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17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友飞，男，1975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璐，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迅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赤岗村市莲路北侧自编**。法定代表人：周林海，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海东，男，1978年6月13日出生，住江苏省海安县。上列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祎，海安市海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刘友飞因与被上诉人广州迅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迅和公司）、孙海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3民初3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友飞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迅和公司向刘友飞支付货款655186.33元及利息（利息起止日期自2018年8月22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2019年8月20日前的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之后的利率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孙海东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关于铁链单价的认定错误。虽然双方未就货品单价签署书面协议且双方对单价各执一词，但在双方2018年3月21日微信聊天记录中有孙海东亲自确认的铁链单价“8个的1400+500，6.5的1800加500，另外都要算无税价”，即孙海东确认的铁链单价为链径6.5规格的加工费是2.3元/公斤，链径规格的加工费是1.9元/公斤。一审法院并未对此予以查明。一审判决关于已付货款金额认定错误。刘友飞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刘友飞支付20万元购买东台设备，该款项是由迅和公司账户支出，后来该设备退还给东台厂，东台厂应将款项退还给刘友飞，继而该款项是孙海东转账给刘友飞账户的。整个事实过程相互联系，且有微信聊天记录印证，一审法院应予认定。二、刘友飞诉请孙海东对拖欠货款承担连带责任，并初步提交证据证明孙海东滥用股东身份，私下将其控制的公司财产转移到个人账户，导致迅和公司的银行账户余额甚少。由于迅和公司的财务账簿属于公司的财务信息，刘友飞作为债权人也没有途径获得进一步信息。只要孙海东曾经挪用公司款项并未曾归还，那么在公司的流水中必定有所体现，调取银行流水便能佐证孙海东挪用款项的事实。但一审法院未予准许调取证据，其理由不具有说服力，一审法院不能因本案判决尚未生效作为不准予调取这一至关重要证据的理由。孙海东恶意转移公司财产，致使迅和公司的债权人永远无法实现债权，蒙受巨大损失。二审期间，刘友飞补充上诉意见：刘友飞提交的微信截图第33、36页，孙海东确认链径8、链径6.5的铁链单价包含500元运费。孙海东在一审庭审中却将500元运费去掉，目的是逃避货款责任。在微信截图中，刘友飞按照约定价格，根据实际送货情况制作账单并发送给孙海东，账单所附表格明细记录了每次送货的铁链单价。有8份送货单、出仓单迅和公司和孙海东否认是周林海签收，经刘友飞向送货的工作人员核实，单据右下方提货人/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签名处的签名“海”与其他单据中的相同位置签名“周林海”为同一人所签，如经鉴定为周林海本人签署，那么上述货单的货物价值应当计算在拖欠货款中。迅和公司辩称，一、刘友飞补充微信聊天记录，不尊重客观事实，本来在一审举证期内应当提交的证据没有补证提交，在向二审法院提交时对孙海东微信聊天内容断章取义，故意少提交后面的聊天内容，从而歪曲孙海东表述1400+500和1800+500的意思。所谓的+500与双方加工费单价无关。二、关于迅和公司支付的20万元货款，刘友飞在一审中承认建行账户是其与迅和公司直接的结算账户，且刘友飞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根本不能证实双方有退还设备款的意思表示，转账的20万元就是支付给刘友飞的货款。三、迅和公司正是因为发现刘友飞在供应的数量、单价上弄虚作假，所以在2018年9月份及时中止合作，依法拒付刘友飞虚构的货款。后来刘友飞多次以索要货款为借口到迅和公司滋事，滋扰迅和公司生产经营，只能关厂歇业。现又故意不尊重客观事实，先后在海安法院和番禺区法院诉讼，其虚构及不合理请求不应到法院支持。孙海东辩称，一、同意迅和公司的答辩意见。