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玄商初字第1645号 原告刘华，男，汉族，1973年2月10日生，住南京市玄武区。 委托代理人曹迎春，江苏兆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华泉，男，汉族，1950年5月1日生，住南京市玄武区。 委托代理人刘露露，江苏法德永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京运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南京市玄武区珠江路67号。 法定代表人华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露露，江苏法德永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华与被告华泉、南京运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得公司）股东会决议效力纠纷、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华的委托代理人曹迎春，被告华泉，被告华泉和运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露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华诉称：2010年1月8日，刘华与华泉共同出资设立被告运得公司，注册资本是500万元，刘华出资50万元，且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2012年1月4日，原告发现被告华泉虚构2011年8月29日股东会，指使他人仿冒原告签字签署了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并将原告享有的运得公司10%股权转至华泉名下。2012年1月9日，原告将两被告诉至本院，请求确认上述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本院认为，在诉讼中原告主张其本人未签订过股权转让协议、未参加过股东会，所以无从确认上述文件的法律效力，因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现原告再次诉至本院，请求确认2011年8月29日运得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均不成立，要求被告华泉返还原告10%的运得公司股权，要求被告运得公司申请工商主管部门办理原告刘华10%股权的恢复登记手续。 被告运得公司和华泉辩称：原告既是被告运得公司的挂名股东，也同样是南京野马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野马广告公司）和南京帕尔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帕尔公司）的挂名股东。上述三家公司登记的股东均为原告和被告华泉，而在公司设立时原告均未实际出资。运得公司在设立时原告的所谓出资款并非其本人实际提供，而是来自名义上的野马广告公司和帕尔公司的分红款项。由于原告仅为野马广告公司和帕尔公司的挂名股东、不具备股东资格，所以原告不应获得两公司的分红款项，因此原告也不应实际享有运得公司10%的股权。在办理股权变更时，均由华泉事先告知原告，再由原告提供身份证件协助办理变更手续。所以原告应当知道股权转让和股东变更一事，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应当有效，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被告运得公司于2009年12月15日申请设立，法定代表人是原告刘华，职务是执行董事，原告刘华和被告华泉作为股东分别出资50万元和450万元。在运得公司的设立文件和变更登记材料上，以法定代表人和股东身份的签字，均为原告刘华本人真实书写。 2011年3月14日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申请，以及8月29日股东会决议以及附后的股权转让协议，签署的“刘华”均为他人代替原告刘华书写。同年9月，运得公司向工商主管部门递交了2011年8月2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申请将刘华名下的运得公司10%的股权变更至华泉名下。 另查明： 1、1995年8月2日，南京野马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野马实业公司）申请设立，根据工商资料记载，该公司由华泉和马某共同出资组建。在2003年10月15日的公司清算报告中载明：债权债务由华泉个人一人投资的南京华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威投资公司）承担。12月23日工商主管部门通知公司登记注销。 2、1996年12月25日，野马广告公司申请设立，被告华泉和马某作为股东分别出资98万元和2万元，后马某的股权比例增加至5%。2005年3月31日，华泉作为转让人、马某作为其代表以及刘华作为受让人，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马某将其在野马广告公司5%股权转让给刘华享有，转让总价款50万元。但是自变更股东姓名以后至今，刘华也未向马某给付上述股权转让的价款。