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民终12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英，女，1977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址新民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保利，男，1972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址新民市。原审被告：赵春宇，男，1977年3月18日生，汉族，住址新民市。原审被告：谭丽丽，女，1979年2月14日生，汉族，住址新民市.号3-4-1。上诉人李英因与被上诉人李保利第三人赵春宇、谭丽丽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新民市人民法院（2020）辽0181民初40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法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英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恢复对新民市人民法院(2020)辽0181执756号民事裁定书及(2019)辽0181民初165号民事判决书的执行。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被告与被上诉人之间达成的抵债协议不能产生排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效力，被上诉人对案涉标的物不享有阻却法院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不能阻却人民法院已经生效判决的执行。一、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查封的标的物仅享有债权请求权，并不享有物权，不享有阻却法院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之间达成的协议内容为：原审被告将范屯村坝外的厂房及厂院抵给被上诉人经营15年，抵顶原审被告欠款80万元。由此可知，双方的合同目的并不是进行物权转让交易，原审被告仅以厂房及厂院的使用权抵债，在此情形下，协议的内容不产生物权变动的原因，不能直接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物权并未变动，被上诉人有债权请求权，被上诉人对案涉标的物并不享有物权(或者物权期待权)。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观点：以房屋使用权抵债为内容的合同关系属于债权债务合同关系，不属于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不适用“买卖不破租赁”原则，不产生阻却执行的效力。[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215号民事裁定书]以房抵债协议首先以消灭金钱债务为目的，而房产的交付仅系以房抵债的实际履行方式，基于以房抵债而拟受让不动产的受让人，在完成不动产法定登记之前，该以房抵债协议并不足以形成优先于一般债权的利益，不能据此产生针对交易不动产的物权期待权。[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民申1769号民事裁定书]。以物抵债协议约定的交付房产，是以消灭金钱债务为目的的债的履行方式，在完成房屋变更登记之前，以房抵债协议并不形成优于其他债权的利益，且破坏了债权平等受偿的原则，损害了其他与被执行人之间存有债权债务关系的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救济途径，故不能认定依据以房抵债协议阻却有其他合法权利的第三人基于生效法律文书申请强制执行。[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民终356号民事裁定书]所以，被上诉人对案涉标的物不享有阻却法院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二、被上诉人不能提供其依据借款合同向原审被告支付出借款项的银行转账或现金交付凭证，对其诉讼请求应当不予支持。时至今日，被上诉人始终未能向法院提供其向原审被告出借80万元款项的银行转账或现金交付凭证。在此情形下，仅以抵债协议，不能确认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之间的债权真实成立，现有证据难以形成证据链排除原审被告与被上诉人恶意串通逃避执行的合理怀疑，对其诉讼请求法院应当不予支持。[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民终113号民事裁定书]。三、原审被告与被上诉人于2018年8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以及被上诉人与案外人董立岗于2020年1月9日签订的《关于厂房及场地租赁协议》均属无效合同，不具备排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要件。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确定为工业、商业等经营性用途，并经依法登记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所有权人可以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交由单位或者个人使用，并应当签订书面合同，载明土地界址、面积、动工期限、使用期限、土地用途、规划条件和双方其他权利义务。前款规定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出租等，应当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通过出让等方式取得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转让、互换、出资、赠与或者抵押，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或者土地所有权人、土地使用权人签订的书面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明确规定(国办发(2007)71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个人签订协议将农用地和未利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中发[1997]11号)强调：规定：“除国家征用外，集体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不得用于经营性房地产开发，也不得转让、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集体所有的各种荒地，不得以拍卖、租赁使用权等方式进行非农业建设。”