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辽01民终41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魏忠义，男，1954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铁**。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东、李卓，系辽宁同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辽宁华安消防科技产品有限公司，住所地铁岭懿路工业园区桃李沟路。法定代表人：王维久，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东、王月，系辽宁奉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廖明杰，男，1956年4月27日出生，满族，住址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冰，系辽宁弘鼎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魏忠义因与被上诉人辽宁华安消防科技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公司）、原审被告廖明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8）辽0103民初180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魏忠义上诉请求：1.撤销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3民初1804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对本案基本事实认定严重错误，并且适用法律不当，证据明显不足，程序违法，应当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一审判决认定“原告设立前后，为进行生产需要购买相关设备，原告由其法定代表人王维久经手，将3000000元给付了被告魏忠义，被告魏忠义将案涉“蛭石板生产线”运送至原告厂房内，……”并以此认为“原告给付货款，被告魏忠义提供相关设备的行为，完全符合买卖合同关系的一般特征”实属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为一审法院主观臆断，无任何事实依据。上诉人魏忠义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一，本案中，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为争议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应当就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买卖合同的书面文件，被上诉人应向法院提供证明买卖的设备名称、数量、质量、价款、交付、验收、付款、发票等能够证明买卖关系的相关证据。第二，被上诉人所提交的付款凭证明确记载“该款系王维久在筹建辽宁奥一特蛭石有限公司企业设备投资款，收款人只能用于筹建企业的设备用款”，此最为重要的书面证据能够证明案涉300万元为投资款，并非买卖合同的货款，更没有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魏忠义确认收到货款的情况，本案被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关系，更为甚者，其对于与所谓“买卖合同关系”相关的要素均不能予以说明，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第三，在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王维久起诉上诉人魏忠义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当中，被上诉人作为案外人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情况说明》，应作为证据证明案涉300万元与被上诉人间不存在关联，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该《情况说明》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在王维久授意下向上诉人魏忠义支付300万元，而经生效判决确认王维久与被告魏忠义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依照王维久授意支付此款项的被上诉人与上诉人魏忠义间当然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在上述案件中，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王维久主张与上诉人存在买卖关系，所依据的与本案的300万元是同一笔款项的相关付款凭证，王维久所提供的证据与本案基本相同，另外王维久对于买卖关系相关的设备交付时间等内容与本案上诉人所述不符，但同样王维久对于买卖关系的要素均不能明确说明，在经过两级法院审理后，生效判决确认王维久与上诉人不存在买卖关系，驳回王维久的诉讼请求，而被上诉人基于同一事实，依据相同证据，一审法院却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买卖关系，完全违背事实，违背法律！被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关系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全凭主观臆断，而认定“原告给付货款，被告魏忠义提供相关设备的行为，完全符合买卖合同关系的一般特征”，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实属荒谬。二、一审法院认定“没有证据显示被告魏忠义系原告的股东（发起人）或实际出资人，因此其向原告提供“蛭石板生产线”的行为并不能被视作是一种投资行为”，实属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严重错误。