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1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申请执行人）：五矿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法定代表人：张岑，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曌，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觉，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案外人）：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长治市故县东大街**。法定代表人：贾向刚，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伟，男，该公司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执行人）：北京金长钢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东支路东侧50米（帝汇鑫钢材市场中心内**）。法定代表人：常永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森茂，山西长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五矿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矿钢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钢长治公司）、被上诉人北京金长钢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长钢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5民初34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五矿钢铁公司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首钢长治公司按（2019）京0115执异46号执行裁定书履行的基础上再在其抽逃出资500万元范围内对金长钢公司所负五矿钢铁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和理由：根据（2019）京0115执异46号执行裁定书，一审法院已查证首钢长治公司抽逃了注册资本345万元，但对于金长钢公司于2003年3月26日从其工商银行账户（账号：×××）转走的500万元，一审法院并未依法、依职权查明后续流向，导致本案事实认定错误。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金长钢公司“28049号”工商银行账户的流水显示，在2003年4月14日首钢长治公司抽逃出资345万元之前，金长钢公司于2003年3月26日同样用转让支票形式转出了500万元。对于该笔500万元，首钢长治公司用转账凭证举证证明系金长钢公司从工商银行账户转账至金长钢公司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怀柔支行（以下简称建行怀柔支行）账户（账号：×××）；在一审法院要求金长钢公司说明该500万元转入建行怀柔支行账户后的流向时，金长钢公司称其中420万元用于向案外人山西长钢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钢铁公司）支付货款（于2003年6月3日支付120万元；于2003年6月5日支付300万元），而对于剩余的80万元金长钢公司却未能作出解释。另外，在本案执行听证阶段一审法院进行调查取证时，建行怀柔支行反馈称金长钢公司并未在其支行设立账户，并不存在×××号账户。后在本案一审阶段，一审法院再次调查取证，将该账号还原为新账号×××，但仅查询到该账户中的两笔流水，分别为2003年12月21日结息801元、2003年12月31日对外支出20800元，即一审法院未能完整调取该账户的银行流水，该流水仅只是2003年12月的账户情况，与本案争议的2003年3月26日500万元进入到该账户的后续流向无关。一审法院在建设银行所反馈的信息与金长钢公司和首钢长治公司的解释相互矛盾且无关联性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并未依职权查明事实，而五矿钢铁公司自身本就无法调取金长钢公司的银行流水，故一审法院以五矿钢铁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500万元款项去向为由不支持该500万元的追加请求，明显系在推卸责任。五矿钢铁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2013）长刑终字第314号刑事裁定书和(2012)郊刑初字第135号刑事判决书中均明确认定首钢长治公司、北京金基业工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基业公司）合资组建金长钢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但双方实际注入资金各为150万元；首钢长治公司出资850万元，待注册验资后首钢长治公司将多出资的700万元转回，即，首钢长治公司至少抽逃出资700万元。