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6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增城市华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荔城大道268-270号。法定代表人：蔡凤莲。委托代理人：蔡海宁，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卢国华，该公司股东。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增城区分局（原广州市增城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光明西路108号。法定代表人：黄沃波，职务：局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土地开发储备中心，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光明西路108号。法定代表人：梁亮，职务：主任。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江岚，广东兆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杨进，广东兆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荔城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荔城大道148号。法定代表人：江阳生，职务：主任。委托代理人：杨进，广东兆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朱国良，广东兆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原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荔乡路21号。法定代表人：毛敢良，职务：局长。委托代理人：叶旭初，广州市增城区财政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吴建豪，广州市增城区财政局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增城市城市发展总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荔兴路9号。法定代表人：姚炽星，职务：总经理。上诉人增城市华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简称华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增城区分局（下简称增城规划资源局）、广州市增城区土地开发储备中心（下简称增城土储中心）、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荔城街道办事处（下简称荔城街道办）、广州市增城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下简称增城国资局）、增城市城市发展总公司（下简称增城总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8民初54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华诚公司上诉请求判令：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增城规划资源局、增城土储中心、荔城街道办、增城国资局、增城总公司（下简称增城规划资源局等）按照增城区荔城街蒋村村、新联村83001221A18064地块成交价的6.4％扣除已付款项后补偿华诚公司共计人民币2979.2万元(计算方式：成交价人民币140300万元的6.4％减掉已付款项6000万元)；3、判令增城规划资源局等支付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核查证据不足，华诚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变更补偿协议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并未就变更权的行使时间进行限制，其作为与撤销权相替代的权利，应当与撤销权同时存在、同时消灭，即应适用有关撤销权行使期限的规定。2017年5月18日，增城规划资源局等与华诚公司签署《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补偿协议》（下简称《补偿协议》），约定由增城规划资源局、增城土储中心、荔城街道办、增城国资局给予华诚公司人民币陆仟万元补偿，但华诚公司在2018年6月18日才得知位于荔××、××359.917亩土地中的8300122lAl8064地块的竞价最终报价为140300万元，《补偿协议》约定的补偿价格远远低于随后成交的市场价格，导致华诚公司经济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华诚公司直至2018年6月18日才知悉上述显失公平之情形，故应从2018年6月18日起算变更权的行使期限，华诚公司的诉请当然未超过时效；二、《补偿协议》订立时即显失公平，华诚公司依法有权申请法院变更《补偿协议》。