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民再1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耒阳市天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营场所地湖南省耒阳市北正街97号。法定代表人：梁四林，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翔兰，湖南惠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袁建兰，曾用名袁建南，男，1963年4月27日出生，汉族，湖南省南县人，农民，住湖南省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海波，湖南溥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湖南省第四工程有限公司，经营场所地湖南省邵阳市双清区东大路675号。法定代表人：周先平，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伟，男，1993年3月18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湖南省隆回县。一审第三人：袁冬华，男，1965年9月26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攸县人，住湖南省攸县。再审申请人耒阳市天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发公司）与被申请人袁建兰，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湖南省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四公司），一审第三人袁冬华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湖南省耒阳市人民法院作出（2015）耒民一重字第10号民事判决，袁建兰不服，向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7年11月30日作出（2017）湘04民终1556号民事判决。天发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8月20日作出（2018）湘民申204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4日开庭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天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翔兰，被申请人袁建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海波，省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伟到庭参加诉讼。袁冬华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作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建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天发公司、省四公司及袁冬华连带支付袁建兰劳务工资102万元及逾期利息，利率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5月18日，天发公司与省四公司签订《天华名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省四公司承包天发公司开发的天华名城项目。2010年10月27日，袁冬华以省四公司耒阳市天华名城项目部的名义与袁建兰签订工程劳务分包承包合同，约定将天华名城主体工程劳务施工交由袁建兰施工，但未加盖省四公司或项目部的印章。2011年2月28日，天发公司将天华名城D栋土建及水电工程发包给袁冬华，双方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袁冬华承包该栋工程建设，并对工程内容、工程造价、材料设备供应、施工组织和工期、工程质量和验收、工程款支付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袁冬华即按约定组织施工建设。2011年6月1日，天华名城D栋住宅楼正式开工建设，袁建兰依据与袁冬华签订的协议施工，系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工程建设期间，因袁冬华组织不力，工程建设多次中途停工。2011年12月31日，天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梁四林与袁建兰及袁冬华三方达成清包变更协议，约定袁冬华欠袁建兰的工资款，由天发公司在袁冬华施工合同价款内扣除付给袁建兰。2013年3月13日，袁建兰与袁冬华就涉案工程建设进行初步结算，确认袁冬华还应付给袁建兰全部工程款170万元，约定由业主方即天发公司代扣。同日，天发公司的股东郑燕以天发公司的名义与袁建兰签订协议书，约定承建方袁建兰在40天内完工，天发公司在袁建兰进场20天内付给袁建兰60万元，完工时再付40万元，验收合格后一次性付清。2013年4月9日，天发公司应袁冬华的要求，向袁建兰账户支付了劳务费56万元，后代付了部分民工工资12万元。2014年1月27日，天华名城D栋工程取得建设工程竣工综合验收合格证，但省四公司及袁冬华至今尚未就该工程承包款与天发公司进行结算。一审法院认为，天发公司与省四公司签订的《天华名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天发公司将天华名城工程项目发包给省四公司，之后，天发公司又与袁冬华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天发公司将天华名城D栋工程发包给袁冬华承建，袁冬华是挂靠在省四公司名下承包建设涉案工程的，天发公司与袁冬华形成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关系。袁建兰又从袁冬华名下包工承建，并由袁冬华向袁建兰支付报酬，袁建兰与袁冬华之间形成劳务合同关系。天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袁建兰及袁冬华三方达成的清包变更协议，仅是约定袁冬华欠袁建兰的工资款由天发公司在袁冬华的施工合同价款内扣除付给袁建兰，未否认天发公司与袁冬华间的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关系，进而由天发公司向袁建兰支付劳务费的合同关系。