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初1433号 原告：上海弘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8号1009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5542631444。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弘逸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诉讼代表人：黄波，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委托代理人：虞军红，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潘强，北京金诚同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东宇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东方豪生大酒店7F。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557902415L。 法定代表人：柯友仁，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赵一同，浙江永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慧，浙江永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杭州鼎筑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三里亭路30号三楼30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46945885141。 法定代表人：周文兵，总经理。 第三人：宏捷投资有限公司（GREATSPEEDINVESTMENTLIMITED）。注册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北角英皇道625号17楼1701-02A室。 诉讼代表人：阮晓昂，董事。 原告上海弘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弘逸企业）诉被告杭州东宇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宇公司）、第三人杭州鼎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筑公司）、宏捷投资有限公司（GREATSPEEDINVESTMENTLIMITED）（以下简称宏捷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30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于2019年2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弘逸企业的委托代理人虞军红和刘慧、被告东宇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赵一同和刘慧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鼎筑公司、宏捷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弘逸企业起诉请求判令：一、东宇公司向弘逸企业返还投资款人民币4000万元；二、东宇公司向弘逸企业支付利息损失人民币26354779.17元（自投资款支付之日按照年利率15%计算，暂计至2015年1月27日，此后计至实际清偿之日）；三、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东宇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东宇公司系作为杭政储出（2009）84号地块开发的项目公司，2010年8月17日由第三人鼎筑公司和宏捷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其中宏捷公司持有51%股权，鼎筑公司持有49%股权。鼎筑公司成立于2009年10月21日，宏捷公司成立于2008年8月20日。上述公司成立时，诸葛双春系鼎筑公司和宏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009年12月8日，鼎筑公司和宏捷公司通过招投标方式竞得杭州市杭政储出（2009）84号地块用于房地产开发，并与杭州市国土资源局签署了《杭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鼎筑公司和宏捷公司竞得地块后，并未及时筹措到足够资金支付相应的土地出让款项。为此，诸葛双春作为鼎筑公司和宏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采取了多种方式去筹措资金。在多次协商并且不断融资、投资的过程中，弘逸企业作为其中的投资人实际向东宇公司支付人民币4000万元作为投资款。具体过程如下：1、2010年3月26日，诸葛双春、诸葛冠龙、章春生作为甲方，上海弘逸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逸投资公司）作为乙方，孙国洪作为丙方，宏捷公司作为丁方，鼎筑公司作为戊方，各方共同签署了《杭州三里亭项目的合作意向书》，约定由甲、乙、丙三方通过丁方、戊方共同投资三里亭项目，其中乙方通过持有鼎筑公司61%股权的方式实际享有三里亭项目30%的权益，丙方通过持有鼎筑公司39%的股权实际享有三里亭项目39%的权益。