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3）崇民初字第1839号原告丁峥元。原告丁某乙。法定代理人丁峥元。原告丁某甲。法定代理人丁峥元。三原告委托代理人卢小兰。被告孙来风。委托代理人李琦。委托代理人李芳。原告丁峥元、丁某乙、丁某甲与被告孙来风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原告原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后将本案移送本院处理。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丁峥元、丁某乙、丁某甲的委托代理人卢小兰，被告孙来风及其委托代理人李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丁峥元、丁某乙、丁某甲诉称，原告丁峥元与被告孙来风之女居慧颖于2002年10月8日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女丁某甲。丁某乙系丁峥元与前妻许秋虹所生之女，在丁峥元与许秋虹离婚后随丁峥元共同生活。丁峥元与居慧颖再婚后，夫妻间相处和睦，共同抚养两个女儿。2013年6月29日，三原告和居慧颖到浙江千岛湖旅游，居慧颖不慎在30日的漂流过程中溺水意外死亡。之后，原、被告与杭州千岛湖（九龙溪）漂流旅业有限公司和上海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达成了共117万元的赔偿协议，对方已将上述款项中的102万元付至被告孙来风指定的银行账户，被孙来风存至银行和购买国债。此款应归原、被告四人共同共有，原告丁峥元多次找被告孙来风协商，但被告均不同意分割。原告故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孙来风给付赔偿款（含补偿款）805635元，诉讼费由被告负担。诉讼中，因携程公司将15万元余款和居慧颖所在单位将居慧颖社保账户储存额40258元、工资55955.6元和丧葬抚恤补助3240元又付给了被告孙来风，故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被告给付赔偿款（含补偿款）895635元、社保账户储存额35225.75元、工资48961.15元和丧葬抚恤补助2430元，合计982251.90元，诉讼费由被告负担。被告孙来风辩称，原告丁峥元与居慧颖婚后关系一直不好，夫妻财产分开使用。丁峥元婚后住在徐汇区龙华西路，居慧颖则住在浦东新区西营南路，丁某乙随丁峥元生活、丁某甲随居慧颖生活，双方并未共同抚养两个女儿。丁某乙一直和丁峥元的母亲共同居住在徐汇区，并未和居慧颖共同生活，丁某乙和居慧颖未形成继母女关系。居慧颖去世后，丁峥元坚决不同意将丁某乙的名字作为女儿刻在居慧颖的墓碑上。丁某甲出生后，一直由被告照顾，丁峥元对丁某甲基本没尽过做父亲的责任，丁某甲本人也明确表示要和被告一起生活。因此，丁某乙不应参与居慧颖赔偿款的分割，丁某甲应得的赔偿款份额应由被告保管。丁峥元在明知居慧颖乘坐的漂流橡皮艇倾翻落水后，不但不出手相救，反而离开出事地点，并且不同意将居慧颖送医院抢救，对于居慧颖的死亡存在重大过错，对于居慧颖赔偿款应当不分或少分。居慧颖是被告的独女，被告丈夫刚于2013年3月去世，被告如今无依无靠，对于赔偿款应当多分。赔偿款中有5万元已约定归被告所有，另2万元作为参加处理事故人员的交通、误工费已由被告垫付，携程赔付的30万元在协商时双方均认可是给被告老年生活的补助，不应在赔偿款中分配。居慧颖的丧事由被告出资在南通操办，丧葬费应归被告。居慧颖生前有机动车和上海浦东新区的房产，应当在本案中一并予以分割。经审理查明，原告丁峥元与被告孙来风之女居慧颖于2002年10月8日登记结婚，2003年1月30日生育一女丁某甲。丁峥元与居慧颖系再婚。丁峥元与前妻许秋虹于2002年9月12日登记离婚，离婚协议中约定婚生女丁某乙由丁峥元抚养，一切费用由丁峥元承担。居慧颖系孙来风与其夫居精林的独女，居精林于2013年3月死亡。孙来风已退休，月养老金为1985.1元。2013年6月29日，三原告和居慧颖参加了上海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携程公司）组织的浙江千岛湖2日团队游（含经典九龙溪漂流）。