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6民终361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益如，男，1946年11月29日，××族，住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顾东阳，江苏圣典（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云，女，1949年7月14日生，××族，住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华，江苏大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晓燕，江苏大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益如因与被上诉人黄云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2020)苏0602民初第18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益如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黄云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黄云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为黄益如的借款债权请求权诉讼时效已经届满，故不存在取得黄云15万元的法律基础，显属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就同一个事实，与该院早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已作出的事实认定，作出了相反的事实认定，显然与法相悖。三、一审判决认为本案诉讼时效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省高院）再审判决后起算，显属认定事实错误。四、一审判决遗漏部分案件事实。二审中补充：1.黄益如认为，根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限届满，当事人丧失的仅仅是胜诉权，并非消灭债权。其法律债权已转化为自然债权，而诉讼时效的效力并不及于自然债权。对于自然债权，在法定情形下，债权人仍享有相应的法益，仍然享有受偿权。《民法通则》第138条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2条规定，诉讼时效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民法总则》第192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义务人同意履行的，不得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义务人已自愿履行的，不得请求返还。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在诉讼时效届满后，法律债权转化为自然债权，自然债权人享有讼外受偿的权利，对于债务人自愿履行而由债权人受偿其债务，具有法律依据。上述规定，体现了保护合法债权的诚实信用原则以及履约自由的合同法原则。结合到本案，2010年7月23日，债务人黄云在与黄益如不存在其他给付义务的情况下，主动向债权人黄益如还款15万元，此时黄益如的借款债权虽然诉讼时效已经届满，转化为自然债权，但黄益如将黄云的主动还款，作为其自愿履行的债务，完全具有法律依据和法理基础。而一审判决认为黄益如的债权请求权诉讼时效届满，即使是借款法律关系存在，黄益如也无取得黄云15万元的法律基础，这实际上是否定了黄益如在其法律债权超过诉讼时效后仍然对黄云享有自然债权，并排除了黄益如作为自然债权人依法享有的讼外受偿的权利，显然于法理不通，于法相悖，混淆了法律债权与自然债权的区别，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判决还认为黄益如不存在因股权转让无效而取得15万元的法律基础。而事实上，在双方当事人长达十年的诉讼过程中，黄益如已经过司法确权，享有了争议股权并分得了股权红利，根本不可能并且也从未主张过黄云返还股权转让款，也否认收取黄云股权转让款的事实，故该事实认定与本案双方争议无关。本案中，对于黄云还款15万元到底是还借款还是还股权转让款这一争议焦点，黄益如除提供了借款借据、生效判决等证据外，还从债务清偿法律关系客体的权利义务内容、法理逻辑的因果关系、债务清偿顺序、给付股权转让款的对价、支付的股权红利，以及双方履行举证责任的六个方面，证明所主张的收取黄云还借款的事实能够成立。2017年9月25日，在南通中院就本案双方当事人为5万元剩余借款纠纷的再审询问时，黄云当庭陈述:“退一步讲，即使借贷关系成立，黄云也自愿归还了部分金钱，就是15万元，那么剩下的5万元，因为超过了诉讼时效，而且黄云也不愿意归还，所以法院判决归还是错误的。”这足以证明黄云也确认该15万元为还借款。而本案中，一审判决并未以黄益如举证不能而不予采信，而是以其借款债权诉讼时效届满为由，认为黄益如没有取得黄云归还借款15万元的法律依据，从而否定了黄益如在借款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后，仍享有受偿权以及收取黄云主动偿还借款的事实。一审判决依据省高院的再审判决中黄云对汇款用途的陈述，认定黄云汇款为股权转让款。黄益如认为，其一，省高院的再审判决审理的是黄益如主张的归还5万元剩余借款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争议问题。本案再审争议焦点：一、沙某向黄益如借款20万元是否属实；二、黄益如主张黄云归还剩余5万元借款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因此再审判决并不是针对本案黄云汇款15万元用途的事实认定。其二，再审判决根据黄云对汇款用途的陈述，证明黄云从未做出归还借款的意思表示，故不发生诉讼时效的中断。