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10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上海海祺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法定代表人陈同，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茆志军，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徐雯君，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上海国荣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表人徐国荣，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常海防，上海市诚建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蔡申，上海市诚建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玛尼国际物流(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上诉人上海海祺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祺公司”)因仓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14)虹民二(商)初字第10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海祺公司之委托代理人徐雯君、被上诉人上海国荣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荣公司”)之委托代理人常海防、蔡申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玛尼国际物流(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玛尼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作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11月25日，海祺公司与国荣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编号：XXXXXXXXX)一份，载明：海祺公司向国荣公司提供位于上海市东川公路XXX号的仓库、场地、办公室、生活住房；海祺公司应做好国荣公司货物的卸货(收货)、落箱、装箱(发货)、上车、储存，按照国荣公司的要求，提供优质服务，确保国荣公司货物的安全，国荣公司货物到达时，海祺公司应及时组织人员卸货入库，核对数量确保货物数量正确，及时安全完好入库；国荣公司要求海祺公司24小时收发货，确保货物最短时间内入库及装箱出运；费用计算标准为，20GP/350元，40GP/500元(海祺公司负责卸货、装箱、上车、落箱)，国荣公司的货物进出仓库的卸车费用由国荣公司自行收取，送货单位的车辆进仓库的消防门卫费由海祺公司收取，费用由海祺公司统一制定、统一收取；国荣公司每个自然月的箱量超过150个标准箱的(20GP/个算一个标箱，40GP/个算两个标箱)，海祺公司为国荣公司减免生活办公费用、国荣公司员工的生活住宿费用、电话费用和宽带费用(电费按所用房的电表实际使用数字支付、水费按人数结算)，如果月操作量在100-150个标箱范围内的，海祺公司向国荣公司收取上述费用的50%，如果月操作量低于100个标箱的，国荣公司需全额支付上述费用；每月5日前，海祺公司向国荣公司提供上月对账单，国荣公司确认无误后，在10天内支付海祺公司；对于自然灾害、不可抗力引起的以及其他已尽善意防范措施仍无法避免的货损，海祺公司可免责；人为导致货物损坏或货物外箱破损、海祺公司未及时装箱导致冲关或落箱的，一切责任均由海祺公司承担，其他的情况，按实际责任归属，由担责方负责赔偿；协议执行期间为2012年12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等等。《合作协议》签订后，国荣公司按约将其基于与客户所签订的货运代理合同项下的货物运输至2369号仓库，并将自有的以下设备运至上述场地：两台JYSC-18T型集装箱液压升降机(每台各包含内置电瓶一个)、3辆合力牌叉车、1台DF-HANDPALLETTRUCK液压车、1个20GP的集装箱、2块装箱铁板(材质为钢，每块重量275公斤)、3个夹桶专用鹰嘴夹(两旧一新)、1块装箱顶板(材质为钢，重量280公斤)、1副装超长件用叉车刺套(材质为钢，重量260公斤)、2盏大灯、1辆翻斗车、1副钢丝绳(长度2.4米、直径14毫米)、553块木制托盘(其中25块已坏)、1副叉车加长刺套(材质为钢，长度为2.2米)。其中装箱铁板、装箱顶板、装超长件用叉车刺套均为自行用钢材焊接而成，为非标产品。海祺公司与国荣公司据此于2012年12月20日签署《国荣资产统计明细》一份，对上述设备予以确认。海祺公司委托玛尼公司履行其与国荣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2013年5月23日，国荣公司与玛尼公司签订《叉车转让合同》一份，约定国荣公司将7吨叉车一辆和3吨叉车两辆转让给玛尼公司，转让价共计为13万元。该13万元叉车转让款，玛尼公司并未实际支付国荣公司，其中有15,080元用于抵扣国荣公司应付海祺公司2013年3月的剩余费用、36,900元用于抵扣国荣公司应付海祺公司2013年4月的装箱费及仓库杂费、71,770元用于抵扣国荣公司应支付海祺公司2013年5月的装箱费41,190元和6月的装箱费30,580元，玛尼公司尚有6,250元叉车转让款未支付国荣公司。