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3）二中民再终字第17389号上诉人（原审案外人）李×1，（兼YO×中文名李×2的委托代理人），女，1948年7月25日出生。上诉人（原审案外人）：李×3，男，1959年6月30日出生。上述上诉人李×1、李×3之委托代理人郑传锴，北京市潮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案外人）：YO×（中文名李×2），男，1933年9月5日出生，美国籍。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利之妻）叶×，女，1923年5月4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利之女）李×5，女，1943年7月30日出生。委托代理人张积年，男，1953年8月20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利之女）李×4，女，1946年9月10日出生。上述被上诉人叶×、李×4、李×5之委托代理人张颖，女，1974年1月13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珍之子）马×3，男，1949年6月11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珍之子）马×2，男，1951年8月21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珍之子）马×1，男，1954年5月10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珍之女）马×4，女，1958年3月30日出生。李×利与李×珍分家析产纠纷一案，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原审法院）于2002年11月5日作出（2002）东民初字第4675号民事判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案外人李×1、李×2、李×3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提出申诉。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于2011年12月9日作出京检二分民字（2011）第97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2年5月8日作出（2012）二中民抗字第08127号民事裁定，指令原审法院再审。再审期间，因李×利与李×珍均已去世，原审法院依法追加原审原告李×利之妻叶×、李×5、李×4，和原审被告李×珍之子女马×3、马×2、马×1、马×4参加诉讼，分别承继原审原告李×利、原审被告李×珍的诉讼地位，并于2013年7月31日作出（2012）东民再初字第08878号民事判决。案外人李×1、李×2、李×3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兼李×2之委托代理人李×1、李×3及二人之委托代理人郑传锴，被上诉人叶×、李×4之委托代理人张颍，李×5之委托代理人张积年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马×1、马×3、马×2、马×4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作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再审中，李×1、李×2、李×3共同诉称，上世纪三十年代，李×1、李×2的祖母先后购置了本市东城区北××巷旧门牌8×号（新门牌3×号）、×6号、×3号共计69间房屋，房产契约登记为李氏家族名下“益德堂李”。解放初期，国家进行私有房产登记时，由于李氏家族的一部分人在国外，所以房产契约改在李×华名下。李×华也将收取的租金按照份额分给其他兄弟，之后部分房屋交给了国家，只剩东城区北××巷3×号院21.5间房屋。发还产权前，因李×华已经死亡，李×华的四个弟弟在国外，为此在国内的李×华的弟弟李×弟组织各支代表一起协商，签订了祖遗房产分产协议书，李×华之子女李×利、李×珍亦按照祖遗房产分产协议书内容以赠与的形式到公证处办理了赠与公证。之后，李×利、李×珍取得了诉争房屋的产权证。李×利、李×珍也曾按照协议内容履行，但之后李×利、李×珍恶意串通，到法院进行了分家析产，其行为严重侵害了我们的合法权利，故请求依法审理，撤销（2002）东民初字第467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审原告李×利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经再审查明，李×利、李×珍系兄妹关系。李×1系李×利、李×珍叔叔李×弟之女。李×2系李×利、李×珍叔叔李×坪之子。李×3系李×利、李×珍叔叔李×冈之孙。位于本市东城区北××巷36号院房产原登记在李×利、李×珍之父李×华、益德堂李名下。1965年李×华死亡。李×华之妻先于李×华死亡。李×华与其妻生有子女三人，即李×利、李×珍、李×柱三人。李×柱放弃继承李×华之财产。1990年2月1日，李×利、李×珍取得了北京市东城区北××巷3×号房产17间的产权，上述房产为李×利、李×珍二人共同共有。