二、刘友飞主张孙海东作为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刘友飞在一审中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孙海东实施了《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行为，而且刘友飞与迅和公司之间的债务未确定，也没有证据证明孙海东损害其利益。同时，迅和公司虽然被刘友飞多次滋扰后歇业，但未欠任何供应商的货款，也未有其他涉及拖欠货款的诉讼纠纷，故刘友飞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期间，迅和公司、孙海东共同补充答辩意见：刘友飞补充的加工费结算单，没有迅和公司和孙海东确定的依据。刘友飞提交的结算单的单价有几个，不是刘友飞讲的2300元和1900元。刘友飞在二审提交的证据，二审法院应当依法处理。刘友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迅和公司向刘友飞支付货款655186.33元及利息（利息起止日期自2018年8月22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2019年8月20日前的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利率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孙海东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查明事实：迅和公司向刘友飞购买铁链产品，分别是链径6.5规格及链径8规格的铁链，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双方确认，铁链的价格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铁链材料的价格，一部分是加工费的金额。关于铁链的具体单价，刘友飞、迅和公司陈述不一致。刘友飞称，铁链材料的价格根据市场价浮动，根据刘友飞制作的计算表，材料单价分别为3.56元/kg、4.47元/kg、4.38元/kg、4.1元/kg、4.28元/kg、4.25元/kg、4.35元/kg、4.26元/kg不等；而链径6.5规格的加工费是1.99元/公斤，链径8规格的加工费是1.73元/公斤。迅和公司则称，两种规格铁链的材料价格均按4050元/吨计算，链径6.5规格的加工费是1.8元/公斤，链径8规格的加工费是1.4元/公斤。关于刘友飞向迅和公司供货的具体金额。刘友飞在一审诉讼中提交了2017年8月8日至2018年8月29日期间的《出仓单》及《送货单》共39份，称其向迅和公司供货，由迅和公司工作人员签收。刘友飞在一审庭审中称其向迅和公司供货金额为1155186.33元。一审庭审后，刘友飞向一审法院提交一份《关于每张出仓单/送货单的价格计算》，称共向迅和公司供货1088077.13元，加上镀锌费10800元，合计金额1098877.13元，其中链径6.5规格的铁链送货114825.5公斤，链径8规格的铁链送货共61561.5公斤。经质证，迅和公司对刘友飞提交的39份《出仓单》及《送货单》，仅确认其中的31份，认为这31份均由迅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林海签收，但这31份中的编号5048448、7598458为退货，应当扣减，迅和公司统计31份单据中链径6.5规格的铁链送货86309.5公斤，链径8规格的铁链送货51160公斤。迅和公司对另8份单据不予确认，编号分别为5048441、7598442、7598445、7598446、7598449、7598753、7598459、7598460，迅和公司提出这8份单据的收货人仅签署了一个字，且无法辨认，并称其中编号7598459、7598460两份《送货单》，收货单位为“新兴”或“新兴镀锌厂”，与迅和公司无关。一审诉讼中，刘友飞、迅和公司均提交了刘友飞与孙海东的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12月6日，刘友飞对孙海东说“货款总额1298356.87元，你一共付1077514.93元，先把货款差额220841.94元算账给我，其它内容及亏损的再算”、“现在工资欠8万多，大家都要讲点良心吧”。2019年5月8日，孙海东对刘友飞说“货款一共109万，我付107给你，有十吨左右铁链废品，生产了大概一万多米的废品，我的损失大概十万（已扣除铁链费用），退回给东台设备对方给我回复是十几万，但是目前还没准确数字，有一台牵引力在我这里，我处理不了，抛光机我可以处理掉，然后就是最大的设备如果可以帮你处理掉，还得看处理多少钱，你把账好好算算，你一天到晚要我打钱给你，我打什么钱？”关于迅和公司已经支付的货款数额。刘友飞、迅和公司均确认，双方经协商，以迅和公司名义在建设银行开设一个账号44×××79（以下简称建行179账户）供刘友飞使用，方便刘友飞购买材料。一审诉讼中，刘友飞称迅和公司共向其支付货款50万元。迅和公司则称其共向刘友飞支付货款76万元，迅和公司并提交九份银行转账回单予以证实，分别是：1、2017年6月30日，迅和公司向建行179账户付款1万元；2、2017年9月12日，迅和公司向建行179账户付款5万元；3、2018年1月8日，迅和公司向建行179账户付款10万元；4、2018年3月23日，迅和公司向建行179账户付款10万元；5、2018年4月24日，迅和公司向建行179账户付款10万元；6、2018年5月18日，迅和公司向建行179账户付款6万元；7、2018年5月18日，迅和公司向建行179账户付款4万元；8、2018年7月2日，迅和公司向建行179账户付款10万元；9、2018年10月20日，迅和公司向刘友飞账户付款20万元。