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2725民初389号 原告（反诉被告）：余先国，男，汉族，1981年2月28日生，贵州省瓮安县人，住贵州省瓮安县， 原告（反诉被告）：赵成林，男，汉族，1979年5月8日生，贵州省大方县人，住贵州省大方县， 二原告（反诉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昆，贵州哲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原告（反诉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蒙晓丽，贵州哲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郑贵琴，女，汉族，1978年10月18日生，贵州省金沙县人，住贵州省金沙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鸿，金沙县城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反诉原告）：王雨，男，汉族，1991年2月26日生，贵州省贵阳市人，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正权，男，汉族，1970年5月23日生，贵州省金沙县人，住贵州省金沙县， 第三人：杨国勇，男，汉族，1978年12月3日生，贵州省遵义市人，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 原告余先国、赵成林诉被告郑贵琴、王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9年1月17日受理后，二被告基于同一事实提起反诉，且双方均申请追加杨国勇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案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3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各方当事人或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二原告诉称：被告郑贵琴、王雨与第三人杨国勇系合作关系，此三人签订《合作协议书》，共同举办“贵州少数民族风情走进温州大型活动”，后此三人作为活动主办方以杨国勇作代表与原告签订协议，约定由原告引进相关人员负责本次活动的餐饮和小吃板块，活动结束后双方按照协议约定就相关费用进行结算，经结算，二被告及第三人应当支付二原告194000元，可到目前为止二原告仅收到他们支付的87000元，余款107000元一直拖欠至今，原告经多次催收未获，后来第三人杨国勇甚至无法联系了，二原告便找到杨国勇的另外两个合伙人即被告郑贵琴和王雨协商尚欠款项的给付事宜，双方经过协商后达成了一致意见，并签订了《还款协议》，协议约定二被告应于2018年11月30日前将尚欠的107000元向二原告支付完毕，同时约定，若逾期不付，则每逾期一天即需向二原告额外支付1000元的违约金，还约定二原告主张欠款所增加的差旅费、误工费、律师费等合理费用均应由他们承担。可时至今日他们仍未履行付款义务，致二原告合法权益受损，为此，现特具状起诉，请求判决二被告及第三人杨国勇连带给付尚欠余款107000元，同时按照约定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32100元（该违约金二原告并未按照协议约定的每天1000进行计算，仅按欠款金额的30%进行计算），另外，还需承担二原告聘请律师参与诉讼所支出的代理费12000元。 二被告答辩并反诉称：首先，二原告所诉的欠款金额在计算上不合理。其次，二原告举证的还款协议下方的手书部分并非二被告所写，且该手书内容也没有二被告的签名确认。再次，据原告诉状中讲，其起诉的欠款金额主要是其组建团队中29人的工资，但是该29人并未起诉，也没有推荐或者委托二原告来起诉，所以二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存在问题。最后，原告余先国与本案第三人杨国勇所签合作协议第二条明确约定了29人的团队，每人每月的待遇为6000元，按实际上班天数结算，合同中虽然约定了“从15日进场”“实际上班23天”，但该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18年9月24日，那原告方的进场时间就不可能是当月的15日，应该将他们的进场时间推定为2018年9月25日，活动截止时间为2018年10月7日，他们实际的上班时间应该是12天，按照合同约定29人，每人每天200元乘以12天，工资为69600元；厨师长每天为660元、羊肉粉师傅每天为660元，二人合计工资为29304元；总协调师每天500元乘以12天，为11000元；总共为109904元，该数据中，未包含二原告的工资待遇，应当减除29304元，最终金额应为80600元，该数据是二被告及第三人实际应当支付给29人的工资，现原告方称已经实际收到了被告及第三人杨国勇给付的工资87000元，这样看来原告还多收取了6400元。 对于原告方诉称的本次活动我们应支付他们194000元，可他们却未在诉状中对这194000元的来源和计算方式作出任何说明，所以我们之间签订的还款协议存在重大瑕疵。