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2020）京0105行赔初8号原告韩东玉，女，1959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代理人徐宁，男，1984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红松园**。法定代表人于淑杰，乡长。委托代理人王利香，女，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人民政府干部。委托代理人卓云，女，北京市武阳律师事务所。原告韩东玉（以下称原告）诉被告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人民政府（以下称被告）行政赔偿，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被告委托代理人王利香、卓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8年11月30日，被告未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合法强制拆除手续的条件下，将原告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红松园1号楼4号南面及路东两处国有土地上的三代人自建住房部分拆除，造成原告重大损失、原房屋整体结构受损及屋内物品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给原告及家人包括宠物造成精神及身体上的重大伤害。后经原告两次向被告当地职能部门提出赔偿，均以“去告吧”等搪塞的言语躲避，原告已于2019年11月22日起正式向被告以中国邮政挂号信形式，提出了赔偿申请，并根据物流追踪显示于次日已签收，但直至2020年4月27日被告并没有以任何形式向原告进行回复。原告可以确定被告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的态度，以及滥用职权且不顾人民安危的过度执法行为。具体情况如下：2018年11月30日早8点左右在原告及其丈夫送孙子上学准备回家的路上，被告集合60多人对原告及其丈夫实施暴力执法，其行为与黑社会如出一辙，用掘胳膊，掐脖子、锁喉连踢带拽的方式强行压制到一辆白色中型面包车上，并将原告及其丈夫摁在座子上继续向其丈夫头部及面部拳击，致其丈夫面部可见外伤及衣服损坏，并对原告用肘部实施强压喉部以及强压胸部等行为，致原告左侧胸部以下持续疼痛及呼吸困难，后经医院鉴定为左侧第四、五根肋骨骨折；同时被告还将原告及其丈夫非法强制扣留在红松园社区居委会五个小时以上，期间限制原告提出去医院看病等需求，非法拘禁五小时以后才陆续接受原告的需求，五小时以后被告派人带原告及其丈夫至他们合作医院进行检查，医生避重不谈，只关心原告及其丈夫的血压，同时被告对原告提出去其他医院进行诊治以超越职能范围以及政府办案等理由搪塞，同时原告及其家人通过110报案，到达现场的东坝派出所民警也以政府行为只是以拖延时间的方式搪塞原告，给原告造成了严重人身伤害、精神伤害及财产损失。事后被告并未对此黑社会恶行向原告表示歉意，还发来全部强拆文件，其行为与人民政府为民生、共产党员为人民大相径庭。为此，原告提起本次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按照原告提出的行政诉讼赔偿清单中的第一部分对人身伤害共计1843.00元、第二部分误工及交通费用部分共计5600.00元、第三部分电器损坏费用部分共计59300.00元、第四部分儿童玩具损坏费用部分共计25060.00元、第五部分板式家具损坏费用部分共计10505.00元、第六部分建筑材料损毁费用部分共计41641.00元、第七部分装修、装饰材料损毁及人工费用部分共计98892.00元、第八部分其他硬性损失及损害赔偿费用部分共计185460.00元，以上应赔偿费用总计428301.00元。被告辩称，一、从程序方面看，原告提起本诉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原告在提起本案之前，先行通过行政复议，申请确认被告于2018年11月30日拆除其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红松园1号楼4号南面及路东两处自建房屋的行为违法。后经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审查，于2019年3月8日作出朝政决字（2019）6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被告对原告两处房屋的拆除行为系超越职权。因此确认该强制拆除行为违法。此后，双方均未对此提起诉讼。原告于2019年11月22日通过中国邮政挂号信形式向被告邮寄送达了行政赔偿申请。被告于次日签收。此后，原告认为被告未作出答复处理，因此于2020年6月17日提起本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须以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为前提。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确定的赔偿数额有异议或者赔偿义务机关逾期不予赔偿的，赔偿请求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第二十一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7）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第二十二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可以向赔偿义务机关递交赔偿申请后的两个月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上述事实及法律规定可知，原告自2019年11月22日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被告应于两个月内，即2020年1月21日前作出处理答复。因该时间内被告未作出处理，申请人有权自2020年1月22日起三个月内，即2020年4月21日前向人民法院单独提起行政赔偿之诉。但原告提起本诉的时间显然超过了上述时限，应当被认定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从程序上依法驳回起诉。二、即使不考虑程序问题，仅从实体方面看，原告也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诉请相关财物的合法性，其基于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所提起赔偿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一）原告被拆除的房屋系违法建设。被告的拆除行为未对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为深入推进疏解整治促提升，促进首都生态文明与城乡环境建设，被告在2018年开展背街小巷整治工作，严格落实街巷设计导则，统筹拆违和开墙打洞等难点工作。原告被拆除的两处房屋，脱胎于上个世纪唐山大地震后的自建地震棚。其中一处位于其合法承租朝阳区房管局第六房管所的公房南侧，该房屋原建于70年代，2015年原告未经主管部门审批自行进行了翻盖和改扩建，成为钢结构二层小楼。房顶材料为具有极大安全隐患的彩钢板，扩建后占地面积约100平方米，严重超过道路基线，存在侵街占道的情形。