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109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浩，男，1981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江林，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萌，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鼎顺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汉**纱帽镇薇湖路**。法定代表人：许天晓，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贺环，湖北广众（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志泰华科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洪山区青菱乡长江村法定代表人：许志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林钊，湖北万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浩因与被上诉人武汉鼎顺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顺公司）、武汉市志泰华科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泰华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3民初64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黄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萌，被上诉人鼎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贺环、被上诉人志泰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林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浩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等费用由鼎顺公司、志泰华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黄浩实际出借给鼎顺公司的金额为675万元，一审法院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一）案涉《借款合同》及《划款授权确认书》均有效，故黄浩将款项出借给鼎顺公司所授权的收款人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应认定为对鼎顺公司的借款。一审法院认定黄浩与鼎顺公司、志泰华公司所签署的《借款合同》及《划款授权确认书》均有效，根据黄浩与鼎顺公司、志泰华公司所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700万元但付款金额、时间与本合同约定不一致的，以债权凭证记载的金额、日期为准，而《划款授权确认书》亦明确载明周萍系被授权的收款人之一。根据现有证据，2014年7月22日至2015年1月9日期间黄浩共向借款人鼎顺公司（其指定的收款人志泰华公司、周萍、郑丽霞等人）实际出借675万元，故应当认定该金额为本案的借款本金金额，而非475万元。（二）一审法院所谓的查明的与案外人周萍收取200万元款项的相关事实与实际不符，且未经过庭审程序进行查明，不能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且案外人周萍自述曾经任职的华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大股东及负责人均为许志文，武汉市华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力公司）与借款人鼎顺公司、担保人志泰华公司、武汉市华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高公司）均为受同一实控人许志文控制的公司，一审法院未对上述关联公司的之间的关联情况及利益相关情况进行充分考量，未考虑到黄浩出借资金的真正对象与出借款项时实际达成的合意，对案涉200万元资金的实际借款人未能正确识别，认定事实不清。第一，一审法院查明的周萍收取的200万元款项的相关情况，仅是案外人周萍的自称，除其自称的内容外并未有其他任何证据予以佐证证实，一审法院仅凭未到庭的案外人周萍自称的情况便将其自称的情况认定为本案所查明的事实，于程序不符、于法无据。一审法院完全照抄了案外人周萍报警自称的内容，并据此将其认定为本案事实，而无论是周萍的身份情况、任职情况等相关情况均未经过调查核实，仅凭其自述即认定为事实，黄浩认为存在明显的事实认定不清的情形。第二、即使根据法院查明的内容亦不足以认定该200万元转账为华力公司的借款，而案外人周萍代借款人收款进一步证明了黄浩出借200万元的事实。首先，黄浩与华力公司完全不熟悉，而华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大股东、负责人均为许志文。黄浩基于已经约定由许志文控制的一系列关联公司中实力最强的企业鼎顺公司作为借款人，志泰华公司作为担保人的情况，出于对实际控制人许志文的信任将款项出借给其控制的企业，符合具体资金根据合同约定进行支付，由其控制的企业进行使用的约定，该200万元款项打款给周萍与打款给志泰华公司、郑丽霞并无本质不同，志泰华公司、郑丽霞与周萍均为约定的授权收款人，既然打款给志泰华公司、郑丽霞是符合借款合同约定的，那么打款给周萍当然也构成对鼎顺公司的借款，黄浩将200万元款项打给周萍，实际所达成的真实合意是该款项仍然是鼎顺公司的借款，法院在审理本案时应当洞彻表面的收款人而准确识别真实的借款人；其次，黄浩虽同周萍一起到青岛市地税局缴纳税款，但黄浩并不知晓也不会干涉该笔税款的具体用途，仅知道是用于缴纳某税款，陪同前往是作为出借方为了保证借款资金打给周萍后为确保专款专用而采取的一种监督行为，防止资金被周萍挪用。