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311民初6037号 原告：海南南方网架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甸岛四东路颐和花园C座806号。 法定代表人：董兆平，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峰，江苏禾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戈文静，江苏禾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董瑞军，男，1968年7月2日生，汉族，住徐州市泉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雪刚，江苏清正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凌飘，江苏清正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周新宇，男，1968年11月23日生，汉族，住徐州市泉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显春，陕西大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道兴，陕西大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海南南方网架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董瑞军、周新宇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11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双方争议较大，本案依法转为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3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海南南方网架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兆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峰、戈文静，被告董瑞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雪刚、凌飘，被告周新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显春、贾道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海南南方网架工程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赔偿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共计618288元；2、承担损失费用利息（以58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8月5日起按年息6%计算到付清之日止）；3、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两被告于1998年9月22日以原告名义向陕西港丽圆彩板制品有限公司购买夹芯瓦，欠该公司货款。经诉讼，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4日从原告处强制执行走546194元，但原告在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判决（2006）雁民二初字第096号执行案件执行之前不知道有此购买夹芯瓦的购销合同。被告与陕西港丽圆彩板制品有限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中用的印章“网架合同专用章（3）”，该章非原告在当地公安机关机关预留备案的合同专用章，原告也未刻制此章。被告冒用原告名义，与陕西港丽圆彩板制品有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致使原告公司利益受到损害，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为618288元，包括在2017年8月4日被告法院强制执行走的546194元，以及原告在诉讼过程中的各项花费72094元，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人民法院，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 被告董瑞军辩称，一、原告的起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缺乏依据，并且与已经生效的判决书确认的法律事实相悖，应当依法予以驳回。首先，陕西港丽圆彩板制品有限公司诉原告的买卖合同案件通过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和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三次审理，终审判决原告承担付款责任，未判决本案两被告承担民事责任，各方对生效判决均无异议，这说明西安两级法院已经通过生效判决确认了本案原、被告之间是单位内部法律关系和职务行为，在本案中原告是依据侵权法律关系提起诉讼，侵权诉讼主体之间明显是外部法律关系，原告依据外部侵权责任向被告主张权利与已经生效的判决确认过的法律事实相悖，原告起诉的法律依据存在明显错误。其次，原告在诉状中陈述和依据的两被告冒用原告名义私刻公章等所谓的侵权事实和理由至今未有定论，原告在本案庭审中也未能向法庭提交足够的证据证实相关事实情况。再次，本案原被告之间是内部法律关系，无论原告是基于内部法律关系的劳动关系或者是雇佣关系或者是挂靠关系来向两被告追偿，目前相关的基本事实均处于情况不明的状态。原告也没有向法庭举证相应的必要证据可以证实相关的事实情况以及双方权利义务关系情况，在目前基本证据不足及各方权利义务不清的情况下，原告的起诉显然缺乏必要的证据和事实作为支撑，不能成立。