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淄民一终字第1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维真，无业。委托代理人：李波，山东青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金花，农民。委托代理人：于春梅，山东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刘心勇，无业。上诉人何维真因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青县人民法院（2013）高民初字第10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何维真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波，被上诉人郑金花及其委托代理人于春梅，原审第三人刘心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一、原告何维真与第三人刘心勇为事实婚姻关系。原告与第三人于1985年同居生活至今。二、第三人刘心勇于2010年10月24日向被告郑金花借款37万元，借款时未向郑金花说明与原告之间存在财产约定；高青县人民法院于2012年10月22日作出（2012）高民初字第974-1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本案原告名下的涉案房产；2012年12月1日，原告何维真向高青县人民法院提出案外人对诉前财产保全异议书；2012年11月23日，高青县人民法院作出（2012）高民初字第974号民事判决书确认“被告刘心勇偿还原告郑金花借款3700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2012）高民初字第974号案在执行过程中，原告何维真于2013年9月25日向高青县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称在诉讼期间查封的涉案房产系其所有，并非其与刘心勇的夫妻共同财产，要求解除对该房产的查封，高青县人民法院作出（2013）高执字第51-1号执行裁定书，驳回原告何维真的异议申请。三、2010年6月22日，原告何维真在向工商银行贷款时，以涉案房产做抵押，在“抵押物共有人”一栏有第三人刘心勇的签名。四、原告与第三人于1992年12月28日签订有夫妻经济AA制协议书；于2009年3月1日签订有婚后财产协议。在婚后财产协议第三项中约定“何维真名下所有的位于高青县中心路东侧人武部院西侧高政字第××号房产权归何维真个人所有，不作为夫妻共有财产处理。”五、本案的涉案房产，即高青县房权证高政字第**的房屋所有权人为何维真，无共有人，落款日期为2003年3月7日；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受让方为何维真，于2002年12月31日签订，在土地使用权证（高国用（2003）字第0011号）上的土地使用者为何维真，落款日期为2013年1月16日。原审法院认为，一、执行异议之诉的目的应该是解决执行依据问题。鉴于本案的特殊情况，原告与第三人系夫妻关系，有别于因其他债务原因产生的本类诉讼。故厘清夫妻之间的财产权属对夫或妻一方所负债务的影响是解决执行依据的关键。家庭作为特殊的社会关系，经济上的统一性是其稳定的基石。“夫妻本是同林鸟”是对夫妻关系的写照，夫妻作为一个整体，“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具有“一致对外”的宣示功效。虽然现行婚姻法对夫妻分别财产制及夫妻个人财产制作出了明确例外性规定，但不能否认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制仍是夫妻之间财产关系的基础。故而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除非能证明有例外情形存在，否则应首先推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在婚姻法解释（一）第十八条规定“婚姻法第十九条所称的‘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夫妻一方对此负有举证责任。”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只有当夫妻一方有证据证明第三人知道其夫妻为约定财产制时，才具有对抗第三人债权的效力。二、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间的约定财产制。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从本条规定可以看出，法律对夫妻间对财产的约定予以明确保护，保护的范围限于夫妻双方之间；对于夫妻间之外的第三人，应适用本条的第三款规定，以证明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存在为对抗要件。三、关于夫妻间的房产权属。物权法第十六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这是严格意义上的不动产物权的归属凭证，然而，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不动产的登记并未按法律规定严格执行，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获取的不动产往往只登记在一方名下，在形式上出现了夫妻财产归于一方的怪异现象，这也为逃避执行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因此，不能仅凭不动产登记簿来判断夫妻之间不动产物权的归属。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来说，物权的对世权是针对夫妻外的第三方产生的。但是法律又规定了夫妻之间可以约定财产的归属，故，只要夫妻之间一方以书面的形式或其他方式明确承认另一方对财产的所有权，则该财产的所有权应认定为夫或妻一方的财产，但其范围仅限于夫妻之间，并不具有对抗夫妻外的第三人的效力，除非能够证明该第三人对此约定的明知。四、关于涉案房产的归属。1、从原告提供的证据、庭审陈述以及第三人的当庭陈述中，可以看出，涉案房产的取得是在原告与第三人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即使该房产是登记在第三人名下，只要第三人认可与原告之间的财产约定协议，那么该涉案房产亦应认定为属于原告个人所有。原告对涉案房产的所有权不只是因为房产证及土地使用证等不动产登记簿上登记的是原告自己的名字，而更是因为原告的丈夫即本案的第三人刘心勇对他们之间财产约定的认同。但原告对涉案房产的所有权仅在原告与第三人夫妻之间有效，不具有对抗夫妻外第三人的效力。原告以此取得了对该财产的赔偿请求权，即如果因为第三人的原因致使该房产被执行，则原告可以请求第三人予以赔偿。2、从本案的诉争意义上来看，原告起诉的目的是阻却法院的执行行为，其请求确认涉案房产的产权是针对本案的被告（即夫妻外的第三人）申请执行行为，故其请求确认涉案房产的产权的公示效果是对世效力。但在原告证明其与第三人之间就涉案房产产权的约定能够起到公示效力的证据方面，明显不足；且在原告与第三人签订了婚后财产协议后，又在向银行贷款时允许第三人刘心勇以涉案房产共有人的身份签名，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对外公示效力，这也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婚后财产协议的内容相冲突；再者，第三人在向本案的被告借款时亦未向被告声明与本案原告之间存在财产约定的事实，也无证据证明被告对该约定是明知的。故被告申请执行该涉案房产并无不当，原告的诉求证据不足，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何维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原告何维真负担。何维真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判决高青县房权证高政字第**房产归上诉人个人所有。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审非所诉，审非所辩，认定事实错误。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是“确认所有权之诉”而非“执行程序和依据之诉”，案件审理重点应当紧紧围绕所有权归属问题，不应涉及和挂钩相关执行措施。原审认为诉讼审理的目的是解决执行依据问题，认为是确认夫妻财产权属对一方债务的影响法律关系问题，在存在上述错误理解下审理案件，显然是审非所诉，背离了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案由和本质含义，以致产生了错误的判决结果。二、一审曲解法律，法官造法，适用法律错误。本案诉讼的核心是依法确定所有权的归属，确定财产的所有权，必须依据法律规定的判断标准来衡量事实和证据，而不是依据个人自由心证标准。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却推出“对夫妻内所有权”，“对第三人所有权”论点，该法律观点曲解法律，法官造法，适用法律错误。