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117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庭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山坡乡明星街。法定代表人：谭声斌，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才，湖北光谷（江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勇，男，1985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发涛，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泳波，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田恒星，男，1983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原审被告：高盛田，男，1958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区。上诉人湖北庭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庭厦建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高勇，原审被告田恒星、高盛田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2020）鄂0115民初32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3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庭厦建设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二、依法驳回高勇的全部诉讼请求；三、判令高勇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错误。原审法院认为2018年2月10日《质保金》条上田恒星的签字行为，系职务行为，该质保金系最终结算协议，并依据该质保金条判令庭厦建设公司向高勇支付质保金完全错误。首先，田恒星在质保金条上的签字行为，不是职务行为。《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而本案中，田恒星是项目部一般工作人员，不是项目部经理，也不是项目部负责人，不能代表庭厦建设公司；田恒星在质保金条上的签名，是以个人名义作出，而非以庭厦建设公司的名义作出；田恒星仅为庭厦建设公司项目部施工人员，其职责是负责项目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并不负责财务工作，无权对质保金多少进行结算，其在质保金条上的签字，不是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原审法院仅以田恒星在质保金条上的签名，即认为系职务行为显然是错误的。其次，2018年2月10日的《质保金》条未生效，谈不上系最终结算协议的问题。2018年2月10日质保金条上田恒星的签名，是以个人的名义作出的，也没有作出该质保金条系最终结算结论的意思表示。在质保证金条下方，项目部负责人高盛田明确标注：“请公司审查审批”，其意思表示并不是对质保金的认可，是否认可则由庭厦建设公司最终审批确定，该批注的意思表示明确具体，而庭厦建设公司并没有在该质保金上进行确认，表明双方就质保金金额并未达成一致，该质保金条未生效，谈不上最终结算协议的问题。2019年2月后微信聊天记录中的“谭老大”是什么人，能否代表庭厦建设公司，其是否参与了质保金尾款的结算，是否知道质保金尾款已结清的事实，高勇均无任何证据证明，原审法院仅凭不明身份的人的聊天记录，就认定庭厦建设公司没有付清质保金显然是错误的。无论两份质保金条时间上是否相差2天，也无论2天之内质保金金额是否由267918元降至67000元，均不能证明2018年2月10日质保金条达成协议，更不能证明该质保金条系最终结算协议。原审法院以意思表示未达成一致的质保金条认定该质保金条生效且为最终结算协议显然是错误的。第三，当高勇向庭厦建设公司出具2018年2月12日质保证条时，庭厦建设公司接受质保金条并按照高勇提供的民工工资表支付给杜红亮等四人，表明双方就质保金尾款达成一致，该质保金条生效，对双方均具有拘束力。该质保金条上载明：“质保金尾款为67000元”，尾款的意思表示恰恰表明系双方结算的结果，也就是截至2018年2月12日庭厦建设公司只有67000元的保证金尚未支付，即使实际尾款或超出或不足，均因当事人的权利处分而不再享有。当庭厦建设公司支付相应款项后，双方质保金业已结清，田恒星的签名也不构成表见代理。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田恒星系高勇的施工员，其职责是负责项目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其以个人名义实施的非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不符合《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规定，原审法院认定田恒星的签字行为构成职务行为，是适用法律错误。高勇辩称，一、一审法院判决庭厦建设公司支付高勇质保金认定事实正确，庭厦建设公司的上诉请求应予以驳回，2017年高勇施工完毕后，与庭厦建设公司进行了结算，并向高勇出具了质保金条据一张，确认工程总量的95%已经付清，余款5%作为质保金，质保期于2018年12月31日到期，上述条据有庭厦建设公司项目部结算人员田恒星、项目部经理高盛田的签字，另提供了聊天记录以证明质保金的事实，一审法院根据本案以上事实，进行了公平公正的判决，认定事实完全正确；二、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田恒星向高勇出具质保金条据系职务行为认定完全正确，庭厦建设公司在一审中确认田恒星为其公司员工，但对其具体工作表述含糊不清，高盛田在一审中自认其为项目部负责人，对其签字行为不持异议，田恒星在案涉项目部负责工程结算，对质保期、金额进行确认后予以签字认可，系职务行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庭厦建设公司在上诉状中提出田恒星不具有职权，但无证据予以证明，且该问题为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不能以此为由对抗第三人；三、关于67000元的质保金条，系高勇出具给农民工杜树松等人的，并非出具给庭厦建设公司，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非常清楚。