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湘31行初206号原告滕久平，男，汉族，1953年12月26日出生，住吉首市。原告滕久军，男，汉族，1958年4月10日出生，住吉首市。原告滕久莲，女，汉族，1946年6月21日出生，住长沙市芙蓉区。委托代理人田华坤，男，土家族，1942年12月20日出生，住吉首市。原告滕久芝，女，汉族，1948年9月29日出生，住吉首市。委托代理人向光涛，男，土家族，1966年3月13日出生，住吉首市。被告吉首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吉首市政府”），住所地吉首市乾州新区世纪大道。法定代表人李诗兴，吉首市政府市长。委托代理人何川，吉首市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王健，湖南民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湘西州政府”），住所地吉首市人民北路58号。法定代表人龙晓华，湘西州政府州长。委托代理人张仕新，湘西州政府法制办副主任。委托代理人袁礼春，湖南新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时龙忠，男，汉族，1954年11月5日出生，住吉首市。第三人时桂芝，女，汉族，1943年4月1日出生，住吉首市。第三人时龙菊，女，汉族，1957年9月9日出生，住吉首市。第三人向海鸥，女，汉族，1957年1月5日出生，住吉首市。上述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吉春，女，苗族，1963年5月29日出生，住吉首市。原告滕久平、滕久军、滕久莲、滕久芝诉被告吉首市人民政府、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第三人时友忠、时桂芝、时友菊、向海鸥土地行政确认、行政复议一案，于2018年10月2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向被告、第三人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2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滕久平、滕久军，原告滕久芝及其委托代理人向光涛，被告吉首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何川、王健，被告湘西州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张仕新、袁礼春，第三人时友忠、向海鸥及上述第三人（含第三人时桂芝、时友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吉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吉首市政府于2018年5月15日作出吉政行决字[2018]1号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以下简称“[2018]1号决定”），将位于吉首市东门垅的约60平米的争议地土地使用权确定给被申请人时友明、时桂芝、时友菊、时友忠。申请人滕久平、滕久军、滕久莲、滕久芝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因时友明病故，湘西州政府以时友忠、时桂芝、时友菊、向海鸥为第三人，于2018年9月25日作出州府复决字[2018]22号行政复议决定（以下简称“[2018]22号复议决定”），维持吉首市政府的处理决定。原告诉称:一、基本情况。1969年，原告之母邓凤英将位于吉首市镇溪街道办事处东门垅占地面积约60平米的房屋卖给第三人之母邓树清。随后，邓树清拆走了房架，邓凤英拆走了6扇门。房屋全部拆走后，邻居石某1（贵）、宋某在宅基地上先后种菜、修建猪圈，后来邓树清也在该宅基地上修建了个简易厕所。1987年，邓凤英向邓树清要求取回该宅基地，遭到邓树清的拒绝，于是发生宅基地权属争议纠纷。1989年，邓树清拆除厕所，在争议地内下基脚准备建房，因争议停工。1999年，邓凤英向吉首市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宅基地使用权。吉首市以土地使用权纠纷应由人民政府处理为由，驳回了邓凤英的起诉。2004年，被告吉首市政府给第三人颁发了吉国用[2004]字第2－43－1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2009年，邓凤英向吉首市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证。吉首市法院以办证程序违法为由，判决撤销该证。2015年5月21日，吉首市政府作出吉政行决字[2015]1号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以下简称“[2015]1号决定”）。原告不服该决定，向湘西州政府申请复议，湘西州政府维持了该决定。原告对复议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2016年4月28日，湘西州中级法院作出（2015）州行初字第52号行政判决（以下简称“52号行政判决”）。