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吉04民终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申请执行人）：徐春林，男，1965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所吉林省公主岭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秋野，吉林恒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案外人）：杨洪伟，男，1975年5月12日出生，满族，住所吉林省东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书利，吉林望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执行人）：吉林省辽电纸业有限公司，住所吉林省辽源经济开发区友谊工业园区财富北路。法定代表人：姜世元，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海，吉林辽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包亮，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徐春林因与被上诉人杨洪伟、吉林省辽电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电纸业）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吉林省东辽县人民法院（2020）吉0422民初3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0日立（2020）吉04民终496号案，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涉嫌虚假诉讼移送公安侦查，该案终结。因东辽县公安局以没有犯罪事实不予立案，本院于2021年1月6日立（2021）吉04民终10号案，进行重新审理，并于2021年1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徐春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秋野，杨洪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书利，辽电纸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海、包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春林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依法撤销原审东辽县法院（2020）吉0422民初339号民事判决。2、请求二审依法判决准许执行原审查封的存放在天津武清区恺地通现代物流有限公司仓库内的140吨成品纸（包括箱板纸、牛卡纸、高强瓦楞纸等），价值380000元。3、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杨洪伟是东丰县和平邮政支局储蓄所主任，是辽源经济开发区友谊热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包国秋之妻的亲属，辽电纸业股东包国瑞、包丹分别是包国秋的哥和侄，杨洪伟与辽电纸业之间存在的利害关系，是导致本案二被上诉人之间倒签以物抵债时间、逃避法院强制执行的客观条件。原审对杨洪伟是否享有产生以物抵债的基础旧债债权，旧债事实是否客观存在，是否合法有效，未有进行审理和认定；对杨洪伟与辽电纸业提供的“以物抵债协议”、“交接单”、“明细汇总表”等证据是否损害其他债权人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是否具有合同无效及可变更可撤销的法定事由，原审没有按照我国《合同法》、《物权法》等实体法律规定，进行准确的甄别和判断。因此，原审在杨洪伟未能完成上述举证证明责任和法定证明标准，未对基础旧债关系及抵债协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进行审理的情况下，草率裁判，致错案发生。其事实和理由如下：一、被上诉人杨洪伟对其主张未能完成举证证明责任。其向法庭提供的57张白联“吉林省辽电纸业有恨公司废纸收购入库验收结算单”，不是有效的债权凭证，不能证明其对辽电纸业享有57张结算单载明的债权。所以，其与辽电纸业之间不存在57张结算单中载明的购销废纸壳的基础旧债关系；杨洪伟也不能举证证明57张结算单载明的废纸壳来源，其与出卖废纸壳货主之间，以及其与辽电纸业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购销废纸壳合同关系，且买卖废纸壳合同客观真实、合法有效。原审在杨洪伟未能提供有效的57张黄联结算单原件的情况下，认定其对法院查封执行的成品纸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以物抵债协议为诺成合同，是债务人因清偿旧债务而与债权人成立负担新债务的合同。原债权非因以物抵债协议的成立而消灭，旧债在消灭之前，与新债并存。债务人不履行以物抵债协议的，债权人既可以请求继续履行以物抵债协议，也可以请求恢复履行旧债。就是说，以物抵债协议成立的基础是来源于合法旧债的产生。原审对杨洪伟提供的抵债协议等证据仅限于表面的权利判断，对抵债协议所基于的基础原因事实是否客观真实，是否合法有效，是否涉及登记、借名、挂靠等名义权利人与实际权利人不一致之情形，均未有进行审查和认定。一是杨洪伟提供的辽电纸业出具的57张白联结算单，不能作为杨洪伟对辽电纸业的有效债权凭证。相反，该证据证明了杨洪伟与辽电纸业签订的“以物抵债协议”存在虚假之嫌。辽电纸业对出卖废纸壳的货主统一使用"吉林省辽电纸业有限公司废纸收购入库验收结算单”制式票据。该票据为六联单，其中黄联给货主作为结算凭证，其余五联为白联、绿联、浅粉联、蓝联、深粉联，辽电纸业分别用于结算、结算中心留存、造纸留存、财务留存、质检部留存。杨洪伟向法庭提供的不是货主应当持有并用于结算的黄联，而是辽电纸业留存的白联，其白联不是货主与辽电纸业结算的有效债权凭证。朱金成诉辽电纸业买卖废纸壳一案，原审依据朱金成手中持有的辽电纸业出具的黄联结算单作出判决，辽电纸业没有提出异议。因此，杨洪伟与辽电纸业基于该57张白联结算单而形成的“以物抵债协议”及“交接单”，不具有真实性和有效性。