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522民初4724号原告：郑国祥，男，1950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贵州省黔西县。原告：郑海娇，女，1985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贵州省黔西县。原告：郑凯，男，1990年3月1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贵州省黔西县。三原告委托代理人：张其春，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黔西县中医院，住所地：黔西县原城关镇城法院路2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22423736615956B。法定代表人：颜君，系该院院长。委托代理人：漆琴琴，黔西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权限为特别授权。原告郑国祥、郑凯、郑海娇与被告黔西县中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登记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国祥、郑海娇及三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张其春，被告黔西县中医院的委托代理人漆琴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郑国祥、郑海娇、郑凯诉称：2017年4月6日原告郑国祥之妻，郑凯、郑海娇之母熊朝碧因胸闷、胸痛，心慌气促不适，于当日中午12点过钟就诊于被告医院，被告医院以疑似“冠心病、肺部感染”将其收治于急诊科。患者入院后，在原告为患者缴纳入院押金后，被告医院的医务人员才开始为患者开具一系列的住院检查项目，从当日中午13点开始直到下午15点过钟才结束，之后才开始为患者用药。在被告医院开始为患者用药之前，患者的心电图报告已经检查出来，根据该心电图报告的诊断意见，已经明确提示患者的心脏异常，存在T波改变情况，被告医院未进一步作出明确诊断，就为患者使用“奥美拉唑和氨茶碱”进行输液治疗。在输液过程中，患者就感到烦躁不安，心慌气促，呼吸也越来越困难，并同时出现面色发青、嘴唇发紫、发绀，虽然被告医院医务人员对患者实施了抢救，但由于抢救措施不当，患者于当日下午16时53分被宣告死亡。后经贵州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尸检，于2017年5月2日出具鉴定意见，明确死亡原因是“心脏疾病导致心源性猝死”。2017年7月4日毕节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办公室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鉴定结论为“一级甲等医疗事故，院方负轻微责任”。原告认为鉴定报告虽然认定了被告医院的医疗行为构成医疗事故，但在责任的划分问题上，却有包庇被告医院减轻医疗事故责任的嫌疑。在患者入院时，被告医院已经对其作出疑似“冠心病”的诊断，且在随后的心电图检查中已经得到明确的诊断依据，但在开始的治疗中没有针对疾病开展任何有效的医疗救护，在对患者进行输液治疗时没有使用对心脏疾病有用的药物；在医疗技术水平有限不能做出明确诊断的情况下，也没有立即启动远程医疗会诊帮助患者确诊病因；在不能拿出确实有效的治疗方案的情况下也没有对患者实施保守治疗。本案中，被告医院对患者疾病的诊断治疗，首先进行的是交钱即检查，检查即跑路，在跑路的过程中，没有针对患者的疾病提供必要的运载工具如轮椅、手推车等，而是让患者不停的劳累奔波于各种检查科室完成检查，这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加重患者的心脏负担，造成疾病的恶化。所以，在被告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着一系列严重错误情况下，医疗事故报告却轻描淡写的将其责任认定为轻微责任，不能让人信服，本案只能通过医疗过错司法鉴定来明确责任。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决被告对原告承担医疗损害的民事侵权责任，按医疗过错鉴定意见赔偿各项经济损失571037元并承担诉讼费用。原告郑国祥等在举证期限内向法庭提交了下列证据：一、三原告身份证及户口册，用以证明三原告与死者的亲属关系情况及诉讼主体适格；二、医疗费交款收据、黔西县中医院病历、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尸检报告，用以证明死者就诊被告医院及在被告医院受到损害的事实；三、医疗过错鉴定申请书，用以证明原告方向法院申请鉴定，已经履行了鉴定申请的行为；四、死者的身份证及退休证，用以证明死者是城镇居民和城镇职工；五、鉴定费发票，用以证明原告支付鉴定费的事实；六、新的鉴定产生的鉴定费发票、高铁票，用以证明新的鉴定费金额为11500元、高铁票金额为425元。且因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鉴定出具的鉴定意见已经被新的鉴定意见所取代。故对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的鉴定费原告未作主张。被告黔西县中医院辩称：一、患者入院后，院方积极为患者对症治疗，院方的治疗行为皆符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二、患者的死亡系属正常死亡，患者为心源性猝死，是我国目前医疗技术和被告医院医疗条件无法逆转的结局，应认定为“正常死亡”；三、本病例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被告承担轻微责任；四、本次事故原告方所主张赔偿总额应为631556.50元，其中，死亡赔偿金为581560元、丧葬费29196.5元，医疗费应凭票据结算，原告主张的1000元医疗费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住宿等费用应包含在丧葬费内，原告单列该项费用无法律依据，医疗事故鉴定费、过错鉴定费合计7600元，是解决案涉纠纷的必须，应当列入赔偿金额。被告方支出的死因鉴定费9000元、出勘等费用4000元、殡仪馆的清场费200元，上列共计631556.50元。根据鉴定意见，按10%比例，被告只应承担63156.65元。被告已预付原告50000元，已付贵州医科大学等13200元，总计已付63200元。