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滨中民一终字第36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乃乾。委托代理人田家云，女，1971年8月29日出生，汉族，系王乃乾之妻。委托代理人王士兴，男，1950年4月28日出生，汉族。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王文之。委托代理人周卫方，山东王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魏萍，山东王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乃乾因占有保护纠纷一案，不服博兴县人民法院（2013）博民重字第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乃乾及其委托代理人田家云、王士兴，被上诉人王文之及其委托代理人周卫方、魏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认定，王文之之妻田家娟、王乃乾之妻田家云与田家元均系魏爱华之子女。2001年11月30日，王乃乾与王圈村委签订《协议书》，取得王圈村变压器以西原学校用地6.6亩土地（东西长83米、南北宽55米，共计4400平方米）的使用权，使用期限最低50年，承包费6600元／年，签订协议时一次性交清头三年的使用费共计19800元，以后每三年一交。王乃乾于协议签订后次日向王圈村委交付了19800元的土地使用费。2004年4月20日，王乃乾向王圈村委交付了2004年12月1日至2007年12月1日的土地使用费19800元。2007年12月2日至今，涉案土地使用费均未交纳。2002年3月21日，王乃乾与本村王际水签订《建房合同书》，由王际水、王立水实际施工，在上述土地上建造了涉案房屋，由王乃乾、田家元共同经营“盛源大酒店”用。2005年，王乃乾在涉案房产西侧空地建清河幼儿园，由王乃乾、田家云夫妇经营。盛源大酒店歇业后，王乃乾于2009年7月14日，在锦秋街道湾头村孙兆坤家，为田家元出具了《证明》一份，载明：“王圈村变压器以西、清河幼儿园以东，面积南北55米、东西49米。2002年至2052年由田家元使用和王乃乾无关。2052年元月到期，由王圈村委收回使用权。租金每年肆仟元按期交王圈村委，如果王圈村委有政策变化，无条件办理。清河幼儿园东西39米、南北55米，由王乃乾使用，和田家元无关”。并由王乃乾、田家元签字，王文之以证明担保人身份签字。次日，田家元为王乃乾出具了100000元借款的借条。2009年12月5日，田家元因原向王乃乾借款50000元及利息7200元不能偿还，为其出具了57200元借款的借条。2010年3月13日，田家元与王文之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约定将“位于王圈村变压器以西、清河幼儿园以东的房屋41间及院落（南北长55米、东西宽49米，面积2695平方米）”转让给王文之，价款380000元，一次性付清。协议签订后，王文之向田家元支付了150000元的现金，两张分别为150000元、80000元的银行存单，田家元为其出具了收到380000元的收条。同月18日至19日，田家元、张桂菊夫妇将上述两笔存款转存至孙兆坤名下。2010年3月22日，田家元为王乃乾出具《保证书》，载明：“盛源酒店占地（南北55米、东西49米），2002年至2052年土地承包费由田家元支付与王乃乾＊＊＊（此处涂改，内容不清）。承包费每三年一交，如果不交，田家元和王乃乾写的一切证明书自行失效。”同日，田家元为王乃乾出具借条一张，载明借款60000元。王文之取得涉案房屋后，于2010年6月12日到工商机关注册登记，开办了“博兴县锦秋街道盛源快餐店”。2010年8月10日，王乃乾将涉案房产作价300000元给王际元、王乃勇、王乃坤、王乃兵四人，用于抵顶其个人债务，形成本诉。原审法院认为，经合议庭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分析认定，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两个：其一为涉案房屋权属的认定问题，其二为田家元对涉案房屋的处分效力问题。关于焦点一，王乃乾主张涉案房屋归其所有的证据为：其与王圈村委签订的土地使用协议、交付土地使用费单据、建房合同及实际施工人出庭证言。以上证据证明了涉案土地使用协议的签订、费用交付、涉案房屋的建造及施工情况，但土地、房屋系不动产，均未经相关机关进行土地使用登记或房屋权属登记予以确认，且王乃乾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土地租赁、建造房屋的资金投入及来源，王乃乾以上述证据主张享有涉案房屋相关财产权益，证据不足。且，2009年7月14日，王乃乾为田家元出具的《证明》是由其本人书写，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明确知道这份《证明》的意思表示及相应产生的法律后果，在《证明》中，双方明确约定：“王圈村变压器以西、清河幼儿园以东，面积南北55米、东西49米。2002年至2052年由田家元使用和王乃乾无关。”“清河幼儿园东西39米、南北55米，由王乃乾使用，和田家元无关”。王乃乾与田家元均在《证明》上签名，并由王文之作证明担保，表明双方均明确该份《证明》系对涉案物权所作的一种处分，这与王天明、魏爱华证明王乃乾与田家元合伙经营盛源酒店的证言相印证，且王乃乾在原一、二审、现重审期间，关于与田家元经营关系的陈述前后不一，自相矛盾，因此，对于王乃乾辩称写该《证明》的目的只是为了让田家元向银行贷款、为其“挡账”的主张，不予采信。王乃乾主张写《证明》的另一目的是为了让田家元补上原借款217200元的借条，而从相关证据来看，自王乃乾出具《证明》时起，田家元先后分三次为其出具了借条，前后历时一年半之久，而非在出具《证明》后一次性补写，王乃乾的该项主张显然与常理不符。