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8）浙04行赔终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郎加良，男，1961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富引娟，女，1964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两上诉人委托代理人汤冬子，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嘉兴市公安局南湖区分局，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望湖路566号。法定代表人张顺荣，局长。委托代理人诸雷、冯正军，系该局工作人员。上诉人郎加良、富引娟因与被上诉人嘉兴市公安局南湖区分局（以下简称南湖公安分局）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6日作出的（2018）浙0402行赔初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郎加良、富引娟系夫妻，儿子郎某飞于1990年10月13日出生。1999年1月13日晚上20：30分左右，七星派出所接辖区求助电话，称发现一个走失的小男孩。民警处警至现场发现是一年龄在七、八岁的男孩，当场询问男孩的姓名、年龄、父母等基本情况，但男孩均未予回答。在暂时无法查清男孩身份的情况下，当晚21时30分左右，民警及联防队员二人驾车送男孩去嘉兴市福利院，途经勤俭东路人民公园时，民警及联防队员下车小便，等回到车内发现男孩已走失。1999年1月15日，富引娟到七星派出所反映现年9岁的儿子郎某飞走失。根据富引娟提供的郎某飞照片及走失时的衣着外貌特征描述，民警确认在人民公园警车内走失的男孩就是郎某飞。2018年1月24日，郎加良以郎某飞走失一事向公安机关申请国家赔偿，嘉兴市公安局将郎加良的行政赔偿申请转送至南湖公安分局。南湖公安分局于2018年1月31日向郎加良、富引娟出具补正告知书，要求申请人提供相关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及提出死亡赔偿金所依据的法律文书或者其他死亡证明书。郎加良、富引娟于2018年2月3日向南湖公安分局提交相关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及无法提供死亡证明的说明。南湖公安分局于2018年2月7日受理该国家赔偿申请。2018年4月4日，南湖公安分局作出嘉南公行赔字[2018]第00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认为赔偿请求人于1999年12月3日已知道郎某飞是七星派出所民警送去福利院路过人民公园时走失，其于2018年1月24日才申请国家赔偿，已明显超过了国家赔偿的法定二年时效，决定对赔偿请求人申请的国家赔偿不予赔偿。该决定书于当日送达原告。另查明，1999年12月，郎加良以郎某飞走失及家庭困难为由，向原嘉兴市秀洲区七星乡人民政府提出补助申请，七星乡人民政府以经济补助形式支付郎加良4000元。郎加良申请郎益飞宣告公民死亡一案已由南湖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13日立案受理[（2018）浙0402民特247号]，开庭时间确定为2019年3月1日。原判认为，于2018年1月向南湖公安分局申请国家赔偿，南湖公安分局以郎加良、富引娟的申请超过法定时效为由，决定不予赔偿。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郎加良、富引娟申请国家赔偿是否超过法定时效。郎加良、富引娟的儿子郎某飞于1999年1月13日由七星派出所民警及联防队员二人驾车送男孩去嘉兴市福利院途经勤俭东路人民公园时走失，郎加良、富引娟对该事实已在1999年知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适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有关时效的规定。基于该法律规定，郎加良、富引娟于2018年1月向南湖公安分局申请国家赔偿早已超过法定时效。郎加良、富引娟诉称郎某飞走失与死亡系两个不同概念，现郎加良、富引娟正在向法院申请郎某飞宣告公民死亡，故郎加良、富引娟申请因郎某飞死亡的国家赔偿事实尚未发生，本案不发生超过二年时效的情形。但郎加良、富引娟主张南湖公安分局予以国家赔偿均基于郎某飞在1999年走失这一事实，暂不论南湖公安分局是否存在过错或责任，郎加良、富引娟应当根据法律规定在申请时效期内主张其权利。本案中，郎加良、富引娟未在法定期限内向南湖公安分局主张赔偿，其已丧失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依据。否则，当事人在任何时间均可以提出赔偿请求，法律规定如同虚设，这与法律规定本身不符。故郎加良、富引娟的理由不能成立。郎加良、富引娟向南湖公安分局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因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郎加良、富引娟的赔偿请求。郎加良、富引娟上诉称，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错误，要求撤销原判，判决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2266161元。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规定，只有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后果，才能获得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原审认为只要郎某飞走失即可以申请国家赔偿，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取得郎某飞死亡的国家赔偿权利，前提是被上诉人有违法行为或者过错责任导致。一审法院对造成郎某飞死亡，被上诉人是否存在违法行为或者过错责任并未作出判断。很明显，原审法院非常清楚，由于郎某飞目前尚未确定死亡，无法确定郎某飞死亡的原因，而原审法院却认为上诉人在2001年之前就应当主张郎某飞死亡的国家赔偿权利，明显自相矛盾。上诉人在1999年时不可能知道会造成郎某飞20年后死亡的后果，并且在2001年就提出国家赔偿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申请国家赔偿超过时效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曾以郎某飞宣告死亡案件尚未作出判决为由申请中止审理，但原审法院拒不中止，在缺乏最基本事实的前提下作出错误判决。被上诉人南湖区公安分局答辩称，1999年1月13日，民警送郎某飞去嘉兴市福利院途中走失。1999年1月15日，民警将郎某飞走失一事当面告知了郎加良夫妻。1999年12月3日，政府为此事以经济补助形式补助郎加良4000元。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赔偿请求人申请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郎加良对于郎某飞走失一事，从1999年12月3日就已经知道，从此时就应当开始计算时效，其于2018年才申请国家赔偿，明显已经超过了国家赔偿法规定的两年时效，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的国家赔偿申请后，以超过时效为由不予赔偿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均由原审法院移送至本院。上诉人二审时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4日作出（2018）浙0402民特247号民事判决，宣告郎某飞死亡。本院认为，2010年修正之前的《国家赔偿法》第九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为已被确认违法”等条件。因此，在2010年国家赔偿法修正之前，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必须具备行政行为已经被确认违法的前提条件。郎某飞于1999年1月13日在公安机关送往福利院过程中再次走失，郎加良和富引娟于两日后知道这一事实，根据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上诉人应当于2001年1月之前针对公安机关造成郎某飞走失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上诉人在起诉期限内未提起行政诉讼，因而在公安机关的行政行为未经法定程序被确认违法的情况下，上诉人申请国家赔偿不具备前提条件。尽管2010年国家赔偿法修正后取消了先行确认程序，确立了确赔合一的程序规则，但由于在2010年之前上诉人就已经丧失了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案不能适用修正后的国家赔偿法。原审判决驳回郎加良、富引娟的诉讼请求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郎加良、富引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土根审判员  许艳华审判员  孙 军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八日法官助理李平书记员  孔成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