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73民终3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东方轻工业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法定代表人：钱建，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鹏彬，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鸿，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钟加良，男，1958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乔万**，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东，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苏东方轻工业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东方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钟加良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461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江苏东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鹏彬、杨鸿，被上诉人钟加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乔万**、张晓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江苏东方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钟加良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涉案贴花的元素属于公有领域，缺乏独创性，不构成作品。二、钟加良并非涉案作品作者，却在办理著作权登记时将自己登记为作者。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钟加良称，其从浙江东方集团轻工业品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东方集团公司)受让了涉案贴花的著作权，但其举证的转让合同中，仅提及贴花，对贴花无任何描述，无附图。钟加良关于涉案贴花创作过程的陈述前后不一致，其举证未形成证据链，一审判决认定钟加良享有涉案贴花的著作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三、钟加良就江苏东方公司出口的同一批商品，分别提起了商标侵权诉讼和著作权侵权诉讼，一审法院分别判决江苏东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系对同一行为两次判赔，且赔偿金额畸高。四、江苏东方公司根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以下简称印尼)买家的订单出口涉案商品，贴花样式由印尼客户提供，江苏东方公司贴牌加工涉案商品，不应承担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改判。被上诉人钟加良辩称：一、一审法院关于涉案贴花是作品，钟加良是著作权人的认定正确。二、江苏东方公司称，贴花样本是国外客户通过传真提供，其举证的传真件图样不清晰。江苏东方公司出口的缝纫机上的贴花是彩色的，其不可能根据该传真件制作贴花。且贴花的制作工艺复杂，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三、江苏东方公司已在缝纫机制造行业经营多年，其串通印尼公司及国内企业实施侵权行为，主观上系恶意侵权。一审判决正确，应予以维持。钟加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江苏东方公司立即停止销售涉案侵权产品的行为；2.江苏东方公司赔偿钟加良经济损失和合理开支共计人民币5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涉案贴花的著作权权属和使用情况浙江省版权局颁发的作登字11-2013-F-7868号《作品登记证书》载明：作品名称为天鹅牌家用缝纫机头贴花纸(以下简称作品1，详见附图1)，作品类型为美术作品，作者钟加良，著作权人钟加良，登记日期2013年7月2日。浙江省版权局颁发的作登字11-2013-F-7867号《作品登记证书》载明：作品名称为天鹅牌家用缝纫机头贴花纸(以下简称作品2，详见附图2)，作品类型为美术作品，作者钟加良，著作权人钟加良，登记日期2013年7月2日。国家版权局颁发的国作登字-2014-F-XXXXXXXX号《作品登记证书》载明：作品名称为天鸿[SWANGOOSE]牌贴花纸(以下简称作品3，详见附图3)，作品类别为美术作品，作者钟加良，著作权人胜和国际实业有限公司，创作完成时间2008年9月16日，首次发表时间2008年9月16日，登记日期2014年7月22日。2005年12月26日，钟加良(受让方)与案外人浙江东方集团公司(转让方)签订《注册商标转让合同》，合同约定：转让人将第70587号、第343448号等5个注册商标无偿转让给受让人；合同签署后，该权利中的著作权即完全归受让人所有。