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88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永珍，女，1953年4月12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左建华，上海孚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薄珺，上海孚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榴芳，女，1962年6月20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陆中岳，男，1987年7月9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元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三甲路****。法定代表人：朱榴芳，总经理。上述三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军，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三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智强，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永珍因与被上诉人朱榴芳、陆中岳、上海元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德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725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永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陈永珍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陈永珍的诉讼请求从未涉及案外人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亦从未主张或陈述涉案借款系从A公司处申请后出借给朱榴芳。一审过程中，因对方意图将无关的事实与本案混淆，否定陈永珍与朱榴芳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故陈永珍才对独立于本案之外的供应链金融的事实做了解释，这些均与陈永珍主张的借款无关。陈永珍作为出借方，已提供了《借款明细确认书》、《还款承诺书》、《补充协议》及银行流水证明借贷合意、款项交付等要件事实，完成了其举证范围内的义务。朱榴芳、陆中岳及元德公司对于其抗辩的事实，即陈永珍系套路贷、双方无借贷合意、《借款明细确认书》等系受欺骗或胁迫所签均未能提供证据予以佐证。陈永珍与朱榴芳为多年好友，基于此，朱榴芳才会委托陈永珍代为向他人借款，双方的借贷手续也的确不规范，但这并不影响民间借贷关系的真实存在。朱榴芳、陆中岳及元德公司所谓的A公司的“以虚假贸易进行非法放贷”实际为供应链金融，从该行为涉及的银行流水看，陈永珍个人并不获取任何本金，此也与陈永珍和朱榴芳之间的民间借贷不存在交叉或替代关系。朱榴芳、陆中岳、元德公司共同辩称，陈永珍在一审庭审中曾对资金流向有明确陈述，类似案例（2019）沪0107民初11410号案件审理中显示，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陈永珍、案外公司的负责人等讨论过资金流向、分成、提点等事宜，说明各方之间名为买卖，实为A公司通过陈永珍非法放贷。朱榴芳并未混淆事实，三者之间不存在货物往来。统计显示，陈永珍转付给朱榴芳的款项均来自于A公司，不存在陈永珍个人借款给朱榴芳的事实，A公司支付给陈永珍的款项总额是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8,500余万元，其中用于陈永珍、朱榴芳循环的款项为4,472余万元，但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陈永珍、李某（以下简称陈永珍方）向朱榴芳及其经营企业（以下简称朱榴芳方）支付的款项远远低于该数额，而朱榴芳方支付给A公司、陈永珍方的款项为4,900余万元，已经全部归还。朱榴芳并不欠陈永珍个人钱款，陈永珍不具备在2017年11月至2019年5月期间个人向朱榴芳出借827万元的经济能力。涉案借条落款时间为2018年2月10日，但陈永珍提供的出借凭证时间跨度长达一年，其中还包括公司之间的往来账目，显然其是在拼凑借条中记载的金额。本案符合套路贷特征，陈永珍通过多账户的方式虚构民间借贷，营造欠款假象。朱榴芳、陈永珍及A公司之间不存在供应链关系。陈永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朱榴芳、陆中岳立即归还借款本金400万元；2、判令朱榴芳、陆中岳支付利息514,880元（以40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8年2月9日起计算至2019年5月21日止）；3、判令朱榴芳、陆中岳支付利息（以40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9年5月22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4、判令元德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5、律师费6万元、担保费6,000元及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对方承担。