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昆民三终字第115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昆明富强农资经贸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农资市场**。 法定代表人李富祥。 诉讼代理人邹桂贤，云南海合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建国，男，1962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云南省昆明市人，住云，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div>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建波，男，1969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云南省昆明市人，住昆，住昆明市官渡区div> 上述二被上诉人的共同诉讼代理人杨月英、杨晶，云南唯真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昆明富强农资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高建国、高健波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2015）五法黑民初字第4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21日受理此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扣除相关调解审限，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判决确认：一、原告高建国、高建波于2012年10月30日向昆明市五华区西翥街道办事处新民社区老花铺小组租用13亩土地用作三七种植。2013年12月11日至2014年5月4日期间，原告高建国、高建波向被告富强公司购买农药用于三七病害防治，价款为14443元。被告富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富祥向原告高建国、高建波出具前述农药的使用、配比方案清单。二、原告高建国、高建波在施用农药过程中出现三七病害，遂向相关部门反应该情况。昆明市呈贡区农林局于2014年8月26日作出呈农罚（2014）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确认被告富强公司向原告高建国、高建波出售的农药中的部分药品为不合格产品，并据此作出处罚决定。2014年10月17日，昆明市呈贡区农林局与被告富强公司签订《和解协议书》，确认撤销呈农罚（2014）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随后昆明市呈贡区农林局又于2015年1月6日作出呈农罚（2014）0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确认被告富强公司向原告高建国、高建波出售的农药中的部分药品存在冒用、套用其他农药登记证及登记证有效期过期，并据此作出处罚决定。庭审过程中，被告富强公司确认已经按照呈农罚（2014）0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确认的处罚内容缴纳了相应罚款款项。三、昆明市农林局农作物植保员毕某出庭陈述：“1、我国的农药采取登记制度，原告购买的农药都不是用于三七病害，均没有登记在三七作物施用名录中。原告种植的三七死亡原因并非单一因素导致，可能存在药物作用、天气因素、施肥及农药喷洒方式等因素，但被告出售给原告的农药没有登记在适用三七名录是一个主要原因；2、农药销售者都需要上岗培训，取得上岗证才能销售农药，且销售者有义务告知消费者用药的作物、方式、方法和剂量；3、我到达现场查看时，三七死亡比例在70%左右，当时事发状况发现及时的话还能有一定价值”。四、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高建国、高建波于2015年3月19日向本院提出鉴定申请，要求就被告向其出售的农药与三七死亡之间是否具备因果关系进行鉴定，后又于2015年5月12日书面放弃了鉴定申请。随后原告高建国、高建波又于2015年5月18日向本院提出鉴定申请，要求对原告诉求损失的真实性、合理性进行鉴定，后又于2015年7月30日书面放弃了鉴定申请。为此，原告高建国、高建波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一、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721206元（包括：购苗款355680元、人工费113840元、土地租金42250元、工人工资6万元、投资损失111436元、水电费38000元）；二、被告赔偿原告购买农药支出费用14443元；三、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根据上述确认事实，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本案中，当事人对原告向被告购买农药的事实无争议，一审法院对此依法予以确认。基于上述法律规定，就受害人与生产者、销售者之间的损害赔偿关系而言，首先，受害人可以自主选择求偿对象，现原告选择向作为销售者的被告主张赔偿符合法律规定。其次，原告主张被告承担产品销售者责任，其应对产品是否存在缺陷、人身或财产是否受到损害、缺陷产品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故一审法院在该法律关系项下就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及原告的损害赔偿主张是否成立进行评判如下。一、关于被告销售给原告的农药是否为缺陷产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对缺陷产品的认定规定，本案中，昆明市呈贡区农林局作为农药经销的主管部门在就双方诉争农药进行质量检查后对被告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虽然该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据中未直接认定诉争农药系不合格产品，但确认了诉争农药存在冒用、套用其他农药登记证及登记证有效期过期的事实，被告对该行政处罚决定亦无异议。而根据诉争农药存在冒用、套用其他农药登记证及登记证有效期过期的事实可以认定该产品具有潜在的不应当存在的危险，即存在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因素。