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大民一终字第14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桂荣，系退休干部。上诉人（原审原告）：于姝博，系上海美国赛拉尼斯人事主管。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羽，系辽宁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467号，组织机构代码46300194-X。法定代表人：赵作伟，系该医院院长。委托代理人：陈福刚。委托代理人：李龙江，系辽宁恒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刘桂荣、于姝博与原审被告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1日作出（2014）甘民初字第1137号民事判决，刘桂荣、于殊博、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均不服该判决，均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1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桂荣、于殊博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羽、上诉人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委托代理人陈福刚、李龙江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刘桂荣、于姝博一审诉称，2013年10月14日，于忠谋（已死亡）入住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钻石湾院区）进行康复治疗，2013年11月11日转入该院神经内科，住在东301病房。因于忠谋左侧偏瘫，需要每天晚上坐轮椅在病房外走廊进行关节锻炼。2013年11月18日晚，原告刘桂荣（于忠谋妻子）照例陪其进行康复锻炼，中途接了一个电话，结果不幸发生。由于医院两栋楼之间搭建的无障碍通道中的窗户的窗台与过道之间仅仅十几公分的高度，也没有安装护栏、纱窗等安全保护措施，窗户对外全部打开，导致于忠谋坠楼，直接导致重度颅脑损伤死亡。二原告认为，患者与医院之间形成医疗关系，医院作为公共场所理应对患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民用建筑设计通则》规定临空的窗台低于0.8米（住宅0.9米）时应当采取防护措施，本案中的情形，被告显然没有尽到起码的安全保障义务。另外，于忠谋坠楼的通道是被告私自搭建，被告更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后二原告作为死者的继承人与被告多次沟通，被告一直拒绝赔偿，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合计300000元。原审被告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一审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不承担赔偿责任。理由如下：一、死者于忠谋系自杀跳楼身亡，与医院住院楼建筑设施没有因果关系。二、原告所谓“被告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与事实不符，是原告自己没有尽到监护义务。1、原告毫无法律依据的加大医院的安全保障义务。于忠谋作为极高危患者，原告擅自将轮椅推放在无人看管的尚有坡度的过道上，此时的监护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不能转移给被告。原告要求在窗户处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不符合常理。2、事发时，由于当天的天气原因，案涉事故发生的过道的门窗是紧闭的，死者自行打开窗户跳楼自杀与医院的安全保障义务没有任何关系。3、原告依据“民用建筑设计通则”要求被告因窗台低于0.8米而承担责任不符合“法不溯及既往”的法理。首先，“民用建筑设计通则”JGJ-37-87已经废止，GB“民用建筑设计50352-2005”对房屋窗户的设计并未纳入强行性规范。其次，被告所属院区系国有资产改制剥离整体交给被告。此外，窗台的高低与于忠谋的自杀身亡没有因果关系。原告的诉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死者于忠谋1951年5月21日生，二原告系于忠谋的法定继承人（妻子和女儿）。于忠谋生前系被告医院的患者，其处于脑梗塞恢复期，患有左侧肢体偏瘫，活动时需要轮椅辅助。2013年11月18日18点30分左右，于忠谋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钻石湾院区三楼走廊通道的窗户处坠楼身亡，死亡原因为重度颅脑损伤。事发窗户的设置为向内拉开，下设窗台为逐渐增高模式，事发处窗台较低，窗户没有安装护栏。事后，大连市公安局甘井子分局海茂街派出所对该事件作出了相关调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是否因事发窗台的设置负有安全保障不当的过错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医院作为特殊的公共场所，面对的人群是较为复杂的，其中大部分人是患者，不预期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情况，因此医院较之普通的公共场所更应当加强安全防范意识并加以落实。同时，患者因为疾病缠身的痛苦，常常在精神意识上会有所波动，被告作为专业的医疗机构，理应从病患的角度出发，考虑病人的疾苦及精神状况等情形，在医学治疗的同时也应当关心病人的精神状况。案涉窗户是为开向公共走道的窗户，这不仅对行动不便的病人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对于情绪波动较大的病人显然更加危险，被告应当对此有所预见，并加以防范。本案中，于忠谋因脑梗塞患有左侧肢体偏瘫，行动不便，如若被告医院能够加强防范措施，例如给案涉窗户安装防护栏，则至少有可能避免原告以坠楼的方式死亡。