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0214民初3051号原告:曲揆，女，汉族，1981年7月6日生，住所地青岛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冷晶，山东良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青岛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城阳区流亭机场货站1号仓库。法定代表人：刘晓利，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冬，青岛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洪川，青岛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员工。被告：深圳市丰巢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法定代表人：徐育斌，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涓，广东金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曲揆与被告青岛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丰公司”）、被告深圳市丰巢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巢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曲揆委托诉讼代理人冷晶，被告顺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洪川、韩冬，被告丰巢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曲揆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二被告与原告自2014年4月3日至2017年12月29日存在劳动关系2、依法判令丰巢公司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117840元（4910元×3倍×4个月×2倍），顺丰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依法判令丰巢公司支付原告带薪年休假工资54947.42元（16598.7元÷21.75天×36天×2倍），顺丰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依法判令丰巢公司支付原告应发2017年10月至12月绩效奖金24000元。事实理由：原告于2014年4月3日入职顺丰公司，合同期限自2014年4月3日至2017年4月3日，工作岗位为客户服务与销售。2015年7月，顺丰公司管理策略变更，将原告所在部门员工劳动关系整体划转到丰巢公司，根据顺丰公司与原告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原告的工资报酬、福利待遇、工作年限等各项劳动权利及工作地点、工作内容不受本次划转影响。后原告与丰巢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至今，丰巢公司承认原告在顺丰公司处工作年限。顺丰公司、丰巢公司虽各为独立法人，但顺丰公司为丰巢公司设立发起人并且至今仍为丰巢公司股东，结合顺丰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及原告与丰巢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丰巢公司认可原告在顺丰公司处的工作年限，对于原告在丰巢公司处的工作年限应自2014年4月3日起算。原告2002年12月开始参加工作，应按每年10天享受带薪年休假，在被告处任职期间仅2017年享受4天带薪年休假，其他时间均未休带薪年休假，故顺丰公司、丰巢公司应支付原告36天带薪年休假工资。另根据丰巢公司绩效奖金计算规则，2017年10月奖金应于2018年1月发放，故原告按照最近6个月奖金最低金额每月8000元主张2017年10月至12月奖金合计24000元，2017年12月29日，丰巢公司以严重违反公司规定为由向申请人单方发函解除了劳动关系，并不给予任何赔偿。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顺丰公司辩称，其承认与原告自2014年4月3日至2015年7月19日存在劳动关系，自2015年7月20日起双方已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相关依据，请求依法驳回。被告丰巢公司辩称，原告的多项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不当的诉讼请求：一、原告于2015年7月20日入职丰巢公司处工作，有劳动合同及原告的社保参保明细为证。原告主张丰巢公司应认可原告入职前在顺丰公司处的工作年限，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二、原告关于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因原告工作严重失职，给丰巢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且给丰巢公司公司运营带来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故丰巢公司于2017年12月30日依据规章制度与原告解除了劳动合同。三、丰巢公司与原告之间并没有对奖金进行约定，奖金的发放并非丰巢公司的约定义务或法定义务。故原告关于奖金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四、原告关于2017年之前带薪年休假工资的诉讼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原告2017年已休4天年休假，其应休36天年休假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均无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恳请贵院依法审理、公正判决，驳回原告不当的诉讼请求，以维护丰巢公司的合法权益。