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65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奇升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法定代表人：杨年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耀华，男，1959年8月18日生，汉族，该公司股东，住上海市杨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红力，上海市杨浦区大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州睿正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建国西路**财富大厦**1002法定代表人：司毅，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尤安生，男，1967年5月22日生，汉族，该公司副经理，住徐州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伟，江苏金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奇升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升公司）与被上诉人徐州睿正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正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19)苏0311民初2959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奇升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睿正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一审法院没有查清楚几个主要事实。1、2017年12月8日的《借款合同》第五条之所以约定：“甲方以转账或现金或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将所借款项支付乙方”，就是要区分借款和货款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在本案判决中认为《借款合同》具有清算协议的性质，被上诉人据此以借款法律关系提起诉讼，依法应予以支持显然是不对的。因为《借款合同》的本意是被上诉人要借款给上诉人，与货款无关。但是被上诉人没有履行其借款合同的钱款交付义务，显然不成立。《借款合同》之所以没有解除是因为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司毅是上诉人公司的大股东，其为了证明自己有经济能力到银行可以贷款，完全不是清算债权债务的协议。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合同第五条约定了，直接写明是债务清算结果。所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合同是清算债权债务的协议，错误的把上诉人的财务蔡玲华与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的儿子尤淦鹏的聊天记录中记载的“利息明细”作为证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的证据。首先，《利息明细》上可以明确表明“付睿光利息”，明确该指向的对象不是被上诉人，而是上诉人与睿光(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光公司）的利息关系，与本案无关。其次，尤淦鹏还有一个深圳前海物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公司），该公司借款820万元给上诉人(有借款合同和银行凭证可以证明)，睿光公司借款46.5万元(有银行凭证)。所以，上诉人财务蔡玲华与尤淦鹏的聊天记录，指向的对象是指睿光公司和前海公司。本案一审法院不但没有查清这一事实，而且还作为本案的判决依据，显然是大前提错了，完全得不出本案的借款合同是清算性质协议的结论。二、假设按被上诉人主张在2017年12月8日《借款合同》签订前的计算方式，上诉人所欠被上诉人的货款也只有2603672.61元，即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开具了金额29015483.53元增值税发票，加上26545.25元，加上两个10万元，等于29242028.78元，减去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钱款26638356.17元，等于2603672.61元。很显然这与2017年12月8日借款合同的借款金额1080万元，也就是清算协议的金额完全不符。那么2017年12月8日《借款合同》签订后再所谓补开5168132元增值税发票，其中2017年12月26日、2018年8月13日、2018年8月14日这五张增值税发票所显示的货物氟化铝，金额4360132元，被上诉人根本没有实际交付。被上诉人公然把发票金额作为上诉人欠款金额进行计算，更荒唐的是把这虚假的债务抵算到借款中，声称所谓欠款7771804.61元。但是此以假乱真的金额还不够2017年12月8日借款合同中的1080万元合同价。被上诉人又动脑筋从2017年12月8日借款合同签订后，即把2017年12月29日当日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100万元要求其帮助贴现所归还的663860元以及2018年1月18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分二次各转200万元，2018年1月19日向上诉人转账81万元，计481万元(事实上该481万元是被上诉人和上诉人以及江西锋凯公司三家购货买卖中相互之间的转款，并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还有把2018年6月5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150万元，被上诉人在2018年6月25日的还款100万元作为拼凑1080万元的欠款。