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35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卢扁女（LU，BIANNU），女，1948年6月20日出生，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芳，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施瑞涛，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艳青，女，1975年2月9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昆红，广东威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克，广东威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市白云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大金钟路**大院****之一（仅限办公用途）。法定代表人：胡俊能。原审第三人：胡俊能，男，1981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原审第三人：胡雪芬，女，1977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原审第三人：胡焕珠，女，1979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上诉人卢扁女因与被上诉人胡艳青、原审第三人广州市白云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云建设公司）、胡俊能、胡雪芬、胡焕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260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卢扁女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判决卢扁女与胡艳青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已于2019年3月23日合法解除；3.判决胡艳青向卢扁女返还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19.8%股权份额（对应注册资本人民币5940000元），并协助卢扁女办理工商变更手续；4.判决胡艳青向卢扁女支付赔偿金11880000元；5.判决胡艳青向卢扁女支付财产保全担保保险费用11880元；6.判决胡艳青承担本案保全费以及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查明事实不清：1.胡艳青迟延履行合同主要债务的时间是2年343天，卢扁女已给予足够的宽限期，胡艳青经催告后仍不及时履行，其行为已经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构成严重违约，卢扁女有权解除合同。根据《股东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约定：“协议签订后的七日内，受让方需将转让金额付给转让方。”胡艳青应当在2016年3月31日后七日内即2016年4月7日前向卢扁女支付股权转让款。因此截至2019年3月15日胡艳青仍未履行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其迟延履行合同主要债务的事实确定无疑。且在2016年4月28日白云建设公司已经办理完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胡艳青已经享受股权转让合同给其带来的利益，更应当主动履行付款义务，因此截至2019年3月15日，胡艳青在卢扁女发出律师函前迟延履行合同付款义务的时间为2年343天（2016年4月7日-2019年3月15日），并非一审法院认为的“胡艳青自卢扁女发出律师函次日起10天内付款属合理的宽限期”。一审法院认为卢扁女“在将近三年的时间内没有向胡艳青行使法定解除权”属于混淆案件事实，将“卢扁女先行催收”错误的认定为“胡艳青履行付款义务的前提条件”，没有考虑到胡艳青长期恶意违约的事实。2.广州市××路××城××山××房（以下简称××山××房）为胡艳青的有效送达地址。（1）一审判决第17页倒数第三行，胡艳青曾于2018年12月18日向胡俊能发出《股权转让告知函》，一审法院遗漏查明该函中胡艳青明确回函地址为××山××房；另外，一审法院查明胡俊能向胡艳青发出《股东会通知送达快递单》《临时股东会通知书》《股东会议公证书》，却没有查清该事实情况系白云建设公司的关联公司广州银山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召开前，召集人胡俊能向胡艳青快递《广州银山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通知》，快递的地址为××山××房；一审判决遗漏查明胡俊能于2019年5月22日快递白云建设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给胡艳青的事实，该快递寄往的地址为××山××房，该快递并未退件，而是被签收。（2）一审2020年1月21日开庭时法庭有向胡艳青的代理人调查胡艳青的手机号码是否有发生变动，是否有收到手机信息，其代理人并无正面回应，但根据日常生活经验规则，存放在丰巢柜的邮件，只有收件人能凭借手机上的取件码领取，倘若胡艳青的手机号有变动，势必收不到邮政的取件通知，邮政反馈的必定是退件状态，而《律师函》《解除合同通知书》分别于2019年3月16日、2019年3月23日妥投。卢扁女已充分举证××山××房为胡艳青的有效收件地址，且《律师函》《解除合同通知书》已经有效送达胡艳青，胡艳青对此予以否认，却自认在2018年3月25日收到律师函，且先不论胡艳青是否在该日期收到《律师函》，也足以证明××山××房是胡艳青的有效送达地址。既然胡艳青承认收到案涉律师函，可见其手机号码是正常收到丰巢柜通知的，但却否认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胡艳青对其主张并没有承担举证责任，若其陈述是事实，其可以当庭出示其手机收到的丰巢柜系统发出的取件通知及取出通知的短信或微信，便可证明真相。