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民初848号 原告：韦峰，男，1970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晏红波，天津同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黎君，女，1972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涛，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敬，北京康达（成都）律师所律师。 原告韦峰与被告黎君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2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黎君在法定期间内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要求将本案移送至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审理。本院作出（2018）川01民初84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黎君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民辖终12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于2018年8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韦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晏红波，被告黎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涛、吕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韦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000万元；2．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偿还利息及违约金人民币2000万元（以主债务借款本金45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自2014年9月22日起暂计至2018年1月10日为3564万元，因被告等违约行为致使原告资金紧张，为节约诉讼成本，本次暂主张2000万元，其余部分另行主张）；3．案件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费、原告支出的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4月22日，原告与债务人广安科塔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塔金属公司）签订《借款合同书》，约定科塔金属公司向原告借款4500万元，期限3个月，自2014年4月23日起至2014年7月22日止。逾期还款的，借款人除向原告归还本金和相应利息外，还应根据实际逾期金额和实际逾期天数计算违约金。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同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保证合同》，约定被告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主债务本金中的1000万元，及主合同项下4500万元借款本金产生的利息、违约金和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公证费、公告费、律师费等），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2年止。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将借款本金4500万元支付给广安科塔。成都市蜀都公证处作出《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赋予上述《借款合同书》强制执行效力。2014年9月2日，成都市蜀都公证处作出《执行证书》，载明：截至2014年8月28日，借款人广安科塔未按约支付借款本息，已构成违约。尚有借款本金4500万元及相应利息未予清偿。同时载明申请执行标的为“1．借款本金人民币4500万元及清偿所有债务之日前的全部利息、违约金；2．申请执行人为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2014年10月20日，成都铁路运输法院作出（2014）成铁执字第13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确认上述公证书及执行证书同时，裁定被执行人广安科塔向申请执行人韦峰支付欠款4500万元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成都铁路运输法院出具证明，证明（2014）成铁执字第132号执行案件未能执行到被执行人财产。从主债务逾期至今，原告多次以各种形式向被告主张权利，被告均不予履行。由于被告等债务人一直未履行还款义务，致使原告资金极为紧张，为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节约诉讼成本，故本次原告先行主张部分借款本金及利息和违约金3000万元，其余部分保留权利另行主张。 被告黎君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原告恶意隐瞒客观事实，保证合同不是双方真实意思的合意。被告在案涉《保证合同》尾页尾部签名、捺印的行为，是为曾经磋商拟建立的案外特定之债（即案外人四川融易典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易典当公司）与科塔金属公司可能建立的4500万元本金的借款债务）提供连带保证。后因该案外特定之债并未成立，故被告拟为此提供的保证亦未成立。第一，被告提交的书证和证人证言能够确定被告系为案外之债提供保证；第二，被告为案外之债提供保证有合理的动机和充分的理由。被告是融易典当公司的股东，签订担保协议就会享有股东的股权利益，被告在出差的情形下签署了空白的合同，交由案外人蒋某。本案的案外之债并未成立，被告提供的保证也并未成立。二、双方未就保证合同达成合意，未建立保证合同关系。第一，原告需举证证明保证合同意思合意的形成时间、地点、范围等，但原告对上述基本事实都存在前后不一的回答，也未充分举证。第二，被告也没有合理理由和动机为本案的保证合同提供担保。被告与原告除同事关系之外没有其他关系，不认识科塔金属公司，与科塔金属公司没有私人关系，没有理由为科塔金属公司提供巨额担保。第三，本案存在重大的违背常理之处。本案主债务金额巨大，保证责任巨大，其余六位连带保证人合同均经公证，但本案保证合同未经公证；本案的保证合同有第三方的手写字样，且利率进行了调高；本案增设了重大抵押担保等，在主债务合同的重大权利变更时，原告作为债权人，科塔金属公司作为债务人都进行了共同参与，但本案的变更未经商议；所有的六份合同是2014年4月22日签订，本案的保证合同是原告为了第一次诉讼补签的；科塔金属公司作为主债务人，对其余六位连带担保人均知晓，但对被告不知晓，原告也未向科塔金属公司提及过被告和交付保证合同；原告申请债权时，从未向相关机关申报过本案的保证合同，未提及过存在被告的保证责任，未提交任何资料。三、原告的保证合同起诉金额是1000万元，计算违约金的本金是4500万元没有法律依据。原告主张的违约金没有事实依据和实际损失依据，违约金不能成立。四、原告主张的律师费、保全费与本案毫无关联性，应予驳回。五、针对保证责任范围。主债务已经有部分的清偿，金额应当以未清偿的部分作为基数，科塔金属公司提供的物的担保状态不明，即使担保成立，也应当对担保责任的范畴进行客观公正的认定。六、本案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应裁定驳回起诉。