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11民终12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蓝真连，女，1967年7月3日出生，畲族，住丽水市莲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伟力、支慧，浙江博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尹立红，女，1967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丽水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惠斌，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男，1961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丽水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惠斌，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蓝真连、尹立红因与被上诉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2018）浙1102民初26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蓝真连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第二项内容，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案件诉讼费用由对方当事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案涉的录音证据能证实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尹立红之间的借贷关系真实合法有效。原审法院认为，案涉的录音证据主要内容为双方就案涉的借款如何处理进行的协商，并不能构成借款主体关系（上诉人和洪纳新）的变更或被上诉人尹立红对原有借款提供担保。上诉人认为，录音证据非常清楚明确证实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尹立红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如在录音文字记录第一页被上诉人尹立红说道“蓝科17年那几笔都是临时的，那我认的，我说当时也是帮一下忙，我说不是投资，我一再强调，我也一再保你这俩人的”，如在第二页上诉人说到“但是后来我的140万元全是临时的，给你临时周转的”，被上诉人尹立红回答是“对对，你们两个这么说，对对”。之后上诉人又再次说道“但是我跟老包后面那些钱实际上就是给你应急的，不是投资的”，被上诉人尹立红再次确认“我承认这个，我说我承认这个的”。上述对话内容非常明确证实，上诉人出借给被上诉人尹立红的款项不是投资款，是给她临时周转使用的，在性质上应属借款无疑。之后，被上诉人尹立红还多次表示案涉借款她是要归还的，并希望上诉人能给她一定时间，她尽快处理资产，资产变现后第一时间归还由上诉人出借给她的相关借款。上述这些对话都非常清楚地表明案涉款项是由上诉人出借给被上诉人尹立红的。上诉人认为案涉的录音证据能证实上诉人蓝真连和被上诉人尹立红之间的借贷关系真实存在且合法有效，是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的关键证据。要全面查明案情，厘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理应全面、客观、仔细地审查这份可能影响本案定性的关键录音。尤其是前面提到的这几句关键对话录音，客观、真实地反映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对相关款项来往数目及借款性质的认可，是毫无疑问的。因此，上诉人实在是不知道原审法院为什么会得出与录音证据反应内容所不一致的结论，唯一解释就是原审法院可能没有认真、完整地听取录音，以至于错误地理解了录音的内容，作出了片面且断章取义的理解，进而严重影响了本案事实的认定，依法应予纠正。二、被上诉人尹立红持有并提交的微信记录证据不完整，应做出对其不利的推定。被上诉人尹立红提交的2017年3月24日的微信记录并不完整，且存在有剪辑的行为，被上诉人尹立红的代理人在庭上也承认该微信记录不完整。该份证据在真实性及客观性上存在明显瑕疵，是否可作为本案证据使用亦值得商榷。由于上诉人当时没有保存该微信聊天记录，导致无法提供该微信记录。但被上诉人尹立红自己提交该微信聊天记录证据，说明该证据是保存在被上诉人尹立红处，上诉人认为该微信的完整记录可以证明2017年3月24日该笔30万元款项是被上诉人尹立红向上诉人借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之规定，可以推定上诉人主张成立。但原审法院对该份证据却做出了有利于被上诉人尹立红的认定，显然违背法律规定，依法应予纠正。三、原审法院对上诉人递交的《洪纳新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单》证据未予以评判，显然是错误的。上诉人递交的证据《洪纳新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单》，原审法院竟然未将其列在上诉人递交证据里面，对该份证据原审法院也未对其进行评判，显然是遗漏该份证据。该份证据恰恰可以证实，被上诉人尹立红和洪纳新之间款项往来非常频繁，基本上都是由被上诉人尹立红将款项汇给洪纳新之后，洪纳新随即又通过另外一个银行账户将款项汇还给被上诉人尹立红，在汇款时间和转账金额上都能一一对应，具有明显的连贯性，再结合被上诉人尹立红12月8日30万元的借款，亦是通过洪纳新账户在12月25日归还给上诉人这一事实，可以确认被上诉人尹立红和洪纳新之间账户、资金是混同的，本案当中洪纳新更像是一个专门为被上诉人尹立红处理借贷事务的代办人并且二审我们还将提供新证据能证明上诉人尹立红有吃利差的事实。