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508民初6188号 原告：李明进，男，1950年5月22日生，汉族，住山东省梁山县。 原告：李冬菊，女，1951年9月28日生，汉族，住山东省梁山县。 原告：李硕，男，1999年11月20日生，汉族，住山东省梁山县。 原告：李某，男，2007年2月7日生，汉族，住山东省梁山县。 法定代理人：杨某（系李某母亲），女，1974年6月17日生，汉族，住山东省梁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波（代理以上四原告），上海市浩信（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鸣（代理以上四原告），上海市浩信（苏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叶冬青，男，1994年10月17日生，汉族，户籍地重庆市云阳县，现住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杰，江苏义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文明，男，1986年1月1日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现住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婷，江苏和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宋铁柱，男，1988年10月25日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秭归县，现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 被告：田赛，男，1986年5月11日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现住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 被告：倪汉杰，男，1985年9月15日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余姚市。 原告李明进、李冬菊、李硕、李某诉被告叶冬青、李文明、宋铁柱、田赛、倪汉杰生命权纠纷一案，本案于2018年9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11月7日、12月26日组织两次庭前质证交换，于2018年12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明进、李冬菊、李硕、李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波、王艳鸣及被告叶冬青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杰、被告李文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婷、被告宋铁柱、田赛、倪汉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明进、李冬菊、李硕、李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五被告对以下损害赔偿共同承担80%的责任（各项损害赔偿按2017年度江苏省苏州市城镇常住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为1176120元、丧葬费43675.02元、精神抚慰金100000元、被抚养人子女生活费245728元、被抚养人父亲生活费152117.33元、被抚养人母亲生活费163818.67元，以上费用合计1881459.02元，被告方共同承担80%为1505167.22元；2、请求判决五被告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8年1月29日下午六点多，各被告和李某(又名王某)一起在沃姆酒店附近的叶家味饭店喝酒吃饭。吃饭过程中，在李某不胜酒力的情况下，叶冬青仍不停劝酒和拼酒。期间，李某感觉身体不适准备出门要走，却被叶冬青强行拉回饭店继续劝酒，在第四瓶白酒未喝完的时候，李某因喝酒过多趴在了桌子上。此时，叶冬青仍试图叫醒李某继续劝酒，但没叫起来。晚上10点左右，几名被告将已经处于昏迷状态的李某一起抬回酒店房间，并没有及时送医或打120救治，直到第二天早上5点左右，同室居住的李文明发现李某不对劲，随即拨打120送往医院。送到医院时，医院确认已经死亡。经医院诊断和法医鉴定，死者李某因醉酒后呼吸道异物(食物)吸入致急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叶冬青强制性劝酒行为及其他几位共同喝酒的被告未尽提醒义务是李某醉酒死亡的主要原因，应承担80%的责任；且在李某醉酒昏迷的情况下未及时送医救治，被告方存在过错，故各被告均应对李某的醉酒死亡承担相应的责任。 被告叶冬青辩称：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及事实和理由不认可。首先王某的死亡属于意外事件，与喝酒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王某本人说过他有一斤以上的酒量，而且王某送医后还抢救了两个小时，当天的酒肯定不足以使他死亡。