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9民终42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冀玉东，男，1957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贺玮，盐城市城南新区新都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支如东，男，1965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仕美，江苏德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支如通，男，1957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支勇，男，1967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上诉人冀玉东因与被上诉人支如东、支如通、支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射阳县人民法院（2018）苏0924民初30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翼玉东提出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认定三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了货款不是事实。事实上三被上诉人仅在2014年3月17日向上诉人妻子刘某的卡上汇款15000元，该笔付款应当属于支付先到期的2012年6月28日的泥炭款。剩余的货款三被上诉人均未支付。2.一审认定付乃洋、支某无权代收货物是错误的。付乃洋在一审中因工作关系没有出庭，符合民事诉讼法第73条规定的有其他正当理由不能出庭的情况，一审认定证人证言缺乏证明效力是不严谨的。3.结合上诉人与支如东、支勇的电话录音，应当证明三被上诉人欠款的事实，但具体数额因支勇拒不出面对账而没有得到确认。其在的工程也不是支如东陈述的必须由支勇和支如东的签字才认可。上诉人与三被上诉人有11车的供货往来，其余的8车也不是都有他们签字。4.关于栽种和绿化工程养护阶段补种苗木是否需要购买大量泥炭的问题。（1）新栽的苗木不一定是树坑；（2）原来的树坑不一定有泥炭或者泥炭的数量不足，据专家介绍，就是因为泥炭少或者不放置泥炭，树苗的成活率才降低。的泥炭应用总数，在公开的招标平台上可以查询。上诉人总计供货11车，有明确的数量。被上诉人除在上诉人处购买，在其他处购买的也应该有具体数量，应该有严谨的账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支如东答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被上诉人支如东并未参与案涉工程的施工管理，也不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被上诉人支如东对一审所判决的收取上诉人泥炭的情况不清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对支如东的上诉请求。支如通、支勇未答辩。冀玉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支如东、支如通、支勇向冀玉东支付货款76350元，承担自2014年3月17日起至实际偿清之日止，以7635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0.5%计算即每月381.75元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江苏富某园林建设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江苏富某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某公司）是盐城市工程的中标单位，后将该工程的绿化工程分包给支如东施工。2012年春季，支如东与支如通、支勇合伙对该绿化工程进行了实际施工。施工过程中，合伙人为改良土质、提高苗木的成活率，向冀玉东购买了泥炭，并向冀玉东支付了货款。2018年4月25日，冀玉东以在该绿化工程中尚有76350元货款未予给付为由，以支如东、支如通、支勇、富某公司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后冀玉东自愿撤回了对富某公司的起诉，该院依法裁定准许。冀玉东为证明尚有货款未予给付的事实，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2012年6月28日的送货单一份，载明：产品名称泥炭土、数量5350包、单价5.80、金额31030元；在该送货单上有“支勇条给支如通了，支勇走了”的字样；2、2012年9月13日的送货单一份，载明：产品名称泥炭土、数量5200包、单价5.80、金额30160元；在该送货单上有“付乃洋（支如东处）”字样；3、2014年3月17日的送货单一份，载明：产品名称泥炭土、数量5200包、单价5.80、金额30160元；在该送货单上有“收到泥炭土5200包收货人支某”字样。