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4民终5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向春莲，女，土家族，1979年7月18日出生，住四川省达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段长明，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匡玉琼，女，汉族，1979年4月18日出生，户籍地：湖南省龙山县，现住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义涛，广东广和（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学敏，广东广和（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向春莲因与被上诉人匡玉琼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404民初14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向春莲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匡玉琼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匡玉琼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向春莲已经提供了证据证明与匡玉琼存在合伙合作关系。一审中，向春莲提供了广州银行信息登记表、证明、微信聊天记录、账单、账单详情、马沫含衣柜商标注册证、匡玉琼与马沐含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图片及微信号信息、都柄善证明来证明。其中，匡玉琼与马沫含微信(湖州沐克服饰有限公司微信)2017年11月21日的微信聊天中承认广州店是和向春莲一起的、珠海店是匡玉琼一个人的，当时马沫含和向春莲微信确认此事时向春莲也明确匡玉琼是向春莲的合伙人，且匡玉琼在广州银行信息登记表中确认其工作地址就是向春莲芙可客童装店地址，部门是财务，职位是总经理。都柄善也证明双方曾找其洽谈过合伙开店事宜。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向春莲与匡玉琼存在合伙合作关系。二、匡玉琼不能证明其实际支付了借条借款，也不能证明银行转账款、垫付货款、信用卡消费款与借条借款有关联，且款项往来金额都不属实。（1）匡玉琼的银行转账款、垫付货款、信用卡消费款证据不能证明这些款项的性质。（2）向春莲主张的银行转账款、垫付货款、信用卡消费款金额在借条出具之日也没有15万元。其主张的信用卡消费款在借条出具之日向春莲已结清。匡玉琼主张双方2017年5月3日进行对账时2017年3月-5月3日的消费额约为1.93万元，匡玉琼微信转账620元后以2万元计。但是根据匡玉琼信用卡明细清单，该信用卡2017年3月-5月3日的消费额合计为9069.16元。其中4月29日有ATM现金还款5300元，再算上匡玉琼起诉状中确认5000元还款，向春莲2017年5月3日已不欠任何信用卡消费额。三、匡玉琼在起诉状、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中对款项往来数额、计算方式的说法矛盾重重。（一）对垫付货款13480元是借条出具日(2017年5月3日)之前还是之后支付的，匡玉琼在起诉状中称是5月3日前支付的，变更诉请中改称是出具日之后支付的(且是与未报销的706元费用和720元货款于2017年5月13日一起支付的)。（二）对其信用卡消费款消费额、欠款额、偿还时间，匡玉琼在起诉状、变更诉请中的说法则完全与客观证据不符。起诉状中，匡玉琼称使用信用卡期间为2017年3月-5月3日，该期间消费额为24376.09元，交还信用卡前有偿还5000元，至出具借条时尚余19376.09元未偿还，对账方式是微信转账620元后以2万元借款计算。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中，匡玉琼称2017年5月3日对账时统计的2017年3月－5月3日消费金额约为1.93万元，对账方式仍是微信转账620元后以2万元借款计算。但是，匡玉琼信用卡2017年3月-5月3日的消费额仅有9069.16元，且5月3日时向春莲已结清。同时，匡玉琼2017年5月3日620元微信转账是结算货款620元，而不是信用卡对账。综上，匡玉琼在起诉状中确认的向春莲2017年5月3日前支付垫付货款13480元、信用卡消费款5000元的事实均应认定。同时，根据信用卡明细清单的客观证据和起诉状，还应认定2万元信用卡欠款不存在。四、匡玉琼不仅应对其实际支付借款承担举证责任，同时，还应对其诉讼不诚信和诉讼中承认的对其不利事实承担诉讼责任和后果。匡玉琼应承担是否实际支付借款、支付借款金额、支付款项性质的举证责任。综合本案，匡玉琼应举证证明银行转账款、垫付货款、信用卡消费款的款项性质和金额，还应举证证明这些款项就是借条借款。即使款项金额与借条金额一致，也不必然就完成了款项与借条关系的举证责任，更何况匡玉琼证据不能证明上述款项金额与借条金额相符。（2）起诉状、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中匡玉琼确认的向春莲2017年5月3日前支付给匡玉琼垫付货款13480元、信用卡消费款5000元(现金)的事实，向春莲无需举证。