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2民终53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畅行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3MA1MD7JU58，住所地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奥体中心体育场**。法定代表人：朱涛，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凡，北京市高朋（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巍珂-庆余广告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77395552X0，住所地南，住所地南京市秦淮区中山东路****v>法定代表人：唐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梅，上海汇臻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苏畅行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畅行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巍珂-庆余广告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以下简称巍珂-庆余公司）广告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2020）苏0206民初14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畅行线公司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2020)苏0206民初140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巍珂-庆余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巍珂-庆余公司承担诉讼费。事实与理由：1.畅行线公司提交了关于巍珂-庆余公司更新广告招商画面的相关证据，证明案涉广告设施已由巍珂-庆余公司接管。根据高速公路广告发布的普遍习惯做法，广告发布结束后将画面移除即可，无需专门办理书面交接手续。畅行线公司提交的陈乐平与翟春建在2020年3月11日的微信对话显示：2020年4月4日13时许，巍珂-庆余公司工作人员翟春建要求畅行线公司工作人员陈乐平将拆除的废弃广告画面尽快清理干净、不得遗留垃圾。由此可见，巍珂-庆余公司此时已知晓畅行线公司拆除了广告画面，无须再行通知。畅行线公司以函件告知了解除合同，巍珂-庆余公司自行更新了广告招商画面，应当认定双方就涉案广告设施已交接完毕。2.即使本案证据不足以认定双方就合同解除达成了一致意见，但鉴于畅行线公司始终要求解除合同，并以实际行动拆除了案涉广告画面，巍珂-庆余公司更新了招商画面，系以实际行动控制了案涉广告设施，也符合法定解除的条件。如果法院将提前支付全部合同价款作为承担责任的一种方式，则应当对合同的可履行性进行审查，对于合同周期内无法实际使用时间段对应的价款应予核减。在畅行线公司已交还广告设施的情况下，一审判令畅行线公司继续全额支付合同价款，属适用法律不当。巍珂-庆余公司二审辩称：1.本案在一审中主张的是违约之诉，并非是解除合同之诉，这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畅行线公司违约后于2020年3月以行情不好为由要求解除合同，但其在本案中没有提起反诉要求解除合同，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其上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并且畅行线公司违约在先，无论合同是否解除，其均应当承担违约责任。2.畅行线公司认为广告牌已经接管，该事实不能成立。根据双方合同的约定，如畅行线公司违约，巍珂-庆余公司有权拆除为畅行线公司发布的广告并且以其他方的广告来替换。本案中，畅行线公司在一审自认是其自行拆下广告，之后自然就露出了原来的底板，上面有巍珂-庆余公司联系电话，并不能证明已经由巍珂-庆余公司接管与同意解除。畅行线公司租用广告牌后，发布什么广告或者不发布广告，这是其权利，由其自己决定。3.如果畅行线公司在合同到期之前按照合同履行义务，合同是可以继续履行的，可以重新为其发布广告。综上，一审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巍珂-庆余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畅行线公司立即支付广告服务费人民币332945元；2.