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2072民初14950号原告：吕玉玲，女，1971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海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智文，北京市京师（中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冼凯燕，北京市京师（中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吕玉辉，女，1973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海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春雪，广东维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启亮，广东维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山市小榄镇富林内衣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民安南路（柏丽酒店侧）。法定代表人：刘清珍，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道红，广东中亿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吕宇道（LUI,YUTO），男，1960年7月18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现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道红，广东中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吕玉玲、吕玉辉与被告中山市小榄镇富林内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林公司）、第三人吕宇道涉港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吕玉玲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智文、冼凯燕，原告吕玉辉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春雪，被告富林公司、第三人吕宇道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道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吕玉玲、吕玉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吕玉玲、吕玉辉为富林公司的股东，共同享有富林公司共计10%的股权份额。事实和理由：吕玉玲、吕玉辉与吕宇道为兄妹关系。中山市小榄镇九洲基富林制衣厂（以下简称富林厂）的前身是刘启辉与吕宇道合伙的新车间，有30台衣车。随后，吕宇道邀请吕玉玲、吕玉辉入股新车间，并负责新车间的生产。吕玉玲、吕玉辉各自出资3万元购置了共10台衣车并入新车间，自此，新车间共有40台衣车。同时，吕宇道承担吕玉玲、吕玉辉每月每人内部补贴工资500元。后随着行业环境和投资规模的扩大，吕玉玲、吕玉辉自己出钱并兼顾从外接单到新车间进行生产，接单赚的钱也经过吕宇道同意直接购置衣车或者其他设备。经过两年的这样连续生产，新车间的生产规模已达到90台衣车及其他设备。1996年吕宇道与刘启辉散伙结算，吕宇道全部承接了新车间的机器设备，其中包括吕玉玲、吕玉辉累计投资的40台衣车及其他设备，吕宇道并办理了富林厂的营业执照。吕宇道承诺吕玉玲、吕玉辉投入的前述40台衣车及其他设备占富林厂10%股份，且每人每月享有工资补贴500元。自此，吕玉玲、吕玉辉占富林厂10%股份，吕宇道占富林厂90%股份。富林厂的第一次股东大会决定法定代表人由吕宇道担任，吕玉玲、吕玉辉继续在富林厂工作，占有10%股权。1997年的第二次股东大会，决议给吕玉玲、吕玉辉各10000元利润。1998年第三次股东大会，决议给吕玉玲、吕玉辉各30000元利润。1998年，吕宇道将富林厂的企业性质作了变更，法定代表人为吕宇群，实际控制人为吕宇道。1999年第四次股东大会，会议决定分给吕玉玲、吕玉辉各50000元的利润。但自2000年以后，吕宇道称因吕玉玲、吕玉辉结婚故所占富林厂10%的股权就此不再享有。此后，富林厂规模不断扩大，吕宇道就未曾分配利润给吕玉玲、吕玉辉。2012年1月19日，吕宇道将富林厂升级为富林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刘清珍，实际控制人仍为吕宇道。吕玉玲、吕玉辉认为，富林公司承继了富林厂的资金、人员、设备等，就负有向吕玉玲、吕玉辉支付股权利润的义务，吕宇道拒绝向吕玉玲、吕玉辉分配利润，侵犯了吕玉玲、吕玉辉的利润分配请求权，故吕玉玲、吕玉辉诉至法院。富林公司辩称，吕玉玲、吕玉辉诉求没有事实依据。富林公司是刘清珍依照内地法律设立的企业，投资来源清晰，刘清珍是富林公司的唯一股东。吕宇道陈述，吕玉玲、吕玉辉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吕宇道与妻子刘清珍1992年开始受聘于刘启辉，帮刘启辉管理成发内衣厂，并在刘启辉的帮助下，双方合伙开设了成发新车间，吕玉玲、吕玉辉在成发制衣厂做工人。