二、原告在诉状中陈述的所谓事实与法院已经查明的事实不符，应依法承担做虚假陈述的相应不利法律后果，原告一直主张两被告和其自身没有任何关系，其也没有在西安设立过办事处或者分公司，同时主张与陕西港丽圆彩板制品有限公司及中铁十七局签订的相关合同都毫不知情，这显然不是事实。从本案的法庭调查证据及证人的出庭证言可以看出以下事实，第一、两被告之前都曾经在原告的徐州分公司工作过，之后被告董瑞军被公司派到西安办事处，被告周新宇被先被派往北京办事处两三年，之后又被派到西安办事处。第二、当时西安办事处不仅有固定的场所，而且仅工作人员就有7、8个人。证人证言之间与相关的调查材料之间能够相互印证。第三、两被告在代表公司承包涉案工程及签订相关合同时是需要提供原告公司的营业执照，企业资质等相关材料的，并且在合同上加盖了原告的合同印章，发包方的项目管理人明确表示还见过原告公司徐州分公司的副总，此人应该是李晓光。第四、西安法院依法调取查明的原告公司自己的1999年财务审计报告中明确载明了西安分公司以及西安分公司与原告总公司之间的往来账及金额，西安法院自行决定再审后确并没有改判，最终再次判决原告承担合同责任，也是基于上述法律事实的原因。第五、在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15年5月6日再审庭审中陕西港丽圆彩板制品有限公司曾做过如下陈述“2004年我公司在多次索要无果的情况下，委托丁青松给董兆平打电话，其称他知道此事，叫我们不要向法院起诉，并称回来西安处理此事，但一直未来处理，之后我方向西安市雁塔区法院起诉”，可以证实原告公司当时的负责人在一开始就知道合同签订情况以及被诉的情况。上述诸多证据均能证实原告起诉所述不实，应依法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三、原告诉请的数额计算不当，缺乏依据。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判决的本金是217896元，及利息66355元。四、原告的诉请无论是否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均已经超出诉讼时效。原告所主张的侵权行为发生在1998年9月份，距今已经超过20年，原告主张自己是在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06）雁民二初字第096号民事判决在2009年被法院强制执行时得知的此事，显然至少原告就已经得知了自己的权利被侵害。此时的诉讼时效为2年，而原告于2018年底起诉两被告已经超出了诉讼时效。原告辩解对该判决提出异议，因此应该中断诉讼时效的辩解显然不能成立，没有法律依据。综上，原告的起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诉请超出了诉讼时效，且缺乏依据，故请求法庭依法裁决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周新宇辩称：一、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签订合同的时间在1998年9月22日，纠纷至今时间跨度达20年之久，从纠纷发生算起，经历一审、执行、再审以及终审和申请再审终结审理。原告称在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06）雁民初字第096号民事判决执行前并不知道购销合同，那么在执行时应该知道其权益是否受到侵害，依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民事侵权行为的诉讼时效为2年，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原告的诉讼明显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和保护期。二、被告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涉案合同纠纷的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已经确认原告是存西安办事处的，这是法律事实。现在有当年一起工作的同事证明原告西安办事处存在，进一步证实原告西安办事处存在的客观事实。被告是西安办事处的员工，其行为是职务行为，属于工作范畴，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被告系原告西安办事处在1997年招聘的业务员，在工作工作时间仅有两年多时间，1998年9月22日签订过与本案有关的购销合同，当时双方负责人都在场，合同价款及付款方式等主要内容是由双方负责人商定，被告作为公司职员，负责人董瑞军盖章后让被告签字，是方便业务人员合同履行的跟踪工作，原材料采购合同由业务员签名也是一种交易习惯，合同效力也取决于公司印章。合同出现纠纷后，陕西港丽圆彩板制品有限公司一直与董瑞军及原告负责人进行交涉，说明被告对于合同的履行状况没有责任，不应党作为本案的被告。三、原告诉讼请求的赔偿金额618288元无任何法律依据。原告称损失618288元是在法院判决生效后不执行法院判决，被告强制执行的金额，实际上法院判决的是217896元，及利息66355元，其他的费用是原告不履行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造成的，是原告自身因素造成，现在原告要求被告给付赔偿，没有任何依据。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证据支持，明显是滥用诉权，请求法庭予以驳回。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两被告是否冒用原告的名义，并使用原告非预留备案的印章与他人订立民事合同？2、原告在本案中主张损失如何确定，是否有扩大损失的情形？3、被告周新宇的民事诉讼主体是否适格？4、原告在本案中主张民事权利是否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 原告海南南方网架工程有限公司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工矿产品购销合同，证明在1998年9月22日，两被告私刻原告公司印章，冒用公司名义，与陕西港丽圆彩板制品有限公司签订彩钢板合同。 