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佛南法狮民二初字第880号原告（反诉被告）：佛山市南海啟航不锈钢厂，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黄洞井头三村“大地”（土名），组织机构代码：55169591-0。投资人：朱仲安。委托代理人：秦佾兰，广东众淼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澍，广东众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广东华钢钢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揭阳市蓝城区白塔镇红塔工业区内，组织机构代码：66980201-3。法定代表人：张锐绵，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郭贤专，广东榕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佛山市南海啟航不锈钢厂与被告广东华钢钢业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2月21日立案受理后，被告在答辩期内提出反诉，经审查，本院决定受理反诉并与本诉合并审理。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莫文华独任审判，于2016年1月26日、3月10日、4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三次审理。三次开庭，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秦佾兰、刘澍、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郭贤专均到庭参加诉讼。诉讼中，原告向本院申请给予双方当事人一个月时间进行庭外和解期，但期限内双方未能达成协议，之后双方当事人均向本院申请给予一个月时间进行庭外和解期，但期限内双方仍未能达成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两份《钢材购销合同》，由原告向被告购买钢材。双方于2014年12月5日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约定，被告供J4钢材300吨，单价6250元／吨，送货到厂，于2015年3月12日前交货，否则违约方承担总订货金额5%的违约金。双方于2014年12月8日的《钢材购销合同》约定，被告供J4钢材共700吨，单价6250元／吨，送货到厂，于2015年3月30日前交货，否则违约方承担总订货金额5%的违约金。双方签订合同之后，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预付了大量的货款，但被告自始至终不按约定日期供货。至2015年7月21日止，原告共计支付了被告货款6982327元，但被告至今未按合同约定完成供货。经多次催告无果后，原告要求与被告结算，由被告将多付的货款返还给原告，被告亦不配合。现原告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两份《钢材购销合同》已于2015年12月21日解除；2、被告立即将原告多支付的货款1480602元返还给原告；3、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31.25万元。4、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被告辩称：原告支付给被告的货款数额为：606.03万元而不是6982327元。（一）原告诉称其通过（1）2014年12月7日卢静清支票支付给刘勇锋25395元；（2）2014年12月21日谭晓军支票支付给刘勇锋13万元；（3）2014年12月29日林伟雄支票支付给刘勇锋28927元；（4）2015年1月15日肖光明支票支付给刘勇锋15万元；（5）2015年1月31日廖义军支票支付给刘勇锋30800元；（6）2015年2月4日蒙振锋支票支付给刘勇锋62300元，以上6单付款共427422元，对于上述款项，被告并没有收到，是相关当事人或原告与刘勇锋的私人交易，与被告无关，不应当认定为支付给被告的货款。（二）被告并没有同意原告负责人可以汇款给业务员刘勇锋，也未曾收到原告负责人交给刘勇锋的支票款项以及原告汇款给刘勇锋的款项。况且，从原告提供的证据体现：原告负责人朱仲安农业银行账号尾号8319的流水账显示朱仲安与刘勇锋有私人款项来往的记录，例如2015年3月2日就有一笔借款475000元借给刘勇锋。