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大审民再终字第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正中。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负责人王建宏，系该行行长。委托代理人张辅君。委托代理人刘辉。原审原告王正中与原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以下简称“中行辽宁省分行”）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8月9日作出（2006）中民合初字第206号民事裁定，驳回王正中的起诉。该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王正中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3年3月5日作出（2013）大民申字第26号民事裁定，指令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再审本案，并中止原裁定的执行。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4日作出（2013）中审民再初字第7号民事裁定，维持该院（2006）中民合初字第206号民事裁定。王正中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3年9月18日作出（2013）大审民再终字第106号民事裁定，撤销（2006）中民合初字第206号民事裁定及（2013）中审民再初字第7号民事裁定，指令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28日作出（2013）中审民初字第48号民事判决。王正中与中行辽宁省分行均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正中、上诉人中行辽宁省分行的委托代理人张辅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王正中起诉到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称，原告1976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94年8月转业由国家安置到中行大连市分行工作，当时原告与所在单位之间所形成的任用关系依法可视为存在无固定期限任用关系。1996年12月原告按照中国银行的指令到中国银行总行参加电子银行业务课题研究工作，1997年5月底完成任务后回到所在单位，所在单位一直没有为原告安置工作。2005年4月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与原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法院在2005年5月17日庭审中，被告仅以《干部调动报告表》为据主张双方之间已于1997年12月25日解除劳动关系。2005年12月1日原告才得到该《干部调动表》复印件（此前无任何书面通知或协议）。原告2005年12月19日经劳动仲裁前置程序之后于2005年12月27日诉至法院，要求撤销被告解除与原告劳动关系的决定。本案2006年1月18日庭审中被告称：“我们没有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但被告依然坚持其与原告之间的任用关系已于1997年12月25日解除，依然坚持其与原告解除任用关系的处理。故原告在2013年6月5日该案再审开庭时将诉讼请求确定为“撤销被告解除与原告劳动关系的处理”。该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为：被告以2011年4月23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辽审三民提字第4号民事判决为据主张被告与原告之间已于1997年12月25日消灭任用关系。依照中行大连市分行1995年12月施行的《员工辞职辞退暂行规定》，被告消灭与原告之间任用关系的处理方式仅符合辞退员工的处理方式，被告消灭与原告任用关系的处理方式其实是辞退解除。被告无据证明就其辞退原告的处理征求单位工会的意见，无据证明存在对原告应作辞退处理的理由和事实依据，被告辞退原告的处理确有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等处理，或者因其他原因解除劳动合同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予以撤销。”本案原告起诉不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也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故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被告解除与原告劳动关系的处理。原审被告中行辽宁省分行辩称，原告称“被告主张双方之间任用关系于1997年12月25日解除”，其中“解除”一词，已被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辽审三民提字第4号判决更正为“终止”。原告称“被告解除与原告任用关系的处理方式是辞退”，是不正确的，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辽审三民提字第4号判决认定不符。原告称“被告辞退原告的处理确有错误”，不正确。因为另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辽审三民提字第4号判决已经认定双方之间不是辞退，所以，根本谈不上什么辞退错误。原告称“本案原告的起诉不超过诉讼时效”，于法无据。原告称“被告对于辞退原告的处理，应当负举证责任”，是不正确的。原告诉我行的本案诉讼请求，已被另案原告诉我行劳动争议纠纷生效的大连市中山区法院（2005）中民合初字第1139号判决、大连市中院（2005）大民合终字第1235号判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辽审三民提字第4号判决、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再申字第198号民事裁定所涵盖，原告本案无任何新证据。原告称“原告与被告之间形成的任用关系，系无固定期限任用关系”，是不正确的。原告本次诉讼的事实及理由与生效判决相同，本次的诉讼请求也已被另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辽审三民提字第4号生效判决所包含，无任何新证据，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再一次重复诉讼，超过诉讼时效无理缠诉，浪费司法资源。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请求，维护法律尊严。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原审查明，原告王正中197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94年8月转业到原中国银行大连市分行工作。1996年12月至1997年5月，原告经中国银行总行上调参加电子银行业务课题研究。1997年12月25日，原告自己填写了一份《干部调动报告表》，原中国银行大连市分行在“调出单位意见”栏中签署“同意调出”，并加盖公章和负责人签名，大连市人才服务中心在“调入单位意见”栏中盖有“同意存放人事关系档案”及“大连市人才服务中心流动人员人事管理专用章”。原告的工资发放至1998年3月，此后原单位再未为其发放工资，原告亦未到原单位上班，但档案材料一直存放于原单位，没有按照《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暂行规定》的程序完成转递等相关手续。1999年1月，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制定《劳动合同制度管理实施细则》，开始普遍实行劳动合同制度，与员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因原告于1997年底填写了《干部调动报告表》，未在原单位上班工作，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2001年4月27日，原告将原单位发放工资的工资卡余额取出，注销了其原在中国银行工作时领取工资用的工资卡。1999年5月，原中国银行大连市分行与原辽宁省分行合并为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2005年2月，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变更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另查明，原告于1997年12月离开原中国银行大连市分行后，于1998年8月—2001年间曾为中国企业信息网络中心工作。原告于2000年7月18日向北京市工商局申请，并经批准与他人投资设立了北京东方银信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原告。2001年10月9日原告又申请与他人投资设立北京中方互联科技发展中心，并经北京市工商局批准，法定代表人为原告。2003年1月17日，原告申请将北京中方互联科技发展中心更名为北京中方企业研究院。2005年3月21日，原告申请将北京中方企业研究院更名为北京中方世界企业策划中心。2001年11月15日，原告申请并经北京市工商局批准与他人投资设立了北京奇正国际广告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原告。2001年12月25日，原告申请并经北京市工商局批准与他人投资设立了北京中版年鉴研究中心，法定代表人为原告。2004年4月8日，原告申请将北京中版年鉴研究中心更名为北京中方世界经济研究院。2005年3月21日，原告申请并经批准将北京中方世界经济研究院更名为北京当代中版年鉴艺术设计中心。