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民终15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九强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绵安路**（科技城软件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李文晗，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吉勇，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先兵，四川风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甘肃大雁通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莫高大道**。 法定代表人：赵文强，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芙蓉，甘肃嘉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兰州大雁通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刘家堡街道莫高大道**第**** 法定代表人：王艳，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思豫，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原审被告）：洪金碧，男，1968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芙蓉，甘肃嘉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兰州安捷通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金昌北路**悦达手机商场******iv> 法定代表人：马燕芳，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志兵，男，1981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燕芳，女，1983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 上诉人四川九强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强公司）与上诉人甘肃大雁通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大雁公司）、兰州大雁通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州大雁公司）、洪金碧及被上诉人兰州安捷通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捷通公司）、吴志兵、马燕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绵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7民初2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11月18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九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吉勇、杨先兵，上诉人甘肃大雁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芙蓉，上诉人兰州大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思豫，上诉人洪金碧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芙蓉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安捷通公司、马燕芳、吴志兵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九强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变更原审判决第三项，判令甘肃大雁公司、兰州大雁公司、洪金碧对原审第一项判决的货款本金35939102.35元及资金利息向九强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及理由： 原审认为“吴志兵侵占货物时利用了九强公司的过失，应当减轻兰州大雁公司、甘肃大雁公司、洪金碧的民事责任”明显错误。《合作协议》第四条约定了甘肃大雁公司承担货物的收货、保管、到期给付货款义务及遗失责任。《合作协议》约定九强公司对货物的监管是合同权利，且没有证据表明监管人员有失职行为。吴志兵作为兰州大雁公司等三家公司业务负责人，为三家公司整体经营活动需要递交给九强公司的兰州大雁公司《担保函》，附兰州大雁公司营业执照、独资股东黄荣洲身份证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担保函》内容也并非存在歧义。九强公司有理由相信《担保函》是兰州大雁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完全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本案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吴志兵个人故意侵占了案涉货物。且甘肃大雁公司授权委托的吕汉阳收货、吴志兵代表甘肃大雁公司盖章出具《库存确认函》后，甘肃大雁公司当然应按《合作协议》承担保管、遗失责任。原审错误认定事实，将合同关系混淆为侵权责任关系不当。甘肃大雁公司应当按《合作协议》约定向九强公司承担给付案涉全部货款等违约责任。兰州大雁公司、洪金碧应对甘肃大雁公司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甘肃大雁公司、洪金碧答辩意见：一、九强公司认为甘肃大雁公司与兰州大雁公司、安捷通公司与九强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这种说法没有事实依据。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2019）甘0102刑初398号判决，认定吴志兵为伪造甘肃大雁公司和兰州大雁公司印章与九强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及担保协议。这份刑事判决也充分说明对于吴志兵伪造甘肃大雁公司、兰州大雁公司印章的事情，二公司并不知情。 二、九强公司再三强调所谓《合作协议》的合法性，这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要求。