2014年7月18日，增城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出具对《关于如何确定增城市华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权益份额》的意见，该办的意见为“按华诚公司与增城总公司在征地中的实际出资比例的确定；建议华诚公司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要求在返还该土地的补偿款时，充分考虑贵公司为维护征用土地现状、复耕等方面所付出的资金及各项成本，给予适当、合理的补偿”。且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增城规划资源局曾于2016年2月2日约谈华诚公司，就华诚公司提出的有关补偿问题进行意见交流。反观《补偿协议》所称“根据华诚公司与增城总公司前期协商的情况，经增城规划资源局、增城土储中心、荔城街道办、增城国资局共同研究并报增城区政府批准同意，给予华诚公司适当的货币补偿”。从“按实际出资比例确定土地权属，给予适当、合理的补偿”变为“适当的补偿”，少了“合理”，华诚公司无从得知补偿款金额是依据何法律、法规或其他文件作出以及是否符合增城规划资源局等所称的“适当”。事实上，位于荔××、××359.917亩土地中的83001221A18064地块的竞价最终报价为140300万元，由此可得华诚公司可获得的部分补偿款(计算方式：成交价人民币140300万元的6.4％)应为人民币8979.2万元，与增城规划资源局等所称的“适当的补偿”相距甚远。《补偿协议》是在华诚公司与增城规划资源局等之间信息与权利的极度不对等的前提下签订，明显不公。另，根据相关资料显示，位于荔××、××359.917亩土地中的83001221A18110地块的竞价最终报价为lOl300万元，83001221A18111地块的竞价最终报价为104020万元，故华诚公司就上述两地块应获得的补偿款分别为6483.2万元和6657.28万元。由此可见，华诚公司理应获得的全部补偿款已远超过增城规划资源局等所称的“恰当的补偿(即人民币600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可认定为显失公平。因此，增城规划资源局等故意利用华诚公司轻率、没有经验，也未经相关第三方中介评估机构评估荔××、××359.917亩土地价值，以协商为由，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给予华诚公司所谓的适当的货币补偿，既于法无据，亦不合理、不适当。被上诉人增城规划资源局、增城土储中心、荔城街道办、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共同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二、华诚公司就涉案《补偿协议》不具有变更权，其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三条的规定，《补偿协议》于2017年5月18日签订并成立生效，华诚公司于2018年7月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变更，已超过一年，故其变更权已消灭，其诉请没有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三、《补偿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已全部履行完毕，协议各方就该协议的权利义务已终止。各方于2017年5月18日签订《补偿协议》约定：经增城区政府批准同意，给予华诚公司(己方)人民币6000万元的补偿以一揽子解决增城总公司(戊方)和华诚公司合作征用土地的历史遗留问题；增城土储中心（乙方)在签订该协议后60天内将上述补偿款一次性支付给增城国资局(丁方)，丁方在收到该补偿款后10日内支付给己方，甲乙丙丁方同意己方收到款后开具收据给付款方作为凭证，收据上必须加盖己方公司印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名；己方收到上述补偿款后不得再对上述359.917亩土地主张本协议约定以外的权利，戊方与己方签订的《合作经营房地产协议》和《合作经营房地产协议补充协议》自动解除，互不承担违约责任。2017年6月23日，增城土储中心按照合同约定将6000万元补偿款一次性支付给增城国资局。2017年6月27日，增城国资局按合同约定将该补偿款支付给华诚公司。同日，华诚公司开具该补偿款的收款收据，收据上加盖华诚公司印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名。至此，《补偿协议》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已全部履行完毕，协议各方就该协议的权利义务已终止。因此，华诚公司再就涉案359.917亩土地主张补偿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华诚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不诚信履约的表现，其诉讼请求缺乏合法性和正当性，不应获得支持；四、《补偿协议》系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签订，合法有效，补偿款亦公平合理，不存在显失公平或其他可变更情形。其一，在订立《补偿协议》时，各方主体地位平等、权利义务对等，且各方就协商事宜的基本事实情况和背景均已全面了解，信息对等、无隐瞒事实等情况。增城土储中心主观上没有故意利用自身优势或华诚公司无经验等订立《补偿协议》，华诚公司也未就此举证证明。其二，鉴于涉案359.917亩土地在征用后仍存在拖欠农民征地款和村留用地的落实等问题，这类问题均需由增城区政府出资解决，且涉案土地属于历史用地未办理有效的规划审批手续，故《补偿协议》中约定向华诚公司支付的6000万元补偿款是协议各方在参考该地块的网格基准地价1883元/平方米、居住用地平均容积率2.1的标准，并根据区国资局认定的华诚公司占该土地的权益份额6.41％计算所得后协商确定。