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云26民终2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祥荣，云南省文山市人，现住文山市。委托代理人王春辉，云南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明海，广西罗城县人，现住文山市。委托代理人聂贵兵，云南诚鸽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审第三人朱文，云南省文山市人，现住文山市。委托代理人李发贤，开化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上诉人张祥荣因与被上诉人吕明海、原审第三人朱文合同纠纷一案，前由文山市人民法院2015年12月21日作出（2015）文民二初字第1271号民事判决，原审原告张祥荣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2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并于2016年3月31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法庭调查，上诉人张祥荣委托代理人王春辉，被上诉人吕明海委托代理人聂贵兵，原审第三人朱文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发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的本案事实是：文山市秀峰修理厂是由原告张祥荣于2015年3月23日申请登记成立个人经营的经济组织，经营者为张祥荣。经营过程中交由第三人朱文负责日常管理，因经营过程中出现亏损，经过投资人同意。于2015年6月25日，由第三人朱文与被告吕明海签订了《文山市秀峰汽车修理厂转让协议书》，约定转让价58万元，合同签订之日交付定金8万元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合同签订后被告吕明海于当日支付了8万元的定金。后被告吕明海在办理相关证件变更手续中发现张祥荣原办理的二类汽车修理厂资质存在瑕疵及修理厂的登记经营人为张祥荣。后被告吕明海又于2015年6月29日与原告张祥荣签订了《文山市秀峰修理厂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的内容除转让价变更为50万元外，其他内容均与被告吕明海与朱文签订的合同内容一致。合同签订后双方于2015年6月30日与场地出租方李某某协商一致解除原告与出租方李某某签订的租赁协议，同时由被告吕明海与出租方李某某签订场地出租协议。被告吕明海于2015年7月3日支付给第三人朱文42万元的转让费。之后被告吕明海于2015年7月13日重新申请成立了文山市高垣汽车服务有责任公司。现因第三人收到款后未及时交与原告处理，原告认为被告未按约定履行付款义务，经过双方协商未果，原告张祥荣于2015年9月30日诉至本院，请求：（一）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文山市秀峰修理厂的转让费50万元；（二）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判认为，合同纠纷是指当事人因订立、履行、变更终止合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纠纷。本案中，原告张祥荣与被告吕明海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了《文山市秀峰汽车修理厂转让协议书》，该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均应当诚信履行。该协议实质上是原告张祥荣对其修理厂的日常管理者朱文与被告吕明海于2015年6月25日签订的《文山市秀峰汽车修理厂转让协议书》的变更，该变更也只是对转让价的变更。两份转让协议在内容上并不矛盾，均属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第三人朱文虽无代理权，但因第三人属于该修理厂的日常管理者，在签订协议当日即代为收取了定金8万元，在之后4日内原告张祥荣与被告吕明海签订协议时同样也约定先支付定金8万元，如果说原告张祥荣不认可之前签订的协议的话，其作为秀峰修理厂的经营人应主张被告吕明海先向其支付约定定金8万元，才会协助被告吕明海办理有关过户手续。而原告张祥荣在签订了协议后积极配合协助被告吕明海办理了有关过户手续，已履行了其约定义务，这充分证实了其对之前第三人与被告吕明海签订转让协议的追认。故履行过程中被告吕明海于2015年7月3日向该修理厂的日常管理者支付了转让款42万元并无不当。双方已经履行了各自的合同义务，如果说原修理厂的日常管理者朱文收到了转让款是否交给原告张祥荣，属于另外的法律关系，应当由原告张祥荣与第三人朱文根据双方的约定另行协商解决。综上所述，原告张祥荣诉请被告支付转让款的主张，无证据印证，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吕明海辩解已经履行了合同约定义务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第三人朱文关于其与原告张祥荣属于合伙关系，其受合伙人的委托代签合同的辩解，无证据印证，本院不予采纳。