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豫03民终67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洛阳市鹏发牧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洛阳市宜阳县柳泉镇五树村。法定代表人：卫幸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英怀，上海市浩信（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梦舒，上海市浩信（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芝娟，女，汉族，1962年2月9日出生，住郑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瑛，上海市浩信（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禹明，上海市浩信（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宜阳县柳泉镇五树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宜阳县柳泉镇五树村。负责人：姜长水，该村委会委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爱国，河南开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党艺卓，河南开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洛阳市鹏发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发公司）、杨芝娟因与被上诉人宜阳县柳泉镇五树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五树村委）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宜阳县人民法院（2018）豫0327民初22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鹏发公司、杨芝娟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原告主体适格，存在事实认定错误。第一、宜阳县五树综合养殖场（以下简称五树养殖场）的法人资格并未消灭。五树养殖场系集体所有制的非法人组织，其虽于2003年12月4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但吊销营业执照的行为只是工商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企业法人的经营资格被强行剥夺，该企业仅丧失了从事经营活动的能力，在未经清算程序并向工商机关办理工商注销登记的情况下，其法人主体资格并未消灭，仍具有独立的民事诉讼权利能力和民事诉讼行为能力。第二、五树养殖场与被上诉人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主体。虽然根据《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被上诉人系五树养殖场的组建单位及唯一出资人，但在五树养殖场法人主体资格并未消灭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无权直接以自己名义代表五树养殖场提起本案诉讼。第三、本案实质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其一是五树养殖场与上诉人杨芝娟、鹏发公司基于《企业转让合同》发生的纠纷，属企业出售合同纠纷；其二是上诉人鹏发公司与被上诉人基于《企业土地承包合同书》发生的纠纷，属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纠纷。就第一种法律关系，显然应由五树养殖场作为诉讼主体，即使被上诉人系五树养殖场的出资人，也不应穿透“五树养殖场”这层企业法人的面纱，直接要求作为权利人享有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二)一审法院认定《企业转让合同》不涉及资产所有权的变更，存在事实认定错误。第一、2002年6月30日的《企业转让合同》已约定将村办企业五树养殖场转让给上诉人杨芝娟，并在合同签订的当日，列清了企业的资产明细表，对养殖场的各项资产进行了交接。其中资产类（包含现金、应收账款、库存物资、库存药品、库存猪、原材料及固定资产用具）合计为2307734.49元，负债类（包含银行贷款、信用社贷款、应付账款、应付职工工资等）合计为5722794.61元，资产与负债相抵后负债为3415060.12元。第二、若认定上诉人杨芝娟仅享有承包权不享有资产的所有权，有失公平。《企业转让合同》约定自2002年7月1日起，由杨芝娟负责养殖场的所有债权、债务（不含土地，其他以账面数字为准）。《企业转让合同》既然约定杨芝娟享有除土地外的所有债权债务，则在其负担所有债务的基础上，理应视为其已取得除土地外的其他资产的所有权。