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109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越秀嘉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塔子湖东路****楼首层。法定代表人：沈立忠，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冬静，湖北忠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康景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精武路**越秀国际金融汇****楼物业服务中心法定代表人：沈立忠，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冬静，湖北忠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涓，女，1978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繁，湖北万中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武汉越秀嘉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秀公司）、上诉人武汉康景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涓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2民初3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越秀公司与上诉人康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冬静，被上诉人陈涓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越秀公司、康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陈涓对越秀公司、康景公司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2.由陈涓负担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未按发回重审要求调查取证，存在程序错误。根据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1民终11726号《民事裁定书》，对于武汉民生房地产交易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代理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应由法院向民生代理公司进行调查核实。但本案发回重审后，一审法院并未对该说明进行调查核实，之前的错误程序未予纠正。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作出判决系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是，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越秀公司与陈涓签订的《劳动合同》于2016年12月终止,越秀公司不存在未按《劳动合同》约定向陈涓支付劳动报酬的情形，陈涓对此无异议。陈涓主张的销售奖金提点、额外奖励，属于康景公司对员工自销商铺的奖励，与越秀公司无关，不应由越秀公司承担责任；陈涓通过劳务派遣方式至康景公司工作，康景公司与陈涓之间属于用工单位与劳动者的关系，不属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关系，不应当适用该规定。2.一审判决康景公司对越秀公司应承担的义务负连带责任违反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三款“连带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规定，暂且不论越秀公司是否应向陈涓支付销售奖金提点、额外奖励，一审判决康景公司对越秀公司承担的义务负连带责任没有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3.一审判决认定陈涓的主张未超过法定仲裁时效期间于法无据。陈涓与越秀公司之间劳动关系于2016年12月25日解除，陈涓最迟应于2017年12月25日前提出劳动仲裁申请。