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10913号上诉人（本诉被告、反诉原告）：甘培春，男，1973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南京市溧水区，现住南京市溧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章洲颖。被上诉人（本诉原告、反诉被告）：南京富木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溧水区经济开发区柘塘镇乌山集镇。法定代表人：KITAMINEKELLCHI，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方述保，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军，江苏宗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甘培春因与被上诉人南京富木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木制衣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2020）苏0117民初13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甘培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甘培春的一审全部诉请，一、二审诉讼费均由富木制衣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1.2002年双方即已发生服装买卖关系，当时富木制衣公司并未建立记账系统，到2009年建立记账系统时也只是手动录入信息而非扫码枪录入。2002年至2009年期间，所进货当然存在一定数量的服装库存，该服装库存滚至业务终止是事实。截止业务终止前，双方从未进行过盘点，故2020年6月15日至2020年7月27日经双方盘点，甘培春分八次向富木制衣公司共退货4997件服装，应当是2002年发生买卖业务开始至业务结束积累下的所有库存服装。盘点后经富木制衣公司确认并收回了全部库存服装4997件，并出具了收货收条。2.在确认己退2875件富木品牌服装确系富木制衣公司服装的同时，一审法院认定上述服装并非甘培春从富木制衣公司进货，显然不符合事实。少进多退、无款退货现象并不能导致己退2875件服装不是甘培春从富木制衣公司进货服装这一结果的发生。2875件服装完全有可能是在富木制衣公司建立记账系统前己存在的库存，对此应当查明甘培春在富木制衣公司发生的总进货数量、规格、款式等参数，富木制衣公司应当提供仓库账本以证明双方争议的2875件服装是从富木制衣公司进的货，否则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甘培春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富木制衣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富木制衣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甘培春立即给付富木制衣公司服装欠款214572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至付清之日为止）。甘培春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富木制衣公司代销的库存服饰商品全部办理退货（双方约定的退货合价为零售价打48折即372002.4元，具体详见服饰商品退货清单）；2.请求富木制衣公司返还押金17万元。一审法院查明，2007年至2009年期间，甘培春（乙方）与富木制衣公司的片经理黄魏平（甲方）先后签订了三份《协议》。2007年12月31日，双方协议约定：1.甲方提供富木品牌休闲服饰供乙方销售；2.甲方承诺乙方100%退换货；3.由于乙方原因造成甲方产品破损、脏迹不能销售的，概由乙方自己负责，甲方不予退换货；4.甲方暂发拾万元服装给乙方代销，超出部分带款提货；5.乙方在南京地区所开的连锁店每三天将60%营业款上交公司财务，外地必须在一个星期内将60%营业款上交公司，超出五天未交的公司将停止供货，超出十天未交的，公司有权将货撤回；6.年底公司将上半年的7%返还给本人，下半年的7%将在第二年的七月底返还给本人，以此类推。另两份协议除第3条发货金额及第6条返还比例不同，其余条款均与2007年12月31日的协议一致。2010年9月13日，甘培春（乙方）与黄魏平（甲方）再次签订《协议》，协议约定：1.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特制定以下服装销售协议；2.甲方提供“富木”品牌休闲服装供乙方销售；3.甲方按照南京地区零售价53%折供货（特价产品除外）；4.甲方承诺乙方100%退换货，如乙方原因造成甲方产品不能二次销售的，甲方概不退还；5.乙方有义务每月提供库存报表和销售日报表（应注明款号、颜色、规格）；6.协议期内所产生的运费及经营场所的相关费用均由乙方承担；7.本协议在双方有业务来往时生效，随业务的停止而终止；8.乙方暂交给甲方货款押金贰万元，甲方暂供给乙方人民币捌万元服装作为铺底，超出部分带款补货，待本协议结束后乙方应将甲方提供的铺底服装全部退还给乙方，甲方则将乙方所交的服装押金无息退还给乙方；9.乙方应按照甲方规定的零售价格进行销售，不得随意打折，如不遵守甲方有权停止供货；10.乙方承诺所开的连锁或加盟店，必须与王成军所开的店的距离在2公里以上，所低于，甲方有权停止发货，所受损失与甲方无关。一审庭审中，双方均认可上述协议第8条中“应将甲方提供的铺底服装全部退还给乙方”系笔误，应为“应将甲方提供的铺底服装全部退还给甲方”。富木制衣公司认可黄魏平系代表公司与甘培春签订协议。甘培春的经销地点在武汉地区，后期富木制衣公司与甘培春就供货价格进行了变更，富木制衣公司以零售价48%折扣向甘培春供货，甘培春陆续向富木制衣公司支付了押金17万元。2016年3月7日，富木制衣公司与甘培春就库存货物进行对账，甘培春签字确认2月底库存余1435124元。2018年4月2日，富木制衣公司与甘培春进行对账并形成对账单，双方确认：2017年7月底铺底库存金额1435124元，2017年12月退货469件67270元，2018年1月退货1328件194642元，截止2018年3月31日欠货款1173212元（零售价）。2018年10月，甘培春最后一次向富木制衣公司进货，之后陆续办理了几次退货。