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684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万塘汇实业有限公司（曾用名：杭州金利普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万塘路262号6幢206室。 法定代表人：曹永胜。 委托诉讼代理人：柯菲，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学新，男，汉族，1982年1月21日出生，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大海、陈晨，浙江民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孙小明，男，汉族，1969年4月17日出生，住杭州市西湖区。 上诉人杭州万塘汇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塘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学新、原审第三人孙小明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4）杭拱商初字第9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 1、根据黄学新提供的2010年12月31日《借款合同》原件以及借款方即第三人孙小明的陈述，当时孙小明在王某之女提供的空白《借款合同》上，仅填写了借款金额51990000元的大小写以及借款方处的“孙小明”的签名、落款时间，并在保证人处加盖了“杭州福田实业有限公司”的公章。对于孙小明的上述陈述，在金利普公司重组律师留存的《借款合同》版本中得到了印证，即黄学新提供的《借款合同》原件中的三行手写内容、借款期限的截止日期、利率标准、出借方处的“王某”三字以及最后的落款时间均为事后添加。在庭审中，证人王某亦承认该些内容系其本人填写，故该院对该节事实予以认定。对于孙小明填写的借款金额51990000元是否真实，该院认为，首先，根据孙小明、王某的陈述，随着双方业务的往来、发展，双方以及各自的财务人员均不定时的进行对账，以确定具体的金额。而孙小明亦承认在签署前述借款合同时，是经过初步、笼统的对账的，因此，孙小明对借款金额为人民币51990000元应属明知。其次，根据孙小明、王某的陈述，在上述借款金额构成中，包括了银行承兑汇票贴现款项以及纯粹的借款。然根据金利普公司破产管理人出具的关于《黄学新、吴芳申报债权审查报告》中表述：韦宁事务所经审计核查，就企业之间承兑汇票事实无凭证证实，无法查实。仅对王某、王雅然与孙小明、方圆圆个人之间发生的民间借贷进行审计，……。也就是说韦宁事务所经审计所确认的孙小明应付王某的本息余额23587333元中没有包括孙小明应当支付给王某的承兑汇票贴现款项。究其原因是破产管理人移交给韦宁事务所的财务资料中没有记录银行承兑汇票业务书面账册或台账。在金利普公司向该院出具的《关于黄学新申请调取杭州金利普电器有限公司收到王某等承兑汇票账目的复函》中提到，因金利普公司几经股份转让、重组、重整，财务制度并不完善、没有电脑账目，现经金利普公司财务手工查询后确认：金利普公司现存2008年1月1日至2014年5月31日共7册账目中，并无收到王某、王雅然、杭州春王电器有限公司、杭州施煌电器有限公司、龙光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杭州新昆电器有限公司出票的承兑汇票款项。那么关于王某、孙小明均确认的银行承兑汇票贴现款项是否真实存在呢？该院认为，根据黄学新向法院申请调取的关于22份银行承兑汇票背书情况记录，除一张票据无法查实，其余21份银行承兑汇票的背书情况记录真实、完整；另该院对孙小明的财务人员方圆圆以及办理票据贴现业务的叶钧所作的调查，均能印证孙小明将从王某处拿到的承兑汇票（多由王某名下的春王公司、人民电器集团、施耐德公司等出票）找叶钧进行票据贴现（主要发生在2010年前后），在扣除票据金额3%-5%不等的手续费后款项多汇入了孙小明控制的福田公司、方亚公司账户，然后再根据孙小明的指示将款项打给春王公司等，或者汇至其他账户。据此，该院认为，王某、孙小明关于双方之间存在银行承兑汇票贴现业务以及孙小明尚欠王某部分承兑汇票贴现款项的事实成立。第三，根据黄学新提供的2011年6月25日《杭州金利普电器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其中第五项审议通过《对金利普、孙小明的资产进行法律和财务调查的议案》，同意由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对金利普、孙小明的资产状况进行尽职调查的议案。