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云0111民初10368号原告（反诉被告）：南通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沙镇建设路68号。法定代表人：蒋根宝，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赵雪莉，江苏苏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普波三，云南华度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被告（反诉原告）：四川省天佑建筑劳务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晋吉东二街236号附2号。法定代表人：王元金，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罗开均，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邓怀斌，男，汉族，1972年5月29日生，公民身份证登记住址为四川省仪陇县，现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代理人：罗开均，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南通长城建设集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建设公司）诉被告四川省天佑建筑劳务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佑建筑劳务公司）、邓怀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25日受理后，被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于同年12月25日针对原告长城建设公司提起反诉，本院经审查后依法予以准许，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2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赵雪莉、普波三，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及被告邓怀斌共同的委托代理人罗开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设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请：1.确认原告长城建设公司与被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签订的昆明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于2018年9月17日解除；2.判决被告返还过付劳务费1,878,445.61元；3.判决被告支付违约金及信誉赔偿金2,518,063.35元：以上2、3项合计4,396,508.96元；4.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明确诉请第二项中的违约金及信誉赔偿金变更为2,625,124.19元，且由两被告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12月5日，原告与被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订立昆明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合同编号为昆-003。合同约定：被告负责农民工工资如期如数发放，如拖欠农民工资上访对公司信誉产生影响的，应按合同结算总价5%-10%承包款作为信誉赔偿金（劳务分包合同第十七条第4款）。被告组织管理不力，原告有权立即更换队伍，已完成成品结算总价按70%结算，合同终止（劳务分包合同第十七条第5款）。被告自动放弃合作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劳务分包合同第十七条第12款）。被告同时作出承诺，同意如项目部劳务资金出现临时困难，同意自愿垫付农民工资（承诺书二第6条）。另承诺，自愿垫付民工工资至主体结构封顶（承诺书二第1条）、如有劳务纠纷，自愿支付20万元每次的违约金（承诺书二第2条）。后被告无力支付农民工工资，2018年8月至9月期间，多次纠集人员破坏原告项目生产。在劳动部门协调下，原告同意启动审计程序审计工程量以解决争议。经审计，被告完成工程量13,180,633.53元，按合同约定原告只需支付至70%即9,226,443.471元。而截至2018年8月25日，原告实际支付金额为10,315,841元。因被告仅提供面额为640万的发票，差额部分一直未能提供，故此应当扣减相应税金。又因合同约定5%的质保金，故相应质保金也应当从劳务费中予以扣除。原告认为：双方的劳务合同合法有效，各方应遵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按合同约定，在被告违约的情况下，原告仅需要支付70%的劳务费，考虑进税金及质保金，原告现己过付1,878,445.61元，被告理应予以返还。另，被告本应自行垫付农民工工资，但其以农民工工资为由多次闹事，破坏原告在建项目，己然违背合同约定，也违反了其自行作出的承诺书内容，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再履行劳务分包合同，同时也给原告造成了重大损失，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仟。特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答辩并反诉称：不同意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原被告于2017年12月15日签订了《昆明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合同约定由长城建设公司将其承包的位于昆明市官渡区焦化制气厂院内的昆明宝象万吨冷链港项目2#楼瓦工、木工、钢筋施工主体及装修作业分项劳务分包给天佑建筑劳务公司。合同就施工内容、单价、工程价款及其支付方式等进行相应约定。其中承包款的支付方式约定为：“主体封顶付已完工程量的70%，竣工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内付至结算总价的85%，6个月内付至结算总价的95%，余款5%作为质量保证金”。2018年5月15日，工程主体封顶，根据合同约定，长城建设公司应支付已完成工程量70%的工程款约900万元。但截至2018年6月4日，长城建设公司共支付工程款390万元（含胡建峰以借款名义支付的工程款30万元）；天佑建筑劳务公司一边继续对装修工程施工，一边索要工程款。截至2018年8月10日，装修施工基本完成，已完成的工作量约为1700万元。天佑建筑劳务公司多次催要工程款，但原告长城建筑公司共支付840万元工程款，远低于合同约定的应支付款项。2018年8月20日，双方同意解除合同。2018年8月29日，经大板桥街道办事处劳动和社会保障所出面调解，对施工情况及付款情况做了记录。