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31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中安鼎辉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法定代表人：杨辉，副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雨晗，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宝昌，吉林吉天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费斯托（中国）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云桥路**div>法定代表人：OLIVERDANKMARJUNG，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知文，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上诉人北京中安鼎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安鼎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费斯托（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费斯托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5民初163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中安鼎辉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费斯托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费斯托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1.本案法律关系复杂，权利义务不明确，争议较大，不适用简易程序。简易程序3个月期满后应该转为普通程序，采用合议庭的审判组织审理。一审审判组织违法。2.2018年12月19日签订的系争《框架协议》系费斯托公司与案外人XX（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恶意串通让中安鼎辉公司在《框架协议》上盖章，签订《框架协议》并非中安鼎辉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无效可撤销。中安鼎辉公司为此在一审审理期间提起另案诉讼，并申请中止本案诉讼，但一审法院未予中止。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中安鼎辉公司与费斯托公司之间没有形成本案买卖合同，系争《框架协议》是由费斯托公司与XX公司协商后达成，中安鼎辉公司仅是受XX公司的委托签字盖章，费斯托公司向XX公司交付货物，履行合同，该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实际上是XX公司。2.本案应当追加XX公司为第三人。系争《框架协议》的真正主体应该是XX公司，本案纠纷系因XX公司没有支付剩余款项而引发，XX公司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应该承担付款义务。3.中安鼎辉公司并非涉案货物的使用方，也不是最终的付款义务人。涉案货物是由XX公司接收使用并付款。中安鼎辉公司至今不清楚XX公司为何不愿意付款，无法排除XX公司对费斯托公司提供的货物有质量异议的可能性。请求二审法院追加XX公司参加本案诉讼，以查明涉案货物是否存在瑕疵。费斯托公司辩称：一、关于程序问题。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没有瑕疵。中安鼎辉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反诉状，但由于其未按时缴纳反诉受理费，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并无不当。二、本案是费斯托公司与中安鼎辉公司之间签署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中安鼎辉公司向费斯托公司支付了部分款项。就之后的款项支付及所欠款项出具过对账单及还款计划，同时对于相关的合同履行均表示清楚。因此一审判决正确。三、系争《框架协议》系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权利义务仅发生在双方当事人之间，XX公司与本案无关。不同意追加XX公司为本案第三人。综上，不同意中安鼎辉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费斯托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中安鼎辉公司支付货款4,349,674.78元；2.判令中安鼎辉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2,487,979.66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1日起，以1,861,695.12元为基数,自2019年11月12日起，均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8年12月19日，费斯托公司与中安鼎辉公司签订《框架协议》。双方约定，附件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附件1为特别合作条款条件，附件2为销售条款与条件，附件3为报价单。附件1中约定，合同签订后,中安鼎辉公司即支付合同总价款的10%作为预付款；发货后,费斯托公司开具合同总价款60%的发票,中安鼎辉公司需在发票开具日后的30天内支付合同总价款的50%;客户现场验收或发货后150天后(以先到为准),费斯托公司开具合同总价款40%的发票,中安鼎辉公司需在发票开具后的30天内支付合同总价款的40%等。附件3中约定，中安鼎辉公司就华东制药二期阀岛箱项目向费斯托公司订购阀岛箱,不含税总价为4,289,620.11元，含税总价为4,975,959.33元（税率16%）。2019年6月至8月初，费斯托公司向中安鼎辉公司供货。2019年7月30日，费斯托公司向中安鼎辉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5张，金额合计4,847,270.71元，税率为13%。2019年10月21日，费斯托公司向中安鼎辉公司出具《对账单》，载明费斯托公司在2019年7月30日向中安鼎辉公司开具5张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合计4,847,270.71元，中安鼎辉公司于2019年1月3日付款497,595.93元，尚欠4,349,674.78元，已逾期付款34天。中安鼎辉公司在“金额相符”一栏盖章予以确认。2019年11月6日，费斯托公司委托律师发函给中安鼎辉公司，要求中安鼎辉公司在2019年11月20日前付清货款4,349,674.78元及逾期付款利息47,302.70元。2019年11月12日，中安鼎辉公司向费斯托公司出具《付款计划》，确认截止至2019年11月12日尚欠费斯托公司4,349,674.78元，承诺在2019年12月20日前支付2,423,635.35元，在2020年1月30日前支付1,926,039.43元。2019年12月25日，费斯托公司委托律师发函给中安鼎辉公司，要求中安鼎辉公司在2020年1月8日前按照《付款计划》支付欠款2,423,635.35元及利息35,142.71元。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费斯托公司与中安鼎辉公司之间签订的《框架协议》及附件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于法不悖，双方均应恪守。费斯托公司已按约向中安鼎辉公司供货且开具相应增值税专用发票，中安鼎辉公司理应及时付清货款。中安鼎辉公司在《对账单》及《付款计划》中确认其尚欠费斯托公司货款4,349,674.78元，但至今未能履行付款义务，显属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费斯托公司主张中安鼎辉公司支付货款4,349,674.78元，有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中安鼎辉公司未能及时付款，给费斯托公司造成资金占用损失，费斯托公司主张中安鼎辉公司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偿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费斯托公司主张分两段起算利息损失，根据双方约定，中安鼎辉公司应在费斯托公司开具合同总价款60%的发票后30天内支付至总价款的60%，现总价款为4,847,270.71元，中安鼎辉公司应付款计2,908,362.43元，中安鼎辉公司已付款497,595.93元，尚须支付2,410,766.50元，故应以该金额为基数，自2019年9月1日起算。