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民终9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德发，男，1973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棣，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昭，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韩黎，女，1980年2月26日出生，仡佬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棣，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昭，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祺雁，女，1973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贵州博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朝荣，贵州博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德发、韩黎因与被上诉人黄祺雁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黔01民初6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德发、韩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原告称融壬公司仅出具公司内部的身份证明即《股权证明书》及《股东名册表》，而上述文件在工商登记文件中均未记载，故原告主张自己为发起人并持有股权的理由不能成立”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首先，融壬公司认可上诉人的股东身份。从上诉人所提交的《股权证明书》能证实，融壬公司认可上诉人的股东身份，且《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查询融壬公司发起人及出资信息显示“发起人及出资信息截止于2014年2月28日。2014年2月28日之后工商只公示发起人姓名，其他出资信息由企业自行公示”。融壬公司的股东名册上有上诉人王德发的名字，由此可见融壬公司认可上诉人的股东身份。其次，上诉人所提交的投资款打款凭证及收据等证据均能够证实上诉人王德发实际履行了对融壬公司的出资义务，通过合法的投资行为持有融壬公司的股权，系融壬公司合法的股东。2014年5月6日，融壬公司向上诉人王德发出具股权证明书，明确载明上诉人系融壬公司股东，实际出资100万元，持有公司279330股股份，该事实经2017年8月4日法院调取的融壬公司内部股东名册表等材料也能够证实。融壬公司作为一家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其可以采取发起设立及募集设立两种方式成立公司，并且在公司成立后，其还可以通过发行新股的方式吸收社会资本，在这其中的公司发起人、公司认股人，只要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都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并且，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认股人只有在已经实际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下公司才会制作股权证明书证明其合法持有公司股权。再次，王德发并非法律专业人士，其对于发起人的概念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其陈述为融壬公司的发起人并不影响其股东身份的认定。《公司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公司发行记名股票的，应当置备股东名册。”上诉人通过认购融壬公司的股票成为其股东，有公司的股权证明书及公司内部股东名册登记为证。并且上诉人申请法院调取到的融壬公司情况说明函、股权证明书（本次调取的股权证明书，明显区别于上诉人手上的原件，实为上诉人与公司签订另一份原件的复印件）等证据充分显示了上诉人合法持有融壬公司的股权，系融壬公司股东。上诉人申请法院调取到的《债权登记申请表》《债务转股申请表》等证据材料，并非是单位出具的证明，而是单位出具的与原件核对无异的复印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规定，调查人员调查收集的书证，可以是原件，也可以是经核对无误的副本或者复制件。因此，上诉人通过认购融壬公司股份成为融壬公司的股东，有融壬公司出具的股权证明书及公司内部股东名册登记为证，应当认定上诉人享有融壬公司合法的股东身份。2.一审判决认定“只要向发起人以外的人公开募集就应该公告招股说明书，制作认股书及公司章程等程序。本案中原告均称未行使过股东权利，也未见过招股说明书、公司章程等上述文件，故原告主张自己是非发起人股东的理由不能成立”事实、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上诉人并未陈述过其未见过招股说明书、公司章程等文件，其陈述的是“看到过的材料太多，记得不确切”；其次，本案中融壬公司发行公司股票采取的并非公开募集方式，而是面向少数特定的投资人募集。再次，股东身份的取得应当以公司内部置备的股东名册为准，并非以是否行使过股东权利为标准。依照我国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三条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能认可被上诉人股东的身份。3.一审判决“到目前为止，原告不能提供其投资入股融壬公司而成为融壬公司股东的相关证据。本院不能确认原告合法享有融壬公司的股东资格”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变动需要向工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但股份有限公司只需登记发起人股份的变动，至于其他股东，公司法及相关条例并未提及也未要求进行变更。