由此，不能排除朱仲安给刘勇锋的汇款或支票是私人交易，或者是原告与刘勇锋之间的交易。原告以负责人名义汇款给刘勇锋或者付支票给刘勇锋，包括2014年12月9日朱仲安汇款25万元给刘勇锋，2015年1月9日朱仲安支票付给刘勇锋20万元，以及2014年12月11日支票44605元付给刘勇锋，三笔合计494605元，不能认定为被告收取了原告的货款。综上所述，原告付给被告的货款为：606.03万元，以每吨6250元计算，被告应交给原告的货物钢带为969.65吨。而被告实付原告的货物钢带为1095.61吨。被告多付货物钢带为125.96吨，价值为人民币787250元。因此，是原告违约不按时支付货款给被告，而不是被告违约不按时交付货物。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成立，应当依法予以驳回。同时当庭补充如下：1.按照原告说法被告收取的922027元是交给了刘勇锋，因刘勇锋涉嫌犯罪在逃不能到庭，要查明刘勇锋是否收到此款，需要等待刘勇锋归案后才能确定。2.被告从未委托刘勇锋代收货款，刘勇锋没有代收权利。假设刘勇锋收取了这些款项，从原告举证的证据来看，刘勇锋是以自己名义收取款项，不代表被告。3.被告与原告举证的六份支票的相关付款人，除了原告外没有任何经济往来。这些支票款项若刘勇锋收到，可能是借给刘勇锋、或还给刘勇锋、或给他的个人货款。不能认定是支付给被告的货款。4.原告除自己举证证明其与刘勇锋有经济往来，被告有证据证明原告与刘勇锋有大宗的经济往来。被告有理由相信本案货款与被告无关。不能以备注“钢带款”、“付华钢胚”就认为是支付给被告的款项。这是原告单方行为，与被告没有约束力。5.被告财务人员黄婉玉、××红代收被告货款，是收到被告委托。因为被告的承认而有效。其他人员无权自行收款。原告称被告工作人员均可以代收货款不属实。被告反诉称：因原告付给被告的货款只有人民币606.03万元，按每吨6250元计算，被告应交货物钢带为969.65吨，而被告实付给原告的货物钢带为1095.61吨。因此，被告多付给原告货物钢带为125.96吨，价值为人民币787250元。故被告反诉请求判令：原告佛山市南海啟航不锈钢厂立即归还被告货款人民币78725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同时，当庭补充如下：被告出示的证据证明原告收到被告货物是1095.61吨。原告诉称只是收到了880.358吨的货物不是事实。原告否认被告送佛山市南海区骏坤源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下称“骏坤源公司”）的492.46吨是严重不诚信的行为。这些送货单从填写格式、签收人均与原告承认的华钢转啟航送骏坤源的送货单一致，也与骏坤源公司给被告的确认书吻合。原告起诉称付华钢的货款是6982327元，主张多付1480602元，对应的吨数是880.358吨。原告否认了上面的492.46吨后，只剩下636.144吨，还差244.214吨无法让起诉书自圆其说。因此原告编造称因被告一直拖欠交货，原告与刘勇锋联系要求被告尽快交货，之后刘勇锋陆续从骏坤源公司调244.214吨货物给原告。244.214吨如何交货、送货单在哪里、送货单如何填写、分几批交货、什么时间交货、收货人是谁等原告没有证据，由此说明原告说谎。骏坤源公司后来向原告出示了一份证明称根据刘勇锋指示，只向原告交付了764.212吨。这些不是事实。骏坤源公司之前的送货明细表及确认书清楚明确不会出现任何歧义，不需要重新出具证明。被告请求法院依职权对骏坤源公司进行调查，用以确认应当以被告出示的证据为准。原告对反诉辩称：一、原告已付被告货款为6982327元是客观事实，也有证据证实。1、被告自认已收到原告涉案货款606.03万元，但该606.03万元均是由其公司员工私账及其它关联人的账户用于完成收款的。被告在《民事答辩及反诉状》中承认收到原告的货款为606.03万元，而结合原告提交的证据可知，此606.03万元分别由被告员工黄婉玉的账号、××红的账号、及佛山市悦弘宇不锈钢有限公司的账户（日期2015.7.21，尾数为4078账户，金额45万）收取。即，被告从未用自己公司的公账用于接收原告的涉案货款，均是由其公司员工私人账户或其它关联人的账户用于收款，可见，被告有由员工代收公司公款的操作惯例。2、刘勇锋代被告向原告收取的货款为922027元是客观事实，现有证据也已证实，被告对此予以否认严重背离事实！（1）现有证据表明，刘勇锋收取的原告货款是其代被告收取的涉案钢带款。第一，刘勇锋代收的支票款，均为被告已收货款。如：A.编号为3140443022019156XXX19156的支票（金额44605元）于2014年12月11日由原告开出，其对应的南海农村商业银行支票存根用途栏内明确标注“钢带款”字样，并由刘勇锋亲笔签名确认；B.