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11民终18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樊旭亮，男，1965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宪法，浙江丽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缙云县好溪水电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缙云县东渡镇大庭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221486248995。 诉讼代表人：杜国平，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伟平，浙江凯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17611474R。 诉讼代表人：胡德，该分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小为，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樊旭亮、缙云县好溪水电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法院（2018）浙1122民初33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樊旭亮上诉请求：1、撤销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法院（2018）浙1122民初332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应付利息为282173.87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保证借款合同》中没有复利的约定，按复利计息不当。合同第一条约定：“贷款利率为月息6.3375‰（如遇国家利率调整或借款人未按时向贷款人付息时，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办理）”，括号中的内容仅指利率在特定情况下的调整，但不能以此作为计算复利的依据。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不当。2、2010年11月4日，上诉人归还本金48万元和利息59038.53元，当时贷款人计算的利息为459038.53元，上诉人并未审核也不知道贷款人计算了复利，在一审第二次开庭前发现了这个情况，除去复利，到2010年11月4日的利息为341212.4元，扣减已付利息，到2010年11月4日的欠付利息为282173.87元，而非400000元。3、2010年11月4日后不应再计息。综上，上诉人应付利息为282173.87元，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缙云县好溪水电有限公司答辩称对樊旭亮的上诉无异议。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针对樊旭亮的上诉答辩称，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债务人逾期归还贷款，原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计算方法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该约定有效。没有约定或者不明的，依照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计算利息和复息。”《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第二十条规定：“短期贷款（期限在一年以下，含一年），按贷款合同签定日的相应档次的法定贷款利率计息。贷款合同期内，遇利率调整不分段计息。短期贷款按季结息的，每季度末月的二十日为结息日；按月结息的，每月的二十日为结息日。具体结息方式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对贷款期内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按贷款合同利率按季或按月计收复利，贷款逾期后改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最后一笔贷款清偿时，利随本清。”《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规定：“关于罚息、利率问题逾期贷款，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日期还款的，借款的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到50%，借款人未按照合同约定用途使用借款的罚息利率，由现行的按日万分之五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50%到100%,对逾期或未按照合同约定的借款用途使用借款的贷款，从逾期或未按照合同约定用途使用贷款之日起，按罚息利率计收利息，直至清偿本息为止，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按罚息的利率计收复利。”故本案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债务计算复利是符合规定的。2.根据《保证借款合同》第一条约定，明确了如果借款人未按时向贷款人付息时，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办理，结合《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之规定，可见双方事实上有约定复利，因此被上诉人根据双方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收取复利是合理的。3.根据上诉人樊旭亮签字确认的各份债权逾期催收通知书和还款计划能够充分说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本案复利的计算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包括同意计算复利以及计算的标准，双方当事人该意向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故上诉人称其不知道被上诉人计算了复利不符合常理。本案利息计算至2018年7月31日止，共计人民币78万余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缙云县好溪水电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法院（2018）浙1122民初332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对樊旭亮欠被上诉人的债务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不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根据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委托资产分户转让协议来看，债权转让的主体是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分行，而本案债权主体是中国农业银行缙云县支行，丽水分行与缙云县支行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主体。