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3民再1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饶建中，男，1967年7月26日出生，汉族，遵义市人，住遵义市汇川区。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邓兴跃，男，1978年11月16日出生，仡佬族，遵义市人，住遵义市汇川区。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继忠，男，1975年1月12日出生，汉族，遵义市人，住遵义市红花岗区。一审被告：饶莉，女，1980年7月30日出生，汉族，遵义市人，住遵义市汇川区，系被告饶建中之妹。一审被告：曾艺，男，1968年11月8日出生，汉族，遵义市人，住遵义市汇川区。一审被告：李胜贵，又名李龙，男，1973年9月25日生，汉族，遵义市人，住遵义市红花岗区。一审第三人：代思睿，男，1971年11月2日出生，仡佬族，遵义市人，住遵义市汇川区。一审第三人：张建群，男，1953年9月4日出生，汉族，遵义市人，住遵义市汇川区。再审申请人饶建中因与被申请人邓兴跃、张继忠及一审被告饶莉、曾艺、李胜贵，一审第三人代思睿、张建群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4）红民重字第84号民事判决及本院（2017）黔03民终1367号民事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8）黔民申1008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饶建中，被申请人邓兴跃、张继忠到庭参加诉讼，一审被告饶莉、曾艺、李胜贵，一审第三人代思睿、张建群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饶建中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火车站社区卫生服务站所有权与铁路医保所有权是两项独立的权利，李龙受让卫生服务站时的转让价款19.8万元仅是该卫生服务站的价款，并不包括铁路医保所有权。饶建中个人受让铁路医保所有权是通过向汪飞龙出资10万元购买，但当时铁路医保被关停，其他合伙人均拒绝购买，因此，该铁路医保所有权应归饶建中所有，45万元中的25.2万元属于铁路医保开通后的增值部分，二审法院将该部分款项分配给非铁路医保投资人各四分之一的行为损害了饶建中额合法权益。2010年10月19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仅是转让卫生服务站，而二审法院却自行认定该转让行为包括有形资产转让和无形资产转让两部分，认定转让中包含铁路医保转让错误。（二）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两份转让合同针对的是不同价值和范围的财产进行处理。卫生服务站19.8万元的价值和铁路医保25.2万元的价值也符合市场行情，不管何种情形，邓兴跃、张继忠都只能依法享有卫生服务站的权利，而不能享有铁路医保部分的权利。2010年10月14日签订的转让协议明确约定必须开通医保为前提条件，因此在此期间卫生服务站的铁路医保被关停，双方并未实际履行协议，饶建中不存在隐瞒转让事实的情形。而同年10月19日与李龙签订的转让协议，是针对卫生服务站的转让，从合同签订到收取转让款进行分配领取，所有合伙人均参与，各合伙人对该转让仅是卫生服务站的转让而非铁路医保所有权的转让的情况是知晓的。另案判决书同时也证明了卫生服务站的铁路医保所有权是独立于卫生服务站所有权的，一、二审法院在审理中却遗漏了关联的生效判决和相关证据，导致错误将本属于饶建中的12.6万元判给邓兴跃、张继忠。综上，饶建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被申请人邓兴跃、张继忠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邓兴跃、张继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确认2010年10月19日签订的《红花岗区火车站社区卫生服务站转让协议书》无效，2010年10月14日签订的《红花岗区火车站居社区卫生服务站转让协议》有效，并按2010年10月14日转让协议金额作为合伙财产进行清算分配。饶建中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请求确认2010年10月19日签订的《红花岗区火车站社区卫生服务站转让协议书》有效，确认卫生服务站的铁路医保业务经营权属于反诉原告单独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卫生服务站的法定代表人为饶莉。2009年1月4日，饶建中、邓兴跃、张继忠与饶莉签订《火车站社区卫生服务站转让协议》，约定由饶莉将其经营的卫生服务站以240000元的价格整体转让给饶建中和邓兴跃、张继忠。转让后，未进行法人变更登记，仍以饶莉持有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从事营业活动。