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81民初2433号 原告：黄绍全，男，1966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都江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窦远腾，四川信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都江堰市实强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江西街85号。 法定代表人：赵术强，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波，都江堰市蒲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陈思贵，男，1965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都江堰市。 原告黄绍全与被告都江堰市实强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实强公司）、陈思贵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16日受理后，于2017年12月10日作出（2017）川0181民初2064号民事判决。实强公司不服该判决依法提起上诉，2018年5月22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01民终1502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7）川0181民初2064号民事判决，并将此案发回本院重新审理。根据（2018）川01民终1502号民事裁定，本院于2018年6月19日依法受理案件并重新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在重审中原告黄绍全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窦远腾，被告实强公司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波，被告陈思贵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绍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308199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支付从2013年6月27日至付清为止的资金利息；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2、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2月22日，成都都江堰和骏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骏公司）与被告实强公司签订《都江堰玉堂酒店围墙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甲方和骏公司将都江堰酒店围墙工程施工及照明管线铺设和灯具安装（灯具为甲供）发包给被告实强公司，合同暂定总价为865474元；2011年8月22日，双方就该合同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在原合同的施工范围增加工程内容，新增工程价款暂定总价为229482.33元。2011年8月11日，和骏公司又与被告实强公司签订《玉堂临时围墙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和骏公司将玉堂项目临时围墙工程发包给被告实强公司，合同暂定总价为1194932.71元；2013年5月17日，双方就该合同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在原合同的范围内外发生增加工程任务内容，增加工程的暂定总价为134298.93元。