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63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长红，男，1969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正海，北京高文（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州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驮蓝山路**。法定代表人：李锁云，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立强，江苏同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陶波，男，1971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丰都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魏东明，男，1978年9月4日出生，住四川省营山县。上诉人杨长红因与被上诉人徐州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陶波、魏东明占有物返还纠纷一案，不服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苏0391民初26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长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正海，被上诉人徐州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工基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立强，被上诉人陶波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魏东明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长红的上诉请求为：1、撤销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苏0391民初266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并判决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程序严重违法。1、本案一审只有法官助理一人审理，自审自记，程序违法。本案一审三次开庭，前两次均只有一名工作人员，且未告知是审判人员、书记员还是法官助理，从判决书上看属于法官助理自审自记，且第一次庭审没有记录直接让当事人不远万**返回，第二次庭审也是一名工作人员自审自记，也是让当事人再次返回重新开庭，第三次庭审时开始也是一名工作人员自审自记，只是在最后一刻，让三名审判人员走了一个过场。且整个庭审过程中，负责审判的工作人员对被上诉人徐工基础公司偏向明显。2、本案系发回重审案件，判决书应载明原一、二审裁判情况，但本案一审判决对此前一二审裁判情况只字不提，有意隐瞒基本事实。3、本案邮寄的历次开庭传票均不留电话，当事人均无法和审判人员联系，且历次开庭工作人员迟迟不按时到庭，庭审又次次拖延时间，怀疑故意给远在外地的当事人制作麻烦。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被上诉人徐工基础公司侵权事实清楚，上诉人提交的徐工基础公司法务部出具的证明，以及徐工基础公司当庭自认，能够充分证明徐工基础公司在高速公路上将上诉人实际占有并控制下的正在运输中的涉案旋挖机设备拦截并存放到其公司院内。上诉人提交的租赁合同和实际控制涉案旋挖机的事实，以及陶波的自认，能够充分证明上诉人对涉案旋挖机拥有合法的使用权和占有权，且该合法的占有使用权被徐工基础公司以非法的暴力方式侵害，给上诉人造成巨大的租金及运输费用损失，并且导致上诉人在西藏的工地被迫终止，预期利润损失巨大，还导致上诉人因此拖欠农民工工资而四处躲债。2、本案系侵权案件，徐工基础公司在高速公路上暴力拦截上诉人车辆，强行扣押涉案设备，侵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也是以此为由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违反不诉不理的司法原则，刻意审查与本案无关的其他案外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背离司法中立原则。3、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知晓案外人龚加庆拖欠徐工基础公司垫付款，知晓设备已被徐工基础公司用GPS锁死的的事实没有任何事实证据。事实真相当庭已经完全查清，上诉人经过魏东明认识陶波，根本不认识龚加庆，更无从知晓龚加庆拖欠徐工基础公司垫付款的事实。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强行把其“知晓”的事实硬安到上诉人身上。同样，一审判决认为明知涉案设备已被徐工基础公司锁死仍强行拆除，进而认为上诉人未尽审查义务，存在重大过失，并非善意。上诉人租赁设备时，该设备是完好的，在装运过程中需要解码，上诉人对什么GPS解码器根本不懂，如果懂得话，也不可能诉求要求支付解码器费用。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系物权保护纠纷，同时存在侵权责任与租赁合同法律关系的竞合。《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等都有明确的规定，上诉人依法享有的合法占有权受法律保护，被上诉人徐工基础公司所谓通过私力救济的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其手段严重违法。2、一审法院依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判决错误。