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锦屏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2628民再2号 抗诉机关黔东南州人民检察院。 原审原告姚红吉，男，1969年7月23日出生，侗族，贵州省锦屏县人，居民，住锦屏县。 原审被告龙章涛，男，1976年12月3日出生，苗族，贵州省锦屏县人，农民，户籍所在地：锦屏县，现住锦屏县。 原审被告龙章涛因与原审原告姚红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6）黔2628民初234号民事判决，向锦屏县人民检察院申诉。黔东南州人民检察院作出黔东南检民（行）监［2018］52260000068号民事抗诉书，向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黔26民抗1号民事裁定书，指定本院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0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黔东南州人民检察院指派锦屏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员邓锦玉、钟晶出庭，原审原告姚红吉、原审被告龙章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诉称，被告龙章涛以在敦寨投资刨花板厂为由，多次找到原告借款，原告于2011年11月5日借给被告400,000元整，借期半年，利息按每月10,000元计息，被告承诺用他的一切财产作借款抵押，到期不还，姚红吉有权到人民法院起诉本人，本人无异议，口说无凭，立据为证。被告借款至今，一分钱不归还，原告多次催促被告归还借款及利息，被告却一拖再拖。被告为取得原告的谅解和信任，于2015年8月5日与原告签订了一份房屋出售合同，自愿用自己合法拥有的坐落在步行街社区县编制品公司宿舍（锦福家园）一单元501号一套商品房所有权转让给原告，建筑面积158.6平方米，转让价格2,980元每平方米，总计金额472,628元。被告承诺在三个月内把房屋产权证过户给原告，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去过户，被告以多种借口推脱不去办理。被告既不还钱给原告，又不肯将房屋转让给原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归还原告借款400,000元，利息每月8,000元，时间从2011年11月5日起计算到偿还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原审被告辩称，1、原告诉称与事实不符，缺乏充分证据予以证明，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可是被告并没有实际收到这笔款项，原告仅凭一份借条不能充分证明借款事实成立，还需要进一步举证证明实际向被告支付了借款的事实（庭审中，被告龙章涛承认原告转账给被告借款100,000元）；2、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3、房屋买卖合同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被告不予认可。综上，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原审认定事实：2011年11月5日，被告龙章涛向原告姚红吉出具借条一张借款四十万元，内容为“今借到姚红吉人民币肆拾万元整（400,000.00元），借期半年，利息按每月10,000元计息，本人自愿用本人的一切财产作借款抵押，到期不还，姚红吉有权到人民法院起本人，本人无争议，口说无凭，立据为证。借款人：龙章涛。2011.11.5”。之后，原告向被告催还借款。 2013年2月5日，原、被告对前期借款本金和利息进行计算后，被告重新出具了一张借条，内容为“今借到姚红吉人民币伍拾万元整（500,000.00元），借期二年，利息按每月10,000元，本人保证按月付息，到期还本，若本人违约不按时还款，本人自愿把本人坐落在县纺织品公司宿舍（锦福家园）一单元501号商品房转让给姚红吉，转让价每平方米2,980.00元，本人无争议，口说无凭，立据为证。借款人：龙章涛。2013.2.5”。 2013年3月10日，被告龙章涛向原告姚红吉出具《承诺书》一份，内容为“本人房屋卖给姚红吉，本人承诺在2013年10月25日前，本人保证过户在姚红吉名下，若不过户产生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2013年10月18日，被告龙章涛又向原告姚红吉出具《再次承诺书》一份，被告要求原告给四个月的时间，被告准备资金购回被告房屋。 2014年2月23日，被告龙章涛与原告姚红吉签订《补充协议》，被告在协议中要求原告姚红吉给其房屋居住四个半月，从2014年2月23日起至2014年7月10日止，被告承诺在2014年7月10日将购房款退给原告。庭审中，原告自认从未支付过被告购房款。 2015年8月5日，原、被告就被告坐落在县纺织品公司宿舍（锦福家园）一单元501号商品房签订《房屋转让合同》及《房屋转让补充协议》。《房屋转让合同》约定被告自愿将自己合法拥有的坐落于步行街社区纺织品公司宿舍锦福家园一单元501号商品房所有权转让给原告，房屋转让价格为每平方米2,980.00元，共计472,628.00元，原告实际没有支付被告房屋转让价款。被告在《房屋转让补充协议》中保证在2016年3月5日归还原告借款及违约金。同日，被告龙章涛向原告出具内容为“本人房屋已转让给姚红吉，因本人还找不到房屋居住，特向姚红吉要求再给本人住柒个月，本人到期一定搬家。承诺人：龙章涛。2015年8月5日”的《承诺书》一份。但期限届满后，被告没有还款，原告因此提起诉讼。庭审中，原告对借款利息的起止时间，变更为从2011年11月5日起至判决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 本院原审认为，一、关于借款本金的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结合本案，原、被告之间订立的借款合同，系双方当事人平等自愿达成的真实意思表示，自签订时合同成立；本案借款金额虽然较大，但同时结合被告于2013年2月5日向原告出具的《借条》、2015年8月5日与原告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及《房屋转让补充协议》及相关的《承诺书》确认借款事实，原告对被告借款的事实已提供证据予以佐证，可以认定原告已向被告提供400,000元的借款。