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海事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6）鄂72行初2号原告：南京宁腾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浦口区大桥北路48号华东茂C3幢1201-1206室。法定代表人：徐东，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王春，江苏森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南通海事局。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工农南路101号。组织机构代码：E8543719。法定代表人：周建华，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叶建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南通海事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尚丙钦，男，汉族，1984年12月5日出生，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南通海事局工作人员。住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委托代理人：王勇，上海铭汉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黄国仁，男，汉族，1968年2月20日出生。住址：江苏省如皋市。委托代理人：陈树宁，江苏中远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南京宁腾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腾公司）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南通海事局（以下简称南通海事局）、第三人黄国仁海事责任认定纠纷一案，于2016年3月1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3月21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潘绍龙、熊文波、李岩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6年4月26日开庭时，原告宁腾公司法定代表人徐东、委托代理人王春，被告南通海事局委托代理人叶建军、尚丙钦、王勇，第三人委托代理人陈树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宁腾公司诉称：2015年3月10日，宁腾公司所有的“宁腾888”轮因装载的沙石过驳，按照沙石公司的浮吊引导，停靠在南通××附近××沙石过××作业区进行过驳卸载。在该区域有其他船舶停泊作业，而且该停泊地点专门设置有系船浮筒、浮趸、缆桩等设施。“宁腾888”轮按规程停泊船舶，将船尾钢丝缆系在船浮上，并开启照明设备。凌晨04:25时，黄国仁驾驶没有任何照明设备、设施的“三无”船舶，装载100吨黄沙随意驶入深水区，在船头横穿过“宁腾888”轮船尾的钢丝缆底部后，驾驶舱与钢丝缆发生碰撞。对于该起事故，南通海事局于2015年6月12日作出的（通崇川天）结论字（2015）001号《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认定宁腾公司承担主要责任。原告宁腾公司认为，该责任认定属于错误行政行为，应当予以撤销。（2016）事故调查结论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事故地点调查错误。根据调查结论书的认定，事故地点系在“南通天生港专用航道天桥施＃1黑浮上游约100米处，上行通航分道内”。但本起碰撞事故是“三无”船舶撞上“宁腾888”轮尾部系在专用系船浮筒上的钢丝缆。如果事故地点在上行通航分道内，由此推定该专用系船浮筒亦设置在通航分道内。这显然违反基本常理和《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2016）事故调查结论责任认定的法律依据错误。（2016）本起事故发生既然并非“宁腾888”轮在航道内停泊所致，就不可能适用《长江江苏段船舶定线制规定（2013）》第三十条的规定来认定事故责任，而且该条款要求“船舶在航道内随意停泊”。（2016）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六条的规定，“三无”船舶根本不具备航行的法定条件，这样的船舶不仅在长江上航行，居然还运载110吨黄沙从事船舶运输，这才是导致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三无”船舶的任何一项违法行为均能导致事故直接发生。（2016）该“三无”船舶在长江上非法航行对整个长江的交通安全均构成威胁，对其引发的船舶碰撞事故必须严肃处理。三、该事故调查结论书的作出违反法律程序。根据《内河交通事故调查处理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其他内河交通事故的调查权限由各直属海事管理机构或者省级地方海事管理机构确定，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备案。”而（通崇川天）结论字（2015）001号《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的作出并加盖公章的单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南通崇川海事处（以下简称崇川海事处），崇川海事处作为南通海事局的一个派出机构，并无单独以自身名义作出《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的职权，对于越权作出的认定结论也应当是没有法律效力。根据《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对于违反该条例的行为应予以处罚。但崇川海事处在调查本起事故后，竟然对“三无”船舶放行了，任由无证人员驾船离开，这不仅纵容“三无”船舶的违法行为，海事处自身也存在违法。（2016）被告南通海事局作出的《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且在作出的时候未告知原告诉权或者起诉期限。《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是海事管理机构在依法对水上交通事故进行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水上船舶航行与避碰规则，就船舶航行在交通事故中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及事故发生的因果关系、责任大小所作出的定性结论，它直接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显然属于独立、完整的具体行政行为。