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1017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伟芳，女，1976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涛（系王伟芳丈夫），住杭州市萧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浙江）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42046219T，住所地：杭州市秋涛北路248号。 法定代表人：张华文，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公丽华，女，系公司员工。 上诉人王伟芳与被上诉人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浙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9民初173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本案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3年6月19日，华润公司（甲方）与杭州萧山北干景彩阁图片社（乙方，经营者为王伟芳，现已注销）签订《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由乙方承租甲方位于杭州市萧山区市心中路408号金城路华润万家金城店使用面积和建筑面积均为68/300平方米的场地，从事摄影等经营活动；租赁期限自2013年5月8日起至2017年12月30日止；甲方自2013年5月8日起开始计租并向乙方收取租金，租金为16262元/月，自2014年5月8日起租金每年递增8%；如乙方安装有独立的水表、电表，则按抄表数和公共分摊部分之和收费（甲方为乙方安装独立的水表、电表，费用由乙方承担）；乙方每月五日前必须向甲方交纳当月租金、管理费和上月水电费；乙方未按本合同第二条规定向甲方交纳当月租金、管理费和上月水电费的，乙方必须按日向甲方支付拖欠金额5‰的滞纳金；因违约行为造成守约方其它损失的，还应赔偿其他损失；本合同自2013年5月8日起生效。《租赁合同》签订后，王伟芳分别于2014年7月30日、同年9月25日、同年10月30日、2015年1月22日、同年5月15日向华润公司各支付租金50000元，于2015年12月15日、同年12月25日向华润公司分别支付租金29200元和50000元。华润公司分别于2014年8月5日、同年9月29日、同年12月23日、2015年1月29日、同年12月29日向王伟芳开具了“2014年1.1-4.2”“租金2014.4.3-7.4”“租金4.3-9.25”“租金9.26-12.20”“租金3.17-6.8”共五张租金发票予以确认。华润公司、王伟芳一致确认前述2015年12月15日和同年12月25日王伟芳向华润公司支付的租金29200元和50000元系王伟芳名下的租金。2016年2月24日，华润公司向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王伟芳支付自2015年6月8日起至2016年3月7日止的租金170712元及滞纳金117601.6元，二项合计288313.6元。2016年7月21日，该案经该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王伟芳在该案《调解笔录》中确认：“2014年还有5257.9元租金未付，2015年还应付租金126936.45元，2016年1月至6月的租金应付113808元，合计246002.35元。”后该院作出（2016）浙0109民初2624号《民事调解书》，约定王伟芳支付华润公司截至2016年6月30日的租金246002.35元，该款在2016年8月20日前支付100000元，同年9月20日前支付146002.35元，如王伟芳有任何一期未按期履行，则华润公司有权全额申请强制执行，且王伟芳应支付华润公司自逾期之日起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的违约金；华润公司自愿放弃其余诉讼请求。嗣后，王伟芳分别于2016年9月9日向华润公司支付租金100000元，于同年10月24日向华润公司支付租金146002元，将前述《民事调解书》确定的租金支付义务履行完毕。2016年9月30日，华润公司（甲方）与王伟芳（乙方）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王伟芳于2013年5月8日承租华润公司位于杭州市萧山区68平方米和三楼300平方米的租赁区域用于开设摄影等合法经营；经双方协商一致，合同期限内自2016年7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0日止的租金变更为18968元/月；该《补充协议》系对主合同的补充和变更，除《补充协议》约定之变更内容外，主合同其他条款保持不变，主合同与《补充协议》如有冲突的，以《补充协议》为准；双方于2016年7月21日经萧山法院调解，若王伟芳缴清拖欠租金246002.35元，则《补充协议》正式生效，若王伟芳未按调解时间于2016年9月20日前缴入拖欠租金的，《补充协议》无效，仍按原合同执行。另查明，在双方达成（2016）浙0109民初2624号《民事调解书》且王伟芳将该调解书项下调解款全部履行完毕后，自2016年7月26日起至2017年9月26日止，王伟芳按照18968元/月的标准累计向华润公司支付15个月的租金。又查明，在案涉《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2015年5月31日之前，华润公司均以向王伟芳发送《缴费通知单》的形式确定王伟芳的用电量及所需交纳电费的单价，王伟芳从未就用电量及单价提出过异议。此后，华润公司未再向王伟芳发送过书面或其他任何形式的电费《缴费通知单》，与王伟芳确认用电量及电费单价，也未在收取当期电费前及时将案涉房屋公共分摊部分电费的计算方式及电费收取标准向包括王伟芳在内的承租人进行公示。在华润公司向王伟芳发送的截至时间为2012年7月31日、同年10月31日、同年11月30日《缴费通知单》中均载明电费单价为1.214元/度。在2015年5月华润公司向王伟芳发送的最后一份2015年5月31日《缴费通知单》中载明，电费单价为1.1元/度，其中名称为“柯达”的电表2012年11月30日读数为81120度、2015年5月31日读数为85192度，累计用电量为4072度；名称为“柯达（摄影）”的电表在该二个时间点读数分别为33137度、47537度，累计用电量为14400度；名称为“柯达（三楼）”的电表在该二个时间点读数分别为22295度、23379度，累计用电量为1084度，2014年11月20日换表；前述三只电表合计应付电费21512元。2015年5月27日王伟芳以现金存款方式向韩良支付电费30000元，2015年8月2日王伟芳以现金存款方式向韩良支付电费20000元，2016年12月27日王伟芳以现金存款方式向韩良支付电费20000元，2017年7月30日王伟芳以转账汇款方式向韩良支付电费20000元，2017年10月24日王伟芳以现金存款方式向韩良支付电费10000元。案涉《租赁合同》项下名称为“柯达”的电表2015年5月29日读数为85192度，2017年12月30日尾数为96408度；名称为“柯达（摄影）”的电表2015年5月29日读数为47537度，2016年2月至6月期间电表读数出现异常甚至读数倒退减少的情况，该电表更换前最高读数为61338度，2016年7月更换新表后，该表截止2017年12月30日尾数为24153度；名称为“柯达（三楼）”的电表于2014年11月更换，停表时读数为23376度，朱涛于同年11月24日对换表及截止读数予以确认；更换后，名称为“柯达（新3F）”的电表2015年5月29日读数为28959度，2017年12月30日尾数为64774度。再查明，2015年9月18日，王伟芳以现金存款方式分别向韩良支付款项20000元和30000元。2016年9月9日，韩良在与朱涛的微信语音聊天中对王伟芳支付前述二笔款项的事实予以确认，并凭记忆认为该二笔款项系王伟芳支付的电费。