同日，双方又签订《补充》，补充约定前述《注册商标转让合同》生效后，与商标权利相关的著作权(版权)，产品、贴花、包装的设计和使用等所有相关权利完全归受让人所有；在商标局核准商标转让后，转让人即丧失与该商标有关的所有权利，并保证停止使用该商标，并不得直接或间接地对该商标提出撤销申请。2019年3月1日，浙江东方集团公司出具《声明》，该声明确认商标转让时，公司已经同时将所有与商标权利相关的著作权(版权)，产品(或商品)的名称、贴花、包装、装潢的设计和使用等所有相关权利完全归钟加良所有。胜和国际实业有限公司于2008年8月13日注册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唯一董事及法定代表人为詹玲(中国公民，户籍地同钟加良)。2019年3月18日，胜和国际实业有限公司作出《唯一董事决议》，内容包括：公司享有国作登字-2014-F-XXXXXXXX天鸿[SWANGOOSE]牌贴花纸，公司全权授权钟加良将本公司注册的天鸿牌SWANGOOSE及图形的商标、版权委托钟加良通过杭州新谊机械有限公司及其他适合的工厂、公司进行生产、经营……公司全权授权钟加良对于侵害天鸿牌SWANGOOSE及图形的商标、版权注册专用权的案件(江苏东方轻工业品有限公司涉嫌侵害该商标版权的专用权)，商标、版权侵权诉讼……委托期限为两年。在一审诉讼过程中，钟加良陈述称：(一)作品1和作品2并非其本人创作，在从浙江东方集团公司处受让产品贴花等著作权后，为进行著作权登记，便将作者登记为钟加良。(二)因贴花必须配套使用于缝纫机机头，故钟加良以为作品1和作品2的创作时间为天鹅牌商标首次注册的1974年，后经核实，了解到该两幅贴花的创作者为案外人方某某，系其为完成工作任务而于1980年创作完成，由于当时国家没有相关著作权法律规定，故没有对权利归属进行登记，作为职务作品，该贴花的著作权归属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有，该公司后经改制重组及企业名称变更，著作权又归属浙江东方集团公司所有。(三)作品3系钟加良在作品1的基础上进行细节修改，以时任其妻詹玲所设立的胜和国际实业有限公司名义进行著作权登记。为说明涉案贴花的创作过程和创作者，钟加良又补充提交了证人方某某的证言。方某某于2019年9月6日出具一份《关于天鹅牌家用缝纫机头贴花纸的著作权归属情况说明》，内容包括：本人方某某，1945年3月22日出生，……本人从1980年7月8日至2000年3月21日期间在浙江省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进公司时单位的名称为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样宣科工作，任商标、广告、宣传、策划、包装、装潢、产品和商品贴花的设计和管理职务。本人于1980年年底在工作期间创作了两个版本的SWAN(天鹅牌)缝纫机头贴花纸作品。基于本人创作的作品是完成公司本职的工作任务，本人所创作的作品著作权归公司所有。由于创作时国家还没有著作权相关法律，无法对权利归属进行登记。后公司名称变更为浙江省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部分职工被划入浙江东方集团公司。期间，公司将该贴花的著作权等权利全部转让给了公司职工钟加良，后由钟加良补充进行了著作权登记。作品名称为天鹅牌家用缝纫机头贴花纸，作品登记版权号作登字11-2013-F-7867号、11-2013-F-7868号。该声明还附有方某某的身份证复印件、退休证和浙江省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出具的工作证明。为查明涉案贴花的著作权权属情况，一审法院依职权于2019年12月30日向浙江东方集团公司发出调查函，告知钟加良涉诉情况，要求该公司提交其授权给钟加良的贴花样式和其获得贴花美术作品著作权授权的相关文件。2020年1月16日，该公司回函本院称，由于相关转让发生时间较早，当初经办人员已经离职，期间公司变更过几次经营地址，调查函中所列材料暂时无法找到。二、被控侵权事实2018年11月22日，上海海关向钟加良发出《确认知识产权侵权状况通知书》，内容为：上海外港海关于近日查获江苏东方公司以一般贸易方式申报出口印尼的家用缝纫机800台、包缝机300台，申报货值为3万美元，商品上标有“SWAN及天鹅图形”标识，涉嫌侵犯你单位在总署备案的知识产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第十六条之规定，请你司于本通知送达之日起三个工作日之内确认该批货物是否侵权并决定是否请求海关扣留货物。逾期，海关将放行有关货物。2019年1月1日，上海海关向钟加良出具沪关知字[2018]第207号《扣留侵权嫌疑货物通知书》，内容为：应你(单位)申请，我关已对江苏东方公司涉嫌侵权你(单位)的“天鹅牌SWAN”商标的货物(缝纫机数量800台；包缝机数量300台)予以扣留。钟加良于2019年3月2日以涉案货物侵害其第70587号、第343448号注册商标专用权为由，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商标侵权之诉，案号为(2019)沪0115民初20442号，法院根据钟加良申请已对涉案货物采取保全措施。涉案货物照片显示，被控侵权的缝纫机机头的台面底板为长方形，边框处绘有梅花和枝蔓等装饰图案，并呈上下、左右对称分布；底板中间为一个花环环绕的展翅飞翔的天鹅图案；机头横梁一侧标有“SWAN”文字和一朵梅花、另一侧标有“SWAN”文字且文字两头各有一朵梅花；机头横梁顶部印有“MADEIN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文字(详见附图4)。