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浙杭商终字第5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贤城。上诉人（原审被告）：陶天安。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吴乔珍。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包罗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忠。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建龙。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金定。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增洪。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土平。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永伟。七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陆如机。原审被告：章勤法。上诉人张贤城、陶天安为与被上诉人包罗康、胡忠、陈建龙、胡金定、胡增洪、胡土平、胡永伟（以下简称桐庐方合伙人）、原审被告章勤法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桐庐县人民法院（2013）杭桐商初字第9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2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3月20日、5月19日召集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调查，并对存放于桐庐县江南镇会山村陈建龙厂房内的案涉机器设备进行了现场勘验。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张贤城是桐庐人，一直在富阳经商，本案胡土平系其姐夫。2012年12月，通过张贤城、胡土平的介绍，经口头协商，桐庐方合伙人与张贤城、章勤法、陶天安（以下简称富阳方合伙人）形成合伙，共同出资组成合伙体生产塑料粒子（合伙体未取字号），并约定，合伙体所需全部流动资金由桐庐方合伙人提供，富阳方合伙人以二台主机设备出资，双方各占合伙体出资比例的50%；桐庐方合伙人委派胡增洪，富阳方合伙人委派张贤城共同监管合伙体财务，包罗康担任合伙体出纳。同年底，二台设备运抵桐庐县江南镇会山村属陈建龙开办的桐庐富建五金电镀厂闲置的厂房内，经为主机设备陆续添置配套附件后，合伙体于2013年1月开始塑料粒子的生产。当月，张贤城、陶天安与章勤法达成了其富阳方合伙人的内部退伙，即张贤城、陶天安退出了与章勤法的合伙。2013年2月24日，合伙体根据记账凭证，对合伙经营期间投入的资金及收入进行了结算，确认截止2013年2月24日，合伙体发生的费用性支出为349078元，收入（即库存塑料粒子）为148078元，二项相抵，合伙体资金亏损201000元，随后，合伙体解散。原审法院另查明：由富阳方合伙人为合伙体出资的二台主机设备，其中一台已由富阳方合伙人拉回，另一台尚在桐庐方合伙人处。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有下列证据佐证：1、记账凭证9份、附件143张。2、合伙经营账册（即现金日记账12份）。3、2013年2月24日的散伙结算单、2013年3月29日由章勤法签字确认的欠条各1份。4、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和罚款10000元的凭证各1份。5、桐庐方合伙人的合资协议1份。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双方当事人间的合伙关系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有效。庭审中，桐庐方合伙人认为2013年3月29日由章勤法出具的欠条系合伙体的再一次结算，并以该欠条载明的欠款金额114455元向富阳方合伙人主张权利，因双方当事人对该欠条的形成过程陈述不一，富阳方合伙人否认该欠条系双方的再次结算，且桐庐方合伙人也无证据证明该欠款金额系合伙体的资金亏损，故法院对桐庐方合伙人要求富阳方合伙人承担114455元合伙体亏损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作为合伙人的陶天安，虽已在合伙体结算前退出了富阳方合伙人的内部合伙，也未在2013年2月24日的结算单上签字，但其明知合伙体结算的事实，却未对该结算结果提出异议，因其退伙发生在富阳方合伙人内部，故该退伙行为对案涉合伙体并不发生效力。