2018年9月6日，工地第二负责人胡建锋个人以借款名义将140万元工程款转至昆明市官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账户，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故，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上述合同已经于2018年8月20日解除；合同解除原因系原告未按时付工程款，导致农民工行为过激，并不是因施工质量解除合同，且2018年5月15日项目工程主体已经封顶了，原告应按全额支付工程款，但原告仅支付了2,500,000元，远远不够支付农民工工资，至今仍拖欠被告工程款6,900,000元未付，经多次讨要未果。故被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作为反诉人，对原告长城建筑公司提起反诉，请求判令：1.确认反诉人与被反诉人于2017年12月5日签订的《昆明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于2018年8月20日解除；2.由被反诉人支付反诉人工程款690万元，并自2018年8月20日以690万元为基数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由被反诉人返还反诉人保证金60万元整；4.由被反诉人承担反诉诉讼费。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设公司针对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的反诉请求答辩称：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的反诉请求不能成立。根据反诉原告出具给反诉被告的《承诺书》及双方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双方的合同应当是2018年9月17日解除，且反诉被告不存在相应的迟延付款行为，合同虽约定主体封顶应支付主体工程量的70%款项，但当时反诉原告没有主张结算，且当时反诉原告已经严重拖延工期，未能按照合同在开工之后80天内完成主体工程才导致进度款拖延。根据双方在2018年9月份共同委托中银审计公司进行审计，结算至合同解除之前为合同解除之日。反诉原告仅完成工程量款项为13,180,633.53元。根据合同约定，因存在反诉原告欠付工人工资、组织管理不力等，应当按照合同总价的70%进行结算，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反诉被告已经支付过工程款，不存在继续向反诉原告支付工程款的情形，且因存在农民工闹事和上访情形，根据合同约定，反诉原告也无权要求反诉被告返还保证金。综上，请求驳回反诉原告对反诉被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邓怀斌对本诉和反诉共同辩称：其不是本诉中的适格主体，不应承担责任，且其同意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设公司针对其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劳务分包合同》、《承诺书》三份，欲证明原被告双方在合同中就违约责任作出约定，被告负责农民工资发放，农民工上访影响原告信誉的，应当按合同结算总价5%—10%支付信誉赔偿金；被告组织管理不力，原告有权撤换队伍，并按70%结算工程款；被告放弃合作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作为协议违约金，出现劳务纠纷，每次200,000元作为违约金；被告邓怀斌是另一承诺人，以个人名义签字承诺，诉讼主体适格。2.《支付明细》、《支付凭证》，欲证明原告实际支付的工程款共计10,315,841元。3.《结算编制报告》、《承诺书》，欲证明原被告共同委托审计，被告已完成的工程造价经审计为13,180,633.53元；承诺书由被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于2018年9月5日签字确认；被告邓怀斌也于2018年9月4日签字确认。4.《报警记录》、录音录像、照片、病历，欲证明被告未能避免农民工纠纷，违反合同及承诺书内容，构成违约；原告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了冲击，遭受重大损失。5.《承诺书》，欲证明被告承认有扰乱原告生产的行为，被告决定2018年9月17日撤出项目，涉案劳务分包合同事实上已解除。6.接处警登记表、询问笔录，欲证明被告违反合同及承诺书内容，导致农民工殴打原告方员工。7.公告费发票，欲证明为本案送达支付了300元公告费。8.垫付农民工工资凭证两笔，欲证明垫付268,540.59元及468,138元。经质证，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及被告邓怀斌共同对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设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因合同中第三页倒数第二行的标准错误，第四页的第（3）、（4）项也有问题，所以这份合同当时已经解除了。之后我们重新签订了一份合同，同时被告邓怀斌不应承担责任。对证据2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因我方只收到8,400,000元，被告邓怀斌是否收到4,000,000元需邓怀斌提交书面质证意见，但该证据21页签字是被告邓怀斌签的；该证据的22页至26页的真实性不认可，因为是原告方自制的表格；该证据的27、28、29页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因为有相关领导人的签字。该证据30页《结算编制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因为这份《结算编制报告》并不是受双方委托，是原告单方委托的，且扣减金额也高出我方的承包价格；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因为证据来源不合法，没有原件无法核实，且其中审核单位及施工单位均没有人签字盖章的，因原件与复印件不符，真实性不认可。证据5真实性不认可，因为没有我方公司盖章，邓怀斌签字无法确认是否本人所签。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证据7关联性不认可；证据8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因为是与谁结算的我方不清楚，且没有转款记录。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针对其抗辩及反诉主张、被告邓怀斌针对其答辩意见，共同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劳务分包合同》，欲证明被告承接原告承包的昆明宝象万吨冷链港项目2#楼主体施工及二次装修作业劳务施工。李卫华、胡建新均为该项目的负责人，原告应于主题封顶支付已完成工程量70%的工程款。2.《冷链项目拖欠人工工资问题协商调解记录》，欲证明被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自2017年12月至2018年8月20日，共20班组在现场施工。项目主体封顶时间为2018年5月15日。二次结构已在8月10日左右完成。原告支付的8,400,000元劳务费已全部支付农民工工资。3.《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七份、《借款单》两份、《支付委托书》一份，欲证明原告未能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胡剑锋个人以借款名义支付了部分工程款。