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72民初1409号原告：于世海，男，1975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亚军，江苏均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扬州市江都区航运有限公司（曾用名：江都市航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东方红路40号。法定代表人：孟玉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沙玉津，江苏忠信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涛，江苏忠信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于世海与被告扬州市江都区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都航运公司）船员劳动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世海于2018年1月11日诉至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该院于2018年3月20日裁定将该案移送本院审理。本院于2018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10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于世海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亚军，被告江都航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沙玉津、张涛到庭参加了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调解未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于世海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2017年8月底）；2、判令被告江都航运公司支付原告于世海经济补偿金62500元；3、判令被告江都航运公司支付原告于世海加班工资3万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江都航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世海于2005年6月入职被告江都航运公司，岗位为轮机长及会计等职务，工资及其他补助为每月5000元。双方曾签订一份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每月15日前发放工资，但被告江都航运公司经常长期拖欠工资。原告于世海于2017年8月23日发函要求被告江都航运公司在收函后2日内发放拖欠的工资，但被告江都航运公司直至2017年9月才将2017年6月份的工资汇入原告于世海账户，当年7月、8月的工资拖欠至今。2017年9月15日，原告于世海向扬州市江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作出扬江劳人仲案字〔2017〕第295号仲裁决定书后，原告于世海诉至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被告江都航运公司辩称：1、原告于世海自1993年7月起在被告江都航运公司工作，于2017年8月9日旷工，随后到其他单位工作，被告江都航运公司为其缴纳社保至2017年9月，因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事实上已于2017年9月30日解除，但这种解除并不是双方协商的结果，原告于世海直至2018年1月向法院提起诉讼时才向被告江都航运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的请求。2、原告于世海严重违反劳动纪律、违反合同约定，无权向被告江都航运公司主张经济补偿金。（1）原告于世海旷工、自动离职，并于2017年8月30日与江苏江洋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洋运输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违反了与被告江都航运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2）原告于世海在被告江都航运公司工作期间，责任心不强，动辄打骂同事，多次造成公司经济损失。以原告于世海工资抵扣其借款及占用的备用金，直至旷工离职时，原告于世海尚欠公司2715元未还。3、原告于世海要求补发加班工资3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被告江都航运公司是专门从事原油运输的企业，船员工作时吃住都在船上，出航日平均每天工作6小时，白天开航，晚上休息，每月1.5至2个航次，开航时间10至15天，基本上是上班半个月，在家休息半个月，根本不存在加班。（2）被告江都航运公司实行计件工资制，船员工资根据每月船队航行情况计发，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存在加班工资项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于世海提交证据如下：1、原告于世海与被告江都航运公司签署的全日制劳动合同书；2、告知函及EMS邮单；3、2017年1月至9月银行流水，工资发放表；4、社保证明；5、照片、视频；6、证明及列账通知单。被告江都航运公司提交证据如下：1、庭审笔录两份，扬州市江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扬江劳人仲案字〔2017〕第295号仲裁决定书；2、证明，调解协议，赵某的出院小结，杭玲娣的门诊病历、X线检查急诊报告单、CT/MR检查报告单、疾病诊断证明书、医疗费收据，安委会议台账；3、国内水路运输（辅助）企业主要管理人员变动情况备案表，江洋运输公司任命书，原告于世海与江洋运输公司签署的全日制劳动合同书，原告于世海的船员证书；4、《劳动用工及员工工资待遇的管理规定》及被告江都航运公司关于下发执行该规定的通知；5、被告江都航运公司13队考勤表，“江航29号”船轮机日志；6、借条，备用金记账单；7、证人赵某的证言。原告于世海提交的证据1、2、3、4、5、6，被告江都航运公司提交的证据1以及证据5中的轮机日志、证据6中的借条，均系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被告江都航运公司提交的证据2、3，原告于世海对相关事实予以了承认；上述证据形式、来源合法，与本案事实相关，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被告江都航运公司提交的证据4，原告于世海表示并不知晓相关文件。该证据中的《劳动用工及员工工资待遇的管理规定》经被告江都航运公司董事会与工会、部分职工代表联席会议研究通过，并进行了公示，于2015年1月1日起执行。原告于世海作为船队会计负责工资表的制作，因此，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推定原告于世海知悉上述规定内容，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被告江都航运公司提交的证据5中的考勤表、证据6中的备用金记账单以及证据7，原告于世海均不认可。