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2民终110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计娥，女，1949年3月12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福林（王计娥之夫）。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洪桂群，女，1951年5月29日出生。上诉人王计娥因与被上诉人洪桂群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5）西民初字第317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计娥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福林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洪桂群经本院公告传唤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计娥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被上诉人洪桂群赔偿我所发生的全部费用共计45723.81元，我无责任。事实和理由为：第一，我于2014年10月17日前往国家信访局，我站在国家信访局院内专为信访人员准备的通道附近等我丈夫，洪桂群不让我在外面站着，但是我没有走，洪桂群就将我推倒，致使我受伤。洪桂群是国家信访局管理人员是不争的事实，应��对我的各项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第二，在一审时我要起诉国家信访局为共同被告，但一审法院说这样不能立案，我无奈只能起诉洪桂群一人。洪桂群经本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视为放弃了答辩、质证及辩论等诉讼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审理。王计娥一审起诉请求：要求洪桂群赔偿我医疗费9386.31元、家人护理费20000元、营养费15000元、交通费2267.5元、住宿费8520元、轮椅及拐杖费用550元，诉讼费由洪桂群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0月17日10时30分左右，王计娥在北京市西城区永定门西街甲1号胡同内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司入口处，因插队问题与维持秩序的洪桂群发生纠纷，洪桂群将王计娥推倒。经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诊断王计娥伤情为右足第5跖骨基底骨折、右外踝撕脱骨折。王计娥支付医疗费9386.31元。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受法律保护。王计娥虽存在插队问题，但洪桂群应采取适当的方式予以劝阻，现洪桂群将王计娥推倒导致王计娥受伤存在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王计娥在排队过程中未遵守秩序亦存在过错，应承担次要责任，具体责任法院确定为洪桂群承担70%责任，王计娥承担30%责任。王计娥自行支付了医疗费9386.31元。王计娥的护理期、营养期参照《人身损害受伤人员误工期、营养期、护理期评定准则（试行）》确定为营养期90日、护理期60日，营养费标准每日30元，营养费数额为2700元；王计娥的护理费标准酌定为每日100元，护理费数额为6000元，王计娥主张的护理费、营养费数额过高，依据不足，法院依据上述标准确定。王计娥主张的住宿费、交通费数额过高，且不能证明与就医存在直接关系，法院依法参照王计娥就医情况依法酌定���通费数额为500元，住宿费数额为1000元。王计娥主张的轮椅、拐杖费550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上述合理损失总额为20136.31元，洪桂群应按70%的责任比例赔偿王计娥14095.42元。洪桂群经法院公告传唤未到庭应诉，视为放弃答辩反驳的权利，法院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洪桂群给付王计娥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轮椅及拐杖费共计一万四千零九十五元四角二分；二、驳回王计娥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庭审中，王计娥称其二审要求赔偿的数额为一审起诉请求数额，坚持一审各项诉讼请求。王计娥称：我去过国家信访局好几次了，也知道得沿着栏杆排��，以前去的时候都让两个人进去，事发那次只让一个人进去，所以我丈夫进去了，我在外面。我站在厕所门口，洪桂群跑过来说这里不能站，当时双方没有争吵，洪桂群说这里不能站，就把我推倒了。