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6民终30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汪某，男，1987年10月15日生，××族，住江西省瑞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聂建军，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德喻，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赛龙，男，1989年10月22日生，××族，住江苏省启东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雨浩，男，1990年9月23日生，××族，住江苏省启东市。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峰，上海福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启东滨江之星商务宾馆，经营场所江苏省启东市滨海工业园明珠路**附**。经营者：严东，男，1974年1月14日出生，××族，住江苏省启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辉，江苏禾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汪某因与被上诉人杨赛龙、杨雨浩、启东滨江之星商务宾馆（以下简称滨江之星宾馆）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启东市人民法院（2019）苏0681民初33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3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杨赛龙、杨雨浩、滨江之星宾馆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确定性质不当，依法应予撤销。一、一审法院未正确认定杨雨浩行为的性质，存在错误假定认识且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杨雨浩的行为并不属于公安机关执行公务，不能建立在如发生执法检查的假设基础上而免除其过错行为，按照此逻辑，任何人都可以假借公安机关或者其他执法部门名义对他人进行捉弄或者玩笑，而不用对其行为承担任何责任，这明显是认定性质错误。其次，一审法院认为杨雨浩的行为并不必然导致也无法预见会引起汪某的损害结果发生，所以不存在侵权责任法的因果关系，该观点是偏颇的。在本案中，杨雨浩的行为导致房间内的人恐慌躲藏，结合日常生活经验，公安机关在抓赌过程中的逃避行为并非不常见，杨雨浩所做的行为也是为了达到吓唬他人的目的，引起房间内众人的反应其本人是有预期的，所以在其他人几次询问其真实身份时都未作应答，而且房间内众人并不是一概害怕检查行为，同时也是担心被处罚后对工作、家庭造成的相应后果，所以汪某和袁文翻窗以及其他人所采取的行为在当时情境之下是符合一般人的认识反应，至于导致受伤结果任何人都预想不到，包括汪某本人在内，也不存在故意，这只是评判双方对于损害结果的过错承担，所以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驳回汪某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另外，汪某认为，也应当考虑必要条件判断因果关系标准，也即杨雨浩的行为是构成损害事实发生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如果没有杨雨浩的行为就不会有损害结果的发生，所谓的因果关系也应当包含间接存在或者相当性的因果关系之判断。再者，一审认为汪某不应从违法行为中获得补偿也是基础逻辑关系错误，导致汪某受伤并不是因为在房间内的赌博行为，而是由于杨雨浩的介入引发的，跟赌博行为不存在关联，而从一审结果来看是杨雨浩在其行为中免除了应当承担的责任，也即杨雨浩从中获益，这明显不符合公平原则。二、一审法院对于滨江之星宾馆的责任承担也存在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主要是由杨雨浩导致的损害结果，而滨江之星宾馆的责任是依照《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其作为公共场所管理人应该尽善良管理义务，而作为经营者，长期经营棋牌室且未履行《江苏省特种行业治安管理条例》的规定进行管理，存在严重管理漏洞，所以对其责任承担并非要认定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对于杨赛龙也是如此，本案是多种因素导致的损害结果发生，杨赛龙、杨雨浩、滨江之星宾馆并非单独的侵权行为人，所以在此基础上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也是存在错误的。综上，汪某因本案遭受严重身体损害，其本人过错不可否认，但杨赛龙、杨雨浩、滨江之星宾馆亦应承担相应责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公正判决。杨赛龙、杨雨浩共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的法律正确，二审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杨赛龙不是本次赌博的组织者。而且，其行为与汪某坠楼的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二、杨雨浩敲门查房，与此同时，其也报上了自己的姓名，其行为虽然可能会让汪某等人误认为是警察治安检查，但是身为公民应当配合。而非以逃避的方式抗拒，而且，杨雨浩的行为，包括查房行为也不会引起汪某爬窗坠楼的必然结果，所以在法律上也不存在因果关系。汪某还提到了相关案例，我方认为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不应当适用相关的判例，而且每个案件的情形都是不一样的，不能一概而论。滨江之星宾馆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本案事发时。