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2民终27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益增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法定代表人张斌，总经理。委托代理人亓玉晶，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陆云，女，1971年8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苏州市。委托代理人周姗姗，江苏简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许一峰，江苏简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上海益增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增公司”)因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2015)青民四(民)初字第22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益增公司之委托代理人亓玉晶，被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周姗姗、许一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益增公司于2013年9月5日设立，工商登记的股东为苏州万辉隆贸易有限公司、增益物流有限公司。陆云在益增公司工作期间在总经办担任总经理助理，双方未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益增公司给陆云办理过一个证件，在证件上的“部门”一栏内填写的是“总经办”。益增公司已为陆云办理了就业起始日期为2013年9月5日、解除或终止日期为2014年1月3日的招退工备案信息，退工原因是合同解除。根据名称为《增益速递走进联想文化与战略研讨会学员手册》的材料显示：在该名称右上角有文字“增益供应链”和“联想控股”，在该名称下面有文字“增益供应链联想管理学院”及日期“2013.7.15－7.17”；学员手册包括了《学员通讯录》等多个材料，在《学员通讯录》中记载胡永卫为总经理、陆云为总经理助理、杨轲为信息部、张金平为综合人事负责人、王秀芳为综合中心人事(招聘培训)负责人、马军威为综合中心人事负责人、徐义伟为综合中心负责人。根据陆云提供的建设银行交易记录显示，益增公司于2013年10月24日转账支付陆云2013年9月工资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13,053.22元。根据陆云提供的农业银行交易记录显示，2013年12月19日和12月27日转账支付给陆云工资款10,950.94元、10,936.02元。根据益增公司提供的2013年11月的《个人社会保险登记核定表》显示：该核定表属于网上办事专用，加盖的是电子印章，即网上业务专用章，其中记载益增公司为陆云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缴费起始年月为2013年10月，月缴费基数为14,076元。另，在表格底部特别备注了“本核定表内容如与申报信息不一致，请贵单位在本月业务受理期间尽快与参保所在地区(县)社保中心联系”。原审法院另查明：陆云持有一份加盖了益增公司公章的《个人收入证明》，其内容都是打印字体，具体如下：“兹证明陆云为本单位职工，已连续在本单位工作5个月，目前在本单位担任经理工作，该职工的年薪为RMB250,000.00(大写：人民币贰拾伍万圆整)，平均月收入为RMB20,833.00(大写：人民币贰万零捌佰叁拾叁元整)。本单位承诺上述证明是正确真实的，并愿意对上述证明的真实性负法律责任。特此证明！”在底部落款处分别是两行打印字体“单位盖章：”和“2013年09月”，公章印文与这两行字体存在交叉。2014年11月7日，上海市青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委托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个人收入证明》上的印章印文与益增公司的印章印文是否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书面打印文字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2015年8月21日，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如下：(一)检材《个人收入证明》上的“上海益增物流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与样本材料上的“上海益增物流有限公司”印章印文系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二)检材《个人收入证明》上的“上海益增物流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与书面打印文字的形成时间为印章印文形成在先，打印文字形成在后。