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4民初10号原告：抚顺市城建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抚顺市新抚区永宁路4号。法定代表人：陈大祥，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耿峰、丁风，辽宁红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抚顺市天马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抚顺市东洲区新屯西街4号。法定代表人：王长全，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唐靖军，该公司职员。被告：马广和，男，1969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顺城区。委托代理人：时阳，辽宁鼎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德钰，女，汉族，1970年11月7日出生，住抚顺市顺城区。委托代理人：时阳，辽宁鼎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抚顺启运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工商注册地：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新宾镇建新街钢山路4号楼，实际经营场所地：抚顺市顺城区抚顺城路东段4号门市。法定代表人：马广和，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时阳，辽宁鼎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抚顺市顺欣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工商注册地：抚顺市顺城区抚顺城路东段4、5号门市，实际经营场所地：抚顺市新抚区天湖大桥南莲花湖金融小镇。法定代表人：陈胜国，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徐杰，该公司职员。第三人：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洲支行，住所地：抚顺市东洲区绥化路（西段）38号楼1跃5层3号。法定代表人：王春彦，该行行长。委托代理人：张利民，该行职员。原告抚顺城建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城建投公司）与被告抚顺市天马物流有限公司（简称天马物流公司）、马广和、张德钰、抚顺启运融资担保有公司（简称启运公司）、抚顺市顺欣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顺欣公司）、第三人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洲支行（简称东洲支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城建投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耿峰、丁风，被告天马物流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唐靖军，被告马广和、张德钰、启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时阳，被告顺欣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徐杰，第三人东洲支行的委托代理人张利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城建投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一天马物流公司立即偿还原告借款3000万元及利息（包括正常利息、罚息、复息至本息结清为止），截止到2018年11月20日利息是710，823.02元，本息合计30，710，823.02元；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被告五根据约定承担连带担保责任；3、本案的律师费共计490108元由被告一承担，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被告五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一承担，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被告五承担连带责任。事实与理由：2017年11月6日，原告、被告一及第三人签订《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委托贷款合同》，合同约定：被告一向原告借款3000万元人民币，借款期限为12个月，贷款利率按月利率7.175‰计算，按月结息等内容。为确保被告一能够按照合同约定还款，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被告五提供连带担保，保证范围为主债务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费用（具体内容详见《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委托贷款保证合同》），上述手续均已办理完毕，原告已经按照约定发放了贷款，但是被告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被告一自2018年的9月开始欠息，直至2018年的11月6日合同到期后，本息仍未归还。经原告多次催要未果，现恳请贵院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天马物流公司辩称，由于经营的问题，导致我公司资金没有回笼，不是我公司不还借款，我们也在积极主动的还款，但是没有还上；对于原告主张律师费490108元，我公司认为律师费数额过大，对于原告主张的其他数额没有异议。被告马广和、张德钰、启运公司辩称：一、原告要求被告二、被告三承担3000万元借款的连带保证责任，要求被告四承担1000万元借款的连带保证责任，答辩人认为原告诉讼主体错误。理由如下：原告不是案涉借款的贷款人，在原告与被告天马物流公司、第三人东洲支行签订的《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委托借款合同》中原告的身份是借款合同的委托人，借款合同的受托人是东洲支行，因此第三人东洲支行才是本案法律意义上的实际的借款人。原告依据贷款保证合同要求三被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为借款合同中明确载明原告是债权人而不是贷款人，所以原告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委托贷款协议纠纷诉讼主体资格的批复》的规定“在履行委托贷款协议过程中，由于借款人不按期归还贷款而发生纠纷的，贷款人即受托人可以以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贷款人坚持不起诉的，委托人可以委托贷款协议的受托人为被告，以借款人为第三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确定诉讼主体。本案原告诉讼的依据是委托贷款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理，原告只能是东洲支行。由于原告直接与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签订保证合同，那么答辩人与原告之间存在的是直接的因果法律关系，而与贷款人天马物流公司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因为保证人担保事项是委托人与借款人之间实际债权债务关系，保证人不能作为本案的被告，原告可以在主债权诉讼结束后以其与保证人签订的保证合同将保证人作为被告，另案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二、案涉借款合同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本案的委托贷款合同是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合同，原告以银行名义发放贷款表面上采用了合法的形式，但实际上是原告逃避金融监管，违规从事民间借贷牟利的途径，该合同明显是规避法律的行为。2015年的1月，银监会颁布了《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该办法的第11条也明确规定了禁止商业银行接受筹集的他人资金发放委托贷款；该办法第二章第七条第二项规定，商业银行不得接受委托人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经营贷款业务的机构委托贷款业务申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2016）民终124号判例与本案相似（该案例发布于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第11期公报）。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和案例，案涉贷款合同因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因案涉委托贷款合同为无效合同，故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不应承担保证责任，包括不应承担本案的律师费和诉讼费；三、本案实际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依据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原告要求担保人承担的复息、罚息以及律师费于法无据。