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津民终146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水利工程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响螺湾旷世国际大厦*座*******号。法定代表人:宋金利,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李东峰,天津金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高军。一审被告:长江南京航道工程局。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下关区江边路*号。法定代表人:杨瑞庆,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昌宝玉,该局工作人员。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水利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塘沽水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高军、一审被告长江南京航道工程局(以下简称南京航道局)海洋开发利用纠纷一案,不服天津海事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4)津海法商初字第732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塘沽水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东峰、被上诉人高军、一审被告南京航道局的委托代理人昌宝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军一审诉称:2010年5月至11月期间,高军与塘沽水利公司就天津南港工业区A04路基围埝等工程达成工程施工协议,约定高军为塘沽水利公司进行吹砂施工,塘沽水利公司根据高军完成的工程量给付工程款。施工完毕后,依据高军完成的工程量,塘沽水利公司应给付高军工程款265565元,但该公司一直未予支付。故高军请求判令:塘沽水利公司支付拖欠高军的工程款265565元及利息并由塘沽水利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塘沽水利公司辩称:1、塘沽水利公司与高军未签订任何协议,双方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确认高军进行了涉案工程的施工,但该工程是案外人王子良借用塘沽水利公司的资质承揽的,相关责任应由王子良承担。2、高军主张的工程量和工程款数额缺乏事实依据。3、高军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4、高军已经通过案外人李国智领取了工程款,其诉请属于重复起诉,依法应予驳回。南京航道局辩称:1、南京航道局与高军不存在合同关系,高军向其主张工程款缺乏法律依据。2、高军诉请的工程款数额不明确。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2月24日,南京航道局与塘沽水利公司签订《天津南港工业区B03路基围埝(M-S)、A04路基围埝(L-M)和A03路基围埝(P-Q)工程分包合同》,约定由塘沽水利公司承包S-Q段(B03北段),Q点以南100米,Q点以西A03段100米范围内的围埝工程。同年3月8日塘沽水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宋金利委托王子良作为其代表人,以其名义办理上述工程分包合同的签订、施工、结算,对王子良签署的与上述事项有关的文件均予以承认。在施工过程中,王子良找到李国智,经李国智介绍又找到蒙万成、赵宝辉、明刚、高海波、高军、宋学师、杨柱新七人,王子良口头委托李国智等八人在塘沽水利公司分包的工程中负责吹砂和回填作业,约定工程单价为吹砂每方17元,回填每方8.5元,按照实际完成的工程量计算工程款,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5月至11月期间李国智等八人分别完成了各自的吹砂和回填工作,其中高军完成吹砂58417方,回填8699方,扣除燃油费用后应得工程款共计1039306.5元。此后,王子良向李国智等八人支付了部分工程款。2012年2月9日李国智代表八名施工人与王子良进行了对账,王子良确认尚欠八人工程款共计2728889元。此次对账后,王子良除于同年3月29日再次给付李国智等八人180000元之外,余款至今未付,最终拖欠高军工程款265565元。另查明,李国智、蒙万成、赵宝辉、明刚、高海波、高军、宋学师、杨柱新八人曾于2012年11月11日以李国智一人的名义向一审法院对塘沽水利公司和南京航道局提起诉讼,其诉讼理由与本案相同,诉讼请求为李国智等八人应得工程款的总和。在审理过程中,宋学师、高军、明刚、高海波曾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后李国智又申请撤回上述证人证言,并向一审法院出具书面说明。2013年12月12日李国智申请撤回对塘沽水利公司和南京航道局的起诉,一审法院准予其申请,于2013年12月16日作出(2012)津海法商初字第825号民事裁定,裁定准予李国智撤回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高军与塘沽水利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海洋开发利用合同关系。2、塘沽水利公司与南京航道局是否应当给付高军工程款、利息及具体数额。3、高军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现围绕争议焦点分析认定如下:一、高军与塘沽水利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海洋开发利用合同关系。本案为海洋开发利用纠纷,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范畴。南京航道局承接了天津南港工业区B03路基围埝(M-S)、A04路基围埝(L-M)和A03路基围埝(P-Q)工程,为该工程的承包人。塘沽水利公司与南京航道局订立工程分包合同,部分承包了上述工程,该合同不违反我国法律的规定,依法成立生效,塘沽水利公司为该工程的分包人。王子良作为塘沽水利公司全权授权的工程负责人,通过李国智介绍,委托高军在分包工程中进行吹砂和回填作业,高军也按要求完成了相关工作,其与塘沽水利公司之间形成事实上的海洋开发利用合同关系。