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渝05民终305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真秀，女，住重庆市渝中区。委托代理人廖佳，北京必浩得（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印勤飞，男，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委托代理人黄维，重庆志同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余黎，男，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委托代理人白尚勇，重庆索通（渝北）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江姿，女，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委托代理人刘颖，重庆炜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真秀与被上诉人印勤飞、第三人余黎、第三人江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陈真秀不服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14）中区法民初字第104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陈真秀为房屋拆迁户，其购买了重庆市渝中区李子坝正街X号X单元X房屋，并于2011年5月5日接房。2013年4月24日，印勤飞（乙方）与陈真秀（甲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甲方自愿将位于重庆市渝中区李子坝正街X号安置房工程X栋X楼X室的住宅一套（建筑面积131.97平方米）出售给乙方。其中，第二条约定：“付款方式乙方将购房款一次性支付给甲方566000元，付清房款的同时甲方也已将该房屋交付给乙方。”第三条约定：“乙方支付甲方购房款项时，因甲方出售的房屋为拆迁安置房房产证尚不能办理，甲方已将该房屋办理产权证所需的手续交予乙方，同时甲方承诺：甲方将来必须积极配合乙方共同到房产部门办理上述住宅所有权过户手续。甲乙双方在付清房款和交付房屋时该房屋的产权及使用权已归乙方所有，甲方不再拥有产权及使用权等任何权利。”第四条约定：“该房屋在交付乙方后所产生的使用费用和过户费用由乙方承担。”双方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2013年9月7日，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上清寺派出所出具《重庆市公安局案（事）件接报回执》，载明于2013年9月7日接到陈朝鲜报警，称其前往其购买的李子坝正街X号安置房工程X单元X楼X室住宅时发现房屋锁芯被换，存放的LED灯不见了，怀疑是房东陈真秀换的锁并将LED灯拿走。印勤飞陈述陈朝鲜系其母亲，该派出所并没有向其回复案件的后续处理情况。2013年11月11日，陈真秀与陈芙蓉签订《重庆亚商房地产有限公司房屋买卖（转让）合同》又将该房屋出售给陈芙蓉。同年12月3日，陈真秀与陈芙蓉办理了该房屋的产权转移登记手续。2014年10月20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3535号《民事裁定书》，载明印勤飞与陈真秀、第三人余黎、第三人江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印勤飞对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中区民初字第01256号民事判决不服提起上诉，印勤飞在上诉案件审理期间申请撤回起诉，故裁定撤销上述判决，准许印勤飞撤回起诉。另查明，余黎在2009年9月9日至2012年9月30日期间多次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江姿支付款项，金额共计744200元，其中，余黎于2012年9月30日向江姿转账112000元，并备注为“李子坝还建房款”。江姿分别于2009年12月16日、2010年3月18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余黎支付款项，金额共计为79000元。余黎陈述向江姿转账支付的上述款项中的566000元为受印勤飞委托所支付的购房款，但购房款与其他款项不能明确区分。庭审中，印勤飞为证明陈真秀已将房屋交付其使用，举示了以下证据：1、江姿于2011年5月6日代为签署的《签约承诺书》复印件；2、重庆市渝中区X正街X号安置房工程X栋X楼X室房屋的《重庆市新建商品房屋质量保证书》；3、李子坝X号安置房小区临时业主卡复印件；4、纽扣式门禁卡照片；5、重庆鼎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6、重庆市鼎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载明X正街X号临江家园X单元X（户名陈真秀）住房从2011年5月5日至2013年9月5日期间的物业服务费全由陈朝鲜缴纳，2013年7月、8月的物业服务费由陈真秀缴纳，由于房屋产权证还没有办理下来，故缴费名字并未更改。陈真秀经质证对证据1至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江姿于2011年5月5日陪同陈真秀接房时，代陈真秀签署《签约承诺书》的行为并不能证明陈真秀委托江姿买卖该房屋，陈真秀将上述证据交给印勤飞系为了促使印勤飞尽快付清房款；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余黎经质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江姿经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证据2至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并认为因江姿和余黎系恋人关系，印勤飞购买该房屋系余黎介绍，陈真秀基于对江姿的信任将上述物品交给印勤飞以催促其尽快付清房款，但江姿并不知晓陈真秀是通过何种途径交给印勤飞的；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法确认。