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民再5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何炳坤，男，1952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阳曙文，湖南蜜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俊，湖南蜜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湖南星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春路支行，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湘春路260号。负责人：马勇，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昊，男，1983年8月17日出生，汉族，该支行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伦科，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何炳坤因与被申请人湖南星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春路支行（以下简称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01民终6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5月7日作出（2017）湘民申363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何炳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阳曙文、何俊，被申请人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昊、王伦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炳坤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违反法律程序，未审先判，审者不判、判者不审。二、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有时任行长余某的录音证实本案实际借款人为王闽生，实际借款人已偿还全部借款本息。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原判认定2010年12月，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发起人通过购买不良资产的方式将何炳坤的10万元贷款进行了置换，该事实没有证据证实。四、原判适用法律有误，原判既然认定涉案贷款已由发起人偿还，那么该笔贷款应在2010年12月已消灭，该贷款的债权人应为该不良资产的购买人，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不再享有债权，其再收取何炳坤的还款也应为不当得利。原判还违反法律规定将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的举证责任加给何炳坤。请求：一、撤销二审判决；二、判决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返还何炳坤不当得利10.5万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3年8月15日起至返回之日止的损失。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辩称：二审判决是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做出的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判决正确合法。请求驳回何炳坤的再审申请。何炳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返还不当得利10.5万元；二、判令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赔偿何炳坤利息损失2万元。一审法院认定：1998年9月6日，何炳坤向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借款10万元。1999年7月29日，何炳坤向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借款12万元。1999年8月3日，何炳坤向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借款6万元。1999年11月4日，何炳坤向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借款23万元。1998年9月6日，何炳坤向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借款10万元，已于2010年12月清结完毕。2013年8月14日，何炳坤、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就1999年7月29日何炳坤向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借款12万元、1999年8月3日何炳坤向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借款6万元、1999年11月4日何炳坤向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借款23万元还款进行结算后，何炳坤在归还了上述三笔借款41万元并支付相关利息后，何炳坤误将其在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营业部资产处置经营部所贷27万元款项与1998年9月6日何炳坤向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借款10万元混淆在一起，何炳坤按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的要求再次归还了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10万元并支付0.5万元利息。因何炳坤之妻需到银行办理贷款手续时得知其有贷款尚未结清，何炳坤在人民银行查询个人信用报告时方知在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处1998年9月6日借款10万元已于2010年12月结清。何炳坤多次要求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返还，均遭拒绝。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事实。构成不当得利必须符合三个要件，即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获得财产上的利益，何炳坤存在财产损失，无合法根据。何炳坤自1998年9月6日至1999年11月4日期间共计从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处贷款51万元，何炳坤、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就1998年9月6日的贷款10万元已于2010年12月结清，2013年8月14日何炳坤、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就1999年7月至1999年11月期间的3笔共计41万元贷款进行结算再归还了上述三笔借款41万元后，何炳坤再次就1998年8月12日向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支付本息10.5万元，系重复计算，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10.5万元返还给何炳坤，故何炳坤请求判令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返还不当得利10.5万元并赔偿何炳坤利息损失的诉请，合法有据，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何炳坤返还10.5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10.5万元为基数从2013年8月14日起至10.5万元全部归还完毕时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80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1400元，由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承担。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何炳坤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何炳坤承担。二审法院认定：2010年长沙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进行股份制改造，发起人认购湖南星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前，必须根据其拟认购的股份，每股缴纳人民币0.68元用以购买原长沙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不良贷款。发起人购买不良贷款全权委托湖南星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与处置，对收回的发起人购买的不良资产，在扣除合理成本后，全部用作充实湖南星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本公积。2010年12月16日，长沙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向长沙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湘春路信用社转账98615242元，部分置换不良贷款。同日，通过发起人购买不良贷款内部走账的方式，长沙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湘春路信用社偿还了何炳坤1999年9月6日的贷款10万元。2011年8月25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同意湖南星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业。该行开业的同时，长沙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自行终止，债权债务由该行承接。1999年11月4日、1999年8月3日、1999年7月29日，何炳坤分别向湖南星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星沙支行贷款23万元、6万元、12万元，贷款到期日分别为1999年11月30日、1999年8月28日、1999年8月28日。