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2民终4494号上诉人（一审原告）：蒋利明，男，1985年7月10日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无锡荣族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无锡市十八湾路**湖景科技园**楼。法定代表人：廖福贤，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和平，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昊，江苏崇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蒋利明因与被上诉人无锡荣族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族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2019）苏0211民初67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蒋利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荣族公司支付：1.经济补偿金35000元（35000元/月*1个月）；2.剩余工资312655元（2018年9月5日-2019年6月13日，35000元/月*9个月+35000元/21.75天*6天-12000元）；3.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289655元（2018年10月5日-2019年6月13日，35000元/月*9个月+35000元/21.75天*6天）；4.按照荣族公司薪资基数依法代缴个人所得税。事实与理由：1.蒋利明系荣族公司员工。荣族公司确认的法务身份资料、工资发放记录、员工工作群微信聊天记录、解除劳动关系通知等均证明其员工身份；案涉招聘广告系荣族公司发布；蒋利明参与荣族公司法律事务及上市业务。2.荣族公司不能证明在蒋利明办公桌内发现盖有公章的空白纸张的事实，认定《说明》是伪造缺乏事实依据。《说明》中对蒋利明应得报酬有明确约定，与同业类似岗位薪资相匹配。3.徐某系荣族公司员工，与荣族公司有利害关系，一审采信徐某的陈述不当。4.《外部协作人员保密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仅最后页有蒋利明签字，不能作为本案处理依据。荣族公司答辩称：蒋利明是荣族公司外部协作人员，双方系合作关系。蒋利明所称其工资待遇与事实逻辑严重不符，也与其实际的业务经营能力不符。蒋利明所谓《说明》是其在借发所谓律师函之际偷盖公司公章制作。请求依法驳回蒋利明的诉讼请求。蒋利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荣族公司：1.支付经济补偿金35000元（按照35000元每月*1个月）；2.支付工资312655元（2018年9月5日至2019年6月13日35000*9+35000/21.75*6-12000）；3.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89655元（自2018年10月5日至2019年6月13日，按35000*8+35000/21.75*6）；4.按照实际薪资为蒋利明补缴社会保险；5.解除双方劳动关系；6.按照蒋利明薪资基数依法代为缴纳个人所得税。一审中，蒋利明撤回诉请4、诉请5。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11月2日，荣族公司与蒋利明签订《协议》，确定蒋利明为荣族公司提供外部协作服务。蒋利明发短信给廖福贤，载明荣族公司因未及时发放劳动报酬、未缴纳社会保险等原因，蒋利明于2019年6月13日通知公司，自2019年6月14日起解除双方劳动关系。2019年7月29日，无锡市公安局滨湖分局荣巷派出所（以下简称荣巷派出所）出具报警记录：2019年7月9日9时50分许，叶某报警称有个兼职的工人可能私刻公司公章，发函给其说公司欠他几十万元，上面有其公司印章。蒋利明就本案讼争向无锡市滨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荣族公司支付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经济补偿金等。2019年8月23日，仲裁委决定终结该案的仲裁活动。蒋利明遂诉至法院，诉请如前。另查明，廖福贤微信转账蒋利明2018年12月17日3000元、2019年1月23日3000元、2019年3月11日3000元。一审中，蒋利明陈述：2018年8月31日通过招聘将简历发至无锡财易通公司，后不知什么原因荣族公司叶某于2018年9月3日向蒋利明发送了面试通知，叶某说蒋利明的职位是执行副总兼法务总监，薪资为年薪制，副总工资2.5万/月、法务总监1万元/月。