2、据上述《合作意向书》的相关约定，2010年4月14日，鼎筑公司的股权由诸葛双春、章春生、诸葛冠龙变更为弘逸投资公司、张娜和孙国红。弘逸投资公司分别于2010年4月1日、4月23日、4月26日向鼎筑公司共计支付投资款人民币4000万元。3、由于弘逸投资公司拟通过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的形式参与投资，2010年4月20日，弘逸投资公司作为执行合伙人设立了弘逸企业。为实现弘逸企业的出资，第三人鼎筑公司将上述人民币4000万元中的3997万元又重新退还给弘逸投资公司，拟以弘逸企业的名义直接出资，另余人民币3万元在账上。2010年7月29日、8月12日、8月19日、11月11日，弘逸企业分别支付给第三人鼎筑公司人民币300万元、1700万元、1000万元和350万元，共计人民币3350万元，上述款项作为土地出让金已由鼎筑公司支付给杭州市国土资源局。4、2010年12月3日，弘逸企业在东宇公司设立后，直接向东宇公司支付投资款人民币647万元。截止到上述日期，加上鼎筑公司在款项往来过程中没有退还给弘逸投资公司的人民币3万元（该款项也已作为土地出让金支付给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弘逸企业实际通过鼎筑公司、东宇公司向案涉地块实际投资人民币4000万元。5、东宇公司设立后，案涉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已办理至东宇公司名下。东宇公司直接作为案涉地块的使用权人和开发主体；6、尽管弘逸企业、孙国洪、张娜等人均出资投入案涉地块，但项目建设开发资金仍存在巨大资金缺口。为进一步融资，诸葛双春作为项目的实际控制人，在无法将东宇公司股权转让或者变更的情况下，提出将鼎筑公司的股权暂由新的融资方控制，弘逸企业、孙国洪、张娜等人将持有鼎筑公司的股权转出，安排确认在宏捷公司的股权将来再回归对东宇公司投资的方式完成融资。为了配合再融资，弘逸企业等人同意实施该融资方案，即将弘逸企业等人对涉地块的投资，从名义上持有鼎筑公司的股权转为名义上持有宏捷公司的股权，但各方之间对案涉地块的实际投资确认不变，即弘逸企业对案涉地块的投资为人民币4000万元。各方根据上述方案签署了相应协议，而为此次再融资的需要，鼎筑公司的股东则由弘逸企业变更为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公司）。7、在诸葛双春完成上述再融资需要的手续之后，东宇公司本应充分利用各项融资资金，积极稳妥推进案涉地块的建设开发工作。但由于东宇公司自身原因，致使原计划各项工作并未实际完成。中信公司在约定融资到期之后又将其信托资金通过其他途径得以回收。但是东宇公司、鼎筑公司、诸葛双春均未按照此前的约定，实现弘逸企业对东宇公司享有的股权，致使弘逸企业无法实际行使投资权利。为此，弘逸企业多次和包括东宇公司在内的各方沟通联系，要求按此前的内容予以实施或者对人民币4000万投资款协商后续的处理方案，均无果。8、无奈之下，弘逸企业分别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以民间借贷的案由起诉东宇公司和鼎筑公司，东宇公司和鼎筑公司均否认该人民币4000万元系借贷款项，而认为是投资款，该等案件法院均判决驳回弘逸企业的诉讼请求并已生效。弘逸企业认为，一方面，从一开始弘逸企业就是以投资案涉地块项目为目的，且也实际向案涉地块项目支付投资款。另一方面，弘逸企业在一系列的协议和相关安排过程中，也从未改变向案涉地块投资的本意，投资款项也实际由东宇公司用于项目建设。但是，包括东宇公司在内的各方违背此前各项协议的安排，致使弘逸企业无法落实其投资权利，东宇公司依法应向弘逸企业返还投资款项并支付相应利息损失。 被告东宇公司答辩称：一、东宇公司并非本案适格主体，弘逸企业诉请东宇公司返还投资款并支付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从弘逸企业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各投资人最终确认弘逸企业投资的是股权，实际按投资比例持有第三人鼎筑公司的股权，本案实际为弘逸企业和第三人之间的投资合同纠纷，东宇公司与弘逸企业之间并未就本案的投资签订任何合同，不是适格的被告。二、东宇公司主张返还投资款没有依据。首先，包括弘逸企业在内的投资方就本案投资款所签订的投资协议已正常履行且最终确定为股权投资，东宇公司与第三人仍在正常运作，弘逸企业无权抽逃出资，投资损益应自行承担。其次，投资各方已最终签署股东协议书，就案涉投资款作出明确约定，各方投资人在履行过程中若存在违约行为，应主张违约责任，并无理由要求东宇公司返还投资款。三、弘逸企业主张的利息不应支持。首先，投资款已确定为股权，并不需要计付利息。其次，弘逸企业主张的利息计算方式是各投资方在《股权确认协议书》中对投资份额确认各方出资所形成的资金占用成本时所确定的计算方式，不应作为本案利息计算方式。且《股权确认协议书》已确定具体利息金额，并确定支付义务人是第三人宏捷公司，无理由向东宇公司主张。综上，请求驳回弘逸企业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鼎筑公司和宏捷公司均未作答辩，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原告弘逸企业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一、弘逸企业、东宇公司、鼎筑公司、宏捷公司各自的工商资料1组。