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浙杭民终字第32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87号中都大厦20楼2004、2005、2006室。负责人王坚，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周望，浙江南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赵博，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加卫，男，1964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委托代理人刘为平、陈慧梅，上海锦天城（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体育场路454号。负责人杨柳斌，行长。委托代理人杨杰、林德平，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以下简称安联浙江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加卫、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以下简称农行西湖支行）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5）杭西民初字第6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1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农行西湖支行与安联浙江分公司通过签订合同约定农行西湖支行作为安联浙江分公司的保险销售代理机构。2008年3月6日，王加卫的父亲王国柱到农行西湖支行办理银行业务时，经该行工作人员介绍以王加卫的名义购买了安联浙江分公司的安联安盈世家投资连接保险，并在保单号为432901的投保单、人身保险投保提示、投保人声明中投保人落款处分别签署了“王加卫”的名字。该投保单载明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均系王加卫，投资账户为财富成长性投资账户，趸交基本保险费1000000元，分配比例100％，分配金额1000000元，保单生效后开始投资。2008年3月8日，安联浙江分公司就上述投保事项出具了保险单，保险单载明的保险期间为终身。2008年3月10日，王加卫尾号为0411的农行账户支出1000000元用于缴纳上述保险费。安联安盈世家投资连接保险条款载明：本保险合同由本合同的投保人申请，经本公司同意而设立；投保年龄在出生满60天至65周岁之间者，可作为被保险人参加保险；在本合同保险期间，若被保险人身故，本公司按下列两项金额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即行终止；财富成长性投资账户的资产配制侧重于证券投资基金，并辅以固定收益类资产。2015年2月10日，王加卫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保单编号为000000432901的人身保险合同无效；2、安联浙江分公司返还1000000元；3、安联浙江分公司赔偿利息损失409500元（按照存款利率自2008年3月6日暂计至2015年3月5日，计至判决确定之日），农行西湖支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安联浙江分公司、农行西湖支行承担。在审理期间，王加卫申请就案涉投保单、人身保险投保提示、投保人声明中落款处“王加卫”的签名是否系其本人所签进行笔迹鉴定。原审法院准许后指定了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中心鉴定后出具的鉴定报告载明上述检材中的“王加卫”签名非王加卫本人所签。王加卫为该次鉴定支出鉴定费22422.6元。另查明：2008年1月7日，王国柱在农行西湖支行替王加卫转账开设了尾号为0411的农行账户，并在该行以王加卫名义购买了其他保险公司的类似保险产品。为此，王加卫将该保险公司及农行西湖支行诉至原审法院，该案已经调解结案。王国柱就王加卫的前述账户及其他银行账户多次办理了存、取款等业务。原审法院认为：2002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案涉保险产品所涉保险条款反映出该保险合同系以死亡作为给付保险金的条件，由于该保险系王国柱以王加卫名义购买，并未经王加卫书面同意，故依据上述规定，案涉保险合同应认定无效。虽案涉保险亦包含了投资条款，但整个保险业务的主性质仍为人身保险业务，投资仅系一附属业务，不具独立性，故安联浙江分公司、农行西湖支行认为案涉保险合同均有效及部分有效的抗辩，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故王加卫要求安联浙江分公司返还保险费1000000元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案涉保险费的支付时间为2008年3月10日，王加卫要求按照银行五年期存款利率5.85％计算利息损失，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但王加卫就利息损失的起算点定为投保之日的2008年3月6日应予更正，应以付款时间起算，故暂计至2015年3月9日的利息损失为409500元。