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豫09行初188号原告马新焕，女，汉族，1963年12月10日出生，住濮阳县。原告王志坤，男，汉族，1965年4月7日出生，住濮阳县。委托代理人王景龙，河南国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濮阳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濮阳县红旗路**。法定代表人孙庆伟，县长。委托代理人李培，濮阳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王庆霞，河南卓诚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濮阳县国土资源局，住，住所地濮阳县工业路与昌盛路交叉口东50米/div>法定代表人李立，局长。委托代理人李小菲，濮阳县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王庆霞，河南卓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马新焕、王志坤诉被告濮阳县人民政府（简称濮阳县政府）及第三人濮阳县国土资源局（简称濮阳县国土局）行政补偿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13日、3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马新焕及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景龙，被告委托代理人李培、王庆霞，第三人委托代理人李小菲、王庆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马新焕、王志坤诉称：2007年5月26日，原告与濮阳县城关镇裴西屯村委会签订土地租赁协议，租用土地36.52亩，租赁期限2007年5月26日至2017年5月25日。2010年春原告先后在租用土地中的16.5亩土地上种植3800棵黄金柿树、66棵枣树、100棵花椒树、40棵杨树，开采大小井各一眼，铺设800米地埋线用于抗旱生产用电。2011年底，被告征收了包含原告租用土地在内的裴西屯村土地，2013年10月办理了征地手续，但一直未给予合理补偿。2018年7月16日，原告以EMS邮政快递的形式向被告及第三人邮寄了《征地补偿申请书》，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3800棵黄金柿树、66棵枣树、100棵花椒树、40棵杨树、大小井各一眼等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款。原告在快递单上注明了马新焕、王志坤关于租赁裴西屯村土地上附着物征收补偿款申请书。邮寄当日，被告、第三人分别拒收、签收，被告、第三人超过两个月对原告申请未作出任何决定。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起诉讼，请求依法责令被告、第三人履行法定职责，向原告支付3800棵黄金柿树、66棵枣树、100棵花椒树等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共计956600元。原告庭审中将其要求补偿地上附着物的种类、数量、规格、补偿数额具体明确如下：1.黄金柿树3800棵，地，地径4-6厘米，按照濮政文〔2014〕69号文件附件3规定的标准每棵240元，补偿数额912000元。2.枣树66棵，地，地径10-12厘米，按照濮政文〔2014〕69号文件附件3规定的标准每棵600元，补偿数额39600元。3.花椒树100棵，地，地径2-5厘米，按照濮政文〔2014〕69号文件附件3规定的标准每棵50元，补偿数额5000元。被告濮阳县政府答辩称：1.原告与被告组织实施征收涉案土地的行为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不具有提起行政补偿诉讼的主体资格。原告根据土地租赁合同产生的承租权，并不是对涉案土地享有权利，承租人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土地权利人。承租权并非政府在组织实施征收行为时应当考虑、保护和解决的内容，实质上是行政行为作出后对一般普通民事权利所产生的影响，不具有行政法律上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利害关系，应当理解为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能扩大为所有直接或间接受行政行为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原告与被告征收土地的行为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要求行政补偿没有法律依据。2.原告以行政征收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应驳回起诉。被征用土地系濮阳县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根据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要求，在用地计划报批时，同步开展农用地转用征收，并于2013年度完成土地征收审批及征地补偿等相关工作。