被告丰巢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其不支付曲揆带薪年休假工资29000元、赔偿金73650元，并判令曲揆承担本案受理费等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曲揆于2015年7月20日入职丰巢公司处工作，任业务推广一职。被告月均工资为16598.7元／月，工资每月以银行转账形式发放。因被告工作严重失职，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且给原告公司运营带来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原告于2017年12月30日依据规章制度与被告解除了劳动合同。丰巢公司认为，其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系依法解除，原仲裁裁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告曲揆辩称，丰巢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二倍工资，丰巢公司应当支付原告应休未休年假工资，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丰巢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原告在丰巢公司处工作过程时不存在丰巢公司所称的严重失职违反规章制度行为，丰巢公司与外包公司的所有合同，均有原告上级及丰巢公司总部审核批准，原告无任何与第三方公司签订合同的权限，第三方公司赚取差价与原告无关，丰巢公司与第三方公司之间的公司行为亦与原告无关，依据丰巢公司与第三方公司的合同，丰巢公司的损失可向第三方公司主张。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如下证据：一、《顺丰速运劳动合同书》、《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证明原告2014年4月入职被告顺丰公司，双方签订期限自2014年4月3日至2017年4月30日的劳动合同。因顺丰公司管理策略变更，2015年7月20日将原告劳动关系转划至丰巢公司，工作年限由丰巢公司认可。顺丰公司质证称对两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工作年限不清楚，其他无异议。丰巢公司质证称对《顺丰速运劳动合同书》、《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两份合同书与丰巢公司无关，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第四条内容真实性不予确认，对关联性不予确认，与丰巢公司无关。本院认为，顺丰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丰巢公司虽不认可，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确认。二、原告与丰巢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证明原告2015年7月20日入职丰巢公司，任业务推广岗位，合同期限2015年7月20日至2017年4月30日。该合同第13条第2项，丰巢公司接受顺丰速运（集团）有限公司的统一管理，所以顺丰速运（集团）有限公司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亦视作丰巢公司的规章制度，原告同意受其约束并遵照执行，可见丰巢公司接受顺丰公司的统一管理，结合证据2与证据1及两份劳动合同的解除与签订时间可见，丰巢公司认可原告在顺丰公司处的工作年限。顺丰公司质证称该证据与其无关，并不清楚。丰巢公司质证称对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原告的证明事项不认可，该合同并未体现与顺丰公司之间的关联性。本院认为，丰巢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顺丰公司虽不认可，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确认。对于该证据能否证实丰巢公司与顺丰公司存在关联性，本院待综合全部证据及查明的事实再予认定。三、青岛市职工社会参保明细，证明原告于2002年10月1日起参加工作，养老保险累计缴费月数181个月，累计工作满15年，社保缴费基数为人民币2800元。顺丰公司质证称对该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事项不认可，与其无关。丰巢公司质证称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并不能体现原告的连续工作年限已达到10年以上，应享受每年10天的带薪年休假。本院认为，经审查该证据打印自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网站，顺丰公司虽称无法确认，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反驳，且丰巢公司亦认可该证据真实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该证据可以证实原告于2002年起参加工作。四、工资明细表，证明原告2016年12月至2017年11月税前工资合计人民币199185.26元。顺丰公司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与其没有关系，证明事项无法确认。丰巢公司质证称对该证据中的应发工资、实发工资数额确认，对2017年4月份应发工资数额有异议，应为11424.21元，该证据也表明了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前12月的平均工资已经超过社平工资的三倍。