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黑民终359号上诉人（一审被告）:黑龙江广播设备制造厂，住所地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177号。法定代表人：王洪波，该厂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闫铭钊，黑龙江龙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黑龙江省华侨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住所地哈尔滨市香坊区规划街8-6号。法定代表人：陈吉祥，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军，该公司法律顾问。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黑龙江友联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哈尔滨市南岗区红旗乡长征村。法定代表人：杨国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颖，黑龙江焦点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哈尔滨市中联铝合金钢窗厂，住所地哈尔滨市道外区松浦镇庙台子。法定代表人：佟树芬，该厂厂长。一审第三人：黑龙江中盟集团有限公司（原黑龙江省经济贸易开发集团总公司），住所地哈尔滨市南岗区渭水路35号悦山国际1栋。法定代表人：付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永强，该公司职员。上诉人黑龙江广播设备制造厂（以下简称广播设备厂）因与被上诉人黑龙江省华侨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华侨开发公司)、黑龙江友联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联开发公司）以及一审第三人哈尔滨市中联铝合金钢窗厂（以下简称钢窗厂）、黑龙江中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盟集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9年1月22日作出（1998）哈民二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0年5月29日作出（1999）黑民终字第127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法院于2001年6月22日作出（2000）哈民二重字第5号民事判决，各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华侨开发公司向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申诉，该院于2002年11月15日作出黑检民行抗字（2002）38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02年11月26日函转一审法院对本案再审。一审法院于2003年8月7日作出（2003）哈民抗再字第13号民事判决。华侨开发公司、广播设备厂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3年12月12日作出（2003）黑民一终字第324号民事判决。广播设备厂不服该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3年5月14日作出（2012）黑监民监字第113号民事裁定，对本案再审。2013年9月25日，本院作出（2013）黑监民再字第85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03）黑民一终字第324号、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哈民抗再字第13号、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哈民二重字第5号、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哈民二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一审法院审理中追加友联开发公司为本案被告，并于2017年8月19日作出（2014）哈民二民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华侨开发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广播设备厂的法定代表人王洪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闫铭钊，被上诉人华侨开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