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115行初284号原告中铁装配式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原名称为北京恒通创新整体房屋组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葫芦垡万兴路****。法定代表人单国权，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左谷明，男，1968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中铁装配式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法务经理，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大兴分局，住所，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金华寺东路**div>法定代表人马林涛，局长。委托代理人崔福佳，男，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大兴分局干部。委托代理人马保银，北京广丁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刘瑞侠，女，1961年11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第三人童太程，男，1965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第三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住所，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div>法定代表人鞠维萍，行长。委托代理人霍斯扬，男，1985年4月20日出生，汉族，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法律合规部总经理助理，户籍地北京市东城区。原告中铁装配式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公司）诉被告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大兴分局（以下简称：大兴规自委）房屋所有权登记案，于2020年8月14日以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以下简称：市规自委）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受理后，于法定期限内向市规自委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市规自委相关职权变更，本案被告变更为大兴规自委，本院于法定期限内向被告大兴规自委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刘瑞侠、童太程二人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中铁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左谷明及被告大兴规自委的委托代理人崔福佳、马保银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刘瑞侠、童太程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又因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北京分行）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其表示以书面形式参加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11月12日，被告大兴规自委依申请将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富强东里26号楼14层2-1402房屋变更登记至第三人刘瑞侠名下。原告中铁公司诉称，原告不服2020年7月24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京政复字[2020]200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九条、第一百三十三条等相关规定，向贵院提起行政诉讼。事实和理由如下：一、被告登记事项出现明显错误，违反了相关规定。坐落于大兴区黄村镇富强东里**楼**2-1402房屋的原产权人童太程和现产权人刘瑞侠原本是夫妻关系，双方于2019年11月8日办理离婚。2019年11月12日，童太程和刘瑞侠向被告申请转移登记时已经不是合法夫妻关系，然而童太程和刘瑞侠在申请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时却以夫妻关系相称，并向被告提供了《夫妻间房屋转移登记协议》，被告最后按照“夫妻间房屋转移”方式为刘瑞侠受让案涉房屋办理了过户登记。根据《北京市不动产登记工作规范（试行）》10.3的相关规定，存量房屋转移登记与夫妻之间房屋转移登记的性质、要求、税费负担等各方面明显不同。存量房屋买卖是交易关系，需要买卖双方对房屋进行定价（或评估）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在缴纳相关税费后才能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卖方转让房屋后得到了公允的房屋转让对价；夫妻之间的房屋转移登记是基于赠与关系，是无偿的，转让方没有获得房屋转让对价。为了达到逃避案涉房屋被法院强制执行的不正当目的，童太程和刘瑞侠不择手段、狼狈为奸、恶意串通，故意虚构事实，共同欺骗政府不动产登记机关，向被告提供虚假材料，成功实现了案涉房屋的转移登记，构成了欺诈登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作为登记机关的被告在办理不动产登记申请时应当履行查验和询问的法定职责。