2001年12月25日，原告申请并经北京市工商局批准与他人投资设立了北京中方经济研究中心，法定代表人为原告。2005年3月21日，原告申请将北京中方经济研究中心更名为北京中方发展研究院。2005年3月21日，原告申请将北京中方发展研究院更名为北京当代中方科技发展中心。原告与他人投资设立的上述五个公司，除北京奇正国际广告有限公司于2007年8月17日经原告申请注销外，北京东方银信科技有限公司于2001年9月13日被吊销，其余三个公司于2008年12月30日被吊销。再查明，原告王正中曾于2005年4月15日，到大连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同年4月18日该委员会以“仲裁申请已经超过60日申诉时效”为由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2005年4月25日原告起诉被告至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要求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于2005年6月28日作出（2005）中民合初字第1139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上诉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6月12日作出（2005）大民合终字第1235号民事判决，撤销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上述判决，判令被告与原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后被告不服，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0月19日作出（2010）辽立三民申字第872号民事裁定，提审该案，于2011年4月23日作出（2011）辽审三民提字第4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大民合终字第1235号民事判决；二、维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05）中民合初字第1139号民事判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告于1994年8月转业到原中国银行大连市分行工作，当时的中国银行系统属于事业单位，王正中与所在单位形成的是人事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当时也没有劳动合同。1999年1月，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才开始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与员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按企业化管理。1997年12月25日，原告填写《干部调动报告表》，申请调动工作，原中国银行大连市分行表示同意，该表由大连市人才服务中心盖有‘同意存放人事关系档案’及‘大连市人才服务中心流动人员人事管理专用章’，中国银行大连市分行亦由负责人签字并加盖了公章，双方达成一致并实际履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银行转企业之前，是按干部管理，人才流动主要是以这种方式进行。当时大部分‘下海’人员，用这种方式把档案存放在人才中心，人才中心不给开工资，而且需缴纳档案存放费用。从历史情况结合本案看，双方终止劳动人事关系的事实已经发生。当时双方对此并无异议，客观上原告1997年12月25日填写《干部调动报告表》后离开原工作单位至本案诉讼时一直未再上班工作，单位给其发放三个月工资至98年3月，后停发工资其事实上接受亦未提出异议。并于2001年4月27日，将工资卡内余额取出，主动注销了其原在中国银行工作时领取工资用的工资卡。王正中此后在自己填写出具的履历表上自认1998年离开原工作的中国银行。上述事实表明，双方对终止劳动人事关系的意思表示是一致的，且已实际终止了劳动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后原告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5月29日作出（2011）民再申字第198号民事裁定，驳回王正中的再审申请。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原审认为，生效的法院判决依法具有既判力。本案中，原、被告间的法律关系业经生效的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辽审三民提字第4号民事判决作出认定，1997年12月25日，双方终止劳动人事关系的事实已经发生，双方对终止劳动人事关系的意思表示是一致的，且已实际终止了劳动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该认定表明，双方终止劳动人事关系和劳动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合法有效的，故原告现请求撤销被告解除与原告劳动关系的处理，与已生效的法院判决相违背，不予支持。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原告王正中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王正中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至本院，请求撤销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3）中审民初字第48号民事判决，撤销中行辽宁省分行解除与王正中劳动关系的处理，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10元，由中行辽宁省分行承担。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任意扩大了生效法院判决既判力的效力范围，法院生效判决确定的事实应允许当事人有相反证据加以推翻。中行辽宁省分行不同意王正中的上诉请求，认为若要推翻生效法院判决既判力应该推翻另案生效判决，而非在本案解决此事。同时，中行辽宁省分行亦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至本院，请求撤销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3）中审民初字第48号民事判决，驳回王正中的起诉。理由：本案与另案争议事项一致、当事人一致、法律关系一致、诉讼目的一致、诉讼请求依据的基础事实一致，且已超过诉讼时效。王正中不同意中行辽宁省分行诉讼请求中的第二项，认为两案的诉讼请求不同，法律关系不同，具体诉讼目的不同。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二审认为，生效的法院判决依法具有既判力。生效的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辽审三民提字第4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1997年12月25日，王正中填写《干部调动报告表》，申请调出工作，原中国银行大连市分行表示同意，该表由大连市人才服务中心盖有“同意存放人事关系档案”及“大连市人才服务中心流动人员人事管理专用章”；中国银行大连市分行亦由负责人签字并加盖了公章，双方达成一致并实际履行；单位停发工资王正中事实上接受亦未提出异议，并于2001年4月27日，将工资卡内余额取出，主动注销了其工资卡；上述事实表明，双方对终止劳动人事关系的意思表示是一致的，且已实际终止了劳动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现王正中请求撤销中行辽宁省分行解除与王正中劳动关系的处理，无法律依据及事实依据。关于王正中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与生效的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辽审三民提字第4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王正中未提出足以推翻已生效判决认定事实的相反证据，故王正中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关于中行辽宁省分行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本案中王正中的诉讼请求是基于另案中行辽宁省分行的抗辩称已和王正中解除劳动关系，两案诉讼请求基于的具体事实不同，应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故中行辽宁省分行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综上，二上诉人王正中及中行辽宁省分行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对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应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共110元（其中王正中预付10元，中行辽宁省分行预付100元），由上诉人王正中承担10元，由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承担1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振喜审 判 员  张真洪代理审判员  王 亮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九日书 记 员  迟佳雯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