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3）二中民特字第12593号申请人丸万株式会社，住所地日本国东京都千代田区外神田1-8-13NREG秋叶原大厦4层。法定代表人出山泰弘，社长。委托代理人张元明，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敬花，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北京德霖高尔夫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首都机场路89号。法定代表人王棹亿，董事长。委托代理人何薇，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军，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丸万株式会社申请承认和执行日本商事仲裁协会于2013年4月9日作出的仲裁案编号东京11-02、东京11-10仲裁裁决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丸万株式会社申请称：丸万株式会社（以下简称申请人）是一家在日本注册的公司，北京德霖高尔夫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申请人）是一家在中国注册的公司，MITRADINGCORPORATION（以下简称MIT）是一家在日本注册的公司。申请人、MIT与被申请人于2009年1月1日签订关于申请人授权被申请人在中国（包括香港和澳门）销售Maruman品牌（注：申请人拥有Maruman的商标权）高尔夫产品的销售代理合同。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被申请人未按销售代理合同的约定向申请人支付货款，并违反销售代理合同的约定，擅自在中国制造、销售Maruman品牌的高尔夫产品。申请人以通知形式解除了与被申请人之间的销售代理合同，同时根据销售代理合同关于争议解决方式的约定，向日本商事仲裁协会提起仲裁。日本商事仲裁协会于2013年4月9日做出裁决：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销售代理合同终止；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所欠货款1961454.09美元，以及自2011年3月4日起至该货款全额付清为止的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上述仲裁裁决已经生效，由于中国和日本都是《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1958年纽约公约》）的缔约国，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1958年纽约公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第三条之规定，特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日本商事仲裁协会于2013年4月9日就仲裁案编号东京11-02、东京11-10作出的仲裁裁决。被申请人辩称：1.承认和执行本案仲裁裁决将违反中国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仲裁庭组成人员的国籍分别为：首席仲裁员是德国籍，申请人选定的仲裁员是日本籍，被申请人选定的仲裁员是中国籍。但是仲裁庭剥夺了中国籍仲裁员发表意见的权利。仲裁是私法意义上的争议解决机制，其中仲裁员的仲裁权来自于当事人的授权，仲裁员受当事人的委托授权公正、公平地处理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事实和法律争议。当事人选定仲裁员与该仲裁员的能力大小和教育背景没有必然联系，有关联的是当事人对该仲裁员以及仲裁这种争议解决方式的信任。因此，禁止仲裁员对案件发表意见，本质上是剥夺了当事人的仲裁权，是对当事人最大的不公平和不公正，是对仲裁制度的践踏。中国籍仲裁员针对本案仲裁裁决出具了《不同意见》，其中第23段记载，在整个仲裁过程中，首席仲裁员和申请人选定的日本籍仲裁员反复强调，只有日本律师或者在日本具备律师执业资格的专业人士才可以对涉及日本法律的问题以及日本法律的解释问题发表意见，中国籍仲裁员被禁止就双方争议的销售代理合同所适用的日本法律发表任何意见，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关于日本法律的适用问题只有申请人选定的仲裁员才能发表意见，因为首席仲裁员是德国籍，不具备日本律师执业资格，只有申请人选定的仲裁员是一名日本律师。