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桂0103民初334号 原告（反诉被告）：王安利，男，1962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青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彬，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华，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李文杰，男，1982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南宁市青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晰，广西刘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倡彬，广西刘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少升，男，1954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南宁市青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晰，广西刘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倡彬，广西刘晰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杨巧红，男，1965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合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晰，广西刘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倡彬，广西刘晰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谭庆仁，男，1963年9月9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合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晰，广西刘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倡彬，广西刘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王安利诉被告（反诉原告）李文杰、被告李少升及第三人杨巧红、谭庆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7年1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1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反诉原告）李文杰变更反诉请求，本院重新组织合议庭，并于2019年1月3日第二次开庭审理。原告（反诉被告）王安利委托代理人周彬、被告（反诉原告）李文杰、李少升及第三人杨巧红、谭庆仁共同委托代理人刘晰、林倡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反诉被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250万元合同款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根据应付未付的金额，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被告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为：272232.88元（以1000000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6%，从2015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共730天，为120000元；以1500000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5.75%，从2015年4月1日起暂计至2016年12月31日，共640天，为151232.88元，以上合计272232.88元），本金利息合计2772232.88元；2、依法判令二被告对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支付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李少升经朋友介绍认识，后成为朋友，2010年10月，被告李少升多次游说原告投资300万元与其合作开发来宾市七洞乡社头村的一些荒山、荒地，并保证能在三年内回本。由于李少升的一再要求，再加上对朋友的信任，原告于2010年10月27日同意与李少升及其儿子李文杰合作。之后，根据被告李少升的要求，原告自2010年12月至2014年2月期间通过转账及存款的形式向李少升及李文杰的银行账户共存入或汇入了306万元投资款。合作期间，被告李少升名义上为特别顾问，实际上项目全部由被告李少升负责实施和管理，李文杰亦参与实施和管理，而原告则只是负责按被告李少升要求支付投资款，从未参与管理，也未获得任何投资分红。