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100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1，男，1956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进，湖北民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俊，湖北民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2，女，1953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硚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朝云，系王某2丈夫。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照，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3，男，1950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4，男，1966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上诉人王某1、上诉人王某2因与、被上诉人王某3、被上诉人王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2民初109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的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2民初10905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依法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王某1与被上诉人王某2、王某3、王某4继承纠纷一案,业经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审理，于2020年9月2日作出（2019)鄂0102民初10905号民事判决书。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具体理由如下：一、被拆迁房屋为家庭共有财产，应当先分出其他共有人的份额之后再由继承人继承。原审法院认定本案遗产时未分出其他共有人享有的份额，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家庭共有财产，是全体或部分家庭成员以劳动收入或其他收入维持家庭成员的生活或生产的目的而形成的财产。本案，宅基地虽然登记在被继承人王炎金名下，但《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宅基地是按户申请使用的，使用权属于家庭成员共同共有。根据本案证据，在1995年建设被拆迁房屋时，与被继承人王炎金、刘翠娥在同一户口且共同生活的子女王某1、王某4均已成年参加工作，该房屋是全体或部分家庭成员以劳动收入或其他收入维持家庭成员的生活的目的而形成的财产，在家庭成员没有明确约定权属归属的情况下，应视为共同生活的成年家庭成员共同共有。另被上诉人王某2亦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被拆迁房屋为被继承人王炎金、刘翠娥夫妻独自出资建设，因此被拆迀房屋的一楼、二楼及部分三楼面积共计331平方米的部分为家庭共有财产。综上，根据《继承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在被继承人王炎金、刘翠娥死亡后，家庭共有财产须先分出其他共有权人的份额之后再由继承人继承。因此，原审判决错误认定被继承人遗产范围，应予以纠正。二、原审法院错误的将被继承人所在村集体对本村村民的福利待遇视为被继承人财产予以分割明显错误。城中村房屋拆迁，对宅基地及地上建筑物的使用权人所进行的补偿，不仅仅包含金钱给付或者面积置换，而且包括在特定身份关系下的居住使用权益。本案中诉争遗产属于城中村宅基地房屋的拆迁利益分为两部分，即村集体所有制的宅基地使用权的补偿及地上建筑物的补偿。其中，宅基地使用权具有很强的身份属性，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无偿提供给本集体成员享有的，并且按户计算。当一户出现人口减少，宅基地仍是由一户中剩余的成员共同使用，宅基地使用权的补偿款则由该户剩余的成员共同所有，而地上建筑物的补偿一般由共有权利人及继承人共同所有。《江岸区后湖街幸福村“城中村”综合改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拆迁方案》）除按“按拆一还一”的标准补偿安置外，另对本村居民以户为单位按每户家庭成员人数计算补偿标准，非本村户口人员不享有拆迁福利。拆迁人虽未明确宅基地和地上建筑各自的补偿标准，但《拆迁方案》中“按拆一还一的标准给予安置还建房”可视为对地上建筑物的补偿标准，而“一人户100平方米、二至三人户300平方米、四人户400平方米的标准，安置面积不足的部分，被拆迁人可按650元/平方米购足安置面积”和居民户口及家庭成员人数密切相关，可视为对本村居民的身份权益给予的补偿，非本村居民不能享有此权益。根据以上政策，地上建筑物部分，三份《拆迁补偿安置补偿协议书》载明的被拆迁房屋面积合计399.3平方米，可以得到的还建面积为399.3平方米；而居民身份权益部分，上诉人王某1一家享有400平方米的还建面积，“拆一还一”置换后不足400平方米的，上诉人可按650元/平方米购足400平方米。因此，原审判决将与上诉人王某1身份户口有紧密关系的400平方米的补偿面积作为被继承人遗产分割，不仅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亦侵犯了上诉人王某1的身份权益，应予以纠正。三、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均等分配被继承人的遗产，属于法律适用错误。被继承人晚年一直随上诉人一起生活，由上诉人照顾赡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原审判决未考虑上诉人对被继承人照顾赡养的事实，径直作出均等分配遗产的裁判，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应当予以纠正。