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铜民初字第3598号原告赵世梅。委托代理人许瑞峰，徐州市铜山区大许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周永。委托代理人张丙升，徐州市丰财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赵世梅诉被告周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2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5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世梅及其委托代理人许瑞峰，被告周永的委托代理人张丙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于2015年11月25日在铜山区大许镇太山村太山小学接孩子时，不慎将自己装有18000余元现金的钱包丢失。该钱包被被告的女儿周宝雯捡到交给被告，但其拒不返还。原告无奈起诉至人民法院，请求依法判决被告返还原告不当得利18000元；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被告辩称，原告起诉被告不当得利18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一，18000元现金的厚度大约在5-6厘米，一个普通钱包不可能装下。第二，18000元在农村是比较大的数目，原告去学校接孩子却携带如此多的现金，这与常理不符。第三，如果原告确实带了装有18000元现金的钱包，那么无论放在身上的哪个位置，这么厚重的钱包丢失应当有所察觉。第四，原告未能举证证明18000元是如何取得的。根据原告的诉称，是被告的女儿捡到钱包交给被告，原告应该提供证据证实该主张。第五，原告在没有被告和学校老师的陪同下，到学校找到被告年仅6岁的女儿进行非法录像取证，该录像上能充分体现出以给小孩买好衣服、买好吃的予以诱导，致使小孩说捡到钱包交给被告。第六，原告丢失钱包后已经多次公开声称被告捡到18000元的现金，造成了被告名誉损失。经审理查明，2015年11月25日16时许，原告赵世梅到铜山区大许镇太山村太山小学接孩子放学时，不慎将自己的钱包丢失。原告于同日16时44分向大许派出所报警，称自己不慎将装有18000余元现金的钱包丢失。原告在通过太山小学的老师及学生多方打听中得知，其钱包被被告周永年仅6岁的女儿周宝雯捡到，遂自行向被告的女儿周宝雯进行了询问，被告女儿周宝雯认可其捡到一个橘黄色的钱包并交给了被告周永。原告的丈夫谢治财于11月26日上午9时再次报警，称前一天装有18000余元的钱包遗失，被周宝雯捡到交付给其父周永，希望要回钱包。鉴于学校老师拒绝民警接触周宝雯，民警无法向周宝雯核实情况，便告知谢治财通过与周永协商或者到法院诉讼等途径救济。原告在与被告周永取得联系后，被告周永拒绝承认其女儿捡到钱包交给他的事实。原告赵世梅并向徐州经济频道第一百姓栏目求助，第一百姓栏目组派出记者到被告周永家进行采访拍摄。在被告周永在场的情况下，被告女儿周宝雯仍陈述其在放学时捡到一个钱包，交给了被告，被告将钱包装其姐姐书包里了。被告周永在随后接受采访时，仍拒绝承认其女儿捡到钱包交给他的事实。另查明，原告主张其钱包内的18000余元现金是其母亲、弟弟、妹妹、堂姐等人所给的恭贺其盖新房的“贺房钱”。因原告家盖新房，尚欠承建人朱某工程款18700元，原告计划用该款项支付朱某的工程款，并于2015年11月25日给朱某打电话，告知朱某来领取工程款。因当天下午下雪等原因，朱某未能到原告家领取工程款，原告赵世梅当天下午接孩子放学时不慎将钱包丢失。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接处警工作登记表、徐州经济频道第一百姓栏目的采访视频及文字材料、证人朱某、赵某的证人证言以及原被告双方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原告陈述及被告答辩，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被告的女儿周宝雯是否捡到了原告丢失的钱包并将钱包交给了被告。二、如存在捡到钱包的事实，钱包内是否有18000元的现金。对于争议焦点一，原告主张其丢失的钱包系被告女儿周宝雯捡到并交给了被告周永，应对该主张承担证明责任。原告庭审中提供了其自行询问被告女儿的手机录音录像视频以及徐州经济频道第一百姓栏目对被告及其女儿的采访视频，在两个视听资料中，被告女儿周宝雯均陈述其在放学时捡到一个橘黄色钱包交给了被告的事实。被告认为上述录音录像视频是原告诱导被告女儿说出的，被告女儿在陈述时没有监护人的陪同，其陈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本院认为，第一，原告赵世梅所提供的录音录像视频及采访视频在证据形式上属于视听资料，被告女儿在视听资料中的陈述实质上应视为证人证言，该证人证言能否被采信直接决定着原告的主张是否成立。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待证事实与其年龄、智力状况或者精神状况××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作为证人。”