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普民一（民）初字第4573号原告上海置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法定代表人黄滨洪，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吴建海，公司职工。被告郑仕海，男，1957年6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四川省通江县。委托代理人胡伟军，上海市新闵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置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郑仕海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吴文俊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上海置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吴建海，被告郑仕海及其委托代理人胡伟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置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称：原告负责总包“普陀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原告将有关钢筋工、木工、瓦工、脚手架等作业内容分包给案外人上海高康建筑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康公司”），原告与高康公司签订了《普陀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工程劳务承包合同》，高康公司在2011年12月至2014年春节前后一直在工地负责施工工作。被告系高康公司员工，为高康公司工作，被告的工作由陈华安排，陈华从陈渭军处领取工资，陈渭军系高康公司派驻在工地的负责人。被告向上海市普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原告对普劳人仲（2014）办字第1992号裁决书不服，诉至法院要求判令：一、确认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郑仕海辩称：其在上海市中山北路2605弄35号工地从事钢筋和木工的工作，该工地开发商系普陀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承包商系原告。被告在工地上受伤，在向上海市普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中，原告提出被告系高康公司员工，被告遂申请撤回仲裁申请，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确认与高康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最终未支持被告的仲裁申请。被告认为原告属违法转包，在被告与高康公司间无法确认劳动关系的情况下，若不确认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被告缺乏救济途径，而原告在履行了对被告的赔偿义务后则可通过双方签订的协议向高康公司追偿或从原告与高康公司的尾款中进行抵扣，从法律及道义上应当维护劳动者的权益，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为证明其诉称意见向法院提供如下证据：1、工程劳务承包合同书，证明高康公司负责承包普陀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工程的钢筋、泥工、木工、架子工等相关内容，由陈渭军作为高康公司工程负责人签字，陈渭军是高康公司员工；2、上海市建设工程承发包安全管理协议书，证明高康公司负责普陀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工程部分项目的承包，工期为2011年12月3日至2012年6月2日，陈渭军作为高康公司代表在协议书上签字；3、普陀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工程劳务承包合同补充协议，证明工期发生变更，最晚于2013年10月20日完工，陈渭军代表高康公司签字；4、整改意见，2013年9月16日向施工作业方发出整改意见，陈渭军代表高康公司确认并承诺整改；5、2013年10月29日外分包工程结算／进度付款签认单，证明2013年10月高康公司仍未完成施工作业，陈渭军代表高康公司签字确认；6、2013年10月31日付款凭单，证明高康公司工程尚未终止，只完成90%，由陈渭军签收工程进度款；7、支票存根（号码为30523956），收款抬头是高康公司，陈渭军于2013年11月5日从原告处领取人民币7万元支票（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证明当时陈渭军仍是高康公司员工；8、工程结算单，证明陈渭军代表高康公司签字，日期为2014年1月16日；9、支票存根（号码为12115240），陈渭军在2014年1月20日代表高康公司领取该支票，证明其为高康公司员工；10、支票存根（号码为12115239），陈华和陈渭军代表高康公司收取235000元支票，证明2014年1月20日时上述两人仍为高康公司员工；11、上海高康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安全生产许可证、税务登记证、开户许可证、组织机构代码证，证明双方在签订工程劳务承包合同书时高康公司为具有承接承包合同中资质的合法单位，原告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12、原告处登记备案高康公司进场员工的登记表，证明高康公司招的工人要登记身份证，以便原告到派出所做备案登记，确认上述人员有无犯罪记录，原告再根据登记人员信息发放出入证，以便于上述人员出入工地，原告作为总承包对各分包单位的进场人员需进行管理，将人员到派出所进行备案并不能说明原告与上述人员建立劳动关系。