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2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陶艳辉，女，1982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静，广东但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伟，广东但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艳，女，1982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沅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善鹏，广东方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坤玉，广东方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陶艳辉因与被上诉人张艳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4民初94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陶艳辉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改判张艳向陶艳辉支付30％的股权转让金暂计60万及利息13340元（利息从2017年11月28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5月31日，利息计算方式：600000元×4.35％÷360×184天=13340元）;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艳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认定《股权转让及投资协议》签订时陶艳辉持有的股权价值有误。一审混淆了股东的初始出资额与《股权转让及投资协议》签订时公司股权价值之间的差别，导致思维定势，认为陶艳辉持有的股权价值从公司成立时到股权转让时都是20万元。这与事实严重不符，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的规定，是对陶艳辉严重不公。陶艳辉持有股权的价值不是“股权变更登记后，其股权价值从20万直接增长至80万元”，而是股权转让时的真实价值。**色彩顾问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从草创到经营步入正轨，一直处于良性的发展之中，公司的净资产不断增厚，有多年稳定的分红记录。分红情况陶艳辉已提供直接证据证明。陶艳辉多次要求**公司公开会计账簿均被拒。《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赋予了股东查账的权利。张艳作为**公司大股东拒绝陶艳辉查账的行为，滥用股东权利，应当承担对己不利的法律后果。在此前提下，陶艳辉根据10％股权约定的价值推定“持有的30％股权参照股权回购价格进行结算”并无不妥。二、《股权转让及投资协议》解释为增资协议不合理。张艳主张《股权转让及投资协议》是内部增资协议。但协议签订一年多，张艳并无向**公司增资的行为，这反过来证明了当时签订《股权转让及投资协议》时双方真实的合意就是股权转让，而“投资协议”只是“股权转让”之后的需要进一步履行合同的内容。在股权转让完成后，是否继续对**公司进行投资，陶艳辉有一个选择权，如果张艳不追加对**公司的投资，陶艳辉也可以不投入资金。事实情形是张艳没有支付陶艳辉股权转让金，也没有对**公司继续投资。至于30％股权转让的对价是60万元还是其他数字，陶艳辉认为这是股权转让对价的确定问题，即使存在争议，也仅仅只是局限在此范围之内，而不是因为对价问题而把股权转让协议解释为内部增资协议。《股权转让及投资协议》有完整的结构和完善的条款，不必再作额外的解释。在第一步股权转让，第二步投资的框架下，合同签订双方的权利义务相当，公平合理，符合民法的公平原则。如果解释为内部增资协议，张艳得到的都是权利，陶艳辉得到的都是义务，这显然有违常理。而且，一百个人有一百种解释，与司法裁判的严谨公正相违背。因此，陶艳辉认为一审把《股权转让及投资协议》解释为增资协议的判断是不恰当的。最后，“股权转让纠纷”和“公司增资纠纷”属于两个不同的案由，一审在确认本案属于“股权转让纠纷”的基础上，却得出公司增资的判断，不知其逻辑基础在哪里。三、《股权转让及投资协议》与增资协议在流程和法律关系上不同。正常的企业增资流程是在投入增资资金后再办理工商、税务等系列变更登记。《股权转让及投资协议》则是在工商变更登记后再进行企业内部的投资。增资行为是因为公司有新增资金投入造成各股东股权比例之间的变动而需要变更股权登记，《股权转让及投资协议》约定的是股权转让，然后再进行公司内部投资。引起股权变动的法律关系是不同的，一个源于增资行为引起的公司股东股权被动的变化，一个源于股东之间主动的股权转让。在《股权转让及投资协议》中，股权转让方按照“指示交付”的方式，将股权转让金交付给公司这个法人实体。如果其他股东依约定没有履行对公司的投资，股权转让方有权要求股权受让方将股权转让金直接支付给自己。显然，《股权转让及投资协议》和增资协议对比，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是明显不同的，如果存在违约情形，处理方式及承担的法律后果也是不尽相同的。