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一条、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祥荣对被告吕明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减半收取4400元，由原告张祥荣负担。一审判决送达后，原审原告张祥荣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文山市人民法院(2015)文民二初字第1271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判令被上诉人吕明海向上诉人支付文山市秀峰汽车修理厂的转让费5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如下：一、一审对案件证据效力的认定存在错误。1、一审法院错误地采信了被上诉人吕明海在一审中提交的两份收条(被告第四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一般情况下，当事人不会以现金支付50万元的大额款项，即便以现金支付，也应当到银行取款支付，因为手头不会有如此大额的常备现金。然而，被上诉人不能提供转账或取款依据对收条予以佐证，并声称以现金支付了转让款，这明显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这两份收条是被上诉人和第三人恶意串通伪造的，一审法院仍对这两份证据予以采信是错误的。2、一审法院错误地采信了第三人朱文提交的修理厂转让协议书(第二组证据)。文山市秀峰修理厂是上诉人个人出资开办、个体经营的修理厂，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是上诉人，而不是第三人朱文。朱文与被上诉人吕明海签订的转让协议即便真实也是无效协议，这份证据不具备合法性。而且，这份协议是被上诉及第三人恶意串通伪造的，一审法院对此予以采信是错误的。3、一审法院认定第三人朱文提交的转让费用途表、收条及工资表、未收款明细表(第三、五、六组证据)客观真实，这是明显错误的。转让费用途表和未收款明细表是第三人单方制作的，没有任何人在上面签字，这只是第三人主观意识的表现，根本不具备客观性，一审法院认定这样的“证据”客观真实是完全错误的。收条及工资表来源不明，没有其它证据能够证明收条及工资表上载明的收款人就是修理厂的工作人员，工资表上没有修理厂签章，没有其它任何证据对收条及工资表予以佐证，这样的证据疑点重重，一审法院认定其客观真实没有任何依据。4、一审法院认定到庭证人的证言部分客观真实并予以采信也是错误的。证人代某某、何某某、邵某某都是被上诉人的员工，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证人朱某某是第三人朱文的亲姑姑，唐某某是朱文的亲表哥，二人与朱文之间均存在利害关系，这些证人的证言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另外，代某某、何某某均陈述称，朱文经常到厂里来，并以老板的口吻对其讲话，所以其认为朱文是修理厂老板，可见，朱文是老板只是证人的主观推断，而非其知晓的客观事实。邵某某陈述称其听别人讲过，修理厂是几个人合伙开办的，但具体怎么合伙他不清楚，可见，其陈述的内容也是听别人讲的，而不是他自己知道的，其证言系传来证据，在没有其它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公开对证据证明力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一审法院仅在判决书上以一句“部分客观真实”了事，明显与法律规定不符。另外，代某某、何某某、邵某某都只陈述朱文经常介绍车辆到修理厂修理，经常到修理厂，并没有说朱文参与管理，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举证部分说证人证明修理厂是朱文在管理，这完全背离了庭审事实。朱文系文山市马塘镇政府在职公务员，常年在马塘镇居住生活，其根本不可能经常到修理厂，更不可能经常到修理厂参与管理。国家公务员不允许从事经营性业务，上述五名证人的证言都是虚假的，一审法院认为证人证言“部分客观真实”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正是对证据效力的错误认定导致了一审判决在案件事实认定上的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开办修理厂交由第三人朱文管理，并认定朱文作为修理厂的管理者，经得上诉人同意与被上诉人签订了《文山市秀峰汽车修理厂转让协议》，且收取了被上诉人支付的50万元转让费，这样的认定都是没有有效证据证实的。一审时，上诉人主张修理厂是自己独立开办，被上诉人和第三人主张修理厂是上诉人与第三人及其他人合伙开办，没有任何人主张第三人朱文是上诉人委托的管理人，认定朱文是上诉人委托的管理人完全是一审法院一厢情愿的主观臆断。修理厂是上诉人个体经营的，经营权人是上诉人，上诉人要转让修理厂，自己不签合同而让修理厂的“管理人”去签合同，不符合日常生活常识。在本案中，50万元的价格完全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主商定的，不存在一审判决中所谓的“在变更手续中发现修理厂资质存在瑕疵”这样的问题，更不存在因资质问题变更价款的问题，被上诉人及第三人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修理厂资质存在问题，也没有说明存在什么问题。