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裁定受理科塔金属公司的重整申请，原告已向科塔金属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至今破产程序尚未终结，原告所申报债权尚未清偿金额至今不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规定，原告无权向其认为的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否则将侵害保证人的权利。八、原告伪造、变造证据，恶意虚假诉讼，构成犯罪，应当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第一组：《借款合同》（合同编号JK-20140422）、（2014）川成蜀证内经字第78568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个人跨行汇款汇出回单、（2014）川成蜀证执字第514号《执行证书》、（2014）成铁执字第132号《执行裁定书》、成都铁路运输法院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原告韦峰对主债务人科塔金属公司享有的4500万元借款本金及相应的利息、违约金等债权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的确认。成都铁路运输法院未执行到主债务人科塔金属公司的财产。被告质证认为，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认定，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 第二组：合同编号为JKB-20140422-7的《保证合同》，拟证明：黎君于2014年4月22日与韦峰签订《保证合同》，自愿为JK-20140422《借款合同》项下主债权中的1000万元及主合同项下借款本金4500万元的利息、违约金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被告质证认为，认可保证合同最后一页黎君的签字、纳印，但签字之时系空白合同，没有韦峰签字，没有手写内容。黎君签字的目的并非是为韦峰和科塔金属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科塔金属公司并不知晓被告作为保证人的存在。即使承担保证责任，也应以1000万本金为基数计算违约金，而非4500万元。 第三组：《先行调解告知书》《受理案件通知书》《证据收据》，拟证明原告在保证期间内曾向被告主张过权利。被告对证据三性均无异议。 第四组：《委托代理协议》、转款凭证、《四川省律师服务收费项目及标准》、融易典当公司的《代付说明》，拟证明：原告为实现担保权利而支出的律师费，约定应当由被告黎君承担。被告质证认为，1．委托代理合同明确了案号不是本案，与本案无关联性，广安市前锋区人民法院的案件已于2017年12月底以撤诉的形式结案；2．支付的律师费与合同中载明的费用并不一致；3．委托代理协议形成时间是广安市前锋区人民法院案件的撤诉之前，上面也载明了案号；4．未开具增值税发票不足以证明支付律师费的情况。 第五组：律师费发票，与天津同汇律师事务所及税务机关沟通，由于为原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受额度等限制，故改为开具普通增值税发票。被告质证认为，原告出示的转款凭证载明的付款主体为融易典当公司，律师费发票缴费主体是原告，不能证明转款事实和发票之间的关联性。作为律师事务所应当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存在原告所称金额限制。发票出具时间是2018年8月23日，转款凭证载明的付款时间是2018年5月18日，违反税务法的强制规定，且时间在第一次开庭后的2日，明显为补充开具。 第六组：2015年8月9日融易典当公司股东会决议，参加会议的有被告的证人蒋某、冯某、周某民，在决议第四条明确了对科塔贷款利息降至3%左右，拟证明被告在8月21日开庭时所申请的3位证人向某作伪证，3位证人都提到融易典当公司没有实际向科塔金属公司出借过任何贷款，但该决议说明融易典当公司与该份贷款有关，被告声称没有为融易典当公司无关的贷款提供担保，所以没有为本笔贷款提供担保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被告质证认为，真实性不予认可，决议没有被告签字，该股东会决议讨论的问题是融易典当公司的相关公司事务，而原告主张的是原告个人对外借款债务和个人保证债务，并非是公司的借款债务和保证债务，因此股东会讨论的内容与本案无关联性，即便两位证人到会签字，也只能证明两位证人事后知晓原告与科塔金属公司的借款合同，并不能证明两证人认可原告和被告建立了保证合同关系，被告对原告与科塔金属公司的个人借款债务提供了担保。同时融易典当公司的股东无权对原告个人债务作出认可决议和商议。 第七组：1.2016年10月8日融易典当公司第二次股东会会议记录（有被告的证人蒋某、冯某签字，被告委托张律师代其参加会议，并领取了公司相应法律文件及财务报表等资料）；2．关于担保股东收取利息收益决议的问题，拟证明：案涉贷款与融易典当公司有关，按照公司约定，担保并非无偿，原告证人出具虚假证言。被告质证认为，1.没有被告或者代理人签字，真实性无法确认。股东会决议与上一组意见一致。该证据第一页明确写明被告委托律师中途离席，被告的委托人并非确认或者承认讨论会的内容。2．关于担保股东收取利息收益决议的问题，该证据无法确认股东会决议与本案的保证债务有直接关联性，原告也未举证证明被告领取了股东担保收益，该份证据是在原告向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之后，被告委托律师参会就是要对被告对原告与科塔金属公司担保的诉讼提出异议和否认。 第八组：（2014）川成蜀证内经字第78568-78574号《公证申请表》（证据来源于蜀都公证处调档，调取的是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的公证档案资料），拟证明：1．黎君的保证合同对应的主借款合同“JK-20140422”号借款合同在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办理了公证，而公证申请表上出借主体明确是韦峰；2．该申请表除申请人签名栏外，所有的内容均为黎君所填写且申请表上的联系人也是黎君，黎君是韦峰与科塔金属公司借款合同公证的经办人，且黎君对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也是知晓的；3．黎君针对“JK-20140422”号借款合同所签署的保证合同也是在上述主借款合同办理公证手续同一天签署，为韦峰向科塔金属公司借款提供保证担保是黎君的真实意思表示；4．所谓的为融易典当公司借给科塔金属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只是被告为逃避担保责任虚构的说辞，不存在另一份以融易典当公司为出借主体的借款合同。被告质证认为，1．申请表上的所有内容均不是黎君所写的，该申请表的填写人不清楚；2．该申请表上没有任何黎君的字迹和签名；3．公证处没有出具任何对该份申请表作出说明的证明或证人证言，因此该份申请表无法证明黎君明知本案借款合同，上面即便载明了“黎”及黎君的电话号码，但这些字迹任何人都可以为之；4．如本案保证合同真实存在，为何黎君没有与其他六位保证人共同参与公证申请表的填写及合同的公证，其他六份保证合同的保证人均在申请表上签字确认，其他六份保证合同也参与了公证，但唯独黎君的保证合同未参与公证。原告认为整个公证过程是黎君办理的，但原告无法合理解释为何黎君的保证合同未参与公证。 证据九：原告与被告之间的短信往来截屏（15页）及相应公证书，拟证明：黎君和周巍是韦峰和科塔金属公司该笔借款的介绍人，黎君是该笔借款贷前审查、手续办理、公证办理、贷后跟踪的经办人，全程办理了该笔贷款的全过程。而且黎君是该笔借款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联系人，在科塔金属公司进入重整后，联系债权人也是先给黎君发的信息，黎君转发给韦峰。黎君主张对韦峰与科塔金属公司签订借款合同这一事实完全不知情，并非为此提供担保的主张完全是虚假陈述。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短信记录只看见黎君的手机号码，不能确定是黎君与韦峰的对话。