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14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小敏，女，1959年6月1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静，女，1968年12月28日出生。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克祥，北京市国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永安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贡院西街**。法定代表人：佟晓光，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洪，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淑敏，女，1965年4月15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胜，北京市亚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法定代表人：潘刚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静，女，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职员。上诉人杨小敏、杨静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永安分公司（以下简称新永安分公司）、杨淑敏、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市开发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均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1民初8673号民事判决，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9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刘丽杰独任审理，于2021年1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小敏、及其与上诉人杨静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克祥，被上诉人新永安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洪，被上诉人杨淑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胜，城市开发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静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小敏、杨静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我们的诉讼请求；2.一审及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新永安分公司、杨淑敏、城市开发公司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杨洪庆与杨淑敏系委托代理关系，拆迁前我们曾召开家庭会议，杨淑敏明确表示不要安置房屋,杨洪庆才交由其办理拆迁事宜。杨洪庆及杨玉芬夫妇没有同意杨淑敏以自己名义签订《就地安置合同书》，故杨淑敏应当以杨洪庆名义签订相关协议并以杨洪庆名义购买安置房屋。杨洪庆生前，曾留下口头遗嘱，表示涉案安置房屋由我们三个女儿每人三分之一继承，而我们直到提起继承诉讼才发现涉案安置房屋登记在杨淑敏名下。新永安分公司在明知杨淑敏仅为杨洪庆代理人的情况下仍允许其以自己名义签订拆迁合同，并将房屋登记在杨淑敏名下，双方系恶意串通。新永安分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与杨淑敏签订的《就地安置合同书》符合拆迁政策，双方不存在恶意串通，合同系真实有效。杨淑敏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杨小敏、杨静的上诉请求。事实及理由：1.《就地安置合同书》合法有效，该合同是根据杨洪庆委托书签订的，不损害他人权利，我作为被安置人之一有权以自己名义签订合同并购买房屋；2.杨洪庆对我以自己名义签订合同并购买房屋是知情并同意的。杨洪庆夫妇同意并全权委托我办理拆迁事宜时，头脑清醒，行动自由，意思表示真实有效。杨洪庆夫妇没有出资购房，回迁后因我为房屋所有权人，其也没有再行向单位申请报销过供暖费用；3.从拆迁到杨洪庆夫妇去世，他们一直居住于安置房屋。两位老人去世相差两年多，杨小敏和杨静未曾主张继承安置房屋，是因其知道安置房屋登记在我名下是杨洪庆夫妇真实意思表示；4.安置房屋是拆迁的核心环节，本案中涉及多个被拆迁人，如各方未能达成一致不可能腾房，对方所述不合常理，亦不符合拆迁公司惯常做法；5.杨洪庆夫妇生前未提出异议，也未主张合同无效，杨小敏及杨静以继承人身份主张合同无效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6.我购买安置房屋符合常理。杨洪庆将名下承租公房分为三部分，杨小敏与杨静亦均获得自己的拆迁利益。拆迁时我们曾开过家庭会议，一致决定涉案的安置房屋由我购买，杨洪庆夫妇在安置房屋内居住并由杨淑敏照顾直至去世，杨小敏及杨静称其不知道拆迁事项不是事实。城市开发公司辩称，同意新永安分公司的意见。杨小敏、杨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杨淑敏与新永安分公司2002年4月12日签订的《就地安置合同书》无效；2.