编号为3140443022019158XXX019158的支票（金额20万元）于2014年1月9日由原告开出，其对应的南海农村商业银行支票存根用途栏内明确标注“钢带款”字样，并由刘勇锋亲笔签名确认；C.编号为1030443021165678XXX21165678（出票人：佛山市润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金额100万元）的支票由原告交由刘勇锋签收，2014年12月8日开出，被告在兑现时因账户余额不足发生退票，原告负责人朱仲安随即在2015年1月10日及1月14日分两次共转账100万元货款（每笔50万）给被告员工黄婉玉（被告已确认收到该两笔转账的货款100万元），以此替代编号为1030443021165678XXX21165678的支票完成钢带交易的付款；D.编号为1020953011214051XXX11214051（出票人：深圳市睿品照明有限公司，金额50300元）的支票由原告交由刘勇锋签收，在2014年12月25日开出，后因被告在兑现时因账户余额不足发生退票，原告公司负责人朱仲安随即在2015年2月2日转账50300元货款给被告员工黄婉玉（被告已确认收到该笔转账的货款），以此替代编号为1020953011214051XXX011214051的支票完成钢带交易的付款。因支票具有无因性及流通性，原告将自己在其他人处合法获得的支票用于支付被告的货款符合法律的规定及支票流通的特点，实践中，公司在日常交易中均会如此操作。上述事实已经表明且相互印证，原告交由被告员工刘勇锋的支票，均是刘勇锋代被告收的货款。被告因支票涉及其它出票人就予以否认收款事实，并表示“是相关当事人或原告与刘勇锋私人交易，与被告无关”是严重没有诚信的。同时，如上所述，现有证据已完全证实，原告作为出票人的支票的款项也均作为钢带款由刘勇锋代被告收取，被告不予确认严重背离事实！第二，刘勇锋代收的汇款25万元，亦为被告已收货款。2014年12月9日，由原告负责人朱仲安转账25万元到刘勇锋尾号为0870账号，对此笔汇款的性质，亦明确标注其用途为“付华钢胚”（见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第3页），表明款项为付被告的涉案货款，被告对此予以否认与事实不符。3、刘勇锋的代收款的行为系代理行为，至少构成表见代理。被告曾口头通知原告可由刘勇锋收取货款。同时，被告总部在揭阳，刘勇锋是被告在佛山地区的销售经理（对此被告亦确认），又系涉案两份《钢带购销合同》被告的签约委托代理人及交易联系人，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原告均是与刘勇锋进行沟通联系。骏坤源公司2016年2月26日出具的《证明》也可佐证，骏坤源公司向原告交付钢带也是由刘勇锋指示安排的。同时，结合被告一贯由员工代收公司货款的操作惯例，原告完全有理由相信刘勇锋有代收货款的权利，该代理行为有效，依法构成表见代理，被告应对刘勇锋收取的922027元货款承担相应供货或返还的法律责任。4、被告报案刘勇锋涉嫌职务侵占犯罪，已证实刘勇锋代收原告货款的行为是真实的，而不是刘勇锋与原告的私人交易。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职务侵占罪即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刘勇锋是被告的市场销售经理，其有相应职权收取被告客户的货款并向客户发货。此所谓其涉嫌职务侵占的“职务便利”！刘勇锋以原告等被告客户的名义向被告提货成功的原因，是被告与原告等客户之间有合同关系，刘勇锋是相关合同的履行联系人；原告等客户均认为刘勇锋即是代表公司履行相关合同，所以将交给被告的货款均交由刘勇锋代取，并由刘勇锋交回公司。刘勇锋侵犯的是被告的财产所有权，而并不是原告等合同相对方的财产所有权，不然就不是职务侵占！因为职务侵占的受害人只能是刘勇锋所在的被告！刘勇锋客观上、实际上是否将代收的货款交回公司，不影响刘勇锋对客户收款的代理行为的法律效力。综上可知，被告对刘勇锋以被告公司名义收取原告货款，进而侵吞的事实予以确认，被告应对刘勇锋的代理行为或表见代理行为所收的原告货款922027元承担返还责任。至于刘勇锋与原告的负责人朱仲安有部分私人的借款关系，系与本案毫无关系的另一法律关系，朱仲安在相关汇款时均明确注明为“借款”，原告在起诉之前已做严格区分，没有任何混同，亦没有对原告就刘勇锋的借款进行任何主张。被告企图混同两个不同法律关系而逃脱其本应该承担的责任，是严重不诚信的行为！二、被告支付给原告的钢带数量为880.358吨，被告反诉中称其供货给原告为1095.61吨与事实不符。1、原告已收到的钢带数量为880.358吨，其中，由佛山市昌泉不锈钢有限公司（下称“昌泉公司”）代收钢带116.066吨，由骏坤源公司代取及交付钢带764.292吨。