同时，田家元与王文之主张是为了让王乃乾的父亲从盛源酒店内搬走不得已才于2010年3月22日同时出具的《保证书》与60000元的借条，而王乃乾仅辩称其父是不想在酒店内住了才搬出，并未说明借款的用途、支付情况及成因，结合《证明》与2009年7月15日借条的形成时间，《保证书》与2010年3月22日借条的形成时间以及田家元将涉案房屋转让给王文之的时间，应认定该两份借条的形成均与《证明》和《保证书》的出具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因此，王乃乾辩称是对原借款进行补写借条的主张，不予采信。《保证书》中“2002年至2052年土地承包费由田家元支付与王乃乾＊＊＊”，因存在明显的涂改部分，内容不清，意思表示不完整，王乃乾作出的“2002年至2052年土地承包费由田家元支付予王乃乾”的解释田家元不认可，而该证据由王乃乾持有，因此，对其据以主张的事实不予采信。该保证作出时间为2010年3月22日，在此之前，田家元已于同月13日将涉案房屋有偿转让给了王文之，王文之取得涉案房屋后，田家元就原有涉案房屋已不再享有另行处分的权利，其单方向王乃乾作出放弃原有涉案房屋之上的权利的承诺不能约束王文之，也不能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王乃乾据此辩称《证明》中原有处分早已“失效”或“收回”的主张均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应认定涉案房屋系王乃乾与田家元共同投资建造，二人共同经营盛源大酒店，系涉案房屋的共有人，《证明》系对该共有财产进行的处分，田家元在王乃乾书写《证明》之后为其出具的借条，应认定为处分共有财产之后，双方约定的田家元对王乃乾进行的价款补偿。关于焦点二，田家元与王乃乾对涉案房屋进行分割之后，约定：“王圈村变压器以西、清河幼儿园以东，面积南北55米、东西49米。2002年至2052年由田家元使用和王乃乾无关。”“2052年元月到期，由王圈村委收回使用权。租金每年肆仟元按期交王圈村委。”该段文字表述的是土地的使用范围。土地是从王圈村委租赁的，租赁费仅交至2007年12月1日，双方约定此后的租赁费交至王圈村委，而自2007年12月2日之后，盛源大酒店与清河幼儿园所占土地的租赁费均未向王圈村委交纳，在王乃乾与田家元共同投资部分中，占用资金最多的即涉案房屋，土地租赁费及其他投资均占少数。因此，双方对共有财产的分割，应主要是对共建房屋的分割。双方在协商处分时，涉案房屋已于2002年在上述土地使用范围内建成并投入使用，涉案房屋与上述土地范围形成的是一个完整的、单独的院落，根据“房随地走”原则，土地由田家元使用的部分，地上房屋财产权益也相应地由田家元享有。因此，王乃乾辩称《证明》仅处分的是土地使用权的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田家元对涉案房屋及所占土地均享有相应的物权，可依法予以相应处分。王乃乾与田家元书写《证明》是在对财产进行分割之后，田家元向王乃乾出具借条的行为，在双方之间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的物权纠纷非同一法律关系，如王乃乾认为其与田家元尚有债务上的纠纷，可另案处理。田家元与王文之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约定将“位于王圈村变压器以西、清河幼儿园以东的房屋41间及院落（南北长55米、东西宽49米，面积2695平方米）”转让给王文之，双方约定转让的是涉案房屋的财产权益，王乃乾主张双方是对所占土地的买卖，与事实不符。王文之支付约定的全部价款之后，田家元也如约将涉案房屋交付给了王文之，王文之取得涉案房屋财产权益，并在涉案房屋开办了“博兴县锦秋街道盛源快餐店”。因《房屋买卖协议》中对所转让房屋的占地情况一并作了说明，根据“地随房走”的原则，田家元在将涉案房屋的财产权益处分给王文之之后，相应占用土地的使用权也一并转让。因此，王文之对涉案房屋及所占土地均取得相应的物权。王乃乾于2010年8月10日将涉案房屋作价300000元给王际元等四人抵顶其个人债务的行为，对王文之享有的物权构成侵权。王文之请求王乃乾停止侵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王乃乾的反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九条、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山东省博兴县锦秋街道王圈村变压器以西、清河幼儿园以东原“盛源大酒店”房产41间及院落由王文之享有相应的物权，王乃乾立即停止侵权；二、驳回王乃乾的反诉请求。原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50元，原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均由王乃乾负担。宣判后，王乃乾不服上诉称，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田家元出卖给被上诉人的41间房屋及院落，是上诉人通过承包方式从王圈村委取得的集体土地，并在该土地上建造形成，集体土地的性质没有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对集体土地的承包、转包等作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对土地和房屋的处分也有严格的规定。一审判决不顾涉案房屋及院落属农村集体土地的事实，公然违背物权法定原则，以“地随房走，房随地走”为由，创设新的物权。