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88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姜艳兵，男，1990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涡阳县，现住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炫，北京德恒（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富帅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八卦洲街道大同生态产业园中企信星双创楼A-12。法定代表人：张明锦，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小伟，江苏华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起，男，1972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海阳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玉荣，女，1971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海阳市。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羽，江苏金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野，男，1995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现住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市玄武区星睿舞台设备租赁中心，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龙蟠路******。经营者：李兵兵，男，1987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军，江苏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万贵，男，1987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射洪县，现住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思睿，男，1991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莉，江苏海越（高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姜艳兵、南京富帅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帅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起、孙玉荣、袁野、韩万贵、南京市玄武区星睿舞台设备租赁中心（以下简称星睿舞台中心）、李思睿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6民初102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姜艳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炫，上诉人富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小伟，被上诉人张起、孙玉荣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羽，被上诉人袁野、星睿舞台中心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军，被上诉人李思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莉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韩万贵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姜艳兵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张起、孙玉荣对姜艳兵的一审诉讼请求或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由张起、孙玉荣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姜艳兵构成侵权并对受害人张杰琳死亡承担40%赔偿责任属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姜艳兵在货物装载和运输过程中已尽到注意义务。货物的装卸组织工作由袁野负责，姜艳兵仅负责运输。袁野在组织装货时，由于车厢空间限制，其安排人员将铁板竖立放置，故铁板翻落的风险发端于袁野。姜艳兵当场予以劝阻，并告知存在倒塌风险，劝阻无果后，考虑到这种风险，姜艳兵用绳索对铁板进行了捆扎加固，保障货物运输的安全，姜艳兵已尽到货物运输安全注意义务。二、姜艳兵解开绳索行为与张杰琳死亡之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铁板翻落并非发生于姜艳兵打开车厢门并解开绳索时，而是发生于韩万贵组织张杰琳卸铁板时，韩万贵及张杰琳应对自身卸货行为产生的后果承担相应责任。韩万贵等人在卸完顶棚后，要卸载铁板，将车子往前开了一段后，韩万贵要求姜艳兵打开车子后门，将绳索解开，方便卸载铁板。姜艳兵打开车子后门，解开绳索时，铁板并未第一时间倒塌（如果绳索解开后铁板第一时间倒塌，被铁板压倒人员应是姜艳兵）。