三、涉案货物委托加工和出口的相关事实江苏东方公司成立于1998年3月4日，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文体用品、搪瓷制品、不锈钢、铝制品、箱包、皮具、鞋帽、缝纫机及零件、纺织品及辅料、机械设备、摩托车、自行车及配件、五金工具、家用电器销售；自营和代理上述商品的进出口业务等。江苏东方公司在商标侵权案件中提交的证据显示：(一)2018年10月31日，印尼商人HermanKumalaPutra通过传真致函江苏东方公司法定代表人钱建，标题为《缝纫机订单—紧急》，函称“附件是如何在缝纫机和纸箱上展示品牌的图样……请确保在2018年12月底前发货。”附件中的图片展示了缝纫机机头样式。同日，HermanKumalaPutra再次传真钱建称“本人HermanKumalaPutra系印尼政府于2010年2月15日授权的印尼商标‘SWAN’(商标号IDMXXXXXXXXX)的所有权人，本人声明，本人准许并授权江苏东方公司将‘SWAN’用作向印尼出口的下列缝纫机：1.GN1-1D包缝机；2.JA2-2缝纫机的品牌名称。附件为商标使用授权书，供查阅。”该传真的附件为印尼司法与人权部制作的商标证书复印件。该证书载明，商标名称为SWAN，图样为“swan及天鹅图形”的商标(黑、白颜色)；注册商标号IDMXXXXXXXXX；商标受理日期2010年2月15日，商标权保护期为10年，自受理日期起计算；商标所有权人姓名为HermanKumalaPutra；使用于“家用和工业用缝纫机”商品。(二)2018年11月1日，江苏东方公司与HermanKumalaPutra签订《销售合同》(合同编号18NT1062P)，约定：买方为HermanKumalaPutra委托的代理商PT.HIBSONWIRAPRAKARSA，品名、规格及货号为缝纫机JA2-2型号800台，包缝机VN1-1D型号300台，缝纫机和包缝机上标注SWAN品牌标识，总金额3万美元，装船时间买方确认后25日，目的港雅加达。(三)2018年11月2日，江苏东方公司与浙江同力针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力公司)签订《出口商品加工协议》，约定江苏东方公司向同力公司购买JA2-2缝纫机800台、GN1-1D包缝机300台，并注明加工商标为客户指定的“SWAN”品牌，总价人民币209,400元，交货时间2018年11月20日前，交货地点上海外运库。同日，江苏东方公司又出具一份《委托书》，内容为有关我司加工协议号18NT1062P项下所委托贵司加工的SWAN缝纫机(其中JA2-2缝纫机机头800台、GN1-1D包缝机头300台)。上述加工协议中的SWAN，是我司印尼客户HermanKumalaPutra在印尼的注册商标，我司已经获得该客户的授权为其采购加工上述缝纫机并全部出口到印尼。鉴于我司已经获得客户的授权许可，我司特委托贵司代为加工指定品牌、指定数量的产品……外箱、标牌、印字请均按我司转述客户的要求进行生产。附件为商标注册证和授权许可书。(四)2018年11月3日，江苏东方公司将使用于缝纫机机头的商标、贴花(见附图5)和款式等文件交给同力公司，要求其按照图样进行生产加工。四、其他事实为进行本案诉讼，钟加良向浙江裕阳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人民币2万元。钟加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赴南通、上海调查取证及开庭的差旅费用已在(2019)沪0115民初20442号案中主张。另查明，钟加良系第70587号、第343448号“天鵞牌+天鹅图形+swan”商标的权利人。第70587号商标的注册日期1974年，原注册人为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上海分公司，核定使用商品为第7类的“缝纫机及机针”。经商标局核准，1980年5月10日，该商标的注册人变更为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浙江省分公司；1989年6月1日，该商标的注册人又变更为浙江省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第343448号商标的注册日期1989年，原注册人为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核定使用商品为第7类的“包缝机、锁扣机、撬边机”。2006年7月28日，经商标局核准，上述两个商标转让予钟加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一、钟加良能否以本人名义就涉案贴花主张权利；二、涉案贴花是否属于著作权法所称作品；三、被控侵权产品是否构成著作权侵权；四、若构成侵权，相关民事责任的承担。对此，一审法院评述如下：一、钟加良能否以本人名义就涉案贴花主张权利在侵权之诉中，人民法院就涉案作品的相关权属情况进行审查是查清案件事实的必要环节。因此，本案需解决的先决问题是钟加良是否系涉案贴花的权利人，能否以本人名义提起诉讼。(一)关于作品1和作品2的诉讼主体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钟加良的自认可以确认钟加良并非作品1和作品2的作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规定，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视为作者。本案中，涉案贴花上并未标明作者，证人方某某在书面证言中陈述其于1980年底在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样宣科工作期间创作了作品1和作品2，但该公司出具的《工作证明》仅证实方某某曾在该公司样宣科工作，对涉案贴花是否系方某某创作并未提及。