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55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朱永威，男，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晨，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国豪，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黄惠文，男，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勇，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志华，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朱永威因与被上诉人黄惠文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4民初6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朱永威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晨、邓国豪，被上诉人黄惠文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勇、曾志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朱永威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分割朱永威与黄惠文按份共有的位于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聚贤二巷2幢201房的房产，由黄惠文给付朱永威上述房产现市场价值二分之一的现金补偿(暂计人民币40万元)，涉案房产归黄惠文所有；3.驳回黄惠文的全部反诉请求；4.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黄惠文承担。事实及理由：一、涉案《房屋转让协议》并未生效，且真实性无法核查，一审判决未查清黄惠文有无支付购房款这一协议生效条件，直接认定《房屋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严重错误。首先，《房屋转让协议》形成时间为1997年，距今已23年，该协议中的当事人朱三娣已去世，无法与其核实。而且该协议中朱三娣的签名字迹与在花都区国家档案馆调档出的朱三娣在其《结婚申请书》上的签名字迹相差巨大，故对该证据中朱三娣的签名真实性不予认可。其次，基层法律服务所并非公证机关，其见证下签订的协议不发生公证的效力。且该份证据中花都区赤泥法律服务所出具的《见证书》极其简单粗糙，甚至连合同双方的身份证号都未记载，且《见证书》上的两位见证人亦未附上身份证号、身份证复印件或工作证复印件等信息，该见证存在诸多瑕疵，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房屋转让协议》第2条约定：“由黄惠文补偿给朱三娣房价款壹万伍仟叁佰肆拾圆正后起该协议才可生效”然而黄惠文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向朱三娣支付了该笔款项，因此就算该协议真实存在，亦未生效。二、一审判决关于涉案房产的使用问题及朱三娣房产证为何由黄惠文保管的问题认定错误。首先，一审判决认定涉案房产由黄惠文一直居住至今错误。实际上，涉案房屋由朱三娣及黄惠文的岳父母出资购买，在2005年以前，涉案房屋均是朱三娣及黄惠文的岳父母从香港返回大陆的住处，亦不由黄惠文占有使用。黄惠文作为岳父母的财产代管人一直代为打理涉案房产的便利角色，黄惠文很可能是基于以上种种原因而在朱三娣去世后擅自占有使用了涉案房屋至今。加之朱永威及其亲属因为从未见过涉案房屋属于朱三娣的房产证，无法知晓涉案房屋的实际权利状况而未提出异议，另外黄惠文在2002年－2019年长达十余年的时间从未向朱永威亲属提出过“涉案房屋归属于我”的主张，明显不合常理，因此，不能仅依据黄惠文长期占有使用涉案房屋和掌控朱三娣之房产证即认定“《房屋买卖协议》已生效，涉案房屋已然归属于黄惠文”的观点，其次，根据涉案《房屋买卖协议》第一、二、三条约定，《房屋买卖协议》的行文体系中体现了履行顺序，为：(1)黄惠文、朱三娣先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确定房屋份额转让一事，即由甲方黄惠文全部占有该房屋所有权证；(2)黄惠文补偿15340元给朱三娣，后起该协议才可生效：(3)以后因该房屋需要过户等事宜，所需费用由黄惠文负责，但朱三娣应提供必要协助。换言之，朱三娣极有可能是基于上述所理解的“履行顺序”，先行向黄惠文交付了房屋产权证，但因为后续黄惠文并未向其支付15340元补偿款，所以《房屋买卖协议》未生效，故而朱三娣亦未为黄惠文办妥过户手续。另外，经朱永威向其母罗群娣了解情况得知，罗群娣本人从未见过该房产证原件，亦不知道有该物的存在，朱永威及其亲属仅在2019年5月黄惠文主动通过朱永威的姐姐朱惠芳，要求朱三娣的继承人配合过户时，查阅黄惠文提交的材料才发现该房产证的存在。