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2民终24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马群勇，男，1970年3月21日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现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占国，河北浩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鞠卫华，女，1974年8月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福俊，泰兴市河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马群勇因与被上诉人鞠卫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2019）苏1283民初99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马群勇上诉请求：一、撤销（2019)苏1283民初996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改判驳回鞠卫华的诉讼请求；三、本案一审及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均由鞠卫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本案为民间借货纠纷，应由马群勇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故一审法院无权对本案管辖。退一步讲，即使一审法院勉强认为本案由鞠卫华户籍所在地法院管辖，但是鞠卫华也长期不在江苏省泰兴市居住而在外地居住，其通过欺骗取得了一审法院管辖权，故一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二、本案借款已经偿还。2015年7月15日马群勇的妻子吴新红给鞠卫华转账1000000元应认定是马群勇的还款，理由是马群勇和鞠卫华之间账目往来较多，在还款后，时隔一年多之后的2016年9月27日以及2019年1月19日马群勇出具的借条均是在马群勇对借款事项记忆模糊的情况下稀里糊涂出具的。2015年7月24日，鞠卫华向案外人印巧玉转账1000000元以及当日案外人郑某出具的《证明》和马群勇无关，马群勇不知晓什么办理房产证的事情，这是两名案外人之间的事情。三、关于240000元所谓的利息问题。马群勇认为，即使法院最终认定1000000元借款尚未偿还，那么这240000元应认定为偿还本金。理由是在2016年9月27日的《借条》中并未约定利息，在2019年1月19日马群勇出具的《借条》中这样写“到2019年1月19日至今未偿还，本人愿意承担银行货款利率”。马群勇认为，这并不是对2019年1月19日之前承担银行贷款利率标准利息的追认，而应认定为2019年1月19日之后愿意承担利息，这才是一种最为公平的解释。被上诉人鞠卫华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马群勇的上诉请求。一、在一审时马群勇向泰兴市人民法院提起管辖权异议，但一审法院驳回了其对本案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二、一审法院程序合法。一审时，一审法院收到马群勇的答辩状，反复交代其本人必须到庭，但马群勇收到一审法院传票没有到庭，视为其对自己权利的放弃。三、马群勇称其于2015年7月15日偿还的1000000元就是本案的本金1000000元，不是事实。事实上双方是朋友关系，在2015年7月24日马群勇与案外人汇1000000元给鞠卫华是鞠卫华受马群勇的委托办理房产过户手续，此1000000元与本案无关联。四、在2016年9月24日、2019年1月19日，马群勇均对以前所借的1000000元进行确认，即2019年1月19日1000000元没有偿还。鞠卫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马群勇立即偿还鞠卫华借款1000000元，并支付自2016年9月27日起按年利率6%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2、依法判决马群勇支付本案的代理费24000元；3、请求判令马群勇承担本案诉讼费。诉讼中鞠卫华变更诉讼请求为：1、请求法院判令马群勇立即偿还鞠卫华借款1000000元，并支付自2019年1月19日起按年利率6%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2、请求判令马群勇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0月20日，马群勇向鞠卫华借款1000000元，鞠卫华于2014年10月23日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马群勇之妻吴新红的账户转账1000000元。2015年7月15日，吴新红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鞠卫华账户转款1000000元。2015年7月24日，鞠卫华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案外人印巧玉账户转账1000000元。