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粤1322行初229号原告刘世明，男，汉族，1947年10月20日出生，住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系刘军的父亲。原告张秀华，女，汉族，1945年10月25日出生，住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系刘军的母亲。原告金敏，女，汉族，1976年9月15日出生，住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系刘军的妻子。原告刘缓，女，汉族，1996年9月13日出生，住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系刘军的女儿。原告刘某，女，汉族，2001年3月29日出生，住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系刘军的女儿。上列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谢敏玲，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惠州市惠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惠州市惠城区龙丰上排新联路**。法定代表人占必佑，局长。委托代理人庄宝叶，系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邓耀文，广东金卓越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惠州鑫泰源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州市惠城区站前一路**（铁路水电培训中心大楼）****。法定代表人刘国雄。委托代理人陈奎，公司工作人员。原告刘世明、张秀华、金敏、刘缓、刘某诉被告惠州市惠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第三人惠州鑫泰源实业有限公司不服工伤认定决定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金敏及其委托代理人谢敏玲，被告委托代理人庄宝叶、邓耀文，第三人委托代理人陈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惠州市惠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8年7月6日作出惠城人社工伤不予认字[2018]第001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第三人的员工刘军受到的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原告诉称，刘军（己死亡）生前在第三人处工作，担任货车司机职务。2018年3月26日12时许，刘军在公司办事处等待车辆交班期间，因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于当日14时许死亡。事故发生后，原告及第三人向被告提出了工伤认定申请，被告于2018年7月6日作出惠城人社工伤不予认字[2018]第001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作出不予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决定。原告认为，刘军按照公司车辆管理员的调度安排在公司办事处等待车辆交班期间死亡的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应当视同工伤的情形，依法应当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被告对“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的理解错误、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其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的决定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撤销，具体理由如下：一、刘军突发疾病死亡发生在刘军按照公司车辆管理员的调度安排在公司办事处等待车辆交班期间，依法应当认定为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被告对“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的理解和认定均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1.关于如何正确适用和理解《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工作时间”，国务院及劳动部均作了明确的法律规定。《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因工作性质或者生产特点的限制，不能实行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标准工时制度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实行其他工作和休息办法。”