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铜鼓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赣0926民初575号 原告：宜春市建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宜春市铜鼓县永宁镇定江东路249-1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926092910174U。 法定代表人：周元清，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国良，江西鸿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国强，江西鸿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杜建萍，男，1970年5月2日出生，汉族，宜春市建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住宜春市袁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敏智，江西盛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涂丰涛，江西盛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周元清，男，1963年3月15日出生，汉族，宜春市建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住宜春市袁州区宜春北路62号，身份证号码：36220119630315281X。 委托诉讼代理人：赖爱萍，铜鼓县永宁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宜春市建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杜建萍（以下简称被告）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原告于2018年7月16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被告于2018年8月22日提交《回避审理申请书》，要求本院整体回避该案。本院于2018年8月24日向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书面请示，报请指定管辖。2018年9月26日，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赣09民辖170号批复，不同意指定管辖。被告于2018年10月11日提出管辖异议，请求将本案移送至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审理，本院于2018年10月18日作出（2018）赣0926民初575号民事裁定，被告对管辖权异议裁定不服上诉，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0日作出（2018）赣09民终168号民事裁定，驳回被告上诉。2019年1月10日，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被告申请追加周元清为本案被告，但原告不同意追加周元清为被告且即使周元清有责任也放弃追究其责任，故本院通知周元清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诉讼过程中，被告申请审判长廖丽君回避，经复议，本院决定准许其提出的回避申请。2019年3月1日，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国良，被告杜建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敏智、涂丰涛，第三人周元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赖爱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公司损失998.2万元；2.判令被告配合公司与银行签订商品房按揭贷款合作协议；3.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建源公司于2014年1月28日注册成立。公司注册资本400万元，公司股东为被告与周元清，二人各占公司40%及60%股份，周元清担任公司执行董事，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分管公司财务。2014年，公司投资开发铜鼓县老电影院棚户区改造工程商住房项目(铜鼓东方银座)。在项目经营过程中，被告因与股东产生矛盾未能调和，将公司印鉴、财务凭证、土地使用权证等公司经营必需的重要证照、资料携回家中隐匿，公司多次书面通知其交回均置之不理，致使公司无法进行工程项目审批、融资、签订合同等生产经营活动，东方银座工程建设被迫于2015年8月停工。此后直到2016年10月3日才在铜鼓县政府的协助及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多方努力下，工程才复工。期间停工14个月，造成公司各项损失998.2万元。其后，公司其他股东及公司员工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在2018年将东方银座主体工程建设完成，商品房可以进入预售阶段，但与银行签订商品房按揭贷款合作协议需要公司全体股东签名方能办理，于是公司又通知被告，要求其履行股东义务，配合公司与银行签订合作协议，被告竟然又置之不理，致使楼盘因不能办理按揭贷款而无法出售，至2018年7月10日，已造成公司损失998.2万元。综上，被告作为公司股东及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勤勉、忠实义务，违法行使职权，没有正常履行职责，严重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的规章制度，已经给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为防止损失继续扩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和第一百四十七条之规定，特向贵院起诉，请求法院明察事实，依法公正判决!诉讼过程中，原告申请先予执行，要求被告配合公司签订商品房按揭贷款合作协议。 被告辩称，一、答辩人没有实施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1、答辩人有权管理公司的印章及证照。答辩人是公司的股东，持有公司40%的股权，并已经履行完毕出资义务，根据答辩人与公司股东周元清签署的《合伙协议书》、《调解协议书》(2015年7月13日)约定，答辩人均有权管理公司的证照、印章。