第三、从黄浩根据合同约定向志泰华公司、郑丽霞、周萍转账675万元的事实，同样证明了借款人向黄浩出借的款项无须全部支付至借款人账户，具体资金根据约定进行使用（民间借贷习惯一般口头约定，出借人监督款项专款专用），资金的最终使用情况并不影响借贷、担保法律关系的成立。第四、志泰华公司在一审中表示愿意与黄浩在另一起民间借贷案件中处理华力公司的该笔借款，进一步证明了鼎顺公司、志泰华公司、华力公司之间的关系，即均由许志文实际控制。同时根据志泰华公司表示委托华高公司划款100万元（实际为志泰华公司与黄浩的其他借贷，下同），同样证明了鼎顺公司、志泰华公司、华力公司、华高公司之间的关系，否则志泰华公司根本无权处理华力公司的借款，华高公司亦不能证明为代鼎顺公司的还款。一审法院不顾黄浩提交经司法鉴定为真实签章的具有真实意思表示的合同，亦不考虑华力公司与借款人之间的关联关系，同时也没有考察黄浩出借资金的真实目的，在资金已全额支付有充分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仅凭资金用途来否认黄浩与借款人之间200万元借贷关系，实属事实认定的严重错误。（三）若周萍自述情况属实，本案更应认定借款本金为675万元而非475万元，一审法院基本事实认定不清。首先，黄浩虽然找到周萍要求其在《划款授权确认书》上签字，是基于周萍收取案涉200万元借款是本案的基本事实，其签字的行为也是对这一事实的认可，黄浩找其要求其确认这一事实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其次，虽然周萍在第二天前往公安机关报警，并自述，2019年5月16日晚上20日左右，黄浩找到周萍现住所要求周萍为其作证，证明鼎顺公司曾经找黄浩借款200万元的事实，并要求签署了一份空白加盖公章的合同。从周萍的自述情况来看，其并不存在被胁迫的情形，且公安机关亦并不认为黄浩的此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或有胁迫情形，且周萍十分清楚黄浩要求其签字证明的内容以及签字的法律效力是证明鼎顺公司曾经找黄浩借款200万元的事实，其应黄浩之要求自愿在《划款授权确认书》上面签字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签字具备法律效力，亦是对鼎顺公司实际借款事实的认可。如果其当时并不认可这一事实，完全可以当场不予签字或者当场报警（黄浩找其签字时，周萍丈夫、小孩、母亲等人均在家，根本不存在周萍有被胁迫的情形）其第二天报警，不排除是鼎顺公司知晓后，周萍应鼎顺公司要求进行一番说辞的可能性。再次，周萍第二天报警时亦并没有报警被胁迫签名的内容，因此签字当然真实有效，其自述内容也仅仅是陈述了黄浩要求其签字的过程，从其陈述的签字过程来看，其签字合法有效。而关于借款的用途，鼎顺公司、华力公司、志泰华公司实际均由许志文控制，三家公司同为关联公司，作为出借人黄浩而言，该200万元出借给许志文实际控制的公司并打给其中一家公司的会计（即便周萍自称是华力公司会计的情况属实），是履行《借款合同》的内容的一部分，对授权收款人之一周萍的付款应等同于对鼎顺公司的借款。（四）一审法院计算鼎顺公司还款金额有误，将案外公司华高公司向黄浩转账100万元的行为错误的认为是借款人鼎顺公司的还款行为，存在明显的事实认定错误。2015年2月17日华高公司所支付的100万元，华高公司提交情况说明证明该款项是受志泰华公司的委托向黄浩偿还借款，但不足以证明是代表鼎顺公司向黄浩偿还本案中的借款，根据委托与受委托的相关法律规定，该款项自然不能视为本案中借款人鼎顺公司的还款。且华高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上面仅仅只有华高公司的公章，没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根本无法分辨该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不能核实该证据的真伪，就不能作为证据采纳，更不能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一审法院在明知志泰华公司与黄浩之间有另案正在审理，且志泰华公司在另案中自称作为借款人向黄浩借取多笔款项而引发不当得利纠纷的情况下，仍然混淆了本案中的借款主体与担保主体，将本案中的担保人志泰华公司委托华高公司的还款错误的认为是借款主体鼎顺公司的还款，事实认定明显错误。目前一审法院以不当得利为由正在审理的与黄浩的另案[案号（2020）鄂0103民初2083号]中，志泰华公司自称向黄浩借取了大量款项，与黄浩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即便经过调查华高公司确实是受志泰华公司委托向黄浩还款，从华高公司的证明内容来看，该款项也属于志泰华公司与黄浩另案中借款（即便属实）关系项下的受托还款，本案的借款人是鼎顺公司而非志泰华公司，一审法院将志泰华公司委托华高公司支付的该100万元款项认定为是鼎顺公司的还款，事实认定明显错误，该100万元即便确实是受志泰华公司委托的还款，亦应当在另案中进行处理，而不应认定为本案的借款人鼎顺公司的还款。二、一审法院对于借款利息的计算方式存在明显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在判决书所附《借款及利息计算表》中的计算及法律适用存在明显错误，主要有：1、一审法院未将2014年11月4日黄浩转给周萍的200万元列入鼎顺公司的借款本金，致使借款本金减少200万元；2、一审法院虽认同黄浩以月利率3%为标准计算借款利息，却实际在应还本息计算栏所采用的是2.9%的计算利率，导致鼎顺公司应付利息大幅度降低，人为扩大了黄浩的利息损失；3、一审法院并未计算2015年1月9日后的利息，导致黄浩损失了数年的利息，损失巨大。即便按照法院的计算方式来计算本案利息，以借款本金675万元来计算，截止到2015年1月9日，鼎顺公司尚欠本金金额应为2841493.8元，从2015年1月9日至2019年6月9日共计53个月，以月息2%计算，期间所欠利息为3011983.43元，合计本金加利息共计5853477.23元，且自2019年6月10日起应当以2841493.8元为基数，月息2%为标准支付利息至本息清偿之日为止。