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77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冯茂弟，男，1969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贻荪，湖北九通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朋，男，1973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贻荪，湖北九通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章方霖，男，1977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贻荪，湖北九通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北中和信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湖北银行大厦****。法定代表人：袁和平，该律师事务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冬静，湖北忠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陈炳棣，男，1978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原审被告：李延雄，男，1971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原审被告：田晓艳，女，1977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洪小勤，湖北法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冯茂弟、王朋、章方霖因与被上诉人湖北中和信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中和信律所），原审被告陈炳棣、李延雄、田晓艳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6民初5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冯茂弟、王朋、章方霖共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6民初500号民事判决；2、改判上诉人不支付50万元律师工作费以及律师代理费2,307,562元；3、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素不相识，无任何关系，一审判决上诉人与李延雄共同支付500,000元律师工作费及2,307,562律师代理费无事实依据。2011年11月15日上诉人委托李延雄，主要是为以房抵债的房屋变现，否则上诉人因为投资收不回经济损失是巨大的，并不是一审判决认定李延雄委托中和信律所委托行为是上诉人的追认与确定。2011年11月15日的《承诺书》能够印证。因此顾问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对上诉人没有约束力。2、以房抵债是2011年8月4日，上诉人及李延雄与张茂海、荆门市茂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森公司）早已协商确定的，此时顾问协议还没有签订。2011年9月23日自顾问协议签订后，代理人只是代为起草报案材料等，没有参与和对方和解，非诉讼及诉讼，仲裁等，没有为委托人维权的相关证据及事实。50万元律师工作费顾问协议与补充协议相对应，应由李延雄支付，与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律师只做了代书、咨询一点点事，获得高额的律师工作费应该心满意足。3、没有劳动成果怎么获得巨额律师代理费，顾问协议书约定“收到款项三日内”才有按照比例支付代理费的义务。上诉人认为“款项”就是收回现金，并不是一审判决不着边际扩大解释。一审判决认定2,307,562律师代理费错误。现上诉人的投资，一分钱未收回，损失巨大。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巨额律师代理费不公平公正。中和信律所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李延雄述称，与上诉人意见一致。李延雄只是签订了顾问协议，约定顾问费50万元，后来又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约定是支付收回款项的2%的律师代理费。在签订律师代理协议之前，就已经与张茂海签订了以房抵债协议，现在一套房子都没有收到，不应当支付天价律师费。田晓艳述称：对一审判决中涉及田晓艳的责任认定，无异议。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事实与理由，因与田晓艳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田晓艳不陈述意见。原审被告陈炳棣未作陈述。中和信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延雄、陈炳棣、冯茂弟、王朋、章方霖共同支付律师代理费4,896,000元及赔偿损失；2、判令田晓艳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由李延雄、陈炳棣、冯茂弟、王朋、章方霖、田晓艳承担。