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6民终122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涵，男，1971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苟晟，广东迅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嘉雯，广东迅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杰昌，男，1958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柳军，广东循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惠娟，广东循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邓灿云，男，1963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双峰县，原审被告：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泽中凯来不锈钢加工厂，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岗北工业区伟业大道6号之三泰法路鞋业有限公司车间二。法定代表人：邓灿云。原审被告：蓝安群，男，1965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武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丽珍，广东提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佛山市顺德区泰法路鞋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岗北工业区伟业大道6号之三。法定代表人：陈杰昌。上诉人杨涵因与被上诉人陈杰昌、原审被告邓灿云、蓝安群、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泽中凯来不锈钢加工厂（以下简称泽中不锈钢厂）、原审第三人佛山市顺德区泰法路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法路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6民初14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涵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陈杰昌对杨涵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陈杰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陈杰昌具有本案起诉主体资格错误，泰法路公司才是案涉物业的合法所有权人，陈杰昌作为泰法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将泰法路公司所有的物业进行出租应属于职权行为，且物业的交付和租金的收取均为泰法路公司，故泰法路公司才是租赁合同关系的出租方。陈杰昌提交的“确认书”不具备证据法律效力,租赁合同相关的权利依法应当由泰法路公司主张和行使，陈杰昌不具备起诉要求杨涵及其余被告支付租金及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的诉讼主体资格。二、一审法院认定杨涵在2011年底之后与泰法路公司的租赁关系存续并要求杨涵履行交租义务和承担违约责任错位。双方的租赁关系已于2011年4月底自行终止，权利义务已经终止。在此之后，涉案租赁物由邓灿云和泽中不锈钢厂占有和使用，交租义务也是由邓灿云和泽中不锈钢厂履行，陈杰昌提供的收取租金的银行流水，邓灿云提供的银行转账单及由泰法路公司出具的收据、费用报销单均足以证明这一点，无论是泰法路公司还是陈杰昌均无权要求杨涵支付2015年6月至2016年3月租金和承担违约责任。三、一审法院割裂邓灿云与泰法路公司、杨涵与泰法路公司、泽中不锈钢厂与泰法路公司先后签订的三份租赁合同之间的关系，将杨涵视为以自己个人名义承租的承租人，忽略租赁关系及权利义务已由邓灿云、泽中不锈钢厂承接、实际履行的事实。一审法院既认定杨涵应当承担支付租金及违约金的合同义务，又认定邓灿云及泽中不锈钢厂应当对陈杰昌履行合同的相关义务，违背客观事实。因为案涉物业是唯一的，不可能在出租方为同一个主体的情况下同时存在两个承租方，这两个租赁关系客观上无法在同一重合的时间段并存。四、对于自2015年6月至2016年3月交租的租金计算标准，《租赁合同》明确约定该时期租金按照111250元/月或15000元/月的标准计付。