4.《工作联系单》、《问题报告》、《往来邮件》，欲证明因原告材料无法保证按时供给，导致被告多次停工待料，延误工期。5.《王博证明》、《转账明细》，欲证明我方2017年12月5日及同年12月4日分两笔向原告的海南分公司支付了共计600,000元的保证金。经质证，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筑公司对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及被告邓怀斌提交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我方需要回去核实，关联性不认可；证据2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因为只能说明曾经商讨过工人工资问题；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因为是被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延误工期在前，工程款才会推迟；对证据3中《借款单》的真实性需向当事人核实；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因为没有原件；对证据5中转款500,000元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对转款100,000元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因为我方无法确认王博的身份。本院对双方提交的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反诉被告）提交的证据1及两被告提交的证据1，合同其他内容均一致，区别仅在于发包单位不同（被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提交的合同中显示的发包单位为长城建设公司海南分公司），鉴于双方提交的其余证据中均显示合同履行双方为本案原告（反诉被告）及被告（反诉原告），故本院仅认可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筑公司提交的发包单位与承包单位分别为本案本诉原被告的合同，对被告（反诉原告）提交的证据1，本院依法不予采纳。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及证据8，被告虽然仅认可已收到840万元工程款，其余款项不认可。本院认为：其一，原告（反诉被告）主张由被告邓怀斌代领的案外人张启林工资40万元，被告邓怀斌明确表示其在2018年8月20日出具的《证明》系其本人签字确认，同时鉴于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自认邓怀斌其系公司在该项目经理，被告邓怀斌收取上述款项的行为应视为公司行为，故本院对该笔金额系由原告（反诉被告）支付给被告（反诉原告）予以确认；其二，对原告（反诉被告）主张其于2018年8月25日分别垫付给余畅、余泽焱班组42,880元、任申林班组930,137元及陈富民班组407,824元，共计1,380,841元；以及于2019年1月8日至1月11日期间内，垫付给任申林班组468,138元及张启林班组268,540.59元，共计736,678.59元。虽然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及被告邓怀斌认为证据系原告（反诉被告）自制表格，且不清楚系原告（反诉被告）与谁结算，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但鉴于原告（反诉被告）已提交的《结算清单》、《承诺书》、《结算书》、《四川天佑建筑劳务开发有限公司劳务作业人员（含队长、班组长、农民工）考勤表》、《中国建设银行活期存款明细账》等其他证据能够与其主张及自制单据相互印证，故本院依法予以采信，确认该几笔共计2,117,519.59元（1,380,841元+736,678.59元），亦属于原告（反诉被告）垫付给被告（反诉原告）用于支付民工工资的工程款。其三，对由案外人邓维忠分别于2018年5月3日至15日领取的“邓竹芝医疗费”共计145,000元的《领款单》，虽然被告（反诉原告）及被告邓怀斌亦对其“三性”不予认可，且两被告均表示不认识“邓维忠”，但本院结合该《借款单》中均表示借用费用系用于付“邓竹芝医药费”，且原告提交的《承诺书（二）》中有“我个人邓维忠愿意承担连带责任”之表述，“邓维忠”应系被告（反诉原告）公司在案涉项目处工作人员之一，“邓维忠”个人代领医疗费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应由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承担。进而，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设公司主张该费用共计145,000元系其垫付给被告（反诉原告）的费用，本院亦予以确认。进而，本院确认原告（反诉被告）已支付给被告（反诉原告）的总款项为11,062,519.59元（840万元+40万元+2,117,519.59元+145,000元）。对原告（反诉被告）提交的证据3，虽然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不认可，且向本院提交了对工程造价进行重新鉴定的申请，但本院认为，原告（反诉被告）提交的证据中可以证实，上述《结算编制报告》系双方协商后同意共同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依法依规对工程量进行鉴定，且编制使用的有关工程资料系由原被告双方提供并“保证对所提供的工程结算资料的完整性、真实性负责”。同时，双方还在《承诺书》中承诺对“依法作出的审核报告予以认可”。故，上述《结算编制报告》及其结论应对双方产生法律效力，本院依法予以采纳。进而，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以其未在《建设工程结算编制书》上盖章或签字，对上述《结算编制报告》不予认可的抗辩及反诉意见，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其对工程量重新鉴定的申请，本院亦不予准许。对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提交的证据5，虽然原告（反诉被告）仅认可其已收到被告（反诉原告）交付的50万元保证金；对剩余经案外人王博个人转账的10万元不认可，但原告（反诉被告）未就其收到的王博转账10万元作出合理解释，而被告（反诉原告）提交的《王博证明》能够与转账明细相互印证。故，本院对被告（反诉原告）提交的证据5依法予以采信，确认被告（反诉原告）已经向原告（反诉被告）支付保证金60万元。对原告（反诉被告）提交的证据4至8及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被告邓怀斌提供的其余证据，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关联，本院依法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至于各自的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事实及其余证据予以综合认定。