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朝民初字第59628号原告(被告)陶红，女，1969年11月14日出生。委托代理人杨海燕（陶红之夫），男，1968年8月29日出生，无业。被告（原告）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14号。法定代表人王一谔，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杨宁，女，1981年12月17日出生，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原告）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处，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民文化宫东门内文华宫1609室。法定代表人卢思骋，总干事。委托代理人谌楠，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朱健，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被告)陶红与被告（原告）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企人力资源公司）、被告（原告）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处（以下简称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陶红及其委托代理人杨海燕，外企人力资源公司之委托代理人杨宁，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之委托代理人谌楠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陶红诉称：我与外企人力资源公司、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之间的劳动争议纠纷经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审查，做出京朝劳人仲字(2015)第12145号裁决书，我对裁决书中的第一项裁决无异议，对第二项裁决的数字计算发现有重大错误，对第三项裁决我不服，认为该项裁决缺乏事实依据，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妥，依法应当改判，故请求北京市朝阳人民法院依据事实，用法律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支持我的所有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如下：一：有关劳动报酬争议的事实和理由：2013年12月，我接到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运营官的电话，告知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决定正式聘用我为其正式员工，职位为人力资源部总监，劳动报酬按照面试时所约定的不低于我在上一家公司的劳动报酬标准（我曾在面试时应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要求出示过上一家公司的工资条），具体工资数字将在入职后签署在员工合同—《委任书》（英文：Assignmentletter）上。2013年12月12日，我与外企人力资源公司签署了《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有效期自2013年12月12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试用期2个月，《劳动合同》上明确写明：我被用人单位外企人力资源公司派遣到用工单位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工作，工作地点北京，工作岗位是人力资源总监。同时《劳动合同》第四条劳动报酬的第一条款写明我在用工单位期间的劳动报酬为我与用工单位协商确定的劳动报酬标准。2013年12月12日，我正式到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上班，但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却迟迟没有依照其《员工手册》上的规定与我签署员工合同—《委任书》。按照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员工手册》的规定，新员工入职应签署员工合同即《委任书》，且员工在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工作期间，当劳动报酬、工作地点、工作岗位等这些重要聘用信息发生变化时，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就要与员工重新签署《委任书》。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发放员工工资报酬和各项福利的依据是员工合同—《委任书》(Assignment)，员工合同即《委任书》是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与员工之间有关聘用关系及劳动报酬的重要法律文件。故，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不与我签署《委任书》不仅违背外企人力资源公司的《劳动合同》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还违背《劳动合同法》中的相关法律规定，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赔偿我的一切劳动报酬之损失。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我在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有2个月的试用期，在试用期内我不能接触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的薪酬标准及除本人之外其他员工的工资信息。2014年3月，我成功通过试用期后才正式接触到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岗位薪酬福利标准及全员工资信息。