本案中被告作出该具体行政为时未能告知原告诉权或者起诉期限，所以原告的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为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规范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行为，原告特诉请法院，请求撤销南通海事局作出的（通崇川天）结论字（2015）001号《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被告南通海事局辩称：（2016）内河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属于影响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政行为，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16）从行为性质和作用来看，水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仅仅是一种证明行为。水上交通事故发生后，海事管理机构根据水上交通安全管理法规规定，开展事故调查取证，运用专业技术，对当事人双方（或者多方）船舶在交通事故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作出定性结论，是用以说明事故发生原因的证明。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第四庭、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关于规范海上交通事故与海事案件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已经明确了事故调查结论的这一属性，“海事调查报告及其结论意见可以作为海事法院在案件审理中的诉讼证据，除非有充分事实证据和理由足以推翻海事调查报告及其结论意见。”并且，在2013年5月13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八条也再次重申和强调了上述原则，即“行政管理部门依据法律规定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火灾事故认定书等，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能够推翻的除外”。（2016）从可参照的行为属性及相关法规来看，水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与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属于同一性质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全国人大法工委在《关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可否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意见》中明确指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案件证据使用。因此，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果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牵连的民事赔偿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同理，在本案中，海事管理机构作出的水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也只起证据作用，对该行为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6）从已有的司法实践来看，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及其责任认定行为均被各级法院认定为未直接影响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其作用是在相关当事人提起民事赔偿诉讼中，经法院审查是否作为证据使用。因此调查结论书对原告的权利义务并没有产生影响。二、即使按照原告所坚持的其具有诉权，原告的起诉也超过法定期限，依法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涉案的《事故调查结论书》于2015年6月12日制作完毕，并于6月13日送达原告，而原告在2016年3月2日以后，才提起行政诉讼，明显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46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这一法定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第2项之规定，对于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三、崇川海事处作为内河交通事故调查实施机构具有法定职权依据，其作出涉案《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符合法定程序。1、实施行为的主体合法。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等有关文件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为交通运输部直属行政机构，实行垂直管理机制。崇川海事处系由交通部于2000年批复设立的独立机构，具备在其职权范围内以自己名义开展海事执法工作的资格。2、具备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事故调查处理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于2014年颁发的《关于印发直属海事系统行政执法事权级调整方案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均明确授权基层海事处有权调查、处理辖区内的一般等级以下的水上交通事故。涉案的水上交通事故发生在南通××专用航道天桥××＃××、××道内，该事故地点位于崇川海事处管辖区内。崇川海事处对本辖区内的内河交通事故开展事故调查和处理工作，是依照法规授权的职能行为，当然合法有效。3、实施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涉案事故发生后，崇川海事处按照法规授权，经过立案审查，履行了立案手续，通过询问有关当事人、现场查勘等多种途径，依法开展了涉案事故的调查工作，并最终确定了该起事故的责任认定。