6月30日上午10点左右，居慧颖在参加漂流项目时，不幸溺水身亡。淳安县公安局城郊派出所于2013年7月2日出具公民死亡证明书，证明该起死亡事件排除刑事案件，系公民意外溺水死亡。2013年7月4日，原、被告四人作为甲方与乙方杭州千岛湖漂流旅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岛湖漂流公司）签订《调解协议书》，约定因甲方亲属居慧颖漂流时发生意外，造成溺水死亡事故，乙方一次性赔偿甲方居慧颖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及抚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80万元以及甲方及其亲属来淳的交通费及误工费2万元；乙方专门补偿甲方孙来风5万元；赔偿及补偿款打到孙同（系孙来风亲属）的工商银行账户；甲方及甲方亲属来淳期间的吃、住、行等费用由乙方承担。同日，携程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孙来风、丁峥元签订《协议书》，约定因居慧颖参加漂流项目时不幸溺水身亡，甲方同意给付乙方作为处理居慧颖溺水身亡的费用，包含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物损费、鉴定费、交通费、住宿费、精神抚慰金、死者家属处理事故合理性支出等所有费用、赔偿及补偿，同行人的团费返还及补偿等，以上总共费用为30万元。原、被告在庭审中一致认可协商上述赔偿额时是参照上海标准计算得来。上述《调解协议书》和《协议书》约定的款项，千岛湖漂流公司于签订次日足额付款，携程公司分别于2013年7月29日和12月30日各付款15万元，均按约定付至孙同账户。此外，在本案诉讼期间，居慧颖生前所在单位玛瑞拉时装（上海）有限公司将居慧颖社保账户储存额40258.9元、丧葬抚恤补助3240元以及居慧颖2013年5月-6月工资55955.6元合计99454.5元付款至孙同工商银行账户。庭审中，孙来风确认上述付至孙同账户的所有款项孙同均已向其交付。2013年3月4日，居慧颖向上海市公安局杨思派出所提交户口迁移申请，以投靠配偶为由申请将户口从南通市迁入上海市浦东新区西营南路67弄18号103室丁峥元户，在《常住户口审批表》“在沪亲属称谓、姓名”一栏内，居慧颖填报有“丈夫丁峥元、女儿丁某甲、女儿丁某乙”。杨思派出所经初审，签署意见拟同意居慧颖入户。上海市徐汇区龙华街道俞家湾第三居委会于2014年3月17日出具证明，主要内容为：丁峥元、居慧颖、唐彩英、丁某乙于2010年9月起长期居住在徐汇区龙华西路21弄24号501室，丁某乙就读于徐汇区龙华中学，上学期间周一至周四在徐汇区居住生活，主要由丁峥元之母唐彩英照顾。周五、双休及放假期间，丁峥元、居慧颖、丁某乙、丁某甲主要共同生活在浦西龙华，有时也在浦东居住。另查明，根据上海市统计局2013年3月12日发布的《2012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上海市2013年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为：上一年度本市职工平均工资5630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188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6253元。以上事实，有生育子女情况证明、结婚登记申请书、结婚证、婚姻登记档案证明书、离婚协议书、旅游度假产品确认单、调解协议书、协议书、付款凭证、常住人口登记表、基本养老金收入证明、常住户口审批表、居委会证明、统计公报以及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予以认定。被告孙来风为否认居慧颖与原告丁某乙之间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提供了以下证据：1、证人姚某、邱某、李某的证明，该三人均居住在上海市浦东新区西营南路67弄，与居慧颖生前系邻居。姚某居住在18号1003室，其证明自居慧颖、丁某甲和孙来风入住18号103室后，未见有其他人。