劳动部《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第四条“企业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职工，可以实行不定时工作制。……（二）企业中的长途运输人员、出租汽车司机和铁路、港口、仓库的部分装卸人员以及因工作性质特殊，需机动作业的职工；”《问题解答》第五问进一步明确了不定时工作制是针对因生产特点、工作特殊需要或职责范围的关系，无法按标准工作时间衡量或需要机动作业的职工所采用的一种工时制度。例如货运等可实行不定时工作制。本案中，刘军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第二条第（一）项明确刘军的岗位为货车司机，也对“工作时间”有明确的约定，根据第三条第（一）项约定“甲、乙双方同意按公司出车次数计算工资。”第（二）项约定“甲方因生产（工作）需要，经与工会和乙方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劳动合同》中对“工作时间”的约定符合《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和劳动部《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第四条规定，可见，刘军的工作时间是根据公司的安排需要而定，实行的是不定时工作制，工作时间是不固定的。刘军担任公司货车司机在有出车任务（等待车辆交班是出车任务的一部分）期间，无论是工作还是吃饭、住宿均在工作场所（即公司办事处），该工作性质决定了刘军在有出车任务期间是没有固定的上班和下班的区分（实行不定时工作制），故刘军按照公司车辆管理员的安排在公司办事处等待车辆交班期间也属于其工作时间。2.最高人民法院也明确了“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的释义及认定范围。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无论是经抢救无效死亡，还是未经抢救死亡，视为工伤的关键都在于，必须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通常理解，“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应当是指单位规定的上班时间和上班地点。同时，我们认为，职工为了单位的利益，在家加班工作期间，也应当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主要理由是：第一，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规定，制定和实施该条例的目的在于对“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因此，理解“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首先应当要看职工是否为了单位的利益从事本职工作。在单位规定的工作时间和地点突发疾病死亡视为工伤，为了单位的利益，将工作带回家，占用个人时间继续工作，期间突发疾病死亡，其权利更应当受到保护，只有这样理解，才符合倾斜保护职工权利的工伤认定立法目的。第二，《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二）、（三）项认定工伤时的法定条件是“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而第十五条视为工伤时使用的是“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相对于“工作场所”而言，“工作岗位”强调更多的不是工作的处所和位置，而是岗位职责、工作任务。职工在家加班工作，就是为了完成岗位职责，当然应当属于第十五条规定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第三，视为工伤是法律规范对工伤认定的扩大保护，的确不宜将其范围再进一步做扩大理解。但是，应当注意的是，第十五条将“工作场所”替换为“工作岗位”，本身就是法律规范对工作地点范围的进一步拓展，将“工作岗位”理解为包括在家加班工作，是对法律条文正常理解，不是扩大解释。[摘录自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9日作出的(2017)最高法行申6467号《行政裁定书》]。本案中，刘军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第二条第（二）项对“乙方的工作任务或者职责”明确约定“根据车辆管理员的调度进行出车行程。”第（三）项对“乙方工作地点”明确约定“按当日车辆管理员调度指定具体地点。”可见，刘军根据公司车辆管理员的安排调度在指定的公司办事处等待车辆交班是在履行其岗位职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的理解和认定，应认定刘军突发疾病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因此，刘军按照公司车辆管理员的通知在公司办事处等待车辆交班期间猝死，应当属于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的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应当视同工伤，原告的诉讼请求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二、被告仅以“事故当天刘军是在就餐过程中晕倒”及“刘军在2018年直至事故当天都无任何证据证明其有驾驶事故当天交班车辆记录”为由来认定刘军发病和死亡均不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明显证据不足，事实认定错误。