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111民初5206号原告:唐志贵，男，1948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贵阳市花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正虎，贵州听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代理，执业证号：15201200010355427。被告：李声荣，男，1962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被告：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阳市花溪区清华路25号（清华山庄内）。法定代表人:李声荣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民，贵州钝初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执业证号：15201201710013038。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军，贵州黔鹰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代理，执业证号：15201201210918688。第三人：邹琳，女，1970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毕驰，贵州鼎尊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执业证号：15201200011141473。原告唐志贵与被告李声荣、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丰和公司）及第三人邹琳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15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高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唐志贵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正虎，被告李声荣，被告丰和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军、郭民，第三人邹琳委托诉讼代理人毕驰均到庭参加诉讼。因原、被告及第三人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继续审理，本案依法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又因申请庭外和解，扣除审理期限两个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唐志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依法撤销2018年7月6日《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议决议》；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李声荣承担。事实及理由：根据丰和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股东为：唐志贵、邹琳、李声荣，而原告唐志贵因与被告李声荣股权转让纠纷，已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主张与被告李声荣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显示公平，请求予以撤销该股权转让合同。被告李声荣为达到控制公司的目的，在未履行召开股东会会议通知时限规定、未召开股东会以及原告并不知晓的情况下，于2018年7月6日对股东邹琳采用威胁的方式，让邹琳在其单方拟定的《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议决议》上签字，以达到将丰和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原告变更为被告李声荣的目的。为此，邹琳于2018年7月8日向贵阳市花溪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书面《声明》，表明该股东会议决议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向贵阳市花溪区公安局阳光派出所报案。同时，因公司章程及营业执照正副本在原告处，被告李声荣为实施变更法定代表人的非法目的，私自刻制了丰和公司印章，并于2018年8月1日登报谎称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通过以上非法手段达到了其变更法定代表人的目的。据此，因被告李声荣行为侵害了原告及丰和公司的合法权益，股东会决议的产生不符合法律规定，故原告现提起诉讼，诉请如前。被告李声荣辩称，1.原告没有资格担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唐志贵在任职期间个人所负数额特别巨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在2011年6月至2018年7月期间原告一人把持公司，多次侵占公司资产、挪用公司资金数额特别巨大；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公司其他股东的股权；不向股东会汇报工作、不按公司章程规定召开定期和临时股东会，不执行股东会决议，擅自以公司资产为其儿子提供担保，致使公司背负债务。因此依据公司章程和法律规定，原告已经不能在丰和公司担任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而第三人表示不愿意担任，因此就丰和公司的现状而言，均只有由我担任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2.原告所诉与事实不符。