因此，从客观上来讲，华诚公司就《补偿协议》所获得的经济利益是公平合理的，且远远超过其出资投入，其并未因履行《补偿协议》遭受重大经济损失。其三，《补偿协议》约定向华诚公司支付的6000万元补偿是基于收回涉案土地使用权而给予对涉案土地享有权益的当事人的补偿，而涉案土地出让行为属于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是在涉案土地收回储备后实施的行为，土地出让收益与华诚公司的相关权益没有直接关联，不能进行等价对比，也不能以此判断华诚公司所得权益是否平衡。2017年《补偿协议》订立时涉案土地的基本情况与2018年涉案土地出让时的基本情况不相同，土地市场行情也不尽相同。涉案土地是在《补偿协议》履行完毕后，由增城区政府妥善解决好涉案土地征地遗留的历史问后，编制相关规划条件后，才于2018年实施出让，出让涉案土地的行为及出让价款多少与华诚公司无直接关联。华诚公司以涉案土地基于上述有关情况的变化及市场行情变化等因素导致的地价变化为由，主张订立《补偿协议》时的补偿款显失公平，要求按涉案土地2018年的出让成交价计算补偿款，变更《补偿协议》有关补偿的内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增城总公司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二、增城总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当事人。《补偿协议》是协议当事人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就华诚公司在涉案土地上的权益所作的补偿。增城总公司虽同意该补偿，但并不是该项补偿的支付方和受益方，对该补偿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故增城总公司不应成为本案一的被告及二审被上诉人；三、《补偿协议》合法有效，且已全部履行完毕。华诚公司在增城土储中心依协议付清全部补偿款后，又起诉要求调高补偿金额，缺乏起诉的正当性。且《补偿协议》约定给予华诚公司补偿是基于涉案土地因闲置用地违法而被收回的事实，故政府给予的是补偿，而不是赔偿或转让价款，因而该补偿价格不应以评估价、市场价或拍卖价格作为定价的参考依据。另，华诚公司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华诚公司于2018年8月6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一、变更《补偿协议》，即增城规划资源局等按照增城区荔城街将村村、新联村83001221A18064地块的成交价的6.4%扣除已付款项后补偿华诚公司2979.2万元（土地成交价140300万元的6.4%减去已付6000万元）；二、案件诉讼费用由增城规划资源局等负担。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5月18日，增城规划资源局(甲方)、增城土储中心(乙方)、荔城街道办(丙方)、增城国资局(丁方)、增城总公司(戊方)以及华诚公司(己方)签订一份《补偿协议》，协议约定：鉴于戊方和己方合作征用的位于荔××、××359.917亩土地已于2005年10月19日由甲方代表政府收回储备，收地协议约定由甲方在依法处置该地块时负责处理地块上戊方所拖欠的农民征地补偿安置债务，根据丙己两方前期协商的情况，经甲乙丙丁四方共同研究并报增城区政府批准同意，给予己方适当的货币补偿以一揽子解决戊方和己方合作征用土地的历史遗留问题。为明确各方权利和义务，特签订本协议书。一、土地基本情况(一)土地登记情况1993年3月18日，戊方与己方签订《合作经营房地产协议》，共同征用了位于荔××、××约573.835亩，双方约定将土地登土地登记在戊方名下。1998年11月11日，广州市国土局以穗国土批字[1998]50号批复同意征用上述573．835亩土地并将土地使用权出让给戊方。(二)土地转让及收回储备情况2000年5月16日和2001年3月9日，戊方及己方分别将其中的200.955亩和12.963亩土地(合计213.918亩)抵押转让给广东发展银行增城支行后，由广发行以公开处置的方式转让给了广州市辉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并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上述573.835亩土地剩余359.917亩。2005年10月19日，根据原增城市政府有关会议精神和工作部署，由甲方对辖区内国有企业名下的存量土地收回储备运营，为积极配合政府整合盘活存量土地，戊方将上述剩余的359.917亩土地交由甲方收回储备，并约定由甲方在依法处置该地块时负贵处理地块上戍方所拖欠的农民征地补偿安置债务。二、补偿约定(一)补偿内容根据与己方协商的情况，经甲乙丙丁四方共同研究并报增城区政府批准同意，给予华诚公司(已方)人民币6000万元的补偿以一揽子解决增城总公司(戊方)和华诚公司合作征用土地的历史遗留问题。……(二)补偿款的支付方式乙方在签订本协议后60天内将上述补偿款人民币6000万元一次性支付给丁方，丁方在收到该补偿款后10曰内支付给己方，甲乙丙丁方同意己方收到款后开具收据给付款方作为凭证，收据上必须加盖己方公司印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名……三、各方权利和义务(一)已方收到上述补偿款后不得再对上述359.917亩土地主张本协议约定以外的权利，戊方与己方签订的《合作经营房地产协议》和《合作经营房地产协议补充协议》自动解除，互不承担违约责任。……。2017年6月27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向华诚公司支付涉案土地补偿款6000万元，同日，华诚公司向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出具收款收据。