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浙0109民初8142号之二 原告（反诉被告）：浙江江顺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有成，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菲，山东衡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亦瀚，员工。 被告（反诉原告）：昆山市森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懿，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展超、唐海燕，北京盈科（昆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懿。 第三人：李晨。 原告浙江江顺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顺公司）诉被告昆山市森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烁公司）、黄懿、第三人李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了审理。审理过程中，依据原告江顺公司的申请，本院依法采取了财产保全措施。被告森烁公司、黄懿在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经审查裁定驳回其管辖权异议申请。后被告森烁公司提起反诉，本院依法予以受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江顺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森烁公司支付原告货款1841461元，并支付该款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2.要求黄懿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原告与森烁公司存在货物买卖关系。从2020年3月份开始，森烁公司到萧山**港区江顺码头自提货物。双方存在货物买卖关系期间，原告持续向森烁公司供应纯碱2338吨，金额共计3233461元，森烁公司通过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原告1392000元，尚欠原告1841461元货款未付清。为此，原告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 被告森烁公司辩称：一、李晨并非是答辩人销售人员，而是原告的授权代表。答辩人与杭州**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告于2019年11月至2020年4月间通过**公司、原告的授权代表李晨有业务往来，且系**公司、原告的授权代表李晨主动与答辩人接触，向答辩人表示有合作意向，同时向答辩人出具了2019年11月1日经**公司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李晨身份证及银行卡盖章的复印件，后又向答辩人出具了2019年12月1日经江顺公司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李晨身份证及银行卡盖章的复印件。二份委托书内容注明：委托李晨负责我公司的销售和结算工作，请将我公司货款转入以下开户银行账号内等内容。答辩人拿到委托书后，于2019年11月19日第一次通过李晨向**公司购买纯碱30吨，总价45000元，答辩人以承兑方式付款，因此直接将承兑汇付给**公司，**公司也按照答辩人要求的特殊包装规格如约发货，至此答辩人有充分理由相信李晨系**公司、原告的授权委托人，并计划长期保持合作关系。答辩人在此后的几个月的时间内仍然按照此种交易方式向**公司、原告购买纯碱，**公司、原告每个月都会出具发票给答辩人，其所提供的每一笔明细都与答辩人所要求的规格、数量、价格相匹配。李晨系昆山***公司销售经理，负责江浙一带的纯碱销售业务，**公司、原告与昆山***存在多年的合作关系，与李晨早已经是互相熟识，因此对李晨为**公司、原告的授权代表身份从未有过任何怀疑。合作期间答辩人大概了解到，答辩人按照授权委托书要求向李晨支付货款后，李晨再与**公司、原告结算，但**公司、原告与李晨之间采取何种结算方式，答辩人并不清楚。为查明事实，后续答辩人也将向昆山***公司反映、核实有关**公司、原告与李晨之间的情况。 二、答辩人不仅已经向**公司、原告及其授权代表李晨支付了所有货款，甚至多支付的货款部分至今未向答辩人发货。截止2020年8月3日，答辩人向**公司、原告及其授权代表李晨支付的货款总计2246040.53元，而**公司、原告及其授权代表李晨仅向答辩人交付价值1908446元的纯碱，尚欠价值337594.53元的纯碱未向答辩人交付。**公司、原告及其授权代表李晨的此种行为已经严重违约，给答辩人造成了严重损失。 三、从交易实质上，**公司、原告与答辩人并不存在直接的买卖关系，原告向答辩人主张货款于法无据。答辩人误以为李晨所出具的委托书为真，因此一直向李晨采购货物。但现在原告称委托书为伪造，虽然发票对账单等材料由**公司、原告直接交付给答辩人，但从交易实质上看，**公司、原告与答辩人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买卖关系。是李晨向**公司、原告购买货物、确定价格与数量，并指定交付地点，李晨与**公司、原告具体采取何种交易方式、采购多少交易量，并不需要答辩人同意。答辩人向李晨购买货物，与李晨商定具体价格、数量等合同内容，李晨从中牟利，而**公司、原告与答辩人实际上并不认识，也从未有过直接交易，更谈不上存在实际意义上的买卖合同关系。经过和原告沟通，答辩人才得知之前所收到的发票、对账单及明细都是经过**公司、原告与李晨互谋，按照答辩人向李晨购买的数量、规格、价格等调整过的，并非是李晨实际向**公司、原告购买的规格、数量及价格。也因此可以证明，**公司、原告与答辩人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交易实质是**公司、原告、答辩人分别与李晨存在合同关系，原告向答辩人主张货款等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应予驳回。 