至此，国荣公司已经付清截止至2013年6月的仓储费用。审理中，海祺公司同意玛尼公司尚欠国荣公司的6,250元叉车转让款在其反诉主张要求国荣公司支付的仓储费用中进行抵扣。国荣公司持有一份落款时间为2013年7月29日，盖有“玛尼国际物流(上海)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印文的《通知函》一份，载明：“致：玛尼物流所有客户，本公司因经营不善，导致每月亏损巨大，没有办法继续操作下去，公司决定把仓库转让出去，故特发此函致各位客户，我司将于8月31日正式停止运作，原先也已经口头通知给各位了，希望能够理解。”国荣公司认为该份《通知函》系玛尼国际物流(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玛尼公司”)作为海祺公司的代理人，单方要求提前解除《合作协议》的意思表示，据此，国荣公司于2013年9月1日搬离了2369号仓库。2013年9月12日，玛尼公司致函国荣公司(以下称为“催款函”)，载明：“贵司2013年7月仓库操作费用35,290元、8月仓库操作费用31,200元，至今尚未付清，已经影响我司正常运作。接到本通知后，请即结算，逾期将按照银行规定加收罚金。如遇特殊情况，请和张继伟联系。电话XXXXXXXXXXX。另，贵司暂存我司仓库货物自2013-9-1起收取1元/平方/天的仓储费和25元/吨的出仓费。”该催款函落款处盖有“玛尼国际物流(上海)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印文。国荣公司于同年9月18日在上述催款函下方用手写字体回复玛尼公司称：“收到你的信，你做的太不上路。你从2012年11月30日至2013年9月，用我吊机、铁板(铲车用肆个月时间)……欠你的2个月费用按照银行规定罚金……”。国荣公司为了证明因海祺公司操作不当造成货物损坏，国荣公司为此已向其客户赔偿了相应的损失，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盖有“广州浦力机械有限公司”印文、无落款时间的《索赔明细》一份，欲证明海祺公司操作不当造成国荣公司客户损失2,800元；2、盖有“青岛格瑞丰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印文、落款时间为2013年6月30日的《赔款通知》一份和落款时间为2013年7月29日的《付款证明》一份，欲证明海祺公司操作不当，将1桶货物损坏，损失18,980元，国荣公司已经赔付；3、盖有“青岛格瑞丰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印文、落款时间为2013年12月16日的《赔款通知》一份和落款时间为2014年1月30日的《付款证明》一份，无落款单位、编号为XXXXXXX、XXXXXXX的国荣公司仓库货物进出仓单两份，欲证明损失68,759元，国荣公司已经赔付；4、盖有“上海君尧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印文、落款时间为2013年10月20日、载明内容为上海君尧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尧公司”)有一批口罩委托国荣公司装箱而存放于2369仓库被雨淋湿要求国荣公司赔偿2万元的《索赔函》一份和落款时间分别为2013年12月20日、2014年5月3日的、收到国荣公司赔款1万元的《收据》各一份，备注为“口罩”的国荣公司仓库货物进出仓单一份，欲证明损失2万元，国荣公司已经赔付；5、盖有“河南龙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印文、落款时间为2013年9月8日的索赔函一份，盖有“上海睿信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印文、落款时间为2013年12月25日的《赔款声明》一份，落款时间为2015年1月15日、落款处签名无法辨认的《证明》一份，欲证明损失36,500元,国荣公司已经赔付；6、盖有“上海常海物流有限公司”印文、落款时间分别为2013年11月25日、2014年2月15日、4月18日、5月25日、7月30日、9月20日的《收条》各一份，证明损失共计26,000元，国荣公司已赔付。审理中，国荣公司申请君尧公司员工沈大勇出庭作证。证人沈大勇确认君尧公司将客户的一批用于出口的口罩运至国荣公司指定的仓库，之后该批货物在仓库内被雨淋湿，国荣公司赔付2万元。海祺公司仅对玛尼公司在操作中将青岛格瑞丰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格瑞丰上海分公司”)的1桶货物损坏一节事实予以认可，对上述国荣公司证明产生损失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国荣公司为证明因海祺公司提前解除合同对其造成的可得利益损失，提供了2012年、2013年的财务会计总分类账、2012年11月至2013年8月期间每月的月度会计报表(利润表)。其中2012年财务会计总账记载：上年结转贷方余额57,636.93元；11月份借方金额181,665.35元、贷方金额181,498.11元；12月份借方金额244,899.17元、贷方金额224,608.18元。2013年财务会计总账记载：上年结转贷方金额38,830.09元；1月份借方金额72,866.30元、贷方金额252,911.80元；2月份借方金额64,408.73元、贷方金额21,994.09元；3月份借方金额248,421.40元、贷方金额131,564.48元；4月份借方金额123,332.21元、贷方金额255,153.72元；5月份借方金额65,222.26元、贷方金额161,534.88元；6月份借方金额472,358.65元、贷方金额256,138.64元；7月份借方金额82,424.71元、贷方金额145,967.69元；8月份借方金额83,355.38元、贷方金额104,900.95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将上述财务会计总分类账中每月的贷方金额减去借方金额，国荣公司在2012年11月份的利润为-167.24元，12月份的利润为-20,290.99元。