由于高军没有取得建筑施工资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建设工程合同解释》)第一条的规定,高军与塘沽水利公司之间的海洋开发利用合同为无效合同,塘沽水利公司为违法分包人,高军为实际施工人。二、塘沽水利公司与南京航道局是否应当给付高军工程款、利息及具体数额。《建设工程合同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本案中虽然高军未能举证证明与塘沽水利公司之间单独办理了工程验收手续,但塘沽水利公司与南京航道局均确认塘沽水利公司分包的全部工程已经通过了竣工验收,塘沽水利公司亦未能举证证明高军完成的工程存在与约定不符的质量问题,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工程在交付时是合格的,高军依法有权请求塘沽水利公司参照双方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王子良代表塘沽水利公司与李国智等八人约定工程单价为吹砂每方17元,回填每方8.5元,按照实际完成的工程量计算工程款。高军完成吹砂58417方,回填8699方,扣除燃油费用后应得工程款共计1039306.5元,再扣除已支付部分,尚欠工程款的数额为265565元。同时,王子良在2012年2月9日与李国智等八人对账时,对于总的欠款数额也予以确认,作为塘沽水利公司全权授权处理涉案工程相关事宜的人员,王子良对于拖欠工程款数额的确认具有对外效力。因此,塘沽水利公司应向高军给付拖欠的工程款265565元。虽然高军在一审法院(2012)津海法商初字第825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曾出具证人证言,声称其工程款已由李国智全部给付,李国智本人的工程款还未收到,但李国智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最终撤回了高军的证言,并向一审法院出具了书面说明,证明高军出具该证言的目的是为了方便李国智代表高军起诉,实际上高军并未收到欠付的工程款,塘沽水利公司也未将上述欠款给付李国智,李国智与高军对这一事实均予以确认。因此,一审法院认为高军并未收到全部工程款,其诉请并非重复起诉,对塘沽水利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高军主张的利息损失是因塘沽水利公司迟延给付工程款产生的孳息损失,应予支持。鉴于王子良与李国智等八人最近一次对账并确认欠款数额的时间为2012年2月9日,晚于工程实际交付之日,一审法院对高军请求自该日起算利息的主张予以支持。因此,塘沽水利公司应向高军支付欠款265565元及自2012年2月9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南京航道局与高军并不存在合同关系,但根据《建设工程合同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南京航道局应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高军承担责任。鉴于高军在审理过程中明确表示不要求南京航道局承担责任,仅要求塘沽水利公司承担责任,此系高军对自身权利的合理处分,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其主张予以支持。因此,南京航道局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三、高军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高军进行吹填作业的时间是2010年5月至11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高军诉讼时效的起算日应晚于2010年11月,期间为两年。在诉讼时效期间内,2012年2月9日李国智代表八名施工人与王子良进行对账后,王子良代表塘沽水利公司确认尚欠八人工程款共计2728889元未付,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时效期间自2012年2月9日重新起算。在重新起算的期间内,李国智于2012年11月11日向一审法院对塘沽水利公司和南京航道局提起诉讼。虽然高军未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但其并未怠于行使权利。因为李国智起诉的诉讼理由与本案相同,诉讼请求为李国智等八人应得工程款的总和,可视为高军通过李国智代为主张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173条的规定,诉讼时效再次中断,时效期间从2012年11月11日重新起算。高军在本案中提起诉讼的时间为2014年8月7日,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因此高军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据此,一审法院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民通意见》第173条,《建设工程合同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塘沽水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高军265565元;二、塘沽水利公司给付高军上述款项的利息(自2012年2月9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期限内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案件受理费5284元,由塘沽水利公司承担。塘沽水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高军一审中的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案件受理费由高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遗漏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塘沽水利公司与高军从未签订任何协议,涉案工程系王子良借用塘沽水利公司资质所承揽,塘沽水利公司对王子良的授权委托书仅系针对南京航道局,授权王子良代表塘沽水利公司与南京航道局签订合同,王子良无权代表塘沽水利公司与其他方签订协议,更不能以此为由损害塘沽水利公司的合法权益。