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27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詹先勤，男，1965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飞，广东凯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蓉，广东凯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关雪萍，女，1973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传钰，男，1973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沛清，广东沛清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科美环保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罗岗村三条石荔城污水处理厂。法定代表人：杨丹辉。上诉人詹先勤因与被上诉人关雪萍、刘传钰，原审第三人广州科美环保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美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16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5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余锦霞独任审理，于2020年11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詹先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飞、被上诉人关雪萍、刘传钰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沛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詹先勤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关雪萍、刘传钰共同向詹先勤偿还借款2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200万元为本金，从2017年7月3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清偿完毕之日止）；2.关雪萍、刘传钰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詹先勤已提供证据证明其出借款项的事实，而关雪萍没有证据证明该款是基于双方其他法律关系产生，应认定双方具有民间借贷的合意，关雪萍应向詹先勤偿还借款本息，一审法院对此认定错误。（一）根据现有证据显示，詹先勤已通过向科美公司转款300万元的方式向关雪萍支付了借款。2011年10月25日，科美公司向关雪萍借款300万元。次日，詹先勤及詹先勤控制的公司就向科美公司支付了300万元。同日，刘传钰出具《证明》确认科美公司向关雪萍所借的300万元是由詹先勤支付的。对此，詹先勤提交了科美公司出具给关雪萍的《借据》《债务确认书》、詹先勤向科美公司转款300万元的《中国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转账回单》、刘传钰书写的《证明》证实。关雪萍、刘传钰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足以证明詹先勤通过向科美公司转款的方式向关雪萍出借款项300万元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称是根据刘传钰的指示，将借款转账到第三人账户，但未提供委托或指示的证据予以证明；在刘传钰予以否认的情况下，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该认定存在错误。事实上，刘传钰并未否认，反而在詹先勤转款的当天出具了书面《证明》，确认詹先勤向科美公司转款300万元是替关雪萍支付给科美公司的借款。科美公司向关雪萍借款，本应由关雪萍支付，现詹先勤替关雪萍向科美公司支付借款300万元，如非关雪萍、刘传钰和詹先勤之间有约定，詹先勤不可能无故向科美公司转款300万元。因此，根据詹先勤提交的证据，再结合常理，可以认定詹先勤是依据关雪萍、刘传钰的指令进行转款的事实。（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根据该规定，在詹先勤已提供转账凭证的情况下，关雪萍、刘传钰如抗辩该款项是基于其他法律关系产生的，应提交相反的证据予以证明，并对此承担举证责任。如无法提供证据，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詹先勤已提交证据证明其通过向科美公司转款300万元向关雪萍支付出借款项的事实，詹先勤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关雪萍未提交证据证明该款项是基于双方的其他法律关系产生，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在关雪琴、刘传钰未提供证据的情况下，反而将举证责任分配给詹先勤，适用法律错误。二、詹先勤主张关雪萍、刘传钰共同还款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对此未予认定属事实认定错误。由于刘传钰之前是担任银行领导，不便以自己的名义出借款项给他人，所以在向科美公司出借款项时，是以关雪萍的名义出借。之后，关雪萍、刘传钰再向詹先勤借款，以出借给科美公司。刘传钰属于共同借款人这一点可从詹先勤提供的证据中体现。首先，2011年10月26日，刘传钰对詹先勤出资300万元进行确认；时隔7个月，在关雪萍、刘传钰还款100万元后，刘传钰又对詹先勤的出资（即借款）变成200万元进行确认。其次，根据詹先勤与刘传钰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1月9日，刘传钰将科美公司出具的《债务确认书》发送给詹先勤。在詹先勤向刘传钰核实科美公司的还款情况时，刘传钰说科美公司是张冠李戴、日期都不对，此说明刘传钰不仅对借、还款情况十分了解，而且手中还掌握有科美公司出具的《债务确认书》。只有刘传钰是共同借款人，才有可能对借款、还款情况如此了解，也才可能持有《债务确认书》这一债权凭证。因此詹先勤要求关雪萍、刘传钰共同还款有事实依据。