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浙01行终99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秋华，女，1982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代理人蒋建新，浙江德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富阳区大源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大源镇花果山路22号。 法定代表人杨兰英，该镇镇长。 委托代理人夏兆轴，浙江好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杭州富阳江南新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春江街道客运南站四楼。 法定代表人朱国祥，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郦峰、包臣辉，浙江圣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秋华为与被上诉人杭州市富阳区大源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大源镇政府）、被上诉人杭州富阳江南新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城投公司）不履行法定职责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8）浙0111行初3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杨秋华于2002年8月8日与大源镇亭山村村民董海龙登记结婚，户籍迁入亭山村新农村33号，两人婚后生育二女，2013年6月13日，杨秋华与董海龙离异，但离异后户籍未迁出。2014年12月25日，杨秋华与大源镇蒋家村村民何鑫宇登记结婚，并于2016年9月13日生育一男。位于富阳区大源镇亭山村新农村33号的房屋登记于董海龙的父母名下，董海龙父母现已去世，杨秋华与董海龙离婚时约定双方无共同财产。2017年10月，因杭黄铁路站场建设需要，江南城投公司及大源镇政府联合发布了《安置方案》，根据该安置方案，搬迁人是江南城投公司，搬迁实施单位是大源镇政府。被搬迁人是被搬迁范围内的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所有权人。《安置方案》第十三条第（二）项规定，在实施范围内按实施补偿或购房时的在册常住人口计算。第（四）项规定：被搬迁人家庭虽有常住户口但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计入安置人口：（1）寄居（被搬迁人的非直系亲属和因婚姻等户籍迁出后又回迁的人员及其随迁人员等）、寄养、寄读等户籍挂靠人员……。该方案由大源镇政府负责解释。2017年11月13日，董海龙作为大源镇亭山村案涉房屋的户主与江南城投公司签订了补偿协议，该协议中约定的安置人口为董海龙及其两个女儿，杨秋华未包含在协议约定安置的范围内，案涉房屋现已腾空拆除。原审法院另查明：2017年12月19日，杨秋华向大源镇政府寄送《申请书》，请求依法认定其享有位于亭山村90平方米安置房，并签订房屋安置协议等手续。因大源镇政府在收到该份申请书后未予答复，杨秋华于2018年4月向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申请了行政复议，2018年6月12日，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驳回了杨秋华的复议申请。杨秋华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大源镇政府作出认定杨秋华享有位于杭州市××区××山村90平方米安置房资格、安置人口资格，并签订房屋安置协议等手续；2.大源镇政府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案涉的《安置方案》系大源镇政府与江南城投公司共同发布，搬迁人是江南城投公司，大源镇政府属于搬迁实施单位，《安置方案》第十八条第（六）项规定该方案由大源镇政府负责解释。《安置方案》第十三条第（三）项规定：在本区块无常住户口，但属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计入安置户人口：……4.特殊情形应安置的人员，经村民委员会调查并公示无异议后出具证明文件，由搬迁实施单位核实认定。可见，案涉项目的搬迁人虽然是江南城投公司，但是涉及安置人口的确定时，大源镇政府具有核实、解释和实施方案的职责。江南城投公司主张本案并非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因本案系杨秋华要求大源镇政府履行确认其具有安置资格之诉并非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纠纷，故原审法院对江南城投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关于江南城投公司主张杨秋华起诉超过十五天的法定起诉期限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书驳回了杨秋华的复议申请，现杨秋华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并不属于对复议决定不服提起的行政诉讼，故并未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第二条规定，本市市辖区范围内，因公共利益需要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及其附属物补偿安置的，适用本条例。