2、答辩人管理公司印章期间，完全配合公司的经营需要进行签章，并未通过控制被答辩人的印章、证照等从而实施侵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3、答辩人并不是被答辩人分管财务的副总经理，亦不是被答辩人的高级管理人员。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答辩人根本不属于被答辩人高级管理人员。4、被答辩人于2015年8月至2016年6月期间停工与答辩人无关，上述停工的原因是房屋拆迁问题没有解决，土方没有挖出建东方银座副楼场地，以及被答辩人公司一直没有向施工单位交付施工图纸。二、答辩人没有义务增加投资、没有义务配合被答辩人与银行签订商品房按揭贷款合作协议。答辩人是被答辩人的股东之一，根据公司现行有效的《章程》第九条规定，股东的义务是以下四项:(1)遵守公司章程:(2)按期缴纳所认缴的出资;(3)依其所认缴的出资额承担公司的债务:(4)在公司办理登记注册手续后，股东不得抽回投资。由此可见，答辩人履行认缴的出资义务后，没有义务新增投资，没有义务配合被答辩人贷款、没有义务配合被答辩人与银行签订商品房按揭贷款合作协议。三、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赔偿损失998.2万元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根据。答辩人从未实施侵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也没有给被答辩人造成任何经济损失，被答辩人通过捏造答辩人存在损害公司利益行为、虚构公司债务、损失和经营开支等方式，要求答辩人赔偿所谓的经济损失998.2万元于法无据。被答辩人的全部诉请均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其起诉答辩人完全是滥用诉权、恶意诉讼，望贵院查明事实后，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述称，原告没有要求第三人承担责任，第三人作为原告法定代表人尽心尽责，不存在任何过错。被告认为其有权利保管公司公章，其答辩理由不能成立。公司成立后就公司公章保管多次协议无果，已向法院起诉终止了与被告的的合伙协议，因此被告保管的公章权利已经合法撤销。被告是公司的副总经理，是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有义务履行公司管理人员的职责，被告辩称没有义务配合公司到银行办理商品房按揭手续不能成立，为使公司商品房顺利预售，原告到银行办理手续时，银行明确告知，应由被告到场办理，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办理，但被告均拒绝配合。第三人认为被告确实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应承担相应责任。第三人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不应承担责任。第三人不能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只能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被告要求第三人承担责任，不符合法定程序，本案中提起诉讼的原告没有要求第三人承担任何责任，因此如果被告要求第三人承担责任应另行起诉。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一、原告举证，被告及第三人质证如下： 1、公司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公司工商信息、公司章程、铜鼓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赣0926民初738号，拟证明原、被告主体适格，被告是公司股东、主管财务的副总，属高级管理人员。被告质证认为：原告提供的该组证据均不是原件，只是加盖了公司的印章，对三性有异议，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总经理提名聘请或解聘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决定其报酬事项，本组证据无法证明公司总经理提名杜建萍为原告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副总经理，亦无法证明公司聘用杜建萍为财务负责人、副总经理，杜建萍与原告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并不属于原告的高级管理人员。铜鼓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赣0926民初738号（第5页）恰恰证明，2015年8月26日，杜建萍与周元清签署了《调解协议》及《补充协议》，且上述两份协议明确约定了杜建萍有权管理公司的印章。 2、铜鼓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赣0926民初738号、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赣09民终1338号；2017年8月10日原告向被告发出的通知及2017年8月14日被告的回复；借款合同、协议书、收据、肖礼华出具的证明；铜鼓县公安局治安大队主持的调解协议书；2017年11月2日关于股东提供个人身份证复印件到铜鼓县农商银行办理贷款申请通知及快递单、2017年11月10日被告关于宜春市建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2017年11月2日通知的回复；2018年4月23日要求配合办理银行按揭贷款的函及快递单、2018年5月25日关于召开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及快递单、2018年6月5日被告关于临时股东会通知的回复函；东方银座项目部监理工程师易其泉出具的证明。拟证明被告有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这一事实，被告是主管财务的副总，属高级管理人员，2014年11月27日，被告将原告的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等印章及原告公司相关证件带离公司，导致公司无法正常经营而项目停工至2016年10月份造成损失。因被告拒绝履行股东义务，不增加投资，不配合向银行借款，及向其他金融机构借款，也不配合办理商品房买卖按揭贷款手续，导致公司项目建设资金严重不足，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元清不得已以个人名义向社会融资，但所筹措的资金全部用于建源公司工程建设，产生了高额的利息损失。