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04刑初467号公诉机关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杨旭，男，1989年10月28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汉族，中专文化，无固定职业，住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2019年11月14日因吸食毒品被处罚款500元。因涉嫌敲诈勒索罪于2020年1月15日被抓获到案，2020年1月16日被刑事拘留，2020年2月21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长沙市第二看守所。辩护人邓佳、邓天迤，湖南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检察院以长岳检刑诉[2020]38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杨旭犯敲诈勒索罪，于2020年6月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经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检察院建议，本院于2020年9月7日决定延期审理。2020年10月6日，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完毕，本院决定恢复审理。本院受理后，适用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周萃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杨旭及辩护人邓佳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旭原系长沙中升之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中升公司，公司地址长沙市高新区××街道麓谷汽车**）外拓专员，负责邀约事故车辆的进店维修，2018年11月7日离职。被告人杨旭在职期间和离职以后，利用中升集团有限公司Ａ8系统办公软件的漏洞，多次套用其他员工的账号和密码登录Ａ8系统，秘密窃取了系统内中升集团旗下含长沙中升之宝、福建星之宝、大连中升汇宝等多家子公司的工作人员申请公关费用的内部审批资料，并多次以要去相关部门举报、扩散该内部审批资料相要挟，以公司没有结算清其业务费用、需要赔偿其损失、要为其支付购车月供等各种理由向被害单位长沙中升公司、被害人周某索要钱财共计人民币557087元，其中敲诈勒索既遂的资金合计人民币327095元，敲诈勒索未遂的资金合计人民币229992元。具体犯罪事实分述如下：2019年4月4日，被害单位长沙中升公司向被告人杨旭支付人民币50000元，被告人杨旭与被害单位长沙中升公司签署协议，表示认可公司已经结算其所有业务费。在双方已经认可结清业务费的情况下，被告人杨旭以去北京宝马总部合规部门举报要挟被害单位，要求支付人民币150000元，并表示给钱之后不再勒索。被害单位长沙中升公司被迫于2019年7月11日向被告人杨旭转账人民币150000元。2019年11月30日，被告人杨旭再次使用要挟手段，要求长沙中升公司一次性支付30万元，为其偿还2020年每月6666元车贷款，并为其安排工作。被害单位长沙中升公司被迫于2019年12月1日与被告人杨旭签订《确认函》，同意2019年12月5日前和2020年1月23日前分两次支付杨旭15万元，共计30万元，但未同意为其偿还2020年每月6666元车贷款。2019年12月2日，长沙中升公司支付被告人杨旭人民币150000元。另查明，2019年7月至11月期间，被告人杨旭多次以借款等为名，向时任长沙中升公司总经理周某索要钱财，被告人杨旭从被害人周某处敲诈勒索钱财共计人民币27095元。2020年1月初，被告人杨旭又多次联系被害人周某，要求长沙中升公司对方为其支付当月6666元的车贷款，被害单位长沙中升公司予以拒绝并授权被害人周某于2020年1月14日向公安机关报案。