黄益如主张归还5万元剩余借款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原一、二审判决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条文不当，应予纠正。但是，在再审判决中对原一审判决的事实认定部分，对黄云提出该15万元系退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主张“不予采信”，“该15万元应当认定为还款”；对原二审判决书的事实认定部分，认为“黄益如将黄云的汇款行为视为归还案涉借款债务符合常理。”再审判决并未认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而加以纠正。其三，如果再审判决认定黄云汇款15万元属于归还股权转让款的话，就与再审判决查明的一审法院（2011年）崇商初字220号（以下简称220号民事判决）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相矛盾。在该生效判决中对黄云主张汇款15万元属于归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不予采信”，而省高院的再审判决并未撤销该生效判决。因此，省高院的再审判决不能作为本案中黄云15万元还款为归还股权转让款的认定依据。并且，在2017年9月5日，南通中院就本案双方当事人为5万元剩余借款的在再审询问时，审判员问：对崇川区法院220号民事判决认定15万元的汇款与股权无关，你方什么意见？是否提出上诉或者申请再审？黄云方当庭陈述：法院判决错误，上诉过又撤诉了。这证明黄云就已生效判决中认定15万元的汇款与股权无关，已放弃依法定程序提出事实主张。而一审判决将省高院再审判决中表述的黄云对还款用途的陈述，作为认定本案中黄云归还股权转让款的依据，是对省高院再审判决的文义解释错误，认定依据不足。2.一审判决就同样一个事实，作出与该案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相反的事实认定。在崇川区人民法院早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20号民事判决中，对于黄云主张于2010年7月23日因股权协议无效向黄益如归还股权转让款15万元的事实，判决“不予采信”。本案一审判决也确认：“本院经审理原、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对于黄云15万元归还股权转让款的主张不予采信，该法律文书已生效。”但，一审判决对黄云在本案中又提出与前案同一的事实主张（即黄云主张15万元为归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却予以认可，从而造成同一个法院对于当事人的同一个事实主张，做出了两个相反的事实认定，同案不同判，这违反了民诉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据规则的规定。3.一审判决将本案诉讼时效从省高院再审判决送达后起算，显属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一审判决主文认为，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时效应从当事人知道和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起计算。而本案黄云于2010年7月23日向黄益如还款15万，时隔近八个月的2011年的3月3日，其在双方就股权纠纷的第一次开庭时，才提出这个钱是因股权协议无效而归还的股权转让款。至2012年12月5日，经南通中院终审裁定，双方之间股权协议经司法确认有效。后经法院执行，黄益如享有的股权从黄云名下划转到黄益如名下，股权红利也支付给了黄益如。因此，在股权协议有效的情况下，黄云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在2010年7月23日因自认为股权协议无效而向黄益如归还股权转让15万元，使其财产权益受损，也知道对方当事人就是黄益如，故本案不当得利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南通中院二审裁定送达后开始计算。而一审判决认为从省高院的再审判决后计算，这就意味着黄云在南通中院就二审股权纠纷二审裁定后、省高院就借款纠纷再审判决之前，其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其于2010年7月23日因自认为股权协议无效向黄益如归还股权转让款15万元，造成其财产权益受损即黄益如不当得利的事实以及对方当事人是谁，这简直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显然与本案事实不符，显属认定事实错误。其次，首先，按照法律规定，我国立法上采取了知道或者应知其权益被侵害说的诉讼时效起算标准，这属于法定的计算标准，而不是以当事人是否发生争议或者权利被侵害的事实是否经司法确认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标准。对于当事人之间就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是否发生侵权或者产生争议，并不影响法定诉讼时效的起算。也就是说，当事人之间对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发生争议，并不影响当事人行使诉权，更不影响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的确定。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汇款用途发生争议，这属于双方当事人对于自己权利的主张，并不影响黄云就自己的权利向法院提起诉讼。其次，双方发生争议也不是造成黄云不能提起诉讼的意志以外的客观障碍，更不是引起本案诉讼时效期间中止、中断或延长的法定理由。