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138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磊，男，1983年9月2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旭，山东舜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智信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李云花，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虹，女，系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颜良，山东元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扬帆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谢强，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霄蒙，北京市惠诚（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宗森，北京市惠诚（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磊因与山东智信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信公司）、被上诉人济南扬帆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帆酒店）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3民初106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5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0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旭、被上诉人智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虹、颜良、被上诉人扬帆酒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霄蒙、于宗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磊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3民初1066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张磊原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认定与张磊签订《劳动合同》的是智信公司而不是扬帆酒店，显属认定事实错误。张磊在一审《民事起诉状》中表述的相当明确、清楚，从2020年6月23日入职以来，扬帆酒店从未告诉过张磊其与智信公司之间存在劳务派遣关系，张磊直到2020年8月19日，扬帆酒店在七楼人力资源办公室办理离职手续时，人力资源总监陈均芳拿出《派遣员工退回办理单》让张磊填写其明确表示拒绝填写时，张磊才知道自己成了智信公司的劳务派遣员工，这种情况明显是扬帆酒店存在用工欺诈行为。因为，按常理来说应当是扬帆酒店与张磊签订《劳动合同》，而不应当是由智信公司与张磊签订《劳动合同》。一审法院虽然在法庭调查阶段，查明了该原因，然而，一审法院却对张磊所提该问题视而不见，在一审判决书中亦未作出任何处理。对此，张磊恳请贵院在二审程序中加以纠正。二、一审法院关于张磊所主张的加班问题以及证明其主张的《公证书》的效力问题均未作出任何事实认定。关于张磊一审当庭提交的《公证书》，一审法院只是在该判决书第11页内容中提到，但是对该证据一审法院采纳与否的理由并未写进判决书。公证是指国家公证机关按照公民、法人、非法人团体的申请，对法律行为或者具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制作成公证文书，以证明其真实性与合法性的一种非诉活动。相对于书证、物证、证人证言等其他证据类型，公证机构出具的《公证书》作为一种独特的证据类型，具有很强的证明效力。可以说，《公证书》生来就带有高贵的“光环”：其一、《公证书》所要证明的事实则无需其他证据再加以佐证，除非对方当事人有足够的相反证据来推翻；充分体现了《公证书》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同时也说明了公证机关严格遵循程序进行公证，《公证书》的内容能够全面、客观地反映公证活动的全部过程，完全可以确保公证事项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其二、公证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不必再经审判即可申请强制执行等。关于公证方面的相关规定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公证程序规则》，然而人民法院则主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对公证相关案件作出裁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经公证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项公证的除外。公证书本质上是一种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二条规定：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客观上，公证书对其所载明确认的事实起到一种证明的作用。