费斯托公司就剩余总价款的40%从中安鼎辉公司出具《付款计划》之日即2019年11月12日起主张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计算基数应为1,938,908.28元（4,847,270.71元×40%）。中安鼎辉公司虽在审理中提出反诉，要求撤销与费斯托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但未在期限内缴纳反诉费用，一审法院已裁定按撤回反诉处理。中安鼎辉公司已收取费斯托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先后向费斯托公司出具《对账单》及《付款计划》，确认欠付费斯托公司货款4,349,674.78元的事实，中安鼎辉公司现拒绝付款，无正当理由，且有违诚信原则。中安鼎辉公司辩称费斯托公司及XX公司对其存在欺诈，但未就此提供证据证实，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中安鼎辉公司另在审理中申请追加XX公司为本案第三人，认为其只是以自己的名义代XX公司签订本案合同，合同主体和受益人是XX公司，应由XX公司承担付款义务。因中安鼎辉公司并未提供其与XX公司之间签订的委托合同，以证明双方存在委托关系，且无证据显示中安鼎辉公司在与费斯托公司交易中曾披露过其所谓的委托关系，故一审法院对中安鼎辉公司辩称的委托关系不予采信。同时根据中安鼎辉公司的陈述，中安鼎辉公司与XX公司之间签订有采购合同，中安鼎辉公司按照XX公司的要求对外进行采购，即使XX公司未将相应款项支付给中安鼎辉公司，导致中安鼎辉公司无法向费斯托公司付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即“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中安鼎辉公司也应当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向费斯托公司承担付款责任，中安鼎辉公司和XX公司之间的纠纷应另行解决，与本案无涉。故一审法院对中安鼎辉公司提出的追加申请不予准许。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一、中安鼎辉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费斯托公司货款4,349,674.78元；二、中安鼎辉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费斯托公司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2,410,766.50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1日起，以1,938,908.28元为基数,自2019年11月12日起，均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1,597元，减半收取计20,798.5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5,798.50元，由中安鼎辉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中安鼎辉公司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中安鼎辉公司与XX公司签订的《联合体协议》英文原件及中文翻译件；2.中安鼎辉公司与XX公司签订的三份《采购合同》，以上均证明中安鼎辉公司对于涉案货物没有实际的使用需求，而是按照XX公司的要求和费斯托公司签订系争《框架协议》，实际最终的付款义务人是XX公司。费斯托公司质证称：1.上述证据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已经存在，中安鼎辉公司未向一审法院提供，故不属于二审新证据；2.中安鼎辉公司未提供证据原件，且费斯托公司未参与协议的签订过程，对于证据的真实性由法院予以审核；3.上述证据1的内容系全英文，中安鼎辉公司应提交有翻译资质机构出具的翻译件，否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4.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即使XX公司与中安鼎辉公司之间存在合同纠纷，中安鼎辉公司也应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向费斯托公司承担付款责任，其与XX公司间的纠纷应另行解决，不能成为其不付款的理由和依据。中安鼎辉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认证认为：中安鼎辉公司向本院提供了上述证据的原件以及提供翻译服务的翻译公司具有翻译资质的证书，本院经审核，上述证据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但是，上述证据并不涉及到费斯托公司，无法证明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纳。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一、中安鼎辉公司是否为系争《框架协议》的权利义务主体，以及中安鼎辉公司要求追加案外人XX公司为第三人有无依据？二、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违反法律规定？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1.在案证据显示，系争《框架协议》由费斯托公司与中安鼎辉公司之间签订，费斯托公司在协议履行过程中，依约向中安鼎辉公司交付货物、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中安鼎辉公司则向费斯托公司支付货款。虽然中安鼎辉公司上诉称其支付给费斯托公司的款项均来自于XX公司，但中安鼎辉公司二审中自认XX公司向其支付的款项与其转付给费斯托公司的本案货款并不具有对应性，故中安鼎辉公司该项上诉理由并无充分依据，本院不予采信。2.系争《框架协议》履行过程中，中安鼎辉公司在费斯托公司出具的《对账单》上盖章确认欠款金额，且在费斯托公司向其催款后出具《付款计划》，再次确认欠款金额并承诺付款时间。中安鼎辉公司称其上述行为均是依XX公司的要求，但中安鼎辉公司并未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依据系争《框架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本院认为签订系争《框架协议》是中安鼎辉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中安鼎辉公司系协议项下权利义务主体。由鉴于此，本院认为，XX公司与本案处理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XX公司并非必须参加本案诉讼的第三人，中安鼎辉公司向本院申请追加XX公司为本案第三人，于法无据，本院不予准许。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1.如前所述，XX公司与系争《框架协议》的履行无关，与本案处理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未追加XX公司为第三人，并无不当。2.从本案事实以及双方举证情况看，本案并非中安鼎辉公司所称必须由法院采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并无不当。3.中安鼎辉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中止本案审理，但中安鼎辉公司在本案一、二审审理中均未举证证明其主张的费斯托公司与XX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骗取其签订系争《框架协议》的事实成立，一审法院未采信中安鼎辉公司该项主张，且未准许中安鼎辉公司提出中止审理的申请，并无不当。同理，本院对中安鼎辉公司二审中提出中止本案审理的申请，亦不予准许。据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审理程序不存在违法之情形。综上所述，中安鼎辉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597元，由上诉人北京中安鼎辉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清审判员  王峥审判员  桂佳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张庆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