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晋民再5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安泽县为民干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解广明，该社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劭颋，山西平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解广明。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郝爱忠。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逯生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郇新丽，山西平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罗贵红。   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来庆。   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安泽县杜村乡东唐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郝爱拥，村委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军，山西国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安泽县为民干果种植专业合作社、解广明、郝爱忠与被申请人逯生堂，及原审被告罗贵红、刘来庆，安泽县杜村乡东唐村民委员会合同纠纷一案，山西省安泽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8日做出（2017）晋1026民初415号民事判决；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7日做出(2018）晋10民终458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申请人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于2018年12月12日作出（2018）晋民申318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安泽县为民干果种植专业合作社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劭颋，再审申请人解广明、郝爱忠，被申请人逯生堂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郇新丽，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罗贵红，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安泽县杜村乡东唐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郝爱拥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查明：安泽县为民干果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07年12月20日，注册资金18000元。股东有6人，分别是：解广明、郝爱忠、罗贵红、刘来庆、葛玉兰、李小根（已故），每人应出资3000元，但均未实际出资。2009年安泽县林业局和山西省林科院在安泽县杜村乡东唐村实施核桃种植试验项目。2010年合作社分别与各农户签订了《东唐村“核桃基地园”收益方案合同》。2012年1月1日，合作社与逯生堂签订书面合同书一份，东唐村委会在《合同》书的“监管方”位置处签章。2012年逯生堂支付给合作社370512元，其中核桃树款240000元，土地承包费130512元。2013年土地承包费124212元，实际支付90000元。2013年6月7日、2014年1月14日逯生堂分两次从合作社处领取核桃树管理补助费104000元，2014年逯生堂还领取种植药材补贴249960元。2014年4月3日包含逯生堂承包经营的核桃园经过了国家林业局科学技术司的验收，验收结果为合格。2014年6月18日，东唐村委会、为民合作社与逯生堂签订了一份关于土地流转费用、补贴款支付、借款处理的《协议书》。2014年10月份逯生堂委托山西世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核桃树的经济价值进行了资产评估。评估基准日为2014年10月10日，评估采用收益净现值法，评估价值为4659931元。2015年5月初合作社的股东解广明、郝爱忠、罗贵红共同协商起草了《告知》，2015年5月4日，以合作社名义贴出《告知》：自2015年5月5日起土地和核桃树由农户自己经营管理，如有土地和核桃树纠纷由合作社负责。2015年7月份，合作社的股东解广明、郝爱忠、罗贵红共同协商起草了《解除合同协议书》、《解除合同通知书》，2015年7月26日，以逯生堂拖欠承包费、未付核桃树款为由以合作社名义向原告发出了《解除合同通知书》，同时由解广明、罗贵红具体承办与各农户签订了《解除合同协议书》，致逯生堂无法继续经营并造成了农作物及核桃被采收，电力设施及监控设备被毁的结果。2017年3月31日逯生堂委托临汾博新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涉案核桃树的经济价值再次进行了资产评估，2017年4月22日出具评估结论：评估价值为人民币6638102元（评估基准日2017年3月31日）。逯生堂明确表示不再履行合同，要求赔偿其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   一审法院认为，村委会和合作社将核桃树出售给逯生堂，逯生堂对核桃树具有完整的物权。