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3民终4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二纪，男，1962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嵩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川,司俊武(实习),河南凯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松芹，女，1967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嵩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会强，河南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二纪因与被上诉人高松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嵩县人民法院（2018）豫0325民初24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二纪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关于本案的基本事实。2012年初，上诉人经人介绍到宁夏××自治区固原投资西部扶贫开发项目（事实上是传销组织），被上诉人也参与了投资。上诉人在固原农村信用社办理了一张银行卡，被上诉人不想带现金并且为了在当地取款方便，将自己的投资款打入上诉人银行卡，到达当地后上诉人将被上诉人的钱取出后交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再把该款交给西部扶贫开发项目工作人员入单。上诉人从未向被上诉人借过款，双方根本不存在借贷关系。2、被上诉人仅凭转账凭据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借贷法律关系。民间借贷关系是合同关系，本案被上诉人分三次向上诉人转款共计98000元，只能说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的银行卡上转过款。被上诉人在一审诉讼中除了转账凭据外，没有提供其他证据，并在一审诉讼过程中称上诉人借款时没有人在场，没有借条，上诉人也没有还过借款。也就是说，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涉案款项的性质为借款。3、被上诉人称双方系借贷关系不符合情理。被上诉人分三次向上诉人转款98000元，分别是2012年5月10日33500元、2012年5月29日33500元、2012年6月17日31000元。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投资西部扶贫开发项目之前不认识，被上诉人不可能借给上诉人98000元。其次，如果是借款，这么大的借款数额，被上诉人不可能不让上诉人出具借条，更不可能在长达六年多的时间内未向上诉人主张权利。第三，如果是借款，通常每次付款应是整数，而不是有整有零。同时，证人张某、吕某等证明被上诉人也参与投资该项目，每单3000多元，10单30000多元，这与被上诉人每次向上诉人银行卡转账30000余元相印证。第四，被上诉人称上诉人向其借款100000元，月息2分，扣除当月利息2000元，也不符合习惯和情理。实践中，民间借贷如果预先扣除利息，应在第一次付款时扣除利息。因此，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基于上述，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涉案款项为借款。同时，根据最高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7条规定并结合本案，涉案款项系被上诉人使用上诉人的银行卡将款转给上诉人后用于投资西部扶贫开发项目，并非借款。对此，上诉人申请张某、吕某、高某和王某1出庭作证，虽然证人与上诉人存在亲属关系，但证言之间相互印证，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在上诉人提供证据后，被上诉人仍应就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承担继续举证责任。被上诉人没有完成自己的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在这种情况下依据上述规定作出判决，显然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判决具有消极示范作用。在日常生活中，由于各种原因或债权债务关系相互转款的情况经常发生。民事法律确立的诉讼时效制度，一方面是敦促债权人及时行使权利，另一方面使相关主体在经过一定期间后可以不再保留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材料，诉讼时效起到一个指引作用。结合本案，被上诉人仅凭转款凭据，在不能证明涉案款项系借款的情况下，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作出判决，其消极的示范作用显而易见且不可低估。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当纠正。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正确适用法律，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作出公正判决。高松芹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高松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偿还原告借款98000元及利息（利息以98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自起诉之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松芹于2012年5月10日、2012年5月29日、2012年6月17日分别向张二纪转款33500元、33500元和31000元.三次转款共计98000元，张二纪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张某、吕某、高某、王某1分别是张二纪的妻姐、亲家、姐夫、外甥。一审法院认为，一、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本案原告持转账凭证向该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规定，被告首先应对原告为什么给自己打款，打的什么钱，给没给原告等做出合理解释及承担举证责任。庭审中，被告方虽有四位证人出庭，证明转账不是借款，另有他途，但证人因均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缺乏其他证据印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项“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的规定，上述证人作证内容均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被告占有原告款项，却不能针对原告为什么给自己打款，打的什么钱，自己把钱还没还给原告，提供充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该院应当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其中，被告2012年5月10日向原告借款33500元，2012年5月29日向原告借款33500元，2012年6月17日向原告借款31000元，共计98000元。二、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诉讼时效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当时效期间届满时，债务人获得诉讼时效抗辩权。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知道或应当在知道权利受到损害的判断标准，通常表现在：合同已经到期（包括展期届满，宽限期届满），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情形已经消失，义务人明确拒绝履行义务等，本案原、被告之间没有借据或借款合同，没有还款日期，意味着原告可以随时向被告主张权利；被告说诉前原告没有给自己要过账，自己没有给原告说过这钱的事，意味着原告无从知道被告已经拒绝还款，权利受到损害。综上所述，被告主张原告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理由、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三、逾期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原告诉请以98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自起诉之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张二纪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高松芹借款本金98000元及利息（利息以98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2018年10月9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125元，由被告张二纪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高松芹一审提交的银行转款凭条可以证明已将本案所涉98000元款项交与张二纪的事实，张二纪主张该款项是高松芹当年到宁夏××自治区固原参加传销组织的投资款，其已将上述98000元取出并归还给高松芹。为证明该主张能够成立，张二纪在一审时申请张某、吕某、高某、王某1出庭作证。经一审法院查明，张某、吕某、高某、王某1分别是张二纪的妻姐、亲家、姐夫、外甥，四人均与张二纪存在利害关系。二审中，张二纪又申请证人王某2、王某3、李某1、李某2出庭作证。王某2、王某3、李某1的证言并不能证明张二纪将98000元还给高松芹的事实。李某2称见到张二纪将98000元从固原农村信用社取出后交给了高松芹，但在陈述取钱过程时，李某2称当时其与张二纪、高松芹和一个叫春现的人一起去办理的取款业务，根据李某2的陈述，当时随同张二纪、高松芹办理取款业务应仅有其与李某1二人。本案一审时，张某出庭作证称其当时也陪同张二纪和高松芹去办理了取款业务，李某2和张某的陈述存在矛盾之处。根据证人与张二纪的关系及证人证言的内容，本案无法确认张二纪已将本案所涉98000元还给高松芹的事实。张二纪未提交取款凭证，其主张已将98000元取出并还给了高松芹，但未让高松芹出具收条，该辩称并不符合一般的生活习惯。综合考虑上述情况，本案无法认定张二纪已将案涉98000元款项还给高松芹的事实，故一审法院判决张二纪偿还高松芹98000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并无不当。高松芹与张二纪未约定还款日期，高松芹可以随时向张二纪主张权利，故高松芹起诉之时，并未超出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张二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50元，由张二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祖 萌审判员 刘丽娜审判员 王 鹏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