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97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弘丽家居设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法定代表人：徐青海，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文杰，上海博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鲍兆梅，女，1970年12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淮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曼，北京市京师(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弘丽家居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丽公司”)与被上诉人鲍兆梅因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4民初151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弘丽公司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判令不支付鲍兆梅经济补偿金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41，304.27元。事实和理由：弘丽公司同意以月工资3，933.74元之标准支付鲍兆梅经济补偿金，然弘丽公司仅认可鲍兆梅的工作年限从2017年5月1日起计算。一、一审法院未对鲍兆梅在上海爱颖布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颖公司”)的工作经历进行查明。前案生效判决不涉及对鲍兆梅工作年限的认定，亦未对鲍兆梅在爱颖公司完整工作经历进行审查，一审法院径行引用，显然缺乏事实依据。二、一审法院认定鲍兆梅在爱颖公司的工作年限连续计算缺乏依据。目前，在案证据有鲍兆梅与爱颖公司2009年2月11日至2011年2月10日的劳动合同、2015年1月1日到2015年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老年补贴凭证及上海市养老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由于爱颖公司早已注销，且两公司并无法律上的关联，故弘丽公司至今无法确认这些证据的真实性。但即便这些证据是真实的，亦可见，2012年5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鲍兆梅与爱颖公司未建立劳动关系。三、一审法院对于鲍兆梅工作年限的举证责任分配不当。诚然，根据现行劳动法律法规，弘丽公司作为用工方在劳动纠纷中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者无需承担任何举证责任。对于2016年3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这一待证事实，弘丽公司已经提交了初步证据，包括《上海市养老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来沪人员招退工登记情况》及招退工系统记录等。然而一审法院却一再要求弘丽公司进一步提交证据，如此分配举证责任对弘丽公司明显不公，亦缺乏法律依据。弘丽公司认为，鲍兆梅的经济补偿金的工作年限应自2017年5月1日起计算，退而言之，即使将爱颖公司的工作年限计入，亦应从2015年1月1日起计算。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事实查明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了弘丽公司的相关权益，请求撤销原判，依法予以改判。鲍兆梅坚持一审时的辩称意见，认为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弘丽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不予支付鲍兆梅经济补偿金41，304.27元。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鲍兆梅于2009年2月11日入职爱颖公司，与该公司签订的最后一份劳动合同的期限为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合同载明该公司地址为上海市松江区泗砖南路XXX弄XXX号。爱颖公司经工商登记注册成立于2003年7月30日，股东徐秀敏、徐青海，该公司于2016年3月3日经工商登记注销。弘丽公司经工商登记注册成立于2013年5月13日，股东徐青海。2016年1月1日，鲍兆梅入职弘丽公司担任缝纫工，双方之间签订的最近一份劳动合同期限为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约定鲍兆梅的工作岗位缝纫工，工作地点为上海，月工资2020元，规章制度作为劳动合同的附件。鲍兆梅的实际工作地点位于上海市松江区泗砖南路XXX弄XXX号。2.2019年5月及6月期间，弘丽公司通知包括鲍兆梅在内的员工自2019年7月起搬迁至浦东新区上班，鲍兆梅予以拒绝，为此双方就劳动合同继续履行进行协商，弘丽公司向鲍兆梅提出或者至宝山区红星美凯龙从事营业员工作或者至浦东新区新址从事原岗位工作的方案，但鲍兆梅均未接受，双方最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2019年7月1日，弘丽公司向鲍兆梅发出通知，载明“本公司于5月底之前已通知本厂需搬迁至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意路499弄A栋4楼，于6月30日搬迁结束，今天你未上班，如在7月3日17时之前还未到公司上班，也未办理任何手续，作为自动离职处理”。鲍兆梅收到通知后，未按照弘丽公司的要求到岗上班。3．根据弘丽公司提交的来沪人员招退工登记情况表显示，鲍兆梅就业起始时间为2017年5月1日，就业终止时间为2019年6月28日的招退工登记手续，合同签订方式为续签，退工原因为终止合同。