在原告早已支付完毕约定的全部300万元投资款的情况下，2014年7月，二被告在承诺的投资回报无法兑现的情况下仍要求原告继续追加投资。由于被告的要求已经超出了约定的投资额且无法估计最终数额，原告无力再继续投资，经双方协商一致，二被告同意退还原告300万元，并要求原告放弃合作份额及补偿，原告的份额由二被告自由处分。2014年7月25日，原告与被告李文杰在李少升提供的《退出合作项目协议书》（下称退出协议）上签字，约定被告于2014年8月5日前还款30万元、2014年8月20日前还款20万元、2014年12月31日还款100万元、2015年3月30日还款150万元。退出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约定履行了合同，但是，二被告仅履行了前两笔共50万元的支付义务，其余款项共250万元经原告多次催收，至今未付。二被告拒不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请求贵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反诉原告）李文杰辩称：原告要求李文杰、李少升向原告返还合同款250万元及支付逾期利息，同时要求李文杰、李少升对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1、被答辩人没有按照合作协议的要求把资金按时投入，导致合作项目工期拖延，已构成违约；2、答辩人未经其他两名合伙人同意即与被答辩人签订退伙协议，此类协议在法律上无效；3、按法律规定，如果合伙期间出现亏损，合伙人退出合伙前按应对合伙期间的经营情况和财产进行清算，由各合伙人按合伙份额的比例或者进行约定的比例承担相应的亏损责任，因此，王安利应对合伙组织的亏损承担相应责任；4、现合伙组织已经停止经营，依法也应当进行清算，归还合伙组织所欠他人的债务后，如仍有剩余财产，才能有合伙人按约定比例进行分配；5、在项目尚未盈利，亏损尚未分摊之前，王安利无权先行回收投资款，据此，要求王安利应将已拿走的50万元投资款退还给合伙人李文杰，待合伙组织进行清算后在分配剩余的合伙财产（如有）；6、本案另一被告李少升只是合伙组织的顾问，不应承担合伙的亏损，也无权风险合伙利润。 被告李少升辩称：1、我方并非合伙人，只是特别顾问，不应该承担本案的责任；2、我方对原告的投资款无返还义务，我方不是合伙人，与原告不存在合伙关系，原告是否退伙不需要经过我方同意，虽然走账经过我方账户，但是只是为了方便资金管理，是我方作为特别顾问的职务行为，我方没有向原告返还投资款的义务；3、我方也没有承诺过对原告的投资款承担连带责任。 第三人杨巧红、谭庆仁共同辩称：我方同意两被告的意见。 被告（反诉原告）李文杰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决确认反诉原告李文杰与反诉被告王安利2014年7月25日签订的《退出合作项目协议书》无效；2、判决确认合伙组织截止2014年7月25日亏损数额为4361929.09元；3、判决确认反诉被告负有承担合伙组织亏损额的51%的义务及享有获得合伙组织利润的51%的权利；4、判令反诉被告将无法律依据收取的50万元退还给反诉原告；5、判决由反诉被告承担本案反诉部分的全部诉讼费用；6、请求法院判令王安利与其他合伙人合伙期间的利润情况进行清算。事实和理由：2007年11月2日,吴富强与来宾市七洞乡社头村(简称社头村)签订《荒山、荒岭地承包合同》，约定由吴富强承包来宾市七洞乡社头村盘旋山、高山、将批山、松禄山、上炭山等荒山荒地(见证据2)。2010年6月8日,李文杰与吴富强、社头村三方签订了一份《转让荒山、荒岭地承包协议书》(简称《承包协议书》),约定由是吴富强将上述山岭转包给反诉原告,转包费为人民币21万元(见证据1)。为实现上述荒山荒地最大化的开发价值,反诉原告找到反诉被告王安利、第三人杨巧红、谭庆仁及案外人覃皓等人合伙开发经营。2010年10月27日当时的五个合伙人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二、项目投资整个项目需投资341万元,主要用于付承包费、购设备、修路、引水、筑坝和预备金,其中,王安利投资300万、覃皓投资20万、李文杰代投资21万(已经到位并付承包金,即用李文杰向他人所借款项支付承包金)。王安利的投资按需要每月50万元到位,2011年6月前按需要全部到位。覃皓投资款于2010年12月全部到位。三、合作人一致同意:整个股份(即亏损承担比例及利润分配比例)按10%计算,李文杰、杨巧红、谭庆仁3人各占股份10%,王安利负责投资,股份占40%;覃皓投资部份占10%;余下20%的股份,由李文杰代付给借款人(即由李文杰代持该部分股份)。五、工作分工1、合作期间,以李文杰、杨巧红为负责人,每周召开一次碰头会,重要工作、重大开支必须征求合作人的意见。2、具体分工:王安利、李文杰、负责财务管理;杨巧红、谭庆仁负责生产和种植和村民关系:李文杰、覃皓、杨巧红负责销售、结算；六、合作时间合作期为27年,时间从2010年10月28日至2037年10月28日止。七、应注意问题……(二)财务公开开支合理,先还本,再分红……(七)自愿退出的,当月结算红利,并自愿放弃股份,无任何补偿。”为加强合作项目的管理,《合作协议》一致同意聘请李少升为特别顾问,协助合作项目的运营管理,但李少升不参与合伙项目的投资,也不享有合伙利润(见证据3)。后由于委托李文杰代持股份的人不愿参与合伙,李文杰便将21万元借款还给了出借人并由李文杰实际持有原代持的20%的合伙股份。因为该合作项目是以种植经济林木和资源开发为主,项目前期投入很大,《合作协议》约定由反诉被告王安利每月投入50万元,2011年6月前300万元投资需全部到位,但是,王安利每月投入的资金远远没达到协议要求,直到2014年3月10日(逾期33个月),王安利的总投入才达到2941,191.38元(见证据14),造成该项目工期严重拖延。