四、张艳并没有证明《股权转让及投资协议》约定中存在的公司及门店亏损问题。一审判决书中提到“根据协议的约定，如原告不承担公司及门店亏损，被告无须支付股权转让款，而根据双方庭审陈述，被告至今未要求原告承担相应亏损”。在这个事关合同是否根本履行的问题上，张艳没有举证证明公司及门店的亏损情况，一审也没有要求张艳提供证据证明不需要支付转让款，只是先验地接受公司亏损这个事实，陶艳辉认为这样的认定是不客观合理的。陶艳辉作为公司股东，多次要求查阅**公司财务账簿遭拒，说明张艳对于公司及门店亏损的陈述是存疑的。如果公司及门店亏损不需要支付转让款，该转让款是以投资形式投入公司的，而且是陶艳辉投入的，这点关系需要厘清。如果公司及门店没有亏损的话，公司各股东不需要对公司继续投入的话，那就是要支付转让款给股权转让方，即陶艳辉一方。五、一审要求陶艳辉另循途径解决纠纷的提法是不负责任的。陶艳辉在依据《股权转让及投资协议》能够得到法律救济的情况，一审不依法裁判，反而要求陶艳辉另循途径解决纠纷，而且也没有指明这个途径是什么。如果另行起诉的话，不仅增加了司法系统的负担，浪费司法资源，还增加了陶艳辉时间、精力、财力等的消耗，助长了大股东凭借优势地位欺压小股东的不良风气，小股东的合理诉求无法得到伸张。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无论在事实认定还是在法律适用上，均存在错误，导致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严重侵害陶艳辉的合法权益。既不利于维护公平公正，诚实守信的经营环境，也造成了不必要的诉累。二审中，陶艳辉补充上诉理由如下：本案的客观事实是**公司没有增资，但是张艳的持股比例已从60%增长至90%，而陶艳辉由40%减为10%，即张艳没有支付一分对价拿走了陶艳辉30%的股权。一审判决第七页本院认为部分对于关键事实及法律适用都是错误的，具体为：一、一审判决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判定双方并无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其真实意思是通过股权变更登记真实表现公司增资后股东持有的股权价值，该协议已经明确载明是股权转让投资协议，因此一审法院否认协议双方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是错误的，且股权也实际完成了转让，对于已经完成的股权转让行为，一审法院否定协议属股权转让性质明显错误。另增资只是股权转让的原因之一，但本质就是股权转让行为。二、一审判决认为按照陶艳辉逻辑其未对公司增资的情况下，股权变更后价值直接增至80万明显不符合生活经验，那张艳在没有履行增资的情况下股权从60%增至90%也不符合生活经验。且股权价值从20万增至80万是基于30%股权转让，虽然陶艳辉没有以现金方式增资，但却是以转让30%股权的方式完成增资，因此转让股权价值应与张艳增资部分是对等的。三、公司及门店是否亏损一审法院并没有查明，张艳也无举证证明，这是张艳的单方陈述，公司及门店是否亏损与本案股权转让也无关联性。四、一审判决要求陶艳辉另寻途径解决纠纷是不负责任的。张艳辩称，一、陶艳辉将其所持**公司40%的股权变更为10%的性质理解为股权转让，显然不符合事实。《股权转让及投资协议》实际上是双方的内部增资协议，该协议第一条、第二条有关“股权转让”的描述实际上是指因双方约定不按当时实缴出资比例增资而涉及的股权比例变更，而非指公司法意义上的股权转让。（一）陶艳辉以《股权转让及投资协议》中有“转让股权”的字样，就片面将股权变更理解为股权转让是错误的，张艳认为应当结合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及投资协议》的背景以及《股权转让及投资协议》约定来综合认定股权变更的性质，并最终认定双方的权利及义务。1.签订《股权转让及投资协议》的背景张艳与陶艳辉均为公司股东，原先张艳持有公司60%股权，实缴出资12万元；陶艳辉持有公司40%股权，实缴出资8万元。陶艳辉主要负责公司财务、业务、经营管理、行政等企业管理工作，而张艳负责公司技术、市场等对外工作。在2017年3月-11月期间，由于公司经营不善，流动资金短缺，再加上公司部分股东要求退股，导致公司资不抵债，公司两个门店陷入停业经营状态，公司急需现有股东增加资金投入。针对该状况，经过双方多次商议，陶艳辉明确表示其没有能力再投入资金。为了不让公司“倒闭”，张艳与陶艳辉协商后，双方决定不按实缴出资比例增资，而是由张艳负责在公司发展过程陆续向公司增加资金投入共100万元，陶艳辉不增加任何资金投入。公司增资，双方不按当时的实缴出资比例60%：40%（实缴出资比例与双方持股比例、分红比例相同）出资，意味着双方的出资比例发生变化，具体为：张艳共需出资112万元，占增资后总出资120万元的93.3%；陶艳辉出资保持为8万元不变，占增资后总出资120万元的6.7%。为了明确增资事实，并解决增资后双方出资比例93.3%：6.7%与当时持股比例60%：40%不一致的问题，双方于2017年11月28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及投资协议》，双方同意在签订该协议后立即发生相应的股权比例变更，并在工商部门办理了相应的变更手续。2.