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3民终146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南园路232号五邑大厦三楼。负责人：孙光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鑫，广东耀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远韬，广东融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国丰旅业娱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国丰大厦十三楼001房。法定代表人：余凤兰，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阙清华，广东融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海平（曾用名杨小静）。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伟锋，广东万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文鑫（曾用名林文贵）。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照，广东解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鑫南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东门南路38号华都园大厦26楼C座。法定代表人：张仲文。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登喜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118号中建大厦14楼。法定代表人：陈希。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溱。上诉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资产）、深圳市国丰旅业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丰旅业）、杨海平因与被上诉人林文鑫、深圳市鑫南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南公司）、深圳市登喜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登喜富公司）、徐溱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0304民初46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华融资产上诉请求：变更一审判决第一项为国丰旅业、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在对深圳市国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丰投资公司)出资不实1500万本息范围内，对(1999)深中法经调初字第761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债务（本金1400万、利息、案件受理费82782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增加判令徐溱、林文鑫、杨海平共同对(1999)深中法经调初字第761号民事判决书第二、三、四项判决承担连带责任。事实与理由：一、股东在发起设立公司时出资不实，应在出资不实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发起人彼此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仅判令国丰旅业、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在各自出资不实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系对法律关系和华融资产诉讼请求认识错误。国丰旅业、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在发起设立国丰投资公司时未履行出资义务，其中国丰旅业出资不实75万，鑫南公司出资不实600万，登喜富公司出资不实480万，江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田公司）出资不实345万，按照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国丰旅业、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江田公司应在其各自出资不实的本息范围内对华融资产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且应对彼此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国丰投资公司发起设立时各发起人均未履行出资义务，1500万初始资本并未缴纳。依据发起人之间合伙法律关系，实际上等同于各发起人均应在出资不实1500万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倘若华融资产仅诉请其中一个发起人在出资不实1500万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尚且符合法律规定，现华融资产诉请其中三个发起人共同在出资不实1500万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也并非放弃部分诉讼权利。华融资产虽未诉请江田公司承担责任，但并不妨碍华融资产诉请其他发起人在出资不实总额本息范围内承担的补充赔偿责任。华融资产诉请国丰旅业、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共同）在1500万出资不实本息范围内对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其含义是国丰旅业、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作为共担责任主体是彼此连带法律关系，责任范围是1500万出资不实的本息，具体责任类型是对国丰投资公司债务补充赔偿。公司发起设立时各股东属于合伙关系，连带在各自出资不实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与共同在出资不实本息总额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意思表述一致，且发起设立时出资全部虚假，诉请部分发起人在出资不实总额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并无不可。一审判决称华融资产放弃对江田公司主张权利即应按份在出资不实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系法律关系认识错误，曲解华融资产诉求，忽视华融资产要求承担责任主体是三个发起人一并承担且在1500万出资不实总额范围内。二、股东在增资时，未履行增资义务，该增资不实的股东应在其增资不实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未尽忠实勤勉义务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也应承担相应责任。首先，国丰投资公司股东国丰旅业、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江田公司在发起设立国丰投资公司时虚假出资，在增资时亦未履行增资义务已经庭审及调取的证据材料查明。股东发起设立时出资不实与增资时增资不实在责任承担上有所区别。在发起设立公司时，公司并未真正成立，仅凭工商部门发给验资营业执照用于验资，在验资完成后依据验资报告办理工商营业执照，才获得独立主体资格，因此在此时倘若有发起人未履行出资义务，是依据合伙关系而须承担连带的按份责任，以保护债权人利益。在增资时，公司早已成立获取工商营业执照，具有独立资格，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考量，增资不实的股东应当承担其增资不实范围内的责任，董事对公司而言应尽忠实勤勉义务，监督落实股东增资的到位，对于未履行增资义务的股东进行催缴是董事应尽职责。相反，董事未尽该项职责，放纵甚至协助股东虚假增资，致使社会交易对象误判公司实力，造成损失，构成共同的侵权行为，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其次，从公司治理结构上讲。