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浙06行终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万建勇，男，1953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曲屯路368号。 法定代表人黄奇凡，局长。 委托代理人吴荣明，男，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池旭丹，女，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 万建勇因诉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行政确认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602行初26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经阅卷、询问当事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万建勇一审时诉称，2013年12月25日，原告去被告处办理退休手续，经被告审核，认定原告档案缺失多种能证明工作年限的材料，不能办理。被告要求原告必须补齐这些材料。原告费尽周折补齐材料后，却得知被告已在2013年12月25日、26日就审批盖章。2014年2月14日的《绍兴市企业职工退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缴费年限审定表》剥夺了原告23年的工龄。原告拿到该批文后拒绝签字，也拒绝被告要求原告补交10年左右所谓的“医保金”。之后，原告经数年的申诉和交涉，于2017年4月中旬拿到《浙江省绍兴市企业职工退休(退职)基本养老金核准表》。这是一张不合程序的批复文书。它没有审定原告的工作履历等，最重要的是它没有任何行政机关或有权机构加盖公章。在原告提出异议后，被告不予理睬并于2017年5月22日对原告强制执行(被告将原告自退休日起至2017年5月的3年5个月共计154903元退休金一次性打入原告在建行的退休金账户)。2017年10月，原告向越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后因证据不足，原告于2018年4月撤回起诉。在那次起诉过程中，原告获得了被告于2015年11月25日加盖公章的退休批文《绍兴市基本养老医疗保险缴费年限认定及退休审批表》复印件和同样加盖公章的《浙汇省绍兴市企业职工退休退职基本养老金核准表》。尤其是这张有公权力的《审批表》，在被告对原告强制执行前后从未给原告过目和认可。在《审核表》中，原告从1972年插队支农到2013年退休足有41年，比对2014年2月14日被告给原告的《审批表》中被告当时剥夺原告23年视同缴费年限。2017年11月25日的《审批表》，被告剥夺原告应缴费而未缴年限为3年。被告认定原告的缴费年限只有38年1个月，认为原告自2001年至2003年3年未交养保和医保。依照国务院1999年1月颁布的《社会保险费用征缴暂行条例》第十六条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1999年3月颁布的《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五条等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至少每年向缴费个人发送一次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通知单。被告从未履行这一职责和义务知会原告，又在原告账户上扣不到钱，致使原告漏交3年。根据相关政策法规，漏交可补交，但没有相关政策法规规定漏交不可补交。原告于1998年由绍兴市人事局(当时是人事局管干部，劳动局管工人，二家还没有合并)通过招聘人才调入绍兴的。后来因为原接受单位变故没有落实。为了连续工龄不至于断档，原告就自己在人事局按机关事业单位的额度缴纳养保和医保。这段时间应该是1998年至2003年。被告在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从实体到程序的不合规，不合法。现诉至法院，请求：1.确认被告于2015年11月25日对原告作出的《绍兴市职工基本养老、医疗保险缴费年限认定及退休审批表》剥夺原告3年应缴费工龄的行政行为违法；2.责令被告对强迫原告履行无中生有的义务而所受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⑴高速公路通行费495元，燃油费1085元，共计1580元；⑵从办理退休的2013年12月至2017年5月，由于被告冻结了原告的医疗卡，使原告无法在这段时间享受正当的医疗保险。原告看病期间只好自己全额自费，共计3772.3元；⑶退休人员自退休后，每年的过节补助到原告此次起诉已过5年。这5年来的政府补助原告请求法庭给予追讨；⑷自2013年12月原告办理退休至今，原告身心健康遭受巨大压力和损害。被告理应对原告作出精神赔偿，赔偿金额人民币1元。3.允许原告补交2001年至2003年的养保、医保。在庭审中，原告确认放弃第三点诉讼请求。 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审时辩称：1.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告两个大项，不符合行政诉讼法“一事一诉”原则。2.原告已过起诉期限。被告所作的视同缴费年限认定系2015年11月，原告自被告认定后应当知道相关行政行为。现在才提起诉讼，明显超过起诉期限。3.关于原告退休时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问题。原告养老保险实际缴费年限为1992年7月-2013年12月(其中2001年1月-2003年12月为中断缴费)，合计18年6个月;医疗保险缴费年限为2003年9月-2013年12月，合计缴费10年4个月。2015年11月经被告审批退休，原告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缴费年限由视同缴费年限(1972年12月-1992年6月)和实际缴费年限组成，合计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为38年1个月、医疗保险缴费年限为38年5个月。4.视作缴费年限认定，系依申请的行政行为。