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民再14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袁玉宝，男，1977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肥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仲红，山东信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山东肥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肥城市泰临路078号。法定代表人：刘贺磊，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兆国，山东同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袁玉宝因与被申请人山东肥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肥城农商行）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9民终22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12月21日作出（2018）鲁民申720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袁玉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仲红，被申请人肥城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兆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玉宝申请再审请求：撤销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9民终2298号民事判决；支持袁玉宝要求肥城农商行赔付400150元并按银行同期存款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肥城农商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袁玉宝与肥城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肥城农信社）之间存在储蓄合同关系，原判决认定双方不存在储蓄合同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肥城农信社工作人员使用股金证向社会高息揽储，性质就是储蓄，股金证就是存单，股金证中的存款可以随时存取。原判决认定袁玉宝将存款交给刘静，而不是在银行柜台或者ATM机上办理存款，否定双方间的储蓄合同关系没有事实依据。刘静是肥城农信社聘用的信贷员，袁玉宝将存款交给信贷员办理储蓄，与在银行柜台或者ATM机上办理储蓄没有本质区别，刘静涉嫌诈骗的刑事判决中对此也作出了认定。袁玉宝对使用股金证办理存款不存在过失，不应对存款本息的损失承担责任。肥城农信社工作人员使用股金证揽储，股金证上加盖了其公章，袁玉宝作为储户无从了解肥城农信社内部人员及股金证的管理规定，原判决认定袁玉宝对股金证没有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存有过失适用法律错误。肥城农信社管理不善，应对给袁玉宝造成的存款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刘静作为肥城农信社工作人员利用股金证揽储，且股金证上加盖了肥城农信社印章，应认定刘静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肥城农信社承担。肥城农商行辩称，与一审答辩意见和二审上诉意见一致，请求驳回袁玉宝的再审请求。袁玉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肥城农商行赔付袁玉宝本金400150元并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支付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静自1985年12月在肥城农信社工作，2000年在肥城农信社橡胶厂储蓄所任职，2006年该储蓄所撤销，刘静至老城镇信用社工作，2014年5月11日，刘静主动辞职，2014年5月23日肥城农信社党委会决定同意刘静辞职，并与其解除劳动关系。2013年1月至2014年1月，刘静手持其原在肥城农信社橡胶厂储蓄所工作期间领取的加盖橡胶厂储蓄所印章手写山东农村信用社社员股金证，但故意隐瞒该股金证已不能使用的事实，向袁玉宝揽储400150元，取得款项后，刘静并未将上述款项交由肥城农信社入账。2014年4月，刘静以将手写股金证换成机打股金证为由，从袁玉宝处骗回股金证，并由袁玉宝手抄存款记录一份。2015年7月，刘静因诈骗袁玉宝等被害人，由肥城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一审法院经审理于2015年9月29日作出（2015）肥刑初字第337号刑事判决，判决刘静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25万元，并责令刘静退赔239.2896万元违法所得。袁玉宝于2015年11月12日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肥城农信社承担赔付责任。山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财务会计部）于2009年11月12日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股金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第一条规定：“县级联社应集中统一管理股金，并指定相关部门专人负责，不得将管理权限下放至基层网点”。第四条规定：“严格按照规定对股金证使用情况进行二次销号监督，严禁在空白股金证上预先加盖公章”。肥城农信社于2008年已经将股金证交由营业部凭证管理员统一管理，股金业务均由客户本人到柜台办理，使用股金证时，由经办柜员向凭证管理员发起领用申请，凭证管理员向其调拨后再使用，刘静从未领取过股金证。