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浙杭民再字第2号抗诉机关：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炳传。委托代理人：沈向明。委托代理人：沈远春。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陈永良。委托代理人：徐绪华。申诉人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公司）因与被申诉人陈永良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1）浙杭民终字第1520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3月26日作出（2013）浙检民行抗字第84号民事抗诉书，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22日作出（2013）浙民抗字第85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并中止原判决的执行。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王籽佳出庭。申诉人国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沈向明、沈远春与被申诉人陈永良及其委托代理人徐绪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泰公司向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起诉时称：2007年1月29日，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公司）与国泰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国泰公司承建新华公司新建厂房1期工程，合同价为56886967元，该工程实际工期为2007年3月21日至2010年初（竣工日期为2008年9月22日，而鉴于设备调试安装的实际需要，上述工程的安装班组进行了后续施工直至2010年初才结束施工）。陈永良原系国泰公司下属的“新华公司新建厂房1期工程项目部”（以下简称新华项目部）的安装技术负责人。2007年5月，新华项目部负责人与陈永良协商签订了1份协议，将项目安装工程以包清工形式分包给陈永良施工，并约定了承包范围及方式、双方责任、承包人工费单价系42元／工日等。从2007年5月20日至2008年9月4日，陈永良组织了安装工人进场施工，并陆续从新华项目部财务领取工程款现金共计1199750元。但陈永良在工程尚未完工前就擅自离开新华项目部，新华项目部不得不指定他人接手陈永良负责的前述工程直至工程全部完工。另外经协商，新华公司将汽管、纸边风管工程的安装部分分包给杭州彭发装饰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董仲鑫，以下简称彭发公司），同时新华项目部将室外工程的安装部分分包给董某班组，另将数码轮转车间、数码制版平板车间、印后装订车间的复合风管专业安装分包给浙江长城净化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王耀雄，以下简称长城公司），未由国泰公司自行施工也未记入陈永良承包的施工工程范围之内。经查，陈永良在领取工程款后，并没有足额向工人发放工资，而是将大部分工程款据为己有并擅自离开新华项目部，造成了留在工地的工人没有足额拿到工资并一再向新华项目部进行反映。在多次联系陈永良无果的情况下，新华项目部不得不依据工人自己的出工记录补发了部分工人的部分工资和支付了应属陈永良施工范围而由新华项目部接手施工的后续人工费共计127339元。后经审计，新华公司新建厂房1期工程中安装工程总人工费为1281042元，而前述3项安装工程外包项目的人工费为562593元，即陈永良负责施工的安装工程人工费仅应有718449元。而陈永良已经领取了安装工程人工费1199750元，加之新华项目部代为支付的后续安装工人人工费127339元，陈永良实际多领取工程款608640元，应返还给国泰公司。但经国泰公司多次催要并经公安部门处理，陈永良却一直拒不返还多领取的工程款。国泰公司诉请判令陈永良立即归还多领取的工程款608640元。陈永良在原一审中辩称：一、主体资格不具备。陈永良是和国泰公司诉称的新华项目部负责人沈远春个人签订协议的。支付过1199750元是事实，但是沈远春个人支取的，不存在到国泰公司处支取的事实。其中1万元作为保证金。沈远春挂靠在国泰公司，是实际老板，陈永良和沈远春个人签订协议的。陈永良2005年就知道沈远春挂靠在国泰公司，其他项目也在做的。这个项目开始的时候陈永良就知道沈远春挂靠在国泰公司。二、竣工验收是2008年9月22日，陈永良是9月底走的，当时工程已经竣工了，安装工程在陈永良合同范围内的已施工完毕。风管安装及室外工程安装部分是陈永良做的。关于汽管、纸边风管工程，印刷厂有个连接设备，是特殊材料，陈永良做不来，也不在合同之内，具体谁做的不清楚。关于室外工程，排水、电缆安装等工程都是陈永良做的，8月底初次验收，9月15日调试结束，而且后来已经验收了；其中的土建工程是其他人做的。关于数码轮转车间、数码制版平板车间、印后装订车间的复合风管是陈永良做的，调试也完毕了，王耀雄是谁不认识。陈永良没有什么工程遗留下来。陈永良走的时候1期做完了，2008年7月时2期也开始了，2期的预留工程陈永良已做完了，2期沈远春挂靠在五洋公司。1期如果没做的话也是后面增加的联系单内容。领取的费用中12750元系新华项目部要求额外的工资。原一审认定：2007年1月29日，国泰公司与新华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新华公司将新建厂房1期工程发包给国泰公司施工。沈远春挂靠在国泰公司，新华公司新建厂房1期工程系沈远春以国泰公司名义承包。2007年5月20日，沈远春（甲方，以国泰公司名义）与陈永良（乙方，以安装班名义）签订协议，约定：所有新华公司新建厂房1期工程安装工程及图纸变更、联系单变更等工作以清工形式承包给乙方；根据最新调整业主及咨询公司确认后的预算得出人工费总价“为＿＿元，人工费总价＿＿元÷26元／工日×42元／工日=承包价＿＿元”，所有变更联系单工作以审计为准，计算方式同上，审计报告出来后1个月内支付此部分费用于乙方；承包价的50%作为平时生活费，以总工期12个月计算，每月平均支取生活费，另外50%承包款年终时一次性发清，当跨年度时，年前发生的生活费总量和年终发生费用相等；等等。