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1971民初34959号原告：樊明生，男，1980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中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志，系广东今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莎莎，系广东今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湖南星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东二路29号佳美星城401。法定代表人：张秋红。被告：湖南星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莞太路胜和路段29号恒顺大厦7楼702号。法定代表人：彭绅。以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山，系广东华文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被告：东莞市华胜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莞太路胜和路段29号恒顺大厦6楼610室。法定代表人：龙玉华。委托诉讼代理人：覃福州，系广东章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樊明生诉被告湖南星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大公司）、湖南星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以下简称星大公司东莞分公司）、东莞市华胜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胜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18年12月11日起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钟丽清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于2019年3月5日、2019年3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樊明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志、宋莎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星大公司、星大公司东莞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山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华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覃福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三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519408.2元及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4.9%/年的标准上浮50%计算，从2018年5月24日起算，暂计至2018年11月30日为201.49元（519408.2元×4.9%/年×1.5倍÷360天×190天），并要求顺延至清偿完毕之日止】；2、依法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维权律师费21000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两被告承担。第二次庭审中，原告撤回第2项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被告星大公司与被告星大公司东莞分公司为总分公司关系，原告与被告星大公司东莞分公司系买卖合同关系，与被告星大公司东莞分公司长期保持业务往来，原告主要向被告星大公司各个工程项目运送装修材料等货物。被告华胜公司与被告星大公司东莞分公司在“长安饰品大厦”项目中为合作关系，被告星大公司东莞分公司负责收货，被告华胜公司负责与原告对账及支付货款。2018年5月，被告华胜公司制作饰品楼工程2018年5月份工程材料款支付表与原告对账，经双方对账，三被告至今拖欠原告货款519408.2元尚未支付。原告多次催款无果，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愿判如所请。被告星大公司、星大公司东莞分公司辩称，涉案的长安饰品大厦项目并非其所承建的工程项目，其与原告没有任何买卖合同关系，也没有与原告支付过任何货款，故原告诉请其承担案涉货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华胜公司辩称，其并未与原告签订任何买卖合同，并未拖欠原告任何货款，因此原告诉请其拖欠货款没有任何法律及事实依据。本院经审理并确认如下事实：原告主张,2009年10月起，其与被告星大公司发生交易往来，被告星大公司员工毛以佳通过电话方式向原告订购装饰材料，由原告将货物送至被告星大公司承建的长安饰品楼项目，由被告星大公司的仓管黄义、龙绍辉、梁岳辉清点并在送货单上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签名。双方并未约定付款期限及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按照交易习惯为货到付款。2013年2月10日至2013年11月21日，原告向被告星大公司供应货物，后被告星大公司委托被告华胜公司通过支票的方式向原告支付了部分货款（由于原告为个人无法承兑支票，故支票收款方抬头均为原告自行寻找的公司，但原告为实际收款人）。2018年5月23日，原告与被告星大公司员工梁泽朴对账，确认被告星大公司尚欠原告货款519408.2元，至今尚未支付以上货款。根据送货单显示,收货单位均为湖南星大公司或空白，地址均为长安饰品大厦项目部或长安百汇广场，货物名称及规格为防滑砖等装修材料，送货单位及经手人（签章）处均签有“樊明生”等，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签章）处签有“黄义”“龙绍辉”“梁岳辉”或送货单空白处签有“黄义”，其中2013年8月16日、2018年8月27日并无相关收货人员签名；送货时间及金额分别为2013年2月10日、44533元，2013年6月15日、9500元，2013年6月19日、5850元，2013年6月28日、3500元，2013年7月1日、9461元，2013年7月2日、19000元，2013年7月15日、3000元，2013年7月4日、35092.8元，2013年7月7日、63682.5元，2013年7月10日、30780元，2013年7月11日、29700元，2013年7月13日、855元，2013年7月19日、1425元，2013年7月22日、5618元，2013年7月24日、7214.4元，2013年7月25日、5122.4元，2013年7月30日、71100元，2013年8月5日、22809元，2013年8月10日、480元，2013年8月14日、14250元，2013年8月16日、12947.6元，2013年8月20日、450元，2013年8月27日、5184元，2013年8月22日、3800元，2013年8月30日、40508.2元，2013年8月31日、22099元，2013年9月6日、5900元，2013年9月10日、10443.5元，2013年9月16日、142.5元，2013年9月17日、3800元，2013年9月20日、10044元，2013年10月5日、89566元，2013年10月7日、4020.4元，2013年10月12日、1450元，2013年10月19日、313.8元，2013年10月16日、3068.1元，2013年10月24日、2960元，2013年11月4日、1900元，2013年11月15日、94960元，2013年11月21日、3216元；合计金额699746.2元。