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浙0282民初11366号 原告：余旭丹，女，1975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慈溪市。 被告：宁波波罗特光伏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慈溪市周巷镇天潭村火车跟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82753281636M。 法定代表人：金裕潮，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少军，浙江五磊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余旭丹与被告宁波波罗特光伏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波罗特公司）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立案案由：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2月3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张小玲独任审理。诉讼过程中，原告申请限制被告支取在慈溪天元中华古旧家具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具城公司）处的债权1800万元，本院依法予以准许，但因保全标的已履行完毕相应债权消灭导致无法实施相应措施。本院于2020年12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余旭丹及其当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琼，被告波罗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少军到庭参加诉讼。庭审结束后，原告与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琼解除了委托代理关系。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被告与慈溪伟利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利公司）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无效；2.判令被告退回原告土地转让款1800万元；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以1800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利率计算的、自起诉之日（2020年12月3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的利息损失；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退回原告土地转让款1800万元。后又变更为：被告立即返还原告土地转让款950万元，并赔偿原告以950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利率计算的、自变更诉请之日（2021年1月15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的利息损失。事实和理由：2007年5月被告（更名前名称为宁波波罗特家具有限公司）受让了家具城公司位于慈溪市××镇××道××＃地块（土地证号为慈国土2011第2110**，面积约19916.43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登记土地使用权人为家具城公司）。2011年9月，被告称欲转让上述地块，转让价格为3800万元。伟利公司与原告、谢尚军、袁吉杰等商量后决定由伟利公司出面，实际由4人合伙受让，其中原告与伟利公司共出资1800万元（原告出资950万元占四分之一份额，伟利公司因资金缺乏向原告借款850万元用于出资），剩余资金由另2位合伙人以现金及债务抵销方式出资。2011年9月20日，被告与伟利公司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书》，伟利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被告1500万元，另300万元因被告欠案外人胡培浩300万元，而胡培浩欠伟利公司300万元，故以三方债务抵销方式进行了支付。由于被告从家具城公司受让上述地块后一直没有变更权属登记，故被告在收到土地转让款后既没有将上述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给伟利公司，也不愿归还已收款项。