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89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启梅，女，1976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栖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静，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启东，男，1974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江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宗保，江苏汇丰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慧萍，江苏汇丰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刘波涛，男，1981年2月24日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上诉人李启梅因与被上诉人李启东、原审第三人刘波涛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2020)苏0115民初2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3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1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启梅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静，被上诉人李启东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宗宝、李慧萍，原审第三人刘波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启梅提交书面上诉状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李启东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李启东负担。事实和理由：被拆迁房屋均来自于李正保名下的房子，拆迁时，李正保和李启梅均可以取得一小套，李启东可以取得一中套和一小套。李启东支付李启梅钱款是因家庭析产，李启东就多取得房产给李启梅的补偿，一审判决对上述事实遗漏认定。另外，一审法院对李启东与刘波涛存在买卖关系、李启梅未持异议认定错误。二审中，李启梅重新发表上诉意见，并称以该意见为准：1.事实认定方面，李启东与李启梅不存在买卖取得拆迁安置房资格的关系。真实情况是：2006年拆迁时，李启东欺骗李启梅称，如拿大套安置房，则需交款17万元，而如果放弃，则拆迁办会补偿十几万元。因李启梅对拆迁情况一无所知，且拿不出17万元，又因李启东在社区工作，故轻信其所言选择拿钱。李启东交付10万元银行存单时称系拆迁办支付。3万元现金的支付因时间长已经记不太清。李启东通过欺骗方式获得本应属于李启梅的利益。2.法律适用方面，认定双方存在买卖获得拆迁房资格，需要合意一致。本案不存在合意，故不存在合同关系。如存在合同关系，则其后签订资金结算协议、安置房安置补偿协议、安置房购房协议、房产证申领等均应由李启梅办理。二人母亲陈某所做证言完全是迫于压力作出的，不应采信。如李启梅不想要房，应该自己取得房后出售获利更多。实际上，李启梅并不知道其名下有一套拆迁安置房，直到2019年12月份左右其他房子需办理房贷才知道。经询问李启东，也才知道受骗。李启东辩称，李启梅当庭上诉意见没有依据。根据当时的拆迁政策，李启梅作为出嫁女只享有以优惠价格购买拆迁安置房的权益，第一个30平米为每平方米1100元，第二个30平方米为每平方米1200元，第三个30平方米为每平方米2500元。第三个30平方米的价格是高于前两个30平方米的单价之合，所以一中套90平方米的申购价格在17万元左右。李启梅称小套仅需付2万多没有依据。小套应付拆迁办8万多。如果放弃拿房，拆迁办以30平方米10万元的价格回购，李启梅可以获得大约13万元价款。李启梅自行选择了拿13万元钱款，由李启东支付。现李启梅上诉意见完全改变一审陈述，恰恰证明李启东、李启梅之间存在协议。刘波涛述称，同意一审判决。李启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启梅协助办理南京市江宁区金竹花园04幢510室房产（以下简称案涉房产）的不动产权利人变更登记手续，将该房产不动产权利人登记为李启东一人；2.办理变更登记税费由李启梅负担。事实和理由：2006年，原邵圣村拆迁，因其妹李启梅不愿申购安置面积，其于全家见证下与李启梅协商一致，由其出资13万元购买李启梅名下的安置面积，并以李启梅名义申购相应面积。其依约支付购房款后，案涉房产安置在李启梅名下。2007年1月，李启东将案涉房产出售给刘波涛，并交付刘波涛实际使用至今。