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203民初11106号 原告（反诉被告）：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0704881846L。住所地：浙江省大榭开发区邻里中心。 法定代表人：陈念慈，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莹，女，该公司员工。 被告（反诉原告）：宁夏全通枸杞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521799903277J。住所地：宁夏中宁县新堡镇新水农产品加工创业园145号。 法定代表人：雍跃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万程，执业证号16401201410804075，宁夏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旭，执业证号16401201711916100，宁夏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江公司）为与被告宁夏全通枸杞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18年8月20日诉至本院，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全通公司提出反诉，本院予以合并审理。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俞洁独任审判。本案分别于2018年10月25日、2019年3月21日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三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莹、被告（反诉原告）全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万程到庭参加诉讼。审理期间，双方申请庭外和解但未达成和解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反诉被告）三江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之间的《购销合同》、《委托定牌生产合同》及相关附件、协议；2.判令被告全通公司支付原告损失120000元；3.判令被告全通公司退回在原告处的全部库存，并返还相应货款86564.85元；4.判令被告全通公司支付违约金35203.53元；5.判令被告全通公司支付未及时退回库存所产生的仓储费90.99元（暂计算至起诉之日，仓储费应计算至被告取回全部退货商品时止）；6.判令被告全通公司承担诉讼费用。审理中原告撤回第1项、第5项诉请，并变更第3项诉请中的返还货款金额为80901.54元，变更第4项诉请的违约金为38681.02元。事实与理由：原、被告双方签订有《购销合同》、《委托定牌生产合同》及相关附件、补充协议，约定由被告全通公司生产“三江购物宁夏枸杞”产品，同时对商品质量、违约责任有明确约定。2018年5月6日，有消费者在原告的“三江超市胜丰店”购买了上述枸杞产品，发现该枸杞产品外包装上印有两个不同的生产日期，其中较早的生产日期被擦除。随后，该顾客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原告因此遭受行政处罚50000元，并向顾客返还购物款、支付赔偿款共计70000元。被告全通公司生产印有两个不同生产日期的食品的行为，严重违反《食品安全法》及原、被告之间的合同约定，依照合同约定，被告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原告的损失并支付违约金。同时原告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被告将所有在原告处的库存商品做退货处理。现双方合同已经到期，根据合同约定，原告有权退回相应库存商品。 被告（反诉原告）全通公司辩称，一、本案的《委托定牌生产合同》不应当解除，不同意解除该合同及附件，双方应当继续履行该合同。该合同期限为2018年1月1日-2018年12月31日，履行期限内合同项下的货物不存在外包装瑕疵问题，也无其他质量问题。原告提出的所谓不合格产品，属于2017年度合同项下的货物，与2018年度的合同是两份不同的法律关系合同项下的货物，所以原告要求解除2018年的合同与事实不符。二、本案所涉的产品不存在质量问题。双方之间并非简单的买卖合同关系，被告生产的产品符合双方约定的质量标准，不构成违约，原告也无证据证明被告的产品不合格，所以合同应当继续履行。原告所谓的在原告处的不合格产品是2017年度合同项下的，原告处的库存是2018年的货物，原告要求全部退回货物及货款是与事实不符。三、原告要求被告赔偿120000元无依据。赔偿的前提是违约，被告的产品不存在质量问题，瑕疵与罚款、赔偿无因果关系，不存在赔偿的前提。2017年度合同项下的产品只是外包装上的生产日期存在瑕疵，并不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原告认识错误，导致没有积极行使权利，在未通知被告的情况下，与职业打假人和解，助长了职业打假人的嚣张气焰，也可能恶意串通损害被告利益，因此原告与职业打假人之间的和解与被告没有关系。原告在行政处罚明显错误的情况下没有通过行政诉讼来维护合法权利，与被告解除合同是不合理的。原告与职业打假人之间和解的损失不应当向被告赔偿，如果原告的赔偿请求得到支持，不仅影响被告的权益，也助长了职业打假人。原告主张的违约金过高，且原告既主张损失又主张违约金系重复计算，原告没有实际损失。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反诉原告）全通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三江公司继续履行与反诉原告全通公司签订的2018年《委托定牌生产合同》及其附件；2.