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民终11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戴昌友，1963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象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琪，国浩律师（宁波）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连云港海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光路22号华东城B31-113号。 法定代表人：曾顺，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莉波，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锡伟，浙江和义观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曾顺，男，1966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象山县。 上诉人戴昌友因与被上诉人连云港海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昌公司）及原审第三人曾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宁波海事法院（2018）浙72民初11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戴昌友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海昌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为曾顺在（2017）浙72民初197号案庭审中的相关陈述不构成对登记到海昌公司后船舶所有权状况的自认，事实认定错误。1.曾顺在（2017）浙72民初197号案中关于涉案船舶系其一人所有的论述并非原审所认为的“指的是一开始，即船造好后到挂靠泰州市华阳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阳公司）期间的状况”，而是指自始至终，包含了涉案51%船舶所有权份额登记到海昌公司名下的期间。该案中，戴昌友曾提交涉案船舶登记证书拟证明曾顺已将涉案船舶51%份额的所有权变更至海昌公司名下，故该案担保人曾建旭承担担保责任的条件已成就。曾顺对此回应称涉案船舶实际仍为其一人所有。该案判决认定“两被告认为‘海昌工2’船自始至终属于曾顺实际所有，原来为经营需要挂靠在泰州某公司名下，现在挂靠在海昌公司名下，而海昌公司的股东为曾顺夫妻两人，‘海昌工2’船其余49%股份仍为曾顺所有。本院认为，……现曾顺在庭审中明确‘海昌工2’船系其实际所有，原告提供的证据从形式上也看不出曾顺所占的股份发生过变化，从实质上看，也不能证明曾顺对‘海昌工2’船丧失了控制，因此认为曾建旭承担保证责任的条件并未成就。”综上，曾顺对于涉案船舶实际归其所有的陈述构成自认，且已由生效判决文书予以认定。2.本案中海昌公司与曾顺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足以推翻曾顺的上述自认，原审认为“其在本案中明确确认海昌公司拥有51%船舶股权”，以曾顺的后一自认推翻前一自认，有悖于“禁止反言”的法律原则。二、原审认为“曾顺系将船舶股份作为出资投到企业，戴昌友关于海昌公司未支付对价的抗辩理由亦不成立”，事实认定有误。1.海昌公司及曾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涉案51%船舶股权系曾顺以物投资到公司的，海昌公司提供的船舶登记簿显示船舶所有权的取得方式为“买船”，并非以物投资；海昌公司代理人所作的情况说明也自认“海昌公司买船”。原审却根据海昌公司口头陈述直接推定“曾顺将船舶股份作为出资投到企业”，显然有误。2.（2017）浙72民初197号民事判决中确认“两被告认为‘海昌工2’船自始至终属于曾顺实际所有，原来为经营需要挂靠在泰州某公司名下，现在挂靠在海昌公司名下”，挂靠的事实已有相关生效判决所确认，且海昌公司没有支付对价即取得涉案船舶的所有权份额，更符合挂靠性质。3.原审认为“海昌公司本身就是曾顺夫妇自己出资成立的公司，不存在挂靠经营之说”，该理解有误。股东出资设立公司后，公司与股东即互为独立的民事主体，曾顺将涉案船舶挂靠由其夫妻二人设立的公司进行经营并无障碍。三、退一步讲，假设原审认定“曾顺将船舶股份作为出资投到企业”的事实成立，也不能直接推出海昌公司已实际享有涉案船舶的51%所有权份额，原审对于所谓的“出资”是否真实未审查清楚，即判决支持海昌公司诉讼请求，显然失当。海昌公司是否实际享有所有权，除了审查其如何取得涉案船舶所有权份额外，还应全面审查涉案船舶的实际经营、收益情况，但原审均未作审查。综上，原审事实认定错误，导致判决失当。 海昌公司辩称，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原审认为“曾顺在（2017）浙72民初197号案的陈述不构成对登记到海昌公司后对所有权状况的自认”是正确的。