三、鼎顺公司、志泰华公司、华力公司等公司实际均是许志文实际控制的公司，结合鼎顺公司及志泰华公司在庭审过程中有明显的互相打掩护的行为，不能排除上述公司互相作证互相串通而损害黄浩合法利益的可能性，其互相作证及进行情况说明的情况不应当被采信并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鼎顺公司辩称，1、黄浩提交的《借款合同》未成立、未生效，不能对合同签署方产生任何法律效力。本案黄浩作为证据提交的《借款合同》第六条第五款明确载明：“本合同经合同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可见该合同明确约定的，合同各方签字并盖章后该合同生效的约定，符合合同法的规定，当属合法有效。而经审查黄浩作为证据提交的《借款合同》发现，在该合同的落款签字处，作为出借人的黄浩并没有签字。在该合同所谓的“借款人”落款处，仅有鼎顺公司公章和所谓的法定代表人私章，而没有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的签字。同样，在该合同所谓的“担保人”落款处，仅有志泰华公司的公章和所谓的法定代表人私章，也没有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的签字。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裁判规则（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借款协议中所表述的“签字、盖章”中的顿号，是并列词之间的顿号，其前面的“签字”与后面的“盖章”是并列关系，只有在“签字”和“盖章”均具备的条件下，该协议方可生效）和该合同本身的约定，并结合上述客观事实可知，黄浩未在《借款合同》上签字，不但表明其自身不认可该借款合同，还导致该借款合同自身约定的生效条件不能成就，从而导致该借款合同既未成立、也未生效。且借款人和担保人处没有授权代理人签字，亦不满足该合同约定的同时具有签字和盖章的生效条件。故该借款合同既未成立，也未生效，不能对合同签署方产生任何法律效力。2、黄浩提交的《划款授权确认书》不真实、不合法，没有法律效力。首先，该《划款授权确认书》属于附属性质的文件，其效力受到作为主合同的《借款合同》效力的直接影响。如前所述，本案中《借款合同》已然不成立、不生效，那么《划款授权确认书》当然也没有法律效力；其次，该《划款授权确认书》主要内容未填写，比如收款人1的信息和收款账户、开户行等信息未填写（这点本是核心条款，既然是名为划款授权，但又不明确收款的具体账户，令人匪夷所思），授权人、收款人1、收款人2的代表人未签字，落款时间未书写。上述缺陷不仅仅是小瑕疵，而属于授权的主要内容未能明确，这能说明该授权本身也不是一份合法、有效的授权；最后，该《划款授权确认书》的当事人签字系受胁迫而成，本身不合法。志泰华公司举证的由武汉市公安局青山分局钢都花园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说明，2019年5月16日，黄浩前往周萍住所，胁迫周萍签署了一份空白的法律文件。结合第二天周萍就去派出所报案的举动可知，黄浩的胁迫行为真实存在，且让周萍产生了恐惧的心理后，周萍无奈才在《划款授权确认书》签字。可见，《划款授权确认书》的当事人签字系受胁迫而成，本身不合法。3、黄浩并未实际向鼎顺公司出借款项，表明了双方实质上的民间借贷关系也未发生、未成立。根据黄浩和志泰华公司出示的证据可知，鼎顺公司并未与黄浩存在实际的资金往来关系。与黄浩存在实际的资金往来关系是志泰华公司、郑丽霞、周萍、华力公司。黄浩不但未实际向鼎顺公司出借款项，根据各方的证据表明，其所诉称的本案出借资金，真正的使用人或受益人也不是鼎顺公司。比如，志泰华公司提交了银行流水，并且自认其与黄浩有长期的借贷关系。周萍收到的黄浩款项，系为华力公司缴纳经营产生的税费等等。因此本案也不能适用合同法37条的规定。因为，黄浩并未直接将所谓的出借款项支付给鼎顺公司，黄浩没有履行本案《借款合同》的主要义务。其次，鼎顺公司对黄浩将款项支付给他人的行为亦不认可，双方实质上的民间借贷关系从未发生或未成立，故黄浩所称的借贷合同同样不能成立。4、本案黄浩的观点和做法有诸多不合常理、不合交易习惯之处，也与证据显示的客观事实存在巨大差异，也足以另人高度怀疑黄浩所称的借贷关系的真实性。（1）《借款合同》约定的收款人并非借款人本人，形式上指定了郑丽霞这样一个个人。同样《划款授权确认书》约定的收款人也不是借款人本人，形式上指定了周萍这样一个个人。郑丽霞和周萍既不是鼎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是鼎顺公司的股东，也不是鼎顺公司的员工。如此高额的借款本金，交给两个与借款人无关的个人收款，有违常理。（2）《借款合同》约定的月利率为6%，远远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合法的利率上限。同时约定的借款本金为700万元，按此利率计算，每个月的利息高达42万元。如此高额的利息，合同还将借款期限用斜线划掉，也就意味着《借款合同》没有约定借款期限，有违常理。（3）黄浩2014年11月4日就将200万元转账至周萍账户，而到了2019年5月16日才找到周萍，让其在所谓的《划款授权确认书》签名。先不论胁迫存在与否，光是这一举动就足以说明，实际的转账先于所谓的收款授权。黄浩很多说法本身根本不成立，而是不断地在事后进行强行拼凑。故本案黄浩的观点和做法有诸多不合常理、不合交易习惯之处，也与证据显示的客观事实存在巨大差异，合议庭应高度重视上述不合常理、不合交易习惯之处，依法否定黄浩所称的借贷关系的真实性。志泰华公司辩称，一、《借款合同》上加盖的鼎顺公司及志泰华公司的公章虽鉴定为两公司曾使用过的印章，但本案并无借款及担保的真实合意。1、无论是周萍的“报警笔录”，还是黄浩提交的书面陈述以及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都确认，《借款合同》及《划款授权确认书》的内容为空白的，系黄浩在起诉前所填写，双方并未就《借款合同》的内容（期限、金额、利息等）以及指定收款人达成合意，即合同内容为黄浩单方、事后所填写，鼎顺公司并无向黄浩借款700万元的意思表示。借款合同载明的金额与实际出借金额不一致，合同对借款期限、还款时间及方式约定不明，黄浩与鼎顺公司无任何经济往来，黄浩主张的收款和还款对象均非鼎顺公司，均可反映出鼎顺公司并无向黄浩借款的意思表示，志泰华公司亦无担保的意思表示。