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2民终49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龚岳明，男，1959年12月24日生，汉族，住江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包杰，江苏行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飞玉，江苏行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黄一俊，男，1977年7月25日生，汉族，住宜兴市。上诉人龚岳明因与被上诉人黄一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宜兴市人民法院（2019）苏0282民初106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龚岳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其一审本诉请求，驳回黄一俊全部反诉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黄一俊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存在众多蹊跷、不合常理的地方。1.根据双方唯一的一次对账，交易方式为黄一俊分次拿货赊账，再进行结算，从未有过黄一俊预付巨额货款的情况。螺杆交易为买方市场，实践中从无买方预付超巨额货款再取货的交易习惯，黄一俊本案中主张常有巨额预付款，不合常理。2.从双方2014年1月5日对账结算情况来看，仅2014年度黄一俊就有多达58次零星赊账，每次金额在1万元左右。在黄一俊仍结欠其货款的情况下，黄一俊主张支付了大量预付货款不合常理，此外结合赊账和黄一俊举证的收据，多次出现一边赊账一边付款的情形，也不合常理。3.一般而言，使用同一本格式收据，应当是随着使用时间推移票据号码不断增大，但黄一俊举证的付款收据中存在多次时间与收据编号倒挂的情况，如编号0000373号的收据出具时间为2014年5月17日，编号0000390号的收据出具时间为2014年2月16日，编号0000374号的收据出具时间为2014年8月25日等，极有可能是黄一俊在伪造证据时未注意时间产生的错误。4.在其提起本案诉讼之前，黄一俊从未向其主张返还超额预付款，如真存在黄一俊所称的巨额预付款，肯定会提出权利主张，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黄一俊提交的付款收据是事后伪造的。就此，虽然一审法院要求其申请司法鉴定，但因技术条件限制，两家选定的鉴定机构均无法对证据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其才无奈撤回申请。基于本案的具体情况，应当对举证责任分配进行相应的调整，由黄一俊就已经支付了收款收据所示的金额以及款项来源进行举证。二、一审法院未查清案件事实。1.一般交易市场中供方为了做成生意给予需方赊账极其常见，且不会存在预付超额、巨额款项的情况。一审法院以“龚岳明在黄一俊2014年结欠货款60多万元未付款的情况下，仍然持续向黄一俊供货，与在2014年1月结账时的结欠金额对比，上述龚岳明的行为也存在不合理之处”为由认定双方均存在疑点，进而做出不利于其的认定不当。2.如黄一俊举证的收据上签名确属其或其妻子所签，那黄一俊取得签字的很大可能性为：黄一俊利用其信任，在现金付款并由黄一俊自己出具收据时，在收据下垫了空白收据复写纸，从而骗得签字，这也就导致了票据编号和落款时间倒挂、超长时间跨度中票据编号相近的情况，对此上述种种合理怀疑，法院应当进一步查明有关事实。3.其之所以在一审中撤回鉴定申请，系因为一审法院选定的鉴定机构均对其主张的形成时间先后无法做出科学鉴定，并非其能举证而不举证，结合本案实际情况，不宜将全部举证责任分配给其，而应由黄一俊举证相应巨额预付款的来源及实际支付情况。4.关于其提供的2018年2月5日的收款收据（2.8万元）实际形成时间为2019年4月份，实际包括了黄一俊在2018年2月14日微信转账给其儿子的2万元（分两次，分别为1.4万元、6000元）及2018年5月30日转账给其朋友的8000元，因其在起诉时并未回想起该收据系对应上述收款，故而在认可的收款中进行了重复计算。综上，本案存在众多违背生活、交易常理常识的情况，黄一俊的行为已涉嫌伪造证据、虚假诉讼罪，请求依法改判。黄一俊二审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与龚岳明的交易方式为：货款总额以发货的送货单核定，付钱另外再开收款收据，最终结算根据送货单和收据核对，多退少补。其举证的收据均是龚岳明或龚岳明妻子提供，并非其提供空白收据文本。其已举证相应收据，龚岳明拒绝配合司法鉴定，且未提供其他证据推翻，证明龚岳明虚假陈述，应予处罚。此外，龚岳明称在2014年其未付任何货款的情况下向其累计供应价值489693元的货物，亦明显违背常理。龚岳明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黄一俊立即归还货款607150元及自2019年9月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本案诉讼费用由黄一俊负担。