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2民终29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建涵（曾用名王健），男，1965年5月25日出生。委托代理人段方群，北京市京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贺小雷，男，1960年6月16日出生。委托代理人张维锋，北京济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建涵与上诉人贺小雷合同纠纷一案，双方均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5）西民初字第026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罗珊担任审判长，法官郭菁、孙兆晖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建涵在一审中起诉称：2003年6月6日，王建涵与贺小雷签订《协议书》，约定：鉴于贺小雷实际拥有北京西坞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坞公司）的全部股权，王建涵确认参与西坞公司及西坞马术俱乐部等项目的管理，双方同意王建涵占有该公司的股权不少于300万元，如未能在本协议生效后5年内转让股权，则西坞公司或贺小雷应向王建涵支付300万元。上述《协议书》签订当日，王建涵被任命为西坞公司的副董事长。后王建涵实际参与该公司的经营管理等。因贺小雷未能按照前述《协议书》的约定将西坞公司的股权转让至王建涵名下，王建涵于2010年6月将贺小雷和西坞公司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要求贺小雷和西坞公司支付300万元。2007年11月13日，贺小雷向王建涵借款110万元并承诺在2008年6月1日前还款。因贺小雷到期未能还款，王建涵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要求贺小雷偿还借款。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8月30日作出（2010）西民初字第8756号民事判决，支持了王建涵的诉讼请求。贺小雷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该案二审诉讼中，王建涵与贺小雷于2010年12月20日签订《和解协议书》，约定：鉴于双方与西坞公司于2003年6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以及贺小雷于2007年11月13日向王建涵借款110万元，王建涵先后向法院起诉贺小雷，现贺小雷承诺在2011年5月1日前向王建涵一次性支付50万元；如果贺小雷按期支付，则王建涵不再因上述借款和《协议书》向贺小雷和西坞公司主张任何债权；如果贺小雷未能按期支付50万元，则王建涵有权解除本协议，贺小雷应继续支付110万元及其利息，并且贺小雷还应承担2003年6月6日《协议书》中约定的300万元赔偿义务。《和解协议书》签订后，贺小雷撤回对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0）西民初字第8756号一案的上诉，同时王建涵撤回了要求贺小雷和西坞公司支付300万元的起诉。因贺小雷未按照《和解协议书》的约定支付50万元，故王建涵诉至法院，请求如下：1.判令解除双方于2010年12月20日签订的《和解协议书》；2.判令贺小雷向王建涵支付300万元；3.判令贺小雷向王建涵支付110万元及利息（自2010年9月14日至实际付款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双倍计算）。贺小雷在一审中答辩称：首先，王建涵起诉贺小雷要求支付300万元超过诉讼时效期间。2010年6月，王建涵曾起诉贺小雷要求支付300万元。2010年12月13日，因王建涵未在法定期限内补交诉讼费，法院口头裁定按王建涵撤诉处理。2014年12月，王建涵再次对贺小雷提起本案诉讼，显然已超过了两年诉讼时效期间。另外，《和解协议书》约定贺小雷承诺在2011年5月1日前支付50万元，王建涵于2014年12月提起本案诉讼也超过了两年诉讼时效期间。其次，王建涵起诉贺小雷要求支付110万元及利息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贺小雷与王建涵之间的110万元借贷纠纷已经法院作出生效判决，王建涵无权再针对该笔借款提起诉讼。王建涵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执行生效判决是其自身原因造成的，应自行承担相应后果。最后，王建涵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双方于2003年6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不是股权转让协议，只是股权转让的意向书，《协议书》中没有约定股权转让价款等重要内容，且该股权转让没有经过西坞公司股东会决议，不符合公司章程及法律规定。《协议书》中手写部分“如未能在本协议生效后五年内转让股权，则项目公司或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叁佰万元人民币”是王建涵擅自添加的，不是双方合意，贺小雷对此提出鉴定申请。同时，贺小雷对《和解协议书》中的签名也提出鉴定申请，双方曾经是紧密的合作关系，王建涵应该存有贺小雷签名的空白纸张，且从和解内容上看，所谓的债务110万元及300万元直接降至50万元，明显有悖常理。综上，贺小雷请求法院驳回王建涵的诉讼请求。查明：2003年6月6日，贺小雷（甲方）与王建涵（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的主要内容如下：“鉴于：1.北京西坞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项目公司）于2003年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注：案号略）两案取得终审胜诉判决；2.甲方在项目公司中实际拥有全部股权并在所述地区有大量的投资，乙方具有相当的资金实力，双方一致同意建立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特签订以下协议：一、甲方确认项目公司合法注册、依法正常经营，所提供的法律文件材料真实有效，乙方同意在此基础上维护双方共同的利益和权益；二、乙方确认实际参与项目公司的股权、权益、分配和管理，全方位提供包括但不限于融资和法律及政策服务。三、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乙方在项目公司中占有不少于人民币叁佰万元的股权……（注：以下内容为手书）如未能在本协议生效后五年内转让股权，则项目公司或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叁佰万元人民币……”2010年5月26日，王建涵起诉贺小雷等人，要求贺小雷偿还借款110万元并支付利息等。