2020年1月15日，被告人杨旭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针对指控的犯罪事实，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检察院当庭出示、宣读了书证、证人证言、被害单位代表周某的陈述、被告人杨旭的供述、财务鉴定报告等证据。该院认为，被告人杨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敲诈勒索他人钱财，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杨旭提出其向公司索要的钱款系其在职期间所应得的业务费等报酬。被告人杨旭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被告人杨旭未秘密窃取中升集团Ａ8系统的有关信息；2、被告人杨旭未窃取长沙中升公司内部有关材料；3、被告人杨旭对中升集团Ａ8系统的信息外泄造成了影响或损失，与长沙中升公司的受侵害或损失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4、被告人杨旭的口供不能作为唯一定罪的依据，应依法以其它的事实佐证即从被告人杨旭与周某的短信或微信中的事实来认定被告人杨旭是否犯罪；5、被害人周某陈述被告人杨旭自2018年辞职后就开始对长沙中升公司要挟敲诈不属实；6、2019年4月4日确认函是无效的；7、现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被告人杨旭有要挟敲诈勒索长沙中升公司及周某个人的犯罪事实，长沙中升公司和周某个人在涉案中的主动积极所为对造成的所谓经济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过错责任；8、2019年12月1日确认函，长沙中升公司和周某并未受到被告人杨旭，系被告人杨旭与长沙中升公司签订的保密费约定；9、长沙中升公司2019年7月11日给付杨旭的15万元系被告人杨旭应得的业务费提成。综上，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杨旭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人杨旭没有非法占有他人公私财物，其行为不构成犯罪。被告人杨旭的辩护人向法庭提交了业务清单3张，拟证明被告人杨旭因为车辆没报备导致公司不发业务费提成的车辆有114台，所以杨旭进入中升集团的A8系统查询，上述车辆的业务提成费与长沙中升公司2019年7月11日付给被告人15万元相对应，系被告人杨旭应拿回的钱。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杨旭原系长沙星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2018年7月10日变更为长沙中升之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中升公司）外拓专员，负责邀约事故车辆的进店维修，2018年11月9日离职。2019年4月4日，被告人杨旭与被害单位长沙中升公司签署确认函，内容为“本人在职期间，所有费用均于2019年4月4日全部结清。杨旭承诺与公司再无任何费用或资金问题的纠纷；本人无任何与客户或外拓业务员、公司员工等业务相关的问题纠纷”，长沙中升公司于当天向被告人杨旭支付人民币50000元。被告人杨旭在未取得授权的情况下，套用长沙中升公司其他员工的账号和密码擅自登陆长沙中升公司所属的中升集团有限公司的A8系统，下载系统内中升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含长沙中升之宝、福建星之宝、大连中升汇宝等多家子公司的工作人员申请公关费用的内部审批资料，并多次以要去相关部门举报、扩散该内部审批资料相要挟，以公司没有结算清其业务费用、需要赔偿其损失、要为其支付购车月供等各种理由向被害单位长沙中升公司索要钱财共计人民币529992元，其中敲诈勒索既遂的资金合计人民币300000元，敲诈勒索未遂的资金合计人民币229992元。具体事实分述如下：被告人杨旭以去北京宝马总部合规部门举报要挟被害单位长沙中升公司，要求支付人民币150000元，并表示给钱之后不再勒索。被害单位长沙中升公司被迫于2019年7月11日向被告人杨旭转账人民币150000元。