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泰虹民初字第0870号原告常照。原告常爱民。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何冬生，江苏兴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俊国。委托代理人李沪麟、王斌，泰兴市泰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常照女、常爱民与被告杨俊国赔偿损失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常照女、常爱民共同委托代理人何冬生，被告杨俊国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沪麟、王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常照女、常爱民诉称，1978年原告常照女户建有三间平房（面积98平方米）加一间小屋。1985年以户主即原告常照女名义领取了宅地使用权证书。后常照女户口迁至上海。2007年底，主管本村拆迁工作的被告杨俊国未经原告同意且未通知原告的情况下，将原告户的三间平房全部拆除，至今未作任何补偿。2013年10月，迫于现状，常爱民申请翻建老屋。2015年2月，常爱民在查问申请进展时得知，泰兴市经济开发区建设项目管理科，早于2009年1月7日下发（2008）026#《宅基地安排通知单》，落实常爱民户到印桥小区异地新建两间两层楼房，该通知单由村建科递交时任五杨村党总支委员的被告转交。不料，被告一直对常爱民户秘而不宣，恶意扣留不交。原告认为，宅地使用证虽以原户主常照女名义领取，但宅地使用权为户内成员共有，常照女迁至城镇后，常爱民成为继任户主，2009年围绕老宅地对常爱民户的异地批建手续，村集体和被告均应遵照执行。被告故意长期隐而不告常爱民户的权利凭证，阻却该户及时建房，造成常爱民户额外损失若干，应负赔偿责任。另，原三间平房所依附土地使用权，归常照女户内各成员共有，根据“房地一体”规定，拥有宅地使用权的常爱民，权益范围自始至终及于其上建筑，被告私拆原告房屋，侵犯了原告相应合法权益，所以原告损失，应一并赔付。请求判令：1、被告杨俊国赔偿恶意延误交付《宅基地安排通知单》给原告常照女、常爱民造成的损失（含房屋建造的工价落差、租金损失、误工费、交通费、打印复印费、调取资料费、手机费，暂计为56732.7元）；2、被告杨俊国赔偿因其擅自拆除原告住宅给原告常照女、常爱民造成的损失（按2008年同地段的拆迁补偿标准计算，暂计为49000元）；3、被告杨俊国承担本案诉讼费。被告杨俊国辩称，一、原告诉状陈述的事实和理由不符合客观事实，本案的客观事实是：原告常爱民是被告杨俊国的内侄，其父叫常达山，他们一家全部住在上××市嘉定区。在此期间，原告老家的三间平房一直委托给被告代为管理和照料，房屋钥匙也一直由被告保管。由于原告老屋长期无人居住，导致年久失修，时至2007年上半年，房屋大部分已经倒塌，当时被告打电话给原告常爱民的父亲常达山，讲明了房屋处在危险之中即将倒下的实情。当时常达山为慎重起见，委托了河失镇的常德圣和被告一起到现场查看，常德圣也认为房屋非常危险，认为必须立即拆除，在此情况下，被告之妻根据与原告所委托的常德圣达成的共识，在与原告取得联系后，根据常达山的意思表示，委托了相关人员将危房进行了拆除。拆除之后的情况是，危房四周墙体留了约0.8米高，这样可以确保对危房旁边路道的通行人员不构成任何危害。拆除后的砖瓦全部集中堆放在墙体内，椽子全部堆放在邻居常达泉（系被告的二舅子、原告常爱民的二叔）家三楼上。被告始终没有占有拆除后房屋的任何材料，相反，还贴补了300元拆除人员工资。2008年清明节前，原告之父常达山从上海回泰，在父母坟上祭拜后，来到原告常爱民的叔叔常达泉家，明确讲，老房屋已倒，准备请妹夫（即本案被告）帮忙到政府在北陈小区申请两间宅基地。随后，原告之父常达山请被告帮助其办理相关安置宅基地的手续，当时被告即对常达山讲明，尽力去办，办成办不成不能保证。在常达山的委托下，2008年9月左右，被告将危房已经拆除的现实状况及宅基地书面申请，向所在的村委会以及政府村建科作了汇报，并且填写了相关申请表格，请求镇相关负责人讨论决定。2009年1月，政府批准落实了北陈小区宅基地2间建房计划。后被告之妻由于癌症复发，前往上海肿瘤医院就诊，期间被告数次打电话给原告，通知他们来医院拿宅基地安排通知单，但原告方没有任何人前来取宅基地通知单，当然就更谈不上探望被告之妻，被告之妻为此感到非常气愤。2013年原告全家来泰兴祝贺河失镇常菊萍家儿子结婚，原告全家在此过程中到被告家做客，原告继续未考虑按宅基地通知单选址的事，后在被告的催促之下，原告方才和被告一道去滨江镇殷石村找到孔德怀书记，请他将宅基地安排一下具体位置。在被告的努力之下，村里同意将原告的建房位置安排在面粉厂前面，然而，原告认为该位置距离化工开发区太近，不愿意接受此处的宅基地，于是安置宅基地的事宜，又被原告搁置。