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46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武进区湖塘紫帆电子厂，住所地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沟南工业园沟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20412MA1X。经营者：费扬。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欢，江苏日月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振扬，江苏日月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无锡绿态源果蔬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无锡市青祁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11081564042H。法定代表人：周井秀，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军，江苏青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梦娜，江苏青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武进区湖塘紫帆电子厂（以下简称紫帆电子厂）因与被上诉人无锡绿态源果蔬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态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19)苏0412民初94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紫帆电子厂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书第7页载明：“……后盛建南、盛某与左友建直接协商购买冬枣事宜。”首先，上诉人一直陈述的是上诉人与左友建根据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周井秀的指示与左友建对接冬枣买卖事宜的，并未认可上述事实；其次，被上诉人也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当日周井秀仅是作为介绍人的角色；再者，刘祥是明知周井秀在收购冬枣才介绍双方相识，突然周井秀又变成了介绍人，完全不符合常理。2、一审判决书第9页载明：“2019年10月30日，左友建的员工支付10000元。周井秀于2016年11月17日向费扬支付50000元、向盛建南支付20000元。”左友建原本就是被上诉人的员工，年小杰并不是左友建的员工，该事实仅是左友建的单方陈述，证人单方陈述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更何况现年小杰是无锡巡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被上诉人名下又有“巡鲜部落”的商标，很有可能年小杰也是被上诉人的员工。另，周井秀与盛建南之间存在其他往来，上述20000元应当是其他往来的货款，如系案涉冬枣买卖的货款，应当直接支付给上诉人，盛建南没有代收货款的权限，而且案涉货款一直以来都是上诉人的经营者费扬所收。二、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应当是被上诉人，而非左友建，被上诉人与左友建存在劳动关系，具体理由如下：1、被上诉人认为《入库验收单》上的章与被上诉人备案公章不一致，但并不能因加盖的是假章、所盖之章与备案不一致就否认合同效力，能盖到这章的主体无非就是上诉人、被上诉人以及左友建和左健，“章”所带的编号与备案章一致，上诉人从未有机会见过备案章，对公章编号更是一无所知，故盖公章的不可能是上诉人，既然被上诉人陈述不是其加盖的公章，那就只剩左友建和左健。证人盛某也在当庭陈述了左友建、左健盖章的经过。周井秀经常在案涉无锡朝阳仓库，对仓库内的摆设应该熟悉，且在周井秀“知晓”章为假章时，并未选择报警。2019年12月15日，盛某在与左友建聊天中，发送了《入库验收单》盖章部分，左友建未提出主体的质疑，而是直接转了零头，充分说明左友建认可该公章，其知晓公司主体为被上诉人。2、盛建南与周井秀2019年9月10日15:34及之后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盛建南每次都是直接向周井秀催款，其从未提出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系左友建，抗辩自己并非买受人，而是主动陈述众多话。如周井秀于2019年11月13日12:00回复：“我会通知你的。”于11月30日18:34回复：“钱没到，到了我会安排。”均默认了该事实，并履行付款义务。虽然盛建南要求周井秀询问左友建那边的情况及左友建那边款项是否到账，但是在本案冬枣交易中，系周井秀安排左友建与上诉人对接，包括对接数量、单价、发货、付款等，而交易的付款流程为被上诉人将货款分配给左友建，左友建再支付给上诉人，盛建南向周井秀的催款是在当向左友建催不来款时要求周井秀尽快安排货款或是直接由周井秀付款，因左友建多次提到其老板（即周井秀）抽掉了本该付给上诉人的货款，而并不仅仅是询问。