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苏05行终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夏金娣，女，1940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张家港市。 委托代理人张玉芹，住张家港市，系上诉人夏金娣女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家港市公安局常阴沙派出所，住所地张家港市常阴沙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红旗中路85号。 负责人夏纪华，副所长。 委托代理人茅庆平，该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范敏，该所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家港市公安局，住所地张家港市港城大道180号。 法定代表人周斌伟，局长。 委托代理人凌杰，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姚超能，该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夏金娣因公安行政管理、行政赔偿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2018）苏0583行初7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3月，夏金娣向张家港市公安局常阴沙派出所提出口头申请，请求按照其申领1988年身份证的常住人口登记表为准对其出生日期进行更正，并提供张家港市常阴沙管理区常兴社区委员会出具的常住人口登记表，该表填写的出生日期为“1934年9月29日”、居民身份证号码为“320521400913674”，相互存在矛盾。而后，夏金娣又于2017年9月7日、9月19日、10月19日向张家港市公安局负责人去信反映申请更正出生日期事宜，其中落款为2017年9月7日、9月19日的信件中称其出生日期应为1936年9月29日。 张家港市公安局常阴沙派出所收到夏金娣的变更出生日期申请后，从夏金娣婚前、婚后所在辖区派出所调取了多份夏金娣的档案资料，其中并无其1988年的常住人口登记表，上述资料登记信息中对夏金娣出生日期登记最早为1939年8月3日，1988年签发的身份证复印件显示出生日期为1940年9月13日，并无材料证实夏金娣的出生日期为1936年9月29日；张家港市公安局常阴沙派出所对夏金娣的儿子张玉辉、弟弟夏鸿飞、邻居尹秀兰、刘秀兰、蔡秀英等人进行了调查，上述人员称夏金娣属老鼠，但均未提供证据。 2017年10月28日，张家港市公安局常阴沙派出所向夏金娣作出《关于夏金娣反映出生年月问题的答复》，主要内容为“《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苏公规[2016]3号）第一百三十四条，公民实际出生日期与居民户口簿登记出生日期不一致的，可以申请更正出生日期，并提交以下材料：（一）本人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二）公安机关原始户籍资料；（三）能证明本人实际出生日期的相关原始资料。经公安机关调查核实，情况属实的，予以更正；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三款，常住人口登记表、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人口信息管理系统登记的出生日期不一致的，以常住人口登记表为准。你生于乐余后婚嫁至常阴沙，根据迁移轨迹，经调阅两地派出所所有涉及你的户籍档案资料，并组织警力进行走访调查，你提出的生于1936年9月29日，查无依据，但根据早期的原始户籍档案，可为你更正出生日期为1939年8月3日”。 2017年12月28日，夏金娣向张家港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张家港市公安局于2018年1月5日受理，并于2018年2月24日作出张公行复〔2018〕第0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维持张家港市公安局常阴沙派出所2017年10月28日作出的《关于夏金娣反映出生年月问题的答复》。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城市和设有公安派出所的镇，以公安派出所管辖区为户口管辖区；乡和不设公安派出所的镇，以乡、镇管辖区为户口管辖区。乡、镇人民委员会和公安派出所为户口登记机关。张家港市公安局常阴沙派出所在本辖区内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户口登记工作；张家港市公安局为张家港市公安局常阴沙派出所的上级主管部门，具有行政复议职责，均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张家港市公安局常阴沙派出所针对夏金娣的申请是否依法履行了行政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户口登记的内容需要变更或者更正的时候，由户主或者本人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户口登记机关审查属实后予以变更或者更正。第二款规定，户口登记机关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向申请人索取有关变更或者更正的证明。