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高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923民初99号原告：谢丽华，女，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戴黑牯，男，江西强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魏文峰，男，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斌，男，江西赣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熊玲玲，女，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文斌，男，汉族。第三人：江西同利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魏文峰，该公司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斌，男，江西赣兴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魏文斌，男，汉族。原告谢丽华与被告魏文峰、熊玲玲，第三人江西同利实业有限公司（下称同利公司）、魏文斌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曾于2017年7月5日立案并依法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述当事人本人或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告谢丽华提出撤诉后重新起诉，本院于2019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谢丽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戴黑牯，被告魏文峰和第三人同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斌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熊玲玲、第三人魏文斌没有参加本次诉讼的开庭，但提交了书面答辩状及庭审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案件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据原告谢丽华的财产保全申请，裁定查封了案涉房产。谢丽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两被告停止侵权，确认被告魏文峰以同利公司之名义与被告熊玲玲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同时确认其买卖的上高县帝景豪庭小区15-2-301商品房为第三人同利公司所有。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魏文峰均为江西同利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分别持股49%、51%，被告魏文峰系公司法定代表人，也是公司实际控制人。2016年3月25日，被告魏文峰利用职务便利，擅自以公司的名义与被告熊玲玲订立虚假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在上高县房地产开发管理办公室进行备案登记，将案涉房屋上高县帝景豪庭小区的15-2-301商品房备案登记于被告熊玲玲名下，熊玲玲实际对该房屋未出资。原告认为魏文峰利用职务之便与他人恶意串通，将公司资产转移至他人名下，严重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原告曾于2018年4月13日向上高县公安局报案，控告被告魏文峰职务侵占，公安机关在对公司相关人员及房产名义登记人做笔录时，前述人员均证实争议房产的转让不是真实购买转让。为维护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特向法院起诉。魏文峰及同利公司辩称，本次诉讼的十五个类别相同的案件，均涉及被告魏文峰和第三人同利公司，现提出统一的答辩意见。诉讼中追加的四位第三人，都是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他们确实与同利公司存在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因同利公司长期未还借款本息，为确保四位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各方依据真实意思表示，达成了借款抵房担保协议。并根据协议的约定，四位债权人依法行使房产处置权，由同利公司将17套房产分别网签至债权人指定的全部15位类案被告名下，以抵借款本息，作为15个类别相同的案件，被告魏文峰虽是同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所有民间借贷方均是同利公司，实施借款抵房的也是同利公司的行为，因此被告魏文峰与15个类别相同的案件无关。