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113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志伟，男，1973年6月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邵锋，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孟林，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益拾蓓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执行事务合伙人：易淑青。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津，上海锦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于海群，男，1967年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原审被告：荣加林，男，汉族，1968年出生，住浙江省嘉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津，上海锦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上海速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刘高红。原审第三人：黄治国，男，1978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上诉人李志伟因与被上诉人上海益拾蓓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益拾蓓合伙企业)、原审原告于海群、原审被告荣加林、原审第三人上海速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速鲸公司)、原审第三人黄治国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1民初152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志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益拾蓓合伙企业于2018年6月19日向李志伟、于海群出具《担保函》承诺，就荣加林按照《关于速鲸公司之股权回购协议》(以下简称《回购协议》)向李志伟、于海群履行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函》盖有益拾蓓合伙企业公章，且出具《担保函》时，荣加林持有益拾蓓合伙企业90％合伙份额，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规定，担保合同由单独或者共同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签字同意，即便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没有公司机关决议，也应当认定担保合同有效。同时，荣加林与益拾蓓合伙企业另一合伙人荣加武系亲兄弟，荣加林系公司的控制人。荣加武所持合伙份额只是为荣加林代持，荣加武从不参与企业合伙事务，所有决策都是由荣加林作出。因此荣加林完全可以代表益拾蓓合伙企业进行担保。另外，荣加林与益拾蓓合伙企业之前存在互相担保的行为，《担保函》未经全体合伙人决议通过不影响其效力。综上，李志伟认为《担保函》应依法有效，益拾蓓合伙企业应对荣加林应支付款项承担担保责任。被上诉人上海益拾蓓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有明确的规定，合伙企业以合伙企业的名义对外担保的应由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但益拾蓓合伙对外担保时另外一位合伙人不知情，对外担保的决定完全是荣加林自行作出的。另外，担保函的起草以及整个过程的后续处理都是第三人黄治国进行的。黄治国是一位从业多年的律师，作为法律专业从业者，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由合伙企业提供担保时审查合伙人决议的重要性。在此情况下没有完善相应程序，益拾蓓合伙不应该对荣加林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同时，工商部门备案的合伙企业协议中就对外担保的事项有明确约定，本案中出具担保函仅是荣加林个人行为，且荣加林在一审中也对此承担了法律责任，因此益拾蓓合伙不应当承担责任。综上，益拾蓓合伙不应该对荣加林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正确无误，适用法律准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荣加林述称，与被上诉人的意见一致。原审原告于海群、原审第三人上海速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黄治国未到庭答辩。