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5民终1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蒋兆连，男，1942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自红，男，1953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津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水秀，女，1958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津市。 上述两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玲玲，浙江大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蒋兆连为与上诉人张自红、李水秀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2018）浙0503民初32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过调查阅卷，询问当事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蒋兆连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自红、李水秀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蒋兆连认为张自红、李水秀2015年的欠款应为113932元，并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46686元。二、张自红、李水秀认为欠条并非是单独的欠款凭证，而是对送货的累积结算，但张自红、李水秀始终无法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三张欠条的形成过程，双方是如何结算的，每张欠条对应哪几张送货单，欠条金额与送货单累计金额无法核对一致的原因等等。仅以所谓的交易习惯，即送货单有具体的货物规格、名称等，而欠条无相关货物规格为由，认为欠条不是单独的欠款凭证，其抗辩理由并不充分。一审庭审中，蒋兆连陈述了双方的交易情况，存在先拿货后写欠条的情形，也与市场交易习惯相符合。张自红、李水秀长期做生意，懂得支付现金后要求蒋兆连写收条，但在写下欠条后又对已经结算的送货单不做处理，留在蒋兆连处，给自己留下隐患，也不符合常理。据此，蒋兆连主张的欠条金额与送货单金额并非重复计算，均应予以支持。此外，张自红、李水秀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写下欠条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即认可了欠款的事实。三、蒋兆连与张自红、李水秀2016年的货款实际并未对账，也未结清。蒋兆连出具的说明并不能反映双方的结账过程，张自红、李水秀应提供付款凭证等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支付货款的过程。 张自红、李水秀共同答辩称，一、46686元的欠条上明确载明“累计货款”，因此该张欠条不是单笔送货金额，而是自2015年双方有生意往来后截止到2015年11月22日累计的所有货款。二、蒋兆连自认说明的真实性，因此说明作为书证，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说明产生的时间为2017年4月13日，而双方最后的交易时间为2017年3月31日，根据时间先后顺序及说明上载明的“只留下2017年的账未结，”系蒋兆连的真实意思表示。蒋兆连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份说明是其在受胁迫或受欺骗的情况下出具的。因此，恳请法庭采纳2017年4月13日说明的内容。 张自红、李水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蒋兆连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蒋兆连与张自红、李水秀之间的买卖关系已于2017年3月31日结束，双方于2017年4月13日进行对账，蒋兆连在当日出具说明一份，明确双方“只留下2017年的货款未结”。一审法院认为该份说明原件符合有效证据要件并予以认定，但判决结果又推翻了该项认定，前后自相矛盾，认定事实不清。二、蒋兆连提交的三份欠条均是在双方对账后，张自红向蒋兆连出具的是结欠货款的总金额，而不是单笔送货货款金额。三、蒋兆连在第二次向法院起诉时刻意隐瞒双方之间所有交易的送货单，造成了张自红、李水秀付款多于货物金额的假象，以此误导一审法院作出三张欠条是单次送货金额的错误判决。四、根据张自红、李水秀计算的除去2015年11月22日、2016年6月20日、2017年1月26日的三张欠条，张自红、李水秀在2015年和2016年间根据蒋兆连在一审中提交的送货单，购买板材货款总计248909元，根据一审提交的欠条及转账凭证原件，张自红、李水秀共向蒋兆连支付货款249202元，因此货款已经全部结清，这与2017年4月13日的说明中载明只留下2017年的货款未结相互对应。 蒋兆连辩称，2015年双方之间总的交易货款为211382元，对方已付货款97450元，尚欠113932元。2016年双方之间总的交易货款为110593元，对方已付货款78900元，尚欠31693元。2017年双方之间总的交易货款为64431元，对方已付货款52852元，尚欠11579元。三年共计货款386406元，三年共计支付货款229002元，三年尚欠157742元。 