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湘0111民初8671号原告：刘冬莲，女，1946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刑春风，湖南嘉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梦娟（系刘冬莲之女），女，1974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被告：杨自高，男，1941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被告：杨振勇，男，1972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章红，湖南弘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杰辉，湖南弘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冬莲（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杨自高、杨振勇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刑春风、郭梦娟，被告杨自高，被告杨振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章红、杨杰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座落在长沙市雨花区火焰社区火焰商贸城一区5栋8号（原四片5栋8号）房屋的三分之一的份额归原告所有；2、判令被告返还因占有原告房产对外出租获得租金的三分之一（计算至起诉之日暂为600000元，从1999年计算至起诉之日共产生租金1800000元，原告占三分之一为600000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于1998年经长沙市城建开发公司一分公司依照土政发（1996）182号文件的规定，安置了位于长沙市雨花区火焰社区火焰商贸城一区5栋8号（原四片5栋8号）的面积为5层的安置房一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被告在获得安置后，一直隐瞒有关安置的事实并自行收取租金。原告与被告杨自高于2018年8月31日经法院判决离婚，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中告知原告涉案房屋涉及他方权益，需另案处理，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原告认为，根据长沙市国土局长土政发（1996）182号文件《火焰开发区转户居民房屋自拆自建方案》第三条的规定，本案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满足自拆自建房屋的条件，只有三方条件相互结合才能进行自拆自建安置，原告是满足自拆自建安置条件必不可少的一方，当然是涉案房屋的所有人之一；《长沙市拆迁城市房屋住户调查安置表》、《房屋基地申请报告》可以证明，自拆自建房屋将原告纳入在安置及自拆自建对象范围内，《房屋基地申请报告》、《自拆自建协议》上的签字体现了被告杨自高意思表示的真实性与连贯性，且杨自高是为了急于安置而与原告结婚的，给予原告安置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根据《关于两栋房屋的分割协议》，原有拆迁款并未用于建房，而是用家庭共有财产和家庭成员安置款建房；马王堆乡火焰村于1996年出具的入户证明，明确原告享有安置或退养待遇，原告于1996年与被告杨自高结婚并要求入户的目有就是为了安置建房；自建安置房后，被告一直隐瞒原告拥有的房产份额及安置款，原告在此期间未获得任何的租金收入；关于涉案房屋的租金标准，根据市场行情，门面租金价格分三个阶段：2000年至2007年按50元/平方米/月计算，2008年至2013年按180元/平方米/月计算，2013年至2018年按220元平方米/月，涉案房屋2000年至2018年的租金共计1661400元，原告享有的三分之一份额为553800元；住宅有3套对外出租，按平均租金600元/月/套计算，共计租金388000元，原告享有的三分之一份额为129600元，两项合计683400元，原告要求按其诉讼请求计算，其余部分自愿放弃。综上，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杨自高辩称，涉案房屋并非是长沙市城建开发公司一分公司安置给杨自高及原告的房屋，而是长沙市城建开发公司一分公司根据长土政发（1996）182号文件及杨振勇与该公司签订的《自拆自建安置协议》对杨振勇的安置，该房屋的产权归杨振勇所有，与杨自高、被原告无关，涉案房屋在使用期间的租金归杨振勇所有；原告在杨振勇自拆自建之时不具有火焰村户口，依照长土政发（1996）182号文件不属于安置对象，故不可能分配安置地块。