而一审判决却以双方当事人对汇款用途有争议为由，认为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应该从省高院借款纠纷的再审判决送达后起开始计算，这违反了民法通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诉讼时效起算点的确认标准。4.一审判决遗漏部分案件事实。2000年1月，黄云的丈夫沙某向黄益如出具借据借款20万元。2002年8月，沙某又与黄益如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因此，本案是借款法律关系成立在先，股权法律关系成立在后。而一审判决在本院认定事实部分，将双方在2000年1月成立在先的借款事实予以遗漏，仅仅认定双方从2002年8月成立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之后的事实，从而影响了黄益如作为债权人依借款法律关系顺位受偿的权利，并为其判决认定黄云主张返还股权转让款埋下伏笔，显属认定事实不清。综合本案的全部事实，在20年前，即2000年1月26日，黄益如出于兄妹之情，为帮助妹妹黄云解决家庭生活急需，借款20万元给妹夫沙某，这属于沙某、黄云的夫妻共同债务。2009年2月沙某去世，黄云继承其遗产，依法承担其借款债务的清偿责任。而上述借款一直由他们夫妻两个无偿使用多年，黄益如则对借款本息分文未得。直到2010年7月23日，才收到黄云的还款15万，并且在汇款凭证上并没有注明其他的用途。由于之前双方存在的借款法律关系，作为债权人的黄益如理所当然地收取为其偿还的借款，视为其已经履行了债务，这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以及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至于黄云在还款八个月后再对该款作其它解释，不影响黄益如收取为归还借款的法律效力。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债权人收回欠款，完全具有合法依据和正当性，不可能成为不当得利。而一审判决仅凭黄云的一面之词，将黄益如收取的还款认定为不当得利，这完全是混淆事实，颠倒是非，显属认定事实错误。黄云辩称，1.黄益如对于黄云20万元的借款债权的诉讼时效已经届满，丧失了胜诉权。黄云的丈夫沙某于2000年1月26日向黄益如出具借条，约定借款20万元，借款期间六个月，沙某于2009年因病去世，在沙某在世时及去世后，黄益如从未向黄云提起此借款的事，更没有向黄云主张过权利。直至2012年1月4日，黄益如才诉诸法院要求黄云归还20万元中的5万元及其利息。此时距沙某借条约定的借款到期时间已过去11年多，显然已经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2.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存在与已生效判决相悖的情况。在220号民事判决即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黄云自认与黄益如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遂于2010年7月23日向黄益如汇款15万元，且明确表示这是归还其股权转让款，而不是归还所谓借款。省高院（2019）苏民再96号民事判决确认了这个事实。3.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对于黄益如于2010年7月23日向黄云汇款15万元的性质，双方意见截然相反，且经历了多起诉讼直至省高院（2019）苏民再96号民事判决生效以后，对该15万元才有了最后的定性，即该款并非是黄云对黄益如的还款，黄云方知道不当得利的事实，诉讼时效应自省高院再审判决送达之日即2019年10月22日之后起算，至黄云20**年4月22日向法院提起本诉，没有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4.黄益如占有黄云15万元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是因为黄益如对于黄云20万元的借款债权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早已超过，故其因借款债权请求权关系取得黄益如15万元的法律依据，不存在。第二是基于股权转让协议法律关系，法院已经判决争议的股权归黄益如所有，并已实际履行，黄云无需向黄益如返还股权转让款。黄益如没有占有该15万元的法律基础和事实基础。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黄益如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黄益如的上诉请求。黄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黄益如立即向黄云返还不当得利15万元，支付利息87750元（按年息6%自2010年7月23日起暂计算至2020年4月22日，要求支付至实际还清本金之日），两项合计237750元。2.本案诉讼费由黄益如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益如、黄云系兄妹关系。2002年8月，黄云丈夫沙某与黄益如签订股权协议，沙某以每股一元转让15万股南通精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华公司）股权给黄益如。2009年2月，沙某去世。2009年3月，黄益如与黄云签订协议，确认股权登记在黄云名下，待精华公司上市后，出售各15万股归各自所有。2011年10月17日，黄益如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其拥有黄云在精华公司37.5万股的股权。诉讼中，黄云提供了一份工行业务凭证，用以证明2010年7月23日黄云存入黄益如名下15万元，将沙某生前所欠黄益如的15万元即案涉15万股的对价通过银行全部归还给了黄益如。黄益如对此不予认可，并提供了一份2000年1月沙某借黄益如20万元的借条，主张通过工行转入的15万元是还此笔借款。