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 书      （2020）陕01民终112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春贤，女，1968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莲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锦峰，陕西仁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冬丽，陕西仁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住所地：西安市高新区。   负责人：陈峻晖，该分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力夫，北京市京师（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彩玲，北京市京师（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春贤因与被上诉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20）陕0113民初20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春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锦峰、杨冬丽，被上诉人广发银行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力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春贤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李春贤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广发银行负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判决对于本案争议焦点的认定错误，本案的争议焦点应为“广发银行在李春贤账户资金被他人划扣的过程中是否尽到了审慎审查义务”。广发银行作为发卡行及账户管理者，理应向客户提供安全的交易保障。中国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合作业务管理的通知》【银监发〔2014〕10号】第三、四条规定“客户银行账户与第三方支付机构首次建立业务关联时，应经双重认证，即客户在通过第三方支付机构认证同时，还需通过商业银行的客户身份鉴别。账户所在银行应通过物理网点、电子渠道或其他有效方式直接验证客户身份，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商业银行通过电子渠道验证和辨别客户身份，应采取双(多)种因素验证方式对客户身份进行鉴别，对不具备双(多)种因素认证条件的客户，其任何账户不得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建立业务关联”。即客户的银行账户在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建立业务关联时，不仅要通过第三方支付机构的认证，还需通过银行的身份验证。本案中，在广发银行未经李春贤授权、未对李春贤身份进行鉴别的情况下，允许第三方宝付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付公司”)先后将李春贤账户中的30万元擅自划扣。在这一过程，李春贤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根据民事证据规则，主张事实发生或者存在的当事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故广发银行应当就李春贤授权第三方在其账户中划款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如不能提供相应证据，则需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广发银行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实第三方从李春贤账户中划扣款项前其已验证李春贤身份或经过李春贤授权，其在李春贤账户资金被划扣后的“短信告知”行为，并不能掩盖其事前未履行审核验证职责的错误，故广发银行允许他人划扣的行为违反了储蓄存款合同的约定，严重损害了李春贤作为储户的财产权利。2、一审判决认为“李春贤与第三方存在业务往来”不属于“资金损失”是对法律的曲解。李春贤在广发银行开立储蓄存款账户并办理借记卡一张，双方形成了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判断广发银行是否应当对李春贤承担赔偿责任，应衡量广发银行是否全面履行其义务。根据商业银行法相关规定，发卡行具有保障储户存款安全的合同义务。广发银行为李春贤提供金融服务，其基本义务为保障李春贤账户内的资金安全，非经李春贤本人操作或授权或基于法律规定不可对其账户资金进行处置。本案中，广发银行显然未尽到其义务。