根据2007年4月国泰公司制作的安装工程预算书，人工费总价为1094406元。国泰公司组建了新华项目部，陈永良名义上为新华项目部安装技术负责人。新华公司新建厂房1期工程中数码轮转车间、数码制版平板车间、印后装订车间的复合风管制作安装新华项目部分包给长城公司施工。2008年5月13日，新华项目部与董某签订室外工程清工承包合同，将新华公司新建厂房1期工程室外工程中的市政排水、道路、停车位、隔油池、明沟分包给董某施工。新华公司新建厂房1期工程于2007年3月21日开工，2008年9月22日竣工。新华公司新建厂房1期工程投标价为56886967元，后调整为54226187元，竣工后结算审核的造价为62103166元。2010年8月，国泰公司委托工程审价机构对新华公司新建厂房1期工程安装工程人工费进行结算编制，人工费合计为793026元，结算价为1281042元。陈永良已支取工程款1199750元。陈永良于2008年9月底离开新华项目部，离开时尚有少量安装工程未完工。陈永良有2个班组分别负责电器和水管的安装，具体工人人数不固定，陈永良离开新华项目部时尚有工人工资未支付，新华项目部代陈永良支付了部分拖欠的工人工资。2009年，国泰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陈述陈永良系其新华项目部管理人员，领取工资款后没有足额向工人发放，代领工资款大部分克扣占为已有，要求陈永良还回侵占的资金等；杭州市公安局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以陈永良涉嫌职务侵占立案。2010年7月22日，杭州市公安局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决定撤销案件。原一审认定以上事实的证据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开工报告、工程竣工报告、新华项目部管理人员名单及回复、协议、彩钢板复合风管工程量确认单、承包合同、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领（付）款凭证、生活费发放清单、工资表、陈永良挪用公司工程款情况说明、撤销案件决定书、工人询问笔录、公安机关对王耀雄所作询问笔录、委托书、任命通知、工程联系单、商务标、工程量清单报价表、结算审核报告、安装工程预算书。原一审认为：2007年5月20日，就新华公司新建厂房1期工程安装工程的分包，沈远春与陈永良签订了协议。虽然沈远春是以国泰公司的名义签订协议，但沈远春是挂靠国泰公司经营的，沈远春是真正的法律关系主体；陈永良也主张早就知晓沈远春与国泰公司之间的关系、其是与沈远春个人之间的合同关系，而非国泰公司；因此，协议的双方当事人是沈远春与陈永良，国泰公司主张其公司与陈永良之间存在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缺乏依据。就工程价款的计算，协议约定按预算得出的人工费总价“÷26元／工日×42元／工日”进行计算，变更、26营正67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联系单工作以审计为准，即合同范围内的安装工程按预算得出的人工费总价依公式计算，变更联系单的安装工程以审计得出的人工费总价依公式计算。就预算得出的人工费总价，陈永良主张为1264012元，国泰公司提交的协议文本上也有“120万元”的记载，据此计算工程价款应在194万元以上。国泰公司在工程竣工后委托工程审价机构依据03定额对人工费进行结算编制，人工费为793026元，计算出工程价款为1281042元；国泰公司主张预算的人工费只是估算，应以最终核算为准。原一审法院认为，国泰公司的主张与协议约定不符，并且预算得出的人工费总价是双方签订协议的基础，与工程价款计算方式的确定相关，不应根据结算时核算的人工费总价予以否定；对国泰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此外，就外包安装工程，新华公司将汽管、纸边风管工程的安装工程分包给彭发公司依据不足；新华项目部分包给董某的室外工程，根据合同及董某陈述的施工内容、所领款项金额，只能认定董某就室外工程土建工程进行了施工，不能认定董某就室外工程安装工程进行了施工。就陈永良未完成的安装工程，国泰公司也未说明并证明具体的工程范围、人工费金额。综上，对国泰公司的诉讼请求，原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1年5月25日作出（2011）杭江民初字第456号民事判决：驳回国泰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886元，减半收取4943元，由国泰公司负担。宣判后，国泰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一审判决片面采信证据，导致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原一审法院认定“2007年1月29日，国泰公司与新华公司签订建设施工合同，新华公司将新建厂房1期工程发包给国泰公司施工。沈远春挂靠在国泰公司，新华公司新建厂房1期工程系沈远春以国泰公司名义承包”进而认为“2007年5月20日，就新华公司新建厂房1期工程安装工程分包，沈远春与陈永良签订了协议。……协议的双方当事人是沈远春与陈永良，国泰公司主张其公司与陈永良之间存在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缺乏依据”。国泰公司认为原一审判决的上述认定系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司法实践中，认定挂靠关系应有充分的证据，挂靠者与被挂靠者一般有明确的承包协议，且被挂靠者只是名义上的承包者，不对工程进行管理，由挂靠者自行处理与发包方施工过程中的材料、资金支付等，由挂靠者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承担工程的一切责任。而本案除了陈永良的陈述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沈远春是挂靠在国泰公司处的。沈远春与国泰公司没有任何的协议，且沈远春还被任命为国泰公司在杭州办事处的副主任、项目部负责人，其他相关人员的任命也均由国泰公司作出，工程的施工管理、竣工验收、款项往来与审计、纠纷处理等也均由国泰公司实施。