对于股东而言，公司内部置备的股东名册是直接证明股东身份的证据。股东名册是为了体现股东及股份的现状，而由公司依法制作并备置、用于登记股东持股情况的帐簿。股东名册的记载具有权利推定力。公司根据股东名册来确认谁是股东，凡在股东名册上记载为股东的，仅凭该记载就足以主张自己为公司股东，而无须出具股票或其他证据来举证。通过对公司股东名册的查阅，就可以使股份受让人及其他外部人员知道谁是公司股东。股东名册的记载是证明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的充分证据，在另有实质性证据足以推翻股东名册的记载之前，公司可以股东名册为依据认定其股东，任何人如想推翻股东名册上的记载，须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在一审过程中，上诉人提交的股权证明书、股东名册等证据直接表明了上诉人系融壬公司的合法股东。4.关于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一审判决认定错误。首先，上诉人所提交的《债权登记申请表暨股权转让申请表》《股权证明书》并非孤证，均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应加以采纳。融壬公司是非上市股份公司，已交足注册资金1000万元，工商登记非常严格，其公章备案于工商局或派出所，在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中加盖过四次公章（分别为2014年5月6日、2015年11月26日、2016年11月16日和2017年7月28日），间隔时间长达3年多，足于认定证据真实性。其次，上诉人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虽没有相关工作人员签字，但仅仅是形式上存在瑕疵，并不代表不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且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也佐证了其真实性、合法性。再次，上诉人所提交的乌当区人民法院（2016）黔0112民初2067号民事判决，足以证实与被上诉人股权转让的过程。虽然该份判决的主要内容是本案关联债权债务，但该份判决为生效判决，并且与本案直接关联，依照相关证据规定，查清的案件事实可以不经过举证质证。最后，法院认定证据错误，判决书中，“原告提交《债权登记申请表暨债务转股申请表》，用以证明双方签订转股协议合法，双方约定以股抵债的事实。被告黄祺雁不认可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否认签名的真实性，并且在另案中原告自认该份证据上被告的签名系原告代签。”首先，被上诉人黄祺雁自始至终没有出现在法庭上，何来否认。其次，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另案中上诉人自认该份证据上被上诉人的签名系上诉人代签，一审法院仅凭对方代理律师的一面之词予以认定。还有上诉人提供的《股权证明书》（证据2）系原件，一审法院却认定为复印件。5.被上诉人黄祺雁具有认股的意思表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六条的规定，被上诉人黄祺雁应依约向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二、一审判决：“对于非上市公司的股权交易应在国家指定的机构内进行，现双方的股权转让行为仅在公司内部进行，并未在国家指定的机构内进行，故原告主张双方的股权转让行为已经完成的理由不能成立”适用法律错误。《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上市公司的股票，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市交易。”本案中上诉人持股的融壬公司，并非上市公司，其股权转让方式并未强制性要求。法律也仅对上市公司的股份转让规定了应当在证券交易所交易，对于非上市公司的股权交易，则一般通过产权交易所或协议方式进行。“法无禁止即自由”。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转让股权的行为，并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九条：“记名股票由股东以背书方式进行转让”的规定，应属有效。上诉人出具的《债权登记申请表》《债务转股申请表》、融壬公司《情况说明函》等证据均证实上诉人合法持有融壬公司的股份，依法可以进行转让，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真实合法的股权转让关系，上诉人已依约向被上诉人转让股权，按照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履行其付款义务。三、一审程序严重违法。在一审的庭审中，上诉人提交了《债权登记申请表暨股权转让申请表》，用以证明双方签订转股协议的意思表示，被上诉人否认系其签名，但上诉人申请司法鉴定，但是被上诉人却拒绝司法鉴定。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之规定，上诉人有权就查明案件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一审未依法组织鉴定，并采信被上诉人的单方面陈述，程序严重违法。被上诉人黄祺雁否认其签字捺印，就应该由其申请鉴定真伪，但被上诉人黄祺雁不但不申请鉴定，还拒绝同意鉴定，也可以说明，这个签字捺印就是其本人的，既然否认，就应该由其主动申请鉴定，接受鉴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第二款的法理精神，得出，被上诉人黄祺雁在2015年11月5日认缴的意思表示具体明确，也应予以确认。黄祺雁辩称：不同意对方的上诉理由及请求。1.一审判决正确；2.以股抵债的行为不成立，如果转让给我，融壬公司股东就应该有我的名字，但对方没有证据证明我是融壬公司的股东。3.