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8168号 上诉人:林珊，男，汉族，1978年12月28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小为、张阅，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张修鹏，男，汉族，1987年5月11日出生，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健，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林珊因与被上诉人张修鹏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6民初106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张修鹏原系上海爱数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数公司）的管理人员，林珊与爱数公司曾有合作关系，林珊、张修鹏因业务关系相识。2014年8月前，张修鹏告知林珊，张修鹏有望获得公司的股权激励。张修鹏向林珊提出借款用于购买股权，林珊则提出让张修鹏代为购买部分股权。2014年8月1日，林珊通过电子邮件向张修鹏发送《股份代持协议》模板一份。2014年9月5日，张修鹏（甲方）与上海众允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贺鸿富（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及委托持股协议书》一份，约定：众允公司作为爱数公司的控股股东，乙方在公司合法拥有12.84%股权（虚拟股数为11797540股）；乙方将其在公司拥有的1.17%股权（虚拟股数为108万股）转让给甲方，转让价款为2376000元；甲方委托乙方作为上述股权的名义持有人，并代为行使相关股东权利，乙方自愿接受甲方的委托并代为行使该相关股东权利。该协议还约定了双方其他权利义务。2014年9月10日，张修鹏通过电子邮件向林珊发送《股权证明》电子文本一份，载明：众允公司作为爱数公司的控股股东，张修鹏通过贺鸿富在众允公司合法拥有1.17%股权（虚拟股数为108万股），即张修鹏实际持有爱数公司108万股虚拟股；张修鹏作为众允公司的股东，对公司享有实际的股东权利，并有权获得相应的投资收益，同时具备相应股权的收益权或处置权（包括但不限于股东权益的转让、质押等）。当日，众允公司、贺鸿富、爱数公司共同出具《股权证明》一份，内容与张修鹏电子邮件中的《股权证明》相同。2014年9月11日，林珊（甲方）与张修鹏（乙方）签订《股份代持协议》一份，约定：爱数公司（该协议中简称目标公司）根据中国法律于2006年9月合法设立并存续，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4727.2728万元；现甲方实际出资人民币120万元，占公司截止2014年8月1日前发行的20万股原始股，占众允公司（爱数公司控股股东）0.217%股份，相当于持有爱数虚拟股20万股；甲方分别于2014年8月4日、2014年9月11日将各60万元汇入乙方指定账户，委托乙方代为购买目标公司的原始股；甲方自愿委托乙方受让来源于原股份持有人贺鸿富转让给乙方代为持有的目标公司20万股的股份，作为该股份的名义持有人，并代为持有相关股东权利；乙方自愿接受甲方的委托并代为行使相关股东权利，乙方提供一份与贺鸿富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副本或者乙方持股的相关证明文件副本让甲方保存；甲方授权乙方在目标公司的股东登记名册上具名，以目标公司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相应活动、出席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行使公司法与目标公司章程授予股东的其他权利。该协议还约定了双方其他权利义务。同日，张修鹏向林珊发短信称“明天我把股权证明带给你”。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张修鹏是否存在违约行为。针对林珊主张的张修鹏违约行为，本案分析如下：第一，关于张修鹏是否按约购买了股权的问题。《股权代持协议》中虽然将爱数公司称为“目标公司”，但同时写明“甲方实际出资120万元，占公司截止2014年8月1日前发行的200000股原始股，占上海众允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爱数软件有限公司控股股东）0.217%股份，相当于持有爱数虚拟股200000股”。