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25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姚玲，女，汉族，1982年5月2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沉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维文，广东德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孙兆星，男，汉族，1980年11月1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吴雨辉，男，汉族，1972年1月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福建省屏南县。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筠，广东诚于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齐炳雨，广东诚于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姚玲因与被上诉人孙兆星、吴雨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362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姚玲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项，改判驳回孙兆星、吴雨辉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判令孙兆星、吴雨辉向姚玲返还股权转让款40万元，并支付支利息(按同期贷款利率标准，从2018年5月8日起计至还清之日止)。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不顾《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合同生效条件，以姚玲、孙兆星、吴雨辉签字作为确认合同合法有效的依据，事实认定不清。1.《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十一条生效条款中明确约定“本协议经各方签字捺印签订相应股东会决议之日起生效”，其目的在于各方当事人先将合同条款确定下来，待合同约定生效条件达成之后合同才具有约束力，否则，合同不生效，合同对各方当事人不具约束力。本案中有两点达不到合同生效的要求: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股东会决议》以及丁方没有签字捺印。2.本案当事人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签字，仅是协议生效的条件之一，尚需丁方签字捺印及签订相对应的《股东会决议》，协议才会生效。孙兆星、吴雨辉对此尚有认知，不敢以双方已签字主张合同已生效，而是提供一份与涉案合同无关的《股东会决议》冒充，声称协议已生效。此外，虽然《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关于丁方表述含糊不清，但丁方是真实存在，不等同于姚玲与孙兆星、吴雨辉。结合《股东会决议》来看，丁方应是《股东会决议》对应的股份受让人，与姚玲无关，不应将丁方的合同义务归于姚玲。而姚玲支付了40万元股权转让款是独立于合同条款的一个行为，合同生效是由合同条款决定，但付款行为与合同是否有效无关，更不是合同生效条件变更的理由。二、一审判决无视《股东会决议》的付款约定，未查明付款的主体及付款的条件。且不论《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生效，依该协议第二条之约定，上诉人付款的前提是已完成合同见证手续并完成工商变更，金额也仅限于第一期的40万元；而第二期的90万元则由丁方在完成工商登记三个月后由丁方支付。但事至今日，涉案股权依然在孙兆星、吴雨辉名下。一审判决将姚玲支付的40万元当作首期款，将本属于丁方的义务强加给姚玲，与事实不符。三、涉案合同于2018年5月8日签订，孙兆星、吴雨辉于2018年9月11日起诉，2019年3月12日姚玲提起反诉，2019年3月13日第一次庭审。在这期间，孙兆星、吴雨辉从未向姚玲提出过股权过户事宜，相反姚玲在合同签订之时即要求孙兆星、吴雨辉将股权过户，与姚玲在合同签订时支付了40万元股权转让款相印证。由于孙兆星、吴雨辉的不配合，姚玲因一直未取得股权而不敢对公司增加投资，公司也因此错过存续经营的时机。本案起诉时公司已倒闭，涉案股权已毫无价值，合同已失去了继续履行的意义。因涉案协议未生效，姚玲仅要求孙兆星、吴雨辉退还已付的40万元，并没有要求承担违约责任。四、一审法院程序不合法。姚玲在一审时自始至终认为合同没有生效，并以此作为案件答辩理由和反诉的请求，若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合同合法有效，应通知姚玲变更答辩理由和反诉的请求，但一审法院并没有通知姚玲，导致姚玲丧失相应的诉讼权利，未能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解除合同并请求孙兆星、吴雨辉的承担违约责任。孙兆星、吴雨辉共同辩称，一、姚玲所称股权转让协议未生效不具有法律效力，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一）合同法保护的是当事人的合意而非一纸文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称合同法）尊重并保护合同当事人对合同标的、期限、成立、生效、履行、变更、终结等合同事项的合意。姚玲在签订合同当天支付部分股权转让款项，孙兆星、吴雨辉也接受，这一双方行为，而非姚玲单方履行的行为，已经表明了双方对于合同生效要件进行了变更，双方对这一变更的合意应当得到《合同法》的保护。（二）依照《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但不是所有的合同都可以附生效条件并且该所附条件都有效。