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203民初19473号 原告（反诉被告）：任素英，女，1933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 原告（反诉被告）：潘庆华，女，1967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 原告（反诉被告）：汪碧娥，女，1987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惠安县。 原告（反诉被告）：汪剑彬，男，1988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 任素英、潘庆华、汪碧娥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剑彬（男，1988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 任素英、潘庆华、汪碧娥、汪剑彬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施翔宇，福建如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何加珍，男，1962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惠安县。 被告（反诉原告）：何伟东，男，1991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惠安县。 何加珍、何伟东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庆超、何鹏超，福建讴斯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厦门众相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嘉园路三期201#4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6302907687M。 法定代表人：曾腾繁，总经理。 被告：卓光华，男，1985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厦门众相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卓光华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小云、郑亦超，上海协力（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文田，男，1954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昌榕、唐帅华，福建君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任素英、潘庆华、汪碧娥、汪剑彬与被告（反诉原告）何加珍、何伟东，被告厦门众相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相公司”）、卓光华、李文田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反诉被告）任素英、潘庆华、汪碧娥、汪剑彬委托诉讼代理人施翔宇与被告（反诉原告）何加珍、何伟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庆超、何鹏超，被告众相公司、卓光华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小云、郑亦超，被告李文田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昌榕、唐帅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任素英、潘庆华、汪碧娥、汪剑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何加珍、何伟东、众相公司、卓光华、李文田连带向任素英、潘庆华、汪碧娥、汪剑彬赔偿各项费用、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409125.34元（医疗费32612.79元、死亡补偿费1000380元、丧葬费37728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53404.5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5000元）；2.由何加珍、何伟东、众相公司、卓光华、李文田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2018年8月30日9时30分许，汪锦龙在厦门市思明区厨房外站在碰窗处切割碰窗时，因未采取防护措施，致汪锦龙与碰窗一起坠落到一楼地板上。汪锦龙因颅脑受伤，120到场将其送厦门第一医院急救，经抢救无效于2018年8月31日5时15分在医院死亡。事发时，汪锦龙受雇于何加珍、何伟东，在何加珍、何伟东承包的厦门市思明区装修工程中进行切割碰窗等装修事宜。经了解，厦门市思明区的业主为李文田，李文田将上述房屋的装修工程发包给了众相公司、卓光华，众相公司、卓光华又将上述工程包给了何加珍、何伟东，而何加珍、何伟东，众相公司、卓光华均无相应施工资质，未能提供安全防护措施导致发生了汪锦龙坠落身亡的安全生产事故。