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闽0203行初227号 原告厦门恒瑞鸿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湖里区圆山南路**A之**。 法定代表人邹云全，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晓源，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飞凤，厦门恒瑞鸿贸易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被告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长青路**劳动力市场大厦**iv> 法定代表人吴新奎，局长。 委托代理人赵一鸣，福建闽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孟祥忠，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 被告厦门市人民政府，住所地福建省，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北路** 法定代表人庄稼汉，市长。 委托代理人王力，厦门市人民政府法制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杜顺远，男，1980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宁化县。 第三人杜桂莲，女，1978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宁化县。 第三人杜金娥，女，1988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宁化县。 第三人冯段秀，女，1959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宁化县。 共同委托代理人都占胜，福建唯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厦门恒瑞鸿贸易有限公司（下称：恒瑞鸿公司）不服被告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称：市人社局）工伤保险行政确认、厦门市人民政府（下称：市政府）行政复议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因杜顺远、杜桂莲、杜金娥、冯段秀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0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张晓源、黄飞凤，被告市人社局委托代理人赵一鸣、孟祥忠，被告市政府委托代理人王力，第三人杜顺远、杜金娥及所有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都占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市人社局于2018年5月21日作出2018030243号厦门市职工工伤认定书，主要内容为：杜友进系原告员工，负责湖里区宸鸿科技有限公司新厂E栋8、9楼的保洁工作。2018年8月19日6时40分，杜友进在湖里区宸鸿科技有限公司B栋一层打上班卡，随后进入新厂E栋8楼。8时31分，杜友进在新厂E栋西北角门口处高坠死亡。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予以确认为工伤。原告对该工伤认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市政府于2018年8月31日作出厦府行复〔2018〕67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市人社局作出的2018030243号厦门市职工工伤认定书。原告不服案涉工伤认定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诉至本院。 原告厦门恒瑞鸿贸易有限公司诉称，一、原告与杜友进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首先，死者杜友进出生年月为1955年9月10日，其于2016年2月29日进入原告处，为原告提供劳务时的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因此原告与杜友进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即其死亡不具备认定为工伤的前提条件；其次，第三人作为杜友进的近亲属，并未提供杜友进未办理退休手续、未享受相应的退休待遇的相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后，原告与杜友进签订的是《劳务合同》，而非《劳动合同》，因此双方存在的是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 二、即使原告与杜友进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从现有证据体现，杜友进系自杀坠亡，并非工作原因坠亡，且其坠亡的窗户并不属于其工作的地点，坠亡时并未处于工作状态，并非其工作时间，因此其死亡不应被认定为工伤。首先，根据杨月英、陈**金、杜金娥的询问笔录可以相互印证，证实杜友进早年因交通事故头部做手术，精神状态不好，一直在吃药，在坠亡前想与原告解除劳务关系，但是其家人都劝他继续为原告提供劳务。杜友进生前与其家人闹过矛盾，多次向周边工友表示其被气得想跳楼，坠亡前悲观厌世、精神恍惚，有轻生的动向和自杀的动机，其坠亡系自杀坠亡而非意外坠亡；其次，杨玉英、邵庆兰、杜金娥的询问笔录与原告提交的《宸鸿集团外包后勤服务岗位职责及规定》是相互吻合的，可以证实杜友进坠亡的消防通道楼道口的窗户卫生并非死者杜友进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范围，其坠亡的地点并非其工作场所；再次，杜金娥利用在宸××（××）有限公司××宿舍管理员××职务××私自安排并非宸××员工××在宸××员工宿舍居住。