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丽中民一终字第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毛忠花，女，汉族，1969年7月14日生，初中文化，永胜县人，务农，住永胜县。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李庆华，云南南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永祥，男，汉族，1962年4月16日生，初中文化，永胜县人，农民，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永平，男，彝族，1958年11月19日生，初中文化，永胜县人，农民，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俊，男，汉族，1971年8月1日生，初中文化，永胜县人，农民，住。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高吉祥，云南灵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毛忠花因与被上诉人高永祥、高永平、王俊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永胜县人民法院（2013）永民初字第4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2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4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毛忠花及特别授权代理人李庆华，被上诉人高永平、王俊及三被上诉人特别授权代理人高吉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毛忠花系片角乡下六村委会新庄村民小组村民，系彭永良儿媳。2009年4月，被告高永祥、高永平、王俊合伙经营出售江沙的生意，将运来的江沙堆放在现杨贵宏户以南的一片土地上。现原告认为该地为自己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所登记的“东山地”，属自己承包土地，以三被告侵权为由诉至法院，请求三被告立即停止侵权，排除妨害，恢复原告户位于本村民小组东山地的承包土地的原状。2007年12月1日颁发的原告毛忠花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毛忠花户承包10亩，承包土地块总数为12块，其中有一块地登记为东山地，面积为2亩，四至界限均登记为山坡。片角村委会出具的1995年彭永良《永胜县土地承包证（附本）》中载明：彭永良户家庭人口为12人，承包人口7.5人，耕地面积为10.409亩，承包地面积9.359亩，所标的座落名称分别为花坪田、新庄田、兰坝田、河西地、大园子、坪子地、寄仁洞、门前田、坪子地。诉状中称的与原告相邻的杨某2等户的《永胜县土地承包证（附本）》所登记的座落地名也没有“东山地”这一地名。另查明，原告的承包土地系从彭永良户分家分出，其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系原新庄村民小组长杨某1填写。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交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作为侵权案件，原告应向法庭提交原告享有的权益存在且权属清楚、被告侵害原告合法权益等方面的证据。本案中，原告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登记的“东山地”并不是群众广泛使用的一个地名，不能确定该地的具体位置，证上所载的四至界限均为“山坡”，说明周围并没有其他土地，“山坡”也并不是一个明显的足以划定土地界限的标志物，故单凭此证并不能确定原告主张的土地就是三被告堆放江沙的地方。原告虽向法庭提交了拆迁补偿协议和证人，但与政府签订补偿协议的当事人并不是原告，该协议也不能证明所征占用的土地是本案争执的土地。证人杨某1、杨某2均与原告系同一村小组村民，而本案当事人分属两个不同村民小组，原告方所在的新庄村的村民主张为原告享有，但被告方所在的花坪村村民主张争执地为花坪村小组的林地，两个村民小组就权属问题发生争议，不应由任何一方的村民或村小组长来指认，而应由相关部门确定。而从被告向法庭提交的由发包方下六村委会出具的《永胜县土地承包证（附本）》上看，1995年新庄村彭永良、杨某2户等户登记的土地座落并没有“东山地”的地名，原告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也没有相关地名变更的相关说明，而三被告及其提交的证人均主张争执地地名为花坪寺，并且认为该地属花坪村的林地。在案证据无法确定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登记的东山地是不是三被告堆放江沙的地方。被告主张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本案属物权纠纷，且堆放江沙这一行为一直处于持续状态，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原告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三被告堆放江沙的地方即为其所主张的“东山地”土地，不能确定三被告堆放江沙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土地经营权，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毛忠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毛忠花负担。