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90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海宁旅游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法定代表人：尹可满，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润龙，男。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顺，上海日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黄青，男，1982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清萍，上海道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谢宏强，男，1978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清萍，上海道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海宁旅游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宁公司)因与上诉人黄青、谢宏强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9民初129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海宁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黄青、谢宏强支付海宁公司挂靠管理费83，200元及垫付保险费共计176，428.03元及其他费用8，975元。事实和理由：一、有关内部整顿。1.2014年10月起始的内部整顿并不是车辆停止运营，而是不能办理跨省运输，也不没收道路运输证，不影响黄青、谢宏强营运；2．整顿时间至2015年2月，2015年3月开始即可出省运输，故一审判决认定整顿期间至2015年4月结束与事实不符。二、关于扣车问题，2016年4月20日起的扣车，是因黄青、谢宏强拖欠保险费和管理费等费用经多次催讨后仍不予支付时的无奈之举，海宁公司已于谢宏强2016年10月27日出具《借条》后将车辆返还，但一审判决将谢宏强2016年10月27日出具《承诺书》的时间作为还车时间，是选择对违约方有利的认定，因此多扣了管理费及GPS使用费9，973元，不符合商业运营的一般规则。三、关于保险费。2014年10月至2015年4月期间的保险，根据前述对整顿期间以及车辆不停止营运的表述，应由黄青、谢宏强承担该期间的保险费用，一审判决扣除16，981.22元并不恰当。四、关于谢宏强付款55万元的情况。具体构成为：2016年4月22日上海锦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携公司)支付9万元；2016年6月1日锦携公司支付4万元；2016年10月26日谢宏强支付10万元；2017年3月24日周某某支付9万元。其中2016年5月19日周某某支付的13万元并未成交，当日已返回原账户，故海宁公司实际只收到42万元，一审判决认定海宁公司收到55万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海宁公司一直承认收到45万元，是在上述42万元基础上再加谢宏强2017年11月另行支付3万多元保险费得出。黄青、谢宏强辩称，海宁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理由与黄青、谢宏强的上诉理由相同。黄青、谢宏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项，改判驳回海宁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黄青、谢宏强向海宁公司支付的款项已超过应付款项，无需再付。1．从海宁公司与谢宏强于2017年11月12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书》的内容看，截止2017年12月31日四辆车的总费用为930，369.67元。这个数字还应扣除下列费用：(1)2013年至2017年的GPS监控学习费40，400元，因海宁公司从未组织过GPS监控学习，故该费用不应当产生；(2)因海宁公司停业整顿(2014年10月至2015年12月)而停运期间的管理费和保险费合计251，555.32元；(3)海宁公司2016年4月扣车(沪D3XX**、沪D3XX**)，至2016年10月27日签署《承诺书》后的一周后将车返还给谢宏强期间的管理费和保险费合计61，966.61元；(4)车辆挂靠期间的保险理赔款5万元左右，保险公司直接转账给海宁公司后，海宁公司并未返还给黄青、谢宏强。扣除上述费用后，截止2017年12月31日四辆车的总费用为526，447.74元。2．黄青、谢宏强已向海宁公司支付了952，567元，远超四辆车应付总费用526，447.74元。二、关于海宁公司停业整顿停运车辆后的开始运营时间应为其获取了重新开业的许可并向黄青、谢宏强发放道路运输许可证等相关证照后。