2、黄浩书面陈述，《借款合同》及《划款授权确认书》系吴建萍盖章后一起交给黄浩的，然吴建萍为志泰华公司会计，与鼎顺公司无任何关系，其未经鼎顺公司许可，私自使用鼎顺公司公章签订的《借款合同》系无权代理，甚至是恶意串通，合同对鼎顺公司不产生任何约束力，进而志泰华公司亦不应承担担保责任。3、黄浩与志泰华公司本身亦存在大量的资金往来及借贷关系，志泰华公司亦认可本案所涉大部分款项系志泰华公司与黄浩之间的借贷关系，与本案无关，且志泰华公司起诉黄浩不当得利返还纠纷一案，亦将黄浩支付给志泰华公司、郑丽霞账户的款项视为志泰华公司向黄浩的借款，从应返还的总金额中进行了扣减，若认定前述款项与本案相关，则该笔款项鼎顺公司与志泰华公司各承担了一次返还义务，显失公平。二、黄浩支付至周萍账户的200万元与本案无关，依法不应计入本案借款总额中1、《借款合同》中并未指定周萍代收相关借款，《划款授权确认书》内容系空白，黄浩于2019年5月16日到周萍家中，让周萍签的字，伪造指定周萍代收借款的证据，依法不应采纳。2、周萍在黄浩带人到其家中胁迫其签字后第二天便向辖区派出所报案，反映出签字系受胁迫而签的事实，黄浩是通过何种途径找到周萍的住处至今都让其害怕，以至于一审法院通知周萍出庭陈述案件事实，周萍因担心被报复而不敢出庭。且周萍在报案笔录中明确了其为华力公司的会计，黄浩支付至其账户上的200万元款项系为华力公司缴纳青岛项目的税款，与本案无关。3、鼎顺公司一审中提交了华力公司出具的证明，亦证实周萍系其公司会计，黄浩支付至周萍账户上的200万元款项系华力公司与黄浩之间的借款，与本案无关。4、黄浩亦自认陪同周萍一起到青岛市地税局缴纳税款，与周萍的报警笔录相吻合，即该笔200万元款项系为华力公司缴纳了项目税款，与本案无关。三、案外人华高公司支付给黄浩的100万元款项系受志泰华公司委托所付，如果认定本案借贷关系成立，应依法冲抵借款本金1、黄浩认可的本案还款441.19万元中基本均为志泰华公司及郑丽霞账户上所转出，且涵盖了2014年7月16日《借款合同》签订以后，志泰华公司与黄浩之间的全部资金往来，志泰华公司虽与黄浩之间存在返还不当得利纠纷，但没有一笔涉及到本案所涉《借款合同》签订之后的款项，主张返还的均为《借款合同》签订之前按照月息6分标准超额偿还的款项。2、黄浩书面陈述与华高之间无债权债务关系，华高公司亦出具证明，证实系受志泰华公司委托偿还的2014年7月的借款，志泰华公司与黄浩之间除了本案所涉款项，在2014年7月份并无其他借贷关系，故华高公司的还款应依法冲抵本案所涉款项。四、一审法院对借款利息的计算方式符合法律规定。1、志泰华公司核实一审法院计算的月利率确实按照3%的标准所计算，并非黄浩所陈述的2.9%，且鼎顺公司本案超付了27万元之多，即使存在0.1%的误差，判决实体结果仍然正确。2、2015年2月17日最后一笔还款100万元后，即存在超付情况，后续当然不再计息。五、鉴于鼎顺公司无还款义务，志泰华公司亦不存在担保义务。黄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鼎顺公司偿还黄浩借款本金3185150元，并支付自2015年1月9日暂计至2019年6月9日的利息3376259元（此后的利息，以3185150元为基数，按月息2%的标准计算至借款本息清偿之日止）；2、判令志泰华公司对鼎顺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等费用由鼎顺公司、志泰华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浩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法院提交一份2014年7月16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及《划款授权确认书》。其中《借款合同》首部记载：出借人：（甲方）黄浩，借款人（乙方）：鼎顺公司。合同尾部记载：“出借人（甲方）”处未签名，“借款人（乙方）”和“担保人”处分别加盖鼎顺公司和志泰华公司印章。《借款合同》约定，甲乙双方及担保人经平等协商，就借款、担保事宜达成一致，并订立本合同；借款金额700万元，借款利率为月利率6%，借款用途为资金周转；计算借款天数时算头又算尾，若甲方付款金额、时间与本合同约定不一致的，则以甲方或甲方委托的第三方的划款凭证等债权凭证记载的金额、日期为准，借款期间自动顺延；乙方认可并授权甲方将上述借款划付至下列收款人账户，名称：郑丽霞，账号：62×××26，开户行：招商银行。合同还约定，由志泰华公司向甲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借款人名下位于武汉市汉南区纱帽正街（汉国用2012第37486号）的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担保的范围为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及甲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诉讼费用及律师费等；担保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乙方逾期还款的，逾期期间除按本合同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外，还必须按欠款本金及利息的1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划款授权确认书》记载：致黄浩，2014年7月16日我方向贵方协议借款700万元整，我方授权贵方将上述款项划付至下列收款人账户：收款人1：（空白）；收款人2：周萍；金额：200万；账号：62×××12；开户行：招商银行。合同尾部“授权人”处加盖鼎顺公司印章和许天晓私章，“收款人1确认”处加盖志泰华公司印章和许志文私章，“收款人2确认”处由“周萍”签名。