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三中民终字第113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女，1963年1月20日出生。委托代理人柴彤，北京市金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1，男，1934年12月27日出生。委托代理人李诗茵，河南仰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汪×2，女，1988年11月19日出生。原审第三人孙×，女，1954年3月2日出生。原审第三人汪×3，女，1982年4月17日出生。原审第三人汪×4（兼孙×、汪×3的委托代理人），女，1985年5月15日出生。原审第三人汪×5，男，1961年7月19日出生。委托代理人雷×（汪×5之妻），女，1958年5月20日出生。原审第三人汪×6，女，1954年8月10日出生。上诉人马×因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3）朝民初字第210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马×的委托代理人柴彤、被上诉人汪×1的委托代理人李诗茵、原审第三人汪×6、原审第三人汪×5的委托代理人雷×以及原审第三人汪×4（兼原审第三人孙×、汪×3的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汪×2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3年5月，汪×1起诉至原审法院称：我和妻子张×育有三子一女，分别是汪×7、汪×5、汪×8、汪×6，马×系汪×8之妻，汪×2系汪×8和前妻甄×之女，张×于2001年2月去世，汪×8于2013年2月去世。我和张×及汪×8的房产位于北京市朝阳区西甸村17号（以下简称西甸村17号），我系该院落宅基地的使用权人，该院2009年被拆迁，我和马×、汪×2及汪×8均为被安置人，每人享有50平方米的回迁安置房。后在康营家园购得回迁房三套，分别为：202号、401号、402号。西甸村17号院的拆迁事宜由汪×8办理，拆迁款扣除购房款后余款全部被汪×8领走，汪×8去世后回迁房和拆迁款均没有分割。我的其他子女均表示把继承他们母亲张×的财产份额转给我，为了明确我的财产份额，现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马×、汪×2支付我拆迁款1707636.4元，2.依法确认我对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康营家园202号房屋享有居住使用权。马×辩称：第一，汪×1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依法应予驳回。诉争西甸村17号院内无汪×1及其妻子张×的房产份额或房屋遗产份额，汪×1诉求分家析产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首先，西甸村17号院的房屋拆迁款是我与丈夫汪×8的夫妻共同财产，与汪×1无任何关系。我于1998年9月9日与汪×8登记结婚，婚后共同生产经营，并建造了诉争房屋。2001年8月，诉争房屋所占有的宅基地（东西长19.6米，南北长16.2米，合计317平方米）经西甸村村民委员会确权登记在汪×8名下。该宅基地虽然在1992年登记在汪×1的名下，但因汪×1与汪×8分家而将宅基地使用权处分给了汪×8，并进行了宅基地使用权的变更登记。其次，截止拆迁腾退前，西甸村17号院内既无汪×1的房产，也无汪×1的房产份额。汪×1与汪×8早在2003年7月就对西甸村17号院的房屋进行了分家析产。根据双方达成的《单身老人财产分配单》记载，汪×1有住房两间，简易房三间，院落一座（5米乘10米），宅基地使用权移交给汪×8使用；三间简易房作价1000元后归汪×8盖新房拆除使用；汪×1现住两间房国家未占，死后归汪×8所有。同年春，我和汪×8在院内新建二层楼房23间（占地南北长7米，东西长21米，房屋面积300平方米）。2007年我和汪×8进行了二次新建房屋，在上次分家时归汪×1所有的两间房屋，经汪×1的同意已全部拆除。拆除前，我们向汪×1支付了5万元对价。之后汪×8将自己原来的三间房屋连同购买汪×1的两间房屋一起拆掉，在原址新建了三层楼房共计35间（共450平方米）。再次，汪×1在诉争房屋拆迁款被汪×8领取后长期未主张权利或行使诉权，到其起诉时已然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即便诉争院落中存在其合法权益，其现在起诉也超过了诉讼时效。第二，汪×1第二项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应予驳回。本案为分家析产纠纷，而非居住权纠纷。如果汪×1所述属实，其自己的房屋被拆迁，拆迁款被汪×8领走，且自己享受50平方米的安置指标，那么，其诉求不应当是居住权而应是产权。汪×1隐瞒了其在2003年7月和2007年麦秋前后处分其房产并获利51000元的事实，隐瞒了出卖安置指标50平方米并获利27000元的事实。