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48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建军，男，1968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苏家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旭，辽宁泰庆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邵德胜，男，1975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苏家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敏，辽宁腾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1，男，2004年10月27日出生，蒙古族，住内蒙通辽市。法定代理人:陈淑彦，男，1969年2月28日出生，蒙古族，住址辽宁省海城市，系原告叔叔。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连浩，北京盈科（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雨，男，1986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址新民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宁，辽宁振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建军、邵德胜因与被上诉人陈某1、张雨提供劳务者受害纠纷一案，不服新民市人民法院（2019）辽0181民初53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建军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张建军与其他被上诉人之间是加工承揽的法律关系,而非雇佣关系。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2019年3月6日被上诉人张雨在沈阳市公安局苏家屯分局临湖派出所作询问笔录的内容有如下陈述：“我是被邵德胜找来干活的”；“我找的陈某2和其他工人一起来干活的”；“2019年3月6日7时左右，我带陈某2和还有其他10个工人到苏家屯区内的一个厂房拆除厂房房梁上的钢结构，……我的工人就打120了….”等。另外，被上诉人张雨向原审法庭出示的证人证言均表明张雨为施工工人提供操作工具、交通车辆，包括死者陈某2在内的工人全受张雨管理、支配的事实，被上诉人张雨向邵德胜主张给付7名工人劳务费的微信证据表明劳务费标准由张雨制定，并向邵德胜主张，然后张雨再向各个工人发放的证据均可以证明张雨是施工工人的实际雇主。被上诉人张雨在沈阳市公安局劳家屯分局临湖派出所的询问笔录的内容显示，张雨带着包括陈某2在内共有12名工人在2019年3月6日上午7时便开始拆除钢结构作业工作，共工作了4天，而张雨在五、六月份期间以微信的方式向邵德胜主张7名工人劳务费，其中5人是给付3天的劳务费。一人是2天劳务费，张雨作为组织者，却只要求给付一天劳务费，且7个工人的劳务费标准相差较大，虽然这明显不符合常理，这自相矛盾的证据和笔录有掩耳盗铃之嫌，但同时也证明所有工人均由张雨雇佣，并向其他工人发放工资的事实。原审法院认为张雨也系被雇佣者明显是认定事实不清。作为一个农民，上诉人张建军其并不清楚“雇佣”和“承揽”等法律术语的区别，往往将“承揽”等关系全部理解为“雇佣”关系。本次拆除钢结构的工作，需要专门的作业人员，并使用各类专业的切割工具来完成。而张雨就具备专门工作场所，施工工具，公开的牌匾广告，并多次承揽相应的彩钢房制作工程的经历，上诉人张建军认为其具备承揽的资质，才将拆卸工作交由张雨来施工，其初衷便是要求相应资质的施工人员圆满完成任务。虽然在临湖派出所所作的询问笔录中说施工人是其“雇佣”，但被上诉人张雨为完成承揽任务，雇佣了陈某2等施工工人为其提供劳务是事实。交通工具、施工工具均由被上诉人邵德胜、张雨组织提供，而张建军接受拆卸下来的彩钢棚，并在工程完工后一次性向邵德胜支付15000元承揽费的事实，符合《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的关于承揽合同标准，应认定为张建军与邵德胜、张雨等人系加工承揽关系。又根据被上诉人张雨向邵德胜的讨要劳务费的微信证据和证人证言也表明张雨是向邵德胜提供劳务。《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张建军是雇佣人系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因上诉人张建军与其他被上诉人之间是承揽的法律关系，且系个人之间形成的劳务关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上诉人与其他被上诉人之间上无连带责任的法律规定，而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与其他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因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或改判，以维护上诉人和社会公众的利益。