2015年7月24日，案外人郑某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兹证明鞠卫华已将老马壹佰万元整汇入海南屯昌百卉花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特此证明用于办理房产证手续。”见证人郑某在落款处签字。2016年9月27日，马群勇向鞠卫华出具《借条》一份，载明：“本人马群勇在2014年10月20日向鞠卫华借人民币壹佰万元整（¥1000000.00），此款汇给我老婆吴新红，到2016年9月27日至今未偿还，本人愿意在半年内还清所有借款。如本人逾期不还愿意承担一切经济损失和责任。”马群勇在借条落款处签字。后经鞠卫华多次催要，马群勇又于2019年1月19日向鞠卫华重新出具《借条》一份，载明：“本人马群勇在2014年10月23日向鞠卫华借人民币壹佰万元整（¥1000000.00），此款汇给我老婆吴新红，到2019年1月19日至今未偿还，本人愿意承担银行贷款利率，在半年内保证将本金和利息全部还清。如本人逾期不还愿意承担一切经济损失和责任。”马群勇在借条落款处签字并按手印。同时该借条落款时间下方注明：“如还不了款，由印巧玉用能网签能办房产证的房屋还账，房屋总价按照市场价优惠15％。”马群勇签字并按手印，同时印巧玉亦签字注明“同意优惠15％”。根据鞠卫华陈述，自2014年10月23日至2016年9月26日，马群勇向鞠卫华支付了240000元利息。另查明，海南屯昌百卉花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卉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印巧玉，公司成立于2013年1月31日。一审法院认为，鞠卫华与马群勇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有借条、转账凭证及鞠卫华当庭陈述予以证明，鞠卫华与马群勇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依法予以认定。通过审理，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吴新红于2015年7月15日向鞠卫华账户转款1000000元性质是否为偿还本案借款；2、本案的借款利息如何认定。关于马群勇之妻吴新红于2015年7月15日向鞠卫华账户转款1000000元性质如何认定，马群勇辩称系偿还鞠卫华借款，但1、根据马群勇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转款性质并未明确系偿还鞠卫华借款；2、如果马群勇已于2015年7月15日偿还该借款，却于2016年9月27日出具借条，并明确表示未能偿还，且又于2019年1月19日重新出具借条，并再次明确表示该款未偿还，明显与常理不符；3、根据鞠卫华陈述，吴新红转给鞠卫华的1000000元系马群勇让鞠卫华帮忙去海南屯昌石卉花园办理房产证的费用，并非还款，且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从相关证据来看，2015年7月15日吴新红向鞠卫华转款1000000元，2015年7月24日鞠卫华向百卉公司法定代表人印巧玉转账1000000元，2015年7月24日见证人郑某出具证明显示“兹证明鞠卫华已将老马壹佰万元整汇入海南屯昌百卉花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特此证明用于办理房产证手续”，可见，该100000元资金流向对象为印巧玉，转账系用于帮助马群勇办理房产证手续，并非偿还本案借款。综上，对马群勇的抗辩意见，依法不予采纳。关于本案的借款利息如何认定，根据马群勇于2019年1月19日出具的《借条》载明：“本人马群勇在2014年10月23日向鞠卫华借人民币壹佰万元整（¥1000000.00），此款汇给我老婆吴新红，到2019年1月19日至今未偿还，本人愿意承担银行贷款利率。”由此可以证明双方对借款利息进行了明确约定，即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马群勇应当按照借条约定的利息标准向鞠卫华支付自借款之日（2014年10月23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根据鞠卫华陈述，马群勇借款后已支付240000元，但未明确是偿还本金，还是偿还利息，根据“先还息，后还本”的原则，此款应当优先抵扣利息，剩余部分再抵充本金。截止2019年1月19日，马群勇向鞠卫华借款已经超过四年，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于2014年公布的一年至五年（含五年）的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为6％，马群勇支付的240000元不足以支付其全部到期利息，且从马群勇出具的借条来看，截止2019年1月19日，马群勇所借鞠卫华1000000元至今未偿还，进一步证明马群勇亦认可未偿还本金的事实，故该240000元不应抵充本金。