通过监控录像可以确认，杜友进在坠亡前在其女儿杜金娥私自违规安排其居住的宿舍走到走廊上徘徊，而后走到消防通道楼道口的窗户。当时杜友进并未携带工作所需的任何清洁工具，在其坠亡的地面上也并未发现任何清洁工具，由此可以知道杜友进坠亡时并非处于工作状态，也并非因工作原因意外坠亡，而是因个人原因自杀坠亡；最后，死者杜友进坠亡的窗户离地面高度为71ＣＭ，能打开的最大限度为15.5ＣＭ，只能在本人具备主观意愿，且需一定程度的努力方可从该窗户跳下。另根据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出具的《勘验情况》，可知杜友进背部见大片状擦挫伤、右腘窝挫裂伤，深达肌层，也可从侧面印证杜友进系故意打开窗户，经过一番挣扎后才坠落，否则不会出现上述伤情。因此，本案不存在不慎意外坠亡的可能性，杜友进系自杀坠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及第十五条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和视同工伤的情形。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自残或者自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因此，被告市人社局案涉厦门市职工工伤认定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属违法。 三、在复议过程中，被告市政府既未依据原告的申请向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及厦门市公安局禾山派出所调取死者杜友进死亡事件的案件卷宗材料，也未依据原告的申请向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及厦门市公安局禾山派出所办案警官调查、了解有关死者杜友进死亡的相关调查勘验情况，影响对事实方面的认定。 综上，请求依法撤销被告市人社局作出案涉职工工伤认定及被告市政府作出的相关行政复议决定。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1.厦门市职工工伤认定书（编号为：2018030243）； 2.厦门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厦府行复〔2018〕67号决定书）； 3.EMS快递底单（单号：1026804239228）； 证据1-3证明，原告因不服案涉工伤认定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行政诉讼； 4.杜友进身份证复印件； 5.劳务合同； 证据4-5证明，原告与杜友进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6.厦门市公安局禾山派出所非正常死亡证明； 7.勘验情况及现场照片（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出具）； 8.事故现场照片； 9.公安机关询问笔录； 10.市人社局工伤事故询问笔录； 11.证人证言及相关证人身份证复印件； 12.宸鸿集团外包后勤服务岗位职责及规定； 证据8-12证明，杜友进在坠亡前悲观厌世，有自杀动机，符合自杀的特征，完全不存在意外坠亡的可能性，不应被认定为工伤； 13.厦门市劳动仲裁委员会裁决书（【2017】2102号）； 证据13证明，第三人杜金娥利用担任宸鸿科技（厦门）有限公司宿舍管理员的职务便利，私自违规安排杜友进进入宸鸿科技（厦门）有限公司新厂区E栋8楼821宿舍。 14.高空窗户玻璃及外墙清洗协议； 15.发票； 16.业务回单； 17.外墙清洗协议； 18.网上银行电子回单； 19.劳动合同； 证据14-19证明，原告所在大楼的外墙玻璃窗户清洗已经外包给有高空作业资质的公司操作，杜友进的工作职责不包括事发地点的玻璃窗户。 被告市人社局辩称，其系根据调查所得的相关事实以及现行法律规定，对第三人的申请予以认定工伤。 一、首先，思明区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劳动关系并非申请工伤的唯一前提，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亦受《劳动法》、《工伤保险条例》之保护；其次，《厦门市实施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的不予受理之情形从侧面印证，与具备用工资质的企业成立聘用关系，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应当予以受理并作出认定。 二、市人社局受理该申请后，依法向各方当事人及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并向湖里公安分局等部门收集证据材料。根据各方当事人所提交的证人证言以及有关部门各自调查、制作的笔录反映，并不能证明杜友进有跳楼的主观动机。根据公安部门的勘查情况，杜友进的死因符合高坠致死特征，排除他杀，属非正常死亡，但该勘验笔录并未发现自杀的因素和情形。因此，本案并无直接证据证明杜友进高空坠亡是因其故意导致，不具备不予认定为工伤的法定情形。另外，结合本案发生的时间、场所乃杜友进的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坠楼当天杜友进亦有正常上班打卡，在工作场所从事工作活动时发生事故，推定为工伤的盖然性较高。且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职工或者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原告作为用人单位，应当对杜友进的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情形进行举证。 三、杜友进曾于2005年骑摩托车发生事故，脑部做过手术，但是该事故至本案发生时间相差十几年，期间久远，无法证明死者精神上有何异常，也无法证明脑部的外伤与本案的发生有何种必然的联系。原告有口头上要求保洁员一般只擦拭窗台卫生，窗户玻璃不用清洁，但是该要求只是原告对员工的工作范围的一般规范。