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赣09民终2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邱晓军，男，1978年4月25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丰城市人，住江西省丰城市。委托代理人：管国亮，江西省丰城市三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祥新，男，1968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丰城市人��住江西省丰城市。上诉人(原审被告):邹美连，女，1966年5月9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丰城市人，住江西省丰城市。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发创，男，1973年10月8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丰城市人，住江西省丰城市。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熊建华，江西华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袁映，江西华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邱晓军为与上诉人黄祥新、邹美连、黄发创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丰城市人民法院（2015）丰民二初字第4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帅晓东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马文利、代理审判员谢琤参加的合议庭，书记员管林健担任记录，于2016年4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邱晓军及其委托代理人管国亮，上诉人黄祥新、黄发创以及黄祥新、邹美连、黄发创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熊建华、袁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5月29日，邹美连代表黄祥新、黄发创与邱晓军签订《土地种植合作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1.合同期限自2015年5月29日至2015年11月10止；2.由邱晓军提供300亩稻田种植黄祥新、黄发创提供的多胚孪生水稻种子；3.黄祥新、黄发创确保提供的稻种亩产达到1200斤，但邱晓军应付给黄祥新、黄发创每亩技术服务费150元，如亩产不足1200斤，则黄祥新、黄发创负责赔偿（按每斤1.5元计算，自然灾害除外）。合同签订后，黄祥新、黄发创即供给邱晓军科优59种子1300斤种植。2015年10月8日经丰城市农业行政执法大队邀请江西省农科院专家对邱晓军种植的300亩多胚孪生59品种进行了现场抽样测产，结果为亩产116.6公斤（邱晓军诉��及庭审中均要求按150公斤计算，该院予以准许），给邱晓军造成损失405000元【（1200斤－300斤）×1.5元×300亩】。后因双方协商未果，邱晓军诉至原审法院，要求黄祥新、邹美连、黄发创赔偿损失405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本案在审理中，邱晓军申请诉讼保全，要求冻结黄祥新、邹美连、黄发创银行存款或查封、扣押其等额财产，该院已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原审法院审理认为:邱晓军与黄祥新、黄发创签订的《土地种植合作协议》，虽然黄祥新、黄发创的签名是他人代签，但事后黄祥新、黄发创已经默认并对合同进行了履行，因此，该协议合法有效。黄祥新、邹美莲、黄发创均是本案适格被告。合同签订后，黄祥新、邹美莲、黄发创提供给邱晓军的稻种达不到亩产1200斤，致使邱晓军造成重大损失，对酿成本案应负全部责任。但邱晓军在要求黄祥新、邹美莲、黄发创赔偿损失的同时，应扣除每亩150元的种子及技术服务费，计币45000元，因此，黄祥新、邹美莲、黄发创应赔偿邱晓军损失360000元。据此，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限黄祥新、邹美莲、黄发创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赔偿邱晓军损失360000元；二、驳回邱晓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375元，诉讼保全费2620元，合计9995元，由邱晓军负担1110元，黄祥新、邹美莲、黄发创负担8885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上诉人邱晓军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相关事实错误，导致错判。1.一审法院未按测产报告中亩产116.6公斤计算邱晓军的损失错误；2.