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豫01行赔初203号原告李增妮，男，1951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中原区。委托代理人李继伟，男，1978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中原区，现住郑州市中原区。委托代理人高承才，北京市中创（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郑州市桐柏路**。法定代表人李晓雷，区长。出庭应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孙玉忠，该单位三级调研员。委托代理人张晓飞，郑州市中原区莲湖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委托代理人曹湘琳，河南正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增妮因诉被告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中原区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于2020年9月1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同日本院立案后，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手续。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增妮及其委托代理人李继伟、高承才，被告中原区政府的负责人孙玉忠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晓飞、曹湘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8年7月4日在原告旅居外地不在家的情况下，原告位于郑州市中原区须水镇常庄村的数百平方米厂房被身份不明人员非法拆除，导致厂内诸多机器设备被毁坏，大量财物被盗抢。与此同时，原告位于郑州市中原区须水镇常庄村的养猪场也被拆除，养猪场周边的大量经济林木被身份不明人员非法砍伐、盗抢。2019年2月11日原告依法向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起诉，该院（2019）豫71行初145号行政判决和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豫行终2429号行政判决依法确认了被告拆除原告房屋的行为违法。被告的违法强拆行为直接导致原告628平方米厂房被夷为平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九条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有关问题的意见》（2018年4月26日，郑政〔2018〕28号）之规定，被告应当按照同类商品房的市场价格（15000元／平方米）对原告628平方米房屋予以赔偿。被告的违法强拆行为直接造成了原告工厂和猪场内外的诸多财产灭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之规定，被告应当对原告1924869元财产的损失依法赔偿。另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有关问题的意见》和《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集体土地青苗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郑政文〔2014〕142号）之规定，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2018年7月4日-2020年7月4日的过渡费452160元及至本案赔偿终结时的过渡费。2020年6月29日原告依法向被告提起行政赔偿申请。被告在收到赔偿申请后，在没有通知原告、听取原告意见的情况下于2020年8月27日迳行作出了赔偿决定。被告的赔偿决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之相关规定，原告不服该赔偿决定，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和第十二条之规定，原告特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按照作出赔偿时同类房屋的房地产市场价格为标准向原告赔偿被强行拆除的628平方米房屋的价值9420000元；2．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强行拆除行为给原告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1924869元；3．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8年7月4日-2020年7月4日的过渡费452160元及至本案赔偿终结时的过渡费。原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交并经当庭出示质证的证据有：第一组：1．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9）豫71行初145号行政判决书；2．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豫行终2429行政判决书。证明：2018年7月4日被告在没有任何补偿安置的情形下刑事拘留原告方强拆原告涉案房屋，法院已经确认被告强拆违法并已生效成为法律事实。第二组：3．郑州铁路运输法院（2020）豫7101行初80号行政判决书；4.2019年6月3日郑州市中原区西流湖街道常庄村民委员会证明；5．涉案房屋等合法财产被侵权之前和之后的照片以及直接财产损失清单。证明：涉案工厂机器设备、猪场林木、承包地附着物等合法财产确实存在，法院已经确认成为事实，被告违法强拆给原告造成了重大财产损失，应当对原告的直接损失予以赔偿。第三组：6．郑州市中原区常庄村志地图照片；7．郑州市中原区常庄村志第35页关于富民路（又名雪松路）介绍说明复印件；8．郑州市中原区西流湖街道办事处常庄村志顾问复印件；9．郑州市中原区常庄村委会村志编委会成员复印件。证明：涉案房屋位于富民路（又名雪松路）以东的常庄村范围，常庄村北面临近中原西路和新郑州一中校区，常庄村正南面较远处是常庄水库。第四组：10．（2019）409号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2019年7月22日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复印件；11．郑州市第13-214-K02、15-019-K02、15-025-K02、15-028-K02、15-031-K02街坊控制性详细规划：区位图、土地使用规划图和道路交通规划图，照片3张。证明：常庄安置区被规划安置到雪松路以东、常庄水库的西北附近（地（地块5-025街坊、15-028街坊、15-031街坊），该安置区处于四个中心片区控规之内；涉案房屋所在的常庄村已被划入郑州城市规划区，其位置处于郑州市中心城区的西南部。参照国有土地房屋征收补偿标准对涉案房屋赔偿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等规定，依法应予支持。第五组：12．涉案房屋周边房价。证明：郑州楼市公众号说明涉案房屋所在的常庄周边房价在15000元／平方米左右。第六组：13．《国务院关于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通知》（国发〔2004〕10号））；14．