畅行线公司支付利息（以332945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12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以182055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12日起至2020年4月24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畅行线公司支付魏珂-庆余公司因本案支付的律师费损失40000元；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畅行线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一、案涉合同的签订情况2018年12月20日，魏珂-庆余公司与畅行线公司签订《广告发布合同》，约定其提供沪宁高速无锡段（WX0608-1/2）、丹阳段(ZJ8123-1/2,ZJ8124-1/2,ZJ8125-1/2)、句容段（ZJ8302-1/2,ZJ8303-1/2）共6面户外广告发布版面供客户畅行线公司发布广告，双方约定服务费为860000元，其中无锡段、丹阳段广告发布日期为2019年3月25日至2021年3月24日，赠送句容段至常州段之间的广告牌一座三个月的发布时间，同时该合同第五条“违约责任”载明：广告客户未能按期支付任何本合同约定的应付金额的行为构成违约，违约发生后，其有权要求客户提前支付本合同项下的全部金额，并可在书面通知客户的三个工作日后移去已发布的广告信息，直到广告客户改正了违约行为并支付重制广告版面的费用方可恢复发布，魏珂-庆余公司因非广告客户以及不可抗力因素未能按合同约定日期发布广告画面的行为构成违约，延误发布的时间在合同顺延发布结束后应加以补足；第十一条关于争议解决条款约定：双方发生争议诉至法院，由败诉方承担律师费以及其他相关费用。合同落款处分别由魏珂-庆余公司总经理或销售经理及翟春建、畅行线公司陈乐平签字、公司加盖公章予以确认。后双方达成补充协议，载明：因丹阳段ZJ8123广告牌树木遮挡，影响广告发布效果，双方补充协议如下：一是原协议中ZJ8123广告牌于2019年3月25日终止，合同总金额变更为730000元；付款方式为2018年12月25日之前支付32500元（已支付），2019年3月24日之前支付107500元，同年6月24日之前支付75000元，2019年9月24日、12月24日之前分别支付912500元，2020年3月24日、6月24日、9月24日之前分别支付91250元，2020年12月24日之前支付58750元。同时约定原协议约定的其他条款不变。对于《广告发布合同》，畅行线公司认为该合同首部的标识系魏珂-庆余公司，且魏珂-庆余公司的客户不止一家，该合同系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合同，第五条关于违约责任的内容系排除了其作为相对方的权利，该条款无效，且对其延期付款的行为，魏珂-庆余公司已默许；魏珂-庆余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认为案涉合同及补充协议系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且双方之前就存在合作，合同中关于违约责任的条款约定明确，不存在歧义，对于畅行线公司延期付款的行为其多次催讨，从未默许。畅行线公司称双方之前有过类似的合同。二、合同的履行情况合同签订后，畅行线公司已支付前三期的费用，2020年4月21日，魏珂-庆余公司因畅行线公司未依约定支付2019年9月24日及同年12月24日的款项构成违约而诉至法院，要求畅行线公司按照合同第五条“违约责任”的约定支付广告费515000元以及该款自2020年3月12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以及律师费40000元。审理中，畅行线公司于2020年4月24日支付款项182055元，故魏珂-庆余公司变更诉讼请求，要求畅行线公司支付广告服务费人民币332945元，并支付利息（以332945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12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以182055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12日起至2020年4月24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以及律师费40000元。一审中，畅行线公司称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魏珂-庆余公司已默许其迟延付款行为，且双方已协商一致解除合同，费用结算至2020年3月24日，互相不追究责任，现其已付清相关款项而魏珂-庆余公司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为证明以上事实，畅行线公司申请公司工作人员孙燕、陈乐平出庭作证。孙燕称其是公司的副总裁，在与魏珂-庆余合作过程中，曾跟翟春建沟通过，希望在2020年3月24日终止合同，并在3月24日之前支付剩余的180000元，魏珂-庆余公司在3月中旬的时候要求其在3月24日之前付清款项，但其要求分两期付清，对方未同意，后来其也同意在3月24日之前一次性付清款项，并在3月23日向对方发函，但是对方又不同意了；陈乐平称其是畅行线公司的采购部经理，2020年3月2日其与翟春建就终止合同的时间、付款时间以及金额通过微信进行了多次沟通，3月11日翟春建称公司同意合同在3月24日终止，应付的款项182055元要在该日前付清，后双方针对付款时间再次进行沟通，其公司在3月20日同意了该付款时间，但翟春建称公司又不同意在3月24日终止合同了，其后要求对方开具发票，双方签订解除协议，其在3月24日付款，但是对方未明确回复。对此，魏珂-庆余公司认为两位证人均系畅行线公司工作人员，与畅行线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且证人证言证明双方就解除合同以及付款事宜一直在沟通中。