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2民终2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春生，男，汉族，1957年出生，住上海市黄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乔雨，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青，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琴，女，汉族，1963年出生，住上海市黄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乔雨，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青，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达生标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法定代表人：郑勇，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卞蓉竹，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国颖，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周国生，男，汉族，1960年5月27日出生，住上海市黄浦区。法定代理人：周梦华(系周国生之女)，女，汉族，1988年12月9日出生，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委托诉讼代理人：卞蓉竹，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国颖，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春生、周琴因与被上诉人上海达生标识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4民初126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周春生、周琴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本案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均存在错误。一、被上诉人自2016年8月停止营业、公司员工于2017年6月遣散完毕，仅剩部分员工负责遗留事宜，实际未承接新业务，因此不属于经营。而一审法院认为公司于2019年12月份才遣散完毕员工并仍在经营，与事实不符。二、被上诉人公司管理机构实为摆设。第三人监护人周梦华凭借第三人80.5％的控股权形成独断专行的股东会决议，其不仅曾通过撤换监事使作为原公司监事的上诉人周春生提起的诉讼被法院裁定驳回，且利用表决权优势擅自选任现任执行董事和监事。而上诉人却无法联系现任执行董事和监事、对其身份也并不了解。现任执行董事和监事对被上诉人实际也并无履职与管理行为或是任何实质性的恢复经营计划。因此，被上诉人已符合经营管理严重困难情形。三、被上诉人公司已停业且无利润继续存续，继续存续必将会对两上诉人利益产生重大损失，其种种行为已严重侵害到了两上诉人作为小股东的利益。第三人监护人也已形成“股东压迫”情形，可轻易通过形成股东会决议做出对两上诉人不利的举措，已完全违背了股东投资设立公司的最初目的。公司资产不断贬值，两上诉人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四、一审法院作出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是以公司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而一审法院却根据能否召开股东会和能否形成有效决议来确认公司管理机构是否存在，此为明显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上海达生标识有限公司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第一，达生公司并不满足法定解散的实质性条件，其也并未完成相应举证责任，因此，上诉人的请求无任何事实依据。目前达生公司对外有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行使权利、提起诉讼，对内公司股东会也可做出有效决议，因此并不存在任何解散情形。第二，达生公司是否停业、资产是否贬值、有无盈利并非公司解散的法定事由，对此，相关司法解释已明确予以规定。第三，上诉人所谓不认识目前达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间存在冲突更非公司解散的法定事由。且上诉人在一审中也确认收到了股东会通知和股东会议案，并出现在了股东会的现场，但两上诉人在现场均放弃参会和讨论，拒绝进行投票，实质是自行放弃行使股东权利，放弃以其他合法途径维护其股东权利。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正确无误，适用法律准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第三人周国生述称，与被上诉人意见一致。上诉人周春生、周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解散被上诉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04年8月19日，被上诉人经工商登记机关核准设立，注册资本为150万元，工商登记股权分别为：上诉人周春生持股33％、上诉人周琴持股32％、第三人持股30％、案外人上海大生牌业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生公司)持股5％。2013年3月27日，大生公司将其全部股权转让给第三人，同时，被上诉人注册资本由150万元增资至500万元，工商登记股权变更为：上诉人周春生持股9.9％、上诉人周琴持股9.6％、第三人持股80.5％。2016年10月20日，经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黄浦法院)(2016)沪0101民特186号(以下简称186号案)民事判决书确定，第三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其女儿周梦华为第三人的监护人。二、2017年8月1日，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受理了被上诉人起诉第三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案号为(2017)沪0114民初10832号(以下简称10832号案)。在10832号案审理期间，被上诉人于2018年9月14日召开股东会会议，作出了免去上诉人周春生监事、选举案外人陆建华为监事的决议，该决议经代表80.5％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2019年1月3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沪0114民初10832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起诉。10832号案经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审理后，于2020年4月26日作出(2019)沪02民终3772号(以下简称3772号案)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20年1月3日，上诉人周春生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被上诉人于2018年9月14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同年4月9日，一审法院作出(2020)沪0114民初1091号(以下简称1091号案)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人周春生的诉讼请求，该案已发生法律效力。三、2019年12月12日，被上诉人监事陆建华以召集人的名义向两上诉人发出召开股东会会议通知，两上诉人于次日收到通知。