原告所称的行政行为距今长达八年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3、被告依法对本案土地征收，并根据濮政〔2010〕36号文件规定，对原告地上附着物给予补偿，原告再要求补偿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被告征地前向原告承租土地所在的村委会发布《征地告知书》《征地听证告知书》等，并经河南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濮阳县2013年第二批城乡挂钩试点项目征收土地的批复》豫政土〔2013〕1005号批准对涉案土地进行征收。被告根据《濮阳市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地地上青苗和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濮政〔2010〕36号）规定，对原告承租土地上的附着物清点，并给予充分补偿。现原告对附着物清单以外所谓的附着物要求补偿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第三人濮阳县国土局答辩称意见与被告答辩意见基本一致，并称将濮阳县国土局列为第三人主体不适格。庭审前，原告2018年11月14日向本院申请调取华龙区林业局、濮阳市林业局保存的2011年—2012年位于濮阳县城关镇裴西屯村大庆路南段路东利群编织袋厂东侧的卫星地图。本院向华龙区林业局、濮阳市林业局作出调取证据通知书，华龙区林业局、濮阳市林业局分别向本院提交情况说明，情况说明均显示没有原告申请调取的证据。被告庭审中出示以下证据：1.濮阳县政府机构代码证、法人代表身份证明，证明被告法人资格；2.2013年9月16日《濮阳市人民政府转发》（濮政土〔2013〕152号），证明征地补偿行为合法；3.2013年8月26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濮阳县2013年度第二批城乡挂钩试点项目征收土地的批复》（豫政土〔2013〕1005号），证明履行征地相关程序的审批，征地行为合法；4.2013年10月17日《濮阳县人民政府征收土地方案公告》（〔2013〕17号），证明履行征地相关程序报请，征地行为合法；5.2013年10月17日濮阳县国土局作出的《濮阳县国土资源局征地补偿方案公告》（〔2013〕第23号）,证明征地、补偿方案行为合法;6.2013年10月17日濮阳县国土局作出的《补偿安置方案》（〔2013〕第23号）,证明征地、补偿方案行为合法;7.2013年10月28日濮阳县国土局作出的听证送达回证，证明征地、补偿方案行为合法；8.2013年10月28日濮阳县国土局作出的《征地补偿听证告知书》（濮县国土资听告字〔2013〕第48号），证明征地、补偿方案行为合法；9.2013年11月5日濮阳县国土局作出的《征地听证情况说明》，证明履行征地相关程序；10.2013年11月4日濮阳县国土局作出的《放弃征地听证证明》及《说明》，证明被征地农民同意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放弃听证，对补偿方案无异议；11.2013年11月4日濮阳县政府作出的《关于濮阳县2013年度第二批城乡挂钩试点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复》（濮县政土（建）字〔2013〕103号），证明依法批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12.濮阳县国土局出具的收据，证明按照方案划拨征地补偿款；13.记账凭证、裴西屯地上附着物赔偿费用明细表、支票底联、收款收据、申请，以上共六页，证明原告要求补偿超出范围；14.2010年11月1日濮阳县政府作出的《关于坚决制止和查处县城规划区内违法用地违法建设行为的通告》，证明该通告系规范性文件，应当属于有效文件，原告承包地种植应经批准，否则征地不予补偿；15.2017年8月24日城关镇政府出具的证明及工作人员宋怀波、靳刚义的两份证明，证明认定原告柿子树等属抢栽抢种不予清点补偿；16.2018年6月30日城关镇裴西屯村参与清点附着物人员的证明，证明认定原告柿子树等属抢栽抢种不予清点补偿；17.2012年12月3日原告马新焕保证书，证明原告对征地行为没有异议；18.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9民终2216号判决书、收到条，证明村委会已向原告全部支付附着物补偿款；19.2015年11月23日关于政府征收原告土地补偿费用的情况说明，证明马新焕2015年11月23日附着物补偿款；20.2016年12月29日关于马新焕反映宋怀波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证明马新焕所反映的柿子树等果树属于抢栽抢种，不应补偿。21.（2018）豫09行赔初5号行政赔偿裁定书一份，证明原告向被告已主张赔偿，不能再以同一事实再次主张进行补偿。政策依据：1、濮阳市人民政府濮政（2010）36号文件，证明原告主张柿树3800棵不符合该文件所规定的补偿标准，该文件关于树木类补偿柿树每亩不超过25株，按照地径有关标准予以补偿，原告所陈述的种植亩数及种植棵数并不适用该文件。2、河南林业生态省建设重点工程检验验收办法规定主要树种造林密度表中规定柿树每亩合理33-73棵，枣树15-39棵。证明如果原告将种植柿树、枣树等作为造林的情况下仍不能超过上述标准，因此原告所主张的种植棵树与规范性及政策性的规定不相符。原告庭审中出示以下证据：1.土地租赁协议，证明了原告向裴西屯村委会租赁36.52亩土地，位于大庆路南段路东、利群编织袋厂东侧，租赁期限为2007年5月26日至2017年5月25日，原告享有自主经营权。2.濮阳县林业局、农业服务中心证明，证明了原告在2010年3月份种植柿树等26.5亩，2010年5月初濮阳县林业局和农业服务中心等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到现场测量验收的事实，说明原告在土地征收两年前就种植了3800棵柿树等果树属实。