此次原审庭审揭开了本案在原审第一次审理的六本卷宗中57张结算单均是复印件，没有该57张白联结算单原件之谜。原审第一次审理的庭审中，杨洪伟用辽电纸业的57张白联结算单瞒天过海，欺骗法庭，此次原审庭审中，杨洪伟又故伎重演，但被当庭识破，足见具有诉讼欺诈性。由于杨洪伟不能提供货主用于结算的57张黄联结算单，故不能证明其与辽电纸业之间存在基础旧债关系。二是杨洪伟不能举证证明57张白联结算单载明的1719.6177吨废纸壳的合法来源，以及其与结算单载明的货源地销售者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杨洪伟是邮政储蓄所主任，本人及家庭均未经营废纸回收和销售业务。杨洪伟亦不能举证证明57张结算单载明的3181877.91元货款的合法来源，以及与57张结算单当中载明的货主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关系。杨洪伟名下的银行卡流水载明包国秋女婿高伟峰打入该卡大量现金后，卡内款项即时转入销售废纸壳的货主谭洪飞等人名下。该银行卡流水证明真正的货主是借用杨洪伟之名义销售给辽电纸业废纸壳，辽电纸业通过其亲属高伟峰等人将货款打入杨洪伟名下的银行卡内。借用他人名下银行卡进行交易，已成为商业惯例。所以，杨洪伟名下银行卡流水不能证明其是收购和销售废纸壳合同的主体。三是该57张白联结算单及“明细汇总表”，并非废纸壳买卖合同，辽电纸业根据需要完全可以制作多份相同或不同的结算单，其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鉴于辽电纸业与杨洪伟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该57张结算单及汇总表不具有证明力。杨洪伟不能提供与辽电纸业之间的原始废纸壳买卖合同，辽电纸业也不能提供原始记账凭证，仅凭单方制作的57张结算单及汇总表，不能证明抵债协议所依据的旧债基础事实客观存在。四是沈阳市大东区法院及沈阳市中级法院判决杨洪伟支付曾宪贺115万元，依据的是杨洪伟为曾宪贺出具的欠条，该判决能证明杨洪伟自愿为辽电纸业承担该笔债务，不能证明杨洪伟是该买卖废纸壳合同的主体。曾宪贺诉杨洪伟买卖合同一案，在沈阳市中级法院审理期间，辽电纸业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载明：“杨洪伟系我单位临时工，杨洪伟负责的其中一项工作职责是按照我单位指示对外付款……杨洪伟在2018年1月12日给曾宪贺出具的欠条，是受我单位的指示而出具。”杨洪伟在该案一审沈阳市大东区法院和二审沈阳市中级法院的庭审均自认：“本人是辽电纸业的临时工，本人从未与曾宪贺进行过废纸壳买卖，本人不认识曾宪贺，也从未与曾宪贺签订过任何合同，曾宪贺从未给本人送过货物，曾宪贺的废纸壳是送给辽电纸业的，所有的业务都是曾宪贺与辽电纸业的工作人员交接的，本人并不知情。杨洪伟的自认与辽电纸业为沈阳中级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印证了杨洪伟不是买卖废纸壳合同主体，杨洪伟与辽电纸业之间无买卖废纸壳关系。从此证明：其双方的“以物抵债协议”及“交接单”，是发生在原审查封成品纸之后的主观臆造。二、杨洪伟与辽电纸业签订的“以物抵债协议”尚不具备双方约定的合同生效条件，即辽电纸业的法定代表人姜世元未在该协议中签字，故该抵债协议至今没有生效；该抵债协议因欠缺合同标的、数量等法定的必备条款而未成立，双方在抵债协议中只约定了对成品纸作价312万元，没有约定每种成品纸的品名及数量，没有约定合同标的，即辽电纸业所欠杨洪伟的债务数额，抵债协议中载明的“双方相互货物交易所发生的债权债务”中的“货物”未明确，也没有明确合同标的物为废纸壳。因此，不能证明合同目的是为清偿双方所谓的57张结算单载明的买卖废纸壳之债；二被上诉人在抵债协议中的约定证明“杨洪伟将成品纸运走即为交付”。对此，原审在未依法审查抵债协议的合法性及真实性的情况下，仅凭主观臆断错误。一是杨洪伟与辽电纸业签订的抵债协议，因双方约定合同生效的条件未成就，至今未有生效。杨洪伟与辽电纸业提供的双方于2019年6月1日签订的“以物抵债协议”第六项约定：“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法人盖章，代表人签字后即为生效。”目前，该抵债协议中只有杨洪伟的签字，辽电纸业盖章，没有辽电纸业法定代表人姜世元的签字。所以，该抵债协议至今没有生效。该抵债协议的中间人杨洪国是杨洪伟的哥哥，是包国秋妻子的亲属。二是该抵债协议因欠缺合同标的、数量等法定的必备条款而未成立。《合同法》解释（二）第1条1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该抵债协议中只载明双方对成品纸作价312万元，没有约定每种成品纸的品名及数量，没有约定合同标的，即辽电纸业与杨洪伟之间的旧债数额，也没有约定合同标的物，即抵债协议中载明的“双方相互货物交易所发生的债权债务”当中的“货物”未明确。该抵债协议如此欠缺法定的合同必备条款，何谈抵债协议成立。三是从抵债协议约定的内容证明杨洪伟将成品纸运走后即为交付。“以物抵债协议”第3项约定：“乙方杨洪伟尽快将抵债货物运走，所需费用乙方杨洪伟自理。”第4项约定：“甲方辽电纸业同意为乙方杨洪伟运货装车提供方便，所需费用甲方辽电纸业承担。”从双方的约定证明，辽电纸业将涉案成品纸装车，杨洪伟运走为交付。由此可见，杨洪伟未将成品纸运走，辽电纸业尚未交付。四是以物抵债的前提是双方存在合法有效的基础旧债关系，杨洪伟因不能提供有效的57张黄联结算单的债权凭证，不能证明其与辽电纸业之间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旧债关系。所以，双方的抵债协议因旧债基础不存在，而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五是原审于2019年6月28日查封成品纸，同年7月5日，辽电纸业向原审申请复议时只提供了“以物抵债协议”，没有提供“交接单”、“明细汇总表”、“情况说明”及57张白联结算单等证据，辽电纸业对“交接单”、“明细汇总表”、“情况说明”等证据是在杨洪伟2019年7月22日向原审提起执行异议时提供给法庭的。由此证明，辽电纸业在向原审申请复议之时，“交接单”、“明细汇总表”、57张白联结算单等证据尚未伪造出来。否则，辽电纸业为何不提供。如果杨洪伟认为法院查封的是本人的成品纸，为何不在7月5日辽电纸业提出复议之时向原审提出执行异议。至于为什么，杨洪伟与辽电纸业心知肚明。六是该“交接单”仍未体现双方产生旧债的标的物为废纸壳；没有体现双方产生旧债的合同标的，即辽电纸业所欠杨洪伟之债的数额；也没有体现用以抵债的每种成品纸的品名及数量。