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湘民申49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孙健，男，1966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澧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际平，湖南省澧县翊武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皮世琳，男，1949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澧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耀华，湖南城头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治富，男，1950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松滋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道田，湖南合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孙健、皮世琳、刘治富因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湘07民终18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孙健申请再审称：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原判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申请人的损失1260万元是司法鉴定的结果，总计损失1400余万元，原判只认定900万元的损失不当；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款（六）项之规定，二审以申请人没有及时告知为由来裁判归责，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属适用法律错误；3.原判确定的民事责任明显违背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支持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皮世琳答辩称：1.皮世琳签订合同后积极履行义务，筹集资金900万元，其中包含出资200万元，孙健的损失与皮世琳没有关联；2.2015年12月23日孙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本案系刘治富拒绝履行合同，煤矿得不到改造引起的。孙健要求皮世琳承担赔偿责任不能成立。刘治富答辩称：赞同孙健认为原判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的意见。但孙健提出的申请理由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该驳回。理由:1.孙健认为合同具有法律效力，是错误的。原协议是一份蹉商性文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2.孙健提出的损失1400余万元，没有事实依据。其中900万元是合伙人的股份，所支付的代价不应认定为损失，在经营过程中支出的电费，不应认定为损失，向澧县政府申请关闭，自行关闭没有通知协议当事人，不应认定为损失；3.《意向协议》签订后至2017年3月15日，煤矿一直在经营，并缴纳了各项税费，因此煤矿并没有关闭。综上，孙健要求刘治富赔偿没有事实依据，应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皮世琳申请再审称：1.原判认定事实缺乏证据。皮世琳为履行合同支付了900万元给孙健解决原股东的清退股款，皮世琳一直在积极履行合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刘治富明确表示拒绝履行合同，皮世琳没有过错；2.原判将刘治富的过错责任造成的损失适用公平、诚实信用原则确定损失分担错误。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由刘治富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孙健答辩称：孙健为了履行三方签订的协议，向原股东支付了退款，形成损失。皮世琳所持理由不能成立，不能证明皮世琳履行了合同义务。皮世琳对此应承担责任，对孙健的损失进行赔偿。刘治富答辩称：1.整个诉讼过程中，刘治富仅围绕自己是否承担责任发表意见，但皮世琳在诉讼抗辩中，均将责任推给刘治富，没有任何依据。2.孙健、皮世琳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意向协议》没有法律效力，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刘治富不受该条款限制，不应承担责任。3.孙健在办理相关证照时均是以企业形式进行申请，《意向协议》要求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孙健自己的行为没有履行《意向协议》，将责任推给刘治富与事实不符。综上，皮世琳将责任推给刘治富没有事实依据，不应采信;本案原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认定事实是错误的，应予再审。刘治富申请再审称：1.孙健退回昌家煤矿其他合伙人的合伙资金不属于损失，原判将其认定为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原判认定刘治富存在违约行为，并承担违约责任，属认定事实错误；3.《意向协议》属磋商性文件，不符合法律意义上的本约要件，判决要求解除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4.原判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孙健对刘治富的全部诉讼请求，并判令孙健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孙健答辩称：1.2013年6月16日，孙健与刘治富、皮世琳签订《意向协议》，权利义务明确，孙健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刘治富迟迟不履行义务，损失应由刘治富承担；2.刘治富申请再审的理由违背了本案的事实，其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孙健的损失达1400余万元，刘治富应承担赔偿责任。皮世琳答辩称：《意向协议》是三方签字生效的协议，对各自的权利义务有明确要求，对煤矿的未来也做了规划，协议是有效的；2.应由三方先购买煤矿后组建公司，经营煤矿，并不是一个人一方的义务；3.本案损失应适用退伙概念，而不应适用清算概念。本院审查认为：孙健与皮世琳、刘治富系平等民事主体，三方签订的《关于澧县洞市乡昌家煤矿买卖意向协议》意思表示真实，合作购买煤矿的事宜明确且约定了三方的出资比例及各自的权利义务，具备合同的基本要素。该《意向协议》约定“本意向协议未涉及的问题以三人签订的正式合同为准”“本意向协议经三方签字后生效”，亦表明三方认可该《意向协议》的效力，并约定《意向协议》未涉及的内容以正式合同的形式进一步作出补充。该《意向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成立并生效的必备要件，对三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刘治富申请再审提出该《意向协议》属于磋商性文件，不符合法律意义上的本约要件的观点不能成立。三方签订的《意向协议》约定“由丙方孙健与现在的合伙人解除合伙，清偿企业债务，解决职工职业病等工伤及其他遗留问题”，孙健为完成协议约定的义务退回昌家煤矿其他合伙人的合伙资金，在《意向协议》不再履行的情况下应认定为损失，应由签订协议的三人分担。刘治富申请再审提出孙健退回昌家煤矿其他合伙人的合伙资金不属于损失的观点不能成立。虽然司法鉴定的损失有1260万元，但根据孙健与原股东签订的《洞市乡昌家煤矿股份内部转让协议》，收购原股东的合伙份额只需支付900万元，原判对孙健多支付的200万元不计入收购煤矿支出，并无不当。孙健主张的电费及处理职工工亡事件以及其经营煤矿期间存在的经营亏损及煤矿被关闭造成的经济损失问题，因孙健自行经营管理煤矿期间的收益及煤矿被关闭所获补助未计入三人合伙的收益，故此期间所有支出也应由孙健自行承担，不应列为孙健收购煤矿支出。原判认定孙健收购煤矿的损失为900万元，并无不当。孙健申请再审提出其损失应认定为1400余万的观点不能成立。2013年6月三方签订《意向协议》后，前期各方均积极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义务。随着国家产业政策调整，关闭小煤矿是大势所趋，2014年6月16日，湖南省落后煤矿关闭退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湘煤关退办(2014)1号文件下发通知：明确重点关闭9万吨／年及以下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煤矿。昌家煤矿年生产能力4万吨,属于应予关闭对象。2015年12月，刘治富提起民间借贷之诉，间接地表明其不愿继续履行《意向协议》。2016年12月，涉案煤矿关闭，当事人购买昌家煤矿设立公司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三人在签订《意向协议》以后至煤矿被关闭，未能进行有效沟通，未及时签订补充协议来提高煤矿年生产能力，但目前亦没有证据证明如果三人积极努力改造煤矿生产条件是否可以避免煤矿被政策性关闭的命运。孙健为完成《意向协议》约定的义务退回昌家煤矿其他合伙人的合伙资金900万元，在协议不再履行的情况下应认定为三人的损失，原判鉴于导致孙健产生该经济损失的原因既有国家产业政策调整因素也有本案各方当事人主观过错因素，因而适用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及过错责任原则，确定由孙健(40%)、刘治富(45%)、皮世琳(15%)各自按比例分担责任，并无明显不当。孙健、刘治富、皮世琳各自申请再审提出的不应承担该损失责任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孙健、皮世琳、刘治富的再审申请均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孙健、皮世琳、刘治富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唐 艳审判员 黄 燕审判员 张 平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陈禹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