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55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崔淑清，女，1955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淄博市淄川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琼，女，1982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淄博市张店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潇，女，1983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沂南县。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泉，山东鲁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山升，男，1968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莱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学伟，莱州文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莱州庚辰球墨铸铁有限公司管理人.住所地：莱州市财富大厦**。委托诉讼代理人：桑瑞平，山东文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桑茂义，莱州宏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崔淑清、吴琼、吴潇因与被上诉人韩山升、莱州庚辰球墨铸铁有限公司管理人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法院(2020)鲁0683民初4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淑清、吴琼、吴潇上诉请求：一、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对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一、一审判决对于韩山升违法私刻伪造公章，并利用伪造公章伪造涉案资料事实不予认定，显然严重错误。（1）在淄博佳兆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淄博佳兆公司）2014年7月10日成立前，淄博佳兆公司的实际经营者吴传怀就与莱州庚辰球墨铸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州庚辰公司）发生业务，向莱州庚辰公司送石灰，在此期间，韩山升就强行介入了该项业务，在淄博佳兆公司送货价格的基础上，加价从莱州庚辰公司结算费用，在淄博佳兆公司成立后，韩山升继续强行介入该业务，并且强行阻断了淄博佳兆公司经营者吴传怀与莱州庚辰公司的业务联系。由此导致，韩山升与莱州庚辰公司进行业务联系和结算，淄博佳兆公司只是送货给莱州庚辰公司的情况。这种业务情况，也让韩山升进行了利用，利用了这种情况，对淄博佳兆公司进行隐瞒，违法私刻了淄博佳兆公司的公章进行使用。（2）长期以来，都是韩山升在与莱州庚辰公司进行业务结算，淄博佳兆公司向韩山升进行催款，淄博佳兆公司的实际经营者吴传怀长期在淄博，并不在莱州常住。一审判决中，所称的加盖淄博佳兆公司假章的多份材料，均是韩山升一手违法操作。韩山升声称；以上多份材料的公章，均是淄博佳兆公司的吴传怀到莱州给其加盖，显然不符合常理。淄博佳兆公司的吴传怀长期在淄博，不可能每份文件都是其带着公章到莱州加盖。现实中，基本上绝大多数公司遇到此种情况，有一些确认文件都是通过加盖公章后进行邮寄的方式，而在本案中韩山升所声称的情况，却是一次也没有邮寄均是声称吴传怀从淄博到莱州加盖公章，这明显不符合常理。（3）一审判决认定2016年6月19日、2016年7月8日淄博佳兆公司共计5张收据，金额合计324万元，认定加盖的争议公章为真实性显然错误。该5张收据加盖的公章也均为假章，韩山升也声称涉及款项淄博佳兆公司已经收取，实际上淄博佳兆公司对该5张收据，既不知情也没有收款，对于该款项的真实去向，一审法院完全可以查询淄博佳兆公司在2016年6月、7月的账户，就会完全查清真相，但一审法院未予以查明。（4）本案涉及的淄博佳兆公司假章的全部材料中，均只是加盖的淄博佳兆公司的假章，均没有淄博佳兆公司的实际经营人吴传怀的签字，这非常不符合常理。同时这些材料也均是由韩山升提供的，很明显，涉案的淄博佳兆公司的假章只有是韩山升伪造私刻并持有，才能出现以上情况，否则无法解释，与常理不符。（5）一审中，上诉人已经提交了淄博佳兆公司的备案公章印模，备案公章带有公章的代码，而韩山升伪造的公章没有代码，很明显不是一枚公章。现在韩山升仍持有伪造的淄博佳兆公司的印章，法院应予以追缴和销毁，否则会带来严重违法后果。综上，本案中韩山升伪造私刻淄博佳兆公司公章的行为非常明显，一审判决认定假章的真实有效显然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控制淄博佳兆公司与莱州庚辰公司的往来合同及账本，并认定上诉人不能提供，并进而认定假章的真实有效，依法不能成立。（1）一审中，一审法庭要求上诉人提供带有淄博佳兆公司公章的淄博佳兆公司与莱州庚辰公司的往来合同及账本，但事实是淄博佳兆公司没有形成过与莱州庚辰公司加盖公章的合同文本等资料，上诉人提出是没有这些材料，而一审判决却认定原告不能提供，显然错误。（2）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5条的规定，认为上诉人控制的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显然错误。本案中，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持有这些证据，既然不能证实上诉人持有控制这些证据，引用该条款推定对上诉人不利的事实，就依法不能成立。三、上诉人与韩山升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是上诉人是债权人，韩山升是债务人，韩山升依法应向上诉人偿还债务。