姜艳兵走到一旁收拾绳索，之后韩万贵组织张杰琳及其他两名卸货工人开始卸货，韩万贵和张杰琳去扶着铁板，另外两名工作入员准备上车卸货，此时铁板才发生倒塌。绳索解开后，如果韩万贵及张杰琳在做好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后再去卸货，本起事故将不会发生。三、按照袁野安排，姜艳兵从事货物运输，卸货负责人韩万贵要求姜艳兵解开绳索，姜艳兵在韩万贵指示范围内进行作业，对于本起事故发生并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情形。姜艳兵并不负责装货及后续的卸货工作，卸货系由韩万贵负责，在卸货时采取安全保护措施是韩万贵及张杰琳的自身义务，与姜艳兵并无关联，姜艳兵没有能力及义务对后续卸货采取安全保障措施。一审法院以姜艳兵对卸货未采取安全保障措施为由，认定姜艳兵承担40%赔偿责任明显过重。四、张杰琳作为成年人，在提供劳务施工作业中未佩戴安全帽，忽略恶劣施工环境，对危险因素估计不足，冒险作业，张杰琳自身亦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二审庭审中，姜艳兵补充上诉意见如下：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只有二人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才承担相应连带责任，如果没有共同故意或共同过失，其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导致同一后果的，应根据过错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了姜艳兵与韩万贵各自应承担的责任比例，同时认定二人承担连带责任，该认定与前述法律规定相冲突。即使姜艳兵承担一定赔偿责任，因姜艳兵与韩万贵之间并没有共同故意或者过失行为，姜艳兵与韩万贵无需承担连带责任。二、本案中，姜艳兵系受袁野雇佣从事货物运输的提供劳务一方，姜艳兵按照卸货负责人韩万贵的要求解开绳索，该行为是在雇主授权指示范围内完成的作业，姜艳兵没有重大故意或过失的情形。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故即使姜艳兵解开绳索的行为与张杰琳死亡结果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姜艳兵的相应赔偿责任亦应由袁野承担。富帅公司辩称，认可姜艳兵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张起、孙玉荣辩称，一、其不认可姜艳兵的上诉理由，一审判决符合客观事实，应当维持，请求驳回姜艳兵的上诉请求。二、姜艳兵存在重大过错。姜艳兵作为从事货运工作的货车司机，货物的捆扎及固定均是其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内容。姜艳兵应保障货物安全和相关人员安全，其中也包含卸货过程中有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本案中，绳索由姜艳兵固定并由其解开，无论其是否受到他人错误的指示，作为专业的货运司机其应当预见到可能发生的危险，其应当履行自己的安全保障义务，但姜艳兵没有尽到相应的义务，其和他人的共同行为造成本案损害结果的发生，姜艳兵具有共同的重大过失。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的姜艳兵责任承担份额以及责任承担形式均符合法律规定。三、张杰琳第一次从事相关作业，并且是在他人的安排下卸货，张杰琳本身并无过错。袁野、星睿舞台中心辩称，一、姜艳兵及韩万贵在案发现场进行卸货时，袁野及其相关工作人员均未在现场，姜艳兵及韩万贵属于自行卸货。姜艳兵作为一个专业从事货物运输的从业人员，理应意识到卸货本身存在的相关风险，卸货过程中其处置不当，导致本起事故发生。关于一审法院认定的姜艳兵在本案中所承担的赔偿责任，袁野表示认可。二、关于本案相关赔偿比例，由二审法院依法认定。韩万贵在庭前组织的庭询谈话中辩称，其不清楚姜艳兵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对一审判决第二项有异议，其和袁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亦没有证据证明韩万贵在现场负责卸货，韩万贵是雇员，在现场和他人一起干活，袁野主张韩万贵为卸货现场负责人不正确。李思睿辩称，关于姜艳兵提出的其在货物装载运输过程当中已尽到相关注意义务的问题，一审中姜艳兵并未提交任何实质性证据材料。且根据姜艳兵的陈述，其认为铁板存在翻落风险时，现场有过劝阻，在劝阻无效后对铁板进行了捆扎加固，说明姜艳兵已经预见到该批运输的货物存在风险，但姜艳兵在卸货过程中仍放任该风险的发生，导致本起事故的发生。一审法院认定的各方当事人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符合法律规定。富帅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一审法院认定姜艳兵构成侵权行为错误。本起事故是由于卸货人员在卸货途中对风险预估不足、操作不当导致的，姜艳兵在本起事故中行为仅限于驾驶车辆，并未参与到装货及卸货过程中，且货物掉落的后果并非车辆行驶、颠簸、倾斜等原因造成，姜艳兵驾驶车辆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并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二、一审法院认定姜艳兵有侵权过错错误。根据《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普通侵权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侵权人根据各自过错程度承担赔偿责任。首先，姜艳兵驾驶行为符合驾驶规范。其次，货物摆放顺序和相应风险控制并非姜艳兵专业范围，亦非法律赋予驾驶员的义务或者责任范围，姜艳兵对本起事故发生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过错。