截图中仅有1月5日黎君预约查账时间的短信内容是黎君发给韦峰，其余短信截屏不能代表是黎君直接对韦峰说的话，完全有可能是转发的其他人发给黎君的短信。所有短信截图均在2014年7月份后，并且不能保证其完整性，借款发生在2014年4月22日，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本案的保证合同成立。 证据十：（2016）川0191民初8556号案件《询问笔录》，拟证明：黎君在该笔录及本案中所称的“本意是为融易典当公司向科塔金属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更不知晓韦峰个人与科塔金属公司的借款，也没看见相关合同”完全是虚假陈述，与前述客观证据相互矛盾。所谓的向融易典当公司提供借款担保是虚假的，从未有融易典当公司向科塔金属公司出借借款的资料等，自始至终只有韦峰向科塔金属公司出借借款的借款合同。被告质证认为，对询问笔录的真实性认可，该证据上被告的陈述从始至终是一致的，被告不是清楚韦峰的证明观点。 被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第一组：1．民事起诉状、《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举证通知书》《传票》《询问笔录》《保证合同》，拟证明：原告对诉请主张的本案基本事实、关键事实恶意隐瞒、虚假陈述、前后反言；本案关键证据《保证合同》系原告伪造、变造所做；原告的自认陈述与《保证合同》存在诸多矛盾，并多处严重有违常理，原告对此未作合理解释。 原告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出自于此前已经撤诉的相关案件的案卷，应当加盖法院复制档案专用章，而被告提交的起诉状、询问笔录是模糊不清的照片，不符合证据要件，真实性不予认可；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无论是提起诉讼主张或者是变更诉讼请求，都是原告的权利，原告可以全部主张也可以部分主张也可以在部分主张后增加自己的诉讼主张，这都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的，不存在恶意隐瞒或虚假陈述。 第二组：1．科塔金属公司于2017年7月9日出具的《情况说明》；2．科塔金属公司管理人于2017年7月9日向黎君的委托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的《情况说明》；3．原告与科塔金属公司于2014年4月22日签订并经公证的《借款合同书》；4．债权人韦峰分别与6位案外人保证人刘幸福、郑正、洪英、毛莉莉、易兴旺、四川科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于2014年4月22日签订并经公证的《保证合同》6份；5．原告与科塔金属公司签订的《借款补充协议》；6．原告、科塔金属公司与6位保证人刘幸福、郑正、洪英、毛莉莉、易兴旺、四川科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于2014年7月23日签订的《借款展期协议书》；7．原告与科塔金属公司签订的《动产浮动抵押合同》；8．科塔金属公司管理人于2016年12月30日出具的《证明》；9．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12日作出的（2016）川16民破1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1.2014年4月，科塔金属公司曾与案外人融易典当公司商谈过借款事宜，但因该公司股东内部意见不一致，遂终止商谈，融易典当公司与科塔金属公司再未建立借款合同关系。被告对此知晓；2．原告作为融易典当公司法定代表人、大股东、执行董事向科塔金属公司私自表示，愿意个人向科塔金属公司出借4500万元，后经双方协商一致，遂于2014年4月22日签订《借款合同书》并办理公证（4500万元本金，3个月借款期限），双方约定另行签订连带保证合同并办理公证。同日，原告与四川科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等6位连带保证人签订了保证合同并经公证。科塔金属公司对此知晓，被告对此不知晓，未参与；3．科塔金属公司自始至终不知晓除上述6位保证人外，还有其他任何保证人，原告从未向科塔金属公司提及过包括被告在内的其他担保人，更未向科塔金属公司提交过本案《保证合同》；4.2016年4月12日，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科塔金属公司破产重整，指定四川诚协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5．科塔金属公司管理人在重整过程中对科塔金属公司既有档案资料进行整理，原告也向科塔金属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并提交资料，但科塔金属公司及科塔金属公司管理人从未见过本案《保证合同》，档案资料中至今无该《保证合同》；6．科塔金属公司向原告指定账户共计转款900万元。 原告质证认为，1．对于科塔金属公司的情况说明，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该说明中载明2016年10月12日科塔金属公司已经进入了破产重整，破产重整被受理后，按照法律规定，公司的公章、财务账册等必须上交人民法院指定的管理人，因此2017年1月科塔金属公司不应当再持有公司公章等；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主债权人是否认可和知晓黎君的保证行为并不影响原告和被告之间保证关系的成立，无论主债权人是否认可，保证关系是基于原告和被告之间的保证合同，合同具有相对性，只要保证人意思真实、不违反法律规定，保证合同就是有效的；2．对于原告与科塔金属公司于2014年4月22日签订并经公证的《借款合同书》的真实性有待核实，不认可关联性。本案被告提供的连带保证责任担保，在本案中破产债权的申报并不妨碍原告向连带保证责任人单独的主张权利。既然在申报时只涉及到向主债务人或其关联方，而本案被告所提供的保证担保与科塔金属公司和其关联方有所区别，因此原告未在债权申报材料中提供本案的保证合同，既符合情理同时也没有必要，多一个保证人从法律上并未对保证进行影响，另一方面来看，原告履行了法律追究措施和手段。且该公证书也包含了主债权文书，可见主债权的真实性毋庸置疑；3．借款合同证明了主债权经过了生效公证文书确认；4．证据4-7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原告是否享有对其他保证人对债权的担保，不影响被告对保证责任的承担，同时成都铁路运输法院出具的证明也足以说明原告并未从主债务人或其他保证人及动产浮动抵押合同中得到受偿；5．对科塔金属公司管理人于2016年12月30日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明》恰恰证明了原告主债权的真实性，且一直未获得受偿的客观事实；6．对（2016）川16民破1号《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没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 第三组：1．科塔金属公司管理人于2016年11月22日出具的《债权初审征求意见函》，拟证明：本案主债务本金及利息得到科塔金属公司部分偿还；本案其余6位连带保证人的担保责任、科塔金属公司提供的动产浮动抵押担保责任是否已实现，实现金额请法院查明。 原告质证认为，真实性不予认可，没有原件；该证据虽然没有全额认定原告申报的债权数额，但该债权数额也大于原告诉请的主债权的金额。 第四组：1．蒋某、周某证人证言；2．证人四川沣通实业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3．融易典当公司工商信息资料打印件，拟证明：1．融易典当公司成立于2014年5月15日，于2014年初筹建并开始经营。股东6人（四川沃尔格汽车有限公司持股31.25%；四川沣通实业有限公司持股20%；周某持股15%；黎君持股13.75%；蒋某持股10%；万才秀持股10%）。原、被告及证人蒋某、周某、四川沣通实业有限公司均系该公司股东、证人蒋某还是本案《保证合同》相关事宜的经手人和见证人；2．