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王某2辩称：第一、一审提交了建设用地使用证和个人建房情况调查表，可与被上诉人提供的遗嘱相印证，共同证明遗产的范围是331平方。第二，因房屋实际建造人是王某2、王某4、王某3共同出钱出力所建，王某2的贡献最大，如按照王某1的上诉观点涉案房屋属于共同共有，其根本没有分配的权利，且一审审理中没有提交任何证据其参与了出资建设。因王某1患有精神疾病，客观上不符合参与出资建房的条件。第三、四个子女均尽到了赡养老人的义务，一审过程中王某1也没有提及赡养老人的事实，一审对此没有认定符合事实。王某3的答辩意见跟王某1的上诉意见一致。王某2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2民初10905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上诉人应分得还建住房建筑面积200平方米；2、一审诉讼费、保全费以及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继承纠纷一案经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该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事实和理由如下：1、本案遗产范围应当为建筑面积399平方米的楼房。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几份发票可以清楚地证明由上诉人参与出资对诉争房屋进行了改建扩建。另外，上诉人提交的录音材料里面，被上诉人也明确认可上诉人对诉争房屋的扩建贡献最大。一审法院仅认定遗产范围为建筑面积331平方米的两层半楼房，与客观事实不符。2、关于68平方米的封阳台面积应当属于遗产。《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个人建房情况调查表》均登记的户主是王炎金，诉争房屋399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应当全部属于王炎金、刘翠娥的遗产，如被上诉人主张对该68平方米享有所有权，应当提交充足的证据予以佐证，否则，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该68平方米应当按照法定继承来分配。3、按照时间来推算，68平方米的建筑面积是母亲刘翠娥在世时主持操作的，在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均没有证据来证实权属的情况下，应当视为母亲刘翠娥的遗产，也应当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分配。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故，上诉人恳请贵院依法正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王某1辩称：王某2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查明第三层是由三兄弟共同出资建造的，因此，翻建的部分不能作为遗产进行分割。王某3辩称：当时的房屋都是我做的，只做了两层，上面的平台最多有六个平方，没有半层，没有六十八平方的阳台，房屋是100.03平方。王某4未到庭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王某2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确认王某2对被继承人王炎金、刘翠娥的遗产（位于武汉市江岸区堤角边****、17号房屋的拆迁补偿所得）继承相应的法定份额；二、本案的诉讼费由王某3、王某1、王某4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王炎金、刘翠娥系夫妻，二人育有四个子女，即王某3、王某2、王某1、王某4。王炎金于2000年9月30日去世，刘翠娥于2017年12月23日去世。《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显示，1995年王炎金在后湖乡幸福村堤角边有宅基地，用地面积132.44平方米，其中建筑占地100.05平方米。《幸福村个人建房情况调查表》显示，2004年4月17日，房屋占地面积132.44平方米，2.5层，房屋建筑面积331平方米。1998年8月31日，王炎金在《房屋产权传授嘱托书》上签字并按手印，刘翠娥在该嘱托书上按手印。该嘱托书主要写明，两老在武汉市江岸区堤角边15号置有两层半楼房一栋（一楼三个正间、另加楼梯间和半小间，二楼三个正间、另加半小间，三楼两个小房间），房屋传给第三代即孙子、孙女继承，王某2的女儿自愿放弃产权继承份额。该嘱托书为电脑打印。该电脑打印的嘱托书系王某4提供；王炎金在上面签字、盖手印，刘翠娥在自己名字处加盖手印；两人签字盖手印时，加上王某3、王某4共有四人在场。2019年4月10日，王某3以被拆迁人刘翠娥的名义，与武汉市江岸区后湖街幸福村民委员会（拆迁人）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拆迁房屋坐落于武汉市江岸区堤角边8号，总建筑面积133.1平方米，还建住房建筑面积300平方米，应补足面积为166.9平方米，按每平方米650元进行购置，合计108485元；拆迁房屋地面附着物及房前屋后其他有关设施补偿合计1200元，拆迁房屋内设施补偿合计3378元，截止2021年10月31日的过渡费合计54000元，搬迁补助费1200元，搬迁奖金24000元；综上，被拆迁人需要支付拆迁人24707元。2019年4月12日，王某1（被拆迁人）与武汉市江岸区后湖街幸福村民委员会（拆迁人）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拆迁房屋坐落于武汉市江岸区堤角边9号，总建筑面积133.1平方米，还建住房建筑面积400平方米，应补足面积为266.9平方米，按每平方米650元进行购置，合计173485元；拆迁房屋地面附着物及房前屋后其他有关设施补偿合计1200元，拆迁房屋内设施补偿合计3378元，截止2021年10月31日的过渡费合计72000元，搬迁补助费1200元，搬迁奖金48000元；综上，被拆迁人需要支付拆迁人47707元。