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赣10民终11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思思，女，1983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抚州市金巢经济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志宏、李三梅，江西抚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斌，男，1976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飞，江西利群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原审被告：梁世平，男，1955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玉环县，原审第三人：熊英杰，男，1979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抚州市临川区，原审第三人：林芳，女，1982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抚州市临川区，上诉人陈思思因与被上诉人周斌、原审被告梁世平、原审第三人熊英杰及林芳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赣1002民初37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原审被告梁世平及原审第三人熊英杰、林芳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上诉人陈思思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请；2、本案两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表现在：上诉人陈思思作为抚州恒力建材有限公司实际出资人隐名股东的身份应当得到确认，确认熊英杰代陈思思持有公司10%的股权。首先，原审法院己认定陈思思与熊英杰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书》真实、合法。其次，抚州恒力建材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股东七名自然人，该自然人对熊英杰代陈思思持有公司10%的股权均表示知悉并认可，且抚州恒力建材有限公司对陈思思的股东身份也予以认可，表明陈思思隐名股东身份符合公司法关于“公司己经认可其以股东身份行使权利”的条件；第三，原审庭审中，陈思思参与股东会、履行出资义务的事实足以说明，熊英杰作为一挂名股东，不享有公司股东任何权利和承担任何义务。上诉人陈思思作为抚州恒力建材公司的股东身份应得到确认。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明显不公，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上述法律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第三人基于股权工商登记的外观而产生交易信赖，与登记股东发生股权转让、股权质押等处分行为及由此产生的利益，从而维护交易安全。对于非基于上述行为与登记股东发生法律关系的第三人，由于工商登记公示的股权不是其交易的标的，其没有基于工商登记所产生的交易信赖，不存在交易安全的问题，因此不属于公司法三十—条第三款所规定的第三人范围。本案中，被上诉人周斌申请执行的是其与熊英杰之间基于借贷纠纷发生的债权，熊英杰与周斌之间没有就案涉的10%股份发生交易行为，股份也并非是周斌与熊英杰之间借贷纠纷生效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特定物，因此周斌不属于公司法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中的第三人。上诉人陈思思是案涉10%股份的实际所有人，对案涉10%股权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对此，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原审错误的适用法律，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故，上诉人特依法提起上诉，请二审法院依法客观查明事实后，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请。被上诉人周斌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原告一审诉请：1、中止对抚州恒力建材有限公司登记在熊英杰名下10%的全部股权拍卖和解除查封措施；2、依法确认登记在熊英杰名下10%的抚州恒力建材有限公司股权的所有权人为原审原告陈思思；3、本案诉讼费由原审被告承担。审法院查明，周斌与梁世平、熊英杰、林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审法院于2015年5月20日立案受理，于2015年5月25日以（2015）临民初字第1307号民事裁定书，冻结了熊英杰在抚州恒力建材有限公司10%的股份（认缴额60万元）。经审理，原审法院于2015年11月4日作出（2015）临民初字第130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原审被告梁世平在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偿还原审原告周斌借款本金300万元及利息；二、原审被告熊英杰、林芳对上述借款本金300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熊英杰、林芳不服提起上诉，经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赣10民终2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周斌在二审民事判决书生效后，向原审法院申请执行。原审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于2017年8月5日作出（2017）赣1002执28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被执人熊英杰名下所有的在抚州恒力建材有限公司10%的股权。陈思思即向原审法院提出书面执行异议，原审法院依法裁定驳回陈思思的异议请求。陈思思不服，故向原审院提起涉案之诉。另查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抚州恒力建材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11月9日，现法定代表人为周某，总经理为熊英杰、监事为罗桂生。2014年10月20日股东登记为熊英南、吴发龙、熊英杰、罗桂生，其中熊英杰占25%的股份。2014年10月20日的抚州恒力建材有限公司一份股权转让协议显示，熊英杰以150万元受让原股东周琰25%的股份。2015年2月10日股东变更为周某、熊英杰、罗桂生、殷利斌、吴发龙、熊英南、杨志超，其中熊英杰占10%的股份。抚州恒力建材有限公司的现登记股东为：吴磊、罗桂生、熊英杰、周某、熊英南、殷利斌，其中熊英杰占10%的股份。原审原告陈思思的丈夫熊英南系原审第三人熊英杰的弟弟。庭审中陈思思称2014年10月20日与熊英杰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书，并向原审法院提供该协议书、汇兑来账凭证及抚州恒力建材有限公司自制的股东名册，以证明熊英杰代持陈思思在抚州恒力建材有限公司25%的股权。原审被告周斌对上述证据均持有异议，认为陈思思与熊英杰有利害关系，对股权代持协议书及股东名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系均有异议；对汇兑来账凭证，认为根据原审原告提供的抚州恒力建材有限公司的财务记账凭证，显示系抚州恒力建材有限公司向熊英杰的借款而非投资款，且这几笔账目金额超出投资款金额，对其关联性持有异议。