第一，本案事实是在2009年，上诉人魏忠义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王维久结识，双方商议利用上诉人魏忠义蛭石防火板生产技术能力组建公司（成立辽宁奥一特蛭石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本案被上诉人）进行蛭石防火板生产，其中上诉人魏忠义负责生产线制造，王维久负责资金及基础设施建设，公司设立后，上诉人魏忠义投资建设生产线设备，上诉人魏忠义与王维久出资与持股比例明显不对等，后经原审被告廖明杰与王维久沟通，王维久答应另出资300万元用于被上诉人企业建设，而并非设备买卖的货款。后由于王维久擅自将魏忠义在被上诉人公司的投资清除，才引发王维久与魏忠义几年来的股权争议。本案实为投资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由被上诉人提起的虚假诉讼，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第二，关于上诉人系被上诉人投资人（股东）的问题，上诉人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交被上诉人登记股东陈敏的《声明》，证明上诉人通过陈敏代持被上诉人的股权，为被上诉人的投资人（股东）、隐名股东。通过被上诉人的工商登记档案也可以看出，陈敏于2010年至2014年期间，一直为被上诉人登记的股东，并任被上诉人公司监事职务，上诉人持有被上诉人的股份，以及对被上诉人的投资建设，均是通过陈敏代持的方式实现的。而一审法院无视陈敏为上诉人代持股份的事实，仅从“与工商登记情况不符”，以及所谓“没有证据显示被告魏忠义就其“投入的财产”向原告及其股东主张过任何权利”，而片面认定上诉人关于其是被上诉人投资人（股东）的陈述不合常理，具有明显的主观臆断。第三，在上诉人魏忠义涉嫌所谓合同诈骗一案中，经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委托辽宁宁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就魏忠义在被上诉人公司内投资资产价值进行评估，辽宁宁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6年11月8日出具辽宁评报字（2016）第016号《魏忠义投资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基准日2012年3月31日，评估结论为：“魏忠义投资资产经过计算市场价值为12,753，900元人民币。”其中评估资产范围包括案涉4条蛭石生产线，固定资产—蛭石生产线清查评估明细表显示，资产占有单位名称：魏忠义，设备名称，包括蛭石生产线4条、摆渡车基础4座、设备基础4座、主机、装、卸机基础，……设计费、监理费等，评估报告也说明“本次评估的资产为自制设备地下隐蔽工程较多……”，从上述评估报告的内容可以证明上诉人是涉案蛭石生产线的投资人，生产线分为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建造复杂，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非简单的买卖关系。一审法院无理认定上述评估机构只是评估鉴定部门，无权对案涉财产权属进行判断，实属荒谬。上述资产评估报告书是由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委托，委托事项是就魏忠义在被上诉人公司内投资资产价值进行评估，鉴定机构具有评估鉴定资质，评估结论真实有效，公安机关据此评估报告，认定魏忠义没有犯罪事实，该评估报告书与本案有直接关联，应当作为本案证据予以采纳，并能够证实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公司投资人（股东）的事实。一审法院无理否定上述事实，擅自否定公安机关委托评估鉴定的证明效力，实属违法。第四，上诉人已经提交一审法院，原审被告廖明杰曾在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1民终1508号案件中出庭作证，并出具《情况说明》，廖明杰明确证实了廖明杰与上诉人魏忠义以技术、设备共同投资辽宁奥一特蛭石有限公司（被上诉人曾用名称）的事实。并且在该案件中，廖明杰已经明确说明“王维久、魏忠义、廖明杰等几人合作成立公司，各方协商魏忠义以技术设备出资，根据技术文件制造出设备需要出资3000万元，设备制造出后依设备入股”的相关事实。第五，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1民终1508号案件，案外人徐付军与上诉人魏忠义合同纠纷一案二审中，沈阳中院因原审事实不清已裁定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本案一审法院认定“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9）辽01民终1508号民事裁定书中并未对“被告魏忠义并非原告股东”的事实予以否定，也没有要求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在重审时对该事实予以查清”，进而一审法院据此自行推测认为没有证据显示魏忠义系原告的股东（发起人）或实际投资人。一份已认定原审事实不清的民事裁定居然能够证明上诉人并非被上诉人的股东，实属无稽之谈！一审法院无视上诉人提供的书面证据，没有按照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进行审查，在被上诉人对其主张买卖关系的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错误的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而在上诉人已经提供证据证明投资关系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未对上诉人的书面证据予以查明和采信，仅凭主观猜测和不切实际的推论否定上诉人投资被上诉人的事实，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权益。三、一审法院毫无根据的自行推断“……已经排除了被告魏忠义提供‘蛭石板生产线’系其投资行为，那么给付被告魏忠义300万元的付款目的就应当是向其购买‘蛭石板生产线’”的认定，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此处论证更为荒谬，“既然通过上一个问题的分析，已经排除了被告魏忠义提供蛭石生产线系其投资行为，那么给付给魏忠义300万元的付款目的就应当是向其购买蛭石板生产线”。