国荣公司2013年1月至8月每月的利润分别为：1月份为180,045.50元，2月份为-42,414.64元，3月份为-116,856.92元，4月份为131,821.51元，5月份为96,312.62元，6月-216,220.01元，7月份为63,542.98元，8月份为21,545.57元。根据国荣公司财务会计总分类账计算所得的2012年11月至2013年8月期间的利润与国荣公司提供的该期间月度会计报表(利润表)载明的每月净利润金额一致。海祺公司对上述财务会计总分类账、月度会计报表(利润表)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国荣公司于2013年9月份开始不再使用2369号仓库，其因与海祺公司就违约责任承担协商未果，故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海祺公司支付预期利益损失30万元；2、海祺公司支付仓储和装卸过程中造成国荣公司的损失147,039元；3、海祺公司返还仓储场地内经双方确认的《国荣资产统计明细》中列明的吊机、集装箱、装箱铁板等设备。海祺公司则提出反诉，请求判令国荣公司支付拖欠的仓储费用66,490元。关于国荣公司仍留于2369号仓库内的设备，在原审法院于2015年2月10日组织海祺公司与国荣公司进行的证据交换中，除了三辆叉车国荣公司已经出售给玛尼公司，国荣公司确认托盘已经拿走226块之外，海祺公司仅对托盘的数量无法确认，对国荣公司主张的其余设备均确认仍留存于2369号仓库内。但在之后的审理中，海祺公司仅认可目前仍留于2369号仓库内的国荣公司设备为：两台JYSC-18T型集装箱液压升降机(内置的一个电瓶均缺失)、1台DF-HANDPALLETTRUCK液压车、2块装箱铁板、1块装箱顶板、1副装超长件用叉车刺套、2盏大灯、220块木制托盘(其中20块已坏)。1副叉车加长刺套海祺公司认为在其发现丢失后，已经对国荣公司进行了赔偿。其余的设备：1个20GP的集装箱、3个夹桶专用鹰嘴夹(两旧一新)、1辆翻斗车、1副钢丝绳，海祺公司抗辩主张国荣公司已经自行搬离了。国荣公司在原审法院于2015年4月8日组织本案当事人至2369号仓库内清点国荣公司主张的设备时，确认“两旧一新”的夹桶转用鹰嘴夹均为单鹰嘴夹，不是双鹰嘴夹，但在之后的审理过程中，国荣公司又主张两个“旧的”是单鹰嘴夹、一个“新的”是双鹰嘴夹。就海祺公司最终经原审法院认定应向国荣公司返还的设备，海祺公司同意若其无法返还的，同意进行折价赔偿，但海祺公司与国荣公司仅就以下设备的折价金额达成一致意见：两台JYSC-18T型集装箱液压升降机中缺失的内置电瓶为400元一个，大灯100元一盏，翻斗车50元，1副装超长件用叉车刺套1,000元。海祺公司与国荣公司均同意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设备折价金额，由法院酌定。原审法院综合参考设备的材质、重量、当前市场价格、折旧率等因素，酌定如下：JYSC-18T型集装箱液压升降机每台28,000元(包含内置电瓶一个)；一台DF-HANDPALLETTRUCK液压车600元；一个20GP的集装箱6,000元；2块装箱铁板，每块1,050元；两个“旧的”夹桶专用鹰嘴夹600元一个，一个“新的”夹桶专用鹰嘴夹1,000元；1块装箱顶板1,100元；一副钢丝绳40元；木制托盘，完好未损坏的为35元一个，损坏的为20元一个；一副叉车加长刺套700元。海祺公司在本案于2015年3月17日进行的庭审中，开始认为《合作协议》因国荣公司不支付仓储费用而合同终止，其后又认为系国荣公司单方离场导致合同中止履行，合同可以继续履行但海祺公司与国荣公司均不履行，国荣公司应自行承担责任。国荣公司为了证明2013年8月份应付海祺公司的仓储费用为26,740元，提供了载明为“关于国荣应收其他产生费用”、无落款签名、时间的表格一份，海祺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国荣公司还提供了一份落款署名为崔标、落款时间为2013年10月15日、内容为“今收到的徐国荣壹万伍仟元整”的《收条》一份，欲证明国荣公司已经支付海祺公司2013年8月份的仓储费用15,000元，海祺公司对此也不予认可。原审审理中，因海祺公司对《通知函》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而申请对该《通知函》中落款处“玛尼国际物流(上海)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印文与催款函上落款处“玛尼国际物流(上海)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印文进行技术鉴定。原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鉴定。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于2015年5月20日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上述两处印文系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海祺公司认为该《通知函》的委托鉴定时间、鉴定意见书出具时间过快，鉴定意见说理模糊，对鉴定意见不予认可，但又不申请重新鉴定。海祺公司进而认为，即使上述鉴定意见真实，仍坚持认为该《通知函》系玛尼公司对其客户的告知，国荣公司并非玛尼公司的客户，与本案无关。