三、关于扣车期间的保费，应当由海宁公司承担，理由为海宁公司在与黄青、谢宏强发生纠纷时完全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而不应当采用扣车的方式扩大损失。四、一审法院将上海锦加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加公司)支付给海宁公司的15.5万元与《还款协议》割裂开不予计算属于明显的认定事实错误。海宁公司辩称，黄青、谢宏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黄青、谢宏强与海宁公司之间的关系并不仅限于挂靠合同关系，还存在其他关系，如借款，海宁公司也为二人处理违章等，二人与任润龙也有借款关系，故不能将黄青、谢宏强主张的所有付款归入挂靠关系中；对于停业整顿和扣车期间和相应费用的扣除，应当按照海宁公司的上诉主张。海宁公司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判令黄青、谢宏强共同支付海宁公司沪D3XX**(车架号LVCB4LEB9DM010340)2013年5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期间、2015年3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的车辆挂靠管理费及GPS使用费81，600元；2．判令黄青、谢宏强共同支付海宁公司垫付2014年4月至2017年6月期间的各项保险费108，482.44元；3．判令黄青、谢宏强共同支付海宁公司垫付的运管执法罚款4，000元；4．判令黄青返还沪D3XX**车辆行驶证、号牌以及道路运输证(沪交运管客字023144号)。审理中，因海宁公司无法区分黄青、谢宏强已支付款项所指向的具体车辆，故确认应在第1至第3项诉请金额中扣除黄青、谢宏强已支付的112，500元、33，333元，共计145，833元。后海宁公司又于2020年6月15日将应当扣除黄青、谢宏强已支付的金额下调至105，000元。另，海宁公司撤回第4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5月8日，海宁公司与黄青签订《车辆合作合同》及《补充协议》，主要约定：海宁公司提供省际包车营运证，黄青提供车辆牌号为沪D3XX**的福田牌车辆参与海宁公司业务经营，车牌权属归海宁公司；黄青负责车辆的全面保养和维护，使车辆始终确保在良好状态下运行，海宁公司负责各类证件的办理、审验、车辆年度检验、车辆保险等事项，所有费用均由黄青承担；车辆管理费1，400元／月，GPS监控和四张包车路单200元／月，每季度初交全，拖欠管理费超过一个月以上，除追缴外，海宁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合作期内，黄青应按海宁公司要求购买车辆保险，即车损险、玻璃单独险、不计免赔特约条款、车辆自燃险、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第三者责任险须投保最低150万元，根据行业规定投保相应承运人责任险，保险机构由海宁公司确定，保险手续由海宁公司统一办理，保险费用按保险单实际金额由黄青全年一次性付清，保险手续费归海宁公司所有；如发生违章或交通事故，必须及时向海宁公司报告备案，如需海宁公司协助处理，发生的费用均由黄青承担；为确保车辆安全营运，车辆必须由海宁公司指定的修理厂进行强制维护，每年三次二级维护、一次等级评定，维修费用由黄青承担；协议有效期自2013年5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止。同日，黄青出具《承诺书》，载明兹因黄青购车挂靠上海海宁旅游汽车管理有限公司，车牌号沪D3XX**，此车牌号和道运证均系公司所有，不能转让灭失，合同期满由公司收回。2014年9月29日，上海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执法总队出具XXXXXXXX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案涉车辆(沪D3XX**)于2014年9月16日在青浦区G50沪苏收费站实施了不按照包车客运标志牌载明的事项运行，被处罚款1，000元，同日出具《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收据)》载明交通罚没收入1，000元。2019年8月21日，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执法总队出具XXXXXXXX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案涉车辆(沪D3XX**)于2019年6月19日在黄浦区武胜路上海博物馆停车场实施了未持有效的包车客运标志牌进行经营行为，被处罚款3，000元，同日出具《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收据)》载明交通罚没收入3，000元。2015年4月17日，上海市城市交通运输管理处核发沪交运管客字023144号道路运输证，该证载明业户名称为海宁公司，车辆号牌为沪D3XX**，经营许可证号为沪市XXXXXXXXXXXX，经营范围为省际包车客运。2015年4月30日，海宁公司与黄青签订《合作协议》，主要约定：车辆管理费每月1，600元，承运人责任险每座位保险不得低于100万元，合作期限自2015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其余条款与《车辆合作合同》及《补充协议》基本一致。