仲裁员在仲裁庭中的地位是平等的，仲裁员有权利、也有义务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平等地作出裁判。此处的争议不仅包括事实争议，也包括法律适用上的争议。禁止仲裁员就案件的争议发表意见，实质上是对仲裁员以及当事人平等法律地位的严重侵害。在仲裁案中，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之一就是法律适用问题。为此，被申请人请前日本东京高等法院的法官出具书面专家证人意×出庭接受询问。尽管中国籍仲裁员是一名中国律师，但其完全可以通过庭审以及双方的证据对涉及日本法的问题进行判断并发表意见。然而，中国籍仲裁员的权利被非法剥夺了，导致本案在不平等的法律基础上作出了裁决，被申请人的权利被实质性剥夺并遭受了仲裁庭不公平地歧视性对待。这不仅违反了双方约定适用的日本商事仲裁协会商事仲裁规则（以下简称本案仲裁规则）第28条关于“仲裁员应当公平且中立”的规定，也违反了我国法律有关“仲裁应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以及“公正公平”的基本法律原则。因此，请求法院从保护我国公共利益的角度，不予承认和执行本案仲裁裁决。本案发生的“排除仲裁员发表意见”的情形，严重违反了仲裁之基本价值和运行机制，一旦承认和执行本案仲裁裁决，将是国际仲裁历史的倒退，使当事人对仲裁彻底失去信心。2.仲裁庭的组成违反本案仲裁规则。（1）仲裁员人数实质不满三人。如前所述，尽管仲裁庭名义上由三名仲裁员组成，但被申请人选定的中国籍仲裁员被排除就法律适用问题发表意见，加之首席仲裁员以自己不具有日本律师执业资格为由放弃对日本法律的适用问题发表意见，因此，本案实质是申请人选定的日本籍仲裁员的一人仲裁，严重违反了本案仲裁规则关于仲裁庭组成人数的规定。另外，本案首席仲裁员被日本商事仲裁协会指定为第三名仲裁员时，被申请人曾以该仲裁员长期（35年以上）工作生活在日本、其思维方式及行为模式已实质性融入日本社会、难以真正实现本案仲裁规则规定的首席仲裁员来自第三国的真正目的为由，要求日本商事仲裁协会另行指定首席仲裁员，但没有得到日本商事仲裁协会的支持，导致关于首席仲裁员的规定在本案中形同虚设。（2）申请人选定的仲裁员故意不披露与申请人的关联关系。本案仲裁规则第28条规定：“被选任为仲裁员的人，应及时向协会公开一切有可能导致对自己的公正性或者中立性产生疑问的全部事实，或提交表明无此类事实的文书……仲裁员在仲裁程序进行过程中，应以书面形式向当事人和协会公开有可能导致对自己的公正性或者中立性产生疑问的全部事实（已经公开的除外）。”2011年4月24日，申请人选定的日本籍仲裁员签署声明，确认本案中不存在可能对其公正性和中立性产生疑问的任何事实。2011年10月17日，即仲裁案首次开庭结束20天后，被申请人获悉日本籍仲裁员担任董事的中小型企业服务有限公司是日本振兴银行的孙子公司，而申请人曾是日本振兴银行的子公司后变成孙子公司，故中小型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和申请人的最终实际控制人都是日本振兴银行。申请人曾向日本振兴银行贷款10亿日元，用于开拓建设申请人的高尔夫产品在中国市场的销售网络。该事实是仲裁庭认定申请人解除合同有违日本法律诚实信用原则的主要原因之一。双方当事人曾在仲裁案第一次庭审中，就该笔10亿日元贷款以及日本振兴银行是否参与申请人解除合同的问题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因此，日本振兴银行与申请人有计划地解除合同的行为有直接关联，即日本振兴银行与仲裁的最终结果有利益关系。另外，日本籍仲裁员与申请人的仲裁代理人关系密切，曾与该代理人一起作为代理律师，共同处理在日本东京地方法庭的诉讼案件，被代理的客户就是日本振兴银行。因此，被申请人请求日本商事仲裁协会予以核实。2011年10月18日，日本籍仲裁员确认其在日本振兴银行的关联公司担任董事，且与申请人的仲裁代理人是多年的老朋友。2011年10月31日，被申请人申请日本籍仲裁员回避，其中一项理由是其没有按照本案仲裁规则的要求及时披露信息，因为关于日本振兴银行与申请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直接涉及申请人解约的真实原因，且日本籍仲裁员是申请人的仲裁代理人的多年好友，是受其好友邀请才担任本案仲裁员。2011年11月29日，日本商事仲裁协会驳回了被申请人提出的要求日本籍仲裁员回避的申请，且拒绝作出解释。