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114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某1，男，1980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汉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某，女，1982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汉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某2，男，1963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龙，湖北尊而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诗婷，湖北尊而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某3，男，1961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龙，湖北尊而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诗婷，湖北尊而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余某1、胡某因与被上诉人余某2、余某3遗赠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3民初61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6日立案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独任制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某1、胡某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余某2、余某3的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用由余某2、余某3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存在重大程序错误，导致本案基本事实不清，使余某1、胡某无端承担了举证不能的责任和败诉后果。一审法院在送达上存在重大错误，未对上诉人进行有效送达，导致余某1、胡某未及时参与庭审，无法对证据进行质证。二、余某2、余某3的证据无法证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错误认定《合约》的性质，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作出错误判决。本案《合约》签署时，涉案房屋所有权人王芝英仍在世，该《合约》处分了王芝英所有的房屋，未取得王芝英的追认，应属无效。即使《合约》有效，余某1、胡某合法获得房屋的所有权，其处分涉案房屋的行为应属于赠与，并非代持和分配。余某1、胡某接受王芝英遗赠房屋过程中，不存在房屋代持的意思表示。涉案《合约》签署于《遗赠扶养协议》之后，余某1、胡某作为涉案房屋的未来所有权人，实际上是将自己的合法财产，赠与余某2、余某3。余某2、余某3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一审在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作出了错误判决。余某2、余某3共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余某2、余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余某1、胡某向余某2返还武汉市江汉区和平里7号507号房屋的拆迁款476131元；2.余某1、胡某向余某3返还武汉市江汉区和平里7号507号房屋的拆迁款476131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余某1、胡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余某1、胡某系夫妻关系，余某2、余某3与余某1之父余和平系兄弟关系。王芝英系三兄弟姨母。王芝英的配偶张贤德于1992年3月5日去世，王芝英于2001年购得武汉市江汉区和平里7号507号房屋（建筑面积49.12平方米）。张贤德去世后，王芝英无子女赡养，2018年10月12日去世，由余某2、余某3及余某1、胡某三家共同赡养并办理丧事事宜。2017年11月5日，王芝英与余某1、胡某签订《遗赠抚养协议》，约定：遗赠人愿意将案涉房屋遗赠给余某1、胡某，余某1、胡某承担遗赠人王芝英的抚养义务。2017年12月1日，武汉市江天公证处对上述《遗赠抚养协议》进行公证。2017年12月14日，余某1、胡某与余某2、余某3签订《合约》一份，内容为：“王芝英老人生前所赠房屋（江汉区和平里7号507号），现经余氏家族合议，达成共同意见，为彰显其公正，特立此据如下：一、该房屋虽然受赠人是余某1夫妇，但确系事出有因，所以余某1夫妇无权单方处理该房屋。二、房屋变更、变卖，一并之处理权属于余氏家族，代表人为余某1夫妇、余某3、余某2，如确需处理，必须三家共同商议，合理解决，所得资金三家平均分配。三、此合约为一式三份，享有同等法律效益，任何单方撕毁该协议，都是无效的。都将单方承担其相应的法律责任。”2019年，余某1、胡某认为其已履行了遗赠抚养协议的义务，故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遗赠抚养协议》有效，并依法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一审法院于同年4月2日作出（2019）鄂0103民初1001号《民事调解书》，载明案涉房屋归余某1、胡某所有。2019年12月30日，余某1、胡某与武汉市江汉区城区改造更新局、武汉市崇安房屋征收服务有限公司签订《汉正天街和平里片71号地块旧城改建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协议序号CH-0297）》，由胡某领取案涉房屋征收补偿款1428394元。余某2、余某3多次向余某1、胡某要求协商分割上述征收房款未果，故诉至法院。一审法院另查明，就王芝英随案涉房屋遗赠的120万元现金，余某1、胡某与余某2、余某3亦于2017年12月14日签订《现金分配证明》一份，内容为：“王芝英老人生前所赠现金壹佰贰拾万元整，合理分配如下：余某133万元，余某333万元，余某233万元，余翠云10万元，余利方10万元，中间多出1万元呢另作他用。注：余某3于2017年2月28号领取现金20万元，还剩13万元，余下壹佰万元由余某1代为保管。老人终年以后，按上述分配协议执行，中间任何人不得私自挪用。”