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民再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建东方装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某。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浙江省永康市飞月门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某某。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光，上海知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垚，上海知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审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上海金旭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戴某某。上海金旭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上海市金石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于某某。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上海振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某。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彬，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小强，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中建东方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浙江省永康市飞月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月公司）、二审上诉人上海金旭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旭公司）、二审被上诉人上海振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龙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沪01民终16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6月2日作出（2019）沪民申847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东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被申请人飞月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光、李垚，二审上诉人金旭公司破产管理人的负责人于某某，二审被上诉人振龙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东方公司申请再审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浦东法院）和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中院）另案一、二审已查明并确认金旭公司私下从振龙公司处领取工程款的事实，本案原一、二审判决再审申请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前提和基础并不存在。请求撤销原二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飞月公司对东方公司的全部诉请。飞月公司答辩称，1、飞月公司曾发律师函要求振龙公司停止向金旭公司支付工程款，振龙公司之后仍向金旭公司支付，有违诚信。2、东方公司与金旭公司有多个合作项目，往来支付繁多，涉案工程款是否结欠，需要进一步提交银行流水，并进行司法确认或审计确认。3、金旭公司是否承兑，何时承兑涉案的6张支票等事实尚需要进一步核实。请求维持原二审判决。二审上诉人金旭公司的破产管理人述称，金旭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表示认可原一、二审判决，且始终没有向管理人提交财务账册，故管理人尊重当事人意见。二审被上诉人振龙公司述称，振龙公司之前支付给东方公司的支票都系记名支票，需要东方公司背书转让。振龙公司与东方公司之间的工程款已经另案确认，振龙公司不欠付东方公司、金旭公司任何款项。请求驳回东方公司再审请求。2015年7月28日，飞月公司向浦东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金旭公司支付工程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同）3,458,978元；金旭公司支付以4,814,073元×95%减去已付款为本金，自2012年12月13日计算至判决生效日止，以4,814,073元×5%为基数，自2014年12月13日计算至判决生效日止，均以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振龙公司、东方公司对金旭公司应支付的工程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金旭公司反诉请求：判令飞月公司支付工期延误的罚款180万元。浦东法院一审查明，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清水湾XXX地块X标段XXX的精装住宅房工程系由振龙公司开发建设，2011年3月11日，振龙公司将该住宅房精装饰工程发包给东方公司。