第五条规定被补偿人是指被征收土地涉及补偿的房屋及其附属物的合法所有权人。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安置人口按照被补偿人家庭常住户口人数确定。本案中，《安置方案》规定，被搬迁人指的是搬迁范围内的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所有权人。第十三条第（二）项规定，在实施范围内按实施补偿或购房时的在册常住人口计算。该条第（四）项规定被搬迁人家庭虽有常住户口但属于寄居、寄养、寄读等户籍挂靠人员的，不计入安置人口。本案中，案涉房屋登记于董海龙父母名下，杨秋华与董海龙离婚时约定双方并无夫妻共同财产，且杨秋华已于2014年再婚另组家庭，并非被搬迁的房屋及其附属物的合法所有权人，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被补偿人及安置方案规定的被搬迁人范围内，虽然杨秋华再婚至今户口仍在大源镇亭山村新农村董海龙户内，但其并非董海龙户的家庭常住人员，2014年杨秋华再婚后至今亦未在该房屋内居住。大源镇政府认定其属于寄居人员，不应计入安置人口并无不当。综上，杨秋华要求大源镇政府确定其享有购买90平方米安置房并签订协议的资格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杨秋华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杨秋华不服，向本院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违背中立裁判原则，不告不理原则，审理程序违法，其作出的判决不具备合法性、正当性。1、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9页至第10页记载：上诉人并非被搬迁的房屋及其附属物的合法所有权人，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被补偿人及安置方案规定的被搬迁人范围。被上诉人在一审答辩：上诉人不符合安置人口的条件为两个：第一个条件不是常住人口，第二个条件是寄居人口。没有第三个条件不符合(详见答辩状)。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不符合安置人口条件，并不包括房屋所有人为安置条件之一，一审法院自行为被上诉人创设了一个不符合安置条件，一审法院并非行政机构，系司法审判机关，无权为行政机关已作出的行政决定单方增设作出行政决定的理由，即使被上诉人当庭新增加房屋所有人为安置人口的新条件之一，根据法律规定，也是不合法的，一审违背了中立裁判、不告不理的原则。2、一审法院判决书第8页记载：2017年11月13日，董海龙作为大源镇亭山村案涉房屋的户主与第三人江南城投公司签订了补偿协议，该协议中约定的安置人口为董海龙及其两个女儿，上诉人未包含在协议约定安置的范围内，案涉房屋现已腾空拆除。上诉人认为：该段事实除非被上诉人提供了董海龙签订的安置协议，否则无法查清该事实，而被上诉人并未提供董海龙的安置协议，何来的该段事实，估计也是一审法院自行凭被上诉人单方口述认定的，违背了证据认定原则，也违背了中立裁判原则。二、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错误查明:上诉人再婚后至今亦未在该房屋内居住(判决书第10页)。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事实是:2015年9月11日，董海龙因信用卡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在服刑前即2015年9月左右，董海龙将案涉房屋(位于大源镇亭山村新农村××号)交由上诉人使用。2016年1月6日，上诉人将案涉房屋进行出租，租赁期限至2017年11月28日止(发布拆迁公告日期为2017年10月)，并收取该房租金。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为据：证据1、(2015)杭富刑初字第683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该判决书记载：董海龙在2015年9月11日被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刑6年有期徒刑的事实；证据2、详细显示租赁房屋信息一份，该租赁房屋信息记载：案涉房屋出租人为杨秋华，租用状态为启租，租赁期限为：2016年1月6日至2017年11月28日止；证据3、董海龙出具的证明一份，该证明记载：本人将亭山的房子交由杨秋华使用，后杨秋华将该房出租，出租的收益归杨秋华。以上证据足以证实，上诉人对案涉拆迁房拆迁前一年进行使用、包括出租等事实，一审认定上诉人未在再婚后居住案涉房屋与事实不符。三、上诉人具备安置人口资格。1、上诉人属于在册常住人口。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期间对在册常住人口的陈述为：并非在亭山村连续居住满一年为条件，而是偶尔回来居住也算(不知道外嫁女偶尔回来如何认定)。比如外嫁女己出嫁，只要偶尔回来也算，也能享受安置资格(请求二审法院核实一审庭审笔录，同时已向贵院要求调取被上诉人安置外嫁女人员名单，安置方案等材料)。