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二中民终字第093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田×1，女，1955年12月26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田×2，男，1958年4月8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田×3，女，1962年12月26日出生。委托代理人伊×，男，1962年11月5日出生。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郭香龙，北京同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4，男，1960年5月17日出生。上诉人田×1、田×2、田×3因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4）丰民初字第093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4年5月，田×1、田×2、田×3诉至原审法院称，田×5与胥×系夫妻，生有子女四人，位于××区××号楼××号房屋（下称涉案房屋）原为田×5夫妇承租。1989年11月8日，田×5去世，涉案房屋未予分割。2007年4月，胥×在折算夫妻工龄后花费31335元购买了该套房屋。2007年12月28日，胥×去世，上述房屋出租至今。现继承人对遗产分割无法达成一致，故诉至法院，要求按照法定继承的原则分割涉案房屋及孳息即2009年9月至2014年5月的房租78400元。田×4辩称，涉案房屋为其出资购买，胥×亦有遗嘱指定由其继承。因此，要求按照遗嘱继承，确认房屋和房租归田×4个人所有。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田×5与胥×系夫妻，生有子女四人，即田×1、田×2、田×4、田×3；涉案房屋原为田×5、胥×承租。1989年11月8日，田×5去世，未留遗嘱。之后，胥×以其名义购买了涉案房屋。2007年1月，房管部门颁发房屋所有权证书，载明胥×为涉案房屋的产权人。2007年4月，田×4向售房单位交纳购房款33143元。2007年12月18日，胥×去世。2009年9月至2014年5月间，涉案房屋由田×4出租，并交纳供暖费，其间共收租金78400元。现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证、供暖费发票、购房收据的原件均在田×4处。原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涉案房屋为胥×个人遗产，该房屋的市场价格为180万元；胥×于1934年8月出生，没有文化，不会写字，其父母早于其去世。另，田×4主张按遗嘱继承，提×落款日期为2007年3月20日的遗嘱一份，以及北京市銘耕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见证书》、《非诉讼委托代理协议》。《非诉讼委托代理协议》载明：该所接受委托指派张×、李×律师为胥×代理代书遗嘱、遗嘱见证。委托方处按有手印。遗嘱主要意思为：”在我（胥×）去世后，涉案房屋由田×4继承”。落款处注明年、月、日，立遗嘱人处按有手印，张×作为代书人和见证人、李×作为见证人在上签字。《见证书》载明：”胥×于2007年3月20日自愿立下遗嘱，并在遗嘱上按手印，所按手印真实有效。”张×出庭，称：”2007年3月20日，我与李×律师到胥×家中为其办理代书遗嘱，当面向胥×问询了涉案房屋的基本情况，并做了笔录；她谈吐清楚，表示死后将该房留给田×4继承；我向她宣读了谈话和遗嘱内容，她在笔录上签×、按手印，因岁数大、写字困难，所以以后的相关手续都是按的手印；2008年3月，我向本案当事人宣读了遗嘱，原告不签字。”当庭，张×出示了北京市銘耕律师事务所留存的《见证书》、《非诉讼委托代理协议》、遗嘱、谈话笔录、宣读笔录。《见证书》、《非诉讼委托代理协议》、遗嘱内容与前述一致，谈话笔录主要内容为”谈话人：张×、李×，被谈话人：胥×，时间：2007年3月20日。问：找我们何事，答：写遗嘱并见证；问：说一下情况，答：我有四个子女，房屋是田×4出资购买，我现在也和他一起生活，在我去世后，将该房留给他继承；问：我按您的意思为您代书一份遗嘱，答：好的；问：我将谈话内容念一遍，如无出入请确认，答：没出入，是我的意思。落款处署名胥×并按有手印”；宣读笔录大致内容为”时间：2008年3月8日，宣读人：张×，参加人：田×2、田×4、田×1、田×3。问：胥×于2007年3月20日委托我和李×律师见证其所立遗嘱，现将遗嘱向大家公布，涉案房屋留给田×4继承，田×4答：接受遗产；问：其他人听清遗嘱内容了吗，答：听清了”。李×出庭，称：”2007年3月，受单位委派与张×律师一起为胥×作代书遗嘱，并作为见证人在遗嘱上签字，胥×在谈话笔录签字按手印、在遗嘱上按手印”。田×2、田×1、田×3提出宣读的是赠与协议，而非遗嘱，因不同意，所以未签字；至于胥×的签×和手印，无法确定。原审法院认为：遗产是指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涉案房屋系在田×5去世后购买，并登记在胥×名下，而工龄优惠只是一种政策性补贴，并非财产或财产权益，因此该套房屋应属胥×的个人财产。按照法律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继承开始后，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本案中，田×4提×的系代书遗嘱，遗嘱上有代书人、见证人签×，并注明年、月、日，立遗嘱人处按有手印，田×1等人虽不认可，但根据见证人证言，以及见证人提×的北京市銘耕律师事务所留存的《见证书》、《非诉讼委托代理协议》、遗嘱、谈话笔录、宣读笔录，结合涉案房屋一直由田×4占用，并持有相关手续这一客观事实，可以认定遗嘱系胥×的真实意思，内容合法，应为有效。