2011年6月21日，东方公司与金旭公司签订《康桥清水湾XXX地块X标段XXX精装修工程》，由东方公司将康桥清水湾XXX地块X标段XXX精装饰工程交由金旭公司承包，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包质量、包安全、包工期、包文明施工；工期为2011年3月1日至2011年8月31日等。2011年5月21日，金旭公司在《康桥木饰面审核价格表》上注明“现场数量已核对”，并加盖了由金旭公司刻制的“中建三局东方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绿洲康城项目部”的印章。2011年6月7日，飞月公司与金旭公司签订《半成品采购施工合同》，约定，工程名称为上海康桥XXX地块精装住宅室内装饰工程木制品制作及安装；飞月公司为承揽人，金旭公司为定作人；金旭公司委托牟某某、黄某某为驻现场全权负责人；工程总造价为按最终现场实际工作量为准；本合同为闭口单价包干性质，本合同价格为固定单价，在该合同履行期间不作任何调整；工期为以现场项目部通知为准，所有货物具体加工、供货及安装进度遵照金旭公司给定的计划执行；本合同一旦生效，则应视为飞月公司明确表示已充分预见并能完全克服可能延误工期的所有因素和遵守合同约定的工期，并愿意承担因其自身原因导致工期延误的违约责任及赔偿因此而致金旭公司蒙受的一切经济损失；飞月公司承诺提供不少于24个月的免费保养维护期（此质保期自业主向金旭公司颁发整体工程竣工验收证明文件之日起算）；飞月公司每月25日上报当月完成工程量并填写请款单致项目部，金旭公司收到项目部请款单后7个工作日内支付当月工程量的60%；工程整体竣工验收后，双方以现场实际完成工程量为结算依据，双方确认后支付结算金额的95%；剩余5%在质保期过后支付；如若总工期延误，飞月公司应向金旭公司支付5,000-20,000元/天的工期罚款，金旭公司可从当期应支付工程进度款中予以直接扣除；无论因任何原因造成的工人停工或聚众闹事等，每出现一次罚款10万-20万元，金旭公司有权直接从工程款中扣除，另金旭公司有权根据情况支付飞月公司款项或拒绝支付等。该合同还附了《康桥木饰面审核价格》，对产品名称、规格、单价均作出了约定。后金旭公司向飞月公司出具了《绿洲康城木饰面进度计划》，载明工期为135天，备注中注明，木饰面完成最终节点，逾期未完成造成的工期及经济损失由木饰面厂家承担。飞月公司在该计划表上承诺：台盆柜11月16日安装完成，门框11月13日完成，门扇11月25日完成，衣柜柜体11月8日完成，衣柜门扇11月25日完成。此后，飞月公司进行施工。2012年5月23日，飞月公司与金旭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由飞月公司施工的康桥XXX地块精装住宅室内装饰工程木制品制作及安装工程，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发现如下问题：1、木制品色差质量问题普遍严重；2、送货迟缓严重影响工程进度；3、维修人员不能及时到位；4、严重影响工程正常施工顺序，对于以上原因金旭公司多次发文责令飞月公司进行整改，飞月公司迟迟不能整改完毕，导致金旭公司在该项目竣工验收中存在严重隐患，为保证该项目能顺利交付使用及办理竣工结算，双方签订协议：一、货款支付及竣工结算变更为：1、按单套为单位结算（以小业主验收合格为标准），双方以现场实际完成工程量为结算依据办理竣工结算，并在业主支付金旭公司竣工结算款项后支付至该套房型结算金额的95%（金旭公司已支付的货款相应扣除）；2、剩余5%在质保期过后支付，质保期中因飞月公司质量原因导致的保修工作，飞月公司需在24小时内进行维保服务并告知维保进展。飞月公司的责任中有在小业主进行验收时，飞月公司必须派专人陪同；飞月公司必须承担由于严重拖延工期及金旭公司配合飞月公司工作所产生的所有费用等。2012年6月26日的《项目部备用金申请表》中注明，一层大厅电梯显示屏因飞月公司工人施工时破坏，由飞月公司承担电梯维修、更换配件所造成的费用，从飞月公司工程款内扣除。2012年11月11日，在金旭公司出具的《日立电梯维修明细单》中罗列了日立电梯维修更换清单，其中厅外液晶数显为17,500元，1楼厅外召唤箱面板2,800元，人工费1,200元，合计21,500元。飞月公司方孙某某签字确认。2012年12月11日至12日，金旭公司的黄某某在《工程结算单》上签字确认，并加盖了“中建三局东方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绿洲康城项目部”印章，对材料名称、数量进行了罗列，并注明了施工起止日期为2011年10月至2012年5月，结算日期为2012年12月6日；送货范围为XXX、XXX楼。根据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对外信息公开专栏显示的“绿洲康城项目”基本信息显示，该项目的竣工备案时间为2015年1月6日，竣工验收结果为“通过”。期间，自2011年10月27日至2014年6月期间，金旭公司陆续向飞月公司支付工程款共计1,338,195元。期间：1、2012年5月5日，由飞月公司方孙某某出具的《收条》言明，收到康桥工地木饰面安装费3万元。该收条旁边注有“蔡某”签字；2、2012年5月31日金旭公司的《合同中期付款审批表》中对于飞月公司方申请工程款23万元，经金旭公司项目部审核“因现场维修未全部完成，暂扣1万元，维修结束付清”，金旭公司督察组核准注明：“同意项目部暂扣1万元，在扣除安全保障金1万元后，支付21万元。”同日，飞月公司方孙某某出具收条，言明收到康桥木饰面人工费21万元，旁边并有“蔡某”签字；3、2012年5月4日，金旭公司的《项目人工费申请表》中注明“西单元木饰面油漆修补预付工资”，经金旭公司进行公司财务部、总经理审批：“同意支付”，但此后并无相应支付凭证；4、2013年2月6日，金旭公司向飞月公司交付了支票编号为XXXXXXXX、金额为10万元的支票一张，注明“南通”；5、2013年2月6日，金旭公司的《公司材料商资金申请表》载明：“付款明细为南通项目木门款，户名为嘉兴固豪门业有限公司”，后金旭公司财务部审核注明“同意支付，由孙某某康桥项目转南通项目”，但并无相应付款凭证。2015年6月6日，飞月公司分别向金旭公司、东方公司和振龙公司发出《律师函》，要求振龙公司、东方公司、金旭公司支付工程款。