1.被告仅凭120医生到现场后看见刘军发病时在餐桌旁边，认定刘军发病时正在就餐过程中，刘军的就餐时间不属于其工作时间，明显事实认定依据不足。本案中，刘军从事的是运送矿渣粉的工作，工作路途遥远且工作持续时间长。事发当日，刘军到达公司办事处后恰逢午饭时间，就与同事在餐桌旁打招呼，刘军本人在发病前并未在餐桌上就餐。退一步而言，即使刘军正在就餐，其就餐也是为接下来的出车任务作准备，属于其工作部分。刘军的就餐行为与其工作（即出车任务）之间存在着必要性、关联性和不可分割性，刘军的就餐时间也属于其工作时间。被告对刘军的就餐行为是否发生在工作时间内，其在工作时间内的就餐行为与突发疾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问题均未予认定，直接作出不予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决定，明显被告认定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应予以撤销。而且在被告调查时，第三人及事故发生的在场人员均证明在事发当日，刘军有出车任务，其是在按照公司安排的十二时左右到达公司办事处等待车辆交班，其在等待交班期间猝死，并按照被告的要求提交了相关证据及做了相应的笔录（相关材料保存在被告处）。2.被告仅凭刘军在2018年直至事故当天都无任何证据证明其有驾驶事故当天交班车辆记录，认定刘军发病时不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明显事实认定依据不足。根据被告的要求，第三人已提交了《物资称量单》充分证明刘军已于2017年11月2日曾驾驶过事故当天交班的粤Ｌ×××**号车辆。除该车辆外，刘军也曾驾驶过其他车辆，如粤Ｌ×××**号车、粤Ｌ×××**号车、粤Ｌ×××**号车、粤Ｌ×××**号车。由于运输行业的特殊性和局限性，刘军作为公司一名货车司机，在工作期间只能按照公司车辆管理员的安排履行工作职责。在2018年1月份到3月份期间，公司车辆管理员安排其驾驶的车辆虽是粤Ｌ×××**号车，但被告在没有任何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因此而否认刘军事故当日被安排的任务的车辆是粤Ｌ×××**号车辆的客观事实，明显证据不足，事实认定错误。三、最高人民法院明确应当倾向性保护职工合法权益，在职工发病和死亡是否发生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缺乏相关证据证明、难以确定的情况下，应当作出有利于职工的肯定性事实推定，而非否定性的事实认定。1.最高人民法院明确释明，在职工发病和死亡是否发生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缺乏相关证据证明、难以确定的情况下，根据工伤认定倾向性保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原则，应当作出有利于职工的肯定性事实推定，而非否定性的事实认定。[摘录自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9日作出的(2017)最高法行申6467号《行政裁定书》]。本案中，被告并没有证据证明刘军发病和死亡时不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其作出的刘军发病和死亡时不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的事实认定，明显错误，认定依据不足。2.被告无证据证明刘军突发疾病死亡时不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的，应当认定刘军视同工伤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项“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以及第（四）项“其他与履行工作职责相关，在工作时间及合理区域内受到伤害的”。本案中，被告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刘军发病和死亡时不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的应当支持认定为工伤的情形，应当认定刘军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综上所述，刘军按照公司车辆管理员的通知在公司办事处等待车辆交班期间猝死，属于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的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应当视同工伤的条件，应当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予撤销，为此，特向贵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依法撤销被告于2018年7月6日作出的惠城人社工伤不予认字[2018]第001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