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97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波，男，1991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法定代理人张炳林，男，1965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系张波父亲。 委托代理人郭安，浙江郭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绿康医院有限公司（原杭州绿康老年康复医院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丁桥镇沿山村鲍家渡3号。 法定代表人卓永岳。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江干区丁桥皋亭山养老院，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丁桥镇沿山村鲍家渡3号。 法定代表人卓永岳。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赵丽华，浙江天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周栋，浙江天卫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美芬，女，1967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张波因与被上诉人杭州绿康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康医院）、杭州市江干区丁桥皋亭山养老院（以下简称皋亭山养老院）、袁美芬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7）浙0110民初137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张波系张炳林与袁美芬于1991年10月31日共同生育的儿子。张炳林与袁美芬于2005年10月20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张波由张炳林负责抚育，其抚养教育等全部费用由张炳林承担。2008年6月2日，张波经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张波分别于2008年6月2日至2008年8月18日、2008年9月26日至2008年11月15日、2009年8月7日至2009年11月3日、2010年3月26日至2010年7月29日在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008年、2009年，张炳林先后两次起诉袁美芬要求变更抚养关系，原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张炳林的诉讼请求。2011年4月11日，张波诉至原审法院，要求袁美芬支付医疗费、生活费、后续医疗费及鉴定费等费用[案号（2011）杭余民初字第956号]，该案审理过程中，2011年9月经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张波符合精神分裂症诊断，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2014年8月20日，张炳林以变更抚养关系为由，诉至原审法院，要求婚生子张波由袁美芬抚养。在审理过程中，经原审法院主持调解，张炳林、袁美芬自愿达成如下协议：张炳林与袁美芬共同生育儿子张波，自2014年10月9日起由袁美芬抚养；张炳林自2015年1月1日起每月承担张波生活费1200元，于每月月底前支付；医疗费凭发票由双方各半负担。2015年5月27日，袁美芬认为张波拒绝服药与其发生争吵，动手打袁美芬，袁美芬已无法管理，将张波送至绿康医院接受治疗，并作为张波的监护人在《非自愿住院通知书》中签字，选择安排张波接受非自愿住院治疗。在张波的入院记录中，主要载明，主诉：渐起凭空闻语，疑被害7年余，再发1月；现病史：患者于2008年无明显诱因，在学校吃饭的时候，怀疑别人要害他，情绪激动，和别人打架，家人发现其精神异常，送入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出院后在家不按时吃药，在房间能听到小区的人说话（实际上听不到），怀疑别人要害他，病情反复，多次入住七院和同德医院，近1月来，喜欢一个人待着，人多的地方就感觉害怕，能听到别人说他，认为别人要害他，要求增多，经常要买这买那，不满足要求就打亲人，家人无法管理，遂将其送入我院住院治疗，门诊以“精神分裂症”收治入院。患者起病来由冲动、伤人、毁物等行为，未发现消极行为。另查明，在张波绿康医院的病历中2015年12月15日、2016年5月7日、2016年8月13日、2016年8月31日、2017年1月19日均记录张波有精神分裂症。又查明，2016年3月3日，张波（法定代理人为袁美芬）以赠予合同纠纷为由，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张炳林将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的房屋所有权、使用权、居住权给张波并协助张波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在审理过程中，张炳林提出对张波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原审法院依法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张波的行为能力进行鉴定。