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2民终46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国华，男，1976年2月4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新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龙，江苏锡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国锋，男，1974年1月10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新吴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曲小萍，女，1975年11月27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新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琳、缪明珠（受刘国锋、曲小萍共同授权委托），北京盈科（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国华因与被上诉人刘国锋、曲小萍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2020）苏0214民初26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国华上诉请求：依法改判刘国锋、曲小萍协助其将坐落于鸿泰苑五区XX-XXX室房屋变更登记至其名下。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案涉房屋归刘国锋、曲小萍所有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首先，本案案涉房屋系黄泥绛的房屋拆迁安置而来，双方就父母赡养及房产分割事宜在鸿山司法所及法律服务所见证下达成协议，明确约定刘国锋名下在原黄泥绛的房屋包括拆迁安置房屋均归其所有，父母的赡养事宜由其承担。该协议内容合法有效，故案涉房屋所有权显然归其所有。其次，房屋产权登记仅是一种行政审查，并不属于行政确权。本案拆迁安置所得房屋不管登记在谁名下，并不影响其依据在鸿山司法所订立的协议约定享有的房屋所有权。即使是登记在父亲刘建康名下的两套房屋，权利人仍然是其，父亲处分所有房产的行为，仅是其履行赡养义务的一种表现形式，并不代表其丧失了该两套房屋的权利。同理，案涉房屋登记在刘国锋名下，并不代表所有权发生了转移。再次，权利的放弃应当以明示的方式作出，不能凭登记来推定权利的变更。本案案涉房屋之所以没有登记在其名下，并非其愿意的，而是政府部门无法直接登记为其的原因造成的，其从未作出过同意将拆迁安置所得房屋所有权让与给刘国锋及父亲的意思表示。本案双方当事人就父母赡养及房产分割在司法所见证下签订过书面协议，如果协商一致变更该协议，必然应当订立相应的书面协议。本案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双方实际变更了在鸿山司法办签订的协议，其并未就案涉房屋与刘国锋达成新的合意。最后，当事人是否享有不动产的权利，应当取决于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根据双方在鸿山司法所签订的协议，结合案涉房屋一直由其及父母居住使用，即便是在办理不动产登记之后的三年多时间里，刘国锋从未实际控制、使用过该房屋，刘国锋也从未向其及父母主张过任何权利，以上事实，足以证明刘国锋对案涉房屋不享有所有权，其才是该房屋的实际权利人。被上诉人刘国锋、曲小萍辩称，1.双方已达成新的合意，新的意思表示覆盖旧的意思表示，无论2008年5月兄弟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是否有效，双方都应当尊重家庭会议当中产生的新的意思表示，案涉房屋应归刘国锋所有。2.刘国华在家庭会议的默示意思表示符合交易习惯，属于有效的意思表示，家庭会议由双方的舅舅提议召开，由其父亲主持，达成了三套拆迁房其中两套分配给父亲，一套即案涉房屋分配给刘国锋所有的结果，家庭会议的地点在刘国华家中，刘国华全程参与会议未作任何否认表示，家庭会议过后办理了刘国锋名下三套拆迁房的房产登记手续，刘国华夫妇从涉案房产中搬出长达近三年时间，从未就案涉房屋归属问题提出任何异议，刘国华全程以默示的行为表示确认了案涉房屋同意归属于刘国锋所有。3.2008年协议书的第一条涉及免除刘国锋的赡养义务，违反法律规定为无效条款，该条款为协议书的核心条款，该条款无效导致了整份协议书无效，如果法院认为协议书有效且协议书第二条是因刘国华独立承担赡养父母义务，刘国锋因此所做的财产上的让渡，则因刘国锋承担了主要赡养义务，财产让渡的前提已经不具备，一审中刘国锋也明确表示撤回协议书当中关于房屋赠与的意思表示。因此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刘国华的上诉。刘国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刘国锋、曲小萍继续履行合同，协助其将坐落于无锡市新吴区××室房屋变更登记至其名下；判令刘国锋、曲小萍赔偿土地收益金上涨损失13802.88元。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刘国锋与刘国华系哥弟关系。刘国锋与曲小萍系夫妻关系。刘建康、王菊珍系刘国锋、刘国华的父亲、母亲。2008年5月6日，刘国锋作为甲方与刘国华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1、甲方虽系父母亲生子，后到他人家去做上门女婿，对父母亲的赡养包括生活费、医疗费、直至俩老百年以后的一切费用均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2、甲方在黄泥绛的房屋包括拆迁安置房屋产权全部放弃，其名下的所有房屋产权全部归属于乙方所有。