4、付乃洋在2018年12月20日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我早2012年受雇绿化项目工地。2012年9月13日，收冀玉东泥炭土一车5200袋，当时下在项目部前西边。5、2018年5月22日，冀玉东与支如东的电话录音一份，主要内容为：冀玉东说支如东正常不在工地，有些单子都是支勇签字的，希望与支勇对账，但要求支如东他们到场；对没签字的单子在支勇离开以后，交给支如通了。支如东说对冀玉东提出的收货单的事情一点都不知道，要坐下来把事情解决，不喜欢差钱；对没有支勇签字的单子，要求冀玉东与支勇核对，对其他的单子提出了要问问的意见。6、2018年5月26日，冀玉东与支勇的电话录音一份，主要内容为：支勇对冀玉东提出的2014年付了15000元，2012年6月28日的货款没有付的问话，作出了应允的回答；从2012年5月11日开始与冀玉东共事，他有所有的凭证，但没有冀玉东所说的凭证，要调查一下，把情况搞清楚；对付乃洋签字的单据提出了要调查的意见；并一再要求与冀玉东把账搞清楚，如差欠就应该给。为查明事实，一审法院对未到庭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支如东、支勇进行了谈话。支如东陈述，在绿化工程施工中，其和支如通、支勇是三人合伙的，冀玉东曾在该工程中与他们发生过买卖关系，货款均是由支勇经手支付给冀玉东的；其正常不在工地，收货单需要支如通、支勇两人签字才认可；付乃洋、支某曾在工地做过工，但没有授权他们签字收货，对他们签字的收货单不予认可，且工程中的栽种工程于2012年6月份结束，付乃洋签字的送货单是在2012年9月13日，故该送货单上的货物肯定未在工地使用。支勇陈述，在绿化工程施工中，其和支如东、支如通是三人合伙的，冀玉东和他们存在买卖关系，货款是由其经手支付的；该工程中的栽种工程于2012年6、7月份结束；其正常在工地，货物收取都是其签字的，在其和支如通共同签字后，送货单才让支如东认可入账；他们没有授权付乃洋、支某签字收货，对付乃洋、支某签字的送货单不予认可；另在栽种工程结束后，其没有和冀玉东发生往来，即使在养护阶段需要补苗，也不需要泥炭土，因为原来的泥炭土还在苗根底下。一审法院归纳争议焦点为：1、支如东、支如通、支勇是否是案涉买卖合同货款支付的主体？2、冀玉东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一审法院认为，一、支如东、支如通、支勇均认可三人合伙对案涉工程进行施工，虽未提交证据证实该事实，但该意见对冀玉东有利，该院予以采信。依照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规定，支如东、支如通、支勇应当对案涉工程中所产生的债务共同承担清偿责任，故其是案涉买卖合同货款支付的主体。冀玉东与支如东、支如通、支勇之间的买卖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支如东、支如通、支勇的此节抗辩意见，与本案事实相悖，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二、冀玉东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不应得到支持。理由如下：1、2012年6月28日的送货单系冀玉东单方制作，没有收货人的签名，仅有冀玉东爱人所作的备注。虽然冀玉东提供了其与支如东、支勇的电话录音，但在该电话录音中，支如东、支勇均未对该送货单表示认可。该送货单所载货物在无其他证据印证已送达到案涉工地、为该工地使用时，不能作为定案证据。2、冀玉东在审理中虽提供了付乃洋出具的证明，但支如东、支如通、支勇未对该证明表示认可，且付乃洋未到庭陈述证言，并接受当事人的质询，故该证明缺乏证明效力；冀玉东在与支如东通话时陈述，支如东不在工地，单子是由支勇签字的；该陈述与支如东、支勇的陈述一致，表明冀玉东是知道送货单须由支勇签字确认。2012年9月13日、2014年3月17日的两份送货单中的收货人分别为付乃洋、支某，在没有证据证明付乃洋、支某得到合伙人授权的时候，付乃洋、支某无权代收货物，他们在送货单上签字行为对合伙人不具有效力。且在该送货单出具后近六年的时间里，如合伙人认可该货物已实际送到工地、并为案涉工地使用，冀玉东完全可以让支勇或者其他合伙人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无需在起诉后通过电话录音来收集证据以证明案件事实；另按照正常绿化工程的进度，案涉工程在2012年4、5月份准备栽种，应当在当年的时段内完成，无需在2014年再使用改良土壤的泥炭土，即使在绿化工程养护阶段存在苗木死亡需要重新栽种的情形，因泥炭土尚在死亡苗木栽种的原有地坑中，无须重新垫设泥炭土，更无需购买5200袋如此大量的泥炭土用于该工程。据此，冀玉东主张其与支如东、支如通、支勇等三位合伙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但其要求合伙人给付货款及相关损失损失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遂判决驳回冀玉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09元，由冀玉东负担。本院二审期间，翼玉东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翼玉东提交的证据一翼玉东妻子刘某银行账户于2014年3月17日收到15000元汇款的明细清单，翼玉东陈述系支勇妻子所汇，支如东表示不清楚。