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等规定，胡艳青为提供证据证实《律师函》收到的具体时间及取出时间，也没有证明其没有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因此胡艳青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3.一审法院遗漏查明胡艳青在未付清案涉股权款前，曾于2018年底提起公司解散诉讼【案号：（2019）粤01民终9555号案】，要求解散白云建设公司的事实。二审法院应当考虑白云建设公司为家族企业，案涉《股东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还包括家族传承及希望将家族企业顺利发展。胡艳青多次利用关联企业银山公司向白云建设公司发起恶意诉讼，查封白云建设公司名下的财产，而且于2018年底提起公司解散诉讼，要求解散白云建设公司。一审判决书第16页遗漏对解散公司一案的进行查明，胡艳青以其实际行动表明，其获得股东权利后的行为有损公司的正常经营发展。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规定，提起解散公司上诉需要“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因此卢扁女解除《股东股权转让协议》，目的也是希望合同解除后，胡艳青的持股比率低至7.3%，从而不再享有解散公司的权利。一审法院认定合同目的没有落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4.案涉律师函及解除合同通知书到达丰巢柜应视为有效送达。《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合同解除的通知采取到达主义理论。一审法院错误认为“通知只有在送达被通知人时才生效”。卢扁女已经通过快递将涉案《律师函》《解除通知》邮寄至胡艳青可以管控的区域，且日常生活中因收件人不便亲自签收邮件并指示快递员将邮件放入快递柜，待方便后收取邮件或指派他人收取的行为十分常见，因此合同解除的通知已经投递并到达胡艳青处。胡艳青主张未收到上述函件，应当举证据证明相关事实。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胡艳青迟延履行合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仍不履行，卢扁女有权解除合同。《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本案中，胡艳青逾期履行合同付款义务，卢扁女有权解除合同。2.涉案《股东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后，胡艳青的付款行为不能成为阻止卢扁女行使合同解除权的理由。《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中止履行。”根据该规定，胡艳青后续转款行为已经缺乏履行基础，卢扁女将该款项退回，符合法律规定。三、本案一审虽存在遗漏案外人的可能，但一审的程序合法，无损案外人的权益，因此本案应当继续审理。根据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5）穗云法民一重字第15号民事判决，案外人胡馨怡有权继承胡耀光持有白云建设公司73%股权的六分之一即6.083%，但胡馨怡关于白云建设公司股权继承的纠纷及股权变更登记纠纷仍在另案诉讼中，并未最终生效并执行。虽一审遗漏追加胡馨怡为第三人，但胡馨怡未正式登记为股东之一，一审程序并无不当。退一步说，即便该案最终认定胡馨怡享有白云建设公司6.083%股权，也将由白云建设公司元股东胡耀光的全部继承人共同向胡馨怡支付，按上述比例折算，卢扁女与胡艳青只需向胡馨怡支付五分之一及1.22%的股权份额。卢扁女与胡艳青除涉案转让股权外，卢扁女仍持有白云建设公司24%的股权，胡艳青持有7.3%股权，因此无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接触，均未损害胡馨怡的权益。再次，胡耀光在世时，持有白云建设公司73%股权，该73%股权系胡耀光与卢扁女的夫妻共同财产。胡耀光去世后，卢扁女依法至少可以取得其中36.5%股权份额。换言之，卢扁女向胡艳青转让的19.8%股权份额完全是卢扁女对自身持有股权份额的处分，与胡馨怡是否继承白云建设公司股权没有任何关系，因此胡馨怡不应当为本案的适格当事人。胡艳青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卢扁女的上诉请求、事实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2017）粤0111民初15706号民事判决载明，卢扁女、胡艳青及第三人之间存在财产混同、利益混同的情况，股东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款在公司的经营中的资金往来产生冲抵的事实是存在的，正是由于卢扁女与胡艳青及第三人之间无法理清财产关系及债权债务关系，在胡艳青收到律师函之前，双方未就股权转让款产生任何争议，均认为已付清，卢扁女没有证据证明胡艳青收到2019年3月25日律师函之前曾向其索要过股权转让款，在白云建设公司多次召开的临时股东会上，卢扁女也未提出过索要股权转让款的要求。针对卢扁女的付款要求，胡艳青已经在收到律师函的第二天及时将款项支付给卢扁女，且在付款留言上注明双方转让款原已付，现再付款，双方核对后再协商解决。胡艳青坚持认为已经支付款项，卢扁女提出该主张，胡艳青再支付一次，然后再解决纠纷，故卢扁女不具有法定的合同解除权。本案中胡艳青已经支付款项，在合理期限内履行了支付义务，实现双方的合同目的。二、关于有效送达地址的问题，××山××房既不是胡艳青户籍地址，也不是胡艳青的身份地址，且双方未约定该地址作为胡艳青的有效收件地址，胡艳青与家庭其他成员有矛盾被迫去了香港，因此在广州的任何一个地址都不可能成为胡艳青的收件地址，胡艳青根本不可能收到解除通知。证明解除通知书送达责任在于卢扁女，卢扁女未通过信函、邮件、短信等当时核实过胡艳青是否签收解除通知，也没有通过其他途径告知胡艳青曾经发出过解除通知书，直至一审开庭，胡艳青方知解除通知书的存在，因此，该解除通知书不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丰巢柜是面对物流公司、电商公司的开放性平台，中间存在无法及时收件的可能性，因此，送交丰巢快递柜不能等同于收件人已收件。