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05民终1073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艺都古玩花鸟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华崇文，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安徽中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跃红。 上诉人苏州艺都古玩花鸟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艺都古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跃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2020）苏0508民初24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独任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艺都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吴跃红承担。事实和理由：关于谢明，孙红海两人的费用问题，一审中吴跃红明确承认谢明是其团队人员，一审法院对该事实认定艺都公司未举证属于事实认定不清。谢明与孙红海两人在吴跃红与艺都公司合作期间与艺都公司没有任何劳动或劳务关系，并非艺都公司员工，替吴跃红支付其团队人员的费用本身只是双方合作期间的一种结算方式。由本案报销费用的金额可以看出，这些报销并非小数额，艺都公司与吴跃红约定的合作费用的支付方式也是每月1万年底补足，并非一次性支付，由艺都公司先行支付再与吴跃红最后结算完全符合一般逻辑，并且在商业合作中也是经常发生的交易行为。 吴跃红辩称，吴跃红与艺都公司协议第三条约定如果吴跃红需要招聘助理，助理的工资由吴跃红自理。所以谢明，孙红海如果产生费用应该从吴跃红的名下支出，与艺都公司没有一点关系。 吴跃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艺都公司支付劳务费142816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13日，苏州艺都市场管理有限公司（甲方）与吴跃红（乙方）签订《协议》一份，约定，甲乙双方就苏州艺都大楼-1路项目（老文庙地摊搬迁至艺都市场-1楼）落户达成如下协议：甲方负责苏州市人民路1635号艺都大楼-1至三楼的招商运营代理，乙方在甲方的管理下负责老文庙地摊市场搬迁至艺都-1楼的运作；在正常合作运营-1楼地摊市场前提下，甲方保证乙方每年收入20万元，若乙方因业务需要招聘助理，助理工资费用由乙方自理；甲方每月发放给乙方1万元，12个月后甲方-1楼地摊市场总收入提取10%补足乙方20万元，超出部分乙方可在总收入余款中提取5%作为奖励，若甲方12个月后-1楼地摊市场总收入10%不足以支付乙方每年20万元的，则甲方给予补足；本协议自2018年3月1日起，期限以苏州艺都市场管理有限公司运营1635号市场时间为准。同时，该协议约定，乙方不得对外宣传其他同类市场，不得将甲方地摊商户私自带至其他市场，不得未经甲方同意私自出售摊位。2018年9月13日，苏州艺都市场管理有限公司工商登记名称变更为苏州艺都古玩花鸟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上述《协议》签订后，吴跃红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艺都古玩公司向其支付款项，后因双方合作过程中发生分歧，吴跃红于2020年1月8日离开艺都古玩公司。 艺都古玩公司提供转账记录清单，证明以银行转账、微信转账、现金等方式共向吴跃红支付294947元，其记载的付款项目包括团队工资16万元、个人工资35433元、奖金30500元、报销69014元。吴跃红认可收到上述款项，但认为其中228233元系支付《协议》约定的收入（主要指团队工资、个人工资、奖金部分），其余部分为报销款，报销款系其为艺都古玩公司出差等事项实际发生费用，不属于支付《协议》约定的款项。 艺都古玩公司主张，其向吴跃红聘用人员孙红海、谢明支付报销费用属于支付《协议》约定的款项，其提供以下证据：1.给孙红海的微信转账记录（92735.78元）及孙红海报销的收据、报销单据，收据有一张系孙红海签名，其他收据签名为“紫云轩”等其他人，报销单据包括餐费、加油费、过路费等。2.给谢明的付款清单（工资48000元、报销5835元）及谢明报销的收据、报销单据。吴跃红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对证据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孙红海是给我干过活，但我和孙红海没有签订过合同，谁付钱孙红海就给谁干活，当时艺都古玩公司也可能让孙红海干活。现在孙红海现在为艺都古玩公司工作了。孙红海的工资是我支付的，孙红海报销的款项从来没有跟我说过，我也不清楚，报销费用大多是餐费和购买物品、住宿、过桥过路费等，与我无关。2.谢明只给我干了一个月的活，后来就给艺都古玩公司干活的，谢明的工资和报销与我无关。 一审法院认为，吴跃红与艺都古玩公司2018年3月13日签订的《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并生效，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双方均认可2020年1月8日吴跃红离开艺都古玩公司，一审法院确认该《协议》于2020年1月8日解除。