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95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葛雷，男，1973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闫东伟，北京市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露露，北京市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景象，男，1972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闫东伟，北京市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露露，北京市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安虎，男，1972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中宁，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海娇，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尹勇，男，1969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桔，女，尹勇之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桔，女，1981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上诉人葛雷、景象、上诉人陈安虎因与被上诉人尹勇、刘桔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均不服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4民初74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葛雷、景象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葛雷、景象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尹勇、刘桔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对案涉量化对冲技术是否由尹勇自主研发的事实认定不清。《合资协议》载明量化对冲技术系尹勇、刘桔自主研发，且刘桔在一审庭审中表示该技术由尹勇自主研发。但刘桔作为尹勇的妻子，对该量化对冲技术的研发轨迹、研发团队、尹勇的学历专业情况等均不清楚，庭后也未予核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可以认定该量化对冲技术并非由尹勇、刘桔自主研发，尹勇、刘桔在最初洽谈之时就虚构事实，意图使葛雷、景象陷入错误认识，从而向尹勇、刘桔支付对价。2.葛雷、景象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尹勇宣称其带领团队自主研发案涉量化对冲技术，可以获得巨大收益，从未出现亏损。但事实上自2016年11月28日开始交易至2017年5月4日停止交易，江苏拓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牛公司）运营的期货账户中亏损了50523.69元。因此案涉量化对冲技术并不具有尹勇、刘桔所称的500万元商业价值。3.葛雷、景象、陈安虎与尹勇、刘桔之间就购买案涉量化对冲技术达成口头合意后，在《合资协议》中对价款和支付方式进行了明确约定，各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一审判决认定葛雷、景象、陈安虎向尹勇、刘桔支付250万元是附条件的赠与行为，系法律关系认定错误。4.拓牛公司形成于2018年1月27日的临时股东会决议表明，之所以解除尹勇、刘桔的股东资格系因案涉量化对冲技术向拓牛公司交付的行为，而非该技术本身的价值问题。因此葛雷、景象行使本案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并未经过。5.拓牛公司2016年3月至2017年6月的资产负债表显示，无形资产为零，表明拓牛公司没有无形资产或者无形资产的价值低于500元，能够证明案涉量化对冲技术的价值很低。综上，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改判。尹勇、刘桔共同辩称，1.葛雷、景象、陈安虎与尹勇、刘桔之间的纠纷实质上是拓牛公司的股东纠纷，2017年5月起，各股东产生矛盾，并引发多起诉讼。拓牛公司的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公司僵局通过其他途径无法解决，已经法院判令司法解散，拓牛公司目前处于强制清算程序。2.案涉《合资协议》明确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就共同投资设立拓牛公司达成协议。《合资协议》还约定了拓牛公司的组织结构、解散清算以及股东的权利义务等。从具体条款来看，没有关于案涉量化对冲技术买卖的权利义务关系安排，缺少买卖合同的主要条款。且该技术的所有权归拓牛公司，并非葛雷、景象、陈安虎。因此《合资协议》设立的是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合资法律关系，并不存在独立的买卖合同关系。3.葛雷、景象、陈安虎主张的可撤销事由不存在，尹勇、刘桔从未对三人实施欺诈，并使三人陷入错误认识从而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签订《合资协议》。