至于2013年3月13日，袁建兰与袁冬华经结算，确认袁冬华需付给袁建兰的劳务工资170万元，由天发公司扣付给袁建兰，之后，天发公司的股东郑燕以天发公司与袁建兰签订的协议书，因郑燕仅是天发公司的股东，既无天发公司的授权，也未在协议上加盖天发公司的印章，故协议对天发公司无约束力。2013年4月9日，天发公司向袁建兰账户支付的劳务费56万元的行为，系基于袁冬华的要求，仍不能认定是天发公司对协议的追认。因袁冬华、省四公司尚未与天发公司进行工程结算，且天发公司称向袁冬华多支付了工程款，袁建兰不能提供证据证实天发公司还应向袁冬华支付工程款的数额，故袁建兰请求天发公司、省四公司向其支付102万元劳务费，因未提供证据证实，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袁建兰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3980元，由袁建兰负担。袁建兰向二审法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袁建兰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涉案项目已经竣工验收并于2014年1月27日取得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证，根据《清包变更协议》天发公司有义务在竣工验收后一星期内付清袁建兰全部劳务工程款。根据《天华名城D栋预算单》，袁冬华的施工合同价款为22204767元，袁建兰的劳务工程款只有100余万元，不存在超出天发公司承诺的付款金额。一审认定2013年4月9日，天发公司应袁冬华要求向袁建兰支付了劳务费56万元的证据不足，且与事实不符。郑燕系天发公司股东，其代表公司与袁建兰签订的《协议书》对天发公司具有法律效力，天发公司应承担履行合同的民事责任。虽然涉案《劳务分包承包合同》无效，但袁建兰是实际施工人，有权要求违法分包人省四公司支付工程款及要求发包人天发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天发公司辩称，涉案工程是天发公司开发，省四公司承建，袁冬华施工，袁冬华与袁建兰之间是劳务清包关系。天发公司已超付工程款40多万元工程款，如袁建兰认为工程款未付清可以申请鉴定。郑燕不是天发公司法定代表人，不能代表公司与他人签订协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省四公司辩称，涉案合同的签订与履行与省四公司无关，省四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袁冬华未发表陈述意见。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供新的证据，除一审认定2013年3月13日天发公司股东郑燕以天发公司名义与袁建兰签订协议书对天发公司无约束力，2013年4月9日天发公司向袁建兰账户支付劳务费56万元系基于袁冬华的要求认定不当外，其他事实认定清楚，二审法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天发公司所称天华名城D栋已多付工程款409485元，包含其给付袁冬华借款2771800元。二审法院认为，2011年12月31日，天发公司与袁建兰及袁冬华三方达成的清包变更协议是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2013年3月13日，天发公司股东郑燕与袁建兰就扫尾工程建设及工程尾款支付约定虽不是法人代表所签，也未加盖被上诉人单位印章，但其内容与清包变更协议一致，是前一协议的具体落实意见。两个协议签订后袁建兰依照协议积极施工，已完成了施工任务，天发公司也按上述协议从应付袁冬华的工程款中扣付给袁建兰绝大部分款项，就下欠的102万元劳务工程款天发公司以其只是扣除应付给袁冬华的工程款支付给袁建兰，现其已多付工程款，袁冬华已无工程款可扣为由拒绝担责。二审认为，从双方签订上述两个协议看，天发公司有为袁建兰直接扣付工程款的义务，天发公司是否多支付了袁冬华工程款，袁冬华是否有款可扣，袁建兰无法清楚，更无法举证。即使天发公司真的将工程款已全部或超额支付给了袁冬华，导致现无款可扣，也是天发公司的过错所造成，故其不能以无款可扣为由拒绝履行为袁建兰的扣付工程款的义务。况且天发公司所谓的已超额支付工程款中包含着借给袁冬华款项2771800元，除去借款，袁冬华仍有工程款在天发公司可供扣付给袁建兰。袁冬华以省四公司名义承包工程，又以该公司项目部的名义分包劳务工程给袁建兰，其分包合同未经法人代表签字也未加盖单位印章，应认为是袁冬华个人行为，袁建兰要求省四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袁冬华在前述协议中已约定其所欠袁建兰工程款由天发公司直接扣付，现袁建兰又诉请袁冬华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不清，处理不当，袁建兰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耒阳市人民法院（2015）耒民一重字第10号民事判决；二、耒阳市天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袁建兰劳务工程款1020000元及利息（以102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4年1月27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三、驳回袁建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耒阳市天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13980元，二审受理费13980元，共计27960元，由耒阳市天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天发公司申请再审，请求：撤销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04民终1556号判决，维持耒阳市人民法院（2015）耒民一重字第10号民事判决。理由如下：1.认定袁建兰为实际施工人，没有证据证明。2.股东郑燕签订的协议属无授权的行为。3.袁建兰与袁冬华对账的170万元，对天发公司无约束力。袁建兰也没有按其与郑燕签订的协议完成最后工程。4.二审上诉超过诉讼时效，二审不应受理。袁建兰辩称，天发公司在原审中未向一、二审法院提出诉讼时效问题；2011年12月31日和2013年3月13日两份协议，均是袁建兰与袁冬华、天发公司签订的三方协议，说明袁建兰与天发公司发生了直接的合同关系，天发公司在袁建兰按约完成相关工程项目后，天发公司应依约定支付剩余工程款；省四公司是工程的总承包方，应共同承担责任。