我惊诧地发现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给我单方设定的工资标准与同级别（总监级）及同部门内相近岗位的员工的工资相差达一倍以上，尤其是与我同期入职的且同是总监级员工的工资几乎是我工资的两倍（这名同期入职的总监级员工的月工资是50000元）。于是我向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提出了同工同酬的要求，但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的总干事卢思骋当时以全员下岗重新竞聘的改革已于3月启动，改革后将重新评估岗位薪酬标准为由拖延了下来。新的组织架构于2014年7月1日正式生效，在新的组织架构中我被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继续聘用为人力资源部总监，但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的岗位薪酬标准直到2015年2月才做出来，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违背承诺在这次的薪酬调整中依然没有按照同工同酬的原则对我的劳动报酬进行合理的调整，也未与我就劳动报酬问题进行双方协商，于是我拒绝在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单方制作的《委任书》上签字，并要求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的总干事卢思骋及副总干事袁家凯在2015年6月30日前就我的劳动报酬争议进行协商，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的总干事卢思骋在与我的电话会议中亲口承认了在确定我的劳动报酬上的流程和做法均存在错误，并愿意对我进行补偿，此次通话有录音为证。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在北京只有60名左右的员工，组织架构相对比较简单，在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内部没有相同的人力资源总监岗位，在组织架构上与我相同级别，在《劳动合同》的工作性质上属于相同工种，且岗位性质相近的岗位除了那名与我同期入职的新员工之外还有3人，这4名员工的月工资均是我工资的2倍左右即均为50000元左右，尤其是有一名总监级员工的月工资高达近90000元。根据以上事实，我认为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单方给我设定的劳动报酬与同级别及同部门相近岗位的劳动报酬相比严重偏低，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及六十三条的规定，理应依据《劳动合同法》同工同酬的法律规定，我获得与同级别及同部门相近工作岗位人员相同的工资标准。二、有关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违法解除我的劳动合同，且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品行极为恶劣，对我进行栽赃陷害的事实：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在世界上原是一家知名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我当年放弃其他的工作机会而选择到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工作是基于我对环保和动物保护工作的热爱，同时我当时对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这个品牌还是比较信任的，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样的国际组织在中国应该是奉公守法的，但事实却是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中国总干事卢思骋和常务副总干事袁家凯打着环保的旗子，在中国肆意胡作非为，他们一直宣称黑白两道通吃，动用其黑社会资源收买黑客对正义员工实施打击报复；违法强行解除正义员工的劳动合同；在机构运营上更是蔑视中国的法律，恶意偷税漏税，在9年间偷漏税额高达几百万元；巧立名目挪用资金设立小金库；非法用工，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在中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资质，但却为了节省人工成本，偷换概念与部分员工签订所谓的“顾问”合同，使这些员工享受不到社保及其他社会福利等各种违法乱纪的行为。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解雇员工全凭总干事卢思骋和副总干事袁家凯的个人喜好，尤其是在对待我的问题上。在我多次向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总干事和副总干事提出同工同酬待遇的要求，并要求他们停止各种违法行动时先是受到了他们的威胁恫吓，后利用各种手段对我进行打击报复。我曾多次用书面和口头的形式明确告知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我绝不接受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单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非法行为，并要求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继续依法履行劳动合同。在其各种卑劣手段均达不到效果，且自然基金会瑞士总部派遣到中国区进行人事审计的公司已经到达北京的情况下，总干事卢思骋和副总干事袁家凯在2015年7月21日中午12点悍然关闭了我的工作邮箱，使得我无法正常工作，并于当天与外企人力资源公司一起强行单方解除了与我的劳动合同且没有支付任何经济补偿。三、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书中的错误：对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在朝阳仲裁的种种卑劣行径和他们提供的各种虚假证据证言，朝阳仲裁的合议庭和仲裁员应该是一清二楚的。