本案中，如前所述，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均未体现双方有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无视证据错误认定上诉人并非投资人，进而在否定投资关系后，仅靠猜测和假设性的主观推断即认定双方为买卖合同关系，实属荒唐至极。试问，所谓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买卖标的物为何物？如果一审法院认定资产评估机构并无作出资产权属的资质，那么对资产价值是否能够做出有效结论，资产评估价值1200万余元的设备，货款仅为300万元？难道这就是一审法院通过所谓推理认定上诉人提供相关设备的行为，完全符合买卖合同的一般特征吗？一审法院错误的推论上诉人非被上诉人的投资人，进而错误的推断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为买卖关系，这样无视证据，无视事实，仅凭推断的认定，违背法律逻辑，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四、被上诉人作为本案原告诉讼主体并不适格，一审法院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均存在严重错误，程序违法。2015年12月22日，本案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王维久在沈阳市铁**人民法院起诉上诉人，以王维久与上诉人存在买卖合同为由，要求上诉人返还案涉货款300万元，经铁西区人民法院依法驳回王维久诉请后，王维久上诉，2017年2月26日，二审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现已生效。二审中，王维久曾向法院提交被上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以说明案涉300万元设备款系王维久个人支付，与被上诉人无关。该份《情况说明》能够说明，被上诉人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其作为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关于本案一审判决论证所谓300万元货款其所有权主体是被上诉人还是其法定代表人王维久的问题。该段论述“……如果购买蛭石板生产线的主体是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王维久，那么在其已经向原告实际出资2000000元的情况下，其再次出资购买蛭石板生产线就应当被视作继续出资的行为，而原告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并未注明王维久在付款行为发生前后有另行出资3000000元的情况。而且按照常理，如果发生了如此大额的出资一定会记录到工商档案中，不能认定该3000000元系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王维久个人出资，也不是其个人给付给被告魏忠义的货款……”此处论证并无任何事实依据，且与被上诉人《情况说明》的内容明显相违背，情况说明中明确写明，“该笔设备款系王维久个人款项亦与我公司无关，王维久本人享有对购买上述设备的追索权”，那么明显证明该笔款项为王维久个人款项并非被上诉人公司财产，原审法院无视书证的效力，仅靠所谓推理认定所谓事实，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一审法院仅通过被上诉人的陈述，即认定所谓1700000元出资款包含在实缴出资中，并无依据，实属猜测。进而推理出“上述1700000元已转化为被上诉人财产。另外1300000元应为原告向案外人辽宁华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的借款，借贷行为也已经使该款转化为原告的财产。”更属荒谬至极，据此认定被上诉人主体适格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不足，程序违法。五、本案已经构成重复起诉，一审法院未予认定该事实，属于程序违法。王维久作为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个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而且被上诉人为有限公司，公司仍存在其他股东，被上诉为独立法人，被上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法定代表人王维久在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1民终1508号案件庭审笔录中，表明被上诉人和法定代表人王维久认定涉案300万元是王维久个人款项，与上诉人无关。上述《情况说明》已经被法院采纳并作为证据附卷，具有法律效力。一审判决仅依据其错误推断“王维久该3000000元的所有权已经归于原告，故王维久再以个人名义向他人主张该款的权利已无法律依据，应属于王维久对该法律事实的认知错误”即否定被上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书面证据的证明效力，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在法院驳回王维久诉请后，被上诉人以同一理由起诉上诉人，已构成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重复起诉。王维久作为被上诉人的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由被上诉人出具《情况说明》显然系在其授意之下完成，在王维久主张与上诉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诉请被驳回、被上诉人已出具情况说明证明案涉所谓300万元货款与被上诉人无关的情况下，又以被上诉人的身份，以相同标的、相同诉请起诉已构成重复起诉，应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请。六、一审法院采信辽中意评报字（2018）第023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的评估结论，认定“上诉人已经构成违约……有义务继续履行合同（将设备补充完整）或者退还原告部分货款。”