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603民初5303号 原告：王丽英，女，1958年5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绍兴市越城区。 原告：沈琦，男，1983年2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绍兴市越城区。 两原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列君、杨泽峰，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徐惠琴，女，1968年6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杭州市萧山区。 被告：余天方，男，1978年2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绍兴市柯桥区。 被告：沈兴建，男，1970年8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杭州市萧山区。 被告：章惠瑛，女，1971年8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绍兴市柯桥区。 被告：沈雅凤，女，1973年7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绍兴市柯桥区。 以上被告徐惠琴、余天方、沈兴建、沈雅凤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青常，浙江鉴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丽英、沈琦诉被告徐惠琴、余天方、沈兴建、章惠瑛、沈雅凤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21日立案受理，根据原告申请，本院依法作出（2017）浙0603执保136号财产保全的民事裁定并已执行。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并根据双方当事人申请，依法委托绍兴平准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司法审计及补充司法审计，审计报告出具后第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沈琦及二原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泽峰，被告徐惠琴及徐惠琴、余天方、沈兴建、沈雅凤等四被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青常到庭参加全部三次庭审，被告章惠瑛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第一二次庭审，但到庭参加第三次庭审。期间，因案情复杂，本案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理期限六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变更明确后）：判令五被告共同向原告结算并支付沈百贤项下的合伙财产份额款项，暂计635万元（具体依司法财务审计确定）。事实和理由：二原告为沈百贤的法定继承人，其中原告王丽英与沈百贤系夫妻关系，原告沈琦与沈百贤系父子关系。沈百贤于2017年4月10日死亡，其父亲沈利根于1995年9月死亡，其母亲马水金于2009年3月12日死亡。二原告在沈百贤死亡后了解到沈百贤分别于2016年4月11日、4月22日、4月29日、5月3日陆续出借给被告徐惠琴635万元，为此找到徐惠琴要求归还。被告徐惠琴向二原告提供了一份签署日期为2017年2月28日的《股权协议》复印件，称沈百贤已加入了五被告对绍兴市柯桥区滨海印染集聚区一家印染企业车间的承包投资，沈百贤投资金额为635万元，占总投资比例的41.368%。二原告认为《股权协议》如反映借款已转为投资款，则该协议反映的是沈百贤与五被告之间的民事合伙关系，沈百贤死亡后，沈百贤与五被告之间该民事合伙关系当然终止，为此作为沈百贤继承人的二原告有权要求五被告共同、连带返还投资款。后二原告明确，由于已将投入在浙江绍肖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绍肖公司”）八车间的机器设备及享有的承包经营权等整体转让给他人，受让人已支付全部转让价款并已完成交割，故五被告在沈百贤死亡后的合伙已因他们转让合伙营业而事实解散（散伙），沈百贤在合伙中的财产份额无论如何均已具备结算退还的条件。 被告徐惠琴、余天方、沈兴建、沈雅凤共同辩称，对原告起诉的635万元是绍肖公司八车间合伙投资款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对起诉状中陈述因沈百贤病故，合伙当然终止的事实有异议，沈百贤病故后，原告沈琦参与八车间的合伙经营和管理。所以本案的合伙关系并没有因沈百贤的病故而终止。