与村委会、合作社签订的《合同》书中明确约定合同解除的条件，一是国家征用土地；二是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致土地灭失或无法复耕。在不具备合同解除的情况下合作社的部分股东以合作社的名义向农户贴出《告知》：“土地和核桃树由农户自己经营管理。如有土地和核桃树纠纷由合作社负责。”从而导致逯生堂的核桃被农户采收，树木被毁，地上农作物被收割，无法继续经营管理。逯生堂所有的核桃树有1000棵是自罗马尼亚引进的优良树种，有6000棵是国家审定的优良树种，在长达2年多的时间不能对这些经济树种进行专业合理的营林管护，致使以上树种不能达到优质丰产状态，树种生物特性遭到损害。逯生堂明确表态不再经营，合同解除。合同解除后合作社应对逯生堂的损失进行赔偿。合作社属于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合作社的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解广明是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郝爱忠在2007年12月20日至2017年初任合作社监事长，罗贵红是合作社的会计，这三名股东在2015年5月份至7月份参与了《告知》、《解除合同协议书》、《解除合同通知书》的商定起草，解广明、罗贵红两人在村里张贴了《告知》，并与各农户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在《告知》、《解除合同协议书》、《解除合同通知书》上均加盖了合作社的公章，其三人利用合作社的独立地位损害了逯生堂的合法权益。合作社的独立地位被股东滥用，在此情形下否认合作社的法人人格和股东的有限责任，由合作社滥用股东权利的股东对合作社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其三人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以合作社名义与各农户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自始无效，作为过错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逯生堂的损失这三人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作为合作社成员刘来庆应当以其出资额3000元为限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村委会是涉案土地的发包方，作为监管方在《合同》上签章，不是合同相对人，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逯生堂主张损失额的利息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安泽县为民干果种植专业合作社赔偿原告逯生堂经济损失5522298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给付。二、被告解广明、郝爱忠、罗贵红对以上5522298元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被告刘来庆以其在被告安泽县为民干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出资额3000元为限对以上5522298元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352元（原告缴纳27176元，缓交27176元），由被告安泽县为民干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担。   逯生堂上诉称，东唐村委会作为本案土地承包的发包方，是土地流转《合同书》的当事人，也是合作社唯一的出资人，且虚报土地实际面积，是本案的适格赔偿责任主体，村委会与合作社之间财产、财务、人员混同，应当由村委会与合作社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对损失的认定采用2017年3月31日的评估价值认定更为合理。村委会、合作社等存在违约行为，应当支付违约金。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改判。   安泽县为民干果种植专业合作社、解广明、郝爱忠、刘来庆不服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逯生堂对核桃树具有完整的物权错误，逯生堂仅享有经营收益权，且其没有支付对价，双方签订的《合同书》没有实际履行。在逯生堂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前提下，合作社依法履行的是法定解除权。一审判决以2014年10月23日的《评估报告》作为依据赔偿预期利益不当，且由于逯生堂的违约行为在先，上诉人依法行使解除权，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安泽县杜村乡东唐村民委员会辩称，村委会并非合同一方，只是监管方，不应承担法律责任。村委会对合作社的资金支持只是一种扶持，逯生堂是本案中的违约方，且收取了不该收取的补贴款，一审也未明确损失是如何计算的，判决向逯生堂赔偿没有依据。   二审法院认为，2012年1月1日上诉人逯生堂与上诉人安泽县为民干果种植专业合作社、被上诉人安泽县杜村乡东唐村民委员会签订《合同》，约定将为民合作社承包经营的土地及核桃树卖给上诉人逯生堂，东唐村委会虽然在合同监管方监管方处盖章，但根据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东唐村委会是土地承包的发包方，在2014年6月18日三方签订的《协议书》中，三方约定继续履行2012年1月1日的《合同书》，且该协议中明确约定了东唐村委会与为民合作社共同履行合同的权利义务，且村委会与合作社之间人员混同，村委会向合作社投资597000元，履行合同的土地流转费、补助资金的分配等均由村委会来决定并执行，因此，上诉人东唐村委会实际上在本案中是合同一方当事人及上诉人为民合作社的出资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一审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以村委会作为监管方在《合同》上签章，不是合同相对人，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认定不当。