陈真秀为证明其原被拆迁房屋所在片区拆迁启动时间为2010年7月，举示了2010年7月28日的重庆日报电子版打印件。印勤飞经质证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余黎经质证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并认为即使该片区拆迁启动时间为2010年7月，也不能证明陈真秀作为拆迁户在拆迁启动之前不知晓拆迁情况和安置情况。江姿经质证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并认为该片区拆迁启动时间为2010年7月，与印勤飞所陈述的其于2009年就与陈真秀协商买卖安置房屋的事实相互矛盾。印勤飞在一审中诉称，2009年，印勤飞和陈真秀通过各自的委托代理人余黎、江姿达成协议，由陈真秀将位于重庆市渝中区X正街X号安置房工程X栋X楼X号的住宅转让给印勤飞，印勤飞委托第三人余黎代为支付房款，陈真秀委托第三人江姿代为收款。达成上述协议后，印勤飞通过第三人余黎支付了购房款。2011年5月5日，陈真秀接房后即将房屋交付印勤飞占有、使用。但因该房屋是拆迁还建房，当时还未办理房屋的产权证，故印勤飞、陈真秀双方约定待完成房屋产权登记后再办理产权变更登记，将房屋所有权过户到印勤飞名下。2013年4月24日，为明确印勤飞已支付购房款，陈真秀应当为印勤飞办理案涉房屋的房地产权证的事实，印勤飞、陈真秀双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载明购房款总金额为566000元，付清房款同时，陈真秀也已经将房屋交付给印勤飞；陈真秀同时承诺将来积极配合印勤飞办理房屋所有权过户手续。2013年9月，印勤飞得知该房屋已办理产权证，遂要求陈真秀协助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但陈真秀却拒绝履行义务，还更换了该房屋的锁芯并拿走了印勤飞存放在房屋内的价值10000元的LED灯。此后，印勤飞发现陈真秀已于2013年11月11日将该房屋又以660000元的价格卖给了陈芙蓉，并已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印勤飞认为，印勤飞、陈真秀订立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印勤飞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付款义务，陈真秀理应配合印勤飞完成房屋所有权的变更登记。现陈真秀已将房屋又卖给他人并办理了房屋产权转移登记手续，致使印勤飞、陈真秀之间的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印勤飞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陈真秀承担违约责任。现印勤飞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解除印勤飞、陈真秀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二、陈真秀退还印勤飞支付的购房款522000元；三、陈真秀向印勤飞赔偿可得利益损失10000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从2012年10月1日起至付清时止计付资金占用利息损失。陈真秀在一审中辩称，2010年7月，陈真秀所有的被拆迁房屋所在片区开始拆迁，2011年5月，陈真秀安置获得重庆市渝中区X正街X号安置房工程X栋X楼X室的住宅，但从未委托第三人江姿代为出售该房屋。2013年4月24日，印勤飞、陈真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属实，但是印勤飞、陈真秀之间的合同并没有实际履行，陈真秀并没有收到印勤飞支付的房款。印勤飞所陈述的委托第三人余黎将房款代为支付给第三人江姿的事实不属实。陈真秀也从未将该房屋交付给印勤飞使用。陈真秀现已将该房屋出售给他人并办理了房屋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因此，陈真秀同意解除印勤飞、陈真秀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但是不同意印勤飞的其他诉讼请求，故请求法院驳回印勤飞的诉讼请求。第三人余黎陈述，陈真秀属于房屋拆迁户，印勤飞与第三人余黎是朋友关系，第三人余黎与第三人江姿在发生纠纷之前系恋人关系。2009年，印勤飞与陈真秀通过各自的委托代理人余黎、江姿达成协议，由陈真秀将位于重庆市渝中区X正街X号安置房工程X栋X楼X室的住宅转让给印勤飞。印勤飞委托第三人余黎代为支付房款，陈真秀委托第三人江姿代为收取房款。第三人余黎分别收到印勤飞支付的房款196900元、132150元和印勤飞通过吴云鹏支付的12700元，共计341750元。第三人余黎收到印勤飞支付的上述购房款后，代为支付给第三人江姿566000元，其中的224250元为第三人余黎替印勤飞垫付。第三人江姿收到房款后将上述房款支付给了陈真秀，之后，陈真秀将房屋交付给印勤飞使用。第三人余黎认为陈真秀应当向印勤飞退还其已收取的全部的购房款。第三人江姿陈述，印勤飞所陈述的印勤飞、陈真秀通过各自的委托代理人余黎、江姿达成购房协议的事实不属实，陈真秀从未委托第三人江姿收取购房款，印勤飞也从未指示第三人江姿代为向陈真秀支付购房款。原渝中区瞿家沟X号系陈真秀所有的房屋，于2010年7月28日拆迁，本案案涉房屋系陈真秀所有的拆迁安置还房，是在2010年11月中旬确定的房号，不可能在2009年的时候就开始支付购房款。