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161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市盈科（郑州）律师事务所，住所地郑州市郑东新区东风南路与商鼎路交汇处文化产业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410000344978416D。负责人：李曙衢,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信瑞，北京市盈科（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杰，北京市盈科（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漯河市源汇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住所地漯河市源汇区嵩山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100174563719C。法定代表人：王利民，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源，河南鹤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市盈科(郑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北京盈科郑州律所）因与被上诉人漯河市源汇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源汇区信用社）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2020）豫0104民初19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北京盈科郑州律所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信瑞、郭杰，被上诉人源汇区信用社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盈科郑州律所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豫0104民初1921号民事判决书，将本案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签订的委托合同第十条第3款约定的“公告”特指诉讼期间的公告，不包括执行阶段的拍卖公告，属于对本案基本事实认定错误，拍卖公告时间应从合同期间中扣除。1、本案所涉委托合同第一条明确约定，上诉人为被上诉人代理其与漯河市汇隆商贸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一审、二审、执行、调（和）解法律程序。第十条第3款特别约定：“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18个月内有效，（如有）鉴定、评估、公告时间除外。”很显然，第十条第3款约定的“公告”适用于上诉人代理一审、二审、执行阶段可能发生的所有公告，对此条款进行特别约定的目的，就是考虑到公告时间不是律师能够控制的工作时间，不应计入代理期限。2、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网站：人民法院公告网首页即明确将“执行公告”列入其中（https：／rmfygg．court．gov．cn／），点击搜索“公告类型”第18项即为“拍卖公告”。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拍卖公告”不是公告没有依据。3、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所涉委托合同第十条第3款约定的“公告”不包括执行拍卖公告，所依据的6项理由均不能成立。第一、一审判决的“本院认为第1、2部分”认定本案所涉委托合同是格式合同是错误的。本案所涉委托合同是在上诉人提供版本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协商后订立，且在合同首部明确约定：“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订立此合同，共同遵照执行。”第十条第2款又特别约定：“甲方（被上诉人）在本合同签署以前已经全部阅读并知悉合同内容，本合同系双方自愿协商一致达成。”被上诉人作为设立几十年的金融机构，具有丰富的合同签订经验，从一般常识也可判断，上述约定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2018年共签订各类委托合同1431件，仅有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八份合同具有第十条第3款特别约定的内容。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所涉委托合同是格式合同是错误的。第二，一审判决“本院认为第3、4部分”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六）、（十二）项的理解、适用错误。首先，该规定是对人民法院审理期限的规定，不是对律师代理期限的规定。其次，该规定第（六）项规定的“民事、行政案件公告、鉴定期间”本身就包括审判、执行整个诉讼阶段的公告期间，一审判决将其理解为审判阶段的送达公告没有依据。