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涞源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630民初147号 原告陈月红，女，汉族，住涞源县城区。 委托代理人马雅杰，河北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泽源，河北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喜春，女，汉族，住涞源县。 委托代理人张春雷，河北凉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月红诉被告刘喜春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陈月红及其委托代理人马雅杰、王泽源，被告刘喜春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春雷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月红诉称，原、被告系母女关系。双方在同一户口本上，并且系同一家庭承包户。1999年1月1日，被告作为家庭成员户主，与城里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二轮承包合同延续的一轮承包合同），被告刘喜春代表的家庭成员为刘某、夫陈某1（已故）、陈某2、陈月红、陈某35人，家庭承包土地面积承包证载明为7.5亩（实际测量为8亩），其中陈月香1989年结婚分户分得梁谓地1亩，陈某31995年结婚分户分得庙后地1.5亩。原告婚后未分户，剩余的承包地应当为原、被告共同承包经营。但被告却主张梁谓地4亩系被告个人承包所有，剥夺了原告合法的农村土地承包权益。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位于涞源县亩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原、被告共同所有；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 1、陈月红身份证一张，证明原告主体身份适格。 2、刘喜春家庭户户口本一份，内含刘喜春、陈月红、贾鹏程户口页各一张。 3、农业人口登记卡三张，内含刘喜春、陈月红、贾某登记卡。证据2、3综合证明刘喜春及二女儿陈月红自1990年8月25日起便在同一户口，外孙贾某93年出生后与刘喜春、陈月红一直在一个户口上。 4、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两份、第一轮及第二轮承包及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一份，证明诉争土地二轮承包时延续一轮不变，与第2、3组证据佐证，证明原告及原告儿子贾某与被告系同一家庭户成员。 5、涞源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2日出具的（2014）涞民初字第800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判决书第三页第14行“经审理查明部分”可以证明被告与其两个儿子系独立的家庭承包农户，本案原告与被告系同一家庭户。 6、（2018）涞源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530016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被告刘喜春口头答辩，1、原告所诉大部分不属实，被告作为家庭成员户主，确实与城里村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承包土地面积7.5亩，其中梁谓地4.5亩，庙后3亩，家庭成员共五人，每人1.5亩，并且家庭成员内部已经对该7.5亩土地进行分割，陈月香分的梁谓地1.5亩，陈月菊和陈月红各分得庙后地1.5亩，时间大约是1992年前后。陈月红所分得的庙后的1.5亩土地中的部分土地已经被张石高速征用，所得的补偿款也由陈月红个人领取，剩余的土地也由涞源县人民政府给陈月红颁发了土地确权证书。因此，陈月红按家庭内部分割已经取得了自己应有的土地，不应该再主张权益；2、原告诉讼请求第一项，要求确认位于城里村梁谓地4亩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原、被告共同所有的理由不能成立，因为原告已经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本案中所诉争的土地已经于2014年4月4日被涞源县城区办征收，土地征收是指国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权限，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转化为国有土地，并给予被征收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被征地农民合理补偿和妥善安置的法律行为。所以，本案诉争土地的土地性质已于2014年4月4日由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转化为国有土地，涞源县城里村以及以刘喜春为户主的家庭承包户，不再对该地块享有任何权利，根据《物权法》第28条规定，综上，原告诉讼请求主体不适格，并且该诉争地块的性质已转化为国有土地，请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为支持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 1、被告身份证一张，证明被告主体资格。 2、我方申请涞源县法院调取的涞源县农业局出具的土地确权登记信息，以及城里村村委会由梁某签字出具的农村土地经营权调查信息登记表，该两份证据综合证明原告已经在本村庙后处分得土地，并且已经过涞源县人民政府确权，并颁发证书。 3、（2014）涞民初字第80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本案诉争地块已被征收。 4、证人陈某1、陈某2的证言，证明原、被告家庭内部已经分割土地，原告分得庙后土地1.5亩。 根据原、被告的诉辩及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审理查明下列事实： 被告刘喜春与原告陈月红系母女关系，二人在同一个户口本上。1999年1月1日，被告刘喜春代表其家庭户作为承包方，城里村经济合作社作为发包方，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登记的承包面积为7.5亩，其中梁谓地4.5亩，庙后3亩。承包期限为1999年1月1日至2029年1月1日，当时被告家庭户成员为：刘喜春、夫陈某1（已故）、陈某2、陈月红、陈某35人。