2016年10月15日，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法医××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张波，目前符合“精神分裂症”诊断。被鉴定人虽知道房子的归属和价值，但由于疾病影响，无法正确理解家人。对家人行为存在明显脱离事实的偏见，无法客观判断家人的行事的出发点和意义，不能合理阐释自己的主张，无法合理地处理民事事宜，无法合理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益。综上所述，评定被鉴定人目前状况为无民事行为能力。2016年12月1日，张炳林起诉袁美芬，请求判令婚生子张波由其抚养，原审法院于同日依法受理（案号（2016）浙0110民初15918号），经审理，原审法院于2017年2月21日，作出（2016）浙0110民初15918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张波至判决书生效之日由张炳林负责抚养教育，该判决生效后，张炳林于2017年3月27日，持上述判决书到绿康医院办理了张波的出院手续。再查明，杭州绿康老年康复医院有限公司于2014年获得的医疗机构执行许可证，许可证的有效期限自2014年3月10日至2018年6月30日，诊疗科目包括内科、外科、精神科、精神卫生专业、康复医学科、医学检查科等。2017年12月1日，杭州绿康老年康复医院有限公司经杭州市江干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名称变更为杭州绿康医院有限公司，更名后于2017年12月6日，获得新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许可证的有效期限自2014年3月10日至2029年3月9日，诊疗科目包括内科、外科、精神科、精神卫生专业、康复医学科、医学检查科等。张波一审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袁美芬、绿城医院、皋亭山养老院共同支付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173715.19元（参照国家赔偿标准每天258.89元从2015年5月27日起至2017年3月27日止共计671天）；2、判令袁美芬、绿城医院、皋亭山养老院共同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3、判令袁美芬、绿城医院、皋亭山养老院共同赔偿原告其他损失4408.10元；4、判令袁美芬、绿城医院、皋亭山养老院当面赔礼道歉、以登报、电视等方式消除影响及恢复名誉；5、本案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均由袁美芬、绿城医院、皋亭山养老院共同承担。在庭审中，张波将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如下：判令袁美芬、绿城医院、皋亭山养老院共同支付原告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191060.54元（参照国家赔偿标准每天284.74元从2015年5月27日起至2017年3月27日止共计671天），其余诉讼请求不变。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张波以侵权责任为案由提起诉讼，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1、要有加害行为；2、要有损害事实的存在；3、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4、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只有同时具备上述四个条件，侵权行为才成立。张波于2008年6月2日经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后多次在杭州市第七人民医住院治疗。本案中，袁美芬认为张波拒绝服药与其发生争吵还动手打袁美芬，于2015年5月27日将张波送达绿康医院进行治疗。绿康医院在张波的入院记录中记录主诉：渐起凭空闻语，疑被害7年余，再发1月；现病史：患者于2008年无明显诱因，在学校吃饭的时候，怀疑别人要害他，情绪激动，别人打架，家人发现其精神异常，送入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出院后在家不按时吃药，在房间能听到小区的人说话（实际上听不到），怀疑别人要害他，病情反复，多次入住七院和同德医院，近1月来，喜欢一个人待着，人多的地方就感觉害怕，能听到别人说他，认为别人要害他，要求增多，经常要买这买那，不满足要求就打亲人，家人无法管理，遂将其送入我院住院治疗，门诊以“精神分裂症”收治入院。在张波绿康医院的病历中2015年12月15日、2016年5月7日、2016年8月13日、2016年8月31日、2017年1月19日均记录显示张波有精神分裂症。绿康医院的诊疗科目包括精神科、精神卫生专业，具备对××人进行诊疗的资质。根据精神卫生法规定，对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医疗机构接到疑似精神障碍患者，不得拒绝为其作出诊断。