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豫05民终11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军海，男，1978年2月27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宗和平，内黄县正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代理人宗楚凡，内黄县正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袁保军，男，1974年4月20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刘利伟，内黄县正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艳伟，男，1982年2月22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刘瑞莲，内黄县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河南省辰丰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内黄县。法定代表人王瑞祥。上诉人袁军海、袁保军与被上诉人袁艳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袁军海、袁保军均不服河南省内黄县人民法院（2015）内民三初字第251号民事判决，均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原告袁艳伟在2015年2月份在被告辰丰公司购买了脆（翠）红甜瓜苗1800株，单价每株0.5元。在接近成熟期时，原告发现大棚里的甜瓜与市场上销售的脆红甜瓜不一致，包括原告在内的十二户瓜农向内黄县农牧局执法大队反映，经内黄县农牧局执法大队邀请组织了安阳市农科院三位蔬菜育种、栽培专家于2015年5月26日对上述瓜农种植的大棚甜瓜进行了抽点测产，通过调查田间种植密度、单株结瓜数、平均单瓜重等参数测算出亩产量，形成了甜瓜品种田间测产报告，测产报告结果为：（1）“投诉品种”：袁朋飞种植棚折合亩产4653.0千克；袁保堂种植棚折合亩产3553.2千克；袁现民种植棚折合亩产4026.0千克；王贵堂种植棚折合亩产6084.0千克。（2）“脆红��品种：王贵堂种植的脆红”折合亩产5694.0千克。（3）通过走访查看其余投诉户及种植棚，情况与上述四户类同，其产量可参照上述四户平均产量估算。后原告村所属的马上乡人民政府委托内黄县价格认证中心对袁保堂等四户“投诉品种”甜瓜损失的价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内价评（2015）004号评估结论书，认定袁朋飞种植的甜瓜情况是：投诉品种的每亩产量为4653公斤，每公斤单价为1.1元，脆红品种每亩产量5694公斤，每公斤单价为3.2元，每亩评估价格为13103元；认定袁保堂种植的甜瓜情况是：投诉品种的每亩产量为3552.20公斤，每公斤单价为1.1元，脆红品种每亩产量5694公斤，每公斤单价为3.2元，每亩评估价格为14313元；认定袁现民种植的甜瓜情况是：投诉品种的每亩产量为4026公斤，每公斤单价为1.1元，脆红品种每亩产量5694公斤，每公斤单价为3.2元，每亩评估价格为13792元；认定王贵堂种植的甜瓜情况是：投诉品种的每亩产量为6084公斤，每公斤单价为1.1元，脆红品种每亩产量5694公斤，每公斤单价为3.2元，每亩评估价格为11528元。另原告提供内黄县马上乡人民政府和马上乡八里庄村民委员会共同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原告种植甜瓜亩数为1亩。庭审中，被告袁军海、袁保军提供辰丰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二人系被告辰丰公司的职员，应由辰丰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不予认可并称三被告为合伙关系，应由三被告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袁军海、袁保军辩称原告提供的测产报告、鉴定结论程序不合法，结论不真实，与事实不符，原告所购甜瓜种苗不能证明是从被告辰丰公司购买的，为此原告反驳称，原告所购甜瓜种苗是从被告处购买，有投诉登记表、测产报告、鉴定结论且均是相关部门依法所作出的结论，其结论客观真实。另法院依职权对被告袁军海、袁保军进行了调查，可以印证三被告系合伙关系。原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因买卖脆红品种甜瓜种苗而产生的产品责任问题。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是：1、被告袁军海、袁保军的主体是否适格，二被告是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应否承担责任；2、原告种植的甜瓜种苗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原告诉请赔偿数额的依据是什么。