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黔27行赔初5号 原告罗贤海，男，布依族，1978年7月19日生，贵州省罗甸县人，住该县。 被告罗甸县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罗甸县龙坪镇和平路**。 法定代表人朱泉，该县政府县长。 出庭应诉负责人廖永晖，该县政府副县长。 委托代理人付扬，北京市泽初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被告罗甸县龙坪镇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罗甸县龙坪镇信邦大道**。 法定代表人罗庆艺，该镇政府镇长。 委托代理人马云飞，一般授权代理。 被告罗甸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住所地贵州省罗甸县龙坪镇河滨南路。 法定代表人张可塑，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邦铸，该局副局长，一般授权代理。 原告罗贤海诉被告罗甸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罗甸县政府”）、罗甸县龙坪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龙坪镇政府”）、罗甸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罗甸县执法局”）土地行政赔偿一案，于2015年6月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5年6月10日作出（2015）黔南立行初字第16号行政裁定，对其起诉裁定不予立案。原告罗贤海不服，提出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9日作出（2015）黔高立行终字第52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原告罗贤海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12日作出（2017）最高法行申4261号行政裁定，指令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日作出（2018）黔行再8号行政裁定，撤销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9日作出（2015）黔高立行终字第52号行政裁定及本院（2015）黔南立行初字第16号行政裁定，指令本院受理本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于2018年12月6日作出（2018）黔27行赔初76号行政赔偿判决，原告罗贤海、被告罗甸县政府不服，上诉至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1日作出（2019）黔行赔终62号行政赔偿裁定，撤销本院作出的（2018）黔27行赔初76号行政赔偿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并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罗贤海，被告罗甸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付扬，被告龙坪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马云飞，被告罗甸县执法局的委托代理人王邦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罗贤海诉称，其系罗甸县龙坪镇新苑村**村民，在该村合法拥有承包地。因相关项目建设，被告需征收原告的承包地，由于征收程序违法且补偿标准不合理，原告一直未与相关部门达成征收补偿协议。2015年5月6日7时许，被告的工作人员来到原告的承包地上，在未履行任何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命令其带领的重庆远华公司工作人员挖原告的承包地，将地上种植的名贵观赏苗木全部挖掉，给原告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被告强制占地、破坏原告种植物的行为，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等相关规定。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将原告的承包地恢复原状并赔偿其经济损失186950元。庭审中，经询问，原告回复其在本案中主张赔偿的损失分别是被告征收时测量登记为图斑398、398-1、399、585号的四宗承包地及地上附着物。其中图斑号为398号的承包地面积为0.98亩、图斑号为398-1的承包地面积为0.12亩、图斑号为399的承包地面积为0.21亩、图斑号为585的承包地面积为0.8亩；同时，原告主张398图斑上的附着物为：金银花65棵，黄花菜4笼、水池1个、结骨丹2平方、小叶女贞3棵、紫金花218棵、芭蕉挂果2棵、芭蕉生长期7棵、青苗0.144亩、红豆杉108棵、6分塑料管400米；主张399图斑的附着物为：竹子两笼，杂树3棵（14公分-19公分），芭蕉挂果2棵、生长期3棵，小金竹5平方，柑蔗15平方。原告主张585号图斑附着物为：6分塑料管100米，砂仁1560棵，桂花25棵（6公分），桃子4棵（挂果），红豆杉3棵，桐子树1棵，香蕉6棵（挂果），竹子140棵，椿树6棵（23公分）。 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原告罗贤海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并当庭举示的证据如下： 1.《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派出所及村委会关系证明，用以证明原告是涉案土地的实际使用人。 2.