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1）陕07行终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龚得润，男，生于1944年2月9日，汉族，住汉中市汉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汉中市不动产登记局。住所地：汉中市汉台区与滨江路十字。负责人钟智勇，该局局长。原审第三人熊正寿，男，生于1964年1月14日，汉族，住汉中市南郑区。上诉人龚得润与被上诉人汉中市不动产登记局、第三人熊正寿不动产登记纠纷一案，上诉人龚得润不服汉中市南郑区人民法院(2020)陕0703行初3号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4年原告同其妻兄徐某甲共同购买位于南郑县XX镇XX村XX组XX号土地修建房屋。房屋建成后，原告同徐某甲两家于1995年8月分别在南郑县人民政府土地登记处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证》。原告所持《国有土地使用证》为“南郑国用（1995）字第0201053”，登记土地使用者龚德润用地面积72平方米，建筑面积54平方米。徐某甲所持《国有土地使用证》为“南郑国用（1995）字第0201386”，登记土地使用者徐某甲用地面积90平方米，建筑面积90平方米。2011年12月徐某甲去世，其子徐某乙通过继承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遂向汉中市人民政府申请变更登记，徐某乙申报宗地面积90.47平方米。2012年7月18日，汉中市住房和城市管理局向徐某乙颁发了“汉中市房权证经济开发区字第124845号”《房屋所有权证》。2012年9月14日，汉中市人民政府土地使用权申报登记发证办公室为徐某乙颁发了“汉市国用（土）第692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土地使用权人徐某乙土地使用权面积90.47平方米。依据被告汉中市自然资源局提供的“汉办字［2019］98号”文件，自2019年4月25日起，汉中市自然资源局，加挂市不动产登记局牌子，负责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和不动产登记工作。故汉中市不动产登记局为汉中市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权利承继单位，是适格的被告主体。现原告认为“汉市国用（土）第692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错误，请求予以撤销。另查明，徐某乙与本案第三人熊正寿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依据本院2017年6月14日作出的（2017）陕0721执206号执行裁定书，被执行人徐某乙所有的汉中市XX区XX村XX组XX号自建房屋（房屋面积151.57平方米，房屋所有权号：汉中市房权证经济开发区字第124845号）所有权转移至熊正寿名下。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起诉是否已过起诉期限、被诉行政行为实施主体是否适格、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关于原告起诉是否过起诉期限的问题。经查，被告汉中市不动产登记局辩称汉中市发证办在办理“6922号土地证”过程中，于2012年8月30日汉中日报上进行公告，原告龚德润也在界址调查表上签字，推定原告龚德润知道“6922号土地证”登记行为内容的时间为2012年8月30日，原告龚德润的起诉已过起诉期限。经查，由于原告龚德润未在界址调查表上签字，无法知晓被告汉中市不动产登记局当时正在给徐某乙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变更登记，不能仅凭2012年8月30日汉中日报上进行公告就推定原告龚德润应当知道。涉及不动产行政行为最长起诉期限为20年。被告汉中市不动产登记局于2012年9月14日作出“汉市国用（土）第692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原告起诉未超过最长起诉期限20年。原告在2019年3月与熊正寿发生相邻纠纷后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在审理过程中得知熊正寿持有的徐某乙“汉市国用（土）第692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本院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后原告于2019年7月向汉中市汉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亦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关于被诉行政行为实施主体是否适格、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的问题。首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规定，被告汉中市不动产登记局作为汉中市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行政职责的权利承继单位，具有对其所辖区范围内土地进行登记管理法定职责,被诉行政行为实施主体适格。