四、案涉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被上诉人**理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两被上诉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在庆元、丽水莲都区前后购置多达6套房屋。两被上诉人均是国家公职人员，仅凭两被上诉人的工资收入是无法购置上述巨额的房产的。被上诉人尹立红在2018年2月22日的录音里亲自承认在外投资有20年（录音文字记录第4页的黑体字）。上诉人认为，两被上诉人在外投资多年，并购置巨额的固定资产，向上诉人借款的理由也是对外投资和购买房产需要资金。被上诉人**是清楚地知道被上诉人尹立红对外借款的事实，并享受了借款产生的利益。因此，案涉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被上诉人**理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原审判决认为案涉借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显然是认定错误。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尹立红及被上诉人**辩称：一、蓝真连在一审提交的录音材料，不能证明其与尹立红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一）该录音发生在2018年2月12日洪纳新意外死亡之后，不论该录音材料当中有何内容，都不能证明其所主张的在2010年10月份至2017年12月份期间，其与尹立红形成了借贷合意及借贷关系。（二）该录音是蓝真连、包立平为了准备诉讼，而故意多次使用诱导性的语言要求尹立红还款，并且录音当中所谓的借款，都是蓝真连、包立平自说自话。整个录音材料当中，从来没有出现尹立红自己明确认可是其本人向蓝真连、包立平借款的表述。（三）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录音资料属于视听资料，并不能够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而要结合其他证据，才能审查确定。根据尹立红所提供的2017年3月份到2017年12月份相关款项发生时的微信聊天记录，明确显示蓝真连是借款给洪纳新的。（四）该录音材料发生在借款人洪纳新死亡之后，蓝真连、包立平由于所出借的款项未能够归还，而以协商解决方案为名去找尹立红谈话形成的。录音材料中有一句话就很明确，也就是现在怎么处理怎么办。也就是说谈话的目的是要解决洪纳新死亡以后，两人所借出去的钱怎么收回，或者由谁来承担责任的问题，而不是来确定当时钱是借给谁的问题。并且该录音是在尹立红不知情的情况下录制的，同时尹立红在面对两位关系较好的同事出现巨额款项不能收回、包立平又多次以死相要挟的特殊情况下，碍于情面和内心恐慌去违心附和了两人的谈话，但从始至终尹立红从来没有认可过钱是她借的。需要说明的是，从录音当中当两人提出要她写借条时，尹立红明确表示拒绝以及事后尹立红也没有履行过录音中卖房还款的解决方案等事实来看，足以说明尹立红是既不认可借款也不同意包立平两人提出的解决方案的。因此，原审判决认为该录音材料不足以构成对原有的借款主体，也就是蓝真连出借给洪纳新借款的借贷关系变更和尹立红对借款提供担保是完全正确的。另外，我方认为对于此类因某种纠纷而去协商的过程，在当事人没有达成最终的解决方案时，当事人所作的陈述或妥协等比照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是不能作为确定当事人承担法律义务的依据的。二、尹立红在一审提交的与本案争议有关的微信记录的截屏，每页都完整并且不存在剪辑。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在一审庭审中尹立红已经提交了载有聊天记录的手机交给一审法官当庭核验，而且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对方当事人在一审庭审当中也没有提出异议。至于证据的证明力问题，属于另外一个概念。2017年3月24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当中提及的30万元除了有蓝真连与尹立红的对话之外，还有尹立红已发送给蓝真连的其与洪纳新的聊天截屏。也就是在聊天过程中，尹丽红不仅告知了蓝真连说是洪纳新要钱之外，还把其与洪纳新聊天中洪纳新需要资金的截屏发给了蓝真连。因此，该聊天记录能够证明蓝真连是明知洪纳新借款并且同意出借的。除此之外，2017年12月8日的聊天记录中蓝真连自己也提到在洪纳新那里投资已经有130万元；2018年1月4日的聊天记录中尹立红整理了蓝真连借给洪纳新款项共计280万元的清单，其中就包括了3月24日的30万元。因此。原审判决认定2017年3月24日30万元并非是出借给尹立红的，并不仅仅是以3月24日这一张聊天记录来作为证据的。需要说明的是，民间借贷纠纷并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举证原则。蓝真连主张权利就应当对其主张借款给尹立红的事实提供证据，而不应由尹立红来对此来承担举证责任。并且微信聊天记录是蓝真连自己也应当保有的证据，蓝真连自己没有保存并不等于说尹立红就负有了保存两人间所有微信聊天记录的义务。换句话说，如果蓝真连认为该证据对她讲是很有利的，但由于其自身的原因导致证据灭失从而举证不能的话，该责任也只能由蓝真连自己承担，而不是让对方当事人去承担。因此，根本不存在适用民事证据规则的规定，来推定对尹立红不利事实的适用前提。