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云26民初64号原告：彭云，男，汉族，1967年10月18日生，住广南县。原告：袁有宽，男，汉族，1976年11月26日生，住广南县。原告：张成文，男，彝族，1981年11月12日生，住广南县。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前方，云南杨柏王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被告：陆丽萍，女，壮族，1970年10月26日生，现住广南县。被告：周发卿，男，壮族，1989年10月30日生，现住广南县，系陆丽萍之子。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汉霞，东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原告彭云、袁有宽、张成文（以下简称三原告）与被告陆丽萍、周发卿（以下简称二被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三原告于2018年8月23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9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三原告委托代理人张前方，陆丽萍及委托代理人刘飞到庭参加诉讼。三原告于2018年9月26日向本院提交“诉讼代理人出庭异议书”，请求本院依法查明刘飞能否以律师身份进行诉讼代理。经核实，因刘飞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于2018年5月被文山州律师协会委员会暂缓考核，本院于2018年12月5日向刘飞释明，其在本案中的代理活动无效，并要求二被告更换代理人。本院于2019年1月15日另行组织双方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三原告委托代理人张前方，陆丽萍到庭参加诉讼。又因陆丽萍庭后没有补充提交周发卿的授权委托书给本院，致使本案于2019年3月1日第三次开庭审理，三原告委托代理人张前方，陆丽萍及二被告委托代理人吴汉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三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决二被告立即清偿欠原告借款750万元及利息249.3335万元（利息自2014年4月21日起至2014年8月20日，按照每月15万元计算；自2014年8月21日起至2017年11月20日止，每月按照12万元计算）。以上本息共计999.3335万元；2.请求人民法院判决二被告按照每月12万元偿还原告借款利息至起诉之日止808000元，起诉后利息按每月1.6%利息计算；3.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二被告系母子关系。因经营需要，二被告于2014年4月21日口头向三原告提出短期借款750万元，同时约定月利息为l50000元。当日，袁有宽通过账户转款750万元到陆丽萍账户上。自2014年4月至2014年7月，陆丽萍陆续支付利息515066元。2014年8月21日，三原告与二被告就前述借款签订了书面《借款协议》，对借款本金750万元予以确认，并约定了借款期限暂定六个月，利息按每月120000.00元、于每月18日前支付等内容。但自2014年8月至2016年6月，二被告仅支付利息2271599元。最后一次支付利息时间是2016年6月26日，之后就再未偿还欠款本息。根据双方的约定，二被告截止2017年11月20日，共欠借款利息2493335元，本息合计：9993335元。故此，三原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三原告诉请，以维护三原告合法权益。二被告答辩称：一、本案所涉及的借款资金不是三原告的自有资金，而是以三原告为股东的广南县盛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盛博公司），用周发卿的土地使用证去作抵押担保，向广南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套取信贷资金。三原告借款给二被告的行为属于高利转贷犯罪行为，因此，三原告和二被告双方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本案的实际事实经过：三原告以他们三人作为股东的盛博公司效益较好进行欺诈，邀约陆丽萍受让他们各自的部分股权。2013年12月6日，双方签订了《关于广南县盛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约定》。由陆丽萍之子周发卿用土地使用权证（广国用2007第01-0359号）为盛博公司向广南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当时约定所贷得的款中陆丽萍使用200万元，自行承担银行利息，公司所获得的贷款的其他资金由公司支配使用，并支付利息。袁有宽、彭云两人各自以120万元的价格转让盛博公司10%的股份给陆丽萍。2014年2月11日，周发卿提供抵押担保，盛博公司向广南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1000万元。袁有宽、彭云两人各自从盛博公司的该贷款中直接划走100万元，又由陆丽萍另支付袁有宽、彭云各自20万元，共计受让公司20%的股份。之后，袁有宽、彭云又拒绝为陆丽萍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并于2014年4月20日提出将该贷款所获资金中的750万元，以月息20%的高利转贷给陆丽萍，无奈之下陆丽萍只得接受。