后伟利公司向被告多次发送了《债权转让通知书》，主张1800万元土地转让款及相应利息损失的权利于2020年11月21日起转让给原告，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一并转让。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涉案地块已经由被告退还给了登记的权利人家具城公司，被告已经无法履行合同。被告在收款后既未转让土地使用权，又不愿退还已收土地款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原告认为，伟利公司支付给被告的1800万元款项中有950万元系原告作为合伙购地人的实际出资，其有权作为实际出资人要求被告予以返还，另外的850万元系其出借给伟利公司，上述款项实际来源于原告，现伟利公司也将该部分债权转让给了原告，故原告也有权要求被告予以返还。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950万元及相应利息损失时明确其在本案中仅要求被告返还其作为合伙购地人实际出资的950万元及利息损失。 被告波罗特公司答辩称：一、案涉合同是被告与伟利公司签订的，并不涉及原告，也不存在伟利公司与原告、谢尚军、袁吉杰四人合伙受让土地使用权的事情。从案涉合同的洽谈到最终签订，原告从未出现过，被告从未见过原告，伟利公司也从未提及过合伙事宜。合同签订后的土地转让款也是由伟利公司支付的，不存在原告与伟利公司共同出资1800万元事情。实际上，被告收到的土地转让款是1500万，并非1800万元。合同具有相对性，原告作为案涉合同外的第三人，对合同约定事项不具有利害关系，其无权提起诉讼。如果原告与案涉合同有关，其不可能连付款是1800万元还是1500万元都搞不清楚。如果原告是该款项的实际出资人，则不存在伟利公司将1800万元土地转让款的债权转让给原告的情况。以上事实说明原告的陈述是虚假的，说明案涉合同与原告无关。二、被告与伟利公司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是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并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案涉合同依法有效。协议签订后，伟利公司只支付了部分转让款，显属违约，且严重损害了被告的合法权益，伟利公司不对被告享有债权。三、本案原告进行虚假诉讼，涉嫌犯罪。1.原告虚构了伟利公司与原告、谢尚军、袁吉杰4人合伙受让土地以及其与伟利公司共同出资1800万元的事实。除了本案中的转让权利通知书，被告从未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书，原告虚构伟利公司向被告多次发送债权转让通知书的事实。2.原告与伟利公司存在恶意串通。假设原告作为案涉合同外的第三人对合同约定事项具有利害关系，那么其应当以签订合同的双方作为共同被告来进行诉讼。本案中，原告没有把伟利公司列为被告仅起诉被告，说明双方恶意串通。四、伟利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股东邹伟军负有经法院判决的多起未履行债务，其转让债权的行为是恶意串通进行债务逃避，必将损害国家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三）项和《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其转让行为无效。五、根据《民法总则》、《公司法》、《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伟利公司于2019年11月25日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其应当及时成立清算组，其法人行为只能围绕清算目的展开，不得开展与清算无关的经营行为。伟利公司向原告转让债权的行为不属于吊销营业执照后的清算行为，也不属于与清算目的有关的经营行为。由于债权转让属于处分行为，伟利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处分权受限，因此其向原告转让债权的行为无法发生法律效力。综上所述，原告的起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案经审理查明： 一、被告与案涉地块之间的关系 2007年5月8日，家具城公司与被告达成用地转让意向，由家具城公司在家具城区块内的国有出让工业用地（土土地证号慈国用（2007）字第2&tim**×9号）中切出约30亩计19929平方米（即案涉土地）转让给被告，意向转让的地块四至为：东至大河江、南至三北大街西延、西至家具城公司留用地，北至权属界址线。被告于2007年5月15日、16日分两次向家具城公司预交土地转让款1050万元及建房保证金90万元。家具城公司将该30亩土地实际交由被告使用。 2010年7月5日，家具城公司将证书号慈国用（2007）字第211029号的土地使用权证注销，项下土地被分割后分别登记发证，其中意向转让给被告的土地仍登记在家具城公司名下，座落位置为天元镇园区大道北侧A#，面积19916.43平方米，证号为慈国用（2011）第211008号【后经家具城公司补换证，现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慈国用（2015）第0324816号】。 