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96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冬坤，男，1981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先利，男，1971年10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现住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上诉人郭冬坤因与被上诉人邵先利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2020）苏0113民初33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3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2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郭冬坤、被上诉人邵先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冬坤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邵先利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邵先利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应依据相关证据，不能仅凭邵先利口述即认定邵先利伤情系由郭冬坤造成，应该对邵先利伤情来由进行调查。2.其和邵先利之间没有发生任何碰撞，邵先利并未提供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报警记录或监控视频等证据，邵先利对其主张的事实应该提供证据证实。邵先利辩称，1.关于郭冬坤提出的监控视频，邵先利与郭冬坤并不能决定监控安装地点，当时事发路段没有安装监控。2.关于郭冬坤提出的没有报警记录问题，因为本起事故发生后，双方协商认为只有擦伤，并没有大碍，所以双方均没有报警，当时郭冬坤给付邵先利150元作为先期赔偿的看病费用，同时郭冬坤留下个人实名信息和电话号码，邵先利当场给郭冬坤拨打电话确认了所留信息的真实性。3.邵先利就诊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可以证实其被撞后的实际伤情，郭冬坤否认与邵先利发生碰撞，但未能对郭冬坤向邵先利进行支付宝转账以及留下电话号码的事实作出合理解释，且邵先利提供的滴滴平台代驾订单信息能够反映2019年12月11日晚邵先利有出现在南京市栖霞区上的可能。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邵先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郭冬坤赔偿邵先利医疗费29627.37元、误工费21000元，合计50627.37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郭冬坤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2月16日，邵先利至南京市医结合医院（以下简称中西医院）检查，被诊断为：左侧锁骨肩峰端骨折并左肩锁关节半脱位。2019年12月17日，邵先利至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以下简称东部战区医院）住院治疗，主诉：摔伤致左肩部疼痛，活动受限6天。2019年12月19日，郭冬坤行左锁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2019年12月21日，郭冬坤出院，共住院4天。出院诊断为：左侧锁骨骨折，左侧肩锁关节半脱位。出院医嘱为：1.注意休息，加强营养；2.伤口1-2天换药并观察伤口情况，术后2-3周切口拆线；3.如有伤口红肿、渗液，发热等不适症状，及时就诊；4.卧床休息一个半月后我科门诊复查；5.患肢制动，避免负重；6.建议休息3个月；7.不适我科随诊。其后，邵先利又陆续至东部战区医院复诊。一审审理中，对于本案事故责任，双方意见及举证、质证情况如下：邵先利提供如下证据：1.郭冬坤于2019年12月11日22时43分向邵先利转账150元的支付宝账单截图；2.事后拍摄的照片一张；3.邵先利同事王某拨打郭冬坤手机的通话记录，并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王某当庭陈述，其与邵先利系同事，在东郊国宾馆的餐饮厨房工作，邵先利曾用其手机拨打一个人的电话，如通话记录显示，邵先利通话时表示去医院检查，发现肩膀骨折，让对方该负的责任负起来，对方表示让邵先利去医院看，后面会协商解决。经质证，郭冬坤对支付宝账单截图不持异议，表示其确实转给邵先利150元；对照片表示不清楚；对通话记录不持异议；对证人王某的证言表示平时电话很多，当时闲聊了几句，记不清内容了。郭冬坤陈述其从事滴滴代驾工作，并提供了2019年12月11日滴滴代驾的接单记录，该记录反映郭冬坤在2019年12月11日20时44分承接了从南京市秦淮区军师巷与马道街交叉口至南京市栖霞区东方天郡西区的代驾单。经质证，邵先利对该接单记录不持异议，并认为该记录能够反映事故地点在订单所涉区域内。关于邵先利损失，双方的意见及举证、质证情况如下：1.医疗费：邵先利主张29417.37元，并提供了门诊病历、检查报告单、住院病案、出院记录、医疗费票据作为证据。经质证，郭冬坤对证据不持异议。2.护理费：邵先利主张210元，并提供了护理费发票作为证据。经质证，郭冬坤对证据不持异议。3.误工费：邵先利主张每月收入7000元，因本起事故误工3个月，故误工费为21000元，并提供了其名下招商银行、南京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作为证据。经质证，郭冬坤对证据不持异议。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本案中，邵先利提供了支付宝账单、证人证言、通话记录等证据能够证明2019年12月11日郭冬坤向邵先利转账150元，并在事后表示愿意对邵先利伤情赔偿事宜进行协商。郭冬坤否认与邵先利相撞，但未能对上述事实作出合理解释，且其提供的滴滴平台代驾订单信息反映2019年12月11日晚其有出现在附近的可能。结合邵先利的病历材料和双方陈述，对2019年12月11日晚郭冬坤在附近与邵先利发生碰撞，并致邵先利受伤的事实进行认定。关于事故责任的认定。因双方关于事故原因无一致陈述，且无其他证据证明事故责任，事故双方均未尽到适当的注意义务，故认定双方均应负事故的同等责任。邵先利因非机动车交通事故造成人身受伤，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损害赔偿方面的相关法律规定予以处理。结合肇事当事人在本起事故中的过错程度，一审法院认定在本起事故中，邵先利、郭冬坤分别承担50%的责任。关于邵先利主张的各项费用，一审法院认定医疗费为13734.3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元、护理费210元、误工费7426.89元（7474元/月×3月-14995.11元）。