《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国发〔2010〕33号）；1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16．《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17．《中共中央纪委办公厅监察部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督检查进一步规范征地拆迁行为的通知》（中纪办发〔2011〕8号）；18.2014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9.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证明：原告依法通过诉讼获取合理赔偿，同时监督被告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落实依法治国精神，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表现，有助于维护宪法法律的尊严、社会的和谐稳定。被告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赔偿决定书程序合法。赔偿义务机关于2020年7月2日收到了赔偿申请人邮寄的行政赔偿申请书、工厂直接损失清单、猪场及林木直接损失清单、身份证复印件。答辩人在调查了解案件情况，根据客观事实和法律法规作出了行政赔偿决定书，并于2020年8月27日向原告邮寄了赔偿决定书，该赔偿决定书的作出程序合法。二、答辩人作出的赔偿决定书内容合法、合理，依法应予以支持，原告的赔偿要求过高且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予以支持。经答辩人调查了解，查明下列事实：原告系郑州市中原区常庄村村民，在其承包地上建有厂房，其中有一个高4米，面积为31.85米＊8.25米＝262.76平方米的砖混石棉瓦顶车间；一个高4.5米，面积为24.72米＊8.16米＝201.72平方米的砖混石棉瓦顶车间；一个6.13米＊4.2米＝25.75平方米砖混一层建筑物；一个5.45米＊3.78米＝20.6平方米砖混一层建筑物；一个5.45米＊3.16米＝17.22平方米的石棉瓦棚；一个6.13米＊1.57米＝9.62平方米的石棉瓦棚；一个7.85米＊6.2米＝48.67平方米的石棉瓦棚。水泥地坪11.38米＊7.85米＋3.95米＊1.5米＋25.4米＊10.66米＝366.02平方米；围墙1.5＊2.8+0.9＊2.8=6.72平方米；门柱二根0.6＊0.6＊2.8h；大门一副。原告砖混一层面积共计46.35平方米，砖混石棉瓦顶车间面积共计464.48平方米，原告所称的628平方米房屋与事实不符。根据附属物普查表，原告没有猪场，更不存在猪场内的林木。常庄村在城中村改造之前，经过“4+2”工作法村民自治民主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中原区常庄村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该方案规定出租集体土地上附属物补偿标准：①有证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建筑许可证、规划许可证等，有其中一证的视为有证）按照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集体土地青苗费和地上附属物补偿标准的通知》（郑政文〔2009〕127号）执行；②无证的参照郑政文〔2004〕87号文件规定标准执行。答辩人依据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豫行终2429号生效行政判决书，根据客观事实及《中原区常庄村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郑政文〔2011〕258号文，对原告的赔偿事项做出如下赔偿决定：1．生效判决确认涉案厂房等建筑物系原告在承包地上自建的，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八条的规定，未经依法批准，承包地不得用于非农建设；涉案建筑系无证建筑，不存在房地产市场价格，更不存在按同类商品房的市场价格进行补偿的问题。鉴于原告的建筑物有建筑成本，对原告的厂房、围墙、水泥地坪答辩人参考出租集体土地上附属物补偿标准：有证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建筑许可证、规划许可证等，有其中一证的视为有证）按照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集体土地青苗费和地上附属物补偿标准的通知》（郑政文〔2009〕127号）执行；无证的参照郑政文〔2004〕87号文件规定标准执行。村（居）民现有房屋建筑面积，以本次拆迁安置指挥部委托的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测量确认的数据为准。2．答辩人没有实施拆除行为，生效判决仅是推定拆除原告承包地上厂房和猪圈的行为违法，并未认定有毁坏厂内财物和猪场内林木的行为存在，在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存在直接损失的情况下，原告的第二项赔偿请求事项不予赔偿。3．厂房等附属物拆除不存在支付过渡费的问题，第三项赔偿请求事项不予赔偿。三、原告不应通过诉讼获得远高于其他村民的不合理赔偿。城中村改造给村民带来的经济效益是巨大的，对城市面貌的改善是有目共睹的，城市规划和市容市貌的改变涉及到全市人民的公共利益，个人利益不得阻碍公共利益；本次常庄城中村改造，共涉及拆迁11个村民组，1500余户村民，该村绝大多数村民都按照方案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说明方案是符合绝大多次村民的合法利益的，原告作为村集体的一员，本应积极参与和支持集体经济的建设，但原告提出超方案的要求拒绝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行为，导致该村回迁工作迟迟无法进行，广大村民长期在外漂泊无法回迁，严重损害了广大村民的公共利益；且国家赔偿法适用的是弥补原则，对直接损失进行补偿，如果原告损害村民公共利益的行为通过诉讼却获得了远远高于其他自愿搬迁，积极配合城中村改造村民的利益，这对绝大多数村民来说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应当提倡的，这种诉讼效应带来的巨大社会影响也请法庭充分考虑。综上，答辩人作出的行政赔偿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内容适当，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位据，依法应当驳回原告起诉或诉求。被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交并经当庭出示质证的证据有：1．行政赔偿申请书；2．身份证复印件；3．工厂直接损失清单、猪场及其林木直接损失清单；4．附属物普查表、附图；5．行政赔偿决定书、邮单、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豫行终2429号行政判决书；6．中原区常庄村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证明：1．被告于2020年7月2日收到了原告邮寄的行政赔偿申请书、工厂直接损失清单、猪场及林木直接损失清单、身份证复印件；被告在调查了解案件情况，根据客观事实和法律法规作出了行政赔偿决定书，并于2020年8月27日向原告邮寄了赔偿决定书，该赔偿决定书的作出程序合法。2．