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民再978号抗诉机关：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某1，男，1966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海阳市。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某2，男，1961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海阳市。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某3，女，1955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海阳市。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某4，女，1963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海阳市。申诉人李某1因与被申诉人李某2、李某3、李某4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烟民四终字第375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作出鲁检民（行）监[2017]37000000399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8年7月30日作出（2018）鲁民抗7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指派孙玲、董一出庭。申诉人李某1、被申诉人李某2、李某3、李某4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二审判决关于涉案承包地系李正新从海阳市东村街道城北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城北××委）承包的认定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审中城北××委出具证明证实与李某1签订养殖户租赁合同，因村委搬家档案管理混乱当时未找到，现村委整理档案找到原合同，特出具一份复印件给李某1。该合同是李某1与城北××委2000年3月16日所签，约定李某1在山上租地搞养殖，可以证明是李某1承包的涉案土地，不是李正新承包。因而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本案应依法再审。申诉人李某1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被申诉人李某2辩称，涉案土地系李正新、丛国海自1990年开始搞养殖所承包，到2000年签订承包合同，并在土地上盖了五间平房，一排牛棚。村委保存的缴款单据证明缴款人是李正新。李某1在一审时自称是城镇户口，无权承包村土地，故以父亲李正新的名义承包。现村委提交的所谓合同与李某1自述的相矛盾。李某1所称租地亩数亦与所交承包费数额不符。请求依法判决。被申诉人李某3、李某4辩称，同意抗诉意见。李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继承父母的遗产。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李正新与丛国海系夫妻，婚后生育四个子女，即长子李某2、次子李某1、长女李某3、次女李某4。丛国海于2004年阴历9月4日去世，李正新于2011年阴历4月15日去世，去世时各自的父母均已去世。李正新在海阳市××街道办事处城北村原有平房五间（包括西厢两间），于1987年11月30日取得城镇私房所有权证，登记的房屋所有权人为李正新（该证在李某2处）。2003年平房被城北××委拆迁，村委在2005年给安置了城北旧区7号楼203号房屋。2005年12月21日海阳市房产管理局给颁发了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的房屋所有权人是李正新（该证在李某1处）。李正新、丛国海生前住在城北加油站西山的五间平房里。李某2主张2000年左右李正新租赁了城北村2亩土地，在当年建好五间平房、一排牛棚，建好后就搬过去从事养殖。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城北旧区7号楼203号房屋、西山承包地及所建的五间平房、一排牛棚是否是李正新、丛国海的遗产。李某2主张上述财产是李正新、丛国海的遗产，要求确认他应继承的遗产份额。李某2提供了李正新原有的五间平房的城镇私房所有权证，以证实原有的五间平房的所有权属于李正新。一审法院根据李某2的申请到城北××委对双方争议的财产进行了调查，村委称：老房的房产证是李正新，安置后的新房的房产证也是李正新，至于他们是怎么分的家村委不清楚。西山的承包地当时签了合同，村委搬了几次家，暂时找不到了，村里有账，可查一下最初是谁交的承包费；当初承包期是十年，早就到期了，村里还没有收回；承包地上建的房屋没有办理审批手续，是用于养殖的。一审法院从村委调取了西山承包地2002年12月4日的交费单据，单据显示的交款人是李正新，交养殖户占地款252元。李某1对交费单据有异议，称：款是他交的，因他是城镇户口，所以便以父亲李正新的名义交纳。