直至前些时候，由于村里安置条件已经变得较为宽松，原告的宅基地已经得到理想的安置。另外，自2007年房屋拆除至今，已达数年之久，在此期间，原告全家也曾多次回来，故原告现在诉称，直至现在才知房屋被拆除，显然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客观事实。二、原告常照女与被告之间系无偿委托行为，同时被告对原告常照女的房屋进行照料，系法律上的无因管理。故被告在原告常照女之夫授权的情况下所进行的一切行为，是事先征得其同意后所实施的，被告的行为全是为了原告方的利益，而被告在此中不存在收益，也不存在对原告方的侵害。原告宅基地一直没能落实，系原告自身因素造成，与被告无关。客观事实表明，出于选择理想宅基地的目的，原告人为多次放弃选择宅基地的机会，2013年原告放弃面粉厂前面的宅基地安置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且原告明知办理宅基地申报通常应有的期限，原告如果认为委托时间过长，早就可以解除委托关系，自己办理或重新委托别人办理，而原告并未这么做。且原告通过其放弃面粉厂安置点的行为，事实上已经实际解除了与被告的委托关系。当然，被告也没有义务永久接受原告委托。故，即使存在迟延安置的情形，原因也在于原告本身，与被告无关。综上，因被告在代理过程中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不存在任何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事实，故依法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三、原告常爱民并非被拆除房屋的所有权人，与被告无任何法律关系，不管原告常照女的主张是否合情合理合法，均与原告常爱民无关，即使原告常爱民在所谓的维权行为中存在经济损失，其也应向原告常照女进行主张，故原告常爱民不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原告常爱民无权向被告主张任何权利。四、从原告提供的损失清单来看，均为原告方虚列，并不能证明其实际损失的存在。综上，原告据以起诉的事实和理由依法不能成立，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常达山与常照女系夫妻关系，常爱民系二人之子。常达山户于1978年申建了泰兴市滨江镇五杨村南杨34号三间平房及一间辅助用房（以下简称老屋），并于1985年以常照女的名义领取了宅基地使用权证。20世纪80年代，常达山户全家迁至上海定居，便将老屋的钥匙交由同组的杨俊国（系常达山的妹夫，时任五杨村党总支委员），由其代为照看。2007年春，涉案老屋被杨俊国组织人员拆除。2008年8月，被告杨俊国以常爱民的名义向政府申请办理异地翻建审批手续。2009年元月7日，泰兴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下发（2008）026号《宅基地安排通知单》，批准常爱民户到印桥小区异地新建房屋两间两层。2015年3月19日，常爱民至泰兴市公安局滨江派出所报警，称“有人在伪造我的申请拆我房子”，泰兴市公安局滨江派出所遂依职权对常爱民、常德圣、杨俊国进行了调查。常爱民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其一家一直住在上海，2008年的时候，滨江镇五杨村一个叫杨国俊的村干部打电话给常爱民的父亲常达山，说五杨村南杨组的家中老屋倒塌了，当时常爱民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2013年10月，常爱民向村里打申请，想将老屋修缮一下，当时的村支书周玉霞书记也同意的。后来因为2014年常爱民全家都没有回来，也就没有过问此事。2015年2月，常爱民全家从上海回来过年，常爱民就又到村里询问周玉霞书记，周玉霞书记就让周玉泉副书记帮忙弄手续。但常爱民回去后，听村里有人议论，说家中的老屋不是倒的，而是被人拆的。常爱民就到滨江镇建科去查看，发现2008年的档案里有一份以常爱民的名义打的申请，内容是自愿拆除现有房屋，到北陈小区建两间楼房，但申请并不是常爱民本人写的。后来常爱民就去询问村里的周玉泉副书记，他说镇上批了北陈小区两间两层建房的宅基地单子在他身边，是2009年1月7日批的，也是常爱民的名字。常爱民向周玉泉要单子，周玉泉不肯，常爱民就报警的。常德圣（系常照女的弟弟）在询问笔录中陈述：“2007年上半年的一天，常达山在上海打电话给我说，他老家房子上的梁条断掉了，房子要倒，让我过去看一下能不能修。第二天我就过去看的，先到杨俊国家拿了常达山家的钥匙，然后去常达山家看的。发现房子西边两间的屋顶已经塌了，梁条断了挂在东边一间屋顶上，之后我跟杨俊国的老婆常留英说房子没办法修了，就回来的，并打电话告诉常达山，房子西两间的屋顶已经塌了，西山墙要倒了，房子没得办法修。