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05民终1154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家港市塘桥镇妙桥圆方纱线厂，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市塘桥镇妙桥金村路**。 经营者：刘艳，男，1968年8月8日生，汉族，住江苏省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雪，安徽滨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艳，男，1968年8月8日生，汉族，住江苏省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雪，安徽滨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大娇，女，1975年1月24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系上诉人刘艳配偶。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家港市工艺编织厂，住，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市塘桥镇妙桥金村/div> 法定代表人：金刚宝，该厂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斌，江苏联合—合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紫凌，江苏联合—合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家港市塘桥镇妙桥圆方纱线厂（以下简称圆方纱线厂）、刘艳因与被上诉人张家港市工艺编织厂（以下简称工艺编织厂）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20）苏0582民初86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独任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圆方纱线厂、刘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工艺编织厂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工艺编织厂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依据双方签订的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0日的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租期2年，房租金9万元。一审法院认定租金9万元每年错误。我方已经按约交纳租金。2.按厂房租赁合同第六条约定：电费由圆方纱线厂自行交给供电部门（工业用电均价0.7元/度）。而工艺编织厂违约擅自提高电价，私自按1元/度收取电费。目前总共收取我方电费186269元，多收电费55880.7元应当退还。3.2018年底至2019年初，政府通知拆迁，要求做好被拆迁户的拆迁评估、安置、搬迁、补偿工作。工艺编织厂从2020年1月1日至今，给我方停水、停电，要求我方搬迁，却不按规定给予我方拆迁补偿款。因此，我方在停电、停水将近10个月不能生产的情况下，工艺编织厂仍然违反《房屋租赁协议》第十一条的规定，不与我方解决拆迁补偿的事情。造成我方10个月的停业损失，其应当赔偿。工艺编织厂申请法院保全了我方财产及银行卡达四个月之久，造成我方不能正常归还贷款，产生损失6万元，且因资金账户被保全，资金不能流通，企业不能生产，工艺编织厂应当赔偿。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双方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合法有效，一审认定无效错误。根据合同约定以及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我方未拖欠2019年度租金9万元，工艺编织厂应支付违约金5.5万元，支付拆迁赔偿款（以实际评定数额为准）和超收电费55880.7元、因保全给我方造成的损失6万元、占用拆迁赔偿款的利息、本案诉讼费和律师费。三、一审法院擅自参照村里规定的出租房租金标准来认定，否认双方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期限与标准，裁判有误。四、我方占有厂房的基本原因是工艺编织厂不支付拆迁补偿款，拒绝赔偿我方不能移动的机器搬迁损失。一审法院判决我方赔偿工艺编织厂占用费4万元错误。 