地上附着物清单及未登记附着物清单、损失清单及现场照片一组，用以证明被告实施的强制行为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的具体构成。 3.黔南府发〔2004〕7号《黔南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2004年土地年产值标准的通知》、4.黔府发〔2004〕5号《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重点建设项目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用以证明罗甸县政府发布的征收方案中没有关于蔬菜的补偿标准，应当参照龙里县人民政府关于蔬菜补偿标准对原告进行赔偿。 5.罗甸县征地工作入户手册，用以证明征收原告土地参照的龙滩水电站补偿标准无法保障原告的实际生活水平，本案不能按照龙滩水电站的征收补偿标准进行赔偿。 6.贵州日报《罗甸蔬菜以“特”打天下》新闻报道，用以证明原告栽种的蔬菜年产值达10200元/亩。 7.龙坪镇政府《关于限期缴纳1991年、1992年和1993年早熟商品蔬菜、农林特产农业税的通告》，用以证明原告所在新苑村的土地上种植的是早熟蔬菜。 8.《黔南州人民政府关于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调整方案的通知》，用以证明从2015开始，征地补偿标准为45900元/亩，被告应当参照该补偿标准对原告进行赔偿。 9.罗甸县自然资源局在另案中提交给龙里县人民法院的证据材料，用以证明被告未取得征地批复征收原告土地。 被告罗甸县人民政府对原告罗贤海所举示证据质证意见：对1号证据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与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尽管原告罗贤海系罗来选的子女，但不能证明罗贤海是涉案土地唯一的实际使用人；对2号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财产损失清单系原告单方制作，列明的附着物的棵数说明为高密度种植，与日常的耕作方式相悖；对3、4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被告在实施征地工作时，已经对案涉地块上附着物进行登记并按照补偿方案予以补偿，其土地上是否种植蔬菜及农作物品种均有相应登记，原告要求按照龙里县蔬菜补偿标准进行补偿没有依据；对5、6号的三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该手册与本案无关，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7号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8号证据的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可被告征收原告的土地于2015年5月实施完毕，不适用于该补偿标准；对9号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案涉土地于2012年经过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征收。 被告龙坪镇政府对原告罗贤海所举示证据质证意见：对1、2、5、8号证据的质证意见与罗甸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对3号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原告请求参照龙里县的补偿标准没有依据；对4号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6号证据的质证意见于罗甸县政府的一致，补充认为蔬菜的价格每年都会变化，该证据不具有参考价值；对7号证据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形成于1993年，不能反应原告土地上附着物的情况；对9号证据的质证意见与罗甸县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补充认为涉及原告村组的土地征收，贵州省人民政府作出两次征地批复，2018年征地批复是针对工业用地的批复，原告的土地不在2018年的征地范围内，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罗甸县执法局对原告罗贤海所举示证据质证意见；对1—4、8与被告罗甸县人民政府质证意见一致；对5—7、9号证据与被告龙坪镇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 被告罗甸县人民政府辩称：一、原告罗贤海在涉诉行政行未被确认违法以及未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请求，就单独、直接提起行政赔偿之诉，不符合法律规定。从原告起诉状中事实和理由可知，原告明知其承包地及地上种植物系案外人重庆远华公司工作人员破坏实施，从该事实来看，被告并没有强制破坏原告所称的承包地和地上附着物，本案属民事侵权调整范畴。其次，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因此，原告提起国家赔偿的前提是确认行政机关的行为违法，之后应当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申请，赔偿义务机关在法定期限内不予作出赔偿决定或者对作出的赔偿决定不服才能提起国家赔偿。而本案原告单独提起赔偿之诉，不符合法定程序。二、原告罗贤海以个人名义起诉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是以家庭承包方式，以户为单位，户才是法律意义上的当事人，单个农户的户主或农户成员都不是诉讼当事人，原告罗贤海个人不能代表该户所有成员的意志，不是本案适格的当事人。三、原告主张的赔偿金额缺乏事实依据。原告对自己提出的诉讼主张应当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支撑。国家赔偿以赔偿受害人的直接损失为原则。