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6民终41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甲，女，1978年3月18日出生，××族，住江苏省南通市。法定代理人：高某（系张某甲丈夫），住江苏省南通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志，南通市港闸区江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乙，女，1971年9月23日出生，××族，住江苏省南通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华，江苏众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天驰，江苏众瓴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秦某，女，1969年2月14日出生，××族，住江苏省南通市。上诉人张某甲因与被上诉人张某乙、秦某析产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2020）苏0611民初7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某甲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为“立招婿字据”属于附条件生效的协议，不能作为财产分割的依据，认定错误。“立招婿字据”具有协议与遗嘱的双重性质，既是就招婿事宜的约定，同时也系张某丙夫妇作为立遗嘱人明确其财产由张某甲和高某继承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应认定为该份字据系遗嘱，张某丁夫妇遗产由高某、张某甲继承。“立招婿字据”系基于农村风俗习惯而产生，秉承中华民族孝道为先的优良品德，没有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虽然字据中载明公证后生效,双方已经以事实行为表示该字据已生效履行。高某招入张某丙家后，与张某丙夫妇吃住在一起，直至拿到拆迁安置房。高某为张某丙披麻戴孝，尽到了义务。2.××佳苑××幢××室并非张某丙、张某戊夫妇的共同财产，应系张某丙、张某戊和张某甲共有。张某丙户为五保户，没有收入来源，拆迁安置面积享受人员为张某丙夫妇和张某甲，拆迁获得的两套安置房属于三人共有。由于张某甲智力残疾，高某为招婿，家中一切事宜由张某丙做主。由于拆迁补偿款不足以购买安置房并装修，故张某丙选购安置房后即将房屋出售，以出售款购买了一套面积较小的房屋，该房屋也是拆迁安置房。一审法院亦认定购买案涉房屋的资金来源于安置房出售款，因原安置房屋中存在张某甲的财产权益份额，则出售款中张某甲也应享有三分之一份额，故而张某甲对案涉房屋应享有三分之一份额。王某与张某甲所签订的租房协议书，足可以证明张某甲系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3.一审法院以进出款项的金额计算认为张某丙夫妇出售两套安置房后的结余款项与张某甲享有的1/3份额基本相当，认为不排除安置房出售款已在共有人之间进行分割和使用，该认定错误。上诉人已经就相关款项进出予以说明。目前张某丙账户上存款228800元尚在张某丙名下，张某丙出卖给钱某房屋后尚欠10万元房款，钱某向张某丙出具借条。该10万元在张某丙去世索要回来后，用于张某戊治病，扣除出帐结余款项仅为123000余元，尚未包括装修款项和平时的生活支出。可见安置房出卖款没有在共有权人之间进行分割或分别使用。对于结余的228800元中三分之一也应属于张某甲所有，剩余部分由上诉人夫妇继承。此外，1977年左右张某乙随张某戊到张某丙处生活了一两年时间，后因张某乙不听话，张某戊将其送回原幸福乡。张某乙辩称，1.张某戊不会写字，“立招婿字据”上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欠，该字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退一步讲，如果真实，但该字据载明经公证处公证后生效，现未经公证，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财产分割的依据。2.案涉房屋系被继承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购买，房屋所有权登记为张某丙和张某戊共同共有。张某甲主张案涉房屋是用出售安置房的款项购买，故其享有案涉房屋1/3的所有权，没有依据。被拆迁房屋建成时，张某甲尚未成年，其一审中陈述房屋系张某丙单位和村政府集资所建。可见，张某甲对房屋建造没有作出贡献，对被拆房屋并不享有财产权益。拆迁时张某甲并不实际居住在被拆迁房屋内，没有证据证明其应享有被拆迁房屋1/3权益。况且本案不是对被拆迁房屋析产继承，案涉房屋与被拆迁房屋不是一一对应的转换关系。案涉房屋的购买价占拆迁安置房屋销售价的不到1/2，张某甲没有证据证明案涉房屋系其与被继承人共有。