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西民初字第12910号原告黄川，男，1962年11月1日出生。委托代理人吕小竹，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阮国忠，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银河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1号楼C座2层。法定代表人游春，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鄂秀珅，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周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川与被告银河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创新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川及其委托代理人吕小竹，被告银河创新公司之委托代理人鄂秀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川诉称：2011年1月1日，原告入职被告公司。当日，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原告担任董事会秘书。2013年1月31日，经被告《2013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并确认了原告2011年奖金为52.8万元，2012年奖金为52.8万元，该奖金至今未支付。2014年1月15日，被告母公司中国银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出银河证券（2014）42号《关于对银河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厦门舫昌项目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处理决定》）。其中对原告以“作为厦门舫昌项目引荐人和项目协管领导，未执行《投资管理办法》第39条第4款规定，在投资项目发生重大事项时不及时报告，贻误时机，导致损害后果扩大”为由，给予原告降级处分，将职级由MD1降级为D1，处理决定归入人事档案，同时给予其经济赔偿处罚，即扣发2012年全年奖金，并双倍追讨与2012年奖金同等数额资金作为赔偿。原告认为《处理决定》中处罚适用的依据错误，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处理决定》中处罚适用的依据错误。被告是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家投资设立的子公司。被告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主体。而原告是被告的员工，对原告作出处罚所依据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处罚暂行规定》没有根据《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在被告内部进行公示或告知原告，所以不能依据其对原告作出处罚。此外，原告是和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国银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没有权利对原告直接作出处罚。其次，《处理决定》中认定的事实错误。第一，原告并非该项目的引荐人，处理决定中“舫昌项目”是由时任公司法人代表李永飞提出的，原告只是根据李永飞的指示与当地政府和企业领导取得了联系，具体接触与前期谈判工作也是由李永飞完成。况且，根据《银行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股权投资业务项目承揽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是鼓励员工引荐项目的，成功后按不同比例给予相应奖励。根据该办法第四条规定作为项目引荐人不但不应得到处罚，还应该得到奖励，该奖励不会因为项目的成败受到影响，而原告至今没有收到任何公司给予的承揽奖金，故原告根本不是引荐人。第二，原告不是协管领导。《劳动合同》、《公司章程》及《投资管理办法》中都没有明确得描述“协管领导”这一职务，公司内部更没有明确的职务责任。更何况原告从来没有得到过公司或者董事会确定作为协管领导的任何授权。既然不存在“协管领导”一说，那么任何人在协管领导一栏签字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属于无效行为。况且原告对于项目的具体工作（包括尽职调查、立项决策、可行性调查、合规风险调查及投资决策等）均没有参与，所以对项目所造成的损失不应负任何责任。