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粤06行终7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南海益友线缆有限公司，住所地佛山市南海区**********侧和桂工业园一期桂和路2号（综合楼三楼）自编3号。法定代表人邝丽贞，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邓子麟，广东汇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温燕艳，广东汇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南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佛山市南海区********。法定代表人许兆辉，局长。委托代理人张百师，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黄震，广东通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佛山市南海益友线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友公司)因诉被上诉人佛山市南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南海市监局）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604行初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7年3月22日，南海市监局收到关于举报益友公司存在不正当竞争的举报材料，南海市监局于2017年3月24日予以立案调查。同日，在益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邝丽贞的陪同和配合下，南海市监局在该公司的经营场所佛山市南海区********制作现场笔录，并提取现场照片等证据，邝丽贞在现场笔录及照片提取单上签名确认。南海市监局于2017年3月24日、2017年6月6日、2017年11月8日、2018年10月29日、2018年12月14日及2019年1月14日共向邝丽贞作了八次询问笔录，并获取益友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刘志文身份证、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委托生产授权书、广州科鲁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鲁仕公司）营业执照、科鲁仕公司2013年度验资报告、刘志峰身份证、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授权书、科鲁仕公司报价表、科鲁仕公司报价统计表、广东增值税专用票4张、保证书、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注册证明书等材料。为调查需要，南海市监局于2017年11月20日、11月29日向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志文作了两次询问笔录，刘志文在南海市监局于2017年3月24日制作的照片提取单上签名确认，获取了刘志文提供的本人身份证、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授权书、商标注册证（第15041415号）、科鲁仕公司营业执照、鉴定意见书、委托加工授权书等材料。南海市监局于2018年1月11日到科鲁仕公司位于广州市番禺区*******19号****住所进行调查核实，制作了现场笔录及照片提取单，获得出租方提供的办公室租赁合同书，发现经营场所大门紧闭无人在现场办公，无法进入办公室和仓库检查。南海市监局后向科鲁仕公司发出两份《限期提供证据材料通知书》及《询问通知书》，该公司均没有提供。2017年12月6日，南海市监局向广州市番禺区**监督管理局发出《协助调查函》及《案件线索移送函》。2019年3月13日，南海市监局告知益友公司拟对其行政处罚及告知其听证相关权利。经该公司提出听证申请及延期申请后，南海市监局于2019年4月2日举行行政处罚听证会，并制作听证笔录。南海市监局查明，益友公司主营业务是为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生产加工线缆产品，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是刘志文于2013年9月12日在塞舌尔共和国注册的公司，公司股东是刘志文、李冬喜、贺劲松。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在中国国内并未自己直接进行生产活动，而是委托益友公司加工生产相关线缆产品，线缆产品的产品标签、合格证、外包装箱上均标示了“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字样，将加工好的线缆产品销售给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指定的科鲁仕公司，由科鲁仕公司在国内进行销售。科鲁仕公司的股东是刘志峰、刘志文、贺劲松、李冬喜、穆甲凯。其中刘志文、贺劲松、李冬喜等3人同为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和科鲁仕公司的股东。益友公司在明知道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与西门子股份公司、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没有任何关联的情况下，于2016年10月2日与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签订《委托加工授权书》，为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加工生产线缆产品。线缆产品的产品标签、合格证、外包装箱上均标示了“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字样。截至2017年3月24日被查获时止，总销售金额为339261.2元。现场查获的库存线缆产品为六种产品共计1042箱，以标价计算，货值为134658.2元。益友公司生产的“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线缆产品（包括已销售和未销售）货值金额合计473919.4元，其中已销售产品货值金额339261.2元，扣除生产原材料成本和税费后获利20355.67元。