邵德胜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上诉人不承担任何责任；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父陈某2新（死者）之间并不存在雇佣关系。被上诉人的父陈某2新（死者）是在另一被上诉人张建军位孙家屯区村的要拆迁的违建房彩钢房顶进行拆卸作业时受伤，导致死亡的；该处房产由被上诉人张建军所购；上诉人只是介绍另一被上诉人张雨给被上诉人张建军干活，被上诉人张雨又雇佣了被上诉人的父陈某2新（死者）。同时，上诉人与张建军也不存在承揽合同关系，在整个事件中上诉人只是介绍关系，并没有任何的盈利。所以被上诉人的父陈某2新（死者）的死亡与上诉人无关。并且一审判决中也认定了“张建军系雇主，雇佣邵德胜为其拆除房屋上的钢架子，之后上诉人找到被上诉人张雨（其实上诉人只是介绍人），被上诉人张雨又找到了被上诉人的父陈某2新（死者）进行工作。在工作过程中，张建军未给被上诉人的父陈某2新（死者）提供安全帽、安全绳等，未做任何安全措施，导致被上诉人的父陈某2新（死者）在施工过程中不慎摔下房屋，经抢救无效死亡。”同时，事实是，上诉人与张建军并不是雇佣关系，所以一审判决上诉人与张建军承担70%的连带赔偿责任没有事实依据。被上诉人张雨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被上诉陈某1颖辩称，同意一审判决。颖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张建军、邵德胜、张雨给陈某1颖死亡赔偿金746,838.00元、丧葬费34,546.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96,228.00元、交通费1,000.00元、复印费200.00元、住宿费1,000.00元、误工费9,0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00元，共计908,812.00元。2、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6日，张建军雇佣邵德胜为其折除房子的钢架子，邵德胜联系张雨找工人拆除房子钢架子，前三天每天7个工人干活，事发当天张雨所找的工人陈淑新在作业过程中自己不慎从房项掉在地上，造成颅脑出血，经苏家屯区中心医院救治，张建军支付抢救费1,915.49元，但死陈某2新因脑干功能衰竭，苏家屯区中心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张建军派人到作业现场看着工人干活，拆除的钢架按张建军要求，拆除完工后，由张建军给邵德胜结算雇工款，再由邵德胜负责给所雇工人结算工资款，其中包括张雨和死者陈淑新及其他工人的工资。陈某1颖认为陈某2新的死亡与张建军、邵德胜、张雨存在严重过失，故诉至法院，要求张建军、邵德胜、张雨给付死亡赔偿金746,838.00元、丧葬费34,546.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96,228.00元、交通费1,000.00元、复印费200.00元、住宿费1,000.00元、误工费9,0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00元，共计908,812.00元。2、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张建军系雇主，雇佣邵德胜为其拆除房屋上的钢架子，之后邵德胜找到张雨，要求张雨为其找人拆房屋钢架子，张雨找到包括死亡者内的其他工人为邵德胜工作。在工作过程中，张建军并未在施工现场，而是派带班工人在现场监督，张建军、邵德胜也未提供安全帽、安全绳等，未做任何安全措施，死陈某2新在施工过程中不慎摔下房屋，经抢救无效死亡，故张建军及邵德胜对死陈某2新负有连带赔偿责任，因张雨及死陈某2新均是打工人员，张雨不应负赔偿责任。基于死陈某2新自己不慎摔伤死亡，其本人也有一定过错，应承担30%的过错责任，张建军、邵德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70%，陈某1颖未提供交通费、复印费、住宿费票据及不存在误工期间，故本院陈某1颖要求赔偿的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陈某1颖提供的新民市大柳屯镇利民村民委员会的证实可以证明死陈某2新从2002年至今一直在本村居住，故陈某1颖要求的赔偿数额按农村标准计算。关陈某1颖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因死陈某2新自身存在过错,故本院酌情支持10,000.00元。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张建军、邵德胜赔陈某1颖死陈某2新死亡赔偿金205,184.00元（14,656.00元×20年×70%）;二、张建军、邵德胜赔陈某1颖死陈某2新丧葬费24,182.55元（34,546.5×70%）;三、张建军、邵德胜赔陈某1颖被抚养人生活费24,055.5元（11,455.00×3年×70%）;四、张建军、邵德胜赔陈某1颖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0元；五、驳陈某1颖其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372.00元，由张建军、邵德胜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张建军提交了两份新证据。