还查明，案外人朱涛与华润公司亦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双方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存续期间为自2014年10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在双方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存续期间，朱涛未曾以自己的名义向华润公司交纳过电费，其租赁场地所产生的电费均由王伟芳以自己名义代为支付。2015年6月18日，华润公司向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朱涛支付自2014年10月1日起至2015年6月30日止的租金131400元及滞纳金78840元、租赁保证金29200元，三项合计239440元。该案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后该院作出（2015）杭萧民初字第3505号《民事调解书》，约定朱涛于2015年11月30日前支付华润公司2015年10月底前产生的房屋租赁费用70000元，朱涛于2015年12月15日前支付华润公司2015年11、12月的房屋租赁费用29200元等。后朱涛于2015年11月30日向华润公司支付前述《民事调解书》项下的租金20000元，其余款项未按约支付。为此，华润公司于同年12月23日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同年12月29日，该院冻结朱涛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的存款50650元。2016年1月18日，朱涛向该院提出执行异议。该院于同年3月25日作出（2016）浙0109执异3号《执行裁定书》，驳回朱涛的执行异议。朱涛不服该执行裁定，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9月14日作出（2016）浙01执复55号《执行裁定书》，认定朱涛系（2015）杭萧民初字第3505号《民事调解书》项下租金支付义务主体，因王伟芳自认尚欠华润公司租金10余万元未付，且华润公司已起诉王伟芳要求支付拖欠的租金，故王伟芳于2015年12月25日支付给华润公司的租金50000元，可在与华润公司的房屋租金结算中予以抵扣，王伟芳于同年12月15日支付的租金29200元亦可视为王伟芳支付给华润公司的另案租金予以抵扣。案经调解未果。 华润公司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自王伟芳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解除；2.王伟芳在租赁合同关系解除之日起二日内腾退房屋、恢复原状并将房屋交还给华润公司，否则视为王伟芳放弃租赁房产内的物品所有权；3.王伟芳支付华润公司电费40559.2元及滞纳金52653.3元；4.王伟芳支付华润公司违约金10000元；5.王伟芳支付华润公司自合同解除之日起至房屋腾退之日止的场地占有使用费；6.本案诉讼费用由王伟芳承担。诉讼过程中，华润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1.王伟芳支付华润公司自2017年10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的租金27704元[王伟芳应支付华润公司自2017年10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的租金为56904元（18968元/月×3个月），扣除前期尚余款项29200元，王伟芳尚须支付27704元]以及该款自逾期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日万分之五计算的滞纳金（其中，自2017年11月1日起至同年11月30日止的欠付租金8736元，自2017年11月6日起暂计至2018年9月13日止的滞纳金为1358.4元；自2017年12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的欠付租金18968元，自2017年12月6日起暂计至2018年9月13日止的滞纳金为2702.9元。上述二项滞纳金合计4061.3元）；2.王伟芳支付华润公司电费47004.4元[根据王伟芳提供的证据“电费截至时间为2015年5月31日的《缴费通知单》”（以下简称2015年5月31日《缴费通知单》），因其对2015年5月31日前的用电量无异议，故自2015年6月1日起王伟芳的用电量明细如下：⑴名称为“柯达”的电表自2015年6月1日起至2018年1月15日止用电量为11215度（尾数96407-起数85192=11215）；⑵名称为“柯达（摄影）”的电表自2015年6月1日起至2016年6月30日更换电表时止用电量为13943度（尾数61480-起数47537=13943），自2016年7月1日更换电表时起至2018年1月15日止用电量为24153度；⑶名称为“柯达（三楼）”的电表在2014年11月30日停表时读数为23379，华润公司向王伟芳发送的《缴费通知单》载明的“柯达（三楼）”电表2012年11月30日至2015年5月31日的用电量1084（尾数23379-起数22295）实际上遗漏了名称为“柯达（新3F）”的电表自2014年12月26日更换电表时起至2015年5月31日止的用电量28959度，故名称为“柯达（新3F）的电表”应自2014年12月26日更换电表时起计算用电量，该电表至2018年1月15日止用电量为64773度。上述四只电表合计产生的用电量为114084度，按照1.1元/度的单价计算电费合计金额为125492.4元，扣除王伟芳自2015年6月1日起已支付的电费78488元，王伟芳尚须支付47004.4元]及该款按照《租赁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付款日止的滞纳金（华润公司将王伟芳已支付的电费78488元优先用于冲抵应付电费，并以欠付电费为基数，主动将滞纳金的起算时间点由应付电费的次月5日调整为每半年计算一次，利率标准为日万分之五。其中自2016年7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的欠付电费11844元，自2017年1月6日起暂计至2018年9月13日止的滞纳金为3642元；自2017年1月1日起至同年6月30日止的欠付电费11027.5元，自2017年7月6日起暂计至2018年9月13日止的滞纳金为2393元；自2017年7月1日起至2018年1月15日止的欠付电费24132.9元，自2018年2月6日起暂计至同年9月13日止的滞纳金为2642.6元。上述三项滞纳金合计8677.6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王伟芳承担。 王伟芳向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华润公司退还王伟芳违法多收电费54593元；2.华润公司退还王伟芳多计电费83769.5元；3.华润公司支付王伟芳占用上述第1、2项款项期间的利息26414.65元；4.华润公司返还王伟芳上述三项款项合计164777.15元，吞并华润公司要求王伟芳支付2017年11月至12月的租金计37936元的第1项诉讼请求；5.本案诉讼费由华润公司承担。诉讼过程中，王伟芳变更反诉请求为：1.华润公司退还王伟芳违法多收电费54047.72元[王伟芳自2003年起至2012年11月30日止共用电136552度，华润公司违法多计电费0.36元/度（1.214元/度-0.85元/度），合计49158.72元；王伟芳自2012年12月1日起至2015年5月31日止共用电19556度，华润公司违法多计电费0.25元/度（1.1元/度-0.85元/度），合计4889元。上述二项合计54047.72元]。2.华润公司退还王伟芳多计电费83769.5元[具体包括：⑴2015年9月18日王伟芳向华润公司多付的电费50000元。⑵自2012年12月1日起至2015年5月31日止王伟芳实际用电产生的电费为21512元，经华润公司要求，王伟芳实际支付电费30000元，故王伟芳多付电费8488元。⑶自2015年6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王伟芳共用电52610度（包括名称为“柯达”及“柯达（新3F）”的二只电表），华润公司违法多计电费0.25元/度（1.1元/度-0.85元/度），合计13152.5元。