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782民初2580号 原告:翁兰花，女，1964年2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义乌市。 原告：翁志天，男，1990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义乌市。 原告：翁志刚，男，1989年3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义乌市。 三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昊，山东信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常熟路8号7楼。 负责人：于洋，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景霞，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原告翁兰花、翁志天、翁志刚为与被告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养老保险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1月2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徐亦伟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3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三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昊、被告平安养老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景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翁兰花、翁志天、翁志刚诉称：2015年5月三原告亲属翁为民在被告处投保了平安人身保险一份，其中包含平安一年期团体定期寿险险种，该保险的意外或疾病身故保险金额为100万元。2016年1月12日，翁为民因肝癌等疾病不幸身故，三原告向被告申请理赔，被告确认了保险合同关系后，对于赔付事宜却迟迟不予答复。现诉请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被保险人翁为民的身故保险金100万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6年5月20日计算至实际赔付之日止）。 被告平安养老保险公司辩称：一是被保险人在投保以前已经患重大疾病，这一点双方在保险单上有特别约定，双方应当要按照该约定各自履行。二是被保险人的死亡是他在投保以前就患的疾病肝癌所致，双方同样在合同中做出了约定，并且被告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体现在保险合同的第五条第五项，所以因被保险人是投保前的疾病导致的死亡，满足了这一条的情形。被保险人是2013年8月发现的肝癌，2015年5月购买了案涉保险，他是在投保前患肝癌，2016年也是因肝癌死亡的，满足无需承担责任的条件。对于免责条款，被告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已履行了保险法规定的提示义务。投保人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已经生病却没有告知，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如实告知义务。故此请驳回诉请。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村委会证明一份，证明原告主体适格。2、人身保险合同一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保险合同关系，涉案保险合同第1页特别约定第三条明确约定被保险人不承担在首份保险合同生效之前已患的疾病身故的责任，该条明确通过特别约定的方式排除了投保前首患疾病，保险人不予赔偿的责任；同时保险合同第五条责任免除第一项，载明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保险公司不承担赔付责任，依据该条规定，只有责任免除情形与被保险人身故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的情况下，该责任免除条款才能适用，这也是保险法近因原则的应有之意。3、出院记录四份、住院收费收据四份，证明被保险人并非直接死于肝癌，而是由多种疾病导致其死亡。4、死亡医学证明书一份、遗体火化证明一份、户口注销证明一份，证明被保险人死亡。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约定了被保险人在首份保险合同生效前已患重大疾病的被告不承担疾病身故的责任，并没有排除保险合同条款第五条的责任免除的约定。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正好证明了被保险人在购买保险前已经获肝癌，当中的肝移植状态和其他病症都是肝癌的治疗和引发的并发症而已，不能证明被保险人不是死于肝癌。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死亡医学证明书中对死亡原因明确了就是肝癌，所以结合出院记录被保险人的死亡原因确实是购买保险以前就患的肝癌。 被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人身保险投保确认书一份，证明被保险人符合保险人不予理赔的条件，并且保险人在投保时已经对相应的免责条款进行了明确说明，相应的条款都做了加粗和特别的字体，尽到了提示义务。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没有签字日期，也没有具体的经办人，并不能证明就是涉案保险的投保书。退一步讲即便存在证明效力，但也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在投保时作为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根本不知道存在上述规定，也不可能真正理解所谓的重大疾病，所以该条并不能在本案中产生效力。不符合保险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责任免除条款在投保时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的规定。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于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在本案中具有相应的证明力，但其证据不足以证实被告应承担身故保险金100万元的赔付责任。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于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在本案中具有相应的证明力。 根据以上所确认的证据和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原告翁兰花、翁志天、翁志刚系翁为民的妻子与儿子。2015年5月翁为民在被告平安养老保险公司投保了平安人身保险一份（个人保险凭证号GP02002005006211），保险期限自2015年5月21日至2016年5月20日，翁为民支付保费5100元，其中包含平安一年期团体定期寿险险种，该保险的意外或疾病身故保险金额为人民币100万元。在保险合同第1页特别约定第3条载明“被保险人在首份保险合同生效日之前已患重大疾病人员不承担疾病身故或全残的责任”。第2页《平安一年期团体定期寿险条款（2014版）》第五条责任免除载明“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五）被保险人在本次投保前已患重大疾病及其并发症导致的”。第7页“重大疾病”规范约定的第（一）项为恶性肿瘤，并载明下列疾病不在保障范围内：“1.原位癌；2.…”。 翁为民在投保后，曾在浙江省第一医院等住院治疗四次。第一次，2015年8月4日至2015年8月13日在浙江省第一医院住院，出院记录记载入院原因为“肝癌术后2年余，发现新发肝占位1月余”，入院情况记载“2013年10月11日、2015年4月23日两次因发现新发占位于解放军411医院行y刀治疗”。第二次，2015年10月9日至2015年11月5日，在浙江省第一医院两次进行肝移植术。第三次，2015年11月5日至2015年12月17日，在浙江省第一医院住院“十二指肠造瘘术”等。第四次，2015年12月17日至2015年12月30日在义乌复元医院住院，为“肝癌术后、肝移植状态，十二指肠穿孔术后，腹膜炎，急性肾功能衰竭、双××症”，并记载“患者循环不稳定、生命垂危，家属经商量后要求放弃治疗自动出院”。2016年1月12日翁为民死亡，义乌市苏溪中心卫生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的死亡原因为“肝癌”。 另经核对，《人身保险投保确认书》“注4”的《平安重大疾病保险条款》（平保养发[2014]32号）文件中，记载的“重大疾病”所涉内容与《平安一年期团体定期寿险条款（2014版）》的“重大疾病”规范内容一致。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被告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为：翁为民死亡的原因及该疾病是否属于“被保险人在本次投保前已患重大疾病及其并发症导致的”（或“被保险人在首份保险合同生产日之前已患重大疾病人员不承担疾病身或全残的责任”）的责任免除情形。首先，原告虽未提供翁为民在投保之前的有关住院病历等，但根据2015年8月13日浙江省第一医院的出院记录记载，足以认定翁为民在2013年就已有肝癌（恶性肿瘤）症状，并在2013年10月11日、2015年4月23日两次进行手术治疗。其次，根据本案所涉的《平安一年期团体定期寿险条款（2014版）》第7页“重大疾病”的规范明确约定恶性肿瘤（原位癌等）为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同时原告在庭审中也认可了肝癌为恶性肿瘤，因此翁为民在投保前已患有肝癌（恶性肿瘤）这一重大疾病。最后，翁为民在投保后进行了两次肝移植，自然是因为原先的肝癌（恶性肿瘤）无法控制所进行的移植手术并导致了相关并发症而最终死亡。2016年1月12日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的死亡原因也明确为“肝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本院认为，翁为民在人身保险投保确认书上进行了签名确认，也收到了相关的人身保险合同条款，保险公司已对相关免责条款进行了提示说明，翁为民在投保一个月前住院进行肝癌（恶性肿瘤）的治疗，根据生活常识及保险合同均应非常明确翁为民投保前所患的肝癌（恶性肿瘤）已属于重大疾病，之后翁为民也是因肝癌（恶性肿瘤）无法控制而进行肝移植并产生并发症，最终也是死于肝癌。据此，本院认为，根据所涉的保险合同约定翁为民因肝癌死亡属于该人身保险的免责情形，原告诉请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第十条、第三十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翁兰花、翁志天、翁志刚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478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翁兰花、翁志天、翁志刚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徐亦伟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徐翔 书记员沈翠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