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32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海弘，女，1968年4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宇，上海君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龙萍，女，1960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纪祯君（系杨龙萍丈夫），1956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上诉人刘海弘因与被上诉人杨龙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4民初15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海弘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杨龙萍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杨龙萍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刘海弘已按杨龙萍指示处理受托事务，如实向杨龙萍报告投资款的流向及所投资项目内容。1.杨龙萍与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于2014年6月16日签订《金融信息服务协议》，购买价值63万元“畅盈理财计划第十五期”产品。双方当事人间签订的涉案《委托书》仅约定杨龙萍委托刘海弘购买该产品，没有约定将投资款转入何处，故在杨龙萍与A公司签订《金融信息服务协议》后，刘海弘已完成受托事务。2.一审法院认为刘海弘在未如实说明并征得杨龙萍同意的情况下将本案系争63万元投资款出借给曹某，与事实不符。刘海弘将杨龙萍的63万元投资款与自己的137万元投资款合并转入A公司法定代表人曹某个人账户后即告诉了杨龙萍，杨龙萍和曹某均知晓上述事实，否则曹某不会在结算时要求刘海弘清偿杨龙萍投资款。一审法院认为刘海弘作为受托人直接与委托人之间进行出资转让，未如实告知杨龙萍，与事实不符。杨龙萍知晓已无法从A公司及曹某处拿回投资款，才答应刘海弘以出资转让的方式投资另一项目。尽管双方当事人之间没有签订补充协议，但杨龙萍与上海B有限公司签订《有限合伙企业出资转让协议书》，证明投资项目的变更已获得杨龙萍的追认。3.一审法院认定刘海弘同意负担杨龙萍投资款的返还义务，与事实不符。刘海弘与曹某结算时，仅是口头答应曹某由刘海弘清偿杨龙萍投资款，但只是口头说一说，也没有和杨龙萍签订有关清偿协议，刘海弘并无真实的清偿意愿。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双方没有约定报酬，涉案《委托书》属于无偿委托合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刘海弘出资与杨龙萍共同投资，共同获得投资收益，共同承担投资风险。虽说作为投资人在投资时需尽到谨慎投资义务，但作为受托人只需完成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委托事项即可。在刘海弘的努力下，杨龙萍已与A公司签订的相应服务协议，购买了价值63万元的理财产品。不论刘海弘转账行为是否告知杨龙萍，但杨龙萍已从A公司处获得投资收益，即证明委托事项已经完成。故刘海弘不存在故意和重大过失，无需承担赔偿责任。2.赔偿损失需以实际损失为限。本案一审庭审时，杨龙萍已明确提到获得过几次投资收益，一审法院不应简单认定刘海弘需全额返还投资款63万元。被上诉人杨龙萍辩称：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委托书》约定，杨龙萍向刘海弘个人账户汇入63万元，委托刘海弘投资购买A公司“畅盈理财计划第十五期”产品。刘海弘在未如实告知且未经杨龙萍允许的情况下，将63万元投资款给了曹某。刘海弘从A公司离职后也未要求曹某返还，且承诺由其解决杨龙萍的投资款事宜。而刘海弘所谓的“解决方案”就是转让有限合伙企业的份额，因此才有了杨龙萍与上海B有限公司签订《有限合伙企业出资转让协议书》。但是，刘海弘未将杨龙萍的投资款从曹某处要回，杨龙萍也不存在再投资的可能性。刘海弘未按杨龙萍的指示处理委托合同事务，且超越合同权限自行处理投资款，导致本案系争63万元投资款无法收回，因此刘海弘应向杨龙萍返还投资款。综上，不同意刘海弘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杨龙萍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刘海弘返还投资款63万元；2.刘海弘以63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自2014年6月17日至实际清偿日止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4年6月16日,杨龙萍签订《委托书》，委托人为杨龙萍，被委托人为刘海弘，内容为：本人于2014年6月16日通过工商银行向刘海弘女士的银行账户转账人民币陆拾叁万元整。