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6民终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盐飞，女，汉族，1942年2月8日出生，云南省镇雄县人，住镇雄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发琼，女，汉族，1972年11月23日出生，云南省镇雄县人，住湖南省衡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发玉，女，汉族，1976年6月28日出生，云南省镇雄县人，住江苏省海安县。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杜浪、伍猛麟（特别授权），贵州万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沈洪，男，汉族，1979年2月15日出生，云南省镇雄县人，住镇雄县。委托代理人杜浪、伍猛麟（一般授权），贵州万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来松，男，汉族，1966年3月15日出生，云南省镇雄县人，住镇雄县。委托代理人王清泉（仅代为宣读答辩状、核对笔录），男，汉族，1960年3月1日出生，贵州省毕节市人，住毕节市。上诉人徐盐飞、吴发琼、吴发玉、吴沈洪因与被上诉人徐来松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镇雄县人民法院（2018）云0627民初11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2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吴沈洪以及上诉人徐盐飞、吴发琼、吴发玉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杜浪、伍猛麟，被上诉人徐来松及委托代理人王清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农村土地包产到户时，原告徐盐飞及夫吴常星以家庭承包的方式承包经营镇雄县鱼洞乡鱼洞村河边社集体土地4.9亩，其中“张家田”地块面积为0.7亩，其四至界限为：东至赵祖朝地，南至秦保金地，西至沟，北至吴道伟地。2005年6月吴常星病逝后，原告一家外出打工，将承包经营的“张家田”地块委托被告徐来松代为管理。2007年，四原告将“张家田”地块的经营权以人民币2000元转让给被告徐来松，被告徐来松于2007年3月24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原告吴沈洪转款人民币2000元后，双方争议的“张家田”地块一直由被告徐来松管理和耕种。在此期间，国家修建叙毕铁路镇雄段临时征用土地，“张家田”地块被征用0.0897亩用于搅拌站便道，被告徐来松领取了补偿款人民币2059.51元。2017年四原告返乡，要求被告徐来松返还代管的“张家田”地块遭拒。四原告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徐来松返还代管的“张家田”地块。原审法院认为：同一村民组的成员之间，经发包方同意，将其承包的土地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承包农户，符合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原、被告属同一村民小组，四原告将“张家田”地块的经营权转让给被告徐来松，虽然没有订立经营权转让的书面协议，但被告徐来松已连续耕种十年，在此期间，因国家建设修建叙毕铁路镇雄段临时征用土地时，“张家田”地块被临时征用部分，补偿款由被告徐来松领取，四原告并未提出异议，镇雄县鱼洞乡鱼洞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内容，是对双方转让“张家田”经营权行为的追认。四原告认为被告徐来松所付款系双方债权债务，没有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不予采信。其要求被告徐来松返还“张家田”地块，没有提供充分证据，故其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徐盐飞、吴发琼、吴发玉、吴沈洪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由被告徐盐飞、吴发琼、吴发玉、吴沈洪承担。上诉人徐盐飞、吴发琼、吴发玉、吴沈洪提起上诉称：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本案的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导致判决错误，致使上诉人合法权益受损。l．上诉人徐盐飞一户合法承包了地名为“张家田”的地块，面积为0.7亩，该地块从承包到户至2005年一直由上诉人一家管理耕种。由于2005年6月上诉人吴常星（徐盐飞之夫）病逝后，上诉人一家需外出务工，上诉人徐盐飞与徐辉（系徐盐清次子）协商，将涉案土地让徐辉代为管理耕种，徐辉约耕种1年左右。上诉人徐盐飞又将涉案土地拿给徐盐清代为管理耕种，但徐盐清将案涉地块基于什么原因、什么时间交给被上诉人耕种，上诉人一家并不知情。上诉人徐盐飞将涉案地块暂时让徐盐清代为管理耕种，也不需要其支付相应对价，只要给上诉人一家将涉案地块管理好，不要让该地块荒废就行。