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闽02民终18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禹彤，女，2009年1月9日出生，汉族。法定代理人陈亚芬，女，1984年2月12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施少杰、卢耀东，福建明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市灌口镇三社村村民委员会洪茂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陈福气，小组长。委托代理人林清旺、林雅洁，福建欧菲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禹君，女，2014年4月26日出生，汉族。法定代理人陈亚芬，女，1984年2月12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施少杰、卢耀东，福建明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禹彤因与上诉人厦门市灌口镇三社村村民委员会洪茂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洪茂小组）、被上诉人周禹君侵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16）闽0211民初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禹彤、周禹君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洪茂小组立即向周禹彤、周禹君发放人均征地补偿款共计7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洪茂小组承担。原审判决查明，周禹彤、周禹君母亲陈亚芬是洪茂社村民。周禹彤生于2009年1月9日，2009年3月31日户口按出生申报于灌口镇三社村洪茂社；2011年4月13日，周禹彤户口从三社村洪茂社随父亲周振清迁至灌口镇李林村八组；2011年10月20日，户口从李林村八组迁入灌口镇灌口大道1678号；2011年10月20日迁入灌口大道1680号；2015年5月5日，其户口又从灌口大道1680号迁入三社村洪茂社；2015年7月10日，其户口移入三社村洪茂社62号102室，现在三社小学就读。周禹君出生于2014年4月26日，2014年9月29日户口随母亲按出生申报于三社村洪茂社；2015年7月10日户口迁入三社村洪茂社62号102室。庭审时，周禹彤、周禹君提交由厦门市灌口镇李林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载明“兹有周振清（身份证号350211198307103511）为我村李林社8组组员，该村民于2008年与陈亚芬（身份证号350211198402123529）结婚。双方婚生二女，分别为周禹彤（身份证号350211200901093520）、周禹君（身份证号35021120140426352X），二人出生后均未落户我村。因此，二人未在我村享有集体组织成员资格，我村也未向其发放过任何土地征收补偿款。”2015年11月，因“三南路与灌口中路交汇处北侧”、“三南路综合管廊”、“三南路-圣岩路”项目建设需要，洪茂小组部分土地被征用。洪茂小组按人均35000元的标准向其小组成员发放征地补偿款。周禹彤、周禹君的母亲陈亚芬领取了以上补偿款，但洪茂小组未向周禹彤、周禹君发放以上款项。原审判决认为，本案系因征地补偿款的分配主体问题所引发的侵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本案的焦点在于周禹彤、周禹君是否具有洪茂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进而是否享有参加征地补偿款分配的权利。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判断，应重点考察其生活保障基础，即以是否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为基本考虑因素，并结合是否依法取得集体组织所在地常住户口等因素综合考量。周禹彤、周禹君的母亲陈亚芬是洪茂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周禹彤、周禹君自出生便落户于洪茂小组，生活保障基础依赖其母亲也依附于洪茂小组，应认定周禹彤、周禹君自出生便原始取得洪茂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周禹彤于2011年4月13日将其户口从洪茂小组迁入李林八组，应视为其丧失洪茂小组集体成员资格；2015年5月5日，周禹彤的户口再次迁回洪茂小组，属于非加入取得之情形，其是否能取得洪茂小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由洪茂小组自治决定。现洪茂小组对其成员资格予以否认，故周禹彤要求洪茂小组支付征地补偿款3500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洪茂小组以周禹君系寄户人口为由，拒绝向其发放征地补偿款，侵害了周禹君作为洪茂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故洪茂小组应向周禹君补发征地补偿款350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厦门市灌口镇三社村村民委员会洪茂村民小组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周禹君支付征地补偿款人民币35000元。