一审法院认为，在无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仅凭一份证人证言一审法院难以认定方某某系作品1和作品2的作者。钟加良主张对作品1和作品2享有著作权，其著作权受让自浙江东方集团公司。一审法院注意到，浙江东方集团公司虽称由于时间久远及人员变动无法找到当初授权时的贴花样式和其获得贴花著作权的相关文件，但对钟加良就两幅贴花主张著作权并未提出任何异议。由于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缺少相关著作权法律法规，对著作权的权属规定不全，然而根据经验事实推断，在计划经济时代，个人创作作品的财产权一般都归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故在本案事实的核实中，要充分考虑到此类作品创作时没有著作权法可依；在法律适用上，也需综合考量历史、现状、公平等各项因素，不能机械套用现行法上的概念，否则将会发生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不一致的现象，也不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认定权属的证据。本案中，钟加良虽非作品1和作品2的作者，但其提交的两份《作品登记证书》以及转让合同、公司声明等证据可以证实其权利来源于浙江东方集团公司。考虑到年代久远，证据灭失，浙江东方集团公司无法提交早年间的版权资料及企业改制时版权流转文件尚属情有可原，结合相关商标权的流转情况，以及涉案贴花是与缝纫机头产品配套使用的情况，在钟加良已尽其所能提交了初步证据的情形下，一审法院认为，江苏东方公司作为异议人，理应对其抗辩事由负担相应举证责任，即举证证明涉案作品1和作品2另有其他权利人，但江苏东方公司对此始终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佐证。故一审法院认为，在江苏东方公司未提供反证的情况下，作品1和作品2的著作权系钟加良享有著作权具有高度盖然性，故钟加良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就作品1和作品2进行诉讼维权。(二)关于作品3的诉讼主体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规定，提起民事诉讼的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本案中，《作品登记证书》显示作品3的著作权人为胜和国际实业有限公司，钟加良虽然取得了胜和国际实业有限公司的授权，但其取得的权利仅为维权权利，属于程序性权利，钟加良并未取得作品3的著作权实体权利，本案处理结果与钟加良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故钟加良无权以自己名义就作品3进行诉讼维权。二、涉案贴花是否属于著作权法所称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美术作品是指绘画、书法、雕塑等以线条、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术作品。按照著作权法对独创性的要求，作品的表达形式及/或内容应当是作者独立完成且不同于公有领域业已存在或他人在先作品。本案所涉的家用台式脚踩缝纫机在我国计划经济年代风靡一时，成为著名的“四大件”之一。该类缝纫机机头台面底板处的贴花，通常为长方形图形，边框处绘有花、枝蔓、线条等装饰图案，底板中间部分通常绘有花、鸟、蝴蝶或文字等凸显其品牌特征的图案。一审法院认为，虽然这些设计元素均是公有领域的素材，任何人都可以在公有领域素材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但只要对该素材的表现形式具有独创性，依据该公有素材创作完成的作品都各自享有其著作权。涉案作品1和作品2从整体上看，长方形图案四周绘有花朵和枝蔓并上下、左右对称分布，中间部分绘有枝蔓包裹的花朵、“MADEIN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文字、“SWAN”文字加一朵小花、“SWAN”文字加二朵小花、一只镶嵌于花环中展翅高飞的天鹅。从细节上看，作品1图案中的花朵为梅花，枝蔓的尖端呈星形；作品2图案中的花朵为八瓣形，枝蔓和天鹅的图形线条更加繁复。整体而言，作品1和作品2设计精巧、富有美感，体现了作者对贴花中各种表达元素的取舍、选择、安排、设计等，且没有证据证明作品1和作品2与其他缝纫机机头贴花相同或近似。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涉案作品1和作品2具备了著作权法对作品的独创性要求，属于著作权法所称的美术作品。三、被控侵权产品是否构成著作权侵权判断产品是否构成著作权侵权，应当从被控侵权产品的制作者是否“接触”过权利人作品、被控侵权产品与权利人作品之间是否构成“实质相似”两个方面进行判断。本案中，钟加良诉请保护的贴花的发表或使用时间最晚可以追溯至2013年、2014年，而被控侵权产品的生产制造时间晚于权利作品的发表或使用时间，由此可以推定被控侵权产品的制造者完全有可能实际接触权利作品。著作权保护的是作品的具体表达，对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可运用整体观感法进行分析、判定。经比对可见，被控侵权产品使用的贴花无论是整体布局还是设计元素、色彩搭配等具体细节，与作品1完全相同，与作品2近似，故可以认定被控侵权产品使用了与权利作品相同或近似的贴花，侵害了钟加良对作品1和作品2享有的复制权。