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田恒星、高盛田未发表述称意见。高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庭厦建设公司、田恒星、高盛田支付工程质保金267918元及利息，利息以267918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2、庭厦建设公司、田恒星、高盛田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庭厦建设公司承建大花山花山郡项目工程。2016年庭厦建设公司临时成立项目部，项目部负责人系高盛田，田恒星系该项目部的工作人员。庭厦建设公司承建花山郡项目后将泥工劳务部分发包无用工主体资质的个人即高勇施工，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高勇承包后，即组织杜树松、杜红亮、杜家宽、杜亚旭等人进场施工。2017年，高勇施工完毕，双方进行了结算，但未办理具体的结算手续。结算后，庭厦建设公司项目部工作人员即田恒星于2018年2月10日向高勇出具了质保金条据一张，确认工程总量的95%已付清，余款5%即267918元作质保金，质保期自2017年12月31日至2018年12月31日，质保期届满后10天内一次性付清。该条据出具后，庭厦建设公司项目部负责人即高盛田在条据上注明“请公司审查审批高盛田2019.1.18号”。2018年2月12日，高勇出具了质保金压条一张，载明：花山郡22号楼24号楼内粉、地坪、楼梯踏步抹灰，23号楼地坪施工质保金尾款共计67000元整。该尾款按公司质保金压条日期支付。高勇陈述该质保金压条系其向雇请的农民工杜树松、杜红亮、杜家宽、杜亚旭出具，并提交微信聊天记录证实庭厦建设公司要求其维修的情况，以及庭厦建设公司要求维修款从质保金中扣减的情况。庭厦建设公司陈述该质保金压条系高勇向其出具，且该条据在庭厦建设公司手上，对此庭厦建设公司还提交了杜树松、杜红亮、杜家宽、杜亚旭工资表（合计67000元）以及其于2019年2月向杜红亮等人支付67000元的付款凭证，用以证实质保金已付清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合同性质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高勇诉请的虽系质保金之诉，但根据其履行合同内容可确定高勇所施工范围均为泥工，系工程中的劳务部分；其次，工作内容系高勇组织其他农民工进行劳务，而非建设工程，故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合同性质应为劳务合同，而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二、合同效力问题。庭厦建设公司将泥工劳务发包高勇施工，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已形成事实劳务合同关系，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但由于高勇无用工主体资质，双方劳务合同无效。三、田恒星向高勇出具的质保金条据的认定问题。一审法院认为，田恒星系庭厦建设公司项目部工作人员，其向高勇出具的条据有庭厦建设公司项目部负责人即高盛田的签字确认，该条据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确认田恒星出具的条据为职务行为。该条据应认定为双方的最终结算结论，确认95%的款项已结清，余款5%即267918元未付。该款项双方当事人虽认定为质保金，但根据合同性质，一审法院确认该5%尾款应认定为劳务费尾款。四、关于高勇出具的质保金压条问题。庭厦建设公司陈述该压条系高勇向其出具，高勇陈述系其向杜红亮等四人出具。一审法院认为，第一，该压条的数额为67000元，与田恒星质保金出具的5%质保金267918元数额有差异；第二，田恒星质保金条据出具的时间是2018年2月10日，而高勇出具的质保金压条时间为2018年2月12日。在质保期未届满情况下，庭厦建设公司无支付质保金义务，在差异2天时间内质保金由267918元降至67000元，庭厦建设公司无证据证实；第三，根据庭厦建设公司支付凭证，证实其所支付的67000元仅支付杜红亮等四人；第四，根据高勇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确认高勇于2019年2月后仍与庭厦建设公司在就质保金尾款发生纠纷，且庭厦建设公司仍表示维修款将从高勇质保金扣减，说明庭厦建设公司仍未付清质保金。综上，一审法院对庭厦建设公司陈述质保金系高勇向其出具且质保金已付清的意见不予采信，双方最终的结算结论为田恒星向高勇出具的质保金条据，但应扣减庭厦建设公司于2019年2月向杜红亮等四人支付的67000元款项。五、高勇诉请的利息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劳务合同无效，而导致合同无效的责任双方均有过错，双方损失各自自行承担，故高勇诉请的利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六、关于田恒星、高盛田的责任问题。一审法院认为，田恒星、高盛田均系庭厦建设公司项目部工作人员，其所履行的行为均为职务行为，不应承担责任。