李启梅一审辩称，拆迁时，其户口也在家庭户之内，有被拆迁资格；当时其已出嫁，全部拆迁事宜由李启东办理。李启东与其约定，因李启梅是出嫁女，所以拿一套房子，再由李启东支付10万元。案涉房产取得后，李启东告知其房子用于出租，租金作为母亲生活费。2019年年底，其才知道房子已被李启东出售给他人。其与李启东之间没有所谓的口头协议。刘波涛一审述称，其购买案涉房产时查看了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并询问了邻居，故相信案涉房产为李启东所有。其以28万元购买，并于2007年8月入住。2019年底，有人电话告知其房子是别人的，其并未接受该说法。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11月，原南京市江宁区邵圣社区拆迁。同年11月19日，李启东代李启梅与案外人东山街道办事处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安置面积约为120平方米，小套两套、储藏室两个约20平方米；被安置人欠款19万元。同日，拆迁管理机构制作的《江宁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计算明细表》标注：“李启东的30㎡.1850元的照顾购买面积划到李启梅头上”，“李启梅委托邵圣社区拆迁办出售壹小套及储藏室”“产权人李启梅，超安置、照顾面积120平方米180000元，贮藏室10000元，合计190000元”。2006年12月，拆迁管理机构制作的《邵圣大焦拆迁安置资金结算表》记载：“拆迁户姓名：李启梅；拆迁补偿补助款2345（元）；购房款212465（元）；补偿补助款与购房款结算后欠款210120元”，《邵圣大焦拆迁分房代付资金结算表》记载“拆迁户姓名李启梅；补助等收入款项目：回购房款（壹小套）200000元；扣款项目：垃圾清运费50元；本表补款与扣款结算后余款199950元；拆迁补偿安置余款0+本表余款199950元，合计余款199950元；拆迁补偿安置欠款210120＋本表欠款0，合计欠款210120元；总结算后欠款10170元。”2007年，李启东向拆迁管理部门支付10170元，同时取得案涉房产，并于同年支付李启梅13万元。2019年，案涉房产取得不动产权利登记，权利人登记为李启梅。2020年1月28日，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邵圣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东山街道邵圣社区大焦村2006年拆迁当年针对嫁出去女儿户的政策是：村上嫁出去的女儿且没有第三代人，户口没有迁出的可以照顾购买90平方米安置房，户口迁出的可以照顾购买60平方米，安置房不与主房挂钩（90平方米安置房照顾购买约17万元，60平方米照顾购买价约13万元）”。一审另查明，2007年1月9日，李启东（甲方）与刘波涛（乙方）签订《房屋居间买卖合同》，约定：刘波涛购买“地址位于江宁区建筑面积67平方米；”成交总价28万元，刘波涛在一个月内支付20万元，剩余8万元“在双证下发为乙方姓名时付清”。2007年1月28日，刘波涛支付购房款20万元，并自2007年8月起使用案涉房产至今。一审中，李启梅陈述，其收取李启东支付款项的金额为10万元，且该笔款项的性质应为李启东支付的补偿款。李启东为证明其与李启梅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且已支付价款13万元，申请陈某、李某1、李某2三名证人到庭作证：1.证人陈某（李启东、李启梅母亲）作证称，拆迁当时，其与儿子李启东、女儿李启梅一家就购买拆迁面积一事进行协商。其曾建议李启梅一家拿一套房子，自己年纪大了，女儿在身边方便照顾。但李启梅丈夫表示自己是家中独子，不方便长期住在岳母身边，所以李启梅夫妇两人都表示不要房，要李启东付钱。付钱的事情就发生在其居住的房间里，10万元为银条（银行存单），3万元为现金，女儿高高兴兴的数了钱。2.证人李某1（李启东、李启梅姑姑）作证称，拆迁时其与李启梅一样都属于“外嫁女儿”，可以拿房，也可以拿钱。如果拿了钱，就不要房子了。嫂子陈某一家协商决定由李启东出钱给李启梅，再由李启东向开发商买房，如果李启梅、李启东都不向开发商买房，房子就没有了。李启东向李启梅支付了十几万元，具体金额因为时间长记不清了。2019年年底，其曾与李某2等人找到李启梅协商解决案涉房产的纠纷，李启梅认为此前收的钱是开发商给的，不是李启东给的。3.证人李某2（李启东、李启梅叔叔）作证称，拆迁时，因其在拆迁办工作，所以了解嫂子陈某家里情况。因哥哥当时不在南京，拆迁事宜都是李启东出面处理，李启梅没有要房子，李启东给了李启梅钱。按照当时的政策，李某1、李启梅都是不住家的外嫁女儿，安置面积需要按照顾价购买，不拿房子就拿钱。李启梅当时可以按17万多的价格买90平方米的房子，拆迁办会按30万元回购90平方米的房子。2019年12月中旬，其曾与李某1等人去找李启梅，李启梅认为13万元是开发商支付的。李启东对前述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李启梅质证称，三名证人的证言内容存在相互矛盾之处，且不能证明李启东代付了案涉房产的款项。