融易典当公司股东曾于2014年4月中旬左右商议过是否向科塔金属公司借款4500万元并由各股东承担保证责任事宜。也正是基于股东身份和股东可得利益，包括被告、证人蒋某、周某、四川沣通实业有限公司等在内的股东才会考虑为融易典当公司对外借款债权提供保证担保的可能性，其间被告态度中立、观望；3．因融易典当公司股东一时半会聚不齐，被告又急着要出差，交证人蒋某后存放于公司办公室的档案盒里，该空白保证合同仅为可能签订的融易典当公司与科塔金属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的特定之债提供连带保证，非作他用；4．后因未取得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该借款协商事宜终止，融易典当公司最终未与科塔金属公司建立借款合同关系；5．被告向证人蒋某讨回曾签署的空白保证合同时，蒋某在档案室里没有找到。 原告质证认为，1．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人与原告有诉讼纠纷，证言没有客观立场，并且与原告提交的股东会决议等内容相矛盾。2．针对证人四川沣通实业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1）四川沣通实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冯玉宣，四川沣通实业有限公司是融易典当公司和融易控股公司的股东，韦峰是融易典当公司和融易控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两家公司是关联公司。四川沣通实业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融易典当公司和融易控股公司都有诉讼纠纷，现在再审程序中，案由是“股东知情权纠纷”。四川沣通实业有限公司向融易典当公司借款纠纷也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程序中，四川沣通实业有限公司与法定代表人和公司之间存在巨大矛盾，没有客观立场；（2）四川沣通实业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没有相关的事实支撑，有大量的主观猜测和主观判断，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和事实依据；（3）该情况说明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即使公司曾经讨论过要向科塔金属公司借款，也改变不了本案原告向科塔金属公司借款、被告提供担保的事实。3．对融易典当公司工商信息资料打印件没有异议。 第五组：2015年2月6日股东会决议、公司对外债务的判决书、韦峰个人债务判决书，拟证明作为融易典当公司的所有对外借款债务合同编号都是以JK-年月日为惯例，被告提供了空白保证合同，时间是事先约定的，所以被告打印空白保证合同时载明的是2014年4月22日，韦峰个人借款合同均不是以JK开头的。原告质证认为，股东会决议没有原件，真实性不予确认，与本案无关，没有明确出借主体。判决书与本案无关，JK是借款简称，20140422是日期，原告提交的主债务借款合同书是经过公证的，且与原告签署的借款合同时间是一致的，本案主借款合同具有唯一性，被告不可能再举出一份其他出借主体的“JK-20140422”的借款合同。TJ是天津的简称，意思是该业务与天津有关，不同地方业务不同地域有不同的编号方式。 第六组：（2016）川0191民初10138号、（2016）川0191民初10137号、（2016）川0191民初10139号、（2015）高新民初字第8319号民事判决书、2015年2月6日的股东会决议，拟证明：公司是以公司相关人员的个人名义对外借款，在2015年2月6日的股东会决议中对在以个人名义对外借款的案件判决书中出现的个人进行了身份确认，确认了对外借款的实际借款人是公司，且该股东会决议上有韦峰的签字。前述民事判决书上的四个借款人就是股东会决议上讨论的四个借款人，且借款合同的编号都是“JK-年月日”为惯例，所以黎君在打印空白合同时提前打上了借款合同编号。 原告质证认为，1．对第一组证据的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这四份判决书都是不带印章且内容不全的电子打印版，我方无法与原件核对，我方认为该四份判决书不符合证据客观真实性的原件；2．该四份判决书与本案无关联性，其余的案件有任何争议都应当在另案的程序中解决，本案不应当涉及到其他的案件。即使存在被告所说的公司以个人名义对外出借款项，也是经过全体股东会决议通过的，而不是某个人的个人意志。韦峰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只是履行法定代表人的职责，被告也无证据证明其所称的相关事项是由韦峰来进行的。 第七组：2014年3月9日、3月21日、4月24日股东会决议，拟证明：公司决议以四个人的个人名义对外出借款项，短信的接收者都设置为韦峰，四张卡都是韦峰在控制；股东为公司担保，有10%的收益，故黎君只能是为公司出借款项提供担保，不可能给原告的借款提供担保；超过1000万元的借款必须要公司的股东进行表决，公司的执行董事有一票否决权。 原告质证认为，1．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2．需要强调的是：经过股东会决议决定借用个人部分账户，借用的主体是公司而不是韦峰。同时决议上说短信发给韦峰，根据生活常识，短信只是提醒而不是实际控制，实际控制一个账户需要U盾、密码、当事人的身份证件等，短信提醒不代表该账户归韦峰控制，恰好证明了韦峰只是知道有账户提醒的短信，其本人不可能实际控制账户的转款；3．被告一直强调出借的款项中有公司的款项而未经公司同意，但原告在上一次庭审质证中提交的股东会决议明确载明全体股东对该笔借款进行了决策而不是简单的通报、探讨，由于涉及到降息等，这是股东会的决议，因此被告称韦峰未经公司同意使用该款项无法成立。 第八组：李秀珍的银行流水及该账户实际系“公司”账户的材料；张淡竹、曹慧茹账户银行流水（来源于典当公司的员工），周燕的银行流水（周燕本人提供），拟证明：1．李秀珍、张淡竹、周燕、曹慧如的账户分别是进行放贷和收贷，款项除用于股东分红之外，其他款项都到了张淡竹的卡上；2．韦峰发现款项转错了之后，第二天韦峰又将款项转出到了韦明惠的卡上；3．韦峰在2014年9月2日时将多转走的200万元及1000万元两个月的利息80万元、200万元的利息8万元共计288万元转回到了公司的卡上；4．李秀珍个人未拿走任何款项，款项都是转入到了张淡竹的卡上；5．韦峰在公司借用了1000万元，现在变成了侵占1000万元，韦峰借用1000万元的具体用途我方不清楚。 原告质证认为，一、1．对李秀珍的银行流水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2．对关联性有异议，该银行明细所对应的卡并不是融易典当公司专门开立的卡；3．被告称将账户交给公司使用是基于其在融易典当公司担任风控总监的职位，作为被告母亲的账户，被告将该账户用于部分公司的资金流转是被告的个人行为，与韦峰个人无关。即使被告将卡给公司作部分业务使用，也不代表其将卡交给了韦峰使用；4．关于科亨公司转账利息在银行流水上有明确的显示，在2017年7月24日有相应款项转入到了韦明惠的卡上，因为在2017年7月24日时该笔借款已经逾期，科塔金属公司提出要延期还款四个月，延期还款会产生相应的逾期利息或违约金，所以其自愿按照四个月月息四分给付逾期利息，先期其转账了360万元，当时承诺很快会将之后的360万元转入到李秀珍卡上共计720万元，该720万元中有560万元的利息是由韦峰进行分享，之后科塔金属公司由于资金紧张剩余的360万元迟迟未到位，直到9月份科塔金属公司的重要控股人自杀死亡。因此在2014年9月2日，韦峰将288万元转入到了李秀珍的卡上，其中200万元是退360万元和560万元的差额即预收未付的360万元利息中的200万元，1000万元对应的两个月的利息80万元也退回到了公司，另外8万元并非是被告所称的200万元的利息，而是其他的款项往来，与该笔款项无关。实际李秀珍卡上收到的360万元的利息归属于韦峰的为280万元，归属为融易典当公司的是80万元，比例为1000万元：3500万元，融易典当公司收取了利息再扣除了一定的费用，在2014年9月28日进行了分红，分红的利润额是410万元，黎君按照出资比例分得了46万余元，在利润分配表上有明确的显示，该收息和分红的过程在银行流水上均有显示。二、1．