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渠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1725刑初148号 公诉机关：四川省渠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董泽秀，女，生于1966年8月14日，汉族，四川省垫江县人，小学文化，无业，户籍地四川省达州市渠县。因涉嫌寻衅滋事罪，于2018年3月19日被渠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渠县人民检察院批准，同年4月24日由渠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四川省达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汪志国，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徐冬丽，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律师。 四川省渠县人民检察院以渠检公刑诉〔2018〕12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董泽秀犯寻衅滋事罪，于2018年9月2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公诉机关指派检察员王运辉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董泽秀及其辩护人汪志国、徐冬丽到庭参加了诉讼。其间经渠县人民检察院建议需要补充侦查，延期审理一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四川省渠县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02年5月，渠县渠江实业总公司根据四川石油管理局的相关文件精神，通知董泽秀于2002年6月30日被辞退，从而解除了与董泽秀的事实劳动关系，董泽秀对解除事实劳动关系不服，向渠县劳动争议委员会申请仲裁，渠县劳动争议委员会裁决：1.维持川渠县渠江实业总公司关于辞退“从业青年”的决定；2.驳回董泽秀关于请求依法裁决被诉人立即支付其同工未同酬的工资差额请求。董泽秀不服，向渠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渠县人民法院判决：1.维持被告四川省渠县渠江实业总公司及其上级主管部门关于解除与原告董泽秀的事实劳动关系的决定；2.驳回原告董泽秀要求恢复劳动关系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要求被告四川省渠县渠江实业总公司支付同工未同酬的工资、福利差额17800元的诉讼请求。董泽秀仍不服，向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被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8年，董泽秀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再审，被驳回。诉讼败诉后，董泽秀多次到北京上访，渠县有关部门多次组织解决，董泽秀不同意解决方案，并以问题未得到解决多次于重大节日、重要节点到北京非法上访。 2014年3月5日，董泽秀在北京西城区中南海大门前的14路公交车上抛撒上访材料，被当场查获；同月24日，董泽秀又在北京西城区中南海大门前的14路公交车上抛撒上访材料，被当场查获。 2015年9.3阅兵期间，董泽秀又到北京非法上访，渠县渠江镇等工作人员按要求前去接其回渠县，董泽秀不回，经长时间劝解，董泽秀提出要解决6000元生活费、住宿费、车费才回渠县，渠县渠江镇等工作人员无奈，请示领导后于2015年9月1日在北京九敬庄四川厅给董泽秀6000元，董泽秀收钱后跟工作人员回渠县。2013年，渠县渠江镇等工作人员在北京接董泽秀回渠县过程中，董泽秀提出要生活费等，迫使渠江镇工作人员给董泽秀5000元；2014年，渠县渠江镇等工作人员在北京接董泽秀回渠县过程中，董泽秀提出要生活费等，迫使渠江镇工作人员给董泽秀5000元。 2015年9月4日下午，董泽秀在渠县拘留所大门口静坐，引起群众围观，经拘留所民警、社区干部劝解仍不回家，同日23时，两路社区干部将其接到和平社区办公室劝说，董泽秀不服，继续前往渠县拘留所大门口静坐、睡觉，经渠县信访局领导、工作人员，渠县拘留所领导、民警，渠江镇领导、工作人员和两路、和平社区干部及部分围观群众劝解，仍不回家，继续静坐、睡觉至9月6日下午，引起大量群众围观，严重扰乱了渠县拘留所的工作秩序和两路社区的公共秩序。 2018年3月，董泽秀再次到北京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 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书证、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勘验笔录、视听资料等。其指控认为被告人董泽秀多次赴京非法上访，在上访和接回期间，多次滋事，严重扰乱了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公共场所的公共秩序，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故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被告人董泽秀对起诉指控的罪名有异议，认为自己是正常上访，跟自己一同上访的杨某琴的问题都解决了，自己的上访事项没有得到解决，到北京也是被逼的，政府接访人员给的钱是困难补助，说的回来让其见领导，但回来后也没有见到领导。 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 一、2014年，被告人董泽秀在北京抛撒上访材料，其行为及结果发生地均在北京，该案的管辖权依法在北京，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至今尚未撤销该案，渠县法院对该案没有管辖权；即便渠县法院认为对该案有管辖权，但是该案已经由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处理过，且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在调查取证之后认定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而渠县法院利用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调查形成的卷宗资料，在没有任何新增证据的情况下，对该案再行处理违背了禁止被重复评价的原则。 二、被告人多年来上访维权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与政府之间的金钱往来系民事合同行为，不构成犯罪。 被告人董泽秀因劳动争议纠纷，不服渠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结果，并且不服各级法院的判决结果，从2002年开始多次向北京相关部门进行上访，请求解决问题。法律赋予公民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权利，董泽秀在个人劳动保险待遇遭受非法侵害时，通过上访的途径维护自身权益是合法的。