从而判令上诉人返还货款1308000元及自2010年9月20日计利息，属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严重错误。2016年11月8日，由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委托辽宁宁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诉人在被上诉人企业内投资资产进行评估，出具《魏忠义投资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辽宁评报（2016）第016号）评估基准日为2012年3月31日，包括4条蛭石生产线在内资产共计12753900元，证明了上诉人在被上诉人企业内投资资产的事实，亦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非买卖合同关系，而是投资关系。辽中意评报字（2018）第023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基准日为2018年2月27日，评估结论“辽宁华安消防科技产品有限公司蛭石板生产线价值为1,197,400元，”固定资产-机器设备评估明细表中还载明原值1,692,000.00元。而涉案300万元的支付时间为2010年3月至8月期间，上述评估报告的评估基准日距涉案款项支付时间，以及上诉人和王维久合作投资之初均已经8年之久，根本不能用以证明上诉人在被上诉人企业内资产实际价值。《魏忠义投资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辽宁评报（2016）第016号）评估基准日为2012年3月31日，评估价值为1200余万元，一审法院却认为上述鉴定机构无权对案涉资产权属进行认定而未予采信，进而认定不能以《魏忠义投资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的内容来直接认定魏忠义系被上诉人投资人（股东）。而对于与涉案款项的支付时间相距甚远，并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的辽中意评报字（2018）第023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一审法院却予以采信，判令上诉人返还所谓“300万元”与所谓“原值1692000元”的差额，那么是否可以得出，对于同样的涉案生产线，一审法院认为在2012年不能认定系上诉人所有，而2018年却能够确认为上诉人所有？一审判决逻辑混乱，径行随意认定涉案资产的权属以及涉案资产的价值，完全凭借主观臆断，无视本案的所有书面证据材料，关于资产评估报告的采信随意自我，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七、一审判令上诉人“魏忠义违约在先，其违约行为已经给原告造成实际损失，故原告主张给付利息属于合理诉求。……从2010年9月20日计算利息属于合理范围”，本案被上诉人根本没有证据证明买卖关系，一审判决认为“魏忠义违约行为发生于2010年8月”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并未依据现有证据，审查双方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是依据上诉人并未证实投资人身份而认定双方为买卖合同关系实属荒谬。其据此认定上诉人违约、给原告造成损失，应支付利息的认定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八、原审中，被上诉人诉讼请求并未获得一审法院全部支持，案件受理费理应由双方承担，原审法院判决由上诉人独自承担，违反法律规定，侵害上诉人合法权益，应予撤销。九、假设如被上诉人所称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诉讼时效业已经过，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于2010年9月20日向其出具转账支票两张合计300万元，具其起诉之日2018年11月7日已经过8年之久，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明显不足，适用法律不当，程序违法，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现上诉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提出上诉，请求贵院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华安公司辩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交易行为符合买卖合同构成要件,本案上诉人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其与被上诉人之间系其他法律关系,并且在长达10余年时间内从未向上诉人主张过任何权利,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自始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投资合作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廖明杰述称，我方认可一审判决我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对华安公司与魏忠义之间的关系和一审判决魏忠义承担责任不作评判，因为不清楚他们之间的情况。华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解除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2.判决被告返还原告货款1802600元；3.判决被告给付原告上述货款的利息（从2010年9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4.判决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0年4月7日，原告辽宁华安消防科技产品有限公司（原名为辽宁奥一特蛭石有限公司）依法设立。其经营范围包括：蛭石产品、消费设备、电子产品、蛭石生产机械设备，生产、销售。