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645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于宙，男，1993年10月1日生，汉族，江苏彭淮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住徐州。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萍，女，1956年11月25日生，汉族，退休职工，住徐州市泉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涛，北京泽盈(徐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于卫忠，男，1968年12月31日生，汉族，自由职业，住徐州。上诉人于宙因与被上诉人陈萍、原审被告于卫忠民间借贷纠纷，不服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20）苏0311民初42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于宙、被上诉人陈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涛、原审被告于卫忠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于宙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于宙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没有法律依据。2020年4月30日三方签订的还款协议，不能作为本案裁判的依据。理由如下：陈萍于2020年3月4日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受理后向于卫忠送达法律文书，当时于宙并不是本案的当事人。2020年4月30日的调解协议是在陈萍起诉后签订，之后，陈萍基于该协议追加于宙作为被告参加诉讼，故陈萍系诉讼中追加当事人及变更了相应的诉讼请求。为此，该调解协议应当视为在诉讼过程中双方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因该调解协议双方当事人未共同申请人民法院确认，故不应作为法院裁判的依据。另外，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所进行的认可行为、处分行为等，也不能作为法院的判决依据。虽然法院正式立案时间显示为2020年8月13日，但法院受理后及立案之前的期间，所进行的调解行为也应当视为人民法院的诉讼活动，期间所达成的协议也属于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十八条的规定，陈萍起诉后，本案纠纷就应当属于人民法院处理，三方当事人在诉讼期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并未经人民法院确认，因此该和解协议并未生效。一审法院直接依据该和解协议判决上诉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错误。二、该份和解协议并非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对于还款资金来源明显涉嫌违法犯罪。三方达成的和解协议虽然是在派出所内签署的，但并不是在民警的主持下达成的，真实情况为被上诉人女儿李晨晨口述，上诉人代书完成，并非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份协议的第二条载明由上诉人申请信用卡并套现以偿还陈萍10万元，属于明显的违法犯罪行为，上诉人不可能按照协议的约定从事犯罪行为，民警也不会认同采取该种违法行为套现还款，从侧面反映出该份还款协议并非在民警的主持下达成，也非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三、上诉人并无还款能力，对连带保证责任无实际履行能力，判决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明显有违公平原则。上诉人刚刚参加工作，尚处在实习阶段，之前对陈萍与于卫忠的借款纠纷并不知情，且名下并无财产可供执行，对该连带保证责任并无实际履行能力，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会极大地限制上诉人的发展，对上诉人将来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明显有违公平原则。四、如果按照调解协议内容，陈萍主张的债权大部分尚未到期。其主张实现全部债权条件不成就。陈萍主张的债权如果按照调解协议，在立案前并没有全部到期，在立案之前仅仅10万元履行期限届满，余款为每个季度支付10万元，显然一审也仅仅断章取义的采纳调解协议内容。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能够综合考虑，依法改判于宙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上诉人陈萍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1.上诉人于宙主张涉案还款协议系人民调解协议，属于对协议形式和内容的认知错误。该协议是在2020年的4月30日，由陈萍、于卫忠、于宙在派出所的介入下自行达成的民事协议，并不属于人民调解协议的范畴，所以并不需要进行相关的确认程序。同时被上诉人依据该协议追加于宙作为被告参加诉讼，符合法律规定。2.该还款协议是由于宙亲自签署，于宙在诉讼期间对该协议系其签字和自愿签署均未提出异议，现于宙以还款资金来源涉及违法，而主张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没有事实依据。于宙作为成年人，并且是专业的法律人士从事实习律师工作，对自己作出的行为和签署文件的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是明知的。于宙主张并非其真实意思，有违法律的诚信原则。同时，于宙主张其没有还款能力，但于宙有正式的工作且足额交纳了上诉费，能够证明其有履行能力。3.一审期间于宙放弃了其诉讼权利，而在二审中予以主张，属于滥用诉权。原审被告于卫忠答辩称其没有意见。