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4615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胥文嘉，男，1969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技平，江苏常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琳，江苏常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星娴，女，1980年12月16日生，汉族，住常州市天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墨清，江苏源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常州百隆微创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市武进高新产业开发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2681106029P。法定代表人：DONGLIXU，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建平，江苏品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尚杏建，男，1958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利利，江苏品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尚杏新，男，1961年11月19日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利利，江苏品川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胥文嘉因与被上诉人刘星娴、原审被告常州百隆微创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隆公司）、原审第三人尚杏建、尚杏新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19)苏0412民初88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胥文嘉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隐名股东绝对不是股东，其权利义务不能等同于股东，只是享有一部分股东的权利。隐名股东也叫实际投资人，是指依据书面或口头协议委托他人代其持有股权者。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的最大区别就是，隐名股东没有经过股东资格的认定，所以他不具备全部的股东权利，在行使股东权利上存在一定的不便利。2、股权对外转让过程中，原有股东的优先受让权，就是体现股东资格认定过程的必经法定程序，且是优先程序。只要原有股东行使优先受让权，准备加入公司的新股东的股东资格就不能实现。这是法定程序，是原有股东的法定权利，是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重要体现。一审判决认定明显混淆了隐名股东的实际法律地位、法律权利和股东之间的区别，直接认定隐名股东就是具有了股东资格，享有股东权利，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同时又擅自取消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认定的法定程序，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加上适用法律也错误。二、一审判决在法律理念上存在明显错误。1、权利的放弃不适用默示。民事权利的放弃必须采取明示的意思表示才能发生法律效力，默示的意思表示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及当事人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才能发生法律效力，不宜在无明确约定或者法律无特别规定的情况下，推定当事人对权利进行放弃。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代持协议，就是默示放弃了优先收购权，完全是错误的法律理念所致。2、利益冲突回避制度，普遍适用于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法律关系中，本案各方中，特别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双方权利义务就是按照约定和法律规定来确定，完全不能引入利益冲突回避原则。本案双方签署的协议中，没有约定上诉人放弃其拥有的原有股东优先受让股权的权利，上诉人依法依章程行使权利，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本案是签署了《股权代持协议》的单方当事人擅自要求改变合同的履行，要求隐名股东身份显名，但是没经过股权代持人的同意，更没有征求原有股东的意见，属程序上违反法律和章程的规定，其要求不能得到支持，应当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作出恰当裁判。刘星娴辩称，一审法院判决的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的观点互相矛盾逻辑不通，上诉人明确了隐名股东必须是股权持有者，又说隐名股东不具有股东资格，因此上诉人本身的观点就认为股权持有者不具有股东资格，该观点自相矛盾。隐名股东显名并不等同于股权转让，是隐名股东要求将其本身具有的股东资格对外显名的过程，不存在转让，因此也不存在优先购买权的问题。本案中被上诉人作为隐名股东要求显名并得到了公司以及其他股东百分百的同意符合公司法对隐名股东显名的程序性要求。被上诉人认为法律理念错误不属于二审法院审理范畴，被上诉人可以不予对此部分发表答辩意见。被上诉人认为其提到的关于权利的放弃不能以默示的方式，但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股权代持协议即认可了涉案的2%的股权的实际持有人是被上诉人，而该2%股权所有者归属者只有一个人，那么上诉人是明确表示了他不是2%股权的所有人，并不存在默示放弃。上诉人提到的一审法院判决中的利益冲突问题，是基于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第三款“其他股东过半数以上同意”，明确说明上诉人以及被上诉人不存在参与表决的权利，一审法院只是把法条背后的逻辑和法理依据予以阐释。百隆公司述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维持原判。尚杏建、尚杏新述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刘星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刘星娴享有百隆公司2%的股权；2.判令百隆公司、胥文嘉、尚杏建、尚杏新协助办理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3.