在刑事判决未被撤销的前提下查明并确定的事实，应当作为民事案件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依据。 三、马燕芳作为一个手机的经营者，向与业务相关的公司转款不足为奇。九强公司仅凭马燕芳向甘肃大雁公司一个转款的事实，并不能证明甘肃大雁公司、兰州大雁公司与安捷通公司是“一回事”的主张。 四、公安机关调取的吴志兵和九强公司员工唐洪之间所有的微信聊天记录，该记录显示九强公司对唐洪针对甘肃大雁公司只是帮着吴志兵开票走账一事是明知的。唐洪和吴志兵自2018年3月起多次商议将业务转到安捷通公司的事实，本身也说明了九强公司对谁才是他们合同的真正相对方是明确知晓的，那么在明确知晓的情况下，仍然起诉甘肃大雁公司、兰州大雁公司和洪金碧本人，违反了民事诉讼诚实信用的原则。 五、关于九强公司上诉提到的吴志兵找马明川模仿黄荣洲签字的问题，这是刑事案件已经确定的事实，在没有新的证据推翻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刑事判决所确定的事实。 六、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九强公司既无证据证明向甘肃大雁公司交付了货物的事实，也无证据证明涉案的欠款是如何形成的。吴志兵在刑事案件中又供述《库存确认函》是九强公司做好让他盖章签字的，而九强公司据以起诉的手机台数和金额与这份《库存确认函》上所载明的完全一致，这完全说明这份证据是吴志兵与九强公司恶意串通伪造的证据，严重侵害了甘肃大雁公司及洪金碧的合法权益，那么这种凭空捏造根本不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完全符合虚假诉讼罪的构成要件，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秉公作出决断。 兰州大雁公司答辩意见：结合案涉《库存确认函》签署的背景，可以合理推断九强公司、吴志兵均明知该笔货物的去向，结合吴志兵在网上购买大量手机空盒的行为，不排除九强公司与吴志兵恶意串通，损害甘肃大雁公司权益的可能。 甘肃大雁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原审判决第三项，改判甘肃大雁公司不承担连帯清偿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由九强公司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 一、在案证据证实。2017年6月21日，吴志兵代表甘肃大雁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并加盖伪造的公章，即使双方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也已于2018年5月9日终止，甘肃大雁公司与九强公司之间的原合同关系终止。2018年5月9日之后九强公司与甘肃大雁公司之间没有一笔交易发生。 二、2018年8月16日，吴志兵出具《库存确认函》使用伪造的甘肃大雁公司印章，且《库存确认函》涉及价值金额为35939102.35元的7072台手机的去向、回款等情况均由吴志兵掌握，结合存在吴志兵购买大量手机空盒的事实，本案涉案的《库存确认函》的签署及7072台手机去向均与甘肃大雁公司无关。原审认定由甘肃大雁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依据。结合《库存确认函》签署的背景，可以合理推断九强公司、吴志兵均明知该笔货物的去向，结合吴志兵在网上购买大量手机空盒的行为，不排除九强公司与吴志兵恶意串通，损害甘肃大雁公司权益的可能。 三、甘肃大雁公司与兰州大雁公司不存在人格混同，原审以二公司之间银行转账金额次数频繁、数额巨大、未提供实际交易为由认定二公司财产混同，证据不足，属事实认定错误。 九强公司主要答辩意见：一、洪金碧向九强公司出具的《担保函》附有洪金碧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复印件上加盖甘肃大雁公司涉案公章。吴志兵出差期间，洪金碧给马燕娜签订《授权委托书》上也加盖甘肃大雁公司涉案公章。吴志兵代表甘肃大雁公司签《订货合同》上均加盖甘肃大雁公司涉案公章。甘肃大雁公司履行了合同义务，表明认可涉案公章使用效力。 二、洪金碧主导甘肃大雁公司签订、履行了《合作协议》。吴志兵代表甘肃大雁公司经营业务是职务行为。安捷通公司是作为甘肃大雁公司指定客户与九强公司签订《订货合同》，没有脱离九强公司与甘肃大雁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安捷通公司实质是甘肃大雁公司的销售平台，两家公司是一体化经营。 三、供应商是将案涉货物送货到甘肃大雁公司的营业场所“金昌北路16号”，由甘肃大雁公司授权委托的吕汉阳签字收货。九强公司是与吴志兵代表的甘肃大雁公司对账，《对账确认函》加盖了甘肃大雁公司涉案公章，应当认定是甘肃大雁公司收到案涉货物。本案所有《订货合同》结算方式均约定按《合作协议》确定的先款后货结算方式执行。故甘肃大雁公司收货后无权将货物擅自销售或交由安捷通公司及他人销售。 四、甘肃大雁公司与兰州大雁公司人格混同。首先，黄荣洲为洪金碧代持兰州大雁公司股份，洪金碧是兰州大雁公司、甘肃大雁公司实际控制人，二公司人员混同。甘肃大雁公司工商登记地址是兰州大雁公司名下的“大雁酒店”，两家公司使用共同的固定办公电话和电子邮箱，两家公司办公地址相同；其次，甘肃大雁公司、兰州大雁公司财产混同。请求驳回甘肃大雁公司上诉请求。 兰州大雁公司答辩意见：同意甘肃大雁公司的上诉请求。 洪金碧答辩意见：同意甘肃大雁公司的上诉请求。 兰州大雁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主要事实与理由： 一、本案应当属于刑事犯罪活动，原审简单的当作民事活动审理，案涉货品去向尚未查清的情况下，原审对于案涉物品尚不能自圆其说，就认定甘肃大雁公司及兰州大雁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判决，适用法律严重错误。 二、本案中，已经有明确刑事判决认定吴志兵私刻公章的犯罪行为情况下，甘肃大雁公司、兰州大雁公司不应当对吴志兵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民事责任。 三、九强公司的损失是否实际发生、损失金额，原审应当通过供出库单、发票、付款凭证等原始记录进行认定，而仅通过《库存确认函》这一份伪造的孤证认定损失金额有违常理。 四、兰州大雁公司并非甘肃大雁公司的关联公司，同时洪金碧以个人名义出具的《担保函》对于承担担保责任的要件也作了明确约定，原审绕开洪金碧承担担保责任的条件，也无视2018年1月兰州大雁公司实际控制权变动的事实，为了使洪金碧、甘肃大雁公司、兰州大雁公司均承担连带责任，首先以洪金碧出借公司为由令其承担连带责任，进而认定兰州大雁公司与甘肃大雁公司构成人格混同，适用法律错误。 综上所述，原审对于案涉手机的去向未予查明，案涉手机是存在被盗、丢失或者损毁的情况无法知晓，且对于兰州大雁公司实际已经剥离洪金碧的事实未进行采纳，基于此判决要求兰州大雁公司对债务本金的70%即25157371.65元，及该款从2018年9月5日起至本金付清之日止按日0.06%计算的资金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无据。