南海市监局另查明，“西门子”商标的注册人是西门子股份公司，核定使用商品：第9类（包括“导体和电线、通讯电缆），“西门子”品牌已经具有一定知名度和美誉度，为相关公众所熟知，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年施行)（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企业名称”；益友公司在其生产的“高保真音响线”线缆产品的产品标签上使用“采用进口高纯度（99.99%）无氧铜”、“采用德国顶尖技术的HIFI高保真结构设计”、“采用进口环保聚乙烯（PE）绝缘”等宣传文字。实际上，益友公司生产的上述产品均没有采用所称述的技术及材料。经查获未销售的“高保真音响线”产品为64箱，以标价计算为9080元；益友公司于2014年12月22日由佛山市南海区官窑益友塑料五金厂（以下简称益友厂）升级设立，法定代表人为邝丽贞，股东为邝丽贞及其丈夫辛健文。原益友厂的经营者为辛健文。益友公司与益友厂登记住所同为“佛山市南海区********”。2015年5月26日，原益友厂因生产的线缆产品上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行为及虚假宣传行为被南海市监局作出过南工商处字〔2015〕15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年5月13日，南海市监局作出南工商处字〔2019〕26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处罚决定书》），认为益友公司在生产的线缆产品上突出标注“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引人误认为与西门子股份公司及其关联企业有特定联系的不正当目的，属于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是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并认定益友公司是2015年5月26日因同类违法行为被处罚的原益友厂所升级，依法从重处罚：一、没收1042箱标有“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字样的线缆产品；二、罚款350000元；三、没收违法所得20355.67元。对于虚假宣传违法行为，责令益友公司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并处以罚款70000元的一般行政处罚。上述《处罚决定书》已向益友公司送达。原审法院认为，案件的行政争议焦点为：1.南海市监局所作的《处罚决定书》是否合法；2.南海市监局所适用的法律法规是否正确。关于南海市监局作出《处罚决定书》是否合法的问题。首先，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条第二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其他部门监督检查的，依照其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2009年）第八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产品质量监督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产品质量监督工作”的规定，南海市监局作为县级工商行政及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对益友公司违法行为作出处罚决定符合该局的法定职权。其次，“西门子”商标的注册人是西门子股份公司，核定使用商品：第9类（包括导体和电线、通讯电缆），“西门子”品牌已经具有一定知名度和美誉度，为相关公众所熟知，西门子股份公司作为世界知名企业，其以“西门子”作为企业字号，其投资经营大量的企业也将“西门子”作为企业字号使用，“西门子”与西门子股份公司建立了联系，具备了识别商品或服务来源的功能，成为西门子股份公司区别于其他主体的商业标示。南海市监局于2017年3月24日对立案后查明益友公司主营业务是为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生产加工线缆产品，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是刘志文于2013年9月12日在塞舌尔共和国注册的公司，公司股东是刘志文、李冬喜、贺劲松。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委托益友公司加工生产相关线缆产品，线缆产品的产品标签、合格证、外包装箱上均标示了“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将加工好的线缆产品销售给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指定的科鲁仕公司，由科鲁仕公司在国内进行销售。从2016年10月24日至2017年3月24日止销售了上述标注有“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的线缆产品共计339261.2元，库存上述线缆产品1042箱。上述产品标注“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字样，其攀附西门子股份公司商誉的主观恶意明显，客观上利用了西门子股份公司的知名度，使消费者认为提供的产品与西门子股份公司相关联，因此上述行为构成了不正当竞争行为。南海市监局又查明2015年5月26日，因生产的线缆产品上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行为及虚假宣传行为而被南海市监局作出过南工商处字〔2015〕15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益友厂与益友公司是同一办公场所，原益友厂的经营者为辛健文，益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邝丽贞，股东为邝丽贞及其丈夫辛健文，认定益友公司主观恶意且违法经营数额较大，依法从重行政处罚，于2019年5月13日作出了《处罚决定书》。南海市监局作出的该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益友公司认为其是受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委托加工的，没有审查产品上使用“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的标识是否侵犯他人权利的审查义务的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南海市监局所适用的法律法规是否正确的问题。