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系争的《合作协议》系海祺公司与国荣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在本案系争《合作协议》的履行过程中，海祺公司委托玛尼公司作为其代理人履行合同义务并行使合同权利，国荣公司也予以认可。基于玛尼公司的此种身份，其在履行《合作协议》中若违反《合作协议》的约定，所产生的民事责任，国荣公司有权要求海祺公司来承担。本案中，国荣公司提交了《通知函》用以证明玛尼公司作为海祺公司的代理人提前解除《合作协议》，应由海祺公司赔偿其可得利益损失。国荣公司同时提供了多份证据材料证明海祺公司不适当履行合同义务，对其造成了损失。海祺公司对国荣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提出了异议。同时，国荣公司也对海祺公司反诉要求其支付仓储费用的金额提出异议。原审法院将根据已查明的双方无争议的事实和通过对上述双方有争议的证据材料的认定，来认定《合作协议》目前是否已经解除以及海祺公司与国荣公司各自应当承担的责任。关于《合作协议》是否因玛尼公司作为海祺公司的代理人提出解除合同而已经于2013年8月31日解除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首先，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中载明的鉴定意见为《通知函》落款处的印文与海祺公司反诉向国荣公司主张仓储费用所依据的催款函落款处的印文系同一枚印章盖印，海祺公司对该鉴定意见不予认可，但仅提出委托鉴定时间过快、出具鉴定意见过快等并非直接针对鉴定意见本身是否存在错误的抗辩意见，也不申请重新鉴定，原审法院对鉴定意见书载明的鉴定意见予以采信，认定《通知函》系玛尼公司出具；其次，从《通知函》载明的内容来看，系玛尼公司决定把2369号仓库转让，该仓库将于2013年8月31日停止运作，表明国荣公司从2013年9月1日起无法使用《合作协议》中约定的仓库；再次，国荣公司持有该份《通知函》的原件，海祺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国荣公司系通过非法途径获得该份材料，而国荣公司当时也确系在使用2369号仓库，可以认定该《通知函》中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已经到达国荣公司，事后也产生了国荣公司于2013年9月开始不再使用2369号仓库的合同解除的效果。据此，原审法院认为，《合作协议》系玛尼公司作为海祺公司的代理人向国荣公司发出的要求提前解除合同的通知，海祺公司应对其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责任。国荣公司收到《通知函》后也予以接受，因此，《合作协议》于2013年8月31日解除。《合作协议》中无合同约定解除的条款，海祺公司提前解除《合作协议》的行为，既无合同依据，也不符合我国合同法中规定的合同法定解除的情形，构成对国荣公司的违约。海祺公司提前解除合同的违约行为，应当赔偿国荣公司包括可得利益在内的损失。本案中，国荣公司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系经营性损失。关于国荣公司可得利益损失的具体金额，应在海祺公司签订合同时应当预见的范围之内。对海祺公司而言，国荣公司在《合作协议》项下的利益，即国荣公司使用海祺公司提供的2369号仓库从事内装箱进出口业务获取的利润。国荣公司提交的2012年12月至2013年8月期间的财务分类总账和月度会计报表(利润表)，系国荣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其收支情况进行的记载，月度会计报表(利润表)还需提交税务机关，可以客观反映国荣公司的经营收支情况，原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通过上述证据材料可见，在合同履行期间，国荣公司一共产生经营性利润97,485.62元，平均每月经营性利润为10,831.74元。《合作协议》解除时，实际仅履行9个月，距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尚有28个月，因此，海祺公司的违约程度很高。综合国荣公司在合同履行期间的利润、海祺公司在合同履行期间收取的仓储费用、海祺公司的违约程度、国荣公司有拖欠海祺公司仓储费用等因素，原审法院酌定海祺公司提前解除《合作协议》应赔偿国荣公司的可得利益损失为20万元。关于国荣公司主张的要求海祺公司承担不适当履行合同义务对其产生的损失问题，原审法院认为：首先，《合作协议》约定了海祺公司应当负责货物的装卸、卸货、落箱、装箱、仓储等，人为原因导致货物损坏或货物破损，由海祺公司承担责任，并无证据证明在实际合同履行过程中，海祺公司与国荣公司对上述合同约定进行了变更，国荣公司将自有装卸设备运至2369号仓库不能证明上述合同义务系其自行完成；其次，合同一方当事人未适当履行合同义务，对另一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其主张违约责任，虽然确实存在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但国荣公司选择向海祺公司主张违约责任并无不妥。据此，原审法院认为，国荣公司有权就海祺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对国荣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国荣公司主张的损失必须真实存在且已经发生的损失。