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142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蓝海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文萃路**（1-20-2）。法定代表人：尹智杰，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博，男，1980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莉华，系辽宁同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辽宁万兴达特种漆包线集团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辽阳县兴隆镇小赵工业区div>法定代表人：胡魁，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杨、赵宇，系辽宁律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div>法定代表人：姚景雷，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飞，系辽宁仲领达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沈阳蓝海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称：蓝海公司）与被上诉人辽宁万兴达特种漆包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万兴达公司）及原审被告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称：南航上海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20）辽0102民初3360号民事判决，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林红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李妍、关宇宁共同组成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蓝海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中，原、被告主体均存在错误，遗漏案件当事人，严重违法法定程序，故应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1、一审被告错误。一审时，被上诉人万兴达公司将被上诉人南航上海分公司列为被告。庭审时，南航上海分公司代理人已明确提出：万兴达公司起诉主体错误，委托上诉人代理沈阳地区货物运输销售业务的是南方航空货运物流（广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航物流广州公司）。南航上海分公司与万兴达公司及上诉人均无合同关系。对南航上海分公司代理人提出的主体错误问题，上诉人当庭予以确认，但一审法官却在明知被告之一主体错误，未变更合格被告的情况下对本案进行审理，并下达了一审判决，由此导致本案遗漏当事人南航物流广州公司。2、一审原告错误。航空货运单上记载的托运人为何广润，但起诉时的原告是万兴达公司。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可知，能基于4025356号航空货运单提起诉讼的合格原告应为何广润，而非万兴达公司。综上，上诉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四）款的规定，要求贵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将本案发回和平区法院重审，以查清事实，并保障各方当事人的诉权。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对运输合同双方主体认定错误。本案中，运输合同的主体双方应为托运人何广润，及承运方南航物流广州公司；上诉人系南航物流广州公司的委托代理人。2019年3月22日，上诉人与南航物流广州公司签订《航空货物运输销售代理协议书》（以下简称：货运协议）（国内），该协议书第一条第1款写明：上诉人在约定的授权范围内，以南航物流广州公司的名义代为处理航空客货运输销售及其相关业务。第2款写明：“航空货运单指托运人或托运人委托承运人填制的，托运人和承运人之间为在承运人的航班上运输货物所订立合同的初步证据”。第二条写明：南航物流广州公司委托上诉人在沈阳地区范围内代理南航物流广州公司的国内货物运输销售业务。由此可知，上诉人与南航物流广州公司为委托代理关系，真正的合同承运人是南航物流广州公司。