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葛健，男，1988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双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煜，国匠麦家荣（南沙）联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潘康碧，男，1950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志伟，广东中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雪丽，广东中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张广英，女，1962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志伟，广东中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雪丽，广东中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王心华，女，1963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上诉人葛健因与上诉人潘康碧、张广英、原审被告王心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葛健、潘康碧、张广英均不服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5民初25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葛健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驳回潘康碧、张广英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包括受理费、保全费）由潘康碧、张广英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葛健已按时足额缴纳2017年9月及10月租金，无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行为。案涉《还款承诺书》、《收据》可证明潘康碧、张广英要求葛健将需付2017年9月及10月租金于2017年11月30日前支付给广州市澳琪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琪公司），葛健已于2017年11月16日足额缴纳。上述承诺书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对2017年9月及10月租金支付方式及时间的有效变更，该承诺书还约定若未能按上述时间（2017年11月30日）及数额支付，按照未付总金额每日千分之五向澳琪公司支付违约金，可见，对于之前迟延支付租金的行为，双方已达成延期的意思，无需承担违约责任，延期后再逾期则承担违约责任。葛健按约履行，不存在违约行为，且在起诉前，潘康碧、张广英从未向葛健主张过逾期支付滞纳金，可视为其认可对支付方式和时间变更。（二）一审判决认为葛健对计算滞纳金的标准未提出异议，故……，每日按千分之五计算滞纳金属于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葛健已提出不构成违约的免责抗辩，一审法院也未依法予以释明。若法院认为葛健应当支付滞纳金，上述标准过高，应依法调低。本案潘康碧、张广英主张的违约金每日千分之五，年化利率相当于180%，远高于法定利率上限。葛健于2017年11月16日代为向澳琪公司支付租金是经各方协商一致的行为，并未给潘康碧、张广英造成任何实质损害。其主张违约金损害赔偿远高于实际损失，依法应予调整。且葛健对此已提出不存在违约，无需支付滞纳金的抗辩，该抗辩是对承担违约责任的根本否认，应理解为包含了对违约金过高的意思。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对方违约为由主张支付违约金，对方以合同不成立、合同未生效、合同无效或者不构成违约等为由进行免责抗辩而未主张调整过高的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当就法院若不支持免责抗辩，当事人是否需要主张调整违约金进行释明。一审法院认为免责抗辩成立且未释明，二审法院认为应当判决支付违约金的，可以直接释明并改判。”的规定，法院对于违约金过高负有释明职责，法院应当就不支持免责抗辩，当事人是否需要主张调整违约金进行释明。本案中，一审法院在未依法作出释明情形下，直接认定葛健对计算滞纳金的标准未提出异议，显然适用法律不当。若二审认为应当判决支付违约金，依法应予以释明。