汪×1虽被列为拆迁协议中的被安置人，但因其此前两次处分西甸村17号院内的房屋，致使其在该院内成为了空挂户，又因以27000元处分了购房指标，而使其彻底丧失了享有居住安置房的权利，因此其要求对康营家园202室房屋享有居住权无事实和法律根据，依法应予驳回。第三，汪×1、汪×6、汪×5、孙×、汪×3、汪×4等要求继承张×的遗产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西甸村17号院宅基地使用权人在2001年已经变更为汪×8，其知道西甸村17号院的使用权人变更到汪×8名下已经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拆迁之前西甸村17号院已经没有汪×1与张×的共同房屋，所以其要求继承张×的遗产没有事实依据。汪×2辩称：同马×的答辩意见一致。汪×6、汪×5述称：我们母亲张×的遗产我们继承之后转给我们父亲汪×1，我们父亲现在80岁了，应该有居住的地方。孙×、汪×3、汪×4述称：汪×7生前表示其母亲张×的遗产由其继承之后转让给汪×1，汪×1现在80岁了应该有个居住的地方。我们遵照汪×7的遗愿。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汪×1与张×系夫妻关系，二人共育有三子一女，分别为长子汪×7、次子汪×5、三子汪×8、女儿汪×6。汪×8与甄×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88年1月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女即汪×2。后汪×8与甄×因感情破裂于1991年10月经法院主持调解离婚，汪×2由汪×8自行抚育。后汪×8与马×于1998年9月9日登记结婚。张×于2001年2月6日因死亡注销户口，汪×8于2013年2月12日死亡，汪×7于2013年11月16日死亡。汪×7与孙×系夫妻关系，二人共育有二女，分别为长女汪×3、次女汪×4。2010年2月25日，汪×8作为被腾退人就西甸村17号院的拆迁腾退问题与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拆迁腾退办公室签署《孙河乡城市化建设项目住宅房屋腾退货币补偿协议》（以下简称拆迁协议）。经查该拆迁协议，显示西甸村17号院在拆迁时有在册户籍3户，户籍人口4人，实际居住4人，分别是：户主汪×8、之妻马×、户主汪×2、户主汪×1。西甸村17号院在腾退范围内有正式住宅房屋1间，建筑面积1405.8平方米，占地面积440平方米，共获得腾退补偿款3834975元，其中包含被腾退房屋区位补偿价941886元、房屋重置成新价1660601元、附属物重置成新价529588元、城乡一体化配合费702900元；共获得腾退补助费合计1785805元，其中包含工程配合奖120000元、提前搬家奖15000元、限期搬家补助费240000元、搬家补助费28116元、过度费15000元、回迁周转费129600元、空调移机费400元、电话移机费235元、有线补助费350元、停产停业一次性综合补助费1237104元。上述腾退补偿款、补助费共计5620780元均由汪×8领取。案件审理中，双方对于西甸村17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人产生争议。汪×1提交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西甸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西甸村委会）于2013年5月6日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兹证明我村村民汪×1系我村17号宅基地使用权人，17号院2009年年底被拆迁，所有拆迁款被汪×1之子汪×8领走，该院被安置人分别是：汪×1、汪×8、马×、汪×2，按拆迁政策，四人分得回迁房三套，均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康营家园，具体楼号为：202、401、402。……”马×和汪×2对此“证明”不认可，认为西甸村17号的宅基地使用权人在2001年已经变更为汪×8，且该“证明”中关于回迁房的楼号陈述与实际不符。马×亦提交西甸村委会于2013年5月31日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该村委会在2013年5月6日出具的“证明”存在差错，现更正说明如下：“1.17号院在1992年丈量时，宅基地使用人登记为汪×1，2001年丈量时，宅基地使用人登记为汪×8；2.402应为801。”马×并提交“西甸村各户宅基地使用情况”的宅基地调查表对此加以佐证。汪×1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均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西甸村17号的宅基地使用权人一直都是其自己，北京市朝阳区的宅基地登记情况应当以1992年、1993年为准。另查，在西甸村17号院办理拆迁的过程中，西甸村委会于2009年12月25日还出具过一份“证明”，内容为西甸村17号产权人汪×8宅基地面积为440平方米。案件审理中，法院就上述西甸村17号的宅基地问题询问了西甸村委会。