三、原审判决对蓝真连第二次开庭时当庭递交的洪纳新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单没有进行评判完全正确。民事诉讼要求当事人举证质证以及法院的认证都应当围绕案件的争议焦点来进行，而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应当在一个案件里面来处理。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尹立红是否是蓝真连所主张借款的借款人。而案外人洪纳新的银行卡账户的历史明细，从形式和内容上它都只能反映在一段时间内，该特定银行账户与尹立红之间的款项往来的数据，该银行交易记录是不可能证明尹立红与蓝真连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这一事实的，因为两者之间根本就不具有关联性。而且，洪纳新和尹立红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法律关系也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因为蓝真连并没有对洪纳新提出任何的诉讼请求。因此，一审法院对于既跟争议焦点无关联，也不是案件审理范围的证据不进行评判完全正确。上诉人主张尹立红与洪纳新账户资金混同，完全是其单方的主观臆断，因为银行账户存款都是实名制的，并不存在张三和李四有账户混同的情况，而且货币是种类物，在本案中也并不存在上诉人所说的汇款时间、转账金额能一一对应，具有明显的连贯性这一情形。至于上诉状中所提到的尹立红吃利差的问题，我方认为也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因为，蓝真连并没有诉请要求尹立红返还所谓的利差，而吃不吃利差与认定案涉款项谁是借款人之间并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相反，本案当中真正有证据证明的是蓝真连吃利差，或者说是转贷牟利，从现有证据来看蓝真连所出借的资金主要来源是套取银行的信贷资金，这一事实是影响到民间借贷有效性的。四、案涉借款的借款人并不是尹立红，蓝真连与尹立红之间连民间借贷的债权债务都不成立，就谈不上尹立红与**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了。2017年3月到12月期间的案涉争议款项，**并不知情更谈不上同意，而且尹立红在原审当中已经提交的证据也能明确说明这些款项尹立红并没有实际使用到，因而也就不存在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这一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前提，故原审判决不支持蓝真连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认定是完全正确的。至于蓝真连在上诉状当中提到的尹立红和**不可能用工资购买6套房屋，进而推定案涉款项为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该观点也是蓝真连的主观臆断并且缺乏法律常识，无论尹立红和**名下是不是有6套房子，但对该房子是什么时候买的、多少钱购买的、有没有按揭购买以及两人具体的收入情况等，对方当事人在这些问题都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就去做这种推定是纯粹的主观臆断且缺乏法律常识。而且，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从来就没有以夫妻名下有多少套房产作为判断标准。更何况，蓝真连对其主张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五、关于对方当事人当庭所补充的一审所认定的事实没有经过洪纳新或其家属确认的问题。我方认为，在本案当中洪纳新是案外人，而民间借贷纠纷具有合同相对性。现在蓝真连主张合同相对人是尹立红，法庭在查明蓝真连没有证据证明该事实的情况下，驳回了蓝真连的诉讼请求并不存在任何程序问题。另外，一审法院判决主文并没有认定由洪纳新归还蓝真连多少借款，这本身就不是这个案件的审理范围，所以也就不存在对方当事人所提到的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会影响洪纳新或者其家属的利益问题。退一步来讲，对方当事人并不能代表洪纳新或其家属，其无权提出前面的主张。综上所述。对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 上诉人尹立红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蓝真连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蓝真连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存在部分错误。（一）没有证据表明尹立红与蓝真连约定月利率2％。原判决认定双方对“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没有异议”没有相应证据证明。尹立红并不认可其向蓝真连借款，只是对蓝真连借款给洪纳新的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没有异议。（二）原判决认定2017年9月27日30万元系尹立红借款，与事实和证据不符。该笔借款是蓝真连出借给洪纳新，只是通过尹立红账户往来而已（尹收款后随即转给洪纳新，表明尹自己并无资金需求）。由于蓝真连与洪纳新之间借款比较频繁，大部分资金通过尹立红账户往来，尹立红会居中给蓝、洪二人核对账目。2018年1月4日，尹立红通过微信以书面形式发送洪、蓝借款本息明细给蓝真连，其中就有该笔借款，蓝真连予以认可。故该笔借款的借款人很明确就是洪纳新。二、原判决适用法律有不当之处。