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政裁定书   （2019）晋行终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邱世芳，男，1971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代理人潘金泽，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临汾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山西省临汾市解放路市府街。   法定代表人刘予强，该市市长。   委托代理人赵敏寰，临汾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贾民远，临汾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工作人员。   上诉人邱世芳因诉被上诉人临汾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临汾市政府）不履行查处职责一案，不服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8行初4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原告邱世芳于2017年11月15日委托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以EMS邮寄方式向被告临汾市政府提交《律师函暨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要求依法查处山西亚欧有色金属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欧公司）非法组织期货交易活动的违法行为。被告临汾市政府收到该申请书后，于2017年12月12日以临汾市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名义向侯马经济开发区清整办送达了《关于转发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函的通知》。侯马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于2018年3月22日向原告邱世芳作出《〈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回复函》。现原告邱世芳提起诉讼，请求依法责令被告履行法定职责，对原告的申请作出处理并回复。被告则认为原告所诉的违法行为并非其监管职责范围。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临汾市政府是否具有原告所申请及诉求的法定职责。根据国发（2011）38号《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以下简称《整顿交易场所决定》）规定，各地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各类交易场所存在的违法违规问题，从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切实做好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和规范市场秩序的各项工作；为加强对清理整顿交易场所和规范市场秩序工作的组织领导，形成既有分工又相互配合的监管机制，建立由证监会牵头、有关部门参加的“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清理整顿违法证券期货交易工作，督导建立对各类交易场所和交易产品的规范管理制度，联席会议日常办事机构设在证监会。国家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3第3号《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特别规定》（以下简称《交易特别规定》）第二十条规定：“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派出机构负责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认定等工作。”依据上述规定，结合双方当事人均认可临汾市未成立证监会及证监局的事实，被告临汾市政府对于原告的申请及诉求事项并无法定职权，故原告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裁定驳回了原告邱世芳的起诉。   邱世芳上诉称：一、现有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已经明确上诉人所申请的事项属于被上诉人的法定职责。2017年11月15日,上诉人申请被上诉人履行查处亚欧公司非法组织期货交易活动的法定职责。亚欧公司住所地在被上诉人辖区内,被上诉人属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七十四条的明确规定，被上诉人负有该项查处职责。依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关于做好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认定有关工作的通知》《山西省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我省第二批交易场所检查验收意见的通知》《临汾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临汾市依法行政领导组等叁个议事协调机构的通知》,查处亚欧公司非法组织期货交易活动属于被上诉人的法定职责。二、《整顿交易场所决定》和《交易特别规定》不能排除被上诉人查处非法组织期货交易活动的法定职责。（一）被上诉人依据《整顿交易场所决定》第二条认为上诉人申请事项属于省级人民政府的职责范围，与事实不符。根据《临汾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临汾市依法行政领导组等叁个议事协调机构的通知》,被上诉人已实际成立了“临汾市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工作联席会议”。1.《整顿交易场所决定》仅是在省部级层面对部际联席会议成员所作的职责分工,该分工不能排除《期货交易管理条例》赋予被上诉人的法定职责。2.《整顿交易场所决定》是2011年11月11日发布的,而《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分别于2012年、2013年、2016年、2017年进行过修订,均保留规定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查处非法组织期货交易活动的法定职责。3.被上诉人成立“临汾市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工作联席会议”,恰恰说明其具有《期货交易管理条例》所赋予的法定职责。（二）被上诉人依据《交易特别规定》第二十条认为上诉人申请事项属于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的职责范围是错误的。事实上,对行政违法行为的认定并不等同于查处。根据国家证监会《关于做好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认定工作的通知》第一条,证监部门的认定工作并不是地方人民政府查处案件的必要环节,不能用证监部门的认定工作替代地方人民政府的查处工作,更不能以《交易特别规定》排除被上诉人查处非法组织期货交易活动的法定职责。三、临汾市未成立证监会及证监局的事实亦不能排除被上诉人查处非法组织期货交易活动的法定职责。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七十四条以及第八十条的规定,证监会及证监局并没有查处非法设立期货交易场所或者以其他形式组织期货交易活动的法定职责。临汾市是否成立证监会及证监局,与被上诉人该项法定职责无关。综上,原审根据《整顿交易场所决定》和《交易特别规定》的相关规定以及临汾市未成立证监会（证监局）的事实认定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申请事项无法定职权,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故请求：一、撤销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8行初49号行政裁定,依法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临汾市政府辩称：一、根据《整顿交易场所决定》的相关规定,对经国务院或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批准设立从事金融产品交易的交易场所,由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负责日常监管；其他交易场所均由省级人民政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负责监管,并切实做好统计、违规处理和风险处置工作。上诉人所称亚欧公司涉嫌非法组织期货交易活动行为的监管职责并非答辩人的职责范围。二、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告知回复义务。被上诉人接到上诉人履行法定职责的申请书后,通过临汾市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转交给侯马经济开发区清整办处理。侯马经济开发区金融工作领导组经过核实,于2018年3月22日对上诉人进行了回复。上诉人未能提交亚欧公司存在非法组织期货交易活动的认定证据,被上诉人查处没有法律依据。三、上诉人向多个行政机关提出过履职申请，没有明确要由被上诉人承担查处职责。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院二审查明的起诉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根据当事人诉辩意见、询问笔录及诉讼中提交的证据材料，可以认定上诉人与亚欧公司之间经济往来的具体情况是：上诉人将出借资金汇入亚欧公司银行帐户，由亚欧公司转手借给“借款买货方”买卖“现货”，亚欧公司承诺每日给予资金出借人万分之3.0135的收益，且出借人可以随时收回资金并结清收益；上诉人自己没有买卖“现货”的交易行为，与“借款买货方”之间没有其他经济往来；后上诉人因出借资金没有足额收回，遂以“借款买货方”不知道交易对方信息（除价格之外）、没有实物交收、全部按盈亏了结为据，认为亚欧公司涉嫌非法组织期货交易活动，向临汾市政府等四个行政机关提出了履行法定查处职责的申请。   本院认为，当事人具备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是其提起行政诉讼的前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必须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具有利害关系。该利害关系一般仅指公法上的利害关系，除特殊情形或法律另有规定外，一般不包括私法上的利害关系。也就是说，行政诉讼中的原告不能扩大理解为所有直接或者间接受到行政行为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当事人普通债权等民事权益受到损害时应首先选择民事诉讼途径处理。本案中，上诉人将出借资金汇入亚欧公司银行帐户后，再由该公司将款项转借给“借款买货方”买卖“现货”，上诉人除了与亚欧公司存在款项往来外，没有直接参与买卖“现货”的交易，也没有与“借款买货方”存在其他经济往来，且根据亚欧公司的承诺享有固定资金收益，故上诉人与亚欧公司之间实质上系借款合同中的债权债务关系，其因出借款未能收回产生的经济损失，系亚欧公司违约行为造成，上诉人可依法向该公司主张权益。作为一般债权人，上诉人虽以被上诉人具有查处非法组织期货交易活动法定职责为由提出履职申请，但其与被上诉人是否对亚欧公司经营活动立案查处以及查处情况没有公法上的利害关系，故上诉人提起本案行政诉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原审裁定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程彦斌   审 判 员 李 强   审 判 员 刘晓芬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闫 鑫   书 记 员 武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