法律只允许在建设用地上实行“地随房走、房随地走”的原则，而一审判决对集体土地适用上述原则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王文之“享有相应的物权”构成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上诉人有土地承包合同、建房合同、土地承包费单据、向王际元、王乃勇等四人借款等证据，足以证实涉案财产的主人是上诉人。但一审法院把上诉人给田家元写的《证明》和田家元给上诉人写的《保证书》割裂开作错误解读，不采信优势证据，作出错误认定。其次，《证明》和《保证书》是密不可分和互相印证的一体证据。虽然两份证据的形成不是同一时间，但两份证据都是针对同一事实作出的，并且进一步明确了权利义务关系。一审判决却把田家元的《保证书》解读成另外一层法律关系，为其非法处分上诉人财产制造口实。再次，上诉人写的《证明》，是让田家元使用，没有“买卖”两字，但一审判决还是把“使用”认定成可以买卖。三、程序错误。通过庭审，一审法院应该发现田家元不是证人，因为他把无权卖的涉案财产擅自卖给了被上诉人，酿成纠纷。田家元与本案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应当是本案的被告。上诉人曾书面申请追加田家元为本案被告，但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继续把田家元作为证人。综上，本案在适用法律、认定事实和审理程序上均存在明显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对涉案财产享有物权，被上诉人不享有物权。被上诉人王文之辩称，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争议标的为涉案房屋的相应物权，一审法院依据法律原则及规定作出的判决并无不当。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一）王乃乾为田家元出具的《证明》即双方之间的分伙协议，该证明为2009年7月14日王乃乾亲笔书写，协议双方均在该证明上签名，并由被上诉人作为担保证明人签名，表明双方对涉案房屋相关权利的处分。上诉人称出具证明的目的是为了让田家元贷款、挡账的说法不成立。（二）田家元出具《保证书》的出期与60000元借条的出具日期及被上诉人搬入酒店的日期同为2010年3月22日，该保证书的形成背景是田家元将涉案房屋转让给王文之后，王乃乾的父亲住在里面不走，被上诉人无法入住。为了让王乃乾父亲搬走，田家元被迫出具了该保证书及借条，王乃乾父亲搬走，王文之搬入。三、一审判决程序合法。本案的起因是上诉人以物抵债的行为侵犯了被上诉人的财产权益，争议的当事人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上诉人侵权行为发生在田家元将合法取得的涉案房屋依法转让给被上诉人之后，田家元既非侵权人亦非共同侵权人，与本案无利害关系，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原审法院确认王文之对涉案房屋享有物权是否正确；二、原审法院判决王乃乾停止侵权是否正确；三、原审审理程序是否合法。为明确上述争议焦点，首先应确定涉案房屋上是否已设立物权，并明确本案应适用的法律。（一）涉案房屋上是否已设立物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第十六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不动产登记簿由登记机构管理。”因此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需经依法登记方能发生法律效力。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但本案中，诉讼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建造基础和建造行为的合法性，因此涉案房屋不属于该条规定的不动产物权设立的例外情形。涉案房屋亦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的例外情形。综上，涉案房屋既未登记，亦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条规定的特殊情形，不能认定相应的物权已经设立，原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上已设立物权，并认定王文之享有相应物权属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该上诉理由成立。（二）本案应适用的法律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法律规定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涉案房屋上虽未设立物权，但涉案房屋确系客观存在的不动产，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的“物”的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适用本法。”诉讼双方围绕涉案房屋的归属和利用产生纠纷，依据上述规定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同时，因涉案房屋上未设立物权，故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关于物权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本法所称物权……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编所有权、第三编用益物权、第四编担保物权的相关规定，均不适用于本案，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编总则、第五编占有的相关规定。