根据《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认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连续工龄有关问题的通知》(浙劳社老[2002]161号)文件规定，认定退休人员连续工龄，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原则上应以本人档案中历来填写的自传、简历和干审结论等材料和组织历史资料为主要依据。由于原告原人事档案不完整，据此，人力社保部门无法根据其不完整档案核定视作缴费年限5.社会保险补缴应及时提出。社保补缴目前为司法补缴和当年补缴，依据《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浙江省财政厅印发的通知》(浙劳社老[2006]142号)规定，用人单位和参保人员必须按时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参保人员当年应缴未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经社保机构核准，非本人原因造成的，允许在次年4月30日前一次性补缴，补缴的基数为补缴时全省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补缴的比例为补缴时当地政府规定的比例。而司法补缴应提交仲裁裁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故原告现要求补缴无任何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根据原告万建勇的起诉，被告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答辩及庭审中原、被告提交并出示的证据和庭审中法庭向原告的询问，可确认被诉的养老医疗保险缴费年限认定原告“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为38年1个月”，作出认定时间是在2015年11月25日。而原告在庭审中陈述其得知对其“38年1个月”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的认定是在2016年上半年省信访局向其宣读的一个决定（未提供书面决定），书面内容是在2017年4月中旬《浙江省绍兴市企业职工退休(退职)基本养老金核准表》予以了体现。原告至迟在2017年4月就应知道被诉行政行为的内容，故原告于2018年7月12日向法院提起请求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之诉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一年的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故应依法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万建勇提起上诉称：1.上诉人通过诉讼，于2018年1月26日收到诸暨市人民法院邮寄的被上诉人答辩材料，才第一次看到盖有三个部门公章的《绍兴市职工基本养老、医疗保险缴费年限认定及退休审批表》，才第一次知道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了“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为38年1个月、医疗保险缴费年限为38年5个月”的决定。据此，上诉人于2018年7月1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从收到涉案审批表到起诉，时间不到6个月，并未超过起诉期限。2.2016年到2017年初，省信访局接待人员以口头或电话方式告知上诉人“38年1个月”，但拒绝向上诉人提供书面文书，没有按“正当程序”走，上诉人不能接受。3.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时，上诉人当庭提出对被上诉人提供的《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浙江省财政厅印发的通知》(浙劳社老[2006]142号)进行合法性审查，但一审法院此后并未审查，遗漏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裁定，重新审理。 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二审中提交的答辩意见与其一审答辩意见一致。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院认为，法律设定起诉期限的主要目的在于督促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及时依法主张权利，并依法维护行政效率和公法秩序。同时，法律设定的起诉期限对诉讼当事人具有指引和规范作用，当事人基于原有法律有关起诉期限规定产生的信赖利益应当依法予以保护。结合现有证据及当事人一、二审陈述，本案被上诉人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5年11月25日在涉案《绍兴市职工基本养老、医疗保险缴费年限认定及退休审批表》上盖章、签署“同意”意见，但未有证据显示其在作出后曾向上诉人进行了有效的告知或送达，而上诉人自述在2017年4月中旬拿到涉案《浙江省绍兴市企业职工退休（退职）基本养老金核定表》、2017年5月收到银行代付的养老金。从有利于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保护原则出发，并考虑诉讼当事人对起诉期限的合理预期，本案原则上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之规定。换言之，本案上诉人在2017年4月应当知晓被诉行政行为内容，其在2018年7月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上述规定的两年起诉期限。一审法院直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关于一年起诉期限的规定，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602行初268号行政裁定； 二、本案指令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毕金刚 审判员  傅芝兰 审判员  蒋 瑛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五日 书记员  王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