所以，沈远春并非挂靠国泰公司。退一步讲，即使沈远春挂靠在国泰公司处，其法律主体也应该是国泰公司，而非沈远春，因为对外代表并发生关系的均是被挂靠者，并非挂靠人。其次，根据2007年1月29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新华公司新建厂房1期工程的总承包人为国泰公司，随后国泰公司即组建了新华项目部（陈永良系新华项目部的安装技术负责人），而至2007年5月20日沈远春是代表国泰公司与陈永良签订了分包协议，国泰公司对此协议也予以认可。协议签订后，作为履行协议的工程联系单也是与新华项目部发生的，工程款也是向新华项目部领取的，因此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应该是国泰公司与陈永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等规定，国泰公司与陈永良之间存在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双方主体适格。二、原一审法院认为“就工程价款的计算，协议约定按预算得出的人工费总价‘÷26元／工日×42／工日’进行计算，变更联系单工作以审计为准，……。就预算得出的人工费总价，陈永良主张为1264012元，国泰公司提交的协议文本上也有‘120万元’的记载，据此计算工程价款应在194万元以上。国泰公司在工程竣工后委托工程审价机构依据03定额对人工费进行结算编制，人工费为793026元，计算出工程价款为1281042元；国泰公司主张预算的人工费只是估算，应以最终核算为准。本院认为，国泰公司的主张与协议约定不符，并且预算得出的人工总价是双方签订协议的基础，与工程价款计算方式的确定相关，不应根据结算时核算的人工费总价予以否定”。对此，原一审法院的认定完全是非颠倒，且有违建筑业的法律规定和惯例，缺乏建筑业的常识。首先，原一审法院认为就预算得出的人工费总价，陈永良主张为1264012元，国泰公司提交的协议文本上也有“120万元”的记载，而推断工程价款应在194万元以上，这显然不符合事实，仅是一审法院的主观推测。因无论是国泰公司提交的协议，还是陈永良提交的协议，预算得出的人工费总价双方不存在一致的内容，原一审判决审核认定证据时也仅仅认定了双方提交的协议中一致的内容。也就是说人工费总价国泰公司与陈永良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双方仅对人工费单价及计算公式达成了一致意见。而国泰公司最终按照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的人工费单价及计算公式，提供了工程资料委托工程审价机构就新华公司新建厂房1期工程中安装工程总人工费进行审计，得出安装工程总人工费为1281042元，三项安装工程外包项目的人工费为562593元，是符合协议约定和实际情况的，应予以采信。这里需要说明一点，陈永良原系新华项目部的安装技术负责人，有着对安装技术管理的相关权利。故陈永良在与新华公司新建厂房1期工程的预算单位进行安装工程费用汇总时存在着利用预算虚假提高人工费、混淆真实的人工费总价，以便误导国泰公司的情况。而原一审判决却单方采信该存在欺诈误导的人工费预算总价，显然错误。其次，所谓工程预算是对工程项目在未来一定时期内的收入和支出情况所做的计划，只是估算，并不是最终的结算依据，最终的结算应以双方认可的结算报告或委托第三方审计、审价结果为准，这是建筑业的惯例或常识。结合本案安装工程实际施工过程中存在第三方分包情况，其余部分也不是由陈永良全部完工，剩余部分又是由第三人完成的实际情况，更不能依据双方协议中约定的以确认后的预算得出人工费总价。而第三方的工程审价是根据法律规定、工程整体状况及实际情况编制的，是对安装工程人工费一种客观的核算，应予以认定。本案原一审判决以双方协议（预算）来计算人工费，并否定合法的工程审计决算，显然是与事实相悖，也不符合《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和《建筑工程施工发包和承包计价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07号）之规定，应予纠正。三、原一审法院认为“新华公司将汽管、纸边风管工程的安装工程分包给彭发公司的依据不足；新华项目部分包给董某的室外工程，……只能认定董某就室外工程土建工程进行了施工，不能认定董某就室外工程安装工程进行了施工。就陈永良未完工的安装工程，国泰公司也未说明并证明具体的工程范围、人工费金额。”对此，原一审法院完全是片面采信证据，导致认定事实错误。第一，新华公司及杭州天成监理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足以证实：新华公司新建厂房1期工程中的汽管、纸边风管工程是由新华公司自行分包给彭发公司完成，对室外工程安装清工部分是由国泰公司分包给了董某班组完成。上述证据是涉案工程的业主单位及监理单位调查核实后出具的，属于书证，并非属于书面证人证言，原一审判决不予采信是错误的。而且原一审判决对同样是情况说明的证据（12）的真实性又予以确认。原一审判决在证据的采信上采取了双重标准，显然不当。另外，国泰公司与董某签订的《新华数码室外工程清工承包合同》和董某的询问笔录进一步证实，室外工程安装就是由董某完成的，分包范围也符合工程的商务标、工程量清单报价表、结算审核报告记载的室外安装工程范围，应予认定该安装工程分包事实。第二，新华项目部将数码轮转车间、数码制版平板车间、印后装订车间的复合风管专业安装分包给了长城公司，不属于陈永良的施工范围。此事实已被原一审法院认定，最后法院却不予以支持，显然前后矛盾。第三，原一审法院一方面查明认定了陈永良离开新华项目部时尚有安装工程未完工，工人工资尚未支付的事实，而另一方面又以就陈永良未完工的安装工程，国泰公司也未说明并证明具体的工程范围、人工费金额为由予以否定。显然，难以令国泰公司信服。而国泰公司已举证证明应属陈永良施工范围而由新华项目部接手施工的后续人工费和因陈永良未足额发放安装工人工资共计127339元，足以认定，应予支持。同时，陈永良陈述其已经完成协议约定的全部工程量，但是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甚至还在公安机关调查阶段提交了虚假的工资记录以混淆事实，因此陈永良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责任。