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常民终字第17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孔祥云。委托代理人吕洪伢。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国民。上诉人孔祥云因与被上诉人王国民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溧阳市人民法院（2015）溧环初字第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情况：原告孔祥云诉称，1981年在农村土地第一轮承包期间，原告获得13.19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含诉争的47号地块即河北路西第四段2.47亩），1993年原告将其中的3.97亩土地交由浙江人许汉元种植，1998年又由邻村人陈小狗承包种植。从2004年起，原告就向村委主张返回土地，但是村委不肯，并将原告及其他村民的土地给其他人种植，现诉争的2.47亩土地被被告王国民种植。虽原告多次要求，但被告仍拒绝返还。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诉请法院判令被告返回上述土地，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被告王国民辩称，一、原告在1993年秋粮收割后，就将诉争的47号地块退还给村集体，实际也就是放弃了承包经营权。由于当时种田的农业负担较重，很多农户不愿意种地，村民小组长高保松就请浙江人许汉元种植了所有的约61亩抛荒地。二、1998年秋收前，村组召集农户开会决定，原来是谁的地可以收回去，实在不要的就重新发包，要种地的可以申请。诉争的土地，原告当时没有要求收回，我就申请后拿过来了。当年，村委向我发放了含诉争田块的承包经营权证书，2000年4月，我又和村委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三、诉争的47号地块土地，自1998年下半年起至今一直由我本人耕种，期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流转。经审理查明，1981年，农村土地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间，原告孔祥云家庭获得含诉争47号地块（位于河北××）在内的13.19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1993年后，原告将诉争的土地流转给他人耕种。现原告以其对该诉争的土地仍具有承包经营权为由，要求被告予以返还。原审庭审中，原告提供1981年分田到户田亩册，证明在第一轮发包期间，原告家庭获得13.19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其中含诉争的47号地块2.47亩，该田块由原告耕种至1993年。被告质证后认为，该田1993年后由浙江人耕种至1998年，下半年该土地就登记在被告的承包经营权证书内，并由被告一直实际耕种至今。被告提供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及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1998年9月颁发的承包经营权证书中载明：被告承包地总面积为14.39亩＋2.45亩＝16.84亩（只列地块名称，未列各地块面积）；2000年4月，被告与发包的村委会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载明的承包面积为16.71亩。原告质证后认为，后面的2.45亩是添附上去，且与承包合同书上的面积也不一致，故不予认可。被告在庭审中还提供了原告孔祥云于2000年4月，与发包的村委会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载明的承包面积为1.7亩。原告质证后认为，合同上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故不予认可。原审庭审中，原告陈述其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间有13.19亩承包地，但现有的承包经营权证书上仅有1.7亩、儿子0.25亩，两家合计只有1.95亩。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发包方应当与承包方签订书面合同”及第二十二条“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必须存在有生效的承包合同，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政府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政府做出的具体行政确认行为，体现了政府依职权对土地承包合同进行管理、干预和行政参与。在庭审中，原告提供的证据，均不是证明农村土地二轮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凭证。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发包的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过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合同并取得政府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故无法确认其对诉争的土地享有第二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鉴于诉争的田块是由于所在村集体组织未实施二轮承包或在二轮承包发包手续不完善所致，为此溧阳市正在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在此过程中，相关集体经济组织将在理顺承包关系、补签承包合同后确权登记颁证。