另查（2002）东民初字第4675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李×利、李×珍分别取得了所有权证书，并将多间房屋分别出售他人。诉争房屋现只剩下三间（在李×利之女李×5名下，产权证载为18号房），其中一间由案外人居住，另外两间由李×3一家居住。再查，原审原告李×利于2003年11月11日死亡，生前与其妻叶×生有二女即李×5、李×4。原审被告李×珍于2013年3月8日死亡，其与其夫马×年（先于李×珍死亡）生有子女四人即马×3、马×2、马×1、马×4。原审法院再审中，李×1、李×2、李×3为证明其主张，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一、1984年5月的分家析产协议一份，该分家析产协议写明李×华名下祖遗房产三处，北××巷8×号房屋42间、北××巷×6号房屋18间、北××巷×3号房屋9间，除公私合营的房屋外合计21.5间属于私人财产。因李×华已故，依法同意李×珍代表继承，仍属祖产。就上述房产按照李×华兄弟七人进行了分割。二、（84）京证内字172号公证书，该公证内容为被继承人李×华遗留东城区北××巷13号房产4间及北××巷84号房产17.5间，由李×利、李×珍二人共同继承。三、（84）京证内字第235号公证书，该公证书为李×利、李×珍按照分家协议内容以赠与形式到公证处进行了公证。四、（1989）高民监提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1987）中民字第593号民事判决书、（1986）东民字第1765号民事判决书，均在判决书中提到涉案房屋为祖遗产。叶×、李×5、李×4、马×2、马×1对李×1、李×2、李×3提交的证据一分家析产协议认为，当时李×利、李×珍并不是房屋所有权人，该分家协议没有意义。对李×1、李×2、李×3提交的证据二（84）京证内字172号公证书，证据三（84）京证内字235号公证书认为，当时家里房子太多，怕受到影响，也不知当时的情况，所以就将房屋分出去了，但当时并没有取得产权。对李×1、李×2、李×3提交的证据四判决书认为，此判决系与他人之间的纠纷，并不能证明诉争房产就是祖遗产。叶×、李×5、李×4为证明其主张，向原审法院出示了以下证据：一、北京市地税局地契，证明诉争房屋产权人系李润华一人；二、北京市国土资源局东城分局信息公开的告知书，证明李×华别名为李×华；三、五十年代产权证，证明房屋产权人为李润华。四、东城房管局关于查询的答复，证明诉争房屋原产权人为李×华。五、东城区房管局查询答复、房屋所有权证书，证明房屋产权人为李×珍、李×利二人；六、（2003）东民初字第6873号民事判决书、（2005）二中民终字第12744号民事判决书、（2005）东民初字第03126号民事裁定书、（2010）二中民终字00844号民事裁定书，均证明诉争房屋为李×华所有，李×华死亡后，由李×利、李×珍二人继承；七、阅卷笔录，证明李×1、李×2、李×3提供的家族情况有误，李×华并不是长子。对叶×、李×5、李×4提交的证据一北京市地政局地契，李×1、李×2、李×3表示该产权证上记载有益德堂李，该字号系李氏家族的堂号，故该证据证明房屋不是李×华的，只是登记在李×华名下。对证据二、三、四、五、李×1、李×2、李×3认为登记的产权人与实际共有人情况不符。对证据六，李×1、李×2、李×3认为判决书认定的基础都是本案重审的内容，本案已经指令再审，故相应的判决缺乏基础。对证据七，李×1、李×2、李×3认为与本案无关联，不予认可。马×1、马×2对叶×、李×5、李×4提交的证据无异议。原审法院审理中，马×1、马×2未出庭亦未向原审法院出示相关证据。原审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李×1、李×2、李×3虽认为本案诉争之房屋系祖遗产，只是登记在李×利、李×珍之父李×华名下，并向法院提交了分家协议书等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因本案系分家析产纠纷，原审原告李×利与原审被告李×珍持有国家颁发的本市东城区北××巷3×号院房产的共有权证书，并以此证实诉争之房屋系李×利、李×珍共有，依据法律规定，共有权人对共有物有权请求分割。本案中，李×利作为共有权人之一诉至法院要求与李×珍分割诉争之房产，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人民法院理应予以处理。故李×1、李×2、李×3在本次诉讼中的主张和提交的证据，在本案的审理中难以采纳及采信。如李×1、李×2、李×3对本案诉争之房产权属仍存有异议，可另寻途径予以解决。据此，原审法院于2013年7月31日作出（2012）东民再初字第08878号民事判决：维持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02）东民初字第4675号民事判决。判决后，李×1、李×2、李×3不服，上诉至本院称，2002年李×利与李×珍在诉讼时隐瞒了涉案房产系尚未完成分割的祖遗产的事实，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1989）高民监提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中对此事实已经确认。除上述法律文书外还有大量的证据可以证明涉案房产系祖遗产而非李×华个人的房产，包括《祖遗房产分产协议书》、［84］京证内字第235号公证文书、李×利、李×珍在世时与各家的往来信件，以及李×珍按照协议书约定分配房屋租金等相关证据，故虽产权证上登记的是李×利、李×珍的名字，但他们仅仅是代表家族进行登记，而非实际的产权人。