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104民10726号原告：江苏越时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鱼市街60号木马公寓负一层。法定代表人：陈贤兴，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德萍，该公司行政总监。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滨，该公司副总经理。被告：南京越时空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秦淮区升州路183号-185号。法定代表人：陈贤兴，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岳，该公司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茂凯，该公司副总经理。第三人：谢丙阔，男，汉族，1955年11月24日出生，南京越时空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监事，住南京市江宁区。第三人：李金松，男，汉族，1967年2月28日出生，南京越时空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住南京市鼓楼区。以上两名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浩，江苏天哲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名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凯艳，江苏天哲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江苏越时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越时空公司）诉被告南京越时空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越时空公司）、第三人谢丙阔、第三人李金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江苏越时空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滨，被告南京越时空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岳、郑茂凯，第三人谢丙阔和李金松以及此两名第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浩，到庭参加诉讼。原告和被告的共同法定代表人陈贤兴以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亦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江苏越时空公司诉称，2014年12月至2018年7月期间，被告因公司经营周转需要，先后向原告借款1690万元，原告通过网银向被告帐户转帐1690万元。截止诉前，被告仅偿还105万元，尚欠1585万元未还，经多次催要无果，给原告造成重大损失。原告认为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合法存在，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受国家法律保护。故具状诉至法院请求判决被告立即支付借款1585万元及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支付借款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银行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针对自己的意见，原告提供以下证据证实：1、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专用回单及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70份左右；2、原、被告共同加盖公章的借款对帐单4页；3、原告向被告付款的借款单2份及付款通知单40余份；4、原告与两名第三人共同签订的《合作投资经营协议》1份。被告南京越时空公司辩称，借钱是有这回事，还钱公司暂时没有这么多钱。针对自己辩称的意见，被告提供以下证据证实：1、抬头为被告单位的借款支出统计表5页；2、民生银行支付业务回单、付款申请（通知）单、建筑业统一发票、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江苏省南京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收据、网上代发工资回单、电子银行业务回单、户外广告设置使用权出让成交确认书等证据230余页。第三人谢丙阔和李金松述称，被告陈述的内容不符合正常逻辑概念，公司对外的经营状态是有收益，而且公司运营成本很少，整个项目投资在协议书中有明确体现，包括原告法人对项目有明确预算，如果出现资金缺口，至少三个股东要开董事会或股东会或会议记录，整个过程中第三人没有接到公司的经营状况或大额支出，在项目经营中都是由法人实际控制经营运作，被告陈述内容并没有反映客观事实。