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云23民终20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郑福坤，男，1967年3月10日生，汉族，大学文化，住昆明市。委托代理人ＸＸ，云南滇中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郑红萍，女，1961年10月13日生，汉族，大专文化，退休教师，住禄丰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张昌贵，男，1962年2月2日生，汉族，大学文化，教师，住址同上（系郑红萍之丈夫）。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杨宏伟，男，1986年5月15日生，汉族，大学文化，教师，住禄丰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张海榕，女，1987年8月27日生，汉族，大专文化，教师，住禄丰县。上诉人郑福坤因与被上诉人郑红萍、张昌贵、杨宏伟、张海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禄丰县人民法院（2015）禄民初字第13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2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郑福坤的委托代理人ＸＸ，被上诉人郑红萍、张昌贵、杨宏伟、张海榕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的本案事实是：郑福坤系郑红萍之弟，张昌贵系郑红萍之夫，张海榕系郑红萍之女，杨宏伟系张海榕之夫。2009年郑红萍开办了禄丰县金山镇新秀幼儿园，2012年2月新建该幼儿园。2013年7月13日郑福坤通过其妻史红丽银行账户汇款45万元到郑红萍银行卡上。2013年8月26日，郑红萍、张昌贵、杨宏伟、张海榕出具了借条一份给郑福坤收执，借条上注明：“因建盖幼儿园后资金周转困难，在第一次借款尚未归还时，经协商又再次向郑福坤借款85万元，加上第一次借的109万元，两次共借款194万元，借期为两年（2013年8月26日到2015年8月26日）。利息按壹万元每年600元计算，两年利息23.28万元，到2015年8月26日连本带息应还人民币217.25万元。”同日，郑红萍、张昌贵、杨宏伟、张海榕向郑福坤出具了收到郑福坤借款人民币1940000元的收条一份给郑福坤。2014年2月8日郑福坤、郑红萍及郑福明（郑红萍之弟）签订了《合作办学协议》，约定由郑福坤、郑福明各出资100万元和郑红萍出资430万元，共同经营新秀幼儿园，合作期限为长期。其中郑福坤出资占幼儿园股权15.9%，并办理了公证手续。2014年5月30日郑福坤、郑红萍、张昌贵、杨宏伟、张海榕及郑福明签订了《解除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由郑红萍、张昌贵、杨宏伟、张海榕退还郑福坤入股资金100万元及偿还向其借款94万元，共计194万元。现郑福坤诉至法院，要求郑红萍、张昌贵、杨宏伟、张海榕偿还借款194万元及利息23.28万元。在庭审中，郑福坤、郑红萍、张昌贵、杨宏伟、张海榕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由郑红萍、张昌贵、杨宏伟、张海榕在2016年1月20日前归还郑福坤借款人民币1940000元，并由郑福坤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为，郑红萍、张昌贵、杨宏伟、张海榕虽向郑福坤出具了向郑福坤借款194万元的借条、收条和提交了45万元汇款凭证。但郑福坤又与郑红萍签订了《合作办学协议》，而郑福坤投入的资金为100万元，郑福坤汇给郑红萍的45万元郑福坤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是借款还是合作经营幼儿园的出资款。且与郑福坤签订合作协议时的甲方仅为郑红萍，而借条上的借款人和《解除项目合作协议书》上的甲方合作人却变为郑红萍、张昌贵、杨宏伟、张海榕，双方在债务承担上增加了张昌贵、杨宏伟、张海榕，而张昌贵、杨宏伟、张海榕并不是合作人。郑福坤没有提交增加张昌贵、杨宏伟、张海榕作为合作人的相关证据，仅凭一个《解除项目合作协议书》不能确认张昌贵、杨宏伟、张海榕是《合作办学协议》的合作人，也不能确认张昌贵、杨宏伟、张海榕是《解除项目合作协议书》上债务承担的义务人。同时，2013年8月23日出具借条时双方认可的借款为194万元及利息23.28万元，2014年5月30日签订《解除项目合作协议书》上双方约定归还的款项借款却仅为94万元，并不包含投资款100万元和利息23.28万元，郑福坤诉请又为借款194万元和利息23.28万元，且郑福坤诉状所述出具款项次数与其代理人陈述前后不一致，郑福坤仅提交了45万元的资金支付凭证，致使对194万元借条的成立存在合理性怀疑，不能确定其真实性。因此，郑福坤不能充分提交其出借194万元的有效证据，其诉请不能成立。同时，双方在庭审中达成的调解协议不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不予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郑福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182，由郑福坤承担（已交）。一审判决宣判后，郑福坤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四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借款本金194万元，利息23.28万元；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是：1、一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郑红萍系亲姐弟，四被上诉人系同一户家庭成员，郑红萍为扩大自己经营的禄丰县金山镇新秀幼儿园规模，由于资金困难，向上诉人及郑福明借款，因郑红萍难以偿还借款，经协商后，上诉人及郑福明与郑红萍合作办学，三方于2014年2月8日签订合作办学协议。