原审法院又查明：根据上海市东方公证处(2014)沪东证经字第16322号《公证书》显示，益增公司于2014年10月14日申请办理保全证据公证，是针对2013年9月30日15：58王丽娜发送的一份《关于中区劳动合同签订前期材料准备》的电子邮件及其附件，该邮件的收件人为严文青、杨轲、朱宁宁、谢琴、刘园立、陈福元、童本江、刘云芳、倪凤，并抄送给了陆云，该邮件内容为：“中区各部门：经公司研究决定，十一假期后中区所有人员需签订劳动合同，目前在职人员的人事资料已基本齐全，缺的材料主要是户口本复印件，离职证明，具体情况详见附件，望各部门负责人督导下属利用十一假期将个人材料补齐，节后交至中区综合人事处，避免因材料不全影响劳动合同的签订工作，因个人原因影响劳动合同签订工作，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以上信息请知晓，另，祝各位同事节日快乐。中区综合人事处2013.9.30”。邮件的电子名片显示王丽娜是“华东HR”，并且在姓名及其该身份下面是单位名称“上海增联物流有限公司”。该邮件的附件是一份《增益物流华东区员工基本信息统计表》，已打开的页面上显示为32人，上述9人的姓名均在统计表上。该员工基本信息统计表罗列了序号、工号、区域、姓名、部门、入职登记表、个人声明、面试评定表、照片、身份证复印件、毕业证复印件、离职证明、体检报告、户口本复印件、学位证书复印件(可选)、职称/资格证书(可选)、社保卡复印件(可选)、银行卡信息等栏目，该32人所属“区域”均为“增益华东管区”，部门依次为中区、综合中心、信息中心、财务中心、营运中心，其中，序号1是胡永卫，部门是中区；序号2是陆云，部门是综合中心，并且已在入职登记表、个人声明、照片、身份证复印件、毕业证复印件、体检报告、户口本复印件、银行卡信息栏内都打了“√”；序号3是严文青，部门是综合中心，并且已在入职登记表、个人声明、面试评定表、照片、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卡信息栏内都打了“√”；序号5是王丽娜，部门是综合中心；序号32是吴帮明，部门是营运中心。益增公司与严文青已于2013年9月5日签订了书面的《劳动合同》及《薪酬福利协议书》，在该合同与协议书的落款处填写的签订日期均为2013年9月5日。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合同期限为2013年9月5日至2016年9月4日，严文青的工作岗位为综合本部行政经理；双方在协议书中约定严文青月工资8,750元。另，根据(2015)沪二中民三(民)终字第968号民事判决书(严文青、益增公司均为上诉人)记载的查明事实显示：严文青于2013年5月20日进益增公司工作，双方于2013年9月5日签订了劳动合同，期限为2013年9月5日至2016年9月4日，约定严文青的工作岗位为行政经理。原审法院还查明：根据上海市东方公证处(2014)沪东证经字第18936号《公证书》显示，2014年11月26日，益增公司又申请办理保全证据公证，该公证书中是公司与吴帮明之间来往的邮件，以及一份发送人为陆云的电子邮件，其中与吴帮明之间的邮件，是王丽娜于2013年12月23日15：51向吴帮明发送一份主题为“限期签订劳动合同通知书”的邮件，内容为“吴帮明，您好！附件是限期签订劳动合同通知书，请注意查收！”随后于17：27，吴帮明向王丽娜回复一份主题为“回复，限期签订劳动合同通知书”的邮件，内容为“丽娜：通知书内的内容我有疑义，公司9月份成立，但我是8月份入职，而公司首次跟我谈合同事宜是从12月份才开始的，何时第一时间找我签订劳动合同了？而且本身公司就是没有打算聘用我了。”后于18：30，王丽娜将吴帮明的“回复：限期签订劳动合同通知书”邮件转发给了郁宣东、张志勤，并还抄送给了张政。之后于2013年12月30日9：15，张志勤向吴帮明发送了一份《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邮件，并且将该邮件抄送给了李桂玉、胡永卫、郁宣东、张政，该邮件的附件也是一份《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主要内容是益增公司已在第一时间为吴帮明办理社会保险的同时通知其签订劳动合同，但吴帮明一直以各种原因拒绝签订劳动合同，也不办理离职手续，2013年12月23日公司发出限期签订劳动合同的通知，吴帮明仍未来办理签订手续，故决定于2013年12月30日解除劳动关系。上述王丽娜的邮件的电子名片上显示其是“华东HR”，并且在姓名及其身份下面是单位名称“上海增联物流有限公司”。另一份发件人为陆云的邮件，是从张坤(电子名片显示其是“信息中心IT”，并且在姓名及其身份下面是单位名称“上海增联物流有限公司”)的收件箱中打开的，该邮件是2013年10月16日9：16发送给胡永卫、杨轲、张坤、倪凤、王昌荣、罗婧、宋海琴、吴帮明、唐龙浩、许贵财的一份主题为“请以下同事今日至增联人事部办理劳动合同签署工作！”的邮件，并将邮件抄送给了焦卫国、程彬、徐义伟、马军威、张政等人，邮件内容为“各位同事：接增联总部通知，盟商部和信息部同事的劳动合同直接和增联签署，自2013年10月起的工资亦由增联总部发放。请以下同事今日至增联人事部办理劳动合同签署工作：胡永卫、杨轲、张坤、倪凤、王昌荣、罗婧、宋海琴、吴帮明、唐龙浩、许贵财。