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6民终38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女，1942年6月10日生，××族，住启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范豪金，上海金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启东市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住所地启东市汇龙镇建设中路**。经营者：陈淼，男，1945年4月6日生，××族，住启东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启东市信誉法律服务所，住，住所地启东市汇龙镇建设中路**/div>负责人：季蔡平，该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顾益华，江苏健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庄某，女，1962年3月12日生，××族，住启东市。上诉人张某、启东市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以下简称平安法律服务部）因与被上诉人启东市信誉法律服务所（以下简称信誉法律服务所）、庄某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启东市人民法院（2019）苏0681民初73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张某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平安法律服务部、信誉法律服务所承担。上诉事实和理由：一、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3112号案例针对的是借贷关系中的保证合同，而本案是在法律诉讼过程中的授权委托书，并非法律服务过程中的法律代理合同。且该案例所表述的无限授权是对外产生的法律后果，而并非是对内的法律后果。本案的基本事实、争议焦点、法律适用与前述指导案例均不具有相似性。本案的基本事实为信誉法律服务所在未征求张某意见的情况下，私自将自己的权限选择为特别授权，对外表示自己具有特别授权，并代表张某进行了调解，放弃了张某本应享有的赔偿权利，一审法院将对外产生的法律后果引用到本案对内的赔偿责任问题，显然逻辑混乱。二、信誉法律服务所在收到平安法律服务部的空白委托书以及起诉状的情况下，其应核实诉讼金额是否正确、有无遗漏必要的诉讼项目、委托权限是否明确等，但其未尽到一个法律工作者的的职业义务，无论仲裁申请书由谁书写，其将遗漏了诉讼项目的仲裁申请书提交给仲裁庭，致使张某的供养亲属抚恤金遗漏，且其在未经张某授权的情况下，参加仲裁以及调解，致使张某对供养亲属抚恤金无法再主张，信誉法律服务所显然具有过错，其应承担赔偿责任。三、一审法院突破了代理人的代理权限认定复代理人的代理权限错误。一审法院将张某委托不明的授权视为无限授权，再据此认定平安法律服务部转委托无限授权给了信誉法律服务所显属错误。四、合同法第四百条并未排除复代理人也就是信誉法律服务所的赔偿责任，且该条指向的是转委托未经被代理人同意的情况下复代理人造成代理人、复代理人、被代理人之外的第三人损失的承担问题，而本案是在代理人、复代理人在未经被代理人同意的情况下，代理人私自转委托给复代理人造成的被代理人损失的承担，属于两个法律问题，解决的是法律服务委托中的内部损失问题，故一审法院以外部损失承担的法律条款完全适用于内部损失的承担问题，显属错误。五、一审法院将调解金额确认为合理显然错误。调解的前提是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下进行的调解，信誉法律服务所在没有收到张某调解的授权下做出的调解不具有合理性。即使信誉法律服务所有特别授权，但调解方案也未征求张某意见，信誉法律服务所显然具有重大过错。六、一审法院对诉讼费的分担有误。一审法院确认张某的诉讼请求为149326元，则诉讼费应当按此计算，现在一审法院以5640元的标准要求张某缴纳诉讼费错误。七、一审法院既然认为平安法律服务部有重大过错，则信誉法律服务所应与平安法律服务部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信誉法律服务所辩称：张某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依法驳回。一、张某与平安法律服务部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平安法律服务部接受委托后，将王某甲工亡赔偿劳动仲裁的立案、开庭转委托给信誉法律服务所，转委托的法律关系成立。