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2民终368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高新区新世纪大道998号。 法定代表人：张晓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志强，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司国成，江苏金平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之远，男，1984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兵，江苏通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江苏苏州锦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濠西路299号奥特莱斯购物广场2幢0505室。 代表人：王志进，该公司负责人。 原审第三人：南通裕安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城港路820号。 法定代表人：程之远，该公司执行董事。 上诉人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州建总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程之远、原审第三人江苏苏州锦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以下简称锦安南通公司）、南通裕安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安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2018）浙0206民初36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过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事实已核对清楚，决定径行判决。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通州建总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程之远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案涉三份合同程之远并没有履行完毕，双方没有办理交接手续，程之远也没有进行保质维修，双方更没有进行结算，因此一审法院作出双方对三份合同的工程款没有异议的认定，并据此对双方争议的工程款数额进行认定，显然错误。此外，案涉三份合同中有一份合同是锦安南通公司与通州建总公司签订的，而一审时锦安南通公司并未到庭明确表示其已将权利转让给程之远，因此一审直接判决该权利由程之远享有，缺乏依据。二、根据双方合同约定，程之远应在工程施工完工后经与通州建总公司交接认可后才能进行工程款的结算。但案涉三份合同中除有一份由通州建总公司认可并已与程之远进行了结算以外，其他二份合同项下的工程程之远均未完成施工，双方也未办理交接。虽然程之远向有关部门调取了最终验收合格的资料，但并不能证明系由程之远完成的结果，而是通州建总公司在程之远退场后另行组织施工完成的，且程之远也未依约完成保修义务。因此程之远无理由要求通州建总公司向其支付工程款。三、一审举证责任分配不合法。通州建总公司已完成了自己的举证责任，若程之远否认，则应由其负责举证证明，但一审法院却要求通州建总公司进行进一步举证，并以此为由认定通州建总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显然不公。 程之远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得当，请求驳回通州建总公司的上诉请求。 锦安南通公司、裕安公司均未到庭作出陈述，也未提供书面陈述意见。 程之远一审诉讼请求：要求通州建总公司支付其工程款446558.4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从2016年8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止）。一审审理中，程之远对逾期付款利息的起算时间变更为2016年8月26日。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程之远系裕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3年7月18日，裕安公司与锦安南通公司签订《安全生产协议书》，主要约定为就裕安公司承接的台塑PVC粉化炉防火工程，锦安南通公司同意裕安公司挂靠施工，锦安南通公司收取相应的挂靠费。 2013年7月，程之远以锦安南通公司项目负责人的名义与通州建总公司（项目负责人落款为张红军）签订《宁波聚氯乙烯糊树脂（乳化粉）新建统包工程防火涂料施工合同》，约定通州建总公司将宁波台朔聚氯乙烯糊树脂（乳化粉）新建统包工程承包给锦安南通分公司，并对承包方式、工期、质量、价款等作出约定。 2014年1月18日，程之远与通州建总公司签订《宁波PVC乳化粉厂扩建工程（内、外墙MT面水泥漆施工）专业分包合同》，约定通州建总公司将宁波台朔乳化粉扩建工程土建工程中的MT面水泥漆水性一底二度满刮腻子磨平等施工内容分包给程之远，并对承包方式、质量标准、工期、价款等作出约定。 2014年4月25日，程之远与通州建总公司再次签订《宁波聚氯乙烯糊树脂（乳化粉）新建统包工程自动仓库防火墙分包合同》，约定通州建总公司将宁波聚氯乙烯糊树脂（乳化粉）新建统包工程自动仓库区防火墙安装施工内容分包给程之远，并对工程范围、承包方式、价款等作出约定。 包含以上三份分包合同的整体工程于2015年8月25日竣工验收合格。现双方对程之远实际施工的上述三份合同总工程款为2487694.97元没有异议。 