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96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惠民，男，1966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季列夫，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敏华，男，1981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燕，女，1981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丹霞，浙江坚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叶萍，女，1973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婷婷、顾宏芳，浙江溥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立涛，男，1972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瑞虎，浙江天之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惠民为与被上诉人沈敏华、孙燕、叶萍、周立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4民初77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惠民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第三项，改判孙燕、叶萍、周立涛为共同借款人，共同承担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确定的债务；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沈敏华、孙燕、叶萍、周立涛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协议书》签订时，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系孙燕作为担保人而非共同借款人，系认定事实不清。根据《借款协议书》可知，2012年6月18日，高惠民与沈敏华、孙燕签订《借款协议书》，约定沈敏华、孙燕向高惠民借款100万元，利息按照年利率15%支付。孙燕已在《借款协议书》借款人签字处签名并写上身份证号码，《借款协议书》合法有效，能够证明协议各方对于借款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未约定任何保证条款或保证人，不存在任何关于担保关系的约定。双方签订《借款协议书》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沈敏华和孙燕系共同借款人，高惠民将款项借给沈敏华和孙燕。一审法院无视协议约定，仅仅根据孙燕提供的录音孤证，认定孙燕系民间借贷关系中的担保人，证据不足，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法院仅依据电话录音认定孙燕担保人身份，系认定事实不清。仅凭录音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有违证据规则。孙燕提供的录音并不清晰，存在被修改的可能，也没有提供其他辅助证据证明其所称的案件事实，单纯以录音作为依据证明力不足。而即便仅就该录音而言，也能够反证高惠民所陈述的案件事实。根据该录音，高惠民并不信任沈敏华，是出于对孙燕的多年了解和信任，认为该款项是孙燕的经营所需，才出借给沈敏华和孙燕。高惠民认为沈敏华和孙燕系夫妻，且一起经营服装生意需要资金，才将案涉款项出借给沈敏华和孙燕，供其夫妻共同经营使用。三、高惠民在录音中对“担保”一词的使用并非指法律意义上的“担保”，孙燕在录音中存在诱导，不应予以采信。高惠民文化水平有限，并没有充足的法律知识，也非职业从事借贷工作的人员，本案借贷的发生纯属偶然。高惠民对借贷、担保等词语的区别并不十分清楚，在口语使用中存在混淆。孙燕为共同借款人，而非担保人。高惠民所谓的“担保”，意指高惠民仅因为主观上认为孙燕与沈敏华的婚姻关系，能够保证借款的真实性和还款，才出借相关款项用于沈敏华及孙燕的共同经营和共同生活。此“担保”和彼“担保”并不是同一概念。高惠民所提交的证据也能与上述录音相印证。首先，《借款协议书》中没有约定担保条款。高惠民自始不存在要求孙燕担任担保人的主观意图。其次，录音中所称“担保”时间为一年，与《借款协议书》约定的借款期限一致。录音中所称的“一年到了”，也是借款期限一年到了。高惠民在借款期限到期后的主观意图也仅是认为沈敏华、孙燕的借款到期，而非可以对孙燕主张担保责任。其三，孙燕在其提交的录音中，明显存在利用高惠民对相关法律概念不熟悉、故意诱导回答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规定，高惠民是基于达成和解的目的与孙燕交谈协商，孙燕的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对相关证据不应予以采信。四、一审法院仅认为借款金额超出日常生活所需，且《借款协议书》上无叶萍签字，就认定叶萍、周立涛不属于共同债务人，无需共同承担案涉借款，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涉及夫妻债务的民间借贷纠纷情况较为复杂，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及法律文件都强调了夫妻债务纠纷的复杂性，需要从多方面对案件的情形进行考虑和分析。