责令被告依法重新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居民身份证、证明、供养关系证明、户口本、出生证、优惠服务证、在校证明，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2、企业工商登记信息报告，证明第三人的身份情况；3、劳动合同、对账单，证明刘军自2017年6月1日直至死亡之日期间，是惠州鑫泰源实业有限公司的员工；4、证明、通话记录、证人证言、物资称量单（NO：0308455）、工伤认定申请表、惠州市工伤事故报告表，证明刘军突发疾病前有出车任务，其是在值班场所（即公司办事处）等待与粤Ｌ×××**号司机余世付交接车辆期间猝死，证明刘军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的事实；5、病历、疾病诊断证明书、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证明刘军于2018年3月26日13：15左右突发疾病，并于当日14:00左右经120医生抢救无效宣布临床死亡；6、驾驶证、物资出厂证（0385755）、送货单（NO：8003446）、物资称量单（NO：0290730、0287749、0286208、0285848），证明刘军在发病前即2018年3月26日前已驾驶过当天交班车辆及其他车辆，被告事实查明不清，认定错误；7、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明被告事实查明不清，认定错误。被告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答辩人查明，本案死者刘军系被答辩人金敏之夫，刘军生前与第三人具有劳动合同关系，在第三人处任司机一职。2018年3月26日十三时左右，刘军在第三人韶关办事处吃饭时突然晕倒，经120现场抢救无效，于当日十四时左右被宣告临床死亡。以上事实，有工伤认定申请表、事件经过简述、公司现场人员证明、疾病诊断证明书、死亡户口注销证明和询问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二、答辩人作出的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正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本案中，根据答辩人调查，相关人员陈述互相矛盾，前后不一致，结合其它客观证据，答辩人认为，刘军死亡时并不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具体分析如下：第一，现有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刘军在死亡当日与余世付轮班驾驶车牌号为粤Ｌ×××**的车辆，相反，根据第三人提供的物资出厂证、磅码单等材料，刘军自2018年1月至2018年3月24日期间，固定驾驶车牌号为粤Ｌ×××**的车辆。第二，第三人相关员工的陈述有多处前后不一致或与客观证据不一致的现象。经对第三人员工即司机余世付询问，其称“在他去世之前是两个人一起开一辆车，车牌号是粤Ｌ×××**”这与第三人提供的物资出厂证、磅码单等客观证据不符；余世付在两次询问笔录中，对其出差回到办事处时间的陈述前后不一致，第一次余世付称其与刘军在刘军死亡前一日一起出差去外地，第二日十时左右回到办事处，第二次余世付称其在刘军死亡前一日晚上就回来了；余世付陈述的与刘军死亡当日通话次数也与由中国移动提供的余世付通话记录不一致；而且，在答辩人第一次对余世付进行询问时，其具有企图将其所述通报给金建善的行为，该行为亦有违法律规定。经对第三人员工金东善询问，其第一次称刘军于死亡“前一日晚上回来之后就在公司办事处休息”又称“3月25日，刘军就是在这里休息”第二次金东善又称“25日是刘军出的车”金东善的陈述前后不一致；金东善还称“他（刘军）一般是固定开一台车的，一般是开粤Ｌ×××**”，该陈述与第三人提供的物资出厂证、磅码单等客观材料显示又不符；在对余世付第二次询问时，答辩人经查看余世付手机，发现金建善亦负责安排司机工作和车辆维修，这与金东善所陈述由其安排余世付和刘军出车的说法也不符合；关于刘军死亡时现场人数，金东善的陈述与现场另一人员肖先庆所述又不符，金东善称刘军死亡时现场有四人，而肖庆先称现场只有三人。以上种种，显示出第三人的相关员工，特别是余世付与金东善二人对事实的陈述存在较大疑点，不能反映客观事实。第三人在因刘军死亡申请工伤认定期间，曾提交《安全生产档案管理制度》，该制度明确规定第三人处应留存“车辆行车日志”和“车辆调度日志”，但是，第三人却并未提供该客观证据。第三，鉴于第三人因刘军死亡申请工伤认定向答辩人提交的材料及第三人相关员工的工伤认定询问笔录存在较大疑点，不能全面反映客观事实，答辩人向与本案原告及第三人均无利益关系的120现场急救医务人员杨小乐进行了询问，杨小乐称其到刘军死亡现场时“现场人员就说他正在吃饭途中，突然间倒下”结合第三人股东金建善所称“工作时刘军一般都在办事处这里休息”及其它客观证据，答辩人认为2018年3月26日十三时左右刘军死亡时是在第三人办事处休息，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刘军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故，答辩人依法作出不予认定刘军死亡为工伤的决定，适用法律正确。