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43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州市五星禾丰农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邹区镇杨庄村新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04790858895U。法定代表人：吕国梅，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伟光，江苏时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陕西苏泽田园生态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丈八街办锦业路**都市之门****会信用代码91320412346440564Q。法定代表人：万世臣,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亚炜，陕西再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常州市五星禾丰农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陕西苏泽田园生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泽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2019)苏0404民初59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禾丰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苏泽公司支付禾丰公司货款164525元以及逾期付款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苏泽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未综合考虑本案的所有证据，仅对各项证据孤立评判，有失偏颇，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无视发票以及签字人的证人证言，仅仅因为销售单为复印件就否认禾丰公司供货事实，没有法律依据。禾丰公司虽只有销售单的复印件，但该复印件中的签字人、同时也是苏泽公司工地负责人的“赵敖根”、“兰金龙”均出庭说明了情况，均认可该复印件的真实性，也认可收到了销售单中载明的货物，因此可以证明禾丰公司向苏泽公司供货的真实性。此外，除“赵敖根”、“兰金龙”证言外，禾丰公司还提供了本次买卖的发票原件，该发票金额与销售单的金额一致，该发票早在2016年就开具，如果禾丰公司没有向苏泽公司供货，根本不可能在4年前就开具发票，这不符合常理。销售单虽是复印件，但并非孤证，结合证人证言、发票原件以及庭审情况，应当认定禾丰公司向苏泽公司供货的事实。2、现有生效判决能够确认赵敖根是“南一号地块”项目的工地负责人，其证人证言应当得到法院的认可。苏泽公司在庭审中认可“南一号地块”项目主要是其经理蒋益明（同时也是苏泽公司股东“夏溪花木市场”的法定代表人）在操作，其并未指派其他人在现场管理，而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18)苏0412民初1881号、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4民终2558号案件已经确认，“赵敖根2016年3月至2017年1月系苏泽公司员工，接受蒋益明指派，在嘉泽南一号地块负责施工事宜”，赵敖根清楚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其证言应得到法院的采信。3、禾丰公司之所以未能提供销售单原件，是因禾丰公司开具发票后，按照苏泽公司的要求，将销售单交还了苏泽公司，这也符合交易惯例，应当得到法院认可。一审法院认为禾丰公司未能提供销售单原件不符合生产企业同行的做法，不符合本案的事实。4、蒋忠明签收的销售单构成表见代理，苏泽公司应当承担付款责任。从法院调取的苏泽公司《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显示，一直到2017年1月份，苏泽公司仍在为蒋忠明扣缴个人所得税，而赵敖根也陈述在其离职后，苏泽公司“南一号地块”的项目就由蒋忠明负责，且所有货物的签收地点均在同一地点，禾丰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蒋忠明是代表苏泽公司签收货物，此也可以从蒋忠明签收的销售单看出，该销售单的客户一栏填写的是“田园生态”，对于蒋忠明签收的送货单应适用表见代理的相关规定。对于蒋忠明签收的送货单，苏泽公司仍应承担付款义务。苏泽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适当，应予维持。1、一审时禾丰公司提供了四张发票和对应该发票数额的五张销售单复印件、一张销货单原件主张其诉讼请求，而一审法院经审查后驳回其请求并不仅因销售单是复印件，而是对其提供的证据综合考量的结果。首先，经查询，上述发票并未进行认证抵扣，该发票系禾丰公司单方出具，不能作为双方设立买卖合同的证据。其次，配合发票额的五张销售单复印件，客户一栏写的是“李松平（花木”，“花木”后面的内容明显是被遮盖了而没有复印上，该复印件是经篡改的复印件，且苏泽公司也无“李松平”的员工。虽赵敖根和兰金龙出庭进行了陈述，但赵敖根同时也讲他和蒋忠明是夏溪花木市场公司的员工，夏溪花木市场公司参股苏泽公司后，派他们在苏泽公司兼职，兰金龙是他招聘的临时工。