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09民初32238号原告：刘春光，男，1971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解晓薇，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邰磊，男，1979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原告刘春光与被告邰磊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解晓薇律师、被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投资收益111,582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以111,582元为基数，自2012年3月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的利息；3.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以15万元为基数，自2012年3月8日起至2013年8月23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的利息；4.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以5万元为基数，自2012年3月8日起至2013年9月23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的利息；5.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以118,418元为基数，自2012年3月8日起至2013年10月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的利息；6.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律师费3万元。事实和理由：2010年8月下旬，被告找到原告称正义关煤矿投资项目可以投资，要求原告投资，双方约定各自出资50万元，合计100万元，由被告以其名义代表原告与案外人宋某签订委托投资协议，并将各方就正义关煤矿项目被告与宋某签订的合同、宋某的投资合同等相关合同作为原被告委托投资协议的附件。2010年8月下旬，原告支付50万元给被告。2010年10月13日，原被告补签《委托协议》，约定投资所得收益按投资比例分配。2012年3月8日，被告支付原告20万元，同年7月26日被告又支付原告30万元。2013年8月23日、9月23日、10月9日，被告指示案外人王培贤支付原告15万元、5万元、118,418元。被告告知原告还有12万余元的收益，等其有钱后支付给原告，但至今未付。2018年8月15日，原告自宋某处得知，正义关煤矿的投资收益为86%，投资款及收益共计186万元已经于2012年7月26日支付给被告。原告认为根据投资比例，其应得收益为93万元，被告怠于且未足额按时支付相应款项，故起诉来院。为此，原告与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签订《法律服务合同》，支出律师费用3万元。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双方已经结清款项。原被告各出资50万元共计100万元投资正义关煤矿确是事实。款项交给了宋某，以宋某名义投资，原被告仅出资，并不参与任何经营，没有决定权。煤矿总投资4,600万元，有3,000多万元用于购买开采权，其余用于运营，做了一年左右处于亏损状态，所以大股东决定出售煤矿，出售后实现了盈利，宋某告知自己收益比例为68%，最后到手是157.80万元。宋某支付给自己168万元，根据合同约定应当给大股东净收益部分的15%，所以又支付给大股东10.20万元，剩余157.80万元。双方平分各得78.90万元，现在累计已经支付原告81万余元，之所以多付，是因为自己收到宋某支付的款项后没有及时分配给原告，自己占用了一段时间，所以多付给原告一部分作为补偿。投资款及收益应当在2012年3月8日支付给原告，但自己是陆续支付的，不同意再支付利息，是因为此前已经与原告协商过，支付了相应的补偿。其并未向原告表示过还有12万余元未付，也不同意支付律师费。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8月下旬，原被告就合作投资煤矿事宜协商，嗣后原告支付被告50万元。2010年9月1日，案外人杨某某、庄某某、吴某某及宋某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四方出资4,000万元，受让宁夏石嘴山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正义关露天煤矿七采区标段合作开采，其中杨某某出资2185万元，占总额的47.5%。第七条约定本协议各方全部收回出资后，首先向出资最多的杨某某交付经营净收益的15%，以感谢其为本次合作成功所付出的努力，剩余的85%，按照约定进行分配。当日，前述四方签订《委托协议》，庄某某、吴某某及宋某委托杨某某与宁夏石嘴山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正义关露天煤矿七采区(以下简称正义关煤矿)合作开采经营协议。同年9月25日，被告与宋某签订《委托投资协议》，约定宋某在正义关煤矿投资的598万元中有被告投入的100万元，该款占宋某总出资的16.72%，被告将该投资款全部委托宋某管理。委托期限自2010年8月28日起至2013年3月31日止。被告享有协议下委托事项的收益权等，宋某代为收取投资收益后，需及时向被告移交。2010年10月13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一份《委托协议》，载明前述《委托投资协议》所涉的100万元投资款，系原被告共同出资，各为50万元，各占50%的比例，现原告将投资款全部委托被告管理，以被告名义持有其股份并代为行使投资权利，投资所得收益按照投资比例分配。2011年11月14日，被告收到宋某支付的投资款及收益共计168万元。2012年3月8日，被告支付给原告的配偶20万元；同年7月26日支付原告30万元；2013年8月23日、9月23日及10月9日，被告委托王培贤支付原告15万元、5万元及118,418元。原告确认收到返还的投资款及收益共计818,418元。2018年11月1日，原告向被告寄送了《催款函》，要求被告支付剩余的投资分红及利息。另查明，2018年9月3日，原告与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签订《法律服务合同》，原告就与被告的纠纷委托律师事务所代理案件，律师费3万元。9月4日，原告支付了相应款项。9月10日，律师事务所开具了相应发票。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其与宋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2018年8月，原告称“我没想到是86%的收益，他只告诉我是12万的分红，还不给我，给老兄添乱了”，宋某答复称“没事没事，尽量能沟通就沟通，毕竟朋友一场”。以此佐证2018年8月宋某告知原告投资正义关煤矿的收益为86%。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表示无法确认，不认可证明内容，其问过宋某，宋某表示应该是自己记错了，收益率是68%，不是86%。