任素英、潘庆华、汪碧娥、汪剑彬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之规定，李文田将装修工程发包给没有施工资质、没有安全生产条件的众相公司、卓光华，众相公司、卓光华又将上述工程承包给了同样没有施工资质、没有安全生产条件的何加珍、何伟东，故何加珍、何伟东，众相公司、卓光华、李文田应当连带赔偿任素英、潘庆华、汪碧娥、汪剑彬的各项费用、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赔偿金共计人民币1409125.34元。为维护任素英、潘庆华、汪碧娥、汪剑彬的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诉讼。 何加珍辩称，一、何加珍与汪锦龙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鼓浪屿属于世界文化遗产，岛屿上相关建筑的施工、修缮工作有其特殊性，出于对文化遗址的保护，不允许机动车辆驶入、不允许大兴土木，只是对原有建筑的修修补补或简单装修，这就意味着每一个小工程的施工时间相对较短，有的甚至一两天即可完工，这就造成了鼓浪屿上建筑行业的一个最大特点：建筑工人的流动性极大，所以没有固定式的用工方式，基本都是临时工的形式。汪锦龙亦是如此，平时的工作就是在几个小包工头之间来回流动，打零工，按天计酬。有时汪锦龙自己也承包一些小工程并招募其他人为其工作，上述特征都是在鼓浪屿建筑行业众所周知的事实。此次厦门市思明区装修工程，何加珍只负责提供水泥、沙子等建材，并委托郑传带前去送材料，至于是何人从业主处承包，如何承包，承包价格等相关问题，何加珍都是一无所知。汪锦龙生前在何加珍处相对工作时间是长一些，但也是流动性工作，没有固定工资（有出工按320元/天结算），由于何加珍在鼓浪屿上属于厦门市房屋修建工程有限公司的班组长之一，所以其自身是不能私自承接工程的（否则将直接开除），何加珍从事的装修工作都是由厦门市房屋修建工程有限公司承接下来，然后交由何加珍来施工的。此次厦门市思明区装修工程是众相公司承包的，从本案相关材料亦可看出跟何加珍没有任何关系，何加珍对自己被无辜告上法庭，感到十分惊讶，其与汪锦龙之间根本不存在雇佣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汪锦龙自身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如任素英、潘庆华、汪碧娥、汪剑彬在起诉状中所述，汪锦龙是站在厨房外碰窗处切割碰窗且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这一事实在任素英、潘庆华、汪碧娥、汪剑彬提交的证据第7页厦门市公安局鼓浪屿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中亦可印证，众所周知，鼓浪屿上的建筑物旧的建筑比较多，很多设施都是年久失修，厦门市思明区碰窗更是如此，年代久远（为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建筑），已不是很牢固，且不说碰窗已不是很牢固，汪锦龙自身重量加上碰窗的重量，不切割都不敢保证会不会坠落，汪锦龙站在碰窗上切割碰窗，而且没有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没有系安全带、没有戴安全帽、没有穿安全服），事后从现场往楼上搬砖的郑传带笔录及口述得知，当时汪锦龙脚着拖鞋，这种种行为都是常人难以理解的。更令人意外的是，汪锦龙竟然站在碰窗的外部切割碰窗!（注：在没有脚手架保护的情况下，按相应操作规范，一般是在碰窗内部切割，否则碰窗一旦快速断裂，施工人将有巨大风险。）由此可见，汪锦龙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其应为事故的发生承担绝大部分责任。 三、任素英、潘庆华、汪碧娥、汪剑彬所主张的部分赔偿项目及赔偿标准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具体意见如下：（一）医疗费：结合汪锦龙住院病历及发票等相关资料，我们没有异议。（二）死亡赔偿金：从任素英、潘庆华、汪碧娥、汪剑彬提交的居住证明情况来看，证据35页暂住信息登记时间为2017年6月12日，居住地址为厦门市思明区内厝澳路423-1号118室；证据36的暂住信息登记时间为起始于2016年４月1日，截止于2017年11月30日；证据34页居住证的签发日期为2018年1月2日，住址为厦门市思明区，汪锦龙居住地不固定，登记时间自相矛盾且中间有间断，并不能证明汪锦龙生前经常居住地为厦门；所以其计算基数应按照受诉法院上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459.9元为宜。（三）丧葬费：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没有异议。（四）被扶养人生活费：汪锦龙母亲任素英的生活费计算基数应按照受诉法院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7592.8元计算为宜；汪锦龙之妻潘庆华至起诉时刚满51周岁，且没有充足证据证明其已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其扶养费赔偿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法院结合答辩意见依法予以认定。