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7民终9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春鑫，男，1989年12月3日生，彝族，大学文化，身份证住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现住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学文，男，1962年12月16日生，彝族，住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炜，云南八谦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丽江市古城区金龙塑料有限公司。住所：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祥云太和村。法定代表人：蒋胜更，系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元、曾为渝，云南康滇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审被告：丽江天润投资有限公司。住所：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祥和街道办事处庆云东路**。法定代表人：杨春鑫。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毓，云南八谦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杨春鑫、杨学文与被上诉人丽江市古城区金龙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龙公司）、原审被告丽江天润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润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9）云0702民初464号民事判决书，杨春鑫、杨学文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以事实不清为由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古城区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2020）云0702民初105号民事判决书，上诉人杨春鑫、杨学文不服该判决而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14日进行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杨春鑫、杨春鑫及杨学文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史炜、被上诉人金龙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曾为渝、原审被告天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徐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春鑫、杨学文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人民法院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撤销一审第一项、第二项错误判决并对本案依法予以改判，判决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的案件受理费等相关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一审人民法院未查清合同标的合计700万元的两份房地产转让合同与上诉人实际转款2023万元之间所涉及的商业交易内容、核心交易框架的关系，未查清金龙公司诉请的177万元款项属房地产（不动产）交易款还是金龙公司的分公司樱花水都、金龙宾馆的资产转让款。二、本案双方就案涉土地及房屋转让的金额合计700万元，由一份300万元、一份400万元的合同组成，两份合同已在不动产行政管理部门完成了备案登记，并依法履行了所有转让手续，双方已严格按照两份房地产转让合同约定完成了房地产转让事宜，上诉人杨春鑫已全额甚至超额支付完毕了房地产转让款，双方之间就房地产（不动产）转让事宜已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金龙公司诉请的177万元转让款显然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无中生有。而一审法院在金龙公司抗辩毫无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强行将尚欠的177万元款项主动划入了2200万元的框架合同中从而支持了金龙公司诉请，极大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三、一审人民法院就案涉交易是否存在违法行为未进行查证和评判，违背了原二审法院将本案发回重审的初衷。丽江中院发回重审的裁定特别强调“对案涉合同价款实际是多少、双方当事人的违约责任，特别是有无违法行为等未进行查证和评判，导致本案基本的事实不清”。即便双方诉争尚欠款项177万元为2200万元框架合同之下的款项，被上诉人金龙公司至今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将分公司樱花水都、金龙宾馆的相关经营类固定资产转让给了上诉人杨春鑫。