本案中，不论是杨芝娟还是鹏发公司，在经营养殖场过程中，均偿还了原本属于五树养殖场的不少债务，在杨芝娟明显需要负担五树养殖场所有债务的基础上，认定其不享有资产的所有权，显然有失公平。第三、一审法院将《企业转让合同》认定为承包合同，与事实不符。在合同双方当事人对合同的目的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应探究其签订合同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案涉《企业转让合同》中多次提及“转让”二字，在合同的约定上，也仅就土地租金进行了约定，正常情况下，若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系签订承包合同，则不可能不约定承包费用。同时，在被上诉人一审时提交的证据八（姜跃村与宜阳县调查组工作人员于2018年7月25日的《谈话记录》）中，姜跃村称“养殖场在经营中，由于经营不善，先后外欠不少债务，无资金继续进行投入，后来村里将养殖场转让给一个叫芝娟的女的”，这一说法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一，陈安法、姜铁村、陈书高、丁丽平等人的证人证言相符。而陈安法、姜铁村、陈书高、丁丽平系《企业转让合同》签订时的被上诉人的村委会成员，是参与并在合同上代表村委会签字的代表人，他们的证人证言代表了签订合同当时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即《企业转让合同》的性质实质上就是将养殖场全部转让给杨芝娟，并非承包经营。综上，在《企业转让合同》已约定上诉人杨芝娟享有所有债权债务，杨芝娟也按照资产交接单清偿了部分债务，且合同签订当时的村委成员已确认合同性质系转让资产的基础上，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不享有资产的所有权显然存在错误。(三）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要求解除《企业转让合同》符合约定的解除条件，存在事实认定错误。第一、上诉人杨芝娟将五树养殖场转让给卫金朋，并未违反《企业转让合同》的约定。在上诉人杨芝娟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企业转让合同》中并未约定，杨芝娟不得将养殖场转让给第三方。同时，从2004年杨芝娟将养殖场转让到被上诉人起诉时已近14年，在此期间，被上诉人从未对杨芝娟的转让行为提出任何质疑，且在2011年被上诉人与鹏发公司签订了《企业土地承包合同书》，应视为其对于杨芝娟的转让行为是知情且认可的。第二、上诉人不存在租金欠付的事由，被上诉人无权据此要求解除合同。在本案一审庭审中，上诉人鹏发公司已提供证据证明其向被上诉人足额缴纳了土地租金，其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租金欠付的事实。第三、即使上诉人存在违约行为，但因被上诉人13年来未行使解除权，解除权应当已经消灭。本案中，即使如被上诉人主张，自2005年7月1日起上诉人从未缴纳过租金或者将养殖场再次转让，合同解除条件已具备。但因被上诉人非但未行使合同解除权，反而与鹏发公司签订《企业土地承包合同书》以便于继续履行转让合同，且在未获知拆迁消息的13年来从未主张合同解除，应视为被上诉人已经以实际行动向上诉人表明放弃了解除权的行使，解除权应当已经消灭。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有权要求解除《企业转让合同》，并判决合同解除，显然存在错误。(四）一审法院认定《企业土地承包合同书》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存在事实认定错误。即使存在违反民主议定原则将土地发包给上诉人鹏发公司来经营，依法属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不属于违法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同时，合同的签约主体系上诉人鹏发公司与被上诉人五树村委，在合同签订的七年间，作为被上诉人的五树村委从未对合同的效力提出过质疑，且其作为合同的当事方之一，本应遵循契约精神完成与上诉人签订的土地承包书，却在案涉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即将得到巨额拆迁补偿款的情况下，以签订合同时未经村民代表大会表决为由，认为合同无效，不但有违诚信，更有违公平。此外，从本案合同涉及的土地发包过程来看，对外签订发包合同时，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应为被上诉人五树村委的义务，被上诉人未履行该义务而产生的不利后果不应由上诉人承担。因此，上诉人主张涉案承包合同书因未经村民代表大会集体表决而无效，于法无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主体资格、《企业转让合同》不涉及资产所有权的变更、《企业转让合同》因符合约定解除条件而解除及《企业土地承包合同书》属无效合同等均存在严重错误，被上诉人无权要求上诉人支付土地占用费及退还土地、返还地上建筑物。