2019年11月30日，被告人杨旭再次使用要挟手段，要求长沙中升公司一次性支付30万元，为其偿还2020年每月6666元车贷款，并为其安排工作。被害单位长沙中升公司被迫于2019年12月1日与被告人杨旭签订《确认函》，同意2019年12月5日前和2020年1月23日前分两次支付杨旭150000元，共计30万元，但未同意为其偿还2020年每月6666元车贷款。2019年12月2日，长沙中升公司支付被告人杨旭人民币150000元。2020年1月初，被告人杨旭又多次联系长沙中升公司总经理周某，要求长沙中升公司为其支付当月6666元的车贷款被拒。2020年1月14日，被害单位长沙中升公司授权周某向公安机关报案。2020年1月15日，被告人杨旭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1、报案申请书及相关证据材料、接报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明：本案接报案及立案经过。2、户籍证明、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人杨旭的基本信息,已达完全刑事责任年龄，2019年11月14日因吸食毒品被处罚款500元。3、抓获经过证明：2020年1月15日19时许，公安机关将杨旭抓获归案。4、营业执照、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证明：长沙中升公司的基本情况，其前身为长沙星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2018年7月10日变更为长沙中升公司。5、外拓信息管理流程证明：长沙中升公司关于外拓专员业务流程规定。6、劳动合同书、员工工作申请表、劳动关系协议、劳动合同续签通知书及回执函、员工离职结算单、离职交接表证明：被告人杨旭于2017年6月16日申请入职被害单位，于2017年6月26日与长沙星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2018年6月25日续签合同至2021年6月25日，并于2018年11月9日离职。7、提取笔录及录音录像、确认函2份证明：2019年4月4日、12月1日被告人杨旭两次与长沙中升公司签订《确认函》，2019年4月4日的主要内容为杨旭“本人在职期间，所有费用均于2019年4月4日全部结清。杨旭承诺与公司再无任何费用或资金问题的纠纷；本人无任何与客户或外拓业务员、公司员工等业务相关的问题纠纷”；2019年12月1日签订确认函的主要内容为“杨旭要求长沙中升公司在2019年12月5日和2020年1月23日前分别两次支付15万元，共计30万元整，理由为杨旭利用中升集团A8系统漏洞盗取了系统中的相关信息，如未能如期如额支付则杨旭将采取不同方式扩散。以上分两次勒索的款项为本人向公司勒索的最后一次，未来不会再次勒索，涉及中升集团的系统信息材料均进行销毁并承诺不被扩散。同时杨旭在2019年12月1日的确认函上自行载明以上分两次勒索的款项涉及中升集团的系统信息材料均进行销毁并承诺不被扩散，如上内容本人确保真实和有效，且对于以该手段勒索的真实确认无误，本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违反相关国家法律法规的后果，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8、长沙中升公司出具的杨旭2017年6月至2018年11月的工资明细表证明：长沙中升公司共向被告人杨旭支付工资等费用106853.34元。9、被告人杨旭2018年4月-2019年11月售后业务费用付款明细表、2017年12月-2018年10月业务清单汇总表证明：杨旭在岗期间的业务收入情况，2018年4月-2019年11月售后业务公司支付给被告人杨旭347303元。10、被告人杨旭与周某的短信、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被告人杨旭利用其掌握的中升集团旗下含长沙中升之宝、福建星之宝、大连中升汇宝等多家子公司的工作人员申请公关费用的内部审批资料，并多次以要去相关部门举报、扩散该内部审批资料相要挟，以公司没有结算清其业务费用、需要赔偿其损失、要为其支付购车月供等各种理由向被害单位长沙中升公司委托人周某索要钱财的相关情况。11、招商银行付款回单10份证明：长沙中升公司于2019年4月4日支付杨旭5万元，2019年7月11日支付杨旭15万元，2019年12月2日支付杨旭15万元。