他让我去帮着把整个屋顶都扒掉，但四面的墙不要扒。过了大约一个星期，我到常留英家去，看到常达山家的房子整体都被拆掉了，拆下来的砖头围着原来的墙基放了一圈，大约有一米高。我问常留英：‘房子已经扒掉了？’她说：‘我已经请庄上的人扒掉了。’之后我就回来的，并打电话告诉常达山他的房子已经都扒掉了，连墙都一起扒掉了，是常留英他们找人扒的，常达山在电话里也没有说什么。”杨俊国在询问笔录中陈述的老屋拆除情况基本与常德圣一致，其还陈述，2008年的时候，常达山让杨俊国帮忙重新弄地皮，当年9月杨俊国向村镇打了申请，2009年1月镇里落实了北陈小区的两块地皮。当时杨俊国的妻子常留英身患癌症在上海肿瘤医院医治，在此期间，常爱民一家没有一个人来医院探望，常留英很生气，就让不要将地皮的事情告诉常达山一家。但到了2013年，杨俊国还是将此事告诉了常爱民，并将常爱民带到殷石村的支部书记孔德怀那里，请他帮忙安排一下宅地具体位置，大概位置在过船面粉厂前面，但常爱民自己不要这块地。泰兴市公安局滨江派出所出具的《接处警工作登记表》载明：“滨江镇五杨村常爱民于2015年3月19日到我所报陈其到滨江镇村建科调阅的村民建设用地规划申请不是本人所写。后经了解系其姨父在征得常爱民父同意的情况下，代为申请将原危房拆除，向政府申请宅地重建，现因常爱民不满宅地位置，双方发生纠纷。”2015年4月9日，常爱民至泰兴市信访局上访，反映其老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拆除，未有经济补偿，未安排地皮建房等问题。经对相关主体进行调查，泰兴市滨江镇人民政府于2015年5月18日向常爱民出具信访答复意见书，载明：“经查，你系滨江镇五杨村南杨组村民，长期外出务工。2007年，时任五杨村党总支委员杨俊国（是你的姑父），发现你家3间老屋墙体倾斜，部分梁条断裂，且又在村组大路边，存在安全隐患问题，便打电话到上海于你父亲常达山沟通联系，你父亲随即打电话给在泰兴务工的大舅子常德圣，叫他到实地查看一下，表示‘好维修就维修，不好维修就拆掉’，后经杨俊国与常德圣实地察看，在确定不能维修的情况下，2008年8月，由杨俊国以常爱民的名义代办异地翻建相关审批手续。2009年元月7日，泰兴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下发《宅基地安排通知单》[编号：（2008）026号]，同意你户拆除老屋，异地到印桥小区新建房屋两间两层。综上所述，一是拆除老屋是在你父亲和你舅舅知情的情况下实施的，二是原五杨村党总支委员杨俊国系你的姑父，为你代办相关审批手续是受你父亲及你舅舅口头委托的，三是事发前后时间跨度长，直到现在你才认为老屋被拆除是不符合逻辑推理的。故不存在你所反映的‘老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拆除，未安排地皮建房’的问题。至于你反映‘老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拆除，未有经济补偿’的问题，按照当时泰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异地翻建相关政策，旧房拆除一律不作任何补偿，故不存在经济补偿的问题。关于杨俊国将你户的《宅基地安排通知单》长时间不告诉你户，应负有一定的责任。同时，你户在知情的情况下老屋被拆，但长时间不主动与杨俊国沟通对接，也负有相应的责任。你户提出从宅基地单子批准之日至今未建成，存在工资、材料费用上涨差价问题，政府将责成由五杨村委会牵头组织协调，希望你本着‘互谅互让、亲情友好’的精神，积极配合，加强沟通交流，促使问题妥善解决。”2015年7月23日，常爱民诉至本院，要求杨俊国赔偿拆除房屋及延迟交付《宅基地安排通知单》所致损失，本院经审理，于2015年10月23日作出(2015)泰虹民初字第0606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涉案房屋建造于1978年，宅基地使用权人为常照女，常爱民并非该房屋的产权人，故常爱民起诉要求杨俊国赔偿因涉案房屋物权变动而产生的损失，主体资格不当，据此驳回了常爱民的起诉。2015年11月18日，常照女、常爱民诉至本院，要求杨俊国赔偿拆除房屋及延迟交付《宅基地安排通知单》所致损失，引起本诉。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杨俊国申请常达泉（系常达山的亲兄弟）到庭作证，常达泉陈述：他家就在常达山家老屋隔壁。常达山家老屋西边山墙的主梁断了，上面的椽子往下压，就导致前墙和后墙发生倾斜，房顶也塌下来了，所有的力都压到了东边的山墙上去，导致东边的山墙向外面倾斜，而东边山墙外面就是大路，有可能会发生事故。常达泉看见后就跟杨俊国说了，杨俊国就跟河失镇常达泉叔子家的儿子常德圣一起来看，他们看了之后，也认为有危险，常德圣就打电话给在上海的常达山，常达山就让拆掉，当时还让把上面的屋顶和墙体拆掉，但是要留约一米高的外墙。