鼎顺公司质证认为，其从未向黄浩借款，双方之间无任何经济往来，并书面申请对《借款合同》和《划款授权确认书》上加盖的“鼎顺公司”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志泰华公司质证认为，其从未向案涉款项提供担保，申请对《借款合同》和《划款授权确认书》上加盖的“志泰华公司”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黄浩也申请对《借款合同》和《划款授权确认书》上加盖的“鼎顺公司”及“志泰华公司”印章与两公司在《公司章程修正案》《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股东会决议》及《新建商品房预售非重点监管资金使用申请表》中使用的印章的一致性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三真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20年1月20日，三真鉴定中心出具[2020]文鉴字第W001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借款合同》中“志泰华公司”的印章印文与2010年9月9日编号为00116711的《华夏银行印鉴卡》及2014年6月19日编号为NO900000107217的《武汉农村商业银行预留印鉴卡》中“志泰华公司”印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借款合同》及《划款授权确认书》中“鼎顺公司”的印章印文与2013年8月17日编号为NO420200251656的《中国建设银行印鉴卡》及2013年7月18日编号为NO4200465298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印鉴卡》中“鼎顺公司”印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同年1月23日，三真鉴定中心出具[2020]文鉴字第W002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借款合同》中“志泰华公司”的印章印文与2013年7月22日的《公司章程修正案》、2013年7月23日的《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及2014年4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中“志泰华公司”印章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借款合同》及《划款授权确认书》中“鼎顺公司”的印章印文与2014年8月15日、8月26日、9月3日及10月9日的《新建商品房预售非重点监管资金使用申请表》中“鼎顺公司”印章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鉴定前，黄浩预缴了鉴定费14000元，鼎顺公司预缴了鉴定费13000元。为证实2014年7月17日至2014年11月4日期间向鼎顺公司出借675万元，黄浩提交了向志泰华公司、郑丽霞及周萍在该期间的8笔银行转账记录。鼎顺公司质证认为，其与黄浩之间没有任何借款关系。志泰华公司质证认为，8笔转账中，2014年11月4日转账给周萍的200万元是华力公司所借，与鼎顺公司无关，志泰华公司愿意在与黄浩的另一民间借贷案件中处理；另外7笔计475万元系志泰华公司与黄浩之间的借款中的一部分，该款项与鼎顺公司无关。针对黄浩向周萍转账200万元，鼎顺公司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法院到武汉市公安局青山分局钢都派出所进行了调查，钢都派出所证实：周萍于2019年5月17日自行到钢都派出所报警称，2009年10月至2015年4月在华力公司担任会计期间，为了缴纳税款，公司负责人找黄浩借款200万元，该款转至周萍个人的招商银行卡上。2014年10月左右，周萍与黄浩一起到青岛市地税局缴纳税款。其后黄浩曾两次打电话咨询周萍，公司是否有资金回款，周萍告知其与负责人联系。2019年5月16日晚上20时左右，黄浩找到周萍现住所（武汉市青山区园林路林湘新苑）要求周萍为其作证，证明鼎顺公司曾经找黄浩借款200万元的事实，并要求签署了一份空白加盖公章的合同。为证实鼎顺公司仅还款441.19万元，黄浩提交了2014年7月22日至2015年1月9日期间由志泰华公司及郑丽霞分别向黄浩转账的15笔银行转账记录。鼎顺公司质证认为，其与黄浩之间没有借款，故不存在还款。志泰华公司质证认为，上述还款与鼎顺公司无关，均是志泰华公司的还款，但遗漏了2笔还款：1.2015年2月17日华高公司受志泰华公司的委托向黄浩还款100万元；2.2017年1月9日，黄浩采取非法拘禁的手段向志泰华公司法定代表人许志文索要87500元。一审另查明，黄浩书面陈述，2019年5月16日，其找到周萍家里说明借款的事情，要打官司告鼎顺公司和志泰华公司，要求周萍作为200万元的收款人在《划款授权确认书》上签字确认，期间没有采用暴力手段或者言语胁迫；其与华高公司没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87500元是其与许志文的个人债务，与本案无关；《借款合同》和《划款授权确认书》是吴建萍一起盖章给我的，当时都是空白的，因为当时只是口头约定他们大概需要资金700万左右，最终金额按照实际转款金额为准，月息6%，按天算，《借款合同》和《划款授权确认书》上的手写部分内容是后来在准备起诉之前，我找一个朋友代填的。一审再查明，《借款合同》中载明的抵押物未办理抵押登记。郑丽霞原系志泰华公司会计，周萍原系华力公司会计。2017年1月9日，黄浩因债务纠纷邀约他人采取殴打、威胁等方式对许志文限制人身自由，胁迫其筹集87500元归还欠款，一审法院于2017年9月7日作出（2017）鄂0103刑初1179号刑事判决：黄浩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一审法院认为，从现有证据和查明的事实来看，尽管《借款合同》的尾部没有黄浩的签名、《借款合同》和《划款授权确认书》中手写部分是加盖公司印章之后填写的、合同载明的借款金额与实际出借的金额不一致、合同对借款期限、还款时间及方式也约定不明、黄浩和鼎顺公司之间也无任何资金往来、黄浩与志泰华公司之间有大量的资金往来等，但经司法鉴定，案涉合同中加盖的“鼎顺公司”“志泰华公司”印章系其在日常经营活动中使用过的印章。两公司在加盖印章时对案涉合同系空白是明知的，应对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鼎顺公司和志泰华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否定双方间的合同关系。黄浩以《借款合同》《划款授权确认书》及相应的转账凭证，证实其与鼎顺公司、志泰华公司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及保证合同关系，法院予以采信。