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股东会属于公司最高权力机关和决策机关，董事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关的常设执行机关。增资属于股东会的决议事项，公司法规定的董事会职权包含执行股东会的决议。因此董事会须贯彻执行国丰投资公司增资事项的落实，督促股东履行增资义务，徐溱作为国丰投资公司董事长、杨海平、林文鑫作为国丰投资公司董事，在工作中未切实履行本职工作，违背董事应尽义务。另一方面，徐溱由股东江田公司委派，从1996年以来一直担任国丰投资公司董事长，是国丰投资公司运营管理过程中的核心高级管理人员，林文鑫由鑫南工贸公司委派，自国丰投资公司发起设立时一直担任国丰投资公司董事，杨海平由股东登喜富公司委派且系该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同样自国丰投资公司发起设立时一直担任国丰投资公司董事，上述三位董事实际参与国丰投资公司经营管理，又是由股东委派担任长期担任董事职务，在国丰投资公司初始资本虚假的情况下，居然在增资虚假过程中不仅未向股东追缴出资，反而伙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虚假的验资文件，共同侵害国丰投资公司权益，损害了华融资产在内的债权人利益，董事承担相应责任符合侵权行为归责原则。再次，法律规定上来说，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四款明确载明增资时履行忠实勤勉义务属于董事应尽职责，未尽职责应承担相应责任。法律并未要求董事直接承担赔偿责任，而仅规定董事承担相应责任，从本案来说所谓相应责任应理解为不足部分的补充责任，在责任承担上增资不实的股东首先自己去承担增资不实份额内的补充赔偿责任，股东有能力足额承担的，董事无须担责；只有在股东无力足额在增资不实份额内承担补充责任时，董事才应承担补充责任；且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四款也明确了董事承担补充责任后权利救济途径——向股东追偿。由此可见，法律并未对董事未在增资过程中尽责苛以重责，股东和未尽职责的董事在责任承担的先后顺序明确区分，既保护了公司利益，督促董事忠实履行职责，也保护了社会交易对象（债权人）利益。最后，从股东及董事侵权责任上来说。国丰投资公司股东未履行增资义务系主观明知且故意，应承担增资不实范围内的补充赔偿责任毋庸置疑。本案中，国丰投资公司股东在发起设立时即虚假出资，实际上是一空壳企业，在增资时又存在虚假增资的情况，总共4000万注册资本分文未缴的情况下，作为公司董事的徐溱、林文鑫、杨海平实际参与国丰投资公司运营管理，且由股东委派担任董事职务，不可能不知晓国丰投资公司真实出资情况，特别是董事徐溱还担任国丰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更不可能仅理解为未尽忠实勤勉义务可以解释的。国丰投资公司虚假的增资报告由该公司伙同会计师事务所伪造，在国丰投资公司这种具有人合性质企业中，徐溱、林文鑫、杨海平必然参与知道此事，而故意为之，由此可见董事在此过程中并非疏忽大意，而是明知且协助，股东虚假出资及增资，作为董事的徐溱、林文鑫、杨海平明知这一情况，并且协助公司办理虚假增资报告及工商变更登记，并在随后的银行信贷中借款和为他人作保，董事的行为主观上明知而协助，客观上实施了相关侵权行为并损害了债权人利益，股东与董事构成共同的侵权行为，应共同承担法律责任，这也符合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未尽职责的董事尚且要对增资不实股东在增资不实本息范围内无力偿还部分承担补充责任，何况本案中董事徐溱、林文鑫、杨海平主观明知且故意的情况，更应承担相应责任。国丰旅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并改判国丰旅业无需对(1999)深中法经调初字第761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债务承担任何责任；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华融资产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两份验资报告、工商部门登记信息，均明确记载各股东已出资到位；法院向建设银行深圳华侨城支行调取的证据，亦可以证明1994年8月3日国丰旅业的出资款已进入国丰投资公司账户，这足以证明国丰旅业在国丰投资公司设立时已出资到位；华融资产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国丰投资公司各股东没有出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两份验资报告、工商部门登记信息，均明确记载各股东已出资到位。根据1993年12月29日颁布的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国丰投资公司设立和变更注册资本时，相应的公司法均明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股东实缴资本，股东缴纳出资后验资，经登记机关审核后才颁发营业执照。也就是说，当时的有限责任公司，并无认缴多少、实缴多少注册资本的区分。此外，本案中，验资机构出具本案两份验资报告，以及国丰投资公司已经获得营业执照的事实，足以证明国丰投资公司的股东已履行了出资义务。2、法院向建设银行深圳华侨城支行调取的证据，亦可以证明1994年8月3日国丰旅业的出资款已进入国丰投资公司账户，这足以证明国丰旅业在国丰投资公司设立时已出资到位。国丰投资公司设立时的验资报告，在附件中明确记载国丰旅业的出资款130万元（其中溢缴出资额55万元）于1994年8月3日存入建设银行深圳华侨城支行。而本案一审法院向建设银行深圳华侨城支行调查的证据，显示国丰投资公司“26XXXXXX”账号于1994年8月3日进账130万元，该证据中其他进账款项，与验资报告中国丰投资公司其他股东的出资额、出资时间一一对应。这足以证明国丰旅业在国丰投资公司设立时，已经出资到位。3、华融资产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国丰投资公司各股东没有出资。本案中，华融资产并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证明国丰投资公司的股东没有履行出资义务。关于国丰投资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问题，验资报告记载的账号是“01XXXXXX3”，但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账户没有相应的投资款进账：“01XXXXXX3”作为一个验资账户，在验资结束后即已注销，而招商银行深圳市分行于2016年11月22日出具的《协助查询通知书》，也没有确定“01XXXXXX3”这一账户不存在，而是说明“历史久远无法查询对手信息”，即因历史久远，现已无法查询有关信息。《银行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银行会计档案的保管期限分为3年、5年、15年和永久保管。会计档案的保管期限从会计档案形成的次年度算起，如有必要可以延长，但不能缩短。”而上述“01XXXXXX3”临时账户形成于1997年，一审法院2016年调查之时早已超过了银行最长的保管期限15年。现招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因该账户档案超过了最长保管期限15年而无法核实有关事项，显然不能据此认为该“01XXXXXX3”临时账户不存在，因为招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和国丰旅业等股东均没有义务保管超过最长保管期限的档案资料。既然相关信息因历史久远而无法查询，那么在验资报告、营业执照均证明各股东已出资到位、而且国丰投资公司设立时的验资报告虽然没有附银行进账单但法院查询的证据已证明各股东的出资已进入进账的情况下，显然不能因增资时的验资报告也没有附银行进账单而认定各股东增资时没有出资到位，因为这不但不符合案件事实，而且对国丰旅业、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杨海平、林文鑫、徐溱而言显然不公平。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国丰旅业在1998年之前具有特殊背景，国丰旅业的股东信息，目前依然是不公开的，这—特殊背景导致其相关财务资料属于保密资料，现国丰旅业并没有保留1998年之前的财务资料。综上所述，华融资产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国丰投资公司各股东没有出资，华融资产主张国丰投资公司的股东没有出资，显然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一审判决认定国丰旅业在国丰投资公司设立、增资时没有出资，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二、华融资产并未提供任何“合理怀疑证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错误。