被告质证认为：对铜鼓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赣0926民初738号、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赣09民终1338号的三性均有异议，不能证明被告损害了公司的利益，如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09民终1338号民事判决书的事实所述“2016年1月18日，公司与周元清分别与湖南浏阳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意向书，杜建萍、周元清都愿意将东方银座通过转让控股等方式给湖南浏阳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并同意该公司先带资建设。”以上足以证明杜建萍保管公章期间并未影响公司签约，也并未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此外，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赣09民终1338号恰恰证明东方银座项目于2016年6月起正常施工。2017年8月10日原告向被告发出的通知及2017年8月14日被告的回复，合法性无异议，《通知》内容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该《通知》系单方起草，且通知相关内容均无佐证材料，完全属于虚构事实，不能证明杜建萍实施了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借款合同、协议书、收据、肖礼华出具的证明，（1）《借款合同》三性均有异议，该《借款合同》第九条约定：“本合同自各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周元清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已经在协议上签字，可见原告公司是否加盖公章不影响该公司效力；第六条保证条款约定：“法定代表人周元清以其宜春市建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现有全部股份作质押以及即将取得的百分之四十股权作为质押”、第十二条约定“甲方放款前将前往乙方所在地考察，需乙方考察标准合格且乙方办理……股权质押手续再确定借款”，因周元清至今未能取得该百分之四十股份，故该借款协议未能履行的责任应由周元清承担。（2）《协议书》三性均有异议，该《协议书》约定借款利息为“月息2.6分”属于高利贷，此外，该份《协议书》恰恰证明，杜建萍保管公司公章及证照并未损害公司利益，根据周元清与中金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10月23日签署的《协议书》显示，工地停工系因公司资金周转出现问题，并非杜建萍实施了侵权行为所致；同时，也证明周元清利用其在公司的控股地位，在未经其他股东同意的情况下，违规高息举借外债，给公司和其他股东造成重大经济损失。（3）《收据》三性均有异议，该收据仅仅证明支付了保证金，但不能证明该保证金已经被没收。根据《借款合同》第十一条约定：“甲方于签订合同当日收取乙方保证金拾万元整，若甲方考察不合格或者抵押手续不成功，甲方不借款，保证金全额退还乙方”，由此可见，公司有权要求中金公司返还保证金，如公司未要求返还，则应由周元清承担渎职给公司造成的损失。（4）《肖礼华出具的证明》三性均有异议，属于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不应予以采信，该《借款协议》第九条约定：“本合同自各方签字之日起生效”，且法定代表人周元清在协议上已经签字，可见原告公司是否加盖公章不影响该合同效力，此外，无任何佐证材料证明周元清交付了10万元的押金。铜鼓县公安局治安大队主持的调解协议书的质证意见：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调解书恰恰证明了杜建萍有权保管公司的公章、证照。2017年11月2日关于股东提供个人身份证复印件到铜鼓县农商行办理贷款申请通知及快递单、2017年11月10日被告关于宜春市建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2017年11月2日通知的回复的质证意见：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公司及周元清均未告知杜建萍本次贷款细节及具体情况，杜建萍对贷款细节以及其个人在本次贷款中应承担的责任一无所知，同时，无任何材料佐证公司符合贷款条件且铜鼓县农商行确定贷款给公司，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公司股东杜建萍并无配合公司办理贷款的义务。2018年4月23日要求配合办理银行按揭贷款的函及快递单,2018年5月25日关于召开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及快递单、2018年6月5日被告关于临时股东会通知的回复函的质证意见：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公司及周元清均未告知杜建萍本次贷款细节及具体情况，杜建萍对贷款细节以及其个人在本次贷款中应承担的责任一无所知，同时，无任何材料佐证公司符合贷款条件且相关银行确定贷款给公司，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公司股东杜建萍并无配合公司办理贷款的义务。东方银座项目部监理工程师易其泉出具的证明的质证意见：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证人未到庭。（1）无任何证据证明东方银座项目聘请了监理公司，以及易其泉是该项目的监理人员；（2）该份《证明》不能证明停工的起止时间，以及停工的原因，无法证明系杜建萍的原因导致工程停工。本组证据无法证明杜建萍是公司主管财务的副总及高级管理人员，无法证明因杜建萍保管公章而导致工程停工；同时，也无法证明杜建萍有义务配合公司向银行贷款，更无法证明周元清为了公司经营以个人名义向社会进行了融资，且该融资金额全部用于了建源公司工程建设。对肖礼华出具的证明显示借款1000万元年利率1分，与原告提供的借款合同、协议书明显不一致，且相互矛盾，且作为证人，肖礼华未到庭作证，不应予以采信。中金公司的借款合同是一起诈骗，在网上查到该企业已经列入经营异常，周元清是被骗了，因此押金10万元不属于公司的损失。 3、判决书、调解书11份，执行裁定书2份；拟证明公司法定代表人被迫以个人名义向他人进行民间借贷及对工程项目所需材料款进行担保用于公司工程项目建设，支付了高额利息，导致利息损失的事实。被告经质证认为：（1）江西省铜鼓县人民法院（2016）赣0926民初110号《民事判决书》、（2016）赣0926民初108号《民事判决书》、（2016）赣0926民初109号《民事判决书》、（2016）赣0926民初250号《民事判决书》的三性均有异议。公司并不是上述4份《民事判决书》中的当事人，且判决结果与公司无关，公司无须承担任何责任，应当指出的是周元清为第三人提供担保是其个人行为，因担保所负债务系周元清个人债务，与公司无关。