（一）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主要争议焦点是蓝真连所主张的未还借款的借款人是否为尹立红。在蓝真连未提供借款协议仅提供款项往来凭证的情形下，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等规定进行处理。按照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就本案现有证据，应当认定蓝真连主张尹立红系借款人没有证据证明（包括2017年9月27日30万元），蓝真连的主张不能成立。（二）合同法第二百一十ー条规定，自然人之间借款未明确约定利息的，视为不支付利息。2017年9月27日蓝真连与尹立红的聊天记录中并未提及利息。即便按原判决错误认定系尹立红借款30万元，也不能以蓝真连借款给洪纳新的月利率为2％就推定适用于尹立红借款。更何况，尹立红本人并无向蓝真连借款的意思表示，故原判决适用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有误。（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了民间借贷无效情形（包括套取银行信贷资金高利转贷）；银保监发（2018）10号《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五条规定：严厉打击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再高利转贷。蓝真连提供的银行交易记录及其与尹立红的聊天记录显示，蓝真连提供借款的资金来源于其向银行的信用贷款。即便按原判决错误认定系尹立红借款30万元，依法也不应支持月利率2％的请求。综上所述，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部分错误，应依法对其错误部分进行改判。 上诉人蓝真连答辩称：坚持我方的上诉观点。另外，针对对方当事人的上诉作如下补充：一、对方当事人认为其不做生意而不需要借两分息的借款。我方提醒对方当事人看一下自己在一审中提交的2017年12月7日的微信聊天。在该微信聊天记录里，尹立红非常明确地说到向蓝真连借款30万元、时间大概是半个月左右、利息按照两分计算、到期本息一起归还。这些内容是对方当事人自己亲自发到微信上的。所以我方认为对方当事人主张其不需要去问别人借两分息，与其自身所提供的证据完全矛盾。二、对方当事人认为我方将案外人洪纳新的20万元一并起诉，从而说明我方未按真实情况主张权利。但事实是，我方在开庭宣读起诉状之前就变更了这部分诉讼请求，并不是对方当事人所说的由于开庭拿到了证据而不得不做出变更。对方当事人这一说法，显然是偷换概念，试图误导法庭。三、关于对方当事人所说的多方套取信贷资金转贷牟利的问题。提醒对方当事人注意一下，依据现有证据是说信用资金还有没有，有的话拿过来用一下这些话，都是对方当事人说的。而且，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就是存在着高利转贷这个事实，也不影响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的认定，也不意味着对方当事人不需支付利息或者说资金占用费。四、对方当事人再三强调案涉30万元的微信记录，我们恳请法庭注意其提交证据中的2017年9月27日的微信记录，在该记录当中非常清楚地显示是尹立红她自己说想问我方借用一下。因此，该30万元的借款人是尹立红没有任何的歧义。相反该2017年9月27日的微信记录可以证实，尹立红一审提交的所谓的在此之后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对账的单据在金额上是有错误的，两者自相矛盾，再结合录音证据可以看出案涉借款均都是对方当事人所借。五、2017年3月份，尹立红提出向我方借钱，是因为她知道当时我弟弟超市卖掉了我有钱。如果是投资到洪纳新那里，我绝对是不会投的，因为这不是我能承担的。尹立红是我同事，双方关系也较好，当时我就说洪纳新向我借或者什么投资借款，我是不借的，你尹立红向我借，我是可以临时借你的。正因为这样，我们之间也就没有借条，只有转账记录。在这期间，她已经还了我4笔，总共是260万，现在余下来的140万元，对方说我高利，但我总共只收到35000元利息。洪纳新出事后，尹立红怕我承受不起转给了我5000元，所以总共我收了4万元利息。相反，为了借钱给尹立红，我还垫付了十几万块钱。我不明白怎么会有对方当事人所说的高利这个事。我们之间的微信聊天非常清楚地表明是尹立红借钱，尹立红她有完整的微信记录，但是她只是将对我不利的记录提交给了法庭，而没有提交一个完整的聊天记录。 被上诉人**答辩称：同意上诉人尹立红的上诉意见。 一审原告蓝真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两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140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20‰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被告尹立红系银行同事，两被告系夫妻关系。双方对大部分借款资金通过被告尹立红账户往来，利息按月利率20‰计算及支付情况没有异议。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其中140万元借款的借款人是被告尹立红还是案外人洪纳新。原告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提供：结婚申请书、银行明细清单、转账汇款凭证、录音材料，待证被告尹立红的借款事实。被告为支持自己抗辩主张，提供：银行历史明细清单、微信聊天记录，待证借款系案外人洪纳新所借，原告知道并同意确认。