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17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中大道**。负责人：孔祥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运伟，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晓，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春燕，女，1990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晖，广东度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蒙其焕，广东金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市宏远贸易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白云路****div>法定代表人：张茂松。上诉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联通广州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春燕、原审第三人广州市宏远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远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124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联通广州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运伟、苏晓，被上诉人杨春燕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晖、蒙其焕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联通广州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杨春燕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用由杨春燕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联通广州分公司与杨春燕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判决认定杨春燕向联通广州分公司付款108万系用于其自己购买手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联通广州分公司作为国有企业，对于金额高达108万的交易，不可能允许以口头方式进行约定。杨春燕主张其与联通广州分公司通过口头方式达成买卖合同关系，并且主张其系向万国龙购买手机，但无法证明万国龙是联通广州分公司员工，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联通广州分公司曾授权万国龙与杨春燕进行口头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杨春燕应当对双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仅有银行转账记录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一审判决认定联通广州分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杨春燕认可其代宏远公司付款的事实，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根据联通广州分公司提供的宏远公司出具的《款项使用说明书》显示，《款项使用说明书》已明确说明杨春燕分别向联通广州分公司汇款56.7万元和51.3万元（共计108万元）系宏远公司委托杨春燕代宏远公司购买手机使用，可见宏远公司对于杨春燕的两笔汇款是知情的。《款项使用说明书》足以推翻杨春燕认为其与联通广州分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也合理地解释了为何杨春燕至今无法拿出任何其与联通广州分公司有签订过合同的任何证据。此外，法律规定书面委托代理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并由委托人签名或盖章。”根据《款项使用说明书》尾部的说明其性质为委托书，有委托人即宏远公司盖章即可，无须受托人即杨春燕签名认可。一审判决认为《款项使用说明书》等材料无杨春燕签字确认因此不足以证明杨春燕认可其代宏远公司付款的事实，理由不成立。（三）联通广州分公司已依约向宏远公司交付了手机，不存在未履行供货义务的情形。根据联通广州分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联通广州分公司已向宏远公司履行了交付手机的义务，其中已涵盖了杨春燕代宏远公司付款108万元所对应的价值部分，联通广州分公司无义务向杨春燕返还货款及利息。杨春燕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一）联通广州分公司认为杨春燕是向万国龙购买手机但没有任何证据证实。杨春燕是向联通广州分公司购买涉案手机。（二）根据本案的事实和相关系列案件，足以证明联通广州分公司和杨春燕以及其他的客户都是通过口头方式约定进行手机的交易。联通广州分公司认为是宏远公司委托杨春燕付款没有证据证明。（三）另案生效的民事判决以及刑事判决均认定了张茂松指示颜瑞贤等人假借其他公司的名义向联通广州分公司提供虚假的授权资料提取手机。联通广州分公司因其内部管理不善及存在内部员工与外人勾结的嫌疑，而没有能够对于授权资料尽到审查义务，存在过错。（四）联通广州分公司收取杨春燕支付的款项后没有向杨春燕交付手机，应当承担退还货款和支付利息的违约责任。宏远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杨春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联通广州分公司立即向杨春燕返还货款1080000元;2.联通广州分公司从杨春燕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向杨春燕支付利息；3.