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6民终34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某甲，男，1954年3月6日生，××族，住江苏省如皋市。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某乙，男，1987年12月18日生，××族，住江苏省如皋市。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某丙，女，1977年11月27日生××族，住江苏省如皋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某，女，1931年2月4日生，××族，住江苏省如皋市。四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冷亚娜，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四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路敬宇，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如皋市余阳展柜经营部，住所地江苏省如皋市磨头镇高庄村**。经营者：余沈阳。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基晨,上海小城（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泽柏,上海小城（苏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邓某甲、邓某乙、邓某丙、徐某（以下简称邓某甲等四人）因与被上诉人如皋市余阳展柜经营部（以下简称余阳经营部）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2020)苏0682民初15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某甲等四人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余阳经营部赔偿邓某甲等四人损失547115元；二、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余阳经营部承担。事实与理由：陈某为余阳经营部的员工，用电动车清运垃圾是余阳经营部给陈某布置的任务，陈某修车并学习驾驶三轮车也因接受余阳经营部的指令。陈某是在正常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一审法院认定陈某并非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伤致死系事实认定错误。余阳经营部作为其雇主，未尽安全保障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余阳经营部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二审中补充：1.陈某学习骑电动三轮车是为了垃圾清运。根据余阳经营部一审中提供的磨头中心派出所笔录，陈某的老公邓某甲陈述，陈某学习三轮车是为余阳经营部清运垃圾。该笔录是事发后的第一手资料，双方尚未进入诉讼，且这是余阳经营部提供的证据，其真实性应被采纳。也即陈某学习三轮车是为余阳经营部清运垃圾，与工作有关，且是为了余阳经营部的利益。根据邓某甲等四人一审提供的证人张来健的证言，余阳经营部的老板让修理的电瓶车。修车是为了清运垃圾，修车时老板也在场，说明余阳经营部指示修车，支付修车费及指示清运垃圾，且是老板要求修车并支付了修车费。老板让修车的目的就是为了清运垃圾。2.排除私用可能性。陈某的老公邓某甲会骑三轮车，如果是私用，没有必要让陈某来学习，其自己学习就是为了余阳经营部清运垃圾，因为垃圾太多，两轮车已经运不过来。电动三轮车私用与修理，运送垃圾不是一个概念，私用的是邓某甲并非陈某。且即使是私使，不能排除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工作，即陈某学习骑车的目的就是为了清运垃圾。2.陈某的本职工作包含了垃圾清运。余阳经营部一审陈述负责清运垃圾的人是徐秀芳，但根据徐的陈述，其只是十来天才来一次，也只是来收可以卖钱的木材，支付几十元的款项，也就是可以卖钱的她来收走，不能卖钱的边角料由陈某来清运。本次庭审，我们提交了厂区的视频以及视频光盘。根据视频内容，后续余阳经营部又找了其他人来继续做陈某的工作。视频中的老人在打扫，地上有很多的边角废料，厂区内的垃圾量很大，尤其是视频中的三轮车上也是装满了边角废料垃圾，说明陈某的工作内容就包含垃圾清运。视频中的三轮车，也说明陈某学习三轮车的目的就是为了清运垃圾。3.根据邓某甲等四人一审提供的证人高某的证言，高经常看到陈某清运垃圾，陈没有其他工作，因此排除清运其他垃圾的可能。综上，陈某的工作内容包含了垃圾清运。3.关于陈某的工作时间。陈某的工作时间与余阳经营部厂区内其他人的时间是不同的，其他人上班是做展柜，而陈某不能够进入展柜区域打扫和清运，只有待生产完毕展柜拉走，员工去安装展柜，才可以进入打扫清理。也就是说，其他人上班时，陈只能烧饭打扫卫生，其他人出去做展示，才是其清运垃圾的时间，也就是工作时间不存在工厂不生产就不是工作时间这种说法。因此，余阳经营部不生产时正是陈某的工作时间。事发时她也是去工厂上班打扫清运。4.关于工作场地。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陈某出事是在余阳经营部厂区内，如陈某学车是为私用，她完全可以在自己家学，没有必要专门在余阳经营部的场地学。综上，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也即余阳经营部的老板提供车子，由老板出钱来修理，是老板指示的学习三轮车，目的是为了清运垃圾。5.关于余阳经营部否认其只是学车，学车是为了工作问题。退一步讲，即使余阳经营部否认是其只是学车，学车是为工作，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规定，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也就是说，第一，陈某学车的外在表现与工作相关联，学车是为了清运公司垃圾，也即与工作相关，应被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第二，陈某学车是为了雇主利益，不妨换一个思路，用其他法律关系来处理。