1、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承担的责任范围认定错误。货运协议第三条第6款写明：上诉人负责从其营业地点至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航班所在机场之间的货物运输及运送工作，以及从货物收运点到南航物流广州公司指定的交接点前的运输保管工作，即上诉人的责任范围从收到托运人交运的货物至将货物在指定地点交付南航物流广州公司为止，托运货物由南航物流广州公司安排人装载到飞机上。一审时，上诉人已举证证明将托运人交运的货物交给南航物流广州公司，并由其安排的装卸人员装载到CZ6509次航班上。针对上述事实两方被上诉人均未提出异议，即上诉人已完成货运协议的约定义务。货运协议第十二条第3款以明示方式列明代理方应承担相应责任的9种情形。本案中，在上诉人已完成协议约定义务的前提下，货物丢失的赔偿责任应由承运人南航物流广州公司全部承担。3、无论是何广润，还是万兴达公司，均无证据证明丢失货物的真实内容。因航空货运单上填写的货物品名为“文件”，且何广润将货物交上诉人时已密封，导致上诉人及南航物流广州公司无法知道托运货物的真实内容。庭审时，上述两方均对万兴达公司提出丢失的是提单正本表示不认可，而万兴达公司也不能举证证明其丢失货物的真实内容。在此情况下，只能以由何广润签字确认的航空货运单上记载的“文件”作为丢失货物的物品名称，并作为计算赔偿额的依据。4、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万兴达公司不具有过错的认定错误。托运人在办理货物托运时未明确说明托运货物的准确名称，并根据托运货物的价值购买保险存在重大过错。理由是：万兴达公司未以明示方式告知承运人货物的真实价值，使得上诉人及南航物流广州公司可以根据货物的真实价值选择合适的保管、运输方式，即不能按普通货物的运输方式。正是因为托运人未尽到明确告知义务，才导致了货物丢失的发生。5、一审判决确定的赔偿额有违公平原则。填写航空货运单时要求托运人说明是否投保及具体投保价值，主要是因为只有托运人才最了解托运货物的真实价值，应由其来选择是否以支付一定额度的保费来换取货物发生风险时获得赔偿的权利。承运人及其代理人因无法准确知道托运货物的价值，故只能比照其收取的运费，根据其过错程度在一定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托运人选择不购买保险，本质上是放弃了一旦发生风险时保险公司按照货物价值进行赔偿的权利，即其自行放弃了本可以由保险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而一审判决在承运人仅收取350元运费的前提下，要求承运人的代理人承担86210.83元的赔偿金显然违背了公平原则；且违返了《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是违法的判决，依法应予纠正。万兴达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一、原审确认答辩人委托上诉人运输物品为《电解铜提货单（正本）》。一审法院已查实答辩人2019年3月4日，委托蓝海公司运输文件，始发地沈阳，目的地上海，收件人为倪峰。因文件丢失，倪峰于2019年3月8日报案至浦东机场场区派出所，为提取货物，由案外人中国铜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质押，答辩人于2019年3月12日提出货物，答辩人于3月12日在报纸发布遗失公告，4月14日在报纸上发布注销公告，答辩人的一系列行为都是在提货单正本丢失后积极减小损失，尽快将货物提出仓库运输回企业使用。以上事实答辩人有航空货运单、货物抵押合同、报纸公告及公告费发票、追索提单人员交通费、住宿费发票，以上证据足以证明答辩人托运物品为《电解铜提货单（正本）》。二、答辩人作为本案诉讼主体适格。航空货运单托运人虽为何广润，何广润系答辩人辽宁万兴达特种漆包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兴达公司）员工，其在运单上签字的行为是职务行为，是代表万兴达公司签署的，所产生的法律责任也应由万兴达公司承担，其所发文件《电解铜提货单（正本）》也系公司业务文件，故万兴达公司具有此次运输合同纠纷一案诉讼主体资格，作为原告起诉并无不当。三、一审判决依运输合同认定上诉人承担责任并无不当。答辩人因不知上诉人与南方航空广州分公司建立的委托合同关系而将中国南方航空上海分公司列为一审被告系错误，但一审亦未判令上海分公司承担责任，而依答辩人与上诉人签订的运输合同，一审判决判令上诉人蓝海物流公司承担责任并无不当。如上诉人认为其是与南方航空货运物流（广州）有限公司建立的委托运输销售业务，且此次文件丢失南航广州公司应承担责任，上诉人可另行起诉南航广州公司。四、答辩人与上诉人蓝海物流建立起了运输合同关系，答辩人履行了交付运费的义务，上诉人应完成安全将文件送至目的地的运输义务。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2、答辩人与上诉人签订的运单明确将文件运至上海，该文件抵达上海交至收货人倪峰手中，上诉人的运输义务才全部完成。