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2民初14797号原告：凌秀敏，女，1988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建龙、刘华媚，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罗嘉升，男，1982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华，广东穗之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凌秀敏与被告罗嘉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凌秀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建龙、刘华媚，被告罗嘉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凌秀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多付的款项共计548314.58元；2、判令被告承担原告的律师费15000元、财产保全担保费等合理费用；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受理费、财产保全费。诉讼过程中，原告撤回对财产保全担保费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原告通过朋友认识被告，2017年2月21日至2019年8月19日，原告在被告处陆续借七笔款项，1、2017年2月21日借款1万元，2、2017年9月19日借款10万元，3、2017年10月17日借款5万元，4、2017年11月8日借款5万元，5、2018年4月24日借款15万元，以上五笔借款共计36万元。双方对每笔借款均签订《借款合同》(已被撕毁)，合同中未约定借款利率，未约定还款期限；双方口头约定月利率为8%，直至清偿本金之日止。被告借款存在砍头息及高利贷行为，在五笔贷款发放的当日，已向原告分别收取现金1400元、2万元、1万元、14000元、16800元。第6笔借款2019年4月26日原告在被告处借款10万元(由朱炜江代付)，第7笔2019年8月19日借款6万元(由罗茵茵代付)。根据2020年《关于修改的决定》第二十七条：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因此，被告向原告出借的七笔借款实际本金分别为8600元、8万元、4万元、36000元、133200元、10万元、6万元，总共借款本金为457800元。借款后，原告依约向被告偿还利息及本金，从2017年10月19日至2020年2月18日，原告及其父亲累计向被告支付款项共计51笔（详见《还款情况表》），还款本息共计1024175元，已远远超出原告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确定受保护的利率上限。截止至2018年12月19日，原告已完全结清第一至五笔借款的本息，多支付143139.58元；截止至2019年4月26日，原告已完全抵扣第六笔借款本金，多支付103139.58元；截止至2019年8月19日，原告已完全抵扣第七笔借款本金，原告及原告父亲多支付了137139.58元；截止至2020年2月18日，共多支付金额总计为548314.58元(详见15.4%利息计算表)。2019年10月21日，被告去原告父亲单位进行骚扰，要求原告父亲继续支付还款，原告父亲在不清楚还款实际已超出应还款项的情况下，向被告支付261575元。上述司法解释第三十二条，借贷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可参照原告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确定受保护的利率上限。本案借贷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前，被告多收取原告及原告父亲高达548314.58元的款项，已经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故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提起诉讼。被告罗嘉升辩称，一、被告于2017年2月21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总共向原告出借570000元，除原告诉状提及的七笔款项外，被告另于2019年6月21日通过罗茵茵的账户向原告出借5万元，该八笔借款中被告足额向原告出借了借款，不存在砍头息，且上述八笔借款原告于2020年2月18日已经将本息全部清偿完毕，该八笔借款双方约定的利息为每月2%。二、在原、被告的资金流水记录中，双方不仅是基于民间借贷关系还本付息，还包括原告在2015年至2019年期间多次委托被告向第三方金融机构（包括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帮助原告进行贷款，被告按原告取得贷款金额的6%-8%收取相应的手续费。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凌秀敏先后向被告罗嘉升借八笔款项，1、2017年2月21日借款10000元，2、2017年9月19日借款100000元，3、2017年10月17日借款50000元，4、2017年11月8日借款50000元，5、2018年4月24日借款150000元（上述五笔借款均由被告的银行账户转账至原告尾数为7112的工商银行账户），6、2019年4月26日借款100000元(从朱炜江的银行账户代被告转账至原告的银行账户)，7、2019年6月21日借款50000元，8、2019年8月19日借款60000元(第7、8笔借款均从罗茵茵的银行账户代被告转账至原告的账户)。原告在第1至5笔款项转入账户后的当天，分别从账户中提取了现金1400元、20000元、10000元、14000元、16800元。原告主张上述现金均在当天交给被告作为当笔借款的“砍头息”；被告否认原告从五笔借款本金中取现交给其作为“砍头息”，其从未收取过原告上述现金。原告主张其在2017年10月19日至2020年2月18日期间共向被告偿还51笔款项共1024175元，提交自行编制的《还款情况表》列明了每笔还款的序号、金额、时间、还款方式。原告称还款金额1024175元包括按月利率8%支付的利息及借款本金570000元。