为此，被上诉人把以上663860元+4810000元+1000000元=6473860元，均作为对上诉人的付款，还声称所谓欠款7771804.61元+6473860元=14245664.61元(在判决书中写成13245664.61元，少写100万元)。比借款合同中借款金额1080万元多转2445664.61元(按被上诉人计算少写100万元)。从以上被上诉人的自诉和计算的过程就不难看出，在2017年12月8日前也就是所谓的清算日还不够1080万元借款。后来用所谓补开增值税发票金额，周转金额，付款金额等等拼凑，均认为是清算的依据，没有依据。2017年12月8日清算日就按被上诉人所述欠款金额还缺几百万元，以后补，这不符合清算的惯例也不符合清算的常理。所以，一审法院把借款合同作为清算协议认定，显然错误。上诉人认为由于一审法院的错误认定，该判决的内容掩盖了被上诉人在货物买卖纠纷中睿正公司没有交付货物，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违约行为以及把不应该作为付款给上诉人钱款的金额错误的计算为债务。如果被上诉人认为已经交付了货物，那么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在本案中只提供增值税发票并没交货，就把5张发票金额作为上诉人所欠的债务与法相悖。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5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结合本案，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是货物买卖关系，有购货增值税发票、送货单、提货单、银行付款凭证等一系列购销关系的完整链及证据链，充分证明双方之间是非民间借贷关系。2017年12月8日的借款合同第五条规定很明确“甲方以转账或现金或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将所借款项支付乙方”该约定是双方明确表示该借款合同的1080万元借款是要以转账或现金或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将所借款项支付给上诉人，也就是说1080万元是独立的借款不存在任何混合的钱款。一审法院认定该借款合同是清算协议没有依据。三，假设借款关系成立，关于一审法院判决利息的计算违反了2020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司法保护上限调整为15.4%，即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4倍为标准确定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取代原《规定》中以24%和36%为基准的两线三区的规定。一审法院完全可以按照最高法院发布的这一规定判决，故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应给予撤销。四，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在程序上违法，应当经审理后，认定被上诉人在程序上以民间借款合同法律关系进行诉讼，依法无据，应予驳回。现在以清算协议进行诉讼，显然适用法律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在本案审理中事实没有查清适用法律不当，程序上违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驳回一审原告诉请或发回重审。睿正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关于借款协议的签订，上诉人无证据证明所谓签订协议的目的是为了证明被上诉人有经济能力可以贷款。况且银行审查借款人是否符合贷款条件，并非基于借款人是否向其他人出借资金，这种做法，反而可能造成借款人无法从银行申请到贷款。关于聊天记录中付“睿光利息明细”，实际是上诉人按照双方借款协议约定的本金计算相应的利息后，正常支付给被上诉人，而非上诉人提到的睿光公司。且当上述本金金额发生变化时上诉人也是准确按照变化后的金额计算利息，并向被上诉人支付。再者明细表最后已经载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资金往来，影响到了本金和利息金额的变化，而非睿光公司和本案当事人之间的资金往来，影响了其他金额的变化。关于前海公司与上诉人、睿光公司之间的经济往来，与本案及被上诉人无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前期的买卖合同已经完成了相应的账务清算，上诉人所欠被上诉人的货款，按照双方的意愿，已经成为借款。二、关于借款金额的确定往来变化被上诉人再次重申，不认可上诉人的与江西丰凯公司之间所谓空转资金的陈述。相关资金来往已经清楚的注明为借款。关于上诉人提到的480余万的发票没有发货的问题，上述发票上诉人已经入账，应当视为认可双方之间关于这480余万的交易。这部分交易同样是发生在2017年12月8日的借款协议签订之前，因此该部分货款像其他交易的货款一样，已经根据借款协议的内容转变为借款。即使上诉人认为有部分货物没有交付，但是由于他们认可了这批交易。可以另行解决货物的交付问题，但与本案无关。在2017年12月8日前的买卖往来中，由于是被上诉人提供贸易资金，直接向卖家付款，所以从来都是上诉人销售回款后再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非特殊情况被上诉人从不向上诉人支付款项。如果12月8日签订借款协议后，双方仍为买卖关系，被上诉人何必在12月8日以后向上诉人支付高达5473860元的款项。此款明显是为了补足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本金。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确实充分，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虽然称为买卖关系，但随着借款协议的签订，合作模式的变化，后续资金的支付等，已经完全转化为借款关系了。