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4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卢高灿。委托代理人：潘健欢，广东古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古伟标，广东古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广辉。委托代理人：韩铁成，广东沧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罗仙五经济合作社。负责人：卢德钿。上诉人卢高灿因与被上诉人朱广辉、原审被告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罗仙五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罗仙五社）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4）穗花法民二初字第5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朱广辉、罗仙五社于2004年5月1日签订《承包土地合同》，朱广辉承租罗仙五社土名为“金钟架、白田”51亩土地，朱广辉承租上述土地用于经营花木场。之后，因花都区政府发展中轴线项目，需要征用罗仙村土地，而朱广辉承租的土地属于征地范围。2014年1月18日，朱广辉在《委托书》上签名，《委托书》内容为：“朱广辉委托卢高灿协助处理本人在罗仙五、六经济合作社花圃的政府征收补偿洽谈工作。洽谈期间所产生的开支费用由受委托人卢高灿本人承担，受委托人卢高灿无权代理委托人朱广辉签收广辉花木场政府征收补偿洽谈的一切文件。保证征收补偿款在六万元一亩以下（含六万元）的收益归委托人朱广辉所有，高于六万元以上的部分70%归受委托人所有。委托期限为委托书签出日期至征收补偿余额收取后自动无效。注：2013年11月15日所签的委托卢高灿全权处理罗仙五、六经济合作社花圃的政府征收补偿洽谈工作的委托书无效。”各方当事人均认为《委托书》正文中手写“朱广辉”、“卢高灿”、“六”及70%上的删除线为罗仙五社的卢德钿所书写。2014年3月7日，朱广辉在《征收土地青苗补偿确认表》上签名确认：补偿青苗搬迁费、红砖石棉瓦房、混合结构、砂石道路、水管、水井、深水井、奖励等补偿金额合计3994218元，其中青苗搬迁费50.64亩，单价5万元，金额2532000元。卢高灿签名后至原审开庭审理当日并未取得征地补偿款。另，罗仙五社就承包土地与朱广辉产生纠纷，罗仙五社于2014年3月24日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于2014年5月15日作出（2014）穗花法狮民初字第274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尚未生效。朱广辉否认委托卢高灿洽谈征地补偿，并认为卢高灿未实际办理受托事项。卢高灿除提供了《承包土地合同》、《委托书》、《征收土地青苗补偿确认表》对其接受朱广辉委托并办理了受托事项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卢高灿原审诉讼请求为：1.判决朱广辉、罗仙五社向卢高灿支付征地补偿款955818元；2.案件诉讼费由朱广辉、罗仙五社承担。原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是指受托人为委托人办理委托事务，委托人支付约定报酬或不支付报酬的合同。委托合同是典型的劳务合同，具有人身性，以当事人之间相互信任为前提，是诺成、双务合同。第一，关于各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合法有效的委托合同关系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合同应当为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所形成，当事人意思表示应当真实、具体、确定。首先，卢高灿提供的《委托书》存在瑕疵。《委托书》上的受托人及补偿金额并非朱广辉或卢高灿书写，因此《委托书》上手写部分并非卢高灿、朱广辉的真实意思表示，朱广辉没有作出委托卢高灿处理拆迁补偿事项的意思表示。其次，卢高灿明知《委托书》手写部分并非朱广辉书写的情况下，未采取补救措施，要求朱广辉作出追认的意思表示。最后，朱广辉否认委托卢高灿处理《委托书》项下的事务。卢高灿主张其与朱广辉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卢高灿对其主张负有举证责任。