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琼9005民初78号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琼9005民初78号原告：文昌市农业原种场，住所地文昌市文城镇南阳村委会。法定代表人：许振敏，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勇，海南凯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林日坚，男，1956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泽东，广东深天成（文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邢益睿，广东深天成（文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文昌市农业原种场与被告林日坚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文昌市农业原种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勇、被告林日坚的委托代理人马泽东、邢益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文昌市农业原种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双方2002年1月28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承包金624，440元;3.判令被告以拖欠的承包金624，44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一般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向原告支付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至承包金全部支付之日止；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2年1月28日，原告(原名称为地方国营文昌市农业原种场)和被告签订《承包经营合同》，被告持名字为海南文昌华盛植保有限公司的印章在合同上盖章并签名。合同第三条约定承包期限共20年，自2002年1月30日至2022年1月30日止;合同第四条约定被告每年交付承包金人民币70，000元，以后每5年递增10%;2007年1月30日至2012年1月30日5年中每年交付承包金人民币77,000元：2012年1月30日至2017年1月30日5年中每年交付承包金人民币84，700元;2017年1月30日至2022年1月30日5年中每年交付承包金93，170元;一年分二次交付承包金，即第一次当年的1月30日前交付40，000元，第二次7月30日前交付30，000元;合同第十三条第2项约定被告如不按时交付承包金，原告有权解除合同。合同签订后，被告没有按时向原告交付承包金，从2002年至今尚欠原告承包金624,440元。经原告多次催告，被告至今尚未支付。被告在合同上写明的文昌市华盛植保有限公司、文昌市华盛植保服务有限公司及盖章的海南文昌华盛植保有限公司名字，均没有在工商局登记，不是合法的主体。被告违约行为事实确凿，恳请法院判如所请。被告林日坚辩称，原告的请求无法无据，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并返还被告超付的160975.17元租金。一、原告的部分请求已超诉讼时效。《民法总则》第188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原告现对2016年之前的承包金提起诉讼已超诉讼时效。二、原告统计的承包金缴纳情况错误。1.被告代原告支付给周边村集体和村民个人的水田租金应当计入已缴承包金中。根据土地租金收据、海南省政府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及转账凭证，被告已向原告支付土地承包金848,980元。此外，被告向原告承包的土地中包含了原告向罗衣陈村、大头园符村、茂卿村、小美丹村、南明山村等集体和王安良、罗昌友、韩秀蓉、王康机、王康雄等村民个人承包的水田，被告自承包土地后，除了向原告支付租金外，每年都代原告向上述村集体和农民个人支付水田租金13,640.5元。截止2018年，被告代原告支付水田租金共计231,888.5元。因此，被告共支付了承包金848,980元+231,888.5元=1,080,868.5元。2.原告发包给被告的土地存在权属争议，导致被告不能使用全部土地，应相应扣减不能使用土地部分的租金。自2003年起，文昌市文城镇高农村民委员会与原告就被告承包的部分土地发生权属争议，村民阻挠被告使用土地，以前接受被告管理部分种植户(该部分种植户原先向原告承包，被告承包土地后，直接向被告承包并交租)不再向被告缴纳租金，导致被告无法继续使用土地。根据《承包经营合同》第十一条第一项的约定，原告与周边村民发生土地权属纠纷，原告应当与当地村民进行协商解决。但事实上，截至目前，原告与文昌市文城镇高农村委会土地权属争议仍未得到解决。根据核算，被告无法使用的土地面积约占承包土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即(约定总租金1,344,840元-2002年租金70,000元)÷3=424,946.67元。该部分的租金应当从约定总租中予以扣减，即应缴承包金=约定总租金1,344,840元-424,946.67元=919,893.33元。被告需支付的承包金为919,893.33元，而被告已支付的承包金1,080,868.5元，超出的应予退还部分为1,080,868.5元-919,893.33元=160,975.17元。三、被告并未违约，原告不得解除合同。被告已经向原告支付了应付的租金，并未违反合同约定，原告不得单方解除合同，应继续履行到合同期满。四、原告存在违约行为，应向被告赔偿经济损失。原告违反《承包经营合同》约定，未确保发包的土地无权属争议，导致被告遭受损失，应当予以赔偿。五、根据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承包方为文昌华盛植保服务有限公司，原告将林日坚作为被告起诉，被告不是适格主体。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包括原告提交的文府(1982)151号关于建立“文昌县农业原种场”的决定、文编办〔2012〕21号文昌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市农业原种场转制为企业的通知。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承包经营合同》，被告质证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1.该合同虽约定承包金的缴纳时间，但根据原、被告的商定，所承包土地部分租金由被告林日坚直接缴纳给村集体；2.虽然被告有逾期缴纳租金的情况，但是因为涉案土地存在权属纠纷导致被告无法使用部分涉案土地，被告据此扣减相应的承包金是合理的。本院认为，该材料系就承包经营涉案土地而达成的协议，对承包期限、承包金及上缴方式、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相关事宜进行了明确约定，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事实相关，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原告提交的收据及海南省政府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共38张），被告质证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认为原告并没有提交全部的缴纳承包金的票据凭证。