其最初登记的注册资本为10000000元，当时的股东（发起人）包括其法定代表人王维久（应出资3500000元）、案外人陈敏（应出资2500000元）、案外人孙屹（应出资2500000元）、案外人张晓明（应出资1500000元）。由王维久实际出资2000000元（货币），其他股东均未实际出资。经被告廖明杰介绍，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王维久与被告魏忠义相识。2010年3月至2010年8月间，由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王维久经手给付了被告魏忠义3000000元（以转账支票方式给付）。2010年8月，被告魏忠义将“蛭石板生产线”（共4条）运送至原告的厂房内，但此后该设备未能安装并实际生产使用。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王维久多次向公安机关控告被告魏忠义涉嫌合同诈骗。经公安机关侦查，未发现被告魏忠义有相关犯罪事实。2014年4月22日，原告变更为现在的名称。2015年12月22日，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王维久以个人名义向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被告魏忠义返还货款3000000元。经该院审理认为其证据不足，并判决驳回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王维久的诉讼请求。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王维久不服该判决结果，上诉至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该院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辽宁华安消防科技产品有限公司（原名为辽宁奥一特蛭石有限公司）曾与王维久协商，由王维久个人向我公司投入价值3000000元的机器设备，用于我公司生产，我公司当时同意王维久以我公司名义向买方支付设备款1700000元。我公司分别于2010年4月16日、5月11日、5月31日、7月14日、8月9日分五笔共计1700000元代王维久向出卖方魏忠义给付了设备款。由于运送到我公司的只是些钢管、铁架等材料，而并非是能够进行生产的设备，无法正常组装、调试及使用，该批待组装设备的材料与我辽宁华安消防科技产品有限公司无关，该笔设备款系王维久个人款项亦与我公司无关，王维久本人享有对购买上述设备款的追索权。一审法院受理的（2017）0103执5198号案件（原告为被执行人）在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委托辽宁中意慧佳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蛭石板生产线”进行了评估。2018年3月6日，该公司出具辽中意评报字（2018）第023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一份，注明：以2018年2月27日为评估基准日，上述“蛭石板生产线”的价值为1197400元。另注明：该“蛭石板生产线”为“不完整生产线，无法正常使用”。在该《资产评估报告书》附件中有“固定资产—机器设备评估明细表”一份，注明：“蛭石板生产线”共4条，购置日期为2010年，未启用，原值为1692000元，成新率为70%，净值为1184400元；“车间外钢结构装置”1个，购置日期为2010年，未启用，净值为13000元（残值）；以上合计1197400元。原告与二被告就上述“蛭石板生产线”的相关情况产生纠纷，原告起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与二被告之间是否构成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同时，本案存在争议的也包括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关于被告魏忠义是否系原告投资人（股东）的问题。在庭审中，被告魏忠义陈述：其是原告的投资人、隐名股东，其在原告成立之初时对原告的投资超过20000000余元，其所投入的股份均由原告的原股东案外人陈敏代为持有。从工商部门登记的原告“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可知：原告的股东（发起人）中并没有被告魏忠义；原告登记的注册资本虽然为10000000元，但实缴资本实际只有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王维久出资的2000000元；原告的股东（发起人）案外人陈敏并未实际出资。被告魏忠义陈述由案外人陈敏代替其持有原告的股份与工商登记的情况明显不符。同时，原告成立时的实缴资本只有2000000元，而被告魏忠义主张其向原告的实际投入超过20000000余元。如果真如被告魏忠义所说，其应当是原告的最大股东，也应当是原告的实际控制者和管理者。但事实上，没有证据显示被告魏忠义参与了原告的具体经营管理，也没有证据显示被告魏忠义就其“投入的财产”向原告及其股东主张过任何权利。被告魏忠义关于其是原告投资人（股东）的陈述既缺少证据佐证，又明显不合常理，不予采信。在庭审中，被告魏忠义又陈述：公安机关在侦查其是否涉嫌合同诈骗时，曾委托辽宁宁大资产评估公司对其在原告处的投资进行了评估。经查，辽宁宁大资产评估公司确实出具了《魏忠义投资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一份，并在报告书中注明系对被告魏忠义投资原告的资产情况进行评估。但出具该报告书的辽宁宁大资产评估公司只是评估鉴定部门，并无对案涉财产是否为被告魏忠义的投资财产进行判断的权利。且该报告书系公安部门为查清被告魏忠义是否涉嫌诈骗而进行的相关鉴定，公安机关也未对被告魏忠义是否系原告的投资人（股东）及是否进行了相关投资进行结论性的判断。故不能以《魏忠义投资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的内容来直接认定被告魏忠义系原告投资人（股东）。另外，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案外人徐付军与被告魏忠义、案外人陈敏及第三人本案原告的合同纠纷一案的（2017）辽0106民初2328号民事判决书中也未对被告魏忠义系原告的股东予以确认。