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1303民初3135号 原告：袁明强，男，1979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 原告：文海刚，男，1970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 原告：文昶，男，1977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 原告：陈新蓉，女，1973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 以上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授权）：苟渊，四川天普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授权）：强春艳，四川锐思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晓玉，女，1963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授权）：张荣辉，四川泰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授权）：冯志强，四川泰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袁明强、文海刚、文昶、陈新蓉与被告张晓玉合伙纠纷一案。本院曾于2015年7月27日立案受理了本案，并于2015年12月31日作出（2015）高坪民初字第1821号民事判决书。宣判后，被告张晓玉不服原判决，上诉至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中院），中院于2016年7月6日依法作出（2016）川13民终308号民事判决书（改判）。嗣后，张晓玉仍不服该判决向中院提出再审申请，中院于2017年7月4日作出（2017）川13民申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本案进行再审。再审中，中院以“认定事实不清”为由，于2017年11月7日作出（2017）川13民再终3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一、二审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7年12月4日重新立案后，依法向各方送达了相关法律文书。审理中因本案案情复杂，当事人申请取证等原因，本院将本案暂停审理。2018年9月5日和2018年12月24日，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谢海燕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郑宗衡、钟勇组成合议庭，书记员孙冰冰担任法庭记录，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二次审理。原告袁明强、文海刚、文昶、陈新蓉及诉讼代理人苟渊、强春艳与被告张晓玉及诉讼代理人张荣辉、冯志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袁明强等四人在本次重审中变更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原、被告在双方开办的合伙企业中享有的股份比例为原告袁明强、文海刚、文昶、陈新蓉四人合计占80%，被告张晓玉占20%；2.请求对原被告双方开办的合伙企业即位于南充市高坪区都京镇十六村养殖场的全部拆迁补偿款3517857元（包括被告在2015年4月23日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中的497857元的拆迁补偿款）及张晓玉应退回合伙组织的14万元，按照原被告的股份比例进行分配；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四原告与被告于2008年12月18日签订了《合伙投资协议》。约定：四原告与被告共同在南充市高坪区都京镇十六村共同投资经营养殖场，被告以土地及现有设施设备折价25万元入股，原告袁明强出资25万元、文海刚出资37.5万元、文昶出资25万元、陈新蓉出资12.5万元，各合伙人的股权比例按投资比例计算，原、被告对其他事项也进行了约定。