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1民初1324号原告：中外企业协会有限公司（SINO-FOREIGNENTERPRISESASSOCIATIONLIMITED），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九龙旺角弥敦道573号富运商业中心10楼E室。法定代表人：刘步法，该公司董事长。被告：江苏时花电器集团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上坊镇万安西路70号。法定代表人：何平，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君亚，江苏刘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中外企业协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外公司）因与被告江苏时花电器集团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时花进出口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外公司的代表人刘步法、被告时花进出口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曹君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外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时花进出口公司支付合同欠款4560美元及相应利息（自1999年3月15日起，以4560美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日止。）审理期间，中外公司明确表示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美元对人民币汇率计算利息。事实和理由：中外公司分别于1998年6月1日、1999年3月15日与时花进出口公司的总经理李皓签订《FamousBrands名牌》广告合同6次，总价4560美元（760美元×6）。自1999年3月15日起至今，中外公司代表人刘步法一直向时花进出口公司催讨上述欠款，曾先后分别与时花进出口公司三任负责人李皓、宋红梅、何平联系相关事宜，该三任负责人均作出推脱之意，并未实质解决问题。据此，因时花进出口公司未支付上述款项，故应依法支持其诉讼请求。时花进出口公司辩称：1.刘步法此前以与本案相同的事实和理由在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宁商外初字第30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苏商外终字第00015号案件中提出相同的请求，该请求已经被法院驳回，现再次提起请求，系重复起诉。2.案涉合同由华星国际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星公司）与时花进出口公司签订，无证据证明中外公司与华星公司存在关联，亦无证据证明华星公司与中外公司是系同一主体，故主体不适格。3.中外公司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依据案涉合同，最早的一期合同时间为1998年，最晚的一期合同时间为1999年3月15日，即使从1999年3月15日起算，至2001年3月14日满二年。另依据此前刘步法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的2002年1月7日向宋红梅邮寄的信函（该信函后被退回），至2002年已经将近四年。至于中外公司认为其与李皓、宋红梅、何平签订合同和联系的事实，无证据证明该事实存在。综上，中外公司的请求缺乏依据，应予驳回起诉。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中外公司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及所主张的事实和理由，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1998年6月11日、1999年3月15日签订的《FamousBrands名牌》广告合同2份（复印件），以证明双方间存在广告合同关系，时花进出口公司应付款项4560美元。证据2.《FamousBrands名牌》广告页面六6份，以证明其已履行了广告的发布义务；证据3.公司名称变更材料，以证明中外公司系由华星公司变更而来。时花进出口公司经质证认为，因证据1系复印件，该合同加盖的印章与时花进出口公司现用的印章不同，且该合同签订主体为华星公司，故对真实性不予确认。因证据2刊登的公司名称为江苏时花电器集团公司，并非时花进出口公司，且该杂志系不合法出版物，故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因证据3仅经过香港特别行政区公证，未经过内地的公证，其真实性由法院认定。时花进出口公司未提交证据。审理期间，经本院要求，时花进出口公司向本院出具关于该公司印章变更的《说明》，该《说明》明确在2012年之前不能确定该公司印章是否发生过变更。本院认为，对于中外公司提供的证据1，因在此前的（2015）苏商外终字第00015号案件中，刘步法将该证据原件提交给了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存档，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了加盖档案证明专用章的该证据复印件。结合庭后时花集团公司向本院出具的《说明》亦不能确认在2012年之前印章是否发生变更的事实，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证据2系原件，时花进出口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亦无表示明确的意见，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证据3系内地司法部委托香港律师所公证确认，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亦予以确认。至于上述证据的证明力及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其他案件事实，综合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1998年6月1日、1999年3月15日，华星公司与时花进出口公司签订《FamousBrands名牌》广告合同各一份，约定华星公司为时花进出口公司发布产品广告每次收费760美元，共计发布6次，另对刊登版面、色彩等作了约定。该合同加盖华星公司与时花进出口公司的印章，同时刘步法作为华星公司代表、李皓作为时花进出口公司代表亦在该合同上签字。合同签订后，《FamousBrands名牌》分别在1998年第10期、第12日，1999年第13期、第16期、1999/2000年第12期、春季2000年第13期，刊登了共计6期相应电器产品广告，在该广告页面标注的企业名称为江苏时花电器集团公司。另查明，刘步法于2014年6月25日以时花进出口公司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主张由时花进出口公司支付案涉款项4560美元，本院以刘步法以个人名义提起上述诉讼，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为由，于2014年12月8日作出（2014）宁商外初字第30号民事裁定，驳回了刘步法的起诉。