2014年8月21日，在三原告的催逼下，又补签了《借款协议》，协议约定：“六个月以后公司如需用款…，自愿承担此笔借款总金额30%违约金…，利息每月l20000.00元…”。2016年10月9日，袁有宽又以陆丽萍不偿还高利债务为由，让陆丽萍以原来受让的盛博公司的20%股份，缩水作价为205.9048万元抵偿其债务。长期以来，陆丽萍已支付三原告的高利贷金额高达744.0322万元，现已无力再支付。二、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将涉嫌高利转贷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请求依法立案追究三原告刑事责任。被告认为，三原告编造借款用途，采用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的办法，将国家贷款从银行骗出后，不是用于自己发展生产和正当经营，而是用高利牟取暴利的手段将借款转借给他人，其行为是利用国家资金坐地谋利，完全是一种金融投机犯罪行为，不仅干扰了正常的金融信贷秩序，也破坏了国家的金融贷款政策，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依法严厉打击，同时，高利转贷、变相高利转贷是一种严重的经济投机行为，而且往往腐蚀和侵袭国家金融管理肌体，造成严重的腐败现象，不仅致使一些人坐收渔利、不劳而获，严重影响社会风气，也同时使一些国家金融部门的工作人员因收受贿赂而走上犯罪的道路，必须予以坚决打击、遏制。本案三原告的行为符合刑法第175条规定，构成高利转贷罪。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颁布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1）个人高利转贷，违法所得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2)单位高利转贷，违法所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3)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因高利转贷，受过行政处罚两次以上，又高利转贷的。本罪的犯罪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以贷款的方式获取银行信贷资金，后又以高利转贷给他人，属于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他人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的规定，双方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应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第七条：“民间借贷的基本案件事实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诉讼。”因此，本案是一起典型的高利转贷犯罪案，双方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上述规定，依法将涉嫌高利转贷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三、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对被告已经支付的利息，多出来的部份应抵扣被告所欠的本金。不能因为已经支付而作罢，法院不应支持高利贷行为，应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执行。对于多付的借款本金属于不当得利，由原告抵扣高利息金额后，多付的本金应返还被告。综上所述，双方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本案三原告高利转贷的行为涉嫌犯罪，本案应该中止审理，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三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储蓄存款凭证。用以证明：原告借款给被告，通过云南省农村信用社从袁有宽账户转款给陆丽萍。经质证，二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这份证据恰恰证明了借给二被告的资金不是三原告的自有资金，是三原告套取银行信贷资金来转款的。本院认为，该组证据能够证明2014年4月21日，袁有宽从其个人账户打了750万元到陆丽萍账户的事实，袁有宽已完成了交付义务，本院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借款协议。用以证明：原告与被告就借款750万元约定了借款期限、利息和相关提前还款的约定和违约责任等。经质证，二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这份证据恰恰证明了借给二被告的资金不是三原告的自有资金，是三原告套取银行信贷资金来转款的。本院认为，该证据能够证明本案双方当事人于2014年8月21日另行签订了第二份借款协议，双方对借款期限、利息等重新作了变更约定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但因周发卿的名字、手印并不是周发卿所为，故本院对其签名按印不予采信。第三组证据：网上银行交易详情单。用以证明：被告于2016年6月26日最后一次向原告支付30万元利息，之后再未偿还原告借款本金和剩余利息的事实。经质证，二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能够证明周发卿打款30万元给袁有宽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第四组证据：记账凭证、收据、银行转账凭证27页，中国农业银行电子银行转账凭证3张。