被告实强公司签订上述双方《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后，将建设工程转包给原告实际施工，2012年1月4日-2013年6月27日，和骏公司与被告实强公司对上述建设工程形成五份“财务决算书”，双方结算确认工程价款合计2496396元。和骏公司在2013年6月27日最后一次结算后，将上述工程结算价款支付给被告实强公司。被告实强公司向原告直接支付工程款1083804元（含已经扣除的管理费和税费），另外，被告陈思贵代被告实强公司向原告支付工程款450000元，项目班组李泽贵、何某、孙某分别代原告向被告陈思贵收取工程款165200元、282880元、83700元，原告收取的以上工程款合计2065584元；此外，原告应当承担未支付的管理费和税费122613元（管理费和税费以工程总价款为基数，按8.68%计取，原告已经支付了工程款1083804元的相应管理费和税费）。据此，二被告还应当向原告支付工程欠款308199元。 被告实强公司辩称，1、原告陈述的实强公司于2011年2月22日，2011年8月11日，2011年8月22日，2013年5月17日与和骏公司签订四份建筑施工合同，是事实。2、实强公司并未将该工程分包给本案原告，在该施工合同过程中实强公司委派陈思贵为其项目经理对该项目进行负责。3、实强公司在涉案工程上已经与相关的各方结算完毕。4、不认可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实强公司不欠原告的钱，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5、本案诉争工程实际是由本案被告陈思贵实际施工结算，实强公司所有的付款和结算都需经陈思贵认同后再予支付。6、从原告诉请及事实理由中，应认定为是原告与被告陈思贵的个人结算，与实强公司无关。7、至今和骏公司欠付实强公司尾款为102196元（含工程款和保证金），在2017年7月17日和骏公司将其部分尾款95520.85元划到实强公司账户，这个钱至今仍在实强公司账户，未向被告陈思贵予以支付。 被告陈思贵辩称，1、在2011年2月22日，和骏公司与实强公司签订《都江堰玉堂酒店围墙工程施工合同》。本案诉争工程由实强公司负责承建，之后实强公司将该项目委托我作为案涉工程中的具体经办人，也是该项目的项目施工人，故该工程所有项目的结算公司都需要我签字确认后才能支付。2、本案原告黄绍全仅是案涉工程中陈思贵指派进行施工的众多班组中的一个。我与原告之间的工程结算，不仅涉及《都江堰玉堂酒店围墙工程施工合同》还包括其他工程项目及附属设施结算（如破碎项目），所以我与原告的各项结算属于两个自然人的个人行为，不属于实强公司的授权范围，不具有表见代理行为，与该公司无关。当时结算参与人员有三台社区党支部书记任某、三台社区党支部副书记及文书孙某、四组组长黄绍全。3、2013年9月24日由原告与我进行各项工程款的结算，就明确载明“蓝光围墙破碎及附属所有款项全部结清，蓝光尾款由原告结算自行安排与三台村无关。但本人尚欠陈思贵5万元整，收到款时一次性付清，以前条子作废”并有证人任某系原告所在社区党支部书记的签字及原告亲笔签字“欠款人黄绍全，2014年9月2日”我还特别载明结清后退回此件，陈思贵，2013.9.24。这一事实证明我与原告两人之间的个人结账问题。本案诉争的涉案工程款在2013年9月24日之后的应付围墙尾款数量为准，且原告在收到该尾款时一次性支付我5万元。4、从2011年2月22日至2013年9月28日止，本案诉争围墙尾款质保金为102196元，所以原告在2013年9月24日所书写的情况说明中“蓝光尾款由黄绍全结账自行安排与三台村无关，根据2013年9月24日的情况说明中载明内容即但本人尚欠陈思贵5万元整，收到款时一次性付清”，所以原告实际收到各项工程款总金额为52196元。5、从2011年2月22日起至2013年9月28日止，案涉围墙尾款（含质保金金额）为102196元。2017年7月17日和骏公司已将其中的95520.85元划至实强公司账户，该款至今仍在实强公司的账户内，未向我支付。