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晋02民终8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永祥，男，汉族，1986年7月20日生，住大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建强，山西法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德全，男，1964年6月7日生，汉族，住大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炳麟，山西宝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大同市中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大同市城区格兰云天E座602室。   法定代表人：葛建华，系该公司经理。   上诉人刘永祥因与被上诉人刘德全、原审被告大同市中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大房地产”)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2018）晋0202民初23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永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建强、被上诉人刘德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炳麟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中大房地产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永祥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2018）晋0202民初2386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负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错误认定“二被告之间的‘买卖行为’，既不能确定真实合法性，又不能确定争讼车位已由上诉人刘永祥合法占有。上诉人刘永祥未有效证明对争诉标的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1、一审认为，大同市中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于2013年10月30日将附件所列132个车位出售给郭栋、刘文春，故刘永祥应当与郭栋、刘文春签订买卖合同认购车位才符合权利转移的顺序。该认识显然未注意到证据中关于中大公司对配合郭栋、刘文春再销售办理手续的特别表述，且属于以主观设定强制干预买卖双方对合意履行的方式。中大公司对132个车位分解办理认购合同，恰恰符合一宗不动产一个交易产生唯一合同的规则，如果按照一审认为的模式，必然造成买卖双方的买卖合同无法纳入建设方、业主、物业管理三方的衔接管理的情形，导致权属混乱、管理无序。2、一审又认为:“郭栋、刘文春未出庭证明向刘永祥转卖的事实过程，而刘永祥也未提供100万元购车款的支付对象和支付方式，故上诉人与大同市中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签订的车位认购协议书及收款收据的真实性存疑”。虽然郭栋、刘文春未出庭证明向刘永祥转卖的事实过程，但出具了书面《情况说明》，对其取得中大公司132个车位的过程、将132个车位进行再次处分、中大公司按约定配合与每个受让人签订《华田苑·府城二期车位认购协议书》并出具收据的事实做了准确、客观的表述。上诉人提交的中大公司与上诉人签订的《华田苑·府城二期车位认购协议书》及收据，正是中大公司对郭栋、刘文春再次转让车位的确认，这与郭栋、刘文春出具的《情况说明》、中大公司向大同市云波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发出的《通知》中要求物业公司对郭栋、刘文春再次转让车位予以配合的事实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并得以相互印证。中大公司向大同市云波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发出的《通知》及《华田苑府城二期地下车位销控表》，证实早在2013年10月30日中大公司已将132个车位转让给郭栋、刘文春。一审法院对这一事实并未否定，那么可以确定案涉车位已经不属于中大公司，被申请人就无权执行不属于中大公司的财产。3、中大公司作为原审被告也是本案的当事人，不能因为其未出庭应诉，就否认其配合交易的真实性。(1）上诉人作为受让人,不必核实中大公司在《华田苑·府城二期车位认购协议书》上加盖的印章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印章是否真实合法应当由中大公司解释，不能将印章真实合法性的举证责任强加给上诉人。(2）从公安机关出具的回函看，扣押的三枚印章的时间是2015年2月26日，自然证实了2013年10月30日中大公司向大同市云波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发出《通知》及《华田苑府城二期地下车位销控表》时，所加盖的印章是未被扣押的。那么，中大公司将案涉车位转移给郭栋、刘文春就不存在加盖印鉴方面的怀疑。(3）回函上扣押的公章和《华田苑·府城二期车位认购协议书》上加盖的印章，编码不一。公安机关扣押了三枚印章，并没有关闭中大公司。这就意味着，中大公司仍在运行，在扣押印章之外出现其他印章，说明中大公司还有其他印章。印章是企业对外确认态度的符号和载体，不能因是否备案而被完全否定，也不能因企业存在多枚印章而彼此否定，其效力以企业承认为标准。中大公司给上诉人加盖印章，无论选择哪一枚印章，也无论使用的是否恰当、规范，其核心效力是对文字的确认态度，因此，其签订认购协议和出具收据的行为，足以确认其对郭栋、刘文春将案涉车位抵顶给上诉人的认可，上诉人善意取得案涉车位的权利应当得到确认和保护。二、一审判决认为“在尚未完工启用的工程未能确保安全使用的前提下交付他人使用，不符合法律规定”，以此作为准予执行案涉车位的理由，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案涉地下车位，虽然整体尚未启用，但中大公司已经就车位移交物业。车位已经划线、安装了地锁，物业也收取了部分车位预交的管理费。由于车位不同于商品房，无法办理产权登记，对于业主，建设方的交付，实际意义为交付性转移。交付的合法性是否完全，不能否定交付的客观事实，对于交付的合法性后果，应当另案裁判。上诉人已经以缔约、移交物业和安装地锁的方式实际占有，在先宣示了对案涉车位的权利。一审法院认为尚未完工启用的工程未能确保安全使用的前提下交付他人使用，不符合法律规定，以此否认上诉人取得车位的合法性。一审该认定，实际上是将取得和交付混为一谈。买卖合同自缔结时成立，按照约定条件生效。交付是建设方履行义务的内容，不能因建设方履行义务的瑕疵或者缺失否定买方的权利，一审对此显然存在逻辑悖论。既然一审认为上诉人因交付不合法而对车位不享有权利，则应当解读为任何人都不能因此享有权利。现整个地下车位因中大公司履约不合格而仍未启用，如果人民法院将该尚未经过验收启用的地下车位准许执行给被上诉人，显然是选择性适用。准许执行给被上诉人，不能避免违法使用，忽略安全，存在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之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的规定，上诉人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由于车位的权属性质,该合同实际上已经标志着权利的过户，且上诉人已经履行了支付全部价款的义务，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按照该不动产的实际状况已合法占有，因此，对案涉车位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权利。