为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杨振勇辩称，涉案房屋系长沙市城建开发公司一分公司安置给被告杨振勇个人的房产，长沙市城建开发公司一分公司根据长土政发（1996）182号文件及杨振勇向该公司出具《自谋职业申请书（代协议书）》，并与之签订《自拆自建安置协议》后对杨振勇的安置，该房屋的产权归杨振勇所有，与杨自高和原告无关；2000年5月10日，在火焰村村民委员会原主任及家族亲戚的主持下，再次明确涉案房屋归杨振勇所有，涉案房屋在使用期间的租金也归杨振勇所有；在房屋交付给杨振勇后一直由杨振勇使用并出租，包括原告在内从无人提出任何异议；原告在自拆自建期间不具有火焰村户口，依照长土政发（1996）182号文件，原告不是安置对象，开发公司并未分配安置面积给原告。为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相应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杨自高与其前妻黄玉梅共生育包括被告杨振勇在内4个子女，黄玉梅于1994年去世。1996年1月12日，原告与被告杨自高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原告与被告杨自高结婚后，被告杨自高分别于1998年、2001年、2003年向本院起诉离婚，均被判决不予准许。2018年5月7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与被告杨自高离婚。2018年8月31日，本院作出（2018）湘0111民初36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原告与被告杨自高离婚，并对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在该判决书中，本院认为涉案房屋涉及家庭共同财产或夫妻共同财产的界定问题，可能涉及第三人利益，故该案对涉案房屋未一并处理，并告知原告与被告杨自高可另行处理。1992年，长沙市人民政府发布长计基（1992）404号文件，批准长沙市城建开发公司依法征用被告杨自高、杨振勇所在的火焰村全村土地1214.492亩作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用地。当时，被告杨自高一家在征地区划内有建于1982年的二层砖混结构房屋一栋，家庭人口包括被告杨自高、杨振勇在内共计8人（不包括原告）。1996年12月11日，长沙市国土管理局发布长土政发（1996）182号文件，批准长沙市城建开发公司拟定的《火焰开发区转户居民房屋自拆自建方案》在火焰开发区内试行，该方案的主要内容为：房屋自拆自建对象：1、确系本村组有正式户口的村民并在本村组有住房者；2、家庭成员中有就业劳动力安置对象，并同意自行就业者；3、家庭人口在三人以上（含三人）并有自建房屋相应的经济能力者，家庭人口只有一至二人者，可与他户合并分一宅基地建房；房屋自拆自建及劳动力自行就业安置，均以户为单位，签订房屋自拆自建及劳动力自行就业安置协议书。1998年4月4日，被告杨自高向长沙市城建开发公司出具一份《报告》载明：我是火焰村十组村民，属一环线拆迁户，在办理自拆自建手续时我要求分配宅基地如下：我（后添加“夫妇”两字）及次子杨振勇一户，女杨建辉、杨秀君共建房一户，子杨兴龙划一基地。同日，被告杨自高向城建开发公司出具一份《一次性退养申请书》，申请办理一次性退养手续，退养费为12050元，并声明办妥退养手续后，不管发生何种情况和问题，均与征用、建设单位无关。被告杨振勇也于同日向城建开发公司出具一份《自谋职业申请书》载明：根据长沙市人民政府（91）第5号令《长沙市国家建设征用土地补偿安置办法》，我经过慎重考虑并征得家庭主要成员同意，办理自谋职业手续，请按政策规定一次性发给自谋职业安置费26000元，本人今后工作、生活等方面遇有困难，不以任何借口向征地、建设单位提出任何要求。另外，被告杨振勇作为被拆迁人于同日还与城建开发公司签订一份《自拆自建安置协议》，主要内容为：依照长土政发（1996）182号文件和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规定，自建房屋四片5栋8号，划地面积65平方米，按整体规划建四层，总计建筑面积260平方米，为一次性安置；自拆自建户必须带有劳动力指标，其劳动力按自谋职业处理，在签订好协议后，由拆迁人按政策规定付给安置费；按规划统一建好后，产权归被拆迁人所有；自有房屋各项设施等补偿14393.58元，旧房补偿共计149802.28元，两项费用共计164195.86元，此费用必须待被拆迁人按期搬迁完毕，旧房拆除，城建开发公司按补偿总额专户储存，作重建房费用，等新房结算后多退少补。涉案房屋建好后，一直由被告杨振勇自住和出租，目前涉案房屋的建房费用尚未与城建开发公司最终结算。原告与被告杨自高结婚后，开始是租房住，后居住在过渡房。2009年6月8日，城建开发公司作出《关于火焰二片18栋303房的处理意见》，主要内容为：火焰10组杨自高、刘冬莲（即本案原告）夫妇居住我司二片18栋303房，因该户配合我司工作，结合该户的家庭实际困难，我司同意将该房安置给杨自高、刘冬莲，待火焰全部拆迁安置完成后，再统一办理协议和相关手续，并以杨自高、刘冬莲夫妇名称办理产权证。