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行政审判适用法律问题的解答（二）》第一条的规定，虽然登记机关在进行行政登记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对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属于形式审查，但考虑其作为行政登记的专门机构，行政登记机关在形式审查时必须履行“较高的必要合理注意义务”。由于被告疏于履行职责，没有严格按照《北京市不动产登记工作规范（试行）》10.3的相关规定，导致把本应适用“存量房屋买卖”程序进行登记却错误适用“夫妻间房屋转移”程序进行登记。被告的错误登记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合法权益及国家利益。二、原告与被告的错误登记行为具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原告与北京艺嘉景国际景观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艺嘉景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2016年5月20日，在大兴区人民法院主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签署了（2015）大民初字16013号民事调解书，在该调解书中艺嘉景公司法定代表人（自然人独资）童太程承诺将自己名下的案涉房产抵押给原告作为艺嘉景公司债务清偿的担保。因艺嘉景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2019年11月18日，大兴区法院根据原告申请，裁定追加童太程为被执行人，判令童太程对被执行人艺嘉景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9年12月19日，大兴区法院判决维持了该裁定结果。在童太程被法院追加为被执行人之后，童太程名下所有财产自然属于被执行财产，其财产增加或减少直接决定了原告的债权能否得到充分清偿，更何况法院调解书也明确了童太程将案涉房屋抵押给原告的事实。法院调解书具有与法院判决书相同的法律效力，尽管童太程因各种理由拖延办理案涉房屋的抵押手续，但并不意味着童太程的法定义务得以免除。原告与童太程是法定的执行申请人与被申请执行人的关系，案涉房屋应属于法定的被执行财产，原告与案涉房屋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被告的错误登记行为与原告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二条第（四）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三、被告的错误登记行为损害了原告利益。法院裁定追加童太程为被执行人之后，童太程所有的个人财产均被纳入被执行财产的范围，其财产种类和价值的变动影响到法院执行效果，财产价值的增减直接关系到申请执行人的债权能否得到足额清偿。案涉房屋是（2015）大民初字16013号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抵押房产，也是童太程名下最值钱的财产。被告的错误登记行为直接导致两个严重后果：一是阻却法院执行。案涉房屋登记时间是2010年9月20日。童太程、刘瑞侠的结婚登记时间是2015年4月2日。案涉房屋属于童太程与刘瑞侠结婚之前的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童太程与刘瑞侠采取“先离婚、后转产”的方式，把案涉房屋转移给刘瑞侠之后，案涉房屋成了刘瑞侠的个人财产，导致大兴法院无法对案涉房屋采取查封、拍卖等执行措施。二是童太程没有获得案涉房屋的对价。2019年11月12日，童太程、刘瑞侠向被告申请案涉房屋转移登记时，两人已经不是夫妻关系，如果按照一般的房屋买卖方式，童太程在转移房屋所有权给刘瑞侠的同时，童太程可以获得转让对价，按正常市场价格得到相应的房屋价款，这样的话就不会减少童太程的财产价值，也不会对原告的债权构成损害。然而童太程、刘瑞侠恶意串通，瞒天过海，以夫妻名义办理转移登记，致使刘瑞侠在没有付出任何对价的情况下，得到了童太程的案涉房屋，成功地帮助童太程转移财产，逃避法院强制执行。由于被告的错误登记行为导致了案涉房屋被转移，被告的错误登记行为客观上帮助了被执行人童太程逃避了法院的强制执行，直接损害到原告债权的顺利清偿。自2019年12月19日大兴法院追加童太程为被执行人的裁定生效以来，大兴法院执行局划拨给原告的执行款共4笔合计金额为18594.74元，仅仅占执行标的额3414058元的0.5%，据执行法官告知，经执行查询，童太程名下几乎已经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因此，被告的错误登记行为直接造成了原告债权因法院存在执行障碍而无法清偿，对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严重损害。四、被告的错误登记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房屋买卖交易与夫妻间房屋产权转移，涉及个人所得税、契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土地增值税、印花税等一系列税务问题，适用的国家税收政策大不相同。依照我国现行的税收政策，夫妻房屋产权转移享受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无偿受赠房屋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78号）第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房屋产权所有人将房屋产权无偿赠与配偶，对当事双方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夫妻之间房屋土地权属变更有关契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4号）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房屋权属原归夫妻一方所有，变更为另一方所有的，免征契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金融商品买卖等营业税若干免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111号）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个人赠与不动产与配偶的，免征营业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法字[1995]6号）第二条的规定，夫妻间无偿赠与房屋，不征收增值税。