2018午8月6日，华诚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本案原审过程中，华诚公司提交了《合作经营房地产协议》、《关于征用并出让土地使用权给增城市城市发展总公司的批复》、《闲置土地协议收回协议书》、《关于核实增城市城市发展总公司与增城市华诚实业展有限公司投资比例的情况报告》及《关于征用土地权属划分的意见》、《关于请求审定的请示》(含《荔城街新联村、蒋村村359.917亩土地整合补偿工作方案》、《关于对的意见》、《补偿协议》以及网页载图等。华诚公司并称：《补偿协议》是增城规划资源局等单方提出，华诚公司并未参与协商，对华诚公司不公平。《荔城街新联村、蒋村村359.917亩土地整合补偿工作方案》是2015年作出的，载明补偿总价是9250万，而《补偿协议》是2017年签订的，补偿款只有6000万；涉案土地于2005年10月19日被国土局收回储备，华诚公司在2010年才知道涉案土地被收回，于是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后相关文件认定华诚公司占6.4％比例，但是增城规划资源局等没有按6.4％的比例给付款项，因为2015年增城规划资源局等提出涉案土地用来建学校，9000多万无法审批下来，只能审批支付6000万。华诚公司是弱势群体，而且增城规划资源局等又提出开办学校，故华诚公司在2017年签署了该《补偿协议》。《补偿协议》签订后，涉案土地就开始推土并拍卖，土地的成交价达14亿。增城规划资源局等出尔反尔，涉案土地并非用于建设学校，而是用来开发。原审法院认为：华诚公司与增城规划资源局、增城土储中心、荔城街道办、增城国资局、增城总公司于2017年5月18日签订《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补偿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各方应恪守履行。《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以及第七十三条规定“对于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变更；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予以变更或者撤销。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自行为成立时起超过一年当事人才请求变更或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本案中，华诚公司主张其签订的《补偿协议》显失公平，请求变更为增城规划资源局等向其支付扣除已付6000万后的款项2979.2万元。现华诚公司未举证证明增城规划资源局等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华诚公司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故对其主张《补偿协议》显失公平不予采信。且《补偿协议》系2017年5月18日签订，自华诚公司起诉之日已超过一年。综上，华诚公司的上述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于2018年10月10日作出判决如下：驳回增城市华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0760元，由增城市华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经二审审查，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华诚公司与增城规划资源局等签订的《补偿协议》约定的补偿标准是否显失公平，是否可予变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本案中，依据已查明的事实，华诚公司与增城规划资源局等签订的《补偿协议》已实际履行完毕。华诚公司以增城规划资源局等利用其轻率、没有经验，也未经相关第三方中介机构评估土地使用权价值为由，主张双方签订的《补偿协议》显失公平，并据此诉请依据《补偿协议》涉及的部分土地使用权的出让成交价变更该协议约定的补偿标准，但一方面，华诚公司提出的“轻率、没有经验，也未经相关第三方中介机构评估土地使用权价值”等事由不属于《补偿协议》签订之后出现的客观情况变化，亦不属于华诚公司在签订《补偿协议》时无法预见的事由，另一方面，《补偿协议》涉及的部分土地使用权的出让收益受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与华诚公司和增城规划资源局等之间的合同行为之间并无必然关联，故仅依据出让收益与《补偿协议》约定的补偿标准之间存在差异的事实不足以认定《补偿协议》约定的补偿标准显失公平。因此，华诚公司的诉请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对此予以驳回并无不当，可予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华诚公司的上诉请求与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190760元，由上诉人增城市华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审判长  谭红玉审判员  韩志军审判员  郑怀勇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王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