该款已分配，最终余某1、余某2、余某3各分得4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王芝英由余某1、胡某与余某2、余某3三家共同赡养送终及三家共同签订《合约》的事实无异议，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该《合约》是否合法有效？案涉房屋的征收补偿款1428394元是否应按照该《合约》分配？对于余某1、胡某主张该《合约》签订时各方当事人系无权处分，即使余某1、胡某之后取得了案涉房屋所有权，该《合约》也属于赠与合同，余某1、胡某可撤销赠与的辩解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合同效力和物权效力应当予以区分，无权处分他人财产的行为在未取得处分财产权利时，不能取得合同标的物权，但合同仍属有效。该《合约》系余某1、胡某与余某2、余某3三方就案涉房屋的代持和分配协议，并非单务合同，故不属于赠与合同，尽管对外不发生物权变动效力，但均系合同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规定，各方均应依约履行。余某1、胡某已获得案涉房屋的征收补偿款，应按照约定与余某2、余某3平均分配，故对于余某2、余某3要求余某1、胡某分别返还其征收补偿款476131元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余某1、胡某经一审法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余某1、胡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余某2支付武汉市江汉区和平里7号507号房屋的征收补偿款476131元；二、余某1、胡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余某2支付武汉市江汉区和平里7号507号房屋的征收补偿款476131元。减半收取的一审案件受理费6661元由余某1、胡某承担（此款余某2、余某3已预付，余某1、胡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余某2、余某3支付）。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余某1、胡某提交了《诉前调解案件管理信息表》，拟证明涉案《合约》属于赠与合同，其已另案起诉撤销赠与，案件进入诉前调解阶段。经质证，余某2、余某3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该信息表上无受诉法院的印章，不能认定案件已经受理，且一审法院对《合约》的性质已经进行认定，余某1、胡某另案起诉属于复复诉讼。本院认为，涉案《合约》的性质及效力在本案中可以处理，余某1、胡某的证据不影响本案的处理，本院不予采信。当事人未提交其他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应围绕余某1、胡某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进行审理。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一审法院在送达方面是否存在重大程序瑕疵；二、涉案《合约》的效力及性质。关于余某1、胡某上诉认为一审法院未进行有效送达，存在重大程序错误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通过武汉法院司法送达微信小程序向当事人送达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虽然余某1、胡某称没有收到开庭传票，但根据余某1、胡某与一审法院工作人员的聊天记录，一审法院已明确告知余某1开庭的时间、地点及签收传票的方式。在胡某向法院工作人员询问开庭时间时，一审法院明确告知其开庭时间、所带的资料及查看案卷材料、领取开庭传票的地点。同时，余某1、胡某于2020年8月5日一审开庭当天未按时参加庭审，但在庭审结束后，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一审法院明确告知已通过电子送达方式向余某1、胡某告知了开庭时间和地点，余某1、胡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查阅开庭笔录后发表了意见且未要求重新开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九条“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可以用简便方式传唤当事人和证人、送达诉讼文书、审理案件，但应当保障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权利”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六十一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可以采取捎口信、电话、短信、传真、电子邮件等简便方式传唤双方当事人、通知证人和送达裁判文书以外的诉讼文书。以简便方式送达的开庭通知，未经当事人确认或者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当事人已经收到的，人民法院不得缺席判决……”之规定，一审法院送达程序并无不当，余某1、胡某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涉案《合约》效力及性质的问题。余某1、胡某上诉认为，涉案《合约》处分了王芝英的房屋且未经过王芝英追认，应为无效。涉案《合约》明确约定：“该房屋虽然受赠人是余某1夫妇，但确系事出有因，所以余某1夫妇无权单方处理该房屋”，“该房屋变更、变卖，一并之处理权属于余氏家族……”，根据上述内容可知，涉案《合约》系余某1、胡某及余某2、余某3对余某1、胡某受赠涉案房屋缘由及受赠房屋后权利的确定，并非直接处分涉案房屋，该《合约》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余某1、胡某上诉认为涉案《合约》属赠与合同，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之规定，《合约》内容并不符合赠与合同的规定，故余某1、胡某的该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余某1、胡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322元，由余某1、胡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申光伟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一日法官助理邱冠群书记员贾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