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川1303行初48号 原告：王瑞江，男，汉族，1966年2月11日出生，住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 委托代理人：王子石，四川蜀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充市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刘作鸿，局长。 出庭负责人：曾放，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艺宝，男，汉族，生于1977年2月22日，该局法制支队副队长。 被告：南充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二大队 法定代表人：王舰，大队长 出庭负责人：胥青俊，副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罗晶，女，汉族，生于1983年2月21日，住南充市，系该大队民警。 被告：南充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 住所地：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金绩街61号。 法定代表人：杜培刚，大队长。 出庭负责人：邱孝中，副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李修远，四川智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罗斌，男，汉族，生于1970年7月4日，住南充市顺庆区，系该大队民警。 原告王瑞江不服被告南充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二大队（以下简称交警一大队）于2017年12月15日对其作出的处罚决定以及南充市公安局于2018年2月8日对其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依法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瑞江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子石和被告市交警一大队出庭负责人邹孝中及委托代理人李修远、罗斌，被告市交警二大队出庭负责人胥青俊及委托代理人罗晶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于2017年12月15日作出编号为5113031405884734号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载明“被处罚人王瑞江于2016年10月21日16时02分，在实施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驾驶人不在现场，妨碍其它车辆、行人通行的违法行为（代码10391）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6条第1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4条、第93条第2款决定予以150元罚款，记0分。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南充市公安局或南充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向高坪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王瑞江对该处罚决定不服，于2018年1月4日向南充市公安局提起行政复议，南充市公安局于2018年2月8日作出南公复决字（2018）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该决定书载明:“被申请人具有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法定职责，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没有处罚权，其处罚行为超越职权的主张，本机关不予支持。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决定予以罚款150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本机关决定如下：维持被申请人2017年12月15日作出的编号：5113031405884734《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 原告诉称，原告王瑞江至被告南充市交警支队直属二大队处理川Ｒ×××××小车违章情况，被告知2016年11月21日该车“违反规定停放，驾驶人不在现场，妨碍其他车辆、行人同行”，遂作出了5113031405884734号处罚决定书。原告于2017年12月27日向南充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南充市公安局作出南公复决字（2018）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一大队的违法行政行为。对此，原告认为：被告二大队对原告“违反规定停放，驾驶员不在现场”行为没有处罚权，其处罚行为超越职权，应为无效。其理由：《行政处罚法》第十五条“行政处罚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第十六条“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以下简称“第十六条”）。《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国务院决定”），该决定中明确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在本行政区域内有计划、有步骤的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并重申“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后，有关部门如果仍然行使已被调整出的行政处罚权，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一律无效”这一行政法原则，还特别强调“还要依法追究该部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人员的法律责任”。四川省出台了《四川省人民政府贯彻实施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决定的通知》（以下简称“省政府通知”）；四川省人民政府以川府函［2003］187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南充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批复》（以下简称“省政府批复”），批准同意南充市人民政府在市容环境卫生、城市规划管理、公安交通侵占城市道路管理等方面的行政违法行为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南充市人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南充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市政府办法”）。该办法明确规定，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市执法局）是市人民政府实施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部门。该实施办法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市执法局行使公安交通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侵占城市道路行为的进行行政处罚。因此，被告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以下简称一大队）以原告侵占城市道路的违停行为欲实施行政处罚的调取证据行为没有法律依据，被告二大队对原告车辆违法停放侵占城市道路的违法行为无行使行政处罚权。这也是原告向南充市公安局申请复议的理由。 被告二大队在复议中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九条、《四川省实施办法》第四条、《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为依据主张自己对本案享有执法权；并称南充市人民政府的《南充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的制定与实施违背了《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的规定，该办法还自行规定对侵占道路行为其他机关不再行使，属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性质。