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46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雨晨（曾用名杨予晨）。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雨欢。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妤萱。上述三上诉人共同法定代理人：代贵英（系杨雨晨、杨雨欢、杨妤萱母亲），系本案上诉人之一。上诉人（原审原告）：代贵英。上述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耿，广东众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东晖物流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谢海辉，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剑标，广东圣和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麦韵静，广东圣和胜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杨雨晨、杨雨欢、杨妤萱、代贵英（以下简称杨雨晨等4人）因与被上诉人广州东晖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晖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126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杨雨晨等4人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东晖公司按照工伤保险待遇的项目和标准支付杨雨晨等4人丧葬补助金49308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727920元，供养亲属抚恤金807935.04元等，共计1185163.04元；2.一、二审受理费均由东晖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双方签订的《工伤死亡赔偿协议书》应无效。1.双方在签订《工伤死亡赔偿协议书》时，杨某还未进行工伤认定，是否属于工伤处于不确定状态，虽说协议书中约定按工伤待遇支付赔偿金，但东晖公司对杨某认定为工伤一直不服，既然东晖公司是按工伤待遇支付赔偿金为何又对工伤认定不服，完全说明了东晖公司是以签订协议书这一合法形式来掩盖其少赔的非法目的。2.杨雨晨等4人在签订《工伤死亡赔偿协议书》时根本不知道杨某的死亡属于工伤，正如东晖公司在提供的证据中说明杨某不是履行工作职责，更不知道按工伤保险待遇赔偿金额有170多万元（签订协议时田静未死亡）。东晖公司说按工伤待遇赔偿并未告知杨雨晨等4人工伤待遇赔偿的金额有多少，且东晖公司在《协议书》和《民事答辩状》中都陈述“出于人道主义”，说明东晖公司完全不是按工伤待遇进行赔偿，只是担心杨某将来被认定为工伤后杨雨晨等4人要求按法律规定标准进行赔偿而欺骗杨雨晨等4人签订的。3.工伤死亡赔偿协议书中约定赔偿90万元，其中东晖公司仅支付40万元，另50万元由意外险的保险公司承担。而根据《广东省高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二十五条规定：劳动者的工伤待遇由用人单位承担，劳动者依人身保险合同获得的赔偿，用人单位不得主张在工伤待遇中扣除。而东晖公司却在工伤待遇中扣除了该50万元，且在庭审答辩中还陈述了应该扣除的理由。双方在签订协议时，东晖公司也是这样解释的，故杨雨晨等4人对该50万元意外险的赔偿存在重大误解。4.按照法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赔偿经计算金额达170多万元，完全应由东晖公司承担；而协议书中约定的赔偿金额为90万元，且东晖公司仅支付40万元，170多万元与40万元相比较，差距之大显而易见，所以该协议书的约定显失公平。虽说杨雨晨等4人在此次事故中实际获得赔偿1986228.04元，但因工伤而获得的赔偿仅40万元，其余是基于交通事故和意外保险获得的赔偿。是否显失公平应根据工伤保险待遇应获赔偿与已获赔偿相比较，而不是与杨雨晨等4人所获得的一切赔偿总额来比较。5.《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二条属于对用人单位的一项强制性规定，在劳动者发生工伤事故后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给予劳动者工伤保险待遇，如果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达成比《工伤保险条例》的标准更低的赔偿标准或免除用人单位的赔偿责任的协议，应当认定该协议违反法律、行政性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更何况双方签订的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情形。二、即使《工伤死亡赔偿协议书》有效，根据该协议书约定，东晖公司也应该支付赔偿金90万元，扣除已支付的40万元外，还应再支付50万元。因为50万元是意外险的保险公司支付，本应属于杨雨晨等4人。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杨雨晨等4人的上诉请求。东晖公司提交了书面《答辩状》，具体内容如下：一、东晖公司与杨雨晨等4人签订《工伤死亡赔偿协议书》前，经由双方共同经过多轮协商，签订协议前杨雨晨等4人也已充分咨询其律师并明确同意该赔偿方案，经由双方签字盖章生效，并不存在任何欺诈、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的情形，现双方自愿签订《工伤死亡赔偿协议书》生效并己履行完毕，其又再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支付工伤待遇于法无据，依法应不予支持。