首先应当排除法定无效合同，因为法定无效合同属自始无效、当然无效，其所附条件自然也是自始无效、当然无效。其次，对于已经履行或部分履行的合同不应附生效条件并且该所附条件无效。合同是有一个流程的，合同后流程有自动补全前流程缺失的效力，如《合同法》第36条、37条规定。法律不能强求一个一方已经履行、另一方已经接受的合同当事人一定要补签一份书面的合同或补签一份合同生效要件变更的合同。《股权转让协议》所附条件并不像法定无效合同那样自始无效，而是自姚玲给付部分款项，孙兆星、吴雨辉接受时失效。（三）根据《合同法》第36条、37条规定，“履行”既然可以使一个需要书面没书面、需要签章没签章的合同成为一个已经成立生效并履行的合同。举重以明轻，履行当然更加可以使一个有书面有签章的合同成为一个已经成立生效并已经履行的合同。（四）关于所谓的丁方的问题。从《股权转让协议》首页“鉴于”部分的内容可以看出，丁方实际就是丙方即姚玲。该《股权转让协议》其实是案涉公司股东内部转让股权，但是套用的合同模板是股权对外转让的模板，所以才会出现不应存在的所谓的“丁方”。（五）孙兆星、吴雨辉在向姚玲追讨剩余款项时，姚玲明确表示自己也想还款，只是经济困难，而不是以合同还没有生效、工商登记尚未变更、未到付款期限，自己没有付款义务来辩解，更加没有反过来说合同还没生效，自己之前支付的部分款项孙兆星、吴雨辉应当返还。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姚玲对于《股权转让协议》已经生效，自己负有支付剩余款项的义务是有明确的认知并认可的。（六）姚玲的辩解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二、关于付款方式及付款期限的问题。合同约定是工商登记变更之日支付四十万，余款于工商变更登记满3个月后及时一次还本付息。合同签订之日姚玲即支付四十万孙兆星、吴雨辉接受的双方行为和孙兆星、吴雨辉在向姚玲追讨剩余款项时姚玲辩解的事实可以看出，双方已对付款方式及付款期限进行了变更，即合同签订之日支付四十万，余款90万于合同签订之日3个月后及时支付。同样，双方该变更合意，也同样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三、股权至今未变更的原因是姚玲拒不履行配合股权变更义务，而非孙兆星、吴雨辉不履行变更义务。孙兆星、吴雨辉已经多次催促姚玲进行股权变更，并委托律师即本案委托代理人向姚玲发出律师函，要求配合股权变更登记事宜，但姚玲依然拒不配合股权变更。同时，姚玲持有目标公司的公章，如果真如姚玲所述，是孙兆星、吴雨辉不配合履行变更登记的义务，姚玲也可自行持公章和股权转让协议等相关资料进行股权变更登记。四、各方均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捺印予以确认，协议签订方是深圳市渔美人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渔美人公司）的全体股东，说明签订该份协议是公司全体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姚玲亦按照协议约定支付了股权转让款40万元。因此，该份协议真实有效，各方均应按照协议约定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孙兆星、吴雨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判令将孙兆星、吴雨辉名下的渔美人公司的各15%股权变更登记至姚玲名下；2.判令姚玲返还90万元及利息40500元（利息暂算至2018年8月7日止）；3.姚玲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保全费。姚玲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孙兆星、吴雨辉向姚玲返还股权转让款40万元，并按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按同期贷款利率，从2018年5月8日起算，算至还清之日止）；2.孙兆星、吴雨辉承担反诉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渔美人公司成立于2017年5月15日，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公司股东及持股情况为孙兆星持股15%，吴雨辉持股15%，姚玲持股70%。另查明，2018年5月8日，吴雨辉（甲方）、孙兆星（乙方）与姚玲（丙方）共同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合同第一条约定：1.甲、乙方均同意将其在目标公司所持全部股权转让给丙方，丙方同意受让；2.甲、乙方同意出售而丙方同意购买的股权，包括该股权项下所有的附带权益及权利，甲、乙方声明上述股权未设定任何（包括但不限于）留置权、抵押权及不存在其他第三者权益或主张；3.协议生效后，甲、乙方将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及债权债务不承担任何责任、义务；4.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目标公司工商登记显示的股权比例为：甲方为0%，乙方为0%，丙方持股100%。第二条约定：1.甲、乙方同意根据合同约定将其在目标公司各自持有的15%股权（全部股权）转让给丙方，丙方同意根据本合同约定受让上述股权；2.丙、丁方同意按下列方式将合同价款支付给甲、乙方；合同价款包括两部分，一是股权转让款陆拾万元，二是甲、乙方在目标公司期间综合投入补偿款柒拾万元。各方完成股权转让见证手续，目标公司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递交本次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丙、丁方向甲、乙方支付股权转让款肆拾万元整。余款柒拾万元作为丁方向甲、乙方的个人借款，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满三个月后及时一次还本付息，借款月息1.5分，即每月利息13500元。合同第七条约定，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变更或解除本协议，但各方需签订变更或解除协议：1.