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42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丹阳市怡天纺织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丹阳市皇塘镇蒋墅312国道208公里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181665755184J。法定代表人:于兆群，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定宁，江苏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常州美鑫化纤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长虹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23019561296。法定代表人:黄育源，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平，江苏东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惊涛，江苏东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丹阳市怡天纺织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常州美鑫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鑫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20）苏0412民初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怡天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反诉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要正确处理被上诉人本诉以及上诉人反诉的诉讼请求，必须查明双方的交易总额。对此，被上诉人作为本诉原告，依法有责任提供全部送货单予以证明。但其仅提供了2016年、2017年的送货单，甚至将与本案没有关联的2014年的送货单作为证据提供，唯独不提供2015年的送货单。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故意隐匿证据的做法视而不见，绕开双方实际交易总额这必须查明的事实不查，而以被上诉人提供的2016年8月16日、2017年1月4日的两份送货单中“上期结欠”、“今日货款”、“累计”各栏被上诉人自行填写的金额，认为“截止2017年1月4日，怡天公司结欠美鑫公司货款88961元”，继而认定上诉人“在2017年3月17日前的付款818900元，仅是针对双方截止2017年1月4日的往来货款，案涉货款45094元不包括怡天公司己经付款的往来中，该部分货款怡天公司尚未支付。”一审法院这一认定的依据，是被上诉人在送货单上自行填写而非双方确认的金额。显而易见，该认定是错误的。而且，一审法院对该两份作为定案证据的送货单中被上诉人填写的金额，在上诉人不认可的情况下，未依法释明是否需要鉴定，径直认定“并非因本次诉讼而填写”，确认了其“真实性”。一审法院如此错误地认定证据，必然导致本案事实的认定错误，且程序不尽合法。在此，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请求对双方的交易总额予以严格审查。上诉人提供的付款凭证和增值税发票，在付款的日期、金额以及发票开具的曰期、金额上，足以证明上诉双方间的上诉人先支付预付款，被上诉人后供货的交易习惯。自2015年5月7日上诉人预付8万元货款开始发生交易，继而在同年6月5日支付了10万元、7月29日支付了10万元，而被上诉人在2015年8月26日才第一次开具发票。上诉人一直都有货款结存在被上诉人账上（仅两次平账)，最终还有5万元结存。但是，一审法院却对上诉人有证据证明的“先付预付款后再供货”的主张，认为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而不予采信，而依据被上诉人提供的送货单中被上诉人自行填写的金额，认定“双方往来其间，存在怡天公司欠付美鑫公司货款的情形”。如前所述,送货单中的金额是被上诉人自行填写，并未经双方确认，依法并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并且，一审法院还将与本案没有关联的“黄育源与怡天公司间此前的往来是先供货后付款”来推定上诉双方间的“交易模式为先供货后付款”。一审法院这一推定，在逻辑上显然是错误的。此前黄育源与上诉人之间的交易，与本案上诉双方之间的交易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前者的黄育源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卖方，而是杭州一牛公司与上诉人之间交易的掮客。一牛公司与上诉人之间的交易模式是先供货后付款，作为掮客的黄育源不可能要预付款。