上诉人李志伟、原审原告于海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荣加林向于海群支付股权回购款，计算方式为投资本金500万元(1＋N＊12％)，N为持有天数／365，持有天数为自2018年7月18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判令荣加林向李志伟支付股权回购款，计算方式为投资本金500万元＊(1＋N＊12％)，N为持有天数／365，持有天数为自2018年7月18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判令荣加林向于海群支付违约金150万元；4．判令荣加林向李志伟支付违约金150万元；5．判令荣加林赔偿于海群、李志伟律师费损失20万元；6．判令益拾蓓合伙企业对荣加林上述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8年，荣加林通过微信向黄治国介绍“一线厂库”项目，并建议其投资。2018年6月16日，荣加林询问黄治国于总(于海群)投资的情况。黄治国回复，“在等他答复，估计时间太紧，他需要时间筹措”。荣加林称，“先弄100万元缓解以下”。此后，黄治国向荣加林确认一线厂库的运营主体，并表示要拟投资协议。荣加林回复为速鲸公司，并告知速鲸公司股权结构。2018年6月19日，荣加林微信联系黄治国称，“下午要用100万元，跟于总说下”。黄治国称，“没问题，我马上把协议改好，签字好了拍照给我，就安排打款”。2018年6月22日，黄治国通过微信向荣加林发送飞鲲实业(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鲲公司)营业执照，并称，“林董(荣加林)，提供广告策划、服务的公司找好了。”2018年6月26日，黄治国称，“林总(荣加林)，上述为一线厂库投放广告业务的合作主体营业执照，烦请告知服务的内容，广告还是广告策划等”。荣加林答复，“广告推广费”。次日，黄治国向荣加林发送“户外广告发布合同——速鲲…订版．docx”文件。2.2018年6月27日，黄治国微信联系王晋称，“有两份广告投放协议，已和林总确认，发布方盖好章后会速递给您，查收后请安排盖章”。黄治国同时发送微信发件人与“胡志军”的微信聊天截屏，该截屏显示，微信发件人发送“户外广告发布合同-速鲲和飞鲸…签署．docx”文件及“广告发布合同-速鲸和飞鲲-201…签署．docx”文件，并称，“胡所，两份广告发布合同，烦请安排飞鲲各打印两份(共四份)，在签署页盖章，然后速递到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联航路XXX号浦江智谷9栋3楼王晋收”。“胡志军”回复，“收到”。王晋回复，“收到，黄律师。款项是打款后分批退还。”黄治国称，“对，分批支付。”2018年6月28日，黄治国微信联系王晋询问500万元应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的项目。王晋回复称，技术咨询服务费、技术服务费等五项内容各开100万元。2018年6月29日，黄治国微信联系王晋称，“王总，一线厂库第一笔10万元的法律服务发票我向林总申请了，他安排直接速递给您……”。同日，王晋联系黄治国称，“黄律师，刚查账，今天还未收到200万元。”黄治国回复称，“于总正在划款，稍等啊”。此后，黄治国向王晋发送于海群向速鲸公司转账180万元、20万元的转账记录截屏。王晋回复称，“黄律师，款项已收到。能否安排下周一打款。收到立马转出是否不合适。”黄治国回复，“好的，下周一打吧。”2018年7月2日，黄治国微信联系王晋称，“款项划出后请告知我”。王晋向黄治国询问，“200万元是否打回飞鲲公司账户”，黄治国确认。此后，王晋发送速鲸公司向飞鲲公司转账两笔100万元的网上银行电子回执两份。黄治国回复称，“谢谢，王总，于总等会儿会将300万元投资款打入速鲸公司”。王晋回复，“收到，明天起分批退还。”黄治国称，“谢谢啊，汇给飞鲲公司后请通知我一下。”2018年7月3日，王晋向黄治国发送速鲸公司向飞鲲公司转账100万元的网上银行电子回执，并称，“上午已打回100万元，请查收。是否安排3天退回。”黄治国回复，“不用，今天都支付掉吧。”王晋称，“好，那我中午再安排。下午4点再安排一笔。”当日16点，王晋称，“剩余200万元已打回。另外，盖章合同我还未收到。”黄治国回复，“好的，麻烦把还款凭证也发给我，我发给他们。然后盖章的合同，他们已经速递出来，我马上来问一下”。随后，王晋向其发送速鲸公司向飞鲲公司转账两笔100万元的网上银行电子回执两份。3.2018年9月、10月，黄治国与荣加林就后者何时向于海群返还借款进行协商。4.2019年3月，黄治国微信联系荣加林称，“林总，上次提及的一线厂库股权回购，建议先安排回购协议的签署吧，我拟好发给您。何时有空和于总碰个头。”2019年4月7日，黄治国向荣加林发送“股权转让协议回购李于转荣…407．docx”文件，并称，“林总，按照之前的沟通，就一线厂库的股权，您通过所附协议履行回购承诺，请查收。烦请在4月10日前告知反馈意见和签署进度，以便投资方备案”。2019年4月10日，黄治国再次询问荣加林意见。2019年4月11日，荣加林回复称，下周安排，针对黄治国发送的上述股权转让协议文件又称，“于海群的560万元怎么处理。”黄治国回复，“恢复原状，尊重事实。”荣加林称，“这个没法签，单独跟常州的签，再单独跟于总签。”黄治国回复，“可以”。当晚，黄治国向荣加林发送“股权转让协议-回购-李转荣加…0411”文件，并称“呈上按您的意见，由投资方分别签署的协议，请审阅。”荣加林回复，“6月18日太早，付不出。”黄治国称，“要么提高利息，要么分批支付，建议您直接与投资方沟通”，并询问，“明后天何时有空，于总约您碰个头”。