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刑终2083号原公诉机关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国栋，男，1975年10月5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广东省韶关市人，原深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机训大队二级警员，住深圳市龙华区。因本案，于2017年5月14日被抓获，同年5月16日被刑事拘留，于2017年5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南山区看守所。委托辩护人温旭良，广东品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张辉远，男，1976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广东省增城市人，深圳市腾辉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深圳市南山区。因本案，于2017年5月9日被抓获，次日被刑事拘留，于2017年5月26日被逮捕。2018年8月8日被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取保候审。原审被告单位深圳市腾辉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70048038M，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荔景家园首层124号。法定代表人张辉远，该公司董事长。原审诉讼代表人黄伙福，男，1976年9月16日，被告单位深圳市腾辉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业务员，住。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审理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国栋、张辉远犯滥用职权罪、被告人张国栋犯受贿罪及被告人张辉远、被告单位深圳市腾辉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犯单位行贿罪一案，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2018）粤0305刑初111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张国栋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并讯问上诉人张国栋，阅悉辩护人的相应意见后，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对本案已审理终结。原审认定：一、滥用职权犯罪事实2015年11月20日，深圳市五洲龙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龙公司”)与深圳市中兴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104辆纯电动大巴买卖合同；同年12月10日，又与深圳市宏旭新能源汽车运营有限公司签订了50辆纯电动物流车买卖合同，该154辆车均属于新能源汽车。根据财政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做好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的通知》，在2015年12月31日前上牌并交付使用的新能源车可以凭车辆买卖合同、销售发票、机动车行驶证、登记证、车牌、接车证明等资料申报国家和地方财政补贴。按照合同约定，上述154辆新能源车均由五洲龙公司负责申报财政补贴，相关补贴款合计人民币5574万元。因产能不足，五洲龙公司无法在2015年12月31日前将上述154辆新能源汽车生产下线并交付使用，但为了骗取高额财政补贴款，该公司在无车的情况下仍将这部分车辆委托社会中介人员万某提前办理机动车行驶证、登记证和车牌，进而用于申报财政补贴，并同意以2100元/辆的价格将312辆（包含前述154辆无现车的车辆）车的上牌业务交由万某代理。为此，万某找到深圳市腾辉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某1，向其说明部分车辆无现车的实际情况并让其代办该批新能源车辆的上牌手续，张某1同意并与万某约定事成之后按600元/台收取代办费。随后张某1安排其弟、被告人张辉远向万某承接业务并具体负责五洲龙公司这批新能源车的上牌事宜，同时也将代办业务中部分车辆无现车的实际情况告诉了被告人张辉远。之后，万某按照张某1的指示，将312套包含客户公司的组织代码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保险凭证、购置税凭证以及其找人伪造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报告》等资料分批交给了张辉远。同时，为避免拓印码资料出现错漏，其还将五洲龙公司违规制作的一批正反两面均打有车辆识别码的铁板一并交给张辉远。为顺利申请到车牌，张某1、张辉远兄弟找到时任深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以下简称：“深圳市车管所”）查验岗民警、被告人张国栋，请其在验车过程中给予关照，张国栋应允。