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172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广福，男，1974年4月23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从明，男，1984年4月9日出生，汉族，系村民委员会推荐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恒昌，男，1974年5月4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召雪，河南天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侯金枝，河南天坤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陈桂丽，女，1979年6月4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从明，基本情况同上。上诉人朱广福因与被上诉人赵恒昌、原审被告陈桂丽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新密市人民法院（2020）豫0183民初53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6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上诉人朱广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从明，被上诉人赵恒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召雪、侯金枝，原审被告陈桂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从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广福上诉请求：1、依法纠正一审判决中关于朱广福的判决事项，驳回赵恒昌对朱广福的所有诉讼请求。2、判令赵恒昌承担一审、二审所有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庭审中赵恒昌并未当庭提供任何客观证据证明《合伙协议》存在法定中止的情形，并且本合伙协议是赵恒昌、李海永、朱广福三人签订。李海永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不是案外人。其三人合伙目的是生产KN95口罩及销售，而非发起成立河南福庭卫生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庭公司）。三人合伙时福庭公司已经成立，三合伙人对其经营范围以及股东结构应当清楚，合伙协议没有任何股东主张福庭公司股东权利分配及登记的条款约定。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一审中赵恒昌诉讼请求来看，本案法律关系是合伙协议纠纷，并不是合伙侵权纠纷。合伙人协议约定仅仅是项目合伙，并不是发起成立合伙企业来经营。本案适用法律应该是《合同法》，而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三、一审程序违法。庭审结束后，法官拒绝让朱广福、陈桂丽的委托代理人签字。判决书中也未载明朱广福、陈桂丽代理人周从明的任何意见。四、一审法官庭审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的行为，私自进行第二次开庭。没有按照法定程序向朱广福、陈桂丽及代理人发传票和举证通知书。并且未对朱广福、陈桂丽的代理人进行任何通知，故意造成朱广福、陈桂丽代理人缺席判决。赵恒昌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1、朱广福、赵恒昌与案外人李海永签订《入股协议》后，李海永既未实际出资，也未参与合伙事务的经营管理，其在一审中提供的证人证言可以证实。因此，朱广福、赵恒昌与李海永三人之间的合伙组织并未成立，三人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合伙目的也无法实现，《入股协议》并未实际履行。2、朱广福的违约行为致使赵恒昌作为合伙人的合法权利无法行使，合伙共同经营的目的无法实现，赵恒昌有权要求解除合同。3、关于举证责任分配问题，朱广福作为协议约定的合伙事务执行人，掌握并控制合伙财产，而且拒不让赵恒昌了解生产情况，有意隐瞒合伙财产的收支情况。致使赵恒昌对于朱广福是否出资、以及合伙财产的支出状况无从知晓。4、福庭公司股权已发生变更，双方之间的合伙无存续的基础。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三人通过签订《入股协议》意图成立合伙企业的主观目的已无法实现，并且该协议也实际履行不能，一审判决依法解除该《入股协议》适用法律正确。三、一审法院对朱广福委托代理人周从明的代理人身份不予认可，并无不当。周从明作为社区推荐的公民代理人身份存疑。赵恒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赵恒昌与朱广福于2020年4月1日签订的《入股协议》；2．判令朱广福、陈桂丽共同向赵恒昌返还出资款10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16554.17元（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1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暂计算至2020年8月27日，其后另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共计应为1016554.17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朱广福、陈桂丽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4月1日，赵恒昌与朱广福、案外人李海永签订《入股协议》，《入股协议》第一条（合伙宗旨）约定，共同合伙经营四条KN95生产线项目，合伙协议第二条约定的合伙名称为福庭公司，地址位于新密市产业集聚区，面积1200平方米，合伙期限为一年，自2020年4月1日至2021年4月1日。《入股协议》第四条出资方式约定为：三个合伙人每人以现金100万元出资，朱广福占40％股份，赵恒昌、李海永各占30％股份，以上出资如漏项方面按股份以现金方式出资，直至完工开业。协议第五条第3条约定，经营期间必须按财物制度执行。另约定，由朱广福作为合伙事务执行人，对合伙项目进行日常管理；合伙事务的决定权、监督权和具体的经营活动由全体合伙人共同决定，经营期间，每项支出超出20000元时，须经合伙人签字通过。合同签订后，赵恒昌即按照朱广福要求将100万元出资款转入当时的福庭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桂丽账户，完成了赵恒昌的合伙出资义务。李海永没有出资。另查明，福庭公司成立于2020年2月28日，注册资本600万元。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经营范围为卫生用品，医用口罩等。至2020年7月22日，法定代表人为陈桂丽，出资方式、出资额、投资人名称为陈桂丽100％，2020年7月23日至今，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朱钰露，出资方式、出资额、投资人名称变更为：河南福庭实业有限公司：100％。现福庭公司出资方式、出资额、投资人名称没有朱广福、赵恒昌出资登记信息。朱广福未向法庭提供其依据合伙协议成立合伙企业并按协议履行合伙义务的证据。赵恒昌于2020年8月15日向朱广福发出了《解除合伙协议通知书》，要求解除与朱广福之间的合伙协议，并要求朱广福返还赵恒昌出资款，但朱广福收到《解除合伙协议通知书》后，朱广福仍未按合伙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故赵恒昌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赵恒昌与朱广福及李海永三人签订的《入股协议》是以成立合伙企业福庭公司为目的而签订的协议，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各方均应按协议约定全面履行中约定的义务。入股协议签订后，赵恒昌已按协议约定履行了出资义务，李海永没有出资。朱广福作为合伙事务执行人，在收到赵恒昌投资款后，时至今日，未向法庭提供其已按《入股协议》约定的方式出资，并支出赵恒昌入股资金的证据，且在收到《解除合伙协议通知书》后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九条规定，申请设立由赵恒昌入股的合伙企业，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入股协议已实际履行。故赵恒昌请求解除赵恒昌与朱广福于2020年4月1日签订的《入股协议》，并要求朱广福退还入股款的请求，原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赵恒昌要求朱广福承担入股款占用期间的利息的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赵恒昌要求陈桂丽退还出资款请求，经审理认为，陈桂丽不是入股协议的当事人，只是朱广福指定的入股款接收人，因赵恒昌未向法庭提供陈桂丽应承担退还赵恒昌100万元入股款的有效证据，故陈桂丽不应承担退还入股款义务。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判决：一、赵恒昌与朱广福、李海永于2020年4月1日签订的《入股协议》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依法予以解除；二、朱广福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赵恒昌退还入股款100万元；三、驳回赵恒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949元，减半收取6975元，由朱广福负担。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赵恒昌、朱广福、李海永三人签订的《入股协议》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协议内容，三人的合伙事项是共同经营福庭公司的口罩生产线，并非入股福庭公司或者成立合伙企业，原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根据查明的案情李海永并未按协议约定履行出资义务，朱广福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本人履行了出资义务。朱广福作为合伙事务的执行人，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合伙已实际经营的事实。于此情形下，赵恒昌认为其无法实现合同目的请求解除《入股协议》于法有据。因朱广福作为合伙事务执行人未提交证据证明合伙实际经营的情况，故不存在需要合伙清算的情形，原审法院据此判令朱广福退还赵恒昌的入伙资金100万元并无不当。原审法院适用《合伙企业法》错误，但判决结果正确。程序方面，经查，一审法院的审理程序并无违法之处。朱广福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朱广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949元，由朱广福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邢永亮二〇二一年一月七日书记员  宋佳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