第三，在舫昌项目投资完成后，原告受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永飞的指派，临时到厦门舫昌企业参与董事会选举。在与企业接触时原告了解到该企业存在问题，当天就及时向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永飞做了汇报，作为一名临时授命的工作人员及时向上级汇报问题，已经负责地履行了其职责。并且，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为了保障公司权益不受到损失，原告向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李永飞建议要求厦门舫昌企业用商标权证、不动产等提供担保，想方设法将其商标权证原件拿到手，并在后期多次要求对方来北京办理抵押登记。此外，原告还多次向公司各级党政领导、董事、监事反映该项目中存在的问题，但均未得到任何回应。这足以说明原告能够积极履行其勤勉义务。所以《处理决定》中所述“在投资项目发生重大事项时不及时报告，贻误时机，导致损害后果扩大”的陈述是无稽之谈。原告因公出差到厦门的差旅费被告始终没有给予报销。综合来看，原告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能够积极主动履行其忠实勤勉义务，并能在其职责范围内认真完成各项工作，是一名优秀员工。2014年11月14日，被告作出《关于对厦门舫昌项目责任人实施降级及经济赔偿出发处理意见的通知》，对原告称“你的职级由MD1降为D1，月薪基础工资由37700元降至18400元，职务津贴由4000元降至3000元。”该意见是根据公司股东中国银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处理决定》作出的，而被告在无充分证据证明原告存在过错的情况下，对原告作出降级处罚的决定，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综上，被告对原告的处罚依据错误，降职调薪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诉至法院，诉讼请求为：1、撤销银河证券（2014）42号《关于对银河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厦门舫昌项目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决定》中有关对原告黄川的处理决定；2、被告恢复原告MD1职级并发放相应职级的基础工资，对已按降级标准发放的基础工资补齐与原MD1职级差额（每月差额19300元），自2014年11月至被告恢复原告职级之日止；3、被告恢复原告职务津贴标准，对已按降级标准发放的职务津贴补齐与原MD1职级差额（每月差额1000元），自2014年11月至被告恢复原告职级之日止；4、被告恢复原告电话补贴标准，对已按降级标准发放的电话补贴补齐与原MD1职级差额（每月差额300元），自2014年11月至被告恢复原告职级之日止；5、被告依据2013年1月31日《2013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支付原告2011年、2012年度奖金共计105.6万元；6、被告支付拖欠奖金25%的经济补偿金共计26.4万元；7、被告报销原告因公出差到厦门的全程差旅费共计6000元；8、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银行创新公司辩称：一、原告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项目协管领导、项目引荐人，不仅未尽审慎义务，反而公然违反操作规程，且对重大事项不及时报告。（一）“厦门舫昌项目”情况。“厦门舫昌项目”是答辩人成立以来的重大股权投资项目之一，被投资方为“厦门舫昌实业有限公司（厦门舫昌）”，目的在于“潜力企业上市后的股权增值”。该项目2012年3月立项，4月签署《增资扩股协议》并投资9150万元，但资金注入的次月（同年5月），即发现厦门舫昌出现全面的资金和经营危机，且无法挽回，面临破产窘境。经事后调查发现，早在被告投资之前，厦门舫昌就已出现严重的资金链断裂和经营困难，但相关投资文件却没有任何提醒。据此后调取的银行征信报告显示：2011年12月，该公司已出现不良负债2315万元；2012年6月，攀升至8215万元；2012年12月，达到12697万元。拖欠银行贷款总计2.78亿元。更加严重的是，早在投资之前，厦门舫昌及其实际控制人通过民间借贷的形式负债4.9亿，仅被起诉到法院的就有1.8亿之多。经初步统计，该公司总资产约1.81亿，总负债约达8.46亿。后经查实，包括原告在内的部分人员在工作中存在违反操作规定和违反基本注意义务致使国有资产和股东利益遭受非正常的重大损失达亿元之巨，影响十分恶劣，给公司财产和声誉均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影响。（二）原告系被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项目协管领导、项目引荐人，其本应负有比他人更高的审慎义务与责任。