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南民三初字第2405号原告吴欣其。委托代理人白云，天津云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市联盛天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天津市南开区鞍山西道338号-906。法定代表人陈建颖，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王成刚，该公司员工。被告马春林，天津市联盛天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员工。委托代理人崔广杰，天津华盛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吴欣其与被告天津市联盛天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盛公司）、被告马春林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4月9日受理后，依法由助理审判员谢莉莉独任审判，于2014年5���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欣其委托代理人白云、被告天津市联盛天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王成刚、被告马春林委托代理人崔广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欣其诉称，原告与被告马春林共同合伙经营被告天津市联盛天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后双方协商同意终止合伙经营，并于2012年4月14日签订《欠款协议》约定被告马春林欠原告191508元，且应在一年内偿还，后被告马春林仅支付了30000元，至今尚欠161508元，经原告多次索要未果，故起诉要求二被告支付原告欠款161508元，及2013年4月14日至2014年3月26日的逾期付款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本案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原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表格四张及欠款协议，四张表格是对于被告联盛公司相关资产及其设备价值进行估价共同确认的书���证明，欠款协议来源于原告与被告马春林，证明原告与被告马春林存在共同合伙经营被告联盛公司的事实，亦证明被告马春林欠原告欠款的数额及其比例；证据二、中国农业银行综合应用系统打款记录，证明被告马春林及被告联盛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建颖给原告打款的事实，亦证明原告与被告马春林之间存在合伙的事实，还证明被告马春林给原告打款支付相应的业务提成款的事实；证据三、天津市社会保险人员缴费查询清单，证明原告与被告联盛公司劳动合同的终止时间是2013年3月。被告天津市联盛天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辩称，其与原告系劳动关系，原告于2008年9月11日与被告联盛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于2013年4月12日解除的劳动关系，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口头约定工资标准1500元-1800元之间。原告诉状中诉讼请求所依据的协议内容严重损害了被告联盛公司的合���权益，其不予认可，并保留向公安机关举报原告涉嫌职务侵占的权利，故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联盛公司为证明其抗辩理由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劳动合同书，证明原告与被告联盛公司系劳动关系，并非合伙关系；证据二、工资表，证明原告自入职以来工资收入及领取工资的签字情况，进一步证明原告与被告联盛公司系劳动关系；证据三、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退工和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分区花名册及天津市社会保险缴费人员登记、变动名册，证明被告联盛公司已于2013年4月2日与原告解除了劳动关系，并办理了相关的退工、退档及保险转出手续，进一步证明原告与被告联盛公司系劳动关系，并非合伙关系。被告马春林辩称，本案并非合伙协议纠纷，被告马春林与原告并非合伙经营被告联盛公司，双方既非该公司股东，也没有得到该公司的授权，���方无权决定该公司经营权的归属。正如被告联盛公司所讲，原告系该公司员工，双方签有劳动合同，公司也依法在劳动合同存续期间为其缴纳了社会保险，但因原告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严重违反公司规定，损害公司利益，公司已于2013年4月与其解除了劳动关系，并依法办理了相关手续。现原告应向劳动仲裁部门对被告联盛公司主张权利。原告诉状中涉及的所谓《欠款协议》因损害了被告联盛公司的利益，应属无效。协议内容严重损害了本案被告联盛公司的利益，同时也是基于此，被告联盛公司于2013年3月对原告作出解除劳动关系的处理决定。最后，对于原告已收取被告马春林的现金及转账款，被告保留追诉其不当得利的权利，故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马春林为证明其抗辩理由提供如下证据：收条，证明原告于2012年4月18日收取被告马春林现金30000元。经庭审质证，被告联盛公司对原告提供证据一不予认可，被告联盛公司称从未见过上述证据，且上述证据也不具有合法性，原告与被告马春林是基于被告联盛公司的设备及应收款所签订的欠款协议，而设备和应收款属于公司资产，原告与被告马春林无权处分；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联盛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建颖给原告打的款项是工资或奖金，被告马春林与原告之间的打款事实被告联盛公司不清楚，不发表意见；对证据三无异议，被告联盛公司与原告是2013年4月2日解除的劳动关系。被告马春林对原告提供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不认可，原告与被告马春林是基于被告联盛公司的设备及应收款所签订的欠款协议，而设备和应收款属于公司资产，原告与被告马春林无权处分；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可，自被告马春林与原告签订欠款协议后，被告马春林共计向原告打款8笔，总金额为92106元，加上现金收条30000元，共计122106元。