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厦民终字第41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范植梁，男，1992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杨君聪，福建兴世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范培金（系范植梁之父），男，1967年6月23日出生，汉族。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厦门金原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76171098-X。法定代表人陈龙，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林楚雄、许佳莉，福建天衡���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反诉第三人）廖金妃，女，1978年2月23日出生，汉族，现于福建省女子监狱服刑。原审被告（反诉第三人）杨其武，男，1979年6月20日出生，汉族。原审被告（反诉第三人）杨国栋，男，1982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上诉人范植梁因与被上诉人厦门金原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下称金原公司）、原审被告廖金妃、原审被告杨其武、原审被告杨国栋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4）湖民初字第15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原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廖金妃、杨国栋、杨其武立即共同偿还原告垫付款847860.47元及利息（以847860.47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4年1月6日起计至实际还���之日止）；2、廖金妃、杨国栋、杨其武支付原告为本案支出的律师代理费32000元；3、范植梁对廖金妃、杨国栋、杨其武的上述全部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范植梁提起反诉，请求判令：撤销范植梁与金原公司于2013年3月1日签订的《担保合同》第16.4条款中关于“因担保人无法监控该笔按揭贷款，故委托人承诺对此笔款项专款专用至结清卖方廖金妃在中国银行的贷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约定。原审判决查明，址于厦门市海沧区沧林东一里19号2101室的房产（下称涉讼房产）原系廖金妃所有，廖金妃以该房产为抵押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开元支行（下称中国银行开元支行）办理按揭贷款。廖金妃于2011年11月17日与杨其武签订《房屋买卖预约合同》，约定将涉讼房产以1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杨其武，杨其武应支付廖金妃转让款20万元，该房产���余银行按揭款80万元由杨其武负责按期偿还，双方就该合同办理了公证。同日，廖金妃公证办理委托，委托杨国栋代为办理涉讼房产相关事务，包括向银行还贷、办理权属证书、办理出售手续、收取售房款等。上述合同签订后，杨其武未偿还涉讼房产银行按揭款，该房产未过户给杨其武。2013年间，杨国栋作为廖金妃的代理人与范植梁协商确定涉讼房产买卖事宜，将涉讼房产以133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范植梁。2013年3月1日，以廖金妃作为涉讼房产的卖方、范植梁作为买方，双方共同向金原公司申请贷款阶段担保。同日，廖金妃与金原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委托金原公司代为办理房屋交易手续，包括向相对方收取购房款、向中国银行偿还按揭贷款余额、向银行领取土地房屋权证等；该合同第12条约定，鉴于该笔业务买方的实际情况，申请贷款的银行确定为���通银行，该银行的二手房转按揭款不允许转入担保公司或担保公司员工账户，故买方向交通银行申请的贷款转入廖金妃代理人杨国栋的账户，杨国栋确认收到款项后代廖金妃偿还在中国银行的贷款。上述申请及合同中，廖金妃的签名均由杨国栋代为签署。范植梁与金原公司亦于2013年3月1日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委托金原公司代为办理涉讼房屋交易手续，包括向相对方支付购房款、领取土地房屋所有权证并交付给指定的收执人、办理房屋抵押登记手续等；该合同第14条约定，范植梁同意交通银行的贷款直接转入卖方代理人杨国栋的账户，由杨国栋代为结清在中国银行的贷款。