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115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丽红，女，汉族，1971年4月12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海燕，湖北尚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前坤，湖北尚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宗扬，男，汉族，1988年3月9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小美，湖北天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鲍子龙，湖北天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北京中资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高里掌路**院**楼********。法定代表人：郑诗明，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晓楠，湖北中创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丽红因与被上诉人苏宗扬及原审第三人北京中资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资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鄂0192民初10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丽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请。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未查明上诉人的支付的150万元系合作款还是首期服务款。上诉人在庭审中陈述：“前夫陈江峰让我和被上诉人合作，我同意后就向被上诉人的账户转账了150万元。”付款凭证注明款项用途是“合作款”，由此可见，上诉人是基于合作目付款，而不是基于其他目的的付款。一审将上诉人支付的150万元款项合作款认定为咨询服务费，系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中资公司无委托付款关系，中资公司出具的委托书漏洞百出，委托书上面委托人中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彤签名与工商登记上的签名比较，明显系伪造。委托书上受托人也不是上诉人开办的北京太和经典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而是北京太和经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案外人聚和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和公司）主体资格方面的证据是虚假的。案涉《合作协议》也是虚假的。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法律关系，被上诉人收取的150万元属于不当得利，应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具有合法占有的依据。苏宗扬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中资公司述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丽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苏宗扬向其返还不当得利1500000元及自2015年12月11日起至实际偿还完毕之日起止的利息（利息按照同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计算，从2015年12月11日暂计至2018年11月8日，共计173250元）；2、苏宗扬承担因本案支出的担保费、保全费、打印复印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0000元。3、苏宗扬承担本案全部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2月1日，张丽红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网银分别三次转账给苏宗扬，每笔200000元，共计600000元，转账用途均备注为合作款。2015年12月11日，张丽红通过中国工商银行柜台向苏宗扬转款850000元，同日，张丽红在个人柜员机上向苏宗扬转账50000元，汇款用途备注为合作款。张丽红向苏宗扬支付上述款项后，要求苏宗扬返还款项，后又以其对苏宗扬享有债权为由，将债权转让给湖北尚卓律师事务所，并与湖北尚卓律师事务所签订债权转让协议。2018年8月10日，苏宗扬收到张丽红发出的债权转让通知书，苏宗扬随后向张丽红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书的复函。随后，湖北尚卓律师事务所据此作为原告，以苏宗扬为被告、张丽红为第三人提起民间借贷纠纷的民事诉讼，要求苏宗扬偿还借款1500000元及相应的利息，但在诉讼过程中，湖北尚卓律师事务所撤回起诉。湖北尚卓律师事务所撤诉后，张丽红在本案中作为原告起诉苏宗扬，以苏宗扬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其返还1500000元及相应的利息。诉讼中，张丽红提交了一份其与湖北尚卓律师事务所于2019年6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鉴于湖北尚卓律师事务所诉苏宗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法院审理查明张丽红转让给甲方的其对苏宗扬的债权尚不清晰，根据法律规定，不符合债权转让的条件。2018年11月15日经双方口头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同意解除于2018年7月10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恢复原状。