2011年9月，经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张波符合精神分裂症诊断，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袁美芬作为张波的法定监护人其有权选择在绿康医院安排张波接受非自愿住院治疗，绿康医院作为医疗机构对张波接收诊疗是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2016年10月15日，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法医××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载明张波目前符合“精神分裂症”诊断的结论，该鉴定结论与张波在绿康医院入院及住院记录中张波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记录一致。张波起诉主张袁美芬、绿康医院、皋亭山养老院共同违法限制其人身自由，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张波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袁美芬、绿城医院、皋亭山养老院的行为对其造成了损害。综上，张波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袁美芬、绿城医院、皋亭山养老院抗辩意见中合理部分，原审法院予以采纳。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张波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732元，由张波负担。 宣判后，张波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原审判决在“认证”上存在的问。1、错误认证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9、10两份证据即申请书和请求书、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新安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首先，“申请书和请求书”是本案受害人张波在遭受三被上诉人非法关押期间亲笔所写，行文内容思路清晰、语言表达精准、相关细节详细、前后陈述符合逻辑，结合张波发生精神分裂症的前后现象和症状分析，其一，张波的陈述并非妄想；其二，张波在患病之前是优秀的学生，获得学校诸多嘉奖，不可能患上精神分裂症。因此，张波的陈述具有真实可信性。虽然张波具有精神分裂症的特征，但绝对不是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而是一般的××患者，在被上诉人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该“申请书和请求书”依法应当作有效证据认证，但原审判决不加分析，即轻易否认该证据的效力不符合客观事实。其次，原审判决对“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新安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这份证据作了错误认证。张波实质上曾是间歇性的一般××患者，但从2008年6月份开始经过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浙江省同德医院、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等医院多次治疗下，到2013年底张波的精神状况已经恢复正常，该证据所反映的张波的精神状况符合张波治疗出院结束后恢复正常的客观状态。因此，该证据的真实性依法应当予以认定。2、原审判决对绿康医院有限公司及杭州市江干区皋亭山养老院所提证据1—3认证错误。不能仅审查证据的真实性，而对证据的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审查。事实上该证据反过来恰恰能够充分的证明对张波实施“非自愿住院治疗”，严重违反了精神卫生法的规定，这些证据不合法，不能作为认定被绿康医院、皋亭山养老院抗辩主张成立的有效证据。二、原审判决在“事实认定”上存在的问题。1、回避本案关键事实即被上诉人违法侵权事实的认定，具体如下：（1）回避认定本案“非自愿住院治疗”授权不合法的事实。从上诉人向一审提交的证据1-3这三份证据上可以充分的说明，涉案“非自愿住院治疗授权”不合法。首先，“杭州绿康老年康复医院授权委托书”系患者授权委托书，张波的民事行为能力并未经过法院特别程序宣告认定。因此，从法律角度讲，张波具有意思表示能力。但在该授权书上根本就没有张波本人的授权，说明该授权委托书系无效的授权委托书。其次，“非自愿住院通知书”中患者一栏张波未签名、患者家属或监护人一栏没有共同监护人张炳林的签名、接诊医生一栏是非精神科执业医生李琦的签名(说明：李琦是内科医生)，说明该通知书不合法。再则，“非自愿住院治疗知情同意书”中，患者一栏张波也未签名、患者家属或监护人一栏也没有共同监护人张炳林的签名、医护人员一栏系非精神科执业医生李琦签名，说明该同意书不合法。（2）回避认定本案作出“严重精神障碍”诊断结论和病情评估主体不合法的事实。