华融资产起诉时仅提交了验资报告、(2015)深福法民二初字第2173号判决作为其“合理怀疑证据”，一审判决将国丰旅业申请调查的、足以证明国丰旅业已出资的证据作为其“合理怀疑证据”，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事实上，验资报告的内容、形式不符合法要求，才能构成“合理怀疑”。然而，无论是公司法还是《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第—批)》（简称《审计准则》），均未规定验资报告必须附有银行进账单。1、华融资产起诉时仅提交了验资报告、(2015)深福法民二初字第2173号判决作为其合理怀疑证据，一审判决将国丰旅业申请调查的、足以证明国丰旅业已出资的证据作为其“合理怀疑证据”，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根据华融资产提交的起诉书以及证据清单可知，华融资产起诉时仅提交了验资报告、“(2015)深福法民二初字第2173号”判决（至今没有生效），作为其“合理怀疑证据”，并没有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国丰投资公司的股东没有出资。但一审判决却认定华融资产提交了四份“合理怀疑证据”，将国丰旅业申请法院调查的证据（即招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回复函件）作为华融资产提交的证据，认定事实错误。尤其重要的是，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的回复函件，已足以证明1994年8月3日国丰旅业的出资款已经到账，这足以证明国丰旅业的出资已经到位，华融资产提交的验资报告显然不是合理怀疑证据。2、本案两份验资报告的内容和形式均符合法律规定和行业规范，并非合理怀疑证据。华融资产主张本案两份验资报告没有附上银行进账单，因此“产生合理怀疑”，进而主张国丰投资公司各股东没有出资。国丰旅业认为，华融资产的该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法理和生活常识，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条所规定的“合理怀疑证据”，在该等证据真实的前提下，还应当满足以下条件：A、该等证据的内容不符合法律或者行业规范；B、该等证据的形式不符合法律或者行业规范；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验资报告是证明股东已完成出资的有效证据。因此，本案两份验资报告，如构成法律上的“合理怀疑证据”，则应当是：该两份验资报告的内容、形式不符合法律或者行业规范。然而，无论是1993年12月29日颁布的公司法，还是国丰投资公司设立时适用的《企业验资规则（试行）》，或者是1995年12月25日实施的《审计准则》，均没有任何条款规定验资报告必须附上银行进账单等证据材料。也就是说，在两份验资报告形成的1994年8月、1997年5月，均没有任何法律或者行业规范，要求验资报告必须附上银行进账单，国丰投资公司设立、增资时的两份验资报告均符合当时的规范。既然如此，那么本案两份验资报告中没有附上银行进账单，则并不能成为“合理怀疑证据”；更何况，没有任何生效判决撤销了本案两份验资报告，该两份验资报告依然具有法律效力。3、华融资产没有提供任何合理怀疑证据，本案不能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条规定。既然本案的两份验资报告不是“合理怀疑证据”，那么华融资产以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条为由提起诉讼，显然没有事实依据。三、国丰投资公司设立、变更的时间分别为1994年和1997年，华融资产现在要求股东就国丰投资公司设立变更时的出资问题承担责任，或者要求对国丰投资公司设立时、变更注册资本时其他股东的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均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但一审法院对此未予处理，适用法律错误。杨海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五项，改判杨海平不承担责任。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不清。一审判决杨海平承担责任的逻辑是国丰投资公司1997年6月增资至4000万元，1998年签订担保合同，该次增资的验资报告上没有附进账单，而认定为股东虚假出资，而1997年6月杨海平是登喜富公司时任的法定代表人，在国丰投资公司的工商登记备案为董事，董事未尽忠实勤勉义务追索各股东的出资而承担责任。依照一审判决的逻辑，杨海平认为，本案的相关事实未查清：1、增资是否不实，是否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向会计师事务所查证是否虚假增资。2、增资的决议是否全体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杨海平调阅了国丰投资公司的工商企业档案情况，发现登喜富公司在1997年6月的增资股东会决议上的盖章明显与其他印章不符，很有可能是登喜富公司被伪造了公章而“被同意增资”。3、增资的决议是否为董事们所知悉，董事是否能够发现增资不实（假定）的情况，杨海平发现在工商企业档案中并没有关于增资的董事会决议，或者有杨海平（杨小静）的签字。4、即使推断增资的决议应当为董事知悉，即使推断虚假增资（假定）为董事知悉，董事杨海平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勤勉的行动。5、假定以上的疑问都没有瑕疵，华融资产的债权来源于1998年11月的贷款担保，在该笔贷款发生过程中是否有杨海平（杨小静）的签字，来说明杨海平确实担任该公司的董事，行使董事职权而根据权利义务对等承担相应责任。杨海平已经向深圳市市场监督局投诉，要求查处国丰投资公司经办增资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并针对工商档案中1996年之后的杨小静的签名是否是杨海平的签名，登喜富公司的公章真伪进行鉴定，如鉴定为虚假，则完全可以证实国丰投资公司的控制人伪造了印章，伪造了签字，而杨海平根本不可能行使董事的职责。二、适用法律错误。1、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第六章中规定董事的禁止性规范。但公司法全篇并没有赋予作为个体的公司董事享有什么权利和具体的职责。在没有违反禁止性规范的前提下，即应认定董事并不违背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2、即使按照现行公司法，个体的公司董事也未能对公司存在出资不实问题行使具体的勤勉义务（比如享有法律规定的诉权等）。那么作为个体的公司董事在没有具体法定权利的情况下，也无从对公司股东的出资不实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规定，董事因股东未出资义务承担的是相应责任，而不是连带责任，正是体现了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法院不应扩大解释。3、增资事项发生在1997年，依照当时的公司法（1993年版）以及相关法律，“董事杨小静”即使发现、知道公司存在增资不实的情况，也无从依据法律规定对公司和股东采取任何法律行动以完成对公司忠实和勤勉的义务。4、法律的原则在于责权对等，在于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董事杨小静”并不享有权利，自己的行为并没有过错的前提下，不可能对公司的虚假出资（假定）承担连带责任。5、因果关系：增资不实导致债权人利益损失，是一种损害赔偿纠纷，需考察其因果关系。而作为个体的公司董事承担责任的前提也必须考察其因果关系，杨海平在庭审时要求华融资产提供当时借款担保的相应的董事会决议，查实是否有“杨小静董事”的签字，并以此作为判断承担责任的前提。但一审法院不予理会，实际上割裂了因果关系，导致做出错误的判决。6、诉讼时效：增资事项发生在1997年，华融资产的债权中止执行是在2000年11月，推定华融资产知道其债权不可执行，按照华融资产起诉的逻辑，那么应当以2000年11月作为计算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华融资产的债权虽已经进入执行阶段，但对债务人的股东损害赔偿的或有债权（假定）并没有进入执行阶段，而应适用两年的诉讼时效，超过诉讼时效而丧失胜诉权。股东可以以此抗辩，作为个体的公司董事以此作为抗辩，法院应予以支持。7、法律适用：现行的公司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了注册资本的认缴制，股东无需实缴注册资本，特殊法律规定的才有注册资本实缴制度。