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91民初1649号 原告(亦为被告，以下称原告):周浩,男,汉族,1964年9月16日出生,住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赖忠华，四川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亦为原告，以下称被告):成都市红旗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高新区西区迪康大道7号。 法定代表人：曹世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琳，四川省运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高新区高新西区迪康大道7号。 法定代表人：曹世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琳，四川省运逵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周浩与被告成都市红旗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以及被告成都市红旗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不服同一仲裁裁决与原告周浩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经审查，原告周浩起诉在前。故本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之规定，裁定被告成都市红旗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与原告周浩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并入原告周浩与被告成都市红旗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红旗连锁超市)、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进行审理。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本院审判员周航独任审判，于2019年1月31日、2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赖忠华，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陈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于1993年5月进入被告四川省互惠商业有限公司工作，月平均工资5600元/月。2015年4月，四川省互惠商业有限公司进行重组，劳动关系转入成都市互惠超市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名称变更为成都市红旗超市有限责任公司。现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一、原、被告解除劳动关系；二、被告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29600元。 被告辩称，红旗超市红旗连锁与周浩没有形成任何劳动关系。关于周浩中间出现的红旗超市为其缴纳社保的情况，不能说我们交了社保，双方就存在劳动关系。周浩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 被告不服同一仲裁裁决诉称，原告的主张已过仲裁时效，仲裁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错误。现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一、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二、原告无须支付被告经济补偿金18750元；三、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原告辩称，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互惠超市有限公司，后变成红旗超市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原告是与原来四川互惠商业有限公司建立的劳动关系，根据并购重组的要求，于2015年3月全部转入了成都市红旗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被告没有给原告签订合同并购买社保和发放工资，被告应该补偿。 本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 一、2015年5月4日，四川省互惠商业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设立了“成都市互惠超市有限责任公司”(即本案原告红旗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5月12日，四川省互惠商业有限责任公司与“成都市互惠超市有限责任公司”(即本案原告红旗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签署了《关于四川省互惠商业有限责任公司员工的工作安排》，载明：1、原四川省互惠商业有限责任公司所属员工调动至成都市互惠超市有限责任公司(即本案原告红旗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2、原在四川省互惠商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工龄延续计算，劳动合同予以承继，工资待遇明细见附表。 二、成都市红旗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的前公司名称为“成都市互惠超市有限责任公司”，系于2015年5月4日由四川省互惠商业有限责任公司全资投资成立。该公司于2015年7月22日将公司名称由“成都市互惠超市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成都市红旗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 三、原告周浩主张其于1993年5月进入被告四川省互惠商业有限公司工作，但从原告周浩提交的《成都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缴费信息表》来看，其2001年2-3月的社会保险是由“四川省成都长途汽车运输公司翻胎厂缴纳，其于2001年4月至2003年3月期间的社会保险系由“成都富临长运集团有限公司”缴纳，2003年4月至2006年1月系由个人自行缴纳。自2006年3月起至2015年5月系由“四川省互惠商业有限责任公司”缴纳，自原告主张其劳动关系转入被告成都市红旗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后，其2015年6月至12月期间的社会保险系由被告成都市红旗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缴纳。 四、自2016年1月起，被告成都市红旗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停止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原告个人自行缴纳社保至2016年7月，自2016年8月起，原告的社会保险由“四川二十四城科技有限公司”缴纳。 五、2019年2月17日，四川省互惠商业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载明原告周浩于1993年5月到我公司工作，2015年5月劳动关系转入成都市互惠超市有限责任公司。 六、原告周浩于2018年5月31日申请仲裁时，提出要求裁决解除与被告成都红旗连锁超市之间的劳动关系，在此之前，双方均未向对方提出过解除劳动关系。 另查明，就本案所涉劳动争议事项，本案原告作为申请人于2018年5月31日向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11月12日作出(2018)成劳人仲委裁字249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本案确认原告与被告成都红旗连锁超市之间的劳动关系解除，被告成都红旗连锁超市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18750元。原告与被告均不服该仲裁裁决，均向本院提起诉讼，各自诉请如前。