该村委会称，村里在1992年和2001年进行过两次宅基地使用情况的调查，1992年是村里为落实土地管理法进行的宅基地丈量，该次丈量是根据区里和乡里要求进行的，目的是为办理宅基地使用权证，当时因为村里有一部分人的宅基地没有丈量完，所以宅基地使用权证最终没有办成。到了2001年，村里为了拆除违章建筑，对各家的宅基地重新进行了丈量，并制定了宅基地使用情况调查表。2001年的调查应该也是乡里统一的，但没有向乡里报。西甸村17号的宅基地使用人在1992年丈量时登记为汪×1，但此次丈量后宅基地使用证都没有办成。村里在2001年丈量宅基地的时候将西甸村17号的宅基地使用人登记为汪×8，在拆迁之前，因为该院的房子都是汪×8盖的，所以村里在拆迁的时候出具了产权人是汪×8的证明。经查，1998年汪×8和马×结婚时西甸村17号院内共有北房六间、西厢房三间、东厢房三间（其中两间为简易房），其中马×和汪×8住北房西边四间，汪×1住北房东边两间。截止2010年拆迁之前，西甸村17号院内的房屋为一栋四层楼房。案件审理中，双方均认可汪×1和汪×8之间曾就西甸村17号院的房屋进行过分家，但双方关于分家及建房的陈述并不一致。汪×1称，其1981年申请了西甸村17号院的宅基地后在院内建了北房五间和西厢房二间，其在1988年给汪×8分家，将北房西数三间和西厢房二间分给汪×8，北房东数二间归其和张×所有；其2000年在西甸村17号院内东侧盖了三间东厢房和一间厕所，汪×82006年将其所建的东厢房三间和厕所拆除在院内翻建房屋；2007年，汪×8又将其两间北房拆除后翻建房屋，老房的所有材料都用在新建的房屋上。马×、汪×2称，汪×1和汪×8在2003年时分家，双方当时达成《单身老人财产分配单》，汪×1将西甸村17号的宅基地使用权转移给汪×8，并将院子东侧的三间简易房作价1000元交给汪×8拆除后建新房，汪×1保留北房二间，汪×8和马×夫妇于同年春在西甸村17号院内新建二层楼房；2007年时，汪×8夫妇进行二次新建房屋，分家后归汪×1所有的两间房屋，经汪×1同意后由汪×8全部拆除，汪×8向汪×1支付了对价5万元，其后西甸村17号院内的房屋均由马×和汪×8出资建造，也没有使用汪×1房屋的老料。汪×1不认可双方在2003年时分过家，也不认可汪×82007年将其北房两间拆除时支付过5万元的对价，并称汪×8在2007年拆除两间北房时，其和汪×8、汪×7、汪×5签订过一份协议，协议内容为其同意汪×8拆除北房两间，汪×7和汪×5保证不再向汪×8索要宅基地，协议没有说汪×8新建的房屋归谁所有，但是约定将来拆迁，汪×1两间北房所占的102平方米的宅基地面积补偿款归汪×1所有。经询，马×称2003年分家时达成的《单身老人财产分配单》已找不到了，汪×1亦称2007年关于拆除两间北房的协议找不到了。案件审理中，法院对汪×7进行过询问，汪×7称在汪×82007年拆除北房时其和汪×1、汪×8、汪×5共同签署过一份协议，由于拆迁搬家，协议已经找不到，但协议的大致内容为其和汪×5同意汪×8拆房，但是要保证汪×1将来有地方住、有钱花，由汪×8给汪×1养老送终。马×、汪×2对汪×7的陈述不认可。经查西甸村17号院拆迁所依据的《孙河乡房屋腾退补偿价格结果通知单》，显示该院拆迁时的控标建筑面积认定为351.45平方米，房屋重置成新价计算面积时四层房屋每层均按照351.45平方米计算。经查，西甸村17号被拆迁腾退之后，选择的安置方式为定向安置方式，应安置户数为3户，应安置人数为4人，应安置面积为230平方米。经查拆迁腾退人所出具的“购房意见书”，应安置的4人分别为户主汪×8、之妻马×、户主汪×2（独生子女）、户主汪×1。2010年3月9日，汪×8与北京市孙河农工商联合公司签订《孙河乡城市化建设项目腾退居民定向安置购房协议书》二份，分别购买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康营家园1号建筑面积为87平方米的房屋和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康营家园2号建筑面积为87平方米的房屋各一套，两套房屋全部属于优惠面积，优惠房价分别为每平方米4280元和4240元；同日，马×与北京市孙河农工商联合公司也签订《孙河乡城市化建设项目腾退居民定向安置购房协议书》一份，购买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康营家园2号建筑面积为87平方米的房屋一套，该房屋优惠面积为56平方米，优惠房价为4280元每平方米，超面积30平方米的房价为每平方米6000元，加超面积1平方米的房价为每平方米7500元。上述房屋的购房款均从西甸村17号院的拆迁款中直接支付。现上述房屋均已办理入住手续，其中北京市朝阳区康营家园2号现无人居住。原审庭审中，马×、汪×2称马×在2010年3月7日受汪×8委托向汪×1支付了20万元，其中的17.3万元是与拆迁户口有关的腾退奖励和补助费，另外2.7万元是购买汪×150平方米的回迁房购房安置指标的，马×并提交转账的存折及账户交易信息予以佐证。汪×1认可收到过马×转账的20万元，其中17.3万元是与拆迁户口有关的腾退奖励和补助费，但不认可剩余的2.7万元系汪×8购买自己回迁房购房指标的对价，并称多给的2.7万元是汪×8给自己的赡养费，汪×6、汪×5、孙×、汪×3、汪×4均表示知道马×转账20万元给汪×1，超过腾退户口补偿的钱马×当时说是表示孝心。另查，西甸村17号院的拆迁款在汪×8去世后由马×掌握。庭审中，马×称拆迁款领取之后买车花费了45万元左右、支付汪×120万元、买三套回迁房花费120多万元、给汪×8治病以及房子装修共花费了约100万元，另外还用拆迁款为汪×8、马×、汪×2三个人每人购买了100万元的人寿保险，其中汪×8保险的受益人为马×，最后在给汪×8办理丧事的时候，实际上拆迁款已不足以支付，还向他人借了10万元。