1.《工伤死亡赔偿协议书》经由双方多轮协商后同意签署，且杨雨晨等4人签署前也已咨询其律师，并不存在其主张的欺诈、显失公平、重大误解等情形。2.双方一致同意由东晖公司支付40万，由保险公司支付50万元，《工伤死亡赔偿协议书》相关条款并已明确该赔偿方案，杨雨晨等4人在明确知晓该赔偿方案的前提下签订《工伤死亡赔偿协议书》，且依据协议约定向东晖公司提供了相关理赔申请手续，东晖公司再向保险公司申请赔偿，并不存在任何欺诈、显失公平、重大误解等情形。二、《工伤死亡赔偿协议书》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双方均应受该协议约束。杨雨晨等4人并未举证证明协议书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而无效，以及举证签订该赔偿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相关事实，更未举证证明赔偿协议存在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的情形。相反，从《工伤死亡赔偿协议书》的相关约定及权利义务内容，代贵英已经明确承诺除该赔偿协议所约定的费用外，自愿放弃基于杨某死亡所产生的各项权利及所享有的仲裁、诉讼的权利；从杨雨晨等4人已就协议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及其他问题咨询相关专业人士，并清楚明白，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签订该协议，日后不再向东晖公司提出任何主张的声明看，该赔偿协议的签订并不存在重大误解情形，双方自愿达成的赔偿金额也不属于显失公平的情形，杨雨晨等4人违反协议约定恶意提起本案诉讼，其行为毫无诚信可言，也违反了《劳动法》第七十七条的相关规定，依法应当不予以支持。三、杨雨晨等4人也已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中获取110多万元的巨额赔偿，其违反协议约定，在收取交通事故赔偿及本案工伤赔偿后又提请本案是不诚信行为。四、即使杨雨晨等4人要求支付赔偿差额的主张得以成立，则基于其已经获得交通事故赔偿的情况下，依法也应扣除同类赔偿项目，不应当重复赔偿。五、杨雨晨等4人一审也已经确认杨某生前的平均工资为约4500元/月，故杨雨晨等4人依据8218元／月的标准提出本案主张的赔偿金额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其依据没有事实依据的巨额赔偿来对比《工伤死亡赔偿协议》的赔偿金额，进而提出存在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的主张也根本不成立。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杨雨晨等4人的全部上诉请求。杨雨晨等4人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东晖公司按照工伤保险待遇的项目和标准支付原告丧葬补助金49308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727920元、供养亲属抚恤金807935.04元，共计1185163.04元；2.本案受理费由东晖公司承担。一审中，杨雨晨等4人明确“支付原告”是指支付给杨雨晨等4人及田儒国、王天娥、杨腾，具体由法院认定，如果认定是田儒国、王天娥、杨腾原告不适格的话，判令支付给杨雨晨等4人也无意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受害者杨某于2016年4月1日与东晖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入职东晖公司担任操作副主管，东晖公司没有为其参加社会保险。2018年6月20日3时15分，李龙华驾驶粤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粤Ａ×××**号重型集装箱半挂车沿广州市黄埔区开发大道中心分隔以东第二条机动车道由南往北行驶至开发立交桥上桥位时，碰撞同车道前方由杨某单位同事陈勇驾驶的因故障停在路面的粤Ａ×××**号轻型厢式货车尾部，粤Ａ×××**号轻型厢式货车车头再撞向由杨某驾驶停在路面上的粤Ａ×××**号轻型厢式货车尾部，造成正在粤Ａ×××**号轻型厢式货车车头系绳的杨某当场死亡的交通事故。广州市黄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穗埔人社工伤认【2019】007430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杨某死亡属于工伤。东晖公司不服提请行政复议及诉讼，要求撤销该局上述认定，均被驳回。2018年7月7日，死者杨某亲属田静、代贵英（作为乙方的签字人）与东晖公司（作为甲方）签订一份《工伤死亡赔偿协议书》，该赔偿协议书中列明乙方人员共有五人，即田静、代贵英、杨雨晨、杨雨欢、杨妤萱，其中，田静系杨某的母亲，代贵英系杨某的妻子，杨雨晨、杨雨欢、杨妤萱系杨某的孩子，该赔偿协议书的主要内容为：依据劳动法、工伤保险条例、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双方经协商就工伤赔偿一次性解决事宜达成协议如下：一、双方同意就杨某工伤死亡赔偿（包括但不限于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食宿费、误工费等其他合理费用以及出于人道主义补偿金等）及相关劳动待遇一次性赔偿总额人民币900000元。二、款项支付方式。1.就上述赔偿金额，由甲方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支付人民币400000元，剩余500000元由保险公司直接支付给乙方。