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闽民终字第1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威，男，汉族，1963年2月13日出生，住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委托代理人王小虎，江西洪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施宜勇，男，汉族，1956年10月27日出生。委托代理人刘欣，福建汇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曾雪萍，福建汇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玉官，男，1958年6月22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广梅，女，1969年12月25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宗文，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长乐昆仑大饭店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长乐市西洋中路**。法定代表人施宜勇，公司董事长。上诉人杨威因股权转让及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榕民初字第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威的委托代理人王小虎，被上诉人施宜勇的委托代理人刘欣、曾雪萍，被上诉人郑玉官、朱广梅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宗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长乐昆仑大饭店有限公司（下称昆仑饭店）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威原审诉讼请求判令：1、施宜勇、郑玉官共同归还杨威欠款1212.5万元，并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至本金全部清结日止（其中1000万元暂自2011年10月1日计至2013年1月31日共300万元，其中212.5万元暂计至2013年1月17日共89.25万元）；2、施宜勇、郑玉官赔偿杨威催讨的差旅费、材料费等计10万元；3、施宜勇、郑玉官承担杨威的律师代理费计32万元；4、朱广梅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第三人昆仑饭店在郑玉官、朱广梅享有的股权份额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6、诉讼费用由施宜勇、郑玉官、朱广梅承担。原审查明：2011年3月22日，内蒙古融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融茂公司）召开股东会，就股权转让事宜作出《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为：“……四、本次会议决议签订后，由投标方股东打500万元作为订金付给中间人杨威股东，订金必须在2011年3月23日上午12点前打到中间人股东杨威建行卡上。在2011年3月23日之前未付定金的视为弃权。中标结束后2011年3月24日由杨威扣除自己应得的订金250万元部分后，余款给未中标的股东，中标股东订金即冲抵中标总额。……七、出让方股东同意借给中标方股东500万元，由中标方股东夫妻双方共同出具借条，并用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作担保。借款期2年，每3个月结息一次，借款日期从2011年4月1日开始计息，也可提前还款。月利息按2%计息，逾期付息按4%计算。……九、工商手续变更完毕后第二天，中标方必须付给出让方股东余款。如中标方不能付款，拖延一天按欠款额2%罚款，欠款日期在10天内，超出10天时间，没收之前中标总额所付的款项，该款项归守约方所有。十、款项必须在三个股东所持的卡上交易，施宜勇与郑玉官在公司借款于投资人同一股东，该两人签字都生效。十一、原在公司的借款郑玉官500万元、李某250万元、杨威250万元在受让方股东中标后，在付款时扣回该借款。之后按公司财务账面计算投资总额。……”杨威、施宜勇、郑玉官，案外人李某作为融茂公司股东在该《股东会决议》上签字。2011年3月23日，杨威、郑玉官、案外人李某作出《会议纪要》并签字确认，主要内容为：融茂公司股权转让中，“郑玉官以高出原三位股东实际到资额10万元中标，……杨威的实际到资股本为3000万元，招标中分得2.5万元，合计3002.5万元。……同意让郑玉官、朱广梅夫妻欠款500万元，借款日期从2011年4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止，月利息按2%计算，逾期按月息4%计算。”之后，杨威作为出借人，郑玉官作为借款人，分别签订两份内容相同的《个人借款协议》，主要内容为：“郑玉官向杨威借款500万元，月利率2%，三个月付利息一次，借款期限2年，自2011年4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借款方用其拥有的昆仑饭店郑玉官与朱广梅50%股权作担保，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承担；担保人同意为借款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如第一次付息逾期，利息升为4%；第二次付息逾期，按违约处理，出借人有权连本带利收回全部借款，借款人应承担出借人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一切费用（含诉讼费、律师代理费、保全费、执行费等）。借款人如因以上事项给出借人造成损失的，担保人愿意承担全部债务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发生的一切费用；承担时间为借款人还清借款为止。……”以上两份《个人借款协议》中，其中一份协议落款时间为2011年4月10日，杨威、郑玉官在落款处签名，朱广梅未签名；另一份协议中没有落款时间，杨威、郑玉官在落款处签名，朱广梅作为担保方在协议上签名。2011年4月11日，郑玉官向杨威出具《欠条》，载明欠杨威股权转让款余款210万元，七个工作日内付清。