故被告已多支付了应付款项44.35元，据此，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诉求。被告黔西县中医院在举证期限内向法庭提交了下列证据：一、黔西县中医院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法人身份证及身份证明书等，用以证明被告的身份信息及主体适格；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用以证明本次事故医方承担轻微责任；三、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用以证明本次事故被告只应承担10%的责任；四、贵州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意见书，用以证明熊朝碧系因自身心脏疾病导致心源性猝死，死因并非被告医疗行为导致；五、票据4张、协议书1份，用以证明被告已支付63200元，其中5万元支付给原告，13200元支付给相关鉴定机构，该款应列入赔偿总款，从被告应承担的赔偿费用中扣除。法庭出示了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经举证、质证，被告黔西县中医院对原告郑国祥等提交的第一、四、五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第三组证据认为申请书属于原告的自书，不属于证据范畴，故不予质证；对第六组证据中8500元鉴定费发票无异议，对3000元专家会诊劳务费有异议，不予认可。对高铁票，认为律师出差的交通费不在报销的范围，不予认可。对被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原告对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复印件不予认可，对法人身份证及证明书予以认可；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判定医方承担负轻微责任的意见有异议，不认可。第7条分析意见中，未体现出被告针对冠心病有任何诊疗；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因为鉴定人出具的过错参与度的鉴定意见，不是法院判定民事赔偿责任的唯一依据，但对该鉴定意见鉴定被告医院实施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过错与损害后果具有因果关系，原告认可。对其建议过错参与度为10%，无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存在包庇被告医院减轻和逃避其应承担的医疗过错责任的嫌疑，原告方不予认可；对第四组证据患者的死亡原因不持异议；对第五组证据中协议书复印件不予认可，对票据费用不认可，殡仪馆是不应当收费的。5万元原告确实收到。对9000元的鉴定费依据无异议，4000元票据是收据，对真实性无异议，是否实际发生由法庭核实。对法庭出示的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原告无异议，被告对鉴定意见书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理由为：1、重新选择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没有事实根据；2、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和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之间无等级的高低、更无隶属关系，不存在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就可以否决贵阳市第一人民一司法鉴定所的鉴定的事实；3、黔西县中医院虽然参加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听证会，但其并不是黔西县中医院选择的鉴定机构；4、目前对于医疗事故鉴定责任的划分，无统一的标准和明确依据，鉴定专家的主观意见和认知决定着鉴定的结论；5、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是省内的司法鉴定机构，对于省内的医疗技术水准更了解，以至于更有发言权，昆明的医学相对于贵州发达，其专家组的眼光更多是昆明的医学水准。经本院审查，对原、被告各方提交的证据，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来源合法，与本案事实相关联，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方提交的第一组证据，虽为复印件，但已经加盖了被告医院的公章及与原件相符的印鉴，该组证据证明了被告医院系合法医疗机构及诉讼主体适格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本院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的答辩意见以及举证、质证的情况，在征求当事人意见的基础上，将本案争议焦点归纳为：一、本案应采信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还是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二、承担责任的比例是多少。经审理查明：原告郑国祥、郑凯、郑海娇的亲属熊朝碧（郑国祥之妻，郑凯、郑海娇之母）于2017年4月6日因胸闷、胸痛、心慌气促不适，于当日中午12时许到被告黔西县中医院就诊，被告医院以疑似“冠心病、肺部感染”将其收治于急诊科。患者熊朝碧入院后，门诊诊断为：1、冠心病？2、肺部感染。15时38分左右熊朝碧突发呼吸困难并昏倒在床，经抢救无效于16时53分宣告临床死亡。熊朝碧死亡后，其家属即原告方与被告医院发生医患纠纷，经黔西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委托，2017年4月7日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受理对熊朝碧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于2017年5月2日作出了贵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17）病鉴字第119号《法医病理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熊朝碧系因自身心脏疾病（冠心病、高心病）导致心源性猝死。