南海市监局根据益友公司法定代表人邝丽贞的询问笔录、科鲁仕公司报价表、报价统计表、发票、保证书以及被告对刘志文所作的询问笔录等证据材料，认定益友公司为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加工的所有线缆产品均使用了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提供的产品标签、合格证、外包装箱，产品的标签、合格证、外包装箱上均标示了“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字样，益友公司违法经营货值总额473919.4元及违法所得为20355.67元，同时结合益友公司的主观恶意，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2009年）第五十三条、第七十二条以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暂行规定》第八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四项的规定，作出《处罚决定书》，决定责令益友公司改正违法行为，并从重处以如下行政处罚：一、没收1042箱标有“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字样的线缆产品；二、罚款350000元；三、没收违法所得20355.67元。对于虚假宣传违法行为，责令益友公司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并处以罚款70000元的行政处罚，上述处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罚适当。综上，南海市监局作出的《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益友公司要求撤销南海市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益友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诉讼费用50元，由益友公司负担。上诉人益友公司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南海市监局存在的执法程序违法的事实未作查明及认定。（一）被上诉人未按照2019年4月1日开始施行的《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的要求对上诉人作出处罚。1.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实施行政处罚施行回避制度。但本案的办案人员没有回避，其参加了案件的集体审议、审核等多个依法应当回避的处理环节。2.被上诉人在2019年5月13日批准对上诉人进行涉案行政处罚后，继续适用之前已经失效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中“办案人员没有依法回避”而形成的有关文件对本案作出处罚，没有按照2019年4月1日施行的《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的程序要求重新完善相关文件和程序不妥。（二）被上诉人事先制作好询问笔录、照片提取单的执法调查行为不具有客观性，变相剥夺了上诉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三）被上诉人制作的《告知回避权利笔录》《现场笔录》及《询问笔录》没有明确告知上诉人依法享有的合法权益，取证程序违法。1.被上诉人在《告知回避权利笔录》及《现场笔录》中仅告知享有回避权，并未将具体应当回避的情形告知上诉人，该告知程序不完整。2.被上诉人制作的《询问笔录》没有告知上诉人有权对笔录内容进行阅读、修改的权利，剥夺了上诉人要求更正笔录内容的权利。（四）被上诉人在调查取证时为诱骗上诉人进行签名盖章的配合，谎称只是配合调查，处罚的对象不是上诉人，故上诉人在没有看清楚相关笔录内容的情况下即签名盖章。（五）被上诉人向案外人刘志文、科鲁仕公司、李健津进行调查取证时，没有告知其有如实提供证据的义务。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上诉人不存在“傍名牌”的侵犯他人企业名称权之主观故意和行为，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攀附西门子股份公司商誉的主观恶意明显”错误。1.被上诉人已查明上诉人是根据他们的委托进行指定品牌产品的加工生产，上诉人并没有标注“西门子”名称的主观故意。2.上诉人没有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目的。上诉人所加工的产品全部返还委托方，上诉人不负责产品的销售，仅是赚取加工劳务费，并没有通过标注“西门子”名称、使他人误认为与西门子股份公司及其关联企业有特定关联，以期望增加产品销售额等进行市场竞争的目的。3.产品标识的最终审查义务不在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27条、第33条及第36条的规定，产品的标识责任应由作为销售者的委托方负责验明符合法律规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委托加工实施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标识标注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也与上述法律规定相符合。（二）上诉人已对委托方提供的产品标签、外包装箱标注等标识内容尽到必要审查义务。1.上诉人在对相关权利状况进行必要审查后认为相关标识包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43条规定的应在商标上标明被许可人的名称等内容，除了标注“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这一被许可人的名称外，还显著标注了“PUROSIΛN”商标等内容。委托方并未突出标注或使用“西门子”名称，故按照委托方提供的标识等进行涉案产品的包装。2.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已核发合法有效的《商标注册证》予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作为一般受委托加工企业的上诉人，有理由相信提供涉案标签、合格证的委托方没有“擅自使用他人企业名称”，上诉人为其加工生产涉案线缆产品合法。3.上诉人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审查涉及外国注册企业的主体信息，更不应该由上诉人承担审查两者之间关联关系存在与否的义务。（三）上诉人的行为并不构成侵犯他人企业名称权。1.