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桂08行初4号 原告岑运康，男，1964年9月14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贵港市港南区。 委托代理人胡兆富，广西民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住所地贵港市荷城路888号。 法定代表人农融，市长。 委托代理人甘孙，贵港市国土资源局地籍科干部。 委托代理人莫基君，广西桂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南宁市民生路2号。 法定代表人陈武，自治区政府主席。 委托代理人高慧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法律顾问。 委托代理人孙君瑜，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助理。 第三人贵港市巨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港市凤凰街贵都旅馆。 法定代表人张小芳，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鲍家志，广西同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岑运康不服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管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自治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纠纷一案，于2016年1月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天立案后，于2016年1月8日和1月7日分别向贵港市人民政府和自治区人民政府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于同月15日、自治区人民政府于同月13日分别向本院递交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2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岑运康及其委托代理人胡兆富，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莫基君、甘孙，被告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高慧渊、孙君瑜，第三人贵港市巨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星房开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小芳及其委托代理人鲍家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根据巨星房开公司提出的行政复查申请，于2015年7月13日作出贵政处[2015]5号行政处理决定（以下简称“5号决定”）认定，原县级贵港市人民政府颁发给原告岑运康的贵集用（1990）字第010600324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所登记的土地权属来源不合法，原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没有按照1989年11月18日实施的《土地登记规则》第十七条的规定，对该宗土地的权属进行审核，在本宗土地权属材料欠缺且已划拨给原贵县审计局使用的情况下办理了该宗土地登记，属错登等不当情形，应依法予以更正，巨星房开公司通过出让方式并办理的贵国用（2009）第130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以下简称“第1307号证”）依法获得包括原告的贵集用（1990）字第010600324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登记的土地在内的土地使用权，应受法律保护，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执法监督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撤销贵港市人民政府于2001年3月30日向原告岑运康颁发的贵集用（1990）字第010600324号《集体土地使用证》（以下简称“第0324号证”），并注销该宗土地使用权登记。 原告岑运康诉称，一、贵港市人民政府作出的“5号决定”没有事实依据。根据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贵县人民政府关于贵县审计局征拨用土地的批复(贵政征字89第7号)》、贵政发（1988）29号文件及其他材料可知，原贵县人民政府划拨给原贵县审计局的土地共5.58亩，其中的0.11亩为征用贵城镇南江第4生产队的土地，另外的5.47亩为收归国有的个人非法买卖建设的土地，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等有关法律规定，非法买卖集体土地，由政府有关部门没收违法所得等处罚而不是将集体土地收归国有，同时，征用单位也未将征地补偿款支付给村集体和农民，因此，该5.47亩土地并未被征用为国有土地，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认为争议地已被征用为国有土地是错误的；原贵县审计局得到划拨土地后，在土地上建了一栋五层的办公楼并在该地界边建成了围墙，现场勘查可知，原贵县人民政府征拨给原贵县审计局的土地在旧公路以西，原贵县审计局所建办公楼和围墙还在，原告的“第0324号证”登记的土地则在旧公路以东、原贵县审计局所建围墙之外，充分表明原告的“第0324号证”登记的土地与原贵县审计局取得的划拨土地是两宗不同的地块。二、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无权撤销原告的“第0324号证”并注销该宗土地使用权登记。