同日，杨威与郑玉官所指定的案外人王命茂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所持融茂公司25%股权转让给王命茂，并于2011年5月12日完成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郑玉官向杨威具体付款情况如下：1、2011年3月23日，郑玉官向杨威银行账户转账存入300万元，并通过案外人李祥云转账50万元、案外人齐德英转账150万元，以上合计500万元。其中250万元用于向杨威支付本案股权转让款，另外250万元由其他案外人（李某）支取；2、2011年3月28日郑玉官转账600万元；3、2011年4月1日郑玉官转账400万元；4、2011年4月10日郑玉官转账790万元；5、2011年7月15日通过案外人齐德英转账60万元；6、2011年10月1日郑玉官转账60万元。以上第1－4笔款项共计2040万元。原审另查明，2010年11月3日，融茂公司向杨威转账付款250万元。郑玉官、朱广梅是夫妻关系。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五条的规定，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当事人的民商事纠纷案件适用集中管辖。因郑玉官、朱广梅是香港居民，本案是股权转让及借款合同纠纷，故原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的规定，本案适用内地法律为准据法。杨威与郑玉官就融茂公司股权转让事宜达成一致协议，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杨威已将其名下股权变更至郑玉官指定的案外人王命茂名下，故郑玉官应依约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合同义务。根据2011年3月23日《会议纪要》，可认定股权转让款总额为3002.5万元。该股权转让款总额的构成方式，涉及到郑玉官的欠款总额认定，双方当事人对此产生争议，原审法院分析如下：1、2011年3月22日《股东会决议》第十一条“原在公司的借款郑玉官500万元、李某250万元、杨威250万元在受让方股东中标后，在付款时扣回该借款。之后按公司财务账面计算投资总额”，依该条款表述，应认定为杨威向融茂公司借款250万元，而非融茂公司向杨威借款250万元，否则不存在受让方股东付款时扣回该借款的表述。并且，施宜勇提供的证据亦可证明融茂公司曾于2010年3月23日向杨威付款250万元，该款项性质应系借款。杨威主张是融茂公司向其借款250万元，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不予采信；2、杨威所提供的两份《个人借款协议》，协议内容完全相同，借款金额均为500万元，月利率2%，三个月付利息一次，借款期限2年，自2011年4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并由朱广梅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两份《个人借款协议》与2011年3月22日《股东会决议》第七条、2011年3月23日《会议纪要》第2条的内容相一致，而该《股东会决议》第七条、《会议纪要》第2条均明确写明同意借款金额为500万元，故可认定两份《个人借款协议》实为针对同一笔借款500万元而签订的，由于要求朱广梅作为担保方在协议上签名，才签订了两份内容完全相同的《个人借款协议》。况且，借款合同是实践合同，杨威并无相应证据证明其履行了两次支付借款行为，故其主张两份《个人借款协议》均有效，其实际出借了两笔500万元共计1000万元的借款，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3、结合上述两点认定，以及郑玉官2011年4月11日出具《欠条》之前的付款情况，可认定股权转让款总额3002.5万元的构成方式为：（1）自2011年3月23日至2011年4月10日，郑玉官付款2040万元；（2）由融茂公司扣回杨威向公司借款250万元；（3）郑玉官、朱广梅共同出具2011年4月10日《个人借款协议》，以借款形式欠款500万元；（4）郑玉官现金支付2.5万元后，向杨威出具《欠条》确认欠款210万元。即：2040万元＋250万元＋500万元＋2.5万元＋210万元＝3002.5万元。由上可知，截至2011年4月11日，郑玉官尚欠杨威股权转让款中，500万元股权转让款以《个人借款协议》的形式已转化为借款性质，余欠款210万元以《欠条》形式确认。因股权转让款转化为借款性质，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故本案涉及到两个法律关系，即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和借款合同关系。郑玉官应向杨威偿还股权转让款余款210万元产生的债务，以及借款500万元本息债务。在2011年4月11日之后，郑玉官分别于2011年7月15日还款60万元，2011年10月1日还款60万元。对于上述两笔还款，杨威与郑玉官均主张2011年10月1日还款60万元是用于偿还借款债务，原审法院予以确认。而对于2011年7月15日还款60万元，杨威主张是偿还借款债务，郑玉官辩称是偿还股权转让款余款。对此原审法院分析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在2011年7月15日还款时，借款500万元的利息债务及股权转让款余款债务均已到期。而在《个人借款协议》上，朱广梅虽然作为担保方落款签字，但协议明确记载担保方是“昆仑饭店郑玉官与朱广梅所拥有的50%股份作担保”，应认定为朱广梅提供的是股权担保，而非人的保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七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股权质押合同自股份出质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日起生效，而本案《个人借款协议》中的股权质权并未依法设定，故借款担保条款未生效，两笔债务均属无担保债务。因此，根据前述法律规定，该笔2011年7月15日还款60万元应当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在到期债务方面，股权转让款余款债务比借款利息债务负担重，故该60万元还款应用于抵充股权转让款余款债务。根据2011年4月11日《欠条》记载，郑玉官应于2011年4月20日之前向杨威付清股权转让款余款210万元。该《欠条》未对逾期付款违约责任进行约定，而2011年3月22日《股东会决议》第九条约定，“工商手续变更完毕后第二天，中标方必须付给出让方股东余款。