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20民初12715号原告：邓时材，男，1976年10月15日生，汉族，住福建省。委托诉讼代理人：顾燕红，上海市九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贤通动力成套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法定代表人：梁昆，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秀红，女。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榕，上海徐卫红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邓时材与被告上海贤通动力成套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贤通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4日立案受理后，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于2018年7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转为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2月26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时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顾燕红、被告贤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榕到庭参加了二次庭审，原告邓时材到庭参加了第一次庭审、被告贤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秀红到庭参加了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时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确认原、被告于2003年6月至2018年1月存在劳动关系；2、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人民币804,780元(以下币种同)(26,826元/月×15个月×2倍)。事实与理由：原告经人介绍于2003年6月进入被告处工作，担任焊工，起先由公司安排在全国的工地上进行工作，2009年、2015年期间，公司安排原告出国负责焊接和项目管理，2017年11月回国后，被公司告知由于管理变化，无法继续聘用原告，不再安排原告工作和支付工资报酬。2003年至今，被告从未为原告缴纳社保。现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是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且无正当理由，应支付经济赔偿金，故诉至法院。贤通公司辩称，与原告系劳务关系，期间为2014年4月20日至2016年9月30日，即便构成劳动关系，双方已于2016年9月30日解除，原告的诉讼时效已过；原告诉请的平均工资计算标准不应超过上一年度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倍。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基于本院确认的证据及原、被告的庭审陈述，本院依法确认以下事实：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期间，负责被告在国内外的项目工程中焊接和项目管理工作。2018年4月2日，原告因与被告间的争议向上海市奉贤区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提出调解申请。2018年4月16日，上海市奉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依法受理了原告的仲裁申请，其请求：1、确认与被告于2003年6月至2018年1月存在劳动关系；2、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804,780元。2018年5月18日，该委作出裁决：对原告的请求均不予支持。原告不服，遂涉诉。对双方有争议的事实，原告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原告2008年1月26日至2012年12月21日、2013年2月10日至2018年1月22日银行明细。其中2012年2月、5月至12月、2013年1月至3月、7月至12月、2014年1月至4月、9月无汇款记录；首笔付款由梁昆于2010年11月6日支付；付款人张燕自2016年10月21日起向原告付款；2017年1月24日，宋晓文转账10,000元；2017年5月10日，梁昆转账25,000元。原告认为，汇款人梁昆为被告法定代表人、宋晓文为被告会计或管理人员、张燕为被告财务负责人，上述三人自2010年11月起，轮流向原告支付工资，证明原、被告存在劳动关系，而2003年至2010年期间的工资为现金发放。其中2017年5月10日梁昆汇入的25,000元系奖励，与2017年5月9日的邮件中提到的相吻合，证明当时双方劳动关系依然存在。被告认为，银行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明细中没有2013年6月9日至2014年5月12日期间的的记录，印证了原、被告于2011年11月至2013年6月期间存在劳务关系，于2014年4月20日原告再次与被告建立了劳务关系，直至2016年9月30日。张燕自2016年10月后为上海阜圣机械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阜圣公司)的员工；2017年11月6日被告代理人夏秀红入职时，未见过宋晓文，听说其原来是被告处的行政人员；2017年5月10日，梁昆转账的25,000元系原告未进入阜圣公司之前承诺的提前完工的奖金，原告自2016年10月1日后即为阜圣公司提供劳务，并由该公司代缴个税。2、原告网易邮箱记录公证书，内容为梁昆与原告于2011年4月26日、10月7日、2012年7月13日的来往邮件；原告QQ邮箱记录公证书，内容为王瑞军、向建、梁昆与原告于2015年7月21日、2017年2月3日、2017年5月9日、2017年11月30日的来往邮件，以及未经公证的原告与梁昆间的2011年2月27日、3月10日、4月4日、4月18日网易邮件截图。原告认为，邮件来往期间即2011年4月26日至2017年11月30日，双方存在持续的劳动关系。被告认为，对真实性予以认可，只能证明双方劳务关系期间的工作联系。3、原告与梁昆的QQ聊天记录及公证文书。其中2017-11-20原告：“老板好，我月底就回国了，不知道老板有什么安排？”，梁总：“邓时材，你的工资太高，签合同不显示，我建议你注册一个公司，提供焊接检验服务，还有提供焊工、管工这样的，以后即便你一个人过来做，也以公司的名义，不再以私人名义，这样对你肯定好，相信我”；2017-12-18。原告：“老板好，回来有些日子了，不知道老板有什么安排？我好做打算和计划”，梁总：“邓时材，活几乎没有了，你还是先做别的打算吧，以后有机会找你”。