然而，由于国家赋予公证机构特殊的“司法证明权”，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公权力的性质，因此，《公证书》确定的内容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如果对方当事人没有相反证据是无法推翻、无法质疑的。《公证书》是由专业的公证人员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根据事实，依据法律，凭借自身专业的水平所出具的证明文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起诉请求变更、撤销公证书或者确认公证书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并且告知其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可以向出具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公证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认为公证书有错误的，可以向出具该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明确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亦明确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物证应当提交原物。提交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2020年10月16日，本案第一次开庭审理时，扬帆酒店及其代理人虽然对张磊当庭提交的《公证书》有异议和质疑，但其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推翻《公证书》所要达到的自己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3小时以及几乎每天频繁加班，扬帆酒店、智信公司应当向其支付加班费的证明目的。因此，关于扬帆酒店对《公证书》只是提出异议而并未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推翻，恳请法庭对张磊提交《公证书》所要证明的内容依法予以采信。我国公证法律体系接受了大陆法系“实质公证”的理念，认为公证书是一种完善的证据，是“证据之王”。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公证法》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九条、第七十七条等条文的相关规定，在没有足以推翻公证书效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公证书相当于“铁证”，就同一事实存在数个证据的时候，公证书的证据力要大于一般证据；公证书本身具有公信力，能够实现质证的目的，对方当事人在没有足够、有效的相反的证据予以推翻时，公证书的效力是毋庸置疑的；张磊将《公证书》带进诉讼程序后，《公证书》所载的内容就应当被法庭信赖或者可以直接予以采信，张磊不必再为同一事实再行举证、这样一来，可加快案件的审理速度，提高司法效率；第三，从法律规定来看，2020年5月1日实行的《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已将公证事项列入免证范围，在没有特殊情况时，对于免证事项、以及对方当事人未有相反证据予以推翻《公证书》效力的情形下，对于该待证事实原告当庭无须再另行举证。2019年10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77次会议通过并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明确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己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三、一审法院关于本案争议的焦点，《承诺书》效力问题认定事实错误。2020年11月16日，本案在一审法院首次开庭审理时第，智信公司的代理人向法庭提交了一份非张磊真实意思表示，且在被威胁、胁迫情况下所抄写的《承诺书》一份。在该《承诺书》中，虽然确实有张磊本人与单位之间“双方再无纠纷”的字样。但是，在此张磊需要恳请法庭特别注意的是，该《承诺书》中第1项以及4项条款，张磊只是被迫抄写了其撤销仲裁申请，为“单位”消除影响、其与“单位”之间再无纠纷。问题是该《承诺书》中并未明确写明：是张磊与智信公司或者说张磊与扬帆酒店之间再无纠纷。因此，该《承诺书》显属主体不明确。因此，该《承诺书》中的“单位”可以理解成为泛指，而不应当被理解为“特指”。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对“泛指”一词的解释，“泛指”是指普遍的、不确定的人或事物；而“特指”则是指具体的、特定的人或事物。所以，《承诺书》中的“单位”是笼统的泛指，而并非明确、具体的特指。所以，鉴于该《承诺书》约定主体不明确、且在签订过程中又存在对张磊有威胁、恐吓、胁迫等情形，以及事后扬帆酒店的法人谢强、餐饮总监李维东、人事经理高文学三人，采用跟踪、刺探张磊的隐私、泄露张磊的现住址、私闯张磊当时在济南市天桥区某小区的住处、并通过跟踪的方式进入张磊当时的住处。扬帆酒店上述行为涉险侵犯张磊的隐私权，对此，张磊于2020年10月26日针对扬帆酒店法定代表人谢强，已向天桥区人民法院另案提起隐私权纠纷之诉，该案目前被天桥区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当时，张磊向法庭提交了该案的《受理案件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以及该案的《开庭传票》。当时谢强、李维东、高文学三人肆无忌惮的闯入张磊当时的住处，再次出现对张磊进行威胁、恐吓、胁迫等违法情形(对此张磊有天桥去区黄台派出所的接处警登记表、以及该所出具的证明为证)。