汪某在参与聚众赌博，从事的是违法活动，当其听到敲门声以后，为了逃避公安机关的检查，不顾坠楼的风险，其自主选择攀爬至户外平台，从而发生坠楼受伤的后果，该错误的做法已经超出了对宾馆客房的正常使用范围和方式，同时也超出了宾馆管理者作为管理人可以预见的安全保障管理的范围，所以汪某受伤的结果是因其自主选择错误逃避的行为所造成的，与宾馆的管理之间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其要求宾馆承担侵权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汪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杨赛龙、杨雨浩、滨江之星宾馆共同赔偿其356073元。二、本案诉讼费由杨赛龙、杨雨浩、滨江之星宾馆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6月30日，汪某、杨赛龙、杨雨浩及案外人袁文、唐峰、孟庆权、陈湖东、王况成、常科相约晚上在滨江之星宾馆开房赌博。杨赛龙、常科提前到达，杨赛龙用自己的身份证开好一间套房（房间号8335，位于**），并在超市购买若干食品，后其他人陆续到达8335客房，宾馆前台工作人员未进行询问登记。赌博形式为扑克牌“炸金花”，五元为底、三十元封顶。每局抽成10元，抽满400元为止，该400元用来支付杨赛龙垫付的房费及购买食品费用。2018年7月1日凌晨12时过后，杨雨浩与唐峰先后离开，其余人持续赌博至天亮。早晨7时许，杨雨浩返回8335客房，敲门时称“查房”，正在室内赌博的人员以为公安机关检查，立即停止了赌博活动，汪某推开客房窗户爬至楼房外墙的空调外机平台，袁文随其爬上窗户时，见汪某正从平台跌落至楼下地面便呼救。路人发现后立即报警并拨打120急救电话，后汪某被送至启东市人民医院进行手术治疗，共住院33天，共花去医疗费用等共计人民币126371元。南通三院司法鉴定所对汪某伤情出具鉴定意见：其意外致全身多处骨折，脾切除术后评定为八级伤残。2018年8月24日，启东市公安局对汪某、杨赛龙、杨雨浩、袁文、唐峰、孟庆权、陈湖东、王况成、常科九人赌博的违法事实予以认定，并对各人作出行政处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杨赛龙、杨雨浩、滨江之星宾馆的行为与汪某的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侵权责任构成上的因果关系？对该争议焦点，一审法院结合认定事实，综合评析如下：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包括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在侵权责任构成上，不仅要求行为人的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结果存在事实上的客观联系，还要求二者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即受害人的损害结果属于行为人行为事件发展过程中通常、自然发生的结果，行为人对损害结果可以预期。本案中，汪某主张杨赛龙组织众人赌博的行为及杨雨浩敲门称“查房”的行为与其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杨赛龙通过微信、电话方式召集众人赌博并依约先到宾馆开好房间的行为，属积极参与赌博的违法行为，该行为的违法性在于妨害了相关法律规定所确定的社会管理秩序，对此公安机关已作出相应行政处罚，但汪某坠楼的损害结果并非该违法行为实施后通常、必然发生的结果，故该违法行为与汪某的损害结果之间并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其次，杨雨浩敲门称“查房”的行为可能会让正在实施赌博行为的违法人员误认为警察治安检查，但面对警察的检查，所有公民都应该配合其执行公务而非逃匿抗拒，因此即使汪某因杨雨浩的玩笑误认为是警察治安检查，也并不必然导致其爬窗逃跑，杨雨浩也无法预见到因其敲门称“查房”的行为会引起汪某爬窗坠楼的损害结果。综上，杨赛龙、杨雨浩的行为与汪某的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侵权责任构成上的因果关系。汪某主张滨江之星宾馆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与其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汪某的损害结果系其通过窗户攀爬至户外平台后不慎坠楼所致，而非在正常使用客房过程中从房内不慎坠落。汪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出于逃避公安机关检查的动机不顾坠楼风险从客房窗户攀爬至户外平台，该行为并非住宿客人对宾馆客房的正常使用行为，其坠楼前所在位置亦是客房外墙的空调外机平台而非客房内部，汪某的错误行为及可能产生的损害后果已超出宾馆经营者或管理者作为审慎管理人可预见预防的安全保障范围。在汪某自主选择开窗并爬出窗外的情形下，客房窗户是否可以打开不能作为认定滨江之星宾馆有否尽安全保障义务的事实依据。关于滨江之星宾馆未对客房内除杨赛龙以外的人员进行身份登记以及提供客房作为棋牌室的行为，一审法院认为，滨江之星宾馆未严格依法登记入住人员身份信息的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相关法律规定，但该违法行为以及其提供客房作为棋牌室的行为并不必然导致汪某坠楼摔伤的损害结果，二者之间无侵权责任构成上的因果关系。配合公安机关执法检查是公民的基本义务。事发前汪某正在进行赌博即属违法行为，在其误认为公安机关检查时，又不顾危险选择爬窗至户外平台以逃避执法，此企图逃避公安机关执法的行为亦为错误，其明知身处三楼却不顾坠楼伤亡的巨大风险仍然选择爬窗逃跑更非理智，此爬窗逃跑的错误行为系汪某坠楼摔伤的直接根本原因。综上，无论从侵权责任法的因果关系角度，抑或从行为人不应从违法行为中获得补偿角度，汪某要求杨赛龙、杨雨浩、滨江之星宾馆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汪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80元，减半收取计1090元(汪某已预交)，由汪某负担。二审中，汪某提交证据如下：一、2018年7月1日案发当天现场拍摄的照片，证明汪某坠落的房间窗户是完全敞开的，是推拉式的铝合金窗户，不是滨江之星宾馆所述只能拉开20公分。