3、上诉人所主张按货运协议第三条第6款之约定承担责任范围不能成立，基于合同相对性，该货运协议是上诉人与南方航空公司签订，该合同仅对其双方有拘束力，而答辩人并非该合同的一方主体，对合同内容也并不知情，在上诉人与答辩人签订运输合同时，上诉人也并未向答辩人明确告知存在南方航空公司转运的情况，故答辩人不受上诉人与南方航空公司所签订合同条款的约束。答辩人将托运的提单丢失，上诉人作为过错方，理应承担提单丢失的责任。五、航空货运单写货物品名为“文件”，文件做为文义上的广泛理解，提单正本也属文件范畴，故答辩人发货时已如实注明了货物的性质。答辩人在委托运输过程中无过错。1、发货时检查发货物品是上诉人的责任，现上诉人因未履行好发货时检查核实的义务，无法确定所发货物是否为提货单正本系物流公司的责任。依《邮政法》第25条第3款规定：“对信件以外的邮件，邮政企业收寄时应当当场验视内件。用户拒绝验视的，邮政企业不予收寄”，第59条则规定第25条适用于快递企业及其从业人员；公安部《关于加强物流、寄递渠道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则指出，物流运输企业、货运站（场）、客运站、国际货代企业和邮政企业、各类快递企业，要严格执行收货验视等安全管理制度。由此可见，本案的上诉人蓝海物流有开拆验视托运物品以及确认物品性质的法定义务，所以现上诉人说收货时不能确定所发物品是提货单，上诉人应承担责任。2、上诉人主张答辩人对丢失物品的陈述前后矛盾，从文件变成了说明书，但最初记载丢失物品为“说明书”的是南航上海公司的《货物运输事故记录》，并非答辩人所述，因此原告对丢失物品的陈述并不存在前后矛盾的情况。3、答辩人对该托运物品投保与否与上诉人将托运物品丢失无因果关系，故上诉人以答辩人未投保来减轻自己丢失提单的责任无法律依据，也毫无逻辑。答辩人与上诉人建立运输合同关系，上诉人就有义务将文件安全运送至目的地，现上诉人将文件丢失，就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上诉人将答辩人提单正本丢失，给答辩人造成了一系列的损失，损失的金额答辩人已经在一审时一一详细列举，一审法院也对答辩人的损失予以支持，因上诉人的过错给答辩人造成20万多的财产损失，该损失额度巨大，虽然上诉人收取运单运费为350元，但运费与实际损失之间无关联性，答辩人的损失因上诉人丢失文件过错而造成，答辩人对文件丢失无过错，故无适用公平原则的空间，应按上诉人给答辩人造成的实际损失予以赔偿。综上，答辩人为及时止损，支付中国铜业集团有限公司货物抵押金55730.83元、发布公告支付公告费27480元、为追索遗失提单产生交通费3000元，总计86210.83元，如上费用均是答辩人为尽早提出货物所产生的合理必要费用。南航上海公司辩称，上诉人没有对我公司提出上诉请求，我公司和本案主体没有合同关系，所以上海公司不承担法律责任，我公司对一审认定文件内容，赔偿金额均有异议，原告的证据无法证明其问题。万兴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二被告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348,622.6元；2.诉讼费用由二被告负担。庭审中，原告将第一项诉讼请求数额变更为366,891.6元（具体数额变化为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向中国铜业集团有限公司指定账户支付利息7,755美元，原告实际支付为55,730.58元；影响漆包线销售损失261,871.07元）。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9年3月4日，原告工作人员何广润将一份文件交由被告蓝海公司承运，货运单记载：始发站沈阳，目的地上海，收件人为倪峰，机场自提，件数1，毛重1千克，计费重量1千克，航空运费350元，货物品名文件。后该份文件未如期交付收件人。在印有“中国东方航空”字样的《货物运输事故记录》中记载：品名说明书，有单无货，理货时未发现此件货物，电报已发始发站，日期2019年3月8日。收件人倪峰在浦东机场场区派出所报案，根据该派出所于2019年3月8日出具的《损失证明》记载：今有倪峰来我处报称2019年3月4日其在浦东国际机场遗失如下物品，辽宁万兴达特种漆包线集团有限公司随货寄发的《电解铜提货单（正本）》1张。现原告起诉来院，主张由二被告赔偿因快件丢失所致其经济损失。原告主张的经济损失范围如下：1.为保证按期提货由中国铜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原告提供质押，原告由此向中国铜业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的利息55,730.83元。原告就此举证中国铜业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与原告作为乙方于2019年3月8日签订的《货物抵押合同》一份，其上记载：第一条甲、乙双方于2019年2月19日签订的购销合同，甲方已根据购销合同约定履行全部义务，乙方在2019年3月4日通过沈阳蓝海物流有限公司寄送航空快递过程中，发生全套货物凭证遗失，导致购销合同出现执行困难。