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深中法涉外终字第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信桥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宋晓东，该律师所主任。委托代理人：张小峰，广东信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善华，广东信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富地石油控股有限公司（FortuneOilHoldingsLimited）。授权代表：李晶，该公司董事。委托代理人：杨向东，北京市翰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刘鸿，该律师所主任。原审第三人：甄颂育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志忠，北京市浩天信和（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信桥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信桥律师所）为与被上诉人富地石油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地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浩天律师所）、甄颂育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3）深福法民二初字第32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一、涉案合同签订前后至富地公司要求解约的基本过程。2011年9月，因富地公司拟投资中国XX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燃公司）项目，经甄颂育介绍和引见，信桥律师所与富地公司就信桥律师所可能在商业谈判过程中为富地公司提供的法律服务进行沟通协商。同年10月19日至20日，信桥律师所就富地公司拟和中X公司股东刘某辉合作投资中X公司的相关合作事宜向富地公司出具《合作建议书》，提出了两项合作意向和建议方案，其中第二个建议方案载明：“若阁下无意转让现在持有的8%的股份，可以继续保留现有股份，本公司将通过其他途径获取相当数量的股份，希望阁下与本公司达成《一致行动人协议》，共同取得公司的控股权，为此附带两个条件：（一）阁下与本公司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在两年内将阁下的股份表决权委托给本公司代表行使；（二）本公司为此向阁下支付2亿元港币的诚意金，在两年内，如果股价低于每股2元港币，无论任何价位，阁下都可要求本公司以每股2元港币的价格收购阁下的部分或者全部股份，如果两年内股价超过每股2元港币，超出部分，阁下分享其中的70%，本公司分享其中的30%；（三）2亿元港币诚意金在两年期满后无息退还本公司，如发生需要本公司收购阁下股份的情况，可以直接冲抵应付款项，阁下就2亿元港币诚意金以阁下持有的价格相当的股份向本公司提供股份质押；……”上述《合作建议书》经信桥律师所代表律师与富地公司代表李晶协商敲定后，交给了刘某辉的刑事辩护律师于某峰。2011年10月25日，信桥律师所（乙方）与富地公司（甲方）在香港签订《合作与服务协议》，载明鉴于甲方有意投资于在香港上市的中X公司，并有意与中X公司的股东刘某辉进行深度合作以及乙方的专业身份和从业经验，甲乙双方有意就上述事宜进行合作，由乙方向甲方提供所需的有关专业服务，经双方协商，就相关事项达成以下一致意见：一、甲方委托乙方就甲方拟投资于中X公司及与刘某辉开展合作提供如下服务：1、收集了解中X公司及刘某辉在中X公司的有关资信，包括公司经营情况、股东信息和动态、投资合作意向、相关案件进展、政府部门信息等，为甲方提供判断和决策依据；2、协助甲方制订投资和合作方案，为甲方提供咨询意见；3、经甲方授权后，代表甲方与中X公司和刘某辉的代表进行沟通和洽谈，及时准确地传达各方信息和要求；根据甲方的要求，起草、修改有关法律文件，及时为甲方提供专业意见和判断。二、服务报酬。