此致！”该邮件的电子名片显示陆云是“华东综合负责人”，并且在姓名及其该身份下面是单位名称“上海增联物流有限公司”。原审法院再查明：2014年8月29日，陆云申请仲裁，要求益增公司支付2013年9月至2014年8月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250,000元并立即与陆云补签劳动合同、支付2013年5月至2014年8月工资差额261,891元(系2013年5－11月工资差额以及2013年12月至2014年8月工资)及拖欠工资的25%补偿金65,473元。在仲裁庭审中，陆云称：年薪250,000元，没有具体构成，工资打入银行卡，工作至2013年12月31日，之后益增公司不让陆云上班；总经理助理岗位做的事情很多，但不负责劳动合同签订。益增公司称：陆云工资年薪175,000万元，月薪14,583.30元，每月发放，打入银行卡，没有工资条，陆云工作至2013年12月底，2013年12月办理退工手续；陆云的岗位职责是行政和人事工作，包括处理劳动合同的签订，负责公司人员劳动合同的签署。另，在2014年10月28日的仲裁庭审中，陆云出示《个人收入证明》，以此证明工资标准，并称该证明是办理信用卡需要而由益增公司出具的。益增公司对此质证称公司从来没有向员工出示过这种证明，对于真实性需核实。之后益增公司申请对该收入证明进行鉴定。后在2014年11月7日的仲裁庭审中，仲裁员对于鉴定机构询问双方“是否指定鉴定中心”，陆云和益增公司均表示“要求由仲裁委指定鉴定中心，对仲裁委所指定任何一家鉴定中心均无异议。”2015年9月30日，上海市青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益增公司应支付陆云2013年12月工资14,583.30元，对陆云的其他请求不予支持(不包括不处理部分)。在裁决书的“本会审理中”记载：“本会于2014年11月7日向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个人收入证明》上的印章的真实性以及印章印文与书面打印文字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该会于2015年8月21日作出鉴定结论，对印章的真实性进行了确认，印章印文与书面打印文字的形成时间为印章印文形成在先，打印文字形成在后。被申请人表示申请人利用综合中心负责人的职务之便先行加盖了公章，伪造了《个人收入证明》。申请人则称印章的先后顺序不影响真实意思表示，因为申请人的岗位无法接触到公章，公章由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保管，其常驻北京总部，因此被申请人合同或证明都是其法定代表人先盖章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另，仲裁委员会认为陆云要求益增公司支付拖欠工资的25%补偿金的请求，不属于该会处理范围，故对此不予处理。陆云不服上述裁决，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益增公司支付陆云：1、2013年9月至2014年8月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250,000元；2、2013年5月至2014年8月工资差额249,579元及拖欠工资25%的补偿金62,394.75元(其中2013年5-8月每月工资差额10,833元，2013年9-11月每月工资差额6,250元，2013年12月至2014年8月每月拖欠工资20,833元)。原审法院审理过程中，一、对于工资标准的争议：1、陆云除提供了《个人收入证明》外，还提供了以下证据，陆云及益增公司就这些证据的举证、质证意见具体如下：(1)2013年9月、10月的工资条，其中9月工资条上面还有“中区、上海9月工资表”的内容，该9月份工资条中记载了入职日期2013年5月1日、级别年薪250,000元、月基本工资(扣年底绩效后)14,583.33元、社保公积金基数14,583.33元、开户银行建行等内容，10月工资条上没有诸如“×月工资表”的内容，但在工资条中记载了入职日期2013年5月1日、级别年薪250,000元、月基本工资(扣年底绩效后)14,583.33元、社保公积金基数14,076元等内容，陆云以上述工资条和《个人收入证明》证明其年薪为250,000元，月薪为20,833.33元，益增公司每月发放的工资是扣除了年底绩效后的工资，每月实发14,583.33元。年底绩效工资为每月工资的30%，因公司制度不健全，所以没有进行任何绩效考核，所以年底绩效工资应该百分之百发放。《个人收入证明》是益增公司出具的，是叫张建的人给陆云的，因为陆云办理信用卡需要收入证明。益增公司的公章不在益增公司，是控股股东负责华东区域的公司管理的，张建是负责华东区域的。陆云仅是总经办的助理，对于企业公章的管理并不清楚，经过鉴定，证明了公章是真实的。工资是银行转账发放，有工资条。益增公司对《个人收入证明》及工资条的真实性均不认可，益增公司从没有向任何员工出具过这种类似的证明，也从来没有给陆云出具过。益增公司对此收入证明已经申请了鉴定，鉴定结果为先盖章后形成文字。陆云是总经办的工作人员，公司公章都在总经办保管，这份证明很可能是陆云利用职务之便伪造的。张建的情况庭后核实，但益增公司代理人不知道益增公司有叫张建的高管。