鉴于证人赵某同时为考勤表的制作人和备用金流水账的记账人，且赵某已经到庭作证，本院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以上证据能否达到被告江都航运公司所述的证明目的，须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于世海与被告江都航运公司之间有长期劳动关系。2010年6月1日，双方签署全日制劳动合同书，约定：该合同无固定期限，自2010年6月1日起至法定终止情形出现止；根据被告江都航运公司安排，原告于世海同意从事船员工作；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工资分配形式为计时工资，但并未填写工资标准，发薪日为每月15日前；被告江都航运公司应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建立健全劳动安全卫生制度及标准；双方在共同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应严格执行企业内部各项规章制度；双方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和国家及江苏省的相关规定执行。双方在合同中还就社会保险、职业危害防护、违约责任等事项进行了约定。江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该合同上加盖了鉴证章。2014年12月20日，被告江都航运公司董事会与工会、部分职工代表联席会议研究通过《劳动用工及员工工资待遇的管理规定》。该规定第十一条规定“船队员工病事假，由船队长批准，时间超过15天或主要岗位人员影响船队运行的，报运务部批准。员工不经批准擅离岗位的，按旷工处理”；第十三条规定“船队员工工资实行‘百元营收，工资含量’为主，辅以基本工资、岗位津贴、其他补贴的分配办法，公司每年可经股东大会决定，对工资含量比例、基本工资、岗位津贴及其他补贴发放标准进行调整”；第二十五条规定“劳动合同不到期，公司与劳动者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但不得单方解除合同。员工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应提前30天书面通知公司，公司在此期间应作出同意或不同意的决定。若公司同意解除的，员工不支付违约金，公司不支付补偿费用；若公司不同意解除的，员工单方面解除合同，公司不支付补偿费用，员工应付违约金和培训费用”。上述规定经公示后，从2015年1月1日起执行。2016年7月至2017年8月期间，原告于世海在被告江都航运公司所属“江航29号”船拖带的13船队工作。该船队主要在运河内从事原油运输，平均每月航行10天至15天。赵某在该船队任轮机长兼队长，负责船队日常管理并编制考勤表。原告于世海在该船队任轮机长兼会计，负责根据考勤情况编制工资表并对外办理一些费用的结算事宜。2017年6月13日，船队在运河邵伯船闸附近时，原告于世海因与赵某发生矛盾，拒绝开航过闸，后经公司领导到场做工作，船队才开航，但耽误了码头作业计划。2017年7月30日，船队停靠在淮安时，原告于世海因与赵某发生争执，动手将赵某打伤。2017年8月1日，在淮安市公安局清江浦分局浦楼派出所的主持下，原告于世海与赵某达成调解协议，约定由原告于世海向赵某赔礼道歉，并赔付检查费、治疗费合计4000元。当日，原告于世海向公司借支4000元用于赔偿赵某，并同意借款从工资里扣。2017年8月3日，原告于世海离船休息。2017年8月9日，船队工作人员打电话通知原告于世海上船，但其以已向公司口头请假为由未再回船队工作。2017年8月18日，原告于世海及其配偶在公司办公室再次与人发生争执，并将公司财务人员杭玲娣打伤。2017年8月24日，原告于世海向被告江都航运公司邮寄一份告知函称：“贵公司违反约定未及时足额支付工资，请公司在收到告知函后2日内发放到位，否则承担一切不利法律后果。”2017年8月30日，原告于世海与江洋运输公司签署全日制劳动合同书，约定自2017年9月1日起至2020年8月31日止，原告于世海根据江洋运输公司安排从事机务管理工作。根据原告于世海提交的2017年度船队工资发放表及银行流水，船队船员工资数额并不固定，一般于当月底进行统计，隔一到两个月后发放，滚动支付之下，原告于世海平均每月都有工资到账，且到账金额不低于当地2017年最低工资标准。赵某出庭作证时称：船员工资根据运费结算情况发放，一般按月发，有时候运费到账不及时会晚一点发，但公司到年底一定会结清。被告江都航运公司在原告于世海发送告知函前已经向其足额支付2017年1月至5月的工资，2017年9月14日又向其足额支付了当年6月份工资。此外，该公司按时为原告于世海缴纳社保至2017年9月。被告江都航运公司认为，原告于世海占用船队备用金4715元未还，加上借支的4000元，已经超过其2017年7月、8月的工资总额，故未再向其发放工资。扬州市江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9月15日受理原告于世海与被告江都航运公司关于加班工资、经济补偿争议一案，并于2017年10月23日开庭审理。2017年12月28日，该委应原告于世海申请决定终结审理该案，并告知双方当事人可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于世海于2018年1月11日诉至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该院于当日立案后，于2018年3月12日开庭审理。原告于世海除了在前述庭审中出示的证据、陈述的事实外，还向本院补充提交了一组照片及视频，认为“江航29号”船堆有多个液化气瓶，存在明显安全隐患，故其依法有权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本院认为，本案系船员劳动合同纠纷。原告于世海与被告江都航运公司于2010年6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鉴证，该合同合法有效，对原被告均具有约束力。被告江都航运公司《劳动用工及员工工资待遇的管理规定》经民主程序制定，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可以作为审理本案的依据。结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为：1、原告于世海能否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并主张经济补偿；2、被告江都航运公司应否向原告于世海支付加班工资。本院对以上争议焦点分析如下：一、关于原告于世海能否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并主张经济补偿原告于世海认为被告江都航运公司未提供劳动安全条件、未及时足额发放工资，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其有权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被告江都航运公司支付经济补偿。关于被告江都航运公司是否提供了劳动安全条件。原告于世海认为“江航29号”船堆放了多个液化气瓶，存在明显安全隐患。从原告于世海提交的照片和视频上看，船上堆放的液化气瓶是用来满足船队生活用气，因此堆放的区域与船舶燃油及所装载的货物之间均有一定距离，该船事实上也没有发生液化气泄漏、燃爆等事故。