所以，自始至终上诉人一家任何人均没有与被上诉人协商过让其代为管理耕种涉案土地，更别提将涉案地块转让给被上诉人了。上诉人徐盐飞与徐盐清协商涉案地块时，村委会领导并未在场。上诉人徐盐飞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让徐盐清暂时代为管理耕种，并未将涉案地块的承包经营权用转让的方式流转给徐盐清，更不是转让给被上诉人了。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一家关于涉案土块在事实和法律上均无任何关系，被上诉人耕种涉案地块的行为，实际上是侵犯了上诉人一家土地承包经营权。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家至今未签订任何书面转让协议，故一审认定涉案地块经营权转让给被上诉人，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2．一审判决书在第6页第6行，本院认为部分“原、被告属同一村民小组”，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住镇雄县鱼洞乡鱼洞村民委员会河边村民小组1号，被上诉人在非法耕种涉案地块时，住址是镇雄县鱼洞乡鱼洞村民委员会河坝村民小组，后由于被上诉人建房到河边村民小组，被上诉人的地址才是河边村民小组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显然不属于同一小组成员，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二、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具有真实性，一审法院采信该证据而做出本案判决，属于证据采信错误。1．关于被上诉人父亲徐盐清通过银行转2000元给上诉人吴沈洪的定性。该2000元钱是吴沈洪因为资金周转困难特向被上诉人父亲徐盐清借款，徐盐清转2000元给吴沈洪是履行出借借款的行为。吴沈洪并不是向被上诉人借款，因为当时被上诉人没有任何经济实力，出借2000元给吴沈洪，更不是被上诉人所述的涉案土地转让款。吴沈洪与徐盐清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并非是涉案土地经营权转让款。一审法院采信被上诉人徐来松提供《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作为证据证明该2000元属于涉案土地转让款，属于证据采信错误。因为该份银行回单上并未载明该款属于土地转让款，一审法院仅仅以一张毫无记载任何用途的2000元银行回单，便单方面认为是涉案土地转让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若被上诉人反驳该2000元系土地转让款，故应当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规定，被上诉人应当提供证据证实该事实存在。但至今被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该事实的存在，所以该2000元系徐盐清出借给上诉人吴沈洪的借款，并非是涉案土地转让款。2．关于2018年5月2l日镇雄县鱼洞乡鱼洞村民委员会《情况说明》。首先看时间，出具该份情况说明的时间是2018年5月21日，显然该份证明是上诉人立案之后，被上诉人才找到村委会出具的，对出具该份证据的目的，不言而喻，系虚假证明。其次，该份《情况说明》内容载明，涉案土地部分被征收，村委会（还是村委会领导，因为情况说明上载明的是村委会）在征地工作时，联系过上诉人徐盐飞，其实村委会人员并未联系过上诉人一家任何人。最后，若该事实存在的话，被上诉人应当提供，具体是什么时间、是谁、在哪里给吴沈洪打过电话，是否具有通讯记录，是否具有通话录音。上述事实被上诉人均未提供证据证明，所以村委会出具《情况说明》不具有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是错误的。3．关于村委会于2018年6月15日出具的《证明》。该份《证明》载明“徐盐飞家位于本村民组张家田地块自2007年就把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徐来松，转让金为2000元”。首先看出具的时间，理由同上。其次，在2005年，是村委会的哪位领导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协商代为管理耕种涉案地块时在场？协商时具体是怎么约定的？最后，从2005年至今已经有13余年之多，2005年村委会领导与现在村委会领导不一致，现在村委会领导是怎么知道2005年协商代为管理土地事宜的？综上，该份《证明》也不具有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是错误的。村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与《证明》，出具主体不适格，因为，该两份证据内容是村委会某个领导知晓的，并非是召开村民会议得出的证明。故应当由知晓案件事实的自然人出庭作证，证明案件事实，并非是以村委会名义出具。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至始未签订过任何书面合同，一审法院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判决。一审判决结果有失偏颇。