二、驳回周禹彤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周禹彤、洪茂小组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周禹彤上诉称，原审已经查明并认定，周禹彤出生后即落户于洪茂小组处，取得洪茂小组集体组织成员资格。但原审将其于2011年4月短暂将户口迁至灌口镇李林社的行为视为其丧失组织成员资格，进而驳回周禹彤的诉讼请求，系对事实的错误认定，应予纠正。首先，周禹彤虽于2011年4月短暂将户口迁至灌口镇李林社，但从原审证据中李林村出具的《证明》即可看出，周禹彤并未居住于李林社，未参加李林社的组织成员资格，未享有李林社组员的任何权益。其次，原审认定对于集体组织成员资格的判断，应考察其生活保障基础，即是否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为基本考虑因素。但又将周禹彤将户口迁出作为其丧失组织成员资格的必然考虑，该认定显然与上述判断标准背道而驰。周禹彤自入学后即在三社小学就读，其生活、学习基础一直在洪茂小组处。综上，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为洪茂小组立即向周禹彤发放人均征地补偿款共计3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洪茂小组承担。被上诉人洪茂小组答辩称，一审判决是正确的。周禹彤的户口迁出又迁入，其父母就是哪里拆迁就到哪里安置户口，故应不能参与分配。上诉人洪茂小组上诉称，一、一审法院仅予以查明周禹彤、周禹君户籍地的变化，而未予以查明并考虑周禹彤、周禹君的生活保障基础（如生活居住地），系认定事实不清。根据周禹彤、周禹君于一审庭审后所补交的《情况说明》，其居住于灌口镇灌口菜市场往李林村方向324国道旁，并未生活居住在洪茂小组处，不以洪茂小组的生产、生活资料为生活保障基础。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应以“生活保障基础为主，以户籍所在地为辅”，一审法院仅以户籍所在地来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适用法律有误。1、本案中陈亚芬于2008年7月16日已外嫁他村，其生活保障基础也随之转至其丈夫周振清所在地即李林村。周禹彤、周禹君出生后也随其父母亲生活在他村，并未与洪茂小组形成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2、虽然周禹彤、周禹君户口落户至上诉人处，但仅为户口挂靠关系，而不存在成员与村集体的关系。周禹彤、周禹君并不承担洪茂小组的村民义务，其理所当然得不应享有集体权益。3、洪茂小组对于本村的重大事项应享有自主决定权，一直以来关于征地补偿款的村规民约均规定：挂户人员不参与分配征地补偿款。对于2015年的征地补偿款，经民意调查，洪茂村村民共有126户不同意寄户人员享有征地补偿款分配，仅11户同意寄户人员可享受征地补偿款分配。4、周禹彤、周禹君的父亲周振清系灌口镇李林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按照规定周禹彤、周禹君完全可落户在李林村并享有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按照民间习俗，周禹彤、周禹君也是应落户至其父亲所在地。若认定周禹彤、周禹君享有洪茂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等于授予其双重权利。综上，请求：一、判决撤销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闽0211民初32号民事判决书的第一项判决，改判驳回周禹彤、周禹君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用由周禹彤、周禹君承担。被上诉人周禹彤、周禹君共同答辩称，原审判决洪茂小组向周禹君支付征地补偿款是正确的，应予维持。经审理查明，各方当事人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洪茂小组认为原审判决遗漏查明村规民约是村民自治的体现，其对分配形成意见的，应该给予尊重。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周禹彤、周禹君是否享有征地补偿款的权利，关键取决于其是否具有洪茂小组集体组织的成员资格。周禹彤自出生以后大部分时间户口均未在洪茂村处，仅以在洪茂小学上学的事实，尚不足以证明其依附于该集体提供基本的生活经济保障，原审法院认定周禹彤不应享有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享有的权利并无不当。周禹君自出生便原始取得洪茂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期间并未发生丧失该成员资格的情形，可以认定其与洪茂小组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洪茂小组在原审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周禹君的成员资格发生改变，原审判决周禹君享有征地补偿款的权利正确。综上，周禹彤、洪茂小组的上诉均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上诉人周禹彤负担517元，上诉人厦门市灌口镇三社村村民委员会洪茂村民小组负担103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朝阳审判员  李向阳审判员  胡林蓉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林加仁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出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