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崇民二（商）初字第243号原告上海固俊建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段培俊。委托代理人陈元，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付永生，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博海方舟（上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崔宣博。委托代理人毛佩章，上海市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固俊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固俊建材公司）诉被告博海方舟（上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海方舟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4月9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代理审判员李洋独任审理，于同年5月14日、6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段培俊、委托代理人陈元及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毛佩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固俊建材公司诉称，其系一家经营建材、门窗销售、安装及维修的公司，被告博海方舟公司系经营建筑装饰工程、室内装饰及设计业务的公司，双方在2012年之前即存在门类产品的定作合同关系，即被告将其与客户装饰工程中的门类安装项目交由原告完成。2012年11月至2013年11月期间，原告按照被告的指令，至被告客户处丈量、设计、制作、安装门窗，双方约定在客户与被告结账后，被告再按照与原告之间约定的价格在2013年年底进行结算。经原、被告双方对账，至2013年底，被告共结欠原告定作款人民币459，206元。经原告多次催要，在上海市徐汇区信访办的协调下，被告仅支付了2013年7月1日至11月期间的定作款116，821元，剩余款项342，385元虽经原告多次催要未果，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定作款342，385元。被告博海方舟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定作款342，385元的诉请，理由在于：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定作合同关系，双方之间也未进行过结算；被告曾经与上海某某装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装潢公司）合作成立了一家公司叫上海某甲方舟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甲方舟公司），2013年7月份，被告已经终结了与某某装潢公司的合作，原告提供的证据系针对某某装潢公司的，不应由被告承担责任；信访事件是经徐汇区信访办协调，由夏某某和王某甲律师向公司汇报后支付了一部分钱款，但支付的依据不清楚；夏某某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对欠款进行的确认，如果交易真实，原告应当提供原始的交易凭证。原告向本院递交的证据以及被告的质证意见如下：第一组证据：送货清单（含送货单、材料清单、订货单等）合计一百零一页，即要货单，均系被告向原告下单时发送给原告的传真件，用以证明2012年11月至2013年11月期间原、被告之间存在门类产品的定作合同关系，同时证明每笔业务明细，经原告在信访部门向被告的催要，被告已经支付了其中2013年7月1日至11月底的定作款116，821元。被告对送货单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送货单上加盖的印章为“某甲方舟文定馆材料审核章”、“某甲方舟文定馆材料要货章”和“某甲方舟要货章”，这几枚印章均非被告所有，与被告没有关系。第二组证据：工商变更资料《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两份，用以证明被告的原名称为“上海某甲方舟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于2013年8月12日经工商部门核准变更名称为“上海某乙方舟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又于2013年9月6日将名称由“上海某乙方舟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变更为目前的“博海方舟（上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用以证明第一组证据中体现出的合同相对方就是被告的前身“上海某甲方舟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两者之间工商登记名称的变更，不影响由被告对外承担债务的当然性。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仍然无法证明第一组证据中体现的印章为被告所有。