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最高法民终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和平支行。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成都道*******号。负责人：李祥，该行行长。委托代理人：王风利，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蔡滢炜，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再资源再生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号*座*层。法定代表人：管爱国，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王双京，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时凯，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天津乾坤特种钢铁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宁河县造甲城镇西南侧。法定代表人：薄志栋，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薛微，北京焱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梁溯，北京焱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薄志栋。委托代理人：薛微，北京焱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梁溯，北京焱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薄亦涵。委托代理人：薛微，北京焱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梁溯，北京焱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兰克芬。委托代理人：薛微，北京焱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梁溯，北京焱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和平支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为与被上诉人中再资源再生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再公司）、原审被告天津乾坤特种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坤公司）、薄志栋、薄亦涵、兰克芬保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津高民二初字第00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张雪楳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林海权、高燕竹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张茜娟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12年7月2日，北京银行与乾坤公司签订了编号为120910123344-0的《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约定北京银行向乾坤公司提供最高为20000万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本授信合同下保理业务最晚到期日不得超过2014年1月1日,授信合同项下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2012年7月2日、2012年7月15日，北京银行与薄志栋、薄亦涵分别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薄志栋、薄亦涵对乾坤公司在《综合授信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为人民币20000万元）以及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等其他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担保主债权的发生期限为2012年7月2日至2014年1月1日。2012年7月2日，兰克芬向北京银行出具《同意保证担保承诺书》，同意为乾坤公司在北京银行金额为2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综合授信合同》编号为120910123344-0；同意在担保人薄志栋为上述借款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后，与薄志栋共同承担担保义务，共同履行《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各项约定，并以全部个人财产以及夫妻共有财产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3年3月6日北京银行与乾坤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13〕年字第〔130910148787-0〕的《有追索权保理额度主合同》。该保理合同约定，北京银行向乾坤公司提供10000万元保理融资款，受让乾坤公司对中再公司所享有的125193600元的应收账款债权。合同第4.1条约定，乾坤公司承诺并保证每一笔应收账款均符合以下全部条件：……应收账款基于善意且正常的商业交易而产生，依照中国的有关法律法规和会计准则，应收账款于转让日已被合法地确认为真实存在且其金额和应收日期以及债务人的付款义务均属正确无误且合法有效；申请日及转让日，商务合同项下未发生任何涉及或不利于应收账款回收的违约、争议、异议或索赔；截止申请日及转让日，申请人（乾坤公司）已履行了商务合同项下的主要义务和其他已到期义务……。合同第11.3条申请人（乾坤公司）的进一步承诺与保证载明，全部应收账款均属于合格应收账款，至少在到期后两年，已转让给北京银行的全部应收账款，均处于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限内，并且均为合法有效的债权；无论如何，债务人（中再公司）都将会在到期日或该日之前无条件且无追索的向北京银行足额偿付买受账款账面金额；除非事先获得北京银行的书面同意，否则申请人（乾坤公司）不得向任何第三方以转让、赠与、设定担保权益等方式处分商务合同项下的任何应收账款、任何权益或者任何义务，不得对商务合同作出不利影响应收账款的任何变更或终止。