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5民终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北湖西路**双玺中心******房及****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877603078G。负责人：张小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邢诚，湖北三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万德，男，1950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远安县。系黄兰英之夫。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代文，男，1978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远安县。系黄兰英之长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代茂，男，1979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远安县。系黄兰英之次子。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士武，湖北克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向达贵，男，1977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邹彩英，女，1986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向达贵，男，住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将军路小学，系邹彩英之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万德、张代文、张代茂、向达贵、邹彩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远安县人民法院（2020）鄂0525民初7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赔偿张万德、张代文、张代茂的损失共计112000元。不服金额共计346471.5元。2.本案上诉费由张万德、张代文、张代茂、向达贵、邹彩英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一审法院未查明肇事的货车事发时在从事营业性运输这一事实。一审中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提交了现场肇事车辆的照片，从照片上来看，肇事车辆外部多处张贴有货拉拉的货运标识，同时车辆内还有肇事车辆从事货运的货运单。货拉拉是众所周知的一个营运性互联网货运平台。从上述证据来看，足以证明肇事车辆一直在从事营业性运输，该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在庭审中肇事司机及车主均不否认在从事营业性运输，只是抗辩在事故发生时虽然托运有货物，但是不属于营业性运输，但在一审中并未就其主张的该事实提供任何证据。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认为，在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已经提供证据证明肇事车辆长期从事营运性运输且向达贵、邹彩英也并未否认的情况下，向达贵、邹彩英如果主张其当天并未从事营运，向达贵、邹彩英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在向达贵、邹彩英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就认定向达贵、邹彩英当天并未从事营运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就免责条款进行了明确告知和说明义务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本案中，案涉车辆的投保人系车辆的销售单位武汉银海通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在出售车辆时为车辆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含不计免赔（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向达贵、邹彩英是知情的，这一点在一审庭审中已经查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本案中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投保人武汉银海通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盖章的投保单，该投保单上明确载明了非营业车辆如从事营业性运输或租赁活动，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本公司不负责赔偿，另在该投保单中明确载明，投保人已经确认收到了保险条款，并对保险条款的内容是完全知晓的。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认为，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提交的证据已经足以证明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履行了明确说明及告知的义务，向达贵、邹彩英在一审中并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推翻该证据，故应当认定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已经就免责条款履行了告知及说明的义务,该免责条款依法生效。张万德、张代文、张代茂辩称：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适用免责条款不符合本案的事实，向达贵、邹彩英并没有从事营运，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恰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向达贵、邹彩英辩称：向达贵、邹彩英当时没有跑运输，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没有告知免责条款，向达贵、邹彩英不清楚。货物运单是到远安县的，向达贵、邹彩英是从远安县城出发后发生事故，车上的东西是帮朋友带的。张万德、张代文、张代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张万德、张代文、张代茂各项损失（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误工费、交通费等共计845850元）由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612000元，余下损失合计233850元由向达贵和邹彩英赔偿。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5月23日8时18分，向达贵驾驶鄂Ａ×××**轻型货车，沿远安县鸣凤镇快舟大道环城路由北向南行驶至快舟大道359号路灯附近十字路口时，遇同方向前方黄兰英驾驶鄂Ｅ×××**号两轮摩托车左转弯变更车道，双方在快速车道碰撞，造成黄兰英死亡、两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经远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向达贵、黄兰英各负事故的同等责任。张万德系黄兰英的丈夫，张代文、张代茂系黄兰英的儿子。向达贵驾驶的鄂Ａ×××**号轻型货车车主系邹彩英，向达贵与邹彩英系夫妻。向达贵驾驶的鄂Ａ×××**号轻型货车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汉阳支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和500000限额的商业三者险（含不计免赔），保险期间均为2019年9月19日至2020年9月19日止。向达贵有合格的驾驶证、肇事车辆有合格的行驶证。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提交书面情况说明，因公司内部规定，承保地在武汉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产生的理赔金额全部由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承担，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自愿作为被告出庭应诉并承担赔偿责任，张万德、张代文、张代茂及向达贵、邹彩英对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的出庭身份无异议。事故发生后，向达贵、邹彩英、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未垫付任何费用。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的赔偿标准。张万德、张代文、张代茂主张参照《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二○二○年度）》标准计算损失，向达贵、邹彩英、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均认可，予以支持。关于本案的死亡赔偿金，向达贵、邹彩英、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对张万德、张代文、张代茂起诉的752020元的计算方式及数额无异议，对该项诉请予以确认；关于丧葬费，向达贵、邹彩英、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对张万德、张代文、张代茂起诉的32330元无异议，予以确认；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因死者黄兰英在本次交通事故中与向达贵各负同等责任，故精神损害抚慰金酌情支持15000元；关于亲属处理丧事的误工、交通损失，张万德、张代文、张代茂虽未提交证据证明误工损失，提交的交通费发票也并不是处理丧葬事宜期间产生的费用票据，但该项损失系必然支出的合理费用，酌情按照“三人三天”的原则、按2020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标准确定误工损失为1593元（177元/天×3人×3天），酌情确定交通费为2000元；关于摩托车修理费，张万德、张代文、张代茂提交的有修理费发票，为修理摩托车花费2000元，向达贵、邹彩英、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无异议，予以认可；关于张万德、张代文、张代茂起诉的金耳环损失，未提供证据证明金耳环是在本次事故中丢失，故不予认可。