一审法院扣除种子款是错误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种子使用者因为种子质量问题造成损失的，可以向种子销售者要求赔偿，赔偿的范围包括购种价款、可得利益损失和其他损失，从这一条规定可以看出，邱晓军是不需要支付购种款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纠正一审法院的错误判决，改判全部支持邱晓军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黄祥新、邹美莲、黄发创承担。上诉人黄祥新、邹美莲、黄发创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重新厘清本案事实。2014年10月11日，为了自身农业技术业务发展需要，黄祥新、黄发创，与南京梓俊蔬菜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郁子俊签订了一份水稻种植、种子培育合作协议书，合同约定三方按照郁子俊34%、黄发创33%、黄祥新33%的出资比例，共同出资购买3500亩水稻种子用于合作项目之用。合作协议书签订后不久，为了三方业务拓展的需要，2014年12月15日，黄祥新、黄发创与郁子俊共同出资创立了南京科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黄发创，经营范围涵盖农业技术的研发；农作物种植、培育、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以及初级农产品销售。2014年12月19日，南京科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山东众力棉业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经营万亩稻田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协议》约定：双方合作成立水稻开发部，以各占50%股权的形式，共同开发经营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黄河口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占地达13638亩的土地2号标段。《协议》第二条约定：南京科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现金613.71万元入股作为原始资本，2014年12月23日前交纳协议定金200万元，2015年1月30日前付清原始股本金413.71万元。同时，《协议》第八条约定：水稻种植技术及销售、生产、加工水稻所需机械设备由南京科丰公司负责。合同签订后，由于南京科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资金周转的原因，不能依照《协议》按时足额交纳定金及后续股本款项，双方没能就此项目开展进一步合作，而合同签订伊始，为了切实履行合同义务，南京科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合作未果则造成了大量水稻种子等水稻生产资料的闲置，迫切需要找到后续合作项目对此进行消化，不然将导致股东损失进一步扩大。邱晓军利用黄祥新、黄发创寻求项目合作的心理，在只向邹美连出示《土地种植合作协议》最后一页的签字页之情形下，邹美连代黄祥新、黄发创与邱晓军签订了合作协���。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缔约行为，邹美连并未取得黄发创本人或南京科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任何授权。二、被答辩人提供证据存在瑕疵，明显不能形成完整证据链，需要二审法院重新加以甄别和认定。1、《土地种植合作协议》的问题。首先，《土地种植合作协议》是在邹美连对合同内容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的。被答辩人只拿了协议的最后一页签名页给邹美连，要邹美连在合同上签名。从歪斜的签名笔迹上看，我们也看得出，邹美连文化程度不高，只是秀市集镇普通的家庭妇女，不可能是在商海闯荡多年的老手，对签订合同缺乏必要的谨慎和严谨；其次，邹美连既非公司股东，也不懂公司经营业务，更无权在无授权的情形下代黄发创缔约；再次，《协议》第七条约定了黄祥新、黄发创需押五万元保证金给邱晓军，但时至今日，邱晓军也未向法庭提供任何转账凭证和���金单据。邱晓军在保证金没有到位的情况下，贸然种植，令人费解。因为，毕竟是第一次合作，合作的风险肯定存在的，一旦产量不济，邱晓军拿什么来保障自己的利益？最后，《土地种植合作协议》约定内容不合常理，显失公平，不是邹美连、黄祥新真实意思的表达，有篡改内容，蒙蔽签字之嫌。邱晓军在之前就和黄祥新、黄发创商讨过合作种植水稻的事情，黄祥新、黄发创就明确要求土地为优质水田，最终，因各种原因，协议并未签字，合作也就没有开始。水稻种植高产（在当地亩产1000斤以上就是高产）离不开优质的水田，这也是基本常识。而黄祥新、黄发创所提供的土地均为山地，这些山地是邱晓军以100斤稻谷/亩从村民手里廉价租过来的，根本算不上优质水田，根本不可能产出高产量的水稻！而据邹美连讲，其签字时只签了最后一页。这就不能排除邱晓军篡改第一页内容的可能；2、江西省种子管理局回复函的问题。