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89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鲁怿，男，1985年2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上海市静安区，现住上海市静安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鼎，男，1968年8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上海市静安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地址上海市虹口区。负责人：徐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健，上海和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鲁怿因与被上诉人张**鼎、被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太保上海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6民初153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鲁怿上诉请求：要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张**鼎的一审诉讼请求或改判由太保上海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证据不足，一审质证程序违法，鲁怿未看到张**鼎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张**鼎系非法营运。张**鼎的停运损失是确定的，可用金钱衡量、计算，具有必然性和直接性，故应认定为直接损失，太保上海分公司以停运损失系间接损失为由拒绝赔偿缺乏法律依据。一审判决确定停运天数按照36日计算不合理。被上诉人张**鼎辩称，一审庭审时，其车辆已经转为非营运，故无法出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原件，机动车登记证书上显示了车辆从营运转为非营运的过程。本次事故涉及两次维修，实际共停运46日，一审法院酌定为36日较为合理。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太保上海分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的停运天数和费用均合理。直接损失系被保险人在事故中直接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毁损产生的损失，停运损失系间接损失，不属于商业三者险的赔付范围，不涉及审查相应免责条款效力问题，一审法院认定停运损失应由鲁怿承担正确。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赔偿停运损失人民币(以下币种均同)20，940.62元，以上损失要求太保上海分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赔付，保险不予理赔部分要求鲁怿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审理中，张**鼎变更主张停运损失为10，162.4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1月28日7时15分许，在上海市阳城路进原平路西约50米处，鲁怿驾驶沪A1XX**号小轿车与张**鼎驾驶的沪AZXX**号小型普通客车发生碰撞，致张**鼎车辆左侧损坏。本起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鲁怿未确保安全，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沪A1XX**号车辆在太保上海分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其中商业三者险限额为2，000，000元，附加投保不计免赔率险。2019年11月30日，太保上海分公司对张**鼎车辆进行定损，确定车损为7，500元。2020年1月8日，太保上海分公司再次对张**鼎车辆进行定损，确定车损为5，000元。张**鼎车辆损失共计12，500元，已由太保上海分公司赔付。对于各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分析认定如下：第一，张**鼎是否具有合法的网约车从业资格。张**鼎主张其通过滴滴平台注册，从事网约车经营服务，具有合法的网约车从业资格，并为此提供了车辆行驶证(载明张**鼎车辆使用性质为预约出租客运)、机动车产权登记证(载明张**鼎车辆于2018年9月17日登记为预约出租客运，于2020年4月5日转为非营运)、《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打印件(载明车辆所有人为张**鼎，车辆牌号为沪AZXX**，发证日期为2018年9月28日)、《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载明张**鼎的从业资格类别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等证据。太保上海分公司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鲁怿则表示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认为张**鼎提供的从业资格证并非网约车驾驶员证，张**鼎车辆并未张贴《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违反网约车的相关管理规定，同时张**鼎也未提供网络平台的经营许可证，故张**鼎的证件不齐全，并非合法的网约车经营者。一审法院认证：对于张**鼎提供的上述证据，法院经审核后予以确认。