另外原告起诉的15个类案被告，是因同利公司拖欠四位追加的第三人的借款本息所导致的，四位追加的第三人仅仅是依据协议的约定，依法行使了房产的处置权，将17套房产网签至15个被告的名下，并没有原告诉称被告魏文峰将同利公司商品房虚假出卖，并备案登记于15个类案被告名下、损害作为股东的原告和同利公司利益的情形。最后原告提供的公安询问笔录证据，仅仅是提交了片面的证据，并未提交四位追加第三人的公安询问笔录。综上，原告诉被告魏文峰和15个类案被告损害公司利益，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请。熊玲玲及魏文斌辩（述）称，谢丽华所诉与事实不符。1，同利公司因经营需要，于2014年3月向魏文斌借款人民币990000元，转款于该公司指定收款人账户，依据借款合同约定于2016年2月还款，但同利公司未能及时还款，也未按合同规定支付利息。2，为保障魏文斌的正当利益，同利公司于2016年2月与魏文斌签订了借款抵房合同，以同利公司开发的上高县帝景豪庭项目商品房可售房源作为以房抵借款及借款利息，签订于魏文斌指定购买人魏坤荣、魏川雄、钟志清、熊俊、丁波、熊玲玲等六人名下，并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3，魏文斌与同利公司之间的借款事实清楚，均有借款合同、银行流水、抵房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予以证实。综上所述，魏文斌与同利公司存在合法有效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因同利公司无力还款，所以根据双方以房抵债的相关协议，魏文斌有权处置以房抵债的房产给本案被告魏坤荣、魏川雄、钟志清、熊俊、丁波、熊玲玲，该行为没有损害同利公司利益，且原告根本不具备诉争该房产的诉讼主体资格，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对于当事人没有争议的如下事实予以确认：同利公司注册资本1500万元，魏文峰占股51%，谢丽华占股49%，魏文峰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在江西省上高县开发帝景豪庭项目，魏文斌为同利公司上高帝景豪庭分公司负责人。2016年3月25日，同利公司与熊玲玲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熊玲玲一次性付款购买上高县帝景豪庭小区15-2-301商品房，建筑面积134.61平方米，单价1900元，房屋总价255911元。购房款由同利公司员工从公司账款中往转，熊玲玲未实际支付。2016年4月11日，该合同在上高县房地产开发管理办公室备案。谢丽华为了证明熊玲玲非真实的购房人，向法庭提供了其向上高县公安局控告魏文峰职务侵占案中公安机关的相关取证材料。其中：1、上高县公安局关于谢丽华报称的魏文峰职务侵占案受案回执和不予立案通知书。2、上高县帝景豪庭项目部负责房屋销售和合同备案工作的熊顺红陈述：2016年4月8日至19日期间，公司有19套房产的购房款流入到以熊顺红名义开设的银行账户中，这些转账都是公司出纳黄小琴和我一起去银行转的，当时公司怕房子被法院查封，公司老板魏文斌要我们把这些房子做假备案到私人名下，当时要我们工作人员去拿家人的身份证来做，我只拿了我妹妹熊玲玲的，当时还要我拿我老婆的我没有同意。由于合同备案要交房款，公司账上没这么多钱，就一次备四五户转到公司2940账上，再转到5954公账上后，再转到我名义开的8674账上，然后直接以交房款的名义从8674账上交到2940公账上，又去备四五户合同。那段时间备了二三十套房子，对谢丽华提供的19套房屋的备案名单，其他像张腊平、周卉卉、周倩、丁波、张萧玲、钟志清、魏川雄、闵秋应、魏坤荣、潘红玲、蒋迪、熊玲玲、熊俊、熊桂花、熊仁华、魏金辉都是借他们的名字来公司做的假合同去房管局备案的，这些都是当时公司员工借来的身份证，他们不是真正的购房者，也没交房款。3、备案合同购房人熊玲玲陈述：我没有购买过上高帝景豪庭的房子。大约在2016年3月份的时候，我哥哥熊顺红借了我的身份证说要用一下，具体用途没跟我说，后来我哥把合同带回家叫我签了一下名字，也没注意就是购房合同，直到今天你们通知我询问合同的事我哥才告诉我说是有一套上高的房子办在我名下。对上述证据，魏文峰、熊玲玲、同利公司、魏文斌一致的质证意见认为相关笔录均为复印件，且仅提供部分片面的证据，尚有追加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笔录没有提供，而且公安局不予立案正好说明被告没有侵害同利公司利益。经本院向上高县公安局调取案件材料比对，谢丽华所提供的上述证据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本院对该部分证据予以确认，公安局对该行为不予立案仅仅证明未达到刑事案件立案标准，民事侵权方面，不能证明不存在损害同利公司利益的行为。同时公安机关也分别询问了张腊平、魏坤玉、张萧怡。魏坤玉陈述称，魏文峰、魏文斌系其侄子，魏文峰所在的同利公司向魏坤玉借款78万元未归还，经协商用同利公司在上高县开发的帝景豪庭4套房产抵款，分别办在妻子熊桂花、小舅子熊仁华、儿媳妇张萧怡、女婿闵秋应名下，合同上的购房人签名均系委托魏文峰办理；张萧怡的陈述与魏坤玉一致。张腊平陈述称，上高县帝景豪庭的房子不是购买，是因同利公司的魏文峰以公司名义向其夫魏金辉借款45万元未归还，经协商用公司房产抵押，遂办了3套商品房的买卖合同。