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泰中民终字第035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兆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州华信药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泰州市富野路1号。法定代表人吴跃，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宋敏寅，江苏众成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长林，江苏众成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兆华因与被上诉人泰州华信药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公司）撤销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3）泰高新民初字第12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2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4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兆华，被上诉人华信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宋敏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原告张兆华户籍登记在泰州医药高新区野徐镇永丰村十一组10号，家庭户主为孙粉英（系原告张兆华之母）。原告家庭拥有座落于泰州医药高新区野徐镇永丰村十一组10号房屋一处。2007年8月29日，原告张兆华投资设立泰州市同济信诚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济公司），工商登记的住所地为泰州医药高新区野徐镇永丰村十一组。2010年6月28日，同济公司向野徐镇政府提交关于解决企业生存、发展困难的报告1份，内容为“…因多种因素，公司资金面临较大压力…为解决资金压力，本公司多次申请产权证办理事项，因药城发展的大局所需，公司房产证一时无法办理…本公司恳请政府从考虑发展实际情况出发，报请药城申请提前拆迁”，张兆华也在报告上签名。2010年8月9日，孙粉英向野徐镇政府出具委托书，内容为“关于申请野徐镇永丰村十一组户名为孙粉英一家人的拆迁事宜，委托儿子张兆华全权处理，包括经委托人本人确认的协议的洽谈、签订、付款以及所有协议文本的签名本人皆认可…”；同日，孙粉英向野徐镇政府提交申请1份，内容为“现有野徐镇永丰村十一组户名为孙粉英一家…，请求政府照顾予以提前拆迁”。2010年10月20日，原告张兆华在拆迁协议及补充协议上签名。2010年11月4日，原告出具承诺1份，内容为“本人张兆华在拆迁中选择货币补偿，拆迁后家庭成员所有住房安置问题，本人自行解决，与政府无关”。2010年11月起，原告开始领取拆迁补偿款。2010年底前，原告腾空房屋并交房给被告。原审法院另查明，原告所称其在2011年5月16日取得的拆迁协议中，文头：甲方“拆迁人”未作记载，“受托单位”记载为泰州市天地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乙方“被拆迁人”记载为张兆华。尾部：甲方处无盖章；受托单位处无盖章，经办人处有“戴郭喜”签名；乙方处有“张兆华”签名。补充协议中，文头：甲方记载为泰州市华信药业有限公司；乙方记载为张兆华。尾部：甲方处无盖章；受托经办人处有“戴郭喜”签名；乙方处有“张兆华”签名。原告所称其在2013年4月份取得的拆迁协议中，文头：甲方“拆迁人”未作记载，“受托单位”记载为泰州市天地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乙方“被拆迁人”记载为张兆华。尾部：甲方处加盖“泰州华信药业投资有限公司”印章，并有“纪友林”签名；受托单位处加盖“泰州市天地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协议章”，经办人处有“戴郭喜”签名；乙方处有“张兆华”签名。补充协议中，文头：甲方记载为泰州市华信药业有限公司；乙方记载为张兆华。尾部：甲方处加盖“泰州华信药业投资有限公司”印章，并有“纪友林”签名；受托经办人处有“戴郭喜”签名；乙方处有“张兆华”签名。原审法院又查明，被告华信公司系2005年12月28日成立的国有独资有限公司，其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一般经营项目：土地前期开发与管理等。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被告间拆迁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否成立；二、原告何时知道或应当知道拆迁协议与补充协议的内容；三、原告是否有权行使对拆迁协议与补充协议的撤销权。关于争议焦点一：1、原告主张其签订的拆迁协议及补充协议是空白的格式合同，而上述协议系以房产等相关权利置换拆迁补偿为内容的民事合同。原告对协议中“张兆华”的签名并无异议，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对在该重大交易事项中签名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具有充分的认知，现其认为签署的协议上除格式条款外的其他内容均为空白，显然不符合常理，且原告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原告该意见不予采信。2、关于拆迁协议及补充协议当事人的主体身份。原告作为家庭代表处理拆迁事宜，并签订拆迁协议及补充协议，故其作为协议一方当事人并无争议。关于作为合同相对人的“甲方”的身份问题。原告已确认其于2010年10月20日签订了拆迁协议与补充协议，两份协议中均有经办人“戴郭喜”签名，而双方确认戴郭喜为天地公司的工作人员。关于天地公司的身份，被告认为系其委托的拆迁实施单位，原告对此予以否认。补充协议中，文头部分“甲方”明确记载为泰州市华信药业有限公司，即应为本案被告，该协议尾部委托经办人处有“戴郭喜”的签名，可知该补充协议中拆迁人即为被告华信公司，受委托单位即为戴郭喜的工作单位天地公司。又拆迁协议与补充协议系同时形成，拆迁协议尾部受托单位经办人处亦有“戴郭喜”的签名，而原告家庭仅有涉案拆迁项目一处房产，故原告当然可知拆迁协议中的甲方应同为被告华信公司。因此，原告在签订协议时应当知悉涉案项目拆迁人为本案被告华信公司。3、关于原告分别于2011年5月、2013年4月取得的拆迁协议与补充协议在尾部签章人不一致是否影响合同成立。戴郭喜作为天地公司的职工，签订协议系履行职务行为，相应的法律后果由天地公司承担。天地公司受被告的委托与原告签订的拆迁协议及补充协议，对原、被告即应具有拘束力，被告及相关工作人员在后的签字与盖章系对协议的确认，故并不影响原、被告间合同的成立。