另，虽盛建南提到钱并不是周井秀欠的。但是案涉买卖合同双方的主体是谁是属于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综合盛建南签署的《情况说明》一事可以看出，盛建南对案涉主体一无所知，盛建南的观点不能作为认定双方主体的依据。3、2019年9月26日19:25盛建南与左友建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左友建陈述：“肯定不会超过明天中午12点，老板这个钱公账上面今天刚刚到了一笔，不然之前早就给你解决掉了，然后我也不知道老板哪个账号到了钱，然后超过五点他搞不出来，但是明天只要九点钟之后肯定给你搞好。”2019年9月7日01:20（当天为周日）左友建与费扬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左友建说：“周六周日没法对公”，“礼拜一打到你的公司去”，“因为对私额度不够，钱不够可以跟我说，我可以先借给你，你结了帐再还我。”，上述聊天记录可以印证如下：左友建并非合同相对方，否则款项不需要老板安排，也不需要先借，因为真正的买受人即是被上诉人，其所说的老板即是周井秀。4、在2019年10月22日10:40刘祥与案外人盛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刘祥陈述：“小左说有屁用啊，小左会给你钱啊，这不是吹逼的啊，小左有嗲用，他只不过是负责这一块懂伐，真正付钱的还是周井秀。”刘样在与盛某的对话中，称呼周井秀为弟弟，刘祥能够同意在盛建南向其借款时让盛建南签署与其无关的《情况说明》并出庭作证，侧面反应刘祥与周井秀关系较好，聊天记录能明确的反映周井秀与左友建的分工，而庭审时刘祥却说其不熟悉左友建，证词与微信聊天记录差距过大，其真实性存疑，基于聊天记录是没有作任何准备，而出庭作证却可以庭前沟通，故应当以聊天记录上的内容为准。事实上，整个冬枣交易，刘祥为介绍人，在冬枣交易之初，刘样也跟随费扬家庭至冬枣发货地陕西大荔，后因成本原因退出交易。在刘祥与盛某的微信语音中清楚的表明了左友建与周井秀员工与老板的关系以及冬枣付款流程，然因刘样也从事水果贸易，与周井秀存在利害关系，刘样开庭陈述内容不可信。5、2019年9月8日，左友建在群内发送1份订单，内容为“供应商名称为无锡绿态源果蔬贸易有限公司……，请立即将本消息转发采购员。”左友建对于该订单的解释是该采购单号是周井秀发给他的，他将订单发给群里的他们的物流看。首先，该份订单有注明转发给采购员，周井秀转发给左友建更能证明左友建系周井秀公司员工；其次，群内7人，除了周井秀和左健，并没有物流一人；再者，若该条信息与案涉交易无关联性，左友建没有必要发至该群内。故，左友建为被上诉人员工。综上，本案中《入库验收单》所盖之章虽与被上诉人备案章不一致，但系被上诉人员工左友建所盖，员工左健签字，加上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可构成表见代理。故本案案涉主体为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绿态源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紫帆电子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绿态源公司支付紫帆电子厂货款220815.42元，并承担自起诉之日起至欠款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倍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绿态源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祥介绍周井秀、盛建南相识。2019年9月，周井秀带着盛建南、盛建南之女盛某至无锡朝阳市场介绍左友建与两人相识，后盛建南、盛某与左友建直接协商购买冬枣事宜。左友建、盛某、周井秀、盛建南、费扬（系盛某之夫）、左健等人共同在一个名为“大荔冬枣产地群”的微信群内。在该群内，周井秀并未发言，主要为左友建发言与费扬等人沟通冬枣购货事宜。其中2019年9月8日，左友建在群内发送1份订单，内容为供应商名称为无锡绿态源果蔬贸易有限公司，收货仓库南京仓，订货商品翠冠梨，请立即将本消息转发采购员……。左友建与费扬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9月7日双方互加好友开始聊天,协商冬枣买卖事宜。左友建：“这个没关系啊，周六周日没法对公”。费扬：“因为我看见说是，你那边不是说要到周一结账的吗？”左友建：“礼拜一打到你的公司去……因为对私额度不够，钱不够可以跟我说，我可以先借给你，你结了账再还我。”……费扬：“你好，要找你帮忙了，这边明天说是下雨了，今天我想多收点，钱不够了。等你这笔公对公付款要到下午吧，现在能不能转点过来？”并发送了其个人银行账户。9月19日，费扬：“左总，今天能打一部分吗？实在顶不住了”。左友建：“老板在想办法了”。10月16日，费扬：“不是说好今天付一半的吗”左友建：“我看老板那里”。之后,费扬一直在向左友建催款。周井秀与盛建南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9月10日，15:34盛建南：“周总你好，咱们的货款什么时候能打过来？不能等了!