再次，由于拍卖公告只是司法拍卖中的一个环节，该规定第（十二）项规定的“执行中拍卖、变卖被查封、扣押财产的期间”涵盖了拍卖公告时间，语言逻辑上也不宜单独表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有关司法拍卖、变卖的专门规定中，不仅明确规定了拍卖公告时间，而且是司法拍卖中必不可少的独立程序。再次，一审判决在“本院认为的第5项”又认为，“财产拍卖程序中的公告是必须进行的程序和步骤”，显然，先后自相矛盾。第三，一审判决“本院认为第5部分”认为：财产拍卖程序中的公告是必须进行的程序和步骤，而与“（如有）鉴定、评估、公告时间除外”的“（如有）”这一不确定的表述自相矛盾。一审判决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因为，在执行阶段随时存在被告自觉履行判决及执行和解的可能，不一定必然发生拍卖抵押物，也就不一定必然发生拍卖公告。第四，一审判决“本院认为第6部分”认为：“司法实践中一般习惯将公告理解为诉讼阶段的公告，一般不会理解为财产拍卖行为。”没有任何根据。二、一审判决对委托合同的解除及后果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总则第九十四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分则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综上，一审判决对本案基本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三次公告时间共计70天应从合同期限中扣除，合同到期日应为2019年10月5日。被上诉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在上诉人完成一审、二审、执行阶段绝大部分代理事项，法院以物抵债通知下达后，于2019年7月25日以“合同到期”为由解除委托合同，显然属于恶意违约，不可归责于上诉人的事由。被上诉人应按照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一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和委托合同的约定向上诉人支付代理费、逾期违约金，并赔偿损失。本案所涉委托代理合同不是风险代理合同，理由如下：2016年5月3日《河南省律师协会关于印发〈河南省律师协会律师服务收费行业指导意见〉的通知》第十二条规定：“风险代理收费是指律师事务所在接受委托时，只收取部分费用，其余服务报酬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就委托事项应实现怕目标、效果和支付律师服务费的时间、比例、条件等先行约定，达到约定条件的，按约定支付费用；不能实现的，不再支付任何费用。实行风险代理费，律师事务所应当与委托人签订风险代理合同，约定双方应承担的风险责任、收费方式、收费数额或比例。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原则上不得高于法律服务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本案所涉委托合同不具有上述任何特点：1、接受委托时及整个合同履行期间没有收取被上诉人任何费用，而且应由被上诉人支付的公告费至今由上诉人垫付。2、本合同不仅没有关于委托事项应实现的目标和效果与收费标准挂钩的约定，更没有在何种情况下不付费的约定。相反，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特别约定了付费标准和付费节点。而且，在委托代理合同第十条第1款特别约定：“乙方律师依法尽职尽责提供法律服务，努力维护甲方合法权益，但对案件实际结果不作任何承诺。”3、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第2项约定的收费标准是“诉请标的”的3%，而非被上诉人实现债权表的3%，即不是以被上诉人实现债权为付款条件，同时，也与风险代理最高30%收费标准相关甚远。源汇区信用社辩称，一、上诉人称“拍卖公告时间应从合同期间中扣除”既违背基本事实，也违反法律规则。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8年1月25日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2018]盈郑州民字第ZZ123号）第十条之3明确约定“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18个月内有效，（如有）鉴定、评估、公告时间除外。期限届满后甲乙双方另行协商续签事宜”。因此合同的到期日应为2019年7月25日。上诉人称上述条款中约定的公告“应包括执行拍卖公告，三次公告时间共计70天应从合同期限中扣除”，“扣除70天后，合同的到期日应为2019年10月5日”，该主张毫无依据，上述约定中“（如有）公告时间除外”仅指送达公告，拍卖公告时间根本不应当从合同期限中扣除。（一）从文义解释的角度，双方合同允许扣除的期间不包括“拍卖公告”所耗费的时间。上述条款中的“（如有）……公告”按其文义仅指将来有可能发生也有可能不发生的事项，比如对债务人是否需要进行公告送达的问题，在签订涉案《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时处于不确定状态，因为一般情况下通过直接送达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公告送达毕竟少数。