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吉02民终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某，男，1966年10月6日出生，住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1，吉林铭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法定代表人：刘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市昌邑区农业农村局。法定代表人：马某，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吉林鑫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男，1979年11月17日出生，住吉林省吉林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男，1977年4月1日出生，住吉林省吉林市。上诉人梁某因与被上诉人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吉林市昌邑区农村农业局、孙某、高某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2020）吉0202民初25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梁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1，被上诉人吉林市昌邑区农业农村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被上诉人孙某、被上诉人高某到庭参加诉讼。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梁某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梁某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由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吉林市昌邑区农业农村局、孙某、高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梁某所举证据无法证明其损失，错误。梁某委托评估的《2018年8月23日在吉林市白庙子水库梁某鱼类的价值和预期利润损失评估报告书》评估结论依据充足，真实客观，应做为证据使用。一审法院认为该评估结论依据不足的理由包括两点：其一该评估所依据的鱼类是2020年1月12日购买，价格是依据购买日的价格来确定，同时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时说明其并不知道水库的水域面积及水深等具体水域情况。库存鱼是2020年1月12日捕捞出售的，该日期为具体的侵权行为发生时，以该日期计算鱼的价格更能真实反映因侵权给梁某造成的实际损失，符合法律规定；评估报告书第10页已经明确记载水域面积，鉴定人在评估的过程中亲自到水库现场进行了调查，因此该鉴定报告是在鉴定人对水库的具体水域情况充分了解后作出的，因鉴定人庭审经验不足致使人民法院出现误解。其二，一审法院认为评估结论依据不足的另一个理由是评估报告书中3万尾鳜鱼的来源是估算确定的，没有证据证明梁某投放3万尾鳜鱼苗入水库。一审中梁某提交的第二组证据足以证明梁某于2014年7月自高州荣生合作社购进3万尾鳜鱼苗，已经投放到水库及接手水库时各鱼类的库存情况。综上，该评估结论依据充足，可以作为证明梁某损失的证据使用。假设该评估报告存在不足，也可以通过重新鉴定来明确梁某的实际损失问题，一审法院有义务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分配举证责任，并向承担举证责任一方释明是否申请鉴定及不申请鉴定所承担的法律后果，因此本案一审程序违法。综上，二审法院应查明事实，依法改判。吉林市昌邑区农村农业局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吉林市昌邑区农业农村局在本案中没有委托行为和侵权行为，不应承担责任。孙某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应依法驳回梁某上诉请求。高某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应依法驳回梁某上诉请求。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梁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吉林市昌邑区农业农村局、孙某、高某连带赔偿梁某经济损失1100万元；二、诉讼费由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吉林市昌邑区农业农村局、孙某、高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6月27日，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与梁某签订《白庙子水库水面养殖经营承包合同》，合同约定承包期五年，自2013年6月27日起至2018年6月27日止，承包价3万元／年。前述合同经一审法院（2018）吉0202民初1258号民事判决及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吉02民终2199号民事判决确认于2017年9月解除。2018年8月23日，孙某经拍卖取得吉林市昌邑区白庙子水库经营权，2018年8月31日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与孙某签订了《吉林市昌邑区白庙子水库水面养殖经营权承包合同》。2019年5月27日吉林市昌邑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作出吉昌委编字［2019］21号批复将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原债权债务由吉林市昌邑区农业农村局承担。现梁某来一审法院告诉要求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吉林市昌邑区农业农村局、孙某、高某赔偿其白庙子水库鱼类损失，梁某于2020年1月11日自行委托辽宁大华水产资源资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2018年8月23日在吉林市白庙子水库梁某鱼类的价值和预期利润损失进行评估，该公司于2020年3月5日出具《2018年8月23日在吉林市白庙子水库梁某鱼类的价值和预期利润损失评估报告书》，评估结论为2018年8月23日在吉林市白庙子水库梁某养殖鱼类的价值约10,750,940元，预期利润损失约4,411,932元，合计约15,162,872元。