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东中法民一终字第1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庾远光，男，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公民身份号码为×××4719。委托代理人：周广敬，广东弘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谭伟国，男，汉族，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现住广东省东莞市，身份证号码为×××2955（）。委托代理人：魏源虹，广东金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毛慧娟，广东金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庾远光因与被上诉人谭伟国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作出（2012）东三法民一初字第1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终结。谭伟国因本案于2011年12月22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庾远光立即返还谭伟国4883000元；2、庾远光以4883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向谭伟国计付自起诉之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原审法院查明：谭伟国与庾远光原为朋友关系，常有经济往来。2003年11月20日、26日，庾远光分别通过其个人账户向东莞市财政局谢岗分局转账缴纳土地出让金3000000元、2000000元。2007年7月30日，庾远光向谭伟国出具收据一张，确认收到谭伟国“转来”1500000元。2007年11月23日，庾远光向谭伟国出具收据一张，确认收到谭伟国“交来”现金支票300000元。2010年12月13日，庾远光以谭伟国不当得利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称其于2003年11月20日、26日替谭伟国缴纳土地出让金共计5000000元，但谭伟国一直未返还。该案经���理，原审法院于2011年3月15日作出（2011）东三法民一初字第341号民事判决，判令谭伟国向庾远光偿还5000000元及利息。谭伟国对该判决不服提起了上诉，该案经本院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谭伟国认为庾远光已于2003年、2004年间在其个人账户取款共计3083000元，并于2007年7月30日、11月23日收取谭伟国付款1800000元，共计4883000元，庾远光未将该款用于代为支付土地出让金，则庾远光构成不当得利，谭伟国遂提起本案诉讼。庭审中，谭伟国提供广东发展银行储蓄取款凭条复印件八张，显示谭伟国个人账户（账号为10×××01－0148497）分别于2003年5月9日、8月30日、11月10日、11月14日、11月15日、11月17日被取款100000元、3000元、200000元、30000元、1000000元、1000000元，于2004年5月6日再被取款200000元及550000元。该取款凭条均未经谭伟国签名确认。其中，五张取款凭条由庾远光在客户确认签名栏签字并标注“代”字，另外三张（取款额分别为20、100、100万）的客户确认签名栏写有“谭伟国”字样（非本人书写）后由庾远光在备注栏签字。谭伟国主张双方为多年的朋友关系，基于代付土地出让金的委托关系，谭伟国一直将账号为10×××01－0148497的存折交由庾远光保管，八张取款凭条所涉款项共计3083000元均由庾远光支取保管。庾远光对取款凭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在备注栏签名的三张取款凭证是作为当时该银行网点的行长履行职责进行审批，并非代领款项，而另五张代谭伟国取款，是谭伟国提前将存折、身份证原件交付给庾远光并告知密码，庾远光基于朋友关系代为领取，并在取款后及时将存折、身份证、款项返还给谭伟国。至于2007年两笔款项共计1800000元，庾远光主张双方另有经济往来，并非委托代付土地出让金。庾远光未就其陈述的经济进行明确说明或举证，谭伟国对此不确认。原审法院认定以上事实的证据有：谭伟国提供的身份证、取款凭证、收款收据、（2011）东三法民一初字第341号及（2011）东中法民一终字第2210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原审庭审笔录。原审法院认为：谭伟国主张庾远光从其银行账户中取款3083000元并另外收取谭伟国付款1800000元未用于代付土地出让金，从而构成不当得利。结合双方诉辩意见，庾远光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主要在于：一、庾远光有否取得谭伟国款项共计4883000元；二、款项的取得有否合法根据，谭伟国请求返还是否合理；三、谭伟国的诉请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一、关于是否取得款项的问题。首先，谭伟国提供2003年、2004年其个人账户取款凭证八张，主张庾远光从其个人账户中取款3083000元。