以上事实有原审原告、原审被告的身份证复印件，股东冻结信息一份、（2017)赣1002执异52号执行裁定书、（2017)赣1002民初2954号民事裁定书，汇兑来账凭证原件一组（4张）、抚州恒力建材有限公司股东名册两份、抚州恒力建材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股东会决议一份、证人周某证人证言、2014年10月20日股权代持协议书一份，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足以认定。原审法院认为，原审法院依据(2015)临民初字第1307号民事裁定书，冻结的涉案股权登记于熊英杰名下，虽然陈思思提供了与熊英杰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书，但相关的变更事项并未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进行变更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故熊英杰作为依法登记的股东具有对外公示的效力。陈思思在公司对外关系上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不能以其与熊英杰的约定为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周斌对熊英杰主张的正当权利。因此当熊英杰因其未能清偿到期债务而成为被执行人时，其债权人周斌依据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归属，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股权强制执行。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涉案股权工商登记记载的持有股东为熊英杰，周斌依据生效判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熊英杰名下的涉案股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陈思思与熊英杰虽签订了股杈代持协议书，但未及时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进行变更登记，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风险。因陈思思对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故陈思思请求中止对抚州恒力建材有限公司登记在熊英杰名下10%的全部股权拍卖和解封查封措施并依法确认涉案股权所有权人为陈思思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审被告梁世平经本院合法传唤后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原审原告陈思思的主张及诉讼请求放弃抗辩的权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七条、第三百一十一条之规定，原审判决如下：驳回原审原告陈思思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原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绐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原审原告陈思思负担。二审中，上诉人陈思思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1、抚州恒力建材有限公司设立以来各股东投资款及退款往来情况汇总表及相应凭证68张；2、抚州恒力建材有限公司2018年9月22日股东分红领取表；3、抚州恒力建材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档案复印件。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1、抚州恒力建材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档案显示：公司设立时股东周琰于2012年11月6日履行了180万元的出资义务；2014年10月20日，熊英杰从周琰处受让取得公司25%的股份，此后，熊英杰参与签署了2015年至2017年期间与公司股权变更有关的股东会决议。上诉人提交的《抚州恒力建材有限公司设立以来各股东投资款及退款往来情况汇总表》载明“熊英南2014年7月29日向公司投资105万元；熊英南2014年10月24日转给熊英杰投资款30万元；2014年10月20日周琰转让15%给吴发龙（金额165万元）”；上诉人陈思思于2014年7月29日向抚州恒力建材有限公司汇款105万元，汇款单附言处载明“投资款”；上诉人陈思思自2014年10月21日至2014年11月18日分五次共计向抚州恒力建材有限公司汇款330万元；2014年10月22日，抚州恒力建材有限公司向周琰银行账户汇款330万元，汇款单载明用途为“购买周琰30%股份款”；2014年10月20日，吴发龙向抚州恒力建材有限公司165万元，汇款单附言处载明“收购股权款”。本院认为，1、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该公司内部存在由公司收购股东股权再由其他股东承接的情况。在2014年10月22日周琰从公司退出股份时，上诉人陈思思确实在该时间节点前后共计向公司汇款330万元，但所有汇款单上均未载明汇款性质或用途；而上诉人提交的公司股东向公司投资的汇款凭证中绝大部分都载明了汇款用途为“投资款”，其中上诉人陈思思在2014年7月29日代熊英南汇入公司的105万元投资款的凭证上也载明了用途为“投资款”；同时，从《抚州恒力建材有限公司设立以来各股东投资款及退款往来情况汇总表》载明的内容“2014年10月20日周琰转让15%给吴发龙（金额165万元）”及对应的汇款凭证可以看出，吴发龙在其向公司汇款收购周琰15%股权的凭证上也载明了汇款用途为“收购股权款”。因此，根据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上诉人陈思思汇入公司的330万元系用于向公司投资或收购其他股东股权。2、如果熊英杰确系代上诉人陈思思持有公司股权，那么《抚州恒力建材有限公司设立以来各股东投资款及退款往来情况汇总表》中就不应载明“熊英南于2014年10月24日转给熊英杰投资款30万元”的内容，而应该是“转给陈思思”才更为合理。3、上诉人陈思思主张，在2016年12月12日公司通过股东殷胜斌向其发放36万元的股东红利，但根据其提交的证据只能认定2016年12月9日，公司向股东殷胜斌汇款360万元，并没有证据证明该360万元是分红款，且亦无证据证明殷胜斌向上诉人陈思思支付了36万元。另外，上诉人陈思思提交的收条也是熊英南出具的，且金额为144万元，陈思思解释为熊英南的红利仅为108万元，多出的36万元系代其收取，虽然当时陈思思与熊英南系夫妻关系，但熊英南与熊英杰系兄弟关系，其代熊英杰收取有关款项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故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陈思思的此种解释不足以采信。4、上诉人陈思思还主张2018年9月22日，其又从公司获取了30万元的红利，但其仅提交了一份载有陈思思签名的股东分红领取表，并没有提交相应的支付凭证予以佐证，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5、从抚州恒力建材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档案来看，公司设立时周琰依法履行了150万元的出资义务，没有证据显示该150万元来源于上诉人陈思思。熊英杰系从周琰处受让取得公司25%的股权，没有证据显示上诉人陈思思代熊英杰向周琰支付了股权转让款，且熊英杰受让股权后，参与了签署了公司股权变更有关的股东会决议，因此依据现有证据尚不能否认熊英杰的股东身份。综上所述，上诉人陈思思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陈思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付晓文审判员  黄玲玲审判员  王一敏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八日法官助理周昊书记员黄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