而首钢长治公司未能充分举证证明该500万元的用途；金长钢公司也未提交×××号账户的银行流水，且总计转款金额也只有420万元并非500万元，所载交易时间也是在该500万元转出的3个月后，两者之间难以证明具有关联性，况且，山西钢铁公司系首钢长治公司的关联公司，故首钢长治公司及金长钢公司均未能举证证明该500万元的后续用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因此，首钢长治公司及金长钢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首钢长治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五矿钢铁公司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首钢长治公司作为金长钢公司股东，已足额出资500万元，且出资形式为货币。金长钢公司成立于2003年2月21日，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由首钢长治公司和金基业公司各以货币形式出资500万元设立，对此北京明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2003年2月8日已出具《验资报告》予以证实。而且一审五矿钢铁公司提供的证据2．1第4份证据《北京金长刚工贸有限公司章程》、第7份证据《验资报告》及证据2．2第1份证据《特种转帐借方凭证》可以证明。（二）金长钢公司2003年3月26日转出的500万元，系购货款，已获得相应对价，交易真实且交易结果未对金长钢公司造成任何权益上的损害，不能认定首钢长治公司抽逃出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股东抽逃出资行为的认定应满足行为条件和结果条件。首先，（2019）京0115执异46号执行裁定书认定首钢长治公司抽逃出资345万元，首钢长治公司不服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经一审法院审理认定，首钢长治公司关于该款项不构成抽逃出资。对此五矿钢铁公司亦向本院提起上诉，另案处理。其次，本案争议的2003年3月26日金长钢公司从其尾号为28049工商账户转出500万元款项问题。从金长钢公司一审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1．2003年3月26日金长钢公司从其尾号为28049顺义工行账户向其尾号为12822建行怀柔支行账户转款500万元；2．2003年6月5日金长钢公司从其尾号12822建行怀柔支行账户向其尾号05409建行怀柔支行账户转入300万元，用途：保证金；3．2003年6月5日金长钢公司签发票号为00005434银行承兑汇票，金额：300万元，收款人：山西钢铁公司，出票行：建行怀柔支行（出票人账号：×××），汇票日期：2003年6月5日至2003年9月4日；4．2003年6月3日金长钢公司从其尾号12822建行怀柔支行账户向山西钢铁公司电汇转款120万元，汇款用途：货款。从上述款项流转可以看出：2003年3月26日金长钢公司从其尾号为28049顺义工行账户向其尾号为12822建行怀柔支行账户转款500万元，并分别于2003年6月3日、2003年6月5日支付给山西钢铁公司420万元，用途：货款。最后，山西钢铁公司除收到上述金长钢公司从北京建行怀柔支行支付的120万元电汇款和3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首钢长治公司记账明细载明的出票行、汇票日期、金额、票号均与金长钢公司提供的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一致，可以认定为同一笔款项）。外，2003年6月6日山西钢铁公司还收到金长钢公司票号为1759银行承兑汇票，金额100万元；2003年6月4日收金长钢公司电汇货款210万元。2003年6月金长钢公司向山西钢铁公司支付货款共计730万元。针对前述金长钢公司已支付的730万元货款，2003年6月30日金长钢公司与山西钢铁公司签订钢材买卖合同，合同期限至2003年7月31日。该合同履行完毕后，经结算山西钢铁公司于2003年8月5日、13日开具增值税发票，符合合同约定，金长钢公司对此认可。而且与金长钢公司提供的证据相印证。金长钢公司支付给山西钢铁公司的730万元货款，包括五矿钢铁公司存疑的金长钢公司从建行怀柔支行转出的420万元款项，金长钢公司均已获得相应对价。需说明的是：钢材买卖不同于一般商品买卖，交易中买受人需支付预付款，然后出卖人需根据买受人所报钢材品种、规格签订合同并安排生产，合同期内发货完毕后，双方根据月度发货数量、规格品种及对应的当期市场价并参照收货地市场价结合出卖人优惠政策进行结算开票，因此合同中无法事先约定单价，结算价也就不能和买受人付款金额完全对应。这是钢铁行业通行的交易习惯。五矿钢铁公司作为一家长期从事钢材贸易企业，对此是熟知的。另，山西钢铁公司系首钢长治公司作为主要发起人于2002年12月依法设立。综上，金长钢公司与山西钢铁公司钢材买卖交易是真实的，交易结果未对金长钢公司造成任何权益上的损害。二、五矿钢铁公司无充分证据证明首钢长治公司抽逃出资，五矿钢铁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从五矿钢铁公司一审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五矿钢铁公司并不能有效证明首钢长治公司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对首钢长治公司所谓的“合理怀疑”上。