使用“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名称的主体实为委托方科鲁仕公司，上诉人加工的线缆产品包装上标注的企业名称是应委托方科鲁仕公司而使用，上诉人不存在“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的情况。2.上诉人按照委托人的要求在包装上明显标注使用的商标为“PUROSIΛN”,与西门子企业使用的“SIEMENS”商标完全不具有相似性，而且涉案产品即使同时标注了“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名称，也未故意突出使用，不足以造成误解，不满足“引人误以为是他人商品”的条件。3.2010年7月1日最高院办公厅回复海关总署《关于对〈“贴牌加工”出口产品是否构成侵权问题〉的复函》明确指出：涉外定牌产品所贴商标只在我国境外具有商品来源的识别意义，并不在国内市场发挥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我国公众在国内不可能接触涉案产品，不会造成国内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不应认定属于侵犯相关知识产权的行为。为尽量避免因信息掌握不详而导致可能出现的非主观错误，上诉人在受托加工生产线缆产品时，已经从委托方处了解清楚相关产品的销售去向是国外的“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而且获得了委托方对受托加工生产的线缆产品之《销售说明》，上诉人已对其受托加工的产品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尽最大努力地审查。被上诉人应依法保护作为受委托方进行加工、生产经营的合理信赖利益。（四）上诉人未违反《不正当竞争法》，不应是受罚主体。1.上诉人一直认为其受托加工的产品并没有流入国内市场，即使最终流入国内市场，也并不是从上诉人处流通进入，上诉人对此并不知情，上诉人并没有在中国境内使用标注有“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名称的代工产品之主观故意，也未作出在境内销售的线缆产品上使用“西门子”名称商品的任何行为。2.被上诉人并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有在中国境内销售涉案代工产品的行为，也未有证据证明委托方科鲁仕公司有告知上诉人涉案产品的实际销售情况，更未有充分证据证明涉案产品确实最终流入国内市场。3.即使涉案产品确实最终流入国内市场，但在国内使用“他人企业名称”的主体不应该认定为上诉人，而是委托人。三、被上诉人所作出的行政处罚过重。被上诉人认定的益友厂的违法行为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与益友厂之间是不同的法律主体。四、恳请法院在裁判时充分考虑到企业的实际情况。1.上诉人被认定的违法行为发生时间较短，且报案人及其关联企业没有生产、销售线缆产品，不会造成其市场份额的减少，更未造成其实际损失。即使上诉人的行为存在危害，但所造成的危害结果有限。2.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的产品货值473919.4元系基于上诉人听从被上诉人办案人员游说，从平时上诉人提供的发票中挑选出来进行推定确定，被上诉人并未通过其他证据予以核实，反而要求上诉人自行举证证明不应按发票计算的证据。实际上上诉人提供的发票内包含上诉人自主生产的并未印有任何“西门子”字样的产品发票，生产的标有“西门子”字样的线缆产品绝大部分也由被上诉人没收处置，通过生产标有“西门子”字样的线缆产品所能获取的利润极低。3.因受新冠疫情影响，上诉人本就艰难的经营更加雪上加霜。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撤销《处罚决定书》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南海市监局辩称：一审法院对本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二、上诉人益友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1.2017年3月24日的《告知回避权利笔录》已经清楚反映了已向上诉人告知回避、如实提供证据的权利，召开的听证会中，根据法律规定，办案人员属于必需参会人员，不存在需要回避的说法。2.2017年3月24日进行的调查工作，调查记录时间是从早上9点一直到下午4点左右，有充足的时间进行调查询问、制作笔录、提取相关照片等工作，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预先制作好的说法。3.被上诉人在向刘志文、科鲁仕公司进行询问时，在笔录中显示，被上诉人的询问人员已向被询问人出示执法证件，并告知了要如实回答、协助调查及申请办案人员回避的权利。之后，刘志文亦向被上诉人提供了相关的证据材料，该些材料已被被上诉人作为行政处罚所获得材料作为本案证据提交给法院，4.关于上诉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被上诉人已在一审答辩中详细陈述，一审法院在认定该行为时认定正确。5.对于违法行为是在2017年3月24日进行立案调查，发生在2019年4月1日前，相关程序应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被上诉人依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并没有错误，于2019年4月1日开始执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后，并不影响之前已完成的文件材料，没有法律规定需要重新制作。6.上诉人的法人主体是2014年12月22日由益友厂升级设立，法定代表人是邝丽贞，股东为邝丽贞及其丈夫辛健文，前后两个经营主体的住所一致。该益友厂曾因实施同类违法行为依法作出过行政处罚，邝丽贞及其丈夫辛健文应知晓实施同类行为的违法性和危害性，却仍然再次实施同类违法行为，足见上诉人违法主观故意性，加上本次违法经营数额较大，根据《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暂行规定》第八条第一款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应当从重处罚。故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行政处罚裁量适当，并不存在处罚过重的情形。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因上诉人益友公司的案涉行为发生在2016年至2017年3月，因此本案适用1993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根据该法第三条第二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其他部门监督检查的，依照其规定。”