入职后每月发放3000元生活费，年底发放剩余年薪。入职后蒋利明要求签订劳动合同，荣族公司借口为避税需要不能直接在劳动合同上体现薪资，一直拖延签订劳动合同。经多次要求后，2019年4、5月，荣族公司向蒋利明出具《说明》，《说明》是公司财务徐某给的，且公章也是由徐某保管。蒋利明从未私自接触公章，公章是否是徐某加盖蒋利明不清楚。2019年6月13日蒋利明向荣族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原因是荣族公司严重拖欠薪资、未缴纳社会保险，生活费也已经拖延三个月未发。蒋利明为证明上述事实，提供2018年9月20日《说明》，载明：蒋利明于2018年9月5日入职荣族公司担任副总兼法务，参与境外上市业务。荣族公司承诺至2018年9月5日起，蒋利明税后年薪总计为肆拾贰万元，其中上市业务副总职位年薪叁拾万元，法务总监年薪拾贰万元，其他福利待遇另算。荣族公司每月发放生活费三千元，剩余年薪于每年年底发放。提供工资报销发放转账记录、图片3份、微信聊天记录、钉钉考勤补打卡申请、工作群微信聊天记录、宣传册、体检通知，证明工作期间需要考勤，工资由荣族公司支付。荣族公司对《说明》不予以认可。为证明蒋利明不是其员工，荣族公司提供《申请报告》，载明2018年10月1日叶某向荣族公司提出申请，蒋利明以外协兼职服务的形式合作，费用从叶某的工资中支出。提供费用报销单6份、微信聊天记录、项目调研出行报备申请表10份、情况说明及资产负债表，证明蒋利明求职意向期望的薪资为8000元-20000元/月，所谓的情况说明已远超该数额。蒋利明系外协人员，顾问费3000元是从叶某的工资中支出。叶某以个人名义代理其他人的案件。截止至2018年12月31日其公司所有权益共计254119元，根本无力支付蒋利明所称的工资。一审中，经向徐某了解，徐某称从未加盖类似文件，除非申请贷款或有其他用途的会帮助协作人员加盖此类文件。荣族公司不可能舍弃劳动合同反而加盖一张所谓的说明，不如直接签订劳动合同确定工资数额，故该文件实际是蒋利明在一次发函中接触公司公章予以加盖。无锡财易通公司与荣族公司在同一栋楼办公，但分属两个单位。当时无锡财易通公司想招聘业务经理，而荣族公司和几个律师谈过后觉得律师事务所报价过高，故想找一个法务，无锡财易通公司将蒋利明的简历转给了叶某，叶某发现蒋利明并没有实际操作过上市业务，但一时之间又没有合适的外协顾问人选，故叶某就和蒋利明谈担任公司法务的问题，叶某提出薪资3000元/月顾问费，一旦有业务还有业务分成，根据业务来源，如果是蒋利明找来的业务就可以多分成，如果别人找来的后期也会有分成，这就是双方的合作模式。上述提到的沈某等人并不是其公司员工，整个公司都是松散的合作结构模式。针对蒋利明提供的《说明》，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11日下午1：03-1：10致电徐某，徐某称公章是由其保管，但如果二楼办公室要用公章也会让他们拿上去盖合同之类，故蒋利明可以接触到公章。蒋利明提供的《说明》其从未见过、也未加盖过公章，蒋利明离职后，公司在其办公桌内发现了加盖公司公章的空白纸张后向公安机关报警，《协议》上的公章是其加盖，当时蒋利明入职时选择的就是外协人员，当时也可以选择签劳动合同。每月支付的款项不是工资，是外协人员的费用。对于佣金，由于蒋利明在职期间没有做到单子，所以就没有拿到过佣金。上述事实，有仲裁决定书、《协议》、工资报销发放转账记录、图片、微信聊天记录、钉钉考勤补打卡申请、工作群微信聊天记录、宣传册、体检通知、报警记录、费用报销单、微信聊天记录、项目调研出行报备申请表、情况说明及资产负债表等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蒋利明在荣族公司从事相关法律事务方面工作属实。但是，本案中，在一些主要事实方面，各方陈述矛盾显然：首先，表现在蒋利明到荣族公司工作的身份上存在矛盾。蒋利明投简历到无锡财易通公司未录取，之后以法律顾问的身份与荣族公司接洽，但并无相关律师资格。蒋利明陈述“其担任上市业务副总兼法务总监”，而蒋利明与荣族公司签订的《协议》确定的身份为外协人员。其次，表现在待遇数额上存在矛盾。蒋利明应聘简历期望的月工资为8000元-20000元，而工作期间荣族公司实际发放给蒋利明的报酬仅为3000元，而其提供的《说明》月工资待遇高达35000元。另一方面，荣族公司提供的资产负债表上反映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共计254119元，这也与蒋利明所称的年收入420000元严重不符。第三，表现在《说明》的取得途径上。蒋利明称由会计徐某加盖公章后取得，但荣族公司称“不可能舍弃劳动合同反而加盖一张所谓的说明，不如直接签订劳动合同确定工资数额”，且经与荣族公司会计徐某核实，徐某称从未见过该《说明》、也从未加盖过公章，蒋利明离职后在其办公桌内发现了加盖公司公章的3张空白纸张从而报警。由此判定，蒋利明据以主张诉讼请求的关键证据《说明》的形成，并不能证明从徐某处取得，该事实得到了荣族公司徐某陈述的支持，且有相关报警记录，内容有悖常理，不排除伪造的可能，不具有证明力，不予采纳。