该院认为，被告所举证据2、3、8（其中2017年10月12日、13日的微信聊天记录）、11原被告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内容能够证明被告已告知原告借款（2017年3月24日借款30万元，2017年3月28日借款20万元，2017年10月13日借款30万元，2017年12月28日借款30万元）系案外人洪纳新所借，并将其与洪纳新的借款聊天记录截屏发给原告。证据9、12原被告双方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原告对上述款项是借给案外人洪纳新进行了确认。被告的上述举证能证明其中四笔借款，合计人民币110万元系借给案外人洪纳新，原告所举借款交付的银行交易凭证及银行交易明细只能证明借款本息经过尹立红账户中转，不足以证明上述借款发生在原被告之间。原告所提供的原被告之间于2018年2月25日上午的谈话录音资料，主要内容为原被告双方就案涉借款如何处理进行的协商，并不构成对原有借款主体关系（原告与洪纳新）的变更或被告尹立红对借款提供担保。被告所提供的证据8中2017年9月27日原被告微信聊天记录，明确记载被告尹立红向原告借款，原告向其出借300000元，被告所提供的证据9、2017年12月8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据11、2018年1月4日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反映原告虽然将该笔借款统计在向案外人洪纳新的借款中，只能说明原告因上述借款均通过被告尹立红中转，从来对借款主体未加区分所作出的错误表述，同理不构成对原有借款主体关系（原告与被告尹立红）的变更，故应认定该笔借款系被告尹立红所借。 综上，原告所主张的借款本金1600000元中，2010年12月7日10万元，2013年4月26日10万元，原告已自认系出借给案外人洪纳新，被告已举证证明借款110万元（2017年3月24日借款30万元，2017年3月28日借款20万元，2017年10月13日借款30万元，2017年12月28日借款30万元）系原告出借给案外人洪纳新，认定被告尹立红向原告所借款项为2017年9月27日的30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尹立红向原告借款后，未按约定归还本金并支付利息，构成违约，其应承担还本付息的民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对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债权人应承担系夫妻共同债务的举证责任。对该笔借款原告未举证证明系用于两被告夫妻共同生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对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尹立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蓝真连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17年9月27日起按月利率20‰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蓝真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212元，由原告蓝真连负担11212元，被告尹立红负担10000元。 二审期间，本院根据上诉人蓝真连的申请，调取了保存于上诉人尹立红工作电脑中的众亲友历年放在湖州洪纳新处的投资情况表（注：本息收回的不在其列）、洪纳新临时调用投资情况表共四份，该投资情况表分别载明了2014年、2015年、2016年及2017年2月前，未收回款项人员的姓名、本金、存放日期、已计息日期及备注等内容。上诉人蓝真连质证认为，对证据三性均无异议；该证据可证实被上诉人**清楚尹立红在外有巨额投资的事实，且被上诉人**也参与了投资，被上诉人**对案涉借款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另外，该证据结合尹立红的银行交易记录可以证实尹立红吃利差的事实，故尹立红根本不是“中转人”而是借款人，其动机就是为谋取利差。上诉人尹立红及被上诉人**质证认为，保存证据的工作电脑在2017年初交回单位后，相关人员也可能打开，现在调取的投资情况表是否属于当时的原始表格，无法确定；表格抬头是对的，但表格当中有部分内容有误，如**等150万元并没有该投资。其他的记载因人员多、时间长，现无法确认，且其中大部分人的投资款并非通过尹立红的户头，而是他们自己打给洪纳新的；表格记载的未付利息是虚的，尹立红并未收到过，而且该表格除蓝真连自认的两笔10万元外，其他内容与案涉争议并无关联，对本案处理没有任何影响。本院认为，除上诉人蓝真连已自认系出借给案外人洪纳新的2010年12月7日及2013年4月26日的各10万元款项外，前述投资情况表所载之内容均为案涉其他争议款项发生前的事项，故该投资情况表与本案处理不再具有关联性，本院在本案中不予采信。 二审经审理查明，从2010年起，蓝真连与尹立红之间的银行账户即存在着较为频繁的交易往来。2010年12月7日、2013年4月26日蓝真连分别向洪纳新汇款各10万元。在本案诉讼过程中，蓝真连自认前述款项系出借给案外人洪纳新的借款。2017年3月24日、3月28日、10月13日、12月28日及9月27日，蓝真连分别向尹立红汇款30万元、20万元、30万元、30万元、30万元，共计140万元。尹立红在收款后的当天，即将前述款项汇入了案外人洪纳新的银行账户。 