退一万步讲，即便宝付公司与李春贤银行账户存在“入金”交易，也不能反证出广发银行对案涉的四笔扣款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在未经本人授权、且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账户中的资金被划扣，李春贤失去了对其账户内资金的控制，故李春贤在一审中诉称其“资金丢失”并无不妥。对此，一审判决不应将“丢失”一词仅作字面理解，并把相应的举证责任强加于李春贤，这与法律的规定背道而弛。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均存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还李春贤一个公道。     广发银行辩称，一、广发银行与李春贤之间不存在储蓄存款合同纠纷。2016年12月20日，李春贤在广发银行开立人民币储蓄存款账户，并办理了卡号为XXXXXXXXXXXXXXX2495的借记卡。该卡片从办理至今一直处于正常使用状态，广发银行也始终遵守国家法律与监管要求本着“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对客户的银行卡进行管理。李春贤诉称宝付公司分别于2018年5月23日、2018年6月22日、2018年8月13日、2018年10月17日分四次从其账户共扣划30万元，并称其从未授权宝付公司从自己账户扣划资金，其存款莫名“丢失”。广发银行认为李春贤的起诉与事实严重不符，具体为：（一）、李春贤与黄超（广发银行前员工）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李春贤自愿购买第三方金融产品且已授权宝付公司进行资金扣划。2018年10月19日，也即宝付公司最后一次扣款（2018年10月17日）之后的第二天，黄超通过微信向李春贤发送了《李春贤出借情况告知书》及对账单，李春贤回复：“收到，共四笔，谢谢。”紧接着，2018年11月29日，李春贤主动给黄超发微信：“你好，合同已收到。”“合同收益是最低9.5吗？”等文字并附上一张合同照片。该照片显示合同双方为李春贤与冠群驰骋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群公司”），且合同上无任何广发银行的字样、logo、印章。上述证据直观表明了本案的真实情况，即李春贤自愿购买冠群公司的第三方金融产品以期获得明显高于市场利率的投资收益，而在冠群公司无法按期兑付时，其选择将矛头对准银行，隐瞒对自己不利的证据，希望以“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之诉得到银行的补偿，从而填补其投资损失。（二）客户备付金必须经过客户授权方可扣划。广发银行仔细核对了李春贤的账户流水信息，上述四笔扣划的“对手户名”均为“宝付公司客户备付金”。依据中国人民银行下发的《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客户备付金，是指支付机构为办理客户委托的支付业务而实际收到的预收待付货币资金。”第二十三条规定：“支付机构应当在收到客户备付金或客户划转客户备付金不可撤销的支付指令后，办理客户委托的支付业务，不得提前办理。”也就是说，支付机构只有在收到了客户的委托扣划指令之后才能够扣划客户的资金。另外，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宝付公司成立于2011年1月10日，并于2011年12月22日获得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支付业务许可证》，是一家合法存续并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回到本案，即就是只有李春贤授权宝付公司扣划资金后，宝付公司才可能进行备付金的扣划。同时，广发银行注意到，宝付公司扣划的四笔客户备付金其“交易柜员”号码均为AAAE0148，且该号码最早在2017年5月10日就由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扣划过客户备付金，并且存在支付宝、上海银联电子支付服务有限公司后期持续扣划客户备付金的情况。因此广发银行判断，李春贤以授权支付宝扣划的相同方式（或操作）授权了宝付公司的扣划。此外，若从“侵权”的角度看，李春贤的款项是被宝付公司多次扣划而走，进而李春贤应当起诉宝付公司，要求宝付公司承担“无故”扣款的返还责任。（三）、短信通知已经实时通知到李春贤的手机。广发银行调取了李春贤银行卡所绑定的手机短信通知内容，在宝付公司第一次扣款即2018年5月23日17时04分32秒短信推送内容为：“【广发银行】您的卡号末四位2495的借记卡本次在上海宝付进行金融类代收付交易，交易金额为80000.00元，如有疑问，请致电95508。”四秒钟之后，第二条短信推送为：“【广发银行】您尾号2495的借记卡23日17时04分支出人民币80000.00元。”上述短信通知可以证明，广发银行已经在第一时间短信通知了李春贤账户资金变动的情况。故，第一、基于当下的国民经济背景，8万元对普通人绝不是一个小数目，任何普通民众若看到自己银行卡被“无端”扣走8万元时肯定会第一时间与银行取得联系，甚至立即报警，绝不会无动于衷。除非她自己知道这个钱去了哪，或者是她自己操作的转款。否则严重违背日常生活经验，所谓“法律无外乎常理”也是这个道理。第二、同类型的短信通知内容在随后还陆续发生了三次，总计扣款金额达到30万元，而李春贤完全没有提出任何的异议，显然她是知道这30万元的去向。第三，李春贤诉称2019年4月她查询账户时才发现丢失了30万元，而这时已经距离宝付公司最后一次扣划时间（2018年10月17日）过去了半年。而短信通知显示，这半年期间李春贤一直继续使用着该银行卡，且每次交易的短信通知都会显示存款余额。