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481民初6546号原告：邵长宝，男，1962年9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滕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滕州市级索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赵守行，男，1992年2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滕州市。被告：王昌文，男，1989年6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滕州市。被告：孔令强，男，1990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滕州市。原告邵长宝诉被告赵守行、王昌文、孔令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邵长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被告赵守行、王昌文、孔令强均出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邵长宝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偿还款项10万元，并按年利率的6%支付利息损失至判决履行确定之日止(暂定1万元)。2、该案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中，原告将其诉讼请求第1项的利息损失变更为按照月息三分计算至判决履行确定之日止。事实与理由：2017年9月4日，三被告向原告借款10万元，被告于同日向原告出具书面借条一份，约定一个月后归还。该借款经原告催要未果，故提起诉讼，请依法判决。被告赵守行辩称，本案的借条属实，但借款没有利息，总共向原告借款20万元，但20万元借款现已归还完毕，有转账记录为凭。具体为：自2017年10月4日至2019年1月4日通过支付宝向原告多次转账共12.759万元，自2019年5月5日至2019年12月28日通过微信多次向原告转账共计4.44万元，另外以现金方式归还原告5万元，上列还款共计22.199元，借款已全部还清。被告王昌文辩称，赵守行借款属实，但我不是借款人，赵守行在借钱之前，让我去当证明人，我与孔令强并没有在借款人赵守行的下面签字，是在另外一个地方签的字，所以我只是证明人。后来交付借款时邵长宝只能通过农业银行转账，赵守行没有农业银行的卡，所以只是借用了我的卡转账5万元，事后我把5万元全给了赵守行。打完条之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还款的事我没参与，原告从来也没有向我主张过权利。根据借条，我不认可本案借款有利息的约定，并且根据赵守行提交的还款记录，赵守行已经从本案借款10万元后的第一个月开始分期还款，所以赵守行每月向原告还款的款项是还的本案的10万元。对于原告另提交的其与赵守行及其父亲在还款保证书中的利息约定，系与赵守行及其父亲与原告签订的，我与孔令强并不知情，如果还有没有还的钱，即应该是后期签订协议的借款没有还清，与本案无关。被告孔令强辩称，借条上签名系我本人所签，我和王昌文的情况一样，只是当证明人，我签完字就走了，之后的事情我不知道。我和原告是邻居，在本案起诉之前，我们见过好多次面，原告从没给我提过钱的事，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催款，直到原告起诉我时我才知道这个钱没还。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以下两组证据：第1组证据共两份：分别为2017年9月4日的“借条”一份及中国农业银行回单一份，该组证据证明三被告向原告借款10万元，及其中的5万元借款通过被告王昌文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转款交付；第二组证据：1、2019年9月8日被告赵守行与赵崇河签名的“还款保证书”一份；2、赵守行于2019年11月23日向原告出具的“证明”一份；3、照片两张，系被告赵守行收回上述证据2中所写明的5万元借条时的照片；该组证据用于证明，本案借款发生后，原告虽收到被告赵守行的款项，但原告与赵守行另有借款，原告上列收到赵守行款项的行为系偿还另外借款的本息，本案借款并未偿还。被告赵守行为支持其辩解，向本院提交微信及支付宝转账记录各一宗，证明其所辩解的还款情况。被告王昌文、孔令强未提交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原告及被告赵守行对上列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被告王昌文及孔令强对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及被告赵守行的还款行为认可，三被告均辩称本案的借款是无息借款；被告王昌文、孔令强对第二组证据不予认可，并辩称，其利息仅是原告与赵崇河、赵守行之间的约定。