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3）嘉民二（商）初字第615号原告开远市星龙经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委托代理人戎兴旺，上海豪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富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商某某。委托代理人王润华，上海志道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王钰玲。委托代理人田波、张之皓，上海精诚海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开远市星龙经贸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富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第三人王钰玲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4月15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3年5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杨某及委托代理人戎兴旺、被告委托代理人王润华到庭参加诉讼。2013年5月27日本院依法追加王钰玲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于2013年7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戎兴旺、被告委托代理人王润华、第三人委托代理人田波、张之皓到庭参加诉讼。2013年8月27日本院依法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同年10月9日、2014年4月14日本院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杨某及委托代理人戎兴旺、被告委托代理人王润华、第三人委托代理人田波、张之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2年4月原告经人介绍认识被告股东姜某，姜某自称可以办理奥迪4S店的经营权，故双方在2012年6月4日签订了《合作协议》，原告支付被告人民币（以下币种同）600万元，并把原告的营业执照和土地证等资料的复印件快递给姜某。后第三人王钰玲到云南省红河州开远市看了下经营场地，认为原告具备开奥迪4S店的能力，但认为《合作协议》约定的7个月办理时间太短，要延长到20个月，所以需重新签订合同。同年7月14日，被告在上飞机前拿出《委托代理合同》，由于时间仓促原告连条款内容也没有看，出于对被告的充分信任在《委托代理合同》盖了章。因被告未加盖公章，故在当天原告未拿到合同。2012年8月，姜某又通过电话向原告要钱，原告觉得不对劲，经向第三人王钰玲盘问，王钰玲称姜某私吞了400万，没有钱再办理原告的奥迪4S店了，其也只能停止不办并向原告出具了《告知书》。原告得知此事后向姜某确认，姜某听原告知道此事就挂了电话，之后就不再接听原告的电话，只是用短信回复原告称“王钰玲是骗子”。2013年1月21日原告到上海找到被告法定代表人商某某和姜某，姜某才将《委托代理合同》原件给原告，并写了收到600万元的收条。姜某称400万元在被告公司账上，但未能向原告提供证明，原告觉得上当受骗了，且原告发现《委托代理合同》中有大量显失公平条款，也了解到被告公司只是一个空壳的公司，被告完全没有能力履行合同。故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间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委托费用600万元。被告辩称，对于原告要求解除《委托代理合同》的诉讼请求，被告只能被动接受，但原告自行提出解除《委托代理合同》，故相应责任应当由原告自己承担。对于原告要求返还600万元的诉讼请求，根据双方合同约定，由于原告擅自解除合同，被告不应退还款项，且被告接受委托后做了大量的工作，只是原告方面原因使得原告的委托事项无法实现，故不同意返还原告600万元。第三人王钰玲陈述称：鉴于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委托代理合同》是否解除与第三人无涉，由法院予以认定。对于600万元的代理费用，是否返还应由被告做主，但其中200万元涉及到第三人，对于200万元第三人认为不应返还原告。因为首先《委托代理合同》中明确约定单方解除合同无权返还；其次，原、被告双方都认可第三人是劳务提供者，第三人有权办理相关事宜，事实上第三人为此事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劳务和成本（实地考察、组织专家认证、联系厂家和原、被告、协调当地政府关系、收集资料、制作相应报告等）；第三，至今第三人未收到原告明确的不再委托第三人继续工作的指令；第四，在办理委托事项过程中，未办理出奥迪4S店特许经营权主要原因在于原告自身条件不具备。庭审中，第三人称其不是被告公司的员工，本案所涉的奥迪4S店经营代理权是原、被告共同委托第三人办理的。原告则称之前原告不清楚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原告也没有委托第三人办理委托业务，第三人出具《告知书》后才知道被告将委托业务转给第三人做。被告则称不存在原告委托第三人办理奥迪4S店的事情，被告接受原告委托业务后全部转委托给王钰玲办理奥迪4S店经营代理权手续。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的证据材料及被告、第三人的质证意见：1、《委托代理合同》，证明原、被告签约的内容、时间及约定的权利义务等；被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2、收条，证明被告收到原告支付的600万元；被告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确认写收条的日期为2013年1月21日。第三人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并称600万元中的200万元被告转给了第三人。3、王钰玲出具的《告知书》，证明2012年8月15日被告的转委托人王钰玲提出终止办理原告的奥迪经营4S店代理权手续；被告对证据3的真实性表示无法确认。第三人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因2012年8月15日左右原告和被告股东姜某间产生一定的争议和矛盾，第三人应原告要求才出具《告知书》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原告协调处理和被告的关系，事实上原告委托事宜并未终止，后续工作还在进行。4、《合作协议》及姜某身份证，证明原、被告曾经订立了《合作协议》，后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合作协议》作废了；被告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对证据4无异议。