故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分行无权将缙云县支行的债权转让给他人。因此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分行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委托资产分户转让协议是无效的。浙江法制报的公告主体是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并不是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分行也不是缙云县支行，主体亦不同，互相矛盾。浙江法制报的公告，也没有公告通知上诉人，对上诉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本案中，被上诉人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分行签订的委托资产分户转让协议无效，又没有依法通知债务人，被上诉人不具有原告的主体资格，应当依法驳回起诉。二、上诉人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1.被上诉人起诉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期间。被上诉人于2018年8月1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而被上诉人最后一份担保人履约通知书于2015年9月8日送达，2012年6月20日的还款计划约定于2014年还清全部欠息。从樊旭亮的诉讼时效期间计算，当时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实施时，被上诉人已经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不论从2015年1月1日开始计算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还是从2015年9月8日开始计算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被上诉人于2018年8月17日起诉已经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已丧失胜诉权，其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樊旭亮不应承担还款责任，上诉人作为担保人也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上诉人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借款合同》第二条约定：“保证人的保证期间自2001年6月29日至2004年6月28日。保证期限届满前，经贷款人催收，保证人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继续承担连带责任。”因此上诉人保证期间为2001年6月29日至2004年6月28日止，是连带责任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本案中，主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已过，上诉人的保证期间也早已超过六个月，上诉人不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对上诉人提出的诉讼时效期间和保证期间已过置之不理，作出错误判决，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对樊旭亮欠被上诉人的债务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樊旭亮答辩称对缙云县好溪水电有限公司的上诉没有异议。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针对缙云县好溪水电有限公司的上诉答辩称，1、被上诉人主体适格。本案不管是转让还是公告，主体均合法合规，对各方均有约束力，上诉人应当承担本案的还款及保证责任。本案中中国农业银行缙云县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是上下级关系，上级机构对下级机构有指导业务等权利，且均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浙江省分行可以统领浙江全省各相关业务，丽水分行可以统领丽水全市各相关业务，因此被上诉人和缙云县支行签订借款合同、与丽水分行签订债权转让合同、与浙江省分行联合发布债权转让公告的行为符合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规定。2、本案的诉讼时效和保证期间均没有超过法律规定。本案原债权人从2007年9月12日开始，就不间断地向上诉人主张债权，其每一次主张债权都在诉讼时效内，其中樊旭亮还分别于2010年11月4日和2012年6月20日出具了还息计划和还款计划，缙云县好溪水电有限公司于2008年6月20日和2012年6月20日出具了还款计划。其中2012年6月20日还款计划中，缙云县好溪水电有限公司作为担保人签字盖章，该份还款计划系两上诉人亲自出具给原债权人，是真实意思表示，可以视作双方对于该笔债务的履行达成了重新的约定，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该份还款计划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是2014年，原债权人于2014年3月12日即向樊旭亮主张债权、向缙云县好溪水电有限公司主张保证责任。在原债权人于2014年3月12日向缙云县好溪水电有限公司主张保证责任之日起，双方不再适用保证期间的相关规定，而是改为适用诉讼时效。其后原债权人还于2015年3月4日通过发布公告，2015年9月8日通过签订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和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的方式向两上诉人主张债权，2016年10月17日原债权人和被上诉人发布了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的联合公告，2018年8月17日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了本案诉讼。