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具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不动产登记机构受理不动产登记申请的，应当按照下列要求进行查验：（一）不动产界址、空间界限、面积等材料与申请登记的不动产状况是否一致；（二）有关证明材料、文件与申请登记的内容是否一致”、第十九条“对可能存在权属争议，或者可能涉及他人利害关系的登记申请，不动产登记机构可以向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或者有关单位进行调查”、《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五条“不动产登记机构受理不动产登记申请后，还应当对下列内容进行查验：（二）权属来源材料或者登记原因文件与申请登记的内容是否一致；（三）不动产界址、空间界限、面积等权籍调查成果是否完备，权属是否清楚、界址是否清晰、面积是否准确”之规定，被告汉中市不动产登记局在给徐某乙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变更登记时，应查看不动产界址、空间界限、面积等权籍调查成果是否完备，权属是否清楚、界址是否清晰、面积是否准确，对可能存在权属争议，可能涉及他人利害关系的登记申请，被告应当对利害关系人包括本案原告进行调查。本案中，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主要依据是徐某乙土地登记审批表、“南郑国用（1995）字第020138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附录二界址调查表（被告提供“徐某乙登记案卷”第十四页）。第一，徐某甲持有的“南郑国用（1995）字第020138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中登记的用地面积是90平方米，而徐某乙通过继承得到该宗地的土地使用权，其向被告申请登记的“土地登记审批表”中载明的土地使用权面积为90.47平方米、该审批表中“经办人初审意见”亦建议按照90.47平方米变更登记，对于二者之间的相差0.47平方米，及庭审中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共用楼梯占地面积是否包括在内等问题被告均未充分举证或合理说明，故被告进行登记的结果的准确性存疑。第二，被告作为证据提交的“附录二界址调查表”是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重要依据，原告龚得（德）润认为此表中“龚德润”的签名和捺印均不是本人所签所按，经鉴定意见认定：检材中“龚德润”签名笔迹与样本中龚（得）润书写的笔迹不是一人所写；检材中“龚德润”签名上的指印不是龚得（德）润捺印形成。显然，该表中“龚德润”的签名和捺印存在伪造、虚假的情形，致使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界址认定存在争议，该行为的随意性严重影响了土地登记的真实性和权威性。纵观全案，被告在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主要证据存在伪造、虚假的情形，且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作出登记的合法性与客观性，属于主要证据不足，应当依法予以撤销。原告请求撤销该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撤销被告汉中市不动产登记局作出的“汉市国用（土）第692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龚德润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请求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南郑法院（2020)陕0703行初3号的行政判决书予以改判。2、诉请判决2012年9月登记汉中国用（土）第692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为错误登记。3、以龚得润持有的南郑国有1995第020105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为准，依法判决。4、依法追究被上诉人法律责任与经济赔偿，判令汉中市不动产登记局赔偿其在诉讼中的经济损失：交通费3000元、诉状及复印费800元，诉讼费50元，误工费6000元，西安鉴定费2592元，身心精神损失费50000元，共计62422元。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裁判认定的事实一致，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本案中，被上诉人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主要依据是徐某乙土地登记审批表、“南郑国用（1995）字第020138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附录二界址调查表。第一，徐某甲持有的“南郑国用（1995）字第020138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中登记的用地面积是90平方米，而徐某乙通过继承得到该宗地的土地使用权，其向被上诉人申请登记的“土地登记审批表”中载明的土地使用权面积为90.47平方米、该审批表中“经办人初审意见”亦建议按照90.47平方米变更登记，对于二者之间的相差0.47平方米，及上诉人与第三人争议的共用楼梯占地面积是否包括在内等问题被告均未充分举证或合理说明，故被上诉人进行登记结果的准确性存疑。第二，附录二界址调查表“龚德润”的签名和捺印经鉴定结果存在伪造、虚假的情形。因此，被上诉人被诉行政行为的主要证据不足，一审判决撤销汉中市不动产登记局作出的“汉市国用（土）第692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对于上诉人在二审中提出请求判令汉中市不动产登记局赔偿其在诉讼中的经济损失，上诉人可以另行起诉。对于上诉人在二审中提出应由被上诉人负担鉴定费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鉴定费2592元均由被上诉人汉中市不动产登记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马小红审 判 员 刘际勇审 判 员 于云江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崔 晨书 记 员 戴 睿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