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2民终53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军，男，1984年5月8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江阴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杜金龙，男，1987年7月24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江阴市。上诉人（原审被告）：郝习洋，男，1982年6月18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江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星星（受孙军、杜金龙、郝习洋的共同委托），江苏春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文卉（受孙军、杜金龙、郝习洋的共同委托），江苏春申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戚祺劼，女，1983年8月25日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某某，男，2011年6月30日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法定代理人：戚祺劼（系崔某某母亲），女，1983年8月25日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貌龙，男，1952年10月26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爱利，女，1959年2月9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保红、李志灵（受戚祺劼、崔某某、崔貌龙、曹爱利的共同委托），上海华勤基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阴昊柏娱乐所，住所地江苏省江阴市绮山路189号。经营者：邹华圣，男，1985年6月17日生，汉族，住江西省瑞昌市。原审被告：邹华圣，男，1985年6月17日生，汉族，住江西省瑞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受江阴昊柏娱乐所、邹华圣共同委托），江苏瀛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颜冰磊（受江阴昊柏娱乐所、邹华圣共同委托），江苏瀛优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李新，男，1982年3月18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江阴市。原审被告：景艳琼，女，1987年7月1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江阴市。原审被告：唐启龙，男，1965年8月27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江阴市。上诉人孙军、杜金龙、郝习洋因与被上诉人戚祺劼、崔某、崔貌龙、曹爱利、江阴昊柏娱乐所（下称昊柏娱乐所）、原审被告邹华圣、张东青、李新、景艳琼、唐启龙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江阴市人民法院（2019）苏0281民初51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军、杜金龙、郝习洋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对其三人的判决，依法改判其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由昊柏娱乐所承担14%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对崔惠华死亡原因的认定有偏差，导致赔偿责任分配不公。崔惠华喝酒到死亡的过程是醉酒-呕吐未及时处理-窒息未及时救助-死亡，故导致崔惠华死亡的直接原因是长时间窒息未得到及时救助，而非一审判决书所述的“过量饮酒导致死亡”。崔惠华在整个过程中并未出现酒精过敏或酒精中毒直接致死的现象，其醉酒至死亡的时间长达7个小时。所以本案中崔惠华的醉酒，在正常情况下并不会直接导致死亡的结果，正是出现了崔惠华呕吐后未得到及时的处理，导致窒息，且未被及时发现并及时救助的异常情况，才导致了崔惠华的死亡。