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吉04民终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永吉，男，汉族，1971年11月12日出生，住长春市二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大超，吉林钟言宇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高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辽源市西安区四合小区**楼。法定代表人孙长荣，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庆荣，该公司职员。上诉人梁永吉因与被上诉人吉林高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弘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吉林省辽源市西安区人民法院（2020）吉0403民初1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梁永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大超，被上诉人高弘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庆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永吉上诉请求：1．撤销吉林省辽源市西安区人民法院（2020）吉0403民初184号判决，改判高弘公司全额支付梁永吉工资197.5万元及利息、违约金19.75万元、支付梁永吉五险一金费用；2．诉讼费用由高弘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清，梁永吉与高弘公司签订的《聘用合同》合法有效，梁永吉在签订合同时，已经征得高弘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正华的同意，梁永吉从未保管过公章，公章一直由高弘公司的代理人高庆荣保管，李正华指示高庆荣与梁永吉签订的《聘用合同》。梁永吉在原庭审中提供的证据已经充分证明上诉事实。原审法院主观臆断，错误推理，梁永吉的工资待遇，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该全额得到支持，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高弘公司辩称：梁永吉同志是高弘公司董事长，有使用公章的权利，该劳动合同是梁永吉同志私自伪造的劳动合同。因为我公司所有的劳动合同版本都是吉林省劳动社会保障局统一签发的合同，上诉人所说我公司实际控制人同意签此合同，该合同没有实际控制人签字，该合同的法人小印件是梁永吉找杨耀辉私刻的，该印件公安没有备案。我公司法人小印件是公安备案的，也是公司统一使用合理合法的。梁永吉同志来高弘公司工作，高庆荣和实际控制人在吉林市见过他，梁永吉和实际控制人说的是引进外资把高弘房地产的房子建起来，达到售楼标准，这才答应给其100万元年薪，如果建不起来只能给其生活费。事实工程没有建起来，引进的工程队在我公司工地建设的稀里糊涂就走了，给我公司造成了很多麻烦，现在梁永吉依然是公司董事长，作为公司董事长一再不负责任给公司造成损失，伪造劳动合同虚假诉讼，一审时他说有一个录音如果他不想虚假诉讼为何要录音，本身录音的目的不纯想讹公司。此合同如果真是真实的话为何没有实际控制人和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实际控制人和法定代表人都在公司工作没有签字，证明合同时伪造的。梁永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高弘公司依照聘用合同第七款第3条约定支付梁永吉拖欠2017年3月1日至2019年4月15日尚未支付工资款197.5万元整；2．依法判令高弘公司依照聘用合同第8款第6条约定按10％比例支付梁永吉违约金19.75万元整；3．依法判令高弘公司支付梁永吉按照聘用合同第9款约定的食宿费、差旅费、通讯费等共计153,271.00元（已在公司入账）；4．依法判令高弘公司履行聘用合同第七款第4条约定，支付梁永吉五险一金费用；5．依法判令高弘公司按银行贷款利息支付逾期给付工资利息至截止日前。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梁永吉自2017年3月1日到高弘公司处工作，2018年2月12日梁永吉收到高弘公司工资款150,000.00元，2019年4月15日，双方签订《关于梁永吉解除董事长、董事承诺书》，约定“因梁永吉聘用合同2019年2月28日已经到期和本人提出辞去公司担任的董事长职务，公司已经收到梁永吉辞职申请。经公司研究决定委托高振才办理…”双方于2019年4月15日签订《吉林高弘公司文件、印鉴交接清单》，梁永吉将手中保管的公司文件、印鉴等交予高弘公司。梁永吉于2018年1月16日向辽源市西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以被申请人联系人电话无人接听，，企业注册地址无法找到该企业无法送达为由作出辽西劳人仲不字（2020）3号不予受理通知书，梁永吉因不服该决定向法院起诉。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聘用合同书》的效力问题。梁永吉主张《聘用合同书》有效，应按合同履行；高弘公司称《聘用合同书》是梁永吉私刻法人小印鉴、私盖公章，自己起草该份协议书，应认定无效；虽然本案现有证据中没有确凿充分直接证据可证明公章是梁永吉自己所盖。但从下列事实方面表明该《聘用合同书》存在矛盾与不合常理之处：1．关于《聘用合同书》的起草。庭审中梁永吉承认该《聘用合同书》是由梁永吉自己起草的，法人小印鉴章确实在梁永吉手中，小印鉴为梁永吉自己所盖，公司公章是在高弘公司代理人高庆荣处盖的，是梁永吉给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正华打了电话，李正华让梁永吉直接找高弘公司代理人高庆荣，在高庆荣办公室盖的章。梁永吉在庭审中举出电话录音一份，欲证明因为李正华同意，所以该聘用合同书具有真实性，但该份录音内容，并没有体现签订的是什么合同，以及聘用合同中对聘用工资约定及聘用时间约定。2．该聘书文本只加盖了“高弘公司”的印章，没有法人及实际控制人签名与常理不符。3．梁永吉是高弘公司的董事长、具有经营管理权利，且有梁永吉保管公司文件、印章的事实，说明梁永吉在职期间有机会接触到被告公司印章。4、梁永吉称聘书的公章是在高弘公司代理人处所盖，但代理人当庭予以否认，双方所诉互相矛盾，且该份聘用书在高弘公司没有备案。