涉案事故于2015年3月10日发生，《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于2015年6月12日作出，未超出《内河交通事故调查处理规定》规定的4个月时限。有关调查结论书也按照规定送达了事故各方当事人。四、崇川海事处作出的涉案《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法律依据准确、事实调查清楚、责任认定准确。交通运输部发布的《长江江苏段船舶定线制规定（2013）》是长江江苏段确定船舶航路、航法以及认定水上交通事故责任的直接依据。内河交通事故调查中核实事故地点是重要内容，也对事故责任的划分起着重要的作用。根据有效的证据材料，表明事故发生时“宁腾888”轮处于锚泊状态，船首朝向下游，基本顺着航道方向，天生桥施＃1黑浮位于其左前方，证实事发地点位于天生港专用航道上行通航分道内。此外，事故航次中，“宁腾888”轮是先抛锚控制船位后，数小时后才将船尾用自有的钢丝缆系在浮筒上，而首先该轮的抛锚点即位于天生桥××＃××南侧约××处××航道内，也就是说该轮违章抛锚在航道内，有碍他船航行安全，按照《长江江苏段船舶定线制规定（2013）》第30条规定，应负本起事故的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崇川海事处充分考虑本起事故的另一方为“三无”船舶，事故调查结论书由此认定“宁腾888”轮负本起事故的主要责任。综上，南通海事局认为崇川海事处作出的涉案内河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且不属于影响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政行为，原告的起诉于法无据，恳请法院予以驳回。第三人黄国仁述称：1、被告南通海事局作出的事故结论书程序合法，应当作为本案事实依据；2、被告南通海事局作出的事故调查结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受案范围，即不属于可诉行政行为；3、原告宁腾公司在2016年3月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原告宁腾公司为支持自己主张的事实和诉讼请求，在法定期间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通崇川天）结论字[2015]001号《内河交通事故结论书》。用以证明南通海事局依据行政职权作出事故责任认定，直接关系到宁腾公司权利义务承担，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并且南通海事局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时未能告知宁腾公司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第二组证据：宁腾公司所拍事故现场照片四张。用以证明“宁腾888”轮根本没有停泊在航道内，停泊地区有海事部门批准才能设立的系船浮筒、浮趸、缆桩等设施。被告南通海事局为反驳原告宁腾公司主张的事实和诉讼请求，在法定期间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宁波海事法院（2003）甬海行初字第6号行政判决书、广西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2008）青行初字第50号行政判决、广州海事法院（2014）广海法行初字第7号行政判决书、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宁行初字第99号行政判决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苏行初终字第0009号行政判决书、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宁行初字第27号行政判决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苏行终字第00321号行政判决书。以上证据用以证明《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不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对当事人的权益不产生直接的实质性影响。第二组证据：交通部交人劳发[2000]675号《关于部直属海事系统派出机构设置的通知》。用以证明崇川海事处具备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的权限。第三组证据：南通海事局通海事函[2001]71号《关于设置南通海事局派出机构的函》。用以证明涉案事故发生在崇川海事处辖区。第四组证据：南通海事局《水上交通事故行政文书送达回执》。用以证明《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已于2015年6月13日送达事故当事人。第五组证据：宁腾公司向南通海事局提交的《内河交通事故报告书》、南通海事局向“宁腾888”轮船长黄建军、大副黄川所作的水上交通事故调查询问笔录。用以证明“宁腾888”轮抛锚地点位于航道内。第六组证据：南通海事局对“常海1号”轮业务员沈良军所作的水上交通事故调查询问笔录。用以证明“宁腾888”轮抛锚地点位于航道内。第七组证据：事故现场勘查照片和录像视频。用以证明“宁腾888”轮抛锚地点位于航道内。第八组证据：南通海事局所作的水上交通事故现场勘查记录。用以证明涉案航标和浮筒的坐标位置。第三人黄国仁在法定期间未向本院提交证据。对于原告宁腾公司和被告南通海事局提交的上述证据，根据原、被告以及第三人黄国仁在庭审中的质证意见，并结合不同证据之间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本院认为，除了被告南通海事局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因与案件事实没有关联性进而不能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有效证据以外，原、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均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有效证据。根据原告宁腾公司和被告南通海事局提交的有效证据，本院查明以下案件事实：2015年2月11日14：30时许，“宁腾888”轮装载4900吨石子从重庆市涪陵港启航，驶往目的地江苏南通港。3月7日23：45时许，“宁腾888”轮驶抵南通港二号甲锚地抛锚，等待卸载。3月8日08：35时许，根据收货人要求，“宁腾888”轮移泊至天生港＃7红浮上游约300米处抛锚等待卸载。当日下午17：00时许，收货人通过过驳方式开始从“宁腾888”轮卸载。3月9日11：45时许，应卸载船舶要求，“宁腾888”轮从原抛锚地点移至天桥施＃1黑浮下游约10米、横距约10米处抛锚，继续进行卸载作业。当日15：00时，由于担心受涨潮影响，船舶出现走锚，“宁腾888”轮在加抛左锚的同时，从船尾处伸出一根钢丝绳，系于上游的系船浮上。