三、2020年8月20日前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2条规定，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本案的受理时间在2019年5月份，远远早于该规定的实行时间，根据上述规定及新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仍应适用当时的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借款利息的判决完全符合规定。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是曲解法律。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睿正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奇升公司向睿正公司偿还借款920万元及利息（按年利率24%，自2019年5月1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判令奇升公司支付睿正公司实现债权的费用380000元；3、诉讼费用由奇升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睿正公司与奇升公司之间素有贸易业务往来。至2017年11月底，奇升公司仍欠付睿正公司货款。2017年12月8日，经双方协商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奇升公司从睿正公司处借款1080万元，借款期限为6个月，借款利率为月息2%，服务费为0.5%，按月收息和服务费，利随本清，到期后双方如无异议，借款期限可顺延6个月，如奇升公司未按约定归还借款，还应当承担因诉讼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等。合同签订后，由于奇升公司尚欠睿正公司货款，故睿正公司陆续向奇升公司支付了其余款项，双方一致认可上述款项为奇升公司从睿正公司处借得的1080万元，奇升公司亦按照合同约定按月足额支付利息及相关费用。原6个月借款期限到期后，双方依照约定自动延续6个月至2018年12月，到期后奇升公司除支付部分本金及相关利息、费用以外，至今尚欠睿正公司借款920万元未还，为维护睿正公司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一审法院查明，睿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司毅系奇升公司的股东，工商登记持股比例为34%。工商登记显示，奇升公司另有股东三名，为杨年生持股比例39%，沈耀华持股比例22%，田鸿德持股比例5%。2017年6月9日开始，睿正公司与奇升公司之间发生业务往来，主要模式为由睿正公司出资购买货物（主要为石油焦）后销售给奇升公司，睿正公司向奇升公司开具发票，奇升公司向睿正公司支付款项，然后由奇升公司再行加价销售给需方。睿正公司陈述在上述业务往来模式中，其仅负责提供资金，由奇升公司选择货物的销售方以及购买货物后销往的需方，其从业务往来中获得的利润为：一是其提供的资金，奇升公司按照月利率2.5%支付使用资金的利息；二是货物购买价与奇升公司销售货物的销售价之间的差额产生的利润，按照股东持股比例分配。双方之间的该种业务往来模式一直持续至2017年12月8日。之后，双方之间签订了《借款合同》，由睿正公司直接提供资金，双方之间不再发生“转卖”往来，由奇升公司按照借款合同约定支付资金使用费用。奇升公司陈述在上述业务往来模式中，睿正公司不仅仅只是提供资金，还自行选择购进货物的销售方。货物购进后销往的需方是奇升公司选择的，双方之间仅是买卖合同关系，不存在需要支付睿正公司资金占用费用的问题。对于货物购买价与销售价之间的差额产生的利润，按照股东持股比例分配。双方之间的业务往来一直持续至2019年1月28日。2017年12月8日，睿正公司（甲方出借人）与奇升公司（乙方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乙方向甲方借款人民币1080万元，借款用途为乙方石油焦贸易业务采购。借款利率为月利率2.0%，服务费为0.5%，按月收利息和服务费，利随本清。借款期限为6个月，从2017年12月11日起至2018年5月11日止，到期后如甲乙双方如无异议，经双方书面确认后，可延期借款期限到原到期之日后延6个月。如实际放款日与该日期不符，以实际借款日期为准。乙方收到借款后应当出具收据，乙方所出具的借据为本合同的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借款方必须按照借款合同规定的用途使用借款，不得挪作他用，不得用借款进行违法活动。否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立即还本付息，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乙方自负。借款方必须按合同规定的期限还本付息。如逾期不还，则出借人有权限收回借款，并每逾期一日按借款总金额每日千分之三的金额加收违约金。乙方如未按合同规定归还借款，乙方应当承担违约金以及因诉讼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等费用。双方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睿正公司主张上述《借款合同》签订前，双方之间因“转卖”业务往来共计产生34183615.53元的交易款项，并共计向奇升公司开具含税金额为34183615.53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在2017年12月8日前，其仅向奇升公司开具了金额为29015483.53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7年12月8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其又陆续向奇升公司补开了金额为5168132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加之睿正公司于2017年9月1日向奇升公司转账的26545.25元，于2017年9月15日向奇升公司转账的10万元，于2017年10月13日向奇升公司转账的10万元，扣除奇升公司于2017年12月8日之前合计支付睿正公司的26638356.17元后，奇升公司尚欠睿正公司货款余额为7771804.61元。