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深中法民终字第11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曾国友，男。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玉珍，女。上诉人曾国友因与被上诉人曾玉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4）深龙法横民初字第1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查明：原告提交2003年3月20日借条一份，内容为“兹借到哥曾国友现金人民币壹万元正￥10000元，此据”，落款人为被告曾玉珍。被告对该借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该笔借款的钱其实是母亲李如所有，已经偿还，并提交2012年11月8日收条一张，内容为“兹收到曾玉珍汇来还母亲壹万元正人民币，小写￥10000元。经手人曾国友，时间2012年11月8日下午”。曾国友在该收条上签名并按捺确认。原告在庭审中确认2012年11月8日收条上的10000元就是偿还2003年3月20日那张借条所借的10000元，但原告向被告出具收条之后，被告未实际将款项转到原告的账户内。被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曾某系原被告胞姐，证实2012年11月8日曾受被告曾玉珍委托，将10000元现金还给原告，原告在收到钱之后才写下收条的。原审判决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是否已经偿还欠款。原告以该收条上“汇”字为由主张还款应当通过汇款的形式实际支付，因该收条为原告本人所书写，且并未在收条上注明收款账号，故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原告的主张。原告在该收条上签名并按捺确认，可以视为已经收到了该笔款项，且证人曾某作为原告曾国友与曾玉珍的姐姐，与原被告之间都是亲兄妹，其证言具有一定的客观性，故其证人证言与被告提交的收条形成有效的证据链，原审法院依法予以采信，即被告已经通过现金方式偿还原告2003年3月20日借条中所借的10000元。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曾国友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64元（原告已预缴），由原告曾国友负担。宣判后，上诉人曾国友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二、判令被上诉人偿还向上诉人借款10000元正和利息26300元，共计人民币36200元；三、判令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为：一、原判多处认定事实错误，采信证据错误、违法，导致作出错误判决，具体如下：1、上诉人在庭审中没有确认2012年11月8日收条上的10000元就是偿还2003年3月20日那张借条所借的10000元。如果涉案“收条”上的10000元就是还涉案“借条”上的10000元，那么，就一定要在涉案“收条”上写清楚，也会在当时就把“借条”交还给被上诉人。2、关于2012年11月8日上诉人写的那张“收条”，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深中法民终字第698号民事判决载明：［一审判决载明，“……且曾玉珍有偿还上诉人借款1万元的收条……”。在开庭当日，曾国友就和曾玉珍对质了收条，收条是曾国友写的，并按了指印，内容是这样的：“兹收到曾玉珍汇来还母亲壹万元正人民币，经手人：曾国友，时间是2012年11月8日”。曾国友当庭说：“曾玉珍于2003年3月20日向他借去现金人民币1万元，并写了一张借条给他，他曾经多次向曾玉珍追讨，曾玉珍都不肯还钱给他”。曾玉珍要求曾国友先写一张收条给曾玉珍，然后，曾玉珍才把钱汇到曾国友的帐号上偿还曾国友。曾国友就按照曾玉珍的要求按照曾玉珍的陈述写下了这样一张收条。但曾玉珍却没有把一万元钱汇到曾国友的帐上，那张借条原件在曾国友处保管］。这是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所确认的事实，对后续法院具有预决的效力，对本案具有预决性，完全可以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3、在2012年11月8日，写“收条”的现场是在龙岗区坪地曾某的家中，当时被上诉人不在场，她打电话给曾某，叫曾某将她的要求和陈述转告上诉人的。当时，上诉人把自己在坪地农业银行的帐号：×××7515写在另外一张纸上，把它和写好的“收条”一起交给曾某，叫她转交到被上诉人手中。