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顺欣代：同意原告诉讼请求。第三人东洲支行辩称，同意原告诉请。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综合当事人举证，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2017年11月6日，借款人天马物流公司与委托人城建投公司、受托人东洲支行签订了一份《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委托贷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3000万元人民币；借款期限为12个月，即从2017年11月6日至2018年11月6日；贷款利率按月息7.175‰计算，按月结息，贷款到期时利随本清；合同还约定，借款人承担与本合同有关的律师服务、保险、评估、鉴定、公证等费用等等。”2017年11月9日，原告给第三人出具发放委托贷款通知书，通知书中载明“……目前所有要件齐备并符合我公司要求，本委托人特别授权贵行依据《委托贷款合同》规定，向借款人天马物流公司发放委托贷款人民币3000万元……。”随后，原告和第三人如约向被告天马物流公司发放了3000万元贷款。2017年11月6日，被告顺欣公司与原告签订了一份《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委托贷款保证合同》（抚银东支2017年委贷009号委保01号），合同约定：“顺欣公司作为保证人愿意为债权人即本案原告实现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提供保证，保证人担保的主债权为案涉主合同项下本金2000万元”；同日，被告启运公司与原告签订了一份《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委托贷款保证合同》（抚银东支2017年委贷009号委保02号），合同约定：“启运公司作为保证人愿意为债权人即本案原告实现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提供保证，保证人担保的主债权为案涉主合同项下本金1000万元”；同日，被告马广和与张德钰（二人为夫妻关系）也与原告签订了一份《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委托贷款保证合同》（抚银东支2017年委贷009号委保03号），合同约定：“马广和、张德钰作为保证人愿意为债权人即本案原告实现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提供保证，保证人担保的主债权为案涉主合同项下本金3000万元”。上述保证合同均约定，保证的范围为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案涉贷款合同履行中，被告天马物流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偿还借款本金和利息。另查明：2018年，原告与辽宁红叶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由辽宁红叶律师事务所为原告的诉讼代理人，代理费为490108元，合同有效期限为签订之日起至一审止。2019年1月31日，原告向辽宁红叶律师事务所支付490108元的代理费用，辽宁红叶律师事务所为原告出具了增值税普通发票。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天马物流公司、第三人东洲支行签订的《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委托贷款合同》、以及原告与被告顺欣公司、启运公司、马广和、张德钰签订的三份《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委托贷款保证合同》是当事人在平等基础上自愿协商签订的合同，是案涉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上述合同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故上述合同均应认定为合法有效。被告天马物流公司收到3000万元贷款后，未能及时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偿还贷款的义务，原告请求被告天马物流公司偿还贷款本金和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关于被告马广和、张德钰、启运公司提出的抗辩理由能否采纳的问题，首先，三被告辩称案涉贷款合同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的问题，三被告提交的法律依据是《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第11条规定和第二章第七条第二项规定，但该管理办法11条规定明文禁止的是商业银行接受筹集他人资金用作发放委托贷款，本案原告委托第三人发放的贷款属于自有资金，不属于筹集他人资金；该管理办法第二章第七条第二项规定的是商业银行不得接受委托人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经营贷款业务的机构委托从事贷款业务申请，而本案原告也不属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经营贷款业务的机构，被告依据上述规定主张案涉贷款合同无效法律依据不充分，本院难以支持其主张。其二，关于三被告辩称原告告诉的主体错误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案涉《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委托贷款合同》中明确载明原告为实际债权人，即该合同充分证明被告天马物流公司明知3000万元贷款的实际债权人为原告，3000万元贷款是原告委托第三人向被告天马物流公司所发放，第三人东洲支行只是委托贷款合同的受托人，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该委托贷款合同直接约束原告和被告天马物流公司，原告作为3000万元贷款的实际权利人向被告天马物流公司主张权利不违反法律规定。关于被告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委托贷款协议纠纷诉讼主体资格的批复》中载“贷款人坚持不起诉的，委托人可以委托贷款协议的受托人为被告，以借款人为第三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批复中仅载明在贷款人不起诉的，委托人可以选择以受托人为被告，以借款人为第三人进行告诉，现有法律规定并未明确禁止本案中委托人以借款人为被告，而以受托人为第三人的诉讼方式，故三被告以此要求本院认定原告告诉主体错误一节，本院不予支持。经本院审查，三被告提交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中明确认定该案原告诉讼主体适格，被告提交的案例不能支持其诉讼主张。其三，关于被告辩称本案借款不是金融机构借款，三被告不能承担贷款利率、复息、罚息及律师费问题，本案原告是实际债权人，名义贷款人为东洲支行，案涉贷款合同因第三人东洲支行作为名义贷款人而采用银行贷款合同的计算方式，即借款人需要承担贷款利率、罚息和复息，现无明确法律规定认定此种贷款模式不得计算贷款利率、罚息和复息。在案涉贷款合同签订后，被告天马物流公司已实际使用了3000万元贷款，现三被告辩称不承担贷款利率、罚息和复息，三被告的辩解违反合同约定，且无明确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律师费问题，案涉保证合同明确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包括律师费，现其辩称不承担律师费无合同依据和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与被告抚顺市天马物流有限公司签订的《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委托贷款合同》合法有效；原告与被告马广和、张德钰、抚顺启运融资担保有公司、抚顺市顺欣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三份《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委托贷款保证合同》合法有效；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被告抚顺市天马物流有限公司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000万元及利息，截止到2018年11月20日利息是710，823.02元，本息合计为30，710，823.02元；从2018年11月21日起至欠款实际付清之日止，被告抚顺市天马物流有限公司仍需按案涉贷款合同所载明的内容支付欠款利息（包括正常利息、罚息、复息至本息结清为止）；三、被告抚顺市天马物流有限公司承担本案原告支出的律师费490108元；四、被告马广和、张德钰（二人在3000万元范围内）、抚顺启运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在1000万元范围内）、抚顺市顺欣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在2000万元范围内）对被告抚顺市天马物流有限公司承担的本判决上述第二、三项给付义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7805元，由被告抚顺市天马物流有限公司负担；被告马广和、张德钰、抚顺启运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抚顺市顺欣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宫 颖审判员 马开智审判员 罗 华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二日书记员 曹 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