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302民初6420号原告：曹安孝，男，1943年5月4日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委托代理人：周明，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遵义市金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遵义市红花岗区北京路天利上城B座3层。法定代表人：袁敏鳌，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张光平，公司员工。委托代理人：张吉利，公司员工。原告曹安孝与被告遵义市金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苑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2月14日作出（2017）黔0302民初8058号民事判决，被告金苑公司不服，上诉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以一审遗漏当事人，违反法定程序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于2018年6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曹安孝及其委托代理人周明，被告金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光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曹安孝在原审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交付XXXX城X号楼负X层（即地面第一层）34、35、36、37、38、58、59、60、62号门面（即《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X号楼正一层4-1-4至4-1-8、4-1-19至4-1-22号门面）；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曹安孝在重审中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判令被告为已交付的XXXX城X号楼X层（即地面第二层）4、5、6、7、8、19、20、21、22号营业房办理备案登记手续，并办理不动产权利转移手续，将所有权转移登记至原告名下；2、判令被告按照每平方米7000元向原告补偿楼层差价，金额为214.06万元（305.8平方米×7000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03年12月14日，我与被告签订《购房协议书》，约定我向被告购买位于遵义市门面，价款440万元。该协议签订后，我按约定支付了购房款，并多次要求被告交付房屋，但被告拒不交房。为完善购房有关手续，2012年1月18日，双方就上述《购房协议书》中的房屋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由我向被告购买XXXX城X号楼正一层4-1-3至4-1-8、4-1-19至4-1-22号门面，交房时间为2012年1月30日。该合同签订后，被告仍然没有交付房屋，故诉至人民法院。在重审过程中，被告于2018年7月10日才将XXXX城X号楼4-1-4至4-1-8、4-1-19至4-1-22号门面交付给我。我购买的门面本应在地面一层，但实际接收的门面在地面二层，故被告金苑公司应向我补偿楼层差价。被告金苑公司辩称，对原告请求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登记手续，产权转移手续的诉请无异议，但我方只负有协助的义务。关于门面的楼层问题。第一，2003年所签订《购房协议书》的表述为“首层”，X号楼完工后的2012年，双方所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表述为“正一层”。遵义市规划管理局在2005年同意变更XXXX城规划，X号楼的楼层数包括“-2+-1夹+7.5F”。原告曹安孝系XXXX城5号楼的承建商，有施工图纸，整个小区“正一层”的位置是统一的，在2012年签订合同时知晓“正一层”并非其诉请的与火车站地面处于同一水平的楼层。第二，2012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附有图纸，正一层与负一层（与火车站地面处于同一水平的楼层）的图纸不同，正一层的图纸有弧形。第三，原告将《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正一层4-1-3号门面抵偿给案外人李建铝，李建铝实际接收的房屋也在正一层。因此，我公司系按照合同交付的房屋，不存在补偿差价的问题。我公司也不应承担诉讼费。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2年3月14日，城市规划管理部门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准予金苑公司建设XXXX城，其中X号楼规划为7层。在XXXX城处于拆迁阶段，X号楼尚未动工修建时，原告曹安孝（乙方）与被告金苑公司（甲方）于2003年12月14日签订《购房协议书》，主要约定：乙方在本协议签订后，将440万元购房款支付给甲方。甲方在两年内将乙方所购的通过竣工验收的XXXX城X号楼首层3-8号、17-24号门面，建筑面积474.39㎡交付给乙方使用。2003年12月15日，金苑公司向曹安孝出具《收据》一份，载明“今收到曹安孝同志交来购房款（XXXX城4号首层3-8号、17-24号门面）人民币肆佰肆拾万元，期限为两年（即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〇〇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到期交付上列门面使用。”