一审判决认定韩山升对上诉人享有债权与事实严重不符。（1）截止庚辰公司破产前，淄博佳兆公司的账务记录是莱州庚辰公司实际欠佳兆公司款项为4,822,646.63元，其中3,314,494.16元被确认为破产债权，中间尚有差额为150万元余元，这些中间差额的费用应当是韩山升从莱州庚辰公司结算后，未支付给淄博佳兆公司。（2）一审中，韩山升提交的2017年1月17日的结算单系伪造。具体理由为：首先，该结算单中加盖的淄博佳兆公司印章是假章，假章理由我们以上已经论述过；其次，该结算单中没有淄博佳兆公司人员的签字，结合假章的情况，该结算单是伪造证据；第三，在一审中，韩山升称，淄博佳兆公司送货的石灰每吨单价在三百元、四百元左右，而韩山升在此基础上加价三、四十元左右不等，并且其也自称从莱州庚辰公司结算的款项已经及时结算，按照韩山升的以上说法，假设存在淄博佳兆公司对莱州庚辰公司的债权中占有份额，其份额只能是淄博佳兆公司的10%左右，为什么出现，331万债权中，淄博佳兆公司只占41%（137万）的情况？很显然，韩山升提交的结算单是造假。（3）一审判决对于袁薇的微信聊天笔录的认定是错误的。首先，袁薇的微信聊天记录，很明显是不完整的，韩山升做了变造，删改，删除了其本人的回复内容；其次，袁薇的微信聊天笔录只是听说，其内容不完整，与真实情况不服；第三，袁薇的微信聊天记录所所得韩山升欠款，是韩山升的个人欠款，并非指的是莱州庚辰公司的破产债权，韩山升在莱州庚辰公司破产债权之外，尚欠淄博佳兆公司债务150万左右。第四，袁薇本人并非是本案的当事人，也并非是淄博佳兆公司负责业务结算的人员，其所说内容没有经过淄博佳兆公司认可，对上诉人没有约束力，不能成为上诉人主张权利的障碍。（4）在莱州庚辰公司破产确认中，确认破产债权是3,314,494.16元，按照破产清偿率计算后，实际清偿率应该是24.718%，因此按照该比例计算数额应该是338645.6元。即使退一步，假设按照结算单中，淄博佳兆公司应分得137万元计算，按照实际清偿率24.178%计算，137万元的清偿款项数额是331,238.6元，而韩山升只偿还了229,600元，韩山升仍然负有返还义务。四、本案中已经通过破产裁定书认定的淄博佳兆公司的3,314,494.16元，是确定债权，而韩山升通过伪造公章制作的虚假证据是虚假债权，至少是充满争议的债权，两类债权不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1）韩山升申报债权是，并没有通过淄博佳兆公司的委托授权，是其利用自己控制的假章进行的申报，但在破产债权确认民事裁定书中，已经认定了淄博佳兆公司的债权是3,314,494.16元，该债权淄博佳兆公司虽未申报，但该债权是莱州庚辰公司破产时间节点时，财务账上记录的债权数额，淄博佳兆公司在事后得知3,314,494.16元债权数额被民事裁定书确认后，予以认可破产债权民事裁定书确认的债权。因此，该债权数额是已经确定的债权。（2）韩山升通过伪造公章、伪造资料所主张的债权是虚假债权，与上诉人所主张的债权，不能在一个案件中进行处理。如果韩山升主张，应另案处理。五、莱州庚辰球墨铸铁有限公司管理人在本案中应承担责任。本案中，莱州庚辰球墨铸铁有限公司管理人对于淄博佳兆公司的破产债权的发放领取手续，审查不严，未尽到勤勉尽责，使韩山升使用了假的公章，假的委托手续，进行了办理领款，并且未将款项支付至淄博佳兆公司的公户，并且是连续几次付款都是将淄博佳兆公司的破产清偿款支付至韩山升个人账户。淄博佳兆公司是2014年7月10日成立，此期间成立的公司单位，所用公章都带有备案的公章编码。作为专业人士的管理人，对于韩山升提供的授权书中的公章，没有公章代码，应进行核实和进一步识别，莱州庚辰球墨铸铁有限公司管理人未尽勤勉义务，显然具有重大过失。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一审判决是错误的。被上诉人韩山升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莱州庚辰球墨铸铁有限公司管理人辩称，一、被上诉人韩山升向管理人提交的委托手续符合规定，管理人对其是否具有受委托资格已经尽到了严格审查义务。被上诉人韩山升接受淄博佳兆公司委托，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时，提供了加盖淄博佳兆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崔淑清的身份证复印件、加盖淄博佳兆公司公章的对账单、受托人韩山升的身份证复印件。其委托手续齐全，符合受他人委托进行债权申报的条件。管理人对其提交的委托手续经审查后，受理了淄博佳兆公司的债权申报材料，已经尽到勤勉尽责的职责，没有失职之处。二、债权清偿款分配时，管理人要求韩山升提供了领取分配款的合格资料，尽到了勤勉、尽责、谨慎履行的义务。淄博佳兆公司在给韩山升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中载明的委托权限包括“代领债权分配款”。足以证实韩山升是具有领取债权清偿分配款的资格的，管理人本着谨慎尽责的原则，在四次分配债权清偿款时，每次均要求韩山升提供佳兆公司出具的付款申请书，以便再次确定韩山升具有领款资格。在四次领款时，韩山升均提供了淄博佳兆公司出具的付款申请书，结合授权委托书，管理人认定韩山升具有代为领取债权分配款的资格，没有失职之处，多次要求韩山升提供付款申请书，也尽到了管理人忠实、勤勉履职的义务。三、淄博佳兆公司存在同时使用多枚公章的情形，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实韩山升向管理人提供的材料中的公章是伪造的。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淄博佳兆公司与莱州庚辰公司的业务往来会计凭证及合同，可以得知，淄博佳兆公司在和莱州庚辰公司业务往来中，使用的公章与授权委托书中、付款申请书及提供给管理人的其他众多材料中加盖的公章是一致的，可以证实淄博佳兆公司存在同时使用两枚公章的情形。上诉人主张韩山升在向管理人提供的授权书中的公章是伪造的，但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不对公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一审法院根据以上事实认定公章的真实性是完全正确的。