综上所述并结合专家证人陈述，一审法院确认诉争农药属于法律规定的缺陷产品。二、关于诉争农药与三七死亡的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首先，基于前述理由，诉争农药已经职权部门确认存在冒用、套用其他农药登记证及登记证有效期过期的事实，该事实增加了损害发生的客观可能性；其次，根据原告提交的诉争农药在中国农药信息网的登记公示信息，诉争农药并未登记在适用三七病害防治的公示名录下，即诉争农药施用于三七时可能存在无法防治三七病害的可能，该事实亦增加了损害发生的客观可能性；最后，虽然被告抗辩施用诉争农药并不必然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但被告未能就其抗辩主张及诉争农药的无害性举证证明，即不能排除诉争农药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综上，一审法院确认诉争农药与原告主张的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同时根据专家证人的陈述，诉争农药虽然是导致三七死亡的主要原因，但并非唯一因素，还可能存在天气、农药使用方式等其他导致损害发生的因素。同时专家证人证实事发时三七死亡比例在70%左右，但原告此时未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损害结果的扩大，故原告对损害的扩大亦存在过错。综上，一审法院酌情确定被告对原告主张的损害承担70%的赔偿责任。三、关于赔偿金额。原告对其主张的损失依法负有举证证明的义务，现原告提交用以证明损失金额的票据并非法律规定的合法、有效的凭证，且无法通过司法鉴定等途径确定具体的损失数额。但鉴于原告在使用诉争农药后造成三七死亡的损害结果确实客观存在，故一审法院根据原告主张的损失系种植三七的直接成本的事实并参考云南省三七种植业的一般种植成本金额及相关统计酌情确认原告的损失金额为：1、三七种植每亩成本2.9万元×13亩=37.7万元；2、农药价款14443元。根据上述确定的赔偿义务人的责任比例，一审法院确认由被告赔偿（37.7万元+14443元）×70%=274010.10元。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第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昆明富强农资经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高建国、高建波损失人民币274010.10元；二、驳回原告高建国、高建波的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上诉人富强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之所以一再强调送检农药名称相同，但生产厂家不同，批次批号也不同。即使是同一生产厂家在不同时间段里生产的农药，批次批号也不同。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如果农药使用者自行送检的，接检单位在封存农药样品之前，必须通知销售者核实农药生产厂家，农药名称以及农药批次批号以确认是否是其所售农药。然后双方共同封样或者共同送样。但是一审出庭专家证人毕某2014年5月25日接到被上诉人农药样品并没有及时通知上诉人，同时也没有认真核实样品与上诉人销售农药送货单农药名称是否一致的情况下就擅自封存，并进行网上查询。2014年5月29日作出“西翥街道办事处三七种植户三七用农药标签检查”，认定被上诉人送检18种农药中有8种是假农药。3、2014年6月12日，呈贡区农林局组织双方当事人召开调解会，一审出庭专家证人毕某便拿出“西翥街道办事处三七种植户三七用农药标签检查”，逼着上诉人按他的要求签上“以上检查品种与检查结果无异议”字样，逼着上诉人签名。2014年8月26日呈贡区农林局依据一审出庭专家证人毕某提供的“西翥街道办事处三七种植户三七用农药标签检查”对上诉人作出呈农罚[2014]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罚款16000元。上诉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机关一再做上诉人的工作和解。这样呈贡区农林局于2014年10月17日撤销呈农罚[2014]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呈贡区农林局在一审出庭专家证人毕某提供的“西翥街道办事处三七种植户三七用农药标签检查”又进一步核实，这时才发现被上诉人送检农药“果福康”并不是上诉人所售，核实结果被上诉人送检农药“果福康”并不是上诉人所售，核实结果被上诉人送检农药只有4种农药属于不合格农药。于2015年1月6日作出呈农罚[2014]0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上诉人仍然不服，又提起行政复议。综上，1、一审出庭专家证人非常清楚，农药使用者在使用农药发生纠纷时，送检农药的检验结果，对责任认定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因为他自身的违规操作，导致被上诉人送检的18种农药无法证明就是上诉人销售的农药。2、呈农罚[2014]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及呈农罚[2014]0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都是以一审出庭专家证人毕某“西翥街道办事处三七种植户三七用农药标签检查”为依据作出的处罚。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作为一审法院依据上诉人已经提起行政复议呈农罚[2014]0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明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2、在一审出庭专家证人毕某并不具备定损资质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仍然采纳一审出庭专家证人毕某所述70%的损害，并确定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主张的损害承担70%的赔偿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一、撤销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2014）五法黑民初字第43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负担。 