第三组证据：2013年7月1日至2013年11月份的对账单、《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明细对账单》各一份，用以证明经过原、被告之间对账，被告确认2013年7月1日之后结欠原告定作款116，821元，该对账单由被告公司员工吴某某、夏某某、王某某在2014年1月份签字确认，且被告已经依据该份对账单在2014年1月24日将定作款116，821元支付给了原告。被告认可吴某某、夏某某、王某某为公司员工，但对第一份对账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理由：1、没有加盖被告的公章，2、吴某某、夏某某、王某某等人员在2013年7月1日之前并非被告员工，被告亦未授权上述人员对外签署文件或处理信访事件；对第二份银行对账单，认可被告在2014年1月24日向原告支付了116，821元。第四组证据：2012年11月至2013年6月底的对账单四份，系诉请欠款金额累计的依据，该组对账单上也有被告员工吴某某、夏某某、王某某的签字确认，用以证明被告实际尚欠原告定作款合计金额为342，385元。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理由：1、没有加盖被告的公章，2、吴某某、夏某某、王某某等人员在2013年7月1日之前并非被告员工，被告亦未授权上述人员对外签署文件或处理信访事件。第五组证据：被告与上海某某橱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橱柜公司）之间的支票、银行入账通知书各一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两份，用以证明某某橱柜公司与被告之间存在真实的业务往来，被告实际向某某橱柜公司支付了货款。被告对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第六组证据：2013年8月、9月被告与某某橱柜公司之间形成的要货单和安装清单若干，用以证明被告在与某某橱柜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中，也使用了“某甲方舟文定馆材料审核章”、“某甲方舟文定馆材料要货章”，由王某某签字，并且同样采用传真要货单的方式，说明原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中，被告加盖印章的真实性，以及与被告之间以传真方式发生业务的真实性。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持有异议，认为不能确认是同一个章，亦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第七组证据：吴某某、夏某某代表被告签署的《材料采购订单》六份，用以证明吴某某、夏某某系被告材料部员工，有权负责材料采购、金额统计事宜。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持有异议，认为没有加盖被告印章。第八组证据：夏某某、王某某代表被告签署的其他公司的欠条、对账单、付款单，用以证明夏某某、王某某系被告员工，负责材料采购及账目统计。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第九组证据：原告为被告定作木门的送货签收单，用以证明原告根据被告指令完成木门定作，并交付被告的施工队长狄某某、冯某某等人。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持有异议，认为体现不出原告已经制作完成木门。第十组证据：原告留存的对账单底稿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职工宋某与被告员工吴某某一起对账，并据此形成了第二组、第三组证据中的对账单。被告认为该份证据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持有异议。第十一组证据：证人吴某某、施某某、王某某、何某某证言。1、证人吴某某出庭作证，述称：其自2013年10月份起至2014年2月份止在被告处工作，从事材料员工作，主要负责与材料商之间的下单、对账、请款工作；总经理是闫某，材料部主管是夏某某，其前任是施某某，材料员还有王某某、王某；原告系被告的供应商之一，主要提供欧派牌门类产品，由其本人负责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业务往来；原、被告之间业务往来流程为：被告工地的施工队长将要货单交给材料部员工，由员工将要货单传真给原告，原告将货物发至工地现场，由施工队长代表被告签收，若无人签收，则原告将货物留在工地，后由施工队长和材料员核对后补签，每隔一段时间，原告工作人员凭其留存的送货底单至被告材料部，由材料员凭其留存的收货底单进行对账，核对无异后由材料员签字确认，之所以未在对账单上加盖公章，是因为被告名称变更过，新的印章尚未做好，依公司主管要求遂以材料员个人签名为准，这些底单都交由被告留存；原告提供的对账单确系本人与原告员工对账之后形成的，欠款金额属实，对账是在2014年1月16日，地点在被告公司，本人在信访事件发生前就向夏某某汇报过对账结果，因为这是材料员的正常工作要求；信访事件发生时，本人曾在信访办确认过材料商提供的对账单，这些对账单与本人留存的底单是核对无异之后才签的，而且都向夏某某汇报过，她对账目是清楚的。