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 决 定 书 （2019）桂委赔7号 赔偿请求人：蒋太荣，男，1950年6月5日出生，汉族，桂林市全州县农民，现住桂林市叠彩区。 赔偿义务机关：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法定代表人：陈敏，院长。 蒋太荣因申请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桂林市中院）国家赔偿一案，不服桂林市中院（2018）桂03法赔6号国家赔偿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2018年9月4日，蒋太荣以桂林市中院的生效民事裁判侵犯其合法权益，造成其财产损失924300元为由，向桂林市中院申请国家赔偿。桂林市中院于2018年11月2日作出（2018）桂03法赔6号决定，该决定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过程中，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的程序，适用本法刑事赔偿程序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案件中立案工作的规定》第一条第九项属于人民法院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国家赔偿案件的范围，即“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过程中，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本案赔偿请求人提出的国家赔偿请求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本案中，本院作出的（2010）桂市民终字第836号民事判决及（2004）桂市民终字第275号《民事判决书》及(2001）桂市行初字第4号《行政裁定书》目前均为生效法律文书。赔偿请求人蒋太荣认为上述判决、裁定错误、赔偿义务机关在行使审判职权的行为中有严重的渎职侵权行为没有法律依据。其次，国家赔偿的范围法定。无论民事判决是否错误均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故赔偿请求人的赔偿请求不属于规定的国家赔偿案件的范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决定如下：驳回赔偿申请人蒋太荣的赔偿请求。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 蒋太荣不服桂林市中院驳回其国家赔偿请求的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请求：1、赔偿向桂林市七星区法院交纳的案件受理费12000元；2、往返北京申诉上访的交通费、食宿费、误工费60000元；3、往返南宁申诉上访的交通费、食宿费、误工费30000元；4、因申诉上访被行政拘留十天，应赔偿2300元。5、从2010年6月8日开始计算银行利息，截止2018年12月8日止共8年6个月时间，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5.6%利率计息，银行利息共计390320元。以上财产权损失共1314620元，由赔偿义务机关承担。理由：1983年10月20日桂林市政府未严格履行土地确权程序、没有查清穿山园艺场四至界线，向仅拥有使用权的穿山园艺场颁发了山林权证。对该处土地，第三人才拥有所有权。错发的山林权证，桂林市七星区政府于1998年以新星政发（1998）11号土地纠纷处理决定错误予以维持。为让这一纠纷通过正当的途径得到解决，申请人与第三人于2001年7月6日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一份并经桂林市公证处公证。同年7月18日、19日，申请人分别向七星区政府，桂林市政府提交书面申请，要求确认第三人对争执土地的所有权，撤销或修正原桂林市政府颁发的山林权证，两级政府不予受理，故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以起诉超过时效断案，二审法院维持一审裁定。进入申诉程序后，广西高级法院作出（2003）桂行申字第28号《不予立案再审通知书》。历时六年，申请人无数次到北京、南宁，仅2007年就有五个月在北京上访，但第三人因为两年前与乡政府签订了扶持经济发展协议书，认为扶持款就是土地补偿款而不履行合同义务拒绝在申诉状上签字。根据委托合同约定，第三人如果中止诉讼或调解，应按第三条补偿237000元给申请人，违约方应赔偿对方30%的违约金等，申请人向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法院判令第三人赔偿申请人各项损失共82万元。一审法院审理后驳回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判决维持原判。这是赔偿义务机关在行使审判职权的行为中，具体而严重的渎职侵权行为。致使案件审理后的结果是不履行合同义务方胜诉，诚信守约方败诉并承担全部责任，颠倒了司法维护公平正义这一最基本的原则，其损害结果完全符合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渎职侵权重大案件标准。故此，受害人在京常年申诉未果的前提下，于2014年8月21日开始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控告，以经办法官涉嫌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要求立案侦查，最高检察院根据管辖范围，移送广西检察院查处，而广西检察院违反职能管辖的规定将控告涉嫌职务犯罪的材料转给无职能管辖的部门。申请人于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向国家赔偿委员会申请国家赔偿。 经审理查明，1983年11月20日，桂林市人民政府为穿山园艺场正在使用的土地向该园艺场颁发了山林权证。1998年，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政府以新星政发[1998]11号土地纠纷处理决定对此予以维持。由于第三人村民小组认为其对穿山园艺场使用的土地享有所有权，桂林市人民政府给穿山园艺场颁发山林权证是错误的，需通过诉讼解决纠纷。为此，2001年7月6日，赔偿请求人蒋太荣与第三人村民小组双方签订《委托合同》并经桂林市公证处公证，该合同约定：第三人村民小组委托蒋太荣作为其代理人运用法律政策等手段帮助村民小组要回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诉讼费由蒋太荣垫付，如判决该土地权属归村民小组所有，村民小组在终审宣判后三天内双倍给付蒋太荣垫支的全部诉讼费(以法院收款收据为凭)，否则，诉讼费由蒋太荣自负；蒋太荣支出的诉讼费以外的其他一切费用(如往返车旅费、取证调查、编写材料、出庭辩论或聘请助手等误工类经费)均由蒋太荣负责。如判决结果该地属村民小组所有，并收回了使用权，村民小组在宣判后十八天按总面积5％的比例赠与土地或折合人民币237000元给蒋太荣，作为蒋太荣支出费用的报酬；如对方上诉或再审，以终审宣判后的三天为止；另外，在村民小组自然村总体规划内赠送0.2亩(补充协议增加至24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供蒋太荣建房用；办证登记时蒋太荣协助将集体所有权变为国有所有权；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拿回使用权为止，村民小组如果终止起诉或上诉、撤诉或调解，村民小组应按约定补偿237000元给蒋太荣；违约方按照237000元补偿费30％的标准支付违约金71000元等。 