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乌当民初字第01347号原告贵州道援律师事务所，住所地贵阳市云岩区贵开路**居易阁****，组织机构代码42920522-8。负责人汪军，职务主任。委托代理人刘勇，贵州道援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国家税务局，住，住所地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北段**织机构代码00942554-X。法定代表人陈明亮，职务局长。委托代理人谢俊兴、潘自清，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国家税务局职工，特别授权代理。原告贵州道援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道援律所）诉被告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国家税务局（以下简称乌当区国税局）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道援律所的委托代理人刘勇，被告乌当区国税局的委托代理人谢俊兴、潘自清均到庭参加了诉讼。审理中，本案延长审理期限90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道援律所诉称，2009年2月10日，原、被告签订《常年法律顾问合同》，当时原告名为持恒律师事务所，2009年3月25日更名为道援律师事务所。合同约定，原告受聘担任被告法律顾问，时间从2009年1月1日到2009年12月31日，聘金为16000元，合同第八条约定，法律顾问受聘请方委托，代理参加诉讼、调解、仲裁及非诉讼活动，聘请方按规定另行办理代理手续和交纳代理费用，受聘方对收费实行优惠。在原告受聘期间，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称贵阳中院）受理贵州磷酸盐厂申请破产清算一案，通知债权人乌当区国税局申报债权。被告委托原告律师刘勇作为代理人，参与债权人会议，处理破产程序等相关事宜。因当时债权金额没有确定，无法认定案件标的，故没有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双方协商先开始代理，根据确认的债权金额再另行协议收费金额。原告2009年3月11日接受委托后，按照贵阳中院的要求填写《债权申报表》，2009年3月18日，将《债权申报表》送交贵阳中院以及破产管理人，申报欠缴税款3673616.28元，应当加收滞纳金12946705.95元。2009年4月17日，在贵阳中院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破产管理人对乌当区国税局申报的债权确认为3673616.28元，对于应当加收的滞纳金12946705.95元，管理人没有确认，经代理人与管理人沟通后，管理人认为可以考虑为劣后债权，清偿顺序在普通债权之后。根据债权人会议提供的资料，贵州磷酸盐厂资产总额为38507901.5元，负债114561394.4元，净资产-76053492.9元，如果滞纳金被认定为劣后债权，受偿的可能性为零。2009年5月25日，代理律师书面向贵阳中院提出《债权异议申请书》，要求撤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决议。2009年7月20日，贵阳中院作出（2008）筑民三破字第13-3号民事裁定书，确认了无争议的债权，乌当区国税局和乌当地税局的债权因提出异议，决定另行审核确定。2009年8月5日，贵阳中院作出（2008）筑民三破字第13-4号民事裁定书，宣告贵州磷酸盐厂破产。2009年11月19日，在贵阳中院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乌当区国税局的债权补充确认为16620322.23元，但按照《贵州磷酸盐厂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可供分配的财产总额支付担保债权、破产费用、职工债权都不够，按照清偿顺序，税收债权将无法清偿。代理人当庭提出异议，认为在申报的债权中，有1816333.24元是1993年以及1994年所欠的税款，在1995年12月25日签署的《企事业欠税清理表》中有明确记录，该税款形成的时间早于其他担保债权，应当优先于抵押权受偿，在第二次债权人会议结束后，当天提交了书面代理意见。2009年12月15日，管理人以文件形式回复，担保权形成前的税款优先于别除权，但再次提出，将滞纳金劣后于其他普通债权之后清偿，并要求在七日内书面回复。2009年12月17日，代理人将案件的前期情况书面向乌当区国税局进行汇报，并请示对滞纳金清偿顺序的意见。2009年12月21日，代理人向管理人提交书面回复意见称，不同意将滞纳金劣后于其他普通债权之后清偿，并多次与管理人律师进行沟通，认为将滞纳金劣后没有法律依据。2011年8月8日，在贵阳中院召开第三次债权人会议，同意破产管理人所作的破产财产变价增补方案，将贵州磷酸盐厂原划拨土地与地上附着物一并依法处置变价。2012年6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税务机关就破产企业欠缴税款产生的滞纳金提起的债权确认之诉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明确滞纳金属于普通破产债权，使得争议三年之久的问题得到合理解决。