在一审重审过程中，中和信律所变更诉讼请求：1、判令李延雄、田晓艳、陈炳棣、冯茂弟、王朋、章方霖共同向中和信律所支付律师费3,796,517元，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利息支付相关利息损失；2、由李延雄、田晓艳、陈炳棣、冯茂弟、王朋、章方霖负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茂森公司因开发荆门市都市岸泊生态住宅小区房地产项目，以茂森公司和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张茂海的名义，从2009年起分别向李延雄等人借款。为保证还款，各方在借款的同时，茂森公司分别与李延雄、田晓艳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借款到期后，张茂海、茂森公司未能偿还借款。2011年1月14日，甲方田晓艳及李延雄、乙方李新寨、丙方张茂海签订《协议书》，约定，鉴于甲方和丙方于2010年3月3日至2010年6月8日签订三次借款合同和两次购房合同，由于丙方未偿还甲方合同约定的债务和履行购房合同，导致丙方欠甲方本息共计3亿3,433万元，甲方因此成为丙方的债权人。甲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向乙方转让债权，乙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从甲方受让债权。各方同意，本协议项下的债权转让是无偿的，甲方不会就此向乙方收取任何对价。丙方同意在债权转让完成后乙方有权将此债权作为购房款，用于支付乙方和丙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购房款，具体金额按房价总额多退少补。2011年8月4日，甲方李新寨，乙方陈炳棣、冯茂弟、王朋、章方霖，丙方张茂海签订《协议书》，约定，鉴于甲方和丙方于2010年3月3日至2010年6月8日签订三次借款合同和两次购房合同，由于丙方未偿还甲方合同约定的债务和履行购房合同，导致丙方欠甲方本息共计3亿3,433万元，甲方因此成为丙方的债权人。甲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向乙方转让债权，乙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从甲方受让债权。各方同意，本协议项下的债权转让是无偿的，甲方不会就此向乙方收取任何对价。丙方同意在债权转让完成后乙方有权将此债权作为购房款，用于支付乙方和丙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购房款，具体金额按房价总额多退少补。各方当事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陈述，案涉借款，系王朋、陈炳棣、章方霖、冯茂弟向李新寨投资，李新寨又以该款通过李延雄向茂森公司出借，前述有关债权转让的《协议书》还原了实际的债权人，借款到期后，各方协商以茂森公司开发的商品房抵偿借款。但各方当事人对王朋、陈炳棣、章方霖、冯茂弟和李新寨之间、李新寨和李延雄之间的关系以及资金往来并未提供书面证据加以证明。2011年8月4日，冯茂弟与茂森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0057556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陈炳棣与茂森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0057557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同日，茂森公司开具了收到冯茂弟、陈炳棣借款及利息转购房款3亿3,433万元的收据。但在办理商品房登记过程中，发现前述《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所涉房屋有部分已出售他人或者处于查封状态。其中有1套房屋，建筑面积5.17平方米，于2011年8月9日登记在陈炳棣名下。2011年9月8日，李延雄向有关部门出具报告，载明，投资茂森公司遭受惨痛的经济损失，茂森公司将出售给其的房产又重复出售给他人，因投资不能如期收回，将李延雄和田晓艳对茂森公司的债权转让给李新寨，由李新寨全权负责，但因茂森公司和张茂海无诚信，李新寨的工作无任何效果，李延雄不得不亲自处理，请求有关部门保护李延雄的合法权益。2011年9月22日，李延雄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上海中建中汇（武汉）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中汇律所），律师王涛、谭杰作为与茂森公司、张茂海债务纠纷解决过程中的代理人。2011年9月23日，甲方李延雄与乙方中汇律所签订《顾问协议书》，约定，一、甲方为办理李延雄与茂森公司、张茂海之间纠纷一案事项，聘请乙方为该事项的专项法律顾问。二、乙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之规定，接受甲方聘请，指派律师王涛、谭杰完成专项法律顾问工作。