综上，国泰公司认为，原一审法院片面采信证据，导致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国泰公司的原一审的诉讼请求。陈永良在原二审中答辩称：第一，国泰公司在上诉状第二页承认陈永良和沈远春于2007年5月20日签订的协议，而其他的计算等国泰公司又依照所谓的2007年7月15日那份多处修改和涂改的协议。事实上陈永良是在知道沈远春是实际老板的情况下，在2007年5月20日与沈远春签订了一份水电安装清工合同，合同根据新华公司委托杭州天瑞建设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瑞公司）就新华公司厂房一期工程核算出人工费总价为1264012元，再乘以42元每工日，确定的合同总价为2041866元，这份合同的原件也是在沈远春处（沈远春在公安笔录中也承认了该事实）。陈永良在2007年6月22日前就到沈远春处领取了69090元生活费，沈远春不可能在双方合同未签就同意陈永良领了6万多元。第二，陈永良既不从国泰公司领取工资，也无国泰公司的福利待遇，所有领取的生活费工资等都是从沈远春处领取，相关的承包合同也是和沈远春签订。所以本案国泰公司不是适格原告。国泰公司在先前的提交公安机关的“陈永良挪用公司工程款情况说明”等证据材料中都称陈永良系其公司项目管理人员，沈远春等多人也强调陈永良系安装工程技术负责人，所谓的相关证件工民建0020639009证也是编造的，而安装工程技术负责人必须具有工程师以上职称的人才能担任，陈永良不具备这一资格，陈永良系安装工程清工承包者。而等杭州市公安局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撤销了陈永良涉嫌职务侵占案后，国泰公司又认可陈永良和沈远春的承包协议，并以此为据起诉到法院要求陈永良返还所谓的608640元工程款，前后相互矛盾是典型的滥用司法程序。第三，本案国泰公司先后出现了四个不同审价咨询公司，其中三家是天瑞公司、浙江韦宁工程审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韦宁公司）、浙江万邦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邦公司），还有一份2008年12月份的审价报告在公安笔录案卷第300页中有提到，但是却得出互不相同的所谓审价结论。事实上在2007年4月5日国泰公司根据投标和中标价编制预算并和业主新华公司校对，于2007年5月份校对完毕，由第三方天瑞公司审计，天瑞公司审计了关于投标工程中所有工程量和人工费造价，业主、国泰公司和天瑞公司都签字并盖章，确认了此份审计文件。陈永良和沈远春按此文件确定的相关价格签订了承包协议并开始施工。国泰公司一直不提供天瑞公司的相关审价报告，而是在2010年8月为了起诉再次委托韦宁公司提供了一份关于安装工程人工费的审计报告。而最终工程竣工验收完工（主要原因是工程施工当中有部分工程项目的增减）的审计又是2009年10月15日万邦公司出的，这也是国泰公司在原一审中自己提供的。显然国泰公司提供韦宁公司的关于安装工程人工费的审计报告都是故意压低造价的，并且其提供审计的资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值得怀疑。第四，新华公司的一期工程已于2008年9月18日竣工验收，这一点国泰公司提供的“工程竣工报告”已经非常明确，陈永良于2008年9月底离开工地恰巧说明了整个一期的安装工程已经完工，不存在一个未完工的工程如何交付验收的问题，所以不存在陈永良在工程尚未完工就擅自离开新华项目部这一事实。第五，也不存在国泰公司替陈永良补发工资的事实。国泰公司提供的所谓补发工资的工程名称和地点都是五洋建设集团和杭州勤业劳务分包施工工地，原件和复印件上的日期也相互不一致。综上所述，陈永良认为，原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都完全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本院原二审对国泰公司提交的下述证据予以确认：1、公安部门的询问笔录、情况说明、施工预算（其中询问笔录、情况说明原一审已提供公安部门盖章确认的复印件，施工预算为复印件）。2、新华数码一期国泰市政清工结账单、证人董某证言。3、陈永良无异议的部分发票（复印件）。4、工程施工联系单。5、韦宁公司情况说明。原二审认定：国泰公司、陈永良分别向法院提交了由沈远春代表国泰公司签字，陈永良代表安装班签字的协议书复印件一份，双方均认可该协议书只有一份原件，协议书主体部分由陈永良书写，双方均主张协议书原件在对方处。陈永良提交的协议书载明：“根据最新调整业主及咨询公司确认后的预算得出人工费总价为1264012元，人工费总价1264012元÷26元／工日×42元／工日=承包价2041866元。所有变更联系单工作以审计为准，计算方式同上。”其中横线上的数字与其他字迹相比笔画偏细。国泰公司提交的协议书中横线上的数字为空白，“预算得出人工费总价”几字被划去，改为“工程量，再依据2003定额计算出人工费合”。陈永良表示该部分系国泰公司单方修改，国泰公司提交的协议书复印件第二页还有“标书90万÷26×42145万72万”，“增加后120万÷26×42=194万50%96万”字样。另查明，本案建设单位新华公司后自行将部分纸边风管工程分包案外人施工。其余事实与原一审查明一致。本院原二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国泰公司是否有权以分包发包人的身份向陈永良主张权利；二、在双方均未能提交协议书原件情形下如何确定清工人工费的计价方式；三、施工过程中，实际未由陈永良施工的外包部分人工费计算；四、国泰公司是否存在代陈永良支付工人工资的情形，具体数额如何确定。关于争议焦点一，原二审认为无论国泰公司还是陈永良提交的协议，协议的甲乙双方均分别为国泰公司和安装班，证明沈远春、陈永良均认可国泰公司作为发包方，该协议虽然未经国泰公司盖章，但国泰公司同意沈远春向陈永良支付工程款及国泰公司持此协议向陈永良主张权利的行为本身表示其认可沈远春代表其将安装清工分包给陈永良。陈永良以国泰公司未在该协议上盖章为由，主张其与国泰公司无直接法律关系，国泰公司无权向陈永良主张权利，显属无据。关于争议焦点二，诉争协议双方均未向法院提交原件，双方均认可协议只有一份原件。公安机关笔录记载，陈永良曾陈述“我走时带走了和沈远春签订的协议、‘清工’决算书、工人考勤表等材料”“现在都在我老家诸暨那里”，沈远春曾陈述有关项目部水电安装“清工”的承包协议“现在我这里，但我只有复印件，原件我暂时没找到”，故无法根据双方陈述推知哪方是协议原件的持有者，并将拒不提交原件的不利后果推定由原件持有方承担。