一、关于出借金额的认定。黄浩主张2014年7月17日至2014年11月4日期间共出借8笔计675万元。志泰华公司认可其中的7笔共475万元，对2014年11月4日转账给周萍的200万元不予认可。法院认为，虽然周萍于2019年5月16日晚在黄浩找到家中向其出示的《划款授权确认书》上签名，但在次日周萍又自行主动到公安机关如实陈述了有关事实。从反映的情况来看，周萍系华力公司的会计，黄浩转账给周萍的款项是为公司在青岛的项目缴纳税款。黄浩也书面陈述该款是为缴纳青岛项目的税款，且志泰华公司表示愿意在与黄浩的另一民间借贷案件中处理华力公司的该笔借款。因此，该笔款项不足以证实系鼎顺公司的借款，本案的借款金额应认定为475万元。二、关于还款金额的认定。黄浩主张2014年7月22日至2015年1月9日期间共还款15笔计441.19万元。志泰华公司认可上述其与黄浩之间的还款，但遗漏了2015年2月17日华高公司还款100万元及2017年1月9日黄浩对许志文非法拘禁时索要的87500元。法院认为，黄浩书面陈述87500元系其与许志文的个人债务，志泰华公司也无证据证实该款系本案的还款。因此，志泰华公司抗辩该款系为本案的还款，法院不予采纳。对于华高公司向黄浩转账100万元，华高公司证实该款系受志泰华公司的委托向黄浩偿还的借款，黄浩也未提供证据对该笔款项予以说明，且黄浩陈述其与华高公司之间没有债权债务。因此，该款应认定为志泰华公司向黄浩的还款，本案的还款金额应为541.19万元。如前所述，黄浩与鼎顺公司、志泰华公司订立的《借款合同》及《划款授权确认书》有效，双方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合同约定月利率6%，依照法律规定，超过年利率36%的利息部分属无效，应予冲抵借款本金。合同履行中，黄浩分期出借共计475万元，志泰华公司分期还款共计541.19万元。合同未约定还款方式，应按先还利息后冲本金的方式计算。依此计算，截至2015年2月17日，志泰华公司已向黄浩超额支付271592元。综上所述，黄浩要求鼎顺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志泰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黄浩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773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62730元，由黄浩负担。鉴定费合计27000元，由黄浩负担13000元，鼎顺公司、志泰华公司共同负担14000元（此款黄浩已缴14000元，鼎顺公司已缴13000元，两项相抵后，鼎顺公司、志泰华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黄浩支付1000元）。本院二审期间，黄浩提供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一：志泰华公司《企业信息咨询报告》。拟证明，自2014年4月起（包含涉案款项发生时间节点）至今，志泰华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许志文，受许志文控制，而许志文、胡云、许志杰、华力公司均曾经系志泰华公司股东。证据二：鼎顺公司《企业信息咨询报告》。拟证明，1、许志文在2011年6月至2013年5月期间担任鼎顺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实际控制鼎顺公司；2、2011年6月至2013年5月期间，志泰华公司是鼎顺公司的唯一股东，许志文通过志泰华公司实际控制鼎顺公司；3、2013年5月后鼎顺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许天晓，鼎顺公司现法定代表人及唯一股东为许天晓，许天晓出生于1944年，系许志文之父（法院另案查明），许天晓年事已高实际并不管理公司仅是挂名，鼎顺公司实际受许志文控制。证据三：华力公司《企业信息咨询报告》。拟证明，1、许志文自2002年起至今持有华力公司85%股份，且在2002年至2018年（含本案全部涉案款项发生时间阶段）担任华力公司法定代表人，至今仍是华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第一组证据四：（2017）鄂0106民初1969号判决书一份、（2017）鄂1087执异6号民事裁定书一份。拟证明：1、鼎顺公司曾授权许志文以该公司名义办理融资借款业务且对许志文以该公司名义对外借款均予认可，进一步证明鼎顺公司法定代表人许天晓实际仅为挂名，公司由许志文实际控制。2、许天晓是许志文之父。志泰华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大股东何修迪（原持股90%，现持股10%，股权转让给了许志文及许志文弟弟许志杰的妻子郑丽霞）实际同时是鼎顺公司、华力公司两家公司的员工，是许志文手底下的人，进一步证明了许志文实际同时控制包括但不限于鼎顺公司、华力公司、志泰华公司，是上述众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许志文以规避执行、逃避法律责任等为目的，通过将资金在其控制的上述公司之间流转的方式来达到其目的，也进一步证明本案中《借款合同》约定借款人为鼎顺公司、担保人为志泰华公司、但是授权收款人包括但不限于志泰华公司、郑丽霞、周萍等第三方是合理且与合同约定及事实相符的。第二组证据一：华力公司《营业执照增发/补发申请书》及变更手续、鼎顺公司《营业执照增发/补发申请书》及变更手续。拟证明，在同一时期，吴建萍同时系华力公司、鼎顺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另根据志泰华公司当庭陈述，吴建萍也是志泰华公司财务总监，三公司财务负责人混同，财务管理混同。证据二：华力公司变更手续、鼎顺公司变更手续、志泰华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拟证明，鼎顺公司、华力公司、志泰华公司在多次工商变更登记中委托数名相同人员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三公司主要行政人员混同。