2012年6月27日《杭州金利普电器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其中的附件四系《金利普公司股东债权最终确认表》，序号11为股东王某，其申报债权（称为老债权）总额为54980000元，股东最终一致确定金额最终认定为54980000元。同年10月8日，负责对金利普公司14位股东的全部债权进行调查、审核的陶礼钦律师将该14位股东的全部债权申报和审核资料办理了移交手续。表明经过律师事务所及会计师事务所的尽职调查、审核，最终认定王某的债权总额为5498万元，且有申报和审核资料为凭。据此，该院认为《金利普公司股东债权最终确认表》亦能印证前述《借款合同》中借贷双方所确认的借款金额为人民币5199万元的事实成立，至于差额部分应系借款利息。第四，虽然孙小明在签署《借款合同》时未填写借款利率标准，但孙小明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借贷双方对借款利息是有约定的，但没有六分息这么多。此外，从《金利普公司股东债权最终确认表》显示，当时对王某申报债权时关于借款利息的主张也是给予了最终确认的。鉴于此，现黄学新要求以《借款合同》上填写的按月利息2%主张借款利息，符合当时借贷双方的合意，且并不违反相关法律的规定，并无不当。综上，该院对第三人孙小明于2010年12月31日向王某借款51990000元、并按照月利率2%计算借款利息的事实予以认定。 2、2011年4月13日，包括叶蓁、王某在内的十三名投资人签订了《合作投资协议书》，主要内容为：1、所有投资人同意按150000000元作为总投资额，按照各自的投资比例受让被告金利普公司90%的股权。2、各投资人在孙小明个人及孙小明实际控制的关联公司（包括杭州福田实业有限公司、杭州宇括贸易有限公司、杭州方亚服饰有限公司等）名下的债权由金利普公司负责统一追偿，各投资人在孙小明个人及孙小明实际控制的公司名下的债权亦由金利普公司统一负责清偿等等。其中王某的投资额及投资比例分别为10000000元，所占投资比例为6.67%。同年5月3日，包括叶蓁、王某在内的投资人与孙小明的妻子郑林美又签订了《有关股权转让款问题的补充协议》，约定：1、孙小明、郑林美以及孙小明实际控制的公司名下的资产由金利普公司统一负责接管，孙小明、郑林美个人以及孙小明实际控制的公司名下的负债由金利普公司统一负责偿还，直至全部偿还完毕为止。2、金利普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丁跃林所有，其余股权转让给叶蓁、何一飞、王某等13人所有等等。 3、王某根据《合作投资协议书》约定新增借款给金利普公司所形成的债权（称为基金债权），经韦宁事务所审计，2011年3月至2012年1月5日，王某共计出借给金利普公司重组资金为3200000元，至破产重整日，王某基金债权本息为4608010元。 4、根据金利普公司破产管理人提供的孙小明控制的公司与黄学新的往来（包括借贷）核增、核减清单显示，自2011年1月1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止，王某方汇入福田公司及金利普公司16500000元，福田公司及金利普公司汇入王某方23300000元。表明孙小明方及金利普公司（自同意对孙小明方的债务负责偿还时起）向王某方多支付的6800000元款项，应当视为已归还王某方借款本金6800000元。王某方在上述清单中关于款项的收、支情况亦予以了确认。 5、2012年11月9日，甲方王某与乙方吴芳、丙方金利普公司、丁方春王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同意将持有丙方的4000000元债权以60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所有，由乙方向丙方主张债权。除甲方转让给乙方的4000000元债权以外，甲方持有丙方的其他债权仍由甲方自己行使相应权利，具体金额以甲方与丙方对账为准。丙方同意甲方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乙方所有，并确认已经全额收到甲方上述借款，承诺无条件向乙方归还债务。若丙方不能按照乙方的主张归还债务，则自乙方提出主张之日起以400万元债务为基础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向乙方支付利息，直至款清之日止。