对于被告龙章涛提出的只收到原告借款本金100,000元的抗辩意见，因其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进行佐证，且该借条系被告本人进行书写，故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对于该意见，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利息的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关系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原、被告在借条中约定借款本金400,000元的每月利息10,000元，但原告起诉请求每月利息为8,000元，没有超过月利率2%（年利率24%），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三、原告诉求是否应该得到支持的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原、被告借贷关系发生在2011年11月5日，借期半年，即2012年5月4日到期，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应当从2012年5月4日起计算二年，到期时间为2014年5月4日，但原、被告在2013年2月5日对前期（2011年11月5日）的借款本金和利息进行计算后，被告重新出具了一张借条，诉讼时效发生中断，诉讼时效从2013年2月5日开始重新计算，2015年2月5日到期。2015年8月5日，为确保原告债权得到实现，原、被告签订《房屋转让合同》、《承诺书》及《房屋转让补充协议》，且被告在《房屋转让补充协议》中保证在2016年3月5日归还原告借款、购房款、及违约金，视为对原债务重新确认，诉讼时效重新计算，即从2016年3月5日起到2018年3月5日。原告在2016年3月1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对被告提出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的答辩意见，与庭审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原审判决：一、被告龙章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归还原告姚红吉借款本金四十万元； 二、被告龙章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姚红吉借款本金四十万元的利息，利息按每月八千元计算，从2011年11月5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 被告若不履行上述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一万一千八百八十元，公告费三百元，由被告龙章涛负担。 黔东南州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锦屏县人民法院（2016）黔2628民初234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理由如下：原告姚红吉第一次开庭称借款中有20多万元系银行转账交付，现金拿了十多万元。第二次开庭称现金交付一部分，一次拿了大概五、六万元，转账一部分，好像转了两三次，在一审第一次开庭时龙章涛已提出了该项抗辩。姚红吉于2016年5月11日向锦屏县人民法院申请调取龙章涛工行卡2011年11月1日至12月31日的流水清单，经工行查询后回复龙章涛，2011年11月至12月没有流水记录，金额为零。姚红吉虽有借条、承诺书、再次承诺书、补充协议等证据证明其与龙章涛之间有民间借贷关系，但实际交付金额400,000元的证据不足，龙章涛已提出抗辩，姚红吉应对交付金额进行举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八的规定，法院判决龙章涛偿还400,000元的证据不足，姚红吉应当对借款400,000元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锦屏县人民法院（2016）黔2628民初234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请予撤销。 本案在再审过程中，原审被告称，1.《借条》虽为被告所写，但原告只向被告支付借款本金100,000元，其余300,000元至今未付。被告因建厂急需要资金，于2011年11月5日向原告借款400,000元，并出俱借条一张，利息按每月10,000元计算。当日，原告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被告支付借款本金100,000元，过后被告多次要求原告支付剩余借款本金，原告总是拖延说过后再付。2012年5月，原告找被告要求支付六个月的借款利息，按每月24,000元。被告向原告说你只付100,000元给我，不可能每月支付24,000元的利息给你。原告威胁被告说，你违约了，你未付利息给我，其余300,000元本金不再给你。此后，原告不但没有再付300,000元的本金，反而多次对被告进行威胁，并要强占被告的房屋。2．被告出具的借条、承诺书、协议等均受到原告的欺骗、胁迫、恐吓所为。被告除了2011年11月5日受到原告的欺骗写下400,000元的借条外，其余包括2013年2月5日向原告所写的借款一张、以及后来所写的，《承诺书》、《再次承诺书》、《补充协议》、《房屋转让合同》、《收条》、《房屋转让补充协议》等均受原告的威胁、恐吓、被迫按照原告的指示所写。3．原告姚红吉自行涂改被告于2011年12月3日出俱的借条。被告于2011年12月3日向原告出俱借条一张，但原告将该借条的时间涂改为“2011年11月5日”，因该借条一直由原告保存，后才发现该借条时间被涂改。因原告第一次转账给被告的时间是2011年12月3日，这与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借条》日期是一致的。根据法律规定，经过涂改的证据应为无效证据。4．被告2011年12月3日之前的银行转账款项记录不是原告的借款转账。原告涂改借款日期，其目的是将此期间的银行进账流水变成其支付流水。2011年被告在筹办企业，四处筹款，银行进账流水很多，这些钱根本不是原告打入的借款，而是被告筹资金办公司的资金。因此，在2011年12月3日前被告的进账流水根本与原告无关。原告支付被告130,000元借款都经过三次转账，270,000元能通过现金支付吗，这是不可能的。 