第一组及第二组证据共同拟证明，1、结合公开工商变更登记资料及生效裁判文书查明事实，足以证明：鼎顺公司、华力公司、志泰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属于受同一实际控制人许志文所控制的公司。2、鼎顺公司、华力公司、志泰华公司的在（历任）法定代表人、主要股东、财务负责人、办公场所、注册地址、公司员工等多个方面均一致或有明显关联性，属于典型的“一套人马几套班子”，实际为已经构成公司混同，各公司之间无独立性，即便收取黄浩200万元出借款项的周萍确实是华力公司员工，也无法将该笔款项界定为黄浩与华力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黄浩转账给周萍的200万元款项的行为与涉案《借款合同》约定及黄浩所陈述的基本事实是相符的，不能因周萍是否任职于华力公司而否认该款项实际是出借给鼎顺公司的事实，根据本案合同约定，并考虑到涉案的多家公司混同的情形，该款项应当属于黄浩出借给鼎顺公司的款项。经质证，鼎顺公司对第一组证据一、二、三及对第二组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均存疑，对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首先，该几份证据早已经存在，不属于新证据，不合法。其次，黄浩通过该几份证据拟证明所谓的几家公司是关联公司，证据不充分，无法得出该证明目的。本案的关键事实是黄浩与谁成立民间借贷关系，以及实际出借人和借款人到底是谁，黄浩提交的证据与此无关。对第一组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黄浩应主动申请法院调查令去相关法院调查证据原件，且该份证据也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志泰华公司同意鼎顺公司的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一、二、三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志泰华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许志文与志泰华公司由许志文控制不是同一个意思，许志文并不占有志泰华公司的股份。华力公司曾经系志泰华公司的股东，但是在2011年已经变更，该变更发生于本案借款之前。本案借款发生时，华力公司与志泰华公司无任何关联，两公司均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对第一组证据四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黄浩主张许志文系华力公司、鼎顺公司、志泰华公司的控制人为主观臆测，无任何证据证明，该三公司均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对第二组证据一、二的真实性需要核实原件。如果核实后仍有异议，志泰华公司将在本次质证后一周内提出，若未提出则视为志泰华公司认可该证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这些工商信息显示的关联均在本次借款之前，黄浩说许志文是鼎顺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子虚乌有。许志文并非本案当事人，实际上也与本案无关，华力公司出具的相关证明的时间在2020年，此时许志文与华力公司在法律上无任何关联。黄浩称许志文至今仍为华力公司的控制人无任何证据支撑。因第二组证明的真实性需要核实，信息不连贯，不少内容未加盖公司公章，无法确认为哪个公司的相关信息，达不到其证明目的，且同一人员陆续在不同公司任职并不代表相关公司存在法律上责任。另补充质证意见：1、黄浩仅凭工商信息及相关判例就主张的案涉几个公司为关联公司，是黄浩的凭空猜测，并没有实际证据予以证明。2、案涉几个公司之间的持股情况也均发生在本案《借款合同》签订之前。签订《借款合同》时，相关公司并无任何关联。对黄浩提交的证据，志泰华公司认为均与本案无关。3、案涉几个公司均为独立民事主体，出具的相关证明均符合客观事实，不存在互相打掩护的说法。经审核，志泰华公司并未在法院规定的期限内对第二组证据一、二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应视为志泰华公司对第二组证据一、二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黄浩提交的两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在后详细论述。本院二审查明：1、案涉《借款合同》、《划款授权确认书》均系由黄浩提供的加盖有鼎顺公司与志泰华公司公章的空白合同，《借款合同》的内容是黄浩出借款项后补填，《划款授权确认书》是2019年5月16日晚黄浩在周萍家里要求周萍补填；2、志泰华公司自认其与黄浩（2020）鄂0103民初2083号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涉及款项均发生于2014年7月16日之前与本案涉及的款项无关。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二审针对黄浩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2014年11月4日黄浩转账给周萍的200万元是否为案涉《借款合同》的出借本金以及2015年2月17日华高公司向黄浩支付的100万元是否系对案涉《借款合同》的还款。一、关于2014年11月4日黄浩转账给周萍的200万元是否为案涉《借款合同》的出借本金本院认为，2014年11月4日黄浩转账给周萍的200万元不应计入案涉《借款合同》的出借本金。第一，周萍系华力公司的会计，该笔款项从借款用途上来看是为华力公司在青岛的项目缴纳税款，作为出借人的黄浩在明知该笔款项是为华力公司缴纳税款却不要求华力公司还款，而将该笔款项计算入鼎顺公司的借款与常理不符，亦不符合合同相对性原则。第二，黄浩提交的《划款授权确认书》系2019年5月16日找周萍补签，周萍在补签后的第二天即主动到公安机关如实陈述了相关事实。从周萍在补签第二天即到公安机关陈述的行为可知，周萍对其签署的《划款授权确认书》是存疑的。在周萍对其签字存疑的情况下，该《划款授权确认书》的效力也是存疑的。