被告并没有实施拆除行为，一、二审法院仅仅是因为涉案建筑物在拆迁区域内而推定被告拆除行为违法，被告不是违法行为的实施主体，仅仅是责任主体，不存在因被告行为导致原告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生效判决确认原告系在承包地上建设的厂房和猪圈，原告将农用地用于非农建设，没有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没有建房审批手续，没有房产证，系无证的违法建筑，依法不应予以补偿；但原告的建筑材料系原告合法财产，被告据此根据该村方案制作的补偿决定内容合法，依法应予以支持，原告的第一项诉求依法应予以驳回。4．生效判决仅仅推定拆除原告承包地上厂房和猪圈的行为违法，并未认定有毁坏原告厂内财物和猪场内林木的违法行为存在，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厂内财物和猪场林木，原告依据自己单方制作的工厂直接损失清单、猪场及其林木直接损失清单而提起的第二项诉求不是本案审理范围。5．原告涉案建筑物不是宅基地上的民宅，按该村方案不存在支付过渡费的情况，依法应驳回原告第三项诉求。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原告第一组证据两份判决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两份判决书是因为涉案的构筑物建设在城中村改造范围内，因此推定被告拆除行为违法，并不能说明被告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被告只是责任主体，不是实施主体。因此，原告仍应当承担直接损失存在的举证责任，而不存在举证责任倒置的问题。另外，从这两份判决书中可以显示涉案的附属物是建在原告的承包地上，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第八条的规定，承包地不得用于非农建设。原告进行厂房建设系非农建设，没有进行过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生效判决确认的是涉案土地为承包地，并显示案涉建筑物是在承包地上建设的，原告称其为建设用地没有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且在判决书中也显示是村荒，而不是原告所称的建设用地。国家赔偿的是合法权益，原告无证建筑，未经审批承包地上非农建设不属于合法权益。被告根据该村的安置方案，对原告的建设材料、建房材料进行赔偿，已经足以弥补原告的损失。对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关联性有异议，该份判决是起诉公安机关的判决，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且原告是李继伟，而不是本案原告。证据4村委会两个《证明》，对其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据该份判决，工厂是971.5平方米，猪场是在工厂的北边，邻近工厂的，猪场是建在荒地上的，说的就不是此块地。第二个《证明》与本案就不具有关联性。从该份《证明》上也不能显示有原告清单中所列的300棵杨树、200棵枣树，对于树龄、胸径、价值更是无法确认、证明。对证据5的三性及证明自的均有异议。该份证据原告曾经在违法确认之诉中提交过，两审法院对此证据均未予以认定，也没有予以采信，并且从此证据上也不能够看到拍摄的时间和地点，不能证明是案涉原告证明的猪圈、厂房和树木。因为上面标识的这些地点都是原告后期添加上的。从这些照片上更不能显示有原告清单中所列的几十项大型机械设备的存在，更不能证明这些设备的价值以及采购时间，因无法证明设备的存在，也就更无法证明有设备被损害的这种真实情况存在。另外生效的违法确认判决也对场内是否有物品和猪圈，周围是否有林木不予认定，也不采信原告称有毁坏行为的这种意见。原告对猪圈林木以及场内物品损失的诉求，不是本案的诉讼范围，因为没有生效的违法确认判决予以确认有违法行为的存在。对第三组证据的证据6-9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第四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涉案的厂房，原告称其建在2006年，他占压的是集体土地，建成之后，即便是原告所称已经变为国有，土地性质的转变与建房行为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不能因此而增加原告附属物的价值，且依据原告这份证据也不能证明土地性质发生了变化。该份证据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12条规定的条件，因为第12条要适用的前提条件就是土地征收，而城中村改造不存在土地征收的问题，是整建制改造。对第五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原告称案涉的厂房和猪圈应当按住宅进行赔偿，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住宅和厂房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建筑物。对第六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与本案也不具有关联性。原告适用的是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与补偿，而本案是集体土地上的附属物的补偿。对租赁合同的三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份租赁合同上显示是在李继伟宅基地后有一块村荒，并未显示土地性质是建设用地，即便是之前有人建设使用，但也不能等同于土地管理法中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该块土地没有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且原告在违法确认之诉一审举证时提交了他就案涉这块土地交纳承包款的票据，上面清楚显示都是土地承包款，也就说明这块土地是承包地上进行非农建设。案涉附属物不属于合法的建筑物。原告对被告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被告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没有异议。对证据4附属物普查表、附图，该附属物清查登记表不具有真实性。该表没有原告的签字，上面的项目也不客观，只能说是一部分，具体的规格都没法确认，其真实性无法核对。原告称当时的房屋清点过一次，也登记过一次，是628平方米，而不是被告提交的这个，因为没有原告的签字。原告本人称当时“他们找过我，我有些想不通，让给我解释下，之后没有再找过我。这六百多平方，村长找过我一回。让我算算这是多少钱，实际上我都忘了，当时我算的是628。”“工厂里有两栋砖混的建筑，半栋钢结构。三间平房楼板砖结构，一间是办公室，两间是工人住的。车棚钢结构，还有男女公共厕所。971.5平方米的工厂面积。”对证据5、6的真实性原告未提异议，但不认可被告证明目的。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第一组证据系确认违法判决，本院予以采信。原告第二组证据中证据3系诉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涉及原告家住宅）的一审判决，与本案争议无关，本院不予采信。证据4系原告所在常庄村委会出具的两份证明并有相关村、组负责人、村民的签字，对于其中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内容本院予以采信。证据5中涉案房屋等财产被侵害之前和之后的照片，反映了相关财产的状况，本院予以认可，原告财产损失清单系原告自己的主张，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及举证责任承担规则，在本院认为部分对原告求偿主张进行综合评述。