《股权转让及投资协议》的约定《股权转让及投资协议》第一条开宗明义约定了“公司发展过程，需要增资100万，按股权比例乙方需要投入40万，现乙方放弃再次投入”，阐明双方签订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公司增资，增加资金投入以解决公司生存发展的问题，并约定了双方不按当时的实缴出资比例增资。由于双方不按实缴出资比例增资会造成增资后双方的出资比例93.3%：6.7%与当时双方持股比例60%：40%不一致，为了公平起见，双方在《股权转让及投资协议》第一条接着约定了变更双方的持股比例，使双方持股比例与增资后双方的出资比例保持一致。本来按照增资后双方的出资比例计算，张艳的持股比例应从60%变更为93.33%，陶艳辉的持股比例应从40%变更为6.7%，但是由于张艳与陶艳辉在《股权转让及投资协议》第二条第二至四款、第四条至第七条的约定客观上赋予了陶艳辉更多合同义务，故双方协商一致在第一条第2款将持股比例变更调整为“甲方所持齐月色彩公司的股权变更为90%，乙方所持齐月色彩公司的股权变更为10%”。签订《股权转让及投资协议》后，张艳与陶艳辉依约办理了股权变更手续。（二）《股权转让及投资协议》显然不符合股权转让协议的特征。在通常股权转让交易中，受让股权一方应向转让方支付相应转让对价。然而在本案中，《股权转让及投资协议》并未约定任何股权转让对价，且《股权转让及投资协议》第二条第一款约定公司外债和门店亏损由张艳筹集，说明张艳需重新向公司出资，而不是向陶艳辉支付任何金钱作为对价。这直接证明《股权转让及投资协议》是内部增资协议而不是股权转让协议。（三）陶艳辉关于《股权转让及投资协议》是先股权转让再进行内部增资的说法显然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常理。陶艳辉关于“《股权转让及投资协议》约定的是股权转让，然后再进行公司内部投资”的说法根本不能成立。如前所述，根据《股权转让及投资协议》第一条第一款的约定可知，双方签订该协议的根本原因是公司急需现有股东增加资金投入，而非需要股权转让。并且，张艳原本持股60%，陶艳辉持股40%，若股东对公司进行内部增资，张艳与陶艳辉本应按6:4的比例增资。而按照陶艳辉的逻辑，张艳是特意在受让陶艳辉30%的股权、成为持股90%的股东之后，再与陶艳辉按照9:1的比例向公司增资，即张艳在增资前先受让陶艳辉的股权，使自己需向公司投入更多出资，这显然不符合常理。综上，《股权转让及投资协议》提及的“转让股权”，仅仅是为了解决双方不按当时实缴出资比例增资导致增资后出资比例变化的一种变更手段，而不是《公司法》意义上的股权转让。综合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及投资协议》的全文内容可知，协议关于陶艳辉持股40%变更为10%的约定的性质，实为股东不按实缴出资比例增资所引起的股权变更，而非股权转让。二、从双方目前的持股比例以及张艳从未要求陶艳辉承担公司亏损的事实可知，陶艳辉的合法权益没有受到任何损害。并且，在签订《股权转让及投资协议》前，陶艳辉知悉公司财务的真实情况，结合《股权转让及投资协议》第十二条第二款的约定，其签订《股权转让及投资协议》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任何欺诈。承前所述，陶艳辉不向公司增加资金投入转由张艳向公司新增投入100万，这意味着张艳与陶艳辉的出资比例应变化为93.3%：6.7%。然而由于《股权转让及投资协议》的约定客观上赋予了陶艳辉更多合同义务，故张艳自愿调低了其持股比例，调高了陶艳辉的持股比例，张艳与陶艳辉持股比例变更调整为90%：10%。并且，张艳从未要求陶艳辉向公司投入资金或者承担公司亏损。据此，《股权转让及投资协议》并未损害陶艳辉的合法权益，反而保护了陶艳辉。相比之下，张艳需对公司承担更多义务。事实上，陶艳辉作为公司财务负责人、运营总监，十分清楚公司的财务、运营状况，因此才会与张艳签订《股权转让及投资协议》。三、既然双方的约定实质上是关于增资与因增资而发生的股权变更，不存在股权转让，则陶艳辉要求张艳支付股权转让款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陶艳辉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陶艳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张艳向陶艳辉支付30%的股权转让金暂计60万元及利息13340元（利息从2017年11月28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5月31日，利息计算方式：600000元×4.35%÷360×184天=13340元），股权转让金以实际的查账核算金额为准；2.张艳承担本案的诉讼费。诉讼过程中，陶艳辉增加诉讼请求：根据股权投资及转让协议，已达到股权回购的条件，要求张艳回购20%的股权，作价2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11月，张艳作为甲方、陶艳辉作为乙方，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及投资协议》，约定主要内容如下：一、股权转让。公司发展过程，需要增资100万元，按股权比例乙方需要投入40万，现乙方放弃再次投入后同意甲方稀释其所持有的**公司30%股权，即乙方向甲方转让30%股权，股权转让后，甲方所持**公司的股权变更为90%，乙方所持**公司的股权变更为10%；二、投资及经营权约定。1.