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新01民终380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志强，男，1973年4月1日出生，汉族，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资产保全运营部总经理，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结，北京市乾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山，北京乾坤（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学武，男，1957年12月15日出生，回族，新疆玉龙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亮，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兴权，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新疆白玉城民族玉雕工艺品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解放北路**负**。 法定代表人：马学斌，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亮，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兴权，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住，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京城大厦/div> 法定代表人：陈一松，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结，北京市乾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山，北京乾坤（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赵志强因与被上诉人马学武、新疆白玉城民族玉雕工艺品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玉城公司）及原审第三人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信托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2019）新0102民初96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志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结、李春山，被上诉人马学武、白玉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亮，原审第三人中信信托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结、李春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志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并裁定驳回马学武的起诉。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本案的基本事实是基于赵志强受中信信托公司的委派履行职务行为。涉案背景是2012年6月20日，中信信托公司为马学武及其控制的白玉城公司融资而设立了“中信钰道5号·和田玉投资基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信托计划”），募集信托本金5000万元人民币。在信托计划项下，马学武为投资顾问，中信信托公司按照马学武及白玉城公司的建议进行和田玉原料或成品艺术品的投资。在2014年6月20日信托计划期限届满2年时，尚有部分信托财产未能变现，且白玉城公司违约未履行回购义务。为提升白玉城公司的清偿信托计划巨额债务的能力，中信信托公司与白玉城公司于2014年7月签署了涉案玉石交易的合同依据即《交易代理协议》，该协议约定由中信信托公司和白玉城公司共同展销白玉城公司提供的玉石（包括涉案玉石在内），白玉城公司委托中信信托公司将展销活动所获得的全部销售资金汇入中信信托公司账户，这也是赵志强将涉案玉石全部交由中信信托公司保管且至今未予处置的直接原因。2014年9月23日，中信信托公司为履行其在《交易代理协议》项下受托代销义务，委派员工赵志强带领客户前往白玉城公司选购玉石，并代表中信信托公司履行《交易代理协议》的代销玉器行为。从本案的交易主体、时间、地、地点的等可以看出案件事实与马学武主张的系两个自然人之间的玉石买卖行为极不相符，在便条落款处的主体也是中信信托赵志强，而马学武是白玉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创办人和实际经营者，双方分别代表白玉城公司和中信信托公司在《履行交易代理协议》。一审法院以中信信托公司没有向赵志强出具授权委托书或者向马学武发函对于赵志强的履职进行追认为由，直接否认赵志强的职务行为是错误的。2．马学武与赵志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赵志强与马学武均非涉案玉石的实际交易方，赵志强出具的便条仅载明“拿走”并未使用“购买”字样，其仅是中信信托公司客户拿走涉案玉石进行价格判断的凭据，不具有买卖合同交易的性质。便条内容仅包含价款和不明确的标的物，没有买卖合同应当包含的其他必备内容，不符合买卖合同的基本构成要件，赵志强出具该便条并非进行交易的凭据。马学武向赵志强交付玉石系代表白玉城公司履行《交易代理协议》项下的义务，马学武与白玉城公司存在多方面混同，我方已证实白玉城公司与马学武之间存在主体、客体及资产等多方面的混同，本次的交易是在白玉城公司，马学武交付玉石的行为也是代表白玉城公司进行的，马学武在交易涉案玉石时对中信信托公司负有担保义务。