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陕0113民初965号原告：西安鞍马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安市莲湖区。法定代表人：张桂仙，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王益，上海市XX城（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顾飞，上海市XX城（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石油天然气运输公司陕西分公司，住所地：西安市未央区。法定代表人：陈加民，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杨钊，陕西稼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梁宁辉，陕西稼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西安鞍马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鞍马公司）与被告中国石油天然气运输公司陕西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石油陕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鞍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桂仙及委托代理人顾飞、王益，被告中石油陕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梁宁辉、杨钊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2年7月，原告与被告建立了供货关系。2012年8月20日，双方签订了《供货协议》，原告取得《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物资供应商准入证》。双方在协议中约定：原告按照被告的订货需求提供“德龙、豪沃、北奔等车型的零部件”，并送达至被告指定地点。双方实行代储代销的方式，由被告指定专人和原告一同确认每月实际用货数量，作为结算依据，并约定“实际用货外标的物所有权在被告支付货款前归原告所有，被告自接收货物后对货物负有保管义务”。协议签订后，在履行过程中原告按照被告的指示备货、发货，按月或定期将发货凭证交至被告质量设备科，由被告质量设备科郭硕科长或员工白某某在原告发货凭证上签字确认，被告根据确认的发货单付款结算。自2012年7月至2016年4月，双方按照上述交易模式继续履行供货关系，且原告供应至指定地点的货物都已实际使用。双方供货关系履行至今，原告向被告累计供货4796491.05元，被告累计支付货款金额3078394.93元，仍欠1718096.12元货款未付。现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向原告支付2012年7月至2016年4月欠付的货款1718096.07元；2、被告向原告赔偿因欠货款产生的逾期付款利息115613.55元（该逾期付款利息依据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6年5月1日暂计算至2017年9月30日，请求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辩称，首先，被告已向原告付清全部货款，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拖欠的货款及利息无事实依据。原、被告约定自2012年7月起被告向原告采购汽车零部件，产品实行代储代销，被告指定专人负责每月配合原告对月实际用货数量进行清点并签订月度《实际用货量清单》，双方按该清单进行结算。被告确认的实际用货量金额与发票金额一致913763.5元，该货款已全部结清，不存在欠付原告货款的问题。另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已于2013年3月终止，2013年3月后被告未向原告采购过汽配物资，双方之间亦无事实买卖合同关系，故原告的诉请无事实依据。其次，2013年3月后原告的供货行为是基于其与中国石油天然气运输公司物联网分公司(以下简称物联网公司)或该物联网公司的下游公司即西安铭英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英公司)、河北华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奔公司）、陕西金龙腾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龙腾达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被告与物联网公司于2013年3月1日签订《代储代销合同》，该合同签订后，被告的物资采购方式发生变更，即被告向物联网公司进行集中物资采购，由物联网公司向被告供应货物，被告已按照实际用货量向物联网公司进行了结算。2013年7月至2014年1月，原告向华奔公司提供货物；2014年6月至2015年1月，原告向铭英公司供货；2015年9月至2017年3月，原告向金龙腾达公司提供货物；2016年12月起，原告向物联网公司供货，原告与物联网公司或物联网公司的下游公司即上述华奔公司、铭英公司、金龙腾达公司均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述公司作为物联网公司的供货方，即使存在代物联网公司向被告供货，被告已将货款向物联网公司付清，如再判令由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则存在被告重复支付款项的情况。第三，原、被告签订的《供货协议》约定双方的合作模式为代储代销，结算依据为双方确认的实际用货清单，并非原告的供货清单。该供货清单即使客观真实，也仅能反映原告的供货行为，被告亦不能以其供货清单量作为双方结算依据，应以被告的实际用货量进行结算，故原告要求被告按照供货清单显示的供货金额支付货款无事实依据。最后，郭硕作为被告的员工，其因受贿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郭硕出具的证明材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同时原告与郭硕之间存在巨额经济往来，可能有不正当的关系，因此，郭硕签字的文件均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原告还应提供实际送货单据及被告的实际用货清单，故请求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2年7月，原告与被告建立了供货关系。2012年08月20日，原、被告签订了《供货协议》，约定原告按照被告的订货需求向被告提供德龙、豪沃、北奔等车型的零部件，并送达至被告指定地点；双方实行代储代销的方式，由被告指定专人负责每月二十五日前配合原告对该月实际用货数量进行清点并签订月度实际用货量清单，双方每月凭签订的实际用货量清单进行结算；实际用货外标的物所有权在被告支付货款前归原告，被告自接收货物后对货物负有保管义务。原告于2014年7月4日取得中国石油天然气运输公司颁发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物资供应商准入证》，并在2014年、2015年通过供应商考评审核。庭审中，双方均认可原告向被告已开具发票金额为913763.5元，被告表示该款项已付清并提交了委托付款凭证，原告表示除未收到2013年12月30日被告委托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付款的89788元外，其余发票金额已收到。根据原告提交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被告该笔89788元款项并未支付至原告账户。另查明，被告与物联网公司分别于2013年3月2日、2014年3月1日、2015年3月1日及2016年5月20日签订均为期一年的《代储代销合同》，约定由物联网公司采取代储代销的模式按照被告的要求向被告提供相关型号的配件。