2016年2月26日，骏坤源公司在对交付原告涉案钢带量重新核算后出具《证明》，证实骏坤源公司确认从2015年4月始至今（2016年2月26日），共计向原告交付钢带764.292吨。具体而言，被告提供的《送货单》，其中标注有“华钢转啟航送骏坤源”字样的送货单系原告授权骏坤源代签收的钢带，该部分送货单对应钢带量为520.078吨；而其余标注有“华钢送骏坤源”字样送货单对应的钢带459.46吨，不是原告授权签收的钢带，与原告无关。因被告一直拖延交货且交货不足，原告即与刘勇锋联系，要求被告尽快交货。之后，刘勇锋经理又陆续从骏坤源公司调度了244.214吨钢带交付原告。由此可见，原告实收钢带量为520.078（骏坤源公司）＋244.214＋116.066（昌泉公司）=880.358吨。2、被告主张其供货给原告为1095.61吨与事实不符，且没有证据支持。被告主张其供货给原告为1095.61吨的依据为其提交的证据，即骏坤源公司及昌泉公司出具的相关《明细表》、《确认书》、送货单等。如上所述，原告授权昌泉公司代收钢带116.066吨是事实，相关送货单处也标明为“华钢转启航送昌泉”，原告对此予以确认。而如上所述，被告送给骏坤源公司的钢带，只有“华钢转啟航送骏坤源”的相关部分520.078吨是原告授权代收的（只要是原告委托代收的涉案钢带，均为标明为“华钢转启航转XX”字样），而“华钢送骏坤源”的相关送货单涉及的货物与原告无关。因此，骏坤源公司2016年1月25日出具的《确认书》不论是开始送货时间还是送货给原告的数量均与事实不符。因此，2016年2月26日，骏坤源公司在对交付原告钢带量重新核算后出具《证明》，证实其向原告交付钢带为764.292吨。从证据形成的时间先后及证据相互印证的情况来看，骏坤源公司在2016年2月26日出具的《证明》才是符合事实的，依法应予采信。综上可知，原告已支付被告6982327元货款，而被告仅交付原告880.358吨钢带，被告实际拖欠原告货款共计1480602元并由此产生违约责任，故望贵院依据本案查明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依法作出公正判决，切实维护原告正当合法权益。庭审中，原告举证如下：1.原告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被告广东华钢钢业股份有限公司企业信息查询资料（复印件），用以证明被告诉讼主体资格。3.《钢材购销合同》两份（2014.12.5及2014.12.8），用以证明原告与被告分别于2014年12月5日及2014年12月8日签订《钢材购销合同》，原告共计向被告购买钢材1000吨，每吨单价为6250元。4.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中国农业银行客户回单（交易日期：20141209）、中国农业银行客户回单（交易日期：20150114）、中国农业银行交易回单（交易日期：20150202）、网上银行交易流水10张（打印件），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5张、账户明细查询3张、银行流水1张（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负责人朱仲安将货款支付给被告公司员工黄婉玉、××红的账户及被告关联公司佛山市悦弘宇不锈钢有限公司的账户收取。被告公司从未用自己公司公账接收涉案货款。故被告有由员工代收公司公款的操作惯例和交易习惯。被告也在答辩及反诉中确认收到原告606.03万元，也表明被告确认相应员工私账收取的货款是其公司已收货款。朱仲安支付给刘勇锋款项的客户回单及对应的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第三页表示朱仲安支付给刘勇锋的25万元属于涉案货款，其中标明了付华钢胚。5.银行支票10张（复印件，刘勇锋的签名为原件）、银行支票存根2张（编号：22019156、22019158），用以证明支票均是由刘勇锋代为签收的。原告认为刘勇锋代为签收的支票款均为涉案货款。由刘勇锋签收的相应支票的存根上明确注明为钢带款字样。两份存根涉及金额可以证明朱仲安以支票形式支付给刘勇锋的款项均是涉案货款。以支票形式支付的货款为672027元。其中南海农村商业银行金额为44605元的支票与支票存根对应，表明为付钢带款，支票及存根上的签名均是刘勇锋亲笔签名确认。南海农村商业银行金额为20万元的支票与支票存根对应，表明为付钢带款，支票及存根上的签名均是刘勇锋亲笔签名确认。中国农业银行金额100万元支票出票人第三方公司，原告用于该支票支付被告货款，原告将该支票给刘勇锋后，被告公司兑付发现余额不足退票，故原告朱仲安分别于2015年1月10日及14日分别转账50万元，合计100万元给被告公司员工黄婉玉，被告答辩承认收到该100万元。