此外，弘丽公司还为鲍兆梅办理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2月29日的用工手续。爱颖公司为弘丽公司办理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4月1日及2015年8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的用工手续。4．根据弘丽公司提交的上海市养老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显示：2015年度鲍兆梅缴费5个月，2016年度鲍兆梅缴费2个月，2017年度鲍兆梅缴费8个月。双方一致确认，鲍兆梅2018年6月起的工资由徐秀敏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之前的工资以现金形式支付。5.2019年8月8日，鲍兆梅向上海市嘉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弘丽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法定休假日带薪工资。仲裁时，鲍兆梅主张每月工作26天单休，固定工资税后5000元，应发工资5500元，2018年6月起的工资由徐秀敏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之前的工资现金形式支付，有签字签收，弘丽公司对此工资支付方式予以认可。仲裁委经审理后认定，鲍兆梅剔除加班工资后正常出勤月工资为3，933.74元。2019年9月30日，仲裁委作出嘉劳人仲(2019)办字第2116号裁决书，裁决弘丽公司应支付鲍兆梅2018年2月16日至18日、2019年2月5日至7日期间法定休假日带薪工资1，085.17元及对鲍兆梅的其他请求事项不予支持。鲍兆梅不服该裁决，诉至法院，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11日作出(2020)沪0114民初19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弘丽公司应支付鲍兆梅2018年2月16日至2月18日、2019年2月5日至2月7日合计6天法定休假日工资1，085.17元，驳回鲍兆梅要求弘丽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15，500元的诉讼请求及驳回鲍兆梅其余诉讼请求。弘丽公司、鲍兆梅均未上诉，现该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6.2020年4月2日，鲍兆梅向上海市嘉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弘丽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仲裁委经审理后认定，因弘丽公司搬迁新址，无法继续在原经营地为鲍兆梅提供劳动条件，双方经协商未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一致，自2019年7月1日起不再履行各自的劳动权利义务，至此双方劳动关系解除，该情形符合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法定情形。2020年5月28日，仲裁委作出嘉劳人仲(2020)办字第453号裁决书，裁决弘丽公司应支付鲍兆梅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41，304.27元及对鲍兆梅的其他请求不予支持。弘丽公司不服该裁决，诉至法院。诉讼过程中，弘丽公司认可应当支付鲍兆梅经济补偿金，对仲裁委认定的工资标准3，933.74元亦无异议，但不认可仲裁委确定的工作年限，主张鲍兆梅在弘丽公司的工作经历存在中断，鲍兆梅于2016年2月离职，再于2017年5月重新入职，故工作年限应从2017年5月1日计算至2019年6月30日。此外，弘丽公司还主张，2016年2月鲍兆梅口头办理离职手续，弘丽公司没有保留书面手续；2017年5月弘丽公司重新入职鲍兆梅时，双方签订期限为2017年5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但合同已经找不到，其他入职手续均未办理；经双方口头达成协议，弘丽公司为鲍兆梅办理2016年2月的退工手续及2017年5月的用工手续。鲍兆梅则陈述，鲍兆梅自2009年2月11日起一直在同一用人单位工作，接受同一人员的管理，中间未曾离职。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因弘丽公司搬迁新址，无法继续与鲍兆梅履行原劳动合同，且协商无果，属于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情形，该情形符合弘丽公司应支付鲍兆梅经济补偿金的法定情形。仲裁裁决弘丽公司应支付鲍兆梅经济补偿金41，304.27元，弘丽公司对于应当支付鲍兆梅经济补偿金及月工资均无异议，但不认可仲裁委计算的工作年限，鲍兆梅则对裁决结果无异议。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鲍兆梅工作年限的确定。弘丽公司主张：其一，弘丽公司与爱颖公司系不同的法律主体，鲍兆梅在该两家公司的工作年限并不连续，鲍兆梅在爱颖公司的工作年限不应计入鲍兆梅在弘丽公司的工作年限；其二，因鲍兆梅2016年2月从弘丽公司离职后又于2017年5月重新入职，中间存在中断，故工作年限应自2017年5月1日计算至2019年6月30日。鲍兆梅则不认可，主张工作年限应自2009年2月11日起算，计算至2019年6月30日。首先，根据劳动争议司法解释的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劳动者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劳动合同主体由原用人单位变更为新用人单位的，或用人单位及其关联企业与劳动者轮流订立劳动合同的，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本案中，鲍兆梅于2009年2月11日入职爱颖公司，与该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至2015年12月31日。