委托刘海弘女士购买上海A有限公司的“畅盈理财计划第十五期”产品。同日，杨龙萍账户向刘海弘账户转入63万元。杨龙萍持有《有限合伙企业出资转让协议书》复印件一份，显示：2014年10月13日，转让方（甲方）上海B有限公司与受让方（乙方）杨龙萍签订《有限合伙企业出资转让协议书》，内容为上海XX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出资总额为人民币陆亿元整，分为普通合伙人、劣后合伙人和优先级合伙人，投资于江西瑞昌求新置业房地产项目。依据《瑞昌中央商务区股权投资基金入伙协议书》确定优先级合伙人按照投资额在固定期限固定利率提取红利。甲方为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出资陆拾叁万元，固定红利为每年12%。甲方愿意将其占合伙企业的出资额以及2014年10月13日后的收益转让给乙方，乙方愿意受让。现甲乙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经协商一致，就转让出资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出资转让的价格及转让款的支付期限和方式：1、甲方将其持有合伙企业陆拾叁万的份额，根据原合伙企业合伙人协议规定，甲方应出资人民币陆拾叁万元，实际出资人民币陆拾叁万元。现甲方将其占合伙企业陆拾叁万元的出资额以人民币陆拾叁万元转让给乙方。2、乙方应于本协议书生效之日起当日内按前款规定的比重和金额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或银行转账）的方式分一次（或一次性）支付给甲方。二、甲方保证对其拟转让给乙方的出资额拥有完全处分权和收益权，保证该出资没有设定质押，保证其出资未被查封，并免遭第三人追索，否则甲方应当承担由此引起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乙方出资所获得的优先级优先股的转让须征得合伙企业的同意。三、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生效，企业自双方签字之日起5日内在基金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变更登记后，乙方成为上述受让“企业”财产的合法出资者，本协议书生效后，乙方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和合伙人之间的合伙人协议的约定分享合伙企业的利润，分担相应的风险及亏损。……杨龙萍还持有《收据》复印件一份，入账时间是2013年10月13日，交款单位是杨龙萍，收款方式为现金，金额为陆拾叁万元，盖有上海B有限公司公章。2015年9月26日，杨龙萍之子代表甲方杨龙萍与乙方李某签订《协议书》，内容为：鉴于甲方于2014年10月13日签订了一年期的《有限合伙企业出资转让协议书》所出借的人民币陆拾叁万元资金因乙方及其所在公司上海C有限公司操作不当投资项目失败，导致合同付息还本之事中乙方违约，现就事件签订如下条款：一、双方在自愿平等、合法合规的情况下签订本协议。二、甲方出借资金总金额为人民币陆拾叁万元，按原协议书所约定的固定年化收益12%计算，应收利息柒万伍仟陆佰元正，总计一年到期本利和柒拾万零伍仟陆佰元整，其中一方及其公司已付利息三次，时间金额如下：1。2014年8月19日11时22分壹万贰仟陆佰元。2。2014年10月20日13时15分壹万贰仟陆佰元。3.2015年1月22日壹万贰仟陆佰元。三、现因乙方所投上海B有限公司及旗下上海XX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基金产品即江西瑞昌求新置业房地产项目涉嫌非法集资等事件，账户被冻结查封，还款付息遥遥无期，故乙方承诺对甲方做出如下补偿及赔偿：1.乙方于2015年9月29日携其公司负责人刘海弘至甲方所约地点向甲方账户打款贰拾万元人民币或现金支付贰拾万元人民币，若为现金支付，甲方有义务开据为凭，不再追偿此部分款项。2.剩余肆拾叁万元乙方将于2015年10月13日24时前支付给甲方，并双方就此和解债务中的本金部分纠纷。3.剩余应付利息总计叁万柒仟捌佰元正（截止日期至2015年10月13日），乙方将于资金充裕时付清，最终利息付清日不超过2015年11月30日。4.上述所有款项若乙方未能及时足额支付，则按每日所有所欠款项的万分之五计算违约金，违约金所计日期起始日以上述条款为准。……落款日期为2015年9月26日。2016年5月31日，杨龙萍认为刘海弘涉嫌诈骗向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提出控告。2016年6月7日，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认为刘海弘无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杨龙萍不服申请复议。