在上访期间，董泽秀并没有强拿硬要，向政府非法索要钱财，理由如下： （1）重庆公管中心为解决原净化总厂董泽秀等9名大集体从业人员历史遗留问题，从2011年起对董泽秀等9人实施了信访长效帮扶救助，每季度发放1000元的救助金（该救助金从2014年9月已被停发）； （2）《渠县渠江镇人民政府关于董泽秀信访问题的答复意见书》（渠江府〔2012〕156号）中文末写明：“鉴于你目前已离婚，无固定工作和收入，家庭生活存在实际困难，由政府民政部门一次性解决生活困难补助金50000元（注：董泽秀当时没有同意政府的该提议）。”所以，董泽秀生活困难已是客观事实，完全符合获得生活困难补助金的条件，政府才主动在答复意见中写明愿意解决生活困难补助金50000元。因此，董泽秀获得政府生活困难补助金合理有据，重点是“生活困难补助金”这个名称正是来源于此，根本不存在证人证言所称是“董泽秀自己想出来的名目”，也不是被告人没有生活困难的事实而强行要求政府支付； （3）渠县渠江镇工作人员在北京接董泽秀回渠县过程中，分别在2013年、2014年、2015年给董泽秀5000元、5000元、6000元生活困难补助金。实际上，这三次金钱往来只不过是董泽秀与政府达成的交易。第一，强拿硬要是行为人以寻求精神刺激为目的，以暴力、胁迫等手段向他人非法索要钱财的行为。第二，从现实情况来看，董泽秀作为一个老年人，对方少则两三人，多则四五人，且部分人员年轻力壮，仅仅从身体状况方面就不具备对其形成威胁的现实可能性。最终，双方也实际履行了达成的合同，在政府工作人员支付了生活困难补助金之后，董泽秀也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跟随工作人员回到了渠县。 综上，董泽秀与政府的这场交易中，决定交易能否成功并不取决于董泽秀，而在于政府，正是政府为了免于被国家信访局通报或者其他目的而有要求董泽秀一定要回渠县的任务，所以政府就是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才会决定以支付生活困难补助金来换取董泽秀回渠县。因此，政府是不可能受到胁迫的，政府支付这个生活困难补助金必定是自愿的。如果工作人员或者政府是故意欺骗董泽秀，在自愿达成协议并支付生活困难补助金，骗取董泽秀回到渠县之后，又以该款是董泽秀“强拿硬要”为由报案，试图拿回生活困难补助金，其本质是一种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非法占有“董泽秀以自己的人身自由权换取的生活困难补助金”为目的的行为，这种行为可能已经涉嫌犯罪。再有，如果说政府支付“生活困难补助金”给困难群众的行为界定为政府本来不愿给困难群众，而是困难群众“强拿硬要”的犯罪行为，这无疑是与我国关心、爱护困难群众的社会主义宗旨相违背的。 三、2015年9月被告人在拘留所门口花台上静坐、睡觉的行为没有达到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程度，不构成犯罪。 董泽秀因去北京上访，被渠县渠江镇等工作人员接回渠县后直接被送往渠县拘留所，因工作人员在北京时签署保证书承诺回渠县后，约见市分管信访领导和市政法委领导，从北京回渠县后，工作人员直接将董泽秀送到了拘留所的办案中心询问情况，之后，董泽秀在渠县拘留所等候相关工作人员的安排，但是从9月4日从北京回到渠县直到9月6日，政府一直没有安排董泽秀约见相关领导，董泽秀失望至极，所以才在拘留所大门外滞留，但其在拘留所大门并没有从事任何违法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之规定，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的，应当根据公共场所的性质、公共活动的重要程度、公共场所受影响的范围与程度等因素，综合判断是否“构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首先，董泽秀是在拘留所门口侧边的花台上静坐，拘留所大门并不属于拘留所的办案场所，因此，董泽秀并没有影响拘留所的办公秩序。其次，董泽秀在门口没有从事任何的起哄闹事、大声喧哗的行为，从始至终都没有主动招引周围群众的围观和聚集，如果说当时会有附近或路过群众前来询问围观，也是因政府相关部门的领导拉着三车工作人员前来劝诱而招致的。可见，即使当时出现场面紧张，稍显混乱的局面也是轻度的、可控的，根本没有达到“严重影响公共场所秩序”的程度，没有达到寻衅滋事罪的追诉标准。如果就此认定董泽秀的行为构成刑事犯罪，那么则是对刑罚的滥用，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 四、2018年3月，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对董泽秀作出训诫，没有证据证明董泽秀存在任何犯罪事实。 2018年3月7日，董泽秀在北京邮局寄信时，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作出训诫书，但是在渠县公安局侦查的案卷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董泽秀此次活动存在违法犯罪事实。 五、董泽秀本人精神状态良好，神志清楚，四川惠诚精神医学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不符合真实情况，不应予采纳。 2018年3月19日，四川惠诚精神医学司法鉴定所接受渠县公安局的聘请，对董泽秀进行有无精神病及有无刑事责任能力鉴定。后2018年5月11日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载明董泽秀为偏执型人格障碍；董泽秀2005年至今作案期间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我们认为，董泽秀精神状态一直良好，神志清楚，该份鉴定意见有失偏颇，而且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董泽秀存在偏执型人格障碍，因此，董泽秀存在被精神病的嫌疑。 综上所述，董泽秀之所以多年来一直坚持上访，主观上不存在强拿硬要、起哄闹事、故意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目的，客观上也没有做出造成社会公共秩序混乱的行为，因此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经审理查明，2002年5月，渠县渠江实业总公司根据四川石油管理局的相关文件精神，通知董泽秀于2002年6月30日被辞退，从而解除了与董泽秀的事实劳动关系，董泽秀对解除事实劳动关系不服，向渠县劳动争议委员会申请仲裁，渠县劳动争议委员会裁决:1.维持川渠县渠江实业总公司关于辞退“从业青年”的决定；2.驳回董泽秀关于请求依法裁决被诉人立即支付其同工未同酬的工资差额请求。董泽秀不服，向渠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渠县人民法院判决:1.维持被告四川省渠县渠江实业总公司及其上级主管部门关于解除与原告董泽秀的事实劳动关系的决定；2.驳回原告董泽秀要求恢复劳动关系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要求被告四川省渠县渠江实业总公司支付同工未同酬的工资、福利差额17800元的诉讼请求。董泽秀仍不服，向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被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8年，董泽秀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再审，被驳回。