公章中没有公章编码并不能说明公章就是伪造的，在我们平时生活中，许多公章都是没有公章编码的，我们不能以公章没有编码而想当然的认为公章就是伪造的。上诉人认为管理人没有对公章的真实性进行核实，这种认为没有任何依据与理由。包括我们现在诉讼案件的代理委托，受托人提交的委托手续，法院也是进行形式审查，不可能对委托是否真实性再进行调查取证。四、上诉人在收到韩山升转付的案件款后，其并没有向管理人提出过任何异议，足以证实上诉人对韩山升领款资格的认可。被上诉人韩山升领取管理人给付的债权清偿分配款后，从2018年5月26日开始至2019年1月10日，分四次向上诉人进行了付款，上诉人收到款项后，并没有向管理人提出任何异议，足以证明淄博佳兆公司委托韩山升代为债权申报、代领分配款是真实存在的。莱州庚辰公司作为山东省著名的铁冶炼企业，淄博佳兆公司又与莱州庚辰公司存在紧密业务往来，对莱州庚辰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应当是知情的，管理人也只收到了一份韩山升代为提交的债权申报材料，假设韩山升的授权是伪造的，拥有莱州庚辰公司500多万债权的淄博佳兆公司为什么不来申报债权，为什么要接受韩山升给付的债权分配款，认为韩山升没有领取资格为什么不在2018年5月接到韩山升给付的第一笔分配款后，向管理人提出异议，上诉人现在否认与莱州庚辰公司的业务往来中的公章是伪造的，其债权的依据就不存在的，是否应向管理人返还已经收到的债权分配款，这些问题在一审中上诉人均不能进行合理答复，足以证实韩山升具有受托进行债权申报及领取案债权清偿分配款等资格。上诉人主张管理人没有尽到勤勉尽责，忠实履职的义务，其目的是为了自己推翻与韩山升已达成的债权分配既定事实，为了对自己的违约行为冠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寻找的借口。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原审原告崔淑清、吴琼、吴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破产债权清偿款543008元及利息；2.判令第三人在不当履行职责范围内对第一项请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诉讼费用由被告、第三人承担。审理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1.将诉讼请求的第一项由543008元变更为589698.58元及利息;2.撤回对第三人山东文景律师事务所的告诉，追加莱州庚辰球墨铸铁有限公司管理人为第三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淄博佳兆公司与被告具有多年的业务合作关系，淄博佳兆公司于2019年7月25日注销，三原告作为公司权利义务的承继人向本院提起诉讼，2017年莱州庚辰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法院（2017）鲁0683破2-1号民事裁定书确认淄博佳兆公司普通债权数额为3314494.16元，后莱州庚辰公司破产管理人陆续向淄博佳兆公司发放了819298.58元。三原告称莱州庚辰公司破产程序中没有委托本案的被告韩山升，也没有委托韩山升代收破产款项。但原告认可分四次收到被告韩山升代转的破产债权分配款，第一次是在2018年5月26日，四次汇款共计229600元汇入了原告指定的原公司工作人员袁薇账户，到2019年4月份淄博佳兆公司的债权分配款分配完毕，原告认为被告还应付给其余款589698.58元及利息（819298.58元-229600元）诉讼至法院。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以下几点：一、在莱州庚辰公司破产程序中使用的淄博佳兆公司公章是否是公司实际使用公章。审理中,原告提交了淄博佳兆公司的备案印章，该公章与破产程序中使用的公司印章的确不是同一枚印章，但被告认为破产程序中使用的公章均是从淄博佳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吴传怀与公司工作人员袁薇处取得。破产程序使用的文件是吴传怀与袁薇到莱州“灰厂办公室”（淄博佳兆公司）加盖的公章，其中包括（2017）鲁0683民初3137号案件使用公章的情形。为确认公章的真实性，法院调取了莱州庚辰球公司在破产清算组的部分账目，通过调查发现2015年3月23日、2015年4月15日莱州庚辰公司通知淄博佳兆公司生石灰粉“调价函两份均加盖是争议公章即破产程序中使用的公章。还发现2016年6月19日、2016年7月8日淄博佳兆公司五张收款收据（附山东省农村商业银行转账支票存根）共计324万元也是加盖的争议公章。审理中原告不申请对争议公章进行鉴定，在法院要求原告提供淄博佳兆公司与莱州庚辰公司往来合同及账本时，原告称不能提供。综合上述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五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控制的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认定该主张成立。淄博佳兆公司在莱州庚辰公司破产程序中使用的公章是真实有效的，法院对该使用公章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二、莱州庚辰公司破产程序中被告韩山升是否具有委托代理权限，第三人是否履行了审慎职责。在莱州庚辰公司破产程序中，被告提交了淄博佳兆公司委托手续，莱州庚辰球公司破产管理人进行了形式审查，破产管理人已履行了职责，在破产管理人2018年5月26日发出第一笔款项到2019年4月最后一笔付款，原告认可收到了229600元均没有提出异议，淄博佳兆公司在收到破产款项一年有余的时间内都没有提出异议，通过焦点一的分析可看出原告认可了被告韩山升的代理行为。在淄博佳兆公司清算后公司股东又否认之前事实存在是诚信原则的缺失，法院对被告韩山升在莱州庚辰公司破产程序中拥有代理权限，法院予以采信。三、原、被告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原告认为自己的破产债权是819298.58元，除去原告已收到的229600元，被告还应付给原告余款589698.58元及利息。