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4民初3169号原告：沈锋，男，1974年2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闵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晶晶，上海松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洁，上海松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泽临文化传播有限公某，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法定代表人：徐易，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赟春，上海首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可意，上海首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沈锋与被告上海泽临文化传播有限公某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沈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晶晶、陈俊洁、被告上海泽临文化传播有限公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赟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上海泽临文化传播有限公某支付：1、2016年11月15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工资差额140,000元(按月工资8,000元计17.5个月，扣除已支付2个月工资)；2、2016年11月15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提成，暂计117,000元(按每月6,000元计19.5个月)；3、经济补偿金16,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自2016年11月15日进入被告处从事行政总监工作，双方于2016年11月15日签订劳动合同及劳动合同补充协议，合同期限至2019年11月15日。原告基本工资每月8,000元，除基本工资外，被告每月按照总营业额3%另支付业绩提成。被告主要从事演出经纪类活动，而原告作为被告行政总监，负责处理签证、提供食宿、发放工资、安排模特工作通告、外出商演等工作，因工作性质，原告需前期垫资，再由被告报销。但双方劳动关系成立后，被告仅于2016年12月、2017年8月支付过原告工资，其余未支付工资，合同约定的业绩提成也从未支付。原、被告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劳动合同关系，仲裁委以被告从未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而否认原、被告间劳动关系，于法无据。原、被告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仲裁委认定双方系合作关系，于法无据。原告不服仲裁裁决，起诉至法院。上海泽临文化传播有限公某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被告之间不是劳动关系，而是合作关系，双方合作期间为2016年6月至2018年10月。原告在诉讼请求中主张劳动关系成立时间2016年11月15日，但双方合作关系实际从2016年6月开始，2018年6月30日之后原告不再至被告处，2018年10月将公章返还被告，但经过被告核实，原告返还的是私刻的公章，被告的公章仍在原告处。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被告发表了相应的质证意见：1、劳动合同及补充协议(复印件)，旨在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劳动关系及关于原告工资福利待遇等的具体约定。劳动合同系原告与被告法定代表人徐易于2016年11月15日在华灵路XXX弄XXX号被告办公室签订，由徐易加盖公章，劳动合同及补充协议的原件在出入境管理局办手续时已上交。双方劳动关系自2016年11月15日建立，劳动合同载明起始时间2016年6月15日系打印错误。经质证，被告对证据1真实性不予认可，不是原件。从双方合作起始，被告就将公章、法人章、证照手续都交给了原告，该份劳动合同没有签订过，是原告利用保管公章之便私自盖章的。劳动合同及补充协议文字上的约定有很多不合理之处，如：合同3.1条约定原告担任行政总监，但是被告没有该职位；合同7.1条文本表述中明确了甲方按国家和杭州市有关规定、12.2条约定合同未尽事宜按照杭州市劳动合同规定，这与用工地点矛盾，被告是上海公某，与杭州没有任何关联；合同12.1条约定了双方经签字盖章后生效，该份文件不但应有公章，还应有法定代表人签字进行确认；补充协议第一条载明提成是总营业额的3%，该约定不明确，不符合常用的提成点，总营业额没有约定提成的期间，时间点都不明确。劳动合同及补充协议被告均不知情，公章不在被告处。2、2018年1月被告业绩统计表，抬头误写成2017年，旨在证明原告参考被告2018年1月业绩情况主张提成。经质证，被告对证据2真实性不予认可，公章由原告保管，不认可所盖公章，亦不认可原告所称抬头错误，统计表记载内容有2018年1月的，也有2016年1月的。原告未说明统计表如何形成以及制表人情况。3、补制对账单、回单、交易明细申请，手写部分由原告填写，由被告授权原告向上海银行查询对账单、交易明细的申请表，根据申请上授权员工的信息，旨在证明原、被告双方的劳动关系存在。经质证，被告对证据3不予认可，从格式上，该材料是固定的相关业务办理单位出具的格式文本，原告所举证的证明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但是员工的身份都是原告本人填写的，不能证明原告是被告员工及职务是经理，无法反映劳动关系成立。4、支付宝转账回单，旨在证明被告支付2016年11月15日至2016年12月15期间工资6,000元。