判令撤销反诉被告三江公司与反诉原告全通公司签订的2017年度、2018年度的《购销合同》及其附件；3.判令反诉被告三江公司立即支付反诉原告全通公司货款及押金67207.69元；4.诉讼费用由反诉被告三江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1月1日，原、被告签订一份《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购销合同》及附件，后双方签订了《委托定牌生产合同》，约定由反诉被告三江公司委托反诉原告全通公司生产“三江购物宁夏枸杞”产品，合同约定产品自交付后所有权归反诉被告所有。2018年5月11日，反诉被告发函给反诉原告称有职业打假人购买了“三江宁夏枸杞”后发现包装的生产日期存在问题，要求十倍赔偿。经反诉原告调查，相关产品包装并不违反《食品安全法》的规定，遂给反诉被告回复，并提出相应处理意见。但反诉被告在未通知反诉原告的情况下自行和职业打假人签订了和解协议，并赔偿70000元。在宁波市海曙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拟进行行政处罚后，反诉原告要求反诉被告进行行政听证、复议、提起诉讼等救济手段，但反诉被告予以放弃并在拖欠反诉原告货款、押金的情况下向法院起诉。反诉原告认为，《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购销合同》虽名为购销合同，但合同并未约定买卖标的、数量、型号、规格等买卖合同的基本条款，其性质并非买卖合同，反诉被告滥用其大型零售商的优势地位，利用单方制定的格式合同，故意加重反诉原告责任，免除自身义务，违反《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显失公平，属于可撤销合同。而双方签订的《委托定牌生产合同》并未出现约定的解除情形，也未出现法定解除情形，双方应当继续履行。 原告（反诉被告）三江公司就反诉答辩称，一、反诉请求第1项与第2项存在冲突。《委托定牌生产合同》中明确约定，该合同为《购销合同》的补充协议，《购销合同》是主合同，补充协议不能脱离主合同而单独存在。反诉原告要求撤销《购销合同》，履行《委托定牌生产合同》是矛盾的，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应支持。根据《委托定牌生产合同》第八条约定，反诉原告提供的产品违反《食品安全法》，反诉被告因此受到行政处罚，反诉被告有权解除《委托定牌生产合同》。反诉原告要求继续履行该合同没有依据。二、反诉原告自2016年3月3日与反诉被告的全资子公司宁波三江食品加工配送有限公司（2016年12月注销）签署《购销合同》、《委托定牌生产合同》、《质量管理协议》及相关附件。后业务调整，2016年8月1日，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签订上述合同及相关附件，合同期限为2016年8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此后，反诉原、被告分别于2017年1月1日、2018年1月1日签订为期1年的上述合同及相关附件。四次合同的签署都是在公平、平等的前提下签署的。在此过程中，反诉原告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或对合同提出修改。《购销合同》不符合可撤销合同的要求。反诉原告是一家上市公司，盈利及资历均属行业龙头。自2016年双方签订合同起，就已经全面告知合同内容，合同均由双方各持一份，反诉原告清晰知晓合同及附件的内容，不存在误解。反诉原告年销售12亿元，反诉被告平均每月采购金额在5万元左右，相较而言，反诉原告是拥有优势的，且反诉被告是否向反诉原告采购商品，不会对反诉原告的经营产生影响。因此双方签订《购销合同》时是平等的，合同也没有显失公平的条款，不符合可撤销的情形。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一直进行交易行为直至2018年3月。反诉原告以自己的行为表示接受上述合同及附件，且不论《购销合同》是否存在可撤销情形，反诉原告已经接受合同，丧失撤销权。三、反诉请求的第2项与第3项存在冲突。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无效，反诉原告既然要求撤销《购销合同》，那么应当要求反诉被告返还货物，而并非支付货款。反诉原告不能要求反诉被告履行《购销合同》的约定支付货款。四、反诉原告提供的“三江购物宁夏枸杞”有两个生产日期，属于《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明确禁止的“标注虚假生产日期”的行为。两个生产日期必然对消费者造成误导，且因为虚假生产日期必然存在安全隐患。故不属于《食品安全法》中免予处罚或者惩罚性赔偿的例外情形。反诉被告知晓有顾客买到上述商品后，立即与反诉原告沟通，告知详细情况，但反诉原告坚称商品两个不同生产日期是因为“拓印”。但即使是拓印，也应当是印出两个相同的生产日期。虽然对反诉原告的辩辞不能认可，但反诉被告仍然将反诉原告的《客户投诉的相关处理意见》提交工商部门，向工商部门阐述了反诉原告的辩辞并申请听证。工商部门依法作出处罚决定，不存在错误，反诉被告认为无需进行复议或者诉讼，浪费司法资源。对于与顾客和解，完全是出于减小此次事件的损失。顾客在多家反诉被告的超市购买到不合格产品，这些门店分属不同工商所，若顾客分别向工商部门进行投诉，反诉被告受到的行政处罚罚款将难以估计。且如此重大的商品安全事故一旦被爆出，将给反诉被告带来难以估量的名誉损失和经济损失。根据《购销合同》及《委托定牌生产合同》的约定，如果反诉被告因反诉原告的商品存在问题而遭受行政处罚、第三方追究责任的，由反诉原告承担上述全部损失。因此反诉被告与顾客进行和解是在减少反诉原告的损失，并未侵害反诉原告的任何利益。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接到消费者赔偿要求的生产、经营者实行首发责任制，反诉被告接到顾客的索赔申请后，有权利有义务对其进行赔偿。