被告不服，提起上诉。湖南省高级法院作出（2016）湘行终字842号行政判决（以下简称“842号行政判决”），维持原判。2018年5月15日，吉首市政府作出[2018]1号决定，将争议土地使用权确定给第三人。原告不服，申请复议。2018年9月25日，湘西州政府作出维持原决定的[2018]22号复议决定。二、处理决定及复议决定依据的主要证据不足。决定认为，原告没有法定证据证实其主张的“卖屋不卖地”事实，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均不予采信。但被告只字未提第三人是否提交了“买屋又买地”的证据。决定仅仅依据52号行政判决、842号行政判决所认定的“争议地上房屋撤除后，时家（第三人）使用了该争议地的事实成立”。该两份判决的此论点是用来指出被告[2015]1号决定适用法律错误，两级法院撤销[2015]1号决定的理由，而不涉及对“买屋是不是同时买地”的事实认定。被告对双方的争议焦点和关键事实不予审查和评判，仅依据“使用了争议地”进行确权，主要证据不足。行政复议中，吉首市政府答辩称，上述两份判决认定了第三人在争议地上修建了厕所，而[2015]1号决定未认可，“故被申请人（即吉首市政府）在新的处理决定书中应当依据该事实，将争议地土地使用权确定给第三人，……而是有新事实依据。”请被告认真看看[2015]1号决定：“房架拆走后，邓树清便在该房的宅基地上修建了一个简易厕所，邻居宋某、石某1也在剩余的宅基地上先后修猪圈、种菜”。该决定认可的是第三人在争议地上修建厕所的事实而不是“是有新的事实依据”。按照被告的该答辩逻辑，争议地还应该确权给宋某和石某1。三、决定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决定适用了《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六条，该条规定：“土地使用权确定给直接使用土地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或个人。但法律、法规、政策和本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显然，适用该条规定的前提是合法使用、无争议使用且无例外情形。如果不问青红皂白，只要使用就确权，那些巧取豪夺、强行霸占土地的，是不是也应颁证？根据该规定第二十七条“土地使用者经国家依法划拨、出让或解放初期接收、沿用，或通过依法、继承、接受地上建筑物等方式使用国有土地的，可确定其国有土地使用权。”争议地是原告的祖业，是解放初期接收、沿用、继承而来，如无“卖地”且合法买卖的事实，争议地就应确权给原告。四、“卖房不卖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988年8月25日，吉首市国土的工作人员对房屋买卖的中间人石梅村和知情人邻居宋某进行了调查，并形成了调查笔录，该两份调查笔录均明确证实卖房不卖地的事实。1999年6月7日，吉首市法院开庭审理本案原告诉本案第三人土地使用权纠纷一案时，宋某和石某1均出庭作证，均证明卖房不卖地的事实。1999年，律师也对宋某进行调查，宋某陈述：邓凤英先是想把房屋和地基一起卖给宋某，作价100元，宋买不起，才将房子的材料拆卖给邓树清，作价50元，卖给她只卖天不卖地。以上证据合法有效，均证明了卖房不卖地的事实，而第三人却无相反证据否认，该事实应予认定。五、第二被告在复议时，对原告的复议理由置若罔闻，一味偏听第一被告的意见，导致错误的行政行为不能及时得到纠正，让行政复议流于形式，形同虚设。综上，请求：1、撤销吉首市政府[2018]1号决定；2、撤销湘西州政府22号复议决定。原告向法庭提交证据如下：1、[2018]1号处理决定书，拟证明被诉行政行为。2、22号复议决定书，拟证明被诉行政行为。3、吉首市法院审理笔录，拟证明宋某、石某1出庭作证“卖屋不卖地”，房屋拆除后，石某1先种菜，宋某修猪圈，最后第三人修厕所。石某1种菜是找原告方商量的。4、原吉首市国土管理局对石某1的询问笔录，拟证明卖屋不卖地。5、原吉首市国土管理局对宋某的询问笔录，拟证明卖屋不卖地。6、律师对宋某的调查笔录，拟证明房屋买卖过程及房屋拆除后宅基地利用情况。7、时友明给市国土局的报告，拟证明第三人自认没有宅基地的买卖行为。被告吉首市政府答辩称：一、关于原告在起诉状中所称“处理决定依据的主要证据不足”的问题。关于争议地“卖房又卖地”还是“卖房不卖地”，双方各执一词。双方认可的基本事实是买方支付了50元购买款，公认的事实是该买卖事项只有口头约定，无任何书面合同等直接证据。被告在再次作出处理决定期间，认真分析了该买卖事项的来龙去脉，尤其是关于该争议地形成的四次人民法院判决及相关材料。在生效判决的基础上，另综合全部证据材料，得出如下结论：1、原告所提证据已为2009年10月13日吉首市法院（2009）吉行初字第9号行政判决（以下简称“9号行政判决”）所否定，“其余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不予确认。”2、52号行政判决认证如下：“（原告）证据4、5、6、9、10宋某、邓凤英、石某1的证言与第三人的证据2、3、4、5邓志君、包青莲、邓志兴、石某1的证言内容不一致，这些证据在本案之前的行政诉讼中也没有被采信，双方的证据均不足以推翻对方的证据，均不予采信。”