四、相应民事责任的承担江苏东方公司辩称，被控侵权产品系根据境外委托方的要求进行加工制作，相应的贴花图样由境外委托方提供，故其不应承担侵权责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制作者应当对其制作有合法授权承担举证责任，举证不能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案证据显示，被控侵权产品上使用的贴花图样虽由境外委托方提供，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江苏东方公司对境外委托方所提供文件的合理审查义务。贴花是根据家用缝纫机的结构特点而设计使用的，涉案贴花图案中包含的“SWAN”英文文字和天鹅图形，与钟加良的缝纫机品牌“天鹅牌”相互呼应，形成有机整体，增加了缝纫机的艺术美感。“天鹅牌”缝纫机面世已久，江苏东方公司作为成立于1998年且专业从事缝纫机等小型机械产品生产出口的企业，理应知晓家用缝纫机行业内的相关品牌和产品，故较一般加工企业负有更高的审查注意义务，但江苏东方公司在未认真核实境外委托方是否有权使用该贴花图样的情况下，便授意加工工厂在产品上使用该贴花，存在明显疏漏，未尽到必要的、合理的审查注意义务，主观上具有过错，不能免除其法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规定，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故钟加良要求江苏东方公司停止实施侵权行为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钟加良主张的损害赔偿问题，由于本案钟加良因侵权行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和江苏东方公司的侵权获利无法查明，钟加良申请依照法定赔偿方法确定赔偿额，对此一审法院予以准许。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涉案贴花美术作品的独创性、美誉度，再结合江苏东方公司的主观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性质、侵权商品的销售价格和销售数量，以及钟加良已就侵权商品在商标侵权案件中主张经济损害赔偿等因素酌情确定判赔数额。关于钟加良所主张的律师费人民币2万元，确系钟加良为本案诉讼所支出的费用，且有相关票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本案律师的工作量、案件疑难程度及相关律师费收费标准等因素，予以全额支持。关于钟加良所主张的差旅费，因该部分费用一审法院已在商标侵权案件中予以处理，故在本案中不再重复处理。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六项、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三款、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江苏东方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实施侵害钟加良作登字11-2013-F-7868号、11-2013-F-7867号贴花美术作品著作权的行为；二、江苏东方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钟加良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共计人民币10万元；三、驳回钟加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800元，由钟加良负担人民币3,500元，江苏东方公司负担人民币5,300元。钟加良在二审中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2019)通南证民内字第2646号公证书，证明江苏东方公司长期以制假售假为业，持续侵权。该公证书由江苏东方公司在一审期间提供，后江苏东方公司撤回该证据。证据二，相关企业信用信息、宣传册、网页打印件，证明江苏东方公司及其关联公司长期从事缝纫机相关商品的生产经营，熟知行业内的品牌。江苏东方公司恶意串通上下游公司共同侵权，有关公司被多次认定构成知识产权侵权或犯罪。1.江苏东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钱建。案外人南通宏基缝纫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基公司)的董事亦为钱建。宏基公司的产品宣传资料图片显示，其生产的缝纫机使用了案外人胜家有限公司的商标，宏基公司的独家代理商为江苏东方公司。2.江苏东方公司称从同力公司处采购涉案缝纫机。同力公司的股东为朱赛平、周阳。朱赛平、周阳也是案外人缙云县亿能缝纫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能公司)的股东。2009年，媒体报道，缙云县质监局查获亿能公司生产的假冒“SINGER”牌和“蝴蝶”牌缝纫机共计一千多台。相关刑事判决显示，亿能公司及相关人员因生产假冒“SINGER”商标的缝纫机，于2015年被认定为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3.被控侵权商品说明书上有案外人浙江欧迪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迪公司)的英文企业名称。