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90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市大东区益心家园敬老院，住所地沈阳市大**。法定代表人：姜延斌，该敬老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延义，姜延斌弟弟，男，汉族，住沈阳市大**。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磊，男，汉族，住沈阳市大**。法定代理人：张秋香，女，汉族，住沈阳市大**。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国山，辽宁张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磊与沈阳市大东区益心家园敬老院（以下简称“益心敬老院”）之间的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4民初112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月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王庆利担任审判长（并主审），与审判员鞠安成、刘春杰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益心敬老院上诉请求：一、撤销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4民初字11208号民事判决中第一项判决。理由如下：首先同意并感谢大东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主要事实的调查和认定，但是对判决书中所述“但被告敬老院在张某离开当日夜间未归的情况下，未及时与张某的监护人或其他近亲属联系，存在一定过错，本院为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结合本案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给予被告一定的经济补偿，本院酌定被告给付原告2万元。我方表示反对。1、敬老院在张某死亡事件中，没有赔偿责任。张某作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请假后，自由离开敬老院，死亡现场也是在沈北农田里，敬老院与张某的死亡事件没有直接因果关系。这一点在判决书中也已经认定了。敬老院与张某之间是提供养老服务的关系，养老服务关系，和张某死亡的责任关系，是两个法律关系，不能混淆。只有对张某的死亡直接负有责任的一方，即造成张某死亡的责任主体，才有赔偿的责任。2、敬老院的老人因事请假几天离开敬老院，在日常管理上是正常情况，不需要每天都联系老人家属，何谈过错？按照敬老院与张某家属签定的协议，张某有自由出入敬老院的权利。如果张某是从敬老院非正常离开，是偷偷逃走，或者是失踪，敬老院有义务及时联系其家属。当天张某从敬老院是正常请假离开，当晚敬老院根本没有通知其家属的必要。从事实情况看。敬老院的老人，包括张某本人，因为去亲属家，或者是出去旅游等等原因，经常有请假离开几天的情况发生。经常发生的正常情况，敬老院没有必要、也没有责任每天都联系家属。从协议内容看。没有规定张某请假的时间限制，也没规定敬老院必须通知家属，所以敬老院的行为符合协议的规定。从生活常识角度看。张某之所以住到敬老院，不是因为其身体状况不好，而是因为他把自己房子卖了，没有住处，才来到敬老院，他本人身体良好，行动自如，自己还能骑电动车。(这个情况在一审中已经查明。)如果是一个行动不太方便的人外出，有一定风险，敬老院按生活常识，需要与家属取得联系。张某一个如此行动自如的人，请假外出是非常正常的情况，在其外出期间，敬老院不需要与其家属每天保持联系。3、敬老院当晚没联系张某家属，也不构成张某死亡的原因之一。判决书中已经有表述，当晚22时59分，张某自己就已经联络到警方，张某与警方之间已经形成求救与救助关系。张某当时并没有与敬老院联系，敬老院也不知道张某出事故，所以当晚敬老院与其家属联系或者不联系，都影响不了张某发生事故。敬老院当晚与张某家属联系没联系，与张某死亡事故，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如果强行把两者硬扯上关系，那样也可以把事故责任，无限扩大到其它方面，那么发生事故的当地派出所没有及时巡逻、当地政府管理不到位、当地村民的农田存在安全隐患、交通部门设施不完善、气象预报部门预报有误差、移动通讯部门信号不好，按这样的逻辑，这些部门和个人都要列为被告或责任方。4、益心家园敬老院的性质是民办非企业，不是公办养老机构，个人出资兴办的民办敬老院不应该承担额外的社会责任。张某死亡地的沈北派出所，没有对张某的死亡原因和责任方做详细具体认定，一审中也没指出敬老院在张某离开敬老院后，敬老院当天没通知其家属为什么就是过错，也没指出这样的所谓“过错”与张某的死亡到底有何关系。判决书中所述“为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这样的表述，没有具体法律依据，同时免除一审原告案件受理费，都存在着偏袒照顾原告的因素。