此外，海事管理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对船舶进行的安全检查，其中包括对劳工条件的检查，但未有证据显示相关主管单位在安全检查中指出液化气瓶不符合有关规范要求。因此，原告于世海关于被告江都航运公司未提供劳动安全条件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被告江都航运公司是否及时足额发放工资。原被告在劳动合同中约定工资分配形式为计时工资，发薪日为每月15日前，但合同中并未填写工资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被告江都航运公司在《劳动用工及员工工资待遇的管理规定》中将定酬方式确定为“船队员工工资实行‘百元营收，工资含量’为主，辅以基本工资、岗位津贴、其他补贴的分配办法”，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所谓“百元营收，工资含量”是指按照每百元营运收入中工资所占比重来确定船员工资，因此，船员工资是与船队营运收入挂钩的。结合原告于世海提交的工资发放表、银行流水以及赵某的证言可以看出，船队船员工资于当月底进行统计，由于运费到账需要一定时间，故不能确保工资在每月15日前发放，而是一般在统计结束一到两个月后发放，但在滚动支付之下原告于世海平均每月都有工资到账，且到账金额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以上情形是由被告江都航运公司的经营状况和定酬方式所决定的，该公司并不存在克扣和无故拖欠船员工资的故意，账期也在合理范围之内。原告于世海在被告江都航运公司处工作的时间较长，同时作为船队会计负责工资表的制作，应当对工资的统计和发放情况十分清楚，但其并未对上述定酬方式提出异议，在本案中也没有提出工资主张，故不应认定被告江都航运公司存在《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所规定的“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情形。综合以上分析，原告于世海未能证明被告江都航运公司具有《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故不能依照该条规定解除与被告江都航运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并进而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要求被告江都航运公司支付经济补偿。经济补偿是国家要求用人单位承担的一种社会责任，即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时，支付给劳动者一定经济补助用于帮助劳动者在失业阶段维持基本生活，不至于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本案中，原告于世海于2017年8月初尚在被告江都航运公司所属船队工作，当月底即与江洋运输公司签订了全日制劳动合同，在此期间，被告江都航运公司仍然为其缴纳了社保。如果在原告于世海主动跳槽、没有失业的情况下，仍然要求被告江都航运公司支付经济补偿，则与经济补偿的性质相悖，因此，本院对原告于世海关于经济补偿的主张不予支持。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原告于世海可以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被告江都航运公司解除合同。原告于世海认为其于2017年8月24日向被告江都航运公司邮寄的告知函即为解除合同的书面通知。虽然该告知函的内容中没有明确表达出解除合同的意思，但基于原告于世海自2017年8月3日离船后未再回到船队工作，于2017年8月30日与江洋运输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于2017年9月15日向扬州市江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被告江都航运公司为其缴纳社保至2017年9月等事实，可以看出原被告至2017年9月均已无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意愿，考虑到原告于世海应当遵守三十日的解除预告期，本院认为，被告江都航运公司答辩所称的劳动合同解除时间较为合理，本院确认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已于2017年9月30日解除。二、关于被告江都航运公司应否向原告于世海支付加班工资原告于世海认为，其平时吃住都在船上，即便船舶停航也不能随便下船回家，因此长期处于加班状态，被告江都航运公司应当向其支付加班工资3万元。劳动部《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第五条规定，水运行业中因工作性质特殊，需连续作业的职工，可以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由于运输船员的工资计算、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等与普通工种存在显著不同，实践中有大量航运企业对运输船员实行以年为周期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实行轮班工作、集中公休方式。船员在船工作期间遇到休息日、法定节假日应正常工作，离船后集中休息。综合计算周期内，平均日工作时间与平均周工作时间应与法定标准工作时间基本相同。应休公休期一般按在船工作5天休息2天，再考虑法定节假日因素累计计算。此外，船员还享有在船舶上每工作2个月不少于5日的年休假。本案原被告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也是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且江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该合同上加盖了鉴证章，该合同并未对加班时间和加班工资作出单独约定。根据被告江都航运公司提交的考勤表，以及原被告和证人赵某在庭审中的陈述，涉案船队有原告于世海和赵某两名轮机长，每月航行时间为10天至15天，原告于世海的实际公休期已经超过应休公休期加年休假时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的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原告于世海未能就其主张的加班事实提交证据，且未说明加班工资的计算标准和方法，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于世海与被告扬州市江都区航运有限公司于2010年6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已于2017年9月30日解除；二、驳回原告于世海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于世海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两份，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万怡二〇一九年三月一日书记员  马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