经审理，本院确认本案法律事实如下：一、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设公司系从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建筑行业等的有限责任公司；案外人李卫华及胡建鑫分别系原告（反诉被告）公司的员工及股东，李卫华系案涉项目负责人。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系从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建筑劳务分包的有限责任公司；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及被告邓怀斌共同自认：被告邓怀斌系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的员工及项目经理，负责其公司在本案案涉项目的施工管理。二、2017年12月5日，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设公司（甲方、发包方）与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乙方、承包方）签订《昆明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合同编号：昆-003），约定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设公司将其承包的位于昆明焦化制气厂院内的“昆明宝象万吨冷链港项目”以劳务分包的形式发包给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进行施工。合同约定：1.工程承包范围为：昆明宝象万吨冷链港项目2#楼瓦工、木工、钢筋施工主体及装修作业等；2.合同总价暂估为1,630万元，最终按核定结算为准；3.工期要求：主体结构封顶工期80天，总工期230天（自基础垫层浇筑开始计算工期），由于甲方材料供应不及时耽误，工期顺延；4.合同价款支付方式约定为：主体封存付已完成工作量的70%，竣工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内付至结算总价的85%，6个月内付至结算总价的95%，余款5%作为质量保证金；5.质量保修金及质保期：质量保证期为1年，自竣工验收通过日起计算，保修期内无维修的，保修期满10天内结清，协议自动失效。此外，双方还对承包单价、施工质量、安全文明施工目标、双方义务、乙方管理人员及特殊工种应有配备、廉洁协议、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相应的约定。其中违约责任中约定有：乙方负责农民工工资如期如数发放，如因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的一切后果自负。乙方因拖欠农民工工资进行上访，造成对集团公司信誉产生影响，根据不同程度乙方按合同结算总价的5-10%承包款作为信誉赔偿金，直接在工程款中扣除，乙方对该条款无异议同意且接收；乙方因施工质量、人力不足、工期不能满足要求、组织管理不力，甲方有权立即更换队伍，对已完成成品结算总价按70%结算，乙方自动放弃另外30%结算款且合同终止。三、同日，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及被告邓怀斌分别作为承诺单位和承诺人，向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设公司出具两份《承诺书》及一份《安全生产承诺书（三）》。其中，《承诺书（一）》中就工作内容、履约保证金、工程质量、工期、安全、劳务资金、工作安排等方面进行了承诺，并有关于“在劳务资金方面，我方自愿接受协议中约定的劳务资金支付方式，服从甲方对项目资金安排；如项目部劳务资金临时出现困难，我方自愿垫付农民工工资。我方进入施工现场后，坚决服从甲方指挥部安排，并保证不对甲方及总公司进行围堵和上访，如出现这种情况，所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自愿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等承诺内容。《承诺书（二）》中承诺：1.承诺人根据自身条件自愿垫付民工工资。（垫至主体结构封顶）。2.承诺人在履行期间不发生劳务纠纷（含垫付劳务工资期间）的承诺；若有发生劳务纠纷自愿接受20万元每次的违约金。3.工期在（工期目标）日历天内，阶段进度计划落后按10000.00元/天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的承诺。如我公司未能按照协议书和所有承诺履行相关义务，我个人邓维忠愿意承担连带责任。四、此后，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按约组织人员于2017年12月6日进行施工。在施工过程中，双方经常因施工进度、材料未及时到位、农民工工资发放、发票等事宜多次发生争执。同年5月15日，案涉项目主体结构封顶；同年8月20日，经原被告双方沟通，该项目停止各种施工作业，由双方据实核对已完工作量，办理已完成工程量的结算手续。同年8月21日至9月17日期间，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雇佣的民工因工资拖欠问题多次围堵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设公司在案涉项目施工现场。五、2018年9月4日及9月5日，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设公司及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分别出具《承诺书》，承诺同意委托昆明中银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昆明中意银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昆明宝象万吨冷链港项目2#楼工程量及工程造价审核确认，并对昆明中银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昆明中意会计师事务所依法作出的审核报告予以认可，且愿承担一切法律后果。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设公司遂委托案外人昆明中银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对昆明宝象万吨冷链港项目2#冷库工程劳务分包结算编制，并于2018年9月20日由昆明中银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出具《昆明宝象万吨冷链港项目2#冷库工程劳务分包结算编制报告》[中银审字（2018）第234号]，确认：2#冷库及制冷机房工程劳务分包结算编制金额为13,180,633.53元，其中合同内外劳务费用17,090,136.95元，未完工程扣减金额为3,909,503.42元。六、另查明，1.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分别于2018年将履约保证金600,000元交付给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筑公司；2.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设公司自2018年2月9日起至同年8月17日止的期间内，分七次向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支付工程款共计8,400,000元；并于2018年8月20日2019年1月11日期间内，代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垫付其拖欠的农民工工资2,117,519.59元及民工医疗费145,000元。