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4民终1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昌智，男，汉族，1969年1月17日出生，住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振旺，高唐杨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傅爱彬，男，汉族，1986年11月23日出生，住山东省临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清光，临清宏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郭昌智因与被上诉人傅爱彬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夏津县人民法院（2020）鲁1427民初3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昌智上诉请求：1.撤销（2020）鲁1427民初第398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或发回夏津县人民法院重新审理；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傅爱彬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傅爱彬从郭昌智处赊购168815元饲料养鸡，郭昌智还垫付鸡苗款17820元。养殖该批鸡期间恰逢我国新冠××突发，全国进行封城封路阻断病毒，致使傅爱彬养殖的鸡出现亏损，傅爱彬据此以各种借口拒绝偿还饲料款才与郭昌智产生纠纷。一审法院以郭昌智提交的证据不足为由驳回郭昌智的诉求是错误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郭昌智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已向法院提交了相关证据。郭昌智提交的证据中包括：送货人刘庆源承运并带回的5份欠据和傅爱彬于2019年12月28日出具的补条。上均载明是欠据，且傅爱彬也在欠据上签字确认，可见傅爱彬与郭昌智之间存在欠饲料款的事实，应当视为傅爱彬是对与郭昌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自认。至于刘语海承运的几次饲料傅爱彬出具的收据应视为收货单，可以确认傅爱彬收到饲料并未支付饲料款的事实，也应视为傅爱彬有欠郭昌智饲料款的法律事实，通过这些证据可以判定郭昌智和傅爱彬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一审法官片面追求证据的高可能性，加重了郭昌智的举证责任。一审中，傅爱彬虽辩称双方之间是养殖回收合同关系，但傅爱彬并未提交养殖回收合同（根本不存在）进行佐证。关于买卖合同关系和养殖回收合同关系的重要区别之一：成品鸡由谁负责回收问题；一审法官对该问题并未进行查证。事实上，傅爱彬养殖的该批鸡，鸡苗是由其自己联系购买的，鸡育成后又是其自行出售的。如果郭昌智与傅爱彬之间存在的不是买卖合同关系，而是养殖回收合同关系，从双方的交易过程看，郭昌智对傅爱彬选定的鸡苗质量不掌握、只提供饲料、鸡不负责回收，郭昌智在交易过程中只付出义务，无对傅爱彬约束的权利，郭昌智的商业行为存在巨大的交易风险，这与养殖回收合同的特征不符，也有悖于养殖行业的交易习惯。另外，郭昌智提交的欠据证据不规范，都是源于当初郭昌智与傅爱彬之间的互相信任，傅爱彬遇到市场风险后就将风险转嫁到了别人身上。诚实信用原则不仅仅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也是整个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市场主体在行为时不欺不诈，尊重他人利益，保证合同关系的各方当事人都能得到自己的利益，并不得损害社会和第三人的利益，才能更好的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傅爱彬使用了郭昌智提供的饲料和其并未支付饲料款均是事实，傅爱彬又将育成后的商品鸡自行出售获利，郭昌智的合法权益却无从得到保护。一审法官在对本案事实未进行查清的情况下，就草率作出驳回郭昌智诉求的判决是错误的。二、一审法官违反法定程序，未履行法律释明职责，影响了郭昌智的诉权：一审庭审过程中，法官根据傅爱彬的答辩意见和双方的质证过程，对本案的法律关系已有了自己的判断。法官认为郭昌智在起诉时将案件的法律关系认识错误，法官也应就庭审过程中查明的法律关系依法进行释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可见对案件的法律关系进行释明是主审法官的应有职责。结合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官未履行释明职责，审理程序存在错误，对郭昌智的合法诉求造成严重影响。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驳回郭昌智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过程中郭昌智为证明自己的诉求，已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主审法官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作出判决，支持郭昌智的诉求。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违反法定程序、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傅爱彬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郭昌智的上诉请求。郭昌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傅爱彬清偿货款（饲料款168815元、鸡苗款17820元）共计186635元；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傅爱彬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郭昌智系饲料经销商，傅爱彬系养殖户。2020年1月1日至2月16日期间，郭昌智通过刘语海、刘庆源分9次向傅爱彬运送玖瑞、鑫佳、鑫利农等品牌饲料，傅爱彬收到饲料后向郭昌智出具了收到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双方之间签订的是买卖合同还是养殖回收合同。郭昌智诉称傅爱彬2019年12月份至2020年2月份期间养殖鸡的鸡苗款是其垫付的、饲料款是向其赊购的，其与傅爱彬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傅爱彬辩称鸡苗和饲料均是郭昌智提供，其仅负责养殖，即其与郭昌智之间存在养殖回收合同关系。买卖合同是指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养殖回收合同是指当事人签订的一方负责提供技术、种苗产品或者养殖饲料以保证成品达到一定标准，另一方负责喂养，成品由技术提供方报价回收的合同，两种合同均包括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提供鸡苗、饲料的行为。庭审时，傅爱彬向法庭提交了其与郭昌智的通话录音一份，郭昌智对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在该份录音中，双方并未对饲料的质量、价格等事项进行商议，反而对养殖鸡的投入、利润、料肉比、合同、规格等事项反复讨论，能够证实双方之间存在养殖回收合同关系的可能性。一审法院认为，郭昌智提交的证据饲料收到条仅能够证明其向傅爱彬交付饲料的事实，鸡苗收到条仅能证明傅爱彬收到鸡苗的事实，在傅爱彬对合同性质提出异议的情况下，郭昌智应提交证据证明买卖合同关系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不能提供充足证据的，应承担相应不利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对郭昌智关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郭昌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郭昌智对傅爱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33元减半收取2016.5元，由郭昌智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9年12月28日，傅爱彬出具出具收款收据一张，内容为“补条今欠到饲料40袋*1.73元/袋”。二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原告对自己的诉讼请求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证明标准为人民法院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被告对斑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证明标准为人民法院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本案中，郭昌智主张与傅爱彬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仅提交了傅爱彬收到饲料和鸡苗的收据。傅爱彬抗辩双方之间是养殖回收关系，提交的其与郭昌智的通话录音中，双方对养殖鸡的投入、利润、料肉比、合同、规格等事项反复讨论，结合郭昌智一审中提交的收条等证据中收到鸡苗、饲料时均只写明数量，未说明价格的实际情况，使得郭昌智与傅爱彬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真伪不明，应当认定郭昌智主张的事实不存在。郭昌智二审中提交的收款收据虽然书写的价格，但该收据是补条，且数额仅69.2元，不能仅凭该补写的收据认定双方在2020年1月至2020年2月期间存在买卖饲料的合同关系。综上，郭昌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由其承担不利的后果。一审法院对郭昌智关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郭昌智如认为双方之间存在其他权利义务关系，可另行主张。综上所述，郭昌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33元，由上诉人郭昌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玉福审判员  张小雪审判员  高晓敏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孙传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