此外，被告医院窗台的设计确实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50352-2005的关于窗的设置的相关规定，被告抗辩说其在医院成立最初接手案涉大楼时窗户的设置即同事发时的设置，对此，本院认为窗户的最初设计并不影响医院进一步采取其他防范措施例如采取安装防护栏等加强安全保障，因此被告上述抗辩理由不成立。综上，被告显然未能完全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考虑公安机关对第三人的笔录记载及死者家属护理不当等因素，本院酌定被告承担20%的赔偿责任。依据法律规定，死者的合理损失包括：丧葬费27408元（按照大连市2013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4568元×6个月）；死亡赔偿金部分按照大连市2013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应为27539元×（20年-2年）=49570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部分，考虑于忠谋的死亡给妻子和女儿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故认为原告提出的10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部分数额合理。综上，被告应当赔偿二原告的数额为（27408元＋495702元＋100000元）×20%=124622元。故判决：一、被告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刘桂荣、于姝博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及精神损害赔偿金等各项损失总计人民币124622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刘桂荣、于姝博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800元，由二原告负担3480元，由被告负担2320元。刘桂荣、于殊博上诉的理由及请求是：一审法院判令医院对于忠谋的死亡承担20%的过错责任显失公平。于忠谋死亡完全是因为医院没有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且建筑不符合相关的规定导致的。上诉人自愿承担50%的责任，已经减轻了医院的过错责任。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上诉的理由及请求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于忠谋系自杀身亡，医院方并无过错。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在缺乏侵权要件事实审查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以共同侵权的责任方式，判定医院方承担20%的责任，无异于为原告变更、增加了诉讼请求。在诉讼费的分配上，又未按本案的实际情况，不公平地按诉讼请求的40%判决医院方分担案件受理费。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一审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于忠谋到上诉人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就医，双方形成医疗服务关系，上诉人医院方不仅要对于忠谋疾病进行诊治，也需保证于忠谋在就医期间的人身安全。上诉人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陈述对于忠谋发生的事故不承担责任，理由是于忠谋的死亡是自杀所致，其医院不存在安全隐患。首先对于忠谋的死亡公安机关并未作出自杀结论，上诉人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于忠谋的行为是自杀，因此对上诉人医院方陈述于忠谋系自杀死亡，本院无法确定。其次，即使于忠谋有自杀倾向，但如果上诉人医院的窗户达到一定的高度或者安装了防护措施，于忠谋该种自杀行为客观不能成就，鉴于上诉人医院方连廊窗台过低，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事故发生后院方在该处安装上护栏也足以说明存在一定安全隐患，于忠谋从该连廊的窗户坠下，作为具有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一方的医院不能免除相应的责任。关于上诉人刘桂荣要求医院方承担50%赔偿责任应否支持问题。于忠谋患有疾病行动不便，不能自行行走，需要陪护人员照顾其生活，刘桂荣作为于忠谋的妻子，应当对于忠谋全身心的照顾，但上诉人刘桂荣却疏于看护，接电话时离开于忠谋，致使行动不便的于忠谋自行从轮椅上站立并坠落，如果上诉人刘桂荣对于忠谋寸步不离，即使于忠谋有轻生的想法，也必然会因为身边人的看护而无法实现，上诉人医院的窗户存在安全隐患不必然使于忠谋坠落，但上诉人刘桂荣没有尽到义务的责任远大于上诉人医院的安全隐患，因此对上诉人刘桂荣请求医院与其承担相同的责任理由不充分，据此一审法院判定上诉人刘桂荣一方承担主要责任，医院方承担次要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刘桂荣一审请求的赔偿数额是要求对方承担50%的数额，一审法院按照损失额的20%判令上诉人医院一方承担亦无不当。关于上诉人医院方提出的诉讼费承担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诉讼费计算方法的规定，124622元应担负的诉讼费为该费用的2%，数额为2492元，据此一审法院判决由上诉人医院方承担诉讼费符合上述规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人刘桂荣、于殊博、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700元，由上诉人刘桂荣、于殊博负担3900元，由上诉人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负担5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汪 潇审 判 员 孙 皓代理审判员 苏 娓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书 记 员 徐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