被上诉人高建国、高健波答辩称：针对农药送检问题，我方送检的农药是在专家的陪同情况下一起封存送检的，并不是我方单方送检的。专家毕某的证人证言也证实这批农药确实是从上诉人处购买的。至于批次批号问题，是因为上诉人不愿意提供同批次同批号的农药，责任不在我方。正因为出现了上诉人出售了不合格的产品的情况，所以呈贡区林业局才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并且事实并不像上诉人所说的是专家毕某逼迫上诉人在检查结果上签名，当时是上诉人确认检查结果无误后自己才签名的。对于行政处罚决定书，上诉人自己在一审中也承认其缴纳了罚款，故其自认销售不合格产品的违法行为。所以我方认为经过一审调查，本案事实已经很清楚了，就是由于上诉人销售了不合格的产品导致被上诉人所种植的三七大批量死亡。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呈政行复决字【2015】第1号、呈农不罚决字【2015】02号不予农业行政处罚决定书、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书，欲证明呈农罚【2014】0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已经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呈政行复决字【2015】第1号撤销，并责令呈贡区农林局重新调查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昆明市呈贡区农林局作出呈农不罚决字【2015】02号不予农业行政处罚决定书，并退还了【2014】0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的罚款6700元。因此，呈农罚【2014】0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作为一审定案的依据已经被撤销了，故一审判决亦应当予以撤销，依法予以改判。 经质证，被上诉人认为行政机关并非认为上诉人没有违法事实而撤销行政处罚，是因为程序违法被撤销，同时行政处罚并非是一审判案的唯一依据，即使行政处罚被撤销了，但也不代表上诉人不存侵权行为。 经审查，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采信，但是对其关联性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评价。 二审经审理确认的事实：2014年5月16日，被上诉人向呈贡区植保植检站反映三七药害，当天下午植保植检站工作人员实地查看。5月19日呈贡区农林局受理了该“三七”药害投诉案件。5月23日呈贡区植保植检站邀请相关人员到三七种植基地查看。5月27日，呈贡区植保植检站及相关人员再次深入三七种植基地查看。因被上诉人高建国、高建波与工作人员发生冲突，昆明市呈贡区农林局组织的调查、取样检测工作被迫中断。后于昆明市呈贡区农林局2014年6月12日组织双方调解，但未调解成功。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李富祥在2014年5月13日、15日曾两次对该三七基地出现的情况，进行过施救。 2014年5月26日，被上诉人将17种农药（12种有样品、5个空瓶、袋）送昆明市植保植检站，昆明市植保植检站对17个样品进行了登记、封存、照相取证。该植检站依照被上诉人提供的销售单据和17种农药样品外包装，通过中国农药信息网对18个产品进行农药登记产品查询和农药标签信息查询，发现18个农药产品有1个原农药和6个农药产品登记和标签信息查询不符合备案，70%果病神杀、58%青枯灵、9.1%碘加酮，属于冒用、套用其他农药登记证号；41%军嫂特效杀菌王登记证有效期过期，这四种农药均被确认为未取得农药登记证或者农药临时登记证的农药。80%乙蒜素产品标签上显示的农药登记证号重叠不清，属标签印刷问题。对18个产品的农药标签检查结果，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4年6月12日签字认可，对查询结果无异议。为进一步验证农药登记产品查询和农药标签信息查询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6月26日，植保站将被上诉人送检的已封存、外包装完好的12个产品送至云南省化工产品质量监督检查检验站检测，其中2个样品不能检测。10个样品可以检测，检测报告显示：41%军嫂特效杀菌王为有效成分含量不合格，35%果病康、70%果病神杀均未检出所标注成分。经植保站工作人员再次核实销售单据中的“果病康”与被上诉人提供送检的“果福康”不一致，无证据证明是上诉人销售的农药。 依据上述事实，昆明市呈贡区农林局先后作出，呈农罚【2014】0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呈农罚【2014】0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上诉人对昆明市呈贡区农林局作出的呈农罚【2014】0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向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作出呈政行复决字【2015】第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一）撤销昆明市呈贡区农林局对上诉人作出的呈农罚【2014】0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具体行政行为；（二）责令被申请人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重新调查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昆明市呈贡区农林局于2015年8月28日作出呈农不罚决字【2015】02号不予农业行政处罚决定书，并退还上诉人缴纳的罚款6700元。二审经审理确认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综合诉辩双方当事人的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上诉人使用农药的行为与其种植的三七死亡之间有无因果关系，上诉人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责任。 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农药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国家实行农药登记制度。