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7民终6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菏泽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菏泽市人民路**。 负责人：王凯，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亚卿。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圣文，山东诚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季飞雪，女，1987年10月1日，汉族，农民，住郓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建锋，山东郓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凤敏，山东郓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菏泽中心支公司与被上诉人季飞雪保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郓城县人民法院（2018）鲁1725民初39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菏泽中心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亚卿、侯圣文，被上诉人季飞雪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建锋、郭凤敏到庭参加本案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菏泽中心支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郓城县人民法院(2018)鲁1725民初3930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上诉人已经通过在保险合同中采用加黑加粗字体,将酒后驾驶机动车等违法行为作为免责事由尽到了提示义务,该保险合同交给了投保人即被上诉人,并一直由被上诉人保存,被上诉人也作为证据提交给了法庭,被上诉人作为合同当事人应当承担合同注意义务,对于加黑加粗字体的酒后驾驶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超速行驶等违法行为作为保险合同免责事由应当清楚知情。但原审判决对此没有认定,既不符合事实,也在法律上加重了保险人的义务,显属错误。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显然,本案属于该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而原审判决没有适用该司法解释,该判决明显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的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像上均有错误。为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特上诉至贵院，请求贵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季飞雪答辩称，一审判决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季飞雪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保险金100万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12月14日原告之夫崔节坤驾驶小型轿车与他人车辆相撞，造成崔节坤死亡。事故发生后，原告作为崔节坤的受益人要求被告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支付保险金，被告却不予理赔，违反保险法的规定。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诉请如前。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2月29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人身保险合同”（保险合同编号：×××59）1份：投保人季飞雪，被保险人崔节坤，身故受益人为原告季飞雪（分配方式100%）。合同约定：交通工具意外身故保险金100万元，保险期间自2017年01月01日零时起至2046年12月31日二十四时止或本合同列明的终止性保险事故发生时止。缴费方式按年（10次交清），每期保险费1880元，原告缴纳了第一期保险费1880元。被告对合同中“责任免除条款2.4（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进行了加粗加黑。合同中《个人人身保险产品投保提示书》被告要求投保人：详细了解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如实填写投保材料、如实告知有关情况并亲自签名；《个人人身保险投保单》中被告“声明与授权”说明：被保险人及投保人已认真阅读了“投保提示书”，保险代理人已提供投保险种的格式条款，并按照要求对投保事项和保险条款的所有内容（特别是免除和限制你公司保险责任的条款）作详细解释和明确说明，对此投保人无异议。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季飞雪”的签名系被告业务员所签，非原告所签。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个人人身保险产品投保提示书》、《个人人身保险投保单》中“季飞雪”签名字迹均不是出自原告季飞雪本人笔迹。鉴定费62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人身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季飞雪”的签名虽系被告业务员所签，非原告所签，但原告缴纳了第一期保险费1880元，视为对其行为的追认，且原被告均认可合同成立有效，因此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同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被保险人崔节坤酒后驾驶、伪造机动车号牌，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被告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被告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不用再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另外，《个人人身保险产品投保提示书》、《个人人身保险投保单》中被告均要求投保人亲自签名。由于原告没有签名，被告又没有证据证实对原告尽到了提示义务。因此，一审法院依法可以认定被告对投保人未尽到提示或者明确说明义务，该责任免除条款对原告不产生效力。原告作为受益人，其诉请一审法院依法应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被告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菏泽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季飞雪保险金1000000元。如果义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800元，鉴定费6200元，由被告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菏泽中心支公司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菏泽中心支公司的上诉和被上诉人季飞雪的答辩，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酒后驾驶能否成为上诉人拒赔的法定事由；二、伪造机动车号牌能否成为上诉人拒赔的法定事由。 针对案件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时，保险人作出提示后，该条款生效。上诉人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酒后驾驶属于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行为。因被保险人崔节坤发生事故时属于酒后驾驶，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作为本案肇事车辆的保险人，有义务举证证明其就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提示。本案中，案涉投保单和投保人提示书中虽然有投保人签字，但经一审法院委托鉴定，均非投保人本人书写，故本院不能认定上诉人已经尽到提示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院认为，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对免责条款已经向投保人作出提示，应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 针对案件焦点二，本院认为，首先，案涉合同中也将被保险人“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作为免责条款，根据上文所述，由于案涉投保单和投保人提示书中的投保人签字均非投保人本人书写，该免责条款同样对被上诉人不产生法律效力。其次，交通事故的发生与驾驶员的操作水平和注意力、车辆自身状况及路况、相对人的行为等相关联，投保车辆是否悬挂合法、正式的号牌并不影响其正常行驶，与交通事故的发生也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所以，被上诉人伪造机动车号牌并不影响保险公司就相关合同进行赔付，不能作为保险公司拒绝理赔的理由。而且，案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亦认定被保险人崔节坤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超速行驶的违法行为是本起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其使用伪造的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与事故发生没有因果关系，不是本次事故发生的原因。再次，由于使用伪造的机动车号牌违反了行政管理法规及部门规章，应受到公安机关及交通管理部门的严厉打击。但由于本案只涉及平等主体之间所签订的保险合同而引发的理赔纠纷，与具有行政管理职能部门应履行的查处和打击的职能是不同的。因此，作为保险人的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菏泽中心支公司应承担保险责任。 综上所述，上诉人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菏泽中心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菏泽中心支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田佰旺 审 判 员 朱晨曦 审 判 员 史春雷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王 群 书 记 员 刘景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