鉴于在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署之前，乙方已受甲方委托提供了部分服务，双方对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已形成共识，对乙方的取酬方式亦有沟通，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在中X公司业务的整体合作中采取如下付酬与取酬安排：1、甲方向乙方支付前期费用人民币50万元，在本协议签署后7个工作日内支付50%，即人民币25万元，剩余人民币25万元在本协议签署后30个工作日内支付；2、如果甲方能够在乙方配合、协助下与刘某辉就中X公司未来事业发展达成合作协议（若采用甲方提供的第二合作方案即刘某辉保留股份方案则包括“一致行动人协议”），在合作协议签署生效后的3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服务报酬人民币450万元；3、乙方全力协助甲方完成对目标公司进行重组，重组成功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奖励金人民币500万元等值的股票或期权。三、保密义务。对于本协议所涉及的所有内容和有关资信，甲乙双方都有保守秘密的义务，不得向任何第三方透露，也不得用于违反法律规定谋取不当利益。四、特别说明。本协议书乙方除了指信桥律师所外，还包括浩天律师所及其合伙人甄颂育律师，但对于甲方而言，只需对本协议或者未来其他协议书中文件抬头处明确表明的协议方负责，乙方内部任何事务均与甲方无涉。五、本协议书在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后即生效。庭审时，双方确认：上述合同中第二条“服务报酬”第2项约定的“如果甲方能够在乙方配合、协助下与刘某辉就中国燃气未来事业发展达成合作协议（若采用甲方提供的第二合作方案即刘某辉保留股份方案则包括‘一致行动人协议’）”中“甲方提供的第二合作方案”即指的是前述信桥律师所于2011年10月19日向富地公司出具的《合作建议书》中载明的第二个建议方案。《合作与服务协议》签订后，富地公司向信桥律师所支付了合同约定的前期费用人民币50万元。2012年5月7日，信桥律师所与富地公司执行董事李晶通过电话沟通合同履行和报酬支付问题，李晶提及：信桥律师所并未提供信息和出谋划策建议，原来签订合同时的事实基础也已发生变化，原来的思路方法已不可行。2012年5月17日，富地公司向信桥律师所发出《解约函》，载明：“在《合作与服务协议》履行过程中，贵所向我司提供的服务，部分未能达到协议约定的标准，亦未能实现我司所期望取得的结果；目前的客观情势，与订立协议时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贵所已不具备继续跟进提供专业服务的条件。基于前述，《合作与服务协议》，尤其是第二条‘服务报酬’的第2、3、4项，已无继续履行的必要。我司函告如下，即日起，我司不再委托贵所处理《合作与服务协议》所涉事宜，自本函送达之日，终止《合作与服务协议》的履行”。2012年5月23日，信桥律师所在收到上述《解约函》后向富地公司发出《促请履约函》，载明：“双方签订《合作与服务协议》前后，本所依约履行了该协议项下的义务，且贵司已与刘某辉先生就中国燃气未来事业发展达成合作，并成立了合资公司，《合作与服务协议》约定的标准已经达到，贵司依约应向本所支付服务报酬人民币450万元。然而，贵司不仅不履行《合作与服务协议》约定，却单方解约，已构成严重违约，为此，本所郑重函告贵司，请于收到本函之日起十五日内立即向本所支付服务报酬人民币450万元，并继续履行《合作与服务协议》约定的其他义务，否则，本所将依法提起诉讼追究贵司的违约责任。”2012年5月28日，浩天律师所、甄颂育在收到富地公司转交的上述《促请履约函》后，向信桥律师所发函称：“协议签订后，前期贵我两所均为履行协议作出了一定的工作，付出了相当的努力，对此，富地公司从来都是认可的，仅就相关工作的作用及效果与贵所在认识上存在差距，客观地讲，就富地公司与刘某辉先生成立合作公司的行为，与当初富地公司投资中X公司的设想和要达到的目标相距甚远，切不可只从表面上理解双方的合作行为”；“协议签订后，目标公司中国燃气的内外部环境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先有中石化联合XX公司的收购要约，后有北京XX的强势介入，中国燃气的未来发展处于不确定之中，就连刘某辉先生本人的处境也很微妙，该案北京情况极为复杂，对此，贵我两所并不能够再提供更多的服务，也不具备改变事情发展的能力，因此，富地公司提出解除协议，我所表示完全理解并尊重同意”；“对于贵所和富地公司之间的分歧和意见，我所仍愿意居中协调，但对我所当事人提起诉讼的说法，有违合作初衷，我所表示坚决不能同意”。富地公司在庭审时陈述：其在《解约函》中提及“目前的客观情势，与订立协议时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指的是2011年12月份新奥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发起收购中X公司的要约以及中X公司内部股权结构发生变化；解约后，富地公司另行委托了香港律师来完成其关联公司投资中X公司的相关法律服务事宜。另，甄颂育于2013年7月12日出具情况说明称：甄颂育律师为浩天律师所合伙人，长期为富地公司提供中国法律服务。