经黔西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委托，贵州省毕节市医学会于2017年6月26日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熊朝碧的死亡事故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2017年7月4日毕节市医学会作出了毕节医鉴[2017]10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鉴定意见为：本病例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轻微责任。因原告方不认可该鉴定意见，于是向本院起诉并递交“医疗过错鉴定申请书”，申请对被告医院对熊朝碧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该过错与熊朝碧死亡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关联程度进行鉴定。经本院委托，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于2018年3月15日受理，2018年5月10日，作出了贵阳市一医司鉴所（2018）临医鉴字第009号《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综述认为黔西县中医院的医疗行为过程中存在治疗不规范的过错，医疗行为与患者死亡之间具有因果关系，鉴定意见为：黔西县中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与熊朝碧死亡间具有因果关系，建议过错参与度为10%。2018年6月13日，经原告方申请，本院通知了该鉴定机构的鉴定人出庭接受了原告方的质询后，原告方以该鉴定书存在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为由，向本院书面申请进行重新鉴定，被告医院认为不应重新鉴定并提出异议，根据本案实际，本院准许重新鉴定，经本院委托，2018年9月19日，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予以受理，2019年2月20日，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了昆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18）（临床）鉴字第243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机构鉴定人员根据送检病历资料、尸体解剖检验所见综合分析认为，被鉴定人熊朝碧自身罹患严重的冠心病，病情严重，其死亡主要是自身疾病发生发展的结果，医方黔西县中医院在对被鉴定人熊朝碧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对被鉴定人病情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未按冠心病的处理流程规范处理，相关检验不完善，抢救措施不规范。客观上使其丧失了经过积极救治而获得生存机会的可能性。医方黔西县中医院在对被鉴定人熊朝碧的诊疗过程中存在的过错与被鉴定人熊朝碧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鉴定意见为：黔西县中医院在为被鉴定人熊朝碧提供的治疗过程中存在过错，该过错与被鉴定人熊朝碧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黔西县中医院承担次要责任，建议过错参与度为20%-40%。根据该鉴定意见，审理中原告方将其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判决被告对原告承担医疗损害的民事侵权责任，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共计341824.2元[（医疗费1000元+死亡赔偿金631840元+丧葬费31295.5元+鉴定交通费425元+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30000元）×40%+医疗事故鉴定费2500元+医疗过错鉴定费1150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另查明，死者熊朝碧生于1961年5月7日，生前居住于黔西县某某街道某某社区，其与原告郑国祥共生育了原告郑凯、郑海娇两个子女，熊朝碧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为原告郑国祥、郑海娇、郑凯。还查明，死者熊朝碧到被告黔西县中医院治疗检查时预交了费用1000元，原告方支付了贵州省毕节市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费2500元、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鉴定费5100元、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费8500元；被告黔西县中医院支付了熊朝碧死亡后进行尸检的费用9000元、现场勘验、出诊、加班、差旅费等4000元，支付殡仪馆费用200元，向原告方预支付了50000元。另根据贵州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公布的相关数据，2018年度贵州省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592元，2017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2924元。本院认为，原告郑国祥、郑凯、郑海娇因其亲属熊朝碧在被告黔西县中医院就诊死亡，因此与被告黔西县中医院之间产生的纠纷属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规定的调整。根据查明的事实，三原告的亲属熊朝碧因身体不适在被告黔西县中医院就诊的过程中，因自身心脏疾病（冠心病、高心病）导致心源性猝死。但是，本案几次鉴定均认为被告黔西县中医院在为熊朝碧治疗的医疗行为过程中存在治疗不规范的过错，均作出了被告黔西县中医院为熊朝碧提供的治疗过程中存在过错，该过错与熊朝碧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鉴定意见。