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辽0203行初8号原告大连鑫嘉德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胜利广场28号B1F东街19-1号。法定代表人邹华春，经理。委托代理人丛林，男，1978年8月1日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代理人杨健，辽宁刘魏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381号。法定代表人曲寿巍，局长。应诉负责人赵宇翔，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陈惠民，该局干部。委托代理人王元波，辽宁元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大连鑫嘉德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嘉德公司”）诉被告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5日立案，于2018年1月23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告知书，被告在2018年2月2日向本院递交了答辩状及事实证据和规范性文件。因关联案件，即(2017)辽0203行初124号大连鑫嘉德商贸有限公司诉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大连市人民政府行政强制及复议一案尚未审理终结，本案终止审理。2019年2月10日，本案恢复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2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丛林、杨健，被告负责人赵宇翔及委托代理人陈惠民、王元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市工商局于2017年9月8日作出大工商处字[2017]第79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鑫嘉德公司销售无合法来源凭证的进口手表115块行为违反《辽宁省反走私综合治理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并依据该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责令原告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作出处罚：1、没收115块无合法来源凭证的进口手表；2、罚款1779030元，上缴国库。原告诉称，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违法，具体理由：一、被告认定事实错误。被告认为原告系经营进口走私手表，手表系无合法来源的进口商品，此明显错误，原告案涉所有手表均有合法来源，案涉115块手表均为第三人或者典当行寄卖有相关寄卖凭证，原告也已经在期限内向被告提供，因此案涉手表的来源并不是走私，原告柜台内摆放的手表和保险柜内的手表均为旧手表，来源均是国内第三人或典当行，是已经进入生活消费领域的闲置物品，不是首次进入流通领域的全新商品，作为二手物品流通的旧货，被告要求原告按照新品提交进口货物报关单，进口关税专用缴款书，进货发票，拍卖发票或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进口商品合法来源凭证，显然是对条例的片面化理解，二手物品的销售并不适用《辽宁省反走私综合治理条例》。二、被告程序违法。1、被告立案、核查程序违法。根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规定，行政处罚案件，行政机关应当先立案、立案后，办案人员应当及时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并可以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检查，并同时对案涉手表进行扣押，取得证据后才进行立案，违反了上述规定。2、行政强制程序违法。（1）本案行政强制扣押日期为2017年3月2日，根据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扣押期限为30日，可以再延长30日，工商局扣押期限延长至2017年5月1日。从2017年3月2日起算至2017年5月1日，一共61日，扣押期限超过60日，违反了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2）根据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鉴定期限不计算在扣押期内，本案中，手表的扣押期限至4月30日届满，被告于4月12日进行鉴定，于6月16日得到鉴定结果，次日起，扣押期限继续计算19日（4月12日至4月30日共19天）日期为7月5日，即扣押期限至7月5日已经届满，根据行政强制法第二十八条第四项的规定，查封扣押期限已经届满行政机关应当及时作出解除查封、扣押决定，即被告最迟应在7月5日作出行政处罚，或者解除行政强制措施，但此后被告直至2017年9月8日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期间案涉手表一直被被告扣押，被告程序违法。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不清，其处罚决定没有事实法律依据，处罚程序违法，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大工商处字[2017]第79号行政处罚决定。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证据1、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17）辽0203行初124号判决书，证据2、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2行终185号行政判决书，共同用以证明：生效判决确认案涉115块手表的来源，以及被告于2017年3月2日现场对原告进行检查，在原告现场未能提供来源凭证的情况下，被告决定立案调查的事实。