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5民终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男，1965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山东省曹县人，自由职业者，现住晋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党某，河南苍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泰吉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郑东新区金水东路49号1幢东1单元18层06号。法定代表人：周某，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1，山西涛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某因与被上诉人河南泰吉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吉通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沁水县人民法院（2018）晋0521民初6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党某、被上诉人泰吉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1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某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泰吉通公司返还其工程保证金50万元，并赔偿利息。事实及理由：1、上诉人起诉请求不超过诉讼时效，其一直向泰吉通公司主张权利；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2年3月21日签订《公司内部施工协议》，该协议的实质是被上诉人将其中标的工程非法转让给上诉人，该协议应为无效，被上诉人应归还其保证金；3、2014年6月13日，上诉人向泰吉通公司索要保证金，后上诉人因生活困难，被迫与泰吉通公司股东胡某签订《协议书》，约定《公司内部施工协议》作废，保证金被扣除，泰吉通公司将40000元备案费支付给上诉人，其签订《协议书》违反真实意愿，应为无效。泰吉通公司辩称，1、杨某的上诉理由和起诉状、一审庭审陈述自相矛盾，不属实；2、泰吉通公司与杨某2012年3月21日签订的《公司内部施工协议》属于内部承包，应为合法有效；3、杨某未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履行合同，违约在先，泰吉通公司不应返还其保证金及利息；4、泰吉通公司股东胡某与杨某于2014年6月13日自愿签订《协议书》，胡某作为负责人有权代表泰吉通公司与杨某签订《协议书》，泰吉通公司也予以追认，该《协议书》对双方均有拘束力；5、自2014年6月13日双方签订《协议书》起，杨某未向泰吉通公司索要保证金，至2018年6月21日才向法院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杨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泰吉通公司立即偿还原告杨某工程保证金50万元整，并支付从起诉之日起到还款之日止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3月10日，被告泰吉通公司与山西兰花集团莒山煤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莒山煤矿）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公司据此承包莒山煤矿沁水县土沃乡主、回风斜井开拓工程。2012年3月21日，被告泰吉通公司与原告杨某签订《公司内部施工协议》，将上述莒山煤矿工程承包给原告，约定：双方在签订协议之前，原告一次性现金支付履约保证金伍拾万元整（500000元），作为履行协议约定的保证金。同日，原告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城黄华街支行以汇款的形式支付给50万元。协议签订后的半个月左右，原告另向被告交纳备案费4万元。协议签订后，原告无力组织人员进场施工，后其与案外人候伟合作，共同与案外人侯传理达成《合作协议》，约定了莒山煤矿工程概况。侯传理向杨某和候伟交纳保证金100万元。2012年6月，案外人侯传理从被告处承揽了山西兰花沁裕煤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沁裕煤矿）主井、回风井的井下建设工程。2012年6月至2013年6月，侯传理组织工人安装绞车及绞车房，主井打了20多米，回风井打了20米左右，共结算工资款300万元，扣除相关费用外侯传理本人应得270万元。2013年6月，非因施工方的原因山西兰花沁裕煤矿停工9个月。2013年10月23日，案外人侯传理与案外人嵇海波签订协议，约定侯传理在2013年10月28日将欠嵇海波的现金245万元一次性付清，如在规定时间内不能偿还，侯传理将在沁裕煤矿投入的设备、材料、财产等归嵇海波所有。到期后侯传理未归还嵇海波欠款，嵇海波也找不到侯传理，嵇海波随之接手侯传理在沁裕煤矿的财产和工程。2013年11月15日，嵇海波和被告就沁裕煤矿主、风井开拓工程签订内部施工合作协议。2015年1月，嵇海波按照协议将工程施工完毕，并经验收合格。2016年12月29日，山西兰花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对原告为沁裕煤矿实施的主、回风斜井开拓工程出具了审核报告，结论为送审结算造价26516430元，审定结算造价20921857元，核减5594573元，核减率21.10%。