被告认可吴某某为公司员工，但是认为他进行对账应当有被告的书面授权；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真实交易不能以吴某某或者其他人的认可、签字为准，要以实际交易为准。2、证人施某某出庭作证，并递交了其与被告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施某某述称：其自2012年10月份起在被告处工作，目前的人事关系仍然在被告处，最初担任材料部主管职务，2013年11月份调任业务部主管，由夏某某接任材料部主管，总经理是闫某，材料员有吴某某、王某某、王某；原告系被告的供应商之一，被告确实欠原告的钱款未予结清；材料商与被告之间的业务往来流程为：被告工地的施工队长将要货单交给材料部，材料部员工在要货单上加盖某甲方舟材料审核章、材料要货章或者签名之后，将要货单传真给材料商，材料商进行丈量、送货、安装等，在此过程中，材料员的工作无需公司特别授权，材料部保存有底单，加盖印章也并非必要，每隔一段时间，由材料商和材料部员工各凭底单对账，确认之后由材料部员工签字确认，然后由材料部将对账单交财务部进行付款事宜，材料员需要定期向主管汇报，对账单在公司也有留存；原告出示的要货单是真实的，印章也是真实的，显示的工地也是被告的工地；2014年1月份的信访事件系因材料商、施工队向被告催要欠款而引发的，经信访办协调后，被告支付了部分钱款，之后再也没见过夏某某；被告已经把留存的底单、材料单、工程流转单、施工合同、财务室电脑硬盘等全部打包回河北省唐山市了。被告认可施某某的身份，认为原始的交易记录在原、被告方应当都有留存。3、证人王某某出庭作证，并递交了其与被告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王某某述称：其自2012年5月份起至2014年1月止在被告处工作，从事材料员的工作。主要负责与材料商之间的材料配送和对账工作，材料部主管是夏某某，目前已无法联系，其前任是施某某，材料员还有吴某某、王某；原告系被告的供应商之一，主要提供欧派牌门类产品；材料商与被告之间业务往来流程为：被告工地的施工队长将要货单交给材料部员工，由员工在要货单上加盖要货章和审核章之后传真给材料商，材料商进行丈量、送货，在此过程中，材料部对供货保有底单；原告将货物发至工地现场，由施工队长代表被告签收确认，或者电话与材料员确认，据此形成被告保有的底单，并凭此底单每隔一段时间与材料商进行对账，确认无误后的对账单由材料员交给财务部办理付款事宜；材料要货章和审核章按道理需要加盖在要货单上，但因为公司人员变动频繁，不能保证每一份要货单都加盖印章，材料员的签字可以代表公司；发货、对账是材料员的日常工作内容，无需特别授权。原告提供的对账单上本人的签名属实，原、被告之间的交易属实，夏某某经常会组织材料部员工开会，对材料商的数额进行核对，这也是材料部的日常工作。在信访事件发生之前，本人已经将制作好的对账单交给了夏某某，这是正常的工作流程；信访事件发生后，本人到信访办探望夏某某，她要求我们离开现场，但我们向她请示后续处理方案的时候，她拒绝表态；在场的材料商问我有没有将对账单交给夏某某，她予以否认，我们只好将带在身边的对账单再打印一份出来进行确认，夏某某对这些对账单进行了核对并签字，本人当时提供的对账单和之前汇报给夏某某的是一致的，她也应该是在核对后才签字的，否则也不会签字确认；留存在被告的底单我们已经拿不到了，公司办公地点的物业不允许我们进入。被告认可王某某的身份，但认为没有原始的交易记录，对账的数据有可能不准确。4、证人何某某出庭作证，并提供了某某橱柜公司的授权委托书，何某某向法庭述称：其系某某橱柜公司的员工，本公司在2012年至2013年期间与被告之间有业务往来，本人负责具体供货、对账等事宜，原告也是被告的材料商，本人在与原告共同向被告讨账时结识；某某橱柜公司与被告业务开展的流程为：首先由被告通过员工将要货单以传真的形式发给材料商，材料商到工地实地测量，将报价单发给被告，被告认可价格后，在报价单上签字确认传真给材料商，材料商遂进行生产、安装，根据被告客户的签字，我们保留底单，每月与被告对账；双方之间业务往来主要通过传真件的形式；原告提供的某某橱柜公司与被告之间业务往来的证据都是真实的，主要由被告的员工王某某与本公司进行沟通；信访事件发生时，本人去过信访办现场，当时经过信访办的协调，被告支付了部分钱款。被告认可何某某的身份，但认为他的证言与本案无关。被告未提供证据。经审理查明，被告成立于2012年12月18日，公司原名称为上海某甲方舟国际控股有限公司。2013年8月12日，经工商部门核准，被告公司名称变更为上海某乙方舟国际控股有限公司。2013年9月6日，经工商部门核准，被告公司名称再次变更为现用名称。另查明，2012年11月份至2013年11月份，原告至若干工地丈量、制作、安装门窗，在被告传真给原告的送货单、材料清单、订购单等材料上加盖有“某甲方舟文定馆材料审核章”、“某甲方舟文定馆材料要货章”、“某甲方舟文定馆要货章”等印章。原告依据上述期间形成的送货清单制作成对账单。2014年1月16日，被告材料员吴某某与原告员工进行对账，合计被告尚欠原告定作款459，206元，吴某某在原告制作的对账单上签名，并写明：“对账金额无误”。再查明，2014年1月20日，包括原告在内的材料商、施工队40余人（以下简称信访群众），至上海市徐汇区人民信访接待处（以下简称信访处），要求政府出面协调被告欠款事宜。当日早晨，被告员工夏某某也来到信访处，信访群众遂要求由夏某某代表被告进行协商，期间夏某某虽通过报警等方式希望离开信访处，但因信访群众人数众多，致其无法离去。在信访处工作人员的协调下，信访群众要求夏某某就对账单予以确认。夏某某当时通过电话与被告公司进行了沟通，并与同事王某某、吴某某等人进行了沟通。当日，夏某某在对账单上签名，但签名后信访群众因未实际获得钱款，故仍不同意夏某某离开信访处。2014年1月21日、22日前后，一位自称被告财务的人员也到了信访处。