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5民初6561号原告：广州市力量石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南沙区进港大道80号1421房。法定代表人：江能。被告：王天法，男，1955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池挺，男，1966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原告广州市力量石材有限公司诉被告王天法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江能，被告王天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池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穗南劳人仲案〔2018〕843号案审理过程中，被告自述于1995年至2014年4月份受雇于江伯琴老板在天河区银河公墓做墓园的加工、切割、磨光、安装等工作，请求劳动仲裁机关确认1995年3月1号至2014年4月1日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2014年4月1日至今时间跨度超过4年，仲裁请求已超过1年仲裁时效期间。2、原告成立日期为2010年11月2日，银河烈士公墓业务的合同履约时间是201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合同到期后没有续约，也没有继续在银河烈士公墓开展业务。所以被告上述自述不符合实情，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3、见营业执照，原告属于批发企业，不是加工企业，凡是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里涉及加工、制造业务，都需要政府部门的相关前置批文，至今原告没有申请取得加工石材环保批文和排污批文，也没有加工石材的机器和厂房，不存在被告在原告公司从事加工石材墓碑的情形。4、仲裁期间被告提交了一份关键证据《证明》，该《证明》完全虚假。首先营业执照显示原告成立于2010年11月，至今只有8年，与《证明》里的时间矛盾。其次，原告没有向台州市黄岩区社会保障局及被告出过该份《证明》。最后，被告提供的《证明》只是复印件，是很容易伪造的，是没有证明力的。仲裁案采纳没有证明力，内容虚假的证据作为判案依据是错误的。因此，请求法院判决原、被告2010年11月2日至2014年3月31日不存在劳动关系。被告辩称：1、被告确实于1995年至2014年4月份在银河公墓帮江伯琴老板及以后的原告公司工作，共计19年之久。2、原告诉称银河公墓业务履约时间是201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合同到期后没有续约，称被告的自述与实际不符。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原告虽然已经完成该批次的业务，但是原告希望能够继续承接下一批的业务，对工地现场的一些材料继续进行加工、安装，直到2014年清明节期间正式结束。3、原告诉称其营业范围只是批发业务，没有加工石材的机器和厂房，没有在银河烈士公墓加工石材等是不成立的，事实是被告每天都在银河公墓从事石材加工、切割、安装等工作。4、原告诉称被告在仲裁案中提交的证据《证明》虚假不是事实，这份《证明》的具体来源在本案证据⑩中有特别说明。原告诉称在仲裁过程中被告提供的《证明》只是复印件也不是事实，原告在仲裁过程中看过《证明》原件并质证。故此，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维持仲裁裁决。经审理查明：被告主张1995年3月1日起受江伯琴雇佣被安排到广州银河公墓从事墓碑安装和石材打磨工作至2014年3月31日，江伯琴没有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及缴纳社会保险，每月工资由杨金苏现金发放，之后江伯琴未能承接银河公墓业务，被告于2014年4月1日离职，离职后经江伯琴介绍继续去深圳打工10个月。2018年6月4日，被告向广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下称广州安监局）信访反映称：被告于1995年至2013年在原告公司打工，从事石材打磨；2017年发病，提出职业健康鉴定等诉求。广州安监局受理后派员到广州市银河烈士陵园管理处（下称陵园管理处）调查核实，2018年9月4日，该局对被告信访问题作出《信访答复意见书》。