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对于2010年7月23日被告黄云存入原告黄益如名下的15万元，被告黄云主张是协议无效的还款，原告黄益如不予认可，不能作为双方就股份、还款等问题达成一致，且该15万元与精华公司15万股的市值相关甚远，对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于2012年7月23日作出（2011）崇商初字第0220号民事判决书，支持黄益如诉讼请求。黄云上诉后又撤诉，该案法律文书已生效。2012年1月4日，黄益如因认为黄云已向其归还了15万元借款，遂诉至一审法院，要求黄云归还剩余的5万元欠款并支付利息。一审法院院在该案审理过程中，认定事实：2000年1月26日，黄云的丈夫沙某向黄益如借款20万元并出具借条，双方约定借期六个月，分批还清，利息按银行存款利息计算。2009年2月25日，沙某因病去世。2010年7月23日，黄云通过银行向黄益如汇款15万元。2010年7月24日，黄益如向黄云寄送催要欠款函，要求黄云于5日内偿还剩余欠款5万元及利息，黄云拒收。一审法院认为：法院认定黄云对该债务承担清偿责任，黄云主张支付给黄益如的15万元是退还的精华制药股权转让款，法院在（2011）崇商初字第0220号民事判决书中对此已作出认定，黄云的主张不予采信，该15万元应当认定为还款。一审法院判决：黄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黄益如借款5万元，并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支付从2000年1月26日至2013年3月5日的利息。黄云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依法改判驳回黄益如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对于该借款债权的诉讼时效问题，二审法院认为，“黄益如称其经常向沙某及黄云主张，诉讼时效期间没有届满，而目前其并未提供经常向黄云、沙某主张该债权的证据。但黄云于2010年7月23日主动向黄益如账户汇款15万元。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诉讼时效因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诉讼时效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于黄云向黄益如账户汇款行为的目的，黄云在汇款前后均未向黄益如明确说明，也未在汇款凭证上记载汇款用途。因黄云、沙某夫妇与黄益如之间存在案涉借款债务，且早已到期，黄益如将黄云的汇款行为视为归还案涉借款符合常理。至于黄云称其汇款的主观意图为归还股权转让款及了结股权转让纠纷，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也被已生效的（2011）崇商初字第0220号民事判决书所否认。且黄云汇款15万元时双方股权纠纷已诉至法院，应待法院审理确认，而非黄云个人主观认为的可通过汇款15万元了结，黄云关于其汇款意图的主张没有证据证明，且有违常理。一审法院认定黄云20**年7月23日汇款15万元为清偿本案部分借款、导致案涉借款债权诉讼时效的中断并无不当。黄云关于黄益如对案涉借款债权因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而丧失胜诉权的上诉理由同样不能成立。”二审法院于2013年6月6日作出（2013）通中民终字第082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黄云因不服（2013）通中民终字第0826号民事判决，向省高院申请再审。省高院提审该案，经审理认定该案再审争议焦点：一、沙某向黄益如借款20万元是否属实。二、黄益如主张黄云归还剩余5万元借款是否已过诉讼时效。该院再审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该案一审中，对涉案借条的真实性进行了司法鉴定，确认涉案借条为沙某本人所签，对此黄云没有相反证据推翻鉴定意见，故一、二审法院认定沙某与黄益如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并无不当。…故一、二审法院综合以上因素，认定涉案借款已经实际交付，并无不当。黄云仅以黄益如不能提供20万元现金的取款凭证为由，抗辩双方借款未实际发生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该院再审认为，2000年1月26日借条载明的借期期限为六个月，自2000年7月26日借款到期至黄云20**年7月23日汇款给黄益如15万元，已长达十年之久。在此期间，黄益如没有证据证明向沙某、黄云主张过归还20万元借款及利息，亦没有发生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故黄益如20万元债权已过两年诉讼时效期间，对黄云而言已成为自然债务。诉讼中，黄云提出了不履行义务的抗辩，故黄益如主张黄云归还剩余5万元借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该院依法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关于“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的规定，是指诉讼时效期间内发生中断。至于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应不予支持。该案借款诉讼时效届满后，黄云从未向黄益如作出过归还20万元借款及利息的意思表示，其对2010年7月23日汇款给黄益如15万元，明确表示为归还股权转让款，而不是归还借款。因此，一、二审判决不支持黄云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适用法律不当，该院予以纠正。