在合同履行中，三方2014年6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明确约定逯生堂2013年及2014年未交纳的土地租赁费以逯生堂应当获得的补贴资金抵顶，不足部分由村委会及合作社自行解决，因此在没有依据能够证明上诉人逯生堂履行合同中存在违约行为，且未出现合同约定解除条件的情况下，上诉人为民合作社向上诉人逯生堂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致使上诉人逯生堂无法继续经营并造成农作物及核桃被采收，电力设施、监控设备等被毁的情况，现上诉人逯生堂表示不再继续履行合同，上诉人为民合作社及被上诉人东唐村委会对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上诉人逯生堂要求被上诉人东唐村委会承担责任的上诉请求予以支持。上诉人解广明、郝爱忠、罗贵红三人作为合作社的股东，商定、制作、张贴解除合同的《告知》、《解除合同通知书》等，并与各农户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利用合作社的独立地位损害了上诉人逯生堂的合法权益，原审判决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刘来庆作为合作社成员，应当在其出资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关于本案中损失的认定问题，在2015年7月份以后，上诉人逯生堂已经对核桃园无法实际经营管理，因此一审判决以2014年的评估报告作为认定损失的依据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1、维持山西省安泽县人民法院（2017）晋1026民初415号民事判决；2、安泽县杜村乡东唐村民委员会对上诉人逯生堂的经济损失5522298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审案件受理费50556元由上诉人安泽县为民干果种植专业合作社、解广明、郝爱忠、罗贵红、刘来庆、被上诉人安泽县杜村乡东唐村民委员会共同负担。   安泽县为民干果种植专业合作社、解广明、郝爱忠再审请求：1、撤销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10民终458号民事判决书及安泽县人民法院（2017）晋1026号民初415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驳回被申请人诉讼请求；3、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其事实与理由为：（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原判决判令再审申请人赔偿被申请人逯生堂5522298元，其中林木资产价值：4659931元，2015年核桃果实的损失：672000元，地上农作物损失：130424元，电力设备损失：33022元，利息损失26921元，以上合计5522298元，该损失的认定缺乏证据证明，依据本案事实不应认定。第一、其中4659931元是核桃树木本身的资产价值，原判决认定逯生堂对核桃树享有物权，因此判定了该赔偿数额，如此作判，明显缺乏证据证明，是完全错误的，理由如下：其一、根据双方所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的合同目的，逯生堂所享有的222.52亩土地承包收益权及地上核桃树的收益权，并不是核桃树的所有权，所以核桃树资产的价值并不是逯生堂的。其二、从《合同书》约定的核桃树价格24万来看，24万买400多万的物品，明显悬殊，不符合市场规律。虽然合同书约定的是核桃树的所有权的转让款，但从价格看也应是核桃树的租赁收益权而不是核桃树的本身的价值，而且在逯生堂未全额交纳的情况下（只交纳6万元），又没有任何产权证明之下，原判决如此判决，严重缺乏证据。其三、双方之间的《合同书》中所约定的核桃树的转让部分，属于无效。再审申请人安泽县为民干果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为民合作社）发包给的逯生堂的土地及核桃树，实为转租，为民合作社的承包权完全建立在其与东唐村57户村民所签订的《东唐村核桃基地园收益方案合同》之上，为民合作社所处分的权利不能超越该协议，此协议只涉及土地的租赁，并没有对核桃树所有权进行约定，所以涉案合同中约定核桃树的转让依法是无效的，故原审法院认定“村委会和合作社将核桃树出售给原告，原告对核桃树具有有完整的物权”是完全错误的，原判决采纳对核桃树本身资产价值的评估更是错误的。其四、涉案土地上的核桃树的所有权应该属于东唐村全体村民，任何人和集体不得侵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国家保护承包造林的集体和个人的合法权益，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承包造林的集体和个人依法享有的林木所有权和其他合法权益。涉案土地上核桃园林是由国家出资，山西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指导，东唐全体村民进行种植的“示范园林”，依据《森林法》的规定，该核桃树的所有权是进行造林种植的东唐全体村民的，故原判决认定所有权是逯生堂的，实属违法错判。第二、其中的672000元，认定为逯生堂在2015年的核桃损失。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对等，逯生堂在2015年有严重的违约行为，除了不向为民合作社交纳土地承包费以外，还将土地上按照山西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的“核桃园示范园”设计，种植的药材全部铲除，导致合同解除。