（2）江西省铜鼓县人民法院（2016）赣0926民初111号《民事判决书》的三性均有异议。公司并不是该《民事判决书》中的当事人，且判决结果与公司无关，公司无须承担任何责任。（3）江西省铜鼓县人民法院（2016）赣0926民初112号《民事判决书》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2016）赣0926民初643号《民事判决书》的三性均有异议。首先，该两份判决书所涉纠纷系因公司经营所致，与被告杜建萍无关；其次，该两份判决书的内容严重违法，在公司并非买卖合同当事人的情况下，判决公司承担支付货款并承担违约责任属于违法判决；上述两份判决书恰恰证明周元清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怠于履行职务，在法院通知公司被诉的情况下，不参与应诉；在一审判决明显错误的情况下，不行使上诉的权利，由此导致公司承担莫须有之责任，周元清应赔偿由此给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4）江西省铜鼓县人民法院（2016）赣0926民初107号《民事调解书》、（2016）赣0926民初640号《民事调解书》、（2015）赣0926民初900号《民事调解书》三性均有异议，公司并不是该两份调解书的当事人，该两份调解书的调解结果与公司及杜建萍均无关。尤其应当指出的是，该两份调解书系周元清自认行为，无任何证据佐证周元清实际向调解书中的原告借款，且所借款项系用于了公司工程项目。（5）江西省铜鼓县人民法院（2016）赣0926民初131号《民事调解书》三性均有异议。公司并不是该调解书的当事人，调解结果与公司无关，且公司无需对该调解书的内容承担任何责任。应当指出的是，本调解书所涉纠纷系因周元清在公司不具备预售房产的条件下，违法擅自与他人签署房屋预售合同所致，周元清的违法经营行为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应予以赔偿。（6）江西省铜鼓县人民法院（2017）赣0926执34号之一、（2017）赣0926执34号之二《执行裁定书》三性均有异议。如上所述，仅仅只有江西省铜鼓县人民法院（2016）赣0926民初112号《民事判决书》、（2016）赣0926民初6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公司承担货款支付责任，铜鼓县人民法院错误的将公司列为上述所有案件的被执行人属于严重违法，周元清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怠于履行职务，在法院错误查封、拍卖公司资产的情况下，不采取任何措施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周元清对公司的上述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本组证据不能证明公司需要对外支付高额利息，且不能证明系因杜建萍的原因导致公司需要支付该等利息损失。 4、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江西铜鼓文化广场的一幢十九层小高楼东方银座(架子)工程承包合同、江西铜鼓文化广场的一幢十九层小高楼东方银座(木工)工程承包合同及判决书、塔吊租赁合同，拟证明因被告拿走公司印章等材料及资金短缺，工程无法签章及无法支付工程款而导致停工的损失。被告经质证认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合同为复印件，合同内容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该份合同由公司于2014年9月出具书面通知而解除，自此江西群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并不是《东方银座项目》的实际施工方，该份合同无法证明项目停工且停工的原因系杜建萍所致，更无法证明公司承担了任何责任和损失。江西铜鼓文化广场的一幢十九层小高楼东方银座(架子)工程承包合同、江西铜鼓文化广场的一幢十九层小高楼东方银座(木工)工程承包合同及判决书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合同为复印件，合同内容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公司并非上述两份合同的签约主体，根据合同相对性，公司无需对上述两份合同承担任何责任；袁冬根和章军均为个人，无权承包“东方银座”项目建设工程，且袁冬根无权将工程分包给章军，协议内容违反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管理的相关法律规范规定而应当认定无效；该份协议无法证明“东方银座”项目停工，且无法证明公司有义务向袁冬根、章军承担并支付了停工损失。《江西省建筑起重机械设备租赁合同》的质证意见：《江西省建筑起重机械设备租赁合同》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份合同签署于2016年10月10日，恰恰证明杜建萍保管公章期间，公司正常签署经营协议，未给公司经营造成任何影响。《塔吊租赁费清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该清单无任何一方签字或盖章确认，无法确认是否存在该笔费用，以及该笔费用是待付费用，还是已经支付的费用。杜建萍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公司资金紧张与杜建萍无关。该四份合同不能证明合同是否履行及实际履行的情况，更不能证明签署合同给公司造成了损失。 5、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江西日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函，拟证明因被告不增加投资，不配合贷款及办理按揭手续等，导致施工单位的履约保证金无法退还，造成损失。被告经质证认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1）杜建萍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没有增加投资、配合公司贷款及办理按揭手续的义务。（2）《律师函》是律师事务所的单方意思表示，该函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此外，该律师函出具于2015年7月30日，无法证明公司至今仍欠江西群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保证金120万元且公司应承担相关违约责任并遭受了损失。 6、工资凭证，办公费、食堂、差旅费等凭证，水电费等凭证，诉讼费凭证，办公室租赁合同，拟证明因被告不增加投资，不配合贷款及办理按揭手续等，且带走公章等，导致管理费增加。