卢高灿没有证据证明《委托书》上的手写部分为朱广辉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第二，受托人应当按照约定处理受托事务并向委托人汇报处理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卢高灿认为其处理了《委托书》项下的受托事务并向朱广辉汇报处理情况，朱广辉予以否认，卢高灿对此负有举证责任。现卢高灿没有证据证明其处理了受托事务并向朱广辉汇报了受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原审法院对卢高灿处理受托事务的主张依法不予采信，卢高灿主张报酬没有事实依据。第三，从合同目的上看，朱广辉出具《委托书》为获得较高额的征地补偿款。现朱广辉未获得征地补偿款，且朱广辉、罗仙五社之间正在就承包合同进行诉讼，征地补偿款是否归属朱广辉尚未有定论，卢高灿主张朱广辉支付部分征地补偿款作为报酬没有事实依据。第四，根据《委托书》关于委托期限的约定，委托期限为委托书签出日期至征收补偿余额收取。现朱广辉并未实际获得征地补偿款，因此《委托书》项下的受托事务并未处理完毕，委托期限尚未届满。《委托书》对委托人支付受托人报酬的期限未作出约定，原审法院认为，受托人获取报酬的时间应当为处理完委托事务且委托期限届满之后。现，委托期限尚未届满，卢高灿主张支付报酬的条件未成就。因此，卢高灿依据《委托书》主张其报酬没有事实依据。罗仙五社并非《委托书》的当事人，卢高灿亦没有证据证明其与罗仙五社存在合法有效的委托合同关系。卢高灿向罗仙五社主张征地补偿款（报酬）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罗仙五社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到庭义务，违反法律规定，视为其放弃自己的诉讼权利，原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卢高灿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679元，由卢高灿负担。判后，卢高灿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结果显失公平公正。一、根据《合同法》第396条、第405条规定，朱广辉所签署的《委托书》有明确的受托人、委托事项以及约定清晰的委托报酬，完全具备委托合同的要件。（一）从委托书手写内容来看，手写内容只涉及人名、身份证号及委托报酬金额，其余委托事项具体内容均已具备，因此，对于朱广辉委托他人完成《委托书》中的委托事项是毫无疑问的。另外，《委托书》后面备注：2013年11月15日所签的委托卢高灿全权处理罗仙五、六经济合作社花圃的政府征收补偿洽谈工作的委托书无效。不难看出，这份委托书本身就是提供给卢高灿的，即以此份《委托书》取代2013年11月15日的委托书。原审时，朱广辉声称不认识卢高灿，显然是虚假陈述。（二）手写内容是否是卢高灿或朱广辉所写，并不妨害《委托书》的法律效力。卢高灿对此《委托书》无异议且持有委托书原件，朱广辉作为常年在外经商，有签订合同方面的经验，不可能在《委托书》内容未完善的情况下签名，况且，该《委托书》涉及其较大经济利益，其任由卢高灿事后填写《委托书》的空白内容的可能性更加微乎其微。（三）一般的补偿标准只是每亩5万元左右，《委托书》中所涉补偿款6万元以上卢高灿才能获得委托报酬，因此这项工作是非常有难度的，朱广辉所要求的6万元每亩已经高于正常标准，也足以弥补朱广辉因土地征用所造成的损失，该《委托书》并没有明显损害朱广辉权益的内容。从《委托书》内容的合理性以及对朱广辉的保障程度来看，反证《委托书》的数字不可能是卢高灿事后写上去的，而是朱广辉完全认可之后才签名的。原审法院在朱广辉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委托书》效力有瑕疵的情况下，要卢高灿反证《委托书》合法有效，明显违反举证规则及逻辑。另外，如果朱广辉对《委托书》有如此大的异议，为何没有事后提出异议，主张《委托书》作废？二、《委托书》所约定的委托事项已完成，朱广辉已确定获得涉案委托事项的补偿款，因此，卢高灿作为受托人有权获得《委托书》约定的委托报酬。罗仙五社在其答辩状中已认同卢高灿代表朱广辉参与协商谈判。相反，朱广辉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卢高灿未履行义务，并在原审开庭时称，因脑部受伤，思维、反映能力较为迟钝，既然这样，其如何胜任协商谈判工作，如何能取得如此高额的补偿显然有造谎嫌疑。关于“向委托人汇报处理情况”这一点，《委托书》并无报告委托事务这一项要求，现在委托事项已经终结，委托目的已经实现。委托人之所以委托他人，就是为了达到比自己实施更好的效果，中间的所谓报告义务最终也只是为结果服务，况且朱广辉对于委托事项的结果显然是知情且接受的。现在反过来追究有无向朱广辉报告委托事项，没有实际意义。《补偿确认表》是其最终签名才生效，才能获得征地补偿，就这点而言，朱广辉也不可能对协商谈判的过程一无所知，卢高灿也不可能不向其报告委托事项，如果不报告，卢高灿也无法开展工作，朱广辉的陈述明显自相矛盾，不合常理。