原告第三组证据用于证明涉案房屋所处地理位置，这系客观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原告第四组证据证明的涉案房屋已被划归郑州城市规划区，处于郑州市中心城区的西南部，本院予以采信；但是原告所称参照国有土地房屋征收补偿标准对涉案房屋赔偿的证明目的能否成立，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综合评述。原告第五组证据涉案房屋周边房价，系原告查询的涉案房屋所在常庄周边商品住宅房的房价，因原告涉案建筑物与商品住宅房存在本质不同，不能适用于对原告涉案建筑的赔偿，故原告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告第六组证据系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并非证据，能否适用于本案，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综合评述。被告证据1、2、5、6系原告向被告提交的行政赔偿申请书、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被告所作行政赔偿决定书及邮单、常庄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证据3系原告提交的损失清单，证据4是被告制作的附属物清查登记表及附图。关于原被告各自主张的赔偿项目、赔偿标准能否成立，系本案争议焦点，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结合全案证据及本院查明事实进行综合评述。另为查明案情，本院当庭责令原告庭后提交其《土地租赁协议》（原告明确为其求偿的工厂用地的协议），被告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处土地原告李增妮用于建厂房，在没有设备购置、原材料购置凭证和生产成品存在证据的情况下，不能证明原告所称机器设备和材料产品的存在，不能证明原告有猪场和林木的存在，更不能证明原告存在猪场、林木和设施设备的损失。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可，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关于原告所称其涉案房屋系合法房屋，原告赔偿请求应予支持的主张能否成立，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综合评述。另因原告当庭对其主张的628平方米的厂房有几栋、各栋的长、宽、面积、规格等未作出详细说明，致使本案无法裁判，庭后本院责令原告提交详细的情况说明。后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工厂“628平米”说明》，载明：第一，12个车间（包括砂轮、粉砂）和4间仓库，跨度8.5米、开间3.5米，共计476平方米；第二，3间平房，跨度6米、开间3.5米，共计63平方米；第三，2个钢结构车间和1个钢结构车棚，跨度8.5米、开间3.5米，共计89.25平方米。涉案工厂房屋共计628.25平方米，因与原告诉状及当庭主张的628平方米相比，存在0.25平方米的差距，本院向原告指出该差距后，原告确认0.25平方米原告放弃，最终确认原告主张的涉案工厂建筑物的面积共计628平方米。原告还手绘了原告涉案工厂内各栋建筑物的简图提交本院。关于原告提交的《工厂“628平方米”说明》及简图，本院将结合原被告证据及本院查明情况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综合评判。另因本院对被告提交的附属物普查表（含附图）及其所载内容的真实性、客观性、准确性、签名的测量人员及测量单位是谁及其资质等问题需要核实，庭后本院责令被告提交相应的佐证材料，被告向本院提交了［2018］19号《常西湖新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办公会会议纪要》《郑州中原常西湖新区测绘定点单位项目合同书》、方宇勘测有限公司的证明及营业执照、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原告质证称：被告上述证据是做了假证。原告承包的时候猪圈是荒地。被告开庭前不提供证据、开庭以后不提供证据，开庭后两个月了又提供证据，不可以放入卷中，被告证据是非法的，也不叫质证，被告做假证，原告要求追责。原告当时就不知道有这些证据，法院让原告质证是保护地方黑恶势力，原告不予质证。在被告对原告强拆之前，曾经村委会多次协商，相关证据经被告的强拆行为全部被掩埋灭失，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应当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原告猪场被强拆后，在此次赔偿诉讼中，原告对猪场的简陋住房及地上附着物是按直接损失主张赔偿的，所以628平方米房屋仅指原告工厂被拆除的房屋面积。［2018］19号会议纪要，主要针对测绘单位和测绘单位、服务机构的评审问题，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联性。被告提供的合同书不具有真实性，首先从形式上来说，该合同书没有具体的时间，只写了2014年，没有月和日，没有手写的签字时间，也没有单位盖章，委托方是郑州中原常西湖新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这个协议书当中没有显示该公司的盖章，该协议没有盖章，也没有签字。该协议的第四条服务周期是两年，推测的话，最迟到2016年年底终止。原告的房屋是2018年7月4日被拆除的，所以说原告的房屋被拆除的时候，该服务协议早已期满，所以说该协议因为缺失协议的签订时间、主体签名和盖章，故该协议不具有真实性，更不能证明被告基于该协议而对原告房屋进行了测量。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的规定，测绘单位在作出测绘时应当有测绘资质及测绘人员的执业证书，而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来说，只提供了该测绘单位的营业执照，没有提供其测绘单位的资质证书和测绘人员的执业证。对上述证据本院认为，因本案系行政赔偿案件，举证义务和责任在原被告之间相互推进、转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之规定，为查明案件事实，人民法院也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因此经本院责令被告庭后提交的证据不受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举证期限的限制。因被告举证有《附属物清查登记表》及附图，且被告称系政府招标的测绘公司统一制作；《中原区常庄村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四、拆迁补偿安置标准”的“（五）现有房屋建筑面积的认定”中也明确规定“村（居）民现有房屋建筑面积，以本次拆迁安置指挥部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测量确认的数据为准”；而被告庭后提交的上述证据也印证了被告的主张，故本院认可《附属物清查登记表》及附图系常庄村改造拆迁时政府委托测绘公司统一测绘制作的观点。经质证及本院核对，《附属物清查登记表》及附图所载原告涉案工厂内房屋的情况，除个别房屋长宽、面积与原告主张不一致外，绝大部分与原告主张是一致的，对于不一致之处，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中结合全案查明事实及举证责任承担规则综合作出评判。