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直接将本案案由定为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将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混为一谈进行审理，显然存在严重的法律适用错误。三、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存在程序适用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本章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六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的简单民事案件中的事实清楚，是指当事人对争议的事实陈述基本一致，并能提供相应的证据，无须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即可查明事实；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是指能明确区分谁是责任的承担者，谁是权利的享有者；争议不大是指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责任承担以及诉讼标的争执无原则分歧。”而本案中，就《企业转让合同》是否涉及资产转让，《土地承包合同书》是否有效，上诉人是否应当退还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等等均有巨大争议，完全不应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此案，一审法院却选择适用简易程序，显然存在严重的程序错误。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及适用程序均存在严重错误，严重损害了上诉人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五树村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一、本案系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答辩人作为合同主体，当然有权诉请法院解除合同。答辩人一审诉请解除合同的签订双方为答辩人和上诉人杨芝娟，答辩人作为合同的一方，在杨芝娟擅自转包他人、拒不缴纳土地租金等违约行为时，当然有权要求解除该合同，而五树养殖场系答辩人开办的村办集体企业，在该村办企业的资产、财物受到侵害时，答辩人也当然有权提出返还请求。本案属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而非企业出售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纠纷。二、一审法院认定答辩人与杨芝娟的合同并不涉及村办集体企业资产所有权的变更正确。答辩人与上诉人杨芝娟于2002年6月30日签订的合同，名为《企业转让合同》实为企业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该合同第二条明确约定：“场方财产、设施、人员均有乙方支配使用，甲方无权干涉”以及第五条：“为了保证甲方财产不流失，甲方可派1-2名干部驻场监管场方生产经营”等内容足以说明该合同是企业经营权的转让而非企业资产、所有权的转让，若是资产、所有权的转让，作为乙方的杨芝娟对村办企业的财产、设施仅有使用权，则作为甲方的答辩人根本无权干涉企业财产流失与否，也无必要再派驻干部监管企业的生产经营。在上述合同签订的当日，村两委委员逐一清点企业资产并在列明的《各项资产移交表》签订确认，就是为了避免企业资产的流失，恰恰是答辩人依照合同履行“保证甲方财产不流失”的具体表现。当年的村办企业—五树养殖场若经营得很好，答辩人又怎么可能将该村办企业交给别人承包经营？答辩人当年之所以将村办企业交给杨芝娟承包经营，目的就是为了让能力强的杨芝娟带领村民发家致富，但其却经营不善擅自转包他人。企业承包经营权的转让不可能导致企业所有权、企业资产发生变更和转移，答辩人之所以每年仅收取6000元的地租也充分说明一旦将村办企业交给杨芝娟承包经营，则杨芝娟若赚钱，无需向答辩人分配利润，其若亏损，答辩人也无需承担，只要保证村办企业的财产不流失，则给予其充分的自主经营权。不能因杨芝娟偿还村办企业的债务而导致整个企业都归其所有，承包经营权转让是不可能导致企业的所有权发生变更的。三、在上诉人杨芝娟迟迟不交纳土地租金且未经答辩人同意而擅自将村办企业交给非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经营的情况下，答辩人有权解除合同，一审法院判令解除合同完全正确。2004年8月30日，上诉人杨芝娟未经答辩人的同意与村民卫金朋签订《企业转包协议》；协议的变更须经协议各方当事人同意方可进行；更何况是合同主体的变更，答辩人作为发包方、作为合同相对方，杨芝娟竟然在不通知答辩人、未经答辩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变更合同主体，违法将企业承包经营权交给非本村村民的“外人”经营，显然是违法的，也是无效的。