2、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06）雁民二初字第096号民事判决书、（2015）雁民再初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书、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陕01民终7318号民事判决书，证明：（1）2006年8月7日的（2006）雁民二初字第09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原告应当支付陕西港丽圆彩板制品有限公司货款217896元及利息66355元，逾期付款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再审的一审、二审民事判决书维持（2006）雁民二初字第096号民事判决书，原告承担案件受理费16558元；（2）1998年9月22日工矿产品合同上的“网架合同专用章（3）”，该公章非网架公司在当地公安机关预留备案的合同专用章；（3）再审的一审、二审程序中，原告委托江苏金合律师事务所齐敦智代理法律诉讼，梁薇作为职工受托处理相关诉讼事务。 3、转账回单，证明2013年2月6日，原告委托江苏金合律师事务所齐敦智代理诉讼，支付代理费30000元。 4、住宿费收据，证明2017年7月25日，梁薇为涉案法律事务在西安汉庭凯富酒店住宿，支出费用344元。 5、火车票11张，证明原告负责人为处理诉讼事务往返花费交通费3471元。 6、业务委托书及货值，结算票据，证明2017年8月4日，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从原告账户执行走546194元。 7、收费发票，证明原告为本次诉讼，又支付律师费30000元。 8、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单，证明原告为实施财产保全，而支出保险费1000元。 9、2004年3月20日的协议和2003年10月22日的说明，系从西安法院卷宗复印而来。 10、案外人成华绩被告董瑞军、周新宇在徐州市公安局云龙分局经侦大队所作的询问笔录，证明董瑞军冒用名义承揽小寨地下商场工程，这个工程是董瑞军自己干的，董瑞军在询问时陈述，周新宇也陈述是董瑞军拿着原告公司的公章与陕西港丽圆彩板制品有限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从小寨项目债权审核表上可以看出，虽然挂账原告20000元支付款，实际上也由董瑞军领走，余下挂账502000元，都是挂在董瑞军个人名下，没有一笔款是打到原告公司账户； 11、陕西西北网架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证明董瑞军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这个公司成立于1995年7月13日，当时董瑞军的身份是该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而1998年与陕西港丽圆彩板制品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的时候，董瑞军却冒用了原告的公章与签名。 被告董瑞军未提交证据。 被告周新宇为支持自己的抗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 1、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06）雁民二初字第096号民事判决书； 2、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15）雁民再初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书； 3、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陕01民终7318号民事判决书； 4、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陕民申2084号民事裁定书。 以上证据，证明：（1）原告公司确实存在先办事处；（2）涉案金额只有217896元及利息66355元。 第二组证据： 1、工矿产品购销合同； 2、原告公司财务审计报告（1999）第89号； 3、成华谈话笔录； 4、孟法民说明。 以上证据，证明：原告存在西安办事处的事实。 第三组证据： 1、潘某某陈述； 2、董瑞军说明； 3、周新宇谈话笔录； 4、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庭审笔录。 以上证据，证明被告是原告的员工，其行为是行使职权的事实。 第四组证据： 1、证人张某证言； 2、证人冯某证言。 以上证据，证明：（1）证人证言能证实原告西安办事处的存在；（2）被告周新宇是原告西安办事处的业务员。 第五组证据： 1、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陕民申2084号民事裁定书。 2、董瑞军说明； 3、潘某某陈述； 4、周新宇谈话笔录； 5、成华谈话笔录。 以上证据，证明：董瑞军是原告西安办事处的负责人，西安办事处的经营管理都是董瑞军负责。 经审理查明，1998年9月22日，案外人陕西港丽圆彩板制品有限公司作为供方与作为需方的海南南方网架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工矿产品购销合同，被告周新宇在委托代理人处签名，并由被告董瑞军加盖海南南方网架工程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3）。陕西港丽圆彩板制品有限公司于2005年8月4日向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判令海南南方网架工程有限公司支付货款余款217896元及利息66355元。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于2006年8月7日作出（2006）雁民二初字第0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海南南方网架工程有限公司向陕西港丽圆彩板制品有限公司支付货款217896元及利息66355元，并承担诉讼费8279元。 庭审中，原告陈述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曾于2009年11月份来徐州对原告实施强制执行措施，并向原告送达执行通知书，原告提出了异议。 2014年9月23日，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雁民监字第0000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2006）雁民二初字第096号民事案件再审。