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05民终65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端英，女，1950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训华，男，1975年9月27日，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系原告王端英之女婿。 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正全，男，汉族，1949年6月8日生，住贵州省毕节市。系王端英丈夫。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东，男，1974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 上诉人王端英因与被上诉人武东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8年9月25日作出的（2018）黔0502民初49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端英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撤销（2018）黔0502民初4984号民事判决书，依法重新审判或发回重审该案；2、请求法院允许追加王前、向勇二人为共同被告；3、本案一二审产生的一切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未查清事实真相、未尊重客观实际，得出的判决结果是错误的。第一、原告在起诉状中提供的证明材料“毕节市七星关区石桥边物流园区路网工程项目建设征用土地勘丈登记表”及“七星关区石桥边物流园区路网工程项目建设征用土地兑现清册”均明确显示，该涉案林木就登记在原告王端英名下，且经原告签字并按手印确认，被告就在现场作为村委负责人见证了的。这已足以说明该涉案林木属于原告无疑；第二、一审法院要求原告自证涉案果树属于原告所栽种，这是不尊重客观实际的一种体现。原告在庭审时已经表明，这些果树是2012年栽种的，但没有留下当时栽种的证据。谁又会想到这些果树多年后会涉诉而将有关证据保留，没有直接证据就说明这些果树不是原告的了；第三、一审法院未考虑租地目的这一具体事实。被告租用原告土地是用来养鸡的，不是用来栽树的。原告土地上原本就有树，该地块原来也租给别人种过菌子，就因为这些行为不会影响到地里原有的树木，原告才将土地租给被告的。若是种树，这土地将变相变为永久占有，原告怎么会同意；第四、一审法院未重视庭审时被告提供的涉嫌伪造的协议书和被告不符合常理的辩护词。被告在庭审时提交了一份协议书。租地起始时间是2014年底，这个时段原告在美国，租地协议是通过电话联系达成的，是口头协议，不可能签订任何书面协议，被告在法庭上提供涉嫌伪造的材料且作明显违背常理的辩护，这充分说明这些树就不是被告所栽；第五、根据被告自称，其租地做养鸡场其实根本没有做起来，原因是政府不允许搭建鸡舍。农民自主带头创业致富应该是政府鼓励的好事，怎么会不允许呢？再说搭建鸡舍与一般违章建筑是有本质区别的，政府不会不允许。真正原因是该区域规划已经批复，工程项目即将开工，政府不允许在规划区内抢种、抢栽、抢建，避免补偿纠纷，不允许抢建，自然不允许抢栽；第六、当时领取补偿款时，是被告多次与原告联系约定时间到镇财政所领取的。领取时，被告带着当地一个叫王勇勇的人在现场，此人应就是王前本人，是被告授意财政所所长徐会琴打到王前账户上的（账号：62×××17），但由于原告不识字，并未注意到实际领款人是谁。第七、整个租地的过程均是被告武东与原告联系并达成协议的，始终没有一个叫王前的人参与。本诉讼之前，原告甚至不知道王前是何许人，当地人称他为王勇勇。被告武东辩称此事始终与他无关，其是为了回避他作为村主任的特殊身份，有隐瞒事实之嫌；补偿款打到了一个根本无关的人的账上，则有欺诈之嫌。因此，被告武东不仅是“明确的被告”，而且是“正确的被告”，被告主体是合适的，原告的补偿款应认定为就是被告通过第三人王前领走了；第八、一审法院以原告不能举证证明该涉案金额实际领款人是被告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也是不适当的。若一审法院经审理确实认为被告主体资格不适格，为减轻当事人的诉累和节约司法资源，应先向原告进行释明，建议其增加或更换被告，如其不同意，才驳回其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上诉人恳请法院判令：1、依法撤销毕节市七星关区法院作出的（2018）黔0502民初4984号民事判决书，查明事实真相，对本案进行重新审判或发回重审；2、由于被上诉人庭审时提到了真正的被告是王前和向勇，恳请法院允许追加该二人为共同被告；3、一二审产生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在二审中答辩称：2016年3月24日,石桥物流园征地时,我是鸭池村委会主任,负责的是通知农户到地里,指界和丈量的是有土地所属方指界和政府项目负责丈量,与我无关,他是怎么租地的我并不清楚,是王端英自己在财政所要求把钱打给王前的,涉案金额领款人是王前，土地不是我租的，我没有资格领补偿款，我也没有得钱,与我无关。 