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川0402行初57号 原告：王建蓉，女，汉族，1966年6月27日出生，住四川省攀枝花市**。 被告：攀枝花市司法局，住所地：四川省攀枝花市**佳联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10300008320260B。 负责人：文静，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群，男，汉族，1973年1月24日出生，住四川省攀枝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瑶，女，汉族，1986年10月9日出生，住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 原告不服被告作出的《攀枝花市司法局关于王建蓉投诉四川渡攀律师事务所兰君律师事项的回复》（以下简称《回复》），于2020年12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当日立案后，于2020年12月4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2020年12月21日本院开庭审理时原告对审判员陈雨婷提出回避申请，本院予以准许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建蓉，被告出庭应诉负责人张敏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群、陈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在受理原告关于《律师错误代理损害我利益要求纠正的情况反映》后，于2020年7月14日对原告作出《回复》，主要内容为：因你对攀枝花市律师协会就你投诉四川渡攀律师事务所律师兰君涉嫌违规执业有关事项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不服,向我局投诉反映,我局于2020年5月20日受理。根据律师执业投诉处理相关规定,我局开展了调查核实。现将调查结果回复如下: 一、关于被投诉人兰君的基本情况。被投诉人兰君,四川渡攀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执业证号:××。在你诉攀枝花惠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2017）川0402民初3166号一案中,担任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代为处理诉讼相关事宜。 二、关于你反映未委托兰君律师代理诉讼、未与兰君律师签订书面代理合同及授权委托书的调查情况。经查阅律所档案资料,你与四川渡攀律师事务所之间签订过书面委托代理合同,合同载明在与攀枝花惠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你委托四川渡攀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诉讼法律事务,四川渡攀律师事务所指派兰君律师为你的代理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你在甲方处签名捺印、落款时间为2017年7月30日,四川渡攀律师事务所在乙方处加盖公章，落款时间为2017年7月30日。同时查明,2017年7月30日你向兰君律师签署过一份有你签字捺印的授权委托书,载明受托律师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故,你反映未委托兰君律师代理诉讼,未签订书面代理合同及授权委托书的情况与查明的事实不相符。 三、关于你投诉兰君律师未及时告知你判决结果,导致超过上诉期限的调查情况。经查，2017年11月29日,兰君律师到东区法院领取判决书。11月30日,兰君律师将判决书交给你的妹妹王某某。12月2日,你的妹妹王建萍将判决书交到你手中。此时,该判决书尚在法律规定的上诉期内，你有权提起上诉。故,你投诉兰君律师未及时告知你判决结果,导致超过上诉期限,未能提起上诉的的情况与查明的事实不相符。 四、关于你反映四川渡攀律师事务所相关档案系伪造的有关情况的调查情况。2020年7月9日,我局向你出示了你与四川渡攀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委托人须知》及授权兰君律师的《授权委托书》、四川渡攀律师事务所开具给你的收费发票等复印件。你认为《委托代理协议》《委托人须知》《授权委托书》中的签名均系伪造,因你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你的主张,我局对此不予采信。 五、关于你反映委托的是何霞律师而非兰君律师的调查情况。经查,何霞律师在你诉攀枝花惠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2017)川0402民初3166号一案中,不曾担任代理人。东区人民法院(2017)川0402民初3166号《民事判决书》载明,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为四川渡攀律师事务所律师兰君。同时查明,案件诉讼过程中,有关法律文书均是由兰君律师签字确认。因你未提供有关证据,证明你与何霞律师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故,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你委托的是何霞律师而非兰君律师。 原告诉称：2020年7月14日,被告作出的《回复》不尊重客观事实,不履行并转移法律义务,损害原告合法权益,是错误的行政行为,应予撤销。理由如下： 一、《回复》所称的投诉途径和时间错误,属于乱作为,违法履职。《回复》称“因你对攀枝花市律师协会就你投诉四川渡攀律师事务所律师兰君涉嫌违规执业有关事项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不服,向我局投诉反映,我局于2020年5月20日受理”。