如果按照现行法律就不存在增资不实而由股东承担的问题，更不存在董事因违反义务而承担相应责任的说法。一审法院按照现行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去规范1997年的纠纷，明显是适用法律错误。在二审庭审中，杨海平补充上诉意见如下：一、法律没有规定董事作为个体对催缴出资享有特应的责任，董事杨海平其未催缴出资的不作为行为不需要承担责任。普通人只是对其积极行为承担责任，对不作为行为不需要承担责任。对杨海平董事的特定身份只是在法律规定其作为特定的消极不作为行为才承担法律责任。现行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条对董事的勤勉义务中规定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才承担赔偿责任。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董事会的决议承担责任。董事承担责任的前提是对董事会的决议承担责任，除非董事会决议进行了增资、担保等情形，该董事才可能承担责任，且如有记录该董事可以看出责任。法律规定对于董事承担责任的前提是其积极行为。即使法律规定董事催缴出资是属于勤勉的义务范围，但是董事如何催缴出资，如何可以免责，法律并没有规定，法律没有赋予公司董事有任何的权利。同样公司的董事对其无能为力的事情也不需要承担责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4）深中法涉外终字第36号民事判决书对以上逻辑进行了分析和肯定，并判决董事无须承担责任。二、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法律原则，即使登喜富公司存在虚假出资且导致了本案华融资产债务无法收回，杨海平作为董事也无须承担法律责任。首先在杨海平没有以国丰投资公司的董事身份对公司的增资行为进行决议，也没有以国丰投资公司董事的身份协助或帮助国丰投资公司进行抽逃出资、虚假出资的行为。杨海平作为公司的董事也没有在以国丰投资公司的董事与本案的原始债权银行出具过任何贷款协议，担保文书及相应的董事会决议的签字。华融资产在放贷和追贷的情况下采用了不同的审查标准。华融资产存在过错，要求杨海平承担责任明显不公平。同时本案的基础债权是国丰投资公司的担保义务，担保是一种只产生公司或有负债的决策行为，公司的债权人请求公司的董事承担责任也是依据代位权原理。是因为董事有过错才承担责任，根据以上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如果杨海平进行了决策，且明知道公司出资不实或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况下，还为其担保才对公司产生赔偿责任。而本案在整个案件中并没有其原始的债权决议文件来证实董事，直到本案的起诉，董事才知道该笔贷款担保。三、诉讼时效，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九条规定，公司股东会出资不适用诉讼时效，公司董事责任并在司法解释中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诉讼案件诉讼时效的规定》也没有规定公司董事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因为公司董事的责任并不等同于公司股东，也就是说公司董事即使催缴义务是公司董事的法定职责，公司在2004年已经吊销营业执照，公司已经在法律上名存实亡，该时间点也可以证明公司董事不应当且不可能履行职责，该时间点也应当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因此本案我方认为公司董事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四、我方有一个重大的事实，一审判决后我方调阅了国丰投资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发现经杨海平本人辨认，国丰投资公司的工商档案中自1995年之后，登喜富公司的盖章及杨海平个人签字均系假冒。杨海平之前在2016年4月份已经申请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进行了投诉，立案后该案仍在调查处理中。国丰旅业针对华融资产答辩称：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分别使用了补充赔偿责任和连带责任进行规定，说明补充赔偿责任和连带责任是不同的法律事物，华融资产第一项诉讼请求并没有要求各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华融资产的上诉请求不符合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的规定。林文鑫针对华融资产答辩称：一、华融资产上诉的事实是基于一审法院认定债务担保人国丰投资公司的股东设立时未履行出资义务、增资义务，该认定是因本案的一审中，国丰旅业、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杨海平、林文鑫、徐溱没有能力提供证据推定的不利于股东的推定规定，华融资产因此推定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是主观故意，董事没有尽到勤勉义务，伙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虚假验资文件，没有依据。一、一审法院要求国丰旅业、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杨海平、林文鑫、徐溱举证出资到位，但由于债务人国丰投资公司的营业执照在2004年已经被吊销。华融资产在2016年才提起诉讼，在本案一审过程中，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出具回函都可以看出银行已经将十五年的凭证销毁，更何况债务人公司的股东，一审法院要求国丰旅业、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杨海平、林文鑫、徐溱提交超过法律期限保存的证据，林文鑫认为是苛求的，而华融资产却以股东没有提供证据来推定的事实给董事扣上伙同他人出具虚假验资文件是强加给林文鑫的罪名。二、一审法院认定董事对监督各股东出资已经尽到合理谨慎的义务，是合理的，没有违反公司法规定。债务人国丰投资公司设立和增资在1994年、1997年这期间公司法规定董事义务，主要是忠实履行职务，维护公司利益，对于董事勤勉义务并没有规定，而现今的公司法对勤勉义务的判定标准也未作具体规定，因此一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判断董事是否尽到义务，是正确的。本案现有证据，除了工商注册登记时的验资报告，还有当时国丰投资公司在工商年检时提供的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外，一审法院在建设银行调取的账户流水记录显示账户在设立时间有与验资报告对应资金进入，作为董事，只能从这些会计报告中确认出资、增资已经到位，而不能非要求董事保留银行进账凭证。本案能够证明股东出资到位的证据都属于会计档案，而根据档案法、会计档案管理办法负责管理本单位的会计档案是单位的档案机构或者档案工作人员所属机构，单位的会计机构或会计人员所属于机构按照归档范围和归档要求，负责定期将应当归档的会计资料整理立卷，编制会计档案保管清册而作为董事，法律未规定有管理会计档案的职责，因此也不能苛求董事会在十几年后拿出会计凭证来证明自己尽到勤勉义务，已经监督公司的各股东履行了出资、增资的义务。三、华融资产上诉请求判令董事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华融资产根据公司法解释三要求董事承担连带责任，对于董事来说过于苛责。公司经营的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加，没有人能够保证永不失误。因此作为董事应当承担的责任应基于重大过失、欺诈、利益冲突或非法性做出的，因此华融资产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本案的董事存在上述的过错，才可以要求董事承担连带责任，否则董事不应承担责任。华融资产针对国丰旅业答辩称：一、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江田公司26XXXXXX0账户载明的信息，截止验资至日，即1994年8月5日，江田公司账户余额为50元，明显未履行出资义务。虽然江田公司上述账户在1994年8月3日、4日有1000万元、130万元及500万元资金入账，但同日同步又将上述金额转出，实际上等同于过桥资金。江田公司未实际取得股东应要缴纳的出资。江田公司验资当日，尚未领取营业执照和办理税务登记，不可能存在大宗交易，恰好在入账当日转出资金，属于虚假出资的行为。二、关于认缴资本及实缴资本的问题，2014年3月1日公司法修改后，删去了原来公司法第七条第二款中实收资本的规定，自此之后，公司注册资本出现两种方式，认缴和实缴，股东可以根据自身状况自由选择。