据罗群娣回忆，在办理购买手续时，的确由朱三娣和黄惠文一起前往办理的。朱三娣文化水平低，小学尚未毕业，黄惠文是教师，文化水平高，且当时两家并未交恶，则在购房手续办理过程中，应是由黄惠文主导签署文件、接收物业、办理房产证等手续，而朱三娣应是根据黄惠文的提示在各文件上签名而已，不排除是黄惠文在办理房产证的过程中，一同领取了原属于朱三娣的房产证，但未归还给朱三娣的情况。而朱三娣、罗群娣因为法律意识淡薄、文化水平低下，此前亦一直居住在村里的房子，未购买过商品房，甚至没有房产证为房屋之权属证明的概念，才因此未向黄惠文索取属于自己的房产证。三、一审判决遗漏了原登记在朱三娣名下的二分之一的涉案房产属于朱三娣与罗群娣夫妻共同财产、朱三娣无权擅自处置夫妻共同财产这一重要事实，导致作出错误的判决。涉案房屋购买于1992年1月16日，朱三娣与罗群娣于1976年4月20日登记结婚，登记在朱三娣名下的二分之一的涉案房产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即便《房屋买卖协议》系朱三娣亲笔所签，但因为其单方处分了夫妻共同财产，应属于无权处分行为。现罗群娣知悉《房屋买卖协议》的存在后明确拒绝追认该协议，即该协议至少对于罗群娣依法享有的份额无效。被上诉人黄惠文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处理，不同意朱永威的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查明《房屋买卖协议》合法生效是正确的。1.黄惠文与朱三娣于1997年8月19日在当时花都市赤坭镇法律服务所见证下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协议内容及双方签约过程经法律服务所审查和见证，《房屋买卖协议》真实有效。根据《司法部关于基层法律服务所有限制地开展见证工作的通知》之规定，司法部赋予了基层法律服务所办理合同见证业务的职能，主要是审查完善合同，证明其真实、合法、可行到监督合同履行的综合性法律服务。所以经赤坭镇法律服务所见证的《房屋买卖协议》具有法律效力。2.黄惠文与朱三娣在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后，双方已实际履行了协议的权利义务。黄惠文在签约后已按协议约定向朱三娣支付了涉案房屋50%份额的转让价款15340元，朱三娣将其持有的一本房产证交给了黄惠文，黄惠文及家人也自1996年起一直居住使用涉案房屋。对于黄惠文支付的15340元转让款，性质属于黄惠文岳父出资，岳父另外补偿朱三娣、罗群娣7万余元（含涉案房屋价款15340元）用于购买了位于广州市赤坭镇中心街33号之三A梯303房及支付房屋装修、家具家电费用。303房一直由朱三娣及罗群娣一家人居住使用，所以不存在涉案房屋50%份额房价款15340元未支付问题，朱三娣生前及罗群娣也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因为朱三娣收到涉案房屋50%份额价款15340元后已用于购买303房。在朱三娣、罗群娣购买303房的时候，朱三娣收入较低，罗群娣无业，如无岳父支付7万余元（含涉案房屋50%份额价款15340元），根本无经济能力购买303房（包括装修、家具家电）。二、关于涉案房屋的使用和朱三娣产权证的问题。1.1993年-1994年期间，黄惠文两夫妻、朱三娣两夫妻、岳父岳母在一起协商达成一致，涉案房屋归黄惠文、罗群好夫妻所有，岳父岳母另外再出资购买一间房屋给朱三娣、罗群娣夫妻，父母给两个女儿每人分配一间房屋。1996年开始，黄惠文、罗群好及子女一起搬入了涉案房屋居住及使用至今。1997年8月19日，黄惠文与朱三娣签订《房屋买卖协议》，黄惠文支付了房价款15340元后，朱三娣持有的房产证也交付给黄惠文，黄惠文取得了涉案房屋100%产权份额。因为当时黄惠文与朱三娣各自要上班，过户手续比较繁琐，双方基于亲戚间的信任未及时办理过户，之后朱三娣2002年就病故了。所以，并非朱永威所讲黄惠文擅自占有使用涉案房屋至今，也并非因为黄惠文未支付价款15340元而朱三娣未配合办理过户。2.朱永威在上诉状中的陈述与其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前后矛盾：朱永威在上诉状中说其在2019年5月才知道涉案房屋和产权证的存在，这与事实不符。朱永威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可知，朱永威提供了在2019年2月27日、2019年3月18日、2019年3月29日到国泰村村委开具了三份朱三娣的死亡证明，当时办理上述证明的背景是：在2019年初，在黄惠文要求罗群娣配合完善过户手续的时候，罗群娣起初是答应配合办理的，所以双方一起办理以上证明用于房屋过户使用。但当罗群娣拿到以上证明及黄惠文提供的房产资料后，拒绝配合办理过户。罗群娣、朱惠芳、朱永威用以上证明及房产资料在2019年4月2日向花都公证处申请继承、赠与公证，擅自将朱三娣的50%份额过户于朱永威名下。3.涉案房产已由一审法院认由黄惠文岳父母出资购买，朱三娣夫妻从未出资，也从未在涉案房产居住。黄惠文及家人一直在涉案房产居住、使用至今，朱三娣生前及去世后十七年的时间内，朱三娣及家人从未向黄惠文主张过权利的事实，由此证明罗群娣对涉案房屋朱三娣50%份额转让给黄惠文的事实是知情且同意的，是各方协商一致的结果。