2010年8月30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0）西民初字第87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第一项为：贺小雷自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王建涵借款本金110万元及相应利息（自2008年6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算）。贺小雷不服该判决，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0年6月4日，王建涵起诉贺小雷和西坞公司，要求贺小雷和西坞公司按照2003年6月6日《协议书》的约定共同支付300万元及相应利息，案号为（2010）西民初字第9235号。2010年12月20日，王建涵（甲方）与贺小雷（乙方）签订《和解协议书》，约定：“鉴于甲方因乙方于2007年11月13日出具的110万《借据》以及双方与北京西坞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于2003年6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先后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起诉乙方，现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考虑到双方交往的诚意和乙方还款能力，乙方承诺在2011年5月1日前，向甲方一次性支付人民币伍拾万元……二、如乙方如期完成上述还款，甲方郑重承诺不再因上述《借据》、《协议书》追究乙方以及北京西坞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任何债权关系，甲方与乙方、北京西坞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纠纷就此全部解决完毕。三、如乙方未按本协议第一条约定向甲方付全款，或未按时间约定付款，甲方有权立即解除本协议，乙方除应承担日后支付110万元及其利息（以西城法院一审判决书为准），还应承担双方与北京西坞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的支付300万元的赔偿。四、该协议签订后，甲方立即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撤回基于《协议书》对乙方、北京西坞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起诉；乙方立即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撤回对甲方起诉《借据》一案的上诉……”上述《和解协议书》签订当日，贺小雷撤回了对（2010）西民初字第8756号民事判决的上诉。（2010）西民初字第9235号王建涵与贺小雷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因王建涵在法定期限内未补交诉讼费，法院于2010年12月13日口头裁定按王建涵撤诉处理。2014年12月10日，王建涵依据《和解协议书》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如下：1.判令解除王建涵与贺小雷于2010年12月20日签订的《和解协议书》；2.判令贺小雷向王建涵支付300万元。在2015年6月15日一审庭审中，王建涵增加诉讼请求：判令贺小雷向王建涵支付110万元及利息（自2010年9月14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双倍计算）。一审法院未按照增加的诉讼请求数额通知王建涵补交案件受理费。在一审诉讼中，因贺小雷下落不明，一审法院于2015年3月14日在《人民法院报》刊登公告向贺小雷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公告送达于2015年5月13日期满。后贺小雷委托代理人参加了一审庭审。在一审诉讼中，贺小雷主张2003年6月6日《协议书》中手书内容“如未能在本协议生效后五年内转让股权，则项目公司或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叁佰万元人民币”为王建涵自行添加，因贺小雷及西坞公司持有的《协议书》原件均已遗失，故贺小雷申请对上述手书内容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同时对《和解协议书》中“贺小雷”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一审法院告知贺小雷：双方之间有关2003年6月6日《协议书》的纠纷属于股权转让纠纷，应另行诉讼解决，故对贺小雷在本案中要求对该《协议书》进行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贺小雷在一审法院限定的期限内未提起相关诉讼。一审法院要求贺小雷于2015年8月21日前提交对《和解协议书》中“贺小雷”签名进行鉴定的书面申请，贺小雷在限期内未提交书面鉴定申请，其代理人电话告知一审法院贺小雷不再申请笔迹鉴定。上述事实，有2010年12月20日《和解协议书》、2003年6月6日《协议书》、（2010）西民初字第8756号案卷宗材料、（2010）西民初字第9235号案卷宗材料、2015年3月14日《人民法院报》、一审法院工作记录和当事人陈述意见在案佐证。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贺小雷主张王建涵提交的2010年12月20日《和解协议书》中“贺小雷”的签名不是其本人书写，但贺小雷未对此项主张提交证据加以证明，该院对贺小雷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涉案《和解协议书》是王建涵与贺小雷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关于王建涵要求解除《和解协议书》的请求。双方在合同中约定贺小雷如未能在2011年5月1日前给付王建涵50万元，王建涵有权立即解除《和解协议书》。该约定并非合同解除权行使的明确期限，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如果对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根据在案证据不能证明贺小雷曾就解除合同问题向王建涵进行过催告，故王建涵起诉要求解除涉案《和解协议书》的请求，未超过除斥期间，贺小雷未按《和解协议书》约定的期限履行付款义务，王建涵依据合同约定请求解除涉案《和解协议书》有据可依，该院予以支持。关于王建涵要求贺小雷支付110万元借款及利息的请求。