事实与理由：双方之间素有业务往来，由其向黄一俊提供螺丝等建筑材料。近几年，其向黄一俊提供货物后，黄一俊未及时付款，给其造成损失，截至目前尚欠货款607150元。经催要无果，故诉至法院。黄一俊一审辩称，请求驳回龚岳明的诉请，黄一俊已经将货款付清并且多付了20多万元，龚岳明应予返还。黄一俊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判令龚岳明立即返还预付材料款267119元，反诉费用由龚岳明负担。事实与理由：双方之间素有业务往来，由龚岳明向黄一俊支付螺丝款，黄一俊向龚岳明预付材料款，截至2019年9月5日，龚岳明结欠黄一俊预付的材料款共计267119元，应予返还。龚岳明一审辩称，黄一俊主张的2014年的全部付款是虚假的，其未收到过该款项，也未向黄一俊出就该款出具任何凭证，请求驳回黄一俊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开始，龚岳明与黄一俊发生业务往来，由龚岳明向黄一俊提供不同规格的螺杆（螺丝等），双方未签订书面的合同。2014年1月5日，黄一俊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龚岳明螺杆款146000元，后面括弧备注（2014年1月5日前款已结清，货单已废），在上述备注中“2014年1月5日前款已结清”明显存在添加行为，添加后字样为“2014年12月5日前款已结清”。此后，自2014年1月5日起至2016年12月29日止，龚岳明以销货清单的形式，共计向黄一俊交付货物价值共计704150元（其中2015年、2016年共计供货214457元）。就支付货款情况，双方提供证据如下：黄一俊提供已付款证据：1.2014年1月11日收款收据，金额2万元，编号0000369，落款处有龚明字样；2.2014年1月29日收款收据，金额30万元，编号0002103，落款处有龚岳明字样；3.2014年2月16日收款收据，金额10万元，编号0000390，落款处盖有龚明私章，并附三张承兑汇票复印件（金额分别为5万、3万、2万）；4.2014年5月17日收款收据，金额2万元，编号0000373，落款处盖有龚明私章；5.2014年6月11日收款收据，金额4万元，编号0000384，落款处有龚岳明字样；6.2014年6月21日收款收据，金额7万元，编号0000385，落款处有龚岳明字样；7.2014年8月25日收款收据，金额6万元，落款处有龚岳明字样；8.2014年8月31日收款收据，金额4.5万元，编号0000375，落款处有龚岳明字样；9.2014年9月23日收款收据，金额3万元，编号0000377，落款处有龚岳明字样；10.2014年10月14日收款收据，金额2万元，编号0000387，落款处有龚岳明字样；11.2014年12月26日收款收据，金额5万元，编号0264242，落款处有龚明字样；12.2015年11月17日收款收据，金额3000元，编号0000392，落款处有龚明字样；13.2017年4月20日送货单，金额1万元，编号0089221，落款处有龚明字样；14.承兑汇票复印件一张（出票时间2016年1月19日），金额5万元，复印件有龚明字样，但是未签署时间；15.2018年5月30日微信转账记录，转账金额8000元，对方为澳源门业。黄一俊提供的收据均是复写联。龚岳明提供已付款证据：1.2016年2月6日收款收据存根，金额14万元，编号0367062，落款处有龚明字样；2.2017年1月27日的银行转账记录，黄一俊转账金额4万元；3.2017年9月28日的收据存根，金额1万元，编号1087568，落款处有龚明字样；4.2018年2月5日收据存根，金额2.8万元，编号0075314，落款处有龚明字样；5.2018年2月14日微信转账记录，黄一俊转账金额分别为1.4万元及6000元；6.2018年4月27日转账记录一份，载明转账金额为3000元；7.2018年5月3日收据存根，金额2000元，编号0075312，落款处有龚岳明字样。龚岳明提供的上述确认收到的款项收据附在其制作的送货清单之中，在第一次质证时向法院提供。一审中，双方对于付款情况具体陈述如下：黄一俊称，2014年的款项均是现金或者承兑汇票支付的，交付都是在龚岳明公司里，其中“龚岳明”字样是由龚岳明妻子签写的，“龚明”字样由龚岳明本人签写，私章是由龚岳明妻子加盖的；单独有“龚明”字样的承兑汇票是龚岳明自行来宜兴拿的，就没有签写单独的收据。龚岳明对于黄一俊提供的收款依据陈述称，对于2014年的所有收款收据均不认可。其中，“龚岳明”字样像是其妻子签写的，“龚明”字样像是其本人所写，私章也是存在的，但是其与妻子并未在上述收款收据中签字或盖章，也没有收到任何款项，怀疑是之前书写收据时黄一俊多留存的；对于黄一俊提供的2014年之外的收款收据，其相应金额是收到的，共计1.3万元；对于5万元承兑汇票是收到的，但是包含在其自行提供的14万元的收款收据之中；对于其提供的2018年2月5日的收款收据，该收据实际形成时间为2019年4月份，该款项包含了黄一俊在2018年2月14日微信转账给其儿子的2万元（分两次，分别为1.4万元、6000元）及2018年5月30日转账给其朋友的8000元。