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65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富玲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在徐州市鼓楼区郭庄路世贸广场**楼**1322-1323。负责人：徐士军，该律师事务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上官丙权，江苏万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玫嘉，江苏万谋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州城置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徐海路以北，一号路以东。法定代表人：孔德辉，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晓青，江苏红杉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正洪，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江苏富玲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富玲所）因与被上诉人徐州城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置公司）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苏0391民初6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富玲所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富玲所并无异议。二、关于律师费计收标准的适用问题(一)一审法院的法律适用。一审法院以2013年江苏省律师收费标准(以下简称2013年标准)作为计算本案律师费的计收标准。(二)事实基础。2017年3月7日，双方签订《关于法律服务合作的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协议)，约定代理费的标准和计收模式为待定。2017年6月30日，苏价费【2017】113号江苏省律师服务收费试行标准(以下简称2017年标准)发布并于发布之日起执行，苏价费【2013】421号《关于调整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同时废止。(三)法律依据。1、《立法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第九十三条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2、《标准化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国家建立强制标准实施情况统计分析报告制度。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标准实施信息反馈和评估机制，根据反馈和评估情况对其制定的标准进行复审。标准的复审周期一般不超过五年。经过复审，对不适应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应当及时修订或者废止。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行政法规规章清理工作的通知》中规定，(一)规章主要内容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或者已清理原则被新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所代替的，要明令废止；(二)规章适用期已过或调整对象已消失，实际上已经失效的，要宣布失效。(四)结论。富玲所认为，本案是按照2017年标准还是按照2013年标准作为计收律师费的标准，关键在于认定2017年标准中“废止”一词的法律含义、协议中“待定”一词的法律含义以及律师收费标准是否溯及既往。1、关于废止的法律含义。2007年，国务院法律办负责人在参加的网络访谈中指出，行政法规、规章的“废止”和“失效”有明显区别，具体如下：(1)废止，带有明令的性质，采取明示废止的方式，适用于主要内容与上位法相抵触的，或者已被上位法所替代的情形；(2)宣布失效的情形有：a.法律、规章的适用期已过。如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一些规定，其适用期已过，就应该宣布失效。有的法规、规章本身规定了有效期，如关于奥林匹克标志保护的规定，明确规定奥运会开完以后，就应该宣布失效。有的法律、规章没有规定有效期，只是一次性的工作或者阶段性的工作，工作进行完毕以后，实际上已经失效，但应当予以宣布。b.法规、规章的调整对象已经消失。如针对某个具体人群、具体事项的规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其调整对象已不存在，没有新事物、新规定来代替它，明令废止它又不合适，应当宣布失效。c.原来的旧制度不再执行，又没有新法予以替代，也应当宣布失效。