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冀09民终20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赵玉合，农民。委托代理人：刘崇阳，河北春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大趁。委托代理人：何海容，河北春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宝须。委托代理人：郭向东，河北东方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赵玉合、刘大趁因与被上诉人赵宝须诉物权确认纠纷一案，河北省任丘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5日作出（2014）任民初字第4081号民事判决，赵玉合、刘大趁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2015年5月25日本院以（2015）沧民终字第785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2015年12月11日，河北省任丘市人民法院作出（2015）任民初字第2699号民事判决，赵玉合、刘大趁仍不服上述判决，再次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玉合的委托代理人刘崇阳，上诉人刘大趁及其委托代理人何海容，被上诉人赵宝须及其委托代理人郭向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赵宝须在原审中诉称：原、被告均系任丘市西环路办事处前长洋村村民。原告于1992年在本村分得上坡（地名）土地1.9349亩。2013年106国道片区改造征地过程中，原告赵宝须的该地块被国家征用，应获得赔偿款737196元。被告欺骗村领导，将该赔偿款中219609元代原告支取，后经村委会多次调解，被告只给付了原告10万元，对于剩余的119609元至今未付。原告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征地补偿款119609元，并判令被告赔偿自2013年6月18日支款日至起诉之日1年另4个月的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合计9870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审被告赵玉合、刘大趁在原审中辩称：第一，被告赵玉合于1992年分得承包地0.773亩，加共用道路、共有垄沟等为0.8356亩。被告赵玉合签订征收协议的上坡地面积为1.3989亩，比分得的承包地多0.5633亩，并不是原告所说的0.5764亩。被告多出来的0.5633亩土地的原因是：原、被告及原告的其他兄弟为了方便耕种，按村委会提供的地亩册上的面积取得土地后，在原告父亲（即被告赵玉合之兄）的主持下，对原告兄弟四人及被告赵玉合之间进行了土地的调整，被告赵玉合拿出了自留地0.46亩、菜地0.016亩、下坡地0.222亩换来的，其中被告赵玉合的0.46亩自留地和原告其他兄弟的自留地交给原告耕种，原告已经在自留地上建造房屋，目前房屋已经补偿并拆除，被告赵玉合的菜地0.016亩也由原告耕种，下坡0.222亩由其他人耕种。原、被告及案外人在全家族内部进行土地调整，属于个小家庭土地的互换，当时已经取得的全部家族成员的同意，村委会也认可互换的事实，依据法律规定，土地互换后，相应的权利义务一并互换，被告按互换后的实有土地面积领取土地补偿款是行驶土地使用权人的合法权利。第二，本案涉及的征收补偿款不是基于违约而是权属争议，原告请求利息没有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第三，本案第二被告刘大趁不是适格的被告，土地补偿款不是按人口分配，而是按土地分配，并没有第二被告的份额，签订土地补偿协议是第一被告签订，款项也是存入第一被告的账户，与第二被告无关。第四，本案原告诉请的是给付征收补偿款，应先查清土地的合法使用权人是谁，然后才能涉及到补偿款是否该由谁所有，应先进行确认之诉，然后才是给付之诉。第五，被告先前给付原告10万元，是因为原告急需用钱，被告向原告出借的，不代表被告对原告给予补偿的意思，也不能作为被告同意补偿的依据，被告保留向原告要求返还的权利。原审查明：原、被告均系任丘市西环路办事处前长洋村一队人，被告赵玉合系原告赵宝须叔父，被告赵玉合与刘大趁系夫妻。2013年6月18日，任丘市西环路办事处前长洋村106国道市区段改造，其中被告赵玉合与前长洋村签署的征地协议面积为1.3989亩，补偿款532980.90元。但在该村一队提供的地亩册中记载，被告赵玉合有0.8225亩，原告赵宝须有1.9349亩，赵某（原告赵宝须之兄，另案被告）有2.4149亩。在支款签字时，赵玉合实际支取1.3989亩的征地款532981元，多支取了0.5764亩地的补偿款，计219609元；赵某实际支取了3.7734亩的补偿款1437666元，多支取了1.3585亩地的补偿款，计517590元。在支取后，原告赵宝须要求按分地的地亩册向被告所有补偿款，后经大队、小队代表多次调解，赵玉合拿出10万元，赵某拿出了142075元给予原告赵宝须。