被申请人认为，仲裁员应当回避的情形与仲裁员应当披露的情形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应当区别对待。决定仲裁员回避的关键因素是：该仲裁员与仲裁案件的结果（包括仲裁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存在利益冲突，并且该利益冲突情形是客观存在的，如仲裁员是仲裁当事人的股东等情形。仲裁员应当披露的情形是：在当事人看来，可能对其仲裁员身份的公正性或者中立性产生疑问的全部事实，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应当从仲裁当事人的角度进行判断。该事实导致的结论可能是仲裁员与仲裁案件存在利益冲突，也可能是没有利益冲突。因此，仲裁员应当回避的情形必须披露；仲裁员应当披露的情形不一定导致仲裁员汇报，但是仲裁员不得隐瞒，必须披露。本案中，日本籍仲裁员故意隐瞒的情形均属于国际仲裁实践中仲裁员必须披露的情形。依照《国际律师协会国际仲裁利益冲突指引》（2004年5月22日通过）的规定，下述是仲裁员必须披露的情形：“3.1.1仲裁员在过去的三年内，曾担任一方当事人或一方当事人的关联公司的法律顾问，或曾就不相关事宜为其指定方当事人或指定方当事人的关联公司提供过咨询或曾被咨询，但仲裁员与当事人或当事人的关联公司没有正在持续的关系……3.3.6仲裁员与一方当事人的法律顾问之间存在密切的私人朋友关系……3.4.2仲裁员在过去的三年中曾以专业身份（例如前雇员或前合伙人）与一方当事人或一方当事人的关联公司存在关联关系……3.5.4仲裁员是一方当事人的关联公司的经理、董事、监事或具有类似控制影响，但该关联公司没有直接参涉仲裁中的争议事项。”本案的日本籍仲裁员同时具有上述4种必须披露的情形，但其却故意隐瞒不予披露，直至被申请人发现并指出后才被动坦白。尽管日本商事仲裁协会没有支持被申请人关于要求日本籍仲裁员回避的申请，但日本籍仲裁员仍然违反了本案仲裁规则第28条关于仲裁员应及时披露的规定。因此，本案仲裁裁决属于《1958年纽约公约》第五条规定的不予承认之情形。（3）仲裁庭不公正、不中立。本案仲裁规则第28条规定：“仲裁员必须公正且中立。”但是，本案首席仲裁员和申请人选定的日本籍仲裁员严重违反这一规定，二人联合非法排除了中国籍仲裁员就日本法律的适用问题发表意见，实质性地剥夺了被申请人的仲裁权，造成对被申请人最大的不公正，并变相剥夺了被申请人陈述意见的权利，对被申请人主张的索赔理由视而不见，毫无理由地一笔否定。3.仲裁庭剥夺了被申请人陈述意见的权利。在仲裁案件中，当事人有机会陈述意×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仲裁庭注意到当事人陈述的意×予以评价。如果仲裁庭只是“走过场”似的让当事人发表意见，但对当事人发表的意见置若罔闻，仲裁庭实质上是在剥夺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机会。中国籍仲裁员在其《不同意见》第13段和第24段记载，针对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提出索赔的三个理由，仲裁裁决中不仅没有对被申请人的第一个理由即依据日本民法典第415条主张违约赔偿进行评论，而且错误地认为被申请人依据的第415条是在主张恢复原状。与此相类似，被申请人的第二个理由即依据日本民法典第545条主张恢复原状和第三个理由即依据日本民法典第703条主张不当得利，仲裁庭也视而不见，仅以一句否定一笔带过，没有理由，没有分析。被申请人提出的上述三个索赔理由，事关被申请人主张的仲裁请求2500万美元能否得到支持的重大问题。但如此重要的事项，仲裁裁决中却漏掉了第一个理由，而且也只是草草地对剩余的两个理由直接给出了否定的结论。这充分说明，仲裁庭实际并不在乎被申请人是否发表了意见或者发表了什么意见，实质上是剥夺了被申请人陈述意见的权利。关于上述索赔理由的问题，中国籍仲裁员在《不同意见》中已经明确指出，仲裁庭完全知道，但未采取任何补救措施或者根本就没有考虑，仍以多数意见的形式作出了本案仲裁裁决。仲裁庭没有平等地对待仲裁员，更没有公正地对待被申请人。这个事实也说明，中国籍仲裁员的意见完全被其他两名仲裁员排除，印证了在《不同意见》中提到的其被排除就日本法律问题发表意见的情形。4.裁决内容超出了申请人的仲裁申请范围。申请人提出仲裁申请时的第2项仲裁请求是：自2010年12月28日起，申请人对于由销售代理合同产生的任何债务和负债，均不承担任何责任。该项仲裁请求不涉及对销售代理合同效力的评价，也不涉及被申请人在销售代理合同项下的债务承担问题。