2019年4月23日，黄治国向荣加林发送“股权转让协议XXXXXXXX稿”文件，并称，“请本周签好给李志伟”。荣加林称，“我要仔细看看。”此后，双方就荣加林向李志伟的付款时间多次协商。2019年4月28日，王晋询问黄治国称，“林总有发我一线厂库的回购协议，之前李志伟和于海群进入后，都有完成工商变更。现协议中只有李志伟的，后期需要处理工商变更时，是否方便找于海群签字配合。”黄治国回复，“必须配合呀，林总的要求多次变化，我之前提供的两个人一起签署，他提出要分开，现在核心是他答应本周签署完毕，可以完成么。”黄治国又称，“您看这样安排如何：李总签好，暂未付款，马上安排工商变更，工商变更时于总直接文件签好，办理工商变更。”王晋回复，“实际李志伟和于海群两人共持有10％股权，按照和李志伟的协议，我们是560万元还款后收回5％，那是否可以理解为于海群的5％股权会配合我们工商变更。”黄治国称，“一起退出，他们和林总确认了，不再保留任何股权。”王晋称，“可以的，但实际我们是不退于海群了对吗。”黄治国称，“这个林总考虑，于总也是产生资金成本的……”王晋称，“可以这样理解吗。李志伟和于海群共10％的股权，我们只需安排560万元后回购。对于于海群处，没有其他费用需要支付的对吗。”黄治国回复，“这取决于协议何时签，回购款何时支付，560万元是按照协议约定回购利率计算的不到一年的，取决于还款时间。”(二)荣加林为证明飞鲲公司在收到于海群投资款后随即退还投资，提供王晋的证人证言。王晋称，其曾系通路公司工作人员，职务为荣加林助理。2018年，荣加林为速鲸公司“一线厂库”项目策划融资。因为有工作需要对接，王晋与黄治国联系。王晋当时认为，黄治国系于海群、李志伟代理人。荣加林向其安排的任务就是于海群将款项打到速鲸公司账户后，将款项退回飞鲲公司，荣加林还称，荣加林与黄治国确认，飞鲲公司收到的款项会退回于海群。因此，王晋在与黄治国的微信聊天中一直称款项“退回”。王晋不知晓飞鲲公司的情况，亦不清楚微信聊天记录所提及的广告协议，对于所开具发票的项目，王晋系请示过荣加林后答复黄治国。王晋还确认，黄治国向其发送的回购协议均只涉及李志伟。对于王晋的证言，于海群、李志伟认为，王晋系荣加林助理，因此其证言中的意见性观点不能采信。王晋称，速鲸公司打入飞鲲公司的款项最终退还于海群，该陈述系其个人观点。于海群、李志伟还称，其在证据目录中将黄治国表述为二人代理人，该表述不准确，黄治国为介绍二人投资的中间人，正因投资时黄治国介绍，故二人要求其联系回购事宜。黄治国认为，1．其从未说过飞鲲公司收到的款项会归还于海群。根据微信聊天记录，对于王晋关于款项退回飞鲲公司的询问，黄治国的回复均为向飞鲲公司支付款项。2．速鲸公司“一线厂库”项目融资过程中，荣加林委托黄治国找一家营业范围有广告策划及广告发布、能开具广告推广费发票的公司，黄治国根据其要求联系到飞鲲公司后，荣加林又要求黄治国代拟速鲸公司与飞鲲公司之间的广告发布合同。此后，荣加林要求黄治国督促于海群支付增资款，并指派王晋与黄治国联系由速鲸公司向飞鲲公司付款事宜。黄治国之所以与王晋核实向飞鲲公司支付款项的情况，是因为其需要确认后向荣加林汇报，但黄治国此后并未再参与速鲸公司与飞鲲公司后续事宜。3．因速鲸公司运作不正常，于海群、李志伟于2018年底、2019年初要求退股。因为两人均是黄治国介绍，故其均要求黄治国与荣加林联系退股事宜。2019年3月25日，黄治国通过微信向荣加林发送回购协议，荣加林称资金不足，只能回购部分，于海群考虑到李志伟是其介绍投资，故提出主动先对李志伟的股权进行回购。4．荣加林与于海群另签署借款合同纠纷，于海群向荣加林借款200万元，黄治国为荣加林的还款义务承担担保责任。为了避免承担担保责任，黄治国2018年催促荣加林进款还款。益拾蓓合伙企业对王晋证人证言无异议。速鲸公司未发表质证意见。(三)案件审理中，一审法院根据荣加林的申请调取飞鲲公司上海银行账户(尾号1973)2018年6月19日至2019年3月19日期间的银行交易明细。该交易明细显示，上述期间，飞鲲公司与于海群并无交易往来。荣加林称，飞鲲公司于2018年7月4日向上海瀚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银公司)客户备付金账户支付4，995，413.24元，该款项系用于退还于海群投资款。并申请法院调查瀚银公司民生银行账户(尾号1801)2018年7月2日至2018年7月31日的银行交易明细。后，一审法院根据荣加林申请，再次调取瀚银公司民生银行账户(尾号1801)2018年7月2日至2018年7月31日期间银行交易。该交易明细显示，2018年7月4日12点27分，飞鲲公司向瀚银公司转入4，995，413.24元，同日15点45分，瀚银公司账户转出相同金额，交易对手名称为“Handpay代付业务”，银行名称为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荣加林再次申请一审法院至瀚银公司、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查询上述款项的资金去向。一审法院根据荣加林申请，首先至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查询瀚银公司银行账户(尾号1801)2018年7月2日至2018年7月30日期间“Handpay代付业务”的交易明细。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瀚银公司作为收单机构的“Handpay代付业务”交易明细，仅有收款账户的卡号，无收款账户姓名，无金额与4，995，413.24元相对应。此后，一审法院至瀚银公司了解相关情况，并了解飞鲲公司是否曾发出由于海群等收款的指令。