被告辩称，一、被告具有法定职权及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充分。1、我局具有法定职权的依据处分。根据2015年10月1日起实施的辽宁省反走私综合治理条例第四条第二款“海关、海警、公安、工商、食品药品监督、烟草专卖、经济信息化、环保、交通、农业、林业、海洋渔业、外经贸、文化、税务、知识产权、检验检疫、海事、外汇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的规定，我局依法具有对原告经营无合法来源凭证进口商品的违法行为实施行政管理的职权。2、我局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充分，根据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经营者未能在查货之日起三日内提供相关进口商品合法来源凭证的，由工商或食品药品监督等管辖权的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没收相关进口商品及销售货款，并处商品货值百分之三十的罚款的规定，我局对原告销售无合法来源凭证的进口商品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的具体行政行为具体法律依据充分。二、我局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1、我局立案、核查程序合法。2017年3月2日，我局公平交易执法处根据实名举报，派出执法人员到原告位于大连市中山区胜利广场28号B1F东街19-1号的经营场所进行核查，经执法人员现场核查，原告现场未能提供出店内经营的进口商标的合法来源凭证，因原告涉嫌销售无合法来源凭证的进口商品，我局于当日立案，我局核查、立案程序符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七：“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自收到投诉、申诉、举报、其他机关移送、上级机关交办的材料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并决定是否立案”的规定，原告诉称我局立案、核查程序违法的观点不能成立。2、我局采取扣押强制措施的期限符合法律规定。（1）我局于2017年3月2日实施扣押措施，并于2017年3月31日下达了延长查封、扣押期限决定书，延长决定作出时间未超过措施实施起30日，延长决定的作出符合行政强制法第25条的规定。（2）我局于2017年4月12日委托中国检验认证集团辽宁有限公司对扣押的手表进行真伪鉴定，中国检验认证集团辽宁有限公司于2017年6月15日完成鉴定工作并出具鉴定报告。我局于2017年6月16日委托大连市价格中心对扣押的手表进行价格鉴定，大连市价格认证中心于2017年8月28日出具鉴定报告。根据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规定，2017年4月12日至2017年8月28日的鉴定期限（138日）不应计入扣押期限。（3）我局于2017年9月8日作出大工商处（2017）第79号行政处罚决定，自2017年3月2日起算至2017年9月8日为190日，扣除2017年4月12日至2017年8月28日的鉴定期限（138日），实际扣押期限为52日，未超过60日，符合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三、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根据辽宁省反走私综合治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进口商品经营者负有举证责任，工商部门负责对经营者提供的进口商品合法来源凭证的真实性、有效性、关联性进行调查核实，本案中，原告作为案涉进口手表的经营者，无论是在法定举证期限内（2017年3月6日前），还是在法定举证期限过后我局要求其期限提供证据的时间内，原告均未能提供，进口商品合法来源凭证，因此其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2、2017年3月6日，我局收到不明身份第三者送来的，据称与案涉进口手表相关的出库单，典当行收据、寄卖合同等若干复印件，但原告拒绝对该等复印件进行确认，且该等复印件也与原告委托授权人所述相矛盾，该等复印件的内容及形式均与辽宁省反走私综合治理条例第十二条所规定的，进口商品合法来源凭证不符，因此答辩人不予采信。3、辽宁省反走私综合治理条例第十二条明确规定“对无合法来源凭证的进口商品，不得购进和销售”，由于二手进口手表也属于进口商品，因此在辽宁省行政区域内购进、销售二手进口手表的行为均适用该条例，我局依据该条例对原告销售无合法来源凭证的进口商品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并无错误。4、本案我局是对原告销售无合法来源凭证的进口商品违法行为进行查处，而不是对走私行为进行查处。综上所述，我局针对原告销售无合法来源凭证的进口商品违法行为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原告的诉请既无事实根据，也无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被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交如下证据，共同用以证明其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证据1、《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案件来源登记表》（2017年3月2日）；证据2、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立案审批表》（2017年3月2日）；证据3、《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件有关事项审批表（扣押）》（2017年3月2日）；证据4、《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