范植梁与金原公司还签订了一份《担保合同》，约定金原公司为范植梁拟与交通银行厦门分行签订的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提供保证，担保金额80万元，担保费12720元；该合同第16.4条约定，鉴于范���梁实际情况，该笔二手房按揭贷款在交通银行申请办理，担保贷款款项由交通银行转入卖方廖金妃代理人杨国栋账户，由杨国栋代廖金妃结清中国银行贷款，因金原公司无法监控该笔按揭贷款，故范植梁承诺对此笔款项专款专用至结清卖方廖金妃在中国银行的贷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2013年3月26日，金原公司向中国银行开元支行出具《保证函》，申请该银行出具《同意抵押房产交易放行单》用于办理房产交易过户手续，金原公司保证廖金妃按时足额偿还该房产项下全部贷款债务本金及利息，若廖金妃未还款，由金原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3年3月28日，金原公司代廖金妃、范植梁向房产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涉讼房产过户登记手续。之后，涉讼房产已登记至范植梁名下。2013年5月3日，交通银行厦门分行向范植梁发放贷款80万元，该笔贷款于同日转入杨国栋银行账户。杨国栋收款后未代廖金妃向中国银行开元支行偿还按揭贷款，该银行要求金原公司履行连带担保责任，截至2014年1月6日，金原公司代廖金妃向该银行偿还贷款本息等共计847860.47元。金原公司委托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提起本案诉讼，为此支出律师代理费32000元。原审审理过程中，根据范植梁的申请，原审法院委托福建历思司法鉴定所对范植梁与金原公司签订的《担保合同》第16.4条款中“因担保人无法监控该笔按揭贷款，故委托人承诺对此笔款项专款专用至结清卖方廖金妃在中国银行的贷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手写字迹与其余手写字迹是否为同一时间形成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为：“因担保人无法监控该笔按揭贷款，故委托人承诺对此笔款项专款专用至结清卖方廖金妃在中国银行的贷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手写字迹与其��手写字迹形成时间未检出存在明显差异。另，根据金原公司的申请，原审法院作出（2014）湖民初字第1569号民事裁定，并在执行该裁定过程中查封范植梁名下址于厦门市海沧区沧林东一里19号2101室的房产。原审判决认为，金原公司因承担保证责任而代廖金妃向中国银行开元支行偿还贷款本息，金原公司向廖金妃主张权利系基于保证人的追偿权，故本案应为追偿权纠纷。杨国栋系廖金妃的代理人，杨国栋以廖金妃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廖金妃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故本院对金原公司要求廖金妃支付代偿款等共计847860.47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金原公司为廖金妃代偿款项，客观上存在资金被占用的利息损失，金原公司主张廖金妃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赔偿自2014年1月6日起至付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系合理诉求，本院予以支持。金原公司与廖金妃未对律师费的承担问题作出明确约定，律师费不属于廖金妃一方在订立合同时可以预见到的必然损失，金原公司主张其支出的律师费由廖金妃承担，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如前所述，杨国栋的代理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廖金妃承担，金原公司主张杨国栋对廖金妃所负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没有依据，不予支持。涉讼房产系杨国栋以廖金妃的名义转让给范植梁，金原公司主张杨其武系涉讼房产在中国银行开元支行抵押贷款的实际债务人，证据不足，故对金原公司要求杨其武支付代偿款及利息、律师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范植梁同意将购房款80万元转入杨国栋的账户，并自愿对此笔款项专款专用至结清廖金妃在中国银行的贷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该保证约定于��不悖，金原公司有权根据该保证约定主张范植梁承担相应保证责任。范植梁主张该保证约定内容系金原公司自行添加，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不予采纳。范植梁自愿为购房款80万元专款专用至结清涉讼房产在中国银行的抵押贷款提供保证，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范植梁以显失公平为由主张撤销该保证条款，缺乏依据，对范植梁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金原公司最后一次代廖金妃偿还贷款的时间为2014年1月6日，金原公司于2014年3月21日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范植梁承担保证责任，未超过法定保证期间。