基于上述事实，原告的两个诉讼请求均不成立，投资有盈亏，在盈亏没有经各方认可结算的前提下，资金是不定数，期限也不定。退伙是原告提出的，不是被告违约，要求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不成立。针对原告明确后的诉讼请求，该四被告共同补充辩称，对车间承包经营权整体转让的事实没有异议，本案是散伙的结算，合伙的六个股东都负有结算合伙帐目的义务，任何一个股东的权利都是从合伙结算中分得合伙的资金。 被告章惠瑛在第三次庭审中辩称，如果法院判决让其拿出钱，其会拿出来的，大家有权讨回自己应得的部分。其只是小股东，占2%的股份，只想知道投入的钱到哪里去了。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各方均无异议的证据，即原告提供的死亡证明、遗体火化证明、证明、户籍查档证明及结婚证各一份、汇款凭证四份、函件及EMS快递单各二份，徐惠琴等四被告提供的2017年8月13日告知函及快递单打印件各一份、2017年8月17日设备转让协议、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一份、微信、短信截图一组3页，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二原告提供的公证书一份，系二原告继承沈百贤其他财产所需，与本案无关联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二原告的继承人身份，但不足以单独作为认定二原告身份的依据。2、二原告提供的股权协议一份，为复印件，且与徐惠琴等四被告提供的原件不同，故应以原件为准，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定。3、二原告提供的2016年11月至2017年8月绍肖八车间财务分析表十份（其中2017年7月附资产、负债说明各一份），由于本院已经根据各方当事人申请对合伙账目进行了审计，该组证据亦已经作为审计的部分基础资料，故本院不作单独认定，以审计结论为准。4、二原告提供的合伙份额价值计算表，系二原告单方制作，亦应以审计结论为准。5、徐惠琴等四被告提供的承包协议、投资合作协议书、股权协议各一份，其中的承包协议、投资合作协议书均形成于沈百贤入股之前，虽与沈百贤无涉，但可以反映徐惠琴出面承包绍肖公司八车间，但实际系合伙承包、由徐惠琴为合伙事务执行人的事实；其中的股权协议，二原告对沈百贤签字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予以认定。6、徐惠琴等四被告提供的2016年5月至2017年4月工资表十一份17页，虽然二原告仅认可2016年部分工资单上沈百贤的签名真实性及2017年打款事实，但该组证据可以反映沈百贤自2016年5月开始从承包的八车间领取工资的事实。7、徐惠琴等四被告提供的货款核准支付通知单四份、支出单一份、工资单一份、微信记录（打印件）一份2页，虽然二原告对工资单中原告沈琦的签字真实性以及微信打印件形式的合法性有异议，但经询问，原告沈琦表示不需要对签名真实性进行鉴定，也认可是其召集其他合伙人建立微信群，故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本院均予以确认。8、关于合伙的起止时间，虽然各到庭当事人在第一次庭审时存在争议，但第二次庭审时已经一致陈述为自2016年5月起至2017年8月转让完成止，故本院不再对各方证据中涉及合伙起止时间的内容进行分析，并确认合伙起止时间为自2015年5月1日起至2017年8月18日止。9、为查明案件事实，二原告向本院提交审计申请一份，本院经审查后予以准许，并委托绍兴平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合伙体承包经营绍肖公司八车间期间的合伙账目进行司法审计。该审计机构于2018年4月25日出具绍平准鉴（2018）第1号司法审计鉴定报告书一份。由于徐惠琴等四被告在账册提供方面存在一定迟延，致使该审计报告在审计程序上存在瑕疵，经徐惠琴等四被告申请，本院再次委托绍兴平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合伙账目进行补充司法审计，同时为便于合伙财产处置，将审计时间节点延长至审计报告出具之日止。该审计机构于2018年12月14日出具绍平准鉴（2018）第2号司法补充审计鉴定报告书一份。由于第二次补充审计已经改变了第一次审计的结论，故本院以绍平准鉴（2018）第2号报告书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被告徐惠琴与绍肖公司存在承包经营合同关系。该承包经营合同项下，虽然由被告徐惠琴出面签订协议，承包绍肖公司八号车间，但实际系被告徐惠琴、余天方、沈兴建、章惠瑛、沈雅凤等人合伙承包。被告徐惠琴、余天方、沈兴建、章惠瑛四人曾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书》一份，协议指定被告徐惠琴为合伙事务执行人。此时，被告沈雅凤的份额由被告徐惠琴代持。 2016年4月11日至5月3日期间，沈百贤陆续分四次向被告徐惠琴汇款共计635万元，用于入伙承包经营绍肖公司八车间。