因此，鉴于上述原因，该《承诺书》也应当被贵院判令为无效或者对该《承诺书》的所有条款不予认可、不予采信。该《承诺书》中并未出现智信公司以及扬帆酒店，只是说本人与“单位”如何如何。所以，对于该《承诺书》不论是首次庭审时还是二次开庭审理，张磊对该《承诺书》始终有异议，对该《承诺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亦不予认可。张磊及代理人一致认为，该《承诺书》中出现的“双方再无纠纷”应当被限定在《承诺书》约定的范围之内。除非张磊在《承诺书》中明确写明自己自愿放弃向智信公司、扬帆酒店索取工资差额、法定节假日期间加班费、工作日期间加班费以及休息日期间加班等费用的明确条款。否则，对《承诺书》中未明确、具体约定或者未明确具体涵盖到的条款，张磊作为劳动者，仍然可以通过本次诉讼，继续向智信公司、扬帆酒店追偿工资差额以及加班工资。在《承诺书》第3项中，虽然有本人要求自愿放弃单位为其缴纳社保的条款，但是此类约定并非出自张磊的本意，并非张磊的真实意思表示。即使有此约定，该条款也应当是无效的。根据我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以及《社会保险法》等法律的规定，劳动者与单位签订“自愿放弃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条款因违反我国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应被认定为无效。《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为其职工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该法第六十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行申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非因不可抗力等法定事由不得缓缴、减免。职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用人单位应当按月将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明细情况告知本人。同时，《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缴费单位、缴费个人，是指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的规定，应当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单位和个人；第七条规定，缴费单位必须向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参加社会保险；第十二条规定，缴费单位和缴费个人应当以货币形式全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缴纳个人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由所在单位从其工资中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不得减免。上述法律规定，明确了社会保险费由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承担的原则。故，缴纳社会保险费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对单位具有强制性，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借口予以排除、不得拒绝向劳动者履行该项法定义务。退一万步来讲，即使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了“自愿放弃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条款，但是由于这种条款严重违反了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理所应当的也应当被认定为无效。通过以上叙述，张磊由此得出结论：首先，该《承诺书》主体不明确。整篇《承诺书》中，从头到尾并未出现智信公司、扬帆酒店的单位名称，显属主体不明确。其次，该《承诺书》显属一方提供底稿后、强迫另一方按其意图抄写的格式化条款。非但如此，该《承诺书》中还存在限制张磊申请劳动仲裁，同时剥夺其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此类协议，从形式上看属于霸王条款。不论是向劳动部门申请劳动仲裁、还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都是国家宪法和法律赋予张磊作为公民的一项最基本的民主政治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加以干涉、剥夺和限制。因此，单从这一点来看，该《承诺书》就应被贵院认定无效。此外《承诺书》中还有如果违约，将要返还单位一万元作为赔偿。此类协议明显属于加重张磊作为劳动者的义务、减轻智信公司、扬帆酒店作为用人(或用工)单位的权利。此等协议，对于张磊来说明显属于显失公平的情形。再者，该《承诺书》还存在威胁、恐吓、胁迫等违法情形。对此，本案在一审法院首次庭审时张磊已当庭提交济南市天桥区黄台派出所制作的《接处警登记表》以及出具的《证明》。综上所述，该《承诺书》出现各种违法情形和不合理因素。其中任何一项情形，都足以导致该《承诺书》无效。如果，此类存在严重违法情形的《承诺书》，还不被贵院判令无效的话，那岂不是等于变相支持或纵容作为用人单位的智信公司、扬帆洒店，公然侵害作为劳动者的张磊的合法权益吗。张磊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到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案例(2018)京01民终1052号一案中，该案《民事判决书》中判词内容大致如下：虽然原告与被告协议约定再无任何纠纷和争议，但是查明被告确实还存在欠付原告工资差额、欠付原告加班工资、以及其他费用的，对原告的主张依法予以支持。