（五）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下方式：（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三）…所以，此项请求已经以死亡赔偿金的方式进行赔偿，不应再重复赔偿。且汪锦龙自存在严重过错，如要认定出项赔偿请求，其标准也严重过高，请求法院酌情予以认定。（六）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此项费用因没有相关票据，不予认可，但实际确有支出，请法院依法酌情认定。综上，何加珍与江锦龙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雇佣关系发生在汪锦龙与何人之间，请法院依法查明真相，还原事实。相关赔偿项目、赔偿标准以及责任的承担，请法院依法查明后予以公正判决，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任素英、潘庆华、汪碧娥、汪剑彬对何加珍的诉讼请求。 何伟东辩称，一、何伟东与汪锦龙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鼓浪屿属于世界文化遗产，岛屿上相关建筑的施工、修缮工作有其特殊性，出于对文化遗址的保护，不允许机动车辆驶入、不允许大兴土木，只是对原有建筑的修修补补或简单装修，这就意味着每一个小工程的施工时间相对较短，有的甚至一两天即可完工，这就造成了鼓浪屿上建筑行业的一个最大特点：建筑工人的流动性极大，所以没有固定式的用工方式，基本都是临时工的形式。汪锦龙亦是如此，平时的工作就是在几个小包工头之间来回流动，打零工，按天计酬。有时汪锦龙自己也承包一些小工程并招募其他人为其工作，上述特征都是在鼓浪屿建筑行业众所周知的事实。此次厦门市思明区装修工程，何伟东仅仅承包了其中的敲打、拆除旧墙体、木门窗、清理杂物、板车运输等相关工作。何伟东与李文田从未谋面，自始至终也不知道被李文田是业主，何伟东在承接厦门市思明区装修工程相关工作时是带着汪锦龙与卓光华接触的，当谈论到切割碰窗时，何伟东说从来没有切过碰窗，也不承接这种活，在场的汪锦龙随即表示自己可以接（事实上，汪锦龙也没有切割碰窗的经验），卓光华同意由汪锦龙来切割碰窗，价格为5000元。事后，汪锦龙从鼓浪屿一个相识人处借来切割机，自行切割碰窗。汪锦龙此次切割碰窗的工作是自己承接的，与何伟东无关，在这项工作中，何伟东与汪锦龙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何伟东承接的部分于2018年8月7日已经开始施工了，截止2018年8月30日在厦门市思明区施工微信群中，从未提到过切割碰窗的问题，因为汪锦龙不懂得使用微信，其不在该群中。直到2018年8月30日，汪锦龙才开始着手碰窗切割的事情，当天即发生坠落事故。由此亦可印证，切割碰窗的工程是汪锦龙自己从众相公司和卓光华手中承接的，与何伟东无关。汪锦龙出事故当天，何伟东并未在现场，而是在岛内松柏一处工地工作，现何伟东对自己被无辜告上法庭，感到十分惊讶，其与汪锦龙之间根本不存在雇佣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二、汪锦龙自身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如任素英、潘庆华、汪碧娥、汪剑彬在起诉状中所述，汪锦龙是站在厨房外碰窗处切割碰窗，且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这一事实在任素英、潘庆华、汪碧娥、汪剑彬提交的证据第7页厦门市公安局鼓浪屿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中亦可印证，众所周知，鼓浪屿上的建筑物旧的建筑比较多，很多设施都是年久失修，厦门市思明区碰窗更是如此，年代久远（为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建筑），已不是很牢固，且不说碰窗已不是很牢固，汪锦龙自身重量加上碰窗的重量，不切割都不敢保证会不会坠落，汪锦龙站在碰窗上切割碰窗，而且没有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没有系安全带、没有戴安全帽、没有穿安全服），事后从现场往楼上搬砖的郑传带笔录及口述得知，当时汪锦龙脚着拖鞋，这种种行为都是常人难以理解的。在没有脚手架保护的情况下，按相应操作规范，一般是在碰窗内部切割，否则碰窗一旦快速断裂，施工人将有巨大风险。由此可见，汪锦龙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其应为事故的发生承担绝大部分责任。 三、任素英、潘庆华、汪碧娥、汪剑彬所主张的部分赔偿项目及赔偿标准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具体意见如下：（一）医疗费：结合汪锦龙住院病历及发票等相关资料，我们没有异议。（二）死亡赔偿金：从任素英、潘庆华、汪碧娥、汪剑彬提交的居住证明情况来看，证据35页暂住信息登记时间为2017年6月12日，居住地址为厦门市思明区内厝澳路423-1号118室；证据36的暂住信息登记时间为起始于2016年４月1日，截止于2017年11月30日；证据34页居住证的签发日期为2018年1月2日，住址为厦门市思明区，汪锦龙居住地不固定，登记时间自相矛盾且中间有间断，并不能证明汪锦龙生前经常居住地为厦门；所以其计算基数应按照受诉法院上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459.9元为宜。（三）丧葬费：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没有异议。