合同第12.1条规定，无论何种原因，如果北京银行受让的买受账款债权未能于到期日获得债务人（中再公司）的足额清偿，北京银行即有权向申请人（乾坤公司）行使追索权，要求申请人立即直接向北京银行清偿买受账款，直接清偿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买受账款账面金额、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补偿金、利息（包括逾期利息、罚息、复利等）、北京银行实际发生的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以及商务合同和本合同项下的其他应付款项。申请人完全履行上述义务后，北京银行应将其仍持有的相应应收账款转回给申请人。合同第7条融资利息和费用约定，每笔保理融资款所适用的融资利率按条件表GA款的规定执行，除可按该款规定浮动外，任何条件下都不进行调整。合同第14.2条规定，除本合同另有规定外，本合同任何一方未能及时足额向另一方支付到期应付的款项时，应就拖欠款项按实际天数及逾期利率加付逾期罚息及/或复利。保理合同附件一《合同条件表》载明，融资利率为基准贷款利率6.16%；逾期利率为融资利率上浮50%，罚息利率为融资利率上浮100%，催账期利率为融资利率上浮50%。合同第1条释义及相关问题载明，买受账款指转让给北京银行且北京银行同意提供保理融资款的应收账款；记受账款指申请人转让给北京银行但北京银行不提供融资而仅作为记名债权人受让的应收账款。合同签订当日，北京银行与乾坤公司向中再公司送达了《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载明乾坤公司因经营发展需要，拟于2013年3月6日，将其与中再公司签署的下述商务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以及就该部分应收账款所享有的全部债权及债权的从属权利等相关权益转让给北京银行，请中再公司向北京银行履行上述应收账款项下的付款义务。通知书载明商务合同编号与名称为QK-13-1-02-001，应收账款账面金额为125193600元,付款期限届满日为2013年3月6日至2013年9月2日。同时载明，本次应收账款转让以及上述收款账户若需变更或取消，则乾坤公司须出具经北京银行加盖公章并签署同意意见的书面文件方为有效，为避免疑问，乾坤公司在此确认，乾坤公司在上述商务合同项下仅转让权益而不转让义务和责任，商务合同项下的承诺、保证、义务和责任仍由乾坤公司向中再公司履行。同日，中再公司向北京银行及乾坤公司出具《回执》：“我方已收到你们于2013年3月6日签署的编号为120910020007-0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现确认同意其内容。”同日，乾坤公司出具《保理额度支用申请书》，该份申请书中《应收账款明细表》中载明的买受账款金额为10000万元，记受账款金额为25193600元，同时备注了发票号码。北京银行于当日向乾坤公司支付了10000万元保理融资款（按照乾坤公司委托付款指示直接支付给了天津华忠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5000万元，天津市玉成达钢管有限公司5000万元）。2014年7月10日，北京银行对受让的上述应收账款债权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展期登记，在登记的内容中具体描述了转让财产的内容及相应发票号。本案涉诉的中再公司与乾坤公司之间的QK-13-1-02-001号买卖合同，签订于2013年1月2日，合同约定：货物为圆坯，数量为30000吨，单价4200元，数额为12600万元。交提货时间及数量为“具体发货以电话通知为准，以到厂磅单为准。”有效期为2013年1月2日—2013年12月31日。结算方式为现金、电汇结算（以开票日后180日内付清）。北京银行提交的针对该笔买卖合同乾坤公司出具的增值税发票的开票日大部分为2013年1月28日，另有部分发票的开票日为2012年11月30日。中再公司否认收到上述所列全部发票，根据该院向北京市西城区国家税务局的调查，可以认定上述发票中再公司未进行认证。2014年1月24日，中再公司以乾坤公司未履行交货义务为由就涉诉买卖合同起诉乾坤公司。乾坤公司在诉讼中表示，中再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由于市场及经营原因，乾坤公司已无法履行买卖合同，同意解除买卖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经天津市宁河县人民法院调解，双方解除涉诉QK-13-1-02-001号买卖合同，乾坤公司给付中再公司违约金50000元。另查明，本案诉讼之前，北京银行与乾坤公司之间所做的与中再公司有关的保理业务还有两笔，中再公司均在与本案相同格式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上盖章，同时也出具了与本案内容相同的回执。前述两份《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及回执出具的时间分别为2012年7月2日、2012年7月31日。其中2012年7月2日的通知书所涉应收账款，北京银行并未要求中再公司付款，北京银行对此的解释为乾坤公司已经付款；2012年7月31日通知书载明的应收账款金额为125000400元，中再公司实际支付数额为10000万元，中再公司为此提交了收货单等记账凭证，并主张因其实际收货数量价值为10000万元，故付款数额与收货数额相同。北京银行未要求中再公司给付该通知单下其余应收账款的数额。后北京银行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中再公司偿还所欠原告应收账款债权本金人民币125193600元及至实际给付日的相应利息（从2013年3月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日）；2.被告乾坤公司对被告中再公司上述给付事项在原告未受清偿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被告薄志栋、薄亦涵、兰克芬对被告乾坤公司的上述清偿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各被告连带承担原告律师费40万元；5.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由各被告承担。