邱某居住在35号501室，其证明原常见居慧颖、丁某甲和孙来风在18号103室居住，未见其他人。李某居住在18号102室，其证明丁某甲上幼儿园期间主要由外婆接送，很少见到丁某甲的父母，尤其是丁某甲的父亲。丁某甲上小学后，常见由居慧颖、孙来风接送其上学、放学。2、丁某甲于2013年12月29日出具的证明，主要反映居慧颖在世时，其和居慧颖、孙来风生活在一起，丁某乙跟其以及居慧颖并不生活在一起，也没多少接触。丁某乙和奶奶一起生活在浦西龙华，居慧颖从不去那儿。丁某乙有时会来浦东住上一两天，丁峥元每周来浦东一次。3、居慧颖墓碑照片，证明丁某乙在墓碑上没有作为继女留名。4、孙同的证明，反映丁峥元和居慧颖婚后长期分居，丁峥元常年住在浦西与其母及丁某乙一起生活，居慧颖不去浦西。原告丁峥元对被告证据1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认为丁某甲尚未成年，其证词不具有证据效力；对证据3，认为墓碑是被告所立，留名情况其事后才得知，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证人孙同与被告系亲属，具有利害关系，其证词不具有真实性。针对被告主张的事实，原告丁峥元提供了以下反驳证据：1、丁某甲于2014年1月5日出具的另一份说明，内容为：“1月1日在南通家中有两个阿姨让我写了张说明，当时奶奶、小舅爷爷在，因此我虽不知道派什么用处，但还是按照两个阿姨说什么我写什么，但并非本人意愿”，以证明2013年12月29日证明非丁某甲本人真实意思。2、一组丁某乙、丁某甲结伴出游、玩耍、相处融洽的照片，以证明两个女儿共同生活的状况。被告则又提供了丁某甲出具的另一份说明，内容为“1月5日晚，爸爸知道律师阿姨们来我南通家跟我见面时，说了对他不利的东西后，今天逼我写了份说明，他说一句我写一句，还让我对谁都不要作声，让我以后都不要签这种东西。其实，我在他那儿既孤单又不快乐，他并不知道，因为他未关心过。”落款日期也是2014年1月5日。对于照片，被告认为不能据此证明居慧颖与丁某乙存在抚养事实。本院在审理过程中，为核实孙同、丁某甲书面证词的真实性，曾要求被告通知二人到庭作证，但二人均未出庭。被告孙来风还提供了一份录音资料以证明丁峥元对于居慧颖的死亡存在重大过错，该份录音被告主张系由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杨大地在2013年11月26日10时20分与千岛湖九龙溪漂流公司经理通话时所录，内容涉及丁峥元在居慧颖落水后迟延通知工作人员以及没有及时施救的事实。原告丁峥元对该录音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孙来风为证明所得赔偿款的支出情况，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南通市公墓管理所墓穴购销合同一份，以证明居慧颖墓穴价格39000元。2、南通市公墓管理所缴款凭据四张，以证明2013年7月8日向南通市公墓管理所交纳墓地款39000元、往来资金300元、往来资金10300元和殡仪服务费17700元。3、南通市殡仪馆收费收据一张，以证明2013年7月8日向南通市殡仪馆缴费4930元。4、一组交通费发票，以证明被告在居慧颖去世后为其举行“烧七”等祭奠仪式时发生交通费约2000元。5、一组收条、发票，以证明被告为居慧颖举行“烧七”等祭奠仪式的花费约35000元。6、居慧颖银行存款凭条三张，以证明被告在居慧颖去世后为其银行卡还款共支出21978.88元。7、上海市浦东新区西营南路67弄18号103室水、电、气、有线电视费用发票一组，以证明被告为该房支出各项生活费用。原告丁峥元对上述证据1、2、3不持异议，认可居慧颖的丧事主要由孙来风在南通操办，但认为其在居慧颖去世后给了孙来风6万元用于操办丧事，在本院2014年1月8日组织的调解过程中，被告承认收到原告6万元。对于证据4、5，被告不予认可，并且认为这些费用即便发生，也应由被告自行承担。对证据6，不能证明系归还居慧颖生前欠款，而且即便属实，也应在分割居慧颖遗产时处理。对证据7，认为该支出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本案主要存在以下争议焦点：一、居慧颖和丁某乙之间有无形成《婚姻法》第27条规定的“抚养教育”关系。二、案涉款项应如何进行分割。