公章一直是益增公司自己保管，不存在陆云所说的由上级公司管理的情况，益增公司华东区的管理就在上海，且益增公司是最先成立的，没必要交给其他人保管，且仲裁时陆云出示这份收入证明时，益增公司当场就要求进行鉴定，益增公司在半小时内就带着公章提供样本，这也证明公章就在益增公司保管。工资条不是益增公司的，益增公司没有这样的工资条，发工资没有工资条，工资是银行转账发放。(2)益增公司的总公司增益供应链有限公司出具的内部文件，这是内部邮件的打印件，没有原件，证明员工劳动合同试用期将从大家入职时间起算，薪酬结构划分为基本工资(70%)和绩效奖(30%)，绩效奖将在年终根据考核结果一次性发放，试用期工资为月基本工资的80%。益增公司对证据不认可，不认可是内部邮件，且与本案无关联性。(3)严文青的证言，证明陆云的职位和工资情况。严文青到庭作证称：于2013年5月20日进公司工作，2014年1月7日离开，签订过劳动合同(出示劳动合同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是人事部门的工作人员通知我签订的劳动合同，具体是人事部门总监陈斌和人事专员王丽娜通知的。劳动合同在2013年9月5日签订的。我担任行政经理，属于综合部门的，我与陆云在工作中有接触，陆云是总经理助理，负责指导我的工作，我们在不同的部门。工资一开始拿现金，从2013年7、8月之后银行转账发放，因当时公司没有注册成立，不清楚付款账户。我知道其他员工的工资，工资没有保密制度，对于大部分员工的工资都清楚，王丽娜的职位是主管，工资大约是年薪70,000元，上面是经理，经理的年薪是100,000-150,000元，再上面是高级经理，年薪150,000-200,000元，我就是高级经理，年薪180,000元。高级经理上面是副总、总监、总助，年薪应该是250,000元。我和陆云在公司时工资是每月预留一部分的，我们离开后就改成每月足额发放，取消预留部分。陆云不负责人事工作，她是总经理助理。益增公司与我签订过薪酬福利协议书(出示薪酬福利协议书)，公司和我有过诉讼，是公司单方面与我解除劳动合同(出示二审民事判决书)。陆云对证人提供的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并称证人证言已经证明陆云不负责人事工作，且益增公司的工资只发放一部分，还要预留一部分年底发放。益增公司对证人提供的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证人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与公司有过诉讼。证人陈述其在公司的级别，在其薪酬协议书中写明其工资是8,750元，陆云作为总经办的职员，薪酬不可能达到250,000元。证人证言无法达到陆云的证明目的。2、益增公司就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益增公司与陆云就这些证据的举证、质证意见具体如下：(1)陆云2013年5月至2014年1月的工资清单，其中2013年5－8月的工资清单上记载陆云的部门为总经办、职位为副总经理，月工资均由工资基数1,370元、津贴基数8,630元构成，基数合计均为10,000元；2013年9－12月的工资清单上记载陆云所在岗位为综合部、级别为负责人，其中9月份工资由试用期月基本工资14,583元构成、实发工资13,053.22元，10月份工资由试用期月基本工资14,583.33元构成、实发工资10,936.02元，11、12月工资均由基本工资8,750元、岗位津贴5,833.33元构成，11月份实发工资10,950.94元，12月工资清单中记载缺勤2天、扣款1,341元；上述2013年5－12月的工资清单中均没有“绩效奖金”的工资项目；2014年1月工资清单记载陆云所在岗位为综合部、级别为总监，当月工资由基本工资8,750元、岗位津贴5,833.33元、绩效奖金0元构成，缺勤扣款13,409.96元，应发工资合计1,173.37元。(2)绩效清单一份，清单是表格式上、下两排内容，上排从左至右的项目分别为：类别、人员姓名、区域、所在中心、职级、入职日期、7月份、8月份、9月份、10月份、11月份、12月份、全年累计、12月份扣税基数、代扣个税、实发金额；下排从左至右与上排项目相对应的内容分别为：绩效、陆云、上海益增、综合中心、总监、2013.5.1、6,250.00、6,250.00、6,250.00、6,250.00、6,250.00、6,250.00、37,500.00、10,779.98、3,645.00、33,855.00。益增公司以上述两项证据证明其按约定足额支付了陆云工资，工资已发放到2013年12月，但益增公司无法提供发放陆云2013年12月工资的凭证。益增公司在2013年9月成立，益增公司与陆云约定的工资标准就是14,583元/月，但发工资时用各种名目拆分，总额都是14,583元。绩效已经包括在前面的月份工资中了，故绩效工资已经足额支付了，现单独列出绩效是为了看清，没有固定的金额。2014年1月工资清单中的绩效奖金为0元，就是陆云已经不在益增公司工作了。陆云对工资清单中的实发金额无异议，但工资只发放到2013年11月，2013年12月、2014年1月的工资包括绩效没有发放。陆云的任职部门一直在总经办，职位也是总经理助理，对工资条上显示的其他部门不认可，对其他职位不认可。从2013年9月起的工资条上都有试用期基本工资项目，这个项目下的金额为14,583元，加上每月同样的绩效奖金6,250元，正好是20,833元，印证陆云提供的收入证明的真实性。