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05民终584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市润霖环保科技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徐家浜村**。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武霖，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龙林，江苏熠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贡献，男，1980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无锡市滨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宫翔，江苏立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金刚，男，1982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宝应县，现暂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武霖，男，1970年8月9日生，汉族，住淮安市青浦区，现暂住苏州市吴江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红，女，1969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淮安市青浦区，现暂住苏州市吴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武霖，系周红的丈夫。 上诉人苏州市润霖环保科技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润霖企业）因与被上诉人贡献、刘金刚、李武霖、周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9民初134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润霖企业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贡献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部分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案涉《污泥处置中心股东协议书》已由各方约定终止，贡献无单方解除的权利。二、润霖企业无需返还投资款100万元。各方之间系合伙关系，该100万元系合伙投资款。润霖企业将贡献的投资用于污泥处理项目而设立公司、股权收购、运作圣贝康公司，并购买了小压机、支付工资等。各合伙人之间并未对总金额150万元（包括另案所涉50万元）进行结算，贡献无权主张返还100万元投资款。三、贡献无权解除《污泥处置中心股东协议书》，润霖企业没有违约行为。因国家环保政策变化，润霖企业、贡献及刘金刚已无法通过协议书签订时约定的通过新公司运作污泥处理项目，故双方协商决定通过李武霖收购苏州圣贝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贝康公司）的股权实现继续运作项目的目的，贡献对此明知，并积极提供相应出资。（一）圣贝康公司的经营范围、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的出任和选任等均与《污泥处置中心股东协议书》中设立公司的要求相匹配。（二）收购圣贝康公司股权的部分资金由贡献汇入李武霖个人账户。（三）圣贝康公司生产复工面临资金缺口时，贡献积极提供了周转资金。（四）圣贝康公司厂房欠付的租金由贡献直接支付房东。（五）圣贝康公司向苏州苏盛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盛公司）支付的保证金系由贡献直接支付。无论李武霖对刘金刚是否负有债务，刘金刚均无权占有苏盛公司退还的保证金65157元。（六）润霖企业此前与贡献无经济往来，贡献的相应出资均为运作污泥处理项目而发生的设立公司、股权收购、运营圣贝康公司的投资。四、一审认定周红承担连带责任的金额错误。周红于2018年2月2日不再担任润霖企业的普通合伙人，本案所涉40万元系周红退出后支付的，其无需对该40万元投资款返还承担连带责任。 贡献辩称，一、润霖企业主张《污泥处置中心股东协议书》已终止，缺乏依据。二、另案所涉50万元，不影响本案处理。三、认可各方之间系合伙投资关系，但润霖企业收取款项后未履行应尽的投资义务，故贡献诉请解除协议书并要求润霖企业返还投资款100万元，于法有据。四、另案所涉冯万兵、王昌国的情况与本案无关。 刘金刚辩称，一、刘金刚对于润霖企业主张的《污泥处置中心股东协议书》已终止的情况不知情，至少其并未参与。二、刘金刚、贡献、润霖企业三方签署合作协议时的目的是为了成立污泥处置中心，贡献的400万投资是要投资到新成立的公司中去，而非投资到润霖企业。三、案涉60万元是李武霖以采购50台小压机的名义向贡献的借款，其余40万是李武霖回购圣贝康周伯龙的股权向贡献的借款。当时约定是污泥处置中心成立之后，该100万注入新成立的污泥处置公司，事后这个公司一直没有成立。该100万元系打入李武霖的个人账户，由润霖企业返还不妥。四、刘金刚以人才股的形式入股，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李武霖辩称，各方系合伙关系，合伙人各方原是自然人，但污水处理项目需要政府审批，不可能以个人合伙形式完成，只能通过公司的形式运作。各方刚开始计划新设立一个公司，但该公司未设立成功，各方此后就协商采取借用有资质的润霖企业继续运作这个项目，但润霖企业这个平台又没有成功，所以此后又通过圣贝康公司平台继续运作这个项目。 周红辩称，与李武霖意见一致。 贡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贡献、润霖企业、刘金刚于2017年8月10日签订的《污泥处置中心股东合作协议书》；2.判令润霖企业、刘金刚、李武霖共同归还贡献150万元；3.