3.吴运甫、邢某、魏志刚、王东河、谢某、王某1、任某、高继红、崔保臣证人证言九份，邢某、魏志刚、谢某、王某1、高继红、任某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其他证人没有身份证复印件；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09民终94号案件庭审笔录一份。以上证据证明（1）吴运甫（××）2010年春天卖给邢某、王志坤黄金柿树共5000棵；（2）邢某（××）证明2010年春天邢某与原告王志坤一起在吴运甫处共购买5000棵黄金柿树，邢某用了1200棵，王志坤用了3800棵种在了裴西屯村租的地里。在征地时，地，地里还种有白菜眼井，地，地埋电缆线800米殖场墙东果树（枣树）70棵，墙西、墙南种有杨树；（3）魏志刚（××）证明在2010年春天雇人帮原告种植3800棵黄金柿树，每棵树的种植费用为1.5元；（4）王东河（××）2010年秋在柿子树西南角打一眼小机井，柿子树全部成活；（5）谢某（××）2010年春天浇柿子树、杨树、花椒树、枣树，2010年秋打井，不存在干枯死亡的果树；（6）王某1（××）2011年春天浇柿子树、杨树、桃树，不存在干枯死亡的果树；（7）任某（编织袋厂车间负责人）对相关区域方位进行描述包括一片杨树、枣树、柿子树；证明2010年春天有人在浇柿子树、杨树、枣树，当时还与其聊天；（8）高继红（××）2010年春天王志坤种植柿子树、枣树、杨树的时候，以及浇树灌溉的时候，高继红都在现场；（9）崔保臣（原告土地西邻）原告种植16.5亩柿树。上述证人均能证明原告在2010年春天栽有3800棵柿子树、100棵花椒树、66棵枣树、40棵杨树和800米地埋线等事实；（10）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09民终94号案件庭审笔录证明了上述部分证人出庭接受法庭询问，并对原告地上附着物的情况予以证明。4.濮阳县城关镇人民政府2017年8月24日证明，证明濮阳县城关镇人民政府认可受被告委托征收土地时，马新焕、王志坤租赁的土地地面上确实栽有柿子树，但其中显示的树高70—80厘米，地，地径1-2厘米是2010年春天原告买回来栽种时的规格征收时地径规格在4厘米以上。但在未通知原告在场并签字确认的情况下，认定为抢栽抢种，评估时未予以清点，直接忽略,没有给原告任何的陈述申辩的权利和机会。5.邢某2015年2月10日证明（濮阳县人民法院档案室），该证据由被告在原告起诉的（2018）豫09行赔初5号案件中作为证据提交，可以证明2010年马新焕确实委托邢某买了3800棵柿子树。6.《濮阳县国土资源局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2013〕第23号，证明被告系土地征收主体和地上附着物的补偿主体，第三人系土地征收补偿实施单位。被告于2013年10月17日作出《濮阳县人民政府征收土地方案公告》，第三人作为土地征收补偿实施单位于2013年10月17日才作出涉案地块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而认定地上附着物是否属于抢栽抢种的时间节点应以征收土地方案公告的时间为准，在征收土地方案公告以前栽种的地上附着物，不属于抢栽抢种，依法应予以补偿。7.征收补偿申请书一份、向被告及第三人邮寄的EMS快递单及网上查询投递记录各两份，证明在被告征收土地以后一直未对地上附着物所有人的原告给予合理补偿的情况下，原告于2018年7月16日向被告、第三人提出书面的征收补偿申请，被告虽然拒收，但EMS快递单内附品名注明了原告关于租用裴西屯村土地上附着物征收补偿申请书，被告拒收行为，应视为对原告申请补偿的拒绝。而第三人作为征收补偿实施单位签收，但未以自己或被告的名义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任何补偿决定或者答复，未履行征收补偿的法定职责。8.《濮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地地上青苗和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濮政文〔2014〕69号，证明其中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各县政府在征地告知书发布以后，应指定部门锁定土地现状，对于抢栽抢种的，不予补偿。附件3中证明关于柿树、枣树、花椒树等树木的补偿标准。第七条规定了本标准自2014年5月1日起执行，同时濮政〔2010〕36号文废止。根据《立法法》第93条的规定，法律、法规、规章有利于公民的权利或利益的，溯及既往。故对于原告地上附作物的补偿标准应以濮政文〔2014〕69号文为依据。9.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9民终2216号民事判决书、生效证明各一份，证明原告一直认为被告依法对原告地上附着物给予了合理补偿，只是裴西屯村委会未予以返还，才对裴西屯村委会提起诉讼，2018年1月9日判决生效后，才知道被告对原告地上附着物大部分以抢栽抢种未予以补偿的事实。原告知道被告认定原告抢栽抢种未予以补偿这一行政行为的内容是在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9民终2216号民事判决书于2018年1月9日生效时才知道。又因被告未告知原告起诉期限，原告在2018年9月起诉时未超过一年，故原告未超过起诉期限。另一方面，原告起诉是根据被告一直未履行支付补偿款、原告向被告提出书面补偿申请这一事实，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期限届满至原告起诉时，亦不满六个月，故原告起诉亦未超过起诉期限。10.