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11民终12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包立平，男，1966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松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洪江、陈伟明，浙江丽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尹立红，女，1967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丽水市莲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惠斌，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包立平因与被上诉人尹立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2018）浙1102民初21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包立平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查明事实错误。（一）原判查明事实：“2016年4月起，被告妹夫洪纳新通过被告向原告借款，并以利息作为投资回报”，据此认定原告与案外人洪纳新建立借贷关系，是完全错误的。事实是上诉人应被上诉人借款请求，于2016年4月6日将人民币20万元打入被上诉人账户内（丽水工行银行卡尾号0342）。之后连续五个月借款利息也是被上诉人，从该账户中按月支付给上诉人。在此之前，上诉人与所谓“洪纳新”毫无瓜葛。之后，被上诉人给上诉人一张署名洪纳新借期一年的《借据》复印件，才知道这20万元已被转借给了洪纳新。该借款逾期后，经过被上诉人催促才归还。这是上诉人与洪纳新，发生唯一的被动转借，并依赖被上诉人催促归还的借贷关系。其余款项，无论是出借汇款，还是还本付息，均是与被上诉人尹立红发生往来的借贷关系。上述事实有银行流水记录为凭。（二）原判认定上诉人与案外人洪纳新借贷关系，是“双方通过微信聊天确定借款的事实”，是完全错误的。首先，上诉人至今也不认识洪纳新，所以不存在微信聊天一说。关于对洪纳新印象的相关信息，或借款请求，均系被上诉人介绍、描绘、叙说，被上诉人说他白就是白，说他红就是红，上诉人均信以为真，实则无从考证。而所谓表达借款的意愿，自始至终都是出自被上诉人之口，向上诉人要求借款。其次，原判充分引用，有利于被上诉人断章取义的微信聊天记录，认定上诉人与所谓洪纳新达成借贷合意，明显偏袒被上诉人，是不公正的。仅从被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被上诉人谈到：“碰到有单子，帮我们接一下也是应该的”、“不然我筹不到那么多的资金，就是有单子也接不了”、“包大人，5月5日从你处借去的30万元已经汇入你工行账户，望查收”；而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洪娟姨妈急20万元，借我一下”、“你不要担心”、“不过你放心，资金安全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有什么，我就是把自已卖了也不能对不起老同学的”…。这些记录不是明显证实了，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的动机，以及还款的承诺吗，同样是微信聊天证据，为什么不能一视同仁，而置上诉人提交的记录，只字不提呢？（三）原判认定“2017年9月26日、10月26日，被告因表妹夫洪纳新资金需要短期借款，分别再次出面向原告联系借款90万、30万，款项通过被上诉人中转”。本案未提交过涉诉120万借款时的微信聊天记录及相关证据，仅凭被上诉人说辞，就贸然断定该借款是上诉人与洪纳新之间借贷的法律关系，毫无事实根据，是错误的。首先，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司法解释，第九条：“自然人之间借贷合同生效要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生效”。涉诉120万汇入被上诉人账户内，双方均无异议，事实已构成了借贷合同要件。其次，本案证据中，既没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委托投资、放款的协议，也没有案外人洪纳新委托被上诉人代为收取借款、还本付息的证据，怎么就能认定，汇入被上诉人账户的款项，不是被上诉人借款，而是案外人洪纳新借款的中转性质呢。第三，原判认定，从原、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看，对案外人洪纳新，通过中间人被告协调向原告借款的事实，较为明确。