请求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支持上诉请求。 九强公司主要答辩意见：一、兰州大雁公司与叶永生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内容是项目合作，仅涉及兰州大雁公司部分经营业务，不涉及公司的股权关系，不可能因该协议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兰州大雁公司以《项目合作协议》提出“2018年1月18日完全脱离洪金碧控制”明显不是事实。 二、甘肃大雁公司、兰州大雁公司都是洪金碧的公司。兰州大雁公司为甘肃大雁公司出具《担保函》明显是为了洪金碧公司经营活动的需要，吴志兵是洪金碧认可的公司业务负责人。九强公司相信《担保函》是兰州大雁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除马明川陈述在2017年8月28日《担保函》上签字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2018年6月1日等多份《担保函》上黄荣洲的签字是他人代签。兰州大雁公司除涉案公章外，还有使用另外6枚不同公章。兰州大雁公司通过履行合同义务认可了涉案公章使用效力。 三、兰州市公安局安宁分局就案涉手机情况对吴志兵立案侦查后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已经撤销刑事立案，证明不存在经济犯罪情况。兰州大雁公司与甘肃大雁公司人格混同并为甘肃大雁公司履行合同义务向九强公司提供担保。故兰州大雁公司对甘肃大雁公司本案债务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请求驳回兰州大雁公司上诉请求。 甘肃大雁公司答辩意见：完全同意兰州大雁公司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 洪金碧答辩意见：完全同意甘肃大雁公司的上诉意见。 洪金碧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改判原审民事判决第三项，即洪金碧不承担连帯清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九强公司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 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洪金碧并不知晓吴志兵使用伪造的印章签订《合作协议》，安捷通公司与九强公司的合作事宜与洪金碧无关，且《库存确认函》并非洪金碧真实意思表示，洪金碧也从未签过字或授权他人签过字，表示对《库存确认函》认可。另外，《库存确认函》上记载“洪金碧已经知悉本事项并愿意按担保函所载内容执行”，并不是洪金碧本人亲笔书写，也未授权他人进行书写。 二、洪金碧作为甘肃大雁公司的股东，履行了出资义务，其并未参与《库存确认函》的签署，也没有参与整个经营过程，对于涉案价值金额为35939102.35元的7072台手机的经营事宜并不清楚，洪金碧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结合《库存确认函》签署的背景，可以合理推断九强公司、吴志兵均明知该笔货物的去向，结合吴志兵在网上购买大量手机空盒的行为，不排除九强公司与吴志兵恶意串通，损害甘肃大雁公司权益的可能。 三、甘肃大雁公司与兰州大雁公司不存在人格混同，原审以洪金碧将公司做为经营平台出借的情况，认定二公司均系洪金碧实际控制的关联公司，不存在独立人格，并以此认定洪金碧与二公司人格混同，属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 综上，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洪金碧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逃避债务和公司人格混同行为，洪金碧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九强公司答辩意见：一、洪金碧审查《合作协议》初稿后签订个人《担保函》已经表示其完全同意签订协议。后为履行《合作协议》吴志兵代表甘肃大雁公司持续一年签订的上百份具体《订货合同》数亿元货款也是甘肃大雁公司银行账户收付。洪金碧还签字委托马燕娜代表甘肃大雁公司与九强公司签订《订货合同》，并在委托书上手写“按主合同双方约定权限”。洪金碧称“不知晓”是罔顾事实。 二、吴志兵与洪金碧是亲戚，2004年就跟随洪金碧做业务。吴志兵作为洪金碧一人公司的业务负责人，其加盖公章出具的《库存确认函》所记载“洪金碧知悉事项并愿意按担保函执行”内容，九强公司有理由相信洪金碧完全知道。且从合作开始出具的每一份《库存确认函》均记载相同内容，过去一年甘肃大雁公司在履行合同义务中洪金碧没有提出异议。 三、洪金碧所谓“没有参与整个经营过程”，不符合其亲自审查《合作协议》初稿、亲笔签字委托马燕娜代表甘肃大雁公司与九强公司签订《订货合同》、甘肃大雁公司用其银行账户收付九强公司数亿元货款。 四、甘肃大雁公司拒不提供财务账簿，无从谈起依据该公司财务账目证明2018年5月9日之后九强公司与甘肃大雁公司之间没有一笔交易发生的问题。更不能以2018年5月9日之后甘肃大雁公司是否向九强公司付款达到其“合同关系终止”的证明目的。 五、甘肃大雁公司随意、频繁向洪金碧及其妻子吕春燕转移巨额资金，洪金碧作为独资股东不能证明其财产与公司财产独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应对甘肃大雁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请求驳回洪金碧的上诉请求。 甘肃大雁公司答辩意见：完全同意洪金碧的上诉意见。 兰州大雁公司答辩意见：完全同意洪金碧的上诉意见。 原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 九强公司起诉请求：一、判令甘肃大雁公司及安捷通公司连带给付九强公司货款本金35939102.35元，并从2018年7月20日起以本金35939102.35元为基数按日0.06%给付原告资金利息至本金完全付清止；二、判令兰州大雁公司、洪金碧对甘肃大雁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判令兰州大雁公司、洪金碧、吴志兵、马燕芳对本案甘肃大雁公司及安捷通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四、判令九强公司对马燕芳位于银川市兴庆区××街××号楼××单元××室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五、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各被告承担。 九强公司系四川九洲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九强公司及四川九洲集团公司在2011年至2015年期间与兰州大雁公司保持手机销售合作关系。 