以上款项共计11,062,519.59元；3.合同双方约定“结算总价的5%作为工程保修金，保修期为1年自竣工验收通过日启计算；保修期间接甲方通知72小时内及时进行维修，维修工程中发生费用或赔偿责任由乙方负责承担”。根据上述对已完成的劳务费为13,180,633.53元的认定，则保修金为520,635.02元（10,412,700.49元×5%）；4.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设公司因本案诉讼中向两被告送达诉状副本等应诉材料，支出公告费用390元。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设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于2017年12月5日签订的《昆明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合同编号：昆-003）是否应解除？解除时间是什么时候？二、本案案涉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违约责任方是谁？三、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设公司及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各自的诉讼请求及反诉请求是否应得到支持？四、被告邓怀斌是否与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共同承担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设公司将其承包的位于昆明焦化制气厂院内的“昆明宝象万吨冷链港项目”以劳务分包的形式发包给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进行施工，双方并就此签订了《昆明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合同编号：昆-003）及相应的《承诺书》。该合同及《承诺书》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行性规定，合法有效。同理，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施工进度、材料未及时到位、农民工工资发放、发票等事宜，多次发生争执。其中，2018年8月20日至2019年1月26日期间内，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设公司在案涉施工项目处的项目部及项目工作人员多次遭到被告（反诉原告）雇佣的农民工围堵并讨要农民工工资。最终，合同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项目停止各种施工作业，由双方据实核对已完成的工作量并办理结算手续。该解除合同的约定，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本院应于支持。至于合同解除的具体时间，双方对此有争议，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设公司主张为2018年9月17日，而被告主张为2018年8月20日。但结合原告（反诉被告）提供的报警材料等证据显示，双方虽然于2018年8月20日即已开始出现农民工停工并围堵情况的发生，并于同年9月4日共同委托案外人昆明中银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对昆明宝象万吨冷链港项目2#冷库工程劳务分包结算编制。但同年9月5日由被告邓怀斌在出具给原告（反诉被告）的《承诺书》上签字确认：由于我司农民工的过激行为，导致我们合作难以继续，请求同意我司终止于2017年12月5日与贵司签订的昆明宝象万吨冷链港项目劳务分包合同，合同编号为昆-003；4、我司决定于2018年9月17日全部撤出昆明宝象万吨冷链港项目。原告（反诉被告）对此无异议，则说明双方的上述合同实际至迟应在2018年9月17日已实际解除。故，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设公司关于合同解除时间为2018年9月17日的意见，本院予以采信，而被告（反诉被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关于双方合同解除的时间为2018年8月20日的抗辩及反诉主张，与实际情况不符合，本院依法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即本案案涉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违约责任方是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九十八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本院根据《昆明宝象万吨冷链港项目2#冷库工程劳务分包结算编制报告》，确认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就案涉工程项目已完成的劳务费为13,180,633.53元，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设公司已经向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支付或垫付各项费用共计11,062,519.59元。一方面，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在与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设公司签订的《昆明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中有关于“乙方负责农民工工资如期如数发放，如因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的一切后果自负……乙方因拖欠农民工工资进行上诉费，造成对集团公司信誉产生影响，根据不同程度乙方按合同结算总价的5%-10%承包款作为信誉赔偿金，直接在工程款中扣除，乙方对该条款无异议同意且接收……”之约定。同时，在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及被告邓怀斌出具给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设公司的两份《承诺书》中均同意：“如项目部劳务资金临时出现困难，我方自愿垫付民工工资……并保证不对甲方及总公司进行围堵和上访，如出现这种情况，所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自愿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1、承诺人根据自身条件自愿垫付民工工资。（垫至主体结构封顶）。