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实强公司与案外人成都都江堰和骏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骏公司）就案涉蓝光围墙项目先后签订四份合同，具体为：1、2011年2月22日《都江堰玉堂酒店围墙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尾部实强公司“代表”处有“王基明”签名。2、2011年8月11日《玉堂临时围墙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尾部实强公司“代表”处有“赵术强”签名。3、2011年8月22日《都江堰玉堂酒店围墙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该合同尾部乙方代表处有“黄绍全”签名。4、2013年5月17日《玉堂临时围墙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该合同尾部实强公司“代表”处有“赵术强”签名。上述四份合同除2011年2月22日合同外，其余三份合同黄绍全持有原件。黄绍全主张其是上述四份合同唯一实际施工人。实强公司、陈思贵主张上述四份合同实际施工人是陈思贵。 二、2011年8月2日，实强公司向陈思贵出具《法人授权委托书》，载明“授权陈思贵我方经办人，该同志就办理和骏公司玉堂临时围墙工程权限范围内与你方达成的协议，由我单位负责履行，承担责任。有效期限至该工程完工之日止”。 三、2012年1月4日至2013年7月1日，和骏公司与实强公司就上述蓝光围墙项目工程形成五份《财务决算书》，双方结算确认工程价款合计2496396元（1031451元+233329.30元+198724.40元+424854.50元+608036.80元=2496396元）。金额为1031451元的《财务决算书》实强公司代表人处有“黄绍全”签字；其余四份《财务决算书》实强公司代表人处有“赵术强”签字。 四、黄绍全、陈思贵均陈述，破碎、土方工程是岷江公司与和骏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实强公司亦提供和骏公司与四川岷江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岷江公司）签订的《玉堂项目土方工程施工合同》复印件。黄绍全于诉讼中明确，其在本案中主张的工程款为实强公司承揽的案涉蓝光围墙项目工程款，该工程款范围以上述四份合同及五份《财务决算书》为准。 五、黄绍全主张其系案涉蓝光围墙项目实际施工人，并提供以下证据：1、2017年1月23日实强公司《法人授权委托书》载明，“兹授权我单位黄绍全同志为我方经办人，该同志就办理和骏公司办理玉堂临时围墙工程工程款划拨查询权限范围内与你方达成的协议，由我单位负责履行，承担责任。有效期限至2017年2月23日止。”2、2016年10月24日蓝光项目部《情况说明》载明“兹有都江堰市玉堂镇三台村社区村民黄绍全，于2011年在蓝光项目中，负责一、二期围墙打围（含民工工资等事宜）及岷江公司土方挖方工程，积极协调配合蓝光周边的协调相关工作，根据2016年9月26日召开会议精神，以会议纪要（第五条，“岷江公司”与蓝光就土方工程计算不得再有异议，最终以蓝光公司报告最终公司决策为准）进行计算。注：会议纪要一份。”3、都江堰市玉堂镇三台村社区村民委员会《情况说明》载明，“兹有都江堰市玉堂镇三台村村民黄绍全，于2011年7月负责施工我蓝光项目（地点：都江堰市玉堂镇三台社区3、4、6组及玉堂镇白玉社区1-3组，项目名称：都江堰玉堂酒店围墙工程），该围墙打围工程的实际唯一施工人为黄绍全，相关施工人员的工资（农民工工资）均由黄绍全负责发放。”4、《关于〈都江堰市玉堂酒店围墙工程施工〉农民工至今未领到劳务费的情况说明》载明“都江堰市人民检察院：我是都江堰市玉堂镇三台村民黄绍全，也是标题中工程施工的唯一负责人。就至今这截时农民工劳务费之事向你们做如下说明：经查：甲方早于2013年6月27日就将人工工资暨劳务费转入《都江堰市实强建筑有限公司》同时也直接转陈思贵及妻子唐春秀个人账户中。这就是农民工工资至今未领到劳务费的实际原因。至此，我及全体农民工弟兄一致要求人民检察院为我们查证事实，追回本该属于我们民工的血汗钱。”该《情况说明》下方并有“李银贵”等15人签名字样。