双方之所以在合同中约定“（如有）鉴定、评估、公告时间除外”，正是考虑到诉讼过程中有可能发生鉴定、评估及个别自然人债务人无法送达的情况，一旦上述情况发生，则相应的期间可从合同期限中扣除，合同履行期限相应延长，不发生则不扣除。因此，合同条款中的“（如有）……公告”指的就是送达公告。至于拍卖公告的时间，并不包括在内。因为，对抵押物的拍卖，必然要依法发出公告，拍卖公告属于拍卖程序中必然发生的一个环节，显然不应从合同期限中扣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也规定“网络司法拍卖应当先期公告”，因此，拍卖公告在本案中属于必然发生的事项，而不是“如有”，因而双方不需要把它作为“如有”事项列入合同期限的“除外”情形。如果按上诉人的理解，将拍卖公告也从合同期限中扣除，那么合同条款中的“（如有）”二字就完全多余，无法解释了，因此，上诉人的理解不符合合同本身的文义。（二）双方签订合同时协商的结果就是仅扣除送达公告时间、不扣除拍卖公告时间。被上诉人委托给上诉人办理的案件属于普通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法律关系明晰，证据材料齐备，且有不动产作为抵押，最终实现债权是完全有保障的，案件的关键点仅仅在于案件办理完成时间快慢问题，如果委托期限太长，则本案委托合同毫无意义。因此，双方一开始谈定的委托合同期限为一年。但是后来上诉人提出来，抵押物拍卖过程中肯定需要公告，需要耗费时间，因此要求延长合同期限为18个月，被上诉人同意了上诉人的要求。因此，合同中的18个月本来就包括了拍卖公告的时间，而“（如有）鉴定、评估、公告时间除外”中的“公告”与拍卖公告无关。而且《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中关于代理费一项约定（第五条第二项）“1、甲方应按照收到款项的4%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2、如案件最终以非支付货币的方式结案，（包括但不限于债转股、重组、协议清收等甲方自愿接受的方式结案），甲方应按照诉请标的总额的3%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案件标的总额超过6000万元，被上诉人之所以无论货币方式、非货币方式清收均愿意支付巨额律师费，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能借助职业律师的专业法律服务，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债权清收。如果按照上诉人的解释，连双方完全可以预料到必然发生的拍卖公告期间都要动辄从合同期限中扣除，那么本案的巨额律师费支付条件也太轻易了，明显不符合双方订立合同的本意和律师收费的初衷。（三）上诉人关于拍卖公告时间应当扣除的其他理由也均依法不能成立。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下列期间不计入审理、执行期限：（六）民事、行政案件公告、鉴定的期间；……（十二）执行中拍卖、变卖被查封、扣押财产的期间。”一审法院根据上述规定，认为上诉人所称的“拍卖公告”从属于上述第十二项中的“执行中拍卖、变卖被查封、扣押财产”程序，不具有独立性，公告特指诉讼中的公告，上述对于法律的理解和适用完全正确。上诉人一方面自己也认可“拍卖公告只是司法拍卖中的一个环节”，即认可一审法院关于拍卖公告从属性的认定，一方面又认为“上述第（六）项规定民事、行政案件公告、鉴定期间”本身就包括审判、执行整个诉讼阶段的公告期间，显然自相矛盾。如果按照上诉人的理解，则所谓“拍卖公告”期间既可以按照第（六）项规定扣除一次审限，又可以按照第（十二）项规定扣除一次审限，同一事项、同一期间重复扣除审限，岂不荒谬。2、上诉人对“如有”的另一个解释是“在执行阶段随时存在被告自觉履行判决及执行和解的可能，不一定必然发生拍卖抵押物，也就不一定必然发生拍卖公告”，这就更荒唐了。如果当事人和解或自觉履行，被上诉人怎么可能会以这么高的代价请律师打官司？债务已经逾期形成不良，双方对于债务人无力以货币方式清偿债务都是明知的，只能通过拍卖抵押物来实现债权，这就是我们委托上诉人的目的，上诉人作为专业的律师事务所，不会连这也不承认吧？3、一审法院之所以认定“司法实践中一般将公告理解为诉讼阶段的公告，一般不会理解为财产拍卖行为”，正是因为拍卖公告仅仅是为提高拍卖成功率而对社会公众广而告之的事项，拍卖公告虽然依法属于拍卖程序中必须进行的事项，但是并不像司法实践中通常理解的公告那样，能够产生经过法定期间即“视为送达”的法律效力。“拍卖公告”从属于财产拍卖程序，是财产拍卖行为的一部分，所谓“拍卖公告期间”其意义也与通常的公告明显不同。上诉人主张拍卖公告时间从合同期限中扣除，明显突破了对“拍卖公告”的常规理解，仅仅是其在事后单方做出的对其一方有利的解释而已。4、上诉人以人民法院公告网“公告类型”包括“拍卖公告”，认为“拍卖公告”也等同于其他公告，应当从合同期限中扣除，其理解是不正确的。因为，人民法院公告网只是一个信息公示平台，网站上所显示的信息并不能代替对法律、司法解释的理解，也不是法律适用的依据。上诉人以此来解释双方之间的合同条款，显然过于随意，缺乏说服力。（四）案涉《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属于上诉人提供的格式合同，应当作出对其不利的解释。