1、原告入职以来一直担任董事会秘书，属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待遇也较一般员工更高。根据权利义务相对应的原则，结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与精神，其理应负有较一般员工更大的义务与责任。2、原告以公司领导的身份参与了舫昌项目，并起到了协助管理、参与决策、具体经办等重要作用，但却并未严格执行相关规章制度。3、舫昌项目的投资是通过原告“牵线搭桥”，才得以正式启动，且其在整个投资过程中也一直负责当地关系协调工作。作为公司内部项目推荐人，同时考虑高管身份，其本应做到最大程度的认真、规范、谨慎。（三）原告违反《投资管理办法》第39条第4款规定。《投资管理办法》第39条第4款规定：“投资决策委员会做出有条件准予投资决议的，项目组应当按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议，与目标企业重新谈判。在投资决策委员会约束的条件下完成相关谈判等事项后，重新进入投资决策程序”。但是原告自己事后做出的《关于厦门舫昌投资情况的汇报》及其他客观证据清晰揭示：1、2012年4月22日作出“有条件投资决策委员会决议”是“最终决策”，明显违反《投资管理办法》的规定；2、原告明知没有按规定重新进入投资决策程序，依然参与签署了正式的《增资扩股协议》及其补充协议；3、已知不妥当，仍违反操作规则，作为项目协管领导在《增资扩股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用印审批单上签字。仅就上述过错而言，就已经足以对原告进行处罚。（四）对重大事项隐瞒不报，贻误时机，导致项目风险增大。1、对重大风险隐瞒不报。经事后调查，早在2012年7月（投资后两个月）原告就已经知道舫昌公司与投资前了解的情况相去甚远，经营状况很差，面临重大风险。但其却听从时任公司董事长李永飞的“安排”，对真实性情况隐瞒不报。董事会秘书不是董事长私人助理，应当根据自身的职责要求，独立作出判断与行为。2、迟延交付重要法律文件。风险发生之后，舫昌公司实际控制人向原告交付了九个驰名商标权证原件，作为对投资款的担保，并签署了所谓“抵押担保协议”。对于上述情况，原告也根据李永飞的交代，未向公司及时汇报和交付商标原件。2013年2月，李永飞离职，原告仍未正式报告有关情况。直至2013年8月，新管理团队在项目现场访谈时，了解到舫昌实际控制人已于一年前将企业商标权证原件交于原告的情况后，向其本人询问，这时原告才报告公司出具厦门舫昌项目实际情况的报告，并于2013年11月按公司要求正式交接了商标权证原件。原告的前述行为明显错误：其一，原告作为经验丰富的投行业内人士，应当知道“知识产权抵押登记方才生效”和“公司为股东担保应当经过股东会表决”的法律规定；换言之，其仅仅收取商标权证原件的行为，并不能起到质押的法律效果；其二，作为高管和具体经办人，应当及时作出正式报告，并根据公司文档管理规定，交付商标权证、协议等原件。拖延不报，导致公司无法按照正常程序作出集体决策或者征求专业机构意见，以及时采取得当措施。总而言之，原告作为项目推荐人、项目协管领导、被告的高级管理人员，与一般员工的注意义务存在本质区别，原告集被告的高级管理人员、项目协管领导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理应更加严格遵照执行《投资管理办法》规定，尽职履责，但其公然违反《投资管理办法》第39条第4款的相关规定，明知没有按规定重新进入投资决策程序，依然参与签署了正式的《增资扩股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对于重大事项隐瞒不报，贻误时机，导致项目风险增大，迟延交付重要法律文件，原告的行为已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被告依据公司规章制度对其进行内部处罚合法有据。（五）对尽职调查的严重失实负有一定责任。被告再次强调，厦门舫昌项目9150万投资款在一月内损失殆尽绝不是正常经营损失，而是多位项目参与人均未严格履行自身职责与规章制度的复合结果。这其中，“尽职调查”是投前管理最重要的一环。原告虽然不直接负责尽职调查的具体工作，但却作为项目协管领导参与了尽调活动。更何况，其本身又是项目推荐人，还全权负责与厦门当地人员的沟通工作，故对于尽调报告的重大失实同样负有一定责任。二、被告对原告作出处理决定，是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合规作出的。（一）相关决定是经过全面细致的调查和认真研究后，由被告依合法程序作出的。事发后，公司股东本着对“国有资产”和“全体股东”负责的精神，成立了“厦门舫昌项目专项调查组”（下称“专案组”）。专案组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查阅了大量资料（包括舫昌项目资料、公司章程、董事会、执委会、投委会等会议记录、相关规章制度等），对舫昌项目当事人、创新资本D级以上员工和派出的董事、监事等进行了20多人次的访谈，并对创新公司进行了多次现场检查。