最后，作为卸货人的张杰琳及其他人员，对所卸货物重量、次生风险等理应负有其专业领域应知的注意义务，但张杰琳等人员对风险严重预估不足，最终导致事故发生，应由卸货人承担全部责任。三、一审法院认定富帅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侵权责任法》对各类侵权行为中连带责任情形作出了明确且具体的规定，其中没有挂靠关系承担连带责任的相关规定。富帅公司与姜艳兵之间并不存在雇佣关系，亦不存在劳动关系，双方仅就车辆运营形成挂靠关系，且挂靠协议中已约定姜艳兵每年向富帅公司缴纳1000元的挂靠费，该费用对应的服务内容已在协议中进行明确，即富帅公司仅为姜艳兵办理车辆保险以及年检手续，姜艳兵自负盈亏，富帅公司对该车辆盈利部分并不收取任何费用，亦对该车辆不负任何其他责任。因此，富帅公司与姜艳兵之间为相互独立的个体，各自对其侵权行为独立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违反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原则，认定富帅公司对姜艳兵不存在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二审庭审中，富帅公司补充上诉意见如下：一、在本起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中，姜艳兵仅限于解开绳索的行为，客观来讲该行为不具备任何危害性，最终导致货物倒塌原因为装货人的过失或过错，与姜艳兵无关。二、姜艳兵受雇于袁野从事运输行为，即使姜艳兵在运输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过错，该过错所致赔偿责任亦应由袁野承担。三、一审判决中提及了（2018）苏0106刑初423号、1040号刑事判决，其中判决袁野和韩万贵承担相应刑事责任，而姜艳兵并未被列为犯罪嫌疑人，姜艳兵最终没有被定罪量刑。刑法是保护社会公共秩序的最后一道程序，与民法维护社会利益和体现的社会价值应当是统一的。既然刑事部分没有认定姜艳兵行为构成违法犯罪行为，民事部分就不应当对姜艳兵侵权行为赋予过重的赔偿责任。一审判决体现的社会法益与刑事判决不相匹配。四、即使法院认定富帅公司承担一定赔偿责任，由于富帅公司已将该车辆在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一审法院对案涉车辆投保的事实未予审查，直接认定富帅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侵害其合法权益。姜艳兵辩称，其认可富帅公司提出的姜艳兵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关于富帅公司应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由法院依法裁判。张起、孙玉荣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其不同意富帅公司的上诉理由，请求驳回富帅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二、挂靠关系制约着富帅公司与姜艳兵之间应当按照连带责任对张杰琳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权利和义务对等，正是连带责任的体现。富帅公司作为被挂靠单位，从事营运车辆业务，应当对车辆和驾驶员进行必要的管理和安全教育，不能仅向挂靠车辆收取挂靠费用，而忽视自身应承担的责任。如果富帅公司履行了相应义务和责任，也许本起事故不会发生。对社会而言，被挂靠公司应当承担相应对外责任，对此亦有相关法律规定。袁野、星睿舞台中心辩称，关于富帅公司上诉理由中关于姜艳兵的责任问题，与袁野、星睿舞台中心对姜艳兵的答辩意见一致。关于富帅公司提出的其自身责任问题，同意张起、孙玉荣的前述答辩意见。韩万贵在庭前组织的庭询谈话中辩称，同意张起、孙玉荣、袁野、星睿舞台中心的答辩意见。李思睿辩称，对于富帅公司提出的姜艳兵责任问题，与李思睿对姜艳兵的答辩意见一致。对富帅公司提出的其余上诉理由，由法院依法认定。张起、孙玉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袁野、韩万贵、姜艳兵共同赔偿张起、孙玉荣交通费12881元、住宿费10000元、餐饮补助费6000元、遗体保管和特殊整容费20080元、逝者衣物费2018元、家属误工费30000元、丧葬费39870元、死亡赔偿金10492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0元,扣除已获赔的400000元，合计970049元；2.星睿舞台中心、李思睿、富帅公司对袁野、韩万贵、姜艳兵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起、孙玉荣系张杰琳的父母，张杰琳系张起、孙玉荣的独生子，张杰琳原在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就读。南京市秦淮区爱倾城婚礼企划中心（以下简称婚庆中心）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李思睿，注册日期为2014年5月7日，经营范围有婚礼策划及服务、会务会展服务，注销日期为2018年1月26日。星睿舞台中心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李兵兵，注册日期为2014年11月27日，经营范围有舞台设备的租赁、安装及销售。袁野从事舞台龙门架的出租安装业务，对外以619舞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名义承揽业务，但未进行工商注册登记，其仓库在南京市江宁区麒麟门附近。袁野的堂弟袁印和袁野一起从事该项业务。