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三十三个试点县行政区域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的规定，现阶段，只有试点区域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入市交易，而辽宁省仅海城市是33个试点城市之一，而新民市并非试点城市，故该地的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目前尚不能入市交易。原审被告及被上诉人均非新民市西城街道办事处范屯村集体组织成员，而且原审被告也并非是通过出让的方式取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因此，其与案外人曹玉喜、王军、蒋飞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以及其与被上诉人2018年8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均违背了上述法律、法规、政策的强制性规定，当属无效合同。其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四条：“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对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的，限期拆除在非法转让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对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没收在非法转让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可以并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八十二条规定：“擅自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通过出让、转让使用权或者出租等方式用于非农业建设，或者违反本法规定，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交由单位或者个人使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本案原审F被告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借款关系，原告被告与上诉人签订2018年8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原审被告将范村坝外的8亩地、库房及场院抵给被上诉人经营15年，抵顶欠被上诉人80万元欠款，以消灭其二人的该笔债权债务关系。根据地随房走的一般原则，案涉集体地使用权将与库房、厂房一并实现流转。被上诉人并非新民市西城街道办事处范屯村集体组织成员，不享有该集体组织土地使用权，不能通过以物抵债方式受让该集体组织土地使用权。此外，《协议书》中“收条”部分内容为：“今收到李保利给付的转包土地款800000.00元。”由此可以充分证明，原审被告以物抵债的80万元价款中，不仅仅包含了地上物的使用权，也包含了新民市西城街道办事处范屯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该行为属于非法转让土地的行为，故该《协议书》自始无效。[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民申3285号民事裁定书]。其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一条：“集体所有的土地作为建设用地的，应当依照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规定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一条对此作了相同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第五十七条规定：“建设项目施工和地质勘查需要临时使用国有土地或者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临时使用土地的使用者应当按照临时使用土地合同约定的用途使用土地，并不得修建永久性建筑物。临时使用土地期限一般不超过二年。”原审被告未经依法审批，在该土地上修建永久性建筑物，均属违背了上述法律强制性规定，该厂房、库房应当属于违章建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第三条规定：“出租人就未经批准或者未按照批准内容建设的临时建筑，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乡、村庄规划区内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可以参照本解释处理。”被上诉人与案外人董立刚签订《关于厂房及场地租赁协议》，违背了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当属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对于合法的房屋的买受人而言，尚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更何况违章建筑了。参照司法解释的规定，举轻以明重，一审被告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抵债行为，当然不具备排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要件，从而不能产生阻却法院强制执行的效力。特此上诉，请予以支持。李保利、赵春宇、谭丽丽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完全服从一审判决。李保利向一审法院的诉讼请求为：一、依法撤销(2020)辽0181执756号执行裁定书，被告赵春宇、谭丽丽转让给我的集体土地8亩及住宅五间200平方米、库房900平方米予以解封；二、依法确认我与被告赵春宇、谭丽丽签订的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8月6日李保利、李保利诉李英、年月日我与赵春宇、不同意原告的与赵春宇、谭丽丽协议将范屯村坝外的库房及厂院抵给李保利、李保利诉李英、年月日我与赵春宇、不同意原告的经营15年(抵顶李保利800000元欠款)。