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西丰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西更民二初字第00027号原告李恩库，男，1972年2月19日生，满族，农民。委托代理人陈杉，系辽宁博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西丰县金星乡联合村民委员会。负责人董立家，系该村民委员会主任。委托代理人杨向松，系该村委会经管员。第三人杨守义，男，1964年4月10日生，满族，农民。第三人杨殿臣，男，1960年6月29日生，满族，农民。第三人杨殿义，男，1963年4月1日生，满族，农民。委托代理人梁福祥，男，70岁，满族，农民，住址同上。第三人崔宝禄，男，1969年3月25日生，满族，农民。第三人张金义，男，1957年1月15日生，满族，农民。委托代理人崔敬邦，男，1955年6月25日生，满族，农民。第三人张军，男，1977年3月18日生，满族，农民，住址同上。第三人朱永才，男，1950年8月10日生，满族，农民。委托代理人杨守信，男，1962年12月10日，满族，农民。原告李恩库与被告西丰县金星乡联合村民委员会（下简称联合村），第三人杨守义、杨殿臣、杨殿义、崔宝禄、张金义、张军、朱永才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恩库及其委托代理人陈杉，被告委托代理人杨向松，第三人杨守义、张军，第三人杨殿义及其委托代理人梁福祥，第三人张金义及其委托代理人崔敬邦，第三人朱永才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守信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杨殿臣、崔宝禄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恩库诉称：2000年1月份，高玉成、魏德让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家乡延包蚕场，当时我在沈阳做生意。当时蚕场效益不好，没有投资前景，又十几年后才能经营，我不想承包。村主任高玉成多次给我打电话，让我牵头做表率，为回报家乡，我回来了。我首先打听哪把蚕场好，听说李春新和杨守义承包的两把蚕场好。杨守义和杨殿臣合伙承包一把蚕场，二人当时在屯西头一家房子上干活，我便去问二杨，这把蚕场是否还续包，二杨说时间太长不包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于当年4月6日与被告签订了《柞蚕场延包协议书》，取得该村杨树林和杨树林上沟两把蚕场的2014年至2020年的承包经营权，当日交付全额承包费9400.00元。今年二月份，我回家乡欲经营我的蚕场，方知被告在与我未解除合同的情况下，于2007年把我承包的两把蚕场发包给了第三人。我与被告签订的协议书是经村委会集体研究决定，广播招标，村民代表讨论通过，报金星乡政府审核批准的，承包费比第三人早交六年，比第三人承包费高45%，为每年承包费671.43元，是合法有效的。2006年村领导换届，村领导曾找村民代表讨论想解除我与被告签订的协议，我没有同意。在没有解除协议情况下，被告擅自将我的两把蚕场经营权发包给第三人，且签订了协议，每年每把蚕场承包费为371.33元。被告无视法律的尊严，明显偏低的承包价格，严重侵害我的合法权益，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是无效的。要求法院确认我与被告签订的协议有效，被告返还我的两把蚕场经营权，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无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联合村民委员会辩称：原告所述属实，但原告在承包蚕场前找杨守义、杨殿臣一事我不知道。对原告的请求，听从法院判决。第三人杨守义辩称：原告当时是否找过我，时间长我已记不清了。他是否承包蚕场我不知道，但是没开村民大会。认定村委会与我们签的合同无效我不同意。第三人杨殿义辩称：同意杨守义意见。第三人张金义辩称：村委会与原告买卖蚕场我不知道，不同意原告请求。第三人张军辩称：不同意村委会与我们签的合同无效。第三人朱永才辩称：原告承包蚕场我不知道，不同意原告请求。原告为自己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中共金星乡委员会（1999）1号文件一份、《柞蚕场延包协议书》一份，证明村委会按乡党委的要求，经村委会研究同意，村民代表讨论通过，报乡政府批准，原、被告于2000年4月6日签订此协议，原告承包经营杨树林及其上沟两把蚕场，期限自2014年至2020年，承包费9400.00元，当日交清，村委会维护原告的自主经营权，该协议在乡政府备案。被告质证称：无异议。第三人质证称：不知道。2、《铁岭市农村专用收款收据》一份，证明原告交承包费9400.00元，金星乡政府经营管理站加盖审核批准专用章，乡政府对协议审核批准。被告质证称：无异议。第三人质证称：不知道。