3、湖南省高院842号行政判决认定“当事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一审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予以确认。”4、原告与第三人于1999年进行民事诉讼时，第三人一方已举出的证人石某1于1987年3月19日为第三人一方出具的证明，该证词只确认付款50元、无任何手续、其它事项并不知道；另举出的证人宋某于1987年3月19日与他人一起共同为第三人出具的证明，该证词确认了原告一家20年来并未有异议，也未谈及只卖房不卖地之事。所以，被告认为原告没有充足的证据证实只卖房不卖地的事实。二、根据双方买卖发生时的现实环境和法律环境，以及《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物权法》所体现的“地随房走”、“房随地走”房地产权利一体化的法律精神与现实中的法律实施，原告没有证据证实房产权和地产权发生分离，故该地产权利按上述法律精神应包含在房产权中，应当认定为房产转让时其所附土地使用权一并转让。三、被告在作出[2018]1号决定前，进行调解，制作了调解笔录，程序合法。四、省、州两级法院行政判决均认定争议地上房屋撤除后，第三人在争议地上修建了厕所，之后又施工房屋基脚，使用了争议地。综上，争议地土地使用权应确定给直接使用土地的第三人，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吉首市政府向法庭提交证据如下：1、土地权属争议调解会议记录，拟证明争议经过了调解程序，且争议双方均表示不需再行协商调解，要求政府依法裁决。2、吉首市法院9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该院认定1969年滕家母亲邓凤英（现已故）将房屋作价50元卖给时友忠母亲邓树青（现已故），房架拆走后，邓树青在该房屋地基上修建一个厕所的事实，且判决对邓凤英提交证明卖屋不卖地的证人证言、询问笔录、调查笔录及第三人提交的证人证言均不予采信。3、州法院52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该院认定事实及采信证据与吉首市法院一致，且认为第三人使用了争议地，不能适用“未恢复使用”的法律规定。4、省高院842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该院确认州法院一审查明的事实。5、申请人滕久芝等人向行政机关提交的证人证言、笔录及第三人提交的证人证言、笔录，拟证明双方证据均不足以推翻对方的证据，均未被州法院生效判决采信。6、[2015]1号处理决定书，拟证明该争议于2015年由吉首市政府裁决一次。7、[2018]1号处理决定书，拟证明被诉行政行为。8、州政府州府复决字[2015]24号行政复议决定（以下简称“[2015]24号复议决定”）书，拟证明[2015]1号处理决定经州政府复议维持。9、[2018]22号复议决定书，拟证明被诉行政行为。被告湘西州政府辩称：一、吉首市政府的行政行为有理有据，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1969年，原告之母邓凤英将位于吉首市镇溪街道办事处东门垅占地面积约60平米米的房屋卖给第三人之母邓树清。之后，邓树清一方将房屋拆走，在该宅基地上修建了一个简易厕所，该房屋邻居是宋某、石某1。1987年，邓风英欲向邓树清取回该宅基地使用权，遭到拒绝，于是双方开始发生宅基地权属争议纠纷。此后，双方当事人走上诉讼之路，几经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又回到行政机关解决这一途径上来。2018年5月15日，吉首市政府依法作出[2018]1号决定，将争议地使用权确定给第三人。原告不服，申请行政复议。被告认为，[2018]1号决定有对该案的询问、调查、调解笔录等相关证据材料佐证，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理适当。二、在收到复议申请后，被告及时立案并分别给参与人送达了《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根据参与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对吉首市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了认真的审查，没有发现违法之处，遂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作出维持决定，于法有据。被告湘西州政府提交证据如下：1、[2018]22号复议决定书，拟证明被诉行政行为。2、延期审理通知书。3、复议受理通知书。4、复议答复通知书。5、第三人参加复议通知书。6、挂号信函收据。以上证据2－6，拟共同证明复议程序合法。7、法律条文，拟证明复议决定具有法律依据。第三人时友忠、时桂芝、向海鸥、时友菊辩称：一、房屋买卖关系成立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1969年，我们父母购买了目的家母亲邓凤英房屋一间，约定价格50元。依据当时交易习惯和信任，未签订书面协议。价款经由石某2转交。购买和支付购买款有多人可以证明，滕家并不否认且在历年诉讼多份法律文书上已作认定。二、买卖标的是房屋而非其它。