这推论明显是错误的。如上所述借款是以利息作为回报的话，暂且不说，没有任何事实，能够证明上诉人与案外人有什么投资协议、投资项目、投资权益、利润如何约定。单单就说，如果上诉人为了高息回报，而出借给非亲非故、素不相识的人，怎么可能会发生，以实际银行贷款支付利息结算，超过部分予以退还的奇异之事呢。这只能证明上诉人所说，因为与被上诉人关系良好，讲诚信，借款的以月息二分计算；临时帮助周转的，则按银行实际支出利息给付的事实。（四）原判采信被上诉人提供的“同事包立平在湖州洪纳新处投资情况表”证据，认定为事实，是错误的。首先，该证据是被上诉人尹立红单方制作的数字记录表格，既没有上诉人签字认可，更没有案外人洪纳新的确认，不能认定上诉人与案外人有借贷合意。同理，也就不能证明微信聊天中，调侃尹立红是借款的中间人、调度员之事实。因为，该表格本身就是一份无效证据。再说，即使该款项已汇到案外人洪纳新账户内，又怎么能证明该款就是上诉人的投资款呢？有证据表明尹立红与洪纳新资金往来超过三千多万元，利息结算不知其数，尹视洪为“摇钱树”。俗话说：无利不起早，被上诉人要冒如此的大风险，无偿为洪协调巨额资金，可信吗？其次，该账表第7栏记载：2018年1月2日20万元借款，明明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归还了单位同事洪娟的借款，怎么又记载在“同事包立平在湖州洪纳新处投资情况表”中，这只能说明该表格是被上诉人随意所作，不符合客观事实。（五）一审庭审中，原告指证被告所谓“中间人”，就是实际借款人，动机就是为了谋取利差，并提供了被告从中谋取利差的事例。当被告代理人否认有吃利差的事实时，原告要求法庭传唤被告出庭质证、接受法庭调查询问，并申请法庭依照职权，查询被告相关银行账户的情况，以进一步查明案情。审判人员视原告请求置之不理，既不驳回原告请求，也不行使査询权力，有违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导致被上诉人积极借款行为目的未能查清，影响本案定性。二、原判在证据取舍和采信上，没有居中审理，严重偏袒被上诉人。为了证实本案的事实，上诉人提交了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单银行账户汇款汇总、微信聊天记录、谈话通话四份录音材料，被上诉人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单，并在庭审中进行了质证。从证据分类看：（一）关于银行类证据。银行账户汇款汇总证实从2016年4月6日起至2018年1月26日止，除了洪纳新于2017年11月27日直接汇款归还上诉人本息24.5万外，其余还本付息等款项，包括涉诉120万在内，均为被上诉人账户发生，这一事实双方均无异议。（二）关于微信聊天类证据。原判采信了有利于被上诉人的挑选性记录，而对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的记录，只字不提。前文已做论述，在此不再累叙。（三）关于录音视听类证据。上诉人提供了四份谈话、通话录音光盘和文字整理件，原判认为：原告提供的录音，虽然被告有认账的意思表示，但该录音由于在案外人洪纳新事发后并且在被告并不知情的情况下所录，故要考虑当时的语言情境，且其认账的基础是否基于借贷的法律关系，并不明确。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原审审判人员没有认真听、仔细看谈话整理的内容，只是听取了被告代理律师的辩解，所得出错误结论。首先，四份录音与涉诉120万是高度关联、且与其证据相互印证的。其中3月13日录音，尹立红就明确说“老包，我知道你在录音，我怎么说也怎么做”，如果仔细看了录音文字稿，原判怎能认定在被告不知情的情况下所录呢？谈话中，双方本着有利于解决当前因洪纳新死亡，如何走出经济困境，共同商讨措施和办法；如果认真听了提交的录音，谈话气氛融洽，何来被告代理人所辩解的威逼之情境。其次，录音内容中，被上诉人始终承认借款是给她应急周转，不是投资，并表示，要相信她会分期付款归还的。在谈话中，被上诉人先后讲到：“我一再强调跟我老公说，你们（指上诉人和另案原告蓝真莲）两个是不一样的，借款是帮我应急周转，不是投资，我一定要认”、“老包我也是诚心的，我的意思也是要全额还你的”、“你借给我120万，反正数额都在的”、“老包你相信我给我2－3年时间，这个事情我可以消化的”、“我老公庆元在卖房子了，我也在处理丽水房子，先给你20万元”、“给我周转一下少一点给你，给你5万”…。这些表述，结合其它证据，难道还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贷的法律关系？第三，如果说涉诉120万款项真是案外人洪纳新所借的话，谈话中，按常理的心态反应是：因洪纳新死亡，给讨回借款带来难度，表示中间介绍人的愧疚之意，也是可以理解的，谈话内容应该是“围绕如何协助出借人追回借款展开”。