用以证明：三原告与广南盛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之间存在资金借贷往来关系。原告出借该被告的借款本金系自有资金，与公司向银行贷款资金无任何关系的事实。详细内容见《补充证据目录》。经质证，二被告对记账凭证、收据不认可。银行转账凭证的事实认可，但不认可证明观点。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第五组证据：《记账凭证》、借款借据、《支票存根》、《贷款账清单》。用以证明：1.盛博公司2014年2月11日向银行贷款1000万元并支付到广南骏鑫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2.盛博公司自贷款以来均按月向银行偿还借款利息；3.盛博公司贷款与本案三原告借款750万元给被告在时间、资金用途上均无关联。经质证，二被告对记账凭证、借款借据不认可，是原告自己虚构的，对借款存根的事实认可，但支票存根上的钱不是用于买旅游客车。对贷款账清单认可，但不认可2017年9月8日金额的真实性合法性，理由是上面金额有涂改的痕迹。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第六组证据：《收条一张》。用以证明：1.被告陆丽萍在本案借款之前与袁有宽之间就有借贷关系，因无力偿还借款本金，陆丽萍用其盛博公司股权抵偿给袁有宽借款的事实。2.证明陆丽萍所提交的除归还750万元利息以外的收据、还款凭据等，系陆丽萍向袁有宽归还的其他借款本息，与本案750万元借款无关联。经质证，陆丽萍认可收条是其本人所写，但不认可合法性，理由是原告欺骗所写。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二被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股权转让协议》2份、《关于广南县盛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约定》、《关于广南县盛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约定的补充协议》。用以证明：1.三原告以他们三人作为股东的广南县盛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效益较好进行欺诈，邀约陆丽萍受让他们各自的部分股权，于2013年12月6日，双方签订了《关于广南县盛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约定》，由陆丽萍之子周发卿用土地使用权证（广国用2007第01－0359号），为盛博公司向广南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当时约定，所贷得的款中陆丽萍使用200万元，自行承担银行利息，公司所获得的贷款的其他资金由公司支配使用，并支付利息。袁有宽、彭云两人各自以120万元的价格转让盛博公司10%的股份给陆丽萍。2.本案所涉及的借款资金不是三原告的自有资金，而是以三原告为股东的盛博公司，用周发卿的土地使用权证去作担保抵押，向广南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套取信贷资金，原告借款给被告的行为属于高利转贷犯罪。经质证，三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能证实二被告的待证观点。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第二组证据：《固定资产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用以证明：盛博公司虚列贷款用途，从广南县农村信用社套取1000万元贷款资金，用于高利转贷的事实。经质证，三原告认为该组证据系复印件，故对三性均不予认可，证据与本案也无关。如果到信用社调取了原件的话，真实性、客观性认可，但认为该份证据与本案也无关联性，该份证据也只能证明盛博公司与信用社的借贷行为，与二被告无关，不能证明二被告的证明观点。本院认为，该组证据能够证明盛博公司向信用社贷款1000万元，周发卿用其土地使用权证为该笔贷款作抵押担保的事实，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但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缺乏关联性。第三组证据：《关于广南县盛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约定》、《借款协议》、2016年10月1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相关划款凭证。用以证明：三原告文以他们三人作为股东的盛博公司效益较好进行欺诈，邀约陆丽萍受让他们各自的部分股权，由陆丽萍之子周发卿用土地使用权证（广国用2007第01－0359号），为盛博公司向广南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提供抵押担保。获得贷款后，又拒绝办理变更登记，将大部分银行贷款资金750万元，高利转贷给陆丽萍的事实。经质证，三原告对《关于广南县盛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约定》和2016年10月1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在《约定》中已经明确公司向信用社贷款资金是用于宇通客车公司的融资，不能证明被告的观点。对于2014年4月20日的《借款协议》三性不予认可，三原告没有与被告签订过借款协议，属于被告伪造的。另一张2014年8月21日的借款协议是真实的，无异议，恰恰证明了二被告向三原告借款的行为。