四、本案杨学文并非案涉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一审人民法院认定由杨学文对本案诉争款项及所谓的违约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有法官造法之嫌，极大的损害了上诉人杨学文的合法权益。五、一审法院审理本案时判非所请、审非所判，无视我国民事诉讼法诉请规则和举证责任规则，程序违法。首先，被上诉人诉请要求上诉人支付所谓的“滞纳金”“利息”，一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二缺乏法律支持，一审法院竟在金龙公司未提出变更诉请的情况下主动援引杨春鑫提交的《转让合同》中的违约条款，并按自己的意愿计算违约金，判决杨春鑫、杨学文承担违约责任。其次，一审法院以“案件疑难复杂”为由延长了本案三个月审限，该延期涉嫌程序违法，延长审限的送达、公告程序涉嫌程序违法。“案件疑难复杂”并非延期审理民商事案件的法定条件，同时上诉人杨春鑫、杨学文也未收到任何关于本案延期审理的相关通知及签收与之相关的送达回证，一审法院肆意延长审限且未告知诉讼当事人的行为剥夺了诉讼当事人的监督权。综上，恳请二审法院查清案件事实，纠正一审错误判决，支持全部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金龙公司辩称：本案一审程序合法，法律适用正确，客观事实清楚。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及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第四条规定，转让房地产手续办理完毕之后，上诉人应当付清全部合同价款2200万元，但至今仍有177万元未支付给被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上诉人没有对合同内容进行正面抗辩和回复，而以被上诉人行为违法为由，称一审没有查清违法事实，但被上诉人认为，法院审判是行使国家司法权，并非执法权，是否存在违法行为不应当在法庭当中处理。就整个案件事实来看，合同总金额2200万元，其中核心的房地产转让合同价值共计700万元，共两份，总合同中明确合同价款为2200万元与房地产转让合同700万元并不矛盾，属于包含关系，即2200万元包含了300万元、400万元的转让合同，就本案所诉争的177万元属于房地产转让合同中没有支付的177万元。在上诉状中明确案涉房地产交易过程中，上诉人并不否认应当支付177万元的合同义务，其是以被上诉人存在违约行为为由，所以其诉称的是被上诉人存在违约行为、可能存在违法行为为由迟迟没有履行177万元价款支付义务，但实际上就是上诉人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剩余价款，而被上诉人已经按照合同内容将案涉房地产及地上设施设备全部交付给了上诉人，而且将案涉房地产过户至上诉人杨春鑫名下，期间杨春鑫多次要求被上诉人配合其土地属性变更，并承诺承担土地变更的所有费用。在原审一审中，上诉人是以土地属性变更费用为抗辩理由来拒付177万元剩余购房价款，发回重审后一审中，杨春鑫自认接收相关资产后已经实际占用了案涉资产，故本案中被上诉人是严格履行合同的一方而非违约一方，反而是上诉人迟延支付177万元的行为构成违约，故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得当。一审审理程序是合法的，关于延长审限问题，法院延长审限系法院内部行为，而非对外的法律行为。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查清事实后驳回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所有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原审被告天润公司辩称：首先，一审判决对于天润公司不承担连带责任的判决我们是服判的。该判决书中存在以下问题：1.法院至今没有对于该案件的请求权基础予以查明，被上诉人的原诉请是转让款177万元，但根据原一审、二审和发回重审一审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该案件存在四份合同，双方当事人签订的2200万元框架合同、300万元、400万元的房地产转让合同，以及双方口头形成的1500万元的资产交易合同。被上诉人在事实与理由部分仅依据原当庭向法庭提交的300万元房地产交易合同作为其事实理由，但后续过程中，被上诉人又诉称其是依据2200万元合同项下的尾款进行诉请。被上诉人的请求权基础源于履行请求权，但是这四份合同中被上诉人的请求权基础状况完全不一样。300万元、400万元合同履行的请求权因上诉人在签订合同次日向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蒋胜更支付了1000万元的合同对价而消灭。2200万元的合同，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的合同履行请求权并未消灭，但被上诉人并未明确表示其以2200万元合同为事实基础要求上诉人支付款项。被上诉人在原一审发回重审的过程中自始至终没有变更诉请及事实与理由，仅以一份履行完毕的300万元合同来要求法庭裁判上诉人的义务与责任，这明显与事实违背。同时，一审法院以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的2200万元的新证据作为裁判基础是否逾越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和民事法律不告不理原则。本案应将177万元款项系哪份合同项下作为争议焦点。2.一审判决错误适用了举证责任。根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主张合同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回归本案，被上诉人以300万元合同及欠条、还款计划用以证明上诉人未完全履行合同义务，完成了合同成立并生效的举证责任。