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68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薛孟京，男，1965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招远市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原丰香，山东乾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春阳，男，1976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招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民志，山东博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薛孟京因与被上诉人张春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招远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5民初20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薛孟京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或者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张春阳作为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依法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招远市华阳矿山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12月15日，2018年10月31日之前张春阳的妻子徐翠华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时至今日，张春阳夫妇是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经营范围是矿山机械设备及配件制造销售等，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没有证据显示张春阳本人有从事矿山机械设备及配件制造销售业务,张春阳以其个人名义起诉薛孟京，作为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依法应当驳回被上诉人张春阳的起诉。二、上诉人系招远市华阳机械有限公司(下称华阳公司)的业务员，无论是与华阳公司之间还是与被上诉人张春阳个人之间根本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1、2014年8月27日，在招远市华阳矿山机械有限公司便笺上有“薛孟京”签名的欠条不能作为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如上所述，没有证据显示张春阳本人有从事矿山机械设备及配件制造销售业务。被上诉人主张与上诉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是不能提交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等可以证实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上诉人提交的2016年3月7日华阳公司出具《证明》，证实了上诉人担任华阳公司驻包头巴盟销售处经理的身份问题，还可以证实欠条所载内容即为上诉人担任华阳公司业务经理期间发生的业务，足以推翻被上诉人所称的其个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该《证明》载明：“兹证明薛孟京，身份证号，从2006年至今一直是招远华阳机械有限公司驻包头巴盟销售处经理”。被上诉人对该证据虽然提出异议，但是并未申请公章鉴定，视为认可该证据。然而，一审法院对该证明材料这一关键证据未加以评判，亦未采信，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欠条中出现的“证”字、落款处没有注明“欠款人”等内容，亦明显有别于常规欠条的内容，结合上述《证明》材料，根据证据优势规则，可以确定涉案欠条不能作为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2、根据被上诉人在一审法院庭审中的陈述，也能证实上诉人系被上诉人所在单位华阳公司的业务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华阳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自认：“我与被告之间是业务买卖关系，被告从我单位或从别的单位有时现金买卖有时赊购，等他把货卖给客户后，将所欠款项付给我。”(详见一审法院第一次庭审笔录P4第三段)，可以证实上诉人系为华阳公司推销产品。被上诉人自认：“被告是华阳机械的外聘业务员，并非公司的工作人员，华阳机械通过被告对外发生业务时，被告有时有华阳机械的名义对外联系业务，有时以个人的名义单独与客户联系业务，这两种形式都从华阳机械赚取提成款，招远矿山机械企业业务员大多数都是这种形式。”(详见一审法院第二次庭审笔录P3最后一段及P4第一段)，可以证实上诉人是华阳公司的业务员，从华阳公司处赚取提成款。被上诉人自认：“被告与原告之间没有直接的业务买卖关系，被告只是给原告介绍业务，客户与原告直接签订设备买卖合同，对于客户拖欠的设备款项，应当由原告直接向客户追偿，与被告无关。”(详见一审法院第三次庭审笔录P2倒数第三段)，可以证实上诉人为华阳公司介绍业务，并不负责客户拖欠设备款项的债务清偿。3、涉案欠条中的22万元即为上诉人作为华阳公司业务员时经手的包头市伯利亨矿业有限公司(原名包头市恒河矿业公司)欠华阳公司的款项。