另查明，1992年调整土地后，原、被告并没有按照实际所分地亩数耕种，而是家庭中兄弟之间、叔侄之间为就近、便于耕种互相调换耕种，但原告仍按照原分地块及地亩数支取“粮食补贴款”2013年10月23日，原告赵宝须以其兄赵某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返还375515元（517590元-142075元），本院于2014年7月28日作出了（2013）任民初字第32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该案被告赵某返还原告赵宝须375515元。现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法院在审理（2013）任民初字第3216号案件时，证人李某（该村党支部书记）出庭作证证实，原告赵宝须与赵某、赵玉合之间的纠纷已经通过村调解，认为调解好了。赵某和赵玉合都给付了赵宝须一部分款。存折本来在证人李某手中，因赵某说给赵宝须征地款，李某就把存折给了赵某、赵玉合。赵宝须的1.9349亩征地款，是按赵某说的劈开分别由赵某和赵玉合支取的。证人于某出庭作证证实，前长洋一队的地亩册中记载赵某应该是2.4149亩，征地款是920076.90元；赵宝须应该是1.9349亩，征地款是737196.90元；赵玉合的地亩数应该是0.8225亩，征地款313372.50元。上述征地款的数额是证人于某计算好后交给的村委会，至于村委会与赵玉合、赵某怎么签订的，具体的数是怎么来的就不清楚了。在审庭审时证人赵某（原告四哥）、段大自（赵某之妻，原告四嫂）、赵宝成（原告三哥）、宋春爱（赵宝成之妻，原告三嫂）、赵保存（原告二哥）、张大巧（赵保存之妻、原告二嫂）均出庭作证，证实为了便于耕种，家庭中兄弟、叔侄间的责任田进行了互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经原告赵宝须申请，本院依法将被告刘大趁在中国民生银行任丘支行的存款132416元，予以冻结。对该款项的由来，被告刘大趁称系收到土地征收补偿款后由赵玉合账户转到该账户15万元。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2014）任民初字第4081号判决书、（2015）沧民终字第785号民事裁定书、（2013）任民初字第3216号民事判决书、赵某、段大自、赵宝成、宋春爱、赵保存、张大巧出庭作证的证言，任丘市西环路街道办事处前长洋村村民委员会三份证明等证据予以证实。原审认为：原、被告均系任丘市西环路办事处前长洋村一队村民。在任丘市106国道区片改造过程中，征用该村一队等生产队的土地。因原、被告的责任田调换耕种，原告赵宝须的0.5764亩责任田由被告赵玉合耕种，该调换是家庭中原、被告叔侄之间及原告赵宝须的弟兄之间为了耕种方便而相互调换，调换的目的是为了家族中方便耕种，调换的各方享有责任田的种植、收益权，并不代表该地块的承包经营权属的相互转让，有该村委会证明所证实，在村委会统计补偿款时依据原始承包情况，补偿款分别针对的是原告赵宝须、被告赵玉合及赵某等人。在法院审理赵宝须诉赵某案件中，前长洋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中，被告赵玉合在支取了补偿款后，并未按照其相应的亩数将款支付给原告赵宝须。在案件受理前，村干部为其进行了调解，但被告赵玉合没有按照调解意见将款全部退还给原告赵宝须，只退还了10万元。被告赵玉合至今仍然未将余款119609元交付原告，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依法将该款返还原告赵宝须。被告刘大趁系被告赵玉合之妻，且存于该账户的款项系收到土地征收补偿款后由被告赵玉合账户转到其账户15万元，故被告刘大趁也应与被告赵玉合依法共同承担民事责任。被告赵玉合所辩称的本案涉及征收补偿款是属于权属发生纠纷所造成，并不是基于违约所造成，原告请求利息没有法律依据。对该辩解意见法院予以采纳，故对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法院不予支持。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七十五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赵玉合、刘大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原告赵宝须土地补偿款119609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44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赵玉合、刘大趁负担1346元，原告赵宝须负担98元；保全费1182元，由被告赵玉合、刘大趁负担1118元，原告赵宝须负担64元。赵玉合、刘大趁不服上述判决，其上诉主要理由为：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2013年106国道片区改造征地过程中所征用赵玉合的承包地1.3989亩（包括公共道路）就是上诉人赵玉合的承包地，不存在欺骗行为，该地是82年村内分地后，上诉人赵玉合的二哥即被上诉人赵宝须的父亲为了耕种方便，在家族内部进行的调整互换。也就是说被上诉人起诉的亩数及数额与赵宝须互换承包地不是一一对应关系，是家族内部的整个调整，并且在互换时均同意，一直到征地前没有任何变化，已经三十多年。上诉人赵玉合享有互换后承包地的经营权，补偿款当然由上诉人赵玉合所有。另外上诉人刘大趁是1986年与上诉人赵玉合结婚，婚后没有分得承包地，因此与村委会签订征地补偿协议的是上诉人赵玉合、领取补偿款的是上诉人赵玉合，与上诉人刘大趁没有关联性。一审法院冻结上诉人刘大趁的款项是其个人所有，被上诉人赵宝须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及相关法律依据来认定刘大趁负有返还义务。