因此，2013年2月24日所形成的结算单，对全体合伙人均具有约束力，即截止2013年2月24日，合伙体发生资金亏损201000元，根据合伙双方各50%的出资比例，该亏损应由合伙双方各半承担，即桐庐方合伙人、富阳方合伙人各承担100500元。因合伙体的资金均由桐庐方合伙人提供，故桐庐方合伙人向富阳方合伙人主张承担合伙体亏损100500元的诉讼请求，符合合伙双方的约定及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对富阳方合伙人提出的二台主机设备也已经合伙体清算，由桐庐方合伙人、富阳方合伙人各得一台，现在桐庐方合伙人处的那台设备已抵销了合伙体于2013年2月24日结算的由富阳方合伙人承担的资金亏损100500元，故富阳方合伙人已无须再承担合伙亏损之抗辩，因没有证据证明，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合伙体尚未处理的财产，本案不作审理。对富阳方合伙人提出的其在合伙体内有49000元的资金投入，因无相关证据证明，法院不予采信。对10000元的行政罚款，富阳方合伙人认为，处罚决定书及罚款凭证的落款时间均在合伙体清算解散后，故该罚款与案涉合伙体没有关系，且被处罚人胡永伟是否系本案合伙人富阳方合伙人也不清楚。对此，原审法院认为，桐环罚字（2013）第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明确载明：2013年1月29日，接群众举报，执法人员对位于桐庐县江南镇会山村的塑料粒子加工厂，因排放未经处理的、不符合标准的废气、废水被处罚……。而富阳方合伙人对案涉合伙体所办的塑料粒子加工厂位于上述被处罚地点并无异议。至于合伙体内桐庐方合伙人由哪些人员组成，桐庐方合伙人已提供了作为桐庐方七名合伙人签订的合资协议，并能与富阳方合伙人提供的富阳市人民法院的开庭笔录中陶天安的陈述相互印证，故法院确认，胡永伟是案涉合伙体桐庐方七名合伙人之一，桐环罚字（2013）第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针对胡永伟的罚款10000元，即是对合伙体所办塑料粒子加工厂的罚款，根据合伙双方各50%的出资比例，应由桐庐方合伙人、富阳方合伙人各承担5000元，故桐庐方合伙人要求富阳方合伙人承担合伙体经营期间行政罚款5000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7条、第5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之规定，于2014年1月6日判决：一、张贤城、章勤法、陶天安应支付包罗康、胡忠、陈建龙、胡金定、胡增洪、胡土平、胡永伟合伙经营期间的资金亏损100500元、行政罚款5000元，合计1055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包罗康、胡忠、陈建龙、胡金定、胡增洪、胡土平、胡永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或者其他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者支付迟延履行金。案件受理费2689元，公告费300元，合计2989元，由包罗康、胡忠、陈建龙、胡金定、胡增洪、胡土平、胡永伟负担279元，由张贤城、章勤法、陶天安负担271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宣判后，上诉人张贤城、陶天安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遗漏，导致错判。合伙体财产二台机器设备已经处理完毕，即合伙人双方各一台，属于桐庐方合伙人的一台机器设备的所有权已转移，否则不会有章勤法于2013年3月29日出具的欠机器款的欠条。因此，一审判决偏袒桐庐方合伙人。二、一审判决认为“该亏损应由合伙双方各半承担，即桐庐方合伙人、富阳方合伙人各承担100500元。因合伙体的资金均由桐庐方合伙人提供，故桐庐方合伙人向富阳方合伙人主张承担合伙体亏损100500元的诉讼请求，符合合伙双方的约定及法律规定。”缺乏事实根据，也没有相应证据证明，且违背双方的约定。首先，根据桐庐方合伙人的陈述的事实“合伙体所需的全部流动资金由桐庐方合伙人提供（实际以货币方式共同出资32万元），占合伙体出资比例的50%；富阳方合伙人以二台主机设备出资，占合伙体出资比例的50%”，而且根据桐庐方合伙人提供的桐庐方“合资协议”规定“每人投资五万元人民币，共计叁拾伍万元”。