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122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街小洪山中区**。法定代表人：王延轶，该所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健，湖北忠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汤华波，男，1978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晓彧，泰和泰（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宁，泰和泰（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湖北省知识产权局。。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公正路**法定代表人：彭泉。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涛，男，该局人事处副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鄢志波，湖北高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湖北省科学技术厅。住。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南苑村**/div>法定代表人：王炜，该厅厅长。上诉人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以下简称武汉病毒研究所）因与被上诉人汤华波、原审第三人湖北省知识产权局（以下简称省知产局）、原审第三人湖北省科学技术厅（以下简称省科技厅）人事争议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6民初2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武汉病毒研究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驳回汤华波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汤华波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汤华波提起诉讼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限及诉讼时效。1.双方的人事争议发生于2016年9月。一审已查明下列基本事实：（1）省知产局于2016年9月2日退还档案；（2）汤华波于2016年9月26日告知武汉病毒研究所其将于当日与第三人省知产局前往武汉病毒研究所处商讨汤华波的人事档案问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武汉病毒研究所从未接收到省知产局的《退档函》，一审认定事实错误；2016年9月26日汤华波与省知产局是要求武汉病毒研究所补充汤华波调入武汉病毒研究所前的档案，武汉病毒研究所无法予以配合；省知产局如需退档可直接通过机要件将档案退回，而不存在所谓武汉病毒研究所不接收档案的情况）。（3）武汉病毒研究所向汤华波发放工资最后日期为2016年8月31日。即使如汤华波所称2016年9月26日省知产局到武汉病毒研究所处办理退档手续而武汉病毒研究所拒绝办理，也应认定该时间为汤华波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仲裁时效期限。2.汤华波于2016年9月26日与武汉病毒研究所产生争议，其应在2017年9月26日前申请仲裁；汤华波在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后再行提起本案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法应驳回其诉讼请求。武汉病毒研究所对此已在一审中明确提出抗辩，但一审未予审理和支持。3.即使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规定，双方的争议发生于2016年8月至9月，汤华波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为2020年1月7日，此时诉讼时效也已届满，其诉讼请求也不应得到支持。二、双方的聘用关系已于2016年8月24日解除并终止，一审判决认定汤华波至今仍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存在人事关系，系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1.一审判决依据《商调函》及《聘用合同》认定所谓“汤华波申请调动不符合事业单位可以随时单方解除聘用合同的情形，故不宜认定汤华波向武汉病毒研究所提出了解除聘用合同申请”，明显系将汤华波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协商一致解除《聘用合同》曲解为被上诉人“随时单方解除聘用合同”，违背基本事实。（1）汤华波因工作调动而主动提出离职申请且得到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同意，双方系协商一致解除合同，一审法院将协商一致解除合同曲解为被上诉人单方解除合同，事实认定严重错误。（2）汤华波提出的解除聘用合同申请得到武汉病毒研究所同意，《解除聘用合同证明书》是否送达不影响聘用关系解除。