洪金碧系兰州大雁公司原股东，2009年将股权过户至黄荣洲名下；洪金碧同时系甘肃大雁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唯一股东。九强公司主张洪金碧为二公司实际控制人，但兰州大雁公司与洪金碧予以否认。黄荣洲系兰州大雁公司现唯一股东，傅燕飞系兰州大雁公司监事。同时，黄荣洲、傅燕飞分别任甘肃大雁公司部分门店经理。工商资料显示二公司邮箱一致，甘肃大雁公司与兰州大雁公司下属酒店登记电话也一致。兰州大雁公司于2017年12月19日向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载明师巧莉系该公司会计，而银行交易记录显示2017年、2018年甘肃大雁公司每月向师巧莉支付工资。 2018年1月17日，洪金碧以兰州大雁公司“代理人（对接人）”的名义与叶永生签订《项目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合作开发兰州大雁公司名下土地。2018年1月18日，洪金碧向合作方移交了公司相关证件、资料，但交接表中不含公司印章。2018年2与6日兰州大雁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黄荣洲变更为叶永生，但股权未变动。 安捷通公司股东为马燕芳、吴志兵，二人原系夫妻关系，2016年登记离婚。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马燕芳，但由吴志兵实际经营。 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及检察院讯问笔录中吴志兵对其身份陈述：2004年开始在兰州大雁公司工作；2015年开始，洪金碧将甘肃大雁公司、兰州大雁公司出借给吴志兵经营，自负盈亏；2015年底，吴志兵私刻了二公司印章，用于公司经营，洪金碧予以默认；本案纠纷产生后，洪金碧针对甘肃大雁公司要求吴志兵补签了一份《协议》。马明川（马燕芳弟弟）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显示：“（吴志兵）和洪金碧是老乡和亲戚，2003年左右的时候就开始跟着洪金碧做手机生意”。 洪金碧持有一份落款时间为2015年1月5日的《协议》，甲方为“甘肃大雁通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洪金碧”乙方为吴志兵，基本内容为：吴志兵借用甘肃大雁公司作为经营手机的平台，“但任何经营业务、包括与厂家商家谈判，资金走向，商品库存等都与甲方无关……甲方对外为乙方担保时必须注明产品型号、台数、金额，并经洪金碧本人签名，同时财务盖具甲方在公安入网备案的公章方能生效……甲方不向乙方收取任何利润”等。洪金碧认可出借甘肃大雁公司，不认可出借兰州大雁公司，也不认可《协议》系补签，否认对伪造印章知情。 2017年6月19日，洪金碧以个人名义向九强公司出具《担保函》，为甘肃大雁公司及其指定客户提供本金1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同时注明“库存金额200万以上必须由四川九强通信科技有限公司通报承诺人，由承诺人以书面形式签字或盖章确认”。 2017年6月21日，吴志兵代表甘肃大雁公司作为乙方，唐洪代表九强公司作为甲方签订了《合作协议》，合同加盖甘肃大雁公司公章（编号6201025035511，现被生效刑事判决认定为吴志兵私刻，以下简称涉案印章1）。吴志兵同时向九强公司提交了加盖该公章的《供应商基本信息问询表》，注明吴志兵系甘肃大雁公司总经理。《合作协议》主要内容是：“协议期限自2017年6月15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订货方式一：针对华为品牌的终端产品，双方约定甲方根据乙方市场需求由甲方向乙方下达《采购订单》，乙方再向上游供货商下达《采购订单》采购华为终端，终端产品采购后由甲方销售给乙方所指定的客户，结算方式为先款后货（即付款提货）。……订货方式二：针对非华为品牌的终端产品，双方约定甲方根据乙方市场需求由甲方直接向上游供应商下达《采购订单》，采购相应货物后销售给乙方，与乙方签订《销售合同》，结算方式为先款后货。……甲方委托产品供应商直接发货到乙方指定仓库或由乙方进行自提……由乙方对货物进行保管，甲方派人监管，乙方负责货物安全，若出现盗抢、遗失等，由乙方负责并承担相应损失。在甲方未足额收到乙方或乙方指定客户支付的货款前，甲方拥有货物的所有权。……在取得甲方收款确认后，乙方方可安排发货，乙方发货时，甲方派驻人员必须连同乙方仓储人员一起在发货单据上签字确认……乙方或乙方指定客户必须在甲方支付采购货款后20日内，将全部货款支付给甲方。……超期罚息=逾期货款＊0.06%实际天数”。 2017年7月1日，吴志兵使用甘肃大雁公司涉案印章1向九强公司出具《提/收货授权委托书》，委托吕汉阳（吴志兵称系傅燕飞之夫）为收货人。 2017年7月20日，洪金碧亲笔向九强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马燕娜（马燕芳妹妹）代表甘肃大雁公司与九强公司签订合同。该《授权委托书》末尾由洪金碧书写“（按主合同双方约定权限），只限购销手机”，《授权委托书》尾部“委托单位（盖章）”处加盖甘肃大雁公司涉案印章1。 2017年10月，吴志兵使用兰州大雁公司涉案公章（编号6201025036876，现被生效刑事判决认定为吴志兵私刻，以下简称涉案印章2）向九强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马燕芳代表该公司签署协议、合同。 《合作协议》签订后，吴志兵、马燕芳代表甘肃大雁公司、兰州大雁公司、安捷通公司先后与九强公司签订数百份《订货合同》（2018年6至8月期间均是以安捷通公司名义向九强公司采购。兰州市公安局安宁分局通过技术手段提取吴志兵与唐洪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5月，由于认为“大雁公司”回款“控制不了”，二人协商将业务主体换到安捷通公司，价值约4亿。期间，甘肃大雁公司、兰州大雁公司、安捷通公司均通过银行账户向九强公司支付了大量货款；以安捷通公司名义签订的《订货合同》有时是由甘肃大雁公司付款，以甘肃大雁公司名义签订的《订货合同》有时是由安捷通公司付款。所有《订货合同》中指定收货地均为：“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金昌××路××号华为高体店”。该地址与甘肃大雁公司广场西口店登记地址一致，系甘肃大雁公司向甘肃省公安厅第二十五处租用的房屋。所有《订货合同》均约定结算方式为：按照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确定的结算方式和期限执行。九强公司根据《订货合同》向上游公司采购货物，并委托上游公司将货物送货至指定收货地保管，均由吕汉阳收货。吴志兵多次以甘肃大雁公司名义向九强公司出具《库存确认函》，并加盖甘肃大雁公司涉案印章1；确认函末尾记载“洪金碧已经知悉本事项并愿意按担保函所载内容执行”，九强公司认为该内容代表库存情况已通报洪金碧。事发前一份《库存确认函》确认库存8411台，金额38950739.61元。此外，九强公司安排工作人员文怡在兰州核查库存。 吴志兵以甘肃大雁公司、兰州大雁公司名义与九强公司签订的《订货合同》均加盖涉案印章1、2，总额约2.4亿元。