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5）杭富行初字第73号原告沈汉良，男，1958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原告委托代理人汪根强，杭州市新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鹿山街道办事处，组织机构代码00250673-4，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鹿山街道蒋家村。法定代表人刘海军，该办事处主任。委托代理人汪孝君，该办事处党工委委员。委托代理人岑建中，浙江富春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沈汉良诉被告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鹿山街道办事处（下称鹿山街道办事处）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一案，于2015年12月1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5年12月23日立案受理后，于2015年12月28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沈汉良及委托代理人汪根强，被告鹿山街道办事处委托代理人汪孝君、岑建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沈汉良起诉称：其系富阳区××街道××村村民，生有一子一女。在1987年原告建造住宅一幢，为两间一弄两层砖混结构，面积约为45平方米，1991年确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证号为富集建（91）字第62167号，其后，原告配建20平方米左右的厨房间。在2005年原告在该屋后同一土地证上的另一处老宅进行拆建新住宅一幢，建筑面积约100平方米。本案所涉老宅便作为附房（厨房、餐厅）使用。儿子成家后，新房子分给儿子使用，老房子则归原告及妻子使用。在2015年8月27日，原告在富阳市区上班时突然被告知自己的住宅被人拆除了，家中的大部分财产被埋在其中，强拆过程中鹿山派出所、鹿山街道城管办等单位的国家公职人员参与其中。原告的住宅经国家有关部门确权，系合法建筑，作为原告的合法财产，任何人不得侵犯，被告强制拆除原告住宅的行为无论实体还是程序均为违法，对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予以赔偿。故此，原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强制拆除原告位于富阳区××街道××村的住宅（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证号为富集建（91）字第62167号）的行政行为违法；2.被告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15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明确房屋损失价值为140000元，房屋内财产价值为10000元。原告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富集建（91）字第62167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1份，证明被强制拆除的房屋为原告的合法财产。2、照片4张（复印件），证明原告的合法房屋被被告组织城管、公安等单位的人员强制拆除的事实。3、《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关于“三改一拆”行动集体土地上违法建筑处置的若干意见》文件1份（富政函〔2015〕40号），证明全区范围内集体土地上的违法建筑由乡镇（街道）作为处置实施主体。4、（2015）杭富民初字第2489号案件开庭笔录、民事判决书各1份，证明本案被告与民事案件中的被告杭州市富阳区××街道××村村民委员会互相推诿，但因新祥村村委会已被排除，故拆房的主体应该是本案被告。5、《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20080361）1份，证明原告2005年建造的房屋已经取得了规划许可证。被告鹿山街道办事处答辩称：一、原告在本案诉讼中所涉的房子，即位于富集建（91）字第62167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许可范围内的房子本身是一个违法建筑物。根据原告的陈述，其在该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范围内有二处房子，一处是1987年建造的面积为45平方米外加20平方米后建的房子，共计65平方米的房子。此后原告又在此地块上新建住宅一幢，面积为100平方米。原告将本案所涉的老房子作为附房使用。从原告的陈述可知在相应的地块范围内原告三次建房子，共计建筑面积为165平方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显然本案中的原告按其起诉书中陈述的事实说明在其房子建造过程中不止一处宅基地或者说属于“一户多宅”的情况，明显违反了相关法律的规定。同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相关法律规定，原告的建房行为理应按相关程序进行审批同意后才能进行。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方可进行住宅的建设。本案中的原告按其起诉状中所述的事实可知其建房先后有三次，面积达165平方米。故无论从其建房审批的程序还是建房的面积还是建房子的次数都是违反相关法律的规定的。事实上本案中所涉的房子究竟如何，被告不知情，其未进行所谓的强拆行为。二、被告作为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驻鹿山街道的办事处知道自己没有对违法建筑的强制拆除的权利，也没有权利命令公安机关的派出机构及相关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工作人员进行所谓的强拆。事实上，被告也从未这样做过。根据事后被告掌握的情况及调查的事实，是原告所在的村集体通过法定的程序作出整治空心村，美化村庄的自治行为。被告从未命令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原告所说的强拆也未命令原告所在的村集体组织进行强拆。根据被告调查，原告所在村在拆除时，原告房屋内的财产已搬离、保存。故原告陈述的被告组织进行的行政行为是完全毫无根据的猜测。三、原告在诉状中所要求的赔偿经济损失15万元的要求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不应得到支持。综上，被告没有组织或指令他人或其他组织对原告所有房子进行强拆，请求法院查明事实后驳回原告的诉请。被告鹿山街道办事处于2016年1月27日向本院提供了杭州市富阳区××街道××村村民委员会（下称新祥村村委会）向沈汉良作出的《通知》1份，庭审时，被告鹿山街道办事处又向本院递交了新祥村村委会于2016年4月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1份；以上证据证明涉案房屋系由新祥村村民委员会、新祥村总支部委员会作出决定拆除的。