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9民终3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秀芬，女，1955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山东纵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禹璇，山东纵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安市泰山区徐家楼街道办事处大白峪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泰安市泰山区徐家楼街道办事处大白峪社区。 法定代表人：邱树春，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新禄，山东公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磊，山东公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唐秀芬与被上诉人泰安市泰山区徐家楼街道办事处大白峪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大白峪居委会）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2020）鲁0902民初14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唐秀芬上诉请求：1、请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129916.74元、评估费16000元，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拆迁补偿发放表签订时，不存在上诉人受胁迫而陷于恐惧，不得不表达被上诉人希望其表达的意思，或上诉人是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之情形是错误的。被上诉人为拆迁人，上诉人为被拆迁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地位上不对等，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拆迁安置具有决定权，上诉人处于弱势地位。从2016年起上诉人一直向被上诉人要求抵顶第二套房屋，但被上诉人拒绝给上诉人抵顶房屋，因多年找被上诉人无果，上诉人只能不断向办事处、泰山区政府反映，最终在办事处、泰山区政府的协调下，被上诉人答应给上诉人抵顶房屋，但被上诉人提高抵顶房屋单价，并威胁上诉人若不同意这个价格，就不给抵顶房屋，上诉人无奈之下只能答应，证人赵某证言能够证实上述内容。另外在原村委承诺以均价3200元抵顶房屋，其他抵顶房屋的村民均是按照此价格抵顶的情况下，上诉人是普通的老百姓不会同意以高价抵顶房屋；若没有受到胁迫，上诉人不会签字。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实被上诉人在拆迁时承诺不管何时抵顶房价不变是错误的。证人刘某和唐某和的证言（两人在双方刚刚结束的双方另一件案件中均出庭予以作证）可以证实居委会在以房屋安置进行补偿时，根据分到的房屋的楼层确定单价计算出房屋价格抵顶补偿款，社区的这个决定在拆迁前已经告知居民。与上诉人相同情况的另外11户（有的和上诉人抵顶房屋的时间相近）均是按照2015年的政策抵顶的房屋，仅有上诉人抵顶房屋是被上诉人胁迫上诉人以高价进行抵顶的。商品房买卖会因买房时间早晚产生房价变化的情况。本案是因房屋拆迁导致的安置补偿纠纷，抵顶补偿款的房屋单价不因抵顶时间发生变化。且从实际安置情况来看，被上诉人于2018年给予上诉人相同情况的拆迁户抵顶房屋的单价仍是按照2015年政策，因此，无论何时抵顶房屋的单价不变。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无法证实抵顶价格与之前用房屋抵顶补偿款的拆迁户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供了《关于用楼房顶账支付部分长城路路边店拆迁补偿费的说明》，证实另外11户与上诉人相同情况的拆迁户以房抵顶补偿款按照均价3200元/㎡抵顶，且最后一户是2018年抵顶。然而，2019年被上诉人给上诉人以房抵顶补偿款时却按照4800元/㎡抵顶，上诉人与另外11户拆迁时间相同，安置政策一致，上诉人第一套房屋抵顶补偿款与另外11户相同，但第二套房屋抵顶补偿款却每平方米高1800元，明显存在显失公平情形。需要重点说明的问题是，被上诉人村委的回迁的全部房屋均在上诉人被安置第一套房子前由上届村委建设完毕，在上诉人取得第一套房子时及以后就一直要求被上诉人安排抵顶第二套房屋，而被上诉人迟迟没有安排，上诉人不得已持续通过各种方式要求被上诉人安排第二套房屋，被上诉人违背上一届村委的承诺延迟以房屋升值后的高价抵顶房屋，不符合法律的公平原则。