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3）西民初字第9160号原告李x，女，1960年5月5日出生。委托代理人姜来武（原告李x之夫），北京法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律顾问。被告刘xx，女，1949年11月2日出生。委托代理人胡忠伟（被告刘xx之子）。委托代理人王涛，黑龙江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x1，男，1963年7月19日出生。被告李x2，女，1952年6月29日出生。委托代理人李x1（被告李x2之弟）即被告李x1。被告王x，女，1978年2月20日出生。委托代理人刘艳武（被告王x之夫），北京城建沥青混凝土有限公司工程师。被告齐xx，女，1983年6月11日出生。原告李x诉被告刘xx、李x1、李x2、王x、齐xx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x及其委托代理人姜来武，被告刘xx之委托代理人胡忠伟、王涛，被告李x2之委托代理人即被告李x1，被告王x之委托代理人刘艳武，被告齐xx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x诉称，李福玉与董淑兰系原配夫妻，共生育子女五人即长女李莉、次女李x2、三女李华、四女李x，长子李x1。1994年李莉去世，王x系其独生女。1998年，李华去世，齐xx系其独生女。1999年1月2日董淑兰去世。此后李福玉的身体开始不好需要人照顾。1999年7月起，刘xx作为保姆开始照顾李福玉。2001年12月11日李福玉与刘xx登记结婚。2011年6月25日李福玉去世。李福玉生前与女儿李x都曾系国务院办公厅干部。1989年单位福利分房时，李福玉为正厅级应享受120x米住房、李x为科级应享受70x方米住房。但因李福玉以前曾分配有位于海淀区xxxx25号院2号楼1门4号（面积55.79x方米）房屋一套，新分配的西城区西xxxx45号院11楼3门403号房屋面积为104.8x方米，上述两套住房面积共计160.8x米，超出标准40x米。后经协商，多出的40x米计入李x名下，由李x与父母合住，李x不够的面积另行补助。后因李x的配偶升任处级干部，应享受90x方米住房，单位于1997年另行补助李x一套53.55x米的房屋。李x一直与父母一起居住在诉争房屋内，直到1997年补差分配房屋才搬出。原告认为，诉争房屋中的40x米并不属于李福玉遗产，故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西城区西xxxx45号院11楼3门403号房产中的40x方米归原告所有，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被告刘xx辩称，原告所述双方的亲属关系均属实。刘xx与李福玉再婚后一直在北京共同生活。李福玉去世前亲自到公证处办理了遗嘱公证，表示房屋中由其所有的部分由刘xx继承。我方认为原告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首先，根据物权法以及房地产管理法的相关规定，诉争房屋已经依法登记在李福玉名下，确认房屋权属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房地产主管部门，确认房产的前提条件是双方的买卖协议。李福玉已经与所在单位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并交纳了房款，完成了相关的契税交易，房管部门也已经核发所有权证书给李福玉，房屋所有权取得的程序合法，并无违法之处。其次，原告的诉讼主张也超过了诉讼时效。李福玉与其单位签订房屋买卖、完成交易是在2000年前后进行的。若按原告所述，其与李福玉共同居住，并且同属一个单位，自交易完成之日就应知道其权益即40x方米在该房屋面积内，原告应及时提出，但时至今日已经十三年，李福玉也已经去世两年，原告并未提出主张。如果原告主张诉争房屋内有其40x方米，所有权证也应载明房屋共有情况。原告主张的为确权之诉，但被确权的主体已经不存在了，该房屋所有权归李福玉所有，而李福玉已经去世，在缺少确权相对人的情况下确权之诉并不能成立。原告提供的国务院办公厅房管处的证据，并不能对抗2000年由李福玉签字、盖章的房屋买卖协议。综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李x2、李x1、王x、齐xx共同辩称，诉争房屋是单位的福利房屋，是李福玉与董淑兰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存款支付的，与刘xx无关。原告所述均属实，诉争房屋内确实有其40x方米面积。现在诉争房屋由李x1和齐xx居住使用，我方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李福玉与董淑兰系原配夫妻，二人共生有子女五人即长女李莉、次女李x2、三女李华、四女李x、长子李x1。1994年李莉去世，王x系其独生女。1998年，李华去世，齐xx系其独生女。1999年1月2日董淑兰去世。2001年12月11日，李福玉与刘xx登记结婚。1990年国务院办公厅行政司曾分配西城区西xxxx45号11号楼3门403号房屋一套，当时李福玉及其女李x均系该单位职工。