一审法院忽略《租赁合同》的约定，以邓灿云、泽中不锈钢厂在2015年4月、5月的交付租金额117730元为由，要求杨涵及邓灿云、泽中不锈钢厂按照117730元/月的标准支付租金，违背了“有约定从约定”的意思自治原则，损害了承租方的合法权益，承租方应当向出租方交付的2015年6月至2016年3月租金，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标准重新计算。五、一审法院判令杨涵与邓灿云、泽中不锈钢厂共同支付自2016年3月1日至2017年10月15日止的场地使用费与其认定的事实相矛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顺德区人民法院相关案件审判及强制执行的案卷材料可以看出，杨涵不是《租赁合同》的实际承租人。2011年5月1日起到2016年3月25日止,案涉《租赁合同》的实际承租人就是邓灿云与泽中不锈钢厂。一审法院一方面判决杨涵与陈杰昌之间的租赁合同已于2016年3月25日解除，另一方面判令杨涵与邓灿云、泽中不锈钢厂共同支付自2016年3月1日至2017年10月15日止的场地使用费。在杨涵没有实际使用涉案场地的情况下，该判决与其认定的事实相矛盾，按月租金117730元为标准计算2015年6月1日至2017年10月15日期间的租金以及使用费同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陈杰昌辩称，一、陈杰昌是涉案《租赁合同》的出租方，具有本案起诉主体资格。首先，虽然涉案租赁物的所有权人是泰法路公司，但泰法路公司于2009年12月30日出具《确认书》，将涉案物业的出租权及收益权转给陈杰昌行使，由陈杰昌负责出租、签订相关的租赁合同并收取租金。因此，陈杰昌有权出租涉案物业，属于涉案物业的合法出租人。其次，本案前后签订了三份内容不一致的《租赁合同》，分别是：1.2010年2月8日的《租赁合同》是陈杰昌与邓灿云签订的，但该合同因对租赁面积、每月租金的具体数额等未明确约定而未生效；2.2010年10月8日的《租赁合同》是陈杰昌与杨涵签订，合同签订后，杨涵依照合同约定支付押金和租金。因此，该合同是本案实际履行的合同；3.2012年7月19日的《租赁合同》虽然是以泰法路公司的名义与泽中不锈钢厂签订，但该合同只是为了解决租赁税的问题而签订，并非双方真正履行的租赁合同，且该合同粘贴有印花税票，并盖有税务机关的核销印章，足以证明了该合同是为应税需要而制作的。再次，陈杰昌提供的2010年10月8日《租赁合同》是陈杰昌以其个人名义与杨涵签订，该合同没有泰法路公司的公章。陈杰昌提供的2010年10月8日《租赁合同》上盖有的泰法路公司的公章，但经司法鉴定该公章并非泰法路公司的公章。因此，2010年10月8日的《租赁合同》出租方是陈杰昌，与泰法路公司无关。最后，在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杨涵及邓灿云均将案涉合同的押金和租金支付至陈杰昌的个人账户，足以证明陈杰昌作为出租方收取了案涉合同押金和租金。二、本案中，杨涵提交了《确认书》拟证明其与陈杰昌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于2011年4月底终止，但经司法鉴定，该《确认书》上加盖的公章并非是泰法路公司的真实公章。因此，杨涵提出陈杰昌与其的租赁关系于2011年4月底终止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三、杨涵、邓灿云与泽中不锈钢厂提出从2011年5月起《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由邓灿云与泽中不锈钢厂承接，涉案物业的实际使用人是邓灿云与泽中不锈钢厂，但这仅是杨涵、邓灿云与泽中不锈钢厂的内部约定，不能对抗陈杰昌，因此，邓灿云与泽中不锈钢厂承接《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并不能免除杨涵合同中的责任。因邓灿云与泽中不锈钢厂确认其为涉案物业的实际使用人，一审判决认定邓灿云与泽中不锈钢厂就拖欠陈杰昌的租金及使用费，与杨涵一起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合理合法。泰法路公司辩称，确认涉案租赁物的出租人为陈杰昌，无论涉案物业的出租人是泰法路公司还是陈杰昌，均不能免除杨涵支付本案租金及场地使用费的责任。因此，若法院认为泰法路公司是涉案物业的出租人，杨涵、邓灿云与泽中不锈钢厂应按照泰法路公司的诉讼请求向泰法路公司承担责任。蓝安群、邓灿云、泽中不锈钢厂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陈杰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陈杰昌和杨涵签订的《租赁合同》，杨涵、邓灿云、蓝安群、泽中不锈钢厂立即将案涉物业返还给陈杰昌；2.杨涵、邓灿云、蓝安群、泽中不锈钢厂向陈杰昌支付自2015年6月1日起至案涉物业实际返还陈杰昌之日止的租金及违约金（租金按117730元/月的标准计付，违约金按应付租金数额以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从2015年6月11日起至杨涵、邓灿云、蓝安群、泽中不锈钢厂将案涉物业实际交付陈杰昌之日止）；3.杨涵、邓灿云、蓝安群、泽中不锈钢厂承担本案诉讼费。