地上附着物被清理之后现场录像光盘两张，证明被告在未依照法定程序对地上附着物组织清点、未补偿到位的情况下，强行组织拆除，但仍可见部分残存地上附着物。被告未依法组织清点地上附作物、未听取原告意见、未对原告种植的地上附作物进行鉴定、评估、未补偿到位，并强行拆除的行为，是造成原告无法就地上附作物的种类、数量、大小作出进一步举证的主要原因。虽原告已就损害情况举证，但就原告受到损害的情况仍依法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原告提供的证人邢某、任某、谢某、王某1出庭作证，并接受法庭和当事人的询问。被告提供的证人王某2、裴某出庭作证，并接受法庭和当事人的询问。上述原、被告当庭出示的证据、证人发表的证言经过庭审质证，综合本案证据，对本案证据作如下认定：关于被告出示的证据：原告对被告证据1、2、3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对被告证据4、5、6、7、8、9、10、11虽提出不同意见，但没有证据否定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被告提交的证据1—11能够证明原告主张的涉案地上附着物所在的土地在豫政土〔2013〕1005号征地批复范围内，能够证明被告及其所属国土部门进行了征收土地公告、安置补偿公告等程序，但被告关于征地补偿行为合法的证明目的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对被告关于征地补偿行为合法性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被告出示的证据12和证据13中的记账凭证、支票底联、收款收据、申请书仅能证明向裴西屯村委会拨付了一定款项，但不能证明上述款项中包含有对原告本案主张的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款。证据13中的地上附着物赔偿费用明细表不显示制作时间，不显示登记在原告名下的地上附着物情况，不能证明原告要求补偿超出涉案批次征收的补偿范围。证据14的发布时间是2010年11月1日，本案征地公告时间是2013年10月17日，不能认定原告主张的涉案地上附着物栽种时间是2010年11月1日之后，故该证据不适用本案。证据15、16能够证明原告涉案征收土地上种植有柿子树且未进行清点，但不能达到证明原告柿子树等属于抢栽抢种的目的。证据17显示的内容，不能证明与本案原告主张的地上附着物补偿有关，结合原告多年来通过民事诉讼等途径索要征地补偿款的情况，该证据不能达到被告关于马新焕对征地行为无异议的证明目的。证据18能够证明裴西屯村委会已向原告支付判决的补偿款，原告对收到判决款项的事实予以认可。证据19是裴西屯村委会2015年11月23日关于原告补偿费的说明，在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原告庭审中陈述的已从村委会领取补偿款和写有收据，原裴西屯村委会会计王某2认可马新焕领款时写了收据，但又称村里账目丢失，称该情况说明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不能证明原告领取款项的具体项目及数额，也不能证明马新焕地上附着物得到了全面补偿。证据20属于纪检部门内部调查报告，不是征地过程中形成的材料，不宜作为认定本案证明原告柿子树等果树属于抢栽抢种不应补偿的证据。证据21原告虽起诉过赔偿，法院以原告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不符合立案条件驳回起诉，并不能否定原告有提起本案行政补偿诉讼的权利。被告提供的证人王某2、裴某的证言效力，将综合本案证据，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认定。被告提交的政策依据，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可以作为处理本案的参考。关于原告出示的证据：原告证据1，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予以采信。原告证据2，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能够达到原告2010年3月份在租赁土地上种植有柿子树的证明目的，但不能达到原告所称的种植柿树等26.5亩的证明目的。原告证据3中的有9位证人证言，其中，证人邢某、谢某、王某1、任某本案庭审中出庭作证。邢某与原告系朋友关系，邢某认可其证言以2015年2月10日出具的证明材料为准。谢某曾是原告厂里的长期工，且与原告有一定的亲属关系，谢某认可2015年12月21日书写的证言内容。王某1系原告王志坤的侄子，其认可2015年12月21日证言内容。邢某虽与原告是朋友关系，但邢某作为××及买树苗的经历者，其2015年2月10日出具的证明显示柿树苗地径1-2厘米的证言内容及庭审中关于每棵柿苗3元的价格具有合理性，予以采信。谢某、王某1与原告有一定的亲属关系，二人证言的证明效力较低。任某证言能够证明2011年春天原告租用土地上种植有柿树。本院将结合本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对原告提交的其他证人证言的内容综合予以认定，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详述。原告证据3中的庭审笔录具有真实性，可以作为本案事实认定的参考依据。原告证据4与被告出示的证据15内容一致，能够证明原告租赁土地上有柿树，但原告认为柿树的地径1-2厘米是2010年春天栽种时的规格，征收时规格在4厘米以上。原告证据5系邢某2015年2月10日出具的证明，证人邢某出庭陈述对该证据认可，予以采信。原告证据6能够达到其地上附着物不属于抢栽抢种的证明目的。