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16民终2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洋，男，1975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殿朝，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鸿刚，河南昱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姚四伟，男，1981年8月8日出生，回族，住西华县。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园，女，1982年10月2日出生，回族，住西华县。上列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明，河南五色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洋与姚四伟、高园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西华县人民法院（2020）豫1622民初34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殿朝、陈鸿刚，上诉人姚四伟、高园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洋上诉请求：1.一审法院（2020）豫1622民初349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且程序违法，判决结果有失公正，请求依法查明事实予以撤销，并依法发回重审或依法直接改判姚四伟、高园向王洋支付垫付的剩余律师费925000元；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全部由姚四伟、高园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既已认定王洋接受姚四伟、高园的委托在北京为高龙委托辩护律师的事实，却又认为双方就律师费数额约定事项不详，显然认定不清，证据不足。1.王洋在一审提供的证据，证明了王洋接受姚四伟、高园请托之事的事实，关于约定支付律师费300万元，已经得到高龙本人确认，王洋先期垫付的100万元律师费，也是代替姚四伟、高园向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支付代理费的行为，因在此之前，王洋曾借姚四伟300万元，王洋代替姚四伟、高园支付100万元律师费，也是偿还借款100万元的偿债行为，因王洋没有义务代替姚四伟、高园支付100万元的律师费。2.一审查明“高龙、高园向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书面通知终止委托辩护，说明王洋与姚四伟、高园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成立”，却又认为“但因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姚四伟、高园对王洋的代理不予认可”，显然是自相矛盾的，王洋的代理行为得到姚四伟、高园和高龙的认可，如高龙出具的承诺书等，足以证实王洋作为受托人已经按照姚四伟、高园的委托的约定完成受托事务，王洋垫付的100万元律师费及差旅费用应依法由姚四伟、高园承担。第二，一审判决程序违法。1.本案涉及王洋代替姚四伟、高园为自己亲属高龙委托辩护律师，进而产生的追偿权纠纷，由此接受委托从事刑事辩护的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是本案第三人，为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应当依职权通知其参加本案诉讼，既能查明王洋为姚四伟、高园办理请托事宜的情况，也能查明姚四伟、高园及其亲属高龙接受该律师事务所提供刑事辩护的情况，更能清楚查明一审判决的诸多疑问。2.一审判决有多处矛盾的观点，在确认王洋与姚四伟、高园之间的代理事实后，又否定双方约定代理事项不明；在认定姚四伟、高园与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之间的刑事辩护委托代理事项后，却又否认代理费是否适当合规，而此事实均需该律师事务所作为第三人予以说明和解释，事实上，一审法院没有这样做，最终导致程序欠妥。第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关于律师费收费问题，行使自由裁量权不当，没有法律依据。结合本案，北京朗润律师事务所收取300万元律师费的约定，也得到了高龙的认可，这是双方协商的结果，一审无权自由裁量减少。2.一审查明收取律师费300万元的约定，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有效约定，在王洋代替姚四伟、高园支付首期100万元律师费后，姚四伟、高园及其亲属高龙与律师事务所就后续代理适用达成终止委托辩护协议，但就前期王洋代为支付的100万元律师费，姚四伟、高园及其亲属高龙是不持异议的，本案并不符合法律规定合同无效的情形，一审显然适用法律错误。综上，王洋认为一审判决第二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判决结果有失公正，请求依法予以撤销，并依法发回重审或依法直接改判姚四伟、高园向王洋支付垫付的剩余律师费925000元。姚四伟、高园辩称，姚四伟、高园并未委托王洋在北京为姚四伟的岳父、高园的父亲对外聘请辩护律师。根据法律规定，为犯罪嫌疑人聘请辩护律师的主体是犯罪嫌疑人自己或者犯罪嫌疑人的近亲属，显然，王洋与高龙之间并无任何血缘关系，不具有对外聘请辩护律师的委托主体资格。姚四伟、高园对王洋与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之间签订的《刑事辩护委托代理合同》更不知情，在原审中，王洋提交的其向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支付款项的电子回单时间是在2019年3月12日，合同签订的时间是在2019年4月12日，而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律师收费票据的时间是在2019年12月12日。这些只能说明王洋与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律师任党辉之间恶意串通，在未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前一个月，王洋就先转给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高达100万元的巨款；且即便是王洋提交的“律师会见笔录”中的署名是高龙本人亲笔签字，但该原始“律师会见笔录”中的署名是高龙本人亲笔签字，该原始“律师会见笔录”原件应当由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保存，而绝不能在作为非律师的王洋手中，这些只能证实，王洋与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律师任党辉之间恶意串通，严重损害高龙的合法权益。