益心家园敬老院是民办非企业，为入住老人提供良好的养老服务是敬老院的义务和责任，照顾无理、无赖诉讼要求，不是敬老院的责任和义务。二、此案应与原告起诉沈北派出所一案并案审理。理由如下：一审原告张磊，就张某死亡事件，分别起诉沈北派出所和益心家园敬老院，同一个事件，分别起诉，并打着精神疾病的幌子，提出巨额赔偿。同一事件，分别审理，不便于查明事实，故要求并案审理。三、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如下：一审原告张磊在其父张某入住敬老院近一年的时间里，一次也没有到敬老院看望过张某。张某死亡后，张磊打着精神残疾的幌子，跳出来起诉沈北派出所和敬老院，多次到区法院、市法院、省法院打官司，不顾事实和法律，漫天要价，提出巨额赔偿，是恶意诉讼行为。在一审法庭上，张磊使用暴力手段，用手机砸被告，藐视法庭和法律。本案的一审和二审，均因张磊无理由恶意诉讼而起，免除一审原告张磊的诉讼费，等同于鼓励这样的恶意诉讼行为，不但浪费司法资源，也会造成恶劣的示范作用，破坏辽宁、沈阳的法制环境、经商环境。张磊的恶意诉讼行为，已经严重干扰了益心家园敬老院的正常运营，如果张磊这样的无赖行为得到鼓励和支持，遵纪守法的人却要承担不应该承担的责任，辽宁沈阳的经商环境不会得到改善，法律没公正可言，社会也没有正义。据此，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补充)请求：1、此案与张磊起诉沈北派出所一案并案审理。2、由被上述人承担全部责任，并公开赔礼道歉；3、由被上述人承担全部案件受理费；4、纠正一审对被上述人准予免缴案件受理费的判决，追缴一审案件受理费；上诉(补充)理由：1、张磊起诉沈北派出所一案与本案都是因由张某死亡同一事故，请求并案审理，共同诉讼。2、被上述人张磊自称是暴躁型××患者，并且在大东区法院一审庭审期间谩骂对方，并当庭用手机摔打对方，致使法庭暂时休庭，无法进行审理。鉴于此，为维护法庭秩序，保证诉讼人的安全，请求法庭裁定张磊没有参加庭审的资格，驱逐出法庭。3、对方污称“在张某离开被告处3天时间，被告一次都没有与张某或家人联系过，也没有采取任何寻找措施，事实情况是，第二天即7月31日早晨敬老院就打电话与张某联系，问其是否回来吃早饭，但没有打通。后经询问出事地沈北派出所，是因7月30日当晚张某手机就联系不上，遂造成派出所出警人员在7月30日晚也没寻找到张某。敬老院也与张秋香联系过，但张秋香去外地旅游，并没有与敬老院和张某打招呼，所以之前敬老院和张某都没有联系上张秋香。一审大东法院的判决书中也指出：“另查，2018年8月1日早7时33分，被告单位门卫电话通知原告其父亲已二天没回到敬老院。9y对方还污称敬老院“没有采取任何寻找措施”。张某是正常从敬老院请假离开的，正常离开何谈“寻找”。敬老院是后来得到沈北派出所的通知，才知道张某出事故的。在此之前，虽然敬老院并不知道张某出事的情况，但是仍然与其本人和家属在打电话。况且敬老院与张某和家属联系没联系，都改变不了张某死亡过程的任何一个环节。张某本人在7月30日晚报警，沈北派出所7月30日晚就去寻找张某，但没有寻找到，张某当天就与公安部门构成了寻找与被寻找的关系。况且敬老院在张某正常外出，过多久与其家属联系，都不违反任何法律规定和协议内容，没有任何过错。得到公安部门通知张某出事故后，敬老院也及时告知了其家属。4、对方污称“补充协议”上，“张某本人并没有签字确认，其姐张秋香虽然签字但其没有代理权，张秋香与敬老院签订的“补充条款”中规定家属同意张某可以自由外出，是一个“预防无赖条款”，是敬老院与张某家属之间的协议，意在防止张某家属的无赖告状行为。张磊是××患者，没有行为能力，张秋香是作为家属代表签字的。(这与医院手术前家属签字是同一法律性质。)张某本人是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他从敬老院正常请假外出，独立表达自己的意愿，是完全自主的行为，他本人要为自己负完全责任。至于张某本人在没在协议上签字确认，张秋香是不是张某的监护人，不影响张某作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要为自己负完全责任。5、对方所称《合同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适用的是敬老院与张某之间的签订的养老服务行为，即住宿、吃饭、打扫卫生等服务。张某在敬老院外因自己喝酒的原因造成死亡，根本也不是合同范围内的事情，故张某死亡事故不适用于此两项法律。6、一审大东法院免除了对方的案件受理费，造成对方随意提出高价赔偿要求，一再提出诉讼而自身不付丝毫责任，这助长了对方的“恶意诉讼”行为，浪费了司法资源，影响了社会秩序，干扰了敬老院正常的运营。应追缴对方一审所欠案件受理费。针对益心敬老院的上诉请求，张磊辩称：按照民政的规定，在子女没有能力抚养老人时，依法应由亲属、街道、派出所等作为监护人，上诉人所述与规定不符。老人出走后，我给老人的姐姐打电话，以前老人也经常出走，老人的姐姐也找过老人，我也去找过，而且我给老人的姐姐打电话，由于其姐姐出门旅游电话关机，所以才没有接到我的通知。老人走丢当晚，自己拨打了110报警电话，与沈北派出所联系了，老人没有与我联系，老人去了沈北苞米地，距离敬老院30多里地，而且我们敬老院每天都有老人出门，如果判决我方承担责任不合理。