2.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保险公司提供理赔所需的相关资料并办理相关理赔手续，如因乙方延迟办理理赔手续的，因此造成的付款延误时间由乙方承担。3.如保险公司最终支付金额少于人民币500000元的，在差额部分由甲方予以补足支付给乙方。4.乙方共同指定银行账号作为所有赔偿金收款账号。5.除上述赔偿费用外，乙方不得再向甲方主张任何赔偿/补偿费用或提出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等其他任何权利，自愿放弃基于杨某死亡所产生的各项权利及所享有仲裁、诉讼的权利。三、乙方保证在签署本协议时，确认其为杨某的全部直系亲属及配偶，并已得到所有近亲属的授权及认可，已清楚了解自己在协议中的权利义务，甲方也已向乙方明确告知依据劳动法、工伤保险条例等可得到的赔偿权利，乙方也已就协议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及其他问题咨询相关专业人士，并清楚明白，甲、乙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签订本协议，日后不得再以此为由向甲方提出任何权利主张。四、违约责任。1.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内容构成违约的，违约方需向守约方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2.乙方违反本协议第二条、第三条的，应双倍退还甲方已付的所有款项。杨雨晨等4人当庭确认按该赔偿协议收到东晖公司支付的400000元、保险公司支付的500000元，共计900000元赔偿款；同时确认从（2018）粤0112民初5724号、（2019）粤01民终845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中获赔1086228.04元，赔偿项目包括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住宿费、交通费、死亡赔偿金、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2019年11月14日，代贵英、杨雨晨、杨雨欢、杨妤萱、田儒国、王天娥、杨腾以申请人名义提起仲裁，要求被申请人东晖公司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共计1377194.24元（包括丧葬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等项目），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11月14日裁决驳回申请人全部仲裁请求（穗埔劳人仲案〔2019〕1645号），该仲裁裁决书于同年11月21日送达申请人。同年12月4日，代贵英、杨雨晨、杨雨欢、杨妤萱、田儒国、王天娥、杨腾等人一起以杨雨晨、杨雨欢、杨妤萱、代贵英名义提起本案诉讼，要求东晖公司按照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进行赔偿。另查明，死者杨某的母亲田静已于2019年9月12日去世，即田静在本案立案前已经去世，田儒国、王天娥、杨腾分别系田静的父亲、母亲、次子。田儒国、王天娥、杨腾陈述其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的理由是其三人是田静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可继承田静的抚恤金。上述事实，有经当庭出示、质证的如下证据证实：劳动合同、司机岗位职责、工伤认定决定书、交通事故认定书、死亡医学证明书、遗体火化证明、家庭成员证明、户口注销证明、户口本、结婚证、工伤死亡赔偿协议书、行政复议决定书、行政起诉状及受理案件通知书、穗埔劳人仲案〔2019〕1645号仲裁裁决书、（2020）粤71行终1224号行政判决书、（2019）粤01民终845号民事判决书、当事人陈述等，查证属实，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应为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提起诉讼，也可以协商解决。调解原则适用于仲裁和诉讼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前款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情形，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劳动者杨某死亡后在工伤尚未认定前，其母亲田静、妻子代贵英（同时代理杨雨晨、杨雨欢、杨妤萱）与用人单位即东晖公司签订的《工伤死亡赔偿协议书》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签订各方均具有约束力。杨雨晨等4人在其诉状及庭审中并未对该赔偿协议的效力问题提出否定意见，也未申请撤销该赔偿协议，可推定杨雨晨等4人仍认可该赔偿协议的效力。虽然杨雨晨等4人在庭后提交的代理词中提出“应当认定该赔偿协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及“双方签订该赔偿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意见，但杨雨晨等4人举证不足以证明其陈述的上述意见成立，更未有举证证明该赔偿协议存在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的情形。