安联浙江分公司认为上述利息损失不能作为损失的抗辩，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安联浙江分公司作为专业的保险机构，对保险法规及行业规范应更为熟悉，投保时应尽审核义务，故其对本案的无效后果明显存在更大的过错，原审法院酌情确定其对案涉利息损失承担80％的赔偿责任。由于案涉保险单系安联浙江分公司出具，保险费系由安联浙江分公司收取，安联浙江分公司辩称其被告主体不适格与事实不符。虽案涉保险系在安联浙江分公司的保险销售代理机构农行西湖支行办理，但农行西湖支行仅系安联浙江分公司的代理人，其代理的法律后果应由被代理人承担。安联浙江分公司据此辩称其无需担责，农行西湖支行承担次要责任的抗辩，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安联浙江分公司、农行西湖支行之间的内部责任承担与本案无涉。王加卫作为案涉保险费的实际支出方，对己方的财产交由其高龄的父亲打理，但授权不明，而其父在代办案涉业务时未事先告知被代理人王加卫，购买完毕后也未及时将代办情况向王加卫进行报告并转交相关材料，故王加卫对案涉合同无效的后果亦存在一定的过错，宜自担20％的利息损失。至于王加卫自担该20％的利息损失后是否向作为代理人的其父主张权利，属于另外的法律关系。代理销售保险产品该被委托代理的事项本身并不违法，王加卫以民法通则“知道被委托代理的事项违法仍然进行代理活动，由代理人与被代理人负连带责任”的规定作为农行西湖支行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属于适用法律不当。本案案由是人身保险合同纠纷，农行西湖支行并非保险合同的签约方，王加卫要求农行西湖支行对案涉利息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违背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审法院对该项诉请不予支持。确认合同无效属于法律对合同效力的评价，合同无效自始无效，故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请应不受诉讼时效制度的限制。但基于合同无效衍生的返还财产及赔偿损失的请求权仍可以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根据查明的事实，案涉保险非系王加卫本人购买，王加卫自认其于2014年10月才得知，并在当年即与安联浙江分公司交涉该事宜，安联浙江分公司、农行西湖支行未能充分举证王加卫在2014年10月之前即应知道此事，故本案诉讼时效从2014年10月起算，并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安联浙江分公司、农行西湖支行辩称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已过的抗辩与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2002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之规定，判决：一、投保人及被保险人为王加卫、保险人为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的保单编号为000000432901的人身保险合同无效。二、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王加卫保险费1000000元。三、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王加卫利息损失327600元（暂计至2015年3月9日，此后的利息损失以未还的10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5.85％计至判决生效之日止）。四、驳回王加卫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8743元，由王加卫负担508元，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负担8235元，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负担部分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付原审法院。宣判后，安联浙江分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王加卫的诉请超过诉讼时效。由于合同签订于2008年3月，且王加卫承认自己将此100万元交给其父亲王国柱打理，而在王加卫提交的证据2,其父亲的自述材料明确写道：“口头告知儿子购买了五年期理财产品”。从2008年至今上诉人向王加卫一直使用的手机号一直发送账户价值短信多达几百条，原审法院听信王加卫未曾收到短信的陈述，而全盘否定该事实。种种证据表明王加卫当时了解该笔资金的去向，王加卫于2015年2月才首次起诉至法院，其诉讼时效明显超过二年。二、即使合同存在代签行为，亦不代表合同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保险司法解释（一）》第二条：“对于保险法施行前成立的保险合同，适用当时的法律认定无效而适用保险法认定有效的，适用保险法的规定”。该条款中的保险法是指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保险法。