根据《土地登记办法》的规定，注销登记，是指因土地权利的消灭等而进行的登记，本案原告的土地使用权并没有消灭，是使用权存在争议，只有在争议解决后，登记机关才能凭生效法律文书进行注销登记，但是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在没有生效法律文书裁判原告集体土地使用权消灭的情况下直接注销原告的土地权属登记，没有法律依据。另再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土地登记发证后发现有错登、漏登等不当登记情形的，原登记发证的人民政府应当依法更正”，此法条也没有赋予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有注销登记的权利。三、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执法监督办法》规定，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根据行政执法监督结果，可以区别情况制发《行政执法督察通知书》或者《行政执法督察决定书》，并对行政执法及其执法人员作出有关处理，而不是作出其他处理决定，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根据第三人的投诉进行复查后所作出的“5号决定”，适用程序错误、程序违法。第三人认为土地权属登记有错误，应申请异议登记，然后向法院起诉，最后根据裁判结果进行处理。退一步讲，如果第三人认为土地权属有争议，应当申请土地确权，而不是直接作出处理决定。综上，请求人民法院撤销“5号决定”书和桂政行复[2015]15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156号复议决定”）。 原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2001年3月换发的新版贵集用（1990）字第010600324号《集体土地使用证》，证明原告对争议地有合法的集体土地使用权；2、农村农户建房用地申请表，证明原告是经过法定程序取得所登记的集体土地使用权；3、声明、说明书；4、加盖有“贵港市勘察测绘研究院测绘业务专用章”的“何屋村南-4”测绘平面图一份；5、照片十张；证据3-5证明原告的土地没有被政府征用过，原贵县审计局划拨的土地不包括原告有合法土地使用权的土地；6、决定和通知，证明被告曾错误地废止过原告的集体土地使用证。 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答辩称，一、“5号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具体理由如下：1、原告的“第0324号证”是由原旧证换发新证书而来，认定该部分事实证据有原告持有的原《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和新版的《集体土地使用证》予以证实，故本案审查的行政行为应为原颁发的“第0324号证”的发证行为，该部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2、认定“第0324号证”登记的土地在发证给原告前已依法划拨给原贵县审计局作为办公楼及宿舍楼建设用地，有答辩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卷二）的书证可以证实；3、“第0324号证”登记的土地发证时已不属于集体土地，贵城镇南江村公所出具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权属来源证明》由于未加盖公章，视为该村公所未出具该证明，本宗土地登记欠缺土地权属来源证明材料，土地登记不合法，这部分事实有界线图和原贵城镇南江村公所出具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权属来源证明》及其他证据证实；4、认定负责审查登记发证的工作人员违反1989年11月18日实施的《土地登记规则》第十七条的规定，属错登等不当登记情形，但由于贵集用（1990）字第010600324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在换发新证时已被登记机关注销，故应对“第0324号证”集体土地使用证依法予以撤销，并注销该宗土地使用权登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依据正确；5、答辩人复查后发现该宗土地发证欠缺土地权属来源依据和错登等不当登记情形，作出注销该宗土地登记的法律依据是《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第七十一条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不存在被答辩人所说的注销土地登记无法律依据问题；6、程序合法，本案由第三人提出复查申请，答辩人依法立案审查，作出处理决定前履行告知事项，组织听证，已经给予原告申辩机会，最后才作出处理决定，有答辩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卷一）证实。二、被答辩人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1、经答辩人召集被答辩人现场指认其宅基地位置后，答辩人聘请有资质的测绘机构测量，经比对原贵县审计局划拨用地红线图和被答辩人指认的宅基地位置，得出了被答辩人指认的宅基地包含在原贵县审计局划拨用地范围内的结论，被答辩人岑运康以其单方现场勘查和无证明力的照片主张争议地与原贵县审计局划拨用地是两块不同的宗地，没有事实依据；2、被答辩人诉称如第三人认为登记错误，应首先申请异议登记或者认为权属存在争议应当申请确权处理，直接作出处理决定撤销土地证并注销登记，属程序违法，答辩人认为，本案属于复查原土地登记行为，答辩人严格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作出的处理决定程序是合法的。