童太程、刘瑞侠本应按房屋买卖方式转让案涉房屋，却恶意串通，采取欺诈手段，以夫妻间转移登记名义进行转让，肆意逃税、偷税，造成国家税收流失（初步估计国家税收流失合计在百万元以上），其行为侵害了国家税收征管秩序，且数额巨大，符合《刑法》第二百零一条“逃税罪”的构成要件，固然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但如果被告不出现错误登记，童太程、刘瑞侠的图谋是不可能得逞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纳税人应当依照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其签订的合同、协议等与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一律无效。因此，童太程、刘瑞侠恶意串通转移登记案涉房屋的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在法律上当然无效，而被告的房屋登记行为因此也失去作出登记行为的事实依据，理所当然必须无条件予以撤销。综上所述，被告的错误登记行为事实清楚且后果严重，既严重损害了原告（利害关系人）的合法利益，客观上妨碍了司法执行，同时也给国家利益造成了巨大损失，现诉诸法院，请贵院依法作出公正裁决。诉讼请求：1、判决撤销2019年11月12日被告作出的京（2019）大不动产权第0036988号登记事项；2、判令被告把登记在刘瑞侠名下的位于大兴区黄村镇富强东里26号楼14层2-1402的房屋重新登记到童太程名下；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举证期限内，原告中铁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行政复议告知书》，证明原告提起行政复议的时间距离被告2019年11月12日房屋登记时间不超过6个月。2、《北京市人民政府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3、顺丰速运客户存根；证据2、3证明原告未超过法定15天起诉时效。4、（2015）大民初字第16013号民事调解书，证明被告登记的房屋是原告债权的担保。5、《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证明2019年9月16日原告向法院申请追加房屋所有权人童太程为被执行人。6、（2019）京0115执异311号执行裁定书，证明2019年11月18日登记房屋所有权人童太程被大兴区法院裁定追加为被执行人。7、（2019）京0115民初2871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房屋所有权人童太程“撤销（2019）京0115执异311号执行裁定书”执行异议之诉被大兴区法院驳回。8、《婚姻登记记录证明》，证明（1）2019年11月8日，童太程、刘瑞侠已经离婚的事实；（2）2019年11月12日，被告对房屋登记时童太程、刘瑞侠已经不是夫妻关系。9、（2020）京0115民初852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1）2019年11月12日，被告对房屋登记时童太程、刘瑞侠已经不是夫妻关系；（2）大兴区法院认定童太程、刘瑞侠房屋转让行为无效；（3）被告登记行为不具有合法性基础。10、《夫妻间房屋转移登记协议》，证明2019年11月12日，被告依据童太程、刘瑞侠提供的虚假材料进行登记的事实。11、第225本《不动产权利及其他事项登记信息》（3页）；12、第225本《不动产权利及其他事项登记信息》（5页），证明（1）因被告错误登记导致大兴法院执行局于2020年4月22日解除对案涉房屋的查封措施；（2）被告错误登记行为干扰法院执行的事实。；证据11、12证明2019年11月12日，被告违反法定程序进行房屋登记的事实。13、2020年7月6日银行电子回单，证明（1）大兴法院对童太程财产执行金额合计为18594.74元，仅仅占执行标的额3414058元的0.5%；（2）被告错误登记行为已经严重损害到原告债权。14、（2020）京0115执恢16号执行裁定书，证明（1）因童太程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法院已经裁定终结执行的事实；（2）被告房屋登记行为干扰法院执行、损害到原告债权清偿的事实。被告大兴规自委辩称，一、本案被诉不动产登记及发证的行为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从京（2019）大不动产权第0036988号不动产权证的发证档案材料看，2019年11月11日，刘瑞侠、童太程共同申请将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富强东里26号楼14层2-1402房屋进行产权转移登记。工作人员依法通过北京市大兴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身份比对系统对刘瑞侠、童太程身份进行比对、验证。其提交了不动产登记申请书、结婚证复印件、夫妻间房屋转移登记协议、北京市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原房屋所有权证、北京市房屋登记表、房产平面图等相关材料。在申请材料齐全的前提下，工作人员进行询问后，予以受理；经过权属审核后将该房屋产权转移登记至刘瑞侠名下，并于2019年11月12号记载于登记簿。2019年12月25日，刘瑞侠与平安银行北京分行申请办理了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为平安银行北京分行，案涉房屋处于抵押状态。二、本案不动产登记及发证的行为适用法律正确，并无不当。被告办理案涉不动产登记法律依据是《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及《北京市不动产登记工作规范（试行）》10.3.1.11、10.3.3.14等相关法律、法规，符合法律规定。三、案涉行政行为已过法定行政复议申请期限。本案不动产登记及发证的行为均发生在2019年11月12日，至今已经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规定的60天。