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大白峪居委会辩称，第一，上诉人在签订拆迁补偿发放表时并不存在受胁迫而陷入恐惧的状态，此事实已被一审法院认定。第二，上诉人选择以4800元的单价抵顶补偿款的行为，系2019年4月12日双方协商后确定的价格，我方不可能在拆迁行为发生四年后，在上诉人当时没有选择以房抵顶的情况下，仍按四年前的价格予以抵顶。第三，上诉人以4800元单价为上诉人抵顶补偿款的事实并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如果仍按三四年之前的价格抵顶，对被上诉人来说才是显失公平。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唐秀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年4月12日原告签字的4800元/㎡楼房抵顶补偿款354948元的《拆迁补偿发放表》及《收款收据》等协议（行为），并判令被告以金玉小区37号楼1单元1102室房屋单价3000元/㎡给原告抵顶补偿款；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唐秀芬是被告大白峪社区的居民。2015年被告大白峪社区进行拆迁改造，原告唐秀芬的房屋在此次拆迁范围之内，2015年7月原告的房屋被拆除，2016年3月26日原被告签订《附属物补偿计算表》，确定被告大白峪社区应支付给原告唐秀芬拆迁补偿款1423656.80元。2016年3月26日、2018年9月4日原告唐秀芬分别从被告大白峪社区领取拆迁补偿款664707.20元、50000元。2016年10月25日被告大白峪社区向原告唐秀芬安置住房一套，抵顶拆迁补偿款265632元。2019年4月12日，被告大白峪社区向原告安置位于金玉小区37号楼1单元1102室房屋一套，面积为72㎡，抵顶拆迁补偿款354948元。对于该1102室房屋抵顶补偿款354948元，原告提交2019年4月12日《村、（社区）拆迁补偿发放表》及该日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山东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收款收据各一份，补偿发放表记载：户名为原告，补偿内容为拆迁补偿，补偿金额为354948元，原告在领款人处签字。收款项目为收B区37-1-1102室购房款，金额为354948元。同日，被告向原告交付该房屋。关于原告要求撤销上述拆迁补偿发放表及收款收据的理由：原告称补偿表及收据系按照4800元/㎡的房屋单价抵顶补偿款，房屋单价应当按照3000元/㎡计算。2016年3月26日原被告签订《附属物补偿计算表》时，村委承诺如用房屋抵顶补偿款，房屋均价是3200元/㎡，第1层和第11层是3000元/㎡，在双方确定的情况下才签订的补偿计算表。当时村里承诺不管什么时间抵顶房价不变。2015年拆除地上附属物时，村里开了会，当时就告知我们回迁楼已经盖起来了，3200/㎡是按照建房的成本价确定的。涉案房屋亦是在拆除原告附属物之前建成的。与原告相同情况的同村村民，被告均是按照3200元/㎡的房屋单价抵顶补偿款，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上述补偿款及收款收据显失公平。当时2016年顶房的时候，原告一直要求要两套房子，村里只是先安排了一套，之后原告一直持续不断的要求抵顶第二套房屋，而且不断地向办事处、区里协调处理这个事，才在2019年4月12日抵顶的第二套房屋即涉案房屋，在抵顶该房子时，被告要求原告在补偿发放表和收款收据上签字，原告开始并没有同意签字，但是村委说如果不签字，第二套房子就不给抵顶，在被告胁迫原告涨价，原告在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了字才取得了第二套房子，而且取得第二套房子后，也是去区里多次上访，要求村委按照11层3000元/㎡的单价折抵补偿款，办事处和区里多次协调村委一直没有纠正，办事处让我们通过法律途径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4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51条和150条规定，存在胁迫及显失公平的也可以申请撤销。对此，被告称2016年3月签订《附属物补偿计算表》时村委答应拆迁户有选择权，可以要钱，也可以要房子。原告在2016年选择的要一套房子，其余的补偿款要钱，原告如果要两套房子的话，被告没有理由不给原告房屋。原告直到2019年看见房价大幅上涨，才又选择要房屋一套。如果2016年选择要涉案房屋，肯定不会按照4800元计算，涉案房屋市场价格在每平方六、七千元，被告考虑到原告是被告的居民，经与原告协商后确立的单价是4800元，该单价4800元是原被告双方协商约定的价格，并不是被告强加给原告的，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原告不应当反悔。另外十一户大部分是2016年抵顶的，但是在2017年11月份之前已全部抵顶完毕，有一户是2018年是一次性订了三套房子，而本案中顶账房是2019年4月份。在12户拆迁中也有几户要钱没要房子的，现在要房子需要协商价格。原告认可拆迁户有选择权，可以要钱，也可以要房子。