为配合购销合同的顺利执行，甲方同意向购销合同标的货物（97.009公吨CCC-P品牌阴极铜，仓单号：91105141/0）的存放仓库世天威物流（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有限公司提供100吨阴极铜作为乙方从世天威仓库提取标的货物的质押担保，乙方同意向甲方支付质押担保所占用资金成本的利息。第二条甲方质押所占用资金成为为66万美元，利息基准为年息9%，甲方与世天威仓库质押取消后，乙方向甲方一次性支付利息。原告主张质押天数为47天，其向中国铜业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因质押产生的利息55,730.83元，并提供日期为2019年4月26日、名称为咨询服务费、数额为55,730.83元、销售方为中铜矿业资源有限公司的发票予以佐证。原告主张货物后于2019年3月12日从仓库提出。2.原告在文汇报社、上海日报社发布挂失公告支付的公告费27,480元。原告就此举证刊登有遗失/毁损仓单注销公告的2019年4月14日、4月15日文汇报报纸，以及刊登有遗失/毁损仓单公告的2019年3月12日、刊登有遗失/毁损仓单注销公告的2019年4月17日上海日报报纸。原告同时举证时间为2019年3月12日、名称为公告费、数额为8,640元、销售方为文汇报社的发票一张，以及时间为2019年4月15日、名称为公告费、数额为6,240元、销售方为文汇报社的发票一张。原告主张上海日报的公告为其公司委托上海新颐物流有限公司办理，两次公告费为12,600元，并举证时间为2019年3月27日、名称为货物运输代理费、数额为21,335.05元、销售方为上海新颐物流有限公司的发票一张，原告主张其中12,600元为其公司支付给上海新颐物流有限公司的公告费。3.原告工作人员为追索遗失仓单所花费的费用7,313元。原告就此举证其工作人员何广润2019年3月7日、3月27日、3月29日、4月22日、4月23日往返沈阳与上海的航空行程单、住宿费发票、餐费发票予以佐证。4.因迟延提货多负担的利息14,032.55元。原告主张，货物系借款购买，并提供其公司作为借款人与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国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贷款人于2018年7月2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500万元，年利率为17.4%。原告认为因延期提货6日，故发生了该6日的利息损失。5.因延期提货，对天津市广隆达电工材料有限公司的订单无法按期完成，向该公司支付的违约金261,871.07元。原告就此举证其公司作为卖方与天津市广隆达电工材料有限公司作为买方签订的《买卖合同》，其上记载：签订时间2019年2月22日，标的漆包线，合计866,880元。原告另举证加盖有天津市广隆达电工材料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以及天津市广隆达电工材料有限公司出具的《索赔函》，《收据》时间为2019年4月2日，数额为261,871.07元；《索赔函》记载：致辽宁万兴达特种漆包线集团有限公司，我公司在2月22日订购一批变频漆包线14,000公斤，要求交货日期在3月8日前。由于贵司在和欧婷约定日期前未交货，3月23日才交货，给我的客户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我公司安装双方合同约定，扣除本次实际到货金额872,903.58元*15天*2%=261,871.07元作为违约金，从货款中扣除。落款时间为2019年3月28日。6.多负担的物流费用465.6元。原告就此未提供证据。被告对原告主张托运文件为《电解铜提货单（正本）》不认可，主张原告未具体写明文件内容，且未声明运输物品价值及运输保险价值。被告南航上海公司主张，原告起诉其公司诉讼主体错误，系南方航空货运物流（广州）有限公司委托蓝海公司在沈阳地区范围内代理南方航空货运物流（广州）有限公司的国内货物运输销售业务，并就此举证该两公司于2019年3月19日签订的《航空货物运输销售代理协议书》。被告南航上海公司另举证航空承运单，显示案涉货运单号984-93375715，航班号CZ6509，1件，毛重2千克，计费重量2千克，航空运费160元，货物品名说明书，包装：纸箱×1，填开日期2019年3月4日。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本案中，原告将文件交由被告蓝海公司承运，并向蓝海公司支付运费，故双方之间形成了运输合同关系。关于托运文件的内容。原告托运时，未在货运单中明确文件的具体内容，被告蓝海公司不认可原告主张的文件为《电解铜提货单（正本）》，并主张2019年3月8日《货物运输事故记录》上关于品名的记载为说明书，与浦东机场场区派出所出具的《报失证明》所载丢失物品品名不一致，本院认为，从被告南航上海公司举证的2019年3月4日的货运单即已记载货物品名为说明书来看，2019年3月8日《货物运输事故记录》中对品名的记载应并非原告所述，而为被告工作人员记载，因此，原告对丢失物品的陈述并不存在前后矛盾的情况。