综上，原、被告作为合同当事人，基于双方共同意思表示达成的拆迁协议及补充协议，应自签订之日（2010年10月20日）起成立并生效。关于争议焦点二，原告认为其未取得协议文本，对协议内容不知情。房产系每个家庭具有重大价值的生产、生活资料，权利人作出处分时应持有审慎之态度。原告在协议签订前，即以关于解决企业生存、发展困难的报告等文件主动向有关部门要求提前拆迁，其母孙粉英为拆迁事宜出具了委托书，亦向野徐镇政府提交了请求照顾予以提前拆迁的申请，故其对所签订协议的内容及目的是有明确预期的；协议签订后，原告履行了腾空交房义务，并实际领取拆迁补偿款。因此，原告行为已实际确认了协议的主要内容。原告认为其交房、领取拆迁款无任何合同依据，而系政府出于信任所作的随意安排，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综上，原告应自协议签订之日（2010年10月20日）起即知悉合同内容。因原告提起鉴定所要证明的内容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足以认定，该鉴定已无必要，故对其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关于争议焦点三，原告现以拆迁协议及补充协议存在显失公平、原告签订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被告签订协议时利用原告的不利处境等情形，要求对部分条款予以撤销。根据法律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或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原告自2010年10月20日起即明确知悉协议内容，原告现起诉，显然已经超过一年的撤销权除斥期间。再者，原告受领拆迁补偿款并腾空交房，系履行协议的行为，应视为原告对协议内容、效力的认可及对协议撤销权的放弃。至于原告要求追加其家庭成员作为本案共同原告的主张，因拆迁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双方当事人为本案原、被告，而本案系撤销协议纠纷，具有撤销权的主体应为符合法定条件的协议当事人。现原告要求追加非协议当事人为原告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原告张兆华对拆迁协议及补充协议的撤销权消灭，其要求撤销拆迁协议及补充协议中关于与其相关联的房屋主体结构部分的结算方式及补偿金额条款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审判决：驳回原告张兆华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张兆华负担。原审民事判决书送达后，上诉人张兆华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之规定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不妥。1、本案合同是否成立，依什么法成立，原审法院没有作“依法成立”实体上的审查。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3和被上诉人向原审提交的证据3，证明上诉人在2011年5月16日以前没有获得项目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原件；项目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在2011年5月16日没有生效；2011年5月16日以前上诉人对复印件项目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上的填写内容不知情；上诉人2010年左右签署的是空白项目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及空白补充协议；项目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填写内容是被上诉人在2010年10月20日到2011年5月16日之间填写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1年11月4日确定了补偿方式为货币补偿。复印件项目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上受托单位、甲方盖章处没有盖章，补充协议受托单位签办人处和甲方签字处均没有签字。项目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明确生效时间为“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戴郭喜在复印件上注明“本复印件与原件核对无误”，并有戴郭喜签名及签署时间2011年5月16日。2、原审法院没有证明上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始时间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上诉人“1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撤销权消灭，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确表示过放弃撤销权。2013年9月18日原审法院作出的（2013）泰高新民诉初字第0002号民事裁定书时的诉讼起诉时间，能够证明上诉人知道撤销事由起就提起诉讼，行使撤销权。3、退一万步说，上诉人即使是早就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在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原件被上诉人没有签字、盖章的情况下，致使协议的生效长期顺延，直接导致上诉人长期不具有撤销权。原审法院不当剥夺了上诉人对确定协议生效时间的被上诉人签字、盖章时间的鉴定申请。4、即使上诉人明确知悉协议内容也不等于上诉人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更何况上诉人2010年10月20日不知道被上诉人提供的格式化空白条款合同的填写内容。上诉人腾空交房系上诉人经相关行政职能部门行政许可的情况下，对党和政府的一份信任，逐步领取拆迁补偿款也只能说明预支款项。（二）原审判决曲解法律。1、原审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6、7、8、9之真实性已经确认，同时证据之间的关联性也予以确认，但不去维护上诉人提供的经确认、认可证据真正法律意义上的证明目的。故意偏袒的原因是被上诉人是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职能机构出资的国有独资有限公司。2、上诉人应根据《合同法》第54条第1款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项进行实体上的审查。