不履行交纳土地承包费，就不应该享有相应的权利，所以，原审法院如此判决，无疑支持了违约方的非法请求，属于违背了合同法的公平原则、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而且，判定损失采取的依据居然是凭着党建网的宣传资料计算而来，党建网宣传没有任何行政强制力，其宣传与平等民事主体的广告没有任何区别，那么原审法院依此作判，荒谬至及。第三、其中的130424元为地上农作物，逯生堂承包的土地期间就没有种植农作物，何来收益，原判决如此认定没有任何证据及依据。第四、其中的33022元为电力设施价值为33022元，该损失根本无法证明是为民合作社所为，损害与本案事实之间没有因果关系。鉴定书上所认定的数额根本就不是损失，只是逯生堂所购买机械设备的价值，该设备在解除合同之后，由逯生堂全部收回，为民合作社并没有对设备造成任何损害，逯生堂没有任何损失，原审判决如此认定，缺乏证据证明。综合以上四方面理由，逯生堂仅正常经营了不到3年的时间，原审法院即判令赔偿500多万的直接损失实属错误判决。（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第一、原审判决忽略逯生堂已发生的违约事实，错误适用法律，剥夺了申请人依法享有的法定解除权。从整个案件事实可知，在双方履行合同的三年中，逯生堂没有一年是按时交纳承包费，由于拖欠费用，导致原发包土地的57家农户去县里上访、告状，导致东唐村委会不断给为民合作社施加压力，为民合作社为了“核桃园示范林”的发展和村集体的稳定，三番五次与逯生堂协商要求其交纳承包费，逯生堂借口没钱交纳，为民合作社甚至出面替逯生堂在村民中筹备借款，借款后，逯生堂只补交了2013年的，到2014年又拒绝交纳，村民又开始上访，为民合作社又找逯生堂，如此此恶性循环。虽然在2014年，双方及东唐村委三方签订了《协议书》协商处理，但双方的合同关系与57户村民的合同关系，己恶劣至临近破裂。至2015年逯生堂再次拒绝交费还将“核桃园示范林”的土地上种植的药材（接受验收）全部铲除，导致村民再次动荡不安，为民合作社为了不让事件再次恶化，先是自筹资金垫付了60000元（2015年上半年承包费），到了7月，逯生堂还是拒绝交费，为民合作社无奈之下达解除合同通知，此解除行为完全是依法行使法定解除权，而原审法院割裂案件事实的法律关系的联系，只认定逯生堂在2013年、2014年的行为不构成违约，而对其在2015年的继续不交费事实，不作评判及审理，错误适用法律，导致错判。第二、原判决错误适用《公司法》，再审申请人解广明、郝爱忠承担连带责任，完全违法，纯属滥用自由裁量权。首先，原审法院认定为民合作社属于其他有限公司，并适用《公司法》是完全错误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独立的经济组织，有专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调整其法律关系，其中总则部分就定义了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根据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合作社宗旨是服务农民，为全体成员服务，与公司法中的公司及公司股东全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所以原审法院适用《公司法》认定解广明、郝爱忠的地位为公司股东本身就是错误。其次，逯生堂违约在先，解广明、郝爱忠发出书面解除合同意思，系依法行使法定解除权，属履行职责行为，不存滥用权利，个人不应该承担责任。由于逯生堂2015年不交土地承包费和核桃树款，解广明、郝爱忠履行职务行为，依法行使《合同法》规定的法定解除权，即使适用《公司法》也并不符合法定的滥用股东权利，故个人不应承担责任。   逯生堂口头答辩称：1、本案是在2018年4月27日作出的二审判决，我方是于2018年5月17日收到的判决，根据法院的快递单显示是同日寄出，我们认为应当审查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是否超过6个月的法定期限，是否属于不予受理的情形。2、针对本案中这次列为村委会是在2018年10月22日已经申请过再审，这次的再审案件是在10月28日申请再审，不同的申请人申请再审，后立案的案件应当与前案合并审理，村委会的再审申请已经由贵院作出裁定书，认定驳回了村委会的再审申请，并在该裁定书中对本案所争议的事实与法律适用问题均作出了认定。3、关于结合我们收到的本案中这次合作社申请再审后，我们并没有收到关于再审审查相关的再审申请书的副本，立案之后才收到的传票，但是我们在贵院作出的再审裁定书，就是3185号裁定书中，也明确提到最终立案的理由是法律适用问题，并且前案的裁定都对本案的基本事实作出了认定，事实部分以生效判决为准。关于法律适用的问题，在宣读的3325号裁定书中，关于合作社列为营业特殊，仍有法人的特征，应当是独立的组织机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特征，但是本案中依照案件事实查明的情况，本案中两名再审申请人，实际操控了合作社，利用合作社主体的名义，切实实施了大量的违约行为，对被申请人逯生堂的合法权利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因为在民事诉讼法200条所说的立案时候列出6种情形，本案不属于任何一种可以提起再审的情形，我们认为法律的适用，符合立案本意，就是在经济生活中的法人主体应当遵循的规则，应当保持独立性。综上，我们的理由是维持生效判决的既判力。   安泽县杜村乡东唐村民委员会口头答辩称：1、我方同意合作社的再审请求，及相关理由。2、村委会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村委会不是合同当事人而是监管人，不应当成为被告，合同的解除是由逯生堂违约造成的，且无权主张违约赔偿。逯生堂所主张的赔偿项目及赔偿数额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3、关于山西省高院驳回东唐委员会再审申请的2018晋民申2864号的裁定，不应当作为本案的参考。