吉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军，被上诉人友联开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颖，一审第三人中盟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永强到庭参加了诉讼，一审第三人钢窗厂经本院公告送达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播设备厂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华侨开发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华侨开发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995年3月2日，广播设备厂与华侨开发公司签订联建广播设备厂辽阳街26号家属区的《联建协议书》（以下简称26号《联建协议》），约定双方联建辽阳街26号房产，华侨开发公司提供资金，广播设备厂分得新建房产500平方米。基于种种原因，华侨开发公司决定退出联建。之后，广播设备厂与钢窗厂继续履行联建内容，继续履行26号《联建协议》，于1995年8月18日，钢窗厂与华侨开发公司签订《售购房协议》。最终，钢窗厂购买并实际处置案涉34套房产。综上，钢窗厂实际购买华侨开发公司34套房产，拖欠购房款和进户费。1995年9月28日，针对上述34套房产，华侨开发公司又与广播设备厂签订虚假的《换房协议书》，约定广播设备厂已向华侨开发公司借款250万元，广播设备厂用辽阳街新建房产与华侨开发公司上述34套房产（2775.7平方米）进行交换，进户费双方各自承担。即针对本案争议的34套房产存在两个相互矛盾的协议。在多次庭审中，华侨开发公司均承认，华侨开发公司与广播设备厂签订《换房协议书》的目的是担心钢窗厂无力偿还债务，从而签订该份意思表示不真实的虚假协议，华侨开发公司意图在钢窗厂与广播设备厂之间可以任意选择偿还债务的对象。二、一审法院对《售购房协议》、《换房协议书》效力认定错误。华侨开发公司与钢窗厂于1995年8月18日签订《售购房协议》，华侨开发公司与广播设备厂于1995年9月28日签订《换房协议书》，从签订时间看，《售购房协议》签订早于《换房协议书》，且争议房产实际为钢窗厂占有处分。另外，《换房协议书》中还约定，广播设备厂对华侨开发公司负债200余万元，而事实上该笔债务根本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换房协议书》意思表示真实，并以此判决广播设备厂承担责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三、案涉争议房屋实际为钢窗厂占有处分。因钢窗厂未履行还款责任，于1997年8月3日，钢窗厂、黑龙江帝威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帝威开发公司）出具《还款计划》，钢窗厂承诺还款。1998年1月7日，黑龙江友联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友联开发公司）向华侨开发公司出具《还款计划》，承诺限期给付34套房款的义务。另外，钢窗厂、帝威开发公司、友联开发公司之所以出具《还款计划》，是因为钢窗厂负责人佟树芬与王文成为夫妻关系，帝威开发公司又是王文成挂靠经营，友联开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文成，三家公司均与王文成利用上诉三家公司的资质与广播设备厂实际完成了联建，在联建过程中，广播设备厂仅仅取得了5000平方米还建房产，而所有商品住宅均被帝威开发公司和友联开发公司销售，这就是帝威开发公司及友联开发公司肯出具两份《还款计划》的原因。从另一个层面看，广播设备厂与华侨开发公司签订《换房协议书》，约定广播设备厂用新建34套房产与华侨开发公司房产互换，而广播设备厂对新建的房产不享有处置权，证明华侨公司与广播设备厂签订的《换房协议书》为一份虚假协议，一审法院依此判决广播设备厂承担案涉34套房产价款，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外，由于华侨开发公司拖欠钢窗厂钢窗款，华侨开发公司起诉钢窗厂必然会使其债权债务抵消。所以，华侨开发公司才会在已经针对本案争议的34套房产起诉钢窗厂后又申请撤诉，并在撤诉的同日又起诉广播设备厂承担34套房产相关责任，导致本案的发生。广播设备厂在二审庭审中，具体明确上诉理由为：一、本案为合同纠纷，一审判决认定广播设备厂与华侨开发公司签订的《换房协议书》合法有效错误，华侨开发公司与钢窗厂签订的《售购房协议》有效。二、争议房产大多数是对钢窗厂实际安置，安置给拆迁的动迁户与广播设备厂无关。即广播设备厂是依据26号《联建协议》取得还建的500平米房产，广播设备厂不是其余所有建筑房屋的受益人，不应承担案涉34户动迁安置住房的赔偿义务。华侨开发公司辩称，一审判决对本案的各种法律关系认定正确，判决结论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广播设备厂的上诉理由不符合事实，具体理由为：一、1995年3月2日，华侨开发公司与广播设备厂签订26号《联建协议书》和联建广播设备厂东大直街177号厂区的《联建协议书》。