工艺编织厂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虽未全部支持我方的诉讼请求，但由于圆方纱线厂、刘艳在诉讼期间多次前往我方法定代表人私人住宅聚集闹事，严重影响我方法人正常生活，故我方不愿与其纠缠，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放弃上诉权利。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诉讼费用由圆方纱线厂、刘艳承担。 工艺编织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圆方纱线厂、刘艳支付工艺编织厂2019年度租金9万元，并支付违约金45000元；2.圆方纱线厂、刘艳腾退工艺编织厂位于张家港市的厂房；3.圆方纱线厂、刘艳以9万元每年为标准向工艺编织厂支付自2020年1月1日起至实际腾退之日止的房屋占用费（暂记至2020年7月31日为52500元）；4.圆方纱线厂、刘艳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和律师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0月起，圆方纱线厂实际承租工艺编织厂的部分厂房，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刘艳支付了租金2万元。2018年1月1日，工艺编织厂（出租方、甲方）与刘艳（承租方、乙方）签订一份《房屋租赁协议》，约定：乙方租用甲方的生产用厂房1092平方米，每平方米按80元计算，合计租金87360元；乙方租用辅助房4平方米（实为4间），每平方米按1200元计算（实为1200元每间），合计租金4800元，实际共计租金9万元。续租价格根据市场浮动价进行提升；租赁期从2018年1月1日起到2019年12月30日止；租金上交约定为在合同签订当日支付全年租金，续后每年在年初签订合同时一次付清；乙方如果有违反本协议中的任何条款，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要求乙方按本协议的总金额的50%作为赔偿金。之后，圆方纱线厂支付了租金9万元。 2018年11月下旬，工艺编织厂向圆方纱线厂发出一份《通告》（以下简称第一份通告），主要内容，我厂已列为苏州市重点群体出租房单位263大环境整治改造单位，要求将现有出租的用户最晚期限在2019年6月30日前全部搬离，该地块由镇村两级政府来进行重新规划和改造。现提前印发通告你们早作打算，确保下一年的正常生产。如到时没有搬迁的单位一切后果各自负责。2019年10月中旬，工艺编织厂又向圆方纱线厂等出具一份《告知书》（以下简称第二份告知书），其主要内容：根据现在存在的实际情况经全体股东讨论研究考虑，你们还未搬迁的单位可能面临一定的难度，最终决定放到2020年1月30日前（春节）所有租房户必须全部搬离，否则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你们各自全部承担；根据我们全体股东协商，对所有房租（无论已满合同期的还是在合同期间内的）在2019年6月30号前的房屋租金一律免收；对未满合同期的房租户，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协商，在原有的基础上适当收取部分房屋租金费。同年12月2日，工艺编织厂向圆方纱线厂等发出一份《告知书》（以下简称第三份告知书），其主要内容，自2019年10月11日第二次发通知你们已过去一个多月了，离春节还不到二个月时间，为了不影响你们的生产，现特再次告知你们必须要在春节前全部搬离结束。因春节后不再供应水电，将全部停止，准备进行全面拆除工作。如未能搬离结束的一切责任自负。第三份告知书于2019年12月3日以国内挂号信形式邮寄给了刘艳。因圆方纱线厂未搬离，江苏联合—合力律师事务所受工艺编织厂的委托，于2020年4月1日向刘艳发出一份律师函，要求其在同年4月15日前搬离承租的上述厂房，并一次性支付租金和超出合同租赁期限的房屋占用期间的费用；若你方到期未履行上述义务，将采取法律途径，查封贵方银行账户和资产，并承担因违约而产生的违约金、律师费、诉讼费等全部损失。上述律师函通过EMS邮寄给了刘艳。之后，因圆方纱线厂尚有部分设备未搬离，并结欠租金，工艺编织厂为此来院涉讼。 一审另查明，张集用2001字第200038号《集体土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者为工艺编织厂，用途为工业用地，使用权类型为流转，使用权面积为2092.20平方米。案涉出租的厂房未取得房屋产权证书，也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一审再查明，圆方纱线厂系个体工商户字号，由经营者刘艳个人经营。 一审又查明，工艺编织厂成立于1989年11月10日，于2008年12月26日被工商部门吊销了营业执照。 以上事实，有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张集用2001字第200038号《集体土地使用证》、营业执照、《通告》、《告知书》、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及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明。 