5、《土地买卖转让合同》、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出卖方董事会会议纪要，证明原告已经通过正规方式履行了购买土地的行为；被告对证据5中的《土地买卖转让合同》及使用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无法证明土地已经过户给了原告用于开办奥迪4S店项目。对于会议纪要真实性被告无法确认。第三人对证据5《土地买卖转让合同》及使用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土地是不能直接买卖的，即便和出卖人签订合同也是无效的。且无法看出土地已变更至原告名下。对于董事会决议真实性无法确认。6、申请项目备案请示、申请一汽奥迪4S店的申请报告、备案申请表、关于在红河州开远市筹建奥迪汽车4S店的申请报告（附土地证）及发改委的批复，证明原告向发改委递交申请材料并得到发改委的批准；被告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申请表和本案没有关联性。第三人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这些证据很大程度上都是第三人协助原告去办理的。7、报案材料，证明2013年1月14日原告曾向云南省公安机关报案被告诈骗，后因证据不足公安机关未立案；被告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认可报案材料中有关事实陈述，且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第三人对证据7的真实性表示无法确认，且与本案和第三人没有任何关系。8、传票和诉状，证明被告在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虹口法院）起诉第三人，在事实理由中被告自认是转委托，且王钰玲从未给被告做任何事情，从而证明被告在欺骗原告；被告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同原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在虹口法院的诉讼中第三人没有认可被告诉状的事实和理由。9、原告法定代表人的妻子李怡然和姜某之间的短信往来记录，短信下划线部分证明被告对原告存在欺骗行为，短信中的“姐姐”指的就是第三人王钰玲；被告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短信内容反映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就委托事项进行沟通，至于谈到的和有关军政人员的关系仅仅能说明办理4S店确实需要人际关系，否则原告也无需委托被告办理，不存在欺骗的行为。第三人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短信内容反映了办理奥迪4S店确实需要巨额投入，原告知道并同意第三人收取200万，也认可第三人的工作。10、第三人与原告间的短信往来记录，证明400万元姜某自己用掉了；被告对证据10的真实性表示无法确认。第三人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的证据材料及原告、第三人的质证意见：1、《委托代理合同》，证明原、被告的合同关系；原告及第三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2、原告法定代表人杨某的妻子和姜某的短信往来摘录，证明在签约后不久原告由于没有场地建造厂房，即提出不愿意办理奥迪4S店手续；原告对证据2显示的手机号码、信息发送时间无异议，但认为被告断章取义了，短信只反映了部分的内容。2012年8月31日因为原告已经得知是个骗局，对被告已经丧失信任，故发了短信想要回钱。第三人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3、2013年4月24日及4月25日的火车票各一张、2012年4月20日的快递单，火车票证明被告仍然在为原告办理委托事项，快递单证明被告要求原告补充资料。原告对证据3中的火车票认为是被告收到法院传票后刻意做的伪证，对快递单认为原告没有收到过快递函。第三人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快递单认为没有具体的信函，故无法发表质证意见，但是相信被告和原告有过沟通。第三人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的证据材料及原、被告的质证意见：1、关于在红河州筹建奥迪汽车4S店的申请报告，证明第三人接受原告委托，协助原告向一汽奥迪公司申请筹建4S店，是第三人的工作成果之一；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材料是原告单独撰写的，而且事后原告了解到该申请报告第三人根本未向一汽大众奥迪公司递交。2、可行性研究报告，证明第三人针对原告提供的开远市资料及开办奥迪4S店所做的可行性研究分析；原告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报告有部分是第三人在原告报告的基础上修改后形成的，是第三人为了应付诉讼准备的。3、原告出具的情况说明及所附资料，证明在2012年8月15日之后原告仍然继续委托第三人办理奥迪4S店事宜，由于原告只提供了部分资料，导致第三人无法开展后续工作；原告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些材料是原告方整理后给第三人的。4、飞机票、送票单、登机牌等，证明第三人曾为办理奥迪4S店事宜去过云南，也证明8月15日之后第三人仍旧在做委托事项工作；原告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2012年8月15日后王钰玲等人是到云南旅游的，因为当初原告和王钰玲关系还好，且王钰玲承诺200万会汇到原告的账上。5、票据（餐饮费、通讯费、交通费、礼品发票），证明第三人为办理委托事项所支出的相关费用；原告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1-3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4、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认为是否是王钰玲为处理委托事项产生的支出不清楚。诉讼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归还400万元，并称因原告在和第三人的短信及电话沟通中曾表示第三人为原告的委托事项做了些事，所以自愿适当给第三人20万元，请求第三人归还180万元。本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6月4日原、被告及被告法定代表人商某某、姜某就原告办理一汽大众奥迪4S店经营代理权事项签订一份《合作协议》。签约后，原告支付被告600万元。