振龙公司、东方公司、金旭公司均未回复。审理中，飞月公司明确要求东方公司对金旭公司的债务向飞月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要求振龙公司在欠付东方公司工程款的范围内对飞月公司承担责任。审理中，飞月公司认为，金旭公司的黄某某代表东方公司至振龙公司领取工程款；东方公司与金旭公司签订的《目标责任书—康桥清水湾XXX地块X标段XXX精装修工程》内容看，由东方公司收取管理费，金旭公司刻制印章交东方公司备案，由东方公司配合金旭公司与项目业主、分包商进行结算；金旭公司的施工资质未达到承包该项目的资质标准，金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戴某某对外声称为东方公司经营一部的经理；东方公司副总经理宋某在与飞月公司方的录音资料中也确认东方公司与金旭公司为挂靠关系。故金旭公司与东方公司为挂靠关系，东方公司应对金旭公司结欠飞月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审理中，飞月公司还认为在工程结算价中还应包含188个大衣柜，并称在飞月公司与金旭公司的合同中包含了该内容，飞月公司承接业务后，又委托上海北山家具有限公司生产大衣柜，故大衣柜虽由上海北山家具有限公司施工，但该费用应由金旭公司向飞月公司结算，并申请要求法院调取金旭公司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4月30日的上海农商银行账户的交易流水。原一审另查明，东方公司与金旭公司签订的《上海绿洲康城清水湾XXX地块X标段XXX楼结算表》显示，最终结算价为27,617,972.18元。东方公司与金旭公司在审理中确认东方公司已经向金旭公司支付工程款25,625,855.17元，并确认飞月公司分包的工程内容包含在该工程内。原一审还查明，金旭公司与案外人上海北山家具有限公司于2011年11月10日签订的《物资采购合同》明确，金旭公司将绿洲康城清水湾（室内装饰）中的台盆柜、阳台柜储物柜、移门衣柜等发包给了上海北山家具有限公司施工。原一审审理中，法院根据飞月公司的申请，就《工程结算表》中的工程量结合飞月公司提交的2011年5月21日的《康桥木饰面清算价格》和金旭公司提交的2011年6月7日《康桥木饰面审核价格》中记载的单价计算工程总价款进行鉴定。上海四海建设工程造价咨询监理有限公司于2015年11月17日出具的沪四鉴（2015）第074号鉴定报告的鉴定意见为：1、对该项目，根据飞月公司证据计算木饰面工程造价为3,708,224.6元；2、对该项目，根据飞月公司证据计算成品衣柜工程造价为1,187,600元；3、对该项目，根据金旭公司证据计算木饰面工程造价为2,464,269.6元；4、对该项目，根据金旭公司证据计算成品衣柜工程造价为740,600元。该报告“三、分析说明”载明：“……飞月公司提出，飞月公司提交的《康桥木饰面审核价格表》的签署时间应为2012年5月21日，因为飞月公司的进场施工时间为2011年9月，《康桥木饰面审核价格表》的签署时间是在本工程施工完成之后，故签署时间为2012年5月21日。”经质证，飞月公司和金旭公司对该鉴定报告无异议；振龙公司和东方公司认为与其无关。浦东法院审理后于2015年12月14日作出判决：一、被告（反诉原告）上海金旭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浙江省永康市飞月门业有限公司工程价款1,104,574.60元；二、被告（反诉原告）上海金旭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浙江省永康市飞月门业有限公司利息（以981,361.12元为本金，自2012年12月13日计算至判决生效日止；以123,213.48元为本金，自2014年12月13日计算至判决生效日止，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息）；三、被告中建三局东方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在欠付工程款1,992,117.01元范围内就被告（反诉原告）上海金旭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一条债务向原告（反诉被告）浙江省永康市飞月门业有限公司承担责任；四、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浙江省永康市飞月门业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五、驳回被告（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本诉受理费34,471元，减半收取17,235.50元，原告（反诉被告）浙江省永康市飞月门业有限公司负担9,815.50元，被告（反诉原告）上海金旭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7,420元。反诉受理费10,5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上海金旭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上海金旭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鉴定费110,000元，原告（反诉被告）浙江省永康市飞月门业有限公司和被告（反诉原告）上海金旭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各半负担55,000元。飞月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飞月公司的一审诉请。