父亲刘建康、母亲王菊珍作为在场人在《协议书》上签名。上述协议中刘国锋在黄泥绛的房屋是指黄泥绛12号，该房屋由父母刘建康、王菊珍所建，于2001年10月12日登记在刘国锋名下，产权证面积为209.44平方米。2009年2月6日，刘国锋与无锡市新地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就黄泥绛12号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刘国锋调换安置到鸿泰苑XX号XXX室（不动产登记簿上坐落为鸿泰苑五区XX-XXX）、鸿泰苑XX号XXX室（不动产登记簿上坐落为鸿泰苑五区XX-XXX）、鸿泰苑XXX号XXX室（不动产登记簿上坐落为鸿泰苑二区XXX-XXX）。鸿泰苑五区XX-XXX室、鸿泰苑二区XXX-XXX室房屋登记在刘建康名下，已被刘建康出卖。鸿泰苑五区XX-XXX室房屋原由刘国华居住使用，后于2017年7月25日办理了产权人为刘国锋、曲小萍的不动产所有权证。2018年，刘国华迁出该房屋，改由刘建康、王菊珍居住使用。诉讼中，经刘国锋申请，证人王某到庭作证称：2017年夏天，其牵头组织刘国华夫妻、刘国锋夫妻、刘建康夫妻以及舅舅王祖根、阿姨王菊英、阿姨王菊芬就刘国锋拆迁置换所得的三套房屋的分配事宜进行协商，刘建康、王菊珍同意给刘国锋一套70平方米左右的房屋，登记在刘国锋、曲小萍名下，由刘建康、王菊珍出租收租，刘国锋放弃另两套房屋的所有权，将产权登记在父亲刘建康名下。而后，刘建康、刘国华、刘国锋一起到拆迁办办理三套房屋的相关手续。经质证，刘国华对王某陈述的内容没有异议，但认为当天碍于亲戚长辈的劝说，刘国华不好意思主张权利，对于案涉房屋办理登记在刘国锋名下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按照2008年《协议书》的约定，刘国锋因拆迁置换所得的三套房屋归刘国华所有，父母将其中一套房屋赠与给刘国锋的行为系无权处分，对刘国华并无约束力。诉讼中，法院向父亲刘建康调查获知，在办理案涉房屋产权证前，其老夫妻与刘国华、刘国锋以及亲戚们一起协商房屋分配事宜，当时亲戚们都劝刘国华，给一套房屋给刘国锋，所以刘国华同意将其中一套房屋办理到刘国锋名下。以上事实，有刘国华提供的用地申请书、土地使用证、房产证、见证书、协议书、拆迁安置协议书、不动产登记簿证明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案涉房屋发证日期为2017年7月25日，刘国华于2020年5月19日提起本案诉讼，故未经过诉讼时效，法院对于刘国锋、曲小萍关于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辩称意见不予采信。关于双方在2017年夏天有无达成新的合意。虽无直接证据证明刘国华在2017年夏天的家庭会议中明确表示同意案涉房屋归刘国锋、曲小萍所有，但其在家庭会议持续过程中未提出异议，结合后期双方一起去办理不动产登记的事实，应当认定刘国华以默示的方式与刘国锋等达成了新的合意，即案涉房屋归刘国锋、曲小萍所有。双方于2008年5月6日签订《协议书》，在《协议书》履行过程中，又于2017年夏天重新达成合意，事实上终止了原协议的履行。现刘国华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协议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故其依据《协议书》要求刘国锋、曲小萍协助过户以及赔偿土地收益上涨损失，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国华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刘国华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是：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归属该如何认定？本院认为，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案涉鸿泰苑五区XX-XXX室房屋系黄泥绛XX号房屋拆迁安置而来，黄泥绛XX号房屋的宅基地使用证原登记在刘国锋名下。根据刘国锋、刘国华于2008年5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的约定，双方父母的赡养事宜由刘国华承担，刘国锋名下黄泥绛XX号房屋包括拆迁安置房屋均归刘国华所有，该约定实质上是刘国锋通过把自己的房产包括拆迁利益让渡给刘国华的方式，将其对父母的赡养义务转由刘国华承担，该协议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合法有效。但是，在2017年夏天由双方舅舅组织召开的家庭会议中,就刘国锋名下黄泥绛XX号房屋拆迁置换所得的三套房屋的分配事宜进行了协商，明确案涉房屋归刘国锋所有，另两套登记至父亲刘建康名下。家庭会议形成的协议内容改变了刘国华与刘国锋达成的协议，对该拆迁利益的重新分配，刘国华在家庭会议持续过程中未提出异议，且后期双方一起去办理不动产登记时，刘国华仍未提出异议，故可以认定刘国华以默示的方式与刘国锋达成了新的合意，即案涉房屋归刘国锋、曲小萍所有。因双方重新达成合意事实上取代了原《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刘国华依据原《协议书》主张案涉房屋的所有权，没有法律依据，本院对其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国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刘国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潘志江审判员  孙 宏审判员  杜伟建二０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李 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