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9民终48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成都北路****。负责人：朱海英，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车云程，江苏御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长根，男，1961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荣，盐城市建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交通大众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上海，住所地上海市桃浦路**>法定代表人：徐敏强，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财险上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蔡长根、上海交通大众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众客运公司）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苏0991民初5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联合财险上海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所作出的(2019)苏0991民初501号民事判决。2.改判由被上诉人大众客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在认定上诉人是否承担责任问题上，认定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有失偏颇。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大众客运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上约定了保险责任免除条款，约定投保人对车辆必要的维修责任。该此保险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被上诉人大众客运公司的车辆本身所存在的质量问题以及被上诉人蔡长根对汽车维修方面不熟悉。上海市白玉兰高速客运有限公司在投保人声明中书写“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一审法院认为此内容不足以表明保险人将“车辆维修状态免责”这一情形向投保人作出了明确说明。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上诉人在与投保人签订合同时已经与其说明具体情况，双方本着公平、诚信的原则签订保险合同，并在对免责条款做了明确的标记。一审法院以此为由判定上诉人未尽明确说明义务，免责条款未生效，对上诉人不公。蔡长根辩称，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保险责任具有事实依据，符合法律规定。理由：1.保险条款中明确注明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员在使用车辆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属于保险公司赔偿范围，广义上车辆的使用过程包括车辆的驾驶、停放、维修等。2.商业险条款中虽然明确注明在营业性维修保养期间发生事故属于保险责任免除，但本起事故是在道路上而不是营业性维修场所内，不符合该条款约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大众客运公司未出庭亦未发表意见。蔡长根向一审法院起诉时请求：1.判令被告赔付原告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合计123422.66元；2.诉讼费用、鉴定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蔡长根系个体工商户，维修车辆多年，经营地点为步湖，经营地点为步湖路与西环路交界处东侧d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2017年11月22日，大众客运公司驾驶员肖元鹏驾驶大众客运公司所有的沪Ｄ×××**客车停在蔡长根的修理点前的步湖路上，让蔡长根更换备胎。蔡长根钻到客车下方时，备胎掉下，致其受伤。事故发生后，蔡长根被送至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经诊断为双侧多发性肋骨骨折。蔡长根的伤经情本院委托盐城市射阳县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鉴定意见：1、依据《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第5.10.37条，蔡长根因交通事故致7根肋骨骨折，构成十级伤残；2、误工期限120日，护理期限45日（住院期间2人护理），营养期限45日。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曾前往盐城盐南新区新都派出所了解情况，但未能调取到相关卷宗材料。后，蔡长根一方自行前往该派出所亦未能向法院提交相关材料。本案审理过程中，就蔡长根的受伤原因，蔡长根陈述：备胎坠落系由沪Ｄ×××**客车驾驶员肖元鹏摇动备胎摇杆所致；肖元鹏陈述：备胎坠落系由蔡长根自己摇动摇把后，钻入车底在松动备胎保险螺丝时坠落。蔡长根为证明其主张，申请张建江庭后陈述：我和蔡长根是同行，比较熟悉，蔡长根受伤后，让我去帮忙更换备胎。蔡长根告诉我他是被备胎砸伤的。他跟我说，被大巴车驾驶员摇动摇把后备胎掉下来砸伤的。一开始蔡长根让我去帮忙更换备胎，我因为很忙不情愿去，蔡长根就给我说他受伤了，被大巴车的驾驶员摇动摇把砸伤的。