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8年2月9日，陈永珍通过名下XXXXXXXXXXXXXXX2612（以下简称2612账户）向朱榴芳名下XXXXXXXXXXXXXXX4973（以下简称4973账户）转账50万元，交易用途记载为“个人借款”。2018年2月10日，朱榴芳、陆中岳向陈永珍出具借条，内容为：“今借陈永珍人民币肆佰万元正，息为每月百分之三。借款人朱榴芳、陆中岳。”后朱榴芳在上述借条上书写“用于公司周转。2018.10.20”。其后，陈永珍通过其2612账户向朱榴芳的4973账户多次转账汇款，具体时间和金额为：2018年2月11日20万元，交易用途记载为“借款”；2018年2月12日39万元和41万元；2018年3月7日，四笔汇款金额均为30万元、另有一笔汇款25万元，其中一张电子回单的交易用途栏内记载为：“现借朱榴芳115（后被涂改为155）万元，还2016年借款115万元整”，三张电子回单的交易用途栏内记载为“现借朱榴芳155万元，朱榴芳还2016年借款115万元整”，一张电子回单的交易用途栏内记载为“个人借款”；2018年3月13日汇款2笔，金额均为10万元，附言均为“个人借款”；2018年3月21日15万元，附言为“个人借款”；2018年4月4日10万元，附言为“个人借款”；2018年4月7日10万元，附言为“个人借款”。2018年3月20日，B公司通过其名下XXXXXXXXXXXXX7411账户向上海C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名下XXXXXXXXXXXXX4039账户转账15万元。2018年的3月15日、3月31日、4月16日、4月19日、4月29日、5月7日、5月18日、5月21日、6月7日、8月1日、8月30日、8月31日、9月13日、9月14日、9月25日、10月9日、10月11日、10月19日、10月20日、10月22日、10月27日、12月15日，2019年的3月1日、2019年4月11日，朱榴芳通过4973账户向陈永珍的2612账户分别转账47,630元、10万元、15,000元、2万元、5,000元、57,000元、15,000元、48,000元、2万元、3万元、32,250元、3万元、2万元、2万元、38,000元、5万元、2万元、6万元、3,000元、2万元、16,100元、2万元、4,300元、7万元。2019年3月8日，上海市浦东新区XX镇XX经营部（以下简称XX经营部）向陈永珍出具金额为5万元的支票一张。2019年2月28日，朱榴芳向陈永珍出具借条，载明：“今借陈永珍现金13万元正（壹拾叁万元正）、2月份15日现金4万元（肆万元正）、2月18日现金3万元（叁万元正）、2月25日现金2万（贰万元正）、2月28日现金4万元（肆万元正），共计人民币壹拾叁万元”。2019年3月22日，朱榴芳向陈永珍出具借条，载明：“今借陈永珍现金10万元（壹拾万元正），其中3月10日3万、3月15日5万、3月22日2万”。2019年4月18日，朱榴芳向陈永珍出具借条，载明：“今借陈永珍壹拾贰万元正，其中4月5日肆万、4月12日肆万、4月18日肆万”。2019年5月21日，陈永珍（甲方）与朱榴芳（乙方）、元德公司（担保方）签署《借款明细确认单》，载明：“2017年11月7号50万；2018年，2月10号400万，4月1号40万元，4月19号20万元，6月30号20万，7月5号10万，7月12号20万，10月19号30万，10月20号10万；2019年，2月9号148000,2月18号325500,3月31号70000,3月31号254500,4月11号200000,5月20号284507,5月21号1000000,合计欠人民币8282507，捌佰贰拾捌万贰仟伍佰零柒元正，让利12507，实际欠本金8270000，捌佰贰拾柒万元正。经双方确定从2017年11月至2019年5月21号累计借款金额8270000，从2019年6月1号开始计算利息。本金为捌佰贰拾柒万元正，每月利息按百分之三计算。在2019年5月21号前所产生的利息全部付清。”同日，陈永珍（甲方）与朱榴芳（乙方）、元德公司（担保方）签订《还款承诺书》约定：“经双方友好协商，乙方自愿归还向甲方所借的全部借款8270000元，大写捌佰贰拾柒万正。现甲乙双方再次明确一下事宜：1、乙方自2019年6月起，每月15日归还甲方本金10万元，从2020年1月起，每月15日归还甲方本金30万元，直至本金还清；2、乙方自2019年6月起，每月在28号付清未归还部分本金的利息给甲方，每月利息按月利率3%计算；如乙方未按照本承诺书规定期限还本或付息给甲方，甲方有权就全部本金和利息一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向乙方主张还本付息。乙方从每笔逾期之日起，每月按未归还部分本金的2%向甲方支付逾期违约金。……”。同日，陈永珍、朱榴芳和元德公司还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经双方协商，（1）从2019.8开始归还本金每月10万元；（2）从2020.1月开始归还本金20万至30万元”。另查明，B公司系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300万元，陈永珍系B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案外人李某系陈永珍之子。