姜艳兵出资购买了一辆货车，车牌号为苏Ａ×××**号，登记在富帅公司名下，双方签订有《车辆挂靠经营合同》，约定挂靠经营期限自2016年10月31日至2020年10月31日止，姜艳兵在挂靠期间每年向富帅公司支付服务费1000元，作为富帅公司为姜艳兵代办各种事项及富帅公司各项管理活动的劳务费等。婚庆中心定于2017年10月5日在南京市鼓楼区世茂滨江希尔顿酒店承办一场婚庆业务，告知星睿舞台中心所需灯光及舞台搭设的相关设备。由于此前一场婚礼业务的联系需要，婚庆中心的负责人李思睿于2017年9月30日建立一个微信群，群主为李思睿，群成员有李思睿的员工陈菲及另一名员工和袁野的堂弟袁印。在微信群里李思睿、陈菲和袁印就10月5日希尔顿酒店婚礼舞台搭设（含龙门架）的相关要求直接进行沟通，陈菲将搭设舞台的方案通过微信群发给了袁印。10月3日，袁野通过案外人“老魏（陆）”联系了姜艳兵，让姜艳兵驾驶货车至南京市江宁区麒麟门附件的仓库将搭设舞台所需设施运至希尔顿酒店。同日，袁野还联系了韩万贵，按照220元／天／人的价格给韩万贵，让其联系几个兼职人员为本次希尔顿酒店的婚庆业务搭设舞台。韩万贵以200元／天／人的价格联系案外人施利强（音，身份不祥），让其寻找兼职人员，后找到张杰琳及其同学来兼职（和张杰琳一起兼职的两名同学称，一天工钱180元，另外管午饭和晚饭，晚上打车费用报销）。2017年10月5日6时许，姜艳兵驾驶苏Ａ×××**号货车至袁野在麒麟门附近的仓库，袁野以及韩万贵等人将婚礼舞台所需设备装车，龙门架放在货车的车厢前面位置，因为货车车厢容量有限，用于龙门架底座的十块铁板（100ｃｍ×100ｃｍ×1ｃｍ）靠着车厢后门竖着排放，装车完毕后，姜艳兵用绳索将车上的铁板绑缚加固。后韩万贵随姜艳兵一起跟车前往希尔顿酒店。10:30左右，姜艳兵按照韩万贵的指引到达希尔顿酒店，并按韩万贵的指示将货车停在卸货区。随后，韩万贵带着张杰琳等几名兼职人员进行卸货。11:15左右，当车厢前部的龙门架卸完后，准备卸位于车厢后部的铁板；韩万贵要求姜艳兵打开车后门并解开绳索，姜艳兵打开货车右后门，韩万贵、张杰琳站在车下手扶铁板，姜艳兵解开绑缚铁板的绳索并打开货车左后门，随后铁板从货车后门处翻落，砸中站在车下手扶铁板的张杰琳，韩万贵、姜艳兵等人将铁板从张杰琳身上搬离，并立即拨打110报警电话及120急救电话，张杰琳被送至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2017年11月16日，张起与袁野、李思睿签订一份《协议》，约定：1.袁野暂时对张起支付部分赔偿款壹拾万元；2.李思睿暂时对张起支付部分赔偿款壹拾万元；3.以上赔偿数额不作为各方责任大小及最终赔偿数额的依据等。后李思睿先行支付张起10万元，袁野先行支付张起4.2万元。上述事故发生后，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政府委托南京市鼓楼区安监局牵头成立事故调查组，事故调查组于2017年11月16日出具事故调查报告，认定事故发生原因如下：1.直接原因是姜艳兵在货物装载中及开门卸货时，对危险因素估计不足导致事故发生；2.间接原因包括：（1）袁野在组织装卸作业时，未向从业人员说明危险因素、作业安全要求和应急措施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2）婚庆中心将舞台搭设项目发包给不具备生产条件的个人袁野，且未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未明确双方的安全生产管理责任；（3）富帅公司对挂靠车辆及驾驶员未履行管理职责。2017年12月2日，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物证鉴定室出具法医学尸体检验报告，认定张杰琳符合颈髓损伤死亡。2017年12月4日，张杰琳的遗体火化。2018年5月24日，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向一审法院提起公诉，指控袁野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2018年7月27日，张起、孙玉荣（甲方）与袁野（乙方）签订《调解及谅解协议书》，约定乙方自愿在甲方通过民事途径主张赔偿之前先行赔偿甲方30万元，乙方于2017年11月16日已向甲方赔偿了人民币4.2万元整，本协议签字之日，乙方再向甲方一次性赔偿25.8万元整；甲、乙双方共同确认以上赔偿数额不作为乙方责任大小及最终赔偿数额的依据；甲方在乙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公诉案件中对乙方在本次事故中过错给予谅解，希望法院给予从轻处罚，适用缓刑等等。协议签订当日，袁野即支付张起、孙玉荣25.8万元。2018年7月3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苏0106刑初423号刑事判决，袁野已赔偿被害人亲属的经济损失并取得被害人亲属谅解，被认定为酌情从轻处罚情节，以袁野犯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袁野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2018年12月，一审法院作出（2018）苏0106刑初1040号刑事判决，以韩万贵犯重大事故责任罪，判处韩万贵有期徒刑十个月。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本案中，张杰琳在雇佣活动中被翻落的货物砸伤身亡，张起、孙玉荣作为张杰琳的近亲属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各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查明的事实以及当事人诉辩意见，双方的争议焦点为：各原审被告应否承担侵权责任以及张起、孙玉荣主张的损失数额应当如何确定。一、关于各原审被告应否承担侵权责任问题。1.韩万贵和姜艳兵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韩万贵负责安排、指挥卸货；姜艳兵听从韩万贵的指示，在韩万贵和张杰琳手扶铁板时打开货车后门、解开绑缚在铁板上的绳索，此时韩万贵和张杰琳无力支撑住铁板，铁板翻落，砸到张杰琳，导致张杰琳死亡。