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100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贡年年，男，1960年1月6日生，汉族，住南京市浦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衡生，江苏斐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彪，江苏斐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市浦口区商务局，住所地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文昌路**。法定代表人：解天庆，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燕，江苏舜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贡年年因与被上诉人南京市浦口区商务局（以下简称浦口商务局）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2020）苏0111民初18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贡年年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起诉或诉请；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关于本案性质界定有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驳回被上诉人起诉。本案诉争的房屋系上诉人父亲贡万福在原江浦县棉茶公司作为职工分房所得。2001年3月20日江浦县供销合作社与贡万福之间所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本身也是基于贡万福职工身份所签订的单位内部建房、分房协议。因《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系单位内部建房、分房协议，本案属于因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引起的占房腾房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范围，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2、一审法院关于《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对上诉人有法律约束力的认定有误。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协议中签字，系受合同权利义务约束的当事人，该认定显然有误。该协议系江浦县供销合作社与贡万福之间所签订，上诉人仅作为代理人在协议中签字，并非是合同的主体，不能直接认定上诉人系合同当事人受该合同约束。3、自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后，上诉人家人已在案涉房屋中生活近20年，20年期间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主张过腾房等。作为上诉人在南京的唯一住房，上诉人也对房屋进行了多次装修及维修，现被上诉人在无任何协商等背景下，直接要求上诉人腾房，给上诉人造成了重大影响及经济损失。浦口商务局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理由：1、本案并非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引起的占房腾房纠纷。贡安福与县供销社于2001年3月20日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系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属人民法院受理范围。2、涉案协议合法有效，其内容对签订合同的双方具有约束力，我方已经履行完合同的全部义务，作为合同的相对方的上诉人，理应履行合同义务，腾空并迁出案涉房屋。浦口商务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贡年年返还、腾空房屋；2、判令贡年年支付2001年4月至2019年7月期间的逾期占用使用费243700元，（具体赔偿金额申请法院调查确认相应月租标准，给付期限截至实际给付之日）；3、诉讼费由贡年年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贡年年系棉麻公司原经理贡万福之子。20世纪80年代初，棉麻公司花费15000元从县供销社处购买了文德东路37号原县供贡万福居住使用。1997年3月30日，县供销社建房领导小组制定了《关于县社集资建房的有关规定》，该规定载明：“……三、县社院内在外系统工作的住户，每平方米建筑面积购房价格为760元。层次调节、付款方式视同系统内职工住宅……”1997年6月10日，原江浦县计划经济委员会向县供销社做出了江计经（1997）90号《关于下达集体基建正式项目的批复》，同意县供销社自筹资金新建职工住宅楼。1997年10月3日，原江浦县土地管理局向县供销社出具了江土籍字（97）10号《土地用途变更批准通知书》，其上载明：“用地报告收悉。根据江计经（97）24号文件批准的工程项目，同意你单位在座落于珠江镇××以××方式××土地使用权××建设宿舍楼工程……”。1998年7月7日，前述职工住宅楼项目取得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01年3月20日，县供销社（甲方）与贡万福（乙方）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根据县政府2000年13号文件关于《2000年珠江镇城市建设重点工程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和其他规定，结合江浦县供销合作总社1997年《关于县社集资建房的有关规定》，经过双方多次协商达成以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1、甲方拆迁乙方住房并安排乙方住房一套，位于珠江镇××单元××室（××），建筑面积为86.64平方米，每平方米为670元（加10元／平方米垫高费），合计购房款为58182.80元……3、乙方原住房为乙方原工作单位江浦县棉麻茶公司出资15000.00元购买的，本次拆迁安置乙方住房时仍视作江浦棉麻茶公司出资15000.00元，从乙方总购房款中扣除。