瀚银公司工作人员答复，瀚银公司持有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支付业务许可证，飞鲲公司与瀚银公司存在业务合作关系飞鲲公司若想通过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付出款项，需要三方：飞鲲公司、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以及第三方支付机构，而瀚银公司就是第三方支付机构。具体的资金走向是：飞鲲公司的款项先支付至瀚银公司备用金账户，而后，飞鲲公司直接通过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的系统向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发送支付指令，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将相应款项转入飞鲲公司指定的账户。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仅是数据交换平台，瀚银公司在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没有实际账户，仅有商户号，相关款项并不实际流经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而仅是相关数据留存。因为飞鲲公司并非通过瀚银公司的系统发送的支付指令，瀚银公司仅凭收款人的身份信息无法查询相应交易。如果要通过瀚银公司查询飞鲲公司款项的具体资金走向，需要提供相应交易流水号，否则无法查询。于海群、李志伟、黄治国对法院调取的上述交易明细真实性均无异议，认为均不能达到荣加林、益拾蓓合伙企业证明目的。荣加林、益拾蓓合伙企业对法院调取的上述交易明细真实性均无异议。速鲸公司未发表质证意见。根据各方质证意见，一审法院对上述银行交易明细所反映的相关银行账户交易情况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另查明，飞鲲公司设立于2014年3月27日。2018年4月12日，其股东变更为候玉玲、应昊、肖元勤，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姜勇。2018年12月4日，飞鲲公司备案的清算组成员为黄翔、肖元勤、孙丽俊。2019年3月19日，飞鲲公司注销。(四)根据于海群、李志伟提供的《聘请律师合同》及发票，一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2019年5月10日，于海群、李志伟分别与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签署《聘请律师合同》，约定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受二人委托，为于海群、李志伟与荣加林、益拾蓓合伙企业股权转让纠纷案一审诉讼阶段提供法律服务，两份合同约定的法律服务费均为10万元。2020年6月1日，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分别向于海群、李志伟开具金额10万元的发票各一份。(五)根据于海群、李志伟提供的《担保函》，荣加林提供的益拾蓓合伙企业工商资料、荣家武出具的情况说明，一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1．益拾蓓合伙企业加盖公章的、落款日期为2018年6月19日的《担保函》载明，“本企业为荣加林在《回购协议》项下对李志伟、于海群的付款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荣加林、李志伟、于海群均在函件底部签字。本案审理中，于海群、李志伟称，其签署《担保函》时，未查看益拾蓓合伙企业合伙人决议。2．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上述《担保函》出具时，益拾蓓合伙企业合伙人为荣加林、荣家武，荣加林认缴出资90万元，荣家武认缴出资10万元，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荣加林。2018年12月29日，益拾蓓合伙企业合伙人变更为马文年、荣家武，马文年认缴出资90万元，荣家武认缴出资10万元，执行事务合伙人为马文年。2019年8月27日，益拾蓓合伙企业合伙人变更为荣加武、易淑青，易淑青认缴出资90万元，荣家武认缴出资10万元，执行事务合伙人变更为易淑青。另，益拾蓓合伙企业提交工商备案的《合伙协议》第21.4条约定，以合伙企业为他人提供担保须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3．本案审理中，益拾蓓合伙企业委托诉讼代理人称，针对本案委托事宜，其一直与荣加林联系。根据一审法院要求，益拾蓓合伙企业提供荣家武2020年5月3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荣家武称，其对上述《担保函》不知情，该担保未经益拾蓓合伙企业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荣家武不同意益拾蓓合伙企业承担连带责任担保。