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8民初340号 原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20082956Y，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邮电路23号浙江长城资产大楼9层。 负责人：张范全，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碧佳，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榕，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乐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778269721E，住所地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东港七路99号。 法定代表人：裴春蕾，执行董事。 被告：宁波益尊物产有限公司（原名：中外运宁波物产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MA28129J10，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北路317号和丰创意广场谷庭楼6楼602-603室。 法定代表人：朱建峰，执行董事。 被告：杨邕，男，1978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余姚市。 被告：王颖，女，1980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被告：浙江阳明铜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793366052Y。住所地浙江省衢州市东港七路88号。 法定代表人：朱建峰，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裴春蕾，男，1985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 被告：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0001262Q。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西客站南广场驻京办一号楼B座中色建设大厦。 法定代表人：武翔，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炳生，浙江合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与被告浙江乐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迪公司）、宁波益尊物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尊公司）、杨邕、王颖、浙江阳明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明公司）、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色公司）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2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长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碧佳、叶榕，被告中色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炳生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乐迪公司、益尊公司、杨邕、王颖、阳明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长城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乐迪公司归还借款本金62995531.04元，垫款罚息合计5055913.88元（暂计至2018年9月17日，本息合计68051444.92元，之后的利息、罚息等按合同约定据实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二、就第一项债权，原告有权对乐迪公司提供的坐落于衢州市柯城区房地产（详见抵押物清单）拍卖、变卖价款，在最高担保本金额60237000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三、就第一项债权，原告就乐迪公司出质的对中色公司的应收账款（购销合同编号分别为NFCP161215001、NFCP161103004、NFCP1611101001）拍卖、变卖款分别在最高担保本金额2250万元、2500万元、3000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四、中色公司按照三份商业承兑汇票（编号分别为：0010006121095982、0010006121095983、0010006121095991）向原告履行兑付汇票金额共计7750万元的义务；五、益尊公司、杨邕、王颖对乐迪公司的上述第一项债务在最高担保本金额25960万元的范围内，阳明公司对乐迪公司的上述第一债务在最高担保本金额1749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本案诉讼费及原告为本案支出的其他全部费用由上述六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债权情况。被告乐迪公司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支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衢州支行）先后于2016年11月18日、12月9日、12月19日签订编号分别为13812016281132、13812016281133、13812016281229、13812016281269的《开立信用证业务协议书》四份，约定开证金额分别为1000万元、2000万元、700万元和600万元，垫款罚息利率按垫款实际占用时间对应的同档次借款利率基础上浮50%。浦发银行衢州支行先后于2017年11月17日和12月4日、12月14日为乐迪公司垫款四笔，金额分别为9999000元、19998000元和6999300元、5999400元。2016年12月19日，乐迪公司与浦发银行衢州支行签订编号为CD13812016880243的《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协议书》一份，约定开立汇票金额为2000万元，垫款罚息为日利率0.50‰，即年利率18%。2017年12月19日浦发银行衢州支行为乐迪公司垫款19999900元。2018年3月13日乐迪公司归还本金68.96元。综上，浦发银行衢州支行为乐迪公司垫款共计62995600元，乐迪公司归还本金68.96元，现尚欠本金62995531.04元。 二、担保情况。1.浦发银行衢州支行与乐迪公司先后于2016年11月4日、11月7日和12月9日签订编号分别为ZZ1381201600000057、ZZ1381201600000060、ZZ1381201600000075的《应收账款最高额质押合同》三份，约定以乐迪公司对中色公司在编号分别为NFCP161101001、NFCP161103004、NFCP161215001的三份《购销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分别在最高额2250万元、2500万元和3000万元范围内对上述债权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并对担保范围、担保方式、担保期间及违约处理等作出具体约定。