该案虽经被告魏忠义上诉，被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重审，但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9）辽01民终1508号民事裁定书中并未对“被告魏忠义并非原告的股东”的事实予以否定，也没有要求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在重审时对该事实予以查清。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没有证据显示被告魏忠义系原告的股东（发起人）或实际出资人，因此其向原告提供“蛭石板生产线”的行为并不能被视作是一种投资行为。第二，关于原告作为本案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本案所涉3000000元系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王维久经手交给被告魏忠义的。该付款行为系在原告成立前后陆续发生的。原告注册成立系为了进行蛭石板的生产销售，其需要相应的机器设备才能够实现该目的。此时被告魏忠义称其可以提供“蛭石板生产线”的设备。既然通过上一个问题的分析，已经排除了被告魏忠义提供“蛭石板生产线”系其投资行为，那么给付被告魏忠义3000000元的付款目的就应当是向其购买“蛭石板生产线”。那么就出现了购买“蛭石板生产线”的主体是原告还是其法定代表人王维久的问题。如果购买“蛭石板生产线”的主体是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王维久，那么在其已经向原告实际出资2000000元的情况下，其再次出资购买“蛭石板生产线”就应当被视作继续出资的行为，而原告的“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并未注明王维久在“付款行为”发生前后有另行出资3000000元的情况。而且按照常理，如果发生了如此大额的出资一定会记录到工商档案当中，故不能认定该3000000元系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王维久的个人出资，也不是其个人给付被告魏忠义的货款。原告陈述：该3000000元中的1700000元来源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王维久的出资款（包含在上述2000000元中），另外1300000元来源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王维久经营的另一公司案外人辽宁华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原告的该陈述与原告提供的转账支票记载相符，原告提供的付款凭证的“付款内容”中也注明：该款系王维久在筹建辽宁奥一特蛭石有限公司企业设备投资款，收款人只能用于筹建企业的设备用款。上述1700000元既然是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王维久的投资款，其所有权自然发生变化，已转化为原告的财产。另外1300000元应为原告向案外人辽宁华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的借款，借贷行为也已经使该款转化为原告的财产。因此，给付被告魏忠义3000000元的主体应当是原告，原告在本案中向被告魏忠义主张权利并无不当，不存在原告主体不适格的情况。第三，关于本案是否为重复诉讼的问题。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王维久曾以个人名义向被告魏忠义主张过该3000000元的相关权利。但通过上一个问题的分析，该3000000元的所有权已经归于原告，故王维久再以个人名义向他人主张该款的权利已无法律依据，应属于王维久对该法律事实的认知错误。在另案中，原告虽然出具了《情况说明》，但毕竟王维久是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情况说明》的内容难免也会提现王维久对该法律事实的认知错误。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王维久个人对该3000000元所有权的错误认识并不足以影响该款所有权的真实归属，更不足以影响原告对该款主张权利。故本案不存在重复诉讼的情况。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原告设立前后，为进行生产需要购买相关设备，原告由其法定代表人王维久经手，将3000000元给付了被告魏忠义，被告魏忠义将案涉“蛭石板生产线”运送至原告的厂房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故上述行为的法律后果应该由原告承受。由此，该“蛭石板生产线”的所有权人已经成为原告，而且在（2017）0103执5198号案件中也将该“蛭石板生产线”认定为原告所有的财产。因此不难看出：原告给付货款，被告魏忠义提供相关设备的行为，完全符合买卖合同关系的一般特征。双方虽然未签订书面的合同，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双方买卖合同关系的成立。故可以认定原告与被告魏忠义之间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应按约定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与被告廖明杰之间具有合同关系，故原告对被告廖明杰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解除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原告与被告魏忠义的买卖合同成立并实际履行于2010年，至今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可以解除合同关系的合理期限。故原告的该项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返还货款1802600元的问题。原告给付被告魏忠义货款3000000元，被告魏忠义理应提供与该款相当的相应设备。原告虽然接收了被告魏忠义提供的“蛭石板生产线”，但因为该设备未实际安装、生产，其作为生产工具的特性也未能体现，故原告无法判断该设备的实际价值和使用价值。原告主张其因此曾经向被告魏忠义主张过解除合同并退还货款，具有合理性。辽中意评报字（2018）第023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系经法院委托，在司法程序中得出的评估结论，其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客观性的特征。