《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公民要求更正出生日期的，应本着实事求是、尊重事实的原则，从严审查。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实际出生日期与居民户口簿登记出生日期不一致的，可以申请更正出生日期，并提交以下材料：（一）本人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二）公安机关原始户籍资料；（三）能证明本人实际出生日期的相关原始资料。第二款规定，经公安机关调查核实，情况属实的，予以更正。 本案中，张家港市公安局常阴沙派出所收到夏金娣的变更出生日期申请后，从夏金娣婚前、婚后所在辖区派出所调取了多份夏金娣的档案资料，并无材料证实夏金娣的出生日期为1936年9月29日；张家港市公安局常阴沙派出所对夏金娣的儿子张玉辉、弟弟夏鸿飞、邻居尹秀兰、刘秀兰、蔡秀英等人进行了调查，上述人员称夏金娣属老鼠，但均未提供证据；2017年9月19日夏金娣向张家港市公安局负责人的去信中附了一份张家港市常阴沙管理区常兴社区委员会出具常住人口登记表，该表登记的出生日期和居民身份证号码矛盾。张家港市公安局常阴沙派出所经过调取档案资料、走访调查，结合夏金娣提供的材料，对于夏金娣要求按照其申领1988年身份证的常住人口登记表为准，对其出生日期进行更正或者出生日期更正为1936年9月29日的申请并无充分证据证实，张家港市公安局常阴沙派出所针对其申请所作答复已经履行了法定职责，并无不当。二、张家港市公安局的行政复议行为是否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六十日的除外。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三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实地调查核实证据；对重大、复杂的案件，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采取听证的方式审理。本案中，张家港市公安局在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并依法送达。上述行政复议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由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被告的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依照上述法律规定，行政赔偿的前提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机关和其工作人员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并造成损害，且该行政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夏金娣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张家港市公安局常阴沙派出所的行政行为、张家港市公安局的复议行为对其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事实，亦未提交其人身、财产等权利受到损害及损害程度的证明材料，夏金娣主张行政赔偿的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夏金娣的诉讼请求；驳回夏金娣的赔偿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夏金娣负担。 上诉人夏金娣上诉称，一、根据《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公安派出所、户政办理中心对出生日期更正事项应当受理，经县级公安机关调查核实后报市级公安机关审批，张家港市公安局常阴沙派出所不具有出具《关于夏金娣反映出生年月问题的答复》的主体资格。二、上诉人从未要求将出生日期改为1936年9月29日或者1939年8月3日。上诉人明确要求以1988年常住人口登记表为准，更正身份信息。三、根据《使用规定》及《公安派出所档案管理办法》等规定，《常住人口登记表》是公民申请领取居民身份证时必须履行的登记手续，申领1988年身份证的登记表应当是1988年档案编号，并非1997年档案编号，被上诉人隐藏了上诉人1988年常住人口登记表。四、现有证据可以证明1988年常住人口登记表事实存在，并由张家港市公安局常阴沙派出所管理。上诉人无需提交该份登记表，张家港市公安局常阴沙派出所拒绝出示该登记表，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被上诉人张家港市公安局常阴沙派出所应以其建档保存的1988年常住人口登记表为准为上诉人更正出生日期，只有这样才符合《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五、上诉人2018年1月23日查阅张家港市公安局常阴沙派出所提交的行政复议答复书没有盖章，其未在法定时间以自己的名义提交答复，张家港市公安局作出的维持决定错误。六、原审法院未依照规定调取相应证据，举证质证环节形同虚设，程序违法。七、因被上诉人更正上诉人身份证一事过程中，程序违法，上诉人耗费大量人力、财力，造成巨大精神压力，被上诉人理应作出赔偿。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诉请或发回重审；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张家港市公安局常阴沙派出所辩称，被上诉人已经把能够找到的夏金娣所有户籍及身份证档案向上诉人作了出示，并未找到夏金娣1988年常住人口登记表。