该《民事判决书》的全文，张磊已打印现向法庭予以提供，特此恳请法庭裁判本案时予以参照。综上所述，张磊恳请二审依法判令该《承诺书》无效，并且依法支持张磊要求智信公司、扬帆洒店向其支付工资差额；支付2020年端午假期期间张磊工作的加班工资；支付张磊工作日期间每天平均工作13小时的加班工资(对此，张磊有公证书为证)；支付休息日张磊工作的加班工资的诉讼请求。四、关于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书中漏写证据的问题。本案在经一审法院两次开庭审理后，当时张磊向一审法庭提交了十九项证据，均经庭审和对方当事人质证并附卷佐证，但市中法院一审判决书中证据罗列时却只将张磊提交的八项写进了判决书，其他十一项证据却漏写，对该问题张磊在此恳请二审法院在二审程序中予以纠正。2019年10月14日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第九十七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因此，一审法院应当在一审判决书中对各方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详尽罗列、并且写明各方对证据的质证意见、以及阐明法院证据采纳与否的理由。民事裁判文书是指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为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争议，就案件的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依法制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在民事判决书中，诉讼证据展示部分是事实论证的过程，法律事实叙述部分是事实论证的结果；法律依据引用部分是裁判说理的前提，判决理由阐明部分是裁判说理的过程，判决主文表达部分是裁判说理的结果。因此，民事判决书是衡量人民法院民事审判质量高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篇优秀的民事判决书不仅需要承办法官坚持依法办案的原则，达到正确解决民事权益争议的效果，而且要条理清晰地进行事实认定和裁判说理，方能让当事人和社会大众信服。裁判说理部分是民事判决的核心和灵魂。所以，民事判决书为使当事人服判息诉，就应当具备很强的说理性。说理最主要的方法就是以证据为基础，通过罗列证据、分析证据、采纳某些证据继而认定案件事实。此外，判决主文是判决书论证说理的最后归宿，是对诉讼请求的最终回应。一份优秀的判决书，不仅应辩法析理、处断是非、还应逻辑论证严密，结构条理清晰，论证推理充分；而且还应起到规范行业行为的作用。古往今来，公正是人类的永恒追求和司法的永恒主题。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我国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与权威，为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努力，是新时期人民法院的神圣而光荣的职责。司法公正应该是程序公正、实体公正、形象公正的有机统一，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裁判文书是人民法院通过依法审判，彰显司法公正、弘扬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载体，也是法官法律思维和司法智慧的结晶。裁判文书的制作过程，是法官将其司法经验和理性思考，通过特定载体完整记录下来的过程，凝聚了法官在整个办案过程中的创造性劳动。因此，制作出一份文笔顺畅、事实清楚、说理充分、精准适用法律、判决公正的裁判文书展示在公众面前，这是每一位法官的职责所在。裁判文书是依据法定的诉讼活动而产生的法律文书，因此其制作必须合乎法律规定，必须按照不同的文种、要求和时限来制作，裁判文书的制作不具有随意性。因裁判文书是一种法律文书所以每一类裁判文书的制作都必须要有法律依据，这是裁判文书存在的前提。同时，裁判文书又是十分庄重严肃的法律文书，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上，要求极为严格。裁判文书也是适用法律的公文，它所反映出的内容是审判机关的执法活动。因此，裁判文书既要反映对案件的实体问题的处理决定，也要反映对案件处理的程序决定。裁判文书应被视为人民法院的“产品”。此“产品”是指经过法官精心加工、制作，用于向当事人、向社会大众展示的产品。法律文书是法官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的法律回答，是当事人诉讼目的的书面结论，亦是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判断的书面确认。因此，作为人民法院“产品”的民事判决书，应当坚决杜绝承办法官遗漏当事人证据的情况发生。民事判决是人民法院阐释法律、宣传法治最直接的窗口。一份优秀的民事判决书就是一篇非常好的法治宣传材料，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社会功能和作用，一篇好的民事判决书就如同法官站在大众面前，教育公民遵守宪法和法律，规范和引导社会公众的行为。同时裁判文书也是法院的产品，是向社会公众展示法官形象的载体，是进行法制教育的生动教材”。裁判文书最精采的莫过于理由部分，最能体现一名法官的职业水平。一篇优秀的民事判决书行达到简明扼要，论述严谨、说理透彻，语言流畅、文字通顺，做到“辩法析理，输赢皆明”。