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民终11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攀盼，男，1991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正韬，浙江润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宾，男，1974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立锋，绍兴市越城区为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中心支公司，住所地绍兴市经济开发区舜江路49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0751911905U。 代表人：李忠，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慧嫣，浙江德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余攀盼因与被上诉人余宾、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8）浙0603民初110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攀盼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超出交强险的94955.46元由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2.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余攀盼不存在商业险免责条款中约定的行为，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不应当免赔。《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第二十四条约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一审判决第六页在引用该条款时错写成了‘被保险机动车的任何损失和费用’，应属笔误)，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首先根据上述约定，“离开事故现场”这一行为的前置条件是驾驶员未依法采取措施，而采取措施的前提是必须明知有事故发生，才有采取措施的可能。本案交通事故认定书中明确载明“事故发生后余攀盼驾车离开现场”，但并未认定余攀盼是故意离开现场(逃逸)，事实情况也确如余攀盼在一审中的陈述，余攀盼当时是不知道发生交通事故才离开现场的，所以不符合条款中约定的“未依法采取措施情况下离开事故现场”这一事由；其次，如对离开现场的行为不论原因、不论主观是否有逃离的故意，保险公司均可以在商业险内拒赔，则明显加重了被保险人的责任，免除了保险人依法承担的义务，不合理且明显违反保险法规定；最后，余攀盼没有故意驶离现场的必要，案涉车辆在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100万元)并附加不计免赔率险，投保险种齐全，且均在有效期内。余攀盼没有必要在明知事故发生的情况下还故意离开现场，自担可能出现的行政处罚和民事赔偿的风险。故按照常理，除非确实未意识到有事故发生，否则余攀盼不会离开现场。综上，余攀盼不存在商业险免责条款中约定的行为，本案不存在商业险拒赔的情形。2.案涉免责条款应当接受《保险法》第十九条的审查。《保险法》第十九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一)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二)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保险保障的是事故发生的风险，如果事故发生以后被保险人的行为对于事故的发生没有影响，则该行为不能成为保险人免除自身赔偿义务的正当性根据。具体到本案，一审援引的保险条款中涉及到的行为是“事发后离开事故现场”，该行为本身与事故发生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在该行为之前事故就已经发生，保险人的保险责任就已经依法成立，应当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一审以事故发生后的行为，作为保险人可以免除自身赔偿义务的依据，免除了保险人依法应当承担的义务，违反了《保险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如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案涉免责条款应当属于无效条款，不能作为法院作出判决的依据。3.一审认定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不符合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根据上述规定，余攀盼认可一审认定的余宾未成年女儿的生活费9577.2元，但一审中余宾并未举证证明其父母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所以其父母虽然已年满六十周岁，但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被扶养人”，故对其主张父母的生活费合计31924元，余攀盼不予认可，二审法院对此应当作出改判。 余宾辩称，1.对于要求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予以理赔这项上诉请求予以认同，但是理由不同。根据一审判决保险公司已经就案涉免责条款向余攀盼作出提示，但是提请注意的是离开事故现场这一情形，该情形并非是禁止性行为，故该免责条款除了提示以外还应当予以明确说明，根据一审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案涉条款已经对余攀盼做了明确说明，因此案涉免责条款没有发生法律效力，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应当在商业险范围内进行理赔。2.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问题，一审判决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条规定60周岁以上为老年人以及老年人享受赡养的权利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被扶养人的扶养年限计算的规定两者基本一致，故超过60周岁可视为已经失去劳动能力。另，余宾的父母符合参考《因公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第三条第三项中供养亲属抚恤金的情形，可视为丧失相应劳动能力。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当由余攀盼举证证明余宾父母有劳动能力和其他收入来源，如未能举证证明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辩称，一审判决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是正确的，应当予以维持。余攀盼要求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上诉理由不符合法律和情理。离开事故现场有前提条件即其未依法采取措施，余攀盼也认同未采取措施，但主张其是以不知道事故发生为由未采取措施。该起事故造成人伤达到十级和电动自行车的损坏，正常情况下应当是知道发生交通事故的，除非是对他人生命权的漠视亦或是存在醉酒驾驶或毒驾情况导致意识模糊才驶离现场。