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116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豪与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汉中门大街****。法定代表人：陈美娣，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美柯，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宽，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品苏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在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新浦经济开发区发展路**iv>法定代表人：李浙雄，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枫，江苏锡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南京可康户外用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云南北路天星翠琅大厦**iv>法定代表人：胡杏华，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美柯，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宽，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南京豪与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豪与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苏品苏实业有限公司（简称品苏公司）、原审被告南京可康户外用品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可康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20）苏0106民初68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4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周毓敏独任审理，并于2021年1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豪与杰公司及原审被告可康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宽，被上诉人品苏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豪与杰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品苏公司对豪与杰公司的诉讼请求；2.由品苏公司负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品苏公司在起诉状中自认“2017年4月，可康公司告知品苏公司需购买一批特斯林摇椅……此次合同需要以豪与杰公司的名义与品苏公司签订合同……品苏公司出于对可康公司的信任遂……与豪与杰公司签订合同”，该陈述表明品苏公司自始至终都清楚并认可豪与杰公司仅是代理可康公司与品苏公司签订合同，即案涉合同相对方是可康公司，故一审法院认定豪与杰公司是合同相对方，属事实认定错误。2.品苏公司提供的拖柜通知和装柜通知、装箱单和装柜照片、发票快递单及跟单记录、电商运输合作协议等证据显示品苏公司是与可康公司人员对接，案涉交易的实际买方是可康公司。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之规定，豪与杰公司仅是以自己名义代理可康公司与品苏公司签订合同，且品苏公司对此明知，故案涉两合同应直接约束可康公司与品苏公司，豪与杰公司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庭审中，补充如下理由：1.拖柜通知系品苏公司发送给可康公司，所载手机号码是可康公司员工的手机号码。另装柜通知载明的“客户”一栏和邮寄发票快递单所写收货单位均是可康公司，品苏公司亦是按照可康公司指示进行发货，故一审法院对于案涉交易的买方认定错误，应予纠正。2.品苏公司在起诉状中将可康公司列为第一被告，表明其认为交易相对方为可康公司而非豪与杰公司，否则不符合正常的逻辑思维顺序。3.关于利息损失标准问题，品苏公司主张2019年8月20日后按照2020年6月LPR即年利率3.85%的1.5倍计算，但一审判决按同期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标准计算，而2020年3月前的LPR均高于3.8%，故一审判决已超过品苏公司的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有误。品苏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关于2019年8月20日后的利息同意按照3.85%的1.5倍计算。可康公司同意豪与杰公司的上诉意见。品苏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豪与杰公司与可康公司立即支付货款317553.7元，并赔偿逾期付款造成的损失（以317553.7元为基数，2017年9月24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1.5倍计算43081.81元，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按照2020年6月的LPR3.85%的1.5倍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诉讼保全费用、诉讼保全担保费用等由豪与杰公司与可康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28日、2017年6月8日，品苏公司与豪与杰公司分别签订编号C18X027006N《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及编号C17X027020N《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品苏公司向豪与杰公司提供户外家具用品，合同金额分别为227660元、93000元；其中，编号C17X027020N《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供方存在违约行为致使需向需方承担赔偿责任的，需方有权从本合同货款中直接扣除赔偿款。合同签订后，品苏公司依约向豪与杰公司指定地点发货，货物价值共计317553.7元，并向豪与杰公司交付了增值税发票和送货凭证。庭审中，可康公司对货款金额及交付情况均无异议，对货物质量亦无异议。可康公司认为，在此前与品苏公司的合作中，因品苏公司供货质量问题，导致可康公司向客户承担了赔偿责任，据此可康公司依约从案涉货款中抵扣相应的赔偿款。品苏公司提交了可康公司和豪与杰公司企业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可康公司股东为胡杏华、陈美娣（监事），豪与杰公司股东为王燕媛、陈美娣，胡杏华任公司监事，两公司均有共同股东陈美娣，同时可康公司于2016年10月10日与品苏公司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及豪与杰公司于2017年7月13日与上海大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简称大瀚公司）签订的《电商运输合作协议》中，庄明分别作为两公司代理人在上述两份合同中签名，且可康公司和豪与杰公司实际经营地均位于南京市鼓楼区，据此品苏公司认为两公司人格混同，并非相互独立的法人，要求可康公司和豪与杰公司共同承担给付责任。