因此，一审认定潘康碧、张广英并未表示免除葛健迟延交纳租金的违约责任。葛健于2017年11月16日支付租金的，仍应承担迟延履行责任，存在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针对葛健的上诉，潘康碧、张广英二审辩称，（一）关于违约责任的问题，《还款承诺书》可以看出对方已经清楚知悉租赁合同因各方欠租的问题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各方已经就解除合同问题达成一致，否则葛健不会在《还款承诺书》上签字，更不会按照《还款承诺书》上的时间数额还款。即使葛健按照《还款承诺书》约定的日期足额还款，也不等于葛健无需向潘康碧、张广英承担责任，《还款承诺书》是潘康碧、张广英对业主返还租金的承诺，仅仅是对所欠租金的问题，对于潘康碧、张广英和葛健的违约责任问题没有明确的约定，从潘康碧、张广英与业主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但未与葛健签订解除合同方面的文书，也未退还押金就可以看出。即使各方尚未达成解除合同的合意，潘康碧、张广英与业主解除合同的时候，各方也清楚了解业主与潘康碧、张广英解除合同，潘康碧、张广英与葛健的合同已无法继续履行，此时合同应当终止，而合同终止的过错责任应该由葛健承担。因为合同终止的原因是租户恶意拖欠租金，潘康碧、张广英早在2016年已委托业主接受租金，无法缴纳租金的原因是葛健恶意拖欠租金，该点在潘康碧、张广英一审提交的葛光明和张广英的聊天记录中可以证明。合同终止后双方存在的是到底谁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从张广英和葛光明的聊天记录以及《还款承诺书》并未提及葛健处理押金问题可以看出，双方对押金问题和违约问题一直没有达成一致。张广英在2017年10月发给葛光明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也明确表明要求葛光明马上解除合同，立即搬出涉案商铺，并没收押金，该点从潘康碧、张广英与业主解除合同开始，在收到葛健律师函后也没有退还押金可以证明。（二）因张广英和潘康碧非专业法律人士，不清楚解除合同的要件，葛健只是通过律师函要求解除合同，其违约责任不会消失，一审判决属于明显的事实认定错误，二审法院应该予以纠正。（三）关于违约赔偿金的问题，即使违约责任真的由潘康碧、张广英承担，但葛健并非有实际损失，详细内容同潘康碧、张广英上诉状。（四）关于葛健在答辩状中提及解除合同的主要原因是其他租户同样也欠费的问题，葛健在9月开始欠租，潘康碧、张广英并未收到业主任何有关解除合同的意向以及通知，所以导致业主解除潘康碧、张广英合同的主要原因就是从葛健连续不缴纳租金超过2月开始，物业公司才与潘康碧、张广英解除合同，因为潘康碧、张广英已经委托物业公司直接向租户收租。因此，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葛健的全部诉讼请求。潘康碧、张广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三、六项，改判驳回葛健的全部诉讼请求，支持潘康碧、张广英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葛健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葛健逾期缴纳租金已构成违约，违约责任应由其承担，潘康碧、张广英从未表示放弃追究其违约责任，一审错误认定葛健迟延交租行为不构成违约，于法有悖。1.葛健在2017年11月16日才交纳2017年9月、10月租金，根据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中第四条第4款以及第十条第1款的约定，葛健逾期缴纳租金超过30天，违约责任应由其承担。潘康碧、张广英从未表示放弃追究葛健的违约责任。相反从潘康碧、张广英提供的短信往来记录、《还款承诺书》等证据可证明，潘康碧、张广英一直主张解除合同以及要求葛健承担违约责任。只是因为葛健要求返还押金才肯解除合同，最终双方未签署正式的合同。（二）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双方合同早在2017年10月31日已解除，违约责任应由先行违约的葛健承担。根据《还款承诺书》、葛鹏程与澳琪公司签订的新《租赁合同》、张广英与葛健的短信往来记录等证据可证明，张广英早在2017年10月11日已发短信告知葛健，明确要求其尽早撤场，后双方在业主的主持下签订了《还款承诺书》，明确了潘康碧、张广英自2017年10月31日起与澳琪公司解除合同，再由澳琪公司转租给葛健，潘康碧、张广英与澳琪公司解除合同后，澳琪公司与葛鹏程签订新的租赁合同，约定澳琪公司从2017年11月1日起将案涉场地出租给葛鹏程，由此可证明双方合同早在2017年11月30日确认于2017年10月31日即已解除。葛健在《还款承诺书》中的签字即可证明其同意由潘康碧、张广英退出转租，由葛健与澳琪公司协商租赁事宜。