诉讼败诉后，董泽秀多次到北京上访，渠县有关部门多次组织解决信访化解，董泽秀不同意信访化解方案，并以问题未得到解决为由，多次于重大节日、重要节点到北京上访、缠访和非访。 被告人董泽秀在北京上访过程中，渠县渠江镇的工作人员到北京接访时，被告人董泽秀都要向其要钱,同时要其保证回渠县见领导解决问题，否则，不同意随接访人员回渠县，依然滞留北京继续上访、缠访和非访。2013年，渠县渠江镇等工作人员在北京接董泽秀回渠县过程中，董泽秀提出要生活费等，迫使渠江镇工作人员给董泽秀5000元；2014年，渠县渠江镇等工作人员在北京接董泽秀回渠县过程中，董泽秀提出要生活费等，迫使渠江镇工作人员给董泽秀5000元。2015年9.3阅兵期间，董泽秀又到北京非法上访，渠县渠江镇等工作人员按要求前去接其回渠县，董泽秀不回，经长时间劝解，董泽秀提出要解决6000元生活费、住宿费、车费才回渠县，渠县渠江镇等工作人员无奈，请示领导后于2015年9月1日在北京九敬庄四川厅给董泽秀6000元，董泽秀收钱后即跟工作人员回渠县。被告人董泽秀随工作人员回渠县后，因其涉非访，工作人员将其带至渠县公安局办案中心了解有无非访情况，被告人董泽秀以工作人员为何要将其带至渠县公安局办案中心为由，于2015年9月4日下午，在渠县拘留所大门口静坐，引起群众围观，经拘留所民警、社区干部劝解仍不回家，同日23时，渠县两路社区干部将其接到和平社区办公室劝说，董泽秀不服，继续前往渠县拘留所大门口静坐、睡觉，经渠县信访局领导及工作人员、渠县拘留所领导及民警、渠县渠江镇相关领导、工作人员和两路、和平社区干部及部分围观群众劝解，仍不回家，继续静坐、睡觉至9月6日下午，引起大量群众围观，严重影响了渠县拘留所的工作秩序和严重扰乱了两路社区的公共秩序。同时查明，渠县拘留所位于渠城出城的交通要道旁边，周围商业密集，社区住户多，人员流动大。 2014年3月5日，董泽秀为了制造影响在北京西城区中南海大门前的14路公交车上抛撒上访材料，被北京警方当场查获；同月24日，董泽秀为了达到非法目的，有意制造影响，又在北京西城区中南海大门前的14路公交车上抛撒上访材料135份，被北京警方当场查获。 另查明，2018年3月，董泽秀再次到北京上访，到中南海周边滞留，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2014年3月5日被告人董泽秀因在北京西城区中南海大门前的14路公交车上抛撒上访材料，曾被处以行政拘留9天；2014年3月24日被告人董泽秀因在北京西城区中南海大门前的14路公交车上抛撒上访材料135份，曾被刑事拘留37天；2015年9月4日至6日在渠县拘留所大门口静坐、睡觉引起群众围观曾被处以行政拘留10天。本案来源系渠县信访局向渠县公安局移送，且符合立案条件，渠县公安局依法立案后进行侦查，并依法对被告人董泽秀采取了相应的强制措施；被告人董泽秀作案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渠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渠公（刑）受案字〔2018〕929号受案登记表，证实：案件来源系渠县信访局移交提供线索，被告人董泽秀其官司败诉后，其不按信访条例行事，多次上访、非访滋事，被有关部门劝解、训诫、行政拘留后无果。 2.渠县公安局渠公（刑）立字〔2018〕199号立案决定书、2018年3月18日立案告知书，证实：渠县公安局决定对董泽秀涉嫌寻衅滋事立案侦查，并告知了渠县信访局。 3.渠县公安局渠公（刑）拘字〔2018〕47号拘留证、渠公（刑）拘通字〔2018〕54号拘留通知书、渠公（刑）变字〔2018〕49号、渠公（刑）提捕字〔2018〕43号提请批准逮捕书、渠县人民检察院渠检侦监批捕〔2018〕45批准逮捕决定书、渠县公安局渠公（刑）捕字〔2018〕56号逮捕证、渠公（刑）捕通字〔2018〕56号逮捕通知书，证实：侦察机关依法对被告人董泽秀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和具有相应的法律手续。 4.渠县公安局人口信息单、渠县公安局渠公（刑）鉴聘字〔2018〕2号鉴定聘请书、渠公（刑）鉴通字〔2018〕50号鉴定意见通知书、四川惠诚精神医学司法鉴定所川惠诚司鉴〔2018〕JS第42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证实：由渠县公安局依法聘请，经司法鉴定，被告人董泽秀被诊断为偏执性人格障碍，2005年至今，董泽秀作案期间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该鉴定意见已送达涉案人董泽秀。 5.现场勘验笔录、“2018.3.27”渠县渠江镇和平街19号现场方位图、现场平面示意图、现场照片，证实：案件移送部门现场状况。 6.渠县公安局渠公函〔2015〕25号协查办案函、渠公（刑）诉字〔2018〕64号起诉意见书、渠县人民检察院渠检公补侦〔2018〕47号和56号补充侦查决定书及补充侦查提纲、渠县公安局渠公（刑）补侦字〔2018〕23号和27号补充侦查报告书、渠县人民检察院渠检公换字〔2018〕106号和135号换押证、2018年8月29日渠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工作说明及侦查协作网上信息、2018年8月23日渠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工作说明、被告人董泽秀在侦查阶段委托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徐冬丽律师担任辩护人的委托书及律师执业证、证人权利义务告知书、渠县公安局调取证据通知书、渠县公安局提讯提解证，证实：侦察机关按相应程序办案的情况。 7.1996年8月1日起施行的四川省《信访条例》实施细则、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四川省公安厅、四川省司法厅会签的川公发〔2010〕126号关于依法处理违法上访行为的意见，证实：对违法上访的界定以及对其处理有依据。 8.渠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渠仲案字〔2002〕第10号裁决书、渠县人民法院（2002）达渠民初字第1450号民事判决书、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达民终字第40号民事判决书、（2005）达中民监字第59号民事裁定书、（2005）达中民再字第73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川民监字第45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2011年4月11日西南油气田分公司重庆天然气净化总厂关于董泽秀的基本情况介绍，证实：被告人董泽秀不服渠县渠江实业总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经过相应的法律程序均未获支持；2004年，渠县渠江实业总公司已被依法注销。 9.2012年2月2日渠县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董泽秀信访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报告,证实：被告人董泽秀信访事由及诉求，做息访工作的情况和因无法满足过高要求而未达成停访息诉协议。 10.2012年11月8日渠县渠江镇人民政府渠江府〔2012〕156号关于董泽秀信访问题的答复意见书，证实：被告人董泽秀的信访事由及诉求和答复处理意见。 11.