2001年3月1日，李福玉与国务院办公厅行政司房管处签订《国务院办公厅机关1997年出售公有住宅楼房买卖契约》，购买了上述房屋（建筑面积95.6x方米、阳台面积9.2x方米）；实际房价款77545元、维修金2201元，实收金额为人民币79746元。1999年5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行政司收取购房定金10000元，在该收据的交款人处写明“李福玉”。2000年11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行政司收取购房费69746元，在收款专用凭证上的付款人亦写明“李福玉”。诉讼中，原告主张购房定金10000元系其支付。2004年6月30日，李福玉取得诉争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2007年6月12日，李福玉在北京市西城区公证处做出公证遗嘱。其内容为“在我名下在北京市西城区西xxxx45号11楼3门403号有楼房壹套（建筑面积：104.8x方米），系与我妻子刘xx共有财产。在我去世后，我自愿将上述房产中属于我自己的房产份额留给我的妻子刘xx继承。”2011年6月25日，李福玉去世。此后刘xx将李x2、李x、李x1、王x、齐xx诉至法院要求继承诉争房屋。2011年李x2、李x、李x1、王x、齐xx作为共同原告起诉刘xx，要求确认诉争房屋归双方共有。2012年9月17日，本院一审判决诉争房屋由李x、刘xx、李福玉按份共有，每人各占三分之一份额。李x、李x1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12年12月1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民事裁定书。在案件重审过程中，李x2、李x、李x1、王x、齐xx撤回起诉。另查，2011年11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行政司房管处曾出具证明，其内容为“1990年我单位分房时，李福玉和其女儿李x都是我单位职工，二人都享有分房资格。当时李福玉系正厅级干部，按规定应享受120x米的住房，李x系正科级干部，按规定应享受70x米的住房。鉴于我单位在向李福玉分配西城区西皇（黄）城根南街45号院11号楼3门403号、建筑面积104.8x米的住房时，其在财政部工作期间已分有一处住房（海淀区老虎庙财政部宿舍2号楼1门4号、建筑面积55.79x米），两处住房的总面积超出规定约40x米。由于当时我单位房源紧张，没有富余住房，因此经双方协商，确定由李x享有该40x米，并与父母合住，所缺面积待日后房源充足时再补。1997年，李x在国务院法制局工作的爱人晋升为处级干部，应享受90x米的住房，但其在法制局未分房，后经李x申请，我单位用45号院14号楼1门402号建筑面积53.55x米的一处住房为他们夫妻进行了补差。”再查，李x曾于2001年2月13日与国务院办公厅行政司房管处签订《国务院办公厅机关1997年出售公有住宅楼房买卖契约》，购买了西城区西xxxx45号院14-5-402号房屋（建筑面积53.5x方米、阳台面积3.8x方米）。诉讼中李x表示在李福玉生前其并未主张过任何权利。上述事实有国务院办公厅行政司房管处证明、（2011）西民初字第26378号民事判决书、（2012）一中民终字第13547号民事裁定书、定金收据、收款专用凭证、房屋买卖契约、房产所有证、房地产估价报告等证据材料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国务院办公厅行政司房管处虽出具证明表示“经双方协商，确定由李x享有该40x米”，但单位依据李福玉的行政级别等标准分配房屋本属单位内部分房事宜，具体房屋面积的标准只是一种政策性补贴，与李福玉购买房屋后取得房屋产权并无必然关联。李福玉于2001年与单位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在购房时无论是售房单位还是购房人均未提出原告产权份额的问题，且购买房屋时享受的亦为李福玉的工龄优惠，李福玉作为房屋买受人在支付了房屋全部价款后，取得产权的行为并无不妥。原告虽主张购房定金1万元为其支付，但收据上已载明交款人为李福玉，故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自李福玉签订买卖契约并于2004年6月30日取得房屋产权后，原告对此亦未提出任何异议，故其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第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x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一千七百九十四元，由原告李x负担（其中八百九十七元已交纳，余款八百九十七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邓 旋人民陪审员  赵秀敏人民陪审员  李智华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三日书 记 员  张必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