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9476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中艺花边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762030855T。住所地：浙江省桐庐县桐君街道春江东路1088号。 法定代表人：赵丹，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曹燕，浙江商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谢少虹，浙江商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杭州斯科服饰绣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6706175870。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河庄街道新和村。 法定代表人：王国强，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倪科伟，浙江凌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宁波锦胜海达进出口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576854286XU。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路132号银亿外滩大厦20-5,20-6。 法定代表人：史增超，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中艺花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中艺花边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杭州斯科服饰绣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科公司）、一审第三人宁波锦胜海达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胜海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9民初213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院于2019年1月15日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二审调查，上诉人中艺花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燕和谢少虹、被上诉人斯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倪科伟到庭参加。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艺花边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斯科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一审及二审的诉讼费用由斯科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1.中艺花边公司与斯科公司之间不存在货物买卖关系。斯科公司系与锦胜海达公司发生货物买卖关系，中艺花边公司受锦胜海达公司的委托，作为外贸代理出口人办理斯科公司货物出口代理业务，涉及货物工艺和质量、交货时间、包装标准和结算方式均由斯科公司与锦胜海达公司之间直接联系确定。中艺花边公司与斯科公司之间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系为办理出口退税要求而签订的形式上的买卖合同，系根据斯科公司与锦胜海达公司之间下单和结算情况补签的合同。中艺花边公司接受锦胜海达公司的委托，以中艺花边公司的名义代理锦胜海达公司办理货物出口及货款结算，双方之间形成间接代理合同关系。故本案系“假自营真代理”的外贸操作模式，即使双方之间形成了购销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和企业征询函，也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2.斯科公司与中艺花边公司签订购销合同时，对中艺花边公司与锦胜海达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知情。中艺花边公司及其下属工作人员均未参与案涉买卖交易过程。案涉买卖合同项下业务系斯科公司通过锦胜海达公司及其下属工作人员完成，而非通过史增超完成。史增超无权代理中艺花边公司与斯科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斯科公司并未举证证明系通过史增超与中艺花边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斯科公司未能就交易细节进行举证，仅能提供金额不一致的购销合同，根据斯科公司提交的购销合同无法计算出价款总金额。因此斯科公司在签订该合同时知晓该合同是为了办理出口退税而签订的，对中艺花边公司系受锦胜海达公司委托代理货物出口的情况也应当是知情的。另根据外贸交易的习惯，斯科公司也应知晓中艺花边公司和锦胜海达公司的委托代理关系。锦胜海达公司的业务员方雪嫱与斯科公司法定代表人侄子系夫妻，锦胜海达公司的订单均是通过方雪嫱向斯科公司下达，斯科公司应当知晓交易相对方系锦胜海达公司。锦胜海达公司在一审庭审中也陈述了整个交易过程系斯科公司与锦胜海达公司实际联系并完成，并陈述认可买卖关系实际发生在其与锦胜海达公司之间。3.中艺花边公司作为出口代理商，靠代理费谋求利润，不可能垫付出口产品的巨额成本，如果要求出口代理商来承担付款责任，有违公平交易原则。综上，一审判决认定法律关系错误，本案系代理出口合同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之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故斯科公司的货款应当向锦胜海达公司主张。二审中，中艺花边公司补充陈述意见称：即使法院认为中艺花边公司需要向斯科公司支付货款，一审判决中关于利息损失的部分亦缺乏法律依据。在交易过程中，斯科公司未尽审慎义务，对买受人认识不清，其明知中艺花边公司系出口代理商，仍违规向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其行为存在过错，故不应向中艺花边公司主张赔偿利息损失。 斯科公司在二审中答辩称：1.