基于以上论述，富玲所认为，“废止”必须采取明令的方法进行。“废止”表示不能满足当前社会秩序的需要，被新的规定所取代，即已废止的规定不再执行。2、关于“待定”的法律含义待定一词，具有等待决定，还未决定，要等合适的时机或因素才能决定的含义。也就是说，需要双方继续协商确认，或者达到某个结算时点时才能确定。结合到本案，富玲所在起诉之前，双方客观上并未对适用的律师收费标准问题达成一致的意见，则只能以达到某个结算时点的办法确定适用的律师收费标准的问题。富玲所的起诉时间为2017年9月7日，则2017年9月7日应当为确认律师费的结算点。2017年标准执行的同时，2013年标准已经废止，而废止具有过期不能再用的含义。基于以上论述，富玲所认为，本案只能适用正在生效及执行状态的2017年标准作为确定本案律师费的计收依据。3、关于律师收费标准是否溯及既往的问题本案涉及的律师费收费标准应当属于《立法法》第九十二条、九十三条规定的规范性文件。按照法律规定，应该不溯及既往。另外，2017年标准使用的是明令废止的方法(即2017年标准公布之日2013年标准废止，新规范替代旧规范)，而不是自然失效或者宣告失效的方法(即失效仅适用于适用期已过、调整对象消失或旧规定不再执行，又没有新规范代替)。如果2017年标准使用的是宣告2013年标准失效的方法，则在2013年标准的适用期内，发生的所有代理合同关系均应适用2013年标准。基于以上论述，富玲所认为，本案涉及的律师收费标准不溯及既往，应当适用2017年标准作为律师费计收依据。三、关于计收标准的上、下限取值的问题(一)一审法院的法律适用。一审法院以计收标准的下限数据作为计收依据。(二)事实基础。2013年标准和2017年标准，均规定了律师费的计收标准是一个区间，有计费下限和上限。(三)法律依据。1、《关于调整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苏价费【2013】431号)2、《省物价局省司法厅关于明确我省律师服务收费试行标准的通知》(苏价费【2017】113号)(四)结论。根据行业主管部门和物价部门颁发的规范性文件，律师费的计收在下限和上限区间内时，均具备合法性。至于取收费标准的下限、上限，又或者是中限，则属于合理性的范畴。针对计费合理性问题，具体论述如下：1、关于城置公司单方面解除合同对于计费合理性问题的影响。经过一审的认定，是其单方面解除的合同关系，属于根本违约。在其单方面解除合同关系之前，其未与富玲所做任何的沟通、交流工作。另外，其违约的对象是作为法律实施机构之一的律师事务所。可见，在遵循规则方面属于不受约束、恣意妄为的状态。在把握裁判尺度时，应当向作为守约一方的富玲所进行倾斜。以此维护诚实守信、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取向。2、关于诉讼法律事务的特点对于计费合理性问题的影响诉讼法律事务作为法律工作的一种，它具备诉讼程序漫长、参与人员办案压力大、环节多和精力消耗大等特点。同时，诉讼法律事务具有“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式的特点。即启动诉讼程序或开庭等显现的工作内容，仅仅是整个诉讼法律事务的一小部分。启动诉讼程序之前的准备工作(包括但不限于诉讼思路的处理、证据材料的收集)等其他隐形的工作，实际占据着法律工作者绝大部分的工作内容。而这些隐形的工作，恰是决定诉讼法律事务结果的核心内容。回到本案，富玲所从2016年6月7日开始至2017年9月7日解除合同关系的一年多期间，为完成城置公司领导交办的清理应收款的工作，投了巨大的精力。正是该公司单方面解除合同的违约行为，导致了富玲所在以上领域投入的巨大精力和努力付之东流。富玲所投入在清理应收款领域的潜在诉讼案件数量接近1000件，而本案涉及的诉讼案件数量总量才36件。富玲所处理显现的诉讼法律事务数量与实际处理的诉讼法律事务总量对比，占比仅不到3.6%。富玲所投入到隐形法律事务中的工作应当是有价值的，不应当因城置公司单方面解除合同的行为而抹杀。在确定计费的区间值时，应当将被剥削的隐形法律工作考虑在内。3、关于城置公司剥削的潜在诉讼法律事务的价值对于计费合理性问题的影响。由富玲所负责经手处理的清理应收款法务事务中，拟启动的潜在诉讼案件总数量约为1000件。本案中涉及清理应收款的案件分别为郑在跃、褚衍云案；王敏案；董伟、王平案；刘晓玲、李志强案；裴立军、张静案；陆纯海、汪树敏案；郑鹏案；王大利案；张素梅案；曹小峰案；杨萨萨、高祥案；孙乾坤案；乔鹏程案；王玲两案；张聪利案；张红、邓允强案；刘兆国案；董超杰案；韩兆旭、李静案；田传弟、刘凤荣案；王建飞、徐晔案；郑龙、王妍妍案、崔普园、丁盼盼，共24个案件。以上24个案件，即使按照2013年标准的下限核算，律师费总额可达266002.35元(单个案件平均收费11083.43元)。因前期启动的24个案件获得了成功，城置公司看到背后的重大利益。为此，该公司以单方面解除合同的方法吞没了剩余约976个案件的潜在诉讼利益。即剩余约976个案件的潜在律师费利益约为10817427.68元。本案诉争的律师费金额相对比城置公司剥削的潜在诉讼法律事务对应的律师费利益相比，仅仅是个零头。单方面解除合同后，城置公司可以利用富玲所已经准备好的诉讼思路和数据，按部就班的推进诉讼程序即可完成剩余约976个案件的回款工作。所以，本案即使按照最上限进行判决，城置公司实际因其违法行为获得的利益也远远超过其在本案中应支付的律师费。在确定计费的区间价值时，应当将被剥削的潜在诉讼法律事务的价值考虑在内。4、关于2013年标准和2017年标准计费上限的“同一性”和“法律适用的便利性”对于计费合理性的影响。本案中，双方对于计收律师费适用标准有争议的实质，是因为标准应对的计算结果不同。