12、周某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周某于2019年7月10日至2019年11月30日分15次微信转账62095元给杨旭，杨旭2019年11月15日转账15000元给周某，差额为47095元。13、提取笔录及录音录像、被告人杨旭利用中升集团A8系统漏洞窃取的集团内部相关资料证明：公安机关从被告人杨旭处提取且经杨旭签字确认，其擅自从中升集团A8系统中下载的含长沙中升之宝、福建星之宝、大连中升汇宝等多家子公司的工作人员申请公关费用的内部审批资料的相关情况。14、提取笔录及录音录像、杨旭提供的本人在长沙中升公司所有的业务明细及金额及应该得到的提成明细表一份、“7月事故业务费未支付另加3台报备短信”明细表一份、杨旭提供的“无正常报备且查不到车”明细表一份证明：被告人杨旭提供的其认为的应获提成的车辆维清单内容。15、被告人杨旭涉嫌敲诈勒索业务费提成数据表及部分招商银行付款回单、长沙中升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四份证明：（1）被告人杨旭在职期间支付除基本工资和正常绩效外的业务外拓费用（不包括绩效提成）累计279882元；（2）《关于长沙中升之宝事故车外拓业务费用支付说明》，说明返修资源、送修资源、外拓资源（无以上两种情况的事故车资源且维修金额大于2万元）的定义，及业务费支付申请流程（要求当事人在微信群内24小时内申请报备，最后总经理批复），备注送/返修事故车无业务费，按正常部门绩效给予提成，外拓事故车费用最高不超过维修金额的8%，未按时申请不予核发业务费；（3）杨旭提供的车辆数据中287台车属于其公司维修结算车辆，其中归属杨旭业绩口径的车辆为119台，共涉及业务费409869元（含税），其中可支付业务费车辆台次83台，金额279882元，另36台车为其公司送返修车辆，不能支付表中所述业务费，共计金额129987元。其公司自2018年1月截止到2019年4月共计支付杨旭经手申请业务费共计347303元，超出应付业务费金额67421元；（4）长沙中升公司针对杨旭本人提供的第二份事故车明细进行说明：①此表中第一《报备已付款或待付款》文档中，共涉及车辆28台，14台包含在99台已付款明细中，另外14台包含在287台车的明细中，属于已支付业务费但不属于杨旭经手的业务；②此表中第二文档《无正常报备》中共涉及车辆88台，根据公司规定无正常报捕流程的不支付业务费；③此表中第三文档《7月未支付另加3台报备短信》共涉及车辆18台，其中11台包含在其公司出具的99台已付款明细中，另外7台属于不在可支付业务费范围内；④此表中第四文档《无正常报备且查不到车》共涉及车辆18台，经查其中2台在其公司有事故维修记录，且不属于可支付业务费范围内，1台有维修记录但无事故维修记录，也不属于可支付业务范围，余下的15台在其公司均无维修记录；⑤其公司出具的99台已付款给杨旭的明细表中，有97台在杨旭本人提供的明细表中，另外两台不在杨旭提供的明细表中，但其公司已支付给杨旭；⑥业务费以转账或存现的方式支付，个别个人垫付的业务费以转到杨旭本人卡或垫付人卡号或现金的方式支付。16、现场检测报告、指认结果照片证明：被告人杨旭2020年1月16日的尿液中甲基安非他明（冰毒、麻古）呈阳性。17、证人周某的证言证明：2019年3月开始其就职长沙中升公司总经理，公司委托其来报案。杨旭在公司上班期间，不知道通过何种途径掌握了公司Ａ8系统网站的漏洞，盗取了很多登录账号和密码。2018年11月6日杨旭离职后，擅自登录这些账号，窃取了公司的一些商业秘密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以到宝马总部举报、、地方纪委举报网络曝光、诋毁公司名誉及形象要挟，向公司索要金钱。2019年3月份，其接手后杨旭又以同样的方式向其索要金钱，他刚开始讲公司还有账务没跟他结清楚，实际上公司没欠他钱，杨旭说如果不给钱会去相关部门举报和在网上散布相关信息，出于公司的整体考虑，不想影响经营，2019年4月4日，王某、杨旭、其三人在其办公室谈杨旭找公司要业务费的事情，经协商，公司同意一次性给杨旭五万元，杨旭不同意，后其说除了公司5万元，其另外私下给杨旭2万元，一次性搞清楚，杨旭同意了，当着其和王某的面写了确认函，刘某拍了杨旭自己宣读确认函的视频，当天公司给杨旭转了5万元，然后其通过王某转了2万元给杨旭。