口头协议并不存在，如果对方已经清偿了债务，就应该把借条收回，但对方并没有。4.我并没有去现场办理过股权变更。所谓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对方自编自导，我并没有以股抵债。对方虚拟事实，我没有与对方去办理股权登记。案涉金额70多万元，数额巨大，存在瑕疵。王德发、韩黎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被告黄祺雁给付所欠原告股权转让款743017元，并承担自2015年11月5日起同期银行贷款的4倍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德发、韩黎系夫妻关系，王德发与黄祺雁系投资理财培训班同学。2014年的10月29日与11月19日王德发分两次向黄祺雁借款30万元，共计60万元，用于资金周转。之后，王德发按约定向黄祺雁支付了借款利息至2015年6月，但未偿还上述借款本金，双方达成一致协议，王德发以在融壬公司所持有股份中的183461股抵偿欠款。王德发于2014年3月12日向金林风公司转款100万元，并由金林风公司出具100万元的收款收据并载明“股权投资款”。融壬公司于2015年11月26日出具《股权证明书》，载明：1.本股权证明书仅证明股东已缴纳出资，对应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数；2.本股权证明书不得转让或质押；3.本股权证明书仅证明股东截止2015年11月26日股份变化；4.本股权证明书需加盖公司公章并经股东签字确认后方为有效；5.本股权证明书一式两份，由本公司和持股人各自保管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6.本股权证明书中标明的股东股份，一旦在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完成托管，则本股权证明书自动作废。王德发于2017年7月13日向法院申请向上海融壬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调取证据，经一审法院出具调查令，要求融壬公司向王德发提供王德发与黄祺雁签署的《债权登记申请表暨股权转让申请表》原件以及王德发作为融壬公司股东的相关文件。融壬公司于2017年7月28日向一审法院出具《债权登记申请表暨债务转股申请表》《股权证明书》《股东名册表》的复印件，仅加盖融壬公司的公章，仍不能提交相关文件的原件。融壬公司另出具一份《情况说明函》，载明：1.王德发与黄祺雁于2015年11月向本公司递交《债权登记申请表》《债务转股申请表》，申请办理股权转让，该股份转让已执行完毕，相关股权份额183461股已从王德发名下删减。该表格原件，现存放于我公司档案部内。2.王德发为上海融壬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非发起人股东，股东名册存放于公司内部。股东名册内有王德发名字。3.公司于2014年5月6日，颁发股权证明书给王德发，证明其为本公司股东。王德发认为，该证据可以证明黄祺雁具有认股受让王德发股份的意思表示，转股行为已经完成，同时证明王德发系上海融壬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黄祺雁认为，王德发在另案乌当区法院庭审时承认其是公司的发起人，但在公司工商登记中并未载明其发起人身份，也即其股东身份不合法；双方股权交易未在法律规定的场所进行，其交易行为也不合法；该三份证据没有经办人的签字，同时证据上的印章大小也是不一致的，王德发的名字特意加粗的，是改动过的；故对于王德发的三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原审法院认为，出具调查令的目的是，希望融壬公司出具原件以证明王德发的持股身份以及转股行为的真实性，但融壬公司仍不能提供原件，故王德发主张其具有合法身份的股东以及转股行为的真实性，对该证据不予认可。王德发于2017年8月21日向一审法院提交《司法鉴定申请书》，申请对《债权登记申请表暨股权转让申请表》中“黄祺雁”的签名是否为本人书写以及手印的真实性进行鉴定。黄祺雁认为，因王德发的股权是否合法还不确定，同时也没有原件，所以不同意鉴定。一审法院认为，鉴定需要出示原件进行比对，王德发无法提供原件，经一审法院出具调查令后，融壬公司也不能提交原件，故对王德发申请鉴定的主张不予准许。另查明，融壬公司于2013年12月2日成立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告》中显示，融壬公司发起人为2个自然人及3个自然人股东，在监事备案、董事备案栏中均无王德发的名字。还查明，因双方债权债务纠纷，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0日作出（2016）黔0112民初20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王德发、韩黎偿还黄祺雁借款60万元以及利息。同时，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6日作出（2016）黔0112民初99号民事裁定书，就王德发、韩黎诉黄祺雁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移送一审法院受理。王德发、韩黎遂于2017年6月1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因融壬公司在工商部门登记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企业法人，本案系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资格及股份转让纠纷，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一审法院确认以下争议焦点：1.王德发是否入股融壬公司而具备融壬公司的股东资格。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七条、七十八条、七十九条、八十条、八十一条、八十二条之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当有二人以上二百人以下为发起人。