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11民初3189号原告：刘屹斐，男，1995年3月21日生，汉族，住徐州市云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杰，江苏永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萱，江苏永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艳，女，1976年2月15日生，汉族，铜山供电公司职工，住徐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华，江苏红杉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鹏，江苏红杉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意，男，1980年2月2日生，无业，汉族，住徐州市泉山区。原告刘屹斐与被告李艳、刘意居间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9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件审理需要，依法转为普通程序，于2020年11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屹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杰，被告李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华、韩鹏，被告刘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屹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偿还职业中介介绍费13万元及利息(以13万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以LPR为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中要求两被告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2018年3月，原告通过案外人李平的介绍，认识本案两被告，两被告称可以为原告在徐州地铁安排计量检测员/综合监控维护员的正式岗位，但要收取13万元的职业介绍费，2018年4月14日原告到两被告的工作室与被告二签订了职业介绍服务协议，并向被告二支付了3万元的职业介绍费保证金，后又在2018年11月10日向被告一支付了10万元职业介绍费余款。此后，原告多次催促两被告为原告安排徐州地铁的工作，两被告各种推脱和哄骗，始终未能按照协议约定为原告安排徐州地铁的正式岗位，并在2019年底明确告知原告工作安排不了了，原告要求全额退还职业介绍费，两被告至今分文不退。两被告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依法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李艳辩称，1、李艳在本案中不应该列为被告，主体不适格。本案作为案由是居间合同纠纷，李艳并非合同当事人主体之一，并非合同相对方。本案中李艳的相关财产进行了保全，我们认为原告保全错误，应及时撤销保全措施，对李艳及其家庭造成经济困难。如果原告不考虑此情况及时解除保全，给李艳造成的损失我们将考虑向原告索赔。2、本案居间合同作为李艳既不是介绍人也不是居间人，更没有从原告或者被告刘意处获益，因此原告诉讼有误，应予撤回对李艳的诉讼。3、通过原告所表述将款项打给张晓琛进一步印证了，李艳在案件中并不是适格主体，另外相关法律关系也不是与李艳发生。4、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因为款项权利人具体是刘洪杰支付的款项而非本案原告。被告刘意辩称，原告诉讼的情况客观存在，但是有几点与事实不符。1、原告声称在办理工作期间内我多次推诿、隐瞒、欺骗，与事实不符。2、当时考虑资金安全，我让被告李艳帮忙代为收取原告费用，我让李艳不要一次性把钱打给我的上家。3、我曾和原告等人商量，不通过诉讼先去徐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咨询是否构成立案，把原告经济损失尽快找回。4、希望原告撤回诉讼，继续履行合同。经原被告举证、质证，对于原被告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查确认事实如下：2018年4月14日，原告刘屹斐（乙方）与被告二刘意（甲方）签订《职业介绍服务协议》，约定：一、甲方介绍乙方就业岗位为0609(计量检测员)1016(综合监控维护员)；二、在乙方按要求提供真实、有效信息的前提下，甲方为乙方提供就业单位基本信息，帮助乙方和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三、乙方在签订本协议时向甲方一次性支付30000元职业介绍费（包括职业指导费、居间服务费及活动经费等费用）；……九、本合同生效后，如有下列原因之一，甲方给予退费：因甲方原因导致乙方不能和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乙方未被面试成功的。《职业介绍服务协议》签订当日，原告向被告刘意支付了30000元职业介绍费。2018年11月10日，原告又向被告李艳支付了100000元职业介绍费。因被告至今未能为原告安排协议约定的工作，原告遂以诉称理由诉至本院。