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庭审中被告袁军海、袁保军均辩称原告是与辰丰公司发生的业务，其二人只是辰丰公司的职员，根据法律规定应当由公司承担责任，其二人不具备主体资格，为此提供被告辰丰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但出示该证明的人员未在限定的时间内到庭接受询问，且2015年11月19日，法院依职权对被告袁保军、袁军海进行了调查，在调查中被告袁保军称他与袁军海、袁国有三人与辰丰公司共同经营，当���是辰丰公司让他们提供技术管理服务，公司提供设备场地，双方各出一部分资金，盈余按各自的出资比例承担，他们三人每人投资大概是60000元；在调查中被告袁军海称其以公司的名义与购苗户签订过合同，且目前被告袁保军、袁军海、被告辰丰公司仍在经营，通过对被告袁保军的调查，可以认定被告袁军海、袁保军与被告辰丰公司是共同经营的合伙关系，其作为本案被告主体适格，二被告的辩称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采信。根据原告提供的马上乡政府和12户村民所在的村委会共同出具的证明、信访处理意见书、受理告知书、测产报告、鉴定报告、举报投诉登记表等均能够证明包括原告在内的12户瓜农在辰丰公司购买了种苗，造成原告的损失，被告辰丰公司、袁军海、袁保军均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告从被告处购买了脆红品种甜瓜种苗1800株���种植1亩大棚，在接近成熟期时发现大棚里的甜瓜与市场上销售的脆红甜瓜不一致，原告在内的十二户瓜农向内黄县农牧局执法大队反映，经专家进行了抽点测产形成了甜瓜品种田间测产报告及内黄县价格认证中心对袁保堂等四户“投诉品种”甜瓜损失的价格进行了评估，并作出了内价评（2015）004号评估结论书。被告袁军海、袁保军对原告提供的鉴定结论提出异议，认为检验报告不真实、不合法，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但二被告均没有提供有效证据支持其辩称，且原告提供检验报告均是相关部门依法所作出的结论，其结论客观真实，应予采信，故对被告袁军海、袁保军对鉴定报告提出的异议不予支持。测产报告、鉴定报告等证据予以证明四户瓜农的“投诉品种”甜瓜平均亩产约为4579千克，脆红品种甜瓜每亩产量为5694千克。根据田间测产报告中其余投诉户及种植���产量可参照上述四户平均产量估算和内价评（2015）004号评估结论书确定的以上数据，原告损失每亩为：（5694千克×3.2元）－（4579千克×1.1元）≈13184元。马上乡政府和所在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明原告袁艳伟种植了1亩，所以其损失为：13184（元）×1（亩）＝13184元，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损失13184元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诉请中多出的552元，因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法院不予支持。被告袁军海、袁保军与被告辰丰公司是共同经营的合伙关系，对造成原告损失13184元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条、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河南省辰丰农业有限公司、袁军海、袁保军应在判决��效后五日内共同赔偿原告袁艳伟损失款人民币13184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3元，原告袁艳伟承担6元，被告河南省辰丰农业有限公司、袁军海、袁保军承担137元。上诉人袁军海、袁保军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1、原审查明袁军海、袁保军、袁国有、辰丰公司系合伙关系，应追加袁国有为共同被告，遗漏当事人。袁军海、袁保军在辰丰公司负责技术管理工作，履行的是职务行为，辰丰公司仍在正常经营，应由辰丰公司承担责任，袁军海、袁保军不是适格被告，不应承担责任。2、内黄县农业局不具备评估鉴定资质，测产报告没有加盖公章，农业专家也没有鉴定资质，测产报告不客观、不合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二审中补充理由如下：3、对袁建军、袁拥波、王军飞的合同认可，与其他人没有关系，4、脆红并非一个品种，只是一种叫法，我们出卖的脆红种子是新疆昌吉市联创种子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也叫雪里红，出卖时从定苗到取苗是经买受人同意的，是合格产品，产量的不相等与种植的方法、管理、地质等也有关系，其他种植户并没有出现质量问题。5、价格评估报告也是没有效力的。请求依法改判袁军海、袁保军不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袁艳伟答辩称：1、12名种植户依法可以向多个合伙人其中的一人或多人主张权利，一审没有追加袁国有为被告符合法律规定，不属于遗漏当事人。2、两上诉人不是职务行为是合伙人之一，在原审法院2015年11月19日调查笔录更进一步证实。3、农业专家有权进行田间检测，详见农业专家职责范围，且检���报告是由内黄县马上乡政府委托农业局，又委托三位专家进行的，评估费用由马上乡政府出资。4、上诉人所说只对王军飞与袁永波签订合同不是事实，购买瓜苗是在辰丰公司，预定瓜苗时宣传人员也是上诉人，订苗也是上诉人，取苗时也是上诉人，瓜出现问题后，也是找两位上诉人及辰丰公司老板，作为邻村邻居，都知道他们是合伙人。签合同时是预订，先交定金，瓜苗培育好了再补交钱，取苗，将销售合同给上诉人，上诉人开具收取金额的票据。田间鉴定时辰丰公司老板的妹夫去现场了，种植户也想不到会有打官司的一天，有的合同、小票没有存放，目前只找到一部分，但村委会证明、信访意见书、投诉登记表等均证实全体12名种植户与上诉人与都存在购买甜瓜苗的事实。