其次，上诉人以支付过2023万的流水、2200万元合同的事实用于举证来驳斥被上诉人的请求权，即300万元合同上诉人已履行完毕，完成了300万元合同终止的举证责任。被上诉人为了证明其已履行了2200万元项下的1500万元资产转让合同的事实，提交了金龙宾馆、樱花水都等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等，承担了就合同履行的责任。一审法院因专业能力、综合运用法律能力受限，对于资产转让合同转让方义务不了解，仅凭被上诉人的证照认为其已履行完毕相关义务，属于对法律的认识错误。经营证照的注销是双方完成资产转让合同交易的第一步，因为上诉人要重新对宾馆、夜总会起字号、进行重整后开发，后续财务账簿的缺失，资产的移交以及资产明细表的交割、经营权、债权债务的清结、税务承担，一审没有对此认真质询以及对交易环节的细节进行落实，仅以金龙宾馆、樱花水都的注销在2200万元合同之前就认定被上诉人完成了转让义务，造成举证责任适用偏差。对于资产转让合同，被上诉人因合同履行证据未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民事证据标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3.一审未对违法事实进行查证，原二审裁定要求“特别是有无违法行为进行查证和评判”。纵观整个合同和交易框架，被上诉人以公司身份参与交易，但所有款项全部是被上诉人股东个人账户收取，自2019年2月7日古城区法院受理案件以来，被上诉人及蒋胜更之间没有委托收款的证据或股东会决议，实际对方交易主体应当为被上诉人公司及蒋胜更个人，而非被上诉人公司一人。原一审法院仅凭蒋胜更口述认定剩余1500万元因属于处置资产折旧未缴纳税费，没有任何证据或提供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忽视了这个细节的查证。根据上诉人二审提交的2011年、2012年资产负债表可以看出蒋胜更未将个人收取的款项交给公司，被认定为股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或挪作个人使用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根据税收征管相关法律规定，税务机关不仅可以检查公司的账务，更会重点稽查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股东等的个人账户，如果发现前述个人账户用于收取公司经营款项，存在偷税漏税行为，不仅需要补缴税款和缴纳滞纳金，还可能面临税务行政罚款甚至追究刑事责任。被上诉人对于资产交易收取的个人所得税部分，其没有向国家按时缴纳，明显损害了国家利益。综上，请二审法院综合全案证据、交易背景，审慎裁判。被上诉人金龙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杨春鑫十日内归还尚欠原告的转让款人民币1770000元；2.请求判令被告杨春鑫十日内向原告支付自2017年8月16日起至2019年2月15日（以1770000元为本金，月利率2%，共18个月）止的滞纳金人民币637200元；3.请求判令被告杨春鑫十日内向原告支付自2019年2月16日至实际还款之日的利息；4.请求判令被告杨学文、天润公司对第1-3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还款责任；5.请求判决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为：被告杨学文与被告杨春鑫系父子关系，二人均为被告天润公司的股东，其中杨春鑫系天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案诉争的地号为K-2-117号土地，由原丽江县塑料厂于2000年12月15日领取了编号为NO011620422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载明用途为工业，使用权类型为划拨，土地使用权面积为4648.05平方米，其中共用分摊面积一项中注明：-1西工业用地1997.25平方米，-2东商业用地2650平方米。原丽江县塑料厂系原告金龙公司的前身。2004年7月，原告金龙公司对上述地号为Ｋ-2-117号土地及地上附着物，根据工业及商业用途分东西两部分领取了如下房屋所有权证及土地使用权证：1.坐落于丽江市古城区的房地产领取了古城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和丽国用（2004）第95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筑面积为2007.68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为2650.8平方米，该土地使用权性质为商业服务业；2.坐落于丽江市古城区的房地产领取了古城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及丽江市房权证古城字第**国有土地使用证，建筑面积为1056.4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为1997.25平方米，该土地使用权性质为综合。2012年11月15日，原告金龙公司（甲方）与被告杨学文、杨春鑫（乙方）签订《房屋买卖及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为框架性合同），其中，被告杨学文名字为印刷体，杨春鑫为手写。双方就金龙公司名下的金龙宾馆、樱花水都（含现有设备）、生产厂房（无设备）的买卖和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事宜作出如下约定：1.甲方将其所拥有使用权的K-02-117（金龙公司-1-2共两宗地）土地及土地上的建筑物所有权转让给乙方；2.