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5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宾利思服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侯晓丽，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辛祖强，广东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夏虹波。委托诉讼代理人：蒲磊，四川和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宾利思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宾利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夏虹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111民初44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宾利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辛祖强、被上诉人夏虹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蒲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宾利思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2.请求判令夏虹波立即支付所欠宾利思公司货款110388.69元整；3.请求判令夏虹波立即支付所欠宾利思公司道具款228664元，道具包装费24134元，合计252798元；4.请求判令夏虹波赔偿宾利思公司的经济损失(下订后，未提货也未付款)823185.30元(按照订单金额的30％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即：274395l*30％=823185.30元)；5.案件受理费由夏虹波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在诉讼程序上存在错误。夏虹波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原审法院没有送达给宾利思公司。（二）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是夏虹波自己声称是代表案外人成都嘉卓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卓公司）与宾利思公司进行买卖，但却未能向原审法院提供嘉卓公司的证明或说明，仅仅凭夏虹波的自述，显然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三）在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1民初12931号案中，夏虹波以自己的名义向宾利思公司提起反诉，充分证明其是以个人的名义与宾利思公司进行货物买卖关系，而不是以嘉卓公司的名义与宾利思公司之间进行的货物买卖关系。（详见夏虹波的《反诉状》及原审法院的《民事裁定书》）（四）庭审中，夏虹波出示《公证书中宾利思公司财务与夏虹波财务的聊天对账记录》，以及宾利思公司庭后补交的《夏虹波转账明细》，财务人员的对账内容均是对“客户夏虹波”的对账记录。夏虹波庭审中提交的嘉卓公司转账给宾利思公司的付款回单金额只有7万元，该款项是嘉卓公司代替夏虹波支付的部分货款，夏虹波与宾利思公司之间的交易绝大多数是夏虹波通过转账到宾利思公司执行董事简士兵的账户上。夏虹波与宾利思公司之间的交易往来都是通过简士兵的账户汇入，因此此案买卖合同的主体应为夏虹波与宾利思公司。（五）原审法院只凭夏虹波提供的所谓的《劳动合同》就认定王婷是成都嘉卓商贸有限公司的员工，显然是错误的。原审中，夏虹波并没有提供嘉卓公司给王婷发工资的转账记录及购买社保的记录，所以，认定王婷是嘉卓公司的员工证据不充分。（六）尽管存在上述诸多因素，足以充分证明宾利思公司是与夏虹波之间存在货物买卖关系。但宾利思公司还是在案件判决前，向原审法院申请追加嘉卓公司为此案的共同被告，要求与夏虹波承担共同连带责任，但原审法院并未答复，对宾利思公司的合法权益及合法诉求视而不见。夏虹波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应依法予以维持。（一）宾利思公司要求原审法院送达证据材料无法律依据。代理律师完全可以凭借相关手续在开庭前去原审法院阅卷，但其怠于行使阅卷权却又以此为由上诉，于法无据，于理不合。（二）原审法院判断宾利思公司与嘉卓公司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与夏虹波无买卖合同关系，是基于双方的转账记录、开票资料、交易习惯、对账主体、收发货物等交易细节作出的综合判断，并非宾利思公司所述仅仅依据夏虹波的自述。