合作期间，覃皓由于没有资金投入，自愿提出合作项目，而正好此时王安利也提出要对合伙组织控股即占有51%的合伙份额,李文杰、杨巧红、谭庆仁则提出,如果王安利想控股,必须增加对合伙组织的出资160万元,在此前提下,可以将覃皓退出的10%的合伙股份划给王安利,谭庆仁则愿意将自己占有的1%的合伙份额无偿转让给王安利,王安利表示同意其他三人的意见,该四名合伙人基于新的合意,一致同意覃皓退伙,并于2013年8月在桂林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由王安利另行增加投入160万元,并将合伙组织的股份比例(即承担亏损的义务比例及分配利润的权利比例)变更为王安利持有合伙组织51%的股份(含覃皓退出的10%合伙份额及谭庆仁无偿转让的1%合伙份额),谭庆仁持有合伙组织9%的股份,李文杰(30%)杨巧红(10%)原持有的股份不变,该补充协议的文本由王安利负责保管。但是,从签订补充协议到2014年7月,王安利并没有实际投入其承诺增加的投资。因无后续投入,合伙项目的经营陷入了困境,而此时王安利却向李文杰提出退出合伙组织的要求。自2010年10月27日至2014年7月底(即王安利向李文杰提出退伙要求时止),全体合伙人共投入4,371,191.38元(见证据10至11,以及鉴定机构出具的报告书),其中3,151,191.38元为合伙人的投资款,垫支的款项为122万元(李文杰垫支112万元,谭庆仁垫支10万元),该垫支款应视为合伙组织向李文杰、谭庆仁借用的借款合伙经营期间没有任何收入,开支达4,361,929.09元(见证据12至13,以及鉴定机构所出具的报告书),全部属于亏损。王安利提出退伙要求时,李文杰因对法律了解不够,误认为自己作为该合作项目的负责人有权同意王安利退伙,因此,在没有征得其他合伙人同意且没有对合伙财产进行清算的情况下擅自同意王安利退出合伙,并答应王安利在将项目转让给其他人后用转让项目所得优先返还王安利对合伙组织的投入。2014年7月25日,李文杰擅自与王安利签订了一份《退出合作项目协议书》(见证据4)。其他两个合伙人知道了此事后,明确表示不同意王安利退出合伙,更不同意王安利在未经清算合伙财产情况下先行收回全部投资款(见证据5)。鉴于项目缺乏资金无法继续运营,2014年7月26日,李文杰在经过另外两名合伙人杨巧红、谭庆仁同意后,与覃喜都、覃迎庆签订了一份《合作经营协议书》(见证据6至8),后又于2015年3月18日与覃喜都、广西武宣仙都石材有限责任公司、广西来宾市喜都农业种植有限责任公司四方签订《退出合作经营协议书》,把项目转包给覃喜都,覃喜都承诺退还李文杰该项目前期投资款500万元,并同意支付120万元补偿款(见证据9)。但到目前为止,覃喜都只支付了50万元,该50万元已由李文杰全部付给了王安利。反诉原告认为:一、反诉被告王安利没有按照《合作协议》的要求把资金按时投入,导致合作项目工期拖延,已经构成违约;李文杰未经其他两名合伙人即同意王安利退伙并与王安利签订退伙协议,这一行为在法律上无效、按照法律规定,如果合伙期间出现亏损,合伙人退出合伙前应当先对合伙期间的经营情况和财产进行清算,由各合伙人按照约定的比例承担相应的亏损责任,因此,王安利应对合伙组织的亏损承担相应的责任；四、现合伙组织已经停止经营,依法也应当进行清算、归还合伙组织所欠他人的债务后,如仍有剩余财产,才能由合伙人按约定比例进行分配;五、在项目尚未赢利,亏损尚未分摊之前,王安利无权先行收回投资款,据此,王安利应将已拿走50万投资款退还给合伙负责人李文杰,待合伙组织进行清算后再分配剩余的合伙财产(如有)。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反诉原告认为,自己的反诉请求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故特提出反诉,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反诉原告合法反诉请求,依法作出公正的裁判。 原告（反诉被告）王安利针对反诉答辩称：被告李文杰的反诉请求与事实不符，没有法律依据。1、原告与被告李文杰签订的退出协议符合我过民法通则及民通意见关于个人合伙退出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违法情形，且合作协议第七条第七项明确约定，合作人享有自愿退出的权利，且当月可以办理，未约定要其他合作人一致同意才可退出，退出协议是原告与被告李文杰双方处分自身权益的法律文件，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只要不存在违反法律强制规定就不能认定为无效；2、本案的合同项目属于林木种植及资源开发，前期的种树、建立开发行为都是属于增资性投资，前期几年的投入不能认定为亏损，且本案大面积的林地租金已经支付完毕，未来的几十年都是等待林木长成和经营开发来获取收益，不存在因停止投入而导致项目停止经营的说法，审计报告也不能反映项目存在亏损；3、原告已经于2014年7月25日退伙，随后的一天，李文杰与其他合作者就已经将包括原告在内的合作项目进行了处分，几个月后就将项目全部转让给他人，在此情况下，项目已经处分了两次，还主张项目存在亏损，不让原告退伙与事实不符，王安利退伙的时间应当认定为2014年7月25日，原告退伙后的盈亏再与原告无关，原告退伙后，李文杰与案外人签订的协议，实际上是转让协议，明确项目在原告退出后出现了增值，第一份合作协议是认定项目的投入，新投资人认可是500万元，退出协议约定新投资人支付投资款500万元和补偿款120万元，因此反诉原告主张项目亏损，不同意王安利退出，还让王安利承担亏损，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4、2014年7月，退出协议签订后，李文杰于当年8月，李文杰分两笔支付给王安利，属于履行协议的行为，也是王安利的合法权利，要求王安利退回无事实和法律依据；5、李文杰指控王安利违