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998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之江支行。住所地：杭州市拱墅区湖墅南路418号。 负责人：梅露，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缪渭川、曾成安，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嘉美国际包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钱江经济开发区）南公河路6号3幢。 法定代表人：金喆，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锋，浙江浙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之江支行（以下简称农行之江支行）为与被上诉人杭州嘉美国际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美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5民初7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农行之江支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判决嘉美公司向农行之江支行支付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律师费用680000元。且农行之江支行对嘉美公司名下设置抵押的位于杭州市余杭区6号1幢、2幢、3幢、4幢、5幢房地产，及设置抵押的一条瓦楞纸板生产线BPA一条、五色印刷机TOPRAGD1224一台、五色印刷机APSTARHG1628一台、印刷机YAK17006+1色一台，在律师费680000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2.二审诉讼费用由嘉美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为农行之江支行转让的“其他从权利力包含律师费，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农行之江支行实现债权所支出的律师费用并未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浙江分公司）。农行之江支行转让给信达浙江分公司的债权中，并不包含农行之江支行实际支出的律师费用。1.1《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中的“转让资产清单”可以证实，转让的债权中并不包括律师费用。1.1.1“转让资产清单”明确转让的从权利，为已经支付，经法院确认由债务人承担的诉讼费、律师代理费、拍卖费等。即农行之江支行转让给信达浙江分公司的债权及从权利，应是基本已经明确具体金额的一些费用，不包括实际尚未发生的，或金额无法明确的一些费用。1.1.2根据“转让资产清单”记载的转让债权明细显示(序号3)，嘉美公司这笔不良债权，转让给信达浙江分公司的债权从权利只有已初步确定的诉讼费394605元，并未包含发生的律师费用。1.2在农行之江支行与信达浙江分公司的债权转让基准日之前，律师费尚未实际发生，客观上也不具备转让的条件。农行之江支行与信达浙江分公司确定的债权转让基准日为2016年3月21日，在该时间点农行之江支行尚未聘请律师，律师费用尚未实际发生，律师费用是转让基准日之后新发生的费用，所以截止到该时间点所转让的债权，客观上也不包括之后发生的律师费用。1.3在另案庭审中，信达浙江分公司非常明确的表示，信达浙江分公司受让部分债权并非全部债权，并不包含实现债权所支出的律师费用。二、一审判决认为嘉美公司已支付全部款项，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主张债权所支出的律师费用，嘉美公司并未支付。1.根据基础贷款合同和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约定，嘉美公司应向农行之江支行支付律师费。1.1双方贷款所依据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第5.4条对律师费的承担有明确约定。1.2涉案三份《最高额抵押合同》均在第二条抵押担保的范围中明确约定：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本合同项下贷款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1.3因嘉美公司违约，农行之江支行实际支出了律师费用，产生了实际损失。因嘉美公司长时间逾期归还贷款的违约行为，农行之江支行不得不向法院提起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嘉美公司又多次故意拒收法院的法律文书，导致诉讼程序更加复杂，农行之江支行聘请律师参加诉讼，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发票、律师费打款凭证均证实农行之江支行实际支出律师费的事实。1.4嘉美公司明知农行之江支行因实现债权已实际支出了律师费，综合《和解协议书》内容也可以判断，双方的共同意思是嘉美公司需要承担农行之江支行的律师费用。1.4.1《和解协议书》第1.1条明确约定：各方一致确认丁方、戊方需另行支付上述债务产生的全部罚息、复利，及因主张债权导致的律师费和诉讼费费用。1.4.2《和解协议书》第2.1条第(2)项约定：因乙方就(20l6)浙0105民初291号案件的起诉导致的诉讼费、律师费费用支付给乙方。