从2019年10月1日起至2034年12月31日止。此厂房及土地已归李保利、李保利诉李英、年月日我与赵春宇、不同意原告的所有，并已经实际交付给李保利、李保利诉李英、年月日我与赵春宇、不同意原告的，李保利、李保利诉李英、年月日我与赵春宇、不同意原告的已经实际占有使用。李保利、李保利诉李英、年月日我与赵春宇、不同意原告的于2020年1月9日将此厂房及土地出租给董立岗办理工厂使用。承租人董立岗在此厂房及土地上办理新民市中赫畜牧养殖设备加工厂及低压非居民用电登记，已实际使用。李英以该厂房及土地借款时抵押给自己为由于2020年5月6日申请查封此厂房及土地，原审法院(2020)辽0181执756号执行裁定书查封此厂房及土地8亩。另查明赵春宇、谭丽丽抵押给李英的该争议的厂房属于违建，双方均无异议。并且抵押时未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现李保利、李保利诉李英、年月日我与赵春宇、不同意原告的以转让协议在先并已实际交付，原审法院查封在后，未办理抵押登记手续不得对抗第三人为由诉讼来院。上述事实，有庭审笔录、当事人陈述、借款借据、协议书、租赁协议、低压非居民用电登记表、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权属证明、土地转让协议、收款收据等在卷佐证，原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李英以该厂房及土地借款时抵押给自己为由于2020年5月6日申请查封此厂房及土地，原审法院(2020)辽0181执756号执行裁定书查封此厂房及土地8亩。而赵春宇、谭丽丽抵押给李英的该争议的厂房属于违建，按照法律规定不能作为抵押物行使抵押权。并且抵押时未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按担保法及物权法规定当事人未办理抵押物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原案李保利与赵春宇、谭丽丽于2019年8月6日签订协议书，双方并已经实际交付使用，李保利、李保利诉李英、年月日我与赵春宇、不同意原告的已合法取得对该厂房及土地使用权，即李保利、李保利诉李英、年月日我与赵春宇、不同意原告的与赵春宇、谭丽丽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原审法院(2020)辽0181号756号执行裁定书是在2020年5月6日下达，而此时该厂房及土地已经由李保利、李保利诉李英、年月日我与赵春宇、不同意原告的经营使用，侵犯了李保利、李保利诉李英、年月日我与赵春宇、不同意原告的的合法权利，故(2020)辽0181号756号执行裁定书应予以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一、依法撤销原审法院(2020)辽执字756号执行裁定书，被告赵春宇、谭丽丽转让给原告李保利位于新民市坝外的土地8亩及住宅五间面积200平方米、库房面积900平方米予以解封；二、依法确认原告李保利与被告赵春宇、谭丽丽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被告李英、赵春宇、谭丽丽承担。二审中，被上诉人李保利提供了会议记录一份，证明赵春雨、谭丽丽将从范屯村承包的土地、车库、院落转包给李保利，经过村民代表3分之2以上同意通过。又营业执照、电费收据各一份，证明正在正常经营的厂房由李保利实际使用。上诉人李英质证称，会议记录真实性无法判断，关联性有异议，会议记录的内容和本案内容不是一个内容，内容不符，该证据不能支持被上诉人观点。一审两名被告不是范屯村的成员，根据国家法律规定，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即使记录真实，被告和村委会签订的土地协议书违反法律规定，属于无效承包合同，无效合同转包同样无效，无论合同是否有效，上诉人都不能依法取得案涉标的物权，则不能排除强制执行效力，也不具备最高院审理执行异议案件28条的法律要件。营业执照、电费收据，是否实际使用，不能对抗法院强制执行。本院二审依法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关于李保利与谭丽丽签订转包协议的性质问题，李保利认为双方签订了抵债协议，约定转包案涉土地，李保利应当视为替代谭丽丽取得了争议地块的产权，因此认为查封以及之后可能产生的拍卖行为会影响到其产权和经营。但根据李保利与谭丽丽签订的协议以及李保利提供的村民代表大会记录，李保利是转包了谭丽丽的8亩地，期限是2034年届满，并未覆盖争议的8亩地全部承包期限2037年，且协议载明转包期满后土地及地上房屋所有权仍然归谭丽丽，由此可以明显认定李保利转包得到的只是案涉土地经营权，不是替代谭丽丽获得承包经营权，双方并非转让承包经营权关系。转包在法律性质上与租赁基本相当，区别在于转包为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流转土地经营权，李保利与谭丽丽夫妇均不是案涉土地所在村集体成员，双方签订的转包协议的法律性质就是租赁。现上诉人对李保利与谭丽丽抵债事宜是否真实提出异议，但即使李保利与谭丽丽以案涉土地抵顶债务的协议真实，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第三人为自己的利益依法占有的被执行人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可以继续占有和使用该财产，但不得将其交付给被执行人”，李保利系因转包行为占用谭丽丽的案涉土地，并未替换谭丽丽承包经营权人的法律地位，由于李保利是在案涉土地被查封前就转包经营案涉土地，因此其可以在协议约定的转包期内继续占用案涉土地，事实上李保利自己也陈述法院查封时已经告知其为“活封”，李英申请对案涉土地进行的司法查封，并不影响李保利在协议约定的转包期限内对案涉土地的使用，故查封行为并未对李保利产生实际影响，李保利对一审法院针对本案诉争地块进行的诉讼保全措施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新民市人民法院（2020）辽0181民初408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李保利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均由李保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相 蒙审判员 孙菁蔓审判员 曹 杰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张紫涵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