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3民终239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韦某，女，1982年11月5日生，布依族，无文化，务工，住贵州省贞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昌焱，贵州心达（贞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1，女，2003年10月17日生，布依族，学生，住贵州省贞丰县。 法定代理人：韦某，基本信息同上，系王某1之母。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4，男，1980年4月24日生，苗族，初中文化，务工，住贵州省贞丰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女，1981年10月27日生，苗族，小学文化，务农，住贵州省贞丰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2，女，2003年2月8日生，苗族，学生，住贵州省贞丰县。 法定代理人：王某4，基本信息同上，系王某2之父。 法定代理人：吴某，基本信息同上，系王某2之母。 王某4、吴某、王某2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龙为，贵州驰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春飞，男，1985年8月18日生，苗族，初中文化，电工，住贵州省贞丰县。 原审被告：王某3，女，2007年3月28日生，苗族，学生，住贵州省贞丰县。 法定代理人：王某4，基本信息同上，系王某3之父。 法定代理人：吴某，基本信息同上，系王某3之母。 原审被告：杨某2，男，1981年12月6日生，苗族，住贵州省贞丰县。 原审被告：杨某3，女，1984年10月25日生，苗族，住贵州省贞丰县。 原审被告：杨某1，女，2004年11月16日生，苗族，学生，住贵州省贞丰县。 法定代理人：杨某2，基本信息同上，系杨某1之父。 法定代理人：杨某3，基本信息同上，系杨某1之母。 杨某2、杨某3、杨某1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国应，贵州雅各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韦某、王某1、上诉人王某4、吴某、王某2因与被上诉人吴春飞及原审被告王某3、杨某2、杨某3、杨某1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贞丰县人民法院（2020）黔2325民初14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韦某、王某1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贵州省贞丰县人民法院（2020）黔2325民初1464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显失公平公正。本案属生命权纠纷，是王某1、王某2、王某3、吴欣怡、杨某1等几个未成年人相约外出玩耍发生的意外事故导致吴欣怡意外死亡的，上述未成年人和其监护人都应该承担同等的责任，一审判决将吴欣怡死亡的大部分责任（60%）都判决给王某1和上诉人承担，显失公平公正，侵犯了上诉人和王某1的合法权益。二、本案适用法律错误，吴欣怡虽从六岁与其祖母欧永碧在生活，但欧永碧与吴春飞的职业均为粮农，吴春飞、欧永碧一直以务农为本，家庭生活来源主要是农业生产，且被上诉人吴春飞和其母亲欧永碧至今仍然在耕种管理自家承包的责任地，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因此吴欣怡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标准计算；本案事故发生在2016年9月4日，2017年10月9日，被上诉人吴春飞曾向贞丰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撤诉，2019年5月21日又再次起诉，之后又撤诉，之后又于2020年5月14日又一次起诉，时间跨度长达四年，每次起诉都按不同的标准计算赔偿项目，被上诉人吴春飞的行为属于滥用诉权、恶意增加赔偿标准，因此对吴欣怡死亡产生的费用应按照被上诉人2017年第一次起诉时的赔偿标准计算，即依据贵州省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示的标准计算，故吴欣怡的死亡赔偿金为8090.28元／年×20年＝161805.6元，丧葬费为66279元／年÷12月×6月＝33139.5元，共计194945.1元。因本案是王某1、吴欣怡、王某2、王某3、杨某1等人的监护人监护不力导致的，故王某1、吴欣怡、王某2、王某3、杨某1及其他们的监护人应承担同等责任，即吴欣怡死亡产生的费用应由王某1、吴欣怡、王某2、王某3、杨某1及其他们的监护人各承担38989.02元的责任。三、一审判决的10000元精神抚慰金和800元交通费属于重复计算赔偿项目，精神抚慰金与死亡赔偿金具有同一性，不应重复计算，事故发生在贞丰县，在被上诉人吴春飞的住所地，不应产生额外的交通费用，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费用应包含在丧葬费内。四、从法律上说，上诉人是王某1法律上的监护人，但在2009年上诉人与王某1的父亲王定超离婚后，王某1一直是由其父亲王定超抚养和监护的，上诉人离婚后根本没有见到过王某1，就连王定超死亡，上诉人也一无所知，王某1也一直由王定超的亲人照顾，所以王某1的监护权一直没有回到上诉人手中。且上诉人与王某1父亲离婚时放弃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所有财产全部归王定超所有，现王定超死亡，所有财产因发生继承到王某1的名下，并且王定超出意外死亡时得到了一笔赔款，王某1的财产和王定超死亡获得的赔款一直由王定超的亲人代管，至今王某1也一直是与王定超的亲人生活在一起，王某1的监护权也一直由王定超的亲人在行使，所以上诉人不是王某1的实际监护人，王某1对吴欣怡死亡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先由王定超的亲人用王定超死亡获得的赔款支付。