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04民初9509号原告：李观水，女，1974年1月2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海珠区。原告：黎业民，男，1967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海珠区。委托代理人：伍艳萍，广东许铭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许永祥，广东许铭丞律师事务所助理。被告：高春红，女，1978年7月1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河南省商水县。委托代理人：曾英，广东力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高红垒，男，1974年9月1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河南省商水县。被告：唐永强，男，1971年3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州市越秀区。第三人：张桂英，女，1952年9月1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河南省商水县。原告李观水、黎业民诉被告高春红、唐永强，第三人张桂英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观水、黎业民及两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伍艳萍，被告高春红的委托代理人曾英、高红垒以及第三人张桂英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唐永强因下落不明，经本院依法公告期满仍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两原告共同诉称：两原告是死者黎嘉宜的父母。2017年2月13日，黎嘉宜约于13时半左右离开家，当日23时15分，原告李观水还与其通话，后手机关机，至2017年2月16日17时30分左右接到警方通知查看监控验证身份，才得知其在站××号旅馆内与另二名男子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事后，原告通过警方了解到，2017年2月13日14时45分，黎嘉宜跟着两名男子到站××号前台开房，该两名男子办理了登记手续，但是黎嘉宜没有办理入住登记手续，也没有作为访客办理登记手续（当天黎嘉宜出门并没有带身份证），入住房号为503房。派出所调取的监控显示当天15时27分，三人一同出旅馆后，于17时36分一同回到旅馆。18时37分，三人再次一同离开旅馆至22时18分再次回到旅馆进入503房，此后没有再出过503房。直至2017年2月15日晚22时左右，旅馆服务员通过门卡无法进入房间，觉得可能出事了，报警后应接警人员要求破门而入，打开房就发现二具尸体。报警后，警方到现场勘验，才发现三具尸体，就是当时办理入住登记的二名男子和未办理入住登记的女子黎嘉宜。经过警方勘验现场，发现有四份遗书，声称属于“自杀”。现场有四个不锈钢炭盆，还有未烧尽的残炭、未使用的炭（装箱盒子上注明烧烤炭）、瓶装白酒。原告认为，被告高春红作为旅馆经营者，没有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依法应当对原告女儿黎嘉宜的死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具体理由如下：1.依照《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旅馆接待旅客人住宿必须登记。登记时，应当查验旅客的身份证件，按规定的项目如实登记。”被告高春红经营旅馆业务，在接待黎嘉宜和另外二名男性死者时，只是对另外二名男性死者进行了入住登记，对黎嘉宜并没有进行任何登记，无论是入住还是访客登记手续。2017年2月13日晚上，原告李观水发现黎嘉宜晚上十点未回家，有与黎嘉宜电话联系。最后一次通话时23点13分，通话时黎嘉宜告诉原告李观水马上会回家。黎嘉宜说自己在三元里附近，而且身边有一陌生男子用粗话“快点”催促黎嘉宜。原告李观水当即问女儿旁边人是谁，还未等她回答通话就断线了，接着黎嘉宜的电话关机了，再也无法联系上黎嘉宜。原告感觉黎嘉宜话语中有点惊恐，当时就感觉不妙，因为女儿平时很少和说粗口的男子接触，而且很反感这种异性，加之平时从未超晚上22时回家，而且手机也突然关机了。原告李观水当时立即和黎嘉宜的同学、亲戚朋友联系，都不知道她的行踪。考虑到上述异常情况，原告李观水立即打电话报警，同时通过公安机关朋友用身份证查询是否有入住酒店登记信息，经公安系统查询未发现有黎嘉宜的任何入住登记信息。由于被告高春红经营的旅馆没有营业执照，而且被告高春红根本没有对黎嘉宜进行任何入住登记，致使原告无法查询到黎嘉宜的入住地点信息。如果，被告高春红依法对黎嘉宜进行入住登记才能让其入住事发旅馆，否则不允许其进入该旅馆，黎嘉宜当晚中毒死亡的结果是完全可能避免的。