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烟民再终字第37号抗诉机关：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善君，男，1956年7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林世超，男，1964年1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韩林，男，1970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上述三申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杜勇，山东德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三申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郭春强，山东德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孙增广，男，1962年8月17日出生，汉族。被申诉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曾宪宝，男，1976年9月8日出生，汉族。上述二被申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曲学松，山东西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二被申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赵晓静，山东西政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王善君、林世超、韩林与被申诉人孙增广、曾宪宝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09）烟民四终字第1194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于2012年11月12日作出鲁检民抗（2012）260号民事抗诉书，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9日作出（2013）鲁民抗字第175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烟台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贾振芝出庭。申诉人王善君、林世超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郭春强、申诉人韩林之委托代理人郭春强、被申诉人曾宪宝及其委托代理人赵晓静、被申诉人孙增广之委托代理人赵晓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07年9月10日，原告王善君、林世超、韩林起诉至栖霞市人民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孙增广与第三人曾宪宝停止侵害，依法确认被告与第三人2007年3月20日签订的转包合同为无效合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孙增广辩称，1、孙增广是唯一的承包人，没有与第三人合伙；2、韩林、孙增广不认识，不可能是合伙人，林世超、王善君是孙增广雇用的，参与管理，相关材料是他俩保管的；3、三原告称孙增广退伙的事实不存在；4、孙增广与曾宪宝签订的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因为协议是经发包方同意的，而且曾宪宝也支付合理对价，并且已经交付。综上，孙增广要求驳回三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曾宪宝辩称，在被告孙增广答辩的基础上增加一点，我不应成为第三人，如果三原告以侵权为由起诉，我应成为被告，我与孙增广签订的协议是合法有效的，请求驳回三原告的诉讼请求。栖霞市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01年4月20日，栖霞市臧家庄镇前法卷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前法卷村委）有部分荒滩原承包合同到期后需要重新发包，村委组织公开叫行承包。孙增广与前法卷村委签订了承包合同，承包了村委的荒滩（村南河东至高疃村地界，南至河心，西至于家沟村地界，北至通往于家沟道南边扬水站至西坎基，自来水房东南西各10米归承包人所有），承包期自2001年4月20日起至2031年4月20日止，承包款为49350元。2001年4月18日，“王仙君”交村委承包金23900元，4月20日交承包金7800元，5月21日交承包金5650元，4月20日孙增广交承包金12000元，交承包金收据原件均在王善君手中。2004年8月17日，孙增广经村委同意与李国平签订合同，将其承包的南河荒滩部分转让给李国平，该合同原告均知道此事。原告提供被告孙增广签字盖章的授权委托书：“为了扩大规模，便于管理，现将与前法卷村委2001年4月10日签订的合同的法人代表授权给林世超全权代表，一切事务有林世超负责解决处理。由韩林出资人民币3万元，参与经营管理，从授权之日起享受合同内容的股份百分之四十。从即日起合同范围的股份制为韩林40%，孙增广20%，林世超20%，王善君20%，至合同期满为止。落款日为2004年3月20日”。原告以此证明孙增广已授权其与村委签订的合同的权利由林世超行使，韩林出资3万元参与经营管理，占合同股份40%，孙增广占20%，林世超占20%，王善君占20%。原告承认该合同除孙增广签名与私章是孙增广的以外，其余均为林世超所书写，且合同中“韩林”是因为当时没有找到投资人，是空的，后来找到投资人韩林后，将名字填上，并在孙增广签字的下方写上落款日期“04年3月20日”。