上诉人王端英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林地补偿款80,0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关于涉案210珠盛产期果树及90珠初产期果树是否为原告所栽种的问题。因原告不能举证证明涉案210珠盛产期果树及90珠初产期果树由原告所栽种，故原告主张的该300珠果树由原告所栽种的事实不能成立，本院不予确认；2.关于涉案300珠果树的补偿款是否由被告所领取的问题。从原告提交的补偿款兑现清册来看，涉案300珠果树的补偿款共计81,000元，其中80,000元的领款人为王前。而原告不能举证证明该80,000元的实际领款人为被告，因此原告主张的被告领取涉案300珠果树补偿款的事实不能成立，本院不予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应当对涉案果树由其所栽种的事实以及涉案果树补偿款实际由被告领取的事实进行举证，而原告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事实主张，故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原告请求被告返还林木补偿款80,000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端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00元，由原告王端英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以下证据：一、上诉人王端英的《护照》。证明2014年4月至2015年5月期间的护照记录,这一期间我不在国内,我是在国外,所以租地协议是假的。 被上诉人武东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当时上诉人确实在美国,但是当时是通过我三伯(武孔清)打电话询问了之后,代签的,后来2015年7月份上诉人回来后出具的收据。 二、七星关区鸭池镇纪律检查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明是武东租地，并不是向勇、王前租地，租金是武东自己拿在我家去的。 被上诉人武东质证意见:纪委出具的处分证明是真实的，我是在中间起到牵线的作用，是因为在红线内都还在栽树所以处分我，但是上诉人所说我去他家拿租金给他完全是虚假的。 被上诉人武东二审中没有新证据提交。 本院认证如下：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的两份证据真实性双方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租地协议上注明“由武孔勋代王端英签”，第一份证据《护照》证明上诉人在国外,但不能因此证明租地协议是假的，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第二份证据七星关区鸭池镇纪律检查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能够证明被上诉人武东因参与另外两村民租用上诉人王端英土地栽种树木，受到鸭池镇纪律检查委员处分。 我院未收到各方当事人提交的新证据。 经二审审查查明：被上诉人武东在2014年时任七星关区鸭池镇鸭池村村委会主任，2016年2月29日，因修建七星关区石桥边物流园区路网工程项目征收上诉人王端英户的土地，经对征收土地斟丈登记，征收土地、青苗补偿款113783.36元由王端英领取；另外地上经济林木补偿81000元，上诉人王端英得款1000元，另80000元打入户名为王前（帐号62×××17）卡内。上诉人王端英认为该款项系被上诉人武东领取，属于不当得利，要求武东返还80000元。被上诉人武东不予认可得到该款，称涉案金额领款人是王前，土地不是我租的，与我无关。 本院认为，本案二争议的焦点为涉案经济林木补偿款80000元被上诉人武东是否得到，是否应当还给上诉人王端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之规定，他人没有法律根据获得不当利益，而受损人有权要求返还。本案中，上诉人王端英主张地上经济林木补偿81000元，上诉人王端英得款1000元，另80000元系被上诉人武东领取，属于不当得利，要求武东返还80000元。因被上诉人武东不予认可得到该款，根据补偿兑现清册注明称涉案金额打入户名为王前（帐号62×××17）卡内，租地协议、租金收条均无武东的签名。上诉人王端英并无相关证据能证明被上诉人武东得到了涉案的80000元，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上诉人二审中请求追加王前和向勇为共同被告，因本院属于不当得利纠纷，王前和向勇均系因租用土地产生的纠纷，不属于必须共同诉讼的当事人，上诉人可以另行起诉，二审中该项请求不予准许。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上诉人王端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红梅 审判员  朱 莉 审判员  曹建军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刘莉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