张丽红本人同意委托湖北尚卓律师事务所代理本人通过诉讼方式继续向苏宗扬追索该债权，代理手续另行办理。为此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一、双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于2018年11月15日已经解除。自此以后，恢复原状，即由张丽红向苏宗扬主张权利，湖北尚卓律师事务所不再直接向苏宗扬主张权利。二、一旦经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认苏宗扬欠张丽红债权债务关系成立，张丽红同意自该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将苏宗扬所欠张丽红的债务全部转让到湖北尚卓律师事务所名下，双方之间可不再另行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关于上述债权转让的解除，张丽红及湖北尚卓律师事务所均未通知苏宗扬，张丽红认为，其通过本次起诉，起诉后法院向苏宗扬送达了起诉状和证据，这已经可以视为告知苏宗扬债权人仍为张丽红。一审诉讼中，苏宗扬提交了一组证据：合作协议、委托书、情况说明、说明2份，证明张丽红系中资公司的代理人、受托人，其向苏宗扬支付的1500000元系代中资公司向苏宗扬支付。合作协议系中资公司与案外人聚和公司，该协议第三条第1项载明，本协议项下服务费用为150万元/月（税后），总服务费用为1350万元(税后)。委托书内容为：委托单位为中资公司，委托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为周彤，受托单位为北京太和经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受托人为张丽红。受托事项：根据受托单元与聚合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相关规定，受托单位（合作协议之乙方）将按约履约，经友好协商，现委托受托单位或者个人付款至苏宗扬（合作协议之甲方负责人，工商银行武汉长飞支行6212883202000770510）个人账户，中资公司在该委托书上加盖了公章，法定代表人周彤在该委托书上签字确认。张丽红及北京太和经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未在该委托书签字盖章。中资公司出具的关于授权张丽红向聚和公司支付咨询费的说明载明，我公司与聚和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于2015年9月25日签署了合作协议，委托聚和公司在武汉寻找项目投资，我公司按合伙协议约定应向聚和公司支付的服务费共计1350万元，自协议签署后每月支付150万元。我公司特别授权张丽红女士（身份证号：为履约代表，全权代表本公司支付服务费并履行合同相关事宜。张丽红于2015年12月份向聚和公司法人代表苏宗扬支付的累计150万元款项，系合作协议项下我公司应向聚和公司支付的首期服务费。在聚和公司协助下，我公司已与武汉本地合作单位于2016年2月成功合资成立了武汉江汉朝宗智慧城市开发有限公司，合作项目已落实实施，聚和公司已履行了合作协议约定的服务工作。案外人聚和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载明，就我公司法定代表人苏宗扬（身份证号）于2015年12月份代收的150万元款项，系我公司与北京中资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作协议项下应收的服务费，已由苏宗扬转交我公司，确认为我公司收入。张丽红对苏宗扬提交的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一审诉讼中，苏宗扬为证明案外人聚和国际集团有限公司2014年4月15日注册成立，并且目前仍然处于存续状态，向法院提交了一组证据：包括聚和囯际集团有限公司的公司注册证书、存续证明书、律师执业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国大使馆的认证文件原本及翻译件。一审诉讼中，张丽红为证明聚和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不是真实存在的企业法人，于2019年11月19日以湖北尚卓律师事务所名义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请求公开的内容为聚和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登记备案材料、该公司的存续状态、负责人身份信息和相关批文。2019年11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作出商公开【2019】246号商务部政府信字息公开答复函，内容如下：我部已收到你单位于2019年11月19日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经查询相关档案系统，未发现聚合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相关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现答复如下：你单位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存在。随后，张丽红又向武汉市国际交流服务中心发函。2019年12月5日，武汉市国际交流服务中心向湖北尚卓律师事务所发出关于征询领事认证真伪事宜的回函，内容如下：贵单位于11月12日函询请市外办协助核查认证真伪事宜，外交部领事司复函，我国驻英国领馆办理了（2019）英领认证字第0018733字号认证书。根据2016年生效的《领事认证办法》，我国驻外使领馆办理的领事认证是我国驻外使领馆根据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机构的申请，对外国有关文书的最后一个印鉴、签名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的活动。领事认证不对已经公证或其他证明文件证明的事项行使证明职能，不对文书本身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文书由出文机构负责。经领事认证的文书内容被更改、替换的，领事认证书无效。