综上，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为了正确适用法律、坚持法律的正义、捍卫法律的尊严让冤屈得以倾诉，让正义得到伸张；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条、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条、第九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百六十五条、第一百六十六条之规定，依法向贵院提起上诉，恳请贵院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充分考虑、并支持张磊的全部上诉请求，为民司法、公正司法、严格司法，对本案依法作出公正合理的判决。智信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张磊与智信公司的劳动争议已经协商处置完毕，有张磊手写的承诺书为证，智信公司已经全面履行了承诺书的各项约定，张磊本案的起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扬帆酒店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张磊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张磊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1.张磊与扬帆酒店不存在劳动关系；2.张磊不存在加班的事实；3.张磊出具了承诺书，该承诺书是本人自愿签署的，且承诺书的相关内容已经履行完毕。从承诺书签署的时间、情形以及履行情况可以非常明确该承诺书的主体，张磊主张承诺书主体不明确没有依据，双方纠纷已经处理完毕，张磊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张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磊与智信公司自2020年6月23日起至2020年8月18日止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扬帆酒店支付张磊2020年6月23日至2020年7月25日期间工资差额622元、2020年7月26日至2020年8月18日期间工资差额524元；3.判令扬帆酒店支付张磊2020年端午节三天法定节假日加班费933元；4.判令扬帆酒店支付张磊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2900元；5.判令扬帆酒店支付张磊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工作日加班工资3500元；6.判令扬帆酒店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1450元（以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为由提出离职的、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7.判决张磊在智信公司、扬帆酒店威胁、恐吓、胁迫等情况下抄写的《承诺书》无效；8.本案诉讼费用由智信公司、扬帆酒店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智信公司、扬帆酒店之间订立有劳务派遣协议，约定智信公司接受扬帆酒店委托，根据扬帆酒店的岗位需求为其提供符合条件的派遣员工，协议有效期自2019年2月1日起至2022年1月31日止。2020年6月23日，张磊与智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自2020年6月23日起至2021年6月22日止，试用期自2020年6月23日起至2020年7月22日。2020年8月17日，智信公司向张磊转账支付工资3178.85元。张磊在扬帆酒店工作至2020年8月18日。2020年8月27日，张磊书写承诺一份，载明：“本人于2020年8月20日申请辞职，于8月21日去历下仲裁及劳动监察大队申请仲裁，现经与单位协商已解决。本人承诺：一、撤销一切仲裁申请为单位挽回影响。二、单位给予结清离职工资（8月份工资：2676元整），以个人收到招商银行卡工资金额为准（限今日支付）。三、本人自愿要求放弃缴纳社保，2020年7月份、8月份单位应该缴纳部分给本人（以社保办核算金额为准）（限今日支付）。四、本人与单位不存在任何劳动及经济纠纷。若再发生各类仲裁及诉讼，本人愿以10000元（壹万）做赔偿金赔偿给单位。承诺人：张磊2020年8月27日。”同日，智信公司向张磊转账支付2020年8月份工资2676元，张磊出具收条一张。同日，高文学通过微信向张磊转账457.66元，附言为“智信公司支付2020年7-8月份张磊社保”。2020年8月31日，张磊向济南市市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申诉，要求确认与智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主张工资差额、端午节三天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工作日加班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经济补偿金，该委经审理作出济市中劳人仲不[2020]第832号仲裁决定书，决定：“对张磊的仲裁申请，本委不予受理”。张磊不服该决定，在法定期限内诉至一审法院。另查明，智信公司为张磊补缴了2020年7月、8月的社会保险。再查明，2020年10月14日，济南市公安局天桥区分局黄台派出所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兹证明：报警人：张磊，于2020年8月27日21时30分许报警，我黄台派出所民警出警，经调查，报警人张磊所提到的其暂住处济南市，三名男子自称系济南扬帆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特此证明”。案件审理期间，经张磊申请，一审法院自济南市公安局天桥区分局黄台派出所调取《接处警登记表（正面）》、《接处警登记表（背面）》，其中显示：报警人为张磊，处警结果为已电话联系谢强，并对谢强提出口头警告，谢强表示双方纠纷通过仲裁解决，保证不再私下到张磊住处找张磊。