原告为证实签订上述拆迁补偿表及收款收据时存在胁迫及显失公平情形，向一审法院提交2019年10月9日刘某及唐某和出具的证明各一份并申请其儿媳赵某出庭作证。刘某证明的内容为：“我于2001年4月至2015年9月在泰安市泰山区徐家楼办事处大白峪社区居民委员会任副书记、副主任。2015年我还当副书记、副主任时，居委会研究决定，居民拆迁房屋，居委会在以房屋安置进行补偿时，根据分到的房屋的层次确定单价计算出房屋价格予以折抵补偿款。这个决定已经告知了居民并作出了承诺，像原告等居民就在2015年积极拆除了房屋。2019年大约4月，居委会给原告安置了楼房第11层72㎡房屋一套，居委会应当按照原决定和承诺以3000元/㎡计算出房屋价格抵顶补偿款。我愿到法庭实事求是作证。”唐某和证明的内容为：“我是泰安市泰山区徐家楼办事处大白峪社区居民委员会居民，在2004年8月至2015年9月在本村任居委会书记。为动员居民顺利拆迁房屋，在2015年我担任书记时，经居委会研究决定，若居民拆迁房屋，居委会在以房屋安置进行补偿时，根据分到的房屋的层次确定单价计算出房屋价格予以折抵补偿款（若分配到11层，按照每平方米3000元的单价折抵补偿款）。这个决定已经告知了居民并作出了承诺，像原告等居民就在2015年积极拆除了房屋。2019年大约4月，居委会给原告安置了楼房第11层72㎡房屋一套，居委会应当按照原决定和承诺以3000元/㎡计算出房屋价格抵顶补偿款。其他居民都是按照原来的居委会的决定和承诺确定的单价进行抵顶补偿款的。我愿到法庭实事求是作证。”赵某证言的主要内容为：原告去村委找了好几年，一直要房子，老书记定的是3800元/㎡的单价折抵补偿款，其他拆迁户已经按老书记定的价格取得了房屋，要钱的话也没有，书记说钱已被法院冻结了。2019年4月12日，原告与我一起去的村委，邱书记在办公室，原告说来要房子，邱书记说房子涨价了，原告说你为什么给我涨价，这么多拆迁户你为什么只给我涨价，邱书记说不行你就要钱。过程中，原告和邱书记有争吵，在邱书记办公室签完字后，邱书记让我们去找会计米永华，在米永华办公室办理的拆迁补偿发放表签字并向向原告出具收款收据。办理时间大约半小时，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当时在没办法的情况下签字，签完字的次日原告开始跑信访。对于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被告质证称，对于两份证明，根据法律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书面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对于赵某的证言，1.证人是原告的儿媳妇，有利害关系，其证言的可信性就低2.证人在开庭时所陈述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比如2016年3月26日确定总补偿款140多万元后在当天原告就领取了补偿款664707.2元，并于2018年9月4日领取补偿款50000元，从而，证人所说的原告从拆迁时一直要房屋，与事实不符；再比如其他顶账房的均价是3200元，并没有3800的价格，对于这一重要事实证人都某说错，且对关键的办手续的具体时间，也说因时间长记不清了。如果这两个基本事实记不清的话，我们相信对于其他事实也不可能记清。再就是原告和她儿媳妇是两个人，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是一个人不可能对原告进行胁迫，即使当时胁迫的话，她到米永华办公室办手续的时候也完全可以反悔，因此并不存在胁迫的事实宗旨，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从本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所有证据来看，原告对被告与其签订的《村（社区）拆迁补偿发放表》及收款收据中抵顶房屋价款是以4800元/㎡计算是知情的，原告亦认可拆迁户有选择权，可以要钱，也可以要房子。拆迁补偿发放表的签订，并不存在原告受胁迫而陷于恐惧，不得不表达被告希望其表达的意思或原告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之情形；原告亦未提交证据证实被告在拆迁时承诺不管何时抵顶房价不变，原告在2019年4月用房屋抵顶补偿款，无法证实抵顶价格与之前用房屋抵顶补偿款的拆迁户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故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村（社区）拆迁补偿发放表及被告出具收款收据均是双方自愿的前提下进行的，原告主张存在胁迫及显失公平的情形，不符合事实和法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原告要求撤销拆迁补偿发放表及收款收据等协议（行为），被告以金玉小区37号楼1单元1102室房屋单价3000元/㎡给原告抵顶补偿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唐秀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12元，由原告唐秀芬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唐秀芬提交2019年7月2日唐秀芬之子杨占祥与刘海唐的电话录音一份，证明同村鸡场拆迁户刘海唐获得房屋一套，单价为3000元每平，仍然按照以前的政策。