协议签订后，原、被告按约履行了义务，各合伙人修建了相应的房屋、鱼塘及设施设备，养殖场也投入经营。2012年5月19日，各合伙人协商一致，与被告签订了《养殖场租赁协议》，将养殖场租赁给被告，同时约定在租赁期间，如遇国家统建，各合伙人可提前收回养殖场，养殖场需拆迁，被告不涉及政府拆迁款。2015年4月23日，被告与南充市都京多用码头高坪协调办公室（以下简称都京码头协调办）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书》，被告领取了鱼塘拆迁款497857元。被告领取鱼塘拆迁款后，未告知原告，更没有向原告支付拆迁款。嗣后，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无果，特诉至本院。 被告张晓玉辩称，我方收到原告方变更诉讼请求后，担心法院不予处理我方反诉事项，依法递交了民事诉状，经法院为减少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节约司法资源等方面的释明，并同意在重审案中一并处理我方反诉的请求事项，我方愿意将反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作为我方的答辩意见，就不在本案中另行提出反诉。1、袁明强方要求占有80%的比例没有法律依据及事实依据。一是原告并未按照合伙协议约定及时足额出资到位100万元，且双方也没有登记成立合伙企业，只是签有个人合伙协议，因此本案不应当适用《合伙企业法》。而《民法总则》已经将个人合伙的规定全部删除，本案只能适用《合同法》相关规定。二是袁明强方在2012年5月19日签订名为《租赁协议》实为《看护协议》后，再没有履行合伙协议第六、七条义务了，所以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不应当支持；2、张晓玉不应当返还14万元给合伙组织。因为张晓玉已经代合伙组织将这14万元用于场地平整和支付土地租金等，相关票据已交给原告，并且该款双方已经在二审中确认为袁明强方的出资额，不能重复计算；3、本案应当将拆迁补偿款先行析出张晓玉在签订租赁合同后，属于张晓玉单独所有的改、扩、新建、维修、搬迁奖励、青苗费、附属设施等费用286万元后，余款按比例分配；4、本案所涉补偿款应当先行扣减专属于张晓玉补偿款后，再行分割；5、根据《合伙投资协议》第三条第六项约定袁明强方应当承担未足额出资金额448106.5元的银行利息381319.96元，并赔偿给张晓玉由此造成的损失10万元（暂定）。综上所述，原告诉请按照合伙投资协议约定的比例分割拆迁补偿款不应支持。原告因出资不到位且提前终止合伙，故应当依法按约承担出资不到位的违约责任，并赔偿违约金及给张晓玉造成损失的金额。 原告袁明强方在原一审中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确认原、被告在合伙企业享有的股份份额为袁明强20%、文海刚30%、文昶20%、陈新蓉10%、张晓玉20%；二、被告向四原告支付鱼塘补偿款398285.6元，其中袁明强99571.4元，文海刚149357.1元、文昶99571.4元、陈新蓉49785.7元。本院于2015年12月31日作出的（2015）高坪民初字第1821号一审民事判决书（鱼塘部分），判决如下：一、原、被告在案涉合伙经营的养殖场中的股份份额分别为袁明强20%、文海刚30%、文昶20%、陈新蓉10%、张晓玉20%；二、被告张晓玉向四原告支付补偿款398285.6元，其中袁明强99571.4元，文海刚149357.1元、文昶99571.4元、陈新蓉49785.7元。案件受理费3637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8637元，由被告张晓玉负担。 被告张晓玉方在二审中提出上诉请求为：撤销原判决，驳回袁明强方的全部诉讼请求（鱼塘部分），由袁明强方负担本案全部费用。2016年7月6日，中级法院作出（2016）川13民终3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袁明强、文海刚、文昶、陈新蓉四人与张晓玉在案涉合伙经营的养殖场的出资份额分别为71.82%和28.18%；二、张晓玉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袁明强等四人支付357560.8974元。一审案件受理费3637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274元，共计15911元，由张晓玉负担14000元，袁明强等四人负担1911元。 