1.4.3《和解协议书》履行至今，嘉美公司并未支付上述律师费用。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农行之江支行的上诉请求。 嘉美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农行之江支行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农行之江支行已将案涉债权及其从权利转让给了信达浙江分公司，农行之江支行已非本案适格的主体。农行之江支行与信达浙江分公司于2016年9月21日签订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明确约定为，所有的不良资产相关从权利以及甲方在不良资产文件项下享有的所有其他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追索诉讼费用的权利），以及由上述权利转化而成的抵债资产和其他相关权益的统称，由此可见，案涉债权及债权的从属权利已经一并转让给信达浙江分公司。同时根据《合同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案涉律师费非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从权利，应当随主债权一并转让，不存在主债权和从权利分开、独立存在的事实。关于基准日问题，不良资产转让协议对于基准日已经明确约定，根据该协议约定基准日之后不良资产所取得所有的回收均归信达浙江分公司所有。事实上，在嘉美公司的实际还款中，基准日后产生的利息、复利等债务也一并直接支付给信达浙江分公司，并不存在分割支付的情况。农行之江支行已经不是嘉美公司的债权人，其对嘉美公司不享有任何债权及从属权利，没有权利要求嘉美公司支付案涉律师费用。二、即使农行之江支行具有适格的主体身份也无权向嘉美公司追索律师费。双方在和解协议书约定了债权债务的范围、款项的支付方式，已经明确约定债务金额及从属权利包括律师费，以（2016）浙0105民初291号民事判决书为准。该判决书并未包括本案中农行之江支行主张的律师费，且签订调解协议书的时候，费用已经实际发生，但农行之江支行并未提出异议。三、本案律师费存疑。因为农行之江支行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协议明确约定风险代理，而且是全风险代理，是在收回金额以后，按照执行到位款的1%支付律师费。农行之江支行提供的律师费支付凭证，是在委托后就已经支付，与委托协议的约定不符，是否是同一笔款项存疑。四、关于公平正义问题。本案金融借款纠纷前后经历数场诉讼。农行之江支行利用其在金融法律关系里的强势地位，仅仅因68万元的律师费争议就冻结了嘉美公司过亿资产，且时间超过一年，导致嘉美公司陷入危机。希望法院给予农行之江支行不利的惩罚后果。 农行之江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嘉美公司向农行之江支行支付农行之江支行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律师费用680000元；2.农行之江支行对嘉美公司名下设置抵押的位于杭州市余杭区6号1幢、2幢、3幢、4幢、5幢房地产，及设置抵押的一条瓦楞纸板生产线BPA、一台五色印刷机TOPRAGD1224、一台五色印刷机APSTARHG1628、一台印刷机YAK17006+1色一台，在律师费680000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3.本案诉讼费用由嘉美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0月21日，嘉美公司（借款人）与农行之江支行（贷款人）签订了《固定资产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嘉美公司向农行之江支行借款8000万元，并约定因借款人违约致使贷款人采取诉讼或仲裁等方式实现债权的，贷款人为此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必要费用由借款人承担。合同还对双方其他权利义务作了约定。借款合同签订后，农行之江支行向嘉美公司分多次发放了贷款，在贷款发放过程中，嘉美公司与农行之江支行签订多份《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其名下的瓦楞纸板生产线等设备及坐落于杭州市余杭区的房产为上述借款合同项下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案外人亚洲包装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装公司）、金祥佐、金喆（保证人）也分别与农行之江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自愿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因嘉美公司未按期还款，农行之江支行于2016年1月8日向本院起诉。案件审理过程中，农行之江支行（甲方、出让方）与信达浙江分公司（乙方、受让方）于2016年9月21日签订了《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一份，约定：不良资产指作为本协议标的为甲方所有的不良资产、相关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合同权益）以及甲方在不良资产证明文件项下享有的所有其他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追索诉讼费用的权利），以及由上述权利转化而成的抵债资产和其他相关权益的统称（资产明细表详见附件1）；甲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向乙方转让不良资产；乙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受让不良资产。