首先，上诉人所称的八份《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并非仅与上诉人签订，还包括与案外人漯河市郾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漯河市召陵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订的合同。其次，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判断是否为格式合同，并不在于数量一定要达到巨额的数量，而关键在于是否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是否在订立时未与对方协商。上诉人与不同的合同相对人签订的上述八份委托合同均是由上诉人统一编号，封面及页眉有上诉人标识，合同条款文字表述完全一致，甚至字体及相同条款所处的位置也完全一致，只有所委托的案件信息不同而已，显然属于上诉人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合同。八份合同第十条之3均约定了相同的内容：“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18个月内有效，（如有）鉴定、评估、公告时间除外。”该条款的具体表述，虽然是在第十条“特别约定”中，但是上诉人在订立时并未与被上诉人进行协商，否则不可能与其他当事人签订的合同表述一模一样、一字不差。至于上诉人所称合同第十条第2款又特别约定“甲方在本合同签署以前已经全部阅读并知悉合同内容，本合同系双方自愿协商一致达成”，该条款本身在八份合同中的表述也一字不差、完全一致，本身就同样属于格式条款，根本不足为据。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于涉案合同第十条之3“公告”是否包括拍卖公告的时间问题，应当作出对上诉人不利的解释。二、上诉人认为本案不应适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及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明显违反法律常识。本案被上诉人之所以解除委托合同，是因为上诉人未按期限完成代理事项而行使合同解除权，合同解除是由于上诉人自己原因造成的，并非“不可归责于”上诉人的理由。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北京盈科郑州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源汇区信用社向北京盈科郑州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1870552元（计算标准为：诉请标的62351753×3%=1870552）并自2019年11月7日开始至全部付清之日止，以1870552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支付违约金；2．本案全部诉讼费由源汇区信用社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25日，源汇区信用社（甲方）与北京盈科郑州律所（乙方）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2018】盈郑州民字第ZZ123号），主要约定：甲方因与漯河市汇隆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漯河汇隆公司）、河南华东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东实业公司）、王富贤、王振贤、王美、王聪聪、林琳、王琴琴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聘请乙方提供法律服务，乙方委派李方、郭杰、李要冲、李信瑞律师担任甲方的委托代理人，代理本案的一、二审、执行、调（和）解法律程序，甲方同意乙方律师指派其他律师助理配合完成辅助工作；甲方委托乙方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具体以甲方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为准；经双方协商同意律师费收取方式：1、甲方应按照收到款项的4%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2、如案件最终以非支付货币的方式结案（包括但不限于债转股、重组、协议清收等甲方自愿接受的方式结案），甲方应按照诉请标的总额的3%向乙方支付律师费。支付时间为：甲方收到诉请款项之日起七日内支付相应律师代理费，如以其他方式结案，自结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相应律师代理费”。关于合同期限约定：“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18个月内有效，（如有）鉴定、评估、公告时间除外。期限届满后甲乙双方另行协商续签事宜。”乙方无正当理由不提供本合同规定的法律服务工作或者违反第四条规定义务的，甲方有权根据乙方的实际工作要求乙方退还部分或者全部已付的律师代理费；甲方无正当理由不支付律师代理费或者事务费用，或者不合理的单方解除合同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未付的律师代理费、未报销的事务费用及延期支付的利息及每逾期一日承担全部未付律师费3‰的违约金。