韩万贵和姜艳兵均应当预见绳索解开及车门打开后，铁板有翻落引发安全事故的风险，但其二人均未能采取相应安全措施，二人的共同过失行为是导致张杰琳死亡的直接原因，系共同侵权行为，二人应对张杰琳的死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连带责任人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相应的赔偿数额；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韩万贵和袁野此前有多次合作关系，韩万贵对龙门架的搬运、卸载情况应当充分了解，而张杰琳是第一次从事此类活动，其在现场听从韩万贵的指挥从事劳务，韩万贵作为卸货现场的直接指挥人员，应当预见绳索解开及车门打开后，铁板有翻落引发安全事故的风险，但其未能采取相应措施予以避免，对张杰琳的死亡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姜艳兵作为车辆驾驶员，虽然卸货非其运输合同的义务，但其作为常年从事货物运输的从业人员，对于货物装车的具体方式、卸货时的安全操作步骤以及可能存在的危险因素应当清楚，但其对韩万贵等人将重达上百公斤的铁板竖直摆放采取放任态度，在解开绳索、打开车门时对于铁板有翻落的危险预见不足，亦未采取安全保护措施，其对张杰琳的死亡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韩万贵和姜艳兵二人各自的过错程度，一审法院认为韩万贵对张杰琳的死亡应当承担60%的侵权责任，姜艳兵对张杰琳的死亡应当承担40%的侵权责任。2.袁野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韩万贵受雇于袁野，并受袁野委托联系张杰琳等人为袁野提供劳务，故韩万贵、张杰琳与袁野之间均系个人劳务关系，韩万贵、张杰琳系雇员，袁野系雇主。现由于韩万贵现场指挥不当等原因导致张杰琳死亡，韩万贵存在重大过错，对于韩万贵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部分，袁野作为雇主应当与韩万贵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即袁野、韩万贵对张杰琳死亡损害后果的60%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星睿舞台中心和李思睿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星睿舞台中心将龙门架项目发包给袁野，双方系承揽关系，但袁野作为个人不具备相应的安全生产条件，故星睿舞台中心存在选任过失，对张杰琳的死亡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李思睿将舞台搭设项目（含灯光、龙门架）发包给星睿舞台中心，且李思睿明知星睿舞台中心没有龙门架设备，星睿舞台中心将龙门架项目发包给袁野，而袁野个人不具备相应的安全生产条件，故李思睿亦存在选任过失，对张杰琳的死亡也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星睿舞台中心、李思睿各自的过错程度，酌定李思睿和星睿舞台中心分别对袁野应当承担责任部分承担15%的责任。4.富帅公司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姜艳兵将其购买的货车登记在富帅公司名下进行货物运输，双方系挂靠关系；对货物运输、装卸过程中产生的损害后果应当承担连带侵权责任，即富帅公司对张杰琳死亡损害后果的40%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张起、孙玉荣主张的损失数额应当如何确定。1.死亡赔偿金。《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规定，医疗费、误工费、死亡赔偿金等财产损失为“物质损害”。故死亡赔偿金的性质为财产赔偿，系对张杰琳因侵权行为造成的收入减少部分所进行的赔偿，其属于物质损失赔偿范畴，并非精神损害赔偿。本案中，张杰琳因本案事故死亡，无论侵权人是否因此受到刑事处罚，各原审被告均应赔偿张起、孙玉荣包括死亡赔偿金在内的物质损失。2.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第五条规定，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根据上述刑事法律规定，因刑事案件被害而造成损害，无论是附带提起民事诉讼还是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都仅应当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本案中，袁野、韩万贵已因本案事故受到刑事处罚，而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属于物质损失范畴，故张起、孙玉荣要求袁野、韩万贵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但姜艳兵、富帅公司、星睿舞台中心、李思睿并未因本案事故受到刑事处罚，其赔偿范围不受刑事法律的限制，对张起、孙玉荣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应予赔偿。3.张起、孙玉荣主张的各项损失，一审法院认定交通费4921元、住宿费9750元、餐饮补助费2480元、误工费12000元、死亡赔偿金1049200元、丧葬费39870元。上述各项物质损失合计1118221元。根据上述分析认定，韩万贵应当赔偿670932.6元，姜艳兵应当赔偿447288.4元，韩万贵、姜艳兵对前述赔偿责任互相承担连带责任；袁野对韩万贵应赔偿的670932.6元承担连带责任，富帅公司对姜艳兵应赔偿的447288.4元承担连带责任;李思睿和星睿舞台中心均应对袁野应当承担责任部分的15%即100639.89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袁野已经赔偿30万元、李思睿已经赔偿10万元，实际履行时应扣减相应费用。