因此，被告女儿虽然为未成年人，只要其陈述的待证事实与其年龄、智力状况和精神状况××，就具有作为证人的资格，其陈述当然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被告女儿作为6岁的儿童，其智力状况和精神状况均正常，对捡钱包交给被告的案件待证事实有足够的认知能力，可以自己回忆并清晰的陈述该事实，该待证事实与其年龄、智力状况及精神健康状况××，故被告女儿的陈述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据此可以认定被告女儿捡到原告丢失的钱包并交给被告的事实。第三，关于被告的抗辩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法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原告赵世梅在丢失钱包后，多方打听得知被告女儿捡到钱包，为确认该事实自行向被告女儿进行的询问系其为查找钱包下落所进行的自助行为，该行为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亦未严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故该视听资料中被告女儿的陈述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在被告拒绝承认捡到钱包的事实后，原告向徐州经济频道第一百姓栏目寻求帮助，该栏目派出记者对被告及其女儿进行采访，在采访过程中所形成的视听资料也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况且，采访时被告即在现场，被告女儿仍陈述捡到钱包交给被告，该陈述与其之前向原告陈述的内容相吻合，由此可见被告女儿陈述内容的稳定性和真实性，其证人证言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被告提出的原告诱导被告女儿陈述，被告女儿的陈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抗辩理由，因其未能举证证明原告存在诱导行为，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告所提供的视听资料，形式合法，被告女儿两次在视听资料中的陈述，真实稳定，足以认定被告女儿周宝雯捡到原告丢失的钱包并交给被告的事实。关于争议焦点二，原告主张钱包内装有18000元。被告对此予以质疑，认为不符合常理。本院认为，第一，原告不可能预见自己丢失钱包的事实，无法提供直接的证据证明钱包内的具体现金数额。在被告拒不承认捡到钱包的前提下，其只能提供间接证据证明钱包内装有18000元。因此，在分配双方举证责任时，不宜让原告承担较重的举证责任，即只要原告能够提供证据证明钱包内18000元的来源合法、携带18000元的原因合理等内容，就可以认定原告的主张成立，被告要想反驳原告的主张必须提供有力证据予以否认，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第二，原告主张钱包内18000元的款项有正当来源。原告提供的证人赵某证实了该款项来源于原告的母亲、弟弟、妹妹等人所给的“贺礼”，且所给“贺礼”数额高于原告声称丢失的18000元，再结合当地存在因盖新房给付“贺礼”的习俗，故可以认定原告的款项来源合法合理。第三，原告携带款项有合理的解释。通过证人朱某的证言可知，原告尚欠朱某建房工程款18700元，原告已经通知朱某领取该款项，有双方的通话记录予以证实，这与原告主张的未将该款项存入银行的原因相吻合，且符合常理。第四，原告的报警陈述具有高度的可信度。通常情况下，按照日常生活经验和逻辑推理，人在丢失钱包时其内心往往比较焦虑，其最迫切希望尽快找回丢失的钱包，在这种情况下报警所作出的陈述，可信度较高，往往最符合现实情况。因此，原告在丢失钱包当天报警声称钱包内有18000元，该陈述的真实性较高，也与原告丈夫次日报警所声称的内容相一致，足以印证钱包内装有18000元的事实。综上，原告已经证明了钱包内的18000元款项来源正当，携带该款项有正当合理性，报警陈述亦相互吻合，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符合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证据规则的要求，据此足以确信钱包内装有18000元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故本院认定钱包内有18000元的事实。本院认为，拾金不昧是我国的传统社会美德，捡拾他人遗失物不予返还的行为不仅违背基本公共道德，也侵犯了遗失人对遗失物的所有权，构成不当得利，遗失人有权主张返还。本案原告赵世梅遗失装有18000元现金的钱包，被被告周永没有合法依据的占有，造成了原告的利益受损，其要求被告返还现金18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周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赵世梅18000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0元，由被告周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长  史 良人民陪审员  秦厚民人民陪审员  滕绍林二〇一六年五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孙铭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