庭审中，张磊陈述其于2020年6月23日入职并开始上班，工作期间存在加班情况，其于2020年7月28日书写辞职报告，以未缴纳社保、医保等费用为由提出离职，并向部门主管、总监汇报，由部门主管转交人力资源部门，其工作至2020年8月18日，于2020年8月19日离职。为证明其主张，张磊提交如下证据：1.工装、工牌、扬帆酒店规章制度、起菜通知单、物料用品领用审批单、职位申请表、辞职报告、离职单、8月份钉钉考勤（以上均为照片打印件）、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欲证明张磊于2020年6月23日入职并开始上班，于2020年7月28日书写辞职报告，提出离职的原因为未缴纳社保等，其中离职单载明张磊入职时间为2020年6月23日，离职时间为2020年8月19日。2.公证书、2020年6月考勤表照片打印件，欲证明张磊的入职时间、出勤情况、加班情况。3.承诺书底稿，张磊称其是在受到扬帆酒店三名工作人员谢强、李维东、高文学的威胁、胁迫的情况下，根据扬帆酒店提供的底稿于2020年8月27日下午抄写了承诺书，并称该三人又于2020年8月27日晚21时左右携带该承诺书前往其住处对其进行言语威胁。4.（2020）鲁0105民初6387号受理案件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欲证明张磊以隐私权纠纷为由起诉谢强，该案已由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对张磊提交的上述证据，智信公司认为：1.对工装、工牌、扬帆酒店规章制度、起菜通知单、物料用品领用审批单、职位申请表、辞职报告、离职单、8月份钉钉考勤、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张磊的实际用工情况，智信公司并不掌握，张磊系向扬帆酒店提出辞职，并未直接向智信公司提出，相关情况以扬帆酒店的陈述为准。2.对公证书真实性无异议，对2020年6月考勤表照片打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张磊的实际用工情况，智信公司并不掌握，相关情况以扬帆酒店的陈述为准。3.对承诺书底稿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4.对（2020）鲁0105民初6387号受理案件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的认定没有关系。扬帆酒店认为：1.对工装、工牌、扬帆酒店规章制度、起菜通知单、物料用品领用审批单、职位申请表、辞职报告、离职单、8月份钉钉考勤、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的真实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张磊实际工作时间自2020年6月23日起计算，扬帆酒店称并未收到张磊的该辞职报告，张磊提交的离职单上也没有部门负责人签字或单位公章。2.对公证书、2020年6月考勤表照片打印件真实性有异议，应以单位的考勤表为准，该公证书显示的考勤时间也是从2020年7月1日开始的。3.对承诺书底稿真实性不清楚，应以张磊本人签字认可的承诺为准。4.对（2020）鲁0105民初6387号受理案件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真实性无异议，该案件是张磊与案外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与本案无关。庭审中，扬帆酒店陈述张磊于2020年6月23日试工，于2020年7月1日入职，后因其自身不适应单位规章制度和管理模式辞职。为证明其主张，扬帆酒店提交如下证据：1.入职单、考勤表、辞职申请表、辞职信、离职单，欲证明张磊入职时间为2020年7月1日，后因其自身不适应单位规章制度辞职。其中离职单显示的入职日期为2020年6月23日、离职日期为2020年8月19日。2.员工培训确认单、扬帆酒店考勤管理规定、扬帆美得乐大酒店美乐餐厅部上下班时间/考勤检查时间表，欲证明张磊入职时扬帆酒店对其进行了岗前培训，告知其考勤管理规定，根据规定每天应打卡四次，但张磊提交的公证书均显示每日打卡两次，因其中间两次未打卡导致总时长超过8小时，但并不能以此认定超过时间为张磊的加班时间，因传菜员工作性质特殊，除中午及晚上饭点时间有客人就餐，其他时间并无客人就餐，也就无需上班，且加班应由员工向负责人提出书面加班申请，并经部门负责人签字同意方可加班。其中员工培训确认单记载的入职时间为2020年6月23日下午。3.对话录音，欲证明张磊是主动辞职，并非单位劝离，且其本人承认在工作期间存在偷拿酒店物品等严重违反公司纪律的情形。对扬帆酒店提交的上述证据，张磊认为：1.入职单中员工声明处确认人的签名和手印确实是其本人的，其余内容都不是其填写的，且其签字时该入职单为空白，对入职单真实性不认可；对考勤表真实性不认可；对辞职申请表、辞职信真实性认可，但辞职申请表中部门负责人意见一栏系扬帆酒店在其离职后私自填写的，对该栏中的内容不认可；对离职单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工作交接一栏和物品交接一栏中出现的√号有异议，对负责人名称有异议，张磊称其填写时没有上述内容。2.员工培训确认单中落款处的签名及手印确系其本人的，但其称当时扬帆酒店的人力资源总监是用A4纸遮盖住内容让其签的，对该员工培训确认单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扬帆酒店考勤管理规定真实性无法核实，其在职期间没有见过；对扬帆美得乐大酒店美乐餐厅部上下班时间/考勤检查时间表真实性无法核实，且当时扬帆酒店餐饮总监李维东及人力资源总监陈均芳都告知其每天打卡两次，从未告知其每天打卡四次。3.对录音真实性无法核实，对证据来源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录音是李维东在与其谈话时偷录的，取得方式不合法，有侵犯其隐私的嫌疑，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智信公司对扬帆酒店提交的上述证据均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劳动关系。