2014年4月30日，程之远与南通海龙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红军，以下简称海龙公司）签订了《喷砂油漆专业分包合同》一份，约定海龙公司将宁波台朔PVC厂房钢构、厦门漳州福欣特殊钢钢构以及其他项目工程承包给程之远，并对承包范围、双方权利义务等作出约定。 双方无争议的工程付款有：2014年1月19日500000元、4月23日60000元、6月5日30400元、6月7日150000元，6月28日37620元、7月11日600元、7月14日10000元、7月22日82823元、7月23日350000元、10月19日100000元、2016年2月5日两笔分别为100000元和30000元，此外，程之远应当承担扣款39693元，以上合计1491136元。通州建总公司提供了领款单9份（均有程之远、财务薛峰、审计范锦贵签字，部分有领导签字张红军、沙美芬等字样）、借据1份（有程之远签名及沙美芬作为批准人签名）、银行转账记录1份及付款申请单1份（有程之远及张红军的签名）等证据。程之远质证认为，所有款项均不是通州建总公司直接支付，均为程之远向张红军及其下属申请，后通过其妻沙美芬、沙美芬姐妹沙美佳以及下属郭志华等人支付。一审法院要求通州建总公司对付款方式、付款依据、款项组成等做出解释说明并提供相应的证据，通州建总公司未予解释，但表示郭志华、范锦贵、沙美芬等人确非其公司的工作人员。 双方有争议的付款是2015年2月16日1000000元。通州建总公司提供以程之远名义开具的银行存单两份各500000元。程之远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也认可收到上述款项，但对其完整性有异议，认为张红军在2015年2月16日当日实际付款1642978.83元而非通州建总公司主张的1000000元。程之远提供付款申请单复印件2份（时间为2015年2月1日，金额分别为宁波PVC补贴费145801元、海龙/昌龙本部工程款947177.83元）、转账汇款电子回单复印件（在他案中通州建总公司作为证据提供，内容为沙美佳在2015年2月16日转账给程之远142978元。且复印件边上有“程之”，“一、145，80”，“947”，“工作存单”，“请汇此”等字样）、银行明细及存单（2015年2月16日以程之远的名义开具的存单3张分别为500000元，合计1500000元）等。 本案争议焦点是2015年2月16日，程之远收到的张红军支付的1642978.83元中，有多少款项属于支付本案三份合同项下的工程款。程之远认为，当时与张红军协商，宁波PVC补贴费145801元，海龙/昌龙本部工程款947177.83元，合计1092978.83元（均与本案三合同无关）；张红军实际付款三张存单1500000元加上沙美佳支付的142978元，合计1642978元，故所付款项为1642978元-1092978.83元≈550000元，金额能够完全对应，该款才是张红军代表通州建总公司支付的工程款。通州建总公司认为，程之远与张红军之间存在其他的合同关系，其认可当时支付的1642978元中的1000000元系支付本案的工程款。 结合双方的陈述和举证能力，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断：1.所有支付给程之远的款项的审批、操作，均与通州建总公司自身无关，均通过张红军及所属相关人员操作。2.通州建总公司在一审审理中称张红军系其副经理，其既然认可张红军代其支付相应的款项，则应当提供具体的付款方式和依据，但其经法庭释明后仍未提供。3.鉴于通州建总公司与张红军之间的代付关系、部分作为项目负责人的合同关系，通州建总公司有能力、有义务举证张红军所付款项的具体组成。而张红军及所属海龙公司在与程之远存在其他法律关系的情况下，更应区分所付款项对应的合同。虽然通州建总公司对程之远提供的2015年2月1日及2015年2月12日的付款申请单复印件不予认可，但根据“通州建总公司之前付款均有程之远申请的领款单”的交易习惯，其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对已经支付的1642978元进行区分并举证付款的依据。4.如果通州建总公司所称的1642978元中的1000000元系支付本案的工程款，将使得程之远反而超领工程款，在建设工程实践中较为反常，而通州建总公司无合理解释。对支付的其他款项是什么性质，通州建总公司亦无从解释。5.转账汇款电子回单复印件是通州建总公司提供的证据，对通州建总公司有约束力，反而与程之远的说法能够高度契合，虽然不能显示完整金额，但与程之远的计算过程高度一致。在一审审理中，通州建总公司称对该证据中的相应文字无法解释。6.涉案三份合同中，分别约定了10%、5%和5%的质保金。即使按照5%计算扣除质保金后为2363310.22元，根据通州建总公司的说法，其在2015年2月16日即已支付2351443元，二者差距不大。然而半年多后，涉案工程才竣工验收，明显与常理及合同约定的进度款支付不符。综上，通州建总公司的举证存在较大的不合理之处，程之远提供的证据经综合认证后的证明力明显优于通州建总公司。故通州建总公司有关2015年2月16日通过张红军等人支付给程之远1642978元中的1000000元系支付本案三合同工程款的主张不能成立；程之远主张其中仅550000元系支付本案的工程款的说法与双方提供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一审法院予以认定。 此外，程之远提供了《宁波工程之远班组结算清单（2013-2014）》二页，称张红军的财务人员钱银成于2015年7月27日签字确认。通州建总公司否认钱银成系其员工或有权签字的代表。因程之远不能证明钱银成的签字人身份，故难以认定。但值得注意的是，该二页表中，无论是三份合同承包范围、付款比例，还是工程造价2487694.97元，扣款39693.50元，均与通州建总公司陈述一致。另一方面，也可以印证程之远主张2015年2月16日的550000元。从内容上看，程之远的主张具有一致性、连贯性。 综上，通州建总公司已付款为1491136元+550000元=2041136元，应付工程款2487694.97元，尚欠446558.97元。 