金原公司与范植梁未约定保证范围，保证范围依法应包括主债权及利息。金原公司要求范植梁对廖金妃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充分的合同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持。范植梁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廖金妃追偿。杨国栋经本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抗辩权利，依法缺席审理与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廖金妃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厦门金原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847860.47元及利息（以847860.47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自2014年1月6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二、范植梁对被告廖金妃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范植梁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廖金妃追偿；三、驳回厦门金原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范植梁的反诉请求。宣判后，范植梁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范植梁上诉称，一、原审判决中关于“讼争合同第16.4��约定，鉴于范植梁实际情况，该笔二手房按揭贷款在交通银行申请办理，担保贷款款项由交通银行转入卖方廖金妃代理人杨国栋账户，由杨国栋代廖金妃结清中国银行贷款，因金原公司无法监控该笔按揭贷款，故范植梁承诺对此笔款项专款专用于结清卖方廖金妃在中国银行的贷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认定明显错误。事实上，范植梁是按照金原公司的要求，在空白的讼争合同上签名。讼争合同第16.4条款中“因金原公司无法监控该笔按揭贷款，故范植梁承诺对此笔款项专款专用于结清卖方廖金妃在中国银行的贷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下称“讼争条款”）确实是金原公司事后自行添加。关于这点，可以从证人范某甲、范某乙的证人证言及杨其武的庭审陈述中得到充分的印证。然而，原审判决却片面作出前述事实认定，该事实认定明显错误。二、原审判决中关于讼争��款真实意思的认定明显错误。其将讼争条款的真实意思理解为：范植梁自愿为贷款支付的购房款80万元专款专用至结清案涉房产在中国银行开元支行的贷款向金原公司提供连带担保责任。即便最终认定讼争条款并非金原公司事后自行添加，原审判决对讼争条款真实意思的认定也明显错误，理由如下：1、在讼争合同中，设有专门的反担保条款（即2.2条款）。然而，讼争合同中的反担保条款是空白的。而且，讼争条款中自始至终均未提及范植梁应向金原公司提供反担保。据此足以认定，范植梁作为被担保人，并无需向金原公司提供反担保。2、从保证担保法律关系的主体构成上分析。按照我国《物权法》及《担保法》中的相关规定，保证担保中一般有三方当事人，一是债权人，二是债务人（即被担保人），三是保证人。而讼争条款中的债权人明显是中国银行开元支行，��务人就是廖金妃，保证人是范植梁。金原公司显然并非债权人，更非该等保证担保法律关系中的一方当事人。3、范植梁贷款所得的80万元应作为购房款支付给廖金妃一方，而廖金妃一方应将该款项用于偿还中国银行开元支行的贷款，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如果廖金妃一方未将收取的购房款80万元用于偿还中国银行开元支行的贷款，因此直接遭受损失的当事人肯定是中国银行开元支行。因此，如范植梁同意为廖金妃在中国银行开元支行的贷款向中国银行开元支行提供连带担保责任，显然有助于确保中国银行开元支行的贷款能得以足额受偿。这明显比较符合讼争条款的设置目的。综合以上三点，讼争条款的真实意思应该是“范植梁保证该笔款项专款专用于偿还廖金妃在中国银行开元支行的贷款，并同意为廖金妃在中国银行开元支行的贷款向中国银行开元支行提供连带担保责任”。因此，关于讼争条款真实意思的认定明显错误，应予纠正。三、原审判决中关于讼争条款不存在显失公平的认定，明显缺乏基本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无论讼争条款如何理解，现有事实和证据均足以证明讼争条款确实严重显失公平，依法应予撤销。理由如下：1、根据金原公司提供的证据即编号为厦中银ZF01D1011022号《催款通知书》的记载，在范植梁与廖金妃代理人杨国栋签署案涉房产的买卖协议之前，廖金妃就已发生拖欠中国银行开元支行贷款本息的违约行为（范植梁对此并不知情）。在此情况下，作为专业从事提供房产买卖阶段性担保业务的金原公司，对此事实是非常清楚的，亦应充分预见潜在交易风险，并事先采取及时、有效的防范措施防止此类交易风险的发生。2、在金原公司为范植梁提供阶段性担保过程中，范植梁已根据约定足额向金原公司支付担��费用12720元。