2019年4月10日，王某4（被拆迁人）与武汉市江岸区后湖街幸福村民委员会（拆迁人）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拆迁房屋坐落于武汉市江岸区堤角边17号，总建筑面积133.1平方米，还建住房建筑面积100平方米，应补偿面积为33.1平方米，支付面积补偿款21515元（650元／平方米×33.1平方米）；拆迁房屋地面附着物及房前屋后其他有关设施补偿合计1200元，拆迁房屋内设施补偿合计3378元，截止2021年10月31日的过渡费合计18000元，搬迁补助费1200元，搬迁奖金12000元；综上，拆迁人支付被拆迁人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费共计57293元。《江岸区后湖街幸福村“城中村”综合改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实施方案》写明被拆迁人员为本村村民常住人口、征用土地农转非人员、出嫁的姑娘户口在本村及户口在本村的世居户人员。一人户认定房屋建筑面积为100平方米，二人至三人户认定房屋建筑面积为300平方米，四人户认定房屋建筑面积400平方米。二人至三人户还建安置面积不足300平方米，可按每平方米650元购足300平方米；四人户还建安置面积不足300平方米，可按每平方米650元购足400平方米。王某21980年出嫁后未再在该房屋居住。该房屋原为堤角边15号，后改为堤角边17号。之后改为堤角边8号、9号、17号，分别签订了上述三份《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2019年4月，王某1已领取一套138平方米的还建房，其他人还未领取房子。王某3、王某1、王某4已将还建房补差价款交付给幸福村。一审审理中，因双方意见不一致，故调解不成。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以及第十八条的规定，继承人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王炎金、刘翠娥于1998年8月31日签字按手印的《房屋产权传授嘱托书》系王某4提供的电脑打印件，且王炎金、刘翠娥签字盖手印时，加上王某3、王某4仅有四人在场，没有见证人在场；故《房屋产权传授嘱托书》不属于自书遗嘱或代书遗嘱，本案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办理。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王某3、王某2、王某1、王某4继承。综合考虑《房屋产权传授嘱托书》显示的房屋为一栋两层半楼房，以及《幸福村个人建房情况调查表》中显示的，2004年4月17日，房屋占地面积132.44平方米，2.5层，房屋建筑面积331平方米；一审法院认定被继承人死亡时，本案遗产范围应当为建筑面积331平方米的两层半楼房。王某2认为除了建筑面积331平方米的部分属于遗产外，第三层由母亲主持搭建的另外68平方米，王某2认为出资了3000元，该68平方米也属于遗产；但王某2提交的证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故对王某2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王某3、王某1、王某4认为仅有第一层、第二层的建筑面积216.3平方米的部分属于遗产，王某3、王某1、王某4认为系其三人共同出资重做了第三层，第三层不属于遗产；但王某3、王某1、王某4提交的证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故对王某3、王某1、王某4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建筑面积331平方米的部分房屋属于遗产，建筑面积68.3平方米（133.1×3－331）的部分房屋属于王某3、王某1、王某4共同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王某3、王某2、王某1、王某4在遗产范围内各继承331/4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房屋，王某3、王某1、王某4另拥有该房屋建筑面积68.3/3平方米的部分。故王某3拥有该房屋建筑面积1266.2/12平方米的部分，王某2拥有该房屋建筑面积993/12平方米的部分，王某1拥有该房屋建筑面积1266.2/12平方米的部分，王某4拥有该房屋建筑面积1266.2/12平方米的部分。即王某3占该房屋12662/47916（1266.2/12÷399.3），王某2占该房屋9930/47916（993/12÷399.3），王某1占该房屋12662/47916（1266.2/12÷399.3），王某4占该房屋12662/47916（1266.2/12÷399.3）。本案中，原为堤角边15号的房屋，后改为堤角边8号、9号、17号，分别签订了共计三份《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进行拆迁。协议书约定还建住房建筑面积共计800平方米（300平方米+400平方米+100平方米）。在协议书约定的还建住房建筑面积中，按上述比例，王某3可得还建住房建筑面积211.4平方米（800平方米×12662/47916），王某2可得还建住房建筑面积165.8平方米（800平方米×9930/47916），王某1可得还建住房建筑面积211.4平方米（800平方米×12662/47916），王某4可得还建住房建筑面积211.4平方米（800平方米×12662/47916）。按三份协议书的约定，该房屋扣除拆迁人支付给被拆迁人王某4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费57293元，被拆迁人还需要支付拆迁人15121元（24707元+47707元－57293元）。按上述比例，王某3需要支付还建房补差价款3995.79元（15121元×12662/47916），王某2需要支付还建房补差价款3133.64元（15121元×9930/47916），王某1需要支付还建房补差价款3995.79元（15121元×12662/47916），王某4需要支付还建房补差价款3995.79元（15121元×12662/47916）。王某3支付了还建房补差价款24707元，王某1支付了还建房补差价款47707元，王某4获得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费共计57293元。