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5)东一法执异字第57号 案外人雄辉置业有限公司（下称雄辉公司）。住所地:香港北角屈臣道海景大厦B209。 诉讼代表人李佩玲，该公司董事。 委托代理人袁媛，广东信而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执行人刘银燕，女，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吴建武，广东闻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方楚帆，广东闻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执行人黄仲卿，男，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崔云庆，广东今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耀安，广东今久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院在执行（2013）东一法执字第9775号案件过程中，根据案外人雄辉公司出具的《担保书》，于2014年3月10日作出（2013）东一法执字第9775号之三执行裁定书，裁定雄辉公司在其担保责任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刘银燕承担责任。雄辉公司不服该裁定，于2014年9月8日向本院提出异议，认为被执行人黄仲卿代其提供执行担保的行为无效。本院经审查于2015年5月27日作出（2014）东一法民四执异字第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撤销（2013）东一法执字第9775号之三执行裁定。申请执行人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14日作出（2015）东中法执复字第5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2014）东一法民四执异字第3号执行裁定，发回本院重新审查。本院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案外人雄辉公司提出异议称，根据法律规定，黄仲卿没有经过合法授权，其无权代替异议人为自己的债务及他人债务提供执行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规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法人的主营业地与登记地不一致，可以适用主营业地法律。法人的经常居所地，为其主营业地。”根据香港律师提供的法律意见书，异议人作为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其提供担保的行为应适用香港法律，依据有：前公司条例（第32章）第157H条和新公司条例（第622章）第500、513条）明确禁止公司股东在没有经过公司合法授权及过半数股东事先批准的情况下，为股东私人债务及其他人债务提供担保，所以黄仲卿在没有取得申请人进行合法授权的情况下提供的担保行为无效。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法律，亦是禁止该种行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因此，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在执行阶段中，强行要求黄仲卿以异议人的名义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及香港《公司条例》的规定。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异议人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的规定，请求确认该执行担保行为无效，并撤销（2013）东一法执字第9775号之三执行裁定书，停止拍卖异议人名下坐落于东莞市企石镇××××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的行为。 申请执行人刘银燕辩称，一、此案涉及的是民事诉讼中司法担保的法律关系，雄辉公司所担保的主债务发生在中国大陆，并适用中国大陆法律作为裁判依据进行裁判。刘银燕依据生效的判决书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4年2月28日，黄仲卿与刘银燕达成和解协议，雄辉公司以其在大陆的财产为被执行人黄仲卿履行和解协议提供担保，故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准据法，理由如下：首先，雄辉公司对其股东作出的担保行为，无论是该担保合同的签订地、担保合同的履行地、担保财产的所在地及执行法院都确定无疑的在中国大陆。其次，担保合同的特征具有从属性，即保证是为担保债权的受偿而由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提供的担保，具有从属于被担保债务的属性。再次，雄辉公司在执行异议申请书交叉引用香港法律和大陆法律的做法，本身就在法律适用方面出现了逻辑错误。最后，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关于法人及其分支机构自身的规范性管理依据，并不发生对外的效力，故对本案不适用。