被告认为原、被告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为此提交了结算单一份，结算单载明：莱州庚辰公司欠淄博佳兆公司331万，该欠款淄博佳兆公司应分137万，韩山升、韩山松应分194万元。被告还提交了韩山升与袁薇2018年5月25日微信聊天记录，聊天记录显示：你好韩老板！吴老板让我告诉你一下那七万元今天下午务必转上，吴老板说：他告诉他老婆你欠他170万，现在还款不到40万，他老婆天天和他吵。原告也认可被告与莱州庚辰公司业务中和原告另外结算费用（第10页23行，第11页第一行）。综合，可以看出二人的聊天内容与结算单的中137万相吻合，微信中的两个农业银行账户经法院查证系吴传怀、袁薇的账户，因吴传怀银行账户有“障碍”无法汇款，2018年5月26日第一笔破产款项汇入了袁薇的账户。原告认可“春天春雨”是袁薇的微信呢称，虽称微信聊天不完整，但不能提供证据加以佐证，法院对该微信聊天的内容及结算单内容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被告韩山升留置剩余款项并无不当。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委托合同纠纷关系，是在莱州庚辰公司破产程序中发生，被告接受淄博佳兆公司委托处理有关破产事宜，原告虽不认可该委托关系的存在，但淄博佳兆公司提供给破产管理人的各种资料文件均加盖了该公司的印章，该公章从和莱州庚辰球公司发生业务到破产案件受理均使用该枚印章，没有发现与该印章不同印章的使用，原告在收到破产款项后一年的时间也没有提出异议，相关联的公章使用情况在一审法院令原告提供其与莱州庚辰球公司业务往来账目时，原告称不能提供应承担不利的后果，既如此应认定原、被告之间具有真实的委托代理关系；对于原告主张被告还应付给其589698.58元及利息的请求，淄博佳兆公司工作人员袁薇与被告韩山升的微信聊天记录及淄博佳兆公司和韩山升、韩山松的结算单可相互印证，原、被告之间应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被告留置破产分配款项并无不当；对于原告申请撤销（2017）鲁0683民初3137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与本案的处理是两个法律关系，不能合并审理，如撤销应另行起诉；对于原告要求第三人在不当履行职责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经审查，第三人已履行了基本审查义务，要求第三人承担责任，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审理中，原告申请撤回对第三人山东文景律师事务所的告诉，追加莱州庚辰公司管理人为第三人，法院予以准许。被告提出的反诉请求，在期限内被告没有向法院交纳反诉费，按撤诉处理。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12日判决：驳回原告崔淑清、吴琼、吴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696.99元，由三原告负担。二审中，被上诉人韩山升提交五组新证据。第一组证据：吴川怀手写账本复印件一页（原件在吴川怀处），复印吴川怀亲笔记载2015年度送石灰粉数量及结算价格2页，证明2015年2、3、4、5月送石灰粉数量，莱州庚辰公司总入库数量分三笔数量为8635.4吨（标记为6+7+8），16950.92吨（标记为1+2），标记为6+7+8批次的石灰粉与莱州庚辰结算价值为330.08每吨，淄博佳兆公司应得价款为每吨256元，余款为我方所得；标记为1+2批次的货物与莱州庚辰公司结算价款为1175715.79元，淄博佳兆公司应得价款为576331.2元，余款为我方所得。第二组证据：莱州庚辰公司出具的记账单三页，标记1+2，和标记6+7+8，标记9的三笔记账与吴川怀手写账单复印件所标注的数量相符，也能证实每批货物与庚辰公司的结算价格。第三组证据：莱州庚辰公司管理人出具的标志1+2的由淄博佳兆公司为莱州庚辰公司出具的发票复印件12页，该组发票货物数量与吴川怀亲笔记载2015年度送石灰粉数量及结算价值2页中的标记为1+2的数量一致。第四组证据：莱州庚辰公司管理人出具的标记6+7+8的由淄博佳兆公司为莱州庚辰公司出具的发票复印件25页，该组发票货物数量与吴川怀亲笔记载2015年度送石灰粉数量及结算价格2页中的标记为6+7+8的数量一致。第五组证据：莱州庚辰公司管理人出具的庚辰公司给淄博佳兆公司付款的手续复印件7页，证实莱州庚辰公司给淄博佳兆公司付款的程序为：淄博佳兆公司将盖有淄博佳兆公司印章的收款收据由韩山升交给莱州庚辰公司，莱州庚辰公司将对应价款以现金支票、转账支票或承兑汇票的形式给付韩山升，韩山升再与淄博佳兆公司结算，每笔货款给付的支票存根联均由韩山升签字领取，也证实淄博佳兆公司与莱州庚辰公司之间的所有业务均是佳兆公司与韩山升合作经营。对于新证据目录第一组证据中“价款为1175715.79元”后加括号标注（结合第二组证据可证实）。根据该五组证据可以证实淄博佳兆公司与被上诉人韩山升合作与莱州庚辰公司发生业务的过程为每批货物由吴川怀将样品交由韩山升，韩山升凭样品与莱州庚辰公司谈好价钱，比如标记为“6+7+8”批次的货物与莱州庚辰公司谈好的价钱是每吨330.08元，然后韩山升再与淄博佳兆公司、吴川怀商谈淄博佳兆公司应得分额，比如该批货物淄博佳兆公司应所得是256元每吨，然后到莱州庚辰公司送货与结算均是由韩山升负责，韩山升与莱州庚辰公司结算后再与吴川怀就莱州庚辰公司给付的货款双方分成，每批次的货款以及分成比例均不一致。双方共合作了十余年，涉及的金额上亿多，每次交易都是由吴川怀记账（货物的数量及淄博佳兆公司应得货款），都是双方口头对账然后各自再记一个账。后期是因为吴川怀经营出现问题，每次分成款吴川怀实际得到的款项均超过其应得比例，又由韩山升给付吴川怀或吴川怀的会计，所以才导致最后余款300多万韩山升应得比例较高。最后的数额是根据各自记的账对出这么一个数来，然后由吴川怀加盖了佳兆公司公章，韩山升签字，双方各留一份。上诉人质证称，对于被上诉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证据本身的真实性上诉人没有异议，但是对于被上诉人证明内容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理由如下：该书写内容的第一项、第二项所显示的货物款项均是淄博佳兆公司净得款项，不存在给被上诉人韩山升提成问题。