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3民终43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春刚，住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江亚娟，住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委托代理人陈香豪，广东恒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深水水头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大鹏。法定代表人杨小文，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蔡晓东，广东融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深水龙岗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法定代表人杨小文，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蔡晓东，广东融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办事处土洋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大鹏新区。负责人李俊文，书记。委托代理人杨大江，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办事处，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大鹏新区。法定代表人高宏，主任。委托代理人雷建娟，广东龙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平，广东龙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春刚、江亚娟、深圳市深水水头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头污水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深圳市深水龙岗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岗污水公司）、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办事处土洋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土洋居委会）、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办事处（以下简称葵涌办事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5）深龙法鹏民初字第3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死者刘XX为两原告儿子，于2004年6月10日出生，就读于葵涌中心小学六年级。2015年6月28日下午15时左右，死者在与同学相约在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办事处土洋社区沙鱼涌辖区内河道边玩耍期间溺水死亡。经土洋派出所调查，无法确定死者刘XX落水原因。据该所对在场人江国X、邓芝X、杨XX、邓某甲询问笔录反映，事发当天死者与江国X、邓芝X、杨XX在被告龙岗污水公司、水头污水公司大门下方的沙滩上抓鱼和螃蟹，因脚上沾有泥沙走到河道岸边洗脚，死者独自行进到靠近上述两被告开设于河道堤坝上方的污水排水口位置后落水，较为接近事发地的江国X救援不及，与邓芝X、杨XX共同呼救，在附近巡逻的寻访队员邓某甲听到呼救后通知了土洋派出所值班室出警，搜救人员到场后将死者打捞上岸时死者已经死亡。死者于2015年7月10日火化。被告葵涌办事处向两原告发放了慰问金30000元。原告认为四被���应对死者溺亡承担侵权责任，各方协商未果，原告遂诉诸本院并提出上述诉讼请求。另查，被告葵涌办事处在案发河道与共同道路交界处设有栏杆，并在栏杆处悬有“告示”--严禁在河道范围内钓鱼、捕鱼、游泳及一切水上活动，如有违者，后果自负。因位于被告龙岗污水公司、水头污水公司门口下方的案发河道边有一片未经开发的沙滩，频繁有人翻越栏杆进入沙滩游玩。案发地污水排水口开设在河道堤坝上方，距离沙滩数十米，排水口有间歇性排水，排水时水流直接冲刷汇入河流，交汇处河水较深、水流情况复杂。被告龙岗污水公司、水头污水公司陈述该污水排水口系由被告水头污水公司管理。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对其主张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原告主张死者系被污水排水口水流冲入河道，依法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但原告提交的证据��法反映死者落水原因，本院调取的公安机关调查材料也无法确认死者落水原因，故原告的该项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被告葵涌办事处已在河道沿岸设置栏杆和安全警示牌，依死者的年龄及受教育情况推断，上述设施足以提醒死者注意到河道危险不应靠近玩耍，被告葵涌办事处已尽合理提醒措施，且被告葵涌办事处、被告土洋居委并非河道或污水排水口管理人，故原告请求被告葵涌办事处、被告土洋居委承担侵权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龙岗污水公司、被告水头污水公司确认涉案污水排水口为被告水头污水公司管理，原告未提出异议或反证，本院予以采信，原告请求被告龙岗污水公司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被告水头污水公司管理的污水排水口设置于河道堤坝上方，因排水直接汇入河道、河道沿岸设有栏杆及警示标志，被告水头污水公司未再在排水口位置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但频繁有人从被告水头污水公司门口翻越栏杆进入涉案河道沙滩的事实，足以反映河道沿岸设有的栏杆及警示标志已不足以排除普通公众通过河道沙滩靠近污水排水口的可能，被告水头污水公司应当对其排水口引起的安全风险做必要的标志或安全防范措施，但被告水头污水公司未采取相应管理举措。