魏文峰、同利公司没有提供证据。熊玲玲、魏文斌为证明同利公司向魏文斌借款抵房担保的事实，提供了如下证据：1、2014年3月24日魏文斌与同利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借款100万元，借期2年（2014年3月24日—2016年2月23日），利率为月息2分，每月支付一次利息。2、2014年3月24日魏文斌尾号为4937账户现金存入同利公司账户99万元的银行流水记录以及同利公司出具的借款收条。3、2016年2月22日魏文斌与同利公司签订的《借款抵房担保协议书》、2016年3月25日熊玲玲与同利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同利公司用自行开发的帝景豪庭房产担保在2016年12月30日之前归还前述借款，到期前先行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同利公司按期还款，则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否则按该合同履行办证等义务。4、2016年4月15日同利公司出具的以房抵债于魏坤荣、魏川雄、钟志清、熊俊、丁波、熊玲玲名下的《确认函》，其中确认给熊玲玲的房号为15-2-301。对上述证据，谢丽华质证认为，魏文斌于2008年担任同利公司帝景豪庭分公司负责人，负责帝景豪庭项目的销售工作，经常会收到公司的房产及车位销售的现金款，魏文斌一般会存入个人账户后再转到同利公司账户，魏文斌的个人账户卡一直在公司使用和保管，同利公司2014年3月转款到魏文斌尾号为4937招行个人账户的金额大于魏文斌提供的尾号为4937招行账户转到同利公司的99万元，可以证明魏文斌提供的银行流水记录属于与同利公司的部分往来流水，而不是借款。魏文斌提供的借款收条和确认函系魏文峰和魏文斌两兄弟利用职务之便伪造，借款抵房担保协议也没有任何股东决议，属于侵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同时魏文斌指定的购房人熊玲玲，其本人在公安局的询问中感到莫名其妙，她根本没有在上高买房抵房，是其哥哥熊顺红拿着她的身份证去办理的，从抵房的价格看，魏文斌房子抵债255911元，严重偏离了实际价格。谢丽华为了否定魏文斌的上述证据，提供了同利公司转入魏文斌个人名义开设的银行账户明细（流水记录），资料显示：2013年10月18日至2014年2月25日期间，同利公司账户转入魏文斌个人名义开设的账户款项678万元。魏文峰和同利公司对该组证据的三性提出异议，且认为与本案侵害公司利益无关联，魏文斌也持相同意见，同时并认为该组证据仅仅是到2014年2月底为止的流水记录，而没有3月24日借款的记录。综合谢丽华、魏文斌提供的证据，虽然有同利公司盖章的借款及抵房担保协议，但银行流水记录显示同利公司与魏文斌之间有大量的资金往来，且从同利公司账户转入到魏文斌账户上的资金数额远远大于魏文斌转入到同利公司账户上的资金数额，魏文斌提供的该份银行流水记录不足以认定魏文斌出借了99万元给同利公司，结合熊顺红、熊玲玲的笔录，案涉房产抵押给魏文斌的事实难以认定。本院认为，谢丽华、魏文峰作为同利公司的股东，本应同心协力，为公司的发展壮大共同努力，但非常遗憾的是两人没能做到这一点，经案件检索，两人之间纠纷不断，具体到本次的15个类案，也是因为股东之间沟通不够，缺乏信任，没有将公司资产、公司债务、股东个人经手的公司债务、股东个人债务以及对公司资产的处置方案等交由双方认真审核，导致纠纷。由于本案谢丽华所起诉的魏文峰系公司法定代表人，硬性要求由魏文峰接受股东申请、代表公司起诉魏文峰本人不具有可操作性，在此情形下可免除股东依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的履行前置程序之义务。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1、魏文峰经营管理同利公司期间与熊玲玲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真实；2、魏文峰以公司名义所为的借款抵房担保行为是否损害公司利益；3、借款抵房担保行为是否符合法定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案涉商品房的产权属谁所有。对于争议焦点1，熊玲玲不是真实的购房人，没有实际支付购房款，同利公司与熊玲玲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不是真实的买卖关系；即使按照魏文峰、魏文斌所述，也只是一种担保关系。对于争议焦点2，即魏文峰以公司名义所为的借款抵房担保行为是否损害公司利益。魏文峰以同利公司向魏文斌借款100万元借款为由，主张以房抵债行为合法。因此，该100万元是否属于公司负债才是认定魏文峰是否损害公司利益的关键所在。魏文斌、魏文峰为证明借款事实提供了99万元银行流水记录及借款合同，但原告谢丽华提供的流水记录显示从同利公司账户转入到魏文斌账户上的资金数额远远大于魏文斌转入到同利公司账户上的资金数额，因此魏文斌、魏文峰应当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该99万元银行转账记录系向同利公司发放的借款，但魏文斌、魏文峰未继续举证证明该一事实。