朱永威及罗群娣、朱惠芳擅自办理了公证、过户及提起本案起诉，是极不诚信的行为，企图通过司法手段达到侵吞黄惠文合法财产的目的。朱永威于2020年1月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分割朱永威与黄惠文按份共有的位于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聚贤二巷2幢201房的房产，由黄惠文给付朱永威上述房产现市场价值二分之一的现金补偿（暂计40万元），涉案房产归被告所有；2.诉讼费用由黄惠文承担。黄惠文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确认黄惠文与朱三娣在1997年8月19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合法生效，黄惠文享有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聚贤二巷2幢201房100%份额所有权；2.朱三娣的继承人朱永威继续履行《房屋转让协议》，协助黄惠文办理涉案房屋二分之一产权过户登记手续；3.本案诉讼费用由朱永威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涉案房屋位于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聚贤二巷2幢201房，面积121.72平方米，1992年1月13日登记时的权属人为朱三娣、黄惠民（身份证号码为），两人各占二分之一份额，产权证号为1879863；2019年6月24日登记时的权属人为朱永威（继承和赠与所得）、黄惠民（购买所得），两人各占二分之一份额，登记字号是花房0654588。朱三娣于1976年4月20日与罗群娣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二名子女，分别为朱惠芳、朱永威。朱三娣于2002年7月12日死亡，朱三娣的父母均先于朱三娣死亡。1991年12月25日，赤鹰水泥厂（集资建房单位、甲方）与朱三娣、黄惠民（购买集资房、乙方）签订《购买集资房合同书》，约定朱三娣、黄惠民购买涉案房屋，集资房价为30680元。赤鹰水泥厂出具收到房款的收据，收据载明出纳为“骆美娟”。骆美娟于2020年3月18日出具书面《证明》一份，证明上述购房款由黄惠文直接支付。1997年8月19日，黄惠文（甲方，身份证号码为）与朱三娣（乙方）签订一份《房屋买卖协议》，第一条约定乙方朱三娣将与甲方黄惠文共有的占有份额为二分之一的房屋份额转卖给甲方黄惠文，即由甲方黄惠文全部占有该房屋所有权证。（该屋位于赤坭镇聚贤二巷二幢201号房，房产证号为粤房字第**）。第二条约定乙方朱三娣将占有该屋份额转卖给甲方黄惠文，由黄惠文补偿给朱三娣房价款15340元后起该协议才可生效。第三条约定以后因该屋发生一切事宜及所需费用由甲方负责，与乙方无关，但乙方应提供必要协助。该合同落款处有见证单位花都市赤坭镇法律服务所的盖章。同日，花都市赤坭镇法律服务所出具赤见字（97）第47号《见证书》和一份《收据》，《见证书》载明：兹证明黄惠文与朱三娣于1997年8月19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签名（印章）属实。《收据》载明：今收到黄惠文房屋买卖见证费200元。2019年4月2日，罗群娣、朱惠芳作为声明人共同出具一份《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声明放弃对涉案房屋的继承权，并向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公证处（以下简称花都公证处）申请办理公证。花都公证处于2019年4月19日出具（2019）粤广花都第8315号《公证书》，兹证明罗群娣、朱惠芳在上述声明书上签名、捺指模。2019年4月2日，朱永威因继承朱三娣的遗产向花都公证处申请办理继承权公证，花都公证处于2019年4月19日出具（2019）粤广花都第8316号《公证书》，载明：朱三娣名下占四分之一份额的坐落在赤坭镇聚贤二巷2幢201房的遗产应由其配偶罗群娣和其子女朱永威、朱惠芳及其父母共同继承，因朱三娣的父母亲均先于朱三娣死亡，朱惠芳、罗群娣表示放弃对被继承人朱三娣的上述遗产继承权，因此，朱三娣的上述遗产由朱永威一人继承。2019年4月2日，罗群娣（赠与人）与朱永威（受赠人）签订一份《赠与合同》并向花都公证处申请办理公证，《赠与合同》载明罗群娣自愿将涉案房屋属于其所有的份额无偿赠与给朱永威，朱永威表示接受。花都公证处于2019年4月19日出具（2019）粤广花都第8317号《公证书》，兹证明上述合同上双方当事人的签字、指引均属实。2019年8月22日，朱永威委托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向黄惠民发出一份《律师沟通函》，对黄惠文与朱永威共有的涉案房屋提出分割建议。黄惠文于2019年9月1日作出《关于律师沟通函的回复》，表示涉案房屋属于黄惠文的个人财产，无需分割。2019年9月2日，广州市公安局赤坭派出所出具《记载证明》，载明该所九十年代至今户籍档案资料记载黄惠文的身份证号码为。2020年2月12日，黄惠文向花都公证处申请对（2019）粤广花都第8315、8316、8317号《公证书》进行复查，花都公证处于2020年3月2日以黄惠文并非上述三份继承案件公证书中涉及的公证当事人为由作出穗花证函[2020]73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建议黄惠文就其与朱三娣所涉及的合同纠纷通过法律诉讼途径解决。