案涉广告发布合同的业务负责人即魏珂-庆余公司翟春建与畅行线公司陈乐平的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3月2日，陈乐平称“翟总，和您商量个事，因为现在行情不好，你们的位置我们一直没有客户，现在公司需要中止所有的位置”，翟春建回复“我明天看下合同再说吧”，3月4日，翟春建向陈乐平发送了一个名为“畅行线催款函”的文档，并陈述“公司让我转发函告给你们”，陈称“现在在谈终止，终止之后，我们再算要付的款”，翟春建回复“老板让我发函，如果3月13日前不付款，就让法务来处理”；同年3月6日，翟春建称“公司原则上同意3月24日终止，但付款日必须要求3月13日前”，并称“我算了下，还差9月应付的91250元和12月应付的91250元，一共差182500元”，后陈乐平就以上应付款项发送了一个表格，翟春建问“你们是按天数算的啊”，陈乐平回复：是的；后翟春建询问陈乐平公司对合同终止及付款时间的回复，3月10日陈乐平称“没通过”，3月11日，翟春建称：你们这边如果还是没有回复，那我上午就跟上海正式汇报了，公司同意你们终止，3月24日公司已经是最大让步了，实在不行，那我们只能起诉，如果起诉，我们就不同意终止了”，陈春建回复“这个事情，我们也在内部沟通”，3月12日陈乐平称“关于付款时间的问题，刚汇报不能写在协议上，我们会尽快安排付款，有可能没有那么快付，但肯定会付”，翟春建称“你们又要终止，付款日又没有日期约束，你觉得会有公司同意吗”，陈乐平回复“但我们没有办法保证那个时间点能付出来”，翟称“我觉得这个时候就让公司来处理吧”，陈乐平发送了一个书面文档，并问“那来这么多的钱啊”，3月13日，陈乐平称“3.24号之前付9万，剩下的款4.15支付，你们尽快回复我”，翟春建回复“终止日之前不付清款，公司不会同意的”，3月17日，陈乐平又向翟春建发送了一个名为“魏珂终止协议”的文档，并称“终止协议发你了”，翟回复“合同这样签，公司不同意，最终意见我跟孙总（孙燕）讲了，款项24日之前要付清，不然公司就不同意终止了，陈乐平称“你把函告发给公司看嘛”，3月20日翟春建称“老板说他把这个事情已经交给法务了，他不想谈了”，陈乐平问“什么情况啊，按你的意思来了现在你们又有什么想法啊，翟春建回复“老板说就按照上次律师发函的内容来”，陈乐平称“那你们之间的沟通是有问题的，你们不是说24号之前付清就可以的嘛”，后陈乐平在3月20日又发送一个名为“致魏珂-庆余函告”，并称“函告发你看下，你尽快回复，我们明天就可以打款”，后翟春建回复：公司回复催款通知书的内容明确，尽快付款。聊天记录中，2020年3月4日翟春建向陈乐平发送的“畅行线催款函”载明：依合同约定，贵司（畅行线公司）应分别于2019年9月24日、12月24日支付我司（魏珂-庆余）广告款91250元，经多次催要，贵司未按约付清上述款项，现要求贵司于2020年3月13日支付以上款项。3月12日陈乐平在微信中发送了一张函并询问“哪来这么多钱”系针对以下函，该函(落款时间为2020年3月13日，标题为“催款通知书”)载明：双方签订《广告发布合同》以及《补充协议》后，贵司（畅行线公司）支付了前3期的费用，第4、5期应分别于2019年9月24日、12月24日各支付91250元，多次催讨贵司仍未支付，根据合同第五条违约责任的内容，贵司已连续2期逾期支付款项，构成违约，给我司造成损失，我司有权要求贵司于收到本通知之日起7日内提前支付合同项下的全部金额合计515000元。陈乐平于3月20日发送的“致魏珂-庆余函”（函标题为“关于终止合同沟通函”）载明：因受疫情防控中限行、劝返以及居家隔离等政策的影响，对其造成巨大影响，迫于无奈，不得不向贵司（魏珂-庆余公司）提出终止合同的举措，双方经多次并达成一致，提前终止合同，终止时间截止到2020年3月24日，我司将在3月24日前结清剩余应付广告发布费18.2055万元。关于3月23日翟春建称的“催款通知书的内容明确，尽快付款”系指魏珂-庆余公司已发送的落款时间为2020年3月13日，标题为“催款通知书”的函。针对该“催款通知书”，畅行线公司向魏珂-庆余公司发送“关于催款沟通函”，内容与陈乐平于3月20日通过微信发送的“致魏珂-庆余函”基本一致。对此，魏珂-庆余公司回函：贵司（畅行线公司）自第4期起开始拖欠服务费，我司多次催讨，贵司一直未付款，已构成违约，现第6期2020年3月24日前支付91250元已到期，贵司却已（以）疫情为由要求终止合同，我司认为该理由不符合法定以及约定的单方终止合同的条件，系贵司单方意愿，我司从未同意；对贵司以终止合同作为支付第4、5期拖欠的服务费的条件，我司不同意，对于贵司拖欠的服务费应支付但未支付给我方造成的经济损失由贵司承担，我司再次通知要求贵司继续履行合同，并按约提前支付本合同项下的全部金额合计515000元。一审中，畅行线公司称其已将案涉广告合同的画面自行进行拆除并已通知魏珂-庆余公司，故广告设施已交还，并提供广告牌的现场监测照片，认为通过对比同一处广告牌在2020年4月1日和4月8日的内容，可以看到广告内容已作了变更。对此，魏珂-庆余公司不予认可，认为其作为广告牌的所有权人根据合同中客户的要求发布广告，现畅行线公司自行拆除画面，自然露出载有其公司信息的画面，而畅行线公司租用广告牌发布广告，是否使用系畅行线公司的权利，其自行拆除并非当然由其接管，且双方就解除合同等事宜一直在协商中，故对畅行线公司陈述的已交还广告设施的意见不予认可。一审中，畅行线陈述，即使法院认定案涉合同有效且其存在延迟付款的行为，认为违约金过高，应根据其不存在恶意违约的情形予以调整，同意支付以迟延付款的182055元为基数，按照合理标准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损失。魏珂-庆余公司称违约金系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的，且其主张的违约金未超过在签订合同时可以预见到的损失，不存在过高情形。