从2013年9月起益增公司发放给陆云70%的工资，9月之前益增公司每月发放给陆云10,000元工资。不认可益增公司的说法，绩效工资的清单中已经明确项目和金额，其他的工资清单中也没有绩效工资的项目，而且金额也不同，绩效金额也很大，不可能存在工资中包括了绩效工资但没有列出绩效工资项目的情况，故说明益增公司的工资中没有包括绩效工资，这应该是单独发放的。既然在2014年1月工资清单中单独列明绩效奖金，说明在前几个月的工资中不包括绩效奖金。(3)2014年1月考勤记录，显示陆云于1月2日、3日进行了打卡考勤，并且月汇总表格上记载陆云实际出勤2天以及备注了1月3日离职，益增公司以此证明陆云于2013年12月31日离职，2014年1月3日来办理离职手续。陆云对考勤记录的真实性不认可，因上面没有陆云签字。原审法院认为：首先，对于入职时间，虽然益增公司于2013年9月5日经工商登记成立，但根据严文青案件生效判决查明其于2013年5月20日至益增公司工作的事实，直接证明了益增公司在工商注册成立之前已经在经营并以益增公司名义招用劳动者。现益增公司不仅提供了陆云自2013年5月起的工资清单，而且在绩效清单中明确记载入职时间为2013年5月1日，更是与陆云主张的入职时间完全相同，故对此入职时间予以确认。其次，根据益增公司提供的工资清单与绩效清单的内容来看，已经证明绩效奖金与工资清单中的基本工资或工资基数、岗位津贴或津贴基数等在性质上和金额上都是完全不同的工资项目，现益增公司主张绩效奖金已经包括在其他工资项目中且已经发放，既没有证据证明，也与清单所载明的内容不符，故不予采信。现将两份清单中9月起的金额相加，总金额正好是20,833元或20,833.33元，再按照陆云所主张的70%与30%比例核算，绩效清单上的绩效金额6,250元正好是该总金额的30%，而工资清单上的各项正常工资金额的合计数正好是该总金额的70%。很明显，上述情况与陆云主张的工资标准年薪250,000元以及折算的月工资金额及其发放的比例完全吻合。第三，对于《个人收入证明》，现陆云提供的《个人收入证明》上的公章是真实的，虽然是盖章在先打印文字在后，但对于公章的来源，从现有材料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陆云保管了公章，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陆云用不法手段取得了这个盖章并持有盖章后的空白纸张，所以益增公司有关陆云利用职务之便伪造该收入证明的主张，没有证据证明，不予采信。而与益增公司的主张相反的是，《个人收入证明》中的工资内容不仅由益增公司提供的工资清单、绩效清单予以证明，并且由证人严文青的庭审证言进一步予以印证。因此，综合现有证据，对《个人收入证明》予以采信，并对陆云有关其年薪250,000元的主张予以采信。二、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原因的争议：1、益增公司除提供了公证书外，还提供了以下证据，陆云及益增公司就这些证据的举证、质证意见具体如下：(1)2013年10月15日12：19的邮件，主题为“关于中区人员的合同签订”，发件人为张政，收件人为徐义伟、程彬、陆云，并抄送焦卫国，邮件内容：“义伟、程彬、陆云：中区的合同签订，一定要盯紧，不能遗漏和拖延；1、如果本人不签，不管有什么问题，一定要有收到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意向的文字记载，如收条。2、员工提出的问题，逐一研究解决。如不能解决，务必及时上报。3、IT、盟商管理人员，与上海增联签订，务必尽快签订。省(市)公司员工的劳动合同，也要尽快向前推进。时间表确定后，尽快报给我。”邮件的电子名片显示张政是“人力资源总监、增益供应链”，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科学院南路XXX号。益增公司称这是直接发给陆云的，是张政发的，证明要求陆云一定要签订劳动合同，但陆云没有签。陆云对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存在益增公司通过企业平台更改信息的可能，上面收件人的名称显示“陆云离职”，也无法体现与本案有关联。(2)2013年10月16日9：16的电子邮件(即第18936号公证书中发件人为陆云的电子邮件)打印件，益增公司称陆云是发件人，益增公司集团公司在华东有许多子公司，但管理都在益增公司，陆云在总经办，其中一项工作内容是管理华东区域的人力资源。证明陆云作为益增公司员工，知道公司要求所有员工一定要签订劳动合同，陆云也是负责这件事，但陆云没有签订，责任在于陆云。陆云对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称其没有发过这份邮件，对这份邮件上显示的电子名片上陆云为华东地区综合负责人的身份信息不认可。(3)2013年11月29日9：55的电子邮件，主题为完善中区人事资料，发件人为王丽娜，收件人包括陆云(打印件上显示为离职)、严文青等26人，内容为：“各位同事，你们好！因总部对中区所有人事档案审核，发现许多人的个人资料不齐全，要求尽快补齐相关资料。现接总部通知，要求中区尽快完善所有人员的人事资料，附件是人事资料汇总表，请尽快处理。”益增公司称是公司发现人事资料不全，要求补充，这是王丽娜发给包括陆云在内的一些人，证明未签订劳动合同责任在于陆云。