合同总价款为22000000元；3.乙方于合同签订日预付10000000元，甲方开具收款凭据，本合同生效；4.甲方收到乙方预付款后即办理过户手续，待过户手续办理完毕，双方签字过户日，乙方向甲方一次性付清剩余款项12000000元；5.本合同签订生效后，双方不得违约，合同内的各项条款，如有一方违约，须赔偿另一方合同总价的25%作为违约金。双方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上述标的为22000000元的框架合同项下原告与被告杨春鑫又签订了两份标的分别为3000000元和4000000元的合同。2013年1月18日，原告金龙公司（甲方）（原丽江县塑料厂）与被告杨春鑫（乙方）签订了一份《房地产转让合同》，约定甲方自愿将坐落于丽江市古城区房地产转让给乙方，甲方持有丽江市房房权证古城字第**国有土地使用证丽江市房权证古城字第**、建筑面积为1056.4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为1997.25平方米。第三条约定甲乙双方议定的上述房地产成交价为3000000元，乙方应在2013年1月18日前分2次付清给甲方，明确：1.2013年1月18日付款给甲方2000000元，2.2013年3月30日付款给甲方1000000元。第四条约定，双方同意于2013年2月18日由甲方将上述房地产正式交付给乙方，房屋交付给乙方时，该建筑物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一并转移给乙方。第七条约定，甲方中途悔约，甲方应在悔约之日起10日内将定金退还给乙方，另支付相当于定金数额的违约金，乙方不能按约定向甲方付清购房款，或甲方不能按期向乙方交付房地产的，每逾期一日，由违约方向对方支付相当于上述房地产成交价款5%的滞纳金。第九条约定，在办理上述房地产转移登记过程中涉及的相关税费，由甲乙双方按规定各自承担。原告金龙公司与被告杨春鑫在签订上述合同的同时，双方之间另外签订了一份标的为4000000元的《房地产转让合同》。该合同涉及原告持有的丽江市房房权证古城字第**、筑面积为2007.68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丽江市古城第951号、土地使用权面积为2650.8平方米。由原告金龙公司将上述房地产以400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杨春鑫，合同约定在2013年1月18日支付3000000元，在2013年3月30日支付1000000元。上述三份合同中其中后两份标的分别为3000000元和4000000元的合同在房管所进行了备案登记，并由原告方按照约定缴纳了过户相关税费。2200万元框架合同项下剩余1500万元因属于处置折旧资产未缴纳税费。原告金龙公司及法定代表人蒋胜更于2012年11月15日向被告杨学文出具了一份收条载明：“今收到杨学文交付购房预付款人民币壹仟万元正（1000万元正），（注：农行汇入肆佰万元正，信用社陆佰万元正），收款人：丽江金龙塑料有限公司，蒋胜更，2012年11月15日”。原告金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蒋胜更于2016年11月17日向杨学文出具一份收条载明：“收到杨学文处（2015年10月份30000元，2016年1月份50000元）两次合计为捌万元正（有工商银行转账），收款人：蒋胜更，2016年11月17日”。被告杨春鑫提供的银行转账及存款凭证可确认，通过被告杨春鑫、杨学文及其妻子沙顺英的账户向蒋胜更的个人账户共计支付20230000元，具体支付明细如下：1.2012年11月15日当天杨学文支付10000000元，其中4000000元一次，1000000元六次；2.2013年1月19日，杨学文账户向蒋胜更账户转账支付10000000元；3.2017年4月18日杨学文向蒋胜更账户支付100000元；4.2017年7月27日，杨春鑫向蒋胜更转账支付10000元；5.2017年8月15日，杨春鑫向蒋胜更转账支付40000元；6.蒋胜更以向杨学文出具收条的方式确认：杨学文的妻子沙顺英通过其工商银行及招商银行账户支付过共80000元涉案款项的事实。2013年1月19日，被告杨学文向原告法定代表人蒋胜更出具一张欠条载明：“今尚欠蒋胜更尾款人民币贰佰万元整（2000000元），欠款人杨学文，2013年1月19日”。2015年9月17日，被告杨学文向原告法定代表人蒋胜更出具一份还款计划载明：“原欠蒋胜更2013年1月19日尾款2000000元（大写贰佰万元整），此款拟在10月份还部分，余款在2015年12月31日内还清，此据，杨学文，身份证：×××0096，2015年9月17日”。上述欠条及还款计划签订之后，被告方支付了230000元。重审庭审中，原被告均认可被告方先后向原告法定代表人蒋胜更支付了总共20230000元合同价款，至今为止尚欠1770000元。2016年11月18日，原告与被告杨春鑫签订了一份《关于“土地用途变更所涉及的有关事项”的协议》，确认因涉案土地（该宗地编号为Ｋ-02-117）用途性质为工业用地，现被告要求在过户前变更使用性质，要求原告配合协助被告办理相关手续，在办理土地用途变更及过户手续时所发生的相关费用一切由被告杨春鑫承担，原告协助配合。据此，被告杨春鑫于2016年12月27日办理上述诉争房地产的不动产权登记手续，领取了云（2016）古城区不动产权第××号不动产权证书，权利人变更登记为杨春鑫单独所有。用途为其他商服用地／商业服务，宗地面积为1997.25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为1056.42平方米。原审庭审中，被告杨春鑫确认因其当时年龄小尚在读大学，上述房地产转让的具体事宜均由其父被告杨学文与原告协商及实施，被告杨春鑫只是在转让合同签了字。而上述房地产现已由原告转让移交并已变更登记在被告杨春鑫名下，其中古城区义和路10号房地产于2013年2月28日登记于被告杨春鑫名下，古城区义和路10-1号房地产于2016年变更登记于被告杨春鑫名下。