庭审中，被告表示物联网公司系被告下属的平台，被告最初是直接向原告采购货物，后被告公司改变了采购模式即通过上述物联网公司平台采购货物，物联网公司下设铭英公司、华奔公司、金龙腾达公司，故2013年3月后原、被告之间并无买卖合同关系。另被告提交了原告向物联网公司、铭英公司、华奔公司、金龙腾达公司开具的发票及相关付款凭证，证明原告与上述公司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该付款凭证显示物联网公司向原告支付了18138.23元，金龙腾达公司向原告支付了478348元，对此原告表示其与物联网公司、铭英公司、华奔公司、金龙腾达公司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实际向被告供货并按照被告的要求向上述公司开具发票，上述公司代被告向原告付款。庭审中，原告提交了2012年7月至2016年4月的供货结算单，证明其向被告提供了4792711.05元的货物，该结算单显示有郭硕、白某某签名的货款金额为4727403.05元，被告对此不予认可。同时被告提交了其公司的收料单并表示该收料单为实际用货量清单，该收料单有单位主管郭硕的签名及收料员白某某等人和财务人员的签字、签章。另原告提交了中国工商银行的交易流水，证明被告及物联网公司、铭英公司、华奔公司、金龙腾达公司共向原告支付货款3078394.93元，被告对此不予认可并表示需要核实。庭审中，原告提交了2017年9月1日郭硕出具《情况说明》载明：“西安鞍马汽车配件公司自2012年7月至2016年4月期间，共计给中国石油天然气运输公司陕西分公司发汽车配件共计4792711元，截至2016年1月，陕西分公司及集中统一采购单位共计承付货款3078394元”。被告对此不予认可，其提交了2017年8月1日郭硕出具的《西安鞍马汽配公司发货、消耗明细》，载明原告从2012年7月至2016年4月期间共计给被告发货4804587元，截止2016年1月已承付3433339元，未付1371248元，被告表示郭硕出具的上述两份情况说明存在矛盾，同时被告提交了笔记复印件证明其合理怀疑原告与郭硕之间存在不正当利益关系，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该笔记复印件显示被告及上述公司已向原告付款3078394.93元，同时显示郭硕向原告公司及法人、员工共支付322000元，原告表示该30余万元系郭硕给原告的借款，与本案无关。经查，郭硕曾为被告中石油陕分公司的质量设备科副科长，主管物资供应，2017年郭硕因犯受贿罪被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人民法院判决予以刑事处罚。2016年4月17日，被告公司免去了郭硕的质量设备科副科长职务。另被告提交了物联网公司向其开具的发票及所附货物清单及被告公司内部领导在粘单上签字同意付款的证据，原告对此亦不予认可。上述事实，有供货协议、物资供应商准入证、银行流水、发票、当时热陈述等证据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并经当庭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原、被告自愿签订《供货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2013年3月开始被告公司采购模式发生变化，被告通过其下属的物联网公司平台进行货物采购，物联网公司平台下设铭英公司、华奔公司、金龙腾达公司。被告在采购模式发生变化后未与原告依法解除该供货协议，原告虽向物联网公司、铭英公司、华奔公司、金龙腾达公司开具发票并接受上述公司的付款，但截至2016年4月原告仍实际向被告供应货物，双方的付款方式虽发生变化，但双方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另根据《供货协议》约定双方实行代储代销，最终以实际用货量清单进行结算。原告提交了郭硕、白某某签字的供货结算单，被告对此不予认可并认为该供货单并非实际用货量清单，其提交了郭硕、白某某及其财务人员签字的收料单并表示该收料单应为实际用货量清单，但该收料单上无原告公司相关人员的签字确认。郭硕虽经法院判决予以刑事处罚，但被告公司在2016年4月17日才免去了郭硕的质量设备科副科长职务，故在郭硕被免职前其履行职务的行为应由被告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故应以原告提交的其认可且被告公司负责人签名确认的供货结算单作为双方的结算依据。庭审中，被告提交笔记复印件证明郭硕与原告之间存在经济往来，其合理怀疑双方存在不正当利益关系，对此原告不予认可并表示郭硕向原告支付的30余万元系郭硕给原告的借款，与本案无关。被告虽合理怀疑原告与郭硕存在不正当关系，但未提交有力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庭审中，原、被告分别提交了郭硕于2017年9月1日出具情况说明及2017年8月1日出具的发货、消耗明细，但该两份说明及明细载明的金额不同，故本院对该两份说明及明细均不予采信。庭审中，双方均认可原告向被告已开具发票金额为913763.5元，被告表示该款项已付清并提交了委托付款凭证，但原告提交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有89788元并未支付，被告亦未提交其它证据证明已支付了该款项，故被告仍应向原告支付该款项。根据原告提交的结算单显示有郭硕、白某某签名的货款金额为4720238.05元，同时原告提交了银行流水证明被告及物联网公司、铭英公司、华奔公司、金龙腾达公司共已向原告支付货款3078394.93元，被告虽对此不予认可，但从被告提交的笔记复印件中亦显示被告及上述公司已向原告付款3078394.93元，故本院对此予以认可。庭审中，被告表示其已向物联网公司付清相应的款项，其提交了物联网公司向其开具的发票、所附货物清单及被告公司内部领导在粘单上签字同意付款的证据，但被告未提供相关付款凭证及所付款项中包括原告供货款的证据，故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由此可见，被告还应向原告支付货款1641843.12元。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自2016年5月1日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的利息一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案中原、被告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及违约金的计算方法，故利息应以拖欠货款1641843.12元为基数，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进行计算自2016年5月1日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综上，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石油天然气运输公司陕西分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西安鞍马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641843.12元。二、被告中国石油天然气运输公司陕西分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西安鞍马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拖欠货款1641843.12元为基数，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从自2016年5月1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8303元，由原告承担813元，被告承担17490元。因原告已预交，被告应在支付对上述款项时将其应承担的案件受理费直接给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 婷人民陪审员  韩文华人民陪审员  耿美婷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薛 梅打印：吕鑫汇校对:吕鑫汇2019年月日送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