第三人江姿因与陈真秀之子自小即为朋友关系，故陪同陈真秀陪前去接房，因陈真秀年纪大写字慢，代替陈真秀签署了多份文件材料，其中可能包含《签约承诺书》。陈真秀同其子商量出售案涉房屋，因第三人余黎、江姿在2011年11月之前为恋人关系，故第三人江姿知晓陈真秀出售房屋的意图后告知了第三人余黎，第三人余黎就与第三人江姿商量帮助陈真秀卖房子赚差价，并由第三人江姿向陈真秀拿了钥匙。因第三人余黎称要看房，故第三人江姿将房屋钥匙给了第三人余黎，之后，第三人余黎称房屋钥匙丢失。陈真秀并不认识印勤飞，第三人余黎告知第三人江姿印勤飞欲购买房屋的事实后，第三人江姿又将该情况告知了陈真秀，故印勤飞、陈真秀之间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房屋价款为566000元，由印勤飞通过转账方式直接支付给陈真秀。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第三人江姿也在场，陈真秀将商品房房屋质量保证书交给了印勤飞。之后，陈真秀曾向第三人江姿询问印勤飞为何未支付房款，但第三人江姿表示并不清楚。因第三人余黎与江姿曾系恋人关系，江姿会通过现金形式借款给余黎，余黎向江姿转账的较大的金额都是余黎归还给江姿的借款，且余黎还款后，江姿已将借条还给了余黎。二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与本案无关。印勤飞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故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印勤飞要求解除《房屋买卖合同》的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印勤飞、陈真秀双方于2013年4月24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双方当事人本应按约全面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但陈真秀已将案涉房屋卖给了案外人陈芙蓉并办理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实质上已无法实现印勤飞、陈真秀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目的，现印勤飞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且陈真秀在庭审过程中亦同意解除，故印勤飞的该项诉讼请求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二、关于印勤飞要求陈真秀退还购房款522000元的请求。一审法院认为，该请求能否成立取决于三个争议焦点：1、第三人江姿与陈真秀之间是否具有代理关系；2、陈真秀是否向印勤飞交付案涉房屋；3、印勤飞是否已经支付全部购房款。现评析如下：关于争议焦点之一。第三人余黎于2012年9月30日向第三人江姿的转账款项特别备注为“李子坝还建房房款”，且第三人江姿本人亦陈述于2011年5月5日陪同陈真秀接收房屋，并事实上代陈真秀签署《签约承诺书》等材料，在接房时得知陈真秀有出售房屋的意图后，将陈真秀的意图告知了第三人余黎，第三人余黎与其商量帮助陈真秀卖房赚差价，并在第三人余黎说看房的情况下将房屋钥匙从陈真秀处拿给了第三人余黎，后未能收回房屋钥匙，之后，第三人余黎将印勤飞欲购买房屋的意图告知第三人江姿，又由第三人江姿告知了印勤飞，并最终促成印勤飞、陈真秀于2013年4月24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且双方签订合同时第三人江姿亦在场。因此，虽然第三人江姿陈述的事实的发生时间与印勤飞主张的买卖关系成立时间略有差异，但综合本案已查明事实，一审法院认为第三人江姿与陈真秀之间具有代理关系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关于争议焦点之二。印勤飞主张陈真秀的委托代理人即第三人江姿于2011年5月5日将案涉房屋交付使用，并举示了相应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印勤飞持有本应由陈真秀持有的临时业主卡、《重庆市新建商品房屋质量保证书》和交纳物业费的《收款收据》等材料，相关物业管理公司也证实案涉房屋从2011年5月5日到2013年9月5日（除2013年7月、8月）期间的物业服务费由印勤飞之母陈朝鲜缴纳，仅2013年7月、8月的物业服务费由陈真秀缴纳，而物业服务费的缴纳主体按常理系房屋实际使用人，故印勤飞主张陈真秀已将案涉房屋交付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虽然陈真秀辩称系为催促印勤飞支付购房款之故将相关材料交付印勤飞保管、不清楚印勤飞是否缴纳物业费，进而否认已将房屋交付印勤飞使用，但陈真秀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期间的物业服务费系由其缴纳，其辩称也不足以合理解释印勤飞持有本应由陈真秀持有的相关材料的原因，故对陈真秀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之三。首先，印勤飞（乙方）与陈真秀（甲方）于2013年4月24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第二条约定“乙方将购房款一次性支付给甲方566000元，付清房款的同时甲方也已将该房屋交付给乙方。”第三条约定：“乙方支付甲方购房款项时，因甲方出售的房屋为拆迁安置房房产证尚不能办理，甲方已将该房屋办理产权证所需的手续交予乙方，同时甲方承诺：甲方将来必须积极配合乙方共同到房产部门办理上述住宅所有权过户手续。甲乙双方在付清房款和交付房屋时该房屋的产权及使用权已归乙方所有，甲方不再拥有产权及使用权等任何权利。”