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581民初7724号 原告：杨晓梅，女，汉族，1952年10月6日生，住江苏省常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伟东，江苏世纪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缪英，女，汉族，1973年9月6日生，住江苏省常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文兵，江苏福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照努，江苏福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晓梅与被告缪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19日立案后，依法简易程序进行审理。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杨晓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伟东，被告缪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文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晓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30万元及逾期还款的利息损失(利息计算方式：以30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2014年2月7日计算至实际清偿本息之日止)；2、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98万元及逾期还款的利息损失(利息计算方式：以98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2017年2月8日计算至实际清偿本息之日止)；3、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4年1月7日，被告为筹措生意周转资金，向原告借款200万元整，并出具借条承诺借期为一个月。但借期届满后被告未能偿还借款，原告一直催讨，至今被告尚有30万元未归还。2015年，被告再次向原告借款150万元，并承诺尽快归还。原告将借款汇入被告银行账户后，被告又一直拖延还款，经原告多次催讨，被告至今仅偿还52万元，剩余98万元未归还。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贵院起诉，望判如所请。 被告缪英辩称，对于原告主张的诉请一，被告认为已经归还完毕。对于原告主张的诉请二，被告并没有借这笔款项，在2014年1月7日被告已向原告借款200万元，原告仍然认为被告未结清借款的情形下又于2015年4月21日出借150万元，不符合常理，该款事实上是当时原告借用被告的香港股票账户对香港股票的投资，原告必须对其当初的投资决定自行承担责任。同意原告向被告出具的6月11日结算凭证作为本案和（2018）苏0581民初7727号案件承担责任的依据。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查后确认的证据，依法予以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1月7日，被告缪英向原告杨晓梅出具借条一份，借条载明：今借到杨晓梅人民币贰佰万元，借期约一个月，本借款用于生意周转，采用银行转账形式交易（以银行转账凭证为准）。当日，原告通过其工商银行账户向被告农业银行账户转账200万元。2017年2月8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借条载明：2014年1月7日，本人缪英（女，身份证号码）由于生意周转向杨晓梅借款人民币贰佰万元整，截至2017年2月8日已归还壹佰叁拾伍万元，还欠陆拾伍万元。2018年6月11日，原告向被告出具收条一份，收条载明：今收到朱佩东代缪英归还人民币壹拾万元整，至今仍欠杨晓梅叁拾万元。 再查明，2015年4月21日，原告通过其工商银行账户向被告农业银行账户转账180.4万元。对此，原告称其中30.4万元是原告交付给被告作为二人共同炒股的盈利，其中150万元是借款（该转账凭证摘要标注了“缪英借款”）；被告认为其中30.4万元是原告返还被告关于承兑贴现的款项，其中150万元并非借款而是投资款，系原告将上述款项存入其申办的香港股票账户进行股票投资。2017年2月8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声明一份，声明载明：“杨晓梅转入缪英香港股票账户（18×××33）壹佰伍拾万元正。缪英银行账户转入杨晓梅银行账户伍拾贰万，尚余玖拾捌元股票（8410）。