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湘04民终1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国涛，男，1984年5月14日出生，汉族，湖南省衡阳市人，公务员，大学文化。上诉人（原审原告）：费明凤，女，1962年9月14日出生，汉族，湖南省衡阳市人，无固定职业，初中文化。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珊珊，女，1986年9月8日出生，汉族，湖南省衡阳市人，无固定职业，大专文化，住址同上。委托代理人：费明凤，基本情况同上。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庭华，男，1953年6月8日出生，汉族，湖南省衡阳市人，医生，中专文化。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尖兵，男，1979年3月24日出生，汉族，湖南省衡阳市人，衡阳市雁峰区湘江乡余尖兵卫生室法定代表人，大专文化。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衡阳市雁峰区湘江乡余尖兵村卫生室，住所地衡阳市雁峰区湘江乡五星村6组。法定代表人：余尖兵，基本情况同上。上诉人刘国涛、费明凤、刘珊珊为与被上诉人余庭华、余尖兵、衡阳市雁峰区湘江乡余尖兵村卫生室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2015）雁民一初字第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14日组织庭前证据交换，同年3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国涛，上诉人暨上诉人刘珊珊的委托代理人费明凤，被上诉人余庭华、被上诉人暨被上诉人衡阳市雁峰区湘江乡余尖兵村卫生室（以下简称“余尖兵卫生室”）的法定代表人余尖兵，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刘寿保系衡阳市湘江乡五星村村民。2015年1月19日，刘寿保因身体不适独自一人到余尖兵卫生室看病，余庭华接诊了刘寿保，通过询问和观察刘寿保身体情况，余庭华初步断定刘寿保为胃出血，并开具处方单，使用了止血芳酸等药物对刘寿保进行了输液治疗。次日上午，刘寿保再次到余尖兵卫生室看病，余庭华再次接诊了刘寿保，并给刘寿保开具药物，进行输液治疗，输液完后，刘寿保独自一人骑电动车离开卫生室，当天下午五点左右被发现在家中死亡。2015年1月21日上午，衡阳市雁峰区卫生局王红副局长在知道情况后，组织刘寿保家人与余庭华、余尖兵进行协调，在协调过程中，双方都表示愿意进行医学鉴定，当天下午，刘国涛及其妻子、余庭华、余尖兵的妻子及湘江乡卫生院的左院长一起至衡阳市医学会打算进行医学鉴定，在选择鉴定事项的过程中，因刘国涛及其妻子对鉴定项目不确定，故医学鉴定未做成。当天晚上刘国涛向王红表示要进行尸检，王红联系后选定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进行尸检。2015年1月22日上午9点多，王红陪同刘国涛到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刘国涛询问了尸检的医生，王红在向刘国涛了解协调的情况后，积极做刘国涛的工作，希望刘国涛能够调解处理。刘国涛考虑后，同意协调，王红联系了衡阳市雁峰区湘江乡五星村村委会书记刘自卫，一起到五星村村委会进行协调，此时余庭华一方也己到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因刘国涛同意再次协调，故尸检也未做，双方到五星村村委会进行协调。在五星村村委会参加协调的人员有刘国涛及其妻子、母亲费明凤、妹妹刘珊珊等亲属，余庭华、余尖兵及其妻子，王红、刘自卫、衡阳市雁峰区湘江乡五星村第七组组长龙涛等人，协调过程中，双方就赔偿款反复协商，最终确定为一次性赔偿8万元。在赔偿款确定后，刘国涛母亲、妹妹等亲属离开五星村村委会去操办刘寿保丧事，刘国涛及其妻子在五星村村委会与余庭华、余尖兵签署赔偿协议。王红提供了一份赔偿协议草案，刘国涛认为不行，于是自行在五星村村委会电脑上起草了一份现在双方签字的《医疗纠纷处理协议书》，协议约定：余尖兵卫生室一次性向刘国涛支付补偿金8万元；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民事补偿到位后，刘寿保家属不再追究余尖兵村卫生室民事责任，也不以此为由干扰余尖兵卫生室正常工作；本协议由余尖兵卫生室盖章按右手食指印、刘国涛签字并按右手食指印、雁峰区卫生局代表签字、五星村村委会签字盖章，且余尖兵卫生室成功向刘国涛指定账户付款成功后生效；如余尖兵卫生室由于自身原因导致本协议不能在2015年1月22日16点前生效，由其承担所有责任。该份协议有余庭华、余尖兵、刘国涛的签名及按手印、雁峰区卫生局王红的签名、五星村村委会刘自卫的签名及按手印、五星村第七组组长龙涛的签名及按手印。协议签订当天下午4点前，余庭华、余尖兵将8万元补偿款支付到刘国涛指定账户。