对周燕的银行流水的真实性不发表意见；2．不认可该银行流水的证明目的。周燕曾经在典当公司任职出纳，相关的账目往来与本案没有关系；3．公司已经分享了相应的利息，在该笔借款中有公司的出资也是经过了全体股东的同意的且是有偿的。原告认可公司出资1000万元的出资行为，但公司的出资不代表公司出借给科塔金属公司的，出借的主体是韦峰，融易典当公司从未与科塔金属公司建立过直接的民间借贷关系；4．被告称韦峰是借用公司的1000万元与上次庭审中的质证意见不一致。三、针对张淡竹、曹慧茹的银行流水不予认可，该银行流水没有原件且被告无法说明其合法来源。由于该两份证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证据规则，原告对此不予质证。 第九组：利润分配表，拟证明：公司通过账户分红的相关情况。 原告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从2016年6月24日-2016年9月24日的分配表中，被告分配的利润包含了本笔借款中部分利息的收益；对被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是基于主观判断所作的推测，而不是证据本身所显示的客观事实。 第十组：（2018）川01民终12763号民事判决书，证明：1．四川沣通实业有限公司与融易控股公司的纠纷，该案更换了出借人。融易典当公司对外的借款在银行出账时，银行留存的借款合同中的出借人是融易典当公司，而在该份起诉状中更换了出借人，原告变成了四川融易控股有限公司，向法院提供的借款合同中的出借人也变成了四川融易控股有限公司。融易控股公司实际上是不能出借款项的，且控股公司没有权利委托典当公司放款；2．韦峰在借款合同中进行了添加篡改；3．借款合同中的利息不真实，由于韦峰的虚假陈述导致法官误判。 原告质证认为，针对四川沣通实业有限公司与融易典当公司的判决书和相应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联性。 第十一组：2017年经侦报案记录，拟证明被告曾在2017年向公安机关报案。 原告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不仅证明原告没有挪用公司资金，恰恰还证明了被告所称原告挪用资金或职务侵占属于向公安机关的虚假报案。在此前的笔录中，被告先认为是原告向公司的借款，后又声称是挪用，同时还承认公司享受了1000万元款项的利息，这与其所称的职务侵占或挪用是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 第十二组：民事判决书9份，借款明细表，拟证明韦峰的出借行为是职业放贷行为，并非普通的民间借贷，其与科塔金属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 原告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韦峰也并非职业放贷人，而是资金无法收回的受害人。 第十三组：立案通知书、常年法律咨询服务合同以及代理费明细，拟证明本案的代理费实际是2万元。 原告质证认为，上述证据没有任何签字盖章，无法证实其来源，立案通知书上职务侵占与本案亦无关联性。代理费等约定应以个案代理合同为准。 第十四组：公司内部记录，拟证明韦峰与成都市蜀都公证处频繁约谈、宴请，为作伪证做准备。 原告质证认为，证据形式上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亦无法否认公证处原始证据的真实性。 第十五组：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拟证明科塔金属公司的重整计划已获批准，主债权受偿比例为100%。 原告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其证明目的，主债权不可能百分之一百受偿。被告提供的是连带保证责任，截至目前，主债权未有任何受偿，不影响原告主张被告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经前述举证、质证，对有原件予以核对或者能够说明证据来源的《借款合同》《公证书》、个人跨行汇款汇出回单、《执行证书》《执行裁定书》、民事起诉状、《先行调解告知书》《受理案件通知书》《证据收据》、股东会决议、关于担保股东收取利息收益决议的问题、《公证申请表》《询问笔录》、案外人刘幸福等六人签订的《保证合同》及公证书、《借款展期协议书》《动产浮动抵押合同》《证明》、（2016）川16民破1号《民事裁定书》《债权初审征求意见函》、融易典当公司工商信息资料打印件、民事判决书、银行流水、利润分配表、2017年经侦报案记录、民事裁定书等证据予以采信。对本案诉争的《保证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是否对黎君产生约束力等待本院认为部分一并阐述。 审理查明以下事实： 一、主债权情况。 2014年4月22日，韦峰作为出借人，科塔金属公司作为借款人，双方签订了合同编号为JK-20140422的《借款合同书》，借款金额4500万元，借款期限三个月，自2014年4月23日至2014年7月22日止，借款月利率1.5%，若借款逾期，每逾期一日，按逾期部分的千分之五的比例收取违约金。同日，刘幸福、洪英、郑正、易兴旺、毛莉莉、四川科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保证人保证人与韦峰签订《保证合同》，约定对前述《借款合同书》项下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4年4月23日韦峰向《借款合同书》约定的收款账户转账4500万元。2014年5月5日，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出具了（2014）川成蜀证内经字第78568号公证书，对前述《借款合同书》进行公证并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同日，刘幸福、洪英、郑正、易兴旺、毛莉莉、四川科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与韦峰就《保证合同》进行公证并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 借款期限届满后，韦峰与科塔金属公司、刘幸福等六方保证人三方商议后签订《借款展期协议》，约定展期金额为4500万元，展期后利率与《借款合同书》保持一致，展期期限4个月，自2014年7月23日至2014年11月22日止。科塔金属公司应于2014年10月22日前偿还借款1000万元，于展期届满之日还清全部借款。韦峰与科塔金属公司签订《动产浮动抵押合同》，约定以科塔金属公司现有的以及将有的原材料、半成品、产品等动产为抵押物为前述《借款合同书》项下的450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等费用提供抵押担保。 因科塔金属公司未按期还清本金及利息，2014年9月2日成都市蜀都公证处经韦峰申请，出具（2014）川成蜀证执字第514号执行证书，确定申请执行标的：1．借款本金人民币4500万元整及清偿所有债务之日前的全部利息、违约金；2．申请执行人为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包括公证费、评估费、拍卖费、律师费等）。2014年10月20日，成都铁路运输法院出具（2014）成铁执字第13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1．被执行人科塔金属公司向韦峰支付欠款人民币4500万元及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2．查询、冻结、扣划被执行人科塔金属公司的银行存款；扣留、提取被执行人科塔金属公司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查封、冻结、扣押、拍卖、变卖科塔金属公司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额度为人民币45112400元。 2016年4月12日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6）川16民破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科塔金属公司的重整申请。