本案中国丰投资公司成立于1994年中止于1997年均不能认缴制，必须实际缴纳。三、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建设银行及招商银行回函，可充分证明国丰投资公司的股东在发起设立该公司及增资过程中虚假出资，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发起设立的股东应在其出资不实的本息范围内对华融资产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发起人彼此间承担连带责任。华融资产诉讼请求要求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国丰旅业在出资不实1500万元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四、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使用诉讼时效制度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三款，及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条的规定，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障碍。华融资产针对杨海平答辩称：一、杨海平作为登喜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截止华融资产提起诉讼之日前）也作为国丰投资公司的董事根据其答辩意见称其是被同意增资，而要求不承担责任，由此本案中国丰投资公司股东虚假出资及增资再次予以证明。二、工商登记具有公示公信效力，不能因国丰投资公司内部问题而影响到登喜富公司股东身份的认定和杨海平作为国丰投资公司董事身份的认定。倘若确存有国丰投资公司相关人员私刻公章侵害杨海平权益的事情，杨海平应另行其他法律途径解决，并不是本案的审查范围。三、我国并非判例法国家，杨海平所列举的并非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且个案均有不同情况。四、董事承担忠实勤勉义务是有公司法明确规定的，在股东增资过程中未尽该义务的董事承担相应责任是有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明确规定的。杨海平辩称不属于忠实勤勉义务范围或董事已尽忠实勤勉义务均与法律相悖。退一步讲，法律只规定董事承担相应责任，并非连带责任。即使董事不承担连带责任也应当在增资不实股东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责任。华融资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国丰旅业、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在对国丰投资公司出资不实1500万本息范围内，对(1999)深中法经调初字第761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债务暂计至判决生效之日为15289652元（其中本金1400万，利息1206870元，案件受理费82782元）。其后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另计；2、国丰旅业在对国丰投资公司增资不实125万的本息范围内对(1999)深中法经调初字第761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债务暂计至判决生效之日为15289652元（其中本金1400万，利息1206870元，案件受理费82782元）。其后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另计；3、鑫南公司在对国丰投资公司增资不实1000万的本息范围内，对(1999)深中法经调初字第761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债务暂计至判决生效之日为15289652元（其中本金1400万，利息1206870元，案件受理费82782元）。其后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另计；4、登喜富公司在对国丰投资公司增资不实800万的本息范围内，对(1999)深中法经调初字第761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债务暂计至判决生效之日为15289652元（其中本金1400万，利息1206870元，案件受理费82782元）。其后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另计；5、徐溱、林文鑫、杨海平对上述2、3、4项请求承担连带责任；6、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国丰旅业、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杨海平、林文鑫、徐溱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9年12月6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999）深中法经调初字第761号判决书，判令国丰投资公司就深圳天大实业有限公司对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分行南山支行的欠款本金1400万及利息、逾期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还判令深圳天大实业有限公司向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分行南山支行支付案件受理费82782元。判决生效后，深圳天大实业有限公司、国丰投资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分行南山支行申请强制执行，因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无财产可供执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0年11月15日裁定中止执行，执行案号为：(2000)深中法执字第11-639-1号。2013年7月19日，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与华融资产签订了《单户债权转让协议》，约定自2013年7月31日起，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将（1999）深中法经调初字第761号判决书项下的全部权利、权益、利益（包括但不限于已经缴纳的诉讼费、保全费）转让给华融资产，并于2013年10月22日在《经济日报》刊登了上述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据此，华融资产依法享有对国丰投资公司的债权。1994年6月18日，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江田公司、国丰旅业作为发起人设立国丰投资公司。1994年8月5日，深圳中诚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深诚验资字（1994）第A759号《验资报告书》载明，深圳江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500万元，股东为：鑫南公司（应出资额600万元，出资比例占40%；实际出资655万元）、登喜富公司（应出资额480万元，出资比例占32%；实际出资500万元）、江田公司（应出资额345万元，出资比例为23%；实际出资345万元）、国丰旅业（应出资额75万元，出资比例占5%；实际出资130万元），缴付日期为1994年8月3日、8月4日，存入银行均为建设银行深圳华侨城支行（未注明存入账号）。国丰投资公司在1995年的《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中载明开户银行及账号为建行华侨城支行26100470。经华融资产申请，该院向建设银行华侨城支行查询国丰投资公司在该行的账户26XXXXXX（后升级为00XXXXXX9）及00XXXXXX9在1994年8月的交易流水。从银行提供的交易流水明细账显示，1994年8月国丰投资公司共有4笔大额进账（分别为8月3日进账1000万、130万；8月4日进账500万；8月17日307375.6元），4笔大额转账（分别为8月3日转账1000万、130万，8月4日转账500万；8月19日转账2万），截止1994年8月19日，该账户余额为287426.6元。1995年10月17日，深圳江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更名为深圳市国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1996年9月19日，深圳鑫南工贸有限公司更名为深圳市鑫南工贸有限公司。