判令周红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由润霖企业、刘金刚、李武霖、周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后，贡献将第二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润霖企业、刘金刚、李武霖共同归还贡献100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10日，润霖企业（甲方）与贡献（乙方）、刘金刚（丙方）签订《污泥处置中心股东合作协议书》一份，三方就共同投资成立苏州污泥处置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事宜约定，拟设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李武霖；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整：甲方出资550万元，以其项目资源和前期基础全额作价，占股70%，后期通过公司每年计提厂房和土地费用填充认缴出资部分；乙方出资400万元，以现金方式和人才股出资，共占股25%；丙方出资50万元，以人才股方式作价，占股5%，后期通过公司每年计提厂房和土地费用填充认缴出资部分；公司经营范围是工业污泥处置、生物质颗粒等工商部门批准相关环保类项目；并就股东和股东会、董事和董事会、总经理、监事、财务会计制度、利润分配和审计、解散和清算等公司设立后的事宜进行了约定。 2018年10月8日，李武霖作为甲方、贡献作为乙方、王昌国作为丙方、冯万兵作为丁方、刘金刚作为戊方，各方签署《工厂过度期生产启动及利润分配协议》一份，载明主要内容如下：截止目前为止，各方已投资235万元，其中乙方已投入100万元，丙方已投入60万元，丁方已投入52万元，戊方已投入23万元；圣贝康工厂若启动生产，各方共需投入生产费用约45万元（其中含溶剂费、蒸汽费用、人员工资、水电及其他费用)，为了尽快投入生产，各方协商由乙方、丙方、丁方、戊方共同出资，出资比列为乙方42%，丙方26%，丁方22%，戊方10%，出资款汇入刘金刚账户；工厂的内部行政管理(含财务管理)由戊方负责，其他人协助；协议期间，专款专用，原则上每月10日为报账和分红日，由戊方向各方汇报上月财务情况并分配上月利润；甲方承诺，在2018年10月10日前把厂房里的废土出净，并确保在2018年10月20日前开工生产；过渡期生产利润由甲方提取30%；剩余70%部分，按乙、丙、丁、戊四方投资额占比分配；若工厂生产正常，顺利履行利润分配方案，则待乙、丙、丁、戊方收回成本后，由甲方重新拟定各方股份比例或利润分配方案，重新签订分配协议；若过度期内工厂生产及盈利状况不能顺利履行利润分配方案并确保乙、丙、丁、戊方收回成本，则由五方另行协商解决方案。 同日17:56，李武霖、贡献、王昌国、冯万兵、刘金刚五人成立名为“盛泽污泥处置项目组”微信群，就五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圣贝康公司变更股东、恢复生产经营、账目等事宜进行讨论。2019年5月15日，刘金刚：“……毕竟我们只是拿出五十万，帮助圣贝康恢复生产，老李你也要征求圣贝康内部股东意见为主，我们的意见为辅。” 一审另查明：2017年8月14日，贡献向刘金刚转账支付50万元；2017年8月15日，贡献向刘金刚转账支付10万元；2017年8月16日，刘金刚向李武霖转账支付60万元。2018年4月28日，贡献向李武霖转账支付10万元；2018年6月27日，贡献向李武霖转账支付30万元。2018年10月19日，贡献向刘金刚转账支付20万元；2018年11月17日，贡献向刘金刚转账支付30万元。 一审还查明，周红原为润霖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普通合伙人，李武霖为有限合伙人；2018年2月2日经工商登记变更后，李武霖担任润霖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普通合伙人，刘金刚担任有限合伙人，其认缴出资额为25万元。 自2018年9月21日至今，李武霖担任圣贝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一审法院认为，贡献与润霖企业、刘金刚于2017年8月10日签订的《污泥处置中心股东合作协议书》依法成立并生效，合同各方均应依约履行。 关于《污泥处置中心股东合作协议书》能否解除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协议书未就拟设立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等事宜的承办人、办理期限等做出约定，但根据贡献和李武霖、刘金刚于一审中的陈述，结合协议书约定的润霖企业以其项目资源和前期基础作价投资，可知润霖企业对新公司设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项目立项、制作并提交可行性报告、公司的设立申请等负有履行义务，贡献仅需要履行出资义务。然而，自协议书签订至贡献起诉已逾两年，项目立项至今尚未完成，润霖企业未提交其为设立新公司所做准备的任何证据，其行为导致三方在合理期限内共同设立新公司和取得股东身份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构成违约，贡献有权起诉要求解除案涉《污泥处置中心股东合作协议书》。因贡献以诉讼方式主张解除合同，一审法院以诉状副本送达润霖企业、刘金刚之日，即2019年10月16日为合同解除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据此，《污泥处置中心股东合作协议书》解除后，贡献有权要求返还已出资的100万元款项。其中40万元为李武霖代润霖企业收取，应由润霖企业返还；其余60万元虽由贡献转至刘金刚账户，但刘金刚收到后于次日转至被告李武霖，且根据《工厂过度期生产启动及利润分配协议》确定的贡献已投资款100万元，该60万元亦为李武霖使用并负返还义务，故投资款100万元均应由润霖企业向贡献予以返还。 