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6民终34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金玲，女，××族，1987年11月27日出生，住南通市崇川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施维，男，××族，1987年5月12日出生，住南通市崇川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阚建军，江苏濠滨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玥，江苏濠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金炳泉，男，××族，1966年7月26日出生，住南通市崇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顾颖警，江苏大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金玲、施维因与被上诉人金炳泉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2020）苏0611民初11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玲、施维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金炳泉的所有诉讼请求，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案涉安置房由金玲和金炳泉共同所有系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不当。案涉被拆迁房屋系金玲个人所有，金玲作为被拆迁房屋所有权人取得案涉安置房的所有权合情合法。而金炳泉因其与金玲存在的特殊关系而对被拆迁房屋享有居住权，不属于安置对象，本就无权获得安置房产，更不存在分家析产的情况。金炳泉能否取得案涉安置房所有权的依据是双方签订的案涉过户协议是否有效及效力如何认定。金炳泉的出资是根据其所提供的协议，一审认定案涉安置房在分割前属于金玲与金炳泉共同所有，判决的理由缺乏事实依据，适用法律不当。二、案涉房产转让协议应是一份赠与合同，一审法院将其认定为房产分割协议与其庭审中确认的事实明显自相矛盾。从协议内容理解，应当是金炳泉全资购置案涉安置房，金玲合法取得的安置款不在该赠与范围内，金玲在取得安置房所有权之后过户给金炳泉，此基础上该协议应认定为赠与更为合适，不存在财产分割的情形。然而事实上案涉安置房由金玲以其安置补偿款与金炳泉的出资所得，因此以协议约定的“出资拿房”为由要求金玲将房屋过户明显不合理。该协议本质上应是金玲将享有的案涉安置房所有权无偿赠与金炳泉，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协议属于财产分割协议，明显与协议约定的内容矛盾。三、退一步讲，即使一审法院认定正确，一审未对案涉安置房中金玲以出资部分进行实质性分割，草率地将安置房判定归金炳泉所有，明显损害了金玲的合法利益。四、案涉安置房是金玲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获得的财产，应认定为与施维的夫妻共同财产，施维对该安置房享有一半的权益。金玲、施维在取得房屋后将房屋登记在两人名下，进一步证实了金玲对原赠与合同的否定，因此在案涉安置房未过户至金炳泉名下之前，金玲有权撤销该赠与合同。金炳泉辩称，一审认定金玲享有的拆迁权益和金炳泉补交的房款构成房屋的价值组成，该房屋在未分割之前之前属于金玲、金炳泉的共同财产、在未分割之前由两人共同所有正确。双方对于合同性质有各自的主张，但法院可以根据事实和法律规定对合同性质作出认定，一审认定该协议为财产分割协议符合法律规定。无论是财产分割协议还是赠与协议都是一个完全的分割，将该财产完全分割给了金炳泉，这是他们之间的协议约定，没有侵害金玲的任何权利。案涉安置房在金玲婚前取得、婚前拆迁，是金玲的婚前个人财产，不因夫妻关系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故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金炳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南通市××华庭××幢××室归金炳泉所有，金玲、施维协助办理该不动产的过户手续。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金炳泉与谢兰萍生育一女金玲，双方于2010年8月离婚，金玲与施维系夫妻关系，于2012年2月登记结婚。原南通市××新村××排××室的房屋（建筑面积18.94平方米）系金炳泉父母金桂林、吴秀英共同所有，金炳泉从9岁时起一直居住使用该房屋至该房屋拆迁前止。2009年，金桂林、吴秀英将该房屋无偿过户给金玲。2014年下半年，上述房屋被征收搬迁，获补偿款47080元，并选购安置房南通市××华庭××幢××室，须补缴安置房购房款178719.05元。2015年9月22日，金炳泉与金玲达成协议，约定：“（南通市）××新村××排××室，建筑面积为18.94平方米的拆迁房由金炳泉出资拿房，产权由金玲过户至金炳泉名下。”当天，金炳泉以金玲的名义结算购买了上述安置房，自行出资进行了装潢，并单独使用至今。2017年9月10日，金玲、施维未经金炳泉同意，擅自将上述安置房登记在该两人名下。一审法院认为，财产可以由两个以上的公民、法人共有。