本案本诉系王文之认为王乃乾妨害其占有、使用涉案房屋的财产权益，请求人民法院判令王乃乾停止侵权等提起的诉讼，符合占有保护纠纷案件的特征，案由应当确定为占有保护纠纷；本案反诉系王乃乾认为王文之侵占其房屋，请求人民法院判令王文之停止侵权、返还房屋等提起的诉讼，亦符合占有保护纠纷的特征。虽然诉讼双方均主张对涉案房屋的物权，并据此提出诉讼请求。但因涉案房屋上物权尚未设立，双方诉争的物权保护纠纷的基础法律关系并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第三部分第5项规定：“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依照上述规定，本院依法将本案案由变更为占有保护纠纷，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关于占有的相关规定。（三）诉讼各方对涉案房屋、院落的占有流转过程王乃乾、田家元于2009年7月14日签署《证明》约定涉案房屋院落由田家元使用，系双方协商一致对各自占有区域的划分。王乃乾主张写该《证明》的目的是为田家元“挡账”及让田家元补上原借款借条，均无证据证实，无法推翻《证明》记载，该《证明》应认定为王乃乾、田家元协商一致对清河幼儿园及本案涉案房屋院落的占有、利用作出的约定，具有合同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基于合同关系等产生的占有，有关不动产或者动产的使用、收益、违约责任等，按照合同约定；合同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因此在王乃乾、田家元之间有关清河幼儿园及涉案房屋院落的占有、使用等问题，应当依照双方签署的《证明》及其他合同约定处理。田家元与王文之于2010年3月13日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约定田家元将涉案房屋院落转让给王文之。本院认为，买卖合同以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为目的，而涉案房屋上未设立所有权，田家元客观上也不具备处分房屋所有权的可能，因此该买卖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买卖合同并不因一方当事人未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而无效，因此田家元与王文之签订的买卖合同仍属有效合同。田家元与王文之虽无法依据该合同达到转移涉案房屋所有权的目的，但双方依据该合同将涉案房屋的占有转移至王文之。王文之对涉案房屋院落的占有，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的“基于合同关系等产生的占有”，王文之与田家元有关涉案房屋院落的占有、使用等适用本条的相关规定。至本案二审法庭调查结束时，田家元与王文之之间未因涉案房屋院落的占有、使用等产生纠纷，结合田家元一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王文之从田家元处取得涉案房屋的占有不违背田家元的意志。综上，涉案房屋院落的占有转移，系基于王乃乾与田家元、田家元与王文之之间签订的合同流转至王文之，系王乃乾、田家元依照合同约定转移标的物占有的行为。（四）王文之、王乃乾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王文之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为：“一、依法确认王乃乾以盛源酒店房产抵债的行为侵犯了王文之的财产权益；二、判令王乃乾立即停止侵权；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王乃乾一审中的反诉请求为：“一、确认王文之抢占王圈村变压器以西、清河幼儿园以东41间房屋及院落的行为侵犯了王乃乾的合法财产权益；二、确认涉案房产为王乃乾合法建造并归其所有，王乃乾以该房产抵债的行为合法有效；三、判令王文之停止侵权，立即从所占房屋中搬出；四、诉讼费用由王文之承担。”本院经审查认为，王乃乾与田家元签署《证明》，约定涉案房屋院落由田家元使用，后王文之通过与田家元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取得对涉案房屋院落的占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一条之规定，田家元基于与王乃乾的约定，取得对涉案房屋的占有并排除王乃乾对涉案房屋的占有，其取得占有的基础为合同约定，具有对抗合同相对人王乃乾的债权效力。王文之通过与田家元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并支付对价，取得对涉案房屋的占有，其取得占有的基础亦为合同约定，能够对抗其合同相对人田家元。王乃乾主张田家元为其出具的《保证书》导致此前双方签署的《证明》失效，王文之无权占有涉案房屋。本院认为，王乃乾该主张不能成立，理由为：第一，该《保证书》系田家元向王乃乾出具，王乃乾对其内容表示认可，应视为田家元、王乃乾之间形成合同关系。《保证书》的内容系对王乃乾、田家元出具的一切证明书失效条件作出的约定，但保证书关键部分有明显涂改痕迹，存在重大瑕疵。王乃乾对“2002年至2052年承包费由田家元支付与王乃乾＊＊＊（涂改部分）”的解释未得到田家元的认可，王乃乾亦无其他证据佐证其主张，因此本院对王乃乾据此主张的事实不予采信。