2005年12月27日，规划部门又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00000139）对2003年的规划进行了变更，将原规划中的正负零层（首层）提升至新增加的桥面上，形成既有桥面一层（规划为“正一层”），又有与火车站地面处于同一水平的原首层（规划为“-2层”）的情况。由于金苑公司经营不善多年未能按约向原告曹安孝交付门面。2011年11月29日，金苑公司与曹安孝、陈紫华（曹安孝之妻）、曹俊（曹安孝与陈紫华之子）、曹鸿签订《工程欠款和民间债务处置协议书》，约定双方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用以完善原购房协议。2012年1月18日，金苑公司与曹安孝的委托代理人陈紫华正式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由曹安孝购买X号楼正一层（即桥面一层）4-1-3至4-1-8、4-1-19至4-1-22号门面房，单价为每平方米9132元，总金额3134102元。该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同时附有图纸，明确标注了原告购买的10间门面在桥面一层（规划为正一层）。同年2月15日，曹安孝为抵偿差欠案外人李建铝的债务，曹安孝的妻子陈紫华向金苑公司提出申请，请求将原告购买门面中的一间，即X号楼正一层4-1-3号门面转让给曹安孝的债权人李建铝。经金苑公司同意，该间门面现已实际转让给李建铝。2018年7月10日，被告金苑公司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将XXXX城X号楼正一层4-1-4、4-1-5、4-1-6、4-1-7、4-1-8、4-1-19、4-1-20、4-1-21、4-1-22门面正式移交给曹安孝，曹安孝也向金苑公司出具了接房手续。另查明，原告曹安孝在购买X号楼门面的同期，也作为承建商承建了与X号楼毗邻的，水平标高相同的5号楼。房屋修建完工后，金苑公司将2005年规划中的“-2层”编为“-1层”向相关部门备案。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曹安孝以实际接收门面价值低于2003年协议约定门面为由，申请评估XXXX城X号楼“负一层34、35、36、37、38、58、59、60、62号门面”，与“正一层4、5、6、7、8、19、20、21、22号门面”在2018年7月10日接收时的差价，请求被告据此予以补偿。2019年1月22日，本院组织评估公司和原、被告到X号楼现场勘察时，原告曹安孝又变更评估内容，经与评估公司协商，评估公司无法满足其评估请求，原告曹安孝遂于1月28日撤回评估申请。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购房协议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商品房买卖合同、房屋移交证、（2016）最高法民再84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曹安孝购买的营业房是05年规划许可中的正一层（桥面一层）还是-2层（金苑公司编码为-1层，与火车站地面处于同一水平的首层）。首先，原、被告于2003年12月14日签订的《购房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签订该份协议时，有规划许可，也附有图纸，但XXXX城仍处于拆迁阶段，X号楼尚未动工修建。《购房协议书》约定的“首层”通常应理解为与火车站地面处于同一水平的楼层。2005年规划变更，将原首层（正负零层）提升至新增加的桥面。2012年双方签订正式合同时，X号楼已完工。其次，原告曹安孝作为5号楼的承建商，两栋楼的水平标高相同，其理应知晓正一层已变更为桥面一层，而与火车站地面处于同一水平的楼层（原首层）已变更为“-2层”的事实。此时，原告若坚持购买原协议中的首层，则应在2012年正式合同签订时，将所购楼层明确为规划的“-2层”。原告曹安孝的上述行为系其自愿行使合同变更权，将原协议中的与火车站地面处于同一水平的楼层自愿变更为新规划的正一层。第三，曹安孝处分给李建铝的营业房也是正式合同中的正一层。因此，原告曹安孝于2018年7月10日接收的门面系双方对合同标的物的正确履行，不存在交付标的物错误，因而也不存在补偿差价的问题。故对原告要求被告金苑公司补偿楼层差价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曹安孝请求被告为已交付的营业房办理备案登记和不动产权利转移手续，将所有权转移登记至原告名下。合同备案和房屋登记的职权属于登记机关，被告不能仅凭自己为原告办理。被告负有的义务为将办理权属登记须由出卖人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被告金苑公司应协助原告办理合同备案和权属登记手续。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遵义市金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协助原告曹安孝办理XXXX城X号楼正一层4-1-4至4-1-8、4-1-19至4-1-22号门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手续和产权登记手续；二、驳回原告曹安孝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000元，由原告曹安孝负担21000元，被告遵义市金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210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还应在上诉期满后的七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案件上诉费，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权利人可在判决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审 判 长  刘俊森人民陪审员  杨武强人民陪审员  刘维学二〇一九年三月一日法官助理孟荣钊书记员王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