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12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乔正平，男，1962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储友仙(系乔正平妻子),1964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同乔正平。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石明，上海市宏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林生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老港镇大河村建中路**。法定代表人：冯新官，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敏俊，上海市公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冯新官，男，1956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审第三人：朱野明，男，1954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上诉人乔正平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林生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林生合作社”）及原审第三人冯新官、朱野明其他所有权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5民初167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乔正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下简称《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合作社章程、成员出资清单等文件是设立合作社、进行工商登记的必备文件，但林生合作社在工商登记时提交的该些文件均无上诉人等全体8名成员的真实签名、盖章，而是由冯新官伪造，一审判决对该事实只字未提；二、冯新官承认，办理工商登记时的成员出资清单上记载朱野明等7人出资额为3万元（人民币，以下币种同）、冯新官出资额为29万元，系冯新官为凑满50万元合作社注册资金胡乱填写的。一审判决对该事实未予查明，而将2013-2014年的股东奖励分红签收表、股东会议记录、会计凭证、现金结款单等林生合作社向法院提供的证据当作当事人无异议的工商登记资料来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三、上诉人等6名出资人曾于2019年6月向法院起诉过，因冯新官在法庭上不承认有全体出资人签名的每人出资62,500元的出资清单、章程等文件，法院告知“谁主张,谁举证”，除非有成员大会决议予以佐证，上诉人遂撤诉。后，上诉人等6名出资人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冯新官提交工商部门的合作社章程第十八条的规定，通知召开全体成员大会,并在20天内连续三次通知全体出资人在固定时间、地、地点召开成员大会新官均收到通知，却无故不参加会议，到会成员比例达到75%，成员大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四、一审已查明林生合作社50万元注册资金现已到位26万元，其中上诉人、朱野明等7名出资人各出资3万元，冯新官出资5万元，未到位注册资金24万元。按成员大会决议，冯新官应补交12,500元，其余7名成员则应补交32,500元。成员分期缴纳认缴的注册资金是允许的，哪怕合作社协议，成员认缴的注册资金也应到位。现全部成员都到庭参加诉讼，应依法到工商部门纠正伪造的登记文件；五、一审中，林生合作社提供了老港镇政府委托所作审计报告，该审计报告第5页记载的合作社8名成员的现金出资和固定资产出资都是正确的，两部分出资金额加在一起超过了约定的每人出资62,500元，证明上诉人的主张是正确的，但一审判决未体现该审计报告。被上诉人林生合作社辩称：一、意见同一审答辩意见；二、上诉人已经丧失了成员身份，只是未做工商登记予以去除；三、2015年7月24日的成员大会上明确合作社今后的盈利亏损与上诉人无关，由冯新官负责；四、审计报告显示合作社资产是负资产，业务和资产已由政府收回，上诉人的上诉目的实现不了。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冯新官述称，意见同被上诉人林生合作社一致。另，因为上诉人向政府举报其，故政府派人来对林生合作社进行审计。原审第三人朱野明述称，意见同被上诉人林生合作社一致。乔正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林生合作社协助办理将乔正平在林生合作社处出资额由30,000元变更为62,500元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初，乔正平与冯新官、朱野明、宋某、黄某、乔某、丁某、金某8人作为设立人欲设立林生合作社，设立手续由冯新官办理，冯新官委托案外人徐某具体办理设立事宜。在设立林生合作社过程中，提交工商登记机关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章程》第十九条记载:“召开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应当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地点和审议的事项于会议召开十日前通知各成员《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出资清单》记载除冯新官以货币出资29万元外，其余7名合作社成员均以货币出资3万元。2011年3月11日，林生合作社被工商登记机关批准设立并颁发营业执照，其上记载法定代表人为冯新官，成员出资总额为50万元。