三被告对原告提供送货单均不予确认，被告星大公司、星大公司东莞分公司主张东莞的长安饰品楼、百汇金融中心项目并非其所承建，其亦未委托任何人因该项目与他人签订购销合同，更没有向原告支付过货款。被告华胜公司主张送货单上的时间均为2013年，原告追索货款早已超过诉讼失效，丧失其胜诉权。根据原告提供饰品楼工程2018年5月份工程材料款支付表（复印件）显示，材料名称为粘结剂瓷砖，材料商名称为原告，日期为2018年5月23日，结算金额为1249063.2元，已支付729655元,剩余未付款519408.2元，该支付表发包方批准人、审核人处为空白，承包方确认人（签章）处签有原告名字，制表人处有相关人员签名。该支付表附饰品楼（送货交易明细，显示送货时间自2012年11月19日至2014年4月1日，日期及金额与送货单并不一致）。原告主张，制表人处签名人员为梁泽朴，其于2013年6月至2014年12月为被告华胜公司的员工,工作职责为预算,但其又以被告星大公司的名义与原告进行交往,应属于被告星大公司、华胜公司的员工，且上述两公司为关联公司。三被告对上述材料均不予确认，主张被告星大公司、华胜公司并非关联公司，梁泽朴并非被其员工，其亦未授权梁泽朴与原告进行对账。根据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樊明生与“华胜置业：梁泽朴（预算）”的聊天内容，原告樊明生于2017年12月6日谈及“你和老板说一下，资阳那里18万多！呢？饰品楼就先不打折了！”；梁泽朴于2018年2月12日谈及“老板说今年十月解决饰品楼的款项”，后原告樊明生发送了“常湛华应付货款明细”表。根据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其中含微信名片的内容，内容为这是星大梁泽朴（预算），注明为“湖南星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东莞分公…”的内容。原告主张，梁泽朴对外名片为被告星大公司东莞分公司身份，同时又以被告华胜公司代表的身份与原告樊明生进行货款打折支付等具体事宜，应为两公司的共同员工。原告曾多次向梁泽朴及被告华胜公司的实际老板常湛华追索案涉货款，原告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根据被告星大公司东莞分公司2013年8月人员名册显示，其于2013年8月为梁岳辉参加社会保险，且梁岳辉的参加工作日期为2011年3月1日。被告星大公司东莞分公司代理人主张其不清楚梁岳辉是否为该公司员工。被告星大公司东莞分公司为被告星大公司依法设立的分公司。在第二次庭审中，原告主张其交易的相对方为被告星大公司东莞分公司，被告星大公司应对被告星大公司东莞分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另，原告提供收费凭证显示付款单位账户名称为被告华胜公司，主张按照交易习惯，被告华胜公司自愿支付其与被告星大公司东莞分公司交易产生的应由被告星大东莞东莞分公司支付的货款，故被告华胜公司应对被告星大公司、星大公司东莞分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庭审中，原告主张，根据2018年5月23日签署的饰品楼工程2018年5月份工程材料支付表，各方口头约定三被告应于2018年10月支付货款，但至今尚未支付，故三被告应从对账次日起即2018年5月2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每年4.9%的标准上浮50%为7.36%的标准计至清偿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被告星大公司东莞分公司于2013年8月为梁岳辉参加社会保险，且注明参加工作日期为2011年3月1日，故本院认定梁岳辉为被告星大公司东莞分公司的员工。原告持有有梁岳辉在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签章）处签名的送货单原件主张其与被告星大公司东莞分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院予以确认。同时，在买卖合同关系中由公司员工签收货物以及公司未为员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情况确实存在，结合被告星大公司东莞分公司在本案中否认收到包括由梁岳辉签收送货单的货物的情况，本院认定由黄义等签收货物的行为均为履行被告星大公司东莞分公司的职务行为即原告确实向被告星大公司东莞分公司供应货物。由于2013年8月16日、2018年8月27日送货单的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签章）处并无相关收货人员签名，故本院对该两份送货单不予确认。剔除该两份送货单后，本院核算出原告向被告星大公司东莞分公司供应货物数额为681614.6元，被告星大公司并未提供证据佐证其向原告支付货款的情况，但原告自认尚欠货款519408.2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庭审中，原告确认双方并未约定付款期限,但按照交易习惯为货到付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结合原告的陈述，本院确认被告星大公司东莞分公司应在收到货物时向原告支付货款。案涉货物于2013年2月10日至2013年11月21日供应，被告星大公司东莞分公司未在收货时向原告支付货款，因此，原告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侵害，原告主张案涉货款最迟于2016年11月21日届满。原告主张其一直有向各被告追索货款，并于2018年5月与各被告商谈货款打折支付事宜。首先，原告提供的饰品楼工程2018年5月份工程材料款支付表为复印件，制表人的签名无法识别。其次，即使该支付表制表人处的签名人员为原告陈述的梁泽朴，而原告提供的微信名片、聊天记录等也无法反映梁泽朴的身份信息以及梁泽朴是被告星大公司东莞分公司员工的事实。再次，该支付表及饰品楼（送货交易明细）与送货单载明的送货情况及款项数额与送货单显示不一致，无法相互印证。综上，对于原告关于其于2018年5月向被告星大公司东莞分公司要求支付货款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亦未提供证据佐证其在被告星大公司东莞分公司收货后主张过权利的证据，本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故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由此可见，原告于2018年12月11日起诉要求被告星大公司东莞分公司支付货款时，案涉货款及相关利息的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在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的情况下，被告星大公司东莞分公司、星大公司没有明确表示同意支付货款，原告请求被告星大公司东莞分公司、星大公司对案涉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本院不予支持。另，原告诉请被告华胜公司对案涉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亦缺乏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樊明生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702.78元、保全费3217.78元，合计7920.56元（原告樊明生已预交），由原告樊明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钟丽清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刘嘉敏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