缪英2017.2.8。谭永元付缪英港股钱如归还，应第一时间归还杨晓梅。”审理过程中，被告称，声明中的“8410”系笔误，应该是“8140”，即股票扬科集团的代号，“尚余玖拾捌元股票”是根据原告的意思写的，可能是少了“万”字，原告断章取义认为150-52=98，其实在2017年2月8日股票现金价值只有三十几万了。 另查明，常熟市快乐进出口有限公司设立于2014年8月21日，法定代表人为杨晓梅。 上述事实由借条、声明、支付凭证、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下面分别进行评析： 一、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在于150万元是借款还是投资款，被告是否需要返还余款98万元及相应利息？ 对此，被告提供了如下证据，原告亦进行了相应质证： 1、收条复印件及截屏打印件及情况说明、证人证言，收条载明“今于2015年4月21日收到杨晓梅汇款150万元整，用于香港股市投资……”。 原告认为，其认为是借款给被告，被告炒股是其自己的行为，2017年2月8日其已经明确被告要归还原告款项而非股票。 2、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转账凭证1张以及农业银行转账凭证1张，被告银行账户向谭永元账户汇款记录，被告香港股票账户的港币到账记录及香港股票账户投资股票记录，股票在2017年2月8日的价格凭证，谭永元关于兑币的费用说明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告向谭永元汇款兑币手续费的记录，2015年5月份至2017年12月份的股票月结单。 原告认为，关于被告自己的转账行为不清楚，被告与谭永元之间的关系也不清楚，只确认原告另外将40万元委托被告炒股后被告将剩余价值为13万元的股票转让给原告女儿的行为。这40万元委托炒股，与本案150万元借款无关。 结合上述证据，可以认定原告向被告转账了150万元，被告将该款转入其香港股票账户用于投资股票。原告认为该款是借款，被告则认为该款是原告投资款。本院认为，从2017年2月8日，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声明看，原告出资150万元由被告购买150万元的股票，被告已退回52万元的股票，被告承诺还应退回98（万）元的股票，可见，即使该150万元因未出具借条从形式上无法体现出借款关系，但因2017年2月8日股票现值已远非150万元的情况下被告仍作出此声明，同意全额返还150万元，因此，原告转账150万元的目的是不承担任何风险前提下追求资金的保本收益，故双方实际上应属于以委托投资或者委托理财为表现形式的民间借贷关系。综上，被告仍应向原告返还其所欠的98万元本金。因声明中未明确约定还款期限，也未明确约定利息或者回报，但原告确实存在资金被占用的利息损失，故结合原告的主张，本院酌定从本案受理的次日起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 二、本案争议焦点之二在于本案中200万元的借款被告共支付了原告多少金额，现还结欠多少金额，是否需要支付利息损失？ 对此，被告提供了如下证据，原告亦分别发表了质证意见： 1、第一组证据：常熟市快乐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乐公司）简档、被告出资的汇款记录、2015年9月25日股权转让协议等工商档案，证明在2015年9月25日股权转让款30万元用于抵偿本案200万元借条的借款。 原告对此无异议。 2、第二组证据：农行出具的2015年转账还款记录，证明2015年6月4日转账的20万元、2015年7月11日转账的20万元、2015年7月13日转账的19万元系用于归还本案200万元借条的借款（2015年6月4日转账的20万元系另案合伙炒股的投资款，与本案无关）。 原告认为，2015年6月4日转账的20万元为另案合伙炒股的投资款，与本案无关，原告为此提供了旧卡号变更新卡号的工商银行凭证。另外，上述2015年7月11日、13日合计39万元是被告归还向快乐公司所借款项40.6万元中的部分，上述39万元加上7月13日被告另外转账的1.6万元，正好是40.6万元。为此，原告提交了被告于2015年7月11日向快乐公司出具的40.6万元借条及同日快乐公司支付被告40.6万元借款的凭证，该借条载明“今向常熟市快乐进出口有限公司借款肆拾万陆仟元整……于2015年7月13日归还……”；另外，原告还提交了进账单2份，分别是2015年7月13日原告分别将40万元、0.6万元转账支付给快乐公司。 被告坚持认为其2015年7月11日转账的20万元、2015年7月13日转账的19万元并非归还快乐公司的40.6万元借款，且2015年7月11日转账20万元在40.6万元借条出具之前，事实上其向快乐公司借款40.6万元是因被告银行贷款到期，故被告向快乐公司借款40.6万元用于归还贷款，关于公司的借款已结清，2015年至2018年期间也未再提及有该笔借款。 