2014年1月，在上述调查的基础上，母公司作出《关于对银河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厦门舫昌项目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决定》（银河证券（2014）42号），建议被告对涉案人员作出处罚。此后，公司董事会根据调查结果，作出了《银河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二零一四年第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该决议经公司董事会通过后，向原告发送了《关于对厦门舫昌项目负责人实施降级及经济赔偿处罚处理意见的通知》，对原告的处理决定是：（1）职级由MD1降为D1，月薪基础工资由37700元降至18400元、职务津贴由4000元降至3000元；（2）扣发2012年全年奖金52.8万元，并双倍追讨与2012年奖金同等数额资金105.6万元作为赔偿，共计158.4万元。对于该处理决定，需要说明的是，按照公司薪酬管理制度，职级对应相应的薪酬，当薪酬调整时，待遇随之调整，但相关处分内容并未改变劳动合同的权利义务。当职级为MD1时，月薪基础工资为37700元、职务津贴为4000元，职级为D1时，月薪基础工资为18400元、职务津贴为3000元。（二）处理决定符合《公司章程》、《公司法》的规定。原告系被告公司董事会秘书，被告《公司章程》明确规定，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包括董事会秘书在内的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待遇，这也是《公司法》赋予被告的权利和原告的义务。（三）处理决定符合《劳动合同》的约定，并未改变双方权利义务双方《劳动合同》明确约定，“原告待遇根据被告所确定的标准执行”。换言之，被告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有效规章制度等对原告进行处分并进行职级待遇的调整，不同的职级基于法律授权和双方合意对应不同的待遇，被告对原告的处分内容并未改变双方在劳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四）处理决定符合劳动法的规定。《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六条和《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第十一条均规定：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用人单位可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并在工资中予以扣除。（五）处理决定符合用人单位规章制度。1、《处罚暂行规定》第十条载明：“员工违反公司业务制度、管理规定、操作流程、行业监管规定等，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处罚，造成经济损失的，给予经济赔偿”。第八条规定：赔偿金额可以一次性缴纳，也可以从其工资奖金中扣除。2、《处罚暂行规定》适用于作为银河证券全资子公司的被告及原告。（1）被告系银河证券“全资子公司”，成立独立法人目的是出于“行业规定”和“隔离风险”的需要。在“实际关系”上，被告不仅办公地址仍位于母公司，且在成立之时包括原告在内的大部分职工系从母公司直接调配，更在职级管理、薪酬体系上也完全参照母公司的相关规定执行。（2）2011年11月27日，银河证券工会向包括被告工会小组在内相关部门、人员，发送了《关于征求对意见的通知》，要求认真组织员工学习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履行了法律要求的“民主程序”。《处罚暂行规定》颁布下发后，即在整个银河系统的员工OA工作平台上进行了“公示”，包括原告在内的银河系统全体职工，均可通过自己特定的IP地址，登陆相关页面并进行查询。（六）处理决定轻重适当。被告强调，厦门舫昌项目9150万投资款在一个月内损失殆尽，绝对不是正常的投资经营损失。正是由于包括原告在内的多位项目参与人员均没有从自己的工作职责出发，严格履行规章制度、操作规程，才导致这个让人难以接受的结果。从数额上说，被告对原告的经济处罚数额为158.4万元，仅占舫昌投资本金总额的1.7%（不计算任何利息），结合其在舫昌项目中的重要作用与过错，只轻不重。从方式上说，前述处罚金额的2/3仅仅是通过扣发以往年终奖的方式予以缴纳，对原告实际影响不大。更何况，鉴于厦门舫昌等项目对被告经营业绩的影响和原告的重大过错，被告原本还有权利不予发放年终奖。（七）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是劳动争议，应属于用人单位内部处分的范畴，公司规章制度有明确的救济途径，原告明知但不行使。《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处罚暂行规定》（下称《处罚暂行规定》）第24条规定，在员工对处罚决定不服之时，可以在收到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书面申请复核。