我持有丰和公司50%的股权，是丰和公司的控股股东和最大出资人，2018年7月6日召开临时股东会议之前，从2018年6月15日起就多次当面通知原告，但均遭到拒绝，因此在2018年7月4日我与第三人共同决定以书面形式通知唐志贵参加此次临时股东会议，并告知其会议内容，但原告拒绝参会，因此在2018年7月6日上午我再次以电话通知、发信息等方式通知原告参会以及会议的内容，唐志贵在电话中明确不同意会议内容，因此在当日下午我和第三人表决并通过了决议，决议内容由我和第三人签名认可，第三人一直积极配合和支持我的工作，我并没有威胁第三人，而是原告及其家人威逼利诱第三人，向邹琳通过银行汇款500000元，因此第三人出具《声明》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值得怀疑；3.原告的诉求并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丰和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并非股份有限公司，因此无需提前20日通知股东，也无需在临时股东会议召开前15日通知股东，因丰和公司在2018年7月6日下午召开的是临时股东会议，并不是公司章程规定的每年至少召开一定的定期股东会议，公司章程中并没有对召开临时股东会议时间的通知时限作出规定，丰和公司从来都是因法定人员的提议而随时召开，因此2018年7月6日我召集的临时股东会议在原告自动放弃参会权利的情况下，所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在召集程序、表决方式上均合法有效，并未违反公司章程和法律规定，更不应撤销。根据前述股东会决议内容，仅是免除了原告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的职务，重新进行了选举，而参会股东共同持有丰和公司52.5%的股权表决权，因此我和第三人在临时股东会议上共同作出的决定已经能够使该股东会决议产生法律效力，原告借故不到会参与表决对决议并不产生实质影响，因此，原告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丰和公司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2018年7月6日召开的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1.李声荣作为享有丰和公司50%表决权的大股东召集本次股东会临时会议主体适格；会议通知程序合法，在会议召开前三天，李声荣已向原告和第三人通知开会的时间、地点和会议内容，在会议举行当天李声荣再次通知原告会议内容，唐志贵在电话中明确表示不同意该决议，而参会的李声荣和邹琳二人共占有丰和公司52.5%的表决权，表决权已经过半，而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并不违反公司章程，因此所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内容合法有效，不应被撤销。2.邹琳所谓的《声明》不符合客观事实，其陈述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是被李声荣威胁情况下所签，但因其本人系以书面形式认可股东会决议的效力，现又通过口头形式否认书面的股东会决议，书面形式稳定而口头形式流逝易便，效力较低；邹琳并未举证证明李声荣胁迫其签字，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反之李声荣举证其与邹琳的通话录音中，邹琳并未提及被威胁反而要求李声荣保密担心原告知道股东会决议的事实对其不利；3.唐志贵所主张的股东会决议存在瑕疵，应当撤销的理由不能成立。李声荣已经通过短信告知了会议的时间、地点和内容，假定通知程序确有轻微瑕疵，根据法律规定，并未对决议产生实质影响，因此不应撤销。4.原告个人负有大额未清偿的债务，其已经不具备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资格条件，同时其在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对外借款、担保，导致丰和公司诉讼缠身，在建工程被查封，拆迁户不能安置，且丰和公司在原告治理下，从未召集过股东会议、分配过盈余，而李声荣担任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后推动了项目进行，且李声荣并未否认原告在丰和公司的股东身份，公司项目运转顺利原告也会受益；5.为确保丰和公司持续经营，扭亏为盈，不宜针对该股东会决议进行诉讼，否则将会影响公司经营，甚至走向破产；6.丰和公司为积极治理公司已经根据股东会决议办理了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开设新的银行账户、刻制新的印鉴，因决议事项并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亦未损害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7.从公司治理的效率原则以及股东行使权利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出发，公司法关于定期股东会会议的通知时限，不能成为原告拒绝参加股东会会议的当然理由，如原告认为通知时间过短，影响到其对审议事项的准备，应当向公司提出异议并说明合理理由。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邹琳述称，我并没有和李声荣在7月6日办公室召开股东会，而是在2018年7月5日李声荣通知我第二天开会，具体议题我并不清楚，但是因我家中有事无法参会，李声荣责骂我并让我在花溪等他，当天晚上从贵阳到花溪找到我，因我有些害怕在不情愿的情形下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我想先把字签了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再告知工商局并非我自愿签字。后在7月9日我交给工商局一份我自书的声明。综上，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字是没有召开股东会的情况下签署的，是李声荣提前做好之后在7月5日让我签字的，并不是我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案涉股东会决议没有根据公司章程以及相关法律规定依法通知原告，那么该股东会决议应予撤销。