所以，该“交接单”仍未能弥补抵债协议当中所欠缺的法定必备条款。另外，辽电纸业单方制作的“明细汇总表”当中既没有体现其所欠旧债的数额，也没有体现时间。所以，该“明细汇总表”，非债权凭证，仍不能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废纸壳的旧债关系。三、杨洪伟提供的与辽电纸业于2019年6月6日签订的“交接单”及“明细汇总表”，载明成品纸1588.035吨，总价款为3079175.7元。从此证明成品纸平均每吨为1939元，低于当年当地废纸壳的每吨收购单价，明显低于当年成品纸市场价格。“以物抵债协议”载明的成品纸总价款为312万元，与“交接单”、“明细汇总表”载明的成品纸总价款3079175.7元不符，相互矛盾。该“以物抵债协议”及“交接单”，违反我国《合同法》及《物权法》相关规定，已具备合同无效及可撤销的法定情形，原审盲目认定错误。一是“交接单”是为履行抵债协议签订的。双方的“以物抵债协议”，由于未成立、未生效，其“交接单”亦未生效，亦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二是辽电纸业用于抵债的成品纸明显低于当年市场价格，等于当年废纸壳的市场价格，严重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其双方的“以物抵债协议”及“交接单”具备可撤销的法定事由。杨洪伟提供的57张白联结算单、“明细汇总表”、“交接单”，载明辽电纸业收购的废纸壳每吨最低价格为1700元，每吨最高价格为2100元，平均每吨1850元。而辽电纸业对成品箱板纸、高强瓦纸、普通瓦楞纸以1900元的价格，成品牛卡纸以每吨2100元的价格抵债给杨洪伟，低于每吨成品纸3000元的成本价格，远远低于当年每吨成品纸的市场价格。上诉人提供的当年兴东纸业牛卡纸每吨出厂价为4460元，再生纸每吨出厂价为3760元。辽电纸业在将上述成品纸以每吨以废纸壳价格抵债给杨洪伟的同时，又放弃8.5万元的租金，意在转移涉案财产，逃避法院执行，严重损害了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我国《合同法》第74条第1款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可见，辽电纸业与杨洪伟签订的“以物抵债协议”、“交接单”已具备合同未成立、未生效及可撤销的法定事由，其不足以排除原审对案涉标的物的强制执行。三是原审第一次审理的2019年11月15日庭审笔录，足以证明杨洪伟提供的“交接单”为虚假。法庭问：“交接单”在哪签的。辽电纸业回答：“我不知道，应该是在天津签的。”法庭问：“办理交接是谁办的你清楚吗。”辽电纸业回答：“不清楚。”法庭问杨洪伟的代理人：“被告杨洪伟是否知道。”杨洪伟的代理人回答：“是我当事人亲自在天津交接的，这个问题我今天问他了，在哪签的我没问他。”（见该笔录第20页倒数第9行），双方对签订“交接单”的地点都不清楚，杨洪伟始终不敢面对法庭，其代理人回答时又躲躲闪闪，其“交接单”的真实性令人质疑。四、杨洪伟提供的由辽电纸业于2019年7月2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载明辽电纸业与杨洪伟之间发生的废纸壳欠款为3181877.91元。该“情况说明”仅加盖辽电纸业单位印章，没有辽电纸业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其不符合单位证明材料的形式要件，原审予以采信错误；该“情况说明”是在原审查封涉案成品纸之后形成的，是辽电纸业的单方行为，其不是欠据，也不是企业记账凭证，不具有债权证据效力，亦不能证明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旧债关系。一是杨洪伟向法庭提供的由辽电纸业制作的“情况说明”，违反《民诉法解释》第115条之规定，不符合单位证明材料的形式要件，人民法院不应采信，原审予以采纳错误。二是辽电纸业出具的“情况说明”是唯一证明其与杨洪伟之间存在废纸壳欠款3181877.91元的证据。由于该“情况说明”不具有证据效力，导致其“以物抵债协议”、“交接单”、“明细汇总表”因欠缺合同标的、数量及标的物等法定必备条款而未成立。五、杨洪伟提供的与辽电纸业于2019年6月6日签订的“交接单”、辽电纸业委托职工王广勇在天津与库房出租人时启源签订的“库房租赁合同”；2019年9月20日杨洪伟与该库房出租人时启源、郭某签订的“库房租赁合同”，不能证明辽电纸业对成品纸已经交付，杨洪伟已实际受领。杨洪伟对成品纸是否已经实际交付，未能完成举证证明责任。我国《合同法》第6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物权公示公信原则是物权变动的基本规则，如不能以一定公开、透明的方式告知物权变动，不利于保护物权人的权利，也不利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信赖利益。杨洪伟对涉案标的物，不能举证证明在原审查封前已实际受领，并具有动产物权变动的法定公示效力。杨洪伟提供的“以物抵债协议”及“交接单”不能证明已对涉案成品纸进行了控制和支配。一是杨洪伟提供的“交接单”不能证明对成品纸已实际交付。“交接单”第1条载明：“即日起甲方辽电纸业将所租赁的仓库交给乙方杨洪伟使用。甲方承担租金，租赁期限为2019年10月11日。”从此看出，辽电纸业对该库房享有承租权，辽电纸业交付给杨洪伟的不是成品纸。所以说，该“交接单”没有改变双方在“以物抵债协议”中对成品纸装车拉走即为交付的约定。二是2019年4月12日，辽电纸业委托职工王广勇在天津与库房出租人时启源签订的“库房租赁合同”，证明辽电纸业对该库房享有承租权，涉案成品纸在原审查封之前仍为辽电纸业所有，未有发生物权变动。该“库房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自2019年4月12日至2019年10月11日止，一次性付清半年租金12.5万元。禁止乙方将此房屋进行任何形式的转租转让……”。2019年6月28日，朱金成与原审执行法官来到库房现场查封涉案成品纸时，负责看护成品纸的吴海明、李伟没有向法官声明其受雇于杨洪伟。在原审查封标的物至杨洪伟向原审提出执行异议期间的一个月内，杨洪伟从未向原审提出异议。查封现场的库房出租人郭某也承认辽电纸业是该库房的承租人，是涉案成品纸的货主。三是2019年9月20日，杨洪伟与该库房出租人时启源、郭某签订的该“库房租赁合同”，是在原审查封之后形成的，不能改变其双方“以物抵债协议”中对成品纸交付的约定。该证据只能证明此前杨洪伟对该库房不享有承租权，涉案成品纸未有发生转移。六、杨洪伟提供的由李伟出具的四张收条，是在法院查封成品纸之后形成的。