4、根据本协议第1、2、3条的情况，乙方实际应交购房款为28331.80元……5、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必须在两个月内搬出原住房，并保证原住房的原貌交给甲方安排拆迁。……”县供销社在该协议落款处盖章，贡年年在该协议落款处签名。2001年4月1日，县供销社的记账凭证载明其收到前述安置房的购房款28331.8元。前述安置房后实际交付给了贡年年并登记在其名下，但贡年年至今仍居住在案涉房屋中。自2001年贡万福去世以后，贡年年始终未交纳过案涉房屋的租金。2017年8月18日，浦口商务局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贡年年返还案涉房屋，贡年年的妻子陈杰作为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应诉。在庭审中，陈杰陈述：“……2000年集资建房，我们家房子要拆……为该事，我们与供销社一直在交涉，到2001年，因为我们家房子的事情，单位领导找我公公谈了一下，也按供销社标准买了这个集资房……”后浦口商务局撤回起诉。一审另查明，棉麻公司后更名为南京市浦口区浦特棉麻收购中心（以下简称浦特棉麻收购中心），浦特棉麻中心授权委托浦口商贸局处理其与贡年年之间关于江浦街道××号房屋的一切纠纷。县供销社后改名为南京市浦口区商业贸易局（以下简称商贸局），商贸局后又变更为南京市浦口区商务局。贡年年曾向商贸局提交了一份《关于更改住房协议的报告》，其上载明：“兹有原棉麻公司贡万福于今年元月份承蒙原县社领导照顾安排一套住房（县社机关宿舍楼）并签订了住房协议书。由于今年四月，贡万福由于高血压突发不幸去逝。经家人共同商量，此房（四单元403房）办理房产证房主为贡年年，请商贸局领导给予重新修订住房协议为盼。”根据浦口商务局、贡年年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浦口商务局是否有权要求贡年年履行《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所约定的合同义务；二、浦口商务局要求贡年年返还案涉房屋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三、贡年年是否应当支付浦口商务局主张的房屋占有使用费。关于案涉《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履行的问题。首先，贡年年的妻子陈杰曾在前一起案件的庭审中陈述县供销社的领导就拆迁安置问题找过贡万福谈话，而在此次谈话后，其家庭得以按照供销社职工的标准购买集资房，由此可见，贡万福当时应当知晓案涉房屋须要进行拆迁及其家人正在与县供销社协商安置补偿方案的情况，故浦口商务局有理由相信贡年年系受其父亲委托签订案涉《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该代理行为仍属有效，贡年年作为贡万福的继承人，应当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其次，即使贡年年无代理权限或超越代理权限订立案涉《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且未得到贡万福的追认，浦口商务局仍有权要求贡年年承担无权代理的相关法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而贡年年作为案涉房屋的现占有使用人，能够履行合同约定的腾房义务，故浦口商务局有权根据法律规定，要求贡年年承担继续履行合同义务的民事责任。最后，合同等民事法律行为，可以基于双方的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生效；贡年年在案涉《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上签名，根据协议约定接受安置房屋，请求登记为安置房屋所有权人，此一系列缔约和履约的行为，表明其同意接受该协议所约定的权利义务而成为拆迁安置补偿关系的当事人，故浦口商务局、贡年年之间均存在依据案涉《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约定设立民事法律关系的合意，该协议内容对贡年年具有法律约束力。综上，贡年年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故浦口商务局要求其返还、腾空案涉房屋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虽然案涉房屋因历史原因未能取得不动产登记权证，但浦口商务局已根据《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合法取得了该房屋的处分权利，案涉房屋的原买受人浦特棉麻中心也已授权浦口商务局处理与该房屋相关的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故贡年年关于浦口商务局请求返还案涉房屋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纳。关于房屋占有使用费的问题。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自2001年至今，房屋市场租金水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浦口商务局仅提供了一份由第三方制作的其他类型房屋近期房租报价清单，贡年年对此又未予认可，故浦口商务局就其该项诉讼请求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浦口商务局要求贡年年支付2001年4月至2019年7月期间的房屋占有使用费243700元及2019年7月以后的房屋占有使用费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三款、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贡年年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内腾空并迁出位于南京市浦口区（原江浦县供销合作总社院内）的房屋并交至南京市浦口区商务局；二、驳回原告南京市浦口区商务局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924元，由南京市浦口区商务局负担4844元，由贡年年负担80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2019年苏01民终9061号民事裁定书、2020苏01民终683号民事裁定书、2020苏01民终6941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证明与本案案情类似、与诉争房屋性质一致的三个案件，均认定系应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而引起的，占房腾房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驳回起诉，故本案应参照上述三个案例，依法驳回一审被上诉人的起诉。