张磊与智信公司订立有书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2020年6月23日起至2021年6月22日止，智信公司将张磊派遣至扬帆酒店工作，其工资由智信公司发放，社会保险由智信公司缴纳，故应认定张磊与智信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根据劳动合同、离职单、员工培训确认单等相关证据，一审法院对张磊所述入职时间为2020年6月23日予以采信，张磊、智信公司、扬帆酒店均认可张磊工作至2020年8月18日，故对于张磊要求确认其与智信公司自2020年6月23日至2020年8月1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张磊出具的承诺书。张磊主张该承诺书系其在扬帆酒店工作人员的威胁、胁迫下出具应为无效，提交承诺书底稿、济南市公安局天桥区分局黄台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为证，并申请一审法院自黄台派出所调取了接处警登记表。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庭审中，张磊自述该承诺书的书写时间为2020年8月27日下午，且其已于当日收到了该承诺书载明的相关费用，而根据黄台派出所的证明、接处警登记表，张磊报警的时间为2020年8月27日晚上，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张磊系在受到威胁、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该承诺书，故对张磊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该承诺书应系张磊的真实意思表示。对于该承诺书中除第三条载明的“本人自愿要求放弃缴纳社保，2020年7月份、8月份单位应该交纳部分给本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社会保险基金按照保险类型确定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第六十条“用人单位应当自行申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规定，依法参加社会保险、为劳动者办理社保登记手续系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用人单位必须严格依照相关规定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相关手续并缴纳相应的保险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对社会保险的参加和社会保险费的缴纳并无选择或协商的余地，不能自行以金钱给付或其他形式取代该法定义务，故承诺书第三条中该部分内容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归于无效。对于该承诺书中第四条载明的“若再发生各类仲裁及诉讼，本人愿以10000元做赔偿金赔偿给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五条“除本法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情形外，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及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的规定，承诺书第四条中该部分内容因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归于无效。但上述部分内容无效不影响承诺书其余内容的效力。综上，张磊出具该承诺书的时间为2020年8月27日，系在其离职之后，张磊出具承诺载明其与单位不存在任何劳动及经济纠纷，其该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现张磊再行主张工资差额、加班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经济补偿金，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张磊要求确认承诺书无效的诉讼请求，未经仲裁前置程序，本案不予处理。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原告张磊与被告山东智信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自2020年6月23日至2020年8月1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原告张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被告山东智信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张磊提交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5民初6387号民事判决书一份，并称该案为张磊与扬帆酒店法定代表人谢强之间隐私权纠纷一案。以证明扬帆酒店的法定代表人谢强以及另外两名员工李维东、高文学三人于2020年8月27日晚闯入张磊的现住处，对张磊进行人身攻击以及威胁、恐吓、胁迫的情形。并且针对承诺书的相关问题对张磊进行寻衅滋事，当时张磊选择报警，并且事后向天桥区人民法院起诉的事实。智信公司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判决书的第4页本院认为部分，法院明确认定张磊一方并没有证据证明作为被告的扬帆酒店的相关人员有侵犯其隐私的行为，刚才张磊所称的各种情形，只是其单方的主张，并没有相关的证据予以证实。