林生合作社的会计账簿显示，2011年12月19日，冯新官通过上海农村商业银行缴纳出资5万元，丁某、金某、乔正平、宋某、黄某各缴纳出资3万元，同月20日乔某缴纳出资3万元，2012年1月20日，朱野明缴纳出资3万元。2019年9月12日，黄某发短信给冯新官，内容为：“浦东新区林生农机合作社，经大多数股东提议，在2019年9月20日在老港镇农业服务中心副站长办公室，召开股东大会，会议重要，希望各位股东出席。”2019年9月16日、18日，黄某又将内容为：“浦东新区林生农机合作社，2019年9月20日，上午9点，在老港镇农业服务中心副站长办公室开股东会，希望各位股东出席”的短信两次发送给冯新官。2019年9月20日，除冯新官、朱野明外的其余6位成员出席成员大会并形成成员大会决议，决议第二项内容为：“合作社注册资金50万元，按立社时的决议，8名成员每名成员投资62,500元，现工商登记成员投资比例有差错，应纠正为每名成员出资62,500元。”第四项内容为：“合作社在工商注册档案中凡冒名伪造成员签名的相关文件，成员一律不认可。”第六项内容为：“上述决议是合作社立社时的初衷和真实意思，凡现工商登记与上述决议有差错的，由现任法定代表人冯新官以合作社名义配合全体成员，到工商部门纠正，纠正为合作社每名成员出资62,500元，如冯新官借故拒绝拖延纠正，成员可向人民法院起诉。”一审审理中，林生合作社表示2019年9月20日的成员大会未按照章程规定提前10天通知各成员，故大会决议是无效的。第三人冯新官表示不认可2019年9月20日的成员大会决议，认为当时除了缺席的两位第三人外，还有两位成员并不在上海，故不可能在决议上签字。第三人朱野明表示未参加2019年9月20日的成员大会，也不同意成员大会的决议内容。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乔正平虽主张在设立林生合作社之初达成过每位出资人出资62,500元的书面出资协议，但遭林生合作社及第三人否认，乔正平未能就此提供证据佐证，故其主张难以采纳。在此前提下，2019年9月20日的成员大会又未按照章程规定期限提前通知到各位成员，便径行作出包含将工商登记的每名成员出资纠正为62,500元的决议，在属于合作社成员的二位第三人未出席成员大会及明确不同意决议内容的情况下，该决议部分内容实际上已损害了第三人的利益，故该成员大会决议难谓有效。另需说明的是，林生合作社系乔正平等成员设立的特别法人，关于出资额、出资额的登记及履行需要各出资人达成合意，即便乔正平所诉属实，但如乔正平在诉状中陈述系法定代表人或其他成员未配合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结合《农民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中有关变更登记的要求，乔正平直接诉请林生合作社协助办理变更工商登记手续亦存在实现上的障碍。综上，乔正平诉请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乔正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62元（乔正平已预缴），减半收取计681元，由乔正平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审第三人冯新官提交证据：浦东新区老港镇区域发展办公室和老港镇集体资产管理事务中心于2019年9月5日出具的《转款证明》、上海XX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出具的《证明》、老港镇区域发展办公室于2020年4月1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林生合作社被浦东新区XX有限公司接管。被上诉人林生合作社、原审第三人朱野明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上诉人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转款证明》所涉内容不清楚，对《证明》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对《情况说明》关联性有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客观记载内容予以采信，确可反映林生合作社近年来的部分运营情况。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存在多处当事人姓名及诉讼身份的笔误，本院予以纠正。一审认定其他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1年5月12日至2015年7月24日，林生合作社多次召开成员大会并形成《合作社股东开会记录》。其中：2011年9月20日会议记录记载“冯新官不拿工资、只补贴加班费、电话费”；2012年1月16日会议记录记载“经董事会商议通过，给予冯新官3万元奖励辛苦费”；2013年12月30日会议记录记载“冯新官同志全年奖励基金陆万，因为合作社日夜操劳，勤劳创业，为本合作社立下汗马功劳，全体一致通过”；2014年2月16日会议记录记载“关于冯新官2013年奖励基金，工作比较辛苦，日夜操劳，在原有基础增加3万，股东提议决定”；2015年7月24日会议记录记载“凡是林生合作社盈利亏损有冯新官直接担保负责，与7位股东无关”。此外，《2013年林生合作社股东分红表》记载冯新官分红4,500元、其余7名成员各分红2,700元；《2014年股东投资比例奖励资金表》记载冯新官分得5,000元、其余7名成员各分得3,000元。在该两份表上，全体合作社成员均领款签收。还查明，2018年9月，上诉人及其他五位合作社成员（不包括冯新官、朱野明）共同向老港镇相关部门检举冯新官存在私用国家惠农资金、篡改股东大会决议、假冒股东签名和身份证明、对股东会议记录断章取义、擅自添加不实内容等情况。亦查明，受浦东新区老港镇人民政府委托，上海沪港金茂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林生合作社2011年8月-2019年2月专项资金、资产情况进行审计，并于2019年8月15日出具审计报告。该审计报告记载：截至2019年2月28日止，该单位账面股金为639,080元，账面出资明细为：冯新官系以现金方式出资50,000元，以固定资产方式出资47,385元；乔某、宋某、金某、乔正平、黄某、丁某、朱野明7人均系以现金方式出资30,000元，以固定资产方式出资47,385元。