户，每月进行自动还款。因此，该信用卡一直是由上诉人自己在使用，双方的财产并没有混同。 刘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杨某退还刘某款项和金手镯共计130699元；2.由杨某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某的职业为开摩托车修理店的店主，双方于2018年10月2日经朋友介绍认识，认识2-3个月后确立恋爱关系并开始同居生活至2020年7月，同居期间居住在杨某承租的房屋内。同居期间，双方早上在杨某租住房屋内吃饭，中午和下午是在刘某摩托车修理店吃饭，双方也一同外出旅游，杨某承担了旅游期间主要的费用。2020年5月9日，杨某在发给刘某的微信中称呼刘某为“老公”，并表达了对双方之间关系恶化的伤感。 2019年3月19日，杨某通过其建设银行卡号为4367××××8648的账户向户名为刘某，卡号为6212××××3155的账户转款12000元；2019年4月7日至2019年4月25日杨某通过其建设银行卡号为4367××××8648的账户向户名为刘某，卡号为6222××××9800的账户转款6次，共计60040元，杨某6次转账的当日，户名为刘某，卡号为6222××××9800的账户向杨某建设银行卡号为4367××××8648账户转回同等金额资金；2019年4月5日，刘某为杨某购买了价值10699元的金手镯；2019年4月24日，刘某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公园分理处的ＡＴＭ机上取款20000元，当日，杨某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分行的ＡＴＭ机上存入10000元；××××年××月××日，刘某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望江支行以银行转账方式向杨某转款100000元；2019年4月7日至2020年4月6日，杨某通过其建设银行卡号为4367××××8648的账户向刘某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卡号为6222××××0059、卡号为6222××××0553（该卡号为刘某在2019年10月24日将卡号为6222××××0059挂失后补卡的新卡号）信用卡账户转入15笔款项，共计74846元，该信用卡消费的项目有餐饮、健身、美容、支付宝付款、加油等；同居期间，刘某多次通过微信红包共计支付给杨某金钱9380元，杨某通过微信红包支付给刘某金钱1348元。 一审法院认为，婚约是指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所作的事先约定，是男女双方在结婚前对婚姻的合意行为。刘某为证明双方之间订立了婚约，提供了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为杨某购买金手镯的票据，向杨某转款100000元的票据等证据，结合双方庭审的陈述，依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综合审查判断认定刘某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其主张的双方之间订立了婚约的事实成立，双方之间有缔结婚姻合意，存在婚约亦更符合客观事实。彩礼一般为数额较大的金钱或者价值较高的实物，包括现金，首饰等贵重物品，至于应当达到多大的数额或者多高的价值，应当结合攀枝花市当地的经济状况，尤其是男方自身经济条件酌情确定。双方共同生活近两年，关系已经进展到谈婚论嫁的程度，刘某作为开摩托车修理店的店主，为杨某购买的价值10699元的金手镯，向杨某转款100000元，以缔结婚姻为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其支付、交付杨某上列财物具有明显的彩礼性质，应当认定为彩礼。刘某主张2019年4月24日交付给杨某20000元的彩礼，证据不足，不予认定。 如果双方确已共同生活但最终未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给付彩礼方请求返还彩礼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是否生育子女、彩礼数额并结合当地风俗习惯等因素，确定是否返还以及具体返还的数额。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酌定由杨某返还刘某彩礼现金80000元，符合公平原则和公序良俗。综上所述，依据法律规定，判决：一、杨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刘某彩礼80000元；二、驳回刘某其他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基本事实与一审查明基本一致，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但一审查明“2019年4月7日至2019年4月25日杨某通过其建设银行卡号为4367××××8648的账户向户名为刘某，卡号为6222××××9800的账户转款6次，共计60040元，杨某6次转账的当日，户名为刘某，卡号为6222××××9800的账户向杨某建设银行卡号为4367××××8648账户转回同等金额资金”有误，故对一审审理查明的除上述部分内容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1.2019年4月24日至2019年4月25日期间，杨某通过其尾号为648的账户转款给户名为刘某，尾号为9800的账户共6笔款项，金额合计69000元，该6笔转账均未能成功转入刘某尾号为9800的账户；同日，该6笔款项均退回到杨某尾号为648的账户，杨某尾号为648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摘要栏显示为“冲正”，杨某与刘某对此予以认可。 2.