其一，本案不属于无权处分人对所有权的处分，仅仅是出租人对占有物使用权即租赁权的处分；其二，该条文说明是所有权人可以追回，但被上诉人徐工基础公司暴力抢夺涉案设备时并没有获得该设备的所有权，其仅仅是生产厂家；其三，退一步说，即便其有权追回，但其只能向其合同的相对方即国银租赁公司追回，或者由国银租赁公司向案外人龚加庆追回，而不能直接向上诉人追回；其四，再退一步说，即便其有权追回，也只能通过合法途径追回，而不能通过非法的暴力行为在高速公路上拦截。四、一审判决不当。上诉人一审不仅基于物权法、侵权责任法要求被上诉人徐工基础公司承担责任，而且基于合同法要求被上诉人陶波和魏东明承担责任，如果一审判决认为陶波无权出租，则应当认定涉案租赁合同违法，应当判决陶波和魏东明承担法律责任，一审全部驳回上诉人请求，让上诉人基于合同关系另行起诉陶波，对上诉人该项请求不予审理，不仅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且造成上诉人诉累，不符合司法为民的原则。五、上诉人损失惨重，一审判决不公，请求二审法院公正司法，予以纠正。另外，一审中上诉人当庭将诉讼请求由90万变更为50万本金和20万利息，但一审判决仍以12900元的诉讼费计算，对上诉人显然不公。被上诉人徐州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被上诉人陶波答辩意见同上诉人杨长红的上诉意见。被上诉人魏东明未答辩。上诉人杨长红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徐州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立即退还非法扣押的XR360型号旋挖钻机一台及租金损失50万元，利息损失20万元。（按照以50万元为基数，年利率10%，从2016年5月31日计算至2020年5月31日，之后的利息按照年利率百分之十的标准计算至债权全部清偿之日止）；二、判令被告陶波、魏东明对上述原告损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30日，案外人龚加庆（甲方）与被告陶波（乙方）签订《旋挖钻机经营权转让协议》，约定：“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在自愿的前提下甲方将2013年7月购买的徐工XR360旋挖钻机经营权转让给乙方经营，所有权还是龚加庆，具体协议如下：一、在乙方经营期间，由乙方和徐工厂家沟通协调并缴纳每月机器按揭款（具体额度由乙方与徐工协商）。乙方不再给甲方支付任何费用，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扰乙方正常经营活动及施工作业；二、经营期间，乙方的一切债权债务由乙方负责，一切大小安全事故由乙方负责；三、该机器设备在乙方缴纳完该机器设备所有按揭贷款后，所有权由乙方全部所有，甲方有义务配合乙方办理一切手续。”协议尾部有龚加庆及陶波的签字、捺印及协议签订时间。根据原告杨长红提交的旋挖机租赁合同、中国农业银行宁海长街支行回款回执单显示：2016年5月23日，原告杨长红（甲方、承租方）与被告陶波（乙方、出租方）签订《旋挖机租赁合同》一份，“经双方协商，甲方租用乙方徐工360旋挖机设备一台，18.7米508神威机锁杆一个，钻头护筒等附属配件，经双方协议，达成如下协议条款：一、租赁期限为自该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旋挖钻机施工结束后撤场并安全拖运回旋挖机附件到宁波市宁海县仓库（或者乙方指定的等距离其他地方）之日为止计算租赁期间，实际期限与合同不一致的，以实际租赁期限为准；二、设备租金为每月30万元整，签订合同之日一次性付清……。”被告魏东明作为担保人在合同尾部签字并捺印。同日，原告杨长红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宁海长街支行网点向被告陶波账户内转账33万元，随后陶波将涉案设备交付原告杨长红，后，杨长红通过货运公司将涉案旋挖钻机从浙江宁海县启运，2016年5月31日，当运输车辆途径徐州时，被告徐工基础公司以案外人龚加庆拖欠购车款为由将涉案旋挖钻机拦截扣留。原告杨长红经催告未果，特诉至本院。另，根据被告徐工基础公司提供的证据、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认定如下事实：2012年案外人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银公司）与被告徐工基础公司、案外人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编号为国金租（2012）合作字第（XG-001）号（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之合作协议）；2013年7月11日，案外人大连家瑞三和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和公司，即出卖人、经销商）与案外人龚加庆签订一份《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三和公司将一台型号为XR360旋挖钻机以516万元的价格出售给龚加庆，在徐工场内交货；付款方式及期限：1.首付款51.6万元，融资保证金25.8万元，办理融资租赁的保险费、手续费等相关费用合计15.48万元，合计92.88万元，发车前付清；余款464.4万元龚加庆应于2013年7月20日前办理融资租赁贷款手续，贷款期限36期，即36个月；在未付清价款前，涉案标的物的所有权属于三和公司；龚加庆未及时支付货款、融资租赁款的，银行、融资租赁公司或三和公司可以在事先不通知龚加庆的情况下有权停止设备的使用并将设备拉回。此外，三和公司与龚加庆还对其他相关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同日，三和公司与龚加庆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约定：《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龚加庆向三和公司支付65万元（保险公证费15.48万元、保证金25.8万元、首付款23.72万元），其中发车前支付15万元，设备到达现场后支付50万元，首付款余款27.88万元于2013年11月20日起3个月内均付清。