虽本案中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排水口排水直接造成了涉案溺亡事件，但该排水口间歇排水，显然增加了周围环境的危险性，增加了死者落水后自救及搜救人员施救的难度，与涉案溺亡事件的损害后果存在一定因果关系。依照法律规定，窨井等地下设施造成他人损害，管理人不能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故被告水头污水公司对本案溺亡事件应负侵权责任。考虑���死者不顾告示提醒，擅自翻越栏杆进入危险区域，在河道沙滩玩耍缺乏安全防范意识，未保持安全距离及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其监护人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应对本案溺亡事件负主要责任，被告水头污水公司未尽明显标示及安全防范措施管理义务，其管理的污水排水口排水行为与本案溺亡事件存在部分因果关系，应对本案溺亡事件负次要责任，综合本案具体情况，被告水头污水公司的责任比例可酌情确定为10%。原告请求损失分项审核如下：1、死亡赔偿金818960元（40948元/年×20年）；2、丧葬费54096元（108192元/年÷2）；3、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4、住宿费13260元[340元/人·天×3人×13天（事发日至火化日）]；5、误工费4246元[4307.67元/月÷30天/月×13天（江亚娟）+3461.86元/月÷30天/月×13天（刘春刚）+2030元/月÷30天/月×13天]；6、交通费3000元；合计993562元。被告水头��水公司应赔偿两原告99356.2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十六条、第九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水头污水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赔偿两原告99356.2元。二、驳回两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065元（原告缓交），两原告承担3498.59元，被告水头污水公司承担566.41元。一审宣判后，上诉人刘春刚、江亚娟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四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赔偿款298068.6元；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四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为：一审事实未查清，判决有误。一、一审认定，排水口的排水行为与本案事故存在部分因果关系，应承担次要责任。在���情况下，一审将赔偿比例确定为10%显然偏低。二、一审时，相关证据已构成一条完整证据链，可以证实本案受害人就是被排水口所排水冲入河道。本案事发时，只有受害人和证人江某在一起，因此，江国X的证言对查明本案事实至关重要。而江国X在其证言中，明确陈述受害人是被水冲入河道，结合事发地，只有排水口一个地方排水，可以确证受害人就是被排水口所排水冲入河道。三、被上诉人葵涌办事处及土洋居委会在本案中存在过错；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1、葵涌办事处虽然在事发地设有栏杆，但该处栏杆存在破损，葵涌办事处并没有尽到管理责任；2、葵涌办事处虽然在事发地悬有“告示”，但该“告示”系本案涉案事故发生后，葵涌办事处事后所制作悬挂，这一点也能体现葵涌办事处自己承认在本案事故中存在过错；3、葵涌办事处及土洋居委会在事发地���置了保安岗亭，受害人等四名未成年人在保安岗亭旁边翻越栏杆进入案发地，葵涌办事处及土洋居委会显然未尽到管理责任。四、被上诉人龙岗污水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1、从被上诉人龙岗污水公司的经营范围“污水处理厂的投资、建设、运营及维护；从事污水处理服务”可以看出，其系被上诉人水头污水公司的投资经营方；2、龙岗污水公司的公司牌子也悬挂在事发地污水处理厂厂门口。上诉人水头污水公司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为：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向排水口间歇性排水，增加了周围环境的危险性，增加了死者落水后自救及搜救人员施救的难度，与涉案溺亡事件的损害后果存在一定因果关系，认为上诉人未尽明显标示及安全���范措施管理义务，据此判决上诉人承担10%的侵权责任。上诉人认为，该认定是完全没有依据的。一、上诉人对涉事河道没有管理义务。《深圳经济特区河道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市水务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河道的统一监督管理。区水务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市、区河道分工管理办法负责相关河道的管理工作。”，上诉人并非水务行政主管部门，并且涉事河道及邻近沙滩都不属于上诉人的管辖范围，上诉人既无权利也无义务对涉事河道进行管理。深圳市水务局招标，水头污水公司中标负责污水的处理。最终排向河道的口并不是污水厂建立的，是深圳市水务局建立的，虽然水是从这里排出，但是设施并没有移交给水头污水公司。因此，即使要设置警示标志或采取其他措施也应是河道管理部门的责任。二、涉事河道已设有足够的防护措施。涉事水域并非开放的公共活动场所，周边已全部设置了护栏，实施全封闭管理，并且设有多块警示牌，警示禁止任何人游泳嬉水，其中一块就设在溺水儿童翻越的栏杆旁边，这块警示牌明确警示：“沙滩海域尚未开发经营，溺水等事故时有发生，存在较大危险性，为保障您的生命及财产安全，请勿下海嬉水、游泳、以免发生意外。