以上各时间节点的相互衔接均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和保证期间，且法律规定诉讼时效和保证期间是为了督促债权人积极地行使权利，原债权人和被上诉人在没有超过相关期限的情况下每隔一到两年即向上诉人主张权利的行为也是符合立法的本意即积极地行使自身权利，法律也应当保护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樊旭亮偿还原告借款利息601746.25元、孳息186511.29元，（按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加收50%暂计算至2018年7月31日，此后的孳息按合同约定以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支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判令被告缙云县好溪水电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1年6月29日，中国农业银行缙云县支行与被告樊旭亮、缙云县好溪水电有限公司签订编号为330907（2001）农银保借字第68号《保证借款合同（甲类）》，该合同约定，根据借款人的申请，贷款人同意供给被告樊旭亮人民币48万元，贷款利率为月息6.3375‰，并注明，如遇国家利率调整或借款人未按时向贷款人付息时，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办理，借款期限从2001年6月29日起至2002年6月28日止，按季结算，到期还本，由被告缙云县好溪水电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保证，保证期间自2001年6月29日至2002年6月28日，并约定保证期限届满前，经贷款人催收，保证人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继续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合同签订当日，中国农业银行缙云县支行向被告樊旭亮发放了借款48万元。借款期限届满后，经多次催讨，被告樊旭亮于2010年11月4日偿还了借款本金48万元，利息59038.53元。自2007年9月12日至2015年9月8日，中国农业银行缙云县支行共计七次分别向被告樊旭亮、缙云县好溪水电有限公司发出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和担保人履行责任（履约）通知书，要求二被告立即履行还款和承担担保责任的义务，间隔时间分别为一年或二年，2015年3月4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在浙江日报上发布了债权催收公告。2008年6月20日，被告缙云县好溪水电有限公司作出了还款计划，承诺2008年8月至2009年12月15日期间，发电收入的50%归还银行利息和本金等，2010年11月4日，被告樊旭亮作出了还息计划，表示尚欠银行利息400000元正，承诺于2011年6月20日前还息200000元，2011年12月20日还清余息，于2012年6月20日，由被告樊旭亮和被告缙云县好溪水电有限公司共同作出了还款计划，该计划承诺：2012年9月2日还30000元，2012年12月20日还30000元，2013年每季还15000元，2014年计划还清全部欠息。2016年9月14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分行将该债权转让给本案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2016年10月17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在浙江法制报发布了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截至2018年7月31日，尚欠利息788257.54元。 一审法院认为，中国农业银行缙云县支行与被告樊旭亮、缙云县好溪水电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有效，被告樊旭亮经出借人多次催讨后，归还了借款本金和部分利息，此后，原告受让了本案债权，其转让通知虽以公告形式送达，但应视为转让有效;至于复息的计算情形，在双方的合同中约定和原告在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均为6.3375‰，复息的计算约定虽只约定了按照标准，但司法解释规定明确，且当事人未就违约责任范围和具体期限作出另外约定，故应按合同约定结合司法解释的规定处理，故此，对原告关于要求复息的计算请求予以支持，被告已支付的利息部分，相应予以减除，按实际计算结果予以确认,对于被告樊旭亮答辩称实欠利息400000元，与计算的结果不一致，不予采纳。被告樊旭亮答辩称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认定如下：中国农业银行缙云县支行与被告樊旭亮之间的借款合同，初次约定的借款期限为2001年6月29日，在2007年9月12日开始至2015年9月8日，出借人多次向被告书面催讨，被告于2010年11月至2012年6月多次作了还款计划，而原告在此后，对债权进行了转让，最迟于2016年10月17日作出了催收公告，该院认为，2001年6月至2007年9月期间虽历时较长，但此后，在出借人的催讨后，被告樊旭亮自行归还了本金和部分利息，且作出了还款计划，此计划可视为承诺人与债权人重新达成债务履行协议，而对2016年10月17日的联合公告，虽未直接送达，但也足以证明原告并未怠于履行权利，故依催款通知和被告的还款计划及原告催收公告，可综合认定原告的诉讼时效并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结合上述，对被告缙云县好溪水电有限公司的担保期间的情形认定：虽然原告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就其在约定的担保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但被告缙云县好溪水电有限公司仍于2008年6月20日和2012年6月20日作出还款计划，该还款计划不同于“催款通知书”，直接确定了担保人的还款承诺，也同样可认定承诺人共同与债权人形成了新的债务履行协议，从而在保证人原本所承担的连带保证责任的基础上，再次确认了保证人的还款责任，因此，尽管案涉的保证债务在出具还款计划时存在已经超过保证期间的可能，但因为“还款计划”使保证人与债权人之间达成了新的还款合意，此后，出借人又再次向保证人出具履约通知书和发布催收公告，故保证人不能因此免责，应承担保证责任；对于被告方提出缙云县好溪水电有限公司股权已转让，对之前的债务一律不承担的意见，该院认为，内部股权转让协议不能对抗应负债务，对其意见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樊旭亮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即支付给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借款利息788257.54元，并从2018年8月1日起按合同约定另行支付利息；二、被告缙云县好溪水电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817元，减半收取4908.50元，由被告樊旭亮、缙云县好溪水电有限公司承担，该费用在判决生效日即向该院缴纳。 二审期间，樊旭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缙云县好溪水电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股权申报公告、股权转让协议，拟证明在股权转让时不存在本案中的债务并经登报公告。樊旭亮质证认为，对证据三性没有异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缙云县好溪水电有限公司原股东转让债权时未向案外人披露案涉债务，该证明内容与本案无关，案外人可另行主张。