一审判决(P2)认为“张审炎证言、包头市恒河矿业公司、郭祖爱、李建光、包头市伯利恒矿业有限公司证明各一份。该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为原告出具的欠条系包头市恒河市矿业公司欠原告款项”，对该证据不予认定，与事实不符。在原一审法院2019年7月16日第3次庭审笔录(P3)中，张春阳代理人自认：“在本案中其(被告)购买原告的设备欠原告设备款，所以向原告出具了欠条，其购买原告设备后，又出卖给本案被告主张的包头市伯利亨矿业有限公司，其二者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及纠纷与原告无关。”由此可以确定，张春阳已经认可涉案欠条所涉买卖合同即为伯利亨公司/该公司合作伙伴张审炎所签的合同。而伯利恒公司(原名恒河公司)及张审炎等出具的证明材料，足以证实涉案货款所涉的买卖合同由华阳公司与伯利恒公司签订、货款支付亦由伯利恒公司所在方直接支付给华阳公司、薛孟京只负责介绍有购买需求的选矿设备客户，其并不负责客户的回款；其次，包头市伯利亨矿业有限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张审炎出具的证明材料，无论是从欠款金额及形成时间来看，均与涉案欠条载明内容高度吻合，具有一致性。买卖合同相对方的住所地、签约时间也符合华阳公司出具的关于薛孟京职务、工作地点、任职期限的证明材料内容。可以认定，涉案欠条中的22万元即为上诉人作为华阳公司业务员时经手的包头市伯利亨矿业有限公司(原名包头市恒河矿业公司)欠华阳公司的款项。4、2014年8月27日押金条并非上诉人出具，系虚假证据，对上诉人不具有约束力，请求二审法院依据民诉法第111条之规定，根据情节轻重对被上诉人予以司法制裁；此外，押金条内容与涉案款项更是风牛马不相及，与被上诉人在一审法院2019年8月1日第一次庭审笔录(P4)中关于“2012年左右至欠条出县之日之后双方无业务”的陈述相互矛盾，既然这之后双方再无业务，怎么可能会出现‘押中旗(注：乌拉特中旗，下属于巴盟地区)设备质保金’一说，因此不能作为有效证据采信。押金条中的“中旗设备”指的是什么？设备来源？出库单？送货运输凭证？质保金的数额是根据什么计算出来的？张春阳通过什么方式支付的质保金？温峰是谁？温峰与上诉人之间是什么关系？押金条所涉设备与欠条所涉设备是否具有一致性？一审法院均没有查证。三、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欠款自2014年9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于法无据。如果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欠条中未对利息支付与否进行约定，参照民间借贷的有关规定应视为不支付利息，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欠款自2014年9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于法无据。四、即便被上诉人的诉讼主体适格，本案早已超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丧失胜诉权。《民法通则》第140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一)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当事人在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虽未签字、盖章但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该文书到达对方当事人的……”。本案中，从2014年欠条出具之后直至被上诉人2019年提起诉讼，被上诉人及华阳公司从未向上诉人主张过权利。一审法院根据有瑕疵的传来证据，即与被上诉人有重大利害关系的雇工崔某语焉不详、矛盾的当庭陈述，作为认定被上诉人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的单独证据，于法相悖，按照一审法院的证据采信标准，极易引发道德风险。此外，在通讯条件如此发达的当下，被上诉人竟然不曾向上诉人电话追讨、短信追讨，却找来一个雇工作证，明显有悖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依法不应采信。被上诉人张春阳辩称，上诉人欠款事实清楚，有上诉人自书欠条为证，并且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请求驳回上诉。原审原告张春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被告给付所欠设备款220000元，并承担该欠款自2014年9月至2019年4月的利息98000元；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对双方有异议的事实和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2014年8月27日薛孟京出具的欠条1张，证明到2014年8月27日共计欠张春阳人民币22万元整。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该欠条不是被告与原告之间个人的欠款事实，是华阳机械公司的销售客户欠华阳机械公司款项。被告该主张与欠条载明的内容不符，且亦不符合常理，故应认定被告欠原告款项；2.被告提交的张审炎证言、包头市恒河矿业公司、郭祖爱、李建光、包头市伯利恒矿业有限公司证明各一份，证明被告作为华阳公司的销售经理介绍证人到原告经营的华阳机械有限公司订购了选矿设备，是华阳公司与证人签订的合同，因华阳机械提供的设备存在质量问题，在被告向证人追要货款时，证人要求必须先解决质量问题，否则不给予款项。原告认为该证据不符合证据要求，且与原告无关。