原、被告的之间的土地权属纠纷，可以在本次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中，由诉争土地的发包方集体经济组织确定承包经营权属。在确定承包经营权属后，如发生纠纷可以通过自行协商、调解和仲裁等方式处理，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予以解决。原告的诉讼请求，现有证据无法得到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孔祥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0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负担。上诉人孔祥云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原审判决。事实和理由是：从81年分田到户时讲起，那时共分得承包田13亩多。（现不足2亩）我家一直种到93年；在94年就给外出浙江人姓许者种到98年；当时全队有50.3亩田给许种的。其中我有1块（47亩田块）面积2.47亩也是许种的。到99年中由本村民张小保种了一年；到2000年由邻村（前马人）陈小狗种了5年就是2004年止。在此期间，我家亲自向村委要承包田，村委就是不理，结果全部承包给本队3户人家，（王国平、史金龙、史金保）并收取每亩承包地50元。对于王国平讲在98年就种了我承包田（47块地）面积2.47亩，那为何在98年中在确权、签订合同和发证书，没有统一载明？又为何要到2000年4月又后补添加上去呢？笔迹也不同？而且面积最后多出4亩另？对于后补上去究竟出于谁手？据王在溧院辩称是死者（原队长高宝松）经手的，简直是天大笑话，难道把一切责任推向死者。此事我亲自问过任大队会计（前任和现任）都说不知道谁添补上去的的？王又辩称我在2000年4月，与村委签订了确权发证时合同。（我1.7亩，儿子0.25亩）要问请当时村委为什么98年发了确权证书，到2000年4月再签合同，这是为什么？中央对农户土地承包法上（第22条）明文规定，必须先签订承包合同后（生效）然后再发确权证书是合理合法的。否则是无效而且是违法的。另外王国平当初给外地浙江人许汉元种的面积全队共有61亩，其实没有是谎言，无根据。我讲只有50.3亩是有根据的。我与王在没有到溧阳法院前的5月7号，曾有溧阳市农工办总裁杨科长亲自前来我村委调查核实过，（当时陪同人员有竹箦镇派员陈建明，另我委托吕洪伢也参加）经过上午的核查，最后终于水落石出，由杨科长在场讲明，你与王国平之间的2.47亩田应该属于你的，但你老孔还得耐心等等，新的确权发证马上即将全面展开，到那时由队里群众起来帮你作证就是了。再问一下，对于98年确权发证之事，我地（包括我朱镇等）会产生如此错综复杂的矛盾和纠纷，据我有所了解到的当时就连当事人如大队干部，生产队长及党员也不知情，（不知如何对照政策做，更不知30年不变，于是就有按春订合同死板硬套照抄承包面积，然后就发至每户，所以群众（每家农户）更不知情。（至于合同事后有的地方陆续补签，有多数地方根本没有，手续都不齐全。）有的成了大地主，有的在外打工回来每田种等等……。如今弄得不少地方群众有上访、上诉、吵架，甚至闹到法庭上的比比皆是。这种现象严重地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声誉和形象，更严重地影响安宁团结和社会风气。千言万语归纳一句：是由于基层干部没有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包括当时大队、乡镇及县市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这是伟人的教导千真万确。最后请求贵院按实事求是的原则，按中共十八大三中四中全会的法制改革精神，既要依法审理，做到有错必纠，又要不受到行政干预，真正做到合理、合法、公平公正地执法。被上诉人王国民二审庭审中口头辩称，我持有承包合同和承包经营权证书，虽然合同是2000年统一签订而权证在1998年下发，但我们当地都是这样操作的。对一审判决是认可的。二审中经庭审和本院调查核实的本案基本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一致。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审依据现有的证据和依据对原审讼争的承包经营权权属主张不予支持是否得当？本院认为：依据现有的证据和依据对原审讼争的承包经营权权属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对本案讼争的2.47亩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权属，上诉人孔祥云提供的田亩册等证据材料，均不是能证明其享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效物权凭证，也不能据此推翻被上诉人持有的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及承包合同之效力。一审对孔祥云提出确认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鉴于诉争的土地纠纷与所在村集体组织实施二轮承包时发包手续不完善有关，本案双方当事人可结合所在地正在开展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通过理顺承包关系、补签承包合同等，由所在集体经济组织对讼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予以确认并由政府办理相关登记颁证手续。综上，上诉人孔祥云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上诉人孔祥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谢唯立审 判 员  陈 卫代理审判员  金晔茹二〇一六年五月三日书 记 员  邹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