我当时考虑到客车上有一车乘客，我和蔡长根又是同行，碍于情面我就过去更换了备胎。我并不清楚这个大巴车备胎拆卸的操作流程，因为我到的时候备胎已经放下来了，我直接更换就行了。换好后大巴车的驾驶员直接将备胎放在行李箱，没有放在原来备胎的位置。大巴车连修理费都没有支付，就走了。蔡长根申请黄某到庭陈述：我职业是大货车驾驶员，蔡长根受伤时我驾驶大货车在蔡长根处更换轮胎，我的车先到的，后来大客车从高速上下来请蔡长根更换备胎。我就在旁边站着玩，后来听到蔡长根叫了一声，我就跟大巴车的驾驶员说“下面有人你还摇动要把，就不应该摇”这是最基本的常识。蔡长根没有动过摇把，从始至终都是大巴车的人在摇。联合财险上海公司对上述证人证言质证意见：对两份证人证言内容真实性有异议，按证人陈述，在修理过程中驾驶员摇动手把导致原告受伤明显不符合常理，摇动摇把不会立刻致备胎径直掉落，摇把本身就有安全装置，只会跟随摇把慢慢掉落，且驾驶员本人亦明确否认摇动摇把，该事故的发生据驾驶员陈述，明显属于原告没有相关修理资质，操作失误造成；从笔录中可以看出，本案的发生是在维修服务过程中造成的人身损害，本案属于维修合同纠纷，并非属于交通事故案件，也可以看出我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大众客运公司对上述证言质证意见：证人证言有出入，当时旁边没有货车。另，一审法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前往位于开放大道131号宇通客车盐城特约服务站进行咨询。据该服务站经营者介绍：1、宇通客车拆卸轮胎的过程。首先要将车辆底部备胎所在处保险螺丝拆卸；若不拆卸该保险螺丝，即使摇动摇把，因为备胎被该保险螺丝挡住，不会下降。然后摇动摇把将备胎降下，备胎降下的过程是缓缓的过程，一般修理人员摇动摇把降下备胎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并不会很快速降下来。最后将备胎取下，轮胎加上轮毂的重量约100斤左右。2、拆卸备胎的位置离摇动摇把的距离约1米。3、相比较之下，受害人的说法可信度比较低，理由：备胎下降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需要几分钟，如果真有危险，完全可以躲避，并且可以呼叫，距离不是很远；备胎和轮毂加起来虽然有100斤左右，但是由链条悬挂着，如果真是驾驶员摇动摇把的话，也不可能会伤这么重。另查明，蔡长根房屋已于2017年拆迁。沪Ｄ×××**客车在中华联合财险上海分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和100万不计免赔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本起事故是否属于道路交通事故；2、案涉车辆备胎坠落原因；3、原告蔡长根受伤产生损失的责任分配。一、关于本起事故是否属于交通事故的问题。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对交通事故的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根据上述对交通事故的定义，本案是否构成交通事故关键在于对交通事故“构成要件”之一，即“车辆”的理解。一审法院认为，明确交通事故“车辆”的含义应当结合《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法律条文，采用体系解释，予以明确。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条规定：“为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护人身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安全及其他合法权益，提高通行效率，制定本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车辆在道路以外通行时发生的事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到报案的，参照本法有关规定办理”。结合上述法条可知，将车辆引起的事故定性为交通事故，“车辆”则应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即可：第一，发生交通事故的车辆应当是指运行中的车辆，包括机动车在运行或者运行过程中的必要静止状态（比如等红绿灯时），不应包括停放在合法区域内完全静止的车辆。从本案事故的发展过程来看，大众客运公司驾驶员请蔡长根更换轮胎，后因故致备胎坠落造成本案事故。显然，从时间界点来看，难以认定本案事故中的车辆是处于运行或者运行过程中的必要静止状态。第二，发生交通事故时的车辆至少应作为道路交通参与者。事故发生时，车辆仅作为接受蔡长根进行修理的“物”停放于路边，其在事故中的角色并非作为交通参与者侵权。此外，蔡长根在更换备胎作业过程中受到伤害，并非作为事故的交通参与者受到伤害。如上分析，本案事故不构成交通事故，大众客运公司与蔡长根之间的关系应当认定为承揽关系，蔡长根系在承揽过程中因备胎坠落而受到伤害。据此，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责任保险。”本案事故因不构成交通事故，被告联合财险上海公司无需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向原告蔡长根承担保险责任。二、关于车辆备胎坠落原因的问题。双方当事人对该问题产生重大分歧，法院将依据证据规则予以分析判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原告蔡长根诉称其受伤由大巴车驾驶员操作摇把所致，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依蔡长根申请，曾前往城南新区新都派出所调取案涉卷宗材料，但据经办该案警官陈述，该起事故并未形成相关卷宗材料。后原告蔡长根亦未提交相关证据材料。