2007年3月20日，孙增广经村委同意认可与第三人曾宪宝签订协议书，被告孙增广将其承包村委的荒滩，以10万元价格一次性转让给第三人曾宪宝。被告孙增广、第三人曾宪宝与时任前法卷村委主任的王洪元签字，并加盖前法卷村委印章；山东经联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加盖该所印章，律师张志卫签字。王善君称其所交村委23900元是其自己所交，7800元和5650元是林世超所交，孙增广否认该事实，称承包金均是孙增广所交，因为林世超、王善君是其雇佣，故由王善君交的承包金，款是由孙增广出的。原告提供签订合同时任村委支部书记兼村委主任的王树胜出庭作证，王树胜称叫行时听王善君讲是王善君代表合伙人叫行，推选代表孙增广签订合同。孙增广提供证人范某和王某出庭作证，证明孙增广因经营荒滩栽种果树，向其购买化肥等，至今尚欠其款项。栖霞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2001年4月20日，前法卷村委组织公开叫行与孙增广签订的承包荒滩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荒滩可以直接通过公开招标进行承包经营的规定，孙增广与村委签订了承包合同，成为土地承包合同的承包方，享有对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有权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及流转的方式。2007年3月20日，孙增广经村委同意认可加盖村委公章和山东经联律师事务所律师鉴证，将其承包村委的荒滩以10万元的价格一次性转让给曾宪宝，不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该转让合同应认定为有效合同。三原告提供被告孙增广签名的授权委托书证明四人为合伙关系，根据合伙的法律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故三原告主张其三人与被告是合伙关系符合法律规定，合伙关系成立；合伙人之一即被告对外经营中的民事行为，也应由全体合伙人共同承担法律后果；第三人曾宪宝并不知道被告与三原告之间的关系，且第三人曾宪宝有理由相信与村委签订承包荒滩合同的被告孙增广即是该荒滩的承包经营者，转让该荒滩又经过发包方村委的同意，第三人曾宪宝的行为属于善意取得，第三人曾宪宝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了合同，该合同成立并已生效。故三原告要求判令被告与第三人停止侵害，确认被告与第三人2007年3月20日签订的转让合同为无效合同的请求不予支持。三原告对因被告擅自处分承包经营权的行为给自己造成的损失，可另行向被告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八十九条之规定，于2009年5月4日作出（2009）栖民一初字第311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林世超、王善君、韩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元，由三原告负担。上诉人王善君、林世超、韩林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1、一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孙增广系合伙承包，但却认定孙增广处分合伙财产的行为有效，显然适用法律不当。首先，合伙财产的处分须经合伙人的同意，其次，合伙人之一处分自己所有的股份，其他合伙人有优先购买权。因此，两被上诉人之间的转让行为是无效的。2、一审判决认定两被上诉人间的转让行为适用善意取得是错误的。首先，两被上诉人间的转让纯属恶意串通，两被上诉人都明知是合伙经营，却仍然单方交易，损害其他合伙人即上诉人的利益。其次，两被上诉人间的转让价格明显过低，该合伙梨园现在价值100多万元，而两被上诉人只交易10万元，显然不是支付对价。再次，被上诉人曾宪宝实际上并未取得梨园的经营权，该权利仍然在上诉人手中。因而，两被上诉人的转让行为不符合善意取得的必备要件，并且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转让行为是无效的。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曾宪宝、孙增广答辩称，被上诉人孙增广是原土地承包合同的唯一承包人，孙增广雇佣了上诉人等对土地进行管理，孙增广在经过发包方同意的情况下和曾宪宝签订的转让协议是合法有效的。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孙增广是合伙关系是错误的，但因判决结果是被上诉人胜诉，所以没有提起上诉。即使上诉人和孙增广是合伙关系，孙增广是合伙的负责人，具有对外签订合同的权利，在发包方村委会同意转让，孙增广又是唯一承包人的情况下，曾宪宝在转让协议中没有任何过错，符合善意取得条件，所以被上诉人之间的转让协议是合法有效的。被上诉人曾宪宝是以合理价格受让，孙增广承包时30年承包费49350元，6年以后承包期只有24年的情况下曾宪宝以10万元价格受让，是合理甚至稍高的价格。承包土地上栽种的梨树价值并不高，上诉人王善君就曾将1000余棵黄金梨移栽，如果梨树很值钱根本不会移栽，价值根本不象上诉人讲的100万元。2007年3月20日转让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曾宪宝开始管理受让土地，而且雇佣挖掘机在承包土地附近打了一口井，因为遭到阻挠才没有继续管理。但曾宪宝2006年6月向法院提起诉讼让对方停止侵权，2007年3月20日之后是曾宪宝管理的土地。2007年12月份之前，上诉人从未找曾宪宝要过土地。综上，被上诉人孙增广是承包合同的唯一承包人，孙增广与曾宪宝的转让协议合法有效。