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未举证。经审理查明，被告成立于2014年6月，注册资金500万元，股东为包括原告和两名第三人在内的四人，具体出资为原告260万元、第三人谢丙阔115万元、第三人李金松115万元、案外人南京越时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10万元。现原告江苏越时空公司以被告南京越时空公司2014年12月至2018年7月期间，因公司经营周转需要，先后向其借款1690万元，但仅偿还105万元，尚欠1585万元未还为由诉至本院请求处理。原告详细提供了以原告为付款人、被告为收款人的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专用回单若干份。2014年12月26日付款55万元。2015年度的付款情况如下：2月2日50万元，2月4日50万元，2月11日50万元，4月29日20万元，5月20日10万元，6月24日20万元，6月25日10万元，6月29日20万元，7月9日20万元，7月30日20万元，9月18日5万元，9月21日25万元，9月23日40万元，10月12日40万元，11月20日15万元，11月23日10万元，12月16日10万元，12月18日向被告支付借款200万元。2016年度的付款情况如下：1月8日50万元，2月2日30万元，2月4日20万元，2月6日10万元，2月16日30万元，2月24日28万元，3月1日30万元，3月4日20万元，4月11日80万元，4月12日20万元，4月18日10万元，4月22日5万元，4月27日40万元，6月3日10万元，6月24日5万元，6月28日20万元，7月18日15万元，7月27日15万元，8月15日3万元，8月17日17万元，10月8日100万元，10月17日20万元，11月17日3万元，11月24日10万元，12月28日20万元。2017年度的付款情况如下：1月5日20万元，1月16日8000元、72000元。此外，1月份还有5万元、7万元、6万元、3万元的借款。2月16日9万元，2月28日10万元，3月2日40万元，3月15日18万元，4月11日10万元，6月15日10万元，7月7日15万元，7月17日向15万元，8月10日20万元，8月16日4万元，9月155万元，11月1日30万元。2018年度的付款情况如下：1月16日60万元，3月15日15万元，3月26日10万元，7月25日20万元。关于还款情况，原告提供被告向原告的转款凭证数份，包括：2017年6月5日还款人民币15万元；2017年10月25日还款60万元；2018年5月21日还款20万元；2018年6月12日还款10万元，共计105万元。除银行流水外，原告还进一步提供诸多内部审批手续以证实自己的请求。这些出自原告之手由原告制作并保存的证据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原告和被告的共同法定代表人陈贤兴以及被告在本案中委托代理人郑茂凯共同作为原告单位的审批领导在“领导审批”中签名，付款方为原告，收款单位为被告。但是“经办人”栏中有一些没有人签名，有一些由“薛冬芳”作为经办人签名，签署有“薛冬芳”的付款通知单至少包括：2015年12月17日的借款20万元，2016年4月11日的借款80万元、4月21日的借款50万元、4月18日的借款10万元、6月3日借款10万元、6月24日的借款5万元、6月28日的借款20万元、8月8日的借款50万元，2017年1月23日的借款3万元，2018年3月14日的借款15万元、3月23日的借款10万元。上述证据均经原告代理人当庭签字确认。对于原告所提供的证据，被告基本不持异议。其委托代理人林岳在第一次庭审中全部认可原告的诉讼请求，在本院要求其对其中部分证据进行质证时，其在表示无异议时甚至表示不需要看一眼证据，在本院提示之下才对相关证据进行了形式审查。为进一步证明原告诉讼请求的合理性和真实性，被告提供了该单位的借款支出统计表5页以及各种付款凭证等证据230余页。在对这些证据进行简单梳理后，本院发现付款通知单的审批人多为原告和被告的共同法定代表人陈贤兴以及被告在本案中委托代理人郑茂凯，“经办人”有的没有落款，但“经办人”署名为“薛冬芳”的至少包括：2015年9月24日的113.6万元、11月10日的2.394万元、11月13日的1.62万元、12月17日的1.2778万元、12月21日的16.2万元和25万元，2016年1月11日的15万元、2月2日的10万元，2017年1月17日的8.44万元、1月18日的6.74万元、1月24日的6.9566万元、2月28日的36.319万元和36.319万元，2018年1月25日的28.737万元。由于数量较为庞大，以上列举仅是部分证据，但均经被告代理人当庭签字确认。必须说明的是，该部分证据中有部分付款凭证有第三人李金松的签名，但部分仅有陈贤兴、郑茂凯和薛冬芳的签名。在诉讼之初，原告在其诉状中所书的被告的负责人为林岳，而未直言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为陈贤兴。在本院询问之后，其才明确原、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均为陈贤兴。虽然原告称原、被告均系独立核算的法人，但双方均认可原、被告的公章均在双方共同的法定代表人陈贤兴的控制之下。被告代理人林岳称自己未收到本院向其邮寄的应诉材料，在本院向其出示有其签名的送达回证，其又称“这是我签的，但我没有拆，我就交给陈贤兴了，因为他是企业法人”，后陈贤兴交给吕德萍，其自吕德萍手中获得应诉材料，而吕德萍系本案起诉时原告代理人。