曾顺在（2017）浙72民初197号案中庭审中所称“证书是我一个人的”，从前后语句意思即应指“开始”，即船造好后到挂靠华阳公司期间的状况，曾顺在庭审相关陈述不构成对登记到海昌公司后对所有权状况的“自认”。二、原审认为“戴昌友关于海昌公司未支付对价的抗辩理由是不成立的”是正确的。1.“海昌工2”船所有权登记为海昌公司与曾顺共有之前，按曾顺所述该船系因需挂靠华阳公司经营而将所有人登记为华阳公司。根据《物权法》第67条、第68条的规定，私人所有不动产或者动产投到企业后，即由企业对该不动产和动产享有所有权即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出资人仅享有资产收益、重大决策以及选择经营管理者等权利。2.船舶所有权取得与船舶价款支付无必然关系。2015年1月10日海昌公司、曾顺与华阳公司签订船舶买卖合同书，2015年1月15日完成船舶交接手续，海昌公司因船舶转让取得“海昌工2”船51%的所有权，后于2015年1月28日取得了船舶登记证书。因曾顺系海昌公司股东，曾顺需向海昌公司出资，故曾顺将“海昌工2”船51%的份额应支付的船舶价款作为公司出资。海昌公司所有的“海昌工2”船51%的份额系转让所得，船舶价款是否支付不影响船舶所有权的转移。三、原审对于争议焦点“海昌公司是否实际享有‘海昌工2’船51%的所有权份额”的审查是正确的。船舶所有权的取得或转让应以船舶交付为准。“海昌工2”船于2015年1月15日办理了船舶交付手续，2015年1月28日，登记机关将船舶登记为海昌公司占51%、曾顺占49%所有权份额。因此，海昌公司已于2015年1月15日取得了“海昌工2”船51%的船舶所有权份额。船舶的经营与收益情况不影响船舶所有权的归属。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海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海昌公司对所持“海昌工2”船51%股份享有所有权；二、请求停止对“海昌工2”船的执行。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至2011年期间，戴昌友、曾顺与案外人倪志利成立宁波海昌建设有限公司共同合作建造挖泥船两艘，命名为“海昌工2”和“海昌工6”，由曾顺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对外委托江苏某船厂建造，两船总造价约为2000万元。2012年1月31日，合作各方将两艘挖泥船进行了分配，其中戴昌友和倪志利分得“海昌工6”船，曾顺分得“海昌工2”船。“海昌工2”船原挂靠并登记在华阳公司名下。2015年1月8日，海昌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曾顺，股东为曾顺与郏彩菊，双方系夫妻关系。2015年1月10日，海昌公司、曾顺与华阳公司签订船舶买卖合同书，约定船舶作价1960万元，由海昌公司支付999.6万元，曾顺支付960.4万元。2015年1月15日，“海昌工2”船办理了所有权变更登记，登记为海昌公司占51%、曾顺占49%所有权份额。 另，戴昌友与曾顺、曾建旭合伙经营船舶纠纷一案，宁波海事法院经审理作出（2017）浙72民初197号民事判决，判令曾顺支付戴昌友欠款306万元及利息。曾顺不服提出上诉，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戴昌友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予以立案执行。在执行过程中，该院于2018年3月16日作出（2018）浙72执338号执行裁定，扣押曾顺实际所有的“海昌工2”船。同年4月9日，该院作出（2018）浙72执338号之一执行裁定，拍卖“海昌工2”船。海昌公司于2018年5月7日提出书面异议，请求撤销（2018）浙72执338号、（2018）浙72执338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停止拍卖并解除对“海昌工2”船的扣押措施。该院作出（2018）浙72执异19号执行异议裁定，驳回海昌公司异议请求。海昌公司遂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双方争议焦点为海昌公司是否实际享有“海昌工2”船51%的所有权份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上述三项标准同样适用于案外人提出的执行异议之诉。在“海昌工2”船所有权登记为海昌公司与曾顺共有之前，根据曾顺的自认，该船确属其实际所有，因需挂靠华阳公司经营而将所有人登记为华阳公司；但根据法律规定，私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投到企业后，即由企业对该不动产和动产享有所有权即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出资人仅享有资产收益、重大决策以及选择经营管理者等权利，不再享有所有权。曾顺采用以海昌公司出面购买相应股份的方式将“海昌工2”船的51%股份登记在海昌公司名下，应视为将该船舶股份作为投资，海昌公司接受该投资，成为该船舶51%股份的所有权人。海昌公司本身就是曾顺夫妇自己出资成立的公司，不存在“挂靠”经营之说，且“挂靠”亦非界定财产所有权状况的法律用语。