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案双方争执的焦点问题是：被上诉人孙增广与曾宪宝于2007年3月20日签订的转包协议是否合法有效。上诉人主张转让合同无效，理由是：1、孙增广与上诉人之间是合伙关系，孙增广不能私自处分合伙财产。曾宪宝明知孙增广与上诉人是合伙关系，仍然与孙增广签订转让合同，主观存在恶意。被上诉人曾宪宝并没有完全取得梨园的承包经营权，不符合善意取得的要件。2、二被上诉人之间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价格明显过低，上诉人单方委托价格认证机构对地上附着物价值进行认证，价值为50万元。两被上诉人之间的转让价格仅是10万元，价格明显过低，损害了合伙人的利益。被上诉人孙增广、曾宪宝主张转让合同有效。理由是：被上诉人孙增广是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雇佣了上诉人进行管理，依据土地承包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孙增广可以对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转让。且转让价格合理，并不存在价格明显过低的情况。本院二审认为，2007年3月20日，被上诉人孙增广与曾宪宝签订的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上诉人主张该转让合同无效的理由一是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孙增广是合伙承包关系，孙增广无权单独处分合伙财产。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被上诉人孙增广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王善君交费的单据、原村委主任王树胜的证言等证据，证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孙增广约定了股份比例，并且分别向前法卷村委交纳了承包费，虽被上诉人孙增广对于上述证据的形成以及真实性提出异议，但被上诉人孙增广的反驳证据不充分，故应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孙增广之间系合伙承包关系的证据存在优势。虽然优势证据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孙增广是合伙关系，但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实与被上诉人孙增广之间的合伙关系对外公示，合伙只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孙增广之间的内部关系，上诉人亦没有证据证实被上诉人曾宪宝对此知晓。2001年4月20日，被上诉人孙增广以个人名义与前法卷村委签订荒滩承包合同，依据该承包合同所确定的承包人是孙增广，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九条中“承包经营权人可以以转让、出租等方式进行流转”的规定，将其与前法卷村委签订的荒滩承包合同转让给被上诉人曾宪宝，并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被上诉人曾宪宝有理由相信孙增广对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处分权。因此，上诉人以孙增广无权处分合伙财产作为转让合同无效的理由不成立。上诉人主张流转协议无效的第二个理由是流转金10万元属不合理低价。对此本院认为，流转价款是否合理并非认定合同效力的根据。即使流转金价格不合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属于在法定期限内可撤销的范畴，不是合同无效的理由，故上诉人以流转金过低作为转让合同无效的理由亦不成立。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于2009年10月17日作出（2009）烟民四终字第119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上诉人林世超、王善君、韩林负担。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一）终审判决认定“曾宪宝有理由相信孙增广对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有处分权”系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本案中，终审判决认定了王善君、林世超、韩林与孙增广之间的合伙关系，2001年4月20日孙增广负责与前法卷村委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也是代表王善君、林世超签订。2004年3月20日，孙增广签订授权委托书不仅明确韩林作为合伙人的加入，而且明确了韩林的出资额和各自的投资比例。在孙增广擅自处分其合伙承包地的情况下，本案的核心问题是曾宪宝是否构成善意取得。从2001年4月20日的合同本身来看，孙增广于2001年4月20日与前法卷村委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是以“乙方代表”的名义而非个人名义，这表明该合同主体一方并非孙增广个人，孙增广只是“乙方代表”，即合伙人的代表。从王树胜等前法卷村前任村委成员的证言来看，上述证人均证实：曾宪宝于2001年4月28日在前法卷村委通过王树胜等村委成员了解涉案土地的承包情况，王树胜等人告知其涉案土地系由本村村民王善君负责叫行，与他人合伙承包，关于合伙关系曾宪宝知道。这表明，曾宪宝在与孙增广签订转让协议时对涉案土地的承包情况是知晓的，对孙增广与另外几人之间的承包关系也是知晓的。