接访人员余某琼的证明、租车收据及情况说明、记账凭证及依据、给董泽秀钱的照片、2018年7月2日渠县渠江镇人民政府关于董泽秀问题的说明，证实：董泽秀在重大节假日、两会、敏感时期多次到京上访，其向政府要钱1.6万元，镇政府接访大约花费9万余元工作经费。 12.董泽秀在工商银行重庆垫江支行开户账号为3100014101201140414的交易明细，证实：本案涉指控款项的进出情况。 13.2015年9月6日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重庆公共管理事务中关于董泽秀信访事项及帮扶情况，证实：被告人董泽秀被解除劳动关系的缘由及经仲裁、诉讼败诉后不断上访、缠访和根据有关规定告知信访应予以终结的情况；涉事单位对被告人董泽秀涉访化解帮扶情况以及董泽秀在被帮扶过程中董泽秀有越级非正常访、进京访停发帮扶金的情况。 14.2018年7月9日重庆天然气净化总厂渠县分厂关于董泽秀寻衅滋事案调取证据的回复，证实：1.董泽秀系原四川石油管理局川东天然气净化总厂劳动服务公司渠县渠江实业总公司“从业青年”，被单位于2002年6月30日辞退，从而解除了双方事实劳动关系。因此，董泽秀与单位无任何联系。2.董泽秀就劳动争议纠纷一案经劳动仲裁、一审、二审、再审均败诉，后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未立案。 15.信访事项呈批单，证实：被告人董泽秀对所涉上访、信访的同一事项，若干次在四川省信访局、国家信访局登记信访。 16.案件侦办期间，被告人董泽秀提交的国办发〔2011〕18号即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董泽秀劳动纠纷致四起拘留案件情况说明、“政府偏袒企业损害群众谁给的权利这样侵蚀党和政府公信力”、不服三份判决及驳回的说明、三起案件的情况说明、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京公西取保字〔2014〕000355号取保候审决定书、渠县渠江镇接访人员余某琼给董泽秀出具的“董泽秀：回渠后，我帮你约见市分管信访领导和市政法委领导”的便条、渠县人民医院放射科检查报告单、渠县公安局渠公（治）行罚决字〔2015〕105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杨某琴退休证复印件，证实：被告人董泽秀涉信访事由及信访过程和被处理的一些情况。 17.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2014年3月24日10时许，被告人董泽秀在北京乘坐14路公交车沿西城区府右街由南向北行驶，途经中南海西门时，在公交车上向外抛撒上访材料，扰乱了公共秩序，被当场挡获。同日，该局决定对董泽秀寻衅滋事罪立案侦查。 18.传唤证、拘留证、延长拘留期限通知书、提请批准逮捕书、不批准逮捕决定书、取保候审决定书、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等采取强制措施的法律文书，证实:2014年3月24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依法对被告人董泽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进行了传唤，次日董泽秀被刑事拘留，并延长羁押期限至2014年4月24日，并于4月24日提请对董泽秀予以逮捕。4月30日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决定不批准逮捕，同日西城区公安局决定对被告人董泽秀取保候审，2015年5月22日因期限届满，董泽秀被解除取保候审。 19.扣押决定书、扣押物品清单、扣押笔录，证实：2014年3月24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扣押了被告人董泽秀的上访材料共135张。 20.到案经过，证实：2014年3月24日10时许，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民警赵某、邹某涛在西城区府右街中南海西门执勤时，当场查获在14路公交车上抛撒上访材料的被告人董泽秀，并将其口头传唤至府右街派出所。后董泽秀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丰盛派出所民警王某忠、李某胜带回该所进一步审查处理。到案过程中，董泽秀始终予以配合，没有拒绝、阻碍、抗拒、逃跑行为。 21.董泽秀上访材料内容照片，证实：被告人董泽秀抛撒的上访材料具体内容为：“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重庆天然气净化总厂（渠县分厂）滥用权力非法解除事实劳动关系，侵害职工董泽秀（四川省渠县渠江镇文峰路2号，电话13668397615）合法权益。本人1985年参加工作，于2002年被渠县分厂非法辞退，对此问题到国家信访局反映55次，法院26次，人大上百次，给各级领导发的信上千封，弱女子维权十三年难讨公道。现情况如下：1.同期上访的给办理了退休；2.对于我的事处处造假、报假；3.为阻止我正常维权将我非法拘留”。 22.渠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2015年9月7日渠公（治）受案字〔2015〕368号受案登记表，证实：董泽秀因其2002年被渠县天然气净化厂辞退一事，先后向渠县、达州市、四川省各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均败诉。至2015年9月3日，董泽秀数十次到各级部门、全国人大、国家信访局等单位上访。2015年9月4日，渠县渠江镇和平社区工作人员将董泽秀从北京接回渠县，送至渠县公安局集中办案区由该局治安大队民警对其询问了解其在北京信访期间有无非法上访的行为。在公安机关对其询问了解后，没有证据证实其在北京有非法上访的行为，遂让其自行回家。但董泽秀以社区为什么将其送至办案中心和“谁送来的谁接回去”为由，于2015年9月4日下午19时至凌晨0时和9月5日早上至9月6日晚，一直在渠县拘戒所大门口的花台上静坐、睡觉，不听从公安机关、社区、信访局等部门工作人员的多次劝阻，拒绝公安机关送其回家，且数次引起周围群众围观，严重扰乱了渠县拘戒所的正常羁押、办公秩序。 23.渠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呈请行政拘留审批报告、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拘留执行回执，证实：2015年9月7日，被告人董泽秀因于9月4日晚和9月5日早上至9月6日晚，在渠县拘戒所大门口的花台上静坐、睡觉，严重扰乱了渠县拘戒所的正常羁押办公秩序，被渠县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十日。 24.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证实：2014年3月5日15时许，被告人董泽秀因在北京市西城区中南海大门前的14路公交车上抛洒材料制造影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当场查获，并被处以行政拘留九日，期限自2014年3月6日起至3月14日止。 25.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书，证实：被告人董泽秀于2018年3月7日因上访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被公安机关训诫。 