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粤0511行初76号（2018）粤0511行赔初2号原告:周楚洪，男，汉族，1969年9月18日出生，住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芬，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汕头市公安局潮南分局，住所地汕头市潮南区峡山街道东环路13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405147545365814。负责人：许俊雄，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壮洲、赵资科，该局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权，广东乐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周楚洪不服被告汕头市公安局潮南分局（下简称公安潮南分局）作出的汕公潮行罚决字[2018]0055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下简称55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8年7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和行政赔偿诉讼二案。本院于2018年7月5日立案后，于2018年7月9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将二案合并审理，于2018年9月29日、2019年1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周楚洪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芬，被告公安潮南分局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资科、郑壮洲及陈权到庭参加诉讼。2018年11月28日，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二案延长审理期限3个月。现已审理终结。2018年3月29日，被告公安潮南分局作出55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周楚洪于2018年3月26日乘坐汽车、火车到达北京，先后到国家信访局、中纪委、公安部等部门进行上访，反映之前多次上访反映的问题。上访后，又于2018年3月27日到北京中南海周边要去见国家领导人反映问题，因在中南海周边不属于信访的地方，且国家刚好有重大外事活动，故被当地公安部门控制，后通告广东省驻京办的工作人员到场劝回，于2018年3月29日凌晨1时许被公安机关传唤到治安管理大队进行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决定对周楚洪处以行政拘留十日。执行期限从2018年3月29日至2018年4月8日止。原告周楚洪诉称，2018年3月29日，被告在主要证据不足，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滥用职权，违反法定程序，胡乱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对原告作出了行政拘留处罚决定，原告对此感到非常冤屈和愤怒。被告的拘留处罚侵害了原告的人身自由，耽误了原告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影响了原告的社会评价和名誉，给原告造成了财产和精神损失。因此原告请求：1.撤销汕公潮行罚决字［2018］0055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被告登报或在官方网站为原告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3.请求汕头市公安局潮南分局支付周楚洪赔偿金共284.74元/天×10天＝2847.4元；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提供的证据及证明目的如下：1.55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解除拘留证明书》，证明原告确被行政处罚，被限制人身自由，名誉受损，故原告有权利提出要求赔偿。2.照片20张，证明原告等人多次到北京上访而被公安潮南分局违法截访。原告在开庭审理前向本院申请证人周某1、周某2出庭作证，经审查后本院准许证人出庭：1.证人周某1出庭作证证明：原告是证人之父亲，证人知道原告去过北京，但不知道去做什么。2018年春节后，原告不知道去了哪里，回家后说被冤枉了。证人及家人都没收到公安潮南分局的通知。2.证人周某2出庭作证证明：证人与原告是同村人，证人通过微信等方式知道原告曾多次在信访过程中受到迫害，2016年6月3日、2017年10月17日二次去信访均被强制带离。2018年3月27日，原告到北京信访，当天11时多与家属及全村人失联。等到2018年3月29日下午3时多，原告家属及村民去潮南区政府反映原告他们去北京上访后失联一事。公安潮南分局法制科吴科长告知，原告等十位信访人因涉嫌到国家非信访场所信访正在该局接受调查。证人请求出示训诫书，吴科长说正在跟北京联系。原告从2018年3月27日失联后，家属不知其去向，也没有人通知其家属，直至公安潮南分局吴科长与村民见面后，才知道原告等十位信访人在公安潮南分局接受调查。次日，村民去公安潮南分局治安大队了解情况，被告工作人员告知十位信访人已被执行行政拘留。被告公安潮南分局辩称，公安潮南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依法有效的行政行为，不应予以撤销。一、公安潮南分局对原告予以行政处罚认定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2018年3月29日1时多，公安潮南分局民警将涉嫌扰乱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嫌疑人员周伟航、周昭湖、周昭葵、周伟国、周泽伦、周镇昭、周振廷、周沐昭、周坤林、周楚洪传唤到治安管理大队审查。经审查，2018年3月24日20时，原告从峡山汽车站乘坐汽车到广州市，又从省火车站转乘火车，2018年3月26日到北京国家信访局、中纪委、公安部等部门进行上访，反映之前多次上访反映的问题。上访后，又于2018年3月27日到北京中南海周边要去见国家领导人反映问题，因在中南海周边不属于信访的地方，且国家刚好有重大外事活动，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控制，后通告广东省驻京办的工作人员到场劝回，于2018年3月29日凌晨1时许传唤至公安潮南分局治安管理大队进行审查，上述事实有原告的《询问笔录》以及原告受到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的《训诫书》等证据材料予以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二十三条、《信访条例》第十八条、二十条的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走访不得围堵、冲击国家机关，不得拦截公务车辆。原告所到之处中南海周边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或聚集。原告的行为已经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结合原告在本案中的违法情节，对原告处行政拘留十天。二、公安潮南分局对原告予以行政处罚的程序合法。（一）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规定，被告公安潮南分局对于本案具有管辖权。（二）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潮南分局传唤原告进行调查，在进入调查询问之前，公安潮南分局将原告依法享有权利和应尽义务进行告知并由原告确认。因办案需要，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经批准，对原告延长询问时限至二十四小时。经查明，原告存在扰乱其他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拟对原告行政拘留十天，依法进行审批。经批准后，公安潮南分局在行政处罚前将原告涉及的违法事实、理由、处罚依据和处罚结果告知本人。