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2民初6235号原告：广州冠晟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大道245号A6栋501-2房。法定代表人：吴登米，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烨，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泽吾，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雷红利，男，1978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敬文，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冠晟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晟公司”）诉被告雷红利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邓颖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12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冠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烨、张泽吾，被告雷红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敬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冠晟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向原告返还季度提成款215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于2017年2月10日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7年2月10日至2020年2月9日，被告担任营销副总裁一职。2017年3月1日，被告与原告签订《营销中心副总考核方案》。2018年5月29日，被告向广州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该仲裁委于2018年9月19日作出仲裁裁决。原告不服劳动仲裁裁决，遂提起诉讼。原告旗下的互联网平台“大米印”，是一个专注于包装印刷的互联网B2B平台。在交易过程中，“大米印”平台相当于中间枢纽，上游为客户，下游为提供包装印刷服务的供应商。平台的具体运营模式是客户在“大米印”平台充值下单，“大米印”平台向供应商委派订单，供应商完成订单并向客户发货。因此，在交易过程中会出现“支付时间”、“下单时间”、“收货时间”三个时间节点。按照正常交易模式，客户下单后至少需要等待两、三天才能收到货。因此，“支付时间”、“下单时间”与“收货时间”三者之间至少间隔一、两天。但是，《刷单情况统计表》显示这三个时间节点不仅没有合理的时间间隔，反而精确到同一秒钟，这显然不合逻辑。为查明事实，原告申请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大米印”系统的相关数据及形成时间是否经过篡改进行鉴定。2018年5月24日，该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结论是使用原告提供的系统管理员账号登录“大米印”平台系统，使用原告云账号登录阿里云RAM提取的数据日志，均未发现订单记录中的“支付时间”、“下单时间”、“发货时间”、“收货时间”的篡改痕迹，数据具有完整性。由此可见，《刷单情况统计表》中明显异常的数据是原始形成、没有经过任何篡改的数据。换言之，原告没有对数据进行任何篡改。结合前述“大米印”平台的工作原理，可以认定“大米印”平台中的该等交易订单属于虚假交易订单，即行业内所谓的刷单。经原告统计，被告在2017年第二、三季度刷单交易总金额高达87610027.79元，扣除上述金额后，被告所负责的营销中心2017年第二、三季度的实际业绩完成额为2824709.21元。将之与被告第二季度业绩目标15772000元和第三季度业绩目标45484000元相比较，被告的实际业绩达标率为4.6%[2824709.21元÷（15772000元+45484000元）]，远远低于《营销中心副总考核方案》第四条规定的2017年第二、三季度的达标率60%。因此，被告不应当享有任何季度提成。因此，被告应当把原告已经向其支付的215000元季度提成款返还给原告。被告雷红利辩称：一、被告已完成2017年第二季度的考核目标，有权获得该季度提成工资。被告与原告于2017年2月10日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7年2月10日至2020年2月9日，被告任营销副总裁一职。2017年3月1日被告签署《营销中心副总考核方案》，约定了被告2017年四季度的考核目标，并按照考核结果支付季度提成工资。被告2017年第二季度考核回款额为15772000元，被告实际完成38945820元，完成率为247%，根据《营销中心副总考核方案》第四条的规定，被告2017年第二季度应发提成工资为260127.80元，原告仅支付了215000元，剩余的45127.80元一直未付。二、原告主张被告利用职权刷单的情况与事实不符，也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首先，《刷单情况统计表》是原告单方制作，且经原告多次随意修改、调整，不具有真实性、客观性，无法证明被告利用职权刷单。原告提交过多份《刷单情况统计表》，且内容、格式存在不同，足以证明原告任意修改、调整《刷单情况统计表》，根本不具有真实性、客观性。本案中原告提交的《刷单情况统计表》只有部分交易“支付时间”、“下单时间”、“收货时间”一致，但是不能证明该部分异常的数据就是刷单产生，更无法证明是被告利用职权刷单产生。