26.2018年3月9日，渠县公安局渠公（城南）行罚决字〔2018〕3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实：被告人董泽秀在非指定上访区域进行非法上访，自2006年起，不依照法定程序请求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并多次在非指定信访场所进行非法上访，在信访接待场所多次缠访，经多次教育无效，被处行政拘留十日。 27.证人党某全（渠江镇和平社区副书记）的证言，证实：董泽秀是和平社区的老上访户，我们到北京、成都等地接了她50多次，上访了10多年，他的事情法院都判了的，她还跑去非法上访，她属无理取闹给社区、政府造成了严重影响，社区和政府给她解决她不干，严重扰乱了单位正常上班，每次接回来都要要钱。我认为她精神有问题。 28.证人雷某碧（渠江镇和平社区居委会主任）的证言，证实：董泽秀是个老上访户，她被单位辞退后一直上访，多次到北京非访，无理取闹，我们社区多次派人接，我认为她精神有问题。 29.证人郑某宏（渠江镇和平社区书记）的证言，证实：因董泽秀是老上访户，2011年我到和平社区任书记时认识的董泽秀，董泽秀被单位辞退后，对补偿条件不接受，一直上访、缠访，要求政府满足其恢复在单位的工作，并不足工资，按正式职工退休，补偿多年的上访费用。董泽秀提出的条件无理，政府没有同意，政府提出给她买全额社保，并补助8万元困难补助金，还同意解决廉租房。每逢国家两会、敏感时期、重大节日她都要去上访或非访，2015年“九三”阅兵期间，我和余某琼到北京久敬庄接过一次，当时跟董泽秀协商了许久，满足其条件（要政府给她生活困难补助金，还有到北京的车费，生活费、住宿费等，她当时说要6000元，还要见达州市主要领导解决问题）后才跟我们回渠县。否则她就在北京打工，不跟我们回渠县。因董泽秀知道，她不跟我们走，政府会被国家信访局通报问责，所以董泽秀的条件必须满足。钱是余某琼垫起给的，后她和余某琼一起到工商银行去存起的。 30.证人余某琼（渠江镇信访办主任）的证言，证实：董泽秀是个老上访户，2002年，其因国家政策被单位辞退而不满，后一直到处上访、非访、缠访、无理取闹。为董泽秀的事情，政府多次组织相关部门研究协商，其结果董泽秀根本不接受。每年国家两会、敏感时段、重大节日她都要到北京上访，从2013年到现在基本每次都是我带人去接访，她都提出诸多要求，其要求比较无理，如要生活困难补助金，只要现金，不同意打卡，也不写收条。要求见达州市主要领导解决问题，否则不跟我们回渠县，我们没有办法，因董泽秀不跟我们走，当地政府会被国家信访局通报问责，董泽秀知道这点，也知道我们不得不同意她的要求，所以我们只能同意协商拿钱和同意她见达州市主要领导的要求，不然，他就会跑，到国家信访局常访、闹访，要么途中逃离，不配合，给了钱，并出具保证书，保证回渠见领导，他才回渠县。从我接手以来到北京接访董泽秀八九次，给了她三次钱，2013年给5000元，2014年给5000元，2015年给6000元，计1.6万元，给的现金或存在她银行卡上，给董泽秀的钱都是财政所借的。2016年、2017年、2018年这三年没有给她钱，她不停地到北京常访、闹访、缠访，特别是2018年3月我与郑某宏、舒毅在北京接她时，她要求解决困难补助，领导为同意，因其女儿已参公，生活不困难，再加上给钱不出收据，帐也无法报销，她在北京赖着不走，经过几小时做工作，仍不配合，后面公安出面她才同意，中途又跑了，两会期间在北京造成了严重影响。董泽秀上访的要求是恢复在单位的工作，补发工资，按正式职工办理退休，后来还提出要补偿她多年上访的费用。政府同意给她买社保，安置廉租房，给8万元困难补助，但董泽秀非要政府满足其要求，不愿接受政府解决方案。 31.证人董某（渠县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信访维稳的工作人员）的证言，证实：董泽秀2013年到北京上访时认识了董泽秀，我接访董泽秀10多次，她原是单位的临时工，因国家政策被辞退，一直不满，后一直上访，要求按自己解决问题，否则不干。每逢国家两会、敏感时期、重大节日她都要到北京上访。因为这期间，上访人员都会被分流到北京市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然后分流到各省驻京信访工作组，国家信访总局要求必须在当晚的24时之前将上访人员接离，否则通报、问责上访人员户籍地政府。她到北京上访、非访影响很不好，据我了解所知，我到北京以前，她多次被北京市公安局训诫、拘留，她在北京火车西站散发过传单被北京市公安机关以寻衅滋事罪取保候审。董泽秀到北京后，基本都是渠江镇信访办主任余某琼带人接访，董泽秀不愿意回渠县，每次她都以没办法生活、住宿费、车费，要求政府给钱，否则，威胁不回渠县或在北京继续上访。实际上正规的上访交了资料自己就走了，上访人员的滞留比非访的压力都大，通报全国排名，政府被迫无奈之下，只有拿钱，我记得余主任给其拿了三次钱，2013年给了5000元，2014年给了5000元，2015年给了6000元。实际上地方政府积极解决她的问题，但是，她动不动就跑北京，给我们政府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32.证人李某明（渠县信访局综合科科长）的证言，证实：2009年董泽秀开始在我们信访局上访认识的董泽秀。给董泽秀拿钱是渠江镇政府给的，我2015年“九三”阅兵期间到北京接访过董泽秀一次。我们去接访时，她愿不回，劝了很长时间，后董泽秀提出要给她生活费，到北京的住宿费，车费等，她自己算起要6000多元，政府迫于无奈就给了她6000元，把钱给到她手上，去存了才和我们回渠县。不给钱她就不会和我们回渠县，那是敏感时期就会对我们渠县甚至达州市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当时给钱还照了相的。每次给钱都是迫于无奈。2016年、2017年、2018年没有给钱，她就一直在上访。 33.证人刘某毅（渠县城南派出所退休民警）的证言，证实：董泽秀到北京上访，2014年、2015年我去接她认识的，当时她单位是9个临时工，其他8个人都同意解决，只有董泽秀一个人上访，每次去接她她就要生活费。2015年“九三”阅兵期间，董泽秀在北京久敬庄，我们去接她，她要求解决问题，要6000元生活费，车费，住宿费，不拿钱她就在北京不走，在那敏感时期肯定会给政府造成不好的影响。渠江镇信访办主任余某琼给领导汇报后，迫于无奈就给董泽秀拿了6000元，当时给的现金，并照了照片。后她才同意跟我们回渠县。 34.证人高某换（14路公交车驾驶员）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2014年3月24日10时许，我开14路公交车由南向北开到府右街枣林胡同东口处，从车内的后视镜看见坐在最后一排西边的一名妇女打开车窗，往马路上抛撒了一堆纸质材料，当时我的车上还有一名派驻的保安，在该妇女抛撒完材料后，保安就把她控制了，我就赶紧将车停在了路边，这时附近巡逻的民警也赶到了，民警就把那个女的带走了。那个妇女抛撒了大约100多张上访材料，具体位置在中南海大西门附近枣林胡同东口处，由于民警处置及时，没有造成大量人员聚集围观和交通堵塞。同时高某换辨认出董泽秀就是在公交车上向外抛撒材料的人。 35.证人万某杰（14路公交车保安）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2014年3月24日19时许，我正在14路公交车上跟车执勤，在行驶到府右街枣林胡同东口附近时，坐在车上最后一排西边座位上的一个女的突然将车窗打开，之后又从包里拿出一些纸质传单往车窗外的马路上抛撒，当时我就意识到这个女的是一个上访的，在抛撒上访材料，于是我赶紧跑过去将这个女的控制住，然后公交司机将车停在了路边，后巡逻的民警赶到后就把她带走了。同时万某杰也辨认出董泽秀就是在公交车上向外抛撒材料的人。 36.证人邹某涛（北京西城区公安局府右街派出所民警）的证言，证实：2014年3月24日10时许，我和同事赵某在西城区府右街中南海西门附近执勤时，一辆14路公交车由南向北经过此处，这时我看见这辆公交车的西侧在往外抛撒上访材料，我们就往那辆公交车的方向跑去，没跑几步车子就在路边停了下来，我看见车上的保安带着一个40多岁的女子从车上下来，保安告诉我们就是这个女子在抛撒上访材料，然后我们就将该名女子控制住并带回了派出所。