上诉人张磊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由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2、由被上诉人承担全部案件受理费。上诉理由：一、原审程序错误。原审被告是沈阳市大东区益心家园敬老院，其诉讼代理人姜延义不是其员工，没有代理资格，原判却将其列为诉讼代理人并出庭参加诉讼，是错误的。二、原判认定事实错误。张某是完全行为能力人，他没有也不需要监护人，因此原判认定张秋香是其监护人，是错误的。三、原判适用法律错误。1、服务合同中虽然特别约定：张某在院期间可随便出入，如在外发生一切，与被告无关。但在张某离开被告处3天时间，被告一次都没有与张某或家人联系过，也没有采取任何寻找措施，才导致张某受伤后不能得到及时某。况且张某本人并没有签字确认，其姐张秋香虽然签字但其没有代理权，该约定对张某不发生法律效力；该约定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三条“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一)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规定，应当属于无效条款。而原判没有适用该条规定，就以张某与被上诉人约定了可以自由出入为由认定张某应对自身在养老院外的行为和后果负责，是错误的；2、《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服务造成消费者人身死亡的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而原判认为上诉人与张某生前没有抚养关系，就不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显然违反该条法律规定，是错误的。3、既然原判依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却没有判决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显然是错误的。综上所述，原判没能依法认定事实，更没有正确的适用法律，导致判决错误，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故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针对张磊的上诉请求，益心敬老院辩称：益心敬老院所述给我打过电话不属实，而且益心敬老院从7月30日到8月1日一直没有通知我方老人出走，老人离开敬老院是否请假，益心敬老院没有证据证明，益心敬老院对老人的管理存在漏洞，老人随便出入敬老院，没有约束管理制度，因此导致老人出走后，失去联络，根据《合同法》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益心敬老院作为经营者对老人的死亡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张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394,512元、丧葬费22,859.20元和被抚养人生活费599,904元（共计1,017,275.2元）；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7年11月26日，原告父亲张某与被告签订了《养老机构服务合同》，合同约定被告为原告父亲提供养老服务。2018年7月30日下午2时许，原告父亲离开被告处出走，被告既未通知联系人也未报警。2018年8月1日15时许，原告监护人接到被告工作人员电话通知：原告父亲在外去世了。原告及监护人赶到死亡地辖区派出所，即沈北新区公安分局的沈北公安派出所得知，在2018年8月1日13时45分，该派出所接到报案称，有一个老人死于西五旗西侧200米玉米地里。经查，死者系原告父亲。经法医现场勘查，发现原告父亲左肩左臂、左脸、后脑勺均有外伤，但排除他杀，认定为非正常死亡。原告认为，被告作为养护老年人的服务机构，有责任和义务看护和保护老年人的人身安全，当发现老人离开出走时应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寻找老人或通知联系人或报“110”求助，但被告从老人出走到死亡期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导致老人不能得到及时某而死亡。其行为违反合同第5.2.4款和6.1.6款、第6.2.6款的约定，因此其应依据第11.1款的约定对原告父亲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鉴于原告父亲本身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对自身的走失和受伤直至死亡也有一定过错责任，所以应承担部分次要责任，故请求判令被告承担80%的赔偿责任。