陈涓于2019年3月提起劳动仲裁时，已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期间，其提供的证明中断诉讼时效期间的证据，系陈涓与叶文垠、徐琦之间的聊天记录。一方面，在微信聊天记录中，陈涓只是询问销售佣金发放事宜，没有主张其在本案提及的销售佣金、额外奖励，且叶文垠、徐琦也未认可应当向陈涓发放销售佣金、额外奖励；另一方面，叶文垠、徐琦并非越秀公司或康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向他们发微信，不能达到证明陈涓向越秀公司或康景公司主张债权的目的，不能产生仲裁时效中断的效力。三、一审判决违背查明事实。（一）一审判决认定“越秀公司向陈涓支付销售奖金提点186875元及额外奖励20万元，两项共计386875元”，缺乏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查明事实反映：1.越秀公司与陈涓签订《劳动合同》于2016年12月25日解除，双方已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也无拖欠劳动报酬情形；2.四套商铺系康景公司开发建设，制定员工自销商铺奖励办法的主体是康景公司，发放员工销售奖励的主体是康景公司；3.陈涓在起诉前曾委托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黄静向康景公司发送律师函，该律师函说明陈涓认可的责任主体是康景公司而非越秀公司。基于此，越秀公司不应承担康景公司的责任义务。（二）一审判决认定“陈涓有权获得四套商铺的自销佣金及额外奖励”与查明事实不符。1.四套商铺属于民生代理公司分销，所涉销售代理佣金已支付。陈涓主张系由其销售案涉的四套商铺，但根据一审查明事实（一审判决第7页最后一行至第8页第一段），反映康景公司与民生代理公司签订《武汉越秀【国际金融汇】项目场外分销代理合同》（以下简称《代理合同》），约定康景公司委托民生代理公司作为场外销售代理商，康景公司于2017年6月8日按合同约定向民生代理公司支付了四套商铺销售代理佣金1955250元。2.民生代理公司收取销售代理佣金后有权自行支配，不能推翻康景公司已向中介公司支付销售代理佣金的事实。陈涓提供其与民生代理公司范龙昆的微信聊天记录，以此证明民生代理公司与康景公司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将销售佣金支付给介绍购买四套商铺的陈汉文。该聊天记录反映民生代理公司认可实际推销四套商铺的是陈汉文，并未反映四套商铺由陈涓销售。对于民生代理公司收款后如何使用，系民生代理公司享有的权利，并不能推翻康景公司已向民生代理公司支付销售佣金的事实。3.认定“应向陈涓支付四套商铺自销佣金及额外奖励”缺乏证据证明。一是康景公司制定的商铺销售奖励办法并不适用于陈涓。陈涓一审提交2016年2月《关于武汉公司〈金融汇二期项目住宅及商铺销售专项奖励办法〉》反映该办法适用于营销部销售线员工，陈涓庭审认可其岗位是销售管理岗，还陈述其代理销售的住宅，均是以销售线员工名义，由销售线员工取得佣金后再转付给陈涓。结合“陈涓每月工资为10208.33元，远高于销售线员工”和“陈涓与康景公司系劳务派遣关系”，可以说明陈涓无权依商铺销售奖励办法向康景公司主张权利。陈涓通过OA流程申请四套商铺的销售奖金，属于其工作职责，不能以此证明相关销售奖金归属于陈涓。陈涓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曾取得康景公司发放的销售奖金。二是能够取得销售奖金和额外奖励的前提条件是员工自销，不能是中介机构代销。康景公司同意向销售线员工支付销售奖金的前提条件是销售员工自行销售房屋。对于中介机构代销房屋不属于发放销售资金和额外奖励的范围。三是有权对陈涓提交相关OA文件作出解释的主体是康景公司，法院无权干涉公司内部经营管理行为。陈涓提交的相关文件，系其作为销售管理人员向康景公司提出的销售奖励分配方案建议，在未得到康景公司确认前，不能认定已得到康景公司的同意。同时，陈涓提交的相关文件，并不能得出“陈涓有权获得销售奖金提点186875元及额外奖励20万元”的结论。具体表现在：1.2016年9月《关于金融汇一、二期项目余货商铺销售奖励方案》，反映中介机构带访成交无每套商铺5万元的额外奖励，即四套商铺不能再主张20万元额外奖励。2.2016年12月《关于提高金融汇部分商铺中介公司分销佣金的请示》，反映“此次中介成交金额高于现场正常成交金额，所以自销销售佣金点数及奖励按正常结算”。根据《关于武汉公司〈金融汇二期项目住宅及商铺销售专项奖励办法〉》，自销销售是按工作岗位确定奖金提点，即使陈涓有权按销售经理岗位提点，所能获得的销售奖金提点是0.08%，并非0.65%。一审判决以“越秀公司、康景公司无法给出四套商铺销售后台及销售专员名单”为由，直接判定陈涓有权按0.65%提点。