如果被告高春红经营的旅馆有合法执照，而且合法办理入住登记手续，则黎嘉宜的入住信息会被上传至公安部系统，当原告李观水发现异常后时，完全可通过信息查询获悉事发地点，然后阻止烧炭致使中毒死亡行为或者及时进行抢救而挽救黎嘉宜的生命。2.根据《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严禁旅客将易燃、易爆、剧毒、腐蚀性和放射性等危险物品带入旅馆。”根据现场勘验，发现室内有木炭，而且三名死者就是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木炭属于易燃物品，正常入住旅客是不可能携带上述危险物品的，而且被告高春红经营的旅馆内没有设置烟雾、火警报警系统，在室内烧炭是可能引发重大事故的。被告高春红没有依法审验入住三名死者的物品，致使其将易燃危险物品带入室内燃烧，直接导致了三名死者一氧化碳中毒身故的严重后果。3.根据《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旅馆内，不得酗酒滋事、大声喧哗、影响他人休息，旅客不得私自留客住宿或者转让床位。”当时，二名男性死者办理了入住登记，入住的是标准客房，只有两张床，但是女死者黎嘉宜是没有办理入住登记信息的。黎嘉宜与另外二名死者自入住到最后进入房间仅仅8小时内，三次一同进入旅馆二次一同离开旅馆，被告高春红理应有深刻印象。被告高春红作为旅馆的经营管理者，对旅客具有管理义务。其只要尽到基本安全注意义务，发现二男一女在同一房间，且晚上十二点都没有离开，就应当上门提醒入住客人不得擅自留客住宿，并要求没有登记的人员离开人住房间。而且，三名死者自2017年2月13日22时18分开始长达2天时间没有离开房间，被告高春红一直没有注意带该异常状态，没有要求开门核查。如果被告高春红尽到上述基本安全注意义务，黎嘉宜一氧化碳中毒行为是完全有可能及时被阻止的，或者及时发现黎嘉宜在内的三名死者一氧化碳中毒及时抢救其生命。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注意义务，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原告认为被告高春红并未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注意义务，应当在其过错程度范围内对黎嘉宜的死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原告认为被告高春红应当对黎嘉宜的死亡承担40%赔偿责任。同时，由于本案人身损害事发地广州市越秀区站××号5楼业主并非被告高春红，高春红是实际经营者，被告唐永强作为案涉事发地房屋的业主，允许本案被告高春红将居住用途房屋作为开设小旅馆的商业用途使用，对于造成案涉损害事实存在不可推卸的过错，依法也应当对本案主张的损害赔偿责任承担过错责任。为此，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371967.6元给原告[具体如下：1.死亡赔偿金753686元（按37684.3元/年计算，计算20年）；2.丧葬费41433元；3.亲属参加丧葬事宜合理支出9800元（住宿费6300元、伙食费1500元、车费2000元）；4.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上述1-3项合计804919元，原告认为两被告应当共同承担40%的责任，即321967.6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371967.6元]。二、本案受理费由两被告承担。被告高春红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被告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涉案房屋当时承租回来，被告本人养育了4名子女，无空照顾房屋，故将房屋交给被告母亲张桂英作为民宿。在事发当时的警方调查笔录中可以证实，故本案涉案房屋的民宿经营人不是被告。二、原告女儿黎嘉宜的死亡，是与他人早有计划的相约自杀导致，与被告无关。在2017年2月13日，黎嘉宜随两名男子到涉案房屋，提出要租用张桂英经营的民宿，当时以该两名男子的身份证办理入住，由黎嘉宜交付房费。当时民宿服务员告知没有登记的人员不能入住房间，黎嘉宜声称上去放下行李就离开，事实上，黎嘉宜也确实是上楼不到一小时就离开了民宿。期间，该三人又回到民宿，停留了一小时左右又离开。在该三人第三次回到民宿后，当时民宿已经换班，也不知道何时进入，是事后在派出所翻查录像才知道。经过矿泉街派出所派员上门调查时，调取了黎嘉宜与该两名男子在事发前几个月的聊天记录，发现几个月前，三人就认识，互相倾诉生活苦闷与郁结，三人相约在广州自杀。现场房间内，留有三人各自亲笔书写的遗书，以及一份三人共同确认相约自杀是自愿行为，与他人无关的纸条。公安机关在调查之后，也确认了黎嘉宜是自杀。