南充市公安局同样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九条、《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条第一款为依据维持了被告二大队的行政处罚决定。对原告主张的法律依据未作回应。原告认为，综合二大队的答辩意见，二大队认为，道交法与行政处罚法是矛盾的，认为南充市人民政府的《南充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实施办法》是违法的，因此，二大队依据道交法及条例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是合法的。这是错误的。原告坚持前文所述二大队对案涉行政违法行为没有管辖权的理由，同时认为，道交法与行政处罚法关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规定并不矛盾。设立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本来就是为了解决城市管理领域中“多头执法、重复执法、执法扰民”（“国务院决定”用语)等问题，立法机关在各地试行行政改革后，为巩固行政改革成果而在行政处罚法第十五条给予了其法律地位。从另一个层面讲，行政处罚法在行政处罚法领域内相当于“一般法”性质，偏重于程序规范；道交法的行政处罚部分属于行政处罚领域的“特别法”，偏重于实体，对大多数实体规定而言，应当采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至于程序部分，道交法不得违背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比如简易程序适用条件、一般程序的程序内容；其中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规定是行政处罚法第十五条的一项授权性规定，属于程序性规范，它集中的对象是“行政处罚权”、手段是对行政处罚权“进行集中”、重组的是行政处罚权主体资格，道交法应受这一程序性制度的制约。也就是说，一旦某地依法实施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后，道交法规定的部分行政处罚权在该特定空间内，无保留的转移给有权机关，道交法授权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就无权再行使。正由于这个道理，《南充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实施办法》是合法有效的，并不与行政处罚法、道交法等冲突。“市政府办法”第四十四条“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机动车辆停放、临时停车规定的，可以指出其违法行为并予以口头警告，令其立即驶离。对机动车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虽在现场但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可以锁定机动车车轮，处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并可将该机动车拖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地点停放”与道交法第九十三条“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关于机动车停放、临时停车规定的，可以指出违法行为，并予以口头警告，令其立即驶离。机动车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但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处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并可以将该机动车拖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地点停放。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拖车不得向当事人收取费用，并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停放地点”，在行政执法的对象、内容、手段、方式等内容完全一致（妨碍车辆、行人通行，当指车辆停放在城市街道行车道、人行道等位置)，正是“国务院决定”将“公安交通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侵占城市道路行为的行政处罚权”纳入“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范围”的授权范围。“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机动车辆停放、临时停车规定的”当指道交法第五十六条“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停放。禁止在人行道上停放机动车；但是，依照本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施划的停车泊位除外。在道路上临时停车的，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所函摄的行为。被告二大队所谓市政府办法废止了道交法的帽子扣错了地方，要扣也当扣到国务院（“国务院决定”的制定者），扣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条”的制定者）头上才合适。同时，原告认为，道交法、市政府办法中的“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是给予相对人行政处罚的必要条件，且需已然造成相应后果始当，这才符合立法本意，也是当下城市停车位紧张，正确处理公民对公共资源享有的使用权(城市街道上的临时停车权）与道路交通通畅矛盾的妥当做法。由此，被告二大队即便有权管理，也适用法律错误。 二、被告二大队对原告以简易程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错误。1、违背行政处罚简易程序的“当场性”要件。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履行行政处罚决定，根据第三十六条“除本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可以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外，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必要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进行检查”，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行政处罚法的简易程序适用条件之一是，对违法行为人“当场”处罚，因此，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发现违法行为、固定相关证据、对相对人宣告处罚这一连串行为在时间上应当是紧密连贯的，在空间上是同一的。本案不具有当场特性。2、被告二大队该适用普通程序而不适用，侵害了原告依法享有的相关程序性权利，依照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其行政处罚决定不成立。 三、关于本案所涉行政处罚的证据问题。1、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了行政处罚中的证据收集。(1)被告南充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没有依法调取原告行政违法的相关证据。其证据调取程序不合法，其证据材料形式不合法。（2）证据调查行为是行政处罚行为中基础性的行为，直接影响行政相对人的行政权利义务，是行政诉讼中应当撤销行政行为的依据之一，是行政诉讼的标的；（3）同时，本案中行政违法行为调查与行政处罚分属不同机构作出，分别给予相对的行政机关作出司法评价，方显公平正义(不让被告二大队代被告一大队受过)，也才能促使一大队纠正违法行为，唤醒其法治意识，促进其依法行政。2、被告二大队要处罚原告，理应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应当告知相对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所谓告知处罚决定的依据，就本案而言，应当拿出证据证明(1)是原告实施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所列行政违法行为，或者拿出法律依据来，推定原告有行政处罚决定书所列行政违法行为；(2)符合依法调取(来源合法)、符合法定形式的证据材料，证明有违法行为存在。而被告二大队没有依法向原告出示符合上述要求的证据材料，仅仅简单的将一纸行政处罚决定书塞给原告罢了。 