泰法路公司作为有独立请求第三人，向一审法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确认泰法路公司为案涉《租赁合同》项下租赁物业的出租人，判决解除泰法路公司与杨涵于2010年10月8日签订的《租赁合同》，杨涵、邓灿云、蓝安群、泽中不锈钢厂立即将《租赁合同》项下的租赁物业交还给泰法路公司；2.判决杨涵、邓灿云、蓝安群、泽中不锈钢厂向泰法路公司支付自2015年6月1日起至将租赁物业交还给泰法路公司之日止按每月117730元的租金标准计算的租金，判决杨涵、邓灿云、蓝安群、泽中不锈钢厂以每月拖欠的租金117730元为基数，向泰法路公司支付从逾期支付之日起即每月11日起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违约金；3.本案诉讼费用由杨涵、邓灿云、蓝安群、泽中不锈钢厂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04年11月30日，泰法路公司登记设立,法定代表人为陈杰昌；该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制造、销售鞋类以及自有物业的出租。泰法路公司取得了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岗北工业区14-1-3地块16774.19平方米土地的使用权，并在该地块建设了办公楼、车间一和车间二。2009年12月30日，泰法路公司出具一份《确认书》，确认将位于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岗北工业区14-1-3地块上的全部物业及空地的出租权、收益权转给陈杰昌行使，由陈杰昌负责出租、签订相关的租赁合同并收取租金。2.2010年2月8日，陈杰昌作为甲方和作为乙方的邓灿云签订了一份《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江北工业区伟业路新修厂房出租给乙方，具体的面积以实际丈量的数据为准；租赁期间为2010年6月8日至2023年6月8日；租金为厂房每月租金13元/平方米，空地每月租金4元/平方米，办公楼和宿舍每月租金9元/平方米；厂房的租金每三年在上期基数的基础上调升10%，其他租金维持不变；乙方应于每月10日前缴纳当月租金；乙方未经甲方同意擅自变更合同或单方提前解除合同的，须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30万元，且甲方有权解除合同收回出租的物业；乙方逾期缴纳租金的，须向甲方支付违约金，每逾期一日，以拖欠租金的数额为基数按每日千分之二计付违约金，若拖欠租金（包括部分拖欠）达30日，则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收回出租的厂房；合同签订时由乙方向甲方支付定金10万元，自定金交付甲方之日，本合同自动生效。合同还就其他事宜进行了约定，但对厂房面积、空地面积和办公用地面积均没有详细约定。2010年2月9日，邓灿云向陈杰昌支付了定金10万元，并由陈杰昌出具了一份收据。3.2010年10月8日，陈杰昌作为甲方和作为乙方的杨涵签订了一份《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岗北工业区伟业路新修厂区的工业厂房（面积5000平方米，车间两间及加长钢构厂房）、空地（车间前后面积1000平方米）和办公室（面积1000平方米，办公楼三层）出租给乙方，具体的面积以实际丈量的数据为准；租赁期间为2010年10月8日至2018年10月8日；乙方每月支付的租金为厂房每月租金17.5元/平方米，空地每月租金4元/平方米，办公楼和宿舍每月租金11元/平方米；厂房的租金每三年在上期基数的基础上调升10%，其他租金维持不变；乙方应于每月10日前缴纳当月租金；乙方未经甲方同意擅自变更合同或单方提前解除合同的，须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30万元，且甲方有权解除合同收回出租的物业；乙方逾期缴纳租金的，须向甲方支付违约金，每逾期一日，以拖欠租金的数额为基数按每日千分之二计付违约金，若拖欠租金（包括部分拖欠）达15日，则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收回出租的厂房；合同签订时由乙方向甲方支付定金10万元，自定金交付甲方之日，本合同自动生效；在甲方将物业交付乙方时，乙方须缴纳押金60万元（含由乙方支付的10万元定金），若乙方没有出现违约情形，则甲方在合同期满后将押金60万元（不计利息）全额退还给乙方，若乙方出现违约情形，则甲方将扣除乙方的违约责任后的押金退还给乙方。合同还就其他事宜进行了约定。2010年10月8日，杨涵支付了押金50万元，并由陈杰昌、泰法路公司签名、盖章出具了一份收据。对于上述《租赁合同》，陈杰昌和杨涵各提供了一份，两份合同约定的内容一致，两份合同甲方代表处署名均为“陈杰昌”，乙方代表处署名均为“杨涵”，不同的是杨涵提供的合同在甲方位置盖有“佛山市顺德区泰法路鞋业有限公司”公章。