被告经质证认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首先，原告未提供上述费用的支付凭证及银行流水，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公司实际支出了相关款项；其次，上述费用科目系公司正常经营需要支出的项目，与杜建萍无关，杜建萍没有增加投资、配合贷款及办理按揭手续的义务,杜建萍保管公章不会导致公司管理及运营费用增加；第三，杜建萍在自己对公司的经营状况、贷款细节、以及在公司贷款中个人需承担的义务均不知情的情况下，有权不再额外增加公司投资、有权利不配合公司贷款及办理按揭手续；第四，本组证据中，铜鼓县银星广告服务部与宜春市建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于2015年11月1日签署了《租赁合同》，由此可见，杜建萍保管公司公章期间并未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 第三人对原告的上述举证均无异议。 二、被告举证，原告及第三人质证如下： 1、宜春市建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章程复印件1份，铜鼓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赣0926民初168号、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赣09民终1845号，拟证明：杜建萍是宜春市建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其持股比例是40%，已经足额缴纳了其全部认缴出资款。宜春市建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的提名与任命程序是：根据总经理的提名，由公司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决定其报酬事项。杜建萍没有被提名为公司副总经理，公司没有聘用杜建萍，且杜建萍与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宜春市建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义务是以下四项：（1）遵守公司章程；（2）按期缴纳所认缴的出资；（3）依其所认缴的出资额承担公司的债务；（4）在公司办理登记注册手续后，股东不得抽回投资。股东没有义务配合公司贷款、没有义务配合公司与银行签订商品房按揭贷款合作协议。原告经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在我方提供的证据有一份铜鼓县人民法院的判决书里，被告已经在答辩意见里明确自认其是主管公司财务，并且管理公章等相关证件，属于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只是其不履行高管的义务及股东的义务，因此应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被告对其自认的事实都予以否认，请法庭对其作出的其他说辞审慎地认定。对于股东义务的问题，股东要履行股东义务，要依法召开股东会议，在公司遇到资金困难时有义务增加投资，维持公司的正常经营而获得利润，因此被告所说的没有义务配合公司贷款、没有义务配合公司与银行签订商品房按揭贷款合作协议是不符合事实和法律的。第三人经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是否是公司管理人员，原告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同意原告的质证意见。 2、建源实业《2014》第005号通知函，拟证明原告于2014年10月9日致函江西群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及其代理人肖礼华，解除了双方于2014年5月19日签署的“东方银座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所有相关补充协议，从2014年10月9日起，江西群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不再是“东方银座项目”工程的建设施工方。原告经质证认为：周元清不清楚，公司没有发出该通知函，因此对真实性有异议，从通知函看，即使真实存在，实质上双方签订施工合同并未解除，江西群荣公司也一直在履行合同，还在承建公司项目，是项目的承建方，因此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经质证认为：我不知道这份通知函，是被告个人出具的，我连公章都没有看过。群荣公司总共打了600万元保证金给杜建萍，而且一直是由群荣公司在建设的。 3、《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停工函》，拟证明湖南浏阳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宜春市建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于2016年1月18日签订了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湖南浏阳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自筹资金建设铜鼓县东方银座工程，开工时间为2016年1月4日。湖南浏阳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2月5日向宜春市建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出具了《停工函》，据该《停工函》所载内容显示，东方银座项目停工的原因是房屋拆迁问题没有解决，土方没有空出建东方银座副楼场地，此外，宜春市建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一直没有交付施工图纸。东方银座工程停工与杜建萍无关，杜建萍保管公章期间，公司正常与建筑公司签署施工合同，并未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对外签约。同时该证据也恰恰印证了第二组证据。原告经质证认为：该证据不是在举证期限内提交，是新增的证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并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当时建源公司确实与湖南浏阳公司达成过意向合作协议书，也签订过施工合同。当时杜建萍也同意转让该项目，但在要其盖章时，却不履行股东和高管的义务，拒不盖章，造成该合作协议即该施工合同不能得到履行，造成了公司的损失，应由杜建萍承担。第三人经质证认为：2015年8月份，我们应支付群荣公司将近1000万工程款，但我公司没有钱支付，群荣公司就没有做了。