另对于宾利思公司提到的嘉卓公司的证明或说明，若宾利思公司认为其具有较大的证明力，那嘉卓公司愿意在二审中出具相关证明或说明。（三）夏虹波确提出过反诉，但之后便撤回了反诉，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出具(2017)粤0111民初12931号《民事裁定书》准予夏虹波撤回反诉，同时，2018年3月30曰，嘉卓公司以宾利思公司为被告，在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立案，案号为(2018)川0104民初3258号，诉讼请求与夏虹波的反诉请求相同。也能够证明是嘉卓公司与宾利思公司具有买卖合同关系，夏虹波仅仅是履行职务行为。（四）2015年8月至2016年12月间，嘉卓公司分51次共计向宾利思公司转账货款400余万元，宾利思公司也向嘉卓公司开具相应增值税发票，虽偶有几笔货款由夏虹波转账给宾利思公司的股东简士兵，也只是应宾利思公司的要求规避税务，夏虹波对简士兵的转账，相对于嘉卓公司对宾利思公司的转账，无论是次数还是总额都只占很小一部分。其次，根据宾利思公司的逻辑，夏虹波对筒士兵的转账行为是夏虹波的个人行为，那么简士兵收款的行为也是简士兵的个人行为，夏虹波也是和简士兵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此案的原告应该是简士兵，宾利思公司作为原告依然主体不适格。（五）王婷除了与嘉卓公司具有劳动关系，还是嘉卓公司的股东，拥有lO％的股份(2013年7月24日开始持股)，夏虹波在原审庭审过程中便提交了相关证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网也能查到相关信息，原审法院认定王婷是嘉卓公司的员工并无不当。（六）原审法院在庭审中多次释明，提醒宾利思公司可以申请追加嘉卓公司为共同被告，宾利思公司均不申请，其原审答辩状描述与事实不符。宾利思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夏虹波立即支付所欠宾利思公司货款110388.69元；2.夏虹波立即支付所欠宾利思公司道具款228664元，道具包装费24134元，合计252798元；3.夏虹波赔偿宾利思公司的损失（下订后，未提货也未付款）823185.3元（按照订单金额的30%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即2743951*30%=823185.30元）；4.案件受理费由夏虹波负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宾利思公司与夏虹波未签订书面合同。宾利思公司主张夏虹波尚欠货款110388.69元未付。夏虹波主张嘉卓公司尚欠宾利思公司货款110388.69元，但是宾利思公司应向嘉卓公司返点21066.92元。宾利思公司向夏虹波提供塑料模特、柜子等道具，夏虹波向宾利思公司支付道具款3万元。夏虹波称有向宾利思公司购买道具但没有这么多，并称没有收到宾利思公司诉讼请求二中道具款所对应的道具。宾利思公司提交托运单拟证明已将道具发送给夏虹波。托运单中发货日期为2015年3月25日至2017年1月16日期间，收货人为嘉卓公司员工王婷。2016年11月29日，夏虹波在两份《2017年夏季订货会订单明细》上签名确认向宾利思公司订购连衣裙，金额分别为2687556元、56395元。宾利思公司称已自行设计并生产订单明细中的连衣裙。夏虹波未向宾利思公司付款，故宾利思公司未向夏虹波交付订单明细中的货物。另查明：2015年9月12日，嘉卓公司向宾利思公司转账支付货款200000元，2016年4月22日嘉卓公司向宾利思公司转账支付200000元，2015年12月4日，宾利思公司向嘉卓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为116960元，货物为风衣、长裤、长裙、外套、毛衣。关于“肖赛辉”的身份情况，夏虹波主张“肖赛辉”作为宾利思公司员工与夏虹波联系双方的业务往来，宾利思公司予以否认。庭审中原审法院询问宾利思公司员工的情况，宾利思公司代理人陈述宾利思公司大概四五十员工，原审法院要求宾利思公司庭审后20日内提交员工自2015年5月份之后所有员工的社保完整记录。宾利思公司庭后仅提交了简士兵、候晓丽的社保证明。原审法院认为，宾利思公司与夏虹波之间未签订书面合同。夏虹波提交的嘉卓公司向宾利思公司支付货款的转账凭证及宾利思公司向嘉卓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看出宾利思公司与嘉卓公司之间存在的买卖合同关系。宾利思公司向夏虹波发送道具的托运单上所写的收货人为嘉卓公司员工王婷，宾利思公司财务人员聊天沟通对账的相对方也是嘉卓公司的员工。故原审法院认定与宾利思公司发生买卖关系的是嘉卓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夏虹波虽然在2016年11月29日在两份《2017年夏季订货会订单明细》上签名确认，该行为发生在宾利思公司与嘉卓公司发生业务往来之后，宾利思公司举办订货会时，夏虹波参加并签订的。属夏虹波作为嘉卓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该行为应由嘉卓公司承担。