原告证据7是诉前向被告和第三人申请补偿的程序性材料，能够证明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的补偿申请未作出处理。原告证据8濮政〔2014〕69号文件显示该文件2014年5月1日执行，本案被告存在未批准征地先清点补偿行为，河南省政府豫政土〔2013〕1005号征地批复时间是2013年8月26日，案涉土地的征收土地公告和补偿安置方案公告作出时间是2013年10月17日，该文件能否适用于本案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详细阐述。原告证据9能够证明其涉案租赁土地被征收后，一直通过民事诉讼途径向裴西屯村委会主张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原告证据10不能显示涉案原告地上附着物清理前的附着物种植及长势情况，也不能显示原告主张的涉案地上附着物清理后的附着物情况，与本案原告主张的地上附着物补偿不具有关联性。本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5月26日，濮阳县城关镇裴西屯村委会与原告签订土地租赁协议，约定租用裴西屯村委会位于大庆路南段路东利群编织袋厂东侧土地共计36.52亩，租赁期限2007年5月26日起至2017年5月25日止，前两年每年每亩租金1000元，后八年每年每亩租金1200元，每年5月25日前将全年租金一次性付清等。因涉及政府征收土地用于建设，2011年底城关镇政府及裴西屯村委会人员对原告主张的涉案土地地上附着物进行了清点，被告提交的地上附着物赔偿费用明细表中不显示原告所称的3800棵柿树、66棵枣树和100棵花椒树。2013年8月26日，河南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濮阳县2013年度第二批城乡挂钩试点项目征收土地的批复》，同意濮阳县征收包括裴西屯村集体耕地5.3646公顷、其他农用地0.1817公顷在内土地共计11.4111公顷，作为该县2013年度第二批城乡挂钩试点项目建新区用地。2013年10月17日濮阳县政府作出《征收土地公告》，该公告第六项规定，征地公告发布之日起，新增加的附着物不予补偿。2013年10月17日濮阳县国土局作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原告租赁的裴西屯部分土地在上述批次征地批复、征地公告、补偿安置公告确定的征收土地范围内。原告因征地地上附着物补偿问题，曾以裴西屯村委会和王某2（原村会计）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2017年12月12日本院作出（2017）豫09民终2216号民事判决，判决维持濮阳县人民法院（2016）豫0928民初2018号民事判决。已生效的（2016）豫0928民初2018号民事判决审理查明部分载明“王志坤、马新焕认为租用的16.5亩种植地在被征用前套种有16.5亩白菜，并种植有3800棵黄金柿树、66棵枣树、100棵花椒树、40棵杨树，另有大井两眼、小井1眼，地，地埋线800米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出具证人证言予以证实上述事实，裴西屯村委会共计应当赔偿原告454308元，裴西屯村委会、王某2仅赔偿原告16.5亩套种白菜、40棵杨树、10亩厂院赔青及三眼井赔偿款共计75950元，下欠的赔偿款369308元裴西屯村委会、王某2应当予以赔偿”。已生效的（2016）豫0928民初2018号民事判决结果为：“一、濮阳县城关镇裴西屯村委会支付马新焕、王志坤柿子树、地、地埋线椒树赔偿款共计34140元。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马新焕、王志坤对濮阳县城关镇裴西屯村委会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马新焕、王志坤对王某2的诉讼请求。原一审案件受理费6840元，濮阳县城关镇裴西屯村委会承担632元，马新焕、王志坤承担6208元。”该判决生效后，二原告已领取上述判决款项。另查明，2018年7月16日，原告向被告和第三人邮寄了征收补偿申请书，被告和第三人均未对原告的补偿申请作出处理。本院认为：一、原告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原告2007年5月26日租用濮阳县城关镇裴西屯村委会的土地，租用期为2007年5月26日起至2017年5月25日止。原告涉案地上附着物位于其租用的土地范围内，被告2011年开始实际实施征地时，原告享有租用土地合法使用权，对地上附着物有合法的所有权。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关于“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所有者所有”的规定，原告享有对涉案被征土地上附着物获得补偿的权利，原告认为其地上附着物未得到补偿，具有提起行政补偿诉讼的主体资格，是本案适格原告。二、濮阳县政府是本案适格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根据该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是组织实施征地行为的行政主体，对征地过程中的行为应当承担相应责任。被告答辩称“本案征收宗地系濮阳县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为确保项目及时开工，根据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要求，在用地计划报批的同时，同步开展用地专用征收，并于2013年度完成土地征收审批及征地补偿等相关工作。”