在《借款合同》签订后，该7771804.61元已转化为借款，但因睿正公司之前实际投入资金已达1080万元，双方遂签订了借款金额为1080万元的借款协议。同时为了补足1080万元款项的差额，睿正公司于2017年12月29日向奇升公司转账663860元，于2018年1月18日向奇升公司分二次各转账200万元，于2018年1月19日向奇升公司转账81万元，于2018年6月25日向奇升公司转账100万元。为此，奇升公司欠付的货款及睿正公司向奇升公司转账付款合计13245664.6元，较《借款合同》约定的1080万元多出的2445664.61元系之前的业务往来中发生的资金利息及其他杂费，因该部分费用已计入睿正公司向奇升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中，因此，睿正公司向奇升公司转款时多转款2445664.61元，实际借款金额仍为1080万元。同时，睿正公司为证明上述《借款合同》已实际进行了履行，另行提供了尤淦鹏（睿正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子）与微信号为×××＿rnmlf7oxrre721的用户于2018年1月5日、2018年9月20日、2019年1月3日的聊天记录，该微信号经向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查询，实名认证人为蔡玲华。奇升公司认可蔡玲华为其公司会计。微信聊天记录主要内容如下：2018年1月5日，尤淦鹏询问蔡玲华到12月10日的利息还差睿正多少。蔡玲华回复就差30万，“到12/10应该给您90万，已经给了30万+30万”。尤淦鹏回复“好的，发票方面呢”，“还有12月后面2/3又产生（12/10-12/31）18万利息了”。2018年9月20日，尤淦鹏与蔡玲华联系确认一笔50万元付款的问题。在聊天过程中，尤淦鹏询问蔡玲华“麻烦算下今年付了我多少利息，我这边核对一下”，蔡玲华于当日下午发送了“奇升利息明细”一份，内容如下：            付款日期              计息期              付睿光利息              备注                                016.12              11/16-12/5              18524              付清                                2017.1.4              2016年12月              38288              付清                                2017.2.6              2017年1月              50709              付清                                2017.3.6              2017年2月              71300              付清                                2017.4.6              2017年3月              144823              付清                                2017.5.6              2017年4月              185718              付清                                2017.6.26              2017年5月              156113              付清                                2017.7.31              2017年5月补差              64112.9              付清                                2017年6月              266333                                2017年7月              270000                                2017.9.1              2017年8月              270000              付清                                2017.9.30              2017年9月              270000              共108万，11月30万，12月30万，1月30万，2月18万，已付清                                2017.10.31              2017年10月              270000                                2017.11.30              2017年11月              270000                                2017.12.31              2017年12月              270000                                2018.1.31              2018年1月              270000              3/12付30万                                2018.2.28              2018年2月              270000              3/26付24万                                2018.3.31              2018年3月              270000              4/28付27万                                2018.4.30              2018年4月              270000              6/1付27万                                