其一，《合资协议》明确各方当事人一致同意案涉量化对冲技术作价500万元归入拓牛公司资产，葛雷、景象、陈安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合资协议》上签字并按照约定履行打款义务，证明《合资协议》系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二，2017年5月，葛雷、景象及陈安虎采用暴力等强制手段要求尹勇离开办公电脑，禁止尹勇进入研发工作室，并停止拓牛公司的运营。三人为诉讼需要，已将案涉量化对冲技术向其他人员公开，且将案涉技术肢解、组合、拼凑，该技术的数据信息已完全变更。因此，葛雷、景象及陈安虎应当对该技术目前无法确定商业价值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其三，葛雷、景象及陈安虎不仅未因《合资协议》遭受损失，反而通过分红、股权溢价转让等方式获得收益。4.即使葛雷、景象享有撤销权，但该权利的除斥期间已经经过，撤销权依法消灭。2018年3月27日，在（2018）苏0114民初990号（以下简称990号）案件庭审过程中，葛雷、景象及陈安虎陈述“没有所谓价值500万元的量化对冲技术，所谓的技术实为骗局”，证明2018年1月27日股东会决议对尹勇、刘桔除名的真正原因，就是认为被欺骗，而非因量化对冲技术向拓牛公司交付的问题。5.《合资协议》约定尹勇、刘桔向拓牛公司交付案涉量化对冲技术，葛雷、景象及陈安虎应将250万元款项汇给尹勇、刘桔，再由尹勇、刘桔将该250万元款项转给拓牛公司。《合资协议》对各方权利义务的安排遵循了公平原则，且尹勇、刘桔按约履行了向拓牛公司出资、交付量化对冲技术的义务，遵循了诚实信用原则。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安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事实和理由：尹勇、刘桔二人虚构个人履历以及历史业绩，称案涉量化对冲技术价值500万元，并以此入股拓牛公司，骗取了陈安虎的投资款，之后又对外宣称该技术价值上千万元，从而拓牛公司估值也不断攀升。但是后来陈安虎等人了解该技术并没有任何价值，故以尹勇、刘桔涉嫌诈骗为由向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报案，鼓楼分局已经立案受理，本案可能涉及到尹勇、刘桔的违法所得，故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尹勇、刘桔共同辩称，案涉量化对冲技术具有500万元商业价值，葛雷、景象、陈安虎因此获得收益，不存在欺诈事由。葛雷、景象、陈安虎无故停止该量化对冲技术的运营，丧失了盈利机会，使得该技术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体现。葛雷、景象、陈安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撤销葛雷、景象、陈安虎与尹勇、刘桔之间关于量化对冲技术的相关买卖合同；2.判令尹勇、刘桔共同返还葛雷软件购买费100万元、陈安虎软件购买费100万元、景象软件购买费50万元；3.判令尹勇、刘桔共同赔偿葛雷的损失（以50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4月15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以50万元为基数，从2017年4月6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日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陈安虎的损失（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2月25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景象的损失（以50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2月25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暂计算至2019年2月24日，尹勇、刘桔应共同赔偿葛雷损失114528元、陈安虎损失142500元、景象损失71250元，共计328278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尹勇、刘桔共同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25日，葛雷、陈安虎、景象与尹勇、刘桔签订《合资协议》一份，约定葛雷、陈安虎为甲方，尹勇、刘桔为乙方，景象为隐名股东，该协议系甲乙就共同投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经营项目相关事宜达成协议：1.1乙方自主研发出有关资本市场包括但不限于期货、外汇、股票的计算机算法交易策略与技术（亦称算法交易或量化对冲技术），并将该量化对冲技术向其他合资方进行了披露和说明，经过实盘演练、市场风险评估，其他各方均认可该项量化对冲技术的研发后果，并一致同意共同成立公司，以该项量化对冲技术指导公司的发展；1.2鉴于该项量化对冲技术属于公司商业秘密，处于保密需要，各方同意不进行评估，并同意该量化对冲技术作价500万元人民币，归入公司资产，由乙方以外其他各方按各自股权比例全额现金支付给刘桔、尹勇，刘桔、尹勇以此款项缴纳出资款。2.公司名称为：拓牛公司。4.1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葛雷现金出资200万元、持股比例20%、首期出资100万元，陈安虎现金出资200万元、持股比例20%、首期出资100万元，刘桔现金出资300万元、持股比例30%、首期出资150万元（含景象10%的股权），尹勇现金出资300万元、持股比例30%、首期出资150万元。4.2乙方以量化对冲技术享有股权，乙方股权对应的出资由乙方以外的股东按比例分担，注册资本实际缴足前，乙方股权对应的出资仍由乙方以外的股东按比例分担，乙方不再承担出资义务，但乙方有权依照其持有的股权比例享有股东的所有权利。