但是仲裁裁决相应的裁决内容是：2009销售代理合同已经终止，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均不再负有2009销售代理合同项下的任何后续义务。申请人并没有请求解除销售代理合同或确认该合同的状态，但仲裁庭却裁决该协议“已经终止”。显然，仲裁裁决内容已经超出了申请人仲裁申请的范围，其所裁并非申请人所请。5.仲裁程序违反本案仲裁规则。（1）仲裁庭重开审理并拖延作出裁决。本案仲裁规则第49条（审理终结与重新开庭审理）规定：“1.仲裁庭认为仲裁程序的裁决时机已经成熟的，可以决定终结审理。在庭审日期外作出该决定时，应给予适当的预告期。2.仲裁庭认为必要的，可以重开审理。原则上不在审理终结之日起3周之后重开审理……”第53条（仲裁裁决的时期）规定：“1.仲裁庭认为仲裁裁决时机成熟终结审理时，应在该日起5周内作出仲裁裁决。但是，根据案件的难易度及其他情况仲裁庭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将该期限改为8周以内的适当期限。2.前款规定的终结审理之际，仲裁庭应将仲裁裁决的期限告知当事人。”根据上述规定，仲裁庭决定终结审理后，可以重开审理，但在审理终结之日起3周之后不可以重开审理。另外，仲裁庭最晚应当在审理终结之日起8周内作出仲裁裁决。在本案仲裁过程中，仲裁庭于2012年8月13日作出决定：仲裁程序自2012年8月27日审理终结，并且仲裁庭将于2012年10月22日或之前作出仲裁裁决。2012年10月22日，仲裁庭没有如期作出仲裁裁决。2012年10月30日，仲裁庭致函双方当事人，要求双方当事人就被申请人是否有权依据日本民法典第1条之规定向申请人主张损失赔偿的问题发表意见。在仲裁裁决中，仲裁庭称该函是其重开审理的决定。2013年4月1日，仲裁庭作出决定：仲裁程序于2013年4月8日审理终结，仲裁庭将于2013年5月13日或之前作出仲裁裁决。2013年4月9日，仲裁庭以多数仲裁员的意见作出了仲裁裁决。上述仲裁程序有两处违反本案仲裁规则的情形：首先，违反了第49条关于仲裁程序在审理终结之日起3周之后不可以重开审理的规定。仲裁程序于2012年8月27日审理终结后，如果仲裁庭要重开审理，应当在3周内即2012年9月17日前作出相应决定，但仲裁庭直到2012年10月30日才作出事后追认的“重开审理”的决定。其次，违反了第53条关于仲裁庭应当在审理终结之日起8周内作出仲裁裁决的规定。由于仲裁庭于2012年10月30日决定重开审理的行为违反本案仲裁规则而无效，因此，仲裁庭仍应在2012年10月22日前作出仲裁裁决，但仲裁庭直到2013年4月9日才作出仲裁裁决。（2）作出仲裁裁决的过程违反本案仲裁规则。本案仲裁规则第7条规定：“在仲裁员为数名的情况下，仲裁庭的意思，包括仲裁裁决在内，按照仲裁员的过半数来决定。关于仲裁庭的意思决定，当仲裁员中持赞成与反对意见的人数相同时，则由仲裁庭首席仲裁员决定。”可见，在三名仲裁员不能就裁决达成一致意见时，或者是按照过半数仲裁员的意见作出，或是按照首席仲裁员的意见作出。在本案仲裁过程中，首席仲裁员不仅联合日本籍仲裁员排除中国籍仲裁员就日本法律的适用问题发表意见，而且自己也主动放弃了发表意见的权利，其放弃发表意见的理由是其不是日本律师不能解释日本法律。这就意味着，本案只有两名仲裁员发表了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日本籍仲裁员和中国籍仲裁员（但中国籍仲裁员的意见被排除考虑），首席仲裁员不但没有发表意见，而且在未看到日本籍仲裁员的意见之前就已经选择同意其意见。因此，本案仲裁裁决不是按照仲裁员的过半数决定作出，也不是按照首席仲裁员的意见作出，而是按照申请人选定的日本籍仲裁员的意思作出。6.申请人未按照《1958年纽约公约》第四条规定提交双方签订的销售代理合同以及本案仲裁裁决书。销售代理合同以及本案仲裁裁决书虽然进行了公证，但公证的内容仅是销售代理合同上申请人法定代表人的签章是真实的，并没有对销售代理合同的真实性进行公证以及仲裁裁决书的真实性进行公证。综上，被申请人请求法院依据《1958年纽约公约》第五条规定不予承认和执行本案仲裁裁决。经审理查明：2009年1月1日，申请人、MIT与被申请人签订销售代理合同，约定：申请人要求通过MIT出口产品，申请人、MIT指定被申请人作为其独家经销商，负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香港和澳门）销售产品。三方同时对产品价格、支付方式等进行了约定。销售代理合同第20条仲裁条款约定：“根据日本商事仲裁协会的商事仲裁规则，任何由本协议引发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应当最终在日本东京通过仲裁予以解决。”第21条适用法律条款约定：“本协议应当按照日本法律进行解释和理解。”