而一审法院主观认定赵志强自己也选取了玉石，严重偏离客观事实，并以赵志强对律师催款函未作否认为由作出的认定错误，律师函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且对不存在的债务没有法定的答复义务。综上所述，我方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足以形成证据链证实赵志强的行为系职务行为。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系因马学武和赵志强分别代表中信信托公司与白玉城公司履行《交易代理协议》项下的义务而产生的纠纷，实质为中信信托公司与白玉城公司即两个企业之间的代销法律纠纷，根本不存在马学武及赵志强个人之间买卖玉石的合同关系，赵志强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并非适格的被告，依法应裁定驳回马学武的起诉。 马学武答辩称，马学武与赵志强双方已建立正式的买卖合同关系，马学武已实际履行了交付和田玉货品的义务，赵志强至今未向马学武支付货款，应当承担债务清偿的责任。马学武对外销售玉石的交易均是采用本案中先货后款的交易方式，赵志强出具的欠款凭证系马学武与赵志强对于该批玉石货品进行充分协商之后出具的，该欠款凭证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可以认定双方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在白玉城公司与中信信托公司的信托计划期限届满后，白玉城公司未能将所购置的艺术品变现，按照回购合同的约定其应当履行回购的义务，在此期间，白玉城公司为积极履行其回购义务，与中信信托公司另行签订了《交易代理协议》，根据该协议约定，由白玉城公司与中信信托公司共同组织展销活动销售白玉城公司所有的和田玉艺术品，该协议的权利义务主体为中信信托公司与白玉城公司，而不是马学武本人。涉案欠款凭证的形成系赵志强个人从马学武处购置和田玉货品的行为，能够如实反映赵志强与马学武之间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形成。而赵志强上诉称其为职务行为以及本案的欠款凭证系中信信托公司与白玉城公司为履行《交易代理协议》项下义务衍生而来，并强行将白玉城公司与中信信托公司履行回购合同项下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中其与马学武个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混为一谈，实属混淆视听，歪曲案件事实。另，我方以2016年9月8日为起始日，向赵志强主张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于法有据，应当依法予以支持。 白玉城公司的答辩意见与马学武一致，并称白玉城公司从来没有授权马学武履行其与中信信托公司签订的《交易代理协议》所约定的代理行为。 中信信托公司述称，同意赵志强的上诉意见和理由。 马学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赵志强支付拖欠马学武的货款175万元；2．判令赵志强赔付因逾期付款给马学武造成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31.5万元（自2016年9月8日起至2019年9月8日计36个月，按年利率6%计算）。 一审法院查明，马学武系白玉城公司的股东，赵志强为中信信托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2012年中信信托公司拟设立“信托计划”，以募集信托资金用于新疆和田玉原料及成品的投资，信托资金规模预计为5000万元。白玉城公司作为该信托计划的投资顾问，中信信托公司为该信托计划的受托人。2012年6月11日，白玉城公司与中信信托公司签订《中信钰道5号·和田玉投资基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回购付款合同》，承诺若信托计划运行满2年时仍有信托财产（艺术品）未能变现，由白玉城公司回购信托到期未变现的艺术品。该回购付款合同同时约定由本案马学武作为出质人以其名下价值6880万元的和田玉艺术品质押给中信信托公司，为白玉城公司履行回购付款义务提供质押担保，如白玉城公司不履行回购义务，则中信信托公司有权处置质押物和未变现的艺术品。当日，马学武与中信信托公司针对回购付款合同项下的质押担保事项签订了《中信钰道5号·和田玉投资基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最高额质押合同》，将马学武名下总价值6880万元的7件和田玉雕刻艺术品（墨玉对瓶、羊脂玉麒麟神兽、和田玉籽料罗汉山、紫气东来罐、僧帽壶、龙凤链条瓶）以最高额6600万元质押给中信信托公司。上述两份合同的相对方为此共同申请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对回购付款合同、最高额质押合同赋予了强制执行效力公证。2014年6月17日，白玉城公司和马学武共同向中信信托公司出具《履约回购延期申请函》《同意函》，表示信托计划期限将于2014年6月20日届满，但由于和田玉的市场行情自2012年以来整体呈现极度低迷状态，信托计划项下回笼资金仅1400万元，尚有7件库存和田玉原料（购买价值3650万元）未出售，为避免各方受到损失，申请将履约回购期限延长至2014年10月31日，并同意中信信托公司折价销售本信托计划持有的未变现信托财产和质押物。白玉城公司为了履行回购义务，于2014年7月又与中信信托公司签订《交易代理协议》。该协议约定：白玉城公司与中信信托公司共同组织举办展销活动，销售白玉城公司提供的和田玉艺术品；白玉城公司委托中信信托公司代理收取展销活动所获得的全部销售资金，并将该收入用于购买“信托计划”项下的信托财产。交易代理协议签订后，白玉城公司仅于2014年9月22日向中信信托公司支付227.928万元作为部分信托财产的回购款，剩余的回购付款义务未再能履行。2014年12月9日，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应中信信托公司的申请，出具了（2014）京方圆执字第0172号《执行证书》。