由联通广州分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认定的事实：2016年6月17日，杨春燕通过招商银行账户分别向联通广州分公司转账付款513000元、567000元，共计1080000元。杨春燕主张该款项系其向联通广州分公司购买手机支付的货款，但联通广州分公司未交货，遂成讼。联通广州分公司确认收到上述款项，但认为该款系杨春燕代宏远公司支付的货款，且联通广州分公司已向宏远公司交付相应货物。对此，联通广州分公司提供了：1.《电信业务代理协议》及《续签协议》，其中反映2013年3月18日，联通广州分公司与宏远公司签订《电信业务代理协议》，由联通广州分公司授权宏远公司代理其公司的移动业务、移动话费代收业务、新业务受理等，有效期为2013年3月1日至2016年2月29日。2016年3月2日，联通广州分公司与宏远公司签订《续签协议》，将上述协议的有效期延长3年，即自2016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2.授权委托人处盖有宏远公司印章的《款项使用说明书》及盖有宏远公司印章的杨春燕身份证复印件，《款项使用说明书》内容为宏远公司称其公司员工杨春燕于2016年6月17日分别汇款567000元与513000元用于购买IPHONE6S64G版手机与华为P9手机使用，其中附有两张中国工商银行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显示联通广州分公司的工商银行账户已收取上述两笔款项。3.委托人处盖有宏远公司印章、被委托人处有颜瑞贤签名的《款项委托使用说明书》及颜瑞贤的身份证复印件，《款项委托使用说明书》内容为张茂松委托颜瑞贤在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为张茂松的代理人，委托期间可以代表张茂松签署相关证明文件及办理联通业务。4.签收人处有颜瑞贤签名的《签收单》，其中反映颜瑞贤于2016年7月20日、2016年7月22日共签收了IPHONESE64G版125台、华为P9标配版50台、华为P9高配版141台、华为P9高配PLUS版23台。5.宏远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茂松于2017年12月5日的《讯问笔录》，其中张茂松称颜瑞贤卖手机所取得的钱会通过私人账户或“日讯公司”的账户存入联通广州分公司的账户，“日讯公司”是由张茂松和杨春燕合开的，法定代表人是杨春燕。经质证，杨春燕否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否认其与宏远公司有关系。杨春燕主张上述《款项使用说明书》所附收款回单由联通广州分公司收款账户所在的工商银行出具，并非杨春燕付款账户所在的招商银行出具，而依据交易常理，若宏远公司授权杨春燕进行付款也应由杨春燕将招商银行电子回单交付给宏远公司用于提货，同时，杨春燕主张《款项使用说明书》所载机型与颜瑞贤手机签收的机型并不完全相符。另外，杨春燕表示“日讯公司”即广州日讯通讯科技有限公司是由其和陈伟韬开设的。经查，根据公示信息显示，广州日讯通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4月1日，法定代表人为杨春燕，股东为杨春燕和陈伟韬。庭审中，杨春燕表示其是通过万国龙向联通广州分公司购买手机，万国龙是联通广州分公司全资子公司联通华盛通信有限公司的员工，专门从事联通广州分公司的手机销售业务，因万国龙说打款后就能前往营业厅领取手机，故其未与联通广州分公司签订书面合同。对此，杨春燕提供了联通华盛通信有限公司的企业公示信息及从该公司内部取得的通讯录拟证明其主张。联通广州分公司则主张万国龙并非其公司员工，与其公司并无关联。另查明，在广州钛丰氏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钛丰氏公司”）诉联通广州分公司代理合同纠纷一案的二审即（2018）粤01民终8114号案中，经本院查明，颜瑞贤在2017年11月7日的笔录中陈述：“其在中华广场的永讯通讯手机店做收银员时，认识了张茂松，他一直都与永讯通讯有手机方面的生意来往，和他熟络后，他就提出让其帮他去联通公司领取手机，并按每部手机给其20元的领机费，其按照张茂松的要求，拿着张茂松给的委托书到联通公司的营业厅领取手机，领到手机后就将手机交给张茂松或放在黄埔大道国防大厦对面的联通天河营业厅内，由张茂松自行去取。其还曾以‘千镜文化公司’、‘宏远公司’的名义在联通营业厅领取过手机。至于委托书的来源，是张茂松拿到中华广场我工作的手机店给我，有些是张茂松发照片给我，我再打印出来，有些是在我去领手机时已经放在联通营业厅的。在联通营业厅领取手机的流程是，张茂松打电话给我，让我到营业厅去领手机，我就去到他说的营业厅找业务经理办理相关手续，在签收单上签名后就将手机领走，然后再将手机交给张茂松；联通营业厅的工作人员在向其发送手机时，张茂松已与联通的工作人员沟通过，他们核对过委托书和我的身份证后就会发放手机给我。”一审法院认为：杨春燕向联通广州分公司付款1080000元用于购买手机，联通广州分公司称该款系杨春燕代宏远公司支付的购机款且其公司已向宏远公司交付了相应手机，提供了《电信业务代理协议》《续签协议》及《款项使用说明书》《款项委托使用说明书》《签收单》等为证。一审法院认为，联通广州分公司提供的《款项使用说明书》等材料中均无杨春燕签字确认，不足以证明杨春燕认可其代宏远公司付款的事实。另结合颜瑞贤的陈述来看，其称领取手机过程中是与张茂松进行联系并由张茂松提供相关授权委托书，但本案除张茂松的自述外未有充分证据反映杨春燕与张茂松之间存在何种关联，而张茂松的自述亦与广州日讯通讯科技有限公司的登记信息不相符，且即便如张茂松所述也无法证明宏远公司领取手机的行为是受杨春燕的委托。综上，联通广州分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杨春燕系代宏远公司付款或宏远公司领取手机的行为是受杨春燕的委托，其公司向宏远公司交付手机的行为不能视为已向杨春燕交付手机，故联通广州分公司收取款项后未向杨春燕供应货物，应向杨春燕返还货款108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杨春燕主张从起诉之日起即2019年4月2日计付利息有理，一审法院依法认定联通广州分公司应付利息以1080000元为计算基数，从2019年4月2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计付；从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宏远公司经一审法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的审