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1）津行终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春海，男，1968年3月28日出生，汉族，现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代理人冯红峰，北京市恒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师树月，北京市恒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大连东道**。法定代表人杨茂荣，区长。委托代理人陈宝玉，天津睦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瑞鸿，天津睦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滨海新区分局，住所，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迎宾大道**国泰大厦**div>法定代表人罗平，该分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李亭忆，该分局干部。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天津滨海新塘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路**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唐光涛，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刘春海因诉被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0）津03行初43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刘春海原审诉称，原告购买的房屋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原告长期在该房屋居住，自2008年起面临征地和拆迁。2020年4月，第三人天津滨海新塘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将原告诉至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要求原告腾房，原告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程序得知，原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塘沽区国土资源分局发布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违反《征收土地公告办法》的相关规定。征收土地方案公告的时间是2008年12月24日，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的时间是2008年7月20日，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原则上应在2008年12月24日以后的45日内公告，该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无任何证据，无法证明履行了公告程序，也未告知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其他权利人享有提出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所有程序均违反《征收土地公告办法》。故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依据津国土房资准〔2008〕381号《关于批准塘沽区2008年第九批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的函》批准实施的《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违法；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原审辩称：1.原告所诉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并非被告作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经批准的征收土地方案，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在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村予以公告，听取被征收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根据该规定，被诉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是原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塘沽区国土资源分局作出的。2.原告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原告不是陈圈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被诉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没有利害关系，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3.原告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具有阶段性特点，不直接设定被征收人的权利和义务，亦不会对被征收人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且具有一定的普遍约束力及抽象性，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范畴，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滨海新区分局及天津滨海新塘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原审中未作陈述。原审法院查明，原审法院于2020年9月3日作出的（2020）津03民终2030号生效民事判决认定以下事实：案外人杨庆林与原告刘春海曾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呈讼，原天津市塘沽区人民法院作出（2009）塘民初字第4753号民事判决，判决杨庆林与原告刘春海就坐落于天津市塘沽区××街××村××排××号房屋的买卖行为无效。该生效判决确认，杨庆林与刘春海就天津市塘沽区××街××村××排××号房屋存在交易关系，杨庆林将房屋二间作价4000元出售给刘春海。天津市塘沽区××街××村××排××号房屋所占用的土地系集体所有，为杨庆林申请的宅基地，刘春海为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人。2009年6月1日，第三人天津滨海新塘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与案外人杨庆林就天津市塘沽区××街××村××排××号房屋签订《天津市塘沽区农村城市化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于2011年11月30日签订了《两试点村居民〈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房屋安置补充协议》，就上述涉案房屋的安置补偿达成了协议。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本案原告所诉的《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系由原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塘沽区国土资源分局于2008年7月20日作出，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主张被诉《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并非其所作，原告亦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被告与原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塘沽区国土资源分局之间就被诉事项存在委托关系，故原告以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缺乏事实根据。此外，原告并非涉诉征地房屋的村集体组织成员，并非涉案房屋的被征收人，其与被诉《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没有利害关系，不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综上，原告提起的本案诉讼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刘春海的起诉。刘春海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行政裁定;2.改判确认被上诉人依据津国土房资准【2008】381号（关于批准塘沽区2008年第九批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的函）审批土地件批准实施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违法;3.二审诉讼费由原审被告承担。主要上诉理由：原审法院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购买的房屋位于××村××排××号并长期居住,自2008年起面临征地和拆迁。2020年4月,原审第三人天津滨海新塘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将上诉人诉至滨海新区法院要求腾房,上诉人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程序得知,天津滨海新塘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发布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违反《征收土地公告办法》第五条、第七条的规定，程序违法；2.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在没有得到任何赔偿和补偿的前提下面临被赶出居住近三十载家园的处境,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被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系具有征收补偿法定职责的行政机关,也是案涉土地征收工作的组织实施主体,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无权将自身法定职责间接给其他行政主体，因此相应法律责任应当由被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来承担,上诉人提起诉讼将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列为被告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已被生效判决确认,上诉人所诉系确认《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违法,该《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并非被上诉人作出,被上诉人不是适格被告。上诉人不是涉诉征地房屋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非涉案房屋的被征收人,其与被诉《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没有利害关系,不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原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的规定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与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及客观事实不符,其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决结果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审裁定。被上诉人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滨海新区分局及被上诉人天津滨海新塘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未提交书面诉讼意见。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被诉《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系由原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塘沽区国土资源分局于2008年7月20日作出。上诉人并不具有胡家园街陈圈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不是涉案宅基地的使用权人及地上附着物所有权人，其与涉案征收土地行为以及相关的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并不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雅晶审判员  刘 迪审判员  廖希飞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焦阳书记员牛丽澄附：本裁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