证据2、证明一份，是邻居2017年留存的书面证据，证明人是张云飞、鲁礼斌、张孝文、丁秀兰四人；照片打印件4张，证明厨房和卫生间系上诉人经过同意后自行出资建造的，且进行了装饰装修，该部分不属于被上诉人一审诉请的返还腾空房屋的范围内。证据3、结婚证一份，证明上诉人于2019年离婚后，仅有案涉房屋一套用于居住养老，再无其他房产可供居住，上诉人无法腾房。被上诉人质证称：对于第一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更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于第二组证据证明、照片三性均不予认可，照片系打印件，证明也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因为双方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第2条已经将上诉人认为的自建房部分从总房价中扣除，予以了补偿，金额是10624元。对于第三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不能仅以结婚证就证明仅有一套住房，无法腾房；我方于2019年4月提起本案诉讼，上诉人于2019年7月离婚，其离婚的目的不言而喻，违反公序良俗，不能达到其举证目的。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正确，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浦口商务局曾以贡年年为被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贡年年腾空并返还浦口区江浦街道37号房屋；2、判令贡年年支付自2001年4月至2019年7月的房屋逾期占用费243700元；3、判令贡年年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等相关费用。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的争议属于单位内部就分房、腾房以及建房等情况所产生的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故作出（2019）苏0111民初5343号民事裁定，驳回浦口商务局的起诉。浦口商务局不服上诉，二审审理后认为，浦口商务局的诉请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案件的范围，并于2020年2月24日作出（2020）苏01民终69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2019）苏0111民初5343号民事裁定；二、指令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审理。二审审理中，浦口商务局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表明：本案双方争议的房屋原地址为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文德东路80－28号（原江浦县供销合作总社院内），后调整为南京市浦口区（原江浦县供销合作总社院内）；南京市浦口区有4幢住宅楼，其中3幢为集资房，每幢6层，均办理了产权证，其中包括贡年年于2001年购买的集资房，另一幢是单位于80年代建的二层小楼，没有办理产权证，共有5户人家，其中包括被贡年年非法侵占的涉案房屋；其明确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贡年年返还位于南京市浦口区（原江浦县供销合作总社院内）之前由贡万福承租现由贡年年非法侵占的单位自建房屋一套。本院认为，案涉房屋原为浦口商务局分配给贡年年的父亲贡万福居住使用，2001年3月20日，县供销社与贡万福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贡万福取得本市浦口区文德东路37号01幢四单元403室房屋后，应当将原住房交出。该协议由贡年年签字，贡年年即使是以代理人身份签字，也可以确认贡年年对该协议予以认可。之后，贡年年已经依据该协议取得了本市浦口区文德东路37号01幢四单元403室房屋，却一直未按协议约定交出原住房，浦口商务局主张贡年年交出原住房，应当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对于双方争议房屋的地址确认有误，应当予以变更。综上所述，上诉人贡年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2020）苏0111民初182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2020）苏0111民初182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贡年年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向南京市浦口区商务局返还位于南京市浦口区（原江浦县供销合作总社院内）二层房屋中原分配给贡万福使用的房屋。二审案件受理费4924元，由上诉人贡年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伟审判员  龚震审判员  王路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高婷书记员戴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