如帮工，见义勇为等，那么余阳经营部也不可能不承担任何责任。6.陈某的老公邓某甲是帮助陈某学习，属于义务帮忙的性质，不能够因其义务帮忙就承担这么大的责任，此与权责不符。如果是余阳经营部的其他员工帮忙指示，或者是老板指示，是不是要承担责任？因此，邓帮助学车应突破夫妻关系来看问题的实质。即陈某学习的实质目的还是为了余阳经营部的利益。7.关于余阳经营部主动赔偿的6万元。这恰恰说明了余阳经营部心存不安。另外，根据一审笔录第八页，余阳经营部的老板连一个电瓶都要计较，怎么会轻易给安抚费6万元。因此，这6万元是赔偿并不是安抚费。8.关于本案的责任承担。余阳经营部让陈某学习驾驶电动三轮车并清运，明知陈某不会骑且年纪较大，还把车交给她并让其学习，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事发前，案涉三轮车随意停放于厂区内，且车辆已经损坏，存在刹车不灵等安全隐患，说明车辆本身不符合使用条件。余阳经营部将不符合使用条件的车辆交给陈某使用，且明知陈某不会骑三轮车，存在主观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死者没有重大过错和过失，学习驾驶时没有戴头盔，仅存在较小过错，但不可能是全部责任。余阳经营部作为雇主应承担主要责任。陈某的老公在现场指挥，应被视为是余阳经营部的义务帮工，责任也应该由余阳经营部承担。侵权责任适用的是过错责任，与是否存在亲属关系或者是朋友关系没有任何关联。余阳经营部作为接受劳务者，在劳务关系中，其是劳务活动的组织者、指挥者、监督者和风险的防控者，对提供劳务者的活动应负有安全注意和劳动保护义务；对提供劳务者的职业活动提供必需保障，是接受劳务者的责任。因为只有接受劳务者才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和防范这种风险。判定提供劳务者的注意义务时，必须考虑到他们处于社会底层，来自农村，注意义务能力较弱等诸多因素，不能够让其承担较重的注意义务。只要他们尽了一定的注意义务即可认定提供劳务者没有过错。即使提供劳务者有轻微过失的，一般也不作为减轻接受劳务者责任的依据。在有些案件中其本人的过错较明显，甚至是造成伤亡的主要因素，这时其本人应承担较多的责任，但也不宜承担主要责任。划分责任的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加公平原则，提供劳务者本人受了伤，如果再让其承担主要责任，就过分强调了过错责任原则而忽视了公平原则，容易激化社会矛盾。9.生命平等，即便是农村老人也不该因别人的过错如此无辜地失去生命。如果得不到公正的判决，老人的子女会采取一些途径，包括举报、微博等、媒体曝光上访等一切手段，让老人安息，让该承担责任的人承担应有的责任。余阳经营部辩称，本案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邓某甲等四人的全部诉讼请求。邓某甲等四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余阳经营部赔偿邓某甲等四人损失373963元（审理中变更为547115元）；2.余阳经营部承担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下半年起，邓某甲等四人亲属陈某受雇于余阳经营部从事烧饭和打扫工作。2019年3月30日6时许，邓某甲将余阳经营部的一辆电动三轮车开回家拉树栽到自己田里，12时40分左右，邓某甲驾驶该电动三轮车，陈某驾驶电动自行车一起到余阳经营部处，邓某甲提出教陈某学开电动三轮车，陈某即一人驾驶电动三轮车，后因车速太快，陈某撞到厂房卷帘门墙框，跌倒地面后当即死亡。另查明：1.发生事故当天，余阳经营部其他人员均在上海参加展销会；2.事故发生后，余阳经营部给付邓某甲等四人6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余阳经营部与邓某甲等四人亲属陈某存在雇佣关系双方均无争议，争议焦点为陈某是否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伤致死。邓某甲等四人主张陈某学开电动三轮车是为了运送垃圾以更好地为余阳经营部提供服务，其系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伤致死，故余阳经营部应承担雇主责任；余阳经营部则主张陈某的工作仅是烧饭和打扫卫生，运送垃圾另有其人，其并非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伤致死，故不同意邓某甲等四人的主张。根据法律规定，“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本案中，邓某甲等四人亲属陈某系在邓某甲的指示下学开电动三轮车过程中受伤致死，其学开电动三轮车并非从事余阳经营部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故邓某甲等四人主张陈某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伤致死要求余阳经营部承担雇主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事发后，余阳经营部自愿给付邓某甲等四人60000元，法院不持异议。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第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邓某甲等四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35元，由邓某甲等四人负担。二审中，邓某甲等四人提供光盘一份，由邓某乙于2020年9月拍摄，拍摄地点是余阳经营部厂区，用于证明余阳经营部又找了其他人做陈某的工作，然后能够看到视频中有个老人在打扫，地上有很多的边角废料，垃圾量很大，尤其是视频中有一辆三轮车，上面也是装满了垃圾，就此说明陈某的工作包含了垃圾清运。同时也说明陈某学习骑三轮车的目的也是为了清运垃圾。