2015年4月30日，在贵阳中院召开第四次债权人会议，根据资产处置情况，扣除担保债权及清算费用后，可供分配的财产还有2810万元，保证了税收本金3673616.28元都能够得到清偿外，应当加收滞纳金12946705.95元还能按比例11.08%清偿1434201.13元，合计能够得到清偿总额大约为5107817.41元。由于当时委托律师代理时对案件标的无法确定，双方没有签订代理合同，申报债权金额在确认过程中又出现不同意见，之后乌当区国税局领导变更，案件处理几经反复，从认定债权3673616.28元到补充认定为16620322.23元，从税款得不到清偿，到可以得到清偿总额大约为5107817.41元，期间历时六年多，律师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最大限度地维护了被告的权益。根据《贵州省律师服务收费暂行规定》，按照16620322.23元的债权总额计算，应当分段计算收取律师费199601元，因法律顾问优惠为159680.80元。综上，原告在担任法律顾问期间，接受了被告的委托，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尽管双方未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但代理的事实不能不论，为此请求法院：一、判决被告立即支付拖欠代理费159680.80元；二、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被告乌当区国税局辩称，一、原告请求支付代理费的计算依据不合理，主张支付代理费用过高。税收债权金额不能作为争议标的额计算代理费用。破产税收债权由税款本金和滞纳金组成，受偿的税款和滞纳金全部上缴国库，其属于行政之债，只是按照破产法规定的破产还债程序来实现受偿，不是实质意义上的民事债权。因此，将税收本金和滞纳金按照民事诉讼争议标的额来计算代理费用不合理。破产还债程序不属于诉讼程序，当属非讼程序，也即破产案件是非讼案件。根据2006年国家发改委、司法部出台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律师代理诉讼案件执行政府的指导价，而原告以诉讼案件的政府指导价格来计算非讼案件的法律服务收费是不合规的，应当按照市场调节类的收费方式计费。被告作为原破产企业的主管税务机关，对其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有详细了解，其资产负债达1.1亿，净资产为负7605.35万元，被告申报的税收债权16620322.23元，但实际受偿不足实际债权的三分之一。税款的追缴职权不能委托其他主体和个人行使，收纳税款全部上缴国库，不存在返点或提成，故以税收债权金额作为争议标的额来计算代理费不合理。二、原告的代理人工作是辅助性的，在维护被告权益中未起到主要作用。原、被告之间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专项事务委托，原告作为被告聘请的2009年、2010年连续两年的法律顾问，根据顾问合同第二条第1项和第4项约定，解答被告经济活动中涉及的法律问题和接受处理非讼问题是其职责之一，该破产案从债权申报到最后债权的受偿，先后主要经历了债权申报、债权人异议、四次债权人会议以及债权的兑付这几个环节，其中被告亲自参加处理了除第三次债权人会议外的所有环节，其中独立的完成了债权兑付。税收债权在破产还债程序中有着特殊性，作为税收债权主体的税务机关，在破产清算程序中不同于民事债权主体，被告一方面要履行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就管理人对破产财产处置的监督职能，另一方面还在防范税收风险和履行追缴应纳税款的职权，原告显然不能代理被告行使职权，但二者密不可分，有破产财产的处置就会涉及到税收问题，有涉税问题就需要行使职权进行判定，故破产案原告的代理不能算是完全意义上的专项事务委托，其代理工作是辅助性的。被告的债权申报金额由被告计算确认，申报金额由税收本金和滞纳金组成，其中税收本金由被告根据企业的日常纳税申报后确认，滞纳金由被告根据税法的规定计算确认，然后告知原告，原告并未参与进行，且也不承担任何风险。滞纳金受偿顺序争议的解决是因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税务机关就破产企业欠缴税款产生的滞纳金提起的债权确认之诉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司法解释，明确将滞纳金列为普通债权，最终滞纳金比例得以受偿1434201.13元，这与原告的工作无必然联系。税收优先权的提出是基于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的明文规定，并非原告提出的专业意见，也不是复杂的法律事务。破产程序中涉税问题风险防范是由被告自行提出及解决，是被告的工作人员在第四次债权人会议提出建议，并提供可行性方案，原告对此无法提供相关建议。第四次债权人会议后，原告未有任何代理工作，后续事项都是由被告独立完成，原告均未参与。三、原告未履行报告义务，存在过错。2011年8月8日，原告在未告知被告的情况下独自参加了第三次债权人会议，本次会议通过了破产财产变价增补方案，原告表决赞同，对于该次债权人会议的召开，被告完全不知情，原告有义务向被告报告会议的情况，且须经被告特别授权方可行使表决权。而直至2015年4月第四次债权人会议前夕，被告才从原告处得知第三次债权人会议的决议事项，原告行为直接导致被告丧失了对于破产财产变价增补方案的异议权，无法形成决策方案，防范税收风险。四、根据原告所付出的实际劳动，主张按计时费来支付代理费。