2012年7月14日原、被告又签订一份《委托代理合同》，约定：被告运用自身工作关系在20个月内帮助原告办理一汽大众奥迪在红河、文山两州4S店经营代理权；被告完成合同约定委托事项，原告按照提供服务所需费用1500万元支付给被告，合同签订后原告预付600万元给被告，被告暂垫300万元用于原告办理4S店经营代理权，一汽大众奥迪授权书办下来，本合同履行完毕，原告支付900万元给被告；原告擅自解除合同，或原告不能满足办理4S店条件，不愿继续履约，视为违约，承担违约责任，原告放弃向被告收回已支付的费用；如被告不能在签约合同后20个月内为办理代理授权，原告可以解除合同，也可以限期让被告继续办理，如原告解除合同，被告在本金扣除相应费用后无条件如数退回原告；自合同生效之日起，2012年6月4日由商某某、姜某、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合作协议》作废。2、姜某系被告公司股东，其与王钰玲系朋友关系，对外称姐弟。为办理涉案奥迪4S店的经营权事宜，姜某介绍王钰玲与原告相识。被告收到原告支付的600万元后转给第三人王钰玲200万元，委托王钰玲为原告办理奥迪4S店经营代理权事宜。后原告亦将相关申办的资料及报告等材料给被告及第三人。嗣后，被告及第三人未告知原告申办的进展情况。3、2012年8月4日姜某发短信给原告法定代表人的妻子李怡然，要求原告再付200万元给王钰玲，并称600万“已经都给她了”。第三人则发短息给原告，称“钱被他已经用了……，上星期我让他拿钱，他说下周四、五给我打过来，我和他讲如不能打过来我就不干了”。同年8月6日李怡然发短信给姜某，内容为“我跟姐姐说了说不通，今天明天钱不到位，她就不做了，我们这边现在也没有钱，既然大家都为难，我们这边也商量好了。这样的话，我们也就不做了，你那边退我400万元，姐姐的200万我跟她结算，毕竟她为了我们才去请人办事，我们该承担这些费用，我去和她结算”。4、2012年8月15日第三人王钰玲向原告出具《告知书》，内容为“云南省开远市星龙经贸有限公司和上海富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双方口头委托本人办理云南省红河州、开远市、冷水沟的一汽奥迪4S店经营代理权，因在办理过程中发生了不该发生的种种事情，导致工作无法正常进行，现本人（双方委托方）书面告知终止委托，即停止此项目的后续工作，并归还汇入的项目前期款项，钱款汇至云南省开远市星龙经贸有限公司”。嗣后，因被告、第三人未将款项返还原告，原告遂涉讼。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间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双方系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委托合同建立的基础是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一旦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信任丧失，合同履行则会困难重重。因此，基于委托合同的该特点，法律赋予双方当事人任意解除权，以便合同双方在丧失信任的情况下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原、被告间的《委托代理合同》第三条约定“原告擅自解除合同……视为违约，承担违约责任”，该约定实际排除了原告的任意解除权，违反了委托合同的根本属性，该约定依法应属无效。《委托代理合同》其余约定内容与法无悖，依法有效。签约后，原告依约付款600万元给被告，被告则转付200万元给第三人，并将原告委托办理奥迪4S店经营权的业务转委托给第三人王钰玲办理。根据原告提供的三方短信往来记录，原告在与被告公司姜某、第三人王钰玲短信沟通过程中知道王钰玲只收到200万元，被告处有400万元没有给第三人，但姜某却再向原告提出要支付王钰玲200万元的要求，故原告逐渐对被告丧失信任，遂提出要求返还400万元，并向本院提起诉讼。诉讼中，对于原告要求解除《委托代理合同》的主张，被告表示接受，因此，《委托代理合同》原、被告双方合意解除，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原告主张要求被告返还400万元的诉讼请求，因第三人王钰玲系由被告指定和委托，被告应对第三人的选任及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现被告及第三人王钰玲均无确实有效的证据证明已经履行了涉案合同义务，且发生了相应的费用，故在合同解除后被告理应返还原告收取的600万元。现原告主张要求被告返还400万元系当事人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要求第三人王钰玲返还180万元的诉讼请求，鉴于第三人王钰玲向原告承诺所收款项予以返还原告，并向原告出具《告知书》的行为构成对被告债务的加入，且当事人履约应诚实守信。因此，第三人应对原告负有返还已收款项的义务。对于返还金额，原告自愿给予第三人20万元劳务报酬，此亦系原告自行处分其民事权利的行为，与法无悖，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四百条、第四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开远市星龙经贸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富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2012年7月14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二、被告上海富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开远市星龙经贸有限公司代理费人民币400万元；三、第三人王钰玲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开远市星龙经贸有限公司代理费人民币180万元。被告、第三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2400元，由被告负担36137.93元，第三人王钰玲负担16262.07元（被告及第三人负担之款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缴至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筑慧审 判 员  周红军人民陪审员  金婉仙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孙 静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四百条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经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可以转委托。转委托经同意的，委托人可以就委托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受托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及其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转委托未经同意的，受托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但在紧急情况下受托人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需要转委托的除外。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