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国 家 赔 偿 决 定 书（2020）京03委赔4号赔偿请求人：丛桂芳，女，1967年5月14日出生，北京丛桂芳运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北京市怀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加亮，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武艳，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赔偿义务机关：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青春路**。法定代表人朱春涛，院长。委托代理人：万建华，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成虹燕，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赔偿请求人丛桂芳因二审无罪赔偿申请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怀柔法院）国家赔偿一案，丛桂芳不服怀柔法院作出的（2020）京0116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丛桂芳以怀柔法院作出一审有罪判决，后经二审法院改判无罪为由申请怀柔法院国家赔偿。怀柔法院认为丛桂芳经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三中院）（2019）京03刑终87号刑事判决改判无罪，其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怀柔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关于丛桂芳主张的人身自由赔偿金，怀柔法院确认其被采取羁押措施的时间共计451天，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标准346．75元，计算人身自由赔偿金156384．25元；但对于丛桂芳关于的监视居住期间的人身自由赔偿金之主张，法律依据不足，未予赔偿。关于丛桂芳提出的由怀柔法院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及5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主张，因丛桂芳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切实遭受到精神损害，该院不予赔偿。关于丛桂芳提出的对刑事案件合议庭成员及持有有罪判决意见的时任审判委员会委员追究党纪、政纪责任之主张，不属于国家赔偿案件审查范围，该院不予处理。综上，怀柔法院作出国家赔偿决定：一、赔偿丛桂芳人身自由赔偿金156384．25元；二、驳回丛桂芳的其他赔偿申请。丛桂芳不服该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赔偿请求人丛桂芳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称：2014年12月7日20时许，丛桂芳在驾驶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因涉嫌交通肇事罪，丛桂芳于2015年3月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23日被取保候审，2016年10月11日被逮捕，2017年12月22日被取保候审，2018年12月6日强制措施改为监视居住，2019年6月5日被解除监视居住，2019年11月15日被取保候审，2019年12月31日被解除取保候审。怀柔法院于2017年5月5日做出（2016）京0116刑初296号刑事判决，以交通肇事罪判处丛桂芳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丛桂芳不服上诉至三中院，三中院做出（2017）京03刑终438号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怀柔法院在2018年12月14日做出（2017）京0116刑初284号刑事判决，以交通肇事罪判处丛桂芳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丛桂芳再次上诉至三中院，三中院于2019年12月11日做出（2019）京03刑终87号刑事判决，判决撤销怀柔法院（2017）京0116刑初284号刑事判决，判决丛桂芳无罪。由于怀柔法院的错误判决，致使丛桂芳遭受羁押451天，被监视居住182天，人身自由受到严重侵犯，精神受到极大创伤，名誉受到严重损害，家庭生活、公司运营及子女报考公务员和职业晋升受到严重影响。申请事项为：1．撤销（2020）京0116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2．赔偿丛桂芳633天的人身自由赔偿金共计219492．75元；3．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万元；4．在怀柔区级媒体上公开为其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5．依法追究作出一审有罪判决的合议庭成员及时任审判委员会委员中主张有罪判决人员的党纪、政纪责任。经本院赔偿委员会释明，丛桂芳撤回第五项关于要求追究作出有罪判决的审判人员责任之请求。此外，丛桂芳对怀柔法院决定赔偿被实际羁押451天的人身自由赔偿金数额不持异议。赔偿义务机关怀柔区法院答辩称：一、丛桂芳主张依照633天计算人身自由赔偿金共计219492．75元缺乏法律依据。首先，按照丛桂芳提交的相关证据，丛桂芳自交通事故发生至被判决无罪的过程中，被采取羁押措施的时间共计451天，被采取监视居住的时间共计182天。