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72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阮小毛，男，汉族，1967年2月11日出生，原嘉善曙丰纺织厂投资人，现住浙江省嘉善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建林，浙江子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大连三尚时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旅顺口区旅顺北路长城段2、2-5、2-6、2-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13MA0TUCJX0C。法定代表人：谢财，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舜，辽宁方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冬梅，辽宁方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阮小毛因与被上诉人大连三尚时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2民初9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阮小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支持阮小毛原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对2018年11月8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负责人签订的《对账协议》已经废止的认定是错误的。该《对账协议》是确定被上诉人损失金额的计算依据和计算方法，上诉人并没有否认该《对账协议》约定的六项须遵循和履行的双方的权利义务，同时也始终要求被上诉人履行上述义务以证明该《对账协议》表格中被上诉人所主张的损失金额。在被上诉人未退还次品成衣，未提供空运费单据等损失凭证，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的情形下，无论什么单据上的损失金额都是被上诉人单方面的说法，不构成双方的合意。2018年11月15日单子上只是被上诉人单方面罗列了一些数据和金额，也没有文字显示双方明确的意思表示。在被上诉人始终未履行2018年11月8日《对账协议》约定的抵扣货款的条件，始终未提供空运费单据等损失凭证的情况下，上诉人的员工徐慧芳并没有以此认可单子上的金额抵扣货款余额的意思表示。徐慧芳只是对成衣次品等内容的具体核实。二、2018年11月8日的《对账协议》约定了被上诉人证明其损失的细节和抵扣货款的条件，但由于被上诉人至今未按约定履行以下义务，相对应的所谓损失的事实也不能成立，不应在尾款中抵扣：1.被上诉人未将该《对账协议》第一条约定的次品成衣退回，未将第二条约定的2018年11月16日前裁次片退回；2.被上诉人未按该《对账协议》第四条的约定，于2018年11月16日前提供空运费单据给上诉人，以证明其主张的运费损失364392元。三、2018年11月8日的《对账协议》第5条约定的赶工费1713074.5元是重复计算的结果，重复部分应予剔除。四、被上诉人已将次品成衣的价格都计入了2018年11月8日和15日的二份单子所列的抵扣款中，但至今都不愿意将次品成衣退还给上诉人，被上诉人对该批成衣相对应的布料货款，应全额支付给上诉人。2020年3月21日至3月28日被上诉人员工李云利给上诉人员工徐惠芳的6封电子邮件以及2019年12月5日至2020年3月26日的微信往来证明，被上诉人2020年3月21日要求上诉人派人提取1156件次品成衣。但待上诉人安排大连当地的第三方物流携带盖有曙丰公司公章的提货单去提货时，被上诉人又要求上诉人确认货款已全部结清。在上诉人不予确认货款已结清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不允许司机带走货物，并让司机一人将已装车的71箱货物重新卸车并搬至被上诉人的四楼。五、被上诉人以不予提取次品成衣为要挟，试图胁迫上诉人确认货款已全部结清的行为，是完全丧失诚信的，同时也恰恰证明了，此前双方并未达成过被上诉人损失和上诉人尾款相抵的协议。被上诉人的上述行为同时证明了，徐惠芳并未确认已经处理结清了2018年11月15日单子上的成衣次品。徐慧芳在单子上签署的句子按上下文理解，其真实意思是，“成衣以实际处理数量为准”，并不是“已经处理”的意思表示。六、对账单中未对被上诉人的违约责任另行约定，一审认定的“双方对于对方违约责任的追究已经在该对账单中解决”是错误的。七、二份《服装面料采购合同》约定了双方的电子邮件地址，一审既然已引用认定了被上诉人的邮件证据，上诉人提供的电子邮件证据亦应予以采信。