而且五矿钢铁公司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条作了无权“扩大解释”，该条款内容系对股东是否履行出资义务产生争议后，股东应对其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而本案系首钢长治公司是否存在抽逃出资行为，因此五矿钢铁公司所谓的“合理怀疑”不能认定其完成了基本的举证义务。而且免除自己的举证责任，并要求首钢长治公司为其“合理怀疑”举证，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和免除五矿钢铁公司举证责任的法定情形。因此，五矿钢铁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本案争议的金长钢公司建行怀柔支行500万元款项问题，首钢长治公司一审中已据实提供了客观、合理的全部证据，并经建行怀柔支行确认，420万元金长钢公司已获得交易对价，剩余80万元款项没有直接流向首钢长治公司或山西钢铁公司。而且一审法院也多次依职权向建行怀柔支行调查核实，一审法院已完全履行了其职权，五矿钢铁公司不能因自身举证不能而甩锅一审法院。（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的规定，抽逃出资的认定是以行为和损害结果同时存在为前提条件的，如果股东有抽逃出资的意思而无抽逃出资的行为，不能认定抽逃出资。五矿钢铁公司一审提供的（2013）长刑终字第314号刑事裁定书和《股权转让协议》两份证据从形式上看，属于书证且为单一书证，该两份证据不能证明首钢长治公司已行抽逃出资之实，五矿钢铁公司应进一步提供补强证据，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四）即便按照五矿钢铁公司的认定，首钢长治公司存在抽逃出资，那么抽逃出资的限额也不应该超过首钢长治公司在金长钢公司的出资额500万元。综上，五矿钢铁公司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五矿钢铁公司诉请。金长钢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五矿钢铁公司的诉讼请求。一、金长钢公司是一家钢材的贸易公司，因此，在公司设立以后将出资款转入公司在建行怀柔支行的账户进行钢材贸易行为是合理、合法的。二、根据金长钢公司一审提供的买卖合同、记账凭证、支付凭证以及发票，均可以证明金长钢公司与山西钢铁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钢材买卖交易行为，并且金长钢公司也已经收到了山西钢铁公司出售的钢材。三、金长钢公司在建行怀柔支行开设的帐户状况，一审法院已经依职权调取了该账户的相关信息。并且在一审法院的组织下，金长钢公司持三份银行凭证的原件曾经去建行怀柔支行进行核对，认定凭证是真实有效的。由此可以证明，金长钢公司通过该银行向山西钢铁公司支付货款420万元的事实。关于刑事判决书的问题，金长钢公司认为，该刑事判决是在审理职务犯罪，其中对于首钢长治公司转出出资的描述仅仅是证人证言，并没有其他的证据，而且法院也没有针对该抽逃行为进行过专门的调查，因此该判决书不能直接认定存在抽逃出资行为的证据。五矿钢铁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首钢长治公司在（2019）京0115执异46号执行裁定书履行的基础上再增加其抽逃出资500万元范围内对金长钢公司所负五矿钢铁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金长钢公司成立于2003年2月21日，曾用名为北京金长钢工贸有限公司。关于五矿钢铁公司与金长钢公司、首钢长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6年7月28日作出（2015）大民（商）初字第1127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金长钢公司给付五矿钢铁公司所欠货款2217万元及延期付款的利息损失。判决生效后，五矿钢铁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于2017年12月8日作出（2016）京0115执7290号执行裁定书，确认金长钢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在一审法院执行五矿钢铁公司与金长钢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申请执行人五矿钢铁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追加首钢长治公司、金基业公司为被执行人的申请。一审法院受理后，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2019）京0115执异46号裁定书，裁定追加首钢长治公司、金基业公司为被执行人，金基业公司在未实际缴纳出资350万元范围内对（2015）大民（商）初字第11273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范围内承担责任，首钢长治公司在抽逃出资345万元范围内对（2015）大民（商）初字第11273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范围内承担责任。