另查明，沁水县人民法院（2014）沁刑初字第74号刑事判决认定，侯传理于2013年10月30日冒用被告沁裕煤矿项目部的名义，虚构其承揽了沁裕煤矿井下掘进、扩巷各一条共计2000余米巷道的工程项目，同被害人韩贵兵、邓泽刚签订沁裕煤矿井下施工协议，以支付保证金为由，于2013年10月31日和11月7日分两次骗取被害人韩贵兵、邓泽刚钱款共计50万元。韩、邓二人组织工人到沁裕煤矿施工时遭到嵇海波阻拦，其二人方知被骗，在联系不到侯传理的情况下，向公安机关报案。侯传理所骗钱款全部用于偿还个人债务。2014年9月15日，侯传理因犯合同诈骗罪被该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50000元；责令侯传理退赔被害人韩贵兵、邓泽刚共计50万元。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16）晋0502刑初205号刑事判决认定，2013年1月，原告的另一合作人候伟谎称能够承包高平市店上煤矿综采作业劳务工程，并可以转包给被害人罗某某，但要求罗某某先交纳50万元工程押金，后罗某某于2013年2月1日将50万元工程押金转账至候伟农业银行账户，候伟向罗某某出具收款收据，候伟在收款后迅速取现并用于个人支出，之后其未承包下店上煤矿综采作业劳务工程，并失去联系。2016年8月15日，候伟因犯诈骗罪被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30000元；责令候伟退赔被害人罗某某人民币50万元。再查明，2014年6月13日，原告携张德场等人到被告晋城住址国贸大厦索要50万元的履约保证金，后被告的股东胡某与原告签订《协议书》，约定：原2012年3月21日河南泰吉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与杨某签订的内部施工协议作废；杨某交纳河南泰吉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的关于沁裕项目部工程履约保证金伍拾万元整（500000元）因违约被扣除；泰吉通公司将杨某项目备案所投入的肆万元一次性以现金退还给本人；如将来候伟归还胡某伍拾万元（500000元）胡某应立即将此款还给杨某。胡某、杨某、中间人张德场在该《协议书》上签字并捺印。同日，被告将40000元备案费支付给原告，原告为被告出具收条一支。2018年8月28日，被告向该院出具证明一份，对2014年6月13日胡某作为公司代表与杨某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的与原告签订的《公司内部施工协议》作废，交纳的50万元保证金因原告违约被扣除，只退还4万元项目备案费，此后双方互不纠缠的事实予以追认。同时，一审庭审中，原告申请的证人马某出庭作证。该证人陈述：其和原告在2014年间曾两次向被告要过账。除此之外，原告未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其2014年6月13日至本案起诉之日，其向被告主张过权利。庭审中，证人王某22称案外人候伟于2012年7月20日向其提出借款100万元，因其不认识候伟，但基于胡某的关系，因此在胡某提供担保的情况下，王某22借给了候伟100万元。当时言明一个半月归还，但候伟仅归还其20万元。王某22将候伟及其妻王静诉至法院。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29日作出（2013）开民初字第32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候伟、王静支付王某22借款本金八十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因胡某系担保人，该笔借款由胡某偿还给王某22。庭审中，证人胡某称，候伟向王某22借款100万元，其提供担保，后候伟又将其中的50万元交给原告杨某，用于交纳工程保证金。王某22将候伟及其妻王静诉至法院，胡某替侯伟偿还了40多万元，杨某交纳的50万元保证金替候伟偿还王某22。因原告一直带人到公司闹事，其同意待候伟将其欠王某22的钱归还后，将50万元还给原告。一审法院认为，实体方面，原告杨某与被告泰吉通公司于2012年3月21日签订的《公司内部施工协议》约定由被告派驻技术管理人员提供技术并监督施工和工程质量，对安全和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对预结算和财务进行管理监督，该协议属于建筑施工企业与项目部人员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由建筑施工企业负责质量、技术、安全、财务的监督，承包人自行组织人、财、物，完成承包工程的施工，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向企业交纳一定管理费用的经营模式，该内部施工协议应属合法有效。该协议约定履约保证金的目的是发包方泰吉通公司为防止承包方杨某在合同执行过程中违反合同规定或违约，弥补给发包方造成的经济损失的，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协议签订后，原告无实力组织人员按合同约定进行施工，而是与案外人候伟合作同案外人侯传理达成协议，但该协议达成后其仍未按照与泰吉通公司所签订的内部施工协议严格进行施工。候传理实施了300万元左右的工程，合同最后审定结算造价为20921857元。原告的合作伙伴侯传理、候伟先后因触犯刑法被人民法院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并处相应罚金。原告及其合作人未按照内部施工协议的约定将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验收合格的工程交付被告泰吉通公司，依照协议约定原告已丧失收回履约保证金的权利。庭审中，原告称2013年3月27日被告泰吉通公司通知其退出施工，对该陈述被告泰吉通公司不予认可，原告也未举证证明系泰吉通公司违约要求其退出施工。原告杨某与被告泰吉通公司于2014年6月13日签订的《协议书》，虽只有胡某的签字、捺印，但被告泰吉通公司于2018年8月28日出具证明对该协议中约定的其公司于2012年与原告签订的《公司内部施工协议》作废，交纳的50万元保证金因原告违约被扣除，只退还4万元项目备案费，此后双方互不纠缠的事实予以追认，该被追认的事实应对原、被告双方均具有约束力。