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2民初151号原告：马永刚，男，1964年2月5日出生，回族，住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龙，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力，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同创九鼎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马连道南街**院**楼**2A116。法定代表人：吴刚，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林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庆明，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吴正升，男，1979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址湖南省常宁市。第三人：吴鸿，男，1974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址四川省通江县。原告马永刚与被告同创九鼎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鼎集团）、被告吴正升、第三人吴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本案。吴正升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于2018年8月8日作出（2018）京02民初15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吴正升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吴正升不服该裁定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9日作出（2018）京民辖终2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根据案件审理需要，本院于2018年11月19日通知吴鸿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于2018年12月6日、2018年12月20日、2019年3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永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龙、张力，被告九鼎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林森、李庆明，被告吴正升参加了第一次庭审，原告马永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龙，被告九鼎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林森，被告吴正升、第三人吴鸿参加了第二次庭审。原告马永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龙、张力，被告九鼎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庆明，被告吴正升、第三人吴鸿参加了第三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永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依法解除2015年6月30日马永刚与九鼎集团、吴正升分别签订的《股票认购意向协议》及该协议附件《渠道合作及代持协议》；2．判令九鼎集团、吴正升连带返还马永刚股票意向认购款人民币5000万元；3．判令九鼎集团、吴正升给付马永刚利息从2015年8月21日起算至实际全额给付之日（以5000万元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4．判令由九鼎集团、吴正升承担马永刚为本案支出的律师代理费250万元；5．判令诉讼财产保全费用、诉讼费用由九鼎集团、吴正升承担。事实与理由：北京同创九鼎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8日变更企业名称为九鼎集团。2015年5月，九鼎集团和吴正升告知马永刚，九鼎集团将进行股票发行，力邀马永刚投资购买股票，并要求马永刚立即缴纳保证金后可签署相关协议。