如果按照标准的上限计算律师费时，2013年标准和2017年标准的计算结果是相同的。在确定计费的区间值时，应当将“同一性”和“法律适用的便利性”考虑在内。基于以上论述，富玲所认为，应当按照2017年标准的上限数据作为计收依据。四、关于本案律师的计算是否应结合律师实际工作量及案件复杂程度依照总价值70%的标准进行计算的问题。富玲所认为，一审法院在该问题上的法律适用是正确的。本案属于商事案件，作为商事案件，应当遵循“首先依据合同的明确约定，再以法律规定为补充”的原则。城置公司提出的“按照律师实际工作量及案件复杂程度依照总价值70%的标准进行计算”的观点，既无明确的合同依据，也无明确的法律依据。更不符合法律实务中的收费习惯，即对于涉财产案件，按涉案标的额计收费用；对于非涉财产案件，按照件计收费用。五、关于利息方面的问题(一)一审法院的法律适用。一审法院对利息问题未进行法律适用。(二)事实基础。2017年9月7日，被上诉人单方面解除了与上诉人之间的合同关系。2017年9月8日，上诉人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2017年9月8日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按照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主张2019年8月20日至付清为止的利息(按照LPR)。(三)法律依据1、《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承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2、《合同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四)结论基于以上事实和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单方面解除合同之日，应当向上诉人支付律师费。被上诉人未支付的，应当向上诉人支付利息损失。本案中，上诉人按照起诉的时间节点2017年9月8日向被上诉人主张利息损失，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针对利息问题依法适用法律，应当予以纠正。城置公司针对富玲所的上诉辩称：一、本案应适用2013年律师收费的下限标准计算律师费。涉案框架协议签订日期为2017年3月7日，而2017年律师收费标准系2017年6月30日开始执行。实践中，律师代理件中一般收费习惯是按最低数值，本案双方存在长期、固定、广泛的业务合作，一般还会进一步打折。二、涉案框架协议并非普通的代理合同，根据律师相关规范，委托人有权解除委托关系，解除委托关系后，律师事务所有权收取已提供服务部分的费用。就本案而言，本案律师费的计算应当结合律师实际工作量、案件复杂程度及处理效果计算。城置公司上诉请求：双方2017年3月7日签订《关于法律服务合作的框架协议》，该协议对代理费的计收模式和标准没有明确约定，仅约定“待定”2017年9月，双方解除代理关系。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委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第六十条：“律师事务所依照本规范第五十八条、五十九条的规定终止代理或者解除委托的，委托人与律师事务所协商解除协议的，委托人单方终止委托代理协议的，律师事务所有权收取已提供服务部分的费用”之规定，委托人和受托人解除委托合同之后，委托人应当按照受托人实际的工作量和提供服务的大小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而不能按照完成委托事务的标准来支付报酬。本案中，富玲所主张其代理的36个案件的律师代理费。根据以上规范性文件，应当先审查受托人在该36个案件的具体工作量、具体参与度及具体作用，才能确定受托人相应的报酬。也就是说，确定36个案件的具体工作量是确定律师代理费的前提。双方在履行委托合同期间，对于该36个案件，富玲所或仅做其中一小部分工作或中途退出或根本没有实质参与或全部完成等，其中每一个案件的代理情况都不一样，富玲所的工作量、参与度也都不一样。要确定该36个案件的律师代理费应当根据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只有查明这一基本事实后才能客观的确定律师代理费。本案系发回重审案件，但一审法院仍未查清案件事实。富玲所针对城置公司上诉的答辩意见同其上诉意见。富玲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城置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1604003.4元及利息（利息以1604003.4元为本金，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75%从2017年9月8日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利息金额为148205.51元；以1604003.4元为本金，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价利率4.9%为标准从2019年8月20日计算至付清为止）；二、本案诉讼费由城置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城置公司因法律服务的需要，聘请富玲所为其提供法律服务，富玲所指派上官丙权律师作为服务律师。