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峨边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1132民初606号 原告：李文玉，女，1981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乐山市金口河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宋琴，四川孟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李晓霞，四川孟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林六琴，女，1983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峨眉山市。 被告：王联进，男，1947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峨边彝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袁彬，四川得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登奎，四川得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峨边彝族自治县宜坪乡人民政府，住所地：峨边县彝族自治县宜坪乡宜坪村，组织机构代码：11511032008611578M。 法定代表人：赵大东，乡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熊英俊，四川守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文玉、林六琴与被告王联进、峨边彝族自治县宜坪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宜坪乡政府）提供劳务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2月24日、2019年1月9日、2019年3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文玉及其委托代理人宋琴、李晓霞、原告林六琴，被告王联进及其委托代理人袁彬、黄登奎，被告宜坪乡政府委托代理人熊英俊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被告王联进赔偿原告提供劳务损害损失共计628194.50元；二、被告峨边彝族自治县宜坪乡人民政府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6年起，被告王联进受被告宜坪乡政府雇佣，运送宜坪乡各个乡村的垃圾。2018年因为垃圾太多，王联进无法自己独自胜任工作，经被告宜坪乡政府张乡长、余书记的同意，王联进让死者李春良一起运送垃圾，费用由被告宜坪乡政府在年底时一并支付。2018年7月23日，李春良在与王联进运送垃圾到指定的垃圾倾倒地时高空坠亡。二原告系死者之女。2018年9月18日，峨边县公安局通知原告处理死者尸体。事发后，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未达成一致。原告为维护自身权益，特诉讼来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王联进辩称，王联进与死者李春良均是宜坪乡政府的雇员，二者之间系工友关系；相关的法律文件已经对此类工作人员的身份进行了明确，王联进与政府之间应当是劳务关系。同时，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李春良的死亡与从事的劳务之间有任何因果关系，所以李春良的死亡与劳务无关。宜坪乡政府对李春良的死亡具有重大过错，死者李春良对自己的死亡也具有重大过错，王联进在李春良的死亡事件中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宜坪乡政府辩称，首先，王联进不是宜坪乡政府的雇员，宜坪乡政府与王联进之间签订有合同，双方之间是劳务承包关系，也就是法律意义上的承揽关系。其次，李春良为王联进提供清运垃圾劳务，双方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李春良提供劳务的行为与乡政府没有关系，根据《侵权责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李春良的损害应由雇主王联进承担责任。再次，对于原告主张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乡政府认为，连带责任的承担必须是约定或法定，死者与乡政府之间无任何约定，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所以，对于李春良的死亡，宜坪乡政府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 经审理查明，2017年1月1日开始，被告王联进与宜坪乡政府签订了《宜坪乡垃圾清运保洁劳务协议书》，双方在协议书中约定：“宜坪乡政府将宜坪乡场镇街道及宜坪村、玉宜路、桐花村、草坪村、庙岗村、群力村的垃圾清运处理工作承包给王联进。合同承包期限从2017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期满后如承包方表现良好可继续签订协议。全年的管理承包费用为39100元，实行年终一次性付清”。合同中还约定：“由宜坪乡政府负责清运车辆的配备，由王联进负责工资发票的税费、运输车辆的油费、驾驶员和工作人员的工资以及清运垃圾所需要的除车辆外的其他工具。