其次王某既是酒局的组织者，又是饭桌上职务和年龄最高的，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即使饮酒过量他也应当对可能造成的危险后果有足够清醒的认识，被告方作为他的下属或餐饮业从业人员出于尊敬他陪其喝酒，酒后又将其送到酒店休息，并且还有专人陪护，被告方完全尽到了相应的安全注意义务。再次我在王某他们已经喝了近一瓶白酒的时候，应王某邀请陪之喝酒，因王某在我店里办了会员，我为了留住顾客陪其喝酒是人之常情，我没有不停的劝酒和拼酒，没有强拉王某回酒店继续喝酒，这一桌是相互敬酒，我作为餐饮业从业人员不可能强来，另外王某身体强壮，想强拉也拉不了，我坐在王某的对面，中间隔了两个人，不可能不停的劝酒和拼酒。当天酒后王某处于睡眠状态，酒多后睡着打呼是常见现象，在王某当时脸色正常还打呼的情况下作为普通人的几位被告当然不可能将王某送到医院救治。原告提出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和被抚养人生活费以及精神抚慰金缺乏法律依据，计算标准也有问题，一是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和被抚养人生活费按苏州市的相关数据计算没有法律依据，二是三名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年赔偿总额累计已经超过上一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时被抚养人子女的生活费也应当由其母亲承担一半。 被告李文明辩称：我从共同就餐至王某抢救无效死亡期间并无任何过错，且已经尽到了义务，对王某的死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首先王某是聚餐的发起人、组织者，我全程仅仅喝了两瓶啤酒，整个就餐过程对王某没有任何劝酒行为，王某之所以醉酒系其本人原因所致。在聚餐过程中我以及宋铁柱、田赛、倪汉杰均多次劝阻，尤其在王某出来上厕所时，我、宋铁柱、田赛、倪汉杰明显带着王某往住处走离开饭店，但当时王某是完全有自主意识的，又返回饭店继续饮酒，因我等均为王某下属，无奈之下只能陪同返回，王某醉酒之后我们将其安全送护回酒店，当时王某并非昏迷状态，其是处于正常的醉酒状态，只是睡着了，并无呕吐等其他严重的症状。送回酒店后我全程陪护，时隔一小时左右田赛也到过王某居住的房间，当时确认王某正在睡觉并无异常，我当晚一点左右入睡，入睡前王某是属于正常状态，直到早上5点左右我因没有听到王某打呼噜的声音立马起来，发现王某有异常，拨打120救助，并在120来之前按照指示对王某进行了紧急救助。在医院对王某抢救无效之后我拨打了报警电话。整个事发的经过我不仅没有任何过错，反而已经履行了超出法律规定的必要救助义务。如果确认王某的死因是醉酒后呼吸道异物吸入至急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也是由其本人原因所致，王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其过量饮酒可能造成的危险后果应当由足够清醒的认识，但因其不能理性控制，导致死亡，悲剧责任与我无关。关于赔偿金额的问题，我的意见同叶冬青。事发后我们公司内部也组织捐款8万多元，当时几名原告过来后，公司将捐款给了他们。 被告宋铁柱辩称：我是过去参加培训的。吃饭过程中我一滴酒都没有喝，我也劝阻他们不要再喝了，因为明天还有培训。我希望早点回去，中途王某出去上厕所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准备走了，王某准备跟饭店老板再度回去喝酒的时候我还拉了他的袖子，但是没有拉住，他200多斤体重直接把我甩开了。他是领导，我只是来培训的，领导没有走我也只能回去。王某喝醉之后我们几个人还把王某抬回酒店，王某太胖所以我们只能抬，整个过程中王某没有任何异样，只是睡着了打呼噜，作为正常人想不到把他送到医院，我们把他送回酒店房间（是他自己开的房），在我个人觉得酒店就是一个安全的场所了。早上的时候李文明给我打电话跟我说他叫了救护车让我上去，我、李文明还有田赛把他送上救护车，送到医院，当时急救的费用还是我垫付的（家属已归还）。事发后我们部门内部发动了募捐，我也有捐款。于情于理我该尽的责任都已经做到了，对原告所说的各种赔偿金我不能接受，因为我是无辜的。还有一点就是赔偿金的计算方法我的意见同叶冬青、李文明。 被告田赛辩称，我的意见同李文明、宋铁柱。 被告倪汉杰辩称，我是当天刚刚入职，第二天要培训的，吃饭的时候没有喝一点酒。整个过程与李文明、宋铁柱陈述的一致。 经审理查明：死者李某（1977年1月4日出生，公民身份证号码：），经公安部门确认，王某（公民身份证号码：）系李某一人多户造成的重复户口。 原告李明进、李冬菊系李某父母，原告李明进、李冬菊生育包括李某在内的三子女，李明进、李冬菊无劳动能力，无其他生活来源。李某与案外人杨某生育原告李硕、李某，李某与杨某于2015年6月5日离婚。王某2017年3月28日登记的暂住地址为苏州市吴中区。王某（李某）自2015年12月至2018年1月期间均在苏州市高新区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五险）。庭审中，被告李文明确认其2017年1月份入职时王某（李某）已经是负责该公司苏州地区业务的组长。 李某以王某之名就职，与被告李文明、宋铁柱、田赛、倪汉杰均就职于XX公司，李某系XX苏州分公司主管，李文明系组长。李某在该公司中职务高于被告李文明、宋铁柱、田赛、倪汉杰。2018年1月29日，XX公司安排宋铁柱、田赛、倪汉杰到苏州分公司培训，住宿安排在石路的沃姆酒店（叶家味饭店楼上）。 2018年1月29日18时许，李某自带一瓶500ML白酒与被告李文明、宋铁柱、田赛、倪汉杰至沃姆酒店石路店楼下叶家味饭店就餐。就餐时，李某与田赛饮白酒，李文明喝啤酒，宋铁柱、倪汉杰未饮酒。被告叶冬青系叶家味饭店经营者，其大约在当日18时37分许入席，入席后叶冬青同饮白酒。