一审法院另查明：余尖兵卫生室由衡阳市雁峰区卫生局核准发放《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其所有制形式为集体所有，经营性质为非营利性，注册资金为1万元，法定代表人及主要负责人均为余尖兵。根据庭审核实，余尖兵卫生室由余尖兵与余庭华父子共同经营，自负盈亏。2015年2月17日，刘国涛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变更其与余尖兵卫生室之间的《医疗纠纷处理协议书》，并判令余庭华赔偿其因刘寿保死亡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共计585968.77元。一审法院通知费明凤、刘珊珊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并依刘国涛之申请追加余尖兵、余尖兵卫生室为被告。2015年6月5日，刘国涛更变诉讼请求为：1、变更其与余尖兵卫生室签订的《医疗纠纷处理协议书》；2、余庭华、余尖兵、余尖兵卫生室另行支付赔偿款683879.3元并支付本案案件受理费、律师代理费、司法鉴定费、相关证人费等相关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为：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变更：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的。刘国涛在签订协议时是否存在重大误解？重大误解是指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刘国涛诉请的重大误解的理由为：协议约定的8万元补偿款系丧葬费而非一次性赔偿款。首先，从协议本身看，其表述为：“由村卫生室一次性向刘国涛支付补偿金8万元”，该表述系刘国涛起草，表述的内容是一次性补偿金而非丧葬费，同时结合该协议第二条：“民事补偿到位后，刘寿保家属不再追究村卫生室民事责任”，因此可以认定协议约定的是一次性补偿款而非丧葬费。其次，从参与协调的王红、刘自卫、龙涛的证人证言看，其能相互印证，调解时确定的是一次性赔偿款，并非丧葬费；并且按处理此类事件的习惯也是一次性处理，而非只是赔偿丧葬费。再次，即使存在理解的分歧，因该协议系刘国涛起草，按照法律规定，应当作出对合同提供者不利的解释，故该8万元应为一次性赔偿款而非丧葬费。刘国涛诉请的重大误解的理由不能成立。本案协议是否显失公平？显失公平是指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显失公平应同时具备主观和客观二方面的要件。首先，从主观方面讲，余庭华、余尖兵系医务人员，其专业知识为治病救人，对赔偿款的确定并不必然具有当然的优势，且赔偿款也不是余庭华、余尖兵单方面确定，而是通过雁峰区卫生局、五星村村委会等单位同志、刘国涛共同协商确定下来的。同时，通过庭审询问刘国涛，在认定对方负全部责任的情况下，对于一个人死亡，即使是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对方也应赔偿20万元以上，故对赔偿金额，刘国涛并非完全没有经验。因此，本案不符合显失公平的主观要件。其次，客观方面讲，刘寿保在家中死亡，在没有证据证明余庭华对刘寿保死亡负有全部责任的情况下，余庭华、余尖兵对刘国涛的8万元补偿，也并非显失公平。故刘国涛诉请的显失公平的理由亦不能成立。综上，刘国涛要求变更协议的诉请，不予支持。在协议不能变更，且己履行完毕的情况下，刘国涛、费明凤、刘珊珊要求余庭华、余尖兵、余尖兵卫生室再对刘寿保的死亡进行赔偿，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第五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刘国涛、费明凤、刘珊珊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9659元，由刘国涛、费明凤、刘珊珊负担。刘国涛、费明凤、刘珊珊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上诉称：1、刘国涛与余尖兵卫生室签订《医疗纠纷处理协议书》时，因费明凤、刘珊珊不在场也未签名，刘国涛不构成表见代理，该协议无效；2、刘国涛签订协议时，对赔偿项目、赔偿标准产生重大误解；3、该协议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4、余尖兵卫生室在诊疗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请求二审确认该协议无效并予以撤销。余庭华、余尖兵、余尖兵卫生室答辩称：1、刘寿保去世前，刘国涛等人并不在身边照看，其上诉状的内容与事实不符；2、一审已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明协议书的效力，请求二审维持原判。在二审证据交换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在二审审理过程中，刘国涛、费明凤、刘珊珊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对余尖兵卫生室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医疗过错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医疗过错对损害结果的参与度进行鉴定。