中国工商银行50300元的支票也是第三方公司出票，刘勇锋签收，因为账户余额不足退票，退票后原告负责人在2015年2月2日转账50300元货款给被告公司员工黄婉玉。被告自认货款中也包含该笔货款。从支票签收及存根及发生退票的情况下，原告负责人以转账形式补足差额，可以印证涉案支票均是用于支付被告公司货款。6.证明，用以证明骏坤源公司出具证据证明其确认按照原告公司经理刘勇锋的指示向被告交付钢带764.292吨。经质证，被告对原告出示的证据认为：证据1-2没有异议。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2014年12月5日合同，被告公司没有该份合同，是否在刘勇锋处被告不清楚，因为刘勇锋涉嫌犯罪在逃。即使有该合同双方没有按照合同履行，其合同中手写部分为原告自行添加，被告不予承认，也没有实际履行。2014年12月5日当天没有收到原告支付的任何款项，手写收到定金80万元不是事实。2014年12月8日的合同，被告公司没有该合同，因为刘勇锋涉嫌犯罪在逃，合同是否在刘勇锋处不清楚。即使有该合同，双方没有按照合同履行，其合同中手写部分为原告自行添加，被告不予承认，也没有实际履行。2014年12月8日当天没有收到原告支付的定金。被告公司员工黄婉玉在2014年12月8日收到25万元预付款，其他均未收到。证据4-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2014年12月7日卢静清支票给刘勇锋253965元，被告公司未收到该款项，是卢静清与刘勇锋私人交易与被告公司无关。2014年12月21日谭晓军支票给刘勇锋13万元，被告公司未收到该款项，是谭晓军与刘勇锋私人交易与被告公司无关。2014年12月29日林伟雄支票支付给刘勇锋289927元，被告公司未收到该款项，是林伟雄与刘勇锋私人交易与被告公司无关。2015年1月15日肖光明支票给刘勇锋15万元，被告公司未收到该款项，是肖光明与刘勇锋私人交易与被告公司无关。2015年1月31日廖义军支付给刘勇锋30800元，被告公司未收到该款项，是廖义军与刘勇锋私人交易与被告公司无关。2015年2月4日蒙振锋支票给刘勇锋62300元，被告公司未收到该款项，是蒙振锋与刘勇锋私人交易与被告公司无关。2014年12月11日原告公司支票44605元给刘勇锋，被告公司未收到该款项。该款是原告公司与刘勇锋之间的私人交易，与被公司无关。2014年1月9日朱仲安支票给刘勇锋20万元，被告公司未收到该款项，是朱仲安与刘勇锋私人交易与被告公司无关。2014年12月9日朱仲安汇款25万元给刘勇锋，被告公司未收到该款项。该款项是朱仲安与刘勇锋之间交易，被告公司法人没有可以汇款给业务员的委托手续，合同也没有约定可以汇款给业务员，被告公司只有财务人员才能代公司收款，××红是被告公司财务人员，他们收取的款项被告公司予以认可。被告没有以员工代收款的情况，我公司是财务人员收款，业务员不能代收款，这不是交易习惯。刘勇锋与朱仲安之间的交易在转账过程中注明钢带款或华钢钢胚是他们之间的事情，与被告公司无关，被告公司也未收到相应款项。原告证据中合计为922027元，被告公司没有收到。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被告公司刚刚收到该证据，被告保留继续举证反驳原告的权利。该证明不真实，没有证据证明刘勇锋有交代过骏坤源公司指示交付钢带764.292吨。骏坤源公司在2015年1月25日向被告公司提供了确认书及送货单（即被告的证据），原告提交的该证据与被告的证据矛盾，应当以被告证据为准。根据起诉书原告认为交货数量为880吨左右，根据被告提交证据7朱仲安给被告公司对账单显示原告交货数量为969吨，两者相互矛盾，与事实不符。被告举证如下：7.广东华钢钢业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给佛山市南海啟航不锈钢厂并代送至佛山市南海骏坤源五金制品有限公司钢带送货明细表，用以证明原告向被告购买钢带979.538吨，由骏坤源公司代签收的事实。8.确认书，用以证明骏坤源公司确认代原告收到钢带979.538吨的事实。9.广东华钢钢业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给佛山市南海啟航不锈钢厂代送至佛山市昌泉压延有限公司的钢带送货明细表，用以证明原告向被告购买钢材116.066吨，由昌泉公司代签收的事实。10.确认书（原件），用以证明昌泉公司代原告收到钢带116.066吨的事实。11．送货单13（其中编号为9219017、9219018为复印件，其他均为原件）、出仓单18张（原件），用以证明被告送货31单共1095.61吨给原告。代收人为骏坤源公司及昌泉公司。12．