本案中，王德发如作为公司发起人，应在工商部门进行登记。但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告》以及融壬公司的工商信息中显示，融壬公司的发起人及主要人员中并没有王德发的记载。当一审法院询问王德发，关于融壬公司如何确认其股东资格时，王德发称融壬公司仅出具公司内部的身份证明即《股权证明书》及《股东名册表》，而上述文件在工商登记文件中均未记载，故王德发主张其为发起人并持有股权的理由不能成立。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八条、八十五条、八十六条、八十七条、九十三条之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也可采取募集设立的方式，先由发起人认购公司应发行股份的一部分，其余股份向社会公开募集或向特定对象募集而设立，但无论如何只要向发起人以外的人公开募集就应该公告招股说明书，制作认股书及公司章程等程序。本案中，当一审法院询问王德发是否通过上述程序时，王德发均称未行使过股东权利，也未见过招股说明书、公司章程等上述文件，故王德发主张自己是非发起人股东的理由不能成立。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十条之规定，公开发行股票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并依法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或者审批。融壬公司是一家仅有2个自然人发起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其发行新的股份募集注册资金只能采取非公开发行，即面向少数特定的投资者，并且公司与投资人需要达成认股协议，并不能以投资人收到《股权证明书》代替认股协议，而且在一审法院询问王德发为何投资入股融壬公司时，王德发称是通过朋友介绍了解融壬公司的情况后，将100万元打入金林风公司账户，是基于信任金林风公司，只是看到过由融壬公司委托金林风公司收款的文件，但对该款之后的去向并没有关注。因此，到目前为止，王德发不能提供其投资入股融壬公司而成为融壬公司股东的相关证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不能确认王德发合法享有融壬公司的股东资格。2.王德发与黄祺雁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是否成立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三十八条、一百三十九条之规定，股东持有的股权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进行或按照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本案中，王德发持有的《股权证明书》中载明，该股权应在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完成托管，但王德发至今未提交该股权是否已完成托管的证据。又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四条：“公众公司公开转让股票应当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公开转让的公众公司股票应当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集中登记存管。”之规定，对于非上市公司的股权交易应在国家指定的机构内进行，现双方的股权转让行为仅在公司内部进行，并未在国家指定的机构内进行，故王德发主张双方的股份转让行为已经完成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德发既不能证明具有合法的股东资格，在双方的股权转让行为又没有成立的情况下，王德发主张黄祺雁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七条、七十八条、七十九条、八十条、八十一条、八十二条、第一百三十八条、一百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王德发、韩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230.17元，由王德发、韩黎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王德发、韩黎提交二组证据：证据一：乌当区法院（2017）黔0112执141号执行通知书，证明黄祺雁受让股权后又主张60万元本息债权的诉讼案件进入执行程序。黄祺雁质证认为，认可该组证据真实性。因双方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且该证据涉及的款项与本案相关，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证据二：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5民初85018号民事判决书及生效证明书一份，股东明细对账单上三处“黄祺雁”签名对比图，韩黎电脑邮件截屏图片。证明：1.上诉人是融壬公司166名股东之一，持有股权，直投为279330股，分红转股为27588股。2.转股抵偿黄祺雁债务减持183461股，现持有123457股。3.庭审经过质证的融壬公司提供的股东明细对账单中有黄祺雁的名字，持股183461股。4.因转股抵债发生的股权变动已生效，以股抵债合同已履行，所欠黄祺雁60万元本息债务已经清偿。5.签名对比图证明2015年11月3日用于办理股权转让的黄祺雁身份证复印件上的签名、2015年11月5日《债权登记申请表》上的签名、2016年10月31日黄祺雁《民事起诉状》上签名都是黄祺雁所签。6.证明黄祺雁本人亲自在重庆办理股权变动登记的事实。