故本案的处理结果与王子良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追加其为当事人参加诉讼。(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塘沽水利公司从未参与涉案工程的施工及管理,不清楚王子良与高军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在本案诉讼之前,李国智曾向一审法院起诉塘沽水利公司及南京航道局,在该案中李国智确认已经于2011年1月28日收取工程款2000000元,同年6月27日收取工程款1000000元,2012年3月29日收取工程款180000元。虽然该案最终李国智撤回起诉,但案件相关事实已经明确,一审法院仅以2012年2月9日王子良与李国智的对账单认定涉案工程款的欠付数额,致使案件基本事实不清。一审法院向王子良及孙志强所做询问,均属于证人证言,在证人没有出庭作证并经质证的情况下,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三)高军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在本案诉讼之前,高军从未向塘沽水利公司主张过权利。一审法院以李国智于2012年11月11日提起诉讼,可以代表高军主张权利为由,认定诉讼时效中断,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高军陈述答辩意见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塘沽水利公司的上诉请求。南京航道局陈述意见称:因南京航道局并非合同相对方,对于案件事实及争议无法确认,但同意塘沽水利公司关于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二审期间,塘沽水利公司补充提交六份证据,上述证据均来源于(2012)津海法商初字第825号案卷宗。证据1、民事起诉状,拟证明李国智提起诉讼并未代表高军;证据2、塘沽水利公司应支付李国智等九名施工人工程款数额及明细,拟证明在该案中李国智仅主张其个人的工程欠款,与高军的工程款没有关系;证据3、一审法院证据交换笔录,拟证明2012年2月9日王子良与李国智的对账单不真实。证据4、5、6为一审法院询问笔录及庭审笔录,拟证明李国智起诉仅代表其本人,李国智与王子良在2011年1月27日之后进行了对账,且李国智申请追加王子良为第三人。高军经质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认为高军等八名施工人的总工程款为9973985元,2011年1月27日之前塘沽水利公司共给付4050000元,之后又给付3180000元,与本案中起诉的总额并不矛盾。南京航道局经质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没有异议。本院在综合分析当事人举证、质证意见后认为,因高军及南京航道局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没有异议,本院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上述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李国智在另案中虽以个人名义提起诉讼,但其计算工程量及欠款的依据均包括高军等其他施工人,故对塘沽水利公司提交的证据1-3之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关于证据4-6,因李国智在另案中最终撤回起诉,其在另案中的陈述及自认不能当然成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且自认的事实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的,本院可不予确认。因此,对于塘沽水利公司欠付款项的数额应结合本案的证据确定,对于证据4-6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高军、南京航道局未补充提交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在塘沽水利公司承包的涉案工程项目中,孙志强系塘沽水利公司的资金监管人,王业丰、杜银立及王键系涉案工程现场管理人。高军提交的部分工程量记录单中,有王键和杜银立的签字确认。2011年1月27日,王子良向李国智等人出具付款说明,关于款项给付问题载明由塘沽水利公司支付。李国智于同年6月25日签署保证书,保证在收到1200000元工程款后不再上访闹事,在保证书中有南京航道局工作人员的签字,且该保证书载明一式四份,按照保证书的记载塘沽水利公司应保存其中一份。本院认为:本案为海洋开发利用合同纠纷,高军提起本案诉讼系主张塘沽水利公司作为涉案工程的发包方,应向承包人高军支付所欠工程价款,故本案所涉纠纷性质上属于建设工程合同的范畴。结合本案各方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塘沽水利公司与高军是否存在海洋开发利用合同关系;塘沽水利公司应否给付高军工程款及具体数额;高军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一)关于塘沽水利公司与高军是否存在海洋开发利用合同关系2010年2月24日,南京航道局与塘沽水利公司签订《天津南港工业区B03路基围埝(M-S)、A04路基围埝(L-M)和A03路基围埝(P-Q)工程分包合同》,由塘沽水利公司承包涉案合同约定的围埝工程。在具体施工过程中,王子良口头委托高军等八人在上述工程中负责吹砂和回填作业。塘沽水利公司及高军均确认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合同,故在确定双方是否存在海洋开发利用合同关系的问题上,应结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本案相关事实进行综合认定。首先,2010年3月8日塘沽水利公司出具法人授权委托书,委托王子良作为其代表人,以其名义办理涉案工程分包合同的签订、施工、结算,对王子良签署的与上述事项有关的文件均予以承认。在上述委托书中已经明确载明,王子良不仅作为塘沽水利公司的受托人,有权代表其与南京航道局签订涉案工程分包合同,而且王子良亦有权在涉案项目分包过程中,代表塘沽水利公司处理工程施工及结算的事项。