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错误裁判，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刘德全答辩称，上诉人购买10个车位，单价10万元，是从郭栋、刘文春抵顶的，盖的中大公司的公章，也是与之前的车位有重复，可见中大公司的公章是虚假的，在2015年的2月中大房地产涉嫌诈骗，公章已经收缴了，所以公章是假的。上诉人把款付给郭栋、刘文春的付款凭证也没有，所以美其名曰抵账。所以从整个系列案件来看，是虚假的。上诉人在小区没有买房，抵顶了十个车位是虚假的，车位目前也许有交付使用。   刘德全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准许继续执行大同市华田苑·府城小区二期126号、127号、128号、129号、138号、139号、140号、141号、142号、143号共10个车位的执行。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6年6月6日，一审法院对刘德全诉大同市中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大同市华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的(2016)晋0202民初字7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上述二公司对刘德全履行债务。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刘永祥于2018年4月26日对一审法院已查封的大同市华田苑·府城小区二期126号、127号、128号、129号、138号、139号、140号、141号、142号、143号车位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遂于2018年5月22日作出（2018）晋0202异执54号裁定书，裁定中止对大同市华田苑·府城小区二期126号、127号、128号、129号、138号、139号、140号、141号、142号、143号共计10个车位查封的执行。另查明，法定期限内，刘德全向一审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大同市中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财产以偿还其金钱债务，有合法生效的法律文书为据。而二被告之间的“买卖行为”,既不能确定真实合法性，又不能确定诉争车位已由被告刘永祥合法占有。被告刘永祥未有效证明对诉争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被告大同市中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也未提供书面答辩和证据，视为放弃抗辩，故对原告的诉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准许对大同市华田苑·府城小区二期126号、127号、128号、129号、138号、139号、140号、141号、142号、143号共计10个车位执行。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刘永祥、大同市中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经审理查明：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上诉人对本案诉争车位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刘永祥在一审中提交相关的《华田苑·府城二期车位认购协议书》、收款收据、通知、地下车位销控表、收条、物业服务协议、情况说明等证据，在二审中申请郭栋、刘文春出庭作证，欲证明其是从郭栋、刘文春以抵账的方式受让取得案涉车位，中大公司配合其签订了《华田苑·府城二期车位认购协议书》，并出具收款收据等相关事实。   虽然刘德全对刘永祥一审中提交的中大公司向大同市云波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通知、地下车位销控表、华田苑·府城管理站向郭栋、刘文春出具的收条，郭栋、刘文春证言中关于抵顶车位的陈述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刘德全未能提供相应的反驳证据，且刘德全对郭栋、刘文春与沈颂华（原中大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认可，因而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刘永祥提交的相关《华田苑·府城二期车位认购协议书》、收款收据，刘德全对其真实性亦不予认可，但案涉车位系刘永祥从郭栋、刘文春处以抵账方式取得，中大公司配合办理相关手续符合常理，不能以公安机关将中大公司的相关印章扣押为由否认中大公司与刘永祥之间用案涉车位抵顶郭栋、刘文春所欠刘永祥借款的事实，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根据以上证据分析，本院审理查明，2013年10月30日，中大公司以132个车位（每个车位折价10万元）抵顶所欠郭栋、刘文春本息1320万元。中大公司向大同市云波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落款日期为2013年11月2日的通知一份。该通知的主要内容为：“中大公司开发的华田苑·府城二期的车位共计200个，其中132个车位已于2013年10月30日出售给郭栋、刘文春，该二人取得使用权（使用年限与房屋相同）。中大公司已收取了全部出售款。现通知大同市云波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车位的划线、安装地锁工作及费用由此二人承担。此二人有权再次转让其拥有的车位，大同市云波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须全力配合其工作。”华田苑·府城管理站向郭栋、刘文春出具落款日期为2015年2月15日的收条一份。该收条的主要内容为：“今收到郭栋、刘文春交来华田苑·府城二期地下车位钥匙132套（每套3把，其中038号2把，078号2把）。”之后，郭栋、刘文春因欠刘永祥借款将案涉车位以每个10万元的价格抵顶所欠刘永祥借款。2015年4月9日，中大公司与刘永祥就案涉车位签订《华田苑·府城二期车位认购协议书》。上述协议约定，案涉每个车位的价格均为10万元。同日，中大公司为刘永祥出具案涉车位的收款收据。   本院认为，郭栋、刘文春因中大公司所欠借款就案涉车位抵顶相应借款后，又将案涉车位抵顶所欠刘永祥借款，刘永祥与中大公司就案涉车位签订买卖合同，中大公司为其出具相应收据，且郭栋、刘文春与刘永祥就案涉车位抵顶借款、中大公司与刘永祥就案涉车位签订买卖合同的时间早于刘德全因其与中大公司民间借贷纠纷而保全案涉车位的时间，因而上述行为均为相关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同时，郭栋、刘文春经中大公司同意出资并完成在案涉车位划线并安装地锁，表明中大公司已履行了案涉车位主要的交付义务，虽然案涉车位因开发商的原因并未实际使用，但应认定案涉车位已由刘永祥合法占有，刘永祥享有排除申请执行人刘德全因相关案件对案涉房屋执行的权益。刘永祥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永祥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西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2018）晋0202民初238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刘德全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均由被上诉人刘德全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高存慧   审判员 马卉妍   审判员 张丽娟     二〇一九年三月六日   书记员 王毅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