而本案合同签订于2008年3月，虽然适用2002年修正的保险法，但2009年修订的保险法已经将2002年修订的保险法第五十六条修订为“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因此本案即便没有被保险人书面同意，但结合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老法认定合同无效但按照新法规定认定有效的，则适用新法规定。由于新法中无需被保险人书面同意而仅需同意，故本案的被保险人代签行为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本案中王加卫在承认将100万元大额资金交给其父亲打理的情况下，并且长达6年之久在知晓该保险合同的情况下没有提出任何异议，通过其个人账户支付保费的方式对购买保险产品予以认可，应认定合同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三条对保险合同代签名行为追认方式作出了明确规定。如果连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签名行为都可以被追认，何况是王加卫委托打理资金的亲生父亲。即使本案存在代签字行为，合同效力也非绝对无效而是效力待定。由于本案中投保人已经用王加卫的账户缴纳了100万元的保费，应属于对代签字行为的追认，应当认定合同有效。三、即使合同无效，也是死亡保障部分条款无效，而非整个合同无效。由于本案为投资连结保险产品而非单纯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是以投资收益为主要目的的新型保险产品，其人身保障功能较低，且保障费用每年仅60元，保额与所缴纳保费几乎一致，属于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理财型保险产品。一审法院竟然认为投资连结保险的投资仅系附属业务，不具有独立性，明显违背保险基本常识和事实。根据合同法及保监会批复，本案中的综合性人身保险合同适用“死亡部分无效”的规定。死亡保障部分条款无效，对于该投资理财部分的有效没有任何影响，且死亡保障部分的保费单独收取计算。故即便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认可死亡责任保险金额，该合同也只是死亡给付部分无效，而非整个合同无效。上诉人仅需退还死亡保障部分的保费，而不影响投资理财部分的保险合同条款的继续履行。四、即使认定该合同无效，王加卫和其父亲王国柱需承担导致合同无效的全部责任。由于王加卫没有证据证明代签字行为是受到银行或者其他人误导，相反更多的证据证明王国柱的行为得到了王加卫的授权和认可。即使合同无效，根据双方过错大小，王加卫将100万元资金、其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交给其父亲，而王国柱主动前往银行办理保险业务并代其儿子王加卫签署全部保险合同、投保人声明、保险回执等材料，对于合同无效应当承担全部责任。而银行及保险人并无明显过错。如法院认定合同无效，则保险人需返还投保人100万元本金，若账户价值低于100万元，则保险人因为合同无效受到的直接损失，应当由王加卫及其父亲承担。如果法院认定银行方也存在过错，则也应承担损失。五、原审法院认定的利息补偿标准错误。即使合同无效，原审法院按照五年定期存款利率计算损失明显不当，违反了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从2008年3月至今长达8年之久，即便2013年3月五年到期后仍旧存入五年定期，利率也与2008年3月不同。2013年3月至今也不足五年，银行定期存款如提前支取则按照活期利率计算。故本案全部按照2008年3月份的五年定期存款利率计算明显不当。利息损失属于基于假设基础上的间接损失，不属于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损失范畴。即便计算损失，也只能按照2008年3月份的活期银行存款利率计算。六、王加卫父亲代理王家卫购买保险的行为属于表见代理，该合同有效。上诉人有理由相信王加卫父亲购买保险的行为经其授权。上诉人没有恶意欺骗王国柱购买保险。王加卫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且上诉人与农业银行对王加卫的说法予以了否认。上诉人已尽审慎义务，投保时核实了王加卫身份证原件，并要求其本人交纳保费。根据上诉人提供的保单等证据，有一份王加卫身份证复印件，并印有“与原件核对无异”和白燕的印章，证明了当时已核对了身份证复印件与王国柱持有的原件是一致的。投保单（2008）银行帐号一栏注明帐户所有人系投保人，帐号为“……411”经核实涉案保险费100万元即是从该农行帐号支出，该帐号为王加卫帐号。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王加卫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及鉴定费均由王加卫承担。上诉人安联浙江分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有：1、阳光随行卡及保险条款、安盈世家保单及条款，欲证明投资连结保险产品属于新型随和型人寿保险，更偏重投资理财，与普通消费型人寿保险的保险费率及保险构成不同,该保险合同主要以投资为主要目的，并规定了最低收益保障，与人身保障性保险是不同的概念，该保险合同只是规定了保险期到死亡止，并在条款第23条规定了部分领取的情形，规定了可以提前支取保险金。