同日，饶建中、邓兴跃、张继忠共同签订《火车站社区卫生服务站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各自出资80000元，以股份制合作模式合伙经营该卫生服务站。此后不久，第三人代思睿入伙，并与饶建中、邓兴跃、张继忠共同签订《火车站社区卫生服务站合作协议》，同样实行股份制合作模式，四股东各持1/4股。在合伙经营过程中，由饶建中具体负责卫生服务站事务。因卫生服务站运行不畅，合伙人之间产生转让卫生服务站的想法。2010年10月14日，饶建中与曾艺签订《红花岗区火车站居社区卫生服务站转让协议》，约定饶建中将其经营的卫生服务站以45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曾艺经营，次日，双方又签订《红花岗区火车站居社区卫生服务站转让补充协议》，约定责任划分及付款方式，并在协议中单位法人栏加盖了饶莉私章和卫生服务站公章。期间，曾艺通过银行帐户分几次将转让款450000元汇入饶建中个人帐户。2010年10月19日，邓兴跃、张继忠、代思睿和饶建中与李龙签订《红花岗区火车站社区卫生服务站转让协议书》，约定由邓兴跃、张继忠、代思睿、饶建中将卫生服务站以价格198000元转让给李龙。协议签订后，邓兴跃、张继忠、代思睿、饶建中对合伙财产198000元进行了清算分配。曾艺履行了付款义务后，已对卫生服务站进行实际管理，并由红花岗区卫生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法定代表人为曾艺。此后，邓兴跃、张继忠知道饶建中与曾艺之间的转让协议后，认为饶建中与李龙合伙欺骗邓兴跃、张继忠，侵占合伙财产，酿成本案讼争。另查明，在卫生服务站经营过程中，为扩展业务，增加收益，2009年4月12日，卫生服务站与第三人张建群、案外人汪飞龙签订《红花岗区火车站社区卫生服务站铁路医保合作协议书》，约定由汪飞龙、张建群负责将卫生服务站申办为铁路医保定点机构，还对双方合作期间的利润、债权、债务的分配等进行了约定。原审中，曾艺在一审法院调查过程中陈述和李龙不认识，转让协议是曾艺与饶建中签订，转让款是通过银行汇入饶建中帐户。原审中，原告要求撤销被告之间于2010年10月14日签订的转让协议，并要求对合伙财产进行清算分配。由于红花岗区火车站居社区卫生服务站已经实际转让为曾艺所有，不具有撤销条件，一审法院原审释明后，邓兴跃、张继忠及代思睿变更诉讼请求，要求确认两份转让协议的效力，并按饶建中与被告曾艺转让价格450000元作为合伙财产在合伙人之间进行清算分配。因饶建中的反诉请求与第三人张建群有利害关系，经一审法院释明后，张建群以卫生服务站、饶建中、邓兴跃、张继中、代思睿、汪飞龙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合伙协议纠纷诉讼，要求对其与卫生服务站在合伙期间的经营情况进行结算分配。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其不服本院判决并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5年10月8日作出（2015）遵市法民终字第1460号民事判决，认定张建群系卫生服务站铁路医保部分的合伙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曾艺、李龙、饶莉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相关诉讼权利，其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卫生服务站系邓兴跃、张继忠、饶建中于2009年1月4日与饶莉签订《火车站社区卫生服务站转让协议》转让取得。此后，代思睿通过合伙人同意，成为新的合伙人，并约定合伙人之间对合伙财产各占四分之一，故该卫生服务站应为邓兴跃、张继忠、饶建中、代思睿按份共有。邓兴跃、张继忠、饶建中、代思睿在合伙经营过程中，由于卫生服务站经营困难，合伙人之间均同意出让卫生服务站，减少亏损。转让过程中，出现了两份转让协议，即2010年10月14日签订的《红花岗区火车站居社区卫生服务站转让协议》和2010年10月19日签订的《红花岗区火车站社区卫生服务站转让协议书》，这两份协议的效力问题是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首先，从时间上看，转让金额大的协议签订在前，转让金额小的协议签订在后；其次，从转让后的履行情况上看，现卫生服务站经营人为2010年10月14日签订转让协议的受让人曾艺，并非2010年10月19日签订转让协议的受让人李龙，这与饶建中辩称的2010年10月14日签订的转让协议没有履行的实际不符；第三，饶建中、李龙关于卫生服务站是先转让给李龙，后转让给曾艺的陈述，因李龙与曾艺之间没有签订书面转让协议，且未办理执业许可证变更登记，这与曾艺在一审法院调查过程中陈述和李龙不认识，转让协议是曾艺与饶建中签订，转让款是通过银行汇入饶建中帐户的事实也不符；第四，饶建中陈述接受李龙委托转让卫生服务站给曾艺，但其未能提供接受委托以及在2010年10月19日以后，代理李龙与曾艺签订转让协议的书面证据和付款给李龙的充分证据，故其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可见，2010年10月19日签订的《红花岗区火车站社区卫生服务站转让协议书》是邓兴跃、张继忠、代思睿轻信饶建中陈述，与李龙低价签订，损害了其他合伙人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之规定，该转让协议应为无效，故对邓兴跃、张继忠要求确认该《红花岗区火车站社区卫生服务站转让协议书》无效的请求，予以支持；对饶建中反诉请求确认该《红花岗区火车站社区卫生服务站转让协议书》有效的请求，不予支持。