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渝05民终14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丁某甲。委托代理人苟亿强，重庆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丁某乙。原审第三人谢某。上诉人丁某甲与被上诉人丁某乙，原审第三人谢某继承纠纷一案，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23日作出（2015）永法民初字第01215号民事判决，丁某甲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知当事人于2016年3月9日到庭进行审理。上诉人丁某甲及委托代理人苟亿强，被上诉人丁某乙、原审第三人谢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丁应禹（又名丁应雨）和高廷方系夫妻关系，共同生育子女丁某甲、丁某乙，谢某与丁某甲、丁某乙系同母异父的姐弟关系，谢某从小与丁应禹、高廷方一起生活。丁应禹、高廷方原有土草房屋5间（含1间猪圈）。1982年，丁应禹、高廷方、丁某甲、丁某乙进行分家，分家时约定由丁某甲分得猪圈1间，丁某乙分得2间，其余2间由丁应禹、高廷方提留居住。分家后丁某甲未再与丁应禹、高廷方一起生活，丁某乙继续与丁应禹、高廷方一起共同生活至丁应禹、高廷方过世，并且丁某乙与丁应禹、高廷方为同一户口家庭成员。1983年丁某乙从部队转业后，将其所分得的2间土草房屋改建为4间土瓦房屋。1991年8月4日，该4间土瓦房与丁应禹、高廷方所有的2间土草房屋被永乡房产字第××号乡村房屋所有权证登记为丁应禹所有，高廷方为共有权人，登记房屋间数为6间，登记的建筑面积为118.34平方米。丁应禹于2009年3月5日去世，高廷方于2001年3月9日去世。2012年12月10日，丁某乙与重庆市永川区征地及房屋征收事务中心、重庆市永川区卫星湖街道办事处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对永乡房产字第××号乡村房屋所有权证中载明的房屋进行拆迁，各项拆迁补偿安置款合计为40260.91元（安置协议书中载明的结构为土瓦结构108.34平方米）。签订安置协议书时，在乡村房屋所有权证中附件一栏载明“该房屋已垮塌10平方米，现实际面积为108.34平方米”。“垮塌的10平方米”为分家时丁应禹、高廷方提留2间房屋中的1间。现该房屋已被拆迁，拆迁补偿安置款40260.91元由丁某乙于2012年12月27日领取。因丁某甲认为该拆迁征地的房屋全部为丁应禹、高廷方所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款应作为遗产进行分割，故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款进行分割。庭审中，丁某乙与谢某均称，丁应禹、高廷方生前对其所提留的2间房屋作出了分割，其中已垮塌的一间房屋系丁某甲所有，未垮塌的一间房屋即得到赔偿的一间房屋系丁某乙所有，但未举示证据证明。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丁应禹、高廷方、丁某甲、丁某乙分家时，已将丁应禹、高廷方所有的2间草房的所有权赠与丁某乙，而丁某乙1983年将该2间草房修成4间瓦房，已实际取得了该4间瓦房的所有权；虽然丁某乙未提供有关于修建房屋的证据，但由于时间长远，提供书面证据确有困难，而丁某乙提供的证人证言及村委会证明相互之间形成证据锁链，可以作为认定丁某乙修建房屋的事实依据，丁某甲又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对于丁某乙关于修建房屋的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关于1991年办理房产证时该4间瓦房与丁应禹、高廷方自留的2间草房一同办理在一张房产证上并且所有人为丁应禹、高廷方共有的问题，因丁某乙与丁应禹、高廷方一直系同一户口家庭成员，在办房产证时不易区分，内容无法明确表述，而在认定房屋权属时应以房屋的实际所有人为准，故对于房屋的权属应认定为2间草房应系丁应禹、高廷方所有，4间瓦房应系丁某乙所有。因丁应禹、高廷方所有的2间草房其中1间在拆迁时已垮塌而未进行补偿，故本案所涉的遗产应为丁应禹、高廷方所有的在拆迁时未垮塌的1间草房；因该未垮塌的1间草房已经被拆迁并进行了补偿，故本案的所涉的遗产应为该间草房进行拆迁后所获得的补偿款。因在拆迁补偿安置时未对草房和瓦房进行区分，故草房所获得的补偿款份额应与瓦房均等，计算为8052.18元（40260.91元÷5）。因丁某甲、丁某乙及谢某均对该补偿款享有继承权利，丁应禹、高廷方又未立遗嘱，故对于该补偿款的分割应按照法定继承由丁某甲、丁某乙及谢某平均分割；因谢某放弃了其应继承的部分，故对于补偿款应由丁某甲、丁某乙平均分割，各得4026.09元（8052.18元÷2）；因丁某甲应分割的4026.09元由丁某乙领取，故应由丁某乙将该费用给付丁某甲。丁某乙与谢某虽称丁应禹、高廷方所提留的2间房屋中尚未垮塌并得到补偿的一间系丁某乙所有，因未举示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七）项、第五条、第九条、第十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丁某乙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丁某甲4026.09元；二、驳回原告丁某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0元，减半收取70元，由原告丁某甲负担35元，由被告丁某乙负担35元（此款原告丁某甲已预交，由被告丁某乙在给付上述款项时一并支付原告丁某甲）。