上诉人认为：外嫁女的户口虽也在亭山村，但并非长期在亭山村居住，此次安置外嫁女享有安置资格，足以证明在亭山村居住时间长短并非常住人口的认定标准，而是户口仍在亭山村为安置条件，且上文详细阐述，上诉人对案涉拆迁房屋出租使用等事实，足以证实上诉人经常在亭山村，比外嫁女回亭山村的次数更多，比外嫁女的条件更加符合，故一审以非常住人口为由不予认定安置错误。2、上诉人并非寄居人口，符合安置条件。上诉人认为：根据安置方案第十三条第四款第一项，寄居是指被搬迁人的非直系亲属和因婚姻等户籍迁出后又回迁的人员及其随迁人员等。根据该规定，前提是户籍迁出为前提，之后再回迁，而上诉人系婚姻关系迁入亭山村，之后户口并未迁出，故一审认定属于寄居人口与该规定不符。3、是否系该房屋的所有人并非认定安置人口的标准。上文已详细阐述被上诉人并未主张房屋所有人并非安置条件，该安置条件系一审法院自行创立，系违法的。退一步讲，即使该房屋所有人为安置条件之一，部分外嫁女在亭山村并没有分得土地、其父母建造房屋时也未分得宅基地建房，出嫁后也未居住在亭山村，外嫁女在亭山村并无房屋产权(已向二审法院调取外嫁女在其父母房屋产权登记资料，证实外嫁女在亭山村无产权房)，但却符合安置条件，足以证实房屋产权所有人并非安置条件之一，故一审法院自行创立的安置条件不能成立。另，被上诉人作出上诉人不享有安置条件的决定程序不合法：根据房屋搬迁拆迁安置方案第5条第2项、第3项的规定，拆迁的签约时间最迟在2017年11月18日之前，腾空时间是2017年12月8日之前，被上诉人先作出上诉人不享有安置资格，之后再补充证据。其一审提供的大源镇亭山村于2018年4月16日出具的常住人口的证明，能够证实被上诉人先作出决定再来取证证明其决定的合法性。综上，请求：1、判决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作出认定上诉人享有位于杭州市××区××镇××山村90平方米安置房资格、安置人口资格，并签订房屋安置协议等手续，或者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大源镇政府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具体答辩如下：1、针对上诉人第一个上诉理由。（1）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额外增加关于被拆迁房屋所有权人的认定，违背裁判中立、不告不理原则，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作出该事实的认定并没有改变上诉人不是常住人口而是寄居人员的关键事实。（2）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于安置协议签订情况作了较多叙述，被上诉人认为这是原审法院对于本案全面调查、查清事实的表现。2、上诉人第二个上诉理由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错误，主要是认为上诉人有经常居住的事实。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关于有没有经常居住，亭山村委会专门有这方面的证据证实。3、上诉人第三个上诉理由是关于上诉人具备安置人口资格的问题：一是关于常住人口的问题，一是关于是否是寄居人员的问题。针对该两个问题一审中被上诉人也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上诉人在上诉时也没有提供新的理由来推翻这两点事实。4、被上诉人方作出认定结论前，所有的调查工作都已完成，程序上合法合规。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江南城投公司同意大源镇政府的答辩意见。 二审期间，本院将大源镇政府提供的《搬迁补偿协议书》、《安置人口析产协议》交由各方质证。对两份协议的形式真实性，本院均予确认。二审期间，上诉人申请本院调取案涉项目安置中涉及外嫁女的相关材料。因该材料与本案不具有直接关联性，本院对该调查取证申请不予准许。 经审查，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第二条规定：“本市市辖区范围内，因公共利益需要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及其附属物补偿安置的，适用本条例。”第五条规定：“……被补偿人是指被征收土地涉及补偿的房屋及其附属物的合法所有权人。”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安置人口按照被补偿人家庭常住户口人数确定。……”案涉房屋登记于董海龙父母名下，杨秋华与董海龙于2013年6月13日离婚时约定双方并无夫妻共同财产，有当时所签离婚协议为据，故对2017年11月10日《安置人口析产协议》中再行约定该房产归杨秋华与董海龙共同共有一节，本院不予采纳。据此，杨秋华并非被搬迁的房屋及其附属物的合法所有权人。本案杨秋华系因与董海龙结婚户口迁入案涉房屋，其与董海龙离婚并于2014年再婚另组家庭后，与夫家一同居住，系客观事实。关于杨秋华所称董海龙同意其将案涉房屋出租收益一节，并不能等同于在案涉房屋内常住。虽然杨秋华的户口在离婚后仍挂靠在前夫董海龙户内，但其显然已非董海龙户内常住家庭成员。综上，大源镇政府认定本案杨秋华不具有安置人口资格，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杨秋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晓辉 审判员  王银江 审判员  刘 斌 二〇一九年三月五日 书记员  汪金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