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该证据产生于一审开庭前，不属于新证据，上诉人现在才提交，已经超过举证期限；无法证实是上诉人之子与刘海唐的录音，也无法证实抵顶房屋的单价为3000元，即使抵顶的房屋面积相同，因为楼号楼层朝向不同，因此单价不同，不能证实上诉人的主张。上诉人申请证人李某、唐某和、刘某作证，李某证言称：其为唐秀芬同村邻居，村里拆迁的时候承诺房屋以均价3200元进行抵顶，村里只有唐秀芬这第二套房子，是以高价4800元抵顶的，房子分大小两种，每种户型都一样，其有七套房子，都是小户型，和唐秀芬的一样大，七套房子抵顶的单价并不一致；村里有钱就给钱，没钱就给房子，有村民不想要房子，与村里打架，唐秀芬想要房子，经常去村里找，才给的第二套。唐某和、刘某证言称：唐某和于2001年至2004年在大白峪任村主任，2004年至2015年9月任党支书兼主任，刘某于2001年至2015年9月任党支部副书记、居委会副主任；回迁的房屋2013年就已经盖好了，村里政策是按照均价3200元进行抵顶，因楼层不同从3000元至3200元略有差异，其离职之前，村里已经召开会议跟村民交代好拆迁补偿政策，给唐秀芬的政策也一样，均价3200元，但当时没有确定唐秀芬几套房子。上诉人欲以证人证言证实，涉案抵顶房屋均是在拆迁之前就已经盖好的，无论抵顶时间早晚，都没有增加成本，不存在房价上涨影响涉案房屋价值的情况；拆迁政策都是在上一届村委班子确定，且是在拆迁户拆除房子之前，就已经确定好的，无论上诉人安置房屋时间早晚，都应当按照拆迁前确定的政策来履行，被上诉人擅自提高安置房屋抵顶价款，违背拆迁协议的内容。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证人证言不能证实上诉人所称的被胁迫显失公平的情形，相反李某能够证实有被拆迁户不愿意用房子抵顶补偿款，证人唐某和与刘某在2015年9月份离任，其证言也不能证实上诉人的主张，因为安置房是在2013年就盖好的，如果唐某和、刘某的说法属实的话，在2015年9月份离任之前完全可以给上诉人抵顶房屋，事实上被上诉人于2016年10月25日给上诉人抵顶一套房屋，如果其当时愿意抵顶两套房屋的话，被上诉人也会同意的。根据当事人举证质证情况，本院认定，上诉人提交的电话录音，对话主体身份和内容均不明确，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采信；对于三名证人证言，真实有效，能够佐证该社区拆迁补偿的部分事实，可根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予以采信。 本院查明，大白峪社区只有唐秀芬一户以4800元的单价进行抵顶。大白峪居委会主张因2019年之前唐秀芬不愿意用房屋抵顶补偿款，2019年看到房价飞涨后，又去村里说用房屋抵顶补偿款。唐秀芬主张因邱树春书记与其子有矛盾，其一直向村里要房子，邱树春一直阻挠。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村（社区）拆迁补偿发放表》及收款收据中已明确抵顶房屋价款4800元/㎡，上诉人作为被拆迁人有权选择采取货币或实物补偿的形式满足个人利益，上诉人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自主选择采取实物补偿属于个人权利的自行处分，应视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受胁迫而做出违反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形。唐某和、刘某的证言，能够体现其二人就职期间的拆迁政策，但涉案抵顶发生在二人离职多年以后，证言无法证实该社区之后采取的补偿标准。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在拆迁时承诺不管何时抵顶房价不变，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而涉案房屋抵顶时间节点、处理过程与之前用房屋抵顶补偿款的拆迁户并不相同，无法证实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因此上诉人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上诉人唐秀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624元由上诉人唐秀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阎 鹏 审判员 井 慧 审判员 于永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张甜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