王建涵与贺小雷之间针对该笔借款的纠纷已经（2010）西民初字第8756号案件作出实体处理，王建涵应在贺小雷未按照《和解协议书》的约定期限履行付款义务的情况下通过执行程序解决，本案对此不再处理。关于王建涵要求贺小雷支付300万元款项的请求。贺小雷主张王建涵要求支付300万元的请求超过诉讼时效，对此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在《和解协议书》中未明确约定贺小雷支付300万元的明确期限，故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在案证据不能证明王建涵本次起诉前曾就该款项的支付问题要求贺小雷履行并给与其宽限期，故王建涵此次提起诉讼，未超过法律规定的时效期限，该院对贺小雷此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贺小雷另主张《协议书》中对300万元的约定是王建涵自行添加的内容，但由于《协议书》涉及内容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经向贺小雷释明后，限令其另行起诉解决，但贺小雷在限令的期限内未提起相关诉讼，应视为其放弃权利。根据双方《和解协议书》约定的内容，贺小雷未履行《和解协议书》中约定的第一项付款义务，王建涵可解除该协议，且约定了协议解除后，双方之间110万元借款和《协议书》约定的300元债务进行清理结算的条件，现王建涵在贺小雷未履行《和解协议书》约定义务的情况下，要求贺小雷支付300万元有据可依，该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五条、第九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王建涵与贺小雷于二○一○年十二月二十日签订的《和解协议书》；二、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贺小雷给付王建涵三百万元；三、驳回王建涵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王建涵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如下：一审法院以110万元借贷纠纷已由（2010）西民初字第8756号生效判决作出实体处理、应通过执行程序解决为由，驳回了王建涵的该项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办公室于1999年4月21日发布的《关于如何处理因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致使逾期申请执行问题的复函》，因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致使逾期申请执行的，相应债权成为自然债，可自行向债务人索取，也可以债务人不履行还款协议为由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王建涵认为，双方于2010年12月20日签订的《和解协议书》系双方针对110万元借贷纠纷达成的庭外和解，王建涵因此逾期申请执行生效判决，故在贺小雷不履行《和解协议书》的情况下，王建涵可以提起本案诉讼，有关110万元债务纠纷应当作为本案审理的范围。综上，王建涵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贺小雷亦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如下：首先，王建涵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依据《和解协议书》约定：如果贺小雷未能在2011年5月1日前支付50万元，则王建涵有权立即解除本协议，贺小雷应支付300万元。本案诉讼时效应于2013年5月1日届满，在诉讼时效届满之前，王建涵没有向贺小雷主张过任何债权。因此，王建涵于2014年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其次，本案遗漏了西坞公司作为共同被告。王建涵依据《和解协议书》约定享有解除权，在解除《和解协议书》之后应当恢复原状，即针对2003年6月6日《协议书》另行解决，因该《协议书》涉及王建涵、贺小雷和西坞公司三方主体，因此，在《和解协议书》解除的情况下，应当追加西坞公司为本案共同被告。再次，《协议书》为孤证且经王建涵变造，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王建涵承认在2003年6月6日《协议书》中自行添加了“如未能在本协议生效后五年内转让股权，则项目公司或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叁佰万元人民币”的内容，故该内容并非贺小雷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据此判决贺小雷向王建涵支付300万元错误。最后，《和解协议书》不能作为定案证据。王建涵与案外人恶意串通，在承诺不追究贺小雷责任的情况下，欺骗贺小雷签订了《和解协议书》，因此，《和解协议书》不具有合法性。综上，贺小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王建涵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关于《和解协议书》的效力首先，贺小雷在一审诉讼中明确表示不再申请对《和解协议书》中的签名进行鉴定，且贺小雷在上诉状中陈述王建涵欺骗其在《和解协议书》上签字，表明贺小雷已承认《和解协议书》中的签名为其本人所签。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及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贺小雷以王建涵存在欺诈、恶意串通为由主张《和解协议书》不具有合法性，但贺小雷未提交证据证明该主张，且贺小雷主张无效的理由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综上，《和解协议书》为王建涵与贺小雷真实自愿的意思表示，且内容不存在我国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有关合同无效的情形，该《和解协议书》应为有效合同。二、王建涵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首先，贺小雷主张依据《和解协议书》中有关2011年5月1日前支付50万元的约定，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于2013年5月1日届满。但是，王建涵在本案中未要求贺小雷支付50万元，因此，贺小雷主张本案诉讼时效期间从支付50万元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成立。