2016年4月22日，谢宏强出具《借条》，载明：今借海宁公司197，808元，于2016年5月22日归还，逾期不还按金额2％计月息。2016年10月27日，谢宏强出具《承诺书》，载明：兹因沪D3XX**、沪D3XX**、沪D8XX**、沪D8XX**四辆大客车系我们(谢宏强、周某某)与黄青(委托黄青)合伙购买并挂靠海宁公司，由于上述四辆车欠海宁公司管理费、保险费等费用数十万元，因此我们自愿支付所欠海宁公司的部分款项合计45万元(80，000＋80，000＋90，000＋100，000＋100，000)，所余欠款将在一个月内(于承诺书订立之日起计算)与海宁公司结清，逾期不结清欠款任凭海宁公司将上述四辆车处置。承诺人处可见谢宏强、周某某签名字样。2017年11月12日，海宁公司与谢宏强签订《还款协议书》，载明：双方经对账，确认截止2017年12月31日，谢宏强尚欠海宁公司承包经营费480，369.67元(见附件一)，承诺于2017年12月12日、2018年1月12日、2018年2月12日分三期偿还，如有一期未按期足额支付，则海宁公司有权将谢宏强(沪D3XX**、沪D3XX**、沪D8XX**、沪D8XX**)四辆车辆残值进行拍卖。《还款协议书》附件载明：四车2013年5月至2017年12月的管理费、GPS监控学习费、保险费、道口罚款以及杂费共计930，369.67元，其中已付45万元，尚欠480，369.67元(含谢197，808元)，同时可见手书“以上账目确认，最后一次付款应扣除四年保险理赔款及任润龙用谢宏强车子应付车费。谢宏强，2017.11.12”。2018年11月1日，黄青向谢宏强出具《收条》一份，载明收到沪D8XX**行驶证、营运证及车辆一部。另查明，案涉车辆登记证、行驶证、道路运输证均登记于海宁公司名下。2013年双方分别投入20余万元以融资租赁方式租赁车辆2台(即沪D3XX**、沪D3XX**两车)，租赁期限为36个月。2019年2月1日，海宁公司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杨浦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黄青支付牌号为沪D8XX**车辆项下欠付管理费、保险费、车辆购置税、运管执法罚款等费用。审理中，黄青提出“我向海宁公司就四辆大客车共计支付了450，000元，这些钱款中含有车牌号为‘沪D8XX**’的大客车的费用，该费用应在本案费用中予以扣除”，海宁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任润龙表示“上述的450，000元已经收到，但是当时收取的是4部大客车的费用，但并未明确是具体哪辆大客车的具体金额，出于公平原则，就将450，000元按比例分配到每部车辆的款项中。由此计算，本案的车牌号为‘沪D8XX**’的大客车车辆已支付费用应为112，500元。同意从本案主张的费用中予以扣除。”该院后出具(2019)沪0110民初1942号民事调解书，黄青同意于2019年4月30日前支付海宁公司费用15万元；双方就该案再无其他争议。此后黄青支付海宁公司15万元。审理中，经黄青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对落款日期为2015年4月30日《合作协议》落款处的“黄青”签名字迹及签字日期是否系黄青所写进行鉴定，结论为前述《合作协议》落款处“黄青”签名及日期字迹是黄青所写。海宁公司、黄青、谢宏强对鉴定意见均无异议。关于停业整顿，海宁公司认为停业整顿期间系2014年10月至2015年2月，共5个月。黄青对停业整顿的起始时间有2014年9月、2014年9月30日、2014年10月多种说法并认为结束时间应为2015年6月。谢宏强对起始时间有2014年9月1日、2014年10月多种说法，对结束时间有2015年6月、12月多种说法。关于海宁公司对案涉车辆扣车期间，黄青认为共两次，分别为2015年6月一次以及2016年4月一次，谢宏强认为扣车时间为2016年4月底，直至2016年10月27日其出具《承诺书》后一周海宁公司还车。审理中，海宁公司确认2015年6月海宁公司并未扣车，海宁公司对案涉车辆仅于2016年4月底至2016年6月实施扣车，并对谢宏强提供的扣车时出具的“海宁公司营业执照”表示确认系当时扣“38273、38369”时的凭据。后海宁公司在2020年6月15日又表示海宁公司并未在2016年4月底扣过案涉车辆。对此，谢宏强认为，海宁公司已经在此前庭审中自认了2016年4月底对案涉车辆实施扣车的行为。关于车辆保险费及车船税情况。2013年4月至2014年4月，案涉车辆产生商业险保费31，691.83元、道路承运人责任险保费7，700元、交强险保费及车船税5，095元。2014年4月至2015年4月，案涉车辆产生商业险保费17，223.86元、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保费8，250元、交强险保费及车船税4，761元。2015年4月至2016年4月，案涉车辆产生商业险保费21，531.97元、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保费8，250元、交强险保费及车船税7，106元。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案涉车辆产生商业险保费27，879.61元、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保费8，250元、交强险保费及车船税5，230元。