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闵民一（民）初字第14611号原告上海德兆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昊旻。委托代理人刘旋。委托代理人李捷，上海市震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沈玲玲。委托代理人谢庆，上海市晨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德兆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沈玲玲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8月7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徐海英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上海德兆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昊旻及委托代理人李捷，被告沈玲玲的委托代理人谢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德兆贸易发展有限公司诉称，被告于2013年6月3日由原告总经理亲戚介绍进入原告处工作，入职时原告与被告签署了期限为2013年6月3日至2014年6月3日的劳动合同。由于上述特殊关系，被告入职时即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并负责公司行政事务，其职权包括保管、开启公司保险箱，管理公司人事档案及公司重要的合同文件，协助总经理办理公司人员聘用以及与员工签署劳动合同等。2014年3月，被告向原告表示要求离职，原告因无人接替被告而要求被告等另一休产假的员工上班后再离职，但2014年4月起被告就不正常上班。2014年4月30日，被告向原告表示该日起终止劳动合同关系，被告离职时未完成工作交接手续。之后，被告为补偿事宜申请仲裁。原告收到被告提供的其主张所依据的工资证明时才发现被告曾利用管理公司公章及人事档案的便利，私自取走了双方签署的劳动合同档案，并私盖公章伪造了该份工资证明。现原告不服仲裁裁决，并诉至法院，要求判令：原告无须支付被告2013年7月3日至2014年4月3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人民币（币种下同）24，913.79元。被告沈玲玲辩称，原告从未与其签订过劳动合同，原告所述被告盗取了双方签署的劳动合同档案，并在工资证明上私盖公章均不是事实。2014年4月份被告也不存在不正常上班的情况，而是正常出勤了整月。综上，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要求按仲裁裁决履行。经审理查明，被告于2013年6月3日进入原告处，担任文员。被告每周做五休二，上班时间为9：00-17：00，中午就餐休息共计1小时，有打卡考勤。原告每月以现金形式发放被告上月工资，原告发放被告工资至2014年4月，并为被告办理了2014年4月30日合同解除的退工备案手续。2014年5月10日，原告出具《个人经济收入证明》，内载：“兹证明沈玲玲为上海德兆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单位职工，入职时间为2013年6月3日，在我司担任公司文员一职。近一年内该职工在我单位平均月收入为（税后）3，500元，（大写：叁仟伍佰元整）。特此证明！”2014年5月29日，被告为本案诉请事项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会于2014年6月27日作出闵劳人仲（2014）办字第3549号裁决，由原告支付被告2013年7月3日至2014年4月30日期间的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24，913.79元。原告对此不服，遂诉至本院。庭审中，原告对《个人经济收入证明》持有异议，认为虽然加盖有原告公司的公章，但落款时间为2014年5月10日，且证明中的内容明显与事实不符，说明系被告利用职务之便盗盖公章形成。原告为此提供了受案回执、上海市公安局案（事）件接报回执单，报案时间为2014年7月4日，报案内容主要为被告利用之便在收入证明上私盖公章等。被告对此则称，其并不存在盗盖公章的行为，原告是在仲裁做出了对其不利的裁决结果后才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这是拖延支付被告双倍工资差额的恶意行为。且原告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不等同于被告实际确存在盗取公司公章进行加盖的行为。原告另于庭审中提供了外来人员退工备案信息、养老保险缴费情况表等材料，欲证明原、被告签订过劳动合同，因为办理退工备案手续、缴纳养老保险等都是建立在双方已签订劳动合同的基础上的。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并不能证明双方签订过劳动合同，办理退工备案手续和缴纳养老保险等不能必然得出双方已签订过劳动合同这一结论。原告为证明其与被告签订过劳动合同，另申请章某某、蒋某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人章某某陈述，其于2014年2月17日入职原告公司，系业务员，目前仍在职。被告原系其上级，职务为总经理助理，平时工作中有需要盖章的均问被告要，用好后再还给被告。其入职当日，被告将填写完毕并盖好章的两份劳动合同交其签字，其签好后一份交给被告，由被告拿进了总经理办公室，另一份自己保留。据证人所知，在其之后入职的员工也均签订了劳动合同，在其之前入职的员工是否签订过劳动合同其不清楚。证人蒋某某陈述，其于2014年4月10日入职原告公司，与被告同为总经理助理，其主要工作内容是帮总经理对内对外销售、采购，被告则主要负责对内对外的管理，包括派工、公司保险箱、公司盖章等。被告离职后，被告的工作大部分由证人接手，包括派工、总经理不在时开启保险箱等，但没有接手公司人事工作，被告离职时也没有与证人进行工作交接。原告与证人的劳动合同系于2014年5月5日签订。据证人所知，原告与员工均签订有劳动合同，合同都放在总经理办公室保险箱的档案袋内。原告对证人证言无异议，认为证人证言充分证明被告在公司具有人事管理、使用公章、开启公司保险箱的职权，被告完全可以接触到公司的重要物品，在被告离职时只有被告的劳动合同及人事档案缺失，证明是被告利用职务之便拿走的，造成原告陷入赔偿双倍工资差额的陷阱。被告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认为证人证言多处自相矛盾，所述均非事实。原告于仲裁庭审时提供的所谓其与其他员工的劳动合同的公章是在仲裁开庭时加盖的，而非建立劳动关系时加盖，故证人所述都是谎言。且证人证言亦无法证明原告与被告签订过劳动合同且被告盗取了该劳动合同这一事实。另，证人均系公司在职员工，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故其证明力极低。以上事实，由仲裁裁决书、退工备案信息、工资单等相关证据材料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所证实，并均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称其与被告签订过劳动合同，但因被告的工作职责包括人事方面的工作，具有使用公章、开启保险箱等职权，故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已被被告利用职务之便盗取。然，首先，原告提供的退工备案信息、养老保险缴费情况表并不能直接推定双方已经签订过劳动合同。其次，原告申请出庭的二位证人所某某证言并无法证明原告与被告签订过劳动合同，亦无法证明被告于离职时盗取了劳动合同。且二位证人均系原告公司的在职员工，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根据规定该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再次，原告提供的《个人经济收入证明》加盖有原告公司的公章，原告虽称公章系被告利用职务之便私自加盖，但该收入证明落款时间为2014年5月10日，即使被告在职期间有接触到公章的机会，但2014年5月10日被告已离职，此时被告已不可能接触到公章，亦无法私自加盖公章。而原告提供的案件接报回执单及受案回执只能证明原告2014年7月4日报案的事实，原告的报案内容并未经公安机关查实。因此，原告并无证据足以证明《个人经济收入证明》中的公章系被告私自加盖，故本院确认该证明于本案具有证明力，能够证明被告在原告处从事的是文员工作。原告并无证据能够证明被告除从事文员工作外，还从事人事方面的工作。综上，因原告并无充分有效之证据证明其与被告签订过劳动合同，故根据劳动合同法关于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之规定。现双方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为2013年6月3日至2014年4月30日止，故原告应当按照相关规定支付被告2013年7月3日至2014年4月3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24，782.61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八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原告上海德兆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沈玲玲2013年7月3日至2014年4月3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24，782.61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上海德兆贸易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徐海英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六日书记员  顾佳丽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第八十二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