一审法院认为，该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为原告出具的欠条系包头市恒河矿业公司欠原告款项，对该证据依法不予认定；3.被告提交的盖有华阳机械公司印章的证明1份，证明被告系招远华阳机械有限公司驻包头巴盟销售处经理。原告要求对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但未缴纳鉴定费，主张与本案无关；4.原告提交的2014年8月27日被告出具的押金条，证实原告与被告之间独立的买卖合同关系，同时也能否认被告主张的其与华阳机械之间的内部工作人员关系。被告不予认可，认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与本案无关，不需要鉴定。5.证人崔某证实被告出具欠条以后原告多次向被告追要欠款，被告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间买卖机械设备，不违背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受法律保护，原告要求被告给付所欠货款及利息依法应予支持；被告辩称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已过诉讼时效与事实不符，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六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7月18日判决：被告薛孟京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张春阳设备款220000元，并承担该欠款自2014年9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70元，由被告薛孟京负担。二审中，上诉人主张涉案欠条所涉买卖合同发生在华阳公司与内蒙包头伯利恒公司之间所涉货款，也由伯利恒公司及其工作人员直接支付给华阳公司，上诉人只是负责介绍客户，并不负责客户的回款。华阳公司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即便被上诉人是华阳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华阳公司对外签订合同发生的债权债务也不能概括等同于由被上诉人承继有关权利义务。上诉人是华阳公司驻内蒙巴盟销售处经理，而非被上诉人所称的外聘业务员。上诉人作为华阳公司的销售经理为华阳公司介绍有购买设备需求的客户，由华阳公司直接与客户签订合同，客户直接向华阳公司支付款项，上诉人从中赚取华阳公司出厂价与上诉人介绍客户成交价之间的差额即提成款，通常情况是逐笔结算。2013年业务量较大，这一年发生了四笔业务，有包头固阳伯利恒公司业务、包头乌兰李建光业务、包头郭祖爱和杨志刚业务、包头胡元华业务，经对账伯利恒公司尚欠22万元，其他三笔业务全部结清。与此相应的伯利恒业务的提成款华阳公司也没有支付给上诉人，由于2013年至今时间久远，加之上述业务多为个人业务，有些资料保管不全，所以上诉人不能提供有关证据。被上诉人当庭陈述与其在一审法院所做的庭审陈述存在多处矛盾之处，详见上诉人上诉状第二页第2点所提的被上诉人一审陈述内容。欠条所涉款项系伯利恒公司与华阳公司单笔业务产生的，伯利恒公司因为设备质量问题而拒付余款22万元，这个内容在一审时已经认可，详见我方上诉状第三页第3点有关内容。综上,上诉人认为本案欠款的实际接收设备人为伯利恒公司，上诉人是在华阳公司为了防止出现伯利恒公司将余下货款私自支付给作为华阳公司销售经理的上诉人的风险而要求上诉人书写，上诉人并非实际欠款人。被上诉人称与上诉人之间是买卖关系，薛孟京以支付现款或除账的方式从被上诉人处购货，双方不存在提成事宜，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支付过提成。伯利亨公司没有从华阳公司购买过产品，也没听说过伯利亨公司向华阳公司主张过产品质量问题，所以不存在伯利亨公司拒付华阳公司22万元货款问题。张春阳从华阳公司拿货，由华阳公司挂账，张春阳把货卖出去再行结算:薛孟京向张春阳购货，除了部分现款结算的以外，除销部分双方各自记账，双方不定期对账，涉案的欠条所载明的22万元就是双方对帐后所确定的薛孟京所欠张春阳的货款。因为在欠条形成之前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发生过很多笔业务，双方经过对账产生了涉案的欠条，因对账后之前的记录在对帐后没有留存，且至今时间过长，现无法明确具体是那几笔业务累计产生的涉案欠款。据了解华阳公司与郭祖爱、李建光、伯利亨公司、胡元华均未产生过业务，也不存在账款是否结清问题。被上诉人不清楚上诉人是否与郭祖爱、李建光、胡元华产生过业务及账款结付情况。上诉人从被上诉人处购买货物，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或赊账，双方不定期对账后确定欠款，上诉人付款的支付方式有现金方式，亦有转帐方式，现提供上诉人转帐支付的两笔货款(2013年9月7日分别支付的49000元及31000元)足以证实。二审庭审后，上诉人提交了2020年12月1日打印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昆都仑支行出具的已销户活期账户明细清单3页及个人历史交易明细1页，证明上诉人曾在该行开立的尾号为4760的部分银行流水显示，2013年4月25日通过网银转账收款500元、2013年11月16日通过网银转账收款2000元、2013年11月18日通过网银转账收款2800元，由于该卡已经销户，通过到该行柜台查询交易对方账号，形成点对点的个人历史交易明细3笔，即上述3笔资金转出方账号均为华阳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春阳的妻子徐翠华的账号。上诉人作为华阳公司的业务员、销售经理，并不收取客户的货款；华阳公司根据上诉人发展的客户支付货款的情况，将超过厂价的部分作为提成款，通过其法定代表人徐翠华向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质证称：一、对于薛孟京提交的银行明细清单及个人交易明细的真实性不予认可。