本案借款发生时，沈敏华、孙燕已离婚，叶萍系沈敏华配偶，周立涛系孙燕配偶。高惠民不知晓沈敏华与孙燕的夫妻关系已破裂，沈敏华、孙燕在借款时，也未向高惠民告知其已离婚、再婚的事实。但相关借款约定用途系用于沈敏华、孙燕共同经营服装生意，是确定无疑的。沈敏华、孙燕、叶萍、周立涛经营服装生意相关收益也分别用于各自的夫妻共同生活，本案借款应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叶萍、周立涛应当对夫妻共同债务承担责任。《借款协议书》上有无叶萍签字并不是认定共同债务的决定性因素，本案借款符合“用于夫妻双方共同从事的工商业”的情形，高惠民的权利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高惠民的上诉请求。 沈敏华未作答辩。 孙燕辩称：一、《借款协议书》上有孙燕的签字并不足以证明孙燕就是共同借款人。第一，借款协议是高惠民提供的格式版本，结合其曾向陈城武出借过款项以及后来借给沈敏华其他借款所签的借条等情况来分析，涉案借款协议书是高惠民惯用的版本，该版本没有单独的担保人签字栏，也没有明确的担保条款。结合电话录音中的“那个时候那个温州人还给我们，晓红是不肯借的，说要燕燕签字，我肯借的”，不但可以看出提出借款邀约的人是沈敏华不是孙燕，同时也可以看出沈敏华与高惠民早已就借款事项进行过磋商，而且高惠民同意借给沈敏华。所以，高惠民与沈敏华早就商定了借款协议的具体内容并准备了《借款协议书》，但是由于高惠民妻子“晓红”提出要孙燕签字才借给沈敏华，所以才要求孙燕在已经准备好的《借款协议书》上签字。既然是给沈敏华做担保，在协议书上没有担保人独立签字栏的情况下，孙燕无论是签在“沈敏华”名字后面还是签在“沈敏华”名字下面都符合一个法律意识不强的普通民众的惯常做法。也正是因为孙燕是担保人，所以孙燕没有在合同抬头部份的“乙方”处签名，高惠民也没有要求孙燕在抬头部分的“乙方”处签名，因为对于孙燕来说承担的是保证的责任，是退而求其次的补充责任，只有在沈敏华还不了钱的时候才可能要承担的责任。再者《借款协议书》系高惠民提供的格式版本，协议书未在“乙方”处提示系借款人，所以才产生了争议，有了不同的解释。此种情形下，应当作出不利于格式合同提供方的的解释。所以，至少不能因为《借款协议书》的尾部有孙燕和沈敏华的签字，就认定孙燕和沈敏华一样都是借款人。第二，高惠民提供用以证明其向沈敏华催讨款项的短信记录证实涉案借款的用途是借款人用于经营服装生意的。结合全国企业信息公示网上的企业查询信息可知，当时做服装生意的是沈敏华，孙燕既非公司股东亦非高管，所以需要资金做服装生意的肯定不是孙燕，与高惠民达成借款用于服装生意合意的当然也不可能是孙燕。二、孙燕提供了高惠民与孙燕的通话录音以及高惠民妻子与孙燕母亲的对话录音可以相互印证，与高惠民提供的部分证据也能够相互印证，根据优势证据原则认定孙燕系担保人完全正确。第一，通话录音中是关于借款用途的陈述，高惠民称是借钱做服装生意，但孙燕并不做服装生意。可见高惠民当时出借款项的对象就是沈敏华。第二，从高惠民通话录音中对孙燕说的“一年到了，你假如说：惠明啊，他的钱有没有还你，这句话你好说的”也可以看出，高惠民系向沈敏华出借款项。第三，从高惠民通话录音中说到的“你爸到时候问我，钱有没有还你，我说没有，他哪里有钱还”也可以看出借款人是沈敏华。第四，根据《通话录音》、《对话录音》以及高惠民提供的借款协议照片可以证实沈敏华曾就涉案借款和两年的利息重新出具借条，从签订借款协议时间2017年6月18日和金额130万元（100万元加上2016年6月以及2017年6月应支付的两年利息30万元）极有可能就是高惠民提供的借款协议照片中的借款协议。从高惠民让沈敏华重签协议但却不通知孙燕来看，高惠民亦明知孙燕承担的是有期限的担保责任，而非共同还款责任。第五，根据《通话录音》、《对话录音》以及高惠民提供的借款协议照片可以证实，高惠民一直从事资金生意，先是出借给温州人陈城武，然后多次借给沈敏华还借给其他人30万元，赚取了20万元的利息，所以即便按照现行的规定高惠民不属于职业放贷人，但也是多次向他人出借款项。其上诉称不知道借贷与担保的区别，明显不属实。综合以上分析，一则通话录音中高惠民不但多次直接说出“担保”一词，二则通话录音的字里行间也就是结合全部对话的语境有多处反映出借款人是沈敏华，而非孙燕。三、从通话录音和对话录音来看，高惠民均没有与孙燕就如何归还借款进行商讨和协商，任何的讨价还价都没有。因为就涉案借款而言，孙燕仅仅是签了一个字，高惠民从未向其追讨。在收到法院起诉材料后其只能通过跟高惠民联系具体情况。所以，通话录音和对话录音均是对案件事实的描述和认可，没有为达成和解作出妥协的意思。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孙燕是担保人符合客观事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 叶萍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高惠民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叶萍与高惠民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叶萍与沈敏华于2008年5月14日结婚，于2013年5月6日离婚，叶萍没有在借款协议上签字，对沈敏华与高惠民之间发生的借款并不知情。直到高惠民起诉后，叶萍才知道沈敏华和高惠民之间有借贷纠纷。叶萍在和沈敏华结婚后知道沈敏华有赌博的恶习，所以夫妻感情不好，过了几年就离婚了。