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108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任建伟，男，1978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郑州市，现住上海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烊旭，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巧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邵信谋，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明，上海律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文俊，上海律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任建伟与被上诉人上海巧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巧连公司”)因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6民初318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任建伟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三项，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巧连公司支付任建伟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人民币(币种下同)644，693.60元。事实及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任建伟的《离职申请书》系向巧连公司发送，即离职系向巧连公司提出。根据快递面单信息，收件方为巧连公司人事周玲萍，收件地址为上海市静安区吴江路XXX号静安新时代大厦20楼(巧连公司的实际经营地)，故《离职申请书》是发送给巧连公司的。顶巧(开曼岛)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顶巧公司”)在上海有办公地址，如果任建伟的本意是向顶巧公司发送《离职申请书》，按照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其会直接邮寄给顶巧公司，而不会邮寄给巧连公司。顶巧公司系巧连公司的全资控股股东，《离职申请书》结尾处为顶巧公司并不影响任建伟向巧连公司发出离职请求的意思表示。退一万步讲，即使认定《离职申请书》系向顶巧公司提出，但因其作为巧连公司唯一股东、意思机关，亦应视为向巧连公司提出离职。巧连公司已收到《离职申请书》，未要求任建伟返岗，亦停发工资，表明其已经收到离职的意思表示。一审中，在巧连公司确认于2020年3月27日收到《离职申请书》时双方的劳动关系解除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仍然认定任建伟未向巧连公司提出离职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二、巧连公司就调岗、降薪行为未与任建伟协商一致，且无正当理由和依据。任建伟依法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巧连公司理应支付经济补偿金。本案中任建伟在得知调岗降薪决定后，并非以消极的态度应对或者径行解除劳动关系，而是积极与单位协商，但均未果。巧连公司单方降级调岗、降薪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严重损害了任建伟的合法权益。综上，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如其诉请。巧连公司辩称，不同意任建伟的上诉请求，集团总部(即顶巧公司)对任建伟的调岗合理合法。任建伟在一审中自认曾接受郑州德克士食品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德克士公司”)与顶巧公司多次调岗安排，亦认可了轮岗培训书系其本人签署，其承诺服从顶巧公司的人事调度。因此，顶巧公司将其调至杭州工作符合惯例，任建伟理应服从。并且任建伟的职务为沪浙区副主管，将其调至杭州负责浙江德克士餐厅营运，工作范围仍在沪浙区，本就属于其职责范围。巧连公司按照调岗后的标准向任建伟发薪，其工资待遇并未降低，不存在《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根据任建伟一审提供的工资明细及其陈述，2019年其每月收到巧连公司发放的税后工资为一万六千元左右，而调岗后(即2020年1月)其每月收到巧连公司发放的税后工资为二万一千元左右，其领取的工资并未减少。巧连公司是根据顶巧公司调岗后的标准向其发薪，不存在恶意拖欠或克扣工资的情形。任建伟工资减少，系因调岗后其不再为天津顶连食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顶连公司”)提供劳动，故任建伟主张对应的劳动报酬没有事实依据，巧连公司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同意支付仲裁请求的差额部分，并不意味着认可该项裁决是正当的。劳动关系的解除系因任建伟提出离职申请，以及提出离职后拒绝上班等，其拒不接受工作调整，不前往新的工作岗位，也未再前往巧连公司上班，不存在可以主张经济补偿金的情形。任建伟的一系列行为，证明其辞职的意图十分坚决，巧连公司确认已经收悉辞职信，并已转交集团总部。退一万步讲，即使认为巧连公司应支付经济补偿，任建伟主张经济补偿金的金额也是错误的。综上，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任建伟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确认任建伟与巧连公司于2019年5月1日至2020年3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要求巧连公司向任建伟支付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2月28日的工资差额6，370.60元(其中1月工资差额3，185.30元，2月工资差额3，185.30元)；3、要求巧连公司向任建伟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644，693.60元。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巧连公司成立于2012年2月22日，巧连公司与案外人郑州德克士公司均为顶巧公司的全资控股的企业，巧连公司和郑州德克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邵信谋。郑州德克士公司自2003年10月起为任建伟缴纳社会保险费至2020年5月。任建伟自入职后的所有工作调动均由总部即顶巧公司下发人事令到各个任职的公司进行人事调动。案外人天津顶连公司亦为顶巧公司全资控股的企业。2019年5月1日起，顶巧公司将任建伟调至巧连公司工作，岗位是沪浙区副主管，任建伟与巧连公司未签订过《劳动合同》，任建伟在该期间的工资由巧连公司和天津顶连公司各支付部分工资。2019年12月31日，顶巧公司对集团组织进行了调整并发布公告及附件，公告相关说明中载明：2020年1月1日起任建伟不再任职沪浙苏南地区公司副主管，由地区公司主管另行安排工作。2020年2月起天津顶连公司未再支付任建伟工资，巧连公司仍然按照原支付方式支付任建伟的工资。任建伟最后工作至2020年3月25日，2020年3月27日，任建伟向巧连公司的周玲萍发送快递，递送的文件内容为《离职申请书》，该离职申请书致送的抬头为顶巧公司，《离职申请书》中载明：本人在公司工作20余年，现公司无故降低我的职级职位，减少我的工资待遇，我深感不公，无奈之下现提出离职，并要求公司补足前两个月少发的工资差额，并向我发放经济补偿金。巧连公司收到任建伟的《离职申请书》后即交给总公司顶巧公司。