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双方就代理费未进行约定，事后也无补充协议，法律法规也未就破产案件的律师代理费计算标准作出明确规定，原告主张的计费标准已因国家发改委、司法部2006年出台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发改价格（2006）611号]而废止，就破产案件代理而言，原告代理的法律事务与其法律顾问的职责重合，而顾问职责之外的代理工作，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专项事务代理，且法律事务较为简单，风险和责任极低，耗费的时间可以较为准确计算，故被告主张按照国家发改委、司法部2006年出台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发改价格（2006）611号]第十条规定的计时收费方式支付代理费用，就原告所代理的实际工作来看看，被告认可其参加了四次债权人会议，每次计5个小时，债权申报和债权异议的提出，被告认可其法律文书的撰写工作和文书的递交时间，按每次5个小时计算，计2次，所有工作时间累计共30小时，根据前述规定，《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实施办法及标准由各省制定，当前贵州省尚未出台新的指导标准，被告认为可以参照四川省的相关规定计算为30小时×400元/小时=12000元，综上，破产案件属于非讼案件，原告将税收债权金额作为争议标的额按照诉讼的指导价的计费方式来计算代理费于法无据，也不合理，基于原告所做的实际工作，被告愿意按工作时间支付原告12000元代理费。经审理查明，原告道援律所名称变更前为持恒律师事务所。2009年2月10日、2009年12月30日，原、被告分别签订常年法律顾问合同，聘期分别为2009年1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2009年12月31日至2010年12月31，年聘金均为16000元，两份合同约定原告接受被告聘请并指派钟为义、刘勇担任被告的常年法律顾问，原告的职责除了为被告经营决策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问题，草拟并审查重大合同及有关法律文书，协助被告建立健全规章管理制度，协助被告进行法制宣传外，在被告遇到经济纠纷时，还需接受被告委托代理参加诉讼、调解、仲裁或者其他非诉讼活动，全力维护被告合法权益。合同均约定，原告受被告委托，代理参加诉讼、调解、仲裁及非诉讼活动，被告按规定另行办理代理手续和交纳代理费用，原告对收费实行优惠。2009年初，因辖区企业贵州磷酸盐厂向贵阳中院申请破产，作为贵州磷酸盐厂的主管税务机关，被告需向贵阳中院申报税收债权，2009年3月11日，被告向原告所属律师刘勇出具了授权委托书，授权该律师作为其代理人到贵阳中院参与债权人会议并处理破产程序的相关问题，但授权委托书中注明了刘勇律师的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接受委托后，刘勇律师于2009年3月18日起草了债权申报书，并提交给贵阳中院及破产管理人，其中税收债权申报3673616.28元，滞纳金申报12946705.95元。2009年4月17日,在贵阳中院召开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该次会议上，被告申报的税收债权3673616.28元得到管理人确认，但滞纳金未得到确认，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决议作出的无财产担保债权明细表中，被告的联系人为刘勇律师。因滞纳金未被确认为破产债权，2009年5月25日，刘勇律师作为被告代理人，向贵阳中院提交了债权异议申请，要求法院撤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作出的决议，重新作出决议。由于贵州磷酸盐厂停产多年，缺乏清偿债务能力，2009年8月5日，贵阳中院作出（2008）筑民三破字第13-4号民事裁定，宣告贵州磷酸盐厂破产。2009年11月19日，在贵州磷酸盐厂破产管理人的召集下，在贵阳中院召开了第二次债权人会议，此次会议补充确认被告债权为16620322.23元，在该次会议决议中被告的联系人载明为原告所属律师刘勇。2009年11月19日，刘勇律师向破产管理人提交了被告关于贵州磷酸盐厂破产债权申报及债权清偿的意见，认为在申报的债权中有1816333.24元是贵州磷酸盐厂在1993年和1994年所欠的税款，且在1995年12月25日签署的企事业欠税清理表中有明确记录，该款形成时间早于其他担保债权，应优先于抵押权受偿。2009年12月15日，破产管理人向被告出具通知，表示担保权形成前的税款优先于别除权，但提出将滞纳金劣后于其他普通债权之后清偿，要求被告于七日内回复。2009年12月17日，刘勇律师向被告提交了贵州磷酸盐厂破产案件前期工作情况汇报，同时向被告请示对滞纳金清偿顺序的意见。2011年8月8日，破产管理人在贵阳中院召集第三次债权人会议，该次会议作出决议，同意破产管理人所作有财产变价增补方案。2012年6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税务机关就破产企业欠缴税款产生的滞纳金提起的债权确认之诉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明确滞纳金属于普通破产债权。2015年4月30日，破产管理人在贵阳中院召集第四次债权人会议，对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进行了调整，并向贵阳中院申请裁定认可财产分配方案。