原审庭审中，被告代理人主张已向原告支付20230000元的款项，已超过本案合同标的金额，不应当再支付；而原告则主张框架合同标的为22000000元，被告确实已支付了20230000元，但仍有1770000元未支付。重审时，被告杨春鑫陈述：“一审结束后，才得知原告已经将我看中的资产注销了。原告未起诉我前，协商将资产转给我，再支付款项，但是资产已经被注销，所以未支付剩余款项。”一审法院另查明，丽江市古城区金龙塑料有限公司金龙宾馆已于2012年6月29日注销，丽江市古城区金龙塑料有限公司樱花水都已于2010年3月1日注销。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被告杨学文、天润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对此原告主张被告杨学文、杨春鑫系父子关系，二人均系被告天润公司的股东，三被告的财产混同，故本案债务应由三被告共同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而被告杨春鑫与三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均认为原告只与被告杨春鑫签订过合同，与被告杨学文、天润公司均无任何法律关系。对此，经一审法院对本案的证据进行综合分析后认为，与原告签订房地产转让合同的当事人确实只有被告杨春鑫，但履行合同过程中被告杨春鑫一方支付的款项仅有在2017年7月份之后的50000元，另有杨春鑫之母支付的80000元，其余大部分款项均通过被告杨学文的账户支付，且原审庭审中原告方及被告杨春鑫均确认，金龙公司的房地产转让事宜均由原告法定代表人蒋胜更与被告杨学文协商处理，被告杨春鑫还当庭表示因其年纪小，仍在大学读书，故仅在房地产转让合同中签了名字，其它事宜均由被告杨学文处理，对当时的转让房地产的过程不清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标的为22000000元的框架性合同中甲方为原告，乙方为被告杨春鑫及杨学文，即被告杨春鑫及被告杨学文均为合同主体。被告方主张杨学文的名字为印刷体故并非合同主体的观点与当事人的上述陈述相矛盾，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而被告天润公司虽为被告杨春鑫、杨学文二人为股东的公司，但原告未能举证证明本案所涉房地产转让事宜与被告天润公司有关，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因金龙公司的房地产转让行为引起的法律后果应当由被告杨春鑫、杨学文共同承担连带责任，对原告主张由被告天润公司对本案承担连带责任的观点不予采信。二、被告所欠原告1770000元的性质。对于该笔欠款，原审中，因双方均未出示22000000元的框架性合同，原告方主张系购房尾款，而被告主张已超额支付。重审时，原告方主张该笔款项系框架性合同的剩余合同价款；而被告也认可确系剩余合同价款，但主张“一审结束后，才得知原告已经将我方看中的资产注销了。原告未起诉我前，协商将资产转给我，再支付款项，但是资产已经被注销，所以未支付剩余款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情况，丽江市古城区金龙塑料有限公司金龙宾馆已于2012年6月29日注销，丽江市古城区金龙塑料有限公司樱花水都已于2010年3月1日注销，而双方最开始的框架性合同签订于2012年11月15日。原告方称当时注销是因为证照经营权无法转让，其进行注销的行为是依据被告指示自行处理完毕证照事宜才进行转让。综上，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方对于未支付剩余款项的抗辩并不成立，一审法院采信原告方的主张。综合以上两点，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要求被告杨春鑫、杨学文连带支付原告转让款1770000元的诉讼请求依法应当予以支持。对原告提出要求被告承担自2017年8月16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滞纳金的诉讼请求，经一审法院审查认为，原、被告双方确实在标的为3000000元和4000000元的两份房地产转让合同中均约定了如不能按约定付清购房款，或不能按期交付房地产的，每逾期一日，违约方向对方支付相当于上述房地产成交价款5%的滞纳金。重审时新提交的标的为22000000元的框架性合同中则约定了违约金为合同总价的25%。原告方提出的诉讼请求中要求被告支付滞纳金，这是双方在原审中向法庭提交的合同中的表述，其实质与重审时提交的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类似，都是在一方违约时需要向对方支付的款项。现据庭审查明，被告方存在未按时支付款项的违约情形，而被告方主张原告方未交付资产的抗辩并不成立，故被告方并无证据证实原告方存在违约的情形。因重审时双方新提交的22000000元框架性合同中已约定违约金，对于原告方主张被告方支付滞纳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以该份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来计算。考虑到双方框架性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过高，一审法院酌情调整为被告方尚未支付的合同价款1770000元的25%，共计442500元。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限被告杨春鑫、杨学文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偿还原告丽江市古城区金龙塑料有限公司所欠款项1770000元；二、限被告杨春鑫、杨学文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支付原告丽江市古城区金龙塑料有限公司违约金442500元；三、驳回原告丽江市古城区金龙塑料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058元，由原告丽江市古城区金龙塑料有限公司负担1058元，被告杨春鑫、杨学文共同负担25000元。