原告表示不陈述和申辩，并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予以签名确认。当日，被告向原告送达55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10天，并告知原告的救济途径，原告签名确认。后遂将原告送到汕头市潮阳区拘留所执行拘留。（三）原告在传唤以及做出行政拘留时，将原告因涉嫌扰乱其他公共场所秩序而被传唤接受调查以及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的情况告知各自的家属。（四）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之规定，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制作《现场检测报告书》、查询了原告的户籍证明、前科材料，制作了抓获经过和证实材料，因原告相关物品需寄存，为原告办理寄存物品手续，后在执行行政拘留完毕后，将寄存物品发还本人，相关情况见《原告寄存物品清单以及领回签收记录》。三、被告对原告所做出行政处罚合法有效，不存在行政赔偿的事由，原告提出的行政赔偿缺乏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四、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因拘留处罚对其人身自由、耽误其正常工作和生活，也没有证据对其社会评价、名誉造成影响，更没有证据证明造成的财产、精神损失数额，原告周楚洪提出支付赔偿金284.74元/天×10天＝2847.4元缺乏事实依据。综上所述，公安潮南分局对原告作出的55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提出的行政赔偿诉讼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公安潮南分局提交的证据：1.55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经查明原告的违法事实，依照法律规定，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10天，并于2018年3月29日送达原告。2.《受案登记表》，证明原告存在违法行为，属于被告管辖的行政案件，被告于2018年3月29日依法予以受案调查处理。3.《呈请延长询问时限审批报告》，证明因办案需要，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经批准，对原告延长询问时限至二十四小时。4.《汕头市公安局潮南分局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证明被告将原告因涉嫌扰乱其他公共场所秩序而被传唤接受调查的情况在2018年3月29日告知原告家属。5.《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明被告在进行调查询问前将原告依法享有权利和应尽义务告知原告，并由原告签名、捺指模确认。6.原告周楚洪的《询问笔录》，证明原告在供述中承认和同村人周昭葵、周伟国、周镇昭、周昭湖、周伟航、周泽伦、周坤林、周沐昭、周振廷商量要组织去北京上访，在2018年3月24日晚，先在峡山乘坐大巴至3月25日凌晨2时多到达广州火车站，在3月25日早上8时50分乘坐火车出发，于26日早上7时多到达北京西站，即乘坐102号公共汽车到达北京市信访局、中纪委、公安部上访。至2018年3月27日10时多就坐公共汽车前往中南海附近找领导反映问题，到达中南海车站，执勤的同志进行盘问后进行检查，周伟国就说要来找领导人反映土地情况。执勤民警将他们带离现场，后被送回潮南区。7.周昭葵、周伟国、周镇昭、周昭湖、周伟航、周泽伦、周坤林、周沐昭、周振廷的《询问笔录》（9份），证明同村人周昭葵、周伟国、周镇昭、周昭湖、周伟航、周泽伦、周坤林、周沐昭、周振廷以及本案原告周楚洪在2018年3月24日晚，先在峡山乘坐大巴于3月25日凌晨2时多到达广州火车站，在3月25日早上8时50分乘坐火车出发，于26日早上7时多到达北京西站，即乘坐公共汽车到达北京市信访局、中纪委、公安部上访。至2018年3月27日10时乘坐公交汽车到中南海附近准备找领导反映问题，受到执勤的警察盘问，后送至派出所再送至北京市“久敬庄”信访分流中心，在2018年3月27日被送回潮南区。8.《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书》（十份），证明原告周楚洪以及周昭葵、周伟航、周镇昭、周昭湖、周泽伦、周伟国、周坤林、周沐昭、周振廷于2018年3月27日11点50分在中南海周边准备反映政府干部违法违纪问题而被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9.《呈请公安行政处罚审批报告》，证明被告经查明原告存在扰乱其他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拟对原告行政拘留十天，并经合法程序进行审批。10.《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被告在行政处罚前将原告违法事实、理由、处罚依据和拟处罚结果告知原告，原告表示不提出陈述和申辩。11.《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证明被告把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的情况告知其家属。12.《行政拘留执行回执》，证明被告于2018年3月29日将原告送到汕头市潮阳区拘留所执行拘留。13.其他材料：《现场检测报告书》《户籍证明》《抓获经过》《证实材料》，证明被告办案程序合法。被告公安潮南分局提供的法律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2012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信访条例》。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合法性不予认可，认为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程序违法；对证据2的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无法证明被告所要证明的事实；对证据3的合法性有异议，认为受案登记表记载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被告是想进行疲劳询问，延长询问的审批理由不合法；对证据4-8、10-11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原告家属没有收到被告的任何通知，被告没有听取原告的陈述、申辩，原告及其他上访人的签名均是被迫签的，《训诫书》原告并没有收到，是被告事后补充的；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对关联性没有异议，认为被告的办案程序违法；对证据12无法质证，认为是被告内部的办案手续；认为证据13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无法证明被告的办案程序合法。被告公安潮南分局对原告出示的证据1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目的；认为证据2照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认为证人周某2的证言是传来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不能作为证据采信；证人周某1是原告的儿子，与原告有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且二位证人的证言的证据效力不能对抗询问笔录的法律效力。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真实有效，予以采信；证据2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证人周某2当庭陈述原告曾多次信访过程中受迫害或被强制带离的事实，因是传来证据，且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周某2的其他证言及证人周某1的证言，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均有异议，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由于被告提交的证据均系依职权制作或调取，本院经审查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的三性均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原告周楚洪系汕头市潮南区胪岗镇溪尾周村村民。