新车间成立后，吕玉辉调到新车间做小组长，吕玉玲调到新车间做小组长，为了调动其二人的积极性，吕宇道承诺过愿意把新车间其个人应分得利润的10%奖励给吕玉玲、吕玉辉。1996年8月，吕宇道与刘启辉散伙，新车间的设备归吕宇道，吕宇道开设成立了富林厂。当时，吕宇道即告知吕玉玲、吕玉辉，富林厂不再给其二人奖励。吕玉玲、吕玉辉与吕宇道不存在股权纠纷的事实。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吕宇道与刘清珍是夫妻关系，与吕玉玲、吕玉辉系兄妹关系。1994年，吕玉玲、吕玉辉进入吕宇道与他人合伙经营的车间工作。后吕宇道与他人分伙，车间设备归吕宇道所有。1996年10月，吕宇道在该车间的基础上成立了富林厂，吕宇道为富林厂的法定代表人，注册资金为10万元，富林厂的企业性质为集体经济企业。后该性质为集体经济企业的富林厂于1998年7月注销。同年9月，富林厂重新登记并领取了私营独资企业的营业执照，注册资金为13万元，登记的名义上的投资人为吕宇群，申报的主要设备和服务设施为发动机马达、衣车60台。2002年3月，富林厂由原来的出资额13万元申请变更为18万元。在此期间，富林厂实际由吕宇道控制和经营，吕玉玲、吕玉辉在前述企业工作至2006年。2011年11月15日，经中山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批准，富林厂以原地不停产形式转型为投资者独资经营的外资企业。2012年1月19日，刘清珍投资设立成立富林公司，企业性质为自然人独资企业，注册资本为70万元美元。2012年12月25日，富林厂被核准注销登记。2015年12月9日，经中山市商务局批准，富林公司增资30万美元，由投资者刘清珍以货币现汇投入，增资后，富林公司投资总额和注册资本增加至100万美元。吕玉玲持有承诺书一份，该承诺书载明，吕玉玲以前工资及十分之一吕宇道一次性补贴给吕玉玲10万元，日后不准提及此事，保证人为吕玉玲，证明人是吕宇群，出具时间为2009年12月25日。2017年7月27日的录音中，在吕玉辉、吕玉玲提出“吕宇道承诺我们两个人十分之一的股份”一事，吕宇道回答“当时已经算还了”、富林公司投资人刘清珍陈述“当初我们说的十分之一只不过是那些利润”、“之前的承诺是当时的利润。”诉讼中，吕玉玲、吕玉辉称其对富林公司享有10%股权的依据是，其二人各出资现金3万元投入吕宇道与他人合伙经营的前述车间，吕宇道享有的前述车间50%份额中有10%的份额属于吕玉玲、吕玉辉共同所有，后富林厂成立，基于前述各3万元的出资及吕宇道的承诺，其二人对富林厂享有10%的股权份额，后富林厂转型为富林公司，吕宇道是富林公司的实际股东和实际出资人，占有100%股权，故基于前述车间的出资及对富林厂的份额，吕玉玲、吕玉辉对富林公司享有10%股权。对此，吕宇道及富林公司不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涉港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应比照涉外案件进行处理。双方在庭审中选择内地法作为解决本案争议所适用的准据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的规定，本案应适用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吕玉玲、吕玉辉主张其是富林公司的股东，应提供证据证明富林公司的章程、股东名册等载明股东信息的材料对其股东身份有相应的记载，或证明其实际以股东身份行使过股东权利，或其有出资设立富林公司的意思表示，但吕玉玲、吕玉辉对此未提供证据证明，吕玉玲、吕玉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的法律后果。至于吕玉玲、吕玉辉主张其基于对吕宇道车间的出资及吕宇道在经营富林厂期间的承诺从而对富林公司享有股东身份及股权的意见，首先，吕玉玲、吕玉辉未提供出资凭证，录音也是在吕宇道、刘清珍不知情的情况下所录，双方对“十分之一股份”是富林厂的股权还是富林厂利润的10%存在争议，故录音不能证明其二人对吕宇道经营的车间有出资及其二人享有富林厂10%股权；其次，吕玉玲、吕玉辉提供的承诺书是吕玉玲个人所作承诺、吕玉群的证明及吕玉辉与其大姐的录音资料均为间接证据，不具有单独的证明效力，无法证明其二人对富林厂有10%股权；最后，富林公司虽是富林厂原地不停产转型成立，但其为刘清珍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吕宇道对富林公司不享有股东权利和股东义务，即使吕宇道的承诺真实，也只是吕玉玲、吕玉辉与吕宇道之间的约定，而不能就此约束作为独立法人的富林公司。综上，吕玉玲、吕玉辉要求确认其系富林公司股东身份及享有10%股权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吕玉玲、吕玉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0元，由原告吕玉玲、吕玉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吕玉玲、吕玉辉、被告中山市小榄镇富林内衣有限公司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阮春莉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九日书记员  潘家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