该两份合同签订后，华侨开发公司已按约定履行了前期义务。1.根据26号《联建协议书》第5条约定，从1995年7月3日至8月3日，华侨开发公司已在十字街小区为广播设备厂开出10套住房房票（见华侨开发公司一审证据三），广播设备厂已经接收了这10套住房，并安排了自己的职工。这是华侨开发公司兑现26号《联建协议书》的第一个事实。2.在辽阳街26号改造动迁过程中，为安排辽阳街26号异地动迁户，华侨开发公司按照26号《联建协议书》约定，又在宣化街小区为辽阳街异地动迁户拿出了18套住房（见华侨开发公司一审证据四），随后，又在军体校小区为安排辽阳街26号异地动迁户拿出6套住房（见华侨开发公司一审证据五）。以上为本案争议的共计34套房屋。3.截止到1995年6月23日，华侨开发公司已经按上述两份《联建协议书》的约定，完成了辽阳街26号改造的全部前期手续并转入施工（见辽阳街26号《建设工程修建申请书》）。以上事实说明，华侨开发公司已经完全按照26号《联建协议书》约定，完成了辽阳街26号的全部前期手续。二、广播设备厂的原法定代表人霍振权为了自身利益，与中联钢窗厂厂长王文成和华侨开发公司委任的广播设备厂基建办负责人刘光军，三人违背26号《联建协议书》约定，将辽阳街26号正常联建改为广播设备厂职工集资建房，建成后当商品房出售，其三人背着华侨开发公司法人代表于1995年9月8日，以广播设备厂基建办公室的名义给哈尔滨市规划局打报告，称辽阳街26号改造为广播设备厂职工集资建房项目，该申请报告得到哈尔滨市规划局的批准（见华侨开发公司一审证据八）。三、华侨开发公司为避免偷税之嫌决定撤出联建，在结清了各种事项后，于1996年6月20日，华侨开发公司与广播设备厂签订了《解除的协议》（以下简称《解除联建协议》）。到此，华侨开发公司与广播设备厂之间只存在一个1995年9月28日所签订的《换房协议书》，为确定双方之间债务关系的有效协议书。一审判决对以上华侨开发公司与广播设备厂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明白确切，完全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四、钢窗厂厂长王文成与广播设备厂厂长霍振权欲把辽阳街26号广播设备厂职工住宅区改造项目，改为广播设备厂职工集资建房项目，建成后当商品房出售。为了达到此目的，钢窗厂厂长王文成才与华侨开发公司商谈，欲以钢窗厂的名义购买华侨开发公司为广播设备厂联建项目拿出的10套住房和为辽阳街26号动迁拿出的24套动迁用房，并于1995年8月18日，由钢窗厂与华侨开发公司签订了《售购房协议》。一审判决认定“中联钢窗厂购房意思表示不真实，此《售购房协议》仅是对广播设备厂辽阳街家属区改造占有华侨开发公司34套动迁用房债务提供一种补偿承诺”，符合本案事实。五、现在的事实是：1.案涉34套用房是华侨开发公司依据26号《联建协议书》约定，为广播设备厂厂区联建拿出的10套住房和安排辽阳街26号异地动迁户拿出的24套动迁用房，计34套住房。2.该34套房屋拿出后，广播设备厂职工就占用22套（其中包括辽阳街26号广播设备厂的职工异地动迁户），广播设备厂对这22户已经建立承租关系，并且已进行了房改，其余12户均为辽阳街26号异地动迁户。3.这些住房从1995年7月拿出34套房屋至今已经23年之久。钢窗厂虽然承诺承担广播设备厂这个债务，但这只是在口头上，所以多年以来华侨开发公司只好依据与广播设备厂签订的两份《联建协议书》和《换房协议书》，向广播设备厂主张这34套房款及损失。华侨开发公司的这种主张是完全符合事实，是依法主张自己的权利行为。尽管这种主张历尽波折，但最终会得到法律支持的。广播设备厂的上诉主张不符合事实，应当驳回。友联开发公司辩称，一审判决不予认定友联开发公司为本案的被告正确。友联开发公司为本案当事人系因一审法院以侵权责任纠纷为案由，追加为一审被告。友联开发公司在一审提出本案不具有侵权纠纷构成要件，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纠纷应为合同纠纷，而非侵权纠纷”，且根据一审法院认定案由为合同纠纷，合同纠纷系基于广播设备厂与华侨开发公司签订《换房协议》，为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依据，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友联开发公司与该《换房协议》没有任何关系，故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是正确的。二、一审法院认定友联开发公司担保已超过诉讼时效正确。友联开发公司于1998年1月7日出具担保还款计划中注明，对钢窗厂购房余款保证在1998年4月末还清。华侨开发公司自1998年1月7日至2014年5月21日起诉时止一直未向友联开发公司主张保证责任，已超过6个月保证期间，且诉讼中华侨开发公司表示不向其主张权利，主张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故友联开发公司不负给付义务，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友联开发公司与本案的合同纠纷无关，一审认定友联开发公司不负有给付义务正确，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中盟集团述称，一、一审法院在争议第二项焦点及华侨开发公司与广播设备厂、钢窗厂、友联开发公司、中盟集团之间的法律关系中，认定中盟集团与华侨开发公司无债务债权关系正确。