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对三原告的亲属熊朝碧死亡所造成的损失，被告黔西县中医院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关于本案争议的焦点一、应采信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还是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问题，本院认为，该两个鉴定机构所作出的鉴定意见均认为被告黔西县中医院在为熊朝碧提供的治疗过程中存在过错，该过错与熊朝碧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该两个鉴定机构所作出的鉴定意见的主要区别是对责任的划分，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作出的被告黔西县中医院过错参与度为10%的确定性责任划分，在司法实践中客观上不具有参考性，而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所作出的过错参与度为20%-40%的鉴定意见，结合该鉴定机构所作的分析意见，其所作出的过错参与度范围客观上具备参考性，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本院采信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所作出的鉴定意见。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二、承担责任的比例是多少的问题，根据死者熊朝碧自身罹患严重的冠心病，病情严重，其死亡主要是自身疾病发生发展所导致。但是被告黔西县中医院在对熊朝碧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对病情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未按冠心病的处理流程规范处理，相关检查不完善，抢救措施不规范的过错，由被告黔西县中医院承担25%责任较为公平合理。对三原告的亲属熊朝碧死亡所产生的各项损失费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参照贵州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公布的相关数据，结合本案证据，对三原告所主张的费用，本院作如下认定：1、医疗费：1000元；2、丧葬费：31295.5元（62591元/年÷12个月/年×6个月）（三原告所主张的金额未超出标准，故按三原告主张的计算）；3、死亡赔偿金：631840元（31592元/年×20年）；4、鉴定费：11000元（2500元+8500元），（原告未主张在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交纳的5100元）；5、精神抚慰金酌情考虑30000元，以上合计：705135.5元。对被告黔西县中医院称已支付的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收取的尸检费9000元及费用4000元、黔西县灵云殡仪馆收取的200元，共计13200元，应一并予以计算扣除的抗辩理由，因该13200元确系被告黔西县中医院为此事实际支付，故本院采纳被告黔西县中医院的抗辩主张，予以确认一并计算。综上，原告方的亲属熊朝碧死亡所产生的共计费用为718335.50元（705135.5+13200）。关于三原告所主张的办理死者丧葬事宜支付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共计30000元的主张，其所主张的费用虽可能实际发生，但因其不能提供正式票据证明，故不予支持；其主张的专家会诊费3000元因提供的票据虽载明为“熊朝碧案专家鉴定劳务费”，但该发票却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昆明市五华区分公司代开，因本次鉴定的机构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具备开发票资质，因此原告方提交的票据不能证明是此次鉴定所必须产生的相应鉴定机构专家会诊的费用，故不予支持；其主张的鉴定交通费的依据“高铁票”所载乘车人为张其春，因张其春系原告方代理人，该费用不属于医疗损害赔偿的内容，也不予支持。被告黔西县中医院已经支付给原告方的50000元，原告方亦认可，应予以扣除。为此，原告方的亲属熊朝碧死亡所产生的费用共计：718335.50元，应由被告黔西县中医院承担赔偿25%即179583.88元（718335.50×25%），扣除被告黔西县中医院已经支付的63200元，尚应赔偿三原告116383.88元。综上，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推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促进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黔西县中医院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赔偿原告郑国祥、郑凯、郑海娇因其亲属熊朝碧死亡产生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鉴定费、精神抚慰金等费用共计人民币116383.88元（已扣除被告黔西县中医院已支付的632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9510元，由原告郑国祥、郑凯、郑海娇负担3510元，由被告黔西县中医院负担60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附文档光盘），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则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权利人可在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该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审 判 长  王成龙审 判 员  刘 韵人民陪审员  黄 俊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张利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