经质证，被告对证据1至9真实性均无法确认，认为是原告与高康公司签订，高康公司和原告均未告知被告相关情况，被告作为工人一无所知。原告称有陈渭军签字就证明陈渭军是高康公司的员工，但陈渭军可能作为高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签字，不排除陈渭军作为个体接了工程后挂靠高康公司的可能，目前没有证据证明陈渭军是高康公司员工；对证据10，出票日期是2014年1月20日，上面有陈华的签字，但被告受伤是在2013年9月，陈华是证人，也是被告的班组长，陈华只知道陈渭军是老板，并不知道高康公司的情况，所有的事情是陈渭军来协调，所以证据10有陈华和陈渭军的签字更说明陈渭军是个体，并非高康公司员工；证据11是复印件，被告对真实性无法核实；对证据12，原告称到派出所去做备案，要查清是原告是以本公司名义去做备案还是以高康公司名义去做备案，从原告目前提供的证据12来判断应认定被告与原告间有劳动关系，原告对被告实施具体的管理，到派出所做备案。被告为证明其辩称意见向法院提供如下证据：1、就诊记录册、出院小结、放射诊断报告，证明2013年9月14日被告受伤后的就诊情况；2、（2014）浦民一（民）初字第3485号民事判决书、（2014）沪一中民三（民）终字第1047号庭审笔录，证明被告与高康公司间存在确认劳动关系的诉讼；3、浦劳人仲（2013）办字第11546号案件中的受理通知、仲裁庭审笔录及裁决书，说明被告与高康公司经过仲裁程序，高康公司否认与被告间存在劳动关系；4、（2014）浦民一（民）初字第3485号案件中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庭审笔录、民事判决书，证明被告与高康关系有确认劳动关系的事实，高康公司始终否认被告与其有劳动关系，否认的主要理由为根据劳务承包合同施工期限为2011年12月3日至2012年6月2日，而被告是2013年9月受伤，法院认为当时高康公司已撤场，原告也未提供给被告相关工期延期的证明；5、普劳人仲（2013）办字第3979号案件受理通知书、开庭通知、撤诉通知书，证明当时被告根本不知道高康公司的情况，被告先在普陀仲裁起诉了本案原告，原告向仲裁提供了劳务承包协议，认为被告是高康公司的员工，但由于原告材料没有提供齐全，导致浦东法院认为原告受伤时高康公司已经不在工地现场；6、普劳人仲（2014）办字第1992号仲裁庭审笔录、仲裁阶段被告提供的证据，证明被告与原告经过仲裁程序。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对高康公司称2012年6月2日竣工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有异议，当时工程还未竣工，高康公司直到2014年1月才撤离工地，被告在本案中称与陈华没有关系，而在该案仲裁时称陈华是被告的亲戚；对证据4真实性均无异议，在证据中有一份情况说明，高康公司证实陈渭军曾是公司的员工，于2012年离开该公司，但原告对此有异议，陈渭军直到2014年1月还代表高康公司行使权力，说明直到2014年1月陈渭军还是高康公司员工，证明被告与原告没有劳动关系，而是与高康公司有劳动关系，证据4中的庭审笔录被告称在为陈渭军工作，老板是陈渭军，而陈渭军是高康公司的员工，所以是高康公司与被告发生劳动关系；对证据5均无异议；对证据6无异议。经审理查明，被告系外省市农村户籍来沪从业人员，未有原告为被告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记录。被告自述其于2013年3月12日进入上海市中山北路2605弄35号工地从事钢筋、木工工作，工作由陈华安排，其每月向陈华领取1000元至1500元的生活费，在工程结束后根据天数按每天200元标准进行结算报酬。被告自述其于2013年9月14日工作时被木头砸到拇指，次日发现肿胀不见好转，至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就医，被诊断为右手拇指骨折。2013年9月16日至2013年10月6日期间，被告自述其在上海市松江区泗泾医院住院治疗。嗣后，被告作为申请人向上海市普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要求确认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后被告作为申请人于2013年12月17日申请撤诉。