本院认为，《关于广南县盛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约定》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2014年4月20日的《借款协议》能够证明本案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第四组证据：周发卿350万元贷款及划款凭证。用以证明：广南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给周发卿后，按原告及广南县农村信用社要求，直接将周发卿350万元贷款用于赔还盛博公司原来的贷款，因此，可以充分证实，本案所涉及的借款资金不是三原告的自有资金，而是以三原告为股东的盛博公司，用周发卿的土地使用权证去作担保抵押，向广南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套取的信贷资金；长期以来陆丽萍已支付高利贷金额高达736.1429万元，三原告违法所得数额已经达到刑事立案追究的标准。因此，本案应当先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侦查，追究原告的刑事责任。经质证，三原告认为贷款凭证中书写的借款用途是住房的装修贷款，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第五组证据：《借条》1份、《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1份。用以证明：袁有宽向陆丽萍借了两本《土地使用权证》、一本《房产证》用于贷款的事实。说明原告没有自有资金，都是从信用社套取出来的。经质证，三原告对借条不予以认可，理由是借条上多处由陆丽萍涂改，未经原告袁有宽认可，其次这个借条时间是2011年1月24号，与本案的借款时间无关联性。对于《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的关联性不予认可，抵押合同是2014年11月13号，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第六组证据：《广南县农村信用社账户交易明细》各1份、《内部账贷方凭条》、《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转账单据》。用于证明：原告利用盛博公司向广南县信用社虚列贷款用途，不是用于购买旅游客车，而是用于高利贷的事实。经质证，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证明被告的待证观点，理由是：1.通过被告所提交的袁有宽所有的银行账户清单来看，在贷款之前，袁有宽与盛博公司以及其他账户之间就有大额的资金往来，并且是从袁有宽账户到盛博账户，恰好证实了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明袁有宽、彭云、张成文三人在贷款之前就与盛博公司有借贷资金往来，2014年4月18日盛博公司转入袁有宽账户资金系偿还公司之前向袁有宽的借款，综上，出借资金系原告自有资金；2.盛博公司向银行贷款时间为2014年2月，而被告向原告借款时间为2014年4月21日，并不能证明被告的观点。本院认为，该组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且能够证明本案事实，本院予以部分采信。根据庭审举证及质证，本院确认本案的法律事实如下：袁有宽、彭云、张成文系文山盛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袁有宽占股55%，彭云占股25%，张成文占股20%。2013年12月6日，三原告与陆丽萍签订《关于广南县盛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约定》，约定：陆丽萍自愿无条件提供自有土地使用权证为盛博公司抵押融资借款[土地使用权证号：广国用（2007）01－0359号]，该宗地使用性质为其他商服用地，使用面积3875平方米，使用权人为周发卿（陆丽萍之子），抵押期限6年，公司融来的资金无论多少让陆丽萍使用200万元，200万元的资金本息由陆丽萍承担，其余资金由盛博公司支配使用。在此前提下，袁有宽、彭云分别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的10%以12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陆丽萍，同日，袁有宽、彭云分别与陆丽萍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但双方没有在签订协议后到工商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2014年2月9日，三原告与陆丽萍签订《关于广南县盛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约定的补充协议》，约定：1.盛博公司用汽车21辆（在宇通公司融资8002664元赔偿完毕后）质押给陆丽萍；2.在公司没有偿还银行贷款时，三原告在盛博公司的股权无条件质押给陆丽萍；3.盛博公司在广南信用社的股本金100万元质押给陆丽萍。补充协议签订后，双方并没有办理相关的抵押登记。2014年2月11日，盛博公司与广南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订《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约定：盛博公司向广南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1000万元，贷款期限5年，利率以基准利率加浮动幅度确定，基准利率5.3333%，浮动幅度上浮50%。