4.3股东出资方式如下：（1）陈安虎总出资400万元，占股20%，首期出资200万元，其中100万元为陈安虎本人的首期出资，另100万元作为陈安虎购买量化对冲技术的款项付给尹勇。剩余出资额在2021年12月31日前，如无其他新加入股东的情况下，仍由陈安虎出资200万元，其中100万元为陈安虎本人出资，另100万元仍作为购买量化对冲技术的款项，汇入尹勇账户。（2）葛雷总出资400万元，占股20%，首期出资200万元，其中100万元为葛雷本人的首期出资，另100万元作为葛雷购买量化对冲技术的款项付给尹勇、刘桔各50万元。剩余出资额在2021年12月31日前，如无其他新加入股东的情况下，仍由葛雷出资200万元，其中100万元为葛雷本人出资，另100万元仍作为购买量化对冲技术的款项，汇入尹勇、刘桔账户。（3）景象总出资200万元，首期出资100万元，其中50万元为景象本人的首期出资（该股权由刘桔代持），另50万元作为景象购买量化对冲技术的款项付给刘桔。剩余出资额在2021年12月31日前，如无其他新加入股东的情况下，仍由景象出资100万元，其中50万元为景象本人出资（该股权由刘桔代持），另50万元仍作为购买量化对冲技术的款项，汇入刘桔账户。（4）刘桔在收到相关购买量化对冲技术的款项后，应于收到款项后7日内，将该款项打入指定账户。（5）尹勇在收到相关购买量化对冲技术的款项后，应于收到款项后7日内，将该款项打入指定账户。（6）剩余出资部分，如有新加入股东，参照上述的出资金额及比例执行，其总出资额的50%为购买量化对冲技术的款项付给转让方，剩余出资额所对应的股权比例为其持股比例。5.1公司成立后，乙方的量化对冲技术归入公司所有，乙方将关于该项技术的资料交付给公司。5.2乙方根据证券市场的发展，更新完善该量化对冲技术，并将实时更新的研究成果及时交付给公司，今后涉及该交易算法的各项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专利、软件著作权的等知识产权）均归公司所有。5.3公司成立后，董事会无需股东会决议可在自有资金85%范围内以公司名义投资资本市场，用现有的量化对冲技术为客户提供实盘交易初始样本，提供投资服务。实盘交易及公司正常投资经营所产生的利润、亏损均由全体股东承担，与合作方的收益分配也由股东会共同商定。6.1公司成立后，凡与该项量化对冲技术有关的资料、数据、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源代码、程序、模型、软件、投资策略等均为公司的核心商业秘密，任何时候，各股东均应严格保密。2016年2月24日，陈安虎向尹勇转账100万元；2016年2月24日，景象向刘桔转账50万元；2016年4月14日，葛雷向刘桔转账50万元；2017年4月5日，葛雷向刘桔转账50万元。2016年2月24日，刘桔向拓牛公司账户转入投资款100万元；2016年2月25日，尹勇向拓牛公司账户转入投资款100万元。一审另查明，拓牛公司于2016年1月21日登记成立，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2017年8月9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案外人胡利中，2017年6月5日股东变更为胡利中、吕洪刚、金亚平、尹勇、葛雷、李丰平、赵康、邹醒鸥、刘桔、金旭光、盖少龙、景象、陈安虎。（2018）苏01民终8572号（以下简称8572号）民事判决书中二审查明事实载明，2016年3月13日的拓牛公司股东会决议中已经载明量化对冲技术已经投入公司运营并使用。一审法院认为，《合资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本案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关于葛雷、陈安虎、景象主张量化对冲技术不存在商业价值，从而尹勇、刘桔构成欺诈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合资协议》签订时，各方在合同中1.2条明确约定“鉴于该项量化对冲技术属于公司商业秘密，出于保密需要，各方同意不进行评估，并同意该量化对冲技术作价500万元人民币，归入公司资产”，即葛雷、陈安虎、景象亦认可该技术涉及商业秘密，并同意在不经过评估的情况下将案涉量化对冲技术作价500万元。拓牛公司依法成立后，量化对冲技术投入公司运营并使用，拓牛公司已经取得了量化对冲技术的所有权，葛雷、陈安虎、景象现主张该技术不存在商业价值，案涉量化对冲技术的价值亦未经专业评估，葛雷、陈安虎、景象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该技术的实际价值，故其主张尹勇、刘桔构成欺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合资协议》中明确案涉量化对冲技术系由尹勇、刘桔转让至拓牛公司，涉及该交易算法的各项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专利、软件著作权的等知识产权）均归公司所有，故对葛雷、陈安虎、景象主张其与尹勇、刘桔之间成立买卖合同，系葛雷、陈安虎、景象出资购买尹勇、刘桔的量化对冲技术的陈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合资协议》中，尹勇、刘桔将其所有的量化对冲技术交付给拓牛公司所有，葛雷、陈安虎、景象并未取得量化对冲技术的所有权。葛雷、陈安虎、景象在《合资协议》中认可量化对冲技术的500万元作价并向尹勇、刘桔支付250万元款项的行为，系基于尹勇、刘桔向拓牛公司交付量化对冲技术的前提而作出的附条件的赠与。现赠与条件已经成就，葛雷、陈安虎、景象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尹勇、刘桔在履行附随条件中存在履行瑕疵，故葛雷、陈安虎、景象主张返还相应款项于法无据。另外，关于尹勇、刘桔辩称的除斥期间问题。撤销权的行使应以起诉或仲裁的方式。