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水城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221民初469号原告：高绍英（曾用名高绍菊、高少菊），女，1954年8月18日出生，汉族，文盲，贵州省水城县人，务农，住贵州省水城县。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远俊，系贵州勤维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510843320。被告：黄大群，女，1962年6月1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贵州省水城县人，无业，住贵州省水城县。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维，系贵州济元（水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610153721。原告高绍英与被告黄大群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2日立案后，经审理于2018年9月18日作出（2018）黔0221民初2746号民事判决：被告黄大群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高绍英返还地名为“大炉冲”、“偏坡上”两块承包地（“大炉冲”、“偏坡上”两块地四至界限以六盘市延长农村土地承包期调查情况登记表记载为准）。宣判后，黄大群不服判决，提出上诉。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2018）黔02民终2556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本院重新审理。本院于2019年1月28日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绍英及其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远俊、被告黄大群及其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高绍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返还原告所承包的名叫“大炉冲”、“偏坡上”的承包地;2.请求判决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1984年4月15日，原告作为集体经济成员参与第一轮土地承包，承包了地块名为“大炉冲”、“偏坡上”的土地，面积分别为0.4亩、0.6亩。1998年第二轮土地延包时，原告与水城县杨梅乡五星村民委员会于1998年10月5日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编号为3240103046)，继续承包第一轮承包时所承包的土地，期限从1994年1月1日至2043年12月31日。从2002年开始，被告就对原告的土地进行侵权，原告多次请求村民委员会协调，但是被告拒不返还原告的承包地。综上所述，被告的行为已经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被告黄大群辩称，1.被告方并未侵占原告方的土地，该土地是2002年4月原告不愿缴纳农业税，告知村委将其土地返还不愿承包。在2002年4月以前，原告就以不愿承包为由，将承包合同返还村委，而被告因无土地耕种，向村委反映情况，村委就将本案争议土地承包给被告。而当时的村委主任周云梅也让其丈夫代笔将土地转包的事实在土地承包合同上予以注明。所以不存在原告所称的侵占其土地的说法；2.本案的土地是因原告不愿缴纳农业税自愿放弃承包，通过村委转包才由被告承包，并未违反任何法律规定，也是当时村委对于不愿意承包土地的一种通常做法。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原告高绍英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第一组，原告身份证1份，户口薄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的身份信息和主体资格。被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第二组，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手册1份，证明1984年4月15日原告承包了本案名为“大陆冲”、“偏坡上”的土地，面积为0.4亩、0.6亩，同时也证明了1984年原告一直都在交纳农业税；第三组，2018年5月3日从水城县档案馆调取的承包合同书1份、六盘水市延长农村土地承包期调查情况登记表1份共5页，证明1998年10月5日原告当时名字为高绍菊并与五星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承包“大陆冲”、“偏坡上”两块土地，面积是0.4亩、0.6亩。承包的期限是1994年1月1日至2043年12月31日。同时证明该土地承包情况登记表上没有任何的更改。被告对前列第二组、第三组证据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因为本案涉案土地后来已经重新颁发了承包经营权证书，而原告将承包经营权证书返还村委会；第四组，2018年5月7日水城县公安局杨梅派出所证明1份，证明高绍英与高绍菊是同一人，身份证号码是5202211954××××××××。被告无异议。上述证据，第一组、第四组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第二组证据，被告对证据本身无异议，只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确实证实了原告1984年初始承包案涉土地及当年交纳农业税的事实，故对“1984年4月15日原告承包了本案名为‘大陆冲’、‘偏坡上’的土地，面积为0.4亩、0.6亩，同时也证明了1984年原告一直都在交纳农业税”的证明目的，本院予以确认；第三组证据，虽确实说明了当时签订的承包期限是1994年1月1日至2043年12月31日，但因后来原告放弃承包而导致了承包期限的中断，故达不到原告的全部证明目的。