在该页当中最后合计的差款数7111595.79元均是欠淄博佳兆公司的款项与韩山升没有关系。对于书写内容的六七八项及第九项，对于该内容当中所体现每吨的价钱是330.08元，与被上诉人韩山升结算的价格是256元，该批货物韩山升从中提取74元，通过该证据的内容也能够认证被上诉人韩山升所提交的结算单是虚假证据。按照该书写内容所体现的数额比例来计算，在莱州庚辰公司破产款项331万当中不可能存在韩山升享有194万元的数额情况，因此该证据也能够印证结算单是虚假的、伪造的。被上诉人所主张的淄博佳兆公司应得款项576331.2元并不属实，该款项是淄博佳兆公司所送的一笔石灰石粉的款项，不是淄博佳兆公司最终应得款项，被上诉人韩山升的主张成立。对于第二组证据与第一组证据当中送货数额相符的部分上诉人没有异议，但对于该证据的证明内容同第一组证据。对于第三组证据增值税发票复印件，对于其真实性上诉人暂时无法确认，我方需要核实发票情况。对于被上诉人韩山升的证明目的我方的质证意见同对证据一的质证意见，不同意被上诉人韩山升的主张。第四组的质证意见同第三组质证意见。第五组证据付款手续复印件真实性上诉人无法确认，具体经办手续上诉人方并没有参与，涉及材料也均不知情。但是上诉人认可在淄博佳兆公司发生业务期间是由被上诉人韩山升负责结算款项，结算完款项后再和淄博佳兆公司进行结算，扣取的提成费大约每吨在60元至88元之间。刚才被上诉方提到的理由的是在分成过程当中前期给淄博佳兆公司多分成了，所以才造成了结算单中被上诉方韩山升分得数额大的问题。但是该问题在一审当中也涉及到，韩山升本人当时提出的理由是：这期间曾经向吴川怀出借借款，而不是说在结算当中多付结算款，对于该理由韩山升的陈述以及代理人的陈述是相互矛盾的。并且在今天韩山升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当中其也自认提成的业务款项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在330.08元每吨款项只有74元的进账，这样的比例明显与伪造的结算单中的内容是不一致的。上诉人一方之所以主张在莱州庚辰公司破产当中涉及到331万元均是淄博佳兆公司的权利，是因为按照淄博佳兆公司吴川怀自己所记录的数字在莱州庚辰公司拖欠的欠款应在482万元，这中间的差额韩山升并没有向佳兆公司一方支付结算，并且这个差额不是破产的打折数额，是百分之百的全款数额。因此，本案涉及的破产款331万所对应的比例韩山升不存在享有债权的问题。提交淄博佳兆公司与莱州庚辰公司之间往来供应货物所产生的增值税票，增值税票共计206张，期间自2014年9月至2017年3月期间，合计发货吨数69621.5193吨，增值税票所体现的货物数额是16574532.97元，同时根据增值税票提交一张整理的明细。被上诉人称，结合双方庭审过程我方认为最直观的证据就是结算单与韩山升与袁薇的聊天记录，其中结算单中的盖章是淄博佳兆公司与莱州庚辰公司发生业务几年来一直使用的章，应当认定为是淄博佳兆公司的公章，是真实的。上诉人有异议应提出相关的证据，如果没有证据应当认定是真实有效的。与袁薇的聊天记录中袁薇很明确的说“吴老板说，他告诉他老板你欠他170万，现在还款不到40万”，结合这句话和结算单中淄博佳兆公司应得价款137万是吻合的，并且在开庭的时候上诉人认可袁薇系其会计，且与我方交流的时候都是吴川怀和会计袁薇与我方联系，有的款项也直接打到袁薇的账户上。由此可以认定袁薇系上诉人方的代表人，其所说的结算价款与结算单中双方认定的价款相一致，应当认定该结算单是真实的，并且我方有一个观念该莱州庚辰公司欠的价款331万元中，按破产比例分配是淄博佳兆公司与莱州庚辰公司之间的事儿，我方应得的款项194万元是淄博佳兆公司欠我方的款项，我方不应按照分成比例计算，我们应按全额194万元从淄博佳兆公司的款项中扣除。即使按莱州庚辰公司破产分配比例分配淄博佳兆公司还欠我方款项。庭审后上诉人提交证据1、上诉人方吴传怀个人所写的原始记录笔记本一份，该原始记录笔记本证明截止莱州庚辰公司破产之前韩山升实际拖欠淄博佳兆公司欠款4822646.63元。其中该笔记本当中的第30页和第31页是上次庭审时被上诉人韩山升所提交的两页复印件的原件，也因此证实了该笔记本所记录数字的原始性和真实性。提交证据2、由上诉人一方根据原始记账笔记本整理的现金日记账本一份，该证据证明内容同以上笔记本证明内容。提交证据3、上诉人一方针对证据1、证据2的说明内容，该说明内容详细罗列了韩山升的欠款事项，并最终确认了韩山升的欠款数额是4822646.63元。44页之前有些圆珠笔是韩山升所写，是我们双方之间经过对账以后他写的。45页之后是我自己抄写上去的，与韩山升之间没有对账结算。第52页所记载的莱州市韩山升石灰厂的设备是当时淄博佳兆公司购买了一些设备放在石灰厂使用，设备明细是52页所列的设备，现在的设备仍然在韩山升处进行控制，设备价格共240569.67元，以上价格计算是按照折旧价格计算。韩山升不能返还这些设备时应按照设备价格进行赔偿支付。第50页上的1、2、3均是根据前面的记账时间累计起来的，4是根据1+2-3得出的数字。第5项加工费是笔记本当中体现为人员的工资、电费、柴油费、维修电机费，这些费用都是由上诉人一方支付，并且在第5项当中记录为加工费。这些数字来源都是按照每一年发生以上费用累计所加得来。这些费用的承担没有书面约定，是口头约定，韩山升每吨提取的费用实际发生的加工费由我们垫付。第6项所载的价款256966.8元已送到莱州庚辰公司，还没有结账，这笔货单均在韩山升手中掌握，应该由韩山升承担该笔货的货款，向淄博佳兆公司支付，对此没有证据证实。第7项在韩山升石灰厂库存的石灰粉一千吨价值20万，对此没有证据证实，货仍然在石灰厂。对2019年9月24号告知书没有异议，但是对被上诉人证明内容有异议。告知书所起的证明作用只是上诉人认可破产裁定对淄博佳兆公司在莱州庚辰公司债权数字的确认，但该数字与淄博佳兆公司和韩山升之间所产生的业务和欠款并不具有必然的统一性，佳兆公司与韩山升之间的货款拖欠情况应该以上诉人提供的笔记本记录数字为准。在本案当中韩山升始终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伪造的对账单上所享有的194万债权的来源。按照本案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和主张莱州庚辰公司所确认的债权均是淄博佳兆公司所享有。上诉人所主张的多与该债权的数额也是韩山升从莱州庚辰公司结算后未及时向淄博佳兆公司支付所形成的欠款超额。