1999年9月6日，何炳坤向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贷款10万元，约定贷款月利率6.975‰，到期日1999年9月28日。2013年8月14日，何炳坤向湖南星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星沙支行偿还贷款本金23万元、6万元、12万元及利息1.5万元，共计42.5万元。湖南星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星沙支行向何炳坤出具了《个人贷款结清证明》，双方对此予以认可。同日，何炳坤向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转账支付了10.5万元。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向何炳坤出具了《湖南农村商业银行收回贷款凭证》、《湖南农村商业银行贷款计息清单》，显示收回贷款本金10万元、利息5000元，利息计算时间为2005年3月21日起至2005年9月20日止。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上诉的争议焦点为2013年8月14日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收到何炳坤支付的10.5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主张该10.5万元是偿还何炳坤1999年9月6日的10万元贷款，何炳坤主张1999年9月6日的10万元贷款已经于2010年12月清偿，何炳坤2013年8月14日支付10.5万元的行为是重复还款。一审法院认定1999年11月4日、1999年8月3日、1999年7月29日，何炳坤分别向湖南星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春路支行贷款23万元、6万元、12万元，主体认定错误，该三笔贷款的出借人为湖南星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星沙支行。一审法院认定1998年9月6日何炳坤向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借款10万元，已于2010年12月清结完毕，系事实认定错误。何炳坤向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贷款10万元的时间是1999年9月6日，何炳坤并未提交其清偿该笔贷款的贷款结清证明、银行转账凭证等原始证据证明其主张，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因为银行改制，2010年12月湖南星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通过购买不良资产的方式将何炳坤的10万元贷款进行了置换，由此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个人信用报告与实际情况不符。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事实。根据已查明的事实，2013年8月14日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收到何炳坤支付的10.5万元，属于何炳坤偿还1999年9月6日贷款10万元及利息的行为，何炳坤只有一次归还该笔贷款本金的行为，故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收回该笔贷款合法有据，不属于不当得利。二审法院判决：一、撤销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2016）湘0105民初492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何炳坤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80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400元，由何炳坤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800元，由何炳坤承担。再审期间，何炳坤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个人信用报告，拟证明何炳坤共涉及6笔借款，其中所涉及的一笔27万元借款当中10万元是农业银行发放的，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认可本案所涉债权在2010年12月前已经偿还，何炳坤因为信用报告没有明确10万元的欠款是哪个银行，导致错误偿还了这笔贷款；证据二、证人余某的证言，拟证明诉争借款的实际借款人为王闽生，一直也是王闽生在实际还款，诉争借款已经在2001年还清，当时实际操作放款的人和收款人都是李某，李某为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的信贷科长，余某为实际借款支行行长；证据三、2013年8月15日由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借款金额、借款时间都与本案所涉借款不一致，而是与农业银行发放的完全一致，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多收取借款构成不当得利。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质证称：对证据一的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与客观事实不符；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证据一，不能达到何炳坤的证明目的，对其不予采信；关于证据二，与在案其他证据相互矛盾，不能达到何炳坤的证明目的，对其不予采信；关于证据三，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其不予采信。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1999年5月29日长沙县信用合作联社《关于聘任章宏伟等同志职务的通知》，拟证明李某同志当时是长沙县星沙信用社副主任而不是长沙县信用合作联社信贷科的副科长；证据二、2000年1月27日长沙县信用合作联社《关于聘任易柏春等同志职务的通知》，拟证明当时的长沙县星沙信用社是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外贸分部不具备法人资格，隶属于长沙县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何炳坤质证称：对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一与本案存在关联性，对其予以采信；证据二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其不予采信。本院再审查明：一、证人李某出庭作证称，1999年5月29日，李某聘任为长沙县星沙信用社副主任是真实的，落款人为李某的四张收条（时间分别为2000年3月30日、2001年1月12日、2001年1月15日及2001年1月19日）不是李某本人出具，李某没有收过王闽生的钱来还贷款。二、1999年5月29日，李某被聘任为长沙县星沙信用社副主任。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二审法院认定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何炳坤再审主张涉案1999年9月6日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的10万元贷款的真实贷款人为王闽生，王闽生于2000年至2001年已向李某归还贷款，李某的收款行为能够代表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因此，涉案10万元贷款早已还清，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重复收取何炳坤的还款构成不当得利。何炳坤为证实上述主张提供了相应证据，经审查，王闽生在其出具的《证明》中陈述其在李某处归还10万元贷款及利息的时间是在2004年，但落款人为李某的涉案四张收条载明的收款时间为2000年至2001年期间，王闽生出具的《证明》内容与涉案四张收条明显不一致，且李某出庭作证称其并未收过王闽生的钱，涉案四张收条并非其本人出具，何炳坤也并未就收条上李某的签名是否系其本人所签申请司法鉴定，上述证据相互之间不一致，证据在形式上存在重大瑕疵且无法形成证据链，不能达到何炳坤的证明目的。何炳坤还提供了其与余某的谈话录音，但余某并未出庭作证，该谈话录音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综上，何炳坤所举证据尚不足以证实王闽生向李某还款的事实，何炳坤的再审主张缺乏证据证明。另一方面，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因为银行改制，2010年12月湖南星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通过购买不良资产的方式将何炳坤的10万元贷款进行了置换，由此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个人信用报告与实际情况不符。涉案10万元贷款的原始借据上借款人为何炳坤，何炳坤作为该笔贷款的实际贷款人未提交其清偿该笔贷款的贷款结清证明、银行转账凭证等原始证据证明其贷款早已还清，因此，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收取何炳坤的还款不构成不当得利。即便如何炳坤所述李某曾于2000年至2001年收取了王闽生的还款，但当时李某系长沙县星沙信用社副主任，与涉案10万元贷款的出借人无任何聘用关系，李某收取还款的行为不能代表10万元贷款的出借人，该笔还款也并未进入信用社账户，且原始借据显示该10万元贷款的贷款人为何炳坤而非王闽生，何炳坤未举证证明王闽生所还贷款系涉案10万元贷款，因此，涉案四张收条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不能达到涉案10万元贷款已清偿的证明目的。此外，在何炳坤所举收条中落款时间为2001年1月15日的收条上，何炳坤亦于出具收条当天签字确认并签署“属实”意见，如果何炳坤所述李某曾收取王闽生还款属实，那么，何炳坤对于王闽生向李某偿还贷款一事应当知情，在此情形下何炳坤之后又主动向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还款而非向农商银行湘春路支行提出贷款已偿还的抗辩主张，明显与常理不符。综上所述，何炳坤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得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01民终656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涂晓晖审判员  王典良审判员  欧阳卓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周颖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