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长民一(民)初字第7063号原告陈嘉堂，男，1953年2月2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被告沈建国，男，1939年8月1日生，住香港特别行政区。委托代理人张頔，上海市东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嘉堂诉被告沈建国委托合同纠纷一案，由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移送我院处理。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孙海峰独任审判，于2015年11月25日、2015年12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其后，因案件审理需要，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陈嘉堂、被告沈建国的委托代理人张頔三次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嘉堂诉称，自2009年3月起，开始代理被告沈建国处理安福路XXX号房屋的落政遗留问题。2009年12月8日，上海市徐汇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来函答复称：有关房屋落政处理由虹口区房管局处理。2010年3月3日，被告沈建国出具“劳务费支付协议”一份，向原告承诺“在收到虹口区房管局赔偿金后付给陈嘉堂代办徐汇区安福路XXX号私房落实政策所得赔偿款总价10%作为劳务费”。该承诺书由被告签名，并由案外人梁平汉作为见证人签字证明，由梁汉平转交给原告，原告也予以认可。经过原告长期不懈努力，往返虹口区相关部门协调提供各种政策性文件，上海市虹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于2010年10月20日寄给原告信访答复函一封，称：安福路XXX号房屋属于错改范围……待落政方案和经费落实后即通知业主继承人予以办理相关手续。在2009年至2013年11月期间，原告做了大量与政府相关部门协商、调解被告家庭矛盾等工作。然而，被告沈建国于2013年11月15日代表其他继承人领取了安福路XXX号私房落实政策款人民币(下同)300多万元后拒绝支付劳务费及相关费用。故诉请：被告按照赔偿款总价290万元支付10%的劳务费29万元。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按照3,299,000元的房屋补偿款的10%支付劳务费329,900元。原告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以下材料作为证据：1、“劳务费支付协议”，拟证明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及被告承诺按赔偿款10%支付劳务费；2、上海市徐汇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于2009年12月8日出具的信访答复书，拟证明原告早在2009年就已经在为被告办理私房落政事宜；3、上海市虹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于2010年10月20日出具(2010)虹房管民信字第1354号信访答复书，拟证明经原告的努力，相关部门已经同意为安福路XXX号房屋落实政策。被告沈建国辩称，双方所签订的“劳务费支付协议”约定的原告提供的劳务是“代办”安福路XXX号房屋的落实政策事宜，但被告没有为原告“代办”过落政工作，只是曾和原告一起走访过上海市虹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信访办。这种一起走访的行为只是一种咨询的行为而不是“代办”行为。2011年因原告向被告提出预付费用，双方发生争吵，之后再无来往，之后的落政事宜都是被告及其朋友案外人赵壁华办理，信件也是直接寄给被告本人的联系地址。因此，原告没有尽到“代办”义务。根据《上海市处理私有出租房屋社会主义改造遗留问题实施办法》第4条，安福路XXX号房屋确实属于错改，本来就应当赔偿。“劳务费支付协议”中约定“本协议要等所有继承人同意沈建国为所有继承人的全权代表后生效”，是附有生效条件的合同，本案安福路房屋所有权人戴礼娴已经去世，私房落政款有包括沈建国在内的七位继承人，其余六位继承人仅授权沈建国代为领取补偿款，没有授权被告可以处分该款项，被告并未得到授权“全权代理”。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请。被告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1、“劳务费支付协议”，拟证明原告系为被告“代办”私房落政工作并附有生效条件；2、上海市虹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出具的信访答复书，拟证明早在2011年被告是自己办理落实政策相关事宜，信访答复件也是直接寄给被告在香港的收信地址；3、私房落政申请书和情况说明，拟证明被告自己向虹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去信沟通关于私房落政的相关事宜；4、上海市虹口区私房落实政策办公室出具的通知及被告手写的办理公证手续时需要准备的相关材料，拟证明被告得到私房落政回复后自己就公证事宜做的准备工作；5、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拟证明涉案房屋继承人包括沈建国及其六个兄弟姐妹；6、香港律师的信件，拟证明其他继承人在香港委托被告至徐汇区公证处办理公证及代收补偿款，未授权可以处理该补偿款的权限；7、收据，拟证明系被告朋友将公证书交于上海市虹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8、“虹口区私房落政领款单”，拟证明被告于2013年11月11日收到房屋补偿款2,279,000元；9、致委托方函，拟证明沈建国本人同意才办理的房屋落政事宜；10、被告妹妹沈国梅经过上海市普陀区公证处公证的申明书，拟证明其从未以口头或者书面等形式授权被告作为全权代表签署“劳务费支付协议”，也未授权被告代表其同意由原告代办原安福路房屋私房落政事宜并向其支付劳务费。