综上，卢高灿上诉请求：1.撤销（2014）穗花法民二初字第577号民事判决，判令朱广辉、罗仙五社向卢高灿支付征地补偿款（即委托报酬）955818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朱广辉承担。被上诉人朱广辉答辩称：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一、朱广辉、卢高灿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两份授权委托书都是迫于卢德钿的压力所写，2013年11月15日签订的委托书中的手写部分除委托人签名外其余都是卢德钿补写的，其根本没有告知过委托卢高灿一事，朱广辉对此始终不知情。直到2014年1月18日在新委托书上签名时才知卢德钿在前委托书中补写的内容。朱广辉与卢高灿之间根本没有达成委托代理关系的合意，双方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该《委托书》是无效的。二、卢高灿并没有在花都区中轴线项目的拆迁补偿洽谈中代表朱广辉与拆迁指挥部工作组进行过洽谈。拆迁补偿的谈判与罗仙五社无关，卢高灿称其持有《委托书》原件，正说明其并未与拆迁指挥部工作组交存其委托手续，没有代表朱广辉参加洽谈。而朱广辉与卢高灿从来未曾见面，亦未曾通过电话。三、朱广辉虽然取得补偿款，但是朱广辉在另案诉讼之后才取得补偿款，应是朱广辉自己所有的。原审被告罗仙五社答辩称：朱广辉已收取涉案的3994218元补偿款，并且是征地单位、罗仙村委会为征地项目如期推进，在未取得罗仙五社同意下擅自将款项直接拨付给朱广辉。现如今，朱广辉既收补偿款，罗仙五社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另外，征地工作中，就征地补偿协商事宜，卢高灿作为朱广辉花木场的代表多次参与协商，最终花木场的补偿确定按实测面积50.64亩，总金额3994218元补偿，折合每亩78874元，朱广辉也在补偿确认表上签名。鉴于以上情况，罗仙五社认为朱广辉应当按《委托书》约定将超出部分的补偿款支付给卢高灿。经审理，本院对原审已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原审判决后，朱广辉已通过广州市花都区罗仙村委会全额收取了涉案征地补偿款3994218元。据此，卢高灿变更其上诉请求为：1.撤销（2014）穗花法民二初字第577号民事判决，判令朱广辉向卢高灿支付征地补偿款（即委托报酬）955818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朱广辉承担。又查明，关于涉案《委托书》的填写情况，各方均确认，除“朱广辉”签名外，其余手写部分是由罗仙五社的社长卢德钿填写的。卢德钿与朱广辉均确认系朱广辉先签名，而后由才由朱广辉之外的人填写其余内容。但朱广辉表示卢德钿是将委托书取走后填写的，其不知道是否由卢德钿填写及填写的内容；卢德钿则表示是当着朱广辉的面由其填写的其余内容。而卢高灿则向本院出具书面的《情况说明》，确认涉案的《委托书》是填写好所有内容，朱广辉阅读无误后才签名写日期，并非如朱广辉所述其签名后才将空白的内容填写上去。至于签署书面《委托书》的原因，朱广辉表示：“是卢德钿的要求，卢德钿多次要求我去谈，卢德钿也发过短信，卢德钿说这种事情很难谈，用这个说法来逼迫我委托他人去代理。就是让我委托卢德钿去代理。”对涉案《委托书》上载明的2013年11月15日的委托书作废的理由，卢高灿解释为该委托书约定的时间期限差不多到期了，就重新出具一份新的委托书，即涉案《委托书》。罗仙五社社长卢德钿解释如下：“是朱广辉致电给我说2013年的委托书不行，要重新出具新的委托书。内容都是差不多，第一份委托书都交还给了朱广辉了。”卢高灿、朱广辉均确认2013年11月15日的委托书已作废了。涉案《委托书》打印字体载明高于六万元“以上的部分70%归受委托人所有”，而“70%”被人手写划去。对此，卢德钿解释为：“在朱广辉的弟弟办公室打印出来，朱广辉承诺30%归我方所有，我方拒绝了，故就把70%的字样划掉了。”朱广辉解释为：“空白部分都是卢德钿自己填写的。70%的字样不是我方划掉的。”卢高灿解释为：“签的当场就划掉了，我方认为30%的这一部分的归属不清楚，故当场约定了超过的部分就归我方所有。”二审阶段，卢高灿向本院提交了花都区征地补偿文件、其他承包人类似情况的处理资料、证人证言等，拟证明其主张的合理合法性。朱广辉对此质证认为：1.对合同、土地补充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罗仙五社已起诉过朱广辉，且卢德钿在本案中有利害关系，故不予认可。对委托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委托书上没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名只是盖章。