王联进负责每天一次以上的垃圾清运并及时对垃圾进行无公害化处理……。宜坪乡政府对王联进的垃圾清运情况进行不定期的检查，发现问题通知其及时整改，对上级部门检查不合格的扣发当月工资的20%……”但从签订合同到李春良高坠死亡时，没有发生扣发工资的情况。双方还在合同中约定“在清运工作中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由王联进方自行负责。”合同签订后，王联进雇请了当地村民吴某某和自己一起从事垃圾清运。垃圾清运费用一年一付，由王联进在收到宜坪乡政府支付的承包费后再支付给吴某某。2017年12月31日，王联进与宜坪乡政府的垃圾清运合同到期，双方口头协商按照2017年签订的垃圾清运合同由王联进继续从事垃圾清运工作，没有另外签订书面垃圾清运协议。由于吴某某生病于2017年底退出垃圾清运工作。2018年1月4日，王联进联系了李春良一起清运垃圾，双方口头约定由王联进开车负责垃圾运送，李春良负责垃圾的上下车。工资一年一万，年底一次性支付。 据王联进陈述，2018年7月23日早上8点左右，王联进到宜坪乡政府开始清理垃圾，8时30分左右，李春良也来到宜坪乡政府垃圾清理点。双方装满一车垃圾后就来到张山岩边垃圾场倾倒垃圾。垃圾倒完后，双方再次返回垃圾清运点继续清理垃圾。当车装满后，由王联进开车，李春良坐在副驾驶位置上一起来到张山岩边垃圾场倾倒垃圾。当车开到垃圾处理场后，李春良拿着清运工具洋铲下车，由王联进负责驾驶车辆倒车并倾倒垃圾。在王联进倒车时呼喊李春良，李春良没有应答。王联进马上电话联系李春良，也无果。于是王联进将垃圾倾倒后，开车回到宜坪街上，告知李春良哥哥李春贵，李春良失踪的事情，后又来到宜坪乡政府，向宜坪乡副乡长张方帅就事情的经过进行了汇报。随即，乡政府立即组织人员进行搜救。 2018年7月23日中午，李春良之女李文玉得到通知后，立即向当地派出所报警，并赶往事发地点组织人员施救，2018年7月24日下午2点过，李春良的尸体被找到。峨边县公安局调查后认为，李春良系意外高坠死亡，没有予以立案。 还查明，2010年1月25日，宜坪乡政府与张文会签订了土地转让合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张文会将宜坪乡宜坪村张山组面积1.84亩（四至界限为上至原垃圾池，下至王土石，左至岩边，右至地边，长68米，宽18米）的土地以6,0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宜坪乡政府长期使用。宜坪乡政府将此地作为垃圾倾倒地点供村民倾倒垃圾。此垃圾倾倒场所位于宜坪乡张山组一处山崖的半山腰上，一面临山，另一面是属于斜坡和悬崖，坡、崖处没有修建任何防护措施。此垃圾场于2010年启用后，垃圾处理方式主要是从崖边将垃圾直接往崖下倾倒。在李春良坠崖事件发生后，2018年8月，被告宜坪乡政府出具公告将此垃圾场停用。 死者李某于1955年10月16日，生前住宜坪乡宜坪村二组40号，系城镇居民。被告王联进住宜坪乡宜坪村二组33号，与李春良是邻居。李某前的婚姻状况为离异，其法定继承人分别是本案中的原告李文玉和林六琴。李春良死亡后，宜坪乡司法所以及峨边县信访办分别组织双方调解，均未能达成一致调解意见，本院受理后，也组织双方多次调解，也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以上事实由原、被告双方当庭陈述以及询问笔录、身份证复印件、垃圾清运保洁劳务协议书、修车费结算单、支付凭证、土地转让合同、照片、领条、发票等证据在案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系雇员受害而引发的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理由，本院归纳争议焦点如下：1.李春良为谁提供劳务？2.李春良的死亡是否与提供的劳务无关？3.本案赔偿主体的确定及责任的承担？4.李春良死亡造成的损失如何认定？ 关于李春良为谁提供劳务的问题。在本案中，王联进辩称自己与李春良是工友，共同为宜坪乡政府提供劳务。但从本院审理查明的情况可以看出，2018年，双方没有重新签订书面的承包合同，双方继续沿用的是2017年1月1日签订的《宜坪乡垃圾清运保洁劳务协议书》，虽该协议的标题为清运保洁劳务，但是从协议约定的内容，如：承包费的支付，具体工作的履行以及垃圾车辆油费的支付、承包费的发票的出具等一系列的约定可以看出，王联进与宜坪乡政府之间符合承揽合同的情形。2018年1月开始，王联进雇佣李春良一起清运垃圾。双方口头约定工资一年一万，年底由王联进支付。在李春良接受王联进邀请从事垃圾清运的过程中，一直是由王联进与李春良进行协商约定，宜坪乡政府既没有与李春良签订合同，也没有对李春良的工作进行管理以及对其工作内容和报酬进行约定，也就是说，宜坪乡政府将垃圾清运劳务承包给了王联进，王联进如何雇人清运是王联进自己决定的事情，且一直是由王联进在联系、协商雇佣人员的事情，宜坪乡政府并没有参与其中。王联进抗辩称自己与李春良是工友，共同为宜坪乡政府提供劳务的抗辩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所以本院认为李春良清运垃圾的行为是为被告王联进提供劳务。 关于李春良的死亡是否与从事的劳务无关的问题。被告王联进抗辩认为，李春良的死亡与从事的垃圾清运无关。从本案审理查明的情况来看，在事情发生时，王联进与李春良一起乘坐王联进驾驶的垃圾车到达张山组岩边垃圾场进行垃圾倾倒处理，在王联进倒车的时间段内，李春良从张山组垃圾场边的悬崖处高坠死亡。李春良是否是在从事劳务过程中死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本案中李春良在雇主指定的工作地点张山组垃圾场从事清运工作，坠亡时还拿着清运垃圾的工具洋铲，由此可以认定李春良是在从事雇主指示范围内劳务工作时坠亡。