的规定,被上诉人作为佛山市南海区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西门子股份公司的投诉，有对本辖区内涉及不正当竞争进行调查并处理的法定职权。被上诉人作出的案涉《处罚决定书》涉及两项行政处罚，即对上诉人益友公司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的行为进行处罚以及对上诉人虚假宣传行为进行的处罚。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明确表示对第二项处罚无异议，故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上诉人作出的《处罚决定书》中涉及对上诉人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的行为的处罚是否合法。关于上诉人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问题。《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三）项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不正当手段从事市场交易，损害竞争对手：……（三）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者姓名，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关于该条规定的“企业名称”的理解问题，法释〔2007〕2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规定：“企业登记主管机关依法登记注册的企业名称，以及在中国境内进行商业使用的外国（地区）企业名称，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三）项规定的“企业名称”。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的企业名称中的字号，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三）项规定的‘企业名称’。”根据本案的证据材料显示，上诉人经与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指定的科鲁仕公司接洽，受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的委托，自2016年10月开始加工生产线缆产品并销售给科鲁仕公司。根据被上诉人于2017年3月24日去上诉人处进行现场拍照调查的证据及相关的调查材料看，上诉人生产的线缆产品的产品标签、合格证、外包装箱上均标注了“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字样。而西门子股份公司作为世界知名企业，注册了G683480号“西门子”注册商标，“西门子”品牌已经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并为广大公众所熟悉。上诉人受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委托加工该司取得了注册商标的“PUROSIΛN”品牌弱电线缆，但是根据调查的情况可知，上诉人加工生产的电缆产品名称及包装上均显著注明了“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字样，该名称虽然不是直接使用“西门子股份公司”或其他关联企业的名称，但该包装产品上的字样包含了“西门子”字号，而该字号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根据生效的判决还确定为驰名商标，根据上述解释第六条第一款，上诉人在其加工生产的产品中使用了该知名字号作为标识，明显能对公众造成误导，引人误认为是西门子股份公司生产的经过注册的“西门子”产品。但实际上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是刘志文在塞舌尔共和国注册的公司，其与西门子股份公司并无任何关联，其授权上诉人加工生产的上述产品与西门子股份公司及其注册的“西门子”品牌商品也无关联。上诉人根据该司的委托，加工的线缆销售给科鲁仕公司，通过该司在中国境内销售。因此，上诉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三）项的规定。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的上述加工生产线缆产品并销售的行为属于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者姓名，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主张其没有标注“西门子”名称的主观故意，且案涉产品的标签、合格证、外包装均是由委托方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提供，上诉人并没有实施反不正当竞争的目的，因此上诉人的行为不构成企业名称侵权的不正当竞争。对此，本院认为，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南工商处字〔2015〕15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被上诉人于2017年3月24日对邝丽贞作的询问笔录显示，上诉人是由邝丽贞和其丈夫辛健文作为股东出资成立，上诉人是承接了辛健文作为经营者的益友厂而设立，在2015年，益友厂因案涉上诉人的同类违法行为被原佛山市南海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过相应的行政处罚，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亦表示对该处罚是知情的。该处罚认定了益友厂接受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的委托加工生产产品并在产品包装上标示“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字样属于擅自使用他人企业名称的违法行为，对其产销的产品包装上印有的产品特点（与本案产品特点的标示基本相同）属于虚假宣传违法行为，并对此进行了处罚。上诉人在明知上述行为被确认为违法行为的情况下，在注销益友厂，重新注册成立上诉人后，依然重复进行上述违法行为，因此，上诉人对其从事案涉行为是违法的事实必然是知情的，该行为直接违反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导致了不正当竞争的法律后果。