本院认为，丰巢公司主张2017年4月份应发工资数额应为11424.21元，对该证据中的其他应发工资、实发工资数额认可，因在庭审过程中原告亦认可其2017年4月工资数额为11424.21元，综上，本院对该工资表除2017年4月工资数额外予以采信，并确认原告2017年4月份应发工资数额应为11424.21元。五、丰巢科技行政处罚通报及离职交接表，证明丰巢公司2017年12月11日发布通告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原告于2017年12月29日办理离职。顺丰公司质证称对该证据真实性及证明事项不清楚，原告2017年12月11日已和其解除劳动关系。丰巢公司质证称对行政处罚通报的真实性及证明事项予以确认，对离职交接表的真实性不确认，无原件，且无相关人员签字，对原告最后工作日为2017年12月29日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该处罚通报系丰巢公司出具，丰巢公司认可该通报的真实性，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于离职交接表，因系复印件，且丰巢公司不认可其真实性，故本院对该交接表不予采信。但根据丰巢公司的自认，可以确认原告最后工作日为2017年12月29日。被告顺丰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被告丰巢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一、《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及《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公示确认表，证明根据《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的规定，员工因工作失职（指责任心不强、未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跟进不力）给公司造成3万元以上经济损失或给公司运营带来极其严重负面影响的，公司可以与员工解除劳动合同，永不录用；上述规定已向员工进行公示，原告知悉并学习了该制度，并同意遵照执行。原告质证称对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原告确实学习过该规章制度，但是不能证明原告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被告顺丰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及证明事项无异议。本院认为，原告及被告顺丰公司均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该证据可以证实原告已学习过丰巢公司《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并于2016年5月19日在公示确认表上签名。二、1、丰巢公司分别与嘉睿通源和神骏文化签订的《外包合作协议》，证明协议约定外包费用标准为5500元/套，嘉睿通源与神骏文化作为丰巢的外包方，收益应为5500元减丰巢直接给第三方租金、电费后的剩余部分，外包公司负有促成丰巢与第三方（物业）签约的义务，每套快递柜的摆放合同，均由丰巢与物业出租方签订；2、嘉睿通源与青岛博宇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及神骏文化与鲁瑞苑小区物业办签订的《快递智能柜摆放合同》，证明原告负责的外包方嘉睿通源和神骏文化直接与第三方签订长期智能柜摆放合同，违背《外包合作协议》约定，赚取租金差价；3、天眼查投资关系证明，证明外包方嘉睿通源与海鑫瑞源的股东及高管人员有重合，两者实为关联企业；4、《丰巢智能柜摆放合同》三份及《合同变更协议》一份、海鑫瑞源与楼山街道办事处刘家社区委员会签订的《快递智能柜摆放合同》，证明外包方嘉睿通源通过以海鑫瑞源的名义与丰巢签订长期智能柜摆放合同、海鑫瑞源再与第三方签订长期智能柜摆放合同的方式，违背《外包合作协议》约定，赚取租金差价；合同约定海鑫瑞源提供的场地是其具有产权或出租权的物业，但通过海鑫瑞源与第三方楼山街道办事处刘家社区委员会签订的合同来看，海鑫瑞源显然对智能柜摆放场地不具有产权或出租权，曲揆作为合同中丰巢的联系人存在严重失职；5、曲揆与其丰巢青岛公司上级往来邮件，证明嘉睿通源、海鑫瑞源、神骏文化、庆昇行、纳得国际等公司都是曲揆负责的客户，丰巢接到举报后要求曲揆提供与前述各方的合作协议，并要求曲揆让合作方提供第三方合同，曲揆对此作出答复，但仅提供了部分协议，未按丰巢的要求提供完整的资料，明显存在疏于职守的情形；6、行政处罚通报及处罚确认单，证明丰巢曾查处同类事件，并对员工作出与本案相同的处理决定，员工对此予以确认。上述证据共同证明：1、曲揆负责的客户嘉睿通源与神骏文化作为丰巢的外包合作方帮助丰巢开拓机柜业务，根据合同约定应仅收取一次性服务费，而不应当通过关联公司与丰巢签订机柜摆放合同逐年收取租金差价，更不应当自行与第三方签订机柜摆放合同，逐年收取租金差价；2、曲揆存在重大失职，对其直接负责的客户嘉睿通源与海鑫瑞源之间的关联关系未进行调查、把控或者说其故意隐瞒，且其对海鑫瑞源是否对合同中所涉物业具有产权或出租权的情况根本未进行审核把控或者说其故意隐瞒，其在明知外包合作方及其关联公司的前述操作会损害丰巢利益的情形下，仍促成外包合作方的关联公司与丰巢签订长期智能柜摆放合同，使外包方及其关联公司从中赚取租金差价，导致丰巢发生重大经济损失。且由于前述合作履行期限尚未届满，丰巢继续合作，还将继续产生相应经济损失；3、曲揆在丰巢已对类似情况作出严肃处理的情形下仍顶风作案，继续与前述单位保持合作，负面示范效应极其恶劣，给丰巢运营带来极其负面影响；4、曲揆工作失职给丰巢造成经济损失及为丰巢运营带来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符合《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原告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上述协议均为丰巢公司与第三方公司签订，与原告个人无关，第三方公司赚取差价在丰巢公司与第三方公司签订的外包合同协议第三条第五项中明确约定乙方工作人员（第三方公司的工作人员）如有损害丰巢公司利益的行为，丰巢公司有权建议进行调整和更换并且保留追究第三方工作人员法律责任的权利，丰巢公司的损失应向第三方公司主张不应向原告主张；丰巢公司提交的邮件能够证明原告无权签订协议，所有与第三方公司之间的协议均需审批及由丰巢公司签订，原告作为基层工作人员仅负责上传下达及与第三方公司联系，该组证据并不能证明由于原告的失职给丰巢公司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对于行政处罚通报真实性不予确认且与原告无关。