本院只能根据双方提交的协议复印件分析认定清工人工费计价方式。原二审认为，从形式上看，不能确认国泰公司提交的协议复印件上“工程量，再依据2003定额计算出人工费合”字样系陈永良书写，陈永良提交的协议复印件数字部分笔划较其他部分偏细，故在双方均为复印件的情形下，原一审法院以两复印件一致部分为据，认定协议内容并无不当。从内容分析，按国泰公司的主张，清工承包价应是按定额计算的人工工日×42元／工日，而按陈永良主张清工承包价应是人工费总价÷26元／工日×42元／工日。两种计算方式在总包人工费总价按定额人工工日×26元／工日计算的情况下应当是一致的，本案中会产生巨大差异的原因在于业主方与国泰公司约定部分工程按三倍或二倍的人工工日计算。国泰公司显应对其与业主的此种约定知情，在其明知与业主存在此种约定的情形下，在计价方式上仍采用“人工费总价÷26元／工日×42元／工日”进行计价，而不直接采用“定额工日×42元／工日”的方式计价，或对人工费总价作出明确限制性说明，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合同是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从国泰公司提供的协议复印件第二页“标书90万÷26×42145万72万”、“增加后120万÷26×42=194万50%96万”的内容看，双方在协议签订时也未考虑国泰公司承接工程时部分工程人工费按三倍或二倍定额人工费计算的情形。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清工分包协议的计价方式应是总包合同人工费÷26元／工日×42元／工日。虽然根据天瑞公司沙鸥的陈述及陈永良提交的协议书复印件的形式瑕疵，陈永良提交的协议书中横线上的具体数据很可能系陈永良单方添加，但该行为不影响计价方式的确定。按此种方式计算，总包合同固定价部分的清工分包人工费达2041977元。三、关于争议焦点三，国泰公司提供了业主单位、监理单位及天瑞公司的情况说明，长城公司的工程量确认单、发票，董某的工程量核对清单、证人证言等证据用以证明实际施工中确有部分本应由陈永良施工部分工程外包，陈永良亦自认有部分工程外包，故原二审对实际施工中汽管、纸边风管项目，复合风管项目、室外工程项目有部分工程由案外人施工完成的事实予以确认。但国泰公司在原二审调查时也认可其单方委托韦宁公司对外包工程人工费进行鉴定时，鉴定机构是凭国泰公司的单方陈述确定外包工程范围的，并未与陈永良及外包工程实际施工人核对过工程范围，故国泰公司要求按韦宁公司审价报告为依据来扣除外包部分工程款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四、关于争议焦点四，原二审认为根据公安笔录，陈永良的多名雇工述及陈永良存在拖欠劳动报酬的情形，部分雇工证实国泰公司存在代陈永良支付拖欠报酬并在后期直接与雇工建立劳动关系完成后续工作，支付劳动报酬的情形，陈永良也曾在公安笔录中自认尚欠2008年以来工人工资133046.5元未付清。故原二审对国泰公司存在代陈永良支付拖欠报酬的情形予以确认。综合上述分析，原二审认为国泰公司向陈永良主张权利的主体适格，在合同固定价部分的清工分包工程款达2041977元，陈永良实际已领取的工程款为1199750元的情况下，目前国泰公司提交的证据无法确认陈永良需返还多领工程款。原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亦无不当，国泰公司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11年12月28日作出（2011）浙杭民终字第152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86元，由上诉人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原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本案的焦点为：1、在双方均未能提交协议书原件的情况下，以何种依据确定清工人工费；2、实际未由陈永良施工的外包部分的工程范围的确定及人工费的计算；3、国泰公司是否存在代陈永良支付拖欠工人工资的情形及具体数额。原二审法院认为案涉合同固定价部分的清工分包人工费为2041977元，系认定事实有误。原二审法院确认了实际施工中由案外人施工完成的工程范围以及国泰公司代陈永良支付拖欠报酬的事实却不予认定相应的人工费数额以及代付报酬的具体数额确有不当。（一）现有证据证明，法院认定案涉清工分包协议中的清工分包人工价为2041977元，系认定事实错误。国泰公司和陈永良都认可清工分包协议系陈永良起草，但双方都无法提交原件，在国泰公司和陈永良分别向法院提交的清工分包协议复印件上都有改动和增加的地方，国泰公司提交的协议书中横线上的数字为空白，“预算得出人工费总价”几字被划去，改为“工程量，再依据2003定额计算出人工费合”，从形式上来看，不能确认“工程量，再依据2003定额计算出人工费合”字样系陈永良书写，而陈永良提交的协议复印件在承包价格及计算方式部分的数字书写笔划较其他部分偏细，由于该合同系2007年5月份签订，而天瑞公司的审计报告是在2008年6月份出具，那么相应的人工费总价也应是在2008年6月才出具，故该协议书关于人工费总价的具体数据很有可能系陈永良事后单方添加。从内容上看，国泰公司和陈永良有争议的是对清包协议中承包价格及结算方式的第一项约定，即承包价。对此，国泰公司所持的协议中记载：根据最新调整业主及咨询公司确认后的工程量依据2003定额计算人工费总价为元，人工费总价元÷26元／工日×42元／工日=承包价元。陈永良所持的协议则记载应当根据业主和咨询公司确认后的预算计人工费总价为元，人工费总价元÷26元／工日×42元／工日=承包价元。如前所述，国泰公司和陈永良在诉讼中均提交的是协议复印件，且两份复印件均有改动，故原审法院根据两份复印件中一致的部分来确定协议的内容并无不当。据此，可以看出国泰公司和陈永良签订协议时由于审计公司并未算出人工费总价，所以双方确定了承包价的计算公式，即人工费总价元÷26元／工日×42元／工日=承包价元，且承包价以“最新调整业主及咨询公司确认的人工费总价”作为计算基础。从诉讼中证据反映的事实情况看，天瑞公司接受新华公司委托管理该项目工程造价，并根据新华公司提供的图纸及陈永良提供的国泰公司经核算后的安装技术费用汇总表进行核对后出具核对清单，其中显示的人工费为1264081元，并由新华公司、国泰公司签章确认。