而后者的卖方是被上诉人，黄育源作为其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刚刚成立，缺乏资金”为由，请求上诉人先预付部分货款，上诉人同意后，双方即形成了约定，上诉人按约支付了8万元，该预付款的支付便成了交易习惯并一直延续下来，最终尚存5万元在被上诉人账上。由此可见，一审法院的该推定，在交易的卖方主体上张冠李戴，有失偏颇。另外，一审法院认为“没有证据证明美鑫公司于2017年6月17日开具的发票金额包括了案涉货款45094元。2017年6月17日，双方不仅就发生在2017年3月7日〜5月31日期间的货款进行对账，对账后还就双方的全部往来进行了最后结算。结算结果包括案涉货款45094元在内，被上诉人尚有238900元的发票未开，因是最后结算,被上诉人当日开具了发票。案涉货款45094元发生在双方最后结算之前，就按常理，最后结算当然要对此前发生的全部交易进行结算，不可能不把案涉的45094元货款结算进去。被上诉人美鑫公司二审未书面答辩。美鑫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怡天公司立即支付货款45094元；2、本案诉讼费由怡天公司负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如下：美鑫公司设立于2014年5月20日，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投资人黄育源。在美鑫公司设立前，黄育源即以美鑫化纤的名义与怡天公司发生往来，其以杭州一牛化纤有限公司为销售方，向怡天公司供应化纤丝，由杭州一牛化纤有限公司向怡天公司开具发票，怡天公司将款项支付给杭州一牛化纤有限公司。审理中，双方均表示该部分往来，账目已结清。美鑫公司设立后，黄育源通过美鑫公司继续与怡天公司进行往来，由美鑫公司向怡天公司供应化纤丝。美鑫公司提供的2016年8月16日的送货单，其中“上期结欠”栏载明结欠金额为180672元，“今日货款”栏载明的当日供货金额为53642元，累计结欠金额为234314元。在该送货单上，美鑫公司并用红笔注有“8/30来5万9/30来5万12/1来5万欠84314”的字样。2017年1月4日的送货单，其中“上期结欠”栏载明结欠金额为84314元，“今日货款”栏载明的金额为5346元（该金额系单价按13元计算），送货单的“总计”部分载明的金额为4647元（该金额系按单价11.3元计算），累计结欠金额为88961元（系上期结欠金额84314元加上总计金额4647元之和）。审理中，美鑫公司表示上述送货单上“上期结欠”、“今日货款”、“累计”栏的金额系其在送货后填写的，并非因本次诉讼而填写。自2015年5月7日至2017年3月17日，怡天公司共向美鑫公司支付货款818900元，其中于2015年5月7日支付80000元，同年6月5日支付100000元，同年7月29日支付100000元，同年10月22日支付100000元，同年12月18日支付100000元，于2016年5月24日支付50000元，同年7月28日支付50000元，同年8月20日支付50000元，同年9月30日支付50000元，同年12月1日支付50000元，于2017年1月23日支付30000元，同年3月17日支付最后一笔货款58900元。自2015年8月26日至2017年6月17日，美鑫公司共计向怡天公司开具发票9张，金额共计768900元，其中于2017年6月17日开具了最后3张发票，金额分别为103820元、100000元和35080元。2017年3月7日及同年3月18日、同年3月30日、同年5月31日，美鑫公司向怡天公司供应化纤丝4批，金额分别为4068元、23680元、14543元和2803元，合计45094元。2017年6月17日，双方签署的对账明细单确认了上述4批供货及金额。2017年8月23日，美鑫公司法定代表人黄育源向怡天公司于红琴（怡天公司称其为生产负责人）打电话催要欠款，但在电话中黄育源没有明确提及欠款金额，只是问“那点钱怎么办”，于红琴称“出了月吧”，黄育源又称“你说这个月下个月的，一直不给我”，于红琴称“上个月拿的全部是承兑”，黄育源要求于红琴赶紧安排。一审法院归纳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美鑫公司与怡天公司之间的交易模式是美鑫公司先供货怡天公司后付款，还是怡天公司先付款美鑫公司后供货？美鑫公司主张的案涉货款45094元是否包含在怡天公司已经付款的往来中？一审法院认为，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对其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就双方间的交易模式问题。怡天公司主张其与美鑫公司之间的往来是怡天公司先支付预付款后再由美鑫公司供货，美鑫公司主张是其先供货怡天公司后付款。怡天公司就其主张，除了提供其向美鑫公司付款的支付凭证及美鑫公司向其开具的发票外，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双方间的交易模式（交易习惯）是其先支付预付款再由美鑫公司供货。美鑫公司就其主张，提供了美鑫公司与怡天公司发生往来期间的送货单，送货单显示双方往来期间存在怡天公司结欠美鑫公司货款的情形，以证明双方间的交易模式是先供货后付款；美鑫公司并提供了黄育源以美鑫化纤的名义与怡天公司发生往来时的送货单，送货单也显示往来期间存在怡天公司结欠部分货款的情形，以证明双方间的往来一直就是先供货后付款。