原告从未向攀枝花市律师协会递交过任何投诉材料。而是于2019年3月11日直接向被告公律科递交投诉材料。当时的吴科长接收投诉后,告诉原告最长三个月给予答复。在2019年10月、11月有五、六次来电话（电话是0812-ｘ××××）要求原告把投诉时间改成现在的,重新交一份材料,原告称“等调查结果出来后,我把之前投诉材料换回来就是了”。原告按照《四川省司法厅关于公民投诉指引》,选择“向直接主管被投诉人的司法行政机关”投诉。原告的投诉方式和途径是正确的。 二、《回复》不符合行政投诉处理办法规定,未作出处理错误,属于不正确履职。《四川省司法厅司法行政法律服务行政投诉处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调查结束后,调查机关应当根据查明的事实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作出相应的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投诉人。被告按照《处理办法》受理后,虽经调查,但未对调查的事实根据“四种情形”作出相应处理。仅仅是敷衍地、推卸责任地将四个方面的“调查情况”告知原告,不是将“处理结果”告知原告。被告对原告投诉事项应当进行调查处理,但只调查未作处理属于履职不到位,不正确履职。 三、被告应当查清事实而未查清,未履行法律义务,履职违法。1.被告用争议的事实来证明争议的事实,是典型的逻辑错误。原告投诉的关键问题是兰君律师没有经过原告的委托授权进行案件代理。被告调查《回复》中所提到的《委托代理协议》《委托人须知》《授权委托书》均是攀枝花市渡攀律师事务所或律师兰君涉嫌造假的材料。原告在2017年7月28日,只与当时来川惠大酒店二楼会议室的律师何霞签订了三份授权委托书。原告从不认识兰君,从未与兰君接触过,也根本不知道渡攀律师事务所。但被告调查《回复》中却出现了《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协议》《委托人须知》材料,且有原告的所谓签名。众所周知,签名是有可能仿冒的,签名不一定是“本人”签的。捺印不一定是“本人”所按。但《回复》第二页称“你在甲方处签名捺印”。2.被告用民事案件的证据规则来代替行政投诉案件查处规则，是典型的法律关系适用错误。《回复》第2页“2020年7月9日,我局向你出示了你与四川渡攀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委托人须知》及授权兰君律师的《授权委托书》”。“因你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你的主张,我局对此不予采信”。从2018年开始申请法院再审,到市中院反映,到东区法院申请查阅庭审笔录被东区法院拒绝,又找律师,找承办法官,再到东区检察院反映监督,就是因为原告从未与四川波攀律师事务所签订过《委托代理协议》《委托人须知》及授权兰君律师的《授权委托书》。在2019年X月,原告第一次去渡攀律师事务所找他们交涉时,接待律师、所副主任李xx查阅律所档案没有原告案件的代理资料。作为行政投诉案件,投诉人只负有实事求是反映问题和请求解决的事项,不捏造事实或不诬陷他人的法律义务,尽可能提供问题线索或证据材料,但不会因未能提供全部证据就承担“谁主张谁举证或举证不能”的民事法律责任。行政投诉包括控告、检举、举报案件的调查义务是行政机关,查清事实是行政机关负有的法律义务。被告将原告的行政投诉案件混同于民事诉讼案件,是典型的法律关系适用错误。被告可以说因各种原因或调查手段等查不清楚,但不能因“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你的主张”而敷衍、搪塞、拒绝、否定原告的合理要求和实体权利。从涉事的上述三份材料签名书写笔迹看,一般普通人通过肉眼都能辨认出来,伪造签名十分明显。3.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明原告与律师何霞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证据不做核实,也不做调查核实情况的说明,就作出“因你未提供有关证据,证明你与何霞律师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回复。这违背了实事求是、全面客观的调查原则。回复不属实,对原告是不公正的。4.被告未履行查清事实的法律义务。 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办理原告的司法行政投诉未尽到法定职责,未正确履行职责违法，《回复》的调查情况与实际不符,缺乏事实依据,且未作出处理决定。因此,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回复》，责令查清事实，重新处理。 原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被告辩称：一、被告作出的《回复》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2019年原告向被告提交了两份律师错误代理损害原告利益要求纠正的说明，第一份的日期有两个，分别是2019年3月11日和2019年3月19日，第二份标注的日期是2019年11月20日，投诉何霞律师未经其同意转委托兰君律师代理其民间借贷纠纷案，何霞、兰君律师未及时告知其一审判决结果导致其未能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损害其利益。答辩人接投诉后，将材料转至攀枝花市律师协会办理。2020年4月13日，攀枝花市律师协会经调查认为该投诉证据不足，作出不予立案《决定书》。4月16日，原告至攀枝花市××处，在看到决定书内容后，对不予立案决定不服，拒不签收。2020年5月8日，被告向原告制发《行政投诉处理提供材料通知书》，通知其提供身份证明、与渡攀所及律师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相关证据材料以及能证明被投诉律师未尽职尽责的相关证据材料。在收到王建蓉提供的证据材料后，5月20日被告正式受理，并向王建蓉制发了《行政投诉受理通知书》，向兰君律师制发了《被投诉告知书》。