省高院于2019年10月22日作出（2019）苏民再96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2012)崇民初字第0022号民事判决及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通中民终字第082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黄益如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的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不当得利。在（2011）崇商初字第0220号股权确认纠纷一案中，黄云因自认为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于2010年7月23日向黄益如汇款15万元，且明确表示为归还股权转让款，法院经审理确认黄云、黄益如之间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对于黄云15万元系归还股权转让款的主张不予采信。该法律文书已生效，因此黄益如不存在因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而取得黄云按15万元返还股权转让款的法律基础。后因黄益如认为黄云向其汇款15万元系归还借款，遂向法院起诉要求黄云归还剩余的5万元及利息，一、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黄云向黄益如归还15万元的行为构成了借款债权诉讼时效的中断，因而支持了黄益如的诉讼请求。因该一、二审判决已被省高院（2019）苏民再96号民事判决予以撤销，且再审法院认为“本案借款诉讼时效届满后，黄云从未向黄益如作出过归还20万元借款及利息的意思表示，其对2010年7月23日汇款给黄益如15万元，明确表示为归还股权转让款，而不是归还借款。”因此黄益如对于黄云20万元的借款债权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已经届满，黄益如亦不存在因借款债权请求权关系取得黄云15万元的法律依据。无论是基于股权转让协议法律关系，亦（应为抑）或是借款法律关系，黄益如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均无取得黄云15万元的法律基础，对于黄云要求黄益如返还不当得利本金15万元的主张，法院予以认可。关于本案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法院认为,不当得利的诉讼时效应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黄云、黄益如之间自2010年以来产生多次讼争，对于黄云向黄益如汇款的15万元的定性也经历多起诉讼，直到省高院（2019）苏民再96号民事判决生效后，对该问题终有定论。再审判决作出之日是2019年10月22日,送达之日在此时间之后,至黄云于2020年4月22日提起本案诉讼,不存在超过三年诉讼时效的问题。关于不当得利的利息部分，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管理费用后应当予以收缴。本案中，黄益如应当返还15万元所产生的法定孳息即2010年7月23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为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的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综上，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判决：黄益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黄云返还不当得利15万元及利息（以15万元为基数，自2010年7月23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的存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2433元，由黄云负担509元，黄益如负担1924元。二审中，黄益如提供以下证据，并认为是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1.原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2011年3月3日第一次开庭笔录，此前已经提交给了法院。证明一，黄云20**年7月23日汇款15万元，但直到2011年3月3日第一次开庭时才提出退还15万元的股权对价。证明二，黄云是在为双方发生股权争议后，为了主张争议股权才提出退还15万元股权对价的事实主张，但该案经转一审法院审理后，黄云的该事实主张经法院生效判决不予采信。2.2017年9月5日，南通中院再审询问笔录。证明220号民事判决认定15万元汇款与股权无关，黄云放弃依照法定程序对该事实的权利主张。3.南通中院再审询问笔录。证明黄云早在中院审理再审案件时就确认过其7月23日汇款15万元为还借款。4.南通中院送达回单，证明黄云签收二审裁定的时间是2012年12月9日，也就是说黄云在南通中院就双方股权争议的二审裁定于2012年12月9日送达后，双方的股权协议经司法确认有效。在此情况下，黄云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于2010年7月23日因自认为股权协议无效而向黄益如归还股权转让款15万元，使其权益受损，也知道对方当事人是黄益如。黄云经质证认为，对黄益如提交的上述几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是该几份证据并不能达到上诉人的举证目的，而且该几份证据恰恰也证明了被上诉人从未承认过15万元是对黄益如的还款。也就是说，被上诉人从未在时效届满后有过还款的意思表示。本院审核认为，黄益如提供的上述材料在一审判决之前均已出现且为其知晓，故依法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对此不予采信。