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琼民终9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住所地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层。   负责人：姚卫星，该分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为奇，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三亚市榆林大道大东海。   法定代表人：苏国华。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海南新概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渭生，海南新概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三亚粤亚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住所地三亚市解放四路崖州大厦。   法定代表人：林维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海南新概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渭生，海南新概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三亚市吉阳区大东海。   法定代表人：袁小平，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礼跃，海南川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资产海南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东海集团公司）、三亚粤亚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粤亚公司）、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东海股份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琼02民初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3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信达资产海南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为奇，大东海集团公司、粤亚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渭生，大东海股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礼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信达资产海南分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琼02民初76号判决；2.请求改判被上诉人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集团有限公司偿还上诉人到期借款本金人民币5,000,000元及暂计至2018年4月30日的利息人民币2931.17万元，实际利息应计算至履行之日止；3.请求改判被上诉人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在未实缴出资范围内对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集团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请求改判三亚粤亚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为[（95）工流字20号]借款合同项下债务承担连带保证清偿责任；5.两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事实认定错误。1995年12月25日，大东海集团公司与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三亚市分行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500万元，借款期限自1995年12月25日起至1996年12月25日止。同日，粤亚公司与建行三亚分行签订《保证合同》，为上述贷款提供保证，保证金额为500万，保证方式为连带清偿责任，保证期限为从主合同生效开始至主合同终止时止。由于大东海集团公司未到期履行还款义务，且建行三亚分行在两年诉讼时效期间内未对该笔债权进行过催收，诉讼时效不存在中止、中断情形，该笔债权在1998年12月26日诉讼时效届满。1999年4月30日，建行三亚分行针对该笔债权向大东海集团公司、粤亚公司送达了《催收贷款通知书》，大东海集团公司在该通知书上进行盖章，表明其对已经经过诉讼时效的债权予以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粤亚公司在该通知书上进行盖章，表明其对已经经过诉讼时效的债权予以担保确认。1999年12月19日，建行三亚分行与上诉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上诉人，并于1999年12月21日向大东海集团公司送达债权转让通知，自此上诉人对该笔债权依法享有权利。上诉人在此之后平均每年向被上诉人进行了债权催收，使该笔债权形成诉讼时效中断，并于2018年5月向法院提起诉讼。另，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提出的利息数额及计算方式并未审查，仅通过大东海集团公司的异议对利息数额不予认可，上诉人对此有异议。其次，在大东海集团公司和粤亚公司下落不明的情况下，上诉人通过海南省三亚市公证处以现场监督公证的方式向被上诉人送达了《债务催收通知书》和《履行保证责任通知书》，表明上诉人已经履行了催收贷款义务，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判决有误。再次，上诉人提供的企业档案登记材料显示大东海集团公司所有股东的实缴出资均为零，由此追究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未实缴出资的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未经审查，以不符合常理为由不予采信，上诉人对此有异议。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以上诉人超过二十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提起诉讼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该笔债权经过诉讼时效后又被债务人重新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之规定，诉讼时效应从1999年5月1日重新起算，上诉人起诉并未经过二十年最长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准确适用法律，维护上诉人的合法利益。   大东海集团公司、粤亚公司辩称，一、大东海集团公司、粤亚公司是海南海国投公司的下属企业。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破字第3-1号民事裁定书第一条已经明确写道，破产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印章、账簿、文书等资料。那么本案中由于两个被上诉人系海国投破产清算的下属企业，因此这些公章和账簿现在全部移交给破产管理人。如果说信达资产有其他想法或者要求也只能向清算组来申报你的到期债权，由清算组进行审查，审查结果报法院进行批准。二、上诉人的上诉是五百万的本金，借款本金也就是海国投集团当初借了五百万，同时粤亚公司提供担保。借款期限是1995年12月25日至1996年12月25日，诉讼时效应当在1996年12月25日开始起算。现已经过去了23年。因此本案上诉人提起诉讼，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三、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大东海股份公司辩称，一、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已超过法律规定的20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其诉讼请求不应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分别规定了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十年。《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民通意见》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的‘二十年’诉讼时效期间，可以适用民法通则有关延长的规定，不适用中止、中断的规定”。可见，二十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是个固定的不变期间，而且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无论经过多少次中止、中断，二十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是不变的。本案中，出借人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三亚市分行与借款人大东海集团公司签订的涉案借款合同（合同编号：95工流字第20号）签订于1995年12月25日，合同第三条约定：“借款期限自1995年12月25日至1996年12月25日。”可见，如借款人未在1996年12月26日前还款则对出借人权利造成损害，也就是说出借人的权利被侵害之日应当为1996年12月26日，二十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该日起算。上诉人直至2018年5月下旬才提起诉讼，已达22年之久，已超过二十年的诉讼时效保护期间，一审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是正确的。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适用法律错误，不应支持。上诉人在上诉时提出大东海集团公司1999年4月30日在《催收贷款通知书》上盖章，属于该笔债权经过诉讼时效后又被债务人重新确认，诉讼时效应从1999年5月1日起重新起算，上诉人起诉并未经过二十年最长诉讼时效。其依据是：《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之规定。这是上诉人对上述法条的适用错误。理由如下：1、《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本条规定很明确，指的是对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后，是否再继续履行义务，由自愿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决定，可以不受诉讼时效限制，而对接受履行的当事人则未在此列，上诉人以本条之规定主张其不受诉讼时效限制，显然错误。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做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即使大东海集团公司1999年4月30日在《催收贷款通知书》上盖章的行为属于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也是对二年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的确认，当时二十年诉讼时效期间并未届满，其确认行为与二十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并无关联。现在被上诉人未就二年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提出抗辩，而是就二十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提出抗辩，法院应当支持。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是1999年2月11日发布的，是对个案诉讼时效问题的批复。