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桂民终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覃淑东，女，1970年8月13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晓，广西五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顾锡红，男，1972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靖江市西来镇郁家村张家埭39号，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林志，广西广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郁聪聪，男，1970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衡阳西路2号13层A座，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 上诉人覃淑东因与被上诉人顾锡红、郁聪聪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桂01民初690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覃淑东上诉请求：1、撤销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桂01民初690号民事裁定，改判解除覃淑东与顾锡红、郁聪聪于2014年1月19日签订的《房屋抵偿债务协议书》，顾锡红赔偿覃淑东经济损失5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顾锡红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裁定对本案的合同条款认识和理解错误。首先，《房屋抵偿债务协议》第九条是合同当事人就争议解决方式作出的约定，但是存在约定不明，应当无效。一是“任何一方有权提交香港法院诉讼解决”的约定不是唯一性约定，言下之意是任何一方有权提交香港法院是可选择性的，不是必须或是应当提交，也就是说任何一方也有权选择不提交或另行按照内地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进行诉讼解决的权利。二是香港法院分为终审法院、高等法院、区域法院，而且各级法院审理的案件范围和分工均不同，该合同条款的约定明显是约定不明，无法履行的，应当是无效的。其次，双方当事人在《房屋抵偿债务协议书》中并没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约定将争议提交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且香港也没有人民法院，故一审裁定以此作为裁判依据是错误的。第三，《房屋抵偿债务协议书》是顾锡红与郁聪聪之间形成主债权债务之后的从合同，是一个保证合同，该从属合同的履行地应该是与主合同的履行地一致。根据担保设立的原意，覃淑东是为了债权人债权的实现提供担保，如果主债务人履行了债务，主债权得以实现，保证的设立就没有发挥实际作用。如果主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才由保证人代替主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此即为保证合同的附属性。根据合同法和担保法的有关规定，合同履行的标的是金钱而不是抵押房产，接受履行给付的一方所在地即为履行地，即接受债权一方所在地即为合同履行地。本案争议的标的不是涉案房产，而是针对保证行为发生了是否继续保证的纠纷，房产只是纠纷处理后如何处置的问题，不是房地产争议纠纷。因此，一审裁定认为涉案房屋为香港不动产，从而错误地认定本案是涉及不动产纠纷且是涉外的不动产，是错误的。二、一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就是被上诉人的住所地，涉案房屋不是本案争议的标的物，因此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但是，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是错误的。而且，本案中双方并没有约定管辖的外国法院，且本案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三十二条规定的不方便管辖的情形，因此，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三十一条规定驳回起诉是错误的。综上，一审法院未厘清主合同与从合同的关系和处理顺序，且在审查管辖事实时适用法律错误，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故提出上述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顾锡红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违背事实，依法应予驳回。双方签订的《房屋抵偿债务协议书》是当事各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签订的，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当事签订协议时，考虑到协议所涉房产位于香港，为便于争议发生时更有效地得到解决，各方一致同意就争议解决方式作出约定，约定的条款明确争议发生时管辖法院为协议所涉房屋所在地法院，符合法律的规定。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被上诉人郁聪聪同意上诉人覃淑东的上诉意见。 覃淑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解除原告覃淑东与被告顾锡红、郁聪聪于2014年1月19日签订的《房屋抵偿债务协议书》，并判决被告顾锡红赔偿覃淑东财产损失人民币5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顾锡红负担。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房屋抵偿债务协议书》系郁聪聪（甲方）、顾锡红（乙方）与覃淑东（丙方）签订，其中第九条约定“因本协议引起或者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甲、乙、丙三方应该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有权提交香港法院诉讼解决”，该条款是本案各方当事人就争议解决方式作出的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之规定，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三十一条“涉外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侵权行为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外国法院管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和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专属管辖的案件，当事人不得协议选择外国法院管辖，但协议选择仲裁的除外。”之规定，案涉《房屋抵偿债务协议书》中的房屋系香港不动产，各方约定香港法院作为管辖法院系案涉标的物所在地的法院，且该约定并未违反我国法律专属管辖的规定。另，顾锡红已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请求驳回原告覃淑东的起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原告覃淑东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03400元（原告覃淑东已预交），由一审法院退回给原告覃淑东。 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案，上诉人覃淑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为涉港民商事纠纷。覃淑东在内地法院提起诉讼，应当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案件管辖权。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房屋抵偿债务协议书》中约定的管辖条款是否排除了内地法院的管辖权。 本院认为，《房屋抵偿债务协议书》中的管辖条款系排他性管辖权约定，一审法院无管辖权。首先，根据该协议第九条约定可知，双方当事人对于争议纠纷系选择了香港法院诉讼解决。上诉人覃淑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协议所指向的房产也位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内，故结合上下行文及管辖条款的约定来看，选择香港法院作为诉讼解决的管辖法院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覃淑东认为该约定不是唯一性约定，而是选择性条款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其次，根据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第三条第二项“除非当事人有明示相反的表示，当选择法院条款指定一个缔约国法院，或一个缔约国的一个或多个特定的法院时，应视为排他性管辖。”的规定，案涉协议中关于选择香港法院作为管辖法院的约定，应为排他性管辖条款，故双方就案涉协议产生的纠纷应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管辖。对于上诉人覃淑东认为该条款属于约定不明的主张，本院认为，因双方已经约定由香港法院管辖，故应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确定管辖法院，其该项主张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第三，虽然案涉《房屋抵偿债务协议书》约定以香港特别行政区房产抵债，但其属于因债权性质的合同关系所产生的纠纷，而非不动产纠纷，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专属管辖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三十一条的规定，案涉《房屋抵偿债务协议书》约定原告覃淑东及抵债标的物所在地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为争议管辖法院，是合法有效的。 综上，案涉协议关于管辖法院的约定为排他性管辖，本案应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管辖，一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覃淑东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裁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莫宗艳 审 判 员 谭庆华 审 判 员 王华妍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黄秋燕 书 记 员 李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