1、买卖标的是房屋已经人民法院审理查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生效的9号行政判决认定“经审理查明，1969年原告（滕家）的房屋因故发生倾斜，对宋某的房子构成挤压，便将房屋作价50元卖给第三人（时家）的母亲邓树清（已故）。”因此，房屋买卖关系成立，买卖标的是房屋。2、拆走房屋六扇大门并未改变买卖标的是房屋的属性。从房屋的构成来，是由基础、屋面、屋架、墙体、门窗、地面、顶棚、装修、设备及附属物组成，一般来说基础、屋面、屋架、地面、顶棚是房屋的主要部分，门窗是房屋的附属部件。1969年购房邓凤英拆走六扇大门，并未影响房屋的构成，未改变该买卖标的是房屋的属性。三、我们家从1969年起至今对争议地一直实施占有、使用、管理。1、购买房屋后，受当时政策和大环境影响，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过户手续。但我们家实际占有、管理使用该地，至1995年发生纠纷前长达26年。在这26年中，滕家父母及吉首市政府和他人均没有提出任何异议。2、1987年，经吉首城建规划办批准在第三人原宅基地上扩建并签发了红线图。扩建红线图包括所购买房屋宅基地，吉首市政府及滕家和他人均未提出任何异议。3、1989年，在吉首市政府及滕家无异议的情况下，第三人拆除了原建筑物并领取了施工许可证。4、1999年，邓凤英就宅基地纠纷向吉首市法院起诉，要求判宅基地归基所有。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驳回了邓凤英的起诉。该判决已经生效。根据规划和施工许可证的文件，该宅基地使用权属第三人所有。5、交易价格符合当时的价格行情，解决历史问题应尊重承认历史客观事实。1969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当时物价工资水平低，城市居民大量下放到农村，吉首镇空闲房屋相当多，几十块钱一栋房屋的情况比比皆是。我家购南侧宅基地220平米只花了100元，而争议地不足60平米价格50元是符合当时房地产价格水平的。当时的建筑材料并不贵，哪有50元买几块木板的道理，一间危房的建筑材料能值50元吗？40多年前土地归集体所有，宅基地价格很便宜，谁能预料到现在的土地如此金贵，况且地价也是改革开放后才慢慢涨起来的。无视历史客观事实，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无疑是错误的。6、邓凤英的诉求是钻法律空子，利用房屋交易未立字据的瑕疵串通他人意图谋取不正当利益，买卖标的描述成了适应其诉求的文字游戏。邓凤英及其证人宋某、石某2是不讲诚信的人，其为达到占有争议地的目的不断改变买卖内容。1995年5月前都是卖屋，之后统一改为卖屋架，后又统一改为卖材料，前后自相矛盾，不足为凭。邓凤英：1989年我家建房时向家闹事请其调解时称屋已卖，与她无关；1995年5月向国土局主张权益时称“卖屋不卖地”，国土局答复“地随房走”；1999年6月上诉时称“卖屋架，卖天不卖地”。宋某：1987年3月19日的证词为“凤英家的屋以50元卖给时家，近二十年来时家改造房屋没有听到凤英家和时家为屋的所有权争吵，我认定房屋使用权是时家的。”1998年8月25日的证词称“卖屋架，不卖地基。哪个问我都这么讲。”1999年1月25日在四维律师事务所的笔录中称“卖材料，卖天不卖地”，其在我家89年建房、04年办土地证、此次建房四邻签字指界时均认可争议地为我家所有。石某2：1987年3月19日的证词称“卖屋”；1998年8月25日的证词称“卖屋架，不卖地基”；1999年1月25日在四维律师事务所的笔录中称“卖材料，卖天不卖地”；1999年在庭审作证时说“卖屋，至于卖天不卖地以字为凭。”邓凤英、宋某、石某2三人对买卖标的的描述从卖屋－卖屋架－卖材料，改变的时间、表述方式均惊人的完全一致，均随着邓凤英诉求的改变而改变。分设邓凤英“卖屋不卖地”、“卖屋架”或“卖材料”之说成立，则1969年该争议地应仍为其所有，按常理其应在我们母亲拆除房屋后继续对该争议地实施占有、使用、管理，且两家虽为亲戚但关系并不好，买卖尚要通过第三人介绍。为何让我家拆房后建厕所，如为租用为何没有任何租赁手续没有收取一分钱的租金，为何长达26年间没有提出异议，坐视自己的权益被侵犯？合理的解释是邓凤英1969年是卖屋卖天又卖地，随着土地升值又见该地未建房心生歹念，钻法律空子利用房屋交易未立字据的瑕疵串通他人意图谋取不正当利益。从证词取证时间来说1998年和1999年宋某、石某2为邓家所作证词是在邓凤英主张权益之后，而二人在1987年为我家所作的证词是在两家未有利益冲突时，从时间和利益相关度来说均应优先采用两人1987年的证词及邓凤英第一次对买卖标的的描述“卖屋”。综上所述，争议地房屋买卖关系成立，买卖标的是房屋，第三人从1969年至今一直对争议地实施占有、使用、管理，且下有房屋基脚。第三人事实上已使用该争议地，经省、州两级法院52号、842号行政判决确认。根据《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六条之规定，请求：1、维持[2018]1号处理决定和[2018]22号复议决定；2、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第三人提交证据如下：1、《物权法》，拟证明地随房走。