陆云对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因为收件人的名称有异常。2、益增公司认为，第16322号公证书中2013年9月30日王丽娜发给陆云等几人的邮件，证明益增公司要求十一期间所有人都要签订劳动合同，包括陆云，而且陆云当时的职位是在总经办，就是负责劳动合同的签订。邮件附件显示了需要签订劳动合同的人员，包括陆云，证明益增公司已经要求陆云签订劳动合同，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责任在于陆云。第18936号公证书中有陆云发给益增公司的员工要求签订劳动合同的邮件。益增公司提供的这5份电子邮件证明公司屡次通知陆云要求签订劳动合同，陆云也是负责签订劳动合同的，未签订劳动合同责任在于陆云。陆云对两份公证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第16322号公证书与本案无关联性，邮件发件人是华东地区专职人事王丽娜，陆云是被抄送的对象，在该邮件中并不能体现通知陆云签订合同的内容。第18936号公证书中发件人为陆云的这份邮件陆云没有发过，应该是益增公司用陆云的密码登录陆云的邮箱发的，且发件人处有一个张坤，益增公司认为张坤有可能是集团号的管理人登录的。原审法院认为：首先，陆云的职务是总经理助理，而从经过公证的邮件情况来看，益增公司的王丽娜是专职HR，有关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宜是王丽娜在做，而不是陆云在做，这在益增公司与吴帮明之间的纠纷中更加直观明显，是王丽娜通知吴帮明限期签订劳动合同，而吴帮明向王丽娜提出异议后，王丽娜就此情况向张政等其他人员进行汇报，最后通知吴帮明解除劳动合同的人员也是其他人，并且对于与吴帮明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结果也不向陆云汇报或告知，这些事实都与益增公司有关陆云负责人事以及合同签订事宜的主张相矛盾。至于未经过公证的2013年10月15日张政发送给徐义伟、程彬、陆云的邮件，与经过公证的2013年10月16日发件人是陆云的邮件内容能够前后对应，但根据张政的邮件内容来看，张政是人事总监，并且在该邮件中决定IT、盟商部人员与其他单位即上海增联物流有限公司而不是益增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很明显，这是由张政或者其他领导做出的决定，反而证明了员工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及其与哪一家单位订立劳动合同的决定权在其他人手里。此外，张政的该邮件内容是其要求徐义伟及陆云等三人做好中区的劳动合同签订事宜，而不是通知他们三人与益增公司专门签订他们三人的劳动合同。此外，根据2013年10月16日发件人为陆云的邮件内容，并结合上述张政的邮件内容，该10月16日的邮件是发件人根据张政的邮件要求在通知信息部、盟商部人员直接与上海增联物流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以及通知其他人员去上海增联物流有限公司人事部，但不是通知陆云去与益增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故不能证明益增公司的主张。其次，对于未经过公证的2013年11月29日的邮件，一方面，既未经过公证，也无其他证据印证，且陆云也不认可，故不予采信。另一方面，即使不考虑上述因素，从邮件内容上来看，也仅是告知员工缺少人事资料，没有任何有关要求员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内容，而且根据收件人包括严文青以及2013年9月5日益增公司已经与严文青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的事实来看，邮件所涉人事资料的缺少与订立劳动合同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性，该邮件也与本案所争议的订立合同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性，而益增公司以此证明未能订立劳动合同的责任在于陆云的主张更不能成立。第三，对于经过公证的2013年9月30日的邮件，同样根据益增公司已经于2013年9月5日和严文青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的事实，证明了该邮件内容与事实不符，所谓的这些人事资料与订立劳动合同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这份邮件也只是抄送了陆云，但不是通知陆云去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即使忽略上述各方面的情况，这份针对其他人的邮件也不能替代益增公司应通知陆云订立劳动合同的事实，更不能证明益增公司未与陆云订立合同的责任在于陆云。