故宾利思公司主张要求夏虹波承担责任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宾利思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477.4元，由宾利思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夏虹波提供证据如下：证据一，嘉卓公司银行流水，拟证明嘉卓公司向宾利思公司转账货款51笔，共计金额400余万元，嘉卓公司与宾利思公司形成服装买卖合同关系，夏虹波不是适格主体。证据二，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1民初12931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3日作出裁定，准予夏虹波撤回反诉。证据三，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4民初3258号《受理案件通知书》，拟证明嘉卓公司以宾利思公司为被告在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嘉卓公司与宾利思公司形成服装买卖合同关系，夏虹波不是适格主体。证据四，嘉卓公司情况说明，拟证明和宾利思公司发生交易的是嘉卓公司，并非夏虹波。宾利思公司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证据一，该证据不是新证据，且已经超过举证期限。1.证据一仅表示宾利思公司与嘉卓公司有账目往来，该证据不能排除夏虹波以个人名义与宾利思公司进行服装买卖行为，且有夏虹波以私人账户转账给宾利思公司予以证明。2.原审嘉卓公司并没有出具证据证明夏虹波与宾利思公司之间的所有服装买卖行为均代表其公司，仅仅是夏虹波在庭审中自己陈述其代表嘉卓公司。以上两点充分说明宾利思公司以夏虹波为被告并无不妥。对证据二，宾利思公司认为该证据反而证明宾利思公司起诉夏虹波是符合法律规定且有事实依据的，（2017）粤0111民初12931号案中夏虹波以自己的名义提起反诉并应诉，并未说明其与宾利思公司之间的买卖往来是代表嘉卓公司。对证据三，嘉卓公司起诉日期是2018年3月13日，而宾利思公司起诉夏虹波2018年4月3日已经下了裁定，也就是说此案在广州已经立案，嘉卓公司才在成都起诉，明显是规避管辖。对证据四，该情况说明明确承认夏虹波与宾利思公司之间的服装买卖行为均是其代表其公司，是职务行为。同时证明，宾利思公司原审、二审申请追加嘉卓公司为共同被告是合法合理的。审查夏虹波二审提交的证据对案件事实有实质性影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本院予以采信。经本院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宾利思公司认为其与夏虹波发生交易关系，夏虹波也通过私人账户转账给宾利思公司，且夏虹波无法证明王婷即为嘉卓公司员工。夏虹波则否认与宾利思公司发生买卖关系，其是代表宾利思公司的职务行为。综合宾利思公司的上诉及夏虹波的答辩，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宾利思公司是与夏虹波还是嘉卓公司发生法律关系。首先，宾利思公司与嘉卓公司及夏虹波之间均未签订买卖合同，而嘉卓公司与夏虹波均向宾利思公司付款。而且针对嘉卓公司支付的款项，宾利思公司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嘉卓公司与宾利思公司之间形成实际买卖关系。其次，宾利思公司认为夏虹波的转账行为即代表自己与宾利思公司形成买卖关系，如前所述，嘉卓公司与夏虹波均向宾利思公司付款，故仅凭转账行为不足以认定夏虹波与宾利思公司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而且夏虹波提交嘉卓公司流水以及嘉卓公司情况说明证明其转账行为仅是代表嘉卓公司的职务行为，而宾利思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宾利思公司是与夏虹波进行交易，因此，夏虹波的行为应当由嘉卓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再次，宾利思公司认为无法确定王婷是否为嘉卓公司的员工，夏虹波原审提供王婷的劳动合同，足以证明王婷是嘉卓公司的员工。宾利思公司主张嘉卓公司未提供王婷的社保购买记录，但现实生活中存在部分公司未给员工购买社保的情况，宾利思公司原审陈述其有四五十名员工，但提交的社保记录中只有两名人员，因此，即使嘉卓公司社保记录中无王婷，亦不能否认其为嘉卓公司的员工。综上所述，宾利思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477.4元，由上诉人广州市宾利思服饰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谢欣欣审判员  陈珊彬审判员  汤 瑞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钟晨曦祝晓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