她抛撒在地上的上访材料经我们捡起清点共135张，大概内容就是这名女子被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事情。由于我们处置及时，没有造成人员围观和交通堵塞。 37.证人赵某（北京西城区公安局府右街派出所民警）的证言，其证实内容与邹某涛所证内容一致。 38.证人肖某华的证言，证实：我在渠县渠江镇两路社区经营的一家副食店。2015年9月4日晚上我在家看见离我家不远的渠县拘留所门口有一个女的一直坐着不走，后来我听周围的人说那个女的是到北京去上访后，到拘留所去问了下情况，问完之后她就坐在那里不走了。在9月4日晚上，两路社区的主任带这个女的去开房休息了，第二天早上她又来了，一直到9月6日晚上8点多那个女的都一直在拘留所门口坐起，吃睡都在那里。社区的干部、派出所民警、信访局的干部都多次来劝她离开，还有周围的群众都劝她不要坐在拘留所门口，但她仍然没有走。因为她一直坐在那里，时不时要引起过路群众的围观，人围多了，肯定要影响拘留所的正常办公秩序。 39.证人李某章（原渠江镇和平社区主任）的证言，证实：董泽秀因为脱硫厂劳动服务公司撤了后为安置的事情到北京多次上访，2015年9月4日上午和平社区工作人员将她从北京接回来渠县，送到渠县公安局办案中心通过公安局了解情况，当天下午公安局通知我们去接，一直到晚上11点多，两路社区主任就将董泽秀送到武装部招待所休息。第二天我们把董泽秀接到我们社区，董就质问我们谁叫的把她送到拘留所，我们解释是公安局找她了解情况，她就又去了拘留所，在外面静坐，哪个劝都不走。董泽秀在拘留所外面已经静坐了36、7个小时。董泽秀在拘留所静坐，我们社区和信访局、还有派出所的都在劝她，但她都不走，她坐在那里持续时间长，有很多群众围观，肯定要影响拘留所的正常上班秩序。 40.证人杨某建（渠江镇两路社区团支部书记）的证言，证实：渠县拘留所在我们两路社区的辖区内，2015年9月4日下午我们社区康小林主任给我说有个女的在拘留所大门口静坐，让我去了解情况，我去后就在拘留所门口看到一个女的，她说她叫董泽秀，户口在和平社区，以前在脱硫厂上班，后来与脱硫厂发生了劳务纠纷，她先后到县、市、省、北京上访数十次，最近她又到北京上访，被和平社区干部接回渠县的，渠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民警带她到办案中心问情况，接着让她离开办案中心，然后她就在拘留所大门口静坐的。我就和旁边的群众劝她回家去，她不听劝，就一直坐在拘留所门口，后来我们社区康主任、渠江镇政府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县上的一些领导也来反复给她做工作，她还是不听劝，一直静坐在拘留所大门口，坐了一、二天。她吃睡都在那里，对拘留所的工作及社会产生了影响，拘留所时刻都有很多人，车进车出的，引起了过往群众的围观。 41.被告人董泽秀的供述，证实：2002年因解除劳动关系上访至今。因上访曾被公安机关处理过五次，北京处理两次，渠县处理三次。现在17年了，上访次数太多了，具体记不到了。2008年我到北京石油集团上访，后重庆公共管理事务中心每季度给我发放困难救助费1000元。后来厂领导说，我的事情已交给了地方政府，他们不管，让我找地方政府。渠县政府说我是涉法涉诉不归政府管。然后我多次到北京上访。2011年开始，渠县政府的人第一次到北京来接我。当时我提出，我往返北京三次都没有见到领导，用了路费3700元，要求报销，如不给就继续上访，他们给了我3000元，我就和他们回了渠县。2012年-2015年我到北京上访期间，县政府的人每次来北京接我,我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要见达州市管信访的副市长或政法委书记，二是要5000元生活困难救助金，否则，我继续上访反映问题。每次他们都同意了我的要求，并写了保证书。但每次回渠县后，我都没有见到市领导。2015年“九三”阅兵期间，政府给的6000元，5000元是困难补助，1000元是车费。几次都是在北京市久敬庄给的，具体给了多少钱记不到了。钱都是存在我银行卡里的。第一次是2011年，最后一次是2015年。政府给的钱，我都说了的见到领导我就退还这个钱，但一直没有见到领导，所以就没有退这个钱；2015年9月4日，渠县政府的人将我从北京接回直接将我送至拘留所的办案中心，我认为他们没有权利拘留我，我要求给说法而在拘留所门口不走，我被康主任打的事情要求依法办案，要求享受企业职工待遇；2014年，在北京公交车上抛撒反映自己事情的上访材料被行政处罚过。当时是在北京14路公交车上抛撒的材料，被处行政拘留9天，在拘留所待了7天后，渠县的人把我接出来，他们还向北京市公安局保证了的说回来给我解决问题。后来回渠县也没有给我解决，所以我又到北京去，又在北京14路公交车上抛撒的上访材料，后被北京市公安局刑事拘留了；2018年3月1日从渠县出发，次日上午10时到达北京，3月5日凌晨2点我去国家信访局和中纪委进行了身份证登记，3月6日我准备的信件，次日我去发信，邮寄到国家信访局、中纪委、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后警察把我带到派出所，我说我不是到中南海来上访，我只是到中南海邮局向中央领导发信，并有票据。2018年3月7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对我的训诫属实。后派出所将我送到救济中心去了，后面渠县政府的人来接我，我没有走，后面公安来的两个人我才出来的。我们在一个酒店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吃早饭我溜走了，后他们在北京南站一个上访村找到我，然后把我带回渠县的。 上述证据，收集程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且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并已形成了证据锁链，足以认定上述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访条例》第十八条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第二十条规定：“信访人在信访过程中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不得有下列行为：……（四）在信访接待场所滞留、滋事……；（五）……或者以信访为名借机敛财的；（六）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其他行为。”第四十七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002年6月，被告人董泽秀被原用工单位解除事实劳动关系而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因其要求不符合法律规定，经仲裁、民事一审、二审、再审，其诉请均未得到支持。被告人董泽秀为实现其无理诉求，违反国家信访条例规定，在全国“两会”、国庆、2015.9.3阅兵等特殊时期、敏感时段，多次进京，进入中南海周边等非上访区域持续缠访、非访，并在公共场所抛撒传单，有意制造影响；经相关部门劝阻、教育、行政处罚后，仍不思悔改，继续在公共场所静坐、睡觉、起哄闹事，严重干扰机关工作秩序，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同时政府工作人员接访时，多次提出无理要求，即要政府工作人员必须给其拿“生活困难补助金”、车费、住宿费并保证回渠县后见到市级领导，否则便滞留北京继续缠访或非访，由此强行索要公私财物，情节恶劣。