关于蔡长根申请张建江到庭陈述，张建江陈述内容均为转述蔡长根向其说明的内容，因此张建江的陈述证明力较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本案中，原告蔡长根的此项主张，仅有蔡长根、黄某的陈述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该两份陈述尚不足以达到其证明标准，在大众客运公司不予认可的情形下，对蔡长根此项主张，依法不予支持。其次，依据蔡长根的受伤情况，蔡长根经诊断伤情为“双侧多发肋骨骨折、双侧胸腔少量积液”。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案涉车辆取出备胎的过程是通过转动“摇把”将备胎放下，放下轮胎的过程中备胎是一个缓缓下降的过程。结合一般社会常理，如果备胎缓缓下降压在人身体上，造成的损害通常是压伤而非双侧多发肋骨骨折，且如果备胎是缓缓下降的话，蔡长根应当有充足的时间予以避让或用手臂予以支撑备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结合宇通客车盐城特约服务站经营者的陈述，一审法院认为，肖元鹏的陈述较原告蔡长根陈述可信度更高。因此，对蔡长根提出的案涉备胎坠落是由客车驾驶员操作所致的主张，不予支持。三、关于原告蔡长根受伤产生损失责任的分配。1、关于原被告双方责任比例分配。如上所述，蔡长根与大众客运公司之间为承揽关系，蔡长根是在承揽过程中受到伤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首先，大众客运公司作为定作人有义务对作为承揽人的蔡长根是否有相关资质进行审查。但大众客运公司怠于对蔡长根相关资质进行审查，仅在路面寻一摊位维修案涉车辆，其在用人选派方面存在过失。其次，虽然不能证明案涉车辆轮胎坠落系由大众客运公司驾驶员所为，但可以肯定的事实是蔡长根确为案涉车辆备胎坠落所伤。如前文所述，案涉车辆备胎以“急剧下降”的形态坠落致蔡长根受伤。在此情形下，大众客运公司驾驶员未能尽到充分的提醒义务即违反安全提醒义务，存在指示过错。最后，蔡长根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在承接修理工作后，应在保证人员及车辆绝对安全的情况下按程序实施操作和进行修理，尤其是对备胎这一重物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但其却怠于检查车辆安全状况，对事故的发生亦存在一定过错。综上所述，大众客运公司在作为定作人在选任、指示方面均存在过错；蔡长根在安全注意、检查方面存在过错，一审法院酌情认定大众客运公司承担45%责任，蔡长根承担55%责任。2、关于蔡长根损失的审核确定。案涉损害赔偿的项目和标准应按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计算确定。（1）医疗费。根据蔡长根提供的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检查费等收款凭证，并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审核，确定医疗费为9698.54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出院记录记载，蔡长根主张的住院期间为6天，参照一审法院所在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出差伙食补助标准30元/日计算，确定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80元；（3）营养费。根据鉴定意见，营养期限为45天，参照15元/日计算，确定营养费为675元；（4）护理费。根据鉴定意见确定的天数计51天，按80元/日计算，确定护理费为4080元；（5）交通费。蔡长根主张交通费500元，但未提供相关证据，考虑到发生交通费的必然性及住院天数，酌定200元；（6）误工费。蔡长根系个体工商户，其误工损失宜根据鉴定意见确定的天数120天，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每天119元计算，确定为14280元；（7）残疾赔偿金。蔡长根系个体工商户，其主要收入来源为非农，根据受害人的伤残等级情况，其主张残疾赔偿金为87244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8）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事故发生是原告蔡长根履行修车合同义务时所致，且其本人对本次事故的发生相比较而言负较高责任，故对精神抚慰金，依法不予支持。上述损失合计116357.54元。3、关于联合财险是否承担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责任的问题。虽然原告蔡长根与被告大众客运公司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被告大众客运公司与被告联合财险上海公司之间存在保险合同关系，分属不同法律关系。一般情形下应当遵照合同相对性原则，但是基于一次性解决纠纷、减少当事人诉累的考量，依据《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一审法院于本案中对被告联合财险上海公司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一并予以处理。首先，依据被告中华联合财险上海公司提交的《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章第二十二条载明：“保险期间，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只是第三人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直接损毁，依法应当对第三者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且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范围，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对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各分项限额的部分负责赔偿”。