本院认为，在本案中，2010年12月7日、2013年4月26日的两笔10万元款项，由于在一审中上诉人蓝真连已自认系出借给案外人洪纳新，且其在二审中也未提供充分证据推翻该自认，故原判未认定该款项属于两上诉人之间的借款，并无不当；2017年9月27日的30万元款项，根据双方当事人在当天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上诉人尹立红系以自己的名义向上诉人蓝真连提出了“……，如果没有用出去我想问你借一下，……”的借款请求，且在事后，上诉人蓝真连对上诉人尹立红将该款项列入案外人洪纳新借款范围亦未明确予以确认，故原判认定该款项应属上诉人尹立红所借，有其依据；至于另外的110万元款项确系由上诉人蓝真连汇入上诉人尹立红的银行账户，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上诉人蓝真连已经完成了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初步举证责任。现上诉人尹立红虽抗辩该款项为上诉人蓝真连通过其向案外人进行“投资”的款项，并提供了双方之间的微信记录进行反驳。而上诉人蓝真连为进一步举证证明该款项为借款，也提交了双方之间的录音材料予以佐证。从当事人所提供的微信记录来看，在该款项转账时双方当事人之间就款项的性质确实有一定的投资意思表示，但对该投资款项是投给尹立红还是投给洪纳新并没有明确；之后，双方当事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虽确有体现出款项投资给案外人洪纳新的部分内容，但结合案涉谈话录音当中上诉人尹立红在案外人洪纳新死亡后仍多次有认可该款项系借款的意思表示之事实，可认定依据现有证据，上诉人尹立红就其抗辩所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形成高度盖然性的证据优势，其抗辩前述款项系上诉人蓝真连与案外人之间所形成的投资（借款）关系，依据不足。因此，上诉人蓝真连要求上诉人尹立红归还该110万元款项的请求成立，应予支持。 关于案涉借款利息问题，上诉人尹立红在否认案涉款项系其借款的情况下，其陈述借款需按月利率2%计付利息，不应认定为系其自认本人需按该标准计付利息；同时，在本案中并无充分证据能够证实双方当事人对款项的利息有明确的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应视为前述140万元借款不计付利息，故对上诉人蓝真连提起本案诉讼前的利息诉请不予支持，而对起诉后的利息则可按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予以计付。上诉人尹立红虽然主张案涉2017年9月27日的30万元款项，上诉人蓝真连系套取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但其并未提供该款项来源于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的充分证据，故上诉人尹立红的该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在本案中，上诉人蓝真连虽然还主张案涉争议款项系属被上诉人**的夫妻共同债务，但由于案涉借款数额较大，且双方当事人又属同一单位的职工，有稳定的工资收入，应认定上诉人蓝真连对该借款已超出上诉人尹立红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系属明知；同时，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上诉人蓝真连亦未提供该负债系用于上诉人尹立红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的充分证据，故上诉人蓝真连的前述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蓝真连要求本院调取2014年12月1日至2018年2月14日上诉人尹立红与案外人洪纳新相关银行账户流水记录，用以待证上诉人尹立红借取案涉款项后转贷牟利事实的问题。如前所述，由于其诉请已得到支持，故对该申请已无再行取证之必要。 关于上诉人蓝真连主张的一审法院未对其提交的案外人洪纳新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进行评判错误的问题。经查，原判虽未对该证据进行评判，但一审法院已当庭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该组证据进行了举证、质证，且该交易流水信息只能说明上诉人尹立红与案外人洪纳新之间银行账户款项往来频繁，而并不等同于两人银行账户、资金混同，也与认定上诉人尹立红是否为案涉争议款项的借款人并无直接联系，故对一审判决的前述瑕疵，本院仅在此予以指正。 综上所述，上诉人蓝真连、尹立红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为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2018）浙1102民初2264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尹立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上诉人蓝真连借款14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8年4月1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至款项还清日止）； 三、驳回上诉人蓝真连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1212元，由上诉人尹立红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2666元，由上诉人蓝真连负担16666元，上诉人尹立红负担6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永红 审 判 员 程允平 审 判 员 翁王婷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五日 代书记员 杜一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