八、被上诉人未对上诉人提起赔偿损失的反诉，不能主张以其所谓的损失抵偿货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项的规定，买受人主张出卖人应支付违约金、赔偿损失或者要求解除合同的，应当提起反诉。在本案中除了赶工费和二次踩点上线费，上诉人已确认可以抵扣外，被上诉人主张的其他损失都未提起要求赔偿的反诉。一审就该其他损失抵扣货款的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九、同样根据该司法解释规定，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未涉及逾期付款责任，出卖人根据对账单、还款协议等主张欠款时，请求买受人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一审判决在认定对账单未体现违约责任的约定，同时判定应当认定双方对于对方违约责任的追究已经在该对账单中进行了解决，直接违反了上述规定，是错误的。三尚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阮小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三尚公司支付原告货款1179295.81元；二、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125638.77元；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大连三尚时装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一、判决反诉被告（阮小毛）向反诉原告（大连三尚时装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交货违约金137866.37元；二、反诉费用由反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7月14日，嘉善曙丰纺织厂作为乙方与甲方大连三尚时装有限公司签订服装面料采购合同，约定三尚公司向曙丰公司采购用于生产服装的面料若干，总计4174082元。同时，在该条中约定了各批货物的交付时间，在合同第二条产品质量要求中约定，乙方应当按照甲方质量标准及交货期等其他要求进行生产面料。合同第四条交货的时间和地点，约定任何一方要求提前或延期交产品，应当在事先征得对方同意达成一致并签署变更协议，变更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交货日期以乙方将产品送至甲方指定仓库日期为准。第六条付款条件，合同签订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甲方预付总货款的30%为定金，计人民币125224.6元汇入乙方帐指定账号。乙方面料经甲方验收合格，入库后，甲方收到面料经检验合格后60天内，把剩余70%尾款即人民币2921857.4元汇入乙方指定账号（本次订单70%尾款的支付时间，乙方和珠海赫基服饰有限公司协商时间为准）。乙方收到30%定金后，向甲方开具与货款总额相等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合同第六条第六款，乙方逾期交付货物，每迟交一天扣除总金额的3‰作为违约金。合同第七条约定，合同签订生效后，甲方未按合同约定时间支付定作物价款，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当次未付款金额5%的违约金。2018年7月31日三尚公司与曙丰公司再次签订服装面料采购合同一份，约定曙丰公司提供给三尚公司双面顺毛呢面料总计金额为270850.05元，交货时间为9月10日，其他合同条款与第一份合同条款基本一致。2018年11月8日，原告与被告负责人谢雨雷签订对账表，约定三款次品成衣退回曙丰（次品成衣曙丰需在成衣上市后九个月方可处理）面料货款下周五（11/16）退回次裁片给曙丰；二次裁剪上线费按照30000元总价计算；空运费下周五（11/16）前提供空运费单据给曙丰；赶工费730240+539134.5+443700＝1713074.5元,经三方协商后双方同意打五折即856537扣款。干洗费/选片工时费/修色费做免扣处理。同时对账表中体现出二次裁剪上线费、空运费。工人赶工加班等多项费用最后合计总金额为1480102.716元。2018年11月11日，曙丰纺织厂给被告发送电子邮件内容为：11月8日下午我们老板由于我没有把三尚的对账单跟老板详细说明清楚，造成账单误签。原因之一，三方会谈时三尚谢总也把账单上的赶工费用弄错，原来三尚让曙丰承担赶工费用应为七十多万元谢总搞错，为后面三项相加的赶工费用160多万元（邮件原文为“原来三尚让曙丰承担赶工费用应为七十多万元，谢总搞错为后面三项相加的赶工费用160多万元”），最后两人商谈说两家各承担50%。