关于本次活动，我们只是第三人杨国勇的工作人员，具体事务都是由第三人杨国勇在负责，该活动结束后二原告找不到第三人杨国勇结算活动费用，就来找我们结算，当时我们还为此发生纠纷，我们是在受到二原告及其组建的三十多个工人的威胁下才跟二原告签订的还款协议书，其实本次活动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应该是二原告跟第三人杨国勇之间的事情，与我们根本没有关系，原告要结算费用，应该找第三人杨国勇，而不应该找我们。 综上，原告要求我们对其主张的欠款承担给付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其所提供的还款协议，一方面存在重大瑕疵，另一方面也不是二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应予撤销，并确认无效。 第三人述称：我与被告郑贵琴、王雨签订了“贵州少数民族风情节走进温州活动”的协议，并举办该活动。其实我跟原告本身并不认识，是被告王雨跟原告进行的相关接洽，我跟原告所签的协议也是按照他们接洽协商的内容签定的。原告在该活动中从事小吃和酸汤鱼事项。活动结束后，我向原告余先国、赵成林等人支付了57000元（工资款项），之后原告等人的工资款项是被告王雨及郑贵琴在负责办理结清事项。对于被告郑贵琴、王雨与原告签订的还款协议，我并不知情，其内所载的欠付款项不应由我承担。 针对二被告的反诉二原告辩称：首先，反诉人的反诉请求既包含了确认合同无效的确认之诉，又包含了请求撤销合同的变更之诉，这两个诉请系不同性质的诉讼标的，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不应在一案中审理，为避免程序违法，恳请法庭驳回反诉人的反诉请求。其次，反诉人认为还款协议的内容有私自添加修改以及欺诈的情形，其应当对此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应承担相应的举证不能后果。再次，针对反诉人提出的二原告诉讼主体的问题，我们认为原告以自然人身份与被告签订合作协议，承揽或者承包相关活动的项目板块，合同双方的主体地位平等、资格合法，合作协议的内容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在协议中已经明确约定，由原告自行招募团队和人工，因此，二原告在本案中的诉讼主体地位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主体不适格的问题，二被告反诉主张明显是在滥用诉权，欲推卸和逃避责任。 第三人杨国勇对二被告的反诉不予答辩，但对于二被告反诉的事实理由作出说明，称被告郑贵琴、王雨与其系合伙关系。 经审理查明：2018年8月20日被告郑贵琴、王雨与第三人杨国勇签订《合作协议书》，合伙在浙江温州举办“贵州少数民族风情走进温州大型活动”，三方在协议中对各自出资、份额占比及职责分工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嗣后，2018年9月24日第三人杨国勇代表前述活动主办方跟原告余先国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将该活动的餐饮及小吃板块交由原告负责，且协议还对进场时间和工资待遇进行了约定，后原告组织团队进场开展相关工作。活动结束后经结算，主办方应支付原告余先国、赵成林194000元，扣除原告余先国、赵成林已经获取的87000元后，主办方尚差欠原告余先国、赵成林107000元，2018年10月13日被告郑贵琴与王雨就差欠的款项与原告余先国和赵成林签订了一份还款协议，约定将在2018年11月30日将欠款付清，协议还对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的管辖法院进行了约定。后因款项未获，遂成讼。 上述事实有各方陈述及原告举证的合作协议书、还款协议书、被告郑贵琴、王雨跟第三人杨国勇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等证据在卷为凭。 本院认为，本案的关键问题在于：1、本诉原告的四项诉请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相关金额应否认定，如果认定，应由谁承担给付责任；2、反诉原告的诉请是否成立，应否得到支持。 一、对于第一个关键问题 首先，从庭审查明的事实看，二被告跟第三人杨国勇系合伙关系，此三人合作举办“贵州少数民族风情走进温州大型活动”，虽然2018年9月24日代表主办方跟原告余先国签订合作协议的只有第三人杨国勇一人，但是该协议完全能够拘束于二被告，因为“贵州少数民族风情走进温州大型活动”是二被告和第三人杨国勇合作举办。二被告在庭审中辩称前述协议第二条约定“乙方从15日进场准备相关事项”属于约定不明，表示应该将进场时间推定为协议签订的次日即2018年9月25日。对于该问题本院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很多合约事项是先签订合同，后按约履行，这属于常规做法。而有些时候是合约双方已经按照口头约定进行了合作，后面因为某些原因而补签协议，这种情况也不乏存在。但是就算是后面补签的协议，也不能用签约这一时间节点来否定之前已经履行的内容，这至少属于不诚信。具体到本案而言，二被告认为合作协议是2018年9月24日签订的，所以“乙方从15日进场准备相关事项”的约定就违反逻辑，属于约定不明，进场时间应推定为协议签订之后，至少是2018年9月25日，但是该条协议明确约定原告进场后的工作时间是23天，这与15日进场到次月8日结束的天数完全吻合，不存在逻辑矛盾。