第三，本案《借款合同》签订的时间为2014年7月16日，合同中注明收款人为郑丽霞。在借款合同签订后，黄浩先后向郑丽霞的账户转账475万元，这几次转账也与借款合同是一一对应关系。而2014年11月4日黄浩向周萍转账时，周萍的账户并非借款合同的授权账户。在已经有确认的郑丽霞账户的基础上，黄浩不向郑丽霞转账而向周萍转账这明显不符合《借款合同》的约定。第四，黄浩主张鼎顺公司及志泰华公司在案涉空白借款合同及划款授权确认书上盖章，实际属于对黄浩依据出借款项的事实填写合同内容的无限授权。虽然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当事人将留有空白内容的合同或授权委托书交于合同相对方被视为对合同内容的无限授权，但是并不意味着该无限授权能够任意扩大到损害合同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本案中，黄浩在2014年11月4日向周萍转账时本可以在空白的《划款授权确认书》上填上相应的信息以确保债权，但其并未填写，说明合同当事人双方在当时并未形成该200万元系鼎顺公司借款的意思表示。黄浩直至2019年5月16日欲提起本案诉讼前才填写《划款授权确认书》并要求周萍签字以使该200万元成为鼎顺公司债务，存在损害委托方权益的故意，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故该填写内容对鼎顺公司不产生效力。本院对黄浩关于合同无限授权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第五，黄浩主张鼎顺公司、志泰华公司、华力公司均属于许志文控制的公司，该几个公司实际已经构成公司混同，周萍虽然是华力公司的会计，但是黄浩是基于对鼎顺公司的信任才把钱转账给周萍，周萍的收款行为应视为黄浩完成对鼎顺公司的出借。本院认为，虽然鼎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许天晓是志泰华公司法定代表人许志文的父亲，许志文曾经担任华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是许志文的双重职务身份，以及许志文父子担任不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不为我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所禁止。而且该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依照公司章程规定产生，符合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华力公司与志泰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鼎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该两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父亲，并不足以证明该三公司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形。黄浩二审提供的证据显示该三公司的经营范围、、注册地并不相同且黄浩也未提交证据证明该三公司存在人员混同、业务混同、资产混同的情形。公司的人格混同实质是突破法人人格的独立性，在实践中，公司法定代表人相同或者公司法定代表人存在亲属关系的情形比比皆是，若仅以此即认定公司构成人格混同与公司法的立法宗旨相悖。故对黄浩关于公司人格混同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黄浩关于2014年11月4日转账给周萍的200万元应为案涉《借款合同》的出借本金的主张，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2015年2月17日华高公司向黄浩支付的100万元是否系对案涉《借款合同》的还款在志泰华公司确认与黄浩不当得利纠纷案所涉及的款项均发生于2014年7月之前，且黄浩确认与华高公司无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下，华高公司在2015年2月17日代替志泰华公司向黄浩还款100万元应在本案中审理。志泰华公司为案涉《借款合同》的保证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第三人对履行该债务具有合法利益的，第三人有权向债权人代为履行；但是，根据债务性质、按照当事人约定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只能由债务人履行的除外。债权人接受第三人履行后，其对债务人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但是债务人和第三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而民法典有规定的,可以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明显减损当事人合法权益、增加当事人法定义务或者背离当事人合理预期的除外。”志泰华公司的担保债务并非只能由志泰华公司履行，华高公司代替志泰华公司还款的行为属于第三人代为履行保证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因此，2015年2月17日华高公司向黄浩支付的100万元应视为对案涉《借款合同》的还款。经计算，一审法院关于利息计算无误，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黄浩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应予维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7730元，由黄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兵审判员 潘 捷审判员 张 剑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寇襄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