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88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永珍，女，1953年4月12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左建华，上海孚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薄珺，上海孚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榴芳，女，1962年6月20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元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三甲路****。法定代表人：朱榴芳，总经理。上述二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军，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二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智强，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永珍因与被上诉人朱榴芳、上海元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德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725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永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陈永珍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陈永珍的诉讼请求从未涉及案外人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亦从未主张或陈述涉案借款系从A公司处申请后出借给朱榴芳。一审过程中，因对方意图将无关的事实与本案混淆，否定陈永珍与朱榴芳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故陈永珍才对独立于本案之外的供应链金融的事实做了解释，这些均与陈永珍主张的借款无关。陈永珍作为出借方，已提供了《借款明细确认书》、《还款承诺书》、《补充协议》及银行流水证明借贷合意、款项交付等要件事实，完成了其举证范围内的义务。朱榴芳、元德公司对于其抗辩的事实，即陈永珍系套路贷、双方无借贷合意、《借款明细确认书》等系受欺骗或胁迫所签均未能提供证据予以佐证。陈永珍与朱榴芳为多年好友，基于此，朱榴芳才会委托陈永珍代为向他人借款，双方的借贷手续也的确不规范，但这并不影响民间借贷关系的真实存在。朱榴芳、元德公司所谓的A公司的“以虚假贸易进行非法放贷”实际为供应链金融，从该行为涉及的银行流水看，陈永珍个人并不获取任何本金，此也与陈永珍和朱榴芳之间的民间借贷不存在交叉或替代关系。朱榴芳、元德公司共同辩称，陈永珍在一审庭审中曾对资金流向有明确陈述，类似案例（2019）沪0107民初11410号案件审理中显示，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陈永珍、案外公司的负责人等讨论过资金流向、分成、提点等事宜，说明各方之间名为买卖，实为A公司通过陈永珍非法放贷。朱榴芳并未混淆事实，三者之间不存在货物往来。统计显示，陈永珍转付给朱榴芳的款项均来自于A公司，不存在陈永珍个人借款给朱榴芳的事实。A公司支付给陈永珍的款项总额是人民币（以下币种同）8,500余万元，其中用于陈永珍、朱榴芳循环的款项为4,472余万元，但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陈永珍及李某1（以下简称陈永珍方）向朱榴芳及其经营企业（以下简称朱榴芳方）支付的款项远远低于该数额，而朱榴芳方支付给A公司、陈永珍方的款项为4,900余万元，已经全部归还。朱榴芳并不欠陈永珍个人钱款，陈永珍不具备在2017年11月至2019年5月期间个人向朱榴芳出借827万元的经济能力。本案符合套路贷特征，陈永珍通过多账户的方式虚构民间借贷，营造欠款假象。朱榴芳、陈永珍及A公司之间不存在供应链关系。