原告已于2014年11月14日收到处罚决定，但在此之后，原告从未向被告提出过任何书面复核申请或者异议，原告明知被告存在合理救济途径而不行使其权利，也不应作为劳动争议由法院裁决。（八）在“厦门舫昌项目”投资过程中，包括原告在内的部分工作人员存在重大过错与责任，造成逾亿元巨额国有资产遭受损失，该案目前正处于刑事举报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巡视组的高度关注与专项调查之中，未来事件走向和对各方责任的认定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存在进一步追责的可能，故不宜通过劳动争议的方式对项目重要参与人的行为与责任进行认定。三、原仲裁结果认定事实清楚，且合法、合理，应予维持。原《裁决书》（京西劳人仲字[2015]第405号）认定：原告作为项目协管领导全程参与了厦门舫昌增资扩股项目，且原告知悉该项目在进行中违反了《银河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同时原告在2012年下半年即已知道舫昌公司存在巨额债务，但原告直至2013年下半年才向创新资本公司各董事及创新资本公司的法人股东银河公司的相关领导汇报了关于厦门舫昌项目相关情况，并上交相关材料。原《裁决书》又认定：原告作为创新资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厦门舫昌项目的项目协管领导未能履行其应有的义务，应承担一定责任，创新资本公司……对黄川作出降级处分及扣发奖金的决定并无不当。”被告认为：一方面，原《裁决书》对本案事实的认定准确无误，且是根据大量客观证据作出的。更何况，上述事实中的大部分在被答辩人自己提交的《关于厦门舫昌投资情况的汇报》中均有明确记载，不容质疑。另一方面，原《裁决书》对被告处罚行为和原告责任的认定，既符合现行法律法规，也尊重了用人单位内部有效的规章制度，同时充分考虑了本案的实际情况与影响，完全正确。综上，基于包括原告在内的部分人员违规操作和违反基本注意义务致使国有资产和股东利益遭受非正常的重大损失达亿元之巨，影响十分恶劣，给公司财产和声誉均造成了无可挽回的不良影响，被告有权对其进行内部处理。如原告诉请获支持，无异于向社会昭示，即使员工违反规定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企业也无权进行处分，最终对劳动秩序的戕害将是深远的。而且，本案主要争议事项属于内部处分，处分所涉“厦门舫昌项目”事项目前处于刑事举报和中投巡视组调查之中，司法机关也在进行相关调查，且存在内部合理救济途径，恳请贵法院驳回其全部请求。现同意支付原告差旅费6000元。经审理查明：被告系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行证券公司）投资设立的子公司。2011年1月1日，被告（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书，约定：原告担任董事会秘书工作，月工资为被告公司所确定的工资标准，乙方工作应达到甲方相关规章制度规定的工作标准；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规定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对对方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乙方欠付甲方任何款项，或者乙方违反法律规定的条件解除本合同，给甲方造成任何经济损失，依照法律法规约定和本合同约定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甲方有权从乙方的工资、奖金及津贴、补贴等（包括并不限于此）中做相应的扣除，但该扣除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够扣除的，甲方仍然有权就剩余部分向乙方追偿。原告分管市场部，负责项目开发、推荐和立项。2011年7月28日，被告印发修订后的《银河创新资本投资管理办法》。其中，第三章投资项目管理的组织机构规定：第七条公司董事会为投资业务的最终决策机构；第八条投资决策委员会为公司投资业务的核心投资决策机构,对董事会负责,在董事会授权的范围内对公司进行的投资进行决策;第九条公司总经理负责对投资业务实施的人、财、物进行计划、组织、监控，并应及时向董事会汇报投资进展情况；第十四条风险控制委员会负责投资业务中各种风险的控制和管理；第十五条投资团队是投资项目的具体实施者，全面负责公司直接投资业务的运作和管理，包括进行项目开发、项目立项、尽职调查和投资方案设计以及项目实施、管理、退出和总结；第四章投资流程控制规定：第十六条投资团队负责投资项目开发的日常工作。公司鼓励公司内部、外部人员为公司开发项目，并对相关项目开发人予以奖励；第二十二条立项程序：投资经理提出《立项申请》，并提请投资主管召集投资经理开会讨论，经投资主管批准后提交合规专员、总经理……第二十四条总经理批准《立项申请》和《项目立项合规与风险评价意见》后，应在2个工作日内提请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作出准予立项（可附带条件）或暂缓立项或不予立项的决定；第三十九条投资决策委员会对投资项目的决议可以是：准予投资、有条件准予投资和不予投资三种……投资决策委员会作出有条件准予投资决议的，项目组应当按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议，与目标企业重新谈判，在投资决策委员会约束的条件下完成相关谈判等事项后，重新进入投资决策程序；第四十条对于准予投资的项目，项目组应当按照相关决议履行法律文件的签署程序。