根据上述事实，黎嘉宜在自杀前已经年满20周岁的成年人，并且留有遗书和提起他人注意的纸条，从黎嘉宜亲笔书写的遗书中提到的内容字里行间可以体会她生前精神痛苦，并且出现了显著和持久的情绪低落、悲观等抑郁症症状，这是黎嘉宜主动追求死亡结果的直接原因，而且在相约自杀的三人共同书写的纸条中，也清楚的写道，他们是通过网上相约过来，所做一切是自愿，与他人无由，可见三人的自杀计划已经商议多时，且已经预见会对所在的民宿造成影响及伤害，所以才在各自的遗书之外，另行写一份声明，强调他们的行为与任何人无关，以此告知所有人不追究任何人的责任是他们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黎嘉宜的死亡是她和她同伴主动追求死亡结果，主观意志支配所致，他们的行为与被告及民宿经营者没有因果关系。上述情况，全部都在矿泉街派出所的调查笔录中有反映。三、被告与民宿及民宿实际经营者在此事上也是受害者，事发后，民宿被派出所封闭了近两个月，无法经营，原已缴纳半年房费的租客也全部退房，经济损失惨重，被告与其母亲也不堪压力，精神衰弱，所以在本案事件上，被告与民宿对原告的遭遇深表同情，但原告不能将黎嘉宜身故的赔偿责任推在被告身上，不符合法律事实与法律规定。被告唐永强没有答辩。第三人张桂英述称：当时旅馆是由我进行管理，当时小女孩登记的时候是说接朋友，这是一个家庭旅馆。经审理查明：据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矿泉派出所就黎嘉宜的死亡盖章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上载：死亡日期/发现死亡时间“2017年2月15日22时40分”，死亡地点“站××号503房”，死亡原因“一氧化碳中毒？”等。与此同时，各方当事人一致确认：黎嘉宜并未办理入住登记手续，与另外两名办理入住登记的男子在站××房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警方勘验现场时发现有炭盆、烧炭等，并发现有遗书。据本院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矿泉派出所调取的事发地点办理入住前台的监控录像，结合各方当事人当庭指认情况，显示：2017年2月13日14点45分，黎嘉宜及二名男子共同出现在前台入住登记处；15时28分，上述三人一起离开旅馆；17时36分，上述三人一起回到旅馆；18时38分，上述三人再次一起离开旅馆；22时17分，上述三人一起回到旅馆；之后的监控录像未再有上述三人进出的画面。另查，据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出具的房产登记号为2013登记字1028079号《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载，广州市越秀区站××号5楼的产权人为被告唐永强。诉讼中，两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在本案提交以下证据：1.结婚证（上载两原告于1995年5月26日登记结婚）；2.出生证（上载黎嘉宜系两原告之女，于1996年7月8日出生），证据1-2拟证明原告主体适格；3.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拟证明黎嘉宜死亡事实及原因；4.遗书及声明（落款日期为2017年2月13日），现场勘验的遗书拟证明死亡大概时间；5.通话记录，拟证明原告与死者最后通话时间，被告未办理入住登记信息及基本管理义务存在过错，与死者死亡有因果关系；6.证明（显示由广州市越秀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7年2月22日出具，载：“经电脑检索，截止至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在本局企业及个体登记数据库中未查到‘站××号’的记录”），拟证明被告经营的旅馆没有依法登记。被告高春红及第三人张桂英对原告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5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据1-2的关联性没异议；证据3证实了死者是一氧化碳中毒，也是公安调查烧炭自杀的结果；对于证据4中遗书的关联性，遗书能够证实死者自杀的事情是酝酿已久的，死者一直情绪低落，跟网络朋友计划已久的自杀，也在遗书上强调了是自愿的，与他人无关；证据5的关联性我方不确认原告主张的观点，只能证明原告与其通过电话，不能证明我方存在过错，我方与死者没有存在关系；对证据6的关联性有异议，因为我方的房屋做了租赁交税，有公安机关提供的登记入住身份证的上传系统，但是上传系统只在前台，没办法作为证据提交。被告高春红则为证明其抗辩意见，在本案提交以下证据：1.税收缴款书两页（日期分别为2016年10月10日、2017年4月10日，上载站××号501房的登记注册类型为出租屋，纳税人名称为唐永强，税务机关为矿泉街流动人员出租屋管理服务中心等）；2.产权证复印件（上载广州市越秀区站××号5楼的房地产权属人为唐永强），上述证据1-2拟证明民宿经营者对涉案房屋有办理租赁备案登记，有按时交纳租赁税。3.