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最高法民终2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号院***号楼。法定代表人：李民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朱绍斌，安徽金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清才，广东广信君达（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华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航北路华乐楼*层。法定代表人：夏重英，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张志森，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壮众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彩田路东方新天地广场*座1909。法定代表人：刘璠烨，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李晓伟，北京市中瑞（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马建伟，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深圳市华乐工贸发展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航北路华乐楼*层。法定代表人：谭建强，该公司经理。原审第三人：深圳市金家工贸服务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中兴路***号。法定代表人：章鹰龙，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赵奕平，该公司经理助理。原审第三人：深圳市怡乐实业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号东乐大厦***室。法定代表人：丁小娟，该公司经理。原审第三人：广州广保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宾兴一巷*号。法定代表人：麦庆龙，该公司董事长。原审第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金塘街**号。负责人：刘军，该分行行长。上诉人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国信）为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华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乐股份公司）、深圳市壮众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壮众达公司）及原审第三人深圳市华乐工贸发展公司、深圳市金家工贸服务公司、深圳市怡乐实业公司、广州广保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粤高法民撤初字第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第一巡回法庭主审法官孙祥壮担任审判长，主审法官黄金龙、高晓力参加评议的合议庭进行审理，法官助理陶峰军协助办案，书记员黄琪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4年1月10日，北京国信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称：北京国信对华乐股份公司享有1.5亿元债权，并依据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2010）深中法执字第111-114号裁定书，于2010年1月25日查封了华乐股份公司拥有的案涉地块。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粤高法审监民提字第6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广东高院6号民事判决）遗漏必要的诉讼当事人，维持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虚假诉讼而形成的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02）深福法经初字第1920号民事调解书，将其已申请法院查封在先的土地判决“以物抵债”给壮众达公司，导致其查封在先的债权不能实现，侵害其合法权益。广东高院6号民事判决无条件确认以物抵债协议有效，内容错误应当予以撤销。即便以物抵债的协议本身并不违法，法院也不能无条件以民事调解书方式赋予其强制执行力。综上，请求：1、依法撤销广东高院6号民事判决；2、由华乐股份公司、壮众达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原审法院查明：北京国信通过购买资产包的方式获得了对华乐股份公司的5笔债权，双方经核算确认，债权本息截至2012年2月29日合计1.55亿元。2013年2月，北京国信通过购买华乐股份公司股权方式受偿2880万元，剩余债权尚未实现。2013年2月6日，深圳中院作出（2010）深中法执字第39、111-114号之一执行裁定，将上述股权强制转让给北京国信。但北京国信持有的华乐股份公司股权仅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了备案登记，没有完成正式登记。2013年3月，北京信托华乐项目重组合作领导小组与华乐股份公司党政班子举行见面会。2013年10月31日，北京国信成立北京信托深圳华乐项目领导小组，魏振国为组员。华乐股份公司支出账册显示，自2013年3月份后，华乐股份公司的工资发放、交通费审批、杂费用报销、值班费等财务支出均有魏振国审批签名。北京国信与华乐股份公司在原审法院调查中均确认，由于华乐股份公司向北京国信借款发放工资，故北京国信有派专人对华乐股份公司资金使用进行监管。另查明：广东高院6号民事判决作出时间为2013年4月11日，华乐股份公司2013年4月22日签收该判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时间为2013年4月29日。北京国信最早于2014年1月10日向原审法院递交第三人撤销之诉申请书，并提交了《情况说明》，称“由于我司在贵院（2012）粤高法审监民提字第6号案件判决之前，对该案的审理情况确实不知情，也未接到贵院要求我司参与上述案件诉讼的任何通知，因此未能参与该案的审理过程，属于民诉法中‘不可归责于本人的事由而未参加诉讼’的情形”。庭审中，北京国信称是2013年11月份才知道广东高院6号民事判决，但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在庭后补充意见中，北京国信称自收到深圳中院2013年12月17日作出的（2010）深中法执字第111-114号解封裁定书，才知道权利被侵犯。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六个月为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因此，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起诉，不是诉讼时效的规定，而是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起诉程序要件。本案中，北京国信称自收到深圳中院2013年12月17日作出的（2010）深中法执字第111-114号解封裁定书，才知道权利被侵犯。但北京国信在2013年2月即竞得华乐股份公司61.51%的股权，虽然没有完成正式的股权登记，但从华乐股份公司的账目审批记录显示，北京国信自2013年3月起即介入了华乐股份公司的财务管理。广东高院6号民事判决系涉及华乐股份公司重大财产变动的判决，北京国信在华乐股份公司2013年4月22日签收该判决后，即应当知道该判决的内容。北京国信称直至2013年11月份才知道，或者12月17日收到解封裁定之后才知晓该判决，与其已经介入华乐股份公司财务管理的实际情况不符。自2013年4月29日广东高院6号民事判决生效之次日计算，北京国信于2014年1月10日向原审法院递交第三人撤销之诉申请书，已经超过六个月法定不变期间的限制，不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起诉条件。综上，北京国信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的规定，裁定：驳回北京国信的起诉。