综上，请求人民法院判决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对作出的处理决定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包括证据材料（卷一）、（卷二）、（卷三）共三卷，证据材料（卷一）如下：1、关于请求复查并撤销岑运康等五户集体土地证的申请书；2、行政执法监督转办函[贵执监转（2014）1号]；3、贵港市人民政府行政复查案件立案呈批表；4、行政处理事前告知书及送达回证；5、听证申请书；6、听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听证会审查内容；7、岑运康等五人在听证会上提交的材料；8、第三人巨星房开公司在举行听证会上提交的证据材料；9、听证会签到表；10、听证笔录；11、听证纪要；12、贵港市国土局贵国土资报（2015）481-485号文件；13、“5号决定书”及送达回证；14、《土地登记规则》（1989年11月18日颁布）第十七条；15、自治区人民政府桂政发（1988）45号文件附件第二部分；16、《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执法监督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17、《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以上证据1-13证明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作出的“5号决定”符合法定程序，证据14-17证明“5号决定”适用依据正确。 证据材料（卷二）如下：1、《关于下达一九八七年地县（市）自筹基建计划的通知》［玉地计基（87）15号］；2、《关于贵县审计局等四个单位建设征用土地规划定点的批复》［贵建设规字（1988）第05号］；3、《关于贵县审计局建设规划用地面积的补充通知》［贵建设规字（1988）第10号］；4、原贵县审计局1988年向贵县土地局办理国有土地划拨及征用手续的报告；5、《征地协议书》；6、贵县审计局地形图；7、土地开发公司会计记帐封面及记帐凭证、转帐支票、收款收据；8、原贵县审计局1987年征用土地的四至及被征用土地的队长已经领取了土地款的证明；9、《关于批转县处理违章违法建筑办公室（关于对中国人民银行贵县支行等五个单位在南江三角井基建用范围内私人违章违法买地的处理意见）的通知》［贵政发（1988）29号］；10、《关于贵县审计局征拨地的批复》［贵政征字（89）第7号］；11、《关于同意市审计局与百货股份有限公司互换国有固定资产的复函》［贵财字（1996）第11号］;12、《关于同意贵港贵百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向中国工商银行贵港分行转让固定资产的复函》［贵政函（1997）71号］；13、《房屋所有权证》（桂房贵证字第××号）；14、贵国用（1997）字第××号《国有土地使用证》；15、委托拍卖合同；16、拍卖公告；17、拍卖成交确认书；18、非信贷风险资产转让协议；19、《关于同意给贵港市巨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批复》［贵政函（2009）200号］；20、《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贵土出字（补）（2009）0275号］；21、贵国用（2009）130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22、面积误差情况说明；23、“第2178号证”地块建设用地规划界限图；24、中山路江南段贵国用（1997）字第××号建设用地勘测定界图；25、港北区法院（2011）港北行初字第5、5号行政裁定书，证明原告曾经对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颁发给第三人的“第1307号证”的发证登记行为起诉到法院后又撤诉；26、桂政复决（2011）15号自治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27、贵港市2007年第二批次城市建设用地勘测定界图（2-09）。以上证据1-27证明：（1）原告“第0324号证”登记的土地在1991年登记发证前，已由原贵县人民政府同意，批准征用作为原贵县审计局的办公楼及宿舍楼等建设用地，并且所有的征地补偿款均已经全部到位，并由原贵县人民政府划拨给原贵县审计局使用（现登记为第三人使用），工行贵港分行土地证登记的面积少30.61平方米是由于皮尺丈量误差所致，后经有资质的专门机构测量，土地范围没有发生变化；（2）原告“第0324号证”登记的土地在原贵县人民政府征用划拨给原贵县审计局的用地范围内，在登记发证给原告时已不属于集体土地，原告在申请登记时提交的原贵城镇南江村公所出具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权属来源证明》，不足以证明本宗土地登记发证的权属来源合法。 证据材料（卷三）如下：1、贵集用（1990）字第010600324号《集体土地使用证》，证明复议处理的土地证是由原旧的贵集用（1990）字第010600324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换发而来；2、宗地档案[贵集用（1991）字第010600324号]，证明复查撤销的土地证的发证档案内容。 被告自治区人民政府答辩称，答辩人作出的“156号复议决定”，立案受理程序、审理程序和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程序都符合行政复议法及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规定，经审查，答辩人认为贵港市人民政府作出的“5号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答辩人维持该处理决定是正确的，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 被告自治区人民政府对作出的复议决定向本院提供的证据、依据如下：1、行政复议申请书，2、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3、行政复议立案审批表；4、行政复议决定书及寄送快递单。以上证据1、2、3、4证明自治区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符合法定程序。5、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行政复议案件处理程序若干问题的通知[桂政发(2001)60号]，证明自治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具体办理行政复议案件，符合桂政发（2001）60号文的规定。 