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83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马金玲，女，1951年1月6日出生，回族，住南京市秦淮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婷婷，江苏华旦天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宏，江苏兴玄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滤可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南京市栖霞区尧化街道尧辰社区尧佳路**。法定代表人：王道文。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道文，男，1968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栖霞区。两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峰，上海市海华永泰（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马金玲因与被上诉人南京滤可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虑可公司）、王道文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20）苏0104民初52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4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0月23日、11月18日、12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马金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婷婷、王卫宏，被上诉人虑可公司、王道文（以下简称两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金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两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未认定虑可公司欺诈属事实认定错误。2014年12月25日，南京金敏盛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敏盛公司）与虑可公司签订的《商品车运输合同》，以及2018年10月20日南京哲皓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哲皓公司）签订的《商品车运输合同》，实际承运人均系马金玲，马金玲始终以金敏盛公司和哲皓公司名义与虑可公司合作开展商品车运输业务。对于双方之间一直存在业务关系，虑可公司也予认可。根据金敏盛公司、哲皓公司合同，马金玲与虑可公司合作的模式是马金玲以江苏安吉汽车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吉公司）支付给虑可公司的运费为基准，向虑可公司支付5%管理费、4%税款和40%的油票，税款及油票冲抵运输款11%的税费，虑可公司净得5%管理费。扣除该三项后，虑可公司应将安吉公司支付的新疆、内蒙、广州、北京、福建“五大区”的运费，全部支付给马金玲。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虑可公司经办人员以不会使用电脑为由，以手书方式向马金玲出具虚假结算价格，克扣马金玲2015年6月至2018年10月20日期间的运费，导致马金玲陷入错误认识而先后出具结算凭证。该结算不是马金玲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应当按照前述约定的结算方式重新就争议期间“五大区”的运费对账结算。2.马金玲提起本案诉讼时，需有虑可公司欠款凭证方可获得立案，为此才提交了50万元欠条，并希望在诉讼中获得安吉公司与虑可公司之间的结算凭证以便确定马金玲本案诉讼请求金额，并非马金玲有意违背诚信原则提供证据。3.一审判决认定王道文不对虑可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亦属错误。王道文作为虑可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其个人账户收取虑可公司营业收入款项，且未提供证据证实其财产与虑可公司相互独立，应对虑可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一审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虑可公司、王道文共同辩称：马金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事实和理由：1.虑可公司未以欺诈手段与马金玲结算争议期间的运费。双方自2015年至2018年底期间发生交易，始终是按照运输里程数结算，按照约定马金玲也应当向虑可公司提供油票，对此双方多次对账确认，并不存在马金玲主张的对账结算方式。虑可公司未实施欺诈行为，金敏盛公司、哲皓公司与虑可公司之间签订的《商品车运输合同》与马金玲无关，马金玲主张应根据安吉公司与虑可公司之间的结算款作为结算基数没有依据。2.马金玲提交业已作废的欠条作为本案证据，一审判决认定其有违诚信原则无误。3.王道文作为虑可公司法定代表人，以虑可公司名义与马金玲之间发生的行为是履行职务行为，且王道文与马金玲之间另有其他往来关系，均与虑可公司无关，王道文不应对虑可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一审判决无误，应予维持。马金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两被上诉人共同向马金玲支付自合作之日起至2018年10月19日止运输欠款1993968元，并以此为基数，支付自2020年6月18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时止的利息；2.案件诉讼费用由两被上诉人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马金玲、虑可公司自2015年6月起至2018年11月期间合作运输车辆，虑可公司直接或通过王道文的账户与马金玲进行运输费用结算，双方未签订书面协议。