但在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的权势和其聘用律所的背景压力下，朝阳仲裁虽然支持了我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仲裁申请请求，但却对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提供的虚假证据证言偏听偏信，而对我提供的一系列有关同工同酬要求的证据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并驳回我有关要求同工同酬劳动报酬的劳动仲裁申请。而且在劳动争议中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做为用工方应负有举证倒置的责任，但朝阳仲裁却以我提供不出应该由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保存并负责举证的证据，而对我提供的同工同酬要求的证据不予采信完全失去了法律的公正性。朝阳仲裁没有履行党和国家所赋予的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职责，故，我不服朝阳仲裁在裁决书中做出的第三项裁决内容。截止到2015年6月30日，我有28天未休年假，朝阳仲裁在计算我28天未休年假工资时采用的基本工资数字是错误的，仲裁依据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提供的Offerletter上的虚假工资数字计算我工资是错误的，应按照月工资50000元进行计算。综上，我诉至法院要求：1、判决外企人力资源公司继续履行与我签订的劳动合同；2、判决外企人力资源公司补发我自2015年7月22日至11月10日的工资合计184482.76元；并补缴我这段时间的全部社保和公积金；3、判决遵照《劳动合同法》同工同酬的法律规定，按照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同级别及同部门相近岗位的劳动报酬标准确定我的劳动报酬为月工资50000元；4、判决外企人力资源公司补发我自2013年12月12日至2015年7月21日工资差额合计411320元；5、判决外企人力资源公司支付我截止至2015年6月30日的28天未休年假工资差额128735.63元。要求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对第二-五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外企人力资源公司辩称：1、不同意陶红关于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请求，陶红在用工单位工作期间严重失职，给用工单位造成了严重损失，我公司与陶红签订的《劳动合同》第7.4条明确约定，陶红严重失职给用工单位造成重大损失的，我公司可以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并不支付经济补偿金。2015年7月21日，用工单位以陶红严重失职，给其单位造成重大损失为由，将陶红退回我公司，并要求我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我公司依据劳动合同法、与陶红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以及用工单位的退回理由，与陶红合法解除劳动合同，不存在违法解除的情形。另外，陶红的劳动合同将于2015年12月31日到期，鉴于目前三方处于劳动争议未解决的状态，在没有生效的法律文书作出之前，我公司坚持认为与陶红的解除行为为合法解除，但如果有生效的法律文书，判令我公司需要与陶红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我公司仅确认劳动合同于2015年12月31日到期终止且不再续签。2、不同意陶红的第二项诉讼请求。首先，陶红的工资由用工单位直接发放，有关工资数额、发放时间、发放周期等具体内容，均由陶红与用工单位自行约定，我公司不知详情，具体的答辩意见同用工单位。据我公司与用工单位的沟通了解，用工单位也按约定的工资标准按时向陶红支付了工资，不存在补发的情形。此项诉讼请求中关于2015年8月26日至11月10日期间的工资请求，没有经过仲裁审理，不应该属于本次一审的审理范围。关于社保和公积金的诉讼请求，也没有经过仲裁审理，不属于本次一审的审理范围。另外，我公司已经按照实际基数为员工缴纳了社会保险和公积金，不存在补缴的情形。3、不同意陶红第三项诉讼请求，所谓同工同酬是用人单位对技术和劳动熟练程度相同的劳动者，在从事同种工作时、不分性别、年龄等，只要提供相同的劳动量，就获得相同的劳动报酬，同工同酬的前提条件为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工作内容相同，在相同的工作岗位上付出了同样的劳动量，同样的工作量取得了相同的工作业绩，但陶红的工作岗位在用工单位处只有其一人担任，其作为人力资源总监，用工单位与其约定的工资标准不同于其他总监岗位的工资标准，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因此不同意其此项诉讼请求。4、不同意陶红第四项诉讼请求，答辩意见同第二项诉讼请求的答辩意见。5、不同意陶红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年休假由用工单位安排，我公司不知道年休假的具体情况，具体的答辩意见同用工单位。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辩称：对陶红的第一项诉讼请求，由于陶红在职期间存在严重失职，给我单位造成重大损失，我单位与陶红解除了聘用关系，并将其退回至外企人力资源公司，外企人力资源公司据此与陶红解除了劳动合同。我单位退回及外企人力资源公司解除与陶红的劳动合同，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陶红与外企人力资源公司的劳动合同于2015年12月31日到期，该劳动合同是双方的第一份劳动合同，且客观上已无法继续履行；关于第二项诉讼请求，该项请求没有经过仲裁前置程序，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另社保、公积金的争议，不属于劳动争议受案范围；关于第三项诉讼请求，同意外企人力资源公司的意见，同工同酬的前提条件，是工作岗位、职责、内容相同的员工，提供相同的劳动，取得相同的报酬，并且还要考虑员工在用工单位的年限、个人的资历、背景情况等内容，陶红在我单位的职位具有唯一性，在工作内容上，与运营部的其他总监没有可比性，另外与其他岗位总监的工作时间、资历也是不一样的，本案不存在同工不同酬的情况，陶红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第四项诉讼请求，不存在50000元与陶红实际工资标准之间的差额，也不存在补发的情况，陶红与我单位签订了聘用信，约定了陶红的工资标准是27833元(税前)，陶红在职期间，我单位一直按照此标准，不存在差额或者是需要补发的情形。