从崔惠华死亡时间和原因可以看出，在本案中需要承担侵权责任的主体应当是：在凌晨0点之后，对崔惠华有照顾和救助义务，但却未尽到照顾并及时救助崔惠华的人或单位。二、昊柏娱乐所具有安全保障以及照顾和救助崔惠华的义务，但其行为存在严重过错，应当承担原审被告所承担的全部的过错责任。首先，昊柏娱乐所对崔惠华有安全保障义务。上诉人与崔惠华均系至昊柏娱乐所的场所内消费的消费者，并支付了应付的费用。在崔惠华未离开之前，无论崔惠华有无其他人照顾，昊柏娱乐所均对崔惠华有安全保障义务。昊柏娱乐所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在发现崔惠华窒息后未及时救护或送医，在长达半小的时间里未有任何急救措施，也没有报警等，致崔惠华送医不及时而长时间窒息死亡。昊柏娱乐所对消费者缺乏适当的安全保障措施，存在严重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安全保障责任。其次，昊柏娱乐所对崔惠华有额外的专门的照顾义务。在孙军离开前，其另付费要求昊柏娱乐所安排人专门照顾崔惠华。昊柏娱乐所接受了费用，该行为增加了昊柏娱乐所专门照顾崔惠华义务。事实上，崔惠华在KTV先后由两个人照顾，之前的女服务员从晚上9点至凌晨零点一直在身边细心照顾崔惠华，并及时处理呕吐物，崔惠华安然无恙。而之后的男服务员却多次离开，即使在包房里也是离崔惠华较远，并自己玩手机、看电视，根本没有照顾甚至没有注意崔惠华的情况，以致崔惠华因呕吐物堵塞而长时间窒息而未被发现。昊柏娱乐所向他人提供有偿服务，却未尽到相关义务，对崔惠华死亡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过错责任。综上，昊柏娱乐所无论从安全保障还是承受的照顾义务来讲，均存在严重过错，是崔惠华死亡的直接责任人，应当在原审被告中承担全部的责任。三、其并无过错，即使有过错，原审判决其承担的过错责任比例也过重。1.对于郝习洋。一审法院认为，其存在劝酒行为且未尽合理的照顾，存在过错，该认定明显错误，违背事实。第一，餐桌敬酒是我国常见的风俗民情，被视为宴请待客的基本礼仪，白酒几乎是国人宴请朋友的必备品。本案中，应当特别注意到：在中国人的餐饮文化里，相互敬酒是正当且必要的社交礼仪，相反，在餐桌上不相互敬酒会被视为不礼貌且不尊重他人的行为。故正常的敬酒行为没有任何过错。第二、当晚的酒席系崔惠华本人组织，在餐饮过程中，郝习洋与崔惠华只是相互敬酒，并未有强迫崔惠华饮酒或极力劝酒的行为。一审查明事实中所述的郝习洋曾说“谁喝醉了谁请客唱歌”，这是一句玩笑话，即便要追究其表达的意思，也应当是“喝酒不能喝醉，否则要承担请客唱歌的后果”。这根本不能视为所谓的“拼酒”行为，反而是积极提醒他人不能醉酒的正当行为。一般人听到这种约定，肯定会有所节制。且公安的笔录所还原的现场情况中，崔惠华主动提出，郝习洋喝多少他喝多少，并声称自己上次一个人喝了两瓶，且主动开了第三瓶白酒与郝习洋平分。以上情形可以说明，崔惠华系主动将自己陷入了醉酒的状态，并非他人极力劝酒所致，所以郝习洋并无强迫喝酒或极力劝酒的过错。第三，在进入KTV之后，郝习洋也是醉酒状态，其并没有照顾崔惠华的能力，不具有期待其照顾崔惠华的可能性。且在郝习洋离开时有其他具有照顾能力的人可以照顾崔惠华，崔惠华仍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内，此时郝习洋与崔惠华之间因喝酒产生的责任义务已经割离，不再存在照顾义务。综上，郝习洋在整个过程中并无任何过错，其对崔惠华的死亡不应承担任何责任。2.对于孙军。一审法院认为，孙军为共饮者没有尽到提醒义务，有违事实。因其找的KTV服务员并非专业照顾人员，所以存在过错，该认定有失偏颇。第一，孙军没有积极劝酒行为，且公安调查笔录中也记载了，孙军等人曾劝崔惠华不要再喝了，故其已经到了提醒义务。其对崔惠华的醉酒和死亡均没有先因行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第二，孙军已尽到了合理的照顾义务。首先，即使认为孙军最后一个离开导致其当然承受照顾崔惠华的义务，但其付费要求昊柏娱乐所专门帮助照顾的行为，已经可以视为采取了合理的照顾措施。其次，孙军并没有找专业照顾人员的必要。崔惠华死亡的直接原因系长时间窒息未等到救助，并非过量饮酒。正常的醉酒状态下，崔惠华只要得到适当的休息即能恢复，且其当时正处于睡觉状态并无其他异常。即使呕吐只要及时照顾处理也不会发生窒息的意外，KVT女服务员即是如此照顾了3小时，直至离开未有任何异常。在崔惠华没有任何过敏、中毒或昏迷不醒等特殊症状出现的情况下，谁会或谁能想到寻求专业护理或救护人员的帮助。这明显过分加重了共饮者的照顾义务。家人或任何一个用心看护的人均能在崔惠华出现呕吐时给予及时正确的处理，而并不必要专业的照顾人员。再者，孙军亦没有找专业照顾人员的义务。孙军与崔惠华并不熟悉，其基于好意帮助，在离开的同时，加付费用并嘱咐昊柏娱乐所安排人继续专门照顾崔惠华，且支付了房间费要求昊柏娱乐所稍后将崔惠华送至房间。崔惠华并非本地人，家住上海，无法送其回家。