2011年8月，富地公司因拟投资中X公司项目可能涉及的中国法律事务向甄颂育进行咨询，其间谈到中X公司在内地燃气业务的投资平台是在深圳注册，且其实际控制人刘某辉当时被深圳公安机关羁押，考虑到信桥律师所合伙人张善华律师与刘某辉的辩护律师于某峰律师关系良好，故向富地公司推荐信桥律师所，期望据此建立与刘某辉的正常商业谈判渠道，然后在商业谈判过程中共同为富地公司提供中国法律许可的法律服务，据此获得服务报酬。2011年9月29日，经甄颂育引见，富地公司的邱某强、李晶与信桥律师所的张善华、王某林律师第一次会面，同时，张善华也向邱某强、李晶及甄颂育引见了于某峰律师。2011年10月19日至20日，张善华、王某林律师和甄颂育律师在北京与李晶就委托工作所要达到的目标即前述《合作建议书》进行具体磋商，经富地公司确认后，提交给于某峰律师，由其转交给刘某辉。2011年10月25日，基于前述情况，信桥律师所与富地公司签订《合作与服务协议书》。2012年5月12日，因项目情况发生变化，富地公司经通知甄颂育后，向信桥律师所发出《解约函》。2012年5月23日，浩天律师所、甄颂育收到信桥律师所向富地公司发出的《促请履约函》，即向信桥律师所发出书面文件表明态度，浩天律师所、甄颂育均不同意以诉讼方式向富地公司追索《合作与服务协议书》约定的法律服务费用。二、合同签订后信桥律师所履约工作情况。庭审时，就信桥律师所在合同签订后的履约工作情况，信桥律师所陈述：2011年11月10日，邱某强、李晶、张善华、王某林律师在深圳安联大厦XX市XX（深圳）律师事务所约见于某峰律师，讨论安排邱某强与刘某辉面谈事宜；2011年12月5日，上述五人再次在安联大厦讨论约见刘某辉事宜；2011年12月8日下午，张善华律师、于某峰律师成功安排刘某辉与邱某强、李晶在安联大厦XX市XX（深圳）律师事务所正式会谈；此外，信桥律师所还向富地公司提供刘某辉案件进展情况，协助了解刘某辉在中X公司的有关信息，多次电话沟通，协商制定方案，提供咨询意见。对信桥律师所陈述的上述2011年11月10日、12月5日、12月8日联系约见会谈情况以及合同签订之前的联系协商情况，信桥律师所作了相应工作记录，于某峰律师在该工作记录上签字确认“上述情况属实”。对信桥律师所陈述的其向富地公司提供刘某辉案件进展情况、协助了解刘某辉信息、多次电话沟通协商制定方案并提供咨询意见这一服务工作内容，富地公司不予认可，信桥律师所亦无提交相应证据加以证明。三、《合作与服务协议》所涉富地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投资中X公司的相关情况。富地公司系香港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原名富地船务有限公司，2000年6月30日变更为现名，股东为富地石油公司（FortuneOilPLC，英国伦敦上市公司）和李晶，控制人为富地石油公司。2011年12月13日，XX环球金融亚洲有限公司代表XX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和中国石油XX股份有限公司就收购中X公司的已发行股本中所有发行在外的股份及注销该公司所有未行使的股份期权提出设有先决条件的自愿全面收购要约。该要约持续至2012年7月17日仍为有效状态。2011年12月29日，富地石油公司宣布，其已认购在香港证交所上市的中X公司（ChinaXHoldingsLtd）的94040000股，代表2.15%的权益，并已与中X公司股东刘某辉签订协议，成立一家各占50%权益的合资公司，名为中国XX集团有限公司（ChinaXGroupLimited），刘某辉以2亿股中燃股票，每股作价3.5港元入股，富地石油公司以所持的中X股票加现金共计7亿港元入股。2012年1月4日，中国XX集团有限公司在香港注册成立。之后，富地石油公司代表其与刘某辉合资成立的中国XX集团有限公司多次购买中燃公司的增发股份，至2012年2月17日，中国XX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中X公司已发行股份的9.55%。2012年2月17日，富地石油公司宣布，其将通过中国XX集团有限公司完成其对中X公司的投资，富地石油公司的董事兼主要股东邱某强先生（DanielXX），以其实际控制的一家私人公司与贷款人就购买中燃公司股份提供资金事宜达成一致，私人公司同意在中国XX集团有限公司要求时，将以成本价向中国XX集团有限公司出售购得的前述全部股份；按照香港收购和合并规则，私人公司被视为是中国XX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家关联公司，若按规则认购，它购买中燃公司的任何股份将在香港披露。之后，邱某强实际控制的上述私人公司FortuneXXHoldingsLimited持续购买中X公司的增发股份。2012年6月1日，富地石油公司宣布，中国XX集团有限公司与FortuneXXHoldingsLimited在中X公司中共同持有的股份数量为60862800股，占中X公司已发行股本的13.89%。