一方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在无销售后台、销售专员参与销售的情况下，销售经理有权按0.65%提点”。一审查明事实反映“对于销售专员的0.55%提点，如自销商铺系内部员工购买，则销售专员奖金比例减少为0.25%”，并没有文件规定“无销售后台、销售专员参与时，销售经理的奖金比例可以进行调整”，法院无权擅自修改康景公司的文件；另一方面，康景公司提供证据证明了四套商铺是由民生代理公司代理销售，即四套商铺不属于员工自销，故康景公司没有提供参与销售的人员名单。不能以陈涓作为康景公司经办人在合同上签名来认定四套商铺系由陈涓代理销售。需要说明的是，陈涓提交的上述文件并未得到集团领导即康景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审批确认，且上述OA文件内容与陈涓提供的2016年2月《关于武汉公司〈金融汇二期项目住宅及商铺销售专项奖励办法〉》不相符，违背了康景公司制定奖励办法中关于“中介机构代销房屋不能发放销售员工销售资金和额外奖励”的规定。因此，一审判决认定陈涓有权主张销售奖金提点186875元和20万元额外奖励，明显证据不足。综上，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且未根据查明事实依法裁判。另外，补充一点，一审中陈涓主张两个公司承担的是共同责任，但是一审判决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承担连带责任错误，属于判非所请。陈涓辩称，本案之前发回重审是以事实不清发回重审，而非程序非法。本案发回重审后，对未查清事实进行了调查，陈涓补交了相应证据。一、一审程序不存在错误。本案发回重审后，虽然民生代理公司未出庭作证，但陈涓补充提交了其他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证明民生代理公司属于代开票，案涉四套商铺并非民生代理公司带访成交。二、陈涓与湖北省对外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外服公司）并不存在劳动关系，陈涓与越秀公司、康景公司的劳动关系持续到2017年9月30日。陈涓从事的工作为销售管理岗，并非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陈涓在“被”劳务派遣后，工作地点、工作岗位、工作职责也是对之前工作的延续。两上诉人的行为属于借用劳务派遣名义，逃避法律责任的“逆向派遣”，或叫“反向劳务派遣”，其实就是假派遣。应认定无效。三、两上诉人员工管理制度混乱，用工主体不清，应对陈涓承担连带责任。在职期间，两上诉人随意变更陈涓工作地点、用工主体，陈涓与越秀公司签订有劳动合同，越秀公司为陈涓购买社保、发放工资，陈涓即代表越秀公司也代表康景公司销售房屋。两上诉人有相同的工作人员、员工制度、办公系统。除混同用工外，两上诉人通过假派遣的方式严重侵犯员工的合法权利。两上诉人作为越秀地产旗下公司，充分了解劳动法律法规，但并没有充分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是企图通过法律制度、重新构建新的法律关系，逃避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四、陈涓的主张并未超过法定的仲裁期间。陈涓提交了充分的证据证明仲裁期间在2017年10月、2018年4、5、6月，2019年1月发生中断，且该证据已经得到了一审法院的认可。五、两上诉人应当支付陈涓工资及奖金386875元。两上诉人一直以涉案商铺系带访成交为由进行抗辩，拒绝发放陈涓工资及奖金。陈涓已经提交了充足的证据予以证明涉案商铺并非带访成交。退一步讲，无论商铺是否带访成交，也无论其他任何原因，两上诉人既然在0A流程中同意照常发放陈涓工资及奖金，就负有支付义务。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涓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越秀公司与康景公司支付陈涓劳动报酬、奖金386875元及利息（利息以386875元为本金，按照6%/年计算，从2017年6月19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暂计算至2019年5月16日为44877.5元）；2.诉讼费用由越秀公司与康景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涓于2019年3月14日向武汉市江岸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越秀公司与康景公司向陈涓支付劳动报酬、奖金386875元及利息40557.40元。