桐庐方合伙人陈述的事实证明，富阳方合伙人以机器设备实物出资，与桐庐方合伙人全部货币出资是相对等的，即使桐庐方合伙人的全部出资超过“合资协议”中所确定的35万元，富阳方合伙人也无需再增加出资。因此，根据双方的口头协议的约定，富阳方合伙人无需承担桐庐方合伙人现金出资的亏损。更何况桐庐方合伙人出资的金额尚未达到约定的35万元（实际出资32万元）。其次，对于2013年2月24日的散伙结算单，并不能证明应由富阳方合伙人承担桐庐方合伙人的现金亏损100500元的事实。双方合伙人既没有口头约定，更没有书面约定。桐庐方合伙人诉状中已自认实际以货币方式共同出资32万元，349078元中有29000余元是富阳方合伙人垫资，虽然与富阳方合伙人一直辩称的陶天安因购材料垫资49000余元有出入，但足以证明富阳方合伙人在现金支出中尚有29000元余元。因此富阳方合伙人在一审庭审中对散伙结算单质证时认为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其中349078元中有49000余元是富阳方合伙人出资，现金支出包含富阳方合伙人的现金支出，不能证明349078元全由桐庐方合伙人支出，也不能证100500元资金亏损由富阳方合伙人承担的事实。而一审判决对富阳方合伙人的质证意见断章取义，一份只具有真实性的不具有证明力的证据不可以作为一审承办法官的推测根据。三、一审判决认为“对于合伙体尚未处理的财产，本案不作审理”与事实不符。对于富阳方合伙人投入的二台机器设备，已于2013年2月24日结算时实际作了处理，在所有的粒子款收回后全部支付给桐庐方合伙人外，其中一台机器设备抵偿给桐庐方合伙人，弥补桐庐方合伙人的资金亏损，机器设备的所有权已转移给桐庐方合伙人，这有章勤法于2013年3月29日出具的机器款欠条可以证明。如果未作处理，章勤法的机器设备怎么会在桐庐方合伙人手里？怎么会有欠机器款的说法和欠条？“合伙体尚未处理的财产”事实何在？这份白纸黑字的欠条证据已作了最好的证明。四、一审判决认为“作为合伙人的陶天安，虽已在合伙体结算前退出了富阳方合伙人的内部合伙，……故该退伙行为对案涉合伙体并不发生效力”与其认定的事实相矛盾。一审判决认定“2013年1月，张贤城、陶天安与章勤法达成了其富阳方合伙人的内部退伙，即张贤城、陶天安退出了与章勤法的合伙。”既然张贤城、陶天安与章勤法是富阳方内部合伙，那么与桐庐方合伙人没有关系，这与公司股东中的暗股东是一样的道理。张贤城、陶天安认为，本案的合伙协议纠纷根本不存在，这是一起合伙财产处理后章勤法与桐庐方合伙人之间的强卖行为引起的纠纷，与张贤城、陶天安无关。而且这是一起明显的地方保护主义在起作用的不公判决，意图转嫁桐庐方合伙人的资金亏损，对章勤法投入的实物亏损及合伙财产已作处理的事实视而不见，并且不惜捏造事实，对于桐庐方合伙人不利的白纸黑字的欠条熟视无睹，对同行法院制作的开庭笔录中桐庐方合伙人自认的事实予以否认，违背“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也必然侵害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桐庐方合伙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富阳方合伙人包罗康等七人未提交书面答辩状，但在审理中辩称：一、张贤城、陶天安关于案涉的设备已经处理完毕的上诉理由，不符合客观事实。该上诉理由中没有牵扯到合伙双方在合伙、散伙过程中形成的合伙账目问题。一审中，桐庐方合伙人提交过账册和凭证，涉及本案最重要的事实就是关于100500元的款项问题。本案涉及合伙时间短，所以在散伙的时候双方仅仅是对合伙期间的费用支出进行了清算，对二台设备不作处理。因为当时的设备还缺少配件，是由桐庐方合伙人掏10万元买配件组装起来才具备生产条件的。因为设备是由富阳方合伙人提供的，所以就由富阳方合伙人自行处理。故散伙时仅仅是对349078元费用支出进行的合伙亏损分担。根据清算结果，富阳方合伙人应当承担174539元，因为费用支出的同时包括原材料，故原材料应当作为合伙体的财产，应当扣减。形成了实际的亏损数额为201000元。故双方应当各自承担100500元。故设备已经处理了，但是不归桐庐方合伙人，而是归富阳方合伙人。反证，如果设备是桐庐方合伙人的，那么就不是富阳方合伙人出欠条给桐庐方合伙人，而是桐庐方合伙人出具给富阳方合伙人。二、张贤城、陶天安关于由富阳方合伙人出资49000元的上诉理由，根本不符合事实。因为合伙约定所有的资金由桐庐方合伙人出，不存在有富阳方合伙人出的事实。桐庐方合伙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记账凭证的附件143张中（原审案卷第二卷第108页）一张收条载明：“今收到购料款人民币5万元。收款人陶天安。2013年1月7日。”落款时间与其相对应的是汇出现金日记账（原审案卷第二卷第25页），汇入张贤城。所以收条由陶天安出，这是双方都没有异议的事实。所谓的49000多元是不符合事实的。