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张中民终字第534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杨国民，男，汉族。委托代理人魏伯雄，系甘肃德言盛律师事务所律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于大魁（曾用名于大奎），男，汉族，。委托代理人王旭东，系甘肃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国民与被上诉人于大魁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甘州区人民法院（2011）甘民初字第11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国民的委托代理人魏伯雄与被上诉人于大魁及委托代理人王旭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查明，于月林系被告于大魁之子。于登新系被告于大魁之父。2007年7月18日，于月林在得知原告杨国民能帮助其争取到相关政策性无息贷款后，以办事为名交给原告杨国民现金20000元为其办理相关事宜，原告给于月林出具”今收到于月林办事款贰万元整￥20000.00”的收条一张。2007年8月2日，于月林经工商部门登记，成立了张掖市鸿业养殖有限公司，后原告未获得任何政策性贷款投资。2009年5月8日，于月林以杨国民不当得利为由提起诉讼，要求杨国民返还不当得利款20000元，该案经甘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09）甘民初字第22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杨国民返还于月林现金20000元，2009年8月30日，杨国民上诉，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1月19日作出(2009)张终民终字第503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后杨国民按照该判决书履行了付款义务。2007年8月，原告杨国民与于月林、于登新达成口头协议，于月林将其所有的×××号”五菱之光”牌面的车售给杨国民，约定售价为29800元，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后杨国民偿付车辆款20000元。2009年5月8日，于月林、于登新以杨国民下欠车辆款9800元为由，将原告诉至法院。甘州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8月21日作出（2009）甘民初字第226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杨国民偿还于月林车款9800元，2009年10月9日，杨国民上诉，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1月19日作出（2009）张中民终字第564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后经过执行，杨国民按照该判决书履行了还款义务。2007年8月2日，杨国民向于月林借现金10000元，并给于月林出具欠条一张。2009年5月8日，于月林将杨国民诉至法院，要求杨国民偿还借款10000元。2009年6月4日，经甘州人民法院作出（2009）甘民初字第2266号民事调解书，双方达成杨国民偿还于月林借款10000元的调解协议，后杨国民按照该调解书履行了还款义务。2011年3月21日，原告杨国民持内容为”和于月林办事款2万元，借条1万元全算清杨国民交还于大奎收掉了，车钱下欠4980元，以前往来条子全部作废（车钱过户时给4980元）.2007.10.6.于大奎”的条据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款39800元，庭审期间，被告于大魁否认该条据系其出具，杨国民交纳2000元鉴定费申请对该条据中”于大奎”字样进行重新鉴定。经甘肃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2011）甘政司（文）鉴字第（085）号鉴定书，结论为”日期为'2007.10.6'、落款为'于大奎'的条据落款处'于大奎'的签名笔迹是于大奎书写”。另查明：本案被告于大魁的名字既使用过”于大魁”，也使用过”于大奎”。再查明：（2009）甘民初字第2264号、（2009）甘民初字第2265号、（2009）甘民初字第2266号三案中，于月林的委托代理人均为薛福国，杨国民的委托代理人均为王盛和。其中（2009）甘民初字第2264号案件，于月林及其委托代理人薛福国参加诉讼，杨国民由特别授权代理人王盛和参加诉讼，（2009）甘民初字第2265号案件，于月林由其特别授权代理人薛福国参加诉讼，于登新由其特别授权代理人于大魁参加诉讼，杨国民由特别授权代理人王盛和参加诉讼。本院于2011年12月26日向王盛和调查时，王盛和陈述，（2009）甘民初字第2264号、2265号、2266号案件中，其均为杨国民的代理人，杨国民在三案件中均未出庭，三案件的答辩意见均系杨国民告知其，其收到三案的法律文书后，均交给了杨国民，杨国民在判决案件上诉时，没有委托其，但杨国民知道一审的处理结果。庭审中，本案双方当事人认可上述三案已由甘州区人民法院执行完毕。