据此谢丽华所要证明的事实，其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魏文峰未提供证据状态下的证明力，同利公司是否实际向魏文峰借款100万元的事实，根据魏文峰提供的证据，在本案中难以确认。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定，在公司和魏文斌个人借贷关系不清晰、魏文斌对同利公司100万元的债权存疑的情况下，魏文峰以同利公司名义和魏文斌订立《借款抵房担保协议》，及与熊玲玲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损害了公司的利益。魏文峰作为股东，其个人行为致使公司利益受损，公司或其他股东可要求责任股东赔偿，在发生赔偿事由之前其他股东也可阻却赔偿事由的发生。因此，魏文斌主张的99万元借款，在未经其他股东认可或经依法确认为同利公司债务之前，魏文峰应停止实行以同利公司财产抵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行为。至于魏文斌与同利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存在，怎么处理，用何种方式清偿债务等，因双方在协议中约定了管辖法院，程序上不属于本院管辖，实体上也不属本案审理范围，因此本院不作处理，魏文斌可据此向同利公司另行主张权利。至于魏文峰的行为最终是否损害公司利益，应以公司最终的清算结果为准。对争议焦点3，以魏文斌提供的相关证据来看，《借款合同》约定同利公司向魏文斌借款100万元，借期2年，银行流水记录显示2014年3月24日魏文斌卡上存入同利公司账户99万元；2016年2月22日签订的《借款抵房担保协议》约定，为确保借款合同内各项条款的全面履行，同利公司自愿提供上高帝景豪庭项目商品房为抵押担保，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作为借款合同相关往来欠款的担保，如在2016年12月30日前还清借款本息，则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到期未还款，则必须无条件办理担保项下的商品房产权证。由此可见，同利公司与魏文斌签订《借款抵房担保协议》时，双方之间的债务履行期尚未届满，依据该协议所签订的买卖合同实质上是借款合同的担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据此，魏文斌不能请求实际履行买卖合同，只能请求变价，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对买卖双方不具有约束力。作为担保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仅仅是在上高县房地产开发管理办公室办理合同备案，因未经抵押登记，抵押权不生效，亦未经物权登记，也不具有物权效力，魏文斌不具有优先受偿权，熊玲玲也没有取得不动产物权；同时该商品房也没有实际交付，尚不构成让与担保。因此，无论同利公司向魏文斌100万元的借款是否属实，案涉商品房仍然属于同利公司所有。谢丽华在庭审后提供的书面意见中对魏文斌作为熊玲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提出了异议，认为如非法定的近亲属关系，则魏文斌代表熊玲玲所作的陈述无效，同时并申请通知熊玲玲到庭参加诉讼。本院认为，第一，谢丽华在开庭审理前核对诉讼参与人身份时没有提出异议；第二，即使熊玲玲委托的魏文斌不能作为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依照民事诉讼法有关被告不到庭可以缺席判决的规定，熊玲玲的缺席也不影响开庭审理；第三，按照魏文斌提供的书证及其陈述和谢丽华提供的公安机关取证材料，熊玲玲只是魏文斌指定的房屋受让人，熊玲玲不是真实意义上的购房者，且没有实际支付购房款，该事实根据现有证据即可认定，魏文斌代理熊玲玲所作的陈述有效与否不影响对该事实的认定。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魏文峰对魏文斌主张的99万元本金及其利息在未经谢丽华认可或经依法确认为江西同利实业有限公司债务之前，停止实行以江西同利实业有限公司财产抵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行为。二、江西同利实业有限公司与熊玲玲于2016年3月25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不具有约束力；案涉上高县帝景豪庭小区15-2-301商品房为被江西同利实业有限公司所有。三、驳回谢丽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50元，财产保全费333元，合计2483元，由魏文峰承担1242元，江西同利实业有限公司承担124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缴纳上诉费至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设于农行宜春经济开发区支行14382401040009407，逾期按自动放弃上诉处理。审判员  李水连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余婷书记员唐焕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