（三）即使认定潘康碧、张广英违约在先，一审判定违约金也明显过高，葛健主张因为无法继续租赁造成损失的依据只有一份葛鹏程与葛健新签订的《租赁合同》，该合同可信性极低，不应采信。葛鹏程与葛健约定租金为190元/㎡，比葛鹏程与澳琪公司约定租金97元/㎡高出1倍多，也比潘康碧、张广英与葛健约定租金高出1倍多，明显不合常理。且葛鹏程与葛健是老乡关系，葛健的代理人在一审中述称葛鹏程接受葛健的委托代为签署《还款承诺书》，据此可判断葛健知道潘康碧、张广英已于业主方解除合同，其不与澳琪公司签订合同，反而以高出市场价1倍多价格与葛鹏程签订转租合同的行为，明显不符合逻辑。该份合同就是葛鹏程与葛健串通伪造，并非真实转租合同。根据合同法第114条以及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9条的规定，违约金不得高于实际损失的30%，葛健在无法举证其损失的情况下，一审判决高额违约金违反法律规定。（四）一审认定潘康碧、张广英主张没有事实和合同依据错误。根据上述事实分析，导致业主方解除与潘康碧、张广英合同的原因是葛健长时间拖欠少交租金，且潘康碧、张广英与葛健的合同早在2017年10月31日解除，葛健在拖欠租金两个多月的情况下，潘康碧、张广英从未表示放弃追究葛健的违约责任，也一直主张其承担违约责任，即使认定潘康碧、张广英收到葛健的《解除合同通知》后才算双方合同解除，在葛健先行违约的情况下，根据《租赁合同》的相关约定，违约责任也应由其承担。因此，潘康碧、张广英主张有理有据。针对潘康碧、张广英的上诉，葛健二审辩称，（一）葛健已按时足额缴纳2017年9月及10月租金，无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行为。葛健提供的《还款承诺书》、《收据》可证明，潘康碧、张广英要求葛健将2017年9月及10月的租金于2017年11月30日前支付给澳琪公司，葛健已于2017年11月16日足额缴纳。《还款承诺书》还另行约定若未能在上述时间（2017年11月30日）及数额支付，按照未付总金额每日千分之五向澳琪公司支付违约金，可见，对于之前迟延支付租金的行为，双方已达成延期的意思，无需承担违约责任，延期后再逾期则承担违约责任。葛健按约定履行，不存在违约行为，且在起诉前，潘康碧、张广英从未向葛健主张过逾期支付滞纳金，可视为其认可对支付方式和时间变更。（二）葛健与潘康碧、张广英的合同于2018年1月13日解除，潘康碧、张广英从未以逾期支付9月、10月租金为由提出解除合同。潘康碧、张广英于2017年10月31日解除与澳琪公司的租赁合同，导致其无权再将铺位转租给葛健，葛健与潘康碧、张广英的租赁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潘康碧、张广英于2018年1月13日收到葛健寄送的《律师函》时双方合同解除。潘康碧、张广英主张《还款承诺书》、葛鹏程与澳琪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及短信往来记录能证明潘康碧、张广英与葛健合同于2017年10月31日解除，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还款承诺书》并未明确潘康碧、张广英与澳琪公司合同解除，葛健在承诺书上签字确认的为租金支付时间即方式的变更，只能证明葛健同意直接向澳琪公司支付租金，葛健并不知情潘康碧、张广英与澳琪公司之间是否解除合同关系。葛健并非葛鹏程与澳琪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的相对方，对该合同并不知情。短信往来记录无法确认双方发送及接受短信人的身份，且内容不明确、不完整，无法证明潘康碧、张广英主张解除合同。因此，潘康碧、张广英从未以逾期支付9月和10月租金为由向葛健主张并行使过单方解除权，且潘康碧、张广英与澳琪公司的租赁合同于2017年10月31日解除并不当然导致葛健与潘康碧、张广英的合同解除，故直至葛健发出律师函行使解除权前，双方合同不满足合同法规定的解除条件而未解除。（三）葛健存在实际损失，且违约金并未高于实际损失的30%，违约金不应予以调整。葛健的实际损失为其按与潘康碧、张广英的《租赁合同》继续履行至合同期满，应付给潘康碧、张广英的租金与葛健按与葛鹏程重新签订的《租赁合同》应付给葛鹏程的租金间的差价，及因潘康碧、张广英违约导致无法续租期间的经营损失。按照上述实际损失计算，违约金并无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所规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属于“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予以调整的情况，因此，一审判决违约金不应调整。葛鹏程与葛健的合同合法有效，租金价格符合市场，同时，因葛健、葛光明、周利群与潘康碧、张广英签订的《租赁合同》租赁面积合计为450平方米，而葛健、葛光明、周利群与葛鹏签订的《租赁合同》租赁面积合计仅为360平方米，在租赁面积实际不变，但合同约定面积经实测后从450平方米下降调整为360平方米的情况下，租赁单价增长符合常理。