2019年7月初，杨旭跟其讲还要继续支付钱，不给就去举报，并于2019年7月5日去北京宝马总部，总部发函要求其内部自审，2019年7月10日又把杨旭喊到公司了，杨旭要求支付15万元，说给了钱不会再勒索了，公司被迫2019年7月11日支付给了杨旭15万元。到了2019年11月底，杨旭又找其，要求公司再支付30万元，不给又会以同样的方式威胁，公司没有答应。2019年11月底又去了北京宝马总部，发了位置和照片给其，公司再次妥协要他回来到公司协商，2019年12月1日杨旭又到了公司，再次要求30万元，公司出于胁迫签了确认函，内容是公司分两次支付他30万元，他自己也在确认函中承认是利用中升集团Ａ8系统漏洞盗取了机密信息来勒索的事实，2019年12月2日公司又支付了15万元给杨旭，2020年1月5日开始杨旭要求再支付15万元及每个月支付6666元的车贷，公司就决定报案了。2019年7月至2019年11月30日，每次杨旭去北京和长沙纪委等部门的时候说没钱吃饭，没有机票回来等理由找其要钱，其个人微信多次给他转了888元至20000元不等，合计金额47095元。公司规定外拓专员在外面邀约了事故车到店内维修的业务提成是一车一议，最少比例是2%，最高是8%，按照维修费用总数计算，每台车比例不一样。公司应该发给杨旭的钱在2019年4月以前就已经全部付给他了。业务费用杨旭自己做了一个统计表，他把有些车辆的提成重复计算了，把每台车都按最高的比例来计算业务提成费用，公司也要杨旭去劳动仲裁部门，将杨旭的工资表、保险、提成等明细提供了，劳动局没有受理杨旭的申请。但是杨旭一直以要业务费的名义找公司要钱，后来就说他掌握了公司的内部资料，不给业务费就要去宝马总部举报。18、证人王某的证言证明：因为其跟长沙中升公司的总经理周某熟悉，跟杨旭也熟悉，周某就请其帮他们俩做中间人调解。2019年4月4日，其、杨旭及周某三个人在周某办公室进行了协商，当天经过对账梳理，长沙中升公司所有费用全部结算给杨旭是5万元钱，但杨旭说公司拖了这么久，再要点钱。后来杨旭同意公司一次性给他5万元，全部结算清楚所有业务费，另外周某再给杨旭2万元补偿，杨旭同意了，杨旭当天自己写了确认函，2万元是周某先转给其，其再转给杨旭。确认函是双方谈好后杨旭自愿写的，没有被威胁。2019年5月份，杨旭跟其打过一次电话，觉得公司只给他5万元少了，还想去要钱，其要他不要去了，后来其没管这个事了。杨旭没跟其说过从公司搞了资料出来。19、证人李某的证言证明：其之前和杨旭是同事，其是2018年10月份入职长沙中升公司，担任外拓专员。工资是按月付的，主要是有基本工资和绩效费，绩效费是按照事故车维修产值结算费用的半个点到一个点来算的，这个费用是维修完毕后会根据事故车的性质，从中扣除维修产值费用的2到8个点不等，这些钱主要是给在事故车回店过程中人员的相关支出，也就是支付给“黄牛”的。这个钱也是由公司财务直接以业务费的名义直接打给这些黄牛的。绩效和给黄牛的费用在处理的过程中，都分自店车和他店车，自店车就是在店内购买的车和保险，他店车就是不是在店内购买的车辆和保险,在结算费用的时候分不同的等级，也就是不同的点。20、证人卢某的证言证明：其是长沙中升公司财务部会计，其跟杨旭只有工作往来，杨旭基本工资1500元，除了有绩效提成外，还有一个业务费用的提成，杨旭从2018年4月份才有业务提成拿，之前都只有基本工资和绩效。2018年4月至2019年4月期间，公司一共付给杨旭业务提成347303元，他一共做了99台车，每台车提成比例不一样。杨旭的所有业务费用提成在2019年4月4日全部给他了。2019年7月和12月，公司安排其给杨旭的银行卡打过两次钱，每次是15万元。杨旭的业务有些是别人介绍给他的，付款有直接转账给杨旭的银行卡，有微信支付，也有销售经理垫付，还有些是杨旭自己写请款申请单，要求公司直接打款给他的业务介绍人，公司也会直接把钱付给杨旭提供的介绍人，并不是所有的钱都给杨旭本人。21、证人刘某的证言证明：其是长沙中升公司行政专员。2019年4月4日，杨旭在总经理办公室与周总谈业务费的事，前面谈的时候其没有在里面，后来谈好了，杨旭自己准备写确认函，周总叫其送印泥进去并叫其帮忙拍个视频，拍完其就从办公室走出来了。杨旭写的时候没有人讲话，杨旭一个人在写，其看见他是自愿写的。22、证人柯某的证言证明：2018年6月至2019年5月，其在长沙中升公司担任售后经理，负责售后的整体运营，车辆维修，配件销售，满意度调查等。杨旭是长沙中升公司的外拓专员，负责邀约事故车辆进店维修。公司规定没有报备没有经过总经理同意的没有提成拿，业务员自己做的业务或者规定区域内接通知去做的业务才有提成拿，一车一议，一般是6%-8%的比例。