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23民终30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1，女，2004年11月17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普安县。 法定代理人：黄某2，男，1975年7月14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普安县，系黄某1之父。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2，男，1975年7月14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普安县，系黄某1之父。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佑忠，男，1968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普安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少丽，女，1979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普安县。 原审被告：谭勇，男，1992年7月15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普安县。 原审被告：杨东，男，1993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普安县。 原审被告：刘某1，女，2003年2月1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普安县。 法定代理人：刘某2（系刘某1父亲），男，1970年12月16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普安县。 原审被告：刘某2（系刘某1父亲），男，1970年12月16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普安县。 原审被告：邓小转（系刘某1母亲），女，1972年4月5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普安县。 上诉人黄某1、黄某2与被上诉人李佑忠、邓少丽及原审被告谭勇、杨东、刘某1、刘某2、邓小转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普安县人民法院（2018）黔2323民初23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黄某1、黄某2向本院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黄某1、黄某2不承担赔偿责任；诉讼费用由李佑忠、邓少丽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案件基础案由定性错误，判决结果显失公平、公正。据本案损害事实，本案案由依法应定性为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而不是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因该案案由定性不同将导致各方法律权利义务关系不同，直接影响案件的公正判决。按照一审法院审理案由，黄某1虽参与喝酒，但该酒局不是黄某1组织，黄某1仅仅是受死者邀约而参与其中，且现场喝酒的人员中还有其他成年人在场，根据死者本案的年龄、智力、其是否应当喝酒或和多少酒其自身有管理自身的责任。黄某1作为一个未成年人对在场喝酒人员进行监管并不是黄某1的义务和工作。而案件审理至今也没有任何证据证实黄某1有对死者进行劝酒或辅助其喝酒的行为。二、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责任划分没有法律依据且明显适用法律不当。判决严重损害黄某1、黄某2的合法权益。根据本案形成的客观原因，黄某1是否应当承担担责，依法应当从黄某1在案件中的作用力来综合判断。根据虽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证据规则，本案侦查查明的乙醇含量报告及尸体检验报告均相互印证证明死者的死因是机动车事故导致的颅脑损伤死亡，并不是直接饮酒产生死亡后果。从乙醇含量的数据可以看出，其乙醇含量依法违背了国家禁止饮酒驾驶的规定，但并没有达到醉酒驾驶的程度；同时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与死者的饮酒行为是否存在必然的关联性，审理至今并没有任何有效的证据加以证实。黄某1在本案中的作用仅仅是酒局的参与者并不是组建者，且从参与的角度而言仅仅起到陪同的作用，其对死者只有普通的提醒义务。从两人的年龄差可以看出，黄某1这一未成年人是无法履行对死者这一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管义务的。 被上诉人李佑忠、邓少丽辩称，一审对该案案由定性准确，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归责原则适用准确，责任划分恰当，应驳回黄某1、黄某2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谭勇、杨东、刘某1、刘某2、邓小转未提交书面答辩陈述意见。 李佑忠、邓少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谭勇、杨东、刘某1、刘某2、邓小转、黄某1、黄某2连带赔偿李佑忠、邓少丽之子李荣死亡给其造成的经济损失合计66537.72元；二、判令谭勇、杨东、刘某1、刘某2、邓小转、黄某1、黄某2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2018年9月1日下午15时许，李荣（2003年5月18日出生）QQ联系谭勇约其一起玩，后谭勇骑摩托车到罐子××镇茅坪村××组接李荣，后又到龙吟中学接黄某1、刘某1，四人同骑一辆摩托车准备去长流玩，但因路不好走，谭勇便提议去普安城里唱歌，并打电话预订了蓝波湾KTVA02房间。四人到KTV后，谭勇又约杨东来玩。杨东到后，五人便一起玩转盘游戏喝酒，玩了两个多小时后，黄某1、刘某1提出要回龙吟镇，两人准备包车回去并离开包房，但李荣提出由其送两人回家，之后，李荣便骑杨东的摩托车送两人回龙吟镇。当晚22时22分，李荣驾驶杨东的无牌普通二轮摩托车带黄某1、刘某1行驶至县道636线6公里加700米（小地名：菜籽塘）处，因车速过快且操作不当，车辆撞到路边水泥防护栏后侧翻，造成驾驶人李荣当场死亡，乘车人黄某1、刘某1受伤及摩托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普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此次事故中，李荣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驾驶摩托车时未戴安全头盔，驾驶机动车载人超过核定载人数，驾车未保持安全车速，驾驶未注册登记的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其行为是造成此次道路交通事故的全部原因，李荣应承担此次道路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2018年9月11日，贵州省普安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李荣死因进行鉴定，并出具鉴定意见，即李荣生前系钝性外力损伤头部致颅脑损伤死亡。2018年9月29日，北京中机车辆司法鉴定中心对无号牌普通二轮摩托车（车架号：LBRSPK1CX90003554）制动系、转向系及照明信号装置的技术状况及事故时的行驶速度进行鉴定，并出具鉴定意见，即无号牌普通二轮摩托车制动系、转向系工作状况正常，前照灯、尾灯及制动灯未能点亮，其余灯具均工作正常，事故时的行驶速度约为85km/h。2018年10月31日，李荣父母李佑忠、邓少丽起诉至法院，要求谭勇、杨东、刘某1、刘某2、邓小转、黄某1、黄某2连带赔偿其子李荣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66537.72元（死亡赔偿金177380元、丧葬费32972.4元、误工费14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合计221792.4元的30%），并由谭勇、杨东、刘某1、刘某2、邓小转、黄某1、黄某2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为：结合李佑忠、邓少丽提供的证据及谭勇、杨东、刘某1、黄某1的陈述，能够认定李荣、谭勇、杨东、黄某1、刘某1是同饮者，根据我国民法精神，同饮行为使同饮者产生互相提醒饮酒不过量和对同饮者的照顾及安全注意义务，而有义务作为却不作为及作为不当的，构成侵权。