2015年7月29日，贵阳中院作出（2008）筑民三破字第13-6号民事裁定，认可第四次债权人会议通过调整的贵州磷酸盐厂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根据该分配方案，被告申报的税收债权本金3673616.28元全部得到清偿，滞纳金按普通债权的清偿比例11.08%得到清偿1434201.13元，自此，被告申报的债权共清偿5107817.41元。另查明，从2011年1月1日起至今，原、被告未再续签书面常年法律顾问合同。还查明，在整个破产案件的处理过程中，被告均派出工作人员全程参与，被告申报的破产债权已实际从贵州磷酸盐厂破产财产中分配了5107817.41元。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原告提交的执业许可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身份证明书、常年法律顾问合同、持恒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委托书、原告接受被告委托后进行工作的相关证据、贵州省律师服务收费暂行规定，被告提交的贵州磷酸盐厂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记录、贵州磷酸盐厂第四次债权人会议记录、贵州磷酸盐厂破产分配方案征求意见表、第三次债权人会议决议、法律顾问合同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法律服务是指法人或自然人为实现自己的正当权益，提高经济效益，排除不法侵害，防范法律风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聘请律师、法律工作者、专业人士或机构以其法律知识和技能为其提供服务的专业活动。本案中，原、被告在2009年至2010年期间签订了常年法律顾问合同，其间，因被告所在辖区企业贵州磷酸盐厂申请破产，被告作为该厂主管税务机关需申报债权，为此向原告所属律师出具了授权委托书，授权原告所属律师代为处理破产程序的相关问题，并注明了代理权限，该委托书虽非正式法律服务合同，但加盖了被告印章，是被告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同时，结合原告接受委托后指派律师所开展的工作，充分证明原告指派的律师已为被告提供了相关的法律服务，故应认定原、被告之间构成了法律服务合同关系。本案中，原告接受被告委托后指派律师为被告提供了法律服务，原告主张被告支付法律服务费于法有据，但原、被告并未就法律服务费的收取及收取标准签订任何书面协议或另行协商达成口头协议，作为专业法律工作机构，原告应当知晓此举带来的不利后果。现原告主张参照《贵州省律师服务收费暂行规定》并按申报的破产债权总额16620322.23元分段计收法律服务费，本院认为，破产案件为非讼案件，属于不便于按诉讼标的计算法律服务费的案件，可由原、被告协商酌情收取合理费用。被告债权实际清偿了5107817.41元，但因破产案件并不属于涉及财产纠纷的案件，原告按照破产债权申报总额16620322.23元计算法律服务费明显不当。因相关法律并未对律师办理破产案件的法律服务费收取标准进行明确规定，而原、被告也未对代理该案的法律服务费进行明确约定，虽然双方从2011年起未再续签常年法律顾问合同，但破产案件的处理直至2015年才结束，应认为双方常年法律顾问关系已由双方合意延长至2015年。本案中，原、被告仅签订了授权委托书，嗣后也未就法律服务费的收取达成协议，约定不明确，根据公平原则，本院参照双方常年法律顾问的收费标准计算原告代理破产案件的法律服务费。因2009年、2010年的聘金已经支付，而原告为被告提供法律服务的时间跨度较长，从2011年一直持续至2015年，根据原告处理破产案件的工作情况，原告主张被告支付法律服务费，本院参照双方签订的常年法律顾问合同约定的年聘金16000元/年从2011年计算至2015年，共计80000元。但在破产案件处理过程中，被告亦派出工作人员积极参与处理，申报债权的专业数据亦系被告自行提供，原告并非独自完成全部工作内容，同时结合作为常年法律顾问原告还应当承担的工作内容，而原告在此期间仅仅从事单一的破产案件处理工作，故在前述计算的费用中，本院酌情扣减一年的费用，按4年计算被告应当支付的法律服务费，原告诉请被告支付法律服务费159680.80元，本院支持64000元（即16000元/年×4年=64000元）。对于被告乌当区国税局在庭审答辩时陈述的按小时向原告支付法律服务费的意见，因该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国家税务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给付原告贵州道援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费人民币64000元；二、驳回原告贵州道援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490元，由原告贵州道援律师事务所负担2092元，被告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国家税务局负担1398元（此款原告已经预交，被告负担的1398元由被告在履行上述给付义务时直接支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百三十九条的规定于判决书确认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申请执行。审 判 长  梁国辉代理审判员  陈 云人民陪审员  万廷云二０一六年五月三十日书 记 员  颜家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