2、《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拟证明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土地管理部门具体承办；土地使用权确定给直接使用土地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或个人；土地使用者通过依法转让、继承、接受地上建筑物等方式使用国有土地的，可确定其国有土地使用权；因原房屋拆除、改建或自然坍塌等原因，已经变更了实际土地使用都的，经依法审核批准，可将土地使用权确定给实际土地使用者。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拟证明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无需举证。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1984.8.30），拟证明公民在城镇依法买卖房屋时，该房屋宅基地的使用权应随房屋所有权一起转归新房主使用。5、建设部关于国有房屋土地使用证及房地产交易中土地使用权转让等有关问题的答复，拟证明地随房转。6、建设部关于申报土地使用权涉及国有房地产权转移问题的复函，拟证明地随房转。7、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拟证明地随房转。8、省高院（2016）湘行终字第842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该院经审理查明，争议地上的原房屋拆除后，第三人在争议地上修建了厕所。厕所拆除后，第三人在争议地上下房屋基脚。9、州中院（2015）州行初字第52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该院经审理查明，争议地上的厕所于1989年拆除，第三人在争议地上下房屋基脚后，争议地因纠纷而停止建设。10、吉首市法院（2009)吉行初字第9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该院经审理查明，滕家将房屋而非屋架作价50元卖给时家。11、土地确楷申请报告，拟证明第三人在收到吉首市法院9号行政判决后，向政府申请确权。12、时家关于提交土地确权证据及适用法律条款的报告，拟证明第三人于2010年1月13日向国土局申请确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及法律依据。13、1999年邓凤英起诉状，拟证明邓凤英诉称将争议地屋架作价50元卖给时家，并通过石某2转交价款；1989年时家在争议地下基脚。14、吉首市法院（1999）吉民林初字第4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该院认为当事人应向职能部门申请解决。15、市法院庭审笔录，拟证明宋某出庭作证证明争议地她是100元卖天又卖地（因买不起没买），后卖送时家50元是卖天不卖地，滕家是否将6扇门抬回去她不清楚；石某2出庭作证称卖屋不卖地，过了钱。16、吉首乡去庄村委会证明，拟证明时家在该村居住二十多年未曾发生过土地纠纷，故87年时家办建房手续时该村认为是合法的并给予批准。17、宋某证明（附身份证），拟证明滕家的屋要价100元，宋因经济困难未买，遂50元卖给时家。近20年来，时家改造房屋，没听到滕时两家为屋的所有权争吵。证人认定屋是时家的，搭棚子时找时家商量。18、石某1出具的证明，拟证明时家买（邓）凤家英家的屋，当时没有写下任何手续，其知道作价50元，其他一概不知道。19、邓志兴出具的证明，拟证明89年时家建房时向家闹事，邓志兴、时友明到邓凤英家想协调此事，邓凤英称屋已卖与自己无关。20、邓志君出具的证明（附身份证），拟证明邓凤英的屋以50元卖给邓树清，时家拆屋后马上建了厕所，时家与邓凤英家是亲戚所以才以50元房地一起卖给时家。21、包清莲出具的证明，拟证明邓凤英的屋是1969年以50元人民币卖给时家，钱是石某2转交的。22、龙乔先出具的证明，拟证明时家购买南侧220平米房屋价格100元，50元购买60平米房屋符合当时行情。23、吉首市国土局1995年5月8日通知，拟证明该局经调查、讨论认为：纷争的宅基地来源于1970年，按当时情况看，土地房屋不可分割，土地使用权应随房屋一起转移，但现在邓凤英提出“卖屋不卖地”，表明纷争起源于房屋买卖的具体内容。房屋买卖是否成立、有效，应由人民法院依据民法通则确认，故建议就买卖关系提起诉讼。24、吉首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地籍档案，拟证明1987年12月批准时家建三层557.4平米的私房。南侧已建成，北侧因与邓凤英发生争议，在下好基础后停工。争议地需明确土地使用权属后按相关规定报建。25、吉首市城建局建房许可证，拟证明同意在线线内建三层房屋（含争议地）。26、房产四至界线表，拟证明宋某为时家办证指界，分别以路、坎、刘家滴水为界，争议地为时家所有。27、国土局时家地籍调查表，拟证明宋某在国土调查表上为时家指界，争议地为时家所有。28、宋某个人地籍档案，拟证明宋家与时家为界而非滕家。29、时家2009年规划建房申请表，拟证明宋某对此无异议。经庭审质证，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如下：（1）对被告吉首市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第三人及被告湘西州政府均无异议。