2016年6月17日韦峰申报债权本金4500万元，孳息2802.5250万元。2016年11月22日科塔金属公司管理人向韦峰发出债权初审征求意见函，载明初步审核意见：符合破产债权人资格，债权额为5615.4505万元（其中原始债权3956.4万元，孳息债权1659.0504万元）。并告知其在收到该通知日起7日内书面向管理人提出。科塔金属公司管理人处债权债务审查表等信息显示2014年4月23日向韦明惠、牛梦梦账户转入540万元，2014年7月23日向李秀珍账户转入360万元。 二、《保证合同》相关情况。 2014年4月22日黎君在合同编号为JKB-20140422-7的保证合同上签字，该合同载明：为确保乙方与债务人科塔金属公司于2014年4月22日签订的编号为JK-20140422的《借款合同书》项下全部债务得以实现，黎君愿意向乙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主债务中的1000万元，同时对利息（包括因债务人违约计收的复利和加收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保险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乙方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律师费标准是指不突破四川省物价局、司法厅于2008年共同颁布生效的《四川省律师服务收费办法与标准》所规定的律师收费标准）等提供担保。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间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乙方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手写内容为“因主合同实际执行利率为月息3%，保证人同意按照实际执行利率担保。如债务人未按月息3%付息的，保证人对低于月息3%付息的，保证人对低于月息3%的利息部分承担补充支付责任”。韦峰在《保证合同》乙方签章处签字。 2016年7月19日韦峰向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黎君向其偿还借款本金1000万元，并按月息2%偿还本金4500万元自2014年9月2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变更诉讼申请书将违约金的计算基数调整为2000万元。该院追加科塔金属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审理过程中，针对保证合同的相关问题对韦峰一方进行了询问，韦峰认可《保证合同》上黎君签名、纳印于2014年4月形成，其余手写部分、韦峰签名纳印是在2016年4月形成。韦峰的代理人在询问笔录上签字确认。2017年7月10日，该院裁定将该案移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处理。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该案指令广安市前锋区人民法院审理，韦峰于2017年12月20日提交撤诉申请，该院作出（2017）川1603民初1333号民事裁定书予以准许。 三、相关的辅助事实。 融易典当公司股东6人，四川沃尔格汽车有限公司持股31.25%；四川沣通实业有限公司持股20%；周某持股15%；黎君持股13.75%；蒋某持股10%；万才秀持股10%。韦峰系融易典当公司执行董事。 2014年3月9日股东会议纪要显示，贷款额度300-1000万元，由公司股东或贷审会审批。股东或贷审会知悉后3日内没有回复，视为认可。1000万元以上由公司经营团队和外聘团队评估签署后经公司股东或贷审会审批后支付。公司执行董事有一票否决权。参会股东及委派人签字确认。 2014年4月24日，融易典当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股东会决议决定：在公司业务中为借款提供担保的股东，收取该笔借款利息10%的收益，收取时间为全部本金及利息到账之日。有效期截止到2014年10月31日。 2014年3月21日的股东会议纪要记载，融易典当公司业务开展方式：1．以个人名义向借款方出借，以其名义在银行开户。个人与公司之间的关系，由该个人向公司出具《声明》，在《声明》中载明事实和各方的权利义务；2．以个人名义开户后，Ｕ盾和密码的持有者分别为出纳和财务另一人，短信的接收者为韦峰；3．以个人名义出借，人员安排在公司内部发散安排。本金和利息分为两个卡，转账时由Ｕ盾和密码持有者共同进行；4．以个人名义办理四张银行卡，其中两张卡支付及收取本金，两张卡用于收取利息。韦峰、黎君、周某、冯裕萱、蒋某在股东签章处签字。2015年2月6日股东会会议决议内容：股东担保的借款本金及借款产生的逾期利息、罚息、违约金等息费由该股东负责，先扣减股权和股本金，不足部分以其他财产清偿。 公司股东查阅、复制资料登记表（一）显示，黎君的委托人张程康于2016年9月28日查阅、复印了公司章程、2014年3月9日至2016年3月27日的股东会决议等资料。 黎君提交的融易典当公司利润分配表、李秀珍等人银行流水、短信截图等显示：（一）韦明惠账户于2014年4月23日向李秀珍账户转入120万元；李秀珍账户于2014年4月25日分别向韦峰、冯裕萱、石晓梅、蒋某、万才秀、黎君账户转入分红款，以及向蒋某转入担保费；2014年5月30日再次向上列账户转入分红款；（二）2014年6月24日到9月24日黎君的分红比例为10%，金额为461913.21元；该笔金额于2014年9月28日通过李秀珍账户转入黎君账户，备注“分红”，同日，韦峰、冯裕萱、石晓梅、蒋某账户均收到李秀珍账户依据该利润分配表金额转入的分红款。（三）2014年7月23日，四川科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向李秀珍账户转入360万元；2014年7月25日18时12分，韦峰通过短信向黎君询问“科塔今天还没付够息呀”，黎君回复“他们说等协议签完了再付另一半！今天上午去了，公证处还差一些资料，约了签字人周一上午十点面签”。2014年7月24日，李秀珍账户向韦明惠账户转入560万元，备注科亨利息。2014年9月2日，韦峰账户向李秀珍账户转入288万元。（四）2014年10月27日，韦峰手机向黎君手机发出短信，“刚在午休，有事吗？”黎君手机回复短信：“就是问利息转入本金的事，我全部转完了，利息账户上为0了哈！”同日，黎君提交的李秀珍银行流水显示，2014年10月27日向张淡竹账户转出1095624.18元，备注利转本，余额为0。（五）2014年9月24日至12月31日黎君的分红比例为10%，金额为435469.29元，备注暂时不转；利润补充支付明细表显示分配金额95800元，备注暂不支付；四川沃尔格汽车有限公司、四川沣通实业有限公司、周某、万才秀显示的分红金额与黎君提交的张淡竹银行流水显示2015年1月23日转入牛梦梦、冯裕萱、周某、万才秀账户的金额一一对应；利润补充支付明细表中对应的分红金额与黎君提交的张淡竹银行流水显示2015年2月16日转入牛梦梦、冯裕萱、周某、万才秀账户的金额一一对应。上述两次转账均未有向黎君转分红款的记录；（六）2015年1月1日到7月31日黎君应分配金额为471915.71元，累计未支付531269.29元，实际分配金额1003185元，冲减利息、本金1003185元；2015年9月1日到12月31日累计冻结1258404.46元，本次提取金额144955.41元，合计1403359.87元。四川沃尔格汽车有限公司、四川沣通实业有限公司、周某、万才秀显示的分红金额与黎君提交的张淡竹银行流水显示2015年8月13日转入曹慧茹、冯裕萱、周某、万才秀账户的金额一一对应，备注分红。上述利润分配表除蒋某、黎君未备注支付情况外，其他均备注支付方式或卡号，由冯裕萱、周社民、蒋某、韩波于2016年3月27日签字确认。（七）黎君陈述李秀珍系其母，所开立的账户用于公司收取利息。 黎君提交接处警登记表，报案情况记载，2017年7月25日，融易典当公司股东蒋某等人报案称韦峰涉嫌职务侵占，接警处理记载，“我队认为报案主体不足，证据材料不充分，建议报案人准备齐相关材料，再来我队报案”。 原告提交其与天津同汇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显示，签订时间为2017年12月4日，协议签订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律师费30万元。