通过现有证据来看，原告于2019年3月4日托运文件，收件人为倪峰；因文件丢失，倪峰于3月8日至浦东机场场区派出所报案；为提取货物，由案外人提供质押，原告于3月12日提出货物；原告于3月12日在报纸发布遗失公告，4月14日在报纸发布注销公告，可以说，原告在文件丢失后的一系列行为均是围绕着将货物尽快提出仓库而展开，时间存在连贯性，目的地亦与仓库地址一致，从常理而言，如非提货单丢失不能提货，原告不会花费时间和资金开展前述一系列行为，因此，本院认定原告交由被告蓝海公司托运的文件即电解铜提货单（正本）。关于本案的责任承担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依前述，原告与被告蓝海公司之间成立运输合同关系，由此，被告蓝海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将货物交付收货人，现货物丢失，且被告蓝海公司未举证证明系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而造成，故被告蓝海公司应对货物的丢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关于被告南航上海公司的责任，从现有证据来看，其非与原告订立运输合同的当事人，亦非货物承运人或联运人，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由被告南航上海公司承担责任的诉求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被告主张原告在托运时未写明具体是哪种文件，且未声明运输物品价值及运输保险价值，关于原告未注明文件名称一事，原告已注明货物性质，且并不存在填写不实的情况，虽原告未注明文件具体名称，但在原告已交纳托运费的情况下，被告蓝海公司均有义务如约将文件送至收货人；关于原告未声明运输物品价值及运输保险价值，该两项内容属于双方在托运时对货物毁损、灭失赔偿额的约定，原告未填写，视为双方就此没有约定，在发生货物毁损、灭失时，应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予以确定。由此，并不能因原告未写明具体是哪种文件，且未声明运输物品价值及运输保险价值来认定原告具有过错。关于原告的损失数额。1.原告主张向中国铜业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的利息55,730.83元。因提货单丢失无法正常提货，故原告为保障及时提货减少损失，采取由中国铜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质押予以提货的方式属于合理必要的措施。从原告举证的相关《货物抵押合同》及发票来看，虽发票销售单位与合同甲方不一致，但发票数额与合同所载利息计算方式所得出数额一致，能够认定原告因质押所支出利息55730.83元的真实性。2.原告主张发布挂失公告支付的公告费27,480元。因提货单丢失为避免他人以提货单提货，故必须发布仓单遗失公告和注销公告，因此该笔费用的发生亦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虽原告未举证发布遗失公告的文汇报相关报纸，但从注销公告报纸内容可以看出，原告于2019年3月12日在该报纸刊登了遗失公告，由此，结合原告举证的文汇报出具的发票时间和内容可以认定，文汇报公告费为14,880元。虽原告举证的上海日报公告费发票为上海新颐物流有限公司出具，但从原告举证的上海日报内容来看，原告确在该报纸刊登了两次公告，必然会产生公告费，原告主张该两次公告费为12,600元，此费用少于前述文汇报公告费，具有可信性，本院予以采信。3.原告主张其工作人员为追索遗失仓单所产生的费用7,313元。从常理而言，仓单遗失影响货物及时提取，原告派工作人员至上海协调解决此事具有合理性，但原告举证的多张交通费票据时间跨度较长，无法证明与仓单遗失具有关联性，且原告亦自认公告事宜已委托上海新颐物流有限公司办理，亦无必要因仓单遗失一事多次至上海，结合飞机票金额，同时考虑在上海处理此事宜的时间，酌定该项费用为3,000元。4.原告主张因迟延提货多负担的利息14,032.55元。原告虽提供了借款合同予以佐证，但无法证明案涉货物系该笔借款购买，且即便是借款购买，亦未证明因提货单丢失致使其还款时间延后而发生利息损失，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该项费用不予支持。5.原告主张向天津市广隆达电工材料有限公司支付的违约金261,871.07元。首先，就该项费用的发生，原告并未提供相关转账凭证或银行流水及发票予以证明，仅有合同、收据及案外公司出具的索赔函尚不足以证明原告与案外公司之间买卖合同及违约金发生的真实性。其次，即便合同为真实，原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交付标的漆包线与案涉货物阴极铜的关联性。