（四）潘康碧、张广英长期拖欠澳琪公司租金而导致与澳琪公司解除租赁合同，因而导致与葛健解除租赁合同，潘康碧、张广英为违约方。其主张导致与澳琪公司解除合同的原因为葛健长时间拖欠租金与事实不符。潘康碧、张广英要求葛健直接向澳琪公司缴交租金的原因即为其自2016年以来长期拖欠澳琪公司的巨额租金，该违约行为正是澳琪公司最终与潘康碧、张广英解除合同的原因。葛健一直按与潘康碧、张广英的约定缴纳租金，无拖欠其租金的违约行为，即使是2017年9月和10月的租金，也是与潘康碧、张广英达成一直并于变更后的支付时间前全额支付。且根据《还款承诺书》可知潘康碧、张广英截止2017年10月31日仍拖欠澳琪公司租金、管理费及水电费合计1012047.03元，其中葛健、葛光明、周利群租金仅为87120元，欠款占潘康碧、张广英欠澳琪公司欠款的比例不到10%，潘康碧、张广英主张因葛健拖欠租金逼迫并导致其与澳琪公司解除合同理由与事实不符。原审被告王心华未到庭发表答辩意见。葛健于2018年5月3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葛健和潘康碧、张广英签订的《租赁合同》已解除；2.潘康碧、张广英立即向葛健退还租赁押金30000元；3.潘康碧、张广英立即向葛健支付违约金60000元（按双倍押金计算）；4.潘康碧、张广英承担律师费4000元；5.王心华对潘康碧、张广英的上述义务承担连带责任；6.潘康碧、张广英、王心华承担案件诉讼费用。潘康碧、张广英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判令：1.葛健立即向潘康碧、张广英支付违约金30000元（按总违约金6万元扣除30000元押金计算）；2.葛健立即向潘康碧、张广英支付欠付2017年9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租金的滞纳金14047.91元（以每月欠缴租金18314.56元为本金，从当月6日起计至2017年11月30日止，每日按千分之五计算）；3.葛健立即向潘康碧、张广英支付律师费2667元；4.案件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葛健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潘康碧和王心华于2006年9月18日登记结婚。2013年8月2日，潘康碧、张广英与澳琪公司签订《租赁合同》，承租该公司位于广州市南沙区金涛东街8号301房及一楼入门方向右侧的铺面。2013年9月30日，潘康碧、张广英（为甲方）和葛健（为乙方）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将位于广州市南沙区金涛东街8号101房的F1045号铺位出租给葛健。签订合同之日乙方向甲方缴交押金30000元。合同期满，乙方已交清租金及其他费用，按期迁出时，甲方应即时将押金无息退给乙方。如乙方违约造成甲方损失，甲方有权从押金扣除。装修免租期为2013年10月1日至2013年11月30日。租期为5年，从2013年12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2013年12月1日至2015年11月30日每月租金为13904元，2015年12月1日至2016年11月30日每月租金为15294.4元，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每月租金为16823.84元，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每月租金为18506.54元。乙方在每月5日前交清本月租金，如逾期则每天加收千分之五的滞纳金。乙方拖欠租金一个月以上的，甲方可解除合同，收回铺位，乙方按押金双倍支付违约金。除不可抗力外，任何一方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即构成违约。守约方拥有单方行使解除合同权，造成的损失由违约方承担。违约方须支付押金双倍的违约金和相关的经济损失给另一方作为赔偿。2013年10月10日，葛健向潘康碧、张广英交付了30000元押金。双方按合同约定履行。2016年5月20日，潘康碧、张广英向葛健、葛光明、周利群出具《租金缴交委托书》，内容为：“潘康碧、张广英于2013年9月30日与你们所签约：广州市南沙区金涛东街8号101房场地物业租赁合同。请按合同每月租金全额，从2016年6月1日开始向澳琪公司财务帐户缴交。并结清所欠的水电、物业等其他费用。待按我方与澳琪公司共同书面通知后委托终止。附：1.2013年12月1日至2016年11月30日租金按每月39600元缴交。2.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租金按每月43560元缴交。”2017年10月31日，潘康碧、张广英与澳琪公司解除双方于2013年8月2日签订的《租赁合同》。