根据杨涵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对杨涵提供的《租赁合同》上加盖的泰法路公司的公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2018年1月20日，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粤通司鉴中心[2017]文鉴字第242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杨涵提供的《租赁合同》的印文“佛山市顺德区泰法路鞋业有限公司”，与实验样本印文“佛山市顺德区泰法路鞋业有限公司”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倾向认为与电子印模“佛山市顺德区泰法路鞋业有限公司”不是出自同一枚印章的印文。4.2011年12月16日，泽中不锈钢厂成立，企业类型为个人独资企业，唯一的股东为邓灿云，该工厂登记的住所为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岗北工业区伟业大道6号之三泰法路鞋业有限公司车间二。2012年7月19日，泰法路公司和泽中不锈钢厂签订了《租赁合同》，约定泽中不锈钢厂向泰法路公司承租位于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岗北工业区伟业路新修厂区面积为3000平方米的厂房，每月租金为15000元，租金计算为厂房每月租金5元/平方米，厂房租金每三年在上期基数调升10%，其他租金维持不变；期限自2012年8月1日起至2018年7月30日止。5.诉讼中，杨涵提供了一份落款时间为2011年5月1日的《确认书》，内容为：“我公司与杨涵于2010年10月8日所订立的《租赁合同》自2011年5月1日起，承租方转为实际使用方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泽中凯来不锈钢加工厂继续租赁使用。今后泽中凯来不锈钢加工厂作为《租赁合同》的承租方享有承租厂房物业的全部使用权，同时承担承租方的全部合同义务。自2011年5月1日起，以后的一切租赁合同事宜与杨涵无关：杨涵之前已交付的押金、租金等一切合同的费用由杨涵自己向相关方收回结算，本公司不作收退，与本公司无关。自本确认书出具之日起，本公司与杨涵再无《租赁合同》关系。”该《确认书》上加盖了泰法路公司的公章。根据陈杰昌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对《确认书》上加盖的泰法路公司的公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2018年1月20日，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粤通司鉴中心[2017]文鉴字第242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2011年5月1日的《确认书》的印文“佛山市顺德区泰法路鞋业有限公司”，与实验样本印文“佛山市顺德区泰法路鞋业有限公司”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倾向认为与电子印模“佛山市顺德区泰法路鞋业有限公司”不是出自同一枚印章的印文。6.2011年5月10日,蓝晓瀚通过其银行账户向陈杰昌转账73500元以支付厂房租金，2011年5月18日,经陈杰昌签名和泰法路公司盖章出具了收款收据；2011年6月13日,蓝晓瀚通过其银行账户向陈杰昌转账40000元及现金支付方式支付厂房租金，同日，经陈杰昌签名和泰法路公司盖章出具了73500元的收款收据；2012年6月10日，邓一中通过其银行账户向陈杰昌转账100000元以支付厂房租金；2012年11月26日，邓灿云通过其银行账户向陈杰昌转账100000元以支付厂房租金104300元（10月8日-11月8日止）；2013年1月10日，邓灿云通过其银行账户向陈杰昌转账104300元以支付厂房租金；2013年3月12日，邓灿云通过其银行账户向陈杰昌转账104300元以支付厂房租金；2014年9月17日，刘庆成通过其银行账户向陈杰昌转账114730元以支付厂房租金；2014年10月13日，刘庆成通过其银行账户向陈杰昌转账114730元以支付厂房租金；2015年3月19日，刘庆成通过其银行账户向陈杰昌转账117730元以支付厂房租金；2015年4月23日，刘庆成通过其银行账户向陈杰昌转账117730元以支付厂房租金；2015年5月24日，刘庆成通过其银行账户向陈杰昌转账117730元以支付厂房租金。在费用报销单上，刘庆成是在出纳栏处签名。7.陈杰昌陈述杨涵、邓灿云、蓝安群、泽中不锈钢厂自2015年6月起没有再向陈杰昌支付过租金，陈杰昌据此于2016年3月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涉案租赁合同的出租人是谁；二、陈杰昌起诉杨涵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三、杨涵是否拖欠陈杰昌的租金以及杨涵交纳的60万元押金能否冲抵租金；四、谁应对拖欠陈杰昌的租金承担清偿责任。