后来，是杨俊国花了300元钱，请庄上的几个人拆的房子。留下了一米高的外墙（北边的墙是老墙体，东边的墙体是用砖头堆的），拆下来的砖头和瓦片还放在里面，拆下来的椽子放在房子前面的一个棚子里。拆掉之后，有年清明节前后，常达山从上海回来给母亲上坟（父母的祖坟位于常达山家老屋前面不远），还向常达泉要杨俊国的电话号码，安排房子的事情。本院认为，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本案系原告提起的侵犯财产权赔偿之诉，通过两次诉讼审理，不难发现，被告杨俊国对其实施了拆除原告户老屋的行为并无异议，双方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之间是否成立了委托合同以及被告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原、被告之间是否成立了委托合同。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的委托代理，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本案中，原、被告系亲戚关系，又住在同村同组，原告户在外出定居后，将家中老屋的钥匙交由被告保管，按一般风俗习惯，此行为本身即具有委托被告对其老屋进行日常照料的意思表示。通过双方纠纷产生后公安机关及当地人民政府所进行的调查，以及诉讼过程中相关无利害关系亲戚的陈述，能确认的基本事实是：2007年，原告户老屋因年久失修而严重破损，存在安全隐患，被告杨俊国发现这一情况后，与在上海的原告常照女之夫常达山取得了联系，常达山遂委托其大舅子常德圣到实地查看，常德圣和被告等人实地查看确认老屋无法维修后，将相关情况下告知了常达山。后被告杨俊国组织人员对老屋进行了拆除，并在此后以常达山之子常爱民的名义向政府申办异地翻建手续。以上基本事实已符合口头委托法律关系的基本要素，足以认定原、被告之间成立了委托合同，且因被告未收取原告相关报酬，双方间的委托属于无偿委托。关于原告主张的损害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原、被告间系无偿委托合同法律关系，故原告主张被告实施了侵犯其财产权的侵权行为，而要求被告承担拆除原告老屋给原告造成的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主张的拆迁补偿问题，泰兴市滨江镇人民政府出具的信访答复意见书已明确，按照当时泰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异地翻建相关政策，旧房拆除一律不作任何补偿，故不存在经济补偿的问题。关于原告主张的被告恶意延误交付《宅基地安排通知单》所致损失问题。首先，异地翻建手续确系由被告杨俊国代原告户申领办理，且亦于2009年初实际办理完毕。但此后由于被告杨俊国之妻常留英因癌症在上海住院手术期间住在上海的原告户未前去探望，常留英非常气愤，“发誓不和他家来往，并且不肯我将宅地单子给他家作废算了”，所以，对未及时告知原告户已办妥异地翻建手续，被告杨俊国确实存在一定过错。其次，原告户老屋于2007年即已实际拆除，据原告常爱民陈述，其也是于2013年10月才开始自行向村里申请建房的，此时距离老屋拆除已有6年，而原告现在要求被告赔偿延误交付《宅基地安排通知单》造成的房屋建造工价差、租金损失、误工费、交通费、打印复印费、调取资料费、手机费等，不仅有违公平，亦不符合社会公众一般价值评判。综上，现有证据不能确定作为无偿委托受托人的被告杨俊国，在处理委托事务时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并给委托人造成了客观损失，故对原告要求赔偿之诉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希望原、被告双方能本着互谅互让、亲情友好的精神，加强沟通交流，修补亲情裂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常照女、常爱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50元，由原告常照女、常爱民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凭本院交款通知单通过当地银行交纳案件上诉费5850元（户名：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农行泰州海陵支行；账号：10×××68；行号：103312820114）。审 判 长 吕 兵代理审判员 严 超人民陪审员 张显怀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八日书 记 员 王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