本院认为，该材料记载了缴交承包金的情况，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事实相关，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原告提交的文府(1982)132号关于“文昌县原种场土地界线议定书”的批复，被告质证对其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材料仅对土地的四至有议定，但界线不明确，议定书并不是土地权属证明，不能完全证明原告对界线范围内的土地拥有权属。本院认为，该材料系主管行政机关对原告当时就其经营管理的涉案土地的界线走向、四至范围的地界划定所进行的行政确认，能够反映原告对界线范围内的土地享有经营权，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事实相关，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原告提交的林日坚常住人口详细表，被告质证对其证明内容无异议，但认为该材料来源不明，仅能证明被告的身份，不能证明林日坚是本案适格诉讼主体。本院认为，该材料记载的信息与被告提交的身份证复印件信息相符，内容真实，与本案事实相关，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原告当庭提交的被告林日坚于2018年11月12日出具的租金缴纳计划，被告质证对该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该材料所记载的欠款金额并非原告所主张的金额，且该材料明确提到土地存在权属问题，租金数额与原告主张不一致，该材料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未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该材料系被告林日坚对2002年以来所拖欠涉案承包地的租金向原告所做的缴纳承诺，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事实相关，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被告提交的土地租金收据、海南省政府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及转账凭证（31张），原告质证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该材料里有部分重复计算，被告提交的2004年8月5日的收据没有原件，是被告从原告所提交的证据中复印得来，该笔款项同2004年7月30日和2004年8月2日的收条所记载款项中的37,800元款项重复，应予以扣除；被告提交的2014年12月31日编号为0325777492的缴款书26,580元是属于重复计算，该部分款项包含在2014年12月28日及2014年12月31日所转账的40,000元当中，该40,000元同原告提交的证据编号为23、24页所记载的数额一致，对其余的票据没有异议。本院认为，该材料记载了被告缴纳涉案承包地租金的情况，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事实相关，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被告提交的水田租金收据（共95张）及图片，原告质证认为原告出租的是原种场的土地，被告向村集体缴纳的租金与原告出租的土地无关，该两份材料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水田租金收据未能体现系被告向相关主体缴纳的涉案《承包经营合同》项下土地的租金，亦未体现与本案法律关系存在关联性，不能作为认定本案的事实依据；被告提交的图片，未反映图片的制作主体，不能反映涉案《承包经营合同》项下土地存在权属争议而无法使用的情况，不能作为认定本案的事实依据。综合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2年1月28日，原告文昌市农业原种场(原名：地方国营文昌市农业原种场)作为发包方（甲方）与承包方（乙方）文昌市华盛植保服务有限公司签订《承包经营合同》，被告林日坚在承包方法定代表人处进行签名，并加盖海南文昌华盛植保有限公司印章。《承包经营合同》的主要内容为：1.甲方将文昌市原种场全部承包给乙方经营管理；2.承包形式为产权与经营权分离，财产所有权归甲方，经营权由乙方行使，乙方实行自负责任的承包经营权，按合同约定交付承包金，独立承担民事义务；3.承包期限共20年，自2002年1月30日至2022年1月30日止;4.乙方每年交付承包金人民币70,000元，以后每五年递增10%，2007年1月30日至2012年1月30日五年中每年交付承包金人民币77,000元，2012年1月30日至2017年1月30日五年中每年交付承包金人民币84,700元，2017年1月30日至2022年1月30日五年中每年交付承包金93,170元;一年分二次交付承包金，即第一次当年的1月30日前交付40,000元，第二次7月30日前交付30,000元;5.乙方承包前甲方经营期间所发生的债权债务由甲方负责，承包后乙方经营期间所发生的债权债务由乙方负责；6.甲方应做好必要的指导、协调、服务工作，如原种场与周围村民的土地纠纷甲方应与当地村民协商解决；如乙方因经营管理不善逾期交付承包金，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承包合同或更换经营者，但行使解除权时要书面通知乙方；乙方在承包期内对生产经营管理活动负有全部责任；7.甲方违约或非法干预，给乙方造成经济损失，应当赔偿损失；乙方如不按时交付承包金，甲方有权解除合同。《承包经营合同》签订后，承包方从2002年1月30日起以文昌华盛植保服务公司、文昌市华盛植保公司、文昌市华盛植保服务公司、林日坚等名义陆续向原告支付了848,980元承包金，其中：2002年支付70,000元，2003年支付29,600元，2004年支付114,800元，2005年支付74,000元，2006年支付60,000元，2007年支付60,000元，2008年支付40,000元，2009年支付64,000元，2010年支付50,000元，2011年支付25,000元，2012年支付30,000元，2013年支付30,000元，2014年支付66,580元，2015年支付30,000元，2016年支付35,000元，2017年支付20,000元，2018年支付30,000元，2019年支付20,000元；根据《承包经营合同》的约定，承包方尚欠发包方2002年至2018年度承包金共计495,860元。2018年11月12日，林日坚以文昌华盛植保服务有限公司代表人的名义向原告出具一份《租金缴纳计划》，载明“本公司于2002年应邀承包文昌市农业原种场生产经营，历年来表面上仍有陆十陆万肆仟肆佰肆拾元（664440元）未缴纳，但扣除本公司历年来代原种场付给村民的土地租金贰拾玖万柒仟叁佰元（29.73万元）和场村土地（坡地）权属问题纠纷影响本公司正常经营造成的直接损失累计在贰拾捌万伍仟叁佰元（28.53万元），这样累计剩下未缴纳的租金总计在捌万零仟捌佰肆拾元（8.084万元）。本公司计划于2022年2月30日前分期付清该缴纳的租金”。另查明，2012年1月，经文昌市政府同意，原告文昌市农业原种场转制为企业。涉案《承包经营合同》上所载明的承包方文昌市华盛植保有限公司、文昌市华盛植保服务有限公司及盖章的海南文昌华盛植保有限公司均未进行工商局登记。本院认为，结合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林日坚是否为本案适格主体；2.涉案《承包经营合同》是否应予解除；3.原告主张2016年之前的承包金是否超过诉讼时效；4.涉案《承包经营合同》所涉土地是否存在权属争议，是否应扣减相应的租金。