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995年5月16日，由原告出资3000000元，原告之女唐小红出资200000元、原告之子唐建波（唐翔别名）出资200000元、邹琳出资200000元组建丰和公司。2001年3月13日，该公司经贵阳市工商城镇管理局花溪分局注册成立，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租赁，建筑安装工程，装饰装潢工程，绿化工程，五交化工程，百货日杂，烟酒，旅游业，并制定了公司章程，其中：第二十四条为“股东会分为定期会和临时会”、第二十五条“股东定期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于每年12月底举行”、第二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召开股东临时会：（一）代表四份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提议时；（二）执行董事认为必要时；（三）监事认为必要时”、第二十七条“公司如召开股东会议，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通知以书面形式发送，并载明会议的时间、地点、内容及其他有关事项”、第二十八条“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二）选举和更换执行董事，决定有关执行董事的报酬事项…”；第二十九条“股东会由执行董事召集并主持。执行董事因特殊原因不能主持股东会议时，由执行董事指定的股东主持”；第三十六条“执行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由股东会选举、罢免”；第五十二条“执行董事、监事、经理或者其他高级职员必须按公司赋予的权力行使职权，不得利用在公司的地位和职权为自己谋私利，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2008年12月11日至2010年11月22日期间，丰和公司陆续将公司章程修改为：股东出资额变更为唐志贵出资4320000元，所占股份为45%；唐翔出资2880000元，所占股份为30%；唐小红出资1920000元，所占股份为20%；邹琳出资480000元，所占股份为5%；公司经营期限延长至2030年3月13日，并对其经营范围也进行了修改，最终修改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销售、租赁；室内装饰工程，绿化工程；批零兼营；计算机及设备、办公自动化设备、微电子运用产品、计算机软件的开发及销售、计算机工程及网络建设，广告策划、企业培训、咨询管理，酒店管理，服装、窗帘布艺、家具、建材、五金、陶瓷、卫浴、地板、灯饰、门业销售。2011年12月，经股东唐志贵、唐翔申请，丰和公司召开全体股东大会，形成如下决议：同意公司股东唐志贵将其持有公司45%股权中的20%作价1920000元、唐翔将其持有公司的30%股权作价2880000转让给李声荣。原公司股东唐小红、邹琳自愿放弃优先购买权，股权转让后公司任职机构不变，并同意就上述变更事项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2011年5月13日，原告唐志贵、唐翔作为出让方与被告李声荣（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唐志贵将其持有的丰和公司45%股权中的20%作价1920000元转让给李声荣，唐翔将其持有公司的30%股权作价2880000元转让给李声荣。股权转让后，股东出资情况情况变更为：李声荣出资额度为4800000元，出资比例为50%；唐志贵出资额度2400000元，出资比例为25%；邹琳出资额度48000元，出资比例为5%。并约定，附属于股权的其他权利随股权的转让而转让。双方约定股权转让后受让方享有出让方原持有标的50%的股权，从原始出资之日起至今后的全部权利及受益。合同签订之日起生效，30日内到工商行政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同时注明，本合同中的计价币种为人民币，出资为实收资金。同日，被告在中国工商银行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别向原告唐志贵、唐翔的银行账户汇入人民币1920000元、2880000元，唐志贵和唐翔向被告李声荣出具书面收条表示收到该款，其二人亦分别向贵州丰和房开公司发出通知，内容为已将其二人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或全部股份转让给李声荣，全部手续已办理完毕，请公司将其二人转让股份部分的实收资本金划转到李声荣名下。同日，贵州丰和房开公司修改公司章程。2011年5月16日，丰和公司将公司股东变更为李声荣、唐志贵、唐小红、邹琳。2011年5月18日，丰和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决议，同意公司股东唐小红将其持有的丰和公司20%的股价作价1920000元转让给唐志贵，邹琳将其持有的该公司中5%股权中的2.5%作价240000元转让给唐志贵，新股东会由被告李声荣、唐志贵、邹琳组成。其中李声荣出资比例为50%，唐志贵出资比例为47.5%，邹琳出资比例为2.5%。2011年5月19日，该公司股东唐小红、邹琳与唐志贵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完成上述股权转让行为，唐小红、邹琳均出具书面收条，予以认可收到唐志贵之股权转让款。同日，丰和房开公司再次修改公司章程，明确新股东及其股份。2011年5月19日，丰和公司向工商管理部门申请变更将原股东唐志贵、李声荣、唐小红、邹琳变更为李声荣、唐志贵、邹琳，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为唐志贵。