马永刚于2015年6月26日按照九鼎集团和吴正升的指示给九鼎集团转账800万元。2015年6月30日，九鼎集团、吴正升分别与马永刚签署《股票意向认购协议》及该协议附件《渠道合作及代持协议》，约定马永刚拟以5000万元人民币出资认购九鼎集团发行的部分股票（具体发行价格采取询价方式确定）。同时协议约定九鼎集团指定吴正升代马永刚持有此次股票发行中马永刚拟认购的股票，吴正升负责为马永刚提供九鼎集团此次股票发行的购买渠道、购买方式、购买方案、购买协议签署及股票出售等服务，且吴正升应确保马永刚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全面了解项目投资信息。协议签订后，马永刚于2015年8月21日再次通过银行转账汇款的方式按照《股票意向认购协议》中约定的九鼎集团的账户信息向九鼎集团汇款4200万元。但九鼎集团于2015年11月2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的《北京九鼎集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公告编号：2015-102）载明的本次股票发行投资者中不包括吴正升，即吴正升并未代马永刚成功购得九鼎集团发行的股票，即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马永刚经多次向九鼎集团和吴正升索要股票认购款无果。为维护马永刚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诉讼。九鼎集团辩称，一、马永刚请求九鼎集团承担法律责任没有事实依据。马永刚与吴正升为相识多年的好友，且合作办学多年，关系很亲。2015年5月19日，九鼎集团发布《股票发行方案》，拟发行股票数量为5亿股，募集资金总额为75-125亿元人民币，发行对象范围为“公司现有股东及具备全国中小企业股票转让系统投资者资格的投资者，最终发行对象中，非公司现有股东合计不超过35位。”马永刚有意认购九鼎集团拟发行的股票，与其关系亲密的好友吴正升签署《渠道合作及代持协议》。双方约定，根据九鼎集团2015年5月19日公告的《股票发行方案》，马永刚委托吴正升为马永刚提供九鼎集团股票定向增发的购买渠道、购买方式、购买方案、购买协议签署和股票出售等。《渠道合作及代持协议》签署后，马永刚因担心吴正升私自处置股票导致本金受损，进而要求九鼎集团与其直接签署《股票认购意向协议》，约定马永刚拟出资5000万元人民币认购九鼎集团发行的股票，吴正升代其持有，即吴正升为其合法的代理人，吴正升与马永刚的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由其自行约定，即吴正升通过何种方式替马永刚代持股票与九鼎集团无关，九鼎集团仅在代持人在代持期间给马永刚造成损失时承担赔偿责任。之后，九鼎集团根据马永刚代理人吴正升的指示委托子公司龙泰九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泰九鼎公司）将马永刚5000万元人民币意向认购款支付给吴鸿，由吴鸿代马永刚认购九鼎集团股票，该等行为对马永刚具有当然的法律约束力，马永刚无权再以其不知情或未经其同意为由要求九鼎集团返还该等款项。另外，九鼎集团增发的股票已由马永刚委托吴正升，并由吴正升指定的第三方认购成功，《股票认购意向协议》项下的合同目的已然实现，马永刚要求解除《股票认购意向协议》，并要求九鼎集团返还意向认购款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亦无法实现。最后，马永刚没有证据证明代持人吴正升给其造成了损失，九鼎集团股价大幅下跌系正常商业风险而非人为过错，马永刚无权要求九鼎集团承担赔偿责任。二、马永刚知晓并同意通过资管计划认购股票。第一，马永刚在《渠道合作及代持协议》中明确授权吴正升为其提供“购买渠道、购买方式、购买方案、购买协议签署和股票出售等”，即马永刚已有授权吴正升通过其他渠道为其认购股票的意思表示。第二，马永刚的联系人郭晓玲在录音中自认“当时说一个亿才能具备这个条件”，即马永刚在签订《渠道合作及代持协议》前已知悉本次股票发行投资者的认购金额不得低于1亿元的内部标准、吴正升因没有足够资产无法以其本人名义认购股票的事实。因此，在签订《渠道合作及代持协议》时，马永刚已经认可吴正升未来将通过其他渠道为其购得股票。第三，九鼎集团于2015年11月2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票转让系统发布的《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便已公示资管计划为股票的持有人，即马永刚早已知晓吴正升并不是以本人的名义直接认购九鼎集团股票，而是通过资管计划代为持有，但其从未提出异议，表明其已默示认可。此外，马永刚提交的录音证据显示，马永刚和郭晓玲知道2015年6月股市下跌，希望几个月时间获一点利；马永刚承认2015年“8月份钱才进来，但是一直希望着很快”。