除此工资支付记录以外，无其他支付记录。被告先后共支付过两次工资，一次是支付宝转账，另一次是2017年8月现金支付当月工资8,000元。合同约定月工资8,000元，因与被告法定代表人徐易约定第一个月工资6,000元，故2016年11月15日至2016年12月15期间被告支付工资6,000元。经质证，被告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摘要内容中所谓的“工资”不是劳动合同中的工资，而是建立合作关系后，由原告提出有些地方需要支出，作为法定代表人个人给原告的合作期间的收入，因为原告办事情比较辛苦，所以予以支付。原、被告合作期间，被告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宝、现金三个渠道支付给原告的金额大概有30万元。5、窗口服务告知单、备案证，原告合法办理的被告关于外国人证件专管员手续，根据办事手续中第四条外国人证件专管员需要交验申请人所在单位有效劳动合同原件和复印件的规定，旨在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经质证，被告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窗口服务告知单是相关单位业务办理的提交手续，是形式上的，不是严格意义上劳动关系存在的条件。备案证中的日期是2018年7月11日，但据原告所述2018年6月30日劳动关系结束，而原告还持有备案证。6、费用报销单，旨在证明原告向被告报销费用，双方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劳动关系。经质证，被告对证据6真实性不予认可，报销单是报销的格式表格，不能以此认定原、被告基于劳动关系或员工身份予以报销，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7、微信聊天记录截屏，被告要求原告回公某上班，旨在证明被告法定代表人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经质证，被告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2018年6月11日记录中，被告法定代表人徐易说：“你要对账，你今天就来！”，双方有对账的意思表示。2018年7月9日的记录中，原告制作了流水账1和2，证明双方有账目核算的意思。微信记录中说的上班是口头的，意思是一起回来合作管理公某。微信聊天记录最后一条是说对账。微信中原告称工资算错了，也只提到两处错误，并没有原告所主张的长期未付工资期间。8、嘉劳人仲(2018)办字第2110号裁决书，旨在证明原、被告的争议经过仲裁前置程序处理。原告入职被告处前曾在案外文公某工作，期间为2015年4月至2016年11月，所以由案外人公某为原告办理招退工登记手续，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经质证，被告对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原告所称缴纳社会保险期间与合同期间有重叠，原告不仅是案外人公某的员工，还是股东之一。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仲裁庭审笔录，旨在证明仲裁时问及为何只支付两笔工资，原告回答其一直垫付工资，并称因为垫资部分一直未报销故迟迟未离职。垫资报销部分所产生的报销差额，原告未在本案中主张，如果是工作期间的报销款，可以在仲裁期间主张，但原告并没有提出该主张，且原告也没有垫资依据。经质证，原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关于垫资问题，原告所提供证据中要求与被告对账，对账的内容就是报销款和未支付工资，不是被告所称的因为合作关系进行对账。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原告系上海市从业人员，被告经工商登记注册成立于2013年8月14日，法定代表人徐易，经营范围包括：文化艺术交流策划，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舞台设计、布置，商务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图文设计制作，会务服务，礼仪服务，展览展示服务，摄影摄像服务(除冲扩)，演出经纪，网络工程。2、2018年11月2日，原告向上海市嘉定区外冈镇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因调解不成于2018年11月7日向上海市嘉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2016年11月15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工资差额、提成、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等。仲裁时原告主张于2016年6月15日进入被告处从事行政总监工作，签订有期限至2019年11月15日的劳动合同。仲裁委经审理查明，2015年4月至2016年11月期间，案外人公某莫瑄(上海)文化传播有限公某为原告办理招退工登记手续，并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2019年1月7日，仲裁委作出嘉劳人仲(2018)办字第2110号裁决书，裁决对原告的请求事项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该裁决，诉至本院。此外，原告还陈述，原告于2016年11月15日进入被告处工作，工作时间不固定，劳动合同上载明合同起始日期2016年6月15日是打印错误，且合同文本由被告提供；2018年6月30日原告向被告法定代表人徐易口头提出离职，离职原因是未支付工资，2016年11月15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被告仅支付过原告两笔工资，在此期间原告口头向被告主张过工资。被告则陈述，原、被告之间于2016年6月至2018年6月期间系合作关系，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被告将公章、法人章等印章交给原告管理，原告从未向被告主张过工资。