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03民初9936号 原告：吴梅芳，女，1942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仁兴，系原告丈夫。 被告：宁波市第一医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30200419529800M。住所地宁波市柳汀街**。 法定代表人：阮列敏，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虹、徐成科，浙江甬港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原告吴梅芳与被告宁波市第一医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庄春梅独任审理，于2020年11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吴梅芳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仁兴，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吴梅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撤销原、被告签订的《甬赔（2017）字第098号医疗事故争议和解协议书》（以下简称和解协议书）。事实和理由：原告因右足底疼痛于2017年2月在被告手足外科主任魏医生处就诊，诊断为：1.右足跖间神经瘤；2.拇外翻畸形。魏医生建议手术治疗。原告要求魏医生本人为原告动手术，魏医生同意，并在住院当天收取红包2000元。但2017年4月19日手术时，擅自变更主刀医生，由其徒弟任甜甜医生为原告动手术，二处手术都造成了医疗事故。拇外翻矫型术，术中内装螺钉未固定牢脱开，造成原告需二次手术。神经瘤手术，术前经B超定位神经瘤，检查结论模棱两可，但魏医生未将真实情况告知原告，侵害了原告的知情权，主观臆断实施手术。术后发现没有神经瘤，送检物是跖趾关节滑膜。原告认为，病人有选择医生的权利，被告未经原告同意擅自更换手术医生，人为造成二次手术，给原告造成巨大的痛苦，被告应负全部责任。术后，经原告向本市多家大型医院要求进行二次手术，均不愿意接手。2017年12月，经被告同意，原告去上海华山医院治疗，该院专家意见：脚底挖伤处可行手术抬高治疗，拇外翻应翻修。因原告不能在上海使用医保卡，为筹集资金须索回赔偿款。原告因被告处的手术花费将近40000元（原告因第一次手术及后续治疗自付现金13000多元），已无力承担第二次手术费用。原告向被告提出赔偿要求后，被告和医疗理赔中心提出：如果要取得赔偿款，必须签“医疗纠纷即告终结，今后双方一切无涉”的协议。尽管原告对被告提出的苛刻条件极不满意，但为尽快解决原告的长期痛苦，为筹足去上海看病的费用，原告只好忍气吞声地签订了和解协议书。但在原告筹足费用、办好转院手续后，上海华山医院却以没有取钢钉工具为由推却了原告的手术，要求原告回本地治疗。原告认为，和解协议书是一份不平等、不公平、不合理、不负责的协议，没有体现对受害病人尤其是受害老年病人的些微人性化关怀，应依法予以撤销。在撤销协议的同时，原告愿退回医疗事故赔偿款。 被告宁波市第一医院辩称，原告吴梅芳因“右足底疼痛麻木活动受限1年余”，自2016年6月起在被告手足外科主任魏医生处门诊就诊，予以药物、封闭、功能锻炼等保守治疗。因疼痛改善不明显，经过详细沟通，告知手术的相关风险及并发症后，原告选择手术治疗，并于2017年4月13日住院。入院诊断：右足间神经瘤、拇外翻畸形、高血压病。同年4月19日在全麻下行“右足拇外翻矫形+第2-5趾关节成形术+关节清理+关节囊修补术”。原告为高龄女性，存在骨质疏松情况，不能耐受太复杂的手术，拇外翻截骨矫形术愈合缓慢。术后患者自述右足底疼痛改善不明显，多次到被告处复诊。2017年12月18日，原告吴梅芳委托家属张仁兴与被告签订和解协议书，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双方都应当切实遵守，且被告已经根据约定，由第三方即宁波市政策性医疗责任保险共保体向原告履行付款义务，原告也应当按照协议，不再就本事件向被告再行主张任何权利。和解协议书是在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不存在隐瞒真相和违背公平公正的情况，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也不存在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不符合《合同法》的可撤销合同的规定。在签订和解协议前，原告吴梅芳的损害后果是明确的，患者代理人张仁兴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患者的权利应有明确的权衡和认识，其作为患方代表就原告吴梅芳的赔偿事宜与被告达成的和解协议，并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此外，协议是否显失公平，不仅应从双方协议的赔偿金额进行评价，还应看一方在签订协议时是否存在着误解和被对方不当利用的情形，如一方自愿放弃自身的权利，则不能仅以赔偿金额的多寡作为评判协议是否公平的依据。双方签订的和解协议书中，患者的委托代理人明确放弃了相应的诉讼权利，表明当时达成的协议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其并不存在草率签订协议和被对方不合理诱导和利用的行为。而且，在赔偿金额上，也无依据表明被告承担了明显过低的赔偿责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本院查明以下事实： 原告吴梅芳因右足底疼痛麻木活动受限，自2016年6月起在被告手足外科魏鹏医生处就诊。因疼痛改善不明显，原告于2017年4月13日至被告处住院治疗。入院诊断：右足跖间神经瘤、拇外翻畸形、高血压病。同年4月19日在全麻下行“右足拇外翻矫形术+第2-5趾关节成形术+关节清理术+关节囊修补术”。同年4月28日，原告出院。该次住院，原告共计发生医药费用33765.88元（其中自理自费5187.56元）。 术后原告自述右足底疼痛改善不明显，多次到被告手足外科门诊复诊。