本院经审查认为，缙云县好溪水电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该股权转让协议系该公司原股东与案外人缙云县大庭水电有限公司的内部约定，虽经登报公告亦不能对抗对外债务，且与本案无关，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降低存、贷款利率的通知》(银发[1999]92号)明确规定，从1999年6月10日起，降低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其中第六条规定：“降低逾期贷款和挤占挪用贷款利率水平。金融机构（不含农村信用社）逾期贷款利率由现行的日利率万分之三（折年率为10.8％）降为日利率万分之二点一（折年率为7.56％）……”。《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降低存、贷款利率的通知》（银发[2002]48号）明确规定，从2002年2月21日起，降低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其中第六条规定：“现行逾期贷款和挤占挪用贷款罚息利率保持不变。”《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1号），其中第三条规定：“关于罚息利率问题。逾期贷款(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日期还款的借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对逾期或未按合同约定用途使用借款的贷款，从逾期或未按合同约定用途使用贷款之日起，按罚息利率计收利息，直至清偿本息为止。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其中第五条规定：“本通知自2004年1月1日起执行。”《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第二十条规定：“对贷款期内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按贷款合同利率按季或按月计收复利，贷款逾期后改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最后一笔贷款清偿时，利随本清。”该规定自1999年4月1日起实行。案涉《保证借款合同》第二条明确约定：“保证人的保证期间自2001年6月29日至2004年6月28日。”本院经审理查明的除“保证期间自2001年6月29日至2002年6月28日”、“2018年7月31日，尚欠利息788257.54元”外的其余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以下三个：一、关于诉讼主体是否适格问题。二、关于案涉借款合同中是否有约定复利问题。三、关于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和保证期间问题。 关于焦点一，上诉人缙云县好溪水电有限公司主张被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本案中，中国农业银行缙云县支行与樊旭亮签订了《保证借款合同》并发放了贷款，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在浙江法制报发布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而中国农业银行缙云县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均系中国农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存在上下级管理关系，故由不同级别的银行针对同一笔债权以自身名义分别作出签订债权转让合同、登报公告催收的行为并未违反法律规定，缙云县好溪水电有限公司关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分行无权转让债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无权公告的主张缺乏依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合登报公告的行为，应视为就债权转让事项对债务人进行了通知，故缙云县好溪水电有限公司关于债权转让事项未依法通知债务人的主张亦不能成立。因此上诉人缙云县好溪水电有限公司关于被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主体不适格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二，被上诉人主张本案应从借款合同期满后开始计算复利，其计算方法为以合同期内未还利息为基数按年利率7.56%计算第一季度复利，后续季度复利以之前全部未归还利息（包括复利）为基数按年利率7.56%按季计算，总复利金额为每季度计算确定的复利总额；上诉人樊旭亮辩称案涉借款合同中并未约定复利故按复利计息不当。本案中，案涉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借款人未按时向贷款人付息时，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办理。樊旭亮逾期未支付借款利息，应当按照约定根据签订案涉借款合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处理，被上诉人主张计算复利的依据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1号）第三条之规定，但该通知于2004年1月1日起施行，而案涉借款合同于2001年6月29日签订，故该通知不适用于本案。根据1999年4月1日起施行的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第二十条之规定，贷款期内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按合同利率计收复利，贷款逾期后改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被上诉人据此主张从借款合同期满后收取借款期内欠息的复利，应予允许，但其主张对逾期利息、复利再计收复利，与现有的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确认的被上诉人的上述复利计算方法缺乏法律与合同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本院经审理查明，签订案涉借款合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为日利率万分之二点一（折年率为7.56％），故本案的复利计算标准确定为日利率万分之二点一（折年率为7.56％）。另，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中载明的欠付债务数额系按照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复利计算方法而得出，案涉借款合同中仅约定逾期付息时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办理，但樊旭亮作为合同相对方，其对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规定的认知能力明显低于专业金融机构，而被上诉人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中国农业银行缙云县支行在签订合同时和催收贷款时向当事人明确说明了收取复利和复利的计算方法，因此樊旭亮的签收行为只能视为其对中国农业银行缙云县支行向其催收事实的认可，不能以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中载明的债务数额来认定为当事人的实际欠款数额。