陈萍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于卫忠偿还陈萍借款本金78.6万元及截止至2020年4月30日欠付利息567560元，并以78.6万元为基数按月息15‰计算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于宙对于卫忠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于卫忠、于宙承担。一审法院查明：陈萍与于卫忠系朋友关系。从2013年始，于卫忠陆续向陈萍借款。2013年9月2日，陈萍向于卫忠转款35万元。同日，陈萍从交通银行取款5万元现金交给于卫忠。2014年9月2日向于卫忠支付2.8万元现金，2015年9月2日支付1万元现金。2016年8月20日，陈萍向于卫忠转款9.2万元。2017年9月13日，陈萍向于卫忠转款25.6万元。以上合计78.6万元，于卫忠对该数额予以认可。2018年8月于卫忠还款10万元。2018年9月13日借据载明：今借到陈萍现金壹佰叁拾壹万陆仟元整￥1316000，时间一年，利息15‰，按年结息，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特立此据。借款人于卫忠签名按印。上述131.6万元中包含借款本金及利息，其计算依据为按年计息，连本带息加新增借款重新出具借条，次年依旧按此计算，陈萍实际支付借款78.6万元。2019年9月15日还款承诺书载明：本人承诺分期偿还所欠款项。2019年10月31日前还20万元，到2019年12月31日前归还30万元。2020年6月30日前归还余款50%，余款50%到2020年12月31日前还清，利息按约定结算。承诺人于卫忠签名按印。2020年4月30日还款协议载明：为明确三方权利，就甲、乙双方的债务清偿问题，现达成如下协议：1.甲、乙、丙三方一致确认乙方所欠甲方本金70万元（柒拾万元）、利息78万元（柒拾捌万元），利息另算，按以前约定算。2.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采用以下方式偿还，明天（2020年5月1日）由丙方申请信用卡并进行提现，偿还甲方10万元（拾万元）。3.下一步计划按季度还款，每季度10万元（拾万元），直至还清为止。4.丙方同意为连带保证人，且为不可撤销之保证。甲方为债权人陈萍，乙方为债务人于卫忠，丙方为担保人于宙。甲、乙、丙三人均在还款协议中签字按印。上述还款协议中本金70万元、利息78万元，陈萍解释称陈萍及其家人到于卫忠、于宙租住的地方索要欠款，于宙报警双方到派出所之后在派出所民警主持下达成的还款协议，当时双方矛盾激烈，在现场算账算的不细，大概估算的本金70万元，利息78万元；2018年8月份于卫忠曾偿还陈萍10万元，在陈萍历次计算中都是将10万元作为本金扣除的，本次诉请中将于卫忠偿还的10万元计算为偿还的利息。经诉前调解、庭前会议及庭审等程序，陈萍与于卫忠多次确认，截至2020年4月30日，按借款本金78.6万元为基数，于卫忠共欠陈萍利息合计567560元。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于卫忠向陈萍借款,陈萍向于卫忠支付了借款,于卫忠多次向陈萍出具借条,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陈萍与于卫忠多次认可借款本金为78.6万元，该院结合双方当事人庭审自述及现有证据，对此予以确认。故陈萍要求于卫忠偿还借款本金78.6万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关于截至2020年4月30日产生的利息567560元,因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且有相关证据予以支持，亦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关于2020年5月1日之后产生的利息，陈萍主张月息15‰，因陈萍与于卫忠在借据及还款协议中予以约定，该约定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关于于宙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因还款协议是陈萍、于卫忠、于宙一致签署的协议，是对借款事实及三方权利义务的最终确认，于宙签名并按印，且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于宙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其行为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故对于卫忠辩称的于宙不应作为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观点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该院判决:一、于卫忠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陈萍借款78.6万元并支付利息567560元(以78.6万元计算至2020年4月30日；2020年5月1日至实际偿清之日止，以78.6万元为基数，按照月息15‰计算。);二、于宙对上述第一项金钱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9954元，减半收取9977元，由于卫忠负担。本案二审期间，上诉人于宙针对陈萍一审提供的相关诉讼材料及证据，提出以下主张：1.针对陈萍本案一审期间提交的落款日期2020年3月4日起诉状、追加被告申请书，于宙主张：陈萍于2020年3月4日向一审法院提交起诉状起诉于卫忠后，于2020年5月21日申请追加于宙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2.针对2020年3月4日还款协议书，于宙主张：系陈萍起诉后达成的还款协议，因此该还款协议属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3.于宙提供司法裁判案例两份，分别为2017年6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书、2018年9月14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各一份。拟证明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依法属于未生效合同。因此上诉人、被上诉人一审陈萍三方达成了还款协议，属于依法还未生效的合同。不能作为一审法院判决的依据。被上诉人认为，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不能证明于宙的证明目的。