经质证，刘友飞仅确认迅和公司支付的货款是50万元，即上述编号3-8的六笔转账共50万元；对其余三笔转账，刘友飞确认收到，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刘友飞认为2017年6月30日的转账1万元及9月12日的转账5万元，发生在刘友飞送货及向迅和公司发送账单之前，该两笔款项不是本案货款，实际是刘友飞与孙海东协商合伙经营的投资款；对2018年10月20日的转账20万元，认为亦非本案货款，而是刘友飞向建行179账户汇款20万元用以向东台市的设备供应商购买设备，之后设备退掉了，东台供应商将该20万元用以抵扣迅和公司欠该供应商的其他货款，所以迅和公司将该20万元设备款退还给刘友飞。据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结果显示，迅和公司是于2012年5月7日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目前登记状态是在营（开业）企业，该公司的股东是孙海东与蒋婷婷，法定代表人是周海林。一审诉讼中，刘友飞、迅和公司均确认，孙海东持有该公司95%股份，蒋婷婷持有该公司5%股份。刘友飞认为孙海东作为迅和公司的控股股东，能够操纵公司财务账户，多次将公司款项转至个人账户，导致公司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无法区分，故要求孙海东在本案中对迅和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刘友飞并向一审法院提交《律师调查令申请书》，申请持令调查迅和公司在银行开立的公司账户自2017年1月1日至2020年5月25日期间的银行流水，以及孙海东在银行开立的账户自2017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13日期间的银行流水。一审法院对刘友飞的该申请未予准许。一审法院认为，迅和公司向刘友飞购买铁链产品，双方虽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双方均确认该事实，且有刘友飞提交的《出仓单》及《送货单》予以印证，故一审法院确认刘友飞与迅和公司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均应切实履行各自义务。现刘友飞已经交付货物，迅和公司亦应足额支付相应货款。本案争议的焦点之一是迅和公司是否拖欠刘友飞货款，以及拖欠货款的具体金额。为解决该争议焦点，需要确定两个事实，一是刘友飞向迅和公司供货的具体金额，二是迅和公司已经支付的货款金额。关于刘友飞向迅和公司供货的具体金额。由于刘友飞提供的《出仓单》及《送货单》仅记载了送货的数量，没有送货的货值金额，故需要明确货品的单价，方能计算供货的货值金额。双方就货品单价未签署书面协议，且在一审庭审中双方就此也各执一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刘友飞未能就其主张的单价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应当就此承担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采信迅和公司的主张，即确认铁链的价格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铁链材料的价格，一部分是加工费的金额，两种规格铁链的材料价格均按4050元/吨（4.05元/公斤）计算，链径6.5规格的加工费是1.8元/公斤，链径8规格的加工费是1.4元/公斤。而对于刘友飞送货的具体数量，刘友飞提交了39份《出仓单》及《送货单》予以证实，但其中8份的签名仅有一个字且无法辨认，迅和公司亦不认可，故一审法院对该8份单据不予确认；而另有两份单据（编号5048448、7598458）标注为退货，故不应计算在刘友飞送货的总数量之中。综上，一审法院确认刘友飞提交的29份《出仓单》及《送货单》，经统计，刘友飞共向迅和公司交付链径6.5规格的铁链91015公斤，交付链径8规格的铁链51723公斤。故一审法院确认刘友飞供货总金额为：（91015公斤+51723公斤）×4.05元/公斤+91015公斤×1.8元/公斤+51723公斤×1.4元/公斤=814328.1元。至于刘友飞提出的镀锌费10800元，刘友飞就此提交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未就该费用的负担进行明确表示，且刘友飞、迅和公司双方均确认铁链的价格由材料价格及加工费两部分组成，并不包括镀锌费，故对刘友飞主张的镀锌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迅和公司已经支付的货款金额。迅和公司称其共向刘友飞支付货款76万元，并提交九笔银行转账回单予以证实。刘友飞仅确认其中六笔转账共计50万元为本案货款，其余三笔款项刘友飞确认收到，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对此，一审法院分析，根据刘友飞提交的《出仓单》及《送货单》，刘友飞送货时间发生在2017年8月至2018年8月期间，双方并没有预付货款的协议，而迅和公司2017年6月30日的转账1万元发生在双方交易之前，故不能认定是支付本案货款；对于2017年9月12日的转账5万元及2018年10月20日的转账2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该两笔款项是支付本案货款。