1996年9月27日，深圳登喜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更名为深圳市登喜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1997年12月10日，深圳国丰旅业娱乐公司更名为深圳市国丰旅业娱乐有限公司。1997年5月21日，国丰投资公司的《股东会决议》通过，将公司的注册资本由1500万元增资至4000万元，其中鑫南公司增资1000万元，占投资总额的40％；登喜富公司增资800万元，占投资总额的32％；江田公司增资575万元，占投资总额的23％；国丰旅业增资125万元，占投资总额的5％。1997年5月26日，深圳昌龙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深昌会内验字（1997）S037号《验资报告》载明，根据经批准的公司章程的规定，国丰投资公司申请将注册资本由1500万元增加到4000万元，其中鑫南公司增加出资1000万元，由原出资600万元增加到1600万元，登喜富公司增加出资800万元，由原出资480万元增加到1280万元，江田公司增加出资575万元，由原出资345万元增加到920万元，国丰旅业增加出资125万元，由原出资75万元增加到200万元，由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江田公司、国丰旅业四方于1997年5月23日内缴足。出资币种为人民币，出资方式为货币资金。鑫南公司出资1000万元、登喜富公司出资800万元、江田公司出资575万元、国丰旅业出资125万元，均于1997年5月23日缴存招商银行深圳罗湖支行，账号为01XXXXXX3。国丰投资公司在1997年的《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中载明三个开户银行及账号，分别为：建行华侨城支行00XXXXXX9，中行蛇口支行的账户及工行深东支行的账户；并无有关招商银行深圳罗湖支行相关账户的记载。在（2015）深福法民二初字第2173号案件中，该院还向招商银行深圳罗湖支行查询国丰投资公司在该行的账户在1997年5月的交易流水记录，该行向该院回复国丰投资公司账户在1997年5月无交易记录。经华融资产申请，该院还向招商银行深圳罗湖支行查询“国丰投资公司在该行的账户01XXXXXX3是否升级为50XXXXXX1账户，若未升级，调取01XXXXXX3账户在1997年5月的交易流水记录”，该行向该院答复，国丰投资公司在1997年5月期间仅有账号81XXXXXX1在1997年5月22日有交易金额2140元，该行并未查询到国丰投资公司在该行有其他账户的交易记录。又查，杨海平曾用名是杨小静。在国丰投资公司注册资本从1500万元增加到4000万元期间，徐溱在该司担任董事长职务，林文鑫、杨海平在该司担任董事职务。在国丰投资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4000万元时，作为股东的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江田公司、国丰旅业的法定代表人分别是张仲文，杨海平，徐穗声，黄度仙。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股东出资纠纷，主要存在以下的争议焦点：一、关于华融资产的主体资格问题；二、关于国丰旅业、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是否出资不实问题；三、关于徐溱、林文鑫、杨海平是否应对国丰旅业、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对国丰投资公司出资不实承担责任问题。关于华融资产的主体资格问题。该院认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与华融资产签订的《单户债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且前述转让协议订立后，当事方及时登报将债权转让及催收事宜进行了公告，因此，华融资产合法受让了（1999）深中法经调初字第761号民事判决项下的全部债权，其有权依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向相关的债务人（即天大公司及国丰投资公司）主张权利。（1999）深中法经调初字第761号民事判决项下的债权经强制执行未果，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中止执行的裁定书，该裁定书表明当被执行人具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时，权利人可以继续申请强制执行，不受执行时效期间的限制，故现华融资产向债务人国丰投资公司的股东、董事要求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亦未超过时效期间。国丰旅业主张华融资产在本案的诉讼请求均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没有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关于国丰旅业、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是否出资不实问题。该院认为，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华融资产提出国丰旅业、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对国丰投资公司出资不实合理怀疑的证据有：1、深诚验资字（1994）第A759号《验资报告书》、深昌会内验字（1997）S037号《验资报告》中仅载明投资款存入建设银行深圳华侨城支行、招商银行深圳罗湖支行（账号：01XXXXXX3），并没有附上银行进账凭证等证明；2、建设银行深圳华侨城支行的回复中，载明1994年8月国丰投资公司共有4笔大额进账（分别为8月3日进账1000万、130万；8月4日进账500万；8月17日进账307375.6元），4笔大额转账（分别为8月3日转账1000万、130万，8月4日转账500万；8月19日转账2万）；3、招商银行深圳罗湖支行的回复表明，国丰投资公司在1997年5月期间仅有账号81XXXXXX1在1997年5月22日有交易金额2140元，该行并未查询到国丰投资公司在该行有其他账户的交易记录，即无验资报告中载明的账号01-1429146-3的信息；4、国丰投资公司在1997年的《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中载明三个开户银行及账号，并未载明存在招商银行深圳罗湖支行账号01XXXXXX3。故国丰旅业关于华融资产未提供“合理怀疑”的抗辩不成立。其次，深诚验资字（1994）第A759号《验资报告书》、深昌会内验字（1997）S037号《验资报告》、工商部门的登记信息作为单一的证据，未有其他相关证据与之印证，因此不能作为认定国丰旅业、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已对国丰投资公司履行出资义务的证明。从举证能力来说，华融资产并非国丰投资公司的股东，也未参加国丰投资公司的经营与管理，难以取得国丰投资公司股东出资的直接证据材料。华融资产已穷尽手段，履行了相应的举证责任，若进一步要求其提供相应证据来证明国丰投资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明显有悖于案件事实与公平原则。在华融资产提交的证据已达到对国丰旅业、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出资产生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国丰旅业、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应就其已经履行出资义务进行举证，国丰旅业在答辩状中表示其没有保存国丰投资公司相关的财务资料，未能提交已履行出资的相关证据，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本案中的证据《联合经营企业合同书》、《国丰投资公司章程》、《验资报告书》能够相互印证国丰旅业是国丰投资公司的发起人，故国丰旅业主张其并非国丰投资公司的发起人并无依据，该院不予采纳。再者，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经该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属于放弃相关诉讼权利，故该院据此作出对其不利的事实认定，认定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未对国丰投资公司履行出资义务。虽国丰投资公司设立于1994年，当时公司法并未实施，但该公司各股东出资不实的事实一直延续到公司法实施后直至现在，因此，公司法依法可以作为本案的判案依据。