本协议签订后原**公司外债22万，甲方现投入50万，**公司禅城南海2个门店经营3个月内的亏损由甲方筹集，乙方在不承担这部分亏损的前提下，乙方确认甲方无需另外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给乙方；2.**公司如拟进行增资的，乙方享有按所持**公司股权比例参与**公司增资的权利，乙方参与**公司增资的价格与甲方相同，如乙方放弃按比例增资，则乙方股权将进一步同比例稀释，乙方不同意或无法完成增资时，乙方承诺以10%股权作价20万转让给甲方，乙方无异议。……七、股权回购。1.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自行从**公司离职、辞职或发生不再在**公司任职的其他情形；……持有的**公司股权将由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方回购，回购价格为：10%股权作价20万本金+乙方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在**公司的任职年限按服务年限利息。2.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因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劳动纪律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被解除劳动合同；……持有的**公司股权将由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方回购，回购价格为：乙方承诺以10%股权作价10万转让给甲方。另查明，陶艳辉已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双方对解除的原因存在争议，陶艳辉认为是自行离职，张艳认为是陶艳辉违反公司制度。庭审中，张艳确认未全部完成增资义务，但已按承诺履行了承担公司外债及门店亏损，陶艳辉确认张艳未向其主张亏损。一审法院认为，陶艳辉诉请张艳支付股权款，本案属股权转让纠纷。根据《股权转让及投资协议》的约定，双方并无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其真实意思是通过股权变更登记来真实体现公司增资后股东双方持有的股权价值。按照陶艳辉的逻辑，其在未对公司进行任何增资的情况下，股权变更登记后，其股权价值从20万直接增长至80万，明显不符日常生活经验。且，根据协议的约定，如陶艳辉不承担公司及门店亏损，张艳无须支付股权转让款，而根据双方庭审陈述，张艳至今未要求陶艳辉承担相应亏损。诚然，张艳未举证证明其按约定履行增资义务，陶艳辉股权比例却从40%变更至10%，如公司资本不变，陶艳辉持有的股权价值明显减少，陶艳辉实际财产受损。但，陶艳辉只能另循途径解决，而不能以此推定其持有的30%股份可以参照股权回购价格进行结算。综上，陶艳辉诉请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陶艳辉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4967元，财产保全费3587元，合计8554元，由陶艳辉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理，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确定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张艳应否向陶艳辉支付股权转让款的问题。经审查，首先，依据《股权转让及投资协议》第一条关于：“公司发展过程，需要增资100万元，按股权比例乙方（陶艳辉）需要投入40万，现乙方放弃再次投入后同意甲方（张艳）稀释其所持有的**公司30%股权，即乙方向甲方转让30%股权，股权转让后，甲方所持**公司的股权变更为90%，乙方所持**公司的股权变更为10%”之约定，虽然陶艳辉事实上将其持有的**公司30％股权转让予张艳，但该行为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股权转让，该行为实质是为了解决双方不按实缴出资比例增资后导致出资比例变化的一种股权安排手段。其次，《股权转让及投资协议》第二条中明确约定：“本协议签订后原**公司外债22万，甲方现投入50万，**公司禅城南海2个门店经营3个月内的亏损由甲方筹集，乙方在不承担这部分亏损的前提下，乙方确认甲方无需另外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给乙方；”而陶艳辉并未承担前述22万元的亏损，张艳依约无需向陶艳辉支付股权转让款。再次，若陶艳辉关于张艳并未向**公司增资的主张属实，亦仅属**公司与张艳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而非陶艳辉向张艳主张股权转让款的依据。综上所述，陶艳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934元，由上诉人陶艳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伟斌审判员  贾小平审判员  李秀红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九日法官助理甘嘉亮书记员潘舒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