一审中，龚岳明申请对黄一俊提供的2014年收款收据中落款处的签字真实性、签字形成时间与其余手写部分形成先后顺序以及2018年2月5日收据的形成时间等进行鉴定。后龚岳明向一审法院提出意见，认为因两家鉴定机构根据现有技术无法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故鉴定没有实际意义，申请撤回鉴定申请。一审中，对于2014年1月5日的欠条添加行为，双方陈述不一致。龚岳明认为，双方在2019年4月份对账，当时黄一俊趁其不注意私自添加修改了，其本来想报警，但是考虑是朋友就没有去。黄一俊陈述称，2019年双方对账时，因为其未带收款收据，就根据龚岳明提供的存根联核对后，差不多情况下在欠条中添加了内容，在本案诉讼之后才回家找了票据，发现已经超付了。一审中，就双方业务往来及付款情况，双方陈述不一致。龚岳明称，双方自2010年起开始发生往来，一般是黄一俊打电话过来要货，并在当日黄一俊自行开车去取货，并由其或其妻子出具销货清单，由黄一俊签字；一直是采取黄一俊先取货，在其资金紧缺时再向黄一俊催要货款，在2014年之前双方付款方式均为现金；在2012年之前每年交易量大约为三五十万元，2012、2013年大约每年八十万元，黄一俊基本上会集中在5月份、9月或10月份、农历年底三个时间段付款，但是2014年之前从未付清，在2014年1月5日对账形成欠条后，之前的相关凭证全部销毁了；因其原来不同意用赊账的方式进行供货，但是双方之间之前的合作比较顺利，且之前的欠款也有相应凭证，因此也就在2014年黄一俊没有任何付款的前提下继续供货了；对于存在争议的收款收据，因为属于复写纸，属于复制品，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且黄一俊提供的收款收据编号顺序与载明的时间先后存在相悖的情形，如果在前期已经超额支付货款的情况下，黄一俊在2014年之后仍然继续支付大额货款，也与常理不符，因此黄一俊在2014年以后收款收据付款的证据均是虚假的。黄一俊称，都是其去提货的时候，龚岳明要求其先付款，原来都是每天现金结算的，后来多了以后就累计以送货单为准，根据收款收据多退少补；其收款收据拿的是红单，存根在龚岳明那边，是其填写金额，对方确认无误后签字确认，至于为什么会出现收款收据编号与时间顺序相悖的情况其也不清楚，有时别人采购的收款收据也会使用，其也见过前面一页是他人的或者空白的情况；双方一年往来大概有七八十万元到一百万元左右，货物也用于建筑工地，销售在二百万元左右，都是其确定规格后由龚岳明提供，每次规格都有可能不一样；因为龚岳明要求现金结算，因为龚岳明没有微信等其他收款方式；双方在2014年之前每年对账一次，但是2014年年底去对账，龚岳明没有提供收款收据存根，双方账目对不拢，因此之后就是付多少钱拉多少货了，其支付的货款都是项目部打款或者工地收回的现金；其提供了2013年部分收款收据，证明2013年的付款行为。龚岳明对上述收款收据也均不予认可，认为该收款收据与存在争议的其他收款收据情况一样。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双方均表示未存在自行记账的行为，也均未就存在争议的收款收据或支付货款方面向法院提供进一步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或者反驳对方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龚岳明与黄一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因双方一致确认自2014年1月5日起至2016年12月29日止双方一共发生货物往来价值850150元（含2014年1月5日欠条中结欠的146000元），对此法院予以确认，该笔货款黄一俊应予支付。本案争议焦点为双方对于存在争议部分的2014年度收款收据载明的付款金额是否能够认定，对此分析如下：第一，对于2014年1月5日黄一俊出具的欠条，双方对于黄一俊事后在备注中修改添加的行为存在争议，龚岳明认为属于黄一俊偷偷添加的，黄一俊认为双方确认后添加的，但双方均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因此对于该添加后确认的内容，法院不予认定，该欠条不能作为双方结算依据，仅能作为在2014年1月5日前黄一俊结欠龚岳明货款146000元的依据使用。第二，对于收款收据复写的特性，因在日常生活中，均存在一方开具的收据一式多联，存根联留存备案，另一方拿复写联的情况，不能认为收款收据的复制性就否认其真实性，因此本案中收款收据可以作为付款依据的证据进行使用。第三，对于存在争议的收款收据，从落款签字上看，龚岳明确认“龚岳明”字样像其妻子所签，“龚明”字样像其本人所签，对于盖章“龚明”字样的印章龚岳明也认可其存在该印章，虽然龚岳明对该签字、盖章真实性存疑并申请鉴定，但是后撤回鉴定申请，应当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对于存在争议部分的收款收据落款处龚岳明或其妻子签字、盖章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龚岳明也认可其妻子签署的字迹，且从双方陈述来看，属于夫妻共同经营，因此对其妻子的签字行为法院予以认可。