2017年11月至2018年5月，案涉车辆产生商业险保费9，685.76元；2017年6月至2018年6月产生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保费7，425元；2017年11月至2018年11月产生交强险保费、车船税6，168元。关于黄青、谢宏强付款情况。2013年5月8日、2014年3月21日、2014年7月16日、2015年7月23日，黄青通过锦加公司向海宁公司分别转账3万元、9万元、1.50万元、2万元，备注均为货款。2013年4月26日、2016年10月26日，谢宏强向海宁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任润灿、任润龙分别转账5万元、10万元；2016年4月22日、6月1日，谢宏强通过锦携公司向海宁公司、任润龙分别转账9万元、4万元；2016年5月19日、10月24日以及2017年3月24日，案外人周某某向任润龙分别转账13万元、10万元、9万元。另，2017年5月22日，谢宏强向案外人俞建平转账7，425元，无备注；同年11月14日，谢宏强向案外人石理锋转账32，717元，对于以上两笔费用针对哪部车辆，谢宏强称已无法辨认，海宁公司确认以上两笔费用系覆盖沪D3XX**车辆2017年至2018年度保险费，故海宁公司不再就案涉车辆2017年至2018年度保险费进行主张。审理中，案外人周某某到庭陈述，2015年11月，其以50万元的价格向谢宏强购买沪D3XX**、沪D3XX**两辆大客车，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也没有办理过户手续，车辆交由谢宏强继续营运，每月支付营运收益；2016年，两辆大客车欠付挂靠费用被扣留，周某某垫付10万元后，海宁公司将车辆交还谢宏强继续营运；2017年，应谢宏强要求支付海宁公司车辆保险费8万余元。2018年，谢宏强又出资17万元将两辆车回购了。对此，海宁公司认为周某某系代黄青、谢宏强付款，本案中对周某某没有诉请；黄青对周某某的付款没有异议，但不认可其与谢宏强买卖车辆的行为；谢宏强认为周某某系代其向海宁公司付款。审理中，关于黄青、谢宏强(含案外人周某某)已经支付的钱款，海宁公司曾向一审法院确认，因黄青、谢宏强共有四辆大客车挂靠在海宁公司名下，而黄青、谢宏强支付45万元时并未区分具体车辆，且在杨浦法院相关案件调解时已将该款平均分摊至每辆车，故本案中海宁公司亦同意在法院最终认定黄青、谢宏强应支付的金额中扣减45万元的1／4，即112，500元。当问及《承诺书》上45万元的分解数字的含义时，海宁公司称系“他们打进来的钱，有8万(元)、8万(元)、9万(元)、10万(元)、10万(元)，打进来5笔，总共是45万元。支付后没有发票。”后海宁公司又确认《承诺书》出具时，黄青、谢宏强拖欠海宁公司费用共计55万元，因谢宏强、案外人周某某后又支付10万元，海宁公司同意在沪D3XX**、沪D3XX**、沪D8XX**三辆车中平均分摊，即可在本案法院最终认定的金额中再扣减33，333元。此后，海宁公司又于2020年6月15日表示，海宁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任润龙并未收到2016年5月19日周某某支付的13万元，海宁公司共收到谢宏强及案外人周某某款项42万元，平均分摊至每辆车应为10.50万元，故可在法院最终认定金额中扣减的金额下调至10.50万元。对此，谢宏强认为，海宁公司在本案之前的所有庭审、沪D8XX**车辆、沪D3XX**车辆两案中均自认已收到《承诺书》中的45万元，从海宁公司与谢宏强签订的《还款协议书》中也载明谢宏强已经支付了45万元，且在沪D3XX**车辆案件中，海宁公司亦同意将此后支付的10万元，在三辆车中平均分摊，故不同意海宁公司现在的意见。《还款协议书》《承诺书》均系海宁公司起草，海宁公司已经实际收到上述款项。期间，谢宏强还通过现金向海宁公司支付了部分款项，实际支付给海宁公司的款项金额远超过45万元。黄青认为，(2019)沪0110民初1942号民事诉讼(沪D8XX**车辆)中海宁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任润龙承认收到45万元，并除以4进行扣减，调解方案是扣减后黄青还要支付1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黄青、谢宏强是否应当共同承担付款义务？二、案涉车辆挂靠经营期间以及相应费用如何确定？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案涉协议为黄青与海宁公司签订，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权利义务应由合同相对人承担。黄青辩称挂靠关系因海宁公司停业整顿而终止，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停业整顿可能涉及挂靠费用结算问题，但不必然导致挂靠关系终止，而且黄青选择与海宁公司续约，车辆及相关营运证件仍登记于海宁公司名下，表明双方挂靠关系处于存续状态。黄青虽辩称海宁公司在恢复营运后扣车导致挂靠关系终止，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难以采信。其次，黄青辩称挂靠关系因海宁公司将车辆交付谢宏强营运而终止，无需承担付款义务。