1.2020年4月30日达成的还款协议，系形成于诉前调解程序时，对双方当事人均有法律效力。2.对于两份判决书所涉及的和解协议的内容和签署的方式均与本案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原审被告于卫忠质证意见为没有意见。本院认为，上诉人于宙二审期间提供的裁判文书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被上诉人陈萍、于卫忠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另查明，经查询陈萍并不在职业放贷人名录中，其在套路贷虚假诉讼智能预警系统中的风险等级为1，2013年以来陈萍作为原告起诉的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案件仅本案1件。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借款人于卫忠对于尚欠陈萍借款本金78.6万元，截止2020年4月30日尚欠利息567560元,以及2020年5月1日之后按照月息15‰继续向陈萍支付相关利息的事实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于宙应否就案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诉讼中，于宙主张双方当事人于2020年4月30日达成的还款协议性质应属于人民调解协议或调解协议，因未经人民法院司法确认而不生效。对此本院认为，人民调解协议系指发生民事纠纷的当事人在第三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为解决民事纠纷而达成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当事人双方签字或盖章的书面协议。调解协议系指案件各方当事人自行判断各方利益后，在审判人员主持下达成的，需提交人民法院司法确认的协议。本案中，根据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2020年4月30日签订的还款协议，系陈萍追偿欠款中，因双方当事人发生争议，于宙报警后，在派出所由陈萍、于卫忠、于宙自行协商并共同签署达成，因此，案涉还款协议并不属于人民调解协议或者调解协议的范围，本质上仍属于发生民事纠纷当事人之间自行达成的协议。本案审理期间，于宙并无证据证明其签署该还款协议时遭受胁迫等非法行为，亦无证据证明签署该还款协议违背了其真实意思表示，故于宙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其签字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根据案涉还款协议约定的内容，于宙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担保。至于于宙提出的其不具有还款能力以及由其申请信用卡套现还款等相关问题，并非免除其责任承担的法定理由，故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于宙就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有事实以及法律依据，并无不当。但是，根据案涉还款协议约定的还款方式，系自2020年5月1日起按季度还款，每季度还款10万元，直至还清为止。因此，于宙应基于该还款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分批依次承担相应的保证担保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于宙就本案全部债务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增加了保证人于宙的负担，且并无相关事实以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综上，上诉人于宙的上诉请求以及相关事实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部分采信。因于宙本案一审期间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其消极诉讼行为，客观上造成了本案的诉累并消耗了国家的司法资源，故本院依法决定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于宙自行负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20）苏0311民初422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于卫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陈萍借款78.6万元并支付利息567560元(以78.6万元计算至2020年4月30日；2020年5月1日至实际偿清之日止，以78.6万元为基数，按照月息15‰计算)”；二、撤销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20）苏0311民初422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于宙对上述第一项金钱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具体责任承担方式为：于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在3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此后自2021年4月1日起，于宙的连带清偿数额每季度依次增加10万元，直至本案债务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9954元，减半收取9977元，由于卫忠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9954元，由上诉人于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建民审 判 员 单德水审 判 员 曹 辛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郑雪岩书 记 员 李昱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