二、一审法院在第三项争议中及本案义务主体问题中，认定中盟集团与华侨开发公司不存在债务债权关系，不应该承担给付责任正确。三、结合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可以得出中盟集团与本案无关。钢窗厂未发表意见。华侨开发公司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一、判令广播设备厂在辽阳街26号给付2775平方米商品房，或按2775平方米×3800元/平方米=10,545,000元给付房屋销售款；二、判令广播设备厂给付34套商品房进户费130,853.64元；三、判令广播设备厂给付迟延付款赔偿金12,932,388元。另，华侨开发公司同意追加友联开发公司为被告，但不向其提出诉讼请求，只要求友联开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4年3月29日，哈尔滨市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准广播设备厂呈报的辽阳街26号《集资建设（购买）住房方案》。1995年3月2日，华侨开发公司与广播设备厂签订26号《联建协议》。约定：双方对广播设备厂所属南岗区辽阳街26号进行联合开发建设，资金由华侨开发公司负责，房屋建成后广播设备厂分得500平方米房屋，其他房屋归华侨开发公司所有，华侨开发公司负责安置动迁居民。协议签订后，华侨开发公司为广播设备厂安置动迁户。1995年7月至8月，广播设备厂陆续与辽阳街26号居住的被动迁人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书》。嗣后，华侨开发公司给被动迁人陆续分发《新房分配证》，安置地点：电池厂、军体校、十字街共计34套房屋。此后，双方因办理审批手续问题产生矛盾，联建未果。1995年9月28日，广播设备厂与华侨开发公司签订了《换房协议书》。约定：1.广播设备厂向华侨开发公司借款250万元；2.广播设备厂同意用辽阳街新建楼房2960米换华侨开发公司十字街、军体校、电池厂35套房产。上述协议中所述房屋包含华侨开发公司与广播设备厂签订26号《联建协议》中，华侨开发公司提供给广播设备厂的房屋。1996年6月20日，华侨开发公司与广播设备厂签订《解除联建协议》约定：双方解除该协议，华侨开发公司对以上地号不负任何责任，双方于1995年9月28日签订的《换房协议书》继续履行。1995年7月15日，广播设备厂与钢窗厂签订了《换房协议书》，约定：钢窗厂提供从华侨开发公司购买的十字街、电池厂、军体校街处22套商品房给广播设备厂，其中十字街房屋每平方米1650元，电池厂房屋每平方米2000元，军体校房屋每平方米1650元。广播设备厂向钢窗厂提供等价值的辽阳街新建住房（每平方米3600元）。以上22套房产为华侨开发公司所有的商品房。1995年8月18日，钢窗厂与华侨开发公司签订了第一份《售购房协议》，约定：钢窗厂选购华侨开发公司35套房屋，其中十字街11套、电池厂18套、军体校6套，总价款5,422,608.22元，自签订协议起至1995年10月30日前足额付款，逾期付款，自协议签订之日起按银行利率计息，超期付款两个月钢窗厂将辽阳街所建商品住宅按所购总建筑面积2775.798平方米房屋拨给华侨开发公司顶购房款，华侨开发公司不找差价。1995年9月11日，钢窗厂与华侨开发公司签订第二份《售购房协议》，约定：钢窗厂选购华侨开发公司的南岗区电池厂二号楼一单元六楼一号住宅商品房，建筑面积95.7445平方米，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2000元计算，购房款为196,985.83元。自签订协议起至1995年10月30日前足额付款，逾期付款，自协议签订之日起按银行利率计息，超期付款两个月钢窗厂将辽阳街所建商品住宅按所购建筑面积95.7445平方米拨给华侨开发公司顶购房款，华侨开发公司不找差价。1997年5月29日，钢窗厂退给华侨开发公司2套商品房，华侨开发公司给钢窗厂出具收条。1997年8月3日，钢窗厂作出还款计划，内容为：1995年8月购买华侨开发公司商品房34套，购房款5,184,770.21元，进户费130,853.64元，分批给付，保证10月末将此款还清，黑龙江省帝威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帝威开发公司）对该还款协议进行担保。1998年1月7日，钢窗厂作出《还款计划》，内容为：1995年购买华侨开发公司商品房34套，购房款共计5,184,770.21元。因该房全部用于开发项目安置动迁户用房，所以从立据之日起，此项欠款由友联开发公司偿还。1998年3月末还200万元，剩余款保证在1998年4月末还清。