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湘01民终21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涛。上诉人（原审被告）余一。委托代理人张烨辉、刘嘉，湖南三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立强。委托代理人黎明、傅维敏，湖南金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李立华。原审被告余珊珊。委托代理人李立华。原审被告余静。原审第三人长沙一方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咸嘉湖路麓谷锦园15栋7号。法定代表人陈铁坚，经理。上诉人余涛、余一因与被上诉人李立强，原审被告李立华、余珊珊、余静、长沙一方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方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15)岳民初字第034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余开封原为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的职工，2005在职时以该职工特殊身份入股一方公司，其中公司奖励职工股4.845522万元，另以现金入股5.154478万元。李立强要求认购其中5万元，并于同年9月7日给余开封转账3万元、2006年9月27日给余开封现金2万元。余开封于2006年10月1日向李立强出具收据：“今收到李立强向一方公司投股金款50000元，此据。说明2005年9月7日给30000元，2006年9月27日给20000元”。就余开封所持的10万元股份，自2009年8月至2012年1月，累计分红共72.16万元，余开封均已领取；2014年1月至2015年1月累计分红20万元，尚由一方公司代为保管。余开封已给付李立强21.3万元。另查明，余开封非为一方公司的登记自然人股东。原审诉讼中，一方公司出具证明确认了余开封为其自然人股东，持股10万元。余开封于2013年7月18日去世，其妻为李立华，子女有余静、余涛、余一、余珊珊。原审诉讼中，五人均未放弃对余开封的遗产继承权。李立强系李立华之妹。原审法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称，本案争议的焦点：其一、李立强与余开封是否存在投资入股合同关系。本案中，李立强提交由余开封出具的收据为直接、原始证据，且其内容能与转账凭据及李立强、李立华、余珊珊的陈述相互印证。余涛、余一抗辩收据有改动痕迹，但与余开封共同生活的李立华陈述其为余开封自己修改，余涛、余一也未举证证明改动字迹为他人所书，且余涛、余一所提交的现有证据亦不足以形成有效证据链以推翻李立强出资的事实。因此，基于证据优势原则，李立强提交的现有证据能够证明李立强与余开封事实上形成了由李立强出资5万元给余开封，余开封代持入股的合同关系。其二、关于应给付的分红款金额。李立强与余开封双方对投资权益分配未作明确约定，双方应按出资份额分配投资入股红利。经查，余开封实际领取的分红款共72.16万元，扣除其自有部分及已给付李立强的款项，则还应给付李立强14.78万元(72.16/2-21.3)。余开封在死亡后，李立华、余静、余涛、余一、余珊珊作为余开封的继承人均未放弃对遗产的继承，应对其债务共同承担清偿责任。因此，李立华、余静、余涛、余一、余珊珊应共同承担相应给付义务。故对李立强主张李立华、余静、余涛、余一、余珊珊给付未付股金分红款的诉请，部分予以支持；对余涛、余一辩称其不应承担给付义务的理由不予支持；李立华、余珊珊辩称其中20万元仅领取了19万元无证据证明，不予支持。其三、李立强可否取得入股资格，直接向一方公司主张后续分红给付请求权。基于合同的相对性，李立强与余开封间的合同约定属于双方内部约定，仅在合同双方内部产生法律效力，不能直接约束于一方公司。同时，本案中，余开封入股一方公司系依其特定的身份属性，那么基于公司的人合性，在李立强未举证证明已经一方公司半数以上股东同意的情况下，李立强不能直接取得股东身份、享有股东权益。综上，李立强不因其与余开封间的合同之债权请求权而直接取得入股资格、享得股东身份，以及股东享有的直接向一方公司主张分红给付请求权的自益权。原审法院对李立强主张确认其入股及由一方公司直接支付分红的主张不予支持，对余涛、余一相应抗辩理由予以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李立华、余静、余涛、余一、余珊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共同给付李立强股金分红款147800元；（二）驳回李立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67元，由李立强负担867元，李立华、余静、余涛、余一、余珊珊共同负担4000元。上诉人余涛、余一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判决认定李立强与余开封系代持入股的合同关系是错误的，其二人之间仅系普通的债权债务关系。首先，现有证据虽然可证实余开封已向一方公司真实出资10万元，但余开封股东身份并没有在工商机关登记备案，并不是一方公司注册股东。也就是说余开封不是一方公司的显名股东，李立强与余开封也就不可能具备代持股合同关系的法律要件。其次，本案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李立强与余开封系投资入股合同关系，其二人并非直系亲属关系，也没有任何关于代持股权利义务内容的相关协议，虽然李立强称已经收到余开封21.3万元的分红，但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余开封去世两年后李立强才起诉要求确认自己的入股本金及分红款，在无任何书面文件情况下，仅凭李立强的陈述及有多处涂改的收据，根本不能确认李立强与余开封之间系投资入股合同关系。2、原审判决认定双方应按出资份额分配投资入股红利是错误的。即使李立强与余开封代持股合同关系成立，该合同也是无效的。一方公司内部投资入股系原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针对该公司员工内部发行的投资权益，李立强想要投资入股以及进行分红必须取得原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职工大会和一方公司全体股东的同意和认可才有资格入股，李立强私下通过余开封入股以及分取一方公司红利的行为属于损害一方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依法应属无效。故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李立强的全部诉讼请求；并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立强承担。被上诉人李立强答辩称：李立强与余开封属于代持入股的关系，有余开封出具的收据和分红能够证实，且该合同关系有效。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原审被告李立华、余珊珊未发表答辩意见；原审被告余静、原审第三人一方公司未答辩。本院二审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以及当事人的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李立强与余开封之间是否构成投资入股合同关系。余涛、余一上诉称，本案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李立强与余开封系投资入股合同关系，二者仅系普通的债权债务关系。本院认为，李立强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余开封出具的收据作为直接证据，该收据载明了余开封收到了李立强向一方公司投股金5万元，并载明了收到该5万元款项的具体时间，李立强同时提交了一方公司的收款收据、申请原审法院调取的一方公司出具的证明以及银行转账凭单、存折等证据来佐证该收据载明的内容。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且得到了余开封的配偶李立华的确认，足以证实李立强出资5万元给余开封入股一方公司的事实。余涛、余一就余开封出具的收据上存在涂改的情况提出了异议，但余涛、余一未能举证证实该涂改系他人所为，且并无证据证实余开封与一方公司之间除了诉争的10万元入股关系外还有其他的资金往来关系，将“集资”款改为“投股金”款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并未改变款项的性质，不足以据此认定李立强与余开封系普通债权债务关系。原审判决依据证据优势原则认定李立强与余开封构成投资入股合同关系并无不当。余涛、余一上诉称，即使余开封与李立强构成投资入股合同关系，该合同也属于无效合同。本院认为，本案既无证据证实李立强与余开封存在恶意串通，亦无证据证实余开封以其名义代李立强持有一方公司股权的行为损害了一方公司的利益，涉案的代持入股行为仅约束余开封与李立强，而不能约束一方公司。余开封与李立强之间的投资入股合同不属于无效合同，余涛、余一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适当，应予以维持。余涛、余一的上诉理由没有依据，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867元，由上诉人余涛、余一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应江审判员  刘朝晖审判员  张芳芳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一日书记员  李雪青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