这也说明马永刚知道股市的下跌风险，出于几个月之后就能获利的考虑，按其与吴正升的约定，由吴正升安排渠道认购九鼎集团的股票，在得知认购成后将剩余4200万元的股票认购款支付给九鼎集团。第四，马永刚提交的录音证据显示，古志鹏告知马永刚和郭晓玲通过基金代持股票；郭晓玲曾质疑是否已购得股票，在被告知已购得股票后未曾提出反对意见；郭晓玲希望尽快找到投资人接盘；吴正升告知马永刚将争取企业复盘以后优先处理马永刚持有的股票。由上述内容可知，此前马永刚及其联系人郭晓玲明显已明确知晓并同意通过吴鸿购买的资管计划代持其认购的股票，其与吴正升、古志鹏沟通的目的在于尽快处置其认购的股票并收回投资本金。第五，由郭晓玲与吴正升的微信沟通截图可知，郭晓玲曾咨询吴正升九鼎集团何时开盘；2018年1月2日，郭晓玲问吴正升“吴总，你那天发的这个代持人吴鸿是发行前的股东，让吴鸿代持，是属于股权转让还是属于新发行的股票，我们认购的股票性质是什么”；2018年3月23日，郭晓玲向吴正升发送了九鼎集团股票恢复转让的通知。据此可知，截至2018年3月23日，马永刚的联系人郭晓玲仍知晓并同意委托吴鸿认购九鼎集团股票，且希望通过股票转让收回投资成本。三、马永刚已成为九鼎集团股票的实际出资人，合同目的已经实现。2015年6月30日，马永刚与吴正升签署《渠道合作及代持协议》，约定吴正升“负责为马永刚提供九鼎投资股票定向增发的购买渠道、购买方式、购买方案、购买协议签署和股票出售”。2015年7月4日，吴正升为履行上述合同义务与吴鸿签署《股票代持协议》，约定吴正升以5000万元认购九鼎集团新增发的250万股股票，九鼎集团向吴鸿支付的5000万元股票认购款，视为吴正升的股票认购款，经吴正升同意吴鸿可通过参与资管计划等方式持有股票。2015年8月3日，九鼎集团发布《股票发行认购公告》，要求认购对象应在2015年8月5日至8月15日期间，将认购资金及时、足额存入指定账户，并与公司签订《股票认购协议》。2015年8月14日，九鼎集团发布《股票发行延期认购公告》，将缴款期限推迟至2015年8月28日。2015年8月19日，九鼎集团委托全资子公司龙泰九鼎公司向吴鸿提供1．416亿元人民币借款，其中5000万元为代替马永刚提前垫付的资金。同日，吴鸿向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泰基金公司）支付2．516亿元人民币认购资管计划份额。资管计划投资目标为投资九鼎集团定向增发的股票。2015年8月21日，马永刚在确认吴正升已通过相关渠道成功认购股票的前提下向九鼎集团汇款4200万元，用于归还龙泰九鼎向吴鸿提供的借款；2015年11月2日，九鼎集团于全国中小企业股票转让系统发布《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显示资管计划认购九鼎集团4900万股，认购金额为9．8亿元；2015年11月13日，资管计划已登记于九鼎集团证券持有人名册。鉴于吴正升与吴鸿间存在委托代持关系，吴正升与马永刚间存在委托代持关系，自资管计划成功认购九鼎集团定向增发的股票之日起，马永刚已可根据《渠道合作及代持协议》及《股票代持协议》实际获得250万股九鼎集团股票。无论马永刚认购的股票名义上由谁持有，马永刚实际出资人的法律地位不会改变，不存在损害马永刚民事权益的情形，且吴鸿自始认可马永刚为该等股票的实际出资人，也同意将股票按照马永刚或吴正升的指示过户或处置，马永刚投资九鼎集团定向增发股票获取收益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其诉讼主张无事实依据。四、马永刚在股价大幅下跌后要求解除合同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如前所述，马永刚早已知晓并同意吴正升通过委托吴鸿购买资管计划的方式认购九鼎集团股票，且其已经成为250万股九鼎集团股票的实际出资人，《股票认购意向协议》、《渠道合作及代持协议》合同目的已实现。2018年3月，九鼎集团股票恢复转让后出现大幅下跌，此后马永刚于2018年5月26日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吴正升未代其成功购得九鼎集团发行的股票，该主张与事实不符，系不愿意承担正常的商业风险而恶意毁约，违背了民事主体应当遵循的基本诚信原则。五、马永刚请求九鼎集团、吴正升承担其支出的律师费无法律依据。本案中，《股票认购意向协议》与《渠道合作及代持协议》均未就律师费承担作出特别约定，亦无任何证据证明马永刚该等支出与九鼎集团或吴正升的任何行为存在直接因果关系，马永刚请求九鼎集团、吴正升承担其支出的律师费无法律依据。综上所述，马永刚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请求依法驳回马永刚的诉讼请求。吴正升辩称，不同意马永刚的诉讼请求。吴正升已经完成了股票代持义务，不同意返还5000万元认购款。2015年，资本市场形势很好，吴正升了解到九鼎集团要定向增发股票，当时找到了马永刚进行合作。