5、2012年1月4日至2013年7月1日，和骏公司与实强公司就案涉蓝光围墙项目工程形成的五份《财务决算书》；6、2011年8月至11月实强公司向黄绍全账户转账四次共计金额1056463元的转账凭证及黄绍全向实强公司出具的收据，主张系案涉工程款1083804元，实强公司扣除部分管理费和税费实际支付1056463元。7、2013年8月29日黄绍全向陈思贵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蓝光围墙款450000元，此项款由陈思贵账户转入。另：由陈思贵代付马某某电气安装尾款9992元（欠10万元正）。”8、案外人何某、李泽贵、孙某等向陈思贵出具的收条共3份（收条原件在陈思贵处），金额分别为282880元、165200元、83700元。9、黄绍全自行制作的《蓝光围墙工程明细》，载明蓝光围墙工程款总额2496396元，已收到2065584元（其中实强公司转入1083804元，陈思贵代支付何某、李泽贵围墙款282880元、165200元，孙某领现金支付围墙款83700元，陈思贵转入黄绍全账户450000元），税费还应支122613元（应支216687元－已支94074元），实际款项结余308199元。10、陈思贵书写的《蓝光一、二期围墙工程款》载明“总工程款2496396元，一期工程款黄绍全经手1083804元，二期工程款：黄绍全经手45万元+83700元+533700元，陈思贵代付何某562880元+李泽贵165000元＝727880元，实强公司代扣税和管理费：1412592元×0.0868%＝122613元，二期工程款支付小计：533700元+727880元+122613元＝1384193元，合计2496396元－1083804元－1384193元＝28399元。”黄绍全主张该结算明细将黄绍全向何某支付的工程款28万元错误列入陈思贵代付的工程款，故导致结算金额的差异。陈思贵陈述此系与黄绍全在玉堂派出所协调结算事宜时因很多支付凭证未找到，凭记忆书写的，具体以凭证为准。11、何某工程款结算清单1页载明，何某做围墙、绿化、超深、破碎款、一单一接共计512880元，减去已付28万元，加上应退保证金5万元后还应支付282880元。何某在下方签字确认。该单据下方并有2013年8月22日何某《收条》载明“今收到陈思贵付282880元。”及2013年8月22日黄绍全签字“破碎、围墙、绿化已全部算清，情况属实。”诉讼中，陈思贵、黄绍全确认，何某的512880元有282880元系陈思贵支付，有28万元系黄绍全支付。12、借条、领条、收条合计4页，主张该28万元系黄绍全向何某支付。13、竣工图8张，原件由黄绍全保存，黄绍全在竣工图上作为“项目经理”签字。14、都江堰市玉堂镇人民政府2017年6月13日《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15、3组王某段、3组何某段、白玉段、4组段、6组段结账清单各1份，载明的工程内容除围墙外还有破碎款。16、记账凭证、领条收据、收款收据等，主张其就蓝光围墙工程支付劳务费、工程款、材料费、工资等。17、实强公司2013年4月1日、2013年10月3日致和骏公司《关于蓝光项目围墙工程划款的请示》。 六、黄绍全、陈思贵均陈述案涉围墙分为五段，黄绍全陈述其找了李某、李泽贵和罗某、何某和杨银富和曾建，王某和王**，孙某五个班组施工；陈思贵陈述其找了李彬、李泽贵、何某、王某、黄绍全五个班组施工。黄绍全申请证人李某、罗某、孙某出庭作证。李某陈述，围墙有几段，我只参与了我负责的其中一段，我施工的这一段是黄绍全喊我去做的，其他的几段围墙是否是黄绍全负责施工的，我不是很清楚。罗某陈述，我不确定案涉工程的围墙全部是由黄绍全一人完成，但黄绍全喊我去做我做的那一段围墙。孙某陈述，5段围墙全部是黄绍全一人承包完成。陈思贵申请证人何某、王某出庭作证。何某陈述，蓝光围墙是陈思贵喊我做的，有几个组我不清楚，我出具282880元条子是村上算账后，钱是陈思贵支付给我。我所领款项包含土建、破碎、围墙，土建、破碎与围墙无关。王某陈述，围墙是陈思贵让我去施工，钱在陈思贵、黄绍全、孙某那里都拿过，破碎款不包含在围墙内。听说黄绍全负责混凝土，由他负责发钱给我们。挖方是黄绍全过来给我说的由他负责，我做了就问他要钱。混凝土和挖方与围墙没有关系，围墙是陈思贵喊我去做的工程，混凝土和挖方我与黄绍全在结算。对涉案的围墙工程，我是陈思贵的班组长。 