第四，对于收款收据形成时间的问题，因龚岳明申请撤回鉴定申请，不论其申请撤回鉴定申请的理由是自愿撤回还是因为技术原因无法鉴定而撤回，在本案中否认收款收据作为付款证明力的举证责任均应由龚岳明承担，现龚岳明未能提供证据反驳收款收据的真实性。第五，关于龚岳明提出收款收据的不合理之处，即收款收据编号与载明的时间存在相悖、超额付款后在2016年之后仍然持续付款行为等，黄一俊也作出了解释，而龚岳明在黄一俊2014年结欠货款60多万元未付款的情况下，仍然持续向黄一俊供货，与在2014年1月结账时的结欠金额对比，上述龚岳明的行为也存在不合理之处，加上龚岳明也认可2014年之前双方以现金的方式进行结算，在双方均不能提供其他书面依据或者辅助证据的前提下，仅凭合理怀疑不能够达到推翻收款收据的书面证明效力的目的，再结合龚岳明认可收到的其中2015年11月17日收款收据样式上与存在争议的收款收据样式一致，因此本案可以以争议的收款收据来计算支付货款的金额。关于双方争议的其中5万元承兑汇票是否包含在2016年2月6日已支付14万元的收款收据中，因双方之间除了微信或者转账付款之外，均是以收款收据形式结算的，而从承兑汇票的出票时间与收款收据载明的时间来看，也趋于合理，因此应当由黄一俊进一步举证证明该5万元承兑汇票是单独支付的，现黄一俊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因此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关于龚岳明称，其提供的2018年2月5日的收款收据（2.8万元）实际形成时间为2019年4月份，该款项包含了黄一俊在2018年2月14日微信转账给其儿子的2万元（分两次，分别为1.4万元、6000元）及2018年5月30日转账给其朋友的8000元，因龚岳明在第一次质证时提交的表格中将上述2.8万元、1.4万元、6000元累积进行计算，且龚岳明也未能证明该收款收据并非在2018年2月5日形成的，而根据其余三笔款项的实际支付时间均在收款收据之后，如果存在收款收据包含其余付款行为，明显不符常理，因此不管从禁止反言还是常理推断角度，应当对于上述收款收据以及转账支付的金额累积进行计算。综上，龚岳明向黄一俊供应货物价值850150元，黄一俊已经向龚岳明支付了货款1019000元，黄一俊已经多支付龚岳明168850元，该款应由龚岳明进行返还。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龚岳明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返还黄一俊货款168850元。二、驳回龚岳明的诉讼请求。三、驳回黄一俊的其他反诉请求。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9872元，财产保全费3770元，合计13642元，由龚岳明负担，该款已由龚岳明交纳；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653元，由龚岳明负担1671元，由黄一俊负担982元。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供新的证据。双方对一审法院已查明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均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关于争议部分的2014年度收款收据载明的付款金额是否能够认定的问题，虽然龚岳明在一、二审中就款项支付的必要性、合理性及相关收据编号与开具时间倒挂等提出诸多疑点，但并无证据证明相关收据中的签名系黄一俊伪造而成，也未就所称系黄一俊“在收据下垫了空白收据复写纸，通过该方式骗得签字”提供证据证明，故仅凭其所称疑点，不能达到否定收款收据的书面证明效力的程度。一审法院结合双方各自举证及陈述的合理性，以争议的收款收据认定黄一俊支付货款的金额，并无不当。相应说理充分，本院予以确认，不再赘述。关于龚岳明称2018年2月5日的收款收据（2.8万元）实际形成时间为2019年4月份，且实际包括了黄一俊在2018年2月14日微信转账给其儿子的2万元（分两次，分别为1.4万元、6000元）及2018年5月30日转账给其朋友的8000元的问题，龚岳明就该主张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且在出具收据后才间隔分三笔向不同主体支付亦明显不合常理，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龚岳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560元（龚岳明已预交25050元），由龚岳明负担，多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3490元，由本院予以退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中辉审判员  李 杨审判员  宁尚成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李宜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