一审诉讼中，苏宗扬提交了一组案外人中资国金（北京）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太和经典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北京中资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张丽红与中资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北京太和经典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系中资国金（北京）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张丽红系北京太和经典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案外人周彤系中资国金（北京）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丽红向苏宗扬转账1500000元时，周彤也同时担任中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审诉讼中，张丽红为证明其本案诉讼实际支出的担保费、财产保全费等费用，提交了保费发票、财产保全费收据、案件受理费收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张丽红是否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以及张丽红向苏宗扬转款的1500000元是否属于苏宗扬的不当得利的问题。关于张丽红是否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法院认为，张丽红的诉讼主体适格。苏宗扬认为张丽红主体不适格的主要理由在于，张丽红已经将其对苏宗扬的债权转让给湖北尚卓律师事务所，并且已经将债权转让的情况通知了苏宗扬，虽然苏宗扬对该债权不予认可，但苏宗扬认为，张丽红主张的债权转让后，享有张丽红主体的资格应当为湖北尚卓律师事务所，而本案中，张丽红又作为张丽红起诉苏宗扬,其张丽红主体不适格。张丽红主张，其通过起诉的方式已经告知苏宗扬,其与湖北尚卓律师事务所的债权转让已经解除，且相关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已经送达给苏宗扬，并且在庭审中，张丽红也已口头告知苏宗扬债权解除的事实，在后续的庭审中，张丽红提交了其与湖北尚卓律师事务所关于债权转让解除的协议。一审法院对债权转让解除的效力予以确认，对张丽红的前述主张予以支持。并据此确认张丽红的主体适格，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关于苏宗扬收取的1500000元是否属于不当得利的问题。法院认为，张丽红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苏宗扬收取的1500000元系不当得利。理由如下：1、张丽红主张，其之所以向苏宗扬转账，是因为其前夫陈江峰推荐其与苏宗扬合作项目，因此张丽红向苏宗扬转账1500000元，但张丽红在诉讼中未提交任何的证据证明其究竟是与苏宗扬合作什么项目，对合作项目的情况无法准确、完整的介绍和陈述；2、张丽红在主张其与苏宗扬存在合作项目的情况下，又将其对苏宗扬的1500000元债权转让给湖北尚卓律师事务所，该律所又以民间借贷为由要求苏宗扬偿还1500000元的借款本金和利息。据此,在张丽红明确其与苏宗扬系合作关系的情况下，即便其要求苏宗扬还款，其也只能以双方之间存在合作关系为由要求苏宗扬偿还合作款，而不是以民间借贷为由要求苏宗扬偿还借款。张丽红主张权利的方式和理由与张丽红对该1500000元款项的性质的陈述明显前后矛盾，有悖常理。3、苏宗扬提交的证明表明，其之所以收款1500000元，主要是因为中资公司与聚和公司之间签订了合作协议，中资公司按照合作协议应当向聚和公司支付合作款，因此，中资公司委托张丽红支付款项，聚和公司委托苏宗扬收取款项，苏宗扬与张丽红无直接的合同关系，双方的付款和收款行为均是接受委托产生的行为。虽然张丽红对苏宗扬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张丽红也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苏宗扬提交的证据系虚假的或者伪造的。苏宗扬提交的证据表明：张丽红的付款系受中资公司委托，且中资公司当庭认可。苏宗扬的收款系受聚和公司委托，且聚和公司出具了相应的证明，另外针对张丽红提出的聚和公司主体不存在的主张，苏宗扬提交了聚和公司的公司注册成立和存续证明的证据，并且有我国驻英国大使馆的认证。根据证据优势规则，张丽红主张苏宗扬的收款系不当得利并据此提交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小于苏宗扬主张丽红、苏宗扬的付款和收款系受托行为并据此提交的证据的证明力。因此，法院认为，张丽红有关苏宗扬的收款系不当得利的主张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对于张丽红的该主张，法院不予认可。据此，对于张丽红以苏宗扬的收款系不当得利为由并要求苏宗扬返还不当得利款项及相应利息、费用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张丽红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995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张丽红负担。二审期间，张丽红提交两份证据，证据一、公证书三份，拟证明被上诉人提供的《注册证书》及《存续证明》形式上不符合法律规定；证据二、工商档案登记，拟证明案涉委托书上“周彤”签字系伪造。本院认为，对于证据一，公证书系案外人的公证文书，与本案无关联，不能达到上诉人所主张的目的，故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证据二，该证据不能证明案涉委托书上“周彤”签字系伪造，故不予采信。二审期间，张丽红提出调查取证申请，要求调查：1、2015年10月1日至2015年12月30日苏宗扬在工商银行武汉长飞支行账户的交易明细。2、2015年9月25日至2015年12月1日，聚和国际在建设银行黄陂支行账户的明细。3、责令中资公司提供其履行合作协议的直接证据。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交书面申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二审中，张丽红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且张丽红提出的上述申请超出举证期限，故对于上述申请本院不予准许。