理由：1、《康桥木饰面审核价格表》形成于2012年5月21日，加盖了“中建三局东方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绿洲康城项目部”印章，并由金旭公司现场全权负责人黄某某签字，该价格为双方确认的最终价格，结合双方确认的《工程结算单》，双方的结算价款应为鉴定报告第1项价格3,708,224.60元；2、大衣柜的施工内容已经包含在《半成品采购施工合同》的施工内容中，此后，飞月公司的受托人上海寄洋商贸有限公司即与案外人上海北山家具有限公司签订《施工合同》，施工完成后，因金旭公司未向飞月公司支付工程款，上海北山家具有限公司即直接向金旭公司要求支付剩余合同款，故大衣柜的工程价格应当计算入工程总价；3、2011年4月至2013年4月，黄某某代东方公司领取了近24笔工程款，并且，东方公司与金旭公司签订的《康桥清水湾XXX地块X标段XXX精装修工程》约定金旭公司应向东方公司上缴工程造价的3%作为管理费，税费及总包管理费由金旭公司自理。金旭公司的施工资质未达到承包该项目的资质标准，故其与东方公司为挂靠关系，东方公司应对金旭公司结欠飞月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东方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二审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并依法改判。理由：被上诉人振龙公司在原审举证向其支付款项2,900多万元，东方公司认可收取到2,700余万元，实际上，振龙公司支付的最后五笔款项不是东方公司领取，而是金旭公司直接从振龙公司处领取，金旭公司对此予以认可，该五笔款项总共为265万余元，故东方公司不欠付金旭公司款项。金旭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五项，并依法改判。理由：根据金旭公司与飞月公司签订的《半成品采购施工合同》的约定，双方之间是典型的承揽合同关系，该合同合法有效。飞月公司在原审中明确《康桥木饰面审核价格表》的日期是2011年5月。关于大衣柜的问题，金旭公司已经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大衣柜是金旭公司与案外人直接发生法律关系。一中院二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为上诉人飞月公司与上诉人金旭公司签订的《半成品采购施工合同》是否合法有效。对此，法律规定，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人，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本案中，被上诉人振龙公司将康桥清水湾XXX地块X标段XXX的精装修工程发包给上诉人东方公司并签订《精装修合同》，该合同属于建设工程合同，嗣后，东方公司将该工程转包给上诉人金旭公司并签订《康桥清水湾XXX地块X标段XXX精装修工程》，金旭公司又将其中的木制品工程内容分包给飞月公司并签订《半成品采购施工合同》，东方公司及金旭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故《康桥清水湾XXX地块X标段XXX精装修工程》、《半成品采购施工合同》当属无效。金旭公司关于《半成品采购施工合同》属于有效的承揽合同的主张，缺乏依据，不予支持。本案争议焦点二为上诉人飞月公司完成工程量的工程总价款。本案中，飞月公司与上诉人金旭公司对《工程结算单》中所罗列的工程量无异议，但飞月公司主张按照2011年5月21日的《康桥木饰面审核价格表》结算工程款，而金旭公司主张以2011年6月7日的《康桥木饰面审核价格》为依据结算工程款。对此，法院注意到，其一，飞月公司在审理中主张《康桥木饰面审核价格表》是2012年5月21日形成的，因为只有施工完成后才能核对数量，而其在原审中曾明确表示该价格表是2011年5月21日形成的，证明施工之前木饰面预核的数量。飞月公司前后主张不一，对此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故在飞月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的前提下，难以采信《康桥木饰面审核价格表》是2012年5月21日形成的主张；其二，金旭公司与飞月公司于2011年6月7日签订的《半成品采购施工合同》约定“本合同价格为固定单价（详见附件及飞月公司报价清单），在该合同履行期间不做任何调整”，合同附件即为《康桥木饰面审核价格》，故以《康桥木饰面审核价格》作为工程款的结算依据不仅符合合同约定，而且符合交易惯例，金旭公司的主张，合法有据，予以采信。至于飞月公司主张大衣柜工程价格应当计入工程总价的问题，二审认为，其一，虽然就大衣柜项目，飞月公司提供了其与案外人上海寄洋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以及上海寄洋商贸有限公司与上海北山家具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但未有证据显示上述合同得到实际履行，并且大衣柜项目在飞月公司与金旭公司双方确认的《工程结算单》中亦未体现；其二，金旭公司与上海北山家具有限公司于2011年11月10日签订的《物资采购合同》明确金旭公司将绿洲康城清水湾（室内装饰）中的台盆柜、阳台柜储物柜、移门衣柜等发包给了上海北山家具有限公司施工，并且金旭公司在原审中提供相应的工程结算单与付款凭证证明合同得到实际履行，因此，难以认定大衣柜项目系飞月公司施工完成，其主张大衣柜工程价格计入工程总价，缺乏依据，不予采信。本案争议焦点三为上诉人东方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法律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本案中，东方公司将康桥清水湾XXX地块X标段XXX精装饰工程转包给了上诉人金旭公司，其为金旭公司的发包人，金旭公司又将其中的木制品工程内容分包给上诉人飞月公司，飞月公司为实际施工人，故东方公司应当在欠付金旭公司工程价款范围内对飞月公司承担责任。原一审根据东方公司与金旭公司在审理中确认东方公司已付工程款25,625,855.17元的事实，得出东方公司尚欠金旭公司1,992,117.01元。二审中，东方公司主张金旭公司曾经直接从被上诉人振龙公司处领取五笔工程款，故东方公司不欠付金旭公司款项，金旭公司对此予以认可，但振龙公司否认直接支付工程款给金旭公司，并且金旭公司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直接从振龙公司领取工程款，故对东方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东方公司应当在欠付工程款1,992,117.01元范围内向飞月公司承担责任。