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执行过程中认为白玉城公司和马学武提出的执行异议申请成立，并于2015年12月7日裁定对北京市方圆公证处作出的（2014）京方圆执字第0172号执行证书不予执行。为此，中信信托公司于2016年4月26日将白玉城公司、马学武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白玉城公司支付回购款4590.072万元（3650万元×132%－227.928万元）及相应的利息、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并由马学武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7年6月26日作出（2016）京03民初32号民事判决，判令白玉城公司支付中信信托公司回购款4590.072万元及违约金459.0072万元，驳回了中信信托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经生效。期间，赵志强于2014年9月23日在介绍客户方斌从马学武处选购了折后价为150万元的和田玉籽料玉器（已经另案诉讼处理）后，自己也选取了总价值175万元的和田玉玉器（手镯2只、鹦鹉壶1只、高升挂件1只及部分小挂件）。为此，赵志强出具便条一份载明：“今拿走马学武玉器和田玉175万元货品，款未付。中信信托赵志强2014.9.23”。2016年9月8日，马学武委托北京德恒（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向赵志强发出律师函，内容为：“您于2014年9月23日从马学武拿走价值175万元的玉器，并出具了欠条，该欠款至今尚未归还。现本所律师向您正式予以催告，请于接函起7日内归还全部货款，逾期我所律师将依法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您需承担逾期还款的违约责任及因催款产生的一切直接、间接费用。”赵志强收到律师函后未作出回复，亦没有支付货款。马学武遂诉至一审法院，请求支持如诉。一审另查，赵志强从马学武处拿走的涉案和田玉玉器中的手镯2只、鹦鹉壶1只、高升挂件1只，目前存放在中信信托公司名下中信银行北京京城大厦支行的保管箱内。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当事人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本案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一、赵志强于本案中的行为可否视为其代表中信信托公司行使交易代理协议项下权责的履职行为；二、马学武向赵志强交付和田玉玉器的行为，能否作为其代表白玉城公司履行交易代理协议约定的义务；三、赵志强自马学武处选取玉器并出具便条载明货款未付的行为，是否应当认定为其与马学武之间构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的玉器既不属于“信托计划”项下的信托财产，也不是马学武为保证该信托计划履行而提供的质押和田玉雕刻艺术品。中信信托公司与白玉城公司签订《交易代理协议》约定的内容仅为代理关系，即白玉城公司委托中信信托公司代理收取质押物的销售资金作为白玉城公司继续履行购买“信托计划”项下信托财产的义务。中信信托公司与白玉城公司之间未就涉案标的物的交易签订买卖合同，而前述《交易代理协议》并未指定赵志强代理中信信托公司履行该协议项下的义务，马学武既不是该协议的相对人亦不认可其向赵志强交付涉案玉石系代白玉城公司履行交易代理协议约定的义务。马学武虽然是白玉城公司的股东，但二者均具有独立的民事主体身份，享有与其他民事主体建立一定的基础法律关系的资格。因此，赵志强及中信信托公司提出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马学武与赵志强之间的交易活动不能视为分别代表白玉城公司和中信信托公司，马学武与中信信托公司之间不存在涉案标的物的代理销售关系或者买卖合同关系。赵志强在马学武手中取得涉案玉器后向马学武出具便条表述“今拿走马学武玉器和田玉175万元货品，款未付。中信信托赵志强2014.9.23”。该便条证实两个事实，第一证明欠付马学武货款175万元的事实存在，第二表明赵志强在欠款产生时其身份是中信信托公司的工作人员。赵志强的上述行为是否可以认定为以表见代理形式履行职务，应当承担何种法律后果。首先，赵志强在马学武处自行挑选部分玉器后，向马学武出具欠据凭证时在其姓名前冠上“中信信托”字样，不足以让作为交易对方的马学武理解为与之建立交易的对象是中信信托公司。其次，赵志强在收到马学武委托律师事务所于2016年9月8日发出的货款催收函后未作债务的否认抗辩。再次，中信信托公司直至本案受理前均没有为赵志强出具授权委托书或者向马学武发函提示以作为对赵志强履行职务的追认。至于赵志强将其从马学武处购买的涉案玉器存放在中信信托公司租用的保险柜中的行为，并不能说明该部分玉器系赵志强代中信信托公司购买的事实，也无法证实是对两位第三人之间债务的清偿。鉴于此，赵志强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亦不属于履行职务，其与马学武就涉案标的物所形成的基础法律关系为买卖合同关系，赵志强作为被告主体适格。基于中信信托公司于本案审理中仅提出赵志强系代表其公司履行交易代理协议约定内容而发生的职务行为，并未追认赵志强与马学武之间基于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所形成的行为是履行职务，故涉案债务应当由赵志强承担。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赵志强出具的涉案欠款凭证虽然没有约定款项的支付期限，但马学武在时隔近两年的时间向赵志强发出了催收货款的通知，已经给予赵志强充分的准备时间，故赵志强在收到催款函时即应当履行债务。赵志强至今未予清偿欠款的行为有悖诚信，亦已构成合同违约，依法应当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据此，马学武要求赵志强支付货款175万元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于赵志强长期拖欠马学武的货款，给马学武造成的资金被占用损失理应给予赔偿。