第三人巨星房开公司述称，“5号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自治区人民政府依法维持该处理决定的复议决定也符合法定程序，原告起诉的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人民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具体理由如下：一、第三人享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权属清楚，界址明确，合法有据，不存在任何争议。原贵县审计局征用南江村第4生产队的0.11亩土地位于桥南60米南北大道以西三角井，东、西、北面都是审计局使用的土地，南面与加油站及居民地基为界，该协议书附图表明是在宾盘公路的西侧；获政府批准使用的5.47亩也是在宾盘公路的西面、原贵县保险公司南面；二、第三人取得的“第1307号证”由贵港市人民政府核发给中国工商银行贵港分行的贵国用（1997）字第2178《国有土地使用证》（以下简称“第2178号证”）变更登记所得，两证所附的宗地图四至界址相符，其中的面积误差也由国土部门在2009年7月15日作出了情况说明；三、原告现场指认其的土地坐落于第三人享有的土地使用权范围之内，并非其诉称的两宗不同的地块，而经贵港市人民政府复查，第三人取得的土地使用权权属清楚，来源合法，而原告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权属来源证据，处理决定确认第三人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合法是正确的；四、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更正登记和异议登记均不是注销登记的前置程序，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根据第三人的申请，依法复查后发现原告的土地证登记错误，存在一地两证，作出撤销原告的土地证和注销其的土地登记，于法有据，更何况《土地登记办法》第五十条规定，依法收回的国有土地、依法征收的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直接办理注销登记，原告诉称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无权注销其的土地登记，是完全错误的。 第三人巨星房开公司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但其述称证明主张的证据在行政处理期间已向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提供，其应提交的证据与贵港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材料（卷二）相同。 本院依法定职权制作的笔录即2016年2月1日制作的现场勘验笔录。 经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对本案到案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 （一）原告对于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材料（卷一）认为，证据1从法律上说应引发土地异议登记程序或引起土地调处的程序，而不应引起行政复查的程序，行政复查执法监督的后果是应对违法行政行为作出处理，而不是对原告土地登记行为作出处理；对于证据2、3同证据1的质证意见；对于证据4，认为被告适用程序错误，不应适用行政执法监督程序；对于证据5、6，根据国土资源部行政听证的规定，行政处罚、行政许可、国土部门作出土地补偿等行政行为的可以举行听证，在本案中，撤销其的土地证不是行政许可，不符合上述任何情况，所以听证程序不合法；对于证据7、8，与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材料卷二、卷三一并质证；对于证据9、10、11同证据5、6的质证意见一致；对于证据12、13，由于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适用程序错误，所以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没有法律基础；对于证据14，所提供的《土地登记规则》已经失效，国土部在2008年颁布《土地登记办法》，旧法自动失效；对于证据15，该法律文书不能证明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合法；对于证据16，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依据该条规定，应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执法监督办法》第十七条，产生的行政执法监督的结果是对有关工作人员作出处理，并不是对原告的土地证进行注销登记；对于证据17，依据该法条规定，发现有错登、漏登的情形，有关部门应该是更正，不应是注销。 原告对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材料（卷二）质证认为，对于所举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证据1不能证明原贵县审计局的建设用地包含了原告的宅基地；证据2可反证原贵县审计局划拨用地不包括原告的土地，贵建设规字（1988）第05号文附件表格的第七行，记载原贵县审计局用地范围所属单位是南江村第4队，不是南江村第27队所属的原告土地；对于证据3的关联性不认可，原贵县审计局增加了2.08亩建设用地在原土地的西面，该地与其的土地是两块不同的宗地，中间有公路相隔；对于证据4的关联性不认可，不能证明原贵县审计局的建设用地包含了原告的宅基地；证据5《征地协议书》可以看出原贵县审计局征用的是南江村第4生产队土地，与原告的宅基地没有关联；证据6贵县审计局的地形图，可以看出原贵县审计局取得划拨用地是在原旧玉贵公路西面，而原告的宅基地是在旧玉贵公路的东面；证据7会计记账凭证不合法，所征用的地是南江村第4生产队的，而不是征用原告的土地，征地补偿款也只付给南江村第4生产队，原告的宅基地从来没有被征用过；证据8的内容说审计局在1987年在南江村征用土地范围非常明确，东至旧公路为界，没有跨过旧公路，征地范围就是玉贵公路的东面；证