3、第三组证据：招商银行出具的2015年转账还款记录，证明被告分别于2015年7月13日转账的16000元，2015年10月15日转账的1600元，2015年12月20日转账的5000元，系用于归还200万元借条的借款。 原告认为，2015年7月13日转账的16000元系归还快乐公司40.6万元借款，2015年10月15日转账的1600元、2015年12月20日转账的5000元是被告支付的代买飞机票的钱款和窗帘货款。 4、第四组证据：农行出具的2016年转账还款记录，证明2016年2月7日被告向原告转账10万元用于归还200万元借条的借款。 原告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可。 5、第五组证据：民生银行出具的转账还款记录，证明被告于2016年2月18日转账10万元，2016年3月8日转账2万元，2016年5月4日转账20万元，用于归还200万元借条的借款。 原告认为上述款项是用于归还150万元的借款。 6、第六组证据：招商银行出具的转账还款记录，证明被告于2016年8月26日转账20万元，2016年9月20日转账19200元，2016年9月28日转账1万元和9万元，用于归还200万元借条的借款。 原告认为，2016年8月26日转账20万元是用于归还150万元的借款；19200元是被告归还原告为其代购HJH美容品的款项；认可2016年9月28日转账1万元和9万元用于归还200万元借条的借款。 被告表示原告确实帮其购买过HJH美容品，但已另外支付了13800元给了原告。 7、第七组证据：2017年农业银行转账记录，证明被告2017年8月14日转账5万元用于归还200万元的借款。 原告表示无异议，该5万元是归还200万元的借款。 8、第八组证据：2018年银行转账记录，证明被告2018年2月15日转账10万元、2018年6月11日转账10万元用于归还200万元借款。 原告表示均无异议，上述款项均是用于归还200万元的借款。 9、第九组证据：微信转账记录打印件，证明被告将4.5万元港币转账给原告会计，2017年7月6日原告会计将4.5万元港币兑换成38787.1元。 原告表示该4.5万元港币与本案无关。事实上是原告在2015年5月22日交给被告40万元人民币投资购买香港股票，被告炒股亏损后将剩余132440元港股的股票以及4.5万元港币返还给原告方。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2015年5月22日被告出具的40万元收条一份以及10万元借条一份，收条载明“今收到杨晓梅买香港股肆拾万元”，借条载明“今向杨晓梅借现金拾万元”。但原告未能提供双方在该部分股票投资结算中被告需支付原告4.5万元港币的证据。后原告认可40万元是炒股亏损了，后来这些股票只剩下价值13万元的股票转让给原告女儿了。 被告认为2015年5月22日确实收到上述50万元资金购买股票，在2017年2月13日已按照原告要求将所购股票全部转入原告女儿账户，双方对于该部分股票投资已结算清楚，所以该4.5万元港币系用于归还本案200万元的借款。 10、第十组证据：缪星宜汇款给原告22万元的转账记录，证明2015年6月1日缪星宜帮助被告代为偿还了原告22万元，用于归还200万元的借款。 原告确认该款用于归还200万元的借款。 11、第十一组证据：招商银行信用卡对账单（2017年6月1日刷卡40300元和40500元），证明该款用于归还200万元的借款。 原告确认该款用于归还200万元的借款。 对上述双方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故本院确认被告归还200万元借款的支付情况如下：2015年6月1日22万元，2015年9月25日30万元，2016年2月7日10万元，2016年9月28日1万元和9万元，2017年6月1日40300元和40500元，2017年8月14日5万元，2018年2月15日10万元，2018年6月11日10万元。上述截至2017年2月8日，双方一致确认合计支付72万元用于归还200万元借款。 被告辩称200万元借款已经清偿。经查，2015年6月4日转账的20万元与本案无关，系（2018）苏0581民初7727号案件的股票投资款。原告认为除了上述72万元，2015年7月11日转账的20万元、2015年7月13日转账的19万元、2015年7月13日转账的16000元、2015年10月15日转账的1600元、2015年12月20日转账的5000元、2016年9月20日转账19200元（合计43.18万元），以及2016年2月18日转账10万元、2016年3月8日转账2万元、2016年5月4日转账20万元、2016年8月26日转账20万元（合计52万元），均系归还200万元借款，上述还款至2017年2月8日合计为167.18万元。即使上述还款均系200万元借款的还款，还款数额仍与2017年2月8日被告出具借条确认200万元借款已归还135万元的情况不相吻合，而且少于2017年2月8日借条和声明中被告确认的还款数额总和（135万+52万元）。鉴于2017年2月8日被告出具声明时确认150万元股票款已退还52万元，故上述167.18万元中必须有52万元系不属于归还200万元借款，而系返还150万元股票款。扣除52万元后，剩余的115.18万元应属于归还200万元的借款。