造成人身伤亡送救是法定义务并没有加重被保险人的责任，且一审中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已经举证证明其已尽到免责说明的义务。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问题，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同意余攀盼的上诉意见。 余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变更后）：1.判令被告余攀盼赔偿原告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鉴定费、交通费、修理费合计211653.79元（已扣除被告已经支付的7000元），被告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8月19日，被告余攀盼驾驶浙Ｄ×××××小型轿车（该车在被告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处投保），行驶至笛扬路与裕民路交叉路口地方时，与原告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原告受伤及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该事故责任经交警部门认定，被告余攀盼负全部责任、原告无责任。事故发生后，被告余攀盼驾车离开现场。原告系非农业家庭户，需其扶养的人口有：父亲余绍华（公民身份号码5125321950××××××××）、母亲赵永珍（公民身份号码5125321956××××××××）、女儿余晓宇（公民身份号码5115272005××××××××），其中余绍华与赵永珍夫妻共生育子女3名（含原告）。事故发生后原告因伤在绍兴市中心医院门诊并住院治疗40天，共产生医疗费28579.59元（已扣除住院费中的伙食费1912元）。诉讼前，经原告委托，绍兴明鸿司法鉴定所于2018年5月23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1、余宾于2017年8月19日在交通事故中受伤，致右肩关节脱位、右肱骨大结节骨折、右肩袖损伤等，经治疗，其目前遗留的右肩关节功能丧失25%以上（未达50%）的后遗症构成人体损伤十级伤残；2、余宾2017年8月19日的交通事故伤后所需的误工期拟为150日、护理期拟为60日、营养期拟为60日。因上述鉴定，原告支出鉴定费1900元。诉讼中，被告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申请对原告的伤残及误工时间、护理时间、营养时间进行司法鉴定，该院依法委托绍兴文理学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后该鉴定中心于2018年9月21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1、余宾2017年8月19日因交通事故致右肩关节脱位、右肱骨大结节骨折、右肩袖损伤等，现遗留右肩关节功能丧失25%以上，该损伤的后遗症已构成道路交通事故十级伤残；2、余宾伤后所需的误工期限150日、护理期限60日、营养期限60日基本合理。因该次鉴定，被告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支出鉴定费2470元。同时查明，浙Ｄ×××××小型轿车在被告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150万元及不计免赔率险等，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迄今，被告余攀盼垫付原告医疗费7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及财产权应依法受到保护。本案中被告余攀盼驾驶浙Ｄ×××××小型轿车与原告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原告受伤及车辆损坏的事实清楚，可以确认。根据公安部门对该起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被告余攀盼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原告无责任。现事故责任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相关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负有直接向受害的第三者赔偿保险金的义务。据此，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虽不是道路交通事故的当事人或责任方，但原告要求上述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理由正当，该院予以支持。上述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理赔后仍有不足的部分，由相关侵权人依照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予以赔偿。对于本案中原告的损失情况，该院认定如下：1、医疗费28579.59元，该项费用根据原告提供的医疗费发票、费用清单等确认；被告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辩称应扣除非医保用药缺乏相应的依据，该院不予采信。2、住院伙食补助费800元，根据原告的住院时间40天，以20元/天的标准确认。3、营养费1200元，根据司法鉴定结论确定原告的营养时间为60天，以20元/天的标准确认。4、误工费25109元，根据司法鉴定结论确定原告的误工时间为150天，参照2017年浙江省全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61099元的标准并结合原告的诉请确认。5、护理费10043.67元，根据司法鉴定结论确定原告的护理时间60天，参照2017年浙江省全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61099元的标准确认。6、残疾赔偿金144023.20元（含原告本人的残疾赔偿金102522元及被扶养人余绍华、赵永珍、余晓宇的生活费41501.20元），其中原告本人的残疾赔偿金参照浙江省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1261元/年，结合原告的年龄（20年）、伤残等级（按10%）确定；被扶养人生活费参照浙江省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31924元/年，结合被扶养人的年龄、扶养人的情况及原告的伤残程度计算，分别为余绍华的生活费31924元/年×12年÷3人×10%＝12769.60元、赵永珍的生活费31924元/年×18年÷3人×10%＝19154.40元、余晓宇的生活费31924元/年×6年÷2人×10%＝9577.20元。7、交通费300元，结合原告伤情及就诊情况，该院认为原告的请求合理，应予支持。8、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该院结合双方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造成损害的结果等酌情确认。9、鉴定费1900元，根据原告实际支出确定；被告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辩称不属于保险理赔范围，缺乏相应依据，该院不予采纳。10、车辆修理费700元，原、被告一致认可，该院予以确认。以上10项合计215655.46元。