据9、10，证明政府划拨给原贵县审计局使用的土地是政府把在南江三角井非法买卖的土地收回国有后划拨的，原告从来没有非法买卖土地，所以原告的宅基地从未被政府没收为国有；对于证据11、12的关联性不认可，同时说明了原贵县审计局国有土地的范围内建有宿舍楼、车库、发电房等都是在围墙内，与法院召集各方勘验现场看到的完全一致；证据13不能证明原贵县审计局的建设用地包含原告的宅基地；证据14即“第2178号证”是在原贵县审计局建设用地的基础上办理的第一份土地使用权证，该证的四至范围规定得非常明确，东至玉贵公路，自墙为界，南至居民点、贵城农机站，西面至居民点，自墙为界，北以银行自墙为界；原告的宅基地是在玉贵公路的东面，所以说这是两块不同的地；对证据15、16、17、18、19、20的对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21即“第1307号证”，认为该证来源依据是“第2178号证”，根据该证原贵县审计局的建设用地没有超过原来的玉贵公路，而“第1307号证”的用地明显向东扩大了二十米左右，超出了“第2178号证”的范围，所以该证内容不真实；对证据22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23认为该建设用地规划图不是原来的图，内容不真实；对证据24的质证意见同证据20、21；对证据25，说明了在2010年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撤销了原告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原告向港北区人民法院起诉，后来撤诉了，原告撤诉的前提是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撤销原来的决定；对证据26即桂政复决[2011]1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内容可看出，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2010年作出的《贵港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土地证书的公告》（第15号）撤销原告的土地证的事实理由与这次被诉的处理决定的事实及理由一致；对证据27的合法性不认可，贵港市国土资源测绘院没有提交资质证明，也没有提交贵港市国土局的授权委托，且内容不真实，把第三人的土地使用权面积向东扩张了二十多米。 原告对贵港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材料（卷三）的质证意见：证明了原告的集体土地使用证是经过合法的程序取得的，原告的宅基地确实是属于南江村27队；原告土地证的权属来源证明没有盖章，是程序上的瑕疵，当时办证时是国土资源部门到原告的村里办的，所有证明都没有盖章，即使没有盖章，原因不在原告。 原告对于被告自治区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对于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本案是土地争议案件，复议机关没有实地勘查，仅凭书面材料是不能确认原告的土地在什么位置。 （二）第三人巨星房开公司庭审质证认为，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材料（卷一、卷二、卷三）可以作为认定“5号决定”正确的重要依据，能够证明所主张的证明内容；贵港市人民政府提供有八份地图，最初是八十年代的有两个地图，原始的两个地图与后面的地图一致。 第三人巨星房开公司对被告自治区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认为能够证明所要证明的事实。 第三人巨星房开公司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因为该证已被撤销；对证据3、4、5、6认为与本案无关。 （三）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是，证据1不能证明原告拥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对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且仅仅有乡镇村公所的意见，不符合当时的发证审批要求；对证据3的真实性有异议，也与本案无关，该证人也没有出庭，无法证明原告的主张；对证据4的真实性有异议，内容也与本案无关，无法证明原告的主张；证据5照片，没有拍摄人及拍摄时间，不符合证据的法定要求；对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是被告作出撤销原告土地证的纠正，被告此次作出的处理决定也有不同的事实及理由，不存在原告所说的情况。 （四）被告自治区人民政府经庭审质证认为，贵港市人民政府所举的证据材料真实合法，能够证实贵港市人民政府作出的“5号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同意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对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材料（卷一），原告对该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没有提出异议，但原告对所要证明的事实有异议；被告自治区人民政府及第三人巨星房开公司对该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提出异议，本院认为，从证据的关联性看，证据材料（卷一）证实了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根据第三人的申请，行使行政执法监督职权，对利害关系人提出的土地登记行为进行行政复查，在复查听证程序中充分给予当事人陈述、申辩、举证的权利，并且进行了实地勘验核实，然后才作出“5号决定”，足以证明该处理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对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材料（卷二），原告对该卷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所要证明的事实有异议。