否则，后果自负”。除此之外，还有巡防人员在附近巡逻。这些措施已足以警示该水域的危险性。任何警示都只是为了起到警告、提示的作用，而对于置警示于不顾的人来讲，再多的警示也是起不到作用的，而且过多的警示显然会对自然环境造成破坏。事实上，涉事河道之所以会实施全封闭式管理，就是因为在整个封闭的区域内已多次发生溺水事故。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该河道连接入海口，海水涨潮退潮时，该河段水深变化极大，水底情况复杂等情况所致，���无证据证明上诉人排水时水流冲刷汇入河流的交汇处危险更大。至于上诉人的排水口，不仅在禁入的水域，且在涉事水域堤坝靠河道的一面，距离水面有数米距离，该处堤坝与水面几乎垂直，一般人通过正常行走是不可能到达排水口的，其危险性更是显而易见。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应当再在排水口附近设置警示标志或进行其他防范措施是没有依据的。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认定频繁有人翻越栏杆进入沙滩游玩，还认定死者是在靠近排水口位置落水，但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这两项事实。一审法院对这两项事实的认定错误，直接导致了责任认定的错误。四、没有证据证明溺亡事件与上诉人的间歇性排水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一审法院的认定，被上诉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排水口的排水是导致儿童溺亡的直接原因。同时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和法院调取的证据，也没有一份证据能证明儿童溺亡与上诉人的排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上诉人不应对溺亡事故承担侵权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提起上诉，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水头污水公司针对上诉人刘春刚、江亚娟的上诉理由答辩称：一、我方认为上诉人刘春刚、江亚娟的儿子由于在河道玩耍不幸溺水，这不是我方的责任造成的。我方对于涉事水域没有管理义务。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河道管理条例的规定，市水务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全市河道的管理，区水务管理部门按照市河道管理办法进行管理，而我方并非上述部门，并且涉事的河道和临近的沙滩都不属于我方的管辖范围，因此我方没有权利和义务对涉事河道进行管理。二、涉事河道已经设立足够��防护措施，一审已经查明在涉事的水域本身并不是公共开放的活动场所，该场所周边已经设置了护栏，实施的是全封闭管理，并且设立了多块警示牌，警示禁止任何人在该水域游泳、戏水、钓鱼等活动。并且其中一块就设在溺水儿童翻越的旁边。该警示明确显示该沙滩未开放，溺水常发生，误下水游泳，否则后果自负，同时周边还有巡防人员在巡逻。这些警示和围栏已经足以提示和提醒周边的相关人不能进入涉事水域，但是溺水儿童没有顾及这些警示进入涉事水域才导致溺水事故，同时该水域的封闭就是因为之前已经发生了多起的溺水事故。这些事故并没有发生在本次事故的这段，说明涉事的水域没有比其他水域存在更大的危险。同时我方排水的排水口还在该进入水域靠河道的一面，该处与水面是几乎垂直的，更不属于一般人正常行走可以到的水域，危险性更是显而易见的。三、一审相关证据认定频繁有人翻越护栏进入沙滩游玩并没有证据证明，因此我方认为溺水儿童的死亡我方不存在相关的责任。四、没有证据证明儿童的溺水事件与我方的排水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从这点说由于儿童的溺水并非是我方间歇性排水所造成的，我方更不应对此事故承担侵权责任。综上，上诉人刘春刚、江亚娟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予以驳回。刘春刚、江亚娟针对上诉人水头污水公司的上诉理由，答辩如下：一、我方认为上诉人水头污水公司是偷换概念，对方认为对涉案河道没有管理责任，而其答辩意见又说设立了警示标志，而本案事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排水将受害人冲入海中导致本案的结果，并不是游泳而产生本案的结果，因此水头污水公司的第一条理由是不成立的。二、对方认为涉案地有防护措施的理由不成立，我方一审��供了涉事河道的护栏有破损，而且还设立了保安亭，但是并没有人值班，如果有人值班四个小孩还到了涉事的地方对方肯定会有责任的。三、在排水口是没有任何的警示标志，而排水口是间歇性的排水，存在很大的危险，因此对方说涉事河道有足够的防护措施的理由不成立。四、事发的时候有四个小孩去游玩，发生事故的时候只有两个小孩在场，其中一个小孩江国X的询问笔录可以证明是被水流冲出，而事发地只有一个地方排水口。一审庭后法官和陪审员到了案发地点看过，当时看的时候下面还有很多人在玩耍，因此一审认定事实是很清楚的。五、从小孩的证言可以看出就是因为排水口的间歇性排水导致将小孩冲到海中，事发现场的海岸边很浅，我方认为是有证据证明本案的结果与排水口的排水有因果关系。被上诉人龙岗污水公司的答辩意见与水头污水公司一致。被上诉人葵涌办事处答辩称：一、答辩人对涉案河道无法定或约定的管理职责，对本案的损害结果不承担赔偿责任《深圳经济特区河道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市水务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河道的统一监督管理，区水务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市、区河道分工管理办法负责相关河道的管理工作；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市、区水务主管部门按照分工分别负责相应河道的日常维护管养。