2015年12月底，张某1、张辉远、万某先后四次陪同被告人张国栋等民警前往五洲龙公司位于深圳市龙岗区的停车场和位于重庆的生产基地开展“现场验车”工作。在此过程中,被告人张国栋故意违反《机动车登记工作规范》和《机动车查验工作规程》，先后在深圳市车管所查验大厅和深圳市腾辉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办公室，在被告人张辉远事先填写好的《机动车查验记录表》上签名，对根本不存在的154辆新能源汽车签署了“查验合格”的意见。2015年12月29日，五洲龙公司顺利取得由深圳市车管所核发的154辆新能源车的行驶证、登记证和车牌。事后万某支付给张某1包含154辆涉案车辆在内的车辆代办费共计人民币36.5万元，随后张某1又将其中的20万元支付给被告人张辉远。五洲龙公司凭借违规获取的上述行驶证、登记证和车牌等资料申报国家和地方财政补贴合计人民币5574万元。国家财政部在审核清算过程中，发现该公司存在骗取补贴的违法犯罪行为，遂决定暂缓发放补贴款。案发后，此事经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中国日报、南方都市报、腾讯网等主流媒体多次报道，造成特别恶劣的社会影响。认定上述事实的依据有：被告人张国栋、张辉远的供述，被告人张国栋身份资料，公安部《机动车登记规定》及《机动车登记工作规范》，市交警局《关于加快新能源车辆上牌工作的请示》、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新能源汽车跨省、跨地区查验、上牌工作的通知》，市交警局《关于五洲龙汽车有限公司生产的154台新能源车注册登记的情况说明》，市交警局《关于被撤销154辆新能源车注册登记的补充情况说明》，车管所及交警支队《关于2015年度深圳市新能源车注册登记业务办理情况的调查报告》，市交警支队《关在2015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中有关问题的剖析报告》，公安部《机动车查验工作规程》，车管所《关于机动车新车注册登记查验员工作规范的情况说明》，公安机关就五洲龙公司骗补事件展开调查的书证材料，人民网等媒体报道截图/照片，关于推广新能源汽车的相关文件，五洲龙公司2015年1-12月份深圳市地方财政补贴车辆信息汇总表，被撤销登记的部分车辆登记信息，涉案车辆登记信息材料，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于2017年9月14日出具的补充侦查说明，相关媒体对五洲龙公司骗补造成恶劣影响的报道，证人张某1、万某、陈某1的证言。二、受贿犯罪事实2009年5月至2015年5月，被告人张国栋在深圳市车管所机动车管理科、审验科工作期间，利用其从事受理和查验业务的职务便利，为相关汽车销售公司的牌证员在新车上牌业务中提供免排队、优先受理、上门验车、对不符合规格的车辆查验通过、加快业务办理进度等便利，共计收受好处费人民币56万元，全部被其用于个人消费。具体受贿犯罪事实如下：1.2009年11月至2011年7月期间，被告人张国栋利用其在深圳市车管所从事车辆受理业务的职务便利，接受深圳市中汽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汽南方公司”）牌证部负责人潘某的请托，在其公司进口车上牌业务中提供免排队、优先受理、对资料不齐全的先受理后补交、加快业务办理进度等便利，先后收取潘某等人所送好处费18万元人民币。2.2009年5月—2015年5月期间，被告人张国栋利用其在深圳市车管所从事车辆受理、查验业务的职务便利，接受张某1、张辉远的请托，在张某1、张辉远所属公司深圳市腾辉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的货车上牌业务中提供免排队、优先受理、对资料不齐全的先受理后补交、上门验车、对不符合规格的车辆查验通过、加快业务办理进度等便利，先后收取张某1、张辉远所送好处费16万元人民币。3.2013年8月—2015年5月期间，被告人张国栋利用其在深圳市车管所从事车辆查验业务的职务便利，接受深圳市集鑫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外包牌证员刘某1的请托，在其代理上述公司车辆查验过程中提供上门验车、对不符合规格的车辆查验通过、加快业务办理进度等便利，先后收取刘某1所送好处费20万元人民币。4.2013年10月—2015年5月期间，被告人张国栋利用其在深圳市车管所从事车辆查验业务的职务便利，接受深圳市大兴汽车有限公司牌证员陈某2的请托，在其公司车辆查验过程中提供上门验车、加快业务办理进度等便利，先后收取陈某2所送好处费2万元人民币。认定上述事实的依据有：被告人张国栋供述，相关汽车销售公司工商档案信息，证人张辉远、刘某1等人在车管所代办车辆上牌业务的情况汇总表，证人刘某2、陈某2、魏某、潘某、张某2、刘某1的证言，被告人张国栋与证人刘某1相互辨认照片的笔录。三、单位行贿犯罪事实深圳市腾辉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下称“腾辉公司”）系被告人张辉远与其哥哥张某1（不起诉）开办，两人为寻求先后在深圳市车管所机动车管理科、审验科工作的民警张国栋的关照，让其在腾辉公司办理汽车上牌业务中提供免排队、优先受理、对资料不齐全的先受理后补交、上门验车、对不符合规格的车辆查验通过、加快业务办理进度等便利，在2009年5月—2015年5月期间，先后多次送给张国栋好处费共计人民币16万元。认定上述事实的依据有：被告单位腾辉公司、被告人张国栋、张辉远的供述，深圳市腾辉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此外，本案还有线索交办通知、立案决定书、补充立案决定书，到案经过，被告人张辉远、张某1、万某身份信息，被告人张国栋人事信息等综合证据。