但是四份录音展现的内容却是“一再承认是她临时周转借款，强调借款与其他人是不一样的，承诺一定要归还的，并表示房子处理后先归还部分，2－3年还清的还款计划”。如果尹立红不失去前言，按照承诺先支付部分欠款，就不会有多次对簿公堂的今天，再如果良知尚存的话，也不会全盘否定借款事实的辩解。三、对一审判决书的质疑。（一）裁决文书表达不客观、不居中。在表述双方诉讼请求及理由方面，厚此薄彼。对待原告，简明扼要，只表述诉状内容，在法庭上阐述的观点和理由，只字不提。而对待被告，大篇幅表述甚至将法庭辩护的意见也融入其中，加以完善。客观效果就是，阅读领会裁判文书，本案被告抗辩理由言词凿凿，原告起诉是理屈词穷。（二）对证据质证、论证，是否采信笼统表述，模糊不清。在庭审中对双方提交的证据，开展了质证。而在裁判文书上，既没有如实表述双方举证，所要待证的事实，双方质证意见，也没有具体阐述法庭对证据关联性、真实性和合法性的认证，排除或采信证据的理由，阐述模糊不清，不符合法律规范要求。客观效果是，从中难以体现，审理案件遵循优势证据原则，人民法院“让公正看得见”承诺，成为空话。（三）适用法律条款，令人费解。判决依照民诉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该条款规定了，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和审核证据的要求。原告为了支持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交了银行汇款记录、微信聊天记录、谈话通话录音视听资料等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直指被告就是借款人，已经完成了举证义务，没有什么可指责的。相反，审判人员是否正确履行了调查收集证据和审核证据的职责，令人质疑。（四）判决结果是错误的。审视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看，似乎是指上诉人与案外人洪纳新存在借贷关系，那么，就应当释明被告诉讼主体不适格，动员撤回起诉，或应该驳回起诉，给予原告获得法律救济的途径。而原判仅以“原告以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要求被告承担责任，本院不以支持”，又不加以进行释明，就驳回诉讼请求，作出如此的实体判决，视公民合法权益为儿戏，是极端不负责任的失职行为。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审理不公、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错误，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尹立红辩称：一、原判认定2016年4月起，答辩人妹夫洪纳新通过答辩人向上诉人借款并支付利息作为投资回报正确。该事实有洪纳新出具给包立平的借款20万的借条、2017年11月17日包立平将借条通过微信发送给答辩人，要求答辩人帮助其催促洪纳新还款及2017年11月30日包立平确认收到洪纳新归还了该笔借款本息的聊天记录等予以证实。故原判决认定包立平通过中间人尹立红以微信聊天方式，确定出借款项给案外人洪纳新是完全正确的。二、本案的双方当事人是包立平和尹立红。原审判决经审理查明部分是长句，结合上下文内容其所提到的双方显然指的是包立平和尹立红，而不是上诉人所曲解的包立平和洪纳新通过微信聊天。至于上诉人提到其是否认识洪纳新的问题。答辩人认为，上诉人是否认识洪纳新从法律上是很难进行界定的，因为一个人什么情况下会构成认识另外一个人并没有具体的法律标准。但是上诉人知道有洪纳新这么一个人，并且愿意借款给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一点，可以从2016年9月的20万元借款，包立平既有洪纳新的借条又收到了洪纳新支付的本息可以得到说明。而且，出借人是否认识借款人并非是判断借贷关系是否成立的标准，民间借贷可以发生在熟人之间，也可以发生在陌生人之间。在本案中，正是因为包立平与洪纳新并不熟悉，答辩人才充当了两人之间借贷的中间人，居中传达双方的资金需求、中转借贷资金，并帮助他们核算本息。三、原判按照客观上能够反映案件基本事实的标准去引用微信聊天记录，并不存在上诉人所指的按照主观上有利于答辩人的目的去断章取义的问题。答辩人注意到，原判引用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当中，既包括了包立平对借款人洪纳新资金紧张的担心，对答辩人作为中间人为难的理解，也包括了对借款人及借款数额的确认以及对答辩人居中调度的感谢，这些是聊天记录当中的原话。该记录可以清晰的反映出借款主体、借款金额以及包立平、洪纳新和答辩人三方之间的关系。另外，包立平与答辩人之间的聊天记录很多，并不是说所有的聊天都与本案争议的事实有关，原审法院当然没有必要全部引用。