欧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陈伟东。陈伟东也是缙云县沪东车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缙云县沪东车业有限公司曾因出口假冒“蝴蝶”牌缝纫机，被上海蝴蝶进出口有限公司诉至法院。法院判决认定其构成商标侵权。江苏东方公司质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公证书中的缝纫机是印尼客户多年前的库存。钟加良举证的作品登记证书载明其2013年创作了涉案贴花，江苏东方公司为了证明在此之前市场上已有使用涉案贴花的缝纫机，故对库存的缝纫机产品进行了公证。后因钟加良在一审时改变了作品创作时间的陈述，故江苏东方公司撤回了该份证据。对证据二，江苏东方公司向同力公司采购了涉案缝纫机，江苏东方公司不可能去审查同力公司各种关联关系人的履历，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江苏东方公司有商标侵权的故意。本院认为，钟加良二审期间所提交的上述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钟加良是否是涉案贴花的著作权人；江苏东方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著作权侵权；若江苏东方公司构成侵权，一审判决金额是否适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八项规定，美术作品，是指绘画、书法、雕塑等以线条、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术作品。作为缝纫机贴花使用的作品1、作品2由主要由花朵和枝蔓组成，其图案的选择与组合方面具有独创性，富有美感，一审法院认定作品1、作品2属于美术作品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作品1、作品2的著作权人，钟加良在一审诉讼过程中主张，该作品由原浙江省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工作人员方某某创作，属于职务作品，钟加良从浙江东方集团公司受让了上述作品的著作权。江苏东方公司则认为，钟加良的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享有上述作品的著作权。本院认为，涉案贴花系用于天鹅牌缝纫机的装饰图案，天鹅牌缝纫机在计划经济时代由国有企业生产，在当时已有较高的知名度。考虑到当时我国尚未颁布著作权法，此后，企业又经历改制等因素，对于涉案贴花著作权人的认定，不能脱离特定时代背景、历史条件，对当事人苛以过高的举证责任。浙江东方集团公司与钟加良于2005年12月26日签订的《注册商标转让合同》《补充》约定，浙江东方集团将天鹅等商标及相关的著作权、贴花、包装设计等转让给钟加良。此后，浙江东方集团公司于2019年3月1日出具的《声明》再次确认，与商标权利有关的著作权(版权)归钟加良所有。上述文件中虽没有通过附图等方式表明合同所述贴花的具体样式，但根据上下文可以确定，合同中所述的贴花就是用于天鹅牌缝纫机的装饰贴花。综合考虑本案证据，可以认定钟加良受让取得作品1、作品2的著作权，其有权提起本案诉讼。经比对，江苏东方公司出口的缝纫机上的贴花，其构成元素、色彩、布局和涉案作品1、作品2构成实质性相似。由于天鹅牌缝纫机曾是我国有较高知名度的家用缝纫品牌，江苏东方公司长期从事缝纫机经营业务，其有机会接触到天鹅牌缝纫机及其贴花。江苏东方公司主张，涉案产品上的贴花的图样由国外客户通过传真提供，江苏东方公司属贴牌加工方，其不应承担侵权责任。本院认为，江苏东方公司获得印尼客户授权的文件均为黑白传真件，且图案不清晰，而被控侵权商品上的贴花图案是彩色的，图案清晰。故根据江苏东方公司的证据，不能认定其系根据印尼客户的指示使用被控侵权图案。涉案贴花由江苏东方公司提供给同力公司，江苏东方公司不能证明其制作涉案贴花有合法授权或者涉案贴花有其他合法来源，一审判决认定江苏东方公司侵害钟加良作品复制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0年2月26日修正)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因本案权利人的损失及侵权人的获利无法确定，一审法院根据涉案贴花美术作品的独创性、美誉度，再结合江苏东方公司的主观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性质、侵权商品的销售价格和销售数量，并已考量了钟加良已就侵权商品在商标侵权案件中主张经济损害赔偿等因素，酌情确定判赔数额，一审判决考量因素全面，所确定的赔偿数额合理、适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江苏东方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300元，由上诉人江苏东方轻工业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钱光文审 判 员 吴盈喆审 判 员 邵 勋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李冰雪书 记 员 朱丽娜附：相关法律条文附图1：作登字11-2013-F-7868附图2：作登字11-2013-F-7867附图3：国作登字-2014-F-00129748附图4：附图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