其收条中载明的是库房管理费，而不是工资，不能证明涉案成品纸在法院查封之前杨洪伟与李伟存在雇佣关系，更不能证明涉案成品纸在法院查封之前，杨洪伟已委托李伟受领，杨洪伟欲以李伟的当庭证言弥补在法院查封之后形成的四张收条之漏洞，只能越描越黑。杨洪伟提供的四张收条及李伟的当庭证言，不能证明杨洪伟与辽电纸业在法院查封之前对成品纸已经交付。对此，原审对该四张收条及李伟的当庭证言不依法审查反而采纳，明显错误。一是李伟为杨洪伟出具的四张收条分别是2019年7月5日、8月5日、9月5日、10月5日。其时间发生在法院查封涉案成品纸的2019年6月28日之后。该证据不能证明法院在查封涉案成品纸之前杨洪伟与李伟存在雇佣关系。二是四收条当中载明的5000元的性质是“库房管理费”，不是工资，不能证明杨洪伟与李伟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原审第一次审理的庭审中，法庭问：“李伟收的管理费什么钱。”杨洪伟的代理人回答：“相当于杨洪伟支付给李伟的工资钱。”（见原审2019年11月15日开庭笔录第19页倒数第10行。）其自认恰恰证明了5000元的性质是管理费，而不是工资，不能证明杨洪伟与李伟之间是雇佣关系。三是李伟当庭称该四张收条是在长春的九台形成的，收条当中的5000元是杨洪伟在九台与李伟当面现金履行的。此次原审庭审中，上诉人代理人问：“你是在哪收的现金。”李伟回答：“九台。”代理人问：“是不是你向杨洪伟出具收条的日期收到的现金。”李伟回答：“是。”代理人问：“你在2019年7月5日、8月5日、9月5日、10月5日均在九台，案涉成品纸又被人民法院查封不能销售，杨洪伟为什么还要每月固定时间亲自到九台向你付5000元现金。”李伟回答：“我就是临时给他卖。”（详见原审2020年6月9日上午开庭笔录第15页上数第8行至15行）。就是说杨洪伟在每月的5号都要前往九台当面向李伟支付5000元库房管理费，杨洪伟与李伟为何不通过便捷的网上银行方式支付。由此可见，四张收条是为了弥补“以物抵债协议”的所谓交付而虚设的。所以李伟的证言及四张收条明显违背常理，违背社会公众认知，不具有证明力，原审采纳错误。四是2019年9月20日，杨洪伟与该库房出租人时启源、郭某签订的“库房租赁合同”与2019年7月5日李伟给杨洪伟出具的四张收条，均是在原审查封之后形成的，相互印证了涉案成品纸在法院查封之前杨洪伟对该库房不享有承租权，其成品纸未有发生转移。七、原判认定：“杨洪伟向本院提供了以物抵债协议、交接单、库房租赁合同等证据及李伟出庭作证予以证明，涉案成品纸是杨洪伟通过以物抵债方式在辽电纸业处取得；杨洪伟与辽电纸业签订的交接单中明确约定存放在辽电纸业租赁库房中的成品纸自双方在交接单中签字后即发生所有权的转移”。该认定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明显偏袒。一是案外人对法院查封的动产提出执行异议，最高法院和吉林省高级法院均有严格的裁判标准。原审在对57张白联结算单以及至今未成立、未生效、并具有法定可撤销事由的“以物抵债协议”、“交接单”等证据没有依法审查的情况下，枉下结论，难免发生错案。如果案外人仅凭一纸“以物抵债协议”、“交接单”就能排除法院对动产的强制执行，那么法律的尊严将会受到挑战，法律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将成为一句空话。二是“交接单”中没有明确约定存放在辽电纸业租赁库房中的成品纸自双方在交接单中签字后即发生所有权的转移的字样，原审如此认定，实属故意偏袒。三是“交接单”中载明的内容，证明辽电纸业对涉案库房在2019年10月11日之前享有权利外观，即承租权。“交接单”第一条载明：“即日起辽电纸业将所租赁的仓库交付给杨洪伟使用，辽电纸业承担租金，租赁期限为2019年10月11日止。如超出该期限，杨洪伟自行与原房主另行协商，与辽电纸业无关。”该内容证明辽电纸业对涉案库房享有承租权；其交付的是该库房的使用，而不是成品纸；该库房使用到2019年10月11日以后与辽电纸业无关。证明在此之前辽电纸业对该库房具有法定的权利外观。“交接单”第一条又载明：“杨洪伟收到货物后，财产所有权归杨洪伟，杨洪伟为财产所有权人。”该“交接单”是针对履行“以物抵债协议”而言的，该内容没有改变抵债协议当中双方约定的交付方式，即杨洪伟将货物运走，所需费用自理，辽电纸业为运货装车提供方便。四是二被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对“交接单”已实际履行。“交接单”开头载明：“甲方、乙方现就双方2019年6月1日签订以物抵债协议书进行交接。”该“以物抵债协议”，由于欠缺合同标的、数量等法定必备条款，而未成立；又因双方约定的合同生效条件未成就，而未生效。所以，为履行该“以物抵债协议”而形成的“交接单”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八、杨洪伟与辽电纸业在对抵债的成品纸价格未能完成是否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证明责任情况下，上诉人当庭申请对该成品纸的市场价格进行评估鉴定合法。原审以上诉人的申请未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鉴定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为由不予准许，于法无据。一是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及证据规则的规定，杨洪伟主张对法院查封的成品纸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应当对基础旧债是否存在、以物抵债协议是否合法有效、涉案成品纸是否依法交付、对抵债的成品纸作价是否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等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57张白联结算单载明辽电纸业分别以2100元、2000元、1900元、1700元的价格收购废纸壳，但辽电纸业却将涉案成品纸分别以2100元、1900元的价格抵债，其抵债的成品纸价格与市场废纸壳的价格相同，明显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杨洪伟及辽电纸业在应当举证而未完成举证证明涉案成品纸的市场价格情况下，上诉人申请对其成品纸的当年市场价格进行鉴定，不违反法律规定。二是抵债之物的市场价格是判断其抵债是否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的法定前提条件，是判断案外人是否具备足以排除法院对查封物强制执行的法定标准。