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云01行初309号原告：罗文红，女，汉族，1948年5月2日出生，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原告：沈晓彬，男，汉族，1969年5月17日出生，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委托代理人：黄巍、杨芳，云南雁序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住所：昆明市官渡区云秀路2898号。法定代表人：王忠，区长。委托代理人：邱文庆，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杨天彩，系官渡区五里项目征地拆迁工作指挥部工作人员，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昆明市官渡区城市更新改造局。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云秀路2898号二号楼四楼。组织机构代码：35603256-4。法定代表人：杨云昆，局长。委托代理人：佘映廷、邱文庆，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吴井街道办事处。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岔街63号铁路新村。组织机构代码：01511950-6。法定代表人：张帆，主任。行政机关负责人：代隽毅，系该街道办副主任。委托代理人：佘映廷、邱文庆，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罗文红、沈晓彬因要求确认房屋征收补偿协议部分条款无效并补偿原告房屋征收补偿款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20日立案后，依法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吴井街道办事处、昆明市官渡区城市更新改造局与本案的处理具有关联性，追加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2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黄巍、杨芳，被告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官渡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邱文庆、杨天彩，第三人昆明市官渡区城市更新改造局的法定代表人杨云昆及委托代理人邱文庆，第三人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吴井街道办事处负责人代隽毅及委托代理人邱文庆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于2013年2月18日发布《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关于〈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其中附有《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以下简称：《房屋征收决定》）；同时也包含附件《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方案》及《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补充奖励措施》。《房屋征收决定》中，明确“房屋征收主体”为官渡区政府，“房屋征收具体组织实施机构”是官渡区五里项目征地拆迁工作指挥部（以下简称：拆迁指挥部）。2017年8月31日，拆迁指挥部与原告签订了《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生活区国有土地上房屋（住宅）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安置协议》）。原告罗文红、沈晓彬诉称，原告系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其房屋位于征收决定中的征收范围，属于被征收对象。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在并购前因经济效益不好，大多数职工在数年中每月只领取300元生活费。2009年12月14日，云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在受让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产权时，对全体职工作出承诺，承诺书第二条第（一）款：“以并购成功之日为界限，在此之前已经办理了房屋产权证的四零三实业有限公司职工，每户按房屋产权登记面积的1∶1.5置换产权，置换后的面积为套内建筑面积，公摊面积由受让方赠送，不另行出资购买”，即由单位多给职工0.5的证载产权，以弥补职工前期困苦。2013年2月18日被告制定了《房屋征收决定》及附件《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方案》、《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补充奖励措施》。根据《房屋征收决定》，被告官渡区政府是征收主体，其成立的拆迁指挥部负责实施具体征收拆迁事宜。2017年8月31日，官渡区政府单方拟定了《补偿安置协议》，在官渡区政府征收拆迁文件中关于如何补偿安置的附件明细内容与补偿安置协议未经公示及解释的情况下，拆迁指挥部及现场办公方式，在三天内安排上千业主集中签约，原告对于所签协议的内容在拆迁指挥部给予的数分钟内难以全部看清楚，但一经原告单方签字，拆迁指挥部人员随即将协议收走，直到八个多月后的2018年5月16日，拆迁指挥部才在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片区张贴了“关于返还私有产权住户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通知”，原告才陆续取回协议。经原告认真研读协议，发现第二条规定给予原告按证载面积1∶1.5进行产权调换和给予600元搬家补助费。第三条就注明：“全部补偿项目及费用已列明于本协议中，乙方不得另行提出其他任何补偿要求”，该条款大幅裁减和排除了原告应当享有的权利。结合云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承诺书可知，《补偿安置协议》中的1∶1.5的产权调换中多出来的0.5证载面积是由云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承担的，官渡区政府不承担此项面积补偿；官渡区政府补偿安置的只是1∶1的产权调换。因此，官渡区政府应当按照1∶1产权调换的补偿内容给予原告相应的补偿及奖励。但官渡区政府却以多给了0.5的补偿面积为借口，裁减了原告的其他补偿及奖励，违反了昆政办〔2009〕51号文件、征收决定及附件的相关规定。原告认为，公权力要公平行使，被告单方拟定的协议以张冠李戴的变通方式，无端裁减原告利益，属于格式合同中的霸王条款，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及政府文件规定。另外，原告并未另行提出额外补偿，而是要求按被告制定的《房屋征收决定》及相关文件给予补偿。