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的规定，在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家至始未签订过任何书面合同，也未在口头上约定将涉案地块经营权转让给被上诉人。一审法院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未签订过书面协议的情况下认定为涉案土地经营权转让给被上诉人，而不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结果有失偏颇。2．一审法院认定村委会的两份证明是对转让涉案地块的追认行为，依法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认为，在所谓的2007年上诉人将涉案土地“转让”给被上诉人时（实际上上诉人一家至始未与被上诉人协商过转让涉案土地事宜），村委会若知道“转让”的事实（但实际上村委会并不知道），村委会便应当在当时就书面予以追认，但至今在上诉人起诉之后才出具该证明，有合理理由怀疑该证明不真实，追认的意思也不真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采信证据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在未查清案件基本事实的情况下，就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有失公正。请求贵院依法查清事实，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保护上诉人一家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徐来松答辩称：一、原判认定事实清楚。本案的被答辩人徐盐飞系答辩人的亲姑姑，平时双方关系都好，被答辩人家常年在外务工，家里一直都靠其照料。2005年6月答辩人的姑父吴常星去世，被答辩人回来处理丧事完毕后，就与答辩人协商，要将他们家的土地转让给我，我不同意要，最后他家提出就转让离答辩人家最近的一块名为张家田的土地，方便答辩人家使用。答辩人提出没有钱马上支付转让费用，他们说等以后有钱了再支付也是可以的，并且他们家怕答辩人反悔，当时就双方签订了书面协议。之后他们就离家外出务工，答辩人就耕种使用张家田这块土地。到了2007年年初，被答辩人家多次向答辩人催要土地转让款，答辩人才想办法于2007年3月24日向吴沈洪（原名吴发万）转款2000元。原审法院对双方土地转让的事实认定得非常清楚。二、答辩人对本案的诉讼主张，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从双方的亲属关系及在原审法庭调查时的陈述和答辩人提交的转款证明及鱼洞村委会证明等证据可以说明，答辩人转让了土地并支付了土地转让款，之后一直对该地块行使管理使用，即便是2017年国家征收土地，也是答辩人出面处理。鱼洞村委会的证明就充分说明对该地行使权利的一直是答辩人。据此可以认定答辩人是土地转让合同中的受让人，因此，对争议地块的使用权，依法应当由答辩人行使。三、被答辩人的诉讼主张不能够成立。1、被答辩人提出答辩人系河坝村民组的人，不符合土地转让主体条件，对此，答辩人提交给法庭的身份证系河边村民组。判决书中已经载明清楚。2、被答辩人主张2000元转让款系借款并且已经偿还，答辩人认为他们除了口头这样说之外，有啥证据证明该款系借款并且已经偿还，相反，答辩人提供的村委会证明以及双方在法庭的陈述结合汇款依据能够说明答辩人转让土地的事实。3、关于书面合同的情况。答辩人在原审过程中提出当时签订得有书面协议，这个是客观存在的事实。2015年镇雄县鱼洞乡发生洪灾是整个镇雄县都众所周知的事实，当时答辩人家受灾，不止是合同灭失，还有更多的财产都遭受损失，现在被答辩人以此作为上诉理由，未免太强人所难。四、被答辩人家的起诉早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限。被答辩人们将土地转让给答辩人后，每年都有人回家过年，两家相隔不远，整整十三年。他们一直未提出主张，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限。不应当得到支持。综上所述，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是基于亲戚关系，才出现土地流转的关系，而在流转过程中，双方均未有任何异议，并且对流转土地的事实得到村组两级的认可，政府部门签订土地征收手续也是和答辩人办理，现在因为土地征收出现有利可图的情况下，被答辩人家出尔反尔的提出流转问题，不但是几个被答辩人的人品问题，也违反了诚信原则。他们提出的问题也无任何事实上和法律上的依据。特提出答辩，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再补充几点：1、鱼洞乡鱼洞村委会在村委会证明上签字的连续任村支书18年的张毅对河边村民组的人口结构、土地耕种、经济收入、外出打工等情况是清楚的，出具的证明是合法有效的。2、鱼洞乡鱼洞村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泥石流洪水灾害，鱼洞街上的门面内堆积的泥沙高两米左右，鱼洞中学围墙被冲垮，桥梁冲断，教师的小汽车被洪水卷走8辆，当晚学生在上夜间自习，是从后山转移，是全县人民众所周知的灾情，答辩人因无地基房屋建在鱼洞中学对面的河边，这样大的特大自然灾害，洪水从窗口进入答辩人的一楼房内，毁灭双方土地经营权转让合同证据，请昭通中院综合考虑。