王计娥提交追加被告申请书，要求追加国家信访局为被告，理由为洪桂群是国家信访局雇佣的工作人员，在国家信访局门口处维持秩序。国家信访局对自己的工作人员缺乏教育，管理不到位，洪桂群与国家信访局的共同侵权行为给我造成伤害，应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王计娥二审中提交新证据如下：1、信访复查意见书，欲证明其丈夫张福林已经过了安检进到信访局去反映情况了，那么自己没有必要再去插队；2、一张录像光盘和照片，称是10月17日中央电视台录制的国家信访局外面排队的情况，光盘和照片画面中有洪桂群出现，有穿着保安服的保安，里面没有录到王计娥与洪桂群发生纠纷的场景，欲以此光盘证明双方发生纠纷的地点。本院认为，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可以采纳。另，二审中本院补充查明以下事实：2014年10月17日20时，王计娥的丈夫张福林到先农坛派出所报案，其描述事发经过称：我从信访局出来看见我老伴在厕所外面有一个保安扶着她，我问她怎么了，她说一个老太太把她推倒了，然后我就过去找那个老太太去了，我问她是干嘛的，然后被旁边的保安劝开了，我就带着我老伴离开了。2014年10月20日，洪桂群回答派出所询问时称：我小学文化程度，在京上访，事发当天我在国家信访局接待司入口处帮忙保安员维护上访人员排队的秩序，我自愿帮忙的，国家信访局不给我报酬，我和国家信访局没有雇佣关系。事情经过是，我在帮助保安维持排队秩序时，一名女性访民沿着信访局接待司旁的公共卫生间的墙由南向北走，走到我附近，意欲翻栏杆插队。我对她说”这过不去，往外走”，我就迎着她走过去。她对我说她去厕所，我说”厕所在你身后，你往后退”，她不听我的，然后就打了我。她用右手拧着我的腋下，用左手打了我手腕一下，她拧着我，所以我就推了她一下，推的她前胸。她一边打我一边骂我，我也骂她了。后来保安就过来劝她出去排队，她不听，就坐在公厕门前附近，嘴里喊着说我打她了。再后来她叫来一个高个的男访民，男访民用拳头打了我右胸一拳，保安就把他俩拽出去了，之后这两人又绕到入口的小门附近，男性访民拿矿泉水瓶砸了我两下，之后我就报警了。2014年10月22日，王计娥在先农坛派出所接受询问时描述事发经过称：大概10时30分许，我和我爱人排队到信访局门前，那里的工作人员说只能进去一个人，我爱人就进去反映问题了，我就从排队的栏杆里出来了，出来后我就去了信访局门前的一个卫生间，从卫生间出来我就站在卫生间门前，这时候过来一个老太太对我讲不能站在这里，我说我站一会就走，她说那也不能站在这，我说你厉害什么，她就用手推了我左胸一下，一下子就把我推倒了，我倒地的时候我的左脚崴了一下，当时就站不起来了，这时过来两位执勤保安把我扶起来。她推我就是为了让我离开那里，她应该不是故意将我推倒的。王计娥在一审庭审中陈述过：我老伴拿一个空的矿泉水瓶扔向洪桂群，但没有扔着。2014年10月20日，李双喜接受派出所询问称：我是北京华川圣洁公司的保洁员，负责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司入口处公厕的保洁工作，2004年10月17日上午10时20分许，一名女性访民要从公厕附近直接插队，然后在国家信访局帮忙维护秩序的大姐就不让那名女性访民插队，然后她俩就吵起来了。帮忙维持秩序的大姐说”你往外走”，但女性访民不听，直接往前走，大姐就迎上去用手推女性访民，并让她去排队，接着我就去干活了。2014年10月20日，刘超阳接受派出所询问称：我是宣武保安公司的保安员，负责在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司附近维护排队秩序。2004年10月17日上午10时20分许，我在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司旁的公厕附近维护排队秩序，一名女访民沿着公共卫生间的墙由南向北走，那个在信访局帮忙的老太太对女性访民说”你往外走”，并且用手推了女访民一下，之后那名女访民就扶着栏杆说自己脚崴了。过了一会，脚崴的访民的丈夫来了，准备要打在信访局帮忙的那名老太太，被我们拦下了。老太太推女性访民是因为老太太拦着女性访民，不让女性访民在这插队，让她���排队。对于上述派出所询问笔录，王计娥称：刘超阳不是当天在现场扶我的人，当时扶我的是两个小伙子，所以他不能是证明人；负责保洁的人是国家信访局的工作人员，和洪桂群有共同利益，这个证据不能采信，而且我没有见过这个人；洪桂群在派出所说的也不属实。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对于王计娥自负一定责任和王计娥损失数额的认定是否适当以及王计娥要求追加国家信访局为共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是否应予支持。第一，关于双方责任问题。根据各方在派出所对事发地点的一致陈述可以认定侵权行为的发生地为国家信访局门外公厕附近，王计娥二审提交录像光盘和照片用以佐证纠纷发生地点，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予以采纳；但本案争议焦点并不在于事发地���，而在于双方责任。