甘肃大雁公司作为供方的合同均向九强公司开具了发票，发票记载马燕娜为公司财务人员。九强公司向甘肃大雁公司、兰州大雁公司开具的税票被二公司用于向税务局申报抵扣了税款。兰州市公安局安宁分局2019年1月8日讯问吴志兵的笔录显示公安机关调取了甘肃大雁公司账本，与九强公司交易记入公司账目。 合作过程中，因库存金额上升，九强公司要求甘肃大雁公司增加担保。为此，吴志兵先后以兰州大雁公司名义向九强公司出具了落款时间是2018年1月30日、2018年6月1日，金额分别为2000万、3000万元的《担保函》。落款均加盖兰州大雁公司涉案印章2，法人代表处“黄荣洲”签字由吴志兵找马明川仿写（2018年2月6日兰州大雁公司法定代表人事实上已变更为叶永生）。《担保函》载明“贵公司向甘肃大雁、兰州安捷通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或其他指定客户的单笔销售订单金额超过300万元，需洪金碧本人签字加盖公章方可生效……”。同时，吴志兵与马燕芳出具了落款时间2017年8月29日的担保金额1000万元的《担保函》。马燕芳与九强公司于2018年3月28日签订《房产抵押合同》，以马燕芳名下房屋为“甘肃大雁或其指定客户（包括但不限于兰州安捷通通讯设备有限公司等）”向九强公司提供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吴志兵代表甘肃大雁公司再次与九强公司签订一份《合作协议》，落款时间为2017年6月15日，除合作期限延长至2020年12月31日外，其他内容与原《合作协议》完全一致。吴志兵与唐洪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该协议是2018年3月办理房屋抵押登记时，双方协商延长合作期限与他项权证登记期限一致而补签。 2018年8月14日，因未按《合作协议》约定期限回款，九强公司员工唐洪要求将剩余库存货物拉走，吴志兵承认已将库存货物变卖但不能说明货物或资金去向。此时文怡再次核查库存，发现有大量空盒（公安机关讯问笔录中吴志兵承认在网络上购买了大量手机空盒）。 2018年8月16日，吴志兵再次加盖甘肃大雁公司涉案印章1出具《库存确认函》确认有库存金额35939102.35元，共7072台手机。 吴志兵在公安机关讯问笔录中称手机在每次到货的第二天就被其变卖，卖后一批货，回前一批货款，由于一直亏损，后期漏洞就填不上了。但吴志兵在本案诉讼中，对涉案价值三千余万元货物的去向及回款情况一直不做正面回答。 九强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前曾向绵阳市公安局报案，控告甘肃大雁公司、洪金碧、吴志兵等合同诈骗。绵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初查后决定不予立案。兰州市公安局安宁分局曾对吴志兵涉嫌合同诈骗立案侦查，侦查后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撤销立案。 本案审理过程中，吴志兵到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投案自首。2019年6月25日，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判决吴志兵犯伪造公司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该判决已生效（2019年11月中旬刑满）。本案现有证据显示，除刑事判决认定吴志兵伪造的两枚印章以外，吴志兵在经营甘肃大雁公司、兰州大雁公司期间还使用过其他印章，如使用兰州大雁公司编号尾号1321的公章（非该公司在诉讼中认可的印章）与兰州电信公司签订合同。此外，2011年至2015年期间，兰州大雁公司与九强公司签订合同，也先后使用两枚不同印章，均非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兰州大雁公司备案印章。 原审法院认为，吴志兵以甘肃大雁公司名义与九强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对甘肃大雁公司名义与九强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协议约定合作期间九强公司根据甘肃大雁公司及其指定客户的市场需求所采购并存放于指定仓库内的货物安全应由甘肃大雁公司负责。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足以认定洪金碧将甘肃大雁公司及兰州大雁公司“作为经营手机的平台”借给吴志兵经营，并对吴志兵与九强公司的合作事实以及印章使用情况知情。以上将公司作为经营平台出借的情况进一步说明二公司均系洪金碧实际控制的关联公司，并无独立人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第15号指导性案例（关联公司人格混同），兰州大雁公司及洪金碧应当对甘肃大雁公司的涉案合同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第一，甘肃大雁公司及兰州大雁公司业务范围、人员、经营场所高度混同。且二公司之间银行转款金额次数频繁、数额巨大，又未提供与之所匹配的实际交易，表明二公司财产边界不清，丧失人格独立性。第二，甘肃大雁公司及兰州大雁公司均系一人有限公司，公司的股东未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第三，吴志兵在刑事案件讯问笔录中曾经承认洪金碧向其出借甘肃大雁公司、兰州大雁公司。洪金碧承认出借甘肃大雁公司的情况；洪金碧虽不承认向吴志兵出借兰州大雁公司，但吴志兵在与九强公司的交易过程中，能够使用甘肃大雁公司、兰州大雁公司银行账户，且九强公司所开具的发票也被二公司向税务局进行了申报，以上情况能够证明吴志兵的相关供述属实，而洪金碧与兰州大雁公司对此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第四，在2017年7月20日，洪金碧亲笔向九强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中，加盖了吴志兵私刻的涉案印章1。虽然洪金碧解释称是自己签名时没有印章。但该委托书上盖章处打印了“委托单位（盖章）”文字，并且洪金碧手写的“按主合同双方约定权限”文字，所指向的“主合同”也加盖了该枚印章。 洪金碧将公司出借给吴志兵经营，必然知晓吴志兵在经营过程中需要使用印章。银行资金往来及税务发票也证明甘肃大雁公司、兰州大雁公司也认可了吴志兵使用涉案印章1、2与九强公司所进行的交易。故本案不能以刑事判决认定涉案印章1、2系吴志兵私刻而免除洪金碧及甘肃大雁公司、兰州大雁公司的民事责任。 本案《合作协议》约定的合作期限为2017年6月15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合作期间，吴志兵交叉以甘肃大雁公司、兰州大雁公司、安捷通公司三个平台与九强公司签订数百份《订货合同》，从前述合同内容、指定收货地、收货人、结算付款方式以及《库存确认函》等方面，可看出这些《订货合同》均是《合作协议》框架下合同。洪金碧、甘肃大雁公司、兰州大雁公司认为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吴志兵与九强公司员工唐洪协商“把大雁切掉”“转到安捷通”，表明2018年5月之后《合作协议》不再执行。