孙军作为几面之缘且未劝酒的外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认为因最后一个离开而有一定的照顾义务，那其为崔惠华安排照顾人员和房间的行为，也是非常合理，甚至已超出了应尽的义务范围。所以，孙军没有过错，对崔惠华的死亡不应承担任何责任。3.对于杜金龙。一审法院认为，杜金龙未尽提醒和劝阻义务，且在KTV未有合理照顾措施，存在过错。该认定有悖常理。第一，杜金龙系孙军公司的司机，当晚系专门接送孙军，根本不认识当时聚餐的其他人。对于杜金龙来说，当晚是在履行工作职责，只是顺便与老板一起吃工作餐，自始至终没有喝酒，没有参与到其他人的活动及关系中。故杜金龙没有能力和义务去提醒餐桌上其他人适量饮酒。第二，在KVT，杜金龙也是在等着送孙军回家，在孙军离开时其不可能放弃工作职责，而留下来照顾崔惠华。故杜金龙的一切的行为均属于职务行为，与崔惠华之间不产生任何义务关系，与崔惠华的死亡也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本案应当以明确的过错来合理认定侵权人的责任，而不应当基于所谓的公平责任的理念，以勉强的说理拼凑这种和稀泥的判决结果，让所有的参与者都承担责任。这样的结果违背了社会风俗人情，不符合社会大众的普遍观念，更有违法治的精神。被上诉人戚祺劼、崔某、崔貌龙、曹爱利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上诉人在共同饮酒过程中存在敬酒劝酒的行为，对于崔惠华醉酒死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共同饮酒的敬酒劝酒行为，对崔惠华应当具有合理的照顾义务。在崔惠华醉酒后，一起去昊柏娱乐所后上诉人离开，将深夜醉酒的崔惠华一人留置在昊柏娱乐所，导致崔惠华的死亡。因此，上诉人并未尽到应当履行的照顾义务。一审判决对上诉人的责任的认定是公正公平的。昊柏娱乐所也应当承担责任，但不能成为上诉人推卸自身责任的理由。上诉人的行为与崔惠华的死亡也具有因果关系。请求驳回上诉。被上诉人昊柏娱乐所、原审被告邹华圣共同辩称：本案作为侵权纠纷属于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典型的多因一果型侵权。一审判决确定需要承担责任的主体分别实施了不同的侵权行为或者没有尽到相应的照看义务，最终导致死者死亡的结果。上诉人将昊柏娱乐所单独列出，片面强调照看义务忽略了共同饮酒者的先行行为，上诉人在避重就轻。到目前为止上诉人都未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另外，在上诉人和崔惠华吃完饭到KTV的时候，杜金龙和郝习洋离开前未采取任何保护措施，存在过错。对于孙军，其明知崔惠华当时处于深度醉酒状态，应该寻求专业的护理人员照顾，不能因为孙军向昊柏娱乐所开了房间，另外交付了100元就完全将照看义务和相应的法律后果完全转移给昊柏娱乐所。孙军自身显然存在过错。综上，几位上诉人都存在过错，过错与崔惠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各主体之间应当承担按份责任。一审据此酌定其承担的责任比例合理合法，应当予以维持。原审被告张东青、李新、景艳琼、唐启龙未作陈述。戚祺劼、崔某、崔貌龙、曹爱利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昊柏娱乐所、邹华圣、张东青、孙军、杜金龙、郝习洋、李新、景艳琼、唐启龙赔偿其因崔惠华死亡而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230075元）损失共计1637747元的20%，即327549.4元，赔偿其精神损害赔偿金5万元，律师费1万元，共计387549.4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昊柏娱乐所、邹华圣、张东青、孙军、杜金龙、郝习洋、李新、景艳琼、唐启龙承担。事实理由：2019年1月22日，崔惠华与张东青、孙军、杜金龙、郝习洋、李新、景艳琼、唐启龙聚餐。孙军和张东青喝了红酒，李新喝了啤酒，郝习洋让杜金龙买了一箱白酒并与崔惠华拼酒。餐后，张东青、李新、景艳琼、唐启龙离开。孙军、郝习洋、杜金龙将醉酒的崔惠华带至昊柏娱乐所ＫＴＶ唱歌。孙军、郝习洋、杜金龙陆续离开ＫＴＶ，并给了100元小费让ＫＴＶ服务员照顾崔惠华。崔惠华在ＫＴＶ时因呕吐物堵塞气管而死亡。昊柏娱乐所未尽到必要注意义务及照顾义务，张东青、孙军、杜金龙、郝习洋、李新、景艳琼、唐启龙在劝酒及照顾方面均有过错,考虑死者家属孤儿寡母实际情况，请求赔偿总损失的20%。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戚祺劼系死者崔惠华妻子，崔某系崔惠华儿子，崔貌龙、曹爱利系崔惠华父母。二、张东青系张家港创洪贸易有限公司的老板，孙军系江苏通洋物流有限公司（下称通洋公司）合伙人，两公司位于同一幢楼，双方相识。