该笔借款并没有用于双方共同生活，并非夫妻共同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鉴于高惠民并不能证明叶萍与沈敏华将该笔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有基于夫妻双方共同举债的意思表示，所以一审法院判决完全正确，叶萍不应当承担债务。 周立涛辩称：高惠民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理由也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高惠民的上诉请求。周立涛未与高惠民发生借贷关系，也不认识高惠民。孙燕也未与周立涛提及借款事宜。且孙燕与周立涛在案涉借款到期前就已离婚，离婚时也未提到借款协议的事情。 高惠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沈敏华、孙燕、叶萍、周立涛归还借款本金100万元。2.沈敏华、孙燕、叶萍、周立涛支付利息42万元（暂计算至2017年10月18日，此后按照年利率15%的标准计算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6月18日，高惠民（甲方）与沈敏华（乙方）签订了《借款协议书》一份，约定，乙方向甲方借款100万元，借款期限一年，自2012年6月18日起至2013年6月17日止；年利率15%，利息合计15万元；到期还本金，到期还利息；等等。除沈敏华在乙方签字栏签名外，孙燕也在该处签名。沈敏华于2012年6月20日向高惠民支付利息15万元，于2013年6月20日支付利息13万元，于2014年6月16日支付利息13万元，于2015年6月25日支付利息12万元。2018年4月20日，在高惠民与孙燕的通话录音中，孙燕陈述当初系因为同意签一年担保所以在借款协议书上签字，这以后高惠民没有来找过孙燕，高惠民后面有叫沈敏华另外再签字的。高惠民回复称“担保对的呀，我和你说，担保你是属于担保，担保说的难听点，后面签的，我都问过了，跟你是没关系的……”另查明，叶萍与沈敏华于2008年5月14日登记结婚，于2013年5月6日登记离婚。周立涛与孙燕于2008年12月3日登记结婚，于2013年5月6日登记离婚。 一审法院认为：高惠民提交的证据能够相互佐证，可以证明其与沈敏华之间存在的民间借贷关系，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沈敏华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归还了借款本金，故一审法院对高惠民主张沈敏华归还借款本金100万元予以支持。高惠民自认已收到了沈敏华支付的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期间的利息，且在收取利息时作出了让步，减免2万或3万元的利息。结合沈敏华向高惠民支付利息的时间及其陈述，一审法院认为应当对高惠民诉请主张的利息作出调整。沈敏华尚未支付的利息应自2016年6月18日起计算，暂计算至2017年10月18日，为20万元。关于孙燕、周立涛、叶萍是否应当承担付款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协议书》的乙方记载为沈敏华，孙燕虽在乙方签字栏处签名，但根据其与高惠民的通话录音，结合双方讨论此后有无叫沈敏华另行签协议而未让孙燕签字的语境，一审法院认为，应当认定双方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孙燕为案涉借款提供担保。经一审法院释明，高惠民表示不变更其认为孙燕为共同借款人的主张。故一审法院对高惠民据此主张孙燕归还借款，不予支持，该借款亦非孙燕与周立涛夫妻共同债务。而借款虽发生自叶萍与沈敏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借款协议书》上无叶萍签字，借款金额明显超出了日常生活所需。故在高惠民未提交证据证明案涉借款系用于沈敏华、叶萍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经营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高惠民主张叶萍还款付息，亦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8年7月30日作出如下判决：一、沈敏华归还高惠民借款本金100万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沈敏华支付高惠民利息20万元（暂计算至2017年10月18日，以上述第一项未归还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15%的标准，计算至本金实际清偿之日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高惠民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58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共计22580元，由高惠民负担2580元，由沈敏华负担20000元。 二审期间，高惠民向本院提交电话录音资料一份，欲证明：孙燕一审中提交的电话录音并不完整，高惠民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沈敏华和孙燕系共同借款人，该录音系双方为达成和解目的而进行的协商。 经质证，孙燕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认为该证据已经超过举证期限，同时表示，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因时间较长，孙艳无法确认该电话录音产生的时间以及无法确认与孙艳提供的是否属于同一通电话，且该证据无法证明高惠民的举证目的。