艺都古玩公司主张吴跃红离职时未交出微信群、私下收取商户费用，然其未举证双方对微信群的使用作出约定，其提供的会议记录、询问笔录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吴跃红私下收取商户费用，其拒绝向吴跃红支付《协议》约定的款项，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 艺都古玩公司应该向吴跃红支付《协议》约定的款项。根据该协议的约定，吴跃红收入采取“保底+提成”的方式，助理工资费用由吴跃红负担，可见该协议并非单纯的劳务合同，吴跃红应该自行承担相应的成本费用，故吴跃红主张艺都古玩公司向其支付的报销款不属于协议约定的收入，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艺都古玩公司向其支付的294947元均应认定系支付协议约定的收入。关于艺都古玩公司向谢明支付的工资、报销款，艺都古玩公司未举证谢明系吴跃红的雇佣人员，该款项不应认定系支付给吴跃红的款项。关于艺都古玩公司向孙红海支付的报销款，虽然孙红海曾为吴跃红工作，但根据协议约定，艺都古玩公司没有义务向吴跃红聘用人员支付费用，该报销费用未经吴跃红确认，而且艺都古玩公司提供的收据中只有一张有孙红海的签名，相关票据也看不出系为吴跃红工作而发生，故该款项亦不应认定系支付给吴跃红的款项。 综上，艺都古玩公司应该支付吴跃红2018年3月1日起至2020年1月8日期间的保底收入371049元，扣除已付294947元，尚应支付76102元。吴跃红超出该金额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苏州艺都古玩花鸟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吴跃红76102元。案件受理费3156元，减半收取1578元，由吴跃红负担737元，苏州艺都古玩花鸟市场管理有限公司负担841元。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相一致。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艺都公司向孙红海、谢明支付的费用能否认定为支付给吴跃红的款项。艺都公司主张孙红海、谢明系吴跃红雇佣的人员，艺都公司向孙红海、谢明支付的报销费用及工资应作为其支付给吴跃红的款项。关于谢明的费用，吴跃红认为谢明只为其工作了一个月，此后谢明由艺都公司雇佣并发放工资。艺都公司提交的明细显示从2018年5月至2019年8月艺都公司向谢明支付工资48000元、报销5835元。如谢明是吴跃红的人员，艺都公司根本不应直接向吴跃红发放工资，更何况其支付工资明细附言显示为“艺都工资”。因此支付给谢明的费用不应认定为给吴跃红的款项。 关于孙红海的费用，吴跃红认可孙红海为其工作，但认为孙红海的工资是由吴跃红在发放，据其了解孙红海报销费用是艺都公司的老板花销。根据协议约定，艺都公司没有义务向吴跃红聘用人员支付费用。在双方的合作过程中，也不能排除存在孙红海为艺都公司直接垫付费用的情况。如孙红海确代表吴跃红报销费用，艺都公司应要求孙红海提供以吴跃红工作人员身份申请报销费用的请款凭证或吴跃红的授权材料，或者艺都公司应与其他报销费用一样将款项直接支付至吴跃红的账号。现艺都公司提交的报销票据无法体现是为吴跃红工作而发生，而且如果将孙红海报销费用作为吴跃红的收款，将存在艺都公司向吴跃红提前超额付款的情况，不符合合同约定及常理。因此艺都公司仅以孙红海是吴跃红的工作人员为由要求将孙红海收取的报销费用全部归于吴跃红名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艺都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56元，由上诉人苏州艺都古玩花鸟市场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沈维佳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王冰雅 法律文书履行提示 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 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 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 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 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 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 （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 （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 （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 （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 （六）旅游、度假； （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 （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 （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 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 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