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红安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1122民初139号原告：曹县古营集镇峰宾板材加工厂。住所：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古营集镇张破钟行政村大李家庄。经营者：李宾。委托代理人：李本峰。委托代理人：董中昌，湖北先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湖北茗朗家居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红安县经济开发区新型产业园。负责人：杨美英。委托代理人吴境，湖北伟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迪万，男，1987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湖北省阳新县人。原告曹县古营集镇峰宾板材加工厂（以下简称峰宾厂）诉被告湖北茗朗家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茗朗公司）、陈迪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9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彭昕独任审理，于同年2月28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峰宾厂经营者李宾、委托代理人李本峰、董中昌、被告茗朗公司委托代理人吴境、被告陈迪万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峰宾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判令被告共同支付货款60900元；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00元。事实与理由：原告在山东省从事床边和门套板产品加工，因市场需要，从2018年7月租赁位于红安县经济开发区新型产业园的明星家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明星公司）的空闲厂房做仓库。同年8月原告经被告陈迪万介绍和被告茗朗公司副总经理罗建平取得联系。因被告茗朗公司从事家具产品生产，需席梦思床材料，于是罗建平于同年8月22日到原告租赁的明星公司仓库拖走了规格为2000毫米×170毫米的床边2100条，单价29元，货款共计60900元。但此后两被告相互推诿，拒不支付货款。原告因追讨货款花费了交通费等费用约3000元。故诉至人民法院，请求支持原告诉讼请求。被告茗朗公司辩称，我公司与原告方无任何业务往来，也没有从原告处进购任何床边；我公司与陈迪万不是委托购货关系，而是购货和供货关系，就是说这批床边是我公司从陈迪万处购进，不是从原告处购买，所以请求驳回原告对我公司诉请。被告陈迪万辩称，我在红安县觅儿工业园明星公司租了一个仓库，我自己还有一些机器，原告峰宾厂派工人和原材料到我的仓库，租用我的机器加工产品，而后我代原告销售。这批床边就是用这种方式加工完成的，是我卖给茗朗公司的，我和茗朗公司的结算方式是以货易货；而后我已和原告结清了该笔货款，货款我已付给了原告峰宾厂了。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庭审时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8年8月22日被告茗朗公司副总经理罗建平签字的《出库通知单》一份。拟证实被告茗朗公司从原告峰宾厂购进床边2100条，规格是2000毫米×170毫米，单价29元，总价60900元；被告茗朗公司和陈迪万拖欠峰宾厂货款60900元。被告茗朗公司质证时称，这个是罗建平签字，罗建平是我公司副总，但出库通知单不能证明买卖合同关系成立，这个是原告峰宾厂内部的记载，不能证明债务关系存在；这个出库通知单当时是茗朗公司从陈迪万买的货物，该通知单是出具给陈迪万，怎么到了原告手中就不清楚了；我公司从陈迪万拿的床边单价是29元，但陈迪万从原告峰宾厂拿的单价是24元。况且该笔货款我公司已付给了陈迪万。被告陈迪万质证时称，该通知单上是否是罗建平签的字我不清楚；对于该笔业务我知道，这个2100条床边是我从原告峰宾厂拿的，我再卖给茗朗公司，我和茗朗公司的交易方式就是以货交易货物；茗朗公司拿走货物之后再通知我的；我从峰宾厂拿货的单价是24元，卖给茗朗公司的单价是29元；该笔货款我已付清给峰宾厂了，至于为何罗建平签字的通知单在峰宾厂，是因为我和峰宾厂结算的所有单据都在峰宾厂，他都没有给我，是这个惯例。2、峰宾厂和陈迪万的结算单一份。拟证实峰宾厂和陈迪万对2018年7月和8月的货款进行了结算，截止2018年8月24日被告陈迪万尚欠峰宾厂货款71824元。被告茗朗公司称，认可结算单的真实性，从原告和陈迪万的陈述中可知，原告已认可该笔货物的结算是由陈迪万支付的，所以我公司对该笔货物无付款责任。被告陈迪万称，这个结算单属实，其中的黑色字体是我写的，蓝色字体是李宾写的，这个是2018年11月1日之后结算的，这个时候我还欠峰宾厂71824元，但2018年年底我就全部付清了。被告陈迪万为反驳原告峰宾厂的诉讼请求，庭审时提交了2018年11月1日峰宾厂经营者李宾、孙庆忠（该厂另外一个合伙人）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截止2018年11月1日陈迪万欠峰宾厂的床边货款已全部付清了。