2017年10月28日马金玲出具书面保证，载明:“我马金玲因自己失误，把原先所有王总开的欠条和保证金丢失，2017年10月28日前所有王总的欠条一起作废，一概不予结算”。2018年7月5日马金玲向出具书面收条，载明：“今有马金玲与王道文结账如下：前面所有账面已完全结清，2018年3月份账面于2018年7月5日已全部结清”。2019年3月1日马金玲又出具书面收条，载明：“今收到虑可公司现金11月份总结款余额201000元，结止（截止）11月份所有账面已结清”。关于虑可公司是否还欠马金玲运输费。马金玲认为，双方约定虑可公司应以安吉公司支付的运输费为准，在扣除应收取的5%管理费和马金玲交纳4%税费、提供40%油费发票后将剩余运输费全部支付给马金玲，由于虑可公司隐瞒了安吉公司支付的运输费，导致马金玲在被蒙骗的情况下出具了两张结算收条，实际虑可公司还欠运输费。虑可公司认为，双方约定运输费是按运输公里数乘每公里的价格计算，与安吉公司支付的运输费无关，双方对合作期间的运输费已经进行了结算，马金玲也出具结算收条予以确认，不存在马金玲被蒙骗的情况，虑可公司已不欠运输费。关于王道文出具的欠条能否证明虑可公司仍欠运输费的问题。马金玲起诉时提供王道文于2017年8月出具的50万元欠条作为证明虑可公司欠付运输费的证据之一。对此，虑可公司提供了马金玲于同年10月28日出具的书面保证，证明马金玲提供的欠条已作废。一审庭审中，马金玲承认欠条已作废，但应重新进行结算。关于王道文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马金玲认为其与虑可公司达成协议，王道文通过其个人账户结算，属于个人与公司人格混同，应当承担责任。王道文认为其系虑可公司法定代表人，其行为是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个人不应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为，马金玲、虑可公司应当按双方达成的协议履行权利和义务，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本案事实，可以确认双方之间对合作期间的运输费至少在2017年10月28日、2018年7月5日和2019年3月1日进行过三次对账结算。对双方争议的第一个事实，虑可公司提供马金玲于2018年7月5日、2019年3月1日出具的两份结算收条，证明已结清运输费，虑可公司已履行完毕。马金玲对此提出反驳意见，认为结算收条是在其被蒙骗的情况下出具，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对此，马金玲负有举证责任，但其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系在受蒙骗的情况下出具的结算收条。按照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由其承担不利的后果，故马金玲提出两份结算收条是在其受蒙骗的情况下出具的，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认可。马金玲在未提供足够证据否定其出具的两份结算收条效力的情况下，对运输费的结算方式提出异议并重新计算出虑可公司还欠付运输费的诉讼请求，不仅与其出具的两份结算收条自相矛盾，且前后反言，故马金玲要求虑可公司支付运输费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双方争议的第二个事实，马金玲先用已丢失的欠条作为虑可公司欠运输费的起诉证据之一，在虑可公司提供马金玲于2017年10月28日出具的书面保证后，马金玲又当庭承认欠条已作废，自己否定自己提供的欠条的证明效力，马金玲的行为不仅不能证明虑可公司欠运输费，相反证明马金玲违背了最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对此，马金玲应承担不利的后果。对双方争议的第三个事实，王道文作为虑可公司法定代表人，与马金玲进行对账和转账，系职务行为。按照法律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马金玲仅凭王道文用个人账户转账这一行为主张是王道文与虑可公司人格混同，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马金玲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马金玲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减半收取11400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马金玲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马金玲提交：1.马良敏书面证言及金敏盛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各1份；2.马金玲手书2018年12月至2019年4月记账单5份；3.安吉公司发送取消马金玲参与车辆运输的邮件截屏1页；4.马金玲与虑可公司2016年1-6月交接单等结算单据复印件6份及手书清单复印件1份；5.虑可公司与案外人李明2019年结算价格表；6.金敏盛公司、哲皓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各1份；7.虑可公司、哲皓公司之间2019年8月12日168万元运费的《对账确认书》等结算凭证；8.虑可公司应向马金玲支付运费差价明细表1份及附件2组。以上证据拟证明：虑可公司应当按照马金玲主张的结算方式结算运费，但虑可公司瞒报安吉公司的结算价格，克扣马金玲运费，直至2019年8月12日马金玲在双方签订《对账确认书》结算168万元运费时才发现这一问题，乃有本案纠纷；按照前述168万元运费结算标准对双方此前的运费进行重新结算，虑可公司应再向马金玲支付运费115万余元。两被上诉人不认可马金玲以上证据的证明目的，并对各项证据发表了质证意见。两被上诉人提交：2019年11月14日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长安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协议书》1份，拟证明马金玲在本次调解中已明确双方之间再无经济纠纷。