2011年12月29日，银河证券公司印发《银河证券公司员工处罚暂行规定》，第二条规定：“公司所属员工（指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在本职岗位及其业务过程中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行业规定以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和工作纪律，应当承担责任的，依照本规定给予处罚”；第十条规定：“员工违反公司业务制度、管理规定、操作规程、行业监管规定等，情节较轻的给予诫勉谈话或警告处罚；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解聘职务处罚；情节严重的，给予解除劳动合同处罚，造成经济损失的，给予经济赔偿”；第二十四条规定“员工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决定次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申请复审。复审期间不停止处罚的执行”。2012年3月20日，被告作出厦门舫昌实业有限公司立项申请表，其中记载项目引荐人为原告，项目组成员为刘迪、谢倩，原告在协管领导意见处签字。2012年4月22日，被告投资决策委员会召开会议，审议厦门舫昌实业有限公司增资事宜，会议由投委会主席王国华主持，倪毓明、殷红海、周锐、杨哲四位委员出席会议，公司风险控制委员会主席黄劲松、项目风险合规专员王浤西、投资管理部王东翔、刘迪、谢倩列席了会议。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以投票方式对项目投资事宜进行表决，通过了在满足以下前提条件下可对厦门舫昌实业有限公司进行不超过9350万元的投资：1、厦门舫昌向公司提供其与中科招商的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2、公司投资前估值不超过7.5亿元人民币；3、公司摊薄后的投资市盈率不超过厦门舫昌2012年承诺净利润的8.5倍；4、公司有权提名厦门舫昌一名董事席位。2012年4月25日，原告作为协管领导在《用印呈批单》、《划款通知单》上签字。《用印呈批单》上同时有经办人、风控岗、主管领导和盖章人的签字，《划款通知单》上同时有财务部门负责人、会计复核、经办人和主管领导的签字。同日，被告与厦门舫昌实业有限公司、林文通签订《增资扩股协议》及《增资扩股协议的补充协议》，约定被告向厦门舫昌实业有限公司增资9150万元。2012年4月26日，增资款汇至厦门舫昌实业有限公司的四个账户。2013年2月7日，被告召开董事会，并作出[2013]4号董事会会议决议，审议并通过关于李永飞不再担任董事长、董事、执委会主任、投委会主任的议案。诉讼中，被告提交2013年4月23日《债务说明》及《债务清册》、2013年6月4日《企业信用报告》、2013年7月25日《案件统计表》、2013年8月20日《财务报表》，证明早在其投资之前，厦门舫昌实业有限公司即存在巨额债务，卷入民间借贷，出现大量诉讼案件，面临资金链断裂风险。被告提交《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审批表》、《二零一三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长期股权投资评价评估报告》（节选），证明被告对厦门舫昌项目的股权投资价值面临损失殆尽的风险，已做全额计提减值准备。被告另提交林文通2013年8月19日出具的说明一份，内容为：“舫昌驰名商标原件于2012年5月份交于银河黄川，并签了相关协议将该商标押给银河投资款。”2013年9月5日，原告向被告相关负责人发送电子邮件，附件为《关于厦门舫昌投资情况的汇报》，主要内容包括：项目由来，其所了解的项目尽调、决策、投后过程，董事会改选过程，建议；厦门舫昌项目为被告时任董事长李永飞提出，原告通过厦门市金融办的渠道找到该企业董事长林文通，李永飞与林文通沟通顺畅；原告应李永飞要求在尽调时协调厦门市金融办和企业的关系、在相关人员进行投资可行性评估和风险控制评估时协调关系；李永飞督促投委会成员对厦门舫昌项目进行审议，有条件通过了厦门舫昌的最终正式投资决策；李永飞与厦门舫昌签署投资协议时要求其在投资总监和投资分管副总的签字栏代签；在厦门舫昌董事会改选过程中原告了解到该企业存在的问题比较严重，向李永飞汇报和提出建议，林文通在原告要求下签署抵押担保协议，原告带回商标和驰名商标牌匾、评估报告原件。2013年11月15日，原告移交厦门舫昌商标证明等资料。