天瑞公司核对后的该数额系以业主与施工双方提供的材料为基础，并进行专业核对，结果也由双方确认，符合协议所规定的要求，故原二审法院认定的承包款为2041977元。但是原二审法院忽略了诉讼中国泰公司提供的一份证据--天瑞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在该份证据中，天瑞公司指出其审计报告中的人工费1264081元的数据仅为估算，不能直接除以26元／工来计算人工工数，而该公司经过重新计算施工图部分的总工作量应为32097工。这样根据法院认定的承包价2041977元÷42元／工日=48618工，这个数据明显与天瑞公司算出的工作量不符。另外，国泰公司在向检察机关申诉时又提交了一份证据：天瑞公司于2013年1月18日出具对由该公司出具的施工预算报告的情况说明。该份情况说明，系对国泰公司在诉讼中提交的天瑞公司情况说明的补强，在该份证据中，天瑞公司除了再次明确案涉工程的总用工量为32097工之外，还提到其2008年6月完成的施工预算报告中人工费总费用1264081元的数据并不是预算中真实的人工费总合，经过重新计算施工图部分安装人工费总费用应是834522元，而非1264081元。据此，按照国泰公司与陈永良提供的协议复印件中对承包价的计算公式，承包价=人工费总价834522元÷26元／工日×42元／工日=1348074元。综上所述，案涉合同的承包价应为1348074元，原审法院认定承包价为2041977元系认定事实有误。（二）根据原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可以确认案涉工程外包所涉及的人工费数额以及国泰公司代陈永良支付拖欠报酬的具体数额。1、根据新华公司、杭州天成监理技术咨询有限公司以及天瑞公司就案涉工程的情况说明，以及长城公司的工程量确认单、发票，董某的工程量核对清单、以及相关证人证言中相印证的部分，可以确认在实际施工过程中确实有部分本应由陈永良施工的部分工程外包，具体范围如下：纸边风管项目因专业程度较高，而由新华公司分包给彭发公司；数码轮转车间、数码制版平板车间、印后装订车间的复合风管部分，系经新华公司与国泰公司考察协商后由国泰公司分包给长城公司；室外工程有部分工程由董某负责。国泰公司曾主张汽管部分亦由新华公司一并分包给了彭发公司，但由于新华公司的情况说明以及彭发公司的负责人董仲鑫的证言中均未提及，故原二审法院将汽管项目纳入外包范围有失妥当。对于外包工程涉及的人工费额度，根据长城公司的工程量确认单、发票可以确认国泰公司支付给长城公司的工程款数额为389000元，根据董仲鑫在公安机关所作的笔录，可以确定2008年10月份至2009年7月份，董仲鑫挂靠彭发公司承包了新华公司新建厂房一期工程中的纸边风管项目，新华公司支付其工程款13.8万元，其中数额为6万元“清工”费的工程量系应由国泰公司新华项目部完成，由于现有证据仅能证明室外工程中有部分安装工程分包给董某，但具体的工程量及具体人工费额度无法确定，综上根据现有证据能够确定部分本应由陈永良施工的部分工程外包涉及的人工费额度至少有449000元。2、根据陈永良及其水电两个班组在公安机关所作的笔录，可以确认陈永良拖欠雇工工资以及国泰公司代付部分工资的事实以及具体数额。陈永良曾在公安笔录中自认从2008年以来尚欠工人工资133046.5元未付清，后改口称仅有7万余元。国泰公司在诉讼中提交生活费发放清单、工资表等支付凭证来证明其曾代付工资有7万余元的主张，电器班组长麻国英亦证实国泰公司支付了电器班工人工资约7万多元的拖欠工资，故可以明确国泰至少代陈永良支付拖欠工资7万余元。综上，国泰公司与陈永良之间的清工分包协议中的固定价部分的清工分包工程款应为1348074元，陈永良实际已领取的工程款为1199750元，本应由陈永良施工的部分工程外包涉及的工程款至少有449000元，国泰公司代陈永良支付工人工资70000元，故陈永良多领工程款数额为370676元。因此，抗诉机关认为，原二审法院认定国泰公司与陈永良之间的清工分包协议中的固定价部分的清工分包人工费有误。本院再审过程中，国泰公司所称与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一致，请求撤销原一、二审判决，改判由陈永良归还多领取的工程款370676元。被申诉人陈永良辩称：一、新华公司新建厂房一期工程由沈远春挂靠在国泰公司中标，后国泰公司编制了土建和安装两部分工程量调整后的预算，并送交新华公司和审价单位天瑞公司审计，天瑞公司于2007年5月初出具了审计后的预算（投标工程量决算）并经业主（汪健）、国泰公司（沈远春）、天瑞公司（来焕军）三方签字确认了此部分工程量含人工定额价在内的所有费用，到此阶段投标工程量的所有费用已全部确认审计完毕（而此份决算中已经得出了安装部分人工定额价1264081元）。这是投标工程必经的一个程序，以便公平、公正客观地反映工程造价，其中安装部分造价由直接费和间接费组成，而直接费中的人工费又是计算间接费的基础，若无人工费计算则无法构成安装工程的总造价。如1264012元是预算的价格、是估算，那么整个安装工程的造价也是估算，是要决算的。天瑞公司2007年5月份出的预算审计是估算，最终是要决算的，而该工程的决算单位万邦公司的决算审计没有对此部分造价核增核减，说明天瑞公司对投标部分工程量的审计已形成了决算。而万邦公司只是对联系单部分工程量进行了审计，并且有联系单部分详细的人工费审核价。投标并经工程量校对后的投标工程量便已形成决算。经万邦公司审计后整个一期工程审价就已结束（并都有安装人工费定额价），2008年6月天瑞公司的审计报告是对前阶段工作的一种汇报，此报告也没有推翻2007年的投标工程量审计是无效要重新审计的，实际上更加说明了2007年5月的投标工程量审计是真实有效的，而到2013年1月18日沈远春又通过各种渠道单方面叫天瑞公司出具另一份审价报告以便来达到其目的。第二、沈远春和陈永良于2007年5月20日签订协议并且约定了投标过的工程量人工费总承包价为2041866元是永远不争的事实，若有变更必须以联系单为准，而联系单的审计又以万邦公司于2009年10月15日的审计报告为准，里面已详细计算出了定额人工费造价。因此沈远春于2013年1月18日提供的天瑞公司造价单位的审计和7月15日经沈远春单方面修改后的协议（并根据修改协议而人为制造了一系列假证据）显然是故意扰乱法院明辨是非的，其用意十分清楚，请法院审核沈远春自己提供的万邦公司的竣工审计报告，在万邦公司的审计报告中对投标的工程量及价格没有核增核减，再次说明了2007年5月经天瑞公司审计的工程量及价格是具有法定效力的，在万邦公司审计报告分项工程审计中共24页第24页中定额人工审核价为57026元、共6页第6页定额人工审核价为55783元、共7页第7页中定额人工审核价为8345元、分项工程单列人工审核价为125960元，其联系单部分定额人工审核总价为247114元，因此联系单属于陈永良部分实际也理应支付于陈永良的承包价为（57026＋55783＋8345＋125960）÷26×42=399184元。