在协议签订前一日，张修鹏向林珊发送的《股权证明》电子文本中已写明了张修鹏系通过持有众允公司的股权而“实际”持有爱数公司的108万虚拟股。可见，双方在协议签订过程中着重强调了众允公司股权与爱数公司股权的对应关系，如双方意在直接持有爱数公司的股权，则无须作此说明。第二，协议中还写明“甲方自愿委托乙方受让来源于原股份持有人贺鸿富转让给乙方代为持有的目标公司20万股的股份”，而贺鸿富实际持有的是众允公司的股权而非爱数公司的股权。公司股东名录系公开信息，林珊在签订协议时对此应是明知的。结合上述事实可知，《股权代持协议》所针对的系众允公司的股权而非爱数公司的股权。林珊已向贺鸿富购买并通过贺鸿富代持了众允公司1.17%的股权，即已履行了其与张修鹏之间《股权代持协议》的相关义务。第二，关于张修鹏是否擅自将股权转委托贺鸿富代持并致使林珊、张修鹏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问题。原、张修鹏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之前，张修鹏已将《股权证明》发送给林珊，林珊应明知张修鹏所购买的股权系由贺鸿富代持，张修鹏并不构成违约。现贺鸿富仅向张修鹏回购了部分股权，不包括涉及林珊的部分，并不影响林珊、张修鹏合同目的的实现。第三，关于张修鹏应否向林珊披露张修鹏向贺鸿富购买全部股权单价的问题。张修鹏向贺鸿富购买的众允公司股权中，既包括代林珊持有的部分，又包括张修鹏自有的部分。当时张修鹏系爱数公司的员工，能够低价购买众允公司的股权亦属合理。虽然综合来看，张修鹏向贺鸿富支付的股权对价为平均每原始股2.2元，但并不能据此认定代林珊持有的部分亦应适用此价格，张修鹏并无就总体的单价向林珊进行披露的义务。综上，林珊主张张修鹏存在违约情形，不能成立。林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该院于2018年8月28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林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8756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3756元，由林珊负担。 上诉人林珊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 一、原审判决未厘清《股权代持协议》所形成的法律关系。根据《股权代持协议》第一条“委托内容”、第二条“委托期限”等条款，案涉《股权代持协议》实为林珊委托张修鹏购买及代持股权的委托协议，双方之间形成的是委托合同关系。《股权代持协议》非买卖合同，不应根据张修鹏的单方报价确定股权价格。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张修鹏应当根据林珊的指示，以与自己从第三人贺鸿富处受让股权的同等对价为林珊向第三人贺鸿富处购买股权。二、已有新证据证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张修鹏以与自己从第三人贺鸿富处受让股权的同等对价为林珊向第三人贺鸿富处购买20万股并为林珊代持，但张修鹏严重违反上述约定，故林珊有权解除合同。1、双方在为签署《股权代持协议》磋商时的往来函件证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林珊用120万元购买的股权单价与张修鹏用向林珊借来的180万元购买的股权单价相同，张修鹏应以与自己从第三人贺鸿富处受让股权的同等对价为林珊购买20万股并为林珊进行代持。张修鹏在2014年9月4日与林珊的往来邮件中写道“这样意味着如果上市，你这边和我的收益分成是4、6分”。林珊在2014年9月5日的邮件（该邮件经张修鹏回复确认）中回复“如果3年或者4年不上市，……你按照公司补贴方式把6的部分补贴给我，我持有的4的部分还是我自己承担”。上述邮件中双方对上市后林珊用120万元购买的股权所得的收益与张修鹏用向林珊借来的180万元购买的股权收益比例为4/6予以认可。由于上市后每股收益相等，计算可得120万元购买的股权单价与180万元购买的股权单价应该相等。2、张修鹏恶意隐瞒其从第三人贺鸿富处购买股权的真实对价（即2.2元/股），并告知林珊第三人贺鸿富主张的购买对价为6元/股，导致林珊超额支付股权对价76万元，造成林珊巨额损失，严重违反双方约定。往来微信记录即可证明上述事实。