《信访答复意见书》答复意见第二项关于被告职业史的调查情况其中载明：据该局查阅工商管理部门的注册登记台账，显示原告成立于2010年11月，其由前身广州市明日石材有限公司（下称明日公司）于2014年4月核准名称变更而来。而明日公司是由原个体户广州市天河五山古建石艺厂（下称石艺厂）于2010年10月升级变更而来。目前，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为岳梅芳，实际控制人为江能（江伯琴的儿子）；调查显示，明日公司、石艺厂的主营业务为墓碑安装，墓碑安装过程产生生产性粉尘；2007年12月27日，石艺厂与陵园管理处签《建墓安装合同》，服务期自2008年1月至2010年12月31日止，由江伯琴签署合同。2010年12月31日，明日公司与陵园管理处签订《建墓安装合同》，服务期自201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止，由法定代表人江伯琴签署合同；该局调查过程中，江伯琴一直以“没有雇佣过你”，“不认识你”为理由拒绝接受询问调查。2018年8月22日，在该局向江伯琴发出《关于接受核实劳动者职业史接触史事项的询问通知书》后，江伯琴派其儿子江能送来一份书面说明称：一是江伯琴本人自成立石艺厂和明日公司以来，从没有雇佣过被告工作，且2017年6月份应金建军（被告妻子的兄弟，同为老乡关系）要求，帮被告以原告的名义出具的工作证明内容是虚假的。二是除石艺厂和明日公司以外，江伯琴本人没有创办任何公司，没有在其他单位企业担任职务（包括原告公司）。三是自2014年以来，江伯琴没有雇请过被告去其他地区和单位工作；据调查，石艺厂和明日公司为陵园管理处的各区墓型设计、安装及其相关服务项目的供应单位，其服务期限、公司名称、负责人和工作时间段与被告所述吻合。2018年8月16日，该局工作人员带被告去陵园管理处现场寻找证人，调查中发现有一名在陵园管理处从事墓碑安装人员自称认识被告，并称其在2005至2013年期间和被告一起受雇于石艺厂（包括后来的明日公司）在陵园管理处从事墓碑安装工作，其中被告负责做墓碑的相片框加工；被告未能提供建立劳动关系的书面合同等凭证，而江伯琴、江能否认雇请被告。因此，在确认被告的职业史、劳动关系的过程中，双方产生较大争议，建议被告申请确认劳动关系仲裁，在确认劳动关系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核查被告的职业病危害接触史。2018年9月13日，被告向广州市南沙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下称南沙仲裁委）提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原、被告1995年3月1日至2014年4月1日存在劳动关系。劳动仲裁期间原告辩称，原告成立于2010年11月至今只有8年，自成立以来并没有聘请被告，被告及其亲属曾在2017年6月以家庭困难，需要办理低保为由，恳求原告提供帮助，原告出于好意，按照被告亲属金建军（金池挺）的短信内容要求，为被告出具一份内容并不属实的《证明》。对此，原告提交金建军2017年6月29日与江伯琴的电话短信记录。金建军发送两则短信内容为：一则为收件人金建军地址，证明内容为抬头台州市黄岩区社会保障局，年限1995年至2013年计18年；一则为被告住址。江伯琴短信回复确认收到金建军短信。劳动仲裁庭审中，被告出示《证明》原件，《证明》内容为：“台州市黄岩区社会保障局：兹证明王天法，性别：男，家庭住址：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院桥镇中岙里村。该同志于1995年至2013年在我公司工作。共计18年。特此证明。”落款处有原告公司名称并加盖“广州市力量石材有限公司”印章，落款时间2017年6月29日。原告对《证明》的质证意见为：确认原告向被告发出过该份证明书，但该证据所记载内容坚持上述仲裁答辩意见；《证明》具体由谁出具无法查实，但确认《证明》是由原告出具；江伯琴表示被告要在老家办理低保手续需要原告根据江伯琴的手机短信内容出具《证明》；据原告了解，江伯琴与被告是老乡关系，具体被告有无为江伯琴做事原告不清楚。2018年10月31日，南沙仲裁委裁决确认原、被告2010年11月2日至2014年3月31日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本院。本案诉讼中，被告代理人金池挺对于《证明》的来源出具书面说明：金池挺又名金建军，是被告妻舅。被告1995年至2014年4月份确实在银河公墓帮江伯琴做墓园石材加工、安装工作，1995年初金池挺也随被告去该墓园做工10个月，后来金池挺回去后被告一直在那里工作，共计19年之久。2017年4月份被告因肺部发病，初步检查结论为疑似矽肺职业病。