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3）宝民二(商)初字第2377号原告戈秀凤，女，1952年6月26日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原告林汉乐，男，1978年5月16日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原告林汉东，男，1979年12月12日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以上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薛伟，江苏君中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张茹萍，江苏君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良工阀门厂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表人林金镖，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江建平，上海市ＸＸ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戈秀凤、原告林汉乐、原告林汉东(三名原告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上海良工阀门厂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1月1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代理审判员胡莎独任审判，于2013年12月5日、2014年1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戈秀凤、林汉东、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薛伟和被告委托代理人江建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戈秀凤、林汉乐、林汉东共同诉称：原告戈秀凤系林志光妻子，原告林汉乐、林汉东系林志光之子，林志光于2013年5月30日去世，三名原告系林志光的继承人。被告原名上海良工阀门厂，2004年11月变更为现名。1995年，林志光与被告协商，由林志光在武汉市成立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代理销售被告生产的产品。被告提出林志光需向被告交纳人民币10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的保证金，保证林志光在经营中遵纪守法，不损害被告商品声誉。林志光遂于1995年11月4日向被告支付了该笔保证金。1996年11月15日，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设立。1997年，被告又以同样的理由要求林志光支付一笔10万元押金，林志光又于1997年11月21日向被告交纳了该笔押金。林志光及原告戈秀凤一直以家庭经营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自负盈亏。2003年以后，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不再经营，也不再年检。原告认为，林志光与被告之间为代理销售关系，因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已不再经营，被告早已没有理由继续占有上述保证金和押金。现林志光已去世，被告应向三名原告退还上述保证金和押金。为此，原告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退还保证金10万元及押金10万元，共计20万元；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被告退还保证金10万元及押金10万元，共计20万元；2、被告支付原告以20万元为本金，自2013年11月14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3、被告支付原告证人因某某出庭而花费的交通费1,340元、住宿费303元，共计1,643元；4、诉讼费由被告负担。原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向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收据2份，证明林志光向被告交纳了保证金10万元及押金10万元。2、营业执照及组织代码证书，证明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的设立时间为1996年11月15日，法定代表人为林志光。3、产品销售委托证书2份，证明被告授权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经营被告的产品，且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的业绩得到被告的认可，也证明了林志光与被告的挂靠关系。4、奖状，证明被告对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的业绩给予表扬，林志光没有损害被告产品的声誉。5、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工商信息，证明从2003年起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不再年检，经营状态处于预吊销状态，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不再经营了。6、重要声明，证明上海良工阀门厂已经改制成上海良工阀门厂有限公司。7、林志光的死亡证明、村委会证明、结婚证书及户口本、林志光父母的死亡证明，证明林志光及其父母死亡的事实及三原告与林志光的关系。8、上海良工阀门厂的通讯录，证明武汉销售处只有林志光一人经营。如果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由两人经营的话，会将所有经营人员的通讯信息均打印在通讯录中。9、管理费缴纳收据6张，证明自1994年至1998年间，林志光一直向被告缴纳管理费，其中1994年缴纳1万元，1996年、1998年各缴纳2万，说明林志光经营的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是挂靠在被告名下的。10、会务费收据4张，证明自1993年至1999年，林志光向被告缴纳了4次会务费，数额从800元至2,500元不等，说明林志光经营的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是挂靠在被告名下的。11-1、1998年12月15日被告向林志光发出的通知一份，要求林志光参加1999年2月7日至8日的理事会及9日至10日的年会，并要求林志光带好会务费2,500元及技术服务费2万元；11-2、1999年3月6日，被告向林志光发函称，林志光没有参加1999年2月7日至8日的理事会及9日至10日的年会，希望林志光在3月15日前来厂一次，签订产品销售委托协议书并补缴2万元技术咨询费，原告认为只有在挂靠关系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签订该协议书；11-3、1999年9月8日被告开具的收据一份，证明林志光已经按照被告要求缴纳了2万元技术咨询费。证据11-1至11-3共同证明林志光负责的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是挂靠在被告名下，否则不可能缴纳技术咨询费。12-1、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与被告于1999年7月27日签订的机电产品购销合同一份(是原、被告通过传真签订的合同)，证明林志光以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的名义向被告购买电动装置；12-2、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和抵扣联各1张，证明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与被告之间是平等主体关系，并非像被告所述的全资母子公司关系，证明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是林志光挂靠在被告名下的。