2017年11月30日，潘康碧、张广英签署《还款承诺书》，确认葛健、葛光明、周利群截止至2017年10月31日须支付租金87120元，约定三人于2017年11月30日前直接将87120元支付给澳琪公司，用于潘康碧、张广英偿还拖欠公司的欠款。如未能按上述时间及数额约定支付，潘康碧、张广英承诺按未付总金额的每日千分之五向该公司支付违约金。葛健、葛光明、周利群对上述欠款及违约金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并承担该公司因诉讼或其他方式实现债权而支出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该公司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交通费、诉讼费、公告费等所用费用。葛健、葛光明、周利群等人签名予以确认。2017年11月16日，葛健向澳琪公司支付了87120元。2018年1月12日，葛健委托国信麦家荣（南沙）联营律师事务所以快递的方式向潘康碧、张广英发出《律师函》，表示解除双方合同。该快递于2018年1月13日送达广州市南沙区进港大道130-180号南沙碧桂园倚荔轩，由他人签收。由于葛健、葛光明、周利群等铺位承租人和潘康碧、张广英产生纠纷。葛健、葛光明、周利群共同委托律师事务所处理上述纠纷，并支付律师费12000元。潘康碧、张广英委托广东中穗律师事务所律师处理上述纠纷，并支付律师费8000元。在本案诉讼过程中，葛健向一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查封、扣押或冻结潘康碧、张广英、王心华名下价值94000元的财产，并由广东合润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诉讼保全担保。一审法院以（2018）粤0115民初2588号民事裁定书作出查封、扣押或冻结被告潘康碧、张广英、王心华名下价值94000元的财产的裁定。另外，葛健和潘康碧、张广英确认《还款承诺书》约定支付的87120元租金包括葛健欠付的2017年9月租金15294.4元和2017年10月租金15294.4元。澳琪公司至今未向潘康碧、张广英追讨过2017年11月的租金或使用费。而张广英表示其并未签署《租金缴交委托书》、《还款承诺书》，但明确表示不申请进行笔迹鉴定。葛健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下列证据：1.澳琪公司于2018年4月8日出具的《费用缴交证明》，证明潘康碧、张广英委托代收葛健、葛光明、周利群的租金、水电费和物业费。根据委托协议，从2016年6月1日至2016年11月30日租金按每月39600元收取。从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租金按每月43560元收取。期间产生的租金、水电费、物业管理费均已足额缴交。2.委托国信麦家荣（南沙）联营律师事务所向潘康碧、张广英出具的《律师函》。3.澳琪公司和葛鹏程于2017年12月27日签订的《租赁合同》，证明葛鹏程承租广州市南沙区金涛东街8号101房F1043、F1045、F1046商铺，租赁期限从2017年11月1日起至2020年10月30日止。4.葛健和葛鹏程于2017年12月28日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证明葛健向葛鹏程承租广州市南沙区今洲广场一楼F1045号铺位，租赁期限自2017年11月20日起至2019年11月20日止。每月租金24016元，每年租金递增7%。潘康碧为证明因上述纠纷产生债务为其个人债务，提供了潘康碧、王心华离退休人员基本资料复印件，拟证明两人均为退休人员，有稳定收入。葛健未提供证据证明潘康碧因租赁合同产生的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相关债务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为，葛健和潘康碧、张广英签订的《租赁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其义务。关于合同解除的诉讼请求，潘康碧、张广英实际是将其向澳琪公司承租的涉案铺位转租给葛健使用。潘康碧、张广英与澳琪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已于2017年10月31日解除，葛健现实际从他人处承租涉案商铺，双方没有按合同继续履行。虽然葛健解除合同的《律师函》未能送达潘康碧、张广英，但葛健在诉讼中向对方出示该函件，其解除合同的通知已经到达对方，故一审法院确认葛健与潘康碧、张广英签订的《租赁合同》已经解除。关于退还押金的诉讼请求，葛健已交纳租金和有关费用，现双方解除合同，潘康碧、张广英应退还葛健交纳的押金30000元。关于支付60000元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潘康碧、张广英未能按合同约定将涉案商铺出租给葛健，根据合同的约定应按双倍押金计算违约金。