后刘步法不服该裁定提起上诉和申请再审，分别被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21日作出的（2015）苏商外终字第00015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被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28日作出的（2017）最高法民申1957号民事裁定驳回再审申请。再查明，刘步法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2015）苏商外终字第00015号案件庭审中，提交了刘步法于2002年1月7日邮寄至宋红梅的挂号信，该信件未经拆封被退回。也提交了刘步法于2013年9月29日与时花进出口公司法定代表人何平的电话录音，在该录音中，何平说：“跟你联系，巧的很，原来在国企的时候，李皓的公司是我们集团下面的小公司，我那个时候在集团兼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审理期间，中外公司陈述：当时时花进出口公司是江苏时花电器集团公司下面的公司，具体负责进出口方面的事，做广告都是以时花进出口公司的名义去对外签订。李皓当时任时花进出口公司的总经理，何平任时花进出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时花进出口公司陈述：“对于李皓，听说曾在江苏时花电器集团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合同是否有效，中外公司是否已经履行相应义务；2.中外公司的请求是否系重复诉讼及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原告中外公司系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登记注册的企业，故其与时花进出口公司之间的纠纷属于涉港民商事纠纷，应当比照涉外民商事案件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审理过程中，中外公司与时花进出口公司均表示适用内地法律，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本院确定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纠纷的准据法。关于第一项争议焦点，即案涉合同是否有效，中外公司是否已经履行相应义务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本案中，依据华星公司与时花进出口公司分别于1998年6月1日、1999年3月15日签订的2份广告合同，该合同明确载明了华星公司为时花进出口公司提供产品广告服务，每次收费标准为760美元，共计6次，即共计应付费用为4560美元（760美元×6）。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依约履行。依据中外公司提供的公司名称变更材料，可以认定华星公司于2001年12月12日更名为华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华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又于2011年1月11日更名为中外公司。虽《FamousBrands名牌》广告页面标注的企业名称为江苏时花电器集团公司，但在该企业名称的下方标注的地址与广告合同中载明的时花进出口公司的地址一致，均为“南京中华门外东山大街东路189号”，结合刘步法在（2015）苏商外终字第00015号案件中，提交的其于2013年9月29日与时花进出口公司法定代表人何平的电话录音，及时花进出口公司、中外公司在本案庭审中的陈述，考虑到时花进出口公司地址变迁的事实，可以认定当时在签订广告合同时，时花进出口公司系江苏时花电器集团公司下属公司，李皓系当时时花进出口公司的总经理。即使广告页面载明的企业为江苏时花电器集团公司，因当时时花进出口公司系江苏时花电器集团公司下属企业，所生产的品牌电器产品与该两家企业均有关，无论是以时花进出口公司的名义还是以江苏时花电器集团公司对外发布品牌电器广告，所获益的均为该两家公司。故可以认定中外公司在《FamousBrands名牌》杂志共计刊登6期相应电器产品广告的行为，已经履行了其为时花进出口公司发布公告的约定，中外公司已经按约完成了其相应的义务。关于第二项争议焦点，即中外公司的请求是否系重复诉讼及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1.关于中外公司的请求是否系重复诉讼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本案中，刘步法于2014年6月25日以时花进出口公司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主张时花进出口公司向其支付案涉款项4560美元，该起诉已被法院裁定驳回。故中外公司提起的本案诉讼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重复起诉的构成要件，对时花进出口公司主张中外公司系重复诉讼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2.关于中外公司的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华星公司与时花进出口公司于1998年6月1日、1999年3月15日签订案涉合同并未约定履行期限，故诉讼时效期间应自中外公司向时花进出口公司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依据现有证据能够确认中外公司（刘步法）向时花进出口公司主张权益的事实，即其一是刘步法在本案及此前案件的陈述，刘步法自1999年3月15日起，一直向时花进出口公司催讨上述欠款；其二是刘步法于2002年1月7日向时花进出口公司当时的负责人宋红梅邮寄了挂号信（该信件未经拆封被退回）；其三是刘步法于2013年9月29日与时花进出口公司法定代表人何平的电话录音；其四是刘步法于2014年6月25日以时花进出口公司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据此，在中外公司（刘步法）不能提供其他证据其还存在向时花进出口公司主张权益的情形下，结合中外公司最后一次为时花进出口公司发布的广告时间为春季2000年第13期，即使2002年1月7日向时花进出口公司负责人宋红梅邮寄挂号信时，未超过法定的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但自2002年至2013年9月29日或2014年6月25日，刘步法向时花进出口公司负责人何平打电话或向法院提起诉讼时，已超过了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综上，因中外公司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二年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故本院对其向时花进出口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中外企业协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73元，由中外企业协会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中外企业协会有限公司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江苏时花电器集团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此页无正文）审 判 长  王 胜审 判 员  姜 欣审 判 员  蔡晓文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孙传涛书 记 员  杨文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