（2014）粤广南方第103169号公证书[上载，被告唐永强与案外人陈劲涛共同作为委托人于2014年10月31日出具《委托书》予被告高春红，约定内容包括：唐永强、陈劲涛夫妇委托受委托人为合法代理人，全权办理上址房屋的以下事项及签署有关文件，（一）领取房地产证、共有证、交易过户通知书、权属证明书、交易过户通知书等产权证明文件；（二）办理产权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更正登记、遗失登记等手续；（三）出售上述房屋，收取售房款、办理上述房屋的售房交易过户及与之相关的一切手续……（六）对上述房屋进行管理，装修和维修房屋，出租上述房屋，签署租赁合同，办理租赁登记，收取租金和租赁租金，办理退租收留，终止租约等];4.收据复印件（上载日期为2014年10月31日，经手人为唐永强，内容为今收到高春红购买站××号5楼住房共计89万等），证据3-4拟证明高春红与唐永强对房屋的交易情况。两原告对被告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只能证明交税的主体是业主，无法体现承租户的信息和用途，仅仅只能作为出租依法缴纳了租赁税收的凭证。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从公证书内容上看权属没有发生变化，仅仅是全权委托本案的被告高春红处理房屋的管理交易相关事宜。对证据4没有原件，我方不确认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此外，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向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矿泉派出所调取2017年2月16日询问笔录若干份，其中，询问人为高春红的询问笔录载：“问：事情经过？答：今天晚上10点钟左右，我妈张桂英打电话给我说站××号503房有人自杀了，通知我赶紧过来，于是我就坐车赶到上址，我赶到后发现警察已经在现场了，我不敢上去看，就在楼下等，后来警察通知我上面有三具尸体，就带我回派出所调查了。问：你是不是该房子的屋主？答：是我站××号503的屋主……问：你是做酒店还是公寓的？答：是做公寓的。问：你有没有进行工商登记？答：我有办营业执照，营业执照法人是我的名字。问：你什么时候开始做公寓的？答：我做了一年多了。问：你是不是那里负责管理的负责人？答：我妈张桂英是负责管理的负责人，她将收来的房租用来给我还房贷，平常都是她在那里负责管理的。问：你知不知今天死在503房里的客人的入住情况？答：我只是屋主，平常的管理是我妈，客人的入住情况我不清楚，我也是刚来到听警察说503房的客人死在里面了，至于是怎样死的我也不清楚，平常我是很少去那里的”等。询问人为高玉芬的询问笔录载：“问：你把当时的情况详细说一遍。答：2017年2月13日下午14时许，有两名男子和一名女子来到广州市越秀区站××号我姑妈（注：即高春红）经营的小旅馆，我在前台负责入住登记，其中两名男子说要一间双人床，而另一名女子只是帮他们拿行李上去，并不入住，于是我只登记了两名男子的身份证，并给了他们503房钥匙，然后他们3人便拿行李上去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后他们就下来了，后来我就一直上班没怎么留意了，晚上20时许我就下班了。因为我快开学要准备上课用品就没上班了，直到15日晚上我奶奶才发现503房死了人就马上报警了……问：旅馆是谁经营？答：我姑妈……问：女子的资料你是否有登记？答：没有，因为她说她不入住只是帮忙拿行李上去就没登记了”等。询问人为张桂英的询问笔录载：“问：请你把知道的情况如实反映？答：2017年2月15日21时许，当时我去敲站××号503房的门，准备去打扫卫生并收取当日的房租，我敲了很长时间都没有人开门，于是我叫来保安把房门撞开，撞开门后看见有一名男子一动不动仰卧在床上，脸上还有一块白毛巾盖住，另外一名男子扒在洗手间的门口，看样子应该也是已经死亡，我不敢再往前走了，于是马上打电话报警，一会有警察到场了解情况并将我带到派出所协助调查。问：你是否知道房间里那2名男子的身份？答：据我孙女说已经在入住时登记过的租客，只知道其中有一名男子是重庆人，叫什么名字我不清楚。问：他们是什么时候入住的？答：据孙女说他们是13日下午14时许登记入住的，他们来的时候是2名男子和1名女孩，入住的是2名男子，女孩说将行李帮他们放好就走……问：这2天你见过503房的租客吗？答：没有，我昨天准备去503房间搞卫生敲门时里面也是没有人开门，并且门是被反锁的，并且还听到水龙头的流水声……问：房子的承租人是谁，是谁在管理？答：承租人和管理者都是我自己”等。关于被告高春红在上述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称“有办营业执照，营业执照法人是我的名字”，庭审时，其表示：实际上是没有营业执照的，工商部门本身也是不允许办理营业执照，当时想跟旁边几家一起联合经营，申请共同管理，但是派出所不同意就没有办下来，最后经过派出所和街道沟通，同意作为民宿使用，每月固定向街道交纳管理费，管理费就是我方提交的证据1，除此之外，没有交纳其他费用，这个是站西路已经形成的民宿市场，由街道和公安局协商后进行统一管理。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本案中，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提交的书面证据以及本院调取的公安询问笔录、监控视频可以证实，黎嘉宜在被告高春红经营管理的站××号501房旅馆内烧炭自杀死亡。