考虑到和江伯琴直接说明被告病情，江伯琴不会出具证明，金池挺就以被告需要办理社保为由打电话给江伯琴，江伯琴还问要不要多写几年，金池挺表示按实际工作时间出具证明，江伯琴想了一下后说，被告是1995年至2013年在他工地做工，共计18年，证明寄到什么地方具体怎样写，金池挺回答等下把内容编成短信发给他，就这样江伯琴把被告在他那里做工18年的证明材料寄给金池挺。2018年11月23日，院桥镇中岙里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证实被告1995年至2014年4月份在广州做石匠，现患病在家，曾有一子于2014年病故，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家庭生活困难，被政府纳入低保户。原告提交金池挺2018年10月9日与杨金富的电话通话录音，电话中金池挺询问杨金富和被告为杨金富姐夫江伯琴打工时间长短，杨金富表示其为江伯琴打工10多年，被告为江伯琴打工时间更长，将近20年。原告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原告成立日期2010年11月2日，股东杨金苏，法定代表人江能；2014年5月13日明日公司名称变更为原告，法定代表人由江能变更为岳梅芳。原告确认：江伯琴是原个体工商户石艺厂经营者，石艺厂注销后成立明日公司，江伯琴担任法定代表人，变更公司名称时一并变更法定代表人，2018年10月期间法定代表人由岳梅芳变更为江能；自2012年起江伯琴就没有在公司工作，由江能主持工作；在银河公墓工作的包括江能的3个舅舅杨金富等、江能的舅妈岳梅芳，还有另外一名男子；杨金苏是江能母亲。本案庭审中，原告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明》，推翻仲裁中的答辩、质证意见，否认《证明》是其公司出具因而申请对《证明》中的公章印文进行司法鉴定。被告同意原告鉴定申请。原告当庭出示公章并于空白纸上盖章作为鉴定样本（样本3），另外，庭后补充提交启用印模日期2014年7月7日的《刻章许可证》（样本1）、启用印模日期2014年7月30日的《印鉴卡片》（样本2）、落款日期2017年7月24日的《代销协议》（2处印章，样本4、5），连同本案诉讼中原告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样本6）、《起诉状》（样本7），本院委托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对检材《证明》中的“广州市力量石材有限公司”印模作鉴定。经鉴定，检材《证明》中的“广州市力量石材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与样本1至7上的“广州市力量石材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样本1至7上的“广州市力量石材有限公司”公章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原告支付鉴定费3600元。为查明案件事实，劳动仲裁及本案审理期间，仲裁庭及本院要求原告通知江伯琴到庭接受调查均未果。诉讼期间，原告提交江伯琴2019年3月6日签名的《证明书》，内容为：2012年江伯琴因刑事案件被判刑，刑满释放后与杨金苏办理离婚手续，也将原告的股权转让他人，不再担任职务；广州安监局调查过程中，江能从广州安监局拿回来的《证明》复印件，发现《证明》内容与以前金建军发给江伯琴的手机短信内容一致，故将短信截取交给江能，《证明》内容是真是假江伯琴看不出来；为应付广州安监局调查，江能帮江伯琴写过2份证明，证明中江伯琴没有确认有在《证明》上盖章，只是承认帮他出过一份证明。本院认为:2017年4月被告因肺部发病，之后经初步检查，结论为疑似职业病。2018年6月4日，被告向广州安监局信访提出职业健康鉴定等诉求。2018年9月4日，该局对被告信访问题作出答复，建议被告申请确认劳动关系仲裁。被告在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后，于2018年9月13日申请劳动仲裁。原告于劳动仲裁中并未对被告的劳动仲裁申请超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提出抗辩，结合被告申请劳动仲裁原由，对于原告主张被告的劳动仲裁申请超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提出抗辩不予采纳。结合广州安监局作出《信访答复意见书》时所作调查及原告法定代表人江能于本案中所作陈述看出，石艺厂、明日公司及原告均为江伯琴家族所经营企业，相关业务合同也是由江伯琴负责签订，江伯琴是上述家族企业主要经营者。