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金原公司当然有责任确保范植梁贷款所得的款项80万元应用于偿还廖金妃尚欠中国银行开元支行的贷款。3、根据（2011）厦鹭证内字第09814号《公证书》中的记载，杨国栋有权代为办理案涉房产的出售手续（包括代为收取售房款项、代为向银行申请还贷、代为办理提前还贷手续等），并享有转委托权。因此，杨国栋于2014年3月1日以公证委托的方式委托金原公司及其员工石启明、冀建莉代为办理案涉房产的相关事宜，具体委托权限以（2011）厦鹭证内字第09814号《公证书》的记载为准【详见证据：（2013）厦鹭证内字第01994号《公证书》】。同时，范植梁亦以公证委托的方式委托金原公司及其员工林娜、吴登光代为办理案涉房产的相关事宜，代理权限包括但不限于代为签署贷款合同并代为领取所贷款项【详见证据：（2013）厦鹭证内字第01993号《公证书》】。由此可见，金原公司完全有能力确保范植梁贷款支付的购房款80万元应用于偿还廖金妃尚欠中国银行开元支行的贷款。4、范植梁作为买受人，其主要义务就是依约按时足额向出售人即廖金妃一方支付购房款，其没有责任亦没有能力去确保自己贷款支付的购房款80万元在支付给廖金妃一方后，廖金妃必然会依约把该款项用于偿还其拖欠中国银行开元支行的贷款。5、如将讼争条款理解为“范植梁保证该笔款项专款专用于偿还廖金妃在中国银行开元支行的贷款，并同意为廖金妃在中国银行开元支行的贷款向中国银行开元支行提供连带担保责任”，那么范植梁就应依法与金原公司平均分担其所支付的代偿款项，亦即范植梁需要额外支付40多万元；如将讼争条款理解为“范植梁自愿为贷款支付的购房款80万元专款专用至结清案涉房产在中国银行开元支行���贷款向金原公司提供连带担保责任”，则范植梁就需要额外支付80多万元。显然，无论讼争条款如何理解，均会直接导致范植梁需要在应付购房款133万元之外另行承担巨额的款项。收取12720元担保费的金原公司却无需就此承担任何责任。由此可见，讼争条款已直接造成讼争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严重失衡。综合以上五点，讼争条款确实严重显失公平，理应依法予以撤销。四、原审判决关于本案的法定保证期间尚未届满的认定明显错误。不论如何理解讼争条款，本案的保证期间均早已届满，而债权人并未在保证期间内要求范植梁承担保证责任，范植梁无需承担任何保证责任。1、按照我国《担保法》第26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而讼争条款并未约定保证期间，因此，本案的保证期间为6个月，自主债务届满之日起算。2、按照廖金妃与金原公司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第12条约定，杨国栋在收到买方即范植梁贷款支付的购房款后应立即代廖金妃偿还在中国银行开元支行的贷款。显然，这里的主债务应是指廖金妃拖欠中国银行开元支行的贷款。结合前述条款约定内容可知，该主债务的履行期应是杨国栋收到范植梁贷款支付的购房款当日（至迟也只能是推迟至杨国栋收到前述款项之日起的第一个工作日），也就是说，杨国栋应于收到范植梁贷款支付的购房款当日立即将该款项用于偿还廖金妃在中国银行开元支行的贷款。3、本案的实际情况是，交通银行厦门分行于2013年5月3日将范植梁的贷款80万元转入杨国栋的交行账���，而杨国栋并未按约定于收款当日立即办理偿还前述银行贷款的相关手续，并擅自将该款项挪走私用。从金原公司起诉状中的记载可以得知，金原公司系于2013年5月5日就得知杨国栋未依约立即办理偿还前述银行贷款的相关手续并擅自将该款项挪走私用的这一事实。有鉴于此，范植梁认为，本案的保证期间至迟应从2013年5月6日起算。而中国银行开元支行或金原公司均未在保证期间届满前（即2013年11月5日前）向范植梁主张保证责任。因此，本案的保证期间已经届满，范植梁无需向中国银行开元支行或金原公司承担任何保证责任。综上，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5）湖民初字第1569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并改判支持范植梁在一审中所提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及财产保全申请费等均由金原公司承担。被上诉人金原公司答辩称，一、范植梁主���讼争合同第16.4条中“因金原公司无法监控该笔按揭贷款，故范植梁承诺对此笔款项专款用于结清卖方廖金妃在中国银行的贷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下称“讼争条款”）是金原公司自行添加，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原审法院关于讼争条款的认定事实清楚、准确。1、范植梁声称讼争条款系金原公司事后自行添加，没有任何证据。范植梁在本案一审时已申请对讼争条款的手写字迹与讼争合同其他手写字迹是否同一时间形成进行鉴定。鉴定结论否定了范植梁的说法。2、范植梁称证人范某甲、范某乙的证人证言和原审被告杨其武的庭审陈述可以证明讼争条款系金原公司自行添加，不符事实。范某甲、范某乙为范植梁的父亲、亲叔叔，与范植梁有利害关系，其证言可信度本来就低，且其陈述没有依据，故其证人证言不可采信。杨其武与范植梁同为本案的被告，与金原公司有��害关系，且其在一审庭审陈述时已明确范植梁与金原公司签订合同的内容其不清楚，其证言也不能证明范植梁的主张。因此，范植梁称讼争条款系金原公司自行添加，不仅与事实不符，且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审判决认定正确。