此外，根据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SFC）2012年2月14日和15日的交易披露信息，2012年2月13日，富地公司持有中X公司12.76%的股份，“FortuneOilHoldingsLimited（即本案富地公司）及刘某辉同意联合行使他们于该公司之股权，根据香港《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联系人’之定义第（6）项，FortuneOilHoldingsLimited及刘某辉被当做单一名人士及该公司的联系人，FortuneOilHoldingsLimited的控制人为FortuneOilPLC”；“于2012年2月13日，FortuneOilHoldingsLimited已将其持有之所有中国XX控股有限公司股份转让予ChinaXXGroupLimited，ChinaXXGroupLimited的控制人为FortuneOilPLC”。根据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SFC）2012年3月23日的交易披露信息，截至2012年3月22日，FortuneMaxHoldingsLimited／ChinaGasGroupLimited／刘某辉持有中X14.10%的股份，“FortuneXXHoldingsLimited，ChinaXXGroupLimited及刘某辉同意联合行使他们于该公司之股权。根据香港《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联系人’之定义第（6）项，FortuneXXHoldingsLimited，ChinaXXGroupLimited及刘某辉被当做单一名人士及该公司的联系人，ChinaXXGroupLimited的控制人为FortuneOilPLC及刘某辉，MrChiuTatJung，Daniel间接持有FortuneOilPLC之30%或以上的权益，并全资拥有FortuneXXHoldingsLimited”。截至2012年5月31日，FortuneXXHoldingsLimited，ChinaXXGroupLimited及刘某辉持股已达17.39%。另，2012年7月30日，刘某辉被委任为中X公司非执行董事；2012年8月17日，刘某辉被委任为中X公司董事总经理兼总裁。四、关于浩天律师所、甄颂育与涉案合同的关系。庭审时，就浩天律师所、甄颂育与涉案合同的关系，信桥律师所陈述：信桥律师所认为浩天律师所、甄颂育是合同的一方主体，根据合同约定，在涉及权利之时，由富地公司向信桥律师所来履行，富地公司无需直接向浩天律师所、甄颂育支付任何报酬，浩天律师所、甄颂育实际上也并未提供法律服务，合同并未明确约定信桥律师所和浩天律师所、甄颂育分别向富地公司履行义务；信桥律师所和浩天律师所、甄颂育之间并无就履行涉案合同达成相关协议；对于信桥律师所向富地公司主张报酬，浩天律师所、甄颂育是清楚的，但浩天律师所、甄颂育至今并未向信桥律师所明确表达分取报酬的意思。富地公司陈述：信桥律师所和富地公司之所以能够建立合作关系，完全是因为浩天律师所、甄颂育的引荐，浩天律师所、甄颂育是合同的一方主体，合同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需要浩天律师所、甄颂育来完成的，在工作前期的几次会谈即在双方建立委托合同关系之前，浩天律师所、甄颂育都有参与，签订协议之后浩天律师所、甄颂育没有参与协议的实际履行；因2011年12月合同履行的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浩天律师所、甄颂育对于信桥律师所要求富地公司支付第二阶段的服务报酬是不认可的，信桥律师所和浩天律师所、甄颂育虽然在合同中是一个联合体，但实际上浩天律师所、甄颂育在合同中是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因此浩天律师所、甄颂育的意见也是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意见，至于浩天律师所、甄颂育是否向信桥律师所主张分取报酬，与富地公司无关；浩天律师所、甄颂育至今也没有向富地公司主张过合同报酬。本案审理过程中，浩天律师所、甄颂育提交情况说明，明确：“完全理解、尊重并同意富地公司解除《合作与服务协议书》的决定，且不同意以诉讼方式向富地公司追索《合作与服务协议书》约定的法律服务费用。”庭审后，法院先向甄颂育致电询问其是否在本案中主张相关权利，甄颂育答称本案与其无关；之后，法院又向浩天律师所、甄颂育发函，要求其明确在本案中是否就涉案《合作与服务协议书》主张相关权利，并要求其在收到函件之日起三日内将明确意见以书面形式回复法院，逾期则视为不主张权利，但浩天律师所、甄颂育均未在指定期限内予以回复。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属涉港商事案件，双方当事人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均表示同意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此可视为各方当事人协议选择了适用法律，法院予以准许。