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院已经过两级法院审理，均已认可家族之间“互换”这一事实。但重审后一审法院仍以双方调换的只是责任田的种植权、收益权，并不代表该地块的承包经营权的相互转让，属于适用、理解法律错误。法律规定的互换就是指承包经营权全部的互换，不可能产生权利、义务相分离的情况。三、被上诉人在一审主张其承包地的经营权没有互换，提交了两份村委会新的证明，该两份证明形式不合法、内容不真实，属于虚假证明，然而一审法院却依此作出错误判决。四、一审法院仅依据一份村委会的证明即认定被上诉人按照原地块及亩数支取“粮食补贴款”证据不足。五、关于分地账目问题。村委会提供的于某分地账目不是原始分地账目，82年时会计于通的账目才是真实的账目，该账显示被上诉人赵宝须并不是其主张争议土地的户主，因此其无权主张征地补偿款。六、一审法院程序错误。本案系基于土地承包权的归属产生纠纷，应先就争议土地承包权进行确权，而后才会设计到因确权后产生的补偿款给付的债权债务问题，更何况上诉人刘大趁是基于什么法律规定进行给付，这都不是物权确权纠纷解决的问题。一审法院将三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一并处理，也不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赵宝须当庭主要答辩意见为：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责任田的调换耕种是在家庭成员之间，而且调换耕种的目的是便于耕种，其在一审中家庭成员有证人被上诉人的哥哥赵宝成等出庭作证，其互换就是为了便于耕种，并没有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互换，而在该地被征收以后，村委会计算赔偿款时都是按原承包人承包村集体土地的多少来计算的赔偿款，也就是说被上诉人与村委会在计算征用赔偿款时土地承包关系并没有发生变化，这是村委会认可的。二、双方发生纠纷后，2013年经过村委会进行调解，村委会出具了证明，内容是上诉人愿意将全部赔偿款给付被上诉人，但上诉人仅给付了10万元，剩余的没有给，当时每户的款项都放在一个存折上，双方的款项都打在了一个存折上，基于上诉人同意将款项全部给被上诉人，所以存折给了上诉人。2016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更换的土地也进行了征收，上诉人已经将该款据为己有，所以在此点上看，本案涉案的款项上诉人也应给被上诉人。经审理查明：二审中，被上诉人赵宝须提供2016年4月29日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以证明赵玉合的自留地菜地补偿款由赵玉合支走的事实。上诉人赵玉合的代理人质证称证明无支款的金额、也没征地的面积或位置，故不能证实支款的事实。同时称：上坡地的补偿款是村委会和我方签订的征地补偿款，直接将款打到上诉人名下。第二块地本来我方不同意支取该款，但镇政府一直找我们做工作，因该地最初承包人是赵玉合，该部分补偿款也只能由赵玉合支取，等本案审理后再确定是谁的，所以我们签订的协议，钱也给了我方。第二块地的补偿还没有补充完毕，以后可能还有后续的补偿款。上诉人刘大趁称：我支的是我地的补偿款近7万元，上坡地也是我支的。其他案件基本事实及证据与原判决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执焦点为双方对涉案地块进行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相互转换还是为耕作方便而进行的土地种植、收益权的相互调换，该问题最终的解决涉及本案土地补偿款的归属及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本案中，为了方便家族成员耕种，双方就涉案土地进行了调换耕种，但未签订书面合同对相关事项进行确定，更未报发包方村委会备案，且这种状况维持至土地被征收双方发生争议。结合该村村委会系依据土地原始承包情况对土地征收补偿款进行统计，本案起诉前该村村委会干部进行调解，上诉人赵玉合未按照调解意见将款全部退还给被上诉人赵宝须而只退还了10万元，以及上诉人赵玉合在诉讼中又领取其名下菜地、自留地补偿款7万余元等事实，本案无法确定双方在对涉案土地进行调换耕种时即对土地的全部权益进行永久的相互转让达成了合意，基此理由，本院认为，原判决将本案双方调换耕种认定为仅是土地种植、收益权的调换，并不代表该地块的承包经营权的相互转让，更加符合案件实际以及人民群众普遍认同的常识、习惯和经验，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本院对此亦不持异议。因上诉人刘大趁与上诉人赵玉合系夫妻关系，双方系同一家庭成员，加之诉讼中上诉人刘大趁认可收到土地征收补偿款后由上诉人赵玉合账户转到其被查封的账户15万元，原判决据此判令二上诉人共同偿还被上诉人赵宝须土地征收补偿款119609元，不违反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92元，由上诉人赵玉合、刘大趁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晓莉审判员  李 霞审判员  付 毅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李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