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新02民终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永军，男，1972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奎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新红（刘永军之妻），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奎屯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桂琴，女，1962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乌尔禾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春燕（杨桂琴之女），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乌尔禾区。 上诉人刘永军因与被上诉人杨桂琴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乌尔禾区人民法院（2020）新0205民初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1月28日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永军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新红，被上诉人杨桂琴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春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永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确认刘永军与杨桂琴合伙协议有效；3．改判确认刘永军与杨桂琴因合伙协议产生的利润已全部抵偿杨桂琴申请执行案外人翟建国一案执行款。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1．刘永军在一审时提交的录音可以证实杨桂琴与刘永军是合伙关系，而非雇佣关系。2．一审认定杨桂琴与刘永军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杨桂琴未出示刘永军欠其借款的借条等证据，不能证实杨桂琴与刘永军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二、一审尚有诸多事实未查清。1．未查明杨桂琴与刘永军之间是何种关系。刘永军主张系合伙关系，杨桂琴主张系雇佣关系。如是合伙关系，则应查明合伙约定，双方投入、利润分配等事项；如是雇佣关系，则应查明工作内容、工资标准等事项，一审对以上情况均未查明。2．刘永军提交的录音可以证实，刘永军种地的收入主要偿还杨桂琴的欠款，其中300,000元（包含本金及利息）是翟建国名下的欠债，200,000元是刘永军欠的利息（一审庭审中杨桂琴明确不存在此200,000元）。而之所以偿还翟建国名下的300,000元系因该300,000元实际使用人为刘永军，该事实可以在（2018）新0205民初93号案件中确认。三、一审遗漏当事人翟建国。刘永军提交的录音资料可以证实，本案实际合伙人系刘永军、杨桂琴及翟建国三人，杨桂琴出地投钱，翟建国亦出钱，刘永军负责地中的一切事宜即负责技术。前期商谈到后期实际操作均为三人，但参与诉讼的仅刘永军、杨桂琴。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刘永军的上诉请求。 杨桂琴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刘永军从杨桂琴处借款70,000余元现金，2019年8月底葵花收割结束，杨桂琴把刘永军向其出具的借条已经返还给刘永军，并在刘永军要求下写了不欠款的证明，因此借条不在杨桂琴处。2．刘永军诉称的1000多亩葵花地是杨桂琴与高建民共同出资，杨桂琴投资1,200,000余元，高建民投资180,000余元，按照出资比例分红，不是刘永军独自管理，种地是2019年4月到8月，共5个月。3．杨桂琴认可刘永军已不欠其欠款，但与翟建国欠款之事无关。2019年4月涉案土地开始春播，但在2019年6月，杨桂琴与翟建国就杨桂琴申请执行翟建国执行款一案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翟建国每年向杨桂琴还款40,000元。翟建国签订的和解协议与刘永军陈述不一致。另外，刘永军诉称双方系合伙关系，如确实存在，双方不会不签订书面合同。综上，请求驳回刘永军的上诉请求。 刘永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刘永军与杨桂琴间的合伙协议有效；2．确认双方因合伙协议产生的利润已全部抵偿杨桂琴申请执行案外人翟建国一案执行款。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度，刘永军在杨桂琴种植的棉花地中劳动，因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秋收后杨桂琴向刘永军出示《还款证明》一份，载明“现今刘永军个人欠杨桂琴所有的欠款已还清。特此证明。收款人：杨桂琴·2019.10.5号”。后刘永军认为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不属于雇佣关系，诉至法院。另查，杨桂琴与刘永军、案外人翟建国、张志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8）新0205民初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翟建国向杨桂琴支付借款本金251,000元、利息40,16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付清”，判决生效后刘永军对判决内容不认可，认为判决书载明欠款应当由刘永军、翟建国、张志刚共同偿还，但未提出上诉。