可见，涉案原告租用的土地被正式批准征收前，被告已先行实施了征地补偿相关行为，但涉案土地在2013年已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征收，并完善了相关征地公告及安置补偿公告等程序，原告主张的补偿问题应纳入征地补偿程序中解决。被告庭审中认可征地补偿责任应当由其承担，濮阳县国土局不是责任主体，故濮阳县政府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三、原告起诉不超过起诉期限。其一，因被告在组织实施征地过程中并未将地上附着物补偿款直接支付给原告，被告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告知过原告应当得到的补偿款数额。原告诉讼中称其一直认为应得补偿款被裴西屯村委会占有，而通过民事诉讼或信访途径反映其地上附着物补偿问题，原告称在2018年1月9日（2017）豫09行终2216号民事判决生效后才知道地上附着物被认定为抢栽抢种未予补偿的理由具有正当合理性，应认定原告在（2017）豫09行终2216号民事判决生效前并不知道被告对其作出的补偿行为的内容，原告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一年内提起行政诉讼不超过起诉期限。其二，原告曾在2018年7月份向被告和第三人邮寄征收补偿申请书，申请履行补偿职责，被告和第三人均未在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补偿的决定。原告自被告收到补偿申请之日起自两个月期限届满后，于2019年10月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四十七条的规定。以上可知，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不超过起诉期限。四、关于原告提起的行政补偿诉讼请求。（一）关于原告主张的地上附着物3800棵柿树、66棵枣树、100棵花椒树如何认定的问题。被告提交的2017年8月24日濮阳县城关镇人民政府（靳刚义、宋怀波签字）证明、2018年6月30日宋怀波证明、2018年6月29日靳刚义证明、2018年6月30日城关镇裴西屯村参与清点附着物人员证明，用于证明原告租用土地上种植的柿树属于抢栽抢种不予清点补偿。上述四份证明从本质上属于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被告也未提交证人的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明证人身份的文件，不符合证人证言的形式要求。上述证据还显示依据濮阳县政府通告不予清点，从庭审情况来看，证明中提到的通告是2010年11月1日《濮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坚决制止和查处县城规划区内违法用地违法建设行为的通告》，该通告虽载明在县城规划区控制范围内植树等必须经过相关部门批准，未经批准私自建设征地时一律不予补偿，但通告作出时间为2010年11月1日，显然不能适用于2010年春天的种树行为。被告在清点过程中未征求原告意见，未进行调查，清点工作人员直接适用上述通告确定原告柿树等果树属于抢栽抢种而不予清点补偿，可能损害原告的附着物补偿权益。庭审中，原裴西屯村委会村委委员、会计王某2发表的证言显示，原告租用土地上确实有柿树，政府工作人员认为是抢栽抢种没有进行清点，王某2向政府工作人员说了多次请求他们清点，但是工作人员不给清点，柿子树没有补偿等。裴西屯村委会主任裴某发表的证言显示，原告菜地里种有果树，城关镇政府工作人员说是抢栽抢种的所以没有清点。从上述被告提交的证据和证人王某2、裴某出庭证言，能够认定2011年底清点地上附着物时原告租用土地上种植有柿树或果树，但因城关镇政府工作人员认为是抢栽抢种没有清点。征地补偿行为是征地机关依法积极主动履行职责的行为，征地过程中在充分保障被征收人或地上附着物所有人的合法权益的情况下，也要避免因履行职责不到位造成国家利益受到损失。政府组织实施征地补偿行为一般应在有权机关批准征地后进行，在征地补偿过程中，如实清点地上附着物是征地机关应当履行的职责，清点地上附着物应有附着物所有人到场确认，应如实制作地上附着物清点情况登记表，并及时公开补偿情况。之所以出现本案原告地上附着物补偿争议，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存在未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征收土地的情况下提前清点地上附着物和补偿的情况；二是清点附着物时未如实记录原告地上附着物的面积、种类、数量和规格；三是原告未到清点现场，被告也不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通知原告到现场确认其地上附着物清点情况；四是对原告地上附着物是否属于抢栽抢种未经调查认定程序，被告提交的认定抢栽抢种的证据均是补偿争议发生后收集的有关人员证明材料，这些证据的证明力相对较低；五是清点地上附着物未明确到地上附着物所有人名下；六是补偿过程不公开不透明，未及时公开涉案宗地征收地上附着物补偿情况；七是在原告向被告提交补偿申请后，被告未积极作出是否应当补偿的处理决定。在征地补偿过程中，征地机关一般处于主导地位，被征地群众相对处于弱势，因原告主张的地上附着物已被清理不存在，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对地上附着物已尽到了全面如实清点的义务，被告应对原告附着物补偿是否到位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并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以保障地上附着物所有人的合法权益。