退一步讲，即便有证据显示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律师任党辉在侦查阶段会见过高龙，但是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承担律师费用的主体是委托人高龙本人，而与姚四伟、高园之间没有事实及法律上的关联。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必然造成适用法律错误，致使判决错误，请求依法改判驳回王洋对姚四伟、高园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该案，并支持姚四伟、高园的答辩请求。姚四伟、高园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驳回王洋对姚四伟、高园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2.一审诉讼费、二审上诉费均由王洋承担。事实和理由：姚四伟、高园并未委托王洋在北京为姚四伟的岳父、高园的父亲对外聘请辩护律师，根据刑事诉讼的相关规定，为犯罪嫌疑人聘请辩护律师的主体是犯罪嫌疑人自己或犯罪嫌疑人的近亲属，显然王洋与高龙之间并无任何血缘关系，不具有对外聘请辩护律师的委托主体资格。姚四伟、高园对王洋与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之间签订的《刑事辩护委托代理合同》更不知情。在一审中，王洋所提交的其向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支付款项的电子回单的时间是在2019年3月12日，合同签订的时间是在2019年4月12日，而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所开具律师收费票据的时间在2019年12月12日，这只能说明，王洋与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律师任党辉之间恶意串通，在未签订代理合同的前一个月，王洋就先转给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高达100万元的巨款；且即便王洋提交的“律师会见笔录”中的署名是高龙本人亲笔签名，但该原始“律师会见笔录”原件应当由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保存，而绝不可能在作为非律师的王洋手中，这些只能证实，王洋与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律师任党辉之间恶意串通严重损害高龙的合法权益。退一步讲，即便是有证据显示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律师任党辉在侦查阶段会见过高龙，但是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承担律师费用的主体是委托人高龙本人，而与姚四伟、高园之间没有事实及法律上的关联。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必然导致适用法律错误，致使判决错误。请求依法驳回王洋对姚四伟、高园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依法支持姚四伟、高园的上诉请求。王洋辩称，第一，姚四伟、高园的上诉没有事实根据，二人转款给王洋事实存在，邮寄空白委托书和亲属关系证明足以证实二人委托王洋为高龙聘请辩护人，王洋接受委托后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姚四伟、高园承担，王洋和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签订刑事代理合同是行使代理权，不违反合同约定，刑事辩护合同合法成立后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无证据证实存在无效情形。王洋支付了律师费，有权向姚四伟、高园追偿，按照北京律师收费办法规定，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收取高额的律师费并不违法，因此，姚四伟、高园的上诉违反法律规定，王洋先付款后签合同再开票法律并不禁止这样做，这是王洋作为代理人应当享有的权利，律师会见笔录由王洋向法庭提交，这是其从律师事务所合法取得，法律没有禁止王洋在行使追偿权时借出，姚四伟、高园作为高龙的直系亲属，应当向王洋支付律师费，请求驳回姚四伟、高园的上诉，支持王洋的上诉请求。第二，2019年3月份王洋接受姚四伟、高园的委托后，先与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达成口头委托为高龙辩护的约定，并先期预付了100万元的律师代理费，在2019年3月28日，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任党辉律师会见高龙后得到了高龙的认可，同意接受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任党辉为其辩护律师，2019年4月26日王洋才代理姚四伟、高园与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签订刑事辩护代理合同，2019年4月29日会见笔录中，被委托人高龙对王洋委托刑事辩护收费金额及先期支付100万元的事实均已认可，2019年9月22日高龙及高园共同签署了解除辩护通知书并向北京润朗事务所进行邮寄，至此高龙、高园等解除了刑事辩护委托，北京润朗事务所经财务核算于2019年12月12日、12月13日出具了100万元的代理费发票，委托代理行为得到了被委托人高龙的认可，王洋有权主张100万元代理费的权利。王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姚四伟、高园向王洋支付王洋代为支付的100万元律师费及差旅费37777.84元，共计1037777.84元；2.本案诉讼费由姚四伟、高园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姚四伟与王洋系朋友关系，姚四伟、高园夫妻二人曾委托王洋在北京为姚四伟的岳父高龙聘请辩护律师。2019年3月12日王洋向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汇款100万元；高园于3月18日向王洋提供了签名的空白刑事辩护委托书，并提交了居委会出具的高园与高龙父女关系证明身份证复印件。同月28日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律师任党辉见高龙时让其出具刑事辩护委托书，4月26日王洋与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签订刑事辩护委托合同，委托该所任党辉律师作为高龙在侦查、审查起诉、一审诉讼三个阶段的辩护律师，每阶段100万元，并约定办案支出的实际费用由高龙负担。任党辉于3月28日、4月29日、5月8日、6月6日、7月22日、8月8日、9月2日、9月16日八次到叶县看守所会见高龙，其中4月29日会见时，告诉高龙其女儿让王洋聘请任党辉律师为其辩护，律师费300万元等情况，9月16日让高龙出具认可律师辩护期间所有费用的承诺书。