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一中民终字第3412号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城东路**。法定代表人贺海飞，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罗久仰，男，1987年6月11日出生，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职员。上诉人（原审原告）何作发，男，1967年9月18日出生，北京楚北发旺建筑设备租赁站业主。委托代理人段吉胜，北京市凯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七局）因与被上诉人何作发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3）昌民初字第051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作发向一审法院起诉称：中建七局因承建“安阳恒大绿洲工程”需从其处租赁钢管、扣件等建筑材料，为此双方于2011年4月10日签订了一份租赁合同，合同对租赁物、租赁期限、价格、结算方式、管辖法院等有关事项做了详细约定。合同签订后，其即依约向中建七局供应租赁物，全面适当地履行了合同义务。然而中建七局却并未根据合同履行支付租赁费的义务，截止起诉，中建七局仍拖欠巨额租金。为维护其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决：1、解除双方于2011年4月10日签订的《租赁合同》；2、中建七局给付租赁费776688.53元（计算至2013年9月6日）；3、判令中建七局给付扣件洗油费7108元；4、判令中建七局赔偿损失150000元；5、诉讼费由中建七局承担。中建七局在一审法院答辩称：首先，我方与何作发没有签订任何的租赁合同，债务不应由我方承担。签订合同的袁天辉、赵尧刚并非我公司员工，我方也从未向其出具过签订合同的授权，其对外签订的租赁合同所产生的债务不应由我方承担。其次，我方有证据证明，自他们与上述二人签订合同之初就知道二人并非我方员工，并且没有代理权限。何作发要求赔偿损失不应由我方承担，并且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同意何作发的请求。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何作发是个体工商户，系北京楚北发旺建筑设备租赁站登记业主。2011年4月10日，何作发（甲方，出租单位）与案外人袁天辉、赵尧刚（乙方，承租单位）签订《北京楚北发旺建筑设备租赁站租赁合同》，合同第一条约定：“工程名称：河南省安阳市恒大绿洲4#5#楼”；第二条约定：“工程地点：河南省安阳市人民大道与光明路交叉口”；第三条约定：“租赁材料的名称、规格和数量以甲方发货（收货）单为准，按照周转材料的质量标准严格发放和验收”；第五条约定：“租赁材料品名、规格及日租单价：钢管每米日租金为0.014元，扣件每套日租金为0.008元，油托每根日租金为0.03元”；第七条约定：“付款方式，每两个月乙方向甲方结清一次当期的租金，甲方给乙方开出收据凭证，乙方给甲方现金结算”；第十一条约定：“租赁物资在未退还之前，租金一律照收，乙方如不按期支付租金，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收回租赁物，一切后果及损失由乙方负责”；第十三条约定：“……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时双方同意在甲方管辖区内法院裁决”。该份合同首页上方在乙方处打印有“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安阳恒大项目部4#5#楼施工队”的字样。合同签订后，何作发分别于2011年4月、5月、6月、7月分批次向乙方共交付钢管66662.5米、扣件35540套、油托2868根。2011年7月21日，乙方返还钢管7700米，扣件10380套。上述租赁设备发货、收货经手人甲方为何作发、乙方为张道平。2013年7月25日，何作发、中建七局签订《关于代赵尧刚、袁天辉退还“北京楚北发旺建筑设备租赁站”租赁物的协议》。协议约定：“由于安阳恒大4#5#楼即将竣工，中建七局安阳恒大项目部已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多次主动与赵尧刚、袁天辉联系，商谈退还租赁物事宜，赵尧刚、袁天辉至今不愿出面。为了尽快将租赁物偿还给北京楚北发旺建筑设备租赁站，北京楚北发旺建筑设备租赁站同意在赵尧刚、袁天辉不主动归还租赁物的前提下，由中建七局安阳恒大项目部归还租赁物以减少损失，并请安阳恒大通瑞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见证方”。协议中还约定：“此协议双方都不能证明赵尧刚、袁天辉跟任何一方的真实关系，只证明中建七局安阳恒大项目部归还租赁物的事宜，赵尧刚、袁天辉跟双方发生的真实关系以及租赁费的偿还由法院认定”。该份协议签订后，中建七局分批次退还了全部租赁建筑设备。为证明应收租金数额，何作发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出示了单方制作的租金计算清单。清单显示：2011年4月4日至12月31日，租金总额为277196.71元；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租金总额为373899.12元；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租金总额为66767.7元；2013年4月1日至2013年9月6日，租金总额为158825元。对上述租金计算清单，中建七局辩称因系何作发单方制作，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租赁材料经手人张道平，中建七局亦不认可为其公司员工。另据何作发自述，中建七局之前已经给过10万元租金，该笔租金在本次诉讼请求中已经扣除。一审法院另查明，中建七局为安阳恒大绿洲项目（首期二标段）的施工总承包方。中建七局自述将安阳恒大绿洲首期4#5#楼主体劳务分包给南充宏大劳务有限公司（现名为四川蓬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袁天辉是该公司的施工代表，赵尧刚与袁天辉是项目合作关系。为证明自己的主张，中建七局（甲方）提交一份其与袁天辉、赵尧刚（乙方）于2011年4月8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主体劳务承包合同），合同第一条约定：“工程名称是安阳恒大绿洲首期4#5#楼”；第二条约定：“承包方式，承包人以包工、包料（除甲供材范围外的所有材料）、包机械（除土方机械）、包质量、包工期、包文明施工、包安全、包验收合格的方式承包。