三台社区（三台村）书记任某陈述，案涉蓝光围墙项目工程陈思贵是项目经理，黄绍全是实际做围墙工程的牵头人，工程款的支付除了陈思贵直接支付给黄绍全外还有陈思贵实际支付给做围墙的工人的工程款。在2011年的协调中，就形成了涉及三台村的3个组的围墙由各组来牵头施工围墙，黄绍全是4组组长，3组组长张成兵、6组组长李泽贵，当初3个组长协商由黄绍全牵头负责管理。所以后面的工程款支付除了黄绍全支付，可能陈思贵也直接支付过做工的民工工资，因此账就比较混乱，双方就没有理清楚。因为3个组长都没有项目经理证，陈思贵有，所以是由陈思贵出面与实强公司交涉。 七、陈思贵陈述，破碎、围墙都是我们统一给和俊公司拿下的业务，工程完工后，任某、孙某、我、黄绍全4人进行结算，并注明结算工程款项是和俊公司一、二期的围墙及破碎工程款，两个施工合同是纳入一起进行结算的。我们4人都是属于施工合同的利益人，在结算依据上都有签字认可。我们4人内部之间是合伙关系，围墙是以实强公司名义与和俊公司签订的合同，破碎、土方是以岷江公司的名义与和俊公司签订的合同。我与黄绍全的结算已经完毕，我们4人内部合伙的结算已经完毕，以截止2013年9月24日的情况说明为准。虽然何某工程款有28万元是原告给的，但我们4人内部已进行了结算。 黄绍全陈述，蓝光项目一、二期的围墙都是我实际施工，签订合同的施工单位为实强公司。破碎、土方工程签订合同的施工单位是岷江公司，我仍然是实际施工人。何某在我手下做了围墙工程也做了破碎工程，因此我与何某进行了关于围墙及破碎的结算，剩余282880元因我暂时无钱支付，而陈思贵是代表实强公司应当支付我工程款，因此我就和陈思贵联系，让陈思贵把282880元工程款直接支付给何某。 八、陈思贵主张其与黄绍全之间的工程结算，不仅涉及案涉蓝光围墙项目还包括其他工程项目及附属设施结算（如破碎项目），破碎项目是岷江公司的工程内容，其与黄绍全的各项结算属于两个自然人的个人行为，与实强公司无关。陈思贵并提供证据：1、3组王某段、3组何某段、4组段、6组段结账清单各1份及《各组付账清单（含退保证金）》;2、项目结算复印件两页，载明“第一期实收343800，250031，233206，229426，合计实收1056463，实际支出714417.89，余342045.11；第二期实收853994，338246，合计119.224万元；破碎实收：2490400，2291168（税管0.8%），合计382.5453，实际支出2543818，利128.163511……财务支出80.6536，漏支83.0011万，利45.162411/2=225812，每股225812，任、陈已支21万（225812-21=1.5812），另支12万，12/2=6万（6-1.5812=4.41），陈、任倒补差3.818万，补孙某工资20000，注：陈收119.22减支282280，165200，83700，余16.6066万，开支10万，收回蓝光尾款，原补黄绍全5万，收回共计补黄绍全10.8188万”该单据尾部有“陈思贵2013.8.28”、“任某”、“黄绍全”、“孙某”签字字样。陈思贵陈述该单据由任某书写，原件在任某处。3、2013年8月29日黄绍全向陈思贵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蓝光围墙款450000元，此项款由陈思贵账户转入。另：由陈思贵代付马某某电气安装尾款9992元（欠10万元正）。”4、2013年9月12日王某《收条》复印件载明，“今收到陈思贵垫黄绍全破碎围墙款49000元。”5、《情况说明》1份，载明“蓝光围墙、破碎及附属所有款项全部结清，蓝光尾款由黄绍全结算自行安排与三台村无关系，但本人尚欠陈思贵伍万元正，收到款时一次性付清。（以前条子作废）欠款人：黄绍全2014.9.2”并有“证人：任某”签字字样及“结清后退回此件。陈思贵2013.9.24”字样。对该《情况说明》，黄绍全先主张“如核实下来蓝光尾款没有30多万元我就不认可我出具的情况说明，因为陈思贵给我承诺的是30多万元，我拿到30多万元后还要给他5万元”，后又确认该情况说明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请求法院查明截止2013年9月24日案涉蓝光围墙项目尾款究竟有多少，即以截止2013年9月24日和骏公司尚未支付给实强公司的案涉蓝光围墙项目尾款（含保证金）金额为准。该金额查明后其依据该情况说明与陈思贵结算。