被告人董泽秀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关于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已构成寻衅滋事罪，故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对其行为依法应予惩处。根据法律规定，结合被告人董泽秀的犯罪事实，可对其处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对其违法所得应予以追缴。根据相关规定，被告人董泽秀因同一事项曾被处以并执行行政拘留的羁押时间和已执行刑事拘留的羁押时间，应依法折抵其刑期。 关于被告人董泽秀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审查如下： 一、被告人董泽秀辩解认为，自己是正常上访，跟自己一同上访的杨某琴的问题都解决了，自己的上访事项没有得到解决，到北京也是被逼的，政府接访人员给的钱是困难补助，说的回来让其见领导，但回来后也没有见到领导。 经审查，被告人董泽秀的诉讼请求依法未能获得支持，其不能正视诉讼败诉的结果，为了达到自己的无理诉求，采用在信访场所缠访、闹访，或者进入非访区域滞留，并两次在中南海区域的公交车上抛撒上访传单，制造影响；同时接访人员接访时，以缠访、闹访为要挟索要钱财；接访回渠县后，借机无理取闹，又在渠县拘留所门前以静坐、睡觉的方式引来围观群众起哄，已严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和拘留所的工作秩序，其行为完全不属正常上访，依法已构成犯罪，对其应依法惩处。杨某琴信访问题的解决不能成为董泽秀为自己犯罪行为开脱的依据，不能以其他人的问题已解决，作为自己非访和实施犯罪行为的理由。故对其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二、其辩护人提出2014年被告人董泽秀在北京抛撒上访材料，其行为及结果发生地均在北京，该案的管辖权依法在北京，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至今尚未撤销该案，本院对该案没有管辖权；即便本院认为对该案有管辖权，但是该案已经由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处理过，且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在调查取证之后认定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而本院利用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调查形成的卷宗资料，在没有任何新增证据的情况下，对该案再行处理违背了禁止被重复评价的原则的意见。 经审查，被告人董泽秀的犯罪事实，既有发生在北京的，也有发生在四川省渠县的，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本院依法对被告人董泽秀涉寻衅滋事犯罪行使管辖权是针对董泽秀的全部犯罪事实，而不是某一项犯罪事实是否具有管辖权，其辩护人认为本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属对法律的片面理解，本院依法对其行使管辖权并无不当；被告人董泽秀在上访期间进入非访区域的公交车上，为制造影响抛撒传单的行为，被北京警方抓获，因警察处理及时，所抛撒传单被收缴，北京司法机关尚未撤案之时，四川省渠县司法机关依程序调取相关证据后并案处理符合法律规定，纵观被告人董泽秀为实现无理诉求，以缠访、闹访、非访、滋事等非正常上访系列犯罪事实，其寻衅滋事情节已达到恶劣程度，应将其认定为犯罪事实的一部分，依法不属重复评价。故对辩护人该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三、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多年来上访维权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与政府之间的金钱往来系民事合同行为，不构成犯罪。 被告人董泽秀因劳动争议纠纷，不服渠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结果，并且不服各级法院的判决结果，从2002年开始多次向北京相关部门进行上访，请求解决问题。法律赋予公民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权利，董泽秀在个人劳动保险待遇遭受非法侵害时，通过上访的途径维护自身权益是合法的。在上访期间，董泽秀并没有强拿硬要，向政府非法索要钱财，理由如下： （1）重庆公管中心为解决原净化总厂董泽秀等9名大集体从业人员历史遗留问题，从2011年起对董泽秀等9人实施了信访长效帮扶救助，每季度发放1000元的救助金（该救助金从2014年9月已被停发）； （2）《渠县渠江镇人民政府关于董泽秀信访问题的答复意见书》（渠江府〔2012〕156号）中文末写明：“鉴于你目前已离婚，无固定工作和收入，家庭生活存在实际困难，由政府民政部门一次性解决生活困难补助金50000元（注：董泽秀当时没有同意政府的该提议）。”所以，董泽秀生活困难已是客观事实，完全符合获得生活困难补助金的条件，政府才主动在答复意见中写明愿意解决生活困难补助金50000元。因此，董泽秀获得政府生活困难补助金合理有据，重点是“生活困难补助金”这个名称正是来源于此，根本不存在证人证言所称是“董泽秀自己想出来的名目”，也不是被告人没有生活困难的事实而强行要求政府支付； （3）渠县渠江镇工作人员在北京接董泽秀回渠县过程中，分别在2013年、2014年、2015年给董泽秀5000元，5000元，6000元生活困难补助金。实际上，这三次金钱往来只不过是董泽秀与政府达成的交易。第一，强拿硬要是行为人以寻求精神刺激为目的，以暴力、胁迫等手段向他人非法索要钱财的行为。第二，从现实情况来看，董泽秀作为一个老年人，对方少则两三人，多则四五人，且部分人员年轻力壮，仅仅从身体状况方面就不具备对其形成威胁的现实可能性。最终，双方也实际履行了达成的合同，在政府工作人员支付了生活困难补助金之后，董泽秀也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跟随工作人员回到了渠县。 综上，董泽秀与政府的这场交易中，决定交易能否成功并不取决于董泽秀，而在于政府，正是政府为了免于被国家信访局通报或者其他目的而有要求董泽秀一定要回渠县的任务，所以政府就是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才会决定以支付生活困难补助金来换取董泽秀回渠县。因此，我们的政府是不可能受到胁迫的，我们的政府支付这个生活困难补助金必定是自愿的。如果工作人员或者政府是故意欺骗董泽秀，在自愿达成协议并支付生活困难补助金，骗取董泽秀回到渠县之后，又以该款是董泽秀“强拿硬要”为由报案，试图拿回生活困难补助金，其本质是一种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非法占有“董泽秀以自己的人身自由权换取的生活困难补助金”为目的的行为，这种行为可能已经涉嫌犯罪。再有，如果说政府支付“生活困难补助金”给困难群众的行为界定为政府本来不愿给困难群众，而是困难群众“强拿硬要”的犯罪行为，这无疑是与我国关心、爱护困难群众的社会主义宗旨相违背的。 经审查，公民通过正当途径维护其合法权益无可厚非，并受到法律保护，但任何公民必须遵守法律规定，依法维权，上访维权必须遵守国家信访条例的规定，否则，其行为超越法律的底线，触犯刑法便要受到法律惩处。