李某自带的白酒喝完后，又从饭店叫了500ML百年迎驾白酒，当晚21:30许，在第三瓶白酒（自带一瓶，饭店两瓶）喝完后，李某起身去饭店外面上厕所，李文明、宋铁柱等人见状着装准备随同其一起离开回酒店休息。在李某上完厕所返回时，叶冬青上前搂住其肩膀与其交谈，拉其继续回去吃饭饮酒，李某此时在肢体动作上并未表现出拒绝之态，即随同叶冬青返回饭店，宋铁柱曾试图拉住二人，但未拉回，宋铁柱等四人随同李某一并返回饭店。回饭店入座后，店员又拿来一瓶白酒，李文明劝说不要再饮，并示意店员离开，在叶冬青的示意下，店员又将第四瓶白酒打开。 在庭审调查中，被告方陈述，第四瓶白酒李某基本没喝多少就躺在椅子上睡着了，并且一直在打呼。整个过程中，李某、叶冬青各饮一斤多两白酒，田赛约饮半斤白酒。 在公安询问时，被告李文明、宋铁柱、田赛、倪汉杰均陈述叶冬青在饮酒过程中存在劝酒行为。此外，李文明在公安调查中陈述：“这瓶酒喝完之后，王某有点大舌头了，也不太清醒了，我们其他人就喊他走，但是他不走，刚好王某起身要上厕所的时候，我就顺便扶着他，想离开，我扶着他出了叶家味的后门，我们其他的几个人和叶老板也跟着一起出了门，走到停车场的时候，王某在停车场里上了厕所，上完厕所之后，叶老板就又搂着王某的肩膀，把王某又拉回了饭店里面想继续跟他喝酒。”“（王某）就躺在椅子上睡着了，叶老板还在旁边叫王某继续喝，但是王某没什么反应了。”宋铁柱在公安调查中陈述：“我们当时就想走了，王某一开始不表态，后来正好他要上厕所，我们就把王某往沃姆酒店带了，带到停车场的时候，他就在边上撒尿的，撒完尿我们带着王某正准备往沃姆酒店走的时候，老板追出来，老板就把王某往回拽，老板要王某回去继续喝，我们要把王某往酒店带，但是王某200多斤的体重我们拉不动，后来王某就又跟着老板回去继续喝了。”“他当时点着烟在桌子上睡着了，我们就说要走，当时老板还不同意，然后我们看到王某都斜倒了，我们就去扶他，由于王某太重了我们扶不动，王某就滑到了地上，我们几个就把王某抬起来一起把他抬到沃姆酒店1012号房间了。”田赛在公安调查中陈述：“我们就准备散了，王某也起身准备出去小便，到了门口，老板拉着王某说要继续喝，让我们走，王某说可以，两人就回去继续喝酒。”倪汉杰在公安调查中陈述：“9点多的时候，我们准备走了但酒店老板还是让我们再继续喝。” 当晚约22时许被告李文明、宋铁柱、田赛、倪汉杰四人两人抬手、两人抬脚将烂醉如泥的李某抬回沃姆酒店房间，叶冬青亦处醉酒状态，抬回途中，因李某体重较重，四人将其放地上短暂休息。当晚，李文明与李某住同一间宾馆房间，田赛与宋铁柱一间，倪汉杰一间房。当晚24时许，田赛到李某、李文明房间送水，李文明给李某喂了少许水。次日凌晨5点多钟，李文明因听不到李某打呼，感觉到异常，遂喊李某，但没有回应，其马上拨打120急救电话。医护人员约5点30分到达，开始给李某采取急救措施。 李某的“门诊病历”记载：“120到场发现呼吸、心跳消失”。在采取一系列抢救措施后，于1月30日7:30宣布死亡。 2018年2月8日苏州市公安局姑苏分局石路派出所委托苏州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李某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苏州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4月2日出具《苏州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法医病理学鉴定意见书》，载明：检验发现李某血液中乙醇浓度为200mg/100ml，提示其处于醉酒状态，未达致死浓度。鉴定意见为：“死者李某符合因醉酒后呼吸道异物（食物）吸入致急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 上述事实，由户籍证明、户口簿、证明、出生医学证明、离婚证、流动人口信息、公安询问笔录、录像资料、病历卡、苏州市立医院急诊科病人治疗护理记录单、苏大司鉴中心[2018]病鉴字第105号《苏州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法医病理学鉴定意见书》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证实。 原告李明进、李冬菊、李硕、李某认为，本案事实应当以被告李文明、宋铁柱、田赛、倪汉杰第一时间在公安机关笔录中所陈述的事实为准，并结合公安机关调取的录像进行印证。根据上述证据，能充分证明叶冬青存在劝酒行为，也能发现事发后李某处于昏迷状态，各被告第二天凌晨才将李某送医，导致其死亡，存在明显过错。 被告叶冬青认为，其不存在劝酒，其他几个被告是同一个公司的员工，他们彼此之间有利害关系，他们将责任推给叶冬青，以此逃脱责任。死者没有呕吐，且本身超重，健康存在隐患，不排除系其自身健康原因导致死亡，对鉴定结论不认可。 被告李文明、宋铁柱、田赛、倪汉杰认为，死者与自己是上下级关系，故不可能对死者劝酒、强迫其喝酒，且其已劝阻死者喝酒，并将死者送回房间休息，已尽到义务。死者全程无呕吐情况，医院抢救及搬动尸体均有可能使胃内容物反流进入呼吸道，鉴定机构没有按照死者的实际病史、发病时间、死亡过程等进行鉴定，对鉴定结论不认可。 被告叶冬青、李文明、宋铁柱、田赛、倪汉杰对原告主体资格存在异议，被告方只认识王某，而原告方系李某亲属。 本院认为，行为人因为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根据公安部门户籍证明，王某系李某一人多户造成的重复户口，故本院对李某（公民身份证号码：）、王某（公民身份证号码：）的同一主体身份予以认定，原告方作为李某的父母、儿子，主体适格。苏州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系具有专业资质的鉴定机构，其受公安部门委托对死者死亡原因进行尸检鉴定，被告方主张存在其他致死可能，但未提供直接证据，故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本院对苏州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结论依法予以采信。