陈永良额外替项目部做掉的点工工资为12750元，（沈远春提供的陈永良收据中能够体现），所以陈永良安装工程实际发生的清工最终结算造价为：2041866元（投标工程量承包价）＋399184元（联系单发生价）＋12750元（项目部额外要求施工价）=2453800元。陈永良领取的所有费用都经过项目部施工员、项目经理、财务、沈远春本人等多部门及人员把关审核，一共领取只有119万左右费用。第三、关于气管、纸边风管、复合风管现场安装都是从施工一开始预留预埋（管子在浇筑混凝土前做到二层钢筋中间）到竣工验收一个全过程的施工行为，室外工程中的董某班组根本不懂安装工程的工艺要求，是一个做马路浇混凝土的土建班组且室外安装工程陈永良的孙少林班组、麻国英班组都一直施工到竣工验收，只有做完安装工程才可以浇混凝土，这是常识性问题。第四、孙少林、杨贤葵等人的公安笔录中有明确回答，考勤表也能证明陈永良于2008年9月底离开工地这一事实。申诉人称2008年10月份后替陈永良垫付工资，而事实上10月份后的都是做二期工程的工资，到2008年9月22日一期工程已竣工，其工资表及沈远春自己提供的竣工文件能反映此事实，陈永良拖欠的人工工资沈远春没有支付一分钱。第五、沈远春在一期工程中挂靠国泰公司施工，二期工程挂靠五洋建设集团施工是不争的事实，并在原二审中伪造大量人证物证妄图推翻安装清包协议。第六、公安对陈永良以职务侵占立案、国泰公司起诉要求返还608040元、现要求返还370676元，每次都提供假证据且每次的说法都不一样；在国泰公司2010年11月10日提交的证据目录中的证据四已确认沈远春和陈永良的清包协议系2007年5月份签订，沈远春提供的7月15号的协议是伪造的证据。本院再审庭审中，国泰公司提供2份证据：1、2013年1月18日天瑞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欲证明天瑞公司再次明确案涉工程的总用工量为32097工，2008年6月完成的施工预算报告中人工费用1264081元并不是预算中真实的人工费总和，经过重新计算施工图部分安装人工费总费用应是834522元。陈永良并未完成施工图部分工程，室外工程项目由其他班组施工；2、2013年1月15日韦宁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欲证明人工费的计算依据有两个，本工程联系单的内容体现在万邦公司的结算审核报告书中，除联系单外的工程内容体现在天瑞公司的施工预算中。韦宁公司编制的人工费结算报告的安装工程总人工费汇总表中，序号1至9项内容的人工费计算依据是天瑞公司的施工预算，韦宁公司只是将天瑞公司计算的分部分项子目的人工费重新累计计算，计算范围、方法完全一样，得出安装总人工费应是834631元，而不是1264081元。序号10至12项是联系单内容，韦宁公司也是将序号10至12项所列人工费将万邦公司计算的人工费进行重新累计，结果一致。陈永良对国泰公司提供的上述2份证据均有异议，认为1264081元是双方签字确认的，当时天瑞公司的预算报告已经出来，该价格是固定的。天瑞公司所称总用工量32097工及安装人工费总费用834522元均不予认同，国泰公司与新华公司最后的结算价是增加的，人工费下降不符合事实，如果是834522元陈永良需考虑成本，如果亏损是不会做的。韦宁公司是国泰公司单方委托单位，其出具的情况说明无法认同。本院认为，天瑞公司的该情况说明中并未明确该公司施工预算的出具时间，本案焦点之一系双方均未能提交协议书原件的情况下，对清工人工费的计算，应从协议书的内容综合进行分析，总用工量及重新计算的安装人工费总费用与双方的协商价格并不具有必然性，且天瑞公司的情况说明中对陈永良未施工部分的情况其并不确信，载明需要向业主、监理及国泰公司询问，故该证据不具有证明效力；韦宁公司出具的安装工程人工费结算报告系国泰公司单方委托进行，韦宁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中也载明其出具的人工费结算报告系以天瑞公司的施工预算及万邦公司的结算审核报告书为依据，而天瑞公司情况说明中所涉安装工程总人工费834522元及万邦公司对应人工费均存有争议，故该情况说明也不具有证明效力。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一）双方均未能提交协议书原件的情况下，对清工人工费的确定。因国泰公司、陈永良提交的协议均是复印件，且两份复印件都有改动，检察机关抗诉也认同原审根据两份复印件中一致的部分来确定协议的内容。原二审查明事实部分已经对协议书中的改动内容进行了客观表述，再审庭审中，沈远春也认可国泰公司所持协议中的改动、添加部分都是其所为。两份复印协议中对承包价格的约定关键不同处是：陈永良提供的协议载明“根据最新调整业主及咨询公司确认后的预算得出人工费总价为”；国泰公司提供的协议划去“预算得出人工费总价”，改为“工程量，再依据2003定额计算出人工费合”。检察机关抗诉认为承包价应以最新调整业主及咨询公司确认的人工费总价作为计算基础，该理解实有偏差，人工费的计算是预算价还是业主及咨询公司确认价，数额上有较大差距。（1）天瑞公司作为工程咨询单位出具的施工预算经新华公司、国泰公司盖章确认，施工预算报告中的《单项工程费用汇总表》、《安装工程费用汇总》二份表格相对应，安装工程费用明确为1264081元。原二审即是根据该预算安装工程费用套用协议公式计算出清工人工费为2041977元。（2）检察机关的抗诉认为应依据天瑞公司在原一审中出具的《情况说明》中所称安装工程总用工量32097工×42元／工日，计算承包价为1348074元。而按此方式计算，即是以咨询单位确认价为计算基础，按天瑞公司《情况说明》中总工作量32097工×26元／工日计算，为834522元，即按国泰公司提供协议中修改后的内容按2003定额计算安装人工费总费用。本院认为，该种计算方式明显不属两份复印协议中的一致部分。（3）因国泰公司提供的协议复印件中对安装人工费的计算基础进行了改动，沈远春也在再审庭审中认可该改动系其所为，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改动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因而按陈永良提供的协议复印件中未经改动的预算价作为计价基础，原二审以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为由，套用协议中双方约定的计算公式：1264081元÷26元／工日×42元／工日=2041977元，认为清工分包人工费为2041977元，该种计价方式并无不当。