崔惠华之前与孙军、张东青一起吃饭、唱歌相识。2019年1月22日中午12:49，崔惠华微信发送张东青“东青今晚没事吧，请你吃饭”。张东青回复“我今天要去常熟，你在江阴吗”。下午崔惠华开车至孙军公司，张东青从常熟回到公司时孙军和郝习洋（通洋公司股东）与崔惠华在喝茶，崔惠华让张东青女朋友景艳琼预定了小吴越205包厢吃饭。18时左右张东青、孙军、郝习洋（通洋公司股东）、杜金龙（通洋公司员工）、唐启龙（郝习洋师傅）、李新（张东青妹夫）、景艳琼（张东青女朋友）、崔惠华一起去小吴越酒店2楼205包厢吃饭。杜金龙去楼下超市买了部分酒水。吃饭时孙军和张东青喝了红酒，李新喝了啤酒，郝习洋和崔惠华喝了白酒。郝习洋和崔惠华互相敬酒喝了一人一斤半白酒，并讲好谁喝醉了谁请客唱歌，其他人各喝各的。吃完后张东青买单并带着李新、景艳琼离开，唐启龙也自行离开。孙军、郝习洋、杜金龙与崔惠华至昊柏娱乐所唱歌，三人把崔惠华搀扶至包厢后，崔惠华躺在沙发上，三人遂请了一个女服务员予以照顾，崔惠华一直在KTV睡觉打呼噜，郝习洋先行离开KTV，并由杜金龙送郝习洋回家，杜金龙送完郝习洋后回到KTV，晚上12:00孙军离开KTV，并由杜金龙送回家。离开时孙军给了昊柏娱乐所销售经理曾少巍100元让其安排服务员照顾崔惠华，曾少巍将100元给了徐兴明并让服务员徐兴明照顾崔惠华。在照顾期间，徐兴明因其他工作曾离开崔惠华所在包间。凌晨3：00，徐兴明发现崔惠华没有打呼噜的声音遂去喊崔惠华，因崔惠华没有了呼吸声，徐兴明遂报警通知120抢救崔惠华，公安民警及120到场。后居民死亡推断书载明崔惠华系因窒息死亡。以上事实由结婚证书、户口本、居民死亡推断书、情况说明、律师代理合同及发票、询问笔录病历卡、视频光盘及当事人陈述在卷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亲朋之间宴请聚会饮酒本属一种情谊行为，每个饮酒者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有最高的注意义务，对其他共同饮酒者不能恶意劝酒，要有善意的提醒劝诫甚至照顾义务。如果因共同饮酒者之间未能尽到上述义务，而造成其他共同饮酒者损害的，则应当视为一种不作为的侵权行为，侵权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关于崔惠华过量饮酒导致死亡的责任问题。根据短信及笔录内容来看崔惠华系聚餐组织者，在聚餐过程中主动劝酒并在与郝习洋喝酒过程中主动拼酒，其过量饮酒系其主观导致，其也在吃饭时提及去KTV，故对其过量饮酒导致的死亡后果应当承担主要责任。郝习洋未顾及崔惠华饮酒能力并存在劝酒行为，在崔惠华处于醉酒状态下，其未采取合理照顾措施致使崔惠华过量饮酒而死亡，存在过错。孙军作为共饮者没有尽到适量饮酒提醒义务，在KTV时作为最后离开者将崔惠华直接留在该处，因当时崔惠华已经严重醉酒并失去意识躺在沙发上睡觉，KTV服务员并非专业照顾人员，其行为不能视为已经完全履行了应有照顾义务，存在过错。杜金龙虽未饮酒但聚餐时没有完全尽到适量饮酒提醒义务及对同桌拼酒劝阻义务，在ktv并未采取合理照顾措施，其存在过错。张东青、李新、景艳琼、唐启龙虽未劝酒，但未完全尽到适量饮酒提醒义务及对同桌拼酒劝阻义务，均存在过错。昊柏娱乐所的业务经理结账时收取100元小费并安排服务员照顾崔惠华，应当视为昊柏娱乐所职务行为，昊柏娱乐所存在照顾崔惠华的合同义务，因服务员存在其他工作，事实上并未完全尽到照顾义务，昊柏娱乐所存在过错。因昊柏娱乐所系个体经营，邹华圣抗辩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要求邹华圣承担责任，于法无据，应予驳回。综上对崔惠华过量饮酒导致死亡所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本院酌定郝习洋承担5%责任，应赔偿81887.35元并赔偿精神抚慰金2500元，孙军承担4%责任，应赔偿65509.88元并赔偿精神抚慰金2000元，昊柏娱乐所承担2%责任，应赔偿32754.94元并赔偿精神抚慰金1000元，杜金龙承担1%责任，应赔偿16377.47元并赔偿精神抚慰金500元，张东青、李新、景艳琼、唐启龙各承担0.5%责任，应各赔偿8188.735元并赔偿精神抚慰金250元，以上合计14%责任共赔偿229284.58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7000元。其余86%责任由崔惠华承担。关于律师费部分，因无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对于崔惠华死亡所造成的损失，由郝习洋赔偿81887.35元及精神抚慰金2500元，孙军赔偿65509.88元及精神抚慰金2000元，昊柏娱乐所赔偿32754.94元及精神抚慰金1000元，杜金龙赔偿16377.47元及精神抚慰金500元，张东青赔偿8188.735元及精神抚慰金250元，李新赔偿8188.735元及精神抚慰金250元，唐启龙赔偿8188.735元及精神抚慰金250元，景艳琼赔偿8188.735元及精神抚慰金250元，上述款项由赔偿义务人于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10日内直接给付戚祺劼、崔某、崔貌龙、曹爱利。