汪×1称只知道给自己的20万元和买回迁房的花费，对其他使用情况不清楚，汪×6、汪×5、孙×、汪×3、汪×4均表示不清楚西甸村17号院拆迁款的使用情况。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西甸村17号院的宅基地经村委会进行过两次调查登记，但最终均没有办理正式的宅基地使用权属证明。马×、汪×2称汪×1在2003年分家时将西甸村17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处分给汪×8，汪×8在拆除汪×1房屋时曾向其支付折价款，但汪×1对此均不认可，马×、汪×2亦未进一步举证，法院对于马×、汪×2有关宅基地使用权人已转移为汪×8的陈述不予采信，并依法认定汪×1和汪×8对西甸村17号院的宅基地均享有使用权。现西甸村17号院被拆迁，汪×1理应享有与宅基地使用权相对应的区位补偿价和城乡一体化配合费份额，法院根据双方有关分家、居住及建房的情况的陈述认定汪×1应当享有的份额。张×于2001年即已去世，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其去世后在西甸村17号院所留的遗产房屋陆续经过翻建，截止该院拆迁时已不存在，故汪×6、汪×5、孙×、汪×3、汪×4表示要求继承张×的遗产份额无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西甸村17号院的拆迁款均由汪×8领取，在汪×8去世后由马×掌握，且该拆迁款并未经过分割，故马×应当向汪×1支付相应的区位补偿价和城乡一体化配合费。拆迁后的回迁安置房系对拆迁协议中约定的被安置人的一种安置方法。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汪×1系西甸村17号院拆迁的应安置人之一，且汪×8、马×在购买回迁安置房时确实使用了汪×150平方米的安置房面积，故在汪×8、马×购买了回迁安置房后，作为被安置人之一的汪×1理应对回迁安置房享有相应的使用权利。虽然汪×8作为买受人签订合同购买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康营家园2号的回迁安置房，但目前该安置房尚未进行权属登记，汪×1作为被安置人之一使用安置房的权益应受保护。结合本案具体情况，法院对汪×1要求确认对该房屋享有使用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马×、汪×2称马×受汪×8之托在购买回迁安置房之前向汪×1支付了2.7万元用于购买汪×1的回迁安置房指标，但汪×1对此不认可，马×、汪×2亦未进一步举证，且该陈述亦与常理不符，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马×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汪×1区位补偿价、城乡一体化配合费四十万元；二、确认汪×1对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康营家园2号的房屋享有使用权；三、驳回汪×1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判决后，马×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马×的上诉请求是：1.依法判决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汪×1一审第一项诉讼请求；3.依法改判汪×1一审第二项诉讼请求为：确认汪×1对康营家园2号房屋享有使用权，但汪×1不得擅自转让、出租该房屋的使用权，汪×1去世后，该房屋的使用权归马×及汪×2享有；4.依法改判汪×1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其上诉理由是：原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错误。根据汪×1与汪×8于2003年7月达成的《单身老人财产分配单》的约定，西甸村17号院内的宅基地使用权已全部转移给汪×8，汪×1在该院内已不享有宅基地使用权。故马×无需给付汪×1区位补偿费和城乡一体化配合费，因汪×1户口在西甸村17号院内引发的拆迁补助、奖励17.3万元已由汪×8委托马×转交汪×1，另2.7万元系马×受汪×8委托购买汪×1的拆迁安置房指标。根据《单身老人财产分配单》的约定以及本案涉案三套房屋全部使用汪×8、马×、汪×2三人共有的房屋拆迁款购买的事实，应对汪×1针对康营家园2号房屋的使用权加以限制。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对马×显失公平。基于汪×1已将西甸村17号院内宅基使用权处分给汪×8以及村委会变更登记的事实，汪×1获得西甸村17号院内房屋拆迁款中区位补偿费及城乡一体化配合费于法无据。汪×1、孙×、汪×4、汪×3、汪×5、汪×6同意原判。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另查明，在本院审理过程中，马×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单身老人财产分配单》，该证据载明：“……二.