且该次索赔属于生产者的责任，反诉被告有权向反诉原告主张赔偿。《购销合同》明确约定了买卖商品的标的、数量、型号、规格，即使合同中某些条款约定不明，也可以根据交易习惯、法律法规等进行明确，不是可以撤销的理由。综上，要求驳回反诉原告的全部反诉请求。 原告（反诉被告）三江公司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经被告（反诉原告）全通公司质证，现认定如下： 证1.《购销合同》（2018年度）一份、《委托定牌生产合同》（2018年度）一份、《质量管理协议》（2018年度）一份，拟证明原告委托被告生产“三江购物宁夏枸杞”，《购销合同》第1.6.5条、《委托定牌生产合同》第八条第2款、《质量管理协议》第4.2条均对商品的质量若不符合合同要求，被告需承担的违约责任作出明确约定，《购销合同》第1.10.3条约定因被告原因终止合同，原告有权退货。被告对该组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内容的关联性、合法性及原告的待证事项有异议，认为原、被告签订的《购销合同》名为购销合同，但并不具备买卖合同的数量标的及基本要素，本质上是一个入场合同，合同中不仅有买卖的约定，同时有关于管理促销服务的约定，该合同加重了被告的责任，免除了原告的义务，显失公平，属于可撤销合同，《质量管理协议》是《购销合同》的附件，《购销合同》及《质量管理协议》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原、被告的权利义务应当以《委托定牌生产合同》为准，被告的产品符合《委托定牌生产合同》的约定；而且该组合同履行期限是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原告提出的包装生产日期有问题的产品属于2017年度《委托定牌生产合同》项下的货物，与2018年度的合同没有关系。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委托定牌生产合同》及《质量管理协议》中明确约定其为《购销合同》的补充内容，因此《购销合同》、《委托定牌生产合同》、《质量管理协议》及相关附件完整组成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该合同约定了原告向被告购买产品的具体规格、数量、价款等其他权利义务，被告关于《购销合同》、《质量管理协议》可撤销的质证意见，缺乏证据证实，被告关于《委托定牌生产合同》独立于《购销合同》的质证意见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 证2.授权委托书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被告委托丁佳丽在与原告的合作中有权代为签署、确认合同、订单等。被告对该组证据没有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 证3.“三江购物宁夏枸杞”商品照片一份、商品实物一份，拟证明被告生产的商品“三江购物宁夏枸杞”印有两个不同的生产日期，其中一个被擦除。被告认为无法确认职业打假人购买的货物是不是原告当庭举证的货物，被告认可少量产品有日期拓印瑕疵的问题。本院认为，被告认可原告当庭举证的货物系被告生产，也认可其生产的产品存在外包装印有两个生产日期的问题，原告该组证据可以反映待证事实，予以认定。 证4.宁波市海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一份，拟证明消费者向工商部门举报被告生产的产品存在印有两个生产日期，较早的生产日期被擦除的问题，原告因此拟受到行政处罚。被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不认可，认为该份告知书并不是生效的法律文书，内容未经认定。本院认为，原告待证事实为原告因被告生产的产品存在问题拟受到行政处罚，该份证据可以证明该事实，对该份证据予以认定。 证5.客户投诉相关处理意见一份，拟证明消费者向工商部门举报后，原告及时向被告告知此事，被告承认在商品上印有两个不同的生产日期。被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被告告知原告该瑕疵是在生产过程中拓印问题，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职业打假人要求10倍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是敲诈勒索的行为，但原告没有进一步采取措施，只是一味妥协。本院认为，该份证据可以反映原告待证事实，予以认定。 证6.听证申请书、宁波市海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各一份，拟证明原告按照被告要求进行听证，原告因被告在商品中标注两个生产日期或生产日期有明显擦除的行为违反《食品安全法》被罚款50000元。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被告产品的生产日期瑕疵问题不属于违反《食品安全法》第34条的行为，不属于虚假标注，行政处罚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不具有合法性，应当通过行政诉讼来纠正，原告放弃该权利，故不能作为认定本案的依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可以反映原告根据被告要求申请听证，后被工商部门予以行政处罚的事实，对此予以认定，被告认为原告仍需进行行政诉讼来主张权利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信。 证7.解除通知函一份，拟证明原告向被告发函主张解除合同、赔偿损失及承担违约责任等。被告对收到该份证据没有异议，但认为原告的解除理由和依据不成立。