2017年2月28日，沈百贤与五被告签订《股权协议》一份，确认承包经营绍肖公司八车间的各股东股份分配如下：总投资1535万元，其中沈百贤投资635万元，占41.368%；徐惠琴投资602.19万元，占39.231%；余天方投资130.23万元，占8.484%；沈雅凤投资83.61万元，占5.447%；沈兴建投资68.85万元，占4.485%；章惠瑛投资15.12万元，占0.985%；协议同时约定“其他条例按原协议不变”。 后沈百贤于2017年4月10日去世，二原告为其第一顺位继承人，原告王丽英为沈百贤妻子，原告沈琦为沈百贤儿子。原告沈琦在沈百贤去世后，召集其余各合伙人等建立名为“绍八股东群”的微信群，该微信群内有关于合伙账目的记载。同时，2017年4、5月份期间，原告沈琦也作为“财务审批”及“负责人”，对八车间对外支付货款、对内支付工资等事项进行签字审核。 2017年6月21日，二原告对五被告提起本案诉讼。 2017年8月17日，在二原告经通知未到场签字的情况下，五被告签字与案外人裘卫国等签订《设备转让协议》一份，协议甲方为二原告及五被告，乙方为裘卫国等，甲方将在绍肖公司八车间所有在用的生产染色生产线及相应的配套设备整体转让给乙方，转让价为1270万元，转让日期为2017年8月18日，协议同时对各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 经本院委托，2018年12月14日，绍兴平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绍平准鉴（2018）第2号司法补充审计鉴定报告书一份，该报告第11页载明，到报告日止现存合伙财产的实际情况为：（1）专用于合伙经营的绍肖公司尾数8545银行账号存款余额5091.18元；（2）专用于合伙经营收支的沈兴建尾数0571卡存款余额169007.78元；（3）专用于合伙经营收支的沈兴建尾数7601卡存款余额38426.14元；（4）专用于合伙经营收支的徐惠琴尾数8241卡存款余额737.47元；（5）专用于合伙经营收支的徐惠琴尾数4178卡存款余额2923.93元；（6）专用于合伙经营收支的张芳娣（出纳）尾数4776卡存款余额998741.08元（其中徐惠琴7月7日支付审计费15万）；（7）有绍肖印染代收代付代管的个人银行卡及银行账户余额1414935.29元（包括尾数8545银行账号存款5091.18元）；（8）已收取裘卫国应负担的房租费、排污指标费等221918元，已支用10万元后（其中5万元支付给整理会计徐桂香，5万元支付审计费），尚余121918元；（9）尚可收取落实沈琦收回的绍兴三能应收款62492.03元；（10）尚可收取落实徐惠琴收回的绍兴富立应收款40215元；（11）尚可向绍肖公司收回承包费、宿舍使用费、物业费、保证金1671876.50元；（12）尾数4776卡2018年7月7日预付15万元审计费用，暂作增加“其他应收款——徐惠琴等被告”处理（基于对本案审计费的承担，本院确定该笔款项作“其他应收款——徐惠琴”处理）；（13）尾数4776卡2017年8月5日支付律师费10万元，暂作增加“其他应收款——徐惠琴等被告”处理；（14）2018年12月10日支付的5万元审计费用，暂作增加“其他应收款——徐惠琴等被告”处理（基于对本案审计费的承担，本院确定该笔款项作“其他应收款——徐惠琴”处理）；（15）应付未付上虞舒美化工有限公司1275元；（16）应付未付上海钦尚清洁产品有限公司1500元；（16）尚有已支付上海皇巨实业有限公司20万元滴液机货款，货已收但尚未开给发票，导致挂账，绍肖公司财务要求平账，上海皇巨要求再汇2万元货款才能开票，故该2万元货款暂作增加“应付账款——上海皇巨”处理。以上（1）——（8）项为货币资金状态存在，合计2746689.69元，（9）——（13）项为应收款状态存在，合计2074583.53元，（14）——（16）项为应付款状态存在，合计22775元，按此计算，截止报告日现存合伙财产的实际金额为4798498.22元。 审计鉴定结论为：一、假设2016年5月初固定资产是按陈天根会计折旧283973元及折旧年限5年计算的当时固定资产原值1703.84万元作为投资组成，那么截止报告日的现存合伙财产的应得金额为500.7564万元，而现存合伙财产的实际金额为479.8498万元，实际少20.9066万元。由于初始投资具体不清及会计资料的不规范性、不完整性，导致具体原因不清。二、假设2016年5月初固定资产是按如同后来的整理会计根据历史资料编制的当时固定资产原值1760.82万元作为投资组成，那么截止报告日的现存合伙财产的应得金额为443.7764万元，而现存合伙财产的实际金额为479.8498万元，实际多36.0734万元。由于初始投资具体不清及会计资料的不规范性、不完整性，导致具体原因不清。三、假设2016年5月初固定资产是按如同后来的整理会计根据历史资料编制的当时固定资产净值1186.42万元作为投资组成，那么截止报告日的现存合伙财产的应得金额为1018.1672万元，而现存合伙财产的实际金额为479.8498万元，实际缺少538.3174万元，金额相差巨大。由于初始投资具体不清及会计资料的不规范性、不完整性，导致具体原因不清。