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北京银行将对乾坤公司的诉讼请求变更为按照保理合同约定的保理款本金、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认可保理合同的期内利息乾坤公司已经支付完毕，北京银行主张的利息起算时间为2013年9月2日，利息的计算标准为年利率6.16%上浮50%。中再公司、乾坤公司、薄志栋、薄亦涵、兰克芬对此无异议。该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分别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同意保证担保承诺书》、《有追索权保理额度主合同》均系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确认有效。本案主要争议发生在保理商北京银行与买卖合同的债务人中再公司之间，争议焦点问题为QK-13-1-02-001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债权是否真实存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的规定，中再公司可以向北京银行主张买卖合同项下的抗辩。现中再公司主张乾坤公司并未履行买卖合同项下的交货义务，并提交了天津市宁河县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书予以佐证，乾坤公司也认可货物未交付的事实。由于中再公司、乾坤公司主张货物未交付系消极事实，故北京银行作为该笔债权的受让方，应当就买卖合同项下货物已经交付或中再公司认可债权存在承担举证责任。根据北京银行与乾坤公司签订的《有追索权保理额度主合同》的内容，乾坤公司在保理合同中明确承诺所转让的应收账款涉及的商务合同项下的主要义务及其他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并承诺中再公司会在到期日无条件支付相应款项，上述内容证实北京银行在受让该笔应收账款时是作为既存债权而受让的。乾坤公司、中再公司主张北京银行在受让债权时知道合同项下的供货义务并未履行无相应证据予以佐证，该院不予支持。但由于保理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为北京银行与乾坤公司，保理合同的内容未经中再公司确认，根据合同的相对性，乾坤公司在保理合同中的承诺不能约束中再公司，也不能因此认定北京银行从乾坤公司处受让的是既存债权。本案中，北京银行提交的经中再公司确认的证据仅为《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及回执，从上述两份证据的名称看，其直接证明的是债权转让事实已经通知债务人中再公司，是否足以证明买卖合同项下货物已经实际交付或中再公司认可上述债权存在，还需要结合通知书及回执的具体内容以及本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本案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除了通知债权转让及要求中再公司向北京银行付款的内容外，对应收账款的描述还有合同编号与名称、应收账款账面金额、付款期限届满日，备注栏则为空白；中再公司的回执也只是表明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书，现确认同意其内容。上述两份证据的文字内容中并无乾坤公司是否已经履行供货义务的直接记载，也不能证明涉诉合同项下的供货义务已经履行。北京银行与中再公司对“应收账款”的含义存在不同理解，北京银行认为《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中的“应收账款”系会计制度中的概念，对买卖合同而言，只有在卖方履行了供货义务的情况下，才能记载为应收账款。中再公司则认为，法律意义上的应收账款包含了未来应收账款，中再公司在本案中仅是对未来应收账款（即仅签订了买卖合同，但尚未供货）的确认。我国现行法律中虽有应收账款的概念，却无明确定义，北京银行与中再公司对“应收账款”的解释各有合理之处。本案中《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及回执本身内容简单，无法准确判断涉案“应收账款”是既存的还是未来的。同时，乾坤公司与北京银行此前就涉及中再公司的债权所做的两笔保理业务情况并不一致，也无法对本案“应收账款”性质的判断提供佐证，因此北京银行主张本案所涉应收账款真实存在证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北京银行提交的增值税发票虽经乾坤公司确认是真实的，但在《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中并没有明确记载，中再公司也未就上述发票进行过认证，北京银行主张增值税发票复印自中再公司并无证据予以证实，因此不能证明中再公司收到或确认了上述增值税发票。综上，北京银行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本案所涉应收账款债权真实存在，其要求中再公司履行买卖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依据不足，应予驳回。因受让债权不能实现，北京银行依照保理合同约定向乾坤公司主张权利以及依照保证合同向薄志栋、薄亦涵、兰克芬主张承担担保责任，应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该院判决如下：一、被告乾坤公司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北京银行应收账款本金人民币100000000元及相应利息（自2013年9月2日起按照保理合同约定的年利率6.16%上浮50%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二、乾坤公司给付北京银行律师费40万元；三、被告薄志栋、薄亦涵、兰克芬对被告乾坤公司的前述给付事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上述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乾坤公司追偿；四、驳回北京银行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保全费5000元、受理费733269元，由乾坤公司、薄志栋、薄亦涵、兰克芬共同负担。上诉人北京银行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将涉案“应收账款债权”解读为“不存在的债权”有悖于基本法理，其据此驳回上诉人的诉请显属错误。二、涉案“应收账款债权”已经债务人中再公司确认，上诉人无须就此再行举证，原审法院要求上诉人证明“应收账款债权”系既有债权，系对举证责任分配错误。