关于第五项诉讼请求，仲裁时，陶红要求的是2014年和2015年的年假，陶红在仲裁时没有提起过2013年的年假请求，2013年的年假不属于本案受理范围，从实体上根据我单位《员工手册》的规定，入职4年以内的，每年有20天年假，年假应该是当年休完，没休完的最多有10天可以转到下年休，补偿仅限于法定年休假天数，陶红在入职时参加了员工手册的培训，知道该员工手册的内容，且陶红是人力资源总监，应该是知道员工手册的相关内容的。根据陶红的社会工龄，其每年可以享受15天的年休假，也就是说2014年陶红可以享受的法定年休假是15天，其2014年休过两天，因此未休的天数是13天；2015年7年21日与陶红解除的用工关系，按比例计算2015年还有7天年假没有休，故陶红共有20天年假未休，共计应支付陶红未休年休假工资51187.13元。在陶红离职时，我单位支付了40949.7元的未休年假补偿，认可还有10237.43元未休年假补偿未支付。外企人力资源公司诉称：我公司于2013年12月12日与陶红签订劳动合同，并将其派遣至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工作，劳动合同期限为2013年12月12日至2015年12月31日。2015年7月21日，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以严重失职给用工单位造成重大损失为由将陶红退回我公司，并要求我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我公司依据用工单位的退回理由、《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及我公司与陶红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与陶红解除劳动关系，不存在违法解除的情形，没有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依据。陶红的带薪年休假由其与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自行协商安排，我公司不知详情。且我公司从未与陶红约定过超过法律规定的奖励年假及任何补偿办法，不存在支付未休年假工资差额的依据。综上所述，陶红的申请请求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我公司亦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要求:1、我公司无需继续履行与陶红签订的劳动合同；2、我公司无需支付陶红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30712.28元。陶红辩称：不同意外企人力资源公司的诉讼请求，答辩意见同我的起诉意见。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辩称：同意外企人力资源公司的诉讼请求。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诉称：陶红于2013年12月12日入职外企人力资源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被派遣至我单位工作，职位为人力资源总监。2015年7月21日，我单位向外企人力资源公司发出退回通知，以陶红严重失职造成重大损失为由将其退回派遣单位；同日，外企人力资源公司以同样理由与陶红解除了劳动关系。2015年11月2日，我单位收到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作出的京朝劳人仲字[2015]第12145号裁决书，我单位认为仲裁裁决存在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问题：一、我单位因陶红严重失职给单位造成重大损失为由，将其退回外企人力资源公司，且外企人力资源公司据此与陶红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属于合法解除，无需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二、我单位己向陶红足额支付了未休年假补偿，无需另行支付；即便应当支付，仲裁裁决计算未休年假补偿错误，应予纠正。故，我单位亦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要求：1、判令外企人力资源公司无需继续履行与陶红订立的劳动合同；2、判令外企人力资源公司无需支付陶红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30712.28元；3、判令我单位无需承担对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连带责任。陶红辩称：不同意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的诉讼请求，答辩意见同我的起诉意见。外企人力资源公司辩称：同意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陶红于2013年12月12日入职外企人力资源公司，双方签订了期限自2013年l2月12日至2015年12月31日止的劳动合同，该合同约定外企人力资源公司将陶红派遣至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派遣期限同劳动合同期限，合同约定陶红在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的工作岗位为人力资源总监，并约定陶红的劳动报酬为“与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协商确定的劳动报酬标准”，该合同第七条显示：“乙方（陶红）在甲方（外企人力资源公司）或用工单位工作期间犯有以下错误或存在以下情形的，甲方可立即解除劳动合同并不支付任何补偿……严重失职，营私舞弊，使甲方或用工单位遭受经济损失在人民币一千元以上或给甲方和用工单位名誉造成严重损害的。”