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4）资行终字第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方玉，女，1954年8月4日生，汉族。委托代理人李琴，四川道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资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法定代表人曹骏，职务局长。委托代理人周力，系资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科科长。原审第三人乐至县石佛集中供水站。法定代表人罗光前，职务站长。委托代理人唐宗云，系乐至县石佛集中供水站副站长。委托代理人谢奇，系乐至县水务局职工。上诉人杨方玉因诉被上诉人资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称资阳人社局）工伤认定行政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院（2014）雁江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方玉委托代理人李琴、被上诉人资阳人社局委托代理人周力、原审第三人乐至县石佛集中供水站（以下称集中供水站）委托代理人唐宗云、谢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方玉一审诉称，杨方玉之弟秦世贵系集中供水站的门卫（临时工），其死亡发生在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内、履行工作职责的过程中，应认定为工亡。杨方玉因此不服资阳人社局于2013年8月27日作出的资人社字（2013）321号《非工亡认定决定书》，于2013年12月20日向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申请复议，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于2014年1月15日作出川人社复决（2014）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资阳人社局作出的《非工亡认定决定书》。杨方玉不服，起诉请求撤销资阳人社局资人社办（2013）321号《非工亡认定决定书》。原审法院查明，杨方玉系死者秦世贵的胞姐，秦世贵生前系集中供水站的门卫（临时工）。2013年5月31日，乐至县公安局石佛派出所接群众报警称，在石佛镇水厂大门外围墙旁草丛内发现一具尸体。随即公安部门前往调查处理，对第一时间发现尸体的人员进行了询问并作询问笔录，询问笔录记录：“2013年5月31日早上8点…厂区门外草丛中，发现秦世贵躺在草丛中，…嘴唇发黑并有一股很刺鼻的味道，有点像农药的味道。随后电话通知秦世贵姐夫康继洪到现场，并确定秦世贵已经死亡，康继洪还走到秦世贵的房间发现装饮料的饼子里有农药味道…”。同日，杨方玉及其丈夫康继洪向乐至县公安局出具了《不予尸体检验申请书》，表明自愿承担因不进行尸体检验而无法查明具体死因所引起的不利后果。秦世贵的尸体于当日火化。2013年6月1日，死者秦世贵的姐夫康继洪及儿子康涛与集中供水站对秦世贵死亡后的安葬事宜进行了协商解决，并领取了全部款项。乐至县公安局石佛派出所作出的《情况说明》载明：“经初查，死者秦世贵（男，51岁，乐至县石佛镇磨盘村1组人，死前系水厂临时工）疑为服毒自杀，死于石佛镇水厂大门外围墙旁草丛内”。之后，杨方玉认为公安机关出具的疑似服毒自杀并不能证明自杀是死亡唯一的原因，死者秦世贵有可能是死于意外事故等其他原因，其死亡是发生在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内、履行工作职责的过程中，且资阳人社局及集中供水站均不能证明其自杀是死亡的唯一原因，按《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应认定为工亡或视同工亡，便于2013年7月9日向资阳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要求认定秦世贵的死亡属工亡或视同工亡。资阳人社局于2013年8月27日作出资人社字（2013）321号《非工亡认定决定书》。杨方玉对此不服，于2013年12月20日向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申请复议，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于2014年1月15日作出川人社复决（2014）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资阳人社局作出的《非工亡认定决定书》。杨方玉仍不服，故提起本案诉讼。原审法院认为，杨方玉之弟秦世贵系集中供水站的门卫（临时工），其死亡发生在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属实，但杨方玉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秦世贵死亡是因工作原因。在公安部门确定秦世贵疑为服毒自杀后，杨方玉自愿申请不予尸体检验，并自愿承担因不进行尸体检验而无法查明具体死因所引起的不利后果。实际上杨方玉是根据当时的主、客观情况对秦世贵死亡原因系自杀的认可，故放弃了对死者秦世贵死亡原因的唯一性查明，并自愿承担所产生的不利后果，正是鉴于这一原因，公安机关未将案件作为刑事案件处理。后杨方玉又以公安机关的“疑似自杀”不能证明自杀是秦世贵死亡的唯一原因，主张秦世贵死亡系工亡，明显有悖常理，于法无据。