一是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被上诉人张雨加工和承接工程的广告牌照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各一份。证明目的：1、广告牌位于新民市新民客运站对面的民房上，该民房是生产车间和库房。广告牌的内容与被上诉人张雨曾经营的新民市大雨水电焊门市部的经营范围相同，经营场所相同。从广告牌上可以确认，被上诉人张雨主要从事的是加工、承接彩钢房订作等各种金属工程，具备此能力。2、被上诉人邵德胜一直从事承包工程的活动。3、张雨和邵德胜两被上诉人均具有承揽案涉房屋拆卸的条件和能力。被上诉人张雨对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事情有异议。张建军的证据证明不了张雨在本案活动是加工承揽关系。被上诉陈某1颖对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事情有异议。不能证明是加工承揽关系。被上诉人邵德胜对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事情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邵德胜在本案中从未获得任何利益，也未到现场参与任何工作，该企业信息公示报告无法证明邵德胜为加工承揽关系，邵德胜仅为好意施惠的介绍行为。二是被上诉人张雨和邵德胜之间的微信记录。证明目的：1、2019年5月下旬，被上诉人张雨向被上诉人邵德胜主张劳务费的事实。从未向上诉人主张过任何劳务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2、劳务费表表明张雨是包工负责人，劳务费标准由张雨制定，是死陈某2新等人的实际雇佣人。邵德胜和张雨之间也存在雇佣关系。3、事故发生在2019年3月6日，直到2019年5月下旬，张雨才代理其他工人向邵德胜只主张劳务费，无材料费，而且该劳务费表最上部位是2019、3、2，明显是为了逃避承揽关系制作的虚假证据。被上诉人张雨对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微信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的内容有异议，从这个微信记录可以看出张雨向邵德胜主张劳务费，可以证明邵德胜雇佣的张雨陈某2新这个事实。被上诉陈某1颖对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该证据不能证明邵德胜陈某2新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被上诉人邵德胜对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证明邵德胜与张雨系雇佣关系。我方认为是由张雨承揽的，张雨雇佣陈某2新。本院认为，对于第一份证据，不能通过被上诉人张雨、邵德胜主要从事的业务来推断本案的法律关系，因此不能证明张雨、邵德胜在本案中从事的是加工承揽活动，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于第二份证据，本院认为，此证据只能证明邵德胜雇佣张雨陈某2新的事实，并不能证明张建军与张雨、死陈某2新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上诉人张建军与其他被上诉人之间是雇佣关系还是加工承揽关系，上诉人邵德胜与死陈某2新之间是雇佣关系还是介绍关系。关于上诉人张建军与其他被上诉人之间是雇佣关系还是加工承揽关系的问题。两种法律关系的关键区别就在于提供劳务一方是否接受劳务一方的指挥、管理，是否存在身份上的支配和从属关系。若是则属于雇佣关系，若不是则属于加工承揽关系。依据沈阳市公安局苏家屯分局临湖派出所对上诉人张建军的询问笔录，在本案中，上诉人张建军并不在施工现场，而是找了一个带班的工人王成玉天天在干活的地方盯着，且根据一审时的庭审笔录的证人证言，能够确定案外人王成玉代替上诉人张建军对施工现场的工人和操作行为进行管理和监督，而工人实际上也在听间接从张建军的安排和指挥。故上诉人张建军与其他被上诉人成立雇佣关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邵德胜与死陈某2新之间是雇佣关系还是介绍关系的问题。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张建军雇佣上诉人邵德胜为其折除房子的钢架子，邵德胜联系张雨找工人拆除房子钢架子。且通过张雨与邵德胜的两次电话录音内容，能够证明张雨向邵德胜索要包括死陈某2新在内等7人的劳务报酬，故此应当认定邵德胜与死陈某2新之间是雇佣关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张建军、邵德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776.00元，由上诉人张建军负担12888.00元，上诉人邵德胜负担1288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兴田审判员  刘小丹审判员  任 江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三日法官助理韩雪书记员李冰焰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