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2、3并结合绿康医院提交的证据1、2中接诊医生李琦的执业医师证、第一次入院、出院记录(即2015年5月27日至2015年12月15日)、非自愿住院通知书、非自愿入院同意书、非自愿住院治疗知情同意书、住院谈话记录单、第一次住院的长期医嘱单第1页等证据，可以充分的证明2015年5月27日张波被袁美芬等人以去配眼镜的欺骗方式强行送至绿康医院时对张波作出“严重精神障碍需非自愿住院治疗”的诊断结论和病情评估的医生主体是李琦，而李琦根本不是精神科执业医师，显然这一行为严重违反了精神卫生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即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作出。医疗机构接到依照本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送诊的疑似精神障碍者，应当将其留院，立即指派精神科执业医师进行诊断。并及时作出诊断结论。原审判决对于绿康医院如此明显的违法行为竟然在事实认定中避而不说，可见事实认定严重不清。（3）回避认定张波在本案非自愿住院治疗之前是否存在下述两种情形之一的事实：其一，张波是否存在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事实。其二，张波是否存在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事实。为了保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利，对于非自愿住院治疗，精神卫生法设定了明确的条件和严格的程序。在本案一审中，无论袁美芬还是绿康医院并无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张波在送诊前客观上已经发生的符合上述两种情形之一的事实情况下，原审判决却对上诉方关于张波根本不存在上述两种情形之一的主张不予认定，正是原审判决对这些本案关键事实在认定中的回避，导致原审判决适用法律的错误。（4）回避认定是否存在侵犯张波、张炳林“非自愿住院治疗”诊断结论异议权。精神卫生法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精神障碍患者有本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二项情形，患者或者其监护人对需要住院；治疗的诊断结论有异议，不同意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的，可以要求再次诊断和鉴定。从绿康医院所提供的“2015年5月27日的入院记录”中可以看出，张波明确表示是家人骗张波来的，其不同意住院，想要回家。由此可见，张波对非自愿住院治疗是有异议的。绿康医院却不通知张波的父亲张炳林到场，仅凭袁美芬一方的签名就对张波实施“非自愿住院治疗”，本质上是侵犯了张波父亲张炳林的共同监护权。（5）回避认定绿康医院对张波违法采取约束和隔离措施不合法的事实。从上诉人在一审中所提供的第11份证据光盘中可以看出，绿康医院对张波实施了约束和隔离措施，而且根据张波本人的陈述，是长期实施约束和隔离措施。精神卫生法第四十条的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约束、隔离等保护性医疗措施是有前置条件的。禁止利用约束、隔离等保护性医疗措施惩罚精神障碍患者。绿康医院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张波在医疗机构内存在发生或者将有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扰乱医疗秩序的行为。更没有在采取约束、隔离措施后告知监护人张炳林。由此可见，绿康医院对张波采取了约束、隔离措施违反了精神卫生法第四十条第二款及第四十七条的规定。（6）回避认定绿康医院未及时组织精神科执业医师对张波是否需要继续住院治疗的情况进行检查评估的不合法事实。为防止对精神障碍患者变相长期关押，保障和维护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自由权，精神卫生法第四十四条明确规定了“非自愿住院治疗”患者入院后的纠错机制，即医疗机构有义务对入院后的患者及时检查评估，无论是否适宜出院，都应当告知患者或者监护人。然绿康医院并未履行这一法定义务，致使张波长期关押在绿康医院，直至张波父亲张炳林通过法院诉讼变更抚养关系后与杭州绿康医院交涉，张波才得以出院。（7）回避查清2016年9月1日至2016年11月18日期间张波的住院情况。绿康医院所提供的全部“出入院记录”材料中，并无2016年9月1日至2016年11月18日期间的住院资料。这一期间情况的查清，有助于判断杭州绿康医院在这一期间是否对张波也存在违法侵权事实，事关被上诉人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但原审认定的案件事实中并无反映。（8）回避本案绿康医院是否履行了“严重精神障碍报告”制度的事实。严重精神障碍实行发病报告制度，这是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的，同时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管理办法(试行)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应当对符合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第二款情形并经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为严重精神障碍的患者，进行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但在本案一审开庭中，绿康医院未明确回答上诉人关于是否将张波的情况上报纳入该国家重性精神疾病信息管理系统的询问。