武汉市江岸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5月7日作出岸劳人仲裁字【2019】第22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陈涓的仲裁请求。陈涓不服该裁决，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越秀公司与康景公司向陈涓支付劳动报酬、奖金386875元及利息。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23日作出（2019）鄂0102民初750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越秀公司向陈涓支付销售奖金提点186875元及额外奖励20万元，两项合计386875元，康景公司承担连带责任，驳回陈涓的其他诉讼请求。越秀公司与康景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16日作出（2019）鄂01民终1172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一审法院（2019）鄂0102民初7509号民事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遂成诉。2015年3月，陈涓入职越秀公司，双方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5年3月2日至2018年3月1日，约定岗位为销售管理岗。2016年2月22日，陈涓在越秀公司与康景公司共用的OA办公系统上发起“关于武汉公司《金融汇二期项目住宅及商铺销售专项奖励办法》的呈批”，内容为：为促进销售任务完成，在2015年10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间就金融汇二期项目住宅及商用物业实施销售专项奖励办法，按实际签约金额为考核依据，商业产品奖金提点为直管销售经理0.08%，销售后台0.02%，销售专员0.55%，合计奖金占比0.65%，内部员工购买的，销售专员奖金为0.25%；合作单位、内部员工即分销机构推荐购买的，销售专员奖金为0.25%。该《办法》经审批同意后实施。2016年9月9日，陈涓在越秀公司OA办公系统上发起《关于金融汇一、二期项目余货商铺销售奖励方案》的呈批，内容为：在完成审批流程当日至2016年12月30日止，就金融汇项目一期、二期余货商用物业，如各商铺最终成交价高于该商铺ERP底价20万以上，则每套商铺额外奖励5万元，中介机构带访成交无额外奖励。该《方案》已经审批同意。2016年12月12日，陈涓在越秀公司OA办公系统上发起《关于提高金融汇部分商铺中介公司分销佣金的请示》，内容为：为锁住有意向购买越秀国际金融汇二期商业13号楼底商9-12号共4间商铺（连铺）的大客户，拟提高中介机构成交佣金至1955250元，高于原呈批通过分销机构佣金提点（原为3%）3.8%，如成交则合同成交价2875万减去中介佣金1955250元后，可实收2679万元（该金额比公司原定折后成交价2576万元高出104万元），由于此次中介成交金额高于现场正常成交金额，所以自销销售佣金点数及奖励按正常结算。此流程结束后，我部发起erp调价流程，将4套商铺价格调整为总价2875万元。该《请示》已经审批同意。2016年11月，陈涓向公司领导徐琦短信汇报了其前期接触的客户武汉市佛教协会有意向购买越秀国际金融汇13栋9号、10号、11号、12号商铺的情况，并就该客户提出的条件请示徐琦。2016年12月19日，康景公司（卖方）与武汉市佛教协会（买方）就越秀国际金融汇13栋9号、10号、11号、12号商铺签订《订购书》，陈涓作为订购经办人签字。2017年1月，武汉市佛教协会就前述越秀国际金融汇13栋9号、10号、11号、12号商铺前述《签约确认单》，确定4套商铺总价2875万元。2016年12月至2017年，武汉市佛教协会陆续支付了购房款。2017年2月18日，康景公司与民生代理公司签订《代理合同》，约定康景公司就前述越秀国际金融汇13栋9号、10号、11号、12号商铺委托民生代理公司作为场外销售代理商，佣金=成交总价（合同签约金额）×6.8%。2017年6月8日，康景公司向民生代理公司支付了前述佣金1955250元。2016年12月26日，陈涓在未与越秀公司办理劳动合同解除手续的情况下，被安排与湖北外服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约定湖北外服公司将陈涓派遣至康景公司工作，合同期限为2016年12月26日至2018年9月29日。康景公司与越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相同，两公司办事机构所在地相同，均为武汉市江汉区精武路18号越秀国际金融汇一期1号楼物业服务中心。陈涓虽签订新的劳动合同，但工作岗位并未变化，工作汇报、呈批对象也未发生变化。