2018.5.31              2018年5月              270000              7/25付27万              本金1080万                  2018.6.30              2018年6月              246000              8/15付25万，另外付开票税金25万              本金1000万                  2018.7.31              2018年7月              250000              9/13付25万                                2018.8.31              2018年8月              250000                                              合计                            4,461,920.90                                  备注：6/8睿正借款150万，6/25睿正还给奇升100万，6/29还尤总30万，故6月份利息24.6万。2019年1月3日，蔡玲华向尤淦鹏发送信息“尤总：12/5已还款80万，利息80万*0.018/31*27天+12542元，1月份利息920万*0.018=165600元，扣掉12月份还款的利息后余款153058元，已经打给您了”。尤淦鹏回复“收到”。蔡玲华又发送信息称“发票的金额我等会儿给您，争取1月份开出来，就是把2018年开出来”。对于睿正公司上述主张中因货物“转卖”产生的开具增值税票问题，奇升公司辩称开具于2017年12月26日、2018年8月13日、2018年8月14日的5张增值税发票上所显示的货物氟化铝，其并未收到，该5张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所显示的货物金额共计4360132元。对于睿正公司所主张的2017年9月1日转账26545.25元，奇升公司认为系转付新疆华越的货款后退回的多余货款（奇升公司支付睿正公司新疆华越货款具体为2017年6月26日70万元、2017年6月27日8万元、2017年6月29日50万元、2017年7月3日10万元）；对于睿正公司于2017年9月15日、10月13日共计转款的20万元，奇升公司主张已于2017年10月23日归还睿正公司。对于上述奇升公司主张的2017年6月26日70万元、2017年6月27日8万元、2017年6月29日50万元、2017年7月3日10万元、2017年10月23日20万元的五笔款项，睿正公司予以认可，并已计入其认可的2017年12月8日前奇升公司合计支付的26638356.17元款项内。对于睿正公司主张2017年12月8日后其向奇升公司所转款项为借款，奇升公司均有异议，具体如下：1、2017年12月29日，睿正公司向奇升公司转款663860元，转款用途标识为退款，附言标识为退款；奇升公司辩称该笔款项系2017年12月29日交付睿正公司100万元承兑汇票要求睿正公司贴现，同日睿正公司写明的退款663860元为贴现该承兑汇票的款项。睿正公司对于奇升公司向其交付了100万元承兑汇票，其公司于2018年1月5日通过尤安生分两次入账无异议，但认为其公司不是该种记账方式。2、2018年1月18日，睿正公司分两次向奇升公司各转款200万元，转款用途标识为借款，附言标识为借款；2018年1月19日，睿正公司向奇升公司转款81万元，转款用途标识为借款，附言标识为借款；奇升公司辩称该三笔款项实际为睿正公司、奇升公司及锋凯公司之间的相互转账，目的是为了达到睿正公司在贷款时能够证明有资金实力。为了证明该主张，奇升公司提供了锋凯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附业务回单）及证人甘某,4的证言。其中锋凯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如下：在2018年1月17日至2018年1月19日期间奇升公司转款给锋凯公司人民币500万元，锋凯公司于2018年1月18日分别转款给睿正公司200万和199万，2018年1月18日转给陈喜军（陈喜军为锋凯公司的业务员）个人101万，合计转款给睿正公司及陈喜军500万元；陈喜军个人于2018年1月19日分别转款给奇升公司20万元，给睿正公司81万元，合计101万；睿正公司收到锋凯公司399万元，陈喜军个人81万元，以上合计480万元。睿正公司于2018年1月18日、19日转款给奇升公司481万，奇升公司于2018年1月19日收到陈喜军个人20万元，合计501万元。这是几方之间相互转款，不是借款。总之，睿正公司所谓的转给奇升公司转给锋凯公司，并有峰凯公司转给睿正公司480万元，并不是睿正公司借款给奇升公司。对于上述情况，锋凯公司愿出庭作证。《情况说明》所附银行业务回单或电脑系统查询单显示：2018年1月17日，奇升公司向锋凯公司转款200万元，转款用途标识为借款，附言标识为借款。2018年1月18日，奇升公司向锋凯公司转款200万元，转款用途标识为借款，附言标识为借款。2018年1月18日，奇升公司另向锋凯公司转款100万元，转款用途标识为借款，附言标识为借款。2018年1月18日，锋凯公司分两次先后向睿正公司转款200万元（附言标识为退款）、199万元（附言标识为退款）；并于当日向案外人陈喜军转账101万元。2018年1月19日，案外人陈喜军向睿正公司转款81万元（附言标识为还款），向奇升公司转款20万元。证人甘某,4到庭作证，该证人（持有锋凯公司出具的介绍信）陈述其与奇升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年生相识，并基本同时间经杨年生介绍与睿正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子尤淦鹏相识，因石油焦交易产生往来。在2018年1月18日之前睿正公司与锋凯公司之间有款项往来，是因贸易往来产生的款项往来，但其认为款项均已经结算清楚了，不知道睿正公司认为是否结算清楚。对于锋凯公司《情况说明》中的款项往来，是双方之间的互相转账行为，是“倒账”行为，不涉及业务往来。对此，睿正公司认为，其与锋凯公司因为业务往来，至锋凯公司于2018年1月18日、19日转款的480万时，锋凯公司尚欠其910余万元，因此，不认可锋凯公司及证人证言陈述的内容。同时，睿正公司称因为账目比较乱，在签订借款合同后双方商定将剩余的款项给付了。