2、保全证据公证书，欲证明上诉人从2009年7月10日起即向王加卫13605818173号码发送保单帐户信息，证明王加卫至少从2009年起已知晓本案所诉保单具体性质及收益情况的事实。3、人身保险投保单。4、电话录音记录，证据3、4欲证明王加卫2010年10月在另一份与保险公司签订的保单中使用136058818173号码，并在之后回访中能与王加卫进行联系，证明王加卫一直使用该电话号码的事实。被上诉人王加卫辩称：一、上诉人主张王加卫一审诉请超过诉讼时效不成立。虽然《民法通则》规定了两年的诉讼时效，但该诉讼时效期间仅适用于债权请求权，不适用于形成权，而本案王加卫请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属于形成权之诉，不应受两年诉讼时效的限制。虽然财产返还和赔偿损失属于债权请求权，但该债权请求权依附于合同无效才产生，故王加卫的一审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二、上诉人主张案涉保险合同有效不成立。一审中笔迹鉴定已经证实案涉保险合同之投保单、人身保险提示、投保人声明等所有应由投保人本人签署的材料均非王加卫本人所签。相反，案涉保单、王加卫一审提交的证据4银行取款凭条、以及上诉人一审提交的与王加卫父亲的电话录音，均证实：农行西湖支行的存款业务的主管陈湜，为了获得高额的保险代理提成，利用王加卫父亲办理存款业务的机会，在明知王加卫父亲不符合投保资格（投保人年龄在65周岁以下）仍违规操作（按照银行代理保险义务的规定，银行销售保险必须专人或专门部门负责，存款业务人员不得兼任）向王加卫父亲销售保险，并欺骗王加卫父亲假借王加卫的名义签订案涉投保单。事后，上诉人从未与王加卫联系，上诉人直到2014年10月王加卫因发现父亲受骗实际购买的是保险并向保险公司投诉后，才与王加卫联系，王加卫明确表示拒绝购买案涉的人身保险。尽管案涉保险以一次性形式缴纳了100万元保险费，但该保险费是由农行西湖支行工作人员陈湜欺骗王加卫父亲以“王加卫”名义开设的银行账户中直接扣划。2008年1月7日，陈湜利用王加卫父亲到银行办理存款的机会，采取上述同样的方式欺骗王加卫父亲以王加卫名义购买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同时欺骗王加卫父亲以王加卫名义开设银行账户，并授权银行从该账户直接扣划100万保费。王加卫从不知道该银行账户的存在，也从未使用过该账户。该保险费并非王加卫本人缴纳。案涉保险合同、投保单非王加卫本人所签，投保单内容非王加卫本人填写，保险费非王加卫缴纳，王加卫并不知道父亲受骗购买案涉保险，在知悉案涉保险后即向保险公司提出异议。故，案涉事保险合同依法为无效合同。三、上诉人主张案涉保险合同部分无效不成立。根据保监会保监复[1999]154号文规定，单纯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如果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合同无效；含有死亡、疾病、伤残以及医疗费用等保险责任的综合性人身保险合同，如果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认可死亡责任保险金额，则合同死亡给付部分无效。该条款规定部分无效，是基于死亡保险责任与疾病、伤残、医疗费用等保险责任条款是可以分割的，且是基于对被保险人利益的考虑，死亡责任条款的无效，不影响疾病、伤残等保险责任条款的效力，因此可以认定部分无效。这与本案保险合同是具有本质区别的。本案中保险责任仅有条款第八条的“本合同保险期间内，若被保险人身故，本公司按下列两项金额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即行终止”之唯一责任，无其他保险责任条款，若该部分无效，则该合同即没有保险责任条款，保险公司就不存在保险责任。可见，案涉保险合同的死亡赔偿条款与其他条款是不可分割的，死亡赔偿条款的无效必然导致整个合同的无效，否则就不具有人身保险合同的性质。四、上诉人主张王加卫父亲承担无效责任不成立。根据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录音资料、王加卫一审提交的王加卫父亲关于购买案涉保险的经过，证实：无保险代理人资格的农行西湖支行存款业务的负责人陈湜，在农行西湖支行的营业场所营业时间，利用王加卫父亲办理存款业务的机会，将案涉保险以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的名义向王加卫父亲推销，欺骗王加卫父亲以王加卫名义购买。陈湜的行为完全违反里保险法“不得欺骗投保人、被保险人”的规定，是完全过错人。陈湜作为农行西湖支行的员工，系受上诉人委托代为销售保险，依据委托合同的规定，产生的后果由委托人即上诉人承担，故案涉合同无效的责任全在上诉人一方。五、上诉人主张利息补偿错误是不成立的。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损失包括实际损失和可得利益的损失，本案上诉人依据无效合同占用王加卫100万元的资金，最直接最容易预见的就是银行存款利率的损失，从有关司法解释及司法实践看，利息损失通常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王加卫选择同期银行存款利率计算已经较低。案涉合同保险费从2008年3月10日起至今已经七年多，同期的为五年期存款利率，故一审适用当时五年期的银行存款利率计算合理合法。五、本案中王加卫是具有完全行为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父亲对儿子是否是代理权取决于儿子是否有行为能力。