综上所述，根据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担保行为无论是从担保合同的特征或者最紧密联系地方的法律作为准据法，都应该适用中国大陆现行有效的法律。 二、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为管理性规范，未经股东会决议的担保行为合法有效。雄辉公司提出黄仲卿没有经过合法授权，其无权替黄仲卿自己的债务及他人债务提供执行担保的观点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并非旨在规范公司对外担保或者投资的行为，而是规范公司内部关于担保或投资事项的意思决定程序。公司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与他人订立担保合同不能认定合同无效。理由是：第一，该条款并未明确规定公司违反上述规定对外提供担保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第二，公司内部程序不得约束第三人。第三，该条款并非效力性强制性的规定。第四，依据该条款认定担保合同无效，不利于维护合同的稳定和交易的安全。雄辉公司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是错误的，理由是旧公司法第六十条早已被现行公司法所删除而不存在适用的前提基础。因此，现行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约束的是公司内部行为，防范的是公司管理层以及控股股东利用公司担保进行不当的利益输送，损害公司资产的独立和完善。是对大股东操纵董事、经理之行为的规制，属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调整范畴，为管理性强制规定，对外不具有约束力，即使违反该规定对外提供担保的，对外担保行为的效力不受影响。 三、（2013）东一法执字第9775号之三执行裁定书已经发生效力，雄辉公司无权以执行异议的方式申请撤销。（2013）东一法执字第9775号之三执行裁定书依据雄辉公司为黄仲卿在强制执行阶段提供司法担保，后黄仲卿未履行付款义务，经申请执行人即刘银燕申请法院裁定雄辉公司为被执行人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2013）东一法执字第9775号之三执行裁定书送达后立即生效，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雄辉公司无权向法院申请撤销该裁定。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雄辉公司的全部请求，维护刘银燕的合法权益。 被执行人黄仲卿陈述，此担保行为没有经过雄辉公司同意，没有开过董事会作出决定，也没有知会过其他董事，出具该担保书时黄仲卿已经被控制，无法知会其他董事。而担保书上的公章是黄仲卿叫他的香港司机去公司拿来的。因此，香港公司的该担保行为应该适用登记地香港的法律。 经审查查明，本院在执行（2013）东一法执字第9775号一案过程中，黄仲卿于2014年1月22日向本院提交了一份有其签名并盖有雄辉公司印章的落款日期为2014年1月22日的《担保书》，该担保书内容：“关于申请执行人张新良、刘银燕、曾繁荣与被执行人黄仲卿、雄辉置业有限公司、东莞龙电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东莞企石南坑华辉电子厂、华辉国际企业有限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买卖合同纠纷三案，现雄辉置业有限公司，愿意用雄辉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东莞市企石镇××××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宗地四至：××××）作为担保，用于履行完毕付款义务，如黄仲卿未能在2014年2月28日前清偿上述三案债务，可由法院追加我公司作为本案被执行人，可强制执行我公司的财产还清本案款项。”2014年3月10日，本院根据上述《担保书》作出（2013）东一法执字第9775号之三执行裁定书，裁定雄辉公司在其担保责任范围内对刘银燕承担责任等。2014年7月30日雄辉公司两位董事李佩玲和傅雅珊召开董事会会议并通过决议，认为有关担保事宜是黄仲卿未经公司同意私下以公司名下资产为上述案件提供担保的行为。因此，对有关担保行为不予认可。同年9月8日，雄辉公司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 雄辉公司系于1993年6月17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为2份，股东为黄仲卿和傅雅珊，各持1份。该公司2012年6月17日的《周年申报表》显示公司股份为2份，股东为黄仲卿和傅雅珊，各持1份，董事为黄仲卿。2013年6月14日该公司向香港公司注册处提交的《更改公司秘书及董事通知书》显示，傅雅珊于同年5月22日辞去公司董事职务。该公司2013年6月17日的《周年申报表》显示公司股份为2份，股东和董事均只有黄仲卿一人。2014年6月15日李佩玲因公司配发一份股份而成为股东。同年6月20日该公司向香港公司注册处提交的《更改公司秘书及董事通知书》显示，李佩玲于6月15日被委任为公司董事，傅雅珊于6月20日被委任为公司董事。同年7月4日该公司向香港公司注册处提交的《周年申报表》显示公司股份为3份，股东和董事均为黄仲卿、傅雅珊和李佩玲，各持1份。