二、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上诉人认可格式化合同空白处都没有填写的乙方签名处“张兆华”是上诉人所签，不能说明该空白格式化项目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是在经过被上诉人填写后，上诉人所签署的合同。2、上诉人签署的格式化空白项目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系签署的对党和政府的一份信任，至于后来被上诉人对签署的格式合同空白处内容填写、签署时间及2013年4月12日协议原件显示的受托单位盖章等，是被上诉人故意侵犯上诉人合法财产所设计的违法行为的一种策略，造成上诉人在依法行使撤销权时，无法提供主张上诉人签署的合同是空白格式化协议的真正事实。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华信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上诉人行使撤销权已过撤销权行使期间，依法其权利应归于消灭。双方当事人签署的项目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安置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时间是2010年10月20日，距上诉人起诉，已超过一年。上述期间是除斥期间，不可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中有关中止、中断或延长的规定。上诉人主张协议签订时为空白合同，直到2013年4月12日方才知悉协议内容，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同时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二、上诉人以其实际行为表明其放弃撤销权的行使。2010年10月20日协议签订之后，上诉人将房产交付，并已拆除，上诉人也陆续将协议所约定的拆迁补偿款项进行领取，也可表明上诉人已经接受协议内容的约定。三、上诉人所主张部分房屋，为违章建筑，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可不予补偿，不存在上诉人所主张的显失公平之说。四、给予上诉人违章建筑部分房屋的补偿，仅从照顾上诉人出发，而给予上诉人道义上的补偿，上诉人不可据此再次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五、上诉人始终未曾明确其究竟以何事由来行使撤销权，同时上诉人也未曾提供任何证据表明其遭受了如显失公平、重大误解、胁迫等可以行使撤销权的法定情形。请求驳回上诉。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下列证据：1、2009年10月27日《关于申领本公司及家庭住所产权证报告》1份，证明上诉人2007年期间成立同济公司以来，曾经申请补办企业产权证；2、2009年10月28日报告一份，证明申办企业房屋产权证的事实是存在的；3、泰州市野徐镇人民政府泰镇野发（2009）22号《关于停止审批各类建筑的通知》，证明文件中停办的范围不包括上诉人企业所补办的房产证；4、2014年4月12日署名为“沈春凤”的证明一份，内容为“现有泰州医药高新区康居新城43幢201室沈春凤证明从2009年实施拆迁以来至今（2014年4月12日）没有拿到拆迁原件合同”。5、江苏省人民政府2010年6月4日作出的（2009）苏行复第8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泰州市野徐镇在此期间的征地拆迁行为是违法的。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证据1、2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仅能证明上诉人确实为家庭及公司住所产权相应手续的办理进行了申请，但不能作为其确权的依据。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4真实性无法确认，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证人没有到庭接受当事人质询，无法作为证据使用。证据5真实性有待核实，且与本案没有关联，其申请人并非本案上诉人。本院认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沈春风未出庭证言，其所作证明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提交的其他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亦不予采纳。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上诉人认为其在《项目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上签名时，两份协议除格式条款外的内容都是空白的，但上诉人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性质、内容以及法律后果有足够的认知能力。上诉人的主张明显与常理不符，亦没有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虽然上诉人提交的其于2011年5月16日取得的拆迁协议及补充协议复印件上仅有戴郭喜的签名，未加盖被上诉人单位公章，但泰州市天地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受华信公司委托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戴郭喜作为泰州市天地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员工，其在协议上签名系履行职务的行为，故应认定《项目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在2010年10月20日成立并生效，上诉人自此日起即明确知悉协议内容。且在协议签订之后，上诉人先后多次领取了拆迁补偿款，并在2010年底前，将协议所涉房屋腾空并交付被上诉人，协议已实际履行。上诉人于2013年9月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撤销协议，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行使撤销权的期间。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张兆华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卫平审判员  吴 玫审判员  于 焱二〇一四年五月五日书记员  季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