四、李晨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原答辩人双方已经各自向所在地公安机关报案，尚未得到公安机关回复。2020年5月原告将发票和对账单寄给答辩人，无端要求答辩人支付李晨从原告处提货的款项，该批货物并非答辩人向原告购买，答辩人后将发票、对账单退回给原告，并说明情况，也正是此次沟通，答辩人才发现之前所收到的发票、对账单及明细都是经过**公司、原告与李晨互相串通，按照答辩人向李晨购买的数量、规格、价格等调整过的，并非是李晨实际向**公司、原告购买的规格、数量及价格。**公司、原告此种恶意欺骗行为，导致答辩人未能发现交易的不正常情况，致使答辩人遭受巨大损失。后经答辩人向原告核实授权委托书，原告才告知答辩人此授权委托书是伪造的。得知此情况后，原答辩人双方均向各自所在地的公安机关报警，答辩人暂时尚未得到公安机关回复是否立案。原告报警情况是否得到公安机关回复，答辩人尚不知晓。鉴于上述理由，答辩人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维护答辩人合法权益。 被告黄懿辩称：被告森烁公司具有独立人格及独立财务核算系统，原告诉请黄懿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本案中，被告森烁公司自2019年6月成立时起并非一人独资公司，财务独立进行核算，配备专门的财务人员，有健全独立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且森烁公司成立后所有经营期间产生的收入及支出均独立于股东个人财产，公司具有独立人格，并不存在公司与个人财产混同的情况。2020年4月17日，因股东嵇杰退出，致公司转变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也仍然保持规范的公司财务和股东个人财务区分，不存在公司与股东个人财产混同的情况。原告与森烁公司交易在前，森烁公司转变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时间在后，要求黄懿承担连带责任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法庭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反诉原告森烁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诉讼请求：要求江顺公司退还反诉原告多支付的货款337594.53元。事实和理由：2019年11月至2020年4月，森烁公司与**公司、江顺公司存在交易往来，期间，森烁公司购买纯碱总价值为2246040.53元，但江顺公司仅交付价值1908446元的纯碱，尚欠价值337594.53元的纯碱未交付，故提起反诉，要求退还未发货部分的多支付价款。 反诉被告江顺公司辩称：双方自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存在纯碱的货物买卖合同关系，森烁公司在此期间向江顺公司累计购买纯碱共计2338吨，森烁公司累计以电子银行承兑的方式支付价款1392000元，实际尚欠江顺公司1841461元货款未付清。 经审理，本院认定的事实如下：2019年12月至2020年4月，江顺公司与森烁公司通过李晨存在业务往来。双方之间的交易模式为：森烁公司给李晨打电话告知需要的货物、规格以及发货地点，李晨通过微信向江顺公司下订单，江顺公司发货，一般发送货物的地点、数量等系通过李晨指定。关于发票，系月底统一开票，江顺公司根据李晨的要求开具发票后邮寄至森烁公司处，江顺公司共向森烁公司开具1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日期为2020年4月27日前的7份发票及2020年5月25日的发票，森烁公司对大部分送货情况予以认可，但认为其中存在部分货物并非发至森烁公司客户的情况，该8份发票所涉货物总价款为1786096元；对2020年5月8日的7份发票及2020年6月10日的发票，森烁公司对该8份发票对应货物的发货情况不了解，并不是森烁公司购买的货物，该8份发票所涉货物总价款为1447365元。关于付款，森烁公司通过承兑向江顺公司支付价款1392000元，还存在部分通过现金直接支付给李晨价款的情况，共向李晨的中国银行账号（卡号为6217××××7090）转入722166元（其中2019年11月转账183690元）；据森烁公司陈述，无论是承兑或现金支付，均是李晨提供的账户信息。 关于李晨的身份问题：江顺公司和森烁公司均明确和对方公司联系的人员仅为李晨，江顺公司认为李晨系森烁公司的代表，森烁公司则认为李晨系江顺公司的代表，双方均确认李晨并非自己公司的员工。森烁公司表示：2019年10月底，黄懿去***昆山有限公司购买纯碱时认识李晨，李晨系***昆山有限公司的销售人员，后李晨向黄懿介绍说可以帮忙去别的地方调货，2019年11月、12月，李晨先后向森烁公司出示加盖**公司、江顺公司公章的授权委托书以及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卡复印件等材料，其中加盖江顺公司公章的授权委托书载明“委托李晨同志负责我公司产品的销售和结算工作，请将我公司货款转入以下开户行账号内，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后果由我公司承担，与贵公司无关。若有变动，我公司将以书面形式通知贵公司，如果我公司未及时通知贵公司，所造成的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后果由我公司承担。授权有效期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户名：李晨，账号：6217××××7090”等，并载明开户行、公司名称等，加盖江顺公司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章。江顺公司表示：其公司法定代表人与李晨认识两三年左右，李晨系***昆山有限公司的员工。2019年11月左右，李晨向江顺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述***公司的收入太低，其与朋友合伙开办了一个新的公司，即森烁公司，需要做业务，因此发生交易往来，交易之初，李晨未向江顺公司出具过任何授权材料及身份材料等。 2020年5月8日，江顺公司开具了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给森烁公司，因森烁公司认为该部分货物并非其购买，森烁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懿找到了江顺公司。