相反，包立平在上诉状当中引用的什么碰到单子接一下、洪娟姨妈需要20万这一些内容，并不能够反映包立平与答辩人之间存在其所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若原审判决真的按照上诉人的意见予以引用，那才叫断章取义。四、在包立平与答辩人的聊天记录当中，能够证实包立平借款给洪纳新的内容有多处，不是说一处两处，而且是相互印证的。因此，原审判决综合双方所提供的聊天记录，认定案外人洪纳新通过中间人协调，向包立平借款的事实较为明确，符合客观事实。该认定不仅有答辩人提供的聊天记录中包立平要求答辩人帮助整理借款给洪纳新的明细，并对答辩人所整理的明细经核对表示认可等内容证实，就是包立平自己所提供的聊天记录当中洪纳新有40万要到下周一才能给、包立平说好的，包立平提出要答辩人跟洪纳新说这个月安排先给他60万、这样我在小洪那里还有60万等内容得到证实。因此，包立平是非常清楚案涉款项的借款人绝对不是答辩人的。五、至于上诉人所说的主动退还利息问题，并不存在什么歧义，包立平是人民银行的干部，是非常清楚高利率就意味着高风险的，而且他也仅是一次退还了少量的利息，按照记录他前后总共拿了将近20万的利息。同时，就退还利息这一事件，其与答辩人沟通时的记录能够很清晰的显示借款人就是洪纳新。当时，答辩人就跟他讲你不用退，洪纳新也不会要的。六、原判采信答辩人提供的包括有包立平在湖州洪纳新处投资情况表内容的微信聊天记录完全正确。就如前面所述，包立平在上诉中故意混淆了视听，说投资情况表是答辩人单方面制作的、并没有他的签字，从而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答辩人提供了一张自己制作的表格拿到法庭上，一审法院予以了采信。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答辩人所提供的证据是微信聊天记录，也就是电子数据。它是基于包立平要求答辩人帮助他整理出借款项的明细后，答辩人经整理后用微信的方式发送给包立平的表格，包立平经核对后进行了确认。该表格的内容既能够反映出借款人是洪纳新，又能够反映出借款的本息，归还的情况以及尚欠的数额，一审法院以此来认定包立平不是借款给答辩人当然正确。七、至于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说答辩人与洪纳金的资金往来超过3000万元，利息结算无数的问题。答辩人认为，不论上诉人所说是否有证据证明。但该问题与本案争议的借款人是谁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不仅包立平可以借钱给洪纳新，答辩人也是可以借给洪纳新的。八、关于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其指证答辩人为所谓“中间人”，就是实际借款人，动机就是为了吃利差的问题。首先，包立平作为人民银行的干部，应当说非常清楚中间人与借款人的区别，现其认为中间人就是借款人显然是自欺欺人。其次，答辩人有没有牟取利差与本案的争议无关。吃不吃利差，并非认定是不是借款人的法定条件。而且，在本案中包立平的诉请并不是主张因答辩人吃了利差，而要求答辩人返还利差，故该问题根本就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之内。因此，包立平要求一审法庭传唤尹立红去接受询问、查询尹立红的银行账户等来查明是否有利差均属无理要求，也与案件争议无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并不存在任何程序违法之处。九、关于证据问题。答辩人认为原判对证据的取舍不偏不倚，完全符合证据的认证规则。关于银行交易明细，对于案涉款项往来的事实，当事人并无异议，原判予以认定并无疑义。关于微信聊天记录，从原判所显示的内容来看，其不仅采信了上诉人方所提供的微信聊天中与本案争议事实有关的内容，也采信了答辩人所提供的与案件处理有关的微信记录，并不存在上诉人所指责的原判主观臆断的问题。关于视听资料也就是录音资料，答辩人认为原判所作认定也属正确。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视听资料应辨别真伪，并结合案件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原判决也正是结合了本案借款事实发生时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双方的结算记录等，认定录音资料并不能够证明借款人是答辩人，完全符合前述法律规定。答辩人对于该录音资料，在一审当中已发表过书面质证意见，不再赘述。需要补充的是，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说双方谈话气氛融洽，明显与录音资料当中包立平警告答辩人要去找领导、其老婆要怎么样怎么样等内容相悖。