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陕06民再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延安市宝塔区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住所地：延安市宝塔区丁泉砭。法定代表人：袁崇武，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张生岐，该公司员工。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外运延安支公司（原中国外运延安集团公司）。住所地：延安市宝塔区长青路。法定代表人：苏红东，该公司经理。再审申请人延安市宝塔区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与被申请人中国外运延安支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已于2012年7月24日作出（2012）宝民初字第00009号民事判决，延安市宝塔区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延安市中级法院于2012年11月11日作出（2012）延中民终字第0052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延安市宝塔区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5年10月15日作出（2015）延中民申字第00060号民事裁定，决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延安市宝塔区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生岐、被申请人中国外运延安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苏红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2年1月4日，一审原告延安市宝塔区第二建筑工程公司起诉至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称：原告于1994年4月至7月间与被告达成口头协议，对其所属车队上下院子、房屋、拆除旧楼地基及外运杂土等工程进行了维修，维修工程结算表由被告施工负责人签字，同时加盖公司公章，结算维修工程款共计109200.70元。2000年原告起诉被告修建商住楼纠纷一案时，并未起诉维修工程，原告多次向被告请求支付，同时多次向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就2000年原告诉被告修商住楼纠纷一案执行申请书中附带该维修工程款。被告曾认可维修工程款，答应支付该款，但迟迟没有支付，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起诉到法院要求1、判令被告依法偿还原告维修工程款109200.75元及同期银行贷款利息22万元；2、误工费等一切费用，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被告中国外运延安支公司辩称：原告所述的有虚假部分，每年都向被告提起账务，不属实，被告现在的法定代表人苏红东是2006年担任该公司法人，自苏红东担任法人以来原告没有提过维修款，被告是2011年11月5日才知道这事情，当时就予以否认。原告称中院强制执行被告工程款中，包括这个维修款，但是中院办案法官说工程款中不包括维修。原告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据被告调查，当时的维修款只有2万元左右，原告为了承包被告的住宅楼修建，与被告口头协议无偿干维修活。原告2000年起诉被告索要拖欠工程的时候为什么不一并起诉维修款，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1994年4月至7月期间，原告对被告公司车队的院子、房屋进行了维修，同时实施了拆除旧楼地基及外运沙土等工程，1999年11月16日，经双方结算，工程款为109200.75元，被告于2002年在结算单上盖章。现原告起诉到法院要求被告清偿欠款及利息，补偿因索要欠款的误工费。另查明，1996年，原告同被告达成建筑施工合同，由原告修建被告公司家属楼，1999年11月20日，因被告拖欠工程款，原告向西安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00年初，原告向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仲裁裁决书，至今，被告仍拖欠原告552816.29元工程款。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1994年4月至7月期间，原告给被告单位院子、房屋、拆除旧楼地基及外运杂土等进行了维修，2002年被告对工程量进行了确认，被告应在2002年确认工程量后向原告支付维修款项。依据法律规定，原告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被告公司尚欠原告维修款109200.75元未付，原告应当在被告公司未按期支付欠款的两年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权利。2012年1月4日原告第一次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公司支付维修款时已超过诉讼时效。现原告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被告主张权利及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故原告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丧失了胜诉权，法院不予支持。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于作出（2012）宝民初字第00009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延安市宝塔区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240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延安市宝塔区第二建筑工程公司负担6240元。延安市宝塔区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其上诉理由是：一、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的诉讼超过时效，丧失了胜诉权与客观事实不符，上诉人的证据足以证明诉讼时效中断。2011年3月11日上午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庭长钟延庆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苏红东谈话，苏红东明确表示：“不管维修款和下余款，我方一次性支付40万元”，在谈话笔录中钟延庆庭长明确告知上诉人：“维修工程款另行起诉，另案处理”。以上事实，足以证明上诉人诉讼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并未丧失胜诉权。二、原审判决的认定与法有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权利人对同一债权中部分债权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基于剩余债权”，第十三条规定：“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六）申请强制执行。”由此可见，1999年上诉人就被上诉人拖欠工程款和维修款的债权，当时只向仲裁委主张了工程款部分，按照上述十一条的规定，其诉讼时效应及于维修款部分的债权。其二，上诉人申请强制执行申请书中明确请求附带执行维修款109283.71元，其情形符合上述第十三条（六）项之规定。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主张权利请求的诉讼不存在时效中断之情形与法有悖，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本院二审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二审认为，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重新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诉讼时效规定》）第十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应当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或者以发送信件、数据电文的方式主张权利。