同日，源汇区信用社出具《民事授权委托书》，委托李信瑞律师、郭杰律师担任其与漯河汇隆商贸公司、华东实业公司、王富贤、王振贤、王美、王聪聪、林琳、王琴琴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受委托人李信瑞、郭杰律师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包括立案，提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调解、上诉等）。2018年1月29日，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源汇区信用社与漯河汇隆商贸公司、华东实业公司等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及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经开庭审理后作出（2018）豫11民初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漯河汇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源汇区信用社偿还借款本金4000万元及相应利息…………。判决作出后，源汇区信用社对判决不服提起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于2018年10月29日作出（2018）豫民终1322号民事判决，判决维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11民初9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五项及诉讼费负担部分；变更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11民初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王振贤、王美、王聪聪、林琳、王富振、尚小线、王琴琴对漯河汇隆公司上述第一项借款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王振贤、王美、王聪聪、林琳、王富振、尚小线、王琴琴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漯河汇隆公司追偿；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王振贤、王美、王聪聪、林琳、王富振、尚小线、王琴琴负担。判决书生效后，漯河汇隆商贸公司、华东实业公司、王富贤、王振贤、王美、王聪聪、林琳、王琴琴未履行生效判决，源汇区信用社委托北京盈科郑州律所申请强制执行，2018年12月11日，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执行。在涉案抵押物经第一、二次拍卖均流拍，变卖程序仍未能成交后，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19日通过北京盈科郑州律所律师向源汇区信用社发出了以物抵债《通知书》。郑州盈科郑州律所与源汇区信用社沟通以物抵债事宜，并于2019年8月28日向源汇区信用社出具《不接受以物抵债法律风险提示函》一份。2019年8月29日源汇区信用社出具《以物抵债申请书》提交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9月17日源汇区信用社向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解除委托代理通知书》。2019年9月20日、21日、23日源汇区信用社按照合同确定的地址向北京盈科郑州律所邮寄《解除委托代理通知书》，北京盈科郑州律所均拒收。解除通知书内容：《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代理期限于2019年7月25日已届满，因贵所未在代理期限内完成代理事项，根据协议约定，双方委托关系于2019年7月25日已经终止。自终止之日起贵所律师不得再以代理人的身份参与联社上述案件。后源汇区信用社又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律师及本单位工作人员完成案件执行程序。2019年10月30日，源汇区信用社执行案件以以物抵债方式结案。2020年2月25日北京盈科郑州律所向源汇区信用社下发《催费函》，催要其为源汇区信用社代理汇隆商贸案件代理费1795374元。源汇区信用社于2020年3月4日收到上述催费函。一审法院另查明，北京盈科郑州律所主张的扣除公告期限为：1、2019年2月20日拍卖公告，确定2019年4月11日至2019年4月12日对涉案28套房产进行第一次网络司法拍卖，计51天；2019年4月13日拍卖公告，确定2019年5月16日至2019年5月17日对涉案56套房产整体进行第一次网络司法拍卖，计34天；2019年5月21日公告，确定2019年6月10日至2019年6月11日对涉案56套房产整体进行第二次网络司法拍卖，计21天；2019年6月29日公告，确定2019年7月15日起对涉案56套房产整体进行为期60日的网络司法拍卖，计76天。以上共计182天。北京盈科郑州律所所称的评估时间是指2018年12月中旬至2019年2月2日申请人与被执行人之间的抵押物协商议价时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主要争议的焦点：一、北京盈科郑州律所代理行为是否逾期，执行程序中拍卖公告的期限应否予以扣除。