李某1主张上述财产是他的个人财产，不是父母遗产。李某1称，父母在1985年对房屋进行了处置，把城北村的四间新房给了李某2，把五间旧房给了他，后来五间旧房拆迁安置了城北旧区7号楼203号房屋，安置的楼房是他个人的财产；西山土地是他租赁的，五间平房、一排牛棚是他在2000年3月建造的。李某1提供了以下证据：1.经海阳市公证处公证的李某7的证明，证明内容是：我叫李某7，我给李某2和李某1做以下证明当初他们家分家的时候李某1的妈丛国海和我说，想把家分开，叫我去看，我去了以后李某2两口子、我哥李正新在，我哥说四间新房给大儿，五间旧房给小儿，李某1当时不在。证明人李某72013年5月16日。李某2对李某7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没有这回事。2.城北旧区7号楼203号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李某1称，房屋安置后必须用老房的房权证办理新房的房权证，他去办理新房的房权证时把老房的房权证丢了，后来办理新房的房权证时就办理了父亲李正新的名字。3.2005年城北村房屋拆迁面积登记表，表中的户主姓名是李某1，被拆迁的房屋正房、厢房面积与1987年的城镇私房所有权证的面积基本相同。李某1提供该表以证明在拆迁前他已实际占有五间旧房。李某2对该登记表有异议，认为房产证是李正新的名字，这只是一个补偿面积的记录，相关内容文字模糊，不予认可。4.证人李某5的证明，内容是2003年在城北房改拆迁时他捡到一个房产证，他一看是本村李正新的，因与李某2是邻居就交给了李某2妻子，要求李某2妻子交给李正新。李某1以此证明五间旧房的房产证是如何到李某2手中。5.2013年5月13日的交款单据，单据显示李某1交了2012年的养殖地款252元。李某1以此证明西山土地是他租赁的，土地上的五间平房、一排牛棚是他的个人财产。李某2认为该单据只是现在交费情况，不能反映土地是李某1在2000年时租赁的。一审法院对李某7证明的内容进行了调查核实，李某7称：分家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当天是丛国海找他，说要分家，要他过去看看，先把锅碗瓢盆分了分，最后说把房子也分分，因李某2结婚了，不要老房子，就把四间新房给了李某2，李某1当时在外面当兵，就把五间老房子分给李某1，老房子的西二间由李正新两口子住，以老为期。分家时在场人除他外还有李正新、丛国海、李某2两口家、他本家的一个爹（已去世），李某1因在外面当兵不在场，当时没有立分书，李正新说等以后找村写写，也一直拖着没写。李某2对此有异议，称：当时分家时李某7不在场，是他本家的一个爷爷去分的家，当时根本没有分房子，分的是筷子和碗，他们当时也不在场，去了后东西已经分好了。李某3同意李某1的主张，认为上述财产是李某1的个人财产。李某4认为，安置的楼房不属于父母的遗产，安置房之前的老房子父母生前赠与给李某1，后来村里又分的安置房，因此该房产属于李某1的个人财产。租赁土地及房子的事情她不清楚。李某3、李某4均表示，如果上述财产是父母的遗产，她们要求继承她们各自应得的份额。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李正新在海阳市东村街道城北村原有五间平房的城镇私房所有权证、城北旧区7号楼203号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李某1提供的李某5的证明，证人没有到庭，李某1也没有其他证据印证，对该证明不予采信。李某2提供的海阳市公证处公证的李某7的证明、2005年城北村房屋拆迁面积登记表、法院对李某7证明内容的调查核实、李某3和李某4的陈述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李某1通过分家析产的方式取得了李正新在海阳市××街道办事处城北村原有平房五间（包括西厢两间）的所有权，城北旧区7号楼203号房屋是由这五间平房拆迁安置得到的，应认定属于李某1所有。对李某2要求认定该房屋为李正新、丛国海遗产，并确认应继承份额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李某2主张的西山承包地不属遗产范围，且城北××委称已过了承包期，对李某2要求作为遗产继承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西山承包地里的五间平房、一排牛棚，双方当事人对其权属有争议且均没有提供出充分的证据，另外上述建筑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审批，也没有取得相关产权证。根据继承法的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即使该平房、牛棚是李正新、丛国海建设的，因没有合法财产证明也不能作为遗产进行继承，李某2可在这些财产具备合法手续或在相关部门依法补偿后另行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作出（2013）海民初字第1080号民事判决：驳回李某2要求继承李正新、丛国海遗产（城北旧区7号楼203号房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李某2承担。李某2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依法继承其父母的遗产。二审期间，李某2申请证人李某6出庭作证。