换言之，如果员工的行为超过该工作范围作业，但是受益者仍然是用人单位。因此，即便存在上述情况情形，不排除工伤认定的适用，公司的工作规范不必然可以对抗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 综上，市人社局作出的编号为2018030243厦门市职工工伤认定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市人社局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明案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1.工伤认定申请表； 2.杜顺远的身份证复印件； 3.户口簿； 证据1-3证明，第三人杜顺远于2017年8月28日向市人社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杜友进是第三人杜顺远的父亲； 4.外来厂商通行证； 5.银行流水复印件； 证据4-5证明，杜友进系原告员工； 6.厦门市医疗急救中心出警记录； 7.非正常死亡证明； 8.居民死亡医学证明； 证据6-8证明，杜友进的死亡情况； 9.湖里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仲裁申请决定书； 证据9证明，第三人申请仲裁，湖里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决定不予受理； 10.举证证据清单； 11.杜友进高坠死亡说明； 12.非正常死亡证明； 13.劳务合问； 14.杜友进身份证复印件； 15.现场照片； 16.人员花名册； 17.许小苹身份证； 18.后勤服务岗位职责与规定； 19.证人证言及相关人身份证复印件； 20.申请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证据10-20证明，杜友进发生事故的事实； 21.第三人提交工伤认定申请材料登记； 22.申请人提交材料登记表； 证据21-22证明，原告及第三人向市人社局提交材料； 23.补正材料通知书； 证据23证明，市人社局向第三人要求提交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文件； 24.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 25.《工伤认定催办函》存根、《举证责任通知书》存根及EMS邮寄单； 26.介绍信； 证据24-26证明，市人社局受理第三人的申请后，依法向原告发函催办，并通知其举证； 27.介绍信存根； 28.湖里区公安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出具的勘验情况及现场照片； 29.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 证据27-29证明，市人社局依法向有关部门调查取证，收集相关证据； 30.市人社局依法制作的询问笔录101-122 证据30证明，市人社局依法向本案有关人员调查取证，制作询问笔录； 31.【2017】第03001号不予受理决定书； 32.送达回证； 证据31-32证明，市人社局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且送达； 33.（2018)闽0203行初9号行政判决书； 34.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 35.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送达回证； 36.2018030243号工伤认定书送达回证； 37.单位委托书、沈燕青身份证复印件； 38.工伤认定书； 证据33-38证明，根据法院判决，市人社局依法受理第三人工伤认定申请后并作出工伤认定结论，随后依法送达各方当事人。 被告市政府辩称，一、市政府依照行政复议法等相关规定作出厦府行复〔2018〕6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原告对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案涉工伤认定书不服，于2018年7月19日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市政府依法予以受理，并于7月20日作出厦府行复答〔2018〕67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要求被告市人社局自收到通知书之日起十日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同日，市政府作出厦府行复参〔2018〕67号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通知杜顺远等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市人社局于法定期限内向市政府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及有关证据材料，第三人在规定期限内向市政府提交书面材料。市政府经审查，于2018年8月31日作出厦府行复〔2018〕6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2018030243号厦门市职工工伤认定书，并将该行政复议决定书分别送达。 二、市政府作出案涉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市政府作为复议机关，经审理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九条规定以及业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闽0203行初9号行政判决书，市人社局应当依法对杜友进的高坠死亡是否属于工伤进行受理并认定。