由于并没有录制到双方发生纠纷的经过，王计娥也无法提交其他直接证据证明事发经过，故当事人及见证人的陈述是本案中法院了解纠纷发生原因及经过的重要依据。根据派出所调查询问的笔录中负责保洁和保安工作的两名案外人员的陈述，王计娥存在沿着公厕的墙由南向北走的行为，洪桂群为维持秩序阻拦，王计娥未听劝阻，双方因此有争吵，洪桂群用手推了王计娥的胸口。双方当事人本不认识，洪桂群意图维持秩序，并非无故推王计娥。无论王计娥是否具有插队进入信访局的必要性及是否具有插队的意图，但其沿着公厕的墙由南向北走的具体行为导致他人尤其是维持秩序的人合理的认为其要插队。王计娥在派出所陈述洪桂群制止后其跟洪桂群说”你厉害什么”，洪桂群陈述”她一边打我一边骂我，我也骂她了”，双方陈述虽不一致，但至少说明王计娥并非一经劝阻即予以接受，而是未听从劝阻，双方因此发生言语冲突在先。在现有证据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事情的起因源于插队问题，王计娥未遵守秩序对纠纷发生存在一定过错，应自负一定责任，本院认为该事实认定符合证据规则，并无不当。至于王计娥二审中对其他人员在派出所陈述的意见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北京华川圣洁公司的保洁员和宣武保安公司的保安员与本案纠纷及双方当事人并无利害关系，且其二人是在事发数日内在派出所接受询问进行陈述。保安员刘超阳并未提及自己扶了王计娥，而是提到在王计娥的丈夫要打洪桂群时，刘超阳和其他保安拦下了，根据该陈述，本院确实无法确定刘超阳就是当日扶过王计娥的保安，但并非只有扶过王计娥的保安才有见证人资格，凡是亲身感知了事实的人员都可��接受询问陈述其所见情况。王计娥称刘超阳不是当日扶自己的保安不能是证明人，自己没有见过保洁员李双喜，且负责保洁的人是国家信访局的工作人员、和洪桂群有共同利益，所以不能采信；并以上述理由对两名案外人在派出所的陈述不予认可，上述理由与事实及证据规则不符，本院无法采纳。并且，法院之所以认定洪桂群具有推了王计娥的侵权行为，也是因为这些人员的陈述，否则在双方发生纠纷并无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仅凭王计娥一人的主张，法院是无法认定该事实存在的。综上，王计娥关于其对于纠纷发生无责任，洪桂群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第二，关于王计娥的损失数额问题。对于王计娥提供了票据的医疗费和轮椅、拐杖费用，一审法院均予以了支持。对于营养费和护理费，一审法院系参照评定准则判断营养期及护理期，并将评定结果的具体天数当庭告知了王计娥，王计娥一审也表示同意和认可该评定结果，一审法院按此评定结果结合营养费、护理费的一般标准进行计算，计算合法合理。王计娥一审提交其女儿的误工证明，主张其女儿张修锟在北京工作，2004年10月18日至2015年3月17日请假未出勤，但该误工证明并未体现请假未出勤原因，该连续长达5个月的未出勤远超过王计娥60日的护理期，故法院无法认定其女儿5个月的休假与王计娥2个月护理期的关联性，对该误工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无法采纳，王计娥主张的护理费和营养费金额，缺乏证据，本院无法支持。对于交通费和住宿费，根据法律规定，需要对真实性、必要性、关联性予以审查，交通费与住宿费票据需要与就医实际需求和医院诊断证明、医疗单据日期相对应，除去王计娥就医所必须的交通费和住��费，不应作为其本案的合理损失，而王计娥所提交的交通费票据包括其与丈夫的火车票甚至包括数张其在北京工作的女儿张修锟数次在北京与内蒙古集宁之间往返的火车票，一审法院认定王计娥主张的住宿费、交通费数额过高且不能证明与王计娥就医存在直接关系，该认定并无不当。一审法院酌情确定的交通费、住宿费数额亦是合理的。综上，一审法院确定的王计娥损失数额并无不当。第三，关于王计娥二审提出洪桂群是国家信访局的工作人员，故要求发回重审，追加国家信访局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本院认为：洪桂群在派出所陈述了其63岁，小学文化，在北京上访，不是国家信访局雇佣的人员。王计娥在派出所陈述：国家信访局的”工作人员”说只能进去一个人，我就出来了；”一个老太太”对我讲不能站在这里，我说你厉害什么。这些陈述也说明王计娥自身对于国家信访局工作人员及洪桂群的身份是能够明确予以区分的。王计娥现主张洪桂群是国家信访局的工作人员，没有证据予以证明，故其二审庭审中主张应当发回重审，追加国家信访局为被告，该主张缺乏依据，本院无法采纳。综上，王计娥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均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93元，由王计娥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倩审判员 屠 育审判员 王云安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一日书记员 段 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