2013年11月19日，原告向被告相关负责人发送电子邮件，附件为《关于厦门舫昌项目的补充汇报》，主要内容为：原告在厦门舫昌董事会改选期间当即采取措施尽全力进行公司资产保全，不存在厦门舫昌董事会讨论有关无形资产抵押的情况；原告在2013年4月到厦门舫昌期间，仍然要求林文通尽快到北京办理无形资产过户手续；根据投资管理办法规定，投资经理是项目第一责任人，投资决策委员会是董事会授权额度内的项目最终决策机构，风险控制部是项目风险把控最终机构。2014年1月15日，银河证券公司作出银河证券（2014）42号《关于对银河创新公司厦门舫昌项目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决定》，主要内容为：银河创新公司，根据银河证券党委会会议相关精神，决定对银河创新公司厦门舫昌项目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包括四名高管人员，即银河创新公司原董事长、原执委会主任李永飞，银河创新公司原总经理、原投委会主任王国华，银河创新公司副总经理、职级MD1、投委会成员倪毓明，银河创新公司董秘、职级MD1黄川），责成银河创新公司对厦门舫昌项目其他相关责任人做出处理（包括七名人员，即银河创新公司原投委会成员杨哲，原投委会成员、职工监事周锐，原投资经理刘迪，原投委会成员殷红海，运营部总监兼财务负责人张孟霞，副总经理、风控委成员黄劲松，投资助理谢倩）；其中对原告的处理为“黄川，银河创新董秘，职级MD1。黄川作为厦门舫昌项目引荐人和项目协管领导，未执行《投资管理办法》第39条第4款规定，在投资项目发生重大事项时不及时报告，贻误时机，导致损害后果扩大。按照《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处罚暂行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隐匿不报，贻误时机，导致损害后果扩大’的从重处罚规定，以及第十条‘员工违反公司业务制度、管理规定、操作流程、行业监管规定等，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处罚，造成经济损失的，给予经济赔偿’的规定，给予黄川降级处分，将其职级由MD1降级为D1，处理决定归入其人事档案；同时给予其经济赔偿处罚，即扣发其2012年全年奖金，并双倍追讨与2012年奖金同等数额资金作为赔偿。”2014年11月6日，被告召开董事会，表决通过《关于执行中国银行证券公司〈关于对银行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厦门舫昌项目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决定（银行证券[2014]42号）〉中对李永飞、王国华、倪毓明、黄川处理实施意见的议案》，《关于对银行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厦门舫昌项目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决定（银行证券[2014]42号）》、《处理实施意见》为附件。《处理实施意见》中对原告的处理为“黄川，银行创新董事会秘书。2012年奖金52.8万元。根据‘扣发其2012年全年奖金，并双倍追讨与2012年奖金同等数额资金作为赔偿’的处理决定，黄川应赔偿金金额为158.4万。鉴于对黄川20**年奖金52.8万元、2012年奖金52.8万元，均未发放，拟全部扣发，并将已计提在‘应付职工薪酬’科目中该两笔奖金进行账务调整，另向其追讨剩余的经济赔偿52.8万元。”2014年11月14日，被告作出《关于对厦门舫昌项目责任人实施降级及经济赔偿处罚处理意见的通知》，内容为：“黄川：根据公司股东中国银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银行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厦门舫昌项目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决定（银行证券[2014]42号）》和11月6日公司董事会审议的实施意见：1、你的职级由MD1降为D1，月薪基础工资由37700元降至18400元、职务津贴由4000元降至3000元；2、扣发你2012年全年奖金52.8万元，并双倍追讨与2012年奖金同等数额资金105.6万元作为赔偿，共计158.4万元。鉴于你有尚未领取的2011年奖金52.8万元，因此你仍需向公司补缴经济赔偿金52.8万元。请于2014年12月31日前将赔偿金缴纳至公司以下账户……。特此通知。”原、被告均认可以上处罚自2014年11月开始执行。庭审中，原告提交录音二份，称录音为其与李永飞2012年7月18日、2012年7月20日的电话录音。其中，主要内容为通话人之间关于厦门舫昌投资的过程、抵押担保协议的拟定、厦门舫昌的状况等进行的讨论。另查，被告公司章程第三十一条第十款规定董事会行使的职权有“决定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的报酬事项”。