综上所述、一审判决第一项侵犯了上诉人和王某1的合法权益，上诉人为维护自己和王某1的合法权益特依法提起上诉，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上诉人王某4、吴某、王某2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贞丰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黔2325民初1464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吴春飞、王某1、韦某、杨某1、杨某2、杨某3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以上诉人王某2对自行车管理不善为由，判决三上诉人承担10%的赔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上诉人对事故的发生无过错。王某2在本案中是否要承担赔偿责任是看他对事故的发生有无过错，而不是对其自行车是否做到妥善保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在三种情况下视为存在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一是知道或者应当机动车存在缺陷，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的，二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三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的。显然，王某2并不存在上述规定的三种情形，其对王某2驾驶其自行车的行为不存在过错。国家对机动车的管控要严于对自行车的管控，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在无上述三种情况下都不承担赔偿责任，在本案中王某2更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本案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应当按照2016年的统计数据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系对受害人家属未来收入损失的估算，并非受害家属确实受到的具体损失。既然作为一种估算，距离案发时间越近，越能客观反映当时的经济收入状况，故采用距离案发时间较近的标准更符合法律规定的精神。如果按照2019年的统计年度标准计算损失，会诱使受害人一方反复撤诉、上诉、反复要求鉴定，陷入反复发回重审、再审的怪圈，以获得更高标准的赔偿，令赔偿义务人不堪其拢，不堪重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一审法庭辩论终结的上一年度”统计数据作为赔偿标准，是因为一审辩论终结时间点在后，赔偿标准更高，更靠诉未来20年对受害人损失的实际填补，但这是针对医疗终结或者死亡后及时主张权利的赔偿权利人，并不意味关必然支持躺在权利上睡觉的当事人，否则有悖该司法解释的精神。本案受害人吴欣怡于2016年9月4日死亡，被上诉人吴春飞才于2017年起诉，然后撤诉，又在2019年起诉，然后再撤诉，最后在2020年起诉，如此往复，导致本案审理时间大幅度延后了四年多，如果不分具体情况，一律以“一审法庭辩论终结的上一年度”统计数据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及丧葬费，势必违反了公平正义。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由于可以拖延诉讼获得更多赔偿，势必鼓励赔偿义务人滥用诉权，通过反复起诉、撤诉的手段尽量拖延诉讼，这与提高事故处理效率、降低事故处理成本的初衷相悖。因此，本案应当于按照2016年的统计数据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及丧葬费。三、本案遗漏了当事人，程序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母抚养，仍然是父母的子女”，因此，吴欣怡的母亲文雷芬虽然改嫁，但其仍然系吴欣怡的母亲，对本案具有独立诉权，对吴欣怡的死亡赔偿金具有参与分配的权利，在其没有书面明确表明放弃诉权的情况下，本案应当追加其作为具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如果具有联系不上吴欣怡母亲文雷芬的客观情形，本案可以公告送达方式送达。故本案未追加吴欣怡母亲文雷芬为本案第三人，系程序错误，将吴欣怡的死亡赔偿金判决赔偿给吴春飞个人，侵害了吴欣怡母亲的权利。综上所述，王某2对此光华事故的发生无过错，三上诉人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吴春飞滥用诉权，反复起诉、撤诉，拖延诉讼，不应当按照2019年统计数据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及丧葬费；本案遗漏当事人，未追加吴欣怡母亲文雷芬作为第三人，侵害其诉权，程序存在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发回重审或改判。 被上诉人吴春飞二审未作答辩。 原审被告杨某2、杨某3、杨某1二审答辩称，（2020）黔2325民初1464号民事判决，认定答辩人不承担责任的判决结果事实清楚、判决依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理由如下：一、答辩人杨某1不存在侵权行为，不应当承担责任。关于2016年09月04日发生的单方面交通事故造成吴欣怡死亡责任纠纷问题。自行车驾驶人王某2年满12周岁具有驾驶资格，答辩人杨某1无权干涉或有义务提示王某2不能驾驶。