朱榴芳系XX经营部、上海D有限公司（以下简称D公司）、元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A公司成立于2014年，经营范围为信息科技、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销售日用百货、食用农产品等。一审法院还查明，A公司的银行账户明细显示，从2016年起至2018年10月，其每月均向B公司有多笔大额汇款，金额从十余万元至百余万元不等，交易摘要均为“采购款”。其中，2018年2月9日100万元、2018年3月7日16万元，2018年3月9日40万元，2018年3月12日80万元，2018年3月13日40万元，2018年3月14日456,000元，2018年3月16日22万元、2018年3月19日15万元，2018年3月20日25万元，2018年3月21日13万元，2018年3月27日20万元，2018年4月4日10万元，2018年4月9日8万元，2018年4月17日10万元，合计4,446,000元；上述期间，A公司亦有对陈永珍的多笔大额汇款。2017年6月至2019年8月，朱榴芳、XX经营部、D公司向A公司、陈永珍、李某、B公司有多笔汇款，陈永珍、李某、B公司对朱榴芳、XX经营部、D公司亦有多笔汇款，且上述主体之间存在大量的同日或邻近日期循环转账情形，如：2018年2月9日，A公司向陈永珍及B公司汇款240万元，陈永珍向朱榴芳汇款50万元，朱榴芳向A公司汇款361,520元（交易摘要为“提回贷”）；2018年2月12日，陈永珍向朱榴芳汇款39万元、41万元，朱榴芳向陈永珍汇款336,700元；2018年3月7日，A公司向B公司汇款16万元，陈永珍向朱榴芳汇款145万元，朱榴芳向李某汇款115万元、向A公司汇款20万元；2018年3月21日，A公司向B公司汇款13万元，陈永珍向朱榴芳汇款15万元，朱榴芳向A公司汇款132,150元（交易摘要为“提回贷”）；2018年4月4日，A公司向B公司汇款10万元，陈永珍向朱榴芳汇款10万元，朱榴芳向A公司汇款10万元（交易摘要为“提回贷”）；2018年4月8日，元德公司向A公司汇款10万元（交易摘要为“提回贷”），2018年4月9日，A公司向B公司汇款8万元；2018年4月25日，A公司向B公司汇款30万元，B公司向D公司汇款10万元，D公司向A公司汇款10万元（交易附言备注为“货款”），朱榴芳向A公司汇款20万元，等等。一审审理中，朱榴芳、陆中岳、元德公司还向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元德公司、XX经营部、D公司分别与A公司签订的食品采购合同各一份，约定由A公司向元德公司、XX经营部、D公司供应蔬菜、肉类等商品，采购价格以A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价格为准，元德公司、XX经营部、D公司在送货单签字则视为确认价格；2、B公司与D公司的销售合同一份，约定B公司向D公司提供430万元的大米、油、调料等食品，付款方式为款到发货，合同有效期为2016年11月5日至2017年11月4日。3、加盖印文为“上海A有限公司”印章的送货单数份及空白送货单数份。2019年9月12日，朱榴芳就本案曾向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蔡路派出所报案，蔡路派出所于2019年10月14日以陈永珍提起本案民事诉讼并在审理阶段为由，对上述朱榴芳报案暂以纠纷处理。一审法院又查明，案外人张某1于2017年10月16日向陈永珍汇款75万元；案外人张某2于2017年10月16日向陈永珍汇款75万元；案外人全某于2018年3月13日向陈永珍汇款10万元；案外人仇某于2018年9月26日向陈永珍汇款20万元、2017年9月6日向陈永珍汇款10万元、2017年9月25日汇款20万元、2018年5月1日汇款6万元；案外人万元新于2017年9月6日向陈永珍汇款10万元、2018年4月25日向陈永珍汇款10万元；案外人张某3于2017年10月10日向陈永珍汇款100万元；案外人张某4于2018年5月31日向陈永珍汇款4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是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或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但陈永珍主张的其与朱榴芳、陆中岳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并不存在，具体理由如下：首先，从资金流向来看，陈永珍并非涉案借款的实际出借人。从本案证据显示的涉案借款资金流向来看，在陈永珍主张的涉案借款给付日期当日或前后，A公司通常以“采购款”名义将大额资金支付给陈永珍或其控制的B公司，陈永珍或B公司在获取上述资金后，再通过陈永珍的个人账户将全部或部分资金支付至朱榴芳的个人账户，故上述涉案借款系从A公司处转出，经陈永珍或B公司，转付至朱榴芳名下。此外，从陈永珍陈述的个人收入情况来看，其并无经济能力向朱榴芳、陆中岳给付借款。陈永珍还主张涉案出借款项来源于其向案外人张某1、张某2、全某、张某4等人的借款，但从陈永珍提供的上述案外人的汇款凭据来看，案外人的汇款时间与其主张的涉案借款出借时间大多相隔较长，部分案外人的汇款时间甚至晚于陈永珍向朱榴芳一方转账汇款的时间，汇款金额亦不相符，故对陈永珍关于涉案款项来源于其向案外人的借款之主张，法院不予采信。本案借款实际来源于A公司，而非陈永珍，陈永珍未能举证证明其系涉案借款的实际出借人。