二、驳回戚祺劼、崔某、崔貌龙、曹爱利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受理费减半收取1332元，（戚祺劼、崔某、崔貌龙、曹爱利已预交），由戚祺劼、崔某、崔貌龙、曹爱利负担520元，由郝习洋负担290元，由孙军负担232元，由昊柏娱乐所负担116元，由杜金龙负担58元，由张东青负担29元，由李新负担29元，由景艳琼负担29元，由唐启龙负担29元。本院二审期间，孙军向本院提交了昊柏酒店在携程网上的截图，证明其支付400元房间费。昊柏娱乐所、邹华圣认可孙军支付了400元开设房间。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已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孙军、杜金龙、郝习洋对于崔惠华的死亡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如应承担，赔偿比例应如何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亲朋好友聚会，以酒沟通交流，畅叙饮谈，本属增加情谊之风俗习惯，无可厚非。共同饮酒让客人尽兴娱乐，回避不了热情敬酒、劝酒的饮酒习俗。相互之间正常饮酒本身不能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但在共同饮酒行为下，即附随产生了安全保障义务，当共同饮酒人行为可能使他人发生特定的危险时，其他共同饮酒人则产生相互提醒、照顾、劝阻的义务。本案中，崔惠华因过量饮酒导致死亡，对此，孙军、杜金龙、郝习洋作为共同饮酒人因未尽必要的提醒、劝阻义务，均具有相应的过错，且该过错与崔惠华死亡后果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均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关于孙军所应承担的赔偿比例问题。孙军作为共同饮酒者，在饮酒过程中，未尽必要的适量饮酒提醒、劝阻义务，存在过错。且在KTV时，孙军作为最后一个离开者，将严重醉酒并失去意识躺在沙发上睡觉的崔惠华直接留在该处，虽然孙军在离开前另行付费开设房间并要求昊柏娱乐所安排服务员帮助照顾崔惠华，但孙军安排昊柏娱乐所一个普通KTV经营者来照顾崔惠华这样严重的醉酒人，显然其照顾程度不够，因此，孙军还负有履行必要的照顾义务不当的责任。因此，一审酌定孙军承担4%责任，并无不当。关于杜金龙所应承担的赔偿比例问题。杜金龙虽未饮酒，但在参与聚餐时未尽必要的适量饮酒提醒及劝阻拼酒义务，且在KTV时，也未尽到提醒他人要重点照顾崔惠华这样严重的醉酒人，也存在一定过错，因此，一审酌定杜金龙承担1%责任，并无不当。至于杜金龙是否是履行职务，因杜金龙在一审中并未主张其是在履行职务而不应承担责任，且孙军在一审中也未确认杜金龙是在履行职务，故对杜金龙是在履行职务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关于郝习洋承担的赔偿比例问题。郝习洋作为共同饮酒者，在饮酒过程中，未尽到适量饮酒提醒义务且还存在劝酒的行为，在崔惠华处于醉酒状态下，也未采取必要的合理照顾措施，存在过错，一审据此酌定郝习洋承担5%责任，并无不当。关于昊柏娱乐所是否应承担责任及赔偿比例问题。虽然崔惠华的醉酒行为与昊柏娱乐所无关，但昊柏娱乐所接受孙军照顾崔惠的委托，却未尽到必要的照顾义务，该不作为义务与崔惠华的死亡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故昊柏娱乐所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审据此酌定昊柏娱乐所承担2%责任，并无不当。综上，一审对各方责任划分恰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孙军、杜金龙、郝习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60元，由孙军负担464元、杜金龙负担116元、郝习洋58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静静审判员  潘晓峰审判员  仓 勇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徐冬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