三、乙方在受聘期间应依法依约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其主要工作包括：（一）为甲方就有关法律问题提供口头法律咨询；（二）代理甲方参与民事、经济、行政纠纷的非诉讼调查、调解或斡旋、办理其他重大、疑难非诉讼法律事务；（三）代理甲方参与民事、经济、刑事、行政纠纷案件的仲裁或诉讼活动……七、法律顾问工作方式为：（一）实行不定期办公制度，甲方需要乙方解决问题时，乙方在合理时间内应及时办理，如遇紧急事务，乙方在顾问律师确无时间或不在本市时，应安排其他能胜任律师及时办理，甲方提前三天预约的，享有优先办理权；（二）一般在乙方住所地工作，确有必要派专人在甲方指定地点工作时，甲方应根据工作需要提供必要的异地办公条件；（三）以口头提供法律咨询为原则，非因甲方特别需要，一般不出具书面法律意见。八、律师费由以下部分组成：1、律师工作费用：人民币50万元，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支付完毕；2、律师代理费：本金部分按2%收取代理费，超出本金部分按10%收取代理费，于甲方收到款项的三日内支付完毕。如甲方分次收到款项，则应在每次收到款项三日内支付当期代理费；3、如甲方基于本协议事项承接“都市岸泊”项目（包括甲方安排的第三方承接），该部分律师费由双方另行协商。2011年9月27日，中汇律所指派的律师王涛在荆门市房地产市场管理处查询了前述《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房屋状态，仅有1套房屋登记在陈炳棣名下，面积为5.17平方米。2011年10月26日至10月29日期间，茂森公司名下共计建筑面积2790.10平方米房屋变更登记至冯茂弟名下，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价格每平方米6,000元计算，价值为16,740,600元；同时变更登记到章方霖名下房屋共计建筑面积8,226.96平方米，按照约定价格每平方米18,000元计算，价值为148,085,280元，以上共计164,825,880元。根据荆门市房地产市场管理处2016年2月23日查询的登记信息，李延雄、王朋名下无房产信息；章方霖名下房产805套，每套单价18,000元/平方米；陈炳棣名下房产1套，每套单价18,000元/平方米；冯茂弟名下房产2套，每套单价6,000元/平方米。2011年10月28日，冯茂弟、陈炳棣向李延雄出具《确认函》，载明，合同编号为0057556、0057557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价值10%折合3,343.3万元的实际权利人为李延雄。2011年11月15日，章方霖、王朋、冯茂弟、陈炳棣作为委托人向李延雄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根据委托人于2011年8月4日与茂森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为0057556、0057557），委托李延雄全权处分并处理下列事务（包括但不限于民事、刑事方式等）：代为签署委托代理合同、代为启动刑事或民事追偿程序、代为收取有关款项及支付有关费用、代为与相对方洽商、确定解决方案及实施。2011年11月29日，律师王涛代为起草了李延雄向有关部门提交的《报案材料》，载明，李延雄、冯茂弟、陈炳棣等人一起出资，以李延雄个人名义将资金交付给茂森公司和张茂海，因抵债房屋仅有小部分可以办理过户登记，其他大部分商品房已出售给他人或被法院查封，请求有关部门追究茂森公司和张茂海的法律责任。2011年12月16日，律师王涛代李延雄起草了向时任荆门市市长提交的书面报告，要求督促政府部门依法办事。在此期间，律师王涛多次发送手机短信向李延雄提供相关法律服务。因律师王涛、谭杰从中汇律所转所执业至中和信律所，甲方李延雄、乙方中汇律所与丙方中和信律所签订《补充协议》（李延雄签字时间为2011年12月20日，中和信律所盖章时间为2012年2月16日），约定，一、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甲、乙方签订的《顾问协议书》内的乙方项下权利、义务由丙方承继；二、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甲、乙双方签订的《顾问协议书》在履行过程中产生的争议与乙方无关，由甲、丙双方解决；三、甲、乙双方签订《顾问协议书》之后，乙方已按协议内容履行了合同义务，甲方尚未按约定支付律师工作费用，为便于结算，乙方同意自本协议签订后，由甲方向丙方履行。2013年1月17日，李延雄向案外人刘霖的账户转账付款80万元。李延雄自述该款项系向相关律师支付的律师工作费用，中和信律所不予认可。2014年1月16日，中和信律所向李延雄去函，敦促李延雄支付应付的律师费用，李延雄对此没有回复。另查明，田晓艳与李延雄于2011年3月9日登记离婚，《离婚协议书》载明，“女方个人经营的生意债权债务由女方独自承担，男方经营的房产和投资公司债权债务由男方独自承担”。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案涉《顾问协议书》、《补充协议》，符合委托代理全部形式要件，是典型的委托合同，其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中汇律所将案涉协议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中和信律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案涉协议对李延雄和中和信律所具有法律约束力。据此，在确认合同有效的前提下，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评判如下：一、对《顾问协议书》律所工作的约定与代理律师劳动成果的认定根据意思自治、责任自负的原则，如无特别约定，作为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应对并且仅对其约定的工作程序阶段的结果负责。