2018年7月4日，被告李声荣拟写了《通知》，内容为唐志贵在担任丰和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从2011年5月起至今把持公司，伪造股东会决议，伪造公司章程，一直不向公司股东会汇报工作，不执行股东会决议，私自对外融资，给公司造成了重大损失，也不组织召开定期股东会和临时股东会，也不按在董事、监事任期届满组织对董事、监事改选，故李声荣作为股东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通知于2018年7月6日14时在丰和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当日，第三人领取了该通知并在“收件人”处签字，原告并未收到该《通知》，被告李声荣遂于当日通过电话通知原告于2018年7月6日两点到丰和公司二楼会议室参加临时股东会议以及在2018年7月23日下午两点到丰和公司二楼会议室参加股东会议，电话中，被告李声荣告知原告7月6日的会议内容为免除原告在丰和公司的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以及提议免除唐翔在丰和公司的总经理职务，原告明确表示不同意。2018年7月6日上午，被告李声荣通过电话短信再次通知原告于当日下午到丰和公司参加临时股东会议以及在7月23日参加股东会议。当日，被告李声荣主持召开了股东会议，形成了《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议决议》，载明：会议时间为2018年7月6日下午14时，地点为丰和公司二楼会议室，通知参会股东为李声荣、邹琳、唐志贵，实到股东为李声荣、邹琳，会议主持人为李声荣，会议内容为任免公司执行董事、监事、法定代表人。决议内容为：1.决定免除公司股东唐志贵担任的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的职务；2.决定由公司股东李声荣担任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的职务；3.决定由公司股东邹琳担任公司监事的职务；4.以上决议经股东会议表决通过。被告李声荣和第三人在该股东会议决议上签名捺印，并加盖有“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字样印章。2018年7月8日，第三人出具《声明》，载明：丰和公司因股东之间发生纠纷，2018年7月5日李声荣通知其于2018年7月6日去公司开股东会，其在7月5日23:35通知李声荣第二天有事不能参加，李声荣遂威胁辱骂，并从贵阳开车到花溪，让其在没有召开股东会的情况下签署股东会决议，声明所签署的决议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被告李声荣提交了其与第三人之间的通话录音，在录音中邹琳并未提及李声荣威胁其在签署股东会决议上签名，但担心原告知道后不好处理。2018年7月27日，被告李声荣以丰和公司法定代表人名义向花溪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申请将丰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唐志贵变更为李声荣，李声荣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名，并加盖有“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字样印章。同年8月1日，被告李声荣在《贵阳晚报》刊登遗失启事，载明丰和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因在2018年7月16日不慎遗失，故登报声明作废。同日，贵阳市花溪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向丰和公司重新颁发了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为李声荣，其他内容与变更前一致。庭审中，被告李声荣还提交了如下证据：1.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黔01执85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3执539号《执行裁定书》、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27民初52号《民事调解书》，用以证明原告在担任丰和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个人所负数额特别巨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2.由丰和公司账户转款至唐志贵个人账户的银行汇款凭证、利息凭证、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接受刑事案件回执单》，用以证明原告利用职务便利侵占丰和公司财产、挪用丰和公司资金，李声荣为此向贵阳市公安局报案；3.中国建设银行网银转账500000元汇款电子回单以及唐志贵、唐翔、唐小红书写给邹琳的承诺书，用以证明在2018年7月6日股东会决议作出后，唐志贵及其家人承诺给予邹琳好处，并向邹琳的账户汇款500000元。丰和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1.丰和公司2011年6月13日股东会议签到表，用以证明在当日丰和公司因都匀广惠国际项目复工启动及解决办法召开股东会，此次会议并未作出任何决议，在此之后直至2018年7月6日期间，公司章程中规定每年至少1次的股东会从未召开，公司任何重大事项也没有召开过临时股东会；2.唐志贵于2013年11月5日向花溪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的股东会决议及公司章程，用以证明唐志贵虚构丰和公司增资事实，向登记部门提交非股东李声荣、邹琳签名的股东会决议和章程，办理丰和公司增资登记，以压缩股东的股权比例；3.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公开的丰和公司被执行信息，用于证明在2015年11月30日至2018年7月5日期间，唐志贵作为法定代表人的丰和公司被人民法院16次强制执行。