一审法院认证意见是，结合案件审理情况及双方质证意见，证人陈某、李某1、李某2与双方系亲属关系，具有了解其家庭活动细节的条件，且三人所作证言能够从不同方面反映李启东与李启梅形成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过程及合同部分内容的履行情况，证人陈述主要事实能够相互印证，清晰详实，故对证人证言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李启东与李启梅约定，由李启东以自有30平方米拆迁利益及13万元出资受让李启梅90平方米拆迁利益，并以李启梅名义申购120平方米安置面积，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李启东通过置换方式最终获取案涉房产的行为亦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协议，但李启东提供的相应证据材料与证人陈某、李某1、李某2所作证人证言可相互印证，并能够证明李启东与李启梅之间买卖及付款的相关事实。刘波涛自2007起实际占有使用该房产，李启梅在2019年12月前对此并未提出异议。故案涉房产的相应财产权益本应由李启东享有，其请求判令李启梅协助其办理案涉房产不动产权利人变更登记手续合法有据，予以支持。李启东作为权益享有人，应承担办理案涉房产不动产权利人变更登记手续产生的相应税费，故相应诉请应不予支持。根据已查明事实，取得案涉房产需向拆迁部门支付相应对价，而非李启梅主张的不需支付对价即可取得安置房产及安置补偿费用，故李启梅的辩解意见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不予采纳。刘波涛可自行解决其与李启东之间就案涉房产产生的买卖合同关系。据此，依照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李启梅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协助李启东办理南京市江宁区金竹花园04幢510室房产的不动产权利人变更登记手续，将该房产不动产权利人登记为李启东；二、在办理不动产权利变更登记时，依法产生的税费由李启东承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减半收取案件受理费7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2800元，由李启东负担6400元，由李启梅负担64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启梅提交如下证据：1.李启梅与陈某的对话录音，拟证明一审中陈某到庭作证内容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2.行政诉状一份，拟证明李启梅已就李启东办理拆迁房手续中代李启梅签字行政行为提起诉讼。3.李启梅与李启东电话录音一份，拟证明不存在买卖资格的事情，李启东在电话里说：“你已经把钱拿去了，房屋已经回购了，如果按照原来的价格好说，但是现在价格不对了，当时给政府回收的啊”“你听我讲，我再讲两句，你当年拿一个中套，你因为没有钱，我帮你把钱给政府了”“你那一套已经给政府回收了，跟你没有关系，给政府回收了，但是我有资格买那个了房屋”“跟手续没有关系，你当时拿一套房屋你要补贴17万元，你没有17万元付，给你13万元，你把房屋给政府回收了”，实际是李启东欺骗李启梅拆迁安置没有小套只有大套，需要另支付17万元。而不领取安置房则可以领取13万元。李启梅对拆迁安置政策不了解，相信了李启东的误导。李启东出卖安置房赚取14万元。李启东质证意见：1.对录音证明效力不予认可，并另提供内容相反的与陈某谈话录音，表明李启梅提供的录音系受其代理律师诱导而为。陈某听过前述录音后表示气愤，要再次到庭作证，考虑母亲年事已高，不愿意折腾她故未同意其到庭。2.行政诉状与本案无关。3.李启东与李启梅电话录音一审开庭前就已经存在，对其真实性认可，但意思不完整，恰恰能够证明李启梅出卖购房资格这一事实。本院认证意见：证人陈某到庭作证，其证言应予采信。李启东与李启梅分别与其谈话录音，证明效力弱于陈某到庭所作证言，应不予采信。行政诉状与本案处理结果无关。李启东与李启梅电话录音内容不能直接证明李启东存在欺骗情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定。李启梅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提出异议如下：1.李启梅未授权李启东办理安置房补偿相关手续；2.《邵圣大焦拆迁安置资金结算表》是2016年12月作的，不是2006年12月制作的；3.李启东是否向拆迁管理部门支付了10170元没有调查清楚；4.认定李启东支付李启梅13万元错误，是李启东称为拆迁办支付；5.李启梅未陈述其收取李启东10万元，李启东称是代拆迁办支付的；6.一审中的证人证言不能证明李启东和李启梅存在房屋买卖关系。李某1和李某2的证词都是听别人说，并非直接感知或见到。