事发时张**鼎车辆的使用性质为预约出租客运，相关管理机构向该车辆核发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张**鼎本人亦持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的《从业资格证》，故张**鼎从事网约车经营服务符合《上海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若干规定》的相应要求。鲁怿以张**鼎车辆未张贴《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为由，否定张**鼎具有网约车从业资格，法院不予采信。张**鼎主张其具有合法的网约车从业资格，有相应事实依据，法院予以确认。第二，张**鼎的停运损失应如何认定。首先，关于停运损失的计算标准。张**鼎主张自2018年11月6日至2019年12月3日期间从事网约车经营服务共计获得收入78，416.19元，扣除油费等10％的运营成本后，净收入为70，547.57元，按照每月工作日21.75日计算，再扣除节假日11日，实际工作日为250日，故每日净收入为282.29元，张**鼎以此作为其停运损失的计算标准。张**鼎为此提供了手机银行截图两张、其名下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以下简称建行交易明细)(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12月4日)等证据，其中手机银行截图载明张**鼎2019年11月1日至12月4日的网约车经营收入为8，649.39元，交易地点／附言为“专车200_2002c74e9100……”，张**鼎称事发时间为2019年11月28日周四，12月3日到账的收入为事发这一周前几日的收入；建行交易明细显示自2018年11月6日至2019年12月3日期间张**鼎银行账户每周均会收到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转入的钱款，交易地点／附言为：“专车200_2002c74e9100……”。太保上海分公司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鲁怿对于建行交易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该银行交易明细载明的网约车经营收入金额无异议，但认为张**鼎未提供其与网约车平台签订的劳动合同或协议，也未提供相应的纳税证明，故不能证明该银行交易明细所反映的网约车经营收入即为张**鼎受损车辆产生的运营收入。法院认证：结合太保上海分公司和鲁怿的质证意见，对于张**鼎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法院予以确认。根据上海市关于网约车经营服务的相关管理规定，个人仅限为其所有的一辆车辆申请从事网约车经营。张**鼎本人具有合法的网约车从业资格，其主张建行交易明细载明的网约车经营收入即为本案事故中张**鼎受损车辆产生的运营收入，符合常理。鲁怿认为该银行交易明细不能证明系张**鼎受损车辆在事发前产生的运营收入，但对此未提供相应的反驳证据，故对于该意见，法院不予采纳。根据该银行交易明细，事发前张**鼎的网约车经营收入相对稳定，张**鼎主张以2018年11月6日至2019年12月3日期间获得的总收入，作为核定其每日运营收入的依据，法院予以采纳。但张**鼎系提供网约车服务，其工作时间并不固定，张**鼎主张按照每月21.75个工作日并扣除节假日来计算实际工作天数，法院不予采纳。本案事故发生于2019年11月28日，自2018年11月6日至2019年11月27日，共计387日。由于2018年11月6日张**鼎当天的收入1，448.66元系之前的运营收入，扣除后张**鼎在此期间的收入为76，967.53元。综上，法院酌定张**鼎事发前的平均收入为198.88元／日。考虑到张**鼎承担的运营成本，法院酌定按照160元／日作为停运损失的计算标准。其次，关于停运损失的计算天数。张**鼎主张从事发之日即2019年11月28日计算至车辆修理完毕之日即2020年1月12日，扣除双休日和法定节假日后，实际停运天数为36日。张**鼎为此提供了《上海市机动车维修结算清单》两张，据此证明其车辆分别于2019年11月29日至2019年12月17日期间、2019年12月26日至2020年1月12日期间两次进厂维修。张**鼎称第一次修理完毕后，其车辆仍存在后轮跑偏的问题，故又再次送厂维修，太保上海分公司进行了二次定损。在第二次维修过程中，由于等待订购配件，直到2020年1月12日方才修理完毕。太保上海分公司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并提供了张**鼎车辆两次定损的估损单和估损清单打印件。张**鼎和鲁怿对于太保上海分公司提供的估损单和估损清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鲁怿对于张**鼎提供的维修结算清单的真实性有异议，其认为张**鼎车辆仅为后侧车门凹陷，第一次维修花费19日，超过行业标准。事发后其发现张**鼎车辆多日停放于小区内，张**鼎有故意拖延维修时间的嫌疑。张**鼎车辆第二次维修部位为车辆后桥，该损坏部位与本案事故无关。张**鼎两次送修间隔一周，不排除在此期间张**鼎驾驶不当造成车辆损坏。张**鼎车辆第二次维修仅耗费6.35工时，故维修时间18日不合理。两张维修结算清单上载明的出厂里程数一致，说明张**鼎车辆没有移动，故张**鼎主张第一次维修后发现车辆存在跑偏的问题才将车辆第二次送修，与事实不符。同时张**鼎未提供劳动合同证明其工作时间，故不能以维修结算清单中载明的维修时间作为其实际停运时间。法院认证：对于张**鼎车辆因本案事故受损进行两次维修的事实，太保上海分公司并无异议。太保上海分公司提供的估损清单与张**鼎提供的维修结算清单在内容上能够相互印证。关于第二次维修的花费时间，张**鼎亦作出相应解释。鲁怿认为张**鼎车辆第二次送修并非本案事故所造成，但对此未提供相应证据佐证。而鲁怿主张张**鼎故意拖延维修时间，同样未提供相应证据佐证。故鲁怿仅凭两张维修结算清单上载明的出厂里程数一致以及张**鼎车辆第二次维修花费的工时较短，来否定维修结算清单的真实性，依据不足，法院不予采纳。对于张**鼎提供的两张维修结算清单的真实性，法院予以认定。鲁怿认为张**鼎车辆两次维修的时间过长，未提供相应依据。故根据维修清算清单载明的维修时间，法院确认张**鼎车辆受损后两次维修共计花费37日。张**鼎车辆因本案事故受损，确实影响其网约车运营。