根据厦门市公安局禾山派出所出具的《非正常死亡证明》，杜友进于2017年8月19日8时31分在湖里区宸鸿科技有限公司新厂E栋西北角门口处高坠死亡，系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发生事故伤害，原告认为杜友进系自杀坠亡而非工作原因坠亡，但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市人社局作出的2018030243号厦门市职工工伤认定书，对杜友进于2017年8月19日高坠死亡予以确认为工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市政府作出复议决定，维持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2018030243号《厦门市职工工伤认定书》。综上，市政府依照行政复议法规定的程序对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依法予以受理，经审查后依法作出厦府行复〔2018〕6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送达各方当事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市政府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行政复议申请书； 证据1证明，原告向被告市政府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 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答复通知书、第三人参加复议通知书； 证据2证明，被告市政府依法受理行政复议、通知被告市人社局答复，通知第三人参加复议； 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目录； 证据3证明，市人社局在法定期限内做出答复，并提交相关材料； 第三人书面意见； 证据4证明，第三人在规定期间内提交书面意见； 行政复议决定书； 证据5证明，被告市政府经审查后，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送达回证； 证据6证明，被告市政府依法将有关材料送达各方当事人。 第三人杜顺远、杜桂莲、杜金娥、冯段秀述称，首先，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禁止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职工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况且杜友进是进城务工农民，谈不上退休，更没有领取退休金、养老金等，其与原告建立的是劳动关系，非劳务关系。其次，杜友进系在工作时间因工作原因伤亡，属于工伤。没有任何一个证人亲眼目睹杜友进坠亡的过程，原告推断杜友进具有自杀动机所依据的员工证词，均是单方推测、主观臆想，不具客观性。况且，原告所提交的所谓证人证词与原告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其证言的真实性也值得怀疑。杜友进坠亡的窗户是可以调整开窗大小的，原告所提供的尺寸存在事故发生后调整后的嫌疑。即使尺寸没有调整，因杜友进比较瘦，窗台比较低，未设置护栏，在窗户处坠落的可能性也是极高。至于原告以杜友进背部等处有挫伤推断系自杀，完全是无稽之谈。杜友进坠落后呈仰卧状，从高处坠落后背部必然出现挫伤，其他部位出现挫伤具有多种可能性，依挫伤推断故意自杀毫无根据。杜友进负责的区域是坠亡楼房的8、9层，故杜友进在楼房8、9层的任何一个地点遭受损害，都属于在工作场所受伤。 综上所述，杜友进作为进城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在工作场所受伤死亡，应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认定工伤。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 经庭审质证，各方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市人社局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其中公司员工的证词缺乏证明力，无法单独作为定案依据，证据12系原告与宸鸿公司之间的协议约定，并不能作为杜友进不被认定工伤的依据；被告市政府认为证据11不符合证据形式，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证据12真实性无法确认；第三人认为证据5劳务合同并非杜友进本人签署，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证据11因均系原告员工的证人证言，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故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 对于被告市人社局提交的证据，原告、被告市政府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第三人认为证据11系原告单方陈述，不具有证明力，对市人社局提交的其他证据表面真实性均无异议。 对于被告市政府提交的证据，各方当事人对其表面真实性均无异议。 原告还向本院申请调取禾山派出所对杜友进死亡事件的案卷材料，拟证明杜友进系自杀身亡，并非因工作原因死亡。本院依法向派出所调取关于杜友进死亡案件的非正常死亡证明、询问笔录以及监控视频。对于上述调取的证据，各方对真实性均无异议，原告认为上述材料能够体现杜友进坠楼时并无从事相关清洁工作的迹象，且杜友进在事发前已经具有轻生的想法，事发楼层的窗户状况不具备不慎坠楼的条件。两被告则认为，上述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告系自杀身亡，无法排除工伤认定的适用。第三人认为原告关于杜友进系自杀的判断纯属其主观臆断，没有事实证据。 