约导致项目拖延不符合事实，也没有任何证据，合作协议虽然约定了付款时间，但是也约定了按项目需要支付投资款，王安利是按照项目实际的需要及时支付了投资款，并未导致项目的工期拖延，也未导致项目出现损失，之所以迟迟未开始运营未产生收益，是因为被告李文杰、二在项目开发过程中未预料到开采过程中的困难，无法办理相关的证照，与王安利无关，这也是王安利退出协议的原因之一；6、李文杰主张王安利与几名合伙人达成过补充协议，再投入160万元，并持有51%的合作份额的说法，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如果达成了协议，签订的主体有四方，剩余的三方都参与本案诉讼，为何无法提交协议文本，且退出协议又已经明确王安利退出的原因是两被告要求王安利追加大额投资，王安利无法投资，才退出项目；7、李文杰主张合作项目向李文杰借款160万元，向第三人二借款10万元与事实不符，也没有证据，根据合作协议第五条，重大开支必须征求合作人的意见，但是对预计340万元的项目，居然要借款170万元，却没有征求合伙人的同意，且对于那么巨大的借款，为何没有任何的流水，汇款记录等；因此，李文杰的反诉请求与事实不符，且没有法律依据，请法庭予以驳回。 被告李少升针对反诉答辩称：同意反诉原告的意见。 第三人杨巧红、谭庆仁针对反诉答辩称：同意反诉原告的意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李文杰于2017年4月16日申请对五人合作期间财产投入及亏损情况进行司法鉴定。2018年10月8日，广西金算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作出桂金算会事财字（2018）第387号审计报告，审计结果为：2010年6月至2014年7月李文杰与王安利、杨巧红、谭庆仁、覃皓于2010年6月至2014年7月实际投入该合作项目4371191.34元，期间共方式成本费支出4361929.09元，收支结余-9262.29元。 原告王安利对审计报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被告李文杰和第三人杨巧红、谭庆仁对审计报告没有异议。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10月27日，原告王安利经被告李少升介绍，与被告李文杰、第三人杨巧红、谭庆仁及案外人覃皓五方签订一份《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各合作人共同出资承包七洞乡社头村高山、施盘、将批、松禄山、山炭山等荒山、荒地进行经济林木和资源开发经营，一致同意聘请李少升为特别顾问,协助合作项目的运营管理,但李少升不参与合伙项目的投资,也不享有合伙利润；王安利出资300万元占份额40%；自愿退出的,当月结算红利,并自愿放弃股份,无任何补偿……。合作协议签订后，王安利通过银行转款及现金方式累计向李文杰、李少升（系李文杰之父）支付300余万元投资款，后者把该款投入合作项目。由于合作的项目是承包荒山种植林木，收益较慢，王安利向李文杰提出转让合作份额并退出合作项目，李文杰则愿意接受王安利的份额。2014年7月25日，李文杰作为甲方，王安利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一份《退出合作项目协议书》，主要内容为：“乙方决定自愿退出与甲方合作的来宾市七洞乡社头村高山建设项目，自动放弃原持有的份额等所有权利；甲方同意偿还乙方的前期投资款300万元，具体还款计划为：2014年8月5日还款30万元、同年8月20日还款20万元、同年12月31日还款100万元、2015年3月30日还款150万元……”。协议签订后，李文杰仅向王安利偿还了50万元人民，尚欠250万元未还，王安利追索未果，遂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李文杰、李少升偿还剩余250万元及利息。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李文杰提起反诉，要求确认李文杰与王安利签订的《退出合作项目协议书》无效、确认合伙组织截止2014年7月25日亏损数额为4361929.09元、确认王安利负有承担合伙组织亏损额的51%的义务及享有获得合伙组织利润的51%的权利、判令王安利退还50万元给给李文杰。 另查明：合作期间，覃皓由于没有资金投入，自愿退出合作项目。王安利与李文杰签订《退出合作项目协议书》的次日，即2014年7月26日,李文杰在经过第三人杨巧红、谭庆仁同意后,与覃喜都、覃迎庆签订了一份《合作经营协议书》，后又于2015年3月18日与覃喜都、广西武宣仙都石材有限责任公司、广西来宾市喜都农业种植有限责任公司四方签订《退出合作经营协议书》,把项目转包给覃喜都,覃喜都承诺退还李文杰该项目前期投资款500万元,并同意支付120万元补偿款。至此，合作各方因合作项目整体转让导致合作终止。 本院认为：王安利与李文杰签订的《退出合作项目协议书》，是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意思表示真实，不违背法律规定，为有效协议，双方应按协议约定内容自觉履行义务。2017年颁布实施的《民法总则》已经取消了个人合伙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并不必然认定为合伙关系。王安利与李文杰、杨巧红、谭庆仁、覃皓五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也没有约定合作者退出合作项目必须经所有签约的合作者同意，更没有约定合作的各方不能将自己的份额转让给其他人的约定。《退出合作项目协议书》实际是王安利将自身在合作项目中享有的份额出让给李文杰，李文杰向王安利支付300万元买受该份额，而且李文杰已经部分履行了该协议，分两次支付了50万元。