2014年1月23日晚间，被告委派王某甲律师至信访处处理相关事宜。次日，在信访处工作人员的协调下，王律师经与被告沟通，被告同意拿出一部分钱款解决此次信访事件，钱款发放流程为：被告以电汇方式付款，信访群众确认收到钱款之后在被告制作的收条上按捺手印，然后离开。该过程经信访处维持秩序，于2014年1月24日晚间结束。又查明，被告依据原告制作的2013年7月1日至2013年11月份的对账单载明的欠款金额116，821元，于2014年1月24日向原告支付了该笔定作款。本案的争议焦点：1、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门类产品的定作合同关系？2、被告员工吴某某、夏某某、王某某签字确认的对账单能否视为原、被告之间结账的依据？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定作合同系非要式合同，认定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定作合同关系不仅以书面合同为依据，还应当结合交易习惯、行业惯例及相关的证据加以认定。门类产品定作属建筑工程装修装饰工程的一部分，实务中，建筑装修公司将门类产品制作、安装业务分包给建材公司的情况普遍存在。本案中，虽然原、被告之间未签订书面的定作合同，但原告提供的要货单上加盖有被告的印章，且被告亦向原告支付了钱款116，821元。虽然被告辩称要货单的印章非其所有，但原告提请出庭作证的被告员工均认可了印章使用及业务往来的真实性，原告提供的某某橱柜公司与被告之间的业务往来相关证据中也有所涉印章的使用，且被告虽否认其与原告之间存在业务往来，但并未就向原告支付钱款116，821元的用途、依据凭证等事项做出合理解释，结合上述因素，本院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定作合同关系。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被告抗辩称，因其与合作方某某装潢公司于2013年7月结束合作，故该时间节点之前的债务应由某某装潢公司承担；夏某某等员工未获授权，不能代表公司对外签署文件或处理信访事件。对此，本院认为，一则，根据工商档案材料显示，即使存在被告与某某装潢公司合作的事实，二者之间的合作方式亦非各自独立运作，而是以被告前身某甲方舟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现被告系由某甲方舟公司更名而来，相应的债务理应由被告承担。被告主张以内部合作的时间节点作为对外承担债务分界线的辩称意见，欠缺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二则，夏某某、吴某某、王某某、施某某确系被告员工，吴某某就对账单的签字确认在前，夏某某的签字在后，即使夏某某签字时处于身心疲惫、自由受限的状态，但其身处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内，亦与被告公司电话沟通无碍、与公司员工沟通无碍，在此情形下，夏某某对账目做出的再确认理应认定为系代表公司，且对账结果真实有效。三则，被告经信访处协调后的付款行为客观真实，该付款行为并非通过夏某某、吴某某、王某某等人实施，而是在2014年1月20日夏某某就对账单进行再确认之后，由公司委派专门处理本次信访事件的王某甲律师负责操作钱款的支付事宜。四则，除原告提供的相应时间段对账单之外，被告并未提供其他佐证其付款依据的书面材料，现被告对具有相同外在表象的对账单，仅以2013年7月1日这一时间节点为据，认可在后债务，否认在前债务，有悖诚信原则。综合上述考量，本院认定夏某某、吴某某、王某某签字确认的对账单系原、被告之间真实的对账结果，可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综上，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定作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履约。被告未履行足额支付定作款的义务，显属违约，理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剩余定作款342，385元的诉请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博海方舟（上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固俊建材有限公司价款人民币342，385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436元，减半收取计3，218元，由被告博海方舟（上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李洋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王彪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二百六十三条定作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报酬。对支付报酬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定作人应当在承揽人交付工作成果时支付；工作成果部分交付的，定作人应当相应支付。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