原审判决宣判后，上诉人毛忠花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主要理由：一、原判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毛忠花系彭永良的儿媳，在下六村委会新庄村东山地有一块承包地，面积为2亩，四至界线为：东至山坡，西至彭忠承包山地接界，北至杨贵宏承包山地，南至杨某2承包山地接界，承包期限为30年。该土地包产到户系彭永良承包，分家时分给上诉人，并于2007年12月1日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四至没有写明确，均写为山坡。鲁地拉水电站祥宁线二级公路复建工程建设时，因所建工程需要占用上诉人的东山地，上诉人委托彭永良与片角乡政府签订补偿协议，代领补偿金，被征用地为0.45亩，2009年鲁地拉水电站二级公路开始建设，2013年杨贵宏移民搬迁，在自家地上新建房屋，故上诉人的东山地四至发生变化，北至杨贵宏家，东至公路。2009年起至今，被上诉人高永祥将其经营的江沙强行堆放在上诉人的承包地上，上诉人多次找被上诉人协商，找有关部门反映协调未果。二、一审法院采信证据不当。一审时上诉人提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及补偿协议，证人杨某1证实经营权证上的四至是他写的，本案争议的地块就是东山地，证人杨某2证实被上诉人侵权行为地也是上诉人的东山地，但一审以东山地不能确定该地的具体位置，证人证言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为由，没有采信，属采信证据不当，请求依法撤销原判，予以改判。在二审中，上诉人毛忠花放弃要求高永平、王俊承担侵权责任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高永祥、高永平、王俊庭审时口头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在一、二审说法不一，不知要诉什么，至今也不清楚“东山地”到底在什么地方，界线在哪里，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该上诉理由不应支持，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综合双方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毛忠花指的“东山地”到底在什么地方，被上诉人高永祥、高永平、王俊堆放江沙的地是否属于上诉人毛忠花的承包地。针对双方争议的焦点，上诉人毛忠花为证明自己的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交三份证据，第一份片角乡政府证明，欲证明上诉人提供的土地证上的四至界线具体的位置。第二份杨某2和彭华土地流转协议，欲证明杨某2是土地相邻的一边，杨某2在一审已出庭，其证言是真实的。第三份是情况说明，欲证明当时土地经过多次调解过。经被上诉人质证，对第一份片角乡政府证明，与一审时上诉人提交的补偿协议是相矛盾的；同样不能证明上诉人诉称的“东山地”在什么地方；在新的土地证没有换发之前，乡政府没有权利擅自改变他人的土地证。该份证明不能证明上诉人的目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第二份土地流转协议是虚假的，一审时杨某2出庭作证，从来没有谈过他的土地已流转。这是在一审结束后补上的，是虚假的。第三份情况反映，是本案诉讼期间上诉人反映的，向哪个部门反映不清楚，没有证据效力。二审中，上诉人申请证人杨某3、谢某出庭作证，欲证明争议的地块是新庄村的，经营权是彭永良家的，现在被高永祥堆放着沙子。被上诉人对杨某3、谢某证言质证认为不能证明争议土地的权属问题，不能证明就是上诉人家的地。通过双方举证质证，本院认为，上诉人毛忠花提交的三份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对杨某3、谢某二位证人证言，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焦点是被上诉人高永祥堆放江沙的土地是否属于上诉人毛忠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范围内的“东山地”。对此，上诉人毛忠花在一审中提交的2007年12月1日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毛忠花户承包10亩，承包土地总数为12块，其中有一块土地登记为“东山地”，面积为2亩，四至界限均登记为“山坡”。片角村委会出具的1995年彭永良《永胜县土地承包证（附本）》中载明：彭永良户家庭人口为12人，承包人口7.5人，耕地面积为10.409亩，承包地面积9.359亩，所标的座落名称分别为花坪田、新庄田、兰坝田、河西地、大园子、坪子地、寄仁洞、门前田、坪子地，没有“东山地”这一地名。上诉人毛忠花的承包土地是从彭永良户分出，彭永良户与政府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主体不是上诉人毛忠花，协议中并没有上诉人毛忠花的“东山地”，现上诉人毛忠花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原新庄村民小组长杨某1填写的，四至界限均为“山坡”，而“山坡”不是一个明显划定土地界限的标志物，单凭此证不能确定被上诉人堆放江沙的土地就是上诉人毛忠花的承包地。因此，上诉人毛忠花在一、二审中均未提供充分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堆放江沙的土地就是上诉人毛忠花主张的“东山地”，原判驳回上诉人毛忠花的诉讼请求正确，对上诉人毛忠花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为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由上诉人毛忠花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树兰审判员  胡强胜审判员  普丽仙二〇一四年五月四日书记员  赵万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