另查明，被告委托代理人林岳系原、被告共同的法定代表人陈贤兴的亲外甥。在陈贤兴作为原告单位法定代表人出庭参加诉讼时，其还当庭称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林岳为其单位的代理人。至于被告单位的另一名委托代理人郑茂凯，原告在庭审中有称其为被告股东之一的陈述，但该陈述与被告的工商登记不符，至于其是否为隐名股东，本院未进行调查。不过，该被告代理人在出庭之时提供了其与被告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书1份，期限为2017年5月1日起至2019年4月30日止。但是，其又当庭陈述，其劳动关系系与原告建立，其社会保险由原告缴纳。诉讼过程中，本院依职权调取了被告2014年至2017年的工商登记材料，对于被告的资产总额、营业总收入、营业总收入中营业业务收入、纳税总额等数据进行了简单梳理，内容见下表（以下称图表）                          2014年度报告              2015年度报告              2016年度报告              2017年度报告                  资产总额              492万元              1381万元              1251万元              492.45万元                  营业总收入              0.00  万元              8.9万元              129万元              156.97万元                  营业总收入中营业业务收入              0.00万元              8.9万元              129万元              156.97万元                  纳税总额              105万元              0.00万元              0.00万元              7.17万元                  所有者权益合计              387万元              -139万元              -770万元              387.19万元                  利润总额              -113万元              -526万元              -631万元              -632.86万元                  净利润              -113万元              -526万元              -631万元              -632.86万元                  负债总额              105万元              1520万元              2020万元              105.26万元      本院将所调取的工商登记材料交各方质证，并要求各方发表质证意见。原、被告的法定代表人陈贤兴当庭表示，提交工商部门的财务资料事前均经其审核过，但原、被告的代理人和法定代表人均声称无法对于该部分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又传唤了被告单位的会计到庭，对于相关数据进行解释，但其根本无法进行合理解释。在本院要求被告会计回答在2016年、2017年度分别亏损631万元、632.86万元的情况下，为何所有者权益从-770万元变为387.19万元、负债总额从2020万元急剧下降至105.26万元时，原告提供了当年租金高一些、亏损额小一些等理由，后来又称有未在报表中体现的未分配利润，但是其又解释不了在存在大额未分配利润的情况下，为何被告单位又表现出很大的亏损。庭审结束后，被告向本院出具书面材料1份，表示：2014年的纳税总额应为1.62万元而非105万元；2017年的资产总额应为1003.21万元而非492.45万元，负债总额应为2406.45万元而非105.26万元，所有者权益应为-1403.24万元而非387.19万元。被告也向本院提交书面代理词1份，表示实际欠款应为1126万元。此外，原告还提供了由原告与两名第三人共同设立被告的《合作投资协议》1份，该协议中明确载有“公司日常经营所有收、支票据需经甲（原告）、乙（第三人谢丙阔）、丙（第三人李金松）三方签字有效”。在第一次庭审中，被告全部认可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询问既然双方无争议，为何不采取人民调解或者直接到法院申请支付令等更为省时省钱的方式进行维权，原告代理人表示“我们希望拿到法院判决书或经过法院调解拿到还款计划”。两名第三人在诉讼之初希望作为被告的代理人参加诉讼，本院未予准许，后其又书面请求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予以准许。在原告提供的部分材料中，有两名第三人的签名。不过，原、被告当庭表示对于事后的借款事实曾告知过两名第三人，但没有书面证据。两名第三人则表示前期的投资的使用是知晓的，但对于后期的借款是不知情的。原、被告共同法定代表人陈贤兴还当庭表示“（被告的）装修都是装了再拆再装，合同签100多万，实际支付五六百万”。