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鲁民申100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青岛市荣福彤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49号海富楼B座2104室。法定代表人：胡海云，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钰鑫，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原铭赏，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山东鲁瑞针织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税郭镇驻地。法定代表人：郑景钢，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云梅，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子淇，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泰安欣怡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泰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巨菱路中段。法定代表人：王凤章，总经理。再审申请人青岛市荣福彤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福彤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山东鲁瑞针织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瑞公司）和原审第三人泰安欣怡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怡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2民终98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荣福彤公司申请再审称,被申请人向再审申请人销售的涉案服装没有验收合格。本案现有证据仅能证实再审申请人的客户曾经委托SGS到被申请人处进行过检验，但是检验结果是否合格并不知晓；被申请人提供的SGS出具的“测试报告”是复印件，真实性无法进行确认；该“测试报告”中没有相应机构、检测人员的签章，无法证实其客观存在。被申请人向再审申请人销售的涉案服装的质量、数量均不符合合同要求。二审判决认定再审申请人在法律规定的质量保证期内没有对涉案货物的质量、数量提出异议，而判定被申请人向再审申请人出售的涉案服装依法应视为已经验收合格缺乏证据证明。二审判决认定涉案合同的交货时间、地点进行了变更，于法无据；二审判决认定再审申请人的俄罗斯客户不能履行其同再审申请人的涉案服装进出口合同不能成为再审申请人拒绝履行其同被申请人之间涉案合同的理由，于法无据；二审判决对涉案合同的支付价款时间、运费负担、应否支付违约金等的判定，于法无据。二审判决第四项的内容明显超出上诉请求，依法应予改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十一项的规定申请再审。鲁瑞公司提交答辩意见称，被申请人提交的电子邮件及电话录音，能够证明案件事实及发生经过。再审申请人在一、二审中已就本案相关的重要事实进行了自认，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不存在再审申请人主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二）项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不存在再审申请人主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六）项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二审判决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二审判决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十一项）项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涉案货物已经由再审申请人及其客户委托的SGS检验合格，再审申请人对货物质量的异议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被申请人严格遵照《购销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不存在违约情形。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涉案服装是否已经验收合格；二、涉案服装的交货时间、地点是否变更，鲁瑞公司是否构成逾期交货；三、荣福彤公司应否向鲁瑞公司承担付款责任；四、二审判决是否超出诉讼请求。