经查，本案原告起诉在前。本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之规定，就原、被告双方的诉讼请求予以并案审理。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仲裁裁决书》、《民事判决书》、《情况说明》、《成都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缴费信息表》，被告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成都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缴费信息表》、《仲裁庭审笔录》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为证。 结合查明的事实及双方的诉辩主张，本院对双方的争议焦点及诉讼主张评判如下： 关于原告与被告成都市红旗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争议。本院认为，从查明的事实来看，四川省互惠商业有限责任公司于2015年5月4日投资设立了“成都市互惠超市有限责任公司”(即本案被告成都红旗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5月12日，四川省互惠商业有限责任公司与“成都市互惠超市有限责任公司”(即本案被告成都红旗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签署了《关于四川省互惠商业有限责任公司员工的工作安排》，载明：1、原四川省互惠商业有限责任公司所属员工调动至成都市互惠超市有限责任公司(即本案被告成都红旗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2、原在四川省互惠商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工龄延续计算，劳动合同予以承继，工资待遇明细见附表。从上述事实来看，原告周浩若与被告成都红旗连锁超市建立劳动关系的前提有二点，一是原告周浩须是原四川省互惠商业有限责任公司所属员工，二是属于前述文件载明的调动人员范围。但从现有证据反映的事实来看，原告周浩自2006年3月起至2015年5月系由“四川省互惠商业有限责任公司”缴纳，自原告主张其劳动关系转入被告成都市红旗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后，其2015年6月至12月期间的社会保险系由被告成都市红旗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缴纳。前述事实可以认定，周浩于2006年3月起至2015年5月期间系“四川省互惠商业有限责任公司”所属员工，依据《关于四川省互惠商业有限责任公司员工的工作安排》的要求，其劳动关系转入了被告成都市红旗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并自2015年6月起由被告成都市红旗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事实予以印证。由于“四川省互惠商业有限责任公司”与与“成都市互惠超市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签署的《关于四川省互惠商业有限责任公司员工的工作安排》载明“原在四川省互惠商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工龄延续计算，劳动合同予以承继”，故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成都红旗连锁超市存在劳动关系，其在被告成都红旗连锁超市的工作年限期间自2006年3月起算。 关于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仲裁时效或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周浩于2018年5月31日申请仲裁时，才提出要求裁决解除与被告成都红旗连锁超市之间的劳动关系，在此之前，双方均未向对方提出过解除劳动关系。故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系于2018年5月31日解除，原告的主张并未超过仲裁时效或诉讼时效。本院也注意到，自2016年1月起，被告成都市红旗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停止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原告个人自行缴纳社保至2016年7月，自2016年8月起，原告的社会保险由“四川二十四城科技有限公司”缴纳。本院认为，即使原告自2016年8月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也并不能在双方均未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下认定双方的劳动关系“自动解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上述法条可见，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劳动者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用人单位可单方解除劳动关系，或通知劳动者予以改正。故被告成都红旗连锁超市提出因其他公司为其缴纳社保而导致原告的主张超过仲裁时效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对被告要求确认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要求解除与被告成都红旗连锁超市之间的劳动关系，并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129600元的主张以及被告要求无须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18750元的主张，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迫使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和经济补偿，并可支付赔偿金：（二）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提供劳动条件的；（三）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如前所述，原告与被告成都红旗连锁公司之间于2006年3月至2018年5月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且被告成都红旗连锁公司确未向其发放工资，未按排工作岗位，且自2016年1月起未为原告缴纳社保，原告以此提出劳动关系，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由于原告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之前12个月被告未向原告发放过工资，原告也未向被告提供劳动，故其经济补偿金的基数应按2018年5月之前的成都市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即被告红旗连锁超市应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18750元(1500元/月×12.5个月)。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被告)周浩与被告(原告)成都市红旗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的劳动关系已解除； 二、被告(原告)成都市红旗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被告)周浩经济补偿金18750元； 三、驳回原告(被告)周浩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被告(原告)成都市红旗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各5元，共计10元，由被告成都市红旗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周航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石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