四、从徐惠琴提供的另一被告沈兴建存放着的当时2016年4月底开始合伙投资讨论组成的初稿分析，虽然其供审计确认的依据尚不够充分，但具体内容存在一定的采信度，且审计以“假设一”与“假设二”的固定资产原值作为投资组成得出的现存合伙财产的应得金额与现存合伙财产的实际金额相对比较接近，因此，审计认为被告方900万元初始投资时，固定资产按原值作为投资组成的可能性较大，但限于初始投资不清及会计资料的不规范性、不完整性，审计无法得出确切结果。五、对于假设三，现存合伙财产的实际金额巨幅小于应得金额538.3174万元，审计认为，除非当初合伙时存在非显性的重大隐瞒事项或合伙经营期间存在重大收入隐瞒或重大支出舞弊。但在对已移交提交有关记账凭证与原始凭证、收支结算的银行账户、银行卡清单等的查阅审核看，审计尚未发现有足以形成这样巨额差异的重大经济收支错误或遗漏事项。 本院认为，沈百贤与五被告之间的合伙关系，由各合伙人于2017年2月28日签订的《股权协议》为证，且现各方当事人陈述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沈百贤自2016年4月开始陆续投入合伙资金，且现各方当事人对于讼争六人合伙关系始于2016年5月陈述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并认定合伙开始时间为2016年5月1日。2017年4月10日，沈百贤去世，沈百贤与五被告之间的原六人合伙关系终止，而沈百贤继承人（即二原告）与五被告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则处于待定状态；原告沈琦在4月19日、20日即以“绍八股东”、“财务审批”及“负责人”的身份涉及并处理合伙事务，同时二原告在本案中也同意合伙截止时间按2017年8月转让他人时计，可以认定二原告继承了沈百贤的合伙份额并由原告沈琦参与了合伙事务，讼争合伙关系终止于八车间设备整体转让时（即2017年8月18日）。 各方合伙关系终止即散伙后，合伙体理应对合伙期间形成的合伙财产（包括资产、债权、债务等）进行结算清理。对于合伙财产，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各合伙人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在没有事先明确约定的情况下，结算分割处理合伙财产是全体合伙人的共同权利和义务，并非是其中一名或几名合伙人的义务。本案中，各方并未对散伙后合伙财产处理有明确约定，而合伙承包经营绍肖公司八车间期间的账目也已经通过司法审计的方式进行了梳理，审计报告显示“截止报告日现存合伙财产的实际金额为货币资金2746689.69元+应收款2074583.53元-应付款22775元=4798498.22元”，即现存合伙财产并非可以直接以货币形式按投资比例予以分割处置，也并未由一名或者几名合伙人私自占有，故本院认为被告徐惠琴及其余四被告中的一人或几人并不负有直接共同向原告支付款项的义务，故对于二原告要求五被告共同向二原告结算支付合伙财产份额对应款项的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虽然各合伙人曾指定被告徐惠琴为合伙事务执行人，合伙事务执行人在对外合伙事务上确具有勤勉义务，应积极对外催收应收账款、支付应付账款，但亦并不意味被告徐惠琴负有直接向二原告支付合伙财产份额的义务。 另，根据审计报告显示“审计认为被告方900万元初始投资时，固定资产按原值作为投资组成的可能性较大”，同时徐惠琴等被告也认可是以固定资产原值作为与沈百贤合伙的900万元投资的组成部分，但本案中，原告诉讼请求是要求五被告支付“合伙财产份额款项”，即是对现有合伙财产份额的结算，现有合伙财产已经经审计予以梳理确认，至于五被告以固定资产原值作为投资组成是否合理，或者五被告是否存在投资不到位的情况，与本案审理无关，本院不作评判。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丽英、沈琦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625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61250元，由二原告负担。第一次审计费80000元（原告沈琦垫付），第二次审计费200000元（被告徐惠琴垫付），合计280000元，由原、被告按合伙比例分担，其中二原告承担115830.40元、被告徐惠琴承担109846.80元、被告余天方承担23755.20元、被告沈雅凤承担15251.60元、被告沈兴建承担12558元、被告章惠瑛承担2758元；结合垫付情况，即二原告应另行支付给被告徐惠琴35830.40元、被告余天方应支付给被告徐惠琴23755.20元、被告沈雅凤应支付给被告徐惠琴15251.60元、被告沈兴建应支付给被告徐惠琴12558元、被告章惠瑛应支付给被告徐惠琴2758元，均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力佳 人民陪审员  俞增法 人民陪审员  董松根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沈伟丽    书记员  陈颖莹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55、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