对润霖企业关于“返还条件尚未成就，拟设立中的公司尚未成立，尚未被依法清算”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润霖企业实为主张适用《公司法》的发起人责任处理本案，而在有限责任公司原始出资人之间涉及投资款的内部纠纷中，《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发起人责任的规定事实上并无适用空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一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发起人是指为设立公司而签署公司章程、向公司认购出资并履行公司设立职责的人，本案中，协议各方在签订设立公司的协议后没有进一步签署公司章程，也没有实际办理设立公司的事项，各方当事人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发起人，故本案不应按公司设立纠纷处理。 润霖企业、李武霖还辩称案涉100万元系贡献对圣贝康公司的投资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贡献、刘金刚以及（2019）苏0509民初9392号案件中王昌国的陈述，五方签署《工厂过度期生产启动及利润分配协议》的目的，系李武霖利用圣贝康公司恢复生产经营期间的收入来归还李武霖结欠其余四方的债务，《工厂过度期生产启动及利润分配协议》明确各方已投资金额实为李武霖结欠各方的款项，而非各方对圣贝康公司的投资款。结合微信群聊天记录中刘金刚所称的“只拿出五十万帮助圣贝康恢复生产”，亦可知案涉100万元投资款与圣贝康公司恢复生产无关，因此，润霖企业、李武霖的该项抗辩意见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条规定：“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第七十七条规定：“新入伙的有限合伙人对入伙前有限合伙企业的债务，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本案中，润霖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原为被告周红，后变更为李武霖，刘金刚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25万元，故李武霖、周红应对润霖企业的案涉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刘金刚应以其认缴的出资额25万元为限承担责任。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贡献与润霖企业、刘金刚于2017年8月10日签订的《污泥处置中心股东合作协议书》于2019年10月16日解除；二、润霖企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贡献返还投资款100万元；三、李武霖、周红对润霖企业的上述债务（含本案案件受理费）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四、刘金刚以其认缴的出资额25万元为限对润霖企业的上述债务（含本案案件受理费）承担责任。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润霖企业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各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润霖企业提交证据：证据一、污泥处置合同。证明润霖企业具有从事污泥处置项目的经验、资源及前期基础，积极完成合伙各方约定的应尽义务。证据二、润霖企业于吴江江村金属物资有限公司的租房协议书及土地证、房产证。证明润霖企业积极完成合伙各方约定的应尽义务，租赁合伙项目所需厂房。证据三、吴江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申请表。证明由于国家环保政策变化，对于经营范围涉及处理污泥的新公司成立要求的提高，各方已不可能通过新设公司来运作合伙事务，故各方协商决定变通为通过润霖企业增资扩股的方式来继续运作项目，在此背景下，润霖企业股东产生第一次变更。后润霖企业递交“吴江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申请表”准备进行第二次变更，明确了李武霖、贡献、刘金刚、王昌国各股东的出资比例。故本案所涉协议书已因合伙各方的行为终止而不再履行，该协议书终止后各方的合伙行为继续进行，自然不存在合同解除。证据四、李武霖与圣贝康公司股东周伯龙、周中刚、阚卫华的股权转让协议，李武霖与圣贝康公司股东阚卫华的证明（协议），李武霖与案外人冯万兵的股权转让协议。证明润霖公司、刘金刚、王昌国合意决定收购李武霖持股的经营范围包括处理纺织、印染行业产生的污泥的圣贝康公司股权，进而继续运作案涉项目。安排由李武霖出面收购圣贝康公司股东周伯龙、周中刚、阚卫华的股权，保留冯万兵的股权，最终形成润霖企业与贡献、刘金刚及案外人冯万兵、王昌国的五方合伙关系。证据五、圣贝康公司与苏盛公司的供用热合同，苏盛公司的申请退款说明，电子回单。证明润霖企业与贡献、刘金刚及案外人冯万兵、王昌国的五方合伙关系形成后，圣贝康公司成产复工面临资金缺口时，各方为明确合伙关系及份额，于2018年10月8日签署《工厂过渡期生产启动及利润分配协议》，协议约定合伙资金由刘金刚控制。刘金刚支付了圣贝康公司房租，向苏盛公司缴纳了保证金。刘金刚非法占有苏盛公司退还的保证金65157元，该款项属于合伙资金。案涉协议书因各方的行为而终止履行，各方的合伙行为持续进行，故不存在合同解除。证据六、润霖企业与贡献、刘金刚及案外人冯万兵、王昌国五方于2018年12月3日在圣贝康公司办公室召开了2019年规划会及2018年12月工作会的视频，刘金刚做会议记录。证明各方于2018年10月8日签订的《工厂过渡期生产启动及利润分配协议》的性质为合伙协议。截止2018年12月3日，五方合伙关系持续存在，案涉协议书已因合伙各方的行为终止履行，不存在合同解除。 贡献质证意见：一、《污泥处置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7年6月9日，案涉《污泥处置中心股东合同协议书》签订于2017年8月10日，该合同与本案无关联性。