虽汤华波在一审中陈述其出具离职申请系在武汉病毒研究所要求下出具，但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辞职申请的意思表示及内涵，双方的聘用关系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审批同意其离职并自提档案时即终止，汤华波就应承担解除聘用关系的相应法律后果。同时，武汉病毒研究所在一审中提交了开具的《解除聘用合同证明书》，但汤华波在该证明书开具后未领取；武汉病毒研究所于2016年8月23日完成了对汤华波离职的审批工作，并根据汤华波提交的《个人档案自提申请》，配合其办理档案移交手续。因此，无论《解除聘用合同证明书》是否送达给汤华波，均无法改变聘用关系已于2016年8月24日终止且汤华波知晓的事实。此外，《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连续旷工超过15个工作日，或者1年内累计旷工超过30个工作日的，事业单位可以解除聘用合同。”按照该规定，汤华波自2016年8月24日起即未在武汉病毒研究所上班，武汉病毒研究所亦可解除聘用合同。（3）《商调函》的内容具有明确的调动内容，一审判决认定“在省知产局未出具正式调动文件之前，汤华波与武汉病毒研究所仍存在人事关系”系事实认定错误。商调函是目前采用比较最广泛的一种干部调动的方式，主要是指在政策和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用人单位之间互相调动人员的一种公文。商调属于平级机关和跨地区之间的调动人员的公文。在省知产局已出具《商调函》，且在收到《商调函》后汤华波申请辞职并征得武汉病毒研究所同意的情况下，武汉病毒研究所与汤华波已不存在人事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2.一审判决认定汤华波在《聘用合同》期限内存在人事关系，系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一审判决以武汉病毒研究所未向汤华波送达《解除聘用合同证明书》为由而认定汤华波在聘用合同期限内存在人事关系，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根据省知产局的陈述，省知产局工作人员于2016年9月26日与汤华波共同至武汉病毒研究所办理退档手续事宜时，武汉病毒研究所明确告知汤华波已调出，《聘用合同》已解除，且武汉病毒研究所自2016年9月起不再向汤华波发放工资及缴纳社保，故汤华波已明知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人事关系终止的事实；《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自聘用合同依法解除、终止之日起，事业单位与被解除、终止聘用合同人员的人事关系终止。”因此，双方自2016年8月24日起不再存在人事关系。3.一审判决认定汤华波在2018年12月31日《聘用合同》期限届满后仍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存在人事关系，系选择适用《聘用合同》部分条款，严重违背基本事实。一审判决以武汉病毒研究所未能举证证明履行了在合同期限届满前30日向汤华波送达终止聘用合同的通知，进而认定在《聘用合同》期限届满后双方仍存在人事关系，严重违背基本事实。如前所述，双方的人事关系已于2016年8月24日解除并终止，武汉病毒研究所不再承担所谓聘用合同期限届满后向汤华波送达终止聘用合同决定的义务。同时，《聘用合同》第九条明确约定：“本合同期满前，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以按照规定的程序续签聘用合同……聘用合同期满，没有办理终止聘用合同手续而存在事实聘用工作关系的，视为延续聘用合同”。根据合同约定，续订事宜双方应协商一致；即使未办理终止聘用手续而视为延续聘用合同的前提是“存在事实聘用工作关系”，本案中姑且不论双方的《聘用合同》早已解除并终止，而汤华波自2016年8月24日起即未为武汉病毒研究所提供任何劳动或工作，“事实聘用工作关系”如何得以认定？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而言，关于劳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未续订合同而继续认定劳动合同关系的前提是劳动者仍在继续提供劳动。因此，一审判决认定《聘用合同》聘用期限届满后双方存在人事关系，是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过分苛责，严重违背基本事实和法律规定。4.档案自提而未能被省知产局接收的责任应由汤华波自行承担。根据一审查证的事实，汤华波本人2016年8月23日提交自提档案的申请时承诺“由于办理时间较为紧迫，现需自提档案交于接受单位。本人将保证不私自拆开或损伤密封袋，不个人保管档案，档案自提责任自负”；目前档案仍然保存在汤华波本人处，严重违背了汤华波自提档案的申请中的承诺；关于档案未被省知产局接收的相关责任，应由汤华波自行承担。三、汤华波自2016年8月24日起未为武汉病毒研究所提供劳动及服务，亦未举证证明其提出任何要求武汉病毒研究所重新为其安排工作岗位的诉求，故一审判决武汉病毒研究所承担汤华波2016年9月起至安排工作岗位之日止的工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汤华波要求武汉病毒研究所补建工作档案的诉请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人事争议案件范围，依法应驳回其诉讼请求。