关于李延雄辩称代理律师实际没有完成工作的观点，案涉《顾问协议书》约定，李延雄为与茂森公司、张茂海之间债务纠纷，聘请中汇律所代理律师为该事项的法律顾问，协议约定律师的主要工作包括就有关法律问题提供口头法律咨询、代理相关的调查、调解、斡旋等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纠纷案件的仲裁或诉讼活动等，李延雄并未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在履行该协议过程代理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不符合协议约定且存在异议，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李延雄应当对此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李延雄辩称以茂森公司的房地产项目抵债发生在与中汇律所签订《顾问协议书》之前，律师没有代理进行诉讼，案涉房屋办理网上备案登记是李延雄与对方协商，自行操作的观点。其一，如果李延雄的抗辩成立，其隐喻的是李延雄等人与茂森公司之间债务纠纷在与中汇律所签订《顾问协议书》之前就用以房抵债的形式予以实现，李延雄等人债权的实现与代理律师无关，那么在以房抵债之后，李延雄再与中汇律所签订《顾问协议书》、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律师作为其与茂森公司、张茂海债务纠纷解决过程中的代理人，既多此一举，又极不合常理，李延雄的抗辩显然与客观事实存在矛盾；其二，《顾问协议书》并未明确约定委托律师为李延雄实现债权所应当行使的方式，李延雄以律师没有代理进行诉讼作为抗辩的理由，显然没有合同依据；其三，李延雄没有提供能够证明抵债的房屋办理登记是其与对方自行协商而成的相关证据，如前所述，如果李延雄能够与对方协商成功办理以房抵债的相关登记，则无法用日常生活经验合理解释李延雄以较大的代价、用风险代理的形式与中汇律所签订《顾问协议书》，委托律师作为其与茂森公司、张茂海债务纠纷的代理人的行为。与此相反，能够相互印证的多个证据显示，正是在李延雄等人与张茂海、茂森公司协商确定以房抵债、而抵债的绝大多数房屋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办理相关登记的情形下，李延雄才与中汇律所签订《顾问协议书》，委托律师作为该债务纠纷的代理人。在中汇律所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服务后，前述抵债的绝大多数房屋即办理了相关登记，该时间节点上的吻合，如果将其归功于网签的滞后性而抹杀中汇律所代理律师的劳动成果，对中汇律所代理律师的工作视若无睹，不符合建立在一个正常人以其阅历以及对社会透彻认知上所作出的常识性判断能得出的结论。二、对案涉《顾问协议书》律师代理费的认定案涉《顾问协议书》约定律师费由三部分组成，目前双方对应支付律师工作费50万元的金额并无争议，一审法院对此不再赘述。李延雄辩称该50万元已支付，其提供的证据仅为向案外人支付款项的相关凭证，没有其他证据加以补强，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且中和信律所对此不予认可，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部分，从案涉《顾问协议书》“律师代理费，按本金2%收取，超出本金部分按10%收取代理费”的约定可以认定，各方就案涉的法律事务约定系按照风险代理收费。众所周知，无论是非诉代理还是诉讼代理，风险不可避免的存在于各个阶段，而律师仅能控制其代理的程序阶段的事务范围内的风险，故权责范围的约定构成了空间向度上的边界。而且，由于高风险与高收益的并存，这个边界较之一般代理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在现今的非诉或诉讼机制中，当事人付出的成本多少，往往对结果产生影响，而当事人选择风险代理的法律事务，往往又是受此种影响更为显著。因此，这些法律事务结果的更大的不确定性和可能出现的差别，应当是当事人可以预料的事情，并不存在欺诈、误解或显失公平的情形。尤为重要的是，风险代理的前提就是代理人与被代理人都承认相关法律事务结果的不确定性，在此基础上，双方对自己的利害得失慎重权衡之后作出的权利义务的划分和约定，应为合同法所尊重。《顾问协议书》约定，李延雄在“收到款项三日内”，负有按照比例支付代理费的义务。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收到款项”有各自表述，李延雄主张仅为货币现金，中和信律所主张是指钱财，既包括货币、也包含其他视同现金的财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对合同条款进行解释时，应考虑到多数人而不是个别人的意志和利益，应以该条款所预定适用的特定或不特定的群体的平均而合理的理解能力为基础进行解释，就是“通常的理解”。法院应依此解释，而不应先入为主地探求一方的动机，责备一方作为强势的熟业经营者为何当初不将条文含义完全写清楚。由于《顾问协议书》以风险代理方式计算价款，在合同风险不能确定的前提下，严格按照双方缔约时的本意理解约定条款才能更加合理的分配合同风险以及权利义务，也不损害缔约人的合同利益。