杨芝娟在该《企业转包协议》的第一段也明确载明：“把我在2002年6月30日和五树村委签订的企业承包合同转包给卫金朋承包经营”，再次印证上诉人杨芝娟早已明知其所签合同是企业承包权转让而非企业资产的转让。解除权是合同当事人的法定权利，不受时间的限制，答辩人行使的是法定解除权而非受时间限制的撤销权，且答辩人作为村办企业的所有权人可行使物权请求权，在上诉人杨芝娟擅自将企业经营权转包给外人承包经营、严重侵害村办企业资产和利益时，答辩人基于物权请求权当然可以要求侵权人排除妨害，将企业资产、设施返还给答辩人。四、一审法院确认答辩人与上诉人鹏发公司于2011年12月10日签订的《企业土地承包合同书》系无效合同，正是基于《土地承包法》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认定的，一审法院的认定是非常正确的，也是及时的，有效维护了答辩人整个村民的公共利益。卫金朋作为上诉人鹏发公司的原始股东在答辩人的村办企业原五树养殖场的土地上于2011年4月20日成立了鹏发公司，卫金朋及鹏发公司均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虽与答辩人签订了上述合同，但该合同却未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也未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由于违反《土地承包法》第48条、《土地管理法》第15条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无效，该《企业土地承包合同书》竟约定：“如国家政策变化或发展规划需要，鹏发公司在原办土地证上所建筑厂房、车间设施及附属物所有权归企业所有”，这样明目张胆、堂而皇之地试图将村办企业的资产变更到鹏发公司自己名下，时任村主任姜跃村在未经答辩人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表决同意的情况下，无权对原村办企业的资产进行处置。后经一审法院承办人到现场查勘、确认，杨芝娟、鹏发公司在原村办企业的土地上均未添置任何新的房产、资产。一审法院认定《企业土地承包合同书》是无效合同，是非常正确和及时的，有效保护了整个村民的利益，保证了答辩人村办企业资产、设施不被侵吞、侵占。五、本案事实清楚，法律关系简单，权利义务明确，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并不违反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五树村委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杨芝娟于2002年6月30日签订的《企业转让合同》；2.判令二被告立即从原告的原址上搬离、撤走，拆除在原告土地上建造的所有构筑物并将土地恢复原状；3.判令二被告返还占用、使用的土地96.8亩，返还养殖场上原有的房产、设备等固定资产；4.判令二被告支付土地占用、使用费暂定12000元（以当地同等地块的占用、使用费计算）；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4年，原告五树村委开办养殖场，在工商部门注册成立“宜阳县五树综合养殖场”。2002年6月30日，以五树村委为甲方、被告杨芝娟为乙方，双方签订《企业转让合同》一份，约定：为了深化企业改革，提高劳动生产率，根据上级对集体企业改制承包精神，经村委多次酝酿研究决定，将村办企业“五树综合养殖场”转让给杨芝娟，按照规定的程序，经过双方充分协商，签订本合同。一、从2002年7月1日起，养殖场的所有债权、债务均有杨芝娟负责(不含土地、其他以账面数字为准)。二、场方财产、设施、人员均有乙方支配使用，甲方无权干涉。三、土地使用:原养殖场所占用土地62亩，有企业所有者支配使用，乙方可以提出终止使用土地，但甲方不能提出终止使用土地。由于企业负债大(市场、行情、价格等原因)，乙方2002年7月1日—2005年6月30日可不交租金;从2005年7月1日起每年交地租6000元。四、乙方必须执行党的方针、法规、法令，自主经营、照章纳税、自负盈亏。五、为了保证甲方财产不流失，甲方可派1-2名干部驻场监管场方生产经营，但甲方不得随意拿用乙方的财产，保证村民不到场方闹事，保证乙方的安全不受侵犯。六、下列情况之一可提出变更或解除合同（但乙方需按甲方移交账面数额交清所有财产）。①国家政策有变化，对甲、乙方利益受到影响。②乙方不按合同交款(租金)。③甲方干涉乙方的经营活动，使乙方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证时。④由于自然灾害和不可抗拒的原因，使合同无法履行时，乙方有权提出解除合同。七、本合同不受村委、支部换届所限制。八、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该合同注明“附：财产清单共计贰拾伍页”。原、被告均提交的资产移交表的“各项资产明细表（房屋类）”载明房屋类财产有：办公楼、养鸡楼、育肥舍、种猪舍、产房、养鸭棚、饲料房车间、东厦平房、车库机修房、南厂区门口住室、锅炉房、鱼塘看护房、磅房住室、场院围墙。原告五树村委和被告杨芝娟签订《企业转让合同》后，杨芝娟接收经营宜阳县五树综合养殖场。