从国荣公司提供的相关证明损失的证据材料来看，除了君尧公司员工沈大勇作证国荣公司向君尧公司的客户赔付2万元的证言与盖有君尧公司印文的一份《索赔函》、两份《收据》可以相互印证，海祺公司对玛尼公司在操作中将格瑞丰上海分公司的1桶货物损坏的认可与盖有格瑞丰上海分公司印文、落款时间为2013年6月30日的《赔款通知》和落款时间为2013年7月29日的《付款证明》可以相互印证之外，国荣公司提供的上述其余证据材料均不能证明其余损失的真实存在且国荣公司已经对此承担了赔偿责任等。因此，原审法院认定海祺公司在履行《合作协议》过程中，对国荣公司造成的损失为38,980元，海祺公司未举证证明该损失符合《合作协议》约定的海祺公司可以免责情形而不用承担。综上，对于国荣公司要求海祺公司赔偿仓储和装卸过程中造成国荣公司147,039元损失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对其中的38,980元损失予以支持，由海祺公司予以赔偿。关于海祺公司应当返还国荣公司的具体设备，原审法院认为，除了海祺公司与国荣公司均认可国荣公司已将《国荣资产统计明细》中的三辆叉车转让给了玛尼公司之外，海祺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起初仅就托盘的数量无法确认，其余设备均承认由其控制，其后，在法庭辩论终结前又撤回先前作出的承认，但又无法举证证明其之前的承认行为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且与事实不符，海祺公司应对该反言行为承担责任，应当将除了三辆叉车之外的其余设备返还国荣公司。同理，国荣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开始承认“两旧一新”共三个夹桶专用鹰嘴夹型号均为单鹰嘴型，之后又主张“新的”夹桶专用鹰嘴夹型号为双鹰嘴型，但无法举证证明其之前的承认行为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且与事实不符，国荣公司也应对其反言行为承担责任，原审法院认定“两旧一新”共三个夹桶专用鹰嘴夹型号均为单鹰嘴型。关于剩余的327块托盘，国荣公司搬入2369号仓库时，有25块已经损坏，国荣公司认可已经拿走226块，但未说明拿走的损坏的托盘数量，而海祺公司认可尚有20块损坏的托盘由其控制，因此，原审法院认定目前留于海祺公司处的托盘，完好的为307块，损坏的为20块。据此，海祺公司应当返还国荣公司搬入2369号仓库内除了三辆叉车和国荣公司已经拿走的226块托盘之外的所有设备。海祺公司若无法返还的，应当按照海祺公司与国荣公司均认可的设备折价金额和原审法院酌定的设备折价金额进行赔偿。关于国荣公司应当支付海祺公司2013年7、8月的仓储费用具体金额，原审法院认为，玛尼公司于2013年9月12日向国荣公司发送的催款函中已经明确载明了国荣公司尚欠2013年7月仓库操作费用35,290元、8月仓库操作费用31,200元，国荣公司在回函中并未对该金额予以否认，国荣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均无法否认其应支付海祺公司上述两月的仓储费用并非35,290元和31,200元。据此，对海祺公司主张国荣公司尚欠其2013年7、8月份仓储费用共计66,490元的反诉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此外，海祺公司同意玛尼公司应支付国荣公司的6,250元叉车转让尾款在国荣公司应支付海祺公司的仓储费用中抵扣，据此，国荣公司实际应当支付海祺公司2013年7、8月份仓储费用共计60,240元。综上所述，海祺公司未适当履行合同义务，导致国荣公司货物损失，且提前单方解除《合作协议》，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赔偿国荣公司相应的损失。国荣公司应当支付合同履行期间拖欠海祺公司的仓储费用。玛尼公司作为本案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原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本案的审理。原审法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六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海祺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国荣公司可得利益损失20万元；二、海祺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国荣公司货物损失38,980元；三、海祺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国荣公司JYSC-18T型集装箱液压升降机两台(包含内置电瓶)、一台液压车、一个集装箱等设备(详见判决书附件：《设备清单》)，国荣公司如果未能按期返还的，则应按判决书附件：《设备清单》中载明的折价金额赔偿；四、国荣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海祺公司仓储费用60,24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8,005.58元，由国荣公司负担3,725.90元，海祺公司负担4,279.68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731.13元，由国荣公司负担；鉴定费4,900元，由海祺公司负担。原审判决后，上诉人海祺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其从未委托玛尼公司发出所谓《通知函》，该行为系玛尼公司的自主行为，与海祺公司无关。