被告确认《还款情况表》列明的每笔还款金额、时间、还款方式，并表示还款中除本金、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还包括2015年至2019年期间因被告帮助原告申请到几笔约500万元贷款而原告应付的手续费，手续费按贷款金额的6%-8%收取；被告于2015年帮助原告申请了两笔消费贷款，原告一直拖欠手续费未支付，后来被告再次帮其申请贷款，于是双方协商原告从2017年10月向被告支付借款利息时将手续费分期支付。《还款情况表》记载第1至48笔的还款日期多为每月8日、19日、24日、21日、26日，金额多为4000元、8000元、12000元；第50笔2019年12月29日偿还的211575元，其中200000元是原告的父亲凌长河以自有工商银行信用卡通过POS机刷卡套现后转账给被告；原、被告确认套现的商户由被告介绍，被告表示其向该商户的梁汉添微信支付了该笔套现的手续费1575元，凌长河因此再向被告微信转账支付1575元。本案庭审中，原告陈述：与被告就前三笔借款曾经签订过书面借款合同，双方对八笔借款均未约定借款期限，利息均约定为月利率8%。被告陈述：双方对每笔借款均签订了书面借款合同，约定每笔款项的借款期限从出借日起计算一年、月利率2%；2019年12月29日原告的父亲凌长河代原告还清全部欠款，被告将所有借款合同交给了凌长河，并书写了收到210000元还款、剩余欠款50000元的《收据》交给凌长河。2020年2月18日，凌长河向被告转账50000元（即《还款情况表》记载的第51笔款项）后，被告向凌长河发送微信信息：已收到凌秀敏转账还款五万整现双方无债务拖欠发以信息为凭。庭审后，原告提交了凌长河出具的《证人证词》，凌长河确认2019年12月29日其以信用卡套现200000元转账给被告后，被告向其出具了《收据》，其以为事情已经解决就将被告交给其的那些《借款合同》撕毁，但《借款合同》上均没有约定借款利息是多少。原告提交其与被告于2019年12月26日的电话录音，其中内容有，凌秀敏：我意思是我现在借你36万元嘛？罗嘉升：是啊。凌秀敏：那每个月8分息是吧？罗嘉升：是啊是啊。凌秀敏：我现在是和你确认我借了你36万元嘛。罗嘉升：是啊，我现在是说你把36万元给回我，我给回所有单你。凌秀敏：我就是问你那现在按36%，我之前已经按每个月8分息给利息你了。罗嘉升：这个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被告表示，确认通话录音的真实性，但实际情况应当以双方约定的为准，上述通话中的8分息是包括借款的2分息及贷款手续费的6分息，其在通话中笼统地表示为8分息。根据原告《还款情况表》记载的第49、50、51笔还款情况，原告于2019年12月27日、29日、2020年2月18日共还款361575元。被告主张其在2015年5月至2017年11月期间帮助原告申请五笔贷款共385万元，双方约定原告按贷款金额的6%支付手续费，提交了凌秀敏与相关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按揭合同等资料以及2019年9月、10月期间原、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凌秀敏“想问你朋友借60万是全款到账吗？”罗嘉升“应该不会全款到账，他那边会扣除利息，还看有多少手续费；他那边收利息收6分；当月扣利息连手续费大概九成钱到手”；凌秀敏向罗嘉升发送了不动产登记查册表、房产证的图片。原告表示，其从未委托过被告帮忙办理贷款，不知被告从何处取得原告与银行签订的贷款合同、按揭合同，原告已经就信息泄露问题向银行相关部门投诉；2019年9月被告催其还款，其在微信中向被告表示需要贷款才能偿还欠款，并发送房产证等资料告知正在融资，但被告提出的利息过高，所以其没有让被告帮忙贷款。原告为本次诉讼，与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签订有《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委托该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作为其代理人参加本案诉讼，为此支付了律师费15000元。本院认为，原告凌秀敏与被告罗嘉升均确认双方在2017年2月21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发生八笔借款，于2020年2月18日对全部借款本息已经结清，本院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经修正后于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其中规定“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2020年8月20日之后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案件，借贷合同成立于2020年8月20日之前，当事人请求适用当时的司法解释计算自合同成立到2020年8月19日的利息部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于自2020年8月20日到借款返还之日的利息部分，适用起诉时本规定的利率保护标准计算。”原告于2020年9月29日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但原、被告之间的上述民间借贷合同关系成立于2020年8月20日之前，且于2020年2月18日已经履行完毕，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民间借贷纠纷应当适用被修正前的201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借款利率标准的规定。对于原、被告争议的借款本金的数额、利率标准及是否多支付利息等问题，本院通过审查双方当事人证据的证明力，依法进行分析判断。关于借款本金的数额问题：对于被告转账支付给原告的八笔款项原、被告均确认为：1、2017年2月21日10000元，2、2017年9月19日100000元，3、2017年10月17日50000元，4、2017年11月8日50000元，5、2018年4月24日150000元，6、2019年4月26日100000元，7、2019年6月21日50000元，8、2019年8月19日60000元，合计570000元。原告主张在第1至5笔款项转入账户后的当天，分别从账户中提取的现金1400元、20000元、10000元、14000元、16800元交给被告作为当笔借款的“砍头息”，即被告在借款本金中预扣了利息，该五笔借款的本金应当减除上述已经预扣的利息。