1996年3月24日至1998年4月6日，钢窗厂原厂长王文成承包第三人经贸开发总公司（现中盟集团），组建帝威开发公司，该公司与广播设备厂共同完成了辽阳街26号联建工程开发建设，1999年12月，帝威开发公司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1997年3月20日，友联开发公司发起设立，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许可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地产咨询、房地产经纪、房地产销售与租赁代理；股东为王文成、杜振华，法定代表人王文成；2017年1月17日，股东变更为杨国强、李志红，法定代表人杨国强。华侨开发公司于1997年12月7日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钢窗厂。华侨开发公司根据与钢窗厂的约定，在起诉状中从购房款5,184,770.21元扣除钢窗厂为华侨开发公司安装钢窗款1,052,542.05元后，起诉标的额为4,132,228.16元。1998年4月10日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诉，1998年4月15日，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998）哈民二初字第1号裁定，准许撤诉。后钢窗厂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华侨开发公司，称华侨开发公司欠钢窗厂1,052,542.05元钢窗款，并要求华侨开发公司承担损失。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8年10月19日作出（1998）哈经初字第492号民事判决，认为“以钢窗款冲抵购房款查无实据”，判决华侨开发公司给付钢窗厂钢窗款1,052,542.05元，并按日万分之二承担赔偿金324,182.32元。另查明，辽阳街所建房属集资建房。一审判决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本案的案由问题；2.华侨开发公司与广播设备厂、中联钢窗厂及友联开发公司、中盟集团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3.本案的义务主体问题；4.给付对价的形式及标准问题。（一）关于本案案由问题。本案纠纷系因华侨开发公司与广播设备厂签订《联建协议书》、《换房协议书》，钢窗厂与华侨开发公司签订《售购房协议》中所涉及的34套房屋引发的支付对价纠纷，其基础事实是各方基于合同发生的债的法律关系，故本案纠纷应为合同纠纷，而非基于侵权行为发生的侵权纠纷。（二）华侨开发公司与广播设备厂、钢窗厂及友联开发公司、帝威开发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该问题涉及以下问题：1.关于华侨开发公司与广播设备厂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1995年3月2日，华侨开发公司与广播设备厂签订《联建协议书》，约定双方对广播设备厂所属南岗区辽阳街26号进行联合开发建设，双方之间为联建合同关系。此后，华侨开发公司主要基于双方之间联建关系，共计交付34套房屋，用于安置动迁户和广播设备厂的职工，此行为应当视为对《联建协议书》的履行行为。1995年9月28日，广播设备厂与华侨开发公司签订了《换房协议书》，约定广播设备厂用辽阳街新建楼房2960平方米房屋换华侨开发公司十字街、军体校、电池厂35套房产，此时华侨开发公司已经实际交付上述房屋，而辽阳街新建房屋尚未建成，且2960平方米房屋的坐落指向并不明确，故所签订的《换房协议书》名为换房，实为对华侨开发公司交付35套房产的确认和支付对价的承诺。1996年6月20日，华侨开发公司与广播设备厂签订《解除协议》，约定双方解除联建关系，1995年9月28日，广播设备厂与华侨开发公司签订的《换房协议书》继续履行。至此，华侨开发公司与广播设备厂解除联建关系，而对35套房屋支付对价的债的法律关系仍然存在。因此后发生了退还房屋的事实，最终确认为34套房屋。2.华侨开发公司与钢窗厂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华侨开发公司虽与钢窗厂签订《售购房协议》，但双方之间不具备真实的售购房关系。首先，钢窗厂购买房屋的目的存疑。钢窗厂的原法定代表人王文成为辽阳街联建项目的知情人和参与人，其承包帝威开发公司以及组建友联开发公司均参与了广播设备厂生活区和厂区的开发改造，钢窗厂在明知所涉房产已陆续用于安置广播设备厂职工和动迁户的情况下，仍与华侨开发公司签订《售购房协议》，并承诺支付对价，其购买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其次，钢窗厂与广播设备厂、华侨开发公司签订《换房协议书》、《售购房协议》的时间及客观事实存疑。钢窗厂与华侨开发公司签订《售购房协议》的时间为1995年8月18日，钢窗厂与广播设备厂签订《换房协议书》，约定钢窗厂提供从华侨开发公司购买的商品房给广播设备厂的时间为1995年7月15日，而自1995年7月11日起广播设备厂即陆续以华侨开发公司交付的34套房产中的部分房产安置职工和动迁户。按照上述时间顺序，广播设备厂已经基于《联建协议书》陆续接受华侨开发公司的部分房屋，仍然与钢窗厂就包括这些房屋在内的22套房屋签订《换房协议书》，约定由钢窗厂提供给其22套房屋，显然有悖常理且不能做出合理解释。