退一步来讲，即使人民法院认定涉案行为系被告实施并确认违法，其赔偿标准也应按《黔南州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州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片区综合地价的通知》（黔南府发〔2009〕31号）所确定的补偿标准予以计算。综上，原告罗贤海的起诉不符合国家赔偿法之规定，且未对主张的赔偿金额提供证据，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罗甸县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并当庭举示的证据如下： 第一组证据：1.《省人民政府关于罗甸县2012年度第一批次城镇建设使用土地的批复》（黔府用地函〔2012〕第457号）；2.《省人民政府关于罗甸县2012年度第一批次工业建设使用土地的批复》（黔府用地函〔2012〕第471号）；3.征地预公告及公示照片；4.《黔南州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州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片区综合地价的通知》（黔南府发〔2009〕31号）；5.裁定书，用以证明被告在征收新苑村土地时取得了农用地转用的审批手续，并下发了征地预公告，也告知了补偿安置方案和标准，且从已生效的贵州省罗甸县人民法院（2015）罗行初字第1号、13号、16号行政裁定书可知，原告对补偿方案是知晓的。 第二组证据:6.《罗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罗甸县征地补偿安置补充办法的通知》（罗府发〔2013〕199号）；7.《罗甸县人民政府关于县城规划区内新增实物内容及其补偿标准审定专题会议纪要》（罗府发〔2014〕29号）；8.《罗甸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县城镇建设征地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罗府发〔2011〕15号），用以证明即使对涉案土地上的附着物予以赔偿，也应按上述补偿标准计算。 第三组证据:9.涉案项目其他被征收人及罗贤海土地补偿协议书，用以证明协议书明确的补偿标准与州政府及县政府作出的补偿方案一致。 第四组证据:10.初始征地登记表及城西大道征地测量登记表、测绘图斑，用以证明被告在实施征收过程中，已对涉案土地面积及地上附着物进行清点登记，对原告的补偿应按照该登记数据并参照补偿标准确定。 针对被告罗甸县人民政府所举示证据，原告罗贤海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中1、2号证据，认为被告应当附上相关征收土地勘测红线图来证明与本案的土地有关联性，该两份文件无法证明到底征收哪里的土地，对该两份文件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对3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该预征收公告是2013年发布的，按相关规定，预征收公告应在得到批复前拟定，显然预征收公告与批复反映的不是同一宗土地。对4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该文件是2009年制定的，而征收发生在2015年，不能以6年前的标准进行补偿，且《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征收补偿标准2年到3年要进行更新，土地附着物的补偿标准要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所以该证据不能作为赔偿的依据。对5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对第二组证据，认为被告县政府不具备制定征地补偿安置标准的职权，本案是行政赔偿案件，不能适用被告单方制作的赔偿标准，不能作为本案的补偿依据。对第三组证据中罗贤海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协议涉及的土地不是本案中原告主张权利的土地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认为其他被征收人的协议亦与本案无关。对第四组证据中初始登记表的三性有异议，认为没有村委会盖章及原告签字确认，是事后制作的表格，不具有真实性，不能作为赔偿的依据；认可第四组证据中585图斑号土地就是本案原告主张的寨边承包地，对其上登记的附着物有异议；认为城西大道征地测量登记表中登记的其他土地与本案无关。 被告龙坪镇政府、罗甸县执法局对被告罗甸县人民政府所举示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龙坪镇政府辩称：其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自2011年罗甸县征地工作组成立开始，该工作组办公室一直在龙坪镇政府办公，但根据罗甸县人民政府作出的罗府发〔2011〕15号《关于印发县城镇建设征地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第十五条及《征地预公告》第八条：“征地工作中发生的矛盾纠纷由镇人民政府、村委会（社区）负责调解处理。”规定，负责征地工作的主体不是龙坪镇政府。故，龙坪镇政府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 被告龙坪镇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被告罗甸县执法局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及证据。庭审中口头辩称，本案与其无关，其不是适格的被告。 被告龙坪镇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本院要求三被告补充提交证据，龙坪镇政府向本院提交《关于图斑398、398-1、399现状说明》、城西大道征地初始登记表、图片、图斑及罗甸县城西大道丘块分解面积统计表，用以证明：图斑398、398-1、399土地原属于龙坪镇新苑村罗来选，于2014年5月28日经罗来选签字认可，经罗甸县征地工作组征收后已用于相关建设项目；2014年12月18日对图斑398土地面积复测为0.76亩。