对此，案涉车辆系黄青、谢宏强共同出资租赁、共同支付租金，且自2013年5月至2014年9月期间共同经营、共同支付挂靠费用。黄青辩称2014年10月后黄青、谢宏强终止合作，但未提交证据证明，且为谢宏强所否认。谢宏强基于共同经营关系继续向海宁公司付款并取回车辆符合黄青、谢宏强共同利益，且从《承诺书》《还款协议书》来看，谢宏强与海宁公司并无单独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至于车辆取回后，由何人直接运营、是否分享收益系黄青、谢宏强内部事项，不影响对外责任的承担。因此，黄青、谢宏强始终系共同经营关系。最后，根据黄青陈述，2016年4月之后其与谢宏强仍有联系，并且双方存在多笔资金往来。黄青在挂靠期内无法营运的情况下未向海宁公司提出异议或者解除协议，也未向海宁公司披露与谢宏强不再合作，相反，其对谢宏强的付款行为予以认可。由此可见，黄青应当知晓谢宏强取回车辆营运并予以默许，即使黄青没有直接使用车辆，亦应承担合同责任。综上，黄青的辩称意见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同理，谢宏强有关2019年2月之后案涉车辆不在谢宏强处，因此对相关罚款不应承担责任的辩称意见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亦不予采纳。黄青、谢宏强仍应向海宁公司承担共同付款义务。关于争议焦点二。《还款协议书》系海宁公司与谢宏强对历年挂靠费用的汇总，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具有法律约束力。黄青虽未签字，但基于上述分析，该协议效力应及于黄青。根据双方约定以及实际支付情况，案涉车辆应支付2013年5月至2017年12月管理费89，600元、2014年4月至2017年6月保险费108，482.44元。审理中，各方确认挂靠经营过程中存在停运、扣车情形，但对于具体时长无法达成一致。关于停运期间，各方对于海宁公司停业整顿并无异议，但就开始停业整顿及恢复营运时间各执一词，一审法院认为，停业整顿涉及海宁公司所有车辆，结合各方陈述以及在他案中的陈述，停业整顿的起始日期应认定为2014年10月。考虑到案涉车辆属营运性质，合法营运的前提是取得道路运输证，现道路运输证核发日为2015年4月17日，在黄青、谢宏强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恢复营运时间且车辆处于海宁公司管控的情形下，一审法院推定道路运输证核发日为车辆恢复营运之时，考虑到海宁公司从办理证件到交付黄青、谢宏强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故一审法院酌定停运时间为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4月23日。审理中，海宁公司同意扣除停运期间的管理费、GPS使用费、保险费，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故该期间扣减管理费及GPS使用费10，827元、保险费16，981.22元。关于扣车期间，海宁公司前后说法不一，一则称于2016年4月20日至2016年6月实施扣车，后又称从未对案涉车辆实施扣车。黄青辩称共有两次扣车，谢宏强辩称2016年4月底曾扣车，直到谢宏强出具《承诺书》后才取回车辆。一审法院认为，海宁公司已在此前自认了扣车的事实，故扣车的起始日期应认定为2016年4月20日，现海宁公司未提供何时返还车辆的证据，按照其扣车时出具凭证的做法，返还时亦应要求接收方提供相应手续。结合《承诺书》及其款项的支付，一审法院认为谢宏强的辩称意见更具合理性，故一审法院认定扣车时间为2016年4月20日至2016年10月27日，扣车期间海宁公司无权收取管理费、GPS使用费，相应费用9，973元应予扣减。但保险系海宁公司根据合同约定购买，是车辆随时投入营运的保障，而且扣车系因黄青、谢宏强欠费引致，故保险费不应扣减，应由黄青、谢宏强承担。关于运管执法罚款4，000元，《还款协议书》已记载了其中一笔1，000元，另一笔3，000元因发生在2019年2月28日黄青占有案涉车辆之后，海宁公司亦提供证据证明实际发生，海宁公司提交证据充分，一审法院对海宁公司上述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案涉车辆尚欠管理费及GPS使用费68，800元、保险费91，501.22元、运管执法罚款4，000元。关于《承诺书》载明的45万元以及黄青、谢宏强(含案外人周某某)另行支付的10万元，海宁公司曾因无法区分两笔款项指向的具体车辆，且已就其中一辆车(沪D8XX**)达成调解协议(仅提及45万元)，故主张45万元平均分摊至四辆车、10万元平均分摊至三辆车，然此后又以未收到案外人周某某13万元为由将本案的扣减金额下调至10.50万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海宁公司在本案庭审中多次确认在本案诉请中扣减上述45万元的1／4，即112，500元，并解释了45万元系“他们打进来的钱，有8万(元)、8万(元)、9万(元)、10万(元)、10万(元)，打进来5笔，总共是45万元。支付后没有发票”。后又在庭审中自认实际收到黄青、谢宏强有关四辆大客车的款项共计947，021元，故而在之后庭审中同意将另行支付的10万元平均分摊至三辆车，即案涉车辆可再扣减33，333元。