按照《国家赔偿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国家赔偿申请人主张侵犯人身自由赔偿的强制措施限于违法刑事拘留、无罪逮捕及已经执行的有罪判决中的有期徒刑等，并不包括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及有罪判决确定的管制、有期徒刑缓刑、剥夺政治权利等刑罚。丛桂芳提出的监视居住亦应获得人身自由赔偿金之主张，缺乏相关法律规定。其次，就丛桂芳提出的赔偿案例而言，案例中因监视居住而获得人身自由赔偿金的申请人，均系被指定居所执行监视居住，即限定场所限定房屋条件下执行监视居住，与本案中丛桂芳在自有住所执行监视居住不同。丛桂芳据此主张其监视居住期间的人身自由赔偿金缺乏说服力。二、针对丛桂芳提出由赔偿义务机关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万元的要求，缺乏足够的事实依据。丛桂芳称因涉嫌交通肇事一案，历经五年非正常生活，造成子女职业、婚恋受到极大影响；同时丛桂芳主张其本人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其经营的北京丛桂芳运输有限公司受到严重影响，造成了巨大的经营成本损失。怀柔法院认为，丛桂芳在其所涉嫌的交通肇事一案侦查、起诉、审理期间，确实承受了一定的精神负担，但其子女的婚恋障碍并非因案件的办理导致。同时，丛桂芳主张其经营的运输有限公司承担高昂的经营成本损失，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即使存在一定的运营成本损失，亦不属于国家赔偿的直接损失范畴。丛桂芳以经营成本损失为由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理由不能成立。三、如果按照丛桂芳的要求，在区级媒体上公开进行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要求，容易导致不良的社会影响。丛桂芳与刘艳英、刘帅等乘坐的车辆发生事故后，经怀柔法院两次审理，均认定丛桂芳犯交通肇事罪。丛桂芳上诉后，三中院以现有证据不足为由判决丛桂芳无罪。但事故发生后首先到达事故现场的怀柔分局交通支队经勘查，认定丛桂芳驾驶车辆违反规定变更车道行驶，与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该起事故造成一人死亡（穆悠然，女，9个月），一人重伤（刘鄅）、五人轻伤（刘艳英、刘帅、赵金东、孙硕、穆寅生）的严重后果。事故发生后，丛桂芳未做出任何对受害人及受害人家属慰问、探望和补偿的意思表示。不论该起事故的主要责任归属如何认定，丛桂芳对于事故的发生并非毫无过错，但其对遭受丧亲之痛的被害人一方无任何道义和情感上的弥补。在此情形下，如怀柔法院以审判机关的身份在区级媒体上对丛桂芳公开进行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和恢复名誉，不仅将对受害人造成二次伤害，而且悖离社会公众朴素的是非观和道义感，恐将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经审理查明：2014年12月7日20时许，在北京市怀柔区怀耿路地和路口西侧，丛桂芳驾驶现代轿车与其同向行驶的奥迪轿车发生事故，造成车上人员刘艳英、刘帅、赵金东、刘鄅、孙硕、穆寅生、穆悠然（女，9个月）受伤，两车损坏。穆悠然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经北京市怀柔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刘艳英、刘帅、赵金东、孙硕、穆寅生的损伤构成轻伤，刘鄅损伤构成重伤。怀柔分局交通支队认定，丛桂芳驾驶车辆违反规定变更车道行驶，与本起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刘艳英驾驶车辆超速、超员行驶，与本起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确定此事故丛桂芳承担主要责任，刘艳英承担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后，丛桂芳于2015年3月9日被北京市公安局怀柔分局刑事拘留，同年3月23日被取保候审。2015年8月13日，因违反取保候审规定丛桂芳被北京市公安局怀柔分局网上追逃。2016年10月11日丛桂芳到北京市公安局怀柔分局投案，经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检察院批准于当日逮捕。同年12月7日，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检察院指控丛桂芳犯交通肇事罪，向怀柔法院提起公诉。怀柔法院于2017年5月5日做出（2016）京0116刑初296号刑事判决，以交通肇事罪判处丛桂芳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丛桂芳上诉至三中院，三中院于2017年11月24日做出（2017）京03刑终438号刑事裁定，裁定撤销该案原判，发回重审。发回重审后，怀柔法院于2017年12月14日重新立案进行审理，并于同年12月22日对丛桂芳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后于2018年12月6日再次对丛桂芳变更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怀柔法院经重新审理后，于2018年12月14日做出（2017）京0116刑初284号刑事判决，以交通肇事罪判处丛桂芳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丛桂芳再次上诉至三中院。三中院作出的（2019）京03刑终87号刑事判决书中载明：“一、本院认为，原判认定刘艳英为奥迪车驾驶人存在合理怀疑；二、因认定奥迪车司机是刘艳英存在合理怀疑，故奥迪车上真正的司机可能涉嫌故意伪造证据及饮酒后驾车，上述两个因素有可能导致本案事故责任认定发生重大变化。故本院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予采信。