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0民终1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杰，男，1975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乳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大鹏，山东北斗星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延景，女，1977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乳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水（系杜延景之夫），住乳山市。原审第三人：乳山市惠川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乳山市深圳路**。原审第三人：威海叮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乳山市城区，住所地乳山市城区新华街**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高喜果，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单爽，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孙杰因与被上诉人杜延景及原审第三人乳山市惠川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川公司）、威海叮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叮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乳山市人民法院(2020)鲁1083民初40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孙杰对杜延景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由杜延景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为，孙杰将存在权利瑕疵的车辆卖于杜延景构成根本违约，致使杜延景购买车辆的合同目的己实际不能实现为由，解除双方签订的车辆买卖关系，系认定事实错误。1、孙杰已协助杜延景完成了车辆经营及交付使用的全部手续，不存在任何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客观事实和权利障碍。杜延景购买案涉车辆鲁Ｋ×××**目的是从事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乳山具有网约车经营资格的原先只有惠川公司的呼我平台，2018年9月经营权转由叮咚公司享有，惠川公司与叮咚公司合作经营。2020年3月22日，孙杰与杜延景协商买卖车辆时，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规定，该车辆从事网约车经营必须继续登记在惠川公司名下，取得主管部门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才能从事网约车经营，孙杰已配合杜延景与惠川公司签订车辆买卖协议书以及取得叮咚公司的平台授权，并将案涉车辆交付给杜延景正常经营使用至今，杜延景的经营权、收益权等一切车辆使用权利未受到任何影响和妨碍，运营期间收益稳定，不存在购买车辆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况。关于购买车辆的目的，杜延景在一审起诉状中明确陈述为“使用呼我平台从事网约车经营”，从杜延景购买车辆至今，其合同目的均能实现，一审判决认定孙杰根本违约理由不成立。2、杜延景起诉时要求解除合同的理由是案涉车辆设定了抵押和被查封，其认为车辆买卖协议无效。第二次庭审中，杜延景变更为其购买案涉车辆是为了办理到其本人名下从事滴滴经营，其陈述不合法且虚假。首先，滴滴平台公司在乳山市今未取得网约车经营资格，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及《威海市网约车管理服务细则》第七条，在乳山市无法以个人名义从事滴滴经营。如果案涉车辆当时变更到杜延景个人名下，其无权利用滴滴平台从事网约车经营。案涉车辆新车价格在12万元左右，孙杰经营了近两年时间以14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杜延景，就是因为案涉车辆具有合法经营手续，杜延景才愿意购买并取得网约车经营权。双方签订买卖协议时不存在车辆需变更至杜延景名下从事滴滴平台经营的事实，否则杜延景违法经营，其也没有必要与拥有合法经营手续的孙杰从事车辆买卖行为。杜延景改变陈述就是为了歪曲事实，以达到其既使用车辆盈利又能全额退还购车款的非法目的。其次，虽然案涉车辆买卖时存在抵押状态的表现形式以及被查封状态，但丝毫未影响到杜延景购买车辆的合同目的及车辆的正常使用，惠川公司己于2019年3月4日还清贷款，只是惠川公司没有与银行及时办理解除手续，抵押权并不真正存在。另外，该车辆的查封也是由于惠川公司原法人代表王智群个人原因导致，当时惠川公司名下的所有车辆均被查封，该查封实际上与惠川公司及孙杰均无关，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的查封措施并不合法，在广大车主多次交涉下，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解除了查封。所以，杜延景在提起本案诉讼时，案涉车辆已不存在任何权利瑕疵，杜延景所称的抵押和查封均已不存在，对双方买卖合同的履行没有任何实质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一)项，双方的权利义务已终止，不存在解除合同的客观事实。