原告峰宾厂称，这个是我厂李宾写的，还有我厂另外一个合伙人孙庆忠签字的；不包含那个2100条床边，其余的全部付清了，就是那个2100条床边货款没有付清；当时结算时，陈迪万对我（李宾）说罗建平是私自到明星公司仓库提取的2100条床边，所以这个货款他陈迪万不负责，所以我就出了这个证明给他。如果我不出这个证明，这个14.9万元的货款他就不给我。后来陈迪万和我说找茗朗协调下，结果没有成功，两被告相互推卸责任；该证明只能证明陈迪万与李宾、孙庆忠私人之间的业务关系，和峰宾厂无关；峰宾厂提交的证据2即结算单上载明的金额是183264元，和该证明的金额149528元数字也不相符。被告茗朗公司称，我公司未参与该结算，故不发表意见。被告茗朗公司未提交证据。本院认为，本案有以下几个争议焦点：1、关于罗建平签字的出库通知单是否构成买卖关系成立的问题。被告茗朗公司在质证时称该出库通知单不能证明买卖合同关系成立。本院认为，茗朗公司在庭审时又称“这批床边我公司从陈迪万处购进”、“这个出库通知单是茗朗公司从陈迪万处买的货物”可知，茗朗公司已实际上接受了出库通知单上载明的货物即2100条床边；再者，在现在市场上特别是建材市场上，以出库通知单、进货单、收货单等简约或者说存在瑕疵的形式来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是普遍的，被告茗朗公司也未对在其公司副总在出库通知单上签字的原因给出合理的说明和理由。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故本院有理由相信，本案中的出库通知单可证明买卖合同关系的成立。2、本案的卖主（货主）和买主是谁的问题。按照一般常理，进货单、收货单、出库单等单据掌握在谁的手中，谁即是卖主或者说是货主，本案中出库通知单掌握在原告峰宾厂手中，故一般应认为峰宾厂为本案卖主；其次，陈迪万在庭审时称“该通知单上是否是罗建平签的字我不清楚”、“茗朗公司拿走货物之后再通知我的”，按照常理，如果陈迪万系本案货主，其对该出库通知单上是否系罗建平本人签字应当知情，且陈迪万应在货物出卖时就货物是否可以卖出、运输、单价、付款等具体细节作出自主决断，而不是在货物被拖走后被他人通知，故其不可能系本批货物的货主或者卖主。故本院认为，本案的卖主系峰宾厂。出库通知单上载明“收货单位茗朗家具”，再结合茗朗公司在答辩时称“就是说这批床边是我公司从陈迪万处购进”，即认可其茗朗公司为买主。故本案卖主系峰宾厂，买主系茗朗公司。3、关于被告陈迪万是否存在为原告峰宾厂代销的问题。在原告峰宾厂提交的证据—结算单上，原告峰宾厂经营者李宾和被告陈迪万都在该结算单上就床边的数量于某月某日出售给某单位都进行了结算，其中也包含了8月22日将2100条床边出售给茗朗公司的一笔业务，再结合被告陈迪万在庭审时称其为峰宾厂代销的陈述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中的涉案床边2100条系陈迪万为峰宾厂代销给茗朗公司。4、关于2018年11月1日李宾和孙庆忠出具的证明是否系李宾、孙庆忠个人与陈迪万之间的业务行为，是否与峰宾厂有关的问题。李宾系峰宾厂的经营者，孙庆忠也是峰宾厂的合伙人；再结合考虑本案中的结算单系李宾和陈迪万进行的结算，故应认定李宾二人是代表峰宾厂向陈迪万出具的该证明。综上，原告峰宾厂提交的其和陈迪万的结算单、陈迪万提交的李宾和孙庆忠二人的出具的证明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于采信。原告峰宾厂提交的罗建平签字的出库通知单真实存在，也可证明买卖合同关系的成立，但结合考虑到结算单和李宾二人出具的证明，可知峰宾厂认可陈迪万的代销地位，并就该批货物和陈迪万进行了结算，且从李宾二人出具的证明上可看出，峰宾厂已承认陈迪万已付清了该笔货款，故峰宾厂无权再次要求两被告重复付款。该出库通知单虽然真实存在，但不能证明两被告尚欠原告货款，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不应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告峰宾厂从事床边和门套板的生产销售，由被告陈迪万代为销售。2018年8月，被告茗朗公司从峰宾厂处购进2100条床边。此后，茗朗公司和陈迪万之间以以货易货的方式进行了结算；陈迪万也和峰宾厂就该批货物进行了结算，同年11月1日前后陈迪万将其尚欠峰宾厂的床边货款付清。但峰宾厂自称陈迪万支付的货款中不包含该批床边、两被告均未支付该批货款，故诉至本院。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应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峰宾厂要求被告陈迪万和茗朗公司支付货款，但其提交的证据尚不能证明两被告存在拖欠货款的行为，应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故对原告要求两被告支付货款60900元和经济损失3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应支持。故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曹县古营集镇峰宾板材加工厂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397.50元，减半收取698.75元，由原告曹县古营集镇峰宾板材加工厂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彭 昕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尹红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