2017年6月19日，陈涓在越秀公司与康景公司共用的OA办公系统上发起《关于越秀国际金融汇二期商业佣金及奖励发放的请示》，请求发放的内部政策依据即为前述《金融汇二期项目住宅及商铺销售专项奖励办法》、《关于金融汇一、二期项目余货商铺销售奖励方案》，该方案已经审批同意。陈涓于2017年9月30日离职，离职前，越秀公司与康景公司未向陈涓发放销售越秀国际金融汇13栋9号、10号、11号、12号商铺的奖金提点和5万元/套的额外奖励。2017年10月、2018年4月，陈涓向其在职期间的营销部上级领导叶文垠发送短信询问前述越秀国际金融汇13栋9号、10号、11号、12号商铺的商业自销佣金和奖励的发放事宜；2018年5月、6月，陈涓向其在职期间的公司领导徐琦发送短信提出发放前述越秀国际金融汇13栋9号、10号、11号、12号商铺的成交奖励及佣金事宜。陈涓提交了由民生代理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为：越秀国际金融汇13栋9号、10号、11号、12号商铺并非由民生代理公司带访成交，民生代理公司只是应越秀公司、康景公司的要求完成成交代开票事宜。该《情况说明》下方有手写的“范龙昆”的名字及电话。陈涓称范龙昆系民生代理公司的营销总监，因民生代理公司与越秀公司和康景公司仍有合作，范龙昆迫于压力无法出庭作证。同时，陈涓向法院提交了其与范龙昆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二人在2016年12月至2017年6月期间商谈关于代开发票事宜，涉及金额1955250元。上述《情况说明》不符合证据形式，法院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但陈涓提交的与范龙昆的聊天记录能够与康景公司在2017年6月8日向民生代理公司支付1955250元的时间和金额相互印证，故法院对于上述聊天记录的证明力予以确认。一审庭审中，越秀公司与康景公司主张涉案四套商铺系通过中介单位即民生代理公司的分销流程进行销售的，而非自销流程，即便该笔销售业务是由陈涓促成的，但因该业务已被公司归为中介分销流程，故陈涓无权按照公司发布的关于自销流程提成方案主张销售奖金。但经审批同意的陈涓发起的《关于提高金融汇部分商铺中介公司分销佣金的请示》（2016年12月12日）包含“由于此次中介成交金额高于现场正常成交金额，所以自销销售佣金点数及奖励按正常结算”及“将4套商铺价格调整为总价2875万元”的内容，视为双方已对涉案四套商铺将按照自销销售佣金点数及奖励正常结算以及对应的销售价格达成了合意。上述事实也可从陈涓离职后向叶文垠追索上述销售奖金的聊天记录中得到印证。综上，法院结合查明的事实和双方提交的证据认定陈涓有权就涉案的四套商铺销售作为自销销售业绩按照《金融汇二期项目住宅及商铺销售专项奖励办法》和《关于金融汇一、二期项目余货商铺销售奖励方案》主张销售奖金，对越秀公司与康景公司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信。《金融汇二期项目住宅及商铺销售专项奖励办法》中明确规定商业产品奖金提点为直管销售经理0.08%，销售后台0.02%，销售专员0.55%，合计奖金占比0.65%。越秀公司与康景公司据此主张即便陈涓有权主张涉案四套商铺销售奖金，其作为销售经理也只能按照0.08%主张。但本案中并无证据显示陈涓之外的销售人员曾参与涉案四套商铺的销售工作，经法庭询问，越秀公司与康景公司亦无法给出涉案四套商铺销售业绩对应的销售后台及销售专员人员名单，作为管理者，其应对此承担不利后果。综上，法院对越秀公司与康景公司的上述诉讼意见亦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陈涓与越秀公司劳动关系存续期间，陈涓履行工作职责，作为经办人促成越秀国际金融汇13栋9号、10号、11号、12号商铺销售成功，越秀公司应按之前批准的自销奖金方案向其支付奖金提点186875元（2875万元×0.65%）以及额外奖励20万元（5万元/套×4套），以上共计386875元。陈涓促成销售的涉案4套商铺属康景公司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康景公司与越秀公司在同一地址办公，共用同一套办公OA系统，共同对陈涓进行管理，康景公司应就越秀公司的上述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因陈涓已于2017年10月、2018年4月、5月、6月向公司领导主张其销售提点与奖励，故越秀公司、康景公司关于陈涓的主张已超出仲裁时效的抗辩，不予采纳。陈涓关于支付劳动报酬利息的诉请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越秀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陈涓支付销售奖金提点186875元及额外奖励20万元，两项共计386875元；二、康景公司对越秀公司应承担的第一项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陈涓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5元，免予收取。