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怎么可能账户上少了30万元的资金，半年后才发现？所以事实是不言而喻的。（四）、李春贤前期有购买金融产品的经验，自身能够合理判断投资风险。李春贤在查阅上述银行卡的交易流水时发现，自2016年12月20日开户至2018年5月23日宝付公司第一次扣款的这一年半期间，李春贤多次购买过基金等金融产品，其已完全知晓购买的风险和流程。经过查阅以往数据，这段时间内正常的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基本在年化3%—5%之间，而其所购买的冠群产品收益最低9.5%，收益率明显高于同期市场利率。作为长期进行金融投资的李春贤，有能力也有义务审慎的评估该产品的风险。既然她在明知诸如“高回报伴随高风险”等投资常识的情况下仍然选择冒险投资，本身就具有过错，则理应自身承担后续的亏损。（五）李春贤已主动处置冠群公司返还的收益。2018年11月26日冠群公司通过宝付公司向李春贤在其账户返还了投资收益3120元，11月27日李春贤将此收益与其他资金一起凑够1万元，购买了易方达基金，购买后账户余额为300元。道理与款项被扣划时是一致的，即在正常情况下，一方面公民不会对自己账户上的钱被无故划出而放任不管，另一方面公民也不会对一笔自己不知款项来源的资金随意处分。而李春贤主动处置投资冠群公司收益的行为，恰恰证明其是知晓冠群公司投资及收益情况的。综合以上证据广发银行认为，李春贤谎称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存款莫名“丢失”，并以“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为由，主张广发银行赔偿其因自身投资失败而遭受损失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二、李春贤应自行承担投资后果，或与冠群公司协商解决，广发银行无任何赔偿义务。（一）、广发银行尽到了足够的安全保障提示义务。广发银行作为银行金融机构，自成立以来始终合法合规经营，并一直将宣传金融知识，防范投资风险作为开展客户工作的第一要务。本案中，李春贤在有投资经验的前提下，仍选择去购买明显高于市场利率的第三方产品，本身具有主观过错。但李春贤选择在广发银行开立的账户中扣款，广发银行是无权干涉的。因为“存款自愿，取款自由”。且广发银行已经在业务发生的第一时间，以短信通知的方式，告知了账户的变动情况，已经尽到了应有的安全保障提示义务。（二）、李春贤未与广发银行签订过任何关于涉案金额的投资理财合同。通过李春贤提供的照片显示，其持有的投资合同的双方为李春贤与冠群公司，且合同上无任何广发银行的字样、logo或签名盖章。只是资金从开立在广发银行的银行卡上流出而已。因此广发银行既无法定的赔偿义务也无约定的赔偿义务。李春贤将广发银行作为被告要求索赔，是典型的“主体认识错误”。李春贤的投资损失，是因其自身过错造成，故应当自行承担或与冠群公司进行协商或直接起诉冠群公司，至于广发银行则无任何赔偿义务。综上，李春贤诉广发银行赔偿其30万元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   李春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广发银行偿还李春贤存款损失30万元；2、判令广发银行赔偿李春贤利息损失19900元（按年息6%，暂计至2019年8月20日，以实际支付日期为准）；3、本案诉讼费由广发银行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2016年12月20日，李春贤在广发银行申请开立了人民币活期储蓄存款账户，并办理借记卡一张，卡号：XXXXXXXXXXXXXXX2495。2018年5月23日、2018年6月22日、2018年8月13日、2018年10月17日李春贤上述借记卡分别通过宝付公司客户备付金转出8万元、12万元、5万元、5万。另查明，2018年11月26日至2019年12月2日期间，李春贤上述借记卡分别通过宝付公司客户备付金、（特约）宝付支付T1（资金结算）、宝付网络科技（商户资金清算代付）、宝付公司等对手户名收到宝付公司转入的11400元。一审庭审中，李春贤称其从未听说过宝付公司，亦从未授权过宝付公司对其储蓄账户进行资金划扣，对于宝付公司向其银行卡的转账11400元的情况亦不清楚。广发银行称每笔资金变动后都向李春贤预留在广发银行的手机号码发送了资金变动提醒短信，李春贤称短信有的收到过，有的没有收到过。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争议焦点在于李春贤是否存在资金损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李春贤主张其资金为丢失，依据前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其对此待证事实负有相应的举证义务。从李春贤的借记卡交易明细来看，其与宝付公司存在频繁业务往来，既有该公司对其资金的划扣，又有该公司向其的转账，2018年5月23日至2019年12月2日转入转出共计15笔，李春贤称对此均不知情，不符合日常生活的常理。同时李春贤称，其发现资金变动后曾向公安机关报案，但未提供任何相关的证据。