因此，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进行审理。信桥律师所与富地公司签订的《合作与服务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富地公司作为委托人依法有权随时解除合同，但对于解除合同之前信桥律师所已完成的工作，富地公司仍负有给付相应报酬的义务。信桥律师所以其已提供了合同约定的服务工作为由要求富地公司支付报酬，而对于合同义务是否得到履行，应由义务履行方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即信桥律师所应就其是否履行了合同义务并满足合同约定的支付报酬条件进行举证。《合作与服务协议书》约定，如果富地公司能够在信桥律师所配合、协助下与刘某辉就中燃公司未来事业发展达成合作协议（若采用信桥律师所提供的第二合作方案即刘某辉保留股份方案则包括“一致行动人协议”），也就是《合作建议书》中提及的刘某辉可以继续保留现有股份，富地公司将通过其他途径获取相当数量的股份，由刘某辉与富地公司达成《一致行动人协议》，共同取得中燃公司的控股权，则在富地公司与刘某辉的合作协议签署生效后的30个工作日内，富地公司向信桥律师所支付服务报酬人民币450万元，此为合同约定的第二阶段报酬。根据上述约定：首先，目前证据仅能证明信桥律师所在《合作与服务协议书》签署前信桥律师所为富地公司与刘某辉合作所作的联系沟通工作，此部分工作已在《合作与服务协议书》第二条“服务报酬”中加以明确并以此作为双方达成此协议中关于信桥律师所工作内容和信桥律师所取酬方式的合意的事实基础，而并非作为信桥律师所在签订合同后获得该条款约定的人民币450万元报酬的条件，且富地公司也已在签约后支付了前期费用人民币50万元。其次，对于信桥律师所所主张的合同签订后信桥律师所为富地公司与刘某辉合作而提供的联系沟通工作，主要是联系双方会面，且只有最后一次是成功约见了刘某辉与富地公司人员的见面会谈，此次约见成功的原因尚无法确定，即使是信桥律师所的努力所致，但从合同约定的富地公司支付第二阶段报酬即人民币450万元的条件来看，信桥律师所能获得报酬所应提供的工作并不仅限于联系会面，或者进一步说，从合同名称和约定的整体内容来看，信桥律师所作为律师事务所提供的服务应主要是法律专业服务，这点从合同载明的签约基础即基于“乙方的专业身份和从业经验”也足以体现，只有富地公司在信桥律师所提供法律专业服务的协助下能够达到合同约定的与刘某辉合作的目标，信桥律师所方有权取得相应报酬。但目前证据显示信桥律师所所做工作仅为联系双方会面，无法从中看出与信桥律师所的法律专业服务有何关联，而对于法律服务方面的工作，信桥律师所并无提交证据加以证明，信桥律师所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再次，从本案查明的实际情况来看，富地公司的关联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富地石油公司与刘某辉共同投资成立公司以及投资中X公司等后续一系列商业行为，均发生在中国大陆境外，就该一系列商业行为客观上所需要的专业法律服务而言，富地公司所称的因客观情况发生变化而导致信桥律师所作为大陆境内律师事务所无法提供大陆境外相关法律服务这一事实主张，亦是合情合理的，也符合一定的客观事实情况。最后，就合同约定的支付报酬的目标条件来看，至2012年5月17日富地公司向信桥律师所发出《解约函》为止，没有充分证据足以证明富地公司的关联公司与刘某辉共同取得中X公司的控股权这一合同约定的第二阶段支付报酬的条件已完全成就。综合上述分析，信桥律师所以其在富地公司解约前已履行了合同约定的服务义务且合同约定的支付报酬条件已经成就为由要求富地公司支付第二阶段报酬人民币450万元，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浩天律师所、甄颂育，虽然合同中约定浩天律师所、甄颂育亦包括在“乙方”范围之内，但合同同时明确，对于富地公司而言，其只需对合同抬头表明的协议方即信桥律师所负责，浩天律师所、甄颂育亦明确表示“不同意以诉讼方式向富地公司追索《合作与服务协议书》约定的法律服务费用”，且经法院明确询问后，浩天律师所、甄颂育亦未在指定期间内明确表示在本案中主张相关权利，据此视为浩天律师所、甄颂育在本案中不主张权利，因此，本案对浩天律师所、甄颂育与信桥律师所以及浩天律师所、甄颂育与富地公司之间的关系不作审查处理，各方对此若有争议可另寻途径解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七条、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信桥律师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2800元（已由信桥律师所预交），由信桥律师所负担。