上述损失，由被告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120700元，其中医疗费用赔偿限额项下10000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110000元（含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等）、财产损失赔偿限额项下700元。交强险赔偿限额不足以赔偿原告的全部损失，其不足部分94955.46元（215655.46元-120700元）由被告余攀盼按责赔偿。关于本案超过交强险限额部分损失的承担问题。被告余攀盼主张肇事车辆在被告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投保了商业第三者责任险150万元及不计免赔率险等，该部分损失理应由被告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被告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对投保情况没有异议，但辩称在事故发生时，因被告余攀盼存在事故发生后驾车离开现场情形，保险公司予以免赔。该院认为，根据被告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提供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第二十四条约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任何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同时被告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还提供由投保人盖章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投保单、投保人声明等，上述证据表明被告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已作告知，故被告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主张免除商业险部分赔偿义务，符合法律规定及保险合同约定，其辩述意见该院予以采纳。综上所述，该院对原告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依法予以支持，总额215655.46元，其中被告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赔偿120700元；被告余攀盼赔偿94955.46元，扣除已垫付的7000元，尚应赔付87955.46元。其他不合理部分，该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中心支公司赔偿给原告余宾因交通事故产生的各项损失合计120700元，款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被告余攀盼赔偿给原告余宾因交通事故产生的各项损失合计87955.46元，款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余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向权利人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75元，减半收取2238元，由原告余宾负担32元、被告余攀盼负担2206元，被告余攀盼应负担部分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该院交纳。案件鉴定费2470元，由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中心支公司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为进一步查明事实，向绍兴市公安局柯桥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调取本起交通事故卷宗一卷（含监控光盘）。本院依法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与质证。本院对交警卷宗认证如下：因各方当事人对卷宗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 本院围绕余攀盼的上诉请求评议认为：1.关于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是否应当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案涉保险合同约定的“事故发生后，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免责情形，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时，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即可免责。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的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本案中，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全部单独列出，投保人在投保人声明处盖章确认，应当视为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已就该免责事项尽到了提示义务。《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第八条第（二）项第1点约定的免责条款前提是驾驶员在明知发生交通事故后驾驶车辆离开事故现场，本案中，根据余攀盼和余宾在一审、二审期间的陈述，结合本院查看事发时的监控资料，可以认定事故发生时，余宾驾驶的电动自行车与余攀盼驾驶的机动车辆的前车灯部位发生碰撞，随后电动自行车摔倒在碰撞地点，余宾脱离电动自行车后摔伤倒地。事故发生时，余攀盼驾驶的机动车辆曾发生驾驶路线偏斜并出现刹车灯亮起的情况，但随即机动车辆又保持原来的速度驶回原来的路线并驶离了事故现场。综上，本院认为根据高度盖然性原则，余攀盼在事发时应当知道已发生交通事故，而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离开事故现场，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赔情形。一审法院认定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赔正确，本院予以照准。2.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金额认定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条关于六十周岁以上的公民为老年人的规定，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一款有关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年限的规定，对于受害人负有赡养义务的父母已满六十周岁的，一般可视为已丧失劳动能力，故一审法院支持被扶养人余绍华、赵永珍的生活费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余攀盼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73.89元，由上诉人余攀盼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靓 审判员  韦玮 审判员  梅云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戴雨薇 书记员钟利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