大工商公强措字[2017]001号，2017年3月2日）；证据5、《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限期提供进口商品合法来源凭证通知书》（大工商公限提[2017]01号（2017年3月2日）；证据6、《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现场笔录》（2017年3月2日）；证据7、现场检查及扣押手表封存照片（共14张照片，2017年3月24日由相关人员签字确认）；证据8、《询问通知书》（大工商公询字[2017]05号）；证据9、《限期提供证据通知书》（大工商公限提字[2017]01号）及见证人身份证明;证据10、《限期提供证据通知书》（大工商公限提字[2017]02号）;证据11、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件有关事项审批表（行政强制措施延期审批）》（2017年3月31日）；证据12、《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延长（查封、扣押）期限决定书》（大工商公延字[2017]001号，2017年3月31日）及通过邮寄送达签收证明；证据13、《证据保全申请书》及《公证书》；证据14、《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检测、检验、检疫、技术鉴定）期间告知书》（大工商公告字[2017]01号）；证据15、《关于大工商公强措字[2017]001号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更正的通知》以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送达回证》（2017年5月2日）；证据16、《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询问（调查）笔录》（2017年3月16日）及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明；证据17、《委托检验服务协议》及中国检验认证集团营业执照及资格证书；证据18、检验证书；证据19、《价格认定协助书》及《关于腕表价格认定的工作进展函》；证据20、《关于115块腕表认证结论书》；证据21、大工商处字[2017]第7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公告送达方式。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被告各项证据均在行政程序中制作或搜集取得，来源合法、与案件事实有关联，符合行政诉讼证据要求，因此，对被告的各项证据的效力予以确认。原告证据系关联案件裁判文书，对其中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综合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辽02行终185号行政判决书中确认的事实，本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于2017年3月2日对原告位于大连市中山区胜利广场28号B1F东街19-1号的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经营场所内摆放有各品牌进口手表。被告要求原告店铺工作人员当场提供进口手表的合法来源凭证，其现场工作人员无法当场提供，市工商局以原告涉嫌销售无合法来源的进口商品为由，当场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决定对原告经营场所内的115块手表强制扣押，扣押期限自2017年3月2日至2017年4月1日。市工商局在下达强制措施决定书同时，制作《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场所、设施、财务）清单》，并向原告下达《限期提供进口商品合法来源凭证通知书》，要求其在2017年3月6日前提供其销售的进口手表的合法来源凭证，并列明凭证为以下三种：（1）进口货物报关单、进口关税专用缴款书复印件和购货发票原件；（2）拍卖发票原件；（3）拍卖发票复印件和进货发票原件。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后，市工商局未在上述期限内收到原告提供上述凭证。2017年3月6日，被告向原告下达了《询问通知书》，要求其配合调查。3月16日，原告授权委托人邹志建到办案部门接受调查。市工商局于3月21日、3月31日两次向原告下达了《限期提供证据通知书》。这期间，被告收到自然人向其提供的手表当票等证据复印件，被告认为提供证据者身份不明，证据材料又为复印件，因此，未予继续调查。2017年3月31日，被告作出延长扣押期限决定，扣押期限延长至2017年5月1日。2017年4月12日被告向原告送达了《技术鉴定期间告知书》。被告委托中国检验认证认集团辽宁有限公司对案涉手表进行检验，并向大连市价格认证中心发出《价格认定协助书》，对案涉手表价格作出认定，上述两个单位分别出具了检验证书及价格认定结论书，结果显示案涉115块手表均系真品，认定市场价格总计5930100元人民币。2017年9月8日，被告向原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并进行公告送达。另查，原告成立于2010年3月，注册资本人民币10万元，经营范围有箱包、日常百货、工艺美术品销售；手表、珠宝首饰收购及销售。原告与大兴安岭华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辽宁东祥典当有限公司、漠河县诚信典当有限公司，大连汇丰典当有限公司、大连建融典当有限公司、大连华信典当有限公司、大连万隆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均存在业务合作关系。市工商局从原告经营场所扣押的案涉手表，其中，7块手表来自于刘啸、姜崇龙两位个人寄卖者，有2块来自于大连华信典当有限公司、3块来自于大连万隆典当有限责任公司，3块来自于大连汇丰典当有限公司，9块来自于大兴安岭华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10块来自于漠河县诚信典当有限公司、11块来自于大连建融典当有限公司，8块来自于辽宁东祥典当有限公司，上述共计46块手表，部分典当行提供了当户个人身份证复印件、国内的销售票据等相关材料。