2004年8月30日，以被告杨芝娟为甲方、卫金朋为乙方，双方签订《企业转包协议》一份，约定：由于养殖形势连年不景气，养殖低谷持续时间太长，企业连年亏损，资金周转困难，加之我（杨芝娟）身体欠佳，实在无力再经营下去。经我和卫金朋协商把我在2002年6月30日和五树村村委签订的企业承包合同转包给卫金朋承包经营。双方遵照公平合理的原则，特订立以下几条共同信守。一、乙方接转甲方的承包合同，甲方在承包期内所发生的所有债权债务，都由乙方负责清算，甲方不再参与经营和干扰企业的经营活动。二、甲方在承包期间投入的所有种母猪、种公猪、饲料、各种设备设施等都归乙方所有。三、甲方拖欠村委的承包费，由乙方负责结清。2011年12月10日，原告五树村委和被告鹏发公司签订《企业土地承包合同书》一份，约定：根据国家政策及上级精神，经五树村委和洛阳市鹏发牧业有限公司协商，把原村办企业养殖场所占用的土地以土地流转的方式流转给鹏发公司使用。一、流转土地96.8亩(四边地邻位置附表)。二、每年租金6000元。交款时间为每年的12月25日前。三、流转期限50年，即从2011年12月10日至2061年12月10日。四、在土地流转期间，如国家政策变化或发展规划需要，洛阳市鹏发牧业有限公司在原办有土地证上所建筑厂房、车间设施及附属物所有权归企业所有(厂房设施占用土地办有土地使用证)。剩余使用土地按国家政策规定为准。五、原养殖场的债权、债务有承包人负责，与村委无关。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村委不得干涉。本合同不受村委、支部换届所限制。另查明：1.五树养殖场的营业执照于2003年12月4日被吊销。2.被告鹏发公司注册成立于2011年4月20日，住所地为宜阳县柳泉镇五树村，成立时股东为卫金朋、王桃红，鹏发公司的经营场所即五树养殖场的经营场所。3、庭审后，经一审法院询问原告五树村委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爱国，其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进行了明确和减少，具体为:(1)要求被告杨芝娟、鹏发公司返还宜阳县五树综合养殖场经营场所内的62亩土地；（2）要求被告杨芝娟、鹏发公司返还房屋类资产为办公楼、养鸡楼、育肥舍、种猪舍、产房、养鸭棚、饲料房车间、东厦平房、车库机修房、南厂区门口住室、锅炉房、鱼塘看护房、磅房住室、场院围墙；（3）不再主张诉讼请求第2项，即判令二被告立即从原告的原址上搬离、撤走，拆除在原告土地上建造的所有构筑物并将土地恢复原状；（4）不再主张要求被告杨芝娟、鹏发公司返还养殖场原有的设备；（5）诉讼请求第4项主张的土地占用使用费12000元要求由被告鹏发公司支付。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原告的主体是否适格问题。被告杨芝娟、鹏发公司辩称原告主体不适格。本案案由为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2002年6月30日的《企业转让合同》由原告五树村委和被告杨芝娟签订，原告五树村委有权要求解除该《企业转让合同》。同时五树养殖场为原告五树村委开办的集体企业，五树村委有权就五树养殖场的资产提出返还请求。故原告的诉讼主体适格。被告杨芝娟、鹏发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代理意见中辩称原告五树村委提交的证据为复印件，但二被告在庭审中对原告提交《企业转让合同》、资产移交表、《企业转包协议》、《企业土地承包合同书》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且二被告提交证据中也包含《企业转让合同》、资产移交表、《企业转包协议》、《企业土地承包合同书》，双方提交的证据一致，故对双方提交的《企业转让合同》、资产移交表、《企业转包协议》、《企业土地承包合同书》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关于原告五树村委与被告杨芝娟于2002年6月30日签订的《企业转让合同》是否约定将五树养殖场的固定资产一并转让给了杨芝娟。第一，合同第二条约定“场方财产、设施、人员均有乙方支配使用，甲方无权干涉”，从约定内容来看为杨芝娟对宜阳县五树综合养殖场的财产有使用权，并不具有所有权。第二，合同第五条约定“为了保证甲方财产不流失，甲方可派1-2名干部驻场监管场方生产经营”，该约定明确了杨芝娟对宜阳县五树综合养殖场的财产并不具有所有权。第三，合同第六条约定解除合同时“乙方需按甲方移交账面数额交清所有财产”，即解除合同须向甲方返还财产。第四，被告杨芝娟与卫金朋于2004年8月30日签订的《企业转包协议》约定“经我和卫金朋协商把我在2002年6月30日和五树村村委签订的企业承包合同转包给卫金朋承包经营”，也印证了2002年6月30日的《企业转让合同》名为“转让”，实为承包经营，不涉及资产所有权的变更。故2002年6月30日签订的《企业转让合同》并未约定将五树养殖场的资产一并转让给被告杨芝娟，被告杨芝娟关于五树养殖场的资产通过《企业转让合同》转让给其本人的辩称，依法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2004年8月30日的《企业转包协议》不能体现签订该合同经过了原告五树村委的同意，被告杨芝娟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将承包的五树养殖场转包给卫金朋经过原告五树村委的同意，本案中原告五树村委对杨芝娟的转让行为表示不予认可，故杨芝娟将五树养殖场转包给卫金朋的行为无效。