甲方和丁方应为丙方履行本协议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上述协议经四方签字、盖章生效后，吴芳于签约当日向王某支付了债权转让款600000元。 6、春王公司作为（2012）杭江笕商初字第361号案件的主债务人金利普公司的担保人之一，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根据（2013）杭江执民字第2626号《执行裁定书》，于2013年9月27日执行了春王公司款项404867元。 7、2013年10月12日，王某、春王公司（称为甲方）作为出让方与受让方即原告黄学新（称为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一份，主要内容约定如下：（1）、截止2013年8月25日前，甲方拥有对被告金利普公司所有的到期债权即借款本金59249800元及相应利息。上述债权最终以债权申报核定数为准。（2）、甲乙双方商定上述债权转让价为6500000元，乙方承诺在本协议签订后三日内支付，款项直接支付给王某在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的账户内。（3）、本次转让，由甲方在五日内将甲乙双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通知债务人即被告金利普公司。同年10月14日，原告黄学新将6500000元债权转让款汇入了约定的王某的个人账户内。次日，王某及春王公司向被告金利普公司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书》，称王某、杭州春王电器有限公司将拥有贵公司全部债权即债权本金5924.98万元及相应利息全部转让给黄学新，与此债权相关其他权利一并转让。请贵公司接到本通知后直接向黄学新履行全部义务。 8、2013年8月2日，申请人浙江大展投资有限公司以金利普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向该院申请对金利普公司进行破产重整。该院于同年8月26日依法作出(2013)杭拱破（预）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受理申请人浙江大展投资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金利普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二、指定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为破产重整管理人。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9、吴芳以及黄学新、春王公司分别作为债权人先后向金利普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了债权，破产管理人认为：吴芳受让债权4000000元，签订债权转让合同的时间早于原告黄学新，因此，在王某的债权中应首先满足第一受让人申报的债权，剩余部分为第二受让人黄学新的债权。关于春王公司补充申报债权404867元，因该债权产生于2013年9月27日，而原告黄学新受让的系王某截至2013年8月25日前对被告金利普公司所有的到期债权，显然该笔担保债权不属于原告黄学新受让债权范围。因此，破产重整管理人确认春王公司债权金额为404867元。 10、本案在审理中，案外人叶蓁以王某将其享有的金利普公司的全部债权即股权转让给叶蓁为由，亦向该院提起破产债权确认之诉。金利普公司以本案的审理与叶蓁一案具有相关性为由，申请本案中止审理。该院依法予以准许，并制作了中止诉讼的民事裁定书。此外，叶蓁还就案涉的王某的基金债权部分以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为案由起诉来院；而王某、春王公司也以未收到黄学新就案涉的债权转让款为由将黄学新起诉至该院。鉴于上述三起案件的审理结果与本案的审理均具有关联性，故本案在上述三案未审结前一直处于中止诉讼中。后上述三案经一、二审法院的审理后，分别以叶蓁撤诉、法院裁定驳回叶蓁的起诉以及判决驳回王某等的诉讼请求而审结。本案亦因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而恢复审理。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原债务人孙小明方与原债权人王某方于2010年12月31日所确定的借款本金为51990000元的事实成立，关于借款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亦系借贷双方的合意，该院予以认定。