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鄂宜昌中民二终字第000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向家玉，女，1955年3月18日出生，土家族，退休职工。委托代理人刘传波，湖北德豪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生平，男，1981年10月18日出生，土家族，农民。委托代理人李永品，男，系刘生平岳父。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田爱华，男，1975年8月3日出生，土家族，个体户。委托代理人陈林，湖北夷洋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上诉人向家玉、刘生平因与被上诉人田爱华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3）鄂五峰民初字第005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2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张晓燕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李建敏、胡建华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认定，2012年5月26日7时许，关建龙驾驶铃木牌两轮摩托车，搭载王仁群从渔洋关镇沿325省道向西行驶至99.9公里处时，在超越唐明友驾驶的鄂E213**重型自卸货车过程中，与刘生平驾驶的大阳牌两轮摩托车会车时发生刮擦翻车，关建龙被鄂E213**货车碾压致颅脑损伤死亡，造成重大交通事故。《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载明：关建龙、刘生平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唐明友所持A2机动车驾驶证合法有效。交警认定关建龙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刘生平、唐明友负事故的次要责任。王仁群不承担事故责任。因鄂E213**重型自卸货车车主系田爱华，死者生前与向家玉系夫妻，关姝舒系关建龙与向家玉的女儿，刘生平系李永品的上门女婿，2012年6月20日，公安交警部门主持调解，召集到田爱华、向家玉、刘生平的全权委托代理人李永品到场，协商形成《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其主要内容是：1、关建龙死亡补偿金330732元，二、安葬费16025元，三、交通费120元、运尸费780元、办丧事误工费600元，总计348257元。承担责任比例是：1、鄂E213**机动车第三责任强制保险赔偿11万元，余额238257元，由鄂213**车主田爱华承担40%赔偿，计人民币95302元，含交强险110000元，共计205302元。2、刘生平赔偿19000元，3、余额部分由关建龙本人承担。付款方式：1、车主田爱华于2012年7月20日前全额付清，2、刘生平承担的19000元于2014年6月20日全额付清。该调解书中有李永品、向家玉、田爱华签名，两名交通警察盖章，加盖有五峰公安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专用章”。2012年6月20日，即形成调解书的同日，死者之女关姝舒为田爱华出具一份收条，载明收到田爱华交通事故赔款205302元。据上有收款人签名，批注“情况属实”，加盖五峰公安交通大队“事故处理专用章”。在形成上述交通主持的调解书时，当事人之间亦有口头约定：如果保险公司赔不了，不能按调解书协议执行，田爱华不在保险赔款外另外支付任何费用。该观点参与调解的各方当时都表示同意。交通民警胡朝彦在田爱华代理人的调差笔录末页书面证明：“关建龙死亡事故一案，调解协议和收据、欠条等都是为了保险公司理赔时用，实际已支付情况有收据证实”。原审同时认定，田爱华实际向死者家属共给付了75000元，死者家人向田爱华出具的事故赔款收据数额是205302元。鄂E213**车主田爱华向宜都财产保险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并投入了商业险。保险公司不认可五峰交警的调解书，认为其超出了应赔份额。因此，田爱华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无效。原审认为：当事人在交警部门形成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中，田爱华应赔偿205302元，在同时形成的关姝舒收到田爱华交通事故赔款收据中，收款数额是205302元，收据与调解书中数额吻合，但与田爱华实际赔付75000元数额不符，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定田爱华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与交警的调解书协议的责任则主次换位。交警在事故处理中所形成的证据表明，参加事故处理的各方都在以田爱华投有交强险、商业险的特殊身份，利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关姝舒的收据以形成表明事实，从而将损失转移到保险公司的理赔中去。田爱华在交警的调解书协议中所承担数额，并不是实际应当执行的数额。当事人约定：田爱华不在保险赔款外另外支付费用，有口头协议，当事人当时在这一观点上的意思行为表示是一致的，有参与事故处理的交警胡朝彦书面证明，及前述证据予以佐证，上述事实真相，依法可以确认。当事人在本案事故调解处理中有相互串通，欲以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违背了法律规定的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据此，田爱华的诉讼请求依法可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确认田爱华、向家玉、刘生平签订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无效。