其二我们老板原以为大货延期面料为36000多米、回到工厂核实延期面料11000多米、所以我们不同意原误签协议，延期扣款再议。2015（应为2019）年1月14日，曙丰纺织厂在此（再次）对被告发送邮件表示要求与被告重新核实面料延期给被告造成损失的金额。2018年11月15日曙丰公司员工徐慧芳与三尚公司员工李云利在对账表上重新签字并写明：成衣已实际处理数量为准。对账表中体现核对后汇总金额为1587757.809元。另查明，庭审中，原、被告均表示两份合同中涉及到的金额为4221309.88元，其中三尚公司尚有1574415.81元未支付给曙丰公司。再查明，原告阮小毛系嘉善曙丰纺织厂的投资人，嘉善曙丰纺织厂系个人独资企业，已于2019年11月21日经工商部门核准注销。一审法院认为，违反合同约定，给合同相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于曙丰公司为三尚公司提供制衣材料过程中存在质量问题和延期交付的问题均无异议，双方的异议主要存在于双方认可的曙丰公司同意赔偿给三尚公司的金额。原告主张曙丰公司2018年11月8日所签订的对账协议单中确定的1713074.5元赔偿款属计算错误，要求重新对账并给三尚公司多次发电子邮件，三尚公司对于原告所主张的该项事实认可但主张由于11月8日签订的协议已经作废，双方的工作人员11月15日重新对于被告损失进行计算，重新签订了对账单，该对账单的金额超过原对账单并且对于所涉及的金额并未进行打折故双方最后对账得出曙丰公司应赔偿三尚公司的金额为1587757.809元。双方虽然对于基础事实争议不大，但对于2019年7月15日对账单是否是双方对于曙丰公司给予三尚公司赔偿金额的意见相反，原告主张该对账单并不是再一次对账，只是双方员工对成衣次品一个核实的记录，而被告主张该对账单是对原告应当赔偿被告的金额的最终确认，对于双方的主张，合议庭认为，原、被告双方认可对于合同约定的金额中尚有1574415.81元被告未支付给曙丰公司，双方对于曙丰公司由于存在逾期交付及产品质量等问题需要赔偿被告生产损失均认可，原告要求按照其现主张金额打五折计算被告损失，被告主张应依据11月15日的对账单计算赔偿金额，对于原告主张，由于曙丰公司在11月8日的对账单签订后即给三尚公司发邮件表示不同意该协议，而被告也表示该协议已经废止，应当认为曙丰公司与被告已经合议解除了该协议。对于11月15日的对账单是否是双方最后对账目的认定问题，对比11月8日及11月15日的对账单可见两张对账单的项目基本一致，其中包括工人赶工加班费、赶工费等项目且该签署人为曙丰公司员工徐慧芳，该人在双方前期的业务往来中多次出现，并代表曙丰公司与被告沟通，应当认定徐慧芳有权利代表曙丰公司签订对账单，该对账单系双方工作人员签署的，涉及到原告赔偿被告损失的最后一份对账单。另外，原告主张11月8日的对账单属于误签，但原告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数额基本上均来自该对账单，主张与依据之间存在矛盾。综上，对于11月15日对账单的效力应当采信被告的主张，依据该对账单显示的金额，原告应赔偿被告各项损失1587757.809元，已经超过双方认可合同尚未支付的1574415.81元，两相相抵，被告不应再支付原告任何货款，故对于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179295.81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原告及被告对于违约金的请求，11月8日的对账单未体现对于违约责任的约定，通过庭审可知，签订对账单的目的是最后确定赔偿金额进行抵销货款，应当认为双方对于对方违约责任的追究已经在该对账单中进行了解决，继而11月15日的对账单是双方对于双方责任的最后确认，亦应当认为双方所主张的违约责任已经在该对账单中解决，故对于原、被告双方对于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不能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阮小毛的全部诉讼请求；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大连三尚时装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544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1544元，由原告（反诉被告）阮小毛承担；反诉费1529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大连三尚时装有限公司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且对一审认定事实的文字表述内容无异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本院补充查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认可赶工费系由手缝赶工费和工人赶工加班费组成。