针对上述争议焦点，一审法院分析如下：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涉案物业的产权属于泰法路公司所有，泰法路公司于2009年12月30日出具《确认书》，将涉案物业的出租权和收益权转给陈杰昌行使，由陈杰昌负责出租、签订相关的租赁合同并收取租金，所以，陈杰昌有权出租涉案物业，属于涉案物业的合法出租人。其次，本案前后签订了三份内容不一致的《租赁合同》，其中2010年2月8日和2010年10月8日的《租赁合同》,陈杰昌是以其个人名义与杨涵签订，2012年7月19日的《租赁合同》虽然以泰法路公司的名义与杨涵签订，但陈杰昌提出该合同只是为了解决租赁税的问题而签订，并非双方真正履行的租赁合同，该合同上粘贴有印花税票，并盖有税务机关的核销印章，一审法院对陈杰昌的该主张予以确认。另，杨涵持有的2010年10月8日的《租赁合同》上虽然盖有泰法路公司的公章，但经司法鉴定该公章并非泰法路公司的真实公章。第三，杨涵支付涉案物业的租金均是转入陈杰昌的个人银行账户，虽然有些收款收据加盖了泰法路公司的公章或财务章，但这并不能否定陈杰昌作为出租人的资格。综上，一审法院确认涉案物业的《租赁合同》的出租人为陈杰昌。杨涵提出陈杰昌不是出租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抗辩意见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杨涵提出陈杰昌起诉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依据为2011年5月1日的《确认书》，但经过司法鉴定，该《确认书》上加盖的公章并非泰法路公司的真实公章，且一审法院上述已经分析确认涉案物业的《租赁合同》的出租人为陈杰昌，并非泰法路公司。所以，陈杰昌起诉杨涵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杨涵的抗辩意见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三：根据合同约定，杨涵逾期缴纳租金的，须向陈杰昌支付违约金，每逾期一日，以拖欠租金的数额为基数按每日千分之二计付违约金，若拖欠租金（包括部分拖欠）达15日，则陈杰昌有权解除合同并收回出租的厂房。双方确认，涉案物业的租金交纳到2015年5月份，2015年6月起的租金没有交纳，在陈杰昌催收后杨涵亦没有支付租金，导致陈杰昌于2016年3月1日向一审法院起诉。所以，陈杰昌提出解除与杨涵之间的《租赁合同》并要求杨涵承担继续支付租金和支付违约金的违约责任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陈杰昌在起诉状中提出了解除合同的请求，杨涵收到一审法院送达的起诉状副本的最后时间为2016年3月25日，所以，双方之间的《租赁合同》的解除时间为2016年3月25日。由于杨涵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将涉案物业返还给陈杰昌的具体时间，而根据陈杰昌的陈述，法院将涉案物业内杨涵所有的设备拍卖移交后，才于2017年10月15日将涉案物业移交给陈杰昌，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由于陈杰昌已经实际要回了涉案物业，所以陈杰昌请求杨涵返还涉案物业的请求已经实现。杨涵拖欠陈杰昌的租金应从2015年6月1日起计算至2016年3月25日止，2016年3月26日起至2017年10月15日的使用费应按照月租金标准计算。关于月租金标准，杨涵在拖欠租金前的2016年3月至5月的租金均是按照每月117730元的标准缴纳，证明双方之间已经对《租赁合同》约定的月租金数额进行了变更，按照每月117730元的标准履行。所以，杨涵拖欠陈杰昌从2015年6月1日起至2017年10月15日止的租金以及使用费合计为3237575元（117730元×23个月+117730元÷2）。关于60万元押金能否冲抵租金的问题，应按照租赁合同的有关约定处理。60万元押金是陈杰昌与杨涵于2010年10月8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中约定的内容，也是双方实际履行的合同，而陈杰昌与邓灿云于2010年2月8日签订的《租赁合同》实际没有履行，签订该合同时邓灿云支付给陈杰昌的10万元的定金，在陈杰昌与杨涵于2010年10月8日签订《租赁合同》时转为了押金。根据租赁合同约定，杨涵支付的60万元押金，若杨涵无违约，则陈杰昌将押金60万元（不计息）全额退给杨涵，若杨涵违约，则陈杰昌将扣除杨涵违约责任后的押金退给杨涵。陈杰昌主张以拖欠租金的数额为基数按每日千分之一计算违约金，该计算标准没有超出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违约金的计算期间，应从2015年6月11日起，计算到合同解除之日止。关于计算违约金的租金基数，分别以月租金117730元为基数，从2015年6月至12月和2016年1月至3月的每月的11日起计算至2016年3月25日止，按每日千分之一计算违约金的总额为177419.11元。所以，杨涵支付的60万元押金，在扣减杨涵的违约金177419.11元后，剩余押金422580.89元，应用作冲抵杨涵拖欠陈杰昌的租金以及使用费。