⑷自2015年6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王伟芳共支付华润公司电费70000元，扣除其间应付的电费44718.5元（0.85元/度×52610度）为25281.5元；该款扣除前述第⑶项王伟芳要求华润公司退还的违法多计电费13152.5元，王伟芳实际尚多付电费12129元。上述四项合计83769.5元]。3.华润公司支付王伟芳占用上述第1、2项款项期间的利息26604.1元[具体包括：⑴前述自2003年起至2012年11月30日止华润公司违法多计的电费49158.72元，自2012年12月1日起至2018年3月28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即年利率6.55%计算的利息17378.5元；⑵前述自2012年12月1日起至2015年5月31日止华润公司违法多计的电费4889元，自2015年6月1日起至2018年3月28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即年利率5.55%计算的利息777.09元；⑶前述王伟芳多付的电费8488元自2015年6月1日起至2018年3月28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即年利率5.55%计算的利息1349.13元；⑷前述王伟芳多付的电费50000元，自2015年9月19日起至2018年3月28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即年利率5.55%计算的利息7099.38元。上述四项合计26604.1元]。4.华润公司退还王伟芳多收租金79200元。5.华润公司支付王伟芳占用前述79200元款项期间的利息9941.56元[具体计算方式为：⑴自该款项支付的次日2015年12月26日起至2016年12月25日止按照个人贷款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即年利率6.55%计算的利息为5187.6元；⑵以本金79200元和前述利息5187.6元合计84387.6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26日起至2017年11月4日止按照年利率6.55%计算的利息为4753.96元。上述二项合计9941.56元]。6.华润公司退还王伟芳上述第4、5项款项合计89141.56元吞并华润公司第1项诉讼请求中要求王伟芳支付的2017年11月至12月租金计37936元后的剩余款项51205.56元。7.华润公司支付王伟芳占用前述51205.56元款项期间的利息2653.92元（王伟芳应于2017年11月4日前支付2017年11月的租金，故利息从应付租金的次日2017年11月5日起至2018年8月22日止按照年利率6.55%计算）。8.本案诉讼费由华润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华润公司与原杭州萧山北干景彩阁图片社签订的《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合同约定义务。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规定：“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结合前述查明事实，鉴于杭州萧山北干景彩阁图片社已注销，且华润公司与王伟芳已于2016年9月30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案涉《租赁合同》双方主体为华润公司与王伟芳，故王伟芳作为杭州萧山北干景彩阁图片社的经营者，系本案适格被告。其次，针对双方对事实方面的争议。其一，关于2015年9月18日的50000元款项的性质和归属问题。华润公司在几次庭前会议和庭审过程中对于该款项的性质和归属有过不同陈述，最终认为该款项已被其财务人员于2015年9月29日计入朱涛名下的租金，王伟芳则认为该款项系其向华润公司支付的电费。结合前述查明事实可知，虽然自2015年5月31日之后，案涉《租赁合同》项下的电费均由王伟芳直接向韩良支付，而该50000元款项亦由王伟芳向韩良支付，且韩良曾于2016年9月11日在与朱涛的微信语音聊天过程中称“这笔是电费，这笔我记得是电费”。但结合前述证据认证意见可知，在2015年5月27日和同年8月2日，王伟芳合计向韩良支付电费50000元，在所付电费尚结余20409.6元（50000元-21512元-8078.4元）的情况下，王伟芳再向韩良支付50000元电费，不符合常理。故对王伟芳的相关主张，该院不予采信。华润公司称该笔款项已作为朱涛名下的租金入账，但未能提供相应的租金发票予以印证，亦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朱涛除了（2015）杭萧民初字第3505号《民事调解书》第二项确定的70000元租金外，在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10月31日期间尚应另行支付华润公司租金50000元或在达成调解协议前已支付租金50000元，故对华润公司的相关主张，该院亦不予采信。结合华润公司提交的“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王伟芳租金交纳及拖欠情况清单”中载明的2015年度已付租金第二笔50000元备注的内容“15.9”来看，在（2016）浙0109民初2624号案件调解过程中，华润公司已将2015年9月18日王伟芳支付的合计50000元款项计入王伟芳2015年度已付租金100000元中，这与朱涛所称的“因双方关于2015年12月25日王伟芳支付的租金50000元是否可作为朱涛在（2015）杭萧民初字第3505号《民事调解书》第二项内容确定的调解款70000元中的一部分存在争议，且朱涛提出的执行异议申请尚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复议过程中，故在2016年7月21日调解过程中，双方系在将2015年12月15日和同年12月25日王伟芳支付的29200元和50000元款项排除的情况下，对王伟芳截至2016年6月30日已付租金和欠付租金进行清算，并得出王伟芳尚欠租金246002.35元的结论”，能够相互印证。综上，2015年9月18日王伟芳向韩良支付的合计50000元款项应系王伟芳名下的租金。对王伟芳要求退还多计电费83769.5元中2015年9月18日的50000元并赔偿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反诉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其二，王伟芳主张，根据华润公司开具的“2014年1.1-4.2”“租金4.3-9.25”“租金9.26-12.20”三张租金发票可以确认，2014年度应付租金总额为150000元，而非华润公司主张的200000元，王伟芳于2014年9月25日支付的租金50000元系其多付的租金，应用于充抵“租金3.17-6.8”这张发票对应期间的租金。但根据其在（2016）浙0109民初2624号案件中将华润公司开具的“2014年1.1-4.2”“租金2014.4.3-7.4”“租金4.3-9.25”“租金9.26-12.20”四张租金发票作为证据提交可知，其在华润公司开具发票以后，对2014年9月25日支付的50000元被计入2014年4月3日至同年7月4日的租金并无异议，且其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16262元/月，2014年度其仅应支付租金150000元，故该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其三，关于名称为“柯达（摄影）”的电表产生的电费交纳主体问题。王伟芳在庭审中自认该只电表在2014年10月1日朱涛与华润公司建立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以后，实际由朱涛使用，华润公司则认为该只电表由王伟芳与朱涛二人共用，但双方均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该只电表的实际使用人通过在案证据尚无法核实。结合朱涛确认的在其与华润公司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存续期间从未支付过电费，“柯达（摄影）”电表产生的电费均由王伟芳支付这一事实，以及王伟芳与朱涛系夫妻关系、存在财产混同的可能等情形，该院认为依据王伟芳与华润公司的交易习惯，确认王伟芳为“柯达（摄影）”电表产生的电费交纳主体，并无不当。