对此，美鑫公司提供的黄育源与怡天公司往来期间的相关证据，虽与本案无直接关联，但从侧面反映出黄育源与怡天公司间此前的往来是先供货后付款；美鑫公司提供的其与怡天公司往来时的送货单，虽然有关“上期结欠”、“今日货款”、“累计”栏中的金额是美鑫公司在送货后填写的，但并非因本次诉讼而填写的，且内容前后相吻合；此外，从美鑫公司提供的2016年8月16日的送货单所备注的付款情况来看，该备注的内容和怡天公司实际付款情况基本相符；故应对该证据予以认定。上述美鑫公司提供的证据表明在双方往来期间，存在怡天公司欠付美鑫公司货款的情形。据此，就交易模式问题，应采信美鑫公司的主张，认定美鑫公司与怡天公司间的交易模式为先供货后付款。对怡天公司的主张，因其未能提供证据，依法不予采信。就美鑫公司主张的案涉货款45094元是否包含在怡天公司已经付款的往来中的问题。怡天公司主张该货款45094元是双方往来中的一部分，已经进行了结算、付款；美鑫公司主张该货款尚未进行结算。怡天公司就其主张，提供了付款凭证和发票，主张其付款金额为818900元，美鑫公司开票金额为768900元，开票金额即供货金额，且最后开票时间为2017年6月17日，故开票金额已包括案涉货款，相应的货款已经结算过，美鑫公司还应退还怡天公司预付款50000元。美鑫公司就其主张，提供了代账公司的证明，证明只是因为代账公司的工作失误导致向怡天公司少开票50000元，仅开具了发票768900元，该部分金额不包括案涉货款45094元；美鑫公司并提供了2017年1月4日的送货单，证明截至该日，怡天公司结欠美鑫公司的货款金额为88961元，怡天公司于2017年1月23日付款30000元，同年3月17日付款58900元后，合计付款88900元，结清了该欠款，前述付款与案涉货款45094元无关，案涉货款45094元怡天公司尚未支付；此外，美鑫公司提供了黄育源与于红琴2017年8月23日的电话录音，以证明截至该时间节点，怡天公司尚结欠美鑫公司货款。对此，一审认为美鑫公司与怡天公司间的往来金额应以美鑫公司实际供货金额为准，而非以美鑫公司开具的发票金额为准。就该争议，根据美鑫公司提供的2016年8月16日的送货单，结合美鑫公司提供的2017年1月4日的送货单，可以证明截止2017年1月4日，怡天公司结欠美鑫公司货款88961元；此后怡天公司于2017年1月23日付款30000元，同年3月17日付款58900元，合计88900元，仅是结清了截止2017年1月4日的欠款，后续往来的款项并不包括其中；也没有证据证明美鑫公司于2017年6月17日开具的发票金额包括了案涉货款45094元；结合美鑫公司提供的电话录音，也可以证明截止2017年8月23日，怡天公司尚结欠美鑫公司货款。综合双方提供的证据，美鑫公司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怡天公司提供的证据。故应认定怡天公司在2017年3月17日前的付款818900元，仅是针对双方截止2017年1月4日的往来货款，案涉货款45094元不包含在怡天公司已经付款的往来中，该部分货款怡天公司尚未支付。综上，美鑫公司与怡天公司间系买卖合同关系，双方间的交易模式为先供货后付款，怡天公司此前的付款818900元不包括案涉货款45094元，该款怡天公司尚未支付。依照法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对于美鑫公司要求怡天公司支付货款45094元的诉请，依法予以支持；怡天公司的反诉请求，则不予支持。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怡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美鑫公司货款45094元；二、驳回反诉原告怡天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928元，由怡天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525元，由怡天公司负担。二审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没有提供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美鑫公司为证明怡天公司结欠货款45094元的事实，不仅提供了送货单、增值税发票、付款等证据链证明双方的交易模式是“现供货后付款”，还提供了录音证据辅证证明美鑫公司曾向怡天公司催要过案涉货款。怡天公司否定双方是“现供货后付款”模式，并认为双方是“先预付款后供货”且已经超额预付货款50000元，但怡天公司对自己的陈述并没有提供充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依法亦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怡天公司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78元，由上诉人丹阳怡天纺织服饰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梅审 判 员  王 佳审 判 员  周韵琪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曾 璜书 记 员  夏 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