至于飞月公司以金旭公司与东方公司为挂靠关系为由，主张东方公司应对金旭公司结欠飞月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一审根据金旭公司系以自己的名义与飞月公司签订合同的事实，认定飞月公司要求东方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缺乏相应法律依据，并无不当，予以确认。综上，上诉人飞月公司、东方公司、金旭公司的上诉请求，均缺乏依据，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并无不当，予以维持。但原审在认定东方公司应当在欠付金旭公司工程价款范围内对飞月公司承担责任的基础上，其判决主文第三项出现笔误，依法予以更正。据此判决：一、维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5）浦民一（民）初字第28365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五项；二、变更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5）浦民一（民）初字第2836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被告中建三局东方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在欠付工程款1,992,117.01元范围内就被告（反诉原告）上海金旭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二条债务向原告（反诉被告）浙江省永康市飞月门业有限公司承担责任”为“被告中建三局东方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在欠付工程款1,992,117.01元范围内就被告（反诉原告）上海金旭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述两项债务向原告（反诉被告）浙江省永康市飞月门业有限公司承担责任”。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4,388元，由上诉人浙江省永康市飞月门业有限公司负担25,635元，由上诉人中建三局东方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负担4,181元，由上诉人上海金旭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4,572元。本院再审中，再审申请人东方公司提交浦东法院（2016）沪0115民初72357号及一中院（2018）沪01民终6700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以证明另案已确认金旭公司从振龙公司处领取工程款，东方公司不欠付金旭公司任何工程款。飞月公司对两份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判决书没有推翻原审认定的事实，不能证明原一审中东方公司已经全部支付了工程款。原一审中东方公司自认其欠付工程款199万余元、涉案6笔款项包含在已经支付的工程款2562万元中。金旭公司破产管理人对两份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表示目前对金旭公司收款情况不清楚，如果东方公司认为已支付给金旭公司，应当提交清楚的流水。振龙公司对两份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对东方公司是否欠金旭公司工程款不清楚。本院再审查明，2016年10月10日，东方公司起诉至浦东法院，要求振龙公司支付：1、工程款2,806,500元；2、延迟付款利息损失（分段计算，第一部分以436,915.36元为基数，从2013年6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第二部分以1,184,792.32元为基数，从2013年4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第三部分以1,184,792.32元为基数，从2014年4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上均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诉讼费用。对于本案所涉6张支票问题，该案审理中，振龙公司表示，(2016)沪01民终1662号案件审理时，因支票都是以东方公司的名义开具，所以振龙公司否认金旭公司领取支票的事实。浦东法院一审认为，东方公司从振龙公司处承接了相关装修工程后，又将工程转包给了案外人金旭公司，施工过程中也确实存在金旭公司的员工以东方公司的名义从振龙公司处领取相应工程款的事实，同时在(2016)沪01民终1662号案件审理过程中，东方公司也主张金旭公司曾经直接从振龙公司处领取五笔工程款，东方公司不欠付金旭公司款项，金旭公司对此予以了认可，振龙公司当初基于支票收款人的原因否认金旭公司领款并不代表相应款项没有支付，振龙公司就同一工程不能重复支付工程款，故振龙公司分别于2014年3月24日支付的436,915.36元、2015年2月10日支付的50万元、2015年2月13日支付的50万元、2015年4月29日支付的184,792.32元、2015年6月10日支付的1,034,792.32元、2016年5月30日支付的8万元均应属于振龙公司支付东方公司的工程款，东方公司认为到账单位不是东方公司有违诚信。