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公司的发起人与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国丰旅业、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江田公司作为发起人，华融资产可以主张其在对国丰投资公司出资不实1500万元本息范围内对（1999）深中法经调初字第761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现华融资产仅主张国丰旅业、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亦未对江田公司主张权利，属于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并无不当，该院予以支持，在华融资产放弃部分诉讼权利后，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国丰旅业分别应在出资不实的600万元、480万元、75万元（合计1155万元）的本息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而非在150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同理，国丰投资公司在增资过程中，各股东增资不实，故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国丰旅业应当分别在增资不实1000万元、800万元、125万元的本息范围内对（1999）深中法经调初字第761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关于徐溱、林文鑫、杨海平是否应对国丰旅业、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对国丰投资公司出资不实承担责任问题。该院认为，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董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四款规定：股东在公司增资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未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而使出资未缴足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1997年6月5日，国丰投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从1500万元增加到4000万元时，徐溱在国丰投资公司担任董事长职务，林文鑫、杨海平在国丰投资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其三人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即徐溱、林文鑫、杨海平应尽到合理的谨慎义务。在国丰投资公司增资到4000万元期间，杨海平同时作为登喜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根据法定代表人的权限和职责，认定杨海平明知登喜富公司增资不实，其也有能力监督登喜富公司缴纳出资，但杨海平未催缴股东登喜富公司出资，明显违反了董事的勤勉义务，使公司未能在资本充实的情况下经营。杨海平在庭审中抗辩，登喜富公司在国丰投资公司1997年6月2日的章程中的盖章并非登喜富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杨海平也亦未在该章程中签字，但其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该院不予认可其抗辩。依据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四款规定，杨海平应对涉案债务承担相应责任，根据本案情况，该院认定杨海平的责任范围为登喜富公司对国丰投资公司增资时出资不实的本金800万元及利息。另，公司的经营活动存在风险，不能把所有的经营不利后果都归结于董事未尽勤勉义务，且公司法未对董事的勤勉义务作出明确规定；故在验资报告书、公司财务报表均显示资金到位的情况下，林文鑫、徐溱对监督各股东出资已经尽到了合理的谨慎义务，杨海平对监督国丰旅业、鑫南公司的出资亦已经尽到了合理的谨慎义务；华融资产主张林文鑫、徐溱对国丰旅业、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增资不足部分，杨海平对国丰旅业、鑫南公司增资不足部分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华融资产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国丰旅业、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对国丰投资公司出资不实本息范围内（其中国丰旅业本金75万元，鑫南公司本金600万元，登喜富公司本金480万元）对（1999）深中法经调初字第761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债务（本金1400万元、利息、案件受理费82782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国丰旅业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对国丰投资公司增资不实本金125万元及利息范围内对（1999）深中法经调初字第761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债务（本金1400万元、利息、案件受理费82782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鑫南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对国丰投资公司增资不实本金1000万元及利息范围内对（1999）深中法经调初字第761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债务（本金1400万元、利息、案件受理费82782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四、登喜富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对国丰投资公司增资不实本金800万元及利息范围内对（1999）深中法经调初字第761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债务（本金1400万元、利息、案件受理费82782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五、杨海平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登喜富公司的上述第四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驳回华融资产的其他诉讼请求。如国丰旅业、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杨海平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13538元、保全费5000元（受理费、保全费已由华融资产预交），由国丰旅业、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杨海平连带负担。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股东出资纠纷。二审争议焦点：一、国丰旅业、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是否对国丰投资公司出资不实；二、国丰旅业、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是否应在对国丰投资公司出资不实1500万本息范围内，对(1999)深中法经调初字第761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债务（本金1400万、利息、案件受理费82782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杨海平是否应对登喜富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分述如下：第一、关于国丰旅业是否出资及增资不实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根据上述规定，被告股东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的前提是，原告已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出资怀疑的证据。