经质证，被告罗甸县人民政府及罗甸县执法局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原告对上述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 上述原、被告所举示的证据及本院要求被告龙坪镇政府补充提交的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作如下认证：一、原告提交的3—9号证据与本案不具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被告罗甸县人民政府举示的1、2号证据，因被告未提供上述批复中涉及地块的用地红线图，同时被告罗甸县政府发布涉案项目征地预公告的时间为2013年11月18日，与上述批复前后时间不一致，不能确定该证据与本案是否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被告罗甸县人民政府举示的5、9号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二、原告罗贤海举示的1—2号证据、被告罗甸县人民政府举示的3、4、6、7、8、10号证据及本院要求被告龙坪镇政府补充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有关联，能够证明本案基本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罗贤海系罗甸县龙坪镇新苑村**村民。原告户以原告父亲为户主承包有位于交扁的自留地和寨边的承包地，其中交扁自留地在征收测量时分为398、398-1、399三个图斑，寨边承包地为585号图斑并登记在其父亲罗来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登记面积为0.4亩。 因实施罗甸县城西环城大道项目建设，被告罗甸县人民政府于2013年11月18日发布《征地预公告》，载明：一、拟征收土地建设项目名称：城西大道；二、用途：综合用地；三、征收单位：罗甸县人民政府；四、地类和面积：该宗地位于龙坪镇新苑村二级路两旁及麒麟大酒店至交苑寨子，征地面积40公顷，具体以征地红线图为准，地类以现场核实为准。五、征地补偿标准：按照《龙滩水电站罗甸库区投资概算调整补偿兑现方案的通知》（罗府发〔2006〕29号）、《黔南州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州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片区综合地价的通知》（黔南府发〔2009〕31号）的标准进行补偿；六、青苗补偿：农作物（当年播种）按统一年产值的1倍补偿，即1290元/亩；七、安置途径：以货币安置、小城镇建设（门面）安置或粮食长期补助为主，社会保障安置为辅；八、其他事项；九、凡在公告发布之日起，抢建、抢种、抢栽的地上附着物一律不予补偿。原告罗贤海户承包的上述土地位于该项目征收范围内。 2014年5月28日，龙坪镇政府组织人员对原告户交扁地块进行测量并制作了《城西大道（新苑段）征地初始登记表》，载明：398号图斑，土，面积0.72亩，地上附着物：芭蕉挂果2棵、生长期7棵，杂树3棵（14公分-19公分），青苗20%；398-1号图斑，田，面积0.12亩，地上附着物一栏未填写；399号图斑，土，面积0.21亩，地上附着物：竹子两笼、杂树3棵（14公分-19公分）、芭蕉挂果2棵、生长期3棵、小金竹5平方、甘蔗15平方，核桃生长期3棵；测量时间为2014年5月28日；农户签字一栏写有“罗来选”字样并加盖有手印。龙坪镇政府提供的《罗甸县城西大道丘块分解面积统计表》载明：2014年12月18日对图斑398土地面积进行复测为0.76亩。2015年5月6日，被告罗甸县人民政府组织人员对原告户寨边土地进行测绘登记，载明585号图斑地块面积0.37亩，地上附着物及征地农户栏未填写。庭审中，原告罗贤海本人对被告测量的前述398-1号图斑及399号图斑地块的面积明确表示认可，但不认可被告测量的585号及398号图斑土地面积，主张其面积分别为0.8亩及0.98亩。同时原告主张398号图斑上的附着物：金银花65棵，黄花菜4笼、水池1个、结骨丹2平方、小叶女贞3棵、紫金花218棵、芭蕉挂果2棵、芭蕉生长期7棵、青苗0.144亩、红豆杉108棵、6分塑料管400米；主张399号图斑的附着物：竹子两笼，杂树3棵（14公分-19公分），芭蕉挂果2棵、生长期3棵，小金竹5平方，柑蔗15平方。原告主张585号图斑附着物为：6分塑料管100米，砂仁1560棵，桂花25棵（6公分），桃子4棵（挂果），红豆杉3棵，桐子树1棵，香蕉6棵（挂果），竹子140棵，椿树6棵（23公分）。 2015年5月6日，被告罗甸县政府组织人员对原告涉案土地及地上附着物进行挖毁。本院作出（2018）黔27行初356号行政判决，确认被告罗甸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5月6日对原告罗贤海位于罗甸县交扁涉案土地实施的强制占用及清除地上附着物的行政行为违法。 另查明，黔南州人民政府于2009年12月31日作出黔南府发〔2009〕31号《黔南州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州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片区综合地价的通知》，该通知附件《全州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片区综合地价征地补偿标准》自2010年1月1日起正式公布实施，以上征地补偿标准不含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具体补偿标准仍按《贵州省土地管理条例》的规定执行。