一审诉讼中，朱永威主张涉案房屋自其父亲朱三娣死亡后由黄惠文占有使用至今，对于朱三娣死亡前的涉案房屋使用情况不清楚；于2019年5月因黄惠文要求其配合房屋过户时才知晓其父亲朱三娣对涉案房屋有二分之一的份额，但找不到朱三娣的产权证，故办理了挂失手续；其没有见过涉案《房屋买卖协议》，也没有收到房屋转让款；不清楚其父亲朱三娣生前是否向黄惠文主张过权利。黄惠文主张涉案房屋自1996年起由黄惠文及其家人居住使用至今，涉案房屋二分之一份额的转让款，由其岳父出资，通过现金的方式交付，因其与朱三娣均要上班，且过户手续烦琐，故基于亲戚间的信任而未及时办理过户，也没有开具收据，由朱三娣交还产权证。关于黄惠文答辩中所述的由黄惠文的岳父通过黄惠文向朱三娣支付购房补偿款7万余元的支付情况，黄惠文陈述该7万余元包括《房屋买卖协议》约定的15340元在内，是现金支付；朱三娣当时的职业是保安，且好赌，黄惠文的职业是教师，收入比较稳定，因此将涉案房屋分给黄惠文，在朱三娣购买广州市赤坭镇中心街33号之三A梯303房屋时才提取现金进行支付，是通过黄惠文支付的；黄惠文的存折现已找不到，上述7万余元的最后一笔是3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按份共有人可以转让其享有的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份额。其他共有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的权利。”本案中，朱三娣与黄惠文对涉案房屋各占有二分之一份额，双方于1997年8月19日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约定朱三娣将其占有的份额转卖给黄惠文，黄惠文支付房款15340元。朱永威辩称其未见过涉案《房屋买卖协议》，也没有收到房款，涉案《房屋买卖协议》应未生效。一审法院认为，朱永威并非《房屋买卖协议》当事人，朱永威对此不知情亦属正常，而黄惠文已拿回朱三娣持有的产权证，并一直在涉案房屋居住至今，现尚无证据证明朱三娣生前提出过异议或主张过任何权利，因此，涉案《房屋买卖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经过赤坭镇法律服务所的见证，协议内容也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黄惠文请求确认涉案《房屋买卖协议》合法有效，理由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黄惠文并无证据证明上述房屋产权登记错误，对其主张确认其对涉案房屋享有100%份额的请求，不予支持。朱永威请求分割涉案房屋及黄惠文向朱永威补偿房屋市场价值二分之一的主张，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规定：“共有份额的权利主体因继承、遗赠等原因发生变化时，其他按份共有人主张优先购买的，不予支持，但按份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本案中，朱永威在黄惠文与朱三娣已就涉案房屋的处置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的情况下，通过继承、赠与取得涉案房屋二分之一的份额，并办理了不动产权证，现黄惠文要求朱永威继续履行《房屋买卖协议》，协助办理涉案房屋二分之一产权的过户登记手续，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的规定，于2020年10月7日作出一审判决：一、确认黄惠文与朱三娣于1997年8月19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合法有效；二、朱永威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协助黄惠文办理位于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聚贤二巷2幢201房二分之一产权的过户登记手续，将朱永威名下的二分之一产权过户登记至黄惠文名下；三、驳回朱永威的全部诉讼请求；四、驳回黄惠文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73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650元，均由朱永威负担。经查，一审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朱永威提交以下证据（均有原件）：1.朱永威本人手写的《情况说明》，拟证明赤坭镇中心街303房系朱三娣、罗群娣夫妇出资购买，购买后朱三娣岳父母资助全屋家私、家电。朱三娣职位并非保安，而是车间主任，因此才能有资格购买集资房；2.支付最后一期购房款的《收据》、支付办理房产证费用的《收据》，拟证明购房款及办理房产证费用均由罗群娣支付；3.《欠购房款通知》，拟证明赤坭镇中心街33号售楼部向罗群娣催收为其购房款2000元，证明购房款支付主体系罗群娣；4.