葵涌办事处是大鹏新区管委会的派出机关，主要负责办事处辖区范围内的城市管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工作，而非市、新区水务主管部门，对涉案河道并没有管理、日常维护管养的职责。二、答辩人与受害人溺水身亡的结果不具有任何关联性，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任。答辩人对涉案河道及河道防护设施没有任何管理权限和义务，更不存在主观过错的问题。答辩人与受害人溺水身亡的损害结果不具有任何关联性。三、受害人父母作为受害人的法定监护人未充分履行监护职责，应承担一定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八条的规定，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受害人及其同伴在没有任何监护人的陪同下来到涉案河道，并越过河道安全防护栏下河玩耍，最终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受害人父母作为受害人的法定监护人，本应教育和阻止受害人到涉案河道玩耍，未充分履行对受害人监护的义务，对本案损害结果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四、受害人对其自身的死亡应当承担一定法律责任，受害人年满13周���，已经具备一定的分辨是非、规避危险、保护自身安全的意识和能力，应当预见在河道内玩耍这一行为可能导致的后果。但是，受害人不注意自身安全，在河道内玩耍、捉螃蟹，并向同伴提出要到水流最急的地方玩耍，之后又提出爬到树上玩耍。受害人作为年满13周岁的少年，对危险行为后果应当有预见能力。因此，对其死亡结果，受害人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综上，答辩人并非涉案河道及河道防护设施管理部门，无法定或约定的管理职责，且受害人溺水身亡结果与答辩人之间不具有任何关联性。故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应法律准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二审庭审期间，补充答辩意见如下：1、上诉人刘春刚、江亚娟一审诉讼所提供的照片第二张的护栏为原始护栏，该护栏已经被不锈钢护栏所取代，且��一审诉讼中刘春刚、江亚娟自己也承认孩子是从保安亭旁边的护栏进入，因此一审认为护栏破损没有尽到管理责任没有事实依据。2、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原审的原、被告双方均向法庭提交照片证明葵涌办事处已经在护栏外围及现场竖立了多块警示牌，这些警示牌在事发前已经设立了很多年，事发后再次悬挂提示，是为了起到警醒的作用，并不是刘春刚、江亚娟在上诉状中所说的葵涌办事处事后自行承认过错的行为。3、葵涌办事处没有在河道旁边设立保安岗亭，也没有对该保安亭有管理的职责。针对水头污水公司的上诉答辩：一审法院在审理查明部分对整个事实进行了调查，查明事实是比较清楚，水头污水公司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由二审法院进行判定。被上诉人土洋居委会针对上诉人刘春刚、江亚娟的上诉理由，答辩称：一、本案行为发生地点不是公共场所，本案不能适用《侵权责任法》关于公共场所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涉案事件发生在葵涌河河道，该河道禁止任何人游泳嬉水。该河段连接入海口，海水涨潮退潮时，该河段河水深度变化极大。该河道不是公共场所，禁止在河道内游泳嬉水活动。该事故发生地河段两岸大部分是陡坡，河道事故发生地岸边设置了护栏，还设置了警示牌和标语，明确告知不能在河道内游泳、嬉水、捕鱼。河道不同于水库、游泳馆，不是一般公共活动场所，本案不能适用《侵权责任法》关于公共场所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上诉人作为监护人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二、从侵权主体看，答辩人不是葵涌河所有者，没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依法不应该承担赔偿义务。上诉人主张答辩人是沙鱼涌的所有者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据《物权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矿藏、水流、海域属国���所有。答辩人作为基层社区，依法对其不具有所有权。上诉入主张答辩人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实际上是将基层社区的责任无限扩大。上诉人的主张显然没有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基本常理。三、从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看，答辩人没有实施侵权行为，死者的死亡与答辩人没有因果关系，答辩人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死者已经年满11周岁，有一定的认知和辨别能力，理应知道河道范围内不能游泳嬉水。况且答辩人及街道办早就在事故发生地河道处设置了护栏，还设置了四块警示牌及一条安全标语横幅，警示不能在此地游泳嬉水。综上，答辩人不是本案侵权人，与死者的死亡没有因果关系。答辩人不是涉案河道河段的所有者。涉案河道河段已经设置了护栏、警示牌和警示标语。上诉人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予以驳回。针对水头污水公司的上诉理由，因水头污水公司没有将土洋居委会作为被上诉人，其上诉请求与土洋居委会没有关系，因此不进行答辩。经本院审理查明，二审期间，上诉人水头污水公司提交了一份《深圳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发包人为“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办事处”，工程名称为“葵涌河沙鱼涌污水处理厂段左岸挡墙毁损修复工程”，工程主要建筑物包括：混凝土挡土墙、栏杆、排水沟。