原审在没有依法分配举证责任的情况下，枉论其鉴定申请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综上，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杨洪伟和辽电纸业在原审未能完成以物抵债足以排除法院强制执行的法定证明责任，不能举证证明以物抵债所依据的旧债基础事实客观存在，且无非法无效事由；不能举证证明涉案标的物在法院查封之前，辽电纸业已履行实际交付义务，杨洪伟已实际受领，并具有动产物权变动的法定公示效力。辽电纸业恶意压低成品纸价格抵债给杨洪伟，严重损害了其他债权人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已具备合同无效及可撤销的法定事由，原审将其未成立、未生效以及可撤销的“以物抵债协议”、“交接单”等证据作为足以排除法院强制执行的依据，严重违法。请求二审法院排除干扰，公正裁判，避免因为错判导致国家赔偿的发生；依法撤销原判，准许原审法院执行所查封的涉案成品纸，切实维护法律尊严，切实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杨洪伟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成立。第一，关于上诉人称“杨洪伟与辽电纸业之间存在的利害关系，是导致本案二被上诉人之间倒签以物抵债时间、逃避法院强制执行的客观条件”，上诉人该观点是对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狭隘解读。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作为法律上的一个名词包括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关联要素，即具体的法律事实与当事人在法律上的关联，通常是该法律事实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已经或将会产生实际影响；二是状态要素，即法律事实对当事人产生了新的权利义务。如果具备上述两个因素，就认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根据该定义本案上诉人与辽电纸业之间也具有利害关系，同样存在客观条件。主要是法律没有禁止具有利害关系的平等主体之间不能发生民事法律行为。第二，关于杨洪伟是否完成举证责任问题。答辩人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已经完全完成举证责任，不存在举证不能，反而是上诉人为证明其主张没有举证或举证不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杨洪伟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案涉成品纸为其所有的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具有高度的盖然性，达到108条规定的证明标准，并且证明力大于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一审法院综合后予以采纳是正确的。第三，关于以物抵债协议效力问题。上诉人上诉称案涉以物抵债协议没有生效，一是辽电纸业法定代表人没有签字；二是缺乏合同标的、数量等必备条款而未成立。对上诉人该观点我方认为是不懂法的表现，哪部法律规定缺乏合同标的、数量等必备条款就不成立，《合同法》第十二条［合同内容］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二）标的；（三）数量；（四）质量；（五）价款或者报酬；（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七）违约责任；（八）解决争议的方法。当事人可以参照各类合同的示范文本订立合同。”指导性规定，没有强制性规定。合同形式包括书面、口头和其他形式。至于辽电纸业法定代表人是否签字不影响合同效力。判断合同是否生效要从签订主体、意思表示，是否具有法定无效情形。第四，关于运走后即为交付的问题。上诉人对以物抵债协议中三、四条约定理解为运走后即为交付，这是对约定的错误理解，本案交付问题依据交接单，交接单对交付约定十分明确。第五，关于上诉人提出以物抵债旧债的问题。一审期间答辩人杨洪伟向法庭提供了57张废纸收购入库结算单和汇总表及杨洪伟与曾宪贺之间的判决书等，辽电纸业同时向法庭提供了该证据原件，该证据足以证明杨洪伟与辽电纸业之间存在真实债权债务关系，旧债存在，有以物抵债的基础。上诉人要求杨洪伟提供“原始购销废纸合同”，这里上诉人忽略了合同还有口头合同的形式，且辽电纸业和杨洪伟对此确认，在结算单上赫然写着杨洪伟的名字。因此上诉人提出该上诉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超过法律关于举证的要求。第六，关于上诉人提起一审法院没有审理抵债基础旧债是否存在，是否合法有效，是否涉及登记、借名、挂靠等名义权利人与实际权利人不一致的情形等问题。本案是执行异议之诉，法院审理的范围是案外人是否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审期间合议庭对各方所提供的证据进行审查甄别，围绕当事人诉求进行审理，上诉人提出的相关诉求均进行了审理，不存在遗漏，法院居间审理评判，不能超越职权范围，成为一方当事人，因此，上诉人该上诉理由不成立。第七，关于辽电纸业“情况说明”问题。该份情况说明一审庭审时答辩人进行了质证，这里再次进行质证说明。该份说明之所以出现在杨洪伟与曾宪贺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是因为杨洪伟被曾宪贺起诉后曾经多次找到辽电纸业，要求辽电纸业偿还欠款，但辽电纸业没有能力偿还，为解决杨洪伟向辽电纸业催款及还款相关事宜，辽电纸业想主动将杨洪伟欠曾宪贺货款由自己承担，因此，向法院出具了该份与案件事实不符的情况说明。沈阳中院并没有因辽电纸业出具的情况说明而认定杨洪伟与曾宪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而是根据案件事实认定杨洪伟与曾宪贺之间买卖合同成立。也就是基于此，辽电纸业与杨洪伟经过多次磋商达成以物抵债协议，并将案涉成品纸抵顶给杨洪伟，因此上诉人以此来证明杨洪伟与辽电纸业之间不存在购销废纸关系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第八，关于上诉人提出辽电纸业借用杨洪伟之名与他人进行购销废纸交易的问题。