其次，在(2019)沪0109民初12954号(沪D3XX**)民事诉讼中，海宁公司亦自认已实际收到相关款项并要求在该案中将已支付的45万元平均分摊至四辆车、10万元平均分摊至三辆车。第三，在(2019)沪0110民初1942号民事诉讼(沪D8XX**)中，海宁公司亦自认收到45万元并将其平均分摊至四辆车。综上，海宁公司称其未收到相关款项，与其自认相悖，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黄青、谢宏强对海宁公司自认部分无需举证予以证明，故黄青、谢宏强向海宁公司共同支付的金额中还应扣减145，833元(=112，500元＋33，333元)。此外，黄青、谢宏强辩称除55万元外，还向海宁公司支付多笔款项。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黄青支付的15.50万元发生于共同经营期间，谢宏强应当知晓，在此情形下其仍出具《承诺书》，表明双方已就该款项予以结算。因此，一审法院对黄青、谢宏强该节辩称意见不予采信。谢宏强还称海宁公司未返还保险理赔款，要求在本案中扣减，但未提交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黄青、谢宏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上海海宁旅游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沪D3XX**(车架号LVCB4LEB9DM010340)车辆2013年5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2015年3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的挂靠管理费、GPS使用费68，800元；二、黄青、谢宏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上海海宁旅游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垫付的2014年4月至2017年6月期间车辆保险费91，501.22元；三、黄青、谢宏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上海海宁旅游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垫付的运管执法罚款4，000元；上述第一至第三项履行时扣减145，833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27.06元，由海宁公司负担1，606.82元，黄青、谢宏强共同负担420.24元，鉴定费3，000元由黄青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中，黄青、谢宏强对于一审认定的其二人共同与海宁公司建立车辆挂靠经营关系的法律关系并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案中，双方所争议的是对挂靠期间相关费用的具体结算问题，本院认为，车辆挂靠期间曾经发生海宁公司被停业整顿的情况，因停业整顿是海宁公司的原因造成，故对于该阶段的费用不应计算。对于相应期间以及期间内的费用金额，一审认定较为合理，本院予以认同，不再赘述。对于海宁公司扣车的期间以及期间内的费用扣除，一审认定亦已充分考虑双方的过错责任及利益平衡，本院予以认同，不再赘述。关于黄青、谢宏强已支付款项的金额。《承诺书》载明支付45万元，此外海宁公司承认黄青、谢宏强另行支付了10万元。对于45万元，双方都确认应平摊至四辆车，故每辆应为112，500元；对于10万元，双方都同意平摊至三辆车，故每辆车应再加上33，333元，故本案所涉车辆D38273的相关费用应扣除145，833元。黄青、谢宏强辩称除55万元外，还向海宁公司支付多笔款项，且谢宏强在2017年11月14日支付购买保险费用32，717元。对此，黄青、谢宏强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款项系本案的争议费用，且谢宏强在出具《承诺书》《还款协议书》时均未提出异议或主张，保险费用按约由海宁公司垫付，最终实际付款人仍应为谢宏强，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根据车辆的实际营运时间及扣除相关费用后，黄青、谢宏强就案涉车辆应承担管理费及GPS使用费68，800元、保险费91，501.22元、运管执法罚款4，000元。在此基础上，还应扣除系争车辆分摊到的已付款项145，833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上诉人海宁公司、黄青、谢宏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27.06元，由上诉人上海海宁旅游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负担1，606.82元，上诉人黄青、谢宏强负担420.2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高中伟审 判 员 肖光亮审 判 员 庄龙平二〇二一年一月八日法官助理 贾佳秀书 记 员 张蓉霞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