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荣福彤公司主张，鲁瑞公司提供的SGS出具的“测试报告”是复印件，该“测试报告”中没有相应机构、检测人员的签章，该宗SGS的“测试报告”的结论并非“质量合格”，而是“以客户决定为准”，也就是说，这个结果是不确定的结论，不能以此确认鲁瑞公司的货物质量合格。本院认为，首先，2014年11月21日，荣福彤公司通过电子邮件通知鲁瑞公司，SGS检验人员将于下周至鲁瑞公司验货，要求鲁瑞公司准备好样品和资料。也就是说，该SGS检验人员并非鲁瑞公司委托，系受荣福彤公司或客户委托，“测试报告”上存在没有检测机构、检测人员签名等瑕疵，与鲁瑞公司无关。其次，2014年11月27日，SGS-CSTC青岛分公司出具测试报告，载明涉案货物整体检验结果为以客户决定为准，问题备注为无。即说明SGS检验人员依据检测标准，经对产品进行检测，没有发现质量问题。第三，荣福彤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客户委派SGS对涉案货物于2014年11月份检验完毕后曾就涉案货物的质量和加工数量提出异议，也未举证证明其在鲁瑞公司于2015年8月提起本案诉讼前曾向鲁瑞公司就涉案货物的质量和加工数量提出异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当事人未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在发现或应发现标的物数量或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合理期间内通知出卖人；买受人在合理期间内未通知或自标的物收到之日起两年内未通知出卖人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质量符合约定，但对标的物有质量保证期的，适用质量保证期，不适用该两年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之规定“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荣福彤公司及其客户并未在SGS受托对涉案货物检验后的合理期限内通知鲁瑞公司涉案服装的质量和数量不符合约定，故即使鲁瑞公司未能提交经SGS签字或盖章的检验报告，依法也应视为涉案服装的数量和质量符合约定。何况若涉案服装未经验收合格，荣福彤公司于理也不会通知鲁瑞公司将部分涉案货物运至欣怡公司以备拼箱发货。因此，鲁瑞公司为荣福彤公司加工生产的涉案服装依法应视为已经验收合格。同理，荣福彤公司在涉案货物已检验完毕达22个月后于2016年9月17日又申请对涉案服装进行质量鉴定，原审法院对其此项申请不予受理并无不当。对于鲁瑞公司提供的箱单与涉案合同的数量是否相符问题，二审中，二审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到鲁瑞公司厂区内的仓库进行了现场勘验，荣福彤公司对勘验参加人员，勘验、清点数量的方法及对确认的服装型号、数量均未提异议，现荣福彤公司主张鲁瑞公司提供的箱单与涉案合同的数量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首先，虽然涉案合同约定的交货时间是2014年10月18日，但因荣福彤公司与鲁瑞公司均确认涉案业务流程是先由荣福彤公司给鲁瑞公司下订单，然后由鲁瑞公司根据荣福彤公司的订单要求加工生产出样品交荣福彤公司的客户确认，在荣福彤公司的客户确认鲁瑞公司加工生产的样品合格后，荣福彤公司方通知鲁瑞公司正式加工生产涉案服装，而荣福彤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系于何时通知鲁瑞公司正式加工生产涉案服装，从而可使鲁瑞公司能够在约定时间内完成涉案服装的加工生产；且因涉案合同约定的交货地仅是青岛这一地理区域而非具体详细的地点，荣福彤公司亦负有义务在合同约定的交期到来前将具体交货地点通知鲁瑞公司以便使鲁瑞公司可按约交货，但荣福彤公司也未举证证明其曾告知鲁瑞公司将涉案货物具体交至青岛何处；再因鲁瑞公司在一审中所提交录音可证实，荣福彤公司对其俄罗斯客户汇不出美金从而未向其支付前批货物的价款产生担心疑虑，继而不敢向其俄罗斯客户发运涉案货物；又因荣福彤公司在鲁瑞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前从未主张鲁瑞公司逾期交货，甚至在其向鲁瑞公司所发电子邮件中还向鲁瑞公司致歉，故荣福彤公司主张鲁瑞公司逾期交货仅是其推脱责任的托词。其次，荣福彤公司虽称因鲁瑞公司未依约向其交货导致其未能依约于2014年11月11日向其俄罗斯客户交货，但其俄罗斯客户却于2014年11月下旬委派SGS到鲁瑞公司处验货，由此可知，荣福彤公司的俄罗斯客户在当时已以其实际行为变更了荣福彤公司的交货期限。而荣福彤公司此后通知鲁瑞公司向欣怡公司送货并向鲁瑞公司支付货款的行为也充分表明荣福彤公司当时也以其实际行为变更了鲁瑞公司的交货期限，此由荣福彤公司与鲁瑞公司之间的多封往来电子邮件和双方之间的多次通话录音均未提及鲁瑞公司逾期交货一事也足可印证。何况荣福彤公司在鲁瑞公司诉其支付货款前始终主张系因俄罗斯经济危机导致其客户解约而非因其未交货或逾期交货导致其俄罗斯客户解约，而且荣福彤公司也未提交其俄罗斯客户向其主张违约责任或索赔的确切证据。