卢扁女及其他原审第三人明知系因其刑事报案导致胡艳青身处香港无法返还内地，还将解除通知书寄送至××山××房，证明其并非真实希望胡艳青获知信函内容。胡艳青已在合同合理期限内支付股权转让款，合同已履行完毕。至于卢扁女将款项转回给胡艳青是新发生的法律事实，不影响原合同已履行完毕的事实。三、关于保全费11880元的问题，卢扁女一审期间恶意保全胡艳青在白云建设公司股权份额，而产生的保险费用应由卢扁女承担。至于案外人胡馨怡另案起诉要求白云建设公司变更股权登记，其因继承取得的白云建设公司的6.083%股权对本案审理结果并无影响。原审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胡俊能、胡雪芬、胡焕珠述称，无陈述意见。卢扁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卢扁女与胡艳青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2.胡艳青向卢扁女返还白云建设公司19.8%股权份额（对应注册资本人民币5940000元），并协助卢扁女办理工商变更手续；3.白云建设公司、胡俊能、胡雪芬、胡焕珠协助卢扁女办理工商变更手续；4.胡艳青向卢扁女支付赔偿金人民币11880000元；5.胡艳青向卢扁女支付财产保全担保保险费用人民币11880元；6.胡艳青承担案件受理费及保全费。一审法院经查明：一、关于白云建设公司的商事登记信息及股东构成情况部分。白云建设公司系1994年8月22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00000元，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园林绿化工程服务、建筑工程后期装饰等业务。原股东分别为胡耀先（出资额为人民币21900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73%）、胡艳青（出资额为人民币3000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0%）及胡雪芬（出资额为人民币3000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0%）、胡焕珠（出资额为人民币2100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7%）。2006年1月4日，白云建设公司召开股东会，并达成决议，同意变更股东，胡艳青及胡雪芬、胡焕珠将其持有白云建设公司的出资额合计人民币8100000元（占注册资本27%）转让给案外人江东。2006年2月15日，白云建设公司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2007年3月4日，白云建设公司召开股东会，并达成决议，同意变更股东，案外人江东将其持有白云建设公司的出资额人民币8100000元（占注册资本27%）转让给胡俊能。同日，白云建设公司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胡耀先出资人民币21900000元，占白云建设公司注册资本73%，胡俊能出资人民币8100000元，占白云建设公司注册资本27%。因胡耀先去世，白云建设公司再次发生股权变更，根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留存白云建设公司的商事登记档案材料记载，白云建设公司的注册资本仍为人民币30000000元，股东分别是卢扁女、胡艳青及胡俊能、胡雪芬、胡焕珠；其中卢扁女出资人民币13140000元，持股比例为43.8%；胡俊能出资人民币10290000元，持股比例为34.3%；胡艳青出资人民币2190000元，持股比例为7.3%；胡雪芬出资人民币2190000元，持股比例为7.3%；胡焕珠出资人民币2190000元，持股比例为7.3%。2010年9月2日，白云建设公司召开股东会，出席股东有卢扁女、胡艳青及胡俊能，代表公司股东85.4%的表决权，并决议选举胡俊能为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聘任胡艳青为经理。二、关于涉案股权转让及履行情况部分。2016年3月31日，白云建设公司召开股东会，卢扁女、胡艳青及胡俊能、胡雪芬、胡焕珠就股权转让达成决议。同日，卢扁女与胡艳青及胡俊能、胡雪芬、胡焕珠签订一份《股东股权转让协议》，订明：“转让方为卢扁女及胡俊能，受让方为胡艳青及胡雪芬、胡焕珠；卢扁女将原出资额人民币5940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19.8%转让给胡艳青，转让金额为人民币5940000元；胡俊能将原出资额人民币270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0.9%转让给胡艳青，转让金额为人民币270000元；胡俊能将原出资额人民币810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2.7%转让给胡雪芬，转让金额为人民币810000元；胡俊能将原出资额人民币810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2.7%转让给胡焕珠，转让金额为人民币810000元；协议签订后的七天内，受让方需将转让金额付给转让方；转让股权后，卢扁女占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7200000元（持股比例24%）；胡艳青占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8400000元（持股比例28%），胡俊能占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8400000元（持股比例28%），胡雪芬占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000元（持股比例10%），胡焕珠占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000元（持股比例10%）；至2016年3月30日，白云建设公司的债权债务已核算清偿，本协议一式七份，交登记机关一份，全体股东各持一份，均具有同等效力等”。