原告诉称被告杨芝娟欠付租金，被告杨芝娟也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本人或卫金朋从2005年7月1日起每年均向原告交地租6000元。故被告杨芝娟将五树养殖场转包给卫金朋，以及欠付租金的行为，均对原告五树村委构成违约，原告要求解除2002年6月30日的《企业转让合同》，符合《企业转让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理由正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2011年4月20日，原告五树村委和被告鹏发公司签订《企业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鹏发公司以流转的方式承包原告96.8亩的土地，原告称签订该合同未经过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属于无效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鹏发公司系五树村集体以外的企业，被告鹏发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签订该《企业土地承包合同书》经过了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故该《企业土地承包合同书》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属无效合同，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原告要求被告杨芝娟、鹏发公司将五树养殖场的房产返回给原告，因原告五树村委将五树养殖场资产交付给被告杨芝娟经营，鹏发公司成立后，宜阳县五树综合养殖场的房产实际由鹏发公司占有使用，故被告杨芝娟、鹏发公司均有义务将宜阳县五树综合养殖场的房产返还给原告，对原告该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杨芝娟、鹏发公司将96.8亩土地返还给原告，《企业转让合同》约定综合养殖场占地为62亩，经原告核实后，《企业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的96.8亩土地与事实不符，鹏发公司占有使用的土地仍为五树养殖场经营范围内的62亩，故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杨芝娟、鹏发公司返还土地面积为62亩。因原告将五树综合养殖场交给了杨芝娟经营，在《企业转让合同》解除的情况下，杨芝娟有义务返还五树养殖场经营场所范围内的土地。原告五树村委同被告鹏发公司签订的《企业土地承包合同书》无效，现在实际占用该土地的是鹏发公司，鹏发公司也有义务向原告返还五树养殖场经营场所范围内的土地。故原告要求被告杨芝娟、鹏发公司应将五树养殖场经营场所范围内的62亩土地返还给原告，理由正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鹏发公司支付土地占用使用费12000元。因鹏发公司成立后一直占有使用五树养殖场的经营场所的土地，虽然《企业土地承包合同书》无效，但被告鹏发公司实际占有使用了土地，仍应向原告支付占地使用费。被告杨芝娟、鹏发公司提交证据显示向原告支付地租共计36000元，未支付2014年及以后的地租。故原告该请求，理由正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宜阳县柳泉镇五树村村民委员会与被告杨芝娟于2002年6月30日签订的《企业转让合同》。二、限被告杨芝娟、洛阳市鹏发牧业有限公司共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位于宜阳县柳泉镇五树村的宜阳县五树综合养殖场经营范围内的62亩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建筑物（办公楼、养鸡楼、育肥舍、种猪舍、产房、养鸭棚、饲料房车间、东厦平房、车库机修房、南厂区门口住室、锅炉房、鱼塘看护房、磅房住室、场院围墙）返还给原告宜阳县柳泉镇五树村村民委员会。三、限被告洛阳市鹏发牧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宜阳县柳泉镇五树村村民委员会占地使用费12000元。四、驳回原告宜阳县柳泉镇五树村村民委员会其他诉讼请求。如不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杨芝娟、洛阳市鹏发牧业有限公司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2002年6月30日五树村委与杨芝娟签订的《企业转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合同第二条约定，养殖场的财产、设施、人员由杨芝娟支配、使用。