但鉴于孙小明方及金利普公司已向王某方归还了借款本金6800000元，故王某方的借款债权本金应为45190000元。至于金利普公司破产管理人之前所确认的王某老债权金额为23587333元（其中本金为12300000元），仅就王某、王雅然与孙小明、方圆圆之间发生的民间借贷进行了审计，且涉及的往来款项均发生在2011年1月1日之前。而该部分债权金额已包含在孙小明方与王某方于2010年12月31日所确定的借款本金51990000元中，故黄学新就该部分债权不应重复主张。此外，王某方在金利普公司还享有基金债权本息（截至破产重整日）金额为4608010元，黄学新与金利普公司管理人均予以认可，故该院对该节事实予以认定。至于孙小明方欠王某方的债务转由金利普公司承担以及案外人吴芳及本案黄学新在支付了相应对价后分别受让了王某方在金利普公司的上述债权，有合同以及汇款凭证等相关证据为凭，该院对此亦予以认定。金利普公司破产管理人主张在王某的债权中应首先满足第一受让人吴芳的债权，剩余部分为第二受让人即原告黄学新的债权，理由成立，该院予以支持；另破产重整管理人确认春王公司债权金额为404867元，该部分债权不在黄学新受让债权范围之主张，依据充分，该院亦予以支持。据此，该院确认王某方的借款债权本息为73960967元（借款利息计算至破产重整日），基金债权本息为4608010元，合计债权金额为人民币78568977元。扣除吴芳受让债权4000000元，黄学新受让的债权金额为人民币74568977元。至于黄学新要求金利普公司承担其因本案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所支出的律师代理费用60000元之主张，因缺乏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五十八条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黄学新对金利普公司享有债权74568977元。案件受理费424962元，由黄学新负担11442元，由金利普公司负担413520元。 上诉人万塘汇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当事人基本信息有误。本案系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属金利普公司破产重整案件的衍生诉讼。2017年6月6日，金利普公司股权根据重整计划变更完毕，重整计划全部执行完毕。2017年6月19日，金利普公司企业名称变更为万塘汇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曹永胜，住所地变更为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万塘路262号6幢206室，经营范围也作了重大变更。二、原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错误。1、原审法院采信孙小明、金利普公司及股东在2010年12月31日至2013年8月25日间形成的与孙小明债权相关的债权资料作为认定债权债务的依据错误。首先，黄学新主张确认的债权，系金利普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孙小明以自己及其实际控制的企业对外所负的债务，以相关文件转入金利普公司。老债权的主债务人并非金利普公司。2010年12月31日至2013年8月25日，金利普公司在原法定代表人孙小明入狱后至法院裁定受理金利普破产案件前，对上述债权债务进行了约定与确认。破产重整时，管理人认为上述主要债权人系该时间段的金利普公司股东，存在利害关系、存在以金利普公司名义承认不真实债务的可能性，因此依法委托审计。审计机构结合从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经侦大队调取的与孙小明及其关联企业有关的银行账户双方关联企业往来款记录、原金利普公司重组期间委托审计初稿、债权人的申报资料等，就金利普公司对孙小明担保债务发生的老债权进行审计。浙江韦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孙小明及其实际控制企业民间借贷往来款”专项审计报告》，所有与孙小明有关债权的认定均以该审计报告为依据。其次，根据拱墅区法院民事裁定书确认的债权表，可以证明，原债务人孙小明出具给债权人的借款合同均与实际不符，如龚国祥、何一飞、叶蓁、王志敏等债权人。