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意见，本案争议集中于：一、李志伟要求荣加林支付回购款、违约金、赔偿律师费损失的诉请，是否可予支持。二、李志伟要求益拾蓓合伙企业对荣加林的上述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是否可予支持。三、速鲸公司是否向于海群返还投资款，于海群要求荣加林支付回购款、违约金、赔偿律师费损失的诉请，是否可予支持，于海群要求益拾蓓合伙企业对荣加林的上述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是否可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一。案涉《回购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中，荣加林确认速鲸公司收到李志伟支付的增资款500万元，并确认《回购协议》约定的回购条件已达到，同意向李志伟支付500万元，对于李志伟关于投资收益的主张，荣加林认可自2018年7月18日起算，但认为按年利率12％计算投资收益标准过高，请求法院予以调整。一审法院认为，荣加林关于投资收益率过高的主张与《回购协议》的约定相悖，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结合荣加林的其他意见，一审法院认定，荣加林应当依约向李志伟支付500万元以及以50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18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按年利率12％(每年天数以365天计)计算的回购款。《回购协议》约定，若一方违约，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支付按投资总额30％计算的违约金，如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的违约金不能弥补守约方全部损失的，违约方还应赔偿守约方全部损失，包括律师费等。李志伟向荣加林发出回购通知后，荣加林未依约履行回购义务，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针对李志伟要求荣加林支付违约金150万元(500万元＊30％)的诉请，荣加林认为，违约金计算标准过高，应予调整。一审法院认为，《回购协议》违约责任部分对违约金计算标准约定明确，且计算标准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故荣加林的抗辩意见不成立，一审法院对李志伟关于违约金的诉请予以支持。对于李志伟要求荣加林赔偿律师费损失的诉请，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于海群、李志伟为本案纠纷各支付律师费10万元，鉴于李志伟未举证证明违约金不能弥补律师费损失，一审法院对其该项诉请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企业以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益拾蓓合伙企业合伙人签署的《合伙协议》作出与上述规定相同的约定。《担保函》签署时，益拾蓓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为荣加林、荣家武一人。本案中，荣加林确认，系其个人自行决定签署上述《担保函》，荣加武明确表示不同意益拾蓓合伙企业为荣加林在《回购协议》项下的付款义务承担担保责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益拾蓓合伙企业全体合伙人并未同意由益拾蓓合伙企业为荣加林回购义务提供担保。尽管案涉《担保函》加盖益拾蓓合伙企业公章，且由当时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荣加林签字，但在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情况下，荣加林个人无权代表益拾蓓合伙企业对外签署《担保函》。本案中，李志伟亦确认，其在签署《担保函》时，未查看益拾蓓合伙企业合伙人决议。李志伟理应知晓《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但其未在荣加林出具《担保函》时对益拾蓓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决议进行审查，难以构成善意。故而，《担保函》对益拾蓓合伙企业不发生效力，对李志伟要求益拾蓓合伙企业对荣加林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荣加林认为，速鲸公司在于海群支付投资款后，已将其投资款全部返还于海群通过其代理人黄治国指定的账户。一审法院认为，荣加林对其上述主张负有举证证明责任。案件审理中，荣加林提供了其助理王晋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王晋的证人证言。另外，一审法院根据荣加林的申请，查询了飞鲲公司、瀚银公司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交易明细显示，上述公司与于海群、李志伟、黄治国均无交易往来。