该院后于2016年4月20日作出（2015）雁民再初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2006）雁民二初字第096号民事民事判决。宣判后，海南南方网架工程有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经审理，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1日作出（2016）陕01民终7318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费由海南南方网架工程有限公司负担。后海南南方网架工程有限公司又于2017年4月1日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9日作出（2018）陕民申208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审查海南南方网架工程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2017年8月4日，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从原告处执行走案款546194元。 在案件审理中，证人张某到庭陈述：在1996年9月份，其和周新宇都在海南南方网架公司西安办事处跟着董瑞军打工，当时办事处由六七个人，董瑞军是负责人。证人冯某到庭陈述：其和周新宇一起在海南南方网架西安跑业务，当时有人员司机、会计，何某，张某，周新宇，董瑞军，是董瑞军介绍去的，董瑞军是领导。其是在1996年3月份去的，1998年1月份离开。 案外人成华在接受徐州市公安局云龙分局经侦大队民警询问时陈述：其担任过西安小寨商场地下工程的项目部副经理，小寨工程是中铁十七局西安总公司（又叫中铁十七局西安工程部）负责承建，具体工程由候运奇总包施工，候运奇又找到海南南方网架工程有限公司干的活，具体承建人叫董瑞军。海南南方网架工程有限公司的干的是小寨商场门头网架，董瑞军还带其来徐州考察一个网架工程公司，董瑞军介绍一个副总经理，好像是北京人，在西安施工都是和董瑞军联系，工程款都是支付给董瑞军的。 被告董瑞军在接受徐州市公安局云龙分局经侦大队询问时陈述：其在1998年用海南南方网架有限责任公司和铁道部十七工程局西安办事处或项目处谈下来一个地下商场的入口工程，包括网架和彩板，造价一百多万，项目经理是成华，网架工程是我自己做的，彩板工程就承包给了陕西港丽圆彩板制品有限公司，工程完工后，一直没有验收，十七局还欠工程款没有结账，其是通过孙吉喆区的西安办事处，当时没有正式的公司批文，对外称是办事处。 被告周新宇在接受徐州市公安局云龙分局经侦大队询问时陈述：其在1996年到海南南方网架公司西安办事处工作，在1998年的时候，公司分包了铁道部十七局的一个工程，和陕西港丽圆彩板制品有限公司签了一个合同，其去负责谈的合同细节，并在合同上签名，由董瑞军盖的合同章。在2015年，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传其到庭，才知道陕西港丽圆彩板制品有限公司诉讼的事，后来法院判决有20多万元，还有利息。其在海南南方网架公司徐州分公司工作过，被派到北京两三年，董瑞军喊其去的西安办事处。 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海南南方网架工程有限公司以侵权的事实，即主张两被告冒用原告名义实施了与其他民事主体订立合同，在签订合同时使用原告非预留备案的印章，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应承担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但原告对该主张应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一、两被告是否冒用原告的名义，并使用原告非预留备案的印章与他人订立民事合同的问题。 在案件庭审过程中，原告所举证据中用于证明两被告实施冒用原告名义，使用原告非预留备案印章与陕西港丽圆彩板制品有限公司订立民事合同的证据主要是1998年9月22日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及徐州市公安局云龙分局经侦大队民警对案外人成华、被告董瑞军、周新宇所做的询问笔录，但上述证据均不能证明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侵权事实存在，具体理由为： 首先，根据已经生效的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15）雁民再初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书及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陕01民终7318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事实，即原告在存在西安办事处，并以此判决海南南方网架工程有限公司承担民事责任，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事实是法律文书既判力的体现，原告在通过再审的法律程序后，西安市中级法院作出的二审民事判决书已经确认了原告西安办事处的存在，原告在本案中并无证据推翻上述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 其次，被告周新宇提供的证人张某和冯某的证言，足以证明原告在事实上成立了西安办事处，且有固定的人员和办公场所。 再次，在事实上，董瑞军系原告西安办事处负责人，董瑞军使用原告名义与陕西港丽圆彩板制品有限公司订立合同，本身并无不当，不属于冒用原告名义的情形。 最后，原告以两被告实施伪造印章的违法行为，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仅对成华、董瑞军、周新宇进行询问，并未对原告报案的实质问题进行定性并出具法律文书，故原告所举现有证据并不足证实两被告实施了原告非预留印章的行为。 