关于罚息问题，因案涉《保证借款合同》中未对罚息作出约定，且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在本案中对罚息未予主张，故本案不予计算罚息。 关于焦点三，上诉人缙云县好溪水电有限公司主张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和保证期间，故其无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中，案涉债权借款期限为2001年6月29日起至2002年6月28日，故该笔债权的诉讼时效届满日应为2004年6月28日。中国农业银行缙云县支行于2007年9月12日对樊旭亮进行了贷款的催收，樊旭亮签收确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九十条规定的精神，对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信用社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樊旭亮在2007年9月12日对案涉债务进行重新确认。樊旭亮又分别于2009年6月19日、2010年4月26日、2010年11月5日、2012年6月20日、2014年3月12日、2015年9月8日签收了银行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在债权转让后被上诉人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于2016年10月17日共同登报发布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被上诉人于2018年8月1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关于本案是否已过保证期间问题，案涉《保证借款合同》第二条明确约定保证人的保证期间自2001年6月29日至2004年6月28日，一审认定保证期间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应当如何认定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后又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问题的批复》（法释[2004]4号）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保证期间届满债权人未依法向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的，保证责任消灭。保证责任消灭后，债权人书面通知保证人要求承担保证责任或者清偿债务，保证人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的，人民法院不得认定保证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但是，该催款通知书内容符合合同法和担保法有关担保合同成立的规定，并经保证人签字认可，能够认定成立新的保证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证人按照新保证合同承担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债权人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届满前向缙云县好溪水电有限公司主张保证责任，但缙云县好溪水电有限公司又于2007-2015年分七次签收了担保人履约责任通知书，通知书中亦明确载明担保责任以实际履行时根据主合同及担保合同的约定计算的数额为准，且其分别于2008年和2012年作出了还款计划，还款计划中明确了缙云县好溪水电有限公司的保证人地位和还款承诺，该约定未违反合同法和担保法规定，应视为达成了新的保证合同关系。2012年还款计划中承诺2014年计划还清全部欠息，2014年3月12日中国农业银行缙云县支行向缙云县好溪水电有限公司送达了担保人履约通知书，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之规定，从2014年3月12日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后缙云县好溪水电有限公司又于2015年9月8日签收了担保人履约通知书，被上诉人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于2016年10月17日登报公告催收债务，被上诉人于2018年8月1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缙云县好溪水电有限公司关于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和保证期间的主张不能成立，其依法应对樊旭亮所欠付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综上，一审对案涉借款的复利计算方法认定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法院（2018）浙1122民初3323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樊旭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被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编号为330907（2001）农银保借字第68号《保证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期内利息36909.60元（以本金48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7.605%从2001年6月29日起至2002年6月28日止）、复利23640.60元（以借款期限内未支付利息36909.60元为基数，自2002年6月29日起按年利率7.56%计算至2010年11月4日止）、逾期利息250231.47元（以借款本金480000元为基数自2002年6月29日起按年利率7.605%计算至2010年11月4日止，已扣减已归还的利息59038.53元）； 三、上诉人缙云县好溪水电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驳回被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9817元，由上诉人樊旭亮、缙云县好溪水电有限公司负担4153元，由被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负担566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446元，由上诉人樊旭亮负担630元，由上诉人缙云县好溪水电有限公司负担5663元，由被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负担415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海燕 审 判 员 陈俊明 审 判 员 吴黄影 二〇一九年三月四日 代书记员 刘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