从2007年3月20日孙增广与曾宪宝签订转让协议来看，孙增广将2001年4月20日所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全部荒滩，包括土地上的附着物、构筑物转包给了曾宪宝，转让费仅为10万元。2004年8月17日孙增广将南河荒滩部分承包权（1／4）转让给李国平时，转让费用已经为55000元。综上，曾宪宝与孙增广签订转让合同时并非善意第三人。（二）终审判决认定曾宪宝构成善意取得，系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用益物权，根据上述规定，在孙增广无权处分属于合伙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况下，曾宪宝作为买受人要善意取得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必须同时具备上述三项条件。本案中，孙增广在未经王善君等其它合伙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与曾宪宝签订涉案土地承包权转让协议，属无权处分，其无权处分行为事后并未得到其它合伙人的追认，曾宪宝在明知涉案土地系由孙增广、王善君、林世超、韩林合伙承包、孙增广并没有处分权的情况下，仍与孙增广签订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并且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受让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其不能善意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综上所述，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的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本院再审过程中，三申诉人主张，被申诉人曾宪宝对涉案土地并不构成善意取得。1、被申诉人曾宪宝在与孙增广签订转让协议时已经知晓三承包人合伙经营该荒滩，不存在原审判决所查明的“有理由相信孙增广对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处分权”。通过三位证人证言可以看出被申诉人曾宪宝受让涉案土地并非善意。2、被申诉人曾宪宝签订的转让协议转让费仅为10万元，明显低于该涉案土地的实际价值，在原审庭审中，申诉人已经对涉案土地进行了评估，该涉案土地仅地上附着物价值就为51万元，相对于转让费10万元可以看出该转让价格并不合理。3、被申诉人曾宪宝与孙增广签订转让协议以后，并没有对涉案土地进行管理，而是在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以后强行将申诉人在该土地上所种植的树木进行了砍伐，申诉人因此遭受了重大损失。但这并不构成实际交付，属于强行占有，侵害申诉人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被申诉人曾宪宝对于涉案土地不构成善意取得。关于被申诉人孙增广擅自处分合伙事宜的行为，属于无效处分，事后并没有得到其他合伙人的追认，因此二被申诉人之间签订的转让协议侵害了申诉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无效的情形，可以认定二被申诉人恶意串通，损害了申诉人的合法权益，属于无效合同。综上，请求确认被申诉人孙增广与曾宪宝所签订的转让协议无效，并要求二人停止侵权。被申诉人孙增广、曾宪宝答辩称，1、被申诉人孙增广与申诉人之间并非合伙关系，原审中申诉人提交的几项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其主张。根据原审庭审中阐明的事实，涉案土地的承包事宜系被申诉人孙增广一手操办，与前法卷村委和镇政府打交道的也只是孙增广一人，孙增广是唯一的承包权人，完全有权转让其承包权。2、被申诉人曾宪宝取得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善意的，孙增广因经营不善找到曾宪宝想转让其承包经营权，曾宪宝通过到前法卷村委调取双方承包合同得知孙增广是该土地唯一合法承包权人，在发包方即前法卷村委认可同意及山东经联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的见证下，与前法卷村委和孙增广签订了三方合同，获得了承包经营权，并于合同签订当日支付了合理对价，尽到了充分合理的审查义务，是善意的，其合法权利不应被剥夺。3、退一万步讲，即便认定申诉人和被申诉人孙增广合伙关系成立，申诉人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通过合理渠道对外公示了其合伙情况，申诉人这种把内部矛盾转嫁到善意受让人曾宪宝身上的做法，于法无据、于理不合。另外，申诉人提交授权委托书证明合伙成立，暂且不论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及形成经过，既然是合伙，双方应就合伙事宜共同协商作出决定，既然授权委托书上是以孙增广的名义授权的，就说明申诉人认可被申诉人孙增广是负责人，作为合伙负责人就有权与第三人签定协议，只要协议不违反法律，就是合法有效的。4、关于申诉人主张被申诉人曾宪宝受让价格过低的说法没有事实依据。第一，以转让时的市场价格和土地受益年限讲，10万元已经算不低的价格了。申诉人主张的栖霞市价格认证中心是2009年接受的委托作的评估，而被申诉人曾宪宝与孙增广之间的转让合同是2007年签订的，中间相差2年，而且该评估报告系申诉人单方评估，缺乏合理性。第二，转让价格偏低，并不是导致合同无效的因素。申诉人以此主张转让合同无效于法无据。第三，李国平承包的土地占合同的1／4，承包费为55000元，但是李国平的首付仅为1万元，其余5到10年付清，曾宪宝是一次性付清。综上，请求维持原审判决，驳回申诉人的请求。