对华润公司的相关主张，该院予以支持，对王伟芳的相应辩称，该院不予采纳。其四，关于王伟芳是否尚欠租金的认定。结合前述认定事实，华润公司、王伟芳一致确认在2016年7月21日（2016）浙0109民初2624号《民事调解书》对王伟芳截至2016年6月30日应付的租金进行清算之后，王伟芳已按照该《民事调解书》确定义务向华润公司支付租金246002元。现双方就其后产生的租金是否已经支付存在争议，王伟芳应就其已按约向华润公司交纳自2016年7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0日止共计18个月的租金承担举证责任。因华润公司自认王伟芳自2016年7月26日起至2017年9月26日止共向华润公司支付过15次租金，每次18968元。而王伟芳仅能提供2017年7月27日、同年8月28日、同年9月26日三次向华润公司各交纳租金18968元的《现金交款单》，未能就其已支付其余租金提供书面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王伟芳举证证明的三笔租金与华润公司提交的租金交纳明细载明的内容一致，且已被华润公司计入王伟芳已付租金中，故对华润公司关于王伟芳尚欠2017年10月至12月的租金56904元的主张，该院予以采纳。结合前述认定事实，在2016年7月21日华润公司、王伟芳对2016年6月30日以前应付和已付租金进行清算时，王伟芳于2015年12月15日和同年12月25日支付的合计79200元租金未被计入其中，故在王伟芳付清前述（2016）浙0109民初2624号《民事调解书》项下的租金246002.35元的情况下，截至2016年6月30日，王伟芳在华润公司尚余租金79200元。而如前所述，王伟芳应付的2017年10月至12月租金为56904元。二者相互抵消后，华润公司尚应返还王伟芳租金22296元。故王伟芳不存在欠付租金的情形，无须向华润公司支付滞纳金，华润公司要求王伟芳支付自2017年10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的租金27704元及该款自逾期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日万分之五计算的滞纳金的本诉请求，无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对王伟芳要求返还多收租金22296元的反诉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再次，针对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其一，2015年5月31日以后电费收取标准的认定，即华润公司按照1.1元/度向王伟芳收取电费是否具有合法依据。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第二条第3款第⑴项约定：“如乙方安装有独立的水电、电表，则按抄表数和公共分摊部分之和收费（甲方为乙方安装独立的水表、电表，费用由乙方承担）。”本案中，华润公司为王伟芳承租区域安装了三只独立电表，故华润公司有权按照三只电表的抄表数和公共分摊部分产生的用电量之和向王伟芳收取电费。根据《电力法》第三十三条“供电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核准的电价和用电计量装置的记录，向用户计收电费。……用户应当按照国家核准的电价和用电计量装置的记录，按时交纳电费……”、第四十三条“任何单位不得超越电价管理权限制定电价。供电企业不得擅自变更电价”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电费中加收其他费用；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按照规定执行”之规定，并结合本院向物价局咨询得知，华润公司应在其承租户使用的独立用电计量装置记录的用电量基础上，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约定，计算出每一个收费周期内公共分摊部分产生的用电量，并以二者之和作为基数，按照国家核准的电价向承租户收取电费，否则即属于价格违法行为。其中，公共分摊部分产生的用电量或者华润公司基于交易便利在考虑公共分摊部分产生的用电量的前提下自行确定的电费单价均应当向承租户公示，在承租户无异议的情况下，方可向其收取。庭审中，华润公司自述2015年5月31日之后的电费单价1.1元/度系根据供电局确定的单价0.8309元/度以及华润公司按照公共能耗折算的单价0.2691元/度相加后得出。从华润公司陈述的具体计算方式可知，其在计算公共分摊部分电费时并非按照电费一月一结的周期折算公共分摊部分电费，而是以年为周期，按照王伟芳承租面积在该年度12个月中占全部租赁区域的比例平均值大致估算王伟芳应分摊的公共能耗电费。如前所述，华润公司向王伟芳收取的电费应当按照国家核准的电价0.8309元/度以及双方《租赁合同》关于每月五日前交纳上月电费的约定，据实进行结算。显然，华润公司未采取该电费计取方式，而是基于交易便利，以年度为单位，在核算公共分摊部分用电量的情况下，大致确定每月向王伟芳收取的电费单价基数。虽然华润公司未能按照每个电费收取周期实际产生的公共分摊部分用电量，核算王伟芳每月应付的电费单价，但为交易便利考虑，若华润公司能够在电费收取之前将电费收取方式及依据向王伟芳进行公示或告知，保障王伟芳的知情权及异议权，则华润公司的合法电费债权理应予以保护。事实上，在2015年5月31日之前，华润公司均以《缴费通知单》的形式通知王伟芳当期用电量及电费单价（1.214元/度或1.1元/度不等），王伟芳亦按照《缴费通知单》载明的单价及电费总额支付了相应电费，未提出异议。也就是说，虽然2015年5月31日之前产生的电费，华润公司并非每月据实收取，亦系采取统一确定电费单价的方式收取，但王伟芳以按期足额支付电费的方式表明其接受该电费计取方式，系其对己方权利的让渡，未超出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法院不应予以干预。但鉴于华润公司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在2015年5月31日之后，其按照1.1元/度向王伟芳收取电费，系按照实际产生的公共分摊部分用电量据实结算，或者其已依法向王伟芳公示电费单价计算依据，亦无证据显示王伟芳已自行放弃对该电费债权合法性的抗辩，故华润公司主张在2015年5月31日之后仍按照1.1元/度的标准向王伟芳收取电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2015年5月31日之后产生的电费，应当按照王伟芳实际使用的用电量以供电局确定的单价0.8309元/度据实收取。其二，关于华润公司要求王伟芳支付名称为“柯达（新3F）”的电表自2014年11月24日起至2015年5月31日止漏交的电费及王伟芳要求华润公司返还2015年5月31日以前多收的电费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根据案涉《租赁合同》第二条第6款“乙方每月五日前必须向甲方交纳当月租金、管理费和上月水电费”及第六条第1款“乙方未按本合同第二条规定向甲方交纳当月租金、管理费或上月水电费的，乙方必须按日向甲方支付拖欠金额5‰的滞纳金”之约定可知，华润公司系按月向王伟芳收取电费，每一期电费均是相对独立的“个别债权（务）”，每个“个别债权（务）”具有经济上和法律上的独立性，应分别适用诉讼时效，以兼顾供电人和用电人利益上的平衡，故案涉《租赁合同》项下每月电费应分别适用诉讼时效。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民法总则施行后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计算的，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通则关于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二条“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及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案涉《租赁合同》项下自2015年10月1日起的电费应适用三年诉讼时效，2015年9月30日前的电费则应适用二年诉讼时效。