原被告双方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2006年12月18日，被告张晓玉与丈夫帅文（已去世）作为乙方与南充市高坪区都京镇都京坝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都京村委会）作为甲方签订了《河坝水塘承包合同》。合同约定：都京村委会将村集体所有的河坝水塘及周边陆地面积100亩交给乙方张晓玉、帅文使用；承包期限为25年；承包费每亩120元，合计12000元，以实际丈量为准；公路由乙方硬化；房屋等设施由乙方修建。被告张晓玉的丈夫帅文于2008年1月11日在养殖场内因意外事故去世。 （二）、2011年张晓玉与四原告签订了二个版本内容基本相同的《合伙投资协议》，二个版本合伙协议显示的签约时间均为2008年12月18日。其中一份合伙协议（以下称6人100亩协议）约定合伙人有原被告及案外人张永德共计6人，约定的张晓玉以土地100亩及现有设施折合人民币25万元出资，原告袁明强出资现金25万元、文海刚出资现金37.5万元、文昶出资现金25万元、陈新蓉出资现金12.5万元，合同上明确所列合伙人张永德不出资，对养殖场的盈亏不参与分配，尾部无张永德的签名。协议上写明本合伙投资出资共计人民币100万元，本协议共6份。该份协议各页在数字及金额处均为手填写并捺印，页码所编位置在每页下端的中间。该《6人100亩协议》原告袁明强方向本院提交了4份原件，被告张晓玉方向本院提交了2份原件。另一份协议（以下称5人20亩协议）约定合伙人有原被告共计5人，约定的张晓玉以土地20亩及现有设施折合人民币25万元出资，原告袁明强出资现金25万元、文海刚出资现金25万元、文昶出资现金25万元、陈新蓉出资现金25万元，协议上写明本合伙投资出资共计人民币125万元，协议共5份。该份协议数据及金额处均为打印件，页码所编位置在每页下端右下角。庭审中，袁明强方4人均称：只签了《6人100亩协议》，没有签过《5人20亩协议》，但经质证原告认可《5人20亩协议》尾页的名字是原告4人所签并捺印，文昶称《5人20亩协议》前三页是张晓玉换过的。张晓玉方称：一共签了二个版本协议，没有换过页码。《6人100亩协议》先签，张永德知晓自己不参加盈亏分配觉得没有意义就没在协议上签字，该协议仍在张晓玉处，《6人100亩协议》是作废的。后来是文家老二找到张晓玉，张晓玉才同意又签的《5人20亩协议》，张晓玉还称自己没有换过《5人20亩协议》的前三页，是袁明强方打印好后才签的，从二个版本合同的页码也可以佐证自己没换过前三页，是签的二次合同。另外庭审中原被告均认可协议上书写的签约时间不真实，系倒签，真实的签约时间是2011年10月17日。 二个版本合伙协议除以上内容不同外，其他内容一致。协议约定：1.合伙投资项目鱼类、鸭类养殖、旅游业及其他相关项。2.合伙投资经营范围及合伙投资期限为23年，自2008年12月18日至2031年12月28日（实际应为2011年10月17日至2031年12月28日）。3.出资方式（见上），出资时间为2009年1月1日前交齐。逾期未交或不交齐，应承担利息并赔偿损失。4.盈余分配与债务分担：以出资额度为依据，按比例分配；债务先由合伙投资财产偿还，不足时以投资人的出资额为据，按比例分担。5.入伙、退伙，出资转让…。6.合伙投资负责人及权利：张晓玉为负责人，权限一是①、对外开展业务，订立合同；②、对合伙投资事业进行日常管理；③、出售合伙投资的产品(货物)，购进常用货物；④、支付合伙投资债务；二是其他合伙投资人的权利：①参与合伙投资事业的管理；②听取合伙投资负责人开展业务情况的报告；检查合伙投资账册及经营情况；③共同决定合伙投资重大事项；三是经营管理：由出资各方派人共同经营管理。养殖场的经营方针，重大决策（包括生产销售计划、利润分配、提留比例、认识任免等）采取一致通过的原则；四是合伙人袁明强为合伙投资财务管理人，其他合伙人为财务监督人。7.禁止行为及违约责任：8.合伙投资终止及终止后事项：9.解决纠纷的方式…10.合同未尽事宜…11.其他事项…“如遇国家统征，养殖场内所有资产及国家补偿均属于合伙企业的共同财产，合伙人按投资金额的比例分配”。12.本合同一式陆份（另一份合同注明的一式伍份），合伙投资人各执一份。 合伙协议签订后，被告张晓玉按约履行了义务，原告未按约足额出资。除原告陈新蓉转账支付给袁明强125000元外，其余资金原告以现金或以修建相应房屋、设施设备、吃饭及喝茶等开支的形式出资，开支款项视为出资款。经过原被告双方在中院二审中对已签字的票据予以确认，张晓玉认可原告实际出资金额为551893.5元。另外，原被告双方合伙后除修建了三栋棚舍和购置部分设施外，未进行实质性合伙经营活动，只有原告四人养了一批鸭子（单独出售），合伙期间合伙组织对外无债权债务。 （三）、2012年5月19日，各合伙人协商一致，袁明强等四人和张晓玉共计5人作为甲方与张晓玉个人作为乙方签订了《养殖场租赁协议》。