用杨涵剩余押金422580.89元冲抵后，杨涵尚拖欠陈杰昌的租金和使用费为2814994.11元（3237575元-422580.89元）。关于争议焦点四：首先，一审法院以上已经分析确认是陈杰昌与杨涵之间发生租赁合同关系，而非泰法路公司；杨涵、邓灿云均有与陈杰昌签订过《租赁合同》，虽然双方实际履行的是陈杰昌与杨涵签订的《租赁合同》，但两《租赁合同》有前后承接关系，且杨涵承认曾有意与邓灿云合作经营泽中不锈钢厂，只是后来由于无法达成合作经营的一致意见，才由邓灿云去履行《租赁合同》，并终止与陈杰昌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但杨涵据以终止与陈杰昌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的依据为《确认书》，但经司法鉴定，该《确认书》上加盖的公章并非泰法路公司的真实公章。所以，杨涵提出其与陈杰昌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已经于2011年4月份终止的抗辩意见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其次，邓灿云、泽中不锈钢厂确认，从2011年5月份起《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由其承接，是涉案物业的实际使用人，但其承接《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后并不能据此免了杨涵的合同责任。所以，拖欠陈杰昌的租金及使用费，应由杨涵、邓灿云、泽中不锈钢厂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由于陈杰昌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蓝安群应当承担责任，故，一审法院对陈杰昌要求蓝安群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陈杰昌解除与杨涵于2010年10月8日签订的《租赁合同》的请求合法有效，合同解除时间为2016年3月25日；二、杨涵、邓灿云、泽中不锈钢厂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陈杰昌支付2015年6月1日至2017年10月15日期间的租金以及使用费合计2814994.11元；三、驳回陈杰昌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泰法路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如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5568.14元(陈杰昌已预交)、鉴定费17200元（陈杰昌已预交）、鉴定费19440元（杨涵已预交），合计52208.17元，由杨涵、邓灿云、泽中不锈钢厂负担。泰法路公司基于独立请求权提出诉请的受理费为28346.83元（泰法路公司已预交），由泰法路公司负担。二审期间，杨涵向本院提交顺德区人民法院《关于被执行人佛山市泽中不锈钢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泽中凯来不锈钢加工厂设备拍卖、变卖所得执行款的协商分配笔录》一份，证明：1.陈杰昌的场地实际承租和使用人是邓灿云以及其自己注册的泽中不锈钢厂，还有一个是邓灿云注册的佛山市泽中不锈钢有限公司；2.顺德区人民法院相关诉讼和执行材料，一审法院明知这一系列的诉讼和执行材料的存在下，没有进行调查取证，其认定杨涵是场地的实际承租和使用人，与事实不符；3.场地使用费的认定方面，一审判决存在错误，因为其没有调取上述证据。泽中不锈钢厂所有设备最迟应该在2016年11月18日拍卖变卖完毕，一审法院根据本案陈杰昌的陈述认定是在2017年10月15日才收回场地，时间和期限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认定在系列执行案件中分配场地使用费给陈杰昌或泰法路公司有误。陈杰昌、邓灿云、泽中不锈钢厂、蓝安群、泰法路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各方进行质证。经审查，杨涵提交的证据为法院出具在执行阶段所做的询问笔录,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该证据与杨涵责任承担关联性问题,本院结合其他证据再行认定。二审庭审后,杨涵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请求本院：1.向佛山市顺德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陈村)调取泰法路公司在2011年期间办理涉案厂房报建材料,并对报建材料中加盖“泰法路公司”印章的资料进行鉴定；2.向顺德区人民法院调取涉及邓灿云、泽中不锈钢厂在执行案中查封、评估、拍卖、分配等案件资料。