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桂03行终1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李海峰，男，1982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桂林市七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广西桂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婧霞，广西桂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灵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住所地：灵川县灵南路13号。 法定代表人蒋立梅，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恩娣，灵川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学智，广西诚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海峰因不履行畜牧防疫法定职责一案，不服灵川县人民法院2018年11月19日作出的（2018）桂0323行初3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海峰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李婧霞，被上诉人灵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的法定代表人蒋立梅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恩娣、唐学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判决查明，原告李海峰原位于灵川县××××村的河道滩涂上有一养鸭场，距离漓江河段不足500米，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灵川县人民政府关于对现场规划区等区域划定禁养区红线的通告》，在禁养区内，未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该养鸭场共养殖四批鸭子，属不同鸭龄混养，第一批鸭子已于2018年1月20日全部出栏，第二、三、四批鸭子存栏共计28000羽。该四批鸭苗购买时均无《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在饲养过程中已接受过H5和H7N9高致病性禽流感抗体疫苗，未对其他疫病进行免疫注射。2018年2月13日，第二批鸭子开始发病，当天无死亡病鸭。2018年2月14日，第二批鸭子开始出现死亡病鸭，当天死亡15羽。当日17时47分许，原告李海峰指示其帮工李玉青拨打被告灵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大圩镇兽医站站长刘常密的电话进行报告，并请求派人查看。大圩镇兽医站站长刘常密接电话后，告知已下班并且临近春节放假，在询问养鸭场情况后给予电话指导，未派人到现场查看。2018年2月15日，第二批鸭子死亡病鸭达1000多羽。2018年2月16日以后，第三、四批鸭子陆续发病死亡，截止2018年2月22日，共计死亡病鸭23950羽，存活4050羽。2018年2月18日，李玉青再次电话报告鸭子死亡增多，大圩兽医站随即指派朱喜有等工作人员到原告养鸭场查看。2018年2月19日，大圩兽医站技术人员再次到原告养鸭场查看，并将情况上报被告灵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及有关单位。2018年2月20日，被告灵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与灵川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单位工作人员到原告养鸭场采集鸭子血样进行检测，并初步诊断为鸭瘟或鸭浆膜炎，要求原告将死亡病鸭进行无害化处理。2018年2月21日，大圩兽医站与大圩镇人民政府等单位工作人员将原告养鸭场约1.5万羽死亡病鸭进行无害化处理，并对养鸭场进行消毒。2018年2月22日，灵川县人民政府组织被告灵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等单位召开专题会议，并商讨扑杀活鸭方案。2018年2月23日，被告灵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与大圩镇人民政府等单位工作人员对原告养鸭场存活的4050羽鸭子进行全部扑杀并无害化处理。同时，拆除整个养鸭场设施，对养殖设施、器具、粪便、垫料以及280包（11.2吨）饲料进行无害化处理，并对养鸭场及周边进行消毒。2018年2月28日，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电话反馈，疫情确诊为H5N6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2018年3月1日，区市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指挥部召开专题会议，对疫情进行专题研究，及时划定疫点、疫区、受威胁区，并开始以“灵川县人民政府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指挥部”的名义发布指令及通告，被告灵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系其成员单位。2018年3月2日，灵川县人民政府发布《灵川县人民政府令》（第1号），对疫区实行封锁，对疫点、疫区内活禽全部扑杀并消毒。2018年3月28日，灵川县人民政府发布解除封锁令。原告认为，被告灵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在上述疫情的处置过程中，存在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对其造成损失，遂于2018年8月7日诉至本院。 一审判决认为，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动物防疫工作。”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接到动物疫情报告的单位，应当及时采取必要的控制处理措施，并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上报。”本案被告灵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作为当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负有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动物防疫工作的法定职责，其在接到动物疫情报告时，应当及时采取必要的控制处理措施，并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上报。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发生一类动物疫病时，应当采取下列控制和扑灭措施：（一）当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应当立即派人到现场，划定疫点、疫区、受威胁区，调查疫源，及时报请本级人民政府对疫区实行封锁。……”第三十二条规定：“发生二类动物疫病时，应当采取下列控制和扑灭措施：（一）当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划定疫点、疫区、受威胁区。……”第三十四条规定：“发生三类动物疫病时，当地县级、乡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组织防治和净化。”第四十条规定：“一、二、三类动物疫病突然发生，迅速传播，给养殖业生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危害，以及可能对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造成危害，构成重大动物疫情的，依照法律和国务院的规定采取应急处理措施。”国务院《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县（市）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赶赴现场调查核实。初步认为属于重大动物疫情的，应当在2小时内将情况逐级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并同时报所在地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及时通报同级卫生主管部门。”国家对于动物疫病防疫，采取分级分类防疫制。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四条规定：“根据动物疫病对养殖业生产和人体健康的危害程度，本法规定管理的动物疫病分为下列三类：（一）一类疫病，是指对人与动物危害严重，需要采取紧急、严厉的强制预防、控制、扑灭等措施的；（二）二类疫病，是指可能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需要采取严格控制、扑灭等措施，防止扩散的；（三）三类疫病，是指常见多发、可能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需要控制和净化的。前款一、二、三类动物疫病具体病种名录由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制定并公布。”以及《农业部公告》（第1125号），“高致病性禽流感”属于“一类动物疫病”；“鸭瘟”、“鸭浆膜炎”属于“二类动物疫病”。 