马永刚很信任吴正升，双方签订了《渠道合作及代持协议》，并且约定了购买方式、购买渠道以及吴正升代持的佣金。因为担心吴正升权利太大，所以马永刚与九鼎集团签订了《股票认购意向协议》。因为九鼎集团要求投资达到1亿元后才可以取得股东身份，吴正升就找到了九鼎集团的股东吴鸿代持马永刚的股票。现在股票下跌，吴正升也感到很抱歉。吴鸿述称，吴鸿是九鼎集团的股东，其与吴正升是多年的朋友。2015年7、8月，吴正升找到吴鸿说有一个姓马的朋友想参与九鼎集团的股票定向增发，因此吴正升和吴鸿签订了《股票代持协议》，由吴鸿集合资金去认购。吴鸿又通过向九泰基金公司支付2．516亿元人民币认购九泰基金-九鼎投资定增分级8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九鼎资管计划）份额，投资九鼎集团增发的股票。5000万元对应250万股九鼎集团股票。2016年2月22日，九鼎集团股东大会同意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500000201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7．272727股。因此，吴鸿代持的250万股股份变为681．818175万股=250万*2．7272727。吴鸿承诺，愿意无条件将该681．818175万股九鼎集团股份过户至马永刚名下。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据此，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5月，九鼎集团发布《股票发行方案》，公告编号：2015-036，证券代码：430719，证券简称九鼎投资，主办券商：西部证券，第二条“发行计划”中载明，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公司现有股东以及具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资格的投资者；最终发行对象中，非公司现有股东不超过35位；本次定向发行对现有股东无优先认购权安排；由公司董事会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综合考虑认购数量、认购对象的类型以及与公司未来发展的契合度，确定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和发行股数；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方式为现金认购；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5-25元，具体发行价格采取询价方式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5亿股，募集资金总额为75-125亿元人民币（含本数）。2015年6月30日，九鼎集团作为甲方与马永刚作为乙方签订《股票认购意向协议》约定，鉴于：甲方拟根据其2015年5月19日公告的《股票发行方案》（公告编号：2015-036），在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定向发行股票，乙方有意向以现金出资认购甲方发行的部分股票。甲乙双方就上述意向认购股票事宜于2015年6月30日在北京市西城区达成如下协议：甲方本次拟发行股票5亿股，价格区间为每股15-25元，具体发行价格采取询价方式确定，拟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市价基础上打一定折扣；乙方有意向出资人民币伍仟万元认购本次甲方发行的股票；乙方同意在本协议签署后五个工作日内，按照意向认购金额20%的比例向甲方支付股票认购保证金人民币壹仟万元；如因乙方未能在甲方获准发行股票后按照甲方确定的额度及时、足额缴纳股票认购款，或因乙方不符合股东条件，或乙方出现其他违约行为导致其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完成认购甲方股票的，甲方收取的保证金将不予退还；如因非乙方原因，甲方本次股票定向发行未能在本协议签署后6个月内完成的，甲方应无条件退还乙方已缴纳的保证金；本协议于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且乙方在本协议约定的时限内足额缴纳全部保证金后生效；如乙方未能及时、足额缴纳保证金的，本协议自动无效；本协议签署后乙方及时足额缴纳保证金的，甲方指定吴正升（身份证号：×××）代为持有乙方参与认购甲方发行的股票，乙方和代持人吴正升需另行签订代持协议（见协议附件），双方的权利义务由代持协议进行约定，但代持人如果在代持期间给乙方造成损失的，相应赔偿责任由甲方承担。