2、承诺人在履行期间不发生劳务纠纷（含垫付劳务工资期间）的承诺；若有发生劳务纠纷自愿接受20万元每次的违约金……”但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显示，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严重违反上述约定，致使2018年8月20日至2019年9月17日期间内，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设公司在案涉施工项目处的项目部及项目工作人员多次遭到被告（反诉原告）雇佣的民工围堵并讨要民工工资，甚至部分出现肢体冲突，且在合同解除后至2019年1月26日期间还出现了类似情况。故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的上述违约行为是导致双方合同解除的主要和直接原因，应对此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另一方面，合同约定承包款支付方法为：“主体封顶付已完成工作量的70%，竣工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内付至结算总价的85%”。同时，原被告双方共同确认案涉项目主体封顶时间为2018年5月15日。但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显示，截至2018年5月15日，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设公司仅支付给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工程款2,500,000元，不论是按照双方委托鉴定的评估价，亦或是按照双方签订合同时预先估算的“暂估合同总价：1630.00万元”来看，该金额均明显低于双方事前约定的“主体封顶付已完成工作量的70%”。故，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设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亦存在部分违约行为，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即，导致合同解除的原因在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设公司及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双方。本院结合案涉合同实际履行程度，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根据公平和诚信原则，确认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设公司承担30%的次要违约责任，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承担70%的主要违约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三，根据上述本院对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设公司及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均存在违约行为及违约责任的认定，双方应承担各自的违约责任。其中，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设公司主张按照双方合同中关于“乙方因施工质量、人力不足、工期不能满足要求、组织管理不力、甲方有权立即更换队伍，对已完成成品结算总价按70%结算，乙方自动放弃另外30%结算款且合同终止”的约定，要求双方之间的结算工程款按照总价70%，即9,226,443.47元（13,180,633.53元×70%）结算，并要求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及被告邓怀斌共同退还其多支付的工程款项的主张。因本院结合全案证据，判定案涉的合同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违约行为，且虽然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其公司雇员因民工工资拖欠于2018年8月20开始出现围堵原告施工现场，并产生上述“组织管理不力”情形的发生。但原告（反诉被告）未按时及时支付工程款给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也是导致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其公司雇员因民工工资拖欠，于2018年8月20开始出现围堵原告施工现场的一个诱因之一，并最终导致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产生上述“组织管理不力”等违约行为。故，本院根据上述对双方违约责任的划分，对案涉工程已完成部分的劳务费的结算比例予以适当调整。即，以《昆明宝象万吨冷链港项目2#冷库工程劳务分包结算编制报告》中认定的13,180,633.53元为基准，参照双方过错程度，确认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设公司应支付给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的劳务费总额为10,412,700.49元[13,180,633.53元×（70%+30%×30%）]。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关于“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以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为竣工日期”之规定，并结合双方对质保期约定为1年及本院对双方合同解除时间为2018年9月17日的认定，则保修金至迟应于2019年9月17日后才能退还。进而，本院结合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设公司已经支付及垫付各项费用共计11,062,519.59元的事实，以及扣除结算金总额5%的质保金，即520,635.02元（10,412,700.49元×5%），最终确认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应返还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设公司的劳务费为1,170,454.12元（11,062,519.59元-10,412,700.49元+520,635.02元）。故，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设公司要求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返还其劳务费1,878,445.61元的诉请主张，本院仅在1,170,454.12元的范围内予以支持；超过部分，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而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要求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设公司支付其劳务费690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设公司要求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支付违约金及信誉赔偿金2,625,124.19元的诉请。