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本案中，华润公司要求王伟芳支付名称为“柯达（新3F）”的电表自2014年11月24日起至2015年5月31日止漏交的电费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且王伟芳已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故对华润公司的该项诉请，该院不予支持。名称为“柯达（新3F）”的电表应按照双方一致确认的2015年5月31日《缴费通知单》载明的2015年5月31日读数23379度作为该只电表起算基数计算电费，该只电表自换表时起至2015年5月31日止真实产生的用电量28959度不应再计算。王伟芳作为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自2003年以来长期从事摄影等相关经营活动，即便不能准确知晓供电局确定的电费单价金额，也应当知晓华润公司向其收取的电费单价系包含公共分摊部分电费在内。而华润公司自2015年5月31日之后仍一直按照2015年5月31日之前确定的1.1元/度的单价向其收取电费，故王伟芳至少于2015年5月31日就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其要求返还2015年5月31日以前华润公司违法多收的电费并赔偿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反诉请求，时效起算点不应为王伟芳主张的2017年10月10日，而应为2015年5月31日。故如前所述，王伟芳要求华润公司返还2015年5月31日以前违法多收的电费54047.72元并赔偿占用该款项期间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反诉请求，亦已超过诉讼时效，且华润公司已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故该院不予支持。综上，因原、被告双方一致确认王伟芳截至2015年5月31日的电费已经结清，故2015年5月31日之后产生的电费为：0.8309元/度×90565度[具体包括：1.名称为“柯达”的电表产生的用电量11216度（终止读数96408度-2015年5月31日读数85192度）；2.名称为“柯达（摄影）”的电表产生的用电量37954度（换表前最高读数61338度-2015年5月31日读数47537度+换表后终止读数24153度）；3.名称为“柯达（新3F）”的电表产生的用电量41395度（换表后终止读数64774度-经双方确认的2015年5月31日《缴费通知单》载明的读数23379度）。三只电表合计90565度]，计75250.46元。至于公共分摊部分产生的电费，因华润公司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王伟芳应负担的公共分摊部分用电量，故在本案中不予支持，如华润公司能够举证证明该部分电费收取的依据和标准，可以另案主张。结合前述查明事实，自2015年5月27日至2017年10月24日，王伟芳累计向华润公司支付电费100000元，而其应支付的电费为96762.46元（2015年5月31日《缴费通知单》载明的21512元+75250.46元），故王伟芳在华润公司处尚结余电费3237.54元。对王伟芳要求返还多计电费3237.54元的反诉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对华润公司要求王伟芳支付电费47004.4元的本诉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其三，关于王伟芳主张的华润公司占用多收租金和电费期间利息损失的问题。综合审查本案实际情况可知，因王伟芳与朱涛夫妻二人分别与华润公司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且双方财产存在混同及王伟芳代为支付相关调解款项、电费的情况，故华润公司、王伟芳争议的2015年9月18日合计50000元款项以及曾经由执行异议、复议程序处理的2015年12月15日29200元、同年12月25日50000元款项性质及归属问题，均因华润公司、王伟芳未能及时进行对账，导致双方对款项计算、入账存在分歧。直至2016年9月14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01执复55号《执行裁定书》之日，华润公司、王伟芳关于前述争议款项中79200元的归属才有了结论，即该争议款项应计入王伟芳名下的租金。也就是说，该79200元款项自2016年9月14日起应当优先冲抵王伟芳应付的租金。鉴于截至2016年6月30日王伟芳应付的租金已经为（2016）浙0109民初2624号《民事调解书》所确认并由王伟芳分两笔履行完毕，故前述79200元争议款项应用于冲抵自2016年7月起的租金。在2016年9月14日双方对前述款项的争议有了定论之日，案涉《租赁合同》项下王伟芳应付的2016年7月至同年9月的租金56904元（18968元/月×3个月）履行期限已届满，故前述79200元应优先用于冲抵该租金，余款22296元因下一期（即2016年10月）的租金支付期限（即2016年10月4日）尚未届至，应属华润公司多收的租金。故华润公司应支付占用多收租金期间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63.25元[具体为：22296元自2016年9月15日起至同年10月4日止的利息51.19元；3328元（22296元-2016年10月应付租金18968元）自2016年10月5日起至同年11月4日止的利息12.06元]。至于2016年7月26日以后王伟芳向华润公司支付的租金，系其在双方未进行对账的情况下自愿支付的租金，故即使存在租金超付的情形，华润公司亦无须赔偿王伟芳利息损失。王伟芳要求按照年利率6.55%的标准计算前述利息，无合同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对其要求华润公司支付占用多收租金期间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反诉请求中的合理部分，该院予以支持。鉴于2015年5月31日之前华润公司一直按照1.1元/度的单价向王伟芳收取电费，王伟芳一直未提出异议，华润公司有理由相信王伟芳认可该电费收取标准。故其沿用该电费单价标准向王伟芳收取电费，并不存在恶意多收电费的情形。同时，结合华润公司、王伟芳一致确认的事实可知，在2015年5月31日之后，王伟芳系根据华润公司工作人员韩良的电话通知要求，按照大概金额预缴电费。也就是说，王伟芳向华润公司支付的电费系其主动预付，双方在此过程中也未及时进行对账，故王伟芳预缴的电费在整个《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始终存在提前超付的可能，而王伟芳对此也从未提出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之规定，因案涉《租赁合同》并未就出租人多向承租人收取电费的情形下出租人应承担的违约责任进行约定，且华润公司基于对王伟芳认可2015年5月31日前的电费收取标准的信赖，无法预见到其在2015年5月31日之后继续按照1.1元/度的单价向王伟芳收取电费，将须承担违约责任，故王伟芳向华润公司主张占用多计电费期间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超出了华润公司的可预见范围。此外，即便华润公司因无法举证证明其应收取的公摊部分的电费计算依据，因而无权继续按照1.1元/度的单价向王伟芳收取2015年5月31日之后的电费，但因公共分摊部分的电费已经实际产生，且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约定，王伟芳的确负有向华润公司交纳公共分摊部分电费的义务，故华润公司至本案诉讼时止仍然享有对王伟芳应负担的公共分摊部分电费的债权，如因双方对公共分摊部分电费收取标准的争议而令华润公司承担多计电费期间的利息，有失公允。