同日，吴正升（代持人）作为甲方与马永刚（委托人）作为乙方签订《渠道合作及代持协议》，约定：根据九鼎投资2015年5月19日《股票发行方案》（公告编号2015-036），甲、乙双方友好协商一致，乙方自愿委托甲方代自己认购并持有九鼎投资本次定向增发股票5000万元整，并代为行使相关权利；甲方愿意接受乙方的委托并代为行使代持九鼎投资股票对应的相关权利。双方就乙方委托代持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1、甲方负责为乙方提供九鼎投资股份定向增发的购买渠道、购买方式、购买方案、购买协议签署和股票出售等。4、甲方有义务确保乙方有充足的知情权、全面的了解项目投资信息（仅限公开信息）。5、甲方承诺将其未来所收到的因代持九鼎投资股票产生的收益转交给乙方，甲方按照本协议约定有权得到与乙方渠道合作产生的利润分成。二、乙方的权利与义务。1、乙方委托甲方认购和代持九鼎投资股票，乙方作为实际持有人，享有与甲方合作所获得的投资收益。2、乙方有权使用甲方所提供的九鼎投资股份购买渠道，以及获得相应的渠道服务和投资顾问服务。4、乙方有义务向甲方支付投资顾问费，以及股份出售后支付投资利润分成。三、利润分成方案。甲乙双方同意，按收益的15%：85%分成，即收益的15%归甲方，收益的85%归乙方。四、其他约定。2、如协议一方不履行或严重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违约方须赔偿守约方的一切经济损失。除协议另有规定外，守约方亦有权要求解除本协议及向违约方索取赔偿守约方因此蒙受的一切经济损失。2015年6月26日，马永刚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九鼎集团800万元。2015年8月3日，九鼎集团发布《股票发行认购公告》。第一条“发行价格的确认”载明，现公司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成长性及公司目前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交易价格等因素，经与投资者沟通后最终确定本次定向发行的价格为20元/股。本次股票发行不超过5亿股（含5亿股）人民币普通股。第二条“认购安排”载明，1、认购对象的认定。非公司现有股东合计不超过35位，且须为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的相关规定的投资者。3、认购程序。经公司确认的认购对象应在2015年8月5日至2015年8月15日（含当日）期间，将认购资金及时、足额存入指定账户，并与公司签订《股票认购协议》。公司将于8月15日确定发行对象认购资金到账无误后，通知发行对象认购成功。2015年8月14日，九鼎集团发布《股票发行延期认购公告》，载明：因少数认购对象因特殊原因未在规定的缴款截止日2015年8月15日（含当日）前将全部认购资金存入指定账户，经与该等投资者沟通，公司现对《股票发行认购公告》中缴款截止日期进行延期，缴款截止日推迟至2015年8月28日（含当日）。2015年8月21日，马永刚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九鼎集团4200万元。2015年11月2日，九鼎集团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第一条“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载明，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为5亿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100亿元；本次定向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20元；本次发行对象为22名，在册股东2名，新增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投资者20名，总计发行5亿股，合计认购金额为人民币100亿元。其中：新增投资者20名，配售股份共计48391．70万股；原在册股东2名，配售股份共计1608．30万股；本次股票所有投资者均以现金出资。该报告书对本次股票所有投资者的具体情况以列表形式进行了公示说明。此外，马永刚提交了2017年1月16日马永刚及其同事郭晓玲与吴正升、九鼎集团董事会秘书古志鹏之间的谈话录音，其内容显示：马永刚说：“我们当时投资考虑的是九鼎是个大企业，就投两三个月，保值增值了，当然这是个好事”；“本来想着一件好事，我们大家都能获一点利，几个月时间，两三个月时间，我说也行啊，最多三个月时间”；“看能不能把本金给我们啊，……确确实实这一年多连正常的利息也没有了”；“我们8月份这个钱才进来，但是一直希望着很快”。