李×利、李×珍在2002年擅自分割房产侵犯了我们的权益，应当予以撤销。叶×、李×5、李×4称，涉案的房产自产权登记之初即为李×华，而非祖遗产，落实私房政策时对应的也是李×华，并由李×华的子女继承，原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马×4称此案与我无关。马×3、马×1、马×2未发表意见。本院二审查明事实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另，本院二审期间，李×1、李×2、李×3为证明其主张补充提交了解放前涉案房屋户口调查表，证明李氏家族均在涉案房屋内居住，且当时李×华只是一个职员，经济上也没有能力购买涉案房产，及自1984年开始，李×珍、李×利给李×2、李×弟等人的往来信函、李×利的委托书等，信函及委托书中提及根据1984年5月的分产协议，催促李×珍、李×利办理产权证的事宜和按照协议约定各房房租的收取分配等情况。对上述证据，其中户口调查表的真实性叶×、李×5、李×4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而对上述信函、委托书的真实性，叶×、李×5、李×4等人均不予认可。叶×、李×5、李×4等人亦补充提交1984年落实私房政策发还产权时的房屋档案资料，显示1984年根据（84）京证内字第172号公证书，将涉案房产办理在李×利、李×珍名下，权利来源为继承。李×1、李×2、李×3认为虽产权登记在李×利、李×珍名下，但他们仅仅是代表家族进行登记，而非实际产权人。另查，在2003年上诉人李×3之父李永顺起诉李×珍、叶×、李×5、李×4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中，李×珍明确否认诉争房产为祖遗产，并称：“房屋系李×华个人出资购置；1984年落实政策，国家退还了部分住房，我和哥哥是合法继承人，办理房产证前，我出于亲情办了部分赠与公证，但当时尚未取得房屋产权证，也未征得我爱人马永年的同意，公证属于无效公证；当时房产证是带户发还，我收取租金，也是出于亲情，给了他们部分租金。后来我家人不同意我这样做，自1999年3月不再给付租金”。再查，李×1、李×2、李×3提交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1989）高民监提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座落在本市东城区北××巷23号院内的四间北房原系列在李×华名下的祖遗产”。本院二审期间，李×1、李×2、李×3称该判决虽未直接写明涉案的东城区北××巷3×号院房产为祖遗产，但在1984年的分产协议中2×号及3×号两处房产均在协议中，故可以推定3×号亦为祖遗产。对此叶×、李×5、李×4不予认可。上述事实，有1984年产权登记书、落实私房政策产权审批表、东字第15238号房产所有证、东字第09494号房产共有执照、以及各房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为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审李×利与李×珍在2002年的分家析产诉讼是否侵犯了李×1、李×3、李×2等人的合法权益。原审法院再审及本院二审期间，李×1、李×2、李×3主张北京市东城区北××巷36号房产虽登记在李×华名下，但该房应属祖遗产。落实私房政策发还产权时，虽变更为李×利、李×珍名下，但也仅是代表家族进行的产权登记，李×利、李×珍并非实际产权人，其在2002年诉讼时，隐瞒上述情况，属恶意诉讼，应当予以撤销。但根据李×1、李×2、李×3在原审及本院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材料证明，1989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1989）高民监提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是“北京市东城区北××巷23号北房四间原系列在李×华名下的祖遗产”，而非本案争议的北京市东城区北××巷3×号院内房产。2002年李×利、李×珍持国家颁发的产权证书，请求法院对二人名下的房产进行分割并无不妥。李×1、李×2、李×3依据现有证据请求撤销原审法院（2002）东民初字第4675号民事判决，证据亦不充分。如李×1、李×3、李×2等人认为涉案的房产应属祖遗产，可就房屋权属问题另行解决。原判处理正确，应予维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一审案件受理费19178元，由叶×、李×5、李×4与马×3、马×2、马×1、马×4各负担二分之一（叶×、李×5、李×4已交纳3134元，余款与马×3、马×2、马×1、马×4应交纳的案件受理费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9178元，由李×1、李×2、李×3共同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白 涛审 判 员  蔡 洪代理审判员  陈捷鹰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陶枳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