信桥律师所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富地公司向信桥律师所支付服务报酬人民币450万元；2、富地公司承担本案一审及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原审判决无视信桥律师所律师利用专业身份和从业经验，沟通联系、配合协助富地公司与刘某辉先生就“中国燃气未来事业发展”达成合作协议的大量事实，曲解信桥律师所与富地公司所签《合作与服务协议》中450万服务报酬支付条件的约定，背离双方有关法律专业服务工作内容的约定，主观臆断信桥律师所所做工作与法律服务无关，进而判决驳回信桥律师所诉讼请求，属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并予改判。一、一审判决不仅认定事实不清且还存在认定事实错误的情况。1、一审判决遗漏了刘某辉被采取人身强制措施后无法有效沟通，正由于信桥律师所从中协调配合，才促成富地公司与刘某辉商谈达成合作这一基本事实。2010年12月17日，经公安部批准，深圳市公安局依法羁押刘某辉，2011年1月21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刘某辉以涉嫌职务侵占罪被逮捕。刘某辉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委托XX（XX）律师事务所于某峰律师担任辩护人，而信桥律师所律师与于律师关系良好，能通过其与刘某辉先生建立有效沟通，交流有关合作意向。富地公司虽有意与刘某辉就中X公司进行合作，但苦于无法建立起有效联系而毫无进展（彼时中X公司内争激烈，觊觎它的投资人很多，但均无法有效联系刘某辉）。正基于此，富地公司在了解到信桥律师所律师知悉刘某辉辩护人且与于律师沟通良好时，拟决定与信桥律师所合作。其后，信桥律师所拟定《合作建议书》，经富地公司认可后通过于律师将合作意向转告与刘某辉，刘亦不排斥双方合作，且有意在解除强制措施后与富地公司就具体合作事宜进行商谈。信桥律师所告知富地公司上述情况后，富地公司即与信桥律师所签署《合作与服务建议》。由此可知，富地公司之所以与信桥律师所合作，系由于刘某辉处于羁押状态无法取得联系，而信桥律师所凭借“专业身份和从业经验”能通过有效渠道联系并将合作意向转达给刘某辉。但一审判决在未查明上述基本事实的情况下，无视信桥律师所所做工作对促成富地公司与刘某辉先生合作的重要性，并作出不利于信桥律师所的判决，显属认定事实不清。2、一审判决无视信桥律师所所提交的众多证据，未对《合作与服务协议》签署后，信桥律师所为促成富地公司与刘某辉商谈达成合作所做的大量有成效的工作予以认定。（1）2011年9月29日，信桥律师所的张善华、王某林两位律师在深圳XXXX酒店安排邱某强（即富地公司董事局副主席，实际控制人）、李晶（富地公司执行董事）与刘某辉辩护律师于某峰会谈，邱某强、李晶明确表达了与刘某辉合作意图；（2）2011年10月19日至21日，张善华、王某林两位律师赴北京，与李晶讨论并拟订《合作建议书》，研讨合作方案；（3）2011年10月25日，信桥律师所与富地公司签订《合作与服务协议》，确立双方委托关系；（4）刘某辉于2011年11月9日取保候审后，信桥律师所为顺利促成其与富地公司合作，又分别于2011年11月10日、12月5日两次安排与邱某强、李晶、于某峰律师会面，商讨邱与刘某辉会面事宜；（5）2011年12月8日，信桥律师所成功安排邱某强、李晶与刘某辉在深圳市安联大厦于某峰律师办公室洽谈合作；（6）围绕上述事件所做的各项准备工作：信桥律师所向富地公司提供刘某辉涉嫌违法犯罪案件进展情况、协助了解刘及中X公司信息、反复与富地公司及刘的辩护人沟通协调并提供咨询意见等。就前述第（1）至（5）项工作内容及基本事实，信桥律师所提交了《工作记录》、《合作建议书》等证据证明，且富地公司亦当庭自认，浩天律师所、甄颂育均予以书面认可，而第（6）项工作内容虽未提交证据但依靠基本逻辑分析便可知属实。但一审判决无视《合作与服务协议》签署后，信桥律师所所做的上述大量有效工作，完全抹杀了信桥律师所对促成富地公司与刘某辉合作所起的重要作用，显属认定事实不清。3、一审判决曲解信桥律师所与富地公司所签《合作与服务协议》的约定，错误认定富地公司与刘某辉共同取得中X公司的控股权亦为富地公司支付服务报酬的条件。根据《合作与服务协议》第二条第2款“如果甲方（即富地公司）能够在乙方（即信桥律师所）配合、协助下与刘某辉先生就中国燃气未来事业发展达成合作协议（若采用甲方提供的第二合作方案即刘某辉先生保留股份方案则包括“一致行动人协议”），在合作协议签署生效后的三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服务报酬人民币450万元”之约定，并结合合同文义解释的基本方法，“若…则…”的句式，已清晰表明“一致行动人协议”只是方案之一，作为信桥律师所工作目标的合作协议并不排除其他合作方案。换而言之，只要富地公司在信桥律师所配合、协助下与刘某辉就中国燃气合作事宜达成合作协议，450万服务报酬的支付条件即告成就，与他们之间就合作事项所达成的具体交易细节、交易方式无关，更与中X公司控股权的取得没有任何关联。