郭晓玲说：“后来我现在才明白，我通过证监会这些的朋友们才告诉我这个情况，我才知道什么叫代持，我的股票是相当于全权让他委托了你们，而且是指定的做这个事情，……钱打完以后什么时候要发行什么，我消息一无所知，包括你们最后说是买成了没有买成，我也不知道”；“到现在你说所有的信息不知道，连操作方式我也不知道，到现在我才明白原来代持是怎么样，……，当时说一个亿才能具备这个条件，那么这5000万又给谁来代持？你也没有在这个公布的名字里面呀，但是你又是我的代持人”；古志鹏说“通过基金对吧！”马永刚还提交了吴正升与郭晓玲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其内容显示：2017年12月29日，吴正升给郭晓玲发微信称：“吴鸿”，郭晓玲回复称：“能不能具体一点”、“他的身份信息”。随后，吴正升向郭晓玲发送了吴鸿的身份证图片信息。郭晓玲问：“这是吴刚的亲戚吗？”吴正升回复称：“不是”、“都是四川的”。郭晓玲问“你不是说是公司安排的吗？”吴正升回复称：“金额不够，不能直接写入股东名册，我们的合在吴鸿名下，由吴鸿代持。”郭晓玲问：“这个吴鸿你认识吗？”吴正升回复称：“很熟悉。”郭晓玲问：“还要拖到什么时候开？”吴正升回复称：“说是年底”。2018年1月2日，郭晓玲给吴正升发微信称：“吴总，你那天发的这个代持人是发行前的股东，让吴鸿代持是属于股权转让还是属于新发行的股份，我们认购的股份性质是什么？”“到底吴鸿有没有给你签代持协议？”吴正升未予回复。2018年5月11日，马永刚作为甲方与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作为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张力、李玉龙律师为甲方与九鼎集团、吴正升定增合同纠纷一案一审程序代理人；经协商双方同意律师费数额为贰佰伍拾万元整，乙方应出具正式发票；支付时间及方式为合同签订之日起三日内支付伍拾万元，一审开庭前七日支付壹佰伍拾万元，收到一审判决或调解成功之日起三日内支付伍拾万元。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分别于2018年5月15日、2018年8月23日向马永刚出具50万元和150万元的律师费发票。九鼎集团在诉讼中主张，马永刚早已知晓并且同意吴正升委托吴鸿通过参与资产管理计划的方式认购九鼎集团股票，且其已经成为250万股九鼎集团股票的实际出资人，本案《股票认购意向协议》及其附件《渠道合作及代持协议》的合同目的已实现。九鼎集团提交的证据显示如下内容：2015年7月4日，吴正升作为甲方与吴鸿作为乙方签订《股票代持协议》，该协议约定：鉴于甲方有意委托乙方代持九鼎集团增发的部分股票，乙方同意接受甲方委托代持相关股票。一、代持标的。本协议约定的代持标的，即甲方以现金人民币5000万元按每股20元人民币的价格认购的九鼎集团新增发的250万股股票（以下简称“标的股票”）。甲方委托乙方代持标的股票，乙方同意接受甲方委托代持标的股票并代为行使标的股票对应的股东权益。九鼎集团向乙方支付的5000万股票认购款，视为甲方委托乙方认购250万股九鼎集团股票的股票认购款。经甲方同意乙方可以通过参与资管计划等方式委托代持。二、甲方的权利与义务。甲方作为标的股票的实际出资人，享有标的股票的股东权利，并有权获得相应的股东权益。应甲方要求，乙方配合行使属于甲方的相关股东权利。甲方可随时解除本股票代持协议。甲方有权对乙方代持期间的行为进行监督，并对乙方超越本协议约定范围的行为有权予以制止。三、乙方的权利与义务。乙方不实际享有标的股票所产生的任何投资或股东收益，该等权益均甲方所有。乙方对标的股票对应的股东权益不享有任何处置权（包括但不限于股票权益的转让、质押），任何对该等权益的处置必须取得甲方书面同意。乙方行使标的股票对应享有的股东决策权以及与股东身份相关的重大权益时，就相关事项的处理或表决须事先取得甲方的书面同意。代持期间，乙方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甲方产生的权利负担，均由乙方承担，甲方因此实际承担的损失，乙方予以最终赔偿。2015年8月，吴鸿作为资产委托人与九泰基金公司签订《九泰基金-九鼎投资定增分级8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认购该资产管理计划进取级份额，认购金额为2．516亿元。2015年8月19日，龙泰九鼎公司向吴鸿支付1．416亿元，付款凭证上“摘要”部分记载为借款。同日，吴鸿向九泰基金公司支付2．516亿元。九泰基金公司盖章出具的九鼎资管计划委托人吴鸿信息显示，吴鸿持有的基金名称为九泰九鼎定增8号进取，持有份额为251611322。2015年11月2日，九鼎集团发布的《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显示，本次股票所有投资者名单中包括九泰基金-农业银行-九泰基金-九鼎投资定增分级8号资产管理计划，认购股数4900万股，认购金额9．8亿元。