综上所述，原告为保障自身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提起本案诉讼，请求：一、确认《补偿安置协议》第二条第4款，第三条第1、2款，第十条第2、3、4、5款无效；二、判令被告依法向原告支付房屋征收拆迁补偿及奖励款人民币215700元；明细如下：1、补助奖励费43200元，其中搬家补助费1200元、搬迁奖励费30000元、配套设施补助费10000元、物业管理补助费2000元；2、补充奖励费154656元，应补12平方米，每平方米12888元计算；3、装修装饰补偿款17844元（按原告的证载建筑面积×300元／平方米）；合计金额为215700元；三、判令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原告罗文红、沈晓彬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昆明市主城区城镇房屋改造拆迁补偿安置管理办法的通知》（昆政办〔2009〕51号）；欲证明：对被拆迁人应当进行补偿、补助、奖励的依据。2、《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附件《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方案》、《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补充奖励措施》；欲证明：被告系征收主体，具有被告主体资格。原告应当获得：搬家补助费1200元、搬迁奖励费30000元、配套设施补助费10000元、物业管理补助费2000元（合计43200元），及补充奖励面积12平方米补偿费的依据。3、拆迁指挥部返还补偿安置协议公告；欲证明：原告于2018年5月17日至19日才领取到安置补偿协议。4、《云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拟受让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公司产权的承诺书》、《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欲证明：1∶1.5产权置换，是云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对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职工的承诺，系两公司间产权交易的附带条件；1∶1.5补偿协议签订前后皆未公开过。5、《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国有土地上房屋（住宅）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其他1∶1补偿协议）；欲证明：1∶1补偿协议里明确了在拆迁补偿中，被拆迁人应享有装修装饰补偿费：实测建筑面积×300元∕平方米。6、《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生活区国有土地上房屋（住宅）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原告1∶1.5补偿协议）；欲证明：协议第三条规定，搬家补助费600元，排除了其他补偿及奖励，违反了征收决定及方案。7、《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项目A22地块回迁选房协议（国有）》、《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项目A22地块回迁安置房住宅补差建筑面积房款结算通知单》；欲证明：原告是第一时段签协议的被征收人，拆迁指挥部认可的房屋市场价为12888元∕平方米。8、《收条》；欲证明：原告是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其房产证、土地证原件已交拆迁指挥部的事实。被告官渡区政府辩称，一、被答辩人与拆迁指挥部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不存在违法无效的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的，判决确认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九条对“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进行了具体的规定：“（一）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二）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规范依据；（三）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施；（四）其他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对合同无效的情形进行了规定：“（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2013年2月18日，官渡区政府经法定程序发布了《房屋征收决定》，确定拆迁指挥部为五里项目房屋征收具体组织实施机构。2017年8月20日，拆迁指挥部发布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片区房屋搬迁通告《昆明市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项目（国有土地及地上房屋）房屋搬迁有关事项的通告（第八期）》（以下简称：《搬迁通告》），启动四零三片区房屋的签约及搬迁工作。2017年8月31日，被答辩人与拆迁指挥部签订了《补偿安置协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九条的规定：（1）被诉《补偿安置协议》签约主体拆迁指挥部作为五里项目房屋征收具体组织实施机构，依法具有签约主体资格；（2）《补偿安置协议》约定的1∶1.5的回迁安置补偿标准，远远超出同片区其他被征收人的补偿，未减损被答辩人权利或增加义务；（3）被答辩人也实际获得了回迁安置房，行为在客观上已经实施。综上，被答辩人与答辩人签署的《补偿安置协议》没有无效事由。二、《补偿安置协议》已经明确约定，全部补偿项目及费用已经在补偿协议中列明，被答辩人不得提出其他任何补偿要求，现被答辩人起诉请求其他拆迁补偿款没有依据。《补偿安置协议》第三条第2款明确约定：“甲方基于本次征收应当支付给乙方的全部补偿项目及费用已完全列明于本协议中，乙方不得另行提出其他任何补偿要求，甲方不再对乙方进行任何补偿。”原告已经对补偿协议进行了签字确认，且协议已经列明了所有应当给予被答辩人的补偿事项，被答辩人不得再提出其他补偿要求。同时必须说明的是，首先，被答辩人在签署《补偿安置协议》时，该协议由拆迁公司工作人员直接向其当面进行展示，《补偿安置协议》中的各项补偿项目均已在补偿协议中列明；其次，被答辩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阅读补偿协议的能力；最后，《补偿安置协议》签署后，被答辩人在未向答辩人腾房的情况下，已经办理完毕回迁安置房的接房入住手续，《补偿安置协议》已经实际履行。现被答辩人在享受1∶1.5套内回迁安置补偿后，又想要1∶1套内回迁安置补偿的各项奖励，其诉讼请求完全没有依据。三、答辩人对被答辩人的补偿合理合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的补偿包括：（一）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二）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三）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首先，答辩人已经对被答辩人给予了超房屋价值的补偿；其次，《补偿安置协议》也明确约定了搬迁费，且被答辩人此次补偿属于无过渡期的回迁安置补偿，其在未向答辩人交付回迁安置房的情况下即已经入住回迁安置房，不存在临时安置补助费；最后，被答辩人被征收房屋亦不属于商铺，依法不应当享有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故答辩人对被答辩人的补偿符合法律规定。