一审法院认为，程之远系不具有施工资质的自然人，其与通州建总公司签订的《宁波PVC乳化粉厂扩建工程（内、外墙MT面水泥漆施工）专业分包合同》以及《自动仓库防火墙分包合同》合同效力系属无效。程之远以第三人裕安公司的名义与锦安南通公司签订的《安全生产协议书》实为挂靠协议，合同效力亦为无效。第三人锦安南通公司实际上系分公司，并无建筑业企业资质，故程之远以锦安南通公司的名义与通州建总公司签订《防火涂料施工合同》亦无效。但涉案工程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有权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截止2016年8月26日，涉案的三份合同所约定的保修金返还期限均已届满。经核算，通州建总公司尚欠工程款446558.97元未付。程之远以扣款存在0.50元误差为由，仅主张446558.47元及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合理有据，予以支持。通州建总公司有关已付款项及应扣款项达2491136元、故不存在工程欠款的抗辩，不符合常理且无法解释其中的重要疑点，不予采信。第三人锦安南通公司与裕安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规定，作出判决：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程之远工程款446558.47元及该款自2016年8月26日至实际履行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一审案件受理费7998元，减半收取4999元，由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依据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等，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载明的认定事实一致，予以确认。另，二审审理期间，锦安南通公司向本院出具一份书面情况说明，载明：“程之远借用我公司名义与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宁波台塑聚氯乙烯糊树脂（乳化粉）新建统包工程’《防火涂料施工合同》，合同编号：NTHL20130705-5（宁波NPVC）。该项目本公司未实际实施，由程之远自己负责并组织施工，相关工程款也由程之远自行与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进行结算，与本公司无关”。 本院认为，通州建总公司上诉主张其无需支付程之远涉案三合同项下的工程款，其理由为：一、程之远未将涉案合同项下的工程全部履行完毕，程之远退场后剩余工程量系由其自行组织施工完成，且双方未办理交接手续，也未进行结算，程之远也未履行保质维修义务；二、张红军支付给程之远的1642978.83元中有1000000元是用于支付涉案三份合同项下的工程款；三、涉案三份合同中有一份合同相对方为锦安南通公司，而锦安南通公司也未到庭明确表示将权利转让；因此扣除质保金等，经核算，其认为对程之远的工程款均已支付完毕，程之远无权再要求其支付工程款。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涉案三份合同相关的整体工程已于2015年8月25日竣工验收合格，通州建总公司辩称程之远未将双方间三份合同项下的合同义务完全履行完毕，系中途离场且未经双方交接结算，但对此通州建总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其这一辩称，不予采信。涉案合同项下的工程已经验收合格，通州建总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曾向程之远提出要求对涉案工程进行维修，也无证据证明程之远曾经拒绝履行维修义务，因此对于通州建总公司提出的这部分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关于张红军支付的1642978.83元中有多少款项是用于支付涉案三项合同项下的工程款问题。从现有的证据来看，程之远在履行涉案三份合同过程中，同时与张红军及其所属海龙公司之间存在其他法律关系与钱款往来的情况系事实，鉴于通州建总公司既认可张红军系其公司部分项目的负责人，也认可张红军与其公司存在代付关系，因此一审法院要求通州建总公司对其所支付款项对应的合同、以及对付款方式、付款依据、款项组成作出解释说明并提供相应证据，并无不当。由于通州建总公司无法对其所付款项组成、对应合同等内容作出合理解释，因此对于其提出的张红军代付的1642978.83元中有1000000元系用于支付涉案三份合同项下的工程款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至于编号为NTHL20130705-5（宁波NPVC）合同项下的工程款问题，由于锦安南通公司向本院出具的书面情况说明中已明确表明上述合同项目其并未实际参与，而是由程之远实际负责施工，并同时表明合同项下的工程款由程之远与通州建总公司自行结算，与其公司无关。因此一审判令通州建总公司直接将上述合同项下的工程欠款支付给程之远，亦无不当。虽然通州建总公司对锦安南通公司出具的该份情况说明的真实性表示异议，但其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足以证明，因此对其这一异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上诉人通州建总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998元，由上诉人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 娜 审判员 曹 炜 审判员 樊瑞娟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许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