庭审中，刘某陈述杨某系刘某朋友的爱人为刘某介绍的女朋友，杨某亦陈述介绍人之前也给刘某介绍过女朋友，但是未能成功，虽然其介绍杨某和刘某认识，但以后能否发展到结婚的地步无法确定；刘某陈述2019年4月5日其给杨某买金手镯双方达成了婚约，并将双方达成婚约的事实告知了自己的亲戚朋友及杨某的母亲，2020年春节时也到杨某家里见了杨某母亲，谈了订立婚约和打算在××××年××月结婚的事情，并于××××年××月××日先给了10万彩礼给杨某，打算等疫情过后再办酒席；杨某陈述刘某为其购买手镯是为了讨其欢喜，双方没有结婚的打算。对于该10万元的性质，杨某在一审时陈述是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的抵消和刘某对杨某的部分赠与，而二审时陈述由于双方相处了2年，该10万元是用于共同开销、归还信用卡、补偿和赠与给杨某。 3.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同居期间各自的收入由各自掌管。尾号0059的账户以及该账户挂失后补卡尾号为0553的信用卡在双方同居期间均由杨某持有并使用，该信用卡消费记录有美容院、洗浴馆、健身公司等。杨某陈述虽然是其在使用信用卡，但是透支信用卡的钱是其和刘某共同在使用，刘某对此不予认可，刘某陈述该卡均是杨某在掌管并使用。 4.2020年7月杨某应刘某邀请搬进刘某的新居，和刘某的家人一起生活，一周后双方发生纠纷。 5.双方当事人同居期间，互有经济往来，但除了2019年4月5日刘某为杨某购买价值10699元的金手镯和刘某于××××年××月××日转款给杨某10万元以外，没有其他类似大金额的赠与。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的法律关系应为婚约财产纠纷还是同居关系析产纠纷？2.杨某是否应返还刘某款项？ 关于本案的法律关系问题。婚约，亦称订婚或定婚，是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而作的事先约定，按我国的民间婚俗，订婚的男女往往会有一些财务往来，俗称彩礼。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并未举办订婚仪式，杨某对刘某主张双方存在婚约不予认可，本院综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各自提交的证据，依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标准进行认定：一是杨某是介绍人给刘某介绍的女朋友，两人经介绍认识后2-3个月确定了恋爱关系并开始同居生活；二是两人在一起生活后，杨某对刘某的称呼亦从“刘哥”、“刘先生”变为“老公”，并于2020年7月应刘某邀请搬进刘某的新居，和刘某的家人一起生活，亦说明双方关系的进一步加深；三是虽然杨某对刘某关于“2019年4月5日给杨某买金手镯双方达成了婚约，并将双方达成婚约的事实告知了自己的亲戚朋友及杨某的母亲，并于××××年××月××日先给了10万彩礼给杨某，打算等疫情过后再办酒席”的陈述不予认可，但按照我国的民间风俗，订婚时男方一般要给女方购买较为贵重的首饰，订婚的男方往往会给予女方一定数量的彩礼，结合本院查明的双方当事人同居期间虽互有经济往来，但除了2019年4月5日刘某为杨某购买价值10699元的金手镯和刘某于××××年××月××日转款给杨某10万元以外，没有其他类似大金额的赠与的事实，依法可以认定刘某与杨某之间订立了婚约，如双方之间没有婚约，刘某亦不会无故向杨某赠送贵重首饰并支付大额款项，故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系婚约财产纠纷正确。同居关系析产纠纷，系对涉及同居关系存续期间共有财产分割的问题，本案中，并不涉及对双方共同财产的分割，故上诉人杨某主张本案系同居关系析产纠纷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 关于杨某是否应返还刘某款项的问题。彩礼通常指男方以结婚为目的，向女方支付的聘礼或礼金，多为数额较大的金钱或贵重物品，彩礼的赠与对象包括给付其家人，也包括给付其本人。彩礼在给付时是以结婚为目的附条件的赠与，在双方结婚目的无法实现时，接受彩礼的一方有义务将所接受的财产返还给对方。本案中，刘某为达到与杨某缔结婚姻的目的，按照当地民风、习俗向杨某给付了100000元彩礼，现双方种种原因已经分开，结婚目的已经不能实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规定，对于刘某支付的彩礼，杨某应当予以返还。考虑到杨某与刘某一起同居生活两年，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数额并结合当地风俗习惯，酌定由上诉人返还80000元彩礼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至于上诉人杨某提出双方的财产混同，不应返还刘某款项的主张，虽然同居期间双方互有经济往来，但金额不大，是维持二人感情的必要支出或者属于双方的共同消费，不应要求返还，且杨某认可刘某尾号为0553（挂失前尾号为0059）的信用卡一直是杨某持有并使用，杨某陈述该卡系双方共同使用，刘某对此不予认可，杨某也没有证据证明，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双方不存在财产混同的情形，故上诉人杨某的该主张亦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杨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虽有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杨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熊 疆 审 判 员  张渝婕 审 判 员  刘起新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潘红梅 书 记 员  王永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