二、解除合同通知书是否送达生效，解除委托代理合同是否合法。三、委托代理费支付条件是否成就。四、本案是否风险代理合同。针对争议焦点该院阐述如下裁判意见：一、双方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形式合法，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应作为判断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责任的基本依据。二、拍卖公告期限应否予以扣除或合同期限应否延长。北京盈科郑州律所认为合同约定的公告包括执行阶段拍卖公告，公告期限应从合同期限中扣除；源汇区信用社认为，合同约定的公告是指诉讼阶段的公告，非指执行阶段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时间不应扣除。该院认为，1、本案合同系北京盈科郑州律所提供的格式合同，且北京盈科郑州律所属于专业法律机构，在双方就合同文意理解出现分歧的情况下，应作出对合同提供方不利的解释。2、因系北京盈科郑州律所统一制作、编号的格式合同，主要用于诉讼代理，因此该公告一般应理解为诉讼阶段的公告。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下列期间不计入审理、执行期限：(六)民事、行政案件公告、鉴定的期间;(十二)执行中拍卖、变卖被查封、扣押财产的期间。由以上规定可知，诉讼中的公告和执行中的拍卖、变卖财产行为是以不同的文字分别表述的，公告特指诉讼期间的公告。执行中拍卖、变卖被查封、扣押财产中的公告从属于拍卖、变卖被查封、扣押财产程序，不具有独立性，也不以公告的名义表述。4、同一名词概念一般不应有两个不同的内涵。如果该公告已包含了诉讼期间的送达公告，则一般不会将执行阶段的财产拍卖程序中的公告表述为公告。5、合同约定，（如有）鉴定、评估、公告时间除外。说明上述情况属于特例，具有不确定性。而财产拍卖程序中的公告是必须进行的程序和步骤。如将合同公告理解为包含执行公告，则与（如有）这一不确定性表述相矛盾。6、司法实践中一般习惯将公告理解为诉讼阶段的公告，一般不会理解为是财产拍卖行为。另，北京盈科郑州律所称应扣除的评估期限，经查系当事人对标的物价值自行议价协商的期间，不属于评估程序，其期间不应扣除。综上，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合同中约定的“公告”应理解为诉讼程序中的公告，合同期限18个月，自2018年1月25日至2019年7月25日合同期限届满。2019年10月30日执行案件结案，已超过合同约定期限，没有应当扣除的合同期限。二、源汇区信用社解除合同通知书的效力。合同期限届满后代理事项未完成，源汇区信用社对北京盈科郑州律所代理行为亦认为不专业、不尽心、不满意，遂按照合同约定的地址、方式向北京盈科郑州律所邮寄解除合同通知书。北京盈科郑州律所称未收到该解除通知书，但邮件回执显示该解除通知书已到达北京盈科郑州律所，且执行法院也将源汇区信用社解除与北京盈科郑州律所代理关系的情况告知了北京盈科郑州律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2019年7月25日，合同期限届满后合同目的仍未实现，源汇区信用社发出书面通知解除合同，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北京盈科郑州律所收到解除通知书或获悉代理关系解除后并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异议，也未继续履行案件代理义务，视为对代理合同关系解除的认可，对双方代理合同关系解除的事实，该院予以认定。三、委托代理费收取条件是否成就。双方《委托代理合同》第十条第3项约定，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18个月内有效，（如有）鉴定、评估、公告时间除外。《合同》第五条第（二）项约定，1、甲方应按照收到款项的4%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2、如案件最终以非支付货币的方式结案，（包括但不限于债转股、重组、协议清收等甲方自愿接收的方式结案），甲方应按照诉讼标的总额的3%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3、支付时间为：甲方收到款项之日起7日内支付相应律师代理费，如以其他方式结案，自结案之日起7日内支付相应的律师代理费。由以上《合同》约定可知，乙方收取律师费是附条件的：一是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代理事项。二是按实现债权的性质、比例支付律师费，收回现金按4%，折抵资产按3%。即就律师收费约定了前提条件和特定事项。从本案查明情况，18个月合同届满后，案件并未执结；执行阶段后期代理行为系由源汇区信用社委派本单位工作人员和委托其他律师事务律师共同完成，故支付代理费的两个条件均不成就。四、本案代理是否为风险代理。《河南省律师协会律师服务收费行业指导意见》第十二条规定，风险代理是指律师事务所在接受委托时只收取部分费用，其余服务报酬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就委托事项应实现的目标，效果和支付律师服务费的时间、比例、条件等先行约定，达到约定条件的，按约定支付费用，不能实现约定的，不再支付任何费用。