黄祺雁质证认为，对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5民初85018号民事判决书及生效证明书、起诉状签名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签名对比图、股东明细对账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同时不认可此份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对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5民初85018号民事判决书及生效证明书、起诉状签名的真实性因双方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本组其他证据，因签名对比图系王德发、韩黎自行制作，股东明细对账单无原件核对，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黄祺雁出示一组证据：黄祺雁与王德发、韩黎之间的七条短信截图。2015年８月18日，黄祺雁发短信给王德发、韩黎，说明不愿用股权抵债，并催讨欠款；2015年10月18日、2016年7月21日、7月24日黄祺雁再次发短信要求王德发、韩黎还款。从2015年８月18日至2016年7月24日，黄祺雁总共发了七条短信给王德发、韩黎，其中三条没有发出去。2015年8月19日，韩黎给被上诉人回复一条短信，“黄姐，我们也在想办法，实在觉得对不起你”。韩黎的电话号码为189××××4228，王德发的电话号码为189××××9386。上述信息拟证明：双方并没有达成以股权抵债的合意。王德发和韩黎质证认为，曾收到短信，认可此份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短信是商量其他事情，与转股无关。本院认为，因王德发、韩黎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且该组证据系双方对案涉债务进行商议，王德发和韩黎虽辩解该短信商议的不是案涉债务，但并未提供证据对其辩解的事实予以证明，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1.针对一审判决书中第七页中关于2015年6月双方达成一致的协议是什么协议的问题，王德发、韩黎陈述，系2015年11月１日中午在乌当区航天路口北园餐馆达成的以股权转让抵债的口头协议，没有书面协议。黄祺雁陈述，2015年11月1日双方并未协商过，转让股权的表格并不真实，其并没有填写过任何涉及股权抵债相关的表格。2.2018年1月17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沪0115民初85018号民事判决，判决：“确认截止至2017年12月5日王德发持有上海融壬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份123457份。此判决书已于2018年2月12日发生法律效力。3.2015年８月18日至2016年7月24日，黄祺雁共发了七条短信给王德发、韩黎，内容为不同意以股抵债，催讨案涉60万元的欠款。2015年8月19日，韩黎给黄祺雁回复一条短信，内容为：“黄姐，我们也在极力想办法，实在觉得对不起你”。2016年7月21日、2016年7月24日，黄祺雁仍在向王德发、韩黎发送短信催讨欠款。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情况，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是否达成以股抵债的协议，协议是否履行。王德发、韩黎认为，双方达成了以股抵债的口头协议，后通过双方签字的债权登记申请表、股权转让申请表等方式予以确认，但黄祺雁认为，双方没有达成以股抵债的协议，债权登记申请表等证据系虚假的，其亦未获得股权。对此，本院认为，第一，王德发、韩黎出具的债权登记申请表、股权转让申请表系证实双方达成以股抵债的关键证据，但该证据仅有复印件，王德发、韩黎至今未提供该证据的原件予以核对，在黄祺雁否认双方达成以股抵债的协议，且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融壬公司仅在债权登记申请表、股权转让申请表上加盖印章的行为并不足以使人确信双方达成了以股抵债的合意；第二，债权登记申请表、股权转让申请表上王德发、黄祺雁的落款时间分别为2015年11月4日和2015年11月5日，从双方的手机短信往来的时间、内容来看，黄祺雁在2016年7月21日、2016年7月24日仍在向王德发、韩黎发送信息催讨欠款。2016年10月，黄祺雁向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王德发、韩黎归还欠款。如双方在2015年11月5日已经达成以股抵债的协议，黄祺雁亦无必要在2016年继续追讨欠款和提起诉讼，否则即与日常生活经验相违背；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王德发、韩黎提交的《股东明细对账单》用以证明黄祺雁已经是融壬公司的股东，但该证据系复印件，无原件核对，且除此之外，王德发、韩黎并未提供诸如公司股东名册、公司章程等证据证明黄祺雁已经受让股权，成为融壬公司的股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综合本案双方的举证情况，王德发、韩黎虽提供了部分证据证明其主张，但根据其举证情况，各方当事人的行为逻辑，本院二审调查情况，结合日常生活经验，本院不能确信其提供的证据能够达到其意图证明的事实，不能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不能够排除合理怀疑，不能认定王德发、韩黎主张的以股抵债的事实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王德发、韩黎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综上所述，王德发和韩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230.17元，由上诉人王德发和韩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锐审判员 刘珊涌审判员 陈 荣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三日法官助理敖丽丹书记员黄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