由于房屋所占地同处汪×8院落之内无法分割，因此使用权将移交给汪×8使用；三.两间住房倘若国家占用了，而付给的赔偿费用（按国家标准规定）归老人所有……七.老人现住两间房国家未占，死后归汪×8所有”，马×以此证明汪×1于2003年已将西甸村17号院宅基地使用权转移给汪×8使用，汪×8、马×夫妻翻建房屋时《单身老人财产分配单》第三条中的“两间房屋”已灭失，汪×8给付汪×15万元作为“两间房屋”对价并给付汪×12.7万元用于购买其名下的50平方米购房指标；2.《定向安置购房补充协议》，以此证明涉案房屋2号房屋的实际面积为90.3平方米，2012年12月13日由马×补交房款13992元，若不对汪×1的使用权加以限制则存在汪×1将房屋产权办到其名下的危险。汪×1的质证意见是：1.对《单身老人财产分配单》的真实性认可，但其不是二审新证据，该《单身老人财产分配单》上没有汪×6的签字是无效的，其内容说明汪×1是涉案宅基地的使用权人，该处宅基地上有两间房屋是汪×1个人的，因个人无权对宅基地使用权进行处分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2.对《定向安置购房补充协议书》的真实性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孙×、汪×4、汪×3、汪×5、汪×6的质证意见与汪×1一致。上述事实，有户口本、结婚证、派出所证明信、民事调解书、死亡医学证明书、拆迁协议、《孙河乡房屋腾退补偿价格结果通知单》、《孙河乡城市化建设项目腾退居民定向安置购房协议书》、购房意见书、西甸村委会证明、西甸村各户宅基地使用情况、收据、存折、银行账户明细、《单身老人财产分配单》、《定向安置购房补充协议书》等书证及各方当事人庭审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汪×1对于西甸村17号房屋是否享有相应的拆迁补偿利益。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在汪×8与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拆迁腾退办公室签订的关于西甸村17号房屋的拆迁协议中明确记载被腾退人口包括汪×1。汪×1作为被腾退人员理应享有相应的腾退补偿利益。因汪×8领取了全部腾退补偿款，在汪×8去世后该笔补偿款由马×掌握，故汪×1要求马×给付其相应的腾退补偿款的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关于马×主张根据《单身老人财产分配单》的约定，汪×1已将涉案宅基地使用权转移给汪×8，故汪×1不应再享有相应的区位补偿价及城乡一体化配合费。本院认为，涉案宅基地在西甸村1992年和2001年所制作的宅基地使用情况调查表中登记的宅基地使用人分别为汪×1和汪×8，但均未经有权行政机关批准向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即无相应的宅基地使用权属证明，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汪×1、汪×8对涉案宅基地均享有使用权并无不当，故汪×1应享有相应的区位补偿价及城乡一体化配合费份额。另依据《单身老人财产分配单》所记载的内容，汪×1并未作出放弃或转移与宅基地相关的拆迁补偿利益的意思表示。结合本案已查明的其他事实，马×的主张缺乏证据佐证，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西甸村17号院所涉拆迁腾退项目采取了补偿与安置相结合的办法，既根据被拆迁腾退人房屋的具体价值给付相应补偿款，又根据人口数确定拆迁安置面积。体现了对物的补偿以及对人的安置。原审法院在查明汪×8、马×在购买回迁安置房时使用了汪×150平方米的安置房指标，且马×所称已向汪×1支付2.7万元用于购买上述购房指标的主张显然有悖于常理的情形下，确定汪×1对康营家园2号房屋享有使用权，保护了被安置人的利益，并无不当。但需要指出的是，康营家园2号房屋面积为90.3平方米，房屋单价为每平方米4240元，共计房款382872元。上述购房款均由汪×8交纳。考虑目前该房屋尚未办理权属登记，各方可在办理房屋权属登记时就购房款以及拆迁安置面积的使用情况等事宜，另行解决。汪×2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汪×1负担550元（已交纳），由马×、汪×2负担600元（汪×1已预交，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汪×1）。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马×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胡   林   强审 判 员 万   丽   丽代理审判员 张       帆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四日书 记 员 孙思逸书记员屈赛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