陶红正常工作至2015年7月21日。关于工资标准，陶红主张其与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未协商确定具体的工资标准，但其面试时，双方约定工资不低于其在上一家公司的工资标准，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告知其入职时会将工资标准写入“委任书”;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按照税前27833元/月的标准支付其工资至2015年7月21日，但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与其同级别（总监级）员工的工资均为50000元左右，故根据同工同酬原则，其工资标准应为50000元。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对陶红的陈述不予认可，主张陶红的工资标准为27833元/月（税前），并提供了：1、录用通知书（offerletter），该证据由“北京百嘉翻译服务有限公司”进行翻译，显示“您（陶红）的薪酬标准将是税前每月总薪水27833元，在您为期2个月的试用期内和您顺利通过试用期后每月发放（延期）。您的年度薪酬总额将是税前12个月的薪水。将为所有员工提供等于一个月薪水的年度奖金。每一个完整的劳动关系年度享有20天的带薪假期……如果您接受，这封通知书将包含您与本组织之间达成的全部协议和理解并取代任何之前的或同时期的，由本组织作出的或代表本组织的协议、理解、沟通、录用、意思表示、保证或承诺（口头或书面的）。未来可能对您的劳动关系的条款进行修改，但只能采用书面形式且由您和正式授权代表本组织的人双方的签字。双方之后将签订正式的合同，包括职权范围（TOR)。如果您同意这些条款，请在底部的适当位置签名和注明日期并在2013年12月12日之前交还给人力资源部。我们希望您接受这份录用并期待您的入职。”该通知书上显示有陶红签字；2、陶红2013年12月至2015年7月工资单，其上显示陶红的基本工资为27833元。陶红对录用通知书的真实性不认可，但认可其签字的真实性，主张当时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拿了一摞文件让其签字，其当时没有看该通知的具体内容；对工资单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认可。关于劳动合同解除情况，陶红主张2015年7月21日，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的总干事卢思骋、副总干事袁家凯，以及外企人力资源公司的业务代表告知其要解除与其的劳动合同，且没有告知其原因，其没有同意，之后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关闭了其电子邮箱。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主张其单位将陶红退回外企人力资源公司系因为陶红在职期间存在严重失职，给其单位造成了重大损失，主要包括不接受其单位合理的调座位的决定、丢失了单位的两份文件，以及在确定单位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公积金的基数时存在与法律规定不符的情况，并致使员工交税基数少于法律规定，税务机关因此要求其单位补缴个税，并对其单位进行了罚款。就该主张，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提供了：1、首席运营官—人力资源总监职位说明书，显示：“主要职责和责任：按照符合法律的方式管理薪酬系统并向员工和总监们提供基本的报告以帮助他们管理各自的员工资源”；2、主题为“员工福利调整方案”的邮件，发送人为“HongTao”,显示：“HanBin&ZhangYi自上周四至今天一直在演算公积金基数采集和缴纳方法的调整方案，之前WWF的公积金操作是暗补，经过多轮和多方案的运算和演算，如果这次就开始调整公积金的缴纳方法（按实际工资12%+12%缴纳），将影响很大一批员工的切身利益，导致很多员工在公积金缴纳上失去单位为其缴纳的份额，有的差额多达600元，员工肯定无法接受。所以，如果这次调整公积金缴纳方式，WWF必须用明补的方式把员工的损失补回去，比如用加基本工资或增加补贴的方式，此外，WWF还得损失为员工补偿个税的损失所带来的人工成本增长。对WWF非常不利。所以我个人建议今年的公积金缴纳方式还是延续之前的操作……”3、税务检查通知书，显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办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自2015年8月7日起对你单位2007年1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期间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据此主张，由于陶红对采集社保、公积金缴纳基数一事严重失职，并最终建议延续之前的操作，导致纳税方面出现偏差，其单位由此遭受税务机关检查，并最终遭受税务机关的处罚。庭审中，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主张其单位承担了100多万元的罚款，但不方便向法庭提交相关证据；3、关于办公室座位调整的往来邮件，据此主张陶红不服从调整座位的决定，并丢失了两份重要文件，其中“HongYao”发送的主题为“6月24日下午的沟通纪要-有关我的办公座位调整方案”的邮件显示：“您提出的方案是让我继续留在2611办公室办公…我仔细考量了一下这个方案，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您们也知晓以下：…综上所述，我可以接受您提出的方案，但由此造成的工作不便或信息丢失，我依然无法承担相关责任，望您理解。”2016年6月23日，“HongTao”发送的主体为“RE：WWF北京办公室座位调整方案”，显示：“今天中午12:00我出去吃中午饭，出门时把办公室的门关好了才出发。14:10左右我回到2611办公室时，发现办公室的大门是打开的，大门口里面有一个平板推车，办公室里还有WWF的其他同事及据说是搬家公司的人…我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后仔细检查了一下桌子及文件框里的文件，发现有2份重要文件找不到了…今天中午2611办公室经历了一场非常大的搬家活动，办公室里有非WWF之外的人员出入，故依照2015年6月12日本人发给WWF中国区高级管理层的书面声明，本人在此郑重声明：本人对这2份文件的失联不承担任何责任。”