一审审理中，刘艳陈述了承租涉案厂房的经过：2017年10月我找到工艺编织厂的法定代表人金刚宝谈租房，金刚宝提出要签合同，从2018年元旦开始签两年，合同租金是9万元，合同到期了再签。在2017年10月我就搬进去的，2017年的租金付了2万元，搬进去前我就付了。2018年1月1日正式签了合同，签合同的时候就付了9万元，我搬进去时就买了土机30台、980钩编机25台、整经机6台、盘头300只，并陆续请了人……生产用房1092平方米是正确的，辅助用房是四间（宿舍），每间30平方米，每间租金1200元。2019年3、4月和8、9月，金刚宝和村里及拆迁办一起到我承租的厂里来，量了房屋面积，金刚宝就问了我多少空调，多少机器、网线、摄像头、冷风机，统计好就走了。2019年12月金刚宝来和我谈过一次，他就说房屋到期了让我搬，我说要搬迁费，他说尽量争取。由于金刚宝没有给我搬迁费，所以我没搬。2020年1月我没有生产，工人也全部放假了，1月份我就回老家了，回去的时候还没有停水停电。由于疫情影响，到了2020年3月底我才从老家回到妙桥，之后我在4月重新租在鹿苑，980机器等在今年4、5月份搬走了，现在工艺编织厂承租屋内尚有土机30台、冷风机4个、摄像头、空调1台没搬。土机是用水泥焊住的，如果搬就不好用了，所以只能买新的。 为查明案情，一审法院组织各方于2020年9月30日至工艺编织厂的案涉承租厂房即张家港市进行现场勘查，并制作了现场勘查笔录。工艺编织厂的法定代表人金刚宝陈述了以下主要内容：在2017年9、10月份，刘艳来找我，要租房子，在2017年付了2万元租金，刘艳就搬进来生产了，当年没有签租赁协议。到了2018年1月1日，双方签订了书面协议，刘艳提出来要多签几年，我讲只能签两年，到期后可让他优先续租。刘艳分两次付了2018年租金。政府开展331整治，工艺编织厂的厂房存在隐患，厂房老，没有消防通道，镇上要求我厂整治。村（塘桥镇金村村）里就找我谈，提出有三优三保政策，要求我厂拆迁，我厂同意三优三保拆迁。厂房出租了七、八家，我厂就发通知，通知承租人的……2018年11月26日的第一份通告，是直接向刘艳送达；2019年10月12日第二份告知书，是我厂组织全体承租人在厂房门卫开会并发的，刘艳老婆徐大娇来的……2019年12月2日，我厂通过挂号信的方式，向刘艳发出第三份告知书，要求刘艳和圆方纱线厂必须在春节前搬离，因为他不搬，我厂自行停电停水，停电大约在2020年1月24日，停水大约在同年1月20日。 经质证，工艺编织厂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其他意见同勘验笔录中该厂所陈述一致。圆方纱线厂、刘艳则认为，对金刚宝陈述的2019年6月30日前的房租免除不予认可，因为我们是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0日房租全部交清的，对其余没有异议。 一审审理中，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29日至调查，该村村主任钱颂扬陈述了以下内容：江苏省提出三优三保，就是将厂房拆迁，将建设用地变成基本农田……工艺编织厂有四层厂房是六十年代造的，是危房，而且该厂自己不经营，全部用于出租，租了七八家，安全隐患很大，又涉及331安全治理，村里就考虑将工艺编织厂纳入三优三保拆迁，该厂金刚宝和股东商量后讲愿意的。我就提出已出租的厂房，租期满后就不要出租了，当时初定2019年要实施拆迁，后来涉及部分承租人租期未到，故一直未实施。到了2019年8月29日开始，镇拆迁公司、评估公司派人一起去丈量、初评，形成了一个初步报告。正式的拆迁协议是2020年5月签的，协议签订后，除刘艳承租的厂房，其他厂房全部拆除了，刘艳租的厂房，村里也知道诉讼，故暂时没有拆除。厂房拆除后，全部变成基本农田……我村委部分集体厂房出租的指导价，其中2019年度平房租金为120元每平方米，楼房租金为100元每平方米。同时向法庭提供了塘桥镇金村经济合作社和金刚宝（代表工艺编织厂和张家港市胜天帽业有限公司）签订的一份《厂房收购协议》。上述调查笔录及收购协议经质证，双方均无异议。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诉争租赁房屋未能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也无房屋产权证书，故工艺编织厂与圆方纱线厂于2018年1月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应属无效合同。上述房屋租赁协议无效，当事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的，一般应予以支持。根据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约定了承租的厂房面积及租金计算标准，同时参照塘桥镇金村村集体厂房出租指导价的标准，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约定的租金标准应为每年9万元，则两年的租金应为18万元。圆方纱线厂、刘艳辩称9万元系两年的租金，显然与上述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一审审理中，双方均确认已支付9万元，则圆方纱线厂还结欠工艺编织厂2019年度房屋占有使用费9万元。