原告认为，2017年11月20日，被告明确拒签劳动合同，有解除的意思表示，12月18日明确不再用工了。被告认为，只认可公证的经过，不认可聊天记录的另一方为梁昆。4、原告身着工作服在工作场所的照片。原告认为，2009、2016年原告都在被告的国外项目工作。被告认为，真实性无法核实，不予认可。5、原告护照复印件，显示原告2016年3月5日、6月29日出境、2017年2月14日入境、2017年7月12日出境。原告认为，原告于2016年1月29日至2017年2月14日，在被告在安哥拉的同一个项目工作，不存在工作单位的变更。被告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项目工程是阜圣公司的，与被告无关。6、阜圣公司企业公示信息。原告认为，阜圣公司于2002年成立，2016年9月14日，公司股东由万军、梁昆变更为张燕、孔德华，同时，法定代表人由万华变更为孔德华，2018年5月22日又变更为郑世台，证明该公司是被告的另一个关联公司，并由该公司代扣被告个税。被告认为，真实性无异议，否认阜圣公司系被告的关联公司。2016年9月，被告将安哥拉的部分工程项目分包给了阜圣公司，同时原告也转为阜圣公司工作7、证人刘某某到庭作证，其陈述：其2007年初入职被告处，系原告同事，其为管工，原告为焊工，日工资为300元/天，原告多点。与原告于2009年在被告在武汉的工地上认识，2009年3月至5月在苏州工地，5月原告去了安哥拉，证人继续在苏州，后来证人到了广州海天工地，原告回国后约2010年也到了广州海天工地，后证人约在2011年7月或8月先调走，2015年6月至12月，两人在安哥拉共事，2015年12月20日，证人先回国，之后就未再见面，微信联系中得知原告在2017年11月回国。2017年11月起，公司不再安排证人干活，现在也在和被告谈劳动合同的事宜，情况和原告差不多。2011年1月9日签订过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工资发放到2017年11月。孔德华是人事经理，张燕是其老婆，不清楚职务。安哥拉项目经理是王瑞军。原告认为，证人是签订劳动合同的被告员工，证明原、被告也存在劳动关系。被告认为，对证人的身份无异议，证人2011年7月从海天调走，至2015年6月一起去安哥拉，中间有4年没有接触原告，在安哥拉也仅仅5个月时间一起共事，不能证明原告2011年至2015年间和2015年12月之后的原告工作情况。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原告缴纳的个税扣缴信息和完税证明，其中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9月30日，由被告代缴，2016年10月至2017年12月31日由阜圣公司代缴。被告认为，原、被告的关系至2016年9月30日结束。原告认为，真实性认可，交款主体原告不清楚，也未经原告同意，原告与阜圣公司没有劳动合同和社保，不能证明原告与阜圣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工资发放也没有异常。原告工资为国内800元/天，国外再加200元/天补贴，每两周休息一天，做一天算一天工资，公司没有直接从其工资中扣税。2、被告《股权激励框架方案/协议》，《安哥拉Refriango项目安装分包合同》、被告支付阜圣公司承包工程款的银行收款通知以及对应的银行付款通知，其中股权激励协议于2015年7月18日由被告和孔德华签订，分包合同双方及收付款通知的收付款双方均为被告和阜圣公司，收付款通知时间为2016年11月至2017年6月，2016年款项用途为“往来款”，2017年为“工程款”。被告认为，孔德华原为被告的员工，因工作出色，原打算奖励公司1%的股份，后因孔不要，所以将阜圣公司给了他，并由阜圣公司承包了部分安哥拉工程，原告自2016年10月起系在为阜圣公司提供劳务。原告认为，认可股权激励协议的真实性，按照协议孔在2018年7月17日前均为被告的员工；分包合同真实性无法确认，两个公司股东混同，阜圣公司只是形式上的独立，无法证明原告与阜圣公司的关系；银行收付款通知也无法证明与分包合同的关联。另查明，原告银行明细中显示：2017年7月19日，由“王*飞”支付8,280元，8月14日、9月20日、10月23日、11月21日、12月18日、2018年1月17日，分别由“上*司”支付18,000元、31,000元、30,000元、31,000元、29,000元、1,537元。庭审中，原告称银行明细中工资发放缺失的月份，系由于被告没有接到工程，员工工资按天计算，故待工期间无收入。以上事实，由仲裁裁决书、银行明细、公证书、邮件截图、照片、护照复印件、企业公示信息、个人所得税扣缴信息、《股权激励框架方案/协议》，《安哥拉Refriango项目安装分包合同》、银行收付款通知以及庭审笔录等证据所证实，经当庭质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构成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本案原、被告未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故本案应当审查双方在开始阶段到底希望建立何种法律关系及其有无相关的合意。从双方是否具备建立劳动关系合意角度分析：首先，从邓时材的举证来看，其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与贤通公司就订立劳动合同进行过明确磋商，且双方就此达成了合意。其次，邓时材在贤通公司工作期间，也未就贤通公司所发薪酬代扣代缴税金及社会保险费缴纳事宜展开明确磋商，原告也从未就贤通公司以“做一天，算一天”、“无工程即无工资”的计薪方式提出过异议。在原告开始为被告工作以及在被告接到新工程后再次为被告工作时，邓时材未办理过任何任(入)职手续、也未填写登记表等书面文件，邓时材的多次“待工”也未办理过离职或其他手续，由此可见，邓时材尚未完成其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建立劳动关系合意之举证责任。原告于2012年2月、5月至12月、2013年1月至3月、7月至12月、2014年1月至4月、9月在家“待工”的事实，更能证明双方间的关系，不具有劳动关系应具备的长期性、持续性和稳定性。从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2017年11月20日梁昆陈述：“我建议你注册一个公司，提供焊接检验服务，还有提供焊工、管工这样的，以后即便你一个人过来做，也以公司的名义，不再以私人名义”，也可见被告认为请原告为其提供劳务是建立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的意思。综上，本院认定邓时材与贤通公司间没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对原告提出的确认劳动关系以及以构成劳动关系为基础的经济赔偿金的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邓时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邓时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肖明弟审 判 员  乔 栋人民陪审员  罗 明二〇一九年三月五日书 记 员  白喻宁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