第四，益增公司主张多次通知过陆云签订劳动合同，是陆云不签劳动合同，但除了上述未被法院采信的证据或者未被法院采信的证明意见之外，既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也从未提供任何要求与陆云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的具体事实以及陆云不签订该劳动合同的具体事实。而且，在吴帮明与益增公司之间的纠纷中，已经证明益增公司对于经通知而拒签劳动合同的员工，是采取即时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方式，但按照益增公司的该主张来看，在益增公司多次通知陆云但陆云一直拒签合同的情况下，益增公司任由该事实持续而不对陆云作出任何处理，明显与其在实际管理中对此类员工即时解除劳动关系的做法相矛盾。综上，益增公司有关其已经通知陆云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陆云拒签以及双方之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责任在于陆云的主张，没有证据证明，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为：根据陆云250,000元年薪的工资标准计算，益增公司应补足陆云2013年5-11月期间的工资差额62,082元。而对于2013年12月份工资，由于益增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已经支付，并且工资清单中注明陆云缺勤2天也没有证据证明，对此不予采信，因此益增公司应支付陆云2013年12月工资20,833元。至于2014年1-8月期间的工资，益增公司应支付陆云2014年1月1-3日期间的工资2,717.35元，但之后因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故陆云要求益增公司支付2014年1月4日至8月31日期间的工资的主张，没有依据，不予支持。而陆云要求益增公司支付拖欠工资的25%经济补偿金的请求，没有依据，不予支持。对于二倍工资，因2013年9月5日益增公司才成立，故应该在成立之后的一个月内与陆云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现因益增公司原因未能与陆云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故应当从2013年10月5日起至2014年1月3日期间每月向陆云支付二倍的工资，因此益增公司应支付陆云该期间内的二倍工资差额61,593.22元。陆云要求益增公司支付上述期间之外的二倍工资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据此作出判决：一、上海益增物流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陆云2013年5-11月的工资差额62,082元；二、上海益增物流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陆云2013年12月1日至2014年1月3日的工资23,550.35元；三、上海益增物流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陆云2013年10月5日至2014年1月3日期间的二倍工资差额61,593.22元；四、驳回陆云的其余诉讼请求。原审判决后，益增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益增公司上诉称：首先，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过错在于陆云自身，益增公司不应支付二倍工资差额。益增公司通过多封邮件证明已经履行了要求陆云签订劳动合同的诚信义务，其中益增公司人事专员王丽娜于2013年9月30日抄送给陆云的邮件明确“所有人员”需签订劳动合同，陆云也于2013年10月16日代表益增公司向数十位员工发送了办理劳动合同签署事宜的邮件，因此原审法院要求益增公司举证证明系陆云不愿签订劳动合同，加重了益增公司的举证责任。益增公司对案外人吴帮明劳动关系的处理方式不能与陆云进行类比。其次，原审法院对陆云的薪酬标准认定错误。陆云提交的2013年9月、10月工资条系其单方面提供，益增公司不认可真实性；陆云提交的《个人收入证明》经鉴定系公章加盖在先、文字打印在后，该证明上所记载的年薪250,000元并不真实；陆云提交的《增益供应链有限公司内部通知》发布主体与本案诉讼主体不一致，即使益增公司执行该通知，其中薪酬结构划分为基本工资70%和绩效奖30%仅是参考标准，员工个人的薪酬具体金额应以劳动合同为依据。益增公司提交的绩效清单记载陆云2013年7-12月的绩效奖金为6,250元/月，该部分金额已经包含在应发金额总数中，益增公司也已经实际发放给陆云了，且2013年5-12月陆云的工资构成中并不包括绩效奖金，故益增公司对陆云不存在工资差额。即使按照陆云主张的年薪250,000元，工资差额亦应当从2013年10月5日，即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应当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最后一天起算，而非2013年5月。