综上，王某4应当拿出61288.79元（57293元+3995.79元），王某2应当拿出3133.64元，王某3应收入20711.21元（24707元－3995.79元），王某1应收入43711.21元（47707元－3995.79元）；故王某4应当支付王某3还建房补差价款20711.21元，王某4应当支付王某1还建房补差价款40577.58元（61288.79元－20711.21元），王某2应当支付王某1还建房补差价款3133.64元。在三份《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约定的还建住房建筑面积中，王某3可得还建住房建筑面积211.4平方米，王某2可得还建住房建筑面积165.8平方米，王某1可得还建住房建筑面积211.4平方米，王某4可得还建住房建筑面积211.4平方米。因协议书约定的还建住房建筑面积与实际的还建住房建筑面积存有差异，实际还建住房建筑面积多出的部分，不包含在本案遗产分割《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约定的还建住房建筑面积内，由各继承人各自另行向幸福村支付还建房补差价款。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在本案三份《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约定的还建住房建筑面积中，王某3应分得还建住房建筑面积211.4平方米，王某2应分得还建住房建筑面积165.8平方米，王某1应分得还建住房建筑面积211.4平方米，王某4应分得还建住房建筑面积211.4平方米；二、王某4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王某3还建房补差价款20711.21元；三、王某4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王某1还建房补差价款40577.58元；四、王某2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王某1还建房补差价款3133.64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8800元，由王某3负担4967.98元，由王某2负担3896.07元，由王某1负担4967.98元，由王某4负担4967.98元。二审期间王某1向本院提交了三组证据，证据一、刘翠娥、王某3、王某1、王某4四人户籍信息，拟证明在1995年建设被拆迁房屋时，王某1及配偶子女、王某4与被继承人王炎金、刘翠娥在同一户口且共同生活居住，且均已成年，案涉房屋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共同共有。证据二、操宝舟证人证言，拟证明案涉房屋的第三层是由王某3、王某1、王某4共同出资改建。证据三、尤新珍证言，拟证明王某1一家对被继承人刘翠娥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经质证，王某2认为三组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不应采纳。证据一仅能证明户籍信息，不能证明房屋权属情况。证据二证人陈述建房时间是2004年11月，而个人建房情况调查表，2004年4月份房屋就有两层半，面积331个平方，明显于村里登记的不符合，细节相互矛盾。对证据三的证人证言，即使其参与了照顾老人，但是老人的工钱来源是四人共同承担的，老人的退休工资由王某1掌握管理，因此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王某3对王某1的证据没有意见。本院认为，王某1所提交的证据及其证人证言均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显示，1995年王炎金在后湖乡幸福村堤角边有宅基地，用地面积132.44平方米，其中建筑占地100.05平方米。《幸福村个人建房情况调查表》显示，2004年4月17日，房屋占地面积132.44平方米，2.5层，房屋建筑面积331平方米。前述证据已经能够证明案涉房屋遗产范围应为331平方米，上诉人王某2认为超过的68平方米也应认定为遗产，但是在本案一审和二审中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超过的68平方米房屋系其出资建设，应承担举证不能法律后果，对上诉人王某2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此外，1995年被继承人王炎金在后湖乡幸福村堤角边有宅基地登记在被继承人王炎金名下，上诉人王某1没有证据证明该出宅基地属于家庭财产，也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宅基地对于使用权人的登记存在错误，在《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被撤销之前，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宅基地属于被继承人王炎金的遗产并无不当，上诉人王某1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城中村房屋拆迁补偿款的部分，因被拆迁的房屋性质属于遗产范围，拆迁所得的补偿款是被拆迁遗产转化后的财产，并不应为拆迁补偿行为而改变前述财产属于遗产的基本属性，上诉人王某1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而对于上诉人王某1是否尽了主要赡养义务问题，上诉人王某1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本院对该项上诉请求也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王某2与上诉人王某1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王某1负担6900元，由上诉人王某2负担69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海鹏审判员  龚治国审判员  张 红二〇二一年一月四日书记员  张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