庭审中，原告刘屹斐为证明被告李艳作为居间介绍人让包括原告在内的5人向其交付剩余的100000元职业介绍费并保证安排工作，由李艳负责通知原告准备面试等职业介绍人的工作，向本院提供了原告刘屹斐母亲与李艳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一组。2018年11月10日聊天记录显示，李艳称“交给我你放心吧。钱还是会在我手里，放心，我只是让他看见你们的钱已经进账了”，刘母称“好的”，李艳称“已经有面试过的人通过了”；2018年11月14日聊天记录显示，李艳称“姐姐，你让孩子把身份证反正面和毕业证，如果有等级证也复印一下带着原件和复印件，服装要正装，形象注意就行，明天中午听我通知，如果明天下午能排上就明天下午，如果不能最迟是后天星期五，好吧？我刚又给我那弟弟赔了礼，所以下面所有事都不要让她小姨在参与，假如有任何问题还有我和我哥呢，没啥不放心的对吧，别把事弄咂了就不好办了，孩子在准备正装的2寸蓝底照片4张，明天听我通知。这个的等，他给我说了就这星期一定面试，别急姐姐，还有没面试的，交给我放心”；2018年11月30日聊天记录显示，李艳称“别急，是孩子报的岗位还没开始面试工，别急，没事”；2018年12月13日聊天记录显示，李艳称“我跟着呢，放心，他们12月底必须全部结束，就这2天的事”；2019年4月15日聊天记录显示，李艳称“他们还在等老师。我知道这事了，你别急，我电话打过去了，特殊情况会有的，巧合了。我让他处理好，好事多磨吧，别急。都到上海了没啥意外了。安排好了，张乐给你打电话了吧？”2019年5月27日聊天记录显示，刘母称“艳子，我给你打电话你也没接，上海那边本来说今天给通知的，到现在也没通知，你上次不是说，再不通知就叫张乐跑吗？现在他们怎么办，不能叫他们一直这样等下去”；2019年6月3日聊天记录显示，刘母称“艳子，怎么到现在还没接到通知，这老是拖是怎么回事，这时间也太长了”，李艳回称“小崔和小宋星期二过去，过后就是这3个孩子”，刘母回称“好的”，李艳回称“昨天晚上我给张乐打电话了，他说那个李主任给崔鹏都说了，让孩子给崔鹏联系”；2019年7月18日聊天记录显示，李艳称“你让孩子联系崔鹏，然后给张乐打电话，主要是9月份能在徐州签完这是主要目的。昨天晚上我还联系着的”；2019年8月19日聊天记录显示，李艳称“不去上海了，9月直接在徐州签合同了，张乐这2天就回徐州了，再等等吧”；2019年9月30日聊天记录显示，李艳称“咱们都打张乐电话，所有孩子家长都打，就说在这样我们就去地铁公司问问清楚了，他给我说的可好了。下午崔鹏2点半去地铁公司，看看怎么样？地铁那边的李给通知的”；2020年1月5日聊天记录显示，刘母语音称“艳子，你得帮俺要这个钱，你催催他，俺不弄了，俺就要钱”，李艳回称“我已经给他打电话了钱必须要”；2020年1月12日聊天记录显示，李艳称“昨天晚上还打电话，他说他解决好钱他肯定给”，刘母称“（艳子，刚给你打电话你没接，我换号码了，可能不熟悉，张乐刚打电话了，还是弄不成了，弄不成那就退钱呗，你催催他，他说人那个铁路可能就是钱没到位，他说的可好了，说过个好年，19年肯定能弄成，一年多了”，李艳称“昨天我就给他说了，还有崔鹏的妈妈，我们星期二一起见个面，现在我在外地，我们一起说好找他，一定把钱要回来”。经质证，被告李艳认为，关于原告提供的微信名为艳姐的聊天记录打印件一组，内容并不全面，通过庭前与微信持有人比对了微信聊天记录，其中有通话内容的部分，在该组聊天记录打印件中并没有体现，其中在2020年1月5日（艳子，你得帮俺要这个钱，你催催他，俺不弄了，俺就要钱）及1月12日（艳子，刚给你打电话你没接，我换号码了，可能不熟悉，张乐刚打电话了，还是弄不成了，弄不成那就退钱呗，你催催他，他说人那个铁路可能就是钱没到位，他说的可好了，说过个好年，19年肯定能弄成，一年多了）语音聊天内容可以直接证明手机持有人刘屹斐母亲主观及客观上均无要求李艳承担还款的责任，并且他们也明确知道其相关款项已经转付到张乐（张晓琛）的名下，其主观意思是让李艳帮着催要，因此我们对聊天记录打印件的真实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要求李艳承担责任的依据。关于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时间是2018年11月10日李艳分别收到两笔49999元是真实的，但是此款已经按照刘洪杰及刘意的指示支付给张晓琛及刘意（总共5位合计50万元）但本案付款人是刘洪杰而非本案原告，以此证明原告主体不适格不是权利人，业务收费回单40元本案无关无法证明与本案有直接关联，出单日期为2020年5月12日，也没有对应相应的收费目标及去向，不能证明此40元与汇款99998元有任何关联。经质证，被告刘意认为，对协议真实性无异议，是我签订的。3万元现金收到了，但不是作为定金，只能作为预付款，包括指导费、居间费、活动经费，李艳收到的10万元是我委托李艳代收崔鹏的，然后再帮忙转给张晓琛，我帮原告介绍的工作是我找张晓琛帮忙办的，3万元我留下了，后续也基本上转给张晓琛了。被告李艳为证明其纯属受刘意及原告家属要求，将有关款项全部转给了指定的收款人，李艳未取得任何报酬，提供了李艳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微信与支付宝转账截屏。显示2018年11月12日转给张晓琛270000元，2018年12月18日转给刘意120000元，2018年12月18日支付宝转给张晓琛50000元，2018年12月31日微信转给张晓琛50000元，2019年3月8日支付宝转给张晓琛10000元，其中有99998元是刘洪杰支付的经质证，原告刘屹斐对李艳的上述转账不予认可，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不能确定其是否转账给了张晓琛（微信号叫张乐），至于张晓琛是什么身份和关系原告不清楚完全是被告的单方辩解。