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鲁01民终12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静，女，汉族，1957年3月14日出生，住山东省济阳县。委托代理人陈远亮，济阳县济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济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济阳县。法定代表人王兆星，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戴尊茂，该行职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成慧，女，汉族，l967年3月19日出生，住山东省济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振国，男，汉族，1964年12月7日出生，住山东省济阳县济阳镇五里堠村。委托代理人万学飞，山东荟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曹彬，山东荟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明，男，汉族，1955年9月16日出生，住山东省济阳县。原审被告任庆柱，男，汉族，l986年8月10日出生，住山东省济阳县。原审被告任延臣，男，汉族，l963年12月15日出生，住山东省济阳县。原审被告王双双，女，汉族，l978年3月9日出生，住山东省济阳县。上诉人张静因与被上诉人山东济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司（以下简称济阳农商行）、高成慧、刘振国、原审被告王明、任庆柱、任延臣、王双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阳县人民法院(2015)济阳商初字第1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济阳农商行原审诉称，2012年5月29日，我行与张静、王明、任庆柱、任延臣、王双双签订济阳县农信高保字2012-05年第08-018号《最高额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约定，我行自2012年5月29日起至2014年5月28日止向借款人发放不超过9万元的贷款，贷款金额、用途、利率、还款方式以借据为准，张静、王明、任庆柱、任延臣、王双双作为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利息、违约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期间为最后一笔借款到期日后的两年。高成慧、张静、王明、任庆柱、任延臣、王双双均在合同上签字或盖章予以确认。合同签订后，我行于2013年5月7日向高成慧提供借款5万元，还款期限为2014年5月6日；我行于2013年5月9日向高成慧提供借款4万元，还款期限为2014年5月8日。合同到期后，高成慧拖延履行还款义务，张静、王明、任庆柱、任延臣、王双双亦未履行连带责任担保义务，均已构成合同违约，依法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我行认为，高成慧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张静、王明、任庆柱、任延臣、王双双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刘振国、高成慧系夫妻关系，上述债务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为夫妻共同债务，刘振国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为维护我行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高成慧、张静、王明、任庆柱、任延臣、王双双共同偿还所欠我行借款本金9万元及利息1.3万元；2、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和我行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费由高成慧、张静、王明、任庆柱、任延臣、王双双承担。案件审理过程中，济阳农商行明确诉讼请求：高成慧、刘振国偿还借款本金9万元及利息1.3万元，张静、王明、任庆柱、任延臣、王双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张静、王明原审共同辩称，当时因为刘振国有工资，所以我为高成慧担保了，担保事实属实。任庆柱原审辩称，2012年，刘振国、高成慧是夫妻，他们打电话让我去担保，我年龄小，不知道担保是怎么回事，并且高成慧说有车，其对象有工资，完全有能力偿还贷款，因此，我就为高成慧担保。刘振国原审辩称，一、我与高成慧于2013年7月9日解除夫妻关系，在此之前，我与高成慧夫妻关系也早已名存实亡。1、济北街道五里堠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明高成慧已于2011年离家出走。2、高成慧签订借款合同时，提交的资料存在瑕疵，银行在审查资料中存在重大过错，一是高成慧提交的结婚证是变造的，二是济阳农商行提交的担保人的身份证复印件都有本人签名，而我的身份证复印件的没有本人签名。因此我对此笔借款毫不知情，高成慧与我的夫妻感情已经破裂。二、该笔借款应为高成慧的个人债务，而不能成为夫妻共同债务。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如何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司法解释》规定，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所负的债务是否构成夫妻共同债务，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认定外，还要从夫妻双方是否具有共同举债的合意和所负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等加以判断认定。此笔借款，高成慧于2013年5月7日、2013年5月9日从济阳农商行处分两次借款，我与高成慧于2013年7月9日从民政局离婚。婚前60天的时间，此笔借款根本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中。早在2011年高成慧与我的夫妻感情就已破裂，离家出走。在2012年5月29日，高成慧签订借款合同时，我根本不知道，不存在夫妻共同举债的合意。对此笔借款，举债人也没有证据证明此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中和有共同举债的合意。高成慧、任延臣、王双双原审均未答辩。原审法院认定，2012年5月29日，高成慧向济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贷款，并签订《农户评级授信申请审批表》，该审批表记载了农户基本情况，高成慧申请贷款9万元用于养牛，申请期限二年，还款来源为家庭收入，高成慧在申请人处签名、摁手印。同日，济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高成慧签订(济阳农信)个借字(2012-05)年第08-018号《个人借款合同》，合同约定济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里分社为贷款人，高成慧为借款人，借款人可在金额9万元、期限2012年5月29日至2014年5月28日内随借随还。