陈永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朱榴芳立即归还借款本金423万元；2、判令朱榴芳支付利息158,742元（以423万元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7年11月7日起计算至2019年5月21日止）；3、判令朱榴芳支付利息（以423万元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9年5月22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4、判令元德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5、律师费6万元、担保费6,000元及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朱榴芳、元德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1月7日，陈永珍向朱榴芳转账汇款40万元；2017年12月18日，陈永珍向朱榴芳转账汇款10万元。2017年11月7日，朱榴芳向陈永珍出具借条，内容为：“今借陈永珍人民币伍拾万元正（息按每月3%结）”。2018年4月1日，朱榴芳向陈永珍出具借条，载明：“由于个人财务紧张向陈永珍借款人民币肆拾万元整，息每年按百分之15结（半年已付），为期一年。说明：肆拾万元是我朱榴芳委托陈永珍向朱某所借，还款由朱榴芳承担”。2018年4月3日，朱榴芳向陈永珍汇款45,000元。当日，陈永珍将45,000元汇款至朱某账户。2019年7月30日，朱榴芳向陈永珍汇款4万元。当日，陈永珍将4万元汇至朱某名下。2018年4月19日，朱榴芳向出具借条，载明：“今借陈永珍人民币贰拾万元正，息按3%付（每月）”。当日，陈永珍向朱榴芳汇款20万元。2018年6月30日，朱榴芳向出具借条，载明：“今借陈永珍人民币合计贰拾万元正。清单：5/31号30000现金，6/134500现金，6/43000现金，6/79000现金，6/83000现金，6/945000现金，6/136000现金，6/219000现金，6月份21000现金（70万），6月份小万32000,（6/307500(息),20万息6仟），合计贰拾万元整（每月按3%结息）”。2018年7月5日，朱榴芳向陈永珍出具借条，载明：“今借陈永珍人民币壹拾万元正，息已付（3千）（每月按3%结息）”。当日，陈永珍向朱榴芳汇款10万元。2018年7月12日，朱榴芳向陈永珍出具借条，载明：“今借陈永珍人民币贰拾万元正，（代我还仇某）。每月按3%结息，用于公司周转。”。当日，陈永珍向仇某汇款20万元。2018年9月19日，陈永珍向朱榴芳汇款20万元。2018年10月19日，朱榴芳向出具借条，载明：“今借陈永珍人民币叁拾万元正（还8/195万小万，9月费用5万），实际转账20万，每月按3%结息”。2018年10月19日，朱榴芳向陈永珍出具借条，载明：“今借陈永珍人民币壹拾万元正，息每月按3%结息。说明：2016.6月开票7094,7月开票24356,7月走账800，共计32250,9月份费用前71600，合计103850，其中3850元现金支付。”。当日，陈永珍向朱榴芳汇款3,850元。2019年2月9日，朱榴芳向陈永珍出具借条，载明：“今借陈永珍人民币壹拾肆万捌仟元正，每月利息百分之三计算”。2019年4月11日、4月12日，陈永珍向仇某分别汇款10万元、96500元。2019年5月19日，陈永珍向万某汇款129,000元。2019年3月31日，朱榴芳向陈永珍出具两张借条，分别载明：“今借陈永珍人民币柒万元正（其中3月5日借3万，3月28日借4万）”。“今借陈永珍现金贰拾伍万壹仟贰佰伍拾元正，每月按3%计息。其中：3月2日现金44500元，3月7日现金40000元，3月10日现金30000元，3月14日现金40000元，3月18日现金40000元，3月21日现金20000元，3月23日现金20000元，3月27日现金20000元，共计254500元。”2019年4月10日，朱榴芳向陈永珍出具借条，载明：“今借陈永珍人民币贰拾万元正，其中现金叁万，壹拾柒万元整转4973卡，还款日期2019.5.10”。2019年4月11日，陈永珍向朱榴芳汇款10万元、7万元。2019年5月21日，朱榴芳向陈永珍出具两张借条，分别载明：“今借陈永珍现金贰拾捌万肆仟伍佰零柒元整，息每月3%计算。其中，5月1日45000元正，5月4日48000元正，5月8日40000元正，5月10日49000元正，5月12日42000元正，5月15日30000元正，5月18日30507元正，总计284507元正。”“今借陈永珍人民币壹佰万元正，用于公司资金周转，每月息3%。”。同日，陈永珍向朱榴芳汇款100万元。2017年的11月14日、11月17日、11月24日，2018年1月30日、2月12日、3月1日、3月5日、3月15日、3月27日、3月30日、3月31日，2019年1月24日，朱榴芳向陈永珍分别转账3万元、25,000元、6,000元、2万元（一审笔误为2元）、46,700元、59,700元、10,831元、8万元、9,000元、163,541元、3万元、1万元。