北京国信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90224.60元，由原审法院退回。北京国信不服上述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北京国信没有参与华乐股份公司的经营管理，作为债权人不能也无权管理债务人的财务。北京国信虽于2013年2月6日通过司法拍卖获得华乐股份公司的部分股权，但至今未能交割受让股权和变更股东工商登记，尚未成为华乐股份公司的股东。北京国信借款给华乐股份公司并对其进行专款专用监管，不同于财务管理。广东高院6号民事判决系华乐股份公司虚假诉讼，低价转让资产的行为，严重损害华乐股份公司股东和北京国信的利益，华乐股份公司收到该判决后出于利益考虑，完全有可能隐瞒北京国信。故原审法院认定北京国信介入了华乐股份公司的财务管理，进而推定北京国信应当知道判决的内容侵害了其权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时间起点计算错误。广东高院6号民事判决生效后，并未立即执行，即并未现实地侵害北京国信的民事权益，因而该判决生效的时间点，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民事权益受到损害的提起撤销之诉的时间起点。即使北京国信知道该文书的内容，也无法预计自己的债权利益会被侵害，更无法知道法院会依据上述判决解封北京国信对华乐股份公司财产的合法查封。北京国信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是其于2013年12月17日收到深圳中院作出的（2010）深中法执字第111-114号解封裁定书之时，即2013年12月17日是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时间起点。北京国信于2014年1月10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出法定的时间条件。故请求撤销原裁定，并由华乐股份公司、壮众达公司承担本案全部受理费。华乐股份公司、壮众达公司未作答辩。深圳市华乐工贸发展公司、深圳市金家工贸服务公司、深圳市怡乐实业公司、广州广保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未作陈述。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确立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赋予了第三人对错误生效裁判的救济途径。但是，第三人撤销之诉作为一种为第三人提供的事后救济途径，不同于普通民事诉讼，法律对其起诉条件有严格限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规定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起诉条件，结合本案北京国信的上诉请求，本案二审的焦点问题有两个：1、北京国信是否具备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2、北京国信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6个月的起诉期限。（一）关于北京国信是否具备提起本案诉讼原告主体资格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明确将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限定为对原审诉讼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请求权、但与案件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即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也就是说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属于原审诉讼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且存在不能归责于其本人的事由未参加原审诉讼。广东高院6号民事判决案件系对华乐股份公司与壮众达公司达成以地抵债的调解协议的效力进行审理，其中债权债务关系的相对人为华乐股份公司与壮众达公司，用以抵债的土地登记在华乐股份公司名下。北京国信既非上述债权债务关系的当事人，亦非案涉土地的物权主体，其虽曾基于享有债权申请法院轮候查封案涉土地，但该轮候查封并不能使其在原审诉讼之前对案涉土地就已经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故其对华乐股份公司与壮众达公司双方的诉讼标的不具有独立的请求权，即其并非上述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就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而言，需为辅助性第三人或被告型第三人，即应为原审诉讼中被告的辅助性角色或类似于被告的角色，其才可能符合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条件。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北京国信系受让债权而成为华乐股份公司的债权人，其对华乐股份公司享有的是一般债权。故北京国信对广东高院6号民事判决案件的处理，亦非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因此，北京国信不具有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北京国信主张广东高院6号民事判决系华乐股份公司低价转让土地的虚假诉讼行为，损害其合法权益，所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北京国信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法定的6个月的起诉期限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七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六个月的起诉期限为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因此，北京国信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才符合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时间要求。北京国信于2013年2月竞得华乐股份公司61.51%的股权，结合2013年3月北京信托华乐项目重组合作领导小组与华乐股份公司党政班子举行见面会、华乐股份公司的账目审批记录等证据材料，能够证明北京国信自2013年3月起即介入了华乐股份公司的财务管理。北京国信主张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其系监督专款专用，未介入华乐股份公司财务管理，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广东高院6号民事判决于2013年4月11日作出，确认华乐股份公司与壮众达公司达成的以地抵债的调解协议合法。该判决于2013年4月22日送达华乐股份公司，因该判决涉及华乐股份公司名下重大资产即案涉土地的权利处分，已经参与华乐股份公司管理的北京国信应当知道该判决的内容，即北京国信自此时也应当知道其所称的合法权益会受到上述判决的损害。北京国信于2014年1月10日向原审法院递交第三人撤销之诉申请书，已经超过六个月的不变期间，故不符合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时间条件。北京国信主张其于2013年12月17日收到深圳中院解封裁定之后才知晓广东高院6号民事判决的内容，应将该时间作为计算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起点，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北京国信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孙祥壮审 判 员 黄金龙审 判 员 高晓力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陶峰军书 记 员 黄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