金利普公司在2010年12月31日至2013年8月25日间，以加盖公章或以股东会决议确认方式形成的债权凭证均不真实。2、原审法院认定原债务人孙小明在2010年12月31日前，向原债权人王某借款金额5199万元错误。首先，破产重整中，管理人委托的审计报告反映了原债务人孙小明出具给债权人的借款合同金额与实际发生的借款金额不符。根据《审计报告》及附件《孙小明及其控制的公司与黄学新的往来清单》、《孙小明及其控制的公司与黄学新的往来（包括借贷）核增、减清单》，王某等相关债权情况如下：黄学新（受让王某的债权人）原名下债权包含王某、杭州春王电器有限公司、杭州施煌电器有限公司、龙光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杭州新昆电器有限公司，与孙小明及其控制的企业包括杭州福田实业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方亚服饰有限公司，自2008年8月20日至2010年12月31日，发生往来款175笔，王某方汇给孙小明相关账户10614.64万元，孙小明相关账户返还12×××65.447767万元。审计结果否定了《借款合同》借款金额5199万元的事实。其次，本案第三人孙小明系原债务人，其在公安询问笔录中自认与原债权人王某的老债权为2000万元左右。并以第三人身份当庭确认欠款本金为二三千万元。再则，黄学新原审时提供的证据2、3、4，证明原债权人与原债务人往来款是负3000余万元，王某债权未达到5199万元。管理人提供的《破产债权审查报告》中披露王某等相关债权情况如下：“春王电器、施煌电器、龙光集团、新昆电器、王某、王雅然截止2010年12月31日汇给孙小明相关账户10614.64万元，孙小明相关账户返还12×××65.4477万元。2011年1月至2012年12月30日王某方汇入杭州福田实业有限公司及金利普公司1600万元，杭州福田实业有限公司及金利普公司汇入王某方2330万元。但因申报人方认为孙小明方归还的款项包含承兑汇票8154万元，经审计核查，企业之间承兑汇票事实无凭证证实，无法查实。仅对王某、王雅然与孙小明、方园园个人之间发生的民间借贷进行审计，王某、王雅然汇给孙小明的款项1380万元，孙小明汇给王的款项为150万元。根据《借款合同》约定的2%月利率，按出借日至破产重整日计息，审计确认尚应支付王某本息余额2358.7333万元。”原审法院在判决书认定事实时，仅引用了管理人“仅对王某、王雅然与孙小明、方园园个人之间发生的民间借贷进行审计”，将“企业往来款是负3000余万元”的重要事实以省略号省略、不在判决文书中公正、客观地体现，形成了“王某本息余额2358.7333万元”只是部分债权的错误结论。3、原审法院认定原债权人王某与孙小明的关联企业之间存在银行承兑汇票贴现业务，以及孙小明尚欠王某部分承兑汇票贴现业务款项，并以此推定《借款合同》借款金额5199万元的真实性。该认定存在以下错误：首先，上述银行承兑汇票可证明贴现业务的发生，但不能证明欠款金额为5199万元。即便有背书与交易合同也无法核实实际发生的金额，更何况没有交易合同仅凭印章背书的情况，就更无法查明交易金额。其次，如上述银行承兑汇票证据有效，仅能证明原债权人王某及其控制的相关企业汇付给原债务人孙小明及其控制企业往来款金额增多。原审法院已查明承兑汇票贴现业务的往来与原债权人王某名下春王公司、人民电器集团、施耐德公司及孙小明控制的福田公司、方亚公司账户之间往来款项相关，同时查明重整时委托的审计机构在审计王某与孙小明往来款项中，审计机构因缺乏承兑汇票资料，未对该部分内容进行审计。为查明债权事实，人民法院应将上述承兑汇票作为原债权债务人之间往来款项核增贷方的数据，即在王某的春王公司、人民电器集团、施耐德公司汇入额10614.64万元，将其中有相应交易合同的承兑汇票、扣除手续费后的数据进行核增，本案最多核增额为5238.3万元（5530万元-18万元废票扣减手续费5%后），核增后汇入款最多可达15852.3万元。扣减孙小明的福田公司、方亚公司账户返还春王公司、人民电器集团、施耐德公司账户12×××65.4477万元，结算后为2887.4923万元，减去2011年后双方确认的还款680万元，与孙小明有关的老债权本金仅为2207.49万元。2011年1月1日至2013年8月25日计息967日，本息合计后减去已转让吴芳的400万元，根本不是原审确认的债权金额。根据审计机构的意见，从会计准则角度，仅凭经孙小明关联企业背书的承兑汇票并不足以作为调整企业间往来款账目的依据。再则，原审法院以银行承兑汇票背书情况论证《借款合同》有效不当。原审法院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最后，原审法院采信2012年8月26日至2013年8月25日金利普公司对股东债权确认资料来确定本案债权金额，违反了《破产法》第三十三条第二项的规定。