从合同约定条款的文意解释来看，“将”代表“把”的意思、“也”代表“同样、并行”的意思、“已”代表“已经”的意思，代表过去完成状态，印勤飞与陈真秀在合同条款中多次使用“已”这一副词，足以表明双方清楚明白其文意内涵，因此，上述合同条款本身表达了印勤飞付清了房款、印勤飞付清房款时案涉房屋尚不具备办理房产证的条件、陈真秀交付了房屋、陈真秀承诺配合印勤飞办理案涉房屋的过户手续等意思。其次，一审法院在上文中已认定陈真秀已经将案涉房屋交付印勤飞使用，与《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条款内容能够相互印证。再次，第三人余黎在2009年9月至2012年9月期间单方多次向第三人江姿转账数目不等的款项，款项总额巨大，且其中一笔款项特别备注为“李子坝还建房房款”。虽然第三人余黎和第三人江姿曾系恋人关系，双方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存在经济往来，但第三人余黎单方面向第三人江姿转账总额巨大，已经明显超过日常生活所需；虽然第三人江姿主张第三人余黎转账的金额较大的几笔款项系偿还其通过现金形式向第三人江姿所借的借款，第三人江姿已将借条归还给第三人余黎，但并未举示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此，第三人余黎向第三人江姿支付全部购房款566000元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又因第三人余黎系印勤飞的委托代理人，第三人江姿系陈真秀的委托代理人，又有《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条款内容能够相互印证，故一审法院认定印勤飞已经向陈真秀支付全部购房款566000元。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印勤飞与陈真秀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已经解除，陈真秀应当返还印勤飞已经支付的全部购房款，现印勤飞在本案中要求陈真秀退还房款522000元，未超出已付款金额，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三、关于印勤飞要求陈真秀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计付2012年10月1日起至付清时止期间的购房款资金占用利息损失，并赔偿可得利益损失100000元请求。印勤飞要求陈真秀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从2012年10月1日起至付清时止计付资金占用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因印勤飞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确已发生，但印勤飞未提供证据证明按照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计付资金占用利息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又因印勤飞举示的证据载明第三人余黎向第三人江姿转账的最后一笔款项的时间为2012年9月30日，故一审法院认为，陈真秀应当按照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从2012年10月1日起至付清时止期间的资金占用利息，利随本清。印勤飞要求陈真秀赔偿可得利益损失100000元，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损失确实存在及数额，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印勤飞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遂判决：一、解除印勤飞与陈真秀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二、陈真秀在判决生效后立即退还印勤飞购房款52200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从2012年10月1日起至付清时止期间的资金占用利息，利随本清；三、驳回印勤飞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1054元，由印勤飞负担1000元，由陈真秀负担10054元。一审宣判后，陈真秀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理由是被上诉人实际购房时间是2013年4月24日。第三人江姿并非上诉人卖房的代理人，不能履行代理行为。《签约承诺书》不能作为认定上诉人委托其卖房或向被上诉人交付房屋的依据，更不能被推理为上诉人委托卖房或者交付房屋的委托书依据。被上诉人也没有举示证据证明其曾委托第三人余黎与上诉人达成协议、向上诉人付款的委托书，无法证明其与第三人余黎之间存在委托关系。被上诉人无法证明其已支付购房款并实际占有房屋的行为。第三人余黎向第三人江姿转账的行为不能认定为支付购房款。被上诉人印勤飞辩称：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维持原判。第三人余黎意见同被上诉人意见。第三人江姿意见同上诉人意见。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提交了渝中区十八梯片区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拟证明2010年11月29日才确定陈真秀安置情况。被上诉人质证称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即使是新证据，根据该协议约定，也是超面积安置，2011年11月15日，被上诉人支付的款项是用于支付超面积安置的费用。