同日，周发卿与广南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订《抵押合同》，约定：周发卿自愿用其具有使用权的[广国用（2007）01－0359号]国有土地为该笔借款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签订后，广南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于2014年2月12日向盛博公司发放贷款1000万元，该笔贷款按照盛博公司的指示打入广南县骏鑫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账户43×××12内。2014年4月20日，三原告与二被告签订《借款协议》（以下简称第一份借款协议），约定三原告借款750万元给二被告，约定：借期三个月，利息每月15万元。4月21日，袁有宽将该笔款项从其在信用社的账户62×××71转入陆丽萍在信用社的账户43×××89中。2014年8月21日，双方另行签订了一份《借款协议》（以下简称第二份借款协议），约定：借期6个月，利息每月12万元。2016年10月19日，袁有宽与陆丽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陆丽萍将其原先从袁有宽、彭云处转让得的20%盛博公司股权转让给袁有宽，转让价款2059048元，转让价款袁有宽未实际支付，其主张是用于冲抵陆丽萍之前所欠的债务。经查，自2014年4月20日起，陆丽萍（含陆丽萍之夫周启斌、其子周发卿）打款的情况如下：一、陆丽萍：1.2014年5月23日转137575元；5月31日转60万元；2014年6月12日转15万元；8月27日转130万元、185万元；9月18日转10万元；10月11日转104127元；10月20日转12万元；10月29日转1.6万元；11月15日转5万元；11月21日转1244600元；11月24日转13.6533万元、转账60000元到盛博公司；12月18日转13.6万元；12月23日转38628元；2.2015年2月15日转5万元；5月1日转14万元；9月21日转5万元；10月18日转8万元；12月30日转7万元；3.2016年1月21日转4万元；1月22日转3万元。二、周启斌：1.2014年7月4日转16.6533万元；7月23日转15万元、16000元；8月20日转10万元；9月1日转16.6万元；2.2015年1月29日转10万；2月17日转10万元；4月1日转15万元；7月14日转20万元；7月17日转4万元；8月18日转10万元；9月22日转3万元；三、周发卿：1.2015年11月17日转8万元；2.2016年6月26日付30转元。三原告主张陆丽萍未偿还750万元借款及利息，但陆丽萍主张该笔款项是三原告用从广南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中贷出的借款再高利转贷给其的，且其支付给三原告的金额已实际超过750万元而拒绝支付，双方由此发生纠纷。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1.本案是否适用先刑后民原则；2.本案三原告与二被告之间是否构成750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3.若构成民间借贷关系，三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否得到支持。关于本案是否适用先刑后民原则的问题。陆丽萍主张本案三原告借款给其的行为属于高利转贷，涉嫌犯罪，故本案应适用先刑后民原则。本院认为，首先，所谓高利转贷罪，是指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行为。本案并不符合高利转贷罪的主、客观要件，三原告的借贷行为并不构成犯罪。其次，依照《最高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中，经庭审查明，公安机关并未对此案刑事立案调查，本院也未接收到公安机关的相关函件，本案只是一般民事案件，并没有经济犯罪嫌疑，符合民事案件受案范围，并不适用先刑后民原则。关于本案三原告与二被告之间是否构成750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从查明的事实以及被告提交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可以看出，袁有宽与陆丽萍之间早在2011年起就开始存在经济往来，且双方之间发生多次打款行为，从双方签订的多份股权转让协议来看，双方又存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广南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于2014年2月11日向盛博公司发放贷款1000万元，周发卿用其土地使用权证作了抵押担保，盛博公司与广南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形成借款合同关系，周发卿与广南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之间形成抵押担保合同关系。而本案双方签订第一份借款协议的时间是在2014年4月20日，且袁有宽在4月21日便将借款750万元实际打到陆丽萍的账户中，袁有宽已完成了实际交付义务，双方之间形成了民间借贷关系。从陆丽萍及其家人多次打款给袁有宽和盛博公司的行为可以证明，陆丽萍是在偿还利息和部分本金的。此外，本案第一份借款协议签订时，与盛博公司向信用社借款已事隔两个多月之久，陆丽萍并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三原告所出借的款项就是从广南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贷来的款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陆丽萍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一份借款协议的还款时间届满后，因陆丽萍未能偿还借款本息，双方又于2014年8月21日签订了第二份借款协议，但经查明，两份借条上“周发卿”的名字及手印均是陆丽萍所为，即该两份借款协议并不是周发卿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事后周发卿也未对陆丽萍的行为予以追认，故周发卿与三原告之间并没有形成借贷关系。