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9）桂01刑终23号 原公诉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谢氏琼（越文名TATHIQUYNH），女，国籍不明，自称1962年10月20日出生于越南，小学文化，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宁明县。因涉嫌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于2017年6月6日被南宁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13日被南宁市公安局兴宁分局逮捕。现羁押于南宁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郑学燕，广西越桂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审理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谢氏琼犯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于2018年11月30日作出（2018）桂0102刑初24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谢氏琼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南宁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何芳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谢氏琼及其辩护人郑学燕、实习律师卢某、翻译人员黄某3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6年春节以来，被告人谢氏琼开始从事介绍越南人进入中国境内的工厂打工或者将越南人运送至中国境内指定地点的活动，在明知这些越南人没有出入境证件或者意图逃避边防检查的情况下，仍然联络、安排“阿某1”（越南籍，身份未查明）、邓某2、韦某4分别在越南接运过境的越南人，助其非法入境中国，以此获取非法利益。2017年6月1日和6日，何某（越文名HAHAILONG）等六名越南人以及梁某（越文名LUONGVANTHU）等十一名越南人分别在谢氏琼的安排下由越南谅山中越边境的小路非法进入中国境内，后在南宁市被公安人员查获。2017年6月6日，被告人谢氏琼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公安机关从被告人谢氏琼处查获并扣押了手机号码为137××××2634和016589××××0的作案工具手机两部。 原审判决认定的证据有：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立案决定书、到案经过、扣押清单、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身份核查结果通知、出入境记录查询单、谢氏琼身份核查结果通知、通话记录详单、证人何某、杨某、陈某、农某、丁某、徐某、梁某、韦某1、苏某1、廖某1、黄某1、邓某1、苏某2、廖某2、阮某1、武某、黄某2、阮某2、邓某2、韦某2、韦某3、苏某3的证言、被告人谢氏琼的供述、搜查证、搜查笔录、辨认笔录及辨认照片等。 原判认为，被告人谢氏琼违反我国国家出入境管理法规，非法组织他人偷越国境，共计组织17人偷越国境，人数众多，其行为已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谢氏琼归案后如实供述罪行，是坦白，依法予以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八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国(边)境管理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人谢氏琼犯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二、公安机关扣押的作案工具手机两部依法没收。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谢氏琼上诉称：1.其是从2017年农历春节过后才开始从事帮助越南人过境到中国的行为，不是一审判决认定的2016年；2.“阿某1”才是帮助越南人偷越国境的策划、组织者，其只是提供了帮助行为，是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3.其获利较小，主观恶性小，没有严重危害社会利益；4.其两次帮助越南人偷越国境的行为均是在运送过程中就被公安机关抓获，应认定为犯罪未遂。综上，一审判决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从轻改判。辩护人除提出与谢氏琼相同的意见外，还认为谢氏琼因为语言不通，不了解中国法律，因此不具有期待可能性。 南宁市人民检察院认为：1.根据何某等证人的证词证实，偷渡入境的越南人都是直接与谢氏琼联系，谢氏琼在接到入境请求后再找“阿某1”安排组织入境，因此谢氏琼是整个案件的组织者；2.本案中谢氏琼组织的偷越国境的越南人已进入中国境内，因此，谢氏琼组织他人偷越国境是犯罪既遂。3.根据苏某3以及帮助谢氏琼运送越南人的司机的证言，证实谢氏琼从2016年起就开始组织他人偷越国境，而不是上诉人自己辩解的2017年。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量刑适当，建议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南宁市人民检察院、上诉人谢氏琼及其辩护人在二审期间均没有新证据向法庭提交。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相符，据以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均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和认证，内容真实客观，本院予以确认。 对于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谢氏琼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综合评析如下： 1.关于谢氏琼开始从事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的时间问题。经查，证人韦某4的证言证实其从2016年便开始帮助谢氏琼运送偷渡中国境内的越南人到福建；证人苏某3于2017年8月作出的证词证实谢氏琼帮助他人非法过境已有两年时间；谢氏琼在侦查阶段也供述2016年过完春节便与“福建佬”合作拉偷渡的越南人去广东、福建那边打工；以上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其中苏某3与谢氏琼同居的人，其所作的对谢氏琼不利的证言可信度高，足以认定谢氏琼从2016年春节以来便开始从事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的活动。 2.关于谢氏琼在犯罪中的地位问题。经查，根据证人何某、杨某、梁某、韦某1、苏某1、廖某1、黄某1、邓某1、苏某2、廖某2、阮某1、武某等人的证言，证实其等偷渡过境均是直接与“阿某2”（HIEN）联系商量入境事宜，联系“阿某2”（HIEN）的电话号码包括越南电话号码016589××××0和中国的电话号码137××××2634，并且其中有一部分人也直接把费用交给了“阿某2”；谢氏琼在侦查阶段亦稳定地供述了需要偷渡的越南人电话联系其后，其再联系、安排“阿某1”将偷渡的越南人带至爱店镇或者带到边界再由其带到爱店镇，其还负责联系车辆将越南人运送去福建点，如果越南人过境人数有四人以上，其会让“阿某1”先收钱，如果少于四人，一般是其自己收钱。以上证人证言能够与谢氏琼在侦查阶段的供述相互印证，足以证实谢氏琼在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的过程中起到了联络、安排的关键性作用。 3.关于谢氏琼是犯罪既遂还是犯罪未遂问题。经查，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并不以偷越国境的人员到达目的地为既遂标准，只要被组织的偷越国境人员在没有合法入境手续的情况下进入到中国境内就是犯罪既遂，本案中谢氏琼组织的十七名偷越国境的越南人均已进入中国境内，因此谢氏琼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的犯罪行为已构成犯罪既遂。 4.关于谢氏琼提出的其获利较小，主观恶性小，没有严重危害社会利益的上诉意见。经查，谢氏琼自2016年以来多次组织他人偷越国境，人数众多，严重侵犯了国家对国境的正常管理秩序，社会危害性大，且明知其于2017年6月1日组织过境的越南人被抓获后，仍继续组织他人偷越国境，足以证明其犯罪主观恶性大。 5.对于辩护人提出的谢氏琼不懂中文，对中国法律欠缺了解，因此不具有期待可能性的辩护意见。经查，谢氏琼已经在中国边境生活二十多年，会讲白话，听得懂部分中文，对于有关国境管理制度应有所了解；其次，其帮助他人越过国境的行为具有隐蔽性，专门带领偷渡者从没有公安把守的边境小路入境，具有明显的逃避边境公安检查的意图；最后，谢氏琼供述曾经一起帮助他人偷越国境的同伙“福建佬”早先已被抓获。因此，谢氏琼主观上明知组织他人偷越国境是犯罪行为。 综上，上诉人谢氏琼上诉所提理由及其辩护人所提辩护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均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谢氏琼违反我国国家出入国境管理法规，非法组织他人偷越国境，共计组织17人偷越国境，人数众多，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谢氏琼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一审法院根据谢氏琼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性大小，综合考虑其归案后的表现，量刑适当。对于南宁市人民检察院的出庭意见予以支持。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梁锦康 审判员  何 莉 审判员  郑晓霞 二〇一九年三月四日 书记员  王逸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