庭审期间，被告人张国栋的辩护人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关于张国栋归案情况的说明》，证实被告人张国栋应构成自首；2.张国栋给单位领导余培红（政委）、刘明（队长）的短信记录，证明张国栋主动联系其单位领导，自愿向其所在单位投案的事实；3.新能源工作组微信群聊天记录，证明资料不齐、车辆（南京金龙）尚在装备生产线上，领导也要求先通过查验、予以受理；4.张国栋与同事李伟兵、谢荣烈（001）、顾伟雄（002）、曹军（003）、领导罗云（003-1）等谈话录音，证明当时时间短、任务重的情况下，简化验车流程，缺失资料、零部件、车辆还在生产线上、没有现车的情况下均可以查验通过、先行受理的事实，张国栋等人提出异议无效之后，只能按照领导的指示要求查验车辆的事实。关于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原审综合评析如下：1.关于被告人张国栋的辩护人提交的证据，第1、2项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原则，予以采纳，第3、4项证据因辩护人并不能证明证据的合法性来源，不予采纳。2.被告人张国栋的行为与本案造成的危害后果之间的关系。经查，本案中导致五洲龙公司顺利取得由深圳市车管所核发的154辆新能源车的行驶证、登记证和车牌，并凭借上述材料向国家和地方申请财政补贴，最终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危害结果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包括五洲龙公司、万某等人利用高仿真的虚假资料、打磨车架号等欺骗手段骗取注册登记，车管所面临巨大工作压力采取简化验车流程、取消预约、取消资料录入、取消PDA验车等程序，查验岗之后的登记审核岗、档案管理岗未严格按照程序履行职责等，属于刑法理论上的“多因一果”，负有责任的相关单位及个人均应对此结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中，被告人张国栋作为新能源汽车工作小组成员，负责车辆查验工作，在明知五洲龙公司的车辆资料不齐、有部分无现车的情况下，违反《机动车登记工作规范》和《机动车查验工作规程》，先后在被告人张辉远填好的《机动车查验记录表》上签名，对根本不存在的154辆新能源汽车签署了“查验合格”的意见，是五洲龙公司顺利取得相关证件的先决行为之一，为之后发生的骗补行为创造了条件。其失职行为是先行行为，行为本身蕴含了危害后果发生的可能性，他人后续行为直接促成危害结果的发生。虽然被告人张国栋的行为不必然导致结果的发生，但如果其履行了职责，严格按照工作规范审核查验车辆，对于不符合条件的车辆拒绝签署查验表，五洲龙公司不可能领取行驶证、登记证和车牌等资料，也就不符合向国家和地方申请财政补贴的条件，亦不会引发恶劣的社会影响，故被告人张国栋的行为与本案的危害后果之间存在明显的条件关系，应认定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理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其他部门或个人应当承担的部分责任不能成为其豁免理由。另，虽然骗补事件并未造成国家财产的实际损失，但事件本身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符合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至于被告人是否从中获取经济利益，并非构成本罪的必要条件。3.被告人张国栋犯滥用职权罪是否具有自首情节。经查，在案书证立案决定书、拘留决定书等证实张国栋涉嫌滥用职权一案于2017年5月5日立案，同年5月9日决定对其刑事拘留；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出具的《关于张国栋归案情况的说明》，证实2017年5月9日该局接到南山区人民检察院要求张国栋接受调查的通知后，第一时间联系到张国栋，经努力查找和多方联系，5月13日下午张国栋在云南主动打电话给所在单位领导，说明擅自外出的原因，并于次日中午即赶回深圳接受调查；综合上述证据，虽然本案的立案时间为2017年5月5日，但立案决定书为司法机关内部文件，没有证据显示被告人张国栋于同日即知道自己被立案调查，结合现有书证，被告人张国栋知道自己被采取调查措施的时间为2017年5月13日，而其在知道该情况后第一时间即赶回深圳接受调查，其归案具有主动性，归案后并能如实供述其滥用职权的犯罪事实，故其滥用职权罪具有自首情节。4.关于被告人张国栋、张辉远在滥用职权中的作用问题。经查，在被告人张国栋与张辉远滥用职权共同犯罪中，主要是利用被告人张国栋作为新能源汽车工作小组负责车辆查验工作的职务便利，违规操作，帮助五洲龙公司顺利领取相关汽车证件，应认定被告人张国栋在滥用职权犯罪中起主要作用；被告人张辉远明知五洲龙公司的部分车无现车，仍接受请托答应办理相关证件，并寻求张国栋关照，在张国栋违规查验车辆过程中积极提供帮助，其主观上与张国栋具有共同的滥用职权的犯罪故意，与张国栋构成滥用职权罪的共犯，鉴于其在共同犯罪过程中起次要作用，可以认定为从犯。综上，原审认为，被告人张国栋与张辉远等人共谋，在工作中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均已构成滥用职权罪；被告人张国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被告单位深圳市腾辉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行政执法人员以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单位行贿罪，被告人张辉远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亦构成单位行贿罪。