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经法庭审理，本院确认以下事实，2017年9月4日，被告赵守行向原告邵长宝借款10万元，并于当日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借条今借到邵长宝现金100000拾万元整借钱人：赵守行孔令强王昌文2017年9月4日”，其中，被告王昌文、孔令强系在该“借条”中赵守行签字的位置之后，略留有一定空间签名，孔令强及王昌文的签名系上下位置紧靠。该借条中载明的借款中有5万元系通过王昌文中国农业银行的银行卡转账交付。借款交付后，被告赵守行自次月起向原告转款，其中，于2017年10月4日两次分别转款4000元及2000元，于当月23日又转款800元，至2018年6月份，赵守行均于每月的按上列时间向原告付款6000元及800元，其间九个月共计转款61200元。2018年6月份还有付款9990元的记录。之后，自2018年7月份至2019年3月每月转款4800元，该期间共转款43200元。其后至2019年12月28日，赵守行又多次向原告转款，每次数额不等，共计54800元；其中，赵守行于2019年9月9日至11月23日共通过微信向原告转款29000元，每次数额从1000元至6000元不等。赵守行还辩称，其于2017年8月5日及24日分别向原告转款2000元及800元。2019年9月8日，原告邵长宝与被告赵守行及赵崇河（赵守行之父）向原告出具“还款保证书”一份，内容为：“还款保证书以上由于赵崇河、赵守行父子俩借邵长宝的13万元钱，分期还款方法今双方约定，13万元本金，从今天起取消利息只还本金，约定：每月15号前还邵长宝本金壹万元正保证人：赵守行赵崇河2019年9月8日”。2019年11月23日，被告赵守行又向原告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证明今日赵守行已把之前和他父亲赵崇河共同打的原始借条已拿走（还五万元）从写完还款保证书，到今天通过微信转账共计叁万元整还欠拾万元正截止2019年11.23号他父子俩还欠邵长宝现金壹拾万元整拿条人：赵守行2019、11、23号晚”。另查明，原告及被告赵守行均认可，赵守行及赵崇河还向原告两次借款，数额均为5万元。即：连同本案，原告与赵守行之间共涉及的借款数额总计为20万元。本院认为，除本案借款外，被告赵守行及其父赵崇河与原告之间还另存在两个5万元的借款，在本案借款发生次月后的一段时间之内，被告赵守行每月向原告的付款行为2000元、800元及4000元，后又存在转账金额800元及4000元或3200元的情形。在本案借款发生之前的2017年8月份，被告赵守行辩称存在向原告付款2000元、800元的行为，上列款项的交易行为与原、被告之间的存在的三笔借款应存在关联性，即应存在偿还本案本息或利息，亦或本金的可能性。原告诉称本案的借款没有归还，与上列证据不符，本院不予确认。对于被告赵守行及赵崇河于2019年9月8日向原告出具的“还款保证书”的证明作用，结合被告赵守行于2019年11月13日又向原告出具“证明”，以及，原告在法庭审理中的诉称：“还款保证书”是对之前借款20万元及其利息的总的结算结果；还诉称，归还的借款本金是优先归还赵守行和他父亲的借款10万元，因此将借条抽回，下余本案借款10万元本金没有归还。被告王昌文、孔令强对原告的该补充诉称及关于利息的约定均不予认可。对此，本院认为，由于本案的借条中没有对借款利息的约定，且被告王昌文、孔令强不认可本案借款有利息，赵崇河、赵守行与原告对借款利息的约定不对被告王昌文、孔令强产生约束力，即赵守行向原告就本案的付款行为对王昌文、孔令强来讲视为归还借款本金；同时，赵崇河、赵守行与原告之间因进行了结算而抽回原两个5万元的借条和因更换借款凭证而抽回原借条，两者并无根本性区别，即原告及被告赵守行称因已归还了相关两个5万元的借款而收回借条，本院对该诉辩不予确认。被告赵守行及赵崇河向原告出具了“还款保证书”，将债务数额变更为13万元，是原告与赵崇河、赵守行共同结算的行为，该行为构成对原总计20万元借款的混同结算，而其所写明的“以上由于赵崇河、赵守行父子俩借邵长宝的13万元钱”，还构成对本案借款主体的变更及确认。综上，由于原告与赵崇河、赵守行于2019年9月8日双方之间连同本案的全部20万元借款进行了结算，因此出具的“还款保证书”中所确认的债权债务关系，包括相关主体已将本案借款的相关权利义务关系进行了吸收及变更，相关当事人之间已因“还款保证书”产生了新的法律事实，本案中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已被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所取代。同时，因赵崇河、赵守行对借款利息约定的效力不及于被告王昌文、孔令强，且加重了王昌文、孔令强的责任，在赵守行已向原告的转款数额超过10万元的情况下，被告王昌文、孔令强既便是本案的共同借款人，其对原告的还款责任即已优先被免除。由此，原告在本案中再以原借条主张权利即无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亦不应被支持。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五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邵长宝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1150元，财产保全费1070元，均由原告邵长宝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杜 维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陈印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