上诉人在一审期间提供谭洪飞与高伟峰之间微信截图及谭洪飞证言，该证据证明的不是辽电纸业借用杨洪伟之名与他人进行购销废纸交易，而是杨洪伟与辽电纸业之间有真实废纸购销交易的案件事实。第九，关于上诉人提出以物抵债协议存在无效或可撤销法定事由的问题。此案一审期间上诉人就提出抵债成品纸的价格问题，决定案涉成品纸的价格因素很多，一是要考虑当时成品纸市场情况，当时全国纸市场低迷，普遍市场价格低；二是考虑纸的品质，案涉纸已经生产多年质量存在问题；三是考虑生产厂家及品牌等。综合上述因素，杨洪伟与辽电纸业确定抵债成品纸价格并无不妥，完全没有侵害其他债权人利益，不存在合同无效和可撤销的法定事由。第十，关于案涉成品纸是否交付的问题。（1）关于动产交付《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和第二十七条进行了规定。第二十三条（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生效时间）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规定了通常的现实交付，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第二十四条规定了船舶、机动车和航空器未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登记交付；第二十五条规定了先行占有交付；第二十六条规定指示交付；第二十七条规定了占有改定交付。《合同法》第133条（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规定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二）已登记的机动车、船舶、航空器等特定动产，按照相关管理部门的登记判断；未登记的特定动产和其他动产，按照实际占有情况判断；第五项（五）其他财产和权利，有登记的，按照登记机构的登记判断；无登记的，按照合同等证明财产权属或者权利人的证据判断。本案案涉成品纸是动产，并且不是需要登记的动产，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案涉成品纸所有权自交付时转移，杨洪伟与辽电纸业于2019年6月6日签订交接单并实际交接占有，因此案涉成品纸自2019年6月6日起归杨洪伟所有（交接单、李伟证人证言、查封现场照片和录像均可证明）。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辽电纸业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望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徐春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准许执行一审查封的存放在天津武清区恺地通现代物流有限公司仓库内的140吨成品纸（包括箱板纸、牛卡纸、高强瓦楞纸等），共计380000元；2.诉讼费用由二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6月27日，东辽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吉0422民初1142号民事裁定，裁定查封辽电纸业存放在天津市武清区恺地通现代物流有限公司（仓库）成品纸（包括箱板纸、牛卡纸、高强瓦楞纸等）140吨。案外人杨洪伟于2019年7月22日提出书面异议，本院于2019年9月5日作出（2019）吉0422执异18号执行裁定，裁定案外人杨洪伟的异议请求成立。原告（申请执行人）徐春林不服，于2019年9月17日提起执行异议之诉。2019年12月26日本院作出（2019）吉0422民初1688号判决，徐春林不服上诉至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吉0422执异18号执行裁定遗漏“人民法院裁定中止执行”，徐春林不具备提起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前提条件，撤销2019年12月26日本院作出（2019）吉0422民初1688号判决，驳回徐春林起诉。经东辽县人民法院院长发现（2019）吉0422执异18号执行裁定确有错误，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杨洪伟与徐春林、辽电纸业买卖合同纠纷执行异议一案重新审查，作出了（2020）吉0422执异7号裁定，案外人杨洪伟的异议成立，中止（2019）吉0422民初1142号民事裁定书的执行。徐春林不服提起执行异议之诉。2019年6月1日，杨洪伟与辽电纸业签订以物抵债协议书，协议约定辽电纸业将天津库房内所有成品纸抵顶给杨洪伟，双方约定金额为3120000元。2019年6月6日辽电纸业与杨洪伟进行交接，双方在交接单中约定：“自交接之日起辽电纸业将所租赁的仓库交付给杨洪伟使用。辽电纸业承担租金，租赁期限为2019年10月11日止。如超出该期限杨洪伟自行与原房主另行协商。杨洪伟收到货物后，财产所有权归杨洪伟，杨洪伟为财产所有权人。双方交接成品纸数量共计1588.035吨，金额为3079157.7元，其中箱板纸357.911吨，单价1900元，单项总计680030.9元；高强瓦纸173.188吨，单价1900元，单项总计329057.2元；牛卡309.546吨，单价2100元，单项总计650046.6元；普通瓦楞747.39吨，单价1900元，单项总计1420041元。杨洪伟自愿放弃40824.3元债权，同时辽电纸业也自愿放弃85000元，至此双方账目一次性结清，双方互不相欠。双方签字或盖章后即为交接生效。”2019年9月20日，杨洪伟与案外人郭某签订库房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现就出租方位于天津武清小王村库房（天津恺地通现代物流有限公司院内）租赁与杨洪伟，租赁期限自2019年10月12日至2020年4月11日止。租金付款方式为半年付，库房年租金25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因徐春林在另案诉讼中提出财产保全申请，法院采取查封措施后，被告杨洪伟提出异议，法院执行部门在对异议审查后，裁定认为杨洪伟的异议成立，徐春林对该裁定不服而提起的异议之诉，故本案应是对被告杨洪伟的异议是否成立予以审查。