所以二被告的该抗辩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其次，二原告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了相关合作义务，进场开展了相关工作。活动结束后，经结算主办方应支付二原告194000元，扣除已经支付的87000元后，尚欠二原告107000元。2018年10月13日二被告就尚欠款项跟二原告签订还款协议，约定将在2018年11月30日前付清，逾期则自愿每天额外支付1000元的违约金至付清之日止，同时约定如果逾期付款导致二原告主张权利，则因此产生的差旅费、误工费、律师费等应由二被告承担。该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应予诚信履行。尽管该还款协议上没有第三人杨国勇的签字，但是结合杨国勇跟二被告是合伙关系这一客观事实，所以该还款协议同样能够拘束于第三人杨国勇。 再次，还款协议已经载明，二原告完成本次活动，主办方应当共计支付194000元，扣除已经支付的87000元，现在尚欠二原告107000元，该款承诺于2018年11月30日付清，如果逾期未付，则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按照约定，违约责任以每天1000元计算，直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同时如果逾期支付导致原告主张权利的，则因此产生的差旅费、误工费、律师费等也应由二被告承担。现二原告请求判决被告方及时支付尚欠款项107000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其主张的违约金32100元（该违约金原告方并没有按照协议约定的每天1000元进行计算，而是仅按欠款金额的30%进行计算107000×30%=32100元）既符合约定，也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对于二原告主张的律师代理费12000元（原告方已经提供代理合同和缴费发票予以证明），从常规诉讼看，是否找律师是当事人自己的事情，如果当事人选择找律师一般不得将自己因此而支出的律师费要求败诉方承担，然而本案则不同，本案原告要求被告方承担自己支出的律师费是在双方协议里面明确约定的，这种约定，一方面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另一方面也不违反法律规定。所以，对于原告方要求二被告承担律师代理费的诉请，应予支持。对于原告方主张的差旅费3000元，因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方主张的各项费用应为欠款107000元、逾期付款违约金32100元、律师代理费12000元，三项共计151100元。该款应由被告郑贵琴、王雨和第三人杨国勇连带负担，理由是“贵州少数民族风情走进温州大型活动”是此三人合伙举办。 二、对于第二个关键问题 通过庭审查明的事实及前述所论，本案反诉原告跟反诉被告所签的还款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该协议的内容既不符合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也不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可撤销情形，虽然反诉原告称该协议是受胁迫所签，但却并未就此举证证明，所以反诉原告的诉请于法无据，应不予支持。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限本诉被告郑贵琴、王雨及第三人杨国勇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本诉原告余先国、赵成林欠款及违约金等共计151100元； 二、驳回本诉原告余先国、赵成林的其余诉讼请求； 三、驳回反诉原告郑贵琴、王雨的反诉请求。 如义务人在判决确定的期限内未履行给付义务，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原告余先国、赵成林所交的本诉受理费1220元，由被告郑贵琴、王雨及第三人连带负担，反诉原告郑贵琴、王雨所交的反诉受理费30元，由反诉原告郑贵琴、王雨自行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四份，上诉至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还应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按规定预交上诉费，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本判决生效后，若义务人在判决确定的期限内未履行给付义务，权利人可在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审判员  刘忠明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王赠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