此外，白云建设公司也重新制定了章程，订明：“公司设经理，由股东会聘任或解聘，经理对股东会负责，并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股东会决议，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和管理制度，提请聘任副经理、财务负责人等”。卢扁女、胡艳青及胡俊能、胡雪芬、胡焕珠均在上述公司章程上签名，白云建设公司启用新的公司章程。上述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及公司章程签订后，白云建设公司亦于2016年4月28日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根据卢扁女提交白云建设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白云建设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00000元，卢扁女出资人民币7200000元（持股比例24%）；胡艳青出资人民币8400000元（持股比例28%），胡俊能出资人民币8400000元（持股比例28%），胡雪芬出资人民币3000000元（持股比例10%），胡焕珠出资人民币3000000元（持股比例10%）；胡艳青任经理，胡俊能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2019年1月28日，白云建设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根据卢扁女出示的该次《临时股东会会议记录》显示，该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人为胡俊能，已提前15天将会议通知送达给各股东，胡艳青委托广东威戈律师事务所黄克、张昆红代为出席该次会议，其中议案二为白云建设公司曾于2017年5月2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决议撤销胡艳青总经理职务，因一直没有正式任命新的总经理，现提议任命胡俊能为白云建设公司总经理，卢扁女及胡雪芬、胡焕珠同意上述议案，胡艳青的代理人对该议案表示弃权，与会股东以72%表决权赞成，28%表决权弃权通过该议案。2019年3月15日，卢扁女委托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向胡艳青发出《律师函》，主要内容为：“卢扁女已将出资额人民币5940000元，占白云建设公司注册资本19.8%转让给胡艳青，股权转让事宜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但卢扁女至今未曾收到胡艳青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5940000元，该行为已损害了卢扁女的合法权益，请胡艳青收到本函之日起2日向卢扁女指定的银行账户（62×××69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广州万达广场支行）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5940000元，同时要求胡艳青支付损失赔偿金额人民币11880000元（考虑到近两年来房地产市场及投资环境的发展情况，暂以股权转让款人民币5940000元的两倍计算损失金额），上述合计人民币17820000元等”。卢扁女为证实上述《律师函》已寄送至胡艳青处，出示了EMS快递单（1078355009532）及对应的《邮件查询单》，其中快递单载明：“收件人胡艳青，地，地址广州市××路××城××山××房件品名卢扁女向胡艳青催收594万股权转让款及赔偿《律师函》”。《邮件查询单》载明：“上述邮件于2019年3月15日交寄，于2019年3月16日妥投，签收人丰巢柜”。2019年3月22日，卢扁女向胡艳青邮寄一份《〈股东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合同通知书》，内容为：“本人（卢扁女）于2016年3月31日与你、胡俊能、胡雪芬、胡焕珠签署了《股东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本人将原出资人民币5940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19.8%的股权转让给你，约定在协议签订后的7日内支付转让价款，但你迟迟没有付款，本人于2019年3月15日委托律师发函要求你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及赔偿金，但你仍没有履行，基于以上原因，本人决定解除与你于2016年3月31日签署的《股东股权转让协议》，本通知送达你方时解除合同即生效”。卢扁女为证实上述解除合同通知书已到达胡艳青，出示了EMS快递单（1053100096229）及对应的《邮件查询单》，其中快递单载明：“收件人胡艳青，地，地址广州市××路××城××山××房件品名《〈股东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合同通知书》”。《邮件查询单》载明：“上述邮件于2019年3月22日交寄，于2019年3月23日妥投，签收人丰巢柜”。在庭审质证中，胡艳青认为收到上述《律师函》的时间是2019年3月25日，对《律师函》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律师函》要求胡艳青两日内付款，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合理期限，在没有客观反映讼争双方存在大量的经济往来，财产混同，未经对账和核对股权转让金的情况下，虚构了人民币11880000元的损失赔偿金额，故对上述《律师函》记载的事实也有异议；另，胡艳青没有收到卢扁女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因为卢扁女出示的《邮件查询单》显示签收人是丰巢柜，胡艳青从未收到涉案解除合同通知书，直到胡艳青收到法院送达的起诉状副本及相关证据材料才见到涉案解除合同通知书。胡艳青为佐证其答辩意见，出示了《广州银行业务委托书》及《广州银行支付业务平台来账凭证》，其中《广州银行业务委托书》载明：“汇款人胡艳青，收款人卢扁女，账户62×××69，中国民生银行广州万达广场支行，转账时间为2019年3月26日，转账金额为人民币5940000元正，附注2016331股权转让款原已付，现再付待核清楚，多退少补；代办人梁有全”。