2013年12月18日，被告作为申请人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浦东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请，要求确认2013年3月12日至2013年11月20日期间被告与高康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4年1月13日，浦东仲裁委作出浦劳人仲（2013）办字第11546号裁决书，对被告的请求未予支持，被告不服，起诉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浦东法院”），浦东法院于2014年4月14日作出（2014）浦民一（民）初字第34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即本案被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不服，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同时被告向上海市普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要求确认与原告在2013年3月12日至2013年11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该会于2014年5月13日受理。同年6月12日，该会作出普劳人仲（2014）办字第1992号裁决书，裁决“申请人（被告）要求确认2013年3月12日至2013年11月20日期间与被申请人（原告）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本会予以支持。”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如其诉请。另查明，2011年12月5日，原告与高康公司签订劳务承包合同、上海市建设工程承发包安全管理协议书，在劳务承包合同中约定原告将普陀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工程（工程地点为中山北路2605弄35号）的钢筋工、木工、瓦工、脚手架等施工内容发包给高康公司，其中载明：“乙方（高康公司）作业人员应统一着甲方（原告）项目部下发带有甲方标识的工作服、胸卡、安全帽，费用按成本价格在工程款中扣除，工作服50元／套，胸卡3元／个；安全帽按照仓库管理制度领还，丢失须照价赔偿。……乙方（高康公司）的施工人员进场前，必须经过三级安全教育，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特殊工种须持有效上岗证件方可上岗操作，在施工过程中乙方（高康公司）进入现场的所有作业人员需服从甲方（原告）监管及监督，对于不服从甲方（原告）项目部管理人员管理、违反现场安全生产及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的，甲方（原告）有权视情节严重程度进行罚款或将其清退出场。……”。审理中，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8日作出（2014）沪一中民三（民）终字第10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原、被告提供的证据中另有以下事实：一、在浦劳人仲（2013）办字第11546号仲裁庭审笔录中，被告作为申请人陈述：“申请人（被告）由其亲戚陈华带入被申请人（高康公司）工地工作，亲戚是被申请人（高康公司）员工，当时担任班长。申请人（被告）的劳动报酬与亲戚陈华约定。包工做的就是钢筋捆扎工作，没有与申请人（被告）说工资如何计算，陈华每月给申请人（被告）生活费1500元。……”。二、在（2014）浦民一（民）初字第3485号法庭审理笔录中，审判员询问：“被告（高康公司）有无对原告（本案被告）进行管理？”，本案被告陈述：“原告进入工地后还不知道有被告公司。”，审问：“原告到公司干活时具体工作内容由谁安排、工资标准？”，本案被告陈述：“陈华安排，干活前告知原告工资标准是200元一天。”，审问：“原告在该工地工作期间有没有人以被告名义对被告进行管理？”，本案被告陈述：“在职期间没有，都是陈华进行管理的。”，陈华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陈华陈述：证人与原告系老乡，证人在2013年在普陀区残疾中心工地做钢筋工带班，（本案被告）大约是在2013年2月在该工地做钢筋工，工作由证人负责安排，具体工资核算都是由证人负责，证人从陈渭军处领取工资，陈渭军是高康公司的员工，证人为他工作，由陈渭军发工资，证人也是经老乡介绍到挂牌置豪公司的工地，在（本案被告）受伤后证人找到陈渭军才知道置豪公司是总包单位，高康公司是分包单位，审问：“证人找了原告（即本案被告）来干活是否知道为何公司工作？”，证人回答：“不知道”。三、在（2014）浦民一（民）初字第3485号案件审理中，作为高康公司委托代理人的郁韶荣向法庭提供《情况说明》一份，载明：“经核实，上海高康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确曾有过一个叫陈渭军的员工，但该员工已于2012年下半年离开了该公司”。四、在普劳人仲（2014）办字第1992号仲裁庭审笔录中，陈华出庭作证，陈述：证人于2013年3月初进入原告处，担任木工、钢筋工作，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证人的工资由陈渭军通过现金形式发放，陈渭军系高康公司的员工，系证人的老板。被告在证人入职后十几天进入原告处工作，从事钢筋、木工工作，被告受伤证人不在现场，之后因被告需就诊治疗，证人曾打电话询问陈渭军，陈渭军告知证人先带被告去医院看病，所以被告就诊治疗的所有费用均由证人垫付。（被告的工作证）是由原告处安全经理发放给被告的，工地上的施工人员都有工作证。