二、《租房协议书》签订主体身份不明，仅于甲方落款处加盖吴江江村金属物资有限公司印章，乙方无人签字盖章，对该份合同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三、《吴江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申请表》上仅有润霖企业的盖章，但并无提交时间、主管部门的答复意见以及审批进度等信息。同时，该申请表上的出资人中有“王昌国20%”的信息，与《污泥处置中心股东合同协议书》上载明的信息不符，对该申请表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四、《供用热合同》由甲方苏盛公司与乙方圣康贝公司签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五、《申请退款说明》以及《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分行电子回单》载明苏盛公司退款至刘金刚处，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六、对三份《股权转让协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七、《2019年规划会，2018年12月工作会》会议纪要中载明李武霖仍在2019年的会议中向众投资人包括贡献、刘金刚及案外人王昌国、冯万兵宣称“污泥处置中心仍在立项中”，且“立项材料做好，由陈秘书递交环保局”，“环保局蔡局已经签字”等。足以证明润霖企业的执行合伙人李武霖在2019年仍在利用《污泥处置中心股东合同协议书》中约定的项目劝说贡献继续投资，从而也可以进一步证明案涉100万元投资款以及另案的50万元投资款均是由润霖企业的负责人李武霖以《污泥处置中心股东合同协议书》中约定的项目名义劝说贡献分别于2017年和2018年投资。 刘金刚质证意见：《污泥处置合同》及《租房协议书》与案涉污泥处置中心项目没有关联。立项申请表中无日期，也从未与王昌国商议给其20%股份。《供用热合同》订立于过渡期协议之后，该份协议签订的目的在于回款。申请退款是刘金刚办理的，因李武霖尚结欠刘金刚至少约6-7万元，其2015年即承诺将该款项归还。会议记录是刘金刚书写，会议记录内容均为李武霖的原话，可以证明当时污泥处置中心项目还存在。李武霖并未告知大家该项目终止，也并非是为了圣贝康公司的运营事项而开会。 李武霖质证意见：对于全部证据均予以认可。 周红质证意见：对于全部证据均予以认可。 本院认证意见：因贡献、刘金刚、李武霖、周红对于证据一、四、五、六、七的形式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对该部分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润霖企业主张各方已终止履行《污泥处置中心股东合同协议书》，其应对此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润霖企业于二审中提交的2018年12月3日的《2019年规划会、2018年12月工作会》的会议记录载明，李武霖明确向贡献、刘金刚等投资人告知污泥处置中心立项系2019年规划之一，故协议书项下的污泥处置中心立项事宜于此时并未终止，而润霖企业亦未能举证证明各方此后具有明确终止履行协议书的意思表示。润霖企业主张各方已将设立污泥处置中心新公司的方式变更为借用圣贝康公司平台继续运作合作项目，但其于二审中补充提交的证据均无法证明该履行方式的变更已得到各方认可且该方案已实际推进并具有实现可能。因此，一审认定贡献支付100万元投资款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进而有权解除《污泥处置中心股东合同协议书》并要求返还该100万元款项，并无不当。因周红对一审认定其承担连带责任的范围未提出上诉，故本院对此不予理涉。 综上，润霖企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苏州市润霖环保科技企业(有限合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诚 审 判 员  唐 蕾 审 判 员  浦智华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蒋 超 书 记 员  郭聪敏 法律文书履行提示 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 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 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 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 四、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 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 （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 （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 （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 （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 （六）旅游、度假； （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 （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 （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 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 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