斯科公司对中艺花边公司与锦胜海达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代理关系并不知情。斯科公司与中艺花边公司之间的贸易系通过史增超联系，最终以双方之间的合同、发票来主张货款。中艺花边公司从未主动披露其与锦胜海达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且史增超系中艺花边公司的副董事长。2.假自营真代理的模式涉及骗取出口退税，合法性存疑。现锦胜海达公司即将破产，中艺花边公司主张锦胜海达公司才是买卖合同相对方系为推脱责任。3.一审法院确认中艺花边公司与锦胜海达公司之间存在代理关系，并不意味着斯科公司知晓并认可该代理关系。4.一审法院判决中艺花边公司支付相应利息是依据中艺花边公司发的企业征询函，中艺花边公司通过该征询函确认截至2015年12月31日尚欠货款金额，故斯科公司主张中艺花边公司支付利息损失于法有据。综上，斯科公司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锦胜海达公司在二审中未陈述意见。 斯科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要求中艺花边公司支付价款4479082.45元，并赔偿该款自2016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4.75%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斯科公司与中艺花边公司之间曾多次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中艺花边公司向斯科公司购买全棉绣花布和涤棉绣花布，双方对产品质量标准、交货地点、验收标准、异议期限等内容进行了明确，并特别约定结算方式及期限为出货后按约定凭增值税发票付款等内容。自2010年12月20日起至2015年4月23日，斯科公司为中艺花边公司开具票面金额合计为12916046.88元的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述发票已经中艺花边公司向国税部门抵扣认证。期间中艺花边公司陆续向斯科公司支付价款。2016年3月，中艺花边公司聘请桐庐春江会计事务所对其2015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向斯科公司寄送企业询证函一份，载明截至2015年12月31日，中艺花边公司尚欠斯科公司价款4479082.45元，该款中艺花边公司至今未付。2017年12月13日，斯科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买卖合同纠纷之诉。一审庭审中，中艺花边公司抗辩称斯科公司的实际交易方为锦胜海达公司。另查明，2011年1月7日、2014年1月7日，锦胜海达公司与中艺花边公司两次签订《合作协议》，约定锦胜海达公司负责联系客户，提供具体货物出口和负责货款回收，中艺花边公司根据锦胜海达公司提供的信息专门负责代理货物出口的具体事宜。具体由中艺花边公司代为负责办理货物出口报关手续，并把按锦胜海达公司要求做好的相关单证及时提供给客户。中艺花边公司在收到锦胜海达公司全额货款后，凭供应商出具的合法有效的增值税发票及其他相关凭证，在锦胜海达公司要求日期内付给供应商。再查明，史增超本人身兼多重职权或身份，其既是锦胜海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多家出口公司在宁波办事处的负责人，同时还兼任中艺花边公司的董事。案涉交易由斯科公司与史增超进行接洽，史增超向斯科公司提供由中艺花边公司盖章确认的购销合同，指示中艺花边公司收取斯科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向斯科公司付款等。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一审庭审调查及斯科公司和中艺花边公司的诉辩意见，中艺花边公司对其与斯科公司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签收斯科公司开具的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已申请税务抵扣认证，以及通过其账户向斯科公司付款等基本事实均无异议。同时，结合中艺花边公司与锦胜海达公司的陈述，亦能证实在锦胜海达公司与中艺花边公司拼箱出口过程中，中艺花边公司实际为锦胜海达公司的出口代理商，负责统一对外的合同签订、税务处理、出口结汇、货款支付，并根据锦胜海达公司的指示与斯科公司发生一系列交易行为。现中艺花边公司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认为锦胜海达公司作为实际购货单位，享有委托人的交易介入权，斯科公司应当向实际购货单位即锦胜海达公司催要货款，无权向中艺花边公司主张权利。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上述法条系对间接代理中委托人行使介入权的直接规定，但介入权的行使存在一定限制，包括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对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为明知这一前提。因此，一审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斯科公司在与中艺花边公司签订购销合同时对中艺花边公司与锦胜海达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是否为明知。回顾案涉交易的整个过程，均是由史增超接洽交易的各个流程，如签订合同、下达订单、指令开票、联系付款等一系列行为。然而，史增超本人身兼多重职权或身份，其既是中艺花边公司的董事，又是锦胜海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还兼任其他公司的业务代表。作为销货一方，如何确认购货主体，最直接、最客观的判断方式当然是根据购销合同上载明的购货方、买方指令增值税专用发票上开具的企业名称以及货款支付主体等方面，而中艺花边公司在《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上加盖公章，签收斯科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申请税务认证，以及向斯科公司数十次的付款行为显然具备上述交易主体最基本的表象特征。一审庭审中，中艺花边公司以其跟锦胜海达公司之间的内部流程记录或者案涉交易过程中与斯科公司接洽的人员系第三人的职员，以及案涉的开票通知书格式与锦胜海达公司所用的开票通知书格式完全一致等事由，证明斯科公司的交易对象为锦胜海达公司或斯科公司对中艺花边公司的代理行为系明知的事实，依据并不充分，不能令人信服。