因此，对上诉人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同时，上诉人还称其已对境外企业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是否有注册商标权及其提供的产品标签、合格证、外包装箱标注等内容进行了充分的审查，且不清楚该司与西门子股份公司或其关联企业是否存在关系，因此不应承担被处罚的后果。如前所述，原佛山市南海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在2015年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中已经认定了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与西门子股份公司、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没有任何关联。上诉人称其对此不知情，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接受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的委托，为其加工生产电缆产品，其就应该对此加工生产行为负责，其将加工生产的产品标上“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字样，并销售给科鲁仕公司在国内销售，整个生产、经营的过程必须要遵守法律规定，上诉人必然要对其接受委托的产品的各种工序、包装、产品标签、合格证的合法性予以确认或者说承担风险。因此，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上诉人还主张其在接受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委托生产前已经得到科鲁仕公司的《销售说明》，承诺加工的该批产品不会在国内销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回复海关总署《关于对〈“贴牌加工”出口产品是否构成侵权问题〉的复函》的精神，由于涉外定牌产品不在国内市场发挥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不会造成国内相关公众的混淆，不应认定为侵犯相关知识产权的行为。即使科鲁仕公司自行将产品在中国销售，上诉人已尽谨慎审查之义务。经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供的关于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出具给科鲁仕公司的《授权书》明确载明，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授权科鲁仕公司为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品牌PUROSIΛN在中国大区弱电家居线缆、强电线、强弱电箱产品生产及销售；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询问笔录记载：据我（邝丽贞）所知，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授权科鲁仕公司为其在中国区域的运营商，全权负责中国区域的一切生产及市场运作职责；涉案产品的产品标签、合格证、外包装箱均主要是以中文标示。上述情况足以证明科鲁仕公司将涉案产品在中国销售的意图，上诉人理应预见到科鲁仕公司将涉案产品在中国销售，且实际上科鲁仕公司亦承认已将涉案产品在国内销售。上诉人仅凭科鲁仕公司出具《销售说明》来免除自己的侵权责任，理据不足。关于被上诉人作出处罚幅度的适当性问题。《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假冒他人的注册商标，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者姓名，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伪造产地，对商品质量作引人误解的虚假表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产品质量法》的规定处罚。”根据《产品质量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伪造产品产地的，伪造或者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的，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被上诉人在调查过程中，根据上诉人的陈述，认定上诉人在被上诉人调查前已经销售出去的案涉线缆产品的金额为339261.2元，被上诉人查处上诉人时，上诉人库存的案涉线缆的金额为134658.2元，以上述已经销售的及未销售的产品的金额合计473919.4元作为本案上诉人的货值金额，认定符合《产品质量法》第七十二条关于货值金额的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违法所得，根据被上诉人于2017年3月24日对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邝丽贞所作的调查，邝丽贞自述上诉人在2016年10月2日至2017年3月34日的总利润额为20355.67元，被上诉人据此认定上诉人在本案中的违法所得为20355.67元的认定，亦不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认定办法》关于违法所得认定的相关规定。因原工商管理局对原益友厂同类违法行为在2015年作出类似的行政处罚，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在被上诉人对其调查时亦明确表示其对该处罚事项知情。被上诉人根据以上调查的事实，结合《反不正当竞争法》及《产品质量法》的上述规定，认为上诉人的违法行为货值金额较大，且上诉人在明知该行为违法的前提下仍然继续从事该违法行为，综合考量了案涉货值金额、上诉人的主观恶性等情节后在其自由裁量权范围内，决定责令上诉人改正该项违法行为，对上诉人作出从重的行政处罚，罚款350000元，没收违法所得20355.67元及案涉1042箱线缆产品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认定的货值金额有误，其中包含了部分上诉人自主生产的并未印有任何“西门子”字样的产品货值。