被告黄大群依法提交的证据有：第一组，被告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被告主体适格。原告无异议；第二组，承包户主为“高绍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1份共6页，证明原告不愿意承包本案土地将土地退还村委会，于2002年4月20日通过五星村村委转包给被告黄大群，也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一并交由黄大群保管。原告对该组证据有异议，认为，根据原告提供的从水城县档案馆调取的农村土地承包登记表，上面并没有被告提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的“此证于2002年4月20日经双方同意由高绍菊转到黄大群名下，五星村民委员会转包”，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属实，但该添加内容的真实性不属实，该内容是本案原二审开庭审理时，当时的村委会主任周云梅的丈夫自己在承包经营权证书上添写的，且其丈夫在村委会没有任何的职务，就自行添加上去；第三组，2018年8月24日杨梅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实被告从2002年4月到2017年12月一直耕种涉案土地。原告无异议，认为该组证据恰好证明从2002年开始涉案土地就一直被被告违法侵占的事实；第四组，银行流水清单1份共5页，证明因被告从2002年开始耕种本案土地，直到之后取消农业税，发放农业直补金均是发给被告。原告无异议，认为该组证据只能证明农业直补金是发放到被告的账户上，不能反推被告对争议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对于被告领取的直补金原告保留诉讼的权利；第五组，人民调解笔录1份（含两份调查笔录、一份调解记录）共4页，证明通过2018年4月15日的杨梅乡村民委员会的调解，张国学为本案涉案土地转包时的支书、周云梅为当时的村委主任，二人均证实了本案土地因原告不愿承包，退还村委，由村委另行转包给被告的事实。原告认为调解记录本身只能证明在2018年4月15日原、被告双方就争议土地就请求当时的村委会调解但调解不成。两份调查笔录系村委会调查了解的情况，被调查人张国学及周云梅未到庭，该调查笔录性质上属于证人证言，被调查人应当出庭，现我方无法对其进行询问核实其真实性，故达不到被告方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相互印证，综合证实了原告高绍英于1984年初始承包案涉土地，但至2002年4月，高绍英不愿继续承包并将土地及其承包经营权证书退还发包方村委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984年4月15日，原告高绍英（曾用名高绍菊，又名高少菊）作为承包户向水城县杨梅乡五星村民委员会承包了地名为“大炉冲”、“偏坡上”的两块土地，其中“大炉冲”土地登记面积为0.4亩，“偏坡上”土地登记面积为0.6亩，双方签署了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手册。1998年，高绍英作为承包户继续延包了“大炉冲”、“偏坡上”两块土地，水城县人民政府向高绍英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承包期限自1994年1月1日至2043年12月31日。2002年4月，因高绍英不愿继续承包该土地，将土地及其承包经营权证书一并退回村委会。村委会将又将该土地转包给黄大群经营管理，并将高绍英退回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转给黄大群，黄大群遂对上述“大炉冲”、“偏坡上”土地进行经营管理，一直至今，其间农业税系黄大群缴纳，后来国家补助的农业直补金也全部发放给黄大群。2018年4月15日，当地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调查了解的基础上，就本案土地争议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调解，但调解不成。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在于：1.原告于2002年将其原承包的“大陆冲”、“偏坡上”的土地退还发包方村委会，以及由村委会转包给被告黄大群的事实是否成立；2.原告现对本案争议的“大陆冲”、“偏坡上”土地是否仍然享有承包经营权；3.被告侵犯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事实是否成立。本院认为，结合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被告黄大群提交证据的证明力显然大于原告高绍英提交证据的证明力，尤其是高绍英对其1998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存在于黄大群处这一超乎寻常的事实，不能作出合理的说明。而该事实则与黄大群提交的调查记录、调解记录、农村信用社历史流水清单等证据相互印证，并综合证实了高绍英于2002年将其承包的本案争议土地及其承包经营权证书退还发包方村委会、村委会又将该土地转包给黄大群并将高绍英退还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交付给黄大群的事实。由此，也说明高绍英与村委会事实上形成了解除承包合同和承包关系的合意，高绍英也就不再对本案争议的“大陆冲”、“偏坡上”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从而黄大群对“大陆冲”、“偏坡上”土地的经营管理并不侵犯原告高绍英的任何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高绍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高绍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邓仕刚人民陪审员  冯凡书人民陪审员  李 燕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五日书 记 员  姜 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