4、本案原债权人王某以680万元转让该债权，转让款比例不足9%，远远低于金利普公司破产重整前，原股东预测的清偿比例30%，也低于破产重整实际清偿比例22%及第一次重整计划的26.8%。王某作为金利普公司股东明知上述情况，如该债权属实，王某违反常理贱卖债权，从其转让价格也可推定该部分的债权正如孙小明所言仅有二、三千万元，而不是一审认定的七、八千万元。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明显缺乏依据，原债权人王某有关孙小明老债权本息为2358.7333万元的审计结论正确。三、原审判决遗漏当事人，程序违法，影响判决公正性。黄学新并非民间借贷的原当事人，其因受让原债权人王某的债权而取得破产债权人身份。原债权人应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本案作为复杂的民间借贷案件，在债务承担人提出异议并经审计机构确认异议成立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应当通知原债权人就本案相关事实到庭说明具体情况以查明事实。原债权人王某未参加诉讼，程序违法。另外，万塘汇公司当庭补充上诉意见称：一、原审法院判决本金每月按2%计息错误。1、原审法院查明，黄学新提供的2010年12月31日《借款合同》中，孙小明在王某之女提供的空白《借款合同》上仅填写了借款金额、借款人与担保单位、孙小明的签名、落款时间，并在保证人处加盖“杭州福田实业有限公司”。借款期限的截止日期、利率标准均为王某事后添加。由此可见，每月按2%计息系原债权人单方在债权凭证上添加的。2、根据金利普公司原重组法律顾问提供的《借款合同》，可以证明2011年5月至2013年，金利普公司重组期间，原债权人王某所提供的《借款合同》中，并无借款时间及利率的约定。3、根据2011年4月13日王某等13名投资人签订的《合作投资协议书》，证明孙小明个人及实际控制的企业杭州福田实业有限公司、杭州方亚服饰有限公司、杭州宇括贸易有限公司名下的债务由金利普公司统一追偿。即2011年4月13日后，孙小明的债务已经转移。在债务转出以后，孙小明无权对原不存在的利息约定予以认可，不能据此认定《借款合同》签订时双方达成了月利率2%的合意。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侵害了债务受让方金利普公司的利益。二、金利普公司重组期间，审计已查明王某与孙小明之间的资金往来为负差。根据杭州中诚永健会计师事务所《王某申报债权及查证情况的报告》显示，金利普公司重组期间，审计机构于2011年11月7日对王某实际控制的企业春王电器与孙小明方控制的企业福田、方亚往来款进行了审计，汇入方为9474.64万元、汇出为14338.23万元，负差达4863.89万元；证明重组期间确认的5199万元债务不真实。原审法院采信金利普公司重组期间各股东互相承认的金利普公司债权文件错误。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确认黄学新对金利普公司享有的债权金额为23587333元。 被上诉人黄学新答辩称：一、关于原审法院认定当事人基本信息有误这一情况，原审法院已于2018年8月20日出具民事裁定书一份将信息予以补正。二、原债务人孙小明与原债权人王某的借款金额确为5199万元，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借款合同》真实合法。《借款合同》中的借款金额（包括大、小写）、时间、签名均由孙小明本人填写；孙小明原审法庭调查中称与王某资金往来中既有借款也有承兑汇票贴现款项，承兑汇票贴现金额8000－9000万元；签署《借款合同》时进过初步、笼统对账，借款金额一栏，大小写数字都是其书写，借款人签名也系其所签。根据《借款合同》，截止2010年12月31日借款余额5199万元。2、借款金额得到金利普公司确认。2011年6月25日《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对金利普、孙小明资产和财务调查的议案》、《金利普公司股东债权最终确认表》和《债权申报和审核资料移交单》等证据表明，金利普公司委托聘请六和律师事务所和中诚永健会计师事务所，对金利普公司资产、负债进行法律审查并进行了审计、评估、债权确认等。王某也已按清查小组要求完成债权申报（包括提供打款凭证、承兑汇票等相关资料，经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审核，股东最终一致确定金额为5498万元。