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云0111民初7835号原告：唐金津，女，汉族，1986年7月23日生，四川省西昌市人，住四川省西昌市。委托代理人：李美科、鲁志华，云南新序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中山支行，住所：云南省昆明市春城路115号。负责人：杜涛，支行行长。委托代理人：姚朝庄、杨皓，云南博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唐福荣，女，汉族，1963年5月20日生，四川省西昌市人，住四川省西昌市。委托代理人：徐大恩，云南名腾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唐金津诉被告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中山支行（富滇银行中山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13日受理后，被告富滇银行中山支行于2018年10月19日向本院申请追加唐福荣为本案第三人。本院于2018年10月25日依法追加唐福荣为本案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2018年11月12日，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郭荣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诉讼过程中，因第三人及被告提出司法鉴定申请，本院依法将案件转为普通程序，并于2019年2月20日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唐金津的委托代理人李美科，被告富滇银行中山支行的委托代理人姚朝庄、第三人唐福荣及委托代理人徐大恩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唐金津诉称：一、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存款本金人民币74,091元；二、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自2014年1月22日起至2018年4月28日止的存款利息14,714元；三、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自起诉之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存款利息。四、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3年1月13日，原告在被告富滇银行中山支行处开户储蓄卡，账号：93×××09，分账号：93×××09。2013年12月，原告的银行卡遗失，原告向被告进行了电话挂失，并到柜台进行了挂失。2015年8月份，原告到被告处取款，发现银行卡内金额为零元，经原告查询，发现2014年1月22日卡内存款被转走，金额为74,091元，该笔交易原告并不知情，当日未进行过取款或转账交易。被告作为商业银行，有义务为存款人保密的义务，在原告进行电话挂失、柜台挂失之后发生的转账、取款行为，被告未尽到审慎义务。因此，被告的过失行为导致原告损失，被告有义务赔偿。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赔偿存款损失，但被告推卸责任，也未进行调查，拒绝赔偿。被告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起诉，请贵院依法予以裁判。被告富滇银行中山支行口头辩称：原告的起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原告账户款项系原告支取，销户也是原告自己行为完成。其次，被告为原告办理的所有业务均符合法律规定。再次，原告账户从开户到销户期间该账户办理所有业务的签字均是同一人签署。第四、原告诉称2013年12月银行卡遗失并挂失的事实不属实，如果原告已对银行卡进行了挂失，原告账户不可能在2013年12月11日、2014年1月7日、2014年1月9日、2014年1月22日等发生了多笔存取业务。特别是在2014年1月7日、1月9日的两笔存款业务中，原告不可能在银行卡已经遗失之后和遗失、挂失之后还向银行卡中存入现金。综上，被告有证据表明原告银行卡系原告与母亲共同控制、使用。因此，被告认为本案中原告提起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庭驳回。第三人唐福荣口头述称：我方不认可被告所阐述的内容，实际上，本案当中关键人是唐金津的母亲唐福荣，即本案的第三人。代理人通过接受委托时或接受委托后都落实，就是说以唐金津户名在富滇银行中山支行开户的是第三人唐福荣，并不是唐金津本人；取钱和存款也是唐福荣，不是唐金津本人；销户也是唐福荣去销的户，也不是唐金津本人所为。原因是原告和第三人是女儿与母亲关系，所以唐福荣就用了他女儿唐金津的身份证去付电费，在银行办理了银行卡，但是有一笔款是74091元，时间是在2014年1月22日，这笔款项实际上并不是唐福荣本人所取，也不是唐金津所取。而且在2013年12月（具体时间记不清），第三人将银行卡丢失后进行了电话挂失，所以说在2014年1月22日银行记录的存取款凭证中确认签字为唐金津的这三个字并不是唐福荣本人所签的字，我们还是要对“唐金津”这三个字申请做笔迹鉴定，看是不是唐福荣本人所写的“唐金津”这三个字。从被告方的陈述事实里认可了关于办理存款及其取款以及销户等等的行为，是第三人代原告行使的上述行为。但第三人只认可涉及的争议款项74,091元不是第三人取走，也不是唐金津本人取走的这部分款项是本案争议的款项，该款项应当由被告赔偿给原告或者第三人。原告唐金津针对其诉请，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唐金津个人活期存款交易明细一份，欲证明，2014年1月22日唐金津账户上被他人取走了74,091元。被告富滇银行中山支行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证据真实、合法，但证明内容不认可，其与被告提交的证据证明的内容相悖，该款属原告自己取走。第三人唐福荣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无异议。被告富滇银行中山支行为其辩称，提交了如下证据证实：1、开户申请表、个人存取款凭条、唐金津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2、2013年1月16日至2014年1月9日期间，原告在被告处签名认可的“个人存取款凭条”14份；3、2014年1月22日的个人存取款凭条二份，唐金津及唐福荣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4、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各一份。以上证据证实：原告唐金津在被告处开办了银行账户，并以“唐金津”和“唐福荣”确认签名的“个人存取款凭条”，以及金融机构对核对客户身份信息的要求等。原告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证据1的“三性”认可；证据2的“三性”认可，但需说明的是我方已经挂失后的钱可以存进去，款不能取出；证据3中2014年1月22日的“个人存取款凭条”的“唐金津”签名不是原告和第三人的签名，其“三性”均不认可；证据4的“三性”不认可，其仅为银行的操作流程。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证据1的“三性”认可；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3、4的真实性认可，但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第三人为其陈述未提交证据。