至于刘友飞提出2017年9月12日的转账5万元发生在刘友飞向迅和公司微信发送账单之前，并非支付本案货款。对此，双方并没有约定需在刘友飞发送账单后才支付货款，账单仅是刘友飞单方制作，并未经迅和公司确认，且根据刘友飞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刘友飞发送账单的时间并无规律，亦未逐月发送，聊天记录仅显示发送了《铁链结算3月》、《铁链结算5月》、《铁链结算6月》、《铁链结算7月》及《铁链结算8月》五份账单，在此之前的交易均未发送账单，而双方的交易自2017年8月即已开始，故不能以刘友飞发送账单的时间来确定迅和公司支付货款的时间，刘友飞的该主张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至于刘友飞提出2018年10月20日的转账20万元是迅和公司向刘友飞退还的设备款，刘友飞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实双方有退还设备款的意思表示，刘友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刘友飞的该主张一审法院亦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确认迅和公司向刘友飞支付货款共计50万元+5万元+20万元=75万元。综上，迅和公司还应向刘友飞支付货款814328.1元-75万元=64328.1元。对迅和公司抗辩称刘友飞需向迅和公司开具17%税率的增值税发票，迅和公司未提交证据证实双方对此有约定，故对迅和公司的该主张一审法院不采纳。至于刘友飞提出应当以孙海东2019年5月8日在微信聊天中确认的“货款一共109万，我付107给你”来认定货款总额为109万元。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刘友飞在2018年12月6日亦在微信聊天中提出“货款总额1298356.87，你一共付1077514.93，先把货款差额220841.94算账给我，其它内容及亏损的再算”，可见，双方在微信聊天中多次出现“货款”字样，且双方就“货款”的理解和表述并不一致，故本案争议的货款金额，不能以微信聊天中提到的“货款”来确定，而应当以刘友飞提交的《出仓单》及《送货单》结合货品单价来确定。关于利息，双方并未就货款支付的期限及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达成一致意见，现刘友飞请求逾期付款的利息，应当自本案立案之日（2020年1月3日）开始，以尚欠货款64328.1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本案争议焦点之二是孙海东应否对迅和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刘友飞以孙海东作为迅和公司的控股股东，操纵公司财务账户，多次将公司款项转至个人账户，导致公司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无法区分为由，要求孙海东对迅和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迅和公司是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和财产，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本案判决尚未生效执行，刘友飞因本案享有的债权能否实现、刘友飞利益是否受损尚未确定，刘友飞以迅和公司和孙海东之间账务存在往来，即认为损害其利益，理据不足。基于此，一审法院认为刘友飞申请开具律师调查令查询孙海东、迅和公司的账务往来，并无必要，故未准许。对刘友飞要求孙海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迅和公司应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刘友飞支付货款64328.1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64328.1元为基数，从2020年1月3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刘友飞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352元，由迅和公司负担1408元，刘友飞负担8944元。财产保全费1658元，由迅和公司负担663元，刘友飞负担995元。本院二审期间，刘友飞提交以下证据：1、刘友飞与孙海东关于支付货款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其中：2018年3月21日下午，刘友飞说“镀锌的应该可以弄，明天就去试镀”，孙海东说“请尽快，有了结果第一时间通知我”……孙海东说“8个的1400+500,6.5的1800加500。