江西省种子管理局回复给丰城市种子管理站《关于对“水稻品种多胚孪生科优59在我省审定或引种情况的咨询函”的回复》的内容，只是说明“科优59”种子在审定和引进方面的行政手续存在瑕疵，并不能说明种子本身存在何种质量问题，更不能强拉硬套用于解释欠收的原因；3、2015年10月8日邱晓军录音整理的问题。三段录音的通话者甘朝阳、宋超荣、曾花兰（廖日凡母亲）、廖开朗夫妇几乎都是与黄祥新、黄发创和邱晓军经营业务无关的人，或者只是仅仅知道黄发创在做水稻种子生意，但不清楚公司具体业务往来的人员，例如黄发创的亲戚廖日凡、廖开朗等人。同时，提交给法庭的录音整理材料应真实全面，不应寥寥数字为己所用，邱晓军明显有断章取义之嫌。在一审法院起诉后，邱晓军刻意采取背靠背通话的方式，避免三方同时沟通，取证方式具有相当强的策略性，从而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自始至终，黄发创本人都没有明确表示同意邱晓军来自己亲戚家拿1300斤种子；4、黄国辉询问笔录的水稻测产受委托权问题。作为测产受委托人的黄国辉，应该出示黄祥新、黄发创的书面授权委托书，但是我们在证据中没有看到任何授权材料，黄发创本人根本就不认识秀市黄国辉这个人。针对上述委托权问题，证人有必要出庭对质，如有无权代理之问题，一切责任由无权代理人黄国辉负责。正因如此，关于测产保全证据的公证书（（2015）赣宜丰证内字第1344号，存在违法公证之嫌；5、测产鉴定书的相关问题。（1）测产机构的资格问题。测产中，丰城市农业局农业执法大队邀请江西省农科院专家组成了“丰城市秀市镇汪家村2015年中稻测产专家组”，农业执法大队的性质为行政执法机构，其职责是对农业违法行为进行行政监督和管理，显然不具有测产的专业性，同时，黄祥新、邹美莲、黄发创对专家组人员身份亦存在质疑，邱晓军只是提供了上述人员的名单，而没有提供相应的职称证明；（2）测产方法的瑕疵。首先，对于水稻品种，专家组居然以“中稻多胚孪生科优59（农户说的）”加以表述，显然缺乏专业表述应有的严谨和规范。其次，这么大的种植面积，专家组居然只取样了三小块（分别为0.88亩、0.99亩和0.82亩），不足以反映稻田总体亩产水平。再次，测产对种植面积居然在没有丈量的情况下完全相信邱晓军的说辞。因为，作为行业专家，应该清楚每亩稻田最少应使用5斤水稻种子，1300斤种子最多能供应260亩稻田，这也与黄祥新、邹美莲、黄发创在庭审笔录中主张的稻田面积相符；（3）测产鉴定结果不能证明与水稻欠收的因果���系。所谓的《江西省农作物种子质量争议田间现场鉴定书》，只是得出了“三块田平均亩产116.6kg”的结论，没有对稻谷本身质量作出鉴定，并不能说明种子与欠收的必然因果关系；（4）测产鉴定程序权利保障的缺失。测产前，通知未授权人黄国辉参加测产鉴定，剥夺了黄祥新、邹美莲、黄发创的参与权和监督权，测产后，组织机构从来没向黄祥新、邹美莲、黄发创送达测产鉴定书，无形地剥夺了黄祥新、黄发创的质询权、申辩权和申请重新鉴定权。综上，邱晓军提交的证据存在明显的瑕疵，完全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对上述证据依法甄别和认定。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土地种植合作协议》的合同效力问题。结合本案事实，邱晓军利用邹美连对于丈夫公司业务的不了解，有意引诱其在《协议》上代黄祥新、黄��创签字，进而谋取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是典型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所以《土地种植合作协议》是一份无效的合同；2、黄发创是否是本案适格被告问题。《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黄发创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退一万步讲，即使《协议》是一份有效合同，黄发创一没授权邹美连缔约，二没对上述缔约行为进行追认，更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所谓“默认”。众所周知，民法概念中的“默认”，必须是由法律明文规定才能发生法律效力，不是一审判决理解的“不置可否即是追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第三人催告后，无权代理人的被代理人沉默的，视为拒绝。签约前后，黄发创不在丰城家里，对《协议》也毫不知情，从来没有把种子给邱晓军种植的意思表示，邱晓军更没有对黄发创发出所谓的“催告”；3、稻种欠收与稻种质量本身的因果关系问题。本案中，邱晓军一直声称，水稻欠收是“科创59”稻种本身质量的问题，233.2斤的亩产量与双方约定的1200斤的亩产量相距甚远。其实，邱晓军自己伪造的《协议》第一页中第五条的条款：邱晓军负责将黄祥新、黄发创的种植要求、指挥意见、并以书面形式确认，日常管理，落实到位。但迄今为止，邱晓军未向法庭提供任何种植记录材料，种植时间、面积、施肥、打药、灌溉等等一概不知！这是合作吗？另外，根据黄祥新、邹美莲、黄发创提供的稻田图片，田地里长满了野草，足以证明邱晓军对水稻完全疏于管理，倒更像是等着向答辩人索赔；4、《土地种植合作协议》各合作方责任分担问题。所谓的《土地种植合作协议》，尽管邹美连在协议上签了黄祥新、黄发创的名字，但是既然是“合作”，合作方就应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合同对各方当事人都具有约束力。