对于上述质证意见，本院分析认证如下：对所有证据的表面真实性，本院经审查后亦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5，不影响原告及杜友进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认定；原告提交证据11系原告员工单方出具的证明，无法单独作为定案依据，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对于从公安机关调取的证据材料看，只能体现杜友进非正常死亡以及排除他杀的认定意见。 经审理查明，杜友进于1955年9月1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为福建省××××村，系第三人冯段秀的丈夫，第三人杜顺远、杜桂莲、杜金娥之父，生前在原告处上班，从事保洁岗位，受原告指派，从事宸鸿科技有限公司新厂Ｅ栋8、9楼保洁工作。 2017年8月19日早上6时40分左右，杜友进到宸鸿科技有限公司新厂B栋一层打卡上班并到新厂E栋8楼。8时31分左右，杜友进于宸鸿科技有限公司新厂E栋西北角门口从高处坠亡。事发后，公安机关出警到现场进行调查。 2017年8月21日，厦门市公安局禾山派出所出具证明，认定杜友进于2017年8月19日上午8时31分在湖里区宸鸿科技新厂E栋西北角门口高坠死亡，排除他杀。 2017年8月28日，杜顺远作为杜友进的近亲属，向市人社局申请工伤并提交相关申请材料。《工伤认定申请表》一栏载明：2017年8月19日上午7:30左右，杜友进到公司承包的厦门市湖里区宸鸿科技有限公司新厂E栋进行保洁工作。8:30左右在保洁工作中不慎从E栋8层坠落，导致死亡。因杜友进系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发生意外，请求认定为工伤。同日，市人社局向杜顺远出具补正材料通知书，要求其补正劳动合同文本复印或其他建立劳动关系的有效证明。 2017年8月30日，根据杜顺远补交的通行证及银行流水复印件等材料，被告出具〔2017〕第0303681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告知杜顺远于2017年8月28日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收悉，经审查，符合工伤认定受理条件，现予受理。同日，被告通过EMS向第三人邮寄厦人社工伤函〔2017〕第16号工伤认定催办函及〔2017〕No.31号举证责任通知书。2017年9月7日，原告在杜顺远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表》出具用人单位意见并加盖公章，载明：根据厦门市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第十九条第二款及第三款内容，与用人单位不存在劳动关系及属用人单位聘用的离退休人员的，不予受理工伤认定。同时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自残或自杀的，不得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杜友进事件，根据各方证据及公安鉴定，基本确定为自杀，故不属工伤。原告还分别于2017年9月7日、2017年10月25日先后两次向被告提交举证材料，包括死亡说明、证人证言、现场照片等。湖里区人社局工作人员前往禾山派出所调取杜友进坠楼事件的相关材料。经调取，公安机关提供事发现场的勘验情况、现场照片以及对杜金娥、杜顺远、何晨、陈世科、邵庆兰、杨月英的调查笔录。随后，湖里区人社局工作人员还先后对杨月英、陈**金、杜金娥、邵庆兰、冯玉等人作询问笔录。 2017年10月27日，被告市人社局作出[2017]第03001号不予受理决定书，以杜友进与原告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决定驳回并不予受理杜顺远提出的杜友进的工伤认定申请。杜顺远不服市人社局作出上述不予受理决定书，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经过审理，于2018年3月5日作出（2018）闽0203行初9号行政判决书，认定市人社局以原告与杜友进之间不存在劳动关为由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判决撤销市人社局作出的[2017]第03001号不予受理决定书。因各方当事人未对上述判决提起上诉，故随后发生法律效力。 2018年4月8日，市人社局对该工伤认定申请予以受理。2018年5月21日，市人社局作出案涉职工工伤认定书，对杜友进于2017年8月19日在湖里区宸鸿科技有限公司新厂E栋西北角门口处高坠死亡予以认定为工伤。原告对该工伤认定决定不服，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2018年7月19日，市政府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于当日予以受理。随后，市政府发出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并发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 2018年8月3日，市人社局向市政府提交行政复议答复及相关证据材料。第三人亦向市政府提交了行政复议答辩状。 2018年8月31日，市政府作出厦府行复[2018]67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市人社局2018030243号厦门市职工工伤认定。原告不服该上述工伤行政认定及行政复议决定，诉至本院。 另查明，原告提交一份其与杜友进签订的劳务合同显示：由于杜友进已经达到退休年龄，不具备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因工作需要雇佣杜友进，故自愿签订劳务合同；雇佣期限从2016年2月29日开始，从事服务业岗位，工作点为厦门，工作时间为7点30分至19点30分，每月休息4天，每月15日以货币形式支付劳务费，每月劳务费1600元，加班费另计，平时加班费每小时7元，周末加班费每小时8元，法定节假日加班费每小时12元；第三人为杜友进购买商业保险，用于杜友进在为第三人提供劳务过程中发生意外伤害等赔偿。上述合同最后有第三人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并有“杜友进”签名字样。