陈某作证反复说，当时全家也就是女儿女婿和儿子和她在家里面，儿子把10万元所谓的存单和3万元的现金交给女儿，李启梅还点了，还笑嘻嘻很高兴的样子，但是应该肯定是先给钱，李启东才能拿到房子才能卖房子，但2007年1月9日李启东把房子卖给刘波涛，李启东以李启梅名义办的银票存折是2007年4月30日，实际将存单交给李启梅的时间是2007年9月份，这个时候房子早已经卖掉了，可以证明陈某所做的证言是虚假的，是迫于她儿子也就是李启东的诱导、迫使，因为她跟儿子在一起生活需要儿子照料，她没有办法，所以她的证言不能采信。另根据计算，李启梅拿90个平方的中套应当付124550元，如果拿60平方米的房子只要付24500元。李启东称，《邵圣大焦拆迁安置资金结算表》是李启东将自己30平方米的权益放在李启梅名下得出结果。如果严格按照90平方米的标准，应当付17万元。李启东将自己的30平方方申购权益放在李启梅的名下，由李启梅申购两个小套，计算方式不一样。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判决一致，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双方均认可李启梅2007年9月份拿到银行存单，其上显示日期是2007年4月30日。就李启梅一审、二审陈述不一致，其称一审陈述是网上咨询律师，律师教其所说。实际情况就是受到了李启东的欺骗。关于李启梅拿到存单却未查询系拆迁办支付环节，李启梅称其不知道有房子。就李启东欺骗事实，其没有直接证据注明。李启东称，其与刘波涛是2007年1月9日订立合同，原因是拆迁安置房并未固定。其与李启梅先于2006年年初谈好，年底达成协议。因为是亲兄妹，所以没有书面协议。李启梅在一审庭审中还称，因父亲李正保不在家，母亲身体不好，不识字，李启梅已经出嫁，全部拆迁事宜由李启东办理。李启东当时跟李启梅说，拆迁可以拿五套房，李启梅拿一套，父母拿一套，其他李启东拿，李启东补偿李启梅10万元。其他财产李启梅不再参与了。李启梅的房子拿到后，暂时出租，房产证办好后再交给李启梅。李启梅答应了。双方并无买卖房屋指标之说。李启梅提交的与李启东之间电话录音，并无李启东直接承认当初系虚假陈述李启梅仅能拿大套、并应支付17万元的内容。以上事实，有视听资料证据及文字转换记录、一审和二审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为凭。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李启梅在一审答辩、书面上诉状及二审庭审中，对于其是否与李启东存在买卖领取拆迁安置房资格，以及取得十余万元银行存单、现金作出陈述存在较大差异。以上陈述或直接、间接相互矛盾，或未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在诉讼中及时完整披露，虽李启梅称系从网上听从律师意见而为，但基于其一、二审中都委托了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其相应解释并不合理，亦应认定属于未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行为。对于其先后所作出的不同的陈述，李启梅还有义务依法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要求证人出庭作证，接受审判人员和当事人的询问。”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九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证人证言，可以通过对证人的智力状况、品德、知识、经验、法律意识和专业技能等的综合分析作出判断。”本案中，证人陈某作为李启东、李启梅的母亲到庭作证，李某1、李某2作为该二人的姑姑和叔叔也到庭作证，与陈某的证词相互呼应，应具有证明效力。其后李启东、李启梅虽分别又提供陈某录音证据，但根据前引法条，证明效力均不足以推翻一审证人到庭所作证言。从李启梅与李启东之间的电话录音来看，也并无李启东承认当初欺骗李启梅取得拆迁安置房资格的内容，也不能证明李启梅所称其取得10余万元系财产补偿的意见。如前所述，李启梅对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虽提出异议，但有义务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二审中最终提出的上诉意见并无充分证据证明，且其在二审中也认可对于其所称李启东通过欺骗手段取得安置房资格并无证据证明，故对李启梅相应上诉意见应不予支持。关于李启梅所称李启东领取拆迁安置房手续存在瑕疵，其已对此提出行政诉讼一节，本案中不予评价。综上所述，李启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李启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夏雷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一日法官助理刘小琴书记员朱亚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