关于原告在租用土地上是否在2010年春栽种有柿树及数量、地、地径格的问题。原告提交的2015年11月23日濮阳县林业局造林股和濮阳县城关镇农业服务中心出具的现场测量验收证明、2015年2月10日邢某（××）证明和吴运甫（××）在本院2016年3月9日民事案件出庭证言等证据与原告庭审陈述内容，基本上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原告2010年春种植柿树苗的情况。在原告已经初步尽到举证责任的情况下，被告提交的证据能够认定2011年底清点时原告租用土地上有柿树或果树未清点。综合本案证据，能够认定原告租用土地上2010年春种植有3800棵柿树苗，柿树苗的地径为1—2厘米，购买时每棵3元，但清点时的地径及价值仍然证据不足。关于原告租用土地上是否存在66棵枣树和100棵花椒树的问题。原告庭审中称其租用土地上种植有一排共66棵枣树，系2009年购买，每棵50—60元，地，地径在10厘米以上告起诉状中称2010年春，原告先后在租用的16.5亩土地上种植柿树、枣树、花椒树等。原告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涉案土地上可能存在枣树、花椒树的主要有：邢某出庭证言显示大概有几百棵枣树，地，地径大概8—10厘米又称不是其经历的事，不清楚大概有多少棵，买的时候应该在30—50元；邢某出庭证言显示种过花椒树，种了一圈，地，地径1厘米左右0—20厘米一棵，作为柿子树的外圈围墙，买的时候1-2元一棵。任某出庭证言显示，法庭问任某见过原告地里种过什么树时，任某回答并未提及有枣树和花椒树，原告问任某地里除了柿树有无其他东西时，任某回答没有见过；任某2015年12月25日证明中显示墙东有一排枣树。谢某出庭证言显示，2010年帮原告浇柿树、花椒树，花椒树很多，株距30—40厘米；谢某2015年12月21日证明中显示2010年春天在裴西屯给原告浇花椒树、枣树等。王某1出庭证言显示，原告问王某1地里除了柿树有没有其他树，王某1回答地里柿树靠路的边上有三排花椒树，花椒树大概一米一棵，直径1厘米左右，高1米左右；王某12015年12月21日证言显示，2011年春天在裴西屯给原告浇柿树、杨树、桃树。被告提交的证明及出庭证人证言均未显示原告地里种植有枣树、花椒树。原告提交的证人书面证言和出庭证言虽然有矛盾之处，与原告本人庭审陈述也有不一致，但已经能够显示有枣树、花椒树的存在，对枣树、花椒树的地径、购买价值也有一定表述。鉴于被告未进行清点登记，结合原告租地用于种植的客观实际，种有一定量的枣树、花椒树符合常理，可以认定原告租用土地上2010年春种植有枣树和花椒树，但种植棵数、地、地径等方面的证据不足/div>（二）关于原告主张地上附着物柿树、枣树和花椒树如何补偿的问题。原告主张对其地上附着物按照2014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濮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地地上青苗和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濮政文〔2014〕69号文件进行补偿。一方面，因涉案土地实际实施清点补偿时间在2013年之前，当时生效的濮阳市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是2010年5月24日《濮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地地上青苗和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濮政〔2010〕36号文件。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涉案土地征收的时间是2013年8月26日，征收土地方案公告和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时间是2013年10月17日，征收土地方案公告中载明附着物补偿标准是濮政〔2010〕36号文件，涉案土地征收时濮政文〔2014〕69号文件尚未制定，不应适用濮政文〔2014〕69号文件补偿。另一方面，考虑涉案补偿问题长期未得到解决，为充分保障原告权益，可以参照濮政文〔2014〕69号文件的规定对地上附着物进行补偿。但结合本案案情，客观上并不能直接适用濮政文〔2014〕69号文件的规定对原告涉案附着物进行补偿，具体理由将在下文中予以阐述。1、关于原告主张的柿树补偿问题。原告主张柿树3800棵，地，地径4-6厘米，按照濮政文〔2014〕69号文件附件3规定的标准每棵240元，补偿数额912000元。濮政文〔2014〕69号文件附件3规定了零星果木的补偿标准，适用零星果木补偿标准的条件是每亩不超过25棵，按照原告所称的16.5亩柿树共3800棵，每亩棵数已达到230棵，不能适用零星果树的补偿标准。濮政文〔2014〕69号文件附件3还规定了果树类苗圃的补偿标准，每亩30000元，但适用该标准的条件是每亩3000株以上，本案也不能适用果树类苗圃的标准。濮政文〔2014〕69号文件附件3备注2载明“零星落叶乔木、零星果树和零星园林绿化树木按表列标准补偿；每亩株数超过上表备注中限定的数量后，果树补偿标准依据《河南省林业厅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用土地上经济林补偿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豫林经〔2013〕48号）执行,其它由专业组织评估,按评估价值补偿。”以上可知，原告主张的柿树不能适用濮政文〔2014〕69号文件关于零星果木和苗圃的补偿标准，本应由专业机构组织评估，但因目前柿树已不存在，不具备评估条件，故原告柿树补偿不能直接适用濮政文〔2014〕69号文件规定的补偿标准。