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粤1971行初256号起诉人夏继全，男，1972年9月3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委托代理人覃秀芳，广东覃秀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泽桐，广东覃秀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本院于2019年3月15日收到起诉人夏继全起诉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原东莞市环境保护局）的行政起诉状等材料，起诉人诉称，2019年1月20日，起诉人发现自己的银行账户被冻结，查询后知晓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执行案号为（2019）粤1971执2277号，起诉人方知被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处以17万元的处罚，又因起诉人未按处罚决定书规定的期限内缴纳罚款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现罚款总额已共计34万元。起诉人得知处罚事实后，对决定书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理由如下：第一、东莞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在未对本案进行详细调查的情况下对起诉人进行处罚。起诉人2016年9月入职冯燕枢经营的氧化厂担任采购一职。2016年12月18日东莞市生态环境局的执法人员及东莞市长安镇新民边防派出所的民警共同到氧化厂现场执法。此时起诉人刚刚回厂执法人员便要求起诉人与二手房东代表廖旭一同到长安新民派出所作笔录。起诉人将所知情况如实告知执法人员，明确告知起诉人仅是该厂负责采购的职员。经环保执法后该氧化厂即解散，起诉人认为后续环保执法事宜与己并无关联。2019年1月24日起诉人收到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的传票时方知被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处罚的事实，起诉人认为自己作为职员不应被认定为经营者受到处罚。第二、该《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起诉人并非决定书的适格主体。根据决定书所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修订版）第十七条第一款关于“新建、改建、扩建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和其他水上设施，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第三款关于“建设项目的水污染防治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水污染防治设施应当经过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验收，验收不合格的，该建设项目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但根据《水污染防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建设单位在江河、湖泊新建、改建、扩建排污口的….”，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内建设对环境有影响的建设项目，适用本条例。”以及第十九条规定“建设项目试生产期间，建设单位应当对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情况和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进行监测。”建设水污染防治设施的责任主体应当是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责任人员。本案中起诉人仅是一名采购人员，并非涉案工厂的生产经营者，起诉人并非该加工厂的主要负责人，东莞市生态环境局使用上述法律、行政法规相关规定，处罚起诉人属明显适用法律错误。第三、《行政处罚决定书》拟处罚原告所依据的证据不足。根据该决定书所列证据，分别为《东莞市环境保护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NO：ZF1613529）、《东莞市环境保护局调查询问笔录》（NO：XW1606965、XW1606975）和相片。在《东莞市环境保护局调查询问笔录》（NO：XW1606965、XW1606975）中，起诉人如实陈述且明确表示其为采购人员。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并不能证明起诉人是该违法事实的主要责任人员且主要责任人员为冯燕枢。东莞市生态环境局连同起诉人与冯燕枢一同处罚明显证据不足。第四、《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违法，应予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的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但从东莞市生态环境局提交的资料来看，决定书作出之日为2017年6月23日，向起诉人邮寄送达的时间却是在2017年7月4日，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期限，东莞市生态环境局怠于行使职权的行为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期限限制。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可见，公告送达的适用前提，必须是在原告下落不明或是其他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第八十六条、八十八条规定了留置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从东莞市生态环境局提交的资料来看，因案涉氧化厂解散，起诉人到他处另谋生计，东莞市生态环境局虽然将材料邮寄到原告户籍所在地处，但邮寄不成功径直跳向公告送达。东莞市生态环境局作为国家机关，依法享有国家公权力，《行政诉讼法》规定送达程序适用《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诉讼程序中规定了公告送达的前置条件。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并未尽到充分告知义务，起诉人未能及时获知被处罚事实及内容，各项法定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剥夺了起诉人提出陈述、申辩的权利，《行政处罚决定书》已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第五、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在本案中存在重大过错。起诉人在接受调查询问时，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并未告知该事件可能会对起诉人予以处罚。若东莞市生态环境局拟处罚起诉人，应当在调查询问时便充分告知，东莞市生态环境局造成起诉人未能及时知晓处罚内容存在重大过错。第六、本案中冯燕枢解散工厂后，起诉人在深圳工作并没有下落不明的情形。东莞市生态环境局作为国家公权力机关享有调查权，有能力调查起诉人去向，但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径直认定起诉人下落不明，进行公告送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告送达可以在法院的公告栏和受送达人住所地张贴公告，也可以在报纸、信息网络等媒体上刊登公告，发出公告日期以最后张贴或者刊登的日期为准。对公告送达方式有特殊要求的，应当按要求的方式进行。公告期满，即视为送达。”起诉人并非本地居民，东莞市生态环境局仅在其门口处张贴公告，无法保证起诉人知悉，其并没有要让起诉人获知公告内容的意向。第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东莞市生态环境局执法过程中不遵守法定程序，执法不规范，存在重大过错，案涉处罚决定应为无效决定。第八、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时间为2017年6月23日，处罚依据是《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一条。然而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7年6月27日正式发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决定，删除了该条款。东莞市生态环境局依据的条款缺乏合理合法性，依据该条款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因缺乏法律依据应视为无效决定。遂起诉至本院，请求法院判令：1、东莞市生态环境局撤销东环罚字[2017]187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对起诉人夏继全的处罚；2、本案诉讼费用由东莞市生态环境局承担。经审查，本院认为，起诉人夏继全因对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原东莞市环境保护局）于2017年6月23日作出的东环罚字[2017]187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而对于该东环罚字[2017]187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东莞市环境保护局曾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2018年8月10日作出（2018）粤1971行审4167号《行政执行裁定书》，认定东莞市环境保护局作出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已发生法律效力，本院裁定准予强制执行。故对于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合法性，本院已经通过行政非诉审查程序予以审查，并依法作出终审裁定，该案已进入行政非诉案件的执行阶段。在前述行政执行裁定未经法定程序被撤销的前提下，起诉人要求撤销的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仍受该生效裁定所羁束。起诉人提起本案诉讼，于法无据，依法应不予立案。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第五十一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九）项的规定，裁定如下：对夏继全的起诉，本院不予立案。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审 判 长  李 缨审 判 员  朱珍珍人民陪审员  张雅芝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张笑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