二、范植梁故意曲解讼争条款，该条款并非约定范植梁为廖金妃向中国银行提供担保，而是对金原公司提供担保。范植梁称讼争条款“因担保人无法监控该笔按揭贷款，故委托人承诺对此笔款项专款专用至卖方廖金妃结清在中国银行的贷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应理解为范植梁为廖金妃在中国银行的按揭贷款向中国银行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该说法不成立。首先，从文义上理解，不能得出范植梁向中国银行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其次，该合同的当事人为范植梁与金原公司，中国银行并非合同当事人，范植梁称向中国银行提供担保，不符常理；再者，讼争条款约定于金原公司与范植梁双方就金原公司为范植梁向交行贷款提供担保而签订的《担保合同》上，正是因为金原公司为范植梁向交行贷款80万元提供担保，且该80万元贷款的收款人为范植梁带来的杨国栋，金原公司才会要求范植梁保证杨国栋将该款项专款专用于清偿廖金妃在中国银行的债务。该合同16.4款的约定，即是该意思表示。该约定合法有效，且合情合理。显然，范植梁对讼争条款的理解不能成立。三、讼争条款约定并不显失公平，范植梁提起撤销之诉的期限也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不应得到支持。如上所述，因为金原公司为范植梁向交行贷款80万元提供担保，且该80万元贷款的收款人为范植梁带来的杨国栋，金原公司才会要求范植梁保证杨国栋将该款项专款专用于偿还廖金妃在中国银行的债务。该约定合法有效，不存在显失公平。而且，无论是否���定讼争条款显失公平，原告主张撤销合同条款的权利，在其提起诉讼时已经消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其权利消灭。范植梁主张撤销的讼争条款系双方于2013年3月1日签署，范植梁在签署之日就应该知晓该讼争条款，其在2014年11月才提出撤销该讼争条款，显然已经超过法律规定之行使权利的期限。因此，无论最终是否认定讼争条款显失公平，范植梁的撤销权均已消灭。四、范植梁关于本案保证期间已经届满的主张，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法院认定金原公司未超过法定保证期间要求范植梁承担保证责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金原公司最后一次代廖金妃向中国银行偿还贷款之日于2014年1月6日，并于半年内即2014年3月21日提起诉讼，并未超���保证期间主张权利。范植梁认为应以原审被告杨国栋挪走款项之日作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没有任何依据。综上，范植梁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原审被告廖金妃陈述称，其并无意见，请求法院依法审理。原审被告杨其武陈述称，当时其去金原公司领取合同时，对方并无意见。原审被告杨国栋未作陈述。经审理查明，除范植梁在上诉状中的异议及其认为原审判决遗漏查明范植梁、杨国栋均公证委托金原公司指定员工收款外，各方当事人对原审判决查明的其余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范植梁在二审审理中确认其与金原公司签订的《担保合同》中约定，鉴于范植梁实际情况，该笔二手房按揭贷款在交通银行申请办理，担保贷款款项由交通���行转入卖方廖金妃代理人杨国栋账户，由杨国栋代廖金妃结清中国银行贷款，因金原公司无法监控该笔按揭贷款，故范植梁承诺对此笔款项专款专用至结清卖方廖金妃在中国银行的贷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结合该条款的文义解释、合同之相对性、廖金妃与范植梁之间的关系，可认定该条款系范植梁为金原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提供的反担保。该约定并未违反法律法规之规定，亦与金原公司提供的保证相平衡，故不存在显失公平之情形，且范植梁申请撤销该条款亦已超过除斥期间，故范植梁上诉主张行使撤销权于法无据，应予以驳回。范植梁另上诉主张金原公司已经超过保证期间，其再行向范植梁主张担保责任不予支持，但范植梁向金原公司提供反担保，其担保责任的履行应以保证人已经履行担保责任为前提，故应从保证人，即金原公司保证期间应从实际履行担保责任��日起计算，原审判决认定金原公司履行担保责任止的2014年1月6日起算并无不当，金原公司向范植梁主张承担责任并未超过保证期间，应予以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范植梁的上诉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6352元，由上诉人范植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曾 聆审 判 员  胡林蓉代理审判员  章 毅二〇一六年五月十日书 记 员  朱燕萍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出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