1、该证据是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定；2、对于上诉人该明细上无法显示与上诉人张春阳有关，亦无法显示与其主张的徐翠华有关；3、对于上诉人主张该明细上有关的款项，其账户号均为补充手写且该手写部分无银行盖章，且该账户号各不相同，该证据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二、对薛孟京及其他代理人对于提交该证据所证明的问题有异议。1、据向华阳公司核实，薛孟京实际上并不是华阳公司的业务员、销售经理，双方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2、另据向徐翠华核实，对于薛孟京提交的上述银行明细中的三笔款项，因为时间过长，而且明细上没有明确显示，现在无法确定及核实是否是其转款。但可以确定的是，徐翠华从未向薛孟京支付过其所谓的华阳公司的提成款。另据徐翠华回忆，之前曾委托过薛孟京在内蒙代购过当地的土特产，如牛肉干、肉苁蓉等。但具体代购产品的价款及支付方式现在因为时间过长记不清楚了；3、对于薛孟京是华阳公司的工作人员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如果其是华阳员工，薛孟京提交劳动合同、工资发放证明等相关证据就可以直接证明，但其无论是一审还是二审至今，均没有提供相关证据，只是在不断的编造一些虚无事实。对于薛孟京及其代理人对上述银行明细所做的陈述，如果真是超过出厂价的提成款，有的是款项仅有500元，因为所涉及的均是机械设备的销售，仅有500元的提成完全是不符合常理的。而且薛孟京提出是提成款，如果存在这种事实也应当是华阳公司支付，不应由其主张的徐翠华支付。综上，对薛孟京提交的上述证据，真实性不仅存疑，且与本案无关，其所证明的问题亦与实际不符，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薛孟京是为了逃避责任在虚构事实。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张春阳持2014年8月27日上诉人薛孟京为其出具的欠条一张，诉至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偿还欠款220000元并主张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一审中上诉人对该欠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该欠条不是其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个人欠款，是华阳机械公司的销售客户欠华阳机械公司款项，上诉人系华阳公司的销售经理，介绍客户到华阳机械有限公司订购设备，因华阳公司提供的设备存在质量问题，上诉人向客户追要货款时客户要求必须先解决质量问题，否则不给款项。上诉人为此于一审中提交了张审炎证言、包头市恒河矿业公司、郭祖爱、李建光、包头市伯利恒矿业有限公司证明各一份，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一审中主张的其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设备款220000元及相应利息。现上诉人上诉主张其系华阳公司的业务员，从华阳公司处赚取提成，其与华阳公司和被上诉人之间均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为此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其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昆都仑支行的银行账户（已销户）活期账户明细清单及个人历史交易明细，证明被上诉人的妻子徐翠华向上诉人的该账户转账3笔提成款；被上诉人对该证据不认可，且证据内容不能显示上述3笔转账是什么款项、是否为上诉人主张的提成款，上诉人亦不能举证证实其主张的3笔提成款所对应的业务，该证据不足以证实上诉人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主张欠条所涉款项系伯利恒公司与华阳公司单笔业务产生的，伯利恒公司因为设备质量问题而拒付余款22万元，该笔货款系伯利恒公司所欠货款，不应由上诉人偿还。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该主张不予认可，且上诉人未能举证证实，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纳；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没有从事机械设备及配件制造销售业务的资格，故被上诉人诉讼主体不适格，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买卖机械设备不违背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受法律保护，被上诉人依据上诉人出具的欠条要求其承担还款责任，不违反法律规定，上诉人的该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的利息不妥等主张，均未提供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薛孟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70元，由上诉人薛孟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忠霞审判员  尹鹏亮审判员  王天松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王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