陶红主张其没有见过“职位说明书”，对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提供的邮件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主张税务稽查通知书与本案无关。外企人力资源公司认可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提交的证明，并主张其公司解除与陶红的劳动关系的依据系自然基金会北京代办处向其公司送达的《关于退回员工陶红的通知》及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的约定。外企人力资源公司主张其公司已邮寄的方式向陶红送达了解除通知书，并提交了快递跟踪记录，该记录显示：“2015年7月31日本人收”，另其公司通过在《中国劳动保障报》上刊登公告的形式就解除一事进行公告，陶红主张没有收到过邮寄的解除通知书，也没有看到过刊登的公告。关于年休假情况，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主张陶红的法定年休假标准为15天/年，陶红2014年休了2天年休假，还有13天未休；按比例计算，陶红2015年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为7天（截至2015年6月30日），故其单位应支付陶红20天未休年休假工资，共计51187.13元，在陶红离职时，其单位已支付了陶红60144.87元，其中包括2015年7月1日至7月21日工资19195.17元（税前），及未休年休假补偿款40949.7元（税前），故还应支付陶红未休年休假工资10237.43元。陶红认可其法定年休假标准为15天/年，亦认可其2014年休了两天年休假，但主张其没有查询过工资支付记录，故不知道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是否向其支付了未休年休假工资。庭审中，法庭给陶红一周时间向法庭提交工资支付银行打卡记录，并告知其逾期未提交则视为其认可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主张的未休年休假工资支付情况，陶红逾期未向法庭提交工资支付银行打卡记录。外企人力资源公司认可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关于陶红的年休假意见。2015年7月23日，陶红以外企人力资源公司、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为被申请人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朝阳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1、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回原岗位工作；2、遵照同工同酬的法律规定，按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同级别相近岗位的劳动报酬标准确认其劳动报酬为50000元，并补发2013年12月12日至2015年7月23日期间工资差额443340元。2015年8月25日，陶红增加了如下仲裁请求：1、依法裁决除去司法救济时间，自裁决生效后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剩余期间5个月零10天；2、遵照同工同酬的法律规定，补发2015年7月21日至2015年8月25日期间工资差额部分及2014年度未休年假30个工作日的工资差额部分共计56054.48元；3、支付无故克扣的2014年度5天未休年休假工资6398.39元。2015年10月29日，朝阳仲裁委作出京朝劳人仲字[2015]第12145号裁决书，裁决：一、外企人力资源公司继续履行与陶红签订的劳动合同；二、外企人力资源公司支付陶红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30712.28元，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陶红的其他仲裁请求。三方均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我院。以上事实有劳动合同、录用通知书、工资单、京朝劳人仲字[2015]第12145号裁决书等证据材料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同工同酬是指用人单位对于技术和劳动熟练程度相同的劳动者在从事同种工作时，不分性别、年龄、民族、区域等差别，只要提供相同的劳动量，就获得相同的劳动报酬。同工同酬的前提条件为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及内容相同，在相同的工作岗位上付出了与别人同样的劳动工作量，同样的工作量取得了相同的工作业绩。陶红作为人力资源总监，与同在运营部工作的财务总监岗位、其他部门的总监岗位相比，工作岗位及工作内容并不相同，且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与其签订的录用通知书中已经明确约定工资标准为27833元，陶红在职期间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亦按照该标准发放工资，陶红虽不认可录用通知书的真实性，但认可系其本人签字，据此本院认定该录用通知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故陶红要求按照同工同酬原则确认其工资标准为50000元及要求补发其2013年12月12日至2015年7月21日期间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劳动合同解除情况，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提供的邮件真实性不被陶红认可，且邮件内容仅系双方就调整座位问题进行沟通，不能证明陶红不接受其单位合理的调整座位决定；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虽主张陶红丢失了其单位两份重要文件，但其单位提供的邮件往来真实性不被陶红认可，亦未有证据显示文件的丢失系陶红的过错所致；其单位虽主张因陶红在确定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及公积金方案时，存在严重失职行为，导致职工少缴纳税款，并致使税务机关对其公司进行处罚，但未就该主张提交相应证据。