2019年年底，甘培春的门店不再营业。截止第一次开庭审理时，富木制衣公司主张甘培春尚欠货款195509元（存货775005元×0.48-押金170000元-带款提货余6493元），该部分货款为扣除170000元押金之后的数额，甘培春表示该部分货物依据协议可以全部办理退货。一审法院遂于第一次庭审结束后要求甘培春将现有货物向富木制衣公司办理退货手续，富木制衣公司表示同意。自2020年6月15日至2020年7月27日，甘培春分八次向富木制衣公司退货，共退货4997件706324元。富木制衣公司认可其中2122件293867元，对其余2875件412457元认为不是甘培春从富木制衣公司的进货。富木制衣公司提供2016年1月31日甘培春门店的盘点单、部分型号货物的发货单及甘培春退货后录入系统的核对单，以证明2016年1月底双方对甘培春门店的货物进行过盘点并录入系统，富木制衣公司对甘培春的退货录入系统后发现部分款式的退货数已经超出甘培春的进货数、部分款式没有进货记录却发生退货。甘培春对富木制衣公司的上述证据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并陈述双方长久以来的合作只是核对金额没有进行过盘点。经承办人至富木制衣公司现场查看，富木制衣公司的进货、退货均录入电脑系统。一审法院认为，富木制衣公司与甘培春签订的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当按照协议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现甘培春的门店已不再经营，根据双方“本协议在双方有业务来往时生效，随业务的停止而终止”“待本协议结束后乙方应将甲方提供的铺底服装全部退还给乙方，甲方则将乙方所交的服装押金无息退还给乙方”的约定，甘培春应当将富木制衣公司提供的铺底服装全部退还，富木制衣公司应当将甘培春所交纳的押金退还。现富木制衣公司与甘培春对所退货物中2875件服装发生争议，一审法院认为：1.富木制衣公司本诉要求甘培春支付服装欠款，甘培春反诉要求富木制衣公司办理退货并返还押金，一审法院为妥善化解矛盾要求甘培春向富木制衣公司办理退货后双方再进一步核对账目，富木制衣公司收取退货后进行审查核对符合一般商业往来的正常要求，亦与双方协议约定退货不能影响二次销售相一致，因此富木制衣公司收取所退货物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对甘培春所退货物的认可与接受。2.案涉协议约束的相对方为富木制衣公司与甘培春，双方业务停止后，甘培春应当将其从富木制衣公司进货的服装退还富木制衣公司。根据富木制衣公司提供盘点单、发货单以及甘培春退货录入系统后的核对清单来看，能够确认甘培春所退货物中确实存在部分款式的退货数超出进货数、部分款式没有进货记录却发生退货的现象，甘培春对上述情况不予认可并抗辩称双方未进行过盘点只核对金额，该抗辩意见与一般服装行业进行日常盘点的经营模式不符，对甘培春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此，甘培春所退货物虽然均是富木品牌，但甘培春将非从富木制衣公司进货的富木品牌服装退还给富木制衣公司，不符合双方的协议约定，富木制衣公司亦无义务接受该部分货物。富木制衣公司同意将该部分货物退还甘培春，甘培春可将上述货物取回。综上，扣除甘培春在诉讼过程中退货的2122件293867元，甘培春尚欠富木制衣公司服装款224453.24元[存货（775005元-293867元）×0.48-带款提货余6493元]。根据双方协议约定，富木制衣公司应当将所收取的押金退还甘培春，则富木制衣公司应当退还甘培春170000元。富木制衣公司在主张货款时亦认可退还押金170000元并进行了相应扣减，则上述两项相抵后，甘培春还应当支付富木制衣公司货款54453.24元（224453.24元-170000元）；对甘培春要求退还押金17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中，甘培春已经将库存服装向富木制衣公司办理了退货，对甘培春主张的第一项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甘培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南京富木制衣有限公司54453.24元；二、驳回南京富木制衣有限公司、甘培春的其他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2259元，由南京富木制衣有限公司负担1000元，由甘培春负担1259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850元，由南京富木制衣有限公司负担850元，由甘培春负担1000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且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甘培春上诉主张双方存在争议的2875件服装系富木制衣公司2009年建立记账系统之前所进货的服装，但对此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甘培春在二审中述称该2875件服装有些在对账单中，但对此亦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在一审法院要求甘培春向富木制衣公司办理退货手续时，富木制衣公司出具的收条仅代表收到相关货物，不能代表系对所收货物均同意予以退货的确认。富木制衣公司提供的盘点单、发货单、核对清单等证据可以证明上述存在争议的2875件服装并非系由富木制衣公司向甘培春所发的货物，甘培春对其主张的上述服装系富木制衣公司建立记账系统之前所进货物及部分服装包括在对账单中的的上诉意见亦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因此，甘培春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甘培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50元，由上诉人甘培春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熠审判员 袁奕炜审判员 刘 懿二○二一年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王宇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