北京盈科郑州律所虽不认可其代理合同属于风险代理，但涉案合同符合以上规定特征；且在标的额巨大的情况下仍按一般案件收费标准，收费较高；银行贷款案件本身一般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并没有太高的诉讼风险和难度，所谓风险就是在一定期限内完成代理事项，实现债权清收、变现，因很多因素代理人不能掌控，这是该代理的难度、风险所在。双方经协商一致将代理费的支付与这种不确定性结果相挂钩，其目的是为了调动代理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协调、推进案件的办理，缩短办案周期，实现资金快速回笼。因此应认定为风险代理。北京盈科郑州律所称已经完成一审、二审和执行阶段大部分委托代理事项，委托人应当支付相应的报酬。原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系以最终案件执结、债权实现为条件付费的一揽子风险代理合同，不是分段计费风险代理合同。在合同目的没有实现的情况下，北京盈科郑州律所要求支付相应报酬没有依据，也不符合风险代理合同本意。客观的说逾期未完成代理事项，双方利益均有损失，北京盈科郑州律所有付出，源汇区信用社作为金融机构因逾期造成的影响可能更大，一审法院希望双方相互理解、协商解决，因双方分歧过大，未能达成协议。《河南省律师协会律师服务收费行业指导意见》第十四条规定，律师事务所在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代委托人支付的诉讼费、仲裁费、鉴定费、公证费、查档费、翻译费、异地办案差旅费、跨境通讯费、专家论证费及律师事务所代委托人支付的其他费用（以下简称办案费），不属于律师服务收费，由委托人另行支付。鉴于北京盈科郑州律所并未就办案费用主张权利，如有相关问题，双方当事人可另行协商或另案起诉解决。综上，北京盈科郑州律所、源汇区信用社双方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性质上属于风险代理合同，因北京盈科郑州律所未按期完成委托事项，其要求支付委托代理费用的条件尚未成就，应当承担相应的合同风险。北京盈科郑州律所要求支付律师代理费，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等相关法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北京市盈科（郑州）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311元，由原告北京市盈科（郑州）律师事务所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北京盈科郑州律所与被上诉人源汇区信用社2018年1月25日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根据合同第十条第3款约定，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18个月内有效，（如有）鉴定、评估、公告时间除外。根据上述约定，正常情况下合同履行期限至2019年7月25日届满。即便双方签订的合同第十条第3款约定的“（如有）鉴定、评估、公告时间除外”中的“公告”包括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期间应从合同期限内扣除，按照上诉人上诉状中称应当扣除拍卖公告时间70天，上诉人自认合同到期日应为2019年10月5日，那么上诉人也未在合同期限内完成委托事项。将上诉人北京盈科郑州律所与其他案外人签订的几份合同与涉案合同进行比对，无论合同格式、内容、文字表述、编号、特别约定等事宜几乎相同，能够认定涉案系北京盈科郑州律所提供的格式合同。上诉人作为专业法律服务机构，在明知其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涉及的代理案件，最终完成代理事项的时间非其能够掌控的情况下，为了代理该案，仍然与被上诉人签订该合同，约定从签订之日即2018年1月25日起18个月内有效，并约定收取代理费的节点为被上诉人收到案件执行款项的4%或非货币结案时起诉标的的3%，根据上述约定，上诉人未在合同期限内完成委托事项。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也未就分阶段完成的代理事项如何收取代理费及金额进行明确约定，其在合同有效期间未最终完成委托事项的情况下，也未在合同届满后与被上诉人另行协商续签合同。在代理委托案件期间，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不专业、不尽心，在被上诉人向其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后，上诉人也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异议，原审法院认定双方代理合同关系已解除正确。因涉案合同符合风险代理合同特征，原审法院认定该合同为风险代理合同正确，上诉人未在合同期限内完成代理事项，其收取代理费的条件并未成就，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北京市盈科(郑州)律师事务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311元，由北京市盈科(郑州)律师事务所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颖超审判员  邓先理审判员  王东黎二〇二一年一月八日书记员  时婉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