因此，涉案案屋及租金应由田×4继承所有。田×1等人要求按照法定继承的主张不成立，对其相关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于2014年7月判决：一、位于××区××号楼××号房屋由田×4继承；二、房屋租金七万八千四百元归田×4所有（已履行）；三、驳回田×2、田×3、田×1要求按照法定继承的原则分割房屋和租金的诉讼请求。原审判决后，田×1、田×2、田×3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至本院，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确认遗嘱无效；改判按照法定继承分割涉案房屋及孳息；一审、二审诉讼费由田×4承担。具体理由如下：一、田×4提×的代书遗嘱欠缺立遗嘱人本人签字，而作为佐证的谈话笔录上的签×与胥×日常签×不符，该遗嘱应当认定为无效遗嘱。胥×近74岁高龄，患有多种疾病多年，且没有文化，故遗嘱内容应非其口述内容，而是出自有法律知识的人之口，不能认定为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另，代书律师没有要求立遗嘱人提供精神类专科医院证明，即对立遗嘱人的精神状况进行判断缺乏事实根据，且不能提供立遗嘱时的全程录音录像等证据，证明该遗嘱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见证现场没有利害关系人以及立遗嘱人的精神状态、是否受胁迫、欺骗等事实。张×律师因是受田×4委托，受托人代表委托人的利益，故依据法律规定张×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二、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和认定证据均有错误。原审判决认定田×4向售房单位交纳购房款是错误的，事实上，该笔购房款是由胥×交纳，田×4的交款行为仅是代交。原审法院查明的宣读笔录未经庭审质证，田×1等上诉人从未见过张×写过的宣读笔录，故张×出示的该宣读笔录不能认定张×向田×1等上诉人宣读过代书遗嘱；三、《非诉讼委托代理协议》和《谈话笔录》存在重大缺陷，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常理。第一，《非诉讼委托代理协议》没有写明代理权限，也没有胥×本人签字和签订日期，且手印无法确定真实性。第二，《谈话笔录》没有胥×本人确认的谈话日期，更没有谈话人和见证人的签字和日期。另，原审法院查明胥×于2001年12月18日去世是错误的，事实上，胥×于2007年12月28日去世。田×4辩称，不同意田×1等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其认为代书遗嘱合法有效，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胥×于2007年12月28日去世。田×1、田×2、田×3与田×4均认可涉案房屋属于胥×个人财产。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见证书》、遗嘱、《非诉讼委托代理协议》、房款收据、房屋所有权证、供暖费发票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被继承人胥×所做的代书遗嘱是否有效。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认可涉案房屋属于胥×的个人财产，故胥×有权利对涉案房屋进行处分。关于代书遗嘱效力问题，因该代书遗嘱的代书人和见证人均在原审过程中出庭证实，立遗嘱人胥×在办理代书遗嘱时谈吐清楚，明确表示在其死后将涉案房屋留给田×4继承，胥×本人在谈话笔录上签×并按手印，因为胥×年岁大、写字困难等原因，其在《非诉讼委托代理协议》、《见证书》和遗嘱上均没有签字而是按的手印，同时，代书人及见证人张×提×了北京市銘耕律师事务所留存的《见证书》、《非诉讼委托代理协议》、遗嘱、谈话笔录等证据，本院根据已查明事实及相关证据材料，可以认定代书遗嘱的内容系胥×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胥×本人在遗嘱等文件上只是按有手印没有本人签字，但综合考虑胥×本人年事已高、没有文化的客观情况及代书人和见证人的证人证言，且在田×1、田×2、田×3不能提供证据证明相关文件上所按手印非胥×本人的情况下，该代书遗嘱应为合法有效。关于上诉人的其他上诉请求，因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且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故本院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判决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维持。田×1、田×2、田×3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10857元，由田×1、田×2、田×3负担5428（已交纳），由田×4负担5429元（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21714元，由田×1、田×2、田×3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楠代理审判员  陈广辉代理审判员  张在民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王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