（二）对被告湘西州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第三人及被告吉首市政府均无异议。（三）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吉首市政府的质证意见为：证据7为失效证据，不具备证明力。其余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原告主张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湘西州政府的质证意见：证据1－2无异议。其他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在证据形式上存在瑕疵，不予认可。第三人的质证意见：同意被告湘西州政府意见。（四）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证据16的出证时间太过久远，当时的村委会不知情，故其真实性有异议。证据17－18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19－23不是知情人，其真实性存疑。其他证据不持异议。被告吉首市政府、湘西州政府不持异议。第三人与吉首市政府意见同。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各方当事人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被告吉首市政府提交的证据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予以采信。（二）对被告湘西州政府提交的证据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予以采信。（三）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据1、2系被诉行政行为，予以采信。证据3－7的内容已为生效裁判文书否定，不予采信。（四）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证据1－7系法律、法规，证据8－14系生效裁判文书及相关申请报告，予以采信。证据15－22系证人证言，已为生效裁判文书否定，且不足以排他性地推翻对方证言内容，不予采信。证据23－29系职能部门在办理相关行政许可时收集的书证，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争议地位于吉首市镇溪街道办事处东门垅，面积约60平米。1969年原告之母邓凤英（已故）的房屋因故倾斜，邓凤英便将房屋作价50元卖给第三人之母邓树清（已故）。房架拆走后，邓树清在该宅基地上修建了一个简易厕所，邻居宋某、石某1（贵）也在剩余的宅基地上先后修猪圈、种菜。1987年邓凤英向邓树清要求取回宅基地，遭到邓树清拒绝，于是发生宅基权属争议。1989年，邓树清拆除厕所，在争议地内下基脚准备建房。下好基础后，建设因争议停工。1999年，邓凤英就地基纠纷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该地基的使用权，将邓树清诉至吉首市法院。吉首市法院以土地使用权纠纷依法应由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应依法向其职能部门申请解决为由，裁定驳回邓凤英的起诉。2004年，吉首市政府根据第三人的申请，给第三人颁发了吉国用[2004]字第2－43－15号国土使用证。2009年，邓凤英知悉后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吉首市法院以办证程序违法为由，判决：一、撤销吉国用[2004]字第2－43－15号国土使用证；二、被告吉首市政府在90日内对该宅基地进行确权。判决生效后，原告多次请求吉首市政府履行判决，进行确权。2015年5月21日，吉首市政府作出（2015）1号处理决定：一、该争议宅基地位于吉首市城市市区范围内，应属国家所有；二、时家主张该争议宅基地的权利，因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购买了该争议房地产的事实，其主张依法不予支持；三、该争议宅基地上的房屋已经拆除达2年以上，邓家未恢复使用，收回该争议宅基地的土地使用权。原告不服，申请复议，湘西州政府于2015年9月14日作出（2015）24号复议决定，维持原处理决定。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审理后认为，邓树清在房架拆走后，已在原宅基地上修建了厕所，该事实说明房屋拆除后已恢复使用，且1989年拆除厕所后又在争议地上下房屋基脚，因纠纷而停止建设，故本案事实不符合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法定情形，吉首市政府的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而处理决定的第二项所依据的事实及对应处理结果不相符，亦属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且吉首市政府在作出处理决定前未经调解，程序违法。