合同签订后，蒋太荣代理村民小组提起行政诉讼，2001年11月5日，桂林市中院以(2001）桂市行初字第4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桂林市高新(七星)区穿山乡光辉村委纸马铺村(村民小组前身)的起诉。二审法院维持一审裁定。2005年2月4日，村民小组与桂林市七星区穿山乡政府(桂林市七星区穿山街道办事处前身)签订《扶持经济发展协议书》，协议约定了由穿山乡人民政府就园艺场问题给予被告经济发展扶持及村民小组与蒋太荣签订的《委托合同》由穿山乡政府负责处理，与村民小组无关等条款。蒋太荣认为村民小组此举是与七星区穿山乡政府签订变相买卖土地协议书而放弃诉讼权利，于是蒋太荣诉至桂林市七星区法院。认为村民小组放弃诉讼权利构成违约，依照《委托合同》约定，村民小组违约应补偿原告237000元。被告损失的24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按每平方米2000元市场价格计算，村民小组应该支付原告480000元，村民小组应该依约按237000元补偿费的30％的标准向原告支付违约金71000元。另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该偿还该费用其利息”之规定，村民小组应当偿还蒋太荣为其垫付的一、二审诉讼费4386元、赴北京的交通费、邮资费16900元、食宿费15300元等约32000元；四项合计共820000元，请求法院判令村民小组赔偿给原告违约金及损失820000元整，第三人桂林市七星区穿山街道办事承担连带责任，村民小组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以（2009）星民初字第13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蒋太荣的诉讼请求。蒋太荣随后上诉至桂林市中院。桂林市中院审理认为，被上诉人桂林市七星区穿山街道办事处光辉村委第一、二、三、八、九、十村民小组与桂林市穿山园艺场为土地权属于2001年发生纠纷，为了行政诉讼，被上诉人当时的村民小组负责人与上诉人蒋太荣签订了行政诉讼代理的《委托合同》。该合同为附条件的有偿服务合同，合同约定因诉讼支出的一切费用均由上诉人先行垫支，只有诉讼胜诉，被上诉人才支付给上诉人237000元代理费用，若诉讼败诉，则因诉讼发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上诉人自行负责。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的《委托合同》中的金钱给付约定是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意思自治的结果，该部分的合同条款为有效合同。而合同中约定的在胜诉后，被上诉人按诉讼争议土地面积5％赠与土地给上诉人，另赠240平方米土地给上诉人作为建房用地的约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关于土地流转及建房用地的申请、审批及服从城市建设统一规划的强制性规定，为无效条款，依法不予保护。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签订诉讼代理的《委托合同》后，上诉人履行了代理义务，参加了一、二审的审理活动，在一、二审的诉讼败诉后仍为被上诉人进行申诉活动，但该行政诉讼经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被上诉人败诉后，至今没有最高人民法院及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下发的对该案进行再审的裁定。依照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的《委托合同》约定，在诉讼败诉的情况下，上诉人因诉讼代理所垫支的费用由其自行承担，上诉人无权向被上诉人索要任何因代理发生的费用。故上诉人诉请被上诉人支付因诉讼代理发生费用的条件不成立，桂林市中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以宅基地的市场价赔付其损失的诉请亦因其代理败诉，同时该约定违反法律的规定，桂林市中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在被上诉人的行政诉讼中自始至今行使代理权，被上诉人并未明确表示撤销上诉人的代理权，被上诉人未支付上诉人代理发生费用是因上诉人代理诉讼的败诉，而非解除上诉人的代理权发生，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违约，要求赔偿违约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桂林市中院对其该项诉请亦不予支持。桂林市中院以（2010）桂市民终字第836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赔偿请求人蒋太荣认为桂林市中院相关民事判决侵犯其合法权益，造成其损失，于是向桂林市中院申请国家赔偿。 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人民法院的民事、行政审判行为不属于国家赔偿的受案范围。赔偿请求人对桂林市中院作出的二审生效民事判决不服，应当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解决。实际上，赔偿请求人因与桂林市七星区穿山街道办事处光辉村委第一、二、三、八、九、十等六个村民小组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桂林市中院作出的（2010）桂市民终字第836号民事判决，已向本院申请再审，赔偿请求人已充分行使申请再审的权利。本案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案件立案工作的规定》第一条规定的国家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不能以民事判决错误为由向桂林市中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中“立案后发现不符合申请条件的，决定驳回申请”的规定，本案不属于国家赔偿受案范围，应程序性驳回赔偿请求人的国家赔偿申请。桂林市中院受理本案并作出（2018）桂03法赔6号国家赔偿决定，从实体上驳回赔偿请求人的赔偿请求程序不合法，本院赔偿委员会予以纠正。另外，桂林市中院（2018）桂03法赔6号国家赔偿决定是自赔决定，作出后不当然发生法律效力，应当向赔偿请求人交代诉权，即“如不服本决定，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但实际上，赔偿请求人已在收到该决定书的三十日内向本院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也已经立案审理，赔偿请求人的诉讼权利实际并未受到影响。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案件立案工作的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如下： 一、撤销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桂03法赔6号国家赔偿决定； 二、驳回蒋太荣的国家赔偿申请。 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