综上所述，双方的人事关系于2016年8月24日因双方协商一致而终止，汤华波提起本案诉讼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和诉讼时效，依法应驳回其诉讼请求；汤华波要求补建工作档案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汤华波辩称，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在退档后，汤华波一直在与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沟通交涉。2019年，武汉病毒研究所人事处处长也多次称配合办理其档案转移，可见其是认可与汤华波的人事关系。而且武汉病毒研究所一直没有给汤华波发放工资，侵权行为一直存在。离职报告并不是汤华波辞职的真实意思表示。汤华波已经在一审中提交了相关证据证明其在人事处主管的要求下提交的离职报告，因为高丹称办理工作调动要先办理离职，而且离职报告的理由也是工作调动。武汉病毒研究所称向汤华波出具了解除聘用合同证明书，但是并未证明该证明书已经送达，而且武汉病毒研究所在2018年8月25日和8月28日还向汤华波开具了在职证明。武汉病毒研究所在一审中对于解除聘用合同证明书的送达情况前后说明不一致，相互矛盾，因此该证明书并未向汤华波送达过。关于档案，省知产局也是要求将汤华波的档案材料送审，待研究后再决定。而且这个商调函不是正式的调动函。武汉病毒研究所对工作调动的程序是不了解的。事业单位之间的调动并不需要员工提交辞职报告，但是武汉病毒研究所错误的理解，所以应对其错误行为进行纠正并承担相关后果。省知产局对汤华波的档案进行审查过程中多次告知档案材料不全，应补全，但是武汉病毒研究所一直没有补全，导致调动不成，因此，汤华波与武汉病毒研究所之间的人事关系并未解除。武汉病毒研究所自始至终并未提出不续聘，因此应认为自动续聘。武汉病毒研究所让个人自提档案，违背了档案管理的相关规定，武汉病毒研究所不能免责。一审对于补发工资的判决合法合理，请求维持。补办档案属于法院的受理范围，武汉病毒研究所应依法为汤华波补办档案。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省知产局述称，一审法院关于省知产局商调汤华波以及退档的过程事实认定清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省科技厅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汤华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汤华波与武汉病毒研究所之间存在人事关系并由武汉病毒研究所为汤华波安排工作岗位；2.依法判决武汉病毒研究所按每月10611.9元的标准补发自2016年9月起至安排汤华波工作岗位之日止的工资；3.依法判决由武汉病毒研究所为汤华波补建工作档案；4.诉讼费由武汉病毒研究所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汤华波于2011年进入武汉病毒研究所工作。2012年12月30日，武汉病毒研究所发布科武病字[2012]75号文件，载明经武汉病毒研究所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决定将汤华波等17位同志转入武汉病毒研究所事业编制。2013年1月30日，武汉病毒研究所发布科武病字[2013]6号文件，调整汤华波为六级职员。2014年1月14日，武汉病毒研究所发布科武病字[2014]4号文件，聘任汤华波为综合办公室信息宣传主管。2014年4月16日，汤华波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签订聘用合同，合同约定武汉病毒研究所聘用汤华波为综合办公室信息宣传人员，属管理岗位。聘用合同期限为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聘用合同项下第七条聘用合同的解除部分对武汉病毒研究所随时单方解除合同以及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汤华波解除合同作出了约定。第八条对聘用合同的终止作出了约定，载明：合同期限届满，合同终止。武汉病毒研究所不续订聘用合同，应在合同期限届满前将终止聘用合同决定以书面形式通知汤华波。聘用合同终止后，武汉病毒研究所应当为汤华波开具《终止聘用合同证明书》，并办理相关手续。2016年8月11日，省知产局向武汉病毒研究所出具鄂知干调字[2016]4号《湖北省知识产权局干部商调函》，载明：因工作需要，拟商贵所汤华波同志到省知产局直属单位湖北省知识产权发展中心工作事宜。如同意，请将该同志全部档案，现实表现，健康状况寄来，待研究后再给复函。2016年8月18日，汤华波与武汉病毒研究所人事人员高丹询问什么是离职报告以及离职报告是否有模板，高丹回复：“所里办理流程是个人递交辞职报告后办理工作交接。辞职报告没有模板，简单写写即可”。同日，汤华波向武汉病毒研究所提交离职报告，载明：本人因工作需要，调动至湖北省知识产权发展中心工作。特此申请离职，望批准。2016年8月19日，武汉病毒研究所人事人员高丹向汤华波询问汤华波进所之前的档案是否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并建议汤华波询问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工作之前的单位是否将汤华波的档案转出，汤华波同意去询问核查。同日，武汉病毒研究所向湖北省人才服务局出具（科武病）字2016003号调档函，载明：兹有汤华波同志……现因工作需要，请协助办理其档案调动手续。档案请分类整理装订后转至我所。2016年8月23日，武汉病毒研究所向省知产局出具《干部档案材料转递通知单》，载明：兹将汤华波等壹位同志的档案材料转去，请清点查收，并将回执退回。