故，秦世贵的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资阳人社局作出的《非工亡认定决定书》证据充分、程序合法，杨方玉请求撤销资阳人社局资人社办（2013）321号《非工亡认定决定书》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原审法院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了原告杨方玉要求撤销被告资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3年8月27日作出的资人社办（2013）321号《非工亡认定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50元，由原告杨方玉负担。上诉人杨方玉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认为，一、一审判决认定杨方玉没有提交证据证明秦世贵的死亡是因工作原因，是适用法律不当。资阳人社局提供的公安机关对秦世贵同事唐宗云所作询问笔录以及杨方玉提供的公安机关作出的“秦世贵疑似自杀”的情况说明均不能排除秦世贵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因《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所列的其他死亡情形“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杨方玉并未称秦世贵的死亡原因确系“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杨方玉当然对秦世贵死亡系“工作原因”没有举证责任，一审判决认定杨方玉负有举证责任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是适用法律不当的认定错误。二、杨方玉向公安机关申请对秦世贵不予尸检不是《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不得认定或视同工伤的情形，一审判决以此为由认定资阳人社局作出的秦世贵的死亡非工伤的认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明显适用法律错误，更无法律依据。杨方玉申请不予尸检是否应承担由此导致的一切不利后果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且不利后果也不应是《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不得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撤销资阳人社局资人社办（2013）321号《非工亡认定决定书》。被上诉人资阳人社局二审答辩认为，乐至县公安局接群众报警，对秦世贵的死亡进行了调查处理，所询问的相关人员证实，秦世贵躺在厂区门外草丛中，嘴唇发黑并有一股很刺鼻的味道，有点像农药的味道。之后，通知秦世贵姐夫康继洪到现场，确认秦世贵已死亡，并在秦世贵的房间内发现一饮料瓶，内有农药味道。乐至县公安局于2013年6月18日所作的《情况说明》中记载秦世贵疑为服毒自杀。因此，杨方玉提供的证据材料不能证明秦世贵的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为工亡或视同工亡的情形。资阳人社局作出的非工亡的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集中供水站二审陈述意见与资阳人社局一致。双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除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外，本院另查明，1、上诉人杨方玉与秦世贵系姐弟关系，其父母中年死亡，秦世贵至今未婚，无子女；2、2013年6月1日，集中水站与杨方玉丈夫康继洪及儿子康涛就秦世贵死亡后的安葬事宜进行了协商解决，并形成书面材料，该书面材料载明协商的主题是“关于秦世贵服毒身亡的协商事宜”；协商结果为由集中供水站一次性支付安抚金8000元。本院认为，公安机关在处理秦世贵死亡事件时，未将其作为刑事案件立案侦查，并根据作为秦世贵近亲属杨方玉出具的《不予尸体检验申请书》，而未对秦世贵的尸体作尸体检验从而确定具体死因，同时，公安机关对该事件初查后，认为秦世贵的死亡疑为服毒自杀。秦世贵死亡是否属因意外死亡、因疾病死亡等符合工亡或视同工亡认定的具体死因不能确定，需证明工亡所依据的事实的证据未能形成均是因杨方玉提出不予尸体检验申请而造成，本案应确定没有证据证明秦世贵的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应认定工亡或视同工亡的情形，该后果应由杨方玉自行承担，且杨方玉也在《不予尸体检验申请书》中承诺“申请不予尸体检验，并自愿承担由于不进行尸体检验影响查明具体死因及由此引起的不利后果”。同时，秦世贵的亲属就秦世贵死亡后的安葬等事宜与集中供水站进行了协商，并形成一致意见，集中供水站也按协商内容进行了履行。在协商的书面材料中也清楚的载明“关于秦世贵服毒身亡的事后安葬事宜”，此内容表明协商双方对秦世贵的死亡原因形成了共识，即“服毒身亡”，现杨方玉请求确认秦世贵死亡属工亡的诉请于理不通，并无法律依据。综上，一审判决关于本案没有证据证明秦世贵的死亡属工亡或视同工亡的情形的认定，以及判决驳回上诉人杨方玉诉讼请求的结果正确；同时原审审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本院依法应予以维持；上诉人杨方玉上诉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杨方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 海审判员 戴劲松审判员 张 慧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陈淮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