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9）桂05刑终33号 原公诉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铁山港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祝占元，男，1985年3月4日出生于河北省衡水市，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为河北省衡水市武邑县，现住广西北海市银海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6月7日被北海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1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海市第二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被告人祝占岭，男，1977年7月10日出生于河北省衡水市，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为河北省衡水市武邑县，现住广西北海市海城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6月7日被北海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1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海市第二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福立，男，1975年4月8日出生于河北省衡水市，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为河北省衡水市武邑县，现住广西北海市海城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6月7日被北海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1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海市第二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文通，男，1981年8月8日出生于河北省衡水市，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为河北省衡水市武邑县，现住广西北海市海城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6月7日被北海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1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海市第二看守所。 北海市铁山港区人民法院审理北海市铁山港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祝占元、祝占岭、李福立、黄文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于2018年11月16日作出（2018）桂0512刑初60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祝占元、祝占岭、李福立、黄文通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查了全部的案卷材料，讯问了上诉人祝占元、祝占岭、李福立、黄文通，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为，“资本运作”是一种非法传销组织，该组织通过鼓吹“资本运作”是国家扶持的行业，加入该行业可以获得巨额回报；要求参加人员交缴申购款人民币6.98万元或7万元购买21份虚拟份额后取得发展新人资格，每个参加者最多只能发展三个直接下线，下线再逐级发展，形成上下线传销网络关系、金字塔形网络层级结构；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返利依据，由上线人员对下线人员交纳的申购款按固定方式进行瓜分，不断骗取财物。 计蕊（另案处理）出资6．98万元加入以“资本运作”为名的传销组织后，先后直接或间接发展李某1、李某2、张某1、张某2、周某、李某3、崔某、李某4（九人均另案处理）和被告人祝占元、祝占岭、李福立、黄文通等加入其伞下，并管理伞下团队。至案发时，其伞下的李福立、祝占元、祝占岭、黄文通等均已达到老总级别。计蕊伞下传销人员达90人以上未达120人。 2012年，被告人祝占元经李某1（另案处理）的发展加入该传销组织，随后发展了被告人祝占岭等下线，2016年，祝占元升为A4老总级别；2013年，被告人祝占岭加入该传销组织，随后发展了李某4等下线，2016年，祝占岭升为A3老总级别；2015年，被告人李福立经赫某的发展加入该传销组织，成为周某（另案处理）的下线，随后发展了李某等下线，2017年，李福立升为A2老总级别；2014年，被告人黄文通经李某4的发展加入该传销组织，随后发展了杜某等下线，2016年，黄文通为A1老总级别。至案发时，被告人祝占元、祝占岭、李福立、黄文通伞下传销人员达30人以上未达120人。 另查明，公安机关从祝占元处扣押银行卡四张、身份证一张、华为手机两台、三星手机一台、电脑主机一台，并冻结银行账户二个；从祝占岭处扣押非法传销书籍六本、笔记本三本、银行卡六张、小米手机一台；从李福立处扣押银行卡四张、华为手机一台、联想手机一台，并冻结银行账户一个；从黄文通处扣押银行卡七张、手机两台（金立牌、翻盖式各一台）、长安牌小汽车（车牌号：冀Ｔ×××××，所有人：杜小沉）一辆、沃尔沃小汽车（车牌号：桂Ｅ×××××）一辆、冻结银行账户二个。 上述事实，被告人祝占元、祝占岭、李福立、黄文通在庭审过程中无异议，且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的户籍证明、抓获经过、提取笔录、扣押清单、银行账户交易记录、传销组织体系图等书证，证人魏某、张某1、张某2、周某的证言，被告人祝占元、祝占岭、李福立、黄文通的供述，辨认笔录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原判认为，被告人祝占元、祝占岭、李福立、黄文通以实施“资本运作”为名，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层级均达三级以上，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传销人员均达30人以上(未达120人)，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对四被告人依法应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四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均是主犯，依法按照各自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归案后，四被告人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公安机关在各被告人处扣押的电脑、手机、传销书籍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被告人祝占元被扣押的银行卡二张【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账号：62×××79（账户已被冻结）；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账号：62×××72（账户已被冻结）】、被告人祝占岭被扣押的银行卡一张（开户行：广西农村信用社，账号：62×××71）、被告人黄文通被扣押的银行卡一张【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账号：62×××71（账户已被冻结）】，在传销活动期间有6.98万元或7万元反映符合传销入门申购特征或“老总工资”的资金往来，上述银行卡属犯罪工具，卡内款项属传销资金，均予以没收。