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认定。 证8.复函一份，拟证明被告收到原告的解除通知函，但不同意承担相应责任、解除合同。被告对该份证据没有异议，认为合同不应当解除。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认定。 证9.购物小票一组、和解协议一份，拟证明消费者购买到被告生产的不合格产品，原告依据《食品安全法》向该消费者赔偿并返还购物款共计70000元。被告对购物小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无法确认是何人购买以及是否为和解协议中所涉的货物，不能排除是从别人手里收集来的；认为和解协议不具有合法性，职业打假人的索赔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属于受胁迫签订的合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原、被告沟通中原告告知被告瑕疵商品是多人购买，是否为原告提供的和解协议中的郑志会购买不得而知，原告和职业打假人签订协议没有通知被告，可能恶意串通损害被告利益；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支付了70000元款项。本院认为，经本院向郑志会核实并做询问笔录（证22），该组证据可以反映原告待证事实，予以认定。 证10.经销结算单一份，拟证明截至2018年4月3日，原、被告未结算账单金额为48035.19元。被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记载的开票金额为56035.19元，故未结算货款应为56035.19元。审理中，原告陈述其中8000元非票扣金额，是结算时应扣除的金额，结算单中对此有记载。本院认为，该份结算单中载明“票扣金额”9888.56元、“非票扣金额”8000元，扣款合计17888.56元，“实结金额”48035.19元，被告已在结算单上盖章确认，故对原告主张的金额予以认定。 证11.验收单明细三张，拟证明自2017年12月5日至2018年3月12日，被告共计供货202597.75元。被告对该组证据没有异议，认为有外包装问题的货物是2017年度合同项下的供货。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 证12.2016年度《购销合同》、《委托定牌生产合同》、《质量管理协议》各二份、2017年度《购销合同》、《委托定牌生产合同》、《质量管理协议》各一份、2018年度《购销合同》、《委托定牌生产合同》、《质量管理协议》各一份、采购备忘录一份，拟证明原、被告自2016年4月1日起开始签署《购销合同》、《委托定牌生产合同》、《质量管理协议》，分别于2017年1月1日、2018年1月1日进行续签，被告是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三次与原告签署合同，从未表示也未以行动表示过不接受合同的某一条款或条件，合同中约定了商品的价格、规格、名称等信息。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购销合同的性质不是买卖合同，双方权利义务以《委托定牌生产合同》为准，《购销合同》是供应商的入场合同，类似登记。本院认为被告的质证意见缺乏法律依据，原告的该组证据可以反映其待证事实，予以认定。 证13.全通公司简介及资质荣誉各一份，拟证明全通公司是一家为枸杞产业提供深度供应链管理服务的自治区农业产业龙头企业，获得荣誉认证。被告对该组证据没有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 证14.三江购物供应商登记表一份、合同草约二份，拟证明被告年销售收入12亿元，原告平均月采购量为5万元，被告是一家实力雄厚的企业，双方地位平等，原告与被告签订合同时没有明显的优势地位。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表格中填写的年销售收入12亿元，月销售收入1亿元，与实际不符，只是一个登记，不能证明《购销合同》是双方协商签订的，《购销合同》的文本是原告提供的格式文本，与原、被告之间的资金及财务数据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对关联性不予认定。 证15.经销结算单、验收单明细、退厂单明细、扣款汇总单、付款回单一组，拟证明2017年1月至2018年1月，原、被告之间的账目全部结算清楚，原告不曾欠付货款。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应按被告主张的金额计算，原告主张的非票扣金额不成立。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经销结算单载明结算金额、扣款金额、实结金额，均有被告全通公司盖章确认，原告每期按实结金额付款，该组证据可以反映原告待证事实，予以认定。 证16.浙江省罚没财物专用票据一份，拟证明原告已缴纳工商处分罚款50000元的事实。被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原告应进行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否则该损失不应由被告承担。本院认为，该份证据可以反映原告的待证事实，予以认定，对该损失是否应由被告承担在判由中阐述。 证17.收条一份、付款回单二份、支付宝转账记录一份，拟证明原告已向消费者支付证9和解协议约定的70000元款项的事实。被告对收条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郑志会是职业打假人，也并非购买全部商品的消费者，对支付宝转账记录认为无法显示付款方和收款方全名，对真实性有异议，对付款回单认为只能显示转账金额，不能说明款项的性质，且原告自行和解的金额未与被告沟通，也未经法院裁判，不能作为向被告索赔的依据。