第三人朱文提交的转让合同是其与被上诉人在上诉人起诉后恶意串通伪造的，在本案一审开庭之前，上诉人对这份所谓的“协议”完全不知情。一审法院强行认定这一份合同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除转让价变更为50万元外，其它内容均一致，这完全是强牵附会。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为：第三人朱文作为修理厂管理者与被上诉人签订转让协议，并代收8万元定金，若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就应该主张被上诉人先支付8万元定金再协助办理转让手续。上诉人协助被上诉人办理转让手续，这“充分证实了其对之前第三人与吕明海签订转让协议的追认”，故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表见代理)，认为被上诉人向第三人朱文支付转让款经得了上诉人同意，被上诉人履行了付款义务，并以此为依据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这样的判决是明显错误的。理由如下：1、如前所述，没有转账、取款凭据，仅凭两张收条不足以认定被上诉人向第三人朱文支付了50万元转让款，几名与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的证人的证言也不能证明朱文是修理厂管理者。如果被上诉人确实已经先行支付了8万元定金，为什么他在与上诉人签订合同时，不在合同中约定清楚“乙方已支付8万元定金”，却约定“先付8万，转让手续完结后再付42万”呢?难道他不知道这其中的风险吗?2、《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但本案的情形与此有明显区别——(即便合同真实)第三人是以自己的名义与被上诉人订立了合同而不是以上诉人的名义订立合同，而且被上诉人明确知道第三人朱文不是修理厂经营权人，并且其亲自与作为修理厂经营权人的上诉人签订了转让协议(被上诉人自称，其知道朱文不是经营权人才与上诉人签订了协议)。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对案件进行判决是完全错误的。3、上诉人在6月29日与被上诉人签订协议，次日即办理转让手续而未要求被上诉人先行支付8万元定金，这是因为时间很短，没必要要求对方先付定金。这种交易双方的信任不应该被解释为对所谓的朱文收受定金行为的追认。法院应该严格根据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作出裁判，而不应该根据主观推测对案件进行判决。4、即便朱文就是修理厂日常管理者，但转让修理厂明显已经超出日常管理的范畴，日常管理者无权代为处理转让事宜，更无权代收转让款。被上诉人明知上诉人才是经营权人及合同当事人，没有上诉人授权及指示，即便其真的向第三人支付了款项，也应视为其未按合同履行付款义务。5、本案系合同案件，应严格按合同关系对案件进行裁判，合同具有相对性，合同关系以外的主体未经授权无权代表合同当事人行使合同权利，被上诉人不能以其已向第三人付款来对抗上诉人。即便上诉人与第三人真的存在合作或者其他关系，被上诉人也应向上诉人付款，再由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协商处理转让款。若被上诉人付款错误，应由被上诉人以不当得利为由向第三人追索转让款，而不能转由上诉人来向第三人追索，让上诉人承担追索不能的风险。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清案件事实，撤销一审判决，判令被上诉人吕明海向上诉人支付50万元转让费，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吕明海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签订的转让协议和朱文出据的两张收条是朱文与被上诉人串通伪造的缺乏证据支持，以及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主观推测判案缺乏证据支持。就本案客观而言，秀峰修理厂因经营亏损，经共同投资人包含朱文在内同意转让给被上诉人，于2015年6月25日签订了转让协议，答辩人在当日支付定金8万元，其后在办理过户手续的过程中发现朱文不是秀峰修理厂的管理人，不具备二类汽车修理资质，于2015年6月29日将转让协议的主体变更为张祥荣，以及将58万元的转让金额改为50万元，其后答辩人支付了42万元，答辩人已按照协议的约定支付了50万元的转让费，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为此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朱文陈述称：张祥荣与吕明海签订的转让协议完全是对第三人与吕明海转让协议的追认，第三人与吕明海不存在任何恶意行为，一审法院对证据的认定很客观，法律适用正确，实体处理得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被上诉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原审第三人朱文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牡丹灵通卡账户历史明细单。