三、对于律师费一审中，魏珂-庆余公司根据合同第十一条的规定，要求畅行线公司支付律师费40000元，并提供聘用律师协议、律师费发票以及转账凭证，该协议载明魏珂-庆余公司因与畅行线公司广告发布合同纠纷一案委托上海汇臻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服务，转账凭证及发票载明魏珂-庆余公司向上海汇臻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40000元。以上事实，有合同、补充协议、许可证、广告牌转让合同、函、聘用律师协议、增值税专用发票、转账凭证、公证书、图片、电子回单、证人证言、微信聊天记录、说明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是案涉广告发布合同是否系格式合同；二是双方是否已就解除案涉合同和补充协议达成一致；三是畅行线公司是否构成违约，若构成违约，违约金的数额的确定。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合同的主体系已存在广告发布合作关系的商事主体，双方均签字盖章的行为应视为各方对合同中涉及自身权利义务的重大事项进行了谨慎审查并充分协商后达成一致的结果，畅行线公司称该合同系格式合同无事实依据，法院不予认可，对于该合同中第五条关于违约责任的条款，该条款中关于违约情形的认定以及应承担的法律后果的内容不仅限于畅行线公司，亦对魏珂-庆余公司作了明确，故该条款不存在加重畅行线公司责任、排除其主要权利的情形，不属于格式条款，以上合同及补充协议未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关于争议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从双方工作人员的聊天记录及证人证言中，可以看出魏珂-庆余公司一直强调若公司同意解除合同，须由畅行线公司先付清欠付的款项，而从聊天记录以及2020年3月23日畅行线公司的函件中，畅行线公司的意见系先解除合同而后付清款项，双方存在解除合同与付款顺序上的不一致，且双方在彼此的微信以及函件的交流中，对于解除合同以及付款时间、金额等事宜一直在进行交涉，魏珂-庆余公司在落款时间为2020年3月11日的函件中已要求畅行线公司按照违约责任的条款支付合同项下剩余的费用，而对于该内容畅行线公司在之后的函件以及聊天中从未予以认可，可以看出双方就解除合同未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故畅行线公司称案涉协议已协议解除的意见无事实依据，法院不予认定。对于畅行线公司称其已经将广告设施交还的意见，法院认为，畅行线公司自认系其自行拆除广告设施，且魏珂-庆余公司并未表示同意接收，故据此亦无法认定双方已解除合同。关于争议焦点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广告合同纠纷，受疫情中劝返政策的影响，畅行线公司作为招商主体遭受一定损失，但在疫情发生之前，畅行线公司已存在迟延付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故在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违约责任。本案中，畅行线公司主张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调整，但未明确具体标准，法院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双方过错等，认为该约定未过分高于损失，故法院对魏珂-庆余公司要求畅行线公司提前支付合同项下的款项332945元的请求予以支持。对于魏珂-庆余公司要求畅行线公司支付利息（以332945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12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以182055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12日起至2020年4月24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请求，法院认为，疫情的发生对各方均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该情况下各方均应本着互帮互助的态度通过让渡一部分利益对对方予以一定程度的包容，结合畅行线公司在2020年3月以后一直积极与魏珂-庆余公司进行沟通并于2020年4月24日已支付一部分款项的行为，法院酌定由畅行线公司支付以332945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25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以赔偿魏珂-庆余公司部分损失，其余部分不予支持。对于律师费，有合同为凭，且收费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认定畅行线公司应向魏珂-庆余公司支付律师费40000元。