可康公司和豪与杰公司认可曾共同委托庄明代理公司签署相关合同，但其提交了社保缴纳证明材料、资产负债表、开户许可证、办公场所照片等证据，以证明两公司系相互独立的法人。另，品苏公司申请诉中财产保全，一审法院依法冻结了豪与杰公司银行账户内存款39万元。另查明，可康公司就2016年10月10日与品苏公司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相关违约赔偿责任问题已诉至一审法院，该案尚在审理中。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买卖合同关系应受法律保护。案涉两份合同均为品苏公司与豪与杰公司签署，品苏公司按照豪与杰公司指示发货，并已向豪与杰公司交付增值税发票，可康公司认为豪与杰公司系受其委托与品苏公司签约，其系案涉合同事实上的买方，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对此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故案涉两份合同相对方应为品苏公司与豪与杰公司，豪与杰公司应向品苏公司支付货款317553.7元。关于两公司人格混同的问题，可康公司和豪与杰公司虽在公司股东、经营地址、公司高管等方面存在一定重合，但结合可康公司和豪与杰公司提供的上述相关证据，不能证明两公司办公地点、财产亦构成混同，故一审法院对品苏公司主张两公司构成人格混同不予认可。对可康公司抗辩案涉货款与赔偿款应相互抵销的意见，因涉及赔偿事宜的合同与案涉两合同无关，且可康公司已就此另案诉讼，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品苏公司要求豪与杰公司支付317553.7元货款并支付逾期付款损失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南京豪与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给付江苏品苏实业有限公司货款317553.7元并支付相应逾期付款利息（以317553.7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2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标准计算）；二、驳回江苏品苏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963元，减半收取3481.5元，保全费2470元，合计5951.5元，由南京豪与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豪与杰公司、可康公司对一审查明“合同签订后，品苏公司依约向豪与杰公司指定地点发货……并向豪与杰公司交付了增值税发票和送货凭证”有异议，认为品苏公司是按照可康公司指定地点发货，并向可康公司邮寄了发票。品苏公司对一审查明事实无异议。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无异议事实依法予以确认，另经审查认为，各方当事人均认可案涉货物是由大瀚公司携带豪与杰公司委托手续上门收取，而非品苏公司发货，故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应予纠正；另品苏公司提交的2017年8月21日、9月1日快递单载明的收件单位虽分别为豪与杰公司、可康公司，但豪与杰公司认可其已实际收到品苏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并已抵扣，故一审法院认定品苏公司向豪与杰公司交付了增值税发票并无不当。二审查明：品苏公司与豪与杰公司签订的两《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中约定的结算方式与期限为：供方送货后凭送货凭证、增值税发票、缴款书结算，需方见单三周内结清。2019年5月23日，品苏公司就案涉两合同起诉豪与杰公司支付货款，后于2019年12月6日撤回起诉。豪与杰公司、可康公司二审确认，两公司因股东间存在亲属关系，未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合同，案涉货物是以豪与杰公司作为出口商办理出口手续。二审争议焦点为：案涉两合同的相对方应认定为豪与杰公司还是可康公司。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豪与杰公司主张其是受可康公司委托与品苏公司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依据前述司法解释之规定，应由豪与杰公司对其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首先，案涉两合同均载明买方为豪与杰公司，并未注明豪与杰公司系受可康公司委托向品苏公司采购货物，豪与杰公司亦未提交相关代理合同或授权委托书予以佐证。其次，案涉货物是由豪与杰公司委托的货运公司携其委托材料收取货物，并以豪与杰公司名义办理出口手续，即案涉货物的所有权系转移至豪与杰公司名下而非可康公司名下。再次，因可康公司与豪与杰公司间存在住所地相同、部分股东重合、员工双重代理等情形，致使品苏公司在部分交易单据中将可康公司记载为客户，但其出具的增值税发票明确载明购买方为豪与杰公司，豪与杰公司亦已接收并办理了抵扣手续。最后，品苏公司首次于2019年5月23日就讼争纠纷提起诉讼时，仅列豪与杰公司为被告，而品苏公司在本案要求可康公司承担共同付款责任是基于其与豪与杰公司存在人格混同，而非认为可康公司系合同相对方。至于起诉状所述“2017年4月，可康公司告知品苏公司需购买一批特斯林摇椅……此次合同需要以豪与杰公司的名义与品苏公司签订合同……品苏公司出于对可康公司的信任遂……与豪与杰公司签订合同”，仅是品苏公司陈述案涉两合同签订的起因，而非确认可康公司为案涉合同相对方。综上，豪与杰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可康公司为案涉两合同相对方，品苏公司已按约交付价值317553.7元货物，豪与杰公司应按约在收到单据三周内支付货款。因豪与杰公司未能按约支付货款，构成违约，应依法赔偿品苏公司因其逾期付款而产生的利息损失。关于利息损失标准，品苏公司主张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3.85%的1.5倍暨年利率5.775%计算，并未超过相关法律规定的上限，而一审法院判决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标准计算利息损失，其中部分时段的年利率超过品苏公司诉请，应予纠正。综上所述，豪与杰公司部分上诉请求成立。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对于部分逾期付款利息标准裁判有误，应予改判。一审诉讼费用分摊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20）苏0106民初6807号民事判决；二、南京豪与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给付江苏品苏实业有限公司货款317553.7元，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317553.7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2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5.775%标准计算）；三、驳回江苏品苏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963元，减半收取3481.5元，保全费2470元，合计5951.5元，由豪与杰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963元，由豪与杰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周毓敏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李成荫书记员唐姮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