首先，黎嘉宜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对其行为后果承担最主要且绝大部分的责任；但同时，涉案旅馆未对黎嘉宜进出旅馆严格履行登记制度，监控视频显示黎嘉宜存在多次进出以及长时间逗留涉案旅馆的情况下，旅馆人员亦未加以问询，存在管理上的疏忽。综合本案情况，该管理疏忽虽非造成黎嘉宜死亡的直接原因，但确系对原告发现异常后及时救助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故被告高春红仍应在上述过错程度范围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综上论述，本院酌定被告高春红应当对黎嘉宜的死亡承担5%的责任，另外95%的责任理应由原告方自行承担。另，现涉案旅馆虽权属登记在被告唐永强名下，但现未有证据反映被告唐永强参与涉案旅店的经营管理、享有收益权益，且涉案房屋是否具备转让条件、是否具备合法经营资质，属于行政管理范畴，与黎嘉宜死亡结果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故原告要求被告唐永强共同承责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对于原告主张的赔偿项目，本院审查认定如下：一、关于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按照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现原告主张按37684.3元/年计算20年，符合相关规定，本院予以采纳。经计算，死亡赔偿金的金额为753686元。二、关于原告主张的丧葬费。按照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现原告主张丧葬费为41433元，符合相关规定，本院予以采纳。三、关于原告主张的亲属参加丧葬事宜合理支出（住宿费、伙食费、车费）。按照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现原告并未就其主张的住宿费、伙食费、车费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实际发生的金额，且两原告及黎嘉宜均是广州市户籍，原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有外地亲属需要过来参与办理黎嘉宜丧葬事宜的情况，但综合考虑到办理黎嘉宜丧葬事宜确会产生伙食费及交通费，故本院对此予以酌情认定，现原告主张的金额9800元过高，本院酌情调整为2000元。对于原告主张的其余金额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四、关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两原告作为黎嘉宜的父母，在黎嘉宜死亡后，确会造成精神上的创伤，故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符合规定，本院予以采纳。但综合考虑到本案案情及被告的过错程度，原告主张的金额50000元过高，本院酌情调整为5000元。对于原告主张的其余金额，本院不予支持。因本院在酌情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时已经综合考虑了本案案情及被告的过错程度，故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再按前述认定的双方各自承责比例计算。综上，被告高春红应向两原告赔偿44855.95元[计算方式为：（死亡赔偿金753686元+丧葬费41433元+丧葬事宜合理支出2000元）×5%+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其余损失由原告方自行承担。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高春红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44855.95元给原告李观水、黎业民；二、驳回原告李观水、黎业民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150元（原告李观水、黎业民已预付），由原告李观水、黎业民负担1650元，由被告高春红负担5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上诉请求的项目及相关交费规定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李昇毅人民陪审员  姚敏华人民陪审员  谢小模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九日书 记 员  曹祖麟法庭记录马佳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