而且该录音是在洪纳新死亡之后，上诉人找答辩人协商怎么还钱时形成的，并不是双方当事人去确认当时是怎么借钱的。同时，借款发生时的微信聊天记录已足以证实借款主体的情况下，事后出现重大变故后形成的录音并不能改变该客观事实。相比而言，在借款发生时的聊天记录系当事人都没有防备，也不存在诉讼目的的情况下形成，能更加符合客观真实情况。至于答辩人在录音当中口头上的一些表示，在法律上来讲并不等同于其认可案涉款项系其借取的。因为，答辩人毕竟是中介，且与包立平等人都是曾经要好的同事，在出现巨额款项不能收回时，讲一些安慰的话也是人之常情。事后，答辩人也没有去实施其所谓的承诺，说明答辩人根本是没有真实意思愿意去承担还款责任的。十、上诉人对一审判决的质疑完全无理且缺乏法律依据。首先，一审判决对诉辩双方的意见，其实都是客观进行了表述的。上诉人所称的内容篇幅，只是一审按照最高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定的要求，考虑全案诉辩双方的意见后的综合表述。其次，证据的认证说理，答辩人认为原判的说理是围绕案件争议焦点，按照举证责任分配和证明标准进行的，也符合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再次，对于法律适用，由于上诉人并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且答辩人也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证明了自己的抗辩主张，故原判援引民诉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以举证不能为由判决上诉人败诉，完全正确。最后，本案的上诉人是以民间借贷为由提起诉讼的，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并没有发生过改变，并不存在司法解释所规定的人民法院需要行使释明权的前提。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需要对其进行释明或要求撤诉，反而是让一审法院程序违法。至于驳回起诉还是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问题，本案显属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管辖范围，并不存在裁定驳回起诉的问题。况且，本案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不影响上诉人获得法律救济的途径。综上，答辩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公正，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原告包立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欠款人民币1200000元并支付利息（截止2018年3月23日已垫付利息为人民币34772.20元，自2018年3月24日起其中900000元的利息按年利率5.22%，300000元的利息按年利率5.98%计算，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系同事、校友关系。2016年4月起，被告妹夫洪纳新通过被告向原告借款，并以利息作为投资回报，其中仅2016年9月27日借款20万元由案外人洪纳新出具过借条，其余均未出具借条，双方通过微信聊天确定借款事实。2017年9月26日、10月26日，被告因表妹夫洪纳新资金需要需短期借款，分别再次出面向原告联系借款90万元、30万元，款项通过被告中转。被告将款项转给案外人洪纳新后，原、被告通过微信聊天，2018年1月15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原告称“尹总，最近小洪资金很紧？说好的还款日期，一再改变，我真的有些担心了！”被告回复“不是，他女儿明天要去杭州艺考，过两天就会打过来的”原告还称“那小洪也是有难处吧，最为难的就是你这个中间人了。还是这样吧，18年的40万元尽快给我，还是中信温行的信用贷款，我要到农行申请信用贷款，原来说借用半个月的120，这个月底安排先给我70吧”；2018年2月11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被告向原告发送对帐单，对帐单的抬头为“同事包立平在湖州洪纳新处的投资情况表”表中包括上述两笔款项，原告回复“呵呵，你这个调度，账理的很清爽哦”。2018年2月份，案外人洪纳新自杀死亡。原告向被告催要款项，并进行了多次录音。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应当提供相应的依据。