2017年9月起，原告就魏医生是否参与手术、是否收取“红包”以及手术麻醉方式改变、“神经瘤”诊断、患者术后疼痛改善欠佳等事项向市卫计委等多个部门投诉反映。因病情恢复不理想，原告向被告提出去上海华山医院就医，于2017年11月23日向被告提交《关于去上海就医检查费用事宜》，被告签署了意见：“同意去上海检查”。 2017年12月18日，经宁波市医疗纠纷理赔处理中心组织协调，原告委托丈夫张仁兴与被告签订了甬赔（2017）字第098号《宁波市医疗争议和解协议书》，协议内容为：“甲、乙双方因患者医疗问题发生争议，对于赔偿事项均愿通过协商解决，达成协议如下：1.甲方（即被告）一次性赔偿乙方（即原告）人民币25767元，本赔偿款包含我国现行法律主张的关于医疗损害的所有赔偿项目。2.本协议签订并由丙方（即宁波市政策性医疗责任保险共保体）履行完本协议确定的付款义务后，甲乙双方因患者目前的医疗问题引起的所有争议即告终结，乙方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和任何方式向甲方主张权利，今后双方无涉。”同日，宁波市医疗纠纷理赔处理中心交由张仁兴签署《告知书》一份。《告知书》载明了医疗纠纷解决途径、医疗纠纷处置中患方的权利义务、医疗损害鉴定或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托途径及相关政策规定等内容。原告已收到赔偿款25767元。后原告去上海华山医院门诊，因住院床位等原因未接到住院通知，未在上海进一步治疗。 2018年2月7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一、撤销原、被告签订的和解协议书；二、被告承担因医疗事故对原告造成伤痛的治疗及赔偿责任。本院予诉前登记处理。在审理中，本院依原告申请委托温州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医疗损害鉴定。温州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未作出鉴定结论，于2019年12月27日将本案退还并函告本院：因原告对住院病历的真实性存在异议，且原告系高龄老人，长途跋涉到场鉴定对老年人生命健康存在较高风险，建议就近选择鉴定机构。本院接到鉴定退卷后，就是否另行委托鉴定多次征求原告意见，原告明确：在本案中不继续鉴定。后本案依法终止鉴定程序并转立案受理。 另查明，原告于2018年6月5日至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住院治疗。主诉：右足疼痛伴拇外翻2年，现病史：患者2年前无明显诱因即感右足疼痛，当地医院检查后考虑拇外翻行右足手术，术后发现仍有右侧拇趾外翻，并伴第二趾底疼痛，为进一步治疗来院就诊。同年6月7日全麻下行“右足内固定拆除+拇外翻矫形术+第2趾间关节成形+第3趾骨远端楔形截骨术+石膏外固定术”。同年6月12日出院。该次住院费用总计22977.11元（其中自理自费3720.29元）。 本院认为，原告在被告处住院并接受治疗，双方间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发生医疗纠纷后，原、被告就赔偿事项签订和解协议书，对各方的权利义务作了设定，该协议书属于法律规定的合同范畴。原告作为主张合同关系撤销的一方，应对引起合同撤销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关于和解协议书是否具备法定的撤销条件，因基础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应依法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的规定，存在下列情形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2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上述法律规定均以合同成立时显失公平作为合同撤销的客观标准。本案中，原告因术后右足底疼痛改善不明显、病情恢复不理想，与被告发生医疗纠纷。在纠纷处理过程中，宁波市医疗纠纷理赔处理中心受医疗机构委托，以《告知书》形式向原告告知了患方可以选择的协商、调解、诉讼等纠纷解决途径，以及患方享有的申请医疗损害鉴定等权利。原告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患者在诊疗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应按过错程度承担赔偿责任，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无过错以及过错的大小比例，可共同委托医疗损害鉴定或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予以确定。被告作为专业的医疗机构，已尽到充分告知的义务。原告选择不通过医疗损害鉴定确定院方的过错程度，径行与被告协商确定赔偿金额，系原告对自身权利的合法处置，并未违反自愿原则。原告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被告存在利用其优势地位，或利用原告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力等与其签署和解协议书，从而使己方取得在正常情况下无法获得的较大利益的情形。原告关于和解协议书显失公平的事实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出的要求撤销和解协议书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吴梅芳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44元，减半收取222元，由原告吴梅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庄春梅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四日 代书记员 马佳玲 附：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