鞠卫华主张支付以1000000元本金为基数，自2019年1月19日起按年利率6％至实际结清之日止的利息，但借条中已明确约定利息按照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故借款利息应以1000000元本金为基数，自2019年1月1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结清之日止，按判决生效之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马群勇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可以缺席判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马群勇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鞠卫华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1000000元本金为基数，自2019年1月1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结清之日止，按判决生效之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鞠卫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马群勇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016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9016元，由马群勇负担（上述款项鞠卫华已垫付，马群勇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并向鞠卫华支付）。二审中，上诉人马群勇围绕其请求申请了郑某出庭作证。郑某证言的主要内容为：我跟马群勇是朋友关系，又是合作关系，我在马群勇的公司有股份；我通过马群勇认识了鞠卫华。我跟印巧玉没有关系，跟鞠卫华也没关系，与他们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往来。我因为没有去过海南，聊天的时候得知印巧玉要去海南，我跟马群勇说我能不能一起到海南去玩；他们办房产证的事情，我没有经办，也不清楚。我记得我是跟印巧玉一起去的，我们先去的，鞠卫华后来的。鞠卫华让我写材料给她，我就写了，其中一张给鞠卫华打了一张一百万元的欠条，内容是我女儿长的很漂亮，她儿子很帅，我们做亲家，如果不把女儿嫁给她家，就写一份一百万元的欠条，这张条子是开玩笑写的；我另外还写了一张条子，好像是在宾馆写的，地点记不清了，具体是打给印巧玉的什么公司，公司名字忘记了，我也不太记得了；（一审卷中的《证明》）这份证明她叫我怎么写我就怎么写了，我是帮鞠卫华证明一下，对我没有损害。我写《证明》的时候马群勇不在场，也没有告诉我此笔款项的来源、用途。为查明事实，本院依职权调查了马群勇的妻子吴新红及案外人印巧玉。吴新红证言的主要内容为：马群勇与鞠卫华之间的事我清楚，鞠卫华借（给）了我家1000000元我承认，在一月份我丈夫马群勇让我从我银行账户上汇给了鞠卫华1000000元，后来我丈夫马群勇又让我从我同一个银行账户上汇给了鞠卫华1000000元，在这次汇款我注明了“还款”两字。至于办房产证的事我不清楚。印巧玉证言的主要内容为：我和鞠卫华、马群勇，大家都是好朋友。当时鞠卫华确实借了1000000元给马群勇，马群勇没有还给鞠卫华。去年因为马群勇欠鞠卫华酒钱几万元没有给，借的1000000元也没有给，鞠卫华就生气了。我帮他们协调的，马群勇在海南有10套房子，当时我也在海南，办证的事情我也知道，马群勇也亲自去了，鞠卫华帮马群勇办证的；（房产）证是办的马群勇指定人的名字，叫什么名字想不起来了，但是见到人认识，接触不多；郑某我不太熟悉，一开始是马群勇派郑某去的，后来马群勇自己去了郑某没有去，我一直在海南，鞠卫华也去了的。鞠卫华跟我说一个是办证的钱，一个是借的钱。马群勇对上述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为：1、郑某的证言，可以确认其出具《证明》的内容不真实，郑某在出具《证明》时候马群勇不在场，且郑某明确称马群勇并没有告知他这件事，这份《证明》没有事实根据，不能被采信。2、对于吴新红的证言，我不清楚两个1000000元，也不知道另一个1000000元承兑的事情。3、印巧玉同意用房子抵鞠卫华的钱，印巧玉不知道我还了鞠卫华的借款。另外印巧玉还欠我几百万元。鞠卫华对上述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为：1、郑某的证言属于捏造事实，其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从事法律事务，但回答问题故意编造事实并向法庭撒谎，隐瞒、回避真实情况，所有证言都是虚假的。2、对于吴新红的证言，我是收到吴新红两个1000000元，其中一个1000000元是我另外用承兑汇票换的，另一个1000000元就是海南办房产证的。吴新红说还款的时候备注了“还款”，我们需要其提供证据。3、2019年1月19日，马群勇、鞠卫华在内蒙古打条子的时候是三方认同马群勇借的钱没有还，印巧玉很清楚马群勇没有还1000000元给鞠卫华。本院对上述证人证言审查后，将在下文中分析上述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对本案《借条》的形成过程，马群勇进行了陈述，主要内容为：我和鞠卫华都在北京做生意，当时是朋友。我跟鞠卫华说要用1000000元，当时她没有把钱打给我而是汇到我妻子账户上的，后我妻子又汇给鞠卫华1000000元。再后来鞠卫华又汇了1000000元给印巧玉，但是这1000000元鞠卫华说是替我办房产证的，后来鞠卫华问我要钱，我老婆说钱已经还给鞠卫华，不应该还钱了。但是鞠卫华还是天天问我要钱说是帮我办房产证的，还报过警。我没有办法，就跟鞠卫华两人去内蒙古找印巧玉。