在共同共有关系终止时，对共有财产的分割，有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协议的，应当根据等分原则处理，并且考虑共有人对共有财产的贡献大小，适当照顾共有人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等情况。但分割夫妻共有财产，应当根据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处理。案涉被拆迁房屋原系金玲所有，该房屋的拆迁形式属于“拆一还一”，原被拆迁房屋的价值已经全部转化为拆迁权益。拆迁权益中一部分为补偿款，一部分为购房指标。其中补偿款除已经现金支取的小部分外，其余系作为购房专款用于结算购买安置房，该购房专款本质上是作为结算购买人需要补缴多少房款的一个衡量因素。金玲享有的上述拆迁权益和金炳泉所补缴的房款构成了安置房的价值组成，该安置房在未分割之前属于金玲、金炳泉的共同财产。金玲、金炳泉就上述共同财产的分割达成协议时，虽然在金玲与施维婚姻存续期间，但金玲所享有的拆迁权益属于金玲的婚前个人财产转化而来，金玲享有处分权，金玲与金炳泉为此所达成的分割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损害施维的权益，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金炳泉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根据协议，金玲负有协助办理过户的义务。施维未经同意，将房屋过户至自己名下，损害了金炳泉的财产权利，应当予以恢复原状，故亦应当配合办理产权变更登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90条规定，一审判决：南通市××华庭××幢××室归金炳泉所有，金玲、施维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协助金炳泉将该不动产变更登记至金炳泉名下。案件受理费2251元，由金炳泉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供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金玲于2015年9月22日陪同金炳泉一起办理了原109号被拆迁房屋的结算、拿房手续。金炳泉主张2015年9月22日与金玲签订的协议在办理结算、拿房手续之前签订，金玲称其不记得何时、因何原因签订过该协议；施维陈述其与金玲在2015年9月22日上午办理了原110号房屋的结算、拿房手续。经双方确认，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案涉房屋所有权如何认定，金炳泉要求金玲、施维配合办理过户手续能否支持。本院认为，金玲认可2015年9月22日协议签字的真实性，但称其不记得何时、因何原因签订过该协议，金炳泉则陈述其与金玲先签署协议，约好由金炳泉出资、房屋也归金炳泉所有、拿房后金玲配合过户，后双方一起办理结算、拿房手续。从常理推断，金炳泉的陈述更为合理。但不论是在结算拿房之前还是之后签订协议，均不能否定该协议是金玲与金炳泉协商一致达成的结果，该协议应是金玲出于亲情、出资能力等各种因素考虑后的真实意思表示。关于协议是何性质，从协议内容看，虽然金玲之前已经选房，但还未办理结算，故协议标的为“××新村××排××室建筑面积为18.94平方米的拆迁房”，该标的在双方签订协议时仍然只是拆迁利益，包括拆迁安置款和拆迁拿房指标，尚未转化成安置房屋。金玲将其享有的拆迁权益无偿赠与金炳泉，双方之间应为赠与关系。根据法律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金炳泉取得金玲赠与的拆迁安置权益后，按协议约定出资结算，拿房后装修入住至今，金玲赠与金炳泉的拆迁权益早已转移并转化为安置房屋，金玲无权再撤销赠与。案涉协议标的具有一定特殊性，系因拆迁取得的利益，该利益来源于金玲对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金玲的所有权取得于施维婚姻关系之前，系金玲的婚前个人财产，因该婚前财产转化而成的拆迁权益亦应认定为金玲的个人财产，金玲有权对其作出处分。如前所述，在金玲签订协议将拆迁权益赠与金炳泉之前，该拆迁权益应认定属于金玲个人所有，其时金炳泉尚未出资，不能认定是金玲与金炳泉的共同财产。即便协议是在金炳泉出资之后签订，金炳泉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的依据仍是金玲的赠与行为而非出资行为，若无赠与，其出资仅是与金玲之间构成债权债务关系，不能当然因其出资行为即享有所有权，一审对此认定不恰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金玲自愿将其因拆迁取得的权益赠与金炳泉，金炳泉已实际出资拿房并使用至今，所赠与的权利早已转移，金炳泉因此对案涉安置房屋享有所有权。金玲、施维将案涉房屋登记在自己名下，违反了赠与协议约定，金炳泉有权要求二人将案涉房屋变更登记。一审对双方法律关系的认定不准确，但裁判结果正确，可予维持。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02元，由上诉人金玲、施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 丽审判员 郭相领审判员 杜太光二〇二一年一月八日书记员 邱 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