庭审中，肥城农信社表示7日内提交股金证空白凭证领取手续及作废收回手续，但至今未提交相关证据。肥城农商行系于2016年5月18日由肥城农信社改制成立。一审法院认为，刘静原系肥城农信社正式工作人员，其故意隐瞒手写股金证不能使用的事实，持有股金证向袁玉宝等人吸收资金，对该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股金证是合作金融下的产物，具有投资性质，不是严格意义的储蓄存款，袁玉宝与肥城农信社之间虽不存在真实的存款关系，但这仅能说明双方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以及肥城农信社不存在应当承担合同责任的问题，但肥城农信社因其过错侵害了袁玉宝的民事权益，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肥城农信社虽称对其股金证严格管理，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当时加盖橡胶厂储蓄所印章的股金证已经全部收回的证据，后刘静仍能持有股金证揽储，这说明肥城农信社在股金证管理上存在严重过错，而且这种过错是导致刘静诈骗得逞的重要原因，故肥城农信社应对损害结果的产生承担主要的民事责任。存款业务应通过金融机构柜台办理或有ATM机进行，但袁玉宝却将存款交予刘静，且刘静当时在老城信用所工作，其持有的股金证加盖的却是橡胶厂储蓄所公章，故袁玉宝对于股金证没有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其对损害结果的产生亦存在一定过错，因此可适当减轻肥城农信社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确定肥城农信社应对袁玉宝之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袁玉宝对其自身的损失承担30％的责任。关于袁玉宝损失，一审法院作出并已生效的（2015）肥刑初字第337号刑事判决，已经审理查明刘静骗取袁玉宝存款数额为400150元，故一审法院确定袁玉宝的损失为400150元。关于袁玉宝主张要求支付利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同时，刘静虽已因其犯罪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刑事判决也已责令追赃，但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所涉事实并不完全相同，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同时存在时，受害人就其未能追回的损失，有权提起民事诉讼，故对本案不是民事诉讼受案范围的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和《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作出（2015）肥商初字第780号民事判决：一、肥城农商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袁玉宝损失280105元；二、驳回袁玉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02元，由袁玉宝承担2190元，肥城农商行承担5112元。袁玉宝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肥城农商行亦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依法改判其不承担责任。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关于肥城农信社名称变更问题，肥城农商行提交的主体资格材料中《山东银监局关于肥城农商银行及分支机构开业、李传颖等20人任职资格的批复》（鲁银监〔2016〕160号）载明：······一、同意肥城农商行及肥城农商行新城支行等40家分支机构开业，·····三、肥城农商行开业的同时，肥城农信社自行终止，其债权债务由肥城农商行承担。二审法院认为，刘静故意隐瞒其在肥城农信社橡胶厂储蓄所工作期间领取的手写股金证已不能使用、持有该股金证编造高息揽储存入肥城农信社的理由，骗取袁玉宝案涉款项。上述事实已为一审法院（2015）肥刑初字第337号生效刑事判决确认，肥城农商行未提交足以推翻上述事实的相反证据，其上诉主张因涉案股金证灭失、待证事实真伪不明，不能成立。关于肥城农商行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股金证作为农村信用社对认缴股金的社员签发的记载股金的证明，是社员所有权凭证和利益分配的依据，肥城农信社理应严格管理，但其未举证证实对股金证使用情况进行了严格管理，亦没有妥善保管已经作废但加盖其真实公章的股金证。事发时，刘静作为肥城农信社在职工作人员，持有已不能使用的肥城农信社股金证，非法对外高息揽储，给袁玉宝造成了经济损失，而袁玉宝之所以将案涉款项交付刘静，与之前双方已多次从事股金证存取的事实和刘静所具有的肥城农信社工作人员身份密切相关。肥城农信社在管理上存在的重大过错，致使刘静取得案涉股金证，并以其为凭证向袁玉宝吸收存款，这种过错是刘静诈骗得逞的主要原因，肥城农信社应对刘静给袁玉宝造成的损失承担主要责任。关于袁玉宝是否应自行承担部分责任问题，高息揽储并非肥城农信社的业务范围，刘静向袁玉宝允诺的利率明显超出同期银行存款利率，刘静高息揽储的行为，超出了肥城农信社的业务范围，对此，一般理性人应是明知的，但袁玉宝为追求高息，对面临的风险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进一步促成了刘静诈骗结果的发生，亦存在一定过错，应对自身损失承担部分责任。关于袁玉宝主张的利息，综合本案的具体情况，对刘静和袁玉宝约定的利息应不予保护。山东银监局相关文件已批复肥城农信社终止时，其债权债务由肥城农商行承担。基于上述分析，一审对袁玉宝损失的数额、责任主体和比例承担的认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二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作出（2017）鲁09民终229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02元，由袁玉宝负担2190元、肥城农商行负担5112元。