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4)黔东行终字第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正奎，男，1964年10月7日生，汉族，贵州省施秉县人，务农，住施秉县牛大场镇紫荆村朱家院组。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正华，男，1953年1月1日生，汉族，贵州省施秉县人，务农，住施秉县牛大场镇紫荆村朱家院组。委托代理人：胡正国，贵州洲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施秉县牛大场镇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陶国恩，镇长。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程仁发，男，汉族，1965年10月1日生，贵州省施秉县人，务农，住施秉县牛大场镇紫荆村朱家院组。上诉人朱正奎、朱正华因土地使用权行政确认一案，不服施秉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施行初字第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现本案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根据原审被告的举证并经庭审质证认定：1983年第三人程仁发在位于牛大场镇原老渡桥村孙家坡林地开垦荒土约10亩，并一直耕种管理。1998年11月10日，原告朱正奎取得编号为№0618619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该证载明“岩湾”山土的四抵为东抵秦山，南抵朱山界，西抵沟，北抵湾。原告朱正华取得编号为№0618479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该证载明“岩湾”山林的四抵为东抵路，南抵路，西抵田，北抵朱山。2002年9月15日第三人程仁发与牛大场镇人民政府签订退耕还林合同，在孙家坡所开垦的荒土内种植林木。施秉县人民政府于2003年12月8日向第三人程仁发颁发了施府林证字（2003）第1098号《林权证》，该证载明孙家坡林地的面积为10亩，其四抵为东抵朱正前土，南抵吴启发土，西抵李世成田、秦廷章山，北抵秦廷章山。2009年4月，原告朱正奎、朱正华与第三人程仁发因孙家坡开荒地的使用权而发生争议。同年9月25日，朱正奎取得施府林证字（2009）第5226230200423-1/1号《林权证》，该证载明“森家坡”林地的面积为18.45亩，其四抵为东抵朱正凯山（路），南抵朱正华（电线杆直上），西抵河，北抵秦廷章山（李朝玉田角湾中间）。朱正华也取得施府林证字（2009）第5226230200420-1/1号《林权证》，该证载明“森家坡”林地的面积为21.30亩，其四抵为东抵吴启发山（路），南抵吴启发山路，西抵河，北抵朱正奎山（电线杆直上）。二原告《林权证》记载的林地与第三人退耕还林的林地互相重合，第三人《林权证》记载的四抵范围超出争议地的实际范围。二原告《林权证》的林地四抵范围虽然包含争议地，但二原告《林权证》附图勾划的范围与该证记载的四抵范围不吻合，且将争议地划在《林权证》范围外，并不包含争议地。争议地的范围按双方实际管理情况位于朱正奎、朱正华林地中间，其四抵范围为东抵朱正奎、朱正华山，南抵朱正华山，西抵朱正奎山、李世成田，北抵朱正奎山。现二原告以其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和《林权证》主张享有争议地的使用权。原审法院认为牛大场人民政府有权依照法律对原告和第三人之间发生的土地权属争议进行处理。原告及第三人均提供有效的土地权属依据，在双方权属依据产生权利重合的情况下，牛大场人民政府经组织双方协商不成，根据第三人对争议地已管理多年的现实情况，依照《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的规定，确定土地权属归第三人并无不当。施秉县牛大场镇人民政府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程序合法，应予维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维持施秉县牛大场镇人民政府作出的牛府处[2013]2号《关于对紫荆村朱正奎、朱正华与程仁发为孙家坡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朱正奎、朱正华负担。上诉人朱正奎、朱正华共同上诉称：上诉人于1998年分别取得的编号为№0618619、№0618479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以及于2009年分别取得的施府林证字（2009）第5226230200423-1/1号、施府林证字（2009）第5226230200420-1/1号《林权证》，均已证明上诉人享有争议地的使用权。施秉县人民政府于2003年才向程仁发颁发施府林证字（2003）第1098号《林权证》，该证是在上诉人于1998年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后颁发的，与上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相冲突，故颁发该证违法，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以程仁发的《林权证》作为其享有争议地使用权的依据。原审被告和原审法院制作的现场勘查图均未有上诉人的签名认可，不具有真实性。施秉县牛大场镇人民政府认定上诉人的《林权证》无效，属越权行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本院撤销原判。被上诉人施秉县牛大场镇人民政府答辩称：争议地自八十年代至今就由原审第三人程仁发实际管理，上诉人于1998年才取得争议地旁边林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现上诉人《林权证》记载的林地范围并不包括争议地。