二、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车辆买卖合同，系适用法律不当。如前所述，案涉车辆转让关系合法有效，买卖车辆目的己实现，杜延景的民事合法权益没有受到任何损害和不利影响，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另，杜延景按照网约车经营的范围和权利对案涉车辆经营使用至今已有8个多月，以孙杰以及其他网约车主的平均经营收益计算，每月的净收入不低于3500元，再加上经营8个月导致的车辆磨损、贬值等，判决解除合同，将给孙杰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一审法院无视上述客观事实，以杜延景也存在疏忽大意的过错，不支持其利息请求，来变相保护杜延景取得的非法利益，损害孙杰的合法权益，适用法律不当。综上，一审判决不公平、不公正，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处理，以切实维护孙杰的合法权益。杜延景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应当维持。惠川公司、叮咚公司未陈述意见。杜延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杜延景、孙杰之间北京现代牌鲁Ｋ×××**车辆的买卖关系；2.孙杰返还杜延景购车款14万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3.返还杜延景押金5000元；4.第三人对返还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5.本案的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孙杰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3月22日，杜延景与孙杰达成口头买卖协议，约定由杜延景购买孙杰手中北京现代牌鲁Ｋ×××**车辆，车款140000元，当日杜延景将购车款全额交付给孙杰，孙杰为杜延景出具收到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杜延景买车鲁Ｋ×××**车款140000元，壹拾肆万整收款人孙杰2020年3月22日”。当日，杜延景（乙方）与第三人惠川公司（甲方）就案涉车辆签订《汽车买卖合同》与《车辆挂靠协议》，挂靠协议约定车辆系乙方出资购买，乙方是真实/实际的购车人及所有权人，对车辆享有、占有、使用、处分和收益的权利。基于双方达成的车辆挂靠协议，车辆登记在甲方名下，甲方只是名义上的所有权人，车辆非甲方出资购买，甲方不是真实/实际的购车人及所有权人，对车辆不享有占有、使用、处分和收益的权利。挂靠期间，一经乙方通知，甲方及时协助将车辆转移登记至乙方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名下，以结束挂靠关系。挂靠期间，甲方不得实施任何可能危及乙方对车辆享有的所有权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将车辆转让、设置抵押等，因甲方涉嫌法律纠纷，导致相关司法机关对车辆采取保全措施，甲方应当及时通知乙方，并及时披露挂靠关系的事实，声明乙方是车辆真实/实际的所有权人，申请司法机关解除保全措施。因甲方原因导致乙方对车辆丧失所有权的，甲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020年3月22日，第三人叮咚公司出具平台授权书一份，载明“兹有叮咚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083MA3P09KT4D）于2019年1月15日取得重庆呼我出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乳山区域一级运营经营权，运营商代码：HWWT20190115184。原乳山区域二级运营商惠川公司因未达到总部考核标准已于2018年9月份授权解约。为了保护挂靠在惠川公司名下的车辆能够合法正常营运，营运证有效期限内继续有效，现授权车主：杜延景车号：Ｋ×××××，授权期限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止，授权期内达标呼我出行平台的硬性考核标准继续续约，否则解除该车平台授权。”2020年3月23日，第三人叮咚公司收取杜延景驾驶员押金5000元。另查明，2019年3月23日，第三人叮咚公司（甲方）与惠川公司（乙方）签订《委托管理协议书》，甲方将为乙方名下挂靠汽车20辆（包括案涉车辆）提供呼我出行平台线上服务，乙方同意与甲方合作并接受甲方管理。又查明，2018年1月4日，第三人惠川公司将包括案涉车辆在内的15辆车办理了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为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环翠支行。在（2019）鲁1002民初1394号案件的诉讼阶段，案涉车辆被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依法查封，2020年6月15日，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1002执3301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解除对案涉车辆的查封。案涉车辆于2020年11月3日解除抵押登记。再查明，2018年5月8日，孙杰与第三人惠川公司签订案涉车辆买卖合同，并将车辆挂靠在第三人名下。孙杰曾于2019年5月20日起诉第三人惠川公司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在孙杰提交的起诉状中事实与理由部分载明“2018年5月8日，杜延景、孙杰签订汽车买卖合同一份，约定杜延景购买孙杰的北京现代名图汽车一辆，车牌号鲁Ｋ×××**杜延景当日付清。