2018年3月13日，浦东法院作出（2016）沪0115民初72357号民事判决：一、被告上海振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中建东方装饰有限公司工程款7万元；二、被告上海振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中建东方装饰有限公司工程款利息（以1,369,584.64元为基数，从2015年3月31日起计算至2015年4月29日，以1,184,792.32元为基数，从2015年4月30日起计算至2015年6月10日，以15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6月11日起计算至2016年5月30日，以7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5月3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东方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一中院提出上诉。一中院经审理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2014年3月24日金额为436,915.36元、2015年2月10日金额为50万元、2015年2月13日金额为50万元、2015年4月29日金额为184,792.32元、2015年6月10日金额为1,034,792.32元、2016年5月30日金额为8万元的以支票形式支付的六笔款项，是否应视为振龙公司向东方公司支付的工程款。首先，上述六笔款项均以记名支票的形式支付，记名支票上记载的收款人均为东方公司。上述六张支票最终的到账公司虽非东方公司，但根据记名支票的特征，上述六张支票在背书转让或者取款时，均应有东方公司的签章，现上述六张支票均已由支票付款人付款。故应视为出票人向收款人完成了付款义务。其次，根据双方约定，应由振龙公司先行开具发票，然后由东方公司依据相应的发票支付工程款。本案一审审理中，东方公司也认可就结算之工程款，其已开具全部发票。振龙公司陈述所有工程款均系以支票方式支付，东方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明有其他工程款系由振龙公司银行账户直接支付至东方公司银行账户，振龙公司根据东方公司开具的发票签发以振龙公司为收款人的支票，符合双方的约定及付款习惯。再次，在另案审理中，东方公司主张存在案外人金旭公司曾经直接从被上诉人处领取工程款的情况。从已查明的事实看，案外人金旭公司的员工黄某某曾从振龙公司处领取过以东方公司为收款人的支票，黄某某领取的款项，东方公司亦认可系振龙公司支付的工程款。而本案争议的六张支票中，有五张系杨某签收，杨某亦曾为金旭公司员工。由此，东方公司以支票签收人非其公司员工而否认上述款项系振龙公司支付的工程款的理由，亦不成立。综合上述分析，该院认为，可以认定上述六笔款项系振龙公司已支付的工程款。东方公司关于其未收到上述款项，被上诉人仍欠付200余万元工程款的上诉请求，与事实有违，予以驳回。……2018年9月18日，一中院作出（2018）沪01民终670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一、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无误，本院予以认定。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东方公司是否要为金旭公司欠付飞月公司的工程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主体是发包人，条件是发包人欠付转包人（违法分包人）工程款，范围是欠付工程款范围。本案中，振龙公司是发包人，东方公司是第一层转包人（违法分包人），金旭公司是第二层转包人（分包人），飞月公司是实际施工人。原二审将非法转包人东方公司认定为上述规定中的发包人，适用法律有误。其次，原一、二审查明金旭公司欠付飞月公司工程款1,104,574.60元，东方公司欠付金旭公司工程款1,992,117.01元。对于6张支票所涉金额，原一、二审以金旭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直接从振龙公司领取工程款为由，不计入东方公司已付款范围。而本案判决后提起的另案诉讼中已查明并认定，振龙公司除7万元保修金外不欠东方公司任何工程款；6张支票涉及的200余万元由振龙公司开具记名支票给东方公司，金旭公司的员工直接至振龙公司领取。由此可知，根据生效的另案，不论是振龙公司，还是东方公司均不欠付各自合同下家工程款。故根据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两家公司均不需为金旭公司的欠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原一、二审判决东方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沪01民终166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及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5）浦民一（民）初字第2836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维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沪01民终166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原一审案件本诉、反诉受理费、保全费、鉴定费的负担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44,388元，由被申请人浙江省永康市飞月门业有限公司负担25,635元，由上海金旭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8,75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盈姿审 判 员 朱蔚云审 判 员 陈 岚二〇二一年一月五日法官助理 刘 霞书 记 员 刘 霞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