另查明，2011年12月25日原告及其子唐翔向本院对被告李声荣及第三人唐小红、邹琳提起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案号为（2012）花民初字第43号，请求依法撤销唐志贵、唐翔与被告李声荣于2011年5月13日签订的《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原告返还被告李声荣股权转让款4800000元，本院于2013年2月16日作出一审判决，判决驳回唐志贵、唐翔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原告不服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裁定发回重审，本院受理后经依法审理于2015年4月2日作出（2013）花民重字第40号民事判决，判决撤销唐志贵、唐翔与被告李声荣于2011年5月13日签订的《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并驳回了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被告李声荣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5年11月1日作出（2015）筑民二（商）终字第1396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宣判后，李声荣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省高院受理后于2017年9月21日作出（2017）黔民再27号民事判决，判决撤销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筑民二（商）终字第1396号民事判决和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13）花民重字第40号民事判决，驳回唐志贵、唐翔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唐志贵、唐翔向贵州省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该院经审查作出黔检民(行）监【2017】52000000141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决定不支持唐志贵、唐翔的监督申请。上述事实，有丰和公司变更登记前后的营业执照、股东会议决议、声明、贵阳晚报营业执照丢失声明、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通知、公司章程、通话录音、手机短信、（2012）花民初字第43号民事判决书、（2013）花民重字第40号民事判决书、（2015）筑民二（商）终字第1396号民事判决书、（2017）黔民再27号民事判决书、黔检民(行）监【2017】52000000141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前列证据已经庭审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股东会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案涉股东会决议在会议召集程序和表决方式方面是否违法公司法或者其他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决议在内容或者程序上是否有违反公司章程的瑕疵。本案中，丰和公司在成立时由全体股东共同协商制定的公司章程，其程序和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虽历经多次修正以及股权、股东的变更，但在尚未有其他有效的新公司章程予以取代的情况下，该章程依法应当有效，其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具有约束力，应当予以遵守。丰和公司章程规定应在“股东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通知以书面形式发送，并载明会议的时间、地点、内容及其他有关事项”，对于该规定，丰和公司及其股东均应遵守。其次，原告主张撤销案涉股东会决议的主要理由在于，认为案涉股东会议并未根据法律规定以及公司章程规定于召开以前十五日通知全体股东。依照前述规定，首先，参加股东会会议之权利是股东依据其股东身份而享有的重要权利，但从本案现有的证据来看，被告李声荣系在2018年7月4日通知邹琳召开股东会议，并于7月4日和7月6日通过电话或者短信的方式通知唐志贵于7月6日召开股东会议及会议拟决议事项，被告李声荣并不能举证证明在此之前其让作为丰和公司股东之一的唐志贵于股东会会议前15日收悉参加股东会议的通知，而该次股东会议即使为临时股东会议，丰和公司的公司章程中并未对临时股东会议的通知召开时间另行规定，故应当适用公司章程中关于股东会议召开通知时间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于会议召开15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全体股东；同时，7月6日股东会议之召开及表决结果、第三人邹琳在此次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名是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均并不能影响该次股东会会议召集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认定。因此，丰和公司对于案涉股东会未能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和公司法履行提前十五日通知全体股东参加会议的义务，召集程序违法，原告诉请撤销该次会议决议，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2018年7月6日作出的《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议决议》。案件受理费100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则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审判员 高 燕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张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