2010年8月23日，家具城公司在慈国用（2011）第211008号土地使用权证复印件上出具如下说明给被告：“该宗地块，慈溪天元（中华）家具城有限公司与宁波波罗特家具有限公司达成转让，因区块功能调整，土地证还未过户至宁波波罗特家具有限公司，土地证原件由家具城公司保存”，家具城公司在该处盖章确认，慈溪市天元镇人民政府在该复印件上盖章确认“情况属实”。 2011年9月20日，被告与伟利公司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鉴于被告拥有下列土地使用权按政府规划已经转变为商住用地，目前性质仍然为工业用地且权证尚未过户至被告名下，按相关规定被告可能可以自行开发；鉴于伟利公司系房地产开发企业，有意向收购上述被告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现双方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及发展，今双方商定达成协议如下：1.转让土地使用权情况：今商定原天元大道和三北大街延西的一块土地登记权证，登记土地使用权人：家具城公司，坐落：天元镇园区大道北侧A#，土地证号：慈国土2011第**，原为工业用地现规划为商住用地，共面积约19916.43平方米，但此土地还未过户到被告，并附慈溪市天元人民政府盖章原件一份（情况属实说明）。2.转让价格：现被告由此土地（含下列第5条所列明5亩未办证土地）转让给伟利公司，转让地价为3800万元。3.转让款支付：协议签订后，伟利公司100%收买此土地，签字后3800万元分批支付给被告，但家具城公司名下的土地过户或转让到伟利公司所涉及到的一切税费均与伟利公司无关，由被告承担。由此被告承诺承担此土地过户及转让的一切税费并由慈溪市金盾夹具有限公司担保并负连带责任。但此土地收储后，由天元镇人民政府退还给被告的土地款全额返还给伟利公司，伟利公司不负任何税费。4.为了土地转让方的企业正常生产及发展，今后被告的经营情况及公司对外债权债务、各种税费、公司对外担保、应收及应付均由被告全部经营及承担一切后果，与伟利公司无关。对上述公司遗留问题均由慈溪市金盾夹具有限公司提供担保，负责对被告一切情况承担监督及连带责任。5.此土地归伟利公司所有及房产开发，包括围墙内5亩如收买开发，今后与被告无关。此协议具体按收款生效，任何一方不得改变。6.鉴于上述土地使用权购买后，可能不办理土地使用权过户手续（因目前土地使用权尚未办理登记至被告名下），但被告确认上述土地使用权属伟利公司所有，由于办理土地使用权开发等事宜需要被告名义出面配合办理的，则被告无条件予以协助；若被告不配合，则需要向伟利公司支付按转让款20%计算的违约金。慈溪市金盾夹具有限公司和金裕潮自愿对本协议书项下被告的相关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限为贰年。此协议附件为：1.撤销土地转让和房产共同开发的协议书一份；2.带有慈溪市天元镇人民政府和家具城公司盖章的土地证（慈国土2011第211008号）一份。各方当事人均在该协议上签字签章确认。其中附件2即2010年8月23日家具城公司和天元镇人民政府盖章并载有说明的慈国土2011第211008号土地使用权证复印件。 2011年9月23日、9月26日伟利公司以转账支票形式分别支付被告400万元和1100万元，并开具了一张500万元的空头支票给被告。金裕潮于2011年9月23日出具领付款凭证一份，载明领款单位为被告，领款人为金裕潮，金额为2000万元，款项用途为土地款。 2020年12月17日，被告以原天元镇人民政府变更市政规划，将其所购土地由工业用地变更为住宅开发用地，为服从政府决策停建厂房，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该块土地的控制权和使用权但未获得补偿为由，向本院起诉，要求家具城公司返还购买工地用地土地款1140万元，已经支付给村农民的青苗补偿费2279000元、购地后构筑河道石坎费用、土地勘察费和其他费用共计734456元、自2007年5月15日起至2020年8月15日止的利息共计16042176元以及以14413456元为基数、按月息7厘计算至本金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及由于不能实际使用导致的租赁经营场地损失800万元，以上各项共计38455632元。2020年12月18日，被告与家具城公司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家具城公司不再履行交付上述土地使用权的义务；二、家具城有限公司按每亩1180000元补偿给被告各项损失，共计35400000元，家具城公司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将上述款项全额交付被告；三、在家具城公司履行本协议第二条确定的付款义务后，被告关于因上述土地转让而产生的争议不再向家具城公司主张任何民事权利，原先其他无论是否涉及该宗土地的债务纠纷，均由被告自行处理，与家具城公司无涉；四、被告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完成上述地块内出租户的搬迁工作；五、案件受理费234078元，减半收取计117039元，由双方各负担58519.50元。