至于袁有宽、彭云与陆丽萍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及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广南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盛博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属另外的法律关系，本院不予评判。关于三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否得到支持的问题。本院认为，如前所述，陆丽萍与三原告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在第一份借款协议中，约定每月15万元的利息，借期届满（2014年7月20日）后，双方在未明确陆丽萍是否尚有未结清利息的情况下签订了第二份借款协议，故对于三原告主张从2014年4月21日起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在第二份借款协议中，借款本金仍为750万元，借期为六个月，即借期从2014年8月21日至2015年2月21日。利息从之前的每月15万元变更为每月12万元，双方在第二份借款协议中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本案的利息应以双方在第二份协议中约定的计算。双方约定的利率为月利率1.6%，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年利率24%的范围，应予支持，借期内的利息计算为：12万／月×6个月＝72万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本案中，双方约定了借期内的利息，但没有约定逾期利息，对逾期之后的利息仍应按月利率1.6%计算。经查，在第二份借款协议的借期内，陆丽萍及其夫周启斌共付款5671888元给原告[1.陆丽萍付款明细如下：2014年8月27日转130万元、185万元；9月18日转10万元；10月11日转104127元；10月20日转12万元；10月29日转1.6万元；11月15日转5万元；11月21日转1244600元；11月24日转13.6533万元；12月18日转13.6万元；12月23日转38628元；11月24日转账6万元；2015年2月15日转5万元；2.周启斌打款情况如下：2014年8月20日转10万元；9月1日转16.6万元；2015年1月29日转10万；2月17日转10万元]，扣除借期内的利息720000元，陆丽萍已超付4951888元（5671888－720000）。因双方在合同中并未约定对于超付的款项是利息还是本金，本院认为，超付的款项应作为本金予以扣减，即陆丽萍未付的本金余额为2548112元（7500000－4951888）。自第二份借款协议借期届满（2015年2月21日）至三原告提起诉讼（2018年6月13日）期间，利息计算为：2548112×1.6%×39个月23天＝1621278.73元。经查，自2015年2月21日后，陆丽萍及其家人共计付款1310000元给原告[1.陆丽萍付款明细如下：2015年5月1日转14万元；9月21日转5万元；10月18日转8万元；12月30日转7万元；2016年1月21日转4万元；1月22日转3万元。2.周启斌打款情况如下：2015年4月1日转15万元；7月14日转20万元；7月17日转4万元；8月18日转10万元；9月22日转3万元；3.周发卿付款情况如下：2015年11月17日付8万元；2016年6月26日付30万元]，陆丽萍尚欠利息311278.73元未付（1621278.73－1310000）。2018年6月13日后的利息应按照本金2548112元，月利率1.6%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至于三原告主张陆丽萍已付款中有部分是支付其他债权债务的款项，因三原告也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应由三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彭云、袁有宽、张成文要求陆丽萍、周发卿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由陆丽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偿还彭云、袁有宽、张成文的借款本金贰佰伍拾肆万捌仟壹佰壹拾贰元整（￥2548112.00），利息叁拾壹万壹仟贰佰柒拾捌元柒角叁分（￥311278.73），本息共计贰佰捌拾伍万玖仟叁佰玖拾元柒角叁分（￥2859390.73）；二、2018年6月13日后的利息按本金2548112.00元、月利率1.6%计算至陆丽萍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彭云、袁有宽、张成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6608.00元，由陆丽萍承担22518.00元，由彭云、袁有宽、张成文承担64090.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秦永兴审判员  陈登荣审判员  张文科二〇一九年三月八日书记员  刘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