原告负责人朱仲安交给被告的对账单1份2页（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向被告购买钢带的事实，但该对账单遗漏2015年6月4日1单10件61.662吨以及7月1日2单10件63.984吨。共125.646吨。特别说明该证据只能证明原告收到被告的货物，但是上面显示的付款情况及单价被告不确认，故没有在对账单上签名盖章。13.公司入职申请表2份、情况说明2份（均为原件）、黄婉玉身份证复印件、××红身份证复印件，××红是被告财务人员，他们开的账户代收被告货款，是受到被告委托，属于有效代理行为。经质证，原告对被告出示的证据认为：证据7-8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该份送货明细表是被告与骏坤源公司之间的情况，原告并没有进行确认，不代表原告收取到了明细表上的钢带数。明细表中的供货起始日期为2015年4月12日，与相关确认书中所述自2015年3月起供货明显相互矛盾，不能采信。“华钢送骏坤源”的送货单不是原告授权骏坤源公司收货的，是被告与骏坤源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骏坤源公司是否收货及收货多少与原告无关。骏坤源公司于2016年2月26日在对涉案钢带量的重新核算后出具《证明》证实“骏坤源公司从2015年4月始至今（2016年2月26日），向原告交付钢带764.292吨。”从证据形成的时间先后及证据相互印证的情况来看，骏坤源公司在2016年2月26日出具的《证明》才是符合事实的，依法应予采信。证据9-10真实性认可，原告确认从昌泉公司收到116.066吨的货。需提请注意的是，昌泉公司收货的送货单均标明“华钢转啟航送昌泉”字样，以此证明在本案钢带交易中，仅有标注“转啟航”字样的送货单据才系得到原告授权的代接收货物的证据。证据11，意见如下：①、确认昌泉公司收货的送货单的真实性。②、“华钢转啟航送骏坤源”字样的送货单系原告授权骏坤源公司代签收的钢带，该部分送货单对应钢带量为520.078吨，原告对此予以确认。③、标注有“华钢送骏坤源”字样送货单对应的钢带459.46吨，并非原告授权签收的钢带，是被告与骏坤源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与原告无关。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被告提交的此份材料名称并不是“对账单”，更没有原被告双方的签名、盖章或确认，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没有任何法律效力。证据13已经过了举证期限。该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因为均是由被告单方制作。相关人员黄婉玉、××红没有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假设该证据真实，说明被告存在大量以私人账户收取公司货款的违法行为。可能存在相关偷税漏税等违反财税制度的行为。在黄婉玉、××红出具的情况说明中，他们陈述相关账户是专用于代收被告货款，里面款项均为被告公司款项。本院经审查认为：在有异议的证据中，证据3，被告虽有异议，但该两份合同均有被告的公司业务章，且被告亦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反驳或推翻，同时被告亦确认收到了原告部分的预付款，故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原、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在本院综合审查后再作认定。综合采信的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如下事实：2014年12月5日，原告与被告签订《钢材购销合同》一份，约定被告向原告供应J4钢材300吨，单价为6250元／吨，交货方式为送货到厂，并于2015年3月12日前交货，货款的支付方式及期限为原告于被告每发一批货物之日起开10天期票方式结算，违约责任为违约方承担总订货金额的5%。2014年12月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钢材购销合同》一份，约定被告向原告供应J4钢材700吨，单价为6250元／吨，交货方式为送货到厂，并于2015年3月30日前交货，违约责任为违约方承担总订货金额的5%。从2014年12月6日起至2015年7月21日止，原告共向被告支付了货款6060300元。2014年12月9日，原告向被告的业务员刘勇锋名下账户转账25万元，并注明汇款用途为“付华钢坯”。从2015年3月20日开始，昌泉公司共代原告收取被告所送的钢带合计116.066吨。