二、陈淼及邓素华在庭审中的陈述以及庄某的证明，均证明信誉法律服务所从平安法律服务部获得的授权性质为特别授权，张某在空白授权委托书上签字行为的性质为委托，适用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3112号指导案例的裁判要旨。即便张某给平安法律服务部的授权为一般授权，平安法律服务部转委托时，给信誉法律服务所的是特别授权，其超越委托权限进行转委托，该法律责任应当由平安法律服务部来承担。行业规范仅仅是行业内规定，不能作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且法律已经对代理合同中委托代理及转委托代理的各方当事人的责任进行了明确，行业规范更加不能作为认定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据。三、张某自始至终陈述不清楚信誉法律服务所为其代理，证明平安法律服务部转委托未取得张某的同意。根据民法总则第169条及合同法第400条的规定，信誉法律服务所作为转委托关系中的第三人，代理行为的责任依法应当由平安法律服务部来承担。四、信誉法律服务所的代理行为并不存在过错。即使存在过错，承担责任的主体如上所述是平安法律服务部，而不是信誉法律服务所。综上，本案转委托法律关系形成，转委托未经张某同意，转委托超越委托权限授权，法律后果均应由转委托人平安法律服务部承担，信誉法律服务所的代理行为不存在过错，张某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应予驳回。平安法律服务部辩称：1、张某的部分上诉理由正确，必须由信誉法律服务所承担全部赔偿责任；2、一审中，庄某和平安法律服务部最初是证人，后被列为第三人，最终平安法律服务部又被列为被告，一审审理程序明显违法、违规；3、平安法律服务部根本未参与调查、和解等工作，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且张某在一审中明确不要求平安法律服务部赔偿，而要求信誉法律服务所赔偿，一审判决超出了张某的诉请。平安法律服务部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依法改判平安法律服务部不承担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中平安法律服务部、庄某是证人，张某为了防止败诉将证人追加为第三人，一审庭审结束之后又将第三人追加为被告，一审审理程序违规、违法。二、一审中张某未主张**安法律服务部赔偿，其主张信誉法律服务所赔偿完全正确。平安法律服务部与张某之间不存在委托关系，信誉法律服务所在授权委托书上直接填写委托权限，并参加开庭，其与张某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其与平安法律服务部之间不存在转委托关系，平安法律服务部的诉讼主体不适格。三、对涉及王某甲用人单位不服工伤认定提起的行政诉讼，庄某及平安法律服务部、信誉法律服务所对一、二审行政判决均不清楚，张某的代理人也未告知该事实，故平安法律服务部才根据收到劳动局工伤认定书的时间认为仲裁时效将超过。四、张某对仲裁时以42万元调解是清楚的，其也当庭认可该事实。本案张某是虚假诉讼，应驳回张某对平安法律服务部的诉请。四、平安法律服务部未收取张某一分钱，反而支付信誉法律服务所1000元，一审如此判决对平安法律服务部不公。张某辩称：一、张某在仲裁调解前、后并不知道调解金额是42万元，只是在调解结束后大概一个月左右才从用人单位处得知。二、平安法律服务部应该要承担赔偿责任，其过错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平安法律服务部不是法律规定的能够提供法律服务的机构，其明知自己并不能够代理任何当事人参加庭审，包括劳动仲裁，却由庄某带着陈淼前往张某家中，要求张某签字确认委托书和仲裁申请书，平安法律服务部将空白的委托书又交给了信誉法律服务所，由信誉法律服务所自行在空白的地方进行了填写。第二，仲裁申请书遗漏了必要的仲裁项目。第三，参加仲裁的有信誉法律服务所及平安法律服务部的工作人员以及庄某，在各方到达现场进行调解时，其有能力去告知张某调解方案，但各方串通在一起，未告知张某调解方案，并且将调解款项直接汇入庄某的银行卡，目的就是将该笔款项不予支付给张某。信誉法律服务所辩称：一、一审程序不存在错误。张某作为一审原告，在审理过程中申请追加第三人或是被告、变更诉讼请求都是张某的诉讼权利，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二、平安法律服务部的陈淼及邓素华在启东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的调查笔录中多次陈述其接受张某的委托并转委托给信誉法律服务所的事实，一审庭审过程中，陈淼也陈述其是请信誉法律服务所全权代理仲裁立案及开庭，因此平安法律服务部称其与张某之间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不符合客观事实。