申请人向本院提交了上述合同经过公证认证的文件及翻译件，由东京法务局所属公证人及日本国外务省官员进行了公证，并由我国驻日本国大使馆进行了认证。另，被申请人出示其持有的销售代理合同原件与申请人提交的销售代理合同一致。2011年2月16日，申请人以被申请人存在未依约支付货款等违约行为为由，向日本商事仲裁协会申请仲裁，仲裁案编号东京11-02。申请人的仲裁请求如下：1.被申请人应当向申请人支付美元3667431.09元，纠正后金额为美元3561454.09元，加上相关利息，利率为每年6％，利率计算期间自仲裁申请书送达被申请人之次日起至全额付清结束。2.自2010年12月28日起，申请人对于双方于2009年1月1日签订的2009销售代理合同产生的任何债务和负债，均不承担任何责任。3.仲裁费、仲裁员酬劳以及本仲裁审理过程中产生的其它任何必要开支均由被申请人承担。2011年12月5日，被申请人向日本商事仲裁协会提出仲裁申请并申请与仲裁案编号东京11-02并案仲裁。日本商事仲裁协会受理了被申请人的上述仲裁申请，并将其编号为东京11-10。被申请人的仲裁请求如下：1.申请人应当向被申请人支付以下款项（1）美元7291250元（含利息），作为对被申请人推广投资的补偿；（2）美元18571197元，作为因申请人单方面终止并／或取消2009销售代理合同引起被申请人遭受预期利润损失的赔偿。2.申请人应全额赔偿被申请人因本仲裁案引起的所有费用和开支，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审计费、差旅费和住宿费用以及其它所有相关成本开支和仲裁庭、日本商事仲裁协会的所有费用和开支。2011年12月22日，仲裁庭根据本案仲裁规则第44条款的规定决定并案仲裁，理由是多项仲裁请求系因同一仲裁协议产生。2012年8月13日，仲裁庭根据本案仲裁规则第49.1和53.2条款通知双方仲裁案编号东京11-02以及仲裁案编号东京11-10的询问程序已经结束，并宣布仲裁程序于2012年8月27日终止，仲裁庭确认其将在8周内，即2012年10月22日或之前，出具对双方均有约束力的最终仲裁裁决。2012年10月22日，仲裁庭出具一份仲裁程序决定通知，告知双方仲裁庭尚未完成对全部相关事宜的认定，并根据本案仲裁规则第12.2条款之规定决定延期出具终局裁决。2012年10月30日，仲裁庭出具一份仲裁程序决定通知书，告知双方仲裁庭仍需对一个问题进行确认，即被申请人可以根据日本民法典第1条有关诚实信用及不滥用权利的规定向申请人主张损害赔偿，因此，仲裁庭希望被申请人就此问题在2012年11月13日之前提交书面意见，同时希望申请人在2012年11月27日之前就被申请人的书面意见提交其书面反驳意见及证据。2012年11月13日，被申请人提交了补充摘要意见。2012年11月27日，申请人针对被申请人的补充摘要意见出具了意见书。2013年4月1日，仲裁庭宣布：根据本案仲裁规则第49.1条款，仲裁程序于2013年4月8日再次终止。2013年4月9日，日本商事仲裁协会通过多数表决意见作出裁决，内容如下：1.2009销售代理合同已经终止，而且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均不再负有2009销售代理合同项下的任何后续义务。2.被申请人应当将其欠申请人的美元1961454.09元，加上自2011年3月4日起计至全额结清日期为止的6％年利息支付给申请人。3.申请人应当将金额为美元371647.88元的赔偿款，加上自2011年12月15日起计至全额结清日期为止的6％年利息支付给被申请人。4.双方各自的成本自负，包括但不限于因本仲裁案引起的律师费。5.双方应当按照本仲裁书附录1，即日本商事仲裁协会提供的计算清单，各承担仲裁审理过程中发生的仲裁费用、必要开支以及仲裁员酬劳的50％。6.驳回双方的其它索赔。针对上述多数意见，被申请人选定的中国籍仲裁员出具了《不同意见》。2013年7月26日，申请人向本院提出申请承认和执行日本商事仲裁协会于2013年4月9日就仲裁案编号东京11-02、东京11-10作出的仲裁裁决。申请人向本院提交了其诉讼主体资格、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以及申请书的公证认证文件和翻译件，同时申请人向本院提交了本案仲裁裁决的公证认证文件和翻译件，由日本商事仲裁协会主席和东京法务局公证处证明本案仲裁裁决的真实性，并由我国驻日本国大使馆进行认证。另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国均已加入《1958年纽约公约》。