（四）被扶养人生活费：汪锦龙母亲任素英的生活费计算基数应按照受诉法院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7592.8元计算为宜；汪锦龙之妻潘庆华至起诉时刚满51周岁，且没有充足证据证明其已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其扶养费赔偿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法院结合答辩意见依法予以认定。（五）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下方式：（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三）…所以，此项请求已经以死亡赔偿金的方式进行赔偿，不应再重复赔偿。且汪锦龙自存在严重过错，如要认定出项赔偿请求，其标准也严重过高，请求法院酌情予以认定。（六）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此项费用因没有相关票据，不予认可，但实际确有支出，请法院依法酌情认定。综上，何伟东与江锦龙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雇佣关系发生在汪锦龙与何人之间，请法院依法查明真相，还原事实。相关赔偿项目、赔偿标准以及责任的承担，请法院依法查明后予以公正判决，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任素英、潘庆华、汪碧娥、汪剑彬对何伟东的诉讼请求。 众相公司、卓光华辩称，一、众相公司仅承包鼓浪屿田尾路25号202室（以下简称“案涉房屋”）内部装修工程，双方约定的承包总价款为130000元。1.众相公司与李文田的侄子李仕磊通过微信聊天，就案涉房屋的内部装修工程施工达成《施工合同书》，《施工合同书》约定众相公司的装修价款为130000元，施工方式为众相公司包工、包辅助材料，李文田提供主材。《施工合同书》是众相公司与李文田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有约束力。2.应李仕磊的要求，众相公司就案涉房屋的装修项目提供整体报价清单，其中包含报价预（决）算单、主材参考价（含整套上岛的船运和板车搬运费—含敲打、垃圾清运），但众相公司仅负责报价预（决）算单的部分（即《施工合同书》的内容），主材参考价部分的工程由李文田承担。由此可见，何伟东承接的敲打、拆除项目是属于李文田的负责范围，不是众相公司承接的工程范围。 二、众相公司及卓光华与何加珍、何伟东之间不存在工程分包或劳务分包关系，敲打、拆除项目（含碰窗拆除）是何伟东与李文田侄子李仕磊直接洽谈，款项亦由李文田直接支付，与众相公司及卓光华无关。1.正如第一部分所述，敲打、拆除项目不是众相公司承接的施工内容，因此，众相公司、卓光华与何加珍、何伟东之间不可能建立工程分包或劳务分包关系。2.众相公司仅向李文田的侄子李仕磊介绍何伟东，具体施工内容是由何伟东与李仕磊现场直接洽谈的，款项35000元亦由他们直接商定，由李文田直接支付给何伟东，与众相公司及卓光华无关。根据微信群聊记录，何伟东的施工内容是由李文田安排，并受李文田监督。3.众相公司的卓光华将何伟东的报价35000元分文不差地报给李仕磊，未获取任何利益。若因其好意协助行为而被认定为工程分包或劳务分包，与事实严重不符，且对众相公司及卓光华极度不公平，权利义务严重失衡。4.本案事故发生时，案涉房屋的左侧窗户碰窗拆除，右窗碰窗尚末拆除；事故一发生，众相公司立即停止了施工，至今尚未恢复施工。若碰窗拆除项目是由众相公司分包给何伟东的，那案涉房屋右窗碰窗应保持事故发生时的未切除状态，但根据何伟东提交的证据第21页的照片，现在右窗碰窗已全部拆除，并已安装上新的防盗网。显然，若何伟东负责的敲打、拆除项目是众相公司的分包出去的，在众相公司停工的情况下，何伟东也应立即停止施工，不可能出现右窗碰触切除且新装防盗网的情况。由此可见，敲打、拆除（含碰窗拆除）项目不是众相公司分包出去的，众相公司、卓光华与何加珍、何伟东之间不存在工程或劳务分包的关系。综上，何加珍及何伟东作为汪锦龙的雇主，应对汪锦龙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众相公司与卓光华与何加珍、何伟东及汪锦龙均不存在工程分包或劳务分包的关系，因此，众相公司及卓光华无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卓光华为众相公司的设计总监、股东，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其行为后果应由众相公司承担，与其个人无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致人损害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由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民事责任。上述人员实施与职务无关的行为致人损害的，应当由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卓光华为众相公司的股东及设计总监，其参与案涉房屋的设计、内部装修工程的行为，是其执行工作任务的表现，若因此造成他人损害的应由众相公司承担责任，其个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卓光华个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综上所述，众相公司仅承接案涉房屋内部装修工程，不含敲打、拆除（碰窗拆除）项目，其与何加珍、何伟东之间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敲打、拆除项目工程分包或劳务分包关系，无需对何加珍、何伟东、李文田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卓光华为众相公司的设计总监，其执行工作任务的行为后果与其个人无关。