2016年6月17日，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作出《刑事复议决定书》，认为原不立案决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据准确、程序合法，决定维持原不立案决定。2016年6月2日，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询问刘海弘。问：你是否认识杨龙萍？答：我是通过杨龙萍的亲戚于某介绍认识的。问：2014年6月16日，杨龙萍有一笔63万元的银行转账汇入你的个人账户，请解释？答：我当时在A公司工作，A公司要求公司员工也要出资投资公司项目，于某是当时公司员工杨某的母亲，通过于某介绍我认识了杨龙萍，通过向其介绍A公司情况后，杨龙萍同意投资，并出资上述63万元，同时也与A公司签订了一份《金融信息服务协议》。问：既然合同是和A公司签订的，为何资金会汇入你的个人账户？答：因为杨龙萍当时相信我所以要求把钱汇入我的账户，委托我在A公司进行投资。问：你在收到杨龙萍上述63万元后是如何使用该笔钱款的？答：2014年6月13日，我和A公司法人曹某签订了一份借款协议，约定期限1年，年化收益18%，约定标的为人民币200万元。2016年6月17日，我将上述杨龙萍的63万元，加上我自己的钱合计200万元汇入了曹某的个人账户中。问：你继续说下去？答：2014年6月底，我因为发现A公司的经营模式有问题，所以主动提出离职，直到2014年8月底，A公司负责人施俊正式宣布我离职一事。至于杨龙萍和我个人在A公司的投资，因为当时A公司和曹某不能兑付，所以我就和杨龙萍说我离职了，把她的投资一起带出来，放到我的另一个投资中，杨龙萍是同意的。问：你所谓的另外一个投资具体是什么？答：2013年10月22日，我的一个朋友朱某1与上海B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投资协议，标的为600万元，10月28日，我与朱某1共同出资投资该项目，2013年10月31日，我通过银行转账将250万元汇入了朱某1的个人账户中。同日，朱某1将600万元汇入了B公司。我和杨龙萍说的就是这个项目，并且在2014年10月13日，我让杨龙萍和B公司签订了一份出资转让协议书，将之前杨龙萍投资的63万元转为在B公司投资款。后来因为B公司的兑付出现了一些问题，停放了几次收益，并且杨龙萍约定的1年期延长到了3年度，要在今年的年底才能兑付。杨龙萍因没有正常收到收益，所以认为我是在骗她，所以来报案了。现在我已经在和她谈过，想办法提前把她的钱通过转让的方式先取出来，不过什么时候可以把钱拿出来还是不能保证。刘海弘在公安机关调查过程中提供如下证据：一、《借款合同》，证明2014年6月13日，刘海弘与曹某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200万元，借款期限为1年。二、《招商银行转账汇款电子回单》，证明2014年6月17日，刘海弘将200万元转入曹某账户。三、《上海市房地产登记证明》，证明曹某将名下位于上海市XX路XX弄XX号XX室的房屋抵押给潘巍，于2014年6月19日进行抵押权登记。另刘海弘在庭审中陈述，杨龙萍2014年6月16日委托刘海弘投资的63万元，刘海弘实际出借给了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曹某，刘海弘从A公司离职的时候曹某并未偿还63万元，而是刘海弘与曹某结算，由刘海弘负责清偿杨龙萍63万元的投资款。之后，原刘海弘协商将63万元投资Z公司的基金，杨龙萍与上海B有限公司签订《有限合伙企业出资转让协议书》，但是杨龙萍并未实际出资。刘海弘与案外人朱某2共同投资600万元购买Z公司的基金产品，刘海弘出资250万元，朱某2出资350万元，份额登记在朱某2名下。刘海弘将自己的250万元投资款中的63万元转让给杨龙萍。后来Z公司涉嫌犯罪，朱某2以受害人的名义登记了600万元的债权。一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受托人在处理委托事务时应当遵循勤勉尽责的原则,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并如实地向委托人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本案中，杨龙萍委托刘海弘购买“畅盈理财计划第十五期”产品，但刘海弘在未如实说明并征得杨龙萍同意的情况下将涉案63万元出借给了曹某。刘海弘离职后未要求曹某清偿债务，只是与曹某口头结算，同意由刘海弘清偿杨龙萍投资款，也未向杨龙萍如实报告该情况，上述行为均违反了受托人勤勉尽责的法律义务，同时刘海弘在与曹某结算时同意由刘海弘清偿杨龙萍投资款，说明刘海弘同意负担杨龙萍投资款的返还义务。至于刘海弘所述杨龙萍签订《有限合伙企业出资转让协议书》并投资63万元一事，一审法院认为在刘海弘未将杨龙萍63万元投资款从曹某处要回，也未替杨龙萍另行出资63万元的情况下，杨龙萍不存在另行投资63万元的受让出资的可能性。从刘海弘陈述可知，刘海弘实际上是将其250万元中的63万元投资份额转让给了杨龙萍，属于刘海弘与杨龙萍之间转让份额，而并非是杨龙萍直接出资受让上海B有限公司的份额。