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本案中，依据990号、8572号民事判决书，拓牛公司已经于2018年1月27日就尹勇、刘桔的量化对冲技术出资问题召开了股东会，并作出决议解除尹勇、刘桔的股东资格，即最迟2018年1月27日，葛雷、陈安虎、景象即已经认为案涉量化对冲技术有相应的问题，现葛雷、陈安虎、景象向一审法院起诉主张行使撤销权的时间为2019年3月25日，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一年撤销权期间，撤销权已经消灭。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五条、第一百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葛雷、陈安虎、景象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9426元，由葛雷、陈安虎、景象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陈安虎提交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案号为鼓公（汉）立告字（2019）2802号立案告知单（告知联）及受案回执，拟共同证明尹勇、刘桔涉嫌诈骗，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本案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尹勇、刘桔质证意见：该证据均产生于本案一审之前，不属于新证据，也无法达到上述证明目的。葛雷、景象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予认可。本院认证意见：上述证据均加盖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汉中门派出所公章，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两份证据均载明“胡利中被诈骗案”已经立案，并未明确犯罪嫌疑人身份，不能证明尹勇、刘桔涉嫌犯罪，故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尹勇、刘桔提交录音证据，拟证明本案撤销权的除斥期间自2017年5月12日起，至2018年5月12日届满，撤销权已经消灭。葛雷、景象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形成时间不予认可，该证据仅能证明部分参会人员认为尹勇、刘桔套取拓牛公司利益，侵害其他股东权益，不能证明景象知晓案涉量化对冲技术价值不足500万元，存在欺诈。葛雷并未参加该会议，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陈安虎质证意见：尹勇、刘桔未提交该证据的原始载体，对该录音的形成时间不予认可。该证据仅能证明参会人员对拓牛公司是否继续经营进行讨论，且陈安虎并未参会，对会议讨论事项不知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认证意见：尹勇、刘桔未提交该证据的原始载体以供核对，录音证据的形成时间无法确认，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本院均不予认可。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对此依法予以确认。二审中，葛雷、景象、陈安虎明确其一审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撤销《合资协议》中4.3.1、4.3.2、4.3.3有关购买量化对冲技术并支付款项的内容。本院另查明，8572号案件审理中，2018年10月30日谈话笔录第6页载明，尹勇、刘桔在该案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被上诉人（尹勇、刘桔）与其他创始股东达成了技术买卖的合意。技术的交付约定的方式为指示交付，其他创始股东也支付了技术的对价款，该技术买卖合同依法成立生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254号民事裁定书载明，尹勇、刘桔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属于技术买卖合同纠纷，不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转让合同纠纷……”。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葛雷、景象、陈安虎与尹勇、刘桔之间就案涉量化对冲技术是否构成买卖合同关系；二、葛雷、景象、陈安虎主张尹勇、刘桔存在欺诈行为的依据是否充分；三、葛雷、景象、陈安虎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是否经过；四、本案应否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本院认为，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院综合在卷证据认定葛雷、景象、陈安虎与尹勇、刘桔之间就案涉量化对冲技术构成买卖合同关系，主要理由如下：《合资协议》约定，葛雷、景象、陈安虎三人分别将首期出资款的一半向拓牛公司出资，另一半作为购买案涉量化对冲技术的款项支付给尹勇、刘桔，尹勇、刘桔将该款项打入指定账户，并将该量化对冲技术向拓牛公司交付，该技术由拓牛公司所有。故葛雷、景象、陈安虎向尹勇、刘桔支付款项是尹勇、刘桔向拓牛公司交付案涉技术的对价，由此，各方之间形成葛雷、景象、陈安虎向尹勇、刘桔购买案涉技术，尹勇、刘桔按约向拓牛公司履行交付义务的权利义务安排，符合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尹勇、刘桔辩称上述约定系出于共同设立公司的目的，其收到葛雷、景象、陈安虎的款项后以现金出资方式打入拓牛公司的账户。