4、被上诉人叫上诉人先写一张“收条”给她，这是被上诉人的一个阴谋诡计。她拿到“收条”后，又拒绝把钱汇到我的帐号上还钱，而是把这张“收条”拿到（2012）深龙法地民初字第111号案件开庭的庭审现场作证据使用，被上诉人作证说：“母亲李如曾有13万的存款在其处，每月都有给原告（李如）利息1300多元当作零用钱，因2012年11月8日已还款l万元，现还有12万元在曾玉珍处，每月给付利息1200元，曾玉珍还出示了一张还原告（李如）借款1万元的收条佐证。”被上诉人把涉案“收条”当作她已经偿还了向母亲李如借款13万元当中的壹万元正人民币的证据，这一事实，这是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所确认的事实，对后续法院具有预决的效力。对本案具有预决性，完全可以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最重要的是，（2012）深龙法地民初字第111号案件的被告是曾远洲和曾志强，而（2014）深龙法横民初字第150号案件中被告曾玉珍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曾某是曾远洲和曾志强的母亲。经过对以上事实的陈述梳理分析确定，被上诉人曾玉珍为曾某的两个儿子的案件出庭作证人，而曾某又为被上诉人曾玉珍的案子出庭作证人。她们二人互相为对方作证人，她们是同一战壕，同一阵线的战友，她们的利益相同。她们所作的证言，不客观、不真实，是假证言。证人曾某虽然是上诉人的胞姐，但是，上诉人曾国友是她的敌人。因为，上诉人曾国友是母亲李如控告曾某的二个儿子（曾远洲和曾志强）的诉讼代理人。曾某怀恨在心，在坪地法庭开庭当日，曾某、曾远洲，曾志强、曾招翻、曾玉珍、曾玉梅和曾玉珍的老公林世声七个人，在等待法官到庭前，一起围攻、漫骂上诉人曾国友，要打上诉人，在法警的救护下，上诉人才免遭毒手。闭庭后，回到家中，他们又追到上诉人门前，打上诉人，在上诉人报警，警察到场后才免遭打骂。5、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该笔借款的钱其实是母亲李如所有，当时是上诉人曾国友拿现金壹万元正人民币交到被上诉人，而不是母亲李如。6、证人曾某一会说“用现金支付的方式将一万元直接交付给了母亲李如”，一会又说“将10000元现金还给上诉人，上诉人在收到钱后才写收条的”。如果是把一万元现金直接交付给了母亲李如，或者将10000元现金还给了上诉人，那么，为什么“收条”上不写明是收到现金，而写明是“汇”来的呢？事实曾某根本就没有拿现金壹万元正人民币交到他们当中的任何人手中。但是，到今天为止，被上诉人都没有把钱汇到上诉人的银行帐号上还钱，所以，被上诉人根本就没有实际把壹万元正人民币还给母亲李如，更没有还钱给上诉人曾国友。二、关于利息的计算标准。1、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钱当日，亲口承诺以后每个月支付200元给上诉人作利息，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写明，被上诉人不肯写，她说：“我和其他人借钱，从来都不用写的，我承诺了的，我一定会照给。你是我哥，我不会骗你的。”2、被上诉人在一审“答辨状”中写明：“母亲李如跟我说曾国友有壹万元可以借给本人。为了答谢曾国友，本人就象征性每月支付壹百元给曾国友作为答谢，母亲李如为了达到目的，她就又再谎称说，曾国友让她转告本人，让本人将本应给曾国友每月的壹百元直接给曾某就行了。就当做曾国友给其李如本人每月的生活费，于是本人就在2003年3月20日写下了涉诉的借条”。（1）被上诉人象征性地每月给100元钱曾国友，她也承认是给少了的。应该每个月支付200元的利息才对。（2）在2003年3月20日当天中午，被上诉人是亲手接到了上诉人的现金人民币壹万元正后才当场写下了涉案的“借条”。而不是听了母亲李如的一番谎话以后，就写下了涉诉的“借条”。如果是，为什么要写借到哥曾国友的现金人民币壹万元正？而不写明是借到母亲李如的现金人民币壹万元正呢？（3）从2003年3月20日到2014年2月20日止，一共是131个月，每个月200元，总利息应该是131×200=26200元。三、原审适用法律错误。1、2012年11月8日的“收条”是按照被上诉人曾玉珍的要求，上诉人把自己在坪地农业银行的帐号×××7515写在另外一张纸上，没有法律规定收款帐号一定要注明在“收条”上面的。2、因为证人曾某和被上诉人曾玉珍互相为对方在法庭上作证，互相利用，是有利害关系的人，所以，证人曾某出具的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3、被上诉人提交的“收条”是上诉人亲笔书写，并按捺了手印，但是，“收条”上没有写明收到现金人民币壹万元正，而是写明汇来还母亲壹万元正人民币。“收条”也没有写明是偿还2003年3月20日借条中所借的10000元，而写明是汇来还母亲的借款壹万元正，被上诉人向母亲李如借去了13万元正人民币，有证人曾玉梅在本案庭审现场作证时确认的证言和被上诉人自己在庭审过程中自认的事实为证。