另外都要算无税价”……孙海东说“我加运费五百一吨进去的时候说的很清楚啊”），拟证明刘友飞就主张的铁链单价进行证实，孙海东确认过双方约定的铁链单价分别为1.9元/公斤、2.3元/公斤，并且刘友飞按照上述单价计算账单，于2018年4月、6月、7月、8月逐次发送；2、刘友飞提出镀锌费10800的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4月25日，刘友飞说“镀锌加工费10800，明天送货”），拟证明迅和公司委托刘友飞将铁链镀锌后发货，刘友飞告知迅和公司镀锌费为10800元；3、笔迹鉴定申请书，对刘友飞提交的编号为5048441、7598442、7598445、7598446、7598449、7598753的《出仓单》及《送货单》右下方提货人/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签名处的签名“海”与其他31份单据相同位置签名“周林海”为同一人所签进行鉴定。迅和公司和孙海东提交刘友飞与孙海东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拟证明刘友飞上述证据1第33-36页内容是断章取义的，该部分内容是后续的聊天内容，刘友飞明知实际加工费就是按照链径6.5规格1800元和8规格1400元来结算，上述内容中“+500”的意思不是加工费，而是孙海东对此表述的质证意见。迅和公司、孙海东对刘友飞提交上述证据的意见为：一、均不属于新证据；二、孙海东对其中的所谓结算单从未确认；三、孙海东表述“+500”是因为当时迅和公司采购老家江苏南通地区铁链供应商的铁链时是加工费1350元和1750元，从江苏南通运至广州需运费500元/吨，孙海东让刘友飞将来结算加工费开具增值税发票时，可以的话就虚加500元运费，以便于与之前向南通供应商购买的铁链价格基本保持一致，从账目上能够对应。虚加的500元实际不支付，从而给予刘友飞适当上浮的加工费1400元和1800元。如加工费是2300元和1900元的，孙海东就应直接表述，何必说1400+500和1800+500。孙海东之后说的很清楚：“我加运费五百一吨进去的时候说的很清楚啊。”也就是说虚加的运费不是双方之间的加工费。况且刘友飞生产铁链的厂房与迅和公司的生产厂房就在同一地点，背靠背相连，根本不产生运费。另外，后续聊天内容证明刘友飞清楚给其的加工费就是1400元和1800元；四、上述证据2不能证明刘友飞提出的镀锌费10800元就该费用的负担进行明确表示，且双方确认铁链价格由材料价格及加工费组成，并不包括镀锌费；五、迅和公司和孙海东在一审中明确不认可签名为一个字的《出仓单》及《送货单》，刘友飞既然认为双方分歧大，就应当在一审中提出笔迹鉴定申请，其没有提出，视为放弃申请。刘友飞在二审中提出笔迹鉴定申请，并无新的证据支撑，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刘友飞对迅和公司和孙海东提交上述证据的意见为：不确认真实性、关联性，该证据显示刘友飞说的价格是没有算运费的。经审查，双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均形成于一审诉讼前且为各自所持有，双方当事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在第一审程序中提交，故上述证据均不属于第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刘友飞提交的证据1中虽有孙海东陈述价格“1400+500”和“1800+500”的内容，但并无双方共同确认该价格的内容，且500元是运费，而双方当事人在一审中共同确认铁链价格由材料价格和加工费构成，可见双方当事人并无确认铁链价格包含500元运费。此外，孙海东对其陈述上述内容的解释具有合理性。因此，刘友飞提交上述证据1所要证明的铁链价格分别为1.9元/公斤、2.3元/公斤的事实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刘友飞提交的上述证据2中刘友飞所述“镀锌加工费10800，明天送货”的内容，与刘友飞提交的上述证据1中刘友飞所述“镀锌的应该可以弄，明天就去试镀”及孙海东回复所述“请尽快，有了结果第一时间通知我”的内容相结合，并考虑镀锌费用也属于加工费的情况，本院确信涉案铁链货款包含镀锌费10800元的事实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故本院认定该事实存在；刘友飞提出的上述笔迹鉴定申请，因刘友飞没有正当理由不在第一审程序中提出，故刘友飞在第二审程序中提出，没有法律依据。刘友飞申请鉴定的八份单据记载的收货人签名仅为一个无法辨认的字，且与其余单据记载的收货人“周林海”签署全名的签名习惯不同，故刘友飞在第二审程序中提出上述笔迹鉴定申请，也缺乏事实依据。因此，本院对刘友飞提出的上述笔迹鉴定申请不予准许；迅和公司和孙海东提交上述微信聊天截图，没有出示原始载体，刘友飞也不确认其真实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根据上述证据审查分析意见，本院二审认定事实：刘友飞向迅和公司供应涉案铁链的价款包含镀锌费10800元。此外，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刘友飞提出的上诉请求及事实和理由，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争议的问题仍然是双方在一审中争议的供货价款数额、已付货款数额及孙海东应否对迅和公司在本案中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关于供货价款数额的二审争议问题。