曾顺在（2017）浙72民初197案中庭审中所称“证书是我一个人的”，从前后语句意思可看出指的是“一开始”，即船造好后到挂靠华阳公司期间的状况，其在本案中明确确认海昌公司拥有51%船舶股权，故其庭审相关陈述不构成对登记到海昌公司后对所有权状况的“自认”；曾顺系将船舶股份作为出资投到企业，戴昌友关于海昌公司未支付对价的抗辩理由亦不成立，不予采纳。综上，海昌公司关于确认其对“海昌工2”船享有51%股权的诉讼请求有理，予以支持；该船舶股权不属于曾顺所有，可以排除法院强制执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第三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8年10月30日作出（2018）浙72民初1119号民事判决：确认原告连云港海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对所持“海昌工2”船51%股份享有所有权，不得执行连云港海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所有的该“海昌工2”船51%股份。案件受理费27200元，由被告戴昌友负担。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根据一审中海昌公司提供的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和船舶登记簿，一审认定“海昌工2”船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为海昌公司占51%、曾顺占49%所有权份额的时间为“2015年1月15日”有误，应为2015年1月28日。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戴昌友与曾顺、曾建旭合伙经营船舶纠纷一案，宁波海事法院于2017年8月25日作出（2017）浙72民初197号民事判决，判令曾顺支付戴昌友欠款306万元及利息。曾顺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二审于2017年12月22日作出（2017）浙民终68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终审判决生效后，因戴昌友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先后裁定扣押并拍卖登记在海昌公司、曾顺名下共有的“海昌工2”船。海昌公司提出书面异议，请求撤销执行裁定，停止拍卖并解除对“海昌工2”船的扣押措施，且在执行异议请求被驳回后，又提起本案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本案当事人一、二审争议的焦点均为海昌公司是否系“海昌工2”船51%所有权份额的实际所有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据此，动产物权的变动以交付作为生效要件，对于特殊动产而言，登记作为对抗要件，虽然具有一定的物权推定效力，但并不是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船舶属于特殊动产，本案中虽然“海昌工2”船51%的资产份额登记在海昌公司名下，但在各方当事人对该资产份额的实际所有人存有争议的情况下，权属认定不能仅依据登记情况判断，其实际所有人应结合全案证据予以审核认定。 （一）关于海昌公司是否通过买卖合同关系取得“海昌工2”船51%的所有权份额。 本案海昌公司主张其通过和案外人买卖取得“海昌工2”船所有权份额，实际享有该船舶51%的所有权份额，一审中提交了船舶买卖合同书、船舶交接证明、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船舶登记簿等证据为证。其中，2015年1月10日海昌公司、曾顺作为买户与卖户华阳公司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书载明，船舶作价1960万元，由海昌公司支付999.6万元，曾顺支付960.4万元；2015年1月15日海昌公司、曾顺作为交船方与接船方华阳公司签订的船舶交接证明，载明经双方验收同意，“海昌工2”轮已于当日交接完毕；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船舶登记簿记载海昌公司与曾顺取得所有权的日期为2015年1月15日，方式为买船。 但是，在戴昌友诉曾顺、曾建旭船舶营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该案一审2017年7月21日的庭前会议笔录第四页记载曾顺述称，“建造过程都是在我的名下。等分船以后我们的证书还没做出已经开始施工了。2012年4月16日证书作出之后，证书是我一个人的。一开始我们的证书是国家规定不允许外省的个人入股登记，我们是挂靠的。第一次登记当时我们是挂靠在泰州的一家公司，在2015年1月15日之后转到我们现在登记的公司。……海昌公司的股东就是我和我老婆。这个公司成立也是为了挂靠用的。”该案（2017）浙72民初197号民事判决认为，“原告认为在曾建旭保证期间‘海昌工2’船的所有人发生过变更，船籍港也从江苏泰州转到连云港，因此担保条款所附条件成就，曾建旭应承担保证责任。