因此，原审法院要求益增公司支付陆云2013年5-11月工资差额以及对2013年12月的工资数额计算，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再次，益增公司于2014年1月3日与陆云解除劳动关系，陆云的考勤记录截止到2013年12月，2014年1月不存在出勤记录，益增公司无需支付陆云2014年1月工资。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主文第一、二、三项，改判益增公司无需支付陆云2013年5-11月的工资差额62,082元、2013年12月1日至2014年1月3日的工资23,550.35元、2013年10月5日至2014年1月3日期间的二倍工资差额61,593.22元。陆云辩称：首先，益增公司提交的相关邮件中均无通知陆云签订劳动合同的内容，而且从邮件中可以看出负责签订劳动合同事宜的是人事总监张政和人事专员王丽娜，陆云作为总经理助理，并不负责劳动合同签订事宜。因此，益增公司无证据证明通知陆云签订劳动合同而陆云拒签，应支付二倍工资差额。其次，对于薪酬标准的认定，陆云和益增公司提交的工资清单和绩效清单中的数额完全符合《增益供应链有限公司内部通知》中关于薪酬结构划分为基本工资70%和绩效奖30%的标准，也能证明《个人收入证明》中陆云的年薪为250,000元是真实的。综上，请求驳回益增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陆云的工资标准问题，陆云主张其年薪为250,000元，实际月薪20,833.33元，每月先发70%的基本工资即14,583.33元，剩下的30%即6,250元作为绩效奖金到年底发放，陆云为此提供了《个人收入证明》、工资清单、《增益供应链有限公司内部通知》及证人证言予以佐证。益增公司虽然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通过益增公司提交的陆云的工资清单和绩效清单可以看出，陆云主张的每月基本工资14,583.33元、年底绩效奖金6,250元与益增公司提交的工资清单和绩效清单数额一致，发放比例也与《增益供应链有限公司内部通知》中所载明的薪酬结构划分比例一致。益增公司称陆云每月工资为14,583.33元，并解释称绩效清单上的绩效奖金6,250元包含在14,583.33元中，但在益增公司提交的陆云2013年工资清单中，2013年9月、10月工资清单显示试用期月基本工资14,583.33元，2013年11月、12月的工资清单显示陆云基本工资8,750元、岗位津贴5,833.33元，即无论益增公司对陆云的基本工资进行合并发放还是拆分发放，均未有绩效奖金的项目；而益增公司提交的陆云2014年1月工资清单显示基本工资8,750元、岗位津贴5,833.33元、绩效奖金0元。综合上述证据分析，益增公司关于绩效奖金包含在基本工资中，却在工资清单上未有任何反映的解释，明显不符合常情，而陆云关于其工资数额与发放比例的主张，与陆云及益增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原审法院采信陆云的主张，并以此确定陆云的工资标准，并无不妥。益增公司提供的工资清单显示陆云的入职时间为2013年5月1日，益增公司在本院庭审中确认尚未支付陆云2013年12月的工资，同时陆云的退工信息显示合同解除的时间是2014年1月3日，故原审法院要求益增公司补足陆云2013年5-11月工资差额，并支付陆云2013年12月1日至2014年1月3日的工资，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问题，益增公司主张其已经履行了通知陆云签订劳动合同的义务，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过错在于陆云自身，为此益增公司提交了多份电子邮件予以佐证，但这些电子邮件均无法直接反映出益增公司要求陆云签订劳动合同，原审法院对此相关证据已作详尽分析阐述，本院不再赘述。同时，益增公司亦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曾就签订劳动合同事宜与陆云进行协商或向陆云交付劳动合同文本等，故益增公司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过错在于陆云自身的抗辩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因此，原审法院要求益增公司支付陆云相应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于法有据，本院亦予以维持。对于原审判决主文第四项，双方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一并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上海益增物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树良代理审判员  陶婷婷代理审判员  张明良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三日书 记 员  梁 芳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