本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程仁发答辩称：上诉人朱正奎取得编号为№0618619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与施秉县档案局保存的承包登记册所记载的地名、四至范围、类别等内容不相符；朱正华取得编号为№0618479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与原老渡桥村委会《关于开荒引发纠纷的处理意见》相互抵触，该两证均无法律效力。上诉人均未取得第一轮土地承包证书，上诉人《林权证》记载的林地范围并不包括争议地。上诉人是伪造证据，歪曲历史事实，请求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现场勘界图及现场照片，以此证明争议地的现况；2、朱正奎、朱正华的施府林证字（2009）第5226230200423-1/1号、施府林证字（2009）第5226230200420-1/1号《林权证》，以此证明该两证登记的林地不包括争议地；3、程仁发的施府林证字（2003）第1098号《林权证》，以此证明程仁发已将争议地退耕还林，并取得林权证；4、朱正奎、程仁发的调查笔录，以此证明程仁发80年代就已经开垦孙家坡的土地，至今一直是程仁发在耕种，于2009年4月6日才发生权属争议；5、对林千友、罗祯祥、黄大海、李世成的调查笔录，以此证明该四人在任职期间，争议地未发生过纠纷，争议地由程仁发开垦；6、被告组织朱正奎、朱正华、程仁发调解的调解笔录，以此证明争议地由程仁发开垦，发生纠纷的时间是2009年4月6日；7、朱正奎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底册，以此证明第二轮土地延包时，岩湾土地类别为山林，没有土；8、对朱正奎、朱正华的询问笔录以及争议地现场图，以此证明发生争议的时间为2009年4月6日，朱正奎对现场图无异议，朱正华认为看不懂现场图，朱正奎陈述还证实了是1998年才分的山；9、老渡桥村委会于1999年4月6日作出的《关于老渡桥村开荒引起纠纷一事处理意见》，以此证明老渡桥村对村民开荒地的处理是“谁开荒、谁耕种”。原审被告提交的规范性文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土资源部《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原审原告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朱正奎、朱正华1998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以此证明原告朱正奎、朱正华对孙家坡山林土地享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2、朱正奎、朱正华2009年的《林权证》，以此证明二原告对孙家坡山林土地享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3、秦廷章、朱方立、刘廷碧的证言，以此证明朱正奎承包孙家坡的土地；4、牛大场镇紫荆村委会的证明，以此证明程仁发开荒时，二原告就与程仁发发生争议，且一直以来都有争议。原审第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朱正前等人的证明，以此证明争议地是第三人于1983年开垦的；2、林千友的证明，以此证明开荒时未与原告发生纠纷；3、紫荆村委会于2012年8月30日的证明，以此证明2009年4月6日原告与第三人发生纠纷调解未果，至今未解决，村委会于2010年11月23日出具第三人与原告为争议地一直有争议的证明有误。上述证据材料均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原审原告提供的第1号证据属使用权证书，原审被告并未核实该两证是否包括争议地，尚不能确定该两证是否作为原审原告享有争议地使用权的依据。原审法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供其它证据的认证正确，予以采信。本院根据本案有效证据认定的案件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按照《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使用权证书，可以作为各级人民政府处理林地权属争议的证明材料。上诉人朱正奎、朱正华分别提供有编号为№0618619、№0618479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并以该两证记载的“岩湾”承包地，主张其享有争议地的使用权。施秉县牛大场镇人民政府未经核实该两证记载的“岩湾”承包地的范围是否包括争议地的情况下，认定两《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记载的“岩湾”承包地的范围不包括争议地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依法撤销其作出的处理决定，由其重新进行处理。原审法院维持该处理决定不当，应当依法予以改判。上诉人请求撤销原判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的规定、第六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施秉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施行初字第9号行政判决；二、撤销施秉县牛大场镇人民政府的牛府处[2013]2号《关于对紫荆村朱正奎、朱正华与程仁发为孙家坡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由其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三个月内重新进行处理。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00元，由被上诉人施秉县牛大场镇人民政府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通烈审 判 员  郭荣华代理审判员  欧阳平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二日书 记 员  马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