结合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无争议之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原告李增妮户籍地为郑州市中原区须水镇常庄村大街**，系常庄村村民，在该村居住生活。常庄村现已划入郑州市城市规划区内。原告位于常庄村152号的宅院取得有宅基地使用证，该宅院的北面紧挨其儿子李继伟的常庄村152号附1号的宅院（有宅基地使用证），在李继伟该宅院的北面有原告租赁该村荒地一处并建设有涉案原告被拆除的工厂。2006年2月1日乙方李增妮与甲方郑州市中原区须水镇常庄村二组签订《土地租赁协议》，约定：为了搞活农村发展，增加经济收入……甲方将本组李继续宅基地后一块村荒（原养猪场）承包给乙方，面积971.5平方（1.45亩），详细见附图；乙方承包甲方土地自2006年2月1日起至2032年1月31日止，共计26年，每年每亩地租1000元，每年合计金额1450元，五年递增一次，每亩地递增200元；甲方给乙方现有道路，用水用电给予提供方便并支持乙方规划，但甲方不承担任何费用；乙方在承租地上面可以造林、种植、养殖、加工、办厂，任何人不能无理取闹；合同承租期内，如果国家征用土地，乙方应服从，所得补偿，土地归甲方所有，乙方所有建筑及其他附属物等归乙方所有。常庄村民委员会和常庄第二村民组均在该协议上加盖公章，村委会主任、第二村民组负责人及村民代表等人在该协议上签字。据该协议的附图显示，原告承租的该处土地分两部分，南半部分为南北长25米、东西宽18米，北半部分南北长15.9米，东西宽32.8米，承租土地面积共971.52平方米。经本院计算该地块南北最长为15.9+25=40.9米。因地块的四邻分别为他人的宅基地院、工厂、猪圈和道路，故该地块是封闭的，其面积是固定的。承租土地外的道路南北长25米、东西宽2米。后原告在该处承租土地上建成工厂（房屋始建于2006年），原告称其工厂从事耐火材料的生产与销售，工厂生产的耐火材料主要是砂轮、还有各种钢片，原告根据自己的记忆列举了工厂的损失清单，清单上主张的是折旧价，而不是当时的购买价。原告李增妮工厂的北面是一条临时路，路北的地方是李增妮家菜园承包地，常庄村委会出具《证明》称，该处承包地从1983年统一经营包干到户李增妮的父亲李学财（才）就承包了这块地，取得有承包经营权证（对于证载面积常庄村委会一份《证明》中称为0.91亩，另一份《证明》中称为2.85亩，因原告未提供承包经营权证，故本院无法认定证载面积）。作为本案求偿基础的确认被告拆除行为违法判决中认定“1983年3月31日，李增妮的父亲李学财与须水公社常庄大队二生产队签订《统一经营包产到户合同书》，该合同约定，户主李学财，人口11人，劳动力3人，承包户李增妮，并办理了郊政土字No.0053283《承包土地使用证（存根）》，2006年，李增妮在该承包地上修建房屋用于猪场使用。”原告称其开荒后该处承包地实际面积达到三亩，种的有树，主要有杨树、枣树和少量柿子树，拆除时都被毁坏了。常庄村委会及村、组负责人、村民等为原告出具了两份《证明》，也称原告在该处承包地上建有养猪场，还种植有杨树、枣树等树木。因原告提供了相应的照片能够佐证，故本院认可原告的上述主张。2014年9月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政府成立的“中原区常庄村拆迁安置工作指挥部”发布《中原区常庄村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对常庄村实施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拆迁。原告涉案工厂和养猪场在改造拆迁范围内。《中原区常庄村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四、拆迁补偿安置标准”“（四）宅基地外集体和国有土地上的附属物补偿”“1.出租的集体土地上的附属物”中规定“（1）附属物拆迁补偿标准：①有证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建筑许可证、规划许可证等，有其中一证的视为有证）按照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集体土地青苗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郑政文〔2009〕127号）执行。②无证的参照郑政文〔2004〕87号文件规定标准执行。”该条“（五）现有房屋建筑面积的认定”中规定“村（居）民现有房屋建筑面积，以本次拆迁安置指挥部委托的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测量确认的数据为准。”该指挥部及郑州中原常西湖新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委托河南方宇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方宇勘测有限公司）对郑州中原常西湖新区范围内征收拆迁房屋、附属物等进行勘测测绘。该公司工作人员对原告涉案工厂内房屋及附属物等进行了清查登记并制作了《附属物清查登记表》及附图，但是均未载明清查登记的时间，且业主签字处和村组签字处均为空白，清查时也未让原告在场。据被告提供的该《附属物清查登记表》及附图记载：砖混石棉瓦顶车间（北边一排），长31.85米，宽8.25米，高4米，面积为262.76平方米；砖混壹层，长6.13米，宽4.2米，面积25.75平方米；砖混石棉瓦车间，长24.72米，宽8.16米，高4.5米，面积201.72平方米；砖混壹层，长5.45米，宽3.78米，面积20.6平方米；石棉瓦棚，长5.45米，宽3.16米，面积17.22米；石棉瓦棚，长6.13米，宽1.57米，面积9.62平方米；石棉瓦棚，长7.85米，宽6.2米，面积48.67平方米。水泥地坪11.38*7.85=89.33平方米，补偿3573.2元；水泥地坪3.95*1.5=5.93平方米，补偿237.2元；水泥地坪25.4*10.66=270.76平方米，补偿10830.4元；围墙1.5*2.8=4.2平方米，补偿218.4元；围墙0.9*2.8=2.52平方米，补偿131.04元；门柱贰根，每根0.6*0.6*2.8（高度）=1.008立方米，贰根合计2.016立方米，补偿1209.6元；大门壹幅，补偿500元。按照《中原区常庄村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计算上述项目合计补偿金额为191993.67元。经本院计算上述记载的工厂内建筑物的总面积为586.34平方米。本案诉讼中原告称，当时常庄村村长找过原告，让原告算算多少钱，当时算的是628平方米，原告想不通，之后没有再找过原告。庭后本院责令原告提交的《工厂“628”平方米说明》载明：第一，12个车间（包括砂轮、粉砂）和4间仓库，跨度8.5米、开间3.5米，共计476平方米；第二，3间平房，跨度6米、开间3.5米，共计63平方米；第三，2个钢结构车间和1个钢结构车棚，跨度8.5米、开间3.5米，共计89.25平方米。涉案工厂房屋共计628.25平方米，因与原告诉状及当庭主张的628平方米相比，存在0.25平方米的差距，本院向原告指出该差距后，原告确认0.25平方米原告放弃，最终确认原告主张的涉案工厂建筑物的面积共628平方米。结合原告手绘涉案工厂内各栋建筑物的简图，原告主张北边一排房屋的宽度8.5米，与被告《附属物清查登记表》及附图记载8.25米有一定差异。经根据被告提交的附图计算南北最长为8.25+6.13+24.72=39.1米；经根据原告《工厂“628”平方米说明》及简图计算南北最长为3.5米（原告称为开间）*7（车间7间）+3.5米*2（平房2间）+北边一排房屋的宽度8.5米=40米，而原告工厂该地块南北最长为40.9米，也即能够推出原告主张的房屋南北向长度在该地块允许的范围内。就北边一排房屋而言，原告主张南北宽为8.5米，东西长为3.5米*4（4间仓库）+3.5米*5（5间车间）=31.5米；而被告附图将之登记为东西长31.85米，南北宽8.25米。就原告主张的东边的2个钢结构车间而言，原告主张东西长8.5米、南北宽共7米；被告将之登记为石棉瓦棚，东西长6.2米，南北宽7.85米。