经一审法院查明，2003年2月21日，首钢长治公司与金基业公司各出资500万元成立金长钢公司（曾用名北京金长钢工贸有限公司）。2003年2月8日，北京明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证实2003年1月30日首钢长治公司、金基业公司各向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顺义支行144115709入资账户缴纳500万元。2003年2月28日，金长钢公司将验资账户中的资金10005900元转入金长钢公司名下尾号为28049的顺义工商银行账户中。2003年3月27日，金长钢公司将尾号为28049银行账户中的500万元转入该公司建行怀柔支行银行账户内。2003年4月14日，金长钢公司将尾号为28049银行账户中的345万元转入首钢长治公司银行账户内。首钢长治公司一审提交以下证据：1．中国建设银行进账单1份。显示：2003年3月26日，金长钢公司将其尾号为28049银行账户中的500万元转入该公司建行怀柔支行账号为×××的银行账户内。2．2003年6月3日的中国建设银行电汇凭证1份及山西钢铁公司相应的记账凭证1份。电汇凭证显示：金长钢公司从其×××银行账户向山西钢铁公司转款120万元，汇款用途注明为“货款”。山西钢铁公司6月13日的记账凭证上120万元的会计科目标注为“预收账款—省外/客户：北京市—北京金长钢工贸有限公司”。3．2003年6月4日的中国工商银行电汇凭证1份及山西钢铁公司相应的记账凭证1份。电汇凭证显示：金长钢公司从其尾号为35707的银行账户向山西钢铁公司转款210万元，汇款用途注明为“货款”。山西钢铁公司6月5日的记账凭证上210万元的会计科目标注为“预收账款—省外/客户：北京市—北京金长钢工贸有限公司”。4．出票日期为2003年6月5日的银行承兑汇票1份、出票日期为2003年5月14日的银行承兑汇票1份及山西钢铁公司相应的记账凭证1份。6月5日的承兑汇票显示：金额300万元，出票人金长钢公司，出票人账号×××，收款人山西钢铁公司。5月14日的承兑汇票显示：金额100万元，出票人天津三正金属材料销售有限公司，收款人天津市天材商贸有限公司。山西钢铁公司6月16日的记账凭证上100万元、300万元到期承兑票据的会计科目均标注为“预收账款—省外/客户：北京市—北京金长钢工贸有限公司”。5．钢材买卖合同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6张、运费收据1份、山西钢铁公司记账凭证1份。买卖合同签订日期显示为2003年6月30日，卖方为山西钢铁公司，买方为金长钢公司；货物名称为热轧圆盘条、热轧带肋钢筋，总价款为580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日期为2003年8月5日和8月13日，总金额为6201234．84元；运费收据的日期为2003年8月5日，金额为143579．7元；发票与收据的金额共计6344814．54元。2003年8月14日山西钢铁公司记账凭证显示：预收账款—省外/客户：北京市—金长钢公司，借方金额6344814．54元。根据以上证据，首钢长治公司称：500万元的入资款在转入金长钢公司账号为×××的银行账户后，其中420万元分两次（即2003年6月3日电汇凭证的120万元与2003年6月5日承兑汇票300万元）转入山西钢铁公司账户中，上述420万元与2003年5月14日承兑汇票的100万元及2003年6月4日电汇凭证的210万元，共计730万元，均是金长钢公司向山西钢铁公司所支付的购买钢材的预付款。随后双方于2003年6月30日签订了买卖合同，山西钢铁公司向金长钢公司提供了钢材并出具了增值税发票，相应的运费由金长钢公司负担。对于预付款730万元与合同金额580万元及增值税发票6201234．84元的金额不相符问题，首钢长治公司称钢材买卖具有特殊性，交易中买方需支付预付款，然后出卖人根据买受人所报钢材品种、规格签订合同并安排生产，合同期内发货完毕后双方根据发货数量、规格及对应的当期市场价并参照收货地市场价结合出卖人优惠政策进行结算开票，故合同中无法事先约定单价，结算价也就不能和预付款金额完全对应。本案中，预付款为730万元，实际供货最终结算货款为6201234．84元，加上需金长钢公司承担的运费143579．7元，共计6344814．54元。对于结余的近100万元预付款，自动转为双方下一个合同的预付款。一审法院另查，在一审法院就五矿钢铁公司与金长钢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生效判决执行及执行追加过程中，一审法院曾两次就金长钢公司在建行怀柔支行开立银行账户的情况进行查询，2018年6月26日、2019年6月4日建行怀柔支行两次答复称：金长钢公司在2003年未在该行开户，账号×××在建行无此账户。在一审审理过程中，经五矿钢铁公司申请，一审法院再次向建行怀柔支行就账号×××的账户情况进行查询，在多次电话联系后，建行怀柔支行口头答复称该账户确实存在，但之前的账号为短账号，还原为新账户后的账号为×××，2003年3月份开户，2008年销户。一审法院根据该账号信息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大兴区新北区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大兴区新北区支行）查询该账号2003年的银行流水情况；2020年6月10日建行大兴区新北区支行向一审法院提供该账户2013年的流水，显示：2003年该账户仅有两笔交易记录，分别为2003年12月21日该账户结息801元，2003年12月31日该账户对外支出20800元，交易后账户内余额为895．56元，除此之外无其他任何交易信息。