协议签订后，由于上诉人和郑福明没有参与实际经营，上诉人和郑福明认为幼儿园账务不清，上诉人和郑福明与被上诉人于2014年5月30日签订解除合作办学协议，协议已明确被上诉人应按借款偿还上诉人借款本金194万元。但一审仅认定合作办学，遗漏认定解除合作办学和明确被上诉人共同偿还上诉人借款本金194万元的事实，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郑红萍、张昌贵、杨宏伟、张海榕口头答辩称：被上诉人确实收到本金194万元，但请求上诉人让掉利息，一、二审诉讼费由上诉人承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法律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同时，上诉人、被上诉人认为一审遗漏认定签订《解除项目合作协议》后四被上诉人承诺归还上诉人借款本金194万元（转账85万元、现金支付109万元）的事实。二审庭审中，上诉人、被上诉人主张借款本金194万元，其中85万元是转账支付，109万元是现金支付。对转账支付的85万元，上诉人郑福坤主张在2013年1月4日从其卡上转到杨宏伟的卡上30万元、2013年3月23日从其卡上转到郑红萍的卡上10万元、2013年7月13日从其妻子史红丽的卡上转到郑红萍的卡上45万元，对其主张在一审诉讼过程中提交了《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填单）》1份，证明2013年7月13日从户名为史红丽的账户上转到户名为郑红萍的账户上45万元；在二审诉讼过程中提交了《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3份，证明2013年1月2日从郑福坤的卡上转支30万元，同日杨宏伟的卡上转存30万元；2013年3月23日从郑福坤的卡上转支10万元，同日郑红萍的卡上转存10万元。被上诉人郑红萍、张昌贵、杨宏伟、张海榕对该证据和事实均认可，本院予以采信。该证据能够认定郑福坤向四被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了85万元的事实。二审中，被上诉人郑红萍、张昌贵、杨宏伟、张海榕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归纳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二审中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郑福坤与被上诉人郑红萍、张昌贵、杨宏伟、张海榕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借款金额是多少。本院认为，上诉人郑福坤主张194万元债权，其中转账支付85万元、现金支付109万元，提交了被上诉人郑红萍、张昌贵、杨宏伟、张海榕出具的《借条》、《收条》予以证明，四被上诉人均认可借款的事实。对转账支付的85万元，上诉人郑福坤在一、二审诉讼过程中提交了《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填单）》、《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证实双方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了85万元借款的事实；对109万元虽然双方均认可是现金支付，但双方均未提交相应证据证实，对现金支付的109万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故本院依据现有证据认定借款本金为85万元。对于款项的性质，上诉人郑福坤主张194万元是借款，后将其中的100万元转为合作办学的投资款，双方解除《合作办学协议书》后，又约定偿还郑福坤194万元，对上诉人郑福坤的主张，四被上诉人亦无异议，且借款的时间和出具《借条》、《收条》的时间均发生在《合作办学协议书》之前，故双方的借贷关系成立，对已支付的85万元，四被上诉人应当偿还。关于利息，双方在《借条》中约定按1万元每年600元计算，双方的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从其约定；郑福坤主张按本金计算两年的利息，最后一次转款时间是2013年7月13日，均已超过两年，本院支持的利息为10.2万元（本金85万元×1万元600元/每年×2年）。综上，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禄丰县人民法院（2015）禄民初字第1369号民事判决书；二、由被上诉人郑红萍、张昌贵、张海榕、杨宏伟偿还上诉人郑福坤借款人民币85万元及支付利息10.2万元。一审案件受理费2418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182元，合计48364元，由上诉人郑福坤承担28535元（已交），由被上诉人郑红萍、张昌贵、张海榕、杨宏伟承担19829元。以上款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一次付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如果负有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享有权利的另一方当事人可在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原审法院或与原审法院同级的被执行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刘亚玲审判员  李 梅审判员  何永丽二〇一六年五月五日书记员  尹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