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梁某损失的问题，本案梁某提供了其自行委托评估的《2018年8月23日在吉林市白庙子水库梁某鱼类的价值和预期利润损失评估报告书》。从该评估报告书来看，梁某委托评估的是2018年8月23日白庙子水库的鱼类价值，而评估所依据的鱼类是2020年1月12日购买，价格亦是依据购买日的价格确定；同时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时说明其并不知道2018年8月白庙子水库的水域面积及水深等具体水域情况；另外，评估报告书中关于鳜鱼的库存量是依据梁某提供的其于2014年7月购买鳜鱼3万尾通过估算确定的，但该证明系梁某单方提供，亦无证据证明其将鱼苗投入了白庙子水库。综上，报告书并不能真实客观反映出2018年8月23日白庙子水库鱼类价值，该评估结论依据明显不足，不应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现梁某所举证据无法证明其损失问题，故对其诉请，应予驳回。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作出判决。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梁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7,800元，由梁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梁某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梁某提交证据：证据一、长春龙嘉机场的航空货运单一份，证明梁某购买的三万尾鱼苗已经从广州空运至长春机场，并由梁某签收的事实；证据二、评估公司的补充说明一份，鉴定人对一审出庭接受质询的补充，对白庙水库面积的数据来源、鱼的价格、水库水深、水库鱼产量进行了说明，证明一审中的鉴定意见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证据三、证人霍某出庭作证，证明梁某购买的鱼苗由长春龙嘉机场运至白庙子水库。吉林市昌邑区农业农村局质证称：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和证明问题均有异议，运单不是原件，没有梁某签字，即使运单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广东买的鱼苗投到了案涉水库中；证据二，不符合法定程序，是鉴定报告的补充部分，在一审接受质询时，没有提供这些数据，且其提供的水深与采量关系的论述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如认为鉴定报告有遗漏之处，应另行出具正式的鉴定报告，且应接受双方的质询。因此，该鉴定报告程序及实体均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认可。证据三，证人霍某不能证明所运输货物是否为鱼苗，没有实际看到运输的货物；梁某所欲证明的问题与证人霍某陈述的事实无关。孙某质证称：证据一、真实性有异议，运单上没有梁某的签字；证据二、同吉林市昌邑区农业农村局质证意见。证据三，同吉林市昌邑区农业农村局质证意见。高某质证称：同孙某质证意见。经审查，因吉林市昌邑区农业农村局、孙某、高某对证据均持有异议，且上述证据均不能直接证明梁某所欲证明问题，亦与生效判决中当事人自认相矛盾，故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不予采信。吉林市昌邑区农业农村局、孙某、高某未提交新证据。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未到庭，视为放弃举证、质证权利。本院审理查明：（2018）吉0202民初1258号民事判决载明，“梁某庭后向本院陈述意见为，不同意解除合同，双方签订的合同未实际履行，区防抗办（指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下同）未交付水库水面，水库内的鱼是案外人李某2（系左家水利站站长）的。……2015年5月1日前是李某2经营的，由李某2打渔卖鱼，后来也不是我经营的，因为区防抗办没有清库。”（2018）吉02民终2199号民事判决载明：“梁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区防抗办负担。事实与理由：2013年6月27日，……。但直至区防抗办起诉解除合同，区防抗办也没有向梁某交付水库水面、看护房屋及供电变压器等设施设备。”本案审理期间，梁某自述对生效的（2018）吉02民终2199号民事判决未申请再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梁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具体到本案，梁某于已生效的另案中自认未实际经营案涉水库，人民法院已依据梁某自认的事实于另案中判决其无须支付案涉水库的承包费；其于本案中却主张已实际经营案涉水库，故对案涉水库中的鱼类享有所有权并进而要求赔偿，明显与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相悖，梁某于本案中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否认其于另案中自认的事实，且本案审理期间梁某自述对生效的（2018）吉02民终2199号民事判决并未申请再审，应视为其认可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故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梁某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综上所述，梁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7,800元，由梁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郝 奇审判员 孙 伟审判员 于福超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徐俊茹（此件共10页，印15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