后双方于2020年5月14日进行商谈，商谈过程中，森烁公司黄懿明确知晓，李晨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上的江顺公司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章均为假章。后黄懿、李有成与李晨之间进行商谈，商谈期间，黄懿一直陈述“货不是发给我的客户的，账全部记在我的名下”，江顺公司陈述“李晨都是以森烁的名义调货的”，李晨亦明确系“其个人使用了森烁公司的名义”，并陈述“其会个人承担掉，与森烁公司无关”。2020年5月14日，李晨向江顺公司出具承诺一份，载明“2019年12月-2020年5月共开票3135881元，共收到货款1392000元，尚欠江顺公司1743881元。以上所欠货款本人李晨确认以上事实，以上货款争取分两个月还清，5月25日前争取还款1000000元，余款争取6月底前还清，本人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家人承担连带责任”。 对于案涉1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项下的货物发送情况，森烁公司认为，2020年4月27日前的7份发票所涉的发货情况，总体数量少了10吨，且与李晨告知森烁公司的具体发货明细情况存在差异；对其中的台州市**县的发货，该客户并非森烁公司的客户，而在原告提供的台州**日用品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该公司表明“我公司在2020年4月通过李晨购***集团**牌轻质纯碱叁车，共计柒拾吨，货款打到李晨个人银行卡上全部付清”。2020年5月25日的发票所涉发货情况系森烁公司的客户。2020年5月8日以及6月10日的发票对应的发货情况森烁公司均不知情，其中**电子材料（昆山）、台州市**县并非森烁公司的客户，对其他关于浙江**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交易：森烁公司（李晨作为授权代表人）与**公司于2020年3月24日、2020年4月24日分别订立两份合同，其中2020年3月24日的合同约定数量200吨，单价1360元；2020年4月24日的合同约定数量500吨，单价随行就市。后**公司收货1169吨，同时**公司于2020年6月1日提起诉讼，要求森烁公司退还货款308960元以及相应利息损失，在该案诉讼中，**公司陈述2020年4月24日的合同签订后只供货36吨；其认可收货1169吨，但是认为相应的款项已经付清，根据原告提供的**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显示，除了272000元和350000元系支付森烁公司外，其余均是支付李晨个人。而关于**公司的发货情况，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江顺公司送往**公司的纯碱为1097吨，对于差额72吨，江顺公司解释为发货单丢失不主张。其中纯碱195吨系开票在2020年4月27日前的发票中，其余开票在2020年5月8日的发票中，对于为什么不同时开具发票，江顺公司解释为“应李晨的要求延迟开票”。且据森烁公司陈述，与**公司的合同系通过李晨签订，3月24日的合同签订在先，约定了200吨，实际送了195吨，该合同已经履行完毕，该合同约定的单价为1360元，而江顺公司销售给森烁公司的单价为1370元，每吨森烁公司损失10元，后来为了弥补森烁公司的损失，李晨要求签订了4月24日的合同，暂定了数量，价格未定，约定了单价为江顺公司给森烁公司的价格加10元确定，该合同预付款350000元，350000元的货款价值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后续合同没有履行；森烁公司认为除了195吨的发货以外，其余关于**公司的发货情况，与森烁公司无关，系李晨的个人行为。 本院认为，江顺公司和森烁公司不存在书面买卖合同，双方之间的交易往来均系通过李晨发生，江顺公司和森烁公司均认为李晨系对方公司的代表人，江顺公司认为根据双方的合作方式和交易习惯其有理由相信李晨系森烁公司的代表人，森烁公司亦认为根据李晨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其有理由相信李晨系江顺公司的代表人。对于森烁公司，其在交易之初审核了李晨的授权委托情况，确有理由相信李晨可代表江顺公司；但该授权委托书上加盖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章在2020年5月被江顺公司明确系伪造。对于江顺公司，其本身与森烁公司此前不存在任何交易，且在李晨未出具任何身份材料、授权委托材料的情况下，仅凭李晨虚构森烁公司系其与朋友开办的事实就认为李晨可代表森烁公司，江顺公司本身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虽然本案中部分交易系江顺公司按照李晨指示发送货物后，森烁公司后续追认了收货情况并支付了部分价款；但不能以此认为李晨所有的收货行为均代表森烁公司。针对本诉原告江顺公司主张的未付款的发货情况，森烁公司表示其收货的部分已经款项支付完毕，其余部分货物并非其收取；李晨亦明确系其本人以森烁公司名义调货并向江顺公司出具相应的还款承诺。针对反诉原告森烁公司主张的退还多付价款，该部分价款系森烁公司根据加盖伪造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向李晨转入。综上，本案中，李晨采用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伪造公章等手段同时获得了江顺公司和森烁公司的信任，在收取江顺公司货物的同时又收取了森烁公司的价款，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体现了其个人意志；因此，本案目前不属于经济纠纷而有经济犯罪嫌疑，应当移送公安机关进行侦查。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驳回原告浙江江顺实业有限公司的起诉； 二、驳回反诉原告昆山市森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反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静 二〇二一年一月八日 书记员  陈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