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3民终7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毕晓东，男，1966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桓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立会，山东大地人（桓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淄博华星有机硅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桓台县果里镇夏家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216996855402。 法定代表人：张旺，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淑杰，山东泉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从宁，山东泉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毕晓东因与被上诉人淄博华星有机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淄博华星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桓台县人民法院（2019）鲁0321民初33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毕晓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驳回被上诉人反诉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涉案协议违反强制性规定无效与客观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1.上诉人共计向被上诉人交付资金200万元，其中有60万元作为股东出资，不存在抽逃出资损害债权人利益。2.上诉人出资60万元之外的140万元应定性为被上诉人公司负债，被上诉人予以返还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因为没有相关出资协议与该笔款项相对应。3.涉案协议从形式上符合公司股东会表决的条件，协议中有公司三名股东参与，所占公司表决权超过90%。4.被上诉人否定协议效力，违反诚信原则。5.上诉人主张返还款项未超出股东注册出资60万元之外140万元借款数额，上诉人诉求不会造成抽逃出资的后果。二、原审判决返还被上诉人已支付的20万元明显违背涉案协议的履行状况。涉案协议已进入履行状态，上诉人提出诉讼请求前被上诉人没有要求返还款项，仅仅以经营状况为由拖延支付，上诉人起诉之后被上诉人提出反诉主张无效并要求返还款项的行为不具有正当性，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三、原审认定协议无效及判决返还所依据的基础事实与查明事实不符，适用法律存在与事实不符的错误。 被上诉人淄博华星公司在法定答辩期内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原审原告毕晓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淄博华星公司支付毕晓东出资返还款125万元，并赔偿经济损失48750元，合计1298750元；2.诉讼费由淄博华星公司承担。 原审反诉原告淄博华星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依法确认淄博华星公司与毕晓东于2018年5月14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2.依法判令毕晓东返还投资款20万元，并按照年利率6%支付自款项收到之日起至毕晓东实际偿还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3.诉讼费用由毕晓东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下列证据和事实，当事人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2010年1月12日，毕晓东与张银堂、荣海山、张旺共同出资成立淄博华星公司，注册资本为180万元，其中毕晓东出资60万元，认缴出资比例为33.30%，张银堂出资20万元，认缴出资比例为11.10%，荣海山出资20万元，认缴出资比例为11.10%，张旺出资80万元，认缴出资比例为44.50%，有加盖桓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档案查询专用章的企业信息为证。2009年11月8日、2009年11月21日2010年1月21日，毕晓东分别向淄博华星公司交纳115万元、50万元、35万元，合计200万元。2018年5月14日，毕晓东与淄博华星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甲方为毕晓东，乙方为淄博华星公司，该协议的内容为：双方现针对甲方出资返还事宜，经友好协商，依据《公司法》、《合同法》、《民法通则》等法律规定，在平等自愿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一、乙方支付甲方出资款共计200万元，以上款项自协议签订之日起并在乙方正常生产经营情况下，每月10日前固定支付5万元，如果公司效益好，到2019年2月5日春节前，公司付款达到100万元，剩余款继续执行，在每月10日前付5万元，直至全部付清。