经过本案审理，如果能够认定该裁定书错误，省高院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对该裁定中，我们认为其结论、依据是错误的，基本上认可了原一二审法院的判决。在认定事实及法律适用上存在错误，错误地认为东唐村委会是合同当事人，所谓的依据主要是2014年6月18日东唐村为合作社以及逯生堂所签订的协议书，而该协议书体现的内容并没有体现东唐村委接受了或者承诺合同发包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及地位，该协议书所解决的问题是逯生堂欠付土地承包费以及欠付有关村民借款的问题，不存在权利义务转移等其他问题。另外关于东唐村委与合作社租赁混同的认定也是错误的，东唐村委会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本村的经济财产进行管理，是法定的义务，而且本案涉及的合同项目，也是在政府的要求下，所形成的村里的经济项目，在逯生堂与合作社的合同中，村委会是以合作监管人的身份出现的，村委有关领导及成员由合作社与逯生堂之间履行合同的情况，监督甚至监管是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该裁定关于所谓有关人员滥用股东权利的认定是错误的，不存在这样的事实，另一方面，适用法律错误，因为合作社是特别法人，不属于企业法，公司是企业法人，适用公司法的规定，作为法人有专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调整，因此，裁定关于事实认定既不符合事实，适用法律错误，虽然目前2864号裁定已经生效，但是我方认为是错误的，不应当作为参考。   再审查明事实与原审一致。另查明：安泽县为民干果种植专业合作社以重大误解为由，于2015年5月20日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其与逯生堂、安泽县杜村乡东唐村民委员会之间于2014年6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安泽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31日做出（2015）安民初字第287号民事判决，驳回安泽县为民干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本院认为，2012年1月1日，安泽县为民干果种植专业合作社与逯生堂签订的合同书；2012年1月1日，逯生堂与安泽县为民干果种植专业合作社、安泽县杜村乡东唐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合同书；2014年6月18日，安泽县杜村乡东唐村民委员会、安泽县为民干果种植专业合作社与逯生堂签订的协议书均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协议，当事人应当依据协议全面诚信履行各自权利义务。由于安泽县为民干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违约行为，致使逯生堂的核桃园遭受损失，逯生堂明确表示不再经营。合同解除后安泽县为民干果种植专业合作社应当对逯生堂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   关于核桃树权属的争议：2012年1月1日，逯生堂与安泽县为民干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签订的合同约定：“甲方将7000棵核桃树卖给乙方（逯生堂），树权归乙方所有”，“在土地承包合同到期后乙方返还甲方土地，若地上有树或建筑时，双方将根据当时的市场价格协商转让给甲方”，由此可见安泽县为民干果种植专业合作社已将7000棵核桃树的所有权转让给逯生堂。安泽县杜村乡东唐村民委员会作为监管方在该合同上加盖公章，视为安泽县杜村乡东唐村民委员会对该合同内容认可。   关于核桃树价值的争议：2014年10月份逯生堂委托山西世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核桃树的经济价值进行了资产评估。评估基准日为2014年10月10日，评估采用收益净现值法，评估价值为4659931元。安泽县为民干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违约行为发生于2015年，因此原审判决采纳2014年10月的评估报告相对客观合理。   关于安泽县杜村乡东唐村民委员会是否应当对逯生堂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安泽县杜村乡东唐村民委员会并非本案的再审申请人，安泽县杜村乡东唐村民委员会是否应当对逯生堂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非本案再审审理范围。   关于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存在错误的争议：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公司不同，是独立于公司、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的又一市场主体。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而不应当适用公司法，原审判决虽然判决结果正确，但适用法律存在瑕疵，应予纠正。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二条、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10民终458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宋  霞   审  判 员    李晓轩                       审 判 员    韩红斌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佘  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