同年12月30日，被上诉人如期召开股东会会议，作出了免去第三人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职务、选举郑勇为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的决议，该决议经代表80.5％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四、被上诉人公司章程第十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执行董事召集和主持；执行董事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第十一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全体股东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第十三条规定，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名，任期三年，由股东会选举产生。第二十一条规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执行董事担任。另查明，2019年2月1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静安法院)受理了案外人周和生诉第三人及其配偶孟丽君民间借贷一案，并于同年12月27日作出(2019)沪0106民初16259号(以下简称16259号案)民事判决书，支持了周和生的部分诉讼请求，后二审法院以(2020)沪02民终3689号(以下简称3689号案)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0年1月16日，静安法院受理了上诉人周琴诉第三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并于2020年7月28日作出(2020)沪0106民初3066号(以下简称3066号案)民事判决书，支持了上诉人周琴的部分诉讼请求，该案已发生法律效力。2019年10月10日，一审法院受理了上诉人周春生诉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出资纠纷一案，后第三人向一审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一审法院驳回了其管辖权异议。2020年1月20日，二中院作出(2020)沪02民辖终90号(以下简称90号案)民事裁定书撤销一审裁定，将该案移送黄浦法院处理。该案现尚在审理中。审理中，两上诉人向一审法院陈述：被上诉人财务账册现由上诉人周春生保管，但无法确认财务账册是否齐全；2016年8月3日至2019年12月30日期间，案外人周和生受周梦华的委托，处理2016年8月3日前被上诉人承接业务发生的应收应付款；自2016年8月3日第三人发生意外事故后，被上诉人未再经营，员工相继被遣散直至2019年12月。一审法院认为，因公司的解散将引起公司人格消灭的法律后果，直接关系到股东及债权人等的切身利益，故公司法对于公司解散的原因进行了明确规定，本案中两上诉人系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要求解散被上诉人。根据该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前提下，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解散公司”。因此股东请求法院解散公司必须符合“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以及“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两个实质要件。本案中，首先，上诉人称2016年8月3日第三人发生意外后，被上诉人即处于停业状态。但经一审法院向两上诉人核实后，其确认2016年8月3日至2019年12月30日期间，案外人周和生受托处理2016年8月3日前被上诉人承接业务发生的应收应付款事宜，且直至2019年12月30日被上诉人仍有聘请的工作人员。此外，被上诉人于2018年及2019年两次召开股东会，并已形成有效决议，且新任执行董事、监事均已经工商变更登记，故不存在司法解释规定的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以及“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决议”之情形，故一审法院无法认定被上诉人存在公司管理机构出现严重问题的情形。至于两上诉人认为该两次股东会决议擅自变更监事及法定代表人，损害了上诉人周春生的监事权利，且选任的均为两上诉人素不相识的案外人的某某，亦不属于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问题。其次，两上诉人称被上诉人自第三人被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后未再经营，无法赚取利润，导致股东无法实现相应权利，故要求解散公司。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两上诉人提供的多份诉讼材料，仅能证明股东之间存在一系列纠纷，但未能证明被上诉人持续亏损等事实。况且，即使被上诉人确存在亏损，亦属于公司经营中的正常状态，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继续存在会对两上诉人的股东利益构成实质性损害或即将产生损害的可能性。最后，即使被上诉人的股东间存在矛盾，也应当在公司内部治理无法解决的前提下，才能诉诸司法强制解散。就本案而言，被上诉人的企业公示信息显示，其存续期间均按时提交企业年报，并无经营异常报告，且被上诉人在庭审中确认其正在逐步收回公司的应收账款。如两上诉人认为其股东权利受到损害，则有权要求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财务会计报告；如两上诉人认为其他股东侵害公司或其股东个人的合法权益，亦可通过诉诸股东损害公司利益责任请求权、利润分配请求权等诉讼途径救济，即本案并非通过其他途径无法解决。综上，两上诉人未举证证明被上诉人存在应当解散的法定事由，其诉请要求解散公司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据此作出判决：驳回周春生、周琴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减半收取23，400元，由周春生、周琴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无误，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是否应当依法予以解散。公司管理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系公司解散的必要条件，不仅仅应从公司经营盈亏状态进行判断，更应从公司组织机构的管理决策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本案中被上诉人于2018年及2019年两次召开股东会，并已形成有效决议，且新任执行董事、监事均已经工商变更登记，不存在司法解释规定的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决议”以及“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之情形，被上诉人决策机构未失灵；2016年8月3日至2019年12月30日期间，案外人周和生受托处理2016年8月3日前被上诉人承接业务发生的应收应付款事宜，可见，被上诉人于2019年12月30日经营状态并未完全停滞，因此，被上诉人当前不满足“管理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形，一审法院驳回两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至于两上诉人认为第三人利用表决权优势以及大股东地位侵害两上诉人作为小股东的利益的问题，两上诉人可通过诉诸股东损害公司利益责任请求权、利润分配请求权等诉讼途径另行主张。综上所述，上诉人周春生、周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6，800元，由上诉人周春生、周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晓菁审 判 员 庄龙平审 判 员 王 曦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柳 洋书 记 员 卞耀辉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