经本院审查认为，在行政诉讼中，被告所举证据应当与被诉行政行为相关联或者能够证明作出的行政行为合法。本案所要审查的是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作出撤销原告“第0324号证”并注销该宗土地登记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但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在作出“5号决定”中也一并审查了第三人巨星房开公司的“第1307号证”的土地登记行为是合法的，从而证明原告的“第0324号证”登记行为属错登。该卷证据中的证据1-10主要证实原告的“第0324号证”登记的土地在发证前已被征收为国有土地并已划拨给原贵县审计局作为建设用地，证据11-24、证据27证实第三人巨星房开公司通过招拍挂的法定程序取得原贵县审计局位于南江三角井的全部建设用地并变更登记至第三人名下，而且所使用的宗地范围包括了原告的“第0324号证”登记的土地，反证了原告的“第0324号证”登记行为违法；证据25-26与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所要证明的事实无关联，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因此，该卷证据除了证据25-26以外，均与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被诉处理决定认定的事实密切相关，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第三人取得使用权的宗地范围向东扩展了二十多米才包括其使用的宗地，但从原贵县审计局建设用地的范围看，原贵县审计局使用的宗地范围与后来登记在工行贵港分行“第2178号证”宗地以及本案第三人名下的“第1307号证”宗地是同一宗地，其中的面积误差30.61平方米已经作出说明属于测量技术原因造成的，并不影响宗地属于同一性的认定。 对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材料（卷三），各方当事人对该卷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提出异议，应当予以确认；但原告对于宗地档案中的权属来源证明认为没有村公所盖章只是程序上的瑕疵，原因不在原告。本院认为，该卷的宗地档案记载了原告的“第0324号证”的登记发证程序是否合法，土地登记的主要证据即权属来源证明没有盖章，地籍调查表没有相邻权利人指界签名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农村农户建房用地申请表》也没有乡镇人民政府的审批意见，该宗土地登记的程序违反了1987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八条“农村居民建住宅，应当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使用耕地的，经乡级人民政府审核后，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使用原有的宅基地、村内空闲地和其他土地的，由乡级人民政府批准。”和1989年11月18日颁布施行的《土地登记规则》第十七条规定，因此，对证据材料（卷三）予以确认。 对于被告自治区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于关联性，原告虽有异议，但被告自治区人民政府所提供的证据主要证明作出的“156号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以及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没有提出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的质证意见或者相反证据证明程序违法，因此，本院予以确认。 对于原告当庭提交的加盖有“贵港市勘察测绘研究院测绘业务专用章”的“何屋村南-4”测绘平面图，经与原件核对，该平面图中与本案密切相关的标志性地标物为“江南大道”和“县农机管理服务站”，原告自认其“第0324号证”登记的宗地位于“县农机管理服务站”北面、“江南大道”西面，但该测绘平面图并未标注有原告所指的“旧公路”，在“江南大道”和“县农机管理服务站”的宗地范围没有争议的情况下，比对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贵县审计局地形图、贵县城市建设管理办公室制作的平面布置图、贵国用（1997）字第××号地块建设用地规划界限图、第三人的“第1307号证”宗地图以及经原告现场指认确定的建设用地勘测定界图（2-09）中标注的“贵城镇农机站”、“宾盘公路”或者“中山路南江段”，足以认定“宾盘公路”、“中山路南江段”就是原告所指的“江南大道”即现在的中山南路，“贵城镇农机站”就是“县农机管理服务站”。因此，原告提供的“何屋村南-4”测绘平面图，虽然不能证明其主张，但能够证明原告的“第0324号证”登记的宗地在第三人巨星房开公司的“第1307号证”宗地范围内，该测绘平面图应确认为与本案待证事实有关联的证据。 本院2016年2月1日制作的现场勘验笔录，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应予以确认。该笔录证实，原告指认的“第0324号证”登记的宗地按现状位于贵城农机加油站以北、现贵港市中山南路的以西、原贵县审计局围墙大门口以东的地块。 根据以上有效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颁发给原告的贵集用（1990）字第010600324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登记的宗地坐落于现贵港市侧，土地使用权人为原告岑运康，宗地的四至为：东至行道自墙为界，南与岑运强相邻自墙为界，西至行道自墙为界，北与岑运健相邻自墙为界，用地面积105平方米（长25米，宽4.2米）。该宗地由原告于1991年3月26日向土地管理部门提出登记申请，土地管理部门根据地籍调查结果经初审后，报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审批同意，于1991年6月8日发证给原告。