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管辖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规定：“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其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办理。”本案中，被申请人的住所地为北京市顺义区，在申请人提出涉案申请时属于本院辖区，因此，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二、关于本案法律适用问题。我国和日本国均为《1958年纽约公约》的缔约国。本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纠纷系因履行所签订的销售代理合同而发生的争议，依照我国法律属于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所引起的争议，并且本案由仲裁裁决的一方当事人提出申请。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中有关我国加入该公约所作的互惠保留声明和商事保留声明，本案适用《1958年纽约公约》。关于本案仲裁裁决是否存在不予承认和执行之情形，应当根据《1958年纽约公约》第五条的规定进行审查，第五条规定内容如下：“一、裁决唯有于受裁决援用之一造向声请承认及执行地之主管机关提具证据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始得依该造之请求，拒予承认及执行：（甲）第二条所称协定之当事人依对其适用之法律有某种无行为能力情形者，或该项协定依当事人作为协定准据之法律系属无效，或未指明以何法律为准时，依裁决地所在国法律系属无效者；（乙）受裁决援用之一造未接获关于指派仲裁员或仲裁程序之适当通知，或因他故，致未能申辩者；（丙）裁决所处理之争议非为交付仲裁之标的或不在其条款之列，或裁决载有关于交付仲裁范围以外事项之决定者，但交付仲裁事项之决定可与未交付仲裁之事项划分时，裁决中关于交付仲裁事项之决定部分得予承认及执行；（丁）仲裁机关之组成或仲裁程序与各造间之协议不符，或无协议而与仲裁地所在国法律不符者；（戊）裁决对各造尚无拘束力，或业经裁决地所在国或裁决所依据法律之国家之主管机关撤销或停止执行者。二、倘声请承认及执行地所在国之主管机关认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亦得拒不承认及执行仲裁裁决：（甲）依该国法律，争议事项系不能以仲裁解决者；（乙）承认或执行裁决有违该国公共政策者。”三、关于被申请人的答辩意见。1.承认和执行本案仲裁裁决将违反中国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仲裁裁决解决的是双方当事人因履行销售代理合同而发生的商事纠纷，裁决的事项是关于终止销售代理合同以及双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问题的处理，因此，承认和执行该裁决不存在违反我国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且与我国的社会公共秩序不抵触。2.仲裁庭组成违反本案仲裁规则。依照《1958年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丁）项的规定内容，本案仅需审查仲裁庭的组成与本案仲裁规则是否相符。首先，本案仲裁庭由三名仲裁员组成，符合本案仲裁规则关于仲裁庭组成人数的规定。其次，关于仲裁员的披露义务。被申请人认为该仲裁员担任董事的公司与申请人有关联公司且与申请人的仲裁代理人为多年好友，但该仲裁员未披露上述事实，违反了本案仲裁规则第28条规定。同时，被申请人依照《国际律师协会国际仲裁利益冲突指引》（2004年5月22日通过）规定，认为该仲裁员故意隐瞒的情形均属于必须披露的情形。如前所述，关于仲裁员披露问题只需审查是否与本案仲裁规则相符，故《国际律师协会国际仲裁利益冲突指引》（2004年5月22日通过）中有关仲裁员必须披露的规定并不适用本案。本案仲裁规则第28条规定：“被选任为仲裁员的人，应及时向协会公开一切有可能导致对自己的公正性或者中立性产生疑问的全部事实，或提交表明无此类事实的文书……仲裁员在仲裁程序进行过程中，应以书面形式向当事人和协会公开有可能导致对自己的公正性或者中立性产生疑问的全部事实（已经公开的除外）。”本案中，申请人选定的仲裁员签署了中立性及独立性声明，表明该仲裁员不存在可能对中立性及独立性产生正当性怀疑的任何情形，符合上述仲裁规则规定。