扬帆酒店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从该份判决书的事实认定来看，判决书对张磊所陈述的内容并未进行认定，且张磊并未有证据予以证明。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认为，张磊提交的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5民初6387号民事判决书可以证明张磊在扬帆酒店的法定代表人谢强以及另外两名员工李维东、高文学三人至其住处后其进行报警以及张磊向天桥区人民法院起诉的事实，该判决书并未认定上述三人对张磊进行人身攻击以及威胁、恐吓、胁迫或针对承诺书的相关问题对张磊进行寻衅滋事。故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张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审理中，张磊明确上诉状中所称一审判决中未体现其提交的证据有两份，分别为：其向济南市历下区劳动监察大队提交的《投诉书》及《案件证据材料清单》、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民初48836号民事判决书。经查，一审卷宗载明，张磊提交《投诉书》及《案件证据材料清单》，以证明张磊离职后，因扬帆酒店存在各种违法用工行为，张磊在申请劳动仲裁以及向法院提起诉讼之前，选择先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的事实以及扬帆酒店未与张磊签订劳动合同，未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事实；张磊提交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民初48836号民事判决书以证明该案发生时间早于本案，与本案有相似之处，希望法院在裁判本案时，能进行借鉴或者参照。经质证，智信公司对《投诉书》及《案件证据材料清单》的真实性无异议，并称张磊投诉后，智信公司、扬帆酒店与张磊进行了协商并就其离职事项达成一致，张磊也出具了承诺书，智信公司已经按照协商的意见履行完毕，双方已经不存在任何争议；对（2017）京010民初48836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扬帆酒店对《投诉书》及《案件证据材料清单》的质证意见同智信公司的质证意见；对（2017）京010民初48836号民事判决书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无法核实，即便真实，我们国家并不是判例国家，裁判依据的是法律法规及案件的事实和相关证据，并不是依据判例。经审理，本院认定，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张磊提交的《案件证据材料清单》显示时间为2020年8月19日，《投诉书》请求事项为：１.要求责令单位尽快向投诉人提供《劳动合同》文本原件；2.要求责令单位尽期尽快向投诉人支付2020年7月26日至2020年8月18日劳动关系存续期24天的工资共计2676元，按月工资2900/26×24天计算（本人于2020年8月20日追加请求）。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6号）第三十五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张磊在2020年8月19日离职当日即向历下区劳动监察部门针对工资及书面劳动合同交付问题进行投诉，2020年8月27日，张磊出具了涉案承诺书，根据张磊的陈述，该承诺书系其在智信公司书写，当时在场人员有扬帆酒店的法定代表人谢强、人事部门负责人高文学以及智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云花。智信公司、扬帆酒店之间系劳务派遣关系，张磊与智信公司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结合承诺书签订后智信公司与高文学分别向张磊支付承诺书中款项的事实，可以认定承诺书系张磊向智信公司、扬帆酒店共同出具，承诺书中的“单位”应系智信公司、扬帆酒店，张磊主张承诺书中“单位”主体不明确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现有证据不能证实该承诺书系受欺诈、胁迫签订，故承诺书中除第三条及第四条中“若再发生各类仲裁及诉讼，本人愿以10000元做赔偿金赔偿给单位”的内容违反法律规定应为无效外，其他内容对双方均有约束力。智信公司、扬帆酒店在承诺书签订当日已经履行了承诺书约定的付款义务，根据承诺书载明的内容，张磊与单位不存在任何劳动及经济纠纷，且智信公司为张磊补缴了社会保险，张磊提交的公证书仅体现上、下班打卡时间，张磊自述在上述两次打卡记录之间，还有一段休息时间，该休息时间不需要重新打卡，由此，张磊提交的公证书不能证实其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其因此主张存在加班事实，证据不足。综合以上情况，张磊以扬帆酒店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未支付加班工资等为由要求扬帆酒店支付工资差额、加班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及经济补偿金，一审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张磊要求确认承诺书无效的诉讼请求，未经仲裁前置程序，一审不予处理正确。综上所述，张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张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何菊红二〇二一年一月五日书记员  马 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