转账记录显示融易典当公司于2018年5月18日向天津同汇律师事务所分三次转账15万元。黎君对此不予认可，提供了天津同汇律师事务所与融易典当公司签订的《常年法律咨询服务合同》复印件，时间为2018年4月16日至2020年4月15日，费用为30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系因主债务人到期未履行债务，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而引发的保证合同纠纷。根据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意见，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和法律问题主要由以下几点： 一、关于程序问题。 1．原告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 被告认为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裁定受理科塔金属公司的重整申请，原告已向科塔金属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至今破产程序尚未终结，原告所申报债权尚未清偿金额至今不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规定，原告无权同时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对此，本院认为，如果黎君为债务人科塔金属公司的债务向原告提供了连带保证责任，被告与主债务人对债权处于同一清偿顺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保证期间，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的，债权人既可以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也可以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规定，原告在申报债权、参加破产程序的同时，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三款亦规定，“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重整计划的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主要针对的是债权人就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部分向保证人追偿的期限问题，并非禁止债权人在申报债权的同时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并无不当。但是，如果保证人在破产程序尚未终结前履行了保证责任，而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又获得了部分受偿，确有可能出现同一债务双重受偿的结果。若债权人在双重受偿后，未将双重受偿部分主动返还给保证人，亦可能产生新的纠纷和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对的答复》进一步解释，对于债权人申报了债权，同时又起诉保证人的保证纠纷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在具体审理并认定保证人应承担保证责任的金额时，如需等待破产程序结束的，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裁定中止诉讼。人民法院如径行判决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应当在判决中明确应扣除债权人在债务人破产程序中可以分得的部分。故为了保证债权人担保债权的及时实现，同时又避免双重受偿等情况的发生，本院确认，如果黎君需要作为保证人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可在破产程序终结前暂时停止向债权人清偿，待破产程序终结后再根据破产受偿情况，向债权人作出相应的清偿，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的权利应当在担保范围内以破产程序中未清偿的部分为限。 ．本案是否应当移送公安机关。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黎君认为韦峰的出借资金有1000万元来源于融易典当公司，属于职务侵占，但本案属于保证合同纠纷，与其主张的属不同法律关系，黎君主张移送公安机关的理由不成立。加之黎君已经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就涉嫌职务侵占的问题向公安机关报案，亦不需要本院将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本案继续审理并无不当。 2．关于是否应当追加科塔金属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六条规定，“因保证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债权人向保证人和被保证人一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保证人和被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保证合同约定为一般保证，债权人仅起诉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被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债权人仅起诉被保证人的，可以只列被保证人为被告”。韦峰主张的保证合同关系为连带保证责任，在仅起诉保证人的情况下，被保证人不属于必要参加诉讼的当事人。韦峰作为出借人，科塔金属公司作为借款人签订的合同编号JK-20140422《借款合同书》，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出具了（2014）川成蜀证内经字第78568号公证书，对前述《借款合同书》进行公证并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科塔金属公司未按期还清本金及利息，2014年9月2日成都市蜀都公证处经韦峰申请，出具（2014）川成蜀证执字第514号执行证书，确定了相应的申请执行标的主债权通过上述形式已经予以确认，并进入执行阶段。如果黎君对主债权有异议，应通过申请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或其他相应的法定程序解决，其主张本案应追加科塔金属公司为第三人，并请求在本案中审查已经法定程序确定的主债权，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实体问题。 （一）担保合同是否有效，黎君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黎君主张其在保证合同上签字时债权人处为空白，其本意仅系为融易典当公司出借资金4500万元提供担保，并非为韦峰个人出借资金提供担保。黎君签字时，保证合同债权人处为空白，第三页手写部分为空白这一事实已通过韦峰在另案的诉讼活动中予以明确，本案重点审查黎君这一行为的效力。本院认为，第一，黎君在签名时应该看到债权人处为空白，并且有能力或有权对该空白行先予以填写或拒绝签名。黎君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要求对该空白行先予以填写或拒绝签名，属于保证人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置，表明保证人放任合同相对方任意填写债权人名称。