同日，汤华波向武汉病毒研究所组织人事处出具《个人档案自提申请》，载明：本人因工作调动，需将个人档案交于用人单位，由于办理事件较为紧迫，现需自提档案交于接收单位。本人将保证不私自拆开或损伤密封袋，不个人保管档案，档案自提责任自负。后武汉病毒研究所将汤华波的档案材料交付汤华波。2016年8月25日，武汉病毒研究所组织人事处出具《关于汤华波同志的在编证明》，载明：汤华波，男，身份证号为****，经个人申请，所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于2012年12月转入我所事业编制，为我单位事业编制人员。2016年8月29日，汤华波向武汉病毒研究所人事人员高丹询问其入党材料是否找到，高丹于2016年9月30日向汤华波回复入党材料已找到。2016年9月2日，省知产局向武汉病毒研究所出具《湖北省知识产权局关于退还汤华波同志个人档案的函》，载明：按照鄂知干调字[2016]4号干部商调函及干部人事调动有关要求，我局对拟调入省知识产权发展中心的贵所职工汤华波同志的档案进行了审核。根据审核结果，经局党组研究同意，暂缓办理汤华波调动手续，现将个人人事档案予以退还。2016年9月26日，汤华波告知武汉病毒研究所人事人员高丹省知产局工作人员郭涛和同事会于当日下午去武汉病毒研究所商讨关于汤华波人事档案的问题，请高丹接待。2016年10月21日，汤华波就档案材料问题与武汉病毒研究所人事人员高丹再次进行沟通，高丹回复汤华波“领导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看看档案里我们所部分的材料是否齐全”。省知产局将汤华波的档案材料退回武汉病毒研究所后，武汉病毒研究所在未封存的情况下直接将档案交给了汤华波。2018年12月28日，武汉病毒研究所组织人事处再次出具《关于汤华波同志的在编证明》，载明：汤华波，男，身份证号为***，经个人申请，所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于2012年12月转入我所事业编制，为我单位事业编制人员。汤华波在武汉病毒研究所期间的月平均工资为10288.38元，武汉病毒研究所为汤华波缴纳社会保险至2016年9月，汤华波的个人档案材料现仍由其本人保管。2019年10月12日，汤华波向武汉市武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于同日作出昌劳人仲不字[2019]第15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汤华波的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处理范围为由，不予受理汤华波的仲裁请求事项。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3］13号）第一条的规定：“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处理。”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适用法律等问题的答复（法函[2004]30号）》第一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3］13号）第一条规定：“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处理。”这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处理”是指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的程序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对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的实体处理应当适用人事方面的法律规定，但涉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劳动权利的内容在人事法律中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有关规定。本案系事业单位法人武汉病毒研究所与其工作人员汤华波因辞职、辞退、履行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应适用国家有关人事方面的法律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进行处理。本案的争议焦点系汤华波与武汉病毒研究所是否仍存在人事关系。而要确定汤华波与武汉病毒研究所是否仍旧存在人事关系，就要看汤华波的两次调动是否完成。根据《干部调配工作规定》第五章调配程序项下的规定：“调动干部时，应先由调出、调入单位进行商洽，并征求被调干部的意见，然后按干部管理权限报其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干部个人要求调动的，应向本单位提出书面申请，并按干部管理权限报其主管部门审核批准；调出单位必须如实提供有关材料和证明，接收单位必须按有关规定对拟调干部进行认真审核；干部调出单位接到调动通知后，应在规定的期限内办理调动手续。”本案中，汤华波申请调动，省知产局向武汉病毒研究所发出《商调函》，商调函中明确写明：“如同意，请将该同志全部档案，现实表现，健康状况寄来，待研究后再给复函”，即省知产局要对武汉病毒研究所提供的汤华波的材料进行审核，审核后决定是否正式出具调动通知予以调动。在省知产局未出具正式调动文件之前，汤华波与武汉病毒研究所仍存在人事关系。汤华波向武汉病毒研究所提交的辞职报告，系根据武汉病毒研究所人事部门的要求配合武汉病毒研究所履行工作调动的前置程序，而非正式的辞职申请。