最后，依前述，案涉货物已由中国铜业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提供质押的方式及时提取，因此，本院对原告主张的该项费用不予支持。6.原告主张多负担的物流费用465.6元。因原告就此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且被告不予认可，故不予支持。综上，被告蓝海公司应向原告万兴达公司赔偿的损失数额为86,210.83元。关于被告辩称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中国民用航空货物国内运输规则》、《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规定》中的责任限额规定承担赔偿责任的意见，因民用航空法“第九章公共航空运输”中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本章不适用于使用民用航空器办理的邮件运输”，因此被告所援引的该法律并不适用本案。而《中国民用航空货物国内运输规则》及《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规定》亦是根据民用航空法而制定，故亦不适应本案。因此，对被告的前述答辩意见不予采信。判决如下：一、被告蓝海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万兴达公司经济损失86,210.83元；二、驳回原告万兴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向原告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402元，由原告万兴达公司负担2,402元，由被告蓝海公司负担1,00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为案涉运输合同关系的相对人问题。虽然货运单记载的发件人为何光润，但何广润系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其行为系代表被上诉人的职务行为。且收件人倪峰发现货物丢失后向浦东机场场区派出所报案时，该所出具的《损失证明》中明确记载遗失物品系被上诉人寄发，故被上诉人具备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因被上诉人工作人员何光润系将文件交付上诉人托运，货运单亦是上诉人出具。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上诉人系本案运输合同关系相对人。因南方航空货运物流（广州）有限公司并非本案运输合同关系相对人，其与上诉人间的合同关系并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亦不对本案的运输合同关系发生效力。故本院对上诉人的相关上诉理由，不予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系上诉人因丢失托运文件的违约行为造成致被上诉人的损失如何确定问题。首先，关于被上诉人托运文件的内容。因《货物运输事故记录》上记载文件内容系说明书为案外人填写，被上诉人托运的提货单亦属于文件的一种。关于该文件的具体内容，根据收件人倪峰在发现托运文件丢失后立即向机场派出所报案，并在报案时明确表明丢失文件系提货单。并结合被上诉人之后由案外人提供质押代替提货单提取货物，及之后在报纸上发布关于提货单的遗失、注销公告的事实。被上诉人的上述行为在时间上存在连贯性，均围绕着尽快提货，且提货地址与托运目的地亦一致。故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的举证足以证明托运的文件系提货单。被上诉人为证明其各项损失，提供了相关证据，一审法院结合被上诉人的举证及损失与上诉人违约行为间的因果关系，综合认定上诉人因其违约行为赔偿被上诉人损失86,210.83元亦无不当。对于上诉人主张依据其收取的运费，结合双方的过错程度确定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因无事实依据，且其主张的法律依据亦不适用于本案。故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沈阳蓝海物流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804元，由上诉人沈阳蓝海物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 红审判员 李 妍审判员 关宇宁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金慧光书记员郑建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