依据该条款约定，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约定的保险事故为在使用车辆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换言之并未将商业险保险事故限定于交通事故致人损害之情形。依据《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一审法院认为，使用被保险机动车不仅包括车辆在行驶中的使用，也应包括因车辆行驶的当然延伸状态比如停车休息、维修等车辆处于静止状态下的必要情形。本案中，大众客运公司对涉案车辆进行必要的修理，其目的是为保证车辆的正常使用，虽已脱离了运行状态，但并非停用。因此，本起事故应当依法认定为被保险车辆在使用过程中发生的保险事故。其次，由于保险合同的格式化，使得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居于优于投保人的地位，其所拟定的保险条款若含有限制或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规定时，投保人往往对之不甚了解，且保险条款本身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并非具备普通阅读能力的常人即能准确理解条款的含义。因此，保险人是否对免责条款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后并积极履行向投保人明确说明的主动义务，是免责条款发生效力的前提。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由此可见，保险人将未经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的，应当尽到足够的提示说明义务。本案中，联合财险上海公司应当对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中载明的保险人将保险车辆在检测、修理、养护等期间作为免责事由的情形，尽到足够因其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和说明义务。上海市白玉兰高速客运有限公司在投保人声明中书写“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仅凭该书写内容，尚不足以表明保险人将“车辆维修状态免责”这一情形向投保人作出了明确说明。综上，虽然本起事故不属于交通事故，但是并不能籍此免除联合财险上海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的赔偿责任。故被告大众公司需承担的赔偿责任由被告联合财险上海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代为赔偿52360元（116357.54×45%，取整）。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三十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商业险范围内赔偿原告蔡长根损失52360元（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盐都支行；卡号：62×××33；户名：蔡长根）。二、驳回原告蔡长根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时，双方无新证据提交。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就案涉商业险合同中争议的免责条款，联合财险上海公司是否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本院认为，通常情况下，保险合同由保险单、保险条款、投保人声明等共同构成，是保险公司一方事先拟制的格式合同。作为提供格式条款的联合财险上海公司，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信守最大诚信原则，采取合理的方式，如实告知投保方保险合同的内容。如果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或限制责任条款的，保险人应当在签订保险合同时针对该免责、限责条款提请对方作特别注意，向投保人作明确的说明或作特别的解释，以便让投保人能在对主要条款。特别是免责条款充分理解后，决定是否投保。如果保险人未作明确说明的，该条款对投保人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案涉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中载明的保险人将保险车辆在检测、修理、养护等期间作为免责事由的情形，属于对自身赔付义务的限制。作为合同提供方的联合财险上海公司更应当就该免责的具体内容向投保人作特别解释，要特别提请投保人注意。现无证据证实其业务员或保险代理人针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明确的说明或充分的解释。一审法院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认定该条款不产生效力，遂判决其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履行代为赔偿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综上，联合财险上海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68元，由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金星审判员  张振福审判员  林洪全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王圆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