2.乐迪公司先后于2017年4月27日、6月5日将其持有的付款人为中色公司的三份编号分别为0010006121095982、0010006121095983、0010006121095991的《商业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给浦发银行衢州支行，合计金额为7750万元。3.浦发银行衢州支行与乐迪公司先后于2012年6月15日、2015年6月15日签订编号为ZD1381201200000044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和编号为ZD1381201200000044-1的《房地产抵押权变更协议》各一份，约定乐迪公司以坐落于衢州市柯城区的房地产[权证号为：衢房权证柯城区字第××号、01××95号、01××96号、01××97号、01××19号、20××07号；土地证号为：衢州国用（2001）第3-00815696号、（2012）第3-0089567号]为2012年6月15日至2018年6月15日期间发生的浦发银行衢州支行对乐迪公司享有的债权在最高额60237000元范围内提供抵押担保，并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他项权证号分别为衢房他证柯城字第××号、15××95号、15××90号、15××93号、15××92号、15××91号和衢市他项（2012）字第3-0087881号、（2012）字第3-0087882号。4.2016年2月26日，浦发银行衢州支行与益尊公司签订编号为ZB1381201600000026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约定由益尊公司为上述债权提供最高额为25960万元的保证担保。2014年12月3日，浦发银行衢州支行与杨邕、王颖签订编号为ZB1381201400000234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约定由杨邕、王颖为上述债权提供最高额为25960万元的保证担保。2015年3月27日，浦发银行衢州支行与阳明公司签订编号为ZB1381201500000056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约定由阳明公司为上述债权提供最高额为17490万元的保证担保。以上保证合同对担保范围、担保方式、担保期间及违约责任等均作出具体约定。 三、债权转让情况。2018年4月18日，浦发银行衢州支行与原告签订编号为浦2018转A10《债权转让协议》一份，将其对乐迪公司拥有的上述债权及相关权利、权益、利益、收益全部转让给原告。同年5月10日，原告与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在《浙江法制报》刊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以报纸公告方式向各被告履行了债权转让的告知义务。 诉讼中，原告明确浦发银行衢州支行基于汇票质押合同关系取得编号分别为0010006121095982、0010006121095983、0010006121095991的三份《商业承兑汇票》，据此主张汇票质权，要求中色公司履行兑付汇票金额共计7750万元的义务。 被告中色公司答辩称，原告对中色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存在重复，即第三项、第四项诉讼请求相互重复。因为乐迪公司未履行双方合同项下的货物交付义务，故中色公司无需支付对价，原告主张的应收账款不存在。中色公司出票时就在汇票上注明“不得转让”字样，浦发银行衢州支行取得案涉汇票存在恶意，不是合法持票人。请求驳回原告对中色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乐迪公司、益尊公司、杨邕、王颖、阳明公司未到庭答辩，也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开立信用证业务协议书》三份、《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协议书》一份、《国内信用证》四份、电子银行承兑汇票一份、借款凭证（借据联）五份、《最高额抵押合同》和《房地产抵押权变更协议》各一份、乐迪公司董事会决议和股东会决议各一份、不动产产权证和他项权证一组、《应收账款最高额质押合同》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以及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业务成交单各三份、《权利最高额质押合同》和《商业承兑汇票》及《拒绝付款理由书》各三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三份、阳明公司股东会决议一份、《债权转让协议》和《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各一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浦发银行衢州支行授信业务凭证一份等证据，拟证明其诉称的事实。中色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提出商业承兑汇票票面记载了“不可转让”字样，原告不得享有票据权利，《应收账款最高额质押合同》没有基础购销合同，应收账款并不存在。 被告中色公司向本院提交《商票预付款合同》传真件三份、《关于无法交货的函》一份、《商业承兑汇票》复印件三份，拟证明其提出的辩称事实主张。原告对《商业承兑汇票》无异议，对《商票预付款合同》《关于无法交货的函》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关于无法交货的函》系乐迪公司于2018年8月8日单方出具，而原告已于2018年4月份受让取得案涉债权。 其他被告均未提交证据，也未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长城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均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可以证明原告主张的基本事实成立，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中色公司提交的《商业承兑汇票》与原告提交的《商业承兑汇票》相同，可以证明三份《商业承兑汇票》正面右下方均标注“不可转让”字样；其提交的《商票预付款合同》《关于无法交货的函》，仅与三汇票的基础法律关系相关，与讼争的汇票质押关系没有关联性，不予认定。 经审理，本院对原告主张的案件基本事实均予认定。另查明，浦发银行衢州支行按照约定根据被告乐迪公司的申请分别于2016年11月18日、12月9日、12月19日为乐迪公司开立国内信用证四份，开证金额分别为1000万元、2000万元、700万元、600万元，于2016年12月19日为乐迪公司开出电子银行承兑汇票一份，票据金额为2000万元。浦发银行衢州支行与益尊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被担保债权为，浦发银行衢州支行在2016年2月26日至2019年2月26日期间内与乐迪公司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最高不超过25960万元的债权；与杨邕、王颖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被担保债权为，浦发银行衢州支行在2014年12月2日至2017年12月2日期间内与乐迪公司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最高不超过25960万元的债权；与阳明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被担保债权为，浦发银行衢州支行在2015年3月27日至2018年3月27日期间内与乐迪公司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最高不超过17490万元的债权。