本院依法作出（2020）浙0282民11969号民事调解书对上述协议进行了确认。家具城公司于调解当日以转账支票形式向被告支付了全部款项3540万元。 二、原告主张的其与案涉《土地转让协议书》之间的关系 2020年9月21日，伟利公司与原告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一份，载明如下内容：2011年9月，被告称有一块位于慈溪市××镇××道××＃土地的使用权要转让，土地面积约19916.43平方米，转让价格为3800万元。伟利公司与谢尚军、袁吉杰、余旭丹3人商量后决定由伟利公司出面，实际由4人合伙受让。其中余旭丹出资950万元，伟利公司出资850万元（伟利公司向余旭丹借款），剩余资金由另2位合伙人以现金及债务抵销的方式出资。2011年9月20日被告以宁波波罗特家具有限公司（当时恶意隐瞒了公司已更名的情况）与伟利公司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书》。现因原告与伟利公司一直未能获得该地块也未能收回土地款，经协商确定：1.伟利公司将所持有的向被告主张1800万元及相应利息损失的权利于2020年9月21日起一并转由余旭丹享有（其中1500万元由伟利公司直接支付给被告，300万元由伟利公司通过债务抵销方式支付给被告）。2.伟利公司负责向被告发送债权转让通知书。 2020年11月21日，伟利公司出具《债权转让通知书》一份给被告，告知案涉土地使用权系伟利公司与谢常均、袁吉杰、余旭丹商量后决定由该公司出面，实际上由4人合伙受让。其中余旭丹和该公司共出资1800万元，剩余资金由另外2位合伙人以现金及债务抵销方式出资。付款至今被告一直没有按照承诺将土地变更到该公司名下，也不退还土地款。鉴于事实情况，该公司特通知：该公司及余旭丹向被告主张的1800万元土地转让款及相应利息损失的权利于2020年9月21日起一并转让给余旭丹。请其自收到本债权转让通知后直接向余旭丹退还1800万元土地款及相应的利息损失。该债权转让通知已于同日通过顺丰速运快递给被告，但该快递是否成功投递不清楚。 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童某于2011年9月5日向伟利公司法定代表人邹伟军转账550万元，于9月30日分别向邹伟军转账500万元和250万元，共计1300万元。2012年2月10日，余旭丹向邹伟军转账500万元。原告主张童某系其小叔子，系根据其指示向邹伟军转账，并提供了署名为童某的情况说明一份。原告主张其中950万系其合伙购买案涉土地的出资，另850万元系其出借给伟利公司用于支付案涉土地使用权转让款。 三、与案件有关的其他情况 伟利公司法定代表人邹伟军因犯信用证诈骗罪被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退赔被害单位天津市华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47159788.44元等，邹伟军现在天津监狱服刑。 2020年10月，原告向慈溪市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控告被告及其法定代表人金裕潮诈骗。伟利公司（加盖该公司公章，无经手人）于2020年10月28日向慈溪市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提供情况说明书一份，称2011年中期，谢常均带金裕潮到其公司称被告有一块土地需要出售转让，作价3800万元，其公司资金不足，于是联系余旭丹、袁吉杰共同均额出资购买，4人合伙每方出资950万元，由伟利公司出面和被告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余旭丹支付自己份额出资款950万元，同时帮助伟利公司支付850万元，谢常均和袁吉杰以抵销方式各出资950万元。之后袁吉杰将其部分股份转让给伟利公司作价400万元。在其总共出资3300万元之后感觉金裕潮并未积极配合办理土地变更登记，也未将土地使用权实际转移给伟利公司，而且其听闻金裕潮以其系土地使用权人为名在外宣称要卖上述土地以达到融资目的。伟利公司感觉上当受骗了，于是停止支付余款。 对于土地转让协议的签订以及款项支付各方当事人在接受慈溪市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询问时陈述如下：1.金裕潮陈述：2011年9月20日，其到中央大厦邹伟军办公室同邹伟军和谢常均谈土地的事情，30亩土地邹伟军买20亩，谢常均买10亩，谢常均的地款直接抵掉其之前欠他的债务，邹伟军再给其2400万元，购地以邹伟军的伟利公司出面购买，按照约定邹伟军拟好土地转让协议书之后三方都在协议书上签字确认的。签订协议后，其一共收到了邹伟军1100万元购地款以及500万元的一张支票，但是这个支票是空头支票，其去取钱的时候账户里是没有钱的，也就是3800万的土地款其收到了1100万元加上抵掉的谢常均债务1400万元，实际邹伟军还需要向其支付1300万元购地款，这个钱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落实。 