首先，上诉人与乾坤公司联合发出《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的目的系为了核实债权的真实性及具体数额，故在该通知中要求中再公司“回复确认”，鉴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曾有多笔同类业务，中再公司对该通知书的目的及意义应为明知，其在回执中未提出任何质疑，已足以让上诉人形成善意的信赖，并据此向乾坤公司放款。其次，上诉人所发通知书上载明的付款期限届满日系在中再公司与乾坤公司所签买卖合同的有效期到期之前，中再公司对该付款账期的确认即说明在其收到该通知书之日，其与乾坤公司所签买卖合同项下的债权数额已经确定。再次，至本案成讼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内，甚至在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催款时，被上诉人亦从未向上诉人提出过应收账款不存在的主张。三、被上诉人已明确放弃对上诉人的抗辩权，其无权以买卖合同项下抗辩对抗上诉人的权利主张。为防止乾坤公司和中再公司刻意隐瞒或虚假陈述关于商务合同的真实履行情况，利用商务合同信息的不对称性欺骗上诉人或损害上诉人的利益，上诉人除在取得乾坤公司和中再公司关于应收账款真实存在的承诺和保证外，亦在《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中通过事先约定的方式取得了被上诉人关于商务合同履行抗辩的放弃。《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对此进行明确约定，中再公司亦出具《回执》明确表示“确认同意”。因此，无论乾坤公司是否履行了供货义务，从保护上诉人利益的角度出发，被上诉人均无权向上诉人抗辩从而逃避自己的付款责任。原审法院驳回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诉请，违反了《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理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审判委员会纪要（二）》第六条第一款关于“债务人收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其因基础合同而享有的抗辩权、抵销权可以向保理商主张，债务人明确表示放弃抗辩权、抵销权的除外”的规定。四、原审法院关于本案的判决亦与现行国家支持鼓励开展保理业务的精神和政策相违背，将对保理商开展保理业务产生恶劣影响。综上，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并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偿还所欠上诉人应收账款债权本金125193600元及至实际给付日的相应利息（自2013年9月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日止）；二、依法改判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共同承担。被上诉人中再公司答辩称：一、北京银行向中再公司主张权利的法律基础为买卖合同项下债权的受让。买卖合同项下的债务人中再公司有权依法行使买卖合同项下的抗辩权，在卖方未履行交货义务前，买方有权拒绝支付货款。北京银行受让的债权为未来应收账款，债务人同意该未来债权转让，并不意味债务人放弃基础合同项下抗辩。基础合同未履行，债务人无义务付款。二、北京银行的《债权转让通知书》等为格式文本，发生解释争议，应该采用对北京银行不利的解释。中再公司从未放弃过买卖合同项下的抗辩权，并不能因为签收了《债权转让通知书》而视为放弃基础买卖合同项下的抗辩。放弃抗辩权等需明确且无歧义的约定。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的规定，增值税发票并不足以认定货物已交付。四、北京银行对中再公司的权利来源于乾坤公司，北京银行的权利范围不应超过乾坤公司。在卖方确实未交货的情况下，买方应该享有拒绝支付货款的抗辩权。五、退一步讲，即便认为买方（中再公司）对未来应收账款及发票的确认导致北京银行存在误解，致使北京银行误以为卖方已交货，在未切实核实债权客观存在前即已误发放保理款，那么，中再公司对北京银行的责任也仅应为由此导致损失的损害赔偿责任。若基于买卖合同作出给付的判决，中再公司的损失将无法向其他方面追偿。六、北京银行没有尽到谨慎义务，没有按照规范及保理合同第5.2.1的规定操作，自己放弃了对基础债权的审查。七、北京银行、中再公司之间从未脱离买卖合同关系设定任何新的合同权利义务。北京银行向中再公司主张权利只能基于基础买卖合同或侵权法律关系提出。八、北京银行对中再公司的利息请求无法律依据。北京银行和中再公司之间并无利息的约定。即便按北京银行主张中再公司承担买卖合同项下不履约的违约责任，中再公司亦不应该支付过高的利息。九、根据北京银行提供的材料，北京银行并没有全额发放10000万元保理款。北京银行发放的保理款应扣除其预先扣除的利息。综上，请求驳回北京银行对中再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中再公司不承担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原审被告乾坤公司、薄志栋、薄亦涵、兰克芬称，不同意北京银行的上诉理由，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是中再公司应否承担向北京银行履行给付125193600元应收账款本金及至实际给付日的相应利息（自2013年9月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日止）问题。围绕该争议焦点，当事人争议的问题之一是保理款是否实际发放以及发放的数额问题。原审法院仅根据北京银行提供的对账单以及乾坤公司出具《保理额度支用申请书》中载明金额即认定全部保理款已依约发放，证据不足。原审法院应结合北京银行《放款通知书》等证据认定相关事实。综上，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津高民二初字第0027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和平支行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93587元，予以退回。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张雪楳代理审判员  林海权代理审判员  高燕竹二〇一六年五月三日书 记 员  张茜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