3.张某甲称张某丙一家没有收入来源，家中生活开支完全依赖于低保收入及出卖房款的结余，与其在一审中陈述张某戊每月1500元左右退休工资足够生活支出相矛盾。张某甲申请法院调取的部分银行流水，不能排除安置房屋的出售价款已由其与被继承人协商分割或者使用的事实。张某甲从未就拆迁安置房屋出售、案涉房屋购买及权属登记提出异议和主张，却在十年后继承析产时主张房屋共有权，既不符合常理，也超过了诉讼时效。案涉房屋应作为被继承人张某戊与张某丙的遗产，由法定继承人依法继承。综上，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秦某辩称，认可一审判决。张某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对南通市××佳苑××幢××室房屋及××幢××号车库进行继承、分割；2.诉讼费由张某甲、秦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某戊与陈某婚后生育女儿张某乙、秦某，陈某于1973年去世。自1975年起，张某戊与张某丙以夫妻名义携张某乙共同生活，张某戊、张某丙生育一女张某甲，后于2011年补办结婚登记。张某丙于2013年去世，张某戊于2019年去世。庭审中，张某乙陈述其对张某戊尽到主要赡养义务，应当多分得其遗产；张某甲陈述其对张某丙、张某戊尽到主要赡养义务。2009年，张某丙户在南通市港闸区的房屋拆迁，获得拆迁补偿款193560元。根据拆迁安置面积确认表记载，该户常住人口为张某丙、张某戊、张某甲，享有安置面积190㎡。2010年7月16日，该户选定安置房××佳苑××-××室及××-××车库、××-××室及××-××车库，房屋结算价款为540270.6元，拆迁补偿结算单金额为204967.6元，当天张某丙与案外人郭某签订合同出售上述××-××室及车库，合同价款63万元，其中约定签订合同时支付购房定金33万元。同年7月31日，张某丙、张某戊与案外人钱某签订合同出售××-××室及车库，合同价款758000元。2010年11月26日，以张某丙为买受人，与开发商签订上述两套安置房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同日，案外人张某己与开发商签订关于××佳苑××幢××室及××幢××室车库的《商品房买卖合同》，11月26日至12月15日期间，张某丙向张某己支付购房款53万元。2011年10月31日，张某戊、张某丙申请登记上述安置房为二人共同共有。2011年11月8日，张某丙、张某戊与案外人陆某、袁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出售上述××-××室及车库，合同价款为100万元。同年11月9日，张某丙、张某戊与王某乙、郭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出售上述××-××室及车库，合同价款为500200元。2011年11月25日，张某丙、张某戊与张某己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购买上述××幢××室及车库，合同价款为52万元。同年11月28日，上述××幢××室及车库登记为张某戊、张某丙共同共有。审理中，张某甲、张某乙均主张房屋所有权，经一审法院组织双方竞价，张某乙以138万元的更高价格主张计算房屋（包括室内装饰装潢及车库）市场价值，秦某不主张房屋所有权。另查明，2004年7月1日，张某丙、张某戊订立“立招婿字据”，载明：“……因本人无儿子，招高某为上门女婿，高某招进我家承担儿子义务，负责本人和妻子养老到百年，同时高某张某甲继承家庭全部财产，负责家庭一切事务。今立招婿字据为证，并经公证处公证。字据签字、公证后生效，不得违约。”字据上有张某丙、张某戊、高某、张某甲及见证人签名。后该字据未办理公证。2019年6月，张某乙以张某戊、张某甲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依法对××佳苑××幢××室房屋及车库进行继承分割，后经法院驳回起诉。该案中，法院经审查查明，根据南通市港闸区残疾人联合会填发、南通市残疾人联合会批准的残疾人证反映，张某戊为智力残疾肆级（证载监护人为高某），张某甲为智力残疾叁级。南通市精神卫生中心（第四人民医院）测评结果报告显示，张某甲存在中度抑郁症状、中度偏执症状、中度精神病性症状等。本案审理期间，经张某甲申请，一审法院调取张某戊2010年7月至2019年9月、张某丙2010年7月至2013年1月银行明细。其中，工商银行张某丙名下定期存单本金33万元，于2010年11月24日支取；建设银行张某丙名下2010年11月24日存入100435.71元，11月25日现金存入358000元，转账支取17万元，现金存入11万元，11月26日消费315798.37元，12月15日现金支取40000元，2012年1月17日收到郭某汇入19万元，转账支取7万元，2012年1月17日开户定期存款10万元；中国银行张某丙名下有个人存单余额128800元；张某戊名下未见大额往来及余额；张某丙其他银行名下未见大额往来及余额。