被告为证明其辩称意见提供一份2019年1月2日宋某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正义关煤矿被告100万元投资款加收益共计168万元，根据合同，给大股东杨某某投资收益的15%，最后投资加收益所得共157.80万元。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其中的内容属于证人证言，宋某需要出庭接受询问，否则不具有证明效力。审理中，因原告申请，本院调取了被告个人账户的银行交易明细，对此原告提出2010年12月14日宋某曾支付被告27,200元，2011年12月15日宋某曾支付被告8万元，这两笔钱属于投资收益的一部分。被告称两笔款项均非投资款或收益，与原告无关。2019年2月19日，宋某向本院述称，2018年8月原告找到自己询问正义关煤矿的利润分配情况，因为时间比较长了，其按印象告知原告收益为68%，投资100万元可以拿回168万元，其也实际支付给被告168万元，对于原告说的86%，要么是原告听错了，要么是自己记错了。其支付给被告的168万元中并未扣除需要支付给杨某某的15%的费用，自己问过杨某某，被告直接向杨某某支付的。2010年12月14日的27,200元是其支付给被告的一起去欧洲的机票垫付款，并非投资款及收益，投资款及收益自己是一次性收到的，所以也是一次性支付给被告的。2011年12月15日的8万元也不是投资收益，因为投资款及收益在2011年11月14日已经一次性全额付清。这8万元是当时其和原告及若干案外人成立一家上海福美商务咨询公司时，付给被告用于房屋租赁、装修等。原告对宋某的陈述表示，关于15%的的费用要在168万元中扣除的说法，其不予认可。因为2010年9月1日的《合作协议》中明确先向杨某某交付经营收益的15%，剩余的85%再分配，也就是说15%的费用在被告收到168万元之前就已经扣除了。被告或宋某也未能提供从168万元中扣除15%的费用给杨某某的任何协议或证据。即使被告擅自从168万元中扣除15%的费用给杨某某，被告的行为也属于无权处分，原告从未授权过，也不予追认，后果应由被告自行承担。对于27,200元的性质，宋某未提供证据，仅为口头说明，8万元的用途也缺乏书面证明，宋某与被告私人关系密切，故宋某的陈述证明力较低。从宋某与被告的资金往来看，三笔款项共计1,787,200元，是投资款及收益的一部分，与186万元的差额部分，不排除宋某通过其他方式支付给被告。被告则坚持表示其收到宋某支付的168万元后，再向杨某某支付的15%的费用，具体方式是其于2011年12月18日至欧洲旅行期间，为杨某某及其配偶代购奢侈品作抵。另外，原告认为宋某的陈述不可信，但原告也是根据所谓宋某的陈述才认为收益比例为86%，原告称宋某通过其他方式支付给自己，但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对该说法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被告合伙投资的收益总额；二、被告收到的投资收益款中是否应扣除15%的费用；三、被告迟延支付投资本金及收益是否应承担向原告支付利息的义务。首先，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及2010年10月13日的《委托协议》，可以认定原被告共同投资正义关煤矿，原告就其出资委托被告进行管理，且原告对由宋某管理原被告的出资也是清楚知晓的。现原告以宋某向其述称投资收益比例为86%为由主张投资收益款为86万元，而审理中宋某向本院述称投资收益比例为68%，实际投资收益款为68万元，并有宋某与被告之间的转账记录为证，故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确认。对于2010年12月14日和2011年12月15日宋某与被告的两笔款项往来，宋某与被告均作出了一致的表述，即与投资收益无关，原告主张该两笔款项亦属投资本金及收益，缺乏证据佐证，本院不予认可。其次，被告自宋某处收到的投资本金及收益共计168万元，被告辩称还应按约扣除应向杨某某支付的15%的费用，但被告并未提供相应的支付凭证，仅述称以其个人为杨某某及配偶购买奢侈品抵冲，该说法缺乏证据佐证，本院难以采信。另，2010年9月1日案外人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中也明确约定15%的费用应于分配投资收益前支付，现被告称收到168万元的款项后再向杨某某支付费用，该说法显与合同约定不符，原告对此亦不予认可，故本院确认原被告间合伙投资本金及收益共计168万元。最后，原被告间已经约定投资比例为各占50%，故被告收到款项后，应按约向原告返还投资本金并支付投资收益。庭审中，被告亦确认支付时间为2012年3月8日。现被告未能按约足额支付，显属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被告辩称已经就迟延支付款项与原告达成一致，作出了补偿，对此原告不予认可，被告亦未进一步举证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就违约金的计算，原告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利息，对该计算方式双方并无书面约定，被告亦不同意支付，故本院酌情调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综上，被告应于2012年3月8日前支付被告投资本金及收益84万元，被告实际分期支付原告共计818,418元，对于剩余的21,582元，被告应承担支付义务，并须偿付原告该款自2012年3月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同时，被告已付款项未能按期履行，原告据此主张2013年8月23日、9月23日及10月9日三笔付款的逾期付款利息，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综合被告的付款金额及实际支付日期，分段计算利息为13,851.26元、4,881.88元、11,885.71元，总额计为30,618.85元。对于原告主张的律师费3万元，该费用并非原告因被告违约产生的直接损失，原被告间的协议对此亦无明确约定，现被告不同意承担，故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邰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刘春光投资收益21,582元；二、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付原告以21,582元为基数，自2012年3月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三、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付原告逾期付款利息30,618.85元；四、驳回原告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70.03元(原告已预缴)，减半收取为2,485.02元，由原告负担1,866.46元，由被告负担618.5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海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八日书记员  张练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