而且在18年12月7日的微信转账记录上，收款人的姓名是不完整的，从该证据上还可以看出刘意和被告李艳是存在经济往来的，完全是合伙人之间的关系，以上证据不能证明被告辩称的没有在本案的介绍工作中获取收益，李艳是否是本案的介绍人或者是刘意的合伙人，应当结合聊天记录的内容综合认定，李艳并非是单纯的代收、代转款项的工作，其在2018年11月份，收款之后一直至原告起诉之前，都在联系原告的工作及面试，说明李艳并不是代收款项的人，包括本案原告在内的5原告，都是李艳介绍给刘意的，在此之前，刘意和5原告及张乐根本就不认识，如果不是李艳，原告不可能支付居间或者介绍费。而且从其他角度来说，李艳是否获得收益还可通过其他现金，或者其他银行转账的方式实现，李艳将款项转交给张乐，恰恰说明其在5原告和张乐之间就是一个居间介绍的关系。而且刘意辩称是委托李艳代为收款，没有相应的证据提交，完全是相互配合，意图摆脱李艳还款责任的借口。经质证，被告刘意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银行账号是李艳本人的。对转账记录予以认可。我当时委托李艳将款项转给上家张晓琛。还有12万后续转到我个人的账户名下。因张晓琛为5人介绍工作在不断的要钱，我不想一次性将款项全部给张晓琛，他转给我的12万基本上都打给张晓琛了。原告代理人刚才说我和李艳是合伙人关系我不认同。被告刘意为证明原告愿意继续履行合同，向法庭提供微信聊天记录与录像，主张2020年4月还在谈下一步找上海铁路局工作的事，直到收到法院速裁庭的通知才知道原告要求退款。同时刘意陈述，2020年4月张晓琛说地铁工作办理无望，可以安排到高铁去，五个原告都同意了，后期因原告起诉就未再谈。经质证，原告刘屹斐对刘意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与录像证据三性均不认可，认为被告不具备职业中介资质，其主张继续履行合同没有法律依据。该组证据中相关领导的介绍无法证明被告有能力为原告安排铁路的正式编制工作，也不能证明相关领导接受了被告或他人请托可以为原告安排工作。经质证，被告李艳对刘意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与录像证据三性均无异议，认为能够证明原告与刘意、张晓琛有较为深入的沟通交流，原告在原居间关系基础上又与刘意、张晓琛达成了新的介绍其他工作的意向，从而说明李艳不是本案适格主体。本院认为,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一）关于被告刘意是否应当承担向原告返还款项并支付利息的民事责任问题。本案中，原告与被告刘意签订的《职业介绍服务协议》系协议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对协议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内容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原告已按《职业介绍服务协议》约定向刘意支付用于办理工作入职的费用130000元，刘意对此亦予以认可。刘意作为居间人，未能成功促成为原告介绍协议中约定的0609(计量检测员)1016(综合监控维护员)工作，刘意应当按协议约定将原告向其支付的费用予以返还。并应支付原告自2020年7月9日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虽刘意提供证据主张其之后又与原告谈下一步找上海铁路局的工作，但最终双方并未达成一致，故对刘意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被告李艳应否承担向原告返还款项的民事责任问题。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首先，原告作为本案证据提供的《职业介绍服务协议》显示，该协议的合同相对人为被告刘意，而非李艳；其次，根据被告李艳提供的转账凭证显示，原告等5人向李艳转账所有款项，李艳在收到后均已转给被告刘意和案外人张晓琛，庭审中被告刘意亦认可系其请李艳帮忙代为收取原告的费用，并委托李艳将款转给张晓琛的；再次，根据原告提供的李艳与刘屹斐母亲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显示，刘屹斐母亲一直是要求李艳帮忙要钱并催一催张乐，并未要求李艳退款。因此，虽原告向李艳转账100000元，但李艳随后即转给被告刘意和案外人张晓琛，并未从中获益。原告所举证据不能证明李艳为涉案职业介绍的居间人，亦非合同相对方，对原告要求李艳向其返还款项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意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刘屹斐返还130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20年7月9日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二、驳回原告刘屹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被告刘意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至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马盛军人民陪审员  张晓飞人民陪审员  徐 红二〇二一年一月七日书 记 员  魏佳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