被上诉人曾玉珍答辩称：上述借条款项的出借人并非是曾国友，而是曾国友与曾玉珍的亲生母亲李如。母亲李如一共生育了子女四人：曾玉梅，曾某，本人以及曾国友。由于李如没有工作，没有退休金，她的晚年生活需要子女赡养，所以我们子女四人曾达成协议，即我们子女四人每月支付生活费给母亲李如。母亲李如在2012年之前是跟随曾某生活的，故曾玉梅、本人均每月向曾某支付壹佰元作为母亲李如的生活费，可是曾国友却没有依约履行，从来都不支付生活费给李如。当时大家对曾国友没有给母亲李如生活费均感到不满。2003年由于本人做生意急需用钱，所以我曾向亲友借款。母亲李如为了消除大家对曾国友的不满，就拿出自己的一万元存款谎称是曾国友的，母亲李如跟我说曾国友有一万元可以借给本人。为了答谢曾国友，支付壹佰元给曾国友作为答谢，母亲李如为了达到目的，她又再谎称说，曾国友让他转告本人，让本人将本应给曾国友每月的一百元直接给曾某就行了，就当作曾国友给其母亲李如每月的生活费。于是本人就在2003年3月20日写下了涉诉的借条。直到2006年年初，母亲李如因和曾国友的老婆闹矛盾，母亲李如才跟本人说出了真相，说上述涉诉借的借款所属人是其本人，而不是曾国友。母亲李如在2003年至2006年间曾多次向曾国友追讨要上述借条，而曾国友每次都以借条遗失为由称无法归还。2012年11月，本人委托姐姐曾某偿还上述一万元借款给母亲李如，曾某用现金支付的方式将一万元直接交付给了母亲李如，当时曾国友亦在场，并有曾国友代母亲写下如下收条“兹收到曾玉珍汇来母亲一万元整人民币”。本人已偿还了母亲李如的上述欠款这一事实已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所作出的（2013）深中法民终字第698号民事判决确认。二、原告主体不适格。根据第一点所述，本案涉诉借条的真正借出人应为本人的母亲李如，而非曾国友，故曾国友不具有原告主体的资格。三、曾国友的诉求缺乏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在本案中，即便退一步讲，假设曾玉珍与曾国友的借款关系存在，但是由于曾国友所提交的《借条》中并没有约定利息，故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曾玉珍亦是无需支付利息的。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上诉人曾国友在二审调查时陈述，2012年11月8日被上诉人曾玉珍称要偿还本案所涉曾国友于2003年3月20日出借给曾玉珍的10000元，但曾玉珍要求先出收条再汇款，故曾国友向曾玉珍出具了本案所涉的收条。上诉人曾国友在上诉状中所述本院（2013）深中法民终字第698号民事判决载明的内容均为该判决引述当事人的单方陈述，并非该判决认定的事实。上诉人曾国友的一审诉讼请求为：被告偿还原告借款10000元及利息26200元。原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曾玉珍是否已偿还本案借款。被上诉人曾玉珍提交了由上诉人曾国友于2012年11月8日签名的收条，主张其已偿还本案的借款，但上诉人曾国友称其并未受到该收条载明的10000元，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虽然2012年11月8日的收条注明系“还母亲”10000元，但上诉人曾国友在二审时确认该收条系针对其于2003年3月20日出借给被上诉人曾玉珍的10000元借款而出具的收条，因此，该收条应当作为认定本案借款是否偿还的依据；其次，上诉人曾国友称当时系其先出具收条，并让被上诉人曾玉珍事后将款项汇入其银行账号，故收条上注明系“汇来”10000元，但上诉人曾国友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出具收条时向被上诉人曾玉珍出具了写有自己银行账号的字条，故上诉人曾国友以收条注明“汇来”还款为由主张其未收到还款，理由不能成立；再次，上诉人曾国友称其应被上诉人曾玉珍的要求，先出具收条然后再收还款，该行为不符合日常生活中民间借贷的还款规则，亦无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所述，被上诉人曾玉珍主张其已偿还本案借款，依据充分，上诉人曾国友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及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5元，由上诉人曾国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翟    墨代理审判员 李  东  慧代理审判员 谢    佳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付璐奇（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