本院认为，结合证22，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定，对该损失是否应由被告承担在判由中阐述。 证18.库存数据一份，拟证明原告处目前的枸杞产品库存规格、数量。被告对该份证据有异议，且认为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库存产品全部有瑕疵。本院认为，被告对库存数量有异议，审理中本院多次要求被告在限定的时间内与原告清点库存，但被告未予以清点，故本院对原告提供的库存数量予以认定。 被告（反诉原告）全通公司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经原告（反诉被告）三江公司质证，现认定如下： 证19.《委托定牌生产合同》一份、《购销合同》及附件一份、《枸杞干果检验报告单》三份，拟证明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委托定牌生产合同》，建立了委托生产法律关系，合同项下的产品交付以后，被告作为受托人已经履行完毕合同项下的义务，交付后产生的风险和责任由原告承担；合同履行过程中未出现合同约定的解除情形或者法定解除情形，因此合同应当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虽然名为购销合同，但合同中并没有约定具体的标的数量、规格、型号、价款等买卖合同的基本条款，本质上并不是买卖合同，而是原告单方制作的格式文本，内容显失公平，属于可撤销合同；原告委托被告生产的枸杞干果产品经出厂检验合格，不存在质量问题，职业打假人的索赔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私下和解与被告无关。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双方的交易模式是原告委托被告生产贴有原告标识的产品后再销售给原告，《委托定牌生产合同》与《购销合同》是一体的，产品交付后所有权的归属与本案无关，《委托定牌生产合同》也约定了合同解除的情形，被告提供的枸杞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原告有权解除《委托定牌生产合同》；《购销合同》是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签署的，条款中没有对被告显失公平的条款，合同明确约定商品的质量及包装，《委托定牌生产合同》是《购销合同》的补充合同；《枸杞干果检验报告单》是被告单方出具，检验报告单中无签字，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委托定牌生产合同》系《购销合同》的补充合同，原、被告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及附件构成双方之间完整的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也未举证证明合同内容存在显失公平可以撤销的具体情形，对被告主张的待证事实不予认定，《枸杞干果检验报告单》是被告单方出具，不予认定。 证20.三江未付款明细一份、送货单打印件一组、出库单一张、增值税发票一张、销售单一张、收据一张，拟证明原告合计欠款67207.69元。原告对该组证据认为未付款明细是被告单方制作，对其中2018年4月8日发票金额无异议，对保证金10000元无异议，对其余金额有异议；对送货单认为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2017年1月-2017年7月之间原告有未付款项；对收据、发票、销售单、出库单无异议，但认为实付金额应当扣除8000元的非票扣金额。本院认为，未付款明细系被告自行制作，不予认定；送货单仅能证明送货情况，不能反映双方结算情况，对关联性不予认定；对收据、发票、销售单、出库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根据原告提供的证15，双方各自主张的未付货款金额差异在于经销结算单中的三笔“非票扣”扣款金额，该三笔“非票扣”扣款金额均有被告全通公司的盖章确认，故本院对被告全通公司主张的未付货款金额不予认定，对原告主张的未付货款金额48035.19元予以认定。 证21.听证事宜回复及邮件截图一份、行政处罚事宜回复及邮件截图一份、解除通知函回复及邮件截图一份，拟证明被告的食品包装不违反《食品安全法》的规定，被告回复原告，要求原告主张权利，进行行政听证、复议、行政诉讼，但是原告未行使权利，相应损失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要求的听证及被告主张的辩辞，原告在行政处罚处理期间均已向工商部门阐明，原告没有提出复议及诉讼，是因为原告认为行政处罚并无不当之处，如果提起行政复议或诉讼，不仅是浪费国家司法资源，也浪费原告的人力及财力。行政处罚的当事人是原告，并非被告，被告在此次处罚中没有权利。原告是为了将此次事件的损失降到最低而采取的相应行动。本院认为，被告主张原告必须对行政处罚提起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缺乏相应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对该组证据的待证事实不予认定。 证22.为查明相关事实，本院对郑志会、路爱国所作询问笔录各一份，反映消费者对案涉枸杞投诉、协商及赔偿情况。原告对该组证据没有异议。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该两人系职业打假人，逼迫原告支付赔偿款，属于敲诈勒索，对其陈述的内容的合法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可以反映消费者对案涉枸杞投诉、协商及赔偿等情况，被告的质证意见缺乏证据印证，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 综合上述证据的认证及原、被告双方的相关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2016年3月起，原告三江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向被告全通公司采购枸杞产品，双方每年度分别签订《购销合同》、《委托定牌生产合同》及《质量管理协议》。