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2017年2月18日，康景公司与民生代理公司签订的《代理合同》约定如下内容：销售项目:武汉越秀【国际金融汇】二期商业13号楼底商9、10、11、12号商铺；民生代理公司带访的客户必须交给康景公司场内自销团队人员接待；民生代理公司引荐的客户经康景公司确认为有效客户后，民生代理公司将客户带到场时，需签订《越秀国际金融汇客户带看确认单》；若引荐的有效客户成交的，民生代理公司需签订《客户成交确认单》。民生代理公司未签订《越秀国际金融汇客户带看确认单》和《客户成交确认单》但成交客户不计算佣金。2016年12月12日，陈涓向公司领导发起的《关于提高金融汇部分商铺中介公司分销佣金的请示》载明如下内容：“各位领导：越秀国际金融汇二期商业13号楼底商9-12号共4间商铺，由于结构需要，销售上需采取连铺方式销售。因该4套商铺面积大约466.4平方米，总价高（我司内部队该连铺的定价2709万元，折后成交价2576万元）其不具备餐饮功能，因此销售难度较大。现金融汇项目正在合作分销机构，向我司反馈其有意向购买该连铺的大客户自愿，且最终可以合同总价2875万元（属备案价范围内）予以成交，高于原折后成交价299万元，但该中介机构要求此4套商铺的佣金必须在前期我司已呈批通过的佣金基础上予以提高。为了更好的完成2016年武汉市公司商铺销售任务，同时刺激该中介机构尽快锁住意向大客户，经双方协商，此4套中介机构成交佣金为195.525万元，高于原呈批通过分销机构佣金提点（原为3%）3.8%,计算过程详见附件1.……。四、由于此次中介成交金额高于现场正常成交金额，所以自销销售佣金点数及奖励按正常结算。此次成交中介费不在第四季度营销费用内，但在项目2016年度营销费用计划内。此费用纳入2016年项目营销费用。附件清单：1.关于营销阶段性事项的请求；2.阶段性营销方案及相关附件。附件1:13号楼（9-12#）商铺计算明细；关于提高金融汇部分商铺中介公司分销佣金的请求；（已审批通过）关于金融汇项目与场外公司合作分销的请示。陈涓与其上级领导叶文垠发送的短信中记载如下内容：陈涓：“当时推荐方的奖励由于后台成交时间登记为2017年，所以给我的回复是领导不发。”“叶总，关于佛教协会佣金及奖励事宜，请问您这边核实没？由于当初成交属推荐，客户全款已支付完大半年了，但是推荐奖励一直未发放，还请叶总核实后给予回复。谢谢。”“成交客户属业内人士推荐的”。叶文垠：“业内人士奖励有方案依据吗”？陈涓回答：“有的”。……。2016年2月22日，陈涓向公司领导发起的《关于武汉公司的呈批》在奖金发放办法中载明：奖金收入增加的个人所得税，由销售员工自行缴纳。2016年9月9日陈涓向公司领导发起的《关于金融汇一、二期项目余货商铺销售奖励方案》载明：各商铺最终成交价高于该铺ERP底价20万元以上，每套商铺额外奖励5万元/套（含税）。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案涉四套商铺的销售是否为民生代理公司分销或者带访成交、越秀公司与康景公司是否应向陈涓支付销售奖金提点与额外奖金及金额多少。一、关于案涉四套商铺的销售是否为民生代理公司分销或者带访成交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2016年12月19日，康景公司与武汉市佛教协会就案涉商铺销售签订了《订购书》，经办人为陈涓；2017年1月25日，武汉市佛教协会签署《签约确认单》，陈涓在“代理公司销售经理”栏签字；2016年12月至2017年4月期间，武汉市佛教协会陆续支付了购房款；2017年2月18日，康景公司与民生代理公司签订《代理合同》；2017年6月8日，康景公司向民生代理公司支付销售佣金1955250元。从上述商铺的销售过程及时间节点看，武汉市佛教协会与康景公司签署《订购书》、《签约确认单》在前，民生代理公司与康景公司签署《代理合同》在后。本案审理过程中，康景公司未提交《代理合同》中约定的民生代理公司签订的《越秀国际金融汇客户带看确认单》和《客户成交确认单》，故本院认为，越秀公司与康景公司主张案涉四套商铺系民生代理公司分销或者带访成交的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从陈涓在2016年12月12日向公司领导发起的《关于提高金融汇部分商铺中介公司分销佣金的请示》及附件内容以及陈涓向叶文垠发送的短信中自述案涉商铺“当初成交属推荐”、“成交客户属业内人士推荐”等内容看，案涉4套商铺的销售系合作单位推荐销售。按照2016年2月22日《关于武汉公司的呈批》的内容，合作单位推荐销售的，销售人员应享受商铺销售奖金。