朱三娣持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会员证》，拟证明朱三娣职业一栏为建材，非保安。黄惠文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该证据是当事人自己的陈述，不具备证明效力。朱永威所说的内容与事实不符。303房是黄惠文岳父母出资给朱三娣两夫妻购入的房产，而并非只资助了家私家电，关于该说明第二段，据黄惠文本人反映，朱三娣本来是水泥厂的员工，后来因为好赌，可能工作上也出现了疏忽，就被下放作为保安，赌博并不是一种兴趣爱好。对证据2、3，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从程序上，朱永威在一审过程、二审第一次开庭均没有提出这方面的证据，该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从两份证据的内容，出具人并不是303房的开发商，只是一个叫任光华的人签名，并没有开发商盖章。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因为是黄惠文的岳父母把资金给黄惠文，再由黄惠文给朱三娣或罗群娣，由他们进行购房，收款收据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购房出资不是岳父母的出资。《欠购房款通知》即使真实，也可以反映，朱永威购房的资金是不足的。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会员证不是工作证，而且年代是1989年，无法核实真实性。即使该证据真实，与黄惠文陈述朱三娣是在工厂里做保安的事实并不违背，该会员证上写的职业是建材，水泥厂本身就建材行业，所以职业写的是建材与其在工厂里做保安并不矛盾。朱永威陈述：根据朱永威提交的证据2、3可以看出支付购房款时是分期支付的，更加印证303房是朱三娣夫妻购买，如果是岳父母资助，为何两、三千元都要分期？收据载明的付款人是罗群娣，日期都是1998年以前，而黄惠文主张的岳父母资助的日期是2001年才资助的。当时花都区赤坭镇房产开发是一个叫任光华的包工头挂靠在赤泥房地产公司名下建设的，赤坭房地产公司欠任光华工程款，所以以房抵债，任光华是包工头只收现金，所以房价比市场价便宜一些，朱三娣夫妻才买得起。黄惠文陈述：我方提交的购房款证据是最后一期的购房款，并不是所有购房款都是最后一期2001年一次性给的，我方当时陈述也是说分几次给的，不是一次性给的。从本案整体来看，岳父母在生前已经对两姐妹的房产完全做好了分配，一个女儿一套房，当时涉案协议是经岳父母、黄惠文夫妇、朱三娣夫妇三方一致达成的。二审中，黄惠文提交以下证据复印件：1.黄惠文名下房地产登记情况查询结果证明；2.罗群好名下房地产登记情况查询结果证明；3.罗群好身份证。拟证明涉案房产是黄惠文和罗群好夫妻的唯一住房。朱永威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303房屋是由黄惠文的岳父母出资购买，相反黄惠文岳父母的价值与家庭观念使其并没有对朱三娣与黄惠文平等对待，他们在大陆的遗产全部都是由黄惠文一方继承。具体有哪些遗产我方不清楚，一点都没有留给我方，岳父母是偏心的。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司法解释。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朱永威的上诉主张是否成立。黄惠文主张黄惠文与朱三娣的岳父母出资购买涉案房屋赠予给黄惠文夫妻，并另行出资7万余元资助朱三娣夫妻购买赤坭镇中心街33号之三A梯303房。朱永威确认赤坭镇中心街33号之三A梯303房屋登记在罗群娣名下，双方亦均确认涉案房屋的购房款均由朱三娣与黄惠文的岳父母出资。从朱三娣从未出资购买涉案房屋，涉案房屋产权证原件由黄惠文持有，并一直由黄惠文居住使用，而朱永威母子至2019年黄惠文要求其协助办理过户才知道涉案房屋的产权情况，以及黄惠文夫妻名下仅登记有涉案房屋，罗群娣名下登记有赤坭镇中心街33号之三A梯303房、朱永威也无提交其父母出资购买该房屋的证据来看，本院认为黄惠文的陈述更符合事实，朱三娣对涉案房屋仅仅是出名，实际是朱三娣、黄惠文的岳父母出资购买2套房屋并分别赠予给两个女儿家庭。朱三娣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实际并无损害其配偶罗群娣的夫妻共同财产权利。因此一审法院判决确认《房屋买卖协议》合法有效，朱永威协助黄惠文办理涉案房屋二分之一产权份额的过户手续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朱永威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朱永威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上诉人朱永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闫 娜审判员 郑怀勇审判员 何 佐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冯冠豪徐毅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