在刘友飞与迅和公司没有就双方买卖铁链行为签订书面合同，刘友飞出具的《出仓单》及《送货单》也没有记载铁链价款，双方对铁链价款无法协商一致，刘友飞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铁链价款，包括不能证明镀锌费10800元的事实存在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按照迅和公司主张的铁链单价，以及有迅和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林海签名的《出仓单》及《送货单》（不含其中两份标注为退货的单据）所记载的铁链数量，认定刘友飞向迅和公司供应涉案铁链的价款总额为814328.10元，理据充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同。因刘友飞在二审中提交证据证明涉案铁链价款包含镀锌费10800元的事实存在，故本院重新认定刘友飞向迅和公司供应涉案铁链的价款总额为825128.10元（814328.10元+10800元）。刘友飞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涉案铁链单价及数量，故本院对其该上诉主张不予采纳。关于已付货款数额的二审争议问题。迅和公司为主张其共向刘友飞支付货款76万元的事实，在一审中提交了九笔银行转账回单，双方当事人对其中三笔付款产生争议。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买卖事实，交易惯例，及各自提交证据的证明力大小等情况，认定争议的其中一笔1万元款项不是支付本案货款，争议的其余两笔款项是支付本案货款的审查分析意见，符合证据审核的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同，不再赘述。刘友飞对争议的其中一笔20万元款项提出上诉，主张该款项不属于本案货款，但刘友飞对其该项上诉主张并无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故本院不予采纳。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迅和公司向刘友飞支付货款共计75万元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上述审理意见，本院认定迅和公司还应向刘友飞支付货款75128.10元（825128.10元-75万元），并据实对一审判决作出改判。关于孙海东应否对迅和公司在本案中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二审争议问题。迅和公司为二人有限责任公司，刘友飞主张孙海东滥用股东身份转移公司财产及公司财产与孙海东的股东个人财产混同的事实，证据不足，故刘友飞诉请孙海东对迅和公司在本案中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正确。此外，一审法院根据公司法人的独立性，考虑刘友飞的债权能否实现及利益是否受损尚未确定的情形，不予签发律师调查令给刘友飞查询迅和公司和孙海东的账务往来，并无不当。刘友飞对孙海东不承担迅和公司债务连带责任的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并无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友飞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并无错误，因当事人在第二审程序提交证据而被改判，不属于错案。刘友飞在第一审程序不提交相关证据，在第二审程序才提交，具有诉讼过错，应承担诉讼责任。本院根据刘友飞的诉讼过错及当事人的胜败诉情况，决定一审诉讼费按照当事人胜败诉比例由当事人分担，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刘友飞负担。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3民初34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3民初34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广州迅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刘友飞支付货款75128.1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75128.10元为基数，从2020年1月3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刘友飞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352元，由刘友飞负担9165元，广州迅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负担1187元；一审财产保全费1658元，由刘友飞负担1111元，广州迅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负担54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709元，由上诉人刘友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庞智雄审判员  李 琦审判员  刘 欢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林美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