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2民终40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郭骥东，男，1974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津**。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如刚，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兆强，男，1969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津**。上诉人郭骥东与被上诉人郑兆强与被告退伙纠纷一案，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1日作出（2019）津0112民初5197号民事判决后，郭骥东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9年11月19日作出（2019）津02民终6504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郭骥东不服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2020）津0112民初8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骥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通过股权转让协议认定本案当事人之间是名为股权转让，实为退伙协议，缺乏事实依据。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军事虚假表述，无一真实存在。被上诉人所谓的转让所得款均是基于虚假编造而来。即使将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推定为合伙法律关系，也应当按照合伙法律关系的有关法律规定，查清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伙法律事实，应当认定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在法庭查实双方不存在股权转让事实的前提下，一审仅凭被上诉人口头变更法律关系，即认定双方为退伙纠纷缺乏事实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郑兆强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郑兆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郭骥东给付郑兆强合伙清算款400,000元及滞纳金（以4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2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按照日3‰的标准）；2．本案诉讼费由郭骥东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郑兆强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用以证实郑兆强、郭骥东及案外人杨校樟曾系合伙关系，2018年5月31日，郑兆强及杨校樟退伙，郭骥东应给付其投资及利润款950000元。郭骥东对《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协议系在郑兆强的胁迫下签订，并非郭骥东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对该证据的合法性存在异议。一审法院认为，郭骥东虽主张该份协议系在胁迫下签订，但郑兆强否认，且郭骥东未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且即使存在被胁迫的情形，郭骥东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行使撤销权，该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仍具有约束力。2.郑兆强提交的郑兆强名下的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用以证明郑兆强与郭骥东及案外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郭骥东按照协议约定支付郑兆强550000元。郭骥东先是否认其中天津端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端宁公司）的付款是代表郭骥东的付款，后又予以认可，故该份证据能够证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郭骥东向郑兆强付款550000元的事实。3．郭骥东提供的天津端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息、审计报告，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并无关联。4．郭骥东提供的钢结构加工合同系复印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5．郭骥东提供的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恒力石化（大连）炼化一体化钢结构工程项目部（以下简称“项目部”）出具的说明一份，用以证实《股权转让协议》系在郭骥东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郑兆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一审法院认为，项目部仅出具书面证言，并未出庭接受质询，且《股权转让协议》的丙方处有该项目部人员包先云签字，该份《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与该项目部存在利害关系，故对该份说明不予确认。6．郭骥东申请证人桑某、陈某当庭作证，用以证实《股权转让协议》是在受到郑兆强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证人桑某系称其在案涉项目中负责工厂成品件发货，郑兆强以公司领导需协商一些事宜要求桑某不要发货。证人陈某称其是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钢结构工程公司在大连恒力石化钢结构工程项目的项目副经理，2018年6月左右作为供货厂家之一的端宁公司停止供应钢结构，证人听说端宁公司的人员围堵项目部，不清楚是谁指使的人员。一审法院认为，证人桑某系端宁公司员工，而郭骥东系端宁公司的股东，双方存在利害关系，证人陈某并不在其所述的围堵项目部现场，亦不清楚是由谁组织的围堵行为，且两名证人均不清楚《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也未参与到《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过程，故二证人出庭作证不足以证明郭骥东系在郑兆强的胁迫下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一审法院认为，关于郑兆强与郭骥东之间是否为合伙关系的问题。郭骥东在（2019）津0112民初5197号案件中，明确认可其与郑兆强系合伙关系，并要求按照合伙的法律规定对合伙财产进行清算，本案中又予以否认，称其与郑兆强不存在法律关系，在郭骥东未提供充分证据推翻其自认内容的情况下，本院确认郑兆强、郭骥东系合伙关系。双方就郑兆强退伙产生纠纷，故本案案由应为退伙纠纷。双方签订的名为《股权转让协议》，实为退伙协议。郭骥东抗辩该《股权转让协议》系其在受郑兆强胁迫之下形成，但其提交的情况说明及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其该项抗辩理由，且郭骥东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后还陆续支付郑兆强550,000元，郭骥东称其后续付款的行为亦是受郑兆强胁迫所为，但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对郭骥东的此项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即使存在郭骥东所述的胁迫行为，该《股权转让协议》于2018年5月31日形成，郭骥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行使撤销权，《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综上，《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郭骥东应于2018年9月1日前付清郑兆强950,000元。郭骥东已支付郑兆强550,000元，就剩余的款项400,000元，郑兆强有权依据该协议要求郭骥东继续履行给付义务。因郭骥东未依约及时给付郑兆强上述退伙款，给郑兆强造成了损失，郭骥东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关于计算标准，因郑兆强未举证证明其因郭骥东的违约行为产生的实际损失，郑兆强的损失即为利息损失，故应以4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郑兆强主张的超出该利息计算方式的利息损失，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2条规定，判决：一、被告郭骥东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给付原告郑兆强退伙款400,000元及利息（以4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郑兆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00元，保全费3,040元，共计10,340元，由郭骥东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2018年5月31日，上诉人郭骥东与被上诉人郑兆强及案外人杨校樟共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虽名为股权转让协议，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合伙关系及该协议性质为退伙协议，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其签署该协议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故应认定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应属有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上诉人应按上述协议的约定支付相应的退伙款项。关于上诉人应支付的退伙款数额问题，上诉人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后还陆续支付被上诉人550,000元，上诉人称其后续付款的行为亦是受胁迫所为，但未能提交相应证据，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应于2018年9月1日前付清被上诉人950,000元，减去已支付550,000元，剩余的款项400,000元，上诉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给付义务。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400,000元及相应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郭骥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上诉人郭骥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艳军审判员  李 静审判员  李 亚二〇二一年一月七日法官助理王玉晓书记员回桂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