庾远光对取款凭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庾远���在取款凭证上客户确认签名栏或备注栏中签名确认，而没有在经办、复核或监督栏签名，庾远光关于有三笔款项是履行行长职责审核签字的主张，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对庾远光先后八次从谭伟国个人账户中取款共计3083000元，原审法院予以认定。其次，庾远光主张每次代谭伟国取款后，均将相关存折、身份证、所取款项一并交还给谭伟国，但庾远光并未提供相关交付凭证。原审法院认为，庾远光作为曾经的银行网点行长，其对款项的往来、收转等手续应该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其应当清晰了解在取款凭证上签名确认取款后代表取得款项的法律后果，庾远光若有将款项转交给谭伟国，应当有相关的转账凭证或要求谭伟国出具收款凭证，庾远光未能就此进行相应举证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据此，原审法院认定庾远光在取得前述3083000元后未曾交还给谭伟国。另外，庾远光在2007年出具两张收款收据确认收到谭伟国付款共计1800000元，对庾远光已取得该款原审法院亦予以确认。即对谭伟国关于庾远光取得其款项共计4883000元的主张，原审法院予以认定。二、关于取款根据问题。谭伟国主张4883000元均是委托庾远光代付土地出让金，庾远光不予确认。庾远光未就2003年、2004年从谭伟国账户中取款3083000元款项的用途进行说明，也未就2007年收取谭伟国款项1800000元的用途、根据进行说明或举证，即庾远光未举证其从谭伟国处取得4883000元的合理根据，谭伟国主张该取款属于不当得利，合理有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关于“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的规定，谭伟国请求庾远光返还4883000元并支付相应的法定孳息，合法有据，谭伟国请求法定孳息自起诉之日2011年12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具体计至判决确定的发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三、庾远光主张谭伟国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从庾远光2003年11月代谭伟国支付土地出让金5000000元可以看出，双方的确曾存在委托付土地出让金的事宜，至庾远光2010年12月13日以谭伟国不当得利为由提起诉讼，谭伟国才对庾远光取得案涉款项共计4883000元的根据产生怀疑，即谭伟国至2010年12月应诉后才知道案涉4883000元属于庾远光不当得利。谭伟国于2011年12月22日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权利，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庾远光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谭伟国4883000元并计付法定孳息（自2011年12月22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原审案件受理费45864元，由庾远光负担。庾远光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认定法律关系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谭伟国向法院起诉主张的是不当得利，可从谭伟国提供的收据、借据显示，双方之间并不存在不当得利关系。2007年7月30日的收据是“收到康湖山庄谭伟国转来150万元”、2007年11月23日的收据是“收到谭伟国交来现金支票30万元”，从收据内容就已证明谭伟国自愿向庾远光交付上述款项，庾远光收取谭伟国的款���是有合法依据的，从2007年至本案起诉时，已时隔多年，相关的凭证也不可能保留到现在，早就没了，也超过了诉讼时效，现谭伟国主张交付上述款项是非法的，应当由谭伟国来举证证明。借据显示“现借到谭伟国现金100万元”，谭伟国在起诉状中也是主张双方是借款关系，根据法律规定，双方之间就是借款合同关系，并非不当得利，原审定性为不当得利，完全是适用法律错误。二、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分配举证责任错误。1、庾远光于2003年7月14日汇款200万元给谭伟国，谭伟国已确认，但原审视而不见，对该汇款置之不理，明显是事实认定错误。2、2007年7月30日、11月23日的收据，是证明谭伟国向庾远光主动履行其他债务，庾远光收款是合法有据的，如果没有合法根据，谭伟国也不会主动向庾远光交付款项而不要求庾远光书写借条反而写收据。该两份收据不能证明是��贷关系或不当得利，而且也超过诉讼时效。3、2003年至2004年期间，庾远光任东莞市黄江镇广发银行行长一职，在储蓄取款凭条上签名完全是履行职务行为，原审在没有向广发银行进行任何调查核实的情况下，直接认定签名就是庾远光个人行为，完全是认定事实错误。至于庾远光在取款凭证上客户确认签名栏或备注栏中签名，还是在经办、复核或监督栏签名，这是银行内部管理，且广发银行也出具了证明，证实庾远光在银行任行长一职，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法院应当向银行调查核实清楚。4、原审认定取款凭条未经谭伟国签名确认是错误的，取款凭条上有谭伟国的签名，谭伟国否认其签名，可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原审也没有向广发银行进行调查核实，而是在没有任何依据下武断判定“谭伟国”字样不是本人所签。