用于证明吕明海支付转让款的情况。经质证，上诉人对该证据不认可，看不出这笔钱是从那个账户上转账的，时间与第三人在一审时提交的收条金额及时间均不符合，第三人及被上诉人在一审均说这42万元是以现金的方式一次性支付的，今天又说是分几次支付的事实相互矛盾。被上诉人对该证据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能够证明朱文所持有的卡号为×××的银行卡存取款流水情况，且对朱文在该证据上标注的两笔款项被上诉人吕明海认可；对2015年7月9日汇款11万元给雷元良的款项与朱文在一审提交的银行回单相互印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依职权于2016年4月22日对李某某、2016年4月25日对王恩晓作了调查询问。经质证，上诉人张祥荣的质证意见是：对李某某的陈述认可。王恩晓确实是做帐的，王恩晓的工资都是经过我的签字后从修理厂的收入中预支，几个合伙人协商时承诺过每月给我3000元的工资，但并没有正式的发过工资给我。被上诉人吕明海的质证意见是：租地确实是朱文、朱海、张祥荣和李某某共同协商的，虽然李某某说平时只见到张祥荣在厂里，但并不能证明修理厂就是张祥荣个人的。对王恩晓的证言认可。原审第三人的质证意见是：李某某的证言已经说明张祥荣和朱某某、朱文是合伙关系，虽然李某某说平时只见到张祥荣在厂里，但并不能证明修理厂就是张祥荣个人的。王恩晓证实比较客观真实的反应出张祥荣与吕明海所签订的合同实为办理修理厂变更的事实，真正的修里厂转让合同应该是与第三人朱文签订的为主。本院认为，李某某的陈述能够证明秀峰修理厂的经营场地是朱文及其兄朱海、张祥荣一起来找他谈的，并且被告知他们几个是合伙关系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王恩晓的陈述能够证明其作为秀峰修理厂的财务人员是朱文聘请的，厂里的经营收支是由朱文负责，工人的工资都是由朱文发放，修理厂只是借用上诉人张祥荣的资质办理工商营业登记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在二审审理期间，经征询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法律事实的意见，上诉人对一审认定的以下事实有异议：1、对“经营者为张祥荣。经营过程中交由第三人朱文负责日常管理，因经营过程中出现亏损，经过投资人同意。于2015年6月25日，由第三人朱文与被告吕明海签订了《文山市秀峰汽车修理厂转让协议书》，约定转让价58万元，合同签订之日交付定金8万元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合同签订后被告吕明海于当日支付了8万元的定金。后被告吕明海在办理相关证件变更手续中发现张祥荣原办理的二类汽车修理厂资质存在瑕疵及修理厂的登记经营人为张祥荣。后被告吕明海又于2015年6月29日与原告张祥荣签订了《文山市秀峰修理厂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的内容除转让价变更为50万元外，其他内容均与被告吕明海与朱文签订的合同内容一致。”有异议。理由：因为上诉人并没有将修理厂交给朱文管理。修理厂是张祥荣个人独资开办的，转让协议是个单独决定与他人无关和朱文也没有任何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转让协议与朱文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转让协议没有任何关联。2、对“因第三人收到款后未及时交与原告处理”有异议,理由：没有有效证据能证明第三人收取了被上诉人支付的款项，而且第三人是否收款与被上诉人是否已经履行义务没有关联。针对上诉人提出的异议1，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经营过程中交由第三人朱文负责日常管理，因经营过程中出现亏损，经过投资人同意。”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在一审过程中，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事实。针对上诉人提出的异议2，本院将在评述部分结合证据予以认定。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对一审认定法律事实无异议。本院认定的法律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余法律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归纳本案在二审中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上诉人张祥荣与原审第三人朱文之间的法律关系；2、上诉人张祥荣与被上诉人吕明海于2015年6月29日签订的转让协议、第三人朱文与被上诉人吕明海于2015年6月25日签订的转让协议的法律效力；3、上诉人张祥荣要求被上诉人吕明海支付转让费50万元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针对上诉人张祥荣与原审第三人朱文之间的法律关系的问题，上诉人张祥荣主张秀峰汽车修理厂是由其个人独资经营的，原审第三人朱文主张秀峰汽车修理厂的工商登记虽然为上诉人张祥荣，但其仅是修理厂几个合伙人之一，是借用张祥荣的汽车修理资质办理工商登记的。