此外，三和公司与龚加庆还对其他相关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2013年7月13日，案外人国银公司与案外人龚加庆签订了编号为国金租（2013）租字第（XG-7050029）号《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案外人龚加庆向案外人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申请以售后回租的方式回租给案外人龚加庆；国银公司应将工程机械以占有改定的方式交付给龚加庆使用，同时应视为国银公司已将租赁物交付给龚加庆使用，两项交付同时完成，所交付的工程机械为涉案旋挖钻机，龚加庆应在交付完成后签署《租赁物接受确认函》，合同标的物为价值516万元的XR360旋挖钻机一台，产品识别代码为XUG0360REDHJ00271,发动机编号为35313379，其中首期款为51.6万元，后期款464.4万元，租赁期限为36期，即每一个月支付一次租金，共付36次，租金构成为租金本金及利息，租金本金与工程机械总价款相同；租赁利息＝未支付租金本金月×当期实际天数×租赁利率/360，租赁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加15%并按季度调整；首期租金与首期款金额相等并在交付日相抵消；国银公司委托中国建设银行代扣龚加庆后期租金及转让租赁物所有权的名义价款，龚加庆的扣款账户户名为龚加庆、账号为62×××56的账户；龚加庆未能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时间向国银公司支付租金的，国银公司有权向龚加庆收取违约金，龚加庆逾期达到30个日历日，徐工基础公司及三和公司应采取必要措施进行催收，龚加庆向国银公司缴存保证金，金额＝实际融资金额（租赁本金—首期租金）×5%，租赁期限届满或本合同提前终止且龚加庆完全履行了本合同项下的所有债务后，龚加庆将保证金余额返还缴存方，如保证金为龚加庆所缴纳，经龚加庆申请，国银公司可以将该保证金的余额抵扣龚加庆最后一期的租金及名义价款；三和公司为龚加庆履行期在上述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龚加庆出现本合同约定的严重违约情形时，权益购买方徐工基础公司将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向出租人支付龚加庆到期应付未付的租金、未到期的租金本金、违约金、名义价款及其他应付款项，国银公司将租赁物所有权及相关权益一并转让与权益购买方；龚加庆确认：权益受让方或保证责任承担方向国银公司支付完相关款项后，即有权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龚加庆提起诉讼及/或其他方式予以追索，包括不限于：拖机、锁机、收回租赁物、变卖租赁物等救济措施，若因此产生争议，龚加庆与权益受让方自行协商解决，与国银公司无关；龚加庆的特别声明：龚加庆确认租赁物的所有权归属于出租人所有；发生争执，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此外，各方还对其他相关权利义务也进行了约定。龚加庆在落款“承租人”处签字。同日，徐工基础公司向国银公司出具一份《业务确认函（售后回租自然人版）》，其内容为：龚加庆已通过我公司审批，同时我司已取得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的有效授权，以下声明代表我公司与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共同的意思表示：同意贵司（国银公司作为出租人）与该客户（龚加庆作为承租人）开展租赁业务并签署《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并将该《融资租赁合同》纳入国金租（2012）合作第（XG-001）号《合作协议》合作额度内，我公司与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对承租人在《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项下的债务承担权益购买、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义务。本函构成《融资租赁合同》的组成部分，不可撤销、撤回，自盖章之日起生效。合同签订后，龚加庆按约于2013年9月20日向国银公司交付了第一期租金2.919528万元、于2013年10月20日向国银公司交付了第二期租金2.737057万元、于2013年11月5日向国银公司交付了第三期租金2.828293万元，此后的租金未向国银公司支付，三和公司、徐工基础公司向国银公司代龚加庆垫付了租金。2014年12月18日，龚加庆向徐工基础公司给付20万元、于2015年2月向徐工基础给付5万元。2015年4月30日，徐工基础公司（甲方）与龚加庆（乙方）签订《还款协议》，载明：乙方于2013年7月从徐工基础经销商三和公司购置XR360旋挖钻机一台，在施工过程中因工地人员伤亡事故，现无力偿还按揭贷款，就双方多次协商，现达成如下协议：1、乙方于2015年5月1日还款5万元，甲方对该机进行解锁；2、乙方于2015年6月、7月、8月，每月30日之前还款5万元；3、乙方于2015年9月、10月、11月、12月，每月30日前还款10万元；4、后续按揭正常还款；5、乙方如按照协议正常还款，甲方不锁机、不拖车，如乙方违反协议，甲方锁机并拖车，双方确认前述25万元系包含在该款项之内。2016年5月10日，国银公司向徐工基础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龚加庆在《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已构成严重违约，国银公司作为租赁物的所有权人授权徐工基础公司同时或分阶段采取以下一种或多种措施：1、要求承租人（即龚加庆）立即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并要求承租人将租赁物返还至划定地点；2、在保障生产/驾驶/运营安全的前提下，适时对租赁物采取停机、锁机、断油等操作；3、依合同约定采取合法措施收回租赁物等。