……3、……包括现场所用模板、木方、钢管、顶丝、拉杆和扣件的租赁等”；合同第五条第七项约定：“合同价格中包含主体结构等承包范围内工程施工期间全部工程内容的全部人工费、辅助用工、零星用工、配合用工、甲供材以外的所有辅助材料、冬雨季施工降效、超高增加费、所有施工机械及施工用具使用管理费、安全文明措施费、利润等所有费用”；合同第六条第五项约定：“……乙方租赁的材料等货款支付时，由乙方与其供应商根据所签署的租赁合同在甲方备案，提供当期应付款项收据，甲方审定认可后，有权代扣代付”。中建七局另提交一份南充宏大劳务有限公司为袁天辉、赵尧刚出具的《法人委托书》，内容为：“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安阳恒大项目部：兹委托袁天辉、赵尧刚同志代表南充宏大劳务有限公司参加安阳恒大工程投标活动，代理人在投标、开标、合同洽谈过程中所签署的相关文件和处理有关事务，我方均予承认。特别申明：……③合同须经公司审查并加盖本公司合同专用章后，方为有效”。中建七局称，中建七局在与袁天辉、赵尧刚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后，一直要求袁天辉加盖南充宏大劳务有限公司的公章，但袁天辉一直推脱未予加盖。虽未盖章，中建七局对该份合同的效力是认可的。中建七局又称，其与四川蓬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之间一直没有进行劳务工程价款结算。何作发称，袁天辉、赵尧刚与其签订租赁合同的行为是职务行为，是代表中建七局公司签订的。为证明其主张，何作发出示施工现场公示牌照片和加盖有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安阳恒大绿洲项目部印章的证明。照片显示袁天辉为土建队长。《证明》载明：“袁天辉、张道平为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安阳恒大绿洲工程项目工作人员。2011年2月，我公司委托其二人负责租赁钢管、扣件、顶丝的有关事宜”。对照片，中建七局认可真实性，但认为不能证明袁天辉是他们公司的人，而是劳务分包公司的现场人员。对证明，中建七局认为因为是复印件不能达到何作发的证明目的，而印章也不是合同专用章。中建七局称，袁天辉、赵尧刚与何作发签订租赁合同的行为既不能代表何作发中建七局，也不能构成表见代理。为此中建七局提交两份证据，一份是何作发与案外人邻水县中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2011年4月1日签订的与本案租赁合同基本类似的一份租赁合同（复印件），乙方签名处有赵尧刚的签名。另一份是电话录音，录音中的一方承认最初先与邻水县中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对租赁合同，何作发对其真实性、与本案关联性不认可。对电话录音，何作发不认可真实性，无法辨别录音中的人为何作发租赁站内工作人员。何作发虽不认可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但认可其与赵尧刚之前在河北省遵化市某工地上有过租赁建筑设备的业务往来，经赵尧刚介绍才向安阳恒大绿洲项目部工地供应建筑设备的。为证明中建七局应当负有给付租金的义务，何作发举证三份判决书，分别是河南省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判决的（2012）龙民一初字第137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判决的（2013）大民初字第2941号民事判决书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的（2013）一中民终字第13135号民事判决书。对该三份判决书中建七局均认可其真实性，但认为各案有不同，不能达到何作发的证明目的，何作发在与袁天辉、赵尧刚签订租赁合同时就知道二人并非中建七局员工，且针对（2012）龙民一初字第137号民事判决书，中建七局称已经提起上诉。经查，（2012）龙民一初字第137号民事判决书查明：“2011年，中建七局承建安阳恒大绿洲项目（首期二标段）工程，涂江为该工程项目经理，袁天辉系该工程土建队长，该工程收料员有袁天俊、张道平、袁佳华、赵华芬等人”。在（2013）大民初字第2941号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此案第三人四川蓬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原南充宏大劳务有限公司）述称，袁天辉是包工头，他与中建七局签订主体劳务承包合同后想挂靠在他们公司，因合同条款不清楚，所以他们公司不同意袁天辉的挂靠请求，也没有在主体劳务承包合同上签字盖章。此案被告袁天辉辩称，他想挂靠南充宏大劳务有限公司承揽工程，但该公司只承担劳务，他承包的工程需要带大型机械，模板，南充宏大劳务有限公司认为主体劳务承包合同违反建筑法，就没有在该合同上盖章。但这个项目仍由其继续施工，涂江让其以中建七局的名义张罗工程的材料和模板。上述事实，有《北京楚北发旺建筑设备租赁站租赁合同》、结算单、收货凭证、发货凭证、公示牌照片、电话录音、《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法人委托书》、退还租赁物协议、（2012）龙民一初字第137号民事判决书、（2013）大民初字第2941号民事判决书、（2013）一中民终字第13135号民事判决书及双方当事人庭审陈述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袁天辉、赵尧刚与中建七局的关系，袁天辉、赵尧刚是否能代理中建七局向何作发租赁建筑设备。依据本案以及其他案件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袁天辉、赵尧刚并非中建七局的职工，二人与中建七局曾就涉案工程签订过《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虽然如此，中建七局在本案中依然需要承担相应的合同义务。理由有二：一是根据中建七局承建安阳恒大绿洲项目（首期二标段）的事实和施工现场袁天辉身份的公示，何作发有理由相信其是为中建七局承建施工工地供应建筑设备，袁天辉有代理签订租赁合同的权利，且中建七局亦不否认所租赁的建筑设备用于正常施工，故中建七局作为租赁合同履行的受益人有责任履行合同义务，袁天辉、赵尧刚与何作发签订租赁合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二是虽然中建七局与袁天辉、赵尧刚之间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但因该份合同并未获得案外人四川蓬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确认，故不能约束四川蓬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因公民个人并不具备承包大型工程劳务施工的资格，故本案袁天辉、赵尧刚不能以自己名义对外独立租赁建筑设备。