现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起诉至法院，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张磊为张某的儿子。2017年11月26日，张某与被告养老院签订《养老机构服务合同》，合同约定：张某入住被告敬老院，接受被告提供的养老服务，其中包括床位、伙食，并支付相应服务费用，每月2,000元，合同期限为一年，自签订之日起至2018年11月25日止；经协商一致，双方还特别约定：张某在院期间可随便出入，如在外发生一切，与被告无关。张某的监护人即其胞姐张秋香亦在该份合同上予以签字确认。2018年7月30日，张某请假后便离开了敬老院。当晚22时59分，公安部门接到张某报警求助电话，称自己摔倒在玉米地无法起身。同年8月1日13时45分，公安部门接到群众报案后确认张某已死亡。另查，2018年8月1日早7时33分，被告单位门卫电话通知原告其父亲已二天没回到敬老院。再查，2018年9月，原告张磊已领取张某的丧葬费17,974.50元。张某在世2018年1月至8月期间每月工资3,150元左右。张磊于2016年4月起每月领取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一审法院认为：张某与被告敬老院签订的《养老机构服务合同》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因此系合法有效。《养老机构服务合同》亦明确约定张某可自由出入被告敬老院，并对自身在养老院外的行为负责，故张某离开敬老院后应当预见自身行为的危险及后果，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张某在敬老院之外意外死亡的赔偿责任，缺乏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诉请丧葬费现已领取。原告虽精神二级残，但张某生前亦未对其尽到抚养义务，且原告每月领取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故对其提出的要求被告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及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诉请不予支持。但被告敬老院在张某离开当日夜间未归的情况下，未及时与张某的监护人或其他近亲属联系，存在一定过错，本院为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结合本案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给予被告一定的经济补偿，本院酌定被告给付原告2万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沈阳市大东区益心家园敬老院给付原告张磊赔偿款2万元；二、驳回原告张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955元，由原告承担1.3,万元(准予免交)，被告承担955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定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一审认定益心敬老院向张磊赔偿2万元是否正确。益心敬老院与张某、张秋香（张某的姐姐）签订的《养老机构服务合同》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受该合同约束。其中《养老机构服务合同》第十四条明确载明张某老人在院期间随便出入，如在外发生一切，与院方无关。张秋香在该手写条款处签字按手印，该合同最后张秋香以张某监护人身份签字按手印，张某亦签字按手印确认。根据双方签订的服务合同的约定，本案张某因外出致意外死亡应由其自行承担相应后果。虽然，张磊主张张某是完全行为能力人，不存在张秋香作为张某监护人的事实，但在双方签订的服务合同中，张某对于张秋香作为其监护人在合同中签字的事实，以签字按手印的方式进行了确认，故张秋香在服务合同中第十四款手写的条款对张某亦产生效力，故张磊该项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针对益心敬老院主张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一审法院结合益心敬老院在张某外出未归的情况下未能及时与张某的监护人或亲属取得联系，存在一定过错为由，酌定益心敬老院承担2万元的赔偿责任，符合情理，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上诉人沈阳市大东区益心家园敬老院预交的955元，由上诉人沈阳市大东区益心家园敬老院负担。上诉人张磊应交的1.3万元，准予减免。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庆利审判员  鞠安成审判员  刘春杰二〇二一年一月四日法官助理李国楠书记员关瑞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