本案诉讼费用由胥文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10月7日，百隆公司登记成立，股东经多次变更，至2018年10月31日，公司股东变更为尚杏新、尚杏建、胥文嘉、杨翠华、卢阿琴，至2019年6月26日，工商登记显示，百隆公司公司股东变更为尚杏新、尚杏建、胥文嘉，其中尚杏新持有百隆公司35%的股份，尚杏建持有百隆公司16.11%的股份，胥文嘉持有百隆公司48.89%的股份。2019年6月13日，刘星娴向胥文嘉转账支付160万元，转账记录记载该款为“购买百隆2个点的股份”。2019年7月6日，刘星娴与胥文嘉签订协议书1份，协议中委托方（甲方）为刘星娴，受托方（乙方）为胥文嘉。协议书第一条委托事项约定：“甲方自愿委托乙方作为对常州百隆微创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出资160万元的名义持有人，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并代为行使相关股东权利。乙方自愿接受甲方的委托，以自身名义代为行使该相关股东权利。”同时，协议还约定了委托权限、双方的权利义务、争议解决条款等。胥文嘉除代持股份外，自己尚持有部分百隆公司股份，是百隆公司公司股东，后刘星娴要求将隐名股东显名化，并得到了百隆公司公司另两名股东的同意，但因胥文嘉不同意刘星娴的上述要求，故刘星娴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刘星娴是否具有股东资格。刘星娴与胥文嘉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股权代持以委托人持有股权为前提，本案中，刘星娴与胥文嘉签订的协议书及胥文嘉收取刘星娴股权转让款的事实表明：1.胥文嘉作为百隆公司公司原股东，认可了刘星娴支付160万元股权对价取得了百隆公司2%股份，同时默示放弃了在本次股权交易中对该部分股权的优先购买权；2.作为股权代持的受托方，胥文嘉认可了股权代持关系，并接受协议条款的约束，也即认可了实际出资人的股东地位；3.刘星娴并非只取得了相应股权的财产性权益，协议书中约定的刘星娴的权利与义务是完整的股东权利义务，胥文嘉作为股权代持的受托人，也仅是代为行使委托人的股东权利。综上，刘星娴已支付股权转让对价，且得到公司股东的认可，虽未登记于股东名册，但系实际出资人，应享有股东资格。二、刘星娴要求隐名股东显名化的请求是否应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规定的目的是保护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在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不一致的情况下,如果双方签订了股权代持协议,就股权代持事项做出内部约定,则股权代持协议在双方之间产生法律效力,双方均应依约履行;但若实际出资人依据股权代持协议行使显名化权利,则势必要求公司为其办理变更股东登记等相关事项,对于公司和其他股东而言,这类似发生了股权的对外转让,故应当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股权外部转让的相关规则,经由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方可进行,以此来保障公司的人合性。在股东对公司相关事项进行表决时,涉及利益冲突的股东应当回避,此是公司治理的一项基本准则，胥文嘉名下虽然有部分股权属自身所有,但有部分股权属于代持性质，若允许其作为“其他股东”参与对实际出资人的显名化表决,则无疑会与其作为协议书中约定的名义股东的身份相冲突，因此,从利益冲突的角度,胥文嘉理应回避对刘星娴显名化的表决。本案中，百隆公司公司股东共三人，尚杏建、尚杏新应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的“其他股东”，该两股东现均同意刘星娴股东显名化请求,符合法律规定的实际出资人显名化条件。综上，刘星娴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院予以支持，胥文嘉的辩称意见不符合事实且于法无据，法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确认登记在胥文嘉名下的常州百隆微创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2%的股权属于刘星娴所有；二、常州百隆微创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办理将胥文嘉名下2%的股权变更至刘星娴名下的工商登记手续，胥文嘉、尚杏建、尚杏新应予配合。案件受理费80元，由胥文嘉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未提出异议，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是关于公司实际出资人股东资格取得即隐名股东显名化的规定。实际出资人要被确认为股东，需要经过公司其他股东认可，以保证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不被其破坏。这在一定程度上与股东向公司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都是涉及对“新的陌生股东”的接受，因此应当准用公司法第七十一条关于股份对外转让时的限制条件，即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即可。但是此处规则之适用又与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股权对外转让规则有所不同，此处其他股东的否认并不包含优先购买权要素，即如果其他股东过半数不同意隐名股东显名，则该股权仍然归属显名股东，其他股东并不能依据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之对外转让规则享有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只能在名义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进行选择，并不能通过优先购买权取得该部分股权。因此本案并不存在优先购买权的问题。百隆公司工商登记股东为胥文嘉、尚杏建、尚杏新三人，其中胥文嘉名下的股份有部分存在刘星娴等实际出资人，也有部分为其自有出资，即使认可胥文嘉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中的“其他股东”，刘星娴要求确认为股东的请求也已得到了另两位股东的同意，满足了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条件。一审支持刘星娴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胥文嘉的上诉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胥文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超彦审 判 员 尤建林审 判 员 周韵琪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郭 强书 记 员 陈茹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