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于2016年11月15日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直至至2018年6月30日劳动关系解除，并要求被告支付工资、提成及经济补偿金。被告则不予认可，主张原、被告之间并非是劳动关系，而是合作关系。原、被告应当对各自的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否则即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根据规定，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劳动者的工作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约束等，可认定双方间存在劳动关系。对于双方当事人是否建立劳动关系的认定，应当结合双方权利义务的履行情况判断是否符合劳动关系的构成要件，并进行实质判断，应从双方是否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是否存在人身依附性及财产性、劳动者是否实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指挥或者监督等方面综合考量。原告为了证明劳动关系存在而提交劳动合同及补充协议、业绩绩效表、补制对账单、回单、交易明细申请、支付宝转账回单、窗口服务告知单、备案证、报销单等证据。第一，关于劳动合同及补充协议，原告提供了劳动合同及补充协议的文本的复印件，但被告不认可，认为原告利用掌管公章期间私自制作的材料，被告不知情。即便该合同及补充协议文本确实存在原件，经审查，上述材料仍然存在以下瑕疵：其一，劳动合同起始期限与原告主张劳动关系开始时间不一致，原告主张劳动关系自2016年11月15日起建立，而劳动合同却载明期限自2016年6月15日开始。其二，被告注册地在上海市，原告户籍地亦为上海市，用人单位所在地及劳动合同履行地均未涉及杭州市，但合同文本多次出现“按杭州市有关规定处理”的约定。其三，合同中虽约定劳动报酬，但被告从未按此履行过相应的义务，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实该合同及补充协议的实际履行。其四，合同落款处并无被告经办人员的签字，而原告在日常经营中可以接触并掌控到被告的公章，因此对于加盖被告公章的材料应持更严格审核标准。鉴于原告提供的劳动合同及补充协议存在诸多瑕疵，且原告不能合理解释，本院对劳动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第二，业绩统计表，存在明显错误记载，原告虽称系笔误，但该统计表仅是加盖公章的打印材料，无法有效证实原告的主张成立。第三，关于补制对账单、回单、交易明细申请，原告主张根据手写部分反映接受委托员工的身份信息，可以证明原告系被告员工，被告对此不认可，主张该材料仅为办理业务所出具的格式文本。因该材料为格式文本，除预先打印成文的地方以外，空白处内容可以手写，且原告认可空白处由其本人填写，原告日常接触被告公章，现自行填写的接受被告委托的材料，仅凭该材料本院难以采信原告的主张成立。第四，关于支付宝转账回单，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仅一笔备注工资的转账记录，难以证明原告所主张的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第五，关于窗口服务告知单、备案证，被告对真实性亦无异议，且由相关行政机关出具，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仅可以证实原告是被告的外国人证件专管员，但备案证的日期已在原告所述劳动关系结束之后，与本案原告的主张无关联性，且说明备案证的拥有与劳动关系的成立无法等同一致。第六，关于费用报销单，仅能证明原告存在报销的事实，但无法证明原告基于与被告的劳动关系而存在报销行为。第七，关于微信聊天记录截屏，从聊天记录的上下文内容来看，并非双方就工资进行结算的意思表示，难以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综合分析原告提交的证据，并未有证明原、被告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的直接证据，并且结合劳动关系认定的其他参考性因素，被告不对原告进行考勤，原告的工作时间不固定，说明原告并不接受被告的用工管理，有较大的自主权，双方之间的关系不符合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且从原告所述发放工资情况来看，2016年11月15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被告仅支付过两次工资，且仅有一次通过支付宝转账的付款有据可查，原告还称因工作性质需前期为被告垫资，但在长达一年多时间里，原告并未有向被告主张过工资及垫付款的证据，不符合常理。因此，本案中原告虽为被告处理相关业务，但并非处于被管理者层面的劳动者，其与被告间缺乏以管理行为为核心特征的人身隶属性。综上所述，原、被告间并无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双方不符合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原告主张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原告基于劳动关系而要求被告支付工资、提成及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沈锋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沈锋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周逸敏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五日书记员  姚 怡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