袁吉杰于2020年10月11日接受询问时陈述：其知道邹伟军向金裕潮购买土地的事情，其自己也出资了。2011年9月，邹伟军告诉其说准备购买天元的一块地开发房地产，土地占地面积30多亩一共需要3800万元，其也出资一部分。邹伟军跟其约好其名义出资950万元占整个投资的四分之一。后由邹伟军的伟利公司出面与被告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但是土地一直没有开发房产，邹伟军解释房地产行情不好先放放，等房地产行情好了再开发。其实际出资550万，400万是其堂弟袁文武出资的，款项都是打给邹伟军的，后来邹伟军帮袁文武还了328万的债务，袁文武在邹伟军那边的投资还剩72万了。邹伟军向金裕潮购买土地时说余旭丹、其、谢常均和他自己每人各占四分之一，各出资950万元，但是其与其他出资人没有相互沟通过，都是邹伟军出面操作。 谢常均在接受询问时陈述：2010年上半年，金裕潮当时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他想把持有的位于慈溪市××镇××道××路的一块地卖掉归还外面的债务，其中也包括欠其的1500万元。当时，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好友叫邹伟军，他想购买准备开发房地产。所以邹伟军当时与金裕潮谈好用3800万元以邹伟军的伟利公司向被告购买这块土地，并且由邹伟军拟好土地转让协议书，于2011年9月20日在中央大厦邹伟军的公司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书，其当时也在场。但是邹伟军没有按照约定将3800万元购地款打给金裕潮，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兑现。因为金裕潮一直在催邹伟军的购地款经常还打其电话让其帮忙跟邹伟军说钱的事情。据其所知邹伟军只支付了金裕潮1000万左右的钱。购买案涉土地时说了其占四分之一股份，也就是950万，当时考虑金裕潮还欠其1500万，950万入股之后其还可拿回550万，但是邹伟军一直没有支付之后的土地款金裕潮也没办法兑现归还其的欠款了。至于其他人是否出资或者其他约定其不清楚，最近余旭丹向金裕潮要土地款其才知道当时她也出资了。 余旭丹在接受询问时陈述：根据邹伟军说，金裕潮欠谢尚军钱，然后提出想将他向天元镇政府买的土地卖掉，谢尚军就找到了邹伟军说事情，邹伟军找了其与袁吉杰一起出资购买土地，土地总价款是3800万元，约定其出资950万元占四分之一的股份，邹伟军、袁吉杰和谢尚军分别出资和占股多少其不清楚，邹伟军出资金额中有850万元也是问其借的到现在还没有归还。其所了解情况都是邹伟军儿子去探监的时候，邹伟军告知他儿子再由他儿子转述的。其本人没有参与合同的签订、前期协商以及后续沟通。 本院认为：案涉《土地转让协议书》的当事人系被告与伟利公司，原告并非该合同的当事人。现原告主张其系该协议书受让方的合伙人之一，实际出资950万元，以合伙购地实际出资人的名义要求被告返还该950万元。本院审查认为：1.伟利公司支付给被告购地款的时间分别为2011年9月23日、9月26日，而原告所称其指示童某向伟利公司法定代表人邹伟军的汇款分别为2011年9月5日550万元，9月30日750万元，其本人向邹伟军转账500万的时间则为2012年2月10日，童某未出庭作证且原告自称其与邹伟军之间存在其他借贷关系，故仅凭上述汇款事实及童某的情况说明不足以证明其与案涉土地款支付之间存在关联性；2.原告主张其系合伙购地人，但其所谓的四个合伙人之间相互并不知情，各方之间也未签订任何合伙文件，原告也自认其并未参与土地转让协议的签订、协商和后续沟通。虽然加盖有伟利公司公章的债权转让协议及情况说明均载明案涉土地实际系包括原告在内的4人合伙受让，每人出资950万元各占四分之一份额，但即使该情况属实，亦系原告与伟利公司（或邹伟军）之间的内部关系，原告亦无权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向被告主张权利。原告明确其不以债权转让作为请求权基础行使权利，故本院对案涉债权转让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作评判。综上，综上，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被告关于原告主体不适格的辩称主张成立，原告以其系合伙购地人和实际出资人身份提起的起诉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第九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余旭丹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129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退回原告余旭丹。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张小玲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胡 寅 代书记员 陆莹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