故潘康碧、张广英应支付葛健违约金60000元。关于要求王心华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潘康碧承租商铺转租牟利实际是经营行为，因此产生的债务并非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葛健未能证明因租赁合同产生的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认定潘康碧上述债务属于个人债务，对葛健要求王心华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支付30000元违约金的反诉请求，根据合同约定，因拖欠租金或有关费用逾期30日的，潘康碧、张广英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对方支付60000元违约金。对葛健未付的租金，双方已经约定向澳琪公司支付。潘康碧、张广英并未因此提出解除合同，故潘康碧、张广英要求支付上述违约金缺乏事实和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支付滞纳金的反诉请求，潘康碧、张广英在《租金缴交委托书》、《还款承诺书》确认了租金的支付标准，并在诉讼中确认其中葛健欠付是2017年9月租金15294.4元和2017年10月租金15294.4元。因此，葛健应按此标准计付租金。潘康碧、张广英并未表示免除葛健迟延交纳租金的违约责任。葛健于2017年11月16日支付上述租金的，仍应承担迟延履行的责任。葛健对合同约定计算滞纳金的标准未提出异议，故应以上述每月欠缴租金15294.4元为本金，从当月6日起计至2017年11月16日止，每日按千分之五计算滞纳金。滞纳金的具体金额为8717.81元。对于2017年11月的租金或使用费，因澳琪公司已经与潘康碧、张广英解除了租赁合同，并与葛鹏程签订了新的租赁合同。潘康碧、张广英有可能丧失履行合同的能力，在出租的权利未确定的情况下，葛健有权中止履行支付租金或使用费的权利。潘康碧、张广英要求葛健支付2017年11月租金的滞纳金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律师费的请求，因律师费并非违反合同导致的损失，双方在合同中也没有约定违约方应承担对方的律师费，故对双方要求对方支付律师费的请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第九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于2018年10月31日作出如下判决：一、确认葛健与潘康碧、张广英于2013年9月30日签订的《租赁合同》已解除；二、潘康碧、张广英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葛健退还押金30000元；三、潘康碧、张广英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葛健支付违约金60000元；四、葛健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潘康碧、张广英支付滞纳金8717.81元；五、驳回葛健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潘康碧、张广英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诉讼费3594元（包括受理费2634元、保全费960元），由葛健负担受理费25元、保全费480元，潘康碧、张广英负担受理费2609元、保全费480元。经查，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一审庭审中，一审法院询问葛健对潘康碧、张广英主张违约金的计算标准有何意见时，葛健称其不存在违约行为，即使其需要承担违约责任，也应分别从2017年9月6日、2017年10月6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时间即2017年11月16日，每日按照应付金额的千分之五计算。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无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法院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结合双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以及各自的答辩，本院确定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涉案《租赁合同》解除的责任认定；2.涉案《租赁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处理。