而钢窗厂在未与华侨开发公司签订《售购房协议》之前，即与广播设备厂签订《换房协议书》，约定将尚未买受的房屋提供给广播设备厂，有悖常理且不能做出合理解释。钢窗厂在辽阳街并无所建商品房住宅的情形下，与华侨开发公司签订《售购房协议》，承诺逾期不能给付购房款，将辽阳街所建商品房住宅，按所购总建筑面积2775.798平方米拨给华侨开发公司顶替购房款，其真实性存疑。综上，鉴于上述换房、购房时间及事实存在多处疑点，对华侨开发公司与钢窗厂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的事实不予认定。根据查清的华侨开发公司基于《联建协议》交付34套房屋以及钢窗厂及其法定代表人王文成参与联建事务的事实，可以认定钢窗厂与华侨开发公司签订《售购房协议》是名为购房，实为对华侨开发公司基于联建交付的34套房产的确认和提供补偿的承诺。其后，钢窗厂两次出具《还款计划》，均系为确保案涉34套房屋获得相应的对价补偿。因此，钢窗厂与华侨开发公司之间亦基于案涉34套房屋的补偿设定了债的法律关系。3.关于华侨开发公司、广播设备厂、钢窗厂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广播设备厂与华侨开发公司基于联建行为及换房协议设定了对案涉34套房屋支付对价的债权债务关系。钢窗厂在华侨开发公司与广播设备厂已经设定债务的前提下，以与华侨开发公司签订《售购房协议》的形式，加入到基于案涉34套房屋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中，属于在原有债务未消灭的情形下，承担人与债权人达成合意，加入到债务中，构成并存的债务承担。因此，广播设备厂不因钢窗厂与华侨开发公司签订《售购房协议》，退出原有的债权债务关系，钢窗厂也不能因广播设备厂与华侨开发公司签订《换房协议书》而拒绝履行债务。4.关于华侨开发公司与中盟集团、友联开发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钢窗厂于1997年8月3日为华侨开发公司出具的《还款计划》中，明确约定帝威开发公司为还款担保单位。故华侨开发公司与帝威开发公司之间形成保证之债。现帝威开发公司被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但未被注销，作为其上级主管公司的中盟集团与华侨开发公司之间无债权债务关系。钢窗厂于1998年1月7日为华侨开发公司出具的《还款计划》中，承诺由友联开发公司偿还华侨开发公司购房款，友联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予以确认。而本案诉讼中，华侨开发公司主张友联开发公司的该承诺为担保行为，故应认定华侨开发公司与友联开发公司之间形成保证之债。（三）关于本案的义务主体问题本案系基于华侨开发公司与广播设备厂最初的联建关系，发生的对案涉34套房产支付对价的债务纠纷，债务人为广播设备厂，其应当承担给付对价义务。钢窗厂自愿加入到该债的法律关系之中，与广播设备厂形成并存的债务承担，故其应与广播设备厂共同承担给付义务，鉴于华侨开发公司在诉讼中并未要求其承担给付义务，属于对民事诉讼权利的处分，予以确认。友联开发公司在钢窗厂向华侨开发公司出具《还款计划》时提供保证，因无特别约定，故为本案债务的连带保证人。因提供保证的时间为1998年1月7日，此后华侨开发公司一直未向其主张保证责任，已超过6个月的保证期间，且诉讼中华侨开发公司表示不向其主张权利，可以由其承担连带责任，该主张无法律依据，故友联开发公司不负有给付义务。中盟集团与华侨开发公司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亦不应承担给付责任。（四）关于给付对价的形式及标准问题。华侨开发公司与广播设备厂签订的《换房协议书》虽约定辽阳街新建住宅楼2960平方米产权归华侨开发公司所有，但该协议并无明确的坐落约定，故名为换房实为对34套房对价的保证，约定的债务为一般债务。且审理中经向华侨开发公司释明，其放弃了要求广播设备厂在辽阳街26号给付商品房的诉讼请求，而请求其以给付对价款的方式履行债务，属于对履行债务形式作出的选择，予以确认。关于补偿标准问题。在华侨开发公司与钢窗厂签订的《售购房协议》以及其于1997年、1998年出具的《还款计划》，均确认基于34套房屋产生的债务为房屋的出售价款，即5,184,770.21元，加上进户费130,853.64元。1997年，华侨开发公司起诉钢窗厂及帝威开发公司时，亦按照上述数额主张权利。结合钢窗厂及其法定代表人王文成参与联建事务的事实，可以认定华侨开发公司因辽阳街26号开发建设投入34套房屋而产生的实际债务数额为房屋对价款5,184,770.21元及进户费130,853.64元。现华侨开发公司主张按照该处2775平方米房屋销售价格给付对价不符合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其主张该地段的房价为每平方米3800元，也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华侨开发公司的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合本案的案情，应由广播设备厂给付华侨开发公司房价款5,184,770.21元、进户费130,853.64元更为合理。