九强公司对此辩称，由于甘肃大雁公司出现不按期付款的情况，吴志兵与唐洪协商不再通过甘肃大雁公司向上游公司采购，并逐渐将《订货合同》业务主体换到安捷通公司，但并非终止《合作协议》。对此，原审认为微信聊天时使用的语言通常比较随意，由于甘肃大雁公司、兰州大雁公司、安捷通公司均是吴志兵用于签订《订货合同》的平台,以上聊天内容只能解释《订货合同》主体的变化，不能推定为《合作协议》不再履行。综合审查二人前后数月的全部微信聊天记录，也并无解除《合作协议》的相关内容。相反，2018年5月以后以安捷通公司名义所签订的《订货合同》内容和履行方式与之前完全一致，合同中明确载明按照《合作协议》执行，合同数量、金额也全部包含在吴志兵以甘肃大雁公司名义所出具并加盖该公司涉案印章1的一系列《库存确认函》之中。此外，2018年6月1日，吴志兵以兰州大雁公司名义所出具《担保函》的内容也能反映《合作协议》仍在继续履行。 本案2017年6月21日《合作协议》与2018年3月补签（落款时间为2017年6月15日）的《合作协议》，除合作期限由2018年12月31日延长至2020年12月31日外，其他内容完全一致。而即便按照原协议的约定期限，本案所争议的库存亏空仍属于合作期限之内。公安机关通过技术手段提取的微信聊天记录也能够证明后一份协议的形成原因是办理他项权证时协商延长合作期限。故洪金碧与甘肃大雁公司认为存在两份协议以及后一份协议时间倒签证明九强公司与吴志兵恶意串通，明显不能成立。 2018年8月14日，吴志兵承认已将库存货物变卖但不能说明货物或资金去向，九强公司发现库存亏空。在此情况下，九强公司工作人员为维护公司利益，于2018年8月16日要求吴志兵对账并出具《库存确认函》，是符合情理的做法，该《库存确认函》事实上是统计的应有库存数量。对比事发前的最后一份《库存确认函》可以看出，2018年8月16日的《库存确认函》金额反而较低，扣除了已付款金额。因此，洪金碧与甘肃大雁公司认为2018年8月16日在明知库存亏空的情况下仍然出具《库存确认函》，证明九强公司与吴志兵恶意串通的理由不能成立。 安捷通公司在经营期间，没有自己的账簿和独立财产，大量的公司交易资金进入马燕芳的个人银行卡。马燕芳、吴志兵作为安捷通公司的股东及实际经营者，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对该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订货合同》约定按照《合作协议》的结算方式执行，安捷通公司作为《订货合同》的主体，应当按照《合作协议》约定标准向九强公司支付货款及超期罚息。安捷通公司及吴志兵辩称2018年8月16日《库存确认函》金额不准确，但未提供任何反驳证据，也拒不按合议庭要求提供账簿及付款凭证，故不予采信。对2018年8月16日《库存确认函》金额35939102.35元予以采信。该货款金额由多笔供货所组成，九强公司没有举证证明每笔货款的应付期限，故根据举证证明责任，将逾期利息从2018年9月5日（2018年8月16日后20日）起计算。 洪金碧以个人名义向九强公司出具的《担保函》中载明“库存金额200万以上必须由四川九强通信科技有限公司通报承诺人，由承诺人以书面形式签字或盖章确认”。关于该内容，洪金碧认为应当由“承诺人”以“签字或盖章”的方式确认；九强公司则认为《库存确认函》加盖甘肃大雁公司涉案印章1，并记载“洪金碧已经知悉本事项并愿意按担保函所载内容执行”，该内容代表库存情况已通报洪金碧。对此，原审认为《担保函》内容的理解与执行，仅影响洪金碧是否承担担保责任，而不影响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第六十三条所产生的责任。如前所述，洪金碧将兰州大雁公司、甘肃大雁公司作为平台出借给吴志兵经营，兰州大雁公司、甘肃大雁公司、洪金碧均应对涉案《合作协议》履行期间指定仓库内手机的丢失承担责任。但根据本案审理所查明的事实，九强公司在交易过程中也存在明显的管理漏洞，包括：库存核查人员失职；接受吴志兵所提供的兰州大雁公司《担保函》时未注意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已经变动；在《担保函》部分内容存在歧义的情况下，九强公司经办人员未完全尽到善意的注意义务等。吴志兵侵占货物时也利用了九强公司自身的过失，按照公平原则，应当适当减轻兰州大雁公司、甘肃大雁公司、洪金碧的民事责任。故酌情决定兰州大雁公司、甘肃大雁公司、洪金碧对库存损失金额的70%及相应利息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马燕芳与九强公司签订了《房产抵押合同》，以马燕芳名下房屋为甘肃大雁公司及其指定客户向九强公司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九强公司的抵押权依法设立，在甘肃大雁公司及其指定客户不履行债务时，九强公司有权依照法律规定就抵押财产优先受偿。 综上，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安捷通公司在判决生效后立即向九强公司支付货款本金35939102.35元，并支付该款从2018年9月5日起至本金付清之日止按日0.06%计算的资金利息；二、马燕芳、吴志兵对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债务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甘肃大雁公司、兰州大雁公司、洪金碧对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债务本金的70%即25157371.65元，及该款从2018年9月5日起至本金付清之日止按日0.06%计算的资金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对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债权，九强公司有权就马燕芳名下位于宁夏银川市兴庆区××街××号楼××单元××室房屋【宁（2018）兴庆区不动产证明第0021110号】依法变现的价款优先受偿；五、驳回九强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23423元、保全费5000元，由安捷通公司、马燕芳、吴志兵负担，甘肃大雁公司、兰州大雁公司、洪金碧对其中160000元承担连带责任。 二审中，洪金碧认为原审认定“2017年7月20日洪金碧授权给马燕娜的授权委托书，尾部加盖了甘肃大雁公司的涉案印章”的事实认定错误，认为实际上是本人先签字，涉案印章由吴志兵之后自己加盖的；甘肃大雁公司、兰州大雁公司、洪金碧对原审认定“九强公司根据《订货合同》向上游公司采购货物，委托上游公司把货物送到指定的收货地保管，均由吕汉阳收货”的事实认定错误;九强公司对原审认定“吴志兵先后以兰州大雁公司名义向九强公司出具的落款时间是2018年1月30日、2018年6月1日，金额分别为2000万元、3000万元担保函，法人代表处黄荣洲签字，由吴志兵找马明川仿写”的事实认定错误。 