此类凭证，都是有富阳方合伙人的签字，足以证明富阳方合伙的三人不光是内部合伙的关系，而且还是和桐庐方合伙人合伙的关系。三、关于2013年3月29日由章勤法出具的欠条（原审案卷第二卷第14页）上所证明的内容问题。一是剩余财产如何处理，二是其中一台机器被拉走了。为了防止设备被拉走债务没有清偿就出具了第一份欠条。此欠条在一审中没有出现，但是双方对此事实是认可的。此欠条是建立在2月24日的散伙结算单基础上的。在此情况下，因为散伙结算的时候还有账目没有进来，及可能有账目调整出错，所以又进行了第二次清算。只是这一次清算的时候没有陶天安、张贤城的签字。仅仅有章勤法的签字。也因为这样，桐庐方合伙人对一审法院没有认定114455元，仅认定了100500元是有异议的。但是桐庐方合伙人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桐庐方合伙人只少了8、9千元，所以桐庐方合伙人还是认可了。机器设备因为是安装在桐庐现场，富阳方合伙人现在也可以去拉。所以说，张贤城、陶天安认为机器设备已经转移给桐庐方没有事实依据。四、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关于双方散伙的时候仅仅对亏损的金额进行清算，不需要对设备进行处理的问题。可能是现在的机器设备在市场上已经没有原先的价值，塑料粒子的市场行情也不好，所以富阳方合伙人希望把设备抵债给桐庐方合伙人。综上，桐庐方合伙人的答辩理由是建立在双方合伙账目基础上的，是丝毫不差的。为此，要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章勤法述称：富阳方合伙人张贤城、陶天安的上诉事实与理由属实。本案不存在富阳方合伙人与桐庐方合伙人的合伙协议纠纷问题。合伙问题在散伙结算时已经清算结束，合伙财产中的一台机器归桐庐方合伙人。本案实际上就是桐庐方合伙人强迫章勤法卖掉机器这一事实。为此，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张贤城、陶天安的上诉请求，驳回桐庐方合伙人包罗康等七人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书证。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另查明：1、富阳方合伙人在2013年2月24日签署散伙结算单后，为了拉回其投入的设备，由张贤城代表富阳方合伙人出具内容为“欠包罗康人民币10万元”的欠条一份。该欠条出具后，富阳方合伙人拉回了其中的一台设备。2013年3月29日由章勤法出具内容为“欠包罗康机器款114455元，以前写给包罗康的欠条作废，在2013年4月30日前付清”的欠条一份。2、经现场勘验，富阳方合伙人投入合伙体的二台设备系旧机器。原存放于桐庐县江南镇会山村陈建龙厂房内的一台设备，现已经分解成四个部分，存放于该厂房的辅助房内。3、桐庐县环境保护局在2013年1月29日接群众举报后，针对桐庐县江南镇会山村胡永伟等人合伙在桐庐富建五金电镀厂内生产塑料粒子造成环境污染的问题，于2013年2月6日立案调查，并于2013年4月7日发出桐环罚字（2013）第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罚款11万元。2013年4月15日，合伙体以胡永伟的名义缴纳罚款1万元，该局环境监察大队为此开具罚没专用票据一份。4、包罗康在2013年6月8日以散伙结算单、章勤法出具的欠条为主要证据，并以其与章勤法之间存在买卖合同纠纷为由，向浙江省富阳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章勤法支付买卖合同纠纷项下的货款114455元。章勤法则以双方之间纠纷的性质系桐庐方、富阳方十个人合伙纠纷为答辩理由，要求驳回诉讼请求。该案经开庭审理后，包罗康向法院申请撤诉，该院于2013年7月8日以（2013）杭富城商初字第348号民事裁定准许包罗康撤回起诉。本案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争议的焦点如下：一、关于一审判决是否存在漏判的问题。即：1.章勤法在2013年3月29日出具的欠条能否证明案涉合伙体的二台设备已经处理完毕，即合伙双方各得一台的问题。2.一审判决关于“对于合伙体尚未处理的财产，本案不作审理”的认定是否存在错误的问题。二、关于一审判决认定“合伙双方各自承担亏损100500元”是否存在错误的问题。即：1.2013年2月24日散伙结算单能否证明双方应各自承担100500元的事实问题。2.桐庐方合伙人出资只有32万元，而合伙体现金支出却有34.9万余元，该超出的2.9万元是否可以认定为富阳方合伙人陶天安购材料的垫资款问题。三、关于张贤城、陶天安已经退出富阳方合伙，一审判决张贤城、陶天安与章勤法共同承担合伙体资金亏损的责任是否存在错误的问题。