综上，从形式上分析本案，上诉人就被上诉人拖欠其维修款109200.75元之事，其并未以上述方式向被上诉人提出请求给付要求，对此事实，上诉人也予以认可。此外，《诉讼时效规定》明确申请执行可以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上诉人据此认为多次执行申请中已向被上诉人提出该维修款给付的要求，故可以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这种提出要求的方式，并不符合《诉讼时效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同时，上诉人就被上诉人拖欠其维修款之事，并未经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依法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执行依据，故其自称的申请执行因没有执行依据，并不能导致强制执行程序的开始，应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从时间分析本案，上诉人可以证实其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的证据为2011年3月11日在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谈话笔录，该笔录中可以证实上诉人明确向被上诉人提出了给付要求，但被上诉人并没有认可该款项，且最终上诉人也被告知对于维修款之事应另行诉讼主张权利，故不能认定属于同意履行的承诺。同时，因维修工程于1994年竣工，2002年被上诉人在工程结算单上进行了签字，诉讼时效在签字之日发生中断，应当重新计算诉讼时效，而上诉人提到的对被上诉人关于承建家属楼工程款的仲裁申请以及申请执行，都发生在2002年之前，故对2002年之后的诉讼时效不发生诉讼中断。此外，关于维修款双方于2002年11月24日确认，上诉人应当自此时起两年内，即2004年11月24日之前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但根据上诉人目前的证据，并不能充分证实其在此期间内已经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故上诉人于2011年3月11日提出的给付要求，此时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本次提出给付要求的行为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综上所述，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给付维修工程款109200.75元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本院作出（2012）延中民终字第0052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240元，由上诉人延安市宝塔区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承担。延安市宝塔区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申请再审称：2002年至2013年期间，申请人曾一直向被申请人主张关于该维修款，被申请人也答应等钱要回来了后给申请人支付维修款，并且被申请人负责人苏红东、卜如生等人在一起就该维修款进行确认，并作出还款计划。2014年12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维修工程负责人卜如生、白勇宁的谈话录音，该录音能证明申请人曾一直向被申请人主张过权利。因外运公司负责体制改制的师雪梅证明（2013年4月12日写）张生歧在2003年向我和史利杰经理要过维修款。2011年3月21日中院执行庭钟延庆与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苏红东经理的谈话笔录中，苏红东明确表示“不管维修款和下余工程款，我方一次性支付40万元”，二建委托人没有同意。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现请求：一、依法撤销宝塔区人民法院(2012)宝民初字第00009号民事判决书、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延中民终字第00528民事判决书；二、改判被申诉人支付拖欠申诉人1994年维修款109200.75元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三、补偿申诉人因索要欠款的误工费；四、一审、二审、申诉等费用由被申诉人承担。被申请人中国外运延安支公司辩称：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从2006年来再审申请人从未提过维修费，一直到2011年提起诉讼时，才提出还有维修费一说。再审申请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一审、二审判决正确。本院再审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再审申请人延安市宝塔区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失效。根据法律规定，因诉讼时效提起诉讼、当事人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重新计算。本案中，再审申请人主张本案未超过诉讼，主要依据的是2011年3月21日本院的一份执行谈话笔录，再审申请人认为笔录中被申请人中国外运延安支公司有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经查，2011年3月21日，本院为执行中国外运延安支公司拖欠延安市宝塔区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的552816.29元工程款，就该案执行情况进行了座谈，参加人员有延安市宝塔区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生岐、中国外运延安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苏红东、职工卜如生、白永宁，该谈话的目的是为了就执行552816.29元工程款进行调解，使案件执结到位，故该笔录实际上是一份执行和解笔录，但由于双方分歧较大，未能达成和解协议，承办执行法官明确告知维修费双方无法确认，应另行起诉。被申请人中国外运延安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苏红东在谈话笔录中，虽然有“不管维修款和下余工程款，我方一次性支付40万元”的陈述，但该陈述是在执行和解过程中出于和解目的所做的让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故2011年3月21日的执行谈话笔录不能作为延安市宝塔区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主张案件未超过诉讼时效、中国外运延安支公司有同意履行义务意思表示的证据使用。再审申请人主张其多次在申请执行552816.29元工程款的案件中向法院提出过执行本案维修款给付的要求，认为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经查，再审申请人就被申请人拖欠其维修款一事，并未经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依法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执行依据，故其自称的申请执行因没有执行依据，不能导致强制执行程序的开始，因此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结合本案，再审申请人也没有证据证明其通过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或者以发送信件、数据电文的方式主张权利，导致诉讼时效从2002年11月24日计算两年即2004年11月24日后发生中断的情形，故再审申请人主张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2011年3月21日的执行谈话笔录中被申请人同意履行债务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本院（2012）延中民终字第0052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再审申请人延安市宝塔区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的再审请求。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乔月霞审 判 员  齐进飞代理审判员  李委玲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白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