2019年5月21日，陈永珍（甲方）与朱榴芳（乙方）、元德公司（担保方）签署《借款明细确认单》，载明：“2017年11月7号50万；2018年，2月10号400万，4月1号40万元，4月19号20万元，6月30号20万，7月5号10万，7月12号20万，10月19号30万，10月20号10万；2019年，2月9号148000,2月18号325500,3月31号70000,3月31号254500,4月11号200000,5月20号284507,5月21号1000000,合计欠人民币8282507，捌佰贰拾捌万贰仟伍佰零柒元正，让利12507，实际欠本金8270000，捌佰贰拾柒万元正。经双方确定从2017年11月至2019年5月21号累计借款金额8270000，从2019年6月1号开始计算利息。本金为捌佰贰拾柒万元正，每月利息按百分之三计算。在2019年5月21号前所产生的利息全部付清。”同日，陈永珍（甲方）与朱榴芳（乙方）、元德公司（担保方）签订《还款承诺书》约定：“经双方友好协商，乙方自愿归还向甲方所借的全部借款8270000元，大写捌佰贰拾柒万正。现甲乙双方再次明确一下事宜：1、乙方自2019年6月起，每月15日归还甲方本金10万元，从2020年1月起，每月15日归还甲方本金30万元，直至本金还清；2、乙方自2019年6月起，每月在28号付清未归还部分本金的利息给甲方，每月利息按月利率3%计算；如乙方未按照本承诺书规定期限还本或付息给甲方，甲方有权就全部本金和利息一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向乙方主张还本付息。乙方从每笔逾期之日起，每月按未归还部分本金的2%向甲方支付逾期违约金。……”。同日，陈永珍、朱榴芳和元德公司还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经双方协商，（1）从2019.8开始归还本金每月10万元；（2）从2020.1月开始归还本金20万至30万元”。一审法院另查明，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系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300万元，陈永珍系B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案外人李某1系陈永珍之子。朱榴芳系上海市XX经营部（以下简称XX经营部）、上海C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元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A公司成立于2014年，经营范围为信息科技、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销售日用百货、食用农产品等。一审法院还查明，A公司的银行账户明细显示，从2016年起至2019年7月期间，其几乎每月均向B公司有多笔大额汇款，金额从几万元至百余万元不等，交易摘要均为“采购款”。上述期间，朱榴芳、C公司向A公司、陈永珍、李某1、B公司有多笔汇款，陈永珍、李某1、B公司对朱榴芳、C公司亦有多笔汇款，且上述主体之间存在同日或邻近日期循环转账情形，如：2017年11月7日，A公司向B公司汇款40万元，陈永珍向朱榴芳汇款40万元，朱榴芳向A公司汇款40万元（交易摘要为“提回贷”）；2017年11月23日，A公司向B公司汇款140万元，陈永珍向朱榴芳汇款20万元，朱榴芳向A公司汇款20万元（交易摘要为“提回贷”）；2017年12月18日，陈永珍向朱榴芳汇款10万元，朱榴芳向A公司汇款10万元（交易摘要为“提回贷”）；2018年4月25日，A公司向B公司汇款30万元，陈永珍向朱榴芳汇款10万元，朱榴芳向A公司汇款20万元，B公司向C公司汇款10万元，C公司向A公司汇款10万元；2018年7月5日，A公司向B公司汇款20万元，陈永珍向朱榴芳汇款20万元，朱榴芳向A公司汇款20万元、向李某1汇款15,000元；2018年7月19日，A公司向B公司汇款40万元，陈永珍向朱榴芳汇款15万元，朱榴芳向A公司汇款15万元；2019年5月21日，陈永珍向朱榴芳汇款100万元，朱榴芳向陈永珍汇款75万元、向李某1汇款25万元，等等。一审审理中，朱榴芳、元德公司还向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元德公司、XX经营部、C公司分别与A公司签订的食品采购合同各一份，约定由A公司向元德公司、XX经营部、C公司供应蔬菜、肉类等商品，采购价格以A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价格为准，元德公司、XX经营部、C公司在送货单签字则视为确认价格；2、B公司与C公司的销售合同一份，约定B公司向C公司提供430万元的大米、油、调料等食品，付款方式为款到发货，合同有效期为2016年11月5日至2017年11月4日；3、加盖印文为“上海A有限公司”印章的送货单数份及空白送货单数份。