后来我们找到浏阳公司，2016年4月13日签订了意向合作协议，我和杜建萍都签了字，同意将公司作价2600万元转让，按《协议书》规定，浏阳公司还打了30万元到铜鼓县建设局，但由于杜建萍没有盖章，所以没有开工。去年浏阳公司向法院起诉了我公司。 4、《委托书》、《收据》、《意向合作协议》，拟证明杜建萍保管公章期间，公司正常与湖南浏阳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意向合作协议》，对外出具《委托书》、《收据》，可见杜建萍保管公司公章并未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对外签约。原告经质证认为：该证据不是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的证据，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因为被告没有在公司上班，有些需要盖章的项目，原告法人周元清需要向杜建萍作解释，他才会盖章，还要通过将相关的材料转到宜春之后他才会盖章，由此可见，杜建萍保管公司的公章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了巨大的不利影响。因为有众多的文件要其盖章时他都拒不盖章，因此该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第三人经质证认为：同意原告的质证意见。 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供的公司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公司工商信息、公司章程、铜鼓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赣0926民初738号、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赣09民终1338号、2017年8月10日原告向被告发出的通知及2017年8月14日被告的回复、铜鼓县公安局治安大队主持的调解协议书、2017年11月2日关于股东提供个人身份证复印件到铜鼓县农商银行办理贷款申请通知及快递单、2017年11月10日被告关于宜春市建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2017年11月2日通知的回复、2018年4月23日要求配合办理银行按揭借款的函及快递单、2018年5月25日关于召开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及快递单、2018年6月5日被告关于临时股东会通知的回复函、江西省铜鼓县人民法院（2016）赣0926民初110号民事判决书、（2016）赣0926民初108号民事判决书、（2016）赣0926民初109号民事判决书、（2016）赣0926民初250号民事判决书、（2016）赣0926民初111号民事判决书、（2016）赣0926民初112号民事判决书、（2016）赣0926民初643号民事判决书、江西省铜鼓县人民法院（2016）赣0926民初107号民事调解书、（2016）赣0926民初640号民事调解书、（2015）赣0926民初900号民事调解书、（2016）赣0926民初131号民事调解书、江西省铜鼓县人民法院（2017）赣0926执34号之一、（2017）赣0926执34号之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律师函》、诉讼费凭证结合生效民事判决书、民事调解书、裁定书，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证明目的综合考虑。关于原告提供的借款合同、协议书、收据、肖礼华出具的证明，因借款合同、收据、肖礼华出具的证明上载明的利率为月息1分，金额为1000万元，但协议书上载明的利率为月息2.6分，金额为600万元，自相矛盾，不予采信。易其泉出具的证明被告有异议，原告无其他证据佐证，不予采信。江西铜鼓文化广场的一幢十九层小高楼东方银座(架子)工程承包合同、江西铜鼓文化广场的一幢十九层小高楼东方银座(木工)工程承包合同及判决书、塔吊租赁合同与原告陈述事实不符，东方银座工程已由其他公司承建，上述三份证据不予采信。工资凭证、办公费、食堂、差旅费等凭证、水电费等凭证、办公室租赁合同，原告未提供上述费用的支付凭证及银行流水，不予采信。2.原告提供的公司章程、铜鼓县人民法院（2017）赣0926民初168号民事判决书、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9民终1845号民事判决书、《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建源实业《2014》第005号通知函、《停工函》、《委托书》、《收据》、《意向合作协议》结合生效法律文书，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证明目的综合分析考虑。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案件事实： 2013年12月26日，第三人周元清（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合伙协议书》约定，由甲方出资240万元、乙方出资160万元，各占60%及40%的股份，在铜鼓注册成立房地产开发公司，共同开发铜鼓县电影院区域旧房改造开发项目（“东方银座”项目）;甲、乙双方应在此合同生效后一个月内尽快注册新公司，否则乙方有权退出此项目合作。 2014年1月28日，第三人周元清与被告共同制订了《宜春市建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决定公司经营中的重大事项。公司设执行董事一人，执行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具有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等职权。设总经理一名，职权为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等。同日成立了由周元清和被告为成员的公司股东会并召开了第一次股东会，股东会选举周元清为公司执行董事并聘请周元清为公司总经理，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第九条规定，股东的义务是以下四项:(1)遵守公司章程:(2)按期缴纳所认缴的出资;(3)依其所认缴的出资额承担公司的债务:(4)在公司办理登记注册手续后，股东不得抽回投资。公司章程第十六条规定“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并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定期会议应每半年召开一次，临时会议,由代表四分之一的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或监事提起方可召开。