根据黄治国与荣加林及其助理王晋就于海群、李志伟投资及回购事宜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认定，黄治国具有多重身份，其既为速鲸公司“一线厂库”项目提供法律服务，又就于海群、李志伟投资、回购事宜，代表于海群、李志伟与荣加林沟通。因此，仅凭黄治国与荣加林助理王晋于2018年6月27日至2018年7月3日在于海群支付投资款后，针对速鲸公司向飞鲲公司支付款项的微信聊天记录，实难认定速鲸公司系通过向飞鲲公司支付500万元的方式将于海群投资款返还。而黄治国与王晋于2019年4月协商回购事宜时，黄治国亦未明确表示于海群已收到投资款。因此，荣加林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上述主张，荣加林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对于于海群对荣加林、益拾蓓合伙企业的诉请，一审法院认定意见同一审法院上述针对李志伟对荣加林、益拾蓓合伙企业诉请的分析。一审法院认定，荣加林应当向于海群支付500万元以及以50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18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按年利率12％(每年天数以365天计)计算的回购款，支付违约金150万元。对于海群要求荣加林赔偿律师费损失以及要求益拾蓓合伙企业对荣加林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据此作出判决：一、荣加林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于海群支付500万元以及以50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18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按年利率12％(每年天数以365天计)计算的回购款；二、荣加林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于海群支付违约金150万元；三、荣加林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志伟支付500万元以及以50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18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按年利率12％(每年天数以365天计)计算的回购款；四、荣加林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志伟支付违约金150万元；五、驳回于海群、李志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荣加林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6，957元、保全费5，000元，由于海群负担600元，李志伟负担600元，荣加林负担110，757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无误，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出具的担保函未经合伙人荣加武的同意，该担保函是否对被上诉人发生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企业的下列事项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五)以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本案中，益拾蓓合伙企业出具《担保函》，承诺在《回购协议》项下对于海群、李志伟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函件加盖益拾蓓合伙企业公章，并由执行事务合伙人荣加林签字。李志伟承认其签署《担保函》时未查看益拾蓓合伙企业合伙人决议，同时也无法证明益拾蓓合伙企业提供担保时另一合伙人荣家武知情并同意。荣家武亦称其对《担保函》不知情，且不同意益拾蓓合伙企业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因此，荣加林自行在《担保函》上加盖益拾蓓合伙企业公章不能等同于全体合伙人取得了一致同意。此外，益拾蓓合伙企业于工商部门备案的《合伙协议》第21.4条进行了明确约定，以合伙企业为他人担保须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故一审法院认定《担保函》对益拾蓓合伙企业不发生效力，对李志伟要求益拾蓓合伙企业就荣加林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综上所述，上诉人李志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7，300元，由上诉人李志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晓菁审 判 员 庄龙平审 判 员 杨怡鸣二〇二一年一月六日法官助理 柳 洋书 记 员 李照枫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