越秀公司与康景公司主张其已向民生代理公司支付了销售代理佣金，陈涓无权依据商铺销售奖励办法主张权利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陈涓应按什么标准享受销售奖金提点的问题。2016年12月12日陈涓向公司发起的《关于提高金融汇部分商铺中介公司分销佣金的请示》虽然写明了“自销销售佣金点数及奖励按正常结算”，但该内容并未明确指向陈涓，亦未明确说明销售人员按什么标准领取销售佣金，故陈涓主张按照0.65%计算商铺销售奖金其事实依据不足。根据2016年2月22日《关于武汉公司的呈批》的内容，商业产品奖金标准为直管销售经理按0.08%；合作单位推荐购买的，销售专员按0.25%。案涉四套商铺的销售过程中，陈涓在《订购书》中以经办人身份签字；在《签约确认单》中，以代理公司销售经理身份签字，即陈涓在商铺的销售过程中既是销售专员，亦是销售经理，故应按0.33%享受销售奖金提点。越秀公司与康景公司主张即使陈涓有权按销售经理岗位提点，也只能按照0.08%获得销售奖金的理由不能成立。经核算，陈涓应享受的商铺销售奖金提点为94875元（28750000元ｘ0.33%）。三、陈涓是否应领取额外奖励20万元的问题。根据2016年9月9日《关于金融汇一、二期项目余货商铺销售奖励方案》的内容，中介机构带访成交无额外奖励。如前所述，越秀公司和康景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四套商铺的销售是中介机构带访成交，故其认为不应支付额外奖励20万元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因案涉四套商铺的平均成交价均高于底价20万元以上，按照2016年9月9日陈涓向公司领导发起的《关于金融汇一、二期项目余货商铺销售奖励方案》，陈涓应享受的额外奖励为20万元（50000元/套ｘ4套）。四、关于一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错误的问题。因一审法院对民生代理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的证明力并未确认，越秀公司和康景公司主张一审法院未对该《情况说明》进行调查核实属于程序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五、因越秀公司与康景公司对陈涓存在混同用工的情形，陈涓主张的商铺销售奖金提点及额外奖励均系其在与越秀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期间发生的费用，且陈涓辞职前后一直在主张该笔费用，故陈涓的主张并未超过仲裁时效，越秀公司与康景公司应共同向陈涓支付上述费用。但一审法院判决越秀公司支付款项、康景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后，陈涓未提出上诉，视为陈涓对越秀公司与康景公司责任划分的认可。越秀公司主张上述费用与越秀公司无关、康景公司主张不应承担责任、陈涓的诉请已超过仲裁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越秀公司、康景公司的部分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其部分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2民初374号民事判决；二、武汉越秀嘉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陈涓支付销售奖金提点94875元；三、武汉越秀嘉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陈涓支付额外奖励20万元；四、武汉康景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对武汉越秀嘉益房地产有限公司应承担的上述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五、驳回陈涓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5元，由陈涓负担，予以免收；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武汉越秀嘉益房地产有限公司与武汉康景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蔚红审判员  吴建铭审判员  赵 鹏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一日法官助理贺玉琼书记员贺玉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