邱晓军罔顾事实，伪造合同条款，把欠收责任全部推向黄祥新、邹美莲、黄发创，是典型的推卸责任的表现。一审判决“黄祥新、邹美莲、黄发创应赔偿邱晓军损失360000元”，严重背离事实，把本应归咎于邱晓军，种植无方的责任全部推向黄祥新、邹美莲、黄发创。根据水稻相关种植要求，一亩稻田最少需要5斤稻种，1300斤稻种最多只能供应260亩稻田。况且，《协议》本身效力存在问题，使用稻种不见得是“科创59”，邱晓军也不具备组织大规模种植水稻的专业技能，加之邱晓军本人散漫的管理��度，必然导致稻田欠收的不良后果。所以，各合作方责任的分担比例，需要法庭结合事实加以权衡。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证据甄别及法律适用都存在严重问题，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撤销原判，驳回邱晓军的诉讼请求，由邱晓军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以维护黄祥新、邹美莲、黄发创的合法权利。上诉人黄祥新、邹美莲、黄发创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原审认定“2015年5月29日，邹美连代表黄祥新、黄发创与原告签订《土地种植合作协议》一份…”，此认定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本案，黄发创根本就没有授权邹美连签订协议，综观全案，邱晓军没有出示黄发创的任何授权委托书。黄发创与邹美连非亲非故，又没有授权给邹美连，也就是说，邹美连不能代表黄发创签订任何协议，邹美连的行为与黄发创没有任何关系，一审认定邹美连代理上诉人黄发创的认定，显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原审认定“合同签订后，黄祥新、黄发创即供给邱晓军科优59种子1300斤种植。”该认定系原审法院主观臆断，黄发创、黄祥新并没有供应种子给邱晓军，当时黄发创、黄祥新根本就不在家里，由于黄发创、黄祥新对所谓的协议不知情，无从知道详细情况，因此根本不可能把种子交给被邱晓军。邱晓军至今未提供其“种植的种子”就是黄发创、黄祥新的“多胚挛生科优59种子”之证据，邱晓军违反了“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系举证不能，黄发创、黄祥新没有把“多胚挛生科优59种子”交给邱晓军种植，应驳回其起诉；3、原审认为“《土地种植合作协议》虽然黄祥新、黄发创的签名是他人代签，但事后黄祥新、黄发创已经默认并对合同进行���履行…”，该认定完全是偏袒邱晓军，“默认”是一种严格的法律行为，只有法律条文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才具有法律效力，“默认”不能超出法律明确规定的范畴。况且，本案中，黄发创、黄祥新从未同意将科优59稻种交给邱晓军，黄发创、黄祥新自始至终都不在场，邱晓军如何签订协议、如何约定、如何取种、如何交接、是否付种子款、如何种植均不清不楚，不明不白。二、《土地种植合作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1、签订协议时，邱晓军只拿了一张纸要邹美连签名，邹美连从没看到过协议第一张纸上的内容，也没有在第一张纸上签名，邱晓军欺诈邹美连，协议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系无效协议；2、黄发创亦未授权，那么邹美连代理黄发创签订的协议亦无效。他人代签的合同，在未经当事人追认的情况下，岂能“合法有效”；3、邹美连无权保证种子的产量，更没有保证种子保底亩产1200斤，该内容系邱晓军伪造，伪造的协议当属无效。三、黄发创与本案无关，应驳回对黄发创的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法律效力。黄发创既没有授权委托邹美连签订协议，又没有追认其行为，更不存在法律规定的“默认”，但原审法院却判令上诉人黄发创承担赔偿责任，系错判。四、黄祥新、邹美莲、黄发创在本案中没有责任，邱晓军应负全责。1、首先，本案“此种非彼种”。目前，没有证据证明邱晓军的减产种子系黄发创、黄祥新的“科优59稻种”；2、黄发创、黄祥新的科优种子是合格产品，不存在质量暇疵，邱晓军的减产与种子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3、一审庭审之后，黄发创、黄祥新才发现，《土地种植合作协议》只是一���“合作”协议，尽管邹美连在协议上签了字，只对邹美连有一定的约束力。但是，既然是“合作”，就意味着应当双方共同经营、互相协作，而不能因为“合作”不成功就将所有的责任推向其中的一方；4、退一万步，假设种子是黄发创、黄祥新的，然而，黄祥新、邹美连、黄发创已举证证明稻田长满了野草，证明本案不是稻种问题，是邱晓军怠于履行耕种义务，不拨草、不施肥、不照管庄稼，是造成减产的唯一原因。故邱晓军应承担减产的全部责任，原审法院对此视而不见，确系错判。