双方在2016年12月至2017年4月的微信沟通中共同协商如何要求众允公司将300万元款项购买的股权予以回购，如何要求众允公司回购股权后返还300万元，双方均认可林珊提供的300万元款项全部用于向第三人贺鸿富购买了股权，张修鹏并未从中赚取差价。张修鹏在2017年1月31日、2017年2月7日的微信沟通中均告知林珊，通过林珊提供的300万元款项，张修鹏代林珊持有20万股股权，张修鹏自持30万股股权，共计50万股股权。张修鹏故意隐瞒了与第三人贺鸿富交易的真实对价，当林珊要求张修鹏提供与第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及委托持股协议书》时，张修鹏先是以“签署的原件有保密协议”为由拒绝，当林珊坚持要看《股权转让及委托持股协议书》时，张修鹏又将隐去了购买价款、购买股权数量、每股单价等重要信息的协议书邮件版发送给林珊，当林珊对此提出异议时，张修鹏又谎称“协议内容一样的啊”。林珊始终未看到过《股权转让及委托持股协议书》原件，其对向第三人贺鸿富处收购的股权单价的认识完全基于张修鹏的告知。虽然众允公司、爱数公司、贺鸿富出具了表明张修鹏拥有爱数公司108万股虚拟股的《股权证明》，但张修鹏在2016年12月12日多次通过微信告知林珊其除了通过林珊提供的300万元持有50万股权外，还自己持有其他股权。当林珊于2017年2月14日询问张修鹏“你现在还有多少爱数的股票？其他的部分你是怎么个打算”时，张修鹏回答108万股。张修鹏一直误导林珊让其认为108股股权中还包括了张修鹏通过自筹资金自己购买并持有的股权。在林珊看到《股权转让及委托持股协议书》及张修鹏与第三人贺鸿富的转账记录后，张修鹏依然通过微信向林珊狡辩《股权转让及委托持股协议书》“内容与实际不符”、“打款金额和对象都对不上，这是贺鸿富当时要求的，当初我在爱数只关注获得多少股份，怎么签都是听贺鸿富的”、“我当时有一些担心，为此贺又与我签了股权证明”、“你可以问问爱数任何一个总监，他们在14年底购买的期权是不是5-6元每股”、“我能证明两点，1.你的多有钱我一分不少的发给了贺鸿富，2我给你的价格在当时与内部员工获得的期权价格基本一样”。三、根据爱数公司、众允公司、贺鸿富于2018年9月17日新出具的《答复函》，张修鹏从第三人贺鸿富处以每股2.2元的价格实际受让股权141万股，总计310.2万元，其中的300万元均系林珊向张修鹏提供。即张修鹏通过向林珊披露虚假的股权单价，非法占用林珊超额支付的股权款76万元额外为自己买了股权34.5万股。1、案涉《股权代持协议》不是买卖合同，不应根据张修鹏的单方报价确定股权价格，林珊无权占用、使用林珊超额支付的股权款76万元。2、双方通过《股权代持协议》形成的是委托合同关系，双方在磋商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也应为合同约定的一部分，也是委托人的指示，张修鹏作为受托人有义务遵守。《股权代持协议》及双方的磋商往来函件及微信沟通均未体现林珊超额支付的股权款76万元为双方的委托报酬，张修鹏没有非法占用、使用林珊超额支付的股权款76万元的合同依据。3、张修鹏接受林珊委托购买和代持股权的对价是上市后股票溢价与借款免息的可得利益。张修鹏已在《借款协议》中获得相应收益，按照常规，张修鹏的收益不应再在《股权代持协议》中重复体现。四、张修鹏向贺鸿富支付的股权对价每股均为2.2元，而非平均2.2元。张修鹏与贺鸿富签订的《股权转让及委托持股协议书》约定贺鸿富将其在众允公司拥有的1.17%股权（虚拟股数为108万股）转让给张修鹏，转让价款为2376000元，《股权转让及委托持股协议书》并未体现张修鹏向贺鸿富支付的股权有员工股及其他股之分。另外，两份《答复函》也证实贺鸿富在向张修鹏转让股权时并不知晓张修鹏代他人购买及持有股权之事，双方转让的股权只有一种类型股权，即中允公司的公司股权，不存在多类型股权之说；而且只存在一种价格，即每股单价为2.2元/股，不存在有部分股权价格高、部分股权价格低之分，此为张修鹏与贺鸿富在收购股权磋商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另外，原审法院已对《答复函》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但对事实的认定却违背了证据本身。原审法院的相关认定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林珊的原审诉讼请求，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均由张修鹏负担。 被上诉人张修鹏答辩称：一、张修鹏已按约定履行《股份代持协议》中的购买义务，林珊在上诉状中亦认可张修鹏已为其购得爱数公司虚拟股20万股，故林珊仍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投资款、支付利息，缺乏事实依据。