本案诉讼费80元，由田爱华负担40元，向家玉负担20元，刘生平负担20元。上诉人向家玉不服原审法院作出的上述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1、一审查明的事实不清。在交警部门组织的调解中，三方并没有另外口头约定，只有协商一致达成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关姝舒虽为关建龙之女，但不是向家玉的代理人。关姝舒所立收据向家玉不清楚，她也不能代表向家玉参与调解。2、三方的调解协议没有损害第三人利益，田爱华自愿承担40%的赔偿责任，并没有超出次要责任的比例范围，一审认定主次换位没有根据。3、调解协议属合同性质，对三方均有约束力，认定为无效是对私权的过分干涉。4、原审法院一案两诉，程序违法。综上，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2013）鄂五峰民初字第00564号民事判决、确认2012年6月20日三方所签《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有效，并由田爱华承担上诉费用。上诉人刘生平不服原审法院作出的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结果严重违背意思自治原则。2、原审法院一案两诉，且程序错误。3、三方口头约定并不存在，原审依据所谓口头约定否定调解书侵害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权。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确认三方签订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合法有效，或将本案发回重审。被上诉人田爱华答辩称：1、本案是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另一案是向家玉起诉田爱华履行协议之诉，原审法院程序并无错误。2、2012年6月20日三方签订的调解书是因为刘生平赔偿能力有限，为了让向家玉得到更多赔偿，田爱华在交警的劝说下与向家玉、刘生平签订该调解书，目的是为了将赔款转嫁给保险公司进行骗保。三方口头协议真实存在，关姝舒收到赔偿75000元却出具205302元的收据就能证明，经手调解事宜的交警胡朝彦出具的书面材料也能证实。3、关姝舒作为死者女儿当有代理权。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审过程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另查明，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2月21日立案受理向家玉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都支公司、田爱华、唐明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案号为（2013）鄂五峰民初字第00199号，并于2013年9月27日作出判决。本案系由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6日立案受理，并于2013年8月6日作出一审判决。本院认为：1、因田爱华与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有其独立性、相对性，仅能约束田爱华和保险公司两方，田爱华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中承担的数额即便超出保险公司依保险合同所应偿付的数额，亦只能视为田爱华对自身权益进行了处分，不能因此改变保险公司依保险合同所应承担的责任。故《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并非因侵害了保险公司的利益而归于无效，上诉人向家玉诉称本案不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主张成立。2、根据当时参与处理交通事故的交警胡朝彦的陈述，田爱华、向家玉、刘生平三方在交警部门组织的协商中另达成口头协议，即保险公司若赔偿不了，则各方不按调解协议执行，“田爱华不在保险赔款外另行支付任何费用”。据此，本院认为，各方以口头协议的形式为《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附有生效条件，即保险公司按照调解书的约定全额承担田爱华应赔付的金额，现保险公司拒绝按照调解书中田爱华负担的数额进行赔付，即条件并未成就，故《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并未生效，对协议各方不产生法律拘束力。上诉人向家玉、刘生平上诉认为口头协议并不存在，但不能举证推翻前述交警陈述，故本院不予采信。3、上诉人向家玉、刘生平上诉称原审法院一案两诉，属程序违法。本院认为，原审法院虽在本案一审前受理向家玉诉田爱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都支公司履行赔偿责任的（2013）鄂五峰民初字第00199号案，但该案的请求权基础与本案相异，原审基于不同请求权基础受理本案并不存在程序瑕疵。综上，原审认定虽有不当，但不影响实体处理，应予维持。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0元（向家玉、刘生平已预交），由向家玉负担80元、刘生平负担8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晓燕审判员  李建敏审判员  胡建华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张鹏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