其后，案涉厂房因涉及三优三保拆迁，工艺编织厂多次通知刘艳，其中第一份通告要求圆方纱线厂最晚在2019年6月30日前搬离，尚在双方约定的租赁期限内，但实际圆方纱线厂并未搬离，工艺编织厂也未影响其正常经营生产；2019年10月中旬，工艺编织厂又向圆方纱线厂发出第二份告知书，工艺编织厂单方承诺对包括圆方纱线厂在内的所有租户在同年6月30日前的房屋租金一律免收，该承诺应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对圆方纱线厂有利，根据禁止反言原则，工艺编织厂无权再要求圆方纱线厂支付2019年6月30日前的房屋占有使用费。之后，工艺编织厂又向圆方纱线厂发出了第三份告知书，明确要求圆方纱线厂在春节前全部搬离结束，并明确春节后不再供应水电，准备全面拆除。圆方纱线厂、刘艳否认收到第三份告知书，而工艺编织厂提供了国内挂号信函收据，一审法院认定该告知书已邮寄给了圆方纱线厂、刘艳。第三份告知书中工艺编织厂要求圆方纱线厂在春节（2020年1月25日）前搬离，考虑到圆方纱线厂机器设备的拆除、搬迁及新承租厂房的寻找等实际情况，该期限应属合理。同时工艺编织厂在第二份告知书中明确，对于未满合同期的房租户，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协商，在原有的基础上适当收取部分房屋租金费。由此可看出，工艺编织厂对于尚在租赁期限内的厂房，自行作出了减少租金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综合上述因素，一审法院酌定由圆方纱线厂支付工艺编织厂自2019年7月1日起至2020年1月19日止的房屋占有使用费40000元。刘艳作为圆方纱线厂个人经营的经营者，对于上述债务，应以其个人财产承担，故刘艳应对圆方纱线厂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工艺编织厂要求圆方纱线厂在春节前搬离，已经给了承租人足够合理期限，圆方纱线厂作为承租人，有及时返还承租厂房的义务，现其未能及时返还厂房，未在上述期限内搬离，已构成违约，本应支付工艺编织厂房屋占有使用费，但工艺编织厂在2020年1月20日停水、同年1月24日停电，致圆方纱线厂无法实际经营。其次，圆方纱线厂的经营者刘艳于2020年1月就回到丰县老家，由于受新型冠状××疫情影响，其在同年3月才回到张家港市，这符合疫情期间的实际情况，之后刘艳就着手租赁新厂房并将大部分设备予以搬迁。综合上述实际情况，圆方纱线厂在此期间无需支付给工艺编织厂房屋占有使用费。再者，工艺编织厂于2020年5月就案涉厂房和塘桥镇金村经济合作社签订了《厂房收购协议》，工艺编织厂在其后不存在任何损失，故其无权要求圆方纱线厂再支付相应的房屋占有使用费。关于工艺编织厂的主体资格，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工艺编织厂已于2008年12月26日被吊销，但并未注销，其作为民事主体可以清理本公司的债权债务，现工艺编织厂就本案向圆方纱线厂、刘艳提起诉讼，主体适格，圆方纱线厂、刘艳辩称工艺编织厂主体不适格，与法律规定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工艺编织厂还主张违约金45000元，而违约金的产生，是基于有效合同中当事人的履行利益而产生，而本案工艺编织厂与圆方纱线厂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无效，当事人不享有违约金请求权，故对于工艺编织厂的违约金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如前所述，圆方纱线厂作为承租人，在租赁期限届满后，有及时返还承租厂房的义务，现工艺编织厂要求其腾退上述厂房，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工艺编织厂还主张律师费，对于律师费，双方间应有明确具体、合法有效的律师代理费负担约定，而案涉《房屋租赁协议》中并未对此作出明确约定，工艺编织厂出具给刘艳的《律师函》中虽提及律师费负担，但应系工艺编织厂的单方意思表示，对圆方纱线厂没有约束力，故工艺编织厂主张律师费的请求，一审法院也不予支持。圆方纱线厂、刘艳答辩要求工艺编织厂支付违约金5.5万元、返还超规定收取的电费55880.7元、支付拆迁赔偿款，因保全不能正常还贷引起的逾期利息损失6万元及相关利息等，因其在审理中明确将另案诉讼，故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均不予理涉。 综上所述，工艺编织厂的部分诉讼请求合理正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张家港市塘桥镇妙桥圆方纱线厂应迁出其承租的坐落于张家港市张家港市工艺编织厂的厂房。限张家港市塘桥镇妙桥圆方纱线厂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履行。二、张家港市塘桥镇妙桥圆方纱线厂应支付张家港市工艺编织厂房屋占有使用费40000元。