该协议上虽无陈新蓉签名，但庭审中陈新蓉表示自己当时有事不在场，一直认可该协议。协议约定：1、甲方将位于都京镇十六村的养殖场地（棚舍三栋、水塘一个）及设施出租给乙方，租赁时间从2012年5月19日至2017年5月18日，共计5年（如遇统建，甲方可提前收回养殖场地）；2、在租赁期间，乙方依法经营，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涉乙方经营，乙方自负盈亏。养殖场人工及管理人员安全事故乙方全权负责；3、如因城镇建设，养殖场需拆迁，本协议自动中止，乙方不涉及政府拆迁赔偿；4、合同期内，乙方每月将所有产值数目报与甲方；5、养殖设施乙方必须妥善保管，合同期满按清单交与甲方（正常损耗、洪水、地震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设施毁损乙方不承担责任）；6、甲乙双方必须共同遵守本协议，如违约赔偿对方损失，并处违约金5000元；7、未尽事宜，双方可订立补充协议；8、本协议一式五份，甲方四份，乙方一份，双方签字即生效。该协议签订后，原告未进场进行维护、管理、看护等。由被告张晓玉个人出资修建鱼塘、鸭棚、公路等，并对因每年涨水等因素造成的棚舍、鱼塘垮塌进行维护、加固、管理等。张晓玉单独经营期间养殖了大量鱼和鸭子直至拆迁。 （四）、2015年在南充都京港嘉陵江大桥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张晓玉原承包的南充市高坪区都京镇十六村用地范围内的房屋及其附属物需进行拆迁。因被告张晓玉于2006年12月18日与都京村委会签订了《河坝水塘承包合同》，故都京码头协调办与张晓玉签订了二次《补偿协议》。2015年4月23日，都京码头协调办作为甲方与张晓玉作为乙方就鱼塘签订了《补偿协议》，补偿总金额为497857元。其中（1）鱼塘补偿78.7815亩×5050元/亩=397847元；（2）碎石路补偿245米×130/米=31850元；（3）水渠补偿73.8立方米×300元/立方米=22140元；（4）水泥路补偿65米×330元/米=21450元；（5）堡坎补偿163.8立方米×150元/立方米=24570元。其中10万元是在原定的补偿金额外单独补偿经营户张晓玉个人的。 2016年2月1日，都京码头协调办作为甲方与张晓玉作为乙方签订了《养鸭场搬迁协议书》，补偿总金额3025071.01元。其中一、房屋补偿金额923910元。按原房屋3553.5平方米，按260元/平方米计算；二、地面附着物、附属设施补偿金额190102.8元。1.混凝土地坝318平方米，按100元/平方米进行补偿，计31800元。2.混凝土道路（宽3.5米）66米，按330元/米进行补偿，计21780元。3.钢棚内部圈舍地面硬化1500平方米，按80元/平方米进行补偿，计120000元。4.化粪池5个，按550元/个进行补偿，计2800元。5.围墙长92米，高2.4米，厚0.12米，共26.5立方米，按300元/立方米进行补偿，计7950元。6.铁门两个宽4.2米，高2.3米，共19.32平方米，按40元/平方米进行补偿，计772.8元。7.搭伙用电费用5000元；三、建构筑物及附属物评估金额1039013.21元（其中包含鸭子转运费用258000元）；四、企业搬迁奖励533025元。按原房屋3553.5平方米，按150元/平方米进行补偿，计533025元；五、停产停业补助金额291500元。按该户年利润583000元补偿6个月，计291500元；六、承包土地地面附着物补偿金额47520元。在该企业租地合同面积100亩基础上，扣减已补偿的房屋、道路、地坝、鱼塘的面积84.16亩后，剩余15.84亩按3000元/亩进行补偿，计47520元。上述六项合计补偿金额为3025071.01元。以上鱼塘和养鸭场合计补偿金额为3522928.01元（497857+3025071.01）。原被告对上述拆迁补偿费用分配问题产生纠纷，诉至本院。 （五）、2015年9月，被告张晓玉加入南充市高坪区富强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并缴纳入会费2000元。经本院两次调查都京码头协调办，其负责人姚克猛向本院证实：对鱼塘补偿协议中的鱼塘补偿部分是按照普通鱼塘每亩5050元补偿的，是按水面和蓄水面来补偿的，因为当时张晓玉养了很多鱼，如果没有养鱼是不会按每亩5050元来补偿的，只能按土地补偿，土地补偿张晓玉是得不到补偿款的，其土地属于集体的，土地费是直接补偿给村上的。至于鱼塘补偿协议中增加的10万元，是因为张晓玉认为政府没有给她补偿鱼塘维护等费用，于是不签鱼塘拆迁补偿协议。