因此，任素英、潘庆华、汪碧娥、汪剑彬要求众相公司及卓光华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恳请驳回对众相公司及卓光华的全部诉讼请求。 李文田辩称，1.李文田与汪锦龙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李文田与何加珍、何伟东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李文田并非汪锦龙的雇主；2.李文田没有将碰窗的拆除工程发包给何加珍、何伟东，而是将涉案房屋的全部工程包括碰窗发包给众相公司，众相公司从2018年8月开始进行了实际装修工作；3.任素英、潘庆华、汪碧娥、汪剑彬诉求的赔偿金额同意何加珍、何伟东，众相公司、卓光华的意见；李文田不应承担任素英、潘庆华、汪碧娥、汪剑彬所主张的损害赔偿责任。 何加珍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任素英、潘庆华、汪碧娥、汪剑彬向何加珍支付代为垫付的医药费4000元；2.判令任素英、潘庆华、汪碧娥、汪剑彬承担本案的反诉费用（诉讼费）。 任素英、潘庆华、汪碧娥、汪剑彬针对反诉辩称，确认何加珍有预支4000元，同意在本诉中对何加珍在应赔偿的赔偿款中进行抵扣，不同意返还代垫费用，汪锦龙受雇于何加珍，没有提供安全防护，应承担责任。 何伟东，众相公司、卓光华、李文田辩称，没有意见。 何伟东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任素英、潘庆华、汪碧娥、汪剑彬向何加珍支付代为垫付的医药费4300元；2.判令任素英、潘庆华、汪碧娥、汪剑彬承担本案的反诉费用（诉讼费）。 任素英、潘庆华、汪碧娥、汪剑彬针对反诉辩称，确认何伟东有预支4300元，同意在本诉中对何伟东在应赔偿的赔偿款中进行抵扣，不同意返还代垫费用，汪锦龙受雇于何伟东，没有提供安全防护，应承担责任。 何加珍，众相公司、卓光华、李文田针对反诉辩称，没有意见。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审理本院确认如下事实： 任素英（1933年10月6日出生）育有子女4人，汪锦龙系任素英儿子。潘庆华（1967年9月10日出生）系汪锦龙之妻。潘庆华、汪锦龙共育有一子一女，即女儿汪碧娥（1987年9月2日出生）和儿子汪剑彬（1988年11月20日出生）。 2018年8月30日，汪锦龙在厦门市思明区进行切割碰窗工作时，未采取防护措施，汪锦龙与碰窗一起坠落到一楼地板上。汪锦龙于2018年8月30日11：56被送入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第一医院）急救。后经抢救无效于2018年8月31日5时在第一医院死亡。第一医院死亡记录载明死亡原因为：呼吸循环衰竭；急性重型颅脑损伤；颅内压增高伴脑疝。 本案审理中，任素英、潘庆华、汪碧娥、汪剑彬提供何加珍、何伟东、郑传带，卓光华、李文田于2018年8月31日在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鼓浪屿派出所询问笔录。 何伟东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确认，2018年7月下旬，众相公司的卓光华打电话给他，告知其要装修，需要将屋内墙面铲掉，卫生间、厨房的墙砖敲掉等等，何伟东即约了汪锦龙一起去看看。到了那里，卓光华说了要施工的项目，其中还包括要将整屋的碰窗切割掉。当时其对汪锦龙说我们不做切割碰窗。汪师傅说他可以做，费用是5000元。何伟东回去测算，整个施工的费用是30000元，加上汪锦龙的5000元，向卓光华报价35000元，卓光华同意了。大约2018年8月10日左右，何伟东的工人开始进场施工。2018年8月30日汪锦龙才到工地切割碰窗，接着就出事了。 郑传带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确认，其在何加珍的装修队工作。2018年8月30日，郑传带按何加珍的安排到去工作，工作内容主要是把砖头、沙子从楼下搬到二楼。汪锦龙一个人用一把小的切割机在切割碰窗。大约9点半的时候，听到“嘭”的一声，看到厨房的碰窗已经掉到楼下了，汪师傅连同碰窗一起掉了下去。郑传带立即跑到楼下查看。汪锦龙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头部右侧着地，有出血。叫他没有反映。郑传带即叫楼上的工友林师傅打电话给老板让他报120，协助120将汪师傅送到鼓浪屿医院，因为伤情较重，协助120将汪师傅送到第一医院急救。后来何加珍也到了医院。汪锦龙也是何加珍的工人，平时他是做泥水的。不清楚昨天他为何会去切割碰窗的，可能是老板的安排吧。汪锦龙先是切割了卫生间的碰窗，切割后，郑传带还帮忙用绳子将切割好的碰窗垂到楼下，他在切割厨房碰窗的时候，就连人带碰窗一起摔下去了。汪锦龙是站在碰窗上切割的，没有绑安全带。当时现场还有林师傅。 2018年8月31日，厦门市思明区安全监督管理局曾对郑传带、李文田、李仕磊、卓光华、何伟东进行询问。 何伟东在安监局的询问笔录中确认是他找郑传带去送材料的，但没有和郑传带签订合同或协议。