如中标方不能付款，拖延一天按欠款额2%罚款，欠款日期在10天内，超出10天时间，没收之前中标总额所付的款项，该款项归守约方所有”，因《欠条》未对《股东会决议》第九条约定内容作出变更，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应当按照《股东会决议》第九条约定处理。郑玉官未如期付款，杨威主张按每月2%计算，未超出《股东会决议》第九条约定的违约责任范围，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因相关股权变更手续于2011年5月12日办理完毕，故郑玉官应向杨威支付股权转让款余款210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自2011年5月13日起，按每月2%计算。截至2011年7月14日，逾期付款违约金共计8.68万元。郑玉官于2011年7月15日还款60万元，经抵扣，尚须向杨威支付股权转让款余款158.68万元［210万元－（60万元－8.68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自2011年7月16日起按每月2%计算。而对于借款500万元，双方约定自2011年4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息，不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属合法有效。郑玉官于2011年10月1日还款60万元，按照先还息后还本的顺序抵扣，因借款500万元自2011年4月1日至2011年9月30日所产生的利息为60万元（500万元×2%×6个月），经抵扣后，郑玉官尚须向杨威支付借款本金500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自2011年10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杨威诉请郑玉官赔偿差旅费、材料费等10万元，但未能提供相关费用支出的证据佐证，该项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杨威诉请郑玉官承担的律师代理费32万元，因双方仅在《个人借款协议》中作有约定，故以郑玉官所欠借款本息债务总额为基数，参照《江西省律师服务收费指导价标准（暂行）》的规定，原审法院酌定由郑玉官向杨威偿付律师费支出19.5万元。因上述各项债务发生于朱广梅与郑玉官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朱广梅应对郑玉官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杨威以施宜勇与郑玉官系同一股东，两人共同受让股权为由，诉请施宜勇承担还款责任。对此原审法院认为，2011年3月22日《股东会决议》第十条约定“款项必须在三个股东所持的卡上交易，施宜勇与郑玉官在公司借款于投资人同一股东，该两人签字都生效”，是针对施宜勇、郑玉官向融茂公司借款事宜所作出的约定，而非共同作为股权受让主体的意思表示。并且，《个人借款协议》及《欠条》均由郑玉官出具，施宜勇并没有签名，2011年3月23日《会议纪要》也明确记载郑玉官“以高出原三位股东实际到资额10万元中标”，故可认定股权受让主体是郑玉官，施宜勇并非股权受让方，也非欠款主体。杨威诉请施宜勇承担还款责任，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杨威以第三人昆仑饭店明知股东欠有巨额债务且用其股权进行担保，但未告知债权人即让其转让存有过错为由，诉请昆仑饭店在郑玉官、朱广梅享有的股权份额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因第三人昆仑饭店与杨威并不存在合同关系，不负有杨威所述的合同义务或法定义务，杨威诉请第三人昆仑饭店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既缺乏事实依据，也缺乏法律依据，该项主张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七十八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原审判决：一、郑玉官、朱广梅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威支付股权转让款余款人民币158.68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自2011年7月16日起计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以人民币158.68万元为基数，按每月2%计算）；二、郑玉官、朱广梅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威偿还借款本金50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1年10月1日起计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以人民币5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三、郑玉官、朱广梅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威偿付律师费支出人民币19.5万元；四、驳回杨威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0425元，由杨威负担37300元，由郑玉官、朱广梅负担8312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人民币5000元，由郑玉官、朱广梅负担。一审宣判后，杨威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郑玉官尚欠股权转让款总金额应为1212.5万元，一审法院对其中一笔500万元的欠款不予认定，对2011年7月15日支付一个季度的利息60万元从股权转让款本金中扣减是错误的。1、本案欠款的基本事实是：A、截至2010年4月13日上诉人账面出资为3662.5万元：（1）2009年11月l4日上诉人入股后，上诉人实际出资现金3000万元，加上上诉人入股前公司所得：土地挂牌押金返还l300万元和2009年区政府返还拆迁款1350万元，上诉人按25％股权份额应分得的款项662.5万元直接抵作出资款，上诉人的账面出资为3662.5万元，这有融茂公司出具给上诉人的《收款收据》及融茂公司股东投资明细账证实。