2011年5月25日，罗甸县政府作出罗府发〔2011〕15号《关于印发县城镇建设征地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该《通知》附件《罗甸县城镇建设征地补偿安置办法》第五条规定：“征地方案经依法批准后，由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第九条规定：“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黔南州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州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片区综合地价的通知》（黔南府发〔2009〕31号）的规定，罗甸县涉及3个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即龙坪镇为1290元／亩、……，补偿倍数按照下列标准执行：1.耕地：按统一年产值的19倍补偿；……。”第十一条规定：“青苗补偿，按以下标准执行：1.耕地：农作物已投成本的，按按统一年产值的1倍补偿，即1290元／亩，可以收获或已收获的，不予补偿；2.自留地按耕地补偿标准执行。”第十二条规定：“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各项指标按照《罗甸县城镇建设征地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见附表二）执行，土地部分按其原始地类进行补偿。”2013年12月4日，罗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作出罗府办发〔2013〕199号《关于印发罗甸县征地补偿安置补充办法的通知》，对《罗甸县城镇建设征地补偿安置办法》被征地农业人员安置补偿措施进行了补充规定。2014年3月11日，罗甸县人民政府作出罗府专议〔2014〕29号《关于县城规划区内新增实物内容及其补偿标准审定专题会议纪要》，该纪要第二项议定原则同意《罗甸县县城规划区内新增实物内容及其补偿标准》。 原告父亲罗来选于2020年6月9日向本院出具《声明》1份，声明上述土地系其承包的土地，该土地一直由原告本人进行耕种，原告就该土地被实施强制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现罗来选自愿放弃参与涉案土地行政赔偿诉讼，承诺今后不在就案涉土地另行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原、被告是否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二、原告直接提起本案诉讼是否符合起诉条件；三、原告的赔偿请求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关于罗贤海是否是本案适格的原告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土地使用权人或者实际使用人对行政机关作出涉及其使用或者实际使用的集体土地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本案中，涉案土地是以原告父亲罗来选为户主的家庭承包的土地及自留地，罗来选也认可原告作为该土地的实际使用人，故原告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因此，罗贤海是本案适格的原告。三被告主张罗贤海不是本案适格原告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本案被告主体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国家征收集体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因此，县级人民政府是征收集体土地的征收主体。本案中，罗甸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征地预公告》载明：征收单位为罗甸县人民政府；征地工作中发生的矛盾纠纷由镇人民政府、村委会（社区）负责调解处理。罗甸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县城镇建设征地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附件《罗甸县城镇建设征地补偿安置办法》第五条规定：“征地方案经依法批准后，由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故对罗贤海土地的征收是由罗甸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罗甸县人民政府是征收主体。罗甸县执法局系罗甸县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龙坪镇政府为罗甸县人民政府的下级政府，其按照罗甸县人民政府的工作安排协助实施征收工作，都是为完成罗甸县人民政府对罗贤海土地的征收，故罗甸县执法局、龙坪镇政府协助实施征收土地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罗甸县人民政府作为征收主体应当对此负责。故罗甸县人民政府是本案适格的被告；罗甸县执法局、龙坪镇政府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应驳回原告对该二被告的起诉。 原告直接提起本案诉讼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本案中，原告在向本院提起确认违法之诉时一并提起赔偿之诉，符合前述法律规定。被告罗甸县政府关于原告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的辩称意见，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原告的赔偿请求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及第七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当事人财产权的，当事人有权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并且由侵犯当事人财产权的行政机关作为赔偿义务机关。