本院于2012年11月3日组织原告杨国民及其委托代理人李轩、被告委托代理人黄海平质证时，杨国民申请法庭通知薛福国到庭，薛福国到庭后，提交其同杨国民现在委托代理人李轩于2009年6月26日对杨国民所做的询问笔录一份，内容为”和于月林办事款2万元，借条1万元全算清杨国民交还于大奎收掉了，车钱下欠4980元，以前往来条子全部作废（车钱过户时给4980元）.2007.10.6.于大奎”的条据复印件一张，并陈述”我叫薛福国，系甘州区南街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2009年给于月林代理案件时，杨国民是被告。开庭时杨国民没有去，但是我在2009年4月9日去找过杨国民录音了，2009年6月我又找杨国民记过一次笔录，录音内容是于月林的面包车卖给了杨国民，价值29800元，杨国民第一次给了于月林19800元，于月林的爷爷给杨国民打了一张条子，第二次给了10000元，面包车的钱就给清了，这个录音已经提交当时审案子的庭上了。当时是2009年6月4日调解这个案件的时候，王盛和拿出一张收条的复印件，说的是收的和借的另外共30000元已经给掉了，我就说有无原件，有原件我就撤诉，王盛和说当事人正在找原件。当时王盛和一边调解案子一边在接电话，比较忙，将这张复印件遗失在法庭办公室地上，我就将复印件拿上后，后来6月底，我经过杨国民的店的时候，偶然看见杨国民，就去问杨国民核对有无原件并记录了一份笔录，笔录的内容是杨国民说收的20000元和借的10000元已经在第三个月的时候把钱还清了，于月林的父亲于大奎给他打的条据”。2013年8月、10月，被告两次提出鉴定申请，要求对条据中内容、落款签名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但因被鉴定材料与比对样本不具备鉴定条件，无法进行鉴定，我院将被告预交的鉴定费8000元退回给被告。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明：1、原、被告当庭陈述；2、原告杨国民提供的（2009）甘民初字第2264号民事判决书以及该判决书第一页（复印件）各一份、（2009）甘民初字第2265号民事判决书及该判决书第一页（复印件）各一份、（2009）甘民初字第2266号民事调解书以及该调解书第一页（复印件）各一份；3、原告提交的内容为”和于月林办事款2万元，借条1万元全算清杨国民交还于大奎收掉了，车钱下欠4980元，以前往来条子全部作废（车钱过户时给4980元）.2007.10.6.于大奎”的条据一张；4、经杨国民申请，本院委托甘肃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2011）甘政司（文）鉴字第（085）号鉴定书一份及鉴定费票据12张；5、本院依职权对王盛和所做的调查笔录一份、经本院主持，由原告杨国民及其委托代理人李轩、被告委托代理人黄海平以及薛福国参加的质证笔录一份，薛福国提交法庭的询问笔录一份，内容为”和于月林办事款2万元，借条1万元全算清杨国民交还于大奎收掉了，车钱下欠4980元，以前往来条子全部作废（车钱过户时给4980元）.2007.10.6.于大奎”的条据复印件一张；6、2013年8月14日、2013年12月26日，甘肃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函二份。一审法院认为，所谓证据真实性，应当指的是在某个客观时间、某个客观地点，真真实实地形成了某份证据。原告提交的内容为”和于月林办事款2万元，借条1万元全算清杨国民交还于大奎收掉了，车钱下欠4980元，以前往来条子全部作废（车钱过户时给4980元）.2007.10.6.于大奎”的条据，虽然”于大奎”三字系被告书写，但该条据从表面上来看系人为的从整页纸张上撕下，该条据没有抬头，条据内容应该是与某些言语有所联系，即条据所记载的并不是一句完整的话，条据本身具有瑕疵，且该条据系孤证，证明力较弱，不能将其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只有在其他证据以佐证方式对其证明力给予补充、加强或相互印证的情况下，才能将该条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就本案中条据的来源，原告有三种陈述，第一种陈述是原告在诉状中称”原告将款交付给被告，之后原告要求抽回当初写给于月林的条子，被告称暂时找不见了，他儿子回来了找到后再交还给原告，原告就要求被告写个证明，于是原告交给被告条子一张”；第二种陈述是原告在本案第一次开庭时当庭陈述”2007年10月6日早晨，被告在原告妻子在民主东街开的'创意美容美发用具大世界'找到原告，将帐算清后，将钱给了，下午时原告找到被告，并给被告给了纸张，让被告书写条子，被告将纸张拿进屋后，一会又给了原告这张条子，因原告没有见被告书写该条据，原告就让被告在'于大奎'名字上盖了指印。即是杨国民提供的纸，于大魁书写的条子。”；第三种陈述是原告在第二次开庭时当庭陈述”2007年10月，被告于大魁和另一个人到我妻子于小英开的店里，向我要39800元钱，我就到甘州市场对面的农业银行给被告取了35000元钱交给了于大魁，我向被告索要条子，被告说条子在他儿子手中，说第二天再给我送过来，但没有给我送条子，后我到被告家中找到被告，被告说他的儿子不在，被告就给我写了个单子，我见被告签了名字，因没有见他书写条子，所以我就让被告在'于大奎'名字上按了指印，至于条子的纸是哪里的，为何只有一片我就不知道了”。原告对条据形成的过程多次陈述均不一致。