再查，原告曾向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1、撤销银河证券（2014）42号《关于对银河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厦门舫昌项目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决定》中有关对原告的处理决定；2、被告恢复原告MD1职级并发放相应职级的基础工资，对已按降级标准发放的薪酬补齐与原MD1职级差额（每月差额19300元），直至恢复原告职级之日止；3、被告恢复原告职务津贴标准，对已按降级标准发放的职务津贴补齐与原MD1职级差额（每月差额1000元），直至被告恢复原告职级之日止；4、被告恢复原告电话费补贴标准，对已按降级标准发放的电话费补贴补齐与原MD1职级差额（每月差额300元），直至被告恢复原告职级之日止；5、被告依据2013年1月31日《2013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支付原告2011年、2012年度奖金共计105.6万元；6、被告支付拖欠奖金25%的经济补偿金共计26.4万元；7、被告报销原告因公出差到厦门的全程差旅费共计6000元；8、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2015年4月13日，该委作出京西劳人仲字[2015]第405号裁决书，裁决驳回原告的仲裁请求。后原告不服，于法定期限内诉至本院。上述事实，有劳动合同书、《银河创新资本投资管理办法》、会议纪要、董事会决议、电子邮件、京西劳人仲字[2015]第405号裁决书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本院认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原告担任被告的董事会秘书，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并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根据查明事实，原告分管市场部，负责项目开发、推荐和立项，其作为协管领导分别在厦门舫昌项目的立项审批表、《用印呈批单》和《划款通知单》中签字，立项申请表中记载原告为项目引荐人。原告在其《关于厦门舫昌投资情况的汇报》中称厦门舫昌项目系被告原董事长提出，原告通过其个人渠道找到厦门舫昌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应被告原董事长要求在项目尽职调查时、被告进行投资可行性评估和风险控制评估时协调相关关系，被告原董事长与厦门舫昌实业有限公司签署投资协议时要求其在投资总监和投资分管副总的签字栏代签。以上事实可以证明原告实际参与厦门舫昌项目的投资过程，其行为不完全符合法律要求的勤勉义务。原告虽在事后采取了一定补救措施，但并未避免损害后果的发生。原告的行为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应当承担相应责任。本院依据原告的过错程度、损害后果、被告其他工作人员人数的过错等因素酌定被告的处罚与原告应承担的责任相当。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基础工资、职务津贴和电话补贴差额、支付2011年和2012年度奖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拖欠奖金25%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恢复职级并发放相应职级的基础工资、恢复职务津贴和电话补贴标准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本院不予处理。原告要求被告报销差旅费6000元，被告同意支付，本院对此不持异议。原告要求撤销银河证券（2014）42号《关于对银河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厦门舫昌项目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决定》中有关对其处理决定的诉讼请求，因双方并未建立劳动关系，故原告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被告银行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原告黄川差旅费六千元；二、驳回原告黄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银行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十元，由原告黄川负担（已交纳五元，余款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的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视为放弃上诉权利。审 判 长  王 蒙人民陪审员  闫东敏人民陪审员  郝之涛二〇一六年五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周凯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