《支付业务平台来账凭证》载明：“付款方卢扁女收款方胡艳青，汇兑金额人民币5940000元，附言协议已解除，股权款退回”。胡艳青在质证中认为，其于2019年3月25日收到卢扁女发出的《律师函》后，即于2019年3月26日通知其丈夫梁有全向卢扁女指定的账户转账支付了股权转让款人民币5940000元，但卢扁女于2019年3月27日将上述股权转让款退回，并附言协议已解除，可见卢扁女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是恶意的解除行为。胡艳青已按股权转让协议履行了付款义务，坚决不同意解除合同。卢扁女在质证中认为胡艳青应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的七日内支付股权转让款，但胡艳青没有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经卢扁女多次口头催促，胡艳青仍没有履行付款义务，已构成根本性违约，卢扁女于2019年3月22日向胡艳青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该通知书已于2019年3月23日送达，故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已于2019年3月23日解除，胡艳青后续转账行为缺乏合同基础，故卢扁女将股权转让款退还给胡艳青。针对卢扁女的质证意见，胡艳青认为卢扁女给予两天的付款时间是明显不合理的，转让金额人民币5940000元是大额资金，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筹集，胡艳青能够在收到《律师函》后的第二天即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卢扁女，可见胡艳青是非常不容易的。此外，白云建设公司属于卢扁女与胡艳青及胡俊能、胡雪芬、胡焕珠的家族企业，股权转让早已完成变更登记，胡艳青一直按28%的股权比例履行股东义务和享受股东权利，且在事隔三年多，双方财产及账目存在交付不规范、财产混同，胡艳青在不能确定是否已向卢扁女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为避免产生争议，再次向卢扁女支付股权转让款，可见胡艳青不存在违约行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已全面履行完毕。三、其他查明事实部分。1、卢扁女系胡艳青、胡俊能、胡雪芬、胡焕珠的母亲，胡艳青与胡俊能、胡雪芬、胡焕珠为同胞姐弟妹关系。2018年8月24日，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0111民初15706号民事判决书，查明和认定银山建设公司的股东分别是胡艳青及胡俊能。银山建设公司与白云建设公司的股东系兄弟姐妹关系，双方的财务人员先后或者共同有在两家公司工作过，两公司之间的股东及财务人员构成混同，股东的财产亦可能与公司财产构成混同，双方之间的往来款项无法核实清楚，也不能判断该案款项的性质是借款或是其他款项，因此，银山建设公司在该案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与白云建设公司存在借款关系，且尚有款项未予偿还的事实。据此，驳回银山建设公司主张白云建设公司清偿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2、胡艳青认为其户籍所在地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回龙路回龙下街****，但其提交的身份证地址为广州市荔湾区逢源中约**。卢扁女立案时提交的人口信息查询资料显示胡艳青的住址位于广州市天河区汇景北路60号1702房。此外，卢扁女为证实广州市××路××城××山××房是胡艳青的有效送达地址，出示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粤0104民初20280号民事判决书，记载胡艳青的地址位于广州市××路××城××山××房。另，胡艳青曾于2018年12月18日向胡俊能发出的《股权转让告知函》以及胡俊能向胡艳青发出《股东会通知送达快递单》、《临时股东会通知书》和《股东会会议公证书》，拟证实胡艳青自认的送达地址位于广州市××路××城××山××房。胡艳青在质证中则认为上述地址既不是其户籍户籍地址，是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或指定的收件地址，卢扁女明知胡艳青自2018年已赴香港居住，却将涉案解除合同通知书邮寄至广州市××路××城××山××房，显然是不希望胡艳青收到该份解除合同通知书，其目的是为了诉讼而举证，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更不能推定胡艳青收到涉案解除合同通知书。一审法院认为：卢扁女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应参照涉外商事案件处理。白云建设公司的住所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大金钟路**大院****之一，因白云建设公司的住所以及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地均在广州市白云区。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中共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关于对广州市基层法院一审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实施集中管辖的请示〉的复函》（粤高法函[2018]115号），一审法院集中管辖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辖区内的第一审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纠纷案件，故一审法院有权对本案行使司法管辖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之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白云建设公司是本国企业法人，且协议履行地在中国内地，故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与解决本案争议存在最密切联系，依最密切联系原则，一审法院依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裁判本案争议的准据法。