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泰中民终字第00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增云。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顾军，江苏天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葛文东，江苏ＸＸ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永忠。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爱萍。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陈良，江苏银杏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孟咸金。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叶碧波，泰兴市延令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黄增云因与被上诉人戴永忠、陈爱萍、孟咸金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泰兴市人民法院(2013)泰民初字第11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2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被告戴永忠与陈爱萍是夫妻关系。2012年元月10日，石达峰代表被告孟咸金、戴永忠(甲方)与原告黄增云(乙方)签订《吹沙承租协议》一份，协议约定，甲方向乙方租赁工程吹沙船舶壹艘，租期暂定四个月，甲方每个月给乙方船租金及后舱人员工资合计人民币壹十五万元整；乙方自起租之日起到灌袋结束止甲方每方以0.2元机械损耗及配件费用结算给乙方。协议签订后，原告于2012年1月10日进场施工，2012年7月3日退场。2012年7月4日，原告在《启东市新村沙河道整治工程Q-12标段船舶往来清单》上签名确认已支取的款项数额为379907元。次日，被告戴永忠在该清单上注明“机油在机械磨损中扣除”。2012年7月5日，被告戴永忠、孟咸金向原告黄增云出具欠条一份，言明“今欠到黄增云工程款捌拾肆万元整，付有决算书(启东工程)”。2012年7月6日，原告向被告戴永忠出具借条一份，言明“今借到戴永忠人民币贰拾肆万元正。启东工程款全部结清还清，还清借款”。此后，原告因向被告追款未果，即向启东市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处理。被告孟咸金提交的“外欠船租金款”清单中载明，共欠原告船租金(含工人工资)820000元，原告已付款为279900元，下欠款540100元。该调解委员会调解时依据上述清单并调解由被告孟咸金按总工程款的70%减去已付款后，向原告再支付294100元，然后由原告与孟咸金共同制作“黄增云8#吸沙船”工人工资及租金明细清单交该委员会，该明细清单中注明了“原欠条和结算单无效”的字样。启东市人民调解委员会于2012年12月27日制作了调解协议书，协议中约定“如申请人有剩余的船租金部分由申请人另行主张，与被申请人孟咸金等人无关”。2012年12月28日，原告黄增云及其工人以上述“黄增云8#吸沙船”明细清单为依据向启东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经该法院调解，达成一致调解协议，由被告孟咸金向黄增云等人支付工资款及船租金合计294100元。原审法院另查明，在启东市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孟咸金与原告等人之间的船租金纠纷时，除原告以外的其他11份明细清单中，亦均注明“原欠条和结算单无效”的字样，另有2份明细清单中注明了“余款另行结算”的字样。启东市调解委员会在向原审法院作出的“情况说明”中写明“关于黄增云8#吸沙船舶表中‘原欠条和结算单无效’的字样，我们并不清楚什么原因、什么具体时间写的，但提供给我们的时候是存在这句话的。”同时，该委员会还称，“对双方船租金及人工工资以外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清楚。”该委员会向原告所作的“情况说明”中写明“总工程款未涉及油料款及材料款”。原审审理中，原告将其诉讼请求变更为305900元，其计算的依据是欠条中载明的840000元，减去被告孟咸金经启东市人民调解委员会及法院调解确认由其承担的294100元，再减去原告向被告戴永忠的借款240000元。原告还陈述，在被告出具的欠条中的工程款840000元中包含着两被告已经支付的工程款，但原告在其委托代理人发表辩论意见后又认为该陈述是错误的，欠条中并不包含已经支付的款项。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原被告之间的协议书、被告之欠条、结算单、复印于启东市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启东新村沙Q12标外欠船租款”表、调解协议书、“黄增云8#吸沙船”工人工资及船租金明细清单和其他人员的同类明细清单及该委员会向原审法院及原告出具的情况说明、启东市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由原告及被告戴永忠共同签名的“启东市新村沙河整治工程Q-12标段船舶往来清单”等证据证明，予以认定。质证时，原告认为，“黄增云8#吸沙船”工人工资及船租金明细清单中“原欠条和结算单无效”的字样不是其本人书写，至于是如何作为证据提交给启东法院，也不清楚。但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字样未能经过其同意而书写并作为证据提交给启东市人民调解委员会及人民法院。