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再审认为，关于原审确定本案案由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是否正确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当事人的再审请求超出原审诉讼请求的，不予审理。袁玉宝在一审中的诉请是请求法院判令肥城农商行赔付其本金400150元并支付银行存款利息，依据的主要事由是因肥城农信社管理不善，给其储蓄存款造成损失，应赔付相应本金和利息。据此，袁玉宝系认为肥城农信社的行为构成侵权，应承担赔偿责任，其请求权基础是侵权法律关系，原审将本案案由确定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是正确的。再审中，袁玉宝主张其与肥城农信社之间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其请求权基础是合同法律关系，已改变了原审中的请求权基础，超出了原审范围，亦不属于本案再审范围，故本院对其该项再审申请理由不予支持。关于袁玉宝主张的损失应如何负担的问题。首先，农村信用合作社在行政上原隶属于中国农业银行，依据《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暂行规定实施细则》（1991年7月29日发布）第二条的规定，信用社坚持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实行入股自愿原则，农户、城镇居民、个体劳动者和集体经济组织均可入股。信用社的个人股、团体股，每股金额大小由中国农业银行省级分行确定。《农村信用合作社财务管理实施办法》（农银发〔1993〕251号）第十条规定，对1993年以前的股金，仍可执行入股自愿退股自由和保息分红规定，并实行专户管理。1996年8月22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改革的核心是把农村信用社逐步改为由农民入股、由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入股社员服务的合作性金融组织。《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1997〕20号）提出取消股金保息分红政策，实行按股分红的改革意见。据此，农村信用合作社社员股金经历了由“退股自由”“保息分红”向“分红”的政策转型。本案中，刘静自1985年12月起在肥城农信社工作，其在公安机关供述长期使用股金证从事揽储业务，并把拉到的存款交至信用社，其所述与一定历史时期内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股金政策存在契合点，在当时的这种政策下使用股金证进行揽储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形成了交易习惯，袁玉宝相信刘静可以使用股金证进行揽储、存款利率高于普通存款具有合理性，且肥城农商行并未举证证明已在当地广泛张贴公告公示原股金证作废，故无证据证明袁玉宝对此存在重大过失或故意。其次，刘静在公安机关供述称，其向袁玉宝揽储时使用的是肥城农信社尚未使用的股金证，股金证上盖有肥城农信社的印章，章下部有个数字“4”，代表橡胶厂储蓄所。袁玉宝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其对股金证的描述与刘静的描述基本一致。肥城农商行虽不认可，但未提交充分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对肥城农商行的否认，本院不予采纳。肥城农商行辩称，2006年肥城农信社橡胶厂储蓄所已经撤销，刘静使用盖有橡胶厂印章的股金证进行揽储，袁玉宝没有认真查核有明显过错。本院再审庭审时，肥城农商行认可股金证上不可能盖储蓄所的章，故只能通过印章编号确定是哪个储蓄所发放的股金证，且现无证据证明袁玉宝了解肥城农信社对其储蓄所如何进行内部管理，因此袁玉宝难以通过股金证上的印章发现刘静实施的是诈骗行为。再次，刘静涉嫌诈骗犯罪一案，生效刑事裁判判令刘静退赔违法所得，但肥城农商行未举证证明袁玉宝已获退赔，袁玉宝亦否认收到退赔款，故本院认定袁玉宝的损失包括本金400150元及相应利息。最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据本案业已查明的事实，肥城农信社在对其原所属人员及股金证的管理上存在重大过错，致使刘静取得案涉股金证，并以此凭证向袁玉宝吸收存款，是造成袁玉宝损失的主要原因，其应对400150元本金承担赔偿责任。袁玉宝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刘静承诺其的存款利率起初为7%，后来为12%。这种行为首先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七条关于商业银行不得违反规定提高或降低利率以及采用其他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规定，且袁玉宝对当时存款利率较低应当是明知的，其为追求高息，对短期内刘静承诺的存款利率大幅上涨缺少警觉，疏于向肥城农信社核实情况，亦有过错，但因过错程度较小，应自行承担400150元的利息损失。综上所述，原审对袁玉宝损失的责任划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9民终2298号民事判决和肥城市人民法院（2015）肥商初字第780号民事判决；二、山东肥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袁玉宝损失400150元；三、驳回袁玉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30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302元，均由山东肥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永起审判员  王宝恒审判员  冯 波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五日法官助理肖俊书记员王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