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原审基本一致，对原审查明的其余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 一、二审中，本院从绵阳市公安局调取的2018年5月至8月联通华盛通信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以下简称联通华盛公司）委托科捷物流公司送货物流单共92张，其中有32张是重复单据，扣除重复送货物流单后送货数量共计为：华为手机10565台，苹果手机8713台，共计19278台；收货地址均为：兰州市城关区金昌××路××号华为高体店。本案九强公司主张的7072台手机的送货物流单在公安机关编页的40-92页共53张，其中有19张是重复单据，扣除重复19张后，余下34张中的28张为九强公司主张的7072台供货手机物流送货单（28张送货物流单手机台数超过7072台），为联通华盛公司2018年6月至8月的发货，其中：17张签名为“吕汉阳”;1张有签名，但字迹比较潦草不能辨认签名人并加盖有“甘肃大雁通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无编号公章（对印章真实性甘肃大雁公司没有认可）;2张有签名但字迹比较潦草不能辨认签名人;3张仅加盖九强公司“入库专用章”（对印章真实性九强公司没有认可并主张为吕汉阳私刻）;4张有签名但不能辨认签名人并加盖有九强公司“入库专用章”（对印章真实性九强公司没有认可并主张为吕汉阳私刻）;1张签名为“刘鸣”。上述大部分送货物流单上未填写收货时间。甘肃大雁公司、兰州大雁公司、洪金碧对送货物流单上收货人签名的真实性均持有异议。九强公司则认为全部送货单上收货人的签名均为吕汉阳所签，“入库专用章”系吕汉阳私刻，也代表吕汉阳收货。 二、原审中，九强公司提交了2018年6月至8月向联通华盛公司支付购买超过包括案涉7072台手机在内的货款37928874元的银行转款凭证，其中显示购买案涉7072台手机价格合计为35394024元，其对应销售总价为35939102.35元。诉讼中，九强公司自认在《合作协议》履行期间，除2018年8月16日《库存确认函》确认的7072台手机货款金额35939102.35元未付款外，其余货款已经结清。 三、原审法院调取的兰州大雁公司、甘肃大雁公司银行资金交易记录显示：（一）2014年、2017年、2018年1-8月，兰州大雁公司银行账户（尾号分别为：2663，5381）与甘肃大雁公司银行账户（尾号分别为：1791、0901）之间合计资金往来134笔，合计金额91104138元（其中2014年合计73646863元，2017年合计16003137元，2018年合计1454138元）；兰州大雁公司与洪金碧之间合计资金往来16笔，合计金额16451980元（其中2017年合计9430000元，2018年合计7021980元）；兰州大雁公司2017年与洪金碧妻子吕春燕之间合计资金往来4笔，合计金额2279010元；兰州大雁公司与甘肃大雁公司财务人员傅燕飞之间合计资金往来2笔，合计金额2084400元（其中2017年1笔84400元2018年4月一笔2000000元）。上述合计156笔，金额共计111919528元。（二）2017年、2018年1-8月，甘肃大雁公司银行账户（尾号分别为：1791、0901）与洪金碧之间合计资金往来20556300元；甘肃大雁公司银行账户（尾号分别为：1791、0901）与傅燕飞之间合计资金往来1314500元。 三、安捷通公司股东、法人代表马燕芳银行卡（卡号：6217××××4397）在2017年6月22日至2018年8月3日期间向甘肃大雁公司（账号尾号1791、9012）转款120596619.50元，甘肃大雁公司向马燕芳账户转款310786元。 四、案涉《合作协议》履行期间，马燕芳以兰州大雁公司名义与九强公司签订并已实际履行完毕的《订货合同》中，甘肃大雁公司财务人员马燕娜在九强公司的《成品销售出库单》“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签章”处签名并加盖甘肃大雁公司涉案公章1。 五、2014年6月24日，甘肃大雁公司向兰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更换兰州大雁公司营业执照，申请书加盖甘肃大雁公司公章。 六、吴志兵在2018年9月20日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讯问时陈述，其以兰州大雁公司名义向九强公司出具的落款时间为2018年1月30日、2018年6月1日两份《担保函》上“黄荣洲”的签名，好像是找马明川冒签的。马明川在2018年10月30日兰州市公安局安宁分局询问时否认2018年1月30日、2018年6月1日两份《担保函》上“黄荣洲”的签名由其本人冒签。 吴志兵在原审当庭陈述：吕汉阳收货是事实。本人认可九强公司诉讼请求的7072台数量及相应金额，并认可7072台手机本人已全部变卖；本人为吕汉阳发工资。 七、吕汉阳于2019年1月4日在兰州市公安局安宁分局询问时陈述：“我是安捷通公司的提货员，我现在已经辞职了，2018年四川九强和甘肃大雁公司都委托我向中邮公司、联通华盛、普天太力、中国移动、酷机、海成通讯等公司提货，提的都是华为和苹果手机。这些公司里，我从联通华盛、中国移动、酷机、中邮公司提货量大，其他公司提货量小，还有几家公司没有提货，分别是星辉伟业、天翔、八方通信公司。……详细的数据我说不清楚，大概一年提了有2万台左右的手机”。 八、九强公司于2017年12月13日向联通华盛公司出具《收货授权委托书》指定吕汉阳为收货人，指定送货地址为兰州市城关区金昌××路××号。 九、2009年12月7日至2018年4月4日，甘肃大雁公司由洪金碧及其妻子吕春燕共同持股。2018年4月4日甘肃大雁公司变更登记为洪金碧一人持股100%，至2020年8月13日甘肃大雁公司为洪金碧的一人公司。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甘肃大雁公司、兰州大雁公司、洪金碧应否对本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以及承担责任的范围。该争议焦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具体争议问题： 一、关于吴志兵2018年8月16日出具的《库存确认函》的效力问题 本院认为，2018年8月16日，吴志兵出具的《库存确认函》确认有库存金额35939102.35元，共7072台手机。该份《库存确认函》真实有效，应当予以采信。具体理由为： 1.原审中，九强公司提交了2018年6月至8月期间向联通华盛公司支付购买包括案涉7072台手机在内的货款37928874元的银行转款凭证。该银行转款凭证能够证明九强公司在2018年6月至8月期间向联通华盛公司购买了案涉手机7072台，其对应的销售总价为35939102.35元。 2.二审中，本院从绵阳市公安局调取的2018年5月至8月联通华盛公司委托科捷物流公司送货物流单显示，九强公司主张的7072台手机为2018年6月至8月的发货，收货地址均为：兰州市城关区金昌××路××号华为高体店。该物流单能够证明联通华盛公司已经向九强公司指定的地址发货案涉7072台手机。 3.本案已经查明，案涉7072台手机已经被吴志兵变卖，证明吴志兵实际收到联通华盛公司向九强公司发送的7072台手机。 4.吕汉阳作为收货人于2019年1月4日在兰州市公安局安宁分局接受询问时，也认可其在2018年代表九强公司和甘肃大雁公司向联通华盛公司收货事实。 上述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锁链，足以认定吴志兵于2018年8月16日出具的《库存确认函》确认的手机数量、金额的真实性。