二、若乙方未完全按约定支付第一条约定款项，甲方仍有权依据相关材料及法律规定依法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三、乙方按约定全部履行第一项义务后，甲方必须办理股权退出手续，从乙方公司退出，与乙公司无任何关系，具体事宜及股权退出所需费用由乙方承担，甲方对乙方对外发生及可能发生的一切债务（包括本协议签订前）不承担任何责任，若因乙方公司对外债务给甲方造成损失，应予以全部赔偿。四、乙方履行本协议约定义务后，甲方与乙方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士代之间再无其他任何权利经济纠纷。五、本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任何一方均须严格遵守协议约定，不得以重大误解、显示公平等任何事由撤销协议约定。六、本协议自各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一式二份，协议当事人各持一份。协议签订后，淄博华星公司于2018年5月25日、2018年6月8日、2019年1月7日、2019年2月28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毕晓东的账户转入款项共计20万元，有中国农业银行出具的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业务回单（付款）、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为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庭审中，关于《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毕晓东提交（2018）鲁0321民初281号民事裁定书、（2018）鲁0321民初282号民事判决书、（2018）鲁0321民初284号民事裁定书，据此证实2018年1月11日，毕晓东因与淄博华星公司之间的公司盈余分配纠纷向桓台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淄博华星公司支付2016年未分配的利润。同日，毕晓东因与淄博华星公司、淄博华星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张士代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向桓台县人民法院分别提起诉讼，要求淄博华星公司与张士代偿还借款。关于盈余分配纠纷，法院于2018年2月27日作出判决依法驳回毕晓东的诉讼请求，另两起民间借贷案件均于2018年5月14日以撤诉形式结案，而涉案《协议书》的签订时间正好与上述两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撤诉时间相吻合。另外，根据淄博华星公司公示的企业信息，毕晓东认缴的出资额为60万元，而涉案《协议书》中载明淄博华星公司需返还给毕晓东出资款200万元，显然与公示信息不符。综上可知，《协议书》中涉及的款项200万元不仅仅包含毕晓东的出资款，还包含毕晓东与淄博华星公司、张士代之间的借贷款项共计140万元，而该部分款项早已投入到淄博华星公司的正常运营中。因此，《协议书》实际上是毕晓东与淄博华星公司对双方之间债权债务关系作出的统一约定，并非简单的投资返还，自然也就不存在淄博华星公司在答辩中所陈述的该协议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且该协议上加盖有淄博华星公司的印章及法定代表人张旺的个人印章以及股东荣海山的签名予以确认，足以证实《协议书》是毕晓东与淄博华星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另外，毕晓东与张旺、荣海山同为淄博华星公司的股东，三人认缴的出资额已达公司注册资本的88.90%，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结合上述事实，涉案《协议书》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当依约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根据涉案《协议书》第一条约定，截止2019年2月5日前付款应达到100万元，自2019年2月至2019年11月期间，按照每月付款5万元计算，截至2019年11月，淄博华星公司应支付毕晓东145万元，但淄博华星公司仅支付了20万元，剩余款项125万元至今未付。淄博华星公司经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认为一是关于《协议书》的问题，首先，《协议书》第一段载有“双方现针对甲方出资返还事宜”字样，第一条、第三条也都有乙方须向甲方返还出资的陈述，可见双方均认可协议中的200万元为股东毕晓东对公司的出资，其中的140万元属于股权性投资，而非毕晓东所述的借款，现该部分款项已经变为公司的资产，况且毕晓东支付上述款项的时间是2009年，其在时隔十年后又要求返还，该行为本身就违背常理；其次，毕晓东所诉会直接导致公司出现减资后果，而公司减资或者股权转让都应经过股东大会决议，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及决议的作出也都有相应的法定程序，根据法律规定股东已经投入的出资不能随意主张返还，更不是简单签订一个协议即可完成返还手续，如果确实存在其他股东受让股权的情况，那么毕晓东应当与受让其股权的股东签订协议，而非与淄博华星公司签订涉案《协议书》；再次，涉案《协议书》上加盖的公章及法人章均是荣海山所为，其他股东根本不知情，《协议书》中也没有张旺本人的签字，公司的法人章并不在张旺本人手中，该印章仅是代表公司的意思表示，并不代表张旺个人的真实意思，张银堂是公司的小股东，但其股东权利也应该得到保障，不能因其出资少而剥夺其作为股东应当享有的知情权及表决权，因此，《协议书》在未经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旺及股东张银堂签字确认的情况下，毕晓东直接将该份《协议书》认定为所有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合适；最后，《协议书》签订时，淄博华星公司一直处于经营状态，尚有许多债权人存在，公司在产生盈余后，没有优先偿还债权人的债权，反而选择先进行股东投资款返还处理，明显侵犯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另外，毕晓东提及的表决权比例问题，本案中也不适用。