其余的其中62块手表，原告可以说明有5块来自于上海虞时日用品调剂有限公司、57块从多名个人寄卖者处取得，并提供了上海虞时日用品调剂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收款凭证，以及个人寄卖者与原告签订的寄卖合同、身份证复印件，其中少数几块手表原告提供了发票、国内销售单据等材料。再查，被告在庭审中主张其作出被诉行政行为之前已经履行了听证程序以及集体讨论程序，但未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材料。又查，根据中共辽宁省委办公厅、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18年12月29日向中共大连市委、大连市人民政府转发的《大连市机构改革方案》，大连市人民政府组建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承接原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全部职责。本院认为，《辽宁省反走私综合治理条例》第四条规定，工商管理部门，亦应按其职责，做好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该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未能在查获之日起三日内提供相关进口商品合法来源凭证的，由工商或者食品药品监督等有管辖权的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没收相关进口商品及其已经销售货款，并处商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三十的罚款。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因此，被告具有作出被诉行政处罚的职权依据。鉴于本案主要事实已经生效判决所确认，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以下两项：一、被告适用法律是否正确；二、被告的行政程序是否合法。关于第一项焦点，被告认定原告行为违反了《辽宁省反走私综合治理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进口商品的经营者，应当具有进口货物报关单、进口关税专用缴款书、进货发票、拍卖发票或者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进口商品合法来源凭证。经营国家规定实施检验检疫进出境商品目录内商品的，还应当具有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入境检验检疫证明》等相关检验检疫证单。对无合法来源凭证的进口商品，不得购进和销售。”在此基础上，被告依据该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对原告作出处罚。然而，原告销售案涉手表的行为能否适用上述法律规定，值得商榷。本案中，被告没有证据证明案涉手表系原告通过走私方式取得。我国法律亦未要求个人佩戴和使用进口手表需具有合法来源凭证，因此，进口手表进入到个人消费领域后，成为再度出售的“旧货”是否仍需提供提上述规定的凭证，该条例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被告适用上述法律规定，要求原告提供相关凭证，等于变相要求消费者在购买或使用了进口手表后，仍须保留相关凭证，且再行交易时应一并交付凭证，这显然与现行交易习惯和市场规律不符，因此，被告机械地适用《辽宁省反走私综合治理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实际上为普通消费者交易二手闲置物品增设了法律之外的限制条件。另外，被告在庭审中提供的相关答复，即辽人法工函[2018]1号文件中“进入我国境内后经初次和多次流转的进口货物、进境物品”的表述，亦未明确多次流转包括本案中所涉及的进入消费领域之后发生流转的情况，因此，被告对条例规定作出的不利于本案原告的理解和适用，系不利于行政相对人的扩大解释，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二项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第四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当事人不承担行政机关组织听证的费用。听证依照以下程序组织：…”本案中，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不仅没收案涉手表，且处以较大数额罚款，作出时间在关联案件诉讼过程中，因此，案涉事项确属情节复杂并有较大数额罚款，应经集体讨论程序及听证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本案中，被告在举证期内未向本院提供上述两个程序的相关证据，原告亦在庭审中对此提出异议，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应视为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履行了集体讨论及听证程序，因此，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违反法定程序。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不当，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二）（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原告大连鑫嘉德商贸有限公司作出的大工商处字[2017]第79号行政处罚决定。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邹本刚审 判 员  唐威岩人民陪审员  于秀杰二〇一九年三月一日书 记 员  张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