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立招婿字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二、案涉××佳苑××幢××室及车库的财产性质应如何认定；三、上述房屋在双方之间应当如何分割。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立招婿字据”内容，系张某丙夫妇与张某甲夫妇之间约定，由高某承担养老义务后，张某甲夫妇享有家庭财产，实为附义务的财产处分协议。张某丙、张某戊也作出明确意思表示，在高某履行养老义务后，高某、张某甲可继承享有张某丙夫妇的财产。但字据中明确约定，应经公证处公证，公证后生效，系当事人约定的协议生效条件。现该字据并未经过公证，协议生效的条件未能成就，故该字据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财产分割的依据。关于争议焦点二,张某乙主张案涉××幢××室房屋系张某丙、张某戊的夫妻共同财产，张某甲辩称该房屋是以出卖张某丙、张某戊、张某甲共有安置房屋的资金购买所得，张某甲应获得最少1/3的份额。法院分析事实经过认为，原张某丙户房屋拆迁，安置人口为张某丙、张某戊、张某甲，凭借拆迁安置面积指标选购的安置房××-××室、××-××室室及车库确应由上述三人共有。根据张某甲提交的证据，张某丙、张某戊将上述房屋出售，房屋出售款也应当认为由三人共有。结合现有房屋买卖合同、银行明细、收条等证据，即便如张某甲主张，张某丙夫妇出卖××-××室室合同价款758000元，出卖××-××室合同价款630000元，购买××幢××室支付600000万元，再加上扣除用于结算安置房屋所需款项540270.6-204967.6=335303元，综合上述大致进出款项，张某丙夫妇出售房屋所得款，用于购买××幢××室后，结余的数额与张某甲应享有的1/3份额基本相当。如根据张某丙夫妇与案外人最终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价款计算，结余数额甚至远远高于张某甲应得1/3的份额。对此，有张某丙银行账户尚有大额结余可以印证。相关房屋买卖事宜距今时间较为久远，其间张某甲夫妇也与张某丙夫妇共同生活，张某甲夫妇对于张某丙、张某戊出售、购买房屋均知情且未提出异议，故法院认为，依据现有证据，尚不能排除安置房屋出售款已在共有人间进行分割或使用的可能性，因此不能得出张某丙等三人共有的安置房屋全部转化为××幢××室的结论。故××幢××室房屋应根据其物权登记状况认定为张某丙、张某戊的共有财产，在二人去世后，应作为遗产进行分割。关于争议焦点三，张某丙于2013年去世，张某戊于2019年去世。张某甲作为张某丙、张某戊的婚生女，对二人遗产享有继承权。张某乙自年幼起与张某丙共同生活至成年，受其抚养教育，与张某丙形成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对张某丙、张某戊遗产享有继承权。秦某作为张某戊的婚生女，对张某戊遗产享有继承权。张某丙去世后，其享有的1/2房屋份额应由法定继承人张某戊、张某乙、张某甲继承享有，即各享有房屋份额的1/6。张某戊去世后，其享有的1/2房屋份额应由法定继承人张某乙、张某甲、秦某继承享有，即各（1/2+1/6）÷3=4/18。故张某乙、张某甲应各享有××幢××室房屋的7/18，秦某享有4/18。根据继承法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综合分析本案各继承人情况，张某甲为智力残疾并患有精神性疾病，劳动能力相对较弱，分配遗产时可以考虑适当多分；张某乙主张对张某戊尽到主要赡养义务，张某甲主张对张某丙、张某戊尽到主要赡养义务，法院认为，对被继承人生活提供了主要经济来源，或在劳务等方面给予了主要扶助的，认定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本案各方均未能就此举证证明，张某乙、张某甲之间无法认定尽到主要赡养义务，但相较秦某而言，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立招婿字据、残疾人证等书证，可以认定张某甲、张某乙尽到较多赡养义务，并有与张某丙、张某戊共同生活的情形，故分配遗产时可以考虑张某甲、张某乙较秦某适当多分。现房屋确有分割需要，张某乙以更高价格竞价主张房屋所有权，予以准许，并确认××佳苑××幢××室及××幢××室车库归张某乙所有，张某甲份额在参考7/18基础上酌定多分，由张某乙补偿张某甲房屋份额折价款576667元，秦某份额在参考4/18基础上酌定少分，由张某乙补偿秦某房屋份额折价款246667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位于南通市××佳苑××幢××室及××幢××室车库归张某乙所有，张某乙在履行下述第二、三项支付义务后可凭本判决书自行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二、张某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某甲支付房屋折价款576667元。