但最后黄绍全又撤回该陈述，请求法院依法判决。6、陈思贵陈述，2013年8月18日项目结算复印件虽载明“收回蓝光尾款，原补黄绍全5万，收回共计补黄绍全10.8188万”，但因自己于2013年8月29日代黄绍全付马某某9992元、2013年9月12日支付4.9万元给王某，所以黄绍全才书写了2013年9月24日的情况说明，载明“蓝光围墙、破碎及附属所有款项全部结清，蓝光尾款由黄绍全结算自行安排与三台村无关系，但本人尚欠陈思贵伍万元正，收到款时一次性付清。（以前条子作废）”。 针对陈思贵提供的任某、黄绍全、孙某、陈思贵签字的项目结算复印件两页，孙某陈述，我当时是作为见证人在该单据上签字，该单据是陈思贵、黄绍全之间的经济往来，我是作为黄绍全的出纳来确认单据有此金额的，任某签字是因为陈思贵、黄绍全之间的账算不清楚叫任某来的。对单据上载明的情况不清楚，都是他们算完后喊我签字。该单据确实是任某书写的，但具体数额都是陈思贵、黄绍全提供的。任某陈述，该单据确实是我写的，原件不知道在哪儿，不在我处。该单据形成原因是，陈思贵是三台村村长，黄绍全是4组组长，蓝光项目围墙工程前期是陈思贵借用实强公司资质承揽，但因村民社保没买施工时被阻挡，后社区协调形成由各组负责所在组的围墙施工，黄绍全牵头管理这几个组施工。蓝光围墙一、二期及破碎工程完成后，陈思贵、黄绍全因经济往来复杂，两人账算不清，他两人要求我出面帮他们理，我书写单据是根据他们两人的陈述及他们提供的单据，孙某是黄绍全私人请的会计，所以最后是4个人签字。黄绍全、陈思贵同一套施工人员涉及了三个不同项目的施工，分别是实强公司的蓝光围墙工程，岷江公司破碎工程和赵公大院的破碎工程。这三个项目工程款互相网扯，导致两人算账不清。单据上的破碎金额可能还包含有赵公大院的破碎工程，所以才请我出面帮他们两人算。黄绍全后来翻盘是因为他查了蓝光项目付给实强公司尾款后发现4人签字确认该单据时，陈思贵陈述实强公司尾款有20多万元没支付，但实际已支付，这与黄绍全理解不一致，黄绍全认为陈思贵骗了他。任某并陈述，黄绍全2014.9.2《情况说明》是黄绍全与陈思贵商量好后，让其作为证人签的字。黄绍全翻盘的原因就是对蓝光尾款数额不一致，认为陈思贵骗他。 陈思贵陈述，我所称的4人合伙就是围墙、破碎工程，围墙工程是我负责开支，破碎工程是黄绍全负责开支，我两人把两个工程的开支各自报出经核实后大家确认，该两个工程从实强公司、岷江公司得到的工程款（扣除管理费、税费后）减去该两个工程管理所支付给底下班组各项费用等支出后就是该两个工程所赚取的利润，原来商议的是入三台村村上的帐，后来不允许社区参与工程管理，由有资质的公司来负责，所以这个利润是我们4人分取的。实际上我们4人都没有实际投入，围墙、破碎工程都不需要垫资，按进度报及时给款，就只有围墙招投标做标书我垫了几万元。孙某是否有分钱我不清楚，单据上载明的任、陈就是我和任某两人为一股。 九、实强公司、陈思贵均陈述，就案涉围墙工程对外陈思贵是实强公司的项目经理，履行职责。陈思贵与实强公司内部之间实际就是陈思贵借用实强公司的资质组织施工，虽然工程款从实强公司账上过，但实强公司只收取管理费、税费，其余的工程的盈亏均由陈思贵负责。就案涉围墙工程的管理费、税费，实强公司是按工程款的近9个点子收取，其中管理费是2%。 十、黄绍全陈述，当初围墙开工时是被当地百姓因社保问题阻挡，停止施工，政府当时的党委书记胡书记、派出所所长、书记任某把我找到派出所，因为涉及三台3、4、6组村民，最后是胡书记、派出所所长找到我与张斌、李泽贵，因为一期是实强公司签的合同，但合同签署人不是陈思贵是王基明，胡书记要求我做百姓的工作在3天内开工，由我全权负责施工，项目也得到陈思贵的认可和实强公司的认可，和骏公司也认可。没有书面协议，当时与陈思贵口头约定，约定实强公司管理费、税费应当扣除8.68个点子，其余的工程款全部由我享有。陈思贵对此不认可，陈述没有与黄绍全口头约定。 十一、2017年7月17日，和骏公司将案涉围墙工程质保金95520.85元返还给实强公司。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身份信息，案涉围墙工程四份合同、五份《财务决算书》，法人授权委托书，黄绍全、陈思贵提供的证据材料，《玉堂项目土方工程施工合同》复印件，证人证言，双方庭审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黄绍全是否为案涉工程唯一实际施工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实际施工人”，主要指无效建设工程合同的承包人，包括转承包人、违法分包合同的承包人、借用资质的承包人、挂靠施工人等。