李荣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事发时其年满十五周岁，结合其年龄、智力判断，其对无证驾驶、酒后驾驶及超速、超载驾驶的危害性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明知自己在无机动车驾驶证且饮酒的情况下不能驾驶车辆，却仍然驾驶并超速行驶，致使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故此次交通事故李荣应负全部责任。但李荣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其死亡结果的发生，与饮酒具有一定的关系，谭勇、杨东、黄某1、刘某1主观上对酒后损害结果的发生没有尽到照顾和阻止的责任，四人对此具有一定过错，故应对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受害人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之规定，死亡赔偿金为8869元×20年=17738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之规定，丧葬费为65945元÷12个月×6个月=32972.4元；对于李佑忠、邓少丽主张的处理丧事误工费1440元，因丧葬费包含处理丧事所花费用，故对该项主张，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之规定，李佑忠、邓少丽主张谭勇、杨东、刘某1、刘某2、邓小转、黄某1、黄某2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的诉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以上费用共计220352.4元，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李荣在此次交通事故中具有重大过错，应当自行承担80%的主要责任，谭勇、杨东、黄某1、刘某1因未能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平均承担20%的次要责任，即谭勇承担220352.4×5%=11017.62元，杨东承担220352.4×5%=11017.62元，黄某1承担220352.4×5%=11017.62元，刘某1220352.4×5%=11017.62元。另因黄某1、刘某1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之规定，黄某1、刘某1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赔偿责任应由其监护人承担，故黄某1的赔偿责任应当由其监护人即黄某2承担，刘某1的赔偿责任应由其监护人即刘某2、邓小转承担。 针对谭勇称其并未对李荣进行劝酒行为，也提醒李荣在普安住酒店不要回去，其已尽到合理的安全注意义务，故其不承担责任的辩解，因其未提供相关证据加以证实，且因其系与未成年人同饮，未能阻止李荣酒后骑车行为，故对其辩解不予认可。针对杨东称其对李荣拿走其摩托车钥匙，驾驶其摩托车送黄某1、刘某1回家毫不知情，且事故发生是李荣骑车严重超速造成的，与饮酒行为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其不承担责任的辩解，李荣的死亡虽不是饮酒行为直接造成的，但饮酒行为系造成李荣死亡的原因之一，且杨东对其摩托车管理不善，故对其辩解不予认可。针对黄某1、刘某1称其已联系车辆回家，是李荣非要送其回家，故其不承担责任的辩解，但黄某1、刘某1实际乘坐了李荣驾驶的摩托车回家，故对其辩解不予认可。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二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谭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李佑忠、邓少丽各项损失合计11017.62元；二、杨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李佑忠、邓少丽各项损失合计11017.62元；三、黄某2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李佑忠、邓少丽各项损失合计11017.62元；四、刘某2、邓小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李佑忠、邓少丽各项损失合计11017.62元；五、驳回李佑忠、邓少丽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2元（已减半），由谭勇负担58元，杨东负担58元，黄某2负担58元，刘某2、邓小转负担58元。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因李荣死亡给李佑忠、邓少丽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的项目、数额均未提出上诉，一审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综合当事人诉辩，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案由定性是否准确，本案是否应当定性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二、黄某1、黄某2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一审划分责任比例是否恰当。 关于争议焦点一。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是指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在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时所应承担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而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是指他人实施侵害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行为而引起的纠纷，侵权行为包括不当作为和不作为。本案，死者李荣为实际驾驶人，饮酒后载黄某1、刘某1无证、超速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死亡，而本案其父母李佑忠、邓少丽主张谭勇、杨东、刘某1、黄某1等存在侵权行为，主张赔偿责任，符合生命权纠纷的法律构成，而并不符合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法律特征。一审案由定性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案，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事故形成原因分析，事故发生原因在于李荣为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饮酒后驾驶，未带安全头盔，载人超过核定人数，未保持安全车速。就一般而言，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致机动车交通事故可能发生的几率增加。本案中，虽经鉴定李荣系钝性外力损伤头部致颅脑损伤死亡，此系李荣死亡的直接原因，但不可否认李荣饮酒驾驶、无证驾驶、超速行驶是导致事故形成的原因之一，即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是李荣发生交通事故致使的间接原因及客观原因。本案，黄某1、刘某1作为学生，对于无证驾驶、饮酒驾驶机动车所可能产生的安全隐患应当有一定的认知能力，而在李荣饮酒后提出驾驶机动车送其二人回家时，二人并未予以明确拒绝和阻止。即二人的不作为行为与本案造成李荣死亡的交通事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二人对于李荣的死亡具有一定的过错。据此，一审认定黄某1及其法定代理人黄某2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同时，关于赔偿比例，一审考虑本案发生的直接原因在于李荣未取得驾驶证、饮酒后驾驶、超速驾驶机动车等违法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和直接原因，而判决黄某1、黄某2在本案中承担5%的赔偿责任，比例适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黄某1、黄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4元，由上诉人黄某1、黄某2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尹慧兰 审判员  刘金洲 审判员  陈映桃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桂劲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