因该车用于营运，故杜延景、孙杰又于2018年5月8日签订车辆挂靠协议书一份，将车辆挂靠于孙杰公司运营，并且约定不得将车辆转让或者抵押给他人。但后来孙杰未经杜延景同意，将车辆抵押给威海市振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洋公司）向其借款，致使杜延景不能占有该车辆，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及挂靠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后孙杰于2019年6月24日申请撤诉。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并应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案涉车辆的登记所有人是第三人惠川公司，但该车辆只是挂靠在该公司名下，2018年5月8日，孙杰成为该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人。第三人惠川公司因办理银行贷款于2018年1月4日将案涉车辆办理抵押登记，后因与他人有经济纠纷，案涉车辆作为第三人惠川公司的财产被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查封，2020年6月15日，案涉车辆解除查封，2020年11月3日解除抵押登记，但在杜延景、孙杰发生买卖关系时尚未办理解除抵押登记。2019年5月20日，孙杰因案涉车辆存在抵押情形起诉第三人惠川公司要求解除汽车买卖合同，故孙杰在2020年3月22日与杜延景达成案涉车辆买卖协议时是明知该案涉车辆已经被抵押登记的事实，故对孙杰辩称在买卖行为发生时不知晓案涉车辆被抵押登记的辩解理由，不予采信。本案中，孙杰将存在权利瑕疵的车辆卖于杜延景已然构成根本违约，致使杜延景购买车辆的合同目的已实际不能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和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作为买受人的杜延景本身亦应对案涉车辆的手续是否合法及是否存在车辆查封、抵押等相关法律手续进行审查，因此，杜延景自身在购车过程中也存在疏忽大意的过错。故对于杜延景主张解除关于案涉车辆买卖关系并返还杜延景购车款140000元，并要求第三人叮咚公司返还驾驶员押金5000元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予以支持。对杜延景主张的利息损失，理由不当，不予支持。关于杜延景主张要求第三人对返还车款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案涉车辆虽然挂靠在第三人惠川公司名下，但实际所有权人是孙杰，且购车款并未由第三人惠川公司收取，故对于杜延景的该项主张理由不当，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七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杜延景与被告孙杰于2020年3月22日关于北京现代牌鲁Ｋ×××**号车辆的车辆买卖关系；二、被告孙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杜延景购车款140000元；三、第三人威海叮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杜延景驾驶员押金5000元；四、驳回原告杜延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600元，由被告孙杰负担1550元，第三人威海叮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负担50元，保全费1245元，由被告孙杰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孙杰向法庭提交来源于叮咚系统的案涉车辆盈利流水，证实杜延景购买的车辆一直处于正常经营状态。杜延景质证认为，上述流水真实，杜延景购买案涉车辆后一直由杜延景之夫李明水运营。因乳山网约车业务多通过滴滴平台，其购买案涉车辆时叮咚公司告知杜延景可以同时使用滴滴平台与呼我平台，但实际其仅能使用叮咚平台，导致每月运营毛收入不到一千元，仅四五百元。本院认证认为，杜延景对孙杰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审理查明，杜延景之夫李明水自2020年3月27日至4月29日、5月1日至16日一直使用案涉车辆从事网约车运营。案涉车辆于2017年11月7日初次登记。2017年12月29日，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环翠支行与王智群、惠川公司、振洋公司签订十五份汽车担保借款合同，均约定王智群向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环翠支行借款84000元，惠川公司作为抵押人同意以其有处分权的抵押清单中列明的财产抵押给贷款人，并保证承担担保，振洋公司自愿为合同项下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签订后，2018年1月4日，惠川公司将包括案涉车辆在内的十五辆车办理了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为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环翠支行。因王智群未按合同约定偿还借款本息，振洋公司至2019年3月4日垫付相关欠款本息，并于2019年3月7日起诉要求王智群、惠川公司偿还其已垫付本息。