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渝01民终12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祥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诉讼代表人王祥红。委托代理人骆礼全。委托代理人施祖云。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大足红蝶锶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大足区龙水镇滨河路29号。法定代表人刘正涛，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欧德红。委托代理人李红江，重庆市大足区双龙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王祥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大足红蝶锶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足红蝶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一案，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9日作出(2015)渝北法环民初字第00067号民事判决，上诉人王祥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于2016年5月10日进行了询问，上诉人王祥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的委托代理人骆礼全、施祖云，被上诉人重庆大足红蝶锶业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欧德红、李红江参加了询问。现已审理终结。一审原告诉称：2002年大足红蝶公司在大足××镇建立工厂，在距离王祥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承包田不足150米的江边，以天青石为原料生产碳酸锶。在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三废”中均含“硫化氢”和“砷”，未经处理直接外排倾倒，导致雍溪工厂厂区周围的农作物每年均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给老百姓带来了严重的环境灾难。大足红蝶公司在其环境违法行为多次受到处罚和责令停产整改后，拒不悔改，继续顶风违法。2014年7月15日，王祥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所在的社种植的水稻正处于抽穗期，因受大足红蝶公司雍溪工厂污染，水稻叶片发黑并严重减产。王祥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种有王家大田稻谷2亩，按照正常水平下单产1200斤/亩计算，2014年应产稻谷2400斤，但王祥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2014年水稻只产了1200斤，足足减产1200斤，按国家水稻收购价1.4元/斤计算，王祥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遭受损失1680元。事后，王祥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向政府等部门及大足红蝶公司反映，要求解决无果。为维护王祥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的合法权益，故起诉来院，请求判令：1、大足红蝶公司赔偿王祥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因大足红蝶公司下属的雍溪工厂在生产碳酸锶过程中排放的“硫化氢”导致的水稻减产损失1680元；2、本案诉讼费由大足红蝶公司负担。一审被告大足红蝶公司辩称：1、大足红蝶公司的成立及排污均合法，大足红蝶公司系依法成立的企业，并办理了排污许可手续，排放的污染物经过处理，符合相关污染物排放标准；2、王祥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没有向环保部门或政府报告2014年水稻受污染的情况，大足红蝶公司也没有收到王祥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要求赔偿2014水稻损失的相关材料与要求；3、王祥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没有举示其水稻减产，以及水稻减产与大足红蝶公司存在关联性的证据，故王祥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水稻有无减产及损失不能确定，且王祥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要求按照亩产1200斤计算水稻产量没有依据。综上，请求驳回王祥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审理查明，重庆大足红蝶锶业有限公司雍溪工厂（以下简称雍溪工厂）系大足红蝶公司设立的分公司，并领取了营业执照。雍溪工厂于2000年12月3日进行建设，后于2002年10月30日投入生产，在以天青石为原料生产碳酸锶过程中产生硫化氢，并采用“克劳斯法碱吸收焚烧”三级处理硫化氢。雍溪工厂投入生产后，于每年8月或9月停产检修1月，其余时间正常生产。2013年8月30日，重庆市大足区环境保护局接到群众反映，淮远河雍溪工厂断面至箭滩断面河水发黑、发臭、表面有油污，河面有鱼类死亡现象，该局对雍溪工厂进行现场检查，发现雍溪工厂雨污混排、厂区渣场周围存在跑冒漏滴等问题。经大足区环境监测站采样监测，监测数据表明淮远河雍溪段水体中含有大量雍溪工厂特征污染物。该局认定淮远河此次污染事故系雍溪工厂导致，并于2013年9月3日作出《关于责令重庆大足红蝶锶业有限公司雍溪工厂停产整治的决定》（大足环保发[2013]81号），责令雍溪工厂立即实施停产整治。2014年6月17日，重庆市大足区环境监测站对雍溪工厂的废气进行监测，并于2014年6月24日作出足环（监）字[2014]第JD026-2号《监测报告》，监测结果表明回转炉硫化氢排放浓度为8.42mg/m3、硫化氢排放量为0.069kg/h、硫化氢年排放量为0.50t/a,监测结论为：根据监测数据可见，锅炉烟尘排放浓度、二氧化硫排放浓度和烟气黑度均不超标，回转炉烟尘排放浓度、二氧化硫排放浓度、硫化氢排放浓度和烟气黑度均不超标，硫化氢年排放量达到总量控制要求。王祥红系《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的承包方代表，该证同时载明承包方式为家庭承包方式。王祥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种植的稻田位于雍溪工厂的东南方，距离在500米内，二者间无阻挡物。另查明，经调查，雍溪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雍溪镇团结村村委会书记，均表示2013年收到过团结村村民关于水稻减产的反映，经联系大足区农委技术人员查看现场，××虫害导致，2014年没有收到关于水稻减产的反映。