被告主张其受江伯琴雇佣因而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根据广州安监局调查，在原告有经营业务的陵园管理处的一名从事墓碑安装人员证实，其与被告2005年至2013年期间受雇于石艺厂、明日公司在陵园管理处从事墓碑安装工作，再结合金池挺2018年10月9日与杨金富的电话通话录音，杨金富证实被告为江伯琴打工时间将近20年，上述2人证明内容可以初步证明被告主张事实。为确定劳动关系时间，被告提交本案的另一关键证据为2017年6月29日的《证明》。关于该证据来源，被告主张是由江伯琴邮寄给被告亲属即代理人金池挺，金池挺对此提交书面说明。在广州安监局调查处理被告信访问题过程，江伯琴委派江能提交的书面说明中确认其应金池挺要求，以原告名义为被告工作情况出具《证明》。劳动仲裁阶段，被告出示《证明》原件给原告质证，原告对于出具《证明》的原由也并未发生改变，于仲裁期间原告还提交《证明》落款时间同一天金池挺与江伯琴的电话短信记录，电话短信记录与金池挺提交书面说明相互印证，也更进一步证明被告受江伯琴雇佣主张。无论是广州安监局调查阶段还是劳动仲裁阶段，原告对于《证明》内容是知悉的，从未否认有向被告出具《证明》，只是否认《证明》记载内容的真实性。假设江伯琴所主张其只是向被告出具的《证明》没有加盖印章情况属实，则《证明》上的印章是使用人被告加盖，显然被告一方面要求江伯琴出具《证明》，一方面又要自行解决加盖印章问题不符合一般逻辑，原告无法提交证据推翻被告所提交的《证明》来源于江伯琴，原告对于《证明》完全虚假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经鉴定，《证明》中使用的“广州市力量石材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与原告备案公章及使用的公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但《证明》是江伯琴邮寄给被告，证明内容中的被告工作年限为1995年至2013年共计18年，结合广州安监局调查，相关人员证实其与被告2005年至2013年期间受雇于石艺厂、明日公司在陵园管理处从事墓碑安装工作，以及金池挺2018年10月9日与杨金富的电话通话录音，还有金池挺与江伯琴的电话短信记录等证据，这些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证明被告工作年限为1995年至2013年共计18年的内容是真实的。石艺厂、明日公司及原告均为江伯琴家族所经营企业，江伯琴是作为上述家族企业主要经营者向被告出具被告工作证明符合常理。虽然江伯琴雇佣被告期间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无法以此确定双方劳动关系，但江伯琴作为上述家族企业主要经营者，视为江伯琴对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进行追认，因此，尽管《证明》中使用的“广州市力量石材有限公司”公章与原告备案公章及使用的公章不一致，但应认定原告实际使用多枚公章，并不影响《证明》内容证明力。原告应自行承担使用多枚公章所产生的法律后果，被告并未使用非法手段获得该份证据并用于非法目的，本案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明》不作为非法证据排除使用，因鉴定所产生鉴定费3600元由原告自行承担。明日公司登记成立时间为2010年11月2日，2014年5月13日核准变更为原告，自2010年11月2日起具备用工主体资格，自始与被告产生劳动关系。原告与陵园管理处的合同履行时间至2013年12月31日届满，故此，原告认为被告主张2013年12月31日之后的工作时间与实际情况不符。原告承接陵园管理处墓碑安装工作的合同履行时间至2013年12月31日届满，该时间是委托方截止委托时间，原告在此之前承接的业务可能跨越此时间，原告承接业务具有一定季节性及行业特点，被告以清明节作为节点，主张实际工作到清明节，完成之前所承接工作后才于4月1日离职具有一定可信度，《证明》中江伯琴确认的工作年限18年也是根据回忆作出大体判断，并没有准确具体起止日期，故此，认定劳动关系截止日期为2014年3月31日。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确认原告广州市力量石材有限公司与被告王天法2010年11月2日至2014年3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本案受理费10元、鉴定费3600元由原告广州市力量石材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奕衡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八日书记员  张晓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