三、刘艳对张家港市塘桥镇妙桥圆方纱线厂的上述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述二、三项，均限张家港市塘桥镇妙桥圆方纱线厂、被告刘艳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四、驳回张家港市工艺编织厂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50元，减半收取计2025元，财产保全费1520元，合计3545元，由张家港市工艺编织厂负担1625元，由张家港市塘桥镇妙桥圆方纱线厂、刘艳负担1920元。张家港市塘桥镇妙桥圆方纱线厂、刘艳负担部分限其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直接交纳一审法院。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2020年9月8日庭审中，一审法官询问圆方纱线厂、刘艳，对于其答辩中提到要求工艺编织厂支付违约金5.5万元、返还超规定收取的电费55880.7元、支付拆迁赔偿款、因保全不能正常还贷引起的逾期利息损失6万元及相关利息，圆方纱线厂、刘艳是否在本案中提起反诉，圆方纱线厂、刘艳表示不在本案中提起反诉，其将另行起诉。另外，刘艳陈述租赁过程时表示承租厂房是2017年10月其自己找到工艺编织厂法定代表人金刚宝谈的，2017年10月搬入，当年租金付了2万元，2018年1月1日正式签协议，签合同时就付了9万元；2020年1月份没有生产，工人全部放假了，其也回老家了，回去的时候还没有停水停电。 二审另查明，一审法院组织各方当事人于2020年9月30日进行现场勘验，当时工艺编织厂的法定代表人金刚宝到场并陈述，案涉租赁是2017年9、10月份刘艳找其协商的，2018年租金分两次支付，最后一次大约在2018年10月份；2018年11月26日、2019年2月22日两份通知由股东向刘艳直接送达，2019年10月12日第三份告知书是工艺编织厂组织全体承租人在门卫开会并发放，当时到场的是刘艳的妻子徐大娇。徐大娇称当时其在场，其说搬可以的，但要搬运费；因为疫情其在2020年1月5日回老家后直到3月中旬才返回，发现水、电停了。刘艳称收到2018年11月26日第一份通知。后在一审法院2020年10月12日庭审中，圆方纱线厂、刘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除了勘验笔录中提到的收到两份通知外其余没有收到。 以上事实，由一审庭审笔录、勘验笔录以及二审中各方当事人陈述予以证实。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二审中，圆方纱线厂、刘艳认为其分两次交纳两年的租金9万元，分别是2018年1月份支付4.5万元，2019年1月份支付4.5万元，双方租赁合同约定的签约当日支付全年租金与实际情况不符，但其是现金支付，没有收据，故无法就租金支付情况举证。工艺编织厂对此不予认可，工艺编织厂认为圆方纱线厂、刘艳确实分两次支付租金，分别是2018年1月份支付3万元，2018年11月份支付6万元，是为了缓解圆方纱线厂经济压力，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其才同意分期支付的；2018年11月下旬工艺编织厂就已经向各承租人发出通告要求尽快搬离，考虑到各方利益平衡，在随后发出的第二份告知书中，工艺编织厂也承诺2019年6月30日前房屋租金予以免收，所以起初工艺编织厂没有向圆方纱线厂催收过2019年租金。 对于圆方纱线厂、刘艳2017年度支付租金2万元的情况，圆方纱线厂、刘艳认为其实际于2017年6月份就开始承租涉案房屋，前期对房屋场地进行改造、安装机器，从2017年10月份开始正式运营，所以实际使用的期间差不多有半年，对应租金2万元。工艺编织厂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圆方纱线厂、刘艳一审中明确陈述从2017年10月份开始使用案涉租赁房屋，二审陈述与之前不一致，不应采信。 二审中，圆方纱线厂、刘艳提出，既然一审法院认定合同无效，则根据合同无效的规定，应当恢复到合同签订之前的状态，且过错方应赔偿无过错方因此产生的损失，故工艺编织厂应退还圆方纱线厂、刘艳房租11万元并赔偿因此造成的拆迁损失68万元。 本院认为：圆方纱线厂与工艺编织厂于2018年1月1日签订《房屋租赁协议》，因涉及的租赁房屋没有相应准建手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一审法院认定上述《房屋租赁协议》无效于法有据，并无不当。工艺编织厂认为圆方纱线厂欠付2019年度租金、合同租期届满后未及时搬离返还房屋而提起本案诉讼，圆方纱线厂、刘艳一审中答辩提出工艺编织厂支付违约金5.5万元、返还超规定收取的电费55880.7元、支付拆迁赔偿款、赔偿因保全不能正常还贷引起的逾期利息损失6万元及相关利息均属于可以独立提出的请求，且因保全造成的损失赔偿与本案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并非同一法律关系，经一审法院询问，圆方纱线厂、刘艳明确不在本案中提起反诉，另行起诉，故一审法院对上述请求均未理涉，并无不当。现圆方纱线厂、刘艳再以此为由提起上诉，有违诉讼诚信，上述主张不属于二审审理范畴。 