且根据《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的意见》以及汤华波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签订的《聘用合同》，汤华波申请调动并不符合事业单位受聘人员可以随时单方解除聘用合同的情形，故不宜认定汤华波向武汉病毒研究所提出了解除聘用合同申请。武汉病毒研究所称其已于2016年8月24日向汤华波出具了《解除聘用合同证明书》，但其未能举证证明该《解除聘用合同证明书》符合双方签订的聘用合同中关于武汉病毒研究所可以随时单方解除与汤华波的聘用合同的情形，也未能证明该《解除聘用合同证明书》已向汤华波送达。故法院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称其已与汤华波解除聘用合同的意见，不予采信。省知产局因汤华波的档案材料不全而终止了对汤华波的调动程序，汤华波的调动未完成，即汤华波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在双方签订的聘用合同期限内仍旧存在人事关系。又依据汤华波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签订的聘用合同第八条聘用合同的终止项下第二条约定，武汉病毒研究所不续订聘用合同，应在合同期限届满前30日，将终止聘用合同决定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武汉病毒研究所未能举证证明其履行了上述不续订合同的条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法院认定汤华波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在2018年12月31日之后仍存在人事关系，武汉病毒研究所应合理安排汤华波的工作岗位。故对汤华波要求确认其与武汉病毒研究所之间存在人事关系并由武汉病毒研究所为其安排工作岗位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对于汤华波要求武汉病毒研究所按每月10611.9元的标准补发自2016年9月起至安排工作岗位之日止的工资的诉讼请求，虽汤华波在此期间并未向武汉病毒研究所提供劳动，但其未提供劳动非因本人原因，故法院酌定武汉病毒研究所应当按照汤华波正常月工资水平10288.38元的50%（即5144.19元）为基准向汤华波发放此间的工资收入，故对汤华波的该项请求，法院予以部分支持。对于汤华波要求武汉病毒研究所补建工作档案的诉讼请求，依据《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条例》第二条和第十九条规定：干部人事档案是各级党委（党组）和组织人事等有关部门在党的组织建设、干部人事管理、人才服务等工作中形成的，反映干部个人政治品质、道德品行、思想认识、学习工作经历、专业素养、工作作风、工作实绩、廉洁自律、遵纪守法以及家庭状况、社会关系等情况的历史记录材料。干部人事档案主要内容和分类包括：履历类材料、自传和思想类材料、考核鉴定类材料、学历学位、专业技术职务（职称）、学术评鉴和教育培训类材料、政审、审计和审核类材料、党团类材料、表彰奖励类材料、违规违纪违法处理处分类材料、工资、任免、出国和会议代表类材料以及其他可供组织参考的材料。该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干部人事档案管理权限发生变动的，原管理单位的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机构应当对档案进行认真核对整理，保证档案内容真实准确、材料齐全完整，并在2个月内完成转递；现管理单位的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机构应当认真审核，严格把关，一般应当在接到档案2个月内完成审核入库。转递干部人事档案必须通过机要交通或者安排专人送取，转递单位和接收单位应当严格履行转递手续。本案中，武汉病毒研究所在聘用汤华波时，未尽到对其人事档案进行审核把关、整理归档、妥善保管的注意义务。在省知产局要求调档审核的时候，将汤华波的档案材料交汤华波自提，违反了干部人事档案转递通过机要交通或安排专人送取的规定，在省知产局对汤华波终止调动退档的情况下，将汤华波的人事档案交由汤华波自行保管，亦违反了档案管理的相关规定。又，该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三项规定：发现干部人事档案丢失或者损毁的，必须立即报告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并且全力查找或者补救。确实无法找到或者补救的，经报上级组织人事部门批准，由负责管理档案的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机构协调有关单位重新建立档案或者补充必要证明材料。本案中，武汉病毒研究所将汤华波的一部分档案材料放在湖北省人才服务局，另一部分档案放置在武汉病毒研究所，汤华波和武汉病毒研究所在发现汤华波的档案材料丢失之后，进行了查找和补救工作，仍旧未能补全相关档案材料，武汉病毒研究所应为汤华波重新建立档案或者补充必要证明材料。故对汤华波要求武汉病毒研究所补建档案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3］13号）第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汤华波与武汉病毒研究所之间存在人事关系并由武汉病毒研究所在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为汤华波安排工作岗位；二、武汉病毒研究所在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按每月5144.19元的标准补发汤华波自2016年9月起至安排工作岗位之日止的工资；三、武汉病毒研究所在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为汤华波补建工作档案；四、驳回汤华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武汉病毒研究所负担，予以免收。