申请人在申请书中也自认从2020年1月份就已经从大兴法院执行法官处获悉案涉房屋转移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规定，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而申请人最晚于2020年1月份就已经知道该不动产登记行为，截止申请人申请时间已经远超60日，故行政复议决定书中认定原告行政复议申请超过申请期限的事实正确。四、原告与案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诉状中虽然说2019年11月18日大兴法院裁定追加童太程为被执行人，但是在2016年的民事调解书中法院调解的是原告与艺嘉景公司之间的民事纠纷，如果该调解书判定童太程需承担相应的法定义务，其申请人在2016年就应当把童太程列为被执行人，而实际情况是大兴法院是在2019年11月18日裁定追加童太程为被执行人，所以在此之前2019年11月12日案涉房屋（童太程名下）转移登记的行政行为与原告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综上，本案被诉登记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该案在行政复议过程中复议机关认定该行政行为已过申请期限，而且原告与该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事实正确，故请求贵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起诉。举证期限内，被告大兴规自委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不动产登记审批书（转移登记）；2、不动产登记申请书；3、北京市大兴区不动产登记中心人员身份比对系统（刘瑞侠、童太程）；4、原房屋所有权证；5、北京市房屋登记表；6、房地平面图；7、夫妻间房屋转移登记协议；8、结婚证（刘瑞侠、童太程）；9、不动产登记受理凭证；10、询问笔录（刘瑞侠、童太程）；11、北京市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12、抵押登记材料（刘瑞侠、平安银行北京分行）。证据1-12证明案涉不动产登记行为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案涉房屋现在处于抵押登记状态。第三人刘瑞侠、童太程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也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及证据材料。第三人平安银行北京分行述称，一、被告作为行政机关，被诉的不动产登记及发证行政行为，存有固定的工作标准及程序，时效性与事项核查深度，始终是博弈关系，不应苛责其突破能力边界去洞悉每一事实的细节。对于事实清楚、程序合法的行政行为，即便个别细节存有瑕疵，亦应考量该行政行为的连锁后果，酌情予以包容。二、本案中，第三人平安银行北京分行作为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依法依规开展金融业务，审慎审查了案外借款人刘瑞侠所提供的房屋权属登记材料，未参与、亦不了解被告所实施的诉争行政行为的具体过程，只是基于对被告所实施行政行为以及每一行政行为所凝缩社会秩序稳定性的合理信任，方接受案涉房屋作为抵押物，担保我行向其所发放借款。整个事项中，我行并无过错，若由此承担不利的连锁后果，有违公平正义原则。三、反观原、被告所提交各项证据所体现的事实，恳请贵院关注童太程被列为被执行人、童太程与刘瑞侠离婚、我行向刘瑞侠发放贷款几个关键时点，被告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确系在童太程被列为被执行人之前。故而，案涉房屋转移登记的行政行为，与原告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与银行发放贷款利害重大。综上所述，被告作为房屋权属的登记及管理部门，所实施每一行政行为，均系其他主体后续进行决策、实施行为的首要依据。判断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维持还是撤销，系贵院在行政诉讼中的裁量权限，但我行恳请法院裁量具体行政行为时，充分考虑案涉房屋已抵押登记至我行，我行已向刘瑞侠发放贷款且我行在业务开展过程中不存有任何过错等客观事实，保护银行合法合规金融借款安全、维护首都金融秩序稳定。举证期限内，第三人平安银行北京分行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对原告中铁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经质证，被告大兴规自委对证据1-2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行政复议申请时间是60天，不是6个月；证据3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4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5-7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8真实性请法院核实，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9尚未生效，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10-12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13-14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经审查，原告中铁公司提交的证据均系有效证据，本院予以采纳。对被告大兴规自委提交的证据材料，经质证，原告中铁公司对证据1-12关联性不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证据9中所载明的婚姻关系证明是复印件，真实性不认可、合法性不认可，其他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被告提供的婚姻关系证明只提供了一本，缺失了一本，复议件也没有，婚姻关系证明是最重要的证据，但缺失一本。经审查，被告大兴规自委提交的证据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但由于被诉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发生变化，故不足以证明其要证明的内容。