对于争议焦点一，《婚姻法》第27条规定：继父或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据此，居慧颖与丁某乙之间是否形成抚养教育关系，是确定二人之间有无权利义务的唯一依据。被告孙来风否认二人之间形成抚养教育关系，其所提供的证据中，证人姚某等三人作为居慧颖生前的邻居，未出庭作证，其证词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且三人的证词与被告提供的丁某甲12月29日的证明所反映的家庭生活情况并不相符。如丁某甲证明中反映“丁某乙有时会来浦东住上一两天，丁峥元每周来浦东一次”，而姚某、邱某反映仅见居慧颖、丁某甲和孙来风三人入住，未见有其他人。丁某甲在出具了12月29日的证明后，又分别给丁峥元和孙来风出具了两份意思相反的说明。考虑到丁某甲所处的境况，丁峥元和孙来风皆有可能左右丁某甲的意愿，丁某甲的年龄和智力尚不足以使其充分了解所作意思表示相应的法律后果，而且其本人未出庭，本院亦不能从其庭审中的表现发现其真实意思，故本院对于丁某甲在本案中出具的三份书面材料的证明力均不予认定。证人孙同与孙来风系亲属关系，并且未出庭作证，其证词缺乏证明力，本院对其证词中反映的丁峥元和居慧颖婚后长期分居、居慧颖未与丁某乙共同生活的情况不予采信。至于丁某乙没有在居慧颖的墓碑上留名，与两者之间有无形成抚养关系并无必然的联系。丁峥元与居慧颖2002年10月登记结婚时，丁某乙年仅一周岁余，根据丁峥元与丁某乙生母许秋虹离婚协议的约定，丁某乙随丁峥元共同生活，一切费用由丁峥元负担。因此，在丁峥元和居慧颖结婚后，居慧颖和丁某乙形成继母女关系。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丁峥元和居慧颖婚后有特别的婚姻财产约定，可以推定丁峥元和居慧颖实行的是法定夫妻财产制，双方婚后由丁峥元负担的丁某乙的一应费用均应视为由双方的夫妻共同财产支付。由此可以认定居慧颖对于丁某乙在经济上提供了主要的生活来源。对于原告提供的当地居委会的证明，本院认为，居委会作为基层居民自治机构，对于社区内居民日常生活方面的家庭状况应当熟悉、了解，其就此出具的证明具有一定的证明力。证明中反映丁某乙上学期间和丁峥元之母居住生活，节假日和丁峥元、居慧颖、丁某甲主要生活在浦西龙华，有时也在浦东居住。这与被告举证的丁某甲12月29日证明中反映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所印证。原告举证的丁某乙和丁某甲结伴出游、玩耍的照片，照片上二人的姿势、表情、神态自然，相处和睦。本次到浙江旅游也是原告三人和居慧颖共同出行。再结合居慧颖在申请户口迁移时将丁某乙作为女儿登记的事实，可以得出丁峥元、居慧颖和丁某乙、丁某甲四人已经形成家庭共同生活的结论。即便丁某乙与居慧颖、丁某甲平日相处时间并不多，也是出于丁某乙和丁某甲分别就近入学的客观原因。综上，本院认定居慧颖与丁某乙之间已形成抚养教育关系，两者之间应当适用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实际上，在居慧颖意外身亡后，丁某乙也是以女儿的身份和丁峥元、丁某甲、孙来风一起与责任方签订赔偿协议。孙来风当时并无异议，其在本次诉讼中对此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对于争议焦点二，居慧颖意外死亡，所获赔偿的权利人应当是其依法应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及其近亲属。确定近亲属的顺序原则上同于继承的顺序，即首先考虑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没有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的，再行考虑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本案中，原、被告皆为居慧颖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丁峥元和孙来风共同和责任方签订一揽子赔偿协议，约定责任方一次性赔偿包括交通费、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项目在内的赔偿款总额，但未明确各项目的具体金额。