第五条约定，为保证五树村委的财产不流失，五树村委可派1-2名干部驻场监管生产经营。依据五树村委与杨芝娟合同签订的目的及合同的内容，杨芝娟对于集体所有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并不享有处分经营财产的权利。该《企业转让合同》实质上是集体企业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在不改变企业资产所有权的前提下，实现所有者与经营权的分离。鹏发公司提交的《中共宜阳县委、宜阳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和深化乡村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宜发[2000]5号文件第四部分产权界定中，对评估后确认的资产，按照“谁投资谁所有，谁创造谁所有”的原则界定财产权属。反映了当时对乡村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财产权属界定的基本政策。上诉人鹏发公司、杨芝娟关于五树村委主体不适格、杨芝娟享有资产所有权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2004年8月30日，杨芝娟与卫金朋签订《企业转包协议》将前述的企业承包合同的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卫金朋，该转让行为系双方当事人合意的达成，转包协议依法成立且生效。该转包协议并未改变原承包经营合同的内容，且在较长的时间内，五树村委未提出异议，视为其默认了转让的行为。杨芝娟将合同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卫金朋，杨芝娟退出了原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杨芝娟的转让行为无效系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予纠正。关于鹏发公司是否欠付租金的问题，本院认为，从鹏发公司一、二审提交的证据来看，2014年以后的租金鹏发公司并未交纳。一审法院依据五树村委的诉求判令鹏发公司支付2016、2017年占地使用费12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2011年12月20日五树村委与鹏发公司签订《企业土地承包合同书》，该合同书有时任村长姜跃村的签字及五树村委的盖章。视为对杨芝娟与卫金朋签订的转包协议主体变更的确认以及对转让行为的认可。该合同书自成立时生效。一审法院认为该合同未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属于无效合同，本院认为，是否经过民主议定是五树村委内部事务，不能以此来对抗合同相对人，且双方所签合同已经履行多年。一审法院认定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鹏发公司、杨芝娟关于《企业土地承包合同书》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属于无效合同的理由本院予以采信。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在庭审中均陈述因养殖场所在的地方面临拆迁，双方无法就拆迁补偿达成一致遂引发本案的诉讼。由于双方未就此提交相应的证据，尚无法确定是否因地方政府的政策性拆迁行为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对于五树村委要求鹏发公司返还养殖场范围内的建筑物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鹏发公司、杨芝娟主张的程序问题，本院认为，本案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一审法院适用程序正当。上诉人鹏发公司、杨芝娟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判决结果失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河南省宜阳县人民法院（2018）豫0327民初228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及诉讼费负担部分；二、撤销河南省宜阳县人民法院（2018）豫0327民初228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三、驳回宜阳县柳泉镇五树村村民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受理费100元，由宜阳县柳泉镇五树村村民委员会负担50元，洛阳市鹏发牧业有限公司、杨芝娟负担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国欣审判员  刘丽娜审判员  李依芳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李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