相反，从该赔偿协议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看，杨雨晨等4人已经明确承诺除该赔偿协议所约定的费用外，自愿放弃基于杨某死亡所产生的各项权利及所享有仲裁、诉讼的权利；从杨雨晨等4人已就协议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及其他问题咨询相关专业人士，并清楚明白，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签订该协议，日后不再向东晖公司提出任何主张的声明看，该赔偿协议的签订不存在重大误解情形；从杨雨晨等4人实际获赔1986228.04元看，杨雨晨等4人与东晖公司所达成的协议金额也不属于显失公平的情形。现杨雨晨等4人提起诉讼，不符合上述赔偿协议的约定，也违反了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不予以支持。另外，因田儒国、王天娥、杨腾作为田静的法定继承人与本案并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对于本案纠纷并无诉权，三人不具有原告的主体资格，一审法院依法以裁定驳回田儒国、王天娥、杨腾的起诉。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代贵英、杨雨晨、杨雨欢、杨妤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代贵英、杨雨晨、杨雨欢、杨妤萱负担。本院经审理，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杨雨晨等4人、东晖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杨雨晨等4人的上诉及东晖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工伤赔偿协议书》是否无效或应否撤销；2.东晖公司是否需要向杨雨晨等4人支付丧葬补助金49308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727920元、供养亲属抚恤金807935.04元共计1185163.04元。对于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具体分析如下：关于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工伤赔偿协议书》是否无效或应否撤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前款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情形，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本案中，双方签订《工伤赔偿协议》时，劳动者杨某已经死亡，家属对自己能够获得的利益应当有所认识。从赔偿协议的内容看，既约定了赔偿金额，又列明了工伤赔偿的具体项目，还写明了参照的法律，这说明双方当事人对工伤赔偿的法定标准是知情的，对自己能够获得预期利益也是可知的，故不能认定家属在订立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以及协议内容显失公平。此外，根据赔偿协议的约定，赔偿款项给付后，家属不得再向公司主张任何赔偿权利，其已清楚了解自己在协议中的权利义务，公司也已向其明确告知依据劳动法、工伤保险条例等可得到的赔偿权利，另家属也已就协议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及其他问题咨询相关专业人士，并清楚明白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签订本协议，日后不得再以此为由向公司提出任何权利主张。综合签订协议的时间等背景，杨某的亲属在签订协议时并非处于困境，《工伤赔偿协议书》约定的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并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且协议书中也载明家属已详细了解协议内容并同意。因此，在协议内容不存在欺诈、显失公平情形下，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认可双方签订的赔偿协议的效力。杨某的亲属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清楚和知悉签署上述文件的法律后果。现杨某的亲属即杨雨晨等4人主张上述协议显失公平，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主张协议显失公平并据此要求确认协议无效或撤销协议均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均不予支持。上述赔偿协议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杨雨晨等4人在双方已经签订赔偿协议且已履行完毕情况下，再起诉要求东晖公司支付丧葬补助金49308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727920元、供养亲属抚恤金807935.04元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驳回杨雨晨等4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杨雨晨等4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杨雨晨、杨雨欢、杨妤萱、代贵英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玉芬审判员  康玉衡审判员  刘 敏二〇二一年一月七日书记员  杨 琳黄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