从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意见来看，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1.卢扁女催告胡艳青履行债务的合理期限的确定以及卢扁女的合同目的能否实现问题；2.涉案解除合同通知书是否已经到达胡艳青；3.卢扁女主张的赔偿金额能否获得支持。对于上述争议焦点，一审法院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围绕上述争议焦点，结合卢扁女的诉讼请求作出以下评析：焦点1.关于合理期限的确定以及卢扁女的合同目的能否实现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涉案《股东股权转让协议》是缔约各方当事人在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合意，协议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股权转让协议依法成立生效，并对缔约各方产生约束力。白云建设公司基于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已到市场监管部门办理和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白云建设公司同时启用新的章程，故涉案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已产生对外公示的作用。虽然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受让方需在协议签订后的七日内将转让金额付给转让方，但并没有约定逾期付款所产生的违约责任，也没有约定守约方享有合同解除权。鉴于胡艳青不同意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故卢扁女不享有协议解除权和约定解除权。对于法定解除权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四）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收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或者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据此，卢扁女给予胡艳青两天的付款时间是否合理以及卢扁女的合同目的是否落空是本案的关键。首先，卢扁女自2016年3月31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白云建设公司于2016年4月28日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其明知胡艳青应在协议签订后七天内（2016年4月7日）支付股权转让款，但卢扁女却没有举证证实其在付款期限届满后至其向胡艳青寄送律师函（2019年3月15日）前有向胡艳青进行催收，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亦没有向胡艳青行使法定解除权；其次，卢扁女向胡艳青寄送《律师函》，要求胡艳青在收到该函之日起两日内向卢扁女指定的账号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5940000元及赔偿金额人民币11880000元，卢扁女出示的EMS快递单及《邮件查询单》显示收件地址是广州市××路××城××山××房，该邮件于2019年3月16日由丰巢柜签收，但胡艳青陈述是在2019年3月25日才收到上述《律师函》，即于2019年3月26日由其丈夫梁有全向卢扁女指定的账户转账划付了人民币5940000元，同时认为在家族企业存在财产混同，且尚未核对清楚的情况下，为避免产生矛盾，积极筹款向卢扁女划付人民币5940000元。因股权转让协议没有订明合同文件的送达地址，且丰巢柜属于面向快递公司、电商物流使用的自助开放平台，以提供平台化的快递收寄交互业务，中间还存在邮递员的通知环节和收件人的具体签收时间，现有证据难以确定胡艳青本人于2019年3月16日就收到上述《律师函》。此外，卢扁女发出的《律师函》是催告胡艳青履行付款义务，并没有订明逾期付款则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故卢扁女催告到期债务时，应给予胡艳青合理的宽限期，该期限应综合考虑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情况，履行金额、交易目的以及股权已完成变更登记，具有公示作用和胡艳青已在白云建设公司接近三年的时间内按28%的持股比例履行股东义务和享有股权权利等因素，特别是胡艳青在原股权转让金额尚未核对清楚的情况下，按卢扁女指定的账户付款转账划付人民币5940000元。再从胡艳青的付款时间（2019年3月26日）来看，胡艳青在原告发出律师函的次日起10天内就向卢扁女付款，该付款时间明显在合理的宽限期内。最后，卢扁女的合同目的是取得股权转让价款，如上所述，股权转让协议没有约定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胡艳青在卢扁女催告的合理期限内将股权转让对价人民币5940000元支付给卢扁女，即使卢扁女于2019年3月27日将股权转让价款退还给胡艳青，但卢扁女的合同目的并没有落空。焦点2.关于涉案解除合同通知书是否已通知到胡艳青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解除权在性质上属于形成权，在解除权的行使上，享有解除权的当事人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送达到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就发生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因此，解除合同的通知应采用到达主义，即通知只有在送达到被通知人时才生效。