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且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而风险代理产生的原因在于对当事人来讲，其对债务追索成功与否期望值较低，如同在本案中，李延雄等人抵债的绝大多数房屋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办理相关登记，风险代理无需付出成本，就可能追回部分债权，心理上相对平衡；对代理方来讲，虽然前期存在无法收取代理费的代价，但后期高额的回报确实诱人。因此，双方当事人才按“收到款项”比例确定权利义务。如果在正常情况下，李延雄主张“收到款项”仅为货币现金，是符合一般意义上的理解与解释的。但是，合同签订和履行应该坚持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风险代理合同也不例外。风险代理合同中的风险应当是指给双方当事人带来的对结果不确定性的担忧，而不应该仅仅限于一方当事人所认为的风险。而单从其应体现的诚信原则这一合同法基本原则入手，订立一个对双方都具有一定风险的合同，如果未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很难说这符合双方的本意。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李延雄在签订案涉《顾问协议书》之前，未能实现债权，为此李延雄与中汇律所签订《顾问协议书》，约定聘请律师为该事项的专项法律顾问，在此情形下，如果“收到款项”仅指货币现金，不包含其他视同现金的财物，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所能得出的众所周知的结论，显然将案涉法律事务的绝对风险仅限于当时的中汇律所及其律师，明显有悖公平原则。此外，《补充协议》明确约定，代理律师已按《顾问协议书》履行了合同义务，结合此时以房抵债的房屋已登记至各个债权人的事实，可以认定双方以补充协议的形式认定了《顾问协议书》履行的情形，肯定了代理律师的劳动成果与实际工作量。现李延雄对此又予以否认，违反了禁反言的基本诚信原则。《补充协议》虽载明李延雄未按约定支付律师工作费用，但并未明确载明律师工作费用的金额，同时对《顾问协议书》约定的按本金2%收取律师代理费也未重新约定，故不能简单地推定《补充协议》律师工作费用仅指《顾问协议书》约定的律师工作费50万元，李延雄认为《补充协议》的律师工作费用就是法律顾问费50万元，其主张实际是认为双方对合同的内容进行了变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据此，李延雄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所以，对此公平、合理的理解应当是“收到款项”包含其他视同现金的财物，即案涉已过户登记的以房抵债的房屋的价值应当认定为李延雄收到的款项。根据《补充协议》的内容，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双方应当对律师工作费用进行结算，由李延雄向中和信律所履行。但双方对价款具体数额、履行方式约定不明确，现根据本案具体情况，双方已不可能达成补充协议，故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由于《顾问协议书》约定按本金2%收取，但未明确本金的具体数额、标准、计算方法，如果完全按照中和信律所主张的依据以房抵债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或荆门市房地产市场管理处登记的单价计算，其一，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前述价格即为市场价格或者是政府指导价格；其二，虽然在当时情况下，房屋与现金的价值相同，但要注意到二者在商品中涉及的地位、作用的使用价值确有不同。根据公平原则，应当以市场中较为平均、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价格为判断标准。具体考虑到本案的争议金额、结果、律师的实际工作量及房屋将来变现的难易程度，酌情按照已取得的已以房抵债金额164,825,880元的70%计算为宜，案涉律师代理费为：164,825,880×70%×2%＝2,307,562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对于金钱给付义务中，因债务人迟延支付，按照合理的、市场化的资金成本来确定债权人的损失，最直接也最易被预见的应当就是利息损失。故中和信律所诉请支付相关利息损失，应予支持。根据合同约定及履行情况，律师工作费50万元，应从《顾问协议书》签订之日即2011年9月23日的三日后起算；律师代理费，应从《补充协议》签订之日即2012年2月16日的三日后起算。由于自2019年8月20日起，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每月20日公布一次，应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规定之精神予以计算利息。