另外，综合本案事故发生的经过，姜艳兵、李思睿、星睿舞台中心对张杰琳死亡的过错程度等因素，酌定姜艳兵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李思睿、星睿舞台中心分别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富帅公司对姜艳兵应赔偿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韩万贵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张起、孙玉荣670932.6元（实际履行时应扣减袁野已经赔偿的30万元、李思睿已经赔偿的10万元），姜艳兵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张起、孙玉荣447288.4元，韩万贵、姜艳兵对前述赔偿责任互相承担连带责任；二、袁野对韩万贵根据上述第一项应赔偿的670932.6元承担连带责任（实际履行时应扣减袁野已经赔偿的30万元、李思睿已经赔偿的10万元）；三、富帅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对姜艳兵根据上述第一项应赔偿的447288.4元承担连带责任；四、李思睿对上述第二项中袁野应承担责任中的100639.89元承担连带责任（实际履行时应扣减李思睿已经赔偿的10万元），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张起、孙玉荣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五、南京市玄武区星睿舞台设备租赁中心对上述第二项中袁野应承担责任中的100639.89元承担连带责任，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张起、孙玉荣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六、姜艳兵、富帅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张起、孙玉荣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七、驳回张起、孙玉荣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250元，由张起、孙玉荣共同负担1059元，袁野、韩万贵共同负担1800元，姜艳兵、富帅公司共同负担1591元，李思睿、星睿舞台中心各负担400元。二审中，为进一步核实姜艳兵的刑事责任追究情况，本院于2020年12月27日前往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阅江楼派出所调取了犯罪嫌疑人姜艳兵涉嫌重大责任事故一案的相关卷宗材料（包括起诉意见书、补充侦查报告书、袁野询问笔录、姜艳兵询问笔录、南京市鼓楼区检察院同意移送机关撤回通知书）。姜艳兵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1.该证据能够充分证实姜艳兵在装卸货物过程中不存在责任，对姜艳兵的审查起诉已被公安机关及检察机关撤回，其并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2.该证据能够证实案涉事故调查报告中关于姜艳兵解开绳索的行为系事故发生直接原因的结论有误，本案不能以该事故调查报告作为追究姜艳兵刑事责任及民事赔偿责任的相关依据。3.姜艳兵没有装货及卸货，其在韩万贵及张杰琳要求下解开绳索，且铁板并未在第一时间脱落，在韩万贵及张杰琳前去卸货过程中发生了铁板脱落，故应由组织卸货的韩万贵、张杰琳及张杰琳雇主承担相关责任。富帅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从前述撤回通知书中可以明确看出，经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仍未查明相关安全生产法规规定的姜艳兵在装卸货物过程中应负有的责任，无法证明姜艳兵有违反法规的行为，进一步证实姜艳兵对本起事故发生不负有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和责任，一审判决认定姜艳兵承担40%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张起、孙玉荣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姜艳兵、富帅公司的主张持不同意见。1.关于姜艳兵的刑事责任追究问题，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认识态度不一致，上述材料可以明确反映出姜艳兵当天装货结束后自己用绳索将铁板固定，装货期间姜艳兵作为货车司机应对装载货物的固定安全负责，但姜艳兵对固定的铁板没有发现安全隐患，没有提出整改措施。2.姜艳兵在整个事发过程中有严重过错。检察机关认为，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需要有违反安全生产管理法规的行为，虽然检察机关没有发现相关安全生产法规对姜艳兵的行为有所规范，但并不意味着姜艳兵不违反相关民事法律规定，即使姜艳兵不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但其仍然要在民事法律范围内承担相应赔偿责任。3.检察机关作出的未认定姜艳兵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结果不正确。4.姜艳兵行为实际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从事货运经营的合格驾驶人员需要对货物的装载负责，需要有合格的装载知识。5.