至于张丽红要求中资公司提供其履行合作协议的直接证据的主张，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审期间，张丽红提出笔迹鉴定申请，理由是案涉委托书上中资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彤”签字系伪造，委托书上签字与中资公司工商登记档案中周彤的签字明显不同，该委托书系虚假证据。对上述申请，本院认为，二审中，张丽红提出的上述鉴定申请超出举证期限，且张丽红以委托书上签字与中资公司工商登记档案中周彤的签字明显不同为由主张鉴定，依据不足，故对于上述申请本院不予准许。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其他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为张丽红向苏宗扬所主张不当得利请求权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及能否有效成立的问题。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规定，不当得利能否得到支持的关键是占有人是否对占有的财产权益具有法律依据或合同依据。对此，占有人应对合法占有的依据承担举证责任。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者应对占有人的“不合法”占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通过对双方证据的核实比较来判断占有人的占有依据是否合法。关于款项支付原因的问题，本案中，张丽红向苏宗扬账户转款150万元，苏宗扬应对该款项的接收原因和占有依据承担举证责任。一审审理中，苏宗扬主张，其系案外人聚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聚和公司系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登记注册的外国公司。中资公司与聚和公司曾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约定由中资公司向聚和公司支付服务费用为150万元/月（税后），总服务费用为1350万元（税后）。张丽红支付的款项即为中资公司按上述约定支付的一笔服务费。中资公司对苏宗扬的上述说法予以认可，并提供委托书一份，证明其公司向张丽红授权支付上述款项。张丽红虽对上述合作协议真实性持有异议，主张是虚构的，但是，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故不予支持。至于委托书的问题，张丽红主张打款系受其前夫陈江峰指示，并非中资公司。委托书本身存在多处笔误，且张丽红未在委托书上签字确认。因此，对于付款指示事实认定，应采信张丽红的自述。张丽红另主张上述合作协议未履行。对此，本院认为，因该协议主体系中资公司与聚和公司，协议是否履行系中资公司与聚和公司所处理的问题，并非本案审理范围，且是否全部履行该协议不影响本案不当得利请求权案件的审理。故对张丽红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诉讼中，张丽红对聚和公司的商事主体身份亦提出质疑，主张聚和公司并不存在。苏宗扬称，聚和公司系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登记注册的外国公司，并非虚构的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因张丽红并未就聚和公司主体资格的质疑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故对张丽红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合比较两方的陈述及证据，依据民事诉讼优势证据证明标准，应认定款项支付原因系履行中资公司与聚和公司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关于款项性质认定的问题，在相关联的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8）鄂0192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以下简称0192号案件）中，张丽红作为该案的第三人在庭审中自诉，“我前夫陈江峰说在武汉搞一个开放项目，让我和苏宗扬合作，我同意了。陈江峰将苏宗扬的账户号告诉我，我就向苏宗扬的账户转款了150万元，注明是合作资金。”虽0192号案件因原告撤诉未作出实体处理，但是，张丽红作为案件当事人所作的陈述仍然具有法律效力。根据张丽红的上述陈述及结合转款单上“合作款”的表述，款项性质应认定为项目合作款，并非张丽红错误支付的其他款项。至于合作的主体是张丽红还是其前夫陈江峰，并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如果张丽红认为自己系合作项目的一方，合作项目另一方侵犯了合法权益，其应另案主张。关于不当得利制度的问题，我国民事不当得利制度是一项独立民事制度，具有严格的适用要件及范围，其功能在于填补其他民事制度调整社会关系不足留下的空白。它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民事基本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诉讼捷径。张丽红授权湖北尚卓律师事务所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先行起诉不成后，再以不当得利为由提出本诉，这种技术性选择是意图利用不当得利制度追求其主观上的公平结果，与不当得利制度的固有功能和立法本意相悖。综合以上分析，根据民事诉讼法的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一审认定张丽红所主张的不当得利请求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张丽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950元，由张丽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行审判员 叶 钧审判员 王 阳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熊雪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