本院认为，尹勇、刘桔收到款项后的用途并不影响买卖合同关系的成立，且857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尹勇、刘桔按约向拓牛公司交付了案涉技术，各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已经实际履行。此外，在8572号案件审理中，尹勇、刘桔多次陈述其与葛雷、景象、陈安虎关于案涉技术成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直至本案中，其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管辖权异议上诉，仍称本案系技术买卖合同纠纷。故尹勇、刘桔辩称买卖合同关系不成立，违反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及禁止反言原则，应当承担相应不利后果。综合以上，本院对葛雷、景象、陈安虎与尹勇、刘桔之间就案涉量化对冲技术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予以确认，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但本案的买卖合同关系存在特殊性，主要体现为其与各方投资设立拓牛公司的目的密不可分，尹勇、刘桔作为转让人对于技术转让价款无权自由支配，只能按约投入拓牛公司，故本院认定买卖合同关系存在与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不存在独立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转让法律关系，并不矛盾。关于争议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欺诈是指以使人发生错误认识为目的的故意行为。《合资协议》明确约定各方均同意该量化对冲技术作价500万元，葛雷、景象、陈安虎均签字确认，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三人主张案涉量化对冲技术不具有500万元价值，应就该技术的实际价值提供证据加以佐证。但葛雷、景象、陈安虎一审中提交拓牛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仅能说明拓牛公司当前没有无形资产或无形资产的价值极低，且拓牛公司尚在清算过程中，公司资产状况尚未确定，无法证明案涉量化对冲技术交付之时的实际价值。葛雷、景象有关案涉量化对冲技术并非由尹勇自主研发，构成欺诈的上诉意见，与案涉技术的价值认定关联性不足，亦不能达到推翻《合资协议》约定的目的，故对该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一审判决以证据不足为由认定尹勇、刘桔不构成欺诈，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三，第一，尹勇、刘桔主张葛雷等三人于2017年5月已经知道案涉量化对冲技术不存在商业价值，但其提交的录音证据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该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第二，尹勇、刘桔主张拓牛公司于2018年1月27日召开股东会会议，解除尹勇、刘桔的股东资格，系认为案涉量化对冲技术不存在商业价值，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应从当日起算。而葛雷、景象、陈安虎认为该次股东会作出除名决议，系因尹勇、刘桔未向拓牛公司交付案涉量化对冲技术。对此，本院认为，在990号案件2018年3月27日庭审中，拓牛公司答辩称没有价值500万元的量化对冲技术，该技术系骗局，表明其股东会决议解除尹勇、刘桔的股东资格与此有关。景象系拓牛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葛雷、陈安虎虽未到庭作出陈述，亦未否认知晓该答辩意见。故2018年1月27日拓牛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虽未涉及该技术实际价值，但990号案件的争议焦点根源于该股东会决议，尹勇、刘桔主张本案撤销权的除斥期间自2018年1月27日起算，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故截至本案一审起诉之日即2019年3月25日，葛雷、景象、陈安虎主张行使撤销权已超过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关于争议焦点四，人民法院已立案受理的经济纠纷案件，经过审查，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中，陈安虎提交胡利中被诈骗一案的公安机关立案材料，并未明确犯罪嫌疑人身份，不能证明尹勇、刘桔涉嫌犯罪，故对陈安虎请求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葛雷、景象及陈安虎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错误，但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426元，由葛雷、景象、陈安虎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杭 鸣审 判 员  张广永审 判 员  王 存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郭小月书 记 员  胡 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