对于杨涵第一项调查取证申请，本院予以准许，依法到佛山市顺德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进行取证，并未调取到杨涵申请事项提及该期间的报建资料。杨涵第二项调查取证申请的事项与本案讼争的诉讼主体及其认定不具有关联性，对此本院不予准许。本院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7年3月21日庭审中,一审法院询问泰法路公司与杨涵签订的《租赁合同》有两个版本的原因,泰法路公司陈述《租赁合同》签订时,其留底的合同并无加盖公司的公章,但提交给杨涵的合同盖有其公司公章，其主张权利以2010年10月8日与杨涵签订的合同为准（即杨涵提交的加盖泰法路公司公章的合同）。杨涵庭审中陈述与邓灿云、泽中不锈钢厂曾有合作意向，但实际没有进入合伙关系。邓灿云、泽中不锈钢厂确认前期有谈过合伙，但最终没有谈成。蓝安群陈述双方不存在合伙关系。又查明，2018年7月10日，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出具《补充鉴定意见书》，认定送检的检材1落款日期为“2011年5月1日”《确认书》上印文“泰法路公司”与检材2落款日期为“2010.10.8”《租赁合同》上印文“泰法路公司”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本院认为，本案为租赁合同纠纷。围绕着诉辩双方的意见，二审争议焦点为：1.2010年10月8日签订的《租赁合同》出租方是陈杰昌还是泰法路公司；2.杨涵是否已经退出涉案租赁物的租赁关系，出租方要求解除《租赁合同》并要求杨涵就涉案债务与邓灿云、泽中不锈钢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应否支持。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陈杰昌为泰法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于2010年10月8日与杨涵签订《租赁合同》，将涉案租赁物出租予杨涵，该合同存在两个版本，一份加盖“泰法路公司”印章，一份仅有陈杰昌个人签字。针对涉案租赁物出租方主体认定问题，首先，虽根据陈杰昌提交的《确认书》显示，涉案租赁物的权利人泰法路公司已于2009年12月30日将该物业出租权、收益权转让予陈杰昌，赋予陈杰昌对外享有出租、签订相关租赁合同和收取租金的权利，但陈杰昌并无证据证明其与杨涵签订合同之时，已向杨涵出示该份《确认书》，明确涉案租赁物出租方为其本人而非所有权人泰法路公司。陈杰昌为泰法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涉案租赁物所有权人为泰法路公司，杨涵有理由相信陈杰昌的行为代表泰法路公司；其次，杨涵持有的《租赁合同》上有加盖“泰法路公司”的印章虽经鉴定机构鉴定，加盖“泰法路公司”的印章并非“泰法路公司”真实的公章，但根据泰法路公司一审庭审中的自认，泰法路公司该时交付予杨涵的《租赁合同》上是加盖了“泰法路公司”的印章，而其持有的《租赁合同》并未加盖公司印章，泰法路公司自持的《租赁合同》并未加盖公司印章并不影响出租方主体认定。再次，案涉《租赁合同》签订后，租金并非均以陈杰昌名义收取，部分租金转入陈杰昌账户后亦以泰法路公司名义开具租金收据，两者存在混同。泰法路公司在2012年7月9日以其名义而非以陈杰昌名义与邓灿云、泽中不锈钢厂签订的《租赁合同》，如其陈述用于办理税务登记，然从该事实也可佐证，泰法路公司在2009年向陈杰昌出具《确认书》后，其并未完全转让涉案物业的用益物权予陈杰昌。基于上述事实，本院认定陈杰昌在签订案涉《租赁合同》过程中，属于代表泰法路公司履行职务的行为，杨涵上诉主张案涉《租赁合同》出租方应为泰法路公司而非陈杰昌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杨涵上诉主张其与泰法路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已终止，其已退出涉案租赁物的租赁关系，无需向泰法路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陈杰昌、泰法路公司不予认可，认为杨涵并未退出，仍应承担承租人的责任。对此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通过各方举证进行分析，首先，根据杨涵提交的2011年5月1日由“泰法路公司”出具的《确认书》内容显示，泰法路公司确认2011年5月1日以后涉案租赁物承租方已转为实际使用方泽中不锈钢厂继续租赁使用，以后一切租赁合同事宜与杨涵无关。该《确认书》经鉴定机构鉴定，所盖的“泰法路公司”印章虽与泰法路公司备案的印章不一致，但与泰法路公司一审庭审中确认的其盖章交予杨涵的《租赁合同》印章一致，两者属于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杨涵主张该《确认书》为泰法路公司出具，并以此作为双方之间权利义务已终结之依据理据充分。其次，根据邓灿云提供的银行转账明细及泰法路公司出具的《收据》，可反映《确认书》出具后，涉案租赁物的租金缴纳主体确已发生变更，由泽中不锈钢厂实际支付，杨涵不再向出租方支付相关费用。