都京码头协调办经研究，考虑到张晓玉每年的维护、加固、整修等费用高，而且也为了推进拆迁工作，所以在原定补偿金额以外又单独给张晓玉补偿了10万元，其协议上就以碎石路、水渠、水泥路、堡坎四个项目多补偿了10万元给张晓玉，共计补偿了497857元，张晓玉才同意签订的协议。另外姚克猛还对养鸭场搬迁协议作了解释，具体到第六项解释为：剩余15.84亩按每亩3000元补偿，是按青苗补偿费补偿给张晓玉的，不是土地费补偿，该村的土地费补偿均是直接补给村上的。因张晓玉通过加入高坪区富强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所以地上的未经批准修建构建筑物及附属才获得按照南府函【2009】200号标准进行补偿的,否则政府可能会按照50元/㎡进行补偿。 （六）、2018年11月23日，经本院调查张永德，张永德证实：1.签订协议的时间肯定不是2008年，大约是2011年底或2012年；2.因为合伙人不认可张永德干股，合同上写的不让张永德享受盈利，也不承担义务，张永德认为没有意义，所以没在协议上签字。张永德还认为6人协议应当是作废了的，他们5人后来又重新签了一个协议；3.河坝当时没有鱼塘，只有几个水塘（庭审中袁明强方亦认可当时是水塘不是鱼塘）。 （七）、严仁伦等证人证实张晓玉养殖场在嘉陵江边，经常遭遇风灾和水灾。张晓玉经常请人新建、翻修养殖场棚舍，其在养殖场做工期间没有见过四原告，也不认识四原告。同时证实大概是2012年张晓玉请人将水塘修建成封闭鱼塘养鱼。 （八）、审理中，被告张晓玉为证明自己租赁后用大量资金（主要是贷款）单独请人修建、改建、扩建、维修鱼塘及养鸭场等，并向本院提交了合同及收据共41份。其中合同23份、收据18份，开支金额达200余万元。因原告认为被告提供的合同及收条是虚假的，时间系倒签，故申请对其中14份收条和3份合同上签名和捺印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2017年5月5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6】鉴字第542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送检材料中的13份签名、捺印系“同期”形成，其中有4份材料因材料本身瑕疵无法确定是否系“同期”形成，无法作鉴定。为此，该鉴定中心归还了申请人袁明强方鉴定费23700元，收取了袁明强方鉴定费66740元。另外，该鉴定中心还说明了鉴定均不能作出具体是某一天签名或捺印，并对“同期”作出解释为“前后六个月”。 （九）、张晓玉提交了养殖场灾后重建申请、每年在建行、工行等各银行的借款合同、借据及因每年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说明由于养殖场在嘉陵江边，租赁协议签订后，经常遭遇风灾和水灾，张晓玉在租赁期间自己花大量精力不断的在养殖场扩建、新建、翻修、翻盖棚舍、修路等（含帮合伙组织留下的三栋棚舍的维修），并安装完善养殖场所需的相关设施设备，为此花费了大量费用。 （十）、在原二审审理中，经法官组织双方对账，双方对合伙期间经张晓玉签字的基本建设支出551893.50元无异议。但张晓玉对2012年4月14日经合伙人文昶签字和施工人党强签字的到地坪56000元、砖款10560元、民工工资15450元共计82010元不予认可。同时查明，合伙后第一批养鸭期间，张晓玉未参与养鸭，袁明强等人在养鸭期间领取了工资，但并未支付此期间张晓玉的工资。在原一审审理中，袁明强等人自认养鸭子销售收入共计12万余元，张晓玉认可该销售收入的真实性。2012年11月26日，袁明强、文昶、文海刚、陈新蓉等四个相互出具的收据证明，袁明强、文昶、文海刚、陈新蓉分别收到袁明强退还的都京镇十六村养殖场投资款40000元、40000元、105000元、20000元，共计205000元。原一、二审中，原告均未对14万元单独提出任何诉请。 （十一）、本案在原一审判决后二审审理中，张晓玉于2016年6月29日按照一审判决的要求对专属于自己单独享有的养鸭场部分补偿费另行起诉，案号为（2016）川1303民初1299号。二审判决后，袁明强方于2016年12月12日按照二审判决对养鸭场的全部补偿金额要求按比例分配。本次重审中，经本院释明，原被告双方均对上述二案撤回起诉，同意其诉请并入本案一并处理，即将养鸭场部分纳入本案一并审理。本院予以准许并分别裁定准予双方各自撤回起诉。 （十二）、双方签订租赁协议后，于2012年5月29日对养殖场内的其他相关设施进行了移交，移交清单上显示设施有：电饭锅一个、桌子二张、板凳十根、液化气一个、灶一个、锅碗一套、砖约三万块（匹）、手砂轮轮一个、水泵二个、床三张、水轮一个、电子秤一台、大桶十六个、小桶二十个、小水桶十六个、喷雾器二个、小簸箕四十个、铁大门两个、饲料六袋、电焊机一台（电底度109）。