拟证明：案涉主体之间的登记设立情况，以及与本案投资项目的关联关系。 二、《杭州三里亭项目合作意向书》1份。拟证明：弘逸投资公司与诸葛双春等人签署协议，约定弘逸投资公司以持有鼎筑公司61%股权的方式实际享有三里亭项目的30%权益。 三、《杭州杭政储出（2009）84号地块项目权利转让协议书》1份。拟证明：弘逸企业设立后与弘逸投资公司签署协议，明确将按照合作意向书约定的三里亭项目的所有权利转让至弘逸企业名下，弘逸企业认缴资金均投资于三里亭项目。 四、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凭证3份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1份。拟证明：2010年4月1日至2010年4月26日期间，弘逸投资公司向鼎筑公司支付人民币4000万元。后为配合弘逸企业的设立和理顺投资关系，2010年5月17日，鼎筑公司向弘逸投资公司退回人民币3997万元。 五、中国光大银行贷记通知4份、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凭证1份、中国建设银行电子汇划收款回单1份。拟证明：2010年7月29日、8月12日、8月19日、11月11日，弘逸企业向鼎筑公司共计支付人民币3350万元。2010年12月3日，在东宇公司设立后，直接向东宇公司支付投资款人民币647万元。 六、《股权确认协议书》、《股东协议书》各1份（复印件）。拟证明：1、为项目融资，在没有其他可行方案的情况下，形式上将弘逸企业等人对项目地块的投资从名义上持有鼎筑公司股权转为名义上持有宏捷公司的股权。但各方之间对项目地块实际投资额确认不变，即弘逸企业对项目地块实际投资人民币4000万元。2、项目公司应当承担的利息按照年利率15%计算。 七、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1民终4402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民终249号民事判决书各1份。拟证明：弘逸企业分别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以民间借贷案由起诉东宇公司和鼎筑公司，东宇公司及鼎筑公司均否认该人民币4000万元为借款，而认为是投资款。两案件一审法院均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并已生效。该人民币4000万元作为投资款也已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所确认。 八、《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土地款缴付凭证各1份。拟证明：弘逸企业的人民币4000万元投资款已用于项目土地出让金支付，实际投入项目中。 九、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1民终3541号案件调查笔录1份。拟证明：东宇公司已确认收到案涉人民币4000万元款项。 被告东宇公司质证认为：一、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各方与本案投资项目的具体关联关系，东宇公司并非投资关系的义务主体，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二、对于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该《合作意向书》形成于东宇公司设立之前，《合作意向书》中各方所约定的权利义务及具体履行情况均非东宇公司所能控制，恰恰证明本案投资接受方是鼎筑公司而非东宇公司。根据合同相对性，即便本案所涉投资协议履行中出现争议，义务承担者为本案第三人。三、对证据三的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不是原件，且形成于东宇公司成立前，东宇公司并不知情，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四、对证据四、五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各投资合伙人之间投资款项具体往来情况并非东宇公司可以控制，最终各方确认投资的是股权。且就直接投入东宇公司的人民币647万元款项，已被所确认的人民币4000万中投资款包含。各方投资协议一直在履行，不存在返股权投资款的条件。五、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该组证据是对投资款项的最终确认。《股权确认协议书》的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已经明确投资款为对第三人宏捷公司的股权投资。《股东协议书》第二条确认，若中信公司退出第三人鼎筑公司全部股权后，四方按照实际出资比例共同持有东宇公司100%的股权，其中乙、丙（弘逸企业）、丁三方持有鼎筑公司股权，同时放弃宏捷公司的所有股权，2017年1月3日中信公司对鼎筑公司的股权已退出。可以证明：1、弘逸企业按其人民币4000万元的出资比例持有东宇公司股权，具体表现形式是通过持有第三人鼎筑公司的股权。2、本案确认利息支付的主体为宏捷公司。该组证据中另约定了各方对中信公司受让鼎筑公司股权溢价部分的比例享受、弘逸企业的股权代持人及债权、债务、损失的承担，无论从协议签订主体还是协议内约定的权利、义务主体，均未约定东宇公司直接向弘逸企业承担责任。该份证据可以全面证明弘逸企业要求东宇公司返还投资款并支付利息损失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且目前东宇公司及第三人均正常运营，项目也正正常推进，弘逸企业作为出资人应承担风险、分享利益，不得抽逃出资。