据被告马春林本人讲，上述款项是其与原告以公司名义所做业务的应收款，但公司对此并不知情；对证据三无异议，该证据恰恰能够证明原告与被告联盛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原告对被告联盛公司提供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与被告联盛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并非单纯的劳动关系。被告马春林打给原告的款项均是业务分成，说明原告与被告联盛公司之间并非单纯的劳动关系。被告马春林对被告联盛公司提供的证据无异议。原告对被告马春林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30000元是业务提成，与协议无关。被告联盛公司对被告马春林提供的证据无异议，被告联盛公司对原告与被告马春林之间的交易并不知情。经审理查明，原告吴欣其与被告马春林系被告联盛公司员工。2008年9月11日，被告联盛公司与原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签订后，原告每月在被告联盛公司处领取工资报酬。2013年4月2日，被告联盛公司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并为其办理了退工和领取失业保险金手续，同时将原告从被告联盛公司在天津市社会保险缴费人员登记、变动名册中转出。另查，2012年4月14日，原告与被告马春林签订了《欠款协议》，协议载明“今马春林欠吴欣其联盛天远公司设备及应收款共191508元（即人民币壹拾玖万壹仟伍佰零捌元整）。其中包括未收账款，未收账款以实际到款日支付被还款人（吴欣其），如未收账款未曾收回，按坏账处理，未曾收回部分马春林承担55%，吴欣其承担45%，吴欣其承担的部分从以上款项中扣除，以上款���在一年内还清。以上所述经双方签字生效，双方各一份，款项还清后，被还款人（吴欣其）须将此欠条交与还款人（马春林）；还款人（马春林）将被还款人（吴欣其）给其每次还款收条交与还款人。被还款人（吴欣其）在已还款处签字后，此还款协议终止。”后经原告多次向二被告催要剩余欠款未果，故成讼。再查，自2008年1月22日至2012年12月10日，被告马春林给原告打款36笔，共计266946元；被告联盛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建颖给原告打款2笔，共计5500元；原告给被告马春林打款9笔，共计37552元。针对上述款项，原告称被告马春林的打款是业务提成或分红，被告联盛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建颖的打款是提成，其给被告马春林的打款均系追加的投资款。被告联盛公司述称，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建颖给原告的打款系工资或奖金，原告给公司打款系应收账款。被告马春林称其给原��的打款系其二人在被告联盛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以公司名义对外所做业务的应收款。2012年4月18日，原告还收取被告马春林现金30000元。以上事实均有当事人陈述及相关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之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可见，法律对个人合伙作出了订立书面协议的强制性规定，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及被告马春林对上述事项订立的书面协议。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五条规定，“合伙企业在其名称中不得使用“有限”或者“有限责任”字样。”被告联盛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亦并非合伙企业，故原告提出��与被告马春林合伙经营被告联盛公司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公司名称；（二）公司成立日期；（三）公司注册资本；（四）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缴纳的资额和出资日期；（五）出资证明书的编号和核发日期。出资证明书由公司盖章。”及第三十三条第一、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原告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其向被告联盛公司出资，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其记载于被告联盛公司股东名册，故原告亦非被告联盛公司股东。对于原告提交的���欠款协议》、四张表格及中国农业银行综合应用系统打款记录的证明目的与性质效力一节，其不足以证实原告与被告马春林存在合伙关系，且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故本院对原告本次诉讼的主张不予支持，其可另行依法主张相关权利。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一、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吴欣其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18元，减半收取1859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谢莉莉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七日书���记员陈晓妍本案所引用的相关法律规定内容摘录240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公司名称；公司成立日期；公司注册资本；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缴纳的资额和出资日期；出资证明书的编号和核发日期。出资证明书由公司盖章。第三十三条第一、二款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五条合伙企业在其名称中不得使用“有限”或者“有限责任”字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