另被告的附图显示原告西边房屋的西边界是对齐的，这显然与原告工厂地块的南半部分的西边界较北半部分的西边界要向西突出一溜的客观状况不符，也即被告委托测绘公司所绘制的附图并不完全符合客观实际。整体而言，由于原告工厂北边一排房屋和四边一排房屋已经将该地块相应部分建满，而原告主张的相应房屋的长宽也在该地块相应部分客观允许的合理范围内。且被告提交的测绘公司清查登记的原告相应房屋的长宽与原告主张的长宽相比，既有有利于原告之处，也有不利于原告之处；对此原告明确称，工厂的房屋都是自己盖的，对于相应房屋的长宽其很清楚，被告委托测绘公司测量时原告并不在场，原告也未签字确认，原告不予认可，被告测量登记的有利于原告之处原告也不要，原告坚持自己主张的相应房屋的长宽、结构等，并要求按照原告主张进行赔偿。另几处房屋被告仅登记为“石棉瓦棚”，但是对于支撑“石棉瓦棚”的是砖墙、还是钢结构等并没有登记，对此原告主张为钢结构。原告主张的工厂房屋总建筑面积为628平方米，据被告《附属物清查登记表》及附图计算出的总建筑面积为586.34平方米，两者相差41.66平方米，差距不是太大。同时，考虑被告委托测绘公司清查时并未让原告在场参与，《附属物清查登记表》及附图也未让原告签字确认，也没有村组负责人的签字，违反测绘规则，也确有不符合客观实际和误差之处，因此，从有利于原告和充分保护救济原告的角度出发，本院采信原告对于其相应房屋长宽、面积及结构、材质的主张。2017年3月29日，原告上述厂房和养猪场的房屋被部分拆除。2018年7月4日，厂房和猪场被全部拆除。原告不服，2019年2月11日向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中原区政府强行拆除原告厂房、毁坏厂内财物的行为违法；确认被告强行拆除原告的猪场、毁坏猪场林木的行为违法。该院于2019年6月18日作出（2019）豫71行初145号行政判决，确认被告中原区政府2018年7月4日拆除原告李增妮涉案承包地上厂房和猪场的行为违法。被告不服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5日作出（2019）豫行终2429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0年6月29日原告向被告提交《行政赔偿申请书》，请求：1.依法按照作出赔偿时同类房屋的房地产市场价格为标准向赔偿请求人赔偿被强行拆除的628平方米房屋价值9420000元；2．依法赔偿强行拆除行为给赔偿请求人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1924869元；3.依法向赔偿请求人支付2018年7月4日至2020年7月4日的过渡费452160元及至本案赔偿终结时的过渡费。2020年7月2日被告收悉。后被告作出涉案《行政赔偿决定书》，决定：1.涉案厂房等建筑物系申请人在承包地上自建的，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八条的规定，未经依法批准，承包地不得用于非农建设；涉案建筑系无证建筑，不存在房地产市场价格，更不存在按同类商品房的市场价格进行补偿的问题。鉴于申请人的建筑物有建筑成本，对申请人的厂房、围墙、水泥地坪，赔偿义务人参考出租集体土地上附属物补偿标准：有证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建筑许可证、规划许可证等，有其中一证的视为有证）按照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集体土地青苗费和地上附属物补偿标准的通知》(郑政文〔2009〕127号）执行；无证的参照郑政文〔2004〕87号文件规定标准执行。村（居）民现有房屋建筑面积，以本次拆迁安置指挥部委托的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测量确认的数据为准。2.没有证据证明存在申请人在《工厂直接财产损失清单》和《猪场及其林木直接损失清单》中所列的物品、房屋、树木等及损失，申请人的第二项赔偿请求事项不予赔偿。3.厂房等附属物拆除不存在支付过渡费的问题，第三项赔偿请求事项不予赔偿。2020年8月27日被告向原告邮寄送达该《行政赔偿决定书》。原告不服，于2020年9月14日将本案赔偿争议诉至本院。本院认为：一、原告李增妮有获得行政赔偿的权利。原告李增妮提起本案赔偿诉讼的基础是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9）豫71行初145号行政判决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豫行终2429号行政判决已经确认被告中原区政府2018年7月4日拆除原告李增妮涉案承包地上厂房和猪场的行为违法，因此，对该拆除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原告有权获得行政赔偿。被告称其并未拆除原告猪场，但该主张与生效判决认定相抵触，且被告亦未举证原告猪场已经获得过相应补偿，故其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原告本案提出的各项赔偿请求能否成立问题。（一）对于原告求偿的被强制拆除的628平方米房屋的价值9420000元。原告明确该628平方米房屋系被拆除工厂内的房屋。原告主张按照同类房屋的房地产市场价格即15000元/平方米给予其赔偿，共计9420000元。对此本院认为，原告涉案工厂所占土地系常庄村二组的集体土地，原告2006年通过与常庄村二组签订《土地租赁协议》获得该处土地使用权，并在上面建设了厂房，土地性质是集体土地，即便事后因城市发展常庄村已被纳入郑州市城市规划区内，亦不因此而改变原告工厂所占土地为集体土地的性质；原告工厂的房屋系集体土地上的自建房屋，即便常庄村二组签订《土地租赁协议》称允许其建设厂房，亦不因此免除原告依法应当就其用地、规划和建设办理合法审批手续的义务，而原告并未办理任何审批手续。因此，原告在其租用的集体土地上未经批准而自行建设的涉案厂房，依法土地的利益属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即常庄村（二组）集体而非属于原告个人，与原告主张的郑州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建设的用地、规划、建设手续合法、配套设施齐全、房地价值一体的商品房存在本质上的不同，故原告主张的赔偿标准本院不予支持。当然对于原告所称在其承租该处土地之前，该处土地就是村荒地，早已有他人在上面建猪场的情况，本院在酌定赔偿金额时会予以充分考虑。被告所作《行政赔偿决定书》中所称“附属物拆迁补偿标准”系被告成立的中原区常庄村拆迁安置工作指挥部2014年9月发布的《中原区常庄村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规定的标准，该标准规定出租的集体土地上的附属物，有证的按照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集体土地青苗费和地上附属物补偿标准的通知》(郑政文〔2009〕127号）执行；无证的参照郑政文〔2004〕87号文件规定标准执行。而此时郑州市人民政府已经于2014年7月28日发布《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集体土地青苗费和地上附属物补偿标准的通知》(郑政文〔2014〕142号，该文件自2014年8月1日起执行），但被告公布施行的补偿标准仍适用了旧文件规定的标准。且涉案工厂系被告于2018年7月4日违法强制拆除，显然不同于原告同意及自愿接受被告《中原区常庄村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情况下的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另郑政文〔2004〕87号文件规定的各类建筑物的补偿标准,仅是规定在郑政文〔1993〕144号《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用土地补偿安置标准等若干问题的通知》的分类和补偿标准的基础上分别上调30%计算补偿，但郑政文〔1993〕144号文中并没有仓库、厂房、钢结构车间、钢结构车棚等相对应或近似的分类和补偿标准可以直接援用。