本案中，卢扁女将解除合同通知书邮寄至广州市××路××城××山××房，该地址既不是胡艳青的身身份证地址和户籍户籍地址，胡艳青在履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指定的收件地址，特别是涉案解除合同通知书属于重要的法律文件，并非直接由胡艳青签收，而是交由丰巢柜代收，如上所述，丰巢柜的性质是邮件代收平台，属于邮件收取的自助服务，中间环节还有投递人员的代通知过程，卢扁女在获知由丰巢柜代收的情况下，并没有通过信函、邮件等电子信息存储途径核实胡艳青的签收情况。因此，卢扁女所举证据无法证实解除合同通知书已送达至胡艳青。综合上述评析，卢扁女主张解除与胡艳青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返还股权份额以及协助卢扁女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一审法院对卢扁女的上述诉求不予支持。白云建设公司、胡俊能、胡雪芬、胡焕珠均没有到庭陈述意见，虽然其分别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书面意见，同意协助卢扁女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但因卢扁女的上述诉讼请求未获一审法院支持，故卢扁女主张各第三人协助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诉求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卢扁女的该项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焦点3.关于卢扁女主张赔偿金额的诉讼请求是否获得一审法院支持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金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没有约定胡艳青逾期付款所需承担的违约责任，卢扁女亦没有举证证实胡艳青的行为给卢扁女造成人民币11880000元的经济损失，故一审法院对卢扁女的该项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至于卢扁女主张胡艳青负担保险费人民币11880元的诉讼请求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的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等。卢扁女的财产保全申请是指向胡艳青持有白云建设公司的股权份额，但股权份额的对外转让，还要保障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鉴于卢扁女主张解除协议及返还股权份额的诉讼请求未获一审法院支持，故卢扁女申请财产保全所产生的保险费用人民币11880元应由其自行承担。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三、四项、第九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卢扁女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8791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卢扁女负担。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卢扁女为支持其上诉主张，提交丰巢智能柜业务介绍及相关材料，拟证明邮件快递员使用丰巢柜投递快件时，会以短信或微信公众号或支付宝服务窗通知的方式将取件码发动至收件人手机，收件人可凭取件码前往丰巢柜领取邮件。对此，胡艳青质证认为：丰巢快递柜并非有效送达地址，目前市面上，快递柜的管理较为混乱，不属于有效官方的明确收件地址，只是第三方公司的经营行为。卢扁女不能证明曾经向胡艳青切实送达过邮件，也不能证明丰巢快递柜曾经发送过短信给胡艳青，更不能证明胡艳青曾通过丰巢柜取得案涉邮件，从举证责任上说，卢扁女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主张不能成立。卢扁女寄送如此重要的文件，也知晓胡艳青的电话号码，完全可以通过发送短信方式告知其已将解除通知书送达给胡艳青，胡艳青一直居住香港，且处于无法返回内地的状态，如何能前往××山××房收取文件，在该事实情况下，卢扁女提出该主张不具善意。另查，胡俊能作为原告，以胡雪芬、胡焕珠为被告，卢扁女、胡艳青、白云建设公司为第三人，于2008年10月10日向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提起继承、析产纠纷诉讼，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28日作出（2008）云法民一初字第1822号民事判决。后，胡馨怡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诉，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12月17日作出穗检民检【2014】240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5年10月20日作出（2015）穗中法审监民抗再字第29号民事裁定书，认为被继承人胡耀光实际生育胡俊能、胡雪芬、胡焕珠、胡艳青、胡馨怡五名子女。胡馨怡作为胡耀光第一顺序继承人，与案件处理结果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是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且无证据证明胡馨怡不愿意参加诉讼或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原审法院未追加胡馨怡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违反法定程序。