现评析如下：关于涉案《租赁合同》解除的责任认定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可知，潘康碧、张广英将从澳琪公司承租的涉案商铺转租给葛健使用，后因潘康碧、张广英与澳琪公司于2017年10月31日解除他们之间的《租赁合同》，现涉案商铺已由澳琪公司另行出租给案外人，而葛健实际也从案外人处承租了涉案商铺。由于潘康碧、张广英解除了与澳琪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未能继续履行其与葛健之间的《租赁合同》，致使葛健提出本案主张解除合同，而葛健虽然于2017年11月16日前欠付2017年9月和10月租金，但潘康碧、张广英并未主张解除与葛健的合同，同时，潘康碧、张广英还在《还款承诺书》中要求葛健确认欠付租金并直接支付给澳琪公司，现葛健已于2017年11月16日将2017年9月和10月租金支付给澳琪公司，而潘康碧、张广英提供的短信往来记录不足以证明其有解除合同的主张，《还款承诺书》也不能证明葛健知道其与澳琪公司解除合同并同意由潘康碧、张广英退出转租，可见，葛健逾期支付两个月租金并非导致双方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根本原因，双方合同未能继续履行的原因是潘康碧、张广英解除了与澳琪公司的合同所致，故本院认定致使涉案《租赁合同》解除的责任在于潘康碧、张广英。因此，潘康碧、张广英上诉认为葛健先违约，应承担合同解除的违约责任，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涉案《租赁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处理问题。首先，承上所述，由于双方合同解除的责任在于潘康碧、张广英，故一审法院根据葛健的诉求，判决潘康碧、张广英退还葛健交纳的押金30000元及支付违约金60000元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潘康碧、张广英认为上述违约金明显过高，但涉案《租赁合同》中关于违约金支付标准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葛健已就涉案商铺重新与案外人签订合同与涉案《租赁合同》之间的差价损失提供了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潘康碧、张广英虽否认该证据的真实性，但没有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故在潘康碧、张广英未能举证证明上述违约金明显过高的情况下，本院对其主张调整违约金数额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其次，因葛健确认其于2017年11月16日才支付2017年9月和10月的租金，其上述逾期支付租金的行为已违反双方合同约定，而潘康碧、张广英在《还款承诺书》中虽载明葛健应向澳琪公司支付租金的时间，但双方并未协商合同约定应付租金时间实际变更为承诺书载明的时间，且潘康碧、张广英也未免除葛健迟延交纳租金的违约责任，因此，一审法院依据潘康碧、张广英的诉求，支持其主张葛健支付从当月6日起计至2017年11月16日止的滞纳金恰当。对于潘康碧、张广英主张2017年11月租金或使用费的滞纳金问题，因澳琪公司已解除了与潘康碧、张广英的租赁合同，并与案外人签订了新的租赁合同，故一审法院认定潘康碧、张广英有可能丧失履行合同的能力，在出租的权利未确定的情况下，葛健有权中止履行支付租金或使用费的权利，因此，一审法院没有支持其该期间的滞纳金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葛健认为潘康碧、张广英主张的滞纳金标准过高，但其在一审法院询问对滞纳金标准有何意见时，葛健明确表示即使其应承担违约责任，也应每日按照应付金额的千分之五计算，为此，一审法院认定葛健对上述滞纳金标准未提出异议与葛健的陈述并不相悖，因此，葛健上诉对一审法院上述认定提出异议，并以此主张调低滞纳金标准以及驳回潘康碧、张广英的诉请，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葛健与潘康碧、张广英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审查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084元，由潘康碧、张广英负担3034元，由葛健负担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余 盾审判员 张 怡审判员 李 静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一日书记员 李志康胡秀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