本案《借条》是我写的，我说1000000元是鞠卫华打给印巧玉办房产证的，房产证没有办到，印巧玉就应该还这1000000元，所以上面有了我们三个人的签字及按手印。（如果）把钱还给鞠卫华，我们就不欠鞠卫华钱了，（所以）就写了“如还不了款，由印巧玉用能网签能办房产证的房屋还账，房屋总价按照市场价优惠15%”。本院当庭向马群勇释明要求其于2020年12月10日之前向本院提供吴新红汇款给鞠卫华时的汇款凭证，但马群勇一直未能提交。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一、马群勇是否已经于2015年7月15日向鞠卫华偿还了1000000元借款？二、鞠卫华自认收到的240000元，应确认为本金还是利息？本院认为，关于本案管辖权，因本院依法作出生效的（2020）苏12民辖终34号民事裁定，已作处理，本院不再赘述。关于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本案中，因2019年1月19日马群勇与鞠卫华签订《借条》一份，根据《借条》内容并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及双方之间的银行资金往来情况等事实，可以确认马群勇与鞠卫华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其中鞠卫华是贷款人，马群勇是借款人。马群勇主张其妻子已经于2015年7月15日向鞠卫华偿还了1000000元借款本金，并提交了其妻子吴新红转账给鞠卫华的凭证，但鞠卫华予以否认并称此1000000元并非偿还借款而系用于为马群勇办理房产证。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1、马群勇的妻子吴新红证言称吴新红向鞠卫华汇款过两次各1000000元，其中有一笔汇款注明了“还款”字样，鞠卫华承认自己收到了两笔汇款合计2000000元但不认可系还款并要求马群勇提供汇款时凭证。从吴新红的证言内容，本院可以确认吴新红两次汇款给鞠卫华均系经马群勇指示，亦即马群勇应当知道两次汇款的用途。因吴新红所说的写有“还款”字样的汇款凭证系直接证据和原始证据，且该证据为马群勇及其妻子持有，故其应提交该证据以证明自己的主张，但经本院释明后其仍不能提交此证据，故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现马群勇称自己不知道两次汇款的事情，明显不成立。2、对于郑某所出具的《证明》，因郑某出庭作证称自己系受鞠卫华指示而未经与马群勇联系就书写了上述内容，而鞠卫华无证据证明郑某系受马群勇委托而书写该证据，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3、根据马群勇对于本案《借条》的形成过程所作陈述，本院可以确认由于鞠卫华向马群勇主张1000000元系因帮其办理房产证而产生的债务，而马群勇与鞠卫华、印巧玉三人一起在场的情况下形成本案《借条》，结合印巧玉的证言，本院可以确认本案《借条》是三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侵犯国家、集体及其他人的合法权益，故本案《借条》合法有效。4、对于鞠卫华提交的2016年9月27日的《借条》虽系复印件，但因马群勇在上诉状中承认自己曾于2016年9月27日出具过《借条》且在二审中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故该《借条》能够作为本案证据采信。5、对于鞠卫华主张其另外收到吴新红转账的1000000元系其交付给马群勇承兑汇票的方式，因马群勇并未主张此1000000元为偿还本案借款，且马群勇在上诉状中亦承认自己与鞠卫华之间存在很多往来，故在马群勇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对鞠卫华就收到吴新红的另外一笔1000000元的用途所作陈述予以采信。6、因2016年9月27日的《借条》中明确载明“本人马群勇在2014年10月20日向鞠卫华借人民币壹佰万元整（¥1000000.00），此款汇给我老婆吴新红，到2016年9月27日至今未偿还”，本案《借条》亦有相似表述，故此两份借条内容明确且高度一致，均直接证明了马群勇未能偿还鞠卫华的1000000元借款本金。综上分析，本院根据双方现有证据，马群勇所主张其妻子吴新红以汇款1000000元方式偿还借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鞠卫华主张双方口头约定年利率为24%，鞠卫华虽未提交充分证据，但因2016年9月27日的《借条》载明“到2016年9月27日至今未偿还”及本案《借条》载明“到2019年1月19日至今未偿还”、“本人愿意承担银行贷款利率”，本院能够证明双方在借款时约定了借款利率且双方当事人确认在2019年1月19日之前偿还的款项为利息而非本金，又因经计算鞠卫华所主张收到的240000元为利息的利率不超过当时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范围，故本院应当认定此240000元系利息而非本金。综上所述，上诉人马群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016元，由上诉人马群勇负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乐文审判员  丁万志审判员  程 岚二〇二一年一月八日书记员  高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