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鼓民初字第8138号原告姚值明，男，汉族，1961年2月4日生，无业。委托代理人姚树彦，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吴建强，男，汉族，1960年6月18日生，无业。委托代理人ＸＸ，江苏通雅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姚值明诉被告吴建强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辛靓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姚值明及其委托代理人姚树彦、被告吴建强及其委托代理人Ｘ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姚值明诉称，2014年6月，原告之子姚汝兆借用南京连吉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连吉公司）的施工资质，承包了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盾构工程分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盾构公司）位于南京地铁××线××东路建筑垃圾外运项目。2014年11月25日，上海盾构公司将上述项目的结算款843975元汇付给了南京连吉公司。因南京连吉公司实际掌控人刘某涉嫌虚开发票被刑拘，公司银行账户被南京市公安机关查封，导致上述工程款也被查封。2014年12月15日，被告吴建强声称其公安机关有关系，如果原告向其支付95000元好处费，可通过疏通关系让公安机关对该笔工程款解封并支付给姚汝兆。被告还向原告承诺，如果事情办不成全额退款。当日，原告向被告支付人民币30000元，第二天又向被告支付人民币65000元，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条两张。被告收取原告的好处费后，一直也未能帮姚汝兆将上述工程款从公安机关讨回。后姚汝兆通过诉讼的方式，经雨花台区人民法院判决和强制执行，直到2015年10月底才取得上述工程款。自2015年2月初，原告就多次要求被告返还好处费，被告总以种种理由搪塞，至今未果，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返还原告95000元并支付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自2015年3月30日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被告吴建强辩称，原告的儿子挂靠南京连吉公司经营是由被告介绍的，因连吉公司涉及刑事犯罪致原告儿子无法取得工程款，故原告要求被告帮忙找关系取回工程款。应原告的要求，被告在同一天即2014年12月16日向原告出具了两张收条，日期分别为15日和16日，金额分别为65000元和30000元。在被告出具收条后，原告却未将该款项交付给被告，被告也一直向原告索要收条，但原告却总是推脱，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4年6月，原告姚值明的儿子姚汝兆与南京连吉公司协议约定，姚汝兆借用该公司的资质经营项目并临时走账。后因南京连吉公司涉嫌刑事犯罪，致姚汝兆无法取得其项目费用843975元。为取回该费用，原告姚值明委托被告吴建强找人在公安机关疏通关系。2014年12月15日和16日，被告吴建强向原告姚值明出具收条各一张，分别载明：“今收到姚值明人民币陆万伍仟元整此据事情无果此款退回”、“今收到姚值明人民币叁万元整此据事宜无果此款退回”。案外人周某作为证明人在两张收条上签字。庭审中，原告姚值明陈述因其儿子是经被告介绍挂靠南京连吉公司的，所以连吉公司出事后其为取回工程款项委托被告找人疏通关系。经原告、被告、原告儿子、周某和汪先家一起商量决定先由原告给被告30000元，后被告和周某一起将30000元还给原告，并称至少需要工程款的10%作为费用。后原告只凑了65000元，被告和周某让其先带着65000元至位于本市江宁路2号的某公司，在该公司内被告、周某和一个叫“大公子”的人商量后，让原告先将该笔款项交给“大公子”，并要求原告第二天补交30000元。当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了第一份收条。次日，原告按照要求将30000元带至同一地点，并通过被告和周某交给“大公子”，被告向原告出具了第二份收条。周某在两份收条上签字证明。被告吴建强辩称原告曾委托其找人疏通关系取回工程款，因工程是多人合作，相关费用需要多人一起分担，故在2014年12月16日中午吃饭的时候，原告让被告先出具了上述两份收条，日期按照原告的要求写成15日和16日。原告称按照收条回去筹钱，但之后原告并未将收条中的款项交付给被告。而是原告经周某介绍认识了一个叫“大公子”的人，并和周某一起在“大公子”的办公室内将全部款项95000元一次性交给了“大公子”。交款当天被告虽然也在该公司，但交款时在外面接电话，并不在办公室内。就此，被告提交了证人贾某证言，贾某到庭陈述其在2014年12月16日中午吃饭的时候看到原告要求被告出具两份收条的情况。经本院通知，证明人周某至本院进行谈话。周某陈述，“大公子”的名字叫吕安顺，以前在机关工作，后下海经商。原告为取回工程款，让周某找吕安顺帮忙，但吕安顺要求原告给付一笔劳务费，后原告就将钱直接交给了吕安顺。在给钱之前，原告为方便筹款，在一次吃饭的时候要求被告出具了上述两份收条。在给钱之后，吕安顺找到南京连吉公司的法人，并和原告及其儿子、被告、周某一起到上海找此人帮忙取回工程款，但没有成功。被告对周某的谈话没有异议，并认为该谈话可以证明被告出具收条后没有收到任何款项，且被告并不知道原告与周某约定委托他人帮忙处理工程款的事情。原告对周某的谈话不予认可，认为周某虽然以证明人的身份签字，但其实际也是骗取原告95000元的人员之一。另查明，2015年7月31日，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雨铁商初字第1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姚汝兆借用南京连吉公司的资质，组织多名农民工在南京地铁××线××东路泥水场地拆除及部分建筑垃圾外运项目进行施工，就该项目的费用判决南京连吉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给付姚汝兆843975元。后姚汝兆通过申请强制执行取得该款。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原告提交的收条、（2015）雨铁商初字第13号民事判决书，证人贾某、周某证言等证据证明。本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原告为取回工程款项，委托被告为其找人疏通关系，并承诺支付相关费用。被告辩称其未收到原告的任何款项，但被告向原告出具了收条，同时结合原、被告的当庭陈述以及证人周某证言，可以认定被告在出具收条时，对于原告需要支付95000元的费用以及该笔费用的支付去向实际是明知的，且双方在庭审中对于该笔费用已经实际支付给吕安顺的事实没有异议，被告在原告支付该笔费用后也实际参与了后期的部分事宜，故本院认定原、被告的约定符合委托合同的法律特征，双方之间属于委托合同关系。对于被告的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收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作为一名普通百姓，与南京连吉公司无任何关系，原告委托被告找人疏通关系取回工程款项，通常理解就是托人情、找关系并给付被告高额运作费。该行为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破坏了社会公平，有损社会公共利益，故原、被告之间的委托合同无效。收条中关于“事情无果此款退回”的约定是基于违反委托合同约定而达成的承担违约责任的条款，该条款亦属于委托合同的一部分，因此该约定亦无效。原告依据要求支付了相关费用后，被告未能完成请托事项，由此造成请托人经济损失，对此，被告存在过错，而原告明知请托事项不合法或不合规，仍委托被告办理，对损失的发生亦存在过错，但被告的过错大于原告，本院认定原告的损失95000元由双方根据过错大小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吴建强承担60%的过错责任，原告姚值明承担40%的过错责任。综上，被告应当赔偿原告5700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款项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五十八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吴建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姚值明57000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自2015年3月30日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二、驳回原告姚值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75元，减半收取1087.5元，由原告负担435元，被告负担652.5元（原告已预交，被告在给付上述款项时一并支付该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辛 靓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日见习书记员  刘春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