本院认为，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确实存在因“组织管理不力”等，导致其雇员多次围堵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设公司案涉项目施工现场讨要民工工资，影响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设公司现场施工等情形的发生，被告（反诉原告）虽然应根据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双方合同中关于“乙方因拖欠农民工工资进行上访，造成对集团公司信誉产生影响，根据不同程度乙方按合同结算总价的5-10%承包款作为信誉赔偿金，直接在工程款中扣除，乙方对该条款无异议同意且接收”及“若有发生劳务纠纷自愿接受20万元每次的违约金”的约定，与“按照总价款70%结算”的约定，均系约定的违约金。且该约定明显加重了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的违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本案的原被告双方虽然在合同中就该情形进行了较为明确的约定，但考量到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筑公司的损失，本院已经在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已完成工程量的总劳务费结算中予以了充分考虑，并进行了相应扣减。故，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设公司关于要求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继续承担2,625,124.19元违约金及信誉赔偿金的诉请，本院不再支持。关于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要求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设公司退还其保证金的诉请。本案中，原、被告所签订《昆明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中约定：乙方缴100万元协议履行金保证金；如果乙方自动放弃合作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作为协议违约金。正常保证金退还，主体封顶退还70%，竣工验收合格退还全部。且虽然被告（反诉原告）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其已实际向原告（反诉被告）履行交付的保证金并非为之前合同约定的100万元，而是60万元。但鉴于原告（反诉被告）对此并无异议，应视为合同双方对合同约定保证金金额的变更。该变更亦属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至于该保证金的性质，应视为对确保合同双方，尤其是被告（反诉原告）能够顺利按约履行其合同义务，对原告（反诉被告）的一种约定和保证，也属于违约金范畴。但如前所述，本院在合同结算总价款中，对双方违约责任进行了充分的考虑及相应的扣减。故此处的保证金不应继续重复计算，在达到合同约定的返还条件时应予退还。故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要求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筑公司退还其保证金60万元的诉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但考量当事人实际履行情形，故被告（反诉原告）还应退还原告（反诉被告）多垫付的工程款1,170,454.12元，可从该保证金中予以扣减。进而，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还应退还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筑公司垫付的劳务费570,454.12元（1,170,454.12元-600,000元）。关于争议焦点四，被告邓怀斌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本案中，案涉的《昆明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双方，分别系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设公司和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被告邓怀斌虽然在上述案涉合同及相关《承诺书》上签字，由其是在承诺书中以“承诺人：邓怀斌”名义签字确认，但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和被告邓怀斌共同确认：被告邓怀斌系被告（反诉原告）公司员工和项目负责人，其在案涉合同及《承诺书》等相关文件上签字并实际履行合同内容的行为系代表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履行职务的代理行为。且本院纵观全案证据认为，被告邓怀斌不仅在上述合同及承诺书上签字，且在许多其他证据亦以项目负责人身份代表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负责案涉项目建设，且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亦认可被告邓怀斌的上述代理行为。故，按照上述法律规定，被告邓怀斌代表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签字并履行合同所产生的责任及后果，应由被告（反诉原告）天佑建筑劳务公司承担。原告（反诉被告）长城建设公司要求被告邓怀斌承担责任的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反诉原告）四川省天佑建筑劳务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反诉被告）南通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垫付的工程款570,454.12元；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南通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四川省天佑建筑劳务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41,972元及反诉案件受理费32,15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南通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33,636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四川省天佑建筑劳务开发有限公司负担40,48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审 判 长 郭 荣人民陪审员 郑 云人民陪审员 武俊宝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陈翰涛书 记 员 肖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