五、一审判决没有适用正确的法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必然导致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适用《合同法》、《民法通则》关于代理行为的规定，驳回对黄发创的起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当事人对自已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关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等法律，来驳回邱晓军的诉求。综上，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匮乏，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邱晓军的诉请，由邱晓军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上诉人邱晓军答辨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2.《土地种植合作协议》具有法律效力，能够约束双方当事人；3.一审判决黄祥新、邹美连、黄发创赔偿邱晓军36万元有充足的法律依据，但扣减种子款是错误的；4.黄发创是合同的当事人，该合同对其有法律约束力；5.本案为合同纠纷，邱晓军完全按照合同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但由于黄祥新、邹美连、黄发创没有提供合同规定的、合法的稻种，导致邱晓军的损失，黄祥新、邹美连、黄发创应承担全部责任。综上，请求驳回黄祥新、邹美连、黄发创的上诉请求，支持邱晓军的全部诉讼请求。上诉人邱晓军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一审开庭后邱晓军与黄祥新、黄发创协商赔偿事宜的四份录音整理资料，证明黄祥新、黄发创是本案《土地种植合作协议》的当事人，该合同对其有法律约束力，黄祥新、黄发创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邱晓军提供的上述证据，黄祥新、邹美连、黄发创经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有异议，录音资料是邱晓军一方断章取义的整理。当时是开庭之后的一种调解，这种调解当事人作出了取舍和让步，黄发创作出了一些违背其真实意愿的表示，因黄发创是南京科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种子是该公司的，但一审诉讼保全冻结的是黄发创的，为了应对南京那边的案件，黄发创希望在邱晓军的案件中进行一些协调、让步，实际上是希望进行一种交易。不能证明黄发创与邱晓军进行种植的合作。在调解中，在没有告知对方的情况下进行录音是不道德的。上诉人黄祥新、邹美莲、黄发创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郁子俊、黄发创及黄祥新于2014年10月1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一份，山东众力棉业科技有限公司与南京科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19日签订的《合作经营万亩稻田协议》一份，南京科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企业公示信息复印件各一份，郁子俊为法定代表人的南京梓俊蔬菜有限公司企业公示信息一份，证明黄发创没有与邱晓军商谈合作，也没有进行合作，黄发创与本案没有关联；2.《江西省2014年种粮大户补贴试点工作指导意见》、《江西省2014年种粮大户补贴试点项目资格公示》各一份，证明2014年因本案的协议邱晓军获得种粮大户补贴，一审判决没有考虑该因素，处理不合理。对黄祥新、邹美连、黄发创提供的上述证据，邱晓军经质证认为：对证据1中企业信息和营业执照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证据1与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土地种植合作协议》不具有法律上的关联性，不能证明黄发创不是本案《土地种植合作协议》的当事人，且郁子俊在《合作经营万亩稻田协议》的签名和盖章是否是其本人所签及公司盖章无法确认，对《合作协议书》、《合作经营万亩稻田协议》的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据2的三性均有异议，两份资料没有加盖任何单位公章，没有经任何机构和有关部门核实确认，与本案《土地种植合作协议》没有关联性，不能达到黄祥新、邹美连、黄发创的证明目的。对上诉人邱晓军和上诉人黄祥新、邹美连、黄发创提供的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邱晓军提供的四份录音资料，反映的是邱晓军与黄祥新、黄发创就赔偿事宜进行调解的部分谈话内容，并未涉及到对案件事实认可的内容，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故本院对邱晓军提供的四份录音资料均不予认定。黄祥新、邹美连、黄发创提供的证据1、证据2与本案均没有关联性，其真实性亦不能确认，本院对黄祥新、邹美莲、黄发创提供的证据1、证据2不予认定。本院二审查明：黄祥新与黄发创因水稻种植、种子培育合作未成，将双方所购买的科优59种子存放在廖日凡家中。2015年5月29日，经黄祥新告知，邱晓军到廖日凡家中取走了科优59种子1300斤。