被告从未出具过借条给原告，原告所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也非款项转帐当时的记录，故仍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从原、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看，对案外人洪纳新通过中间人被告的协调向原告借款的事实，较为明确。原告提供的案外人洪纳新事发后录音，虽然被告有认账的意思表示，但该录音由于在案外人洪纳新事发后并且在被告并不知情的情况下所录，故要考虑当时的语言情境，且其认账的基础是否基于借贷的法律关系，并不明确，故原告以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要求被告承担责任，不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包立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913元，由原告负担。 二审期间，本院根据上诉人包立平的申请，调取了保存于被上诉人尹立红工作电脑中的众亲友历年放在湖州洪纳新处的投资情况表（的本息收回的不在其列）、洪纳新临时调用投资情况表共四份，该投资情况表分别载明了2014年、2015年、2016年及2017年2月前，未收回款项人员的姓名、本金、存放日期、已计算日期及备注等内容。上诉人包立平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能证明我方与案外人洪纳新只发生过一次借贷关系。被上诉人尹立红质证认为：保存证据的工作电脑在2017年初交回单位后，相关人员也可能打开，现在调取的投资情况表是否属于当时的原始表格，无法确定；表格抬头是对的，但表格当中有部分内容有误，如**等150万并没有该投资。其他的记载因人员多、时间长，现无法确认，且其中大部分人的投资款并非通过尹立红的户头，而是他们自己打给洪纳新的；表格记载的未付利息是虚的，尹立红并未收到过，故该表格的记载不真实、不准确。另外，按照上诉人包立平的质证意见，其对该证据无异议，而该证据写的很清楚是放在洪纳新处的投资款，也就是说上诉人包立平对此是认可的。 上诉人包立平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一、微信聊天记录两份，待证：案涉120万元款项是直接借给被上诉人尹立红的事实。二、案外人洪纳新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共计八十页，待证：1、上诉人与案外人洪纳新之间只有一笔款项往来的事实；2、该证据与法院调取的尹立红工作电脑中的与洪纳新账目往来明细情况表共同待证上诉人与尹立红双方约定借款利率和尹立红借给洪纳新时双方约定利率并不相同。被上诉人尹立红质证认为：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待证事实有异议。该聊天记录再结合其他聊天记录反而能证明原审所认定的由尹立红出面联系，包立平借款给洪纳新的事实；证据二，真实性我方不发表意见，因为该证据来源于案外人，我方无法对其真实性进行核实。同时，对待证事实和关联性我方有异议。首先，上诉人与洪纳新只有一笔款项往来是不需要该证据来证明的，上诉人包立平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已经证明。其次，洪纳新直接归还给包立平的24.5万元也是经过尹立红的银行账户出去的，并不存在转借的问题。再次，上诉人认为尹立红吃利差，但其所主张的事实均发生在案涉款项之前，与本案无关。而且，金钱是种类物，如何去区分银行账户哪笔款项就应当是谁的。因此，上诉人所主张的待证事实存在着逻辑错误。 本院认为，上诉人包立平申请本院调取的投资情况表，其所载之内容均为案涉争议款项发生前的事项，故该投资情况表与本案处理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在本案中不予采信。上诉人包立平所提供的案外人洪纳新的银行账户明细清单，仅能说明案外人洪纳新银行账户的交易活动情况，并不能据此认定上诉人包立平与案外人洪纳新之间仅建立过一笔交易关系，且在无其他证据能够对案外人洪纳新向被上诉人尹立红所汇付款项的性质、具体内容等进行准确区分、界定的情况下，亦不能单纯依据该银行交易流水而判断得出被上诉人尹立红就案涉争议款项存在转贷赚取利差之结论，故在本案中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包立平所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被上诉人方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且该聊天记录涉及双方当事人就案涉款项的部分交流、沟通过程，故对该证据，本院将结合其他在案证据一并在本院认为当中予以阐述。 