本案中，国丰旅业出资或增资至今均已逾20年，股东出资情况已经过专业机构验资且经过工商部门核准登记，如华融资产未能提交足以初步认定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证据，仅从当年普遍不甚规范的验资报告，不能构成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合理怀疑，亦不能据此简单推断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还应结合其他证据分配股东的举证责任。本案中，华融资产在一审提交的证据仅为深诚验资字（1994）第A759号《验资报告书》、深昌会内验字（1997）S037号《验资报告》未附银行进账凭证等证明。验资单位的验资报告是投资单位的投资是否到位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文件，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则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企业独立法人资格的确认，同样具有法律效力，没有充分证据不能予以否认。但是，一审为查明案件事实，进行了进一步调查，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国丰投资公司1994年8月与出资额相对应的4笔入账均在当日随即又转出，且深昌会内验字（1997）S037号《验资报告》中载明的账号01-1429146-3未能查询到。上述证据可以推翻两份验资报告的证明效力，构成对国丰旅业是否足额出资的“合理怀疑”，国丰旅业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履行出资义务的事实，亦未举证证明转出的合理性，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国丰旅业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第二，国丰旅业、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之间是否连带承担在出资不实范围内对案涉债务的补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公司的发起人与被告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的发起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本院认为，连带责任的承担须有法律明文规定或者当事人明确约定。国丰旅业、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江田公司作为发起人，应当连带承担案涉债务的补充清偿责任。债权人可以选择向部分发起人主张权利，华融资产虽然仅主张国丰旅业、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放弃对江田公司主张权利，但并不能够当然导致其他三个股东以各自出资额为限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一审判令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国丰旅业分别应在出资不实的600万元、480万元、75万元的本息范围内对案涉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并无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华融资产主张国丰旅业、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共同在1500万出资不实本息范围内彼此承担连带责任，本院予以支持。第三，关于董事的连带清偿责任问题。对于徐溱、林文鑫的连带清偿责任问题，一审已作充分详尽的论述，本院予以认同，在此不做重复。关于杨海平的连带清偿责任，一审以其同时具有登喜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而认定其应对涉案债务在登喜富公司对国丰投资公司增资时出资不实的本金800万元及利息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四款规定董事承担“相应”责任，应有证据加以证明，并依据过错程度确定责任范围，权责相应，而不能仅因其同时具有股东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推定其违反法定义务。本案国丰投资公司债务的产生，是在（1999）深中法经调初字第761号案件中，就深圳天大实业有限公司对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分行南山支行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进一步追究对国丰投资公司增资不实的责任，其承担主体是其股东即登喜富公司，再进一步，因董事杨海平具有登喜富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而追究监管责任并无法律依据。本案债权人华融资产仅提供了初步证据，登喜富公司因无法完成举证责任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其增资不实乃是法律上推定的事实，而该证据已经时隔二十多年，远远超过会计法规定的财务凭证最长保存时间，此种情况下，因公司无法举证而要求董事承担未尽忠实勤勉义务的责任，对董事而言过于苛责。杨海平对登喜富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其该项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国丰旅业上诉请求不成立，不予支持；华融资产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部分，予以支持；杨海平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4民初4649号民事判决第二、三、四项；二、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4民初4649号民事判决第五、六项；三、变更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4民初464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深圳市国丰旅业娱乐有限公司、深圳市鑫南工贸有限公司、深圳市登喜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对深圳市国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1500万元出资不实本息范围内对（1999）深中法经调初字第761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债务（本金1400万、利息、案件受理费82782元）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四、驳回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深圳市国丰旅业娱乐有限公司、深圳市鑫南工贸有限公司、深圳市登喜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13538元、保全费5000元，由深圳市国丰旅业娱乐有限公司、深圳市鑫南工贸有限公司、深圳市登喜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02400元（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已预交111800元，杨海平已预交67800元，深圳市国丰旅业娱乐有限公司已预交22800元），由深圳市国丰旅业娱乐有限公司、深圳市鑫南工贸有限公司、深圳市登喜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担134600元，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负担67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程审判员 陈  国  华审判员 雒  文  佳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书记员 刘丽舒（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