李某6作证称：2007年以前我在村里干调解主任，现在城北村开发公司干办公室主任。当时我干调解主任期间，给双方当事人处理过家务事，与房子和养老有关系。当时城北村五间房屋房产证上是李正新的名字，至于这五间房屋归谁、他们家庭内部是如何分割的我不知道。二审期间，对于登记在李某1名下的三间房屋，李某2主张李某1当兵回来自己没有能力在村里盖房，由父母及李某2共同为其在村里盖了这三间房。李某1主张这三间房是其结婚之前以自己的名义向村里申请的宅基地，自己盖的房。结婚之前其和父母住在一起，盖这个房屋用来结婚，结婚后就搬出去了。盖房的时候父母没有对其帮助过。后李某1又主张其1989年3月复员回来，是城镇户口，该房系村里给其父母批的养老房，该房是1991年其自己盖的，1991年办的土地证，2007年办的房产证。法院自海阳市房管局调取了李某1居住的房屋产权登记、变更的相关材料，该房于1991年12月1日初始登记的产权人为李正新，产权来源及取得日期为1986年自建。2007年该房变更所有权人为李某1，房产档案中有城北××委会于2007年2月3日向海阳市房管局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我村李正新之子李某1在1986年审批宅基地一处因在部队服兵役村给办房产证时误办父亲李正新，后91年办土地证时办的李某1的，请给将房产证变更为李某1为要。”二审期间法院对证人李某7的证言进行了质证，李某7称：“我在一审中对于诉争房产的证言属实，李某1现居住房屋是给我哥批的养老房，当初我哥没有能力，让李某2给建，李某2不给建，让李某4给建，李某2不让，最后让李某1建，李某1就盖了。具体谁出资建设的、谁出力，就不清楚了。李某1盖房子时拉的沙子、石头和砖都是李某2去拉的，谁花的钱不知道。当时拉沙子是在村的河槽里取沙，是李某2出的油、出的工。”经质证，李某2认为证人证言不属实，根本就没有分家，如果分家的话不可能后来还去村里调解。李某1认为证人对分家的叙述与事实相符，请求法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对于承包地，李某1主张该地是2000年其以自己的名义和村委签订合同，之后在上面养牛，每年的承包费都是自己交的。李某2主张是李正新于2000年承包的，李正新承包之后在上面养牛至2006年，之后由李某1在上面养牛至今。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诉争的城北旧区7号楼203号房屋、村西山承包地是否应作为遗产进行分割。关于诉争房屋，该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登记簿以及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的不动产权属证书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有效公文书证，具有推定的证据效力，在当事人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应依据不动产登记簿确认物权归属。本案中，老房和老房拆迁之后安置的诉争房产均登记在李正新名下，应推定老房及诉争房产系李正新与丛国海的夫妻共同财产。李某1主张老房经分家已经分给了自己，故诉争房产的所有权人也是自己，应对其主张承担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对于李某1—审提供的李某5的证明，因证人没有到庭，该院对该证人证言不予采信。证人李某7出庭作证证实经分家将老房五间分给了李某1，李某4、李某3也认可经分家将老房分给了李某1、诉争房产属于李某1所有。李某2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并未分家，证人证言与事实不符。李某1虽主张分家分得老房但并未出具分书。李某2与李某1均在村里各有住房，李某1又系城镇户籍，李某1现居住的房屋系李正新批的养老房，证人李某7证实该房屋建造时李某2曾出工出力。证人李某6的证言能够证实李正新生前村委会曾就诉争房屋归属进行过调解，这说明了当事人之间对诉争房屋归属存有争议。综合考量举证责任、证据效力，该院认为，李某1提供的证人李某7的证言、房屋拆迁面积登记表等证据以及李某3、李某4的陈述，不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不足以推翻诉争房屋不动产登记簿和房屋所有权证所记载的事实，依据诉争房屋的不动产登记依法确认诉争房屋属于被继承人李正新和丛国海夫妻共同财产。现李正新、丛国海已经死亡，李某2要求继承诉争房屋，于法有据，应予支持。李某2与李某1、李某3、李某4应各分得四分之一的份额。对于西山承包地，虽然承包合同当事人及村委均无法提供，但交费单据系李正新的名字，李某1没有证据证实该承包地系其个人与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而李某1系城镇户口，故应定涉案承包地系李正新从城北××委承包的。李某1主张系其个人承包，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该承包人死亡，其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在承包期内，其继承人可以继续承包。虽然城北××委称涉案承包地已过了承包期，但并未收回，故涉案西山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应由四人共同享有。