再次，荣福彤公司称其俄罗斯客户于2014年12月16日向其提出解除合同，其于2014年12月31日向鲁瑞公司所发电子邮件也称其俄罗斯客户取消订单，但荣福彤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傅晓于2015年1月29日同鲁瑞公司经理刘培富通话时却称其俄罗斯客户未说要取消订单，并称其客户现汇不出美金而令其担心此客户最后有问题。由此可知，荣福彤公司的陈述前后不一，缺乏可信性。但荣福彤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傅晓与鲁瑞公司经理刘培富的多次通话却透漏出荣福彤公司因担心其俄罗斯客户不能汇出美金而使其不想冒险履行其同其俄罗斯客户所签合同的意思，并无只言片语谈及其因鲁瑞公司逾期交货或未交货可能被其俄罗斯客户抓住把柄的担心。可见，荣福彤公司未向其俄罗斯客户交付涉案货物应是其刻意追求或默求的结果。更何况即使荣福彤公司所称其俄罗斯客户因经济危机解约属实，此经营风险或市场风险也应由荣福彤公司承担；荣福彤公司不能因此在未经鲁瑞公司同意或允准的情况下将其遭遇的市场风险转由鲁瑞公司承受或分担，从而丧失基本的商业诚信。最后，荣福彤公司虽主张其于2015年1月29日曾与鲁瑞公司经自愿平等协商就解除涉案《购销合同》及后续事宜达成口头一致，但鲁瑞公司对此予以否认，而荣福彤公司仅以其单方陈述为凭，并未提交切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发送给鲁瑞公司的解约协议已经鲁瑞公司同意或确认。荣福彤公司主张其向鲁瑞公司支付的4万元货款，是荣福彤公司向其帮助鲁瑞公司联系的印花厂代付加工费，并非向鲁瑞公司支付货款，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荣福彤公司应就其此项事实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荣福彤公司关于鲁瑞公司逾期交货，要求鲁瑞公司向其支付逾期交货违约金的主张并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首先，因鲁瑞公司已按荣福彤公司的要求为荣福彤公司加工制作完毕涉案货物，且经荣福彤公司的客户委托SGS对涉案货物进行检验后，荣福彤公司及其客户均未在检验结束后的合理期限内就鲁瑞公司为荣福彤公司加工生产的涉案服装之质量和数量提出异议，应视为鲁瑞公司在2014年11月份已按约完成涉案服装的加工生产义务并已具备交货条件，但荣福彤公司此后仅通知鲁瑞公司向欣怡公司交付了15,132件F361款和14,939件F362款涉案服装，再未通知鲁瑞公司具体于何时向何地点交付其余5款的涉案服装，且于2015年初以其俄罗斯客户陷入经济危机不能履约为由表示其无力履行涉案合同，故荣福彤公司已明显构成违约。荣福彤公司的俄罗斯客户不能履行其同荣福彤公司之间的涉案服装进出口合同不能成为其拒绝履行其同鲁瑞公司之间涉案合同的理由。荣福彤公司应依约承担继续履行其同鲁瑞公司所订立涉案合同并按约向鲁瑞公司支付价款的合同义务。其次，因荣福彤公司已再三表示其不同意继续履行涉案合同，而其此前并未向鲁瑞公司指示具体交货地点，且荣福彤公司恶意违约而拒绝继续履行其同鲁瑞公司订立的涉案合同，涉案合同约定的各项义务均应视为到期，荣福彤公司与鲁瑞公司之间互负的合同义务应同时履行。第三，荣福彤公司此前违约情形明显且缺乏诚信，故鲁瑞公司向荣福彤公司交付涉案服装的履行方式不宜再由鲁瑞公司送货至青岛，而应由荣福彤公司到鲁瑞公司厂区内仓库提取涉案服装。鲁瑞公司此前按荣福彤公司指示已送至欣怡公司的两款服装应视为鲁瑞公司已向荣福彤公司履行交货义务。综上，二审法院在组织双方当事人现场勘验确定涉案服装的型号、数量、价款后，判决荣福彤公司向鲁瑞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1,479,735元，荣福彤公司到鲁瑞公司厂区内的仓库自提涉案服装，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问题。如前所述，因荣福彤公司恶意违约，并表示其不同意继续履行涉案合同，二审法院认定涉案合同约定的各项义务均视为到期，荣福彤公司与鲁瑞公司之间互负的合同义务应同时履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之规定，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便于判决的执行，判决中对增值税发票的开具、涉案服装的提取予以明确，符合法律规定。二审判决没有超出诉讼请求，荣福彤公司的申请理由均不成立。综上，荣福彤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十一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青岛市荣福彤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徐兴军审判员  孔祥雨审判员  闫 慧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李超光书记员卢欣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