借款用途为养牛。还款方式为定期结息，到期日利随本清，即借款人按季结息，结息日为每季末月的20日，借款到期日一次性偿还所有借款本金。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期限归还借款本金的，贷款人对逾期借款从逾期之日起在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上浮50％计收罚息，直至本息清偿为止。同日，济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张静、王明、任庆柱、任延臣、王双双签订(济阳农信)高保字(2012-05)年第08-018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济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里分社为债权人，张静、王明、任庆柱、任延臣、王双双为保证人，保证人为济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高成慧形成的债权提供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额为135000元，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决算期届至之日起两年，保证范围包括本金、利息、罚息、复利等。2013年5月7日，济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向高成慧发放贷款5万元，高成慧在贷转存凭证上借款人处签名并摁手印，该凭证记载合同号为20120508018，贷出日为2013年5月7日，到期日为2014年5月6日，月利率为l0‰。2013年5月9日，济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向高成慧发放贷款4万元，高成慧在贷转存凭证上借款人处签名并摁手印，该凭证记载合同号为20120508018，贷出日为2013年5月9日，到期日为2014年5月8日，月利率为l0‰。该两笔借款，高成慧均将利息结算至2013年12月20日，对借款本金9万元及2013年12月21日之后的利息未偿还。2012年12月4日，济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名称变更为山东济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另查明，高成慧、刘振国曾系夫妻关系，2011年双方因感情破裂，高成慧离家出走，2013年7月9日，高成慧、刘振国在济阳县民政局补办结婚证并登记离婚。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该案中，高成慧、任延臣、王双双在法定期限内对济阳农商行的诉讼请求及证据未提出答辩意见，也未在指定的期限内提出反驳证据，故视为自愿放弃相关权利。济阳农商行与高成慧签订的《借款合同》，与张静、王明、任庆柱、任延臣、王双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内容合法有效。借款合同签订后，各方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时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济阳农商行依约向高成慧发放了借款，高成慧亦应当依约履行按时偿还本金及利息的义务。借款到期后，高成慧未能按约定偿还借款本息的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济阳农商行要求高成慧偿还借款本金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利息的计算方式符合合同约定，予以支持。济阳农商行主张该案借款为高成慧、刘振国的夫妻共同债务，应由高成慧、刘振国共同偿还，刘振国辩称该借款为高成慧的个人债务。根据刘振国的提供的证据，证实高成慧于2011年已经离家出走，并且在济阳农商行向高成慧发放借款两个月后，高成慧、刘振国在民政局协议离婚，由此可以认定，高成慧向济阳农商行借款时，刘振国不知情，刘振国对此借款不存在夫妻共同举债的合意，济阳农商行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借款系高成慧、刘振国的夫妻共同债务，因此，该笔借款系高成慧的个人债务，刘振国对该笔借款不承担偿还责任。张静、王明、任庆柱的答辩理由不足以对抗济阳农商行的诉求，张静、王明、任庆柱、任延臣、王双双作为借款保证人，应当在其承诺的担保范围内对高成慧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高成慧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济阳农商行借款本金9万元及利息13000元；二、张静、王明、任庆柱、任延臣、王双双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济阳农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60元，由高成慧、张静、王明、任庆柱、任延臣、王双双负担。上诉人张静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高成慧在2011年11月被免去村计生主任后，于2012年春天开始与本村任延臣合伙经营苗木。2012年2月29日，高成慧、任延臣与金乡县卜集镇人民政府签订《苗木购销回收合同》，高成慧、任延臣均在合同上签名。二人共收取卜集镇政府柳树种苗款340846元。此后供给卜集镇人民政府速生柳树苗136338棵。后因未及时回收，造成大量速生柳树苗毁损，金乡县卜集镇人民政府于2013年6月份将高成慧、任延臣诉至金乡县人民法院。2013年8月21日，金乡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高成慧参加庭审并进行了答辩。金乡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l0日作出(2013)金商初字第268号民事判决，判令高成慧、任延臣赔偿金乡县卜集镇政府经济损失l460721．6元。任延臣不服，向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4年1月l4日，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高成慧到庭参加庭审。以上事实足以证明高成慧自2012年春天开始经营苗木从未离家出走。其于2013年5月7日、5月9日从济阳农商行贷款9万元，该笔借款发生在与刘振国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是其夫妻二人为偿还经营苗木所欠的债务共同协商举债。因此该笔借款应为其夫妻共同债务。2013年7月9日，高成慧与刘振国虽然在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但此后高成慧与刘振国仍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2013年，金乡县人民法院和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开庭传票，高成慧均是在五里堠村刘振国家中收取。显然高成慧与刘振国协议离婚的目的完全是为了逃避债务。