所谓富地公司与刘某辉共同取得公司的控股权的说法，系源于信桥律师所于2011年10月20日拟订并经富地公司认可的《合作建议书》中的建议方案二。但《合作建议》拟订在先，《合作与服务协议》签署在后，且《合作与服务协议》业已约定不排除其他合作方案，意即信桥律师所与富地公司已经对《合作建议》的具体合作方案进行了修正。一审判决无视上述事实，将《合作建议》中提及的共同取得公司的控股权生拉硬拽至《合作与服务协议》中，进而认定共同取得公司的控股权系服务报酬的支付条件，显属认定事实错误。4、一审判决无视信桥律师所依据《合作与服务协议》所开展的大量有成效的工作，错误认为信桥律师所未提供法律专业服务，亦属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正是基于信桥律师所的专业身份和从业经验，信桥律师所才能迅速找到刘某辉的辩护人并与其良好沟通，在其他投资者叩门乏术之时，协调配合富地公司与刘某辉建立有效沟通渠道。其次，众所周知，律师的专业法律服务并不仅限于起草法律文件。律师等中介机构之所以被称为商业活动的润滑剂，就在于律师有丰富的联络渠道和沟通技巧，律师基于专业身份和从业经验所做的沟通联系、配合协调等工作本身就是法律专业服务的重要内容，且在成功促成交易的重要性角度而言，沟通联系、配合协调远比单纯起草法律文件来的更为重要。再次，信桥律师所还为富地公司拟订了《合作建议书》等法律文件，之所以未能为富地公司和刘某辉合作事宜起草合作协议也并非信桥律师所自身原因。其一根据《合作与服务协议》第一条第4款，信桥律师所起草、修改有关法律文件需根据富地公司要盘，且《合作与服务协议》所约定的信桥律师所法律服务工作也仅及于中国大陆境内，其二在《合作与服务协议》实际履行过程中，富地公司从未要求富地公司起草、修改其与刘某辉的合作协议，且有关合作协议实际制作和签署均在中国大陆境外，适用的也非中国（内地）法律，根本就不是《合作与服务协议》约定的信桥律师所法律服务工作范围。更遑论富地公司还违背商业道德，背信弃义取消了其在《合作与服务协议》项下所承诺的，信桥律师所可另行取得人民币500万收费（奖励金，意即额外工作）的中X公司境内重组法律服务工作。富地公司先以总额1000余万酬金为饵，诱使信桥律师所全力促成其与刘某辉合作后，又拒付到期450万酬金，其视诚实信用为敝履、肆意毁约的主观恶意由此可见一斑。综上，一审判决无视信桥律师所所做大量工作对促成富地公司与刘某辉合作的重要意义和法律专业性，主观臆断信桥律师所未提供法律专业服务显属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一审判决适用）在规定委托合同委托方任意解除权的同时，还规定了合同解除后，给相对方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但本案并不涉及损失赔偿问题，而是事关合同解除后，委托人是否应就受托人已经完成的委托事务支付报酬的问题。信桥律师所在合同解除前业已协助、配合富地公司与刘某辉就中X公司合作事宜达成了合作协议，合同约定的450万服务报酬的支付条件业已成就，富地公司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向信桥律师所支付450万服务报酬。一审判决未适用前述法律规定，显属适用法律错误。三、富地公司与刘某辉就中X公司合作事宜达成合作协议，是富地公司支付450万元服务报酬的唯一条件，且该条件业已成就，富地公司理应依约付款。富地公司与信桥律师所签订协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信桥律师所的协助配合下成功达成与刘某辉的合作。为此，富地公司需要支付信桥律师所的报酬总计三期共人民币1000万，其中50万是前期费用，由于信桥律师所在《合作与服务协议》签署前，业已开始工作并一直在自担差旅及工作费用，因此该前期费用是对前述协议签署前信桥律师所工作的报酬和补偿；第二期为人民币450万元，其支付的唯一条件就是即富地公司能够在信桥律师所配合、协助下与刘某辉就中X公司未来事业发展达成合作协议。换而言之，前期费用与第二期费用共人民币500万元，对应的工作就是促成富地公司与刘某辉达成合作；第三期报酬为人民币500万元奖励金，对应的工作是协助富地公司完成对目标公司的重组，该部分工作由于富地公司行使委托人任意解除权而未开展。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第二期服务报酬是否应当支付。1、信桥律师所在本案一审时提交的证据已充分证明，信桥律师所无论在《合作与服务协议》签署前还是签署后，均做了大量有成效的沟通联络、协助配合工作，成功促成了富地公司与刘某辉的合作；2、信桥律师所一审提交的富地石油官方网站《公告》及公证翻译材料、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交易披露文件及公证材料、录音光盘及录音文字整理等证据均能证明，早于2012年2月（即信桥律师所安排富地公司邱某强、李晶与刘某辉会面后一个多月），中X公司即披露了富地公司与刘某辉达成合作协议的信息，鉴于具体文件在境外起草的周期，他们双方的合作发端、建基、形成于2011年9月-12月间信桥律师所的沟通联络和协助配合工作当属无疑。