2009年6月16日，在一份股东会决议上载明，股东会决定按照股东出资比例分配以前年度公司未分配的利润，刘华分配金额是25821.08元；11月13日股东会决议决定：自即日起成立公司清算组，由刘华、于某和王某三人组成。2010年3月2日工商主管部门通知公司登记注销。 3、2000年9月18日，帕尔公司申请设立，法定代表人是被告华泉，职务是董事长，被告华泉和原告刘华作为股东分别出资135万元和15万元。上述两股东的出资款项，均由野马实业公司代为支付。2008年12月16日，在一份股东会决议上载明，股东会决定按照股东出资比例分配以前年度公司未分配的利润，刘华分配金额是590118.45元；2011年3月22日的股东会决议决定：自即日起成立公司清算组，由华某、刘华、华泉、于某和王某五人组成。2011年7月25日工商主管部门通知公司登记注销。 4、原告刘华与被告华泉是外甥与舅舅的关系，证人马某与被告华泉是外甥女与舅舅的关系，原告刘华与证人马某系姨表亲关系；2001年4月24日开始，王某即为野马广告公司的会计，于某则为帕尔公司的会计；2011年8月1日开始，王某担任运得公司的会计，于某则担任该公司的出纳。 还查明： 1、中国银行南京广州路支行存在户名为“刘华”的个人账户，开户时间是2008年12月8日；2009年12月23日、24日，该账户中分别存入230396.79元和314729.84元，其中的50万元已于12月25日当日转入广东发展银行南京分行营业部“刘华”的账户内，同日上述资金又转入运得公司在该营业部的验资账户中作为“刘华”的出资。 2、2012年1月9日，原告刘华以华泉和运得公司为被告诉至本院，请求确认2011年8月2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无效。 在该案10月24日的庭审中，运得公司的职员于某和王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接受质询。 （1）王某陈述，于某和其本人均为运得公司的财务人员，华泉和刘华名下的银行存折均由两人负责保管，华泉存折上的450万元资金加上刘华存折上的50万元，共同作为设立运得公司的股东出资，但是刘华存折上的资金应属于华泉所有；每次借用刘华的身份证件，均要事先电话通知刘华，有时候刘华委托其他员工带来，有时候刘华本人亲自带来且在材料上签字，股权转让协议上的“刘华”签字，应为两名证人的其中之一代签；关于刘华是挂名股东一事，刘华的母亲以及公司其他职员均知道，刘华从来没有主张过其名下中国银行存折中的余款203000元，刘华的母亲也认为存折中的款项属于华泉的财产，以刘华名义开设的银行存折，先是由刘华的母亲保管后来是由证人王某负责保管。 （2）于某陈述，需要办理公司工商登记资料的手续时就电话通知刘华，有时候是刘华本人前来，有时候刘华委托其他职员前来。 在本院（2012）玄商初字第174号民事判决书中，查明：2011年9月，被告运得公司曾向工商主管部门提供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各一份，申请将原告刘华名下的10%股权变更为被告华泉名下。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的落款处，虽然均有手写的“刘华”两字，但是并非原告本人真实书写。本院认为，原告主张其本人从未转让运得公司的股权，也未参与运得公司讨论转让股权的股东会，所以股权转让合同尚未成立、股东会决议并非真实存在，原告刘华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无效，不符合民事法律和合同法律的有关规定，本院不予支持，故驳回原告刘华的诉讼请求。 原告刘华不服本院的上述判决提出上诉，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宁商终字第887号民事判决，认为：原告刘华未能签字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欠缺合同订立的过程而尚未成立，由于两被告未举证证明原告实际参与股东会且作出表决，所以股东会决议也并不存在，原告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无效因无法律依据而不予支持，因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2012年8月1日，华泉曾将刘华诉至本院，请求确认刘华是运得公司的挂名股东、不享有公司的10%股权。12月4日在该案的庭审中，马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接受质询。马某表示：其本人仅仅是野马广告公司的挂名股东，公司设立登记时仅仅提供其本人的身份证件，没有实际出资也没有参与公司经营、获得股东分红，其与原告刘华之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份转让，原告刘华也仅仅是该公司的挂名股东，就是借用刘华的身份证件。2013年3月，华泉申请撤回该案的起诉，本院裁定予以准许。 在本案审理中，两被告也申请了证人马某、于某和王某出庭作证、接受质询，同时三名证人也提供了书面的证人证言： 1、证人马某在书面证言中表示：证人与原告刘华均与被告华泉存在亲戚关系，无论在野马实业公司还是在野马广告公司，证人均为挂名股东，证人既不出资也不参与经营和股东分红；证人、原告刘华都曾属于挂名股东，因为亲戚关系出于信任所以未作明确的书面约定；如果需要证人签字，证人在南京就由证人本人签字，不在就由他人代签；后因证人加入美国国籍，所以就由刘华替代继续作为挂名股东，证人与刘华之间不存在任何交易。 2、证人于某和王某在书面证言中表示：（1）在设立运得公司时，原告作为野马广告公司和帕尔公司的挂名股东，在银行账户中尚有资金70多万元，华泉的个人银行账户中有资金450多万元；根据工商主管部门的咨询答复，由于被告华泉已投资设立一人独资的华威投资公司，依照当时的公司法律规定，被告华泉不能同时设立两个其一人独资的有限公司，因此沿用设立野马广告公司和帕尔公司的既往惯例，仍然借用原告刘华作为挂名股东，与华泉共同出资500万元，刘华名义上是出资50万元（实际上该款项应为华泉所有），华泉出资450万元；（2）王某是野马广告公司、帕尔公司、华威投资公司和运得公司的总账会计。