综上，对王伟芳要求华润公司支付占用违法多计电费期间的利息的反诉请求，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对华润公司要求王伟芳支付自2017年10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的租金27704元及该款自逾期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日万分之五计算的滞纳金、电费47004.4元及该款按照《租赁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付款日止的滞纳金的本诉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对王伟芳要求华润公司退还王伟芳违法多收电费54047.72元的反诉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对其要求华润公司退还王伟芳多计电费83769.5元中的合理部分即3237.54元的反诉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对不合理部分，该院不予支持；对其要求华润公司支付王伟芳占用前述违法多收电费、多计电费期间的利息26604.1元的反诉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对其要求华润公司退还王伟芳多收租金79200元中的合理部分22296元的反诉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对其要求华润公司支付王伟芳占用前述多收租金期间的利息9941.56元中的合理部分即63.25元的反诉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对不合理部分，该院不予支持；对其要求华润公司支付占用多收租金吞并本诉请求之后所余款项期间的利息2653.92元的反诉请求，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规定，判决：一、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浙江）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王伟芳电费3237.54元；二、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浙江）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王伟芳租金22296元；三、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浙江）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伟芳利息63.25元；四、驳回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浙江）有限公司的本诉诉讼请求；五、驳回王伟芳的其余反诉诉讼请求。如果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浙江）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986元，由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浙江）有限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5144元，减半收取计2572元，由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浙江）有限公司负担257元，王伟芳负担2315元。 宣判后，王伟芳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对证据认证错误，查明事实不清。上诉人王伟芳根据起诉状中诉讼请求向法院提供了2017年7月27日，2017年8月28日，2017年9月26日三份现金交款单来证明：按租赁合同“先付后用”原则已经支付完成了2017年8月1日至2017年10月31日租金。被上诉人华润公司不但拒绝向法院提供以上交款的租金发票来反驳上诉人王伟芳的主张，而且向法院出示证据7（此书证没有加盖财务公章，没有财务部门负责人，印章管理人签名），向法院要求上诉人王伟芳继续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王伟芳认为王伟芳无需再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王伟芳承担继续举证责任，超出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违反“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被上诉人华润公司提供证据4：为2015年2月27日至2017年11月26日电表原始抄表记录一份（此证据共8张），证据8：2014年10月8日至2015年2月27日电表原始抄表一份（此证据共1张），证据5：2012年11月30日至2018年1月15日用电量详单一份及停表确认单一份，一审法院根据华润公司提供证据4，证据8结合证据5及王伟芳提交的于2012年11月30日和2015年5月31日的二份《缴费通知单》能够相互印证并推导出证据4、证据8是真实的，上诉人王伟芳认为此结论根本没有任何逻辑性：1、上诉人王伟芳提交的于2015年5月31日的《缴费通知单》显示三个电表2015.5.31当天记数为：85192，47537，23379。被上诉人华润公司提供证据4第一张内容显示三只电表2015年5月29日当天读数为：85192，47537，28959，可见这二份证据中内容是冲突的。2、被上诉人华润公司提供证据5中电表柯达（新3F）记录2014.12.26至2015.1.31电量结合停电确认单可以看出，上诉人王伟芳租赁区域装修期间电表电量一个月（14.12.26--15.1.31）时间用电量为14321度；同时此证据记录柯达（摄影）16.6.30，16.7.31记录为“61480”“148”，与被上诉人华润公司2014年10月提交的补强证据同期记录数据为“0”“408”。证据4记录为“61278”“148”，华润公司提供的三份证据自相矛盾。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王伟芳认可2015年6月1日前的电表读数是真实的，2015年6月1日之后电量及电表读数因为2015年6月1日前是真实的可以推导出2015年6月1日之后也一定是真实是错误的。3、被上诉人华润公司提供证据4，证据8时声称是原始电表抄表记录，但从没证明拆抄表记录是原始的，不管从纸张的年代，产地，油墨的挥发的物理特性分析，书写者信息及确认者的签名等作为书证形成，采集，保管等等必要内容全部是空白。4、被上诉人华润公司提供证据5为电表停表确认单，法庭上上诉人王伟芳代理人朱涛明确表示，因年代久远，无法确定签名的真实性。一审法院将签名的真实性由被上诉人华润公司举证证明，但被上诉人华润公司没有提出要求司法鉴定，但是在该案民事判决书中认为签名的真实性的司法鉴定应当由朱涛来提出申请，说明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证据5为电表停表确认单，一审法院认为载明内容“电表：23379”，但从证据5的原件可以清晰看出内容为“电表23579”，法院现场勘验情况有停表的电表读数为23376，说明证据之间互相矛盾。对证据5一审法院认为朱涛在该确认单最下方签字确认，表明认可确认单上载明包括“2014.11.24”全部内容。上诉人王伟芳认为法院这样认定的主体是错误的，因三楼租赁区域与朱涛无关，朱涛与被上诉人华润公司另有一楼房屋租赁合同，是不同的法律主体，而且朱涛已经对证据作了充分的质证，而一审法院并没有对质证意见有合理的认定，就算庭外朱涛认定了事实也与上诉人王伟芳相关电费事项的内容无关。证据6系华润公司单方面制作的，制作人是华润公司代理人韩良，其在法庭陈述此证据是在2016年7月21日调解时制作的，并向法庭陈述上诉人王伟芳当时是清楚的，并按表内内容支付了（2016）浙0109民初2624号民事调解书中的案款。民事判决书一审法院认定为：以上证据6载明的租金计算标准以及2014年，2015年,2016年租金拖欠内容能够与王伟芳提交的（2016）浙江0109民初2624号案件《调解笔录》中载明王伟芳自述2014年还欠有5257.9元租金未付，2015年还应付租金126936.45，2016年1月至6月的租金应付113808，合计246002.35相互印证，且该证据与王伟芳向本院提交2014年度租金发票，现金交款单，客户回单，相互印证，故对证据6予以认定。