2015年11月13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盖章出具《证券持有人名册》，对九泰基金-农业银行-九泰基金-九鼎投资定增分级8号资产管理计划持有九鼎集团股权进行了登记。本案审理过程中，九泰基金公司于2018年12月10日出具《说明函》，其法定代表人卢伟忠出庭接受询问时陈述：吴鸿是九鼎资管计划的委托人，合计认购本资产管理计划金额为人民币251600000元。本资产管理计划参与九鼎集团（股票简称九鼎集团、股票代码430719）定向增发，持有其4900万股股票。作为本资产管理计划的委托人，吴鸿有权分享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收益、参与分配清算后的剩余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截至本函出具之日，本资产管理计划持有133636362股股票。本资产管理计划进行分配时，管理人可根据委托人吴鸿的申请为吴鸿或吴鸿指定的第三人办理相应股票对应的份额转让。后经本院询问，九鼎集团进一步解释称，九泰基金公司可以根据委托人吴鸿的申请为吴鸿指定的第三人办理的是基金份额转让。龙泰九鼎公司于2019年3月14日出具《说明函》称：龙泰九鼎公司由九鼎集团间接控制。2015年8月19日，龙泰九鼎公司向吴鸿支付款项人民币1．416亿元；其中5000万元为九鼎集团委托龙泰九鼎公司支付（因马永刚委托吴正升认购九鼎集团增发5000万元股票并得到九鼎集团同意）；其中9160万元为龙泰九鼎公司对吴鸿的借款。在该笔款项支付时未进行明确区分，摘要部分记载为“借款”。本院另查明，九鼎集团股票（证券代码430719）自2015年6月5日开市起临时停牌，自2018年3月27日开市时起恢复转让，此后，股票价格出现大幅下跌。吴正升在庭审中陈述，九鼎集团拟发行涉案定向增发股票的内部要求为投资金额不少于1亿元，马永刚仅有资金5000万元，且本人不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规定的投资者要求，故与吴正升签订《渠道合作及代持协议》，共同合作购买涉案股票。因吴正升筹集不到剩余的5000万元，故其与吴鸿签订《委托代持协议》，并且同意吴鸿通过参与资管计划等方式认购股票。在九鼎集团定向增发股票发行后，其仅告知马永刚股票已经认购成功，但没有告知具体的购买渠道和购买方式。此外，吴正升还当庭表示，其在新三板上的股票账户已被取消，现已不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规定的投资者要求。马永刚在2018年12月6日的庭审中明确表示，请求确认2015年6月30日其与九鼎集团、吴正升分别签订的《股票意向认购协议》及其附件《渠道合作及代持协议》于本次庭审之日解除。上述事实，有马永刚和九鼎集团分别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马永刚于2015年6月30日与九鼎集团、吴正升分别签订《股票意向认购协议》及其附件《渠道合作及代持协议》，上述两份协议的内容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有效。现马永刚起诉主张，其依约向九鼎集团支付了股票意向认购款人民币5000万元，但吴正升并未代马永刚成功购得九鼎集团发行的股票，致使其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请求确认解除上述两份协议，由九鼎集团和吴正升连带返还其股票意向认购款，并支付相应的利息。诉讼中，九鼎集团和吴正升主张，根据吴正升与马永刚签订的《渠道合作及代持协议》约定，吴正升有权负责为马永刚提供九鼎集团定向增发股票的购买渠道和购买方式，马永刚知晓并且同意吴正升委托吴鸿通过参与九鼎资管计划的方式认购了九鼎集团定向增发的股票。马永刚对九鼎集团和吴正升的主张不予认可，认为吴正升委托吴鸿通过资产管理计划的方式认购并持有九鼎集团的股票与马永刚无关。因此，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吴正升委托吴鸿通过资产管理计划的方式认购并持有九鼎集团的股票是否符合本案《渠道合作及代持协议》的约定。经审查，马永刚与吴正升签订的《渠道合作及代持协议》中明确约定，马永刚委托吴正升代为认购并持有九鼎集团定向增发股票5000万元整，并代为行使相关权利。根据吴正升在庭审中的陈述，其与吴鸿签订《股票代持协议》，转而委托吴鸿通过资产管理计划的方式认购并持有九鼎集团定向增发的股票，事先未征得马永刚的同意。虽然在2017年1月16日的谈话录音中，九鼎集团董事会秘书古志鹏提及通过基金公司认购股票；在吴正升与郭晓玲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吴正升提及吴鸿个人，郭晓玲亦追问吴正升与吴鸿的关系，但上述证据均不能充分证明马永刚对吴正升的转委托行为明确予以追认。