本院先后依法委托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与湖南省湘雅二医院司法鉴定中心对前述事项进行鉴定，两家鉴定机构均以“未对刘寿保尸体解剖、死亡原因不明，无法判断余尖兵卫生室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诊疗行为与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为由不予受理。本案二审主要的争议焦点为：刘国涛与余尖兵卫生室签订的《医疗纠纷处理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是否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情形？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认为：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衡中法民四终字第328号民事判决确认《协议书》有效，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故刘国涛、费明凤、刘珊珊主张《协议书》无效，本院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刘国涛、费明凤、刘珊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余尖兵卫生室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余尖兵卫生室的诊疗行为与刘寿保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无法认定余庭华、余尖兵、余尖兵卫生室的侵权责任（侵权行为及责任比例）。刘国涛、费明凤、刘珊珊提出的余庭华、余尖兵、余尖兵卫生室应支付683879.3元赔偿款等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认定本案《协议书》是否存在“显失公平”，需将“实然”（即《协议书》约定的补偿金额）与“应然”（即刘国涛一方主张余尖兵卫生室应负的侵权责任所确定的赔偿金额）进行比较，因无法认定余尖兵卫生室一方的侵权责任，故本案不具备“应然”的状态，刘国涛、费明凤、刘珊珊主张《协议书》显失公平，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重大误解”中的“误解”是指当事人主观认识错误，但是否存在“误解”，不应仅以当事人单方陈述来认定，还应结合事实经过、客观表现等其他因素综合考虑。首先，《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一次性向刘国涛支付补偿金：人民币捌万元整，民事补偿到位后，死者家属不再追究村卫生室民事责任......余尖兵卫生室成功向刘国涛指定的账户付款成功后生效”，以常人的理解，此《协议书》应为终局性的处理意见，刘国涛一方从未主张双方另有补充协议或存有另行再次协商的合意，却主张其将“补偿金”误解为“丧葬费”，明显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刘国涛一方主张应以侵权责任法而却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确定赔偿标准，以及应以城镇居民而却以农村居民身份确定赔偿标准，此为对赔偿项目和赔偿标准的“误解”，但现有证据证实：在刘寿保死亡后，衡阳市雁峰区卫生局及雁峰区湘江乡五星村村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多次做刘国涛一方与余尖兵卫生室一方的工作，在此过程中刘国涛一方与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医生沟通后自行放弃对刘寿保进行尸检，双方经过反复磋商最终签订了《协议书》。可见，刘国涛一方是基于放弃权利而非基于“误解”签订的《协议书》。综上所述，刘国涛一方以存在“显失公平”、“重大误解”情形为由要求撤销、变更《协议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9659元，由上诉人刘国涛、费明凤、刘珊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接转下页）（本页无正文）审 判 长  蒋立新审 判 员  伍文振代理审判员  邓 雍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一日书 记 员  费奕璇校对责任人：伍文振打印责任人：费奕璇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款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