且该房屋紧邻高压变电器，并将原有道路的电线杆包裹于自建房内。另一边位于上述自建房的东侧，占地面积20平方米。该房屋亦为二层楼房，超高超大，且私拉电线，严重遮挡后排居民房屋。上述两处房屋均给周边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本案所涉房屋周边类似的诸多违法建设，属于被告2018年背街小巷整治工作范围之内。自2018年5月起，红松园社区对此进行了宣传动员工作，对包括原告在内的严重影响环境整治的15户自建房，东坝城管执法队、社区居委会等单位均已入户告知形式通知了房主，限期自行整改。截止到2018年11月底，已有14户违建房屋在限定时间内自行拆除或委托拆除，只有原告一户拒绝配合整改。原告上述两处房屋均属于，在国有土地上未取得任何规划手续即自行建设，且未取得房屋产权证明的违法建设。为此，东坝城管执法队已于2015年开始陆续对原告谈话告知，但均无果。此次拆除行为实施前，即2018年11月23日，城管队再次向申请人送达了《权利义务告知书》，要求原告在限期内对其违法建设进行自拆。但原告仍不予重视，未依法拆除。鉴于此，在多次劝解无效后，被告遂于，2018年11月30日开展联合执法，对原告的违法建设实施了拆除。将第一处位于承租公房南侧自建房超出路基线部分拆除，将另一处自建房的二层拆除。被拆除房屋系未取得任何规划手续、亦未取得房屋产权证明的违法建设。对此，朝政决字（2019）6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亦已有认定。因该违法建设存在极大安全隐患，被告实施的拆除行为实质上是在充分考虑原告客观居住使用情况的基础上，对原告违法行为所采取的适当且必要的纠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判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虽然因行政主体程序问题被确认违法，但该行为并未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原告据此要求赔偿，无法律依据。（二）在实施拆除行为过程中，被告已对原告的人身财产进行了保护，并未对原告的合法权益构成侵害。承担举证责任的原告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因涉及大型机器设备拆除作业，为保证原告及其相关人员乃至社会群体的人身安全，被告确实对拆除作业现场采取了疏散隔离措施，并安排原告及其相关人员到红松园社区居委会进行沟通安抚。期间，并未发生原告自述的暴力执法行为。被告的工作人员从未与原告或其任何家庭成员发生肢体冲突，更未采取任何过激行为控制其人身自由。原告在拆除当天确实提出过就医要求，被告立即安排工作人员带原告及其爱人赴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进行了诊疗，诊疗结果显示二人身体未见明显异常，并无申请人自述的任何身体不良反应。因此，再无相关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第一部分人身伤害赔偿金额不具有事实根据。被拆除的两处房屋均为违法建设，其财产权益不受法律保护。事实上，在对两处违法建设进行拆除前，被告已对施工现场进行过反复核查，保证屋内无遗留人员、无遗留可挪动财产才准予施工。其中，对西侧原告用来自住一侧的违法建设，被告是事先将相关财物推移到安全的后方，保证被拆除部分内无财物情况下进行的推拆。对东侧原告用于出租的一侧违法建设，事先早已将二层房屋内相关财物移出。因此，在拆除两处房屋过程中，并未损坏原告的任何合法财物。因此，对于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第六、第七部分关于房屋建筑材料、装饰装修等赔偿，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被拆除的房屋系违法建设。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第二部分产生的交通误工费等亦不应由被告承担。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现其提供证据尚不足以支持全部诉讼请求。因此，在原告无法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其各项损失，且各项损失与被告的违法拆除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情况下，被告不同意原告的各项赔偿请求。综上，本案除程序上已超过单独提起赔偿之诉的诉讼时效外，在实体方面，被告对原告位于红松园路边两处房屋实行了拆除行为，是多次沟通无效的情况下，为保证原告自身及周边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对原告违法行为的纠正。且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原告合法利益不受损害，恢复了房屋使用功能。并未在该行为实施过程中侵害原告其相关人身财产权利。因此，恳请法院采纳被告的意见，依据作出裁判。经审查，本院认为，公民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四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七）项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第二十二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可以在向赔偿义务机关递交赔偿申请后的两个月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本案中，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原告于2019年11月22日向被告提出赔偿申请，被告于2019年11月23日签收后未予答复的事实。根据上述规定，原告应当在两个月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行政赔偿诉讼，但原告于2020年6月才向本院提起诉讼，明显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原告虽然提出并不知晓被告的签收日期、又重新提出了赔偿请求等抗辩主张，但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其能够查询邮件投递的情况，故该主张不能成为其超过起诉期限的事由。因此，原告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其所提诉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依法应当予以驳回。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七）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韩东玉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于裁定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寇天功人民陪审员  高亚立人民陪审员  张红萍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法官 助理  徐 翔书 记 员  宋梦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