该钢丝绳为双股，单股长度约为15米。至当日15：20时许，“宁腾888”轮共卸载石子约2000吨。随后继续在锚地锚泊，等待卸载余下石子。在锚泊过程中，“宁腾888”轮按规定显示了锚泊灯号，安排了值班人员，在船尾伸出的钢丝绳上没有悬挂灯光或者其他明显标识。2015年3月10日04：25时许，黄国仁驾驶其所有的船舶装载110吨黄砂从南通九圩港驶往江苏省如皋市下原镇途中，触碰连接“宁腾888”轮尾部与系船浮的钢丝绳，造成自身损毁，一人受伤。事故后，宁腾公司于2015年3月11日向崇川海事处递交了《内河交通事故报告书》。3月10日和3月13日，崇川海事处分别对“宁腾888”轮船长黄建军、大副黄川进行了调查，制作了《水上交通事故调查询问笔录》。3月10日，崇川海事处对“常海1号”轮业务员沈良军进行了调查，制作了《水上交通事故调查询问笔录》。3月11日13：00时至15：00时，崇川海事处对涉案事故现场进行勘查，作出《水上交通事故勘查记录》，确定天桥施＃1黑浮GPS经纬度为32°2'125"N、120°44'146"E；“宁腾888”轮船尾系船浮GPS经纬度为32°2'117"N、120°44'080"E。2015年6月12日，崇川海事处作出（通崇川天）结论字[2015]001号《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该结论书在对事故船舶、事故地点、事故时间、事故种类以及事故经过作出认定的同时，认定事故原因为：本起事故中，“宁腾888”轮在天生港专用航道上行通航分道内停泊，有碍他船航行安全；以及“三无”船当班人员无证驾驶，在驶入上行通航分道过程中未保持正规瞭望，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认定事故责任为：“宁腾888”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根据《长江江苏段船舶定线制规定（2013）》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应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三无”船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避碰规则》第六条之规定，应负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此外，该结论书还提示：当事人如对事故调查结论有异议，可以自收到本结论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南通海事局申请复核。6月13日，崇川海事处向宁腾公司送达《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本院同时查明，“宁腾888”轮船舶所有人、船舶经营人均为宁腾公司。黄国仁所属涉案船舶（《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中所称“三无船舶”）没有取得相应的船舶检验证书、船舶登记证书，并且未配备符合规定的船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交人劳发[2000]675号《关于部直属海事系统派出机构设置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关于印发直属海事系统行政执法事权层级调整方案的通知》和南通海事局通海事函[2001]71号《关于设置南通海事局派出机构的函》等相关文件规定，2001年6月12日，南通海事局设置崇川海事处。该海事处的水域管辖范围为负责崇川巡航区段的动态海事业务工作和负责天生港水道的巡航维护工作，陆域岸线管辖范围为负责上界（如皋如海河口）至下界（××区龙爪岩岸标）的陆域岸线及码头、停泊点、装卸点等海事业务工作。有权调查、处理辖区内一般等级及以下水上交通事故。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事责任认定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原告宁腾公司作为涉案事故当事人，因不服被告南通海事局作出的内河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有权提起行政诉讼。由于该行政纠纷发生于江苏南通水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诉讼管辖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五条的相关规定，本院对本案依法享有管辖权。被告南通海事局和第三人黄国仁认为崇川海事处就涉案事故所作出的内河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为不可诉行政行为的抗辩理由，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交人劳发[2000]675号《关于部直属海事系统派出机构设置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关于印发直属海事系统行政执法事权层级调整方案的通知》和南通海事局通海事函[2001]71号《关于设置南通海事局派出机构的函》等相关文件规定，崇川海事处系被告南通海事局依法设立的派出机构，虽然其不具备行政诉讼主体资格，但仍具备在职权范围内以自己名义开展海事执法工作的资格。被告南通海事局作为独立的行政主体，应该对其设立的派出机构崇川海事处所实施的行政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原告宁腾公司主张的事实和诉讼请求、被告南通海事局的答辩意见以及第三人黄国仁的陈述理由，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崇川海事处作出《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是否违反法定程序；其二，崇川海事处制作的《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的法律属性；其三，《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是否侵犯原告宁腾公司的合法权益；其四，原告宁腾公司提起行政诉讼的时间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其一，崇川海事处作出《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是否违反法定程序崇川海事处系被告南通海事局依法设立的派出机构，其有权对发生在辖区内的海损事故开展调查和处理工作。涉案事故发生后，崇川海事处经过立案审查，履行了立案手续，通过询问有关当事人、现场查勘等多种途径，依法开展了涉案事故的调查工作，最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事故调查处理规定》规定的期限内作出《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并按规定送达事故各方当事人。