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浙05民申7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徐富兰，女，1933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长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南小顺，男，1962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长兴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程剑，男，1990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长兴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邱春英，女，1970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长兴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程立芸，女，1995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长兴县。 再审申请人徐富兰因与被申请人程剑、邱春英、程立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2015）湖长矿民初字第510号一审民事判决和本院（2017）浙05民终141号二审民事判决，于2018年5月28日向本院申请再审。经补充、补正相关再审申请材料后，本院于2018年12月25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徐富兰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没有证据证明。建设银行业务凭证和案外人**燕的书面证明等证据材料可以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程祖安领取属于程绍立和徐富兰的拆迁款并存入程祖安名下建设银行账户中，后又从建设银行账户转账到开发商账户上购买长兴县雉城镇耀圣通宝城的事实。原一、二审认定程绍立、徐富兰取得拆迁款后向程祖安账户转账系赠与关系，缺乏证据证明。二、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事实。原一审第二次庭审笔录、第三次庭审笔录均记载徐富兰曾向原一审法院提交申请，但都被灭失，法院未调查收集证据。三、原审枉法裁判。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五项、第十三项之规定申请再审，请求撤销长兴县人民法院（2015）湖长矿民初字第510号一审民事判决和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5民终141号二审民事判决，并依法判决程剑、邱春英、程立芸归还借款15万元，并按照年息24%支付利息。 被申请人程剑、邱春英、程立芸均未针对徐富兰的再审申请提交书面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徐富兰申请再审的理由，结合本院原一、二审情况，本案关键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根据现有证据能否认定程祖安生前与其父母程绍立、徐富兰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以及程祖安死亡后，其配偶邱春英、儿子程剑、女儿程立芸作为程祖安的继承人，是否应当在继承遗产实际价值范围内承担清偿借款的责任；二是本案原审法院是否存在“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情形；三是本案原审是否存在“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情形。 关于根据现有证据能否认定程祖安生前与其父母程绍立、徐富兰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以及程祖安死亡后，其配偶邱春英、儿子程剑、女儿程立芸作为程祖安的继承人，是否应当在继承遗产实际价值范围内承担清偿借款责任的问题。徐富兰在原审中主张其与程绍立将20万元拆迁款借给儿子程祖安用于购买长兴县耀圣通宝城房屋，并在原一审期间提交了2003年4月17日长兴县拆迁事务所领款单复印件、货币补偿协议（浙江省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复印件等证据材料，用于证明程祖安领取了程绍立、徐富兰的20万拆迁款；然对照原一审法院根据徐富兰的申请所调取的2003年4月17日长兴县拆迁事务所开具给程绍立的支票复印件以及银行领款凭证复印件，可以证实2003年4月17日程祖安在长兴县拆迁事务所代程绍立领取拆迁款是以领取中国建设银行20万元现金支票的形式而非领取20万元现金的形式。原一审法院还依职权进一步查明，2003年4月17日在20万元现金支票被领取后，程祖安、程祖平的账户分别被存入现金各50000元。原二审期间，本院根据徐富兰的申请所调取的长兴县房屋征收办公室拆迁款领款单即支票存根、中国建设银行存取款凭证等证据，可以证实2003年4月28日，程绍立再次领取拆迁款现金支票后，程祖安、程祖平的账户分别被存入现金各100000元，故本院二审确认程绍立领取拆迁款后，程祖安、程祖平于2003年4月各分得150000元。但该150000元的数额与徐富兰主张的借款金额20万元并不相符。关于程祖安用于购买长兴县耀圣通宝城房屋一节事实，原一审法院根据徐富兰的申请所调取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购房发票复印件，可以证实程祖安与浙江耀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长兴分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时间为2004年6月12日，浙江耀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长兴分公司向程祖安开具购房发票的时间为2005年5月30日。徐富兰主张程祖安购买长兴县耀圣通宝城房屋的资金来源系借用徐富兰与程绍立的拆迁款20万元，然程祖安取得150000元拆迁款的时间早于其购买长兴县耀圣通宝城4幢1单元502室房屋一年有余，除程祖安收到前述150000元款项后，无证据证明程绍立、徐富兰有给付程祖安其他款项的行为。徐富兰亦不能提交借条、欠条、借据等能证明程祖安与徐富兰、程绍立之间有关于前述150000元系借款或另有200000元借款的有效证据。同时，徐富兰未提交有效证据以证明程祖安于2010年12月16日意外去世前，徐富兰和程绍立曾向程祖安催讨过该笔拆迁款。况且徐富兰、程绍立共有五个子女，本院在案件二审期间已经查明并非仅程祖安一人取得了150000元房屋拆迁款，程绍立领取房屋拆迁款后向其与徐富兰的另一儿子程祖平的账户亦转账150000元。综合以上事实和证据，徐富兰主张与程祖安之间发生200000元借款关系的理由和依据不充分。原一、二审综合案情及双方当事人举证情况，未认定徐富兰与程祖安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无不当，故也无从要求程祖安的配偶邱春英、儿子程剑、女儿程立芸在继承程祖安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向徐富兰归还借款。 关于本案原审是否存在“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情形的问题。2016年3月3日，于原一审期间第二次庭审后，徐富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南小顺在庭审笔录上签字时在笔录第4页第5行手写补充了“要求法庭调取程祖安从建行打到开发商的证据”一行文字。2016年5月24日，在原一审期间第三次庭审中南小顺当庭提出“原告庭前向法庭提供了两份申请，要求法庭调取购买通宝城房屋时候建设银行凭证和78万元拆迁款的凭证”，原一审承办法官已当庭回复“建设银行的凭证因为原告提供的线索太少，法庭去银行无法查询。本案所针对的拆迁款20万元，本法庭已针对该20万元进行了调查，其他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庭没有进行调查”。本院在二审中已根据徐富兰的申请调取了支票存根、中国建设银行存取款凭证等证据，证明2003年4月28日程绍立再次领取拆迁款现金支票以及当天程祖安、程祖平的银行账户款项入账情况。退一步而言，即使有证据证明程祖安支付长兴县耀圣通宝城房屋的购房款是从其建设银行账户转账到浙江耀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长兴分公司账户，因徐富兰未举出程祖安与徐富兰、程绍立之间有关于前述150000元系借款或另有200000元借款的有效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徐富兰与程祖安之间存在借贷关系。 关于本案原审是否存在“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情形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四条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三项规定的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是指已经由生效刑事法律文书或者纪律处分决定所确认的行为”，现徐富兰未能提交生效刑事法律文书或者纪律处分决定等有效证据材料证实本案原审审判人员有枉法裁判行为，对徐富兰的该节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此外，徐富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南小顺亦是其原审委托诉讼代理人，其签收原二审民事判决书的时间为2017年6月7日，邱春英、程立芸的原二审委托诉讼代理人签收原二审民事判决书的时间亦为2017年6月7日，程剑签收原二审民事判决书的时间为2017年6月21日，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有本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规定情形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七条“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第二百零五条以及本解释第三百七十四条、第三百八十四条、第四百零一条、第四百二十二条、第四百二十三条规定的六个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的一年，为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的规定，徐富兰直至2018年5月28日才向本院递交再审申请书，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五项规定作为其中两项申请再审，已经超过了法定的申请再审期限。 综上所述，徐富兰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五项、第十三项规定的情形，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五项为由申请再审已经超过法定的申请再审期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徐富兰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李天蔚 审判员  蒋 莹 审判员  沈 杰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步佳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