上诉人王伟芳认为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认定是错误，（1）此证据是复印件，且上诉人王伟芳仔细查看后发现该书证多处部分出现涂写，划圈，甚至出现极其明显的篡改痕迹（交50000，后面内容涂黑并书写上15.9而且5字形笔相当不顺，像由另一个数字改字），有伪造证据的嫌疑，随即向法庭申请鉴定，但审理法官以书证为单方制作，拒绝了上诉人王伟芳的申请，最后此证据无法进行质证。未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2）上诉人王伟芳于2014年7月30日，9月25日，10月30日三次共支付15万元租金，于2015年1月22日，5月15日支付10万元租金，根据浙0109民初2624号案件于2016年5月4日《调解笔录》记载内容可以查阅，法庭归纳争议焦点是2014年的租金是否多付5万元，而上诉人王伟芳于2015年1月22日支付租金如被上诉人华润公司将交纳租金发票认定为2014年9.26-12.20的对应租金，则2014年将多支付了5万元。为此《调解笔录》第4页中记录：“原告：对2014年8月5日、12月23日、2015年1月29日的发票三性均无异议，对于2014年9月29日发票的真实性要回去核实。《调解笔录》第5页中记录：“审：关于被告主张多付租金的问题，原告什么时候回复法庭，原告：一周内，如果属实，同意抵扣”，综合以上记录，可以非常明确，如果2014年9月29日发票是真实，必将要来抵扣欠付的租金，因案件中有争议的2015年12月25日调解款法庭明确认为在执行案中未完结而搁置。这样2014年9月29日发票的对应2014年9月25日交纳租金5万元用来抵扣2015年3.17--2015.6.8日的租金。最终调解方案确认后，上诉人王伟芳在2016年7月21日《调解笔录》中自述“2014年还欠有5257.9元租金未付，2015年还应付租金126936.45，2016年1月至6月的租金应付113808，合计246002.35可以印证2014年9月29日发票是真实。如果2014年9月29日发票是假的，则按被上诉人华润公司的发票对应日期确认已付租金，上诉人王伟芳的自述应当是：“2014年租金已经全部支付了，2015年租金支付至2015年3月16日计元，还应付租金xxxx元，2016年1月至6月的租金应付113808，合计xxxx+113808元”。对于2015年9月18日的2万元和3万元款项自始至终未在（2016）浙0109民初2624号案件中出现过，而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9月18合计50000元应为王伟芳名下租金是根本没有查明事实的。关于名称为柯达（摄影）电表电量交纳主体上，法院一直在判决书明确：“上诉人王伟芳在庭审中自认该电表在2014年10月1日起朱涛与华润公司建立房屋租赁合同关系”这样的说法是法院杜撰出来的，上诉人王伟芳从未在法庭上说过2014年10月1日起这样的时间描述，另外这个读数为24153的电表读数是如何来的，什么时候换的表，由谁来换表，有没有双方当事人确认过，电表的起始读数是多少，一审法院认为能够与华润公司提交的用电量详单结合电表原始数据相互印证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本案上诉人王伟芳于2015年9月18日当天将一笔20000元，一笔30000元以支付电费汇入华润公司员工韩良个人账户，韩良本人在与朱涛（系王伟芳丈夫）2016年9月9日微信语音通话确认此项费用是王伟芳支付的，要求拍照传给他，因为代理律师章正航要知道是几月几号打进的，同时在2016年9月11日，朱涛在微信中明确打款日期为2015年9月18日，一笔是3万，一笔是2万。韩良随即在微信中明确此二笔款项为王伟芳交的电费。本案在受理反诉时，上诉人王伟芳变更后的请求为：2、华润公司退还王伟芳多计电费83769.5元（具体包括1、2015年9月18日王伟芳向华润公司多付电费2万加3万元。），案件于2018年4月20日就证据进行质证，韩良本人向法庭陈述，确认此款项为上诉人王伟芳交纳的电费事实，被上诉人华润公司委托代理人更进一步明确：的确是电费。但是这份证据在判决书中认为：结合前述证据认证意见可知，在2015年5月27日和同年8月2日王伟芳合计向韩良支付电费50000元，在所付电费尚结余20409.6元情况下王伟芳再向韩良支付50000元不符合常理，故对王伟芳主张不予采信。 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2015年5月31日之前产生的电费，被上诉人华润公司以电费单价为1.214元/度、1.1元/度标准向上诉人王伟芳收电费，上诉人王伟芳于2017年10月才知道权益收到伤害，进而在向法院提起反诉完全是诉讼时效时期内行使诉讼权利，因为法律中的知道是指有证据证明知道了，但被上诉人华润公司均以电费“单价”而并非“单价+公摊”向上诉人王伟芳发《缴费通知单》来收取电费，说明上诉人王伟芳并不知道合法权益受到伤害，以为供电局向被上诉人华润收取的电价单价就是1.214，1.1。因上诉人王伟芳一直从事摄影工作，更不会去了解供电局收取的商业用电分多档及收费标准不一，因此一审法院作出的超过诉讼时效的结论是错误。上诉人王伟芳2015年5月收到韩良电话要求支付电费，按大约数支付了3万元，除了收到2015年5月31日的《缴费通知单》之后再没收到被上诉人华润公司下发《缴费通知单》，而且电表安装在被上诉人华润公司配电房，上诉人王伟芳根本无法自行进入核对电量，只是信任韩良，而根据韩良电话告知的大约数支付电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8条规定：1、。2、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经审判人员充分说明并询问后，其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可见法院以此法律作出的自认是法律引用错误。综上，上诉人王伟芳为维护其的合法权益，上诉二审法院，上诉请求：1、撤销（2017）浙0109民初17336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退还违法多收电费54047.22元；3、依法改判被上诉人退还多计电费83769.5元；4、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支付占用以上款项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26604.1元；5、依法改判被上诉人退还多收租金79200元；6、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支付占用79200元款项2015年12月26日至2017年11月4日同期银行贷款利息9941.56元；7、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返还第四、五项共计89141.56元,吞并被反诉人的诉讼请求第一项2017年11月-12月的租金计37936元。8、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支付第七项剩余款项51205.56元。9、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支付占用51205.56元款项2017年11月5日暂计至2018年8月22日同期银行贷款利息2653.92元。10、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华润公司答辩称：上诉人的诉请部分多系重复计算，事实与理由部分杂乱无章。相反，这个案件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十分清楚，对案件的争议焦点，法律适用以及程序均作出了非常正确的、合理的判决。对于2015年5月31日以前这个返还电费部分，根据法院的判决，华润公司认为当时被上诉人已向上诉人发送了缴费通知单，也载明了相应的价格，上诉人已支付相应的款项，应视为对己方权利的让渡，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是合理的。对于5月31日以后的电费，部分是按照基础电价进行计算，虽然华润公司有异议，但是基于其它情况，华润公司也就算了。在诉讼过程中，上诉人产生的实际电费有一笔是28959元，原审法院认为已经超出了诉讼时效，对华润公司的请求也未予支持，这点也是对王伟芳有利的判决。