综上，平安法律服务部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当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张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平安法律服务部、信誉法律服务所共同赔偿张某损失149326元；本案的诉讼费由平安法律服务部、信誉法律服务所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某儿子王某甲与妻子庄某在2001年9月10日育有一子王某乙，2012年4月王某甲与庄某离婚。2015年11月左右，王某甲到南通雯龙机械配件有限公司从事钳工工作。2015年11月25日，王某甲因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启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7年11月10日认定为工伤。用人单位南通雯龙机械配件有限公司不服工伤认定提起行政诉讼，海门市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南通雯龙机械配件有限公司提起上诉，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9日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2018年11月，王某乙的法定代理人庄某找到平安法律服务部的经营者陈淼，委托陈淼办理王某甲工亡赔偿事宜，陈淼表示需要王某甲的继承人共同申请和办理委托手续。2018年11月15日，庄某带着陈淼及平安法律服务部工作人员邓素华来到张某家，陈淼告知张某、王某丙（2019年2月去世）夫妇为其代理办理王某甲工亡赔偿案件，签了字以后三个人可以平分赔偿款。张某夫妇表示同意，陈淼拿出事先打印好的仲裁申请书及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空白格式委托书，在申请书及委托书上代张某夫妇签名，张某夫妇在签名处捺指印后将委托书交给了陈淼。该仲裁申请书申请人为王某丙、张某、王某乙，庄某为王某乙的法定代理人，被申请人为南通雯龙机械配件有限公司，申请事项为“被申请人给付王某甲工伤赔偿款765240元”，该金额由按申请仲裁时即2018年度标准计算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727920元和丧葬补助金37320元组成，平安法律服务部工作人员邓素华在庭审中陈述仲裁申请的赔偿金额中遗漏了供养亲属抚恤金。次日，陈淼找到信誉法律服务所的法律工作者俞士明，委托俞士明办理仲裁立案和参加仲裁开庭，将仲裁申请书、授权委托书及工伤认定书等证据材料交给俞士明，并称委托权限为特别授权。俞士明在委托书上填写了用人单位的名称“南通雯龙机械配件有限公司”，在代理人栏填写了自己的姓名和性别、手机号码及工作单位名称，在与委托人关系栏后书写了“委托代理”，在委托事项和权限列项后书写了“二”，在第二项前打勾，第二项的内容为“特别授权：除有一般权限外，还有权代为承认、放弃、变更、增加仲裁请求，进行和解、调解，提起反申请等”，在受委托人栏后书写了自己的姓名及落款时间，将“十一”月误写成“十二”。2018年11月16日，俞士明到启东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办理了仲裁立案手续。2018年12月6日，俞士明作为三位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庄某作为王某乙的法定代理人参加了仲裁委开庭，邓素华也到场。俞士明向仲裁委递交了信誉法律服务所的出庭证，载明“王某丙、张某、王某乙（法代庄某）诉南通雯龙机械配件有限公司为工伤事故赔偿一案，王某丙、张某、王某乙委托本所法律工作者俞士明担任代理人”。当天，经仲裁委调解，用人单位南通雯龙机械配件有限公司愿意分期支付各项工伤待遇42万元，在庄某、邓素华均表示同意的情况下，俞士明也同意该调解方案。当天因申请方未能提供银行卡号，仲裁委通知双方次日制作调解书。次日，仲裁委制作了调解谈话笔录及启劳人仲案字[2018]第423号仲裁调解书，调解书中协议内容为“一、被申请人南通雯龙机械配件有限公司支付三位申请人各项工伤待遇，包括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等，合计人民币420000元（份额由三位申请人另行依法确定），于2019年2月5日前支付50000元，于2019年6月30日前支付120000元，于2019年12月31日前支付120000元，于2020年6月30日前支付130000元。逾期不支付的，按总价人民币600000元的标准履行（王某乙中国农业银行62×××75）。