2020年4月22日，任建伟向上海市静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巧连公司1、确认任建伟于2002年10月1日至2020年3月25日期间与巧连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支付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2月28日的工资差额6，370.60元；3、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544，539.30元。2020年5月20日，任建伟当庭变更了仲裁请求，将第一项请求变更为：要求确认任建伟与巧连公司于2019年5月1日至2020年3月25日的劳动关系；将第三项请求变更为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644，693.60元。上海市静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7月10日依法作出静劳人仲(2020)办字第751号裁决书，裁决一、任建伟与巧连公司于2019年5月1日至2020年3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巧连公司支付任建伟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2月28日期间工资差额6，370.60元；三、驳回任建伟其他请求。任建伟对仲裁委裁决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起诉。本案审理中，巧连公司确认2020年3月27日收到任建伟的离职申请书时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解除；同意支付任建伟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2月28日的工资差额6，370.60元。上述事实，由任建伟提供的德克士内部专用收款凭证、认股权邀约函照片打印件、招商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顶巧餐饮集团对集团组织进行了调整并发布公告及附件、2019年度考核公告、离职申请书等证据予以佐证，巧连公司提供的河南省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轮训培训承诺书、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巧连公司与案外人郑州德克士公司、天津顶连公司均为顶巧公司全资控股的企业。任建伟的社会保险费虽由郑州德克士公司缴纳，但任建伟自2019年5月起即在巧连公司的办公场所工作，任建伟主要工作内容为巧连公司经营的企业服务，且大部分劳动报酬亦通过巧连公司发放，任建伟、巧连公司之间符合劳动关系确立特征，现任建伟要求确认自2019年5月1日起至2020年3月25日期间与巧连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巧连公司同意支付任建伟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2月28日的工资差额6，370.60元，并无不妥之处，一审法院予以准许；2019年12月31日，顶巧公司对任建伟的岗位进行调整，天津顶连公司自2020年2月未再支付任建伟工资，但巧连公司仍然按照原支付方式支付了任建伟的工资，巧连公司不存在恶意欠付任建伟工资的行为。任建伟向顶巧公司送达了《离职申请书》的行为，不能代表任建伟向巧连公司申请离职，现任建伟要求巧连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难以采信。综上所述，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确认任建伟与上海巧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于2019年5月1日至2020年3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上海巧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任建伟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2月28日的工资差额6，370.60元；三、驳回任建伟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上海巧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之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一审法庭审理笔录第9页载明，被代(巧连公司)：“2020年2月起被告支付给原告的工资是增加的不是降低的，原告的工资总额可能是降低的，但被告没有对原告降薪。”原(任建伟)：“2020年2月起原告的工资总额是降低的，原因是天津顶连没有支付原告工资，工资全部由被告负责支付。”第10页载明，原：“证5，……自2019年5月起，原告的工资由被告和天津顶连分别发放，……”本院认为，本案中，任建伟以巧连公司无故降低职级职位，减少工资待遇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关系，要求巧连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当审查任建伟的岗位及工作地点是否可得调整。巧连公司主张任建伟可由集团总部顶巧公司进行工作调动，任建伟在总部轮训后曾先后调任杭州德克士南京分公司事业部主管、巧连公司主管(后因集团架构调整，职位名称变更为沪浙区副主管，但工作内容未发生变动)。巧连公司亦于一审庭审中提供了任建伟签署的轮训培训承诺书复印件，其上载明任建伟同意轮训结束后接受组织安排的全国调任。任建伟在庭审中虽以巧连公司未提供原件为由不予认可，但认可培训后调任杭州德克士南京分公司，其在一审中亦陈述了其入职后曾在集团调动下在郑州、济南、上海、南京等地任职。巧连公司则于一审庭后提供了上述承诺书的原件予以补强。根据在案证据及查明事实可知，在顶巧公司对任建伟进行2019年12月31日的人事调动前，在双方实际履行中，任建伟的所有岗位及工作地点调动均服从了顶巧公司安排。据此可知，此种由集团总部顶巧公司进行的工作调动模式为争议发生之前任建伟工作的常态。其次，关于任建伟主张的无故调岗降薪一节。经审查，任建伟在人事调动后工资总额确实有所降低。巧连公司主张任建伟在巧连公司任职期间还兼管了天津顶连公司在上海的部分业务，故其工资总额有两部分，由巧连公司和天津顶连公司分别支付，而任建伟此次调岗后由巧连公司支付的工资部分并未降低，其工资总额降低系因其调任杭州后不再兼管天津顶连公司相关业务，故天津顶连公司不再支付相应劳动对价。任建伟亦在一审中认可工资总额由两部分组成，工资总额降低系因天津顶连公司未支付工资所致。对此，本院认为，巧连公司上述主张具有合理性，任建伟亦认可工资组成，故本院予以采信，根据薪随岗变原则，任建伟岗位调整后不再兼管天津顶连公司相关业务，故其薪金因天津顶连公司不再支付相应劳动对价而减少。同时，根据银行流水，任建伟在调岗杭州后由巧连公司支付的工资部分并未降低，反而略有增加，故难以反映出巧连公司降薪之事实。同时鉴于双方确认任建伟的社保一直由郑州德克士公司缴纳至2020年5月，可见，任建伟自为集团提供服务起，虽工作岗位调动范围较大，但其社保、家庭生活等并未因岗位在全国调动而产生实质性影响。综上，双方对于劳动报酬减少的争议系因任建伟岗位调整及兼任职务减少产生的争议所致，难以体现巧连公司恶意欠薪之事实。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本案中，现有证据难以证明巧连公司存在上述情形，故而，本院难以支持任建伟要求巧连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诉请。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任建伟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任建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樱审 判 员  姜 婷审 判 员  武之歌二〇二一年一月七日法官助理  张 曦书 记 员  张 曦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