六、对证据七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判决书确认双方并非借贷关系，但对各方之间具体的投资关系并未审查，不能作为认定本案投资关系的依据。七、对证据八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首先，弘逸企业与其他出资人最终确认弘逸企业按投资款比例持有东宇公司的股权，以持有第三人鼎筑公司股权的形式持有，最终确认的是股权投资而非土地项目投资，应以最终确认为准。其次，从证据内容上看，无法确认弘逸企业向鼎筑公司支付的款项是否用于支付土地出让金。弘逸企业认为东宇公司于2010年10月18日向财政局所支出的人民币4000万元土地出让金即弘逸企业的人民币4000万元出资的与事实逻辑不符。弘逸企业投资款中人民币647万元是在2010年12月3日支付的，迟于土地出让金支付时间，显然该土地出让金并非弘逸企业的投资款。另外，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民终249号民事判决书中提到第三人鼎筑公司曾向法庭提交2011年1月30日向东宇公司汇款166558689.54元的汇款凭证，认为该款项包含弘逸企业的出资款，与弘逸企业本案提交的证据及证明对象相矛盾。八、对证据九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投资款最终各方确认是作为股权出资。 被告东宇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第三人鼎筑公司和宏捷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质证权利。经审查，本院对弘逸企业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一、二、四、五、七、八、九均真实合法，与本案争议存在一定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三经本院庭后核对原件无误，且相应权利转让事实与在案其他事实及证据能相互印证，故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证据六，虽然东宇公司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弘逸企业并未能向本院提交原件，且相应证据涉及案外人利益，相关事实不宜在本案中直接审查认定，故对该证据在本案中不予采信。 经审理，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鼎筑公司、宏捷公司于2009年12月1日通过招投标方式竞得坐落于杭州市江干区地块）宗地编号为杭政储出（2009）84号的地块用于房地产开发，并于2009年12月8日与杭州市国土资源局签订《杭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2010年3月26日，诸葛双春、诸葛冠龙、章春生作为甲方、弘毅投资公司作为乙方、孙国洪作为丙方、宏捷公司作为丁方、鼎筑公司作为戊方，各方签订《杭州三里亭项目合作意向书》，确定鼎筑公司系诸葛双春（出资人民币2700万元）、诸葛冠龙（出资人民币200万元）、章春生（出资人民币100万元）共同出资人民币3000万元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诸葛双春系实际控制人。鼎筑公司与宏杰公司已通过招投标竞得杭政储出（2009）84号地块项目的开发权，并已与政府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鼎筑公司与宏捷公司已按约支付人民币2000万元的土地出让保证金。鼎筑公司和宏捷公司拟计划为项目开发设立项目公司，由鼎筑公司持项目公司49%股权，宏捷公司持项目公司51%股权。为项目投资及运作需要，各方均同意由弘逸投资公司投资或其指定第三方作为投资人，由投资人受让诸葛双春在鼎筑公司61%的股权，并进而享有鼎筑公司作为项目公司股东对项目30%的相应权益。各方亦同意由孙国洪受让诸葛双春在鼎筑公司的29%股权、诸葛冠龙在鼎筑公司6.66%股权、章春生在鼎筑公司3.33%股权，共计受让鼎筑公司39%股权，进而享有鼎筑公司作为项目公司股东对于项目19%的相应收益。 2010年4月1日、2010年4月23日、2010年4月26日，弘逸投资公司分别向鼎筑公司转账支付人民币1000万元、1000万元、2000万元，合计人民币4000万元。 2010年4月20日，弘逸企业设立。2010年4月29日，弘逸投资公司与弘逸企业签订《杭州杭政储出（2009）84号地块项目权利转让协议书》。弘逸投资公司将其在三里亭项目下的所有权利转让至弘逸企业名下。 2010年5月17日，鼎筑公司向弘逸投资公司转账退款人民币3997万元。 2010年7月29日、2010年8月12日、2010年8月19日、2010年11月11日，弘逸企业分别向鼎筑公司转账付款人民币300万元、1700万元、1000万元、350万元，共计人民币3350万元。 2010年8月9日，杭州市国土资源局答复原则同意将前述出让合同的受让方调整为东宇公司（由宏捷公司持股51%、鼎筑公司持股49%）。2010年8月17日，宏捷公司和鼎筑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东宇公司作为开发该地块的项目公司，宏捷公司持股51%，鼎筑公司持股49%。2010年9月7日，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宏捷公司、鼎筑公司、东宇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确定将前述出让合同的受让方调整为东宇公司，出让合同规定的受让方的一切权利和义务一并移转给东宇公司。