二、双方当事人之间关于王某甲工伤待遇的债权债务至此全部结清，今后不再纠葛”。当天，俞士明签收了仲裁调解书。在本案审理期间，张某又于2020年1月7日对王某乙提起分割工亡赔偿款的诉讼，2020年5月22日达成调解协议，由王某乙在2020年7月1日前支付张某140000元，该款项现已履行完毕。另查明，张某未向平安法律服务部陈淼支付过费用，陈淼在仲裁调解后支付给俞士明“辛苦费”1000元。再查明，陈淼在启东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调查笔录中陈述“王某甲在大庆下班途中车祸死亡，王某甲的前妻庄某（王某乙的母亲，法定监护人）大约2018年11月请我打官司，我说打工亡官司必须由王某甲的儿子王某乙、父亲王某丙、母亲张某三个人一起打官司。后来一天庄某带我、邓素华一起到王某甲父母家，询问他们是否同意打官司，他们同意的……后来我就和他们办理委托手续，他们大约在两份材料授权委托书、仲裁申请书上按指印的……授权委托书是启东的格式文书，委托人王某丙、张某的签名大概是我代签的……该文书除委托人签名外，其余需填空的部分是全部空白的……立案、开庭都是我请俞士明帮忙办理的……仲裁申请书、授权委托书以及仲裁所需的其他材料，都是我准备好交给俞士明的”。邓素华在启东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调查笔录中陈述“庄某与王某甲离婚、王某甲交通事故死亡等案件都是庄某委托我们办理的。大约2018年11月，庄某来到我们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请我们代理她前夫王某甲工亡案件。因为必须三个权利人王某丙、张某、王某乙一同申请仲裁，当天下午庄某叫一辆车装我、陈淼、庄某3个人去王某甲父母王某丙、张某家。……陈淼跟他们讲说是帮他们代理工亡案件，赔到的钱由王某丙、张某、王某乙三个人平分……当时王某丙、张某夫妇同意我们代理的，并在授权委托书、仲裁申请书上按指印的……授权委托书是仲裁委的格式文书，除开原本有的打印字以及委托人的签名外……其余都是空白的……”。当问到申请仲裁立案以及出庭都是谁办理的，邓素华回答“都是我们请俞士明办理的。立案当天如果不立案就过时效的，我们把所有的立案材料包括仲裁申请书、授权委托书、证据材料等交给俞士明，请他帮忙立案并出庭”。当问到仲裁庭审你有没有参加，邓素华回答“我去的，庄某、俞士明、我代表申请方参加的”。再查明，陈淼于2011年3月领取了平安法律服务部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范围为法律咨询、诉讼代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至今未获得诉讼代理服务的批准文件。再查明，2014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844元，职工因工死亡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为576880元（28844元/年×20年），2014年度南通地区从业人员平均工资61383元，职工因工死亡丧葬补助金为30691.5元（61383元/年÷2）；2018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396元，职工因工死亡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为727920元（36396元/年×20年），2018年度南通地区从业人员平均工资74640元，职工因工死亡丧葬补助金为37320元（74640元/年÷2）。一审法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张某与信誉法律服务所、平安法律服务部之间的法律关系及其性质；2、信誉法律服务所、平安法律服务部在处理委托事务时是否有过错或重大过失；3、张某是否有损失，损失的金额如何确定；4、如张某有损失，信誉法律服务所、平安法律服务部该如何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第三百九十九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上述法律规定说明委托合同是以双方当事人的相互信任为基础，委托人将自己的事务交由受托人处理，受托人遵照委托人的意愿为之。本案中，信誉法律服务所的法律工作者俞士明向启东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上的委托人虽为仲裁申请方张某夫妇和王某乙及其法定代理人庄某，受托人为俞士明，但该份委托书并非张某夫妇、王某乙及其法定代理人庄某经与俞士明协商后将王某甲工亡赔偿的劳动仲裁委托给俞士明而出具的，甚至双方在本案开庭前还互不相识。实际情况是王某乙的法定代理人庄某委托平安法律服务部的经营者陈淼代理王某甲工亡赔偿案件，因需要王某甲的父母作为权利人共同申请和委托，故庄某带着陈淼及其工作人员邓素华来到张某家，由张某夫妇与陈淼办理了授权委托手续。