依据鉴定结论及事发经过，死者李某在2018年1月29日晚的过量饮酒行为与其死亡结果有直接因果关系。被告方均系当晚的共同饮酒参与人（不以是否实际饮酒为限），虽然共同饮酒行为不直接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存在相应的附随义务，即在共同饮酒过程中及饮酒后的注意义务，具体是指共同饮酒行为的参与人之间应当相互承担的提醒、劝阻、通知、协助、照顾和帮助等义务，且应系明示的积极作为义务。若共同饮酒后发生人身伤亡事故，共同饮酒行为的参与人未尽到上述义务，饮酒参与人均构成民法上的过错，从而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死者李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自己的行为具有认知能力和控制能力，其明知饮酒过量存在一定的危险性，仍然过量饮酒，忽视自身安全防范，存在重大过失，是导致其死亡后果发生的主要原因，其应负主要责任。被告叶冬青在就餐过程中，在死者已过量饮酒、醉酒的状态下，仍劝其继续饮酒，未尽合理安全注意义务，存在一定的过错，应承担15%的赔偿责任。被告叶冬青、李文明、宋铁柱、田赛、倪汉杰作为共同饮酒人，在死者已没有意识、对外界感知、反应能力弱化、家属均不在身边的情况下，未加强安全注意、照顾义务，存在一定的过错，应连带承担10%的赔偿责任。 对于原告方因本起事故产生的各项损失，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关于死亡赔偿金。死者李某户籍虽在农村，但至事故发生时，其已在城镇连续工作、居住满一年以上，故以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补偿金额。李某在死亡时年满41周岁，对其死亡赔偿金应以2017年度江苏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622元的标准计算20年，死亡赔偿金合计872440元，本院予以认定。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死者李某的父亲李明进（3人扶养）、母亲李冬菊（3人扶养）、儿子李某（2人扶养）均认定为被扶养人，分别计算13年、14年、8年扶养年限，并扣除其他扶养人依法应承担的份额，且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2017年度江苏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27726元，故被扶养人生活费认定为   323470元[27726*（8+5*2/3+1/3），该项费用纳入死亡赔偿金范   畴。综上，认定死亡赔偿金为1195910元（872440元＋323470元）。   关于丧葬费。按照江苏省2017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72684元/年），计算6个月，认定为36342元。   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事故后原告方近亲属李某死亡，给原告方带来莫大精神痛苦和伤害，结合被告方过错程度，本院酌情认定由被告叶冬青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7500元，被告叶冬青、李文明、宋铁柱、田赛、倪汉杰连带承担5000元。   综上，依据原告方的各项损失，结合被告方责任比例，由被告叶冬青承担192337.8元[（1195910+36342）*15%+7500=192337.8元]，由被告叶冬青、李文明、宋铁柱、田赛、倪汉杰连带承担128225.2元[（1195910+36342）*10%+5000=128225.2元]。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叶冬青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李明进、李冬菊、李硕、李某各项损失合计192337.8元。   二、被告叶冬青、李文明、宋铁柱、田赛、倪汉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连带赔偿原告李明进、李冬菊、李硕、李某各项损失合计128225.2元。   （如采用转账方式支付，请汇入原告方的指定账号；或汇入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银行苏州大观名园支行，账号：49×××84；汇款时请注明案号。）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926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3963元，由原告李明进、李冬菊、李硕、李某负担3117元，被告叶冬青负担574元，被告李文明、宋铁柱、田赛、倪汉杰各负担68元。被告方应负担部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帐号：10×××76。       审 判 员  丁春雷         二○一九年三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姚梦悦   书 记 员  任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