三、一审法院对案涉300万元款项性质认定不清。综合詹先勤提交的证据及案件事实可以确定，科美公司向关雪萍、刘传钰所借的300万元，与关雪萍、刘传钰向詹先勤所借的300万元，虽是两个借贷关系，但款项只有一笔，就是詹先勤向科美公司转款的300万元。关雪萍在一审时否认其向科美公司出借的300万元是由詹先勤支付的，若果真如此，关雪萍可轻易提供证据证明，但关雪萍并无举证证明，一审法院也未对此查明，未分配举证责任，最终未认定该300万元的性质，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此外，若按一审判决执行，詹先勤无法主张关雪萍、刘传钰偿还借款，势必要求科美公司还款，而科美公司只收到300万元借款，却要分别向关雪萍、詹先勤各还款300万元，此不仅背离客观事实，导致各方权利义务失衡，还会给科美公司（或詹先勤）造成无法补救的权利损害，甚至引发严重社会矛盾。综上，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关雪琴、刘传钰共同答辩称：不同意詹先勤的所有诉讼请求。民间借贷只需查明两个事实，一是双方是否具有借贷合意，二是借款是否实际支付。本案中，詹先勤自始至终没有提交双方具有借贷合意的证据，詹先勤亦是将款项交付给了科美公司，而非关雪琴、刘传钰，与关雪琴、刘传钰没有直接关联。科美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亦未作陈述。詹先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关雪萍、刘传钰共同向詹先勤偿还借款2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200万元为本金，从2017年7月3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至清偿完毕之日止）；2.关雪萍、刘传钰承担一审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传钰与关雪萍原是夫妻，双方于2008年2月29日离婚。科美公司于2011年10月25日出具《借据》，内容为：“本公司借到关雪萍300万元，月利率5%，借款期限一个月，自2011年10月26日至2011年11月25日止；担保人自愿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保证，该担保为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两年；该借款以关雪萍委托（空白）划入借款人指定的账户为准，借款划入科美公司在兴业银行39×××10账户。”担保人林纪、陈代兴在《借据》的担保人处签名及捺印。2011年10月26日，詹先勤通过其本人账户向科美公司账户转账100万元。同日，广州金锰建材有限公司通过其银行账户向科美公司账户转账200万元。广州金锰建材有限公司出具《代付款证明》，证明其公司向科美公司支付的200万元是代詹先勤支付的款项。刘传钰于2011年10月26日出具《证明》，内容为：“广州科美环保实业有限公司借到关雪萍300万元，实质出资人是詹先勤”。2012年5月7日，刘传钰在上述《证明》中书写：“于2012年4月10日实质出资人分别是詹先勤：贰佰万元正，关雪萍：壹佰万元正”，詹先勤在该《证明》右下方签名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詹先勤与关雪萍、刘传钰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詹先勤主张与关雪萍、刘传钰存在借贷关系，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除了证明已向关雪萍、刘传钰交付出借款项外，还应证明已就案涉款项与关雪萍、刘传钰达成借贷的合意。首先，双方在借款时未签订任何的借款合同或其他债权凭证。其次，民间借贷属于实践性法律关系，只有将款项实际交付给借款人，民间借贷关系才得以设立。而詹先勤将300万元转到第三人账户，未交付给关雪萍、刘传钰。詹先勤称是根据刘传钰的指示，将借款转账到第三人账户，但未提供委托或指示的证据予以证明；在刘传钰否认的情况下，詹先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詹先勤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在关雪萍、刘传钰予以否认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詹先勤的主张不予认可。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詹先勤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640元，由詹先勤负担。二审期间，詹先勤补充提交其与刘传钰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刘传钰应詹先勤的要求，将科美公司出具的案涉《借据》通过微信发送给詹先勤。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关雪萍、刘传钰质证称，该证据形成于2016年12月至2017年1月，依法不属于新证据。从内容上看，由于刘传钰手机上已经不存在相应的聊天记录，而詹先勤提供的聊天记录，内容孤立，缺乏完整的聊天场景，即使内容真实也无法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本院经当庭核查，詹先勤出示微信聊天记录提供了手机载体供核对，真实性可以确认。但该微信聊天记录仅证实案涉《借据》是由刘传钰于2016年12月28日通过微信发送给詹先勤，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待证事实，而且该《借据》亦由詹先勤在一审时向一审法院出示了原件，故本院对詹先勤补充提交的证据不予采纳。关雪萍、刘传钰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第一，詹先勤与关雪萍、刘传钰之间是否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第二，一审法院是否存在举证责任分配不当。一、关于詹先勤与关雪萍、刘传钰之间是否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问题。