在运得公司的设立和经营中，原告刘华虽登记为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但是实际上并未出资也没有参与管理。所有工商登记办理所需的材料，均由华泉电话告知刘华、两名证人按照华泉指示通知刘华提供材料的模式操作，原告刘华本人均都知道具体情形，其本人在公司时就由本人直接签字，本人不在公司就由两名证人代签，多年以来刘华从未对此提出不同意见；运得公司最后两次的登记事项变更手续，均是由原告刘华提供身份证件以后由两名证人具体负责办理。 在本院征询意见时，原告认为三名证人已在前一案件中出庭作证，在本案审理中已无必要再次出庭作证。针对上述证人的书面证言，原告刘华表示： 1、关于两次庭审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原告不持异议。野马广告公司自2000年起即由刘华实际经营管理，由于刘华辞去公职帮助华泉开办公司，所以从马某处取得的5%股权，华泉和马某认可不需刘华支付对价，马某也从未曾向刘华主张过支付价款，2006年起刘华担任野马广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09年也收到公司的股东分红款项，因此不能以未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来否定刘华的股东身份；野马广告公司和帕尔公司的主要工商登记材料均有刘华签名，刘华也实际参与两个公司的经营管理并行使股东权利，马某从未向刘华本人说明其属于挂名股东。作为帕尔公司的发起股东，华泉和刘华两人的出资均由野马实业公司代为支付，两名股东的出资方式和形式均相同，因此在出资和股东身份认定上，不能区别对待华泉和刘华。 2、关于王某和于某的证人证言，由于两名证人与被告华泉之间存在直接利害关系，两人的证言只能等同于华泉个人的陈述；对证人马某的证言不能认可，不能依据证人马某的自认来判断其是否属于野马广告公司和野马实业公司的挂名股东，且既使马某是上述两公司的挂名股东，也不能当然推定刘华也属于挂名股东。 审理中，双方当事人的主要争议是： 第一，关于运得公司设立时原告刘华是否曾经实际出资。 被告运得公司和华泉认为：（1）野马广告公司刘华名下的股权是从证人马某处继受取得，由于马某在该公司设立时未实际出资、系挂名股东，所以在马某退出且与刘华进行名义上的股权转让时，马某既未主张、原告刘华也未实际给付转让股权的相应对价，野马广告公司实际应为华泉个人的独资公司；（2）帕尔公司设立时，系委托野马实业公司代为支付全部注册资金，证人马某同样也仅为野马实业公司的挂名股东，野马实业公司实际是华泉的一个独资公司，所以原告刘华虽然名为帕尔公司的股东，但是实际上并未出资，仅为帕尔公司的挂名股东，所以帕尔公司实际上也应为华泉个人的独资公司；（3）运得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出资，来源是野马广告公司和帕尔公司的股东分红款项，由于在野马广告公司和帕尔公司内刘华均为挂名股东，不应享有出资股东享有的分红权益，所以刘华作为挂名股东名下的分红款项实际应为华泉所有，因此刘华也仍然应为运得公司的挂名股东，实际并未出资。 原告刘华认为：2009年6月16日和12月22日，原告作为野马广告公司和帕尔公司的股东，曾经接受公司的经营利润分红款项，上述款项随即作为运得公司设立时原告的出资而打入运得公司验资账户。 第二，关于原告刘华是否曾经以股东名义行使权利。 被告运得公司和华泉认为，公司存在期间的重大经营事项，原告刘华作为挂名股东均不知道或者从未参与决策的制定、执行，刘华从未以股东身份行使权利。除了工商登记资料以外，两被告还提供了下列材料作为证据： 1、补充协议一份，签订时间是2010年4月13日，合同当事人是华威公司（甲方）、运得公司（乙方）和华泉（丙方），在乙方和丙方处均由华泉签字，且加盖运得公司的印章。三方约定甲方将南京华利国际大厦1-5层裙楼交给华泉代为管理和经营，为了管理和经营上述物业，华泉组建了运得公司且实际享有该公司的全部股权。4月19日，华威公司作为出卖人，运得公司作为买受人，关于上述商品房双方又签订一份现售合同。 2、授权书、股东会决议和两份合同。2011年3月8日，华泉授权韦某签订公司各项合同及文件；2011年3月14日的股东会决议，决定法定代表人由刘华变更为华泉；3月15日和4月7日，韦某代表运得公司签订了华利国际大厦裙楼的租赁协议和合同。 针对上述证据，原告质证认为：2010年1月8日运得公司设立后，直至2012年1月原告方才发现被告华泉虚构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为了追回华泉非法侵占的股权，自2012年1月9日起至今，原告多次提起诉讼，但是被告华泉均未提交此份补充协议，而原告作为运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从不知道此份补充协议的存在；由于此份补充协议的核心是转移运得公司名下财产、设定巨额对外债务，严重损害运得公司的法人利益和原告股东的权益，所以申请司法鉴定此份补充协议的形成时间。 以上事实有公司章程、设立申请书、股东会决议等工商资料、本院（2012）玄商初字第174号民事判决书、（2012）玄商初字第967号案件卷宗材料、（2013）宁商终字第887号民事判决书、证人证言、补充协议、本院庭审笔录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依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设立、变更、终止等事项均应受到我国公司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范。