被告在2017年2月8日被告出具借条时确认已归还135万元，原告予以认可，故本院确认200万元借款中截至2017年2月8日被告结欠原告为65万元。 因被告认为150万元股票款是投资款，坚持认为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损失，故2017年2月8日被告出具借条之后被告的付款行为应推定为均是对200万元借款的还款。2017年2月8日之后，被告还款分别为2017年6月1日40300元和40500元、2017年8月14日5万元、2018年2月15日10万元、2018年6月11日10万元，以上合计为33.08万元。至于2017年7月6日被告支付的4.5万元港币（兑换成人民币38787.1元），原告未能证明该款与本案还款无关，故应认定为被告对200万元借款的还款，以上合计369587.1元。审理过程中，原告称2018年2月15日、6月11日是朱佩东持被告的银行卡过来还款，2月15日付款后还欠原告40万元，6月11日付款后还欠原告30万元。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认为上述款项是朱佩东自己另行支付的，应另外计入还款总额里，但未提供证据。根据被告提供的2018年6月11日收条来看，因该收条由原告出具，被告作为证据提供，收条上载明6月11日确实是朱佩东代缪英归还10万元，而6月11日确实是缪英转账支付了原告10万元，收条与支付情况能相互印证，因此，在被告未能举证朱佩东使用朱佩东本人银行卡支付的情况下，原告关于朱佩东持被告银行卡支付的解释较为合理。故本院认定200万元的借款在2017年2月8日之后被告共计归还369587.1元，仍余280412.9元，这亦与原告出具收条载明的结欠金额基本吻合，鉴于收条并非由双方签字确认，该收条上的金额仅为原告单方计算，现被告不予认可，应以实际核算金额为准，故本院认定对于200万元的借款被告仍结欠原告280412.9元。至于被告辩称该收条上的30万元是对本案甚至包括另案总的结算，鉴于收条未有明确约定系总的结算，而收条上记载的结欠金额与被告对200万元借款的还款数额基本上可相互印证，且相关出资炒股案件被告均认为不需支付原告相应亏损，故被告的该抗辩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还主张以结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2014年2月7日计算至实际清偿本息之日止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鉴于2014年1月7日出具的借条约定了还款期限为一个月，但未约定利息，而原告主张的标准不违反法律规定，故本院应予支持。 三、本案被告出具的借条、声明等是否是因原告的胁迫作出，是否可撤销？ 为此，被告提供了如下一组证据：接处警记录和录像，接处警记录反映了2017年10月9日被告被人强行带走并开走被告车辆而由被告朋友报警的经过，录像反映了2017年9月22日原告伙同他人对被告的商业经营进行了干扰。原告经质证认为，原告不存在对被告实施任何非法的行为，且被告提出的证明目的与本案无关。 本院认为，从被告提供的证据来看，上述时间均发生在2017年2月8日之后，无法证明被告2017年2月8日出具的借条、声明等是受胁迫而出具的，因此应属于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可以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 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大部分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缪英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杨晓梅借款本金人民币280412.9元并支付自2014年2月7日起至实际偿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二、被告缪英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杨晓梅本金人民币98万元并支付自2018年6月20日起至实际偿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632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诉讼费人民币21320元，由原告杨晓梅负担326元，由被告缪英负担20994元（该费原告已预交，本院不再退还，由被告在履行本判决时一并向原告支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 判 长  苏志鑫 人民陪审员  吴鹤刚 人民陪审员  王 健 二〇一九年三月一日 书 记 员  苗海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