综上，涉案《协议书》应认定为无效，涉案款项不应予以返还。二是关于三份裁判文书的问题，首先，根据（2018）鲁0321民初282号民事判决书可知，公司无利润时可以不进行利益分配，且该份判决书也可以证明毕晓东当时已认可本案所涉及的200万元为出资款；其次，根据（2018）鲁0321民初284号民事裁定书可知，该案以毕晓东申请撤诉而终结，毕晓东主张的借款并未得到法院的支持；再次，根据（2018）鲁0321民初281号民事裁定书可知，该案中涉及的当事人系案外人张士代，与本案无关，且毕晓东申请撤诉的原因是因为张士代有相应的还款凭证，而非与涉案《协议书》的签订存在关联。三是《协议书》第一条中明确载明了支付款项的条件，即在淄博华星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情况下，而淄博华星公司自2018年9月就已不再经营，根据2019年4月政府文件的公示，已被作为取缔企业，该约定应是附条件的约定，付款的前提是公司效益好，而淄博华星公司都已不再经营，何谈效益好，因此，付款条件不成立。 对淄博华星公司的上述质证意见，毕晓东认为一是涉案《协议书》签订时，张旺与张士代都在现场，《协议书》上加盖了张旺的个人印章，其效力等同于张旺本人在协议上签字确认，且张士代与张旺系父子关系，与荣海山、张银堂均系亲属关系，虽然张银堂的签名没有在协议中出现，但张银堂对《协议书》的签订情况不可能不知情，况且张银堂的认缴出资比例仅为11.1%，其意见不会影响最终结果。二是《协议书》第四条中曾经出现淄博华星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士代的相关记载，根据双方当时的约定以及该协议体现的意思，毕晓东只是退出股东身份，退出后，毕晓东的相应股份应当由淄博华星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股东接收，这并不必然导致淄博华星公司所辩称的公司注册资本减少的法律后果，公司注册资本是否减少是淄博华星公司在此后自行决定的事宜，与毕晓东无关，且公司注册资本减少这一情况尚未实际出现，淄博华星公司不能以此来否定该协议的法定效力。三是协议中第一条记载的“在乙方正常生产经营情况下”仅是针对淄博华星公司履行能力所作出的表述，淄博华星公司以此为由免除其应当履行的返还义务，无任何法律依据。四是根据庭审调查可知，淄博华星公司已经分四次向毕晓东支付款项共计20万元，该付款行为足以证明淄博华星公司对该协议的效力是认可的，否则不会依据协议履行付款义务。综上，涉案《协议书》合法有效，协议内容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五是毕晓东与淄博华星公司之间的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是毕晓东基于股东身份提起的诉讼，并非针对涉案款200万元，更不存在承认该款项是出资款的情况，淄博华星公司的相关陈述扭曲了事实。六是荣海山仅是公司小股东，淄博华星公司将签订协议、法人盖章、履行协议这样重大的事项都推给荣海山，明显违背常理。 毕晓东提交淄博华星公司自2018年5月至2019年9月期间的财务报表一份，据此证实淄博华星公司一直处于生产经营之中，该报表是毕晓东以公司股东身份从税务部门处调取，由淄博华星公司向税务部门报送的，该报表的数据客观真实，毕晓东愿意对其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根据该报表可知，淄博华星公司一直进行生产经营，且处于盈利状态。另外，按照行业惯例，企业向税务部门报送的营业额、利润值等数据远低于其实际数据，因此，毕晓东有理由相信淄博华星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及利润额远优于报表中所体现的情况，换句话说，淄博华星公司完全有能力履行涉案《协议书》中确定的给付义务。 淄博华星公司经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报表中原材料、周转材料等众多项目数量均为零，而一个生产型企业没有原材料及周转材料是无法进行生产的，因此，淄博华星公司有理由怀疑该份证据的真实性。退一步讲，即使该份报表是真实存在的，这也仅是淄博华星公司为了完善税收需要而进行的申报。公司实际上早在2018年9月就已经停止经营，有桓台县人民政府公示的“关闭淘汰一批”化工生产企业名单为证。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淄博华星公司提交如下证据： 一、桓台县人民政府公示的“关闭淘汰一批”化工生产企业名单一份，据此证实淄博华星公司实际上早在2018年9月就已经停止经营。毕晓东经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认为该证据仅仅是政府对外所作的公示，涉及的企业是否关闭淘汰，无法确定，且公示的时间是2019年4月25日至2019年4月30日，与淄博华星公司所主张的其自2018年9月便不再生产一说矛盾。另外，淄博华星公司的经营范围不仅仅是生产化工产品，还可以销售相应的化工产品，且淄博华星公司处尚存有部分原材料及成品，其可以在停止生产期间通过销售的方式继续进行经营，由此可见，淄博华星公司所述不属实。 