因此，即使保证人在签名时保证合同债权人处为空白，也应视为对其保证事项的无限授权，并由其对因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黎君主张其仅为融易典当公司出借资金提供担保，并不知道韦峰以个人名义出借资金的情况，更不可能为此提供担保，对该抗辩主张黎君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从经过公证的短信截图、李秀珍的银行流水、利润分配表、股东会决议等可以看出，融易典当公司股东会决议确定股东担保的借款本金及借款产生的逾期利息、罚息、违约金等息费由该股东负责，先扣减股权和股本金，不足部分以其他财产清偿。2014年9月24日前，黎君正常从李秀珍账户收取分红，但科塔金属公司借款利息未足额支付后，利润分配表均显示黎君分红暂不支付，四川沃尔格汽车有限公司、四川沣通实业有限公司、周某、万才秀的相应账户仍在按照利润分配表的分红金额收取分红。同时我们从2014年10月27日韦峰与黎君的短信往来可以看出，黎君当时仍对李秀珍的账户变动情况有能力知晓，在停止分红的情况下，结合上述股东会决议，有理由认为黎君对科塔金属公司的借款提供了担保，因借款逾期暂扣了分红款。如未有担保借款逾期的情况存在，黎君在相当长的期间内对未与其他股东一并领取分红款未提出异议，不具有合理性。第三，鉴于黎君为科塔金属公司提供担保并非源于其与科塔金属公司的关联关系，而是源于出借资金中有1000万元来源于融易典当公司的资金，故该担保合同未与其他六位保证人签订的保证合同一并进行公证，有一定合理性。黎君以该保证合同未予公证，科塔金属公司不知情等理由反推其并非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的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保证合同》双方应当依照合同履行权利义务。 针对保证期间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因此，科塔金属公司未履行付款义务时，韦峰可以直接请求保证人黎君在保证范围内就科塔金属公司未偿还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合同》约定，“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后两年止。乙方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2014年4月22日，韦峰与科塔金属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JK-20140422《借款合同书》，借款期限三个月，自2014年4月23日至2014年7月22日止。借款期限届满后，韦峰与科塔金属公司、刘幸福等六方保证人三方商议后签订《借款展期协议》，约定展期金额为4500万元，展期期限4个月，自2014年7月23日至2014年11月22日止。韦峰于2016年7月19日向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黎君向其偿还借款本金1000万元、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未超过约定的保证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之规定，韦峰于2018年7月22日提起本案诉讼，黎君应依照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 （二）担保责任的范围。首先，双方当事人对担保合同中约定对合同编号JK-20140422的《借款合同》项下主债务中的1000万元提供担保均无异议，本院直接予以确认。其次，针对韦峰主张以主债务借款本金45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自2014年9月22日起暂计至2018年1月10日的利息及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一是计算基数黎君有异议，认为应按照1000万元为基数计算，而非4500万元。本院认为，保证合同仅约定“同时对利息（包括因债务人违约计收的复利和加收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保险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等提供担保。”该约定不能直接得出利息和违约金的计算基数为4500万元这一唯一结论，故黎君主张按照1000万元为基数计算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二是利息及违约金能否按年利率24%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借款合同书》约定月利率为1.5%，借款逾期按日利率5‰的比例收取违约金，两项相加超过年利率24%，韦峰主张按24%计算利息和违约金，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但重整期间保证责任是否停止计息，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鉴于保证责任的从属性这一根本原则，从债务不应超出主债务范围，加之本案的债务清偿期间确定在破产程序终结之后，债务人的破产程序以何种方式终结目前尚不能确定，时间亦不能确定，在破产程序中的清偿数额亦无法确定，故本院认为担保责任在破产期间一并停止计息，更为适宜。三是案件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费、原告支出的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的问题，诉讼费由本院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直接予以确认，保全费、公告费、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费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发生，本院不予采纳。律师费，原告提交了《委托代理协议》及转账凭证，协议约定的甲方为韦峰，代理费金额为30万元应在合同签订之日2017年12月4日起十日内支付，但转账凭证显示的支付主体为融易典当公司、支付时间为2018年5月18日，均不能一一对应。鉴于黎君一方提供的天津同汇律师事务所与融易典当公司签订的《常年法律咨询服务合同》的时间为2018年4月16日至2020年4月15日，法律服务费税前30万元。虽然该合同为复印件，但结合合同主体及支付时间，足以对韦峰提交的证据产生合理怀疑。韦峰要求支付律师费的诉讼请求，因缺乏充分合理的证据，不予支持。 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对的答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黎君应于广安科塔金属有限公司破产程序终结后十日内就广安科塔金属有限公司欠付韦峰的债权本金1000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黎君应于广安科塔金属有限公司破产程序终结后十日内就广安科塔金属有限公司欠付韦峰2014年9月22日至2016年4月12日期间的利息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以本金10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 三、韦峰在广安科塔金属有限公司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债权低于上述一、二项总额时，黎君的上述支付义务以未受清偿的债权为限； 四、驳回韦峰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91800元，由被告黎君负担86949元，由韦峰负担10485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谢 芳 审 判 员  张艳秋 人民陪审员  裴幼俊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冯夏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