三份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方式均为连带责任保证。浦发银行衢州支行与乐迪公司于2016年11月4日、11月7日和12月9日签订三份《应收账款最高额质押合同》后，未在信贷征信机构办理应收账款出质登记。案涉三份《商业承兑汇票》的正面出票人签章下方均标注“不可转让”字样。三份商业承兑汇票到期后，浦发银行衢州支行向被告中色公司进行托收，均被拒绝付款。 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浦发银行衢州支行分别与被告乐迪公司、益尊公司、杨邕、王颖、阳明公司、中色公司签订的《开立信用证业务协议书》《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协议书》《最高额抵押合同》《房地产抵押权变更协议》《应收账款最高额质押合同》《权利最高额质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等合同均系各相关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确认有效。原告长城公司与浦发银行衢州支行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亦合法有效，且以公告的方式通知了债务人和各担保人，原告已受让取得浦发银行衢州支行享有的上述债权及相关从权利，依法可以行使相应权利。浦发银行衢州支行依约为被告乐迪公司垫款后，乐迪公司未按约定及时归还垫款本息，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长城公司要求其还本付息的诉请，合法有据，予以支持。《最高额抵押合同》项下的抵押物均已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已设立，抵押权人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讼争债权亦均发生于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期限内，长城公司请求行使抵押权，应予支持。本案讼争债权均发生于被告益尊公司、杨邕、王颖、阳明公司与浦发银行衢州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内，该各被告均应在各自的最高额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的相应诉讼请求，亦予支持。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长城公司是否享有本案讼争应收账款质权和商业承兑汇票质权。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以应收账款出质，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信贷征信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可见，应收账款质权采取登记设立原则。因本案当事人未办理讼争应收账款出质登记，根据物权法定原则，原告长城公司不享有讼争应收账款质权，其主张行使该项质权，没有依据，不予支持。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出票人在汇票上记载‘不得转让’字样的，汇票不得转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三条规定，依照票据法第二十七的规定，出票人在票据上记载“不得转让”字样，其后手以此票据进行质押的，通过质押取得票据的持票人主张票据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讼争三份《商业承兑汇票》的正面出票人签章下方记载的“不可转让”字样，在无相反证据反证的情况下，应认定为系出票人中色公司记载。根据前述票据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该汇票不得转让，即使出质，通过质押取得票据的持票人主张票据权利的，人民法院亦不予支持。现原告长城公司主张其享有上述三汇票质权并据此行使票据权利，有违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之明文规定，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百零三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浙江乐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偿还垫款本金62995531.04元及利息（暂计算至2018年9月17日，利息、罚息合计5055913.88元，之后的利息、罚息等按对应合同约定据实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二、原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被告浙江乐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的坐落于衢州市柯城区的房地产[房屋所有权证号分别为：衢房权证柯城区字第××号、01××95号、01××96号、01××97号、01××19号、20××07号；土地使用权证号分别为：衢州国用（2001）第3-00815696号（2012）第3-0089567号]经依法拍卖、变卖所得款项就被告浙江乐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前述第一项付款义务在最高额60237000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三、被告宁波益尊物产有限公司对被告浙江乐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前述第一项付款义务在最高额2596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被告杨邕、王颖对被告浙江乐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前述第一项付款义务在最高额2596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五、被告浙江阳明铜业有限公司对被告浙江乐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前述第一项付款义务在最高额1749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各保证人被告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被告浙江乐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追偿； 六、驳回原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82057元，由被告浙江乐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宁波益尊物产有限公司、杨邕、王颖、浙江阳明铜业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汪 佳 审 判 员  舒红胜 人民陪审员  翁志欣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倪楚冰 -10-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