三、张某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秦某支付房屋折价款246667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667元，由张某乙负担3759元，张某甲负担3900元，秦某负担2008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张某甲提交钱某出具的借条复印件及说明，证明案涉房屋系由原拆迁安置房出售所得款项购买。张某乙质证认为既然借条已经撕毁，对复印件的来源应当作出合理说明；如复印件由张某甲持有，则可以说明相关款项亦由其控制，且该份说明不能证明房屋权属。秦某陈述其对上述情况不清楚。本院经审查认为，借条复印件不属于新证据，钱某的说明属于证人证言，无正当理由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而钱某未到庭接受双方质询。此外，上述款项出借情况与案涉房屋权属的认定亦缺乏关联性，本院对此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立招婿字据”是否具备遗嘱性质及其效力应如何认定；2.和谐嘉苑××幢××室房屋及××幢××室车库的权属应如何认定。关于争议焦点1，“立招婿字据”系张某丙与张某甲夫妇等所签订，就招高某为婿，由高某承担张某丙和张某戊的赡养义务及财产继承等事宜进行了约定。对高某而言，该协议具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性质。张某甲主张该协议系遗嘱，但立遗嘱系单方民事法律行为，且书面形式的遗嘱必须由立遗嘱人本人签名，而案涉“立招婿字据”系经各方协商达成一致的双务协议，且根据张某甲法定代理人高某的二审陈述，张某戊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而系张某丙代签，故综合上述分析，“立招婿字据”不符合遗嘱的法律形式要件及特征。一审法院认定系附义务的财产处分协议并无不当。“立招婿字据”中明确约定需经公证处公证后生效，此系当事人约定的协议生效条件。现该字据并未经过公证，其生效条件未能成就，故该字据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关于争议焦点2，张某丙户房屋拆迁时安置人口为张某丙、张某戊、张某甲，张某甲应当享有相应的安置利益。此后凭借拆迁安置面积指标选购的安置房××-××室、××-××室室及车库已由张某丙、张某戊出售，故张某甲享有的安置利益转化为房屋出售款，也即房屋出售款中应有张某甲相应份额。而讼争和谐嘉苑××幢××室房屋及××幢××室车库系由张某丙、张某戊作为买受方向张某己购买，并登记于张某丙、张某戊名下。除非有相反证据证明，登记的不动产物权的权利人在法律上推定为真正的权利人，即首先应推定张某丙、张某戊为案涉房屋的权利人。即便购房款来源于安置房出售款，但张某甲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案涉房屋购买时张某丙、张某戊有将其作为共有人的意思表示。张某甲在张某丙、张某戊出售安置房后，享有分割购房款的债权请求权，但不能据此认定其享有讼争房屋相应份额，此系混淆了债权请求权与物权请求权的性质。张某甲还主张《租房协议》由其签订，证明其系房屋的所有权人之一。但一方面，就房屋权属的证明效力而言，《租房协议》的证明力明显较低；另一方面，《租房协议》中通篇系以张某丙、张某戊口吻表述，称张某乙丈夫王某为“我女婿”，故虽张某甲在房主处签名，仅能认定系代张某丙、张某戊所签，不能以此证明其当时系房屋所有权人。现张某甲仅凭购房款来源于安置房出售款以及《租房协议》等证据主张其系讼争房屋所有权人，尚不足以推翻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效力。此外，张某甲主张张某乙仅与张某丙、张某戊共同生活一两年时间。一方面，张某甲对其主张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另一方面，公安部门的户籍资料中可见张某**口已经在1977年随张某戊共同迁入张某**，社区居委会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中亦明确张某乙系张某丙的子女，上述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证明张某丙与张某乙之间形成了抚养关系。张某甲主张结余的228800元应由其夫妇所有，但其在一审中并未提出该主张，故本案中不予理涉。综上所述，张某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667元，由上诉人张某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璐审判员 陆海滨审判员 高 雁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张佳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