本案上诉人所主张的是委托合同纠纷，虽然在破产申报当中上诉人并没有委托韩山升进行申报，但是韩山升以自己名义所代领的淄博佳兆公司的破产清偿款应依法转交给上诉人一方。至于上诉人一方与韩山升之间所产生的业务并没有对账，应另案进行处理。35页7181292元是韩山升付款后我没有给开具发票的，开票数额是8094981元，欠吴913689是我给韩山升开具发票，韩山升还没有付款给我的数。36页记录的是淄博佳兆公司2015年7月21月至8月20号期间送货吨数是2150.42吨，每吨是210元，得出货款是451588元，这个货款是韩山升没有给付的。上诉人将货通过韩山升给付莱州庚辰公司，莱州庚辰公司通过韩山升向淄博佳兆公司给付货款，上诉人给韩山升出具发票给莱州庚辰公司，所记的账上欠韩实际上欠的是应该给韩山升出具发票的数额而不应该是所欠韩山升的货款或者是应该给付韩山升的提成款。韩山升是将自己的钱留下来之后付给我承兑汇票，承兑汇票是韩山升随便填，我从韩山升手里拿承兑汇票，不是庚辰给我的。我们笔记本第25页有一个韩山升2月12号付承兑一笔30万、一笔10万，共计40万，但是在被上诉人上次庭审时提交的莱州庚辰公司财务支出列表第一页2015年2月份付款当中体现的是付货款100万，由此证实在韩山升用承兑付款时也可以调换承兑汇票扣减其应提的提成款。莱州庚辰公司具体支付给韩山升多少款项我方不清楚，笔记本上记录的都是韩山升扣下自己的提成后他所应该付给我的款项。第36页所记录的送货每吨单价是210元每吨，时间是2015年7月份至8月份，上诉人上次庭审提交的发票明细当中，2015年7月份和8月份所体现的未含税价格是每吨239元，开票是300多万，本子上写的是250万左右。笔记本第21页第六行、第七行内容显示2014年开票价款324.65元，实际结算价格是每吨256元，以256元为基准，按照含税价格计算得出数额是299.52元，与324.65元是有差额的。笔记本上，上诉人方与淄博佳兆公司结算价格是256元，但韩山升是按照开票数额324.65元与莱州庚辰公司结算，中间的差额就是韩山升的提成费用。第33页7181292元就是欠开票数款，和35页数额相互一致。被上诉人韩山升质证称，对证据1原始记账笔记本明显可以看出45页后的几页均是一次性形成，是后补的。因为前面的几页都是根据双方对账的现场记录，笔记用笔颜色每页都有几种颜色，并且记的不是特别规整，后面的几页明显可以看出是一个笔、一个颜色形成，并且记的比较工整，明显是后期上诉人自己整理的，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我方不认可，不能证明双方的真实交易数额和往来账目的数额。现金日记账均是一次性形成，不是原始记录，是后期上诉人方自己整理的，我方也不认可。证据3是上诉人方单方做出的，我方不认可。45页以后是上诉人自己抄写的，与我方无关。根据44页以前的账目双方已经对账形成了一审中提交的对账单。2016年8月份莱州庚辰公司已经停产了，就没再供过货，后期与莱州庚辰公司有一些开具发票和对账的行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已经于2017年1月17日经结算签收的结算单已经将所有的账单对完。第50页的1-3的账实际应该是莱州庚辰公司欠淄博佳兆公司的总款数，上诉人一直在混淆概念，淄博佳兆公司和韩山升合作的款项计算一直跟莱州庚辰公司的款项往一块儿混，到2017年莱州庚辰公司总共欠淄博佳兆公司的钱数应该是3314494.16元，不是上诉人所说的3590210.16元。一审时向法庭提交过的2019年9月24日三上诉人共同签字按手印邮寄给管理人的领受偿债资金银行账户信息告知书，在该告知书中三上诉人明确认可莱州庚辰公司欠淄博佳兆公司的债权数额为3314494.16元，该确认数额与双方盖章签字的2017年1月17日的结算单及2017年9月13日对账单中数额均一致。且上诉人所列举的加工费、石灰粉款、库存石灰、设备等均与事实不符，与本案没有关联，也与其所列的所为2015年-2017年应收款款项重叠，不认可上诉人所说的。没有库存石灰和设备，该石灰厂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上诉人所记的数额应该是庚辰公司欠佳兆公司和我方总共的款数，从后面的37页、38页明显可以看出我方多次付款，上诉人50页所记的付款数额是不正确的。账目部分记载欠韩多少多少钱，这是佳兆公司与我方之间的账目。佳兆公司给我方开具发票后，我方给莱州庚辰公司，莱州庚辰公司根据发票数额付款，付款数额是我们双方的，比例是根据每批次约定的不同，因为莱州庚辰公司大多数给的是承兑汇票，汇票直接给了上诉人，上诉人累计欠我方的提成款，如35页所记载共开票8094981是莱州庚辰公司欠淄博佳兆公司的款项，扣除上诉人所欠我方的款项7181292，其余的款项913689应该是所欠上诉人的款项。从33页也可以看出欠韩7181292，这是淄博佳兆公司实际欠韩山升的款项。有上诉人说的将韩山升自己的钱留下来之后付给承兑汇票，承兑汇票不是莱州庚辰公司给的，但是也有一些情况是莱州庚辰公司没有付款，韩山升给淄博佳兆公司付前面的往来账。当时的提成比例不会这么低，但是从第41页可以看出改动，一个是210元，一个是261.26元，这可以看出开票价和实际结算价，上诉人记的账很乱。上诉人在本上记的账是以开票价记的账，该价款中包含我方的提成款。33页所记欠韩7181292元实际上就是欠我方的提成款。第三人称，上诉人对债权申报数额331万元是没有异议的，现在又提出债权额是400多万，明显与自己主张不符。淄博佳兆公司债权申报手续是符合规定的，韩山升的领款每次都有委托书且淄博佳兆公司出具的债权申报委托书中也有代领债权分配款的授权。因此，韩山升的申报是有委托权限的，也是具有领取分配款的权限。上诉人对韩山升申报数额及申报行为是认可的，在韩山升领取分配款后给付了上诉人，上诉人从未向管理人提出过任何韩山升不具有领取分配款项的异议，最早一笔款是韩山升领取后在2018年5月26日给付上诉人，这句话是上诉人在一审时自己说的。上诉人在领取第一笔分配款后并没有向管理人提出任何异议，在2019年款项全部分配完毕后，上诉人9月份才向管理人提出韩山升没有领取款项的资格，这完全是上诉人与韩山升之间因分配不均引起矛盾后才能引起的结果，当时在一审时上诉人说韩山升是分四笔给他229600元，韩山升给上诉人四笔款项时没有向管理人提出任何异议，由此可见上诉人认为韩山升是具有领取资格的，也可以证实淄博佳兆公司向管理人提供的公章是真实的。上诉人提交证据1、淄博佳兆公司与韩山升货款明细一份共计7页。这份明细是根据笔记本所记录的每一笔账目，根据实际结算情况进行整理说明而来，该明细对应笔记本的每一页、每一项内容。