何伟东另确认卓光华打电话让他到业主家里，当时业主在场，说要卖水泥、沙子、砖头、红土材料给他。装修公司说找业主拿钱，业主又说找装修公司拿钱。 卓光华在安监局的询问笔录中确认：2018年7月份，李仕磊找到卓光华，称鼓浪屿有一套房子要装修。经测量，快8月份把报价给李仕磊。开始也只是以朋友的关系帮忙测量设计，后来业主说要开票就要以公司的名义签订房屋内部装修合同，但到事发时业主也没有回签合同。装修工人不是我找的，因为鼓浪屿比较特殊，我的工人上去不方便。前期拆除、敲打、切割、板车、搬运和海运等没办法含在内部装修里面，就和业主商量这块内容由业主自行另外找人做。我就通过电话联系到何伟东，后来业主与何伟东有确认过价格。业主出差后，我和何伟东谈定价格后写一个清单，我微信发给李仕磊，他确认这部分就由何伟东做，这块的钱就不含在装修里面，另外算。这部分我有微信图片和语音通话为证。拆除、敲打、切割、板车、搬运和海运等是何伟东找的装修工人，我们进去的目前只有水电工，现在进去安装铝合金的工人是业主自己叫的，瓷砖、房门、铝合金这三个材料也是业主自己买的。我有材料的采购单为证据，上面的名字孔德华是他公司的采购员，我也有微信记录作为证据。和何伟东没有签合同。实际是介绍何伟东给业主的，只有一张确定干包的报价单，钱由业主付给何伟东。黄梓祥是我朋友，不是公司的人，因为业主装修比较赶，让黄梓祥去帮忙。不认识死者汪锦龙，没有联系过。 众相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建筑装饰业、其他未列明建筑安装业、房屋建筑业等。众相公司、卓光华提供众相公司作为承包方的室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装修合同），合同编号为ZXZS-2018-0806-01，项目地址为厦门市思明区鼓浪屿田尾路25－202，该合同载明，众相公司包工，包辅助施工材料……上述合同众相公司已盖章，发包方未签名盖章。 李文田提交的经众相公司确认的《厦门众相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报价预（决）算单，包括基础装修部分（不含主材）和主材参考价两部分。主材参考价包括船运板车部分：整套上岛的船运和板车搬运费（含敲打、垃圾清运）35000元，注：此价格含敲打、搬运拆除，板车费用，海运费用，水泥沙和主材的搬运海运费用。 卓光华建一群，名称为“鼓浪屿田尾路25号202室装修群”，其中包括黄梓祥、何伟东、李仕磊等，卓光华在派出所询问中确认黄梓祥是其朋友。 李文田、何伟东提供装修工程微信聊天群聊天记录截图，载明：黄梓祥@何伟东：昨天现场与你爸一起核对了敲打没完成的，抓紧处理了，水电才可以施工。何伟东：好的收到。……黄梓祥@何伟东：1.水电敲打完成，麻烦今天安排清垃圾土头，2.阳台碰窗台上的东西清掉，半墙露出的钢筋割掉，3.房间及厅的不要的旧家具清出去，4.原来的旧水管要割掉，清走。5.送1包水泥及3袋沙子到楼上，冰电埋盒子要用，6.今天要送水电材料，麻烦安排一下。……2018年8月19日黄梓祥@何伟东：木头桌子，椅子，龙门架清走，留木梯就可以了，今天一起处理掉。2018年8月23日再次提出要求。 2018年8月30日16：58，何伟东在微信群中@黄梓祥@卓光华：汪锦龙当初直接跟你们谈的碰窗拆除，现在事情这样了，你们公司到底是什么态度。卓光华@何伟东：何先生，希望您不要扭曲事实。死者是你的员工，我们与他并不认识，也从未与他有过任何联系。如果有必要，我们会配合调查，同时希望您不要推卸责任，应该自觉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何伟东@卓光华@黄梓祥：卓先生你好，汪锦龙他不是我的工人，我和他只是老乡、工友而已，他和你们看的现场做什么怎么做多少钱都是你们公司你和黄经理现场跟汪锦龙交底的。他不太会用微信，我只是帮你们转答信息。 除了在群里沟通，何伟东与黄梓祥另有个人微信聊天，2018年8月3日何伟东与黄梓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何伟东：“全包普通材料+板车+海运+二次搬运，大概是35000-40000元左右”，“全包泥水水电涂料什么的大概25000-30000元工资”，“切割铁件，空调、钻孔什么的我就不用算”，“那反正这个就是我大概就是用估的大概算一下，然后那个如果说切割啊，什么7788的我也没有算在里面。如果全部包你不管来多少我都给你。……因为你也不知道你们具体是要装修到什么程度，我也是大概估一下”。何伟东曾将其于2018年8月4日签字确认的报价单发送给卓光华，载明：全套包干35000元，参考5000元整。2018年8月9日，卓光华将报价单发送给李仕磊，并表示合同按（汇优机械安装公司宿舍施工）。李仕磊：合同130000，合同应该可以。2018年8月15日，卓光华将何伟东2018年8月4日确认的35000元的报价单发送给李仕磊。 事故发生后，在现场施工的何伟东的工人林师傅通知何伟东，何加珍表示接到何伟东电话即赶往第一医院，先垫付4000元费用。何加珍另联系汪锦龙亲属，告知汪锦龙摔倒，情况严重。当天上午何伟东也将此事告知现场负责这项工程的卓光华的朋友黄梓祥，黄梓祥将此事告知卓光华。之后何伟东另垫付4300元。汪锦龙的弟弟汪锦清另向李文田借款30000元，并出具借条一份。2018年8月7日，何伟东已进入厦门市思明区施工。 厦门市思明区登记业主为李石皮，李石皮已故，其子李文田管理使用该房产。李仕磊系李文田侄儿。李仕磊系李文田房屋装修的代理人。卓光华为众相公司股东之一。任素英、潘庆华、汪碧娥、汪剑彬庭审中表示，只要求李文田承担责任，不要求李石皮的其他法定继承人承担责任。李文田表示，如果李石皮的法定继承人需要承担责任，其个人愿意先行全部承担。 本院认为，一、汪锦龙是否是自行向装修公司承接工程？ 1.