四、答辩人就1∶1.5的补偿政策已经向被答辩人进行过解释宣传。拆迁指挥部与被答辩人签署《补偿安置协议》前，该片区其他地块被征收人已经签署过了1∶1的补偿协议；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片区是同时启动的1∶1和职工1∶1.5的补偿协议签订工作；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也就1∶1.5的回迁安置补偿对职工进行过宣传解释，被答辩人明确知晓自己应获得的补偿与1∶1补偿方案的区别。综上，《补偿安置协议》是被答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答辩人明确知晓自己应获得的补偿标准，《补偿安置协议》不具有违法无效事由，且答辩人已经对被答辩人给予了超额补偿。望贵院依法裁判，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被告官渡区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第一组：1、《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安置方案》；2、《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方案》；3、《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受让方（合作伙伴）职工安置实施方案》；4、《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征地拆迁工作指挥部第二次会议纪要》（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征地拆迁工作2010年7月8日第二期）；5、《官渡区五里项目征地拆迁工作指挥部、昆明东聚投资有限公司、云南省海外投资有限公司关于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拆迁补偿安置方案》；6、《关于五里中央商务区城中村改造万达草海项目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2016年4月1日第60期）；7、《官渡区规划土地建设委员会2017年第二次会议纪要》（官渡区规划土地建设工作委员会办公室，2017年4月18日第2期）；8、《关于四零三生活区房屋征收补偿工作会议纪要》（官渡区城市更新改造局2017年4月20日）；9、《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官渡区政府办公室2017年5月10日第4期）；该组证据材料欲证明：1、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改制，制定了职工安置方案以及产权制度改革方案；2、职工安置实施方案确定了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生活区拆迁改造办法，明确了以方案实施之日为界限，在实施之前办理了产权证的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职工住户，每户按产权证登记面积的1∶1.5置换产权，置换后的面积为套内建筑面积。若按1∶1.5置换后套内建筑面积小于60平方米的，每户按60平方米无偿补足置换。公摊面积由受让方赠送，不另行出资购买；3、拆迁指挥部同意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拆迁安置补偿不执行《城市房屋及国有土地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应按照经昆明市人民政府相关部门批准的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国企改制方案执行；4、昆明市人民政府对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产权交易时所附带的条件都给予认可，附带条件在土地交易时可作为外挂条件；5、官渡区规划土地建设委员会鉴于市政府有关会议已明确五里项目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产权交易时所附带的条件是政府都给予认可，且附带条件在土地交易时可作为外挂条件，原则同意按原官渡区政府会议有关专题会议审议通过的《官渡区五里项目征地拆迁工作指挥部、昆明东聚投资有限公司、云南省海外投资有限公司关于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开展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生活区房屋征收补偿工作，报官渡区政府常务会议通报；6、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职工按证载面积1∶1.5回迁套内建筑面积的补偿标准已经远远高于五里项目其他地块国有土地上房屋的补偿标准。针对已享受证载面积1∶1.5套内建筑面积的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职工住户，不应再给予其他奖励费用；7、官渡区政府常务会议书面通报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生活区房屋征收补偿有关问题。第二组：10、《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关于〈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11、《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12、《附件：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方案》；该组证据材料欲证明：1、2013年2月18日，官渡区政府发布了《房屋征收决定》，启动了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项目的征收与补偿工作；2、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项目征收范围内的征收与补偿工作，严格按照《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方案》执行；3、补偿安置的对象是被征收房屋的产权人，原告不属于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项目征收范围内房屋的产权人，被告不负有对原告补偿安置的义务。第三组：13、《昆明市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项目（国有土地及地上房屋）房屋搬迁有关事项的通告》（第八期）；14、《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生活区国有土地上房屋（住宅）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15、《情况说明》；16、《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项目A22地块回迁安置房看房、选房公告》；17、《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项目A22地块回迁选房协议（国有）》；18、《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项目A22地块回迁安置房住宅补差建筑面积房款结算通知单》；19、《交房通知书》；20、《昆明市民航路27号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片区被征收房屋腾房验收有关事宜的催告》；21、《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项目民航路27号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片区腾房通知》；该组证据材料欲证明：1、2017年8月20日，拆迁指挥部发布《搬迁通告》，启动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片区签约及搬迁工作。