其次，陈永珍用以证明发生借贷关系的借条、《借款明细确认单》，与其提供的借款给付证据并不相符。陈永珍主张的涉案借款给付时间和金额，与其提供的借条出具时间、金额并不相符，部分借条与其主张的借款给付时间相隔甚远、金额相差甚大，并有借条形成早于借款给付的情况。陈永珍提供的《借款明细确认单》载明的借款金额及时间，也与其提供的转账凭条、银行回单等证据显示的涉案借款给付时间、金额差距较大。因此，虽然上述借条、《借款明细确认单》由朱榴芳、陆中岳、元德公司签署，但因缺乏相应的借款给付证据予以佐证，法院难以认可。陈永珍提供的证明朱榴芳确认借贷关系的《还款承诺书》、《补充协议》是基于上述《借款明细确认单》所出具，故对《还款承诺书》、《补充协议》，法院亦不认可。鉴于此，法院认为，朱榴芳、陆中岳、元德公司主张上述借条、《借款明细确认单》、《还款承诺书》、《补充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可以采信。第三，涉案借款关系与普通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特征不符。涉案借款给付当日或前后，A公司通常有与涉案借款等额或金额相近的资金汇入陈永珍控制的B公司账户或陈永珍账户，陈永珍再将涉案借款汇至朱榴芳方账户，朱榴芳等也经常在获取涉案借款的当日，从其本人账户或其经营的D公司、元德公司账户，将等额或金额相近的钱款转回至陈永珍或陈永珍之子李某及A公司账户。上述循环转账情形，显然不符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资金往来特征。陈永珍在第一次庭审中所陈述的其代朱榴芳、陆中岳向A公司申请货款及相应货款、利息在三方之间的流转关系，与朱榴芳、陆中岳、元德公司所述的三方之间借买卖合同形式进行借贷的操作流程，均表明三方是以货物买卖的形式行“借贷”之实，且该“借贷”关系的主体、借款给付、利息支付情况亦与普通民间借贷关系差异较大。法院认为，陈永珍未能举证证明其为涉案借款的实际出借人，亦未举证证明涉案借条、《借款明细确认单》、《还款承诺书》、《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之间的借款给付、本金归还、利息支付等情形亦与普通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特征不符，故陈永珍诉请朱榴芳、陆中岳归还借款本金、利息，并由元德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准许。陈永珍诉请朱榴芳、陆中岳、元德公司支付律师费6万元、担保费6,000元，亦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亦不准许。一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陈永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637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47,637元，由陈永珍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陈永珍提交下列证据材料：1、上海市浦东新区（2020）沪0115民初33637号民事判决书，以证明陈永珍受朱榴芳委托而向朱榴芳妹妹朱某借款的事实，该案书面证据显示陈永珍为借款人，但实际使用人为朱榴芳，且存在多次借款以及归还部分借款后就剩余借款重新出具收据的情形，陈永珍与朱榴芳之间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陈永珍基于过往事实对朱榴芳过分信任，为了解决其资金困难甚至可以以自己名义向他人借款；2、2017年网上银行回单及对应日期的银行交易明细，以证明2017年11月7日，陈永珍向朱榴芳出借的40万元系陈永珍当天向案外人万元新、仇某所借，与当天A公司向陈永珍支付的40万元没有关系；3、2018年10月29日借款有关的借条、银行流水、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以证明朱榴芳为逃避刑事责任履行与受害人达成的交通事故赔偿协议而急需款项，故自愿承担较高利息委托陈永珍向案外人仇某借款40万元，2018年10月29日，陈永珍收到仇某的40万元后立即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了朱榴芳；4、陈永珍房屋抵押贷款有关的银行流水一组、银行催告函、不动产抵押信息，以证明陈永珍通过房产抵押向银行贷款240万元，该款直接放给C公司，而后通过A公司、B公司又回到陈永珍账户，陈永珍收到款项后，分别向朱榴芳出借50万、20万元，代朱榴芳归还仇燕30万元。陈永珍出借给朱榴芳的款项与A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实际均为陈永珍的抵押贷款。对上述证据材料，朱榴芳、陆中岳、元德公司质证认为，上述证据材料均已过举证期限，1、对于该份判决书的真实性认可，但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该份判决涉及的60万元发生于2014年，无法以该份判决否认陈永珍主张的2015年12月之后的所谓出借资金来源于A公司。就该份判决提到的60万元，陈永珍在（2019）沪0115民初72551号及72550号案件的审理中作了不同的陈述，故其存在虚假陈述的情形。