丁某甲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永法民初字第01215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被上诉人丁某乙给上诉人丁某甲13420.30元。主要事实和理由：该案争议的房屋其乡村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证均载明为上诉人的父亲丁应禹和母亲高廷方。如果被上诉人认为其中四间房屋为自己修建的，被上诉人理应进行变更登记，直到上诉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时才称是自己的，被上诉人在长达近二十年的时间内不申请对房屋的产权进行变更，不符合一般常理。丁某乙答辩称：一审中被上诉人举示了村委会的证明及证人的陈述，均可以佐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原审第三人谢某称：房产证虽是父亲的名字，但父母在世时已进行了分家析产，同意一审判决，如果重新分配，自己也应当分得一份。经本院审理查明，丁某甲诉丁某乙继承纠纷，丁某甲曾于2013年7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3年10月20日作出（2013）永法民初字第04332号民事判决，丁某甲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在本院审理期间，丁某甲向本院申请撤回起诉，本院遂作出（2014）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1872号民事裁定书，撤销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2013）永法民初字第04332号民事判决，准许丁某甲撤回起诉。在前述案件的审理中，丁某乙向法院举示了重庆市永川区卫星湖街道小竹溪村民委员会和花铺村民小组共同出具证明，载明：丁某甲于1982年与其父丁应禹、母高廷芳分家过日子，当时丁应禹将所有房屋（草房）及家产分成两份，分别分给了丁某甲、丁某乙两兄弟各一份，只提留两间草房自用；丁某甲于当年将其父所分房屋和其父所提留的房屋两间中拆除一间，修成了瓦房自用，而丁某乙刚从部队转业回家（未成家），双老就和丁某乙一家住，直到双双死亡也未分家。丁某乙于1983年下半年也将所分草房改修成瓦房，但老人提留的一间一直保留着，由于父母未分家，所以当时的房屋产权证填的是家长丁应禹、高廷芳的名字，实际是丁某乙转业后所修的房屋，应当属丁某乙所有。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和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案经本院调解未果。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针对登记在丁永禹、高廷芳名下的4间土瓦房的权属问题。根据丁某甲、丁某乙和谢某的陈述1982年，丁应禹、高廷芳、丁某甲、丁某乙进行分家，分家时约定由丁某甲分得猪圈1间，丁某乙分得2间，其余2间由丁应禹、高廷芳提留居住。根据重庆市永川区卫星湖街道小竹溪村民委员会和花铺村民小组共同出具证明，1983年，丁某乙从部队转业后，将丁某乙分得的土草房改建为土瓦房。本案争议的四间土瓦房虽一直登记在丁应禹、高廷芳名下，但不动产权属证书并不具有代表不动产物权的功能，其作用仅是证明证书所载法律事实或法律行为曾经发生过，至于证书的有无和存在与否不能直接决定实体法律关系的存在与否。因此，在诉讼中，不动产权属证书仅具有证明作用，在有其他证据证明不动产实际权利状态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不一致的情况下，应当依法确认实际权利状态。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认定本案争议的四间土瓦房属丁某乙所有，并将草房所得的补偿款作为丁应禹、高廷芳的遗产，在谢某放弃继承的情况下由丁某甲、丁某乙进行平均分割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丁某甲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0元，由上诉人丁某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一方不履行的，自本判决内容生效后，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该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计算。审 判 长  周海燕代理审判员  周 舟代理审判员  陈 莹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一日书 记 员  梁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