本院于2016年4月28日作出（2015）52号行政判决：一、撤销吉首市政府[2015]1处理决定的第二项、第三项；二、撤销湘西州政府[2015]24号复议决定；三、由吉首市政府在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吉首市政府不服，提出上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15日作出（2016）湘行终842号行政判决，维持原判。上述裁判生效后，根据原告等4人的申请，吉首市政府再次启动确权程序，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在调解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于2018年5月15日作出（2018）1号处理决定：争议地土地使用权确定给被申请人。原告等4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湘西州政府于2018年9月15日作出[2018]22号复议决定，维持吉首市政府（2018）1号处理决定。原告不服，遂再次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吉首市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及被告湘西州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是否合法，即事实依据是否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程序是否合法。关于事实依据。吉首市政府及湘西州政府均认定，土地使用权应随房屋一并转移，该认定事实准确，依据充分，理由如下：1、原告方与第三人的房屋交易未订立协议，双方的分歧在于究竟是“卖屋不卖地”还是“卖屋又卖地”。原告主张“卖屋不卖地”，虽就该主张在历次确权及行政诉讼中均提交了证人证言、询问笔录、调查笔录等依据，但因交易无契约等书证等证实，原告与第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证明力较弱，均不足以排他性地推翻对方的言辞证据。且原告方提供的上述证据因形式不合法，已为生效的吉首市法院（2009）吉行初字第9号行政判决不予采信，故原告除自行陈述外，再其他合法有效证据证实其主张，故其主张“卖屋不卖地”的事实不能成立。2、本院（2015）52号行政判决、省高院（2016）842号行政判决等生效的裁判文书已认定买卖标的为房屋，地随房走、房随地走、房地产一体符合我国的法律、法规规定及相关政策。如最高人民法院1984年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64）规定：“公民在城镇依法买卖房屋时，该房屋宅基地的使用权应随房屋所有权一起转归新房主使用。”《建设部关于国有房屋土地使用证及房地产交易中土地使用权等有关问题的答复》中第3条规定：“重申房屋交易时，连同所使用的土地一并转移的原则。这是我国房地产交易中长期遵循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房地产转让、抵押时，房屋的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本案中，因无确定且无争议的契约存在，在不能确定交易内容为“卖屋不卖地”的前提下，被告依据历史同期的交易习惯及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的规定，并结合房屋交易完成后，第三人一直对宅基地进行使用、管理的事实，认定土地使用权随房屋一并转移，从而将土地使用权确定给本案第三人一方，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法律适用。处理决定依据第三人系争议地实际使用者的查明事实，适用《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六条“土地使用权确定给直接使用土地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或个人。但法律、法规、政策和本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将争议地的土地使用权确定给被申请人即本案第三人，适用法律正确。湘西州政府复议维持，适用了行政复议法相关条款，并无不当。关于程序，各方当事人均无实质异议，不再赘述。综上，被告吉首市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及被告湘西州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准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滕久平、滕久军、滕久莲、滕久芝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唐云峰人民陪审员  汪小丽人民陪审员  张明付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田 勋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