杨旭的提成工作业绩提成1%比例拿绩效，另外业务费用提成也是上面其讲的那样执行，一般当月的提成下个月会发给员工和相关人员，一般都是公司直接付，其也有过垫付业务费给杨旭的情况，但是很少。杨旭跟其说过他通过黑客破解了集团公司的Ａ8系统，获取了公司内部资料，但是他没有给其看过具体的内容，他跟其说过如果公司不给他业务费用就会扩散出去，也说会去总部反映。23、证人徐某的证言证明：其系杨旭的妻子。2019年12月2日，杨旭转了5万元给其，是杨旭之前经常在家里要钱，这次他是还钱给其，后来其又陆陆续续把钱给他了。杨旭拿钱出去干了什么其不知道，说是在外面做业务需要垫资，多则几千，少则几百。24、证人姚某的证言证明：其在寄卖行上班，担任店面负责。从2019年8月到12月2日，杨旭抵押了两台苹果电脑和一个宝马车在店内，陆续拿了80000元左右，约定月利息是3分，到了2019年12月9日，杨旭转了9万元给其，把钱款和利息全部清了，但是车子拿走，电脑还是寄在店内，大约是12月中旬的样子，他又在店内借了4万元，又把车子开过来抵押借款3万元，两台电脑抵押借款1万元，到了2020年1月中旬他自己打了电话告诉其他被公安局抓了，过了一两天他老婆来店内把4万元本金还了，把车和电脑都赎回去了。25、被告人杨旭的供述证明：2017年7月份左右，其入职星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后改名为长沙中升公司，2018年11月8日离职。其在公司上班期间担任外拓专员，负责事故车进店维修的有关事宜，公司没有按月足额发放，拖欠提成。其当时的直接领导是售后部服务经理柯某。辞职后其多次找公司要过应给其的提成，公司一直没全部给其，每次要都只给其2-3万元，其统计提成大概是30万元。2019年年初的时候，其上班偶然发现公司Ａ8系统的登录名是公司员工的名字，密码是123456，离职前其登录下载过一些公司的资料，离职后其继续用其知道的公司员工的名字登录这个系统，下载了很多关于长沙中升公司与宝马厂家一些工作人员之间的往来公关费用明细，还有中升集团下面子公司的一些公关费用明细，然后其给长沙中升公司的柯某、总经理周某发微信、短信、打电话说了，其说如果其拿不回就会去北京华晨宝马总部反映，2019年3月份其去过一次北京总部，后长沙中升公司叫其回来，2019年4月初其在公司协商过，其写了一个确认函，公司要其写所有的费用都已跟其结清，写了后才会给其钱，其为了拿到钱，就写了确认函，后公司给其打了五万元钱，因其还有提成没有拿到，其跟周某联系表达了如果没有拿到钱就继续去北京反映的想法，公司要其写一个到北京总部反映的情况都是其自己捏造的声明，其写了后公司又给其打了15万元。这时业务提成公司就跟其全部结算清楚了。其认为公司拖欠太久，自己没有得到公平对待，因其一年没有上班，其家里需要钱，想让公司补偿其一笔钱，想彻底解决。2019年10月份，其又去了一次北京宝马总部，但是没有进去，只是告诉周某其到了北京，公司叫其回来。2019年12月1日，其到了公司，公司问其有什么要求，其提出三个：一是公司一次性补偿其30万元现金，二是每个月给其6666元支付车贷，给一年，三是要公司给其找个工作，公司要其签一个确认函，其自己也知道这些钱是向公司勒索的。公司总经理说分两次支付其30万元，每次15万元，2019年12月2日公司又给其打了15万，约定剩下15万元2020年1月23日前给其，从2020年1月份开始每月支付其6666元还车贷，直到被抓公司没有支付其剩下的15万元，也没有支付车贷款。长沙中升公司同意给钱给其是因公司确实存在违规，让其捏造一份假声明，后面之所以给其钱就是想封住其嘴，不要再去北京闹，也怕其把捏造假声明的事情讲出来，怕其把公司内部资料提供给竞争对手。其还通过微信收过周某的钱，最少是888元，最多是20000元，一共是3万多元的样子，是他借的其的。公司给其的钱一部分还高利贷，一部分日常开支，还有给别人的业务费，其借了4.5元万高利贷，后来还了9万多元。针对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的辩解、辩护意见、提交的证据，根据本案的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1、关于被告人杨旭的辩护人提交的证据采信问题。经查，上述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2、关于被告人杨旭在长沙中升公司工作期间的工资、业务费等结算问题。