三、对陈炳棣、冯茂弟、王朋、章方霖的民事责任的认定虽然陈炳棣、冯茂弟、王朋、章方霖未直接签订2011年9月23日《顾问协议书》，且该《顾问协议书》订立时，陈炳棣、冯茂弟、王朋、章方霖尚未向李延雄出具书面《授权委托书》，但基于以下几点，不宜认定陈炳棣、冯茂弟、王朋、章方霖与《顾问协议书》无关：其一，根据目前书证，案涉3亿3,433万元债权人原为李延雄、田晓艳，按照2011年1月14日《协议书》，李延雄及田晓艳将该债权无偿转让给李新寨，同时约定将此债权作为支付李新寨和债务人张茂海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购房款，根据该《协议书》，3亿3,433万元债权与以房抵债的方式一并无偿转让，完全不能用常理作出合理解释；此时李延雄及田晓艳与茂森公司、张茂海之间的纠纷业已解决，案涉3亿3,433万元债权债务已与李延雄、田晓艳无关，李延雄嗣后却于2011年9月8日向有关部门出具报告，请求有关部门保护李延雄的合法权益，从法律与事实角度完全不合常理，李延雄对此也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其二，如果说前述债权转让，按照李延雄向有关部门出具的报告所述，系因茂森公司和张茂海无诚信，李新寨的工作无任何效果，李延雄不得不亲自处理，尚可勉强自圆其说，但按照2011年8月4日《协议书》，李新寨将案涉3亿3,433万元又无偿转让给王朋、陈炳棣、章方霖、冯茂弟，同时仍然约定将此债权作为支付所谓《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购房款，《协议书》中却不约定章方霖、王朋、冯茂弟、陈炳棣各自的债权数额，也就在同日，冯茂弟、陈炳棣分别与茂森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茂森公司同时开具了收到冯茂弟、陈炳棣借款及利息转购房款3亿3,433万元的收据，此时案涉3亿3,433万元债权债务已与李新寨无关，更加与李延雄无关，则李延雄于2011年9月8日向有关部门出具的报告中，不仅对此事实完全不提及，反而强调由李新寨全权负责，同样从法律与事实角度完全不合常理，李延雄对此也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其三，如果按照李延雄向有关部门出具的报告所述，其不得不亲自处理与茂森公司、张茂海之间的案涉债权债务关系，作为一个普通人应有的注意义务，李延雄当然应当知道案涉3亿3,433万元债权此时在法律上已转让给章方霖、王朋、冯茂弟、陈炳棣，此时李延雄与案涉债权债务无任何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李延雄与章方霖、王朋、冯茂弟、陈炳棣等人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形下，李延雄尚不存在任何获利空间的前提下，李延雄却在2011年9月22日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律师王涛、谭杰作为其本人与茂森公司、张茂海债务纠纷解决过程中的代理人，又于2011年9月23日与中汇律所签订《顾问协议书》，聘请中汇律所为办理其本人与茂森公司、张茂海间纠纷事项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同意支出50万元的律师工作费以及可能还需要支出的按本金2%至10%的律师代理费，却对前述事实未向中汇律所及其律师作任何披露，同样从法律与事实角度完全不能用常理来判断，李延雄对此也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其四，在中汇律所指派的律师提供法律服务后，前述抵债的绝大多数房屋即分别登记于章方霖、陈炳棣、冯茂弟等人名下，李延雄对此明知且未提出异议，与此同时，王朋作为《协议书》载明的债权人之一，明知抵债的房屋未登记在其名下也未提出异议。冯茂弟、陈炳棣于2011年10月28日向李延雄出具《确认函》，确认案涉3亿3,433万元价值10%折合3,343.3万元的实际权利人为李延雄。如果章方霖、王朋、冯茂弟、陈炳棣与李延雄之间在此之前没有协议或相关约定，而是按其辩称所述2011年11月后才委托李延雄处理与茂森公司的所有事务，从法律与事实角度完全不合常理，李延雄对此也未能作出合理解释。章方霖、王朋、冯茂弟、陈炳棣与李延雄等就此没有提供证据对前述种种不合常理之处加以证明，各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也语焉不详，例如王朋、陈炳棣、章方霖、冯茂弟向李新寨出资、李新寨再向李延雄出资，各自的出资比例、具体数额等，均未提供书面证据加以证明，但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官内心确信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章方霖、王朋、冯茂弟、陈炳棣自始至终委托李延雄以自己的名义处理案涉3亿3,433万元债权的实现，所谓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实际上是各方当事人分别实现债权的一种手段与方式。章方霖、王朋、冯茂弟、陈炳棣于2011年11月15日向李延雄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只是对前述委托行为的追认与确定。否则，对上述完全不合常理之处无法作出解释；反之，则顺理成章，种种不合常理之处会迎刃而解。也就是说，李延雄与章方霖、王朋、冯茂弟、陈炳棣均系基于案涉3亿3,433万元债权之共同利益的合作体，各方彼此同行、共同进退。无论抵债房屋是否登记在李延雄名下，李延雄以自己名义出具《授权委托书》、签订《顾问协议书》、《补充协议》，均是始终为了该利益共同体，代表该利益共同体。王朋、章方霖辩称，2011年11月后才委托李延雄处理与茂森公司的事务，不知道李延雄与中汇律所之间的具体情况等，明显与前述分析所能得出的结论相悖，在此不再赘述。王朋、章方霖又辩称，委托李延雄是为了将名下的房产套现，但未就此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2011年11月15日书面《授权委托书》的内容也不能证明该主张。如果套现指向节点是在抵债房屋登记之前，明显与我国现行房地产政策相悖。