本案中从未有王加卫给其父亲书面的由其父亲代为购买保险合同的授权委托书。此前也从未由王加卫的父亲持有王加卫的授权委托代为购买保险的先例。一审中农行西湖支行提交了与王加卫通话的录音记录，王加卫表示老人去存款是可以的，但购买保险合同其不会让其购买，应由其自己购买。由此可见王加卫父子关系不构成表间代理的特征。六、虽然安联浙江分公司没有直接参与保险销售，但作为其的代理人农行西湖支行的工作人员的行为代表了保险公司的行为，从一审证据开户信息可见陈湜是存款业务的工作人员，保单中也显示了其系保险的销售人员，由于其是存款业务的主管人员有机会接触了王国柱才向其推销了保险产品，其在2008年销售该保险产品时并没有销售资格，为了获得高额的代理费欺骗其以王加卫的名义购买了保险。签署保单是在3月8日，缴纳保费3月10日，保险条款是在3月10日才形成的，可见王国柱签字时并没有向其解释条款的内容，在缴纳了保费之后才形成了保单，王国柱在签字时并购买的产品是不知情的。七、白燕在办理业务时核查了王加卫身份证原件并没有证据证明。而是2008年1月7日开户的两笔100万元存单（尾号8050、8068）是以王加卫的名义开户的，签名也是王加卫，并备注了王国柱。2008年3月4日王国柱支取王加卫名下存款时也要求了同时签署两人的名字，王国柱支取其妻子名下的存款时也要求签署二人的名字。而在缴纳保费的存款凭条中银行仅要求签署了王加卫的名义，将王国柱作为了王加卫本人，正是因为银行在处理本案及牵涉代为购买保险过程中开户程序的混乱，并没有按法定的程序办理，即银行在王加卫本人及有效身份证未到场的情况下也视为其本人到场，转帐支付保费，这是银行违规操作的行为，银行对此系知悉的，故由0411尾号扣除保费的事实也不能构成王国柱具有代理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王加卫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被上诉人农行西湖支行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农行西湖支行不承担责任是正确的，农行西湖支行不存在过错，也无需对外承担任何责任。二、原审判决对于人身保险合同的效力认定和据此作出的责任认定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对该部分同意上诉人的上述意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加卫签订的《人身保险合同》合法有效，除农行西湖支行不承担责任以外，上诉人也不应向被上诉人王加卫承担返还保险费和赔偿利息损失的责任。三、案涉《人身保险合同》是否经王加卫本人亲自签署，并不影响合同有效性。1、被上诉人王加卫知道且应当知道涉案保险产品的购买过程。王国柱出具的《关于本人在农行杭州西湖支行购买理财的经过》载明“这些合同由我本人保管，口头告知儿子购买了五年期理财产品”，表明王加卫在涉案保险产品购买以后即已经明知其账户资金用于购买涉案的保险产品。2、王国柱有权代表王加卫与上诉人订立《人身保险合同》。如原审判决所认定，王加卫授权其父亲管理其账户资金，该授权并未明确其父亲能购买哪些理财产品、不能购买哪些理财产品，因此属于概括授权，当然也包括了王国柱有权代表王加卫与上诉人订立保险合同。因此，即使王加卫对保险合同未亲自签署或书面同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09]12号）第二条的规定：“对于保险法施行前成立的保险合同，适用当时的法律认定无效而适用保险法认定有效的，适用保险法的规定”和2009年修订后的《保险法》及保险法司法解释的规定，《人身保险合同》应属合法有效。四、对于王加卫答辩称其父亲购买保险产品受银行欺骗而购买并不属实。银行依法合规将潜在的客户推荐给保险公司，保险产品也是由王加卫自愿购买，王加卫本人也明知且应知保险产品的购买过程，因此即使人身保险合同无效，银行也不存在任何过错。王加卫称银行欺骗其父亲购买理财产品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被上诉人农行西湖支行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安联浙江分公司提交的证据1，王加卫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其证明对象，无论从合同名称和保险责任看都是一份人身保险合同，条款第8条是整个合同中唯一存在的保险责任。农行西湖支行对该证据没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本院不予确认。安联浙江分公司提交的证据2，王加卫对其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不能证明待证事实。农行西湖支行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认为，公证处仅是对安联浙江分公司提供的电脑存储内容调取过程进行公证，并未对电脑存储内容的真实性予以保证，故该证据不能证明安联浙江分公司所要证明的内容，故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安联浙江分公司提交的证据3，王加卫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该证据也反证了王加卫于2010年10月27日在投保单上填写的电话号码，此前上诉人并不知道，证实上诉人所称“从2009年7月10日即向被上诉人的手机发送保单账户信息”为虚假，从保单及保费内容上看，被上诉人亲自购买人身保险合同，保费金额不高，且采取分期缴纳的形式，反映被上诉人对购买保险的谨慎，不可能委托父亲购买本案一次性缴纳100万元巨额保险的。