不良资产具体情况见本协议附件1；截至基准日即2016年3月21日，不良资产38户/项，合计债权金额1535179473.88元。该协议附件1为《中国农业银行浙江分行2016年第三批批量转让资产清单》，其中载明：不良客户杭州嘉美国际包装有限公司的债权合计70818955.44元。本金68341005.26元、利息2083345.18元及其他从权利（已支付。经法院确认由债务人承担的诉讼费、律师代理费、拍卖费）394605元。2016年9月30日，一审法院对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6）浙0105民初291号民事判决，判决：一、嘉美公司向农行之江支行支付借款本金68341005.26元并承担所欠利息（计至2015年12月28日为1219941.74元，此后按合同约定及十笔放贷借据中分别约定的利息标准另行计付逾期利息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二、包装公司、金祥佐、金喆在承诺的保证范围内对嘉美公司的上述应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农行之江支行对嘉美公司名下设置抵押的位于杭州市余杭区6号1幢、2幢、3幢、4幢、5幢的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对嘉美公司所有的设置抵押的瓦楞纸板生产线BPR一条、五色印刷机TOPRAGD1224一台、五色印刷机APSTARHG1628一台、印刷机YAK17006+1色一台享有优先受偿权；同时判决案件受理费38960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上述两项合计394605元）由被告嘉美公司负担，包装公司、金祥佐、金喆连带负担。嘉美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该案上诉期间，信达浙江分公司（甲方）、农行之江支行（乙方）、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丙方）、包装公司（丁方一）、金祥佐（丁方二）、金喆（丁方三）与嘉美公司（戊方）于2016年12月签订《和解协议》一份，就贷款清偿和担保义务解除的相关事项达成如下协议：第一条债权债务确认。1.1各方一致确认借款合同项下尚未清偿的债权本金为68341005.26元，利息按借款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另各方一致确认丁方、戊方需另行支付上述债务产生的全部罚息、复利及因主张债权导致的律师费和诉讼费用（具体以（2016）浙0105民初291号判决书为准）。1.2甲方、乙方承诺上述金额已经囊括了戊方对甲方、乙方的全部债务金额，甲方和乙方承诺除上述债权之外，甲方、乙方不享有其他由丁方一提供保证担保的债权。第二条支付安排及债权主张禁止。2.1甲方同意丙方向丁方一提供融资3250万元用以部分清偿戊方对甲方上述债务本金，剩余下述债务金额由戊方于2017年3月30日前自行还清，戊方向丙方提供全部还款凭证且经甲方核实后，丙方于2017年3月30日前向丁方一提供上述融资金额并支付至戊方还款账户：（1）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35841005.26元及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的利息、罚息、复利支付予甲方。(2)因甲方或/和乙方就（2016）浙0105民初291号案件的起诉导致的诉讼费、律师代理费用支付给甲方或/和乙方。2.2甲方和乙方承诺在收到上述款项30个工作日内，即确认解除与丁方签署的保证合同，并就（2016）浙0105民初291号案不再申请执行，申请解除相应财产保全措施，不再因该案件向丁方或/和戊方主张债权或提起任何诉讼、仲裁或申请任何财产保全措施，同时戊方向法院申请撤回上诉……嘉美公司于2017年3月31日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回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予以准许。信达浙江分公司于2017年5月8日向农行之江支行出具《同意函》，载明“我公司已于2017年1月11日收到杭州嘉美国际包装有限公司债权本金人民币2012.59元，于2017年3月24日收到本息余额人民币78127913.36元，其中本金余额68338992.67元，利息9788920.69元（含划转表外利息与孳生利息），2017年4月27日收到诉讼费人民币394605.00元，以上金额经分公司计划财务处核对无误。至此该户债权的本息与垫付费用已全部清除，我分公司与嘉美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为配合贵单位顺利开展后续操作，我分公司同意贵单位协助该户债权的抵押人与保证人办理解除担保责任、申请解除财产保全等事项。”因农行之江支行未能协助嘉美公司办理注销抵押登记手续，嘉美公司为此于2017年6月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抵押合同纠纷之诉，一审法院于2017年12月19日作出（2017）浙0105民初5266号判决，判决农行之江支行、信达浙江分公司配合农行之江支行办理上述抵押物的注销抵押手续，农行之江支行赔偿嘉美公司损失1000000元。二审维持原判。