对此，应视为赔偿金是对原、被告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的混合赔偿，依法应由原、被告合理分割，但应首先扣除已实际支付的丧葬费用及被抚养人生活费，剩余部分公平分割。居慧颖系城镇人口，工作地和经常居住地均在上海，在协商赔偿事宜时也是参照上海标准，故而本院在按赔偿项目计算金额时均按前述2013年上海城镇人口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进行计算。对于丧葬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规定实行定额赔偿的方案，即按照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6个月总额计算。本案中为28150元。但本案处理的是近亲属之间对于实际支出的丧葬费用的分割，与侵权损害赔偿定额不是同一概念，因此应根据死者近亲属安葬死者的实际支出合理确定丧葬费的金额，包括火化、骨灰寄存、购置墓碑、墓穴等合理的开支。丁峥元主张其在居慧颖去世后给了孙来风6万元用于操办丧事，但未提供证据证实。丁峥元认为在本院2014年1月8日组织的调解过程中，孙来风承认收到该6万元。经查，本院2014年1月8日的调解笔录中仅有丁峥元就此事实进行的陈述，孙来风并未明确予以承认，本院对丁峥元该主张不予采纳，但从此也可以推断双方存在以高出赔偿定额标准操办居慧颖丧事的合意。原告对南通市公墓管理所收费67300元以及殡仪馆收费4930元不持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于被告主张其为居慧颖举行“烧七”等祭奠仪式时的交通费及其它费用，本院认为，民间历来存在为去世的亲属举行“烧七”等祭奠仪式的传统，相应的必然会产生一定的费用，孙来风从上海往返南通也必然会产生交通费用，虽然孙来风就此提供的部分费用凭证在真实性、关联性上的确有所欠缺，但也不能如丁峥元所主张的一概否认。本院对上述费用酌情予以支持25000元。丁峥元认可居慧颖的丧事主要由孙来风在南通操办，故而上述合计97230元的丧葬费用应从赔偿总额中扣除，归孙来风所有。对于被扶养人生活费，丁某乙和丁某甲在居慧颖死亡时分别年满12周岁和10周岁，均未成年，属于居慧颖依法应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的规定，按上海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6253元标准分别计算6年和8年，丁某乙应得78759元（26253元／年×6年÷2），丁某甲应得105012元（26253元／年×8年÷2）。孙来风享受基本养老保险，依法不属于被抚养的对象。《调解协议书》中约定5万元系专门对孙来风的补偿，此款应归孙来风所有。孙来风主张携程赔付的30万元在协商时双方均认可是给其个人老年生活的补助，与《协议书》的约定并不相符，该《协议书》仍然属于责任方承诺的一揽子赔偿协议，30万元应归原、被告共有。本院对孙来风该主张不予采纳。对于死亡赔偿金，该款是对死者近亲属的财产补偿费用，原则上应平均分配，对生活特殊困难的近亲属可给与适当照顾。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的规定，居慧颖的死亡赔偿金应按照上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188元标准计算20年，为803760元。对于此款，考虑到孙来风已经年迈，丈夫和女儿在一年内相继去世，给其造成巨大的心理创伤，其虽然享受基本养老保险，但孤身一人，老年生活缺少保障，分配时对其应适当照顾。原告丁某甲作为居慧颖的生女，尚未成年即要承受丧母之痛，心理创伤巨大，分配时也应对其适当照顾。对该款在孙来风、丁某甲、丁峥元和丁某乙四人中的分配比例本院酌定为3：3：2：2。据此计算，孙来风、丁某甲、丁峥元和丁某乙四人对死亡赔偿金的分配分别为241130元、241130元、160750元和160750元。孙来风主张丁峥元对于居慧颖的死亡有重大过错，本院认为，事发当地公安机关对居慧颖死亡的原因已有结论，认为是意外溺水死亡，排除刑事案件。