那么本案的争议焦点应为被告杨洪伟对涉案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异议人杨洪伟为证明案涉成品纸为其所有，向法院提交了以物抵债协议、交接单、库房租赁合同等证据及李伟出庭作证予以证明，涉案成品纸是杨洪伟通过以物抵债方式在辽电纸业处取得，杨洪伟与辽电纸业签订的交接单中明确约定存放在辽电纸业租赁库房中的成品纸自双方在交接单中签字后即发生所有权的转移。故杨洪伟作为涉案成品纸的所有权人，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徐春林认为辽电纸业与杨洪伟之间系恶意串通，但其举证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述事实成立，对该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原告徐春林在庭审结束后，申请对查封辽电纸业存放在天津恺地通现代物流有限公司仓库内的成品纸（包括箱板纸、高强瓦楞纸、牛卡纸、普通瓦楞纸）在当地当年2019年6月份的每吨市场价格为多少进行评估鉴定，由于原告徐春林的申请未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且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故该鉴定申请法院不予准许。判决：驳回原告徐春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00元，由原告徐春林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提供了下列证据：吉林中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资产评估报告》、鉴定费收条、市场价值明细表，以证明：按照《以物抵债协议书》附件《汇总明细表》的数量计算，以物抵债成品纸的价值为4,898,394.26元。辽电纸业抵债给杨洪伟的成品纸明显低于当年当月的市场价值；杨洪伟、辽电纸业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鉴定程序违法，鉴定的内容不真实。鉴定的是2019年6月的价格，难以还原原来的市场价，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本院经审查认为，无法确认该评估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无法确认评估结论是否客观公正，对该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辽电纸业提供了下列证据：一、2017年10月至2018年1月的《废纸收购入库验收结算单》，以证明：杨洪伟与辽电纸业之间发生了业务往来，数额为14,021,078.12元；徐春林质证称：蓝联结算单是由供应部留存，黄联结算单是由客户留存。如果杨洪伟是真实的债权人，应当以黄联收据与辽电纸业结算。该证据不能证明杨洪伟与辽电纸业存在真实、有效、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杨洪伟质证称：对该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充分证明辽电纸业与杨洪伟之间存在废纸买卖关系。二、2017年10月至2018年1月的辽电纸业向杨洪伟付款的银行凭证和以物抵债出库单，以证明：辽电纸业已向杨洪伟支付部分废纸款，数额为10,753,315.84元。徐春林质证称：部分付款凭证体现的是吉林省中桥粉磨有限公司向杨洪伟付款，与杨洪伟和辽电纸业以物抵债的时间不符。出库单上的单价能够说明辽电纸业以明显低于出库价格将案涉成品纸抵债给杨洪伟；杨洪伟质证称：对该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充分证明辽电纸业与杨洪伟之间存在废纸买卖关系。本院经审查认为，在存在沈阳市两级法院卷宗材料、吉林普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专项审计报告》等反驳证据的情况下，辽电纸业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杨洪伟所述的债务是真实的、债务的数额是确定的，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依职权调取了下列证据：一、东辽县公安局刑事侦查材料1套。徐春林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该证据证明杨洪伟在侦查中的陈述与原审时的陈述相互矛盾，抵债协议、交接单和汇总表都是虚假的，杨洪伟、李伟没有去过天津交接成品纸；杨洪伟质证称：杨洪伟没去天津现场看，但辽电纸业把钥匙给杨洪伟了，就算完成交接。辽电纸业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该证据证明杨洪伟不是虚假诉讼，辽电纸业与杨洪伟之间的买卖法律关系存在，在查封前进行了抵债和交接。辽电纸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包亮质证称：包亮没在现场，现在才知道货物没在天津交接。二、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2018）辽0104民初5872号案件的法庭审理笔录及杨洪伟的答辩意见。徐春林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证明杨洪伟是作为辽源阜康热电厂的临时工，与曾宪贺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杨洪伟质证称：对证据本身无异议，该证据是杨洪伟为了不承担责任而未向法庭如实陈述形成的，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更不能否定杨洪伟与辽电纸业之间的买卖关系存在。沈阳市两级法院均未确认杨洪伟的陈述，作出了正确的判决。辽电纸业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能反映出辽电纸业欠杨洪伟货款。三、吉林普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专项审计报告》。徐春林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证明截至2019年6月1日，辽电纸业欠杨洪伟的债务为零，双方不存在结算单载明的债务关系；杨洪伟质证称：对鉴定结论有异议，该报告在最后说明事项中已明确本次审计提供资料为辽电纸业的部分资料，财务数据不完整，无法对数据进行连续性复核。