甘肃大雁公司、兰州大雁公司、洪金碧辩称吴志兵2018年8月16日出具的《库存确认函》是吴志兵与九强公司恶意串通伪造的证据，并未举示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甘肃大雁公司对本案债务应否承担承担清偿责任问题 本院认为，综合全案证据甘肃大雁公司对本案债务应当承担承担清偿责任。具体理由为： 1.2017年7月20日，洪金碧向九强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马燕娜代表甘肃大雁公司与九强公司签订合同。从该《授权委托书》末尾洪金碧亲笔书写的“按主合同双方约定权限”的内容可知，洪金碧对案涉《合作协议》的存在是明知并且认可的，否则洪金碧也不可能授权马燕娜代表甘肃大雁公司与九强公司签订合同。而在2017年6月19日洪金碧以个人名义向九强公司出具《担保函》，也能够证明洪金碧对案涉《合作协议》的存在是明知并且认可的，否则洪金碧也不可能出具《担保函》，为甘肃大雁公司及其指定客户提供本金1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而洪金碧作为甘肃大雁公司法定代表人，其行为能够代表甘肃大雁公司。 2.本案查明，案涉《合作协议》签订后，吴志兵以甘肃大雁公司、兰州大雁公司名义与九强公司签订的《订货合同》总额约2.4亿元。合同履行期间，甘肃大雁公司、兰州大雁公司均通过自身银行账户向九强公司支付货款；而九强公司向甘肃大雁公司、兰州大雁公司开具的税票均由二公司用于向税务局申报抵扣了税款；且兰州市公安局安宁分局2019年1月8日讯问吴志兵的笔录显示公安机关调取了甘肃大雁公司账本，与九强公司交易记入公司账目。 上述事实能够证明，甘肃大雁公司已实际履行了案涉《合作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被代理人已经开始履行合同义务的，视为对合同的追认”的规定，本案无论吴志兵事先是否得到甘肃大雁公司授权，甘肃大雁公司实际履行《合作协议》的行为，应视为对《合作协议》效力的追认，应当对本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吴志兵犯伪造公司印章罪，已受到刑事处罚，但不影响甘肃大雁公司在本案中承担民事责任。 三、关于兰州大雁公司对本案债务应否承担清偿责任问题 本院认为，兰州大雁公司与甘肃大雁公司存在人格混同，兰州大雁公司对本案债务应当承担清偿责任。具体理由为： 1.二公司人员混同。黄荣洲任兰州大雁公司唯一股东期间，担任甘肃大雁公司门店经理。傅燕飞同时任兰州大雁公司监事和甘肃大雁公司门店经理。师巧莉同是甘肃大雁公司、兰州大雁公司的财务人员。案涉《合作协议》履行期间，马燕芳以兰州大雁公司名义与九强公司签订并已实际履行完毕的《订货合同》中，甘肃大雁公司财务人员马燕娜在九强公司的《成品销售出库单》“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签章”处签名。2014年甘肃大雁公司加盖公章向工商局申请更换兰州大雁公司营业执照，也反映出二公司人员混同。 2.二公司对外公示的信息相同。工商资料显示二公司邮箱一致，甘肃大雁公司与兰州大雁公司下属酒店登记电话也一致。 3.二公司财产混同。兰州大雁公司两个银行账户交易记录显示，2014年、2017年、2018年1-8月兰州大雁公司与甘肃大雁公司在两年多时间中存在频繁的巨额资金往来，甘肃大雁公司、兰州大雁公司均没有举示与资金往来相对应的基础交易证据，也反映出二公司财产混同。 上述事实能够证明，甘肃大雁公司与兰州大雁公司已经构成人格混同，损害了债权人利益，其危害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的股东有限责任的情形相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规定，兰州大雁公司应当对甘肃大雁公司本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四、关于洪金碧对甘肃大雁公司本案债务应否承担清偿责任问题 本院认为，2009年12月7日至2018年4月4日，甘肃大雁公司由洪金碧及其妻子吕春燕共同持股。2018年4月4日甘肃大雁公司变更登记为洪金碧一人持股100%，至2020年8月13日甘肃大雁公司为洪金碧的一人公司。洪金碧没有举证证明本案争议发生期间自己个人财产与甘肃大雁公司财产独立的证据。依照《中华人民人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规定，洪金碧应当对甘肃大雁公司本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此外，甘肃大雁公司上诉认为即使甘肃大雁公司与九强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也已于2018年5月9日终止，甘肃大雁公司对之后九强公司与安捷通公司之间的交易无关。本院认为，《合作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自2017年6月15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合同协议》履行期间，甘肃大雁公司没有书面证据证明2018年5月9日之后与九强公司合同关系实际终止。故甘肃大雁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五、关于甘肃大雁公司、兰州大雁公司、洪金碧对本案债务承担责任的范围问题 本院认为，如前所述，兰州大雁公司、甘肃大雁公司、洪金碧应对案涉7072台手机的丢失承担责任，但《合作协议》第四条同时也约定了九强公司负有监管义务。吴志兵将入库的7072台手机全部变卖，证明九强公司监管人员存在监管失职的行为，最终导致本案损失的发生。原审按照公平原则，酌定九强公司对损失金额承担30%的责任，甘肃大雁公司、兰州大雁公司、洪金碧对损失金额的70%及相应利息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明显不当，应予维持。九强公司上诉认为在本案中不存有过错，不应当承担30%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九强公司、甘肃大雁公司、兰州大雁公司、洪金碧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4341元，由四川九强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负担86490元，甘肃大雁通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兰州大雁通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洪金碧共同负担21785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管雄亚 审 判 员 李 莉 审 判 员 李 春 二〇二一年一月六日 法官助理 李 璐 书 记 员 贾春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