杨淑敏、新永安分公司及城市开发公司承担案件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洪庆和杨玉芬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三女：杨小敏、杨静、杨淑敏。杨玉芬于2016年9月12日死亡，杨洪庆于2018年12月30日死亡。杨洪庆生前原承租XX2间（即被拆迁房屋），为中国医学科学院管理公房。因上述房屋涉及拆迁，2002年4月12日，杨洪庆出具《委托书》，受委托人为杨淑敏，委托事项“因承租人年岁已大，行动不便。将此次危改拆迁事项全权委托之女杨淑敏办理。如发生与房改拆迁的纠纷，与拆迁公司无关，责任自负”。杨淑敏（乙方）持该委托书于2002年4月12日以自己名义与新永安分公司（甲方）签署《就地安置合同书》（即拆迁合同），载明被拆迁房屋共2间，使用面积20.55平方米，应安置人口四人，分别为：杨玉芬（户主）、杨洪庆（之夫）、杨淑敏（之女）和陈丰（之女婿）。乙方选择就地安置方式，放弃其他安置方式。乙方自愿购买甲方在建内地区建设的就地安置住房：建内危改区三区301号楼（施工楼号）15单元06层03号住房，建筑面积为68.29平方米。实际购房金额为121313.22元，乙方选择贷款方式支付回购安置住房价款，乙方于2002年4月28日前支付首期购房价款31313.22元。交纳首付款后10日内办理完成贷款手续。2004年2月28日，甲方交付乙方安置房屋。杨淑敏签署拆迁合同后，于2002年4月28日支付首付款31313.22元。2002年5月10日，杨淑敏夫妇办理银行贷款，城市开发公司出具发票，确认收到9万余款。后新永安分公司向杨淑敏交付安置房屋，2005年7月17日，杨淑敏取得安置房屋产权证，房屋坐落于北京市东城区禄米仓胡同42号楼7单元401号。一审庭审中，新永安分公司向法院提交了拆迁政策文件《关于东城区朝内、建内地区危旧房改造实施细则的批复》《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建内地区危旧房改造实施细则》及附件，载明安置对象为在危改区内本市常住户口和正式户口住房，并且长期居住的居民及私有房屋的所有权人，回迁购房者只能是该安置户的应安置人。新永安分公司主张拆迁时被拆迁房屋户口为杨玉芬（户主）、杨洪庆（之夫）、杨淑敏（之女）和陈丰（之女婿）四人，按照当时拆迁政策，杨淑敏作为被安置人之一有权以自己名义与拆迁人签署合同并购买安置房屋。另，一审庭审中，杨静、杨小敏和杨淑敏均认可回迁后杨洪庆、杨玉芬一直居住于安置人房屋，直至二人去世。但杨静、杨小敏主张杨洪庆、杨玉芬对安置房屋登记在杨淑敏名下并不知情，所以到去世二人都没有提出过异议。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杨淑敏作为被拆迁房屋的被安置人之一，按照当时的拆迁政策杨淑敏可以以自己名义购买安置房屋。杨洪庆作为被拆迁房屋的承租人，向杨淑敏出具委托手续，委托杨淑敏全权办理拆迁事宜。因购买安置房屋需要支付相应购房款。根据已查明事实，购房款均系杨淑敏支付，杨洪庆应该知道自己并未出资。且拆迁回迁安置后，杨洪庆、杨玉芬长期居住于安置房屋内，直至二人去世，从长期生活经验看，杨洪庆、杨玉芬应该知道安置房屋登记在杨淑敏名下，但现有证据并不能显示杨洪庆、杨玉芬曾对此提出异议，故法院认为二人对杨淑敏以自己名义签署拆迁合同，并将安置房屋登记于杨淑敏名下事实是认可的。现杨静、杨小敏以杨洪庆继承人身份起诉，要求确认拆迁合同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判决如下：驳回杨静、杨小敏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中，各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杨淑敏与新永安分公司签订《就地安置合同书》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情形并因此导致该合同书无效。杨洪庆系被拆迁房屋的承租人，是被拆迁人。杨淑敏作为拆迁被安置人之一，持有杨洪庆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该委托书记载代理权限为“全权委托”，并注明“如发生与危改拆迁的纠纷，与拆迁公司无关，责任自负”，故杨淑敏与新永安分公司签订《就地安置合同》过程中，主体适格。关于杨淑敏以自己名义与新永安分公司签订《就地安置合同书》，购买安置房屋并办理银行贷款支付全部购房款。作为被拆迁人的杨洪庆，虽委托杨淑敏全权办理拆迁事宜，但从常理考虑不可能对安置房屋的取得和购房款的支付予以漠视，故应认定杨洪庆夫妇对杨淑敏购买该房屋是知情的。回迁安置房屋取得后，杨洪庆夫妇长期居住于该房屋内，直至二人去世，在这长达十余年期间，正常使用该房屋过程中，必然形成的诸如水电费、物业费等相关票据中，必然会得悉房屋登记权利人情况，故即使杨洪庆夫妇在事前不知杨淑敏为购房人，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也应与知悉，现没有有证据显示杨洪庆夫妇对此提出异议，亦应视为对该事实的认可。据此，本院认定杨淑敏与新永安分公司签订《就地安置合同书》不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杨小敏、杨静要求确认《就地安置合同书》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杨小敏、杨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76元，由杨小敏、杨静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刘丽杰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李 慧书 记 员 黑梦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