三、答辩人作出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第三人2018年4月9日向答辩人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答辩人依法要求第三人补正相关材料后予以受理，在对第三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研究分析的基础上，答辩人依法向相关人员进行了工伤认定询问，并到相关地点进行了实地查勘，在此基础上，答辩人于2018年7月6日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后，依法进行了送达。答辩人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符合法定程序。综上，答辩人对第三人员工刘军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工伤认定申请表，证明第三人2018年4月9日向被告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2、营业执照，证明第三人主体资格；3、授权委托书，证明第三人授权罗文秋办理申请工伤认定事务；4、刘军驾驶证、身份证及劳动合同复印件，证明刘军生前与第三人具有劳动合同关系，在第三人处任司机一职；5、居民死亡殡葬证，证明刘军于2018年3月26日猝死；6、事故经过简述，证明第三人称2018年3月26日刘军接到公司通知于12点到公司办事处准备接班，在13时左右猝死；7、工伤认定补正通知书，证明被告依法要求第三人补正工伤认定申请材料；8、公司现场人员证明及证明人的身份信息（金东善、肖先庆），证明第三人称2018年3月26日刘军接到公司通知于12点到公司办事处准备接班，在13时左右猝死；9、第三人公司规章制度，证明第三人公司规章制度，其中《安全生产档案管理制度》，该制度明确规定第三人处应留存“车辆行车日志”和“车辆调度日志”；10、参保证明，证明刘军于2017年6月参加工伤保险；11、通话记录，证明第三人员工在刘军死亡当日，拨打120急救电话；12、门诊病历、急救证明及疾病诊断证明书，证明刘军于2018年3月26日十三时左右，刘军在第三人韶关办事处突然晕倒，经120现场抢救无效，于当日十四时被宣告临床死亡；13、死亡户口注销证明，证明刘军因死亡被注销户口；14、证明及金敏身份信息，证明刘军与金敏系夫妻关系；15、物资出厂证、磅码单等证据材料，证明刘军自2018年1月至2018年3月24日期间，固定驾驶车牌号为粤Ｌ×××**的车辆；16、工伤认定询问笔录及被询问人身份信息（余世付），证明余世付称“在他去世之前是两个人一起开一辆车，车牌号是粤Ｌ×××**”这与第三人提供的物资出厂证、磅码单等客观材料显示不符，余世付在两次询问笔录中，对其出差回到办事处时间的陈述前后不一致，第一次余世付称其与刘军在刘军死亡前一日一起出差去外地，第二日十时左右回到办事处，第二次余世付称其在刘军死亡前一日晚上就回来了；17、工伤认定询问笔录及被询问人身份信息（金东善），证明金东善第一次称刘军于死亡“前一日晚上回来之后就在公司办事处休息”又称“3月25日，刘军就是在这里休息”第二次金东善又称“25日是刘军出的车”金东善的陈述前后亦不一致，此外，金东善还称“他（刘军）一般是固定开一台车的，一般是开粤Ｌ×××**”该陈述与第三人提供的物资出厂证、磅码单等客观材料显示不符；18、工伤认定询问笔录及被询问人身份信息（金建善），证明金建善称“工作时刘军一般都在办事处这里休息”；19、工伤认定询问笔录及被询问人身份信息（肖先庆），证明关于刘军死亡时现场人数，金东善的陈述与现场另一人员肖先庆所述不符，金东善称刘军死亡时现场有四人，而肖先庆称现场只有三人；20、工伤认定询问笔录及被询问人身份信息（杨小乐），证明医务人员杨小乐称其到刘军死亡现场时“现场人员就说他正在吃饭途中，突然间倒下”；21、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在被告第一次对余世付进行询问时，其具有企图将其所陈述通报给金建善的行为，该行为亦有违法律规定；在对余世付第二次询问时，经查看余世付手机，发现金建善亦负责安排司机工作和车辆维修，这与金东善所陈述由其安排余世付和刘军出车的说法也不符合；22、询问及查勘现场照片，证明被告依法询问相关人员并到涉案相关地点现场查勘；23、通话记录，证明余世付陈述的与刘军死亡当日通话次数也与由中国移动提供的余世付通话记录不一致；24、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于2018年7月6日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依法进行送达。第三人述称，一、刘军，男，身份证号码：，是我司员工，货车司机，与我司签有《惠州市劳动合同》，我司也依法为其购买了社会保险，包含工伤保险。二、经我司查明核实：我司员工刘军于2018年3月26日在我司车辆管理员（当日车辆班次管理员是金东善）的调度安排下于当日午时约12点左右在我司办事处等候与粤Ｌ×××**号货车司机余世付师傅进行交班送货出车。刘军到达我司办事处后，在等待期间突发疾病，我司员工金东善拨打120，经医生现场抢救无效死亡。三、关于我司办事处（位于广东省韶关市××区马坝镇××老小××村××）：我司办事处主要用于管理公司车辆及司机班次，根据公司要求调度安排司机送货出车；同时，为方便管理车辆和及时调度司机，我司办事处（整栋楼房，有多个房间）也提供给司机住宿。第三人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对方无异议的，本院予以确认；有异议的，在认定事实时予以参考。经审理查明，2017年6月1日，第三人与刘军签订《惠州市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从2017年6月1日起至法定终止条件出现时止），合同约定刘军岗位为货车司机，工作任务或职责是根据车辆管理员的调度进行出车行程，工作地点为按当日车辆管理员调度指定具体地点。