该事实可佐证杨涵主张的《确认书》签订后，其已实际退出涉案租赁物的租赁合同关系，由邓灿云、泽中不锈钢厂承接涉案租赁物继续经营。再次，如陈杰昌、泰法路公司陈述，泰法路公司在2012年7月9日与泽中不锈钢厂签订新的《租赁合同》系用于办理税务，但可间接推定泰法路公司该时清楚涉案租赁物实际使用人并非杨涵，结合前述涉案租赁物租金缴纳主体已变更为邓灿云、泽中不锈钢厂，涉案租赁物的租金、水电费等项费用的交付也由邓灿云、泽中不锈钢厂向泰法路公司履行的客观事实，可进一步印证杨涵提出其已退出涉案租赁物的租赁合同关系。最后，陈杰昌、泰法路公司并无证据证实杨涵与邓灿云之间存在合伙关系，涉案租赁物由双方合伙经营。邓灿云、蓝安群也不认可杨涵与其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并确认杨涵已退还涉案场地的租赁，从2011年5月开始由邓灿云及泽中不锈钢厂承接案涉《租赁合同》相关权利义务。综合上述论析，在杨涵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其已退出涉案租赁物的租赁合同关系的前提下，杨涵上诉主张其在2011年5月1日已与泰法路公司终止双方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二）合同解除……（七）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在双方权利义务已终止的情况下，泰法路公司起诉再行请求解除其与杨涵签订的案涉《租赁合同》，并要求杨涵就实际承租人邓灿云、泽中不锈钢厂在此之后结欠的租金及应支付的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陈杰昌与杨涵签订的《租赁合同》于2016年3月25日解除，并判令杨涵向陈杰昌支付2015年6月1日至2017年10月15日的租金及使用费合计2814994.11元，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经本院认定，泰法路公司为涉案租赁物的实际出租方，邓灿云、泽中不锈钢厂经一审法院判决应支付2015年6月1日至2017年10月15日的租金及使用费合计2814994.11元，支付对象为泰法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杰昌，邓灿云、泽中不锈钢厂、泰法路公司均未在法定期限内就此提起上诉，故此对邓灿云、泽中不锈钢厂债务认定及支付对象问题，本院不再审查。至于本案诉讼费负担问题，依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本院综合本案具体案情，各方可获支持情况予以确认。综上，杨涵的上诉请求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因二审出现新的事实，一审裁判不属于错误裁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6民初1400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二、撤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6民初140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三、变更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6民初140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邓灿云、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泽中凯来不锈钢加工厂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陈杰昌支付2015年6月1日至2017年10月15日期间的租金以及使用费合计2814994.11元；四、驳回陈杰昌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5568.14元，由邓灿云、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泽中凯来不锈钢加工厂负担。鉴定费合计36640元（陈杰昌预交17200元、杨涵预交19440元），由陈杰昌负担；佛山市顺德区泰法路鞋业有限公司基于独立请求权提出诉请的受理费为28346.83元，由佛山市顺德区泰法路鞋业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收费15568.14元，由陈杰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张雪洁审判员  翁丰好审判员  黄玉凤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陈子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