为了查明本案事实，本院向新祥村村委会制作了《调查笔录》1份，并拍摄了现场照片1组，根据该调查笔录，新祥村村委会陈述：案涉房屋建造于1987年，2005年沈汉良建新房时村里要求其拆除案涉房屋，但沈汉良以该房屋已经调剂给其妻舅沈学忠使用而予以保留，后沈学忠自己建造了新房，案涉房屋现由沈汉良作为厨房使用，属于“三改一拆”的范围，构成一户多宅建新不拆旧的行为，2015年8月18日村委会已向原告发送了通知书要求其自行拆除房屋，案涉房屋是由被告的拆房队实施拆除，拆除现场有街道、公安执法人员在场。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对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认为：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房屋与原告诉请的案涉房屋是否属于同一房屋，无法查证属实。证据2，系复印件，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但认可强拆时有公安派出所的人员在场。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和本案无关。证据4，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依据开庭笔录、判决书认定强拆主体就是被告。证据5，对真实性有异议，该规划证的公章不完整，记载的地址与实际情况不符，2007年年底富阳市行政村调整为新祥村，故颁证时该村已改名为新祥村，而非祯祥村，该规划证上的用地面积详细到小数点的面积，与以往的办理情况不符，原告也没有提供详细的审批呈报表、建房申请书以及规划红线图，被告经向国土、规划部门核实未查找到该房屋的审批资料。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认为：《情况说明》是在行政诉讼期间违法取证的，违反了行政诉讼的举证规则，不合法。《通知》原告未收到，民事案件中村委也没有将通知作为证据提交，对该通知的真实性有异议。对本院制作的调查笔录，原告认为：真实性无异议，对笔录中记载的涉案房屋是在70年代老房的基础上建造，由被告组织拆除房屋等事实没有异议，对原告将案涉房屋给妻舅居住并签订协议的事实有异议。被告认为：对笔录中记载的案涉房屋的建造情况没有异议，对笔录中所述房屋是由街道拆房队拆除的事实有异议，其认为拆房队是村里邀请的，但认可拆除时有鹿山街道联系新祥村的组团联村干部在场。原、被告对本院拍摄的照片均无异议。本院认为，原告的证据1，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对该证据予以确认。证据2，对拆除现场有着公安制服人员在场的事实予以确认，对原告的证明目的综合各方的陈述予以评判。证据3，系规范性文件，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予以确认。证据4，该判决书已经生效，本院予以采信。本院将结合该民事案件开庭笔录中记载的事项予以综合评判。证据5，因原告陈述其并未取得2005年所建房屋的土地证，故该规划证不能证明原告2005年建造的房屋已经取得合法建房审批手续。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按时提交证据，应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结合原告提交的证据4，原告在民事案件中自认其收到了新祥村要求其拆除房屋的通知，街道组织书记、指导员告知原告其房屋属于“一户两宅”，要求其自行拆除等事实，可以印证新祥村村委会已向原告作出了限期要求其自行拆除房屋的通知的事实，本院对《通知》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新祥村村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本院依职权制作的调查笔录，该情况说明与调查笔录陈述内容基本一致，本院将结合案情综合予以评判。对照片，原、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本院认定如下事实：1.原告沈汉良系杭州市富阳区××街道××村祯祥自然村村民，原告父母于1970年代在原富阳县上里乡祯祥村姚家坞建造房屋一幢，1987年，沈汉良在该房屋前面建造了落地面积约45平方米、二层的房屋一幢，该房屋配建有20平方米左右的厨房间。户内成员为原告父母、原告夫妻及其子女共六人。1991年，土地管理部门进行确权时，将该两幢房屋均登记于同一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上，证号为富集建（91）字第62167号，土地使用者登记为原告沈汉良，建筑占地面积为112.6平方米，用地面积为140平方米，土地证上记载1970年代建造房屋的用地面积是75.2平方米，1987年建造房屋的用地面积是64.8平方米。2005年，原告在原1970年代建造房屋原址上拆建了新房，房屋落地面积为110余平方米。该房屋建造者是原告沈汉良，户内成员包括原告母亲、原告夫妻及其子女共五人。新房建成后，原1987年建造的房屋主要用作厨房使用。2.为进一步深化富阳区“三改一拆”行动，推进“无违建”创建工作，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于2015年5月19日发布了《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关于“三改一拆”行动集体土地上违法建筑处置的若干意见》（富政函〔2015〕40号），根据该文件规定，全区范围内集体土地上违法建筑由乡镇（街道）作为处置实施主体，区国土、规划、城管、交通、水利、林业等职能部门按各自职责会同乡镇（街道）共同做好调查、认定和处置工作，并规定了一户多宅（建新不拆旧、骗取批准登记等）属于应当拆除的情形，如违法建筑当事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自行拆除或恢复原状，由乡镇（街道）作为拆除实施主体，会同相关职能部门按照调查取证、事先告知、限期整改等程序组织实施拆除。3.2014年，被告鹿山街道的工作人员以原告案涉房屋构成了“一户两宅”要求原告自行拆除案涉房屋。2015年8月27日，原告建造于1987年，坐落于富阳区××街道××村祯××自然村××号的房屋被强制拆除，房屋拆除时，原告家中无人在拆除现场。在拆除前，房屋内的主要物品均已经搬离。4.原告不服该拆除行为，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为由于2015年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法院判令新祥村村委会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50000元。在民事案件中，新祥村村委会否认其是案涉房屋的拆除主体，认为应是被告或相关执法部门实施。经审理后，本院认为原告沈汉良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房屋系由新祥村村委会拆除，故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5.