就2010年10月14日签订的《红花岗区火车站居社区卫生服务站转让协议》，虽然为饶建中与曾艺签订，但现在其他合伙人已同意按该协议转让金额作为合伙财产在合伙人之间进行清算分配，应视为对该协议的追认，且曾艺已按协议履行了全部义务，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的规定，对邓兴跃、张继忠要求确认该《红花岗区火车站居社区卫生服务站转让协议》有效的请求，予以支持，转让金额450000元应作为合伙财产。饶建中认可收到曾艺转让款450000元，虽然提供了李龙出具的收条一张以证明该款已转交给李龙，但由于无证据证明被告李龙与曾艺之间存在转让关系，且饶建中又不能提供银行转帐凭证予以印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不能认定饶建中将款项已支付给李龙，该款仍为饶建中占有。现邓兴跃、张继忠请求对卫生服务站财产450000元进行清算分配，由于卫生服务站已转让，合伙人之间的事务终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五条“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的规定，本院酌定按合伙人各占份额1/4比例对合伙财产450000元进行分配，扣除合伙人按2010年10月19日转让协议已结算分配的款项198000元，其合伙人还应分得的款项为63000元【(450000元-198000元)÷4】，因上述款项为饶建中占有，应由饶建中向其他合伙人分别给付。饶建中辩称受李龙委托转让卫生服务站给曾艺时增加的费用252000元，系开通铁路医保业务后卫生服务站的增值，因不能提供李龙与曾艺之间书面转让协议予以证明，且与2010年10月14日《转让协议》第一条约定的“整体转让”记载不符，不予采信。饶建中反诉请求确认卫生服务站的铁路医保业务经营权属于其单独所有，因合伙期间，饶建中负责日常合伙事务，饶建中即使在汪飞龙处受让了铁路医保业务经营权，其代表的也是全体合伙人的意思表示，且在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遵市法民终字第1460号生效判决中已经明确了张建群仍系铁路医保业务合伙人，故对饶建中的该反诉请求，不予支持。张建群要求分配合作期间的收益130000元及支付合作期间的垫付款25000元，因本案处理的是邓兴跃、张继忠、代思睿和饶建中四合伙人内部之间财产问题，而张建群及案外人汪飞龙与前述四合伙人并非同一合伙关系，故张建群要求分配合作期间利润及支付垫付款属另一法律关系，不宜合并处理，第三人张建群可另行主张权利。代思睿系本案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其诉讼地位视为原告，其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自动撤诉。曾艺、李龙、饶莉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之规定，本案依法作缺席判决。判决：一、被告饶建中与被告曾艺于2010年10月14日签订的《红花岗区火车站居社区卫生服务站转让协议》有效；二、原告邓兴跃、张继忠、第三人代思睿和被告饶建中与被告李龙于2010年10月19日签订的《红花岗区火车站社区卫生服务站转让协议书》无效；三、由被告饶建中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分别支付原告邓兴跃、张继忠合伙财产分割款63000元；四、驳回被告饶建中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508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0元、保全费2750元，共计7860元，由被告饶建中承担。上诉人饶建中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火车站社区卫生服务站的转让，包含铁路医保和和卫生服务站两部分，转让给李龙时候，仅系转让卫生服务站的价款，并未转让铁路医保的份额，该铁路医保的价值属于上诉人个人所有；二、上诉人在2010年10月14日的转让及2010年10月19日的转让，并不存在恶意串通，一审法院以两份转让协议在时间、履行情况等方面为由认定二被上诉人陈述，系采取推断的方式，同时在李龙支付转让款后，二被上诉人并未提出异议。三、10月19日签订的协议书，属于可变更或可撤销的性质，二被上诉人应依法通过行使撤销权维权。四、一审既然认定了与李龙签订的转让协议无效，但又将该协议约定的转让价款作为合伙财产分配的依据，属于自相矛盾。