陈永珍持有的多份借条不是真实发生的；2、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A公司、陈永珍方、朱榴芳方之间存在明确的三角关系，且2017年11月7日，A公司的确转给了陈永珍40万元，陈永珍也转给了朱榴芳40万元，朱榴芳当天返回到A公司40万元，故朱榴芳有理由相信该笔款项来源于A公司。至于他人的钱款进入陈永珍账户后，陈永珍如何处理与朱榴芳无关。陈永珍的上述操作，充分展示了陈永珍方利用多账户流水虚构债务的手法；3、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该张借条并不在陈永珍主张的范围内，也即表明陈永珍个人实际没有出借给朱榴芳40万元，银行流水显示2018年10月29日前的十个月内朱榴芳方已支付陈永珍、A公司41万余元。朱榴芳系在陈永珍的欺骗、逼迫下出具了没有借款的借据；4、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陈永珍未在本案中主张其在该组证据材料中提及的50万元、30万元以及20万元，也即表明其个人没有实际向朱榴芳出借款项。A公司与陈永珍方之间其他的资金往来，不能否认A公司、陈永珍方、朱榴芳方三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掩护下的非法放贷关系，也不能否认在该关系下A公司支付给陈永珍方4,472余万元的事实。本院二审期间，朱榴芳、陆中岳、元德公司提交下列证据材料：2015年12月23日、2017年1月3日的银行流水，以证明2015年12月23日、2017年1月3日，XX经营部收到的两笔280万元，系XX经营部因李某的要求接受的李某银行贷款的跨行转付款，XX经营部在收到款项当日即按李某的要求将款项转付至其指定账户。上述两笔款项不能记为陈永珍方支付给朱榴芳方的钱款，陈永珍克扣了A公司通过其支付给朱榴芳方的款项。对上述证据材料，陈永珍质证认为，对其真实性及合法性均予以认可，但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陈永珍认为，该组银行流水与本案所涉民间借贷无关，未包含在本案争议的数额内，与案外人A公司不具有任何关联。根据上述质证意见，陈永珍又补充提供了一组银行流水、销售合同及公证书，朱榴芳、陆中岳、元德公司认为上述材料中的2014年12月29日的银行流水及销售合同、公证书均与本案无关，2015年12月22日及2017年1月3日银行流水中显示的280万元系银行放款，该两笔款项不能记为陈永珍方转付了A公司通过其应该转付给朱榴芳方的款项。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陈永珍以其与朱榴芳、陆中岳就系争款项存在借贷关系为由诉请朱榴芳、陆中岳、元德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陈永珍就其主张提交了有朱榴芳、陆中岳签名的借条以及朱榴芳、元德公司签署的《借款明细确认单》、《还款协议》、《补充协议》等予以佐证，朱榴芳则认为涉案款项系A公司通过陈永珍转给朱榴芳的贷款而非陈永珍个人借款，并就此提供了A公司、陈永珍方、朱榴芳方之间的银行流水。对此，本院认为，民间借贷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本案所涉款项数额巨大，且并非一次性给付，陈永珍提供的确认单及协议无法确切反映双方之间款项往来的客观情况，故不能仅以此作为评判双方之间是否形成借贷关系、是否尚存未结清款项的依据，还应结合借款金额、款项来源、交付细节、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双方之间的交易方式等进一步审查确认。陈永珍主张本案所涉400万元系从2018年2月9日至2018年4月18日间通过转账及现金方式交付，首先从数额上看，陈永珍并不具备短时间内出借上述巨额款项的经济能力，其称款项来源于案外人，但其提交的证据无法显示其从案外人处获得的款项与本案争议款项具有对应性。其次，从陈永珍所述款项交付的频率看，每次间隔短则隔日，长则不超过一周，显过频繁，交付方式上则是转账与现金间隔进行，而陈永珍所称的现金交付时间又与其提交的借条落款时间无法对应。再者，在案的银行流水反映A公司、陈永珍方、朱榴芳方之间存在大量循环往来账目的情况，在陈永珍主张的涉案借款给付当日或前后，通常存在A公司以采购款名义支付大额资金至陈永珍或其控制的B公司账户的情形，银行流水反映的资金流转情况与朱榴芳所述三方之间以虚构采购合同之名，实质由A公司通过陈永珍放贷的流程可予对应。结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陈永珍与朱榴芳之间的经济往来明显有悖于正常的民间借贷，陈永珍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其就涉案款项与朱榴芳、陆中岳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其要求朱榴芳、陆中岳支付借款本息，元德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以及朱榴芳、陆中岳、元德公司共同支付律师费及担保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综上所述，陈永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637元，由陈永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丁 慧审判员 马 丽审判员 陈 敏二〇二一年一月六日书记员 王文静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