故裁定撤销（2008）云法民一初字第1822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2018年7月25日，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经对该案重审，作出（2015）穗云法民一重字第15号民事判决，其中第五项判项为：被继承人胡耀光遗产中涉及在白云建设公司之73%股权的二分之一权属份额由胡馨怡及胡俊能、胡雪芬、胡焕珠、卢扁女、胡艳青等六人各自继承六分之一份额，即卢扁女占有白云建设公司之73%股权的十二分之七权属份额，胡馨怡及胡俊能、胡雪芬、胡焕珠、胡艳青等五人则各自占有白云建设公司之73%股权的十二分之一权属份额。上述（2015）穗云法民一重字第15号民事判决生效后，胡俊能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12月1日作出（2020）粤01民申487号民事裁定，认为胡俊能再审申请已超过法律规定的申请再审期限，裁定驳回胡俊能的再审申请。关于胡馨怡经生效判决取得白云建设公司之73%股权的十二分之一权属份额，是否影响本案处理结果以及本案纠纷是否涉及胡馨怡权益，卢扁女及胡艳青均主张并无影响和涉及。对此，本院认为，上述（2015）穗云法民一重字第15号民事判决生效后，卢扁女占有白云建设公司之73%股权的十二分之七权属份额，将其中19.8%股权份额转让予同为白云建设公司股东的胡艳青，系其对自身权益的合法处分，并未对胡馨怡权益产生影响，故对双方上述主张，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因卢扁女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胡艳青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为涉港涉澳民事纠纷案件，应参照涉外民商事纠纷案件处理。本案各方当事人没有约定合同适用的法律，而案涉合同签订地、履行地均在我国内地，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我国内地与本案纠纷有最密切联系，故一审法院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之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主要在于：卢扁女诉请要求解除案涉《股东股权转让协议》的主张是否成立。对此，本院评析如下：解除合同是根据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使合同关系归于终了的法律行为。本案中，股权转让双方显然并未就案涉《股东股权转让协议》解除达成一致协议，故卢扁女解除该协议的主张是否成立在于其单方行使解除权条件是否成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双方争议的是卢扁女于2019年3月寄发律师函、解除通知书法律行为效力问题，上述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之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卢扁女主张胡艳青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故卢扁女有权解除合同。经查明，案涉《股东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胡艳青支付股权转让款期限2016年4月7日届满后，至卢扁女2019年3月15日向胡艳青寄送律师函，近三年时间内卢扁女并未就该股权转让款向胡艳青催收，而律师函中明确提出要求胡艳青支付股权转让款及赔偿损害的主张，反映卢扁女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仍为继续履行合同。而催告之目的，在于在履行期限届满后给予合理宽限期促使债务人切实履行合同义务，当事人未就宽限期限达成合意的情况下，应根据合同类型、交易习惯、案件实际情况等因素来认定其合理性。结合本案，卢扁女在律师函中要求胡艳青收到函件2日内履行给付5940000元的股权转让款，其单方确定的催告后履行期限较为紧迫；胡艳青于2019年3月26日即律师函发出次日起10日内向卢扁女付款，履行时间并非明显不合理；而卢扁女提交证据反映该律师函于2019年3月16日由丰巢柜签收，未能充分证明其所主张的胡艳青本人于2019年3月16日已收到该律师函。故此，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案涉《股东股权转让协议》履行情况、履行金额、交易目的以及股权已完成变更登记具有公示作用和胡艳青已在白云建设公司接近三年时间内按28%持股比例履行股东义务的享有股权权利等因素，认定胡艳青在合理期限内支付股权转让款，合理有据，本院予以认可。双方当事人签署案涉《股东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在于，转让方收取股权转让对价款，受让方获得相应股权。本案中，案涉股权已变更登记在胡艳青名下，而胡艳青亦已于卢扁女发出催告律师函次日后10日内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案涉《股东股权转让协议》合同目的并未落空，并无不当，本院亦予认可。综上，卢扁女上诉请求解除案涉《股东股权转让协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卢扁女要求胡艳青赔偿11880000元、负担保险费11880元的主张，一审已予详细阐述分析，认定正确，处理得当，卢扁女对该主张的上诉意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至于案外人胡馨怡通过继承取得白云建设公司73%股权的十二分之一权属份额对本案程序和实体处理是否存在影响的问题，已有前述，各方当事人亦无争议，不再累述。综上所述，卢扁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8791元，由上诉人卢扁女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志明审判员  王碧玉审判员  俞 颖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陈蕴琦王嘉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