一审法院还查明，案外人张某于2017年11月1日向陈永珍汇款50万元、2018年4月19日向陈永珍汇款20万元；案外人万某于2018年6月5日向陈永珍汇款20万元、2019年1月14日向陈永珍汇款15万元、2019年3月5日向陈永珍汇款3万元、2019年3月18日向陈永珍汇款7万元、2019年4月1日向陈永珍汇款5万元、2019年4月2日向陈永珍汇款1万元，2019年4月11日向陈永珍汇款20万元；案外人杨某于2018年10月15日向陈永珍汇款30万元；案外人夏某于2018年10月16日向陈永珍汇款20万元；案外人全某于2019年1月25日向陈永珍汇款421,000元、2019年4月11日向陈永珍汇款20万元；案外人李某2于2019年5月24日向陈永珍汇款10万元；案外人王某于2019年4月23日向陈永珍汇款19万元；案外人仇某于2018年10月29日向陈永珍汇款20万元。2019年3月18日陈永珍取现7万元。2019年9月12日，朱榴芳就本案曾向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蔡路派出所报案，蔡路派出所于2019年10月14日以陈永珍提起本案民事诉讼并在审理阶段为由，对上述朱榴芳报案暂以纠纷处理。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是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或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但本案中陈永珍主张的其与朱榴芳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并不存在，具体理由如下：首先，从资金流向来看，陈永珍并非涉案借款的实际出借人。从本案证据显示的涉案借款资金流向来看，在陈永珍主张的部分涉案借款给付日期当日或前后，A公司通常以“采购款”名义将大额资金支付给陈永珍或其控制的B公司，陈永珍或B公司在获取上述资金后，再通过陈永珍的个人账户将全部或部分资金支付至朱榴芳的个人账户，故上述涉案借款系从A公司处转出，经由B公司或陈永珍，转付至朱榴芳名下。此外，从陈永珍陈述的个人收入情况来看，其并无经济能力向朱榴芳给付借款。陈永珍还主张涉案出借款项来源于其向案外人张某、全某、万某等人的借款，但从陈永珍提供的上述案外人的汇款凭据来看，案外人的汇款时间大多与其主张的涉案借款出借时间相隔较长，部分案外人的汇款时间甚至晚于陈永珍向朱榴芳转账汇款的时间，汇款金额亦不相符，故对陈永珍关于涉案款项来源于其向案外人的借款之主张，法院不予采信。本案借款实际来源于A公司，而非陈永珍，陈永珍未能举证证明其系涉案借款的实际出借人。其次，陈永珍用以证明发生借贷关系的借条、《借款明细确认单》，与其提供的借款给付证据并不相符。陈永珍主张的涉案借款给付时间和金额，与其提供的部分借条出具时间、金额并不相符，并有借条形成早于借款给付的情况，部分借条并无相应给付凭据印证。陈永珍提供的《借款明细确认单》载明的借款金额及时间，也与其提供的转账凭条、银行回单等证据显示的涉案借款给付时间、金额无法一一对应。因此，虽然上述借条、《借款明细确认单》由朱榴芳、元德公司签署，但其中提及的部分款项因缺乏相应的借款给付证据予以佐证，法院难以认可。陈永珍提供的证明朱榴芳、元德公司确认借贷关系的《还款承诺书》、《补充协议》是基于上述《借款明细确认单》所出具，故对《还款承诺书》、《补充协议》，法院亦难认可。鉴于此，法院认为，朱榴芳、元德公司主张上述借条、《借款明细确认单》、《还款承诺书》、《补充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可以采信。第三，涉案借款关系与普通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特征不符。涉案借款给付当日或前后，A公司通常有与涉案借款等额或金额相近的资金汇入陈永珍控制的B公司账户或陈永珍账户，陈永珍再将涉案借款汇至朱榴芳账户，朱榴芳也常在获取涉案借款的当日，从其本人账户或其经营的C公司、元德公司账户，将等额或金额相近的钱款转回至陈永珍或陈永珍之子李某1及A公司账户。上述循环转账情形，显然不符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资金往来特征。陈永珍在第一次庭审中所陈述的其代朱榴芳向A公司申请货款及相应货款、利息在三方之间的流转关系，与朱榴芳所述的三方之间借买卖合同形式进行借贷的操作流程，均表明三方是以货物买卖的形式行“借贷”之实，且该“借贷”关系的主体、借款给付、利息支付情况亦与普通民间借贷关系差异较大。综上，法院认为，陈永珍未能举证证明其为涉案借款的实际出借人，亦未举证证明涉案借条、《借款明细确认单》、《还款承诺书》、《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陈永珍与朱榴芳之间的借款给付、本金归还、利息支付等情形亦与普通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特征不符，故陈永珍诉请朱榴芳归还借款本金、利息，并由元德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准许。