被上诉人邓兴跃、张继忠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010年10月14日饶建中签订的协议与2010年10月19日协议，从时间、金额上可以看出上诉人存在欺骗被上诉人。铁路医保与卫生服务站是一个整体。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张建群述称，上诉人转让铁路医保，侵害了我的权利，11月4日的协议是上诉人伪造的，存在欺骗行为，原审法院判决公正。原审第三人饶莉、曾艺、李胜贵、代思睿在本院二审期间未提交书面意见。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饶建中与邓兴跃、张继忠、代思睿获得了卫生服务站的经营管理权后，约定合伙人之间对合伙财产各占四分之一，卫生服务站为邓兴跃、张继忠、饶建中、代思睿按份共有。卫生服务站经营期间，由于经营困难，合伙人均同意出让卫生服务站，减少亏损。转让过程中，饶建中作为合伙事务的执行人，于2010年10月14日与曾艺签订《红花岗区火车站居社区卫生服务站转让协议》，约定转让价款为450000元。2010年10月19日，由饶建中、邓兴跃等人与李龙签订了《红花岗区火车站社区卫生服务站转让协议书》，约定转让价款为198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第一、从协议签订的情况看，两份转让协议签订时间相隔5天，价款高的转让协议签订在前，该协议系饶建中作为合伙事务执行人与曾艺签订，在签订协议后，饶建中并未将该协议的受让方、转让价款、履约情况如实告知其他合伙人，未忠实履行合伙事务执行人的义务，隐瞒卫生服务站转让的实际情况，主观上存在恶意。第二，饶建中与曾艺签订转让协议后，隐瞒转让的事实，再与李龙签订转让协议，两份转让协议皆是对卫生服务站的整体转让，但后签订的转让协议约定的价款明显低于前一份转让协议，有违正常的交易习惯，加之饶建中在较短的时间内，原原本本的退还了李龙支付的198000元转让款，而李龙在一、二审皆拒不到庭应诉陈述相关的情况，故不能排除饶建中与李龙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他合伙人利益情形。一审法院认定饶建中与曾艺于2010年10月14日签订的《红花岗区火车站居社区卫生服务站转让协议》有效；邓兴跃、张继忠、代思睿、饶建中与李龙于2010年10月19日签订的《红花岗区火车站社区卫生服务站转让协议书》无效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饶建中称卫生服务站转让给李龙时仅系对卫生服务站现有资产的转让，并不包含铁路医保，该铁路医保属于其个人所有的上诉请求。第一，2010年10月19日《转让协议》第一条约定“整体转让”，该转让应当视为医院有形资产（租用场地、医疗设备设施等）和无形资产（铁路医保）一并转让，同时铁路医保依附于具体的卫生服务站，如果没有卫生服务站，依附于该卫生服务站的铁路医保也就失去了价值。第二，饶建中称受李龙委托转让卫生服务站给曾艺时增加的费用252000元，系通过其努力开通铁路医保业务后卫生服务站的增值，该增值部分属于其个人所有。合伙期间，饶建中负责日常合伙事务，饶建中即使在汪飞龙处受让了铁路医保业务经营权，其代表的也是全体合伙人的意思表示，其铁路医保的增值部分应当为合伙人共有。故原审扣除支付给李龙的198000元后，对剩余转让费按每人四分之一的分配于法有据。综上所述，上诉人饶建中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再审中，各方当事人均坚持原一、二审过程中的举证质证意见，没有新证据提交。经再审查明，张建群与汪飞龙于2009年12月9日签订退股协议，约定张建群自愿将火车站社区卫生服务站铁路医保合作股份退出，转让给汪飞龙，转让费32500元，并于2009年12月16日向张建群支付了转让款10000元。再审另查明，2010年8月14日，汪飞龙与饶建中签订铁路医保业务经营权转让协议，约定：汪飞龙将红花岗区火车站居社区卫生服务站铁路医保业务经营权（含张建群转让给汪飞龙部分在内）转让给饶建中所有，转让费共计10万元，同日饶建中向汪飞龙支付4万元转让费。但在同日汪飞龙与火车站居社区卫生服务站签订的退股协议中，饶建中作为火车站居社区卫生服务站的代表在该协议上签名。再审庭审中，饶建中自认剩余6万元转让费尚未支付，但汪飞龙在向其主张权利。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原二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诉辩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为：1、双方在转让涉案的卫生服务站时是否将铁路医保部分的相关权益一并转让，该铁路医保部分的权益归谁所有；2、卫生服务站转让的实际款项应如何认定及分配。关于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首先，无论是根据饶建中与曾艺于2010年10月14日签订的《红花岗区火车站居社区卫生服务站转让协议》第二条“甲方（饶建中、饶莉）将本站开展的所有业务（含城镇干部职工居民医保及成都铁路局医保定点业务、全科医疗、预防保健等）全部转让给乙方（曾艺）经营”的约定，还是饶建中、邓兴跃、代思睿、张继忠与李龙于2010年10月19日签订的《红花岗区火车站卫生服务站转让协议书》第一条“整体转让19.8万元，含租用场地、医疗设备和设施”的约定，均明确说明系所有业务或者整体转让，而铁路医保业务部分又确系卫生服务站的业务组成部分。