林珊提交的证据显示，林珊在《股份代持协议》中委托张修鹏受让所谓目标公司即爱数公司股份，是通过购买爱数公司的控股股东众允公司的股份来实现，实质持有的是爱数公司的虚拟股，《股份代持协议》已履行完毕，林珊主张合同目的未实现显然不能成立。二、林珊与张修鹏之间签订的虽然名为《股份代持协议》，但实际双方并非股份代持关系，而是共同投资关系。根据林珊、张修鹏之间签订的协议以及张修鹏与贺鸿富之间签订的协议，林珊委托张修鹏所购相当于爱数公司20万股虚拟股的众允公司股份，是张修鹏向贺鸿富受让所得股份中的一部分，张修鹏事实上并不存在为林珊代持股份的情形，即林珊、张修鹏之间实质为共同投资关系，林珊投资的股权系由贺鸿富代持，而非张修鹏。三、林珊委托张修鹏购买爱数公司20万股虚拟股的价格为6元/股，这是双方自愿并充分协商的结果，与当时该股份的市场正常交易价格水平亦相符，张修鹏从未隐瞒自己购买该虚拟股可享有相应的股权激励，更从未有将自己的股权激励部分利益让渡于林珊的意思表示。张修鹏在获得爱数公司虚拟股时系总监级别，任浙江区域的负责人，业绩非常优异，故公司决定给予张修鹏丰厚的股权激励，包括购买爱数公司的虚拟股资格以及额外奖励虚拟股股份，摊薄后平均股价2.2元/股。而当时公司内部同级别人员购买该股权的价格都在5元/股，一般工作人员及外部人员根本不可能购得该股权，外部人员只能通过公司享受资格的内部人员才能购买投资，且价格一般都在6元/股及以上。张修鹏在林珊要求投资入股后对此从未隐瞒，向林珊提出可认购的108万股爱数公司虚拟股中包含有公司给予本人的特定激励红利，如需认购，应当参照当时的市场价格而定。对此，二审中林珊提供的两份邮件也恰好可以反映，张修鹏在其中明确表示了“不管上市不上市，这次的购买都是公司给予我个人的支持，我都需要接受公司的附加协议。如果我们的协议也以同等条款签订，这样意味着如果上市，你这边和我的收益分成是4、6分，如果不上市，我这边相当于向你支付高于银行贷款的利率，也就是你这边的风险为0，但我必须以我的职业生涯作为抵押。不是我不愿意这样做，老贺（贺鸿富）已经承诺我如果不继续购买可以赠送7万元股给我，如果以林总150万的资金来购买，我实际多获得的收益是8万股”，可见，张修鹏并未同意以公司同等条款与林珊签订协议，将自己的股权激励部分收益让渡于林珊。林珊据此认为双方的收益分成即为4、6分，纯属断章取义。林珊愿意溢价购买爱数公司虚拟股，正是基于爱数公司在四年内可望上市的巨大获利预期。在此情况下，林珊与张修鹏商定其出资购买的20万股爱数公司虚拟股的转让价为6元/股，合计120万元。而《股份代持协议》中虽然没有直接表述受让单价，但从该协议“鉴于”条款第1条中“林珊实际出资120万元，占众允公司0.217%股份，相当于持有爱数公司虚拟股200000股”的约定，亦可明显反映当时双方约定的受让单价即为6元/股。林珊即便在2017年与张修鹏沟通时，亦不否认6元/股的认购价。该价格经过双方充分协商并符合当时的正常交易价格水平，应受法律保护，林珊现在不可能以其认购的价格和张修鹏的认购价格存在差异，来重新确定其投资金额，其并不存在超额支付股权款76万元的事实。四、张修鹏目前已回购的爱数公司虚拟股846667股系张修鹏自己持有份额的回购，与林珊无关，林珊认购份额20万股至今仍在贺鸿富名下，其权利仍然可以通过公司上市或回购予以实现。张修鹏从爱数公司离职后重新就职，由于新公司要求张修鹏限时清退其他公司的股权，故张修鹏在2017年无奈以较低的价格与贺鸿富协商股权回购事宜，最终回购价格确定为2.698元/股。期间，林珊并不认可该回购价格，直至2017年5月18日张修鹏与贺鸿富达成《股权回购协议》，林珊也从未向张修鹏提出过回购请求，故张修鹏仅是就自己实际持有的股权份额进行了回购，尚余20万股留由林珊自己决定处置。上述整个协商过程在二审中林珊提交的短信证据中恰好可以佐证。综上，张修鹏已完整履行与林珊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不存在任何欺瞒，双方约定的价格自愿、公允，应受法律保护。本案成讼的根本原因是爱数公司未能在林珊的预期时间内成功上市，林珊在未能获得预期利益后，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恶意起诉张修鹏所致，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上诉人林珊向本院提交了下列新的证据材料：1、2014年9月4日、2014年9月5日邮件复印件，用于证明双方当事人对上市后林珊用120万元购买的股权所得的收益与张修鹏用林珊借给其的180万元购买的股权收益比例为4/6予以认可，即林珊用120万元购买的股权单价与张修鹏用林珊借给其的180万元购买的股权单价应当相同；双方均认可张修鹏的收益仅限于上市后股票溢价与借款免息，未上市的，张修鹏没有收益且需承担借款利息。