2017年3月7日，双方签订了《关于法律服务合作的框架协议》，协议约定：协议适用的范围为客观上处理的案件作为最终的合作范围（包括此协议签订之前处理的案件），代理费的标准和计收模式为待定。双方建立合作关系后，指派的上官丙权律师提供了专业和优质的法律服务，经手处理的案件诉讼目的实现率接近于100%，另外成功处理了数个必输但最终实现诉讼目的的案件，也成功代理了其他律师代理败诉而指派的上官丙权律师接手后实现反败为胜的案件，实施了可以为城置公司回笼7000多万资金，且能为该公司争取到从未想过的近4000万利益的专项服务，上官丙权律师为了顺利实现诉讼目的设计了专用工具，并选择了十余个案件作为第一批追偿案件均实现了预期效果。但城置公司发现该专项服务可以为其实现意想不到的高额利益后，终止了富玲所为其继续提供法律服务，意图独享专项服务的成果，富玲所故诉至法院。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7年3月7日，城置公司（甲方）与富玲所（乙方）签订一份《关于法律服务合作的框架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就乙方为甲方提供法律服务事宜，经双方充分协商，基于公平、公正、协商、共赢的理念，并结合法律服务的特点，达成如下协议，供双方遵守。一、本协议适用的范围，以客观上处理的案件作为最终合作范围（包括此协议签订之前处理的案件）；二、服务律师的指定，乙方指派上官丙权律师为甲方提供专业和优质的法律服务；三、代理费的计收模式和标准：待定。后江苏富玲律师事务所指派上官丙权律师担任民事诉讼案件代理人处理了徐州城置有限公司与陈诺威等36件案件。2017年9月，双方解除了代理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之间订立了书面的法律服务框架协议，富玲所作为城置公司的诉讼委托代理人，在36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实际接受委托从事诉讼代理工作，双方的代理合同关系依法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委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第六十二条第二项规定“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重审中，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涉案律师费的计收标准是否应按照2017年江苏省律师服务收费试行标准表（2017）予以计算；（二）、计收标准的百分比取值应如何确定；（三）、律师费的计算是否应按城置公司所称按照2013年收费标准下限并同时结合律师实际工作量及案件复杂程度按照总价款70%的标准进行计算。现分述如下：（一）、涉案律师费的计收标准是应按照2017年江苏省律师服务收费试行标准还是按照2013年江苏省律师收费标准试行标准予以计算的计收问题。双方签订《关于法律服务合作的框架协议》时间为2017年3月7日，该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苏价费[2017]113号江苏省律师服务收费试行标准的通知于2017年6月30日发布并于发布之日起执行，苏价费[2013]421号《关于调整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同时废止，但双方在签订合同之初2017年的收费标准尚未公布，双方在签署协议之初对律师收费认知的标准均为2013年律师收费标准，且收费标准并未在协议中特别约定，故该院认为本案律师费的计收标准应按2013年江苏省律师收费标准予以计算。（二）、计收标准的上、下限取值应如何确定的问题；该院认为双方当时存在长期、固定、广泛的合作关系，双方已处于一种较为熟悉的合作关系，且在现实律师代理案件业务中律师行业的收费习惯一般取最低值居多，故对律师费的计收标准应取下限数值收费较为符合实际情况。（三）、律师费的计算是否应按城置公司所称结合律师实际工作量及案件复杂程度依照总价款70%的标准进行计算。双方所签订的《关于法律服务合作的框架协议》中并未对案件处理标准作出要求，也未对结算价格作出惩罚性或过错性的折扣要求，对于城置公司所称其与每位律师合作的过程中均会按照当时律师收费标准，结合相应的工作量与案件处理效果支付律师费用并无相应依据。故对城置公司要求按照律师费的百分之七十进行支付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三百九十六条、四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城置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富玲所734510.83元；二、驳回富玲所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73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4730元，由城置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城置公司为证明其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交十七组证据材料，均系富玲所为城置公司代理案件的相关卷宗材料：第一组证据：(2016)苏0391民初1398号江苏圣邦公司建设合同纠纷案件相关材料，拟证明：1、该案是2016年7月6日立案，城置公司于2016年7月8日提起反诉。