一审法院未采纳其证言是正确的。2、禾丰公司认为现有生效判决认定了赵敖根是“南1号地块”项目的工地负责人，是对生效判决的恶意曲解。生效判决就赵敖根在苏泽公司任职期间给相关施工人出具的结算单据进行了确认，不可能认定其职务，赵敖根任工地负责人是其自己的陈述。一审法院不采纳禾丰公司对赵敖根任命的职务，合理合法。3、禾丰公司在一审时无法提供重要证据的原件，应由其承担不利后果。双方至今未形成过一宗买卖合同，谈不上交易习惯。4、蒋忠明签收的销售单不仅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法定要件，而是禾丰公司涉嫌与蒋忠明串通提供假证据进行虚假诉讼的依据，应当严惩。禾丰公司一审时提交的销售单原件是蒋忠明于2017年6月28日签署，此时距蒋忠明在苏泽公司办理离职手续已有半年，前期蒋忠明也未给禾丰公司签署过销售单。一审开庭后，禾丰公司与蒋忠明又伪造了4张销售单，并因此增加了诉讼请求，在苏泽公司表明蒋忠明于2017年1月已经离职后，禾丰公司又撤回了追加的诉请。禾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苏泽公司支付禾丰公司欠款16452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55399.25元。为支持其诉讼请求，禾丰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以下证据：送货单的复印件5张，原件1张，增值税发票复印件4张，应收账款清单1份，证明禾丰公司向江苏田园生态投资有限公司（2019年7月3日更名为苏泽公司）供应农药，该公司结欠货款共计164525元。苏泽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以下证据：蒋忠明劳动合同书，终止劳动合同证明，武进区劳动仲裁委仲裁调解书，证明蒋忠明在2017年1月20日就从苏泽公司离职了，而且在职期间的岗位也是施工管理，和签收货物没有关系，更不可能在2017年6月28日替苏泽公司签收农药、化肥。一审庭审中，禾丰公司申请赵敖根、兰金龙出庭作证。赵敖根述称，其于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8月退休前在苏泽公司种树，以前一直在花木市场上班，2016年9月苏泽公司与其又订了返聘合同；禾丰公司有向苏泽公司供货，供应农药和化肥，有两批货由其签收，是农药和除草剂。兰金龙述称，有三张销售单（复印件）上是其本人签字，其在2016年3月至年底期间系田园生态公司的仓库保管员，平时接受赵敖根、史建伟的指令，签收的是农药，给田园生态种的花草杀虫用的。一审法院去武进区税务局查询禾丰公司提交的4张增值税发票的认证情况（其中专用发票1张、普通发票3张），经查均无相关认证信息。经禾丰公司、苏泽公司举证、质证，一审法院对苏泽公司提交的武进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调解书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该仲裁调解书中明确：蒋忠明在江苏田园生态投资有限公司工作至2016年12月31日，2017年1月30日江苏田园生态投资有限公司向蒋忠明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解除双方劳动合同。一审法院认为，对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进行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出示证据的原件或原物。本案中，禾丰公司提交的有赵敖根、兰金龙签字的4张销售单均为复印件，故该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可。禾丰公司作为商主体，在从事对外销售业务时，按本地区生产企业通行的做法，一般会将销售凭证做成多联式（首联由客户签收即生成原件），以便于记账和要款，但禾丰公司诉讼时并未提交相关的销售凭证原件，如有经济纠纷，其明显处于不利的处境。禾丰公司本该尽快向苏泽公司主张要款，以便及时固定相关证据，但禾丰公司在其长达3年的时间一直未有动作，这也与常理不符。关于赵敖根、兰金龙的证人证言，该院也不予采信。第一，该二人在苏泽公司工作时间较短，其中赵敖根还系苏泽公司关联公司夏溪花木市场临时委派人员，其对苏泽公司的履职忠诚度不可能太深；第二，该二人出庭作证之时与待证事实发生之时，时间上相差4年之久，且二人年龄较大，不可能对日常工作中的某天或某几天的细节记忆准确牢靠；第三，禾丰公司提交的该二人签字的送货单均系复印件，虽然该二人对复印的本人签字笔迹予以认可，但并不能据此认定该签名与销售单在时空上具有一致性。关于禾丰公司提交的蒋忠明签字的送货单，该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可。第一，该证据系复写件，并不是禾丰公司所称的“原件”；第二，蒋忠明最迟已于2017年1月30日前从苏泽公司离职，其仍于同年6月28日为苏泽公司签收货物，不符合常情；即使系其本人签收，也不能认定为其履行职务行为，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苏泽公司无需承担。