本院再审查明，2012年3月2日，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检察院对王树胜、马有奎和王裕堂分别进行调查，三份调查笔录均载明2001年4月28日上午，村里刚发包完那块荒滩没几天，曾宪宝就来村委打听叫行的事。当时有王树胜、王裕堂、马有奎、王洪胜等人在场。曾宪宝问王树胜：“咱村的地怎么还让外村人承包，不是只让本村人承包吗？”王树胜说：“是咱村王善君叫的行，至于王善君找谁合伙我们村委管不着。是王善君交的承包款。”曾宪宝听后，也没说别的就走了。对于上述三份调查笔录，申诉人质证称，对三份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通过这三份调查笔录可以显现出三位申诉人在承包涉案土地时的客观情况，前法卷村委在公开招标之前已经通过村里的广播向全体村民公示了要对荒滩优先向本村村民发包的事实，只有在本村村民不能承包时，才由外村人进行承包。被申诉人曾宪宝当时在村里开化肥店，对村委广播公开发包荒滩应当是知晓的，同时该三份调查笔录也证实被申诉人曾宪宝于荒滩公开发包以后曾到村委了解荒滩的发包情况，并对由外村人承包本村的荒滩提出了异议，这一事实足以证明曾宪宝对涉案土地被合伙承包是明知的，其与被申诉人孙增广签订转包合同并非善意，曾宪宝不构成善意取得。二被申诉人质证称，对三份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内容有异议。王树胜的调查笔录上说2001年4月28日曾宪宝去问叫行的事，事隔10多年，王树胜还能清楚地记得日期，曾宪宝认为是编造的；王树胜至今还占着涉案土地承包合同中的一块土地，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王树胜不归还的原因是孙增广写的一份18亩的承租协议给他，也是仅有孙增广一人的签字。另外，王树胜的调查笔录中载明王善军当天交的承包款49000元，村委当天出具了收据，但从原审庭审提交的证据看，三张收据是分三天开的，由此可以推断三位证人的证言具有很大的主观性，被申诉人对三份调查笔录要证明的问题不予认可。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执的焦点问题：一是本案是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关于善意取得的规定。二是被申诉人曾宪宝与孙增广于2007年3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的效力。关于焦点一。本案中，被申诉人曾宪宝与孙增广的协议书是2007年3月20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是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故本案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关于善意取得的规定。关于焦点二。本案中，原审判决认定申诉人与被申诉人孙增广系合伙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是合伙只是申诉人与被申诉人孙增广之间的内部关系，申诉人没有提交证据证实与被申诉人孙增广之间的合伙关系对外公示。申诉人主张2001年4月20日被申诉人孙增广与前法卷村委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孙增广是以“乙方代表”的名义而非个人名义签订的，这表明该合同主体一方并非孙增广个人，孙增广只是“乙方代表”，即合伙人的代表。本院认为，合同的理解应结合合同的前后文进行。从2001年4月20日的土地承包合同来看，合同的相对方是前法卷村委和孙增广，即使孙增广在“乙方代表”处签名，也不能说明孙增广代表的是合伙组织。如果孙增广真的是代表合伙组织，合同的相对方应写明孙增广、王善君、林世超三人的名字或合伙组织的字号，而不是只写孙增广一人。故申诉人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申诉人主张依据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检察院对王树胜、王裕堂、马有奎所作的三份调查笔录，可以证明曾宪宝在与孙增广签订协议书时对涉案土地的承包情况是知晓的，对孙增广与另外几人之间的承包关系也是知晓的，即曾宪宝不是善意的。本院认为，该三份调查笔录应认定是申诉人提交的证人证言，因二被申诉人不予认可，且在王树胜的调查笔录中，王树胜称“王善君当天交的承包款49000元村里当天给他出具了收据”，但根据申诉人原审期间提供的收款收据可以看出，三张收款收据是在不同的时间开具的，调查笔录存在与事实不符的情况，故该三份调查笔录，本院不予采信。申诉人的上述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申诉人主张2004年8月17日孙增广将南河荒滩部分承包权（1／4）转让给李国平时，转让费用已经为55000元，曾宪宝的10万元转让费为不合理价格。本院认为，流转价款是否合理并非认定合同效力的根据。即使流转金价格不合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属于在法定期限内可撤销的范畴，不是合同无效的理由，故申诉人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被申诉人曾宪宝与孙增广于2007年3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09）烟民四终字第1194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郝严卫审判员  孙春汉审判员  张婷婷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吴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