本案被告罗甸县政府对原告位于罗甸县龙坪镇的案涉土地实施的强制占用土地及清除地上附着物的行政行为已被我院（2018）黔27行初356号行政判决确认违法，应当由被告罗甸县政府承担赔偿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案涉土地已经被罗甸县政府占有使用，地上附着物已被清除，返还原物或恢复原状已不可能。故原告主张恢复原状的诉求，不予支持。本案应当以支付赔偿金的方式进行赔偿。 关于赔偿范围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的规定，按赔偿不低于合法征收所获补偿的原则，同时鉴于被告在征收过程中均将土地补偿费直接支付给被征收农户的实际，故本案的赔偿范围即原告的直接损失包括被占用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 关于赔偿面积的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本案中，原告主张图斑号为398号的承包地面积为0.98亩、图斑号为398-1的承包地面积为0.12亩、图斑号为399的承包地面积为0.21亩、图斑号为585的承包地面积为0.8亩；龙坪镇政府提供的城西大道征地初始登记表记载该二幅土地面积分别为398-1号图斑0.12亩及399号图斑0.21亩，本院对398-1号、399号图斑土地面积予以确认；关于398号图斑面积,因原告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实，而龙坪镇政府提供的城西大道征地初始登记表记载的初次测量面积及罗甸县城西大道丘块分解面积统计表记载复测面积分别为0.72亩、0.76亩，从有利于原告角度，对该幅土地面积应当以龙坪镇政府提供的2014年12月18日复测面积作为依据认定其面积为0.76亩；关于585号图斑面积，被告测量面积为0.37亩，虽原告主张其面积为0.8亩，而其亦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实，但本院根据原告提供的承包证上登记的寨边地块的面积为0.4亩，从有利于原告的角度出发，本院认为对该幅土地应当以其依法登记面积作为依据认定其面积为0.4亩。 关于地上附着物。因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地上附属物存在，本院根据龙坪镇提交的初始登记表确认案涉土地地上附属物为：芭蕉挂果4棵、生长期10棵,杂树6棵（14公分-19公分）、竹子两笼，杂树3棵，小金竹5平方，柑蔗15平方、核桃生长期3棵。 关于赔偿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及《贵州省土地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黔南州人民政府具有制定本行政区域内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法定职权，其批准的补偿标准适用于黔南州行政区域内经依法批准的土地征收补偿。本案中，被告罗甸县人民政府先后作出的《关于印发县城镇建设征地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关于印发罗甸县征地补偿安置补充办法的通知》和《关于县城规划区内新增实放内容及其补偿标准审定专题会议纪要》，前述补偿标准是被告罗甸县政府为进行合法征收，依据黔南州人民政府黔南府函（2009）31号文件而确定的补偿标准，现无相关证据否定其法律效力，应当作为赔偿案件参考的依据。但《罗甸县城镇建设征地补偿安置办法》制定于2011年，其确定土地补偿依据的《黔南州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州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发布于2009年，而本案的违法占地行为发生于2015年，因此综合考虑安置补偿标准发布的时间、违法占地发生的时间，原定补偿标准偏低，本院酌定按前述补偿标准确定金额的基础上上调30%计算赔偿数额。 综上，本院确定原告损失为：1.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为47475.87元（585号图斑地块0.4亩+398号图斑地块面积0.76亩+398-1号图斑地块面积0.12亩+399号图斑地块面积0.21亩，共1.49亩×24510元/亩×1.3）；2.青苗补偿费为2498.73元（1.49亩×1290元/亩×1.3）；3.地上附着物损失为1171.64元（芭蕉挂果4株×50元/株=200元、生长期10株×15元/株=150元，杂树6棵（14公分-19公分）株×10元/株=60元；竹子2笼×120元/笼=240元，核桃生长期3株×50元/株=150元，小金竹5平方×1500元/亩÷666=11.26元；柑蔗15平方×6元/平方=90元，共计901.26元×1.3）。另，对于原告主张398号图斑、585号图斑及398-1号图斑上被告未登记的附着物，综合被告罗甸县政府的违法行为，且被告亦未对实施强制行为时上述土地上附着物进行证据保全，参照前述补偿标准，本院对原告主张的超出被告登记范围的附着物损失价值酌情予以支持10000元。 综上所述，原告各项损失共计61146.24元，被告罗甸县人民政府应为其违法行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七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罗贤海对被告罗甸县龙坪镇人民政府、罗甸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的起诉。 二、被告罗甸县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罗贤海涉案土地及地上附着物赔偿金共计人民币61146.24元； 三、驳回原告罗贤海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夏 永 审 判 员  金长虹 人民陪审员  罗普顺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肖年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