2017年1月1日双方签订的2017年度《购销合同》约定由原告三江公司向被告全通公司采购并进行销售商品，合同约定了商品概况、货款结算、服务约定、合同变更、终止与解除以及违约条款等内容，合同有效期为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2017年1月1日签订的《委托定牌生产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定牌生产购买的产品为枸杞，具体产品信息为：“三江购物宁夏枸杞，规格150g，质量标准特优GB/T18672，价格10.7（含15%）；三江购物宁夏枸杞，规格200g，质量标准特优GB/T18672，价格14.219（含15%）”，该合同违约责任中约定被告全通公司有责任保证产品质量，提供的产品如果经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测试为不合格，或遭投诉，或任何第三方追究责任，或者被起诉，行政处罚等，被告全通公司必须承担因此而造成的全部经济和法律责任，原告三江公司有权退货或提前终止合同，追究违约金，并要求被告全通公司返还货款和赔偿损失，赔偿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因被告全通公司违约使原告产生或支出的赔偿金、罚款罚金、和解费用、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公证费、调查费、差旅费、食宿费等。该合同为2017年度《购销合同》的补充内容。2017年1月1日签订的《质量管理协议》为2017年度《购销合同》的附件，约定了产品的具体质量标准及违约责任。2018年1月1日，双方签订2018年度《购销合同》、《委托定牌生产合同》及《质量管理协议》。2018年度《购销合同》与2017年度《购销合同》在商品概况、货款结算、服务约定、合同变更、终止与解除以及违约条款等主要内容的约定均一致，合同有效期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2018年度《委托定牌生产合同》在枸杞产品的品名、进价、质量标准、违约责任等方面的约定与2017年度《委托定牌生产合同》一致。2018年1月1日签订的《质量管理协议》为2018年度《购销合同》的附件，约定了产品的具体质量标准及违约责任。上述合同签订后，被告全通公司根据原告三江公司的每期订单数量供应合同约定的枸杞产品，双方通过经销结算单确定每期货款金额后，原告三江公司按约付款。2018年4月3日的经销结算单载明，结算金额65923.75元，应扣款金额17888.56元，实结金额48035.19元，该笔货款金额原告三江公司未予支付。 2018年5月期间，消费者路爱国、郑志会在原告三江公司的下属多家门店购买了三江购物宁夏枸杞（规格150g）、三江购物宁夏枸杞（规格200g）多包，货值共计10328.60元。2018年5月，消费者向原告三江公司提出其所购买的枸杞包装袋上有篡改生产日期情况，违反国家食品安全相关规定，并要求赔偿。原告三江公司向被告全通公司反馈相关情况，2018年5月18日，被告全通公司回函给原告三江公司，认为因外包装材料部分喷码产生拓印，部分包装袋上两个日期均在产品质量保质期内，重新打码包装袋生产日期是为了真实准确反映产品的生产日期，属于生产加工时的正常操作行为，不违反国家食品相关法律法规，不同意消费者的赔偿要求。原告三江公司向消费者反馈情况后，消费者至宁波市海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2018年6月4日，宁波市海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海曙胜丰分公司（以下简称三江胜丰分公司）发出《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拟对三江胜丰分公司进行行政处罚，并告知听证权利。2018年6月6日，原告三江公司按照被告全通公司的要求向宁波市海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听证申请。2018年7月5日，宁波市海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三江胜丰分公司销售标注两个生产日期或生产日期有明显被擦除的“三江购物宁夏枸杞”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项之规定，属于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的食品的违法行为，对三江胜丰分公司作出没收违法所得29.50元及罚款50000元的行政处罚。2018年7月26日，三江胜丰分公司向宁波市海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缴纳了50000元罚款。2018年5月29日，原告三江公司与郑志会就其在原告三江公司所属门店购买的商品“三江购物宁夏枸杞150克”、“三江购物宁夏枸杞200克”生产日期存在问题一事达成和解协议，原告三江公司支付郑志会赔偿款和商品退货费共计70000元。原告三江公司已实际支付郑志会70000元。 原告三江公司主张现在原告处的库存数量为“三江购物宁夏枸杞150g”7115袋，“三江购物宁夏枸杞200g”5314袋。审理中，被告全通公司对原告三江公司提供的库存数量有异议，但未在本院限定的时间内与原告三江公司清点库存。另查明，被告全通公司在原告三江公司处尚有保证金10000元，原告三江公司认可在被告全通公司应支付的费用中予以抵扣。