综上，禾丰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向苏泽公司送货的事实，故禾丰公司向苏泽公司主张货款，该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七十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一条之规定，该院判决：驳回禾丰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99元，减半收取2300元，由禾丰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禾丰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是否足以证明其向苏泽公司交付了164525元货物。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禾丰公司针对其要求苏泽公司支付货款164525元的诉讼请求，提交了其单方编制的对苏泽公司应收款清单、2016年4月26日至2016年9月27日期间显示由“赵敖根”、“兰金龙”签收的销售单复印件5张（货款金额计129975元）、显示由蒋忠明于2017年6月18日签收的销售单复写件1张（货款金额34550元）及金额计129975元的增值税发票4张（3张增值税普通发票、1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对于上述5张销售单复印件，首先，其中2016年4月26日、6月13日、7月16日、7月21日计4张销售单的客户栏记载为“李松平（花木”、另1张即2016年9月27日销售单的客户栏记载为“田园生态”，其中客户栏记载为“李松平（花木”的销售单，“花木”后面明显还有相关内容但未被复印出来，复印内容并不完整，存在严重瑕疵。其次，苏泽公司否认其公司有名为“李松平”的员工，且从苏泽公司2016年9月至2017年1月《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来看，其中有本案所涉的赵敖根、兰金龙、蒋忠明，但确实未见有“李松平”。第三，禾丰公司提交的上述5张销售单复印件所反映的信息与禾丰公司提交的其单方编制的对苏泽公司应收款清单信息不符，如禾丰公司提交的2016年7月16日尾号为1080的销售单复印件，金额40250元，而根据应收款清单，2016年7月16日尾号为1080的销售单仅涉及金额22750元，另还存在一张2016年7月21日尾号为1408的销售单，金额17500元；禾丰公司提交的2016年7月21日尾号1432的销售单复印件，金额19500元，而根据应收款清单，2016年7月21日尾号1432的销售单仅涉及金额4500元，另还存在一张2016年7月23日尾号为1481的销售单，金额15000元。第四，从禾丰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由蒋忠明于2017年6月28日签收的销售单来看，该销售单为复写件，但其格式与上述5张销售单复印件的格式完全一致，说明禾丰公司的销售单在正常情况下并非一联，应该是多联式，禾丰公司有关其不能提交上述5张销售单的原件是因禾丰公司开具发票后按苏泽公司的要求将销售单交还给了苏泽公司的辩解，与一般的商业交易操作不符，难以令人信服。第五，禾丰公司为证实上述5张销售单复印件的真实性，在一审中申请赵敖根、兰金龙出庭作证，赵敖根虽称其于“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8月退休前在苏泽公司种树”，并称自己“是在现场负责的”，但赵敖根在一审中也称“田园公司的人都是（夏溪）花木市场派过去的”、“以前一直在花木市场上班，……社保一直在花木市场交的，……2017年又回到了花木市场”，从赵敖根的上述陈述看，其与“夏溪花木市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而兰金龙出庭作证称是“赵敖根、史建伟、张晓文叫我去上班，三个人都是夏溪花木公司的”，兰金龙的上述陈述说明其与“夏溪花木市场（夏溪花木公司）”之间也存在利害关系。综上，由赵敖根、兰金龙签收的5张销售单（包括其上的签名）均为复印件，其中4张销售单的客户栏内容没有复印完整、存在重大瑕疵，在该4张销售单的客户栏均涉及“花木”的情况下，赵敖根、兰金龙作为与“夏溪花木市场（夏溪花木公司）”存在利害关系者，该二人的证言均不足以采信，本院认为，上述5张销售单及赵敖根、兰金龙的证言不足以证明禾丰公司向苏泽公司交付了上述5张销售单复印件所载明的货物。禾丰公司称其就上述5张销售单复印件所载明的货物向苏泽公司开具了4张增值税发票，苏泽公司不认可收到该些发票，即使苏泽公司收取了该些发票，发票也未载明具体的货物，也不能因此证明苏泽公司收到了上述5张销售单复印件所载明的货物。对于蒋忠明于2017年6月18日签收的销售单，包括其上蒋忠明的签名，为复写件，并非原件。苏泽公司于2017年1月即与蒋忠明办理了离职手续，但蒋忠明在2017年6月18日仍代表苏泽公司签收货物，与常理不符。本院对该销售单复写件的真实性不予认定。即使该销售单是真实的，禾丰公司也未提供蒋忠明在2017年1月离职前有权代表苏泽公司进行货物签收的证据，禾丰公司有关蒋忠明的签收行为构成对苏泽公司的表见代理的主张也不能成立。本院认为，经综合考量，禾丰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向苏泽公司交付货物164525元，禾丰公司应就此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禾丰公司的诉讼请求无法得到支持。综上所述，禾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99元，由上诉人禾丰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蒋小英审判员  尤建林审判员  沈超彦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汪芫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