依法对被告人张国栋以滥用职权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对被告人张辉远以滥用职权罪、单位行贿罪数罪并罚。在滥用职权共同犯罪过程中，被告人张国栋起主要作用，是主犯，被告张辉远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对被告人张辉远犯滥用职权罪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国栋犯罪后主动投案，归案后如实供述了其滥用职权罪的犯罪事实，是自首，依法对滥用职权罪从轻处罚；其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主动交代司法机关未掌握的受贿行为，对其受贿罪以自首论，依法对其犯受贿罪减轻处罚；被告单位深圳市腾辉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被告人张辉远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单位行贿行为，依法可以对被告单位和被告人张辉远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第六十九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张国栋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二、被告人张辉远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犯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三、被告单位深圳市腾辉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犯单位行贿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四、继续追缴被告人张国栋犯受贿罪的违法所得人民币56万元，追缴后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上诉人张国栋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归纳如下：一审认定其构成滥用职权罪错误及对其受贿罪的量刑过重。一、受贿罪的量刑过重。理由：归案后能主动交代尚未被组织掌握的相关受贿事实，依法成立自首，应予从轻处罚；没有索贿；仅凭言词证据认定上诉人的受贿金额，其认定依据不足；尽管确有受贿行为，但未损害国家、集体利益，应当从轻。二、滥用职权罪认定不当。理由：1.车管所领导的指示是上诉人违规操作的直接原因、重要原因；车管所为了完成新能源车辆上牌的工作任务，采取各种简化程序的方式，致使现场验车形同虚设。2.上诉人没有滥用职权罪的犯罪主观恶意。上诉人对违规简化验车环节的行为有过抗争，但迫于上级压力，及为了单位能完成政治任务，才签署了查验表。3.骗补事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不应当认为是上诉人滥用职权的法律后果。五洲龙公司、万某等人利用髙仿真的虚假资料、打磨车架号等欺骗手段骗取注册登记；上诉人迫于“政治任务”压力，被大环境裹挟而不得以才在没有现场查验现车的情形下通过查验。综上，上诉人并没有滥用职权犯罪的主观故意，且相关行为没有造成国家财产的实际损失，骗补事件造成的特别恶劣的社会影响与上诉人的所为并无关联。上诉人不得已实施的违规行为是否构成滥用职权罪，请二审法院予以裁夺。另，纵使上诉人构成滥用职权罪，但与实施有相应行为的其它岗位同事所受处罚（部分只是受到纪律处分，而其他则未受处分）相比，上诉人所承担的刑事责任明显过重，请求给予宣告缓刑。经审理查明，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列举了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所列举的证据已在案件庭审过程中当庭宣读、出示及质证。在本院审理中，上诉人张国栋及其辩护人未提出对本案事实认定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书所列举证据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所认定的本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对于上诉人张国栋及其辩护人所提辩解和辩护意见作如下综合评析：1.对于上诉人张国栋所犯受贿罪，原审不仅认定张国栋能“主动交代未被掌握的受贿行为，对其受贿罪以自首论”，并依法对张国栋所犯受贿罪减轻处罚。因此，上诉人张国栋及其辩护人再以相同事由请求对张国栋从轻处罚，其据理已不充分，本院对该诉请不予采纳。此外，言词证据属于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证据种类。在本案中，除上诉人对其受贿之事有所供述外，其供述还得到证人证言的有效印证，而证人证言所叙及事项亦为上述人等在车管所代办车辆上牌业务的情况汇总表等书证所佐证。因此，认定张国栋构成受贿罪的依据不只是有其本人的供述，还有证人证言的印证和相关书证材料的佐证，认定依据充分、确凿。