但在该宗地档案中存档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权属来源证明没有当时的贵城镇南江村公所盖章确认，地籍调查表中也只有原告岑运康个人作为指界人确认，没有相邻各方指界确认。2001年3月30日，贵港市土地管理局为原告换发为“第0324号证”。2014年3月6日，第三人巨星房开公司认为原告的“第0324号证”登记的土地位于其公司的“第1307号证”登记的宗地范围内，逐向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查申请，请求撤销原告的“第0324号证”。经贵港市国土局对原告的“第0324号证”宗地位置重新调查核实、贵港市人民政府召开听证会复查后认定，原告岑运康的“第0324号证”所登记的土地权属来源证明没有村公所盖章，视为没用出具该证明，该宗土地登记权属来源不合法；原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没有按照1989年11月18日实施的《土地登记规则》第十七条的规定，对该宗土地的权属进行审核时，在土地权属材料欠缺且已划拨给原贵县审计局使用的情况下办理了该宗土地登记，属错登等不当情形，应依法予以更正；第三人巨星房开公司通过出让方式并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证依法获得包括“第0324号证”登记的土地在内的土地使用权，应受法律保护，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执法监督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5年7月13日作出了贵政处［2015］05号行政处理决定，撤销贵港市人民政府于2001年3月30日颁发给原告岑运康的贵集用（1990）字第010600324号《集体土地使用证》，并注销该宗土地使用权登记。原告对该处理决定不服，向自治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自治区人民政府经复议后，于2015年12月7日作出了“156号复议决定”，维持“5号决定”。原告岑运康仍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第三人巨星房开公司通过招拍挂程序以出让方式取得了“第1307号证”，该证登记的宗地位于现贵港市侧，根据宗地图标注以及本院现场勘验笔录确认的四至界址为：东至中山路南江段规划道路边线为界，南至加油站（县农机管理服务站）、居民区为界，西至居民区为界，北至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港分公司围墙为界，宗地面积3750.61平方米。根据第三人在行政复查期间向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该宗地的使用范围已于1987-1989年期间被原贵县人民政府依法征收为国有土地，于1989年1月26日划拨给原贵县审计局作为办公楼及宿舍建设用地，后来又经人民政府批准将该宗地置换给贵港市百货股份有限公司，贵港市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又于1997年12月将该宗地及地上建筑物在内的资产抵债转让给中国工商银行贵港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贵港分行于1997年12月30日取得了贵港市人民政府颁发的该宗地“第2178号证”以及地上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第三人取得的“第1307号证”由“第2178号证”变更登记所得，两证所附的宗地图、四至界址相符，其中的面积误差30.61平方米已经国土部门2009年7月15日作出了情况说明属于测量技术误差所致。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在行政复查期间召集原告岑运康以及其他四户被撤销土地证的人员现场指认，原告于2014年4月25日签名确认其的“第0324号证”登记的宗地位于第三人的“第1307号证”宗地范围内。 本院认为，本案被诉的行政行为是对贵港市人民政府作出的“5号决定”，对该决定合法性进行审查时，首先要审查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是否有对贵集用（1990）字第010600324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登记发证行为启动复查的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五条“单位和个人依法使用的国有土地，由土地使用者向土地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土地登记申请，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确认使用权。”的规定，土地登记发证属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法定职权，属于行政执法的范畴，第三人巨星房开公司认为原告的“第0324号证”错误登记在其依法取得的“第1307号证”宗地范围内，认为“第0324号证”登记发证行为违法而向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提出复查申请，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执法监督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因此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作出“5号决定”的行为属于行政执法监督的范畴。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对于采取非法手段骗取土地登记、土地登记发证后发现有错登、漏登等不当登记情形的，由原登记发证的人民政府依法更正。因县级贵港市升级为地级贵港市，对原县级贵港市人民政府土地登记发证所产生的义务由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承接。