以上现金方式出资合计260,000元，固定资产方式出资合计379,080元。该审计报告针对上述固定资产（农机）方式出资款，指出：股东将享受财政补贴款中按上级规定购农机款的自筹部分，作为出资款是不可以的，因为不能一款二用。最终关于成员出资的审计结论为：一、根据该单位提供的资料反映，截止2012年3月31日止，收到8位出资人的现金出资款项合计260,000元。但如本报告第四部分所述“2.股金用作保险费”，股金用于购买8位股东保险费240,000元，实际剩余冯新官股金20,000元，占股本4%；其余7位股东实际已退资，与该单位无出资关系。二、用购机款购买的固定资产379,080元作为股金出资款，不符合规定（该购买的固定资产享受政府70%补贴）。此外，2019年8月，上海浦东XX有限公司出具《证明》，载明：原林生合作社承担的老港镇农机购置、年检、在位检查、秸秆还田补贴资金发放等公益服务事宜，2019年8月起由镇农投公司接管，林生合作社不再承担以上责任。2019年9月5日，浦东新区老港镇区域发展办公室、老港镇集体资产管理事务中心出具《转款证明》，载明：“林生合作社：请将我镇2019年农机购置款（机手个人预交款）2,068,200元转到上海XX有限公司账户。特此证明。”2020年4月16日，浦东新区老港镇区域发展办公室出具《情况说明》，载明：按照区农委操作要求，各镇成立农机标准化合作社，作为农机购置平台，我镇农机标准化合作社为林生合作社。2019年8月前我镇的农机购置操作平台为林生合作社，2019年8月以后，经讨论研究，我镇的农机购置平台调整为浦东新区XX有限公司。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即在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协助办理将上诉人的出资额由30,000元变更为62,500元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是否合法有据。首先，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将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林生合作社的工商登记资料记载上诉人系以货币出资3万元，上诉人亦实际按此金额履行了出资义务。现上诉人要求将该出资金额变更为62,500元，理由系设立合作社时全体成员协商一致达成了由每人出资62,500元的出资协议，并存在由全体成员签名的显示每人出资62,500元的成员出资清单、合作社章程等文件，然而，上诉人始终未能举出确凿证据加以证明，林生合作社及冯林官、朱野明二位成员对其说法亦未予以认可。同时，上诉人认为由浦东新区老港镇人民政府委托上海沪港金茂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所作审计报告显示合作社成员的现金出资和固定资产出资合计金额超过了约定的每人出资62,500元，故可证明上诉人的主张是正确的，但该份审计报告的结论不仅认为上诉人实际已退资，与林生合作社无出资关系，亦表明所涉固定资产出资不能作为股东股金出资款，故审计报告内容显然不能支持上诉人的主张。综上，上诉人的上述说法，缺乏依据，本院实难采信。其次，上诉人指出工商登记资料中的成员出资清单、合作社章程上的上诉人签名并非本人签名，对此，被上诉人解释称设立手续系冯新官委托案外人徐某办理，故出资人签名并非本人签名。从本案查明事实看，被上诉人所作解释具有一定合理性。当然，更为关键的是，一方面，纵使上述材料上的签名并非上诉人本人所签，也依旧无法证明全体成员曾约定每人出资62,500元该节事实；另一方面，上诉人作为创立林生合作社的8位成员之一，在2011年合作社创立伊始即理应对各成员出资情况清楚知晓。而且，2013年、2014年连续两年的成员分红金额也可反映出各成员实际出资金额比例恰为5：3（即冯新官出资5万元:其余7位成员分别出资3万元），上诉人虽称冯新官多拿钱不是因为其多出资，而是因为其在合作社工作，但该说法并无证据佐证，且与各成员实际缴纳出资情况、相关会议记录显示合作社因冯新官工作辛苦另行给予其数万元奖励辛苦费（奖励基金）等事实相悖，由此可见，在合作社运营期间，上诉人对各成员实际出资金额也是明知的。上诉人称其于2018年7、8月才知道工商登记己方的出资额为3万元，有违事实和常理，本院难以采信。再次，上诉人认为2019年9月20日召开的成员大会所形成的大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然而，该次成员大会并未按照章程规定期限提前通知到各位成员，且大会决议“将工商登记的每名成员出资纠正为62,500元”，如前分析，缺乏充足依据。在冯新官、朱野明二位成员未出席此次成员大会并明确表示不同意上述决议内容的情况下，上述决议内容实质损害了冯新官、朱野明的成员利益，难言合法有效，故不能作为支持上诉人诉请的依据。此外，还需强调两点：即便上诉人关于设立合作社时全体成员约定每人出资62,500元的说法属实，但，一者，诚如一审法院所言，结合上诉人关于讼争问题成因的陈述和《农民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关于变更登记的要求看，上诉人直接诉请林生合作生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确存在实现上的障碍；二者，2015年7月24日，全体合作社成员已达成一致意见，即“凡是林生合作社盈利亏损有冯新官直接担保负责，与7位股东无关”，于此情形，上诉人时隔数年后要求提高工商登记中的己方出资金额，未见该主张之合理性。由上，上诉人诉请所依据的理由均缺乏充足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采纳。对上诉人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乔正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62元，由乔正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叶 兰审判员 严佳维审判员 任文风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郭纯君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