饶建中主张转让协议书中并未包含铁路医保业务部分的相关权益，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该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次，饶建中主张已单独在汪飞龙处受让了案涉卫生服务站的铁路医保业务部分的相关权益，对该部分的权益应归其所有；但邓兴跃、张继忠对此皆不予认可，认为即使其与汪飞龙签订的协议是真实的，其也是代表案涉卫生服务站受让该权益。经查，饶建中系其与邓兴跃、张建忠等人的合伙中的合伙事务执行人，且在饶建中提交的案涉卫生服务站与汪飞龙签订的退股协议中，饶建中亦作为案涉卫生服务站的代表予以签字，足以看出在双方签订转让协议时饶建中系执行合伙事务过程中，现饶建中仅以其与汪飞龙签订的铁路医保业务经营权转让协议主张其为铁路医保业务相关权益的权利人，证据不足，故本院依法认定该权益属于案涉卫生服务站的全体合伙人。关于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第一，对饶建中对案涉卫生服务站所签订的两份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首先，原审判决结合两份转让协议签订的时间、约定转让的价款、转让价款的支付情况以及饶建中作为合伙事务执行人所具有的优势地位等情况，认定饶建中与曾艺于2010年10月14日签订的《红花岗区火车站居社区卫生服务站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有效；邓兴跃、张继忠、代思睿、饶建中与李龙于2010年10月19日签订的《红花岗区火车站社区卫生服务站转让协议书》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之规定而无效，于法有据，且与本案查明的案件事实相符，本院予以确认。第二，如前所述，案涉卫生服务站的转让价款为45万元，但结合本案查明的案件事实，因饶建中提交了其与汪飞龙之间签订的铁路医保业务经营权转让协议，邓兴跃、张建忠虽否认该协议，当并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否认，且饶建中在执行合伙事务过程中的该受让行为并未超出合伙事务的范围，且合伙亦因此而受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第二款“合伙人可以推举负责人。合伙负责人和其他人员的经营活动，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之规定，对饶建中因受让铁路医保业务权益而产生的10万元转让费，应由全体合伙人共同承担。因此，该笔款项应在转让款中予以扣除。同时，扣除各方当事人认可的已经实际分配的19.8万元转让款，尚余15.2万元（45万-10万-19.8万）。邓兴跃、张继忠应享有的份额应为15.2万元/4人=3.8万元。原审判决并未扣除饶建中执行合伙事务受让铁路医保业务权益的支出，致判决结果错误，本院再审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原一、二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错误，再审申请人饶建中的部分再审请求成立，本院依法应予支持。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7）黔03民终1367号民事判决及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4）红民重字第84号民事判决；二、饶建中与曾艺于2010年10月14日签订的《红花岗区火车站居社区卫生服务站转让协议》有效；三、邓兴跃、张继忠、代思睿和饶建中与李龙于2010年10月19日签订的《红花岗区火车站社区卫生服务站转让协议书》无效；四、由饶建中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分别支付原告邓兴跃、张继忠合伙财产分割款38000元；五、驳回邓兴跃、张继忠的其余诉讼请求。六、驳回饶建中的反诉请求。原一审案件受理费508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0元、保全费27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110元，共计12970元，由饶建中负担10000元，由邓兴跃、张继忠负担2970元。义务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鹏审判员 吴梦吟审判员李成波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钱       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