原、被告均当庭表示无须审计、不申请审计、不同意审计，原告还表示其证据确凿，“不同意法院进行任何形式的分割，也不同意法院挑其中一部分进行判决”。上述事实，有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及本院庭审笔录、谈话笔录、调取的证据等证据在卷宗证实。本院认为，当事人在民事交往中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本案中，虽然被告提供了部分有两名第三人签名的证据以证实此两名第三人对公司经营状况是知晓的，但原、被告均未能举证证明两名第三人对于本案所涉的1585万元是知晓并同意的。事实上，本院关注的重点并非是原、被告之间的款项往来和诉讼行为是否侵害了两名第三人的利益，本院更关注的是双方之间的借款是否真实存在，在原告坚决表示不同意法院选择其中一部分可以确认的债权进行判决的情况下，本案的焦点是：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能够得到全部支持。在解决上述问题之前，需要回答以下问题：1、本案中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着真实的对抗。在书写起诉状时，原告将被告单位的法定代表人陈贤兴写成负责人林岳，无论其是否故意为之，均很难不让人生疑。但仅凭此一点显然不能认为原、被告之间存在串通，甚至加上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林岳系原告法定代表人陈贤兴的亲外甥这一情节，也不能得出此结论。但是，林岳作为被告单位的“负责人”和诉讼中的委托代理人在收到法院的应诉材料后，自己没有或者不敢私自拆看，却要交给原告单位的法定代表人陈贤兴，再由后者交给他人再交给林岳本人，却显得不太符合常理，即便陈贤兴亦为被告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也不至出现作为原告口中的被告单位的负责人林岳无权拆观信件的现象，更何况明确以原告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参加诉讼的陈贤兴在庭审中直言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林岳为其单位（指在诉讼中陈贤兴所代表的原告单位）的代理人，或许陈贤兴此言并不意味着其想向法院传达有关于林岳实际代表原告公司利益的信息。但至少上述情形，可以很轻易地让本院以及社会公众认为林岳系听命于陈贤兴，陈贤兴也很自然地认为林岳应遵循其意愿行事，以至于在其与林岳本应处于相对独立甚至对立的法庭之上，其依然很自然地称作为被告代理人的林岳为其原告单位的代理人。至于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郑茂凯，其在开庭之时虽然提出了一些与原告不一样的观点，但是其提供了与被告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作为自己出庭的依据，但其却未主动披露其社会保险是由原告缴纳的情节，而是在本院询问时才被动回答。本院可以接受公司职员在关联公司兼职或者被派到其他企业任职但社会保险依然由原单位缴纳的解释，事实上这种现象也客观存在。但是，本院并不认为被派遣之人代表其任职的企业与原单位对簿公堂之时必然是客观中立的，是能够全心全意代表其目前所任职企业的利益的，更何况其还刻意隐瞒了与原企业之间的关系，至少其未主动披露。甚至本院有理由相信其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是为本次诉讼而后补甚至伪造的，其实际上是与原告之间存在着劳动关系，当然，其也可以辩称原告单位只是代缴社保，其仅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是，在原、被告法定代表人均为同一人陈贤兴且控制着原、被告两个企业的公章的情况下，该代理人和陈贤兴关于该代理人究竟与谁成立劳动关系的陈述已经很难让人相信，除非其认可该代理人的劳动合同确系与原告所签、其社保由原告所缴。简言之，两名被告代理人受制于原告，其诉讼行为不必然代表被告的利益的现实是可以确定的，也是非常明显的。2、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着财务的混同。本院并未对原、被告的帐目进行审计，故，无法直接对双方的帐目进行评价。但是，本案中存在以下现象：在原告提供的原告单位的财务凭证中，有大量的陈贤兴和作为被告单位委托代理人的郑茂凯共同审批的付款通知单，且相当部分通知单的经办人为薛冬芳；在被告提供的用以证实其确实负原告1000多万借款的被告单位的财务凭证中，同样有大量的陈贤兴和的郑茂凯共同审批的付款通知单，同样相当部分通知单的经办人为薛冬芳。通过比较，很容易发现审批和付款的时间也是重合的。即，虽然郑茂凯在本案中作为被告的代理人出现并与原告进行对抗性不强的诉讼活动，但其此前包括原、被告所称的借款期间，其是同时以原告单位和被告单位的“审批领导”出现的，而一个名为“薛冬芳”的人员则同时从事着原、被告的工作甚至是财务工作，并实际操作着原、被告所称的借款行为。即，在借款事宜中，原、被告不仅有共同的审批领导，还有着共同的经办人员，尽管原、被告双方均未向本院和公众明示。可见，原、被告虽然称其双方为独立核算的主体，但是却存在着领导层和财务人员的混同，虽然不能简单得出此二者财务混同的结论，但是在同一批人同时操作两个企业的财务时，在这两个企业的利益不一致以至于需要诉讼来解决的情况下，也绝不能简单认为其财务不是混同的，其陈述是可信的，无论此二者的陈述是一致的还是不一致的。