所以，崇川海事处在实施行政行为过程中，在行为主体、职权范围以及法律程序等方面均符合法律规定。原告宁腾公司认为崇川海事处在作出《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的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二，崇川海事处制作的《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的法律属性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运用行政权，实现行政目的的一切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崇川海事处作为海事行政机关，在涉案事故发生以后，应该即时履行诸如实施全面、客观、公正的调查和取证工作，并在规定的期限内，依据调查事实和证据作出调查结论，同时告知事故当事人等法定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事故调查处理规定》在对海事行政机关履行上述行政行为时的实施范围和实施程序作出明确规定的同时，亦要求事故当事人履行诸如事故报告、接受调查等义务，但这些规定和要求的目的在于保证海事行政机关调查和取证工作的全面、客观、公正。就上述行为性质而言，无疑为行政行为，但是该行政行为仅针对事故本身，目的在于查明事故事实、明确事故原因、划分事故责任，以教育和警示事故当事人以及其他与船舶营运相关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加强和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减少和避免同类型事故的再度发生。所以，崇川海事处对涉案事故进行调查、取证，并且依据调查事实和证据作出调查结论，是其履行法律义务、行使行政职权的要求，除了具有警示、教育、指导等作用以外，并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亦未对事故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其三，《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是否侵犯原告宁腾公司的合法权益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海事行政机关在调查、取证以及所作出的调查结论中，难免在事实认定、原因分析以及责任划分等方面出现偏差，但是，这种偏差仍可通过一定的法律手段予以救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八条规定：“行政管理部门依据法律规定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火灾事故认定书等，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能够推翻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四庭、中国海事局《关于规范海上交通事故调查与海事案件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第一条第四款规定：“……海上交通事故当事人在海事局事故调查中签字确认的调查材料，除非有相反的证据和理由，海事法院可以作为证据采信”；第五款规定：“海事调查报告及其结论意见可以作为海事法院在案件审理中的诉讼证据，除非有充分事实证据和理由足以推翻海事调查报告及其结论意见。”由此可见，海事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职责过程中调查收集的证据以及就事故作出的事故调查报告及其结论意见，只是涉案事故中众多证据的一部分，并未对事故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如果以海事行政机关调查取证所获取的证据以及以《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的事故结论对事故当事人课以行政处罚等行政措施，或者决定事故当事人的民事责任承担，那么，事故当事人仍有权提供相应的证据，否定海事行政机关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的证明效力，以及否定《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中有关事故结论的证明效力，进而有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就崇川海事处作出的《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的内容而言，并没有侵犯原告宁腾公司的合法权益。其四，原告宁腾公司提起行政诉讼的时间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2015年6月13日，崇川海事处已向原告宁腾公司送达《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自崇川海事处向原告宁腾公司送达《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以后，原告已经知道该行政行为实际作出，其于2016年3月1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原告宁腾公司认为被告南通海事局作出该具体行政为时未能告知其诉权或者起诉期限，因而其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认为，被告南通海事局所属崇川海事处作出的（通崇川天）结论字[2015]001号《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虽属可诉行政行为，但是由于该行政行为并未对原告宁腾公司的合法权益产生直接影响，并且，原告提起诉讼的时间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所以原告宁腾公司要求撤销该结论书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应予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八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南京宁腾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00元，原告不予交纳（原告预交的100元案件受理费本院予以退还）。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潘绍龙审判员  熊文波审判员  李 岩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岳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