原告的银行账户记录有第1至5笔借款转入账户后的当天提取现金的事实，但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将上述提取的现金交付被告，且该五笔现金的数额、比例也没有关联的规律，故本院对原告主张被告在上述五笔借款本金中预扣了利息的事实，不予确认，认定被告向原告实际出借八笔借款的本金合计为570000元。关于借款的利率标准问题：原、被告均确认曾经签订有借款合同，原告的父亲凌长河向本院表示被告于2019年12月29日将借款合同交付给其后被其撕毁。现原告主张其与被告约定借款利率为每月8%，其按该标准向被告支付了利息，被告则抗辩双方约定的借款利率为每月2%，另约定原告按被告帮助其贷款的金额分期支付6%的手续费。从原、被告均确认的《还款情况表》记载的还款金额、时间来看，原告基本在每月19日、8日、24日、21日、26日还款，还款金额多为8000元、12000元、4000元，与数笔借款从出借日满一个月按借款本金8%计算的金额基本对应，例如，第1笔还款2017年10月19日8000元、与2017年9月19日借款100000元按8%计算的金额8000元相同，第2笔2017年11月19日还款12000元、与上述借款本金100000元及2017年10月17日借款50000元之和按8%计算的金额12000元相同，直至2018年9月19日每月19日的每笔还款金额均为12000元；第3笔还款2017年12月8日4000元、与2017年11月8日借款50000元按8%计算的金额4000元金额相同，此后2018年1月8日、2月8日的还款均为4000元；第14笔2018年5月24日还款12000元、与2018年4月24日借款150000元按8%计算的金额12000元相同，直至2019年8月24日每月24日的每笔还款金额均为12000元；第36笔还款2019年5月26日8000元、与2019年4月26日借款100000元按8%计算的金额8000元金额相同，此后2019年6、7、8月的26日还款的均为8000元；第40笔还款2019年7月21日4000元、与2019年6月21日借款50000元按8%计算的金额4000元金额相同，此后2019年8月21日、9月21日的还款均为4000元；第47笔还款2019年9月19日4800元、与2019年8月19日借款60000元按8%计算的金额4800元金额相同。原告提交的其于2019年12月26日与被告的电话录音中，被告也确认原告所说的每个月8分息。原告的上述还款情况与该电话录音内容能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原告主张按月利率8%向被告支付借款利息的事实。被告仅凭持有2015年5月至2017年11月期间原告与相关银行签订的几份借款合同、按揭合同等资料复印件，不能证明原告取得的上述合同项下的贷款是在被告的帮助下取得，被告提交的2019年9月、10月期间原、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只能证明原告在此时有向被告表示帮忙贷款的需要，与原告在2015年5月至2017年11月期间的贷款并没有关联；原告向被告偿还的51笔还款，每笔还款金额也不能与被告主张的其中2%是偿还借款本金、余下6%是分期支付帮助贷款的手续费相吻合。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本院对被告上述关于借款利率的抗辩不予采纳。关于是否多支付利息的问题：201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原告主张已经按照月利率8%向被告支付了借款利息，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告可请求被告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由于原被告均不能区分和证明八笔借款本金在2020年2月18日前分别结清的具体时间，故按年利率36%计算涉案八笔借款从出借日至结清日2020年2月18日的利息，其中2017年2月21日至同年9月18日共210天以10000元为本金、2017年9月19日至同年10月16日共28天以110000元为本金、2017年10月17日至同年11月7日共22天以160000元为本金、2017年11月8日至2018年4月23日共167天以210000元为本金、2018年4月24日至2019年4月25日共367天以360000元为本金、2019年4月26日至同年6月20日共56天以460000元为本金、2019年6月21日至同年8月18日共59天以510000元为本金、2019年8月19日至2020年2月18日共183天以570000元为本金，计算利息共计336050元。原告向被告偿还的51笔款项共1024175元，其中2019年12月29日原告父亲凌长河支付的1575元是其为从信用卡套现200000元与被告另行约定支付的其他费用，不属于还款的性质，本院认定原告共向被告还款1022600元，减去上述应付利息336050元及借款本金570000元，多出的116550元应认定系原告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被告应当将该116550元返还原告。原告主张多支付的款项为548314.58元，其计算的本金金额、利率及计算方法均无依据，本院对于超过116550元的部分不予确认。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承担律师费的问题：原告为提起本次诉讼，委托律师为其代理人参加诉讼而支出律师费15000元，因原、被告没有就双方因民间借贷合同的履行发生争议引起诉讼而产生律师费的承担事项作出约定，且我国并没有实行强制律师代理制度，律师费也不是原告为主张权利必须的费用，因此，原告主张律师费，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罗嘉升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凌秀敏返还多支付的利息116550元；二、驳回原告凌秀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17元、财产保全费3337元，由原告凌秀敏负担6388元，被告罗嘉升负担166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袁洁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