因此，上诉人有理由认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张波根本不是“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如果张波确系“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绿康医院依法应当将张波的情况向国家报告，没必要对上诉人的询问含糊其词。这些事实也未在事实认定中有所说明。2、错误认定本案关键事实，具体如下：（1）入院前张波是否存在暴力行为和倾向的事实。关于张波在2015年5月27日被“非自愿住院治疗”前是否存在暴力行为及倾向的“情况”，除了袁美芬及杭州绿康医院的单方面陈述(指伤人、毁物等)外，并无任何有效证据证明。袁美芬及绿康医院对张波存在“伤人或毁物”负有举证责任。2015年5月27日袁美芬在将张波送进绿康医院之前曾向张炳林提起变更抚养关系之诉(案号：杭余民初字第1364号)。在该案的诉讼中，袁美芬根本没有提及张波出现严重精神障碍的情况，所谓的张波对袁美芬使用暴力情况也无任何证据证明。事实情况恰恰相反是袁美芬在抚养张波期间对张波实施暴力虐待行为。袁美芬提起的抚养关系变更之诉被余杭区人民法院驳回的时间是2015年5月19日，在该民事判决书的事实认定中根本没有张波对袁美芬实施暴力的认定。该民事判决书驳回了袁美芬变更抚养关系之诉仅8天时间，袁关芬不满法院判决，为达到“遗弃”张波的目的，袁关芬隐瞒张炳林，借口“张波冲动起来有伤人、毁物行为”为由，在2015年5月27日以欺骗的方式将张波强行送进绿康医院违法治疗。袁美芬虽然这一期间是张波的直接抚养人，但涉及到张波重大人身权利处分时，袁美芬应当征得张波本人及共同监护人张炳林的同意，但事实上袁美芬既未征得张波的同意，也未告诉共同监护人张炳林。张炳林直到2016年3月份才从袁关芬以张波名义提起的赠与合同纠纷诉讼中得知张波被“强行治疗”的情况，此时距张波失去人身自由已经长达10个月左右。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袁美芬作为监护人虽然有送诊权，但没有“随意”要求医疗机构对张波实施“非自愿住院治疗”的权利。无论是袁关芬关于张波存在“伤人、毁物”的说法，还是绿康医院在入院记录中关于张波存在“伤人、毁物”的记载，均系单方面陈述，在上诉人不认可的情况下，根据证据规则，应当认定上诉人所提的张波在送诊前根本不存在暴力行为和倾向的主张成立。（2）错误认定张波的民事行为能力问题。依法公正处理本案首先应当解决张波的民事行为能力问题，张波虽然2011年9月被鉴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2016年10月15日被鉴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原审判决在认定张波的民事行为能力时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张波的民事行为能力并未经过民事诉讼特别程序宣告认定过，从法律角度讲，张波的限制或无民事行为能力问题是不能确定的。但原审判决直接以司法鉴定作为认定张波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及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于法无据、与法相悖。（3）错误认定袁美芬“法定监护人”身份的性质问题。法定监护人有独立监护人和共同监护人的区别。民法通则第十七条第(二)项规定，父母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的监护人、民法总则第二十八条也明确规定，父母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的监护人。最高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21条明确规定，夫妻离婚后，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无权取消对方对该子女的监护权。上述规定充分的说明，张炳林虽与袁美芬离婚，但并不丧失对张波的共同监护权，因此袁美芬的监护权并非独立的监护权，而是与张炳林共同的监护权。因此，在涉及张波重大人身权利的处分时，应当告知张炳林并征得张炳林的同意。但原审判决认定本案事实及分析袁美芬“授权”行为的效力时却忽略了袁美芬及杭州绿康医院对张炳林共同监护权的侵犯。三、原审判决在“本院认为”中存在的问题。1、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以《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三款作为本案的判断依据，明显犯了张冠李戴的法律适用错误，这种不当的法律适用掩盖和回避本案问题的实质。本案主要实质问题及依法应当适用的法律具体如下：(1)法律适用依据应该是《精神卫生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2)应正确适用的依据是《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3)应正确的适用依据是《精神卫生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4)《精神卫生法》规定了严格的适用前提条件。