13、1996年、1998年、1999年的汇款凭证各1张，证明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是个人挂靠经营、独立核算的，其从被告处拿阀门产品需购买并付款。14、案外人武汉市华能机电设备公司企业营业执照1份及变更登记通知2张，证明证人查某某在1993年8月17日开办武汉市华能机电设备公司，至1999年企业尚在经营，不可能在1993年或之后在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任职。这是针对被告提供的企业管理技术业务人员名单中出现了查某某而举证。15、登机牌和携程网发送给原告的短信息(XXXXXXXXXXXX)、住宿费发票(XXXXXXXX)和携程网发送给原告的短信息，证明证人出庭交通费为1,340元、住宿费303元。开庭后，原告向本院寄送了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2份及太平洋保险定额发票2张，用以佐证证人出庭交通费为1,340元。被告辩称：1、原、被告无任何关系，原告所代表的林志光是被告的聘用人员，其在被告投资注册的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担任法定代表人。本案诉讼请求的内容是被告与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与原告及林志光个人无关，原告无诉讼主体资格。2、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已经于2003年不再经营，所以原告代表的林志光与被告发生争议，已经超过10年，已过了法定诉讼时效。故不论从案件的诉讼主体还是从诉讼时效上看都应依法驳回原告诉请。被告就其辩称提供了以下证据：1、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证明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是经过被告的上级单位同意注册的，并非林志光的挂靠单位。2、1992年12月21日的沪通机规(92)第118号批文，证明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是经过正规批准程序设立的供应站。3、企业跨省市设立分支机构联系单，证明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为国营企业投资在武汉开设的分支机构。4、企业章程，证明1993年1月16日，被告以独立法人的形式在武汉设立了供应站且经过上级单位盖章同意。5、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表，证明1993年3月12日被告投资10.8万元设立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并非林志光挂靠的一人企业，且经武汉市武昌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司产权登记盖章确认。6、企业管理技术业务人员名单，证明武汉销售处共有工作人员8人。7、注册资金验证表，证明被告投资的10.8万元经武汉市审计事务所盖章确认。8、企业法人核准注册通知，证明林志光为被告任命的法定代表人。9、企业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证明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仍是国有企业。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同意原告证明的内容，1995年11月4日的收据是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没有成为独立核算单位前出具的，实际上林志光与被告是委托关系，由被告委托林志光管理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1995年11月4日的收据上虽然写着保证金，但实际是被告抽回的前期投入的流动资金，并非法律上所指的保证金概念，且该款通过汇票的方式支付，而不是通过现金方式；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由被告于1996年11月10日出资成立，成为了独立法人，出资资金一直由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占用，1997年11月21日才还给被告；从收据上看，款项是从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划款过来，因林志光是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的法定代表人，所以两张收据都在其手中，来证明其已经将被告的流动资金和注册资金归还给了被告，没有动用国有资产。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恰恰能证明被告与林志光是委托关系。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奖状证明销售处都是经济指标的，并非单纯的挂靠关系。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作为独立法人，是对之前非独立核算经营体的延续，不是1996年11月才成立的。对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可以证明2003年大部分销售处没有再年检，被告因改制将大部分销售处关闭了，林志光也是从2003年起就不再经营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了。如果原告说法成立，首先应该证明是林志光个人付款，其次应该是现金支付，另外，从2003年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不再经营后，林志光应该向被告主张返还涉案20万元，但是这些条件都没有成立。对证据6没有异议，被告是在2004年11月完成改制的，此后林志光也从来未向被告主张权利。对证据7没有异议。对证据8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的负责人是由被告聘用，其他人员是由负责人聘用，与被告无关，从通讯录看，被告只聘用了林志光一人。证据9、10的真实性无异议，收据上载明的缴款单位均为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无法看出是林志光个人交的，林志光只是销售处的法定代表人。对证据11-1至11-3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发函、通知和收费收据的抬头也均为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均是针对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的公司行为。对国营公司而言，由谁使用的费用就由谁承担，上述费用均应由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承担。咨询费、管理费是对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的考核指标，被告生产的产品并交给林志光经营管理，但需有保底收益，事实上这些费用是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向被告缴纳的保底利润，不存在原告所述的挂靠关系。林志光只是武汉销售处的经理兼任驻外销售处理事，并非个人经营，销售需经被告授权才可。证据12-1合同是传真件，被告公章为传真的，故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12-2和1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是被告的全资子公司，是独立核算的独立法人，与被告是平等的关系。对证据1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林志光是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的法定代表人，其对工作人员是否在公司上班或在外兼职负有管理的责任，该证据证明林志光在任职期间严重不负责任，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的从业人员应当以工商登记信息为准。