3、被告的财务报表是否是真实的。由列表可知，被告提供给工商部门加以备案登记材料是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的，但是陈贤兴当庭确认这些材料是经其审核过的，不过，原、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和法定代表人均不能合理解释这些财务数据，甚至被告的会计也表示解释不了。不过，由于被告事后提供了书面说明承认很多数据均是错误的，有些误差甚至高达二十几倍，本院也就不打算从会计学常识的角度来阐述被告的这些财务数据的不实之处。但是，本院并不认为这种错误系完全不懂会计知识的人无意为之。以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负债总额为例，其所上报工商机关的数据如下：2014年度，资产总额492万元=所有者权益387万+负债总额105万元；2015年度，资产总额1381万元=所有者权益-139万+负债总额1520万元；2016年度，资产总额1251万元=所有者权益-770万+负债总额2021万元；2017年度，资产总额492.45万元=所有者权益387.19万+负债总额105.26万元。显然，单独看每一年的数据，至少这部分是平衡的，是符合会计学原理的。即，不仅这些数据如原、被告共同的法定代表人陈贤兴所述是经过陈贤兴核实的，也是由具备一定会计学知识的人填报的，且多年如此。故，被告偶然填错一些数据的说法是完全不能成立的，被告报送工商部门的财务数据错误甚至造假，是其故意为之。既然如此，被告单位的财务数据就是不可信的，其财务凭证也是不可信的。虽然，被告于事后书面承认本院所要求其解释的几个数据均系填报错误，但被告单位法定代表人、被告的两名自称负责人或者现场负责人或者职业经理人的委托代理人以及被告会计均未当庭承认这些已经被不具备会计学修养的本院认定为明显错误和不合理的数据是错误的，而是以过于专业为由拒绝认错，或者找出种种理由加以辩解。事实上，稍具常识和管理经验的人均不可能不意识到其所填报的2017年度的负债总额105.26万元与其后来又称的2406.45万元之间的巨大差异，除非被告单位的这些在场人员对于企业的经营状况一无所知，或者其当庭不想讲真话。无论这些主体是对企业一无所知还是不想讲真话，由这些主体所制作出来的财务凭证均是不可信的。至于审计是否为查明事实的一条途径，本案系借款纠纷，原、被告均不申请审计，本院只需查明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即可，更加之原、被告均表示无须审计、不申请审计、不同意审计，若法院强行审计，显属多事，且极有可能由于当事人的不配合或者配合不到位而陷于审计不能的境地。况且，把一个借款纠纷审理成破产清算的模样，也很难让人相信法院是公正的。综上，在制作原告的主要证据之时，原、被告的领导层混同，被告的代理人要么明显受制于原告，要么系原告单位之人，在诉讼过程中，以原告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出庭的陈贤兴显然主导着被告代理人的行为，被告虽然努力证明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合理的，但被告的财务数据明显不实甚至造假，导致其所提供的财务凭证也不可信，至少不能当然被法院所采信。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显然不能得到支持。当然，由于原告表示其证据确凿，不同意法院选择一些有可能看起来证据比较充分的部分借款先行判决，本案也不存在判决被告部分偿还原告借款的可能性，若是判决偿还部分款项，显然违背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并且一点也不会显得比全案驳回更加公正一些。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原告可能确实为被告的经营支出了部分款项，但是，在原、被告的财务报表不实、当庭陈述不实、企业运作过程中两者人员严重混同、诉讼过程中由一人实际影响甚至控制着双方的参加诉讼人员、两者的共同法定代表人声称“装修都是装了再拆再装”不一定能够拿出款项所转变成的实物的情况下，判决全部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极有可能会侵害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且这种侵害是通过法院的公权力来进行的，这显然不是本院所能接受的。不过，原告和被告可以通过更为详细的举证来证明些两者所认为的借款不仅确实通过银行转帐进入了被告的帐户，并且确实已经用于被告的生产经营活动，这种认定不应仅仅取决于原、被告的一致认可，还应当进行详细的举证和说明。本院之所以有如此观点，正是基于本院前文中所述及的原、被告的种种言行。当然，具体如何认定，应由具体实施者进行。本院的这段文字对其无必然约束力。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江苏越时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69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沈小军审 判 员  曹凌子人民陪审员  吴兴存二〇一九年三月七日见习书记员  王宠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