因原告及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3中2014年1月22日的“个人存取款凭条”上“唐金津”的签名是否是第三人唐福荣所签提出异议，经第三人唐福荣及被告富滇银行中山支行申请，本院于2018年12月29日委托云南公正司法鉴定中心对证据“富滇银行个人存取款凭条”中“唐金津”的签名是否是第三人唐福荣本人所签进行鉴定。2019年2月13日，云南公证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云南公证[2019]文鉴字第1008号《文件（笔迹）检验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送检的落款日期2014年1月22日销户时取款74091元《个人存取款凭条》、销户时结息的《个人存取款凭条》、销户时《富滇银行会计凭证》上“唐金津”签名字迹与样本字迹1、2是同一人所书写形成。经质证，原告认为，《司法鉴定意见书》的“三性”认可，但鉴定书涉及“唐金津”签名，即原告本人的签名，按照第三人的陈述，她没有在2014年1月22日取款凭条上签过“唐金津”。被告对该证据的“三性”无异议。第三人认可该证据的“三性”，但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2014年1月22日，“唐金津”的签字是不是第三人唐福荣所写，在鉴定书中没有说明，证明不了被告的证明目的，应由被告提供当天的取款录像才能证明。第三人现申请被告提交2014年1月22日当天第三人在被告处取款的监控录像予以印证。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关联，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中除2014年1月22日的“个人存取款凭条”及证据4，原告及第三人持异议外，其他证据均无异议，对于原被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于原告及第三人持异议的证据，经本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后，已证明该凭条中的“唐金津”签名属第三人唐福荣所签。因此，原告及第三人持异议的证据与其他证据及司法鉴定意见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该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关联，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庭审及对原被告证据的审查，本院确认本案法律事实如下：第三人唐福荣与原告唐金津系母女关系。2013年1月13日，第三人唐福荣以女儿（原告）唐金津的身份信息在被告富滇银行中山支行开设一卡通存取款开卡业务，账号62×××85，并存入资金20,000元。2013年1月16日至2014年1月9日期间，第三人唐福荣持该银行卡在被告富滇银行中山支行处进行了多次的存取款业务，并在被告提供的存取款凭证《个人存取款凭条》上签写“唐金津”名字，其中：2013年7月23日的《个人存取款凭条》中签名“唐福荣”后划去，重签名为“唐金津”；2013年8月18日的《个人存取款凭条》中签名为“唐福荣”。2014年1月13日，第三人唐福荣以持有的原告的银行卡遗失，通过电话向被告富滇银行中山支行进行电话挂失。之后，原告及第三人均未到被告处办理书面挂失业务。2014年1月22日，被告提供的《个人存取款凭条》中显示：唐金津活期现金支取74,091.00元，存取款人对上述银行记录确认签名：唐金津。同日，《个人存取款凭条》中一卡通活期销户和《富滇银行会计凭证》中均由确认人签名处签写了“唐金津”名字。2016年9月7日，第三人唐福荣到被告处以2014年1月22日的存款74,091元不是自己取走为由要求被告赔还，被被告拒绝。现原告以上述的事实及理由，诉至本院，主张诉请。本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我国国务院颁布的《储蓄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储蓄是指个人将属于其所有的人民币或者外币存入储蓄机构，储蓄机构开具存折或者存单作为凭证，个人凭存折或者存单可以支取存款本金和利息，储蓄机构依照规定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活动。”第五条规定：“国家保护个人合法储蓄存款的所有权及其他合法权益，鼓励个人参加储蓄。储蓄机构办理储蓄业务，必须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储户保密”的原则。”本案的第三人唐福荣以原告名义与被告建立储蓄存款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原告对其母亲（第三人）唐福荣的行为予以追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真实，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其次，《储蓄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储户遗失存单、存折或者预留印鉴的印章的，必须立即持本人身份证明，并提供储户的姓名、开户时间、储蓄种类、金额、账号及住址等有关情况，向其开户的储蓄机构书面申请挂失。在特殊情况下，储户可以用口头或者函电形式申请挂失，但必须在5天内补办书面申请挂失手续。储蓄机构受理挂失后，必须立即停止支付该储蓄存款；受理挂失前该储蓄存款已被他人支取的，储蓄机构不负赔偿责任。”本案原被告在履行储蓄存款合同过程中，第三人以自己代原告持有的银行卡遗失为由仅向被告进行了电话挂失，而没有在法律规定的五日内持有效的证件到被告处履行书面挂失义务，因此产生的责任在原告或者第三人。再次，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的被告提供了2014年1月22日《个人存取款凭证》及《富滇银行会计凭证》等证据，证实第三人持原告和自己的身份证，签名确认并取走了该银行卡上的存款74,091元，并进行了销户。因此，被告的举证义务已完成，原告及第三人进而要求被告继续提供证据，即第三人当天取款的录像才能证明和确认的主张显然无其他证据印证。故，原告及第三人的主张及陈述称“2014年1月22日的银行存款74,091元的款项不是第三人取走”的事实，与本院查证的事实相悖。原告及第三人要求被告须进一步提交录像资料才能证明的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原告及第三人要求被告承担赔偿存款74,091元、并支付银行存款利息的请求证据不足，原告及第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本院依照《储蓄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五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唐金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20元，由原告唐金津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郭 荣人民陪审员 王 冰人民陪审员 赵德昌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一日书 记 员 杨旭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