对证据1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让证人出庭是原告的权利，与本案无关。原告针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9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上述证据无法证明被告的主张：1、上述证据只能说明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是按照当时国有企业在外地设立自己的子公司或分公司的流程设立的，设立公司的文件不可能载明是由林志光个人经营，否则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就无法设立了。2、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的8名从业人员是子虚乌有的，其中戈金成是原告戈秀凤的弟弟，林文远是林志光的大儿子，现已去世，查某某本身另外开办自己的企业，且查某某出庭作证称其并不认识其他几人。以上可以说明是林志光个人经营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3、原告认可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在名义上是法人，但本质上是林志光个人经营。审理中，原告向本院申请证人查某某出庭作证，证明：1、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由林志光个人经营；2、诉请20万元是向被告缴纳的产品质量保证金及不损害被告产品声誉的保证金。本院对此予以准许。证人查某某到庭述称：证人与林志光既是业务合作伙伴，也是好朋友，林志光很多业务上的事情都会对证人说，80年代末林志光把想在武汉做被告产品的想法告诉过证人；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是在1993年左右成立的；90年代初，被告曾派员去武汉对林志光进行考察，证人参与了接待；在办理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营业执照前，林志光曾向证人说起要挂靠在被告处，需要20万元押金，应当是在办理营业执照前就交给了被告，但是证人并未见到林志光缴纳上述押金，也不清楚押金是要交给谁，办理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营业执照后林志光也未再提及20万元押金；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系林志光一人经营，关于被告提供的企业管理技术业务人员名单，是因为当时要申请企业营业执照必须有8个从业人员，所以证人建议林志光随便找8个人凑数，证人从未在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工作。被告对证人查某某的证言有异议，认为：1、查某某不能作为本案的证人，因为查某某是林志光的好友和邻居；2、证人的所有陈述均是基于猜想，其认为林志光在1993年前就已经支付了押金，但事实上第一笔资金的交付时间是在1995年11月4日，第二笔是在1997年11月21日；3、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是1992年成立的，投入资金是108,000元，不是证人所述的20万元。故证人的证言不应予以采信，案件事实应以工商信息登记为准。经审理查明：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自1993年始由林志光负责经营管理，于1996年11月15日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为林志光，注册资本108,000元，经济类型为国有经济，一般经营范围为本厂生产的高中低阀门、通用机械配件、机电产品及配件零售兼批发。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最后年检日期为2002年7月10日，2003年停止经营，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其经营状态为预吊销。上海良工阀门厂于2004年11月完成股份制改造后，更名为上海良工阀门厂有限公司。1995年11月4日，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向被告交付10万元，收据上载明系付保证金；1997年11月21日，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向被告交付10万元，收据上载明系付押金。林志光于2013年5月30日死亡，其与原告戈秀凤系夫妻关系，与原告林汉东、林汉乐系父子关系。本院认为：原告向本院提交的1995年11月4日和1997年11月21日的2张收据上载明，系争20万元的交款单位均为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原告述称1995年11月4日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尚未获颁营业执照，其在法律上并不存在，故1995年11月4日的款项系林志光个人向被告缴付的。本院认为，原告称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系林志光个人投资经营的私营企业，但未提供有力证据予以证明。而被告向本院提交的《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企业法人跨省市设立分支机构的联系单》、《企业章程》、《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表》、《企业法人核准登记注册通知》等材料可证明被告自1992年就已筹办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经原、被告双方在审理中确认，林志光自1993年至2002年负责经营管理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可知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在1993年就已实际存在，按1993年1月16日的《企业章程》规定，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其于1995年11月4日向被告缴付10万元应认定为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而非林志光个人的行为。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于1996年11月15日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林志光为法定代表人，即使如原告所述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系林志光个人经营的私营企业，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亦是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企业法人，与林志光系不同的法律主体，故1997年11月21日缴付给被告的10万元应认定为上海良工阀门厂武汉销售处而非林志光个人的行为。原告述称系争20万元是林志光个人缴付给被告，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林志光与本案并无直接利害关系，原告作为林志光的继承人之起诉，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戈秀凤、原告林汉乐、原告林汉东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四份，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胡 莎二〇一四年二月十日书 记 员 计凡迪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三十九条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立案后发现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驳回起诉。不予受理的裁定书由负责审查立案的审判员、书记员署名；驳回起诉的裁定书由负责审理该案的审判员、书记员署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