三、根据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交通事故现场图、现场及涉案车辆照片、被害人的陈述、民警刘杰的出庭证言，能证明丛桂芳事故发生时变更车道的事实，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丛桂芳属于违规变更车道。”综上，三中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丛桂芳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检察院指控丛桂芳犯交通肇事罪的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丛桂芳犯交通肇事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三中院于2019年12月11日作出二审判决，撤销（2017）京0116刑初284号刑事判决，改判丛桂芳无罪。以上事实，有（2016）京0116刑初296号刑事判决书、（2017）京03刑终438号刑事裁定书、（2017）京0116刑初284号刑事判决书、（2019）京03刑终87号刑事判决书在案佐证。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其中包括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据此，丛桂芳经二审改判无罪，其有权申请作出一审有罪判决的怀柔法院予以赔偿。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丛桂芳主张监视居住期间的人身自由赔偿金是否具有法律依据。二、丛桂芳因改判无罪被羁押，能否认定为《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致人精神损害以及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怀柔法院是否应当承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并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责任。关于焦点一，监视居住刑事强制措施虽然使得人身自由受到一定限制，但与采取实际羁押的强制措施相比较仍有本质差别，且国家赔偿实行法定赔偿原则，即《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规定的侵犯人身权情形不包括监视居住，并且丛桂芳是在其住所执行监视居住，不是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情形，不存在变相羁押，因此丛桂芳要求赔偿监视居住期间的人身自由赔偿金缺乏法律依据，怀柔法院不予赔偿并无不当，对丛桂芳的该项请求予以驳回。关于焦点二，《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的意见》），一般情形下，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应当综合考虑受害人人身自由、生命健康受到侵害的情况，精神受损情况，日常生活、工作学习、家庭关系、社会评价受到影响的情况，并考量社会伦理道德、日常生活经验等因素，依法认定侵权行为是否致人精神损害以及是否造成严重后果。《精神损害赔偿的意见》还规定，受害人对精神损害事实和严重后果的产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少或者不予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一方面，（2019）京03刑终87号刑事判决虽然认为因交通事故责任的划分导致丛桂芳不足以认定构成交通肇事罪，但同时可以认定交通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丛桂芳违规变更车道，其自身存在过错行为。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或者反驳对方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有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情形的，应当由赔偿义务机关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承担不利后果。虽然丛桂芳主张其因错误判决、无罪羁押导致其本人精神受到损害，子女就业、公司运营等正常生活秩序受到严重影响，但是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精神受到损害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客观事实，因此其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故丛桂芳要求怀柔法院赔礼道歉、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赔偿委员会不予支持。关于消除影响，恢复名誉，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刑事判决书已经在互联网上予以公布，足以在侵权行为影响范围内达到为丛桂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效果，因此丛桂芳要求消除影响、恢复名誉，本院赔偿委员会亦不予支持。鉴于丛桂芳对怀柔法院决定赔偿的被羁押451天的人身自由赔偿金数额无异议，本院赔偿委员会予以维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本院赔偿委员会决定如下：维持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京0116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二〇二一年一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