因此，被申请人以仲裁员人数实质不满三名、日本籍仲裁员故意不予披露其与申请人之间的关联关系及与申请人的仲裁代理人之间的关系、仲裁庭不公正不中立为由，认为仲裁庭组成违反了本案仲裁规则，缺乏规则依据，本院不予支持。3.仲裁庭剥夺了被申请人陈述意见的权利。《1958年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第（乙）项规定的不予承认和执行的情形为“受裁决援用之一造未接获关于指派仲裁员或仲裁程序之适当通知，或因他故，致未能申辩者”，本案中，被申请人参加了本案仲裁程序，且对双方争议的问题进行了辩论并提交了书面意见。因此，本案不存在仲裁庭剥夺被申请人陈述意见的权利之情形。被申请人依据中国籍仲裁员出具的《不同意见》主张仲裁庭在合议时未对其提出的主张进行评论、仲裁庭在仲裁裁决中未对驳回其主张阐述理由，实质上剥夺了其陈述意见的权利。本院认为，被申请人所主张的理由是仲裁庭对案件实体问题的认定，不属于《1958年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第（乙）项规定的不予承认和执行之情形。4.仲裁裁决内容超出申请人的仲裁请求范围。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主要为：1.被申请人支付拖欠的货款及相应利息；2.自2010年12月28日起，申请人对于双方签订的销售代理合同产生的任何债务和负债均不承担任何责任。申请人的第2项请求是建立在销售代理合同终止的基础上，因此，仲裁庭需对合同是否终止进行认定，仲裁庭裁决销售代理合同已经终止并裁决双方均不再负有合同项下的任何后续义务，未超出仲裁请求范围。5.仲裁程序违反本案仲裁规则。首先，本案中仲裁庭是否作出重开审理决定。仲裁庭于2012年8月13日决定本案仲裁程序审理终结，并应在2012年10月22日或之前作出仲裁裁决。仲裁庭于2012年10月22日出具仲裁程序决定通知，告知双方当事人仲裁庭尚未完成对全部相关事宜的认定，并根据本案仲裁规则第12.2条款之规定，决定延期出具终局裁决。因此，仲裁庭延长了作出仲裁裁决的时间，符合本案仲裁规则第12.2条规定：“除第65条规定的期限外（注：第65条规定为简易程序的仲裁裁决作出期限），仲裁庭在其认为必要时可以延长本规则规定的期限（包括仲裁庭规定的期限）。”在此情况下，仲裁庭于2012年10月30日致函双方当事人要求双方就被申请人的主张发表意见。从仲裁庭要求双方当事人继续发表意见的内容来看，即为仲裁庭决定重开审理。其次，关于重开审理的期限问题。本案仲裁规则第49条（审理终结与重新开庭审理）规定：“仲裁庭认为必要的，可以重开审理。原则上不在审理终结之日起3周之后重开审理……”上述规定中的用语为“原则上”，因此，重开审理的期限仅是原则性规定，没有禁止性规定。本案中，仲裁庭决定终结审理后认为有必要又决定重开审理，不违反上述仲裁规则。仲裁庭于2013年4月8日决定审理终结，于2013年4月9日作出裁决，符合仲裁规则规定的在审理终结后8周内作出裁决的期限。最后，本案仲裁裁决以多数意见作出符合本案仲裁规则第7条规定：“在仲裁员为数名的情况下，仲裁庭的意思，包括仲裁裁决在内，按照仲裁员的过半数来决定。关于仲裁庭的意思决定，当仲裁员中持赞成与反对意见的人数相同时，则由仲裁庭首席仲裁员决定。”6.被申请人提出的申请人提交的销售代理合同及仲裁裁决不符合《1958年纽约公约》第四条规定的问题。本院经审查认定申请人提交的销售代理合同及仲裁裁决均已办理了公证认证手续且提供了翻译件，符合《1958年纽约公约》第四条规定。综上所述，被申请人请求不予承认仲裁裁决的答辩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日本商事仲裁协会于2013年4月9日针对仲裁案编号东京11-02、东京11-10作出的仲裁裁决，不具有《1958年纽约公约》第五条规定的可以拒绝承认和执行之情形，故本院对该仲裁裁决的效力予以承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对日本商事仲裁协会于2013年4月9日针对仲裁案编号东京11-02、东京11-10丸万株式会社与北京德霖高尔夫体育发展有限公司销售代理合同争议作出的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予以承认。案件受理费人民币五百元由申请人丸万株式会社负担（已交纳）。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闫 飞审 判 员  郭 菁代理审判员  卓燕平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九日书 记 员  马 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