2、短信记录复印件，用于证明双方均认可张修鹏的收益仅限于上市后股票溢价与借款免息，未上市的，张修鹏没有收益且需承担借款利息；双方均认可张修鹏用林珊提供的300万元向贺鸿富购买了50万股股权，单价为6元/股，其中120万元买了20万股，由张修鹏代林珊持有，180万元买了30万股股权，由张修鹏持有；张修鹏向林珊告知除上述林珊提供300万元购买的50万股外，其还通过其它资金购买持其它股份，其共持有爱数公司虚拟股108万股；张修鹏恶意隐瞒其从第三人贺鸿富处购买股权的真实对价即2.2元/股，并告知林珊第三人贺鸿富主张的购买对价为6元/股；在林珊发现张修鹏向贺鸿富收购股权单价为2.2元/股时，张修鹏依然通过微信向林珊狡辩实际单价确实为6元（与其他员工价格一样）。3、爱数公司、众允公司、贺鸿富于2018年9月17日新出具的《答复函》一份，用于证明贺鸿富、爱数公司、众允公司在贺鸿富向张修鹏转让股权时并不知晓张修鹏代他人购买及持有股权之事；贺鸿富和张修鹏于2014年9月转让的股权只有一种类型股权，不存在多类型股权之说；而且只存在一种价格，即每股单价为2.2元/股，不存在有部分股权价格高、部分股权价格低之分。经质证，被上诉人张修鹏认为：证据1从邮件形成时间可见并不是新证据，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实林珊主张的证明对象，反而证明双方并不是股份代持关系，而是共同投资关系，张修鹏购买股份包含了公司给予其个人的支持并需要接受公司的附加协议，但张修鹏从未同意以公司给予的同等条款与林珊签订协议，也从未答应将公司给予的股权激励部分让渡给林珊。证据2不是短信记录，而是微信记录，从形成时间显然不是新证据，原审期间张修鹏也提交了与林珊的微信记录，但林珊当庭否认了其身份，今天主动提供该记录，证明其原审时撒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只是截取了对林珊有利的部分，并不反映事物全貌，该证据证明了张修鹏目前由公司回购的80余万股份是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林珊因不认可公司的回购价格，决定等待公司上市或与公司再行协商，其权利未受损害，依照合同约定，张修鹏只要提供股权证明或者协议，已尽合同义务，此后林珊也一直未主张提供协议，并不存在张修鹏隐瞒协议之说。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答复函实际是一种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到庭作证，否则该证言没有法律效力，张修鹏与爱数公司、众允公司、贺鸿富之间存在纠纷，该纠纷通过仲裁并经法院强制执行方解决，上述各方与张修鹏存在利害关系，林珊是上述各方的合作伙伴，有利益往来，该证人证言不可信，股权转让协议只记载股数和总价款，并没有单价，每股2.2元只是贺鸿富综合张修鹏的出资及获得股份得出的平均价格，该证言称当年爱数公司的股权交易公允价为2.2元∕股不真实，之前提供的证据已证明公司内部员工的购买价每股5元，目前张修鹏名下还留存233333股，林珊的权利未受损害。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影响本案的处理，对其证明效力在本案中不予确认。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张修鹏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中，张修鹏与林珊订立案涉《股权代持协议》后，张修鹏已向案外人贺鸿富购买并通过贺鸿富代持了众允公司1.17%的股权，其已履行了上述协议项下的义务，林珊主张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缺乏事实依据，本院对其解除合同的主张无法支持。至于张修鹏订立合同时是否存在隐瞒购买股份真实价格的欺诈行为，不属于本案解除合同之诉的审查范围，本院不予审查。原审判决实体处理得当，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756元，由上诉人林珊负担。 本判决系终审判决。 审判长  夏文杰 审判员  魏之薏 审判员  梁 琦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王诗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