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动物疫情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认定；其中重大动物疫情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认定，必要时报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认定。”本案中，原告于2018年2月14日向被告灵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大圩镇兽医站电话报告病鸭情况时，当日死亡病鸭15羽，当地当时并无确定或疑似的紧急、重大动物疫情存在，被告在获取原告养鸭场均已接受过H5和H7N9高致病性禽流感抗体疫苗，疑似鸭瘟或鸭浆膜炎的情况后，进行电话指导，符合非紧急、重大情况下对二类动物疫病的先期处置要求。2018年2月18日，随着死亡病鸭的骤然增多，原告再次向被告灵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大圩镇兽医站电话报告。此时，已应初步认定属于重大动物疫情，应当即时到场调查核实并采取应急处理措施。被告于2018年2月18日接到原告的报告电话后，于当日及时派人到现场调查处置，并将疫情及时上报有关单位，直至疫情被正式确认为一类重大动物疫情以及灵川县人民政府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指挥部成立，其调查、报告及应急处置行为符合国务院《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的相应规定。自2018年3月1日起，疫情被正式确认为一类重大动物疫情，灵川县人民政府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指挥部成立，被告灵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作为该指挥部的成员单位，直至封锁令解除，其后续的作为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以及该指挥部的指令要求，该起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原告李海峰在禁养区饲养鸭群，未依法申办《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所购买的鸭苗亦无《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其损失并非由被告灵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履行法定职责与否造成。 综上所述，被告灵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在处置原告李海峰养鸭场疫情过程中，已依法履行调查、报告及应急处置的法定职责。原告诉称没有事实根据和证据支持，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四条、第七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四十条，国务院《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海峰请求确认被告灵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不履行畜牧防疫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李海峰负担。 上诉人李海峰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有误。被上诉人出具的证据二仅仅是大圩兽医站站长的笔录提到将情况上报，该站长未出庭，被上诉人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当时兽医站将情况上报，法院采信该笔录，认定事实有误。二、一审认为被上诉人已履行职责的证据不充分。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主要是针对感染禽流感后期的措施，但未涉及上诉人请求保护的事项，不可视为其已履行了法定职责。三、根据《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被上诉人所述的电话指导属严重失职行为。四、一审忽视相关法规规定。根据国办发〔2004〕12号全国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预案文件第二点规定，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接到疫情报告后，立即派出2名以上具备相关资格的防疫人员到场查看。当时兽医站只派一名人员查看，且在上诉人质疑其资格身份时，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人员的资质。五、法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没有关联性实属偏私。庭审中上诉人多次质疑被上诉人的上报方式与时间，但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工作记录、事后情况说明等书面材料不能直接证明其己履行职责。因此，上诉人特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确认被上诉人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违法。 被上诉人灵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答辩人已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大圩兽医站站长的笔录、电话记录、工作记录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能够证实答辩人依法处置、上报等履职情况。二、答辩人的电话指导行为符合法律规定。2018年2月14日，当时当地并无确定或疑似的紧急、重大动物疫情存在，上诉人的工人李玉青在一审也证实其仅是向大圩兽医站反映“鸭子出了一些问题”。该站站长在电话中详细询问了情况，判断为疑似鸭瘟或鸭浆膜炎，并根据实际情况告知其处理措施，该处置并无违法之处。2018年2月18日，大圩兽医站接到李玉青电话，反映上诉人鸭场死鸭，立即派兽医朱喜有到现场进行初查，该初查行为亦符合疑似鸭瘟或鸭浆膜炎的处置规范。三、上诉人援引《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第十七条、《全国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预案》论证答辩人在处置、上报过程中违法，系以果推因，属法律认识错误。该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省级以上兽医主管部门才有权确诊禽流感。疑似禽流感的确定亦需经过现场查看、取样化验等一系列程序才能做出判断，人的肉眼无法判断。从2018年2月14日接到上诉人工人第一个电话到2月18日接到其第二个电话，大圩兽医站均做到了及时答复、及时处理，为后续确定为疑似疫情，以及确诊为禽流感疫情起到了重要作用，故答辩人的履职行为是合法且积极有效的，不存在任何违法之处。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人民法院予以驳回。 本院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证据合法、有效，可作为定案的依据。在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供新的证据。据此，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灵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大圩镇兽医站于2018年2月14日接到上诉人的电话报告称当日死亡病鸭15羽时，当地并无确定或疑似的紧急、重大动物疫情存在，该站站长获悉上诉人养鸭场的鸭苗均已接受过H5和H7N9高致病性禽流感抗体疫苗，经判断疑似鸭瘟或鸭浆膜炎，即进行电话指导，其处置方法符合非紧急、重大情况下对二类动物疫病的先期处置要求。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的电话指导行为属严重失职这一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2018年2月18日，大圩镇兽医站再次接到上诉人的电话报告称鸭子死亡增多，被上诉人于当日及时派人到现场调查处置，并将疫情及时上报有关单位，其调查、报告及应急处置行为并无不当。自2018年3月1日起，疫情被正式确认为一类重大动物疫情，灵川县人民政府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指挥部成立，被上诉人灵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作为该指挥部的成员单位，对疫区实行封锁，对疫点、疫区内活禽全部扑杀并消毒，直至封锁令解除，其后续的作为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以及该指挥部的指令要求。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在处置上诉人养鸭场疫情过程中，已依法履行调查、报告及应急处置的法定职责。上诉人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忽视相关法规规定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李海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安 涛 审 判 员  庾安明 审 判 员  陶 明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李琳萍 书 记 员  张茗通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