股东出席会议也可书面委托他人参加股东会议，行使委托书中载明的权利”。第十八条规定:“股东会会议应对所议事项作出决议，决议应由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但股东会对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合并、分立、解散、变更公司形式、修改公司章程作出的决议，应由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出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2014年3月7日，宜春市建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公司股东为周元清、杜建萍（本案被告），各占60%及40%的股份。 2014年5月19日，原告与江西群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东方银座》工程暂定合同价款为5000万元。 2014年11月27日，因公司股东之间的矛盾，被告携带公司公章、合同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印章、营业执照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东方银座”建设工程项目合同、部分财务会计账簿等公司印章证照证件，或随身携带、或带回自己家中，离开公司所在地铜鼓县，长期外出，未再到公司上班。 2015年7月14日，因被告带走公司证照、原告法定代表人周元清申请重新刊刻公章一事，双方在公安机关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一、公司的财务账目要算清；二、被告应到公司工作；三、保护公章安全；四、合作关系自愿。 2015年8月，原告开发的“东方银座”项目停工。 2015年8月26日，因被告带走公司证照及股东纠纷，原告法定代表人周元清（甲方）与被告（乙方）达成《调解协议》，约定周元清以770.2万元收购被告在原告处40%的股份，首笔款项为440.2万元。被告股份退出后，被告应将保管的公司证照等一切公司财物移交给周元清。 2015年10月8日，双方就上述《调解协议》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载明：因客观原因，甲方没有按照《调解协议》履行向乙方支付440.2万元款项的义务，订立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对周元清收购杜建萍股份的所需时间进行了延长，并对延期产生的利息、周元清应提供的担保财产等进行了约定，但协议最终也没有履行。 2015年10月23日，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元清（乙方）与中金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甲方）签订协议书，因资金周转出现问题，乙方开发的“东方银座”项目停工，乙方向甲方申请贷款600万元，但此协议未履行。 2016年1月18日，原告、周元清分别与湖南浏阳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意向合作协议书，杜建萍与周元清都愿意将东方银座通过转让、控股等方式给湖南浏阳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并同意该公司先带资建设东方银座项目的副楼，但协议未履行。 2016年2月5日，因周元清及原告举债兴建东方银座项目，周元清在原告的股权被铜鼓县人民法院依债权人的申请，予以冻结。 2016年2月5日，原告开发的“东方银座”项目副楼工程开工1月多，但因修改的图纸和拆迁问题没有解决，承建该工程的湖南浏阳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发出停工函。 2016年4月13日，在铜鼓县城乡规划建设局的协调下，杜建萍与周元清签订协议，杜建萍与周元清同意将建源公司开发的东方银座项目转让给第三方，作价款2600万元，第三方由杜建萍负责洽谈落实，但协议未履行。 2016年6月7日，周元清以建源公司法人名义要求杜建萍在2016年6月10日前补交增资款660万元并交还建源公司的公章、产权证件等，但杜建萍未履行。 2016年8月11日，原告在江南都市报上刊登公章作废的声明，于2016年11月3日向铜鼓县公安局提出书面申请，要求重新刊刻公司印章，并提供了公司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公司股东会议记录等材料。铜鼓县公安局通过审查，核准了原告重新刊刻公章的申请。于2016年11月4日作出同意原告重新刊刻公章的决定。 杜建萍与建源公司以及周元清之间就双方的矛盾前后多次在铜鼓县人民法院、万载县人民法院、袁州区人民法院诉讼。 2015年8月11日，周元清向本院起诉，要求终止与被告2013年12月26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本院于2016年1月4日作出（2015）铜民初字第656号民事判决，确认该《合伙协议书》的权利义务终止。 2016年，周元清起诉建源公司、杜建萍解散公司，并于2016年9月9日申请撤回起诉，案号为(2016)赣0926民初494号。2016年9月9日，原告向本院提出先予执行申请，要求被告返还公司证照，本院经审查准予其先予执行申请，并于当日向被告下达了（2016）赣0926民初738号先予执行民事裁定书，决定对被告先予执行。但被告拒不按裁定书履行，本院依法对其采取司法拘留的强制措施。9月13日，被告提起复议申请，本院于9月18日作出（2016）赣0926民初738号之一民事裁定书，驳回被告的复议请求。 因公司公章管理问题矛盾，建源公司以项目建设需要用章为由，于2016年9月9日起诉杜建萍返还公司证照，案号(2016)赣0926民初738号。杜建萍因不服一审判决其返还公司证照，上诉至宜春中级人民法院。宜春市中级人法院于2017年2月20日作出(2016)赣09民终136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江西省铜鼓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赣0926民初738号民事判决书，将本案发回江西省铜鼓县人民法院重审。 2016年12月26日，被告诉原告、第三人周元清公司解散纠纷一案，经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由万载县人民法院审理。