判断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应从双方是否达成借款合意、出借方是否实际履行款项交付义务等方面进行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詹先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关雪萍、刘传钰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并据此提供了《借据》《债务确认书》《关雪萍借款明细表》、转款凭证、刘传钰出具的《证明》、广州市增城远征助剂厂的《账户历史交易明细清单》以及詹先勤与刘传钰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对詹先勤提交的证据，本院从借贷合意和款项支付情况等方面分析如下：首先，关于借贷合意方面。詹先勤虽提供了《借据》，但证明的内容却是科美公司向关雪萍借款300万元的事实。该《借据》的借款人并非关雪萍、刘传钰，而是科美公司；出借人也并非詹先勤，而是关雪萍。《借据》内容为：科美公司借到关雪萍人民币300万元整，月利率5%，借期一个月，自2011年10月26日至2011年11月25日止，担保人林纪、陈代兴。詹先勤另外还提供了由“林怀”作为担保人并代科美公司签名出具的《债务确认书》，内容为“科美公司于2011年10月28日向关雪萍借到人民币300万元，由于科美公司资金紧张，未能按期偿还关雪萍的借款本金及利息。现科美公司确认该笔债务，并承诺在2015年12月底前清偿关雪萍上述借款及利息，担保人林怀继续承担科美公司的连带担保义务。”两份证据显示的借贷内容均是科美公司向关雪萍借款并确认该笔债务，并没有反映出任何与詹先勤相关联的内容，更没有反映出詹先勤具有向关雪萍、刘传钰出借款项的意思表示，不能证实詹先勤与关雪萍、刘传钰之间达成了借贷的合意。其次，关于款项支付情况方面。詹先勤提供了转款凭证，证实詹先勤于2011年10月26日分两笔向科美公司支付款项共计300万元；詹先勤还提供了刘传钰出具的两份《证明》，第一份《证明》是于2011年10月26日出具，载明：“科美公司借到关雪萍的300万元，实质出资人是詹先勤。”第二份《证明》是于2012年5月7日出具，载明：“于2012年4月10日实质出资人分别是詹先勤：贰佰万元正。关雪萍：壹佰万元正。”詹先勤提供的第一份《证明》与转款凭证能相互印证，证实詹先勤于2011年10月26日向科美公司支付了款项300万元；提供的第二份证明不能证实詹先勤出资200万元的性质、用途以及与本案的关系。詹先勤对其支付的300万元借款为何不是支付至关雪萍或刘传钰账户上，未能举证说明，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是受关雪萍或刘传钰的委托向科美公司支付借款，故詹先勤提出其向关雪萍、刘传钰支付借款的主张，缺乏依据。最后，詹先勤还提交了《关雪萍借款明细表》，但该证据为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对；且从形式上看，《关雪萍借款明细表》上没有载明制作人和出处，不能确认证据的来源及制作目的。另外从内容上看，《关雪萍借款明细表》载明的支付借款账户一栏为空白，对方收取利息的账户分别为广州市增城领飞拉链厂、广州市增城川其商店，均无显示与詹先勤有关。詹先勤提交的账户名称为“广州市增城远征助剂厂”的《账户历史交易明细清单》显示，该账户于2012年3月16日收到广州市增城川其商店汇入的24万元、于2012年4月11日收到广州市增城领飞拉链厂汇入的71.1万元、于同日收到广州市增城川其商店汇入的28.9万元，詹先勤述称其通过上述账户收到了关雪萍、刘传钰归还的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24万元，但该证据并不能证实前述款项的支付人是关雪萍、刘传钰或由该两人委托支付的，更不能证实是关雪萍、刘传钰向詹先勤偿还了部分借款本息。另外，詹先勤还提供其与刘传钰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但没有关于双方对借贷关系确认的内容，故詹先勤提交的上述证据仍然难以认定其与关雪萍、刘传钰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事实。综上，詹先勤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关雪萍、刘传钰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的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詹先勤的上诉意见，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据此不予支持詹先勤的主张，并驳回其诉讼请求，事实认定和实体处理均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第二，关于一审法院是否存在举证责任分配不当问题。詹先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上诉提出其已提供转账凭证，证明其通过向科美公司转款300万元的方式向关雪萍支付借款的事实，完成了相应的举证责任。而关雪萍、刘传钰在无法举证进行反驳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却将举证责任分配给詹先勤，存在法律适用错误。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詹先勤依据转款凭证，主张其与关雪萍、刘传钰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但该转款凭证显示的内容却是詹先勤支付款项给科美公司，而非支付给关雪萍、刘传钰，现詹先勤主张的不是其与科美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而是其与关雪萍、刘传钰之间发生借贷关系，故詹先勤仍应就该项主张完成相应的举证责任，即证明詹先勤支付给科美公司的300万元就是支付给关雪萍、刘传钰的借款。但詹先勤并没有就该借贷事实再作进一步的举证，无法证实其诉讼主张，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詹先勤未就借贷事实完成举证责任，并无不当，不存在法律适用错误的情形。詹先勤的该项上诉意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詹先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640元，由上诉人詹先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余锦霞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魏雨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