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作出判决如下：一、联通广州分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杨春燕返还货款1080000元；二、联通广州分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杨春燕支付利息（利息以1080000元为计算基数，从2019年4月2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计付；从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三、驳回杨春燕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520元，由联通广州分公司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如下事实：一、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张茂松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伪造钛丰氏公司授权资料骗取联通广州分公司多种类型手机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3日作出（2018）粤01刑初408号刑事判决书。在该案中有证人陈述张茂松存在指示包括宏远公司在内的案外公司使用钛丰氏公司资金领取手机的行为。该案一审刑事判决认定如下事实：1.张茂松有指示他人持虚假的授权委托资料冒领钛丰氏公司手机的行为；2.联通广州分公司基于错误的认识将手机交予了张茂松等人；3.张茂松具有非法占有涉案手机的主观恶意，且拒不交代手机去向；4.已有生效民事判决确认联通广州分公司的损失，本案诈骗数额为9473464元。综合以上事实，本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茂松犯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决张茂松犯诈骗罪并退赔被害单位联通广州分公司损失9473464元。张茂松对该刑事判决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2020）粤刑终46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在刘日起诉联通广州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一审（2016）粤0106民初17118号、二审（2017）粤01民终22265号】中，刘日述称其与联通广州分公司2016年6月24日达成口头约定，刘日支付680636.5元货款后由联通广州分公司向刘日交付手机，但联通广州分公司未能完成交货义务。联通广州分公司抗辩称刘日所付款项系接受案外人广州起重机械有限公司委托代为支付该司购买手机的货款，广州起重机械有限公司已经委托颜瑞贤领取了款项对应的手机，联通广州分公司与刘日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联通广州分公司对其抗辩主张提交了有刘日签名的《款项说明函》及盖有广州起重机械有限公司印章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证明书》、刘日身份证复印件为证。该案经鉴定后确认《款项说明函》上刘日的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书写，广州起重机械有限公司则否认其在上述文件上加盖公司印章。该案生效判决认为联通广州分公司未尽必要的审查义务导致手机被他人冒领，存在过错。联通广州分公司在收取刘日货款后没有交付货物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返还货款及支付利息的违约责任。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为：联通广州分公司应否向杨春燕返还涉案货款并承担违约责任？本院分析认定如下：第一，联通广州分公司并无充分证据证实杨春燕与宏远公司存在委托付款关系。涉案《款项使用说明书》上仅有宏远公司的盖章，而无杨春燕的签名。《款项使用说明书》记载杨春燕系宏远公司员工，但从现有证据来看不足以证实杨春燕与宏远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在《款项使用说明书》所附“汇款单”中也仅是记载了联通广州分公司收取款项的银行账户电子回单，并无杨春燕代宏远公司支付款项的汇款凭证。而在正常交易中委托他人付款一般会在款项支付前向收款人作出通知，但本案的《款项使用说明书》系在杨春燕付款之后出具，单凭该事后形成的《款项使用说明书》不足以证实杨春燕的付款系代宏远公司履行与联通广州分公司的买卖合同而产生的付款行为。第二，联通广州分公司一审提交的《款项使用说明书》并无记载出具时间，无法判断该《款项使用说明书》是在联通广州分公司向颜瑞贤交付涉案手机之前已经存在还是事后补充形成。而在刑事判决中已认定颜瑞贤存在接受张茂松指示多次为其代领手机的情形。因此，联通广州分公司一审提交的《签收单》并不足以证实其向颜瑞贤交付的手机即为履行其在《款项使用说明书》项下的交货义务。第三，同时期所发生的钛丰氏公司、刘日等与联通广州分公司合同纠纷案件中，虽在具体交易细节方面有差异，但均存在张茂松利用其控制的宏远公司或伪造案外公司印章冒领手机而拒不交付客户的情形。联通广州分公司在审核宏远公司交付的授权资料时，明知付款人信息与取货人信息不一致，且相应的授权资料并无具体出具时间存在形式上的瑕疵，而没有进一步与付款人核实委托付款的具体情况，存在过错。联通广州分公司即使存在向宏远公司交付货物的行为，也不能视为履行对于杨春燕的交货义务。一审判决联通广州分公司向杨春燕返还货款并支付利息，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联通广州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520元，由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汤 瑞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易超前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林燕贞梁惠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