对于西山承包地上所建的五间平房、一排牛棚，李某2并未提出上诉。一审法院对上述五间平房、一排牛棚的处理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李某2的上诉理由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依法予以纠正。二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六）项、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作出（2014）烟民四终字第375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山东省海阳市人民法院（2013）海民初字第1080号民事判决：二、海阳市××街道办事处城北村城北旧区7号楼203号房屋（房产证号为海房权证东村字第××号）由李某2、李某1、李某4、李某3继承，四人各占四分之一份额；三、位于海阳市××街道办事处城北村城北加油站西山的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由李某2、李某1、李某4、李某3共同享有；四、驳回李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李某2、李某1、李某4、李某3均担。本院再审期间,申诉人李某1提交新证据两份：1.城北××委2017年8月15日出具证明,内容为：李某1于2000年3月16日与该村签订的养殖户租地合同，一式两份，一份因村委搬家档案管理混乱当时未找到，一份因李某1自己保管不善未找到，现村委整理档案找到原合同，特出具一份复印件给李某1。2.加盖城北××委公章的《养殖户租赁合同》复印件一份，拟证明2000年3月16日李某1与城北××委签订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为十年，原审认定系李正新租赁涉案土地的事实认定有误。被申诉人李某2不认可城北××委证明及承包合同真实性。经本院向城北××委调查，城北××委主任李维纪提供了《养殖户租赁合同》原件,并在调查时称，该份租赁合同系保存在村委会档案中的合同，是真实的，村委认可与李某1之间签订了该份租赁合同。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再审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涉案西山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归属问题。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对于涉案承包地经营权的主体，李某2主张系其父亲李正新所承包，但其仅提供李正新的交费单据一张，未提交承包经营合同。李某1主张其系承包经营权的主体，于再审中提交2000年3月16日其与城北××委签订的《养殖户租赁合同》一份。经本院向城北××委调查，村委认可该租赁合同的真实性，认可与李某1之间存在租赁承包合同关系。本院认为，涉案土地未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的情况下，应以承包合同所载明的承包方推定为承包经营权的主体。针对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城北××委认可与李某1之间存在承包经营合同关系。李某1虽系城镇户口，但其妻子及孩子系城北村村民，其作为家庭户的一员可以代家属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李某2原审中提交的交费单据虽然证明李正新交纳过承包费，但不足以否定《养殖户租赁合同》所载明的承包主体。对于李某2在本案中提出对该合同真伪进行鉴定的申请，本院认为，李某2虽主张合同系伪造，但并不否认村委会公章及李某1签字的真实性，且城北××委作为土地发包方认可合同的真实性，李某2亦不能提供李正新所签名的合同予以反驳，因此本案无鉴定之必要,对其鉴定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李某1再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养殖户租赁合同》有城北××委公章和李某1本人签名，合同双方均认可真实性，应认定具有法律效力，根据合同的约定应认定李某1一家为西山承包地的经营权主体。原审认定涉案承包经营权系李正新遗产并进行继承错误，依法予以纠正。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烟民四终字第37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维持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烟民四终字第37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李某2、李某1、李某4、李某3均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范翠真审判员  崔志芹审判员  李召亮二〇一九年三月四日书记员  郭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