本院审理中，上诉人杨春鑫提交了下列证据：1-2：《分公司设立、注销登记申请书》。拟证明上诉人杨春鑫与被上诉人金龙公司2012年11月15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及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所涉资产转让标的即金龙宾馆、樱花水都分公司的资产转让，根据《公司法》第十四条规定，分公司证照已被注销，但被上诉人仅完成了资产转让的前置义务，其后续的资产交割及财务交割义务应当由被上诉人全部承担。3-7：2011年度及2012年度被上诉人《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及被上诉人2013年《经营情况》。拟证明上诉人杨春鑫与被上诉人公司签订的两份《房地产转让合同》属于溢价交易，符合市场规律。2012年底至2013年1月，蒋胜更个人收取了1300万元的资产交易对价，未将款项转交给公司，公司未就该笔交易入账、缴纳企业所得税。经质证，被上诉人金龙公司对上列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上诉人已完成了合同义务，证据3、4、5、6、7与本案并无关联。原审被告天润公司对上列证据无异议。本院对上列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3-7与本案的争议并无直接关联而不予采信。被上诉人金龙公司及原审被告天润公司在本院审理中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对该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本院评析如下：一、该案所涉四份合同的效力及相互之间关系如何确定。本案证据已证实：2012年11月15日，金龙公司为甲方，杨春鑫、杨学文为乙方（杨学文未签名）签订了《房屋买卖及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约定由甲方将其名下K-02-117两宗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所有权转让给乙方，合同总价款为2200万元，因该合同项下资产包含了其分公司金龙宾馆及樱花水都名下的房地产，故双方于2013年1月18日分别就金龙宾馆及樱花水都名下的房地产签订了两份《房地产转让合同》，两份合同约定的房地产转让价分别为300万元及400万元，共计700万元。2016年11月18日，双方签订《关于“土地用途变更所涉及的有关事项”的协议》，约定由金龙公司配合协助杨春鑫在过户前变更宗地使用性质，办理土地用途变更及过户手续时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杨春鑫承担。从该案件事实可认定2013年1月18日所签的两份标的为700万元的合同只是对2012年11月15日所签合同项下部分资产的细化约定，而2016年11月18日双方所签“协议”只是对合同履行事项的补充。现合同项下的土地及房屋已登记至上诉人杨春鑫名下，四份合同的形式及内容均不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而应认定合法有效。二、在履行合同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本案系资产转让合同纠纷，被上诉人金龙公司已将合同约定的资产转让给上诉人，所涉房地产均已变更登记至上诉人杨春鑫名下，合同项下资产已由上诉人接收管理，故被上诉人金龙公司已完成了合同约定义务。按《房屋买卖及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约定，上诉人应在过户手续办理完毕时付清资产转让尾款1200万元，2015年9月17日，上诉人杨学文出具的“还款计划”中已明确尚欠尾款200万元，并承诺在2015年12月31日还清，但至今尚有177万元未付，故上诉人存在未按约定支付转让款的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三、上诉人杨学文在本案中应否承担支付义务的问题。案涉房地产转让合同虽只有上诉人杨春鑫、被上诉人金龙公司签字盖章，而并无杨学文的签名，但据杨春鑫陈述，在双方签订合同时由于其年龄小尚在读大学，房地产转让的具体事宜均由其父杨学文与金龙公司协商与实施，合同履行中的付款义务大部分由杨学文完成，且2015年9月17日的“还款计划”由杨学文出具并签字，证明杨学文对由自己支付房地产转让尾款是予以认可的，故一审判令杨学文、杨春鑫对房地产转让尾款177万元承担连带偿还义务符合本案事实。综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签的《房地产转让合同》合法有效，上诉人至今未向被上诉人支付房地产转让尾款177万元属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上诉人杨春鑫、杨学文的上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058元，由上诉人杨春鑫、杨学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姚中梁审判员  张培贵审判员  高精红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杨静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