王联进抗辩李春良死亡与从事劳务活动无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关于本案中赔偿主体的确定及责任承担问题。要查明本案的赔偿主体，首先要明确各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从本案的审理查明可以看出，宜坪乡政府与王联进签订垃圾清运合同，双方系承揽合同关系。王联进在签订承包合同后，又雇请了李春良一起从事垃圾清运，与李春良之间系雇佣关系。李春良在从事雇佣工作中意外高坠死亡应由谁来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属于提供劳务受害责任纠纷，在责任承担上，各方应根据自己的过错承担按份责任。本案中的宜坪乡政府作为垃圾清运工作的发包方，向王联进指定的倾倒场所位于张山组岩边上，从现场的地理位置来看，此垃圾倾倒场所一面临山，另一面是前方是悬崖，后方是斜坡，垃圾直接从悬崖上往下倒，斜坡和悬崖面没有任何警示标志和安全保护措施，垃圾场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同时，宜坪乡政府将垃圾清运工作发包给七十多岁的王联进，对于承包人的选任上存在过错。所以，对李春良的坠亡，宜坪乡政府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本院酌情认定其应承担原告损失的40%的责任。对于王联进在李春良坠亡事故中应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本案中，王联进作为李春良的雇主，首先在人员选任上，应当选用适合其工作种类的相应人员，本案中的李春良在事故发生时即将年满63周岁，年纪大，反应能力相对迟钝，在事故发生后不能快速的自救；其次，王联进作为李春良的雇主，应当对李春良进行相应的上岗前安全培训，建立良好的安全责任意识；再次，在李春良高空坠亡后，王联进应当及时正确引导人员施救。所以王联进对李春良坠亡事件的发生存在较大的过错，本院酌情认定其承担原告损失的40%。对于死者李春良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李春良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工作中应尽到合理的安全注意义务，其高空坠亡自身也存在一定的过错，本院酌情认定其自身承担损失的20%。 关于李春良死亡造成的损失如何认定的问题。本院针对原告的主张，分别认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经庭审查明，李春良死亡时63岁，户籍属于城镇，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四川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计算为30727×17﹦522,359.00元；2.丧葬费，按照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为29,335.50元；3.交通费，依照本案实际，本院酌情考虑交通费1500.00元；4.精神损害抚慰金，综合本地的平均生活水平以及给原告造成的精神损害后果等情况，充分体现精神损害赔偿兼具补偿、抚慰和惩罚的功能，本院酌情认定40,000.00元；5.误工费，考虑到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酌情认定为1,300.00元；6.停尸费，从原告提交的发票来看，发票上载明的是租用悼念厅、冰棺、抬尸费、消毒费等费用，此类费用应属于丧葬费的范畴，原告不应当再行另行主张。所以，本院对原告主张的停尸费用不予支持；7.搜救费，在事故发生后，原告组织人员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搜救，产生了一定的费用，各方对搜救事实也予以认可，本院根据搜救的时间以及人员参与的情况，酌情认定搜救费用为6000.00元。综上，因李春良死亡造成的损失共计600494.50元，根据本院确定的责任承担比例，由李春良自己承担600494.50元×20%=120098.90元，王联进承担600494.50元×40%=240197.80元，宜坪乡政府承担600494.50元×40%=240197.80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联进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李文玉，林六琴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误工费、搜救费240197.80元； 二、被告峨边彝族自治县宜坪乡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李文玉，林六琴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误工费、搜救费240197.80元； 三、驳回原告李文玉、林六琴的其他诉讼请求。 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082.00元，原告李文玉、林六琴共同负担2016.40元，被告王联进负担4032.80元，被告峨边彝族自治县宜坪乡人民政府负担4032.8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 桂 兰 审 判 员 邛莫木共 人民陪审员 李 长 耘 二〇一九年三月一日 书 记 员 司杜布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