因此，被告主张按照《中原区常庄村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规定的无证房屋参照郑政文〔2004〕87号文件规定标准执行的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考虑到原告工厂房屋系原告在租赁集体土地上未经批准建设的无证的自建房，原告用地前就是村荒地且已经由他人在上面进行建筑物建设，根据该村的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以及法律规定，有证房屋和无证房屋在价值及赔偿标准上应当有所区别，鉴于2020年2月25日郑州市人民政府已发布《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集体土地青苗费和地上附属物补偿标准的通知》(郑政文〔2020〕25号，自2020年3月1日执行》，如果原告涉案工厂房屋为有证建筑，在本赔偿判决作出时点，可参照该新文件补偿标准执行；但因原告涉案工厂房屋为无证建筑，再综合考虑涉案工厂房屋被拆除时间、确认违法判决生效时间、本赔偿判决作出时间等因素，以及充分救济原告、体现对被告违法拆除行为的惩戒等考虑，本院酌定参照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集体土地青苗费和地上附属物补偿标准的通知》(郑政文〔2014〕142号）规定的相应结构和类型房屋的补偿标准来赔偿原告工厂各房屋的损失。其中，对于原告主张的12个车间，面积12*3.5*8.5=357平方米，参照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规定的厂房（砖混）460/平方米标准计赔，共计164220元。对于原告主张的4间仓库，面积4*3.5*8.5=119平方米，参照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规定的仓库（砖混、石棉瓦顶）400/平方米标准计赔，共计47600元。对于原告主张的3间平房，面积3*3.5*6=63平方米，参照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规定的平房（砖混）620/平方米标准计赔，共计39060元。对于原告主张的2个钢结构车间，面积2*3.5*8.5=59.5平方米，因原告并未详细说明其构造，且与被告清查登记为石棉瓦棚也不一致，本院无法判断其具体情况，故本院酌定参照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规定的简易房（四面墙、门、油毡或石棉瓦顶、砖或石砌墙）210/平方米标准计赔，共计12495元。对于原告主张的1个钢结构车棚，面积3.5*8.5=29.75平方米，被告清查登记为石棉瓦棚，参照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规定的简易棚120/平方米标准计赔，共计3570元。即原告工厂内各房屋合计赔偿266945元。对于原告主张的其他过高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另对于被告在《附属物清查登记表》中载明当时要补偿给原告的水泥地坪、围墙、门柱两根、大门及其金额，即3573.2+237.2+10830.4+218.4+131.04+1209.6+500=16699.84元，虽然原告本案中并未主张，但鉴于原告就房屋本身主张的高额赔偿标准本院未予支持，且通常行政赔偿不低于行政补偿，被告当时愿意补偿给原告的利益，赔偿时也应当给原告，因此，该部分利益本院仍确定赔偿给原告。且被告当时确定的地坪补偿标准为40元/平方米，要高于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规定的38元/平方米的标准；当时确定的对围墙的补偿标准52元/平方米，要低于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规定的80元/平方米的标准，但因原告登记的围墙很少，地，地坪面积较大果整体适用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规定的相应标准进行清算的话，反倒不利于原告，故对该部分利益金额本院不再调整。（二）对于原告求偿的财产损失1924869元。1.关于原告主张的工厂内的物品损失895139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各方主张损失的价值无法认定的，应当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申请鉴定，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当评估或者鉴定的除外；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绝申请鉴定的，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本案中原告对于其求偿损失负有初步举证责任和合理说明义务，确因被告强制原因导致原告无法进一步举证证明的举证责任转移至给被告。因涉案厂房、猪场及其附属物、室内物品等2018年7月4日已经被全部拆除、灭失，本案中已不具备鉴定的条件，故本院只能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本案中常庄村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拆迁2014年9月已经开始，被告对原告涉案建筑物及附属物进行了清查登记工作，原告也承认常庄村委会负责人就拆迁补偿事宜与其进行过沟通协商，且原告主张并经生效判决确认涉案厂房在2017年3月29日已经被部分拆除，2018年7月4日原告工厂建筑物被全部拆除。在此情况下，原告主张2018年7月4日时仍有大量的机器设备、生产工具、生产资料、成品或半成品存放在被拆除工厂内，明显不符合常理。当然，虽然生效判决仅确认了被告2018年7月4日的拆除行为违法，但同时也认定了涉案工厂2017年3月29日已经被部分拆除，因此鉴于被告2017年3月29日拆除行为与本案的密切关系，原告对该次拆除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在本案中一并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工厂内物品损失895139元，原告除自行书写的《工厂直接损失清单》外，原告仅提交了其于2017年3月29日、2018年1月19日拍摄的3张被毁的工厂机器设备的照片，即被告2017年3月29日实施部分拆除厂房行为后，拆后现场是由原告控制，原告有条件对拆除现场状况进行拍照等固定，事实上原告也提供了当时拍摄的3张照片，但是该3张至多仅能反映有三个机器设备被拆毁，并不能反映更多机器设备及物品。原告在具备固定被毁机器设备等物品损失状况相应证据的条件下而未固定证据或者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更多的机器设备及物品存在，除非当时就没有原告所称的那么多的机器设备及物品，否则，正常情况下原告能够固定3张照片，就应该能固定其他更多、价值更大的机器设备及物品损失的状况（原告工厂的建筑物均为一层，部分拆除后，建筑物垃圾也不可能将所有的机器设备及物品掩埋不见，从常理上讲，原告为寻求救济，如果确实有大量机器设备及物品存在的话，原告也会将建筑垃圾扒开，拍照固定其被拆毁的机器设备及物品，但是原告均未做上述工作）。2018年7月4日原告工厂建筑物被全部拆除后，能够反映拆后建筑物及机器设备、物品状况的照片或其他证据，原告并未提交，同样存在上述情况，对此原告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另依法被告实施拆除前应当对原告建筑物内物品等进行登记造册并让原告签字确认，将室内物品搬离并移交给原告，或对建筑物及其室内（物品）状况进行拍照、录像固定以证明室内为空、并无物品存在，但是被告均未做上述工作，也未提交证据全部否定原告的主张，也导致本院对于被拆除建筑物内的物品状况无法确切查明。