（2）上诉人入股后2010年区政府又返还拆迁款l000万元，上诉人分得250万元，作为上诉人个人向公司的借款。这有2010年10月l2日《资金分配意见》为据，也即2011年3月23日《第六次股东会决议》第十一条所示的“原在公司的借款郑玉官500万元、李某250万元、杨威250万元在受让方股东中标后，在付款时扣回该借款。……”。B、上诉人应得款为3502.5万元：（1）股权转让款为3002.5万元，这有2011年3月23日《会议纪要》证实；（2）2011年1月10日施宜勇（收款人为郑玉官）向上诉人借款200万元；2011年4月3日，施宜勇（收款人为郑玉官）向上诉人借款200万元。这有中国建设银行两份《转账凭条》为据。这两笔借款从时间节点上是可以排除在原出资3662.5万元之外的。（3）在股权转让时，施宜勇、郑玉官为弥补上诉人的前期费用、红利、利息，许诺另行补偿l00万元。这在其后的《个人借款协议》予以了确认，也与《第六次股东会决议》第六条对应印证。C、被上诉人已付款本金2040万元和两季度利息l20万元：（1）施宜勇分五次付款本金2040元，对此双方均确认无异议。（2）2011年7月15日支付1000万元三个月利息60万元、2011年l0月1日支付l000万元三个月利息60万元。D、被上诉人尚欠款l212.5万元，即3502.5万元-2040万元-250万元=1212.5万元。E、被上诉人欠款及出具凭证情况：（1）2011年3月26日在深圳出具《个人借款协议》，欠款500万元；（2）2011年4月l0日，在包头出具《个人借款协议》（因郑玉官妻子朱广梅怀孕无法赶到，所以无朱广梅签名），欠款500万元；（3）2011年4月11日在包头出具210万元的《欠条》。即3502.5万元-250万元-2040万元=500万元＋500万元＋210万元＋2.5万元（1212.5万元）。以上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佐证，足以证实两份《个人借款协议》不是重复出具，而是独立的两笔，足以证实欠款的总金额为l212.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法院认定两份《个人借款协议》是针对一笔500万元而签订的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签订或本人书写的债权债务凭证是具有极高的证据效力，具有证据高度盖然性，在没有相应充足的书面证据推翻之前，无法否认其证据效力。但一审法院仅以两份《个人借款协议》内容“相同”否认其中一份的效力，这样的认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与实际资金交付和后面支付利息情况相互矛盾。郑玉官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完全知晓出具两份借款凭证的法律后果。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人是施宜勇，施宜勇应与郑玉官共同承担清偿义务。1、本案诉请的债是因融茂公司股东之间股权转让、资产重组所产生的，股权转让是产生债的依据和基础。2、从严格法律意义上说，融茂公司的原股东仅有施宜勇、李某和杨威，郑玉官仅是施宜勇的委托代理人，郑玉官的民事行为应由委托人即登记股东施宜勇承担民事责任。（1）在融茂公司日常管理及后期股权转让的所有民事行为中，郑玉官的所有签名均来源于施宜勇的委托授权，郑玉官系施宜勇的委托代理人。这有施宜勇的《授权委托书》和多次股东会决议证实。（2）在《第六次股东会决议》第十条上特别明确约定：“施宜勇与郑玉官在公司借款‘于’（实际为‘与’，系拼音打字的谐音）投资人同一个股东，该两人签字都生效”。即与股权转让相关的事宜郑玉官的签名对施宜勇同样具有约束力，欠股权转让款是由股权转让引发的债务，股权的受让人应为施宜勇，而不是郑玉官。股权转让之债系施宜勇与郑玉官的共同之债，应由他们共同承担。（3）股权转让后的付款情况也可以充分证实郑玉官是有权代表施宜勇的：2011年3月28日郑玉官转账600万元，2011年4月1日郑玉官转账400万元，2011年4月10日郑玉官转账790万元……股东是施宜勇，股权的受让方是施宜勇，所有转账付款人是郑玉官，那么作为相对人的上诉人完全有理由相信郑玉官具有代理权，也即郑玉官出具《个人借款协议》是代表施宜勇的，此民事行为完全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素。（4）施宜勇与郑玉官在股权受让后恶意串通，虚假转让昆仑饭店股权，无实际现金支付股权转让款，进一步印证股权转让之债系施宜勇与郑玉官共同之债。三、昆仑饭店明知郑玉官个人拖欠有巨额的债务，但积极配合协助郑玉官恶意转移财产，将郑玉官在昆仑饭店的股权进行转让，过错责任相当明显。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昆仑饭店虽与上诉人无合同关系，但直接侵害了上诉人的债权实现，昆仑饭店理应在郑玉官、朱广梅享有的股权份额内承担责任。四、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主张债权的差旅费、材料费及委托律师的部分律师代理费错误。《个人借款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了违约情形及责任，上诉人委托律师代理本起诉讼的收费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理应承担上诉人的律师代理费用。差旅费及材料费用虽未收集相应的票据，但因异地诉讼，这是必然发生的费用，希二审法院依法酌定。综上，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杨威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郑玉官、朱广梅答辩称：一、上诉人主张欠款1212.5万元并不属实，一审判决认定的欠款及还款事实正确。1、根据2011年3月22日的《股东会议决议》第十一条约定：原在公司的借款…杨威250万元在受让方股东中标后，在付款时扣回该借款。3002.5万元－借款250万元－已支付的2040万元=500万元＋210万元，另外2.5万元已以现金付清，故2011年4月11日出具《欠条》时确认仅欠210万元。2、上诉人主张是公司欠上诉人250万元款项而不是上诉人欠公司250万元款项，明显错误。二、上诉人仅提供一份律师代理合同，但未能提供付款凭证，不能证明上诉人已支出该费用，而且，律师收费所依据的《江西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也已于2006年12月1日起被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司法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印发﹤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所废止。