其中搬迁通告载明此次补偿对应执行“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拆迁改造相关政策”。同时搬迁通告明确签约及搬迁截止日期为2017年11月17日；2、原告与拆迁指挥部签订了《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第三条第2款约定“甲方基于本次征收应当支付给乙方的全部补偿项目及费用均已完全列明于本协议中，乙方不得另行提出其他任何补偿要求，甲方不再对乙方进行任何补偿”；3、补偿协议由原告亲笔签字确认；4、2017年8月24日上午9:30，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召集职工组织召开了四零三生活区维稳工作会议，会议明确享受了1∶1.5补偿的职工住户不能再享受1∶1的补偿政策；5、2017年11月8日，拆迁指挥部发布看房、选房公告，启动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片区补偿安置工作；6、原告与拆迁指挥部签订了选房协议，原告选择了回迁安置房；7、原告在物业处办理完毕接房入住手续，被告已经实际履行了补偿协议；8、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片区安置补偿属于先选回迁安置房再交出被征收房屋的方式，属于无过渡期的现房安置补偿；9、原告选择回迁安置房后至今也未向拆迁指挥部交纳水电费押金，未达到发放600块补偿款的条件。第三人昆明市官渡区城市更新改造局及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吴井街道办事处述称，其诉讼意见均与被告官渡区政府答辩意见一致。两第三人均未提交证据材料。经庭审质证，对原告罗文红、沈晓彬的证据材料，被告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1、2、4、5、7、8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认可，对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材料3、6的三性均予认可。第三人昆明市官渡区城市更新改造局及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吴井街道办事处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与被告质证意见一致。经庭审质证，对被告官渡区政府提交的证据材料，原告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1、2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材料3、5、6、10-13、16-19的三性均予认可；对证据材料4、7-9的真实性均予认可，对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材料14、20、21的关联性、真实性均予认可，对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材料15的三性均不予认可。第三人昆明市官渡区城市更新改造局及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吴井街道办事处对被告提交的全部证据的三性均予认可。本院对各方提交证据材料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的三性均予认可，确认为本案证据。被告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均符合证据的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要求，确认为本案证据。经本院审理查明：被告官渡区政府于2013年2月18日发布《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关于〈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其中附有《房屋征收决定》；同时也包含附件《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方案》及《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补充奖励措施》。《房屋征收决定》中明确记载：“房屋征收主体”为官渡区政府，“房屋征收具体组织实施机构”是拆迁指挥部。2017年8月20日，拆迁指挥部作出《搬迁通告》，该通告内容表明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片区地块面积约93亩，属于此次房屋征收项目范围。2017年8月31日，拆迁指挥部与原告签订了《补偿安置协议》，其中第三条第2款规定：“甲方基于本次征收应当支付给乙方的全部补偿项目及费用均已完全列明于本协议中，乙方不得另行提出其他任何补偿要求，甲方不再对乙方进行任何补偿。”《补偿安置协议》签订之日，原告交出了其持有的被征收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及《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原件。2017年11月26日，拆迁指挥部与原告签订《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A22地块回迁选房协议（国有）》，同日，原告签字确认了《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A22地块回迁安置房住宅补差建筑面积房款结算通知单》。另查明，2009年12月14日，云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作出的《云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拟受让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公司产权的承诺书》中明确：“以并购成功之日为界限，在此之前已经办理了房屋产权证的四零三公司职工住户，每户按房屋产权证登记面积的1∶1.5置换产权，置换后的面积为套内建筑面积……”。原告所选回迁安置住房已实际交付原告。本院认为，本案系自然人对其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条款不服，提起确认行政协议条款无效的案件，依法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罗文红、沈晓彬系被诉《补偿安置协议》的缔约主体之一，其作为被征收人对该协议不服，具有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作为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项目的征收主体，官渡区政府应当对其成立的房屋征收具体组织实施机构拆迁指挥部所作出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即官渡区政府应当对拆迁指挥部签订的被诉《补偿安置协议》承担法律责任，故官渡区政府系本案的“适格”被告。