同理，濮政〔2010〕36号文件也规定零星果树每亩不超过25株，果树类苗圃每亩在4000棵以上，不符合以上标准的应当由专业组织评估，原告柿树也不能直接适用濮政〔2010〕36号文件进行补偿。故原告主张按照零星果树每棵240元的标准对其进行补偿的理由不能成立。对原告的柿树补偿，在没有直接的补偿标准可以适用的情况下，应综合考虑原告柿树的购买价格、种植年限、种植面积、种植密度、投资及管理成本等因素，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和实质化解行政争议的目的，酌情确定原告柿树的合理补偿价值。原告所称的柿树苗购买时每棵3元符合常理。在被告关于原告柿树种植情况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结合本案案情，可以将柿树的种植年限认定约2年，涉案柿树清点时还未到结果期。原告称其柿树16.5亩，被告虽提出异议但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原告的种植面积，本案中可以参照原告所称的种植面积16.5亩进行处理。柿树种植密度达到每亩230棵，明显不符合科学种植的常理。原告租地租金应作为原告投资成本予以考虑，种树、浇树、施肥等正常管理投入，也应作为确定原告柿树价值的考虑因素。原告柿树因征地被清理，原告未对其柿树进行售卖处理，也属于直接损失，亦应当作为确定补偿数额的考虑因素。综合以上因素，本院酌定被告支付原告柿树补偿款75000元。另，关于原告从裴西屯村委会到裴西屯村委会领取补偿款项，被告庭审中称原告2012年领取补偿款为83965.18元，原告庭审中称其领取补偿款数额为75950元，原被告之间对领款数额及项目均有争议，但可以确定的是该款项并不包括原告柿树的补偿。本院（2017）豫09民终2216号民事判决生效后，原告已收到相关判决款项，其中包含92棵柿树的补偿款，原被告庭审中虽对92棵柿树的补偿款归属有争议，但因该项补偿款已经民事判决确认，本院不予审查。原告在本案庭审中称已领取的92棵柿树补偿款，在本案中属于重复计算，故本案的处理并未包含原告已领取的92棵柿树的补偿。2、关于原告主张的枣树、花椒树的补偿问题。原告主张其种植枣树66棵，地，地径10—12厘米，按照濮政文〔2014〕69号文件附件3规定的标准每棵600元，补偿数额39600元。原告庭审中称其枣树2009年春购买，每棵50—60元，种植了一行。原告起诉状中称其2010年春先后种植柿树、枣树、花椒树，能够认定原告种植枣树的时间是2010年春。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能够初步证明原告种植有枣树，但原告枣树购买及征地清点时的地径规格的证据并不充分，故不宜完全依据原告陈述的枣树情况直接适用濮政文〔2014〕69号文件或濮政〔2010〕36号文件规定的零星果树补偿标准计算枣树的补偿数额。结合原告关于枣树购买时每棵价值50—60元的陈述，考虑被告征地清点时未如实清点记录的情况，原告种植有枣树也符合常理，从充分保障原告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根据生活经验常识，本院酌定被告对原告主张的枣树补偿6600元。原告主张花椒树100棵，地，地径2-5厘米，按照濮政文〔2014〕69号文件附件3规定的标准每棵50元，补偿数额5000元。原告庭审中称其花椒树2010年购买，每棵1—2元，地，地径1厘米左右行距均为20厘米一棵，种了2—3行，作为花椒墙。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能够初步证明原告种植有花椒树，但关于花椒树的棵数地径等情况的证据并不充分，考虑被告不认可有花椒树存在及征地清点时未清点登记的情况，应推定原告种植有花椒树，但不宜直接完全依据原告陈述情况，适用濮政文〔2014〕69号文件或濮政〔2010〕36号文件确定补偿数额。原、被告对原告已通过民事判决领取到的2棵花椒树的补偿归属有争议，因民事判决已经认定，本案中不再涉及原告已领取的2棵花椒树的补偿。综合考虑原告陈述花椒树的购买价格、种植密度、种植年限、种植用途等情况，为充分保障原告的合法权益，本院酌定被告对原告主张的花椒树补偿1000元。综上，被告在组织实施征地过程中具有依法对地上附着物补偿的职责，被告诉讼中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依法全面对原告地上附着物支付了足额的补偿，被告对原告主张的柿树、枣树、花椒树等地上附着物应当继续履行支付补偿款的义务。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和当事人陈述情况，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为实质化解行政争议，本院酌定被告支付原告枣树补偿费75000元、枣树补偿费6600元，花椒树补偿费1000元，共计82600元。第三人是具体实施征地补偿行为的机关，原告请求第三人共同履行补偿职责没有法律依据，对原告要求第三人承担补偿职责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濮阳县人民政府支付原告马新焕、王志坤地上附着物柿树、枣树、花椒树补偿款共计82600元，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马新焕、王志坤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濮阳县人民政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贾向阳审判员  葛传立审判员  魏献忠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朱立斌书记员刘伟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