庭审中，原、被告均陈述：其所承包的梁谓地的实际面积大于登记面积；陈月香婚后在梁谓地分得1亩多土地；剩余的4亩土地，其中的3.45亩土地，在2014年4月4日，以每亩120000元的价格被征收，其余的土地在2017年被征收。 2019年10月10日，涞源县人民政府为原告陈月红颁发冀（2018）涞源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530016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将庙后2块承包面积共计1.18亩的土地确权。 本院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等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涉案的梁谓地4亩土地的承包者是谁，原告是否与被告共同享有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对此本院分析如下：一、根据原告提交的《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诉争土地系被告刘喜春代表其家庭户承包的，其家庭户成员享有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庭审中，原、被告均将（2014）涞民初字第800号民事判决书作为证据提交，且该判决书已生效，从该判决审理查明部分可知，1999年1月1日签订涉案承包合同时，被告刘喜春的家庭户成员为刘喜春、夫陈连仲（已故）、陈月香、陈月红、陈月菊，对此本院予以确认，即被告刘喜春、夫陈某1（已故）、陈某2、陈月红、陈某3对诉争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庭审中，原告虽主张其儿子贾鹏程系涉案土地承包家庭户成员，但贾鹏程并非本案的当事人，原告该主张已超出本案审理范围，故对此本院不予处理；二、被告刘喜春主张其代表家庭户承包的7.5亩土地，在家庭成员内部已经分割，原告陈月红已分得庙后土地1.5亩，梁谓地4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为被告所享有的抗辩，根据被告提交的本院依法调取的涞源县农业农村局出具的土地确权登记信息及涞源县城区办城里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信息公示表，陈月菊在庙后现有0.86亩土地，陈月红在庙后现有2块共计1.18亩土地，原、被告对上述两份证据均无异议，对此本院予以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农户成员为多人的，由其代表人进行诉讼。农户代表人按照下列情形确定：(一)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上记载的人;(二)未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的，为在承包合同上签字的人;(三)前两项规定的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因其他原因无法进行诉讼的，为农户成员推选的人”。并参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若干问题》，家庭承包方的代表人是在承包合同上签字的人或原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记载的代表人。前两项规定的代表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因为其他原因无法到场确认的，由农户家庭成员共同推选。而本案中，涉案的《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承包方登记的均为被告刘喜春，本案中并无证据显示被告刘喜春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基于上述理据，如被确权的庙后1.18亩土地为原、被告家庭户共有，城区办城里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信息公示表中庙后1.18亩土地的承包方代表应为刘喜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的承包方代表亦应登记为被告刘喜春，即便未将被告刘喜春登记为承包方代表，亦应在承包方家庭成员情况一栏中填有被告刘喜春以显示其共有人身份，但原告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显示，承包方代表为陈月红，在承包方家庭成员情况一栏中仅填有陈月红，并无其他共有人的登记信息。因此，原告主张2018年10月10日确权的庙后土地1.18亩系原、被告家庭户所有不能成立。并结合原、被告在庭审中的陈述，陈月香在婚后分得梁谓地1亩多，以及涞源县城区办城里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信息公示表显示，陈月菊在庙后现有0.86亩土地，综上，原告提交的证据，无法排除1999年1月1日以被告刘喜春为家庭户代表承包的7.5亩土地已经在家庭成员内部重新分配，且原告陈月红已分得土地的可能性，进而导致本院无法仅凭原告与被告均在同一户口本上的事实判定原告当然的对诉争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原告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故对被告该抗辩，本院予以采纳；三、庭审中，原、被告均陈述诉争的土地现已被征收，对此本院予以确认。即使原、被告一方或双方对诉争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也因该土地被征收而丧失，现原告再主张确认该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已经不具有现实基础。综上，对原告要求确认涞源县城里村梁谓地4亩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原、被告共同所有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经调解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月红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陈月红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韩志刚 审 判 员  闫俊敏 人民陪审员  刘双喜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赵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