故自然基金会北京代办处虽以陶红严重失职，给其单位造成了重大损失为由与陶红解除用工关系，并将陶红退回外企人力资源公司，但其单位的主张没有相应的事实支撑，其单位也不能就所受损失提交相应证据。故本院对其单位将陶红退回外企人力资源公司的理由不予认可，外企人力资源公司以陶红给用工单位造成重大损失为由与陶红解除劳动关系，没有事实依据，应属违法解除。因其公司的违法解除行为，给陶红造成了工资损失，故陶红要求外企人力资源公司支付2015年7月22日至11月10日工资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具体数额为（税前）102694.17元(27833元÷21.75×8天+27833元×3个月+27833元÷21.75×7天)。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对上述金额承担连带责任。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但本案中陶红与外企人力资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至2015年12月31日到期终止，现外企人力资源公司明确表示不同意续订劳动合同，故对外企人力资源公司要求不再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双方关于合同到期终止的相关权利义务可另案解决。关于陶红主张的自入职至2015年6月30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陶红及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外企人力资源公司均认可陶红的未休年休假标准为15天/年，陶红2014年休了两天年假，2015年未休年休假，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及外企人力资源公司亦同意自2014年起支付陶红未休年休假工资至2015年6月30日，对此，本院不持异议。庭审中，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关于陶红法定未休年休假天数及应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数额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主张已于2015年7月30日向陶红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40949.7元，陶红虽主张其不知道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是否支付过其未休年休假工资，但在法庭规定的时间内未提交工资支付记录，本院视为其认可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主张的已支付年休假工资的数额，经核算，外企人力资源公司还应支付陶红未休年休假工资（税前）10237.43元（27833元÷21.75×20天×200%-40949.7元）。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对上述金额承担连带责任。陶红要求外企人力资源公司补缴社会保险费及公积金的诉讼请求未经过仲裁前置程序，亦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范围，故本院不予审处。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九十二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原告）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无需继续履行与原告（被告）陶红于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二、被告（原告）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原告（被告）陶红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二日至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日期间工资十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元一角七分（税前），被告（原告）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处对上述金额承担连带责任；三、被告（原告）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原告（被告）陶红二〇一四年一月一日至二〇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一万零二百三十七元四角三分（税前），被告（原告）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处对上述金额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原告(被告)陶红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被告（原告）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被告（原告）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被告）陶红负担5元，由被告（原告）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被告（原告）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处负担5元（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书，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巍人民陪审员  杨静田人民陪审员  刘立英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日书 记 员  谢青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