经查，对于上诉人违法生产产品货值，被上诉人已多次向上诉人确认，在《询问笔录》中亦详细记载了销售日期、规格、型号、数量、金额，并附有《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现上诉人否认该数额，却未提供任何相反证据，故对于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还主张其与益友厂属于不同的生产主体，不能因益友厂曾经实施同类违法行为而加重对上诉人的处罚。对此，本院认为，被诉之处罚决定处罚的对象是上诉人，以有限公司形式存在。公司违法行为的主观恶性只能从其实际负责生产、经营的自然人进行考量。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邝丽贞在调查询问时承认，其与丈夫共同经营益友厂和益友公司。在益友厂2015年接受行政处罚时，作为经营者的邝丽贞和辛建文已经知晓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与西门子股份公司、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但其二人在注销益友厂成立益友公司后，仍接受西门子（中国）线缆有限公司的委托，为其加工生产使用“西门子”字样的线缆，明显存在主观故意，可以认定为上诉人实施违法行为主观恶性大。再结合该案货值金额较大情形，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从重进行处罚，并无不当。关于被上诉人作出处罚的程序合法性问题。《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自收到投诉、申诉、举报、其他机关移送、上级机关交办的材料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并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至十五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立案。”第五十七条规定：“适用一般程序处理的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处理决定；案情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的，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案情特别复杂，经延期仍不能作出处理决定的，应当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关会议集体讨论决定是否继续延期。”本案中，被上诉人于2017年3月22日收到案涉投诉后，经核实于同年3月24日立案，立案程序符合上述规定。后因案情复杂，需进一步调查，经审批，被上诉人先后两次办理了延长案件处理的审批手续，将本案办案期限延期至2019年5月31日，符合上述处理程序性的法律规定。被上诉人经调查核实，并经集体讨论后于2019年3月12日作出《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上诉人被上诉人拟对其进行处罚的事实，并告知其享有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的权利，并依法举行了公开听证，听取了上诉人的申辩意见，经集体讨论后于同年5月13日作出《处罚决定书》并送达上诉人，处理期限在上述延长案件审批处理的期限内，程序符合规定。关于程序问题，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在2017年3月24日对其进行调查时程序违法，主要表现在当时的调查笔录均是事先打印好的，再要求上诉人盖章确认的。且在同一时间段既有询问笔录又有照片提取单，因此有矛盾。对此，本院认为，根据证据材料可知，被上诉人在2017年3月24日9时5分至16时30分在上诉人处进行调查，确实存在部分笔录的时间与拍摄照片的时间重合的情况，根据被上诉人一审庭后提交的代理词来看，被上诉人执法人员在当日对上诉人进行现场检查时，自带了打印复印一体机、相机等设备，询问笔录因有提前准备，因此效率较高。在询问的过程中，因需要对部分产品的情况进一步核实，因而询问时对相关产品进行拍照，因此部分照片拍摄时间与询问笔录的时间重合，该解释亦符合常理。被上诉人对该调查程序的问题提出了相对合理的解释，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将提前打印好的笔录给上诉人直接盖章，未告知上诉人有权对笔录内容进行修改，并且事实上不能改动，剥夺了其客观陈述的权利。但根据当日的现场笔录及询问笔录、照片提取单来看，每份材料上均有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邝丽贞的签名并加盖了上诉人的公章，部分内容有手动改动时也加盖了上诉人公章。邝丽贞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签署任何书面文件时必然对该内容进行了充分的了解确认，必然需要对自己所签署的任何文件承担责任。其虽表示对笔录等内容没仔细看的说法，但每份笔录上均有其本人签名及上诉人盖章，且上诉人又没有提出其他相反证据佐证其主张，因此，本院确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进行调查程序的合法性。上诉人还主张办案人员参与了之后的听证、集体讨论和审核等多个环节，违反了回避的程序要求。经查，被上诉人在2017年3月24日首次对上诉人进行调查时已向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制作《告知回避权利笔录》，笔录中明确记载上诉人工作人员已向邝丽贞出示执法证，告知其有申请办案人员回避的权利，邝丽贞回答不申请办案人员回避，即被上诉人已经保障了上诉人申请回避的权利。同时，回避是指如办案人员与案件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办案人员应退出对案件的处理程序。但办案人员在对案件进行调查后，在听证、集体讨论和审核等环节，对案件进行汇报并提出初步处理意见，不属于需要回避的情形。上诉人的上述主张属于对回避制度的错误理解，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益友公司的诉讼请求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主张均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佛山市南海益友线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郭 赟审 判 员  潘华容审 判 员  王 慧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张 靖书 记 员  王俏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