2016年7月26日该案第一次开庭由公司法务刘兵出庭。2016年8月26日1398号民事裁定书、2016年11月25日1398号民事裁定书、2016年11月30日1398号民事裁定书显示富玲所并没有代理该案。富玲所仅参加该案2017年3月2日第二次开庭、2017年3月6日第二次开庭；2、该案的涉案标的为725777元，按照13年标准计算该案的律师费全额为23744-44088元。3、该案前期工作是由其他人完成，富玲所仅是参与后期诉讼活动。根据《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该所只能“收取其已经提供服务部分的费用”另外，因该案发回重审后恢复至一审状态，一审程序需要继续进行下去，所以应按照13年标准的下限23744元的50%计算律师费即11872元。第二组证据：(2017)苏0391民初260号中铁十二局排除妨碍案件相关材料。拟证明：该案是排除妨碍案件，不涉及财产。根据13年标准，不涉及财产的律师费收费标准是2500-10000元，结合该案的难易程度。律师费应当是2500元。第三组证据：（2016）苏0391民初1682号翰东电力公司电力安装工程纠纷案件相关材料。拟证明：1、该案是2016年8月26日立案，城置公司2016年10月8日提起反诉。该案前期工作是由他人完成。2、2017年1月19日授权富玲所代理该案，富玲所仅参加了三个开庭之后，就与城置公司解除委托关系。3、双方解除委托关系时，该案还未进入审计阶段，仍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完成，此后又分别开了6次庭，直至2019年2月2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这些工作富玲所均未参与。双方解除委托关系后，城置公司又聘请了其他律师并支付了大额的律师费。4、该案的涉案标的是5174771元，按照13年标准应当计收律师费113221-223043元。根据《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富玲所只能“收取其已经提供服务部分的费用”，结合该案的难易程度，该案的律师费最多应当为3万元。第四组证据：(2017)苏0391民初1669号王涛诉上海基普商业经营管理公司案件相关材料。拟证明：虽然城置公司曾经涉诉该案，但从未委托富玲所代理该案，也未向其出具委托书，富玲所仅是案外人上海基普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其应当向案外人上海基普公司主张律师费。第五组证据：（2017）苏0391民初957号城置公司诉孙乾坤购房款案件相关材料。拟证明：富玲所没有参加开庭及其后的所有的诉讼活动，仅仅代写了诉状及进行了立案，根据《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该所只能“收取其已经提供服务部分的费用”基于该案的诉状的书写内容及实际情况，该案律师费最多1000元。第六组证据：（2017）苏0391民初807号城置公司诉乔鹏程购房款案件相关材料，拟证明：富玲所没有参加开庭及其后的所有的诉讼活动，仅仅代写了诉状及进行了立案，根据《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其只能“收取其已经提供服务部分的费用”基于该案的诉状的书写内容及实际情况，该案律师费最多1000元。第七组证据：（2017）苏0391民初959号城置公司诉王玲购房款案件相关材料。拟证明：富玲所没有参加开庭及其后的所有的诉讼活动，仅仅代写了诉状及进行了立案，根据《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其只能“收取其已经提供服务部分的费用”。基于该案的诉状的书写内容及实际情况，该案律师费最多1000元。第八组证据：（2017）苏0391民初960号城置公司诉王玲购房款案件相关材料。拟证明：富玲所没有参加开庭及其后的所有的诉讼活动，仅仅代写了诉状及进行了立案，根据《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其只能“收取其已经提供服务部分的费用”。基于该案的诉状的书写内容及实际情况，该案律师费最多1000元。第九组证据：（2017）苏0391民初869号城置公司诉张红、邓允购房款案件相关材料，拟证明：富玲所没有参加开庭及其后的所有的诉讼活动，仅仅代写了诉状及进行了立案，根据《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其只能“收取其已经提供服务部分的费用”。基于该案的诉状的书写内容及实际情况，该案律师费最多1000元第十组证据：（2017）苏0391民初872号城置公司诉刘兆国购房款案件相关材料。拟证明：富玲所没有参加开庭及其后的所有的诉讼活动，仅仅代写了诉状及进行了立案，根据《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其只能“收取其已经提供服务部分的费用”。基于该案的诉状的书写内容及实际情况，该案律师费最多1000元。第十一组证据：（2017）苏0302民初1539号宏远公司诉城置施工合同（幼儿园）案件相关材料。拟证明：1、该案是2017年5月2日立案，富玲所仅参加2017年6月9日该案庭审，之后就与城置公司解除委托关系。