被告戴永忠则认为其已经向原告支付了35万元，即使根据原告的要求承担30%，那么其也已经支付了全部款项。被告孟咸金认为，原告所使用的油料均是由被告直接供给，即时结清。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在诉讼时隐瞒了原被告之间的纠纷已经启东市人民调解委员会及人民法院调解的事实，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诉讼请求，虽然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变更了自己的诉讼请求，但其在陈述被告已付款数额和欠条中是否包含已经支付的款项等事实时又前后矛盾，故而其行为显然违背了“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于客观事实上，一方面，启东市人民调解委员会及人民法院在调解和审理原告等人与被告孟咸金之间的船租金及工人工资纠纷时，所依据的分配方案恰恰是由原被告双方签名的“黄增云8#吸沙船”工人工资及船租金明细清单，而该清单包括其他案外人的相同清单在作为证据提交给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法院时，其中就已经注明了“原欠条和结算单无效”的字样，没有结清的，被告孟咸金则注明了“余款另行结算”的字样；另一方面，原告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纠纷处理过程中对上述字样的存在毫不知情，因此，应当认定“原欠条和结算单无效”的约定是原告与被告孟咸金之间的一致真实意思表示。虽然启东市人民调解委员会制作的调解协议书中约定了“如申请人有剩余的船租金部分由申请人另行主张，与被申请人孟咸金等人无关”，但该约定应当是以经由债权人、债务人共同确认尚有工程款未能结清为前提，如客观上双方已经通过某种合法的方式消灭或终止了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则相关当事人不能再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原告以欠条为依据再次诉讼要求被告给付工程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不应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原审判决：驳回原告黄增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650元，减半收取4325元，由原告负担。原审民事判决书送达后，上诉人黄增云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未查明本案事实。一、关于船租金的问题。上诉人的船租金总共为82万元，在启东市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时，考虑到为了及时地处理纠纷以及实际履行能力，调解委员会即以总工程款的70%先行处理。当时戴永忠因债务外出找不到人，故只能与孟咸金进行，所以上诉人与孟咸金在启东法院诉讼调解，孟咸金承担了294100元。调解协议明确约定“如申请人有剩余的船租金部分由申请人另行主张，与被申请人孟咸金无关”。启东市人民调解委员会、启东市人民法院实际只处理了船租金当中的294100元，其他均未涉及。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当时达成一致意见，黄增云等人放弃剩余的30%工程款。二、关于油料款及材料款的问题。启东市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中，明确载明“关于启东新村沙Q12船租金及工人工资纠纷的调解过程中，调解的依据表‘启东新村沙Q12标外欠船租款’中总工程款未涉及油料款及材料款”。2012年7月5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油料款及材料款的金额在清单上均签字确认尚欠油料款及材料款计299618元。孟咸金认为“原告所使用的油料均是由被告直接供给，即时结清”，没有任何相关证据证明。三、关于“黄增云8#吸沙船”清单中注明的“原欠条和结算单无效”的效力问题。首先这张工资单是孟咸金制作，目的是发放工资，因此要求写明银行卡号，上面“黄增云”的签名一个是对工资的领取，另一个是标明卡号的户名；其次，该工资单注明部分对黄增云不利，应当由黄增云本人书写或由黄增云本人签字确认，但该注明部分系孟咸金个人单方行为，对上诉人无效；再次，该工资单上“黄增云”签名并非黄增云本人所签，系他人代签。最后，在一审庭审，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该工资清单复印于启东市人民调解委员会，而在启东市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资清单也是复印件，至今被上诉人未能提供原件。四、由于上诉人已年近70岁，记忆力和表达能力不如常人，导致其反映的情况与事实存在差异，但这并不能成为原审法院驳回其诉请的理由。五、关于被上诉人戴永忠所欠上诉人款项。未支付船租金820000×30%=246000元，未支付的油料及材料款299618元，减去上诉人借戴永忠的240000元，戴永忠尚欠上诉人305618元。从另一角度看，被上诉人提供的“启东新村沙Q12标外欠船租款”清单中载明当时下欠船租金540100元，与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决算单第一页上所载明的下欠船租金金额一致，加上决算单第二页所载明的油料、材料款299618元，减去启东市人民法院已处理的294100元和借款240000元，下欠款项也是305618元。六、上诉人在一审诉讼时，没有将孟咸金列为被告，并不是有意规避，而是因为戴永忠为躲避债务，潜藏在外，无法找到他参与调解。调解过程中，上诉人同意余款不再向孟咸金主张，故未起诉孟咸金。