伏大斌作为证人亦出庭作证，陈述：证人于2013年3月入职，从事木工工作，证人系为陈渭军干活，证人的工资由陈华发放，证人为陈华工作，陈华为陈渭军工作，陈渭军系证人的老板，陈渭军系哪家公司的，证人不清楚。2013年9月14日被告工作时受伤，证人当时在场，受伤当天不是很严重，第二天伤势加重，故至医院就诊。庭审中，本院询问：被告曾先后以原告及高康公司为被申请人，要求确认在同一时间段内的劳动关系，希望被告明确被告认为与哪方建立劳动关系？被告回答：“我们始终认为与两家人家都应该有劳动关系，但最终具体是哪一家还是两家希望由法院确定”。被告又陈述：当时被告没有请代理人，也不懂法律，最初起诉的是原告，但原告提供了劳务分包协议，被告也没有注意协议的期限，也没请代理人，听信了原告的说法，就在浦东法院仅起诉了高康公司。劳动法没有明确禁止一个员工只能有一家工作单位，根据目前的证据也都是由原告提供的，当时原告是总承包，高康也在工地里，据此被告应该判断应该与两家单位都存在劳动关系，所以分别起诉了两家公司，最终还是由法院认定。以上事实，由原、被告的陈述，原、被告提供的证据为证。本院认为，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系由原告招用而双方直接建立劳动关系，还是被告受雇于招用人抑或工地项目的承包人。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劳动关系被定义为是一种兼有平等关系和隶属关系、兼有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特征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除具有以劳动换取报酬的特征外，更强调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的人格从属性，即劳动关系一旦建立，劳动者必须将其对劳动力的支配权让渡于用人单位，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支配。劳动者是否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是认定劳动关系的本质条件之一。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来看，首先，被告自述经陈华介绍进入上海市中山北路2605弄35号工地从事钢筋、木工工作，由陈华安排工作，干活前陈华告知原告工资标准为200元一天，具体工资由陈华负责。根据被告的自述可知，原告不对被告进行各项工作管理，不对被告安排工作，也不对被告实施考勤。其次，证人陈华陈述“证人从陈渭军处领取工资，陈渭军是高康公司的员工，证人为他工作，由陈渭军发工资”，证人伏大斌陈述“证人系为陈渭军干活，证人的工资由陈华发放，证人为陈华工作，陈华为陈渭军工作，陈渭军系证人的老板”，根据上述两位证人的陈述可知，被告并未与原告间发生经济上的联系。本院认为，被告的报酬系从陈华处取得，而陈华陈述其系从陈渭军处领取工资，且陈华及被告均陈述“陈渭军系高康公司的员工”，由此可知，原告不是直接使用被告劳动力的用人单位，双方不具有管理与被管理的人格从属关系，亦不具有经济上的从属关系，原、被告无法建立起劳动法上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用工关系。最后，被告提供的工作证上加盖有“上海置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新建普陀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项目专用章（非经济合同章）”的方印，对此原告称发放工作证系为管理进场人员，所有进出工地的人员均需出示工作证。本院认为，根据陈华的陈述“（被告的工作证）是由原告处安全经理发放给被告的，工地上的施工人员都有工作证”，结合本案中查明的事实，被告提供的工作证是工地项目发包方或施工方为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对需要进入该工地的人员发放的出入证，凭证方可出入工地。被告持有该工作证只能证明其可进入施工工地，且陈华安排被告工作地点就是出入证规定的施工场所，原告亦从未否认被告曾在上述工地工作，故本院依法采纳原告的诉称意见，被告提供的工作证不能起到证明原、被告建立劳动关系的作用。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既缺乏建立劳动关系之合意，被告与原告无经济上的关系，被告亦未接受原告的管理和指挥、未形成人格上的从属和依附关系，因此，本院难以认定原、被告之间在2013年3月12日至2013年11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原告上海置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郑仕海在2013年3月12日至2013年11月20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本案受理费人民币10元（原告预付），减半收取，计人民币5元，由被告郑仕海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吴文俊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郭玮琤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劳动者应当完成劳动任务，提高职业技能，执行劳动安全卫生规程，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