鉴于上述情况，一审法院组织五矿钢铁公司、金长钢公司与首钢长治公司于2020年6月15日持与×××银行账户相关的三份银行凭证原件（2003年3月26日交易金额为500万元的银行进账单、2003年6月3日交易金额为120万元的建设银行信汇凭证、2003年6月5日出票金额为3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到建行怀柔支行查询上述三份凭证是否真实存在，建行怀柔支行确认三份凭证在建行怀柔支行均有留档。一审法院再查，五矿钢铁公司提交刑事判决（2012）郊刑初字第135号，该判决书载明：公诉机关提交证据7、金长钢公司章程共十一章，董事会决议及补充协议，证明聘任张某为金长钢公司总经理，朱平原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该协议内容确认由首钢长治公司出资购买京顺国有（2001）0263号证属于土地使用权，虽国有土地证户名为金长钢公司，但所有权为首钢长治公司所有，不占金长钢公司股份，双方合资组建金长钢公司的协议书第三章约定，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但双方实际注入资金各为150万元；……；11、证人张某的证言，证实他系金长钢公司总经理，首钢长治公司和金基业公司商定各出150万元成立金长钢公司，后考虑到300万元的公司太小，决定要成立注册资金1000万元的公司，后金基业公司出资150万元，首钢长治公司出资850万元，待注册验资后首钢长治公司将多出资的700万转回，成立的金长钢公司2003年1月8日正式挂牌；12、证人党某的证言，证实为了打开北京市场，进军奥运工程，首钢长治公司和金基业公司各投资150万元，注册资金1000万元，成立了金长钢公司。公诉机关对上述判决提出抗诉；被告人朱平原、宋X对上述判决不服，提出上诉。2014年2月27日，二审法院作出（2013）长刑终字第314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抗诉、上诉，维持原判。该裁定书中关于公诉机关的证据显示：5、首钢长治公司关于成立金长钢公司的决定、首钢长治公司与金基业公司合资组建金长钢公司协议书、补充协议、公司章程、金长钢公司董事会决议、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证明首钢长治公司与金基业公司于2003年2月21日合资组建了金长钢公司，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但双方实际注入资金各为150万元，首钢长治公司垫付700万元用于验资；党X为该公司董事长，赵X3为副董事长，张X为董事、总经理，朱平原为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赵X4为董事，孙X2为监事。一审法院再查，首钢长治公司对于（2019）京0115执异4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并在抽逃出资345万元范围内对（2015）大民（商）初字第11273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范围内承担责任不服，亦向一审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五矿钢铁公司主张金长钢公司于2003年3月27日转出的500万元系首钢长治公司抽逃出资的行为。然综合本案首钢长治公司所提交的证据，涉案500万元于2003年3月27日由金长钢公司账户转入其名下建行怀柔支行账户，后分别于2003年6月3日、6月5日向山西钢铁公司转账120万元、300万元。首钢长治公司所提交的支付凭证、记账凭证、买卖合同、增值税发票等证据可以形成相对完整的证据链证明金长钢公司与山西钢铁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钢材买卖合同关系及相应的资金往来。相反，五矿钢铁公司并未就其所主张的涉案500万元系首钢长治公司抽逃出资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应承担不利后果。综上，对五矿钢铁公司要求首钢长治公司在（2019）京0115执异46号执行裁定书履行的基础上再增加其抽逃出资500万范围内对金长钢公司所负五矿钢铁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在本案中，五矿钢铁公司主张金长钢公司于2003年3月27日从其尾号为28049银行账户内转入其建行怀柔支行账户内的500万元属于首钢长治公司抽逃的出资，对此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五矿钢铁公司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首钢长治公司提供证据证明前述款项中的420万元用于钢材买卖。因此，五矿钢铁公司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综上所述，五矿钢铁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五矿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君审 判 员  胡 君审 判 员  潘 伟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洪 靓书 记 员  赵安琪-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