3、联合村委会2006年10月7日《会议记录》一份，证明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村民是知道的，五组村民想解除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该记录由当时村干部崔霞写的。被告质证称：该记录在村里的记录本上是存在的，记录上有五个村民代表的签字。第三人质证称：记录是伪造的。4、时任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高玉成当庭证言：1999年乡党委、政府召开会议，下发文件，为化解村级债务，要求各村在蚕场承包13年基础上再延包七年。我开会回来，召开了双委班子会议，郑志国、杨向松、高某某、王福全、李淑贤参加，落实延包蚕场会议精神。经讨论我们每个委员包一个小组，我住第六组，我就负责落实第五组、第六组（这两个小组为一个自然屯，承办人注）蚕场延包工作。我用广播喇叭进行宣传、招标，一直到2000年。由于13年后才能经营获利，时间太长，没人延包。这期间，乡政府每次开会都督促落实，最低延包两把以上。我主持召开了第五小组村民代表会议，用广播喊来了魏德让、杨守宝、陈伟、聂宝库，这几个有钱、有号召力的人，经了解现有村民没有人承包，大家提到外出打工较早、有钱的原告。通过村民代表魏德让找到他，但他不太同意，后来让他回来，他就回来了。经过我们协商，他承包了两把，2000年3、4月份我们双方签订了合同，价格是9400.00元。合同签订后，我又用广播作了公告，没有人与原告竞标，没有人反对。被告质证称：无异议。第三人杨殿义质证称：证人说的是假话，私自卖蚕场。第三人朱永才质证称：证人打电话找人包蚕场不成立。第三人杨守义、张金义、张军质证称：没有异议。5、证人魏某某当庭证言：我是原告姐夫，与杨殿臣、杨守义是亲属。当时村主任高玉成找我，说为化解村里外债，延包蚕场七年，让我找人。我给原告打电话，他当时不同意，我说你回来，给村里交点钱，减轻村里负担，他同意就回来了，找高玉成买了两把蚕场。高玉成为村里延包蚕场，在广播喇叭宣传了一年。被告质证称：无异议。第三人杨殿义质证称：我们认为高玉成没有广播。第三人朱永才质证称：证人说的全是假的。其他第三人无异议。6、证人陈某当庭证言：2000年4月份，高玉成找我说原告买蚕场，让我过去帮着研究一下。我去高玉成家，当时杨守宝、聂宝库、魏德让在场。经研究，把蚕场卖给了原告，双方签订了合同。被告质证称：无异议。第三人杨守义、朱永才、杨殿义质证称：证人说的是假话。其他第三人无异议。7、证人聂某某当庭证言：1999年至2000年，村主任高玉成对五组、六组蚕场延包广播多次，说明了具体延包和价格事项。被告质证称：无异议。第三人质证称：全是假话。被告未向法庭提供证据。第三人为自己抗辩向法庭提出如下证据：1、证人高某某证言：2007年8月份，我当时是村主任，尤伟是书记。当时五组村民四十来户，找我俩，让我俩完善蚕场承包合同。具体哪年的合同记不清了，后来完善了合同，每个村民出承包费360.00元，与村民重新签订合同。当时有会议记录，就是2006年10月7日的会议记录。2007年我与杨向松、魏德让去沈阳找过原告，给原告返钱，返的什么钱我不清楚。原告质证称：他们几个人去沈阳找我，要我终止合同，我没同意。被告质证称：2006年10月7日的会议记录，不是他那届会议记录，是崔霞那届的。第三人杨殿义质证称：证人去沈阳送钱，怎么不知道是什么钱呢。其他第三人质证无异议。2、《柞蚕场承包合同书》一份，证明张某某、张某某、张某三户19人，于2007年8月7日承包杨树林上沟那把蚕场，每人交承包费360.00元，期限15年，自2014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原告质证称：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无效合同。被告质证称：无异议。3、《柞蚕场承包合同书》一份，证明杨守义、杨殿义、杨殿臣、崔宝禄四户20人，于2007年9月10日承包杨树林蚕场一把，承包费每人360.00元，承包期限15年，自2007年9月10日至2022年10月31日。原告质证称：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合同无效。被告质证称：无异议。根据当事人的陈述，结合相关证据，本院确定本案如下事实：1999年至2000年，联合村双委班子，依照乡党委、政府的工作安排，为化解村级债务，要将原已承包出十三年的蚕场再延包七年，即2014年至2020年。经过双委班子七人研究，为落实此项任务，除用大喇叭进行宣传外，各委员各负责一个村民小组。根据居住情况，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高玉成负责五、六组此项工作。由于承包十三年后才有经营权的蚕场，村民均不承包。为了完成乡党委、政府要求延包两把以上蚕场的工作安排，高玉成除长期多次用广播宣传外，主持召开了有钱、有号召力的五组四位村民代表会议，让这些人出去宣传，确定有谁能承包蚕场。经过讨论，现有五组村民没有人承包，想到了在外多年打工的李恩库，考虑他能有钱，通过李恩库姐夫魏德让，用电话找到李恩库。李恩库原不想承包，高玉成、魏德让做多次工作，李恩库回到家乡，同意承包蚕场。李恩库首先打听哪把蚕场好，经了解杨守义和李春新各承包的一把蚕场好，李恩库便找到原承包人，原承包人明确不再延包后，便确定了这两把蚕场。