蒋兆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张自红、李水秀共同支付货款157742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日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157742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2.案件诉讼费由张自红、李水秀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自红、李水秀系夫妻，共同经营托盘制作生意。蒋兆连从事板材销售生意。2015年5月10日至2017年3月31日期间，张自红、李水秀向蒋兆连购买板材。2017年4月13日，蒋兆连出具说明一份，载明：2016年货款已经结清。现蒋兆连以张自红、李水秀未付清货款为由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蒋兆连与张自红、李水秀之间的买卖合同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双方对2016年的货款已经结清和2017年2月21日之后的货款尚未支付的事实没有异议。双方存在争议的有两点。首先，2015年货款是否已经支付？虽然蒋兆连在2017年4月13日出具的说明中写明：只留2017年货款未结，但张自红、李水秀提供的2015年11月22日的销货清单中载明：“张自红欠胶合板货款累计金额为102686元，元月28日付现金56000元，下欠46686元”，而蒋兆连提供的2016年元月28日张自红签字确认的销货清单中也载明：“张自红欠2015年胶板货款46686元”，两份销货清单能相互印证，结合张自红、李水秀提供的并经该院认定的2016年的付款金额，张自红、李水秀并未实际支付2015年的上述货款，故对张自红、李水秀关于已经支付2015年的货款的辩称，不予采信。其次，再看2017年1月26日李水秀签字确认的欠条，载明：原来供货欠款52852元，春节元月26日还30000元，下欠22852元。后张自红、李水秀于2017年3月21日转账付款20000元，对此蒋兆连也予以认可，结合蒋兆连出具的说明中所注明“货款零头2852元也结清”的相关内容，认定2017年1月26日的该笔货款已经结清。因此，2017年尚有三笔货款未结清，分别为2017年2月21日的1536元，同年2月23日的6347元，同年3月31日的3696元。张自红、李水秀系夫妻，共同经营，对此张自红、李水秀均无异议，故蒋兆连要求张自红、李水秀共同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但金额以该院认定为准。蒋兆连要求张自红、李水秀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计算利率和起算时间，符合法律规定，予以准许。综上所述，蒋兆连的部分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一、张自红、李水秀共同支付蒋兆连货款58265元，并支付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5826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8年7月27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限张自红、李水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驳回蒋兆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54元，减半收取1727元，财产保全费1320元，合计诉讼费3047元，由蒋兆连负担1922元，张自红、李水秀负担1125元。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 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张自红、李水秀是否还结欠蒋兆连货款，如有结欠，具体数额为多少。一、张自红、李水秀确认2017年尚欠蒋兆连货款11579元，分别为2017年2月21日的1536元，2017年2月23日的6347元，2017年3月31日的3696元，蒋兆连对上述欠款数额亦予以认可，故本院认定2017年张自红、李水秀尚欠蒋兆连货款11579元。二、关于2017年4月13日的说明。蒋兆连对该说明由其本人出具并无异议，根据该说明的内容，双方2016年的货款全部结清，只留2017年的货款未结。蒋兆连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份说明是其在受胁迫或受欺骗的情况下出具，因此，双方2016年的货款应视为结清。三、张自红、李水秀认为，根据2017年4月13日的说明，双方2016之前的所有货款（包括2015年）均已结清。对此，本院认为，说明仅表述了2016年的货款已全部结清，并无2016年之前的货款全部结清的意思表示，结合2015年11月22日的销货清单中载明：“张自红欠胶合板货款累计金额为102686元，元月28日付现金56000元，下欠46686元”，以及张自红支付56000元现金同日（2016年1月28日）签字确认的销货清单中载明：“张自红欠2015年胶板货款46686元”，可以认定张自红2015年尚结欠货款46686元。综上，张自红、李水秀共结欠蒋兆连货款58265元。 综上所述，蒋兆连与张自红、李水秀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454元，由蒋兆连负担2178元，由张自红、李水秀负担127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林法 审判员  杨瑞芳 审判员  郑 扬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顾月丹 书记员钱启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