何伟东主张卓光华同意由汪锦龙切割碰窗，并确认价格为5000元，卓光华不予确认，何伟东也无其他证据可予证实。何伟东称“汪锦龙从鼓浪屿一个相识人处借来切割机，自行切割碰窗”，该说法无法予以证实。 根据思明区安全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对郑传带所做的询问笔录，郑传带确认汪锦龙是其老工友，平时在一起干活，按点工每天给现金。两人认识两年多，郑传带对汪锦龙应当是比较了解的，事发不久在派出所及安监局的陈述可予采信。郑传带对汪锦龙的工作方式、领取薪酬方式均予以证明。郑传带也证实，汪锦龙切割完卫生间窗户的碰窗后，郑传带还帮忙用绳子将切割好的碰窗垂到楼下，汪锦龙一人并不能单独完成切割、垂放、清理、运送的过程，故本院对何加珍、何伟东提出的汪锦龙独自承包切割碰窗工程不予采信。 2.根据李文田提交的经众相公司确认的《厦门众相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报价预（决）算单，包括基础装修部分（不含主材）和主材参考价两部分。主材参考价包括船运板车部分：整套上岛的船运和板车搬运费（含敲打、垃圾清运）35000元，注：此价格含敲打、搬运拆除，板车费用，海运费用，水泥沙和主材的搬运海运费用]。 2018年8月3日何伟东与黄梓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何伟东与黄梓祥商谈分包工程的方式和金额，提出全包（普通材料+板车+海运+二次搬运），大概是35000-40000元左右，全包（泥水水电涂料什么的）大概25000-30000元工资，切割铁件，空调、钻孔什么的就不用算，并表示是大概估算。双方尚未最后确认。2018年8月4日，何伟东将其签字确认的全包35000元的报价单发送给卓光华，没有证据显示卓光华与李文田或李仕磊协商上述报价。 根据卓光华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卓光华于2018年8月16日才将何伟东2018年8月4日签字确认的报价单发给李仕磊。从时间上看，2018年8月4日卓光华与何伟东已商定好前期工程为“全包”，双方对工程总价款进行了约定，但2018年8月16日才告知李仕磊，期间也无相关证据证明卓光华要求李文田或李仕磊对何伟东报价进行确认，而何伟东已于2018年8月7日进场，故卓光华主张的前期拆除、敲打、板车、搬运等项目其只是代为转达与常理不符。 众相公司提供的《施工合同书》未经李文田签字确认。且根据卓光华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众相公司将该合同发送给李仕磊时，并未就前期拆除等工程与何伟东达成协议，卓光华在与何伟东就前期拆除等工程达成协议后也另行告知了李仕磊。卓光华与李仕磊均确认双方之前就认识，基于信任将装修工程分两部分进行报价不违反法律规定。 结合前面众相公司的报价35000元，与众相公司与何伟东确认的金额一致，故本院采信李文田主张的，其选择包括“船运板车部分”，由众相公司对所有房屋装修工程全包进行施工。 黄梓祥在微信群里已经安排人去测量铝合金尺寸，铝合金安装的前提就是碰窗的拆除，碰窗拆除部分如果不在众相公司掌控范围内，众相公司应当责成业主对该部分先行拆除，保证施工进度，但众相公司仅要求何伟东对前期工程尽快进行施工，未对业主提出过要求。众相公司主张前期工程由业主与何伟东约定进行施工与众相公司无关不予采信。 黄梓祥2018年8月11日即在群里催促何伟东抓紧完成敲打部分，之后又询问什么时间去测量铝合金，2018年8月16日再次要求何伟东将阳台碰窗台上的东西清掉，半墙露出的钢筋割掉等，可以看出众相公司把该部分工程交由何伟东施工。 何伟东主张卓光华与汪锦龙直接商定切割费用，与何伟东无关，但纵观全案，各方当事人均未单独提及切割碰窗5000元，也没有提及该费用如何支付给汪锦龙，众相公司与何伟东只约定前期拆除等工程的包干费用35000元，故何伟东主张切割碰窗5000元系汪锦龙自行与众相公司承接，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该切割碰窗工程应包含在众相公司向业主承揽的施工合同内，众相公司将包括切割碰窗的前期工程部分分包给何伟东承接。 二、汪锦龙死亡涉及的过错因素及法律责任主体。 1.何加珍、何伟东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郑传带证词，汪锦龙与其原为何加珍的员工，但该项工程，何加珍并非实际承包人，汪锦龙及郑传带等人在该项工程中，均系受何伟东雇佣，故本案中，汪锦龙的临时雇主是何伟东。从汪锦龙出事后，工人第一时间联系的是何伟东也可以得到证明。 何伟东作为雇主，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未提供安全设备及相应的提醒义务，也具有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2.众相公司及卓光华是否应当承担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众相公司在向业主承包工程后，将前期工程分包给何伟东，众相公司与何伟东之间形成承揽合同关系，何伟东无相关的装修资质，众相公司存在选任过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众相公司应对何伟东的过错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庭审中，众相公司确认卓光华是众相公司的设计师，其行为后果应由众相公司承担，与其个人无关，是以众相公司名义签订的合同，卓光华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故要求卓光华承担责任没有依据，不予支持。 