由于不可抗力，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2.甲、乙方未按约定配合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手续或丙、丁方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协议第十一条约定，协议经各方签字捺印并签订相应股东会决议之日起生效。协议签订后，姚玲委托其弟弟姚政于2018年5月8日向孙兆星的银行账户转款400000元作为第一期的股权转让款。孙兆星、吴雨辉对于收到该款项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孙兆星、吴雨辉、姚玲在2018年5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姚玲答辩称该股权转让协议第十一条约定协议经各方签字捺印并签订相应股东会决议之日起生效，双方并未根据协议约定召开股东会并出具股东会决议，因此，该份股权转让协议并未生效。根据本案证据显示，孙兆星、吴雨辉、姚玲均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捺印予以确认，并且孙兆星、吴雨辉、姚玲系渔美人公司的全部股东，孙兆星、吴雨辉、姚玲签订的该份股权转让协议系全部股东的意思体现，姚玲也按照合同约定向孙兆星、吴雨辉支付了股权转让款40万元，因此一审法院确认该份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至今尚未发生股权变更登记，庭审中，双方均表示因为对方不配合履行导致未能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均未向法庭提交证据。且现无任何证据表明，该份股权转让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因此，孙兆星、吴雨辉向一审法院请求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请求将孙兆星、吴雨辉名下所持股权变更至姚玲名下符合协议的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孙兆星、吴雨辉请求姚玲支付剩余的90万元款项以及相应的利息的请求，一审法院认为，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中的约定，“余款玖拾万元作为丁方向甲、乙方的个人借款，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满三个月后及时一次还本付息，借款月息1.5分，即每月利息13500元”。该条约定中的丁方在协议中并未有实际体现，该条款对于姚玲作为丙方没有约束力，孙兆星、吴雨辉请求姚玲按照借款支付90万元及相应利息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姚玲作为丙方在协议中对于需支付共130万元合同价款予以了确认。姚玲已经向孙兆星、吴雨辉支付了40万元，剩余90万元姚玲应当按照协议的约定支付给孙兆星、吴雨辉。综合双方签订协议约定的履行条件来看，一审法院酌定姚玲应在完成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后十日内向孙兆星、吴雨辉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90万元。姚玲请求孙兆星、吴雨辉返还4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孙兆星、吴雨辉与姚玲于2018年5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二、孙兆星、吴雨辉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其名下持有的渔美人公司各15%的股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至姚玲名下，双方对于上述股权变更登记互负协助义务；三、姚玲应在判决第二项判令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十日内向孙兆星、吴雨辉支付股权转让款900000元；四、驳回孙兆星、吴雨辉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姚玲的反诉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6500元、保全费5000元（已由孙兆星、吴雨辉预交），由孙兆星、吴雨辉负担926元，由姚玲负担20574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757.26元（已由姚玲预交），由姚玲负担。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补充查明：一、渔美人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姚玲担任渔美人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吴雨辉担任公司监事职务。二、一审庭审时，孙兆星、吴雨辉与姚玲均确认渔美人公司的实际股权情况为：孙兆星持股30%，吴雨辉持股30%，姚玲持股40%；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上记载的“丁方”，孙兆星、吴雨辉与姚玲均表示不清楚具体是谁。三、一审期间孙兆星提交了其与姚玲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姚玲认可尚欠孙兆星、吴雨辉案涉股权转让款。一审庭审时姚玲以孙兆星未提交该聊天记录的手机载体为由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二审期间孙兆星向本院提交该微信聊天记录的手机并向姚玲演示。