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486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叶某，女，1989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威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树青，浙江盈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毅，浙江盈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某，女，1985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江**。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洁，浙江天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冯某，男，1981年2月18日出生，满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上诉人叶某因与被上诉人汪某、冯某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9）浙0212民初140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叶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内容，改判为驳回汪某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叶某与冯某之间不存在婚外不正当男女关系，且汪某既然主张叶某与冯某之间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应由其进行举证。二审中，汪某称其系通过冯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发现冯某与叶某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但对此关键证据，汪某却未举证。叶某无法证明一个不存在的事实，因此一审中只能尽量举证证明自身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合法正当的职业，没必要在明知冯某有家庭的情况下，主动与冯某交往并发展成为情人关系，更无索要财物的必要。但一审法院以“叶某是否有职业及经济能力与其是否与冯某交往及收受款项并无必然关联”而对叶某的举证不予认定错误。一审中，叶某提交了冯某与汪某的离婚协议书，拟证明冯某追求叶某时，冯某自称系“单身”状态的事实，对该份离婚协议书的真实性，冯某也是认可的。但一审法院以该份协议的来源和取得时间均无法确认而对叶某该证据不予认定。一审法院在汪某未对叶某、冯某之间是否存在婚外不正当男女关系进行举证的前提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民事主体从事法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的规定，判决叶某返还款项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冯某与叶某之间不存在赠与关系（除总金额为31518元的小额赠与之外）。汪某应对冯某与叶某之间存在赠与关系举证，现汪某并未举证，在只有冯某“自认”系赠与且叶某对款项已作合理解释的前提下，一审法院直接将款项认定系赠与错误；三、汪某与冯某之间的离婚协议可见冯某是“净身出户”，资产由汪某获得，债务由冯某负担。而汪某提起涉案诉讼，如果仍然得到支持，对于汪某而言属于“双倍赔偿”，且冯某在涉案诉讼中配合汪某，两人在离婚后仍然共同生活，冯某所作的明显偏袒汪某的陈述真实性存疑，不应被采纳。叶某认为，存在冯某与汪某恶意串通伪造赠与，设计获取叶某资产的可能性；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汪某辩称，一、冯某与叶某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汪某与冯某于2008年结婚，2019年离婚。根据银行流水记录，叶某于2018年5月18日收到第一笔520元转账，至2019年，叶某屡次收到冯某交付的具有特殊意思的转账，叶某与冯某显然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叶某提交的离婚协议书中没有民政部门的盖章，且系叶某偷拍所得，可见叶某对其与冯某之间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时，冯某并非“单身”是明知的。冯某、叶某之间的赠与关系客观存在，叶某辩称款项系其他款项并无依据。特别是叶某称部分款项系其协助冯某套现，但套现地址与冯某工作单位相距甚远，因此套现之说不符合常理。叶某称其替冯某支付消费款，但未提供相应证据。叶某称部分款项系投资分红款，但叶某对投资内容、分红细节均语焉不详，其主张缺乏依据；二、关于叶某称涉案诉讼系冯某与汪某恶意串通伪造赠与，设计获取叶某资产，汪某不予认可。汪某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在形式上、实体上、获取途径上均系合法。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冯某辩称，其与叶某于2016年加了微信，双方于2018年开始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涉案款项系逢年过节时冯某为向叶某示好而转账交付的，汪某对此不知情。后汪某通过微信聊天记录获知冯某婚外情之后，自己在家打印了离婚协议要求冯某签字，冯某安抚汪某情绪后，双方和好，冯某遂将该离婚协议随手放在车内，叶某发现该离婚协议后进行了拍照。冯某从未主动向叶某出示该离婚协议书，更没有向叶某隐瞒其有配偶的事实。 