抵债房屋并未登记在王朋名下，王朋辩称为了将名下的房产套现，显然自相矛盾；但如果王朋认为抵债房屋并未登记在其名下而不享有权利，则其与冯茂弟、章方霖、陈炳棣共同向李延雄出具《授权委托书》又明显不合常理。故对王朋、章方霖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虽李延雄是以自己名义签订《顾问协议书》、《补充协议》，但既代表自己也是受章方霖、王朋、冯茂弟、陈炳棣的委托，全权处理与茂森公司、张茂海间纠纷事项，中和信律所指派律师的工作成果，使李延雄、章方霖、王朋、冯茂弟、陈炳棣直接获取了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之精神，章方霖、王朋、冯茂弟、陈炳棣应当与李延雄承担共同责任。四、对田晓艳民事责任的认定虽然田晓艳并未否认案涉债权原系田晓艳和李延雄的夫妻名义上的共同债权，也未否认该债权系李延雄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经营成果，但田晓艳和李延雄双方于2011年3月9日离婚时并没有涉及该债权的财产分割内容，而田晓艳不是李延雄在离婚后签订的《顾问协议书》、《补充协议》的合同主体，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仅在合同当事人之间产生约束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目前尚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田晓艳对于案涉抵债房屋享有利益，由于本案所涉债务并非发生在李延雄和田晓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因此，对中和信律所要求田晓艳与李延雄承担共同责任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陈炳棣、冯茂弟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可以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七十八条、第八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条之规定，判决：一、李延雄、章方霖、王朋、冯茂弟、陈炳棣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中和信律所律师工作费500,000元。并以500,000元为基数，自2011年9月2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二、李延雄、章方霖、王朋、冯茂弟、陈炳棣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中和信律所律师代理费2,307,562元。并以2,307,562元为基数，自2012年2月2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三、驳回中和信律所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7,172元、保全费5,000元，由李延雄、章方霖、王朋、冯茂弟、陈炳棣共同负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期间，冯茂弟、王朋、章方霖共同向本院提交《承诺书》，拟证明冯茂弟、王朋、章方霖、陈炳棣与李延雄签订《承诺书》，载明了李延雄作为被委托人的受托权限；李延雄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委托协议在前，《承诺书》时间在后；案涉纠纷所涉法律后果应由李延雄个人负担，与上诉人无关。经质证，被上诉人中和信律所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上诉人称由于冯茂弟未参加庭审所以未提交该《承诺书》，但是该《承诺书》的其他委托人并未提到该《承诺书》；该五人是共同投资的关系，其内部约定的责任义务不能对抗被上诉人，该五人亦未将《承诺书》提交给被上诉人，且被上诉人是帮助该五人向茂森公司追讨房产抵债，帮助其实现权利，未损害其权利。李延雄的质证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承诺内容是有重大事情发生时若我不告诉他们，则我承担责任，但是事实上后面并无重大事情发生，仅仅是委托代理人王涛变更律师事务所时我签了一个字，但是其他人对该事实并无异议，不应当我承担全部的责任。田晓艳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为：《承诺书》与我方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经审查，《承诺书》所载内容为：根据2011年11月15日承诺人与被承诺人签订的授权委托书现做如下承诺：1、李延雄在办理过程中的每道程序都要征得委托人的签字同意；2、受托人在办理过程中委托人有知情权；3、收取有关款项及支付有关费用应征得委托人同意；4、一个月内事情办理应有所进展。如受托人在处理过程中有违上述四点，委托人有权终止授权委托书，一切后果由李延雄个人负责。承诺人为李延雄，被承诺人为冯茂弟、王朋、章方霖、陈炳棣；时间为2011年11月15日。本院认为，首先从形式上看，《承诺书》载明出具日期为2011年11月15日，冯茂弟、王朋、章方霖、陈炳棣在一审中未提交该《承诺书》，亦未就该《承诺书》之内容作出陈述，不符合常理。