另外，答辩人仅欠上诉人650多万元，但上诉人主张l643.75万元欠款并据此起诉和支付律师代理费，该律师代理费用不应由答辩人承担。鉴于上诉需按全案标的缴纳上诉费，答辩人无奈放弃上诉。至于诉讼费，在上诉人的请求仅得到40％支持的情形下，却要求答辩人承担全案诉讼费用的70％，这明显不公，请二审法院酌情减少。三、上诉人主张答辩人与施宜勇、昆仑饭店等串通，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也不属实。被上诉人施宜勇二审答辩称：一、关于欠款总额，上诉人的说法没有依据。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郑玉官陆续支付了3002.5万元款项。2011年4月10日，郑玉官出具500万元借款协议给杨威，杨威出具收条给公司说已收到股权转让款。在股权过户前，杨威说还有210万元没有支付，因此有了210万元的《欠条》。上诉状提到的总投资额3662.5万元的问题、总欠款3502.5万元的问题以及上诉人承认系其欠公司250万元的问题，不仅与原审时的说法不同，且互相矛盾。二、关于两份500万元《个人借款协议》，上诉人无法自圆其说。两份协议除了有无朱广梅签名不同，其他都一样。上诉人所称的二笔各200万元款项发生的时间与《个人借款协议》体现的时间完全不同，按上诉人说法，甚至2011年4月3日的200万元还未发生就有了《个人借款协议》。李某的80万元补偿是有合同依据的，而上诉人所称的郑玉官口头答应补偿杨威100万元则没有任何依据。三、施宜勇在相关的文件材料上没有任何签字或承诺。从股权转让的过程看，郑玉官都是以自己的名义参与竞标、付款，跟施宜勇没有关系。关于差旅费和律师费的问题，同意郑玉官、朱广梅的答辩意见。第三人昆仑饭店未提交答辩意见。上诉人杨威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收款收据》8份。2、《股东投资明细表》。拟证明截止2010年4月13日杨威账面出资额为3662.5万元3、《资金分配意见》。拟证明杨威入股后因分配区政府拆迁补偿款，杨威分得250万元作为向公司借款。4、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两份。拟证明2011年1月10日、2011年4月3日，施宜勇、郑玉官分别向杨威借取200万元。5、股东会决议。拟证明施宜勇系融茂公司股东，郑玉官系施宜勇在融茂公司的代理人。6、工商登记资料。拟证明郑玉官、朱广梅于2012年4月19日将昆仑饭店的股份转让。7、《个人借款协议》（李某）。拟证明昆仑饭店明知就融茂公司股权转让款提供过担保，还配合协助郑玉官、朱广梅转让股权份额，存在过错。被上诉人郑玉官、朱广梅质证认为，对证据1－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也不属于新证据。对于证据1和2，双方在股权转让时已经确定了转让款金额，跟出资款多少没有关系。证据3恰好可以证明上诉人欠公司250万元的事实。证据4的二份转账凭证，因双方款项往来较多，该400万元性质如何不得而知，即使如上诉人所述是借款，也是另外的民间借贷，与本案无关。对于证据5，因郑玉官不是内地居民，持有股份有障碍，部分股权寄在施宜勇名下，实际股东是郑玉官，对此上诉人及其他股东都很清楚。对于证据7，无原件，真实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也不属于新证据。被上诉人施宜勇质证认为，该7份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不能作为二审认定事实的依据。在此前提下，质证如下：证据1与本案无关联。证据2是自行打印的文件，不符合证据要求。证据3可以证明上诉人欠公司250万元的事实。上诉人一审时为了拼凑500万元的借款数字，将此250万元颠倒过来，进一步表明本案只有一笔500万元借款真实发生。证据4无法证明系施宜勇和郑玉官向杨威借款，数额也只有400万元，其中一份凭证体现的是2011年1月10日的款项200万元，而股权转让会议2011年3月22日才开，与本案股权转让无关。另外，上诉人称款项转到郑玉官账户供公司使用，到底是郑玉官借款还是转款过程，并不清楚。关于证据5，与本案无关联，上诉人很清楚施宜勇和郑玉官的关系，其起诉状中也说是四个股东，也认可郑玉官是股东之一，郑玉官有部分股份寄放在施宜勇名下。对于证据6，与本案无关联，也不能证明上诉人所称的恶意转让，侵害其权益的事实。对于证据7，真实性无法判断，该证据与本案两份借款协议从形式到内容都一样，进一步证明本案的两份《个人借款协议》实际是一份。本院认为，上诉人二审新提交的证据涉及到本案另一份500万元《个人借款协议》是否实际发生以及施宜勇、昆仑饭店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这是本案的争议焦点，上述证据对本案事实的认定有实质性的影响，具有关联性，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使用。证据1《收款收据》8份均有原件可供核对，真实性可以确认。证据1、2、3可以相互印证，证明杨威在融茂公司投资总额为3662.5万元的事实。结合一审时郑玉官所提供的证据，可以表明《资金分配意见》中杨威已分得的912.5万元中，250万元列入公司借给杨威的款项（后在股权转让时从转让款中扣还），另662.5万元则计入杨威的投资总额。证据4是二份各200万元的转账凭证，是杨威与郑玉官之间的款项往来，从汇款时间、对象上看不属于杨威的投资款，是否属于二者之间的借款，应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再作分析认定。证据5只能证明施宜勇曾经委托郑玉官参加股东会议的事实，不能达到上诉人关于“郑玉官系施宜勇在融茂公司所有事务的代理人”的证明目的。证据6《外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载明，2012年6月1日，昆仑饭店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由郑玉官变更为施宜勇，朱广梅不再担任董事，郑玉官、朱广梅二人认缴出资额合计830万元及相应的股权合计50%均由施宜勇承继。被上诉人郑玉官、朱广梅对该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以上变更登记行为不排除存在二人逃废债务的嫌疑，但昆仑饭店是否因此应承担责任的问题与本案股权转让纠纷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应另案提起诉讼或另寻途径解决。