本院二审审理期间，武汉病毒研究所提交证据一份：2015年8月10日武汉病毒研究所高丹向汤华波发送邮件催促汤华波将个人档案交给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电子邮件，拟证明汤华波在2016年8月进行人事调动时，其档案不在武汉病毒研究所，而且也不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原因造成的。经质证，汤华波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也不认可。认为无法确认原文件，这只是高丹单方发送的邮件，并没有汤华波的回复，不能表明其与汤华波商量过此事，因此无法确认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且不属于新证据，该邮件发送时间是2015年8月10日，但是汤华波在一审提供的和高丹的聊天记录显示2016年的时候，高丹曾向汤华波发送信息，显示其在整理汤华波在武汉病毒研究所期间的档案。而且事实上汤华波的档案也是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省知产局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与汤华波的质证意见一致。经审核，本院认为武汉病毒研究所提交的证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一审庭审中，法院询问：“档案给个人自带是否符合规定”？武汉病毒研究所回答：“正常是要走机要件”。一审法院询问：“对缺勤是否处理”？武汉病毒研究所回答：“因为工作调动，我们没有对其处理。旷工和迟到早退”。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汤华波的诉请是否超过仲裁和诉讼时效、双方的人事关系是否已合法解除、武汉病毒研究所是否应向汤华波补发工资及补建档案。一、关于汤华波的诉请是否超过仲裁和诉讼时效的问题。从双方提交的证据和本案查明的事实看，自2016年9月汤华波的档案被省知产局退回武汉病毒研究所后，汤华波数年来一直在向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主张。2018年12月28日，武汉病毒研究所人事处再次向汤华波出具了《关于汤华波同志的在编证明》。2019年10月12日，汤华波申请劳动仲裁，并未超过仲裁和诉讼时效。二、关于双方的人事关系是否已合法解除的问题。汤华波自2011年即进入武汉病毒研究所工作。2012年12月，汤华波经武汉病毒研究所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转入武汉病毒研究所事业编制，成为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事业编制人员。双方建立的人事关系依法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和调整。2016年9月，汤华波虽向武汉病毒研究所提交过辞职报告，但汤华波在辞职报告中亦说明了其是因工作调动而提出，且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汤华波是应武汉病毒研究所人事部门的要求，为了配合后续的工作调动手续而提交辞职报告，并非因汤华波的个人原因主动提出辞职。因汤华波的工作档案不全，汤华波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省知产局之间未能正常完成调动手续，省知产局将汤华波的个人档案退回武汉病毒研究所后，武汉病毒研究所未能举证证明其与汤华波合法解除了人事关系，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的人事关系仍然存续并无不当。三、武汉病毒研究所是否应向汤华波补发工资的问题。因汤华波在双方争议期间未能正常提供劳动的原因在于武汉病毒研究所，一审法院酌情按照汤华波正常月工资水平的50%判决武汉病毒研究所支付汤华波2016年9月起至安排工作岗位之日止的工资并无不当。四、武汉病毒研究所是否应为汤华波补建工作档案的问题。因汤华波与武汉病毒研究所之间的争议系人事争议，汤华波要求武汉病毒研究所补建工作档案的诉请既不明确具体，也不属于人事争议的受案范围，对其该诉讼请求，应不予处理。一审法院判决武汉病毒研究所为汤华波补建工作档案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6民初21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6民初21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第四项；三、驳回汤华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负担，予以免收；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蔚红审判员  吴建铭审判员  赵 鹏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贺玉琼书记员贺玉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