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对县级贵港市人民政府土地登记发证存在的不当行为具有依法审查及纠错的法定职权。因此，原告诉称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无权撤销其土地证和注销该宗土地登记的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5号决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问题。“第0324号证”权属来源证明没有加盖南江村公所的公章，该权属证明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第0324号证”地籍档案材料中的地籍调查表的指界人一栏中也只原告岑运康个人签名，地籍调查表没有其他相邻土地使用权人指界人签名确认，该宗土地登记的地籍调查材料也不符合1989年11月18日实施的《土地登记规则》第十七条的规定，而当时负责土地登记审核的工作人员没有依照规定进行审核，导致将已划拨给原贵县审计局作为建设用地范围的土地错误登记给原告使用。原贵县人民政府划拨给原贵县审计局作为建设用地的范围，与后来登记在工行贵港分行的“第2178号证”宗地以及本案第三人名下的“第1307号证”宗地是同一宗地，其中的面积误差属于测量技术原因造成的，并不影响宗地属于同一性的认定。在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复查处理阶段，经原告岑运康等五人实地指认，岑运康等五人均在贵港市国土资源测绘院于2010年8月4日制作的用地红线图上标注“实地位置于图上标注的位置相一致”的内容，足以认定“第0324号证”登记的土地的全部位于第三人的“第1307号证”宗地范围内，据此认定“5号决定”所认定的“第0324号证”登记的土地在发证给原告前已依法划拨给原贵县审计局作为办公楼及宿舍楼建设用地，这一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据此，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5号决定”认定“第0324号证”欠缺土地权属来源证明、原负责登记发证的工作人员没有依法依规审核，导致登记错误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对于原告主张其的“第0324号证”登记的土地与原贵县审计局取得的划拨土地是两宗不同的地块问题。经审查，原告提供的“何屋村南-4”测绘平面图并没有标注其所主张的“旧公路”或者“旧玉贵公路”的地理位置，所谓的“旧公路”或者“旧玉贵公路”无法确定，而原贵县审计局取得的划拨用地范围东边界线至宾盘公路（玉贵公路，也即中山路南江段）规划道路边线，经原告现场指认，其宗地的东面界线全部坐落于原贵县审计局取得的建设用地范围内，原告指认的宗地东边界线也是至中山路南江段即现在的中山南路规划道路边线，结合各方当事人在本院现场勘验时确定的宗地位置，不存在原告庭审质证认为第三人“第1307号证”的宗地向东扩展二十多米才占用原告宗地的事实，所以原告的这一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5号决定”作出的程序是否违法问题。从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材料（卷一）可认定，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启动行政处理程序依据是第三人巨星房开公司提出的申请，然后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执法程序》的相关规定进行立案、行政处理事前告知、通知当事人举证、召开听证会等复查方式，充分保障原告行使陈述、申辩、举证的权利，听取第三人的意见后才依法作出本案的处理决定，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在行政复查期间存在程序违法之情形，原告诉称“5号决定”适用程序违法、程序错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采纳。 对于自治区人民政府作出的“156号复议决定”，本院在前述的证据认定中已确认被告自治区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所作出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该复议决定认为“5号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并予以维持，结果正确，原告庭审质证中认为本案是土地争议案件，复议机关没有实地勘查，仅凭书面材料不能确认原告的土地位置的意见，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根据第三人巨星房开公司的申请复查后，认为第三人“第1307号证”宗地内存在一地两证的情形，作出的“5号决定”撤销属于错误登记颁发给原告的“第0324号证”并注销该宗土地使用权登记，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自治区人民政府作出的“156号复议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维持“5号决定”结果正确，原告起诉的事实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岑运康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原告已交），由原告岑运康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同时应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汇款至户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万象支行;账号：20×××77。逾期不交也未提出司法救助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杨金伟 审 判 员  廖赞军 代理审判员  李 馨 二〇一六年五月五日 书 记 员  方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