被上诉人1981年对常住人口信息登记表进行了更换归档，之后启用新的一人一表，并沿用至1997年。常住人口登记表并非每年均更换与登记，夏金娣1988年办理的第一代居民身份证信息即应是摘录于1997年归档的登记表。被上诉人依据现有的档案材料，答复夏金娣其可更正出生日期为1939年8月3日，符合规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被上诉人张家港市公安局辩称，一、夏金娣于2017年3月提起的系口头咨询，其9月份开始又通过信访提出履职申请，被上诉人接到信访流转件时间为2017年9月25日，该时间应视为履职申请的时间。二、从其相关信访件中亦可看出，夏金娣已经写明了自己的出生日期为1936年9月29日，但又要求以1988年常住人口登记表为准更改出生日期，被上诉人认为其提起的履职申请并不明确。三、经公安机关调查，除1961年档案资料显示夏金娣为1939年出生，其余均为1940年出生。申请人自己亦无法提供能够证明实际出生年月的原始资料。据此，张家港市公安局常阴沙派出所作出的答复并无不当。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案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夏金娣申请调取其本人1988年及2012年常住人口登记表作为证据。经审查，上诉人夏金娣申请调取的证据属于被上诉人的举证范围，现被上诉人称关于夏金娣户籍及身份证档案资料已全部提交，1988年常住人口登记表并不存在，2012年的常住人口登记表则是沿用原表。因上诉人夏金娣无确切线索证实1988年常住人口登记表存在，而2012年常住人口登记表亦不影响本案审理，对上述证据本院不再予以调取。另夏金娣提交的季松1988年常住人口登记表及居民身份证等材料，与本案没有关联，且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新的证据”，本院不予接纳。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户口登记的内容需要变更或者更正的时候，由户主或者本人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户口登记机关审查属实后予以变更或者更正。户口登记机关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向申请人索取有关变更或者更正的证明。《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对公民要求更正出生日期的，应本着实事求是、尊重事实的原则，从严审查。户口登记的出生日期与办理户口登记时提交的出生医学证明不一致的，以出生医学证明为准。常住人口登记表、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人口信息管理系统登记的出生日期不一致的，以常住人口登记表为准。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公民实际出生日期与居民户口簿登记出生日期不一致的，可以申请更正出生日期，并提交以下材料：（一）本人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二）公安机关原始户籍资料；（三）能证明本人实际出生日期的相关原始资料。经公安机关调查核实，情况属实的，予以更正。 本案中，上诉人夏金娣要求更正出生日期，依据上述法律及规范性文件之规定，应当有能证明本人实际出生日期的相关原始资料。而从现有证据可知，最早的1961年档案中显示其出生日期为1939年8月3日，其他档案均显示其出生年份为1940年。上诉人夏金娣认为被上诉人张家港市公安局常阴沙派出所存有其1988年常住人口登记表，该登记表系其申领1988年身份证的依据，其更正出生日期仅能以该常住人口登记表为准。被上诉人张家港市公安局常阴沙派出所称其查阅夏金娣户籍及身份证档案后并未发现存有1988年常住人口登记表，并就此作了解释说明。本院认为，对公民申请更正出生日期的，应秉持实事求是、尊重事实之原则，从严审查。常住人口登记表固然可以证实公民出生日期，但也绝非唯一依据，公安机关应依据公民实际出生日期相关原始资料，并经调查核实后作出判断。现被上诉人张家港市公安局常阴沙派出所综合夏金娣户籍、身份证档案及走访调查情况，认为可以依据最早的1961年档案，为夏金娣更正出生日期为1939年8月3日，符合规定，并无不当。另《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一百六十四条对户口登记事项办理时限作了规定。被上诉人张家港市公安局常阴沙派出所于2017年9月25日接到信访件后，视其为履职申请，后在2017年10月28日向夏金娣作出答复，办理时限上并不违反上述规定。被上诉人张家港市公安局作出维持该答复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内容适当。 综上，上诉人夏金娣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夏金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正芳 审 判 员 孙一鸣 审 判 员 林 磊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杨心刚 书 记 员 张 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