同月22日高龙、高园向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书面通知终止委托辩护。在辩护期间，任党辉共支出差旅费等实际费用21912.80元。2019年12月12日至13日，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为王洋开增值税发票十张，每张10万元，共计100万元，税率6%，共缴税款56603.80元。西华县人民法院判决书载明，2019年初，王洋因做生意需资金周转向姚四伟借款，姚四伟夫妇从2019年1月22日至3月7日多次向王洋打款共计300万元。王洋于2019年3月7日向姚四伟出具为期三个月的300万元借条一份。2019年11月20日、25日两次共还款20万元。姚四伟于2019年11月21日向西华县人民法院起诉，法院判决王洋偿还姚四伟借款2800000元及利息。王洋不服上诉后又撤回上诉。该案现已进入执行程序。王洋2020年9月起诉姚四伟、高园夫妇追偿代为支出的律师费及实际支出费用1037777.84元。一审法院认为，姚四伟、高园夫妻二人口头委托王洋在北京为高龙聘请辩护律师，双方就律师费数额等委托合同主要条款约定事项不详是产生纠纷的主要原因。王洋在没有收取委托人预付处理委托事务费用的情况下，直接先向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汇款100万元，后又以自己的名义与该所签订了刑事辩护委托合同，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任党辉律师在侦查阶段也为高龙提供了法律服务，后高龙、高园向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书面通知终止委托辩护。说明王洋与姚四伟、高园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成立，但因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姚四伟、高园对王洋的代理行为不予认可，作为受托人的王洋是否按照合同的约定处理事务，是否尽到了服从指示、受托人报告的义务，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王洋提出的由姚四伟、高园支付其代为支付的100万元律师服务费的主张，不予支持。王洋为姚四伟、高园垫付的合理合法的律师费及实际支出费用，应由作为委托人的姚四伟、高园负担。北京市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规定，担任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的服务收费标准，按照各办案阶段分别计件收费，侦查阶段收费标准为每件2000-15000元，下列刑事案件经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一致，可按照不高于规定收费标准的5倍收费，……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高龙的刑事案件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可按办案阶段收费标准的最高额15000元的5倍收费，姚四伟、高园应支付给王洋垫付的合理合法的律师费75000元。王洋提出由姚四伟、高园支付王洋代为支付的律师差旅费37777.84元，没有提供有效证据加以证明，不予支持，应按王洋提供的票据21912.80元给付王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零一条之规定,判决:一、姚四伟、高园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偿还王洋96912.8元。二、驳回王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姚四伟、高园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140元，王洋负担12825元，姚四伟、高园负担1315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一审审理程序是否存在违法之处；2.姚四伟、高园与王洋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关系，一审关于姚四伟、高园承担数额的判决是否正确。焦点1，关于一审审理程序是否存在违法之处的问题。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王洋并未主张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律师应当参加诉讼，其在二审主张一审法院未依职权追加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律师参加诉讼属于程序违法，本院不予支持。焦点2，关于姚四伟、高园与王洋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关系，一审关于姚四伟、高园承担数额的判决是否正确的问题。高园向王洋提供了签名的空白刑事辩护委托书，并提交了居委会出具的高园与高龙父女关系证明身份证复印件，可以认定高园和姚四伟委托王洋在北京为高龙聘请辩护律师，姚四伟、高园与王洋存在委托关系；由于双方并未签订书面的委托合同，无法准确认定双方关于授权范围和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内容。王洋作为受托人，应当为了委托人的利益，在授权范围内处理委托事务，并及时向委托人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王洋与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律师签订委托合同约定的律师收费数额较大，王洋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关于律师收费问题向姚四伟、高园进行了报告；虽然在2019年4月29日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律师与高龙会见时，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就委托合同约定的律师收费问题向高龙了说明，高龙表示认可，但是因高龙与王洋之间并不存在委托关系，高龙的认可并不等同于姚四伟、高园的认可；因此，王洋主张姚四伟、高园支付100万元律师费的证据并不充分；一审依据北京市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的规定，对姚四伟、高园应当承担的律师费进行判决，数额适当。综上所述，王洋与姚四伟、高园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545元，由上诉人姚四伟、高园负担，2495元，由上诉人王洋负担130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群阳审判员  张子亚审判员  金 薇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石磊书记员马家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