顺丰公司质证称该组证据与其无关，不清楚。本院认为，因曲揆在仲裁庭审过程中已对天眼查投资关系证明、《丰巢智能柜摆放合同》三份及《合同变更协议》、《快递智能柜摆放合同》（海鑫瑞源与楼山街道办事处刘家社区委员会签订）、曲揆与其丰巢青岛公司上级往来邮件、行政处罚通报及处罚确认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故在其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该组其它证据，曲揆虽不认可真实性，但结合其与丰巢公司的往来邮件内容，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组证据是否可以证实曲揆工作失职且其失职给丰巢公司造成严重经济损失，需要综合全案证据及查明事实再予认定。三、《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电子邮件打印件、EMS快件及查询记录、《关于对青岛分部部分人员的行政处罚通报》、OA系统截屏、丰巢科技会议纪要、丰巢管理层与曲揆解除劳动合同的面谈会议记录，证明丰巢与曲揆解除劳动合同系经民主讨论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及丰巢规章制度的规定，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无需支付任何经济补偿和赔偿。原告质证称对《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及真实性及证明事项无异议，对电子邮件、EMS快件及查询记录OA系统截屏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仅能证明丰巢公司通知原告解除劳动合同，不能证明原告同意解除及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情形。对丰巢科技会议纪要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公司员工签字决定解除劳动合同并不能证明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情形，对于丰巢管理层与曲揆解除劳动合同的面谈会议记录没有原告签字真实性不予确认，只能证明告知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并不能证明原告同意解除及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情形。被告顺丰公司质证称对该组证据与其无关，不清楚。本院认为，原告对《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真实性及证明事项无异议，并认可电子邮件、EMS快件及查询记录OA系统截屏及丰巢科技会议纪要的真实性，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原告虽对丰巢管理层与曲揆解除劳动合同的面谈会议记录真实性不予确认，但亦认可其告知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综上，该组证据可以证实丰巢公司于2017年12月21日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自2017年12月30日起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对于该解除是否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情形，本院需综合全案证据及查明事实再予认定。四、曲揆年休假申请系统截屏，证明曲揆2017年已休年休假4天。原告及被告顺丰公司质证称对证据真实性及证明事项均无异议。五、曲揆2016年12月至2017年12月工资表，证明原告工资情况。原告质证称对该证据真实性及证明事项无异议，认可工资表中2017年4月11424.21元的工资数额。被告顺丰公司质证称无异议。对于上述证据四和证据五，原告及被告顺丰公司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六、丰巢公司与鲁瑞苑小区物业公司签订的《丰巢智能柜摆放合同》、丰巢公司向外包公司嘉睿通源与神骏文化支付外包费用的支付结算查询报表、丰巢公司向鲁瑞苑小区物业公司支付场地租金、管理费等的支付结算查询报表等支付证明、丰巢公司向外包公司嘉睿通源的关联企业海鑫瑞源支付场地租金、管理费等的支付结算查询报表等支付证明、付款凭证，证明：1、原告负责的外包公司神骏文化私下与鲁瑞苑小区物业签订的柜机摆放合同的租金金额低于丰巢公司与鲁瑞苑小区物业合同约定的租金金额，外包公司从而赚取租金差价；2、丰巢公司依照合同约定支付了外包公司外包费用；3、丰巢向原告负责的外包公司嘉睿通源的关联企业海鑫瑞源支付了场地租金、管理费等费用，海鑫瑞源却以更低价格向真正的场地管理方支付更低的租金，从而赚取租金差价，给丰巢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原告质证称对丰巢公司与鲁瑞苑小区物业公司签订的《丰巢智能柜摆放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该证据是丰巢公司与青岛庆昇行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一份丰巢智能柜摆放合同，合同内容中包含三个小区的智能柜安装，并非其所称的与鲁瑞苑小区物业公司签订的智能柜摆放合同，该份证据不能够证明外包公司赚取租金差价；对于其余四份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且只能证明丰巢公司与外包公司有正常的业务往来并不能证明外包公司给丰巢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被告顺丰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及证明事项无异议。