扣押在案的被告人名下的合法财产，充抵对被告人所判处的部分罚金。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和第四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四条、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祝占元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九十万元；二、被告人祝占岭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十五万元；三、被告人李福立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十五万元；四、被告人黄文通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五、在案扣押的电脑、手机、笔记本、传销书籍，冻结的部分银行账户存款及孳息、被扣押的部分银行卡存款及孳息（见原审判决附件一），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六、扣押在案的被告人名下的车辆、冻结的部分银行账户存款及孳息、被扣押的部分银行卡存款及孳息（见原审判决附件二），充抵对被告人所判处的部分罚金。 上诉人祝占元提出：1、其是受他人蒙骗、引诱才加入传销组织，并非领导者、管理层，应认定其为从犯；2、其农行尾号4472的银行卡有部分款项为合法收入以及农行尾号8379与传销无关，原判不应予以没收；3、其量刑与同类案件相比过重。综上，原判对其量刑、罚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对其从轻处罚。 上诉人祝占岭提出：1、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传销人数在30人左右，这其中有其自己补的6笔空单；2、其未获利，也未管理传销组织，应认定其为从犯。综上，原判对其量刑、罚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对其从轻处罚。 上诉人李福立提出：1、其因为法律意识淡薄，受到他人蒙骗、引诱才加入传销组织，属于受害者；2、与同类传销案件相比其量刑过重。综上，其系初犯、偶犯，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原判对其量刑、罚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对其从轻处罚。 上诉人黄文通提出：1、原判认定其伞下传销人员达30人以上，这里面包括其自己拿钱购买的九个空单；2、其名下的沃尔沃小汽车是借款购买的，不应冲抵罚金。综上，原判对其量刑、罚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对其从轻处罚。 在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祝占元、祝占岭、李福立、黄文通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的一致，原判所采信的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且均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查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对上诉人祝占元、祝占岭、李福立、黄文通的上诉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关于上诉人祝占岭、黄文通提出存在借用他人身份虚开空单的上诉意见，经查，“资本运作”规则明确参与人需凭身份证申购份额并交纳申购款，取得加入资格，并且加入后即在传销组织网络体系中占据一个位置。本案借用他人身份证申购的份额，均是由各上诉人实际操控，并凭借这些份额发展下线或组成金字塔状网络，以获取工资提成，成为其晋升上一级的重要依据。因此，上诉人借用身份证购买的空单，在传销体系中起到承接上下、连接左右的作用，且以空单获取非法利益或晋升。上诉人祝占岭、黄文通提出空单不应当计算为发展人员数量的上诉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2、关于上诉人祝占元、祝占岭提出其在本案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的上诉意见，经查，上诉人祝占元、祝占岭在本案“资本运作”传销活动中属老总级别人员，相对自己伞下人员而言均是传销组织中高层级人员，直接或间接发展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达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层以上，且积极参与传销犯罪活动并在传销活动中均承担管理、协调、宣传、培训等主要职责，是传销组织中的组织、领导者。传销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对于传销活动的发展、组织、管理均起到主要作用，均是主犯，上诉人祝占元、祝占岭提出的该项上诉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3、关于上诉人黄文通提出其名下的沃尔沃小汽车是借款购买的，不应冲抵罚金的意见，经查，对于该部分债权，在本判决执行时依法处置，不存在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问题。 4、关于上诉人祝占元、祝占岭、李福立、黄文通均提出原判量刑过重的意见。经查，原判认定祝占元、祝占岭、李福立、黄文通加入涉案传销组织后，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人数均已达过30人以上，且层级达三级以上的犯罪事实清楚，有银行账户交易记录、传销组织体系图等书证，证人魏某、张某1、张某2、周某的证言，被告人祝占元、祝占岭、李福立、黄文通的供述、辨认笔录等来源合法的证据相互印证证实，足以认定。原判根据各上诉人犯罪的事实、性质、在传销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认罪和悔罪表现等具体情况，在法定刑五年以下的幅度内对其判处的有期徒刑和罚金刑并无不当，故该项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祝占元、祝占岭、李福立、黄文通以实施“资本运作”名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层级均达三级老总级别以上，直接或间接发展传销人员达30人以上，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原判认定上诉人祝占元、祝占岭、李福立、黄文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四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洪 祖 审 判 员  黄思盛 审 判 员  彭 湘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陈嘉成 书 记 员  黄 珏 附：本裁定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二审的判决、裁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都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