孙来风提供的录音资料其真实性不能确认，其中反映的内容也无其它证据佐证，本院对孙来风该主张不予采纳。原、被告依据《调解协议书》和《协议书》共得赔偿总额117万元，另丧葬抚恤补助3240元是居慧颖死亡后养老基金给予其家属的经济补助和精神安慰，上述款项应属原、被告共有，本院在本案中予以分割。其余原告主张的居慧颖社保账户储存额40258.9元、2013年5月-6月工资55955.6元以及被告主张的居慧颖的机动车和上海浦东新区的房产，因涉及到居慧颖遗产份额的确定，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且属于专属管辖的范围，本案中不予处理。原、被告可另行向有管辖权的法院主张权利。117万元赔偿款除去97230元的丧葬费用、丁某乙的被扶养人生活费78759元、丁某甲的被扶养人生活费105012元、对孙来风的专门补偿5万元和死亡赔偿金803760元后，尚余35239元。孙来风主张赔偿款中有2万元作为参加处理事故人员的交通、误工费已由其垫付，但未提供证据证实，本院不予确认。故对35239元的性质本院认定为对原、被告的精神损害赔偿，此款与丧葬抚恤补助3240元合计38479元由孙来风、丁某甲、丁峥元和丁某乙四人按照前述3：3：2：2的比例分割，分别为11544元、11544元、7695.5元和7695.5元。被告孙来风主张的其他支出中，为银行卡还款的部分被告不能举证系归还居慧颖生前欠款，即便该事实确实存在，也应在分割居慧颖的遗产时予以处理，本案不予理涉。用于上海市浦东新区西营南路67弄18号103室水、电、气、有线电视费用等各项生活费用的支出，如该房为丁峥元和居慧颖的夫妻共同财产，则在居慧颖死亡后、遗产分割前，该房为其所有继承人共同共有，被告作为共有人之一，对上述发生的费用亦负有支付义务，至于该费用在各继承人之间如何分担，则不属本案处理范围。综上，117万元的赔偿款和丧葬抚恤补助3240元中，孙来风应得399904元，丁某乙应得247204.5元，丁某甲应得357686元，丁峥元应得168445.5元。上述款项目前均由被告孙来风占有，孙来风应返还三原告应得的款项。丁某乙、丁某甲属于未成年人，根据法律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居慧颖已死亡，丁峥元作为丁某乙、丁某甲的父亲是二人的法定监护人，负有保护、保管丁某乙、丁某甲财产的责任，故二人在本案中应得的款项应由丁峥元管理，孙来风应将原告三人应得的总款项773336元一并交付丁峥元。孙来风主张丁某甲应得的赔偿款份额应由其保管，该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90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孙来风一次性返还原告丁峥元人民币168445.5元。二、被告孙来风一次性返还原告丁某乙人民币247204.5元，此款交由原告丁峥元收取。三、被告孙来风一次性返还原告丁某甲人民币357686元，此款交由原告丁峥元收取。四、上述款项合计人民币773336元，由被告孙来风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丁峥元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980元，保全费人民币4520元（此款原告已向移送法院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交纳），合计人民币18500元，由被告孙来风负担人民币14560元（此款原告已预交，被告于履行上述判决义务时与原告一并结清），余款由原告丁峥元、丁某乙、丁某甲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980元（户名：南通市财政局，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西被闸支行，账号：471558227682）。审 判 长  于劲松审 判 员  唐文新人民陪审员  马 莉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日书 记 员  蔡 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