故该份证据本院在本案中不予采信。证据7系李某与郑玉官之间的《个人借款协议》，本院已对李某与郑玉官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案进行审理并作出（2014）闽民终字第714号生效判决，可以确认该份《个人借款协议》真实存在。各方当事人对原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亦予以确认。另查明，本院（2014）闽民终字第714号生效判决书查明并认定以下事实：李某作为出借人、郑玉官作为借款人签订《个人借款协议》，主要内容为：郑玉官向李某借款500万元，月利率2%，三个月付利息一次，借款期限2年，自2011年4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借款方用其拥有的昆仑饭店郑玉官与朱广梅50%股份作担保，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承担；担保人同意为借款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如第一次付息逾期，利息升为4%；第二次付息逾期，按违约处理，出借人有权连本带利收回全部借款，借款人应承担出借人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一切费用（含诉讼费、律师代理费、保全费、执行费等）。借款人如因以上事项给出借人造成损失的，担保人愿意承担全部债务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发生的一切费用；承担时间为借款人还清借款为止。该份《个人借款协议》没有落款时间，李某、郑玉官分别在落款处作为“出借人”和“借款人”签名，朱广梅、昆仑饭店作为担保方在协议上签名及盖章。2011年7月2日，郑玉官向李某转账30万元；2012年5月9日，郑玉官向李某转账2万元。另外，李某在该案一审起诉状中自认，郑玉官支付了2011年4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及2011年7月1日至2011年9月30日共计6个月的借款利息。该案二审庭审时，当法庭问及“借款协议何时签的？”李某答：“2011年3月25日至31日之间，在场人除了郑玉官、朱广梅，还有杨威，施宜勇当时不在场。”问：“协议是谁写的？”李某答：“我写的。杨威那份也是一起打出来的。”问：“签协议时有没有拿公章出来盖？”李某答：“没有。后来（4月5日）在昆仑饭店盖的，我儿子在场，郑玉官、朱广梅、施宜勇没有在场。借款协议在深圳签，杨威回江西后，我拿协议到昆仑饭店盖的章。”针对落款时间为2011年4月10日的500万元《个人借款协议》的形成过程，杨威原审时主张因融茂公司向其借款250万元，在股权转让后转为郑玉官的该笔借款，该主张与事实不符。杨威在上诉状中承认了该250万元实为其向公司的借款，已按约定在股权转让后扣回。但杨威上诉仍主张“该500万元系郑玉官向其所借另一笔款项”，并提交了400万元的汇款凭证作为支付证据，同时主张，另100万元系郑玉官、施宜勇口头承诺给杨威的前期费用补偿。鉴于杨威二审期间新提交了400万元的汇款凭证，为了查清本案事实，同时保证各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本院向郑玉官、朱广梅、施宜勇释明并发出《举证通知书》，责令上述当事人就杨威该项主张及证据提交反驳证据。施宜勇提交书面反驳意见认为：一、施宜勇从未认可向杨威借款，借款协议也没有施宜勇的签字，完全不是事实。二、两笔各200万元的汇款时间分别是2011年1月10日和2011年4月3日，借款金额、时间、利息约定完全不能符合；《第六次股东会决议》恰恰只提到了补偿李某前期费用和红利利息，没有提到要补偿杨威，进一步说明杨威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三、原审关于两份内容相同的500万元《个人借款协议》实际是针对一笔500万元借款的认定，有其他相关证据可以互相印证。四、根据杨威自己的陈述，其与郑玉官经常有一些资金往来，在此情况下，如果杨威不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另一笔500万元借款真实存在，理应由杨威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郑玉官、朱广梅未能提交相反证据，代理人出具代理意见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主张存在借贷关系的一方，应承担举证责任，不应由否认存在借款关系一方承担反驳的举证责任，显然郑玉官、朱广梅无法举证一个不存在的事实；另外因郑玉官与银行存在欠款纠纷，银行拒不让其打印流水单，故郑玉官、朱广梅无法举证。2014年11月19日，本院为查明案涉《个人借款协议》的出具情况，依职权向李某调查，李某在《调查笔录》中称：大约在2011年3月26日、27日左右，他和杨威应郑玉官要求（因朱广梅当时怀孕住在香港），到深圳签署《个人借款协议》，也通知了施宜勇来但其未到场。在深圳某酒店当场打印出一式三份空白《个人借款协议》，协议是李某起草的。各方签字后，李某和杨威持有各自为出借人的一份，郑玉官留底的不够，李某又去复印了一份。郑玉官拿走二份，李某和杨威一人一份。李某还在笔录中确认，其于2014年11月1日向本院出具一份《证明》，内容是他借给郑玉官的500万元款项利息支付情况，2011年7月2日收到郑玉官支付的第一季度利息30万元，9月28日左右收到郑玉官支付的第二季度利息30万元，因银行卡丢失，未能提供第二份支付凭证。杨威对该《调查笔录》质证认为：一、对李某出具的《证明》的合法性、客观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二、对《调查笔录》的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持异议，可以证实无落款时间的《个人借款协议》是在2011年3月26日签订的，样本是李某起草并提供的。但因时间较长，李某对某些细节记忆有误，事实是：2011年3月26日一起到深圳的还有李某之子李威丞，杨威最后一个到酒店时，协议已经打印好，李威丞当时带了笔记本电脑，应当转存了电子版本。因为当时股权转让有些事瞒着李某，所以没有当场叫郑玉官、朱广梅签另一份，本想次日再签，但朱广梅一早即回香港，杨威只好在商务中心打印几份空白《个人借款协议》带回。后一份是郑玉官2011年4月10日在包头签的，为了感谢杨威在股权转让中对郑玉官、施宜勇的支持，二人均同意补偿杨威100万元。