（4）国泰公司提供的协议复印件第二页中的其他修改、添加部分，沈远春在再审庭审中也认可均是其所为，而陈永良否认由其签字确认。原二审对此也进行了客观分析，其中“90万”、“120万”的计算方式，沈远春在再审庭审中称系记录的草稿，没有实际意义。本院认为即使存在之后的协商情况，也可从90万、120万的改动情形推断双方当时并没有按业主和咨询公司确定价计算安装人工费的合意。（5）天瑞公司出具的施工预算报告未反映制作时间，国泰公司在原审中称该报告系2007年6月份之后出具，再审庭审中沈远春又称工程中标后的两个月内完成工程量核对。天瑞公司预算价先于新华公司委托万邦公司于2009年10月15日对新华公司新建厂房1期工程结算审核，也先于2010年8月国泰公司委托韦宁公司对新华公司新建厂房1期工程安装人工费出具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的时间而作出。根据前述分析，国泰公司与陈永良签订的协议中应采纳预算价作为计价基础，而该预算价即是天瑞公司对安装工程费用进行核算后得出的价格1264081元。（二）实际未由陈永良施工的外包部分的工程范围的确定及人工费的计算国泰公司在原一审中提供了韦宁公司于2010年8月24日出具的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欲证明新华公司新建厂房1期工程中的纸边风管工程、数码轮转车间、数码制版平板车间、印后装订车间的复合风管安装、室外工程的安装三项安装工程的人工费为562593元，但原一、二审均未采信该证据，理由是国泰公司单方委托韦宁公司对外包工程人工费进行鉴定，韦宁公司是凭国泰公司的单方陈述确定外包工程范围，而未由陈永良施工的外包部分的工程范围并未确定。本院认为，外包工程人工费数额的认定应根据在案证据作如下分析：（1）新华公司分包给彭发公司的纸边风管工程。国泰公司起诉时称新华公司将汽管、纸边风管工程的安装部分分包给彭发公司，但新华公司的情况说明中仅提及纸边风管工程的分包，未提到汽管工程的分包，且彭发公司负责人董仲鑫2010年7月2日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这部分的‘清工’费约6万余元，剩余的7万余元是新华公司额外增加的工程，包括‘清工’和材料款两项”。检察机关抗诉也认为汽管工程项目并未包含在外包范围内，故仅能认定纸边风管工程存在外包情况。本院认为检察机关抗诉认为该部分工程人工费为6万元是合理的。（2）国泰公司分包给长城公司的数码轮转车间、数码制版平板车间、印后装订车间的复合风管工程。彩钢板复合风管工程量确认单，该确认单仅有长城公司盖章，确认单载明复合风管含有制作和安装的内容，风管平方数有记载，但费用该确认单未反映。检察机关认为根据发票可确认国泰公司支付给长城公司的工程款数额为389000元，本院认为该计算方式有误，389000元包含材料款，并非均是人工费。根据公安机关2010年7月2日对长城公司该工程项目负责人王耀雄的询问笔录记载“……，这项目也包括风管成品材料。……最后是我到项目部结算余款，这个项目我们共结算到38.9万余元”；“我们公司分包的项目共有2780平方，每平方人工工资13元，这样工资款共计3.6万余元”。故本院认为该项目人工费应按36000元计算。（3）部分室外工程。新华数码室外工程清工承包合同，新华项目部与董某签订承包合同，将室外市政排水、道路、停车位、隔油池、明沟承包给董某施工。陈永良在原审中一直认为该部分工程与其承包的安装工程无关，系土建工程。检察机关在抗诉认为现有证据仅能证明室外工程中有部分分包给董某，而具体的工程量及具体人工费都无法确定，故未将董某施工部分在安装人工费中进行扣除。再审庭审中，国泰公司也明确放弃对董某的施工部分的请求。故该部分室外工程的人工费无需再行审核。据此，本院认为，未由陈永良施工的外包部分的工程范围应确定为纸边风管及数码轮转车间、数码制版平板车间、印后装订车间的复合风管安装工程两项，人工费为：60000＋36000=96000元。（三）国泰公司是否存在代陈永良支付拖欠工人工资的情形及具体数额。原一、二审均认定国泰公司存在代陈永良支付拖欠工人工资的事实，但对具体数额未予确认。国泰公司在原一审中提供了生活费发放清单、工资表、领（付）款凭证，欲证明国泰公司补发陈永良拖欠的人工工资及支付他人接手本应由陈永良施工部分的后续人工费共计127339元。陈永良在原一审庭审中对该部分证据均予否认，认为清单抬头不符，工程无关联，将2期工程的人工工资混同计算。本院经审核后认为，该部分证据无法达到国泰公司的证明目的，新华公司新建厂房1期、2期工程存在时间交叉的情况，无法以该部分证据认定国泰公司垫付127339元。而国泰公司在原二审中提供的工程施工联系单也无法直接计算出国泰公司支付后续人工费的数额。根据公安机关对陈永良的讯问笔录、麻国英、孙少林及其他水电工人的询问笔录，应对国泰公司代付工资认定为70000元，检察机关对此所提的抗诉意见正确，应予支持。综上，本案原二审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在双方均未提交协议书原件情形下根据协议书复印件的一致部分认定协议内容并确定清工人工费总额为2041977元正确。检察机关抗诉认为案涉合同的承包价为1348074元与双方约定的协议内容不符，不予支持。检察机关抗诉对外包人工费数额及国泰公司代付人工工资数额所提抗诉理由中部分成立，但本院再审根据在案有效证据认定由陈永良施工部分的承包价为：2041977元（协议价）-外包部分工程人工费96000元-国泰公司代付人工工资70000元=1875977元，陈永良实际已领取的工程款为1199750元，故原二审虽未计算外包部分工程人工费及国泰公司代付人工工资两项费用的具体数额，但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检察机关抗诉认为陈永良多领工程款370676元，国泰公司据此请求返还之理由无法成立，本院再审不予支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1）浙杭民终字第1520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楼继文审判员  张喜妹审判员  寿凯迎二〇一四年五月七日书记员  陈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