经审理查明，第三人刘瑞侠与第三人童太程于2019年11月8日办理离婚登记。2019年11月11日，第三人刘瑞侠与第三人童太程以夫妻身份向被告大兴规自委申请办理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富强东里26号楼14层2-1402房屋的夫妻间房屋转移登记，并提交了不动产登记申请书、夫妻间房屋转移登记协议、结婚证等相关材料。被告大兴规自委经询问核实后，对该申请予以受理，经审核将案涉房屋产权转移登记至第三人刘瑞侠名下，并于2019年11月12日记载于登记簿。原告中铁公司不服，诉至本院。另查明，根据本院2016年5月20日作出的（2015）大民初字16013号民事调解书，艺嘉景公司（法定代表人系本案第三人童太程）对原北京恒通创新整体房屋组装有限公司（即本案原告中铁公司，以下简称：原恒通公司）负有给付义务，且童太程应于2016年7月20日前将案涉房屋抵押给原恒通公司。因艺嘉景公司未履行上述调解书确定的给付义务，原恒通公司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因艺嘉景公司无可供执行财产，本院于2019年11月18日作出（2019）京0115执异311号执行裁定书，追加童太程为被执行人，对上述调解书确定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该裁定书已生效。2020年，原告中铁公司将童太程、刘瑞侠诉至本院，要求确认合同无效，本院于2020年11月16日作出（2020）京0115民初85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童太程、刘瑞侠转让案涉房产的行为无效，该判决书已生效。再查明，2019年12月25日，被告大兴规自委就案涉房屋为第三人刘瑞侠与第三人平安银行北京分行办理了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为平安银行北京分行。本院认为，依据《不动产暂行登记条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直辖市、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可以确定本级不动产登记机构统一办理所属各区的不动产登记。本案中，被告大兴规自委具有对案涉房屋办理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登记的法定职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由本院（2015）大民初字16013号民事调解书、（2019）京0115执异311号执行裁定书可知，艺嘉景公司对原告中铁公司负有给付义务，第三人童太程对上述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且案涉房屋应当由第三人童太程抵押给原告中铁公司。在此情况下，被告大兴规自委对第三人童太程名下的案涉房屋作出的所有权转移登记行为对原告中铁公司上述债权能否获得清偿有直接影响，即被诉行政行为与原告中铁公司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中铁公司具有提起本案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依据《不动产暂行登记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申请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一）登记申请书；（二）申请人、代理人身份证明材料、授权委托书；（三）相关的不动产权属来源证明材料、登记原因证明文件、不动产权属证书；（四）不动产界址、空间界限、面积等材料；（五）与他人利害关系的说明材料；（六）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本条例实施细则规定的其他材料。第十八条规定，不动产登记机构受理不动产登记申请的，应当按照下列要求进行查验：（一）不动产界址、空间界限、面积等材料与申请登记的不动产状况是否一致；（二）有关证明材料、文件与申请登记的内容是否一致；（三）登记申请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本案中，被告大兴规自委根据第三人童太程与第三人刘瑞侠提交的不动产登记申请书、夫妻间房屋转移登记协议、结婚证等相应材料，在其职权和能力范围内履行了合理审查的义务和法定审查程序，认为其提交的申请材料符合法律规定，作出的房屋产权转移登记并无不当。然而，第三人童太程与第三人刘瑞侠在申请办理案涉房屋转移登记之前已经办理了离婚手续，其向被告大兴规自委提交的结婚证已经失去法律效力，且第三人童太程、刘瑞侠转让案涉房产的行为已被生效裁判文书确认无效，故被告大兴规自委办理的案涉房屋夫妻间所有权转移登记行为缺乏事实基础，对该房屋转移登记行为，本院应予以撤销。原告中铁公司要求撤销被告大兴规自委于2019年11月12日作出的京（2019）大不动产权第0036988号登记事项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但原告中铁公司要求将案涉房屋重新登记到第三人童太程名下的诉讼请求，因属于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范畴，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大兴分局于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作出的京（2019）大不动产权第00369**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行为；二、驳回原告中铁装配式建筑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被告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大兴分局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玉红人民陪审员  解秋艳人民陪审员  滕会清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法官 助理  陈雨曦法官 助理  杨 丽书 记 员  毕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