另查明：原告主张刘勇锋签名确认收到原告支票八张合共金额672027元为原告向被告支付的货款。原告确认骏坤源公司共代原告收取被告所送的钢带共764.292吨。再查明：被告于2016年1月7日收到本院送达包括起诉状在内的起诉材料。本院认为：综合原、被告的起诉和答辩意见，双方争议的焦点：如下：一、原告向被告支付的货款实际数额。二、被告向原告所送钢带的实际数量。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主张刘勇锋签名确认收到原告支票八张合共金额672027元为原告向被告支付的货款，因原告承认其负责人朱仲安与刘勇锋存在私人的借款关系，且原告亦没有其他辅佐证据证明刘勇锋所收的八张合共金额672027元的支票已全部兑现并为被告所收取，故本院对其上述主张不予采信。而对于2014年12月9日原告向被告的业务员刘勇锋名下账户转账25万元，因刘勇锋此前是以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与原告签订购销合同的，且该笔款亦注明用途为“付华钢坯”，故本院认定该笔款项为原告向被告所支付的货款。综上，原告向被告支付的货款实际数额为6310300元。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被告辩称骏坤源公司代原告收取的钢带是979.538吨，而原告确认只确认上述数量中的764.292吨系其收取了，鉴于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其交给骏坤源公司的979.538吨钢带已由原告全部收取，故本院对其辩解不予采信，认定被告向原告供应的钢带为：764.292吨＋116.066吨＝880.358吨。综上所述，原告向被告支付的货款实际数额为6310300元，而被告向原告所供货物的货款为：880.358吨×6250元／吨＝5502237.5元，即被告尚欠原告的预垫货款808062.5元。原告请求的返还预垫货款超过上述数额部分，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反诉请求原告支付货款787250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而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因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因被告未按约定按照约定的期限向原告供应相应数量的钢带，故原告提出解除上述两份购销合同合理合法，本院确认双方签订的两份《钢材购销合同》已于2016年1月7日（被告收取本案起诉材料之日）解除，同时因被告属于违约方，故应支付总订货金额5%的违约金即312500元予原告。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佛山市南海啟航不锈钢厂与被告广东华钢钢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两份《钢材购销合同》已于2016年1月7日解除；二、被告广东华钢钢业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佛山市南海啟航不锈钢厂返还预垫货款808062.5元；三、被告广东华钢钢业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佛山市南海啟航不锈钢厂支付违约金312500元；四、驳回原告佛山市南海啟航不锈钢厂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被告广东华钢钢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适用简易程序结案，本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0468.9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共15468.96元（原告已经预交），由原告（反诉被告）负担5262.7元，被告（反诉原告）负担10206.26元，被告并应于履行上述判决时迳付予原告，本院不另收退。反诉受理费5836.25元（被告已经预交），由被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莫文华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九日书记员  邱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