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黔民申42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贵州省福明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雍阳镇兴隆东街（华都嘉苑营销中心）。法定代表人：郑榕，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白燕，该公司员工。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苟福喆，女，1962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瓮安县。再审申请人贵州省福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明公司）与被申请人苟福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27民终6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福明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支持苟福喆提出的层高差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一审法院仅凭苟福喆提供的照片、承租人的回忆、福明公司与案外人因情况不同签订的合同认定苟福喆主张的被拆迁门面层高5米没有依据。双方2010年1月26日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约定按“拆一还一、结构陈新不补差”的原则，仅确定被拆迁面积为31.60平方，没有测量层高或约定安置层高5米，苟福喆主张层高损失没有合同依据。2、福明公司安置给苟福喆的门面价值与面积、单价有关，与高度无关。一审法院以仲裁裁定书作为判决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上述裁定书支持层高差是以明确合同约定为依据的。一审法院未查明苟福喆因层高差产生的实际损失，在瓮安县地理位置很重要，5米层高不一定比3.7米收益高，评估报告中未提供计算收益的依据，均采用预测和询问，苟福喆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3、福明公司安置给苟福喆的门面已于2012年8月7日进行了竣工验收并符合要求，一审时苟福喆认可相关验收合格、备案的证据。4、苟福喆2012年11月3日接受了安置门面，期间未就退还安置门面及层高差提出过异议，其主张已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二）原审判决支持苟福喆提出的层高差损失违反法定程序。1、本案福明公司请求苟福喆支付超出被拆迁门面部分的补差门面款，未提出或同意苟福喆处理层高差损失的问题，一审法院却强行要求对层高差损失进行评估，而苟福喆并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反诉主张其层高差损失的请求。2、苟福喆已于2016年7月27日向瓮安县法院主张因其层高差导致的损失，瓮安县法院2016年11月21日作出了（2015）瓮民初字41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其诉求且已生效。但上述判决中采信的证据及未得到支持的诉讼请求，同一法院根据同样的证据却作出不同判决，福明公司认为是违反法律规定的。福明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的规定申请再审。苟福喆提交意见称，（一）苟福喆一审中提供证人证言证实福明公司安置给苟福喆的门面与被拆迁门面存在层高差，双方多次诉讼也充分说明存在层高差。（二）福明公司（2016）黔2725民初3414号案件起诉主张的内容与本案一致，除金额外其他依据事实与理由均与上次一致，本次是重复诉讼。一审庭审中福明公司已明确放弃之前的案子走审判监督程序，已经丧失再审的权利。（三）一审中苟福喆已举证证明层高差存在。苟福喆与苟福荣被拆迁的门面是同一个门面隔成的两个门面，福明公司约定给苟福荣安置的门面是5米高，安置给苟福喆的门面高度却不一样。（四）福明公司拆迁苟福喆房屋时应测量高度，现主张苟福喆被拆迁门面没有5米，没有举证证实相关情况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双方因层高差至今未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表明存在层高差是事实。福明公司请求苟福喆支付房屋价款证据不足，双方未对价款予以明确。福明公司与他人约定的附近门面价款为33459元/㎡，要求苟福喆支付41499元/㎡不公平。（五）福明公司主张苟福喆本案的主张与（2015）瓮民初字4185号案件中一致，应申请再审，说明双方就层高问题发生争议，且未得到处理。（六）福明公司一方面否认北京国宏信价格评估公司作出的《国宏信（黔）评字2017第068号》的结论，一方面认可一审法院根据该评估结论判决的金额578689.31元自相矛盾，说明其主张不具备客观真实性，不应予以支持。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六条“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再审案件后，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一条、第二百零四条等规定，对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进行审查。”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人民法院对再审申请的审查，应当围绕再审事由是否成立进行”之规定，本院围绕申请人提出的申请事由进行了审查。关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福明公司称苟福喆提出的层高差损失没有合同依据及法律依据。首先，苟福喆提交了其与苟福荣被拆迁房屋的实景图，能够看出苟福喆与苟福荣被拆迁房屋系同一层同一间的两开，高度也相同，之后福明公司安置给苟福喆的门面房位于华都嘉苑1号楼1层10号，安置给苟福荣的门面房位于华都嘉苑1号楼1层9号，位置相邻，且福明公司与苟福荣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安置给苟福荣的门面房高度为5米。福明公司与苟福喆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后，虽未另行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也未就案涉安置门面房的高度达成补充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之规定，案涉安置门面房的层高差损失可以按照被拆迁门面房的原状态及安置门面房周边门面房业主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高度来确定。苟福喆还提交了案涉门面房旁边门面房业主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三份，该合同上均约定门面房层高为5米，再结合证人苏某、赵某的证言，能够证实苟福喆被拆迁门面房层高至少为5米。门面房的使用主要在于空间，涉案门面房楼层高度的降低，必然对该门面房的使用功能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因此，原审法院认定苟福喆因门面高度差产生损失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苟福喆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明福明公司向苟福喆交付房屋后，苟福喆一直就层高差问题向福明公司主张其权利。再次，国宏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是具有法定资质的评估机构，其对案涉门面房作出的《价格评估报告》是依据该门面房的客观租金水平等方面确定层高差损失，且福明公司一审庭审时并未对该评估报告的内容提出异议，也未提交证据证明该评估报告存在不合理之处，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并无不当。对福明公司的申请再审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审法院判决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福明公司称苟福喆应就层高差损失提起反诉，原审法院才能对层高差问题进行判决。福明公司于一审庭审中明确同意放弃启动（2016）黔2725民初3414号及（2015）黔2725民初4185号民事判决的审判监督程序，其中涉及到的案涉门面房层高差的问题也同意一并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之规定，福明公司应承受其行使诉讼权利所带来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就双方之间案涉门面房层高差的纠纷进行判决并无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进行质证，并针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说明和辩论。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是否采纳是从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三方面进行审查。本案中，苟福喆提交的被拆迁门面实景图、苟福荣等人与福明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国宏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价格评估报告》等证据能够相互佐证，形成证据锁链，证明案涉门面房因层高差给苟福喆造成损失。加之福明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审法院采信证据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原审法院不存在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形，对福明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再审申请人福明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贵州省福明置业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陈茂华审判员  陈 卫审判员  李 婕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杨潇书记员施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