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212民初17236号 原告：江阴市鸣鼎针织制衣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20281775431xxxx）。住所地：江苏省江阴市祝塘镇，法律文书送达地址为江苏省江阴市。 法定代表人：章鸣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吴勇，江苏宏润（江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波君安物产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204726391xxxx。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彩虹北路，法律文书送达地址为浙江省宁波市沧海路。 法定代表人：柯德君，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旭凯，浙江皓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江阴市鸣鼎针织制衣厂为与被告宁波君安物产有限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于2018年8月30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进行引调立案，并于2018年11月26日正式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审理中，经原告申请，本院依法对被告的财产采取了保全措施。本案于2018年11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吴勇、被告的委托代理人王旭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起诉称：原告与被告有业务往来，双方约定由原告为被告定作加工服装。原告依约向被告交付了服装，但被告并未按约付清款项。故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35008.5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标准从2015年6月17日起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2018年8月31日为9991.50元）。 被告答辩称：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法律关系，发票及付款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承揽或买卖关系。被告从未收到过原告交付的任何货物。整个交易环节都是由案外人武某操作，武某与原告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原告向被告主张货款及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电子邮件4份、收货凭证照片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7份、付款凭证6份，拟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有业务往来，原告向被告交付了价值51975元的服装，被告尚欠货款35008.50元的事实； 2、律师函（复印件）、EMS快递面单、送达记录各1份，拟证明原告发函向被告催收欠款的事实。 被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案外人武某的澳大利亚公司登记情况打印件1份，拟证明武某系海外公司的董事，武某已经在电子邮件中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涉案交易与被告无关的事实； 2、私人借款合同（复印件）、欠条（复印件）、民事判决书各1份，拟证明武某从事外贸服装出口生意，武某向案外人竺某借款用于归还向被告的欠款，该欠款的产生是因为武某收汇后未将款项交给被告，导致被告无法向外付款，可见武某不是被告公司员工的事实。 被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还申请了证人陈某出庭作证。证人陈述，其系宁波高新区佑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投资人，也系竺某的丈夫，竺某系被告公司员工；其在2005年认识武某，武某是竺某的客户；武某很早开始就通过被告的前身宁波韵升进出口有限公司做出口代理，海曙大旗商贸有限公司是武某的公司，后来因经营不善，武某回江苏做生意，由江苏中江国际集团做出口代理；武某会以三个公司的名义去做外贸，客户是以武某名义承接，货款收到武某的香港离岸公司里；武某和被告之间是出口代理关系，订单对应的合同应该很详细，有打样、跟单、验货，都是武某在操作，工厂肯定知道是跟武某发生交易；其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章某一起吃过饭，章某还打电话给其问武某的钱有没有到位，章某和武某认识也很久；服装定制的需求都是武某传达给原告的；被告就是做代理进出口业务的，其公司也是通过被告进行出口代理。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的质证意见及本院认定意见如下：对证据1，被告对电子邮件的表面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邮件中所附带的合同被告没有签署过，进仓通知单的真实性被告也不清楚；被告对收货凭证的真实性有异议；被告对增值税专用发票及付款凭证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本院认为，收货凭证无原件，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不予认定；其余证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关系问题，将在说理部分综合阐述。对证据2，被告表示未收到律师函。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EMS快递面单及签收记录能够对应，邮寄地址与被告工商登记地址一致，且签收记录记载为“单位收发章”；被告虽抗辩称公司实际经营地址与登记地址不一致，但未举证证明，在未有反驳证据情况下，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确认被告已经收到该份函件。 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及本院认定意见如下：对证据1，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无明显瑕疵，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明目的将在说理部分阐述。对证据2，原告对私人借款合同、欠条的真实性有异议，对民事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私人借款、欠条能够与民事判决书内容对应，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定，对证明目的将在说理部分阐述。 对证人证言，原告有异议，认为证人与被告具有利害关系；被告对证人证言无异议。本院对证人证言中有其他证据印证部分予以认定，无其他证据印证部分不予认定。 综上，本院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及本院所确认的有效证据，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2014年12月3日，案外人武某发送电子邮件给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章某，邮件的附件为一份购销合同，合同显示供方为原告，需方为被告，产品为L520两件套短裤、L522印花睡衣套各3200套，前者规格为160gsm、95%棉、5%氨纶汗布，颜色为黑/红，后者规格为140gsm，全棉汗布，颜色分别为黑/红、白/藏青，交货日期为2014年12月20日，总金额为158720元；按客户订单及样品生产；预付30%，余款供方凭17%增值税发票向需方在出货后28天内付清。