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主张的损失120000元是否应由被告承担；二、原告是否能主张退回全部库存及库存金额如何确定；三、原告主张的违约金35203.53元是否成立；四、被告主张撤销《购销合同》及附件并继续履行《委托定牌生产合同》及附件是否成立。 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委托定牌生产合同》约定，被告全通公司提供的产品如果经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测试为不合格，或遭投诉，或任何第三方追究责任，或被起诉，行政处罚等，被告全通公司应承担因此造成的全部损失和法律责任，原告有权退货或提前终止合同，追究违约金，并要求被告全通公司返还货款和赔偿损失；同时约定合同项下原告三江公司的损失包括直接和间接损失，赔偿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因被告全通公司违约使原告产生或支出的赔偿金、罚款罚金、和解费用、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公证费、调查费、差旅费、食宿费等。本案被告全通公司生产的枸杞产品在原告三江公司销售过程中，被消费者投诉，经宁波市海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被告全通公司生产的枸杞产品标注两个生产日期或生产日期有明显被擦除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项的规定，为此原告三江公司受到罚款50000元的行政处罚。在宁波市海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立案调查期间，原告三江公司为减少损失，与消费者达成和解协议，支付消费者退货及赔偿款70000元。上述120000元系原告三江公司因被告全通公司提供的枸杞产品不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而受到的实际损失，现原告三江公司要求被告全通公司支付该120000元损失，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因被告提供的产品存在标注两个生产日期或较早的生产日期被擦除的情形，导致消费者无法明确知晓产品的实际生产日期，从而对消费者的购买判断、保质期的计算等都会产生影响，被告全通公司认为其提供的枸杞产品仅是外包装上的生产日期存在瑕疵，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意见，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被告全通公司主张消费者系职业打假人及行政处罚错误的意见，本院认为，被告全通公司对其该项主张并无证据证明，被告全通公司要求原告三江公司对行政处罚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但这既非原告三江公司的合同约定义务，亦非法定义务，原告三江公司为避免损失扩大，与消费者达成和解协议，和解金额亦在合理范围内，故本院对被告全通公司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委托定牌生产合同》约定，被告全通公司提供的产品如果经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测试为不合格，或遭投诉，或任何第三方追究责任，或被起诉，行政处罚等，原告有权退货或提前终止合同；根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约定，被告全通公司承诺其所提供的商品均可退货，双方终止供货协议的，原告有权退回所有库存。原告三江公司在销售过程中，发现部分枸杞产品标注的生产日期存在不符合《食品安全法》的规定，从而对库存的枸杞产品予以下架处理，符合法律规定。原告在合同履行期间内即向被告提出了退货的要求，而被告怠于退货，现合同履行期限已经届满，原告三江公司要求退回全部库存，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库存货物的数量、金额，本院认为，被告全通公司对原告三江公司提供的库存数量有异议，但审理中被告全通公司未按本院要求在限定的时间内与原告三江公司清点库存，故本院对原告三江公司提供的库存数量予以认定。根据原告三江公司提供的库存数量，其核算的库存金额128936.726元（7115包×10.7元/包×85%+5314包×14.219元/包×85%）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予以确认。因原告尚有48035.19元货款未支付，原告认可在应退库存货款中予以抵扣，本院予以支持。据此，被告应返还原告货款80901.54元，并自行至原告处退回库存。如原告不能返还上述数量库存货物的，则对不能返还部分按“三江购物宁夏枸杞150g”9.095元/袋、“三江购物宁夏枸杞200g”12.086元/袋的金额扣减被告应返还的相应货款。被告主张不能退回库存，与合同约定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争议焦点三，被告全通公司向原告三江公司提供的产品存在违反《食品安全法》的情形，违反了双方合同约定，原告三江公司有权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但原告三江公司已在本案中主张由被告全通公司赔偿因违约造成的损失120000元，现又另行主张按合同约定的订单金额30%支付违约金，审理中，原告三江公司明确除上述120000元损失以外，并无其他损失，被告全通公司亦提出违约金过高的抗辩。