从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第11份证据即光盘可以充分的说明绿康医院对张波采取了约束和隔离措施，但绿康医院提供的病历资料中却没有相关的实施约束、隔离措施内容的记载，更没有提供张波存在实施约束、隔离措施前提条件的证据，显然被上诉人存在对张波违法采取约束和隔离措施的侵权行为。但原审判决在“本院认为”中却回避《精神卫生法》第四十条及第四十七条规定的适用，从而掩盖了被上诉人的违法侵权行为。(5)绿康医院的行为违反《精神卫生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张波父亲张炳林是2016年3月份才获悉张波被强行治疗的情况，此时绿康医院“收治”张波已经过去10个月左右，当张炳林赶到杭州绿康医院交涉要求办理张波出院手续时，绿康医院拒绝的理由非常“奇葩”，其拒绝理由根本不是张波符合“非自愿住院治疗”的条件不能出院，而是以张炳林不是张波的法定监护人为由拒绝办理张波出院手续。但原审判决却在“本院认为”中回避《精神卫生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从而掩盖了被上诉人这一违法侵权事实。综上，原审判决对于上述被上诉人主要的侵权事实和应当适用的精神卫生法的规定避而不定、视而不见，却无的放矢去分析探讨袁关芬是否具备送诊权及杭州绿康医院是否具备接受诊疗权的问题。本案并非是解决和探讨袁美芬是否有送诊权及绿康医院是否有接受诊疗权的问题，具有送诊权和接受诊疗权并不等于有随意实施“非自愿住院治疗”的权利，本案需要解决的关键实质性问题是张波是否具备实施“非自愿住院治疗”的条件问题、被上诉人对张波实施“非自愿住院治疗”是否符合《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二项情形的规定、作为杭州绿康医院内科医生的李琦违反《精神卫生法》的规定对张波作出严重精神障碍的诊断结论和病情评估是否合法有效等问题。这是认定被上诉人是否对张波构成侵权的关键性问题。2、原审判决关于被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不符合侵权行为的四大构成要件的判断与客观事实不符。上诉人认同原审判决在“本院认为”中关于侵权行为的成立必须具备四个构成要件的观点，但原审判决关于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共同违法限制张波人身自由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及张波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对张波造成了损害的判断与本案的客观事实完全不符、与上诉人在本案中已经完成证明目的和要求的审理事实完全相悖。其一，被上诉人共同违反《精神卫生法》的规定，对张波实施“非自愿住院治疗”，说明被上诉人有违法侵权行为的事实；其二，被上诉人共同实施的违法侵权行为导致张波失去人身自由671天，对张波的身心摧残造成了难以逆转的损害，目前尚在综合医院不断的治疗中。如果没有张炳林通过诉讼变更抚养关系后，在2017年3月27日将张波从绿康医院“救出”，后果不堪设想。其三，没有被上诉人的违法侵权行为，张波不可能失去人身自由671天，这说明行为和结果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其四，被上诉人主观上存在过错。就袁美芬而言，将张波送进绿康医院的行为本质上是遗弃行为，因为事实上张波是可以办理出院手续的，但袁美芬在长达671天的时间里竟然消极无为，这不是一个正常母亲的做法，显然袁美芬主观上根本不想让张波出院，否则就无法解释变更抚养关系之后张炳林怎么就能够为张波办理出院手续。就绿康医院主观而言，只要违法侵权事实查明，说明绿康医院见利忘法、明知故犯。因为作为具有精神科执业资质的医疗机构，不可能不知道精神卫生法关于“非自愿住院治疗”的法律规定，说明绿康医院具有主观过错。分析本案双方所有的证据，事实上上诉人已经能够充分的证明被上诉人对张波共同实施的“非自愿住院治疗”行为完全符合侵权行为成立的四大构成要件，原审判决却视若无睹作出枉顾事实的错误判决。至于皋亭山养老院并无护理精神障碍患者的资质而对张波实施护理也违反了精神卫生法的规定，应当与绿康医院承担共同侵权的责任。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支持被上诉人原审全部诉讼请求，具体如下：1、判令三被上诉人共同支付张波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191060．54元；2、判令三被上诉人共同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3、判令三被上诉人共同赔偿张波其他损失4408．10元：4、判令三被上诉人当面赔礼道歉、以登报、电视等方式消除影响及恢复名誉；5、一审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二审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绿康医院和皋亭山公司在二审中答辩称：一、本案事实清楚，2015年5月27日，上诉人张波因“渐起凭空闻语，疑被害7年余，再发1月”由袁美芬送至绿康医院。监护人袁美芬称，上诉人起病来有冲动、伤人、毁物等行为，无法管理，要求对其住院治疗。绿康医院医生检查、评估后，认为上诉人符合《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第二款之非自愿住院的规定，经监护人袁美芬签字同意，绿康医院对上诉人实施住院治疗。