其次，王建涵依据《和解协议书》的约定要求解除该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本案中，因双方在《和解协议书》中未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又无证据证明贺小雷曾催告王建涵行使解除权，因此，王建涵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解除《和解协议书》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最后，王建涵依据《和解协议书》的约定要求贺小雷支付300万元以及110万元等款项。因双方未明确约定支付该笔款项的履行期限，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诉讼时效应以王建涵要求贺小雷支付款项之日即王建涵起诉之日2014年12月10日起计算。综上，王建涵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三、本案是否需要追加西坞公司为共同被告王建涵提起本案诉讼的依据为其与贺小雷签订的《和解协议书》以及《和解协议书》中的约定：如贺小雷未在2011年5月1日前向王建涵一次性支付50万元，王建涵有权立即解除本协议，贺小雷除应承担支付110万元及其利息，还应承担2003年6月6日《协议书》中约定的支付300万元。上述内容为双方约定的王建涵解除《和解协议书》的条件以及解除《和解协议书》后贺小雷应承担的债务，未涉及西坞公司的权利义务。因此，西坞公司并非本案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贺小雷上诉主张本案应追加西坞公司为共同被告不能成立。四、关于王建涵要求解除《和解协议书》的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因贺小雷未在2011年5月1日前支付50万元，故双方约定的解除《和解协议书》的条件成就，王建涵有权要求解除《和解协议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和解协议书》自王建涵的诉讼请求送达到贺小雷时即向贺小雷公告送达起诉状期满之日2015年5月13日解除。五、王建涵是否有权依据《和解协议书》要求贺小雷支付110万元及其利息以及300万元款项双方签订《和解协议书》的背景为，贺小雷针对借款110万元案件提起了上诉，王建涵提起的股权转让纠纷案件正在一审诉讼中。贺小雷在《和解协议书》中确认：如果未在2011年5月1日前向王建涵支付50万元，则向王建涵支付110万元及其利息和300万元。因此，该《和解协议书》为双方重新达成的有关偿还借款110万元及其利息和300万元债务的协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贺小雷应当按照《和解协议书》的约定偿还债务。尽管双方签订《和解协议书》当日，因贺小雷撤回上诉，110万元借款案的一审判决同时生效，但是在王建涵未对该生效判决向法院申请执行且法定申请执行的二年期间已届满的情况下，王建涵有权依据《和解协议书》提起本案诉讼，贺小雷应依约向王建涵偿还110万元及其利息。双方在《和解协议书》中约定利息以（2010）西民初字第8756号民事判决为准，王建涵主张自2010年9月14日起计算利息晚于该判决确定的利息起算时间，故本院予以支持。但是，该判决确定的利息计算标准“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已于2004年1月1日起执行浮动利率，而王建涵在本案中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双倍计算也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故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9条规定：“公民之间的定期无息借贷，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偿付逾期利息，或者不定期无息贷款经催告不还；出借人要求偿付催告后利息的，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的利率计息。”本院酌定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贺小雷主张王建涵在2003年6月6日《协议书》中自行添加了有关支付300万元的内容，但是贺小雷在2010年12月20日《和解协议书》中确认了上述300万元的内容并承诺了支付条件。因此，当条件成就时，即贺小雷未依约履行支付50万元义务时，王建涵有权依据《和解协议书》的约定要求贺小雷支付300万元。综上所述，本院对王建涵的上诉请求予以部分支持，对贺小雷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院对一审判决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5）西民初字第0266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5）西民初字第0266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确认王建涵与贺小雷于二○一○年十二月二十日签订的《和解协议书》于二○一五年五月十三日解除；三、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5）西民初字第0266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四、贺小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建涵偿还一百一十万元及利息（自二○一○年九月十四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以一百一十万元的未清偿部分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五、驳回王建涵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贺小雷的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5500元、公告费260元，由贺小雷负担（王建涵已预交一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和公告费260元，贺小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45500元，由贺小雷负担（贺小雷已交纳30800元，王建涵已预交14700元，贺小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 珊审 判 员  郭 菁代理审判员  孙兆晖二〇一六年五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宋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