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双方约定的租金标准如何认定，一审法院判决圆方纱线厂、刘艳支付的占有使用费是否适当。如前所述，案涉房屋租赁合同无效，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合同无效，当事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的，一般应予支持。本案圆方纱线厂在两年租期内正常使用房屋未受影响，现工艺编织厂起诉主张2019年度租金，实际是按照合同约定主张占有使用费，应予支持。双方现对租金标准存在争议，圆方纱线厂、刘艳认为合同约定9万元对应的是2年租期，工艺编织厂认为约定租金为9万元每年。对此，本院认为，双方合同第一条中并未明确租金对应的租赁期间，导致双方存在争议。圆方纱线厂认为其在2018年年初、2019年年初分别支付租金4.5万元，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与刘艳一审中的陈述以及工艺编织厂认可的情况也不一致，本院不予采信。鉴于合同约定在签约当日支付全年租金，圆方纱线厂认为2年租金9万元，但在签约后却付清9万元，该行为与其主张并不吻合。此外，圆方纱线厂二审中认为实际于2017年6月即开始租赁，与其一审中的陈述不相符，本院亦不予采信。根据圆方纱线厂自认，其于2017年10月搬入案涉厂房，在2018年1月1日正式签订合同前支付了租金2万元，即圆方纱线厂使用房屋3个月支付租金2万元，按此折算租金为8万元每年，圆方纱线厂主张2年租金9万元，该标准明显低于之前的租金标准，圆方纱线厂、刘艳对此无法给出合理解释，工艺编织厂主张租金9万元每年更接近上述标准。综上，一审法院采信工艺编织厂的主张，认定双方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为9万元每年并以此为参考认定占有使用费并无不当。 圆方纱线厂、刘艳认为其占有使用案涉房屋系因工艺编织厂拒绝支付拆迁补偿款导致，故不应支付占有使用费。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案涉厂房涉及拆迁，但并未对圆方纱线厂在约定租期内使用案涉厂房产生影响。合同约定租期届满后，圆方纱线厂应当及时搬迁返还房屋，否则应承担相应占有使用费。圆方纱线厂、刘艳如认为因拆迁产生损失，工艺编织厂应支付拆迁补偿款，可以另行主张，以此为由拒绝返还房屋于法无据。鉴于工艺编织厂在之前通知中明确免收2019年6月30日之前的租金，对于未满合同期的租户租金根据实际情况协商收取，且工艺编织厂自认于2020年1月20日开始对案涉房屋停水，一审法院考虑上述情况酌情认定圆方纱线厂、刘艳承担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1月19日的占有使用费40000元尚属合理，本院不予调整。 综上，上诉人圆方纱线厂、刘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50元，由上诉人张家港市塘桥镇妙桥圆方纱线厂、刘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郭 锐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袁丽媛 法律文书履行提示 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 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 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 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 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 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 （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 （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 （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 （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 （六）旅游、度假； （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 （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 （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 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 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