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一、从本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以及当事人在本案一、二审庭审及调查中的陈述，能够充分证明：1.桐庐方七位合伙人与富阳方三位合伙人，共同出资组成合伙体生产塑料粒子所形成的口头协议事实清楚。2.在实际履行中，合伙体按桐庐方、富阳方各50%的投资比例，即桐庐方出资35万元（实际出资32万元）和富阳方以二台旧设备作为出资的事实清楚。3.本案一、二审期间，富阳方合伙人始终未能提交二台旧设备实际价值的相关证据，且在庭审及调查中以不清楚的陈述内容回避该旧设备的具体价值。在合伙体生产塑料粒子前，为了二台旧设备能够正常运转，合伙体为此购买了附件等支出现金96940.1元（注：机器设备支出85441元、配件支出11499.1元）的事实清楚。4.在双方当事人签署散伙结算单后，因涉及环保问题，合伙体缴纳罚款1万元的事实清楚。二、关于争议焦点问题。1.关于一审判决是否存在漏判的问题。本院注意到，首先，从章勤法在2013年3月29日出具欠条所载明的内容可知，章勤法作为富阳方合伙人的代表向桐庐方合伙人出具欠机器款114455元系事实，但并不能够得出张贤城、陶天安关于“合伙体的二台设备已经处理完毕，即合伙双方各得一台”的结论。其次，从散伙结算单记载的内容可知，合伙双方没有对二台设备双方各得一台内容作出处理。鉴于桐庐方合伙人作为一审原告并未对设备有具体的诉讼请求，而二台旧设备的具体价值不明，结合其中一台可以正常使用的设备已经被富阳方合伙人拉回的事实，再结合桐庐方合伙人在本案中已经认可“只要付清亏损的款项，富阳方合伙人现在可以去桐庐拉设备”的事实，一审判决关于“对于合伙体尚未处理的财产，本案不作审理”的认定，符合本案事实和法律的规定，本院对此予以认同。据此，张贤城、陶天安关于“一审判决存在漏判”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2.关于一审判决认定“合伙双方各自承担亏损100500元”是否存在错误的问题。本院注意到，根据双方合伙人于2013年2月24日签订的散伙结算单所记载的内容，能够明确无误地计算出合伙双方应各自承担100500元亏损的事实。本院注意到，该散伙结算单所记载的具体内容，有记账凭证9份、附件143张、现金日记账12份等证据佐证，且原始凭证中均有双方合伙负责监管财务的人员签字确认，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富阳方合伙人应承担合伙体亏损100500元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亦予以认同。关于桐庐方合伙人出资32万元，合伙体现金支出34.9万余元，二者存在逆差的问题。本院注意到，一审中，富阳方合伙人针对散伙结算单确认的亏损问题，其主张的是陶天安为购材料垫资4.9万元，至于2.9万元逆差问题，富阳方合伙人在一审中并未提出。本院还注意到，虽然该超出的2.9万元，桐庐方合伙人不能作出准确、合理的解释，但基于双方当事人认可的记账凭证、附件、现金日记账等证据，只能推出该超出的2.9万元款项有可能存在记账的差错，也有可能存在应付未付款项的事实，但不能得出张贤城、陶天安关于“该2.9万元系陶天安购材料垫资款”的结论。由于张贤城、陶天安的该上诉理由，在本案一、二审期间始终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本院对此不予采信。3.关于张贤城、陶天安在本案中是否应当与章勤法共同承担合伙体资金亏损责任的问题。本院注意到，在与桐庐方合伙人组成合伙体时，富阳方合伙人明确为张贤城、陶天安、章勤法三人。虽然在合伙期间张贤城、陶天安事实上已经退出富阳方的合伙，但是该退出合伙的事实并未明确告知桐庐方合伙人。据此，一审判决关于“因其退伙发生在富阳方合伙人内部，故该退伙行为对案涉合伙体并不发生效力”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判决张贤城、陶天安与章勤法共同承担合伙体资金亏损责任的实体处理正确，本院对张贤城、陶天安关于其不应当在本案中承担责任的上诉理由，亦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恰当。张贤城、陶天安要求改判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89元，由张贤城、陶天安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鸣卉审 判 员  韩成良代理审判员  赵 魁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沈冰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