（3）匡玉琼在起诉状、变更诉请以及庭审中，对垫付货款和信用卡消费款数额、对账方式、往来时间的主张，多次陈述不真实、不客观，甚至起诉状、变更诉请与其自己的证据本身就能证明其主张不成立。因此，对匡玉琼证据的证明力、举证责任和诉讼主张应当严格审查。而匡玉琼一审中在客观证明43480元货款中有11900元是向春莲支付的情况下，仍然回答法庭称其垫付的货款金额是43480元，足见匡玉琼诉讼不诚信的主观恶性。匡玉琼答辩称：一、向春莲主张借款属于双方合伙资金证据不足。（1）向春莲在一审中出具的马沫含、都柄善的证明，均属于证人证言。马沫含、都柄善不出庭参与庭审，出具的证明根本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2）广州银行信息登记表只是匡玉琼在申办信用卡时填写的虚假信息，芙可客本身就不是一个经工商局注册的公司，即使匡玉琼填写的内容是真实的，也只是证明匡玉琼在芙可客任总经理的职位，也不能证明匡玉琼与向春莲之间存在合伙关系。（3）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向春莲既然主张与匡玉琼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就应该由向春莲来举证证明，但至今为止向春莲都没有提交实质的证据来证明双方的合伙关系，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4）即使向春莲与匡玉琼之间曾经存在合伙关系，但在向春莲向匡玉琼出具借条时，双方的合伙关系也已经转为债权债务关系，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也应受到法律保护。二、借款本金为15万元。向春莲对匡玉琼以转账方式借款10万元的事实是没有任何异议的，不管是在一审的管辖权异议上诉申请书中还是上诉状中也都承认向春莲尚拖欠匡玉琼垫付货款3万元的事实，这也与匡玉琼在一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向春莲提到的“最后用老毕的4万元，我做几次还给你”陈述相吻合，可以明确匡玉琼出借的金额为转账10万+垫付货款3万。双方唯一有争议的是信用卡消费的金额。向春莲在上诉状中主张信用卡消费为9069.16元，向春莲于2017年4月29日通过ATM机现金还款5300元以及还款5000元（2017年5月23日），信用卡的消费金额已经偿还完毕。（1）虽然匡玉琼在起诉状中以及庭审中均陈述2017年3月-5月3日期间，向春莲持有匡玉琼的信用卡进行消费，但并不是从2017年3月1日开始该信用卡才匡玉琼用以消费。涉案的民生信用卡是2017年2月21日申办下来的，自申办下来之后就由向春莲进行使用消费，匡玉琼于3月21日收到第一个月账单、4月21日收到第二个月账单，才会导致匡玉琼陈述时以2017年3月作为起始点。（2）在管辖权异议上诉申请书中，向春莲曾主张信用卡的9069.16元偿还的金额为5300+5000-620。向春莲主张的620元就是2017年5月3日匡玉琼向向春莲微信转款的620元，在上诉状中向春莲却坚称该620元是匡玉琼收取的货款与信用卡欠款无关，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向春莲在明知自己拖欠的信用卡金额为9069.16元时，不可能现金还款5300元后又主动向匡玉琼支付5000元，这偿还的金额比向春莲主张偿还的款项金额多了1230.84元。更加不可能在还没有实际偿还全部信用卡欠款时，还要求匡玉琼在2017年5月3日向她转账620元后，再在2017年5月23日向匡玉琼支付5000元，明显不符合常理。（3）实际上，在2017年5月3日双方对账时，信用卡5月份的账单还没有出来，是向春莲本人自行核算信用卡消费后告知匡玉琼：信用卡消费总额1.93万元，再转账620元，信用卡消费金额以2万元计算。匡玉琼在双方对账当日通过微信向向春莲转账620元。该信用卡消费金额是由向春莲自行核算，匡玉琼无法得知向春莲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但经过细心核对信用卡账单，推测出计算方式为：3月账单的2.27消费的4980.1元+2.28消费的4900.36元+03.02消费的4980.12元+03.12消费的800元+03.18消费的399元+4月账单03.24消费的340.04元+04.03消费的168元+04.04消费的1500元+04.21消费的利息交易306.3元+账单分期手续费96.83元+5月账单04.27消费的652元+05.02消费的230元=19352.75元。三、向春莲仅向匡玉琼支付三笔款。匡玉琼承认向春莲偿还了三笔款：2017年5月8日9990元、2017年5月13日9990元以及4914元、2017年5月23日的5000元。但属于偿还本案借款的匡玉琼只承认2017年5月23日的5000元，2017年5月8日9990元与本案无关是向春莲与匡玉琼的其他往来款，2017年5月13日9990元以及4914元，是向春莲向匡玉琼支付原本就已经抵扣的13480元以及报销费用706元、补货款720元。四、匡玉琼在一审时并没有确认13480元是在2017年5月3日之前支付，也没有确认关于信用卡消费向春莲曾偿还5000元的事实。（1）在向春莲提交的证据中，并没见到向春莲向匡玉琼支付13480元这个金额的转账凭证，也未见到除2017年5月23日以外其余的5000元转账凭证，在原起诉状中匡玉琼只是陈述借款金额的构成，由于时间间隔太远匡玉琼只记得借款金额的构成，但已经记不清款项支付的时间，因此在原起诉状中匡玉琼也没有确认13480元支付的时间以及5000元支付的时间。