关于华侨开发公司请求广播设备厂给付迟延付款赔偿金12,932,388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本案中，因广播设备厂未按照约定履行给付华侨开发公司案涉房屋对价的义务,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应对给华侨开发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义务。关于赔偿数额问题，华侨开发公司主张为12,932,388元，但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损失数额的实际发生，故其实际损失应当体现为利息损失，即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息。关于利息的起算时间。一审法院认为应自1998年4月15日华侨开发公司起诉广播设备厂主张权利时起算，至广播设备厂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给付。综上所述，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判决：一、黑龙江广播设备制造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一次性给付黑龙江省华侨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房价款5,184,770.21元，进户费130,853.64元；二、黑龙江广播设备制造厂自1998年4月1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黑龙江省华侨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支付上述款项的利息，至给付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3,127.54元，由黑龙江省华侨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负担94,808.21元，由黑龙江广播设备制造厂负担28,319.33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黑龙江广播设备制造厂负担。本院二审另查明，华侨开发公司于1995年7月至9月间，给被动迁人和广播设备厂职工陆续发放《新房分配证》，安置地点：电池厂、军体校、十字街共计34套房屋。本院认为，广播设备厂是否为支付案涉34房产对价的义务主体，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首先，华侨公司基于其与广播设备厂签订的《联建协议》，提供案涉34套房产用于安置动迁居民，向联建的相对方广播设备厂履行安置义务，为本案法律事实所确定。具体为，广播设备厂与辽阳街26号居住的被动迁人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华侨开发公司给被动迁人分发的《新房分配证》。尽管此后华侨公司与钢窗厂签订包括前述案涉34套房产在内的《售购房协议》，但并未就该34套房产作出再次履行行为，原因在于此34套房产已在此前，由华侨开发公司实际履行了其与广播设备厂签订《联建协议》约定提供给被动迁居民34套房屋的合同义务。故广播设备厂主张案涉34套房产由钢窗厂基于《售购房协议》购买占有并实际处置，没有履行的事实和相关证据，该主张不符合本案事实；其次，广播设备厂虽与华侨开发公司于1995年9月28日签订《换房协议书》，1996年6月20日签订《解除联建协议》，但华侨公司用于交换的35套房产（后调整为34套）就是已于此前安置动迁居民的房产，而广播设备厂用于交换的2960新建楼房尚未建成，且未约定明确的户型、坐落、朝向，显然不具备交换的真意。故一审判决关于《换房协议书》名为换房、实为对华侨开发公司交付房产的确认和支付对价之承诺的认定正确。上述协议中支付对价的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约定。据此，广播设备厂负有向华侨公司支付34套房产对价的义务。再次，尽管钢窗厂与华侨公司签订《售购房协议》以及出具支付34套房产对价的《还款计划》而并未履行，但广播设备厂始终未从其与华侨公司之间的34套房产对价之债中退出，也未与钢窗厂达成将其对华侨公司的债务转移给钢窗厂的约定。综上，一审判决认定广播设备厂为向华侨公司支付34套房产对价的义务主体，判决其向华侨公司给付房款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广播设备厂的上诉主张无理，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319.33元，由广播设备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晓兵审判员  李艳梅审判员  安学思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孙思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