其后，徐工基础公司于2016年5月底自龚加庆处拖回了涉案设备。2018年7月17日，国银公司出具租金支付证明，载明合同为XG-7050029、经销商为三和公司、厂商为徐工基础公司、承租人为龚加庆、起租日为2013年8月20日，同时以表格形式载明了还租日、应收金额、实收金额、租金到账日、支付方式，其中第1至第3期支付方式为系统扣划、，自第4期至第9期支付方式为经销商垫付，总计93.27684万元；自第10期至第36期系厂商徐工基础公司垫付，合计417.704396万元。同日，三和公司出具权利转让通知书，大致内容为：由于龚加庆不能按照前述《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我公司已承担连带付款责任，截至2018年7月17日，向国银公司垫付租金93.27684万元，生产厂商徐工基础公司垫付租金417.704396万元，累计共垫付510.9812.36万元；我公司将《融资租赁合同》中对你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追偿权）全部转移给生产厂商徐工基础公司，徐工基础公司有权向你追偿，并享有该合同项下我公司所有权利，望你在接到通知后及时向徐工基础公司支付相关垫付款项。2018年8月18日，三和公司向龚加庆邮寄该通知书，被退回。2018年8月21日，三和公司在《工人日报》向龚加庆发布该通知书全文。2018年9月28日，国银公司出具债权转让通知书，载明：致龚加庆，我公司与贵方签订一份《融资租赁合同》，合同编号为国金租（2013）租字第（XG-7050029）。因贵方严重违反本合同的约定，经我公司多次催告后，贵方仍未能按时足额偿还租金及其他相关费用，严重违反了合同约定的义务，我公司已将我公司对租赁物的所有权及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对贵方享有的剩余债权转让给徐工基础公司。特此通知！2018年11月27日，江苏光大资产评估公司受徐工基础公司委托对涉案机器作出报告书，确定在评估基准日2016年6月4日机器的评估价值为264万元。徐工基础公司表示涉案机器目前在该公司，在给予龚加庆回赎的考虑时间、确定不回赎后确定评估基准日为2016年6月4日。2019年8月20日，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辽0204民初622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被告龚加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徐州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垫付的租金1987612.36元；二、被告龚加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原告徐州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利息……;三、驳回原告徐州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后，龚加庆对该判决上诉至辽宁上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诉讼期间承租人与出租人对租赁物的价值有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的价值；融资租赁合同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参照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物折旧以及合同到期后租赁物的残值确定租赁物的价值；承租人或者出租人认为依前款确定的价值严重偏离租赁物实际价值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委托有资质的机构评估或者拍卖确定。本案中，徐工基础公司提交的《资产评估咨询报告书》虽系其自行委托，龚加庆不予认可，但龚加庆对该鉴定所采用成本法评估以及成新率并没有提出异议，该报告书确定的成新率具有参考价值，根据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并结合案涉《融资租赁合同》和《工业品买卖合同》中确定案涉旋挖钻机的价值残值确定为283.8万元较为适宜。2019年12月26日，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辽02民终8772号终审判决，判决内容为：“一、维持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8）辽0204民初6220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第三项；二、变更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8）辽0204民初6220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为：龚加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垫付的1789612.36元。”一审法院认为：案外人龚加庆与三和公司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与国银公司签订的《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对购买涉案旋挖钻机及融资租赁等相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其行为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两份合同成立且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照约定行使权力、履行义务。