7月14日，被告作出《回复》并回复王建蓉。（一）原告称《回复》不符合行政投诉处理办法规定，未作出处理错误，属于不正确履职，并且援引了《四川省司法厅司法行政法律服务行政投诉处理办法》第十九条“调查结束后，调查机关应当根据查明的事实和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作出相应的处理”的规定。原告对“处理”一词产生了曲解。处理不是处罚，所谓处理，有处置、安排、加工的意思，是指快速的解决问题。本案中，被告针对原告投诉的内容，进行调查核实以后，认为其反映的情况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依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何霞律师未经其同意转委托兰君律师代理其民间借贷纠纷案，也无法证明何霞兰君律师未及时告知其一审判决结果导致其未能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损害其利益，因此不需要对该律师进行处罚，该处理方式是正确的履职行为。（二）原告称被告应当查清事实而未查清，未履行法律义务，履职违法。1.认为用《委托代理协议》《委托人须知》及授权兰君律师的《授权委托书》、四川渡攀律师事务所开具的收费发票等来证明案件事实，是用双方争议的事实来证明争议的事实，是逻辑错误。而事实上，在原告诉攀枝花惠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2017）川0402民初3166号一案中，《委托代理协议》《委托人须知》和《授权委托书》均有原告签名，受委托人为兰君，且在案件诉讼过程中，有关法律文书均由兰君律师签收确认，被告向其出示上述证据的时候，原告如果对相关证据产生怀疑，完全可以申请鉴定或者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司法行政机关作为律师行业主管部门，无权也无责对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主动鉴定。2017年11月1日（2017）川0402民初3166号《民事判决书》，也显示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为兰君，判决书确定的事实是无需重复证明的。2020年5月24日，兰君出具《关于王建蓉投诉兰君律师涉嫌违规执业的情况说明》，也表明她本人就是被委托人。以上证据明显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原告委托的是兰君。2.原告认为被告用民事案件证据规则来代替行政投诉案件查处规则，法律关系适用错误。民法是万法之母，是一切部门法的基础，其他各种法可以说都是从不同的侧面对民事法律关系和基本原则的保护、充实和发展，民法中的证据规则谁主张谁举证，在行政法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当然适用于行政法，本案中，原告主张与何霞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却拿不出任何的证据来证明，因此被告不予采信于法有据，并无不妥。3.原告投诉兰君律师未及时告知判决结果导致超过上诉期限。经查，2017年11月29日，兰君律师到东区法院领取判决书，11月30日，兰君律师将判决书交至原告妹妹王某某。12月2日，王建萍将判决书交至原告。此时，判决书仍在法律规定的上诉期内，根本不影响上诉。 二、被告作出《回复》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称《回复》所称的投诉途径和时间错误，属于乱作为，违法履职。根据《司法部关于加强律师违法违规行为投诉处理工作的通知》（司发通[2017]23号）规定，明确投诉受理职责分工，对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首次投诉原则上由律师协会受理，对律师协会处理决定不服的投诉和律师协会移交的认为应当由司法行政机关处理的投诉，司法行政机关应该受理。被告接到投诉后，因该投诉是第一次投诉，因此按规定，被告将材料转至攀枝花市律师协会办理。其后王建蓉对律师协会的处理结果拒不签收，属对该决定不服，再由被告进行受理，于法有据，并无不妥。被告受理后，向原告制发了《行政投诉受理通知书》，向兰君律师制发了《被投诉告知书》，并依职权对双方进行了调查查实，制作了调查笔录，在充分查实情况的基础上，作出《回复》，回复王建蓉，相关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回复》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相关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律师错误代理损害我利益要求纠正的情况反映》，证明被告收到原告的投诉。2.《律师错误代理损害我利益要求纠正的情况反映》，证明被告收到原告的投诉转至攀枝花市律师协会。3.《攀枝花市律师协会决定书》，证明攀枝花市律师协会作出决定。4.《送达回证》，证明被告受理依据。5.录音U盘，系原告要求被告出示。6.《授权委托书》；7.《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送达回证》；8.《四川渡攀律师事务所函》；9.《委托代理协议》；10.《四川省增值税普通发票》；11.（2017）川0402民初3166号《受理案件通知书》；12.（2017）川0402民初3166号《民事判决书》；13.《收条》2份；14.《关于王建蓉投诉兰君律师涉嫌违规执业的情况说明》，证据6-14共同证明（2017）川0402民初3166号案件被委托人为兰君。15.《行政投诉处理提供材料通知书》，证明被告通知原告提供材料。16.《攀枝花市司法局询问（调查）笔录》（对王建蓉第一次调查），证明被告依职权调查。17.《行政投诉受理通知书》，证明被告依法受理。18.《被投诉告知书》，证明被告依法告知被投诉律师。19.《攀枝花市司法局询问（调查）笔录》（对何霞调查）；20.《攀枝花市司法局询问（调查）笔录》（对王建蓉第二次调查），证明被告依法履职。