部分记录如下：1.2018年8月6日，姚玲发出信息“师兄：实在不好意思，我坐办公室等了一下午，朋友也没回复我，实在凑不出那么多钱，说实话我手上能拿出的只有几千元，不管怎么凑，这个月我也想还你十万先，希望你理解体谅”。2.2018年8月8日，姚玲发出信息“给我十天时间师兄”。3.2018年8月13日，姚玲发出信息“春哥…我在卖房子…卖了几十万转给你”。本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已成立并生效；二、姚玲应否向孙兆星、吴雨辉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90万元。三、孙兆星、吴雨辉应否向姚玲返还已支付的款项40万元。本院分析评判如下：关于焦点一，姚玲主张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未经丁方签字捺印且未经渔美人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第十一条之约定该协议尚未生效。本院认为姚玲的该点上诉主张不成立，理由如下：其一，2018年5月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本协议经各方签字捺印并签订相应股东会决议之日起生效。该转让协议落款处有转让方孙兆星、吴雨辉与受让方姚玲的签字捺印，故《股权转让协议》系股权转让方孙兆星、吴雨辉与受让方姚玲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依法成立。其二，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孙兆星、吴雨辉与姚玲系渔美人公司的全部股东，双方签订协议约定孙兆星、吴雨辉将其持有的渔美人公司各15%股权转让给姚玲，系渔美人公司的全体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该股权转让行为无论是否经渔美人公司股东会决议程序，均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因此，姚玲以《股权转让协议》未经股东会决议为由主张该协议未生效，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三，《股权转让协议》首部和尾部记载的利益关联方丁方一栏均为空白，本案诉讼过程中姚玲与孙兆星、吴雨辉亦表示不清楚《股权转让协议》上的“丁方”具体是谁。在无法明确利益关联方即丁方的具体姓名或名称的情况下，姚玲关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需经丁方签字捺印才能生效的上诉理由，显然不能成立。其四，从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姚玲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当日即委托其弟弟姚政向孙兆星支付款项40万元，部分履行了协议约定的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从事后姚玲与孙兆星的微信聊天中亦可反映姚玲并未否认拖欠孙兆星、吴雨辉案涉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并向孙兆星表示希望给予时间偿还。综上，本院认为孙兆星、吴雨辉与姚玲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对双方均由法律约束力。姚玲关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尚未生效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姚玲上诉称因孙兆星、吴雨辉不配合履行导致未能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已无法继续履行。本案中，渔美人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姚玲持有渔美人公司70%股权并担任公司执行董事，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姚玲并未举证证明因股权转让方孙兆星、吴雨辉的原因导致未能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且孙兆星、吴雨辉在本案中亦请求将其名下所持股权变更登记至姚玲名下，因此，姚玲以孙兆星、吴雨辉存在违约行为为由主张不应继续履行合同，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依照《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股权转让价格及价款的支付方式”约定，姚玲作为丙方同意向孙兆星、吴雨辉支付合同价款130万元。姚玲已向孙兆星、吴雨辉支付股权转让款40万元，原审据此判令姚玲向孙兆星、吴雨辉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90万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焦点三，如前所述，姚玲关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尚未生效及协议失去继续履行意义的上诉主张均不成立，原审驳回其要求孙兆星、吴雨辉返还股权转让款40万元的反诉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姚玲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正确，审理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200元（姚玲已预交），由姚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翁 艳 玲审判员 庄 齐 明审判员 雒 文 佳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成琳（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