上诉人还举示了一份重庆鼎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16年5月11日出具的证明，该证据载明因2013年10月10日所出证据有误，经再次核实，具体缴费情况陈朝鲜缴纳2013年7月—12月所涉房屋物管费，之前物管费由陈真秀缴纳。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第三人江姿申请了证人赖旭东出庭作证，赖旭东陈述2009年9月初，其与江姿有一笔30万元的经济往来，找江姿借的款，据说是找于黎借了一部分，凑足279000元，扣除三个月的利息。在三个月内没有归还，后来还款时多支付了4500元给江姿。第三人余黎认为该证人证言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应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并结合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院归纳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陈真秀应否退还被上诉人印勤飞购房款522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房屋买卖合同》的解除并无异议，本院不再赘述。双方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是否应当返还被上诉人已经支付的全部购房款。首先，双方当事人在《房屋买卖合同》第二条中约定“乙方将购房款一次性支付给甲方566000元，付清房款的同时甲方也已将该房屋交付给乙方。”第三条约定：“乙方支付甲方购房款项时，因甲方出售的房屋为拆迁安置房房产证尚不能办理，甲方已将该房屋办理产权证所需的手续交予乙方，同时甲方承诺：甲方将来必须积极配合乙方共同到房产部门办理上述住宅所有权过户手续。甲乙双方在付清房款和交付房屋时该房屋的产权及使用权已归乙方所有，甲方不再拥有产权及使用权等任何权利。”从上述合同约定条款可知，“将”代表“把”的意思、“也”代表“同样、并行”的意思、“已”代表“已经”的意思，代表过去完成状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合同条款中多次使用“已”这一副词，足以表明双方清楚明白其文意内涵，因此，上述合同条款本身表达了被上诉人已付清了房款、被上诉人付清房款时案涉房屋尚不具备办理房产证的条件；上诉人交付了房屋并承诺配合被上诉人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手续等意思。其次，被上诉人持有本应由上诉人持有的临时业主卡、《重庆市新建商品房屋质量保证书》和交纳物业费的《收款收据》等材料，相关物业管理公司也证实涉案房屋从2013年7月到12月期间的物业服务费由被上诉人之母陈朝鲜缴纳，而物业服务费的缴纳主体按常理系房屋实际使用人，故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已将案涉房屋交付的事实，应予以采信。该事实也与《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条款内容能够相互印证。上诉人虽辩称系为催促被上诉人支付购房款之故将相关材料交付其保管、不清楚被上诉人是否缴纳物业费，进而否认已将房屋交付被上诉人使用，但上诉人的辩称不足以合理解释被上诉人持有本应由上诉人持有的相关材料的原因，故对上诉人认为没有将涉案房屋交付被上诉人使用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再有，第三人余黎于2012年9月30日向第三人江姿的转账款项特别备注为“李子坝还建房房款”，且第三人江姿本人亦陈述于2011年5月5日陪同陈真秀接收房屋，并事实上代陈真秀签署《签约承诺书》等材料，在接房时得知陈真秀有出售房屋的意图后，将陈真秀的意图告知了第三人余黎，第三人余黎与其商量帮助陈真秀卖房赚差价，并在第三人余黎说看房的情况下将房屋钥匙从陈真秀处拿给了第三人余黎，后未能收回房屋钥匙，之后，第三人余黎将印勤飞欲购买房屋的意图告知第三人江姿，又由第三人江姿告知了印勤飞，并最终促成印勤飞、陈真秀于2013年4月24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且双方签订合同时第三人江姿亦在场。综合本案已查明事实，一审法院认为第三人江姿与陈真秀之间具有代理关系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并无不当。第三人余黎在2009年9月至2012年9月期间单方多次向第三人江姿转账数目不等的款项，款项总额巨大，且其中一笔款项特别备注为“李子坝还建房房款”。虽然第三人江姿主张第三人余黎转账的金额较大的几笔款项系偿还其通过现金形式向第三人江姿所借的借款，第三人江姿已将借条归还给第三人余黎，但并未举示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第三人江姿在二审中申请的证人也并未证明这一问题。因此，第三人余黎向第三人江姿支付全部购房款566000元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又因第三人余黎系印勤飞的委托代理人，第三人江姿系陈真秀的委托代理人，又有《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条款内容能够相互印证，故一审法院认定印勤飞已经向陈真秀支付全部购房款566000元并无不当。上诉人应当返还被上诉人已经支付的全部购房款，现被上诉人在本案中要求其退还房款522000元，未超出已付款金额，应予以支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054元，由上诉人陈真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此页无正文)审 判 长  江信红审 判 员  邓方彬代理审判员  肖 飞二〇一六年五月三十日书 记 员  肖 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