因此，棚舍三栋，水塘一个，土地20亩（含所建棚舍占地）及上述设施系合伙财产。 本案争议焦点：1.原被告双方签订了一个版本的合伙协议还是二个版本的合伙协议？如果是二个版本合伙协议，那么《6人100亩协议》在前还是《5人20亩协议》在前？确认张晓玉出资范围是100亩还是20亩土地使用权及现有设施？2.原告四人是否足额出资及实际出资额是多少？双方各自出资所占比例是多少？3.张晓玉是否应退回合伙组织14万元？4.如何确定双方合伙财产,本案全部拆迁补偿款3522928.01元应怎样分配？5.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意见书》效力认定，鉴定费由谁承担？6.张晓玉方要求袁明强方承担未足额出资金额448106.5元的银行利息损失381319.96元（参照按6年期购房贷款利率计算）并赔偿经济损失10万元，是否应予支持？ 本院认为，本案中被告张晓玉有三重身份，一是承包人，二是合伙人，三是承租人。原被告双方合伙后，除修建了棚舍外，未进行实质性的合伙经营活动，只有原告四人单独养了一批鸭，后由原告出售后未再养鸭，该批养鸭费用与本案无关，对此双方亦无争议。嗣后，原告不愿再投入资金撤离现场，以租赁的形式由原被告共同作为出租人将承包地上现有的三个棚舍及设施租给张晓玉单独使用经营，张晓玉不付租金。故本案不存在合伙结算和租赁费问题，本案法律关系虽确定为合伙纠纷，但实际上是承包地拆迁补偿费用分配纠纷。由于张晓玉租赁期间在案涉拆迁地处进行了改扩建、维修、重建等，财产状况不再是租赁前三个棚舍及一个水塘，其养殖场在租赁时的财产状况与拆迁补偿时的财产状况存在天囊之别。因此，本院应就张晓玉与都京码头协调办签订的鱼塘补偿协议和养鸭场补偿协议中所涉费用先区分专属于张晓玉单独所有部分，其补偿费用应由张晓玉单独所有，对属于合伙人所有的部分才应当按照双方各自所占比例进行分配，这样处理方显公平。为此，现就争议焦点逐项阐述如下。 一、关于原被告双方签订了一个版本的合伙协议还是二个版本的合伙协议？如果是二个版本合伙协议，那么《6人100亩协议》在前还是《5人20亩协议》在前？确认张晓玉出资范围是100亩还是20亩土地使用权及现有设施问题。 从审理查明的事实看，《6人100亩协议》末尾约定的“本合同一式陆份，合伙投资人各执一份”，而《5人20亩协议》末尾约定的“本合同一式伍份，合伙投资人各执一份”。本次庭审中，张晓玉方陈述签了二个版本的合伙协议，《6人100亩协议》先签，张永德退出后才签的《5人20亩协议》。袁明强方陈述只签过《6人100亩协议》，没有签过《5人20亩协议》。本次审理中按本院要求袁明强方提交了4份《6人100亩协议》原件，张晓玉方提交了2份《6人100亩协议》原件，张晓玉还提交了自己持有的《5人20亩协议》原件1份。经质证，原告四人均认可张晓玉出示的《5人20亩协议》第4页上签名系四人所签，其中文昶认为前三页系张晓玉换过。而二个版本协议的页码编制及签名处明显不一样。因《6人100亩协议》6份原件双方均已交出，袁明强方又认可《5人20亩协议》第4页上签名系四人所签，故《5人20亩协议》前三页应该没有被换，本院认定原被告双方签订了二个版本的合伙协议，并非只签了一个版本的合伙协议。经本院调查案外人张永德，张永德亦证实因不给张永德分红，张永德未在合伙协议上签名致该协议作废，张永德亦认为《5人20亩协议》是后签的。再者，《6人100亩协议》6份原件均在，进一步说明张晓玉提交的《5人20亩协议》的真实性，且该协议对原被告投资总额予以了更正为125万元，更符合双方约定的投资总额。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并按照证据规则的高度盖然性原则，本院推断张晓玉方陈述的真实性及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袁明强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因此，本院认定双方签订的《6人100亩协议》在前已作废，双方未履行，《5人20亩协议》在后，由此确认张晓玉是以20亩土地使用权及现有设施方式出资，折合人民币25万元（实际上双方争100亩或20亩意义不大，因张晓玉原承包100亩，其中水塘占约80亩，且袁明强方亦认可之前是水塘，鱼塘是张晓玉事后单独修建的。按照拆迁办的补偿原则，如果水塘未修建成鱼塘且未养鱼的话，张晓玉对近80亩也得不到任何补偿，合伙组织更得不到补偿）。 二、关于原告袁明强方是否足额出资及实际出资额是多少？双方各自出资所占比例是多少的问题。 双方在原二审过程中，于2016年5月17日在中院达成原告袁明强方截止2012年5月19日前投资551893.5元（含张晓玉收到的14万元）的书面一致意见。