生产（包括原药生产、制剂加工和分装，下同）农药和进口农药，必须登记”。第二十条规定：“农药经营单位购进农药，应当将农药产品与产品标签或者说明书、产品质量合格证核对无误，并进行质量检验。禁止收购、销售无农药登记证或者农药临时登记证、无农药生产许可证或者农药生产批准文件、无产品质量标准和产品质量合格证和检验不合格的农药”。第二十二条规定：“农药经营单位销售农药，必须保证质量，农药产品与产品标签或者说明书、产品质量合格证应当核对无误。农药经营单位应当向使用农药的单位和个人正确说明农药的用途、使用方法、用量、中毒急救措施和注意事项”。 （一）、经查，被上诉人在2013年12月11日至2014年5月4日期间，在上诉人处共计共买了价值14443元的农药用于三七病害防治。2014年5月26日，被上诉人将17种农药（12种有样品、5个空瓶、袋）送昆明市植保植检站进行检验。而被上诉人送检时确认的《西翥街道办事处三七种植户三七用农药确认》一表中，涉及的农药名称与被上诉人出具送货单上的药名相一致。从送检的时间5月26日来看，被上诉人是在植保站第二次（5月23日）到第三次（5月27日）进行实地调查期间。从购买时间来看，被上诉人购买药品具有连续性，且出现问题时及时与上诉人联系，上诉人的法人代表李富祥在2014年5月13日、15日曾两次对该三七基地出现的情况，进行过施救。经由昆明市植保植检站农艺师毕某对《西翥街道办事处三七种植户三七用农药标签》检查之后，发现送检的18种农药品种中有8个是登记证有效期过期，生产保质期过期，标签不清晰，假农药。对此检查结果，上诉人李富祥意见为：“以上检查的品种与检查结果无异意”，并于2014年6月12日签字确认。现上诉人主张上述签字是被逼的，对此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字。虽然是被上诉人单方送检，经过对上述证据及事实分析，依据民事证据规则高度概然性的原则，被上诉人送检的药品（除果福康外）可以认定属于在上诉人处购买的药品。 （二）、上诉人作为农药的销售者应当尽到对其销售的农药产品与产品标签或者说明书、产品质量合格证核对无误，并进行质量检验及保证质量的义务。被上诉人所购买使用的药品经云南省化工产品质量监督检查检验站检测，检测报告显示：41%军嫂特效杀菌王为有效成分含量不合格，70%果病神杀均未检出所标注成分。由此可见，上诉人未尽到对其药品质量检验及保证质量的义务。 （三）、参照《云南省农药管理条例》的规定：“农药经营者应当向农药使用者提供使用指导服务，包括准确说明农药的用途、使用方法、用量、安全间隔期、使用次数、中毒急救措施和其他注意事项，不得误导农药使用者扩大农药的使用范围、增加农药的施用剂量和次数。”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交的手写的三份三七用药量配方，上诉人均认可是由李富祥书写。李富祥辩称上述配方是被上诉人自己组合配方后让其写的，本人只是代笔。对此，本院认为李富祥作为销售人员，且持有农药经营上岗证，应当尽到向使用农药的单位和个人正确说明农药的用途、使用方法、用量、中毒急救措施和注意事项，提供使用指导服务的义务，故对其辩解本院不予采信。 （四）、关于因果关系。本院认为，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应当综合考虑在案的全部证据予以认定。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如果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盖然性的联系，即应解释为在法律上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上诉人销售41%军嫂特效杀菌王为有效成分含量不合格，70%果病神杀均未检出所标注成分，果病神杀、青枯灵、碘加酮、军嫂特效杀菌王均未取得农药登记证或者农药临时登记证，上诉人未尽到对其药品质量检验及保证质量的义务，存在过错。结合专家证人的陈述，我国农药登记制度是强制性规定，被上诉人销售的农药均不是用于三七病害，也没有登记在三七作物施用名录中。由此可见，我国实行农药登记制度的目的是为了规范农药的使用范围，扩大农药的使用范围亦可能是导致此次损害发生的原因之一。上诉人作为农药销售者，亦未尽到指导服务、详尽说明的义务，亦存在过错。被上诉人所种植的三七在使用购买药品之前尚能正常生长，购买使用药品之后，大量死亡，可以证明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不能排除使用被上诉人处购买的药品系三七死亡原因的可能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因产品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销售者请求赔偿。被上诉人高建国、高健波，对赔偿责任的承担者享有选择权。综上分析，上诉人销售的产品存在缺陷，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农药作为特殊的产品，上诉人在从事销售活动中更应当依照《农药管理条例》尽到相关的义务。虽然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作出呈政行复决字【2015】第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昆明市呈贡区农林局对上诉人作出的呈农罚【2014】0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具体行政行为，但不能就此否定上诉人存在销售缺陷产品的行为。原审法院将此次农药的使用作为三七死亡的原因之一，亦同时考虑到农作物在品种、地域、环境、天气等方面都会影响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并在赔偿责任的承担上也予以了充分考虑，并非仅仅依据专家证人的陈述进行的责任划分。因此，综合分析本案的实际情况，原审法院认定由上诉人承担70%的责任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一审法院认定的损失情况符合客观实际，本院亦予以维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156元，由上诉人昆明富强农资经贸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生效后，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 审 判 长  杨章亮 审 判 员  奚 琳 代理审判员  王玉方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吴自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