3、2018年8月30日下午3时，原告方代理人举证的承包土地证件是基于承包户主吴常星去世后，是原告继承承包张家田地块的经营权，是原告才有权转让，反之不能拿其他人的土地经营权转让。土地经营权转让后，原告与发包方的土地承包关系终止，原告方无权要求返还。故此，答辩人在法庭上对原告方出示的证据才无争议。在二审诉讼过程中，上诉人徐盐飞、吴发琼、吴发玉、吴沈洪除认为其没有将地名为“张家田”处面积为0.7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徐来松，2000元是借款外，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并无异议，故对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以及被上诉人的答辩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徐盐飞、吴发琼、吴发玉、吴沈洪是否将其地名为“张家田”处面积为0.7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徐来松，其诉求徐来松返还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张是否应予支持。针对争议焦点，本院评判如下：首先，本案是徐盐飞、吴发琼、吴发玉、吴沈洪诉求徐来松返还其《（吴常星）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镇政发颁【证】字05Ａ02006号）》上“张家田旱地0.7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徐来松反驳称该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经转让给其。徐盐飞、吴发琼、吴发玉、吴沈洪为支持其诉讼请求，一审提交了《（吴常星）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镇政发颁【证】字05Ａ02006号）》为证。徐来松为支持其反驳主张一审提交了2000元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户名：吴发万）》、有镇雄县鱼洞乡鱼洞村民委员会公章以及村支书张毅签名的《情况说明》、有镇雄县鱼洞乡鱼洞村民委员会公章的《证明》两份、赵某1以及赵某2书写的《证明》各一份、《叙毕铁路镇雄段鱼洞乡鱼洞村临时征用土地付款花名册》为证；二审提交了镇雄县鱼洞乡鱼洞村民委员会2019年2月22日出具的两份《证明》为证，上诉方质证认为对证明吴沈洪就是吴发万的《证明》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对证明徐来松于2001年从“河坝搬迁到我村河边村民小组居住至今，门牌号为××”的《证明》真实性、关联性有意见，认为不真实、且没有经办人签名。本院认为：徐盐飞、吴发琼、吴发玉、吴沈洪提交《（吴常星）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镇政发颁【证】字05Ａ02006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第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定，证明以吴常星为户主的家庭成员享有“张家田旱地0.7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徐来松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户名：吴发万）》、有镇雄县鱼洞乡鱼洞村民委员会公章以及村支书张毅签名的《情况说明》、有镇雄县鱼洞乡鱼洞村民委员会公章的《证明》两份、赵某1以及赵某2书写的《证明》各一份、《叙毕铁路镇雄段鱼洞乡鱼洞村临时征用土地付款花名册》、二审提交镇雄县鱼洞乡鱼洞村民委员会2019年2月22日出具的两份《证明》，因镇雄县鱼洞乡鱼洞村民委员会的四份《证明》没有具体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以示负责、《叙毕铁路镇雄段鱼洞乡鱼洞村临时征用土地付款花名册》没有公章及经办或负责人签名，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的规定，不能作为证据；证人赵某1和赵某2未依法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两人所书写的《证明》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一条“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的规定，也不能作为证据；2000元《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户名：吴发万）》符合证据要件，但2000元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没有写明用途，经一审质证徐盐飞、吴发琼、吴发玉、吴沈洪认为是借款不是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款，对该笔款双方当事人均未举证证明其主张；镇雄县鱼洞乡鱼洞村民委员会及村支书张毅签名的《情况说明》也符合证据要件，其记载“本村村民小组徐来松和徐盐飞在位于本村赵家河边组张家田一地归属权问题上存在矛盾纠纷。