虽然张晓玉方认为该金额中含吃饭、烟、送礼及袁明强方领取的工资和单独养鸭等费用应扣减，但鉴于该意见是双方当事人在中院承办法官主持下自愿认可达成的，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因此，本院对张晓玉方的意见不予支持。对袁明强方主张的支出82010元应当作为合伙基本建设支出即算作袁明强方的投资款，因证据不足，本院亦不予支持。本院确认袁明强方的实际出资额为551893.5元。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袁明强方应出资100万元，尚差448106.5元没有出资到位，而张晓玉方按约以20亩土地及设施折价25万元出资是到位的，双方总投资金额为801893.5元。故本院确认袁明强方所占比例为68.82%（551893.5元÷801893.5元），张晓玉方所占比例为31.18%（250000÷801893.5元）。 三、关于张晓玉是否应退回合伙组织14万元的问题。 张晓玉认可2011年10月18日收到袁明强14万元属实。但辩称：该款用于缴纳租金、场地平整等开支，且开支相关票据已交给袁明强，只是袁明强为了自己做账未退还张晓玉这14万元收条。一方面该款已经计入了袁明强方的实际投资总额计551893.5元，另一方面，张晓玉并非给袁明强出具的借条或欠条，袁明强方没有提交张晓玉应当返还的其他证据和法律依据，张晓玉不应当归还其收到袁明强的14万元。本院认为，虽然张晓玉从袁明强手中收取了14万元，但双方在中院核对账目时，已认可张晓玉将14万元支付了张永德等人平整场地、租金等费用，相关票据已交由袁明强，更重要的是在原一、二审中，袁明强方从未主张要求张晓玉将该14万元退还合伙组织，由此说明，袁明强方以前一直认可14万元是合伙期间张晓玉代表合伙组织开支的费用，故不能重复计算。因此原告的该项诉请无理，本院不予支持。 四、如何确定双方合伙财产,本案全部拆迁补偿款3522928.01元应怎样分配的问题。 张晓玉在租赁合同签订后，投资改、扩建的客观事实本院应予认定。如前所述及按照2012年5月19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养殖场租赁协议》及移交清单显示，本院确认棚舍三栋，水塘一个，土地20亩（含所建棚舍占地）及设施（见清单）系合伙财产，其余系张晓玉租赁后添置的财产，应属张晓玉单独所有。袁明强方认为按照租赁协议第三条“如因城镇建设，养殖场需拆迁，本协议自动中止，乙方不涉及政府拆迁赔偿”及合伙协议的约定，其鱼塘、养鸭场的全部拆迁款300余万元均应按此约定由合伙人按比例享有。本院认为，该条款原告理解有误，应理解为张晓玉不应当单独领取合伙财产的拆迁补偿款，合伙组织获得的合伙财产补偿款应当由合伙组织享有。即该约定是针对合伙时财产状况而言，并非指拆迁时的财产状况。张晓玉租赁后单独添附的财产及都京码头协调办给予的鸭子转运费、搬迁奖励等费应当属于张晓玉单独享有，不应纳入合伙组织分配。退一步讲，如张晓玉没有修建鱼塘、养鸭场，未进行经营、管理等，拆迁办亦不可能给予300余万元的补偿费。因此，原告主张养殖场全部拆迁款300余万元均应按合伙人比例分配无理，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具体金额的分配，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都京码头协调办对张晓玉的养殖场进行了二次补偿，一是鱼塘补偿费497857元，二是养鸭场补偿费3025071.01元。因鱼塘是张晓玉租赁后独资将原几个相连水塘改、修建而成，并由张晓玉自行养鱼，对该事实原告亦认可。结合本院调查都京码头协调办负责人姚克猛，姚克猛证实：“鱼塘是按水面和蓄水面补偿的，补偿面积是78.7815亩，每亩按5050元补偿，并且由于张晓玉不在拆迁协议上签字，该办还单独给张晓玉补偿了10万元，还说明补偿鱼塘是因为张晓玉养了鱼，是对水面的养殖进行补偿，如果不养鱼就不存在该笔补偿费”。由此说明，鱼塘的补偿费用497857元是因有鱼塘且张晓玉养了鱼而得到的补偿，故应属于张晓玉单独所有，不应纳入合伙分配。关于都京码头协调办给养鸭场的补偿，从养鸭场补偿协议中看出，该办给予养鸭场的房屋补偿金额为923910元，均是按260元/㎡进行补偿，根据勘丈登记表显示，房屋共有13栋。庭审中，本院要求原被告双方按照拆迁图纸指认原棚舍三栋的位置及面积，双方各执一词，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本院酌定按照被拆迁房屋现场勘丈登记表中罗列最大面积的三栋棚舍2481.45㎡（1247.4㎡+764.05㎡+470㎡）作为合伙财产为宜，即合伙人共同所有的三栋棚舍的补偿金额为645177元（260元/㎡×2481.45㎡）。