又查，农行之江支行为其与嘉美公司、亚洲包装公司、金祥佐、金喆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该案一审、二审期间，均委托了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缪渭川、曾成安参加诉讼。2016年5月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向农行之江支行开具了680000元律师费的增值税发票，2016年6月8日，农行之江支行向五联律师事务所打款68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固定资产借款合同》、《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和解协议》等合同，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各方均应按约履行。在案证据可以证实嘉美公司实际向信达浙江分公司清偿的金额为农行之江支行转让给信达浙江分公司《固定资产借款合同》项下除涉案律师费以外的所有债务，本案主要焦点是农行之江支行要求嘉美公司向其支付680000元律师费主张是否成立？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虽根据农行之江支行、嘉美公司签订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嘉美公司因违约导致农行之江支行为此支付的律师费由嘉美公司承担，但根据以下理由，农行之江支行的诉请不能成立：首先农行之江支行与信达浙江分公司于2016年9月21日签订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及附件中，已经明确了农行之江支行转让给信达浙江分公司的标的为含涉案《固定资产借款合同》项下债务在内的农行之江支行所有的不良资产、相关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合同权益）以及农行之江支行在不良资产证明文件项下享有的所有其他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追索诉讼费用的权利），“律师费”该项在附件清单上作为转让的“其他从权利”包含在内；其次，在一审法院于2016年9月30日作出（2016）浙0105民初291号判决后，农行之江支行、嘉美公司及信达浙江分公司及其他案外人于2016年12月签订的《和解协议书》上，各方对债权债务进行确认，确认了该借款合同项下尚未清偿的本金及利息及上述债务产生的全部罚息、复利及因主张债权导致的律师费和诉讼费用具体以（2016）浙0105民初291号判决书为准。农行之江支行、信达浙江分公司承诺上述金额已经囊括了嘉美公司对农行之江支行、信达浙江分公司的全部债务金额。上述表明农行之江支行在当时已经支付了680000元律师费后并对（2016）浙0105民初291判决内容明知的情况下，认可了嘉美公司对其和信达浙江分公司的全部债务以（2016）浙0105民初291号判决书为准。而嘉美公司已经按照上述判决的内容向农行之江支行的债权受让人信达浙江公司支付了全部款项，嘉美公司的付款义务已经全部完成。综上，农行支行要求嘉美公司支付680000元律师费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更无权主张享有优先受偿权。对农行之江支行的上述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8年9月19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之江支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300元，保全费3920元，合计9220元，由农行之江支行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农行之江支行因嘉美公司未能清偿借款故提起诉讼，该案经一审法院（2016）浙0105民初291号案件审理，现农行之江支行就该案审理期间向五联律师事务所支付的680000元作为因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律师费损失向嘉美公司主张权利。现有证据表明，农行之江支行并未在该案审理期间就该笔律师费提出明确的诉讼请求，故该案的判决结果并未涉及该笔律师费的承担。该案上诉调解期间，在农行之江支行与嘉美公司等多方签订的《和解协议》中亦未涉及该680000元律师费的承担问题，事后也无证明农行之江支行就此提出异议。再则，（2016）浙0105民初291号案件系基于农行之江支行与嘉美公司履行2011年10月21日签订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产生的讼争，该案审理期间农行之江支行已将该合同项下的权利转让给信达浙江分公司，此后，农行之江支行、信达浙江分公司在《和解协议》中一致确认嘉美公司应承担的全部债务金额以（2016）浙0105民初291号民事判决书为准，嘉美公司也已经按照上述判决确定的债务金额向权利受让人信达浙江分公司履行了全部付款义务。据此，本院认为，农行之江支行要求嘉美公司承担该笔律师费损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农行之江支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600元，由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之江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崔丽 审判员  陈剑 审判员  赵魁 二〇一九年三月六日 书记员  方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