经过严格核对笔记本上涉及的韩山升应付款项是27034979.52元。从韩山升处转付过来的货款是21280985.54元，实际差额是5753993.98元，该差额是韩山升欠淄博佳兆公司的货款数额。该数额与之前上诉人提交的说明数字有所变更，变更的原因是之前没有详细进行逐笔计算。证据2、吴传怀所提供的笔记本上所记录的发货吨数与上诉人之前的提供发票明细相互印证情况。该组证据证实上次我们提交的全部发票都能与笔记本上面所记录的发货情况相符合，相符合的开始页数是笔记本的第29页，一直至笔记本的第49页，详细的比对情况我们都列了详细的明细，在提交的该份证据当中均予以体现。证据3、韩山升自2014年4月份向淄博佳兆公司部分转款情况，该转款是打入了吴传怀尾号为715的农行账户。笔记本上记录的内容自21页开始，一直至第48页，总共有18笔转款，均与笔记本所记录的时间、金额相吻合。以上三组证据足以证实笔记本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笔记本第一页所记载的莱州庚辰公司、韩山升截止2012年12月8号至12月28号欠款97674元，这个数字是累积下来韩山升欠淄博佳兆公司的欠款，我们发货付款金额减去韩山升已经支付的货款金额所得的差额是韩山升应付的款项数字，韩山升应该所得的提成按照上诉人提供的第一份证据所列数字所进行计算，只是我方的书面材料和当事人陈述来证明当时的提成情况。被上诉人称：韩山升与韩山松一起与吴传怀合作经营向莱州庚辰公司供石灰业务，约定好了是以吴传怀所实际控制的淄博佳兆公司的名义来供货，实际上是他们三个人分成，韩山松和韩山升是一伙，吴传怀是一伙，石灰由吴传怀提供，韩山升和韩山松联系车辆去拉货送到莱州庚辰公司，莱州庚辰公司定价后双方基本上是每一批一谈，价格有波动，部分有需要加工的，双方协商将运费、加工费以及利润韩山升应该提的数额确定后，剩下的就是吴传怀。结算时韩山升和韩山松以淄博佳兆公司的名义结算，结算的收据由吴传怀以佳兆公司盖章的收据送给韩山升、韩山松，他们二人再拿收据去莱州庚辰公司结算。前期正常情况下每一笔都会算清，韩山升从莱州庚辰公司结回款后，扣下自己应该得的，剩余的都给了吴传怀。后期吴传怀在淄博投了一个项目，用的资金比较多，好象一直赔钱，因为双方合作多年了，老吴经常商议我急着用钱，你们多给我点吧，有时候很少按比例给，有时候全部都给吴传怀了，就没有按照约定的比例给。所以最后导致300多万看起来我方占比多一些，实际上是前面累计下来的，上诉人因为用钱还借了我不少的钱。经营和对账所用的公章一直在吴传怀手中。和莱州庚辰公司发生的所有业务都是使用的这枚公章，包括调价函、收据、协议都是用的这枚公章，一审时已经提交过，这枚公章是从2014年开始使用的，清算之前吴传怀还用这枚公章要求我们委托律师进行律师诉讼，一审委托书都是用的这枚章。2016年8月庚辰公司停产，2017年1月我、韩山松、吴传怀在莱州韩家灰厂进行结算，当时是根据吴传怀之前在黑色本上所记的账，双方对账，然后得出莱州庚辰公司所欠331万由上诉人应分得137万，我方分得194万，然后由我到莱州庚辰公司打印出来，吴传怀加盖的公章。我和韩山松签字，一式两份，我和韩山松一份，吴传怀一份。对上诉人提交的三份证据均不认可，因为都是上诉人吴传怀自己制作的，且吴传怀是依据的笔记本记录也是虚假的，第一页数字就有更改。并且，第一份证据上诉人主张货款差额是57万多，从该案的一审至今上诉人一会儿主张庚辰公司欠其货款是331万，还主张过前期货款是482万左右，这一次又主张前期货款是575万左右，可见上诉人是恶意、虚假诉讼，我方要求法院不予以采信证据，并且对上诉人恶意虚假诉讼行为进行惩戒。第二份、第三份证据我方不予认可，首先上诉人自己也认可是“部分”，不完全，有一些数目是不对的，对本案没有证明效力。石灰厂的地是我和韩山松租的，设备是我们两个买的，大部分是从庚辰公司购买的，和上诉人没有关系。一审期间我方申请一审法院到莱州庚辰公司破产管理人处调取了加盖淄博佳兆公司公章的调价函两份、在会计账本中的收据五份，实际上和淄博佳兆公司发生的所有业务开的收据均是加盖的这枚公章。发票只是入账的凭证，收据是去财务拿款的凭证，我方向法庭提交的复印件每一笔都有收据，没有加盖公章的收据领不出钱来。双方互付债务，我们合法取得该款项，可以扣除。涉案的款项是双方共同的债权，留下我方的份额是合理合法的，并且在破产清偿前就涉案款项吴传怀曾委托我们律师进行诉讼即（2017）鲁0683民初3137号民事判决，所缴纳的诉讼费、律师的代理费都是我方垫付的，我方扣除也是应该的，希望法庭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对于刚才被上诉人所讲有异议，称双方的合作是淄博佳兆公司与韩山升、韩山松发生的，供货是韩山松和韩山升派车去拉，货拉回来以后送到莱州韩家一个石灰厂进行加工，加工厂的设备和工人是由我方提供的。加工好后的货由韩山升用他的罐车送到莱州庚辰公司，每月由韩山升拿着淄博佳兆公司开的发票到莱州庚辰公司进行结算。结算完之后韩山升通过结账留下他的提成，剩下的付给我。关于公章的问题我方坚持一审意见，公章系韩山升伪造的公章。淄博佳兆公司的公章是有税号的，在公安局有备案，被上诉人所使用的结算章与公司备案章不一致，我方认为是假的，没有其他的证据证实。这枚章我从来没有见过，委托书我也没有签过字，这枚章现在在哪儿我也不清楚，对被上诉人所述的双方结算过程、结算单不认可。双方合作在与莱州庚辰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期间佳兆公司除发票之外没有提交过有淄博佳兆公司印章的相关文件材料，发票上的印章和结算清单印章不一致，发票是发票专用章。淄博佳兆公司和莱州庚辰公司合作没有合同，淄博佳兆公司是延续上个公司的业务下来的。当时韩山升说使用税票就可以结算，淄博佳兆公司就提供税票给韩山升用于结算，当时上诉人曾经也问过韩山升应当如何结算，韩山升说有关系，通过税票就可以结算。一审涉及的两张支票淄博佳兆公司没有收到这笔款项，金额是324万，款项的支付去向淄博佳兆公司也不清楚。对于一审调取的财务凭证上面加盖的淄博佳兆公司的公章上诉人方认为是伪造公章。我们对于韩山升在莱州庚辰公司领取的款项是认可的，但是他使用的公章是伪造的，我们不知情，并且一审时调取的324万，我方不认可，也没有收到。我方之前主张被上诉人不应该持有的款项是指从庚辰公司领取的破产清偿款，今天当庭所讲的我方认可的韩山升部分结算款是之前的结算货款，与本案涉及的破产清偿款不是一回事儿。