虽然被告董瑞军系陕西西北网架有限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但成华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明确陈述，董瑞军到其到徐州考察了网架公司，见到了有关人员，因此董瑞军并非名义上仅仅用原告的名义签订合同，而使用陕西西北网架有限公司的人员进行小寨项目的施工，董瑞军使用都是原告西安办事处的人员。 综上，原告主张的侵权行为，缺乏证据支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二、原告在本案中主张损失如何确定，是否有扩大损失的情形。 通过西安市中级人民的再审二审，业已确定了海南南方网架工程有限公司应对陕西港丽圆彩板制品有限公司当承担的民事责任，虽然原告提交证据证明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执行走的款项为546194元，在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货款为217896元及利息66355元，以及迟延履行期间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但该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的数额缺乏法律文书确认，且在2016年11月21日西安市中级人民作出（2016）陕01民终7318号民事判决后，原告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致使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增加，原告有扩大损失的主观过错，原告将该时间段之后的损失，要求被告承担，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 三、被告周新宇的民事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 通过案件审理，业已查明周新宇履行的是职务行为，且在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15）雁民再初字第00001号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周新宇作为第三人到庭参加诉讼，陈述了案件的有关事实，该陈述与陕西港丽圆彩板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潘某某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实周新宇履行的是职务行为，且周新宇提交的证人张某、冯某的证言也能证实周新宇系原告西安办事处的业务员，成华也陈述有关款项均是和董瑞军之间发生，更加印证了周新宇的业务员身份。因此，周新宇作为业务员签订合同的行为是履行职务行为，不应作为案件的被告，其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 四、原告在本案中主张民事权利是否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的问题。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诉讼时效制度。诉讼时效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就本案而言，原告认为其在本案中的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为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陕01民终7318号民事判决书的2016年11月21日，到原告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的2018年9月29日，未超过两年诉讼时效，对此本院认为，原告的该项计算诉讼时效的观点不能成立，具体理由为： 一是原告在庭审中明确陈述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在2009年11月底来徐州执行（2006）雁民二初字第096号民事判决书时向其起送达了书面的执行通知书，即便原告没有参加（2006）雁民二初字第096号民事案件的庭审活动，在此之前不知道案件的裁判结果，但原告在2009年11月底时也应到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查询涉案的法律文书及证据材料，况且原告也向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提出了异议，并依法要求再审。根据生效法律文书记载的内容，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23日作了决定再审的民事裁定书，故原告实际上在2009年年底就已经知道权利受到了侵害的事实，该时间点应作为原告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的开始时间。 二是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原告在西安市两级法院申请再审及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均不是向两被告主张权利，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规定。 三是涉案工矿购销合同签订的时间是1998年9月22日，即便原告主张的侵权事实存在，该时间点距离原告起诉已经超过了二十年。因此，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综上，原告在本案中主张权利，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海南南方网架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330元，财产保全费3520元，合计13850元，由原告海南南方网架工程有限公司负担（已预交）。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现伟 人民陪审员  许庆顺 人民陪审员  李 丽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刘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