2.对征地协议，看不出是如何补偿，应提供青苗补偿的确认表，这个征地协议上面不能证明实际补偿是多少。3.对交易记录，没有银行盖章的不能确定真实性，故不确认三性。4.对转帐记录，因为有银行盖章予以认可，但不能证明委托关系，委托关系要在中轴线的指挥部调查才能证明委托关系，朱广辉也申请了原审法院到指挥部调查查询有无委托关系，是否承认委托关系，但原审法院没有采纳。不同的青苗有不同的补偿，朱广辉是认可的，但朱广辉的青苗是有很大价值，是很大的树木也较难移植。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涉案的《委托书》是否合法有效，朱广辉与卢高灿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二是卢高灿要求朱广辉支付委托报酬理据是否充分。关于争议焦点一，涉案《委托书》正文部分除本人姓名、受委托人姓名、补偿款标准系手写之外，其余正文部分均系打印而成。朱广辉确认《委托书》落款处委托人的签名系其本人签名。由此可见，在签署该《委托书》时，朱广辉至少已阅读并知晓《委托书》打印部分的内容。而《委托书》正文注明：“2013年11月15日所签的委托卢高灿全权处理罗仙五、六经济合作社花圃的政府征收补偿洽谈工作的委托书无效。”据此可知，在朱广辉出具本案《委托书》之前，其曾出具另一份委托书，委托卢高灿全权处理征收补偿的洽谈工作，本案《委托书》显然是有签订背景的，朱广辉早在2013年11月份就委托卢高灿洽谈征地补偿工作。而涉案的《委托书》虽然正文部分本人姓名、受委托人姓名、补偿款标准均非朱广辉填写，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他人代填、代写委托书内容，再由委托人签名确认的情况亦属平常，并不能因此否定委托书的效力。退一步说，即使涉案的《委托书》系朱广辉签字后才由他人填写具体内容，但是朱广辉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清楚知晓其在《委托书》上签字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以及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在此情况下，朱广辉仍将其签字确认的《委托书》交由他人处分，并从未针对该《委托书》提出过撤销之诉，那么其理应受该《委托书》的约束。更何况，朱广辉并无证据证明其在涉案《委托书》上签名时，《委托书》的内容尚不完备。因此，卢高灿主张涉案《委托书》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照该《委托书》的内容享有权利、履行义务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卢高灿主张应依据涉案《委托书》的约定，在朱广辉收取补偿款后获得相应的报酬，理应证明其已依照《委托书》的约定，协助朱广辉处理了其在罗仙五、六经济合作社花圃的政府征收补偿洽谈工作。但是，无论是原审还是二审阶段，卢高灿均不能举证证明其在征收过程中所实际完成的工作。卢高灿认为，只要朱广辉实际获得的补偿高于每亩六万元即可证明其实际参与了谈判、完成了受托人所应当完成的工作，显然是不妥当的。这一补偿结果并不能必然推导出系由卢高灿进行协商谈判协助处理的结论。而卢高灿所提供的其他承包人的划付款项的凭证，仅能证明其他人之间的委托合同履行的情况，并不能以此推定本案中卢高灿亦同样完成了受托事务。至于出庭作证的村民，其与卢高灿均为罗仙村同姓村民，而朱广辉系外省人，在中国熟人社会的背景下，对其证言的客观公正性本院存在合理怀疑。而证人也只陈述在祠堂附近听到卢高灿与拆迁办工作人员谈朱广辉花场的事情，至于卢高灿具体完成了什么工作、拆迁办人员是否认可卢高灿的代理工作、最终补偿方案是由谁与拆迁办协商谈妥，该证人均无法作出清晰陈述。在此情况下，本院认为卢高灿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实际履行了合同义务，完成了委托事务。因此，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其无权就朱广辉所收到的补偿款获得相应的报酬合理合法，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卢高灿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358元，由上诉人卢高灿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许东劲审 判 员  陈舒舒代理审判员  唐佩莹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张剑文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