本院认为，丰巢公司提交的与鲁瑞苑小区物业公司签订的《丰巢智能柜摆放合同》系复印件，且合同内容中包含鲁瑞苑小区物业公司等三个小区的智能柜安装，并非其所称的仅与鲁瑞苑小区物业公司签订的智能柜摆放合同，原告亦对真实性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于其余四份证据，原告虽不认可其真实性，但付款凭证系网上打印自招商银行的电子回单，原告虽不认可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反驳，且该证据与合同之外的其余三份证据均可相互印证，证实丰巢公司分别向青岛神骏文化传播公司、青岛嘉睿通源经贸公司、青岛庆昇行贸易有限公司、青岛海鑫瑞源商贸有限公司的付款情况。但对于能否证实丰巢公司所主张的赚取租金差价，给丰巢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本院需综合全案证据及查明事实再予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原告于2014年4月到顺丰公司工作，双方签订期限自2014年4月3日至2017年4月30日的劳动合同，工作岗位为客户服务与销售专业类。二、2015年7月20日，原告与顺丰公司签订《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鉴于甲方（顺丰公司）因管理策略变更，拟将甲方原有员工整体划转到深圳市丰巢科技有限公司，但乙方（曲揆）的工资报酬、福利待遇、工作年限等各项劳动权利及工作地点、工作内容等不受本次划转影响：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决定解除原劳动合同关系，具体协议如下：1、自2015年7月20日起，双方签订的原劳动合同关系解除，双方在原劳动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随之终止。2、甲方为乙方发放工资至2015年5月31日，缴交社会保险金至2015年7月31日。3、因乙方属于整体划转，原工作内容、工作岗位、工作地点保持不变，故双方同意无须为原劳动合同的解除而进行工作交接。4、因乙方在甲方的工作年限已被深圳市丰巢科技有限公司所认可和接受，故双方同意甲方无须为原劳动合同的解除而支付任何经济补偿或赔偿金。三、2015年7月20日，原告入职丰巢公司从事业务推广工作，双方签订了合同期限自2015年7月20日至2017年4月30日止的《劳动合同书》。该合同第13条第2项载明：“因甲方（丰巢公司）接受顺丰速运（集团）有限公司的统一管理，所以顺丰速运（集团）有限公司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亦视作丰巢公司的规章制度，乙方（曲揆）同意受其约束并遵照执行。”四、2017年12月11日，丰巢公司出具《关于对青岛分部部分人员的行政处罚通报》，称“青岛分部运营专员曲揆在明知大众包公司（神俊文化、嘉睿通源）与第三方公司（代表物业与丰巢签订场地合同的公司：纳得国际、海鑫瑞源、庆昇行）相关负责人实际为相同人员的情况下仍保持与上述公司的合作；同时在可直接与物业签订场地合同的情况下，仍与第三方公司签订场地合同。其工作失职，依据《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第三章第十七条第三款第10项，给予五类责任处罚，解除劳动合同，永不录用。”2017年12月21日，丰巢公司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自2017年12月30日起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2017年12月29日，原告办理离职，离开丰巢公司。五、原告2017年已休带薪年休假4天。六、青岛市2016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4910元。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为16598.7元。七、原告（申请人）向城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1、确认原告与两被告顺丰公司、丰巢公司（两被申请人）自2014年4月至2018年1月存在劳动关系；2、丰巢公司支付原告2017年10月至12月应发柜机启用奖金24000元；3、丰巢公司支付原告赔偿金132789.6元；4、支付原告2014年至2018年应休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56469.4元。2018年4月18日，城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依法作出裁决：1、确认曲揆与顺丰公司自2014年4月3日至2015年7月19日存在劳动关系。2、确认曲揆与丰巢公司自2015年7月20日至2017年12月29日存在劳动关系；3、丰巢公司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曲揆带薪年休假工资29000元（16598.7元÷21.75天×19天×2倍）；4、丰巢公司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曲揆赔偿金73650元（4910元×3倍×2.5个月×2倍）。后原告曲揆和被告丰巢公司对该仲裁裁决不服，分别向法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四：一是原告曲揆在被告顺丰公司的工作年限是否应与在被告丰巢公司的工作年限连续计算。二是被告丰巢公司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是否构成违法解除。三是被告是否应支付原告带薪年休假工资29000元。四是被告丰巢公司是否应支付原告2017年10月至12月绩效奖金24000元。对于焦点一。本院认为，曲揆与顺丰公司签订的《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明确载明：“鉴于顺丰公司因管理策略变更，拟将其原有员工整体划转到丰巢公司。因曲揆属于整体划转，原工作内容、工作岗位、工作地点保持不变，且曲揆在顺丰公司的工作年限已被丰巢公司所认可和接受，故顺丰公司无须为原劳动合同的解除而支付任何经济补偿或赔偿金。”