此外，原告求偿的办公室装修费30000元，结合原告工厂建筑物的实际状况，可涵盖在房屋价值内，本院不再单独计赔。原告求偿的被拆除房屋门前道路修建费30580元，是原告为了实现其租用土地及所建房屋的正产使用而自愿支出的费用，且原告也已自2006年建厂使用至2018年7月4日工厂被拆除前，收益也早已超过其投资，因此原告再让国家财政给予其赔偿，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原告求偿雨燕汽车1辆100000元，原告称系被告拆除其涉案工厂建筑物时将该车辆损坏，即便原告上述陈述属实，但据原告提供的车辆照片显示，也仅是将该车辆车头一边的车灯处及车尾右边部分损坏，并未导致车辆报废；且从原告照片显示，2018年8月20日该车辆即停放在路边，至2019年6月20日仍停放在路边，无人看护管理，更未开走，任凭风吹雨淋日晒，那么原告对于自己财产不予管护、放任其损失扩大，由此造成的损失扩大部分，不予国家赔偿。另据原告提交的该车辆的行驶证显示，该车辆系2005年9月份登记，自2018年7月4日工厂被拆除时受损，车辆本身的价值就已经大打折扣，那么原告仍主张给予100000元的赔偿（经公开网络查询长安铃木-雨燕汽车的官方指导售价为5.48-9.98万元，该车系已停售），本身就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综合上述因素，本院酌定赔偿原告该车辆的修理费用10000元。综上所述，本院结合原被告主张及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原告被拆除工厂内各项机器设备、生产工具、生产资料、成品或半成品以及雨燕汽车损失共计110000元。原告其他过高主张部分，本院不予支持。2.关于原告求偿的猪场及其林木损失1029730元。第一，对于原告主张的猪场房屋68平方米和猪舍192平方米的赔偿。被告虽一直称其并未拆除原告的猪场，但是据原告提供照片清楚显示原告的猪场已经被拆除，且生效行政判决已经确认被告拆除原告猪场的行为违法，被告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告猪场被拆前后原告已经获得了相应的补偿，因此，原告该两项求偿项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房屋和猪舍的建筑面积,被告未提交证据否定原告的主张,因被告强拆导致房屋灭失,故根据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本院采信原告主张的建筑面积。关于赔偿标准问题，对于猪场房屋，原告主张2000元/平方米的标准赔偿，但是据原告提供的照片清晰可见，其猪场房屋为四周砖墙、石棉瓦顶或铁皮顶，依法仅能认定为简易房，故本院酌定参照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集体土地青苗费和地上附属物补偿标准的通知》(郑政文〔2014〕142号）规定的简易房（四面墙、门、油毡或石棉瓦顶、砖或石砌墙）210元/平方米的标准给予赔偿，即68平方米*210元/平方米=14280元。对于猪舍，原告也主张2000元/平方米的标准赔偿，但是据原告提供的照片清晰可见，原告的猪舍是三面砖墙、一面铁栏杆、铁皮顶，依法仅能认定为简易棚，故本院酌定参照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集体土地青苗费和地上附属物补偿标准的通知》(郑政文〔2014〕142号）规定的简易棚（二面墙以上、砖或石砌墙、无门）120元/平方米的标准给予赔偿，即192平方米*120元/平方米=23040元。第二，对于原告主张的杨树和枣树的赔偿。原告主张杨树300棵、胸径30公分，660元/棵，计198000元；枣树200棵，15年树龄，1500元/棵，计300000元。但是原告称其猪场系建在其统一承包的菜园承包地上，该地块原告称原来证载面积小，后来开荒实际达3亩左右（原告当庭又称为2.88多亩），那么即便该地块按照利于原告的3亩来计算，因种植林木都有合理的种植密度，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集体土地青苗费和地上附属物补偿标准的通知》(郑政文〔2014〕142号）规定乔木类（杨树属于乔木类）、干果类（枣树属于干果类）均是每亩最多补偿111棵，而原告既主张自己的杨树为胸径30公分的成年大树，枣树为15年的盛果期的果树，又主张合计500棵的棵数，但三亩地最多两类树木仅能种植和赔偿333棵，原告的主张超出了科学合理的范围；且据原告提交的照片显示原告猪场内外的林木为杨树（并不显示有枣树，但原告求偿有枣树，且常庄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中也称有枣树，而被告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否认，故对有枣树存在本院予以采信）且种植稀疏，拆后的树木也堆放在原地并未被他人拉走，因此，综合上述情况，本院酌定参照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规定的最高限三亩地333棵计赔，其中杨树确定为233棵，枣树确定为100棵，杨树每棵胸径30公分计赔330元/棵,枣树15年树龄盛果期计赔760元/棵,即合计233棵*330元/棵+100棵*760元/棵=152890元。第三，对于原告主张的3立方蓄水池、3立方饲料池、40立方储粪池，原告并未说明系土池、石砌池还是砖砌池，本院酌定参照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规定的石砌96元/立方米和砖砌水池120元/立方米的均价即108元/立方米计赔，即46立方米*108元/立方米=4968元。第四，原告主张的猪场其他物品损失经合计为4730元，但原告对其品名、规格、购进时间、购进价、发票等均未作出说明和提供，而被告强拆时亦未登记造册、拍照固定等，因此，本院综合酌定按照八成计赔给原告即3784元。（三）关于原告主张的过渡费问题因本案原告被拆除的系工厂和猪场，并非用于居住生活的住宅，因此，针对拆除住宅后为弥补被拆迁人无房居住而产生的租房、过渡等损失而产生的过渡费并不适用于本案原告，原告无权获得过渡费。当庭释明后，原告又称其主张的过渡费是租赁其工厂房屋的租赁费，工厂房屋被拆耽误几年收益。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明确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原告所称的工厂房屋的租赁费、房屋被拆除耽误几年收益均不属于该条款规定的直接损失，依法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故本院不予支持。综合上述各项款项，本院共酌定赔偿原告被拆除工厂和猪场的各项损失共计592606.84元。原告其他过高主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三十六条第四项、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赔偿原告李增妮被拆除涉案工厂及猪场的各项财产损失共计人民币592606.84元；二、驳回原告李增妮的其他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提出副本一式十份，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魏丽平审判员  赵晓涵审判员  张 启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王子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