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青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鲁0322行初26号 原告谭秀炳，男，1962年8月5日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 被告高青县公安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032200422220913。住所地：高青县黄河路85号。 法定代表人李刚，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桂国，山东青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许延强，高青县公安局唐坊派出所所长。 第三人宋振东，男，1988年4月23日生，汉族，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萌水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住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 原告谭秀炳因不服被告高青县公安局（以下简称公安局）作出的高公（唐）行罚决字[2018]1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8年12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于2018年12月6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月10日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并于2019年3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谭秀炳、被告高青县公安局委托代理人王桂国、许延强及负责人付朝辉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宋振东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高青县公安局于2018年6月8日作出高公（唐）行罚决字[2018]1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2018年6月8日6时30分许，司机聂某驾驶车牌号为鲁Ｃ×××××的白色哈佛车拉着宋振东、谭秀炳和谭某从北京回周村，沿滨莱高速路行至高青段时，谭秀炳提出停车要求，宋振东未同意，谭秀炳用自己的单肩背包带子从后面勒住宋振东的脖子，被谭某等人拉开，后谭秀炳又用胳膊从后面勒宋振东的脖子。后聂某将车停在滨莱高速路高青服务区内，宋振东、谭秀炳下车后，谭秀炳用脚踹了宋振东一脚。以上事实有违法嫌疑人谭秀炳的陈述和申辩、受害人宋振东的陈述、谭某和聂某的证人证言、宋振东的伤情照片、物证照片、谭秀炳的违法经历及户籍信息等证据证实，综上谭秀炳故意伤害的违法行为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给予原告谭秀炳处以行政拘留八日并处罚款300元的行政处罚。 原告谭秀炳诉称，在2018年6月8日的案件中，原告谭秀炳是一个合法的进京上访举报人。被告和宋振东及商世峰、陈宗利等七人受人指使，利用职权，假公济私，精心策划的打击阻止迫害上访举报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之一！高青县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与事实严重不符。其当时拒绝受理原告的报案，却仅凭宋振东及其同伙受人指使并捏造事实的诬告陷害，致使原告身陷囹圄和耽误治疗。综上，请求依法判决撤销被告高青县公安局于2018年6月8日作出的高公（唐）行罚决字[2018]1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谭秀炳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号证据，高青县公安局高公（唐）行罚决字[2018]1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一份，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拘留八天并处罚款300元的行政处罚；2号证据，谭某的书面证明材料复印件一份，证明谭某与其他人受镇领导安排对原告实施了违法行为；3号证据，高青县中医院的诊断证明书和住院病历各一份，证明原告在北京被打被拖至车上拉到高青伤情严重，加害人是谭某、宋振东、聂某；4号证据，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永外派出所受案回执，证明原告在北京被打的事实存在且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且公安机关已经受理；5号证据，照片一宗，证明原告被打伤住院；6号证据，照片复印件一张，照片上两个日期以证明当时时任文昌湖公安局局长房师臣违规报复原告；7号证据，淄博市公安局人民群众来访登记表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曾经有举报房师臣的行为；8号证据，淄博市公安局文昌湖分局撤销案件决定书复印件一份，证明文昌湖公安局违法事实存在；9号证据，行政复议申请书一份，证明原告对房师臣提起复议并在之后被打击报复；10号证据，谭秀炳观看事发现场监控录像简述，证明原告在北京被打伤被非法拘禁；11号证据，房师臣在任文昌湖公安局局长时，文昌湖公安局不作为的约谈记录复印件一份，证明房师臣涉嫌包庇并被举报。 被告公安局辩称，高公（唐）行罚决字[2018]1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认定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职权，请依法驳回原告谭秀炳的诉讼请求。 