王安利处分的是个人财产，付款给王安利的是李文杰个人而不是合作的各方，对合作项目并无影响。另一方面，退出协议签订次日，李文杰与第三人杨巧红、谭庆仁就对王安利在项目中的份额进行了处分，与覃喜都、覃迎庆签订了一份《合作经营协议书》，后又于2015年3月18日与覃喜都、广西武宣仙都石材有限责任公司、广西来宾市喜都农业种植有限责任公司四方签订《退出合作经营协议书》,把整个合作项目转让给覃喜都,合作各方因合作项目整体转让导致合作终止。但李文杰仅向王安利支付了50万元，尚欠250万元至今未付，造成本案纠纷，李文杰应负全部责任。关于利息的问题。《退出协议》第二条约定：“甲方同意偿还乙方的前期投资款300万元，具体还款计划为:2014年8月5日还款30万元、2014年8月20日还款20万元、2014年12月31日还款100万元、2015年3月30日还款150万元”，但李文杰仅向王安利共计支付了50万元，侵害了王安利对资金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因此，李文杰应当向王安利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250万元为本金，从2015年1月1日起至实际偿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以150元为基数，从2015年3月31日起至实际偿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关于被告李少升的问题。本案中，李少升既不是《合作协议》的主体，亦不是《退出协议》的当事人，且李少升并未就李文杰的上述债务承诺承担连带责任。连带责任的承担，必须要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或当事人的特别约定，不能采用推定原则。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王安利要求李少升对李文杰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支付义务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反诉。王安利与李文杰签订退伙协议未违反法律和合作协议的约定，是双方对自己在合作项目中的份额进行处分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并未违反国家法律，也没有损害到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在退出协议签订后，李文杰已对合作项目及王安利原有份额进行了处置，二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已由合作经营关系转变为欠款关系。李文杰在《退出合作项目协议书》中承诺退还王安利300万元，且已实际履行部分还款义务，向王安利支付了50万元并作了还款计划。李文杰在协议中的承诺一旦作出，该承诺对李文杰来说就成为一种义务，李文杰应当受到该承诺的约束按时付款并承担履行不能的法律后果。李文杰关于因缺乏法律知识、对自身权利存在重大误解而签订退出协议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李文杰提出反诉要求确认《退出合作项目协议书》无效及王安利退还50万元的反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合作项目是否亏损、合作各方如何承担，与本案不是同一个法律关系，合作各方可另寻途径解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反诉原告）李文杰向原告（反诉被告）王安利偿清欠款250万元； 被告（反诉原告）李文杰向原告（反诉被告）王安利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100万元为本金，从2015年1月1日起至实际偿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以150元为本金，从2015年3月31日起至实际偿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驳回原告（反诉被告）王安利要求李少升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 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李文杰全部反诉请求。 本案受理费28978元由被告李文杰负担；反诉费18575元由被告（反诉原告）李文杰负担。 上述各项，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或与本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在上诉期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开户名称：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竹溪支行，账号：20×××28。网银转账先选古城支行，再在备注栏注明竹溪支行）。逾期未预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唐东旭 人民陪审员  卢志芬 人民陪审员  宋柳霖 二〇一九年三月八日 书 记 员  覃扬凯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