对此，本院认为，原告三江公司因被告违约造成的损失已经通过其主张的实际损失得到弥补，其再另行主张违约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四，首先，双方签订的《委托定牌生产合同》及《质量管理协议》明确约定其为《购销合同》的补充内容，因此《购销合同》、《委托定牌生产合同》、《质量管理协议》及相关附件完整组成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该合同约定了原告三江公司向被告全通公司购买产品的具体规格、数量、价款、违约责任等其他权利义务。被告全通公司主张《委托定牌生产合同》独立于《购销合同》的意见与事实不符，其主张撤销《购销合同》及《质量管理协议》而继续履行《委托定牌生产合同》的意见，本身存在矛盾之处。其次，被告全通公司以原告提供的合同系单方制定的格式条款、显失公平为由主张撤销《购销合同》及《质量管理协议》。合同显失公平，是指合同一方当事人利用自身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等情形，在与对方签订合同中设定明显对自己一方有利的条款，致使双方基于合同的权利义务和客观利益严重失衡，明显违反公平原则。本案中，原、被告之间多次签订《购销合同》、《委托定牌生产合同》及《质量管理协议》，虽然合同系原告三江公司提供的格式文本，但合同中的相关用语均在合同中有明确的释义，被告全通公司作为专业的枸杞生产企业和供货商，在订立合同时对合同内容应是明知和理解的，双方历年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全通公司也从未提出过合同存在显失公平要求撤销的主张。双方在合同中对货物的质量要求、货款结算、违约条款等条款的约定，也并不存在免除己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或者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等显失公平的情形。因此，原、被告双方之间的合同系当事人基于意思自治的前提下所签订的，不存在显失公平可撤销的情形。再次，因《购销合同》、《委托定牌生产合同》及《质量管理协议》的履行期限均至2018年12月31日届满，双方未续订合同，故被告全通公司要求继续履行《委托定牌生产合同》的主张亦不能成立。关于反诉请求中的货款支付，被告全通公司主张的未付货款金额67207.69元不成立，对未付货款金额48035.19元，原告三江公司已经在被告全通公司应支付的退货款中抵扣，故本院不再另行支持。对保证金10000元，原告同意在本案中折抵，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反诉原告）宁夏全通枸杞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应支付原告（反诉被告）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损失120000元，扣除保证金10000元，尚应支付110000元，该款被告（反诉原告）宁夏全通枸杞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履清； 二、被告（反诉原告）宁夏全通枸杞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原告（反诉被告）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货款80901.54元并自行至原告（反诉被告）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处提取库存产品“三江购物宁夏枸杞150g”7115袋、“三江购物宁夏枸杞200g”5314袋。如原告（反诉被告）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不能按上述数量退回库存产品的，则按商品单价“三江购物宁夏枸杞150g”9.095元/袋、“三江购物宁夏枸杞200g”12.086元/袋的价格扣减被告（反诉原告）宁夏全通枸杞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应返还的货款； 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宁夏全通枸杞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本诉案件受理费预收4928元，应收4894元，减半收取计2247元，由原告（反诉被告）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负担388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宁夏全通枸杞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059元。反诉案件受理费74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宁夏全通枸杞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判决生效后，义务人应在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内自动履行。如义务人不履行本判决确定义务的，权利人可自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执行期间人民法院有权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搜查、拍卖、变卖义务人的财产等强制措施；依据情节限制义务人高消费、纳入失信名单，向社会公布并通报征信机构，依法予以信用惩戒；对拒不履行的义务人，人民法院可以采取罚款、拘留等措施，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 判 员  俞 洁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代书记员  应锦姣 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