被告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11号证据：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案件主办人指定书、延长询问查证时间审批表、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吸毒现场检测报告书、行政处罚告知笔录、高公（唐）行罚决字[2018]1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谭秀炳的询问录像、行政拘留执行回执、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证明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程序合法；12号证据，对谭秀炳的询问笔录，证明原告认可基本的事实，但否认其故意致伤第三人的事实；13-15号证据，对报警人宋振东、证人聂某、证人谭某的询问笔录，证实2018年6月8日，原告谭秀炳对第三人宋振东的实施伤害的事实和经过；16号证据，原告谭秀炳及其随身携带的单肩背包的照片，证实办案民警对原告谭秀炳及其随身携带的单肩背包进行拍照固定证据；17号证据，举报人即本案第三人宋振东受伤部位的照片，证明原告谭秀炳对宋振东实施伤害的后果；18号证据，办案民警在山东省警务千度查询系统获得原告谭秀炳的相关案件信息的电子数据网页截图，证明2014、2016、2017年，原告谭秀炳三次殴打他人被处罚的事实，其以前有违法记录；19号证据常住人口信息，证实原告的主体资格；20号证据宋振东的住院病例，证明受害人宋振东休克后，入院治疗的过程；21-24号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七条至一百零三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证明适用法律正确。以上证据证明被告公安局作出的高公（唐）行罚决字[2018]1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符合法定职权、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 第三人宋振东未到庭，未答辩。 经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见如下： 被告公安局提供的证据：原告谭秀炳对被告公安局提供的2-11、16、19、21-24号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其认为8号证据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和处罚结果错误，并对16号证据即照片的拍摄时间提出异议；对1、12-15、17、18、20号证据有异议，其中对被告公安局的1号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的内容有异议，其认为该证据恰恰证明了原告是被第三人宋振东从北京接回且原告报警但未受理的事实；对12号证据即对原告的询问笔录有异议，认为其只是进行辩解，并未对本案行政处罚进行陈述；对13-15号证据即对证人谭某、聂某及第三人宋振东的询问笔录有异议，认为都是凭空捏造的，目的是为了掩盖三人合伙在北京殴打原告并强制将原告摁到车上的事实；对17证据即宋振东的伤情照片有异议，认为与原告无关且与事实不符，记载的伤口长度不符合实际情况，超出常理，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18号证据办案民警在山东省警务千度查询系统获得原告谭秀炳的相关案件信息的电子数据网页截图，认为自己没有违法记录，也没有被处罚，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对20号证据宋振东的住院病历，其认为宋振东的住院病历与自己无关，不能说明处罚决定是正确的。 原告谭秀炳提供的证据：被告对1号证据无异议；对2-11号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被告公安局提供的证据：1-7、9-11号证据即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案件主办人指定书、延长询问查证时间审批表、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吸毒现场检测报告书、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谭秀炳的询问录像、行政拘留执行回执、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上述证据是被告公安局对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必要程序的记载，真实存在、来源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确认为有效证据；8号证据即高公（唐）行罚决字[2018]1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与原告谭秀炳提交的1号证据一致，该证据是本案具体行政行为，对其效力不作单独确认；12-17号、19-20号证据即谭秀炳的询问笔录、报警人宋振东的询问笔录、证人聂某的询问笔录、证人谭某的询问笔录、原告谭秀炳及其随身携带的单肩背包的照片、举报人即本案第三人宋振东受伤部位的照片、常住人口信息、宋振东的住院病例，上述证据是被告公安局根据报警对谭秀炳实施涉案违法行为进行调查的书面记载，真实存在、来源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能够证实被告公安局认定事实清楚，确认为有效证据；18号证据，即办案民警在山东省警务千度查询系统获得原告谭秀炳的相关案件信息的电子数据网页截图，上述截图是公安机关对原告谭秀炳在2014年-2017年期间所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记载，与本案无关联，确认无效证据；21-24号证据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七条至一百零三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上述法律及规范性文件，是公安机关处理治安行政案件的职权依据、处罚依据、程序依据，适用于本案。 