对于原告在上述（2009）甘民初字第2264、2265、2266号三案件审理时，均未提出其已经向被告于大魁还款的辩驳意见，也没有其向法庭提交本案诉争的条据的复印件的记载内容，在三案执行期间亦未提出异议，在三案中没有提出已经还款的原因，原告陈述”我没有参加三案的诉讼，是王盛和律师全权代理的，我将情况都告诉王盛和了。我在执行时才见到判决书。因我不懂，我就将法律文书中的义务履行了。”本院依职权向王盛和调查时，王盛和陈述”法律文书甘州区法院送达给我之后我就给杨国民了，两件案子上的判决书和另一件的调解书我都给杨国民了，他还上诉了，他上诉的时候没有请我，他知道一审的案件处理结果”，并陈述”杨国民当时给我陈述的是他和于大魁的经济往来比较多”。原告申请法庭通知曾经是对方即于月林的委托代理人薛福国到庭，薛福国提供了其与原告现在的委托代理人李轩于2009年6月26日对杨国民的询问笔录一份，同时提交了内容为”和于月林办事款2万元，借条1万元全算清杨国民交还于大奎收掉了，车钱下欠4980元，以前往来条子全部作废（车钱过户时给4980元）.2007.10.6.于大奎”的条据复印件一份，欲证明杨国民曾向于大魁还款的事实，该笔录行为不仅不符合证据的取得形式，且薛福国曾经系于月林、于登新的委托代理人，与于大魁有利害关系，该份笔录的真实性本院不能确定。纵观本案，结合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且执行的(2009)甘民初字第2264号、(2009)甘民初字第2265号、(2009)甘民初字第2266号案件，本院认为，原告持有的债权凭证存有瑕疵，原告应通过其他相关证据补强该证据的证明力，但原告对该份条据的来源多次陈述不一致，加之原告与被告也曾有经济往来，致使该证据的证明力更加不确定。在于月林作为原告起诉杨国民的三案件中，杨国民在审理阶段未提出曾向被告付款的辩驳意见，在三案件的执行阶段，原告杨国民没有异议，并按照三份法律文书履行了义务，故原告现在向被告主张不当得利，不符合正常的经济交易习惯，故对原告提交的条据的真实性，本院难以认定。综上，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的诉讼主张，作为负有举证责任的原告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国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95元，由原告杨国民负担。宣判后，一审原告杨国民不服，提起上诉称：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１、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出具的条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上诉人要求返还不当得利39800元的诉请不予支持，认定事实不清。２、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供的条据只注重条据的外形，而不注重条据记载的内容，且认为是孤证，对证据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上诉人认为根据民诉法的相关规定，本案应在六个月内审结，而一审法院审理期限长达三年的时间，程序严重违法。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经二审查明的事实同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杨国民所提交的条据，能否证明上诉人已向被上诉人于大魁还款的事实。其一，上诉人杨国民在甘州区法院已生效三案的审理阶段，均未提出曾向被上诉人于大魁还款的辩驳意见，在执行阶段亦无提出异议，并按照三份法律文书履行了义务。其二，上诉人杨国民现持有的条据，本身具有瑕疵，且对该条据的来源多次陈述不一致，加之双方也曾有经济往来。一审法院认为该条据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再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情况下，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理由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认定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杨国民认为一审程序违法的问题。经本院审查，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对本案审理的过程已做出说明，案卷材料中也反应出各诉讼程序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上诉人认为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判处适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95元，由上诉人杨国民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王力珍审判员安凤梅代理审判员胡宏睿二○一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书记员尹建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