辽电纸业账目未显示杨洪伟的债权，是辽电纸业管理混乱、财务制度不健全造成的，不能以此否定客观欠款的事实；辽电纸业质证称：该结论只是财务账面反映的情况，不能反映辽电纸业与杨洪伟业务往来的全貌。四、辽电纸业与辽宁省鼎泰纸业有限公司的《以物抵债协议书》、收货单。徐春林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证明辽电纸业抵债给杨洪伟的成品纸价格与抵债给辽宁省鼎泰纸业有限公司的成品纸价格相差悬殊；杨洪伟、辽电纸业质证称：该证据不能证明辽电纸业抵债给杨洪伟的成品纸价格存在问题，抵债给杨洪伟的纸是试机的纸，不是成品纸，质量差、生产出来的时间长。本院经审查认为，虽然东辽县公安局认为杨洪伟没有虚假诉讼的犯罪事实，但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2018）辽0104民初5872号案件的法庭审理笔录及杨洪伟的答辩意见、吉林普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专项审计报告》，能够证明杨洪伟所述债务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债务数额证据不足。辽电纸业与辽宁省鼎泰纸业有限公司的《以物抵债协议书》、收货单，能够证明杨洪伟所述债务的数额与案涉成品纸的价值不合理对应。对上述证据，本院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关于徐春林诉辽电纸业、包国瑞、包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东辽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9日作出（2019）吉0422民初1142号民事判决，判决吉林省辽电纸业有限公司给付徐春林货款167,862.17元及利息。2019年6月27日，依徐春林申请，东辽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吉0422民初1142号民事裁定，裁定查封辽电纸业存放在天津市武清区恺地通现代物流有限公司仓库的成品纸（包括箱板纸、牛卡纸、高强瓦楞纸等）140吨。2019年6月28日，东辽县人民法院执行人员到天津市武清区恺地通现代物流有限公司仓库进行财产保全，张贴查封公告。查封后，辽电纸业申请复议，以该公司已将天津库房内的全部成品纸抵债给杨洪伟为由，申请解除查封，东辽县人民法院没有支持复议请求。之后，杨洪伟以相同理由提出执行异议，东辽县人民法院裁定中止执行。徐春林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请求继续执行。本院认为，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杨洪伟以其与辽电纸业之间通过以物抵债的方式取得案涉动产的所有权为由请求排除执行，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人民法院才能予以支持：一、以物抵债的债是真实的；二、以物抵债是真实的且已实际履行；三、债的数额与物的价值合理对应。杨洪伟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以上条件均已满足，其不具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理由如下：一、关于以物抵债的债是否真实的问题。在辽宁省沈阳市两级法院审理曾宪贺诉杨洪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过程中，杨洪伟称，其是辽源阜康热电厂和辽电纸业的临时工，其向曾宪贺出具欠条是职务行为。而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杨洪伟称，其是东丰县和平邮政支局局长，其从曾宪贺等人处购买废纸壳后再卖给辽电纸业。两种陈述完全矛盾。而且，吉林普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专项审计报告》的结论是，截至2019年6月1日，辽电纸业账目显示欠杨洪伟的债务为0元。因此，虽然东辽县公安局认为杨洪伟没有虚假诉讼的犯罪事实，但在存在上述反驳证据的情况下，杨洪伟、辽电纸业提供的废纸收购入库验收结算单、吉林银行电子银行凭证、销售出库单、汇总表、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等证据，不足以证明杨洪伟所述的债务是真实的、债务的数额是确定的；二、关于以物抵债是否真实、是否已实际履行的问题。在与辽电纸业签订《以物抵债协议书》后，杨洪伟并没有到天津市武清区恺地通现代物流有限公司清点抵债的成品纸，没有实际接收抵债的成品纸。因此，即使杨洪伟所述的以物抵债是真实的，该协议也没有实际履行；三、关于债的数额与物的价值是否合理对应的问题。辽电纸业与辽宁省鼎泰纸业有限公司签订的《以物抵债协议书》约定，辽电纸业以每吨3,000.00元的价格将成品纸抵债给辽宁省鼎泰纸业有限公司。而在同一天，辽电纸业却以每吨大约2,000.00元的价格将成品纸抵债给杨洪伟。对于债的数额与物的价值不合理对应的问题，杨洪伟没有提供反驳证据。因此，辽电纸业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给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其他债权人造成损害，杨洪伟也明知该情形，徐春林可以请求撤销辽电纸业与杨洪伟之间的以物抵债行为。徐春林在诉讼过程中也表达了该请求，辽电纸业与杨洪伟之间的以物抵债行为应予撤销。综上所述，徐春林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吉林省东辽县人民法院（2020）吉0422民初339号民事判决；二、准许执行东辽县人民法院查封的存放在天津市武清区恺地通现代物流有限公司仓库内的140吨成品纸（包括箱板纸、牛卡纸、高强瓦楞纸等）。一审案件受理费7,00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000.00元，由杨洪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陈传冬审判员李爽审判员夏丹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刘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