且王某2、王某3及答辩人邀约死者骑自行车的行为，并不会导致死亡。因此，答辩人未对死者实施侵权行为，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责任。二、本案未遗漏当事人，程序不存在违法。关于子女与父母的关系，虽然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但是，死者父母即吴春飞、文雷芬，其中吴春飞系法定监护人。在法律法规中，并没有规定诉讼中的法定监护人必须是父亲和母亲，而是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数人。正常情况下，在数人当中，监护人无力寻找其他监护人的情况下，在寻求法律赋予的合法救济时，人民法院是可以认定或指定监护人的。同时，本案只有吴春飞有监护能力。其中的一个监护人得到赔偿后至于如何分配问题，那是监护人内部事宜。因此，一审法院审理本案中未遗漏当事人，程序不存在违法。三、从一审法院判决的依据来看。2016年09月04日发生事故认定为交通事故，本案属于一般侵权责任。为此，说明只有行为人存在过错，才承担侵权赔偿责任。那么按此定义及相关法律的规定，只有自行车驾驶人、所有人、管理人存在过错，才能承担责任。鉴于以上三点，（2020）黔2325民初1464号民事判决，认定答辩人不承担责任的判决结果事实清楚、判决依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因此，本案不存在发回重审或改判答辩人承担责任的情形。 吴春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九被告连带赔偿原告之女吴欣怡死亡造成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办理丧葬事宜、精神抚慰金等必要费用共计782,238元；2.本案诉讼费由九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4日，王某1、王某2、王某3、杨某1以及吴欣怡（死亡时11岁，系吴春飞之女）相约骑自行车外出游玩。之后被告杨某1、王某2、王某3各自从家中把自己的自行车骑出来，与王某1、死者吴欣怡一起到珉谷街道办坡孔村骑自行车玩耍，由于从贞丰县工业园区到坡孔村坡长且弯道比较急，五人就推着自行车上坡孔村骑自行车玩耍。于当日12时30分许，五人玩耍一段时间后准备返程，返程时由王某1骑王某2的自行车载吴欣怡下坡，当行驶至贞丰县（小地名：坡孔）处时，车辆失控驶离路面，翻坠于道路右侧路坎下，造成王某1、吴欣怡受伤，吴欣怡经送医抢救无效死亡。事故经贞丰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贞公交认字［2016］第0013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本次事故是由于王某1驾驶非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时未注意安全驾驶造成的，认定王某1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吴欣怡无责任。2017年10月13日，吴春飞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起诉王某1、韦某、王某2、王某4，后撤回起诉；2019年6月18日，吴春飞再次以生命权纠纷起诉王某1、韦某、王某2、王某4，后又再次撤回起诉。现吴春飞又诉至一审法院。另查明，王某1，2003年10月17日生（事发时已满12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王某1父亲王定超与母亲韦某于2009年离婚，王某1由王定超抚养，王定超现已去世。王某2，2002年2月8日生（事发时已满12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王某3，2007年3月28日生（事发时未满12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王某2、王某3系亲姐妹关系。杨某1，2004年11月16日生（事发时未满12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死者吴欣怡，2005年11月3日生，事发时未满12周岁。吴欣怡父亲吴春飞与其母亲文富芬已离婚，吴欣怡由父亲吴春飞抚养，吴欣怡之母文富芬经一审法院电话询问，其已经与吴春飞离婚，不愿意参加诉讼，之后又表示待考虑，若期间内未回复一审法院，视为放弃参加诉讼。再查明，事故发生时，王某1骑行的自行车系王某4、吴某家所有，该自行车经贞丰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6年9月29日委托贵州省兴义市汽车运输总公司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司法鉴定所鉴定，自行车肇事前转向系安全技术状况合格，制动性安全技术状况合格，车身及其他装置安全技术状况合格。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权。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吴欣怡在与王某1、王某2、王某3、杨某1一起骑自行车外出玩耍过程中，王某1骑自行车载吴欣怡时，因王某1驾驶非机动车上路行驶时未注意安全驾驶造成吴欣怡死亡，吴欣怡死亡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应由谁赔偿是本案争议焦点问题。针对本案争议焦点，分析如下，侵权责任法对归责原则具体规定为过错原则、无过错原则和公平原则。其中，过错原则又区分为一般过错原则与过错推定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及过错原则中的过错推定原则均有明确的适用类型限定，本案不属于二者限定适用类型，故不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或过错推定原则。