2018年11月8日签订的对账表载明赶工费730240元，在“手缝赶工费539134元和工人赶工加班费443700元”栏下方注有“赶工费明细我司只收每件35元减免贵司252594元”。2018年11月15日双方签订的对账表中金额1587757.809元为成衣减裁342826.27元、少面料减裁5502.74元、面料扣损44596.8元、二次减裁上线费30000元、空运费364392元、PO人工费70200元、赶工费730240元之合计，在“手缝赶工费539134元和工人赶工加班费443700元”栏下方同样注有“赶工费明细我司只收每件35元减免贵司252594.5元”。本院认为，《采购合同》履行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先后于2018年11月8日、11月15日签字确认了两份《对账单》，虽然两份《对账单》签订时间有先有后且内容略有不同，但该两份《对账单》中表格内的项目是一致的，且通过上诉人在2018年11月11日发给被上诉人邮件的内容可以看出，11月15日的《对账单》仅是对11月8日《对账单》在数据上的变更，而非完全替代11月8日《对账单》，一审认定双方合意解除了11月8日《对账单》不妥。既然11月15日《对账单》仅是对11月8日《对账单》的变更，那么，就协议变更部分发生债权债务关系消灭的法律后果，而原协议中未变更部分仍保持原有的状态，因此，从11月15日《对账单》的内容上看，双方仅变更了表格中的数据及与数据（赶工费）相关的内容而已，一审根据11月15日《对账单》的数据认定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各项损失1587757.809元并无不当，并依据三尚公司关于抵销的主张判决驳回阮小毛要求给付货款及违约金的诉请正确。至于上诉人提出的“2018年11月8日的《对账协议》第5条约定的赶工费1713074.5元是重复计算且新对账数额应按照50%计赔”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双方之所以变更11月8日《对账单》，就是因为数据错误，且主要就是赶工费数据，2018年11月8日的《对账协议》第5条约定的“赶工费1713074.5元，经三方协商后双方同意打五折即856537元”已变更为730240元，11月15日《对账单》已不再存在赶工费重复计算的问题。另，从上诉人在2018年11月11日发给被上诉人邮件中关于“原来三尚让曙丰承担赶工费用应为七十多万元，谢总搞错为后面三项相加的赶工费用160多万元，最后两人商谈说两家各承担50%”的表述并结合11月8日《对账单》中的内容来看，双方均已明确知悉赶工费应七十多万元，但双方却在11月8日《对账单》表格内已经明确载明赶工费为730240元的情况下（即539134.5元+443700元-252594.5元），却又在表格下方将赶工费错误标注成730240+539134.5+443700，致使双方误认为赶工费高达171万之多，由此才协商确认各承担50%，即856537元。也就是说，双方对赶工费的数额是有一个基本的认可，即应在70万元左右，显然，各自承担50%的前提是赶工费明显超过了70万元时才适用，且从11月8日的《对账单》中表格内所显示的双方认可的损失数额1480102.716元也可以看出，赶工费为1713074.5元才打对折，因此，在双方于11月15日重新明确了赶工费为730240元时，就未再约定各自承担50%，11月8日《对账单》中关于赶工费打对折的约定已经因赶工费恢复到双方均认可的70多万元的合理范围而取消，上诉人再要求以合理范围内的赶工费730240为基数打对折后重新计算赔偿数额没有事实依据。另外，关于上诉人以被上诉人未退回次品成衣、未交付空运费单据为由否认《对账单》中数据一节，本院认为，《对账单》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其中的数据已是双方当事人核对确认后的结果，无需以票据为证再次进行确认，交付空运费凭证以及退回次品成衣与赔偿数额已无关联，且在《对账单》中双方也未约定交付空运费凭证、退回次品成衣是赔偿的前提条件，因此，上诉人不能以被上诉人未退回次品成衣、未交付空运费单据对抗被上诉人主张赔偿抵销货款，上诉人该项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尽管上诉人不能以此为由对抗被上诉人主张赔偿抵销货款，但退回次品成衣和交付空运费单据属于独立诉请，鉴于上诉人在本案中并未主张该诉请，本案不予处理。综上所述，阮小毛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16544元（上诉人阮小毛已预交），由上诉人阮小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丁大勇审判员  王 迪审判员  王 歆二〇二一年一月四日书记员  宋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