2016年1月1日鲍兆梅入职弘丽公司，并签订有劳动合同。在此期间，鲍兆梅的工作场所、工作内容均未发生变化，而爱颖公司与弘丽公司存在关联，且鲍兆梅2018年6月起的工资由爱颖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账户支付。因此，鲍兆梅属于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的情形。弘丽公司关于鲍兆梅在爱颖公司的工作年限不应计入鲍兆梅在弘丽公司处的工作年限的意见，法院不予采纳。其次，因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发生争议，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入职时间、离职时间负有举证责任。弘丽公司主张鲍兆梅于2016年2月离职，并于2017年5月重新入职，并提交养老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及招退工登记情况表予以证明。但养老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仅能反映鲍兆梅相应年度的养老保险缴费情况，无法具体反映鲍兆梅的入职、离职经历。而招退工登记情况表显示合同签订方式为续签，且弘丽公司并未提供与招退工登记情况表相符的劳动合同或者离职、入职的相关材料予以佐证，亦无证据证明弘丽公司向鲍兆梅告知办理招退工情况，仅凭由用人单位单方完成登记的招退工登记情况表无法有效证明弘丽公司的主张。因此，弘丽公司关于鲍兆梅于2016年2月离职，并于2017年5月重新入职的主张，法院难以采信。综上分析，法院确认计算经济补偿金的工作年限为2009年2月11日至2019年6月30日。结合鲍兆梅的月工资3，933.74元计算，弘丽公司应支付鲍兆梅经济补偿金41，304.27元。此外，弘丽公司主张已于每年年初向鲍兆梅支付上一年度劳动合同到期后的经济补偿金，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法院难以采信。因此，弘丽公司要求不予支付鲍兆梅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上海弘丽家居设计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鲍兆梅经济补偿金41，304.27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上海弘丽家居设计有限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之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用工管理具有主动性，最易掌握和持有劳动关系解除的依据，在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下应该保留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弘丽公司称鲍兆梅曾于2016年2月口头办理离职，弘丽公司应当就此留痕以防范可能发生的争议。然，弘丽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鲍兆梅亦对此予以否认。故，对于弘丽公司该节主张，本院难以支持。弘丽公司又称，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失当，在公司已提供《上海市养老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来沪人员招退工登记情况》及招退工系统记录等材料的情况下，仍强行要求弘丽公司继续举证一节。对此，本院认为，劳动关系的实质是劳动者将劳动力的支配权交给用人单位，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服从其工作时间、任务等安排，遵守其规章制度。用人单位是否缴纳社保、此间有无书面劳动合同不影响双方劳动关系的实际履行和建立，一审法院鉴于社保的缴纳、招退工手续均为用人单位单方即可完成，故此间举证责任尚未发生转移，对于弘丽公司之主张仍要求其继续补强，并无不当。二审期间，弘丽公司虽坚持前述主张但未提供新的证据予以印证，对于该节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故而鲍兆梅于弘丽公司的工作年限理当连续计算。至于双方争议较大的鲍兆梅于爱颖公司的工作年限是否应当连续计算一节，爱颖公司与弘丽公司股东重叠，经营地址一致，鲍兆梅无论在爱颖公司工作期间还是在弘丽公司工作期间，其实际工作地点及工作内容均未发生变化，且2018年6月起鲍兆梅已在弘丽公司工作的情况下，其工资系通过爱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个人账户予以发放，前述种种，可见爱颖公司与弘丽公司联系紧密，鲍兆梅受用人单位安排，自爱颖公司至弘丽公司工作，此间的工作年限理当连续计算。现，弘丽公司又称，相关证据显示鲍兆梅于2012年5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既无劳动合同亦无社保缴费凭证，故其与爱颖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对此，本院认为，弘丽公司该主张已在仲裁、一审期间多次提出，仲裁及一审法院亦对此作出回应，所述理由充分、详实，本院不再赘述。正如前文所述，社保、书面劳动合同并非确认劳动关系的唯一指向，鉴于一审法院纵观鲍兆梅整个劳动关系的履行，考量弘丽公司此间的抗辩并应用逻辑推理和经验法则审核本案在案证据，所作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弘丽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上海弘丽家居设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皓审 判 员 陈樱审 判 员 姜婷二〇二一年一月七日法官助理 张曦书 记 员 张曦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