换而言之，有关事实足以认定富地公司与刘某辉最终签署合作协议是信桥律师所工作的结果。3、退一步而言，即便如富地公司或一审法院所认为的那样，即在信桥律师所成功安排富地公司与刘某辉见面后，客观情况发生变化（例如在香港交易等），富地公司也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及时告知信桥律师所具体情况，但其不仅未告知任何情况、未按合同约定要求信桥律师所提供后续法律服务，还拒付任何款项。更何况，无论选择在香港交易，还是不依约要求信桥律师所开展后续工作，都是富地公司在未告知的情况下其自身选择的结果，该行为已构成其为自身利益不正当地阻止付款条件的成就，依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理应视为付款条件业已成就，即富地公司应当支付信桥律师所服务报酬人民币450万元。需要说明的是，根据中X公司公开披露文件显示，富地公司及其与刘某辉所设立的关联公司，在他们双方合作后又多次购入中X公司股票，逐步加强对中X公司的控制权，并因股价上涨获取了巨额利益。相反，富地公司却迟至中燃公司披露有关他们合作信息，且中燃公司股价已然暴涨的几个月后，即2012年5月17日，方才向信桥律师所发出解约函，其违背诚信、恶意毁约，借以逃避支付服务报酬义务，严重违约。富地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全面、准确，适用法律正确，信桥律师所无权要求富地公司支付任何服务报酬，请求二审维持一审判决。浩天律师所、甄颂育口头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的意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涉港法律服务合同纠纷，各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准据法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信桥律师所与富地公司签订的《合作与服务协议》合法有效。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信桥律师所诉请富地公司支付服务报酬人民币450万元的依据是否充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信桥律师所诉请富地公司支付服务报酬的依据是《合作与服务协议》第二条第2款，即如果富地公司能够在信桥律师所配合、协助下与刘某辉就中燃公司未来事业发展达成合作协议（若采用富地公司提供的第二合作方案即刘某辉保留股份方案则包括“一致行动人协议”），在合作协议签署生效后的30个工作日内，富地公司向信桥律师所支付服务报酬人民币450万元。协议签订后，虽然信桥律师所安排了富地公司的人员与刘某辉的律师会面，并于2011年12月8日成功安排了与刘某辉见面会谈，但信桥律师所的律师并未参与会谈，富地公司及刘某辉也否认其会谈内容涉及信桥律师所所诉的合作事宜，信桥律师所对此也未举证证明会谈的内容及结果。且此后因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富地公司对中X公司的投资及其与刘某辉的合作均在境外进行，信桥律师所没有也无法为富地公司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即《合作与服务协议》已经无法继续履行，因此，富地公司于2012年5月17日向信桥律师所发出解约函，要求终止《合作与服务协议》的履行，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信桥律师所无权要求富地公司按协议约定向其支付服务报酬人民币450万元，原审判决驳回信桥律师所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信桥律师所若认为富地公司解除协议造成其损失的，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信桥律师所上诉提出《合作与服务协议》约定富地公司支付人民币450万元服务报酬的条件业已成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2，800元，由上诉人广东信桥律师事务所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邱 明 演审判员 朱   萍审判员 梁 乐 乐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李缓（兼）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