第一，关于林日坚是否为本案适格主体的问题。本案中，林日坚以承包方法定代表人的名义与原告签订涉案《承包经营合同》，而《承包经营合同》上所载明的承包方文昌市华盛植保有限公司、文昌市华盛植保服务有限公司及盖章的海南文昌华盛植保有限公司均未进行工商局登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二条“下列情形，以行为人为当事人：（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登记而未登记，行为人即以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的；（二）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的，但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除外；（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终止后，行为人仍以其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的。”的规定，林日坚以未登记的法人的名义与原告签订《承包经营合同》，进行民事活动，应以林日坚作为该《承包经营合同》的当事人。原告将林日坚作为本案被告，符合法律规定，被告关于《承包经营合同》的承包方为海南文昌华盛植保有限公司，林日坚不是适格主体的辩解，本院不予采纳。第二，关于涉案《承包经营合同》是否应予解除的问题。本案中，被告林日坚在承包经营过程中存在逾期交付承包金的行为，根据《承包经营合同》第十一条第二款“如乙方因经营管理不善逾期交付承包金，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承包合同或更换经营者，但行使解除权时要书面通知乙方”、第十三条约定“甲方违约或非法干预，给乙方造成经济损失，应当赔偿损失；乙方如不按时交付承包金，甲方有权解除合同”的约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原被告双方在《承包经营合同》中所约定的解除合同条件已经成就，原告有权解除合同，本院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被告关于其已经向原告支付了应付的租金，并未违反合同约定，原告不得单方解除合同，应继续履行到同期满的辩解，本院不予采纳。第三，关于原告主张2016年之前的承包金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中，林日坚于2018年11月12日以文昌华盛植保服务有限公司代表人的名义向原告出具《租金缴纳计划》，表示对2002年以来累计剩下未缴纳的租金8.084万元于2022年2月30日前分期付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义务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同意履行义务'。”、第二十二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林日坚出具的《租金缴纳计划》导致了诉讼时效中断，原告主张2016年之前的承包金的时效从2018年11月12日重新计算，尚未超过诉讼时效。被告关于原告对2016年之前的承包金提起诉讼已超诉讼时效的辩解，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关于代原告向周边村集体和村民支付水田租金的辩解，与本案法律关系不具有关联性，被告可通过另诉主张。第四，涉案《承包经营合同》所涉土地是否存在权属争议，是否应扣减相应的租金的问题。本案中，被告称因涉案土地存在权属争议而不能全部使用，应扣减相应部分土地的租金，并提供了一张图片予以佐证。但被告提交的图片，未反映图片的制作主体，亦无法反映涉案《承包经营合同》项下土地存在权属争议而无法使用，不能证实被告的该事实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被告对其主张的因涉案土地存在权属争议而不能全部使用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能证明其事实主张。因此，被告对此应承担不利后果。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尚拖欠的承包金495,860元，原告超出该部分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对其拖欠的承包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一般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向原告支付从起诉之日起至承包金全部支付之日止利息的主张，因双方在《承包经营合同》违约责任条款中对被告逾期支付承包金的利息问题未作约定，故原告请求被告支付拖欠利息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二条、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文昌市农业原种场与被告林日坚于2002年1月28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二、被告林日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文昌市农业原种场支付承包金495,860元；三、驳回原告文昌市农业原种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22.20元，由被告林日坚负担3988.20元，原告文昌市农业原种场负担1034元。原告文昌市农业原种场已预交案件受理费5022.20元，本判决生效后本院予以退回3988.20元。限被告林日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纳案件受理费3988.2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玉龙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陈 雪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六十五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延长。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第十六条义务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同意履行义务。”第二十二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二条下列情形，以行为人为当事人：（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登记而未登记，行为人即以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的；（二）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的，但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除外；（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终止后，行为人仍以其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的。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