二、公司账簿及记账凭证一宗，据此证实淄博华星公司的账簿和记账凭证中记载了公司股东股权投资情况，各股东投资共计500万元，均系股权性投资，每一笔账目后面有相应的凭证号与之对应，2009年10月份之后，淄博华星公司开始筹建，然后随之就形成了相应的账目与账簿，当时的会计应该是王红霞，发生每笔业务后，由财务人员制作记账凭证然后再统计到公司账簿中。淄博华星公司于2010年1月12日注册成立，公司成立之前，四名股东出资共计4514900元，款项全部转入公司会计账户，公司成立前的实际出资情况如下：1.荣海山自2009年10月20日至2010年1月12日期间出资434900元；2.毕晓东自2009年11月8日至2010年1月12日期间出资165万元；3.张旺自2009年11月9日至2010年1月12日期间出资193万元；4.张银堂于2009年11月3日出资50万元。剩余投资款485100元的实际出资情况如下：1.荣海山自2010年1月16日至2010年2月20日期间出资65100元；2.毕晓东于2010年1月21日出资35万元；3.张旺自2010年2月20日至2010年3月2日出资7万元。综上可知，涉案投资款500万元已全部到位。公司账簿和记账凭证中记载的出资款项与毕晓东提交的关于出资200万元的时间节点相互吻合。按照法律规定，涉案协议违反了我国法律与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侵犯了公司的债权人和其他股东的利益，因此，涉案股权款不应予以返还。毕晓东经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一是王红霞是公司的出纳并不是会计，因此，相应的会计凭证不可能由王红霞制作，按照公司管理的惯例，公司账簿应当由负责人签字予以确认，淄博华星公司陈述公司成立之初由毕晓东对公司管理，在无毕晓东本人签字确认的情况下，对该组账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二是毕晓东在此之前从未在公司见到该份账目凭证，若如淄博华星公司陈述的股东出资500万元，则应当有四名股东签订的股权出资协议，但是至今毕晓东也未签订过该协议。三是仅有另外三名股东在公司账簿的复印件中签字，恰恰缺少毕晓东的签字，由此可见，淄博华星公司主张的四名股东实际出资500万元，这并非是公司成立时形成的合意。 三、桓台农村商业银行有限公司调取的个人业务取款凭证四份、结算存款凭证四份、办理人员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淄博中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书一份，据此证实2010年1月7日15时19分至15时30分，公司财务人员王红霞从个人账户内提款以公司股东名义将款项存至公司账户，完成了180万元的注册资金验资；而王红霞提取的个人存款款项，便是公司成立前收到的各股东的投资款中的一部分，从取款凭证与结算存款凭证中记载的时间也可以看出资与存款均是由王红霞一人完成的，四名股东先将款项转至公司财务人员账户内，后由公司财务人员统一进行支配；部分款项用于公司前期建设，部分用于注册资本验资，其它款项基本用于公司的基础建设、购买机器设备、生产原料等用途，也已经转化为公司资产。毕晓东经质证，对于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认为银行的取款凭证与结算存款凭证体现的仅仅是款项的收支状况，本身并不能体现款项的性质，淄博中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是对淄博华星公司股东真实出资情况的记载，该审计报告形成时间在淄博华星公司所陈述的所谓出资时间之后，因此，从形成时间及审计报告的权威性看，淄博华星公司的股东出资应当以审计报告载明的出资数额及比例为准。 四、对淄博华星公司的股东荣海山、张旺、张银堂所进行的律师调查笔录三份。据此证实淄博华星公司的实际注册资本金系500万元，张旺、毕晓东实际出资为200万元、200万元，荣海山、张银堂实际出资为50万元、50万元，此部分款项均已计入公司的实收资本内，淄博华星公司除毕晓东之外的其他股东亦不同意将案涉股权性投资款进行返还。毕晓东经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一是该证据系淄博华星公司单方面制作，在无被调查人出庭作证的情况下，该记录的真实性无法予以确认，也不具有证据应当具有的证明效力。二是笔录中载明的事实也与法庭调查中调查的事实不符，荣海山、张旺在毕晓东提交的协议书中均已签字，本身已经同意认可返还涉案款项，而在笔录中又主张不同意返还，明显违背诚信原则。另外，荣海山在笔录中明确陈述公司进行工商登记时，注册资本200万元是为了减少风险，因此，所谓公司的注册资本减少应当以法定注册资本200万元而不应当以500万元进行计算。张旺作为淄博华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调查笔录中陈述其对于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是在本次起诉之后才知晓，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因为毕晓东曾提起过对淄博华星公司的诉讼。三是调查笔录中的被调查人均系与本案判决结果存在利害关系的淄博华星公司的股东，陈述的内容不管真实是否，均不能够否认淄博华星公司与毕晓东已合法签订的向毕晓东返还款项200万元的协议书。 五、（2018）鲁0321民初284号一案的庭审笔录，据此证实就涉案200万元款项的构成，毕晓东在（2018）鲁0321民初284号一案中提交了证据并进行了说明，与淄博华星公司在本案中陈述的款项构成一致，但是毕晓东在两次庭审中的陈述并不一致。毕晓东经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毕晓东在两案件中关于款项的收取陈述确实不一致，但是其对于向淄博华星公司交付200万元的事实自始就无异议，只是对于200万元款项的性质与淄博华星公司之间存在明显分歧。 