而丰巢公司在与原告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中明确表示接受顺丰速运（集团）有限公司的统一管理，且曲揆与顺丰公司签订《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及与丰巢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的时间，均为2015年7月20日，综上，足以认定曲揆非因本人原因从顺丰公司被安排到丰巢公司工作，且顺丰公司未支付经济补偿，故曲揆要求把在顺丰公司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应予支持。对于焦点二。被告丰巢公司主张其解除双方劳动合同的依据系该公司《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第三章第十七条第三款第10项：“因工作失职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或给公司运营造成影响的第五类经济损失大于等于三万元或给公司运营带来极其严重负面影响的”，因曲揆给公司造成大于三万元的经济损失并给公司运营带来极其严重负面影响，所以解除双方劳动合同。本院认为，丰巢公司在其出具的《关于对青岛分部部分人员的行政处罚通报》，称曲揆“明知”大众包公司（神俊文化、嘉睿通源）与第三方公司相关负责人实际为相同人员的情况下仍保持与上述公司的合作；同时在可直接与物业签订场地合同的情况下，仍与第三方公司签订场地合同，构成工作失职。但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曲揆系“明知”而“故犯”，对于丰巢公司所主张的曲揆所造成的大于三万元损失以及给公司运营带来极其严重负面影响，曲揆并不认可，丰巢公司亦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实，因此其主张曲揆严重违反其规章制度并无充足证据，本院认定丰巢公司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属违法解除，其应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因曲揆的月均工资高于青岛市社平工资的三倍，故原告以青岛市2016年度月平均工资数额的三倍为标准主张4个月的赔偿金，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丰巢公司应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17840元（4910元×3倍×4个月×2倍）。对于焦点三。因原告于2002年起参加工作，至2012年已累计工作已满10年，每年应享受10天的带薪年休假。原告要求两被告支付2014年至2017年的带薪年休假工资，被告丰巢公司和顺丰公司均在仲裁和诉讼过程中就仲裁时效提出抗辩。本院认为，带薪年休假工资属于劳动者依法享受的福利待遇，不适用关于劳动报酬的相关规定，因此，其仲裁时效应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规定，年休假一般不跨年度安排，确有必要的，可以跨1个年度安排。曲揆主张的2016年年休假最晚可以延续到2017年12月31日休，故从2018年1月1日视为曲揆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曲揆于2018年1月下旬申请劳动仲裁，未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但其主张的2016年以前的带薪年休假工资均已超过仲裁时效。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用人单位应保存职工工资记录的年限是2年以上，曲揆于2018年1月申请仲裁，丰巢公司应承担举证责任证实2016年和2017年其是否安排曲揆休年休假或者已向其支付年休假工资的事实。曲揆2016年、2017年每年应享受10天的带薪年休假，因丰巢公司仅提交证据证实曲揆2017年已休假4天，但未提交证据证实2016年其已休带薪年休假或已向其发放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故被告丰巢公司应支付原告2016年和2017年带薪年休假工资24421元（16598.7元÷21.75天×16天×2倍）。对于焦点四。因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丰巢公司对绩效奖金的支付条件有明确的约定，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告符合绩效奖金发放条件以及应发放的数额，故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四十三条、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曲揆与被告青岛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自2014年4月3日起至2015年7月19日止存在劳动关系。二、原告曲揆与被告深圳市丰巢科技有限公司自2015年7月20日起至2017年12月30日止存在劳动关系。三、被告深圳市丰巢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曲揆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17840元。四、被告深圳市丰巢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曲揆2016、2017年带薪年休假工资24421元。五、驳回原告曲揆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被告深圳市丰巢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元，由被告深圳市丰巢科技有限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景艳丽人民陪审员  孙素华人民陪审员  李福龙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九日书 记 员  范杰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