我方一审提出的请求是要求韩山升返还清偿款，返还理由一个是韩山升没有受委托就进行领取，另外即使事后认可韩山升领取了这笔款项，但是由于这笔款项权利人是淄博佳兆公司，我们基于事后认可莱州庚辰公司对淄博佳兆公司的破产清偿数额，即使依法认定了韩山升有权领取，其所领取的款项真正的权利人也应该淄博佳兆公司，韩山升也依法予以返还。二审请求是支持我方一审诉讼请求，理由就是上述所讲伪造了委托手续和公章，对被上诉人韩山升伪造的结算单不予认可。被上诉人不可以直接扣除，具体法律依据说不准确，但是涉及的是两个法律关系，上诉人要求返还的是确定的债权，而被上诉人韩山升所主张的债权涉及伪造，不能够确定，因此该两项债权债务也不存在相互抵消的合法依据。韩山升说庚辰公司是在2016年8月份停产不属实，我在9月、10月还给莱州庚辰公司送过货，至今我们双方还没有算账。莱州庚辰公司管理人称：莱州庚辰公司作为山东省国有炼铁企业，其停产破产影响范围是非常大的，如果上诉人没有委托被上诉人申报债权，那么上诉人为什么不来向管理人申报债权，上诉人说他不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诉人和莱州庚辰公司一直发生业务，莱州庚辰公司欠淄博佳兆公司的数目不是小数目，对莱州庚辰公司的事情上诉人肯定一直是关注的。所以说上诉人委托韩山升申报债权事实肯定是真实的，因为管理人只收到这一份佳兆公司申报债权材料，具体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对款项的分配应该是被上诉人和上诉人对共同债权按照约定的分配，可能扣除了部分的起诉费用。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2017年莱州庚辰公司进入破产程序，被上诉人韩山升持淄博佳兆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并提供了加盖该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受托人韩山升的身份证复印件、以及淄博佳兆公司出具的对账，到莱州庚辰公司管理人处代淄博佳兆公司申报债权，一审法院作出（2017）鲁0683破2-1号民事裁定书确认淄博佳兆公司普通债权数额为3314494.16元。后莱州庚辰公司管理人于2018年5月26日、2018年7月29日、2018年7月31日、2019年1月10日分四次将债权分配款共计819298.58元汇至韩山升账户，韩山升自2018年5月26日分四次将229600元汇入了淄博佳兆公司原公司工作人员袁薇账户。该部分事实清楚。上诉人主张其并未委托韩山升申报破产债权及代收债权清偿款，且韩山升收到全部债权分配款后未全额交付上诉人，上诉人要求韩山升给付剩余589698.58元及相应利息，并以被上诉人管理人未对韩山升的委托手续尽到审查义务为由要求被上诉人管理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被上诉人韩山升主张其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其扣留破产分配款项并无不当，被上诉人管理人主张其已对韩山升申报债权的委托手续进行了形式审查，其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经审查，被上诉人韩山升在莱州庚辰公司破产程序中代理上诉人申报债权时提供的委托手续加盖了上诉人的公章，一审法院作出的（2017）鲁0683破2-1号民事裁定书已生效，上诉人对韩山升在破产程序案件申报领取相关款项过程中所出具的手续中所盖公章主张是假的，实质是对（2017）鲁0683破2-1号民事裁定书不服，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对韩山升受上诉人委托申报债权及代收债权清偿款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被上诉人莱州庚辰球墨铸铁有限公司管理人在向上诉人发放破产分配款时已履行了基本审查义务，上诉人要求其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从被上诉人韩山升和淄博佳兆公司合作与莱州庚辰公司之间发生业务结算的过程来看，双方均认可韩山升系将与莱州庚辰公司结算的货款先扣留其应得的款项后再给付淄博佳兆公司，由此可认定莱州庚辰公司所欠淄博佳兆公司的货款中有被上诉人的应得款，被上诉人据此扣留债权清偿款具有事实依据，至于双方各自应分得多少款项需双方进行结算。一审中被上诉人韩山升已提交了其与淄博佳兆公司的结算单，上诉人对此不认可，主张其与韩山升之间的债权债务未予清算，未提出双方应结算的诉讼请求。二审中为方便当事人减少诉讼，本着给予双方调解的角度，本院组织对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进行了举证、质证。但因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供的单方所记的记账本不认可，上诉人无其他证据对账本的真实性予以佐证，且账本不能完整体现出被上诉人应得的每笔款项，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不予认可的其他设备也无证据证实系其购买并由被上诉人控制,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仍主张不一，调解未成，故上诉人可持证据另案主张权利。上诉人在本案中主张被上诉人系擅自领取和扣留清偿款证据不足，本院对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款项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崔淑清、吴琼、吴潇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所作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696.99元，由上诉人崔淑清、吴琼、吴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忠霞审判员  王天松审判员  尹鹏亮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李茜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