合同签订后，第三人为刘军建立社会保险关系并缴纳了社保费用。2018年3月26日12时左右，第三人通知刘军在第三人设在广东省××××区马坝镇松山下村委会老小江57号的办事处等待司机余世付驾驶的粤Ｌ×××**号货车，进行交接班后驾驶粤Ｌ×××**号货车外出送货。13时左右，刘军在上述办事处突然晕倒，经韶关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生到达现场抢救无效死亡，医院出具《疾病诊断证明书》诊断刘军为猝死并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随州市公安局在该表公安部门意见处盖章确认。2018年4月16日，随州市公安局为刘军家属出具《死亡户口注销证明》。2018年4月9日，第三人对刘军的死亡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同日，被告作出惠城人社工伤案字[2018]第144号《工伤认定补证通知书》。第三人接通知后补正了材料。2018年5月24日，被告对余世付作出询问笔录，余世付称刘军出事当天下午他驾驶车辆在韶钢里面装货，刘军在办事处等他的车辆到了后由他驾驶车辆出发。同日下午15时，被告再次对其询问，余世付称刘军当天给其打电话，问其货物装好没有。2018年5月24日10时20分，被告对金东善进行询问，金东善称3月26日大概11时多到12时通知安排刘军出车。同日20时，被告对金东善第二次询问，金东善称刘军一般是固定开一台车，除非别的师傅开不过来，才会开其他车。2018年5月24日16时30分，被告对金建善作出询问笔录，金建善称刘军在雨季休息或者放假时候回英德居住，工作时一般都在办事处这里休息，事故发生当日，金东善安排他准备接粤Ｌ×××**出车。2018年5月24日11时13分，被告对肖先庆作出询问笔录，肖先庆称25日晚回到办事处休息时未看见刘军，第二天早上才看到他，中午没有看到刘军吃饭。2018年5月24日12时，被告对杨小乐作出询问笔录，其到事故现场，在场人员称刘军是在吃饭时晕倒。2018年7月6日，被告作出惠城人社工伤不予认字[2018]第001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对刘军所受伤害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另查明，物资称量单（NO：0285848、0286208、0287749、0290730、0294974、0295404）显示2017年11月-12月份刘军开不同车辆。2018年1月至3月24日的物资称量单、物资出厂证等材料显示刘军至事故发生前驾驶车辆牌号为粤Ｌ×××**。再查明，杨小乐是韶关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生，余世付、金东善、肖先庆是第三人的司机，与刘军是同事关系。原告申请余世付、金东善、肖先庆出庭作证，法庭审查后决定传上述证人出庭作证。余世付庭审作证时称公司安排刘军开什么就开什么车，事故前一天在出差，大概中午回来。2018年3月26日我在韶钢嘉羊公司厂区装货，刘军打电话问货装好了没有，我说装好了准备开出来交给他接班，当回到办事处问口时刘军已发病晕倒；肖先庆在庭审作证时称刘军平时没有固定驾驶车辆。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的规定，本案中，刘军的工作任务是根据第三人的车辆管理员调度进行出车，为不定时工作制度，同时，为方便员工随时出车，第三人在韶关市××区马坝镇松山下村委会老小江57号设有办事处供员工休息。2018年3月26日，第三人通知刘军在上述办事处等待已在韶钢嘉羊公司厂区装好货由司机余世付驾驶的粤Ｌ×××**号货车，进行交接班后驾驶粤Ｌ×××**号货车外出送货，刘军在第三人办事处等待余世付交接班时突然晕倒，经抢救无效死亡，符合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被告称相关人员陈述相互矛盾、前后不一致以及结合相关证据，认定刘军的死亡不属于工伤。本院认为，刘军为第三人员工，其驾驶的车辆是根据第三人的安排，具有不确定性，相关证人对主要问题陈述前后基本一致，始终称刘军发生事故当日是接到第三人通知等待出车，第三人对此予以确认，被告没有其他直接证据可以证明刘军死亡时不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综上，被告作出惠城人社工伤不予认字[2018]第001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依法应予撤销。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惠州市惠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8年7月6日作出的惠城人社工伤不予认字[2018]第001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二、限被告惠州市惠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6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本案受理费50元（原告已缴交），由被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叶东来审 判 员  邹 兴人民陪审员  黄玉珠二〇一九年三月四日法官助理曾柏航书记员李劲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