上述各项费用共计21471.19元，由郭冬坤按50%的赔偿责任承担，即10735.6元。郭冬坤前期赔付的150元，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故郭冬坤还需赔偿邵先利10585.6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郭冬坤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邵先10585.6元。一审案件受理费400元，减半收取200元，由邵先利负担100元，郭冬坤负担100元（郭冬坤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逾期不缴将依法强制执行）。二审中，邵先利提供王剑出具的证明以及王剑居民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邵先利受伤之后的情况。郭冬坤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邵先利主张的证明目的亦不予认可。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9年12月30日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七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一份（宁公交证字［2019］第12112201号），该证明记载：“调查交通事故得到的事实：邵先利自述称：2019年12月11日22时许，邵先利驾驶悬挂南京Ｒ725**号牌电动自行车由南向北沿东侧非机动车道直行至天鸿山庄附近高架桥路段时，遇一男子驾驶电动自行车沿同车道逆向行至此处，两车碰撞，造成邵先利受伤、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该男子自称郭冬坤，手机号码为139××××****，事故发生后双方自行协商，郭冬坤先期支邵先利150元，如果邵先利伤情无大碍，就不再追究对方责任。双方在现场均未报警，自行撤除现场。2019年12月16日邵先利在中西医院检查时发现肩部骨折。我单位于2019年12月16日10时56分许接到邵先利报警，称：‘11号晚上的事故，两辆电动车碰撞，现在自己骨折了联系不到车主，需要交警再联系’，民警与自称郭冬坤男子电话联系，该男子否认该起事故，拒绝配合调查。因无证据认定双方责任，出具此事故证明”。2020年10月9日，王剑（居民身份证号码3201051985********）出具书面证明一份，内容为：“……我是邵先利所在东郊国宾馆餐饮部冷菜间厨师长，是邵先利主管，邵先利受伤后向我报告，说昨晚（2019年12月11日）下班路上，被人骑电动车沿同车道逆行撞伤左肩部，伤处虽没有破皮流血，但有瘀青、疼痛，需要休息几天，我叮嘱邵先利注意休息，要随时关注疼痛处。12月15日邵先利告诉我，左肩部疼痛处在用云南白药喷剂几天后，未见疼痛减轻，准备第二天（12月16日）去医院检查。12月16日邵先利告诉我，经中西医院检查，确定左肩部锁骨骨折，我告诉邵先利要抓紧时间看病，身体要紧，工作本人自有安排，邵先利经过权衡，决定12月17日到军区总院检查治疗……”。二审中，本院要求郭冬坤解释其于2019年12月11日22时43分向邵先利支付宝转账150元事宜，郭冬坤陈述：“……可能是和对方换现金的……应该是见过面，不然不可能有转账记录……我现在也不清楚换现金的用途，因为时间也太长了，我没有记忆了……”。邵先利出示其手机中向郭冬坤手机号码139××××****发送的相关手机短信，内容有：“2019年12月16日：［市公安局］南京交警七大队事故中队，地址：仙林文××……××现在到这个地址来，我在这里等你。我要有书面的事故经过材料给单位，以便于休假，申报工伤之用，请配合；2019年12月17日：郭冬坤先生，我已报警。请及时到上述地址的交警队去协调处理12月11日22点左右在高架桥下发生的交通事故。作为成年人，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你因骑电动车逆行出了交通事故就应该负起你该承担的责任。不接我的电话，不接警察的电话也逃避不了你该付的责任，到最后只能走法律途径；2019年12月30日：郭冬坤先生明天9点请到交警七大队事故中队……”。郭冬坤认可邵先利手机中存在前述短信，但表示其没有收到短信。二审中，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邵先利因受伤造成的损失应否由郭冬坤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邵先利主张其于2019年12月11日晚与郭冬坤发生交通事故，并要求郭冬坤赔偿相应损失。对此，郭冬坤明确否认交通事故的发生。依据一二审查明事实，本起事故发生前邵先利与郭冬坤互不相识，郭冬坤于2019年12月11日22时43分向邵先利支付宝转账150元，对于该150元款项性质，邵先利陈述系本起事故发生后，经双方协商郭冬坤支付的事故赔偿款，结合邵先利提交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证人证言、通话记录以及就医资料等，现有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认定邵先利主张的双方发生碰撞后郭冬坤向邵先利支付150元赔偿款的事实存在。对于郭冬坤向邵先利支付宝转账150元这一关键事实，郭冬坤二审中解释其当晚可能与邵先利换取现金，考虑到转账时间为夜间、郭冬坤无法解释清楚换现金用途且转账同时邵先利留下了郭冬坤手机号码等情况，郭冬坤的该解释明显不合常理。综合全案证据，一审法院认定2019年12月11日晚郭冬坤在附近与邵先利发生碰撞并无不当。郭冬坤提出的其并未与邵先利发生碰撞的上诉意见，与本院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关于邵先利的伤情问题，经审查，邵先利后被诊断为左侧锁骨骨折、左侧肩锁关节半脱位，从邵先利事发后就医的整个过程来看，其在事故发生当晚自行协商解决赔偿事宜，邵先利没有进行拍片确诊伤情，其后几天邵先利感觉伤情没有好转并于2019年12月16日前往中西医院进行ＤＲ检查，相关报告单显示其左侧锁骨肩峰端骨折并左肩锁关节半脱位，次日邵先利又前往东部战区医院住院手术治疗，该就医诊断过程合理。结合邵先利提交的病历、入出院记录等诊疗资料，现有证据可以证明邵先利骨折等伤情与本起交通事故具有关联性。郭冬坤虽主张邵先利伤情与本起交通事故无关，但其并未提交相反证据。一审法院认定邵先利伤情与本起交通事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认定郭冬坤应对邵先利主张的相关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并无不当。郭冬坤提出的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郭冬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上诉人郭冬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王世耀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苏 娟书记员  许冰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