原告在另一仲裁案件中提交的《雷红利利用职权进行刷单的情况统计表》又主张被告刷单由货期异常和价格异常构成，并不是本案主张的“支付时间”、“下单时间”、“收货时间”一致的交易异常；且《雷红利利用职权进行刷单的情况统计表》主张异常订单金额共计38287957元，在本案中又主张刷单金额共计58195837.33元，两组数据差异巨大，显然是原告随意更改造成。其次，《刷单情况统计表》与《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的表格数据不一致，无法证明《刷单情况统计表》的真实性、客观性。经统计，原告提交的《刷单情况统计表》共计2093条交易记录，但是《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中《未签订合同订单明细》仅有924条交易记录，且经被告简单核对《刷单情况统计表》第一至第五条、倒数第一条至第三条均无法在《未签订合同订单明细》检索到。再次，《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无法证明被告利用职权刷单。如上所述，《刷单情况统计表》与《未签订合同订单明细》不是同一数据表，无法证明《刷单情况统计表》的真实性、客观性。《鉴定意见书》提取两次数据（一次是大米印系统提取数据，一次是登陆阿里云RAM提取数据），但仅对阿里云RAM提取的数据库进行鉴定，而此次鉴定的时间仅是鉴定时最近一个月的记录日志即2018年4月18日15时13分21秒到2018年5月18日15时13分21秒的日志，此时被告已经离职。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雷红利于2017年2月10日入职冠晟公司，双方签订了期限自2017年2月10日至2020年2月9日的劳动合同，约定雷红利的工作内容为职员，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标准（计算加班工资基数）为计时工资1895元/月，其他的薪酬等约定按照公司薪酬制度执行。2017年3月1日，雷红利签订《营销中心副总考核方案》，上面载明考核周期为按季度考核，考核数据来源于经财务部门审核确认过的大米印系统数据。其中，第四条“考核方案”规定，固定工资组成由基本85%+绩效15%；当达标率大于等于100%时，季度提成为季度回款额的1%；当达标率大于等于80%小于100%时，季度提成为季度回款额的0.5%；当达标率大于等于60%小于80%时，季度提成为季度回款额的0.1%；当达标率小于60%时，无季度提成。第五条“考核指标说明”规定，入职第一季度不考核；达标率=销售回款额/季度目标；第一至第四季度的回款额目标分别为557000元、15772000元、45484000元、101574000元。第七条“行为考核规定”规定，刷单或私下接单属严重违纪行为，一经发现公司立即与之解除劳动关系，且保留追偿公司经济损失的权利。上述方案自2017年3月1日生效。双方确认真实性的提成核算表载明，雷红利2017年第二季度实际回款额为38945800元，完成率为246.96%，季度提成为260144元。上述核算表经过雷红利的审核，并有冠晟公司财务经理的确认签名。冠晟公司分别于2017年8月17日、9月28日、10月25日通过员工关爱平台向雷红利发放季度奖金130000元、45000元、40000元，共计215000元。冠晟公司主张雷红利2017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完成的订单大部分是刷单交易，其中交易时间异常的订单涉及金额为58532399.98元，商品属性异常的订单涉及金额为452647元，商品货期异常的订单涉及金额为28624980.81元，上述金额共计87610027.79元，由此得出雷红利两个季度的实际业绩为2824689.21元（38945800元+51488917元-87610027.79元），达标率为4.6%[2824689.21元÷（15772000元+45484000元）]。冠晟公司据此认为雷红利不享有该两季度的季度提成，雷红利应返还已收取的季度提成215000元，同时冠晟公司亦无需再向雷红利支付2017年第二季度季度提成差额45127.80元及第三季度提成141920.40元，并在本院提起（2018）粤0112民初6234号案件。冠晟公司为此提交了《雷红利利用职权进行刷单的情况统计表》、《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代付款单据予以证明。《雷红利利用职权进行刷单的情况统计表》列举了2017年4月至2017年9月期间的订单信息2093条，订单总金额为58195837.30元。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5月24日出具的南方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18]电鉴字第1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冠晟公司于2018年5月17日委托该鉴定中心提取固定其指定的“大米印”平台系统的相关数据，并分析鉴定数据的真实性与完整性；鉴定结论为使用冠晟公司提供的系统管理员账号登录其指定的“大米印”平台系统，使用冠晟公司云账号登录阿里云RAM提取的数据库日志，均未发现订单记录中“支付时间”、“下单时间”、“发货时间”、“收货时间”的篡改痕迹，数据具有完整性。《证明》共六份，分别加盖有广州市宏境印刷有限公司、广州市建辰纸品包装有限公司、广州市中福彩印有限公司、广州市齐彩印刷有限公司、广州市盛和印刷有限公司、广州市中福纸品包装有限公司的公章，同时均附有若干表格的订单信息；证明上的内容均为上述六家公司没有与冠晟公司签订或者没有实际履行附表中的订单。代付款单据载明，冠晟公司在2017年4月13日至2017年4月18日期间共计29次向广州市宏境印刷有限公司、广州市齐彩印刷有限公司、广州市中福彩印有限公司等客户支付交易款项；单据中的“经办人”、“部门经理”、“资金专员”、“资金主管/财务经理”栏均有人员签名确认，其中雷红利在“部门经理”栏签名。