李春贤的资金存在变动并不必然等于资金丢失，李春贤并未就其资金丢失尽到举证责任，故对于李春贤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春贤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件受理费6099元由原告李春贤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且均表示对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无异议。结合当事人陈述、举证、庭审等情况，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另查明，李春贤与案外人黄超系微信好友。二审庭审中，李春贤对广发银行向一审法院提供的李春贤与黄超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法庭询问上述微信中载明的“?合同收益是最低9.5吗”是什么意思？李春贤回答：“我不清楚”。法庭又询问“冠群公司是否向你支付过收益？”李春贤回答：“我不清楚。”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院归纳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李春贤对购买案涉冠群公司理财产品是否知情，是否是李春贤真实的意思表示？2、广发银行作为银行业金融机构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   关于争议焦点1，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系储蓄存款合同纠纷，在储蓄合同法律关系下，储户有“取款自由”的权利。本案中，第一，二审庭审中，李春贤对广发银行向一审法院提供的李春贤与黄超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从李春贤与黄超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看出，黄超将《出借情况告知书》等发给李春贤，李春贤表示“收到，共四笔。谢谢”。同时，李春贤表示相关合同已收到并存在主动将合同照片发给黄超的行为。经查，《出借情况告知书》及相关合同文本为冠群公司的内容，其中无任何广发银行的信息。且李春贤在聊天中询问了黄超最低收益9.5的相关事宜。从上述信息可以判断，李春贤本人知晓其30万元的资金用于购买了冠群公司的理财产品。第二，李春贤在广发银行开立了短信通知服务，从李春贤的借记卡交易明细来看，其与宝付公司存在频繁业务往来，既有该公司对其资金的扣划，又有该公司向李春贤的转账。发生交易后，广发银行又及时以短信的方式通知了李春贤。现李春贤称其对此均不知情，不符合常理。且在二审中，法庭询问李春贤上述微信中载明的“合同收益是最低9.5吗”是什么意思？李春贤回答：“我不清楚”。法庭又询问“冠群公司是否向你支付过收益吗？”李春贤回答：“我不清楚。”李春贤对上述内容均未做出合理的解释。第三，李春贤与黄超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黄超向李春贤发送了《出借情况告知书》。通过该内容可见，李春贤与冠群公司之间存在《出借服务协议》。第四，事实上，李春贤在二审庭审中陈述的其对冠群公司向李春贤支付相应收益的内容“不清楚”的回答，与冠群公司已实际向李春贤支付过11400元的事实相悖。第五，李春贤称发现资金变动后其曾向公安机关报案，但其却未提供任何报案的相关证据。第六，经查，宝付公司持有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支付业务许可证》，目前系合法存续。综上，李春贤称其对购买案涉理财产品的事实不知情的观点，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2，在储蓄合同法律关系下，广发银行有保障李春贤资金安全的义务，但该义务不得干涉与妨碍储户自身处分其资金的行为。中国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合作业务管理的通知》【银监发[2014]10号】第三条规定:“客户银行账户与第三方支付机构首次建立业务关联时，应经双重认证，即客户在通过第三方支付机构认证同时，还需通过商业银行的客户身份鉴别。账户所在银行应通过物理网点、电子渠道或其他有效方式直接验证客户身份，明确双方权利与义务。”本条规定意旨在确保客户通过第三方支付机构处分其账户资金的行为是客户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从广发银行提供的电子验证报文看，涉案4笔共30万元的款项，广发银行每笔均通过电子渠道验证了李春贤的身份，符合上述规定。广发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在此次交易过程中尽到了相应的审查义务。且广发银行亦在业务发生的第一时间，以短信通知的方式，告知了李春贤账户的变动情况。因此，广发银行已经尽到了应有的安全保障提示义务。李春贤认为广发银行未尽到审查义务，证据不足。故此，原审判决正确，应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李春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李春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吉利   审判员 任    蕾    审判员 姬    钊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周媛媛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