万载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14日民事判决，判决驳回被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对该判决不服上诉至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6日作出（2017）赣09民终1338号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告诉铜鼓县公安局、第三人宜春市建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不服公章备案登记许可一案，向袁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袁州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0日作出判决驳回杜建萍的诉讼请求。杜建萍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16日作出（2018）赣09行终5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一、关于被告是否损害了公司利益。 （一）、原告主张“东方银座工程于2015年8月至2016年10月3日停工14个月造成公司各项损失998.2万元”问题。1、从双方的举证来看，停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拆迁的原因、也有设计图纸的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公司资金不足。注册资本为400万元的公司开发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价款5000万元的东方银座项目，增资和融资并未召开股东会决定并形成有效的决议。被告作为公司股东，无法定义务自行增加投资。2、从双方的举证来看，实际停工并没有14个月，期间仍断断续续在施工。原告的举证无法证明其工程具体的停工时间。3、原告主张的损失中含公司正常开支，原告未申请司法鉴定，也未提供其他相关证据证实，无法认定其停工损失。 （二）、被告携带公司证照离开公司的问题。被告携带公司证照离开公司的原因是被告与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就公司财务发生矛盾，双方没有妥善解决。为消除被告带走公司证照给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在该工程停工前即同年7月14日，与被告在公安机关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公司的财务账目要算清；被告应到公司工作；保护公章安全；合作关系自愿。同年8月26日，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还与被告达成调解协议，由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以770.2万元收购被告在原告处40%的股份，被告股份退出后，移交公司证照。同年10月8日，双方还就此签订补充协议，因客观原因，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没有按照调解协议履行付款义务，双方对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付款期限、担保方式等进一步约定。 综上所述，被告携带公司证照离开公司给公司的正常经营造成了不利影响，但为消除此影响，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与被告协商，达成了调解协议。调解协议约定由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收购被告的股份，因客观原因，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没有按照调解协议履行付款义务，责任不在被告。原告工程停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公司资金不足是其最重要的原因，不应认定被告携带公司证照离开公司导致工程停工，更不宜认定原告主张的停工期间损失应由被告来承担。 二、关于被告是否应配合原告与银行签订商品房按揭贷款合作协议的问题。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并未规定股东有义务配合公司签订商品房按揭贷款合作协议，原告的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原告销售商品房有两种方式：全额付款和按揭贷款。原告如确需商品房按揭贷款准入，需要每位股东签字，应与股东协商，协商不成可以收购该股东的股份。 三、关于原告申请先予执行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先予执行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申请人的生活或者生产经营的……先予执行的前提条件是：当事人之间事实基本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即当事人之间谁享有权利谁负有义务是明确的。先予执行是预先实现权利人的权利，如果当事人之间谁享有权利谁承担义务不明确，也就无所谓预先实现权利的问题。在本案中，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被告有约定或法定义务配合公司签订商品房按揭贷款合作协议，故原告申请先予执行，要求被告配合公司签订商品房按揭贷款合作协议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准许。 原告与被告以及第三人之间就彼此的矛盾前后多次诉讼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各方均应合理利用诉权。作为建源公司的两位股东，杜建萍和周元清应正视问题、直面矛盾，加强沟通交流，转变理念思维，包容并蓄，求同存异，共谋发展，共克难关，这样各方的利益才能得到更好的保障。如双方确实无法继续合作，应考虑股份回购解决实质问题。 本案调解未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宜春市建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1674元，由原告宜春市建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至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4×××07，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宜春经济开发区支行。如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樊伟富 审 判 员  李云芝 人民陪审员  袁 琪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刘 萍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