本院认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原则，上诉人张祥荣为了证明其主张，仅向法院提交了工商登记的营业执照（副本）和工商登记信息。原审第三人朱文为了证明其主张，向法院提交了中国工商银行转款回单（证实雷元良领取11万元转让款）、收条及工资表（证实支付工人工资情况）、张祥荣未收款修理费明细（证实张祥荣在修理厂转让后分得的债权情况）、证人朱某某、唐某某的陈述。通过对一审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以及本院依法向李某某、王恩晓调取的证据的分析认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决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的规定，原审第三人朱文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上诉人张祥荣提交证据的证明力，即可以认定秀峰修理厂虽然工商营业登记为张祥荣，但该修理厂并不是由其个人独资经营，且张祥荣在对王恩晓的调查笔录质证时自认“几个合伙人协商时承诺过每月给我3000元的工资，但并没有正式的发过工资给我”，可以认定朱文与张祥荣之间属于合伙关系。对此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本院在二审法庭调查过程中，对上诉人询问秀峰修理厂是否是属合伙经营时，其拒绝回答法庭的询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三款“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绝到庭、拒绝接受询问或者拒绝签署保证书，待证事实又欠缺其他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的规定，张祥荣除了提交一份工商营业执照登记外，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其拒绝接受法庭的询问，故对其主张主张秀峰修理厂属于其个人独资经营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针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5年6月29日签订的转让协议、第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5年6月25日签订的转让协议的法律效力的问题，本院认为，虽然秀峰修理厂的工商登记经营者为上诉人张祥荣，但根据庭审查明的情况，秀峰修理厂是合伙经营实体，合伙期间经营收支均由朱文负责，吕明海在签订协议时有理由相信朱文是秀峰修理厂的合伙事务的实际执行人，且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均称签订协议时张祥荣也是在场人之一，虽然张祥荣辩称其并不知道朱文与吕明海签订协议的事，但从秀峰修理厂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事实来看，上诉人张祥荣的辩解理由并不能成立。被上诉人吕明海之所以会在2015年6月29日与张祥荣再次签订转让协议，完全是为了便于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而签订。综上所述，原审第三人朱文与被上诉人吕明海于2015年6月25日签订的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的合同。针对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转让费50万元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的问题，本院认为，如前所述，秀峰修理厂并不属于张祥荣个人所有，其无权要求被上诉人吕明海再次支付转让款50万元。至于50万转让款的分配问题，经庭审查明，原审第三人朱文并没有按照合伙关系分配给张祥荣，对此，张祥荣可以另案起诉处理。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张祥荣请求被上诉人支付转让费50万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虽然原审法院认定本案基本事实部分错误，且适用法律部分错误，但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张祥荣诉讼请求的判决处理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三款、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00元，由上诉人张祥荣承担。一审案件受理费按照一审判决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审判长 熊 祥审判员 陆正义审判员 秦永兴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六日书记员 王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