之后，杨桂琴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杨桂琴与翟建国达成执行和解。一审法院认为，杨桂琴与翟建国之间债权债务关系已经经过生效判决确认，刘永军认为自己系该案的债务人，应当得到债权人杨桂琴的同意。杨桂琴作为债权人在执行过程中及庭审过程中多次否认该债务转移，仅要求翟建国履行债务。刘永军请求确认其与杨桂琴因合伙协议产生的利润已全部抵偿杨桂琴申请执行案外人翟建国一案执行款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刘永军诉称的其与杨桂琴订立口头合伙协议，并提交录音证据证实其主张，但在录音中杨桂琴未明确表示与刘永军订立过合伙协议，录音环境嘈杂，被录音人过多且其方言导致难以分辨谈话内容，故对刘永军提交的录音证据以及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刘永军对其诉讼请求以及案件事实具有举证义务，刘永军无证据证实其诉讼请求，对刘永军请求确认口头合伙协议效力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遂判决：驳回刘永军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杨桂琴未提交新证据。刘永军提交翟建国于2021年1月27日书写的《说明》原件，拟证明2019年刘永军、翟建国、杨桂琴合伙种地的事实。经质证，杨桂琴不能确定该《说明》是否为翟建国书写，认为翟建国的身份比较特殊，其书写的《说明》不应作为证据采信。本院认为，该《说明》载明“翟建国与其爱人张丽君于2019年6月1日到夏孜盖一队杨桂琴租种由刘永军管理的土地中，再次落实了地由杨桂琴承租，由刘永军管理，经营收入用于归还（2018）新0205民初93号判决，判给由翟建国偿还的本息近叁拾万的欠款并有录音为证。”，通过以上内容可以看出翟建国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根据以上载明的内容，由杨桂琴租种，刘永军管理的土地经营收入用于归还（2018）新0205民初93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翟建国欠杨桂琴的欠款及利息，但2019年6月9日，翟建国与杨桂琴签订和解协议，约定翟建国每年向杨桂琴支付40,000元，且一直到2020年翟建国仍然在支付，该《说明》中载明的内容与以和解协议及翟建国支付欠款的事实明显不符，故本院对该《说明》的真实性不予采信。 本案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基本一致，对一审查明事实依法予以确认。经二审庭审询问，刘永军与杨桂琴均认可涉案土地种植的不是棉花，是葵花。刘永军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新红就刘永军与杨桂琴之间的合伙关系，杨桂琴向刘永军出具还款证明的情形先后陈述如下：“当时口头约定刘永军个人出人力和技术、杨桂琴出资，翟建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也出资，成本除外，利润先还翟建国的欠款，如果还有剩余的就给刘永军的生活费，具体数额没有约定。”“如果亏损了，谁投资谁承担。”“2019年10月5日的还款证明，刘永军和杨桂琴的欠款已清偿的内容是200,000元的利息条子。和翟建国的欠款本金没有关系。”马新红自认刘永军的诉求与当庭陈述矛盾。以上事实有二审庭审笔录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刘永军和杨桂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二、刘永军请求确认其与杨桂琴因合伙协议产生的利润已全部抵偿杨桂琴申请执行案外人翟建国一案执行款是否合法有据。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刘永军诉称其与杨桂琴之间存在口头合伙协议，双方约定合伙种植葵花，由杨桂琴出资，由刘永军负责管理，利润抵偿杨桂琴申请执行案外人翟建国一案执行款。商谈此事时，翟建国在场。杨桂琴对此不予认可。本院认为：首先，2019年6月9日，翟建国与杨桂琴签订和解协议，约定翟建国每年向杨桂琴支付40,000元，且一直到2020年翟建国仍然在向杨桂琴支付欠款，刘永军诉称内容与和解协议内容及翟建国支付欠款的事实明显不符。其次，按照刘永军陈述，杨桂琴投入1,200,000余元，如盈利则利润抵偿杨桂琴申请执行案外人翟建国一案执行款，亏损则由杨桂琴自行承担，即盈利则抵销杨桂琴本来就享有的债权，亏损则由杨桂琴承担全部损失，此种约定违反合伙的本质特征，明显不合常理。再次，二审庭审中，刘永军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新红就刘永军与杨桂琴之间的合伙关系，杨桂琴向刘永军出具还款证明的情形的陈述前后互相矛盾，并自认刘永军诉求与其陈述矛盾。最后，根据举证规则，刘永军未能举证证实其与杨桂琴约定共同出资、共担风险、共享盈余，即双方构成合伙关系。综上，刘永军主张与杨桂琴之间存在合伙关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承前析理，刘永军与杨桂琴不存在合伙关系。翟建国与杨桂琴就双方的债权债务签订了和解协议，直到2020年翟建国仍然在向杨桂琴支付欠款，翟建国的行为可以佐证其未将债务转移给刘永军；杨桂琴也从未同意将翟建国欠其的债务转移给刘永军。刘永军请求确认其与杨桂琴因合伙协议产生的利润已全部抵偿杨桂琴申请执行案外人翟建国一案执行款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刘永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0元，由上诉人刘永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疆伟 审 判 员 吕 平 审 判 员 李 萍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刘 飞 书 记 员 熊雪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