而公平原则是指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该原则的适用必须符合三个条件：当事人双方都没有过错；有较严重的损害后果；如果不由双方当事人分担损失，有违公平的民法理念，该原则的适用应当严格限制在适用条件范围内。本案中，王某1在骑自行车载吴欣怡过程中，未注意安全驾驶发生事故造成吴欣怡死亡，本案的赔偿应适用一般过错责任原则。本案各方当事人的行为对吴欣怡的死亡是否存在过错，做以下分析：首先，从王某1的行为来看，王某1驾驶自行车载吴欣怡上道路行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二条“在道路上驾驶自行车、三轮车、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12周岁；…；（七）不得在道路上骑独轮自行车或者2人以上骑行的自行车；…”的规定，未成年人驾驶自行车上道路行驶，需年满十二周岁且不得在道路上骑2人以上骑行的自行车，被告王某1骑自行车上道路行驶时虽已年满12周岁，但其骑自行车载吴欣怡的行为违反规定，其未注意安全驾驶发生事故造成吴欣怡死亡，事故经贞丰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王某1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吴欣怡无责任，故王某1应对吴欣怡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其次，从王某2、王某3、杨某1的行为来看，三人均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王某2、王某3、杨某1与吴欣怡相约骑自行车的行为并不会导致吴欣怡死亡，但王某2在骑自行车返程过程中，将自己的自行车交由王某1载吴欣怡驾驶，导致王某1在驾驶过程中未尽到安全驾驶义务导致吴欣怡死亡，王某2未对自己的自行车进行妥善管理，应对造成吴欣怡死亡的后果承担部分责任；王某3、杨某1未对吴欣怡实施侵权行为，亦不存在过错，不对吴欣怡的死亡承担责任。再次，从法定监护人的行为来看。王某1的母亲韦某在与王某1父亲离婚后虽不直接抚养王某1，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才由其他人担任监护人，由于王某1之父已去世，韦某作为王某1之母当然的成为王某1的监护人，其监护人身份不会因为离婚等事项而消灭，故对韦某“不是王某1监护人”的辩解意见不予采信，对王某1造成的损失，韦某作为王某1的法定监护人，应与王某1共同承担赔偿义务。被告王某4、吴某作为被告王某2的父母，未对王某2骑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行为进行约束，未对王某2将自行车交由他人载人行驶的行为进行管理，对自家自行车未尽到妥善保管义务，导致王某1骑自家自行车载人上道路行驶发生事故造成吴欣怡死亡，故王某4、吴某应与王某2共同承担部分赔偿义务。对杨某1的父母杨某2及杨某3，由于杨某1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杨某2、杨某3对吴欣怡的死亡亦不存在过错，故不对吴欣怡的死亡承担责任。最后，因自行车不准载人，吴欣怡搭乘王某1驾驶的自行车的行为存在过错；吴春飞作为吴欣怡的法定监护人，未对吴欣怡与他人骑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行为进行约束，未尽到监护职责，应自行承担部分责任。综上，一审法院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判决由被告王某1、韦某承担60%的赔偿责任，由被告王某2、王某4、吴某承担10%的赔偿责任，由死者吴欣怡自行承担30%的责任。对原告的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相关规定，并参照贵州省统计部门（2019年）公布的相关统计数据，确认如下：1、死亡赔偿金，根据《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以及贵州省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404元／年（2020年4月9日发布的贵州省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为34404元／年×20年＝688080元。2、丧葬费，根据《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参照贵州省2019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72113元／年（2020年6月12日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统计公报）计算，丧葬费为72113元／年÷12月×6个月＝36056.50元。3、精神抚慰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吴欣怡死亡，确给家属带来精神损失，但其自身存在过错，且主张的50000元过高，酌情支持10000元。4、对原告处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原告未提交证据证实，考虑原告在办理丧葬事宜时确会产生该笔费用，酌情支持800元。以上损失共计734936.50元。故王某1、韦某应当承担的金额为734936.50元×60%＝440961.90元；王某2、王某4、吴某应承担的金额为734936.50元×10%＝73493.65元，死者吴欣怡及吴春飞自行承担的金额为734936.50元×30%＝22,0480.95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某1、韦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吴春飞因王某1驾驶自行车发生事故造成吴欣怡死亡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交通费共计人民币440961.90元；二、被告王某2、王某4、吴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吴春飞因王某1驾驶自行车发生事故造成吴欣怡死亡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交通费共计人民币73493.65元；三、驳回原告吴春飞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06元，由原告吴春飞承担631.80元，被告王某1、韦某承担1263.60元，由被告王某4、吴某承担210.60元。 