2015年6月10日，发件人“IVYZhang”发送电子邮件给章某和武某，附件为一份编号为NJA150615B的《凯恩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进仓通知书》，记载“致：Ivy先生/女士宁波君安公司，贵司货物18箱，1010件，请于06月16日上午10:00点之前入库……”。2015年7月22日，武某发送电子邮件给章某，记载“上月出货数1010+40=1050件，总价RMB49.50×1050=RMB51975，应扣年前出货总额RMB60600+3500（面料）=64100，实际支付RMB71522.25，现金RMB1000，多支付RMB8452.25，请确认，确认给开票资料”。次日，章某发送电子邮件给武某，记载“应开票1050×49.5=51975-1372.50=50602.50元”。同年7月27日，武某发送电子邮件给章某，记载“章总，你确认3500没算进去就OK，财务这周会查账去。然后面料会给你地址你发走，我和他们分了，所有的东西要清理了，付了款他们要东西的。我先把开票资料给，还是开到君安，男士POLORMB50.10×1010件=RMB50601，开了还是寄给沙宁”。同年8月24日，章某发送电子邮件给武某，记载“武经理,总计开票50601减去预付款15592.50剩35008.5”。2015年1月7日，原告向被告开具了四张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分别为11000元、17472元、87360元、43680元，同年2月9日，原告向被告开具了两张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分别为47297.25元、24255元，同年8月3日，原告向被告开具了一张金额为50601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4年12月4日，被告向原告付款6万元，12月15日付款2万元，2015年1月12日付款79512元和3万元，2月16日付款41552.25元，4月16日付款15592.50元。2016年6月6日，原告发送律师函给被告，催讨拖欠的货款35008.50元，被告在次日收到函件。 2015年6月14日，武某（乙方）与被告公司员工竺某（甲方）签订《私人借款合同》，记载“2014年6月份至2015年6月份，由于乙方从事外贸服装出口生意资金周转不便，乙方向甲方累计借款163000美金，按照汇率折算成人民币101万元，用于偿还宁波君安物产有限公司的欠款”。2015年12月1日，武某向竺某出具欠条，记载“武某欠竺某共计1534000元，欠条生效日期2015年12月1日。2015年12月1日前武某欠竺某出具的所有借款合同或者欠条无效，以此为准。2015年12月1日前武某还竺某所有欠款不计入此欠条还款里面，既之前还款与本欠条欠款无关”。2016年11月17日，原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武某支付竺某欠款1492000元及相应利息。 另查明，在武某发送的电子邮件所附个人信息中，显示了一家名为“AustraliaDesignlinksDroupPTYLTD”的公司，该公司的董事为武某。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涉案合同的性质以及与原告建立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被告还是武某。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在购销合同中记载了产品的规格、颜色、布料的成分和含量等，并载明“按客户订单及样品生产”，故涉案产品的交易符合定作合同的法律特征，本案案由应为定作合同纠纷。 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涉案的服装交易虽然系案外人武某操作进行，但武某发给原告的购销合同中需方为本案被告，达成交易合意后，被告按照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了相应的30%预付款15592.50元（51975元×30%），原告则就涉案交易开具了金额为50601元的发票，被告接收了发票也正常予以入账，故应认定被告已经认可了与原告之间的定作合同关系，被告系涉案定作合同的相对方，且武某系被告认可的交易经办人。原告与武某之间的邮件往来中已经对涉案交易的开票金额、预付款金额进行了确认，该金额能够与被告实际的付款金额及接收发票金额对应，故被告应将涉案定作合同履行中剩余价款35008.50元支付给原告，对原告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本院认为，从原告与武某之间的电子邮件往来可见，涉案货物在2015年6月10日已经出货，原告在2015年8月3日开具了金额为50601元的发票，根据购销合同约定，“余款供方凭17%增值税发票向需方在出货后28天内付清”，而出货后28天为2015年7月8日，但此时原告尚未开具全额发票，故本院以被告收到原告催告函之日即2016年6月7日作为应付款节点，被告未付款，应从次日即2016年6月8日起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至于利息标准，因合同未约定违约金标准，故本院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被告抗辩称，原告系与武某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武某只是被告的外贸出口代理客户，原告亦明知交易对象是武某。对此，本院认为，涉案与原告进行交易负责出面操作的人员确系武某，但被告以付款、收取发票等行为对武某的行为予以认可，故从交易的形式而言，交易主体应为原告和被告。至于被告与武某之间的关系问题，属于两者之间的内部关系，与第三人无关。武某在2015年7月27日的电子邮件中陈述“我和他们分了，所有的东西都要清理了，付了款他们要东西的。我先把开票资料给，还是开到君安”，本院认为，该电子邮件发送在涉案交易发生之后，且系武某的单方陈述，难以证明原告在涉案交易发生前知道武某与被告之间是何种关系的事实。证人陈某系被告员工竺某的配偶，而据证人陈述，武某通过被告做出口代理生意，是竺某的客户；2015年6月14日，武某与竺某的《私人借款合同》记载，武某因从事外贸服装出口生意资金周转不便，向竺某借款101万元用于偿还偿还宁波君安物产有限公司的欠款，故证人与被告具有利害关系，证人陈述原告系与武某发生交易，也知晓武某与被告之间的关系，但缺乏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认定。在武某发送的电子邮件所附个人信息中，显示了一家名为“AustraliaDesignlinksDroupPTYLTD”的公司，该内容亦无法证明原告知晓武某与被告关系的事实。被告还抗辩称，其从未收到过原告交付的货物。对此，本院认为，被告认可的交易经办人武某确认已经收到货物，能够认定涉案交易货物已经交付的事实，并且，如被告在未收到货物的情况下却向原告付款并且接受原告开具的发票进行入账，显然也与常理不符。综上，本院认为，被告上述抗辩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宁波君安物产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江阴市鸣鼎针织制衣厂支付货款35008.50元，并从2016年6月8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江阴市鸣鼎针织制衣厂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案件受理费925元，减半收取462.50元，财产保全费470元，诉讼费合计932.50元，由原告江阴市鸣鼎针织制衣厂负担139.50元，被告宁波君安物产有限公司负担79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徐旭霞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代书记员 杨利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