六、淄博华星公司的章程。据此证实公司章程第八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全体通过，经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同时，第十三条规定，股东会会议采取举手表决的方式，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需经全体股东表决通过，其他事项须经代表三分之二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本案是公司内部之间的纠纷，张银堂作为股东之一应当享有股东权利，公司减资或者股东退出公司均需要召开股东会会议，并经全体股东同意，这是必经的法定程序。张银堂是否离开公司不影响其股东身份，无论持股比例多少，其均享有法律规定的股东权利，而张银堂并未在涉案协议书中签字，因此，协议书的签订违反了公司章程及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侵犯了其他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当然无效。另外，张旺在协议书中的签章也不是张旺本人认可的行为，也应属无效。毕晓东经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认为本案中实际上并不存在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情形，因为依据《协议书》第三条约定，淄博华星公司支付协议款项后，毕晓东从公司退出，股份由公司其他股东自行接收，另外三名股东不管如何接收毕晓东持有的注册资本中的股份，均对淄博华星公司的注册资本200万元无任何实际影响，因此，毕晓东退出公司并不必然造成注册资本减少。公司章程中并未规定股权转让必需经全体股东表决通过，第八条规定的需股东全体通过的情形是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 因淄博华星公司未按照约定返还《协议书》中的款项，庭审中，毕晓东要求淄博华星公司支付经济损失48750元，其陈述淄博华星公司已经支付了款项20万元，根据涉案《协议书》第一条约定，毕晓东认可该部分是淄博华星公司支付2018年5月至2018年8月期间的款项，因此，毕晓东主张自2018年9月10日起计算经济损失，由于双方未约定经济损失的计算利率，毕晓东要求参照民间借贷相关法律规定即年利率6%计算。具体计算方式为：自2018年9月10日至2019年11月9日期间的经济损失为3500元，以5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2018年10月10日至2019年11月9日期间的经济损失为3250元，以5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2018年11月10日至2019年11月9日期间的经济损失为3000元，以5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2018年12月10日至2019年11月9日期间的经济损失为2750元，以5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2019年1月10日至2019年11月9日期间的经济损失为2500元，以5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2019年2月5日至2019年11月9日期间的经济损失为24750元，因为截止2019年2月5日，淄博华星公司应支付100万，扣减在此之前应支付的45万元，因此，该期间以55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2019年3月10日至2019年11月9日期间的经济损失为2000元，以5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2019年4月10日至2019年11月9日期间的经济损失为1750元，以5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2019年5月10日至2019年11月9日期间的经济损失为1500元，以5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2019年6月10日至2019年11月9日期间的经济损失为1250元，以5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2019年7月10日至2019年11月9日期间的经济损失为1000元，以5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2019年8月10日至2019年11月9日期间的经济损失为750元，以5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2019年9月10日至2019年11月9日期间的经济损失为500元，以5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2019年10月10日至2019年11月9日期间的经济损失为250元，以5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以上合计48750元。对此，淄博华星公司不予认可，认为毕晓东一直主张涉案《协议书》有效，那么其应当恪守履约，而协议中明确载明淄博华星公司只有在正常生产经营情况下，才向毕晓东按月支付部分款项，该约定应属于附条件履行，现淄博华星公司已无法正常生产经营，则履行条件未成就，因此，毕晓东要求淄博华星公司支付涉案款项，不仅与其主张相悖，也缺乏法律及合同依据，鉴于此，毕晓东诉求的经济损失也就当然不存在。