依照公司法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所谓挂名股东，就是以其名义参加设立公司但是实际并不出资的“名义股东”。挂名股东在形式上具备了作为公司股东的所有要件，但是其名下的因出资而形成的权益应属于实际出资人所有。 自2001年4月24日始，证人王某和于某就分别担任野马广告公司和帕尔公司的会计，2011年8月1日开始，两人又分别担任运得公司的会计和出纳，且作为清算组的成员曾经参与野马广告公司和帕尔公司的注销登记过程，是本案所涉事实的亲历者，两人所作证言内容符合也与工商登记资料的内容相一致，而证人马某则参与了野马实业公司和野马广告公司的设立过程，同时又与原告刘华和被告华泉存在亲属关系。由于三名证人各自所作的证言之间互相并不矛盾，与本案其他的证据材料也能够互相印证，所以三名证人的证人证言，本院予以采信。 在本案中，根据工商登记资料来看，野马实业公司虽然是由华泉和马某共同出资组建，但是在2003年公司解散时，野马实业公司剩余的债权债务，是由华泉一人投资的华威投资公司承担，而作为股东之一的马某也证实，其本人仅为野马实业公司的挂名股东、没有实际出资，同时马某与华泉又属于亲戚关系。所以，为了获得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登记，在形式上符合最少两名股东的规定，马某出借其本人姓名给华泉使用，由于没有履行股东的实际出资义务，以及没有实际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所以马某仅是野马实业公司的名义股东。 同理，野马广告公司虽然在设立时登记了两名股东华泉和马某，但是由于马某明确证明其本人未实际出资仅是挂名股东，所以在野马广告公司中马某也仅是名义股东，不是真正的出资人和股东。而在将马某名下的股权登记在原告刘华名下时，由于马某是名义股东因此也未向原告刘华主张股权转让的对价。虽然原告刘华主张华泉和马某均曾经认可其不需支付股权转让的对价，但是马某的证人证言和被告华泉的辩称意见均不支持原告刘华的此项观点，故对原告的此项主张本院也不予采信，原告刘华也仍然应为野马广告公司的名义股东。 由于马某仅是野马实业公司的名义股东，而在设立帕尔公司时被告华泉和原告刘华的股东出资均由野马实业公司代为支付，原告刘华也未举证证明其本人已实际提供了认缴的出资款项，所以原告刘华在帕尔公司也未实际出资，刘华本人也仅是帕尔公司的名义股东。 在设立被告运得公司时的股东出资，由于来源是野马广告公司和帕尔公司的股东分红款项，原告刘华均为上述两公司的名义股东，而名义股东不应享有出资股东才能享有的分红权益。所以原告刘华在中国银行存折内的所谓分红款项，实际不应为原告刘华所有。因此本院认定原告刘华未向被告运得公司实际出资。 三名证人共同证实，在原告刘华作为野马广告公司、帕尔公司和被告运得公司的名义股东时，如果需要股东在工商申请资料上签字时，事先均由被告华泉电话告知原告刘华，再由其中的证人通知原告刘华在材料上签字，原告刘华本人在公司时就由其本人直接签字，不在公司时就由其中的证人代签。因此，上述三家公司的经营和决策是由被告华泉而非原告刘华实际掌握，原告刘华在工商资料上以股东名义履行签字手续，是依照被告华泉的指示完成程序性的法定形式，该签字行为不是原告刘华本人的真实意愿或其经营管理公司的活动。所以，原告刘华主张其实际行使公司股东权利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由于原告刘华与被告华泉存在亲属关系，在野马广告公司、帕尔公司和被告运得公司中，原告刘华本人未实际出资，也无证据证实其行使股东权利，原告刘华应当知道被告华泉借用其名义作为野马广告公司、帕尔公司和被告运得公司的股东，且配合被告华泉办理相关工商登记手续，所以原告刘华与被告华泉之间实际存在借名出资关系，原告刘华只是为被告华泉借用其姓名来方便设立公司的名义股东，并不真正享有被告运得公司的股东权利，登记在原告刘华名下的股东权益应属于被告华泉所有。2010年4月13日的补充协议，是否是在上述时间真实形成，不能影响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所以该份补充协议的形成时间不需要进行司法鉴定，原告刘华的此项鉴定申请本院不予支持。 虽然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上的“刘华”，不是原告刘华本人的真实签字和真实意思表示，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不能成立，但是由于原告刘华并不实际享有被告运得公司的股东权益，所以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和原告刘华本人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原告刘华的诉讼请求，因不符合已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驳回。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华的诉讼请求。 本案应交纳诉讼费8960元，保全费302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南京市农业银行鼓楼支行；账号：10×××76。 审 判 长  李海桥 人民陪审员  伍世梅 人民陪审员  韩中强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二日 见习书记员  韩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