5、双方协商同意购买瓜苗我方不否认，但上诉人是将伪劣的瓜苗销售给12名种植户，我们��的是市场上通称的脆红，当时签的合同也是脆红甜瓜苗，并不是上诉人所说的雪里红。但甜瓜上市时我们种的甜瓜不熟，无法上市，真正的脆红卖完后，我们种的甜瓜才开始上市，但品质不行，卖不出去，人家都卖2元，我们卖四五毛钱，耽误的其他的也都卖不出去，村委会、乡政府都去现场检测，确实存在质量问题。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辰丰公司经本院合法传票传唤未到庭陈述意见。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另查明，上诉人提供的辰丰公司营业执照显示该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瓜果的育苗，但同时也载明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关于甜瓜育苗是否需要农业部门审批，上诉人称不需要。上诉人提供的育苗所使用的种子名称为“创科蜜五十八号（雪里红）”，新疆昌吉市联创种子有���责任公司生产。共有袁艳伟等12户种植户起诉，种植户提供的本案甜瓜苗购销合同中约定的品种为“脆红”。本院认为：1、关于袁军海、袁保军与辰丰公司的关系。袁军海、袁保军并非辰丰公司股东，原审已查明袁军海、袁保军与辰丰公司系共同经营的合伙关系，对外依法应承担连带责任，对内可以按照合伙约定向其他合伙人进行追偿，故袁军海、袁保军是本案适格被告。2、袁军海、袁保军、辰丰公司是否应承担本案赔偿责任。本案双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双方的买卖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袁军海、袁保军以袁艳伟未提供书面买卖合同为由对双方形成事实买卖合同关系不予认可，但袁艳伟提供了马上乡政府和12户种植户所在的村委会共同出具的证明、信访处理意见书、受理告知书、测产报告、鉴定报告、举报投诉登记表等证据相互印证，均能���证明袁艳伟等12户种植户在上诉人处购买了种苗，且因种苗质量问题导致了损失。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未否认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也未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规定所须具备的涉案种苗的经营档案，现对与袁艳伟的买卖合同关系不予认可，明显系逃避责任，故本院对该项抗辩不予采信。现在双方是因袁艳伟购买的甜瓜种苗在种植后出现质量问题引发纠纷。种植户购买的是“脆红”甜瓜苗，双方合同约定的品种也是“脆红”，双方对什么是脆红品种存在争议，对此应结合合同的目的（即种植户购买甜瓜苗的目的）、交易习惯等予以解释，现在上诉人主张其出卖的种苗所使用的种子是创科密58号（雪里红），显然不是内黄当地市场上所公认的符合交易习惯的脆红，故上诉人在合同签订时即存在故意隐瞒事实的情况，在合同履行中交付的种苗也不符��约定。依据田间鉴定和价格评估，种植户的甜瓜相比当地市场脆红甜瓜，存在成熟较晚、产量较低、价格偏低等情形，达不到当地市场脆红甜瓜的品质和收益，故袁军海、袁保军、辰丰公司依法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3、赔偿的数额如何确定。违约赔偿的数额应包括种植户可得利益的损失，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综合案情并考虑到甜瓜在种植方法、种植密度、管理经验等方面的差异性、市场行情的波动及涉案甜瓜也有部分收益，单纯依据价格评估结论认定损失亦不客观，但上诉人故意隐瞒事实、严重违约，仍要承担主要的违约赔偿责任，故参照价格评估报告结论认定的损失数额，酌情认定每亩损失数额为该评估报告数额的70%为宜，即袁艳伟的损失数额是9228.8元（13184元／亩×70%×1亩���，由袁军海、袁保军及辰丰公司共同赔偿。关于袁军海、袁保军、辰丰公司是否存在无种子经营许可证而经营种苗的问题，应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综上，原审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处理欠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河南省内黄县人民法院（2015）内民三初字第25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河南省内黄县人民法院（2015）内民三初字第25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告河南省辰丰农业有限公司、袁军海、袁保军应在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共同赔偿原告袁艳伟人民币9228.8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3元，由原告袁艳伟负担50元，被告河南省辰丰农业有限公司、袁军海、袁保军共同承担9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袁军海负担25元，由上诉人袁保军负担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红伟代理审判员  苗 飞代理审判员  杨 晓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九日书 记 员  殷双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