之后，黄祥新将其妻子邹美连的电话告知邱晓军���并叫邹美连代签字。当日，邹美连与邱晓军签订了《土地种植合作协议》，邹美连在该协议的最后一页签署了黄祥新、黄发创和邹美连的名字。后邱晓军向黄祥新出具了收到科优59种子1300斤的收条，黄祥新在该收条上注明“属实”并予以了签名。2015年10月8日进行现场抽样测产时，黄祥新到了现场，黄祥新因不懂相关事项，遂通知其妹夫黄国辉亦到了现场。二审庭审中，黄祥新陈述上述事项均未告知黄发创。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主要是以下三个问题：一、上诉人黄祥新、邹美连是否应承担本案民事责任的问题。虽然黄祥新未在《土地种植合作协议》上签字，但黄祥新在签订该协议之前已经将1300斤科优59种子发给了邱晓军，并将其妻子邹美连的电话号码告知了邱晓军，亦告知邹美连代其签字。协议签订后，黄祥新又在邱晓军出具的收条上签名确认属实，表明其已经默认并对协议进行了履行。邱晓军已向原审法院提供了《土地种植合作协议》，邹美连仅在其中的最后一页签名，而未在《土地种植合作协议》第一页上予以签字，黄祥新、邹美连不能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黄祥新、邹美连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黄祥新、邹美连在一审时提供的照片既不能证明是邱晓军种植的稻田，也不能证明邱晓军种植的稻田减产的原因，邱晓军在一审时已提供了江西省种子管理局《关于对“水稻品种多胚孪生科优59在我省审定或引种情况的咨询函”的回复》，证明水稻品种科优59未通过国家或我省审定，同时未经我省引种种植许可，亦提供了《江西省农作物种子质量争议田间现场鉴定书》,证明稻田的平均亩产量��黄祥新、邹美连未提供有效证据对该鉴定书予以反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判决黄祥新、邹美连赔偿邱晓军的损失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本院对黄祥新、邹美连要求改判其不承担本案民事责任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二、上诉人黄发创是否应承担本案民事责任的问题。虽然邱晓军取走的1300斤科优59种子系黄祥新与黄发创合作时所购买，但该种子是黄祥新与黄发创终止合作后存放在廖日凡家中，邱晓军取走种子仅征得黄祥新的同意。邹美连与邱晓军签订《土地种植合作协议》时签署了黄发创的名字，但黄祥新、邹美连一直未将邱晓军取走种子和与邱晓军签订协议等事项告知黄发创，邱晓军亦不能提供证据证明黄发创同意或知晓上述事项,亦不能提供证据证明黄发创授权邹美连代理其签订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黄发创未授权邹美连签订协议，事后亦未予以追认，本案的民事责任应由黄祥新、邹美连承担，黄发创不应承担本案的民事责任，原审判决黄发创赔偿邱晓军的损失系认定事实错误、处理结果不当，应予纠正。本院对黄发创要求改判其不承担本案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予以支持；三、上诉人邱晓军的损失应如何计算的问题。《江西省农作物种子质量争议田间现场鉴定书》认定邱晓军的平均亩产量116.6公斤，因邱晓军的诉讼请求以及在一审庭审中均要求按亩产150公斤计算，此系邱晓军对自己民事权益的处分，既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未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原审据此准许邱晓军对自己民事权益的处分符合法律规定。黄祥新、邹美连与邱晓军签订的《土地种植合作协议》约定邱晓军应付给黄祥新、邹美连每亩技术服务费150元，如亩产不足1200斤，则黄祥新、邹美连按每斤1.5元计算负责赔偿。原审在计算邱晓军的损失时扣除每亩种子及技术服务费150元符合双方的约定。故邱晓军上诉提出应按鉴定报告中亩产116.6公斤计算损失与其自己的诉讼主张不符，其上诉提出计算其损失时不应扣除150元种子及技术服务费与本案事实不符，本院均不予以支持。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西省丰城市人民法院（2015）丰民二初字第496号民事判决；二、限上诉人黄祥新、邹美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赔偿上诉人邱晓军损失36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上诉人邱晓军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375元，财产保全费26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750元，共计24745元，由上诉人邱晓军负担7375元，上诉人黄祥新、邹美连负担1737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帅晓东审 判 员  马文利代理审判员  谢 琤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管林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