黄云未提供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基本事实正确，对此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从黄益如与沙某之间2002年8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沙某转让给黄益如的股份为15万股，以每股1元计算共计15万元的事实来看，此处出现的“15万元”，正是本案（包括前面部分案件）中黄益如与黄云针锋相对的焦点所在。究其原因，系黄益如主张该款为黄云归还的沙某借款，而黄云主张该款系归还的股权转让款所致。那么，到底谁是谁非，哪方主张的待证事实成立，本院现依据相关案件事实，作如下评析。第一，根据法院相关生效裁判，可以确认沙某于2000年1月26日向黄益如借款20万元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但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黄益如在同年7月26日，即在该借款清偿期届满后向沙某或者黄云主张过权利，同时亦未有证据证明黄益如分批向沙某或者黄云主张过权利的待证事实成立（因20万元借条上载明“借期6个月”“分批还清”）。此外，黄益如亦未提供证明其在沙某去世前，曾向沙某主张归还借款的证据。故黄益如主张黄云汇款15万元即为归还沙某所借款项的理由，本身与其未向沙某或黄云主张归还借款的消极事实不符。第二，从时间节点来看，在沙某于2009年2月去世后，同年3月由黄益如与黄云签订协议，将沙某名下的南通精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登记至黄云名下，由此证明黄云名下有股份的事实存在。黄云据此主张案涉15万元为归还黄益如的股权转让款，具有相应的事实根据。第三，黄益如与黄云签订的协议中明确载明“经双方协商，待精华制药股份上市后，其中黄云、黄益如各壹拾伍万股卖出后归各人”，结合2010年2月南通精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交易的事实，以及沙某与黄益如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约定，在黄云自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情况下，其主张向黄益如汇款15万元属于归还沙某生前所欠15万股股票对价的理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第四，根据本院生效的（2013）通中民终字第0926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2000年2月14日、3月2日，黄益如分别向黄云出具了借款15万元、5万元的借条各一份，黄益如共计向黄云借款20万元，且该案已判决黄益如归还黄云借款20万元，由此证明黄益如与黄云之间互负债务。在此情况下，依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以及社会普通人的通常认知，黄益如主张案涉15万元汇款为归还的借款，是一种比较牵强的解释，并不具有相应的合理性。反言之，如果双方之间未互负债务，则债务人向债权汇款后，债权人主张该汇款为归还的借款，则不仅符合生活常理，亦为社会普通人所认同。第五，根据220号民事判决中，黄益如起诉时自认的其出资15万元取得南通精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15万份，沙某当时还向其借款6万元自购15万股份，以及其于2010年6月向黄云索要（股份）红利，黄云拒付且否认其股份等“事实与理由”，可以证明两点：1.黄益如最早于2010年6月或之前，并未向黄云主张过借款，而仅索要过股份红利。2.黄云主张于2010年7月23日（即黄益如向黄云索要红利后1个月）向黄益如汇款15万元，属于给付沙某生前所欠黄益如15万股的对价，在时间顺序上具有比较紧密的逻辑关系，亦与黄益如自认的2010年6月向黄云索要红利而非借款的事实相互契合。进一步讲，根据这些事实可以作出判定，黄益如关于案涉15万元为黄云归还沙某生前借款的主张，不具有合理性和可信度。第六，对于案涉15万汇款究竟属于归还借款还是股权转让款这一主要争议焦点，黄益如与黄云已在此前的相关案件中经过多次法庭辩论，相关法院亦对此进行了审理并作出了评判，并最终由省高院（2019）苏民再96号民事判决对该款项的性质作出了明确判定，根据民事诉讼中的“争点效”理论，上述再审判决对该款项性质的判定，已对后诉即本案中法院对该问题的判断产生拘束力。黄益如再行提出该汇款为归还借款的主张，并无相应的法理基础。据此，一审判决认为“无论是基于股权转让协议法律关系，亦（抑）或是借款法律关系，黄益如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均无取得黄云15万元的法律基础，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本金15万元的主张，本院予以认可”的理由，并无不当。综上，黄益如的该部分上诉主张没有相关法律依据和法理支撑，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黄云的起诉有无超过诉讼时效问题。再审判决对案涉15万元汇款的性质作出最终判定并为黄云知晓的时间为2019年10月22日以后，换言之，黄云知晓其权利受到侵害的时间为2019年10月22日，故一审法院认为黄云于2020年4月22日提起本案诉讼，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亦无不当。黄益如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黄益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66元，由上诉人黄益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谭松平审判员  吴 风审判员  王建勋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三日书记员  周玮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