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铁路运输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杭铁民���初字第24号原告石伟伟。委托代理人徐斌。被告杭州市余杭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卢智宏。委托代理人何国建。委托代理人郭乃初。原告石伟伟与被告杭州市余杭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城市公交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4月10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军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理。于2014年5月14日、6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石伟伟委托代理人徐斌、被告杭州市余杭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何国建、郭乃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石伟伟诉称，2013年11月11日，被告杭州市余杭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职工沈壮峰驾驶被告单位所有的浙A×××××号大型普通客车由塘栖驶往临平，途经余杭区临平街道星光街荷花塘公交站台时，原告即车上乘员石伟伟因发现下错站，再次登上该车门，车辆启动过程中未关上后车门，导致原告从车上摔��受伤的交通事故。事故经公安机关认定，沈壮峰负事故主要责任，原告负事故次要责任。后，原告被送往医院先后住院治疗22天。治疗结束后经杭州求正司法鉴定所鉴定，原告伤势构成九级伤残，误工120天，护理60天，营养60天。原告诉讼请求，一、要求被告赔偿原告损失：医疗费10243.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2天＊50元=1100元，护理费60天＊109.83元=6589.8元，误工费120天＊109.83元=13179.6元，伤残赔偿金7＊24833元=173831元，鉴定费2040元，交通费500元，营养费60天＊50元=3000元，一次性生活补助费7.555＊24833元=187613.32元，合计398097.52元。庭审中原告将伤残赔偿金变更为7＊23257元=162799元，将一次性生活补助费变更为7.555＊23257元=175706.64元，合计为375158.84元。原告石伟伟提供下列证据，以证明其主张成立：1、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原���系公交车乘员及受伤的事实经过。2、病历、医疗诊断证明书。证明原告因事故住院治疗22天的事实。3、杭州求正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原告因事故致其九级伤残，误工时间120天左右，护理时间60天左右，营养时间60天左右的事实。4、法医临床鉴定费发票，金额为2040元。5、医疗费发票234.8元。证明原告因事故所支出的医疗费数额。6、收条。证明原告向被告付过1万元医疗卫生费的事实。7、户口本，证明原告系非农人员，可按照城镇标准主张相关赔偿。被告杭州市余杭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辩称，被告与原告间的运输合同关系随原告下车而终止，原告已从原来的乘客转化为一般行人；原告违反乘车规则上车，对其伤害也负有责任，本案系因交通事故引起的侵权纠纷，对原告的伤害应根据各自过错承担责任。被告系非营利的公益性��业，应减轻其赔偿责任。被告提供下列证据：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本案系交通事故，而不是运输合同纠纷。护理费收据，证明被告支付了原告住院期间（22天）护理费2640元的事实。浙江省医疗服务（住院）专用发票33209.65元。证明被告支付原告医疗费的事实。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交警大队于2013年11月13日对事故司机沈壮峰的询问笔录。证明其驾驶浙A×××××号客车在荷花塘车站靠站下客后，关门起步时从后视镜看到车子右后侧有人摔倒，即停车查看的事实。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交警大队于2013年11月25日对石伟伟的询问笔录。证明原告受伤时不是车上乘客，故本案非合同纠纷，而是侵权纠纷。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再上���时仍是乘客身份，相反只能证明是侵权法律关系。对其他证据均无异议。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了原告乘客身份，故原被告系运输合同关系。对其他证据均无异议。原被告对对方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仅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目的持不同意见。本院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三性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原告石伟伟系城镇居民，已退休。2013年11月11日，原告石伟伟从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乘坐被告所有的，并由其员工沈壮峰驾驶的车牌号为浙A×××××的319路无人售票公交车（单车、一票制）前往临平。11时20分许，该车在余杭区临平街道星光街荷花塘公交站台停靠，原告石伟伟从该车后车门下车，后在未征得驾驶员同意的情况下，又从该车后门上车，上车时其右脚被正在关闭的后��门夹住，左脚和身体其他部分在车体外，车辆起步原告倒地。司机沈壮峰发现后即停车察看情况，打电话报警，并将原告送往杭州余杭骨科医院住院治疗，于2013年12月3日出院。期间，被告支付了医疗费23209.65元和住院期间护理费2640元，原告支付了医疗费10234.8元。关于事故经过，原告向余杭交警大队陈述：“事发当天中午，我和平常一样从塘栖坐319路公交车到临平去上班，到了荷花塘站后我下车，下车看了一下，发现下早了一站，因为我要到曙光公寓（曙光嘉园）站下的，于是我就从公交车后门上车，我右脚刚迈上车，后门就关住并夹住我的右脚，这个时候公交车起动了，我本能的抽出了脚之后人就摔倒了，公交车驾驶员下车并报了警，再后来驾驶员就和我一起去医院了”。该事故经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现场勘察，该大队于2013年12月19日作出余公��交）认字（2013）第0064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驾驶员沈壮峰负事故的主要责任，石伟伟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原告伤势经杭州市求正司法鉴定所鉴定，原告石伟伟因该起事故致腰1椎体粉碎性骨折的伤残为IX（玖）级。建议其误工时间给予120日左右，护理时间给予60日左右，营养时间给予60日左右。另查明，《杭州市城市公共交通乘坐规则》第三条第（一）项规定：“乘客应在站台上排队候车，乘坐无人售票车时，单车依次从前门（上客门）上车，并往后门移动，到站后须从后门（下客门）下车；……”。本院认为，合同的订立包括要约、承诺，并以承诺生效时为合同成立。杭州市人民政府于2005年6月发布了《杭州市城市公共交通乘坐规则》，该规则规定了城市公交“前门上车后车门下车”的乘车规则，被告也在前后车门醒目处标设了“上客门”和“下客门”标志，该上下车规则及车门处的标志，系被告向乘客发出订立客运合同的要约内容。原告石伟伟从塘栖乘上319路公交车后，即与被告建立了客运合同关系。该路公交车实行的票价为一票制，故行人上车后即与被告达成了乘客自上车站起至终点站间任意站点下车的合意。原告在中途站荷花塘站下车，承运人根据其行为外观及公交运输交易习惯，足以相信其与原告的客运合同已履行完毕，驾驶员对原告的合同注意义务由此转化为对一般行人的注意义务，原告的身份也由乘客转化为行人。原告认为其下车后欲再上车时仍是乘客身份的辩解，不符合公交客运交易习惯，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下车后再上车时，违反城市公交乘车规则，从后车门上车，其行为是对承运人“从前车门上车”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构成新的要约，该要约未经承运人承诺，合同不成立。原告上车前未���驾驶员沟通，驾驶员对原告的新要约并未作出承诺，故原告与被告间的客运合同未成立，经营者与消费者间的消费服务关系也未建立。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向被告主张违约责任和损害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可依据侵权法律关系另行主张权利。被告的相关意见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三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石伟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36元（已减半），由原告石伟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上诉期满后7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2×××68，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支行）审 判 员  王 军二〇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代书记员  周慧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