上诉人水头污水公司主张该协议可以证明包括排水沟在内的设施都属于市政工程设施，不属于水头污水公司管理负责的范围。上诉人刘春刚、江亚娟及被上诉人葵涌办事处均认可上述协议的真实性，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之后，被上诉人葵涌办事处提交了如下证据：一、深圳市大鹏新区城市管理和水务局发给葵涌办事处的深鹏城水函（2014）292号《关于开展葵涌河沙鱼涌段损毁挡墙修复工���的函》，内容为：“2014年6月检查发现葵涌辖区的葵涌河沙鱼涌段左岸污水处理厂尾水出口处浆砌石挡土墙存在严重的损毁，上部景观平台及葵涌污水处理厂尾水道等均存在安全隐患，严重影响了河道防洪安全。经多次与市水务局协调研究认为，该处挡墙维修项目按属地原则，由葵涌办事处负责，维修项目经费可列入市水务发展专项资金中……”，落款时间为2014年12月30日；二、深圳市水务局、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文件深水务（2015）278号《关于下达2015年度第二批水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预算的通知》；三、市水务局2015年度第二批水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预算表。葵涌办事处提交上述证据意图证明，葵涌办事处是受大鹏新区城市管理和水务局委托，对葵涌河沙鱼涌段毁损挡墙进行修复，维修项目经费在市水务局发展专项资金中列支。上诉人刘春刚、江亚娟认可上述证据真���性，认为该证据证明葵涌办事处系案发地的管理者，应与水头污水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水头污水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认为该三份证据证明涉案河道不属于其公司管理，因此不应对事故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原审法院查明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本案二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水头污水公司并非本案事故发生地河道、排水沟的管理人，排水口的设置及维修修护均属于市政工程范围。上诉人水头污水公司通过排水口排水的行为属正常的生产经营行为，对本案事故的发生不具有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水头污水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深圳市大鹏新区城市管理和水务局发给葵涌办事处的《关于开展葵涌河沙鱼涌段损毁挡墙修复工作的函》可知，案发地水道维修项目系由葵涌��事处负责，且大鹏新区城市管理和水务局已于2014年12月30日发函要求葵涌办事处尽快开展维修工作。被上诉人葵涌办事处作为案发地水道及所在辖区的管理人，未在排水口位置设置明显警示标志并采取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增加了周围环境的危险性，应当对涉案溺亡事故的损害后果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本案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系死者不顾告示提醒，擅自翻越栏杆进入危险区域，在河道沙滩玩耍缺乏安全防范意识，其监护人怠于履行监护职责，上诉人刘春刚、江亚娟应对本案溺亡事件负主要责任。被上诉人葵涌办事处已经设置了警示牌、栏杆等，已经尽到了一定的警示、管理职责，但因其未及时维修出水口挡土墙增加了发生事故的危险性，未在排水口周边设置警示标示并采取更有效的防范措施消除存在的安全隐患，本院酌定被上诉人葵涌办事处对损害后果承担10%��赔偿责任。上诉人刘春刚、江亚娟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各方当事人对原审判决认定的各项赔偿数额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刘春刚、江亚娟的损失合计993562元，被上诉人葵涌办事处应赔偿99356.2元。至于葵涌办事处已经支付给两上诉人的30000元，其性质为政府对辖区居民出于人道主义而发放的救济款，并不影响受害人家属依法向责任主体请求损害赔偿。故该30000元不应当在葵涌办事处应当支付的赔偿款中予以抵扣。综上所述，上诉人水头污水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5）深龙法鹏民初字第37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深圳市龙岗���人民法院（2015）深龙法鹏民初字第37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上诉人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办事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诉人刘春刚、江亚娟99356.2元；三、驳回上诉人刘春刚、江亚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3年）》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065元，由刘春刚、江亚娟负担3498.59元，由葵涌办事处负担566.4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90.34元，由刘春刚、江亚娟负担，上诉人水头污水公司缴纳部分本院予以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飞审 判 员 黄  国  辉代理审判员 付  璐  奇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赖汉贞（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