第二，即便王乃乾对《保证书》内容的解释能够成立，因《保证书》对田家元、王乃乾出具的证明书失效条件约定为“承包费每三年一交，如果不交，田家元和王乃乾写的一切证明书自行失效”。因此王乃乾、田家元签署的《证明》即便失效，仅在交纳承包费的期限届满且田家元未交纳承包费时，双方约定的失效条件方能成就。本案中，王乃乾未举证证实《证明》约定的失效条件成就的时间，致无法认定田家元处分涉案房屋时是否为有权处分，应由王乃乾承担未尽证明责任的法律后果，其主张不能成立。第三，《保证书》约定的失效条件，除有相反证据证实外，不应在出具《保证书》当日达成，否则当事人可直接签订以王乃乾、田家元签署的《证明》等失效为内容的协议。而王文之在《保证书》出具当日即占有了涉案房屋，即便保证书出具的失效条件成就，该失效条件成就时间应在王文之占有涉案房屋之后。此时王乃乾与田家元之间关于涉案房屋的约定，不能对王文之产生约束力。因此王乃乾该项主张不能成立，其据此反诉王文之侵犯其权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判令王乃乾停止侵权并驳回其反诉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因涉案房屋上未设立物权，故王文之要求确认其对涉案房屋享有物权的主张不能成立，原审法院认定王文之享有涉案房屋的物权欠妥，依法应予纠正。王文之要求确认王乃乾以涉案房屋院落抵顶债务的行为侵犯其财产权益，本院认为，王乃乾以该涉案房屋院落抵债的行为，既包括与王际元等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的行为，也包括其对涉案房屋的处分行为。其中，执行和解系王乃乾与王际元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王乃乾处分涉案房屋的行为，导致王文之对涉案房屋的占有受到妨害，构成侵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五条之规定，王文之有权主张排除妨害。因王乃乾的妨害行为处于持续状态，故原审法院判令王乃乾停止侵权符合法律规定。王乃乾要求确认其以涉案房屋院落抵顶债务的行为有效，不属本院审理范围，其要求判令王文之停止侵权、返还房屋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驳回王乃乾的反诉请求正确。（五）原审审理程序是否合法上诉人主张原审法院未将田家元作为被告属程序错误，但因本案系对本诉和反诉进行的合并审理，王乃乾一审中提交的申请未明确应追加田家元为本诉抑或反诉的被告。经本院释明，上诉人明确主张田家元既应当作为本诉的被告，又应当作为反诉的被告。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本诉系王文之主张王乃乾侵犯其权利提起的诉讼，王文之并未向田家元主张权利。王乃乾主张追加田家元为本诉被告，应举证证实田家元系王文之主张的侵权行为的行为人。但至二审法庭辩论终结前，上诉人的代理人对田家元以何行为侵犯王文之何种权利始终未作出明确表述，仅述称“对王文之说正因为他（田家元）无权处分，所以造成了本案的纠纷”，因此上诉人未明确其主张的理由，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其要求追加田家元为本诉被告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反诉系王乃乾主张王文之侵犯其权利提起的诉讼，基于反诉的牵连性和特殊性，反诉的被告只能是本诉的原告，而不包括本诉之外的其他人。本案中，涉案房屋的占有系依次流转至王文之，王文之与田家元之间对涉案房屋的处分具有相互对应而非共同一致的特点，因此田家元与王文之无实施共同侵权行为的可能，不是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且王乃乾的反诉请求中，没有要求田家元对其承担责任的相应请求，其要求追加田家元为反诉被告的主张与其诉讼请求相矛盾，原审法院驳回其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二审中向本院申请追加田家元为被告，无相应法律依据和诉讼程序，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审理程序合法，但对涉案房屋院落的物权认定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上诉人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但上诉人的行为仍构成对被上诉人的侵权，应当承担停止侵权的法律责任。上诉人一审中的反诉请求不能成立，被上诉人一审中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博兴县人民法院（2013）博民重字第7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王乃乾立即停止侵权，排除对被上诉人王文之占有山东省博兴县锦秋街道王圈村变压器以西、清河幼儿园以东原“盛源大酒店”房屋41间及院落的妨害。三、驳回被上诉人王文之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上诉人王乃乾的反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均由上诉人王乃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添珍审 判 员  孙兴春代理审判员  刘 洋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六日书 记 员  张 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