合伙人共同所有的剩余土地补偿金额为48810元【{20亩-（2481.45㎡÷666㎡）}×3000元/亩}】。另外按照双方移交清单中的设施折算合伙人共同所有的设施补偿费用为823.8元（铁大门两个772.8元、6袋饲料51元）。其余的补偿费用均不应纳入合伙组织分配。因此，本院确定应纳入原被告合伙组织所有的可分配的拆迁款为694810.8元（645177+48810+823.8）。对于拆迁办给予养鸭场的其他补偿费应专属于张晓玉单独所有，不应纳入分配。因此，按照前述比例，原告方对合伙财产应分配478168.8元（694810.8元×68.82%），被告方应分配216642元（694810.8元×31.18%）。 五、关于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意见书》效力认定，鉴定费由谁承担的问题。 按照原告方的申请，本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2016】鉴字第542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程序合法，本院确认该鉴定意见书合法有效。因此，被告张晓玉代理人认为该鉴定意见无效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代理人认为该鉴定意见证明了张晓玉提供的收条、合同等不是同一时间书写的，应作为本案定案依据采信。本院认为，张晓玉方提供的收条、合同的目的是为了佐证自己在租赁后因修建、多次维护、加固所花费的费用，而袁明强方认为张晓玉提供的是虚假合同、收条，是诉讼中补签且时间倒签的条子，由此引发鉴定。鉴定中合议庭认为没有鉴定必要，经释明后，袁明强方坚持鉴定，为此本院鉴定组依法移送鉴定材料。由于鉴定中心对能鉴定的绝大多数送检材料均认定为是同期书写形成和同期捺印，并且解释鉴定只能鉴定同一段时间不能鉴定到具体某一天，还解释“同期”是指前后六个月左右。由此说明，张晓玉方提供的合同、收条应该是在条据上落款时间的前后六个月形成，结合养殖场拆迁时的现状、补偿情况等资料显示，说明张晓玉提供的相关条据是真实的，并非是诉讼中补签和倒签的。况且本院得知鉴定机构表明需要收取大额鉴定费用时，本院与鉴定机构均告知原告及代理人放弃部分鉴定，只选择1-2份材料做鉴定，但原告方及代理人坚持申请全部鉴定。因此，该鉴定费66740元应当由原告方自行承担。(特别说明，该案没有必要做鉴定，从拆迁办提供的资料及拆迁现状显示，被拆迁范围内的财产早已超过了合伙期间的财产，张晓玉单独添附的这些财产必然会产生大量的费用,至于产生多少费用与本案无关，张晓玉用得再多也应该自行负担。基于这个原因，所以当时承办人劝告原告不做鉴定或做一、二份鉴定)。 六、张晓玉方要求袁明强方承担未足额出资金额448106.5元的银行利息损失381319.96元（参照按6年期购房贷款利率计算）并赔偿经济损失10万元的问题。由于袁明强方未足额出资，本院已将投资比例减少，故原告不应当再承担该部分资金利息损失。至于张晓玉方要求原告承担经济损失10万元，因张晓玉方提供证据不足，故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为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袁明强、文海刚、文昶、陈新蓉与被告张晓玉位于高坪区都京镇十六村养殖场的出资所占比例分别为68.82%和31.18%； 二、对位于高坪区都京镇十六村养殖场的鱼塘、养鸭场全部拆迁补偿款3522928.01元，由原告袁明强、文海刚、文昶、陈新蓉分配478168.8元，被告张晓玉分配3044759.21元（张晓玉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袁明强、文海刚、文昶、陈新蓉支付人民币478168.8元）； 三、鉴定费66740元由原告袁明强、文海刚、文昶、陈新蓉负担（原告已支付）； 四、驳回原告袁明强、文海刚、文昶、陈新蓉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7274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2274元，由四原告负担8447元，被告张晓玉负担382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谢海燕 人民陪审员  郑宗衡 人民陪审员  钟 勇 二〇一九年三月七日 书 记 员  孙冰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