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6日作出（2019）鲁1002民初139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振洋公司对惠川公司的诉讼请求。该案诉讼中，振洋公司查封了包括案涉车辆在内的车辆。该判决生效后，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5日作出（2019）鲁1002执3301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解除包含案涉车辆在内的惠川名下的十辆车的查封。案涉车辆自2020年11月3日解除抵押登记后，至二审判决作出之日，未再办理抵押登记，亦未被查封。另查明，《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威海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第八规定，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除符合《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登记，且初次注册登记日期至申请网约车经营时未满3年，使用性质登记为预约出租客运；……（六）属于个人所有的，车辆所有人名下没有登记的其他网约车。二审中，杜延景明确其要求解除合同的理由是，案涉车辆被查封、扣押，导致无法将车辆过户至其名下。孙杰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当时约定的是车辆转让给杜延景，由杜延景与惠川公司和叮咚公司签订相关的协议，从事呼我平台的网约车运营。本院二审查明事实有（2019）鲁1002民初1394号民事判决书及本院调查笔录在卷佐证，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孙杰是否构成根本违约，杜延景要求解除合同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规定，在孙杰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时，杜延景享有法定解除权。故本案需明确杜延景订立案涉合同的合同目的，进而确定其合同目的是否不能实现，不能实现是否系孙杰违约所致。首先，关于合同目的，即当事人通过订立和履行合同想要达到的目的和结果。双方均认可杜延景购买案涉车辆系用于网约车运营，但对于是否系过户至个人名下运营双方存在争议。杜延景称其合同目的系将车辆过户其个人名下，同时使用呼我平台及滴滴平台从事网约车运营。孙杰不予认可，认为当时并未约定将车辆过户至杜延景名下，且案涉车辆一直挂靠在惠川公司名下，可满足杜延景运营需求。对此本院认为，杜延景与孙杰并未签订书面协议，杜延景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双方协商时其明确表示要将车辆过户至本人名下。从本案证据看，杜延景交付孙杰车款当日，杜延景与惠川公司签订了《汽车买卖合同》《车辆挂靠协议》，明确约定“车辆登记在惠川公司名下，惠川公司只是名义上的所有权人”“挂靠期间，一经乙方（杜延景）通知，甲方（惠川公司）及时协助将车辆转移登记至杜延景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名下，以结束挂靠关系”，杜延景明知车辆系挂靠在惠川公司名下，亦约定了之后将车辆转移登记至其名下的条款，其主张与孙杰订立买卖合同关系时就要求将车辆登记至其本人名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合同目的能否实现的问题。如前所述，杜延景订立合同时所欲实现的合同目的是从事网约车运营，孙杰所交付的车辆挂靠在惠川公司名下，具备相应运营资质，杜延景亦在合同签订后连续运营近三个月，不存在因案涉车辆被抵押或查封而影响其营运情形，且至2020年6月15日案涉车辆被解除查封，2020年11月3日被解除抵押登记，相关权利瑕疵均已消除，不存在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情况。杜延景称案涉车辆初次登记于2017年11月7日，根据《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威海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规定，以个人名义申请从事网约车经营，必须满足车辆初次注册登记日期至申请网约车经营时未满3年，其若现在过户至个人名下，已过3年时限，无法再以个人名义申请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从事运营。对此，本院认为，如前所述，其订立时的合同目的系从事网约车运营，并非以个人名义从事网约车运营，车辆的查封、抵押状态并未影响杜延景从事网约车营运。且案涉车辆在被解除抵押登记及查封时，尚未过3年时限，杜延景完全可办理登记至其个人名下，现在虽过三年时限，但并非孙杰违约导致，杜延景以此为由要求解除合同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孙杰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法》第六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乳山市人民法院(2020)鲁1083民初4027号民事判决；二、改判驳回杜延景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200元，由杜延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永忠审判员  马树芳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刘颖霞书记员刘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