汪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冯某与叶某的赠与行为无效；二、叶某返还汪某款项774359.72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汪某与冯某于2008年5月4日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女，2019年9月2日协议离婚。2018年4、5月，冯某与叶某开始交往，期间自2018年5月至2019年8月，冯某通过微信转账支付给叶某款项共计243138元，通过支付宝转账支付给叶某10000元，通过银行卡转账支付给叶某162000元。叶某在2018年9月22日支付给冯某4000元，2019年2月4日支付给冯某1000元。冯某支付给叶某的款项中，有二十余笔系“520”、“1314”、“3344”等金额的款项。 一审法院认为：案件各方当事人的主要争议是，冯某转账支付给叶某的款项的性质及给付的效力，叶某是否应当返还相应款物。现有证据虽然不能直接证明冯某与叶某在冯某与汪某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存在不正当关系，但冯某在此期间与叶某发生大量、频繁的经济往来，冯某支付给叶某的款项中有多笔“520”、“1314”、“3344”的金额发生，这些金额的特殊含义均为一般公众所明知，而叶某多次接收这些具有特殊含义的款项，却并未拒绝，由此能够认定叶某、冯某之间的经济往来并非正常的经济往来；叶某称除了几笔金额共计31518元系赠与外，其余款项涉及借款、投资款或冯某返还其代为支付的款项，但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冯某、叶某存在借贷或投资等经济往来，叶某的陈述明显与事实不符，该院对叶某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并认定冯某给予叶某的款项构成赠与。冯某在与汪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未征得汪某同意，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叶某，严重损害了汪某的合法权益，叶某没有合法依据取得冯某赠与的款项，该赠与行为应属无效。基于冯某愿意将其支付给叶某的全部款项返还给汪某，叶某从冯某处取得款项共计415138元，扣除叶某转账给冯某的5000元，尚余410138元应当返还给汪某。关于汪某主张的购物支出，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购物支出均与叶某有关，故该院对汪某的该部分诉讼主张不予支持。关于汪某主张的消费支出，不具有赠与的性质，故该院对汪某的该部分诉讼主张亦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一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确认冯某与叶某之间的赠与行为无效；二、叶某返还汪某款项410138元，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三、驳回汪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11544元，由汪某负担4092元，叶某负担7452元；财产保全费4370元，由汪某负担1799元，叶某负担2571元。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冯某与叶某之间是否存在赠与合同关系，如是，赠与合同效力如何。本院认为，汪某起诉主张叶某返还冯某擅自赠与的款项合计774359.72元，一审法院结合当事人陈述及证据，认定其中415138元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汪某未提起上诉，视为其认可一审法院认定的金额。二审中，叶某提出汪某未对前述415138元系赠与进行举证故法院不应予以支持。本院认为，汪某已向一审法院提供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等证据证明叶某收取冯某交付的款项，完成对赠与合同关系的初步举证义务，现叶某主张上述款项性质并非赠与款，其应承担举证责任，但叶某并未列举充足反驳证据推翻汪某主张，本院对冯某、叶某之间存在赠与合同关系以及一审法院认定的赠与金额予以确认。冯某向叶某交付的款项中，存在二十余笔“520”、“1314”、“3344”等具有特殊意义的金额款项。汪某主张，叶某系因与冯某之间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而收取上述款项，叶某反驳称，其因冯某对其展开追求而收取上述款项，其不知晓冯某与汪某之间存在婚姻关系。本院认为，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叶某明知冯某与汪某尚处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却仍与冯某发展不正当男女关系，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认定合同无效不妥。冯某、汪某现虽已离婚，但冯某赠与叶某的款项仍属于冯某与汪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共有财产，冯某无权以个人名义处分夫妻共同共有的财产，其行为也未经汪某追认，故冯某与叶某之间的赠与合同无效，叶某应当返还因前述赠与合同取得的财产。现冯某认为叶某可统一向汪某进行返还于法不悖，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叶某提出的汪某与冯某之间存在恶意串通伪造赠与从而设计获取叶某资产的主张缺乏证据佐证，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叶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450元，由上诉人叶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施 晓 审判员 徐梦梦 审判员 梅亚琴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九日 书记员 谢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