上诉人张国栋所称该项定罪认定依据不足的辩解与案情事实不符，本院对其以上辩解不予采纳。2.无论是否真有某些因素曾经干扰上诉人张国栋正确履行职责，但作为公职人员的张国栋，对其最基本的履职要求就是依从法律、法规和相关规章制度行事。但上诉人张国栋在明知五洲龙公司的车辆资料不齐、有部分无现车的情况下，仍执意违反《机动车登记工作规范》和《机动车查验工作规程》，先后在相关的《机动车查验记录表》上签名确认，对根本不存在的154辆新能源汽车签署了“查验合格”的意见，以使五洲龙公司顺利取得车辆行驶证、登记证和车牌等资料，客观上为该公司骗请财政补贴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综上，上诉人张国栋主观上充足了故意罪过的认知要素和意志要素，因而应认定其不仅具有滥用职权的犯罪故意，而且还实施了滥用职权的犯罪行为。上诉人张国栋所提其无主观犯意，且不应对行为后果负责的意见于理不合、于法无据，本院对其辩解不能采纳。另，原判认定张国栋犯有数罪，并经数罪并罚后，决定对张国栋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故上诉人张国栋所提对其宣告缓刑的请求与法律规定不符，本院对其相关请求不予采纳。二、对原审判决存在问题作如下综合评析：原审认定深圳市腾辉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于2009年5月—2015年5月期间，先后多次送给张国栋好处费共计人民币16万元。因此，以上行贿行为均发生于《刑法修正案（九）》颁布、生效之前，而单位行贿罪在此次被修正之前，其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不并处罚金。根据刑法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应择旧法对原审被告人张国栋予以处罚，故应对原审判决判项二之并处罚金部分予以纠正。本院认为，上诉人张国栋与张辉远等人共谋，在工作中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均已构成滥用职权罪；上诉人张国栋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原审被告单位深圳市腾辉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给予行政执法人员以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单位行贿罪，原审被告人张辉远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亦构成单位行贿罪。依法对上诉人张国栋以滥用职权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对原审被告人张辉远以滥用职权罪、单位行贿罪数罪并罚。在滥用职权共同犯罪中，张国栋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张辉远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对张辉远所犯滥用职权一罪从轻处罚。鉴于上诉人张国栋犯罪后主动投案，归案后如实供述了其滥用职权罪的犯罪事实，是自首，依法对其滥用职权一罪从轻处罚；另，张国栋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主动交代司法机关未掌握的受贿行为，对其受贿罪以自首论，依法对其所犯受贿罪减轻处罚；原审被告单位深圳市腾辉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原审被告人张辉远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单位行贿行为，依法可以对被告单位和被告人张辉远从轻处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但在法律适用上和对原审被告人张辉远所犯单位行贿罪的附加刑处罚上存在不当之处，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和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四条、第十二条第一款，以及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修正前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5刑初111号刑事判决的第一、三、四判项、第二判项中对原审被告人张辉远所犯滥用职权罪的定罪和量刑，及其所犯单位行贿罪的定罪和所判主刑部分。二、撤销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5刑初111号刑事判决第二判项中对原审被告人张辉远所犯单位行贿罪的附加刑部分和决定执行的附加刑部分。三、原审被告人张辉远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犯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刑期已实际执行完毕）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周正茂审判员  张 冰审判员  张 宇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张一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