安全保障和注意义务是货车司机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本案最终损害结果的发生源于货物在装载和卸货过程中错误的处理方式，姜艳兵承担民事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不应当在本案中考量姜艳兵的刑事责任。袁野、星睿舞台中心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1.根据该证据相关内容的记载，检察机关认为姜艳兵没有违反安全生产管理法规的行为，故撤销刑事案件，但姜艳兵是否承担刑事责任与其应否承担民事责任有一定的区别。2.姜艳兵作为货物运输的承揽者，其常年从事货物运输，对于货物装车的具体方式、运输、卸货的操作安全应有基本的认知及危险提示义务,但姜艳兵在运输以及卸货过程中对相关的风险因素没有尽到足够提醒，其解开绳索时亦未对相关人员的人身安全进行提示，最终导致张杰琳死亡。姜艳兵行为与张杰琳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其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其他意见与张起、孙玉荣的质证意见一致。李思睿与张起、孙玉荣、袁野、星睿舞台中心的质证意见一致。韩万贵未发表质证意见。经二审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8年6月28日，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出具《同意移送机关撤回通知书》（宁鼓检诉同撤[2018]43号），内容为:“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你局于2018年1月23日以鼓公（阅）刑诉字[2018]36号起诉意见书移送我院审查的姜艳兵重大责任事故案，你局经补充侦查，仍未查明相关安全生产法规规定了姜艳兵在装卸货物过程中所负有的责任，因此无法证明姜艳兵存在违反安全生产管理法规的行为，故认为姜艳兵不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因此，你局建议将犯罪嫌疑人姜艳兵从我院撤回处理。经审查，同意你院将该案撤回自行处理的意见”。再查明，本起事故发生后，姜艳兵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我当时在现场帮忙抬了几个架子，东西装好之后，我就用我自己车上的绳子将车上摆好的东西加固……跟车的人让我把后面车厢的门打开，我就打开了一扇门，然后他们两个人用手扶着铁板，跟车的男的又让我把绳子解开和另一扇门打开，我就把绳子解开了，又把门打开了，没多久，我就看到竖在车厢后面的铁板就翻过来了……我就是开车拉货，帮忙绑绳子、解绳子，有的时候也搭把手上下货……平时公司跟我也不啰嗦，都是我自己找业务干，公司没有对我的营运相关安全进行过培训……”。上述事实，有户口簿、讯问笔录、事故调查报告、死亡证明、机票电子订单及发票、协议、调解及谅解协议书、收条、一审法院（2018）苏0106刑初423号、1040号刑事判决书、车辆挂靠经营合同及其附件（承诺书和责任书）、起诉意见书、补充侦查报告书、撤回通知书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姜艳兵是否存在侵权行为，姜艳兵应如何承担责任；二、张杰琳自身是否存在过错，应否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三、富帅公司应否在姜艳兵的赔偿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即姜艳兵是否存在侵权行为，姜艳兵应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制作文书的机关或者组织对文书的真实性予以说明。本案中，张杰琳被货车后门处翻落下来的铁板砸中身亡，姜艳兵在本起事故发生过程中是否具有过错系准确认定姜艳兵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关键。首先，在本起事故发生后，相关政府部门成立事故调查组，经调查后形成的事故调查报告明确认定事故发生直接原因系姜艳兵在货物装载中及开门卸货时，对危险因素估计不足。该调查报告系由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根据相应的专业技能按照一定程序作出的公文书证，具有较高的证明效力，在无相反证据能够推翻该调查报告的情况下，该调查报告应作为证据予以采信。姜艳兵对事故调查报告形成的调查结论不予认可，但其并未提供有效证据推翻该调查结论。其次，姜艳兵作为驾驶人员，其基本工作职责是将货物安全运输到指定卸货地点，按照姜艳兵的陈述，其当场对韩万贵等人的装货方式进行了劝阻，说明姜艳兵已经认识铁板竖直摆放存在倒塌风险，其作为承运人有权拒绝该存在安全隐患的运输，但姜艳兵为实现自身运输利益，对韩万贵等人将重达上百公斤的铁板竖直摆放采取放任态度，仅是对铁板进行绑缚加固后选择继续承运，姜艳兵的该行为与后续卸货过程中发生铁板倒塌造成事故有一定关联。再次，姜艳兵主张其不负责装卸货物，但从姜艳兵在装货时用绳索绑缚加固铁板以及卸货时打开车后门并解开绳索的行为来看，其已实际协助承运人装卸货物，姜艳兵行为应视为其在履行案涉运输合同的附随义务，姜艳兵应对货物安全装卸负有相应的安全注意义务。最后，从事发具体经过来看，姜艳兵使用其车辆随带的绳索绑缚加固铁板，其熟悉货物绑缚加固的过程，其解开绑缚货物的绳索时应尽到高度注意义务。按照姜艳兵事发当日下午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来看，姜艳兵明确陈述其将绳子解开之前，韩万贵与张杰琳手扶铁板，在铁板重达上百公斤且距离后车门位置较近，此时姜艳兵解开绳索将会存在韩万贵和张杰琳无力支撑住铁板进而铁板发生位移从货车上掉落下来的危险，姜艳兵解开绳索的先行行为与竖放铁板掉落具有一定因果关系。姜艳兵存在对铁板翻落的危险预见明显不足，以及未进行安全提醒或者采取安全保护措施的过错。