原审原告辩称，第一，抗诉机关讲的2016年5月11日向法院申请调查龙章涛的工行流水，不是工行告知龙章涛的，原告问过工行了，可能是检察院书写错误；第二，抗诉机关讲原告交付钱给龙章涛证据不足，一审的时候，龙章涛一直说没有收过原告的一分钱，在法官的一再追问下，才是说收到原告的100,000元钱。一审的时候被告还说2014年就没有跟原告见面了，那怎么会在2015年8月给原告签了房屋转让合同？龙章涛说房屋买卖合同根本案无关，是在歪曲事实，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可以看出龙章涛与原告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就是向原告借款的担保，被告龙章涛已向原告出具借条，又抗辩没有收到原告借款，法院应当根据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经济能力、当事人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综合判断借贷是否发生，原告与被告的借贷是已经发生了，原告起诉到法院的案件有六十多件，百分之九十五都是现金交付。被告2011年11月5日向原告借款400,000元，被告财产发生变动，被告在跟原告借钱之后的2011年11月8日到银行存款188,000元，原告没有拿钱给被告，被告怎么有钱存？所有的条子都是龙章涛亲笔所写、盖手印，龙章涛以没有收到姚红吉出借的款项为由进行抗辩，与龙章涛在2011年11月5日出具的借条后，又再次出具借条、承诺书、再次承诺书、补充协议、房屋转让合同的事实不相符，作为完全民事的人，龙章涛应该对个人的签名行为、法律后果具有一定的认知，如果龙章涛在第一次出具借条后确认没有收到姚红吉支付的款项，就不应该再出具借条以及担保承诺书、再次承诺书、补充协议、房屋转让合同，这是对该笔债务的确认。原告认为抗诉机关的抗辩理由不成立，锦屏法院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判决的。 经再审查明：原审被告龙章涛于2011年11月8日在锦屏邮政储蓄银行开户的卡号为62×××71，申请开户人为龙章涛亲笔所写，开户当日存入现金188,000元。龙章涛在锦屏工商银行的卡号为62×××38于2011年12月3日收到姚红吉账号为62×××36转入40,000元；2011年12月5日转入50,000元；2011年12月7日转入40,000元，共计收到姚红吉转账借款130,000元。其余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相一致。 以上事实，有本案涉及的证据、原审原告的陈述、原审被告答辩及庭审记录等，可以认定。 本院再审认为：一、关于借款本金的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结合本案，自然人和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应该属于民间借贷行为，属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属实践性合同，借条只能证明借款合同成立，根据法律规定要借款交付才生效。本案中被告龙章涛虽然写了400000的借条一张给原告姚红吉，但仅仅只能证明合同的成立，还要看原告是否交付借款。从原审的认定来看，原审是以龙章涛的两次承诺来认定原告交付借款给了被告，仅仅以该承诺来认定原告姚红吉已经交付全部借款存在不当。在本次再审诉讼中，根据原审原告姚红吉申请本院查询原审被告银行转账情况，只有三次共计130,000元有转账凭据，其余270,000元原审原告称是现金交付，但原审被告予以否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对交付借款的原审原告负有举证责任。对于130,000元的转账应予认定，但余下的270,000元是否交付，原审原告仍有举证责任。通过本院到银行查询，借条形成的第三天即2011年11月8日，龙章涛确实亲自到银行开户存入188,000元，但不能证明该笔存款就是姚红吉向龙章涛支付的现金。对于余下270000借款是否已交付给原审被告，原审原告未能举证加以证明，本院不予认定，原审原告之后如有新的证据，可另行主张权利。 二、关于利息的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关系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原审被告主张已归还利息24,000元的问题，举证责任应在原审被告，但是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已支付原审原告利息24,000元，且原审原告也否认收到过利息，所以原审被告主张已支付过利息24,000元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原审原告在借条中约定利息为每月10,000元，已超过年利率24%的规定。原审原告在原审诉讼中请求变更为按2分息计算，没有超过月利率2%，应予支持。故利息可按年利率24%计算，分别以转款的时间开始计算。其中40,000元从2011年12月3日起算，50,000元从2011年12月5日起算，40,000元从2011年12月7日起算，直至归还完毕之日止。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关系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6）黔2628民初234号民事判决； 二、原审被告龙章涛一次性归还原审原告姚红吉借款本金十三万元及利息，在判决书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其中四万元从2011年12月3日起算、五万元从2011年12月5日起算、四万元从2011年12月7日起算至归还完毕之日止； 三、驳回原审原告姚红吉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1880元，公告费300元，合计12180元，原审原告姚红吉承担8180元，原审被告龙章涛承担4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预交上诉费，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判决生效后，义务人若不履行上述义务，权利人可在判决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逾期申请的，本院不再执行。 审 判 长  吴 云 审 判 员  姜开植 人民陪审员  杨先德 二〇一九年三月四日 书 记 员  吴 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