另外，双方在协议中未对利息进行约定，则淄博华星公司不应当支付。若毕晓东胜诉，利息也应自起诉之日起计算，毕晓东自2018年9月10日起主张利息，无任何依据。庭审中，淄博华星公司陈述毕晓东系基于涉案《协议书》从淄博华星公司处获得20万元，那么该份协议一旦认定为无效，毕晓东就应当将该款项予以返还。同时，毕晓东还应根据其占用款项的时间支付淄博华星公司资金占用利息，对于利息的计算标准，淄博华星公司要求按照年利率6%计算。对此，毕晓东认为因为涉案《协议书》合法成立有效，毕晓东基于该《协议书》收取的20万元则不应当予以返还，也就不存在向淄博华星公司支付利息的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是毕晓东对淄博华星公司的出资款200万元性质如何认定；二是毕晓东对淄博华星公司的出资款200万元是否应予以返还；三是淄博华星公司依据《协议书》支付给毕晓东的20万元是否应予以返还。关于第一个焦点，即毕晓东对淄博华星公司的出资款200万元的性质认定的问题。对于涉案200万元款项的构成，根据毕晓东与淄博华星公司提交的证据及庭审调查可知，该款项包含毕晓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认缴出资额60万元与公司成立前后投入的款项140万元。对于毕晓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认缴出资额60万元的性质。淄博华星公司成立时，毕晓东作为公司股东已实际缴纳出资60万元，该部分出资款为公司的注册资本，毕晓东与淄博华星公司对此不存在争议。对于毕晓东在淄博华星公司成立前后投入的款项140万元的性质问题。毕晓东与淄博华星公司对该款项的性质存在分歧，毕晓东认为该款项是淄博华星公司向毕晓东的借款，淄博华星公司认为该款项是毕晓东对淄博华星公司的股权性投资，已转化为公司资产。根据毕晓东与淄博华星公司提交的证据及庭审调查可知，2010年1月12日，淄博华星公司成立时的注册资本为180万元，但是包括毕晓东在内的各股东除注册资本外都还有额外出资，从淄博华星公司提供的会计账簿、记账凭证等证据记载的内容来看，淄博华星公司按照投资款、借款资金性质等的不同分别建账，将张旺、毕晓东、荣海山与张银堂汇入的多笔资金共计500万元均记入“实收资本”名项之下，淄博华星公司就每笔款项为各股东出具了收据，收据中载明的交款事由皆为“投资款”。除公司注册资本外，张旺、毕晓东、荣海山与张银堂作为股东额外投入淄博华星公司的款项分别为120万元、140万元、30万元、30万元，但是对于各股东在注册资本之外的出资属于何种性质，淄博华星公司的章程中并未明确规定。股东认缴的注册资本是构成公司资本的基础，但公司的有效经营有时还需要其他条件或资源，因此，在注册资本符合法定要求的情况下，我国法律并未禁止股东内部对各自的实际出资数额和占有股权比例做出约定，该行为并不影响公司资本对公司债权担保等对外基本功能实现，并非规避法律的行为，应属于公司股东意思自治的范畴。从毕晓东与其他各股东出资的时间及款项用途来看，各股东在淄博华星公司成立之前实际投入的款项已达4514900元，远远超过公司成立时各股东认缴的注册资本180万元，足以说明各股东投入款项的行为应是根据公司实际财产价值，看好公司发展前景，愿意共享公司利润，共担公司风险的私人意志；且公司成立后，各股东与公司之间并没有公司法意义上的所谓增加注册资本的合意，毕晓东对淄博华星公司超出其认缴资本的投资款140万元虽然已全部进入公司账户，但因其并非注册资本，则自然无需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必须经过验资程序后转入公司账户方能认定为公司财产，而只要最终确认该款项投入到公司的实际经营运作即可认定为公司财产，庭审中，毕晓东与淄博华星公司皆认可该140万元已实际投入到公司的实际经营中。因此，毕晓东对淄博华星公司超出其认缴资本的投资款140万元应系毕晓东向淄博华星公司的出资，该投资款已计入公司资本，成为公司的责任财产，毕晓东继而享有相应的权利。毕晓东认为其对公司超出认缴资本的投资款140万元属于淄博华星公司向其借款，但是未能举证证明其事先就该部分出资款项与淄博华星公司达成借款合意以及借款期限、借款利息等有特别约定，在此情形下，则无法认定毕晓东与淄博华星公司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因此，毕晓东主张的其对公司超出认缴资本的投资款140万元的性质为借款，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焦点，即毕晓东对淄博华星公司的出资款200万元是否应予以返还的问题。对于涉案200万元款项的性质，上面已经作出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同时，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三）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公司因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的原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根据公司法规定，股东通过投资取得公司股权，其对公司的出资已转化为公司资产，除公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股东并不能直接要求公司退还投资款，如果股东退出公司，须通过股权转让、公司减资、公司清算等方式加以实现。根据庭审调查可知，涉案《协议书》的签订并非所有公司股东都参与，也不是按照公司法或公司章程关于公司减资或者股权转让的法定程序而进行的，涉案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所规定的相应情形，鉴于以上分析，针对毕晓东对淄博华星公司的出资款200万元，双方所达成的《协议书》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此，涉案《协议书》无论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还是从公司法资本维持的原则考虑，均应认定为无效。