落款时间为2016年2月29日。 本院认为，结合庭审各方诉讼意见以及在案证据材料，该案存在如下争议焦点： 一、关于杜友进事发时与原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请示的答复》明确，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因此，原告主张通过其与杜友进签订劳务合同以及杜友进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为由否定两者之间的劳动关系，本院不予支持。作为进城务工农民，一般来说既无固定的退休年龄，也不可能办理退休手续、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如果用人单位明知上述情况，仍然聘用进城务工农民从事保洁工作，即使双方签署劳务合同，亦应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的保护范畴。就在案证据而言，杜友进确系在原告处工作，接受原告管理，为原告提供有偿劳动。但被告市人社局仍应对杜友进属于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农民的相关事实予以进一步核实、确认，以确保其进入工伤认定程序符合规定。 二、关于杜友进死亡是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情形。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在案证据可以确认，杜友进已打卡上班，事发时应当属于其工作时间确凿无疑。关于工作场所，从其签署的劳务合同以及各方当事人确认的事实看，杜友进主要负责E栋8楼、9楼的保洁工作，公安机关出具的勘验情况亦将8楼作为事发地点进行勘察。市人社局据此认定杜友进事故发生时处于其工作地点，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原告主张杜友进当时并未位于工作时间及工作地点，无法提供相反证据，本院不予支持。 结合公安机关出具杜友进系高处坠落致死的结论，在工作时间及地点等因素能够确认的情况下，对于杜友进是否因工作原因坠亡系其能否确认为工伤的关键，原告与第三人对此亦争议较大。本院分析认为：从案涉工伤认定书内容可以看出，市人社局在其认定结论中仅述及：事发时杜友进打卡上班后进入新厂E栋8楼以及8时31分从E栋西北角门口处高坠死亡，但并未载明杜友进因工作原因坠亡的情况，无法体现杜友进高空坠亡与其工作原因之间的关系，属于关键事实不清。在这种情况下，市人社局径直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确认工伤，事实方面有所欠缺。在案涉工伤认定行政程序中，第三人在申请工伤认定时提交了相应的材料，原告作为用人单位提交了不是工伤的答辩及证据材料，市人社局也向公安机关调取了相关的材料。在用人单位方与员工方意见及证据形成对峙的情况下，市人社局应当结合所有证据综合分析，作出相对明确的事实判定，尤其是涉及“因工作原因”等事关工伤认定的关键事实。 三、关于原告主张杜友进系自杀身亡应排除工伤的问题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三项规定，职工符合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但是自残或者自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该规定要点在于职工符合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应当认定工伤的情形，但由于系自残或者自杀的情况，排除工伤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二项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第十六条第（二）项“醉酒或者吸毒”和第十六条第（三）项“自残或者自杀”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前述法律文书不存在或者内容不明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前款事实作出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从现有证据看，关于杜友进是否属于自杀，目前并无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市人社局亦未另行作出认定意见。原告依据上述《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以杜友进系自杀为由要求排除工伤认定适用，本院无法支持。 综上所述，市人社局作出案涉工伤认定，事实不清，应予以撤销，市政府作出维持前述工伤认定意见的行政复议决定，亦应一并予以撤销。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以及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8年5月21日作出的2018030243号厦门市职工工伤认定书以及被告厦门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8月31日作出的厦府行复[2018]67号行政复议决定。 二、被告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重新作出决定。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及被告厦门市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简振环 人民陪审员  陈**龙 人民陪审员  邓小露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吴晨郁 代书 记员  刘 畅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 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