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民终89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文娟，女，1971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炎炯，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洪州，男，1975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利锋、陈梁泓，上海瀚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文娟为与被上诉人李洪州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8）浙0603民初124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文娟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本案中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款项，上诉人取得款项，并非没有事实上或者法律上的依据，上诉人取得款项不构成不当得利。一、被上诉人基于帮助被上诉人姐姐打官司交付款项，上诉人也是基于帮助自己的姐姐打官司接受款项，故上诉人接受款项具有合法的事实和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故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1、一方有财产损失；2、一方取得财产利益；3、一方取得财产利益与另一方财产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4、一方取得财产利益没有合法依据。本案一审中，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称，被上诉人分四次向上诉人交付人民币25万元用于上诉人姐姐孙杏娟打官司之用。同时，被上诉人提交的《收条证明》载明上诉人收取的24万元是“孙杏娟打官司之费用”。由此可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于交付款项的用途和去向的表述完全一致，即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款项，上诉人取得款项，都是用于帮助上诉人姐姐打官司，并不是没有法律依据或者事实依据而取得的财产。故被上诉人以不当得利为案由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依法予以驳回。二、本案中被上诉人交付的24万元的用途是为了被上诉人的姐姐孙杏娟打官司，具体的款项用途如下：为了获得(2014)绍越刑初字第826号刑事案件的被害人王某的谅解，上诉人将65000元现金交付给被上诉人李洪州的哥哥李洪良，让李洪良交付给被害人，事后获得被害人王某的谅解。(2014)绍越刑初字第826号刑事案件和(2014)浙绍刑终字第437号刑事案件，上诉人为了帮助姐姐，分别支付律师费22000元、20000元、5000元。另外，上诉人为孙杏娟缴纳罚金2000元。2014年1月11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哥哥李洪良汇付5000元，2014年12月8日，上诉人根据李洪良的指示通过农行转账到程永兴款项5000元。其余款项，上诉人都是通过现金方式交付给李洪良，由李洪良用于交际所需，具体日期、用途及构成详见上诉人提交的费用清单。综上所述，本案基础事实不清，本案不构成不当得利，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李洪州答辩称：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判决基本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应予以驳回。本案涉案的25万元最终一审法院认定了24万元，涉案的款项李洪州当时认为交付给上诉人帮孙文娟的姐姐打官司之用，但是在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5）绍越商初字第4510号案件中孙杏娟和李洪州的民间借贷中孙杏娟否认了本案涉案的25万元是支付给其用于打官司的款项，该案法院采信了孙杏娟的说法，没有认定该25万元被上诉人已经归还给孙杏娟。所以被上诉人认为在本案中孙文娟取得该25万元的合法依据已经没有了。一审判决基本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李洪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人民币25万元整；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2013年12月31日，原告在被告卡号为62×××14的农业银行卡里存入50,000元，同日又以汇款形式将40,000元转入被告账号为95×××80的工商银行账户，2014年9月23日，原告委托案外人郑小青从网上银行将50,000元汇入被告卡号62×××14的农业银行卡，2014年12月19日，原告将100,000元转入被告62×××14的农业银行卡，以上合计240,000元。被告于2015年9月7日出具《收条证明》一份，载明：共向李洪州支取人民币贰拾肆万元正，用于孙杏娟打官司之费用，具体支取日期如下：①2013年12月31日转入农行伍万元，工行肆万元，合计玖万元正；②2014年9月23日转入农行伍万元正；③2014年12月19日转入农行壹拾万元正。被告另于2013年12月27日出具《支付证明》一份，载明：兹由李洪州于2013年12月27日支付孙杏娟打官司律师费伍仟元，支付茹永林买香烟伍仟元，合计人民币壹万元。 同时认定，案外人孙杏娟与被告孙文娟系姐妹关系，与原告系表姐弟关系。2015年9月16日,案外人孙杏娟作为原告向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李洪州归还借款500,000元并支付利息，李洪州在该案中辩称，孙杏娟所称的有部分不是事实，借款人民币30万元是存在的，该借款并没有约定利息；2013年12月8日向孙杏娟借款20万元不是事实，李洪州向孙杏娟借款后分几次已归还了259,000元，到目前为止李洪州只欠孙杏娟借款本金41,000元，因此希望法庭在查明该案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判决。并提供本案中提供的《支付证明》《收条证明》、汇款凭证四份等证据证明，该院经审查，对李洪州提供的上述证据认为均与该案没有关联性，依法不予认定，于2016年4月13日作出（2015）绍越商初字第45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李洪州归还给孙杏娟借款人民币491,000元，并支付自2015年9月16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孙杏娟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业已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原告李洪州遂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本案被告孙文娟返还，酿成纠纷。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的，应当先由主张权利的一方举证证明不当得利发生的事实，在完成该事实层面的举证义务后，才由相对方来举证证明其取得相关权益的合法根据。本案中，被告收到原告汇付的240,000元，由原告提供的《收条证明》、汇款凭证等证据证明，被告亦予认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足以认定，原告诉称另有10,000元给付被告，并提供《支付证明》一份佐证，经查，该《支付证明》被告是以证明人名义签字，且内容亦不能证实该10,000元由原告直接支付给被告，结合被告提供的刑事辩护委托合同，该院采信被告的主张，即被告实际没有得到该10,000元，原告该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认定。本案事实表明，原、被告并无业务往来，故原告已完成不当得利事实层面上的举证义务，被告应对其占有原告交付的款项具有合法根据承担举证义务，被告辩称均已用于其姐打官司的费用，仅有己方陈述，无其他证据佐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该院认定被告收取原告的240,000元构成不当得利，现原告请求被告返还，理由正当，应予支持。综上，该院对原告合理部分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其不合理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孙文娟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李洪州人民币240,000元；二、驳回原告李洪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050元，减半收取2525元，由原告李洪州负担101元，被告孙文娟负担2424元，限被告孙文娟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 二审中，上诉人孙文娟向本院提供了以下新的证据：2013年12月27日签订的刑事辩护委托合同一份、2014年4月1日签订的刑事委托合同一份、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4）绍越刑初字第826号刑事判决书一份、2014年9月23日签订的刑事委托合同一份、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绍刑终字第437号刑事裁定书一份，费用清单一份。本院组织了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审核、认证认为，刑事判决书、裁定书及三份刑事委托合同，可以证明因孙文娟的姐姐孙杏娟涉嫌刑事诉讼，孙文娟为此支出了相应律师费用的事实。对于费用清单，系上诉人孙文娟单方制作，缺乏充分证据佐证，费用清单上茹爱花的签字，性质上属于书面证人证言，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孙文娟上诉主张李洪州向其交付的240000元款项系帮上诉人姐姐孙杏娟打官司所用的款项，该款项的交付存在事实及法律上的原因，但李洪州并无承担孙杏娟打官司费用的法律义务，上诉人孙文娟也未举证证明该款项系李洪州赠与给上诉人孙文娟或上诉人姐姐孙杏娟的款项，故上诉人孙文娟未能完成其取得上述款项存在合法根据的举证责任，本院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意见不予支持。上诉人孙文娟认为其收取的240000元款项均已实际花费于为其姐姐孙杏娟打官司之用，上诉人可另行向孙杏娟主张，与本案无关联性。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上诉人孙文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键 审判员 王 瑜 审判员 茹赵鑫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丁敏佳 书记员叶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