经本村村委会研究，现就该事作出如下说明。在修建之初，村委会到张家田进行征地工作，经过联系徐盐飞，徐盐飞明确向村委会说出张家田的地已转让给徐来松，征地的事找徐来松就可以了。后来张家田的征地也是找徐来松，征收时在征收协议上也有徐来松的签字，并且征收款也是打在徐来松的账户上”的内容是在双方当事人产生纠纷后，“经本村村委会研究”作出的说明，且村委会具体谁联系的徐盐飞、通过什么方式联系、联系的时间地点等具体事实没有，而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是合同的一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第三条“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第四条“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应具有当事人之间在法律地位平等、自愿、遵循公平原则基础上，协商一致达成合意的合同属性，并不是单方意思表示，故该《情况说明》不能证明双方当事人达成了“张家田旱地0.7亩”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合意。至于吴沈洪是否就是吴发万的问题，吴沈洪在一、二审中均认可其原名叫吴发万，故依法对双方当事人均表示认可的事实无需举证证明。其次，我国现阶段的家庭承包经营权具有社会保障的性质，是农民生存的主要依靠。法律及有关规定虽然允许承包方自主流转承包经营权，但对以转让方式流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第二款“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一般包括以下条款：（一）双方当事人的姓名、住所；（二）流转土地的名称、坐落、面积、质量等级；（三）流转的期限和起止日期；（四）流转土地的用途；（五）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六）流转价款及支付方式；（七）违约责任”作了较为严格的条件规定，不仅要求转让双方签订书面合同并对合同的主要条款作了规定，且要求转让应经发包方同意。本案，被上诉人徐来松虽反驳主张双方当事人签订过书面转让协议，但没有举证证明；即便按被上诉人徐来松所称，转让协议被2015年鱼洞乡发生的洪灾给冲没了，可作为发包方的镇雄县鱼洞乡鱼洞村民委员会在前述《情况说明》中却证明了在“在修建”前并不知晓转让的事情，也证明双方的“转让”未经发包方同意。至于镇雄县鱼洞乡鱼洞村民委员会前述的《情况说明》能否作为发包方追认“转让”的证据，一是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当事人达成了转让的合意，二是双方当事人也没有报请发包方审查同意的行为，故不存在追认问题。至于徐来松答辩所称的上诉方“起诉早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限”问题，因本案属于不动产物权，且物权一直登记在以吴常星为户主的名下，侵权处于持续状态，故不适用一般诉讼时效的规定。由此可见，徐盐飞、吴发琼、吴发玉、吴沈洪诉求徐来松返还镇雄县人民政府颁发给其家《（吴常星）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镇政发颁【证】字05A02006号）》上“张家田旱地0.7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条第二款“公民、集体依法对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承包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依照法律由承包合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四）返还财产；……”的规定，应予支持。综上，本院认为，一审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徐盐飞、吴发琼、吴发玉、吴沈洪的上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二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百一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镇雄县人民法院（2018）云0627民初1143号民事判决；二、由被上诉人徐来松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将《（吴常星）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镇政发颁【证】字05A02006号）》上“张家田旱地0.7亩”承包土地返还上诉人徐盐飞、吴发琼、吴发玉、吴沈洪。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均由被上诉人徐来松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李寿斌审判员  陆 瑜审判员  颜九华二〇一九年三月一日法官助理浦红英书记员赵声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