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戴永忠、陈爱萍答辩称：一、结算单和欠条本身就是虚假的，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所说“所欠84万元工程款不含戴永忠、孟咸金已付款”不符合结账常理。结算单和欠条形成的前提是戴永忠、孟咸金的上家不付工程款，为了好要工程款，上诉人和戴永忠、孟咸金共同搞个假的决算。客观上，结算上注明的已付款与被上诉人实际付款数额有较大差距，被上诉人也提供了由上诉人签字认可的付款清单，因此，结算单不能作为上诉人主张权利的依据。上诉人先后向启东市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启东市人民法院提交的“黄增云8#吸沙船”明细清单注明“原欠条和结算单无效”。结算单和欠条已被黄增云和孟咸金共同认定为无效，不能作为主张债权的证据。事实上油料款和材料款都是由戴永忠、孟咸金直接供给，及时结清，在被上诉人提交的付款清单中，也注明了被上诉人供给油料的详细数额。二、上诉人同意打七折结算工程款，说明上诉人已经放弃了30%的债权，这个行为经过启东市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启东市人民法院确认，应是生效的。上诉人无权对其放弃的30%债权再行主张。三、上诉人不存在余款问题，无需另行主张。戴永忠、孟咸金后一共有12个船主，包括上诉人。在启东调解委员会，孟咸金与12个船主共同形成的12份工资及船租金明细清单，只有宋玉成、崔永发两个人后面注有“余款另行结算”，这足以说明上诉人后面没有余款。启东市人民调解委员会制作的调解书约定“如申请人有剩余的船租金部分由申请人另行主张”，而上诉人没有余款无需另外主张。四、上诉人所做的工程是戴永忠、孟咸金合伙做的，戴永忠、孟咸金所欠上诉人的债应是共同之债，而非按份之债。上诉人说戴永忠承担30%、孟咸金承担70%，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五、启东市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时，820000×30%-279900=294100元，当时只扣除已付款279900元，事实上已经给了379907元，另外上诉人还借戴永忠240000元，所以戴永忠根本不欠上诉人工程款。退一步讲，按照上诉人的想法，戴永忠已经支付上诉人工程款350000元，加上上诉人借戴永忠240000元，共计590000元也远远超过820000元的30%即246000元。六、上诉人起诉陈爱萍没有道理，陈爱萍没有参与工程施工，与工程没有一点关系。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孟咸金答辩称：同意戴永忠、陈爱萍的答辩意见。上诉人在本案中缺乏起码的诚实信用，如果不是答辩人在一审中被追加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就可能出现上诉人以已经无效的欠条继续向戴永忠索要工程款的情形。上诉人明知与答辩人已就本案所涉工程款在启东市人民法院及启东市人民调解委员会全部了结的情况下，故意绕开答辩人进行诉讼，有恶意诉讼之嫌。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规定，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被上诉人戴永忠与孟咸金系合伙关系。2012年7月5日，戴永忠、孟咸金共同出具欠条，确认欠到黄增云工程款840000元，故该债务为合伙债务，戴永忠、孟咸金对此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而在合伙人内部，合伙债务如何承担，应当根据合伙人之间的约定或相关法律规定予以确定。黄增云与孟咸金在启东市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时，均同意按总工程款820000元的70%进行结算，即应认定另外的30%黄增云自愿放弃。黄增云认为其没有放弃，并要求戴永忠予以偿还，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黄增云8#吸沙船”明细清单上“原欠条和结算单无效”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一、黄增云和孟咸金经启东市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一致意见，总工程款820000元×70%，减去已支付的279900元后，孟咸金再向黄增云支付294100元，并制作“黄增云8#吸沙船”明细清单，明确该款项给付黄增云2041**元及9名工人每人各10000元。根据启东市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黄增云8#吸沙船”上“原欠条和结算单无效”字样，在提交给启东市人民调解委员会时就已存在。二、此后，黄增云及9名工人又向启东市人民法院起诉，启东市人民法院作出了（2013）启久民初字第0054-0063号民事调解书，由孟咸金于2013年1月21日前支付黄增云2041**元及9名工人各10000元。三、启东市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孟咸金与其他船主的船租金纠纷中，除二份明细中注明“余款另外结算”外，其他明细清单中均注明“原欠条和结算单无效”。故黄增云主张其对“原欠条和结算单无效”的存在毫不知情显然与常理不符，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80元，由上诉人黄增云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卫平审判员  吴 玫审判员  于 焱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季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