因在签订借款合同前，其共计向锋凯公司预付货款914万元，但锋凯公司仅向睿正公司提供了2760300元的货物，因为签订了借款合同，所以锋凯公司将剩余款项退给了睿正公司，而睿正公司将款项支付给奇升公司，奇升公司再将款项支付给锋凯公司，因为锋凯公司担心退款后交易无法进行，因此，由奇升公司先支付款项给锋凯公司，再由锋凯公司退还给睿正公司，睿正公司再支付给奇升公司。3、对于2018年6月25日，睿正公司向奇升公司转款100万元，转款用途及附言均标识为借款。奇升公司辩称该款项是睿正公司于2018年6月8日向其借款150万元，奇升公司归还的款项。对于奇升公司的该辩称主张，睿正公司无异议，并主张剩余的50万元冲抵了奇升公司向其借款的本金。除上述争议款项外，2017年12月8日后，奇升公司另行向睿正公司转款情况如下：2017年12月11日向睿正公司转款20万元；2018年4月28日向睿正公司转款27万元；2018年6月1日向睿正公司转款27万元；2018年6月29日向睿正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子尤淦鹏转款30万元；2018年7月25日向睿正公司转款27万元；2018年8月15日向睿正公司转款50万元；2018年9月13日向睿正公司转款25万元；2018年10月8日向睿正公司转款20万元；2018年10月12日向睿正公司转款10万元；2018年10月15日向睿正公司转款30万元；2018年11月1日向睿正公司转款14万元；2018年12月3日向睿正公司转款93041元；2018年12月5日向睿正公司转款80万元；2019年1月3日向睿正公司转款153058元；2019年1月29日分别向睿正公司转款147600元、100万元；2019年3月15日分别向睿正公司转款145626元、20万元；2019年4月2日向睿正公司转款10万元；2019年4月29日向睿正公司转款10万元。上述睿正公司予以认可，并陈述上述款项中可冲抵本金的款项为奇升公司于2018年6月29日向睿正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子尤淦鹏转款30万元及奇升公司于2018年12月5日向睿正公司转款80万元。对于睿正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奇升公司认为睿正公司虽然能够证明微信账户的实名认证情况，但并不能就此证明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是真实的，睿正公司应当将电信公司后台有记录的微信内容复制出来，且假设相关的内容是真实的，也不能反映出来睿正公司与奇升公司之间是借贷关系，所标识的利息就是本案的借款利息，因为在双方往来的货款汇款凭证上清楚记载的是货款，从来没有利息一说。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为妥善处理案件及民刑交叉的衔接问题，一审法院曾向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经侦支队）发送调查函，询问该局是否因司毅及其子尤淦鹏非法集资的问题向奇升公司调查涉案借款合同的履行问题，且涉案借款合同是否为非法集资行为中收取他人款项并转移款项的手段等问题。后该局并未书面函复本院。该院根据奇升公司在审理过程中提供的公安机关人员联系方式再行沟通联系，被口头告知该公安机关并非针对涉案借款合同进行的立案侦查。一审法院认为，关于睿正公司与奇升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合同关系的问题。根据睿正公司的陈述，涉案《借款合同》签订前其提供资金购进货物后转卖奇升公司，奇升公司再行出售，奇升公司需按照月利率2.5%支付使用资金的利息，同时对于货物售价产生的差额由此产生的利润双方进行分配。之后，为简化双方之间的交易方式，双方签订了《借款合同》对双方之间滚动的款项转化为了借款，并且睿正公司仅负责提供资金而不再向奇升公司“转卖”货物。奇升公司对于涉案《借款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借款合同反映的并非为双方的借贷合意，而是为了睿正公司获得贷款所签订，但奇升公司的该抗辩无任何证据证实。同时，虽然奇升公司对该《借款合同》的关联性不认可，但结合奇升公司方的会计向睿正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子尤淦鹏所发送微信中关于“奇升利息明细”表中可以显示，奇升公司2016年12月开始已经在向睿正公司支付利息，且在双方确认业务开展时间之后也一直在支付利息。2017年12月8日，双方签订《借款合同》后，奇升公司以1080万元为基数向奇升公司支付了直至2018年5月的利息，每月利息数额为27万元，此与双方借款合同反映的款项数额及利息、费用标准一致。2018年6月，因奇升公司向睿正公司出借150万，睿正公司归还奇升公司100万元，剩余50万元用于冲抵案款款项，同时，奇升公司向尤淦鹏转账30万元，该利息明细表上反映的本金数额标注为1000万元，并且计算的利息数额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标准做了调整。因此，综合《借款合同》及利息计算表可以看出，睿正公司对于《借款合同》签订前双方业务模式的陈述具有可信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五条，睿正公司以借据等提起民间借款诉讼，奇升公司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双方于2017年12月8日签订了《借款合同》，之后奇升公司也在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包含费用）标准支付1080万元款项的利息，因此，案涉《借款合同》即具有清算协议的性质，睿正公司据此以借款合同法律关系提起诉讼，该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睿正公司主张的借款本息数额问题。根据奇升公司会计核算的“奇升利息明细”表可以看出，截至2018年8月31日，奇升公司尚欠睿正公司本金为1000万元，且奇升公司于2018年9月13支付25万元后已将案涉款项2018年7月31日前的利息支付完毕。此后，睿正公司仅认可奇升公司于2018年12月5日向其支付的80万元为归还的借款本金。因此，对于2018年9月13日后其余奇升公司支付款项，该院按照先支付到期利息后本金的方式予以冲抵计算。