被告泰吉通公司已按约定将备案费退还给了原告，原告也已接受，原告杨某同意放弃履约保证金系其行使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对于《协议书》第五条约定的“如将来候伟归还胡某伍拾万元，胡某应立即将此款还给杨某。”该约定被告泰吉通公司并未进行追认，故该条款仅是胡某个人与杨某达成的约定，不约束被告泰吉通公司。对于原告提出签订该协议时其受到欺诈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因原告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该院不予支持。程序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原告倘若认为2014年6月13日签订的《协议书》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原告的权利此时受到损害，诉讼时效应从2014年6月13日起重新起算。庭审中，原告杨某未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其在2014年6月13日至原告起诉之日其向被告泰吉通公司主张过权利，故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某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8800元，由原告杨某负担。在本案二审庭审中，杨某提交了三份补充证据。1、张德场所写事情经过一份；2、杨文先的证明材料；3、曹海的证明材料。以上证据用以证明，杨某自2013年起退出工程至今都在向泰吉通公司主张返还50万元的保证金，因此其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对上述三份证据，泰吉通公司的总体质证意见为，上述证据均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且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单独认定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杨某提交的三份证据均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且证人均未出庭作证，泰吉通公司亦对上诉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故对杨某二审提交的三份补充证据，本院均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亦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上诉请求及答辩情况，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杨某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泰吉通公司应否返还杨某50万元的履约保证金及利息。焦点一，杨某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杨某所提其与案外人胡某于2014年6月13日签订的《协议书》和本案无关，不能约束其本人和泰吉通公司。但该《协议书》的内容“原2012年3月21日泰吉通公司与杨某签订的内部协议作废，泰吉通公司将杨某项目备案所投入的肆万元一次性以现金退还给本人，从此以后杨某不能再提此事、到泰吉通公司闹事或者向胡某打骚扰电话”，并结合泰吉通公司于该协议签订当日将40000元备案费支付给杨某，杨某也出具了相应收条这一事实，杨某如认为该协议不能约束其本人和泰吉通公司，其理应知晓基于2012年3月21日的《内部协议》对50万元工程保证金的相应权利于此时受到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的规定，杨某对案涉50万元工程保证金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为2014年6月13日，即上述《协议书》签订当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该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本案所涉诉讼时效起算时间为2014年6月13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的规定，杨某应在两年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权利；而其提供的现有证据仅能证明其最近的主张时间为2014年6月13日，且未提供时效中断的证据。因此，截止杨某诉至法院的时间2018年6月21日，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焦点二，杨某主张泰吉通公司应返还50万元的履约保证金及利息，但本院经审查其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故杨某该项诉讼请求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杨某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00元，由上诉人杨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丽珍审 判 员 崔胜利审 判 员 祁 俊 二○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杨 帅书 记 员 郭 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