二、2019年9月28日拍摄的滨江之星宾馆外观照片、视频截图，证明该宾馆在事发后一年多仍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几乎所有房间的窗户都是完全拉开一半。三、2019年9月30日进入滨江之星宾馆内部及8317房间的照片及视频截图，证明拍摄者进入该宾馆前台时，无人拦截、询问或者登记；还证明拍摄者进入与案发房间同层的8317房间，发现窗台很矮，下面放着椅子，即使是几岁小孩都可攀爬上去。窗户为可推拉的铝合金窗，本身就是完全敞开的，拍摄者轻松地左右两边推拉窗户，发现户外即为“滨江之星商务宾馆”的“星”和“商”两个字的标牌，除此之外并无任何防护措施，旅客极易坠落，十分危险。滨江之星宾馆质证意见，第一组证据不能证实全部事实，应以公安机关拍摄的照片为准，事发宾馆房间内的窗户上是有螺钉限位的，已有相关证据提交，该窗户是被汪某强行打开的，连螺钉都被损坏了。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存疑，其不能反映拍摄时间、拍摄人员、拍摄角度、拍摄目的，以及如何进入拍摄房间，照片中窗户半开的房间可能不是宾馆给旅客住宿的客房。杨赛龙、杨雨浩的质证意见同上。本院认证意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予以认定，对其关联性的认定详见裁判理由（略）。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一、杨雨浩敲门并喊“查房”的行为与汪某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具有相当因果关系？二、杨赛龙作为聚众赌博活动的召集人，其行为与汪某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具有相当因果关系？三、滨江之星宾馆对汪某的损害后果是否应当承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侵权责任法中的一般侵权行为构成要件包括：加害行为、损害、因果关系以及过错。本案争议之一即在于杨雨浩敲门并喊“查房”的行为与汪某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具有相当因果关系？即有此违法行为，是否通常足以发生此种损害。杨雨浩的上述行为在事实上导致了汪某的损害后果，即二者之间存在条件关系，该认定各方并无异议，而其上述行为是否构成汪某损害后果在法律上的原因，则属于价值判断的问题，需要以行为时的一般社会经验和智识水平进行考察，确定该违法行为是否构成上述损害结果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即须排除是在特定情形下偶然引起的损害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2012修正）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拒绝或者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其中第（二）项规定，阻碍人民警察调查取证的。本案中，汪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心智正常，在遇有知情的参赌人员冒充警察进行恶作剧时，其与室内其他参赌人员误认为是警察执行公务而掩盖现场、四散躲避，这已并非上述民事主体在此环境下的依法所为，且汪某采取的逃避行为具有极端性，其损害后果是其在一系列自行制造的危险活动中最终发生，即杨雨浩的行为并非通常会发生类似于汪某目前的损害后果。汪某上诉称，当时的位置靠近窗户，通宵赌博后身心疲惫，室内众人都在四处躲藏，这些理由都不足以认定，依此情形，会在较大程度上自然地发生本案的损害后果。一审对此所作认定理由充分，本院予以赞同。关于争议焦点二。杨赛龙作为聚众赌博活动的召集人，其选择的场所本身与汪某的损害后果之间并无致害原因关系（理由见下），活动过程中也无其他可归咎于杨赛龙的致害原因。而在杨雨浩敲门并喊“查房”的行为发生后，杨赛龙不可能预见到汪某会越窗逃避“警察执法”，而且，汪某的行为具有突然性，又系铤而走险，当期待利益未能实现而得到不利后果时，其再要求违法活动的组织者杨赛龙尽合理谨慎的义务，包括当场能够冷静控制局面，立即察觉真相，及时“安抚”众人等等，这显然已经超出了杨赛龙对参赌人员人身安全保护所能预见的合理范围。关于争议焦点三。滨江之星宾馆作为以旅馆服务为业的个体工商户，其对该场所内的不特定的人负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对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作出规定。本案中，从滨江之星宾馆是否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与汪某的损害后果是否存在相当因果关系这一角度分析，并无证据证明滨江之星宾馆存在对威胁到受害人汪某的危险未尽排除行为的情形，反而存在受害人汪某并非在法定的紧急情况下制造危险，以致其在充满危险的故意行为中因自身不慎而致损害后果的发生。其主张，滨江之星宾馆存在的窗户限位器不牢固、违法经营棋牌业务，消防通道允许外人进出，未对访客进行登记，烟雾报警器失灵等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形，即使将上述原因全部结合，也不会对一个心智正常的人在当时的环境下就足以发生如汪某打开并翻越窗户，全身凌空，进而设法站在空调外机置放平台上，在拟逃往他处时不慎坠落受伤，该行为是常人难以作出的，汪某以其翻越窗户之后又故意实施的行为所致损害后果要求滨江之星宾馆对此承担安全保障义务显属苛求。鉴上，汪某二审为此提供的相关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综上所述，汪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80元，由上诉人汪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谦审判员 吕 敏审判员 卢 丽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周伟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