合同签订后，案外人三和公司、国银公司按照约定交付了涉案旋挖钻机，案外人龚加庆向国银公司交付了保证金232200元，陆续支付前三期租金，但未按照约定向国银公司及时支付后续租金，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对此，案外人三和公司、被告徐工基础公司作为保证人为龚加庆向国银公司垫付部分租金。期间，案外人三和公司出具权利转让通知书，将担保追偿等对龚加庆的权利全部转让给被告徐工基础公司，并在向龚加庆邮寄邮件被退回的情况下载报纸上公告转让事宜，应视为龚加庆收到该通知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的规定，被告徐工基础公司与案外人三和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行为已经对龚加庆发生法律效力，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被告徐工基础公司有权向龚加庆追偿两公司垫付的租金。2015年8月30日，案外人龚加庆与被告陶波签订的《旋挖钻机经营权转让协议》虽然合法有效，但被告陶波在自龚加庆手中取得涉案旋挖钻机的经营权后在经营期间并未履行向该协议中的徐工基础公司沟通协调缴纳按揭贷款等相关事宜，也并未实际向被告徐工基础公司实际支付过任何费用，被告陶波与原告杨长红并不享有所有权及其他合法占有的权利，故，被告陶波构成严重违约亦构成无权处分。在此情形下，被告陶波仍继续与原告杨长红于2016年5月23日签订《旋挖机租赁合同》继续行使涉案旋挖钻机经营权并收取原告杨长红33万元租金，此时，因案外人龚加庆拖欠被告徐工基础公司垫付款，已被徐工基础公司用GPS将该设备锁死，原告杨长红与被告陶波对此事情明确知晓，但原告杨长红仍购买解码器强行将GPS进行强行拆除，被告陶波也并未进行阻拦，原告杨长红与被告陶波之间签订《旋挖机租赁合同》时对涉案设备的权利瑕疵未尽审查义务，对被告陶波是否系涉案旋挖钻机处分权人负有一定的注意义务，但原告并未提供足够证明已尽该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失，其并非善意，故对涉案旋挖钻机不构成善意取得。原告杨长红对涉案旋挖钻机在原告运输过程中被涉案旋挖钻机的所有权人即被告徐工基础公司依法将涉案设备拖回的损失要求被告徐工基础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杨长红应基于其与陶波的租赁合同关系另行起诉，向陶波主张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赔偿损失。对于原告杨长红主张向被告魏东明对自己的上述损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因被告魏东明只是担保原告杨长红向被告陶波支付租金的保证，而现在因享有物权的被告徐工基础公司将设备拖回，致使原告杨长红与被告陶波之间的租赁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担保人魏东明对此并无过错，故，原告杨长红要求被告魏东明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所述，被告徐工基础公司作为涉案旋挖钻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该旋挖钻机，原告杨长红要求被告徐工基础公司返还涉案旋挖钻机并赔偿租金损失50万元，利息损失20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长红的诉讼请求。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案外人龚加庆分别与三和公司、国银公司、徐工基础公司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及《还款协议》中均约定了案外人龚加庆违约情况下，相应权利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收回租赁物。由于案外人龚加庆未按照上述合同的约定支付租金，且将涉案设备经营权转让给陶波，已经构成违约，徐工基础公司有权依据合同的约定及与案外人三和公司、国银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行为，收回涉案租赁物。本案中，陶波与案外人龚加庆签订《旋挖钻机经营权转让协议》后，亦未履行合同约定的每月缴纳设备按揭款的义务。此后，陶波又与杨长红签订《旋挖机租赁合同》，将涉案旋挖机租赁给杨长红使用。且从杨长红出资购买解码器的事实判断，杨长红对于涉案旋挖机已被限制使用的情况应当是知晓的，杨长红在知晓的情况下占有涉案旋挖机，不属于善意占有。在案外人龚加庆既不缴纳租金，涉案旋挖机又被转让、转租，涉案旋挖机所有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属于情况紧迫的情形，徐工基础公司为避免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予以报警，并扣留涉案旋挖机，措施合理，并不构成侵权。杨长红提出一审判决程序违法的问题，经本院审查，一审判决程序不存在违法的情形，对杨长红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杨长红提出一审诉讼费计算有误，经本院审查，一审法院是按照杨长红在（2016）苏0391民初1327号案件中的诉讼请求收取的案件受理费，在该案发回重审后，杨长红变更了诉讼请求，现以此要求退还差额部分的诉讼费用，于法无据。至于杨长红与陶波之间因租赁合同关系产生的纠纷，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应另行解决。综上，上诉人杨长红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5元，由上诉人杨长红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 政审判员 宋正喜审判员 费 蜜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吉彬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