原告谭秀炳提供的证据：1号证据即高青县公安局高公（唐）行罚决字[2018]1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系本案涉诉行政行为，对其效力不作单独确认；2号证据，谭某的书面证明材料，该证据系复印件，其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无关联，确认为无效证据；3号证据，高青县中医院的诊断证明书和住院病历，原告在庭审中陈述其是在北京被打被拖至车上拉到高青，因此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确认为无效证据；4号证据即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永外派出所受案回执，该证据记载的是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永外派出所针对原告谭秀炳于2018年7月10日的报警出具的受案回执，与本案无关，本案中确认为无效证据；5号证据即照片一宗，该宗照片没有记载拍摄时间、地点以及照片来源，无法证明与本案有关联，确认为无效证据；6-9、11号证据即照片复印件、淄博市公安局人民群众来访登记表复印件、淄博市公安局文昌湖公安局撤销案件决定书复印件、行政复议申请书、房师臣在任文昌湖公安局局长时文昌湖公安局不作为的约谈记录复印件，上述证据均为复印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证据形式要求且记载的内容均为2014年至2016年发生的事情，与本案无关，确认为无效证据；10号证据即谭秀炳观看事发现场监控录像简述，该证据是原告自述，没有得到任何机关的确认，真实性无法确认，确认为无效证据。 经审理查明，2018年6月8日6时30分许，周村区萌水镇人民政府司机聂某驾驶鲁Ｃ×××××号白色哈弗车拉着镇政府工作人员宋振东、周村区萌水镇西衣村主任谭某接上进京上访人员谭秀炳回周村。在行至滨莱××××段时，原告谭秀炳与宋振东发生争执，坐在副驾驶后的谭秀炳用随身携带的背包带子勒住坐在副驾驶上的宋振东的脖子。后原告谭秀炳又用一只胳膊勒住宋振东的脖子。2018年6月8日7时3分许宋振东报警，高青县公安局唐坊派出所出警，经调查核实，被告高青县公安局于2018年6月8日作出高公（唐）行罚决字[2018]1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原告谭秀炳处以行政拘留八日（已执行）并处罚款300元（未执行）的行政处罚。原告在收到高公（唐）行罚决字[2018]1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后不服，于2018年12月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作出的高公（唐）行罚决字[2018]1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否合法。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被告公安局负责高青县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具有作出本案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 二、本案中，被告公安局在受理本案后，指定案件主办人依法展开调查，经批准延长查证询问时间，对原告谭秀炳及第三人宋振东、证人谭某、聂某进行了调查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固定了原告谭秀炳实施伤害行为的工具，调取了第三人宋振东的住院病历并对其受伤部位进行拍照，查明2018年6月8日6时30分许，周村区萌水镇政府工作人员从北京接上访人谭秀炳回周村，行至滨博××××段，因谭秀炳与本案第三人宋振东发生意见分歧，谭秀炳用随身携带的单肩背包带子勒住宋振东的脖子致其颈部受伤。该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充分。被告公安局在接到110指令后，立即立案，制作受理登记表，指定案件主办人，派警前往事发地点将谭秀炳口头传唤至被告公安局唐坊派出所进行询问，对谭秀炳的单肩背包进行拍照固定证据，并电话通知谭秀炳家属吴爱玲，同时派员对受害人宋振东、证人谭某及聂某进行了询问，调取了受害人宋振东的住院病历。在查清案件事实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被告当日向原告谭秀炳作出《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告知了其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依据以及陈述申辩的权利，保障了原告陈述、申辩的权利。原告的违法行为，应当受到相应的处罚，被告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原告谭秀炳处以行政拘留八日并处罚款300元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 关于原告谭秀炳主张其是合法的进京上访举报人，被告公安局及第三人宋振东等人的行为是受人指使、打击报复上访举报人的问题。本院认为，1、原告谭秀炳没有提供证明其该项主张的证据；2、原告谭秀炳上访的原因不能成为其实施伤害第三人宋振东行为的合法正当理由，因此原告谭秀炳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被告高青县公安局作出的高公（唐）行罚决字[2018]1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符合法定职权，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谭秀炳请求撤销高公（唐）行罚决字[2018]1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谭秀炳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原告谭秀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洪 人民陪审员  李春香 人民陪审员  焦爱军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李向民 书记员许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