其次，《承诺书》系李延雄向冯茂弟、王朋、章方霖、陈炳棣出具，仅能约束《承诺书》所涉各方。第三，从形式上看《承诺书》与《授权委托书》均系2011年11月15日出具；根据一审查明事实，《授权委托书》系章方霖、王朋、冯茂弟、陈炳棣作为委托人向李延雄出具，载明，委托李延雄全权处分并处理下列事务（包括但不限于民事、刑事方式等）：代为签署委托代理合同；根据《授权委托书》内容，冯茂弟、王朋、章方霖、陈炳棣对李延雄于2011年9月22日出具《授权委托书》、于2011年9月23日与中汇律所签订《顾问协议书》之事实是明知并认可的。冯茂弟、王朋、章方霖以《承诺书》为据，主张不承担案涉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审中，冯茂弟、王朋、章方霖、李延雄对一审法院认定“2011年9月8日，李延雄向有关部门出具报告……”有异议，认为一审法院未写明该报告的标题“关于我们在湖北省荆门市投资遭骗并恳求解救的报告”。中和信律所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异议和补充。田晓艳对一审查明事实中涉及到田晓艳的部分，无异议和补充。一审法院未写报告标题，不影响本案基本事实。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案涉《顾问协议书》、《补充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其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查明事实，案涉3亿3,433万元债权人原为李延雄、田晓艳，按照2011年1月14日《协议书》，李延雄及田晓艳将该债权无偿转让给李新寨。按照2011年8月4日《协议书》，李新寨将案涉3亿3,433万元债权又无偿转让给王朋、陈炳棣、章方霖、冯茂弟。2011年9月23日，李延雄与中汇律所签订《顾问协议书》，约定，中汇律所代为办理李延雄与茂森公司、张茂海之间纠纷一案事项。2011年10月28日，冯茂弟、陈炳棣向李延雄出具《确认函》，确认案涉3亿3,433万元价值10%折合3,343.3万元的实际权利人为李延雄。一审法院认定2011年11月15日，章方霖、王朋、冯茂弟、陈炳棣于向李延雄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系对李延雄与中汇律所签订《顾问协议书》行为的追认与确定，并无不当。李延雄虽是以自己名义签订《顾问协议书》、《补充协议》，但既代表自己也是受章方霖、王朋、冯茂弟、陈炳棣的委托，全权处理与茂森公司、张茂海之间纠纷事项，中和信律所指派律师的工作成果，使李延雄、章方霖、王朋、冯茂弟、陈炳棣直接获取了利益。一审法院认定章方霖、王朋、冯茂弟、陈炳棣应当与李延雄承担共同责任，并无不妥。《顾问协议书》约定，为与茂森公司、张茂海之间债务纠纷，聘请中汇律所代理律师为该事项的法律顾问，协议约定律师的主要工作包括就有关法律问题提供口头法律咨询、代理相关的调查、调解、斡旋等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纠纷案件的仲裁或诉讼活动等。在《顾问协议书》签订前，李延雄等与茂森公司签订了抵债协议。《顾问协议书》签订后，王涛律师于2011年9月27日在荆门市房地产市场管理处查询了前述《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房屋状态。2011年10月26日至10月29日期间，茂森公司名下共计建筑面积2790.10平方米房屋变更登记至冯茂弟名下。此外，《补充协议》约定，代理律师已按《顾问协议书》履行了合同义务，一审法院结合此时以房抵债的房屋已登记至各个债权人的事实，认定双方以补充协议的形式认定了《顾问协议书》履行的情形，肯定了代理律师的劳动成果与实际工作量，并无不当。李延雄虽称案涉房屋办理网上备案登记是其自行操作完成，但李延雄既未就此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亦未就本案提出上诉。对章方霖、王朋、冯茂弟关于案涉房屋备案登记系由李延雄完成的陈述，本院不予确认。《顾问协议书》约定，在“收到款项三日内”，李延雄负有按照比例支付代理费的义务。各方当事人对“收到款项”存在各自表述。一审法院以“通常的理解”予以解释，将“收到款项”理解为包括货币现金及其他视同现金的财物，即案涉已过户登记的以房抵债的房屋的价值应当认定为李延雄收到的款项，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和公平原则。就此，一审法院已做详细论述，本院不予赘述。一审法院根据公平原则，以市场中较为平均、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价格为判断标准；考虑到本案的争议金额、结果、律师的实际工作量及房屋将来变现的难易程度，酌情按照已取得的已以房抵债金额164,825,880元的70%计算，认定案涉律师代理费为164,825,880×70%×2%＝2,307,562元。此系一审法院行使其自由裁量权，且中和信律所未提起上诉，本院予以尊重。综上，冯茂弟、王朋、章方霖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172元，由上诉人冯茂弟、王朋、章方霖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敏审判员 胡 劲审判员 王日升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三日法官助理叶优子书记员丁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