本院认为，对2014年3月17日翼玉东收到15000元的事实予以认定，但因无汇款人的身份信息，无法确认是否系支勇妻子所汇。证据二支勇签名的送货单五份，翼玉东认可该五份送货单上相应的货款已经支付，因支如东认可此前双方发生过泥炭往来，故对该五份送货单本院予以认定。证据三付乃杨的证人证言，支如东表示不清楚，本院经审核认为，付乃杨作为三被上诉人合伙工地上的工作人员，其陈述的事实与翼玉东提供的证据相符，本院予以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认定。本院另查明，付乃杨二审作证陈述，其2011、2012年左右在绿化工程上打工，负责考勤，不负责签收材料。2012年9月13日的送货单系支如通与支勇打电话让其签收的，货也是其本人下的。其大概于2013年元月份离开工地，由支如通的嫡亲兄弟支某接管。因为树苗必须要包存活，故绿化工程一般需要三五年，工程是2015年左右结束的。付乃杨同时认可其曾用名为付乃洋。本院还查明，2017年10月30日，支如东、支勇与案外人鲁某巧达成调解协议，协议中载明“2013年正月初六支如通协同支勇一同到鲁某巧家中订购海棠、红某等苗木合计371965元，用于由富某公司中标，分包给支如东、支如通、支勇三人合伙经营的绿化工程。”。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支如东、支如通、支勇是否欠冀玉东泥炭款。本院认为，支如东、支如通、支勇合伙承包的绿化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向冀玉东购买泥炭，双方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现冀玉东依据三份送货单向支如东、支如通、支勇主张货款，经查：（1）2012年6月28日送货单中无人员签收，支如东、支如通、支勇均不予认可，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冀玉东向支如东、支如通、支勇供应该送货单上的泥炭，冀玉东向支如东、支如通、支勇主张该送货单上的货款，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2）2012年9月13日送货单中有付乃杨（洋）签名，支如东、支如通、支勇认可付乃杨系其工地工作人员，但否认授权付乃杨签收材料，对此本院认为，付乃洋作为工地的工作人员，代为签收冀玉东所送泥炭，符合常理，且二审中付乃杨明确陈述系支如通与支勇打电话让其签收的，故应当认定该送货单上的泥炭已经送达至支如东、支如通、支勇三人合伙施工的工地。（3）2014年3月17日送货单系支某签字，支如东、支如通、支勇同样认可支某在工地工作，但否认委托其代为签收材料。对此本院认为，支如东、支如通、支勇并未否认支某签名的真实性，付乃杨的证词证实了支某在案涉绿化工程的工作时间，故可以推定翼玉东已经向案涉工程供应了该送货单上的泥炭，至于该泥炭最终是否全部用于工程，则与翼玉东无关。支某系支如通、支如东家族兄弟，又系其雇佣工作人员，二审中，本院要求支如东通知支某到庭陈述相关情况，但支如东表示无法通知，支如通、支勇二审亦未到庭，故相应的法律后果应当由支如东、支如通、支勇负担。支如东提出其苗木工程早在2012年就结束，但从2017年10月30日支如东、支勇与案外人鲁某巧的调解协议书来看，上面明确载明2013年正月初六支如通与支勇一起到鲁某巧家中订购苗木，用于本案支如东、支如通、支勇合伙经营的的绿化工程，说明2013年苗木工程仍在进行中，故支如东提出的绿化工程在2012年就结束不是事实。对于尚欠货款，冀玉东认可在2014年3月17日由支勇的妻子向其妻子银行账户汇款15000元，故本案尚欠货款应认定为45320元（60320-15000﹦45320元）。支如东、支如通、支勇在收货后未及时支付货款，应当承担逾期付款的法律责任。至于逾期付款的利息计算问题，由于双方当事人未约定逾期支付货款的利息计算标准，可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与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分段计算。综上所述，翼玉东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射阳县人民法院（2018）苏0924民初3035号民事判决；二、支如东、支如通、支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翼玉东货款4532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4年3月17日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及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09元，由支如东、支如通、支勇负担1008元，由翼玉东负担70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09元，由支如东、支如通、支勇负担1008元，由翼玉东负担70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娴审判员 钟红梅审判员 张 雷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四日书记员 杜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