经本院比对，《证明》所附的订单信息有部分与代付款单据中的信息相符。雷红利对《雷红利利用职权进行刷单的情况统计表》、《证明》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司法鉴定意见书》、代付款单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不能证明存在刷单行为，更不能证明其参与了刷单。雷红利与冠晟公司于2018年4月18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双方发生争议，冠晟公司向广州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裁决：雷红利返还冠晟公司提成款215000元。2018年9月19日，广州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开劳人仲案〔2018〕55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冠晟公司的全部仲裁请求。冠晟公司于2018年9月26日收到上述裁决书。冠晟公司不服仲裁裁决，于2018年10月1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上述事实有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营销中心副总考核方案》、提成核算表、代付款单据，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南方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18]电鉴字第1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广州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穗开劳人仲案〔2018〕558号《仲裁裁决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以上证据经过庭审质证，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本院予以采信。本院认为，冠晟公司和雷红利建立劳动关系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方均应诚信、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双方的合法权益均受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雷红利是否需要向冠晟公司返还2017年第二季度的提成工资215000元。本院对此分析认定如下：首先，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仅是对冠晟公司指定的订单记录数据进行提取和分析，只能证明该部分数据未经篡改、具有完整性，但冠晟公司提交的《雷红利利用职权进行刷单的情况统计表》中的订单记录数据从数量上来看与《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的订单记录数据并非一致，且在时间排列上亦不相同，无法证明《雷红利利用职权进行刷单的情况统计表》中数据也具有完整性。其次，对于刷单的定义问题，不论是《营销中心副总裁考核方案》还是冠晟公司的规章制度，对此均无明确界定。从冠晟公司在不同案件及同一案件不同阶段提交的多份《雷红利利用职权进行刷单的情况统计表》来看，其对于刷单情形的认定在不同时期所统计的数量也相差较远，从一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冠晟公司自身对于刷单的定义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此外，冠晟公司主张刷单的种类包括交易时间异常、商品属性异常、商品货期异常，其也仅是对第一种情形进行举证，对后两种情况并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退一步说，单凭交易时间的异常亦不能证明所有的此类订单即为刷单。再次，冠晟公司提交的多个供应商的证明材料拟证明有大量订单是没有签订或者没有实际履行的，属于刷单，但从这些证明材料后附的订单信息来看，有部分订单冠晟公司已经实际代付款项，且这些代付的款项是经过冠晟公司包括“资金专员”、“资金主管/财务经理”等人员核对审批通过的，冠晟公司现主张这些订单是刷单不符合常理。最后，冠晟公司的“大米印”平台系统是一个新的商业操作模式，在启动之初通过返点补贴以及快速结算的方式吸引上游客户和下游的供应商加入，本身就存在大量的商业风险，不能排除客户或供应商之间为了获取返点补贴而联合进行刷单的可能，这也是冠晟公司在设立“大米印”平台系统之时必然能预见的。雷红利作为营销部门负责人，在冠晟公司未授权的情况下，无法对冠晟公司的“大米印”平台系统进行控制，现有的证据均无法证明冠晟公司主张的刷单系雷红利的行为所致。由此，本院认为，即使真的存在刷单，该情形本身导致的后果应当由冠晟公司承担，而不应转嫁于雷红利，雷红利已经履行其作为营销部门负责人所应承担的开发客户等职责，订单数据本身也符合发放业绩提成的条件。综上，冠晟公司要求雷红利返还2017年第二季度的提成工资21500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州冠晟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广州冠晟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邓 颖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陆镇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