2008年8月21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了更详细具体的规定，其中第十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一）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当事人在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虽未签字、盖章但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该文书到达对方当事人的；”从本条规定可知，大东海集团公司在《催收贷款通知书》上盖章的行为，产生的是二年普通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不会导致二十年最长诉讼时效的延长。根据以上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规定，二年普通诉讼时效才有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情形的发生，而二十年最长诉讼时效不适用中止、中断，在本案中上诉人因诉讼时效期间超过了20年，所以其已经丧失胜诉权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三、被上诉人不应列为本案被告参与诉讼。本案是一起金融借贷合同纠纷，审理的是上诉人与大东海集团公司之间的借贷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不是合同当事人，既不是借款人也不是担保人，上诉人毫无法律依据仅以被上诉人是大东海集团公司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将被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参与诉讼。对于股东是否完成对大东海集团公司注册资金的出资义务，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被上诉人不应该作为被上诉人参与诉讼。综上，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被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在审理后，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依法维持原判。   信达资产海南分公司向一审起诉请求：1.判令大东海集团公司偿还信达资产海南分公司借款500万元及暂计至2018年4月30日的利息2931.17万元（贷款利息自支用贷款之日起，借款合同项下以支用额按调整后月息9‰，不按期还款，逾期部分计收借款本金按日利息6‰），实际利息应计算至履行之日止；2.判令粤亚公司对借款合同项下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大东海股份公司对大东海集团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诉讼费用由大东海集团公司和粤亚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1995年12月25日，建行三亚分行与大东海集团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500万元，借款期限自1995年12月25日起至1996年12月25日止。同日，粤亚公司与建行三亚分行签订《保证合同》,为上述贷款提供保证，保证金额为500万元，保证方式为连带清偿责任，保证期限为从主合同生效开始至主合同终止时止。二、1999年12月19日，建行三亚分行与信达资产海南分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上述借款债权转让给信达资产海南分公司，并于1999年12月21日向大东海集团公司送达债权转让通知。三、信达资产海南分公司分别于2003年7月18日、2004年6月12日、2005年4月12日、2006年2月23日、2006年4月21日、2007年3月13日、2008年2月1日、2009年1月21日、2010年12月20日、2012年11月30日、2014年7月7日、2016年6月18日在海南日报上刊登《债权催收公告》，对上述借款债权进行催收。四、2014年5月12日，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海国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国投公司）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海南新概念律师事务所担任海国投公司管理人。2015年1月20日，海国投公司管理人接管了大东海集团公司和粤亚公司的印章及相关证照。   该院认为，综合当事人诉辩意见并结合相关证据和事实，本案争议焦点为：一、信达资产海南分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二十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二、信达资产海南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予以支持。   关于焦点一。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中，建行三亚分行与大东海集团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自1995年12月25日起至1996年12月25日止。该借款到期后，大东海集团公司未偿还该借款，故建行三亚分行的权利自1996年12月26日起被侵害。作为该借款债权的受让者，信达资产海南分公司于2018年5月23日提起诉讼，彼时距建行三亚分行的权利被侵害之日已达21年多，明显已超过二十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信达资产海南分公司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债务人在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通知上签章或者签收债务催收通知的，诉讼时效中断。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中，有催收债务内容的，该公告或通知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司法解释有关问题的函》的答复（法函[2002]3号）的规定，主张其提起诉讼未超过二十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对此，本院评判如下：民通意见第175条第二款规定：“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的‘二十年’诉讼时效期间，可以适用民法通则有关延长的规定，不适用中止、中断的规定。”信达资产海南分公司提出该项主张依据的是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但二十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不适用中止、中断的规定，故信达资产海南分公司的该项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抗辩事由成立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中，信达资产海南分公司超过二十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大东海集团公司、粤亚公司、大东海股份公司均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且本院经审理认为抗辩事由成立，因此，本院应判决驳回信达资产海南分公司的诉讼请求。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5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3359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均已预交），均由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信达资产海南分公司的起诉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二、若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信达资产海南分公司的诉求是否应予支持。   1关于信达资产海南分公司的起诉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一定期间不行使权利，在该期间届满后，发生义务人可以拒绝履行其给付义务效果的法律制度，其目的在于促使权利人行使权利、稳定法律秩序和维护交易安全。诉讼时效期间，是指权利人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法定期间。诉讼时效期间分为以下三种：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特别诉讼时效期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因此，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特别诉讼时效期间和最长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时间并不相同。其中，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特别诉讼时效期间是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而最长诉讼时效期间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建行三亚分行与大东海集团公司于1995年12月25日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500万元，借款期限自1995年12月25日起至1996年12月25日止。故本案的最长诉讼时效应当从权利被侵害之日即1996年12月26日起算，最长诉讼时效至2016年12月25日止。信达资产海南分公司于2018年5月23日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一审法院认为信达资产海南分公司的本次起诉已经超过了最长诉讼时效，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维持。信达资产海南分公司上诉认为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当适用最长诉讼时效，起算时间应当从其受让该笔债权的时间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期间。此主张与前述法律规定不相符，本院不予支持。   2关于信达资产海南分公司的起诉请求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抗辩事由成立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如前所述，本案信达资产海南分公司的起诉已超过二十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大东海集团公司、粤亚公司、大东海股份公司在本案一审、二审中均对信达资产海南分公司的起诉已超过了诉讼时效提出抗辩。故一审法院驳回信达资产海南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信达资产海南分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应对其诉讼请求予以审理，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信达资产海南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3359元，由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程 序   审 判 员 王芸芸   审 判 员 徐正伟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文 献   书 记 员 周小玲   [盖章位置]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   第二百一十九条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抗辩事由成立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