根据韩万贵具体的过错程度，一审法院认定姜艳兵对张杰琳的死亡承担40%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对姜艳兵、富帅公司提出的姜艳兵在货物装载和运输过程中已尽到注意义务，姜艳兵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其不构成侵权行为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姜艳兵应否与韩万贵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韩万贵受袁野委托雇佣张杰琳等人装卸舞台设备，张杰琳等人受卸货现场直接负责人韩万贵的指挥；姜艳兵听从韩万贵指示后打开货车后门并解开绑缚在铁板上的绳索。韩万贵在作业过程中违反安全管理规定，没有检查安全生产状况排查安全隐患，其对张杰琳的错误指挥行为与姜艳兵打开车后门解开绳索的行为直接结合后造成张杰琳的死亡，二人的共同过失行为系导致张杰琳死亡的直接原因，一审法院认定姜艳兵与韩万贵系共同侵权行为，二人应对张杰琳的死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姜艳兵提出的其不应与韩万贵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上诉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姜艳兵提出的其系接受袁野雇佣从事货物运输，即使姜艳兵承担责任，亦应由雇主袁野承担的问题。本院认为，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雇佣关系是指雇员按照雇主的指示，在一定或不定期限内利用雇主提供的条件提供劳务，雇主向提供劳务的雇员支付劳动报酬。本案中，姜艳兵系专门从事货物运输的驾驶人员，其驾驶其所有的货车，按照袁野的要求将货物运到指定地点，双方之间符合运输合同法律关系特征，并非雇佣法律关系。因此，对姜艳兵提出的该项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姜艳兵、富帅公司提出的姜艳兵未被追究刑事责任，说明姜艳兵在本起事故中不负有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姜艳兵是否被追究刑事责任与其应否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没有必然联系，两者的法律构成要件以及证据认定标准并不相同，姜艳兵不构成刑事犯罪基于现有证据还不能证明姜艳兵行为符合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构成要件，而姜艳兵应否承担赔偿责任要从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具体分析，如前所述，在本起事故中姜艳兵因其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其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姜艳兵、富帅公司提出的该项上诉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亦不予采信。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张杰琳自身是否存在过错，应否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张杰琳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第一次从事此类活动，其在现场听从韩万贵的指挥进行卸货，张杰琳死亡并非其自身原因所致，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张杰琳具有明显过错，一审法院认定张杰琳对本起事故未承担相应责任并无不当。姜艳兵提出的张杰琳对危险因素估计不足，存在冒险作业行为，张杰琳自身应承担一定责任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即富帅公司应否在姜艳兵的赔偿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本案中，姜艳兵将其所有的车辆挂靠在富帅公司，并每年向富帅公司交纳服务费1000元，作为被挂靠人的富帅公司在收取服务费用的同时，应对挂靠车辆及驾驶员履行相应的管理职责，但富帅公司对姜艳兵并未尽到安全教育培训等相关管理义务，该公司对本起事故发生具有过错，一审法院认定富帅公司对货物运输、装卸过程中产生的损害后果，与姜艳兵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富帅公司提出已与姜艳兵已明确约定服务内容，富帅公司对车辆不负任何其他责任，该约定系双方的内部约定，对外部第三人不发生法律效力。因此，对富帅公司提出的姜艳兵应对其侵权行为独立承担责任，该公司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富帅公司提出的案涉货车已向保险公司投保，应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因相关保险人并未参加本案诉讼，该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不予理涉。综上所述，姜艳兵、富帅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2736元，由上诉人姜艳兵负担1368元，南京富帅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负担136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洪 霞审判员 朱 莺审判员 王世耀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魏 璇书记员 张可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