被告人董泽秀不能正视其诉讼败诉的结果，自认为权利受到侵害，同时，被告人董泽秀上访、缠访、闹访多年，对各级政府重视信访维稳工作的力度、问责机制均很了解，其故意选择在关键节点、敏感时段，到重点区域滞留、缠访、闹访、非访，甚至抛撒传单以制造影响的方式相要挟，向政府接访工作人员索要钱财，政府接访工作人员出于维稳责任考虑，为防止其缠访形成上访秩序混乱、政府形象受损，在违背其意愿的情况下向其支付的“生活困难补助金”、车费、住宿费，是受到被告人董泽秀要挟、索要、胁迫的结果。政府及其接访工作人员与被告人董泽秀之间不存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不具有民事合同关系，其所称的生活困难补助金只是董泽秀的托词，即便其生活确有困难需要救助，应依照相关规定，由相关部门按照相应程序审批解决。被告人董泽秀多次向政府接访工作人员施压索要钱财，显然与政府救助政策不符，不属生活困难补助金。被告人董泽秀多次在重要节点、时段、特定区域滞留、缠访、闹访，给接访人员施压，并以此为要挟向接访工作人员索要钱财的行为是一种变相的强拿硬要行为，已完全符合寻衅滋事罪的强拿硬要犯罪特征。辩护人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对该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四、其辩护人提出2015年9月被告人董泽秀在渠县拘留所门口花台上静坐、睡觉的行为没有达到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程度，不构成犯罪。 董泽秀因去北京上访，被渠县渠江镇等工作人员接回渠县后直接被送往渠县拘留所，因工作人员在北京时签署保证书承诺回渠县后，约见市分管信访领导和市政法委领导，从北京回渠县后，工作人员直接将董泽秀送到了拘留所的办案中心询问情况，之后，董泽秀在渠县拘留所等候相关工作人员的安排，但是从9月4日从北京回到渠县直到9月6日，政府一直没有安排董泽秀约见相关领导，董泽秀失望至极，所以才在拘留所大门外滞留，但其在拘留所大门并没有从事任何违法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之规定，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的，应当根据公共场所的性质、公共活动的重要程度、公共场所受影响的范围与程度等因素，综合判断是否“构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首先，董泽秀是在拘留所门口侧边的花台上静坐，拘留所大门并不属于拘留所的办案场所，因此，董泽秀并没有影响拘留所的办公秩序。其次，董泽秀在门口没有从事任何的起哄闹事、大声喧哗的行为，从始至终都没有主动招引周围群众的围观和聚集，如果说当时会有附近或路过群众前来询问围观，也是因政府相关部门的领导拉着三车工作人员前来劝诱而招致的。可见，即使当时出现场面紧张、稍显混乱的局面也是轻度的、可控的，根本没有达到“严重影响公共场所秩序“的程度，没有达到寻衅滋事罪的追诉标准。如果就此认定董泽秀的行为构成刑事犯罪，那么则是对刑罚的滥用，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 经审查，2015年9月5日至7日，被告人董泽秀在渠县拘留所门口无事生非、发泄情绪，长时间内采用静坐、睡觉的方式，引来众多围观群众起哄看热闹，并对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到场的劝阻置之不理，继续实施滋事行为，同时渠县拘留所位于渠城出城的交通要道旁边，周围商业密集、社区住户多，其行为已严重影响了机关工作秩序、交通秩序、生活秩序，已属严重影响公共秩序，依法应予以惩处。故对辩护人该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五、其辩护人提出2018年3月，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对董泽秀作出训诫，没有证据证明董泽秀存在任何犯罪实事实。2018年3月7日，董泽秀在北京邮局寄信时，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作出训诫书，但是在渠县公安局侦查的案卷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董泽秀此次活动存在违法犯罪事实的意见。 经审查，被告人董泽秀本次上访进入了非访区域即中南海周边滞留，属于非访的事实行为，属违法事实，依法不构成犯罪事实，对辩护人此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六、其辩护人提出董泽秀本人精神状态良好，神志清楚，四川惠诚精神医学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不符合真实情况，不应予采纳。2018年3月19日，四川惠诚精神医学司法鉴定所接受渠县公安局的聘请，对董泽秀进行有无精神病及有无刑事责任能力鉴定。后2018年5月11日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载明董泽秀为偏执型人格障碍；董泽秀2005年至今作案期间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我们认为，董泽秀精神状态一直良好，神志清楚，该份鉴定意见有失偏颇，而且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董泽秀存在偏执型人格障碍，因此，董泽秀存在被精神病的嫌疑的意见。 经审查，四川惠诚精神医学司法鉴定所所作出的鉴定意见，认定被告人董泽秀作案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程序合法，内容客观，且该结论不影响被告人董泽秀的任何权益。故对辩护人该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七、其辩护人提出董泽秀之所以多年来一直坚持上访，主观上不存在强拿硬要、起哄闹事、故意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目的，客观上也没有做出造成社会公共秩序混乱的行为，因此不构成寻衅滋事罪的意见。 经审查，被告人董泽秀在缠访、闹访、非访期间，主观上具有强拿硬要的故意，同时具有通过抛撒传单、制造影响的主观意图，客观上也胁迫政府工作人员给其拿了钱财，同时也严重扰乱了公共场所和机关办公场所秩序，依法应承担其犯罪行为的法律后果。其辩护人的无罪辩护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无罪辩护意见依法不予采纳。 据此，结合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董泽秀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3月19日起至2020年4月23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李海涛 审 判 员  熊多寿 人民陪审员  李齐心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尹灵灵 附：本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条款 第二百九十三条：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