故张**鼎主张以事故发生至车辆维修完毕的时间作为计算停运天数的依据，并无不当。但张**鼎车辆第一次维修完毕后，张**鼎应当及时发现问题，而张**鼎直到2019年12月26日才将车辆再次送往修理厂，故两次修理的间隔时间不应计入停运天数。根据张**鼎车辆的维修时间，其主张停运天数按照36日计算，尚属合理，法院予以确认。综上，根据张**鼎事发前网约车经营的收入情况，以及张**鼎车辆受损后的维修时间，并考虑到上海市交通运输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以及张**鼎从事网约车服务需支出的运营成本，对于张**鼎的停运损失，法院酌定按照160元／日，计算36日，确定为5，760元。一审法院认为，张**鼎车辆因交通事故受损，张**鼎有权要求相关赔偿义务人赔偿其因此造成的相应损失，从事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运营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应当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本案中，张**鼎系合法的网约车从业者，鲁怿承担事故全责，应当对张**鼎因车辆受损维修无法运营而产生的停运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根据确认的事实，法院酌定张**鼎的停运损失为5，760元。现太保上海分公司认为张**鼎主张的停运损失并非商业三者险赔付范围，鲁怿则认为太保上海分公司未对相应的免责条款进行提示和说明，故相应免责条款未生效，张**鼎的停运损失应当由保险公司赔付。对此，法院认为，事故发生后涉及保险理赔的，应当先审查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以及涉案事故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方才需要审查保险合同是否存在免责条款以及免责条款是否发生效力。根据本案中商业三者险合同条款的约定，保险人承担的保险责任范围为被保险人应当赔偿第三者的人身伤亡或财产直接损毁而产生的直接损失。张**鼎主张的停运损失系其车辆受损后无法运营而不能获取的利益，属于间接损失，并非财产直接损毁产生的损失。故张**鼎主张的停运损失本身不属于商业三者险的赔付范围，不涉及审查相应免责条款效力的问题。鲁怿认为该停运损失应当由太保上海分公司赔付，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张**鼎停运损失共计5，760元，由鲁怿赔偿。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三项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鲁怿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张**鼎赔偿款5，760元；二、张**鼎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一审法院2020年6月16日法庭审理笔录(第一次)第4页中记载，张**鼎：……网约车运输证手机内照片(2018.9.28颁布，2020.4转回非营运性质，现此证已经被收回，庭后可提供机动车产证)……鲁怿：对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从业资格证不能代表是网约车驾驶员证。需提供网络平台的网约车经营许可证。各方当事人均在该审理笔录上签名确认。本院查明的事实，有一审法院审理笔录为证，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鲁怿对张**鼎的停运损失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事发后，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交通警察支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其中载明鲁怿未确保安全，应承担全部责任。各方当事人对此无争议，故鲁怿应承担本案全部赔偿责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侵权人应予赔偿。一审庭审期间，张**鼎提供了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从业资格证以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打印件等证明其具有合法的网约车从业资格，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正确。鲁怿上诉称一审质证程序违法，但根据一审法院审理笔录，经查一审质证程序并无不当，且张**鼎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变更登记栏中亦记载了其车辆由预约出租客运变更为非营运的过程。另，根据太保上海分公司一审提供的商业保险示范条款，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范围为财产直接损毁，本案中张**鼎主张的停运损失并非财产直接损毁产生的损失，系间接损失，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停运损失不属于太保上海分公司商业三者险的赔付范围正确，鲁怿应赔偿张**鼎的停运损失。最后，一审法院酌定的停运损失的计算天数和标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鲁怿的上诉请求，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根据本案事实所作判决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鲁怿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伊红审 判 员 谢亚琳审 判 员 姚 敏二〇二一年一月六日法官助理 王 蓉书 记 员 姜晓洁附：相关法律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