陈永珍诉请朱榴芳支付律师费6万元、担保费6,000元，亦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亦不准许。一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陈永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989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46,989元，由陈永珍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陈永珍提交下列证据材料：1、上海市浦东新区（2020）沪0115民初33637号民事判决书，以证明陈永珍受朱榴芳委托而向朱榴芳妹妹朱某借款的事实，该案书面证据显示陈永珍为借款人，但实际使用人为朱榴芳，且存在多次借款以及归还部分借款后就剩余借款重新出具收据的情形，陈永珍与朱榴芳之间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陈永珍基于过往事实对朱榴芳过分信任，为了解决其资金困难甚至可以以自己名义向他人借款；2、2017年网上银行回单及对应日期的银行交易明细，以证明2017年11月7日，陈永珍向朱榴芳出借的10万元系陈永珍当天向案外人万某、仇某所借，与当天A公司向陈永珍支付的40万元没有关系；3、2018年10月29日借款有关的借条、银行流水、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以证明朱榴芳为逃避刑事责任履行与受害人达成的交通事故赔偿协议而急需款项，故自愿承担较高利息委托陈永珍向案外人仇某借款40万元，2018年10月29日，陈永珍收到仇某的40万元后立即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了朱榴芳；4、陈永珍房屋抵押贷款有关的银行流水一组、银行催告函、不动产抵押信息，以证明陈永珍通过房产抵押向银行贷款240万元，该款直接放给上海D有限公司（以下简称D公司），而后通过A公司、B公司又回到陈永珍账户，陈永珍收到款项后，分别向朱榴芳出借50万、20万元，代朱榴芳归还仇燕30万元。陈永珍出借给朱榴芳的款项与A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实际均为陈永珍的抵押贷款。对上述证据材料，朱榴芳、元德公司质证认为，上述证据材料均已过举证期限，1、对于该份判决书的真实性认可，但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该份判决涉及的60万元发生于2014年，无法以该份判决否认陈永珍主张的2015年12月之后的所谓出借资金来源于A公司。就该份判决提到的60万元，陈永珍在（2019）沪0115民初72551号及72550号案件的审理中作了不同的陈述，故其存在虚假陈述的情形。陈永珍持有的多份借条不是真实发生的；2、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A公司、陈永珍方、朱榴芳方之间存在明确的三角关系，且2017年11月7日，A公司的确转给了陈永珍40万元，陈永珍也转给了朱榴芳40万元，朱榴芳当天返回到A公司40万元，故朱榴芳有理由相信该笔款项来源于A公司。至于他人的钱款进入陈永珍账户后，陈永珍如何处理与朱榴芳无关。陈永珍的上述操作，充分展示了陈永珍方利用多账户流水虚构债务的手法；3、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该张借条并不在陈永珍主张的范围内，也即表明陈永珍个人实际没有出借给朱榴芳40万元，银行流水显示2018年10月29日前的十个月内朱榴芳方已支付陈永珍、A公司41万余元。朱榴芳系在陈永珍的欺骗、逼迫下出具了没有借款的借据；4、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陈永珍未在本案中主张其在该组证据材料中提及的50万元、30万元以及20万元，也即表明其个人没有实际向朱榴芳出借款项。A公司与陈永珍方之间其他的资金往来，不能否认A公司、陈永珍方、朱榴芳方三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掩护下的非法放贷关系，也不能否认在该关系下A公司支付给陈永珍方4,472余万元的事实。本院二审期间，朱榴芳、元德公司提交下列证据材料：2015年12月23日、2017年1月3日的银行流水，以证明2015年12月23日、2017年1月3日，留芳公司收到的两笔280万元，系该公司因李某1的要求接受的李某1银行贷款的跨行转付款，留芳公司在收到款项当日即按李某1的要求将款项转付至其指定账户。上述两笔款项不能记为陈永珍方支付给朱榴芳方的钱款，陈永珍克扣了A公司通过其支付给朱榴芳方的款项。对上述证据材料，陈永珍质证认为，对其真实性及合法性均予以认可，但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陈永珍认为，该组银行流水与本案所涉民间借贷无关，未包含在本案争议的数额内，与案外人A公司不具有任何关联。