庭审查明，1、实强公司作为承包人与和骏公司就案涉蓝光围墙项目工程签订四份合同，后并形成五份《财务决算书》，工程价款总计2496396元。2、黄绍全主张是陈思贵代表实强公司将该案涉蓝光围墙项目工程转包给自己实际施工，自己系该项目工程唯一实际施工人，与陈思贵口头协议实强公司管理费、税费应当扣除8.68个点子，其余的工程款全部由其享有；陈思贵对此不予认可。实强公司亦否认将工程分包或转包给黄绍全，主张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实强公司委派陈思贵为公司项目经理对该项目进行负责，案涉工程是由陈思贵实际施工结算，实强公司所有的付款和结算都需经陈思贵认同后再予支付。3、实强公司、陈思贵均陈述，就案涉围墙工程陈思贵与实强公司内部之间实际就是陈思贵借用实强公司的资质组织施工，虽然工程款从实强公司账上过，但实强公司只收取管理费、税费，其余的工程的盈亏均由陈思贵负责。4、陈思贵亦否认黄绍全是项目工程唯一实际施工人，三台社区（三台村）书记任某亦陈述，案涉蓝光围墙项目工程陈思贵是项目经理，在2011年的协调中，形成了涉及三台村的3个组的围墙由各组来牵头施工围墙，由黄绍全牵头负责管理。黄绍全、陈思贵均提及的班组长何某、王某亦陈述是陈思贵喊去做的围墙工程，否认是黄绍全手下的班组长；4、黄绍全提供的实强公司授权委托书仅是工程款划拨查询权限，且有效期为1个月。另，三台村村委会《情况说明》载明内容虽称黄绍全系唯一实际施工人，但社区书记任某的陈述与该《情况说明》载明内容不一致且该《情况说明》仅加盖公章不符合“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及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的证据形式要求，故该《情况说明》依法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综合以上情况，仅凭黄绍全提供的实强公司就案涉工程签订的四份合同（其中一份有黄绍全签名）、五份财务决算书（其中一份有黄绍全签名），黄绍全就案涉围墙工程向实强公司出具的收据及实强公司向黄绍全转账1056463元的凭证，黄绍全等人向陈思贵出具的收条，陈思贵书写的《蓝光一、二期围墙工程款》、黄绍全自制账目材料、何某段等结算清单，黄绍全自行签署为项目经理的竣工图，黄绍全自称为项目施工唯一负责人的情况说明等材料，不能认定黄绍全系案涉围墙工程唯一实际施工人。故对黄绍全基于其系项目唯一实际施工人主张提出的“实强公司就案涉围墙工程应收取的工程款扣除相应管理费税费后均应由其享有”，本院不予支持。因黄绍全诉请的308199元工程款系建立在“实强公司就案涉围墙工程应收取的工程款扣除相应管理费税费后均应由其享有”基础上，根据该应享有工程款减去实强公司已付及陈思贵已付后得出，故该诉请依法也不能得到法院支持。对陈思贵提供的黄绍全2014.9.2《情况说明》，载明“蓝光围墙、破碎及附属所有款项全部结清，蓝光尾款由黄绍全结算自行安排与三台村无关系，但本人尚欠陈思贵伍万元正，收到款时一次性付清。（以前条子作废）欠款人：黄绍全”，因围墙工程系实强公司施工，破碎工程系岷江公司施工，此情况说明显属陈思贵个人与黄绍全之间的结算，与黄绍全主张的法律关系不同。诉讼中虽经本院释明，黄绍全亦不同意按此《情况说明》与陈思贵进行结算。故本案中基于黄绍全的主张不能按此《情况说明》迳行认定判决。黄绍全可另案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黄绍全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922元，由原告黄绍全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钰 人民陪审员 康 华 人民陪审员 张海英 二〇一九年三月六日 书 记 员 张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