须说明的是，一是原债权人王某虽是金利普公司股东，但其持股仅占6%，无力左右清查小组；二是当时王某和孙小明的财务人员都有相应辅助账，对借款和承兑汇票贴现都有详细记录，《借款合同》签订的借款金额是经清查小组最终审核认可。对2011年1月1日至2月24日期间收到的孙小明通过其控制的公司汇入王某控制的春王公司（分六笔）850万元，杭州春王公司汇入孙小明控制的公司250万元，核定原债权人王某净收600万元为承兑汇票贴现款，核定2011年1月1日－2011年3月31日间的利息再扣除贴现息后为299万元，最终核定截止2011年3月31日原债权人王某债权本息5498万元。该金额的确定可以印证《借款合同》中5199万元的事实成立。至于万塘汇公司所述孙小明在公安笔录称借款金额2000万元，该笔录根本就不存在，并且基于刑事侦查不公开原则，万塘汇公司也不可能取得。3、8154万元承兑汇票真实。黄学新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时，提交补充材料《遗漏承兑汇票清单》，总额81544982.34元，孙小明第一次庭审陈述中承认收到承兑汇票8000至9000万元。另外，原审法院向银行调查部分承兑汇票、向金利普公司出纳方圆圆和贴现公司具体经办贴现的叶钧进行询问，均可证明8154万元承兑汇票真实存的。破产管理人委托的审计部门韦宁会计事务所向原审法院书面答复：破产管理人提供的财务资料没有记录承兑汇票的账册或台账，仅根据管理人提供的部分银行收、付原始对老债权部分往来款项进行整理，对该往来清单数据的完整性不作保证。根据管理人提供的往来清单，债权人王某倒欠孙小明3500万元，之所以造成这种不合逻辑的现象，是因为孙小明将8154万元承兑汇票贴现款（约7900万元）视作归还对王某的借款。4、汇款凭证仅是对借款真实性的一种佐证，并非一定需要提供相应的银行转账凭证。另外，本案的借款金额已经可以通过其他证据证明其合理性及真实性。5、本案债权，实质上是孙小明将其欠王某债务转让给金利普公司，三方已达成合议，符合《合同法》债务转让的相关规定，且金利普公司依据《合同法》第八十五条相关规定行使了抗辩权，即要求王某申报并提供相关凭证，最终审查确认截止2011年3月31日王某债权金额5498万元。多次股东会、董事会相关文件一直承认此项债务，从未提出异议。6、关于利息问题，借款合同双方均有明确约定，不管2%由谁填写，都约定在合同中，万塘汇公司没有证明不真实的事实。7、借款合同约定的金额5199万元，而股东会决议借款金额变更为5498万元，299万差额是根据2%计息扣除贴现息之后计算得出。此处2%很多人都签字确认，可以看出当初就是按2%计算利息的。关于资金往来负差问题，正因为管理人对承兑汇票没有审查，所以导致本案纠纷。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孙小明陈述意见称：本人认为债务金额在3000万元左右。 二审期间，上诉人万塘汇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下列新的证据材料：1、（2013）杭拱破字第1-5号民事裁定书一份，用于证明金利普公司在2011年至2013年8月形成的对金利普公司股东享有孙小明债权确认的金额过高、不真实。2、《借款合同》一份，用于证明2011年5月至2013年金利普公司重组期间，原债权人王某所提供的《借款合同》中，并无借款时间及利率的约定。3、杭州中诚永健会计师事务所《王某申报债权及查证情况的报告》一份，用于证明金利普公司重组期间，审计机构于2011年11月7日对王某实际控制的企业春王电器与孙小明方控制的企业福田、方亚往来款进行了审计，汇入方为9474.64万元、汇出为14338.23万元，负差达4863.89万元；证明重组期间确认的5199万元债务不真实。4、金利普公司管理人关于孙小明及其实际控制企业民间借贷往来款专项审计报告一份，用于证明原债权债务主体之间往来款项达到189笔，其中王某汇出11964.6400万元，孙小明汇出15295.4477万元，负差将近3330万元。经质证，被上诉人黄学新认为：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这份证据有问题黄学新才进行诉讼，部分股东被核减债权的问题与本案无关。对于证据2原件从未看到，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这份合同与黄学新提供的合同有不一致的地方，但都是空白的地方，视为对合同持有人的授权，不能由此认定2%不存在，两个不同时间的核算均以2%为标准，因此2%是真实的，也不违法。对于证据3，正是通过该报告确认了5498万债权。