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畅行线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巍珂-庆余公司支付广告费332945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332945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25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以及律师费40000元；二、驳回巍珂-庆余公司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4675元，保全费3370元，合计8045元，由巍珂-庆余公司负担422元，由畅行线公司负担7623元。经二审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畅行线公司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案涉广告设施ZJ8303-1/2照片（南京—上海方向）；证据2，案涉广告设施ZJ8303-1/2照片（上海—南京方向），共同证明案涉广告设施于2020年9月18日已由第三人实际使用，案涉合同在客观上已无法继续履行；证据3，畅行线公司向魏珂-庆余公司发出的函；证据4，魏珂-庆余公司的回函，共同证明畅行线公司在一审判决后，鉴于一审法院没有确认双方协商一致解除案涉合同，所以向魏珂-庆余公司再次声明不再继续履行合同，魏珂-庆余公司表示可以将案涉广告设施用于发布其他广告，同时要求畅行线公司承担合同解除的违约责任，证明案涉合同在主观上也无法继续履行。魏珂-庆余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2，这是魏珂-庆余公司发布的广告牌，重新换过的一个画面，因为根据合同第五条约定，魏珂-庆余公司可以用其他客户的广告代替违约方的广告；证据3、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魏珂-庆余公司收到函件并回函，在回函中已经阐述清楚，根据合同第五条的约定，魏珂-庆余公司有权用新的客户代替畅行线公司的广告，而且不承担任何的违约责任，因为畅行线公司并没有改正违约行为并支付重置广告版面的费用。另外，畅行线公司是单方解除合同，这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和本案的违约责任是两个不同诉讼。上述事实有畅行线公司提供的照片、函与回函、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佐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广告合同是否已经解除；二、如畅行线公司存在违约行为，应如何承担违约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涉案广告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合同履行过程中，畅行线公司的工作人员提出因行情不好，要求终止履行合同，魏珂-庆余公司的工作人员则表示畅行线公司应在规定时间内支付款项，再由公司确定是否终止履行，双方最终未能协商一致，故涉案广告合同并未通过协商解除。畅行线公司还提出，其以实际行动拆除了案涉广告画面，巍珂-庆余公司更新了招商画面，系以实际行动控制了案涉广告设施，也符合法定解除的条件。巍珂-庆余公司则认为，根据合同约定，如畅行线公司违约，巍珂-庆余公司有权拆除为畅行线公司发布的广告并且以其他方的广告来替换；且畅行线公司自行拆下广告，并不能证明已经由巍珂-庆余公司接管与同意解除。本院认为，畅行线公司自行拆除广告系其处分自己的权利，其并未依法行使解除权，故畅行线公司主张已单方解除合同不能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合同约定，如畅行线公司未按约支付应付金额构成违约，巍珂-庆余公司有权要求畅行线公司提前支付合同项下的全部金额，并可在书面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后移去已发布的广告信息，直到畅行线公司改正违约行为并支付重制广告版面费用后方可恢复发布，且巍珂-庆余公司可以用另一家客户的广告替代违约方的广告。畅行线公司未按约支付广告费用，且经催告后仍未履行，因此畅行线公司构成违约，巍珂-庆余公司要求畅行线公司提前支付合同项下的全部金额符合约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巍珂-庆余公司在其中部分广告牌上发布其他客户的广告的问题，本院认为，合同约定如畅行线公司违约，巍珂-庆余公司可以用其他客户的广告进行替代，并在畅行线公司改正违约并支付重制费用后恢复，而畅行线公司并未改正违约行为并支付重制费用，因此，巍珂-庆余公司上述行为也系因畅行线公司违约而有权实施的行为，并不能以此减免畅行线公司的违约责任。关于畅行线公司提出合同客观上不能履行的问题，本院认为，如前所述，因畅行线公司违约，巍珂-庆余公司才有权发布其他客户的广告，而畅行线公司改正违约行为，巍珂-庆余公司完全可以恢复原广告画面，不存在客观不能履行的问题。综上，畅行线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350元，由上诉人畅行线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吕杰明审判员  费益君审判员  王俊梅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魏依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