省四公司辩称，对本案涉案工程天发公司与袁冬华另行签订了施工承包合同，袁建兰与袁冬华、天发公司签订相关协议时省四公司没有参与，与其无关。本院再审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补充查明：2013年3月13日，天发公司的股东郑燕以天发公司的名义与袁建兰签订《协议书》，协议书中注明附工程款证明一份。2019年3月22日，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核对。其中，天发公司主要再次提出袁建兰并没有按其与郑燕签订协议书约定的要求完成工程，袁冬华转让过来的工程本应由袁建兰完成。袁建兰提出，袁冬华转让过来的170万元，天发公司郑燕答应由天发公司代付，有协议书和“证明”为证。郑燕提出签订协议书时未见到有工程款“证明”，当时是袁冬华与袁建兰在核算,郑燕没有具体参与。经双方核对，1、袁建兰陈述170万元中，包含有12万元应当由袁冬华按工程进度退还其向袁冬华交付的押金（工程开始时交给袁冬华50万元押金，袁冬华按工程进度陆续退还了38万元，余有12万元没有退）。2、2013年3月13日签订协议书后，应当由袁建兰完成而实际未完成的工程量价款共计有303197元。具体明细如下：“D栋检查存在以下需要整改和未完成的工程量情况”第7条360元；第10条20000元；第11条12000元；第12条5000元；第13条5000元；第14条50000元，第22条2000元，手写第25条30000元；塔吊拆除45000元，施工电梯拆除40000元，合计209360元。“耒阳市天华名城D栋2013年4月9日后付款明细款”第8条21590元，第15、16条，分别2100元，9010元，第23条18350元第33、34、35条，分别是2297、250、240元，第10条改为40000元；合计93837元。本院再审认为，对于天发公司提出的诉讼时效问题，因无相应证据证明天发公司在原审中已提出，故本院不予审查。关于省四公司是否是承担责任的主体，因袁建兰不是再审申请人，故本院也不予审查。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天发公司是否应对袁建兰的工程款承担支付责任，支付多少？根据查明的事实，2011年2月28日，天发公司将天华名城D栋土建及水电工程发包给袁冬华，双方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签订后，袁冬华即按约定组织施工建设。工程建设期间，因袁冬华组织不力，工程建设多次中途停工。2011年12月31日，天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梁四林与袁建兰及袁冬华三方达成清包变更协议，约定袁冬华欠袁建兰的工资款，由天发公司在袁冬华施工合同价款内扣除付给袁建兰。2013年3月13日，天发公司的股东郑燕以天发公司的名义与袁建兰签订《协议书》，约定承建方袁建兰在40天内完工，天发公司在袁建兰进场20天内付给袁建兰60万元，完工时再付40万元，验收合格后一次性付清。协议书中注明附工程款证明一份。同日，袁建兰与袁冬华就涉案工程建设进行初步结算并出具《证明》，确认袁冬华还应付给袁建兰全部工程款170万元，约定由业主方代扣、代付。2013年4月9日，天发公司向袁建兰账户支付了劳务费56万元，后又支付了部分民工工资12万元。从以上过程评断，虽然最初由天发公司与袁冬华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但施工过程中，天发公司与袁冬华、袁建兰三方达成清包变更协议，应视为袁建兰已加入到三方合同当事人中；后又由天发公司的股东郑燕与袁建兰签订《协议书》，说明天发公司与袁建兰建立了双方合同关系。袁建兰完成了工程施工，天发公司向袁建兰支付了部分工程款，理应继续向袁建兰支付剩余工程款。郑燕提出在签订协议书时没有收到袁冬华与袁建兰的结算“证明”，但协议书中明确有“附工程款证明一份”，郑燕及天发公司不能提供相反证据证明“证明”所书内容为虚，因此工程款“证明”应为本案评判的基本依据。《协议书》虽然由天发公司的股东郑燕签订，但郑燕是天发公司的股东，天发公司是受益人，实际施工中天发公司应当知道袁建兰在为天发公司施工建设。天发公司与袁建兰也因此形成事实合同关系。关于天发公司是否超付袁冬华工程款及其与袁冬华结算问题，由于在三方关系中，袁建兰与天发公司建立了合同关系，袁冬华应付袁建兰之工程款因三方清包变更协议约定及《协议书》和其附件《证明》中的约定，应当认定发生了债务转移，即袁冬华对袁建兰的债务转移为天发公司对袁建兰的债务；天发公司如认为超付了袁冬华工程款，其可以另行向袁冬华追偿。关于天发公司应当支付袁建兰多少工程款的问题。在170万元转移的债务中，天发公司已支付给袁建兰68万元。袁建兰认可其中12万元是应由袁冬华向其退还的押金，由于协议书中涉及的是工程款，袁冬华应退还给袁建兰的押金应由袁建兰向袁冬华追讨，不应由天发公司支付，故该12万元应从170万元中扣除。袁建兰与天发公司核对后，袁建兰认可应当由其完成而未完成的工程量价款有303197元，故170万元中还应扣除303197元。综上所述，申请人的申请再审理由部分成立。原二审认定部分事实不清，本院查清后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04民终155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二、变更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04民终155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耒阳市天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袁建兰劳务工程款596803元及利息（以596803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4年1月27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如果耒阳市天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3980元，二审受理费13980元，共计27960元。由耒阳市天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20000元，由袁建兰负担796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曾英煌审判员  吴建华审判员  禹爱民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孙宇乔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