马学武主张以提起催收货款的2016年9月8日作为起息基准日，由赵志强赔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中国人民银行自2019年8月20日起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不再公布贷款基准利率。而截至2019年8月19日的贷款基准利率是中国人民银行于2015年10月24日公布的一至三年期年利率4.75%，逾期罚息利率是以此为基础的130%即6.175%。鉴于双方没有约定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计算标准，马学武主张由赵志强按年利率6%的计息标准赔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31.5万元（计算方式：自2016年9月8日至2019年9月8日计36个月，175万元×6%÷12×36），该诉求并未超过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一、赵志强支付马学武货款175万元；二、赵志强赔付马学武逾期付款利息损失31.5万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除对一审法院认定“赵志强于2014年9月23日在介绍客户方斌从马学武处选购了折后价为150万元的和田玉籽料玉器（已经另案诉讼处理）后，自己也选取了总价值175万元的和田玉玉器（手镯2只、鹦鹉壶1只、高升挂件1只及部分小挂件）。为此，赵志强出具便条一份”的事实不予认定外，对其余认定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2014年6月17日，白玉城公司向中信信托公司出具的《履约回购延期申请函》载明：“1．申请我司履约回购的时点延期至10月底（即信托计划延长期自2014年6月21日至2014年10月31日）；2．在履约回购延长期间，我司同意贵司折价销售本信托计划库存原料。为提高履约回购义务的现金支付能力，出质人授权贵司变现质押物，同时我司和出质人亦将积极销售库存玉石原料以增加现金流；3．除上述申请外，在履约回购延长期间，我司及我司实际控制人/本信托计划出质（担保）人马学武与贵司签署的包括《投资顾问聘用合同》《回购付款合同》等原合同内容不变”，该函落款处白玉城公司加盖有印章，另有马学武本人的签字。 2014年7月，白玉城公司为履行回购义务，与中信信托公司签订《交易代理协议》，约定：白玉城公司与中信信托公司共同组织举办展销活动，销售白玉城公司提供的和田玉艺术品；白玉城公司委托中信信托公司代理收取展销活动所获得的全部销售资金，并将该收入用于购买“信托计划”项下的信托财产。《交易代理协议》签订后，2014年9月23日，中信信托公司委派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赵志强带领客户前往白玉城公司选购玉器，并于同日向该公司实际控制人马学武出具便条一份，载明：“今拿走马学武玉器和田玉175万元货品，款未付。中信信托赵志强2014.9.23”。经查，上述玉器（手镯2只、鹦鹉壶1只、高升挂件1只）目前存放于中信信托公司在银行的保险箱中。 本院认为，本案中，马学武虽主张其与赵志强之间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并出具了赵志强书写的便条以及向赵志强送达的催款律师函为证，但赵志强辩称其从未与马学武个人之间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其从马学武处拿走玉器是为了履行中信信托公司与白玉城公司之间基于《信托计划》项下的合同而履行的职务行为。对此，中信信托公司亦表示认可，这与涉案玉器至今存放于中信信托公司能够相互印证。同时，根据赵志强提交的反驳证据即2014年7月白玉城公司与中信信托公司签订的《交易代理协议》中约定：“白玉城公司与中信信托公司共同组织举办展销活动，销售白玉城公司提供的和田玉艺术品，销售款由中信信托公司代为收取”的内容，以及结合马学武系白玉城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身份等事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本案中，赵志强作为对其抗辩主张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本院经审查其提供的证据，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赵志强辩称“其从未与马学武个人之间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其从马学武处拿走玉器是为了履行中信信托公司与白玉城公司之间基于《信托计划》项下的合同而履行的职务行为”的事实存在高度可能性，则在马学武未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主张的前提下，马学武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赵志强是本案适格的原、被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马学武的起诉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2019）新0102民初960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马学武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23,320元（马学武已预交），由一审法院退还马学武；上诉人赵志强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3,320元，由本院退还赵志强。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徐艳萍 审判员  韩 璟 审判员  何 新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闫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