蒋利明应该获得的报酬除荣族公司实际发放外并无任何证据佐证，其以《说明》为依据要求荣族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35000元、工资312655元、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89655元并按照薪资基数依法代为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蒋利明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记载的质证经过情况没有异议。另补充证据如下：一、蒋利明提供了书写有“无锡荣族集团无锡荣族投资有限公司蒋利明执行副总裁”的名片，以证明其在荣族公司的身份及工作内容。荣族公司质证认为，真实性无法确认，且无锡荣族集团并不存在，只是荣族公司的夸大宣传，名片本身不能证明其身份专属性，不能证明蒋利明系荣族公司员工。二、本院于2020年12月23日向荣巷派出所调取了下列证据：1.公安机关出具的《报案笔录》,载明2019年7月9日叶某向公安机关报案称：“蒋利明是2018年9月份由朋友介绍来我单位做兼职法务，当时说好工资是3000元，他因为没有律师执照，我们只能按工资发。（2019年）6月19日他给我发微信，是他向劳动仲裁所提起的申请书，并且给我寄了一封邮件，里面有申请书，盖有我公司公章的一份《说明》，这个《说明》不是我公司出具的，我也不知道那个公章哪里来的，就对他的办公室进行检查，发现在桌子夹缝的最下面抽屉里有4份盖有公司公章的空白A4纸,我就知道他肯定是偷盖了。”2.公安机关出具的照片打印件，证明办公室现场情况及盖有荣族公司印章其余页面空白的A4纸4张。蒋利明认可照片中座位是自己的，但盖有公司印章的空白A4纸没有见过，有可能是荣族公司为逃避责任作假。荣族公司认为，该两份证据能印证《说明》上印章的由来。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主张和理由以及法院调查情况，蒋利明以《说明》为依据要求荣族公司支付相关费用的诉请不予支持。理由如下：1.关于《协议》。2018年11月2日，荣族公司（甲方）与蒋利明（乙方）签订《协议》，蒋利明确认其在《协议》最后页签字，《协议》明确签订宗旨和目的为“鉴于本公司现行开展的金融服务类的企业上市辅导独特业务，其实施方案和操作流程属市场竞争核心关键点，关系到公司生存发展，涉及此业务的外部合作人员不宜对外传播相关技能与实际操作技巧。”、“因乙方为甲方提供外部协作服务，已经（或将要）知悉甲方的商业秘密。为了明确乙方的保密义务……”，该《协议》无论从名称还是内容均对蒋利明的身份明确为外协人员。蒋利明对《协议》的名称、内容及签字的效力有较强的认知能力，双方仅在最后页签字也符合商事习惯。据此，根据《协议》的明确约定，蒋利明的身份为荣族公司“外部协作人员”。2.关于《说明》。蒋利明提供的《说明》签署日期为2018年9月20日，该日期早于2018年11月2日《协议》的签署日期，且与《协议》内容相矛盾，《说明》仅有荣族公司印章而未有相关人员签字。《说明》中蒋利明职位描述为“副总兼法务总监”，与蒋利明提供名片描述的职位不一致，蒋利明也未能提供其担任荣族公司副总兼法务总监的相关依据。蒋利明称该《说明》由徐某交付，但不能得到徐某陈述的印证，而公安机关提供的报警记录、报案笔录及照片，证明蒋利明办公桌有盖有荣族公司印章的空白A4纸。据此，该《说明》由荣族公司出具存疑。3.关于荣族公司提供的其他相关证据。一是，共10份《项目调研出行报备申请表》，表明2018年10月10日至2019年5月18日期间，荣族公司调研出行中蒋利明列为“外协项目人员”。二是，《申请报告》，其中有“经商谈蒋利明因其本人在外还有案件代理，本人决定以外协兼职服务形式合作，每月顾问费用为3000元”内容，费用报销单中蒋利明工作报酬列项为“蒋利明费用”，荣族公司对该费用称为“工资”，并不能就此认定蒋利明系荣族公司员工。4.关于蒋利明提供的其他相关证据。蒋利明提供的相关证据能证明其与荣族公司人员联络、参与荣族公司事务等情况，而蒋利明参与该诸多事务系其作为外协人员应有之义。蒋利明求职意向中期望薪酬为8000元-20000元，与《说明》中蒋利明的薪资额差距明显，有违常情。蒋利明虽称其多次催促荣族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多次催要应得报酬，但均未提供证据佐证。据此，蒋利明认为其系荣族公司员工，并请求以《说明》为依据要求荣族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工资、二倍工资、代缴个人所得税的依据不足，依法不予支持。综上，蒋利明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蒋利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亚静审判员  陶志诚审判员  许晓倩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江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