二审经审理，除原判认定的“2016年4月起，被告妹夫洪纳新通过被告向原告借款，并以利息作为投资回报，其中仅2016年9月27日借款20万元由案外人洪纳新出具过借条，其余均未出具借条，双方通过微信聊天确定借款事实。2017年9月26日、10月26日，被告因表妹夫洪纳新资金需要需短期借款，分别再次出面向原告联系借款90万元、30万元，款项通过被告中转。”应为“从2016年4月起，双方当事人之间的银行账户存在着频繁的交易往来。2017年9月26日、10月26日，上诉人包立平再次向被上诉人尹立红银行账户汇入90万元、30万元款项。被上诉人尹立红在收款后的当天，即将前述款项汇入了案外人洪纳新的银行账户。双方当事人之间的银行账户交易往来，除2016年9月27日的20万元款项有案外人洪纳新出具的借条外，其余款项均无能够直接体现款项性质的书面凭证。”外，其他事实与原判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在本案中，2017年9月26日及同年10月26日的两笔共计120万元款项，确系由上诉人包立平汇入被上诉人尹立红的银行账户，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上诉人包立平已经完成了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案涉民间借贷关系的初步举证责任。现被上诉人虽抗辩该款项为上诉人通过其向案外人进行“投资”的款项，并提供了双方之间的微信记录进行反驳。而上诉人为进一步举证证明案涉款项为借款，也提交了双方之间的微信记录以及录音材料予以佐证。从双方当事人所提供的微信记录来看，案涉款项汇付时最初的聊天记录并未存有明确的投资意思表示；之后，双方当事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虽确有体现出款项投资给案外人洪纳新的部分内容，但结合案涉谈话录音当中上诉人尹立红在案外人洪纳新死亡后仍多次有认可该款项系借款的意思表示之事实，可认定依据现有证据，被上诉人就其抗辩所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形成高度盖然性的证据优势，其抗辩案涉款项系上诉人与案外人之间所形成的投资（借款）关系，依据不足。因此，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归还案涉款项的请求成立，应予支持。对于案涉借款利息问题，依据现有证据并不能确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明确的利息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应视为不计付利息，故对上诉人包立平提起本案诉讼前的利息诉请不予支持，而对起诉后的利息则可按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予以计付。 在本案二审中，上诉人包立平虽然还向本院提出了申请，要求调取2014年12月1日至2018年2月14日被上诉人尹立红与案外人洪纳新相关银行账户流水记录，用以待证被上诉人尹立红借取案涉款项后转贷牟利的事实。但如前所述，依据现有证据本院业已支持了其诉请，故对该申请已无再行取证之必要。另外，对于上诉人包立平就一审判决所提出的质疑，同样因本院业已支持其诉请，故可不再就此进行赘述。 综上所述，上诉人包立平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为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2018）浙1102民初2185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尹立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上诉人包立平借款12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8年3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至款项还清日止）； 三、驳回上诉人包立平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5913元，由被上诉人尹立红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5913元，由上诉人包立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永红 审 判 员 程允平 审 判 员 翁王婷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五日 代书记员 杜一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