21.《回复》及邮寄送达凭证，证明被告依法依规送达。22.《关于加强律师违法违规行为投诉处理工作的通知》，证明被告适用法律正确。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出示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下简称三性）及证明目的认可，但是原告是2019年3月11日提交的《律师错误代理损害我利益要求纠正的情况反映》，3月19提交的U盘；对证据2的三性及证明目的认可，但是抬头是被告要求原告改的，对被告工作人员签字的时间认可；对证据3和证据4的三性及证明目的认可，但原告对攀枝花市律师协会的决定不服；对证据5的三性认可，原告认为从录音可以看出其委托的人是何霞，不是兰君；对证据6-9的三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只给何霞签了《授权委托书》，没有委托给兰君，原告没见过代理协议；对证据10的三性不认可，但是原告收到了发票；对证据11-12的三性及证明目的认可；对证据13和证据14的三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15-18三性及证明目的认可，对证据19三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20-22三性及证明目的认可，但原告认为被告只是调查了，没有处理。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交的证据1-4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原告均认可，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提出证据1系原告3月11日交给被告的主张，被告不予认可，且仅有原告自行打印或书写的落款时间，没有被告的签字或收据，原告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具体的提交时间，因此，对于原告主张的提交时间本院不予采信。证据5系录音证据，由于录音证据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对其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证据6-13系被告依职权向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和四川渡攀律师事务所调取，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证据形式的要求，具有证据的三性，各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形成锁链，能证明待证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14中兰君陈述的内容与证据6-13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待证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15-21具有证据的三性，能够证明被告在被诉行政行为中的履职情况，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2的法律依据，现行有效，适用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根据合法有效的证据以及当事人的有关陈述，查明如下事实： 2019年11月20日被告收到原告提交落款日期为2019年3月11日的《律师错误代理损害我利益要求纠正的情况反映》，被告工作人员郑强和王兵在《律师错误代理损害我利益要求纠正的情况反映》上签字注明“此件系2019年11月20日王建蓉交到市司法局办公室，11月20日局办公室转交律师科办理”。《律师错误代理损害我利益要求纠正的情况反映》主要内容为：在（2017）川0402民初3166号案件（以下简称3166号案件）中，原告授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是何霞，但在法院开庭时委托诉讼代理人变成了兰君。何霞给原告判决书时已过上诉期限15天。原告曾找过何霞和承办法官，也找过东区政法委、攀枝花市人大、攀枝花市纪委、四川渡攀律师事务所、攀枝花市检察院、东区检察院反映情况。原告向攀枝花市中级法院申请再审被裁定驳回。原告认为整件事情错误的源头在于律师代理错误，因此，向被告反映投诉四川渡攀律师事务所的何霞、兰君律师,请攀枝花市司法局调查核实，帮其纠正东区法院的错误判决。 2019年11月20，被告将王建蓉的投诉材料交由攀枝花市律师协会处理。攀枝花市律师协会于2020年4月13日作出《攀枝花市律师协会决定书》，载明：经本会惩戒委集体讨论后认为投诉人王建蓉对兰君、何霞律师的投诉，证据材料不足。依据《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试行）》第四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本会作出如下决定：对王建蓉的投诉本会不予立案。王建蓉于4月17日在律师协会的送达回证“收件人签名或盖章”一栏，写明“调查与事实不符，强烈要求与何霞、兰君对质，公开调查的证据材料提供一份给我，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你们司法局完全承担。投诉人：王建蓉，2020年4月17日”。被告对原告的该行为视为原告对律师协会的处理不服，依据《关于加强律师违法违规行为投诉处理工作的通知》规定，启动复查复核程序，于2020年5月8日向原告出具了《行政投诉处理提供材料通知书》，5月20日向原告出具了《行政投诉受理通知书》，向兰君出具了《被投诉告知书》。