2、可得利益应当是海祺公司在签订《合作协议》时就预见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而海祺公司在签约时根本不知道国荣公司的经营情况，也无法预见国荣公司可能受到的损失；根据国荣公司提供规定财务会计账目来看，2012年11月至2013年8月期间的收益情况极不稳定，在无其他证据佐证时，根本无法判断其财务状况是否真实；即使海祺公司违约，国荣公司也应及时找另外的仓库仓储。3、原审判决对附件中的设备除了双方确认的以外，其余设备的酌定价格显然过高。4、对于原审判决认定的货损38,980元，其中18,980元的货损是因国荣公司自己将油桶放在海祺公司，造成毁损，故对该18,980元不承担责任。据此请求二审撤销原判第一、二、三项，驳回国荣公司的相应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国荣公司答辩称：1、《通知函》一节，海祺公司明确表示全权委托玛尼公司进行系争场地管理，并对玛尼公司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玛尼公司《通知函》可以代表海祺公司，且海祺公司对此明知，合同系海祺公司单方解除。2、国荣公司的财务账册与工商、税务留存的信息一致，能反映真实的财务状况；双方合同未履行28个月，国荣公司平均每月盈利1万元，原审判决的金额低于其实际盈利。3、对于设备清单，原审法院到现场进行核实并进行多次笔录，详细征得双方对设备的意见并确定数量、价格，原判认定的设备金额并无问题。4、双方在原审中对于18,980元的货损已作确认。据此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国荣公司与海祺公司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双方均应恪守。合同签订后，海祺公司委托玛尼公司作为其代理人履行合同，基于玛尼公司的代理人身份，其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出《通知函》单方解除《合作协议》，该行为的后果应由海祺公司承担。海祺公司单方解除合同，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对于海祺公司对国荣公司直接损失提出的异议中，有关设备清单中的物品，海祺公司在原审中已作确认；双方就部分设备的价格已达成一致，未达成一致的，原审法院根据设备的材质、质量、当前市价、折旧率等因素进行酌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有关18,980元货损的问题，海祺公司在原审中作了确认，其在二审中提出异议应提供相反证据。其未举证，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关于国荣公司诉请的预期利益损失问题，本院认为，《通知函》载明系争仓库将于2013年8月31日停止运作，则国荣公司从2013年9月1日起无法继续使用系争仓库，国荣公司从此时开始无法以使用仓库进行经营获利，海祺公司作为违约方应赔偿其相应损失。但国荣公司在得知仓库停用后，应及时止损，积极寻找其他仓库重新经营。根据国荣公司在二审中的陈述，其在离开系争仓库后，在三、四个月后开始继续经营，根据该陈述以及国荣公司重新择地经营对自身以及客户的影响，参考原审法院调查确定的国荣公司平均每月经营性利润额，本院酌情确定海祺公司应赔偿国荣公司正常经营6个月的利润损失6万元。综上所述，原审认定部分事实清楚，部分判决有所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14)虹民二(商)初字第1077号民事判决第(二)、(三)、(四)项；二、撤销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14)虹民二(商)初字第107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上诉人上海海祺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应于收到本判决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被上诉人上海国荣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可得利益损失6万元。四、对被上诉人上海国荣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其余本诉请求不予支持。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受理费人民币8,005.58元，由上诉人上海海祺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1,772.54元，被上诉人上海国荣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6,233.04元；一审反诉受理费人民币731.13元，由上诉人上海海祺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584.70元，由上诉人上海海祺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1,653.57元，被上诉人上海国荣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2,931.1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显微审判员  庄龙平审判员  杨喆明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六日书记员  马颖裔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