农行西湖支行认为对该证据不清楚，且与其无关。本院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安联浙江分公司所要证明的内容，故本院不予确认。安联浙江分公司提交的证据4，王加卫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记录的内容反映上诉人的业务员在销售保险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向投保人解释保险合同条款、不询问投保人健康状况等保险公司必须履行的义务，证实保险销售的不规范，记录中销售人员问有无另一个手机138××××81600，记录中的王加卫答复“没有的”，证实此前上诉人系统记载的手机号138××××81600，不可能如其截屏所显示的“自2008年或者2009年7月10日开始就向136的手机号发送信息”，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矛盾点反证了截屏信息的虚假。农行西湖支行认为对该证据不清楚，且与其无关。本院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安联浙江分公司所要证明的内容，故本院不予确认。本院依据有效证据，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均予以确认。本院认为：2002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案涉保险产品所涉保险条款反映出该保险合同系以死亡作为给付保险金的条件，由于该保险系王国柱以王加卫名义购买，并未经王加卫书面同意，故依据上述规定，案涉保险合同应认定无效。即使按照安联浙江分公司上诉所述案涉保险合同应当适用2009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规定，那么安联浙江分公司也无有效证据证明在王国柱以王加卫名义购买案涉保险后，得到了王加卫的事后追认，故安联浙江分公司认为案涉保险合同有效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虽案涉保险亦包含了投资条款，但投资仅系附属业务，依附于死亡保障条款而存在，该投资条款并不改变整个保险业务的主性质仍为人身保险业务，故安联浙江分公司认为即使死亡保障部分条款无效，也不影响投资条款无效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安联浙江分公司作为专业的保险机构，对保险法规及行业规范应更为熟悉，对于王国柱以王加卫名义购买人身保险所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更应知晓，但其在王国柱投保时未尽审核义务，对造成案涉保险合同无效存在更大的过错，原审法院酌情确定安联浙江分公司对案涉保险合同无效造成的损失承担8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安联浙江分公司认为王加卫应当承担合同无效全部责任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无效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案涉保险费的支付时间为2008年3月10日，至王加卫起诉之日已近八年，原审法院根据王加卫诉讼主张，按照银行五年期存款利率计算合同无效造成的损失，并无不当之处，故安联浙江分公司认为原审法院认定的利息补偿标准错误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安联浙江分公司上诉认为王加卫的诉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确认合同无效属于法律对合同效力的评价，合同无效自始无效，故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请应不受诉讼时效制度的限制。但基于合同无效产生的返还财产及赔偿损失的请求权仍可以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案涉保险非系王加卫本人购买，王加卫自认其于2014年10月才得知，并在当年即与安联浙江分公司交涉该事宜，安联浙江分公司、农行西湖支行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王加卫在2014年10月之前即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父亲王国柱以其名义购买保险的事实，故本案诉讼时效从2014年10月起算，并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安联浙江分公司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486元，由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志军审 判 员  韩 昱代理审判员  王 超二〇一六年五月三日书 记 员  潘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