张某虽是文盲，不知道陈淼让她签名捺印的书面材料上的文字内容，但其清楚陈淼是庄某请来处理王某甲工亡赔偿纠纷的律师，签了字就可以三个人分钱了。张某夫妇表示同意，在空白授权委托书上捺了指印后交给了陈淼。因此，应当认定张某与平安法律服务部之间直接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而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3112号指导性案例，张某将留有空白内容的仲裁授权委托书交与陈淼，应视为仲裁事项的无限授权。工亡赔偿属于劳动争议纠纷，一般要先经过劳动仲裁、再进行民事诉讼及申请执行等阶段，张某与陈淼未明确约定委托事项的具体范围，从张某陈述“签了字就可以三个人分钱”分析，可以认定张某是将王某甲工亡赔偿处理事宜概括性地委托给了平安法律服务部的经营者陈淼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条规定“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经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可以转委托。转委托经同意的，委托人可以就委托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受托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及其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转委托未经同意的，受托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但在紧急情况下受托人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需要转委托的除外。”本案中，平安法律服务部的经营者陈淼接受张某夫妇及王某乙的法定代理人庄某共同委托，制作了劳动仲裁申请书、收集了劳动仲裁所需要的证材据料，完成了一部分委托工作，但因平安法律服务部的经营范围仅为法律咨询，没有劳动仲裁及诉讼代理的资格，故陈淼将王某甲工亡赔偿的劳动仲裁立案及仲裁庭审转委托给了信誉法律服务所，信誉法律服务所指派法律工作者俞士明参加了仲裁庭审。但陈淼并未将转委托情况告知张某，张某在事后也未予追认。陈淼称如不在当天立案，第二天就超过仲裁时效也不是事实。王某甲的工伤认定是在2017年11月10日由职能部门作出，因用人单位不服工伤认定提起行政诉讼，劳动仲裁时效期间中断。后经一、二审法院审理，终审判决于2018年10月29日才作出，故不存在法律规定的紧急情况需转委托的情形。信誉法律服务所从平安法律服务部陈淼处接受转委托后，由其法律工作者俞士明办理了仲裁立案、参加了仲裁庭审调解，信誉法律服务所参与仲裁庭审调解的行为应由平安法律服务部承担责任。信誉法律服务所依据平安法律服务部陈淼的授权及平安法律服务部工作人员邓素华对仲裁调解方案的认可同意，从而同意调解方案签收仲裁调解书并无不当，张某要求信誉法律服务所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王某甲属于因工死亡，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及标准为：1、一次性工亡补助金576880元（按王某甲死亡上一年度即2014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844元计算20年）；2、丧葬补助金30691.5元（按2014年度南通地区从业人员平均工资61383元/年计算6个月）；3、供养亲属抚恤金，张某夫妇、王某乙每人每月1648.93元（按照2015度南通地区从业人员月平均工资5496.42元×30%）。平安法律服务部制作的仲裁申请书中赔偿金额虽无组成明细，但该金额765240元是由按2018年度标准计算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727920元和丧葬补助金37320元这两项组成，并未要求用人单位按月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平安法律服务部工作人员邓素华也到庭承认仲裁申请金额中遗漏了供养亲属抚恤金。仲裁调解书虽然文字表述为“支付三位申请人各项工伤待遇，包括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等，合计人民币420000元”，但从违约条款“逾期不支付，按总价人民币600000元的标准履行”分析，赔偿总金额是600000元，与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576880元、丧葬补助金30691.5元，合计607571.5元基本吻合，显然赔偿款中未包含供养亲属抚恤金。