关于租金部分，华润公司已经提供了十分详细的租金支付表，同时在一审法院审理的过程中，上诉人未提交任何的支付凭证，认为华润公司的支付信息不正确或者有遗漏，所以华润公司认为判决也完全正确。关于诉讼时效，华润公司对一审判决予以认可。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华润公司与原杭州萧山北干景彩阁图片社签订了《租赁合同》，后杭州萧山北干景彩阁图片社注销。2016年9月30日，华润公司与王伟芳签订《补充协议》，王伟芳作为杭州萧山北干景彩阁图片社的经营者，系本案适格主体。而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合同，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和享有相应的权利。本案中，华润公司、王伟芳于2016年7月21日在（2016）浙0109民初2624号民事案件调解过程中，一致确认（2016）浙0109民初2624号《民事调解书》对王伟芳截至2016年6月30日应付的租金进行清算之后，王伟芳已按照该《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向华润公司支付租金246002元。因王伟芳在2015年12月15日和同年12月25日支付的合计79200元租金未被计入已支付的租金246002.35元中，故至2016年6月30日，王伟芳在华润公司尚余租金79200元。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12月30日止共计18个月的租金，作为承租人王伟芳，应提交已经交纳该18个月的租金凭据，现王伟芳仅能提供2017年7月27日、同年8月28日、同年9月26日三次向华润公司各交纳租金18968元的《现金交款单》，而不能就其已支付其余租金提供书面凭证予以证实，故王伟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鉴于华润公司自认王伟芳自2016年7月26日起至2017年9月26日止共向华润公司支付过15次租金，每次18968元。王伟芳尚欠2017年10月至12月的租金56904元未支付华润公司，因王伟芳在2016年6月30日前已经向华润公司多交纳租金79200元，故二者相互抵消后，华润公司应返还王伟芳租金22296元。鉴于双方截止到2016年9月14日本院作出（2016）浙01执复55号《执行裁定书》时，双方当事人对争议款项中的该79200元的归属才有结论，故该79200元应先用于冲抵2016年7月起的租金，余款22296元因下一期（即2016年10月）的租金支付期限（即2016年10月4日）尚未届至，应属华润公司多收的租金。故华润公司应支付占用多收租金期间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63.25元[具体为：22296元自2016年9月15日起至同年10月4日止的利息51.19元；3328元（22296元-2016年10月应付租金18968元）自2016年10月5日起至同年11月4日止的利息12.06元]。2016年7月26日以后王伟芳向华润公司支付的租金，在双方当事人未进行对账的情况下，王伟芳自愿支付的租金，故即使存在租金超付的情形，华润公司亦无须赔偿王伟芳利息损失。王伟芳上诉要求按照年利率6.55%的标准计算上述利息，无合同和法律依据。 关于上诉人王伟芳上诉要求华润公司退还多收电费的请求。在2015年5月31日之前，华润公司均以《缴费通知单》的形式通知王伟芳当期用电量及电费单价（1.214元/度或1.1元/度不等），王伟芳按照《缴费通知单》载明的单价及电费总额支付了相应电费，未提出异议。2015年5月31日之后，华润公司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佐证按照1.1元/度向王伟芳收取电费，系按照实际产生的公共分摊部分用电量据实结算，或者其已依法向王伟芳公示电费单价计算依据的事实，亦无证据显示王伟芳已自行放弃对该电费债权合法性的抗辩，故2015年5月31日之后产生的电费，应当按照王伟芳实际使用的用电量以供电局确定的单价0.8309元/度据实收取。 关于上诉人王伟芳上诉主张2015年9月18日的50000元款项的性质问题。上诉人王伟芳认为该笔款项为电费。根据现有证据来看，虽然自2015年5月31日之后，案涉《租赁合同》项下的电费均由王伟芳直接向韩良支付，而该50000元款项亦由王伟芳向韩良支付，且韩良曾于2016年9月11日在与朱涛的微信语音聊天过程中称“这笔是电费，这笔我记得是电费”。但在2015年5月27日和同年8月2日，王伟芳合计向韩良支付电费50000元，在所付电费尚结余20409.6元（50000元-21512元-8078.4元）的情况下，王伟芳再向韩良支付50000元电费，不符合常理。再结合（2016）浙0109民初2624号案件调解过程中，华润公司已将2015年9月18日王伟芳支付的合计50000元款项计入王伟芳2015年度已付租金100000元中，这与朱涛所称的“因双方关于2015年12月25日王伟芳支付的租金50000元是否可作为朱涛在（2015）杭萧民初字第3505号《民事调解书》第二项内容确定的调解款70000元中的一部分存在争议，且朱涛提出的执行异议申请尚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复议过程中，故在2016年7月21日调解过程中，双方系在将2015年12月15日和同年12月25日王伟芳支付的29200元和50000元款项排除的情况下，对王伟芳截至2016年6月30日已付租金和欠付租金进行清算，并得出王伟芳尚欠租金246002.35元的结论”，能够相互印证。因此王伟芳于2015年9月18日支付韩良的50000元应认定为支付租金，故上诉人王伟芳上诉所称2015年9月18日王伟芳向韩良支付的合计50000元款项为电费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王伟芳要求华润公司返还2015年5月31日以前违法多收的电费54047.72元并赔偿占用该款项期间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上诉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民法总则施行后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计算的，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通则关于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二条“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及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案涉《租赁合同》项下自2015年10月1日起的电费应适用三年诉讼时效，2015年9月30日前的电费则应适用二年诉讼时效。因此王伟芳该项请求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鉴于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截至2015年5月31日的电费王伟芳已经结清，故2015年5月31日之后产生的电费为：0.8309元/度×90565度（不包括公共分摊部分的电费），计75250.46元。自2015年5月27日至2017年10月24日，王伟芳累计向华润公司支付电费100000元，而其应支付的电费为96762.46元（2015年5月31日《缴费通知单》载明的21512元+75250.46元），故王伟芳在华润公司尚结余电费3237.54元。华润公司应向王伟芳返还结余电费3237.54元。鉴于双方当事人对公共分摊部分电费收取标准尚存争议，在此情况下，上诉人王伟芳要求由华润公司承担多收取电费期间的利息，有失公允。 综上，原审法院对当事人提交证据作出的认证并无不当，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911元，由上诉人王伟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一文 审判员  徐 丹 审判员  毕克来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三日 书记员  何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