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87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立中，男，1956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颍上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佳，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工商大学，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教工路14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300004700090180。 法定代表人：陈寿灿，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福，男，该校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尚敏，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立中因与被上诉人浙江工商大学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6民初44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04年11月至2008年6月期间，杨立中在浙江工商大学处从事保安工作。2016年5月30日、8月12日，杨立中分别向浙江工商大学申请补缴其2004年11月至2008年6月期间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并提交申请两份，均载明：自愿申请补缴2004年11月至2008年6月在浙江工商大学做临时工期间的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补缴费用全额由我本人承担。浙江工商大学同意后，杨立中于2016年8月26日向浙江工商大学缴纳60496.48元用于缴纳社保，浙江工商大学因此为杨立中补缴了2004年11月至2008年6月期间的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2018年5月17日，杨立中向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其与浙江工商大学于2004年11月至2008年6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浙江工商大学返还应由其承担的社会保险费用42012.08元，仲裁委以杨立中的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受理范围、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为由，决定不予受理。上述事实由结算凭证、补缴申请表、不予受理通知书及笔录、庭审陈述等在案佐证。杨立中起诉至原审法院，请求：1、确认杨立中与浙江工商大学在2004年11月至2008年6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浙江工商大学退还杨立中垫付的应由浙江工商大学交纳部分的社会保险费用42012.08元。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益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杨立中要求确认其与浙江工商大学在2004年11月至2008年6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以及该期间存在的社会保险纠纷早已超过了一年的时效期间。杨立中与浙江工商大学在2016年达成合意，由杨立中承担2004年11月至2008年6月期间全部社会保险及医疗保险费用，浙江工商大学为杨立中补办相关社保手续。杨立中在浙江工商大学为其补缴社保后，又要求浙江工商大学返还一部分的社保费用，违反诚信原则，因此杨立中退还42012.08元的请求权基础不成立。综上，对于杨立中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原审法院于2018年7月25日判决：驳回杨立中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杨立中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杨立中要求确认其与浙江工商大学在2004年11月至2008年6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以及该期间的社保保险纠纷并未超过法定时效。根据《劳动法》第72条、《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国务院第259号令）第12条、第13条、第26条规定，杨立中主张浙江工商大学为其补缴各项社会保险费，是具有强制性的，不应受到时效限制。该项权力不仅是劳动者的“私权”，同样也是国家的“公权”。即使杨立中不主张此项权利，国家有关部门也应当强制要求用人单位履行缴费义务。正因为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问题涉及到了国家利益，已不单单是员工和用人单位双方之间的事了，所以对此是不能以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的，对于此类问题，司法实践中所掌握的标准也是一追到底，要求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开始补缴。杨立中要求确认与浙江工商大学存在劳动关系且要求补缴社会保险费显然是不存在已超过时效一说。二、浙江工商大学作为杨立中的用人单位，为杨立中缴纳社会保险费是法律上的强制义务，也是用人单位不可推卸的责任，劳动关系双方对此不可协商变通。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10条、第14条之规定，结合本案，杨立中自2004年11月起至2018年1月，一直就职于浙江工商大学处，从事保安工作，工资也是由浙江工商大学通过现金方式进行发放。在原审中，杨立中已经提交了《浙江省社会保险历年参保证明》，里面载明参保单位为浙江工商大学。虽然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是杨立中的工资是浙江工商大学每月按月支付，社会保险费也是由浙江工商大学作为参保单位进行缴纳的，依据《劳动合同法》之规定，视为双方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那么浙江工商大学作为杨立中的用人单位，为杨立中缴纳社会保险是其法定义务。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国务院第259号令）第13条规定，浙江工商大学必须为杨立中缴纳社会保险，这是法律上的强制义务，而且是双方的法定义务，劳动关系双方对此不可协商变通。故杨立中辞职后仍可要求浙江工商大学为其补缴社会保险费。现浙江工商大学以双方已经协商由杨立中承担全部的社会保险费，包含浙江工商大学应缴纳的部分，这是违反法律强制规定的，是无效的。据此，2004年11月至2008年6月期间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为60496.48元（主要为养老保险），其中养老保险杨立中应缴纳18484.4元，浙江工商大学应缴纳42012.08元，上述费用均已由杨立中承担了，现浙江工商大学应退还杨立中42012.08元，是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三、双方纠纷系基于劳动争议的不当得利，劳动者本人不知道社保费用是个人及单位两方面承担的，单位要承担的部分应当作为不当得利予以返还。综上，请求：1、撤销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6民初4469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杨立中一审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浙江工商大学承担。 浙江工商大学辩称：1、根据修订的浙江省职工养老保险的条例，浙江工商大学并没有为杨立中缴纳养老保险的法定义务，浙江工商大学直至2008年10月1日之后新的职工养老保险条例之后才纳入为职工缴纳养老保险的单位范围，所以劳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参加养老保险也必须在依法的范围之内。2、杨立中自愿承担缴纳养老保险的，有其写的很清楚的申请表自愿承担保险费用，浙江工商大学基于人性考虑，虽然杨立中未满15年，但是政策上允许予以缴纳社会保险，杨立中自愿承担全部费用且将款项打入浙江工商大学后，又提起诉讼，违反了诚信原则。不存在不当得利的情形。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根据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等，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以及浙江工商大学是否应当返还杨立中主张的费用。首先，关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问题，浙江工商大学自认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04年11月至2008年6月，杨立中主张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04年11月至2008年6月。一审法院认定杨立中确认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诉请已超过仲裁时效并无不当。其次，关于杨立中主张的社会保险费用返还问题。根据2016年5月30日填报的杭州市区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补缴申请表，申请补缴时段为杨立中2004年11月至2008年6月的基本养老保险，杨立中签字对申请表载明的内容予以确认，且承诺浙江工商大学在为杨立中补缴社会保险时，补缴费用全额由杨立中承担。现杨立中主张退还社会保险中单位应承担部分，缺乏依据。杨立中主张本案存在不当得利情形，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杨立中未能就浙江工商大学取得不当利益进行举证。原审法院认定返还社会保险费用的请求权基础不成立并无不当，杨立中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予以免收。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杨立中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 丹 审判员 张一文 审判员 毕克来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万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