依此角度中建七局也有义务对袁天辉、赵尧刚在施工过程中对外以中建七局名义签订的合同承担履行责任。中建七局辩称何作发先与邻水县中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签订类似租赁合同，故何作发明知袁天辉、赵尧刚并非中建七局职员，因此二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的辩解，因无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法院不予采信。即便中建七局辩解事实为真，亦因该份租赁合同并未有证据证明已实际履行，且邻水县中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与安阳恒大绿洲项目及中建七局无任何关系，故亦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中建七局以此为据否认何作发的善意，证据不足，法院不予采信。中建七局长期拖欠租赁费不予支付，构成违约，在此情况下何作发有权要求解除租赁合同，故法院对何作发第一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经法院审核，何作发提交的结算清单中载明的租赁建筑设备件数、期限与收货单、发货单相符，故法院对何作发要求中建七局支付租赁费的请求予以支持。何作发要求中建七局支付扣件洗油费和赔偿损失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何作发（北京楚北发旺建筑设备租赁站）与袁天辉、赵尧刚于二○一一年四月十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二、被告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何作发租赁费七十七万六千六百八十八元五角三分；三、驳回原告何作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判决后，中建七局不服一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上诉人与何作发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而蓬达公司、袁天辉为了完成分包劳务作业，承租何作发物资并实际履行，根据债权债务的相对性，理应由蓬达公司、袁天辉承担租赁费的支付义务；一审法院认定袁天辉对上诉人构成表见代理，与事实不符，现场标牌并不能直接证明袁天辉具备代表上诉人签订合同的权限，何作发亦不能直接从该标牌中得到足够的袁天辉为上诉人员工或者代理人的内心确认，何作发亦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严重过失，亦不能以租赁物实际使用到上诉人工程项目作为认定表见代理成立的依据，何作发自签订租赁合同之始就明知袁天辉非上诉人员工已不具备代表上诉人签订合同的授权权限；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蓬达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未得到蓬达公司的确认，不应对蓬达公司产生约束力，袁天辉个人不能独立签订建筑设备租赁合同，从而认定应当由上诉人承担租赁费偿付义务，事实认定错误。要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驳回何作发的起诉。何作发同意原判。不同意中建七局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依据本案以及其他案件查明的事实，虽然袁天辉、赵尧刚并非中建七局的职工，且二人与中建七局曾就涉案工程签订过《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但根据中建七局承建安阳恒大绿洲项目（首期二标段）的事实和施工现场袁天辉身份的公示，何作发有理由相信其是为中建七局承建施工工地供应建筑设备，袁天辉有代理签订租赁合同的权利，且中建七局亦不否认所租赁的建筑设备用于正常施工，故中建七局作为租赁合同履行的受益人有责任履行合同义务，袁天辉、赵尧刚与何作发签订租赁合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另外，虽然中建七局与袁天辉、赵尧刚之间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但因该合同并未获得案外人四川蓬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确认，故不能约束四川蓬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且因公民个人并不具备承包大型工程劳务施工的资格，故袁天辉、赵尧刚不能以自己名义对外独立租赁建筑设备。因此，中建七局也有义务对袁天辉、赵尧刚在施工过程中对外以中建七局名义签订的合同承担履行责任。综上，中建七局关于现场标牌并不能直接证明袁天辉具备代表其公司签订合同的权限，何作发亦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严重过失，亦不能以租赁物实际使用到其公司工程项目作为认定表见代理成立的依据等上诉理由，缺乏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对何作发要求解除租赁合同并要求中建七局支付租赁费的诉讼主张予以支持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一万三千一百三十八元，由何作发负担三千五百元（已交纳），由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负担九千六百三十八元（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一万三千一百三十八元，由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兰珠代理审判员  张 琦代理审判员  梁小立二〇一四年六月十八日书 记 员  李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