三、谭伟国提出的诉讼请求均已超过诉讼时��。谭伟国主张庾远光多次从其个人账户中取款，假如庾远光没有将款项交回给谭伟国，即当时谭伟国就已知道其权益受到了侵害，即当时起诉讼时效就开始计算，至谭伟国起诉时已明显超过诉讼时效。综上，庾远光请求本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庾远光无须返还谭伟国4883000元及支付法定孳息。谭伟国答辩称：一、庾远光的上诉超过上诉期限。原审于2013年7月11日作出判决，庾远光应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提交上诉状，庾远光上诉状的日期为2013年9月4日，故庾远光已过上诉期限。二、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庾远光已确认从谭伟国账户中支取人民币3083000元，以及2007年出具的两张收据确认收到谭伟国付款共计人民币1800000元，且庾远光未提出收取上述款项的合法依据。2、上述款项均为谭伟国委托庾远光代付土地出让金中的款项。至2010年12月22日庾远光以谭伟国不当得利为由提起诉讼，谭伟国才对庾远光取得上述款项的根据产生怀疑，自法院对上述案件判决之日方确定己方支付给庾远光的人民币4883000元无合法根据。即谭伟国自2011年9月9日方知道案涉4883000元属于庾远光的不当得利，所以谭伟国的诉请未超过诉讼时效。3、谭伟国卡号10×××01－0148497号的存折及密码一直由庾远光保管。庾远光已在原审确认这一事实，事实上另案判定的500万元土地出让金，谭伟国均已通过该卡或付现的方式支付给庾远光，否则庾远光不可能多年之后方起诉土地转让款500万元为谭伟国的不当得利。自此，庾远光从谭伟国银行卡处取款为没有合法依据。谭伟国知道后自行收集证据，不当得利证据仅能显示为起诉金额，实则庾远光支取过500万元的不当得利款项。综上，谭伟国认为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本院驳回庾远光的上诉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庾远光向本院提交案外人李彪、卢树森、郑水吼出具的证明及三人身份证复印件，东莞市康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东莞市谢岗镇房地产开发公司提交的申请报告，东莞市谢岗镇房地产开发公司与湛江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签订的宝泰花园（杏花村）A1型01－12栋工程施工合同，若干购货单位记载为李彪、郑水吼或谢志洪的提货单，杏花村工程（结）算书、结算汇总表，若干收款收据，四张储蓄取款凭条，东莞市黄江旺盛建筑材料经营部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以上证据全部为复印件。庾远光提交上述证据欲证明由谭伟国负责的康湖房地产开发公司宝泰花园杏花村工程、由庾远光代谭伟国付清了相应材料款。另查，原审向庾远光送达判决书的时间为2013年8月26日，庾远光提交上诉状的时间为2013年9月5日，原审于2013年9月12日发出缴交上诉费通知单，庾远光于同月14日交纳了相关费用。本院认为，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庾远光二审提交证据欲证明其代谭伟国支付了相关建筑材料款，此为另一种法律关系，与本案审查的不当得利法律关系没有直接关联，故对庾远光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不予审查。针对庾远光的上诉及谭伟国的答辩，二审应解决的问题如下：一是庾远光的上诉是否超过法定期限。经本院核实，庾远光在法定上诉期内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上诉状，也在原审法院指定的期限内缴纳了上诉费用，庾远光的上诉没有超过法定期限。二是庾远光收取款项的行为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根据双方在本案及（2011）东中法民一终字第2210号谭伟国诉庾远光不当得利案中的陈述，双方确有长期交往及经济往���，期间任一方经手的某笔或某些款项是否构成对相对方的不当得利，确实难以典型的不当得利构成要件为依据作出判断。针对双方的经济交往，庾远光首先选择以不当得利为由于2011年向谭伟国主张发生于2003年的一笔款项，该诉请经两级法院审理，均获支持。本案中，庾远光从谭伟国账户中取款3083000元作何用途，并未给出说明，而对2007年收取1800000元的原因，亦未作解释，原审据此认定庾远光收取谭伟国4883000元构成不当得利，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原审论述正确，本院不再赘述。综上，庾远光上诉没有理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实体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5864元，由庾远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月嫦代理审判员  陈巧玲代理审判员  黎棣华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书 记 员  陈子宁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