故对该评估结论予以采信。该《资产评估报告书》已经确认“蛭石板生产线”的原值为1692000元，与原告给付的货款相差1308000元。虽然买卖行为具有随行就市、协商一致的特性，但二者相差巨大，该买卖行为明显对原告显失公平。而且被告魏忠义提供给原告的就只是完整“蛭石板生产线”的一部分，并非整套设备，故被告魏忠义已经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违约责任。被告魏忠义有义务继续履行合同（将设备补充完整）或者退还原告部分货款。鉴于相关情形均已发生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已经失去意义，故原告主张退还部分货款符合法律规定，理由正当，予以支持。故被告魏忠义应当退还原告货款1308000元。另外，该《资产评估报告书》提及“车间外钢结构装置”1个，因没有证据显示该装置也系被告魏忠义所提供，故对该装置的价值不予考虑。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问题。被告魏忠义违约在先，其违约行为已经给原告造成实际损失，故原告主张被告给付利息属于合理诉求。被告魏忠义的违约行为发生于2010年8月，原告主张从2010年9月20日计算利息属于合理范围，予以支持。关于被告魏忠义抗辩原告的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基于上述理由，原告于辽中意评报字（2018）第023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出具的2018年3月才知道“蛭石板生产线”的真实价值，原告并已经于2018年12月3日向法院起诉，故原告的主张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魏忠义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原告辽宁华安消防科技产品有限公司货款1308000元；二、被告魏忠义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原告辽宁华安消防科技产品有限公司货款1308000元的利息（从2010年9月2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三、驳回原告辽宁华安消防科技产品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907元，由被告魏忠义承担。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百四十八条的规定，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根据上述规定，能否再次提起诉讼的关键在于，是否出现了“新的事实”。“新的事实”应为生效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的事实，而不是原生效裁判未查明或涉及的事实，亦不是当事人在原审中未提出的事实。在华安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前，华安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王维久曾以魏忠义为被告向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提起了（2015）沈铁西民三初字第02594号案件诉讼，并基于买卖合同关系成立诉请魏忠义返还全部货款300万元，在该案中华安公司向法院出具《情况说明》，特别说明案涉机械设备为王维久投入，所支付设备款系王维久个人款项，与华安公司无关，王维久享有对设备款的追索权。该案经一、二审审理，均围绕双方当事人间构成何种法律关系和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进行的审理，一、二审判决均以不能认定双方间属于买卖合同关系为由驳回了王维久的诉讼请求。王维久不服生效判决亦申请了再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辽民申3168号民事裁定也认为王维久提供证据，不能证实双方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王维久请求返还款项主张无事实依据，裁定驳回了王维久的再审申请。华安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从形式上虽为不同主体主张权利，但从王维久为华安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和另案中华安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反映出华安公司和王维久作为诉讼主体具有同一性；再从华安公司提供的付款支票存根上写明出票用途为“王维久借款”或“王维久借货款”或“货款”，体现为王维久为权利人。华安公司本案诉讼标的与王维久前案起诉的02594号案的诉讼标的相同，诉讼请求存在包含关系，本案与前案争议焦点问题同为双方当事人间是否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当事人针对该焦点问题举证相同，华安公司本案诉讼所主张的设备价值并不属于新发生事实，只是新理由，华安公司本案诉讼实为否定前案裁判结果。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8）辽0103民初1804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辽宁华安消防科技产品有限公司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27907元，退回辽宁华安消防科技产品有限公司；魏忠义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7907，予以退回。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 伟审判员 赵春玲审判员 朱闻天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日法官助理谢日恒书记员徐嘉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