刘振国原审辩称高成慧于2011年离家出走，夫妻感情已经破裂，高成慧贷款时自己根本不知道，纯属一派谎言。五里堠居委会出具的高成慧于2011年离家出走的证明，是村主任在不了解高成慧在外经营苗木的情况下应刘振国的要求所写，与事实严重不符，属无效证据。原审判决认定高成慧贷款时刘振国不知情，不存在夫妻共同举债的合意，是错误的。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除外。”在该案中刘振国无证据证明济阳农商行与高成慧明确约定该笔债务为高成慧的个人债务。更不存在其夫妻二人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即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因此该笔债务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高成慧自2012年春天开始经营苗木，刘振国无证据证明高成慧经营苗木的收入未用于家庭生活。高成慧2013年5月借款9万元是为经营苗木所用。对于该笔借款刘振国应该知道，而且是其夫妻二人共同协商举债。由于2013年6月份金乡县卜集镇人民政府将高成慧诉至法院，高成慧、刘振国才于2013年7月9日匆忙办理了离婚手续。显然这是其夫妻二人为逃避债务精心策划的一场骗局。原审判采信刘振国的谎言，认定该笔债务是高成慧的个人债务，刘振国不承担偿还责任，适用法律是错误的。综上所述，我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执法严重不公。该笔借款应为高成慧与刘振国的夫妻共同债务，刘振国有偿还该笔借款的责任。我及其他担保人均与高成慧、刘振国夫妻二人是朋友、街坊、亲戚关系，知道刘振国是公办教师，有固定收入，家庭经济条件优越，具有偿还借款的能力，才为高成慧借款提供担保。且其夫妻感情一直很好，儿子已27岁，根本不存在离婚的任何理由。原审判决刘振国不承担还款责任，而高成慧昼出夜归，到处躲藏，拒不履行义务。偿还该笔借款的责任就必然全部转嫁到了担保人身上是极不公平的。对此判决我及其他担保人坚决不服。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刘振国对高成慧的借款承担偿还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高成慧、刘振国承担。被上诉人济阳农商行辩称，原审判决应当判决刘振国承担还款责任。被上诉人刘振国辩称，上诉人张静的上诉权使用不当，其应对原审判决是否承担担保责任进行上诉，而对于此借款是否为高成慧与刘振国的夫妻共同债务，应由被上诉人济阳农商行行使此权，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张静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高成慧未答辩。原审被告王明、任庆柱、任延臣、王双双均未陈述意见。经审理本院认定，一审中，济阳县济北街道五里堠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载明高成慧已于2011年离家出走。二审中，该村委会又出具证明，载明高成慧自1995年至2011年下半年一直在本居担任计生主任，后因经常耽误工作被辞退；高成慧自2011年下半年被计生办辞退后自时外出，但至今经常回家；此前我居委会出具的证明对实际情况盖不了解，特此证明。原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对高成慧是否已于2011年离家出走，其所在居委会前后出具了两份矛盾的证明，该居委会出具的证明，无法证明高成慧于2011年离家出走。本案原审判决了张静对高成慧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法律规定，如张静履行了判决义务后，其有权对高成慧进行追偿，而高成慧在本案所欠的债务是否为其与刘振国的共同债务，直接影响到张静的追偿权利，与张静切身利益有关，故对本案张静享有上诉权。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高成慧所欠济阳农商行的借款是否系高成慧与刘振国的夫妻共同债务，刘振国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高成慧向济阳农商行借款的时间在高成慧与刘振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由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判断夫或妻对外债务是否应当共同偿还的标准，是该债务是否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如该债务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就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至于夫妻是否共同生活，并非判断标准。是否证明债权人知道该债务为夫或妻个人债务的举证责任在于夫或妻一方。本案中，高成慧向济阳农商行借款时没有明确约定该债务系其个人债务，且借款发生于高成慧与刘振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当共同偿还。至于高成慧是否已于2011年离家出走，并不是判断本案高成慧的借款是否为其个人债务的条件。张静上诉称刘振国对高成慧的借款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上诉理由，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刘振国不承担还款责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济阳县人民法院(2015)济阳商初字第12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被告张静、王明、任庆柱、任延臣、王双双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撤销济阳县人民法院(2015)济阳商初字第12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及案件受理费部分的判条，即“驳回原告山东济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60元，由被告高成慧、张静、王明、任庆柱、任延臣、王双双负担”；三、变更济阳县人民法院(2015)济阳商初字第12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告高成慧、刘振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山东济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9万元及利息13000元”。如果未按原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60元，由高成慧、刘振国、张静、王明、任庆柱、任延臣、王双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360元，由被上诉人刘振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伟代理审判员  孙延东代理审判员  吴 魁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六日书 记 员  王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