综上，由于该聘书为梁永吉自己起草，梁永吉在陈述聘书签订协商过程中存在上述诸多相互矛盾，与常理不符的事实，而对此又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且讼争协议年薪100万元明显对于梁永吉有很大利益，该《聘书》内容权利义务显失公平。据此，法院认定《聘用合同书》不是高弘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该《聘用合同书》未成立，不具有法律效力，对双方当事人没有约束力。梁永吉依据该《聘用合同书》主张年薪100万元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高弘公司认可梁永吉工资为每月3万元，该工资标准高于辽源市2017、2018、2019年度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吉林省2017、2018、2019年度国民经济各行业职工平均工资中建筑业月平均工资，因此高弘公司认可按每月3万元计算梁永工资不损害梁永吉的权益，故以每月3万元计算梁永吉工资。双方对劳动关系开始时间为2017年3月1日无异议，但高弘公司对梁永吉在公司的工作时间有异议，认为梁永吉在高弘公司工作仅有一年左右时间，不应按“解除梁永吉董事长、董事承诺书”的签订时间2019年4月15日，计算解除劳动关系时间，梁永吉工作时间的举证责任应由高弘公司承担，但高弘公司无法提供公司签到记录等证明，虽提供公司员工杨跃辉、姜志宏、李洪文证人证言予以证明，但该三位证人并未与梁永吉一起工作，有的证人甚至工作地点与梁永吉也不在一起，无法证明其所要证明的问题，故对该证人证言不予采纳。双方对“解除梁永吉董事长、董事承诺书”签订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梁永吉解除劳动关系时间以该承诺书签订时间2019年4月15日计算。梁永吉提供了收据一份，证明高弘公司2017年给付梁永吉部分工资款15万元，法院认为该收据款项说明一栏中写明吉林高弘公司2017年工资款，且有经手人签字，收款人签字，该证据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故对该证据予以采纳。高弘公司欠梁永吉工资的计算为：2017年3月1日-2019年4月1日工资：3万元／月×25个月=75万元。2019年4月2日-2019年4月15日工资：3万元／月÷21.75天×13天=17，931.03元，共计767,931.03元；扣除高弘公司已经支付的15万元工资，高弘公司尚欠梁永吉工资617,931.03元。二、梁永吉主张高弘公司应依照聘用合同约定按10％比例支付梁永吉违约金19.75万元整，因该聘用合同不成立，故对梁永吉该请求不予支持。三、梁永吉主张高弘公司应支付其食宿费、差旅费、通讯费等共计153,271.00元；梁永吉认可账目中的原始凭证和发票名称均为高弘公司，账目报销单中负责人由梁永吉签字，但报销人为张淑云，并不是梁永吉，无法证明该笔费用应由梁永吉报销，故对梁永吉该请求不予支持。四、梁永吉主张高弘公司应支付梁永吉五险一金费用及支付截止日前的银行贷款利息。关于五险一金费用，社会保险实行社会统筹，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具有社会共济性，不允许当事人通过约定或者其他方式自行变更或规避。用人单位负有自行申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法定责任，劳动者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并统一缴纳给社保机构，而不能由企业直接支付给劳动者自行缴纳，故对梁永吉该项请求不予支持。且用人单位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属于法律强制性规定，属行政管理的范畴，不属于民事案件的审理范围，一审法院对此不作处理。对于梁永吉提出要求高弘公司按银行贷款支付逾期给付工资利息的主张，因双方已签订解除承诺书，该承诺书并未约定违约利息，故对其上述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第一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吉林高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梁永吉工资617,931.03元；二、驳回梁永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元，由高弘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梁永吉提交的授权委托书，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通话录音，该录音未体现合同性质及具体合同内容，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聘用合同书》为梁永吉起草，法人小印鉴为梁永吉所盖，对于所盖的公司公章，梁永吉称其与高弘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正华电话沟通，李正华让梁永吉找高庆荣盖的章。高庆荣对此予以否认，梁永吉所提供的录音也未体现签订的合同性质以及合同的具体内容。梁永吉所举证据不能证明聘用合同所盖公章是高弘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不能证明高弘公司对该合同以及合同内容做出了同意的意思表示，双方对该聘用合同并未达成合意，《聘用合同书》未成立，对双方没有约束力。梁永吉依据该聘用合同所提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高弘公司虽认可梁永吉月工资为3万元，但对此工资高弘公司即未制作工资表，又未记入财务账簿，没有任何记载该工资的凭证，对该工资数额本院不予认可。一审法院按照月工资3万元，判决高弘公司支付梁永吉工资617,931.03元错误，应予纠正。综上所述，梁永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结果错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吉林省辽源市西安区人民法院（2020）吉0403民初18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梁永吉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退还梁永吉；上诉人梁永吉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李爽审判员鲁银辉审判员温桂杰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杨赫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