马金玲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认证意见：该证据真实性可予确认，但其内容无法直接体现出两被上诉人证明目的，故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一审中，一审法院根据马金玲申请向安吉公司调查取证，安吉公司提供了其与虑可公司2015-2018年交易信息电子档。本院经安吉公司工作人员确认不涉及商业秘密后，向双方当事人送达了该交易信息。马金玲称其根据该信息统计，虑可公司应向其补付运费差额的金额为2343500.95元。两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本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2月25日，虑可公司与金敏盛公司签订《商品车运输合同》，约定金敏盛公司承运陕西省等省区境内无锡大通商品车，金敏盛公司向虑可公司提供增值税油票发票及过桥过路费的票据，按4%标准向虑可公司支付税款，虑可公司收到货款及时全部打给金敏盛公司，一切程序以安吉公司物流合同为标准。2018年10月20日、2019年5月20日，虑可公司与哲皓公司先后签订两份《商品车运输合同》，其中2018年10月20日合同约定，双方根据安吉公司结账运输付款，虑可公司现哲皓公司收取5%管理费，开票税费除外，哲皓公司灵需付40%油票等。2019年5月20日合同约定，双方根据安吉公司结账运输付款，虑可公司现哲皓公司收取5%管理费，开票税费除外，哲皓公司灵需付20%油票等。马金玲述称：其与金敏盛公司合作与虑可公司开展运输业务，后其与金敏盛公司法定代表人马良敏产生分歧，金敏盛公司退出，马金玲按前述《商品车运输合同》条款继续与虑可公司合作；此后出于年纪等原因考虑，由马金玲儿子、女儿为股东设立哲皓公司，实际由马金玲负责与虑可公司从事案涉业务，金敏盛公司、哲皓公司前述合同，均系马金玲与虑可公司之间的合同，对双方产生约束力；马金玲与虑可公司之间的业务自2014年开始至2019年6月接到安吉公司通知时结束，仅对其中2015年6月至2018年10月19日期间的结算存在异议；马金玲与虑可公司在“五大区”之外另有业务，但无争议，本案争议限于“五大区”的业务。两被上诉人对马金玲以上意见不予认可，认为其与马金玲之间系按区域和运输里程逐单结算，双方之前并无书面合同，金敏盛公司、哲皓公司与虑可公司之间的合同均未履行，马金玲主张金敏盛公司、哲皓公司与虑可公司之间的合同对马金玲、虑可公司产生约束力与事实不符。另查明，2019年8月12日，王道文代表虑可公司、马金玲代表哲皓公司，签订《对账确认书》，载明：当日，“经虑可公司、哲皓公司对账确认，双方在上汽大通整车运输业务上自2018年12月至2019年7月，虑可公司与哲皓公司结算费用共计168万元，至此所有运作费用全部结清”。2020年6月24日，马金玲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二审中，马金玲主张虑可公司现股东仅有王道文、王素荣夫妻二人，属于“夫妻店”，应按一人公司对待，王道文应对虑可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两被上诉人对此意见不予认可。除以上事实外，一审判决其他事实认定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马金玲以受到欺瞒为由主张重新结算其与虑可公司2015年6月至2018年10月19日期间“五大区”的运费有无依据；如需重新结算，王道文应否对虑可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本案中，马金玲主张其因虑可公司少报安吉公司支付的运费而产生错误认识，其与考虑过时之间的结算不实，双方应当重新结算。该主张实质上是以虑可公司构成欺诈为由主张撤销双方之间对争议期间运费的结算行为。对此，本院认为，马金玲作为从事运输业业务的商主体，对其自身利益应有最佳判断。如双方确有按金敏盛公司与虑可公司之间《商品车运输合同》结算条款进行结算的约定，马金玲在多年期间交易量数以百计的合作过程中，始终不了解安吉公司付给虑可公司运费的实际情况而仅凭虑可公司单方意见，即与虑可公司于2018年7月5日和2019年3月1日多次与虑可公司对账结算，违背交易常识。故其主张双方应按金敏盛公司与虑可公司之间《商品车运输合同》结算条款结算的上诉意见，及其自2019年8月12日《对账确认书》签订时才知晓被骗事实的主张，依据均不充分，本院难以采纳。其次，二审期间，马金玲提交了其于2019年8月12日作为哲皓公司代理人与虑可公司签订的《对账确认书》及相关对账凭证，主张其根据此次对账的依据才知晓被虑可公司少报安吉公司付款的事实。本院认为，马金玲未提供证据证实2019年8月12日《对账确认书》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对账确认书》对账涉及的业务时间范围为2018年12月至2019年7月，如马金玲确系哲皓公司与虑可公司之间《商品车运输合同》以及此前金敏盛公司与虑可公司之间《商品车运输合同》的实际承运方，且该《对账确认书》系马金玲与虑可公司之间的对账凭证，则在马金玲业已知晓双方此前对账结算依据有误的情况下，仍然同意签订《对账确认书》并明确“至此所有运作费用全部结清”，亦不合常理。或者可以认定，其在明知此前结算依据有误而仍然签订《对账确认书》，可以视为其接受争议期间的结算结果。同时，即便马金玲主张的《对账确认书》对账结算依据属实，根据此次对账结算，并不足以认定争议期间双方也应按照马金玲主张的方式对账结算。基于以上理由，马金玲本案一、二审提交的证据数量庞杂，部分证据不符合法定证据形式，对于虑可公司构成欺诈这一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达不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其主张虑可公司应当向其补足2015年6月至2018年10月20日期间“五大区”运费差额的诉讼主张缺乏依据，其要求王道文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意见因此不能成立。综上，马金玲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主要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裁判结果无误，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马金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曹廷生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陈 丹书记员  唐姮鑫书记员  胡 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