施宜勇对该《调查笔录》质证认为，李某与杨威、郑玉官、朱广梅、施宜勇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其陈述和《证明》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证据使用。因为李某在另案诉讼中已败诉，必然心怀不满。另外，李某与杨威存在共同的利益诉求，难以排除二人相互提供不实证言，为对方在诉讼中寻求相互支持的可能性。郑玉官、朱广梅质证认为：一、程序违法且明显有失公正。不管是《证明》还是调查笔录，法院都不应主动调取或要求某一位证人配合制作调查笔录，否则公正性、中立性无法保障。证人应依当事人申请在举证期限内出庭作证，并需要接受当事人质询，否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二、证人李某在另一案纠纷中，作为原告起诉郑玉官、朱广梅，且与本案有关联，李某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尤其对郑玉官、朱广梅有对立情绪，其证言不应采信。针对被上诉人的上述举证情况及质证意见，本院认为，一、在杨威二审期间新提交了400万元的汇款凭证以证明另一笔500万元借款真实存在的情形下，本着查清客观事实的原则，同时也基于保证各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目的，本院认为郑玉官、朱广梅、施宜勇有义务对该证据进行反驳，据此向郑玉官、朱广梅、施宜勇释明并分配举证责任，并不违反法律程序。二、在本院另案生效判决已查明李某关于《个人借款协议》的出具过程及利息支付情况的前提下，本院为查清本案事实，依职权对李某在本案出具的《证明》及案涉《个人借款协议》的出具情况进一步调查核实，亦不违反法律程序。李某关于《个人借款协议》的出具过程的陈述与其在另案庭审中的陈述一致，时间和金额均符合《第六次股东会决议》和《会议纪要》的约定，在没有证据表明李某与杨威存在“相互提供不实证言”的情形下，本院认可李某关于《个人借款协议》的出具过程的陈述。李某关于利息支付情况的《证明》与其在另案起诉状中的陈述一致，有相应证据证明，本院亦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及因此产生的借款合同纠纷，当事人郑玉官、朱广梅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因此本案为涉港民商事纠纷，应参照涉外民商事案件适用集中管辖的有关规定。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对此并无异议。综合本案二审阶段各方的主张及全案证据，本院归纳争议的焦点并分析认定如下：一、本案是否存在二笔共1000万元的借款。对于本案没有注明落款时间的500万元《个人借款协议》，形式和内容与另案李某与郑玉官之间的《个人借款协议》如出一辙，且与2011年3月22日《股东会议决议》第七条、2011年3月23日《会议纪要》第1条约定的内容互相呼应，应视为双方履行约定，将杨威应得股权转让款中的500万元转为郑玉官向杨威的借款，双方对此份《个人借款协议》并无异议，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对于落款时间为2011年4月10日的500万元《个人借款协议》，形式和内容与上述无落款时间的500万元《个人借款协议》基本一致，是否真实存在，应根据全案情况综合分析认定。根据李某在接受本院调查时陈述，其与杨威各向郑玉官、朱广梅出借的500万元《个人借款协议》签署时间在2011年3月26日左右，当时均没有落款时间。该陈述与李某在另案中的陈述一致，可信度较高，本院予以采信。在此情形下，郑玉官不可能因同一笔的500万元股权转让款于之后的2011年4月10日在未收回原《个人借款协议》也未注明作废的情况下，又向杨威出具一份《个人借款协议》，应是郑玉官因其与杨威之间的其他款项往来而另行出具了一份《个人借款协议》。另外，从另案李某与郑玉官之间的《个人借款协议》的利息支付情况看，李某在另案起诉状中自认并在本案调查时确认：郑玉官按季度付了二次各30万元的利息。而本案中，郑玉官分别于2011年7月15日、2011年10月1日向杨威各支付了60万元，汇款时间符合协议约定的每季度付息时间段，也可与郑玉官向李某二次还利息款的事实相印证。按协议约定的月息2%推算，1000万元本金一个季度的利息数额正是60万元，郑玉官还款的行为进一步证明了向杨威的借款总额是1000万元、本案两份《个人借款协议》均客观存在的事实。一审法院关于“两份《个人借款协议》实为针对同一笔借款500万元而签订的，由于要求朱广梅作为担保方在协议上签名，才签订了两份内容完全相同的《个人借款协议》”的认定与现有证据所反映的事实不符。关于2011年4月10日的500万元《个人借款协议》支付方式，杨威二审期间提供了两份转账给郑玉官共400万元的银行凭证作为实际支付的证据，并主张在股权转让时，施宜勇、郑玉官为弥补杨威的前期费用、红利、利息，许诺另行补偿l00万元，该100万元与之前所汇400万元的款项汇总后，由郑玉官于2011年4月10日出具该份500万元的《个人借款协议》。对于该400万元的汇款证据，经本院向施宜勇、郑玉官、朱广梅释明举证责任，三者均未能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本院认为，从汇款时间和对象上看，该400万元汇款可以排除在杨威投入融茂公司的投资款之外，属于杨威与郑玉官之间的其他款项往来。在客观上存在两份《个人借款协议》原件的基础上，基于杨威已提交400万元汇款凭证及另一股东李某已获得股权转让补偿款80万元的情形，根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本院采纳杨威关于“郑玉官为弥补杨威的前期费用、红利、利息，许诺另行补偿l00万元并最终出具500万元借条”的主张，2011年4月10日《个人借款协议》的500万元借款已实际发生。该500万元借款涉及股权转让补偿等事项，与本案的股权转让事宜亦互相关联，为减少当事人讼累，可一并处理。二、郑玉官、朱广梅应支付的款项认定。如上所述，郑玉官分别于2011年7月15日、2011年10月1日向杨威各支付的60万元均为偿还1000万元本金二个季度的利息，此后郑玉官并无还款的证据，故应对两份《个人借款协议》共计1000万元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还款责任，利息按协议约定的月息2%计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此外，郑玉官于2011年4月11日出具的《欠条》载明了尚欠股权转让余款210万元。根据《股东会决议》第九条约定，“工商手续变更完毕后第二天，中标方必须付给出让方股东余款。如中标方不能付款，拖延一天按欠款额2%罚款，欠款日期在10天内，超出10天时间，没收之前中标总额所付的款项，该款项归守约方所有。”