且按照九泰基金公司出具的《说明函》，在九鼎资管计划进行分配时，管理人能够根据委托人吴鸿的申请为吴鸿指定的第三人办理的是相应股票所对应的基金份额转让。在此情况下，吴鸿指定的第三人并不能直接取得九鼎集团的股份，亦不能行使相应的股东权利。虽然吴鸿作为九鼎集团的股东，其本人表示愿意将其持有的5000万元认购款所对应的九鼎集团股份过户至马永刚名下，但吴鸿同意转让的九鼎集团股份并非《渠道合作及代持协议》中所约定的马永刚委托吴正升认购的九鼎集团定向增发的股票。综上，本院认为，吴正升委托吴鸿通过资产管理计划的方式认购九鼎集团股票不符合《渠道合作及代持协议》的相关约定，吴正升未能完成该协议项下的委托事项，其行为构成根本违约，致使马永刚签订《股票意向认购协议》及其附件《渠道合作及代持协议》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因此，对于马永刚要求确认2015年6月30日其与九鼎集团、吴正升分别签订的《股票认购意向协议》及其附件《渠道合作及代持协议》于2018年12月6日解除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该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鉴于本案《股票意向认购协议》及其附件《渠道合作及代持协议》系因吴正升的违约行为导致解除，另根据《股票意向认购协议》的约定，九鼎集团指定吴正升作为马永刚的股票代持人，并对吴正升在代持期间给马永刚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吴正升与九鼎集团应当连带赔偿因合同解除给马永刚造成的损失。马永刚要求九鼎集团与吴正升连带返还股票意向认购款人民币5000万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关于马永刚要求九鼎集团与吴正升支付自款项交付之日起的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注意到，九鼎集团于2015年11月2日即已发布《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对本次股票的所有投资者情况进行了公示说明。马永刚在此时即应当知道吴正升未代其持有九鼎集团定向增发的股票。在2017年1月16日的谈话录音中，马永刚的同事郭晓玲亦明确表示，已经知晓吴正升没有履行代持义务的事实，但马永刚并未及时了解吴正升履行《渠道合作及代持协议》的具体情况，直至九鼎集团股票恢复转让后，股票价格出现大幅下跌时，才提起本案诉讼，行使合同解除权。鉴于马永刚存在怠于行使权利的情形，综合考虑本案实际情况，本院对马永刚要求九鼎集团与吴正升给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全额支持。本院酌定，吴正升与九鼎集团向马永刚支付股票意向认购款人民币5000万元的利息，自本院确认本案《股票认购意向协议》及其附件《渠道合作及代持协议》解除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此外，马永刚还要求九鼎集团与吴正升承担其为本案诉讼支付的律师代理费250万元。因该笔费用并非必然发生，且该项诉讼请求缺乏相应的合同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2015年6月30日马永刚与同创九鼎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吴正升分别签订的《股票意向认购协议》及其附件《渠道合作及代持协议》于2018年12月6日解除；二、吴正升与同创九鼎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返还马永刚股票意向认购款人民币5000万元；三、吴正升与同创九鼎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马永刚股票意向认购款人民币5000万元的利息，自2018年12月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四、驳回马永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989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吴正升与同创九鼎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曹 欣审 判 员 葛 红人民陪审员 陈 静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法官 助理 韩 武书 记 员 梁艺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