在上海市虹口区法院审理期间，该院经原告申请向上海市虹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调取了原安福路XXX号房屋落政过程的相关文件，包括“落政申请书”、沈建国本人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复印件，以及沈国荃、沈兴国、沈泰国、沈安国、沈国梅、沈定国六人委托沈建国办理的继承事项公证书，沈兴国、沈安国、沈国梅、沈定国共同委托沈建国办理遗产继承公证及领取房屋补偿款的委托书，沈国荃委托沈建国办理继承公证以及领取房屋补偿款的委托书，上海市虹口区私房落实政策办公室出具给沈建国等继承人领取房屋补偿款的通知、由沈建国本人签名的“虹口区私房落政领款单”。在本院审理期间，经原、被告申请，本院向上海市虹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调取了安福路房屋落政信访阶段的部分材料，并向经手办理房屋落政的工作人员了解相关情况。上述证据均经法庭质证。经审理查明，2010年3月30日，由案外人梁平汉拟定一份“劳务费支付协议”，约定“本人沈建国同意在收到虹口区房管局赔偿金后付给陈嘉堂代办徐汇区安福路XXX号私房落实政策所得赔偿款总价10%作为劳务费。本协议要等所有继承人同意沈建国为所有继承人的全权代表后生效”。该协议由被告本人签字确认，梁平汉作为见证人签字。其后，该协议由梁平汉转交给沈建国。涉诉房屋上海市原安福路XXX号，原业主戴礼娴，建筑面积82平方米，于1958年11月经业主申请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83年该房被拆除。2013年4月26日，上海市虹口区私房落实政策办公室发出通知，“……经你们申请，我办已根据私房落实政策作错改产作价补偿处理，经市场评估总价为(人民币)￥XXXXXXX元，扣除日晖二村XXX号XXX室公房市场评估总价(人民币)￥XXXXXXX元，尚余补偿款(人民币)贰佰贰拾柒万玖仟元整(￥XXXXXXX元)。请你们收到本通知后，持办好的继承公证书，带好个人身份证、私章等来我办办理领款手续。如本人不能到场，请办好经公证的委托书”。2013年6月22日，沈兴国、沈安国、沈国梅、沈定国等四人签订委托书，委托书约定“我们沈兴国沈安国沈国梅及沈定国现委托沈建国为我们的合法代理人，全权代表我们进行下述之委托事项及权限，委托期限为直至下述之委托事项完成为止，受托人无转委托权。1、全权委托沈建国先生到上海市徐汇区公证处办理继承戴礼娴遗产(权益)公证并签署相关文件。2、全权委托沈建国先生到上海市虹口区私房落实政策办公室签署有关戴礼娴遗产原安福路XXX号房屋接受补偿的有关文件及代我们领取相应款项并汇入受托人的银行帐户。受托人在其权限范围内依法所作之一切行为及签署之一切文件，我们均予以承认。”上述委托书由中国委托公证人及香港律师见证签署。沈国荃于2013年7月6日签署委托书，委托沈建国“1、代为向中国上海徐汇区公证处办理继承戴礼娴遗产(权益)公证，签署相关文件。2、代为往上海虹口区私房落实政策办公室签署有关接受补偿的有关文件及代为领取相应款项并汇入受托人账户。”2013年7月25日沈国荃、沈兴国、沈泰国、沈安国、沈国梅、沈定国等六人委托沈建国在上海市徐汇区公证处办理继承事项公证书。根据(2013)沪徐证字第5638号公证书查明并记载的事实，涉诉房屋原业主戴礼娴于1982年7月1日死亡，其丈夫沈华樑于2006年2月26日死亡，被继承人沈华樑、戴礼娴生前无遗嘱，无夫妻财产约定，亦未与他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关于安福路XXX号房屋拆除尚余补偿款2,279,000元由两人的子女，即沈国荃、沈建国、沈兴国、沈泰国、沈安国、沈国梅、沈定国等七人共同继承。被告沈建国于2013年11月1日签署虹口区私房落政领款单，领款单载明“今收到安福路XXX号房屋作价补偿款人民币(大写)贰佰贰拾柒万玖仟元整(￥XXXXXXX.00元)。上述款项有我领取后，如今后发生经济纠葛等事项，由我负全部法律责任。”上述事实，除有当事人的陈述外，另有原、被告提供的证据以及法院调取的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存在由陈嘉堂受沈建国之托，代为处理安福路318房屋落政事务的口头和书面约定，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双方约定的“劳务费”实际是委托人应向受托人支付的报酬。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之间的“劳务费支付协议”是否生效以及被告沈建国是否应当按照约定标准向原告陈嘉堂支付相应报酬。一、原、被告之间的“劳务费支付协议”是否生效“劳务费支付协议”约定“本协议要等所有继承人同意沈建国为所有继承人的全权代表后生效”，这是合同生效所附的条件。这一条件是否已经成就，关键是沈建国是否经所有继承人同意其为“全权代表”。对此，原告陈嘉堂认为被告沈建国在领取房屋补偿款之前已经取得其他继承人的全权授权，否则其无法办理相关申请落政和领款手续，因此，“协议”已经生效；被告沈建国认为，其他继承人的授权仅是授权其办理遗产公证和领款手续，不是全权授权，“协议”并未生效。本院认为，系争安福路XXX号房屋补偿款涉及到被告沈建国等七位财产继承人的利益，在“劳务费支付协议”签订之前，安福路房屋补偿款的其余六位继承人并没有授权被告沈建国可以委托他人“代办”房屋落政事宜。