2000年4月6日，在村民代表共同参与下，村委会与李恩库签订了《柞蚕场延包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李恩库承包杨树林（李春新承包至2013年）和杨树林上沟（杨守义承包至2013年）两把蚕场，期限自2014年至2020年，承包费9400.00元，当日交付，村委会维护李恩库自主经营等。合同一式三份，村委会、李恩库各一份，报乡政府备查一份。村委会当日给李恩库出具了《铁岭市农村专用收款收据》一份，村委会在该据上标明了李恩库延包蚕场的名称，原承包人、延包时间、期限及费用。日后乡政府经管站经审查在该据上加盖了审批专用章。协议书签订后，村委会用广播喇叭再次将协议内容告之于村民，村民未提出异议，也未有竞标者。2006年10月7日该村五组村民杨贵生、杨守义、崔霞、梁福祥、杨守信、崔敬邦，在村党支部书记（另一届，承办人注）主持下召开会议，研究收回李恩库延包的蚕场，退回承包费等事宜。2007，村干部杨向松、高某某及村民魏德让三人去沈阳找李恩库退承包费，李恩库未同意。2007年8月7日，村委会（另一届，承办人注）将杨树林上沟蚕场承包给了张金文、朱永才、张军，于当日双方签订了《柞蚕场承包合同》，承包期15年，自2014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承包费为6840.00元。2007年9月10日村委会将杨树林蚕场承包给了杨守义、杨殿臣、杨殿义、崔宝禄，承包期15年，承包费7200.00元，并于当日双方签订了《柞蚕场承包合同》，承包期限为2007年9月10日至2022年12月31日。2014年2月份，李恩库从沈阳回来准备经营自己承包的现已到期的蚕场时，发现蚕场已被村委会在未通知李恩库情况下发包给了第三人。本院认为：民事行为应诚实守信，应遵守法律，不得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柞蚕场延包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为合法、有效。首先，延包蚕场是乡政府、党委为化解村级债务，要求各村委会落实的决定，是村委会双委班子研究讨论通过，并用广播喇叭常年多次宣传、告之。其次，经村委会研究，时任村主任、党支部书记高玉成负责五、六村民小组（福禄自然屯，承办人注）落实工作。高玉成召开了在组里较有威信、有号召力、有经济实力的村民代表会议，在现有村民没有延包蚕场情况下，村主任及村民代表确定了原告。再次，原告回村后在延包蚕场前，询问了较好两把蚕场原承包人，即第三人杨守义、杨殿臣，得知二人不续包情况下，自己延包两把蚕场，与被告签订了合同。第四，原、被告签订合同后，村主任再次用广播喇叭告之村民，无任何村民提出异议或竞标。第五，原、被告签订合同后，村委会将合同交给乡政府备查一份，乡政府经管站经审查在原告交承包费的《专用收款收据》上加盖了审批专用章。第六，原告承包两把蚕场七年，承包费9400.00元，物价上涨的七年后，同样这两把蚕场15年的承包费为14040.00元。原告每年的承包价1342.86元，远高于第三人936.00元的每年承包价，不存在私下收授、徇私舞弊。原、被告双方在公开、透明、程序合法情况下签订的《柞蚕场延包协议书》，自签订之日生效。本院又认为：被告于第三人签订的《柞蚕场承包合同》无效。首先，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柞蚕场延包协议书》与被告和第三人双方签订的《柞蚕场承包合同》所涉及的蚕场为相同蚕场，形成“一女二嫁”，而《柞蚕场延包协议书》早于《柞蚕场承包合同》，因此，在没有通过法定程序解除《柞蚕场延包协议书》效力情况下，《柞蚕场承包合同》自始自然无效。其次，2006年10月7日，在新一届村委领导主持下，召开了村民代表会议，讨论了如何处理原告承包的蚕场事宜，说明村委会、村民是知道原告在2000年承包了五组两把蚕场的。又2007年村委会派人到沈阳找原告，欲退还原告交付的承包费，遭到原告拒绝，说明原告是不同意解除原承包合同的。在此情况下，村委会“强买强卖”无视法律的尊严，严重地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法律依据、事实依据，确凿充分，本院应予支持。第三人的抗辩，因无证据以佐证，本院无法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李恩库与被告金星乡联合村民委员会签订的《柞蚕场延包协议书》自始有效，原、被告双方应认真、全面地履行该协议确定的权利和义务；二、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柞蚕场承包合同书》自始无效，被告与第三人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将诉争两把蚕场交付给原告，由原告自主经营；三、第三人因未尽承包年限，剩余承包费事宜，应与被告协商，妥善处理。案件受理费3000.00元，由被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翁宪章审 判 员  ＸＸＸ人民陪审员  富 蕾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五日书 记 员  赵春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