2010年11月18日，东宇公司向杭州市财政局缴纳土地出让金人民币4000万元。 2010年12月3日，弘逸企业向东宇公司转账付款人民币647万元。 本院另查明：弘逸企业就其转账给东宇公司的人民币647万元款项，以企业借贷为由向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起诉，该院作出（2015）杭江商初字第430民事判决，驳回弘逸企业的诉讼请求。弘逸企业提起上诉后，本院作出（2016）浙01民终440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弘逸企业另就其转账给鼎筑公司的人民币3350万元，以企业借贷为由向本院起诉，本院作出（2015）浙杭商初字第25号民事判决，驳回弘逸企业的诉讼请求。弘逸企业提起上诉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民终24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本案第三人宏捷公司系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登记的公司，本案属涉港商事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的规定，应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及司法解释确定适用的法律。本案当事人之间并未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但本案争议事实包括最能体现合同特征的行为发生地及行为人经常居所地均在内地，故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以内地法律作为处理双方当事人实体争议的准据法。 从在案有效证据结合弘逸企业自认的事实可以看出，弘逸企业向案涉三里亭地块房产开发项目进行投资，先由弘逸投资公司作为投资方与其他投资方达成协议，后由弘逸企业受让弘逸投资公司的投资者地位，弘逸企业向该项目实际投资人民币4000万元，并通过持有项目公司（东宇公司）的股东鼎筑公司的股权来间接享有投资权利。此后，因继续融资的需要，弘逸企业不再持有鼎筑公司的股权，转而通过持有项目公司（东宇公司）另一股东宏捷公司的股权来间接享有投资权利。整个过程中，弘逸企业均通过持有东宇公司的股东（鼎筑公司或宏捷公司）的股权来实现投资。弘逸企业向东宇公司主张返还投资款并支付利息损失，该诉讼请求不能成立，理由如下： 一、弘逸企业提起的本案诉讼是合同之诉，其向东宇公司主张合同权利，应当建立在弘逸企业与东宇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的基础之上。弘逸企业作为投资方，与之形成投资关系的是其他投资方。东宇公司作为项目公司是投资的客体或落实投资的载体，并非投资关系中弘逸企业的对方当事人。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弘逸企业突破合同相对性以合同纠纷向东宇公司主张权利，缺乏法律依据。 二、东宇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弘逸企业如与其形成所谓的“投资”关系，在法律性质上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借贷，但该法律关系在双方之间的存在已由生效法律文书所否定。另一种是股东出资，首先，并无任何证据表明弘逸企业系东宇公司的股东或者隐名股东。相反，根据弘逸企业自述的相关事实，弘逸企业通过投资享有第三人的股权，间接实现对项目的投资利益。弘逸企业出资成为股东或者隐名股东，相对应的公司也是第三人。因此，投资款项即使最终用于东宇公司，仍不属于弘逸企业向东宇公司的股东出资。其次，即便是股东出资，股东也因出资享有股东权利。股东必须遵循公司法的规定依照法定程序行使股东权利，并不能在公司法规定的情形和程序之外通过合同之诉要求公司直接向股东退还出资。从以上两种情形分析，弘逸企业和东宇公司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投资关系”。弘逸企业向东宇公司主张投资权利，不应得到支持。 三、即使如弘逸企业所述，其成为宏捷公司股东并未实际落实，导致其投资权利不能得到保障。由此产生的争议应由相关当事人依法解决。该情形并不构成弘逸企业可以向东宇公司主张投资权利的理由。 综上所述，弘逸企业向东宇公司主张权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一）项、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上海弘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73574元，由原告上海弘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弘逸企业和被告东宇公司、第三人鼎筑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第三人宏捷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章保军 审 判 员  李洁瑜 人民陪审员  王建英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韩景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