马上二万多斤货的运费都付不出了哇，……”并发送了费扬的个人银行账户。18:19盛建南：“周总你好，什么时候能转账给我，第一车快装好了，第二辆车已经到了村口在等了……你看看能不能先转点运费过来把货先发走”。11月13日，盛建南：“周总你好，不好意思，请问你小左那边的钱到账没”。周井秀：“我会通知你的”。11月15日，盛建南：“周总下午好，打扰你了，我问一下钱啥时候才能转……你担待一下问问小左那里到底什么情况”。周井秀：“如果不到的话，我明天给你转五万”。盛建南：“好的，最好是转七万，因为产品买料一吨要六万八的，真不好意思了”。11月28日，盛建南：“周总中午好，请问小左那边有钱到账没，又半个月过去了，我可以去问小左要钱？”11月30日，盛建南：“周总晚上好，小左那边怎么说的？”周井秀：“钱没到，到了我会安排的”。盛建南：“拜托你了，帮帮忙尽快处理掉算吧……”12月2日，盛建南：“那现在这么说呢？钱么也欠了这么长时间了，也该给了呀，现在小左就拿你做挡箭牌，钱又不是你欠的，当初做这个生意我就冲你才做的，要不然我根本不会和小左做”。12月24日，盛建南：“周总你好，你叫小左打电话给我女婿让他们自己沟通，你我两者很难插手”。在冬枣供货过程中，收货仓库开具入库单，入库单上供应商名称打印为武进区湖塘紫帆电子厂，上述入库单在盛建南与周井秀微信聊天记录中，盛建南曾向周井秀发送过。后盛某在催款时，取得显示打印时间为2019年10月31日的入库验收单1份，上面内容为供应商武进区湖塘紫帆电子厂，冬枣货款总金额448815.42元。左友建之弟左健在该单据上签署“左云毅”的名字，该单据下方手写内容为“已付12万元”。左健分别于2019年9月10日、9月26日、9月28日向费扬支付30000元、40000元、25000元。2019年10月30日，左友建的员工支付10000元。周井秀于2016年11月17日向费扬支付50000元、向盛建南支付20000元。谢勇泉于2019年12月3日向费扬支付58000元。左友建另支付过815元及10000元。上述款项合计243815元。2019年11月，左友建向费扬出具欠条，欠条上记载的欠款金额为280000元。2020年5月23日，盛建南在刘祥处对周井秀出具的1份情况说明进行签名，该情况说明内容为：“本人盛建南通过周井秀介绍认识左友建，与左友建开始做冬枣生意。本人在向左友建催要货款时，周井秀替左友建垫付7万元，其中有2万元由周井秀转给我本人。但本人和左友建之间的冬枣生意往来与周井秀以及无锡绿态源果蔬贸易有限公司无任何关系。我女婿费扬的武进区湖塘紫帆电子厂诉无锡绿态源果蔬贸易有限公司没有弄清楚事实，这个货款实际上就是我本人和左友建之间的冬枣货款，应该向左友建主张，而不是向无锡绿态源果蔬贸易有限公司主张。”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对于买卖合同关系相对方的确定，应综合交易协商时双方认知、身份披露情况、合同履行情况进行判断。本案中，首先，协商冬枣生意系由盛建南、盛某及费扬与左友建联系，上述几人在“大荔冬枣产地群”的微信群沟通具体采购细节，在此过程中周井秀并未参与。紫帆电子厂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当时左友建代表周井秀或绿态源公司进行冬枣采购买卖活动，且左友建出庭作证时认可其个人是往来主体。其次，在催要货款时，盛建南家庭主要向左友建进行主张，左友建之弟左健向费扬支付了大部分货款，左友建亦个人向费扬出具了案涉货款的欠条。盛建南即使曾向周井秀提到货款事宜，也仅是要求周井秀询问左友建那边情况及左友建那边款项是否到账，同时亦提到钱并不是周井秀欠的；且盛建南在出庭证人证言中陈述当时周井秀是在左友建不付款的情况下出面担保支付了70000元。故紫帆电子厂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交易往来过程中绿态源公司存在参与案涉交易的情形。最后，在冬枣买卖往来过程中，左友建认可存在入库单，而入库单相应抬头注明紫帆电子厂名称，与左友建沟通收款的人员亦系紫帆电子厂法定代表人及其亲属，故法院对买卖合同购买主体系紫帆电子厂的事实予以确认。对于盛建南出具的情况说明，盛建南出庭陈述当时因借钱需要而签字，其庭审陈述往来主体内容与情况说明内容存在差异，故法院结合其他证据对该情况说明上盛建南自认为往来主体的内容不予采纳。同时，紫帆电子厂提供的证据中仅有1份入库验收单上盖有绿态源公司名称公章，但该公章样式与绿态源公司现有公章样式存在差异，在紫帆电子厂未提供证据证明绿态源公司存在其他公章的情形下，法院无法确认该公章系绿态源公司公章，不能认定该入库单经过绿态源公司确认。综上，紫帆电子厂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与紫帆电子厂发生冬枣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系绿态源公司，故紫帆电子厂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武进区湖塘紫帆电子厂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926元，由武进区湖塘紫帆电子厂负担。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证据。上诉人对一审查明事实提出异议如上诉状事实和理由第一条所述。对此，被上诉人认为，案涉合同发生的主体并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审法院通过庭审已经详细的调查了本案的事实，盛建南、盛某以及左友建均在一审出庭接受法庭的调查。