经查，被告人杨旭离职后，其在长沙中升公司工作期间的业务费问题未完全结算清楚，之后被告人杨旭多次到公司反映，公司支付了一部分业务费用，根据长沙中升公司对杨旭在职期间业务提成费用的说明，杨旭所应得业务费提成在2019年4月4日已全部支付完毕，且在2019年4月4日，被告人杨旭在第三人王某的见证下，与长沙中升公司就其本人在长沙中升公司工作期间所有费用进行清算为5万元，被告人杨旭本人签署确认函，确认其与长沙中升公司所有费用均于2019年4月4日全部结清，承诺与公司再无费用或资金问题的纠纷，无任何与客户或外拓业务员、公司员工等业务相关的问题纠纷，没有证据证实上述确认函系受胁迫所签署，长沙中升公司于当天支付了5万元，现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杨旭在长沙中升公司就职期间的相关工资、业务费等费用在2019年4月4日已全部结清。3、被告人杨旭在2019年4月4日之后向长沙中升公司索要钱款的行为的定性问题。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或被害单位使用威胁、要挟等方法，强行索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经查，现有证据证实被告人杨旭利用长沙中升公司所属的中升集团有限公司A8系统办公软件的漏洞，套用其他员工的账号和密码擅自登陆A8系统，下载系统内中升集团旗下含长沙中升之宝、福建星之宝、大连中升汇宝等多家子公司的工作人员申请公关费用的内部审批资料，并多次以要去相关部门举报、扩散该内部审批资料相要挟，以公司没有结算清其业务费用、需要赔偿其损失、要为其支付购车月供等各种理由，向长沙中升公司要挟，索取财物，长沙中升公司系中升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公司，为了集团总体利益而被迫给付财物，被告人杨旭的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应当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4、关于被告人杨旭敲诈勒索数额的认定问题。经查，对于周某通过微信支付给被告人杨旭的钱款，没有证据证明被害人周某系受被告人杨旭要挟，且二人之间有相关经济往来，对起诉书指控的周某支付给杨旭的钱款认定为敲诈勒索数额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起诉书指控的敲诈勒索既遂30万、未遂229992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支持。本院认为，被告人杨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威胁手段，敲诈勒索公司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被告人杨旭敲诈数额中的229992元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系犯罪未遂，依法对其减轻处罚。对于敲诈勒索而未退赔的财物，依法责令退赔。根据被告人杨旭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其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杨旭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20年1月15日起至2028年1月14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向本院缴纳。）二、责令被告人杨旭退赔长沙中升之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人民币三十万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审 判 长  李语嫣人民陪审员  彭平良人民陪审员  鲁 婷二〇二一年一月六日书 记 员  徐 杨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二十三条：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