3.李文田是否要承担责任？ 李文田作为房屋的管理者及实际受益人将房屋装修发包给众相公司，双方之间也成立承揽合同关系，众相公司具有相应装修资质，没有证据证明李文田或李仕磊对本起事故存在指示或选任错误，故李文田不承担本案责任。 4.汪锦龙是否存在过错？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汪锦龙在切割碰窗时未系安全带，且站在窗台上施工，以致碰窗掉落时将其一同带下，汪锦龙的切割行为极为危险，不仅伤害自身，对其他人身财产安全也存在极大隐患，故汪锦龙存在重大过错，赔偿义务人可以因此降低赔偿责任比例。 综合以上分析，本院酌定何伟东承担50%的赔偿责任，众相公司应对何伟东的过错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关于讼争的赔偿项目、金额： 1.医疗费32612.79元。任素英、潘庆华、汪碧娥、汪剑彬提供医疗单据予以证明，可予采信。 2.死亡补偿费1000380元、丧葬费37728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53404.55元。汪锦龙在厦门长期居住生活，上述标准均应参照厦门市标准予以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标准也系参照死者情况计算。任素英、潘庆华、汪碧娥、汪剑彬计算方式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可予采信。 3.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费用5000元。任素英、潘庆华、汪碧娥、汪剑彬的主张尚属合理，可予采信。 4.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汪锦龙具有重大过错，故任素英、潘庆华、汪碧娥、汪剑彬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不予支持。 四、关于何加珍、何伟东反诉请求。 依上述分析，何伟东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要求返还垫付的医疗费4000元没有依据不予支持。何加珍在本案中虽非雇主，但根据其陈述，其在接到何伟东电话后即到医院先行垫付4300元，故何加珍系代何伟东垫付款项，何加珍主张是汪锦龙弟弟要求其垫付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不予采信。但8300元可在何伟东应付款项中予以抵扣。即何伟东应赔偿任素英、潘庆华、汪碧娥、汪剑彬各项损失：（32612.79+1000380+37728+253404.55+5000）×50%-8300=656262.67（元），众相公司对何伟东上述赔偿金额承担连带责任。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何伟东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任素英、潘庆华、汪碧娥、汪剑彬各项损失共656262.67元； 二、厦门众相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对何伟东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责任； 三、驳回任素英、潘庆华、汪碧娥、汪剑彬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何加珍反诉的诉讼请求； 五、驳回何伟东反诉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7396元，减半收取计3698元，由任素英、潘庆华、汪碧娥、汪剑彬负担1954元，何伟东负担1744元。何加珍反诉案件受理费350元，减半收取计175元，由何加珍负担。何伟东反诉案件受理费350元，减半收取175元，由何伟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林晞吟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代书记员 郑立坤 附件：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一条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八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致人损害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由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民事责任。上述人员实施与职务无关的行为致人损害的，应当由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 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 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法官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 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