涉案《协议书》因无效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因此，毕晓东作为公司股东无权要求淄博华星公司返还出资款200万元。故，毕晓东要求淄博华星公司返还出资款并支付经济损失，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三个焦点，即淄博华星公司依据《协议书》支付给毕晓东的20万元是否应予以返还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该法律规定，涉案《协议书》无效后，就返还财产而言，毕晓东应将从淄博华星公司取得的财产予以返还，从而将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恢复到无效合同缔结前的原状。因此，淄博华星公司要求毕晓东返还已支付款项20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淄博华星公司主张的资金占用利息问题。合同无效的损失赔偿在性质上属缔约过失赔偿，适用缔约过失责任的原则和方法，本案中，毕晓东与淄博华星公司对涉案《协议书》的无效皆存在过失，因此，淄博华星公司无权要求毕晓东赔偿损失，故，淄博华星公司诉求毕晓东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毕晓东与被告淄博华星有机硅材料有限公司于2018年5月14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二、反诉被告毕晓东返还反诉原告淄博华星有机硅材料有限公司依据《协议书》已支付的出资款20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毕晓东的诉讼请求；四、驳回反诉原告淄博华星有机硅材料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489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毕晓东负担，反诉受理费2150元，由反诉原告毕晓东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双方当事人于2018年5月14日所签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二、上诉人毕晓东应否返还被上诉人淄博华星公司依据协议书已支付的出资款20万元。 关于争议焦点一、上诉人毕晓东向被上诉人淄博华星公司投入的200万元款项，收据中载明的交款事由均为投资款。淄博华星公司成立时，毕晓东作为公司股东实缴出资60万元，该200万元款项中的60万元为公司注册资本。其余140万元，毕晓东主张系借款不成立。首先，被上诉人淄博华星公司向上诉人毕晓东出具的收据中明确载明款项的性质为“投资款”，据此足以认定上诉人向淄博华星公司投入140万元的真实意思表示系投资，并非借款。其次，根据淄博华星公司的会计账薄和记账凭证，该部分款项已经记入公司“实收资本”科目之下。再次，根据2018年5月14日毕晓东与淄博华星公司签订的协议中关于“双方对毕晓东出资返还事宜，经友好协商”等内容的约定，亦足以认定上诉人投入公司的款项性质为出资。上诉人亦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就涉案款项与淄博华星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合意。上诉人毕晓东关于该140万元系借款的上诉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等的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股东不能要求公司返还投资款。股东如果退出公司，应通过股权转让、公司减资等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2018年5月14日双方当事人所签返还毕晓东出资的协议书，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一审判决确认该协议书无效并无不当。上诉人毕晓东关于该协议书效力的上诉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本案中，被上诉人淄博华星公司支付给上诉人毕晓东的20万元，因涉案《协议书》无效，上诉人应当予以返还，一审判令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已支付的20万元出资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要求驳回被上诉人该反诉请求的上诉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另，因上诉人毕晓东不缴纳本诉部分上诉费，对其本诉部分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审理。 综上所述，上诉人毕晓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00元，由上诉人毕晓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禚慧聪 审判员  孙德啟 审判员  苏晓宇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八日 书记员  李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