张某是一名不识字的农村妇女，不懂法律规定的工亡赔偿项目和计算标准，平安法律服务部接受张某委托处理其子王某甲的工亡赔偿，就应当利用其专业法律知识，最大限度地维护张某的合法权益，这是其必然要尽的义务。然而，平安法律服务部在制作仲裁申请书时不仅将赔偿金额的标准计算错误，还遗漏了供养亲属抚恤金这一赔偿项目，显然对委托事项未做到尽心尽职。仲裁庭审仅就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及丧葬补助金进行了调解，调解金额420000元虽然低于按规定标准计算的607571.5元，但该金额是在综合考虑用人单位经营状况，诉讼及执行风险的基础上双方协商达成的，该调解金额在合理范围内，平安法律服务部在特别授权范围内的调解行为并无不当。张某认为按照标准计算的赔偿数额与调解数额间的差额即为损失，没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张某未支付过平安法律服务部陈淼任何费用，双方属于无偿委托合同关系。因平安法律服务部在仲裁申请时遗漏了供养亲属抚恤金，致使仲裁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张某无法再向用人单位主张供养亲属抚恤金，造成了张某的损失。对此，平安法律服务部具有重大过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张某主张供养亲属抚恤金计算至2019年8月26日，应为74201.85元（1648.93元/月×45月），一审法院参照仲裁调解数额的比例，兼顾公平原则，酌定平安法律服务部赔偿张某损失50000元。据此判决：一、平安法律服务部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张某损失50000元；二、驳回张某对信誉法律服务所的诉讼请求等。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平安法律服务部提交下列证据：1、海门市人民法院（2018）苏0684行初126号行政判决书以及范豪金的委托书，以证明该委托书系用于工伤认定，不是用于行政案件的开庭，且行政案件上诉后范豪金没有通知庄某和王某乙，也没有将两级法院的行政判决书给庄某，所以庄某以为如果再不提起仲裁，就要过诉讼时效。2、2020年5月22日启东人民法院（2020）苏0681民初323号民事调解书，以证明张某对劳动仲裁调解的42万元是认可的。3、启东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启劳人仲案字（2018）第423号仲裁调解书，以证明平安法律服务部没有参与劳动仲裁调解活动，是信誉法律服务所派员参加的。张某质证如下：平安法律服务部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信誉法律服务所表示，对平安法律服务部提交的证据由法院依法审核。本院认证如下：平安法律服务部提交的判决书及调解书均为原件，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不能达到平安法律服务部的证明目的。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平安法律服务部、信誉法律服务所及张某三者之间是怎样的法律关系；2、信誉法律服务所、平安法律服务部在案涉服务合同纠纷中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该向张某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3、一审程序是否存在违法之处。本院认为，平安法律服务部与张某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平安法律服务部、信誉法律服务所之间存在转委托关系，但平安法律服务部转委托未征得张某同意，其应对信誉法律服务所的行为承担责任。张某在空白授权委托书上加盖手印，应视为对仲裁事项的无限授权。关于平安法律服务部、信誉法律服务所及张某之间的关系问题。1、张某与平安法律服务部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平安法律服务部的陈淼及邓素华在启东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的调查笔录中的陈述能证实张某委托平安法律服务部代理王某甲的工亡赔偿事宜，张某在一审庭审中也称陈淼是庄某请来帮其要钱的律师，其对此是同意的。可见张某清楚其在仲裁申请书及授权委托书上按手印是为了王某甲的工亡赔偿事宜，证明其与平安法律服务部之间形成了直接的委托代理关系。