被告受理原告的投诉后，向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调取了3166号案件《民事判决书》《授权委托书》《东区法院送达回执》《四川渡攀律师事务所律师函》等相关诉讼文书，向四川渡攀律师事务所调取了《委托代理协议》《四川省增值普通发票》、原告的妹妹王建萍出具的《收条》等材料，分别询问了原告和何霞，制作了《询问调查笔录》，兰君出具了《关于王建蓉投诉兰君律师涉嫌违规执业的情况说明》，调查结束后，被告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原告委托的是何霞律师而非兰君律师，于2020年7月14日作出了本案诉争的《回复》，并以邮寄方式向原告送达，原告7月16日收到《回复》后，于2020年12月3日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2017年8月3日，本院受理了原告诉被告攀枝花惠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17）川0402民初3166号。本院于2017年10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兰君作为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原告也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于2017年11月1日作出判决，11月29日兰君签收。2017年12月2日原告从其妹妹王建萍处拿到判决书并在判决生效后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条规定：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进行监督、指导。被告作为律师行业的行政管理机关，有权就原告投诉律师执业活动违法、违规等事宜进行受理、调查、处理。被告主体适格，具有作出案涉行政投诉处理的法定职权，是本案的适格被告。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作出的《回复》是否合法。对此，本院评判如下： 《司法部关于加强律师违法违规行为投诉处理工作的通知》第二部分“认真做好投诉受理工作。（一）明确投诉受理职责分工。对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首次投诉原则上由律师协会受理，对律师协会处理决定不服的投诉和律师协会移交的认为应当由司法行政机关处理的投诉，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受理……”。《四川省司法厅司法行政法律服务行政投诉处理办法》第十二条“决定受理投诉的，应当于收到投诉之日起5日内分别向投诉人、被投诉人发出《投诉案件受理告知（通知）书》《被投诉告知书》。”第十五条第一款“司法行政机关、行业协会处理投诉应当就投诉事实进行调查。调查必须全面、客观、公正，调查人员应当认真听取投诉双方的陈述和申辩，制作调查笔录，收集有关证据。必要时，可以对调查全程录音录像。”第二十一条“投诉事项应当自受理之日起60内办结。情况复杂难以在规定时间内办结的，经本级司法行政机关分管领导或上级司法行政机关批准，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本案中，被告按照上述规定，收到原告的投诉后，转交给攀枝花市律师协会处理，在原告对攀枝花市律师协会的处理结果不服后，受理了原告的投诉，收集了相关证据材料，听取了投诉双方的陈述和申辩，依据调查核实查明的事实对原告作出了书面《回复》，并以邮寄方式向原告送达，在法定期限内办结，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但是，被告在5月20日出具的《行政投诉受理通知书》和《被投诉告知书》上均载明系5月13日收到原告提交的投诉兰君律师的材料，从收到投诉材料到发出受理通知已超过5日，因此，被告在受理程序上存在瑕疵，但该瑕疵并未影响原告的实体权利，也不足以影响本案的事实认定，本院在此予以指出，对此，被告可在今后的工作中予以完善和改进。 对于原告提出被告仅进行调查没有作出处理的主张，根据《四川省司法厅司法行政法律服务行政投诉处理办法》第十九条“调查结束后，调查机关应当根据查明的事实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作出相应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投诉人：（一）投诉不实或证据不足的，不予支持，同时做好投诉人的说服解释工作……”，原告的《律师错误代理损害我利益要求纠正的情况反映》请求为“请市司法局调查核实，帮我纠正东区法院的错误判决”，被告经过调查核实，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在3166号案件中原告委托的诉讼代理人是何霞而非兰君，原告拿到判决书的时间是2017年12月2日，未超过上诉期限，因此，按规定向原告作出了《回复》，以书面形式告知了原告处理结果，已按照上述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处理职责。至于原告要求“帮我纠正东区法院的错误判决”，如果原告认为法院的生效判决有错误应当依法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提起，而不是请求司法行政机关予以纠正，因此，对于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被告接到原告提出的举报申请后，履行了受理、调查、处理等程序，依据现有证据进行认定，已经按照法定程序对原告申请的事项进行调查并作出答复。原告要求撤销被诉《回复》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建蓉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王建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付思雨 审 判 员  刘学明 人民陪审员  文 珍 二〇二一年一月八日 书 记 员  谭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