因《欠条》未对《股东会决议》第九条约定内容作出变更，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应当按照《股东会决议》第九条约定处理。杨威主张按每月2%计算，未超出《股东会决议》第九条约定的违约责任范围，可予以支持。因相关股权变更手续于2011年5月12日办理完毕，故郑玉官应向杨威支付股权转让款余款210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自2011年5月13日起，按每月2%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欠条》的出具可证实最后的股权转让余款为210万元（除借款1000万元之外），表明另外2.5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已支付完毕，郑玉官主张该2.5万元已通过现金支付给杨威，本院予以采纳。两份《个人借款协议》均约定：借款人应承担出借人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一切费用（含诉讼费、律师代理费、保全费、执行费等）。故杨威请求郑玉官和朱广梅承担其委托律师所付出的代理费，有合同依据。一审时杨威已经提供律师代理费实际发生32万元的发票，且该收费未违反律师收费标准的相关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杨威还主张对方应支付差旅费及材料费用，但未提供相应的票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已查明“郑玉官、朱广梅是夫妻关系”，二审庭审中郑玉官和朱广梅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对此无异议。因上述各项债务发生于朱广梅与郑玉官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共同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朱广梅应对郑玉官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三、施宜勇和昆仑饭店在本案中应否承担责任。上诉人认为，施宜勇与郑玉官系同一股东，共同受让股权，施宜勇应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根据查明的事实，施宜勇是融茂公司的登记股东占50%股权，郑玉官是隐名股东，郑玉官多次代表施宜勇参加股东会议及公司经营，对此另二位股东杨威、李某并无异议，融茂公司实际形成四位股东共同经营管理的格局，这表明各股东均认可郑玉官有资格参加本次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竞标。施宜勇和郑玉官在日常公司经营管理中可以互相代表并不等同于二者在本次股权转让中亦是共同受让股权，此种情形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代为进行股权转让事宜还应当有施宜勇本人明确的授权。2011年3月23日《会议纪要》明确记载“郑玉官以高出原三位股东实际到资额10万元中标”，且杨威25%的股权最终是转让到郑玉官指定的王命茂名下，实际的结果表明案涉股权受让主体只是郑玉官，施宜勇并非股权受让方。并且，案涉二份《个人借款协议》和《欠条》上既未有施宜勇的签名，又无关于施宜勇权利义务的约定。故上述因股权转让而产生的借款、欠款均与施宜勇无关。上诉人杨威诉请昆仑饭店应在郑玉官、朱广梅享有的股权份额内承担责任，理由是：昆仑饭店明知郑玉官个人拖欠巨额债务，但积极配合郑玉官恶意转移财产，将郑玉官、朱广梅在昆仑饭店的股权进行转让，过错责任相当明显。本院认为，本案审理的是股权转让纠纷及因此产生的借款纠纷，郑玉官、朱广梅与施宜勇、昆仑饭店之间是否存在恶意串通、逃废债务的行为，属于另一法律关系，本案审理不予涉及。故对杨威在本案中要求施宜勇、昆仑饭店承担责任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关于另外一笔500万元借款真实存在的上诉理由成立，由此产生的律师代理费亦应由违约方承担。原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方面均存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榕民初字第83号民事判决书；二、郑玉官、朱广梅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威支付股权转让款余款人民币210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自2011年5月13日起，按每月2%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三、郑玉官、朱广梅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威偿还借款本金100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自2011年10月1日起计至款项还清之日止）；四、郑玉官、朱广梅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威偿付律师代理费人民币32万元；五、驳回杨威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郑玉官、朱广梅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0425元，由杨威负担2800元，由郑玉官、朱广梅负担117625元；一审案件受理费按此比例承担，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郑玉官、朱广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国雄代理审判员  林文勋代理审判员  陈小霞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刘定鹏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执行申请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款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或者与第一审人民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