根据上述质证意见，陈永珍又补充提供了一组银行流水、销售合同及公证书，朱榴芳、元德公司认为上述材料中的2014年12月29日的银行流水及销售合同、公证书均与本案无关，2015年12月22日及2017年1月3日银行流水中显示的280万元系银行放款，该两笔款项不能记为陈永珍方转付了A公司通过其应该转付给朱榴芳方的款项。经审理查明，2018年10月20日，朱榴芳向陈永珍出具借条，载明：“今借陈永珍人民币壹拾万元正，息每月按3%结息。说明：2016.6月开票7094,7月开票24356,7月走账800，共计32250,9月份费用前71600，合计103850，其中3850元现金支付”。当日，朱榴芳向陈永珍汇款3,850元。除上述事实外，一审认定其余事实均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陈永珍以其与朱榴芳就系争款项存在借贷关系为由诉请朱榴芳、元德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陈永珍就其主张提交了有朱榴芳签名的借条以及朱榴芳、元德公司签署的《借款明细确认单》、《还款协议》、《补充协议》等予以佐证，朱榴芳则认为涉案款项系A公司通过陈永珍转给朱榴芳的贷款而非陈永珍个人借款，并就此提供了A公司、陈永珍个人及相关公司、朱榴芳及相关公司之间的银行流水。对此，本院认为，民间借贷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本案所涉款项数额巨大，涉案借条除载明款项金额及利息外，普遍缺乏借款期限的约定，且部分借条无交付凭证，陈永珍提供的确认单及协议无法确切反映双方之间款项往来的客观情况，故不能仅以此作为评判双方之间是否形成借贷关系、是否尚存未结清款项的依据，还应结合借款金额、款项来源、交付细节、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双方之间的交易方式等进一步审查确认。依陈永珍之主张，本案所涉423万元系从2017年11月7日至2019年5月21日间通过转账、现金或替朱榴芳向案外人还款等方式交付，首先从数额上看，陈永珍并不具备短时间内出借上述巨额款项的经济能力，其称款项来源于案外人，但其提交的证据无法显示其从案外人处获得的款项与本案争议款项具有对应性。其次，从陈永珍所述款项交付的频率看，每次间隔时间均不长，在旧债未清又借新债，且普遍未就还款期限进行约定的情况下，如此频繁的出借频率显过异常。第三，陈永珍熟练使用银行转账，但2018年6月、2019年3月所涉款项依借条记载均采取现金方式交付，2019年5月除与《借款明细确认单》同日形成的100万元系汇款完成外，其余也均记载为通过现金交付，明显有违双方经济往来惯例。再者，涉案部分债务根据借条内容反映显然并非基于民间借贷关系发生，而陈永珍所述的所谓朱榴芳归还的利息从数额上看亦无法与已发生的本金相匹配。如2018年4月1日借条已注明“肆拾万元是我朱榴芳委托陈永珍向朱某所借，还款由朱榴芳承担”，陈永珍在另案朱某向其催讨款项的诉讼中亦陈述该款系朱榴芳委托其向朱某所借，其在本案所列利息清单中亦未将该笔款项计入，双方就该笔款项显未达成借贷合意。根据陈永珍之主张，本案双方2017年11月仅发生一笔借款50万元，且其中的10万元还是迟至2017年12月18日方才交付，然陈永珍认可朱榴芳2017年11月归还的利息已达61,000元，远超上述本金以月息3%标准可得到的利息，故显然双方2017年11月之前的经济往来并不仅限于本案所涉的款项。最后，在案的银行流水反映A公司、陈永珍方、朱榴芳方之间存在大量循环往来账目的情况，在陈永珍主张的涉案借款给付当日或前后，通常存在A公司以采购款名义支付大额资金至陈永珍或其控制的B公司账户的情形，银行流水反映的资金流转情况与朱榴芳所述三方之间以虚构采购合同之名，实质由A公司通过陈永珍放贷的流程可予对应。结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陈永珍与朱榴芳之间的经济往来明显有悖于常情，陈永珍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其就涉案款项与朱榴芳形成民间借贷关系，其要求朱榴芳支付借款本息，元德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以及朱榴芳、元德公司共同支付律师费及担保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综上所述，陈永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989元，由陈永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丁 慧审判员 马 丽审判员 陈 敏二〇二一年一月七日书记员 王文静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