2、陈淼、邓素华在启东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的调查笔录中均称仲裁诉立案、开庭都是其请俞士明帮忙办理的，而张某否认与信誉法律服务所的俞士明相识，没有委托其代理的意思表示，授权委托书也非张某直接交付信誉法律服务所，由此证明平安法律服务部接受张某的委托后，将王某甲工亡赔偿劳动仲裁的立案、开庭事宜转委托给了信誉法律服务所，平安法律服务部、信誉法律服务所之间成立转委托关系。张某将空白授权委托书交付平安法律服务部的人员，表明其已授权被授权人对授权委托书上的空白内容进行补充填写，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到此行为可能产生的风险，其明知而仍为之，则对被授权人在所填授权权限内的所为应承担法律后果。在无充分证据证明授权内容违背委托人真实意愿的情况下，均应视为委托人对委托事项内容的确认。虽然在授权委托书上对授权权限等进行填写非平安法律服务部人员所为，但平安法律服务部将空白授权委托书转交给信誉法律服务所的俞士明，并让其办理仲裁立案、开庭事宜，即授权俞士明可在空白授权委托书上自行填写。事实上，俞士明填写特别授权后，平安法律服务部并未提出异议，而是派员旁听了仲裁调解，故应认定信誉法律服务所通过转委托得到张某的特别授权，其有权代表张某参加仲裁调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当事人之间的委托、转委托行为发生于《民法典》实施前，且不属于前述司法解释所规定的《民法典》溯及及适用的具体情形，故本案应适用《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为当时适用的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九条的规定，转委托代理未经被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的，代理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但是在紧急情况下代理人为了维护被代理人的利益需要转委托代理的除外。本案中，平安法律服务部将张某的委托事宜转委托给信誉法律服务所时，并未征得张某的同意，事后也未得到张某的追认，则平安法律服务部应对信誉法律服务所的行为承担责任。二审中，平安法律服务部提交两份行政判决书，以证明其不清楚行政判决的存在，以为仲裁时效将过，故在时效的最后一天找俞士明办理仲裁立案。对此，本院认为，仅凭两份判决不能证明平安法律服务部判断当时属情况紧急的合理性，因为其接受委托时就明知其不具有代理仲裁的资格，其接受委托后就应及时转委托有资格的人，而根据邓素华在一审庭审中的证言，平安法律服务部是立案前（即2018年11月16日）的两三天接受的张某的委托，则即使其认识有误，以为2018年11月16日是时效的最后一天，其也不应拖到最后一天再转委托他人立案。故不能认定平安法律服务部的转委托属情况紧急，其应对信誉法律服务所的行为承担责任，信誉法律服务所对张某不承担责任。关于平安法律服务部的责任承担。根据平安法律服务部工作人员邓素华的证言，其在仲裁申请书中漏计算了供养亲属抚恤金。但在仲裁调解时，调解协议载明的赔偿项目中明确包含了供养亲属抚恤金，并不存在项目的遗漏。而仲裁调解的42万元是双方自愿协商的结果，其中考虑到用人单位的经营状况、可能执行不到的风险等因素，该调解结果并无明显不合理之处。而调解协议中的违约条款“逾期不支付，按总价人民币600000元的标准履行”则更多体现的是对用人单位不及时付款时的惩罚，因此即使其中的600000元与一次性工亡补助金576880元加上丧葬补助金30691.5元的合计金额607571.5元相差不大，也不能据此认定赔偿总额中未包含供养亲属抚恤金。因此，本院认定仲裁调解时并无赔偿项目的遗漏。但鉴于平安法律服务部在无证据证明张某对仲裁结果提出过明确要求的情况下，其工作人员邓素华参与了调解，却未先行征求张某对调解方案的意见即同意调解方案，存在一定的过错，故本院酌情判令平安法律服务部一次性赔偿张某5万元，今后张某不得再向平安法律服务部主张赔偿。至于平安法律服务部提出的一审程序问题，因申请追加第三人或被告均系张某作为一审原告的诉讼权利，一审法院根据张某的申请依法追加当事人并无不当。另对张某上诉提出的诉讼费收取问题，一审法院已发补正裁定，按张某变更后的诉讼请求计收诉讼费3287元，本院对此不再调整。综上所述，张某、平安法律服务部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虽对仲裁申请书中是否漏计算供养亲属抚恤金认定有误，但实体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87元，由上诉人张某、启东市平安法律咨询服务部各负担1643.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锦明审判员  戴志霞审判员  陈 卓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陆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