2、双方解除委托关系时，仍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完成。此后又分别开了3次询问庭、3次质证庭和2次普通程序庭审，直至2018年7月24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这些工作富玲所均未参与。城置公司又聘请了其他的律师跟进该案并为此另付了律师费。根据《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富玲所只能“收取其已经提供服务部分的费用”，结合该案的难易程度，该案的律师费最多应当为1万元。第十二组证据：（2017）苏0391民初1678号宏远公司与城置公司财产损害赔偿案件相关材料。拟证明：富玲所没有参加开庭及其后的所有的诉讼活动，仅仅代写了诉状及进行了立案，根据《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其只能“收取其已经提供服务部分的费用”。基于该案的诉状的书写内容及实际情况，该案律师费最多1000元。第十三组证据：（2017）苏0391民初1404号城置公司诉田传弟、刘凤荣购房款案件相关材料。拟证明：1、该案标的14037元。2、该案因城置公司的工作失误，缺乏专业与敬业，诉前审查不严，怠于起诉，导致城置公司因诉讼时效已过而被迫撤诉，丧失了胜诉权，造成了损失。因此，城置公司不应支付律师费。第十四组证据：（2017）苏0391民初1405号城置公司诉王建飞、徐晔购房款案件相关材料。拟证明：1、该案标的7132元。2、该案因富玲所的工作失误，缺乏专业与敬业，诉前审查不严，怠于起诉，导致城置公司因诉讼时效已过而败诉，丧失了胜诉权，造成了损失。因此，城置公司不应支付律师费。第十五组证据：（2017）苏0391民初1402号城置公司诉郑龙、王妍妍购房款案件相关材料。拟证明：1、该案标的19694元。2、该案因富玲所的工作失误，缺乏专业与敬业，诉前审查不严，怠于起诉，导致城置公司因诉讼时效已过而败诉，丧失了胜诉权，造成了损失。因此，城置公司不应支付律师费。第十六组证据：郑在跃、褚衍云执行一案相关材料。拟证明：富玲所仅仅代写了强制执行申请书并向法院递交了申请书，没有参与该案的其他的执行活动，且该案于2017年9月7日因被执行人下落不明，且暂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未能有效执结，被裁定终结本次执行。该案至今尚未执行完毕。根据《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富玲所只能“收取其已经提供服务部分的费用”。基于该案的实际情况，该案律师费应最多1000元。第十七组证据：董伟、王平执行一案相关材料。拟证明：富玲所仅仅代写了强制执行申请书并向法院递交了申请书，没有参与该案的其他的执行活动，且该案于2017年11月24日因被执行人暂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未能有效执结，被裁定终结本次执行。该案至今尚未执行完毕。根据《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富玲所只能“收取其已经提供服务部分的费用”。基于该案的实际情况，该案律师费应最多1000元。富玲所经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中存在城置公司提交过的证据，对于重复的证据，不予质证；对于新提交的证据，因不属于新证据，亦不予质证。城置公司的所谓证明观点，实际是其辩论意见。本院认为，对城置公司提供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将在裁判理由部分予以阐述。富玲所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关于涉案律师费收费标准应当如何认定的问题。涉案框架协议签订日期为2017年3月7日，彼时2017年律师收费标准尚未执行，因框架协议并未明确收费标准，故一审法院结合案件事实认定涉案律师费应参照2013年律师收费标准计算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关于涉案律师费数额应当如何认定的问题。由上所述，双方并未明确约定律师费计收问题，因双方存在长期合作关系，一审法院在综合考虑全案事实及涉案服务合同履行情况的基础上，认为应按照收费标准的下限计收律师费用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至于城置公司提出应按实际工作量、案件复杂程度及处理效果计算律师费的问题，因该项主张并无合同依据，且该公司二审提供所谓新证据的证明观点均系单方意见，亦无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上诉人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460元，由上诉人江苏富玲律师事务所负担19730元，由徐州城置有限公司负担1973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 峰审判员 谢立华审判员 孟文儒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刘思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