在审理过程中，王祥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陈述2014年水稻的减产量系同一稻田当年产量与2013年产量对比得出，但该两年产量没有具体称重。一审法院认为，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责任和义务，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王祥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应就大足红蝶公司排放了污染物、王祥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遭受损失以及二者之间存在关联性承担举证责任；大足红蝶公司应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大足红蝶公司的行为和王祥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的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根据大足区环境监测站出具的监测报告，可以认定雍溪工厂排放了硫化氢。王祥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要求大足红蝶公司赔偿雍溪工厂排放硫化氢导致的水稻减产损失，关于水稻的减产量，系王祥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对同一田块2014年与2013年产量对比的估算得出，且王祥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也未举示该两年水稻产量的相应证据，故王祥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关于其水稻减产损失的证据不充分，同时王祥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也没有举示其水稻减产与雍溪工厂排放硫化氢存在关联性的相应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王祥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祥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5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王祥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负担。”宣判后，王祥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2014年水稻受污染的损失1680元，判令被上诉人停止侵害，消除危害，排除妨碍，搬出雍溪镇，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本质是污染大户，所排放的污染物是剧毒硫化氢，上诉人所在社遭硫化氢污染，造成大面积减产50%，一审对此事实认定不清。2、一审认为被上诉人排污符合标准，上诉人的水稻受到污染损害与被上诉人的排污没有关联性，变相适用的是过错原则。本案属于大气污染的特殊侵权案件，应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排污达标是行政不处罚的底线，不是民事责任的免责事由。3、本案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依法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上诉人已举证证明被上诉人有污染环境的行为，以及损害事实的录像资料及照片，被上诉人没有按照法律规定举证证明其污染行为与上诉人的损害后果之间无因果关系。4、一审认为上诉人对同一田块2014年与2013年产量对比估算得出水稻减产量，未举示该两年水稻产量的相应证据，上诉人水稻减产的证据不充分，也没有举示水稻减产与上诉人排放硫化氢存在关联性的相应证据。上诉人已举示重庆水稻单季亩产和国家收购价的数据。被上诉人未举证反驳上诉人的上述证据存在不实，也没有举证证明其排污行为与上诉人的水稻减产没有关联性，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上诉人重庆大足红蝶锶业有限公司表示服从一审法院判决。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审理中，上诉人举示了下列证据：1、照片一组，证明被上诉人进行生产后，水稻发生变化，受污染谷物减产，收割的稻谷都是黑色的；2、《重庆晚报》等媒体在2002年9月11日至2008年9月1日期间报道生产碳酸锶都会造成污染；3、大足区环保局受理投诉案件回复单（2014年8月15日），证明上诉人已向政府反映。被上诉人质证称，上诉人举示的照片无形成时间，无法证明是本案所涉及的稻田，与本案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关于水稻受损的情况调查作了具体说明没有发现受害迹象，因水稻已经收割，无法对受害情况进行鉴定，无法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重庆大足红蝶锶业有限公司的雍溪工厂排放的硫化氢与上诉人种植的水稻发生减产是否具有关联性的举证责任由谁承担的问题，本院评判如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关于“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供证明以下事实的证据材料：（一）污染者排放了污染物；（二）被侵权人的损害；（三）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之规定，被上诉人重庆大足红蝶锶业有限公司的雍溪工厂排放的硫化氢与上诉人种植的水稻发生减产具有关联性的举证责任应由上诉人承担，而上诉人在一审和二审中举示的相应证据均不能达到上述证明目的，故上诉人认为因被上诉人排放硫化氢的行为导致其种植的水稻减产的上诉意见缺乏事实依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关于上诉人认为其已举示重庆水稻单季亩产和国家收购价的数据能够证明其水稻减产的损失的上诉意见，上诉人举示的该数据系一定地域范围的统计数据，不能据此证明上诉人2014年水稻减产的实际数量。综上，上诉人未举证证明2014年其种植的水稻减产的具体数据，也未举证证明其种植的水稻减产与被上诉人排放的硫化氢存在关联性，其要求被上诉人赔偿因水稻受污染减产所致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依法应予驳回，其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王祥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力审 判 员  李立新代理审判员  吴长渝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黄 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