从官渡区政府作出的《房屋征收决定》及《搬迁通告》中可以看出，此次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项目共涉及五个地块，征收总面积约为1261.28亩，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地块只是此次征收范围中的一小部分。从公示的《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方案》中可以看出，此次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项目的住宅安置征收补偿是按照“征一还一”的标准进行补偿的，并不存在“征一还一点五”的标准。但从被诉的《补偿安置协议》中可以看出，对原告住宅的补偿实际是按照“征一还一点五”的标准进行了补偿。简言之，就住宅面积的补偿上，原告享受到的补偿标准是高于此次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项目公示的补偿标准的。之所以在征收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职工住宅时提高了住宅面积补偿标准，是源于项目征收主体官渡区政府充分考虑了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改制时的特殊背景，为了解决该企业在改制时所遗留的历史问题，也即在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改制时云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曾对包含原告在内的职工作出过“已经办理了房屋产权证的四零三公司职工住户，每户按房屋产权证登记面积的1∶1.5置换产权，置换后的面积为套内建筑面积”承诺。官渡区政府经过多次会议研究，最终认可了该住宅面积的补偿标准，并按照“征一还一点五”的标准对包含原告在内的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职工住宅进行了补偿，该补偿标准突破了《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征一还一”的标准，是官渡区政府对原告在内的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职工的特殊对待，相较于此次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项目中其他地块上的被征收人，从补偿的总价值上看，原告获得了更为有利的补偿。需要注意的是，正因为包含原告在内的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职工获得的住宅面积补偿标准高于其他地块上被征收人的补偿标准，故在征收补偿奖励及房屋装修补偿上，官渡区政府考虑到原告获得的额外50%的面积补偿足以超过原告按照公示的安置补偿方案确定的征收补偿奖励及房屋装修补偿可获得的金额，故官渡区政府基于整个征收项目的全局考虑，对原告在内的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即实际享受了“征一还一点五”的标准的被征收人，做出不再给予征收奖励及房屋装修补偿的决定。很明显，包含原告在内的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职工享受的并不是此次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项目中公示的补偿方案，原告享受的补偿方案实际是官渡区政府在考虑到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改制的背景后，给予原告的一种特殊的补偿方案，且原告享受到的此种补偿方案是高于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项目公示的“征一还一”的补偿方案的。本案中，原告一方面享受着公示补偿方案之外的“征一还一点五”的优惠面积补偿方案，另一方面又主张享受公示的“征一还一”补偿方案中的各项补偿奖励款，实质上，原告是在两种不同的补偿方案中分别选择对自己更为有利的具体补偿标准。在被告不予认可的情形下，原告的此种做法或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应支持，故原告在已选择“征一还一点五”补偿方案后，另行要求被告按照另一种补偿方案即《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方案》中的规定，给予原告各项补偿奖励款的诉请，有违公平原则，且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同时，本案原告认为被诉《补偿安置协议》第二条第4款，第三条第1、2款，第十条第2、3、4、5款无效的主要理由是这些条款裁减了原告的利益，但正如上文分析，此次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项目实际上是存在两种不同的补偿方案，原告在内的昆明四零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已享受“征一还一点五”的特殊补偿方案，且原告享受到的“征一还一点五”补偿方案所获实际利益整体上也是高于官渡区五里中央商务区（Cbd）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项目公示的“征一还一”的补偿方案的，故从实质结果上看，被诉《补偿安置协议》的条款不存在原告所称的“裁减”原告利益的情形。原告在两种独立的补偿方案中“选择性适用”对自己更为有利的条款并据此认为自身权益受到减损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确认被诉《补偿安置协议》第二条第4款，第三条第1、2款，第十条第2、3、4、5款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且被诉《补偿安置协议》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故对原告要求确认上述《补偿安置协议》中部分条款无效的诉请，本院亦不予支持。对于原告声称“多出的50%的住宅面积补偿，是云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给予职工而非被告征收主体给予的补偿”的主张，本院认为，从被诉《补偿安置协议》的缔约主体可以看出，这是房屋征收具体组织实施机构拆迁指挥部代表房屋征收主体官渡区政府与被征收人签订的房屋安置补偿协议，并不存在云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房屋征收主体补偿原告的情况。同时，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的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的主体不可能是企业。综上，对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所提全部诉讼请求，均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据此，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2目、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罗文红、沈晓彬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罗文红、沈晓彬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马 勇审判员 张 锐审判员 颜瑶瑶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五日书记员 李国芳