在“劳务费支付协议”签订之后，其余继承人虽和被告沈建国签署了授权委托书，但授权范围限于：“1、代为向中国上海徐汇区公证处办理继承戴礼娴遗产(权益)公证，签署相关文件。2、代为往上海虹口区私房落实政策办公室签署有关接受补偿的有关文件及代为领取相应款项并汇入受托人帐户”。因此，其余继承人对被告沈建国的授权是有明确限制的，沈建国仅被授予代理办理遗产公证、签署接受补偿的相关文件并代为领款和汇款的权限，并不构成“劳务费支付协议”约定的“全权代表”。并且，沈兴国、沈安国、沈国梅、沈定国等四位继承人在委托书中还明确写明“受托人无权转委托”。因此，沈建国能够代为领取房屋补偿款，并不代表其已经成为“所有继承人的全权代表”，系争的“劳务费支付协议”并未生效。二、被告是否应当按照“劳务费支付协议”约定的标准支付报酬本院认为，双方所签订的“劳务费支付协议”未能生效，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违约损失赔偿额应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原告陈嘉堂在与被告沈建国签订“劳务费支付协议”前后，通过信函和走访形式向有关部门反映、沟通安福路XXX号房屋错改的落政事宜，并已经得到“应予落实政策”的信访答复。信访答复虽仅是房屋落政的前置程序，但其重要性显而易见。其后，被告沈建国因原告陈嘉堂提出预付报酬而与其产生争吵，由被告本人自己及其委托的其他人办理了后续落政和领款事宜。在此过程中，没有证据显示被告沈建国曾向其余继承人披露签订“劳务费支付协议”一事并征求意见，在得到确定“应予落实政策”的信访答复后，被告沈建国即自行办理后续房屋落政事宜，在领取房屋补偿款后也未告知原告，其促成“劳务费支付协议”生效并按约履行的诚信存在明显欠缺。因此，原、被告双方所签订的“劳务费支付协议”未能生效并履行的主要原因在被告沈建国，被告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另外，根据合同法第四百条的规定，转委托未经委托人同意的，受托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在办理安福路XXX号房屋落政过程中，被告沈建国没有及时向其余继承人如实披露其与原告陈嘉堂签订“劳务费支付协议”一事，也没有征求其余继承人的意见，应当对其转委托的行为承担责任。就责任的确定而言，本案原告的损失主要是合同履行后的可得利益损失。这部分可得利益损失如何具体确定？从委托事务办理结果来看，房屋落政已经实际完成，被告也领取了房屋补偿款。从委托事务的整个办理过程来看，原告代理并与被告本人一起参与了与相关部门的信访、沟通过程，并先后得到上海市徐汇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2009年12月8日的信访答复和上海市虹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2010年10月8日的(2010)虹房管民信字第1354号信访答复，这一过程的时间跨度大致是从2009年到2010年底。原告没有实际代理的事项主要是提出房屋落政申请、取得落政正式通知以及取得其余继承人的委托手续、办理遗产公证、领取房屋补偿款等，时间跨度是2011年到2013年11月。也即，原告陈嘉堂仅代理了房屋落政的信访过程，而从信访答复到实际领取房屋补偿款长达三年的时间，主要是被告沈建国本人及其委托的其他人办理了从提出正式申请到领取落政款的事宜。因此，按照“劳务费支付协议”约定的“落实政策所得赔偿款总价10%”计算原告的可得利益损失并不合理。综合本案实际情况，本院酌定，被告沈建国应当赔偿原告陈嘉堂损失60,00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四百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沈建国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原告陈嘉堂人民币60,000元。二、驳回原告陈嘉堂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人民币6,248.50元，由原告陈嘉堂负担人民币元5,000元，由被告沈建国负担人民币1,248.50元。如不服本判决，原告陈嘉堂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沈建国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海峰人民陪审员  李静萍人民陪审员  倪锡龙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张 环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第四百条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经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可以转委托。转委托经同意的，委托人可以就委托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受托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及其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转委托未经同意的，受托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行为承担责任，但在紧急情况下受托人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需要转委托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