张波有多年××病史(2008年6月2日经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根据专科医院诊断结论，张波入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给予氟哌啶醇注射液10mg加东莨菪碱注射液0．3mg肌注，2／日抗××治疗。6月11日改用奥氮平片lOmg／日抗××治疗，疗效尚可，另给予对症支持治疗，关注药物副作用，躯体疾病及并发症等，并辅以中医、康复，工娱治疗改善社会功能。2017年3月27日，当时张炳林要求办理上诉人出院。另因医保结账需要，上诉人张波住院期间多次办理住入院手续。二、原审判决合法，原审判决认定“张波于2008年6月2日经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后多次在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住院治疗”。本案中，“袁美芬认为张波拒绝服药与其争吵，还动手打袁美芬，袁美芬无法管理，于2015年5月27日将张波送至绿康医院接受治疗……绿康医院的诊疗科目包括精神科、精神卫生专业具备对××人进行诊疗的资质。根据《精神卫生法》规定，对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医疗机构接到疑似精神障碍患者，不得拒绝为其作出诊断。……袁美芬作为张波的法定监护人其有权选择在绿康医院安排张波接受非自愿住院治疗，绿康医院作为医疗机构对张波接收诊疗是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三、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限制人身自由属于刑事案件范畴，无法在民事诉讼中的予以处理。2、国家赔偿适用于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被侵犯公民之间的赔偿关系，上诉人参照国家赔偿标准要求赔偿也没有法律依据。综上，绿康医院不存在侵犯上诉人合法权益之事实，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贵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袁美芬在二审中答辩称：袁美芬与张炳林于2005年离婚，离婚后财产是都归张炳林。2014年小孩归袁美芬，小孩不愿意跟袁美芬，一定要跟张炳林。袁美芬带张波去玩，他说公园里的人都在骂他，其实是没有的。袁美芬就给张波吃药，后来袁美芬也没有办法。2015年5月19日开庭，张波要跟他爸爸，张炳林不要他，开庭的时候小孩从车子里跳出来，还去医院报案，小孩这个样子还不肯吃药，后来社区介绍袁美芬去绿康医院治疗，袁美芬看这个医院挺好的。后来张炳林一直去医院吵，吵得小孩子又崩溃了，毛病更加严重了。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材料。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对张波于2008年6月2日经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并多次在该院治疗，2011年9月经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张波符合精神分裂症诊断，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2016年10月15日又经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结论为：张波“目前符合精神分裂症的诊断，……评定被鉴定人目前状况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而在2015年5月27日袁美芬认为张波拒绝服药并动手打袁美芬，作为当时张波监护人的袁美芬将张波送到绿康医院治疗，绿康医院根据患方的主诉情况收治入院，进行非自愿住院治疗，符合《精神卫生法》的相关规定，同时，张波也没有提供确凿有效的证据证明绿康医院在诊疗期间对其造成了损害，故张波现要求绿康医院承担对其限制人身自由的损失及精神损害赔偿等，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而袁美芬作为张波的合法监护人，在张波发病时送其进行非自愿住院治疗，系行使监护之责，张波也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损害了其权利，故张波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也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张波上诉中提出的原审法院对证据的认证及在事实的认定上存在问题的理由，经审查，原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供的申请书和请求书及情况说明等，根据张波的民事行为能力及司法鉴定结论等，对该其证明力不予确认正确。原审法院认定袁美芬当时系张波的法定监护人等也并无不当。另，上诉人张波在二审中申请本案中止审理，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732元，由张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俞建明 审判员  余江中 审判员  石清荣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五日 书记员  陈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