况且史增超在同一时期以多家公司代理的身份与斯科公司进行业务往来，即一套班子多块牌子，人员的混用和材料文本存在一致性亦是合理，斯科公司依据书面合同、发票抬头、付款主体来判断交易对象亦是常理，斯科公司提交的历史账册亦表明其与中艺花边公司的交易记录并未与锦胜海达公司进行混同，中艺花边公司提供的现有材料尚不足以证明史增超在与斯科公司签订合同时已经向斯科公司披露了中艺花边公司真实身份。退一步讲，即便在交易之后中艺花边公司或史增超有过向斯科公司披露中艺花边公司真实身份的情况，斯科公司亦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的规定享有第三人的选择权，现斯科公司主张中艺花边公司承担责任，中艺花边公司亦负有付款义务。至于中艺花边公司在一审诉讼中向一审法院提出核查斯科公司上游供货厂商的订单号，以验证订单号与案涉生产单号是否一致的申请。鉴于中艺花边公司提交的生产单本身由单方制作，且为复印件，斯科公司对真实性已提出异议，中艺花边公司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案涉生产单的真实性尚无法确定，故中艺花边公司申请调取的材料对其待证的事实并无实际效用，一审法院不予准许。关于中艺花边公司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根据中艺花边公司2016年3月向斯科公司发出的企业询证函，中艺花边公司在该函件中确认至2015年12月31日尚欠斯科公司价款为4479082.45元，现斯科公司于2017年12月就该笔款项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未超出法定诉讼期间，中艺花边公司的时效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斯科公司主张中艺花边公司支付价款4479082.45元的诉讼请求，有相应证据在案证实，且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斯科公司主张中艺花边公司承担自2016年1月1日起利息损失的诉请，鉴于双方在购销合同中已明确约定“出货后按约定凭增值税发票付款”等内容，且中艺花边公司亦认可由斯科公司开具的最迟时间为2015年4月23日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已申请税务抵扣认证，故结合相关法规、规章对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期限的要求，可以确认中艺花边公司存在逾期付款的情形，斯科公司的该项诉请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因生效判决导致中艺花边公司与锦胜海达公司之间形成的债权债务，双方可另行处理。针对一审案件，一审法院需要指出的是中艺花边公司与锦胜海达公司之间不规范的出口代理贸易做法，其交易行为本身隐含着巨大的商业风险和法律风险。中艺花边公司作为商事主体，应当知道其中的利害和风险，希望能从中汲取教训。据此，一审法院于2018年11月9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中艺花边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斯科公司价款4479082.45元，并赔偿该款自2016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4.75%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如中艺花边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2632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47632元，由中艺花边公司负担。 二审中，中艺花边公司、斯科公司和锦胜海达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所涉《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由中艺花边公司盖章确认，斯科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上的购货主体为中艺花边公司，中艺花边公司收取斯科公司开具的发票且已进行税务抵扣认证，中艺花边公司亦向斯科公司进行多笔付款并在审计时向斯科公司发送企业征询函确认对斯科公司的尚欠价款，以上内容足以使斯科公司在确立买卖合同关系时及合同履行过程中认为与其建立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为中艺花边公司。中艺花边公司主张案涉买卖合同关系发生时斯科公司已知晓实际的买受人是锦胜海达公司，进而要求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对此本院认为，中艺花边公司所提交的生产单、结算单、邮件截屏和签收单均为复印件，所提交的合作协议、付款指令以及背面加盖锦胜海达公司印章的增值税发票等均系中艺花边公司和锦胜海达公司间的内部协议或内部业务流程中形成的材料，故依据中艺花边公司所提交证据尚不能证明案涉交易发生时斯科公司已知晓与其发生交易的是锦胜海达公司而非中艺花边公司，因此中艺花边公司的相应主张不能成立。即使中艺花边公司或锦胜海达公司之后向斯科公司披露了中艺花边公司与锦胜海达公司之间存在代理关系，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的规定，斯科公司也可选择中艺花边公司作为合同相对人向其主张权利。故一审法院判决中艺花边公司向斯科公司支付相应价款，处理正确。 关于利息损失问题。案涉《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出货后按约定凭增值税发票付款”，斯科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最迟时间为2015年4月23日且所有增值税发票均已被中艺花边公司申请税务抵扣认证，中艺花边公司亦确认至2015年12月31日尚欠斯科公司价款4479082.45元，故一审法院结合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期限相关规定认定中艺花边公司存在逾期付款并判决其从2016年1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年利率4.75%向斯科公司赔偿利息损失，并无不妥。 综上，中艺花边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2632元，由中艺花边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谢银芝 审判员  李洁瑜 审判员  章保军 二〇一九年三月六日 书记员  潘丽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