经计算，奇升公司尚欠睿正公司借款本金为8495223.79元，并应按照年利率24%自2019年3月16日起支付睿正公司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但应扣除奇升公司分别于2019年4月2日、2019年4月29日支付的利息共计20万元）。对于睿正公司主张的实现债权的费用38万元，其未有证据予以提供，该院暂不予支持，睿正公司可待补强证据后另行主张。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一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该院判决：一、被告上海奇升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徐州睿正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本金8495223.79元及利息（按年利率24%，以8495223.79元为本金，自2019年3月16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并扣除被告分别于2019年4月2日、2019年4月29日支付的利息共计20万元）；二、驳回原告徐州睿正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奇升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奇升公司与前海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12份，证明奇升公司与睿正公司没有借款关系。2、转账凭证复印件32张，其中4张是睿光公司转给奇升公司46.5万元的银行凭证，其余29张是前海公司转给奇升公司的820万元的银行凭证。3、睿光公司和前海公司的工商登记查询7张，证明尤淦鹏是前海公司和睿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前海公司和睿光公司和奇升公司之间有借款关系，本案微信涉及的借款关系是奇升公司和前海公司、睿光公司之间发生的。睿正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首先，证据1、2全部都为复印件，无法确定真实性。证据3是工商登记不是国家官方网站发布的企业信息，无法判定企业相互之间的关系。其次，上诉人提供的借款合同和转款凭证均是其和其他公司发生的资金来往，与被上诉人无关，这些证据即使是真实的，也是上诉人与前海公司之间有民间借贷关系。本案借款的资金来源于被上诉人的货款，加上2017年12月8日借款协议签订以后，转账给上诉人的部分资金，并非刚才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所反映的内容。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经法院对全省关联案件和套路贷、职业放贷人名录的查询，睿正公司不构成套路贷，不是职业放贷人。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奇升公司上诉称本案诉争的借款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奇升公司财务人员蔡玲华与尤淦鹏微信聊天中涉及的借款关系是奇升公司和前海公司、睿光公司之间发生，但其二审期间提交的与前海公司签订的12份《借款合同》及相关转账凭证均发生在本案奇升公司与睿光公司2017年12月8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之前，不能证实上述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根据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奇升公司财务人员蔡玲华与尤淦鹏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及其向尤淦鹏发送的“奇升利息明细”中涉及的已向睿正公司偿还的利息及本金扣减的数额均能够与本案诉争《借款合同》约定的108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完全对应。如果奇升公司与睿正公司不存在借款关系，奇升公司每月按照1080万元2.5%的标准向睿正公司转款的行为显然违反常理，奇升公司关于上述转款行为系履行其与前海公司的借款合同的解释没有事实依据，不能自圆其说。睿正公司提供的《借款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向奇升公司的转款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奇升利息明细”、奇升公司的还款记录等证据能够与睿正公司的陈述互相印证，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可以证实睿正公司与奇升公司之间存在1080万元的借款关系，且睿正公司已经按照约定向奇升公司履行了款项交付义务，奇升公司亦按照双方《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定期向睿正公司偿还了部分利息及本金的事实。一审法院结合全案证据进行综合认证，认定案涉《借款合同》具有清算协议的性质，判决奇升公司支付睿正公司借款本金8495223.79元并按照年利率24%支付睿正公司自2019年3月1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至的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上诉人上海奇升实业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6010元，由上诉人上海奇升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 峰审 判 员  孟文儒审 判 员  谢立华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许 丽书 记 员  彭伟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