叶萍对该证据表示不知情，同时认为该录音资料存在不完整的情形，且录音中也涉及孙燕承担担保责任的内容；周立涛认为该证据已经超过举证期限，对真实性表示无法确认，对关联性有异议。沈敏华未发表质证意见。 沈敏华、孙燕、叶萍、周立涛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高惠民提交的证据的效力不予确认。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中沈敏华尚欠高惠民借款本金100万元的事实清楚，有沈敏华签订的《借款协议书》以及客户回单、短信记录等凭证在案佐证，原审判决据此认定沈敏华应当归还高惠民相应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损失并无不当，沈敏华亦未对此提出上诉，本院视为沈敏华认可原审判决对其自身的责任认定。至于高惠民所异议的孙燕是否为共同借款人的问题。审查案涉《借款协议书》全文可以确认，协议中关于乙方向甲方借款的内容清楚明确，协议首部载明的乙方虽然是沈敏华，但孙燕在该协议尾部乙方处签名，表明其有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据此本院认为，案涉《借款协议书》是证明高惠民与沈敏华、孙燕之间存在借贷合意的直接证据，孙燕应为本案共同借款人。该协议书并未涉及孙燕为借款提供担保的相关内容，且在本案诉讼前孙燕并未就此向高惠民提出异议，孙燕于本案审理中提供的其与高惠民的通话录音虽有涉及“担保”等词语，但《借款协议书》的证明力大于录音资料，仅依据该录音资料不能否定《借款协议书》所反映的孙燕的借款人身份。另外，高惠民就案涉借款并无放弃孙燕承担还款责任的意思表示，因此，高惠民是否与另一借款人沈敏华就案涉借款另行签订协议，并不能免除孙燕作为共同借款人应承担的还款义务。高惠民要求孙燕与沈敏华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至于高惠民所异议的夫妻共同债务问题。案涉借款债务系沈敏华以个人名义所负，并无证据表明其配偶叶萍对案涉借款债务的形成具有共同意思表示，且借款金额已经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故该债务虽发生于沈敏华、叶萍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高惠民仍应当对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高惠民主张案涉借款应作为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依据不足，叶萍不应对案涉借款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同理，高惠民关于案涉借款为孙燕、周立涛夫妻共同债务的主张亦不能成立，周立涛亦不应对案涉借款承担共同清偿责任。高惠民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孙燕为案涉借款提供担保，系事实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4民初779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沈敏华归还高惠民借款本金100万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二、维持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4民初779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沈敏华支付高惠民利息20万元（暂计算至2017年10月18日，以上述第一项未归还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15%的标准，计算至本金实际清偿之日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三、撤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4民初779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四、孙燕对沈敏华上述第一项、第二项付款义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五、驳回高惠民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758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共计22580元，由高惠民负担2580元，由沈敏华、孙燕共同负担20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孙燕负担。高惠民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孙燕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崔丽 审判员  陈剑 审判员  赵魁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方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