四、由于被告二大队对原告的所谓行政违法行为没有管辖权，被告南充市公安局作为复议机关，理应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撤销二大队所作行政处罚决定。南充市公安局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用的是高坪区人民法院（2017）川1303号行初字58号尚未生效的行政判决书（原告至市公安局领复议决定书时，工作人员直接对原告讲，他们依据的是高坪法院这份判决书，本人有视频资料为证。该案原告张学君已经上诉)的理由和手法：对原告所主张理由不予置评，自顾自话地拿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等规定搪塞，似乎不知世间有第十六条“国务院决定”、“省政府通知”、“省政府批复”、“市政府办法”；他们连被告二大队直接面对（否定）市政府办法的勇气都没有。 五、原告依据被告二大队所作行政处罚决定书缴纳了罚款150元，应由被告二大队退还，并承担由此给原告造成的损失，按银行贷款利率计付。原告诸诉讼请求事实成立，于法有据，恳请人民法院支持。 被告交警一大队辩称：依据现有的法律规定，公安机关有权对违法、违章车辆进行处罚。原告车辆违停是违反规定停车，驾驶员不在现场，影响行人通过。 被告交警二大队辩称：一、被告对原告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被告在职权范围内作出的行政处罚，合法有效；二、被告对原告的违法行为具有管辖权；三、被告作出行政处罚适用简易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四、被告对原告行政处罚时所依据的是公安交通技术监控资料记录，被告对其作出处罚决定时已将其相关违法事实告知原告。 被告南充市公安局辩称：一、我局受理原告行政复议申请和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程序合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二、交警二大队对原告违反规定停放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予以行政处罚主体合法；三、交警二大队对原告的违法行为适用简易程序处罚，程序合法。 经审理查明：原告王瑞江于2016年11月21日将川Ｒ×××××的小型汽车驾驶至顺庆区临时停放后离开，被交警一大队民警在顺庆区巡逻时发现，执勤民警对违法停车行为进行拍照取证后，填写了《违法停车告知单》放置在机动车上，告知驾驶人在3日后15日内持通知单到被告交警一大队处接受处理。2017年12月15日，原告王瑞江到被告交警二大队处理违章，其对《违法驾驶人确认书》及《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进行了签名确认。被告交警二大队作出了编号为5113031405884734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以原告王瑞江在驻春路实施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驾驶人不在现场，妨碍其它车辆、行人通行的违法行为（代码10391）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6条第1款为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其处以15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被告交警二大队在原告签收《处罚决定书》后，收回了《违法停车告知单》。原告王瑞江对该处罚决定不服，于2018年1月4日向南充市公安局提起行政复议，南充市公安局于2018年2月8日作出南公复决字（2018）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复议认为：案涉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决定维持被申请人2017年12月15日作出的编号为5113031405884734《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 另查明，被告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一式三份，第一份由被处罚人交银行，第二份送达被处罚人，第三份由被告存档，其中第三份明确了处罚地点在交警二大队处罚大厅，三份均加盖有被告单位违法处罚专用章。 以上事实有违法停车告知单、照片、处罚决定书等证据以及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加以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两点，一是被告交警二大队对原告的违法行为有无管辖权；二是被告交警二大队对原告进行处罚的程序是否合法；三是被告南充市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是否合法。 一、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之规定，被告交警一大队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具有管理的法定职责。 二、对第二个争议焦点，从本案被告提供的相关证据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来看，原告将其所有的涉案车辆在设有禁止停车标志路段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原告的上述行为属于不按规定停放车辆并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的行为，被告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原告作出涉案简易处罚决定并无不当。根据四川省公安厅关于《四川省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使用管理办法》第十七条“勤务辅警可以从事下列公安机关执法岗位的相关辅助工作(五)协助疏导交通，劝阻、纠正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采集交通违法信息”的规定，被告交警一大队的辅警照相、粘贴《违法停车告知单》不违反法律的规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05号《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十二条“交通警察对机动车驾驶人不在现场的违法机动车行为，应当在机动车侧门玻璃或者摩托车座位上粘贴违法停车告知单，并采取拍照或者录像方式固定有关证据”之规定，被告的取证并无不当。加之其并没有实施现场处罚，本案的处罚决定是在被告的处罚中心由一名具有执法资格的警察依据简易程序的规定执行，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对原告要求确认被告交警一大队对本案适用简易程序违法的主张，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一条“对违法行为人处以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之规定，被告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处罚并无不当。 三、被告南充市公安局作出的复议决定是否合法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之规定，原告王瑞江就被告交警二大队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而提起的行政诉讼，被告南充市公安局作为被告交警二大队的上级主管部门对原告复议申请享有管辖权，受理复议申请后，被告南充市公安局经审查于2018年2月8日作出南公复决字（2018）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编号为5113031405884734《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处罚适当。原告王瑞江要求撤销被告南充市公安局该行政复议决定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律程序的，或者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瑞江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瑞江承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罗 东 人民陪审员  龙远强 人同陪审员**强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许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