两被告认为‘海昌工2’船自始至终属于曾顺实际所有，原来为经营需要挂靠在泰州某公司名下，现在挂靠在海昌公司名下，而海昌公司的股东为曾顺夫妻两人，‘海昌工2’船其余49%股份仍为曾顺所有。本院认为，曾建旭保证所附条件是发生曾顺出卖‘海昌工2’船或向银行贷款的事件，其本意应为曾顺出卖‘海昌工2’船（或其所占股份）或者‘海昌工2’船在银行有抵押贷款，现曾顺在庭审中明确‘海昌工2’船系其实际所有，原告提供的证据从形式上也看不出曾顺所占的股份发生过变化，从实质上看，也不能证明曾顺对‘海昌工2’船丧失了控制，因此认为曾建旭承担保证责任的条件并未成就。”对于上述认定，曾顺上诉并未提出异议，本院二审亦判决维持原判。 因此，根据戴昌友诉曾顺、曾建旭船舶营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审理过程中曾顺的自认以及（2017）浙72民初197号民事判决的认定，“海昌工2”船自始至终都属曾顺一人实际所有，华阳公司和海昌公司均为挂靠公司。曾顺关于因需挂靠公司经营而将所有人登记为公司的自认，与其和郏彩菊夫妻作为股东于2015年1月8日成立海昌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曾顺的公司基本情况，以及2015年1月10日曾顺和海昌公司作为共同买户与华阳公司作为卖户签订船舶买卖合同书的事实相印证。海昌公司成立后第三天，曾顺作为“海昌工2”船的实际所有人，却和海昌公司作为共同买户与挂靠公司华阳公司作为卖户签订船舶买卖合同书，约定船舶作价1960万元，由海昌公司支付999.6万元，曾顺支付960.4万元。该船舶买卖合同书约定的买卖双方与当时船舶的实际所有人情况不符，事实上海昌公司也没有支付船舶购买款，故该合同显然系曾顺为挂靠公司经营以及船舶所有权变更登记而签订的形式合同。曾顺系海昌公司的股东兼法定代表人，就戴昌友诉曾顺、曾建旭船舶营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其在案件审理时与执行时关于“海昌工2”船的实际所有人陈述不一，在不能提供足以推翻其审理时自认的相应证据的情况下，对其反言依法不应予以采信。海昌公司根据上述形式船舶买卖合同和船舶登记材料主张其已经通过和案外人买卖取得“海昌工2”船所有权份额，实际享有该船舶51%的所有权份额，尚不足以推翻其法定代表人在案件审理时所作自认，本院对此不予采信。 （二）关于海昌公司是否通过曾顺投资取得“海昌工2”船51%的所有权份额。 一审判决认为曾顺将“海昌工2”船部分所有权作为出资投入到海昌公司，本院认为，该认定缺乏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也不能成立，理由如下： 首先，涉案船舶登记簿载明，就“海昌工2”船，海昌公司的所有权取得方式为“买船”，海昌公司也明确主张系通过和案外人买卖取得该船舶所有权份额，这与一审认定的投资取得方式不符。 其次，海昌公司章程载明曾顺的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金额为200万元，既非实物出资，金额也与2015年1月10日船舶买卖合同书约定的相应份额对价999.6万元相差悬殊。因此，“海昌工2”船所有权份额应该并非曾顺对海昌公司的出资。 再则，海昌公司章程及股东会决议等均未提到曾顺将“海昌工2”船所有权份额投资到海昌公司。海昌公司一审庭审后提交的情况说明称，“因‘海昌工2’船原系由曾顺挂靠在华阳公司名下，经海昌公司、曾顺、华阳公司协商同意由海昌公司直接将款项支付给曾顺。海昌公司的股东曾顺与郏彩菊系夫妻关系，在曾顺与他人合伙造船、分船及后续经营过程中，郏彩菊个人向外借款几百万交付曾顺，债务未归还。基于此，郏彩菊和曾顺商定，海昌公司应付曾顺的999.6万元购船款中，郏彩菊享有33.33%，双方一致同意将可得的999.6万元投入到海昌公司的实际经营中，海昌公司无需再向曾顺支付购船款”。但是，关于郏彩菊对外借款的事实以及相关当事人的上述约定，海昌公司除了庭后提交的上述书面说明外，并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 综上所述，虽然“海昌工2”船51%的份额登记在海昌公司名下，但曾顺作为海昌公司的股东兼法定代表人，曾在案件审理时自认“海昌工2”船实际属其一人所有，且与相关证据印证。因此，根据现有在案证据，不能认定海昌公司系“海昌工2”船51%所有权份额的实际所有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予以纠正。戴昌友的上诉理由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宁波海事法院（2018）浙72民初111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连云港海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27200元，均由连云港海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侯黎明 审判员  刘国华 审判员  沈 伟 二〇一九年三月四日 书记员  来益芸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