（2）立案时，匡玉琼对于信用卡消费金额并不清楚，仅记得向春莲陈述为1.93万元，在核对信用卡3、4、5月份账单后发现消费金额为24376.09元与对账时金额不相符，后来想起向春莲曾偿还5000元，认为应该是与垫付货款的对账的方式一样，为方便计算将原本金额的零头去掉了，便陈述信用卡消费金额为24376.09元由向春莲偿还5000元，匡玉琼向向春莲支付620元，信用卡消费以2万元计算。（3）在立案后，匡玉琼找到2017年5月23日5000元的转账凭证，回想起来该5000元是在出具借条后支付的，并不是用以偿还信用卡消费。匡玉琼为忠于事实，便向法院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在原诉讼请求返还15万元本金变更为返还14.5万元本金，扣除的就是2017年5月23日的归还的5000元，并将事实与理由进行了变更，明确信用卡消费的1.93万元是由向春莲核算的，匡玉琼并不清楚核算过程与方式。综上，匡玉琼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借款本金为15万元是证据充分、事实清楚的，虽然匡玉琼不认同向春莲已经偿还9990+14904+5000=29894元，仅承认5000元是本案还款，但由于没有证据证明也就没有提起上诉。匡玉琼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向春莲向匡玉琼支付借款14.5万元；2.判令向春莲向匡玉琼支付逾期利息，以14.5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6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为1625元）；3.判令向春莲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匡玉琼于2017年2月24日、3月4日、3月26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别向向春莲转账30500元、40000元、30000元，其中2017年2月24日的转账款30500元中的500元为匡玉琼给向春莲儿子的红包。2017年4月13日至14日期间，匡玉琼通过银行转账31555元和支付了现金25元共为向春莲垫付了货款31580元，该事实，有匡玉琼提供的《手记帐》和匡玉琼、向春莲均有提供的《童の尚销售单》及向春莲提供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转账凭证》及向春莲辩称相互印证证实。2017年5月3日，匡玉琼、向春莲进行结算，含上述向春莲欠匡玉琼的款及向春莲使用匡玉琼民生银行信用卡消费款在内，在匡玉琼通过微信再向向春莲转账620元后，向春莲出具了借款15万元、约定2018年3月5日还款的《借条》给匡玉琼执存。该《借条》对借款期间及逾期还款的利息无作约定。向春莲提供的《支付宝账单》、《微信交易记录》及《平安银行个人账户交易明细清单》、《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其分别于2017年5月8日、13日及23日分别向匡玉琼转账9990元、14904元、5000元。本案一审第二次庭审前，匡玉琼申请向春莲本人到庭参与庭审，经通知向春莲，但向春莲未到庭参与庭审。一审法院认为：一、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匡玉琼、向春莲构成民间借贷关系还是合伙合作关系。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显示，双方确有金钱上的往来，向春莲亦出具《借条》，证实借到匡玉琼款项，该借条形成的时间发生于双方金钱往来之后，且向春莲在立具《借条》后有转帐还款给匡玉琼的事实，双方的行为符合民间借贷的法律特征，应认为匡玉琼、向春莲之间构成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向春莲辩称该《借条》为匡玉琼拟出借15万元给向春莲购买车辆用于童装店经营，但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同时，向春莲辩称双方为合伙关系，匡玉琼于2017年2月24日、3月4日、3月26日分三笔共10万元的转账款实际为合伙投资款，并提供《广州银行信息登记表》拟证明其主张，但未能提供该登记表上所载单位“广州市芙可客童装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及证明匡玉琼、向春莲合伙的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对向春莲该抗辩理由不予采纳。二、关于借款未偿还的本金。向春莲向匡玉琼出具借到15万元的《借条》后，向春莲分别于2017年5月8日、13日及23日分别向匡玉琼转账9990元、14904元、5000元，故向春莲尚欠匡玉琼借款本金应为120106元。三、关于逾期付款利息。如上所查明，由于匡玉琼、向春莲对借款期间及逾期还款的利息无作约定，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从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匡玉琼、向春莲约定的还款日是2018年3月5日，即向春莲应从2018年3月6日逾期还款之日起，以120106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计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给匡玉琼。