刘海弘作为受托人，直接与委托人之间进行出资转让，未如实告知杨龙萍，同样有违受托人的法律义务。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刘海弘作为受托人未按委托人指示处理受托事务，并未如实地向委托人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杨龙萍要求刘海弘返还63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杨龙萍要求刘海弘支付利息损失，一审法院认为杨龙萍作为投资人，在投资中未尽到谨慎投资义务，对投资标的风险缺乏必要调查审核，也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风险，故杨龙萍要求刘海弘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零一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刘海弘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返还杨龙萍63万元；二、驳回杨龙萍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050元，由刘海弘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刘海弘应否向杨龙萍返还本案系争投资款63万元。本院对此评析如下：一、刘海弘是否完成受托事项。本院认为：杨龙萍与刘海弘签订的《委托书》约定，杨龙萍委托刘海弘购买A公司的相应理财产品。此后杨龙萍虽然与A公司签订《金融信息服务协议》购买该公司相应理财产品，但是事实上杨龙萍投入的63万元投资款系用于刘海弘履行其与A公司法定代表人曹某个人间签订的《借款合同》项下的出借义务。虽然刘海弘上诉认为该出借行为是理财项目约定的投资方式，杨龙萍也知晓此事。但是，刘海弘并未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同时本院注意到，刘海弘称杨龙萍在与A公司签订上述服务协议之后其已完成受托事务，但刘海弘在民事上诉状中明确曹某在结算时要求刘海弘负责清偿杨龙萍的投资款，这显然与受托人应负的法定义务不相符，亦有违常理。故此，本院认为刘海弘上诉称其已按《委托书》约定完成受托事项，依据不足，应不予采信。二、杨龙萍是否知晓并同意刘海弘将其购买的Z公司的基金份额转让给杨龙萍。本院认为：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4刑初562号刑事判决书所列证据显示，刘海弘与案外人朱某2共同出资600万元，购买了Z公司600万元的基金产品。而刘海弘在本案一审中称其投入Z公司的250万元款项中有63万元即其出让给杨龙萍的投资款。刘海弘在本案一审中陈述的该节事实与上述刑事判决书认定的内容不相符；并且，杨龙萍也不是该刑事案件的受害人，无法证明杨龙萍为该项目的实际投资人。虽然杨龙萍与上海B有限公司签订《有限合伙企业出资转让协议书》，该公司亦向杨龙萍出具了收到现金63万元的收条，但因现无证据证明杨龙萍系该项目的投资人，故不能以前述协议书及收条认定杨龙萍知晓并同意接受刘海弘转让的份额，将63万元投资到Z公司项目。刘海弘未如实告知杨龙萍将63万元投资款转投另一项目，存在主观故意。刘海弘认为其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此外，刘海弘认为杨龙萍收到过投资收益，亦证明其已完成受托事项。但是，刘海弘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杨龙萍收到的投资收益由A公司或上海B有限公司向其直接支付，因此刘海弘该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亦不予采信。三、刘海弘应否向杨龙萍返还本案系争63万元投资款。本院认为：1.刘海弘与杨龙萍之间的电话沟通内容显示，刘海弘曾多次向杨龙萍表示其会向杨龙萍返还投资款。如前所述，刘海弘没有完成杨龙萍的受托事务，故其应当向杨龙萍返还投资款。2.对于刘海弘应当返还的投资款数额，刘海弘上诉认为应当扣除杨龙萍已收到的三次投资收益。但是，刘海弘在与杨龙萍的电话沟通中从未提出需扣除相应的投资收益，且刘海弘作为受托人没有向杨龙萍如实告知投资项目，其也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故本院认为，刘海弘应向杨龙萍返还投资款63万元。综上所述，刘海弘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100元，由上诉人刘海弘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清审判员  王峥审判员  桂佳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张庆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