本院二审审理期间，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基本事实予以确认。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分歧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归纳为：一、本案是否遗漏当事人；二、一审法院对本案赔偿责任比例以及赔偿主体的处理是否不当；三、一审法院对本案赔偿标准的处理以及赔偿主体是否错误；四、一审判决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和交通费是否属于重复计算。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关于“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及第二十八条“本规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适用本规定。”之规定，本案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受害人吴欣怡父亲吴春飞与其母亲文富芬已离婚，吴欣怡由父亲吴春飞抚养，虽然文富芬作为法定监护人的原告主体资格适当，但经一审法院征求文富芬的意见，文富芬明确表示放弃且不参加本案诉讼（有电话记录在卷佐证），故上诉人王某4、吴某、王某2主张遗漏文富芬参加本案诉讼的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二条“在道路上驾驶自行车、三轮车、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12周岁；…；（七）不得在道路上骑独轮自行车或者2人以上骑行的自行车；…”的规定，未成年人驾驶自行车上道路行驶，需年满十二周岁且不得在道路上骑2人以上骑行的自行车。本案中，发生本次事故的自行车是王某2从其家中取出交由王某1骑行违法载吴欣怡所致。首先，由于王某1在骑行中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且违法载吴欣怡，王某1明显具有重大过错，故一审法院判令其承担主要责任即6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其次，吴欣怡违法乘坐王某1骑行的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其自身显然也存在一定过错，一审法院确定由其自行承担30%的责任较为合理；再次，王某2将其从家中取出的自行车交由王某1骑行违法载吴欣怡明显也存在过错，一审法院综合确定由其承担10%的赔偿责任公平合理。由于王某1、吴欣怡、王某2均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结合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的事实以及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本案赔偿责任比例以及赔偿主体的处理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三。本院认为，为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授权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的通知》精神，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一审法院在本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后按照贵州省2019年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本案的赔偿较为合理，本院对上诉人主张按照农村居民标准以及按照事故发生时的年度标准进行计算的理由均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四。本院认为，造成严重精神损害是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必要条件，受害人吴欣怡因本次事故死亡必然会给其父亲吴春飞带来严重的精神损害，符合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要件，且精神损害抚慰金与死亡赔偿金系不同的赔偿单项，不属于重复计算。同时，丧葬费与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系不同的赔偿单项，亦不属于重复计算，一审法院考虑被上诉人在办理丧葬事宜时产生交通费的实际，酌情支持交通费800元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韦某、王某1以及上诉人王某4、吴某、王某2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212元，由上诉人韦某、王某1共同负担2106元，由上诉人王某4、吴某、王某2共同负担210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 鹏 审判员 杨 林 审判员 张基柱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八日 书记员 徐地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