2015年6月17日的《周年申报表》显示公司股份为3份，股东和董事均为李佩玲和傅雅珊，其中李佩玲持股2份，傅雅珊持股1份。 关于雄辉公司的组织章程大纲和组织章程细则的问题。1999年6月14日，该公司上述两股东黄仲卿和傅雅珊通过一份《特别决议》:“对本公司的《组织章程大纲》第三条予以修改，以下述第（50）条新款规定替换现有的第（50）条,（50）在本公司接收或不接收任何对价，通过个人契约、抵押或借记公司的承诺、财产、资产和未缴股本，或通过上述全部方法或部分方法，而向任何个人、团体或企业，包括…本公司股东或董事提供保证、保障或担保，以便其履行合同或义务、支付股本…以及以其他方式提供支持和协助。”2012年6月17日，该公司唯一股东（soleshareholder）黄仲卿通过了一份关于组织章程大纲和组织章程细则的《特别决议》，取代原有的组织章程大纲和细则。其中《组织章程大纲》的第（50）条未改变，仍为前述于1999年6月14日修改的内容。此外，《组织章程细则》规定：“10.如果公司仅有一位成员，股东大会的法定人数则应为该成员本人或其代表。16.公司业务由董事会管理，行使《公司条例》或本章程细则中未规定而应由公司在股东大会上行使的权力，并应执行本章程细则或《公司条例》的任何规定以及股东大会上由公司通过的决议，但是此类决议并不能使董事在此之前已经采取的任何行动无效，根据本章程赋予董事的一般权力，将不受任何特别权力或任何其他条款所赋予董事权力的限制或规限。21.董事会可行使公司的全部权力，包括为公司或任何第三方的任何债务、负债或契约提供直接或间接担保。25.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以及董事会的最少人数规定不少于二人时，如果公司有任何董事空缺，继续留任的董事可兼任空缺董事的职务，如果董事人数减少到少于本章程细则规定或根据章程细则确定的法定人数，则继续留任的董事可行使其职责。31.如果公司仅有一位董事，则董事会议法定人数为1人，32.需加盖公司印章的每份文件均应由一位董事或由董事会为此指定的其他人士签署。33.本公司可行使《公司条例》授予的加盖印章的权力，该权力应授予董事会。 以上事实有案外人雄辉公司提交的《担保书》、《公司董事决议证明》、以及雄辉公司通过中国委托公证人及香港律师邓兆驹、余玉莹、陈炳焕、黎耀权出具的关于通过香港公司注册处查册所得的雄辉公司资料状况的《证明书》，申请执行人刘银燕提交的《担保书》、其通过中国委托公证人及香港律师黎耀权出具的关于通过香港公司注册处查册所得的雄辉公司资料状况的《证明书》，以及本院执行笔录、调查笔录、听证笔录等附卷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一、案外人雄辉公司提出的执行担保是否有效；二、该异议属于执行行为异议还是案外人异议。关于执行担保的效力问题。第一，根据雄辉公司在香港公司注册处的公司资料状况证明，雄辉公司在2012年6月17日由公司唯一股东（soleshareholder）黄仲卿通过了一份关于组织章程大纲和组织章程细则的《特别决议》，在2013年6月17日的《周年申报表》显示公司股份为2份，股东和董事均只有黄仲卿一人。2014年6月15日李佩玲因公司配发一份股份而成为股东并被委任为公司董事，同年6月20日傅雅珊被委任为公司董事，同年7月4日公司《周年申报表》才显示公司股份为3份，即黄仲卿、傅雅珊和李佩玲各持1份，股东和董事均为该3人。据此，可以认定雄辉公司在2014年1月22日出具《担保书》时的股东和董事均只有黄仲卿一人，雄辉公司并无证据证实傅雅珊和李佩玲在当时是股东和董事。第二，根据雄辉公司的《组织章程大纲》和《组织章程细则》，雄辉公司可以为股东或董事个人债务提供担保，董事会管理公司业务并可行使公司的全部权力（包括为公司或者第三方提供担保、加盖印章的权力），董事的一般权力将不受任何特别权力或任何其他条款所赋予董事权力的限制或规限，如果公司仅有一位董事时董事会议法定人数为1人，如果公司仅有一位成员时股东大会的法定人数为该成员本人或其代表，股东大会决议并不能使董事在此之前已经采取的任何行动无效。因此，黄仲卿作为公司唯一董事有权代表雄辉公司实施本案担保行为。第三，雄辉公司在本案执行过程中向本院提交的由其唯一股东和董事黄仲卿签名并盖章的《担保书》内容明确，即清楚的表示愿意以其名下的东莞市企石镇××××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为被执行人黄仲卿的案涉债务提供担保。综上，雄辉公司提交的《担保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执行担保的形式要件，是合法有效的担保。 关于本案属于执行行为异议还是案外人异议的问题。雄辉公司并非（2013）东一法执字第9775号案件的当事人，其提出执行担保无效的异议，目的是排除对其担保财产的强制执行，涉及实体权益争议。因此，该异议属案外人异议，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 综上所述，案外人雄辉公司的异议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本院（2013）东一法执字第9775号之三执行裁定书并无不当，雄辉公司应当承担执行担保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案外人雄辉置业有限公司的异议请求。 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起诉讼。 审判长  戴俊勇 审判员  周 兢 审判员  陈宴忠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记员  李彩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