2018年3月24日晚，原告会同同村人周伟航、周昭湖、周昭葵、周伟国、周镇昭、周振廷、周沐昭、周坤林、周泽伦从汕头市潮南区乘坐汽车至广州后转乘火车到北京。2018年3月26日，原告等10人就之前多次反映的土地等问题，先后到国家信访局、中纪委、公安部上访。2018年3月27日，原告等10人准备到中南海反映问题，到达中南海附近府右街时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控制并予以训诫，后被送至久敬庄救济服务中心，由广东省驻京办等工作人员劝回。被告公安潮南分局立案调查，2018年3月29日凌晨1时许，将涉嫌扰乱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原告等10人口头传唤至治安管理大队调查询问，告知原告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法律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权利后，于同日作出55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期限自同年3月29日至4月8日止。该行政处罚已执行完毕。原告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诉讼及要求行政赔偿。另查明，2018年3月25日至2018年3月28日期间，国家正在进行重大外事活动。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2012修订)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本案中，原告的居住地在被告的辖区内，被告对原告的违法行为具有进行调查处理的管辖权。《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并非国家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或聚集。本案中，被告提供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的《训诫书》、原告及其他9位上访人的《询问笔录》，足以证实2018年3月27日，原告及其他9位上访人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法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控制并予以训诫的事实，原告的行为扰乱了当地的公共秩序，故公安潮南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案中，公安潮南分局根据原告等10人到中南海附近上访的违法事实，结合原告在本案中的违法情节，对原告处行政拘留十天，处罚恰当，适用法律正确。被告对原告进行询问时已告知其享有的相关权利、义务；被告在作出处罚决定前依法告知了原告拟对其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原告有提出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作出处罚决定后，向原告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处罚决定书中告知了原告享有申请行政复议和提出行政诉讼的权利。执法程序中，被告保障了原告享有的权利。原告认为被告执法程序违法，特别是没有向原告家属送达《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但被告提供的《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中均记载，被告已电话通知原告家属，通知书上有两位办案民警签名确认，原告也签名捺指印确认。虽然通知电话是原告本人的电话，证人周某1也当庭陈述被告传唤、拘留原告时没有通知家属，但证人周某2证实，2018年3月29日，被告工作人员已当面口头告知包括原告家属在内的村民，原告等10位上访人因涉嫌到国家非信访场所信访正在该局接受调查。3月30日，被告工作人员也当面口头告知包括原告家属在内的村民，原告等10人已被执行行政拘留。故被告通知原告家属的方式，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2012修订)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已保障了原告家属的知情权，对原告认为被告没有向原告家属送达家属通知书，属程序违法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被告公安潮南分局作出的55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如上所述，公安潮南分局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属合法的行政行为，原告要求公安潮南分局“登报或在官方网站为原告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2847.4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周楚洪请求撤销汕公潮行罚决字［2018］0055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原告周楚洪要求被告汕头市公安局潮南分局登报或在官方网站为原告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周楚洪要求被告汕头市公安局潮南分局支付周楚洪赔偿金2847.4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周楚洪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黄岳忠审判员  陈卫星审判员  洪静娇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郭艳春书记员陈静侨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第二十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一）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二）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聚众实施前款行为的，对首要分子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4.信访条例第十八条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5.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2012修订)第九条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第四十三条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实施前须依法向公安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二）通知当事人到场，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并在现场笔录中注明；……（五）实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应当当场告知当事人家属实施强制措施的公安机关、理由、地点和期限；无法当场告知的，应当在实施强制措施后立即通过电话、短信、传真等方式通知；身份不明、拒不提供家属联系方式或者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无法通知的，可以不予通知。告知、通知家属情况或者无法通知家属的原因应当在询问笔录中注明。（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程序。……第一百五十一条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决定的，应当及时将处罚情况和执行场所或者依法不执行的情况通知被处罚人家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