后王子良就涉案工程中的吹砂和回填作业委托李国智等八人进行实际施工,李国智等八人亦表示系与王子良所代表的塘沽水利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因此,在塘沽水利公司对于李国智等八人实际完成涉案工程施工的事实不持异议的前提下,塘沽水利公司虽以王子良系借用其公司资质对外签订施工合同为由,主张王子良与李国智等人存在合同关系。但因塘沽水利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与王子良就涉案工程订立施工合同,本院认定王子良在委托李国智等八人进行实际施工时仅系塘沽水利公司的代表人,其所实施的与涉案工程施工及结算有关的事项均系代表塘沽水利公司。其次,李国智等八人在施工过程中,相关工程款系由王子良从孙志强处领取,而后王子良支付给李国智等实际施工人。孙志强作为塘沽水利公司的资金监管人,对于上述款项的支付及李国智等人作为涉案工程实际施工人的事实予以认可。且在王子良提供的付款说明中,南京航道局要求工程款由塘沽水利公司支付,李国智出具的保证书亦载明塘沽水利公司应作为持有人,持有其中一份保证书。在上述文件中,均反映出李国智等八人在涉案工程中实际从事了施工作业,塘沽水利公司及南京航道局对于该事实应属明知,并确认工程款项由塘沽水利公司实际给付。据此,李国智等八人虽然未与塘沽水利公司订立书面的工程施工合同,但结合本案工程实际施工情况及款项结算等相关事实,可以认定双方存在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因此,塘沽水利公司主张其与高军不存在海洋开发利用合同关系,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塘沽水利公司应否给付高军工程款及具体数额高军与塘沽水利公司虽存在海洋开发利用合同关系,但高军从事上述工程施工作业时并未取得建筑施工资质,双方之间海洋开发利用合同应属无效。因塘沽水利公司及南京航道局均确认涉案工程已通过竣工验收,塘沽水利公司应参照双方的约定支付工程价款。高军在本案中为证明其完成的工程量,提供了王子良出具的工程欠款分配明细表及其本人完成工程量的记录单。对此,本院认为:首先,2012年2月9日工程欠款分配明细表中有王子良的签字确认,塘沽水利公司虽对于该证据不予认可,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明细表系伪造,且孙志强作为塘沽水利公司的资金监管人,对于上述明细表中记载的欠款金额及计算依据予以确认。根据上述明细表的记载,塘沽水利公司尚欠李国智等八人工程款数额为2548889元,而李国智等八人起诉塘沽水利公司欠付工程款的总额共计2536131元,与明细表中的塘沽水利公司欠款数额大体相当,故上述明细表应作为认定塘沽水利公司欠付李国智等八人工程款的依据。其次,高军本人完成工程量的记录单中部分单据有王键和杜银立的签字确认,上述人员系涉案工程的现场管理人,其签字确认的行为,应视为代表塘沽水利公司对于高军所完成工程量的确认,故对于高军完成工程量的计算应依据上述单据记载的内容予以确定。根据上述单据的记载,高军完成吹砂58417方,回填8699方,扣除燃油费用后应得工程款共计1039306.5元,再扣除已支付部分,尚欠工程款的数额为265565元。一审法院据此判令塘沽水利公司向高军支付工程欠款265565元,本院予以确认。(三)关于高军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对于应当认定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项进行了规定,其中包括被通知参加诉讼等其他中断诉讼时效的事由。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诉讼时效制度的设置目的在于催促债权人及时行使到期债权,对怠于行使权利导致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债权人才排除法律强制力保护,且我国法律并未就当事人主张权利的方式作出限制性的规定。本案中,高军实际完成涉案工程的时间为2010年5月至11月,其应于2012年11月之前向塘沽水利公司提起诉讼要求其给付工程欠款。2012年2月9日,王子良与李国智就涉案工程欠款的问题进行对账,并出具工程欠款分配明细表,该事实可以被认定为因塘沽水利公司同意履行义务而发生诉讼时效的中断。其后,因塘沽水利公司未能履行工程款给付义务,李国智于2012年11月1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塘沽水利公司与南京航道局支付工程欠款。李国智虽在该案中仅以其本人名义提起诉讼,但因涉案工程款项均先由李国智统一领取,而后发放给包括高军在内的其他实际施工人,故对于李国智在该案中提起诉讼的行为能否视为代表其他七名施工人,应从李国智起诉的诉讼标的、诉讼理由及诉讼目的进行综合分析。李国智要求塘沽水利公司支付的款项中,包含了高军在内八名施工人的工程欠款,其诉讼之目的亦在于要求塘沽水利公司向李国智等八人履行给付工程欠款的义务。因此,高军在完成涉案施工作业后,并未怠于行使向塘沽水利公司主张工程价款的权利,而是通过李国智的诉讼行为,要求塘沽水利公司履行支付款项之义务。一审法院以李国智在另案中的诉讼行为可以视为高军通过李国智代为主张权利为由,认定高军在本案中的诉讼时效应从2012年11月11日重新计算,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高军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四)关于塘沽水利公司提出一审中证人未出庭作证、证人证言未经质证一审法院向孙志强等相关人员询问系经高军申请,且询问笔录亦经过各方当事人的质证,程序合法。虽然被询问人员并未出庭作证及接受当事人的质询,但一审法院并非仅以上述证人证言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是结合本案相关证据,对于案件事实及是非责任进行综合分析。因此,塘沽水利公司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塘沽水利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5284元,按一审判决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284元,由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水利工程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清泉代理审判员  张 昕代理审判员  杨泽宇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尹 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