被告否认其是强制拆除的组织者和实施者，但认可拆除现场有鹿山街道组团联村干部在场。6.新祥村村委会认为本案属于“三改一拆”的范围，原告的房屋属于“一户多宅”建新不拆旧的行为，案涉房屋是由被告的拆房队实施拆除，拆除现场有街道、公安执法人员在场。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诉强制拆除行为的实施主体究竟是谁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早在2014年，被告工作人员即以原告案涉房屋属于“一户两宅”要求原告自行拆除，强拆案涉房屋时有着公安制服的人员在场，富政函〔2015〕40号文件亦明确规定涉及集体土地上违法建筑的处置实施主体是各乡镇街道，其中包括了建新不拆旧等属于非法一户多宅的情形，新祥村村委会的调查笔录也进一步印证2015年8月27日强拆房屋时有被告工作人员和一批拆房人员在拆除现场，且被告也认可拆除现场有鹿山街道组团联村干部在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情况下，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应当视为委托。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基于上述事实，即使如被告所言，案涉房屋确实是由新祥村村委会组织人员拆除的，也应当视为系鹿山街道办事处的委托行为，应由鹿山街道办事处作为被告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被告鹿山街道办事处虽然在庭审中否认其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但未提供相关证据支持自己的主张，对其否认自己是被诉强拆行为主体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六十七条之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法院提交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并提出答辩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被诉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本案中，被告鹿山街道办事处于2015年12月28日收到本院的起诉状副本，于2016年1月27日才向本院递交答辩状以及新祥村村委会作出的《通知》1份，其未在法定期限内依法答辩，亦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和依据，用以证明其实施被诉强制拆除行为或委托新祥村村委会实施的合法性，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鉴于被诉强制拆除行为已经实施完毕，故应确认其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根据该法条规定，国家赔偿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具有合法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依照《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农村村民经批准易地建造住宅的，原宅基地应当在住宅建成后交还村民委员会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注销原宅基地的土地使用权；属于建新拆旧的，地上建筑物应当自行拆除，拒不拆除的，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浙江省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根据村镇规划要求，村民异地新建住宅的，除按规定办理规划、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外，应当与乡（镇）人民政府签订按期退还原有宅基地的协议，到期不退还的，按违法占地处理。本案中，沈汉良户于1987年建造了案涉房屋，此后2005年沈汉良未经审批又建造了110平方米左右房屋一幢，其在建好新房后，并未将案涉房屋进行拆除，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案涉房屋构成违法占地，属违法建筑。故被告对案涉房屋进行强制拆除并未造成原告合法利益的损失，不属于《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的保护范围。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房产价值损失140000元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在财物损失清单中主张的菜橱、衣柜、水缸、木桶、桌子、灶具、吊扇等损失10000元，虽然原告并无确凿证据证明上述财物的存在，但从现场照片来看，拆除现场确实遗留有衣橱、柜子、桌子等财物，鉴于被告并未能证明其在搬离案涉房屋内财物时通知了公证机构到场见证，并对所有物品逐一核对、清点及登记造册，亦未能证明其已就上述物品与原告办理了交接手续，而原告对该事实举证的客观困难主要系因被告违法强制拆除时未对房屋内财物进行妥善处置所致，基于公平原则，本院结合原告主张的财物损失金额、折旧情况及被告违法情节等相关因素，酌情认定被告违法强制拆除行为给原告造成屋内财物损失人民币3000元，对原告超过部分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鹿山街道办事处于2015年8月27日强制拆除原告沈汉良坐落于杭州市富阳区鹿山街道新祥村祯祥自然村姚家坞23号房屋的行为违法；二、被告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鹿山街道办事处赔偿原告沈汉良人民币3000元；三、驳回原告沈汉良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被告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鹿山街道办事处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时，应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至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支行，账号：12×××68，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汇款时应同时注明一审案件案号）。在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7日内仍不预交并且未在上诉时依法申请司法救助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楼雁鸣代理审判员  刘珍玲人民陪审员  何 伟二〇一六年五月十日代书 记员  许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