三、上诉人主张所有权的事实和理由及证据情况。（一）本案的客观事实是：第一，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不是正式婚姻关系，结婚之初双方约定收入支出各人掌握互不干涉，且双方于1992年以书面形式，明确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约定，多年来，双方一直遵守该约定。第二，涉案房产是上诉人自己购买的，上诉人自己申请办理了房产的土地和房产手续。办理购房事宜的整个过程和经济损益与第三人无关；房产购得后一直由上诉人个人独立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利，原审第三人无任何所有者权益。关于涉案房产所有权属于上诉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09年有明确的书面约定。（二）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9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16条“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第17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证明”的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19条“夫妻可以约定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17条、18条的规定”。（三）证据情况：上诉人为证明上述主张，一审中提供了书证、证人证言等证据，被上诉人既说不出反驳事实，更无证据反驳上诉人的证据和事实。郑金花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审理事实清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7条的规定。本案属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上诉人为了达到阻止执行而提起的诉讼，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阻碍被上诉人申请执行行为的进行。一审法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依法对执行依据进行了审理并未涉及相关执行措施，符合法律规定。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引用的法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何来造法之说。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对物权的规定系对物权的基本规定，属于基本法范畴。婚姻法对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属于物权法第九条但书部分“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在涉及婚姻不动产的情况下应优先适用《婚姻法》的规定。涉案房屋虽登记在上诉人何维真名下，但涉案房屋系在上诉人何维真与原审第三人刘心勇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依据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四、上诉人虽提供了相应证据证明上诉人夫妻之间有关于夫妻财产的书面约定但是真实性值得怀疑。在2010年6月22日上诉人向银行申请个人贷款签订《借款担保合同》时，以涉案房产作为抵押，原审第三人刘心勇作为抵押物共有人签字，足以说明，上诉人认同登记在其名下的涉案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同时证明上诉人提供的夫妻婚后财产协议的虚假性。五、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十八条规定，婚姻法第十九条所称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夫妻一方对此负有举证责任。一审庭审中原审第三人刘心勇明确表示在向被上诉人借款时未向被上诉人明示有夫妻财产约定，上诉人何维真及第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在向第三人借款时知道该约定。故不管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婚内协议是否真实都对被上诉人无效，不能作为第三人逃避偿还债务的借口。综上，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标的物系其个人单独所有，也不能作为阻止法院对涉案标的物执行的依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刘心勇答辩称：没有答辩意见。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上述事实，有《夫妻经济AA制协议书》、《婚后财产协议》、划拨土地使用权补办出让手续及土地登记申请审批表、高国用（2003）字第0011号土地使用权证、高青县房房权证高政字第**权证、（2012）高民初字第974号民事判决书、（2013）高执字第51-1号执行裁定书、个人借款担保合同、调查笔录及各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在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案由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是案外人对于执行依据所确定的执行标的主张自己享有实体上的权利，而请求法院对该实体上法律关系进行裁判，以阻止法院对执行标的进行强制执行的救济方法。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目的不是单纯地确认标的物的所有权或者交付标的物，而是进一步通过诉讼排除对特定标的物的执行。对此，法院审理此类案件，不仅要针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对诉讼标的的权属作出判断，而且应对是否足以阻止执行进行裁决。故上诉人何维真上诉称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是单纯的确认所有权之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上诉人何维真对涉案房产是否享有实体权利并足以阻止对涉案房产的执行。不动产权属证书虽然是权利人享有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但并不具有绝对的证据力，仅是依据不动产登记的权利推定规则，推定为不动产权属证书中载明的权利人为真正的权利人。本案中，上诉人何维真与原审第三人刘心勇于1985年开始即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构成事实婚姻关系。涉案房产虽登记在上诉人何维真名下，但系上诉人何维真与原审第三人刘心勇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应为夫妻共同财产。上诉人何维真上诉称其与原审第三人刘心勇就涉案房产签有婚内协议，约定由其单独所有，对此，首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仅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的规定，夫妻对婚内财产的约定，仅在夫妻双方之间产生效力，并不能对抗第三人，除非第三人知道该情况，否则应由夫妻共同偿还。故本案中，上诉人何维真虽与原审第三人刘心勇就涉案房产等签订有婚内协议，但该协议仅在双方之间产生效力，在其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郑金花知道其与原审第三人刘心勇财产归各自所有的情况下，不具有对抗被上诉人郑金花的效力。其次，上诉人何维真的上述主张，与上诉人何维真于2010年以涉案房产为抵押物办理贷款时原审第三人刘心勇仍在《个人借款担保合同》上抵押物共有人处签名的事实不符，上诉人何维真对此并未作出合理解释，故上诉人何维真主张涉案房产由其个人单独所有证据不足，涉案房产应为上诉人何维真与原审第三人刘心勇的共同财产。故上诉人何维真诉求判决涉案房产由其所有，并停止对涉案房产执行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上诉人何维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上诉人何维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胡 静代理审判员  杨继生代理审判员  王 娜二〇一四年六月三日书 记 员  刘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