证据4，审计人明确说明仅仅是根据破产管理人提交的证据资料进行审计，并说明由于孙小明及其企业对该部分民间借贷没有完整账务记录，也没有连续完整的会计凭证，因此仅限于管理人提供的银行收据原始资料作出，该报告不能作为真实的定案依据。原审第三人孙小明认为：证据1不清楚，证据2应该是本人写的，字是本人签的。对证据3、4不清楚。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5199万元债务不真实的事实，对其证明效力在本案中均不予确认。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黄学新向本院提交了（2018）最高法民再审187号民事判决书一份，用于证明案涉2011年6月25日召开的临时股东会决议效力最高法院予以确认。经质证，上诉人万塘汇公司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涉及的基本法律关系、适用法律均不同；该判决书第42页确认的事实可以证实5199万元债务不真实；债务人处理财产时，承认不真实债务的行为无效，故该判决不能证明上述情况表的真实、合法、有效。原审第三人孙小明认为：对该证据情况不清楚。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可以证实黄学新主张的待证事实，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原审第三人孙小明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关键在于孙小明与王某之间的借款金额应如何认定。就此争议，本院评判如下：一、孙小明与王某订立的借款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认定案涉借款事实的有效证据。借款合同中，孙小明已书面确认借款金额为5199万元，而孙小明经商多年，具备丰富的商业经验，其亦认可在前述借款合同签订时经过笼统的对账，故借款合同确认的借款事实对于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二、关于借款的构成，孙小明、王某均陈述包括了银行承兑汇票贴现款项以及纯粹的借款。结合原审法院调取的关于22份银行承兑汇票背书情况记录、原审法院对孙小明方面的财务人员方圆圆以及办理票据贴现业务的叶钧所作的调查，均能印证王某、孙小明关于双方之间存在银行承兑汇票贴现业务以及孙小明尚欠王某部分承兑汇票贴现款项的事实。而从韦宁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具体内容看，经审计所确认的孙小明应付王某的本息余额23587333元中没有包括孙小明应当支付给王某的承兑汇票贴现款项，故该报告亦不足以推翻借款合同反映的借款事实。三、根据查明的事实，2011年6月25日《杭州金利普电器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同意由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对金利普公司、孙小明的资产状况进行尽职调查，2012年6月27日《杭州金利普电器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的附件四即《金利普公司股东债权最终确认表》载明股东最终一致确定王某的债权金额最终认定为54980000元。该金额即系经过律师事务所及会计师事务所的尽职调查、审核最终认定的债权总额，亦可佐证前述《借款合同》中借贷双方所确认的借款金额为人民币5199万元的事实。基于以上分析，本院认为原审判决对借款金额的认定并无不妥，万塘汇公司虽否定该借款事实，但未提供充分、有效的反驳证据加以证明，本院对其上诉理由不予采纳。此外，关于借款利息的问题，虽然孙小明在签署《借款合同》时未填写借款利率标准，但孙小明在原审庭审中陈述借贷双方对借款利息有约定、只是没有六分息这么多，而《金利普公司股东债权最终确认表》亦显示此后孙小明对王某借款利息的主张给予了最终确认，故原审法院认定的利息计算标准并无不当。综上，万塘汇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6708元，由上诉人杭州万塘汇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系终审判决。 审判长  夏文杰 审判员  魏之薏 审判员  梁 琦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王诗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