综上，张万德、张代文、张代茂因本次交通事故产生的损失为死亡赔偿金752020元、丧葬费3233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1593元、交通费2000元、摩托车修理费2000元，共计804943元。本案民事责任承担问题。向达贵驾驶的鄂Ａ×××**号轻型货车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汉阳支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和保额为500000元的商业三者险（含不计免赔），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理应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汉阳支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但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提交书面情况说明，因公司内部规定，承保地在武汉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产生的理赔金额全部由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承担，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自愿作为被告出庭应诉并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其他当事人对其出庭身份无异议，故认可由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关于责任划分，张万德、张代文、张代茂虽不认可远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但未提交新证据足以推翻公安机关的责任认定结论，故认可远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第420525120200000021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向达贵与黄兰英应各负事故的同等责任，确定黄兰英与向达贵各承担50%的责任。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辩称向达贵驾驶的车辆系非营业车辆，但事故发生时肇事车辆外面挂有“货拉拉”拉货搬家的标识，现场还有运输货物的货物托运单，根据托运单载明的内容，肇事车辆往远安县运送医疗用品，运费共计1900元，以上查勘结论证明事发时肇事车辆在从事营运性运输，所以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将依据商业三者险的特别约定条款在商业三者险内不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肇事车辆虽挂有“货拉拉”拉货搬家的标识，及车上有运输货物的货物托运单，但有“货拉拉”标识不能证明事发时车辆就在从事营业性运输、且货物托运单显示的路线是前往远安县城方向，而事故发生时该车辆是从远安县城驶出，货物托运单已经明确记载了货物已经由他人签收，故事发时肇事车辆运输的并非是货物托运单中的货物，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肇事车辆发生事故时系从事营运性运输，且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对保险合同中该项特别约定条款已经尽到了明确的告知和提示义务，故对该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意见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故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首先应在交强险分项限额内（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赔偿张万德、张代文、张代茂经济损失112000元，不足部分由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按向达贵所负事故50%责任在商业三者险500000元限额内予以赔偿，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346471.5元[（804943元－112000元）×50%]，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合计应赔偿张万德、张代文、张代茂经济损失共计458471.5元。基于前述理由，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张万德、张代文、张代茂因交通事故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交通费、摩托车修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458471.5元；二、驳回张万德、张代文、张代茂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同时决定，案件受理费4530元，减半收取2265元，由张万德、张代文、张代茂负担1132元，向达贵负担1133元。（张万德、张代文、张代茂已预交，由向达贵于判决生效后5日内直接支付给张万德、张代文、张代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主张免除案涉商业三者险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主要理由如下：首先，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不能证明其对案涉特别约定免责条款已经尽到了明确的告知和提示义务。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主张的免责条款系案涉投保单上“特别约定”处的第三项约定的内容。该特别约定记载于投保单的整体表格框架内，字体、格式均未做任何区别其他内容的处理，涉及责任免除内容的第三项则混列在该处。“特别约定”内容包括“交强险特别约定”和“商业险特别约定”两部分，除第三项外，其余条款均为后续服务保障内容的告知，包括告知查询信息的网页、热线电话以及车牌信息提示等。仅第三项涉及免责内容，但该条款并未作出诸如加黑、加粗等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处理，无法达到区分、引起注意的效果。且在投保单表格框架内设置的“投保人声明”中第二项虽然提到“向投保人详细介绍了条款的内容，特别就保险条款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内容和手写或打印版的特别约定内容做了明确说明”，但该处内容同样未做任何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处理，亦未明确指出特别约定中实际包含有免责条款的内容。无论是“特别约定”还是“投保人声明”，栏中的字体与投保单中其他字体大小、颜色一致。由此可见，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在本案中据以免责的条款设置时不仅未明确标注该条款实为免责条款，而是作为“特别约定”中的一项放置于主要内容为服务保障提示的特别约定处，其位置设置过于隐晦，且未作任何可引起投保人注意的字体、格式等形式处理。平安财保湖北分公司亦未向本院提交针对该免责条款的单独提示或者就全部免责条款和说明内容等集中单独印刷并附上“投保人声明”交投保人签字确认的其他保险凭据。因此，对案涉免责条款，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显然并未在投保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上对免除保险人责任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特别标识，不能认为保险人提示义务已经履行。提示义务虽然是明确说明义务的前置义务，但其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提交的投保单上载明的“投保人声明”上虽有投保人签章，但这并不能当然得出其已经履行告知和提示义务的结论。对于提示义务的履行，仍需结合投保单和相关保险凭证上是否有明显标识进行判断。基于前述分析，一审法院认定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未能证明其对投保单中该项特别约定免责条款已经尽到了明确的告知和提示义务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不能依据该条款主张在本案中予以免责。其次，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事故发生时肇事车辆正从事营业性运输。肇事车辆虽挂有“货拉拉”的标识，但事故发生时该车辆是从远安县城驶出，与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主张肇事车辆从事营运性运输的货物托运单所涉及的路线（前往远安县城方向）不一致，事故发生时装载的货物亦并非该货物托运单中记载的货物，且事故发生时该货物托运单已经明确记载了货物已经由他人签收。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事故发生时肇事车辆在从事营业性运输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平安财险湖北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032元，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继雄审判员  曹 斌审判员  聂丽华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张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