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晋行终4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常振山，男，汉族，1971年9月8日出生，住襄垣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志斌，男，汉族，1964年11月29日出生，住襄垣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闫维苗，男，汉族，1970年8月8日出生，住襄垣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树明，男，汉族，1962年11月19日出生，住襄垣县。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先福，男，汉族，1961年8月20日出生，住襄垣县。上诉人（原审原告）连建兵，男，汉族，1966年6月15日出生，住襄垣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建谷，男，汉族，1958年7月13日出生，住襄垣县。上述七上诉人共同诉讼代表人常振山。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襄垣县人民政府。住所地：襄垣县府前街*号。法定代表人胡三虎，该县县长。委托代理人张麟，该县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焦宇飞，山西隆德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常振山等七人因诉襄垣县人民政府行政补偿一案，不服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05行初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常振山、连建兵，被上诉人襄垣县政府委托代理人张麟、焦宇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襄垣县人民政府实施修建”古韩大道跨太焦铁路立交桥”工程。常振山、宋志斌、闫维苗、杨树明、王先福、连建兵、李建谷七人认为，该工程实施后，明显更改了该地段原道路格局，且受高大桥身遮挡的影响，造成毗邻七人之前投资的商业综合用地使用权和商用楼房利用价值大幅度降低，致使自己当前及今后应得收益远远低于同等投资的相似地段内的投资户，投资资产严重贬值。从2008年10月起，七原告通过信访渠道向相关部门连续反映自己诉求。2012年3月22日，襄垣县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对常振山等七原告反映的问题作出了相关的处理意见。2012年7月6日，襄垣县交通运输局与宋志斌等六户签定补偿协议，补偿宋志斌50194元，补偿闫维苗34744元，补偿杨树明108428元，补偿王先福95135元，补偿连建兵37430元，补偿李建谷47289兀。2010年4月12日襄垣县古韩大道建设工程指挥部与常振山签定楼房加固工程合同，付常振山加固工程款25万元。七原告认为，以上补偿不公平不合理，与自己的损失相差较远，继续向相关部门反映诉求。2013年，襄垣县交通运输局委托山西永鼎司法鉴定中心对”襄垣县古韩大道跨太焦铁路立交桥建设项目毗邻常振山等十六户居民诉求事项”进行司法鉴定。2013年11月6日，山西永鼎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了晋鼎司鉴[2013]资鉴字第2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中七原告停业受损失价值评估为，常振山174000元，宋志斌78675元，闫维苗45000元，杨树明94500元，土先福117000元，连建兵36450元，李建谷60750元。七原告的资产贬值评估为，常振山653251元，宋志斌263952元，闫维苗159224元，杨树明308755元，王先福354882元，连建兵113053元，李建谷183270元。七原告依此鉴定意见书向山西省襄垣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襄垣县人民政府，因修建古韩大道跨太焦铁路立交桥工程给其造成了以上损失予以赔偿。2015年4月21日，山西省襄垣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襄民初字第362号民事裁定书，对七原告要求襄垣县人民政府赔偿损失的诉求不予受理。2015年7月13日，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长民终字第00757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5年11月9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晋民申字第112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常振山等七原告的再审申请。后常振山等七原告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认为，被告山西省襄垣县人民政府实施修建”古韩大道跨太焦铁路立交桥工程”属于履行职责的合法行政行为。原告常振山、宋志斌、闫维苗、杨树明、王先福、连建兵、李建谷认为，该工程实施后，造成七原告之前投资的商业综合用地使用权和商用楼房利用价值大幅度降低，导致自己投资资产严重贬值，要求被告进行补偿。被告山西省襄垣县人民政府针对原告的诉求，多次组织相关部门进行了协调处理（包括楼房裂损补偿），但原告对处理结果持异，继续请求相关部门处理。针对被告实施修建”古韩大道跨太焦铁路立交桥工程”，是否应当给予”原告认为造成相关损失”的补偿及补偿标准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地方性法规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行政案件。第六十三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规章。即行政补偿的范围及具体补偿原则标准，一般是由法律、法规、规章加以明确规定，而法律、法规及规章并没有对上述情况作出规定，原告诉求并无法律依据。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常振山、宋志斌、闫维苗、杨树明、王先福、连建兵、李建谷的诉讼请求。常振山等7人上诉称。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七上诉人提供了晋鼎司鉴（2013）资鉴字第2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该意见书由被上诉人出资10万元并委托第三方经过客观鉴定后出具。一审既未对七上诉人受损事实进行核实，也未查明七上诉人两项受损事实与被上诉人随意修改道路规划建设襄垣县古韩大道跨太焦铁路立交桥（以下简称涉案立交桥）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更末对上诉人当庭指控的被上诉人随意修改道路规划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合法性审查。二、被上诉人行政行为合法的证据明显不足。由被上诉人出资委托第三方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的主要鉴定结论为，该涉案立交桥建设工程项目”备案资料部分短缺，鉴定对象存在贬值”。此第三方评价性意见没有引起一审法院的足够重视，仅凭被上诉人提供的一份会议纪要和几份补偿协议，就草率地对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做出合法性认定，明显存在证据不足。三、本案并非无法可依。《城乡规划法》第五十条规定：在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发放后，因依法修改城乡规划给被许可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经依法审定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不得随意修改；确需修改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采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因修改给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针对本案补偿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法律、法规、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对变更或者撤回行政许可的补偿标准未作规定的，一般在实际损失范围内确定补偿数额；行政许可属于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情形的，一般按照实际投入的损失确定补偿数额。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本案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行政行为定性的证据明显不足，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城乡规划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经依法审定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不得随意修改；确需修改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采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因修改给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本案中，被上诉人襄垣县人民政府实施修建”古韩大道跨太焦铁路立交桥工程”属于履行职责的合法行政行为。上诉人常振山等7人在2002年11月竞买其商业综合用地使用权并投资商用楼房时，襄垣县政府并未规划”古韩大道跨太焦铁路立交桥工程”，该工程的实施与常振山等7人有利害关系，该工程实施给常振山等7人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失，被上诉人襄垣县人民政府应当依法给予补偿。关于补偿标准及补偿数额的问题。本案中由于常振山等7人一直向被上诉人襄垣县政府主张权利，要求对其损失给予依法补偿。2013年，被上诉人所属襄垣县交通运输局委托山西永鼎司法鉴定中心对”襄垣县古韩大道跨太焦铁路立交桥建设项目毗邻常振山等十六户居民诉求事项”进行司法鉴定。2013年11月6日，山西永鼎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了晋鼎司鉴[2013]资鉴字第2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对常振山等7人的损失根据实际情况依法作出鉴定。该鉴定可以作为被上诉人给常振山等7人进行行政补偿的事实依据。综上，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上诉人常振山等人的上诉请求应予支持。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项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05行初8号行政判决。二、责令被上诉人襄垣县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上诉人常振山、宋志斌、闫维苗、杨树明、王先福、连建兵、李建谷等人按照晋鼎司鉴[2013]资鉴字第2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确定的数额履行行政补偿的法定职责。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由被上诉人襄垣县人民政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卞俊梅审判员  郝玉震审判员  李振华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五日书记员  刘莉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