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款、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由湖北庭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高勇劳务费200918元；二、驳回高勇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560元，减半收取2780元，由高勇负担780元，湖北庭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20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庭厦建设公司提交2016年8月31日至2019年2月2日期间其向高勇付款的凭证，共支付了6765976元，拟证明质保金条上的金额与总工程款不对应，庭厦建设公司对该质保金条未予认可。高勇质证认为，对庭厦建设公司在二审提出证据有异议，庭厦建设公司在一审时陈述没有结算凭证，在二审中提交证据没有正当理由，不应予以采信。该证据为复印件，高勇无法核实其真实性，现仅就该复印件所载明的内容进行质证，高勇领款明细没有高勇本人签名，系庭厦建设公司单方制作，款项并非只支付给高勇，不能证明上述所有款项都是与高勇结算的金额。证据中涉及的多份银行流水、领款单据并非单独与高勇进行结算，不能证实本案结算的工程总量，对除高勇以外的转账记录均不予认可，另该证据中借支单、结算单等均载明审核人为田恒星，审批人为高盛田，与本案的质保金条相印证，可以证实高勇所提交的质保金条的真实性，另高勇对其中的结算数额持有异议，需要核实。田恒星、高盛田未发表质证意见。经质证，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清单为庭厦建设公司单方制作，庭厦建设公司以其单方确认的付款金额而非结算的工程量总金额来倒推质保金条金额的不合理性，无事实依据，也与田恒星手书确认的质保金金额不相符，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高勇、田恒星、高盛田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二审另查明，庭厦建设公司提交的十张借支单或领款单上，屡见田恒星作为核准人、高盛田作为审批人的签名，庭厦建设公司亦按照审批金额付款。2019年2月1日，庭厦建设公司按照高勇出具的《质保金压条》，向杜树松、杜红亮、杜家宽及杜亚旭等人共支付67000元。2019年2月2日的领款单上，事由处载明“花山郡人工费22#23#24#号楼泥工”，金额为60918元，备注处载明“付吴**胜……46700元”“余下付高勇……14218元”，领款人处有高勇的签名，领款单右上处手书“按高勇打的领款单付给当事人”，庭厦建设公司按该领款单上的账号于2019年2月2日向吴**胜支付46700元、向高勇支付14218元。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高勇向庭厦建设公司主张劳务费尾款的请求是否成立。一、《质保金》条能否作为高勇与庭厦建设公司的结算依据。其一，《质保金》条的内容能对应高勇在庭厦建设公司承接项目中的泥工劳务，田恒星确认了质保金的金额，高盛田于《质保金》条约定的时间即一年之后手书“请公司审查审批”。其二，从高勇与庭厦建设公司结算的惯例来看，劳务费经田恒星核准、高盛田审批后，该款项即向高勇发放。庭厦建设公司上诉认为田恒星签名行为不是职务行为，但其二审提交的证据显示，在案涉项目上田恒星常负财务审核之职责，其该项上诉意见，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三，关于高盛田手书的“请公司审查审批”之效力，在《质保金》条金额明确的情况下，庭厦建设公司的内部审批流程，尚不能约束作为公司外部人员的高勇，高勇有理由相信田恒星、高盛田的签名能代表庭厦建设公司，庭厦建设公司认为《质保金》条未生效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其四，高勇出具的《质保金压条》明确提及“公司质保金压条”，与高勇作为起诉依据的《质保金》条相印证，庭厦建设公司按《质保金压条》付款的时间也与《质保金》条载明的时间与期限相印证。从本案所涉条据的性质来看，条据应为债务人向债权人出具，对庭厦建设公司而言，高勇是其债权人，高勇无义务向庭厦建设公司出具条据，高勇手书的《质保金压条》应为高勇向其自己的债权人出具，故庭厦建设公司关于本案结算依据应为高勇手书的《质保金压条》的上诉意见，无论是从条据内容还是从性质来看，并不能成立。结合以上，《质保金》条应作为高勇与庭厦建设公司的结算依据，庭厦建设公司应按《质保金》条上的金额向高勇支付款项。二、庭厦建设公司应支付的金额。《质保金》条约定的付款期限已至，在高盛田签名确认之后，庭厦建设公司于2019年2月1日向杜树松、杜红亮、杜家宽及杜亚旭等人共支付67000元，于2019年2月2日基于同一张领款单向吴**胜支付46700元、向高勇支付14218元，对2019年2月2日的款项，因高勇在领款人处签字，领款事由也与本案劳务范围相关，在高勇未举证证明其与吴**胜的收款区别于《质保金》条项下款项的情况下，本院对该部分款项予以扣减，即庭厦建设公司仍应向高勇支付140000元（200918元－46700元－14218元）。综上所述，庭厦建设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2020）鄂0115民初3226号民事判决；二、湖北庭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起十日内支付高勇劳务费140000元；三、驳回高勇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560元，减半收取2780元，由高勇负担1327元，湖北庭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45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560元，由高勇负担2654元，湖北庭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290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张文浩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胡海洲书记员徐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