匡玉琼请求向春莲自2018年3月6日逾期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至付清之日止，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匡玉琼请求以14.5万元为计算利息的本金的请求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本金的具体数额以一审法院上述核定的为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向春莲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匡玉琼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20106元；二、向春莲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匡玉琼支付利息（以人民币120106元为本金，从2018年3月6日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匡玉琼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66元，由匡玉琼负担315元，向春莲1351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庭审时，向春莲称证人都某将在庭后的3月27日－4月5日在国内，申请在这期间对其进行调查。本院认为，向春莲在一审时并未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结合向春莲一审时提交都某的书面证人证言，都某的证言内容并不能证明匡玉琼与向春莲是合伙关系，该证言内容的证明力不足以对抗向春莲亲自出具的借条，向春莲申请对其进行调查，并无必要性，本院不予准许。本院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匡玉琼主张向春莲向其借款15万元，其中包括：1.银行转账10万元；2.垫付货款31580元；3.民生银行信用卡消费款2万元。对于匡玉琼银行转账10万及垫付货款31580元，向春莲认可该事实。至于民生银行信用卡消费款，向春莲上诉主张，根据匡玉琼信用卡明细清单证据，该信用卡2017年3月-5月3日的消费额合计为9069.16元。其中4月29日有ATM现金还款5300元，再算上匡玉琼起诉状中确认5000元还款，向春莲2017年5月3日已不欠任何信用卡消费额。匡玉琼称，（一）匡玉琼在一审时称，2017年3月-5月3日期间，向春莲持有匡玉琼的信用卡进行消费。实际上，自2017年2月21日民生银行信用卡申办下来之后就由向春莲进行使用消费，匡玉琼于3月21日收到第一个月账单、4月21日收到第二个月账单，才会导致匡玉琼陈述时以2017年3月作为起始点。（2）3月份账单+4月份账单+5月3日前账单的消费额为19352.75元（3月账单的2.27消费的4980.1元+2.28消费的4900.36元+03.02消费的4980.12元+03.12消费的800元+03.18消费的399元+4月账单03.24消费的340.04元+04.03消费的168元+04.04消费的1500元+04.21消费的利息交易306.3元+账单分期手续费96.83元+5月账单04.27消费的652元+05.02消费的230元），匡玉琼再支付620元，按2万元计算。（3）向春莲主张信用卡欠款为9069.16元，不可能现金还款5300元后又主动向匡玉琼还款5000元，明显不符合常理。本院认为，结合向春莲出具的借条，匡玉琼的主张更具合理性，且向春莲主张的5000元还款，一审判决亦已扣除，据此，本院采信匡玉琼的主张。综上，双方存在金钱上的往来，匡玉琼向向春莲支付了款项，向春莲亦出具《借条》并注明还款期限，证实借到匡玉琼款项，向春莲在出具借条后有转帐还款给匡玉琼的事实，双方的行为符合民间借贷的法律特征，一审法院认定匡玉琼、向春莲之间构成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另，（一）向春莲辩称其出具借条是因为匡玉琼拟出借15万元给向春莲购买车辆用于童装店经营，在向春莲出具借条后，匡玉琼并未付款。对此，向春莲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不予采信。（二）向春莲辩称双方为合伙关系，匡玉琼10万元的转账款实际为合伙投资款，并提供广州银行信息登记表、证人证言等拟证明其主张。对此，广州银行信息登记表所载单位“广州市芙可客童装有限公司”并未显示双方为合伙关系，向春莲亦未能提供工商登记予以佐证，而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不足以对抗向春莲亲自出具的借条，对向春莲该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向春莲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10元，由向春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谭炜杰审判员  贺 心审判员  黄汉源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梁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