余阳经营部经质证后认为，对邓某甲等四人提供的视频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因为其拍摄视频的时间是2020年9月，也就是说一审已经结束，此和陈某去世之前的情况，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本院经审核认为，邓某甲等四人提供的视频虽然形成于一审庭审结束以后，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但并不能证明其关于陈某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学骑电瓶三轮车，且系为了余阳经营部利益，并因余阳经营部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导致陈某死亡，余阳经营部存在主要过错等上诉主张，即与本案待证事实之间缺少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信。余阳经营部未提供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基本事实正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另查明，邓某甲在2019年3月30日由如皋市公安局磨头中心派出所制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在今天早上六点多，我到余老板的展柜加工厂里去的，我骑的加工厂的一辆三轮电动车回家，我用三轮电动车从家里拉树苗到自己家里田里去栽的，到了中午大约12点10分左右，我先回家下水饺的，我老婆陈某也从田里回来，然后我们两个人在家里吃完中饭，大约是中午12点半或12点40分左右的样子，我开的加工厂的电动三轮车，陈某开的家里的电动自行车，我们两个人一起到加工厂去的，陈某是去加工厂打扫的，我是将电动三轮车还到厂里的，我们夫妻两个人到了厂里后，我就和陈某讲，加工厂里的场地大，我让她学开电动三轮车，因为陈某平时要将加工厂里的垃圾送到外面的垃圾堆上，每次她送垃圾用二轮电动自行车送垃圾来回都要十来趟……”。还查明，一审法院第一次庭审中，邓某甲在回答法庭“陈某学这个车是谁教的”这一提问时陈述：“我在旁边，我教她的，陈某以前没有开过电动三轮车。”“我告诉她有油门、有刹车，跟二轮电瓶车一样的。”对于事故发生经过，邓某甲陈述：“陈某上去以后拉油门，她不知道松开，车速很快，一下子就撞上云大门的门框墙角。”对于现场状况，其陈述：“当天厂里经营部的人都去上海开展销会去了，就我和陈某两人一起，她让我带她去做卫生。当时事故发生后我喊救命，是隔壁老板来帮我的。”再查明，死者陈某《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I（a）直接死亡原因：猝死。(b)引起(a)的疾病或情况：跌倒在地。(c)引起(b)的疾病或情况：电动三轮车撞墙。还载明，（死者）“生前”主要疾病最高诊断单位：1三级医院，2二级医院，3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4村卫生室，9其他医疗卫生机构，0未就诊该证明（推断）书由医师钱亚飞签字，并加盖如皋市磨头镇高庄居卫生室公章。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陈某生前与余阳经营部存在雇佣关系的事实均无异议，故应予确认。本案争议焦点是陈某死亡前学骑电动三轮车的行为是否属于从事雇佣活动。所谓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考察陈某的上述行为是否系从事雇佣活动范围，应当基于以下待证事实成立：第一，陈某学骑电动三轮车已明确获得余阳经营部的授权或者指示。第二，陈某学骑电动三轮车已明确获得余阳经营部委托授权人的授权或者指示。第三，陈某学骑电动三轮车系在余阳经营部相关工作人员指导、辅导或者培训之下进行。遗憾的是，邓某甲等四人并未根据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规定，提供证据证明以上待证事实成立且具有高度可能性。与此相反，从邓某甲在公安机关所作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可以看出，在其与陈某进入余阳经营部的场地后，陈某并未从事邓某甲所说的“去加工厂打扫”卫生的活动,邓某甲亦未从事其自己所说的“她让我带她去做卫生”，而是直接由邓某甲教陈某学骑电动三轮车。此其一。其二，邓某甲不属于余阳经营部工作人员系客观事实。其即使帮助陈某打扫加工厂卫生，亦是基于夫妻情份，体现了其照顾、关爱陈某的美德，但显然不是为了余阳经营部的利益，而是为了陈某的利益或其夫妻利益。其三，邓某甲教陈某学骑电动三轮车并未得到余阳经营部的任何授权或者指示，其教陈某学骑电动三轮车有可能是其当时“心血来潮”，自作主张。当然，也有可能如邓某甲所言，其是为了减少陈某用二轮电动车运送垃圾的困难。其四，邓某甲自己陈述，其是在将电动三轮车还到（至于邓某甲包括陈某在事发前有无征得余阳经营部同意，借用该车为其家里运送树苗已无讨论必要）余阳经营部后，开始教陈某学开电动三轮车的。由此可以证明，要求、指示、辅导或者培训陈某学开电动三轮车的是邓某甲而非余阳经营部相关工作人员，邓某甲并未得到余阳经营部授权或者指示。其五，邓某甲（与陈某）既然已完成还车任务，表明在此时间节点以后如果再行借车、用车，需要征得余阳经营部同意。但本案中在邓某甲（与陈某）完成还车任务后，陈某（或邓某甲）借用该车，后在邓某甲教授下学骑该电动三轮车的行为，显然未得到余阳经营部的授权、指示或者许可。本院注意到，有人也许会认为，余阳经营部对邓某甲、陈某的行为应该是默认的。本院认为，默示的同意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或者当事人有明确约定，或者符合交易习惯，本案情形并不符合上述规定。因此，邓某甲等四人主张陈某学骑电动三轮车系从事雇佣活动的理由，没有相应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另外需要说明，本案中，既已认定陈某并非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导致自身死亡，故探讨哪方当事人或者死者为大的陈某是否存在过错已无必要。综上所述，邓某甲等四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35元，由上诉人邓某甲、邓某乙、邓某丙、徐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谭松平审判员  吴 风审判员  王建勋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周玮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