该303房已在原告与被告杨自高的离婚一案中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并判归原告使用和所有，由原告支付被告杨自高相应折价款180000元。另查明：1996年2月5日，火焰村村民委员会向东屯渡派出所出具一份《证明》载明：兹有我村10组村民杨自高与益阳市迎风桥镇村民刘冬莲再婚，我村同意女方落户。1997年6月13日，案外人刘建坤在该证明上签署“刘冬莲只享受安置或退养的一半待遇，同意入村转户”。1997年7月22日，城建开发公司在该证明上签署“同意入户，再婚夫妻，女方不享受拆迁待遇”。2000年10月18日，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作出《户口批复》，同意原告入户，并开具《准予迁入证明》；2000年10月22日，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高桥派出所为原告开具《户口迁移证》，原告户口自此迁入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高桥派出辖区。2018年9月27日，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本案经本院主持调解，当事人未能达成一致。在本案诉讼中，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为：1、长沙市拆迁城市房屋住户调查安置表（来源于城建开发公司的拆迁安置补偿资料，该表载明：拆迁房屋所有人杨自高，房屋使用人杨振勇，本房屋常住人口有户主杨自高、妻刘冬莲（注明益阳户口）、次子杨振勇），拟证明：原告享有拆迁安置的权利。两被告的质证意见为：该表未标明时间，对真实性有异议，且该表与（2018）湘0111民初3624号一案中的安置表不一致，原告是益阳户口，不是安置对象。2、借条两张，拟证明：原告在婚姻存续期间借款给被告杨自高用于建房。两被告的质证意见为：与本案无关。两被告申请本院调取的证据为：1、（2018）湘0111民初3624号一案主审法官分别对火焰社区居委会主任宋斌、城建开发公司工作人员谢波的调查笔录，拟证明：原告不是安置对象，不享有涉案房屋的安置份额。原告的质证意见为：被调查人均不是当时的经手人，真实性无法确认。2、长沙市拆迁城市房屋住户调查安置表（来源于城建开发公司的拆迁安置补偿资料，该表载明：拆迁房屋所有人杨自高，本房屋常住人口有户主杨自高、妻黄玉梅（死亡）、次女杨秀君、次子杨振勇、户主杨兴龙、妻张燕、女杨建辉、孙许力），拟证明：该安置表上无原告名字。原告的质证意见为：两份安置表显示两个不同时间的家庭人口变化，该份安置表是安置前的情况，此后发生了变化，证明黄玉梅去世后已无安置份额。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是否对涉案房屋享有相应的份额，而要确定原告是否对涉案房屋享有相应份额，关键又在于拆迁安置机构是否将原告列为涉案房屋的安置对象。根据长沙市国土管理局于1996年12月11日发布长土政发（1996）182号文件，涉案拆迁中自拆自建安置对象的首要条件是要有火焰村的正式户口，且在本村组有住房者，但原告户口于2000年10月22日才正式迁入火焰村，且被拆迁房屋属被告杨自高与原告结婚前的家庭共同财产；在原告户口迁移手续办理过程中，作为涉案拆迁安置经办机构的城建开发公司于1997年7月22日在迁移证明上明确签署“同意入户，再婚夫妻，女方不享受拆迁待遇”，已将原告排除在安置对象之外；另外，在涉案拆迁安置中，被告杨自高与城建开发公司签订退养协议，选择享受退养待遇而非安置待遇。正是基于上述事实，在作为被拆迁人的杨振勇选择自谋职业的前提下，城建开发公司于1998年4月4日才与杨振勇签订《自拆自建安置协议》，在该协议中已明确自拆自建的涉案房屋属杨振勇所有，而非家庭共有。因此，城建开发公司自始未将原告列为涉案拆迁的安置对象，原告对涉案房屋不享有相应份额，其相应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同时，城建开发公司于2009年6月8日将火焰二片18栋303房安置给原告及被告杨自高，如原告认为该303房不属涉案拆迁的安置，其相应权利可另行主张。原告提供的长沙市拆迁城市房屋住户调查安置表虽有原告名字，但该表已注明原告系益阳户口，另根据两被告提供的调查笔录，城建开发公司工作人员明确表示原告户口未迁移，根据长土政发（1996）182号文件不属自拆自建的安置对象，故原告提供的该安置表不能作为原告对涉案房屋享有份额的依据；被告杨自高于1998年4月4日出具的报告中，“夫妇”二字明显属添加，且城建开发公司最终并未将原告确认为安置对象，故该报告也不能作为原告对涉案房屋享有相应份额的依据。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冬莲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700元，由原告刘冬莲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建国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甘梦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