事实上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从未签订买卖合同，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仅仅作为盛建南与左友建的朋友为双方撮合。此外，盛建南作为出卖方参与案涉合同，所以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因为基于与左友建的朋友关系为左友建向盛建南支付了20000元冬枣款，这也与盛建南当庭的陈述相吻合。另外，上诉人的经营者与左友建于2019年11月就案涉的货款达成了一个书面的欠条，所以案涉合同主体是清楚的，与被上诉人无关。二审中，上诉人陈述，一审判决在以下四个方面存在错误或遗漏，影响到了本案的判决结果。1、据上诉人经营者及家庭成员现场了解，周井秀和左友建是在案涉无锡朝阳市场的仓库里的同一个办公室办公，只是办公桌前后排列，这个事实在一审并未调查。这个事实证明了本案买卖合同的履行地点、交付地点是被上诉人经营所在地，而且是由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周井秀实际经营和控制的场所。从办公室的布局结合交易过程明显可以看出左友建是周井秀的雇员，听命于周井秀。其次，基于办公地点以及办公条件和环境的一般判断，上诉人有理由相信本案所涉及的被上诉人的公章就是由周井秀专门安排放置于朝阳市场对外加盖的公章。因为周井秀也在该地点办公，对于公章的存在肯定是知晓的，再加上在一审中证人出庭所陈述的盖章的细节，很显然这枚公章当时就是放在朝阳市场的办公室里，由左友建随手取得后进行的加盖。对于该公章被上诉人是知情和认可的。2、上诉人了解到每次上诉人方去向被上诉人催要款项都是周井秀在场或者是从外面赶回现场以后交代了左友建，左友建才同意支付。很明显左友建是听命于周井秀，而且上诉人为了催要货款曾经堵过交货仓库，每次都是周井秀出面协调解决，因为这个仓库就是他的经营场所，他为了之后的正常发货和经营要求左友建安排付款，证明他们二者之间有上下级的隶属关系。3、关于案涉冬枣的去向和使用并没有进行查明，在一审中左友建当庭陈述冬枣用于其个人的京东买菜app上进行销售，但是案涉的货物多达7万余斤，通过软件零售方式销售显然不符合常理，只能通过批发渠道进行销售，而被上诉人是有超市销售的渠道的，是有